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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帝本纪／赵光勇，吕新峰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3

（史记研究集成／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徐卫民主编．十二本纪）

ISBN 978-7-5604-4041-5

Ⅰ．①五…　Ⅱ．①赵…②吕…　Ⅲ．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传体②《史记》－研究　Ⅳ．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2387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五帝本纪

赵光勇　吕新峰　编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邮　　编　710069

网　　址　http://nwupress.nwu.edu.cn

邮　　箱　xdpress@nwu.edu.cn

电　　话　029-88303593　883025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西安华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34.5

字　　数　662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4041-5

定　　价　19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西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联系调换。电话：029-8830296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史记研究集成》

总主编　袁仲一　张新科　徐　晔　徐卫民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

主　编　赵光勇　袁仲一　吕培成　徐卫民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顾问　张岂之

主　任　安平秋　徐　晔

副主任　张新科　马　来　徐卫民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子今　尹盛平　田大宪　吕培成　吕新峰

李　雪　李颖科　杨建辉　杨海峥　吴秉辉

何惠昂　陈俊光　张　萍　张　雄　张文立

赵生群　赵建黎　骆守中　高彦平　郭文镐

徐兴海　商国君　梁亚莉　彭　卫　程世和

主　编　赵光勇　袁仲一　吕培成　徐卫民

总序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195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巨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历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展现了中华民族维护统一、积极进取、坚韧不拔、革故鼎新、忧国爱国等民族精神。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突破传统，大胆创新，开辟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正如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序》所说：“由《史记》以上，为经为传诸子百家，流传虽多，要皆于《史记》括之；由《史记》以下，无论官私记载，其体例之常变，文法之正奇，千变万化，难以悉述，要皆于《史记》启之。”在世界文化史上，《史记》作为巨幅画卷，也是当之无愧的。苏联学者图曼说：“司马迁真正应当在大家公认的世界科学和文学泰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和古希腊史学名著比较，其特点在于它的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生活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集中到一个战争，重视政治、军事。普鲁塔克的传记汇编所收的人物也限于政治家和军事家，即使是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也没有一字提到，更没有一个关于从事生产活动者的传记了。”(1)《史记》在唐以前传至海外，18世纪开始传入欧美，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汉学界研究和关注的对象。毋庸置疑，《史记》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

据《汉书》记载，西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史记》公之于众。但当时史学还没有应有的独立地位，加之在正统思想家眼里，《史记》是离经叛道之作，是“谤书”，因而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东汉中期，《史记》才逐渐流传。魏晋以后，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史记》的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抄写、学习《史记》的风气逐渐形成。谯周《古史考》等书对《史记》史实的考证，揭开了古史考辨的序章。裴骃的《史记集解》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史记》注本。此一时期，扬雄、班氏父子、王充、张辅、葛洪、刘勰等人对《史记》发表过许多评论，他们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肯定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由于史论的角度不同，班彪、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出“史公三失”问题。随之，以王充和张辅为开端，开始了“班马异同”的学术讨论，也即开《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之先河。

唐代由于史学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记》在史学史上备受尊崇，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成为修史之宗。唐代编纂的《晋书》《梁书》《陈书》等八部史书全部采用纪传体的写法。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对纪传体的优点也予以肯定：“《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2)史学家杜佑发展了《史记·八书》的传统，著《通典》一书，成为政书体的典范。唐代注释《史记》，成就最大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与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两部书和南朝刘宋年间裴骃所作的《史记集解》，被后人合称为《史记》“三家注”。“三家注”涉及文字考证、注音释义、人物事件、天文历法、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典章制度等，是《史记》研究总结性、系统性的成果，因而也被认为是《史记》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司马贞、张守节、刘知幾、皇甫湜等人，对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的创新精神作出了许多肯定性的评论。如皇甫湜《皇甫持正集》认为，司马迁“革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将以垂不朽”。特别是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使《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宝藏得到空前的认识和开发，奠定了《史记》的文学地位。

宋代的《史记》研究步入一个新阶段。由于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加之印刷技术的发展，《史记》得以大量刊行，广为研读。宋人特别注重《史记》的作文之法。如文学家苏洵首先发明司马迁写人叙事的“互见法”，即“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3)，开拓了《史记》研究的领域。郑樵在《通志·总序》中称《史记》为“六经之后，惟有此作”，肯定司马迁前后相因，会通历史的作史之法，这也是第一次在理论上从“通”的角度评论《史记》。本时期的评论，还把“班马优劣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苏洵、郑樵、朱熹、叶适、黄履翁、洪迈等人都发表过评论，涉及思想、体例、文学等方面的比较，乃至于出现了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娄机的《班马字类》这样的专门著作，把《史记》比较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元代除了在刊刻、评论《史记》方面继承前代并有所发展外，主要贡献在于把《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搬上舞台。元代许多杂剧的剧目取材于《史记》，仅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就有180多种，如《渑池会》《追韩信》《霸王别姬》等，这些剧目的流传，又扩大了《史记》的影响。

明代是《史记》评论的兴盛期。印刷技术进一步提高，给刻印《史记》提供了有利条件，尤其是套版印刷的兴起，给评点《史记》提供了方便。明代从文学角度评论《史记》取得的成就最大，对于《史记》的创作目的、审美价值、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多样化的艺术风格等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4)。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王慎中、钟惺、陈仁锡、金圣叹等人都是评点《史记》的大家。同时，由于《史记》评点著作大量出现，辑评式研究应运而生。凌稚隆《史记评林》搜集整理万历四年（1576）之前历代百余家的评论，包括“三家注”及各家评点和注释，并载作者本人考辨，给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后来李光缙对该书进行了增补，使之更加完备。明代晚期，《史记评林》传入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对《史记》的研究。另外，朱之蕃《百大家评注史记》，葛鼎、金蟠《史记汇评》，陈子龙、徐孚远《史记测义》等也进行了辑评工作。明代由于小说的繁荣，人们对《史记》的认识也开辟了新的角度，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系，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成就。在《史记》历史事实的考辨方面，杨慎《史记题评》、柯维骐《史记考要》、郝敬《史记愚按》等，以及一些笔记著作，均颇有新意。

清代迎来了《史记》研究的高峰期。专门著作大量涌现，如吴见思《史记论文》、汪越《读史记十表》、杭世骏《史记考证》、牛运震《史记评注》、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王鸣盛《史记商榷》、邵泰衢《史记疑问》、赵翼《史记札记》、钱大昕《史记考异》、梁玉绳《史记志疑》、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郭嵩焘《史记札记》、李慈铭《史记札记》、吴汝纶《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等，都是颇有特色的著作。这些著作最大的成就在于考据方面。清人考据重事实，重证据，大至重要历史事件，小至一字一句、一地一名，对《史记》史事和文字的考证极为精审。钱大昕为梁玉绳《史记志疑》作序，称其“足为龙门之功臣，袭《集解》《索隐》《正义》而四之矣”。许多学者是考中有评，如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自此例一定，历来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5)其他非专门研究《史记》的著作如顾炎武《日知录》、刘大櫆《论文偶记》、章学诚《文史通义》以及一些古文选本等，也对《史记》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评论。

近现代以来，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史记》研究呈现出继承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问题不断深入的特点。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文化、从史学到地理、从文学到美学、从伦理到哲学、从天文到医学、从军事到人才，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诸如李笠的《史记订补》、王叔岷的《史记斠证》、钱穆的《史记地名考》、瞿方梅的《史记三家注补正》、陈直的《史记新证》、王恢的《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等，从《史记》文本文字、地理名物及《史记》研究的再研究等方面进行考证或订补。另外，杨燕起等编纂的《历代名家评史记》，精选1949年前的《史记》评论资料；近年来，由张大可、丁德科主编的《史记论著集成》汇辑当代学者的专题研究成果；赵生群主持修订的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使《史记》校勘更上层楼。同时，各种不同类型的《史记》选注本、全注本、选译本、全译本相继问世。

《史记》在日本影响很大，近现代以来颇具影响的《史记》研究专家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宫崎市定等。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之后水泽利忠对该书进行校补，使之成为《史记》研究总结集成式的成果，该书在辑佚、校勘、对《史记》史实的考证、对司马迁所采旧典的考证、对“三家注”的再考证、对词句的训释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施之勉的《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严一萍的《史记会注考证斠订》等均针对缺憾专门作了订正。欧美学者对《史记》的研究，诸如法国的沙畹、康德谟，美国的华兹生、倪豪士，以及汉学家高本汉、崔瑞德、鲁惟一、陆威仪等，在关注《史记》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以西方思维、理论及方法，将《史记》与西方传统的史学著作进行比较研究，亦颇具特色。

从以上简单勾勒《史记》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呈现出“历代不辍、高潮迭起”的状态。不仅如此，海外汉学界特别是日本的《史记》研究亦有突出的表现。

二

《史记》研究积累了大量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不同时期承前启后、不断深化的学术成果，这其中有就个别问题的深入探究，有零散的评论，亦有专题式的系统研究。除此之外，系统整理前代研究成果、提出新见的集成式整理方式，更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南朝刘宋至唐代形成的《史记》“三家注”和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完成的《史记会注考证》，被视为《史记》研究系统、全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甚至被称为《史记》研究的两座里程碑。

今天，《史记会注考证》出版已经八十余年，《史记》研究又经过了一个不凡的历程，海内外《史记》研究新见迭出，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新的变化，突出特征是由“史料学”向“史记学”发展，即从史料的整理和挖掘中分析司马迁的思想，通过具体史料探讨《史记》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其价值。这也在客观上对《史记》研究成果再次进行集成式整理提出了新的学术要求，《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正是顺应这一学术发展的重要尝试。

《史记研究集成》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关心、指导和支持下，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和西北大学出版社具体组织实施。集成规模浩大，搜罗宏富；分类选目，采摭众家；纵横有序，类别集成。在总体架构上，分别形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各部分研究集成。集成以汇校、汇注、汇评为编纂体例，总体编纂表现出资料搜集的全面性、类别整理的学术性，以及体例设置的科学性和出版所具有的实用性特点，具体如下：

首先，资料翔实完备，涉及古今中外所有研究成果，是近两千年来《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集成所收资料，上自汉魏六朝下至21世纪初，不仅包括中国历代《史记》研究形成的资料，亦广泛涉及海外研究成果，特别注重对新材料、新观点的采撷吸收。近现代以来，《史记》研究呈现出以史学、文学为主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地理、天文等多学科的特点，相关的研究成果自然也就成为本集成的组成部分。同时，遴选搜集所能见到的《史记》研究的相关资料，又针对性地搜集补充海外研究资料，充分显示了《史记研究集成》资料搜集的全面性。

其次，观点采摭众家，厘定甄选，兼及考古资料补正，充分体现了《史记研究集成》的学术性。《史记》研究者之众，多不胜数；成果之丰，可谓汗牛充栋。经过了汉魏六朝开启至唐代的注释繁盛期，两宋传播和品评期，明代评论兴盛期，清代考据高峰期，以及近现代的拓展深入期这些不同阶段，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料，这些资料就观点看，前后相继，但会通整理难度之大超乎想象。编纂者一要质其要义，二要考其先后，三要会通甄选以厘定条目，除此之外，还要参酌考古新发现作深入补正或提出新见解，这也体现出集成的学术性特点。

再次，体例设置科学，出版具有实用性。《史记研究集成》以汇校、汇注、汇评分类，以观点先后列目，类编得当，条贯秩然。一方面网罗《史记》研究多学科、多层次、全方位之学术观点，另一方面完整呈现《史记》研究的学术脉络，每篇前有题解，后有“研究综述”，在收集历代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一些有争议的或者重大的学术问题加以编者按语。本集成系统全面，方便使用，具有工具书的性质。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辑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一，它为《史记》研究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有价值的资料，古今中外的重要成果尽收眼底，为理论研究铺路搭桥，为立体化的研究提供依据。第二，它既是历代资料的精选荟萃，又是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史的全面呈现，具有学术史的认知价值。第三，它与前代的《史记》“三家注”、《史记会注考证》等里程碑式的著作相比，体现了编纂者的创新精神和力争超越前代的学术追求，有助于推动《史记》研究向纵深发展，有助于推动“史记学”的建立。第四，《史记》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集成的编辑出版，一方面可以为史学、文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于有关的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有益的资料，有助于促进这些学科的发展，繁荣当代学术；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入挖掘《史记》中蕴含的至今仍有现代意义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与治国智慧，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是一项基础性文化工程，资料的搜集与会通整理不仅需要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也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储备，更需要学术界的通力合作。书稿在编纂和审定过程中，得到了著名史学家、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中国《史记》研究会原会长、北京大学安平秋先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彭卫研究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诸位大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谢忱。

限于体例和篇幅，以及资料的限制，前贤时彦的成果难以全部吸收，颇有遗珠之憾，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史记研究集成》编辑出版委员会

（张新科执笔）

2019年3月18日

(1)齐思和：《〈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载《光明日报》1956年1月19日。

(2)［唐］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二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8页。

(3)［宋］苏洵著，曾枣庄等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4)详参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第四章“明人评点史记的杰出成就”，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5)［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作为《史记研究集成》的一部分，《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以下简称“集成”）编纂工作实际始于1994年。它是在赵光勇教授审择资料，构设体例的基础上，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组织启动编纂的。对于这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实施，时任陕西省省长白清才、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董继昌、陕西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李绵等人高度重视，并给予重要支持。在几近十年的编纂中，十余位专家勤勉有为，爬梳浩如烟海的资料，会通比较，厘定条目，汇校、汇注、汇评出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发展的学术脉络，至2003年形成初稿。

2013年，书稿经过十年“周转沉淀”，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支持下，西北大学出版社接手编辑出版，并邀纳资深编审郭文镐等组建《史记研究集成》编辑部，组织项目的编辑加工。从2013年至今，在六年的精心组织与实施中，编辑部的同志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资料核查工作，其中不乏深入的校雠勘误；在内容处理上，听取专家意见，同样进行了庞杂的“考量删繁以求简练”的编辑加工。在此基础上，各位编纂者又进行了系统的补遗与增订。《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至此完成编辑审定。这期间，2015年，《史记研究集成》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16年、2018年，出版社和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先后组织了两轮专家审定，形成了系统的修改意见，从增删与补遗等方面有力的保证了“集成”的全面性与学术性，从而提高了“集成”出版的代表性与权威性。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项目实施前后25年，十余位专家，淡泊名利，潜心以为，他们以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而为，成一家之言”的精神为榜样，砥砺前行，在此我们感念良多。殚精竭虑、因病辞世的吕培成教授，年愈九旬、依旧念兹的赵光勇教授，耋老鲐背、勉力而为的袁仲一先生等，他们都是司马迁精神不衰的实践与体现。已故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原副会长张登第先生在“集成”编纂的组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书稿的编、审、校前后持续六年，这期间，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承担着大量繁重的工作，他们珍视与编纂者的合作，在工作上与编纂者并肩前行，在专业上不断历练提高，受益良多。可以说，“集成”的编辑出版，是编纂者与出版者密切合作的结果，也充分体现着双方致力于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与使命意识。

值此《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付梓之际，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杨海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彭卫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专家学者所提供的重要的学术支持。同时，感谢社会各界给予的关心和指导。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年3月19日

凡例

1. 本书《史记》正文以中华书局1959年版点校本为底本，参考《史记》新校本（修订本），汇集历代兼及国际汉学界《史记》研究资料，简体横排。凡古今字、通假字、俗字等，以及人名、地名中的异体字，均一仍其旧。各卷编排：卷前为题解，卷末为综述，正文分段，每段为单元，标示注码，段后依次排列汇校、汇注、汇评资料。

2. 本集成遴选的资料，录自古代文献和近现代学术专著，有参考价值的今人研究成果也予酌录。汇校部分，以他校为主（点校本已作版本校）。汇注部分，不限于字词义诠释，句义段义以及天文地理等考释也包括在内。所有部分，皆不惮其繁，一一罗列各家之言。

3. 本集成引录的资料中使用的书名简称依旧，个别生僻者，首次出现时，随文加“编者按”予以说明。如：《锥指》（编者按：《禹贡锥指》）；《经典》（编者按：《经典释文》）。

4. 本集成引录的资料中的原有夹注，改为括注，字体字号同正文。为方便读者解读研究资料中的个别问题，本书编者间或加有“编者按”，按语相应随文或置于该条资料文末。

5. 每条研究资料于文末括注出处，录自古代文献和近现当代学术专著者括注书名、卷名或章名，连续两条或三条出处相同者，后条简注“同上”；录自现当代期刊者括注篇目及期刊年次期次。书末附《引用文献及资料》，详注版本信息。

目录

总序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凡例

五帝本纪第一

研究综述

引用文献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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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本纪第一

【题解】

应劭：《易传》《礼记》《春秋国语》《太史公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五帝也。（《风俗通义·皇霸第一·五帝》）

王肃：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孔子家语·五帝篇》）

又：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后世谶纬皆为之名字，亦为妖怪妄言。（同上）

又：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五行佐成上帝而称五帝；太昊之属配焉，亦云帝，从其号。（同上）

刘知幾：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史通》卷一《六家》）

又：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因之，守而勿失。辟夫行夏时之正朔，服孔门之教义者，虽地迁陵谷，时变质文，而此道常行，终莫之能易也。（《史通》卷二《本纪》）

刘恕：司马迁、孔安国皆仕汉武帝，迁据《穀梁传》《荀卿子》等称五帝，不敢信《文》《列》《庄子》《吕氏春秋》称三皇，见百家言黄帝，《左氏传》传言高阳、高辛氏，《书》始尧舜，而当时大儒董仲舒亦云，推神农为九皇，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迁故作《五帝本纪》。（《资治通鉴外纪》卷一《帝舜》）

又：郑玄注《中侯敕省图》，引《运斗枢》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轩辕、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六代为五帝，德合北辰，得天皇之气者皆称皇，协五帝座星者皆称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同上）

又：梁武帝以伏羲、神农、燧人为三皇，黄帝、少皞、颛顼、帝喾、帝尧为五帝，而曰舜非三王，亦非五帝，与三王为四代而已。（同上）

胡寅：昔司马迁作本纪，列黄帝、颛、辛、尧、舜五人焉，其言曰：“孔子所告宰予，儒者或不传，及《春秋》《国语》发明《五德》《系姓》章矣。书缺有间，乃时见于他说。”善乎予弟宏之论曰：“判古昔之昏昏，当折衷于仲尼。仲尼系《易》，历叙制器致用兼济生民者，独称羲、农、黄帝、尧、舜氏，盖以是为五帝也，而颛、辛无闻焉。太史公所载特形容之虚语尔，乌得与羲、农比也。岂迁有见于《尚书》之断自唐尧，而无见于《易》之首称包犧欤？故凡论道议事，一折衷于仲尼则无失者。置仲尼而取儒者所不传及它说为据，未有能臻其当也。”然则今以包犧为五帝首，盖祖诸仲尼尔。（《斐然集》卷二十一《复州重修伏羲庙记》）

罗泌：司马氏父子世典太史，其作《史记》也，首于黄帝，而继之以颛帝、帝喾，又继之以唐、虞。以为纪三皇邪？则不及羲、炎；以为纪五帝耶？则不应黜少昊而首黄帝。学者求之而不得其说，此所以致后世之纷纷，而苏子之所以纪三皇也。（《路史·发挥卷三·论史不纪少昊》）

叶适：羲、黄为文字之始，圣智之先，不独学者言之，孔子盖言之矣。至于简弃鸿荒，断至尧舜，则何必孔子，自舜、禹以来固然也。何以知之？方禹、益、皋陶共明治道，祖述旧闻，其时去黄帝、颛顼不远，所称道德广大，皆独曰尧、舜，未有上及其先者，推群圣贤之心，岂夸祢而轻祖哉？故余以为神灵不常，非人道之始，缺而不论，非掩之也。如迁所见《五帝德》《帝系姓》，虽曰起至黄帝，若夫稽古而陈之，君止尧、舜，臣止禹、皋陶，而羲、农、后、牧之伦不预焉。迁未造古人之深旨，特于百家杂乱之中，取其雅驯者而著之，然则典谟大训徒雅而已乎？况黄帝、尧、舜之后既数千年，长老所言不可信，审矣。不择义而务广意，亦为学之患也。孔子谓颜渊“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盖为邦之要略，汉儒之智未足以及此也。而迁纪夏商，言“孔子正夏时”，又曰“殷路车为善”，近是矣；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矣”，则迁不能知，故曰：“受命称王，改法度，制正朔。”当以孔子为正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九《史记一·本纪·五帝》）

柯维骐：五帝之名，见于《孔子家语》及《大戴礼》，其说有二：其一，孔子答季康子，以伏犧配木，神农配火，黄帝配土，少昊配金，颛顼配水，此言数圣人革命改号，取法于五行之帝，非五帝之定名也。其一，则孔子所答宰予五帝德，曰黄帝，曰颛顼，曰帝喾，曰尧，曰舜，太史公所述《五帝纪》是也。厥后，皇甫谧作《帝王代纪》，苏子由作《古史》，郑樵作《通志》，并祖孔安国，以伏犧、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五峰双湖胡氏又主秦博士天皇、地皇、人皇之议，而以伏犧、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道原刘氏遂以为定论。窃谓皆不如太史公之说为有征耳。（《史记考要》卷一）

薛士学：《史记》不载三皇之事，岂其才学有所不能哉？盖子长之慨然怀古，而首称黄帝，正为汉武帝辨其怪诞荒唐之无足信也，如此则方士神仙之言绌矣。秦始皇时，其以方技相干者只曰神仙，未闻远言黄帝者也。神仙之说，既无所验于秦皇，则此辈亦自虑其不可再尝于汉武，于是思以黄帝迎（年）〔日〕之术驾轶前人而上之，则其为术益尊，而学亦似本于古而可据，否则仅以仙人居山泽，而形貌甚臞，则是草衣木食之徒，枯寂其身，推其所至，不过许由、巢父之所为玩世孤高而已，而巍巍人主之威严，岂其耽此。故方士托言黄帝，以为是天子而圣人者也，以圣人天子而终之铸鼎，以作神仙，此真汉武之所甘心矣。史迁盖曰，以臣所闻，古黄帝何尝若此，而朝廷方惑于其说，又不能执书策所当考信者而力争之，则《史记》之首称黄帝，故阙三皇也。鄞人李邺嗣以为太史公之谏书，得其指矣，则夫孝武晚年之悔，所云天下岂有神仙者，安知不从读史中来，而子长忠爱之思，有以讽之乎。小司马不知，而漫所为太皞神农之纪也，非子长意也。（《书小司马补三皇纪后》，见陈继聪等编《蛟川先正文存》卷一四）

宫梦仁：五帝：少昊金天氏（原注：黄帝子，在位八十四年）、颛顼高阳氏（原注：黄帝孙，在位七十八年）、帝喾高辛氏（原注：黄帝曾孙，在位七十年，传子挚九年）、帝尧陶唐氏（原注：帝喾子，又曰伊祁氏，自甲辰至癸未，在位一百年）、帝舜有虞氏（原注：颛顼六世孙，生于姚墟，以姚为姓。自甲申至癸酉，在位五十年）。《史记》《大戴礼》《家语》有黄帝，无少昊。《皇王大纪》谓包犧、神农、黄帝、尧、舜。（《读书纪数略》卷十五《统纪类》）

刘绍攽：唐虞以前，孔子所弗道也。史迁何以首黄帝哉？秦汉来，承战国横议之余，异说纷纭，往往指荒远之代，为特奇之论。日相习于诞漫而无所取中。史公有深慨焉。《本纪》所以作也。……即其始五帝也，本之《五帝德》，夫岂妄溯删书之先哉？后之人乃谓史迁善序事而未闻道，果可谓之知言否耶？呜呼！炫奇惊异，学士类然。司马贞作《索隐》，犹以五帝为近，而遥溯三皇以上，又载蛇首人身之说。今之论史者皆祖述焉。以视子长，为何如也！（《九畹古文》卷十《书五帝本纪后》）

汪越：《索隐》曰：太史公作《史记》，宜应上自开辟，下迄当代，以为一家之首尾。三皇以还，载籍罕备，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论古史，不合全阙。……按：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以伏犧、女娲皆蛇身人首，神农人身牛首，以至炼石断鳌之诞，皆笔之。又推之开辟之初，天、地、人三皇，以为图纬所载，不可全弃。又推人皇已后，五龙氏以下十七君，分为十纪，其可信乎？太史公托始黄帝，而其间犹不免牴牾，况欲论著开辟以降乎？故曰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乃知其澄汰者多矣。（《读史记十表》卷一《读三代世表》，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崔述：三皇、五帝之文见于《周官》，而其说各不同。《吕氏春秋》以黄帝、炎帝、太皞、少皞、颛顼为五帝，盖本之《春秋传》；而《月令》因之。《大戴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盖本之《国语》；而《史记》因之。至《三统历》则又以包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其说以《易传》为据，而近代五峰、双湖两胡氏并用之。《秦本纪》有天皇、地皇、泰皇之名；而郑康成则以女娲配羲、农为三皇；谯周易以燧人；宋均又易以祝融；惟《三五历》本《秦本纪》为说，而易泰皇为人皇，其语尤荒唐不经（郑康成以下，并本《补三皇本纪》）。后之编古史者，各从所信，至今未有定说。余按：《书》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皇帝清问下民”，是“帝”亦称“皇”也。《诗》云“皇王惟辟”，“皇王烝哉”，是“王”亦称“皇”也。《书》云“惟皇作极”，又云“皇后凭玉几”，《诗》云“皇尸载起”，又云“献之皇祖”，《传》云“皇祖文王”，又云“皇祖伯父昆吾”，《离骚》云“朕皇考曰伯庸”，然则“皇”乃尊大之称，王侯祖考皆可加之，非“帝”“王”之外别有所谓“皇”者也。且经传述上古皆无三皇之号，《春秋传》仅溯至黄帝，《易传》亦仅至伏羲，则谓羲、农以前别有三皇者妄也。燧人不见于《传》，祝融乃颛顼氏臣，女娲虽见于《记》而文亦不类天子，则以此三人配羲、农以足三皇之数者亦妄也。《春秋传》云：“黄帝氏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皞氏以龙纪；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此但历叙古帝纪官之不同耳，初无五帝之名，亦无五德之说也。吕氏缘此，遂删共工氏而以五德分属之，失《传》之本意矣。《国语》云：“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但序此五人之功，为下郊禘张本耳，亦不称为五帝而谓帝必限以五也。《大戴记》遂独取此为五帝而他不与焉，亦非《国语》意也。至于《易传》五帝，亦偶举之，而刘歆遂附会其说，以为少皞、颛顼诸帝，周迁其乐，故《易》不载，诬矣！《伪孔传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皞、颛顼、帝喾、尧、舜之书谓之《五典》。”其意盖以“坟”为皇书，“典”为帝史。……不知古者本无皇称，而帝亦不以五限，又何必夺彼以与此也哉！故今但取古天子之见于传者次第列之，而绝不以三五约其数焉。（《崔东壁遗书·补上古考信录》卷上《古无三皇五帝之说》）

又：夫《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逾后则其传闻愈繁乎！且《左氏春秋传》最好称引上古事，然黄、炎以前事皆不载，其时在焚书之前，不应后人所知乃反详于古人如是也。（《崔东壁遗书·补上古考信录》卷上《驳三皇及十纪之说》）

又：盖迁之叙五帝本之《大戴记》，而《记》本之《鲁语》，然《鲁语》但举其有功者言之，实未尝有五帝之名，亦不谓其间不得复有帝也。若《月令》之五帝，则本之《春秋传》，然《传》实亦未有五帝之说。大抵后人之说皆沿之古人而附会之，以致浸失其意。（《崔东壁遗书·补上古考信录》卷下《炎帝非神农氏》）

梁玉绳：孔子删书肇于唐、虞，系《易》起于包、炎。史公作《史》，每祖述仲尼，则本纪称首不从《尚书》之昉二帝，即从《易辞》之叙五帝，庶为允当，而以黄帝、颛、喾、尧、舜为五，何耶？于是谓其略三皇者有之，谓其遗羲、农者有之，谓其缺少昊者有之。夫略三皇可也，缺少昊可也，而遗羲、农不可也。盖先儒举三皇之名不一，或以天皇、地皇、泰皇（原注：即人皇）为三，或以羲、农、黄帝为三，或以女娲、或燧人、或祝融、或共工合羲、农为三，或以盘古至燧人统为三皇，或以羲、农、黄帝为天皇、地皇、人皇，而宋罗泌《路史前纪》复有初三皇、中三皇。凡斯众说，半归诬诞，总以年代悠远，莫由详定，自应削而不记，故曰略三皇可也。少昊、颛、喾三君，仅持其世，未有制作，观颛、喾两纪皆称颂语，非有行事可考，则少昊类是矣。余方议史公之以颛、喾入五帝，更何论少昊；且《系辞》孔氏之言，而不及少昊、颛、喾，尚奚讥《史》之无少昊哉，故曰缺少昊可也。若羲、农，实与黄帝、尧、舜为五帝，安得遗之。《系辞》而外，如《左传》《国语》《礼记·月令》《汉书·律历志》均号羲、农为帝（原注：《封禅书》泰帝，即伏羲），正足以表先秦未尝以羲、农、黄帝为三皇，而实与黄帝、尧、舜为五帝。有疑《系辞》统皇与帝言之者，殊未确。《后汉书·张衡传》，衡表奏司马迁所叙不合事，请专据《系辞》，并录羲、农。《潜夫论·五帝志》依《易·系》记伏羲以来，共求厥真。宋胡宏《皇王大纪》从之，诚卓识也。……唐司马贞补《史记》，云“宜上自开辟，下迄当代，不合全阙”。殊不知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况皇、帝以前之荒邈乎？《列子·杨朱篇》曰：“太古灭矣，孰志之哉？”《楚辞》屈平《天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小司马补《三皇本纪》，虽不补亦可也。（《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瞿中溶：《春秋合诚图》云：“黄帝德冠帝位。”又案：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见《易传》《礼记》《春秋》《国语》《史记》《大戴礼》《白虎通》《风俗通》《世本》，郑康成注《中侯》诸书。（《汉武梁祠画像考·像二》）

茆泮林：案：《书·正义》《世本》以黄帝为首，《史·正义》《世本》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史·正义》《索隐》又引孙氏注《世本》，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以少皞、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孙氏未知何时人？今辑依黄帝为首。（《世本辑注·帝王世本》，见《世本八种》）

崔适：案：《太史公自序》曰“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然则此纪之录本当为《陶唐本纪》，与《夏》《殷》《周》《秦本纪》一例，而上系黄帝，下兼虞舜，犹《周本纪》上系后稷，下统武王之比。且《世家》始泰伯，《列传》始伯夷，表让德也，是则《本纪》始《陶唐》，又可比例而得者。后人改为《五帝本纪》，遂增《自序》篇末云“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显与“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之言相抵牾。由是增窜全书者，至太初不足，至征和、后元复不足，下及昭、宣、元、成之世，此《淮南子》所谓凿一孔而开百隙者矣。（《史记探源》卷二《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林伯桐曰：古来制作，自黄帝而定。《礼记·祭法》曰：黄帝正名百物。孔疏云：上虽有百物，而未有名，黄帝为物作名，正名其体也。然则《史记》托始，自有深意。既以黄帝为始，固当援《大戴礼》五帝之论为据，不容任意增损。后来胡五峰、刘道原谓武帝当冠以伏羲、神农，而削去颛顼、帝嚳，论似近正，然非史公自黄帝始之意矣。又以秦博士天皇、地皇之议为三皇定名，此则载在《秦始皇纪》，而史公终不以为据者，顾欲拾其所弃以相难，不亦异乎？中井积德曰：凡帝纪称“本”者，对诸侯明本统也。本，干也，谓宗也。《诗》云“本支百世”，纪是纲目之纪，谓相比次有伦理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吕思勉：五帝之说，《史记》《世本》《大戴礼》并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当之；郑玄说多一少昊。今案《后汉书·贾逵传》，逵言：“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德，则汉不得为赤。”则《左氏》家增入一少昊，以六人为五帝之情可见矣。《史记》《世本》《大戴礼》，皆今文说，《左氏》古文说也。（《经子解题·论读经之法》）

又：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为五帝，谯周、应劭、宋均皆同。此五帝之说一也。郑注《中侯敕省图》，于黄帝、颛顼之间，增一少昊，谓德合五帝座星者为帝，故实六人而为五。此五帝之说二也。伪孔、皇甫谧、孙氏，以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此五帝之说三也。（《中国民族史》第二章《汉族·三皇五帝考》）

又：《后汉书·贾逵传》：“逵奏《左氏》太义长于《二传》者，曰：五经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此古文家于黄帝、颛顼之间，增一少昊之由，然以六为五，于理终有未安。伪孔乃去燧人而升黄帝为三皇，则少昊虽增，五帝仍为五人矣。且与《易系》盖取一节，始伏羲而终尧、舜者相合。此实其说之弥缝而更工者也。（同上）

又：三皇之说，义则托于天地人；其人则或为燧人、伏羲、神农，或为伏羲、神农、祝融，此经师旧说也。因天地人之名，而立为怪说者，纬候也。五帝本无异说，古文家增一少昊，伪孔遂并三皇而易其人。异说虽多，固可穷其源以治其流矣。（同上）

刘咸炘：《史》之首黄帝，不过误仍《大戴礼》。……史公网罗放失，自当上溯以补经，不能仍断自唐、虞。然上溯到百家之言驳异难信，考信六艺，又无记述，折中孔子，不得不降取传记。传记所述则《易传》述包、炎，《礼记》述五帝。《易传》寥寥数语，不若《礼记》之详。故舍彼取此，即《自序》所谓“正《易传》”也。《易传》《戴礼》皆出圣门，其可信正相等耳。梁氏谓《戴记》汉儒所辑不足信，乃不明传记体裁之言。如梁氏言，则周、秦、汉人所传孔子语皆无一真邪？五帝之名，古说不定；五数亦非确目。必谓羲、农定当在内，亦梁氏之说而已，《易系》固未明定某某为五帝也。惟是《五帝德》《帝系》二篇虽相次列《大戴记》中，而一可信，一不可信。《五帝德》乃孔子语，《帝系》则非。《五帝德》不言五帝同祖，《帝系》乃言之。史公信《五帝德》而并信《帝系》则误。（《太史公书知意·五帝本纪》，见《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

顾颉刚：这篇中所说的五帝是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这个名单和《鲁语》中所说的“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的次序一样，和《吕氏春秋·尊师篇》中所说的“黄帝师大挠，帝颛顼师伯夷父，帝喾师伯招，帝尧师子州支父，帝舜师许由”的次序也一样。可知这一个五帝系统是从战国到秦、汉一直沿用的。（《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二〇《五帝德》）

又：从《吕氏春秋·尊师》和《古乐》两篇看，五帝的系统是：（1）黄帝—（2）帝颛顼—（3）帝喾—（4）帝尧—（5）帝舜。（《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一三《吕氏春秋（十二纪中的五帝）》）

又：五帝之说，自战国以迄西汉，都确定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但尧、舜为有儒家的捧场，黄帝为有道家及神仙家的捧场，他们的势力历久不衰。至颛顼与帝喾二人，则偶像之成系因其为各民族的祖先；到了西汉，民族既融合为一，没有这个偶像的需要，又没有思想家替他们开出些新国土来，他们的势力不由得不日就衰落了。然而那时的伏羲、神农的传说起得不久，正在社会上风行，惟以五帝久已定局，三皇也没有改组的消息，他们得不到一个正统的地位。本章的作者看准了这一点，大胆起一次革命，推戴伏羲、神农，放逐颛顼、帝喾，使五帝的组织变成“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个个都是当时有实力的。因为他推戴的是“大的新鬼”，放逐的是“小的故鬼”，所以舆论翕然，不闻异议。而伏羲、神农的宝座遂至今不撤了。（《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二五《易传》）

陈登原：《古史甄微》：自邹衍五运之说兴，而五帝之说起。秦襄公作西畤，礼白帝；宣公作密畤，祀青帝，灵公作上畤，祀炎帝。然到秦之亡，五帝之畤未具。具五畤，自汉高帝始。可见秦人五帝说之逐渐而起。顾当秦未具五畤之际，晋巫已祀五帝，荀卿已言五帝，东方则有驺子，又言五德终始。西方之国，又以王者配上帝。天有五帝，而上世之王者，又有五帝。巫之五帝，史之五帝，于是次第起矣。（《国史旧闻》卷二《五帝说》）

王叔岷：案：《国语·鲁语上》：“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与史公所述五帝次序同。《通鉴·秦纪二》胡三省注：“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曰：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与史公所述五帝名称亦同。（《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马持盈：关于五帝之名次，传说不一，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孔子所作《易·大传》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孔安国《尚书序》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以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传说不一，互相抵触。（《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又：本纪，太史公作《史记》，其体例分为五类，记帝王之事者，曰“本纪”；……“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又以帝王为首出众物领导人群之本，故亦曰“本”。“纪”者，“记”也，古人多用假借字，凡音同者，其意义亦常同，故“纪”即“记”也。又有人解释，谓“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此亦可通，但不如前一种解释之佳。（同上）

齐思和：先民计数，源于屈指而数，手有五指，故数穷于五。罗马数字，至五而循环，吾国字码亦然，先民计数法，犹可藉是而考见。刘师培以“一二三四五，皆有古文，而六字以上，即无古文，以此为上世原人只知五数之证”。此虽未必，要先民计数，喜以五为单位，则可断言也。古人计数既以五为单位，故遇事物，多以五称之，取其整齐而便记忆，刑未必止于五也，而《吕刑》有五刑之文；谷不止于五也，而《论语》有五谷之言；春秋霸诸侯者，不止于五也，而《孟子》有五霸之称；上古帝王，不止于五也，而《荀子》有五帝之语。……如一五帝也，或以为黄帝、颛顼、喾、尧、舜；或以为太昊、神农、黄帝、少昊、颛顼；更或以为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凡此之类，不胜枚举。揆厥原因，良以五本虚数，而后人必一一指实，事物非五所可尽，遂致人人异辞也。（《中国史探研·五行说之起源》）

韩兆琦：《尚书》所记最早人物是尧、舜，而尧、舜又是在《论语》里被孔子倾心歌颂过的，所以司马迁首先把这两个人收进了《史记》的《五帝本纪》里。司马迁发展了《尧典》《舜典》里的材料，把尧、舜第一次生动地刻画成了两个一切以天下黎民百姓的幸福为准则，而丝毫不计个人私利的“天下为公”的君主，寄托了自己崇高的政治理想。《五帝本纪》里的第一个人是黄帝，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始祖”，司马迁第一个写他，有为中华民族确定“始祖”之意。但这个人物在作品中没有什么活动，给人留下的只是一种概念。至于颛顼和帝喾，更只是提到而已，所以说，司马迁之所以立《五帝本纪》，实际上主要还是为了写尧、舜。这件事表明了司马迁对于中国历史实际应从哪里开端的认识，也表明了司马迁尊崇孔子，以孔子见解为自己取舍标准的态度。（《史记博议·史记与尚书》）

陈蒲清：五帝，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五个著名帝王。《五帝本纪》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与《世本·五帝谱》《大戴礼记·五帝德》一致；《帝王世纪》等书则以少昊、高阳、高辛、尧、舜为五帝；《周易·系辞》则以伏羲（太皞）、神农（炎帝）、黄帝、尧、舜为五帝。（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又：本纪，《史记》体例之一。它按世系和年代次序，记载帝王的大事。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同上）

编者按：《史记》以黄帝开端，亦即我国古代文明史也是黄帝开始缔造的。太史公高举黄帝，不仅以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为依据，而且花了很大力气，费了很长时间，“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之后才肯定下来的。而今已经深入人心，把黄帝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而顶礼膜拜。

又，“五帝”之名称，亦是众说纷纭，太史公也不是向壁虚拟。不仅《五帝德》《帝系姓》如是说，在《国语·鲁语》《世本》及《吕氏春秋·尊师》《古乐》等先贤著作中也是这样阐述的。顾颉刚在《中国上古研究讲义》二〇《五帝德》中，说太史公五帝的人物与次序，“是从战国到秦、汉一直沿用的”。千百年来，虽然不断有人质疑，由于年湮代远，可信资料匮乏，如想做出社会公认的另外一种结论，恐怕是很难很难的。

黄帝者[1]，少典之子[2]，姓公孙[3]，名曰轩辕[4]。生而神灵[5]，弱而能言[6]，幼而徇齐[7]，长而敦敏[8]，成而聪明[9]。

[1]【汇注】

应劭：谨按：《易》《尚书大传》：“天立五帝以为相，四时施生，法度明察，春夏庆赏，秋冬刑罚，帝者任德设刑以则象之。言其能行天道，举错审谛。黄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栋下宇，以避风雨，礼文法度，兴事创业。黄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施四季，与地同功，故先黄以别之也。”（《风俗通义·皇霸第一·五帝》）

班固：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也。（《白虎通德论·号篇》）

高诱：黄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号为轩辕氏。死为中央土德之帝。（《淮南子注》卷五《时则训》）

郑玄：轩辕皇，姓公孙，二十五月而生，有珠衡日角之相。以土德王天下，建寅月为岁首。生子二十五人，有十二姓。凡十三世，合治一千七十二年。梦受帝籙，遂与天老巡河而受之。得《河图书》。师于牧马小童，拜广成丈人于崆峒山。（《六艺论》）

裴骃：徐广曰：“号有熊。”（《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郦道元：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部城东七十里，皇甫谧云：生寿丘，丘在鲁东门北，未知孰是也。（《水经注》卷十七《渭水上》》）

司马贞：按：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犹神农火德王而称炎帝然也。此以黄帝为五帝之首，盖依《大戴礼·五帝德》。又谯周、宋均亦以为然。而孔安国、皇甫谧《帝王代纪》及孙氏注《系本》并以伏犧、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高阳、高辛、唐、虞为五帝。注“号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国君之子故也。亦号轩辕氏。皇甫谧云：“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又据《左传》，亦号帝鸿氏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舆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按：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母曰附宝，之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以土德王，故曰黄帝。封泰山，禅亭亭。亭亭在牟阴。（《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胡宏：黄帝轩辕氏，少典之后，曰公孙氏。……始作轩车，故曰轩辕氏。都于有熊，作布政之所，曰合宫，又曰明庭。（《皇王大纪》）卷二《黄帝轩辕氏》）

马端临：黄帝，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于寿丘。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蚩尤最暴，黄帝征师诸侯，禽杀蚩尤，诸侯尊黄帝为天子，在位百年，崩，年百一十岁。（《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号历年》）

王圻：黄帝有熊氏：姓公孙，长于姬水，故以姬为姓。又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土德王。炎帝既衰，诸侯相侵伐，乃修德治兵，戮蚩尤，而天下归命。容成造律历，隶首作算数，伶伦制律吕，实为文明之始。官名皆以云命，都涿鹿，在位一百年，寿三百岁。（《三才图会·人物卷一·黄帝有熊氏》）

徐文靖：纪元始于黄帝，盖黄帝使大挠作甲子，自是而后始得以甲子纪年故也。（《竹书纪年统笺·凡例》）

又：《笺》按：孔安国《尚书·序》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或有问于朱子之曰：三皇所说甚多，当以何者为是？朱子曰：无处理会。当且依孔安国之说。……今《竹书纪年》始黄帝而不始伏羲者，以黄帝以前无年之可纪也。无年可纪，故始于黄帝。（《竹书纪年通笺》前编）

齐召南：黄帝轩辕氏，长于姬水，姬姓，有熊氏，以土德王，灭蚩尤，代炎帝有天下，都涿鹿。以云纪官。作甲子，纪历法，造律吕。乐曰《咸池》。制冠冕衣裳，作器用，作舟车，作货币，教蚕桑，作内经，画野分州，经土设井。帝子二十有五人，其得姓者十有四人，自帝以后五帝三王皆子孙也。在位百十年，崩于荆山之阳，葬桥山。（《历代帝王年表》）

梁玉绳：黄帝轩辕氏，黄帝始见《易·系》《鲁语》上，轩辕始见《大戴礼记》《帝系》《五帝德》，三皇之三也。亦曰黄帝氏，亦曰帝轩，亦曰黄轩，亦曰轩黄，亦曰轩皇，亦曰地皇，亦曰黄神，亦曰黄灵；名荼，亦曰轩，字玄律，亦曰有熊氏，亦曰归藏氏，亦曰公孙，亦曰皇帝，亦曰黄精之君，亦曰中央之帝。宋徽宗大观三年，以黄帝为先师，姬姓。少典之子。少典取有蟜氏，名附宝，感大电绕枢，孕二十五月，以戊巳日，生黄帝于天水。弱而能言，河目，龙颜，修髯花瘤，身逾九尺，代炎帝氏，在位百年。年百十七，以八月既望甲戌日，崩。都涿鹿，葬桥山。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案：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白虎通·谥章》《论衡·道虚》《独断》，俱以黄帝为谥，似未可凭，谥起于周，三皇时安得有之？以黄为谥，犹以颛顼、喾、尧、舜、禹、汤、桀、纣为谥也。又郑注《中侯》、杜注《左传》以帝鸿氏是黄帝，然表别列帝鸿，定系两人。又《史·五帝纪·正义》以黄帝号缙云氏，但缙云乃黄帝官名之一，《左传》可证，不得指为黄帝，故二氏不录。（《汉书人表考》卷一《黄帝轩辕氏》，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编者按：今山东省嘉祥县武翟山，有武氏家族的墓葬，在双阙上及四个石祠堂镌刻有装饰画，其中以武梁祠堂为最早。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开始营造，历数十年。南宋赵明诚《金石录》曾著录。黄帝等画像皆黑文凸起。其后以河徒填淤。清乾隆中，郡丞黄易在其地发掘，有新发现。如黄帝、颛顼、禹等，一致黑文凸起。线条清晰，各具特色。均见于清道光五年瞿中溶《汉武梁祠堂石画像考·附图》中。

杨宽：春秋以前之著作，如《书》之《多方》《多士》《立政》等篇及《诗》之《大、小雅》《周颂》《鲁颂》《商颂》等，其涉及前代之事，仅上溯及禹稷等而止。……黄帝首见于《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所载史事，迄于魏襄王之二十年（原注：公元前298年），旧说均谓为当时魏之国史。《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曰：“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证以《山海经》郭注，《隋书·律历志》《北堂书钞》《太平御览》《通鉴外纪》等所引古本《竹书纪年》，荀勖所引和峤之言，似若可信。……黄帝之名，始见于《陈侯因》。（见《古史辨》第七册［上］《中国上古史导论·黄帝与皇帝》）

马持盈：黄帝，以土德王，土色黄，故称黄帝。……母曰附宝，往大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有感而怀孕，怀孕二十四月之久，而生黄帝于山东之寿丘（在今山东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生下来的时候，头额如太阳，眉宇如龙骨，完全是帝王之相。（《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徐日辉：黄帝之所以称其“黄”者，实质上就是农业民族的象征。皇帝虽然以“黄”为“皇”，但是最终还是以“黄”色成为象征。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黄即是母”，且与“女性生殖有关”。还有专家认为：“黄帝之为水母大神，一切与水有关的神灵，共工、鲧、禹，也可列入黄帝系神话中；黄帝又为地母大神，一切与土地有关的神灵，共工、后土、禹，也可列入黄帝系神话中。”根据《史记·天官书》记载：“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黄帝，主德，女主象也。”如果从泛生殖的范围讲，黄土、黄河等都是养育中华民族的重要物质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黄即是母亲，浇灌大地滋养万民也不为过。（《史记札记·黄帝史迹多疑不清·黄色之帝》）

【汇评】

苏辙：孔子删《诗》及《书》，起于尧舜稷契之际，以为自是以上其事不可详矣。至司马迁纪五帝，首黄帝，遗犧农而黜少昊，以为帝皇皆出于黄帝，盖纪其世，非纪其事也，故余因之。然黄帝本神农之后，少典之子，神农岂非五帝世耶？盖黄帝、高阳、高辛，子孙代有天下，而少典之后不传，《周礼》六乐无少昊之乐，《易》叙古帝王，亦不道也，迁由是黜而不纪，后世多以迁为非者，于是作《三皇本纪》，复纪少昊于五帝首。（《古史》卷一《三皇本纪》）

罗泌：窃观《太史公记》首黄帝者，特因于《世本》若《大戴礼·帝系》《五帝德》。盖纪其世而非主于三与五之说也，抑以为后世氏姓无不出黄帝者，故首而宗之。至于羲、炎，鲜有闻焉，是以不纪，此太史公之本意也。（《路史·发挥卷三·论史不纪少昊》）

张照：夫删《书》断自唐虞，孔子岂未见黄帝之书，谓其荒远难稽，不欲传疑于后世也。迁史始黄帝，已失孔子之指……顾迁之所以始黄帝者，盖以武帝好神仙，神仙家言并托之黄帝。《封禅书》载帝语“我若得如黄帝，视弃妻子如敝屣耳”。迁是以据古史著黄帝事实，以言黄帝亦人耳。非能乘云驾风、长生不死如彼所言神仙者也。故《五帝》中独著黄帝之“葬桥山”，余并不书葬者，言黄帝之死，有冢可据也。（《钦定史记·史记目录考证》）

陈遇夫：子长作史……其上溯黄帝何也？周室东迁，政教不行，故孔子修鲁史，明王法，志在义不在事，事则《尚书》《雅》《颂》，与列国史官载之，未尝亡也。自战国迄秦，而后大乱，方策无存，存者亦散失讹舛，迁不论次，则后无所考矣，故始黄帝也。班固讥迁，先黄老而后六经，其实不然。迁所论阴阳、儒、墨、名、法诸家，而归重于道，乃述父言，非迁言也。迁不宗黄老，而不讳其父之宗黄老，此迁所以为信史也。经学不明久矣，迁序孔子，以为修经术，达王道，匡乱世反之正，置老子于列传，以申、韩附之，曰：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非确然于圣贤之旨，能为斯言乎？王介甫谓迁置孔子于世家，自乱其例，多所抵牾。噫！孔氏之道，不以世家而大，而迁世家孔氏，尊孔氏也。苟尊孔氏，则又何责焉！（《史见》卷二《离著》）

梁启超：带有神话性的（人物），纵然伟大，不应作传。譬如黄帝很伟大，但不见得真有其人。太史公作《五帝本纪》，亦作得恍惚迷离，不过说他“生而神明，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些话，很像词章家的点缀堆砌，一点不踏实，其余的传说，资料尽管丰富，但绝对靠不住。纵然不抹杀，亦应怀疑。（《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人的专史》）

顾颉刚：《六艺》中的《尚书》是始于尧、舜的；还有《礼》家杂记的《五帝德》和《帝系姓》，虽然，“儒者或不传”，究竟还为一部分的儒者所信，这两篇中的历史系统是从黄帝开始的。司马迁在他自己所立的标准之下，根据了这些材料来写史，所以他的书也起于黄帝。传说中知道有神农氏、伏羲、无怀氏和泰帝，但他毅然以黄帝为断限，黄帝以前的一切付之不闻不问。这件事看似容易，其实很难；我们只要看唐司马贞忍不住替他补作《三皇本纪》，就可知道他在方士和阴阳家极活动的空气之中排斥许多古帝王是怎样的有眼光与有勇气了。（《古史辨》第七册［上］《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

又：《史记》起于黄帝，黄帝以前略而不言。这不是他不知道黄帝以前还有伏羲、神农一班有名的古王，他曾说：“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五帝本纪》）“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自序》）他又在《封禅书》中详列了巫者、阴阳家、方士们的上古史说，远到无怀氏和泰帝。但是他毅然地以黄帝为断限，黄帝以前付之不闻不问。这在现在看来固然很平常，而在西汉中叶敢于如此，确实有些胆气。要是换了别一个人来做，匪特伏羲、神农须立本纪，就是泰皇、天皇也要立本纪；匪特他们须立本纪，蚩尤、共工也要立世家，鬼容区、务成子也要立列传了。（《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二四《史记》）

瞿蜕园：“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这就是说，一般学者都喜欢高谈远古，其实《尚书》也只从尧的时代说起，百家讲的黄帝，话也不正当，知识分子也弄不清楚。照司马迁的意思，尧以前都是不甚可靠的，然而黄帝已经成为传说中心，也不能一笔抹杀。所以还是从黄帝说起。（《古史选译·导言》）

编者按：赵光勇、许允贤《〈史记·黄帝纪〉深意探索》（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一文中说：司马迁同时代的大作家司马相如，曾慨叹“轩辕之前，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已”。即如司马贞的《三皇本纪》，伏羲、女娲，都是“蛇身人首”，连神农氏也是“人身牛首”，尚没有摆脱神话的色彩，司马贞以前的晋朝王子年《拾遗记》谓“蛇身之神，即羲皇也”。皇甫谧《帝王世纪》亦谓“庖犠氏蛇身人首”。即令东汉武梁祠石室画像，伏羲也是这般模样。……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像，在西汉初期既已成为建筑装饰的题材，则其传说渊源之古，可想而知。《天中记》卷二十二引《帝系谱》已记载了“伏羲人头蛇身”的故事。《史记》为信史，自然不愿把未曾考信的神话人物当作正史的开端。只有到了黄帝，才算进入了文明之域。司马迁在《三代世表序》中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世本》是“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录黄帝以来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凡十五篇”（见《史记集解序》司马贞《索隐》），司马迁也是读过的。《汉书·艺文志》载《历谱》18家，606卷，其中的《黄帝五家历》33卷，亦当直接与黄帝有关。

在古代典籍中，记载我国历史从黄帝开始的，不仅《世本》《历谱》而已，此外像《竹书纪年》、《大戴礼记》的《五帝德》《帝系姓》、邹衍的《终始大圣之篇》（见《史记·孟轲列传》）也莫不皆然。《史记·周本纪》并说：武帝灭殷，即封“黄帝之后于祝”，《秦本纪》中还提出身居西戎的由余，也了解“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的史事；《五帝纪》中写到黄帝“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则是从《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的东夷郯子所谓“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点化而来。司马迁能够参酌古今，慎于去取，特别是历经广泛的实地考察，明确地肯定了黄帝其人的存在及其在历史上的不可移易的地位，才作为《史记》的开端。

……由此可见，司马迁对《黄帝纪》的写作真是煞费苦心，不仅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且还踏遍祖国大地，穷搜博访，经过实地考察，才建成自己特有的体系，成一家之言，千秋万世，永远与日月同光。

徐日辉：《史记·太史公自序》曰：“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但为什么中华民族习惯上称之为“炎黄”而不称其他，这就告诉我们，在肇启中华文明的过程中，炎帝和黄帝有着杰出的贡献，并作为今天华夏民族的始祖，受到全球华人、华裔的认同。考察司马迁以黄帝为首撰写历史，其核心就在于黄帝建立了作为国家形态的制度，并且成为后世“遵序”与不可超越的“法度”。所以司马迁称之为“法天则地”“万世载之”。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用相当大的篇幅专门记载黄帝的历史事迹，使之高大完美。……对黄帝事迹的集中介绍，也是司马迁所能知道的全部，包括他自己的考察补充。虽然字数不多，内容却相当的丰富，涉及到从新石器时代到文明社会的重大转折，以及黄帝与神农氏、黄帝与蚩尤等相互之间的历史状态。面对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司马迁则重突出黄帝建立规矩一统和谐的历史功绩。

[2]【汇注】

戴德：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大戴礼记》卷七《帝系》）

裴骃：谯周曰：“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按：《国语》云“少典娶有蟜氏女，生黄帝、炎帝”。然则炎帝亦少典之子。炎黄二帝虽则相承，如《帝王代纪》中间凡隔八帝，五百余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岂黄帝经五百余年而始代炎帝后为天子乎？何其年之长也！又按：《秦本纪》云：“颛顼氏之裔孙曰女脩，吞玄鸟之卵而生大业，大业娶少典氏而生柏翳。”明少典是国号，非人名也。黄帝即少典氏后代之子孙，贾逵亦谓然，故《左传》“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亦谓其后代子孙而称为子是也。谯周字允南，蜀人，魏散骑常侍，徵不拜。此注所引者，是其人所著《古史考》之说也。皇甫谧字士安，晋人，号玄晏先生。今所引者，是其所作《帝王代纪》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刘於义：有熊氏，小典氏之子，王承填而土行。色尚黄，天下号之黄帝。身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乃达四面，广能贤，稽功务法，秉数乘刚而都于陈。今宝鸡，故陈仓。姚睦云：黄帝都陈仓，非宛丘。故今陇右黄帝遗迹甚多。（［雍正］《陕西通志》卷四十八《帝系一·有熊氏》）

翟云升：《晋语》：少典取于有侨氏，生黄帝、炎帝。鲍昭曰：言生者，二帝本所生出也。《内传》：高阳、高辛氏各有才子八人，谓其裔子耳。《史记·五帝纪》：黄帝者，少典之子。《秦纪·索隐》云：少典是国号，非人名。黄帝，即少典后代之子孙。贾逵亦谓然。此以少典为炎帝妃，误也。（《校正古今人表》第二《少典》，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梁玉绳：少典始见《晋语四》，少又作小。案《晋语》：少典取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史·五帝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大戴礼·五帝德》：少典之子轩辕。《帝系》：少典产轩辕。《易·系·疏》引《世纪》：有蟜氏女为少典妃，生炎帝。《晋语·注》：少典，黄帝、炎帝之先。言生者，谓二帝本所生出也。《鲁语·注》：黄帝，少典之裔子。《山海·大荒东经·注》云：诸言生者，多谓其苗裔，未必是亲所产。又小司马《补三皇纪·注》云：皇甫谧以为少典诸侯国号。《五帝纪·索隐》云：《秦本纪》颛顼裔孙女脩生大业，大业娶少典氏，生柏翳，明少典非人名也。然则前之少典氏娶有蟜，生神农，后之少典氏亦娶有蟜，生黄帝。其名皆不著。《表》当云：生炎帝、黄帝。衍“妃”字，而云炎帝妃生黄帝，谬甚。次子耆曰：以少典为炎帝之妃，以黄帝为炎帝之子。孟坚不应舛误如此。疑元表大字少典、有蟜并列，而于有蟜注云：少典妃，生炎帝、黄帝，传写讹脱耳。其说尚通，故附之。（《汉书人表考》卷二《少典》，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马持盈：少典是氏族之名称，不是人名，当黄帝之时，是氏族部落社会时代，所以远古史上常见有某氏某氏等名称。子，并不一定是专作儿子解，也可以当作子嗣或后代的子孙解。（《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张岂之：炎黄时代距今5000年左右。我国历史记载最早谈到黄帝出生的是《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少典族原居住在陕西、甘肃交界处，与有蟜氏通婚，生下黄帝和炎帝。黄帝居姬水，以后姓姬；炎帝居姜水，以后取姜姓。黄帝生于今陕北黄土高原，炎帝生于今宝鸡市姜水一带。黄帝和炎帝部落曾经顺河移动，发展到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后来称为华夏族，华夏的子孙称为炎黄子孙。（《从炎黄时代到周秦文化》，见《周秦文化研究》）

[3]【汇注】

司马贞：案：皇甫谧云：“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是本姓公孙，长于姬水，因改姓姬。（《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罗苹：“姓公孙”，初姓，后改姬。马总以来，多没其公孙者，非也。（见《路史·后纪五·黄帝》注）

［日］泷川资言：《大戴礼·帝系篇》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博士家本史记异字》引邹诞生《音》云：作轩冕之服，故曰轩辕。愚按：《大戴礼·五帝德》无“姓公孙”三字，未详史公所本。崔述曰：“公孙者，公之孙也。公族未及三世则无氏，氏之以公孙，非姓也，况上古之时，安有是哉？”（《史记会注考证》卷一）

王叔岷：案：《初学记》九引《史记》：“黄帝，号轩辕氏。”《金楼子·兴王篇》亦作“号轩辕”。徐锴《说文系传》十四引《史记》：“黄帝始作轩冕，故曰轩辕。”恐是邹诞生《音义》，非《史记》之文也（古人引书，往往误注文为正文）。郑樵《通志·氏族略》引《风俗通》（佚文）云：“轩辕氏：轩辕，即黄帝也。姓公孙，或言姓姬。”（《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马持盈：在氏族部落社会时代，“姓”是指氏族组织而言，“姓”比“氏”比“族”所包括的范围较大，一姓之内可以分为许多氏或族，如姬姓就包括有许多氏、许多族。《尚书·尧典篇》所谓“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族、姓，都是指氏族团体而言，“族”是血缘关系较近的氏族团体，“姓”是血缘关系较远的氏族团体。……在《春秋》《左传》中有许多关于“族”“氏”“姓”的字眼，如鲁隐公八年（前714），“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如鲁襄公二十四年（前549），“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这种资料很多很多，读之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古代的氏族组织。古代之时，同一始祖，共为一姓，但一姓的子孙蔓衍，即分为若干“氏”、若干“族”。（《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汇评】

崔述：按：《国语》云黄帝姓姬；且公孙者，公之孙也，公族未及三世则无氏，氏之以公孙，非姓也，况上古之时安有是哉！《大戴记》云：“黄帝曰轩辕。”又曰：“黄帝居轩辕之丘。”其意盖谓因所居以为号耳，非谓轩辕为黄帝名也。有熊之称亦不见于传记，《本纪》乃以轩辕为名而号有熊，殊失《大戴》之意。《汉书·律历志》云：“黄帝始有轩冕之服，故号曰轩辕。”谓轩辕为号，似矣，而谓因始有轩冕之故，则亦出于臆度而已。又《大戴记》《史记》皆以黄帝为少典子，盖本之《国语》；然《国语》本不足据，故今并阙之。（《崔东璧遗书·补上古考信录》卷上《黄帝氏·辨黄帝姓名之谬》）

[4]【汇注】

左丘明：少典生轩辕，是为黄帝。（见《世本》上）

刘安：轩辕者，帝妃之舍也。（《淮南子》卷三《天文》）

司马贞：按：皇甫谧云“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是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罗璧：《庄子》著轩辕氏后，始有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六韬》亦著轩辕氏在骊连氏、赫胥氏之间。轩辕，自古帝王一号也。古币亦有轩辕、黄帝之分。轩辕币始作货，黄帝币又作布，则轩辕、黄帝为二。又轩辕以车得名，轩辕睹转篷之风，法制车轮。轩车横木，辕车直木，因以为号。黄帝见大蚓，曰土气胜，土色黄，因号黄帝。司马迁不详，乃曰黄帝名轩辕，后人从而讹。（《罗氏识遗》卷八《轩辕黄帝》）

朱之蕃：按：《汉书·律历志》曰：黄帝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曰轩辕氏。（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杭世骏：黄帝居轩辕之丘，《集解》：《山海经》曰：在穷山之际，西射之南。臣世骏按：《山海经·西山经》曰：轩辕之丘，洵水出焉。南流注于黑水。郭璞注：黄帝居此丘，娶西陵氏女，因号轩辕丘。又《海外西经》曰：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在女子国北，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郭璞注：言敬畏黄帝威灵，故不敢向西而射也。《集解》不引西山轩辕之丘，而引海外轩辕之国为证，已为失误。至以西射为地名，则尤误之误也。（《史记考证·五帝本纪》，见《杭世骏集》）

梁玉绳：按：公孙非姓也，黄帝乃少典国君之后，故称公孙。轩辕是其号，《汉·律历志》“黄帝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轩辕氏”。（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言“黄帝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殊妄。盖兹丘缘黄帝得名耳。）然则黄帝何姓？曰：姓姬。《国语》晋胥臣云“黄帝以姬水成”，盖炎帝之所赐也。黄帝何名？曰：不可考已。《路史·后纪》载帝名字，皆谶纬杂说，不足信耳。（《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曲辰：“轩辕之丘”与“轩辕之台”及《史记·五帝本纪》所载的“涿鹿之阿”实为一地，都是指早在北魏之时就已颓废的古涿鹿城遗址。其地在今涿鹿县东南矾山镇三堡村北。“轩辕之丘”确实是一个大土丘。轩辕之丘中，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很多，如石刀、石斧、石、石杵、陶鼎、陶豆、陶纺轮等。……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轩辕黄帝史迹之谜·“轩辕之国”在哪里？》）

叶舒宪：轩辕两字皆从车，字形中透露出运载工具的意思。是什么样的车舆，能够成为黄帝的雅号呢？《战国策·赵策二》：“前有轩辕，后有长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与其忧。”这里的轩辕一词毫无争议地指车。《说文·车部》：“辀，辕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大车左右两木直而平者谓之辕；小车居中一木曲而上者谓之辀，故亦曰轩辕，谓其穹隆而高也。”如果仅仅把考察轩辕之车的目光局限在地上人间，其神话想象的原型是无从揭示的。一旦仰观于天，情况就立马发生变化，原来轩辕一词也兼指星宿名，轩辕星共由夜空中的十七颗星组成，其状蜿蜒如龙如车，故喻指通天的神车。《史记·天官书》云：“权，轩辕。轩辕，黄龙体。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后宫属。”张守节正义：“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黄龙之体，主雷雨之神，后宫之象也……二十四变，皆轩辕主之。”《史记》给出的星象之“轩辕”，是初民仰观俯察所获得的天上神圣车形符号，被神话想象视为升天的运载中介，但绝非等闲之人所能够企及的。故《楚辞·远游》说：“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轩辕不可攀援，说的是不可像神灵那样乘龙车而在天地之间升降自如。从天文神话中的星象命名为“轩辕”的事实出发，看待黄帝神话中有关发明指南车的情节，就有新的理解之可能：星象向来就有辅助人类确定方位和季节的时空坐标功能，从轩辕星座到神话的指南车，实在是非常容易发生的联想过程。《山海经》的四方形轩辕台也有指示方位的作用。（《黄帝名号的神话历史编码》，载《百色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徐日辉：黄帝又称轩辕，何为轩辕，众说不一。……我一直认为轩辕与木有关，轩辕二字从车。车，甲骨文一期中就有反映，写作“”“”，是以车轮、车舆、车辕等为标志的象形字，为车辆造型的一个缩影，因而轩辕当与车相关。以材料而论，当时造车以木材为主，因此，应产于邻近林木繁茂的地区。《古史考》记载：“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当是轩辕氏的由来。（《史记札记·黄帝史迹多疑不清·黄帝生地》）

[5]【汇注】

陈蒲清：据神话传说，少典国君的妃子附宝，在野外祈祷，见大雷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个月后才在寿丘（今山东曲阜市东北）生下黄帝；黄帝生下来便相貌出众，头额如太阳，眉宇如龙骨。（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汇评】

葛洪：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灵，可谓天授自然之体者，犹复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经》，到鼎湖而飞流珠，登崆峒而问广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适东岱而奉中黄，入金谷而谘涓子，论道养而资玄、素二女，精推步则访山稽、力牧；讲占候则询风后，著体诊则受雷岐，审攻战则纳五音之策，穷神奸则记白泽之辞，相地理则书青鸟之说，救伤残则缀金冶之术。故能毕该秘要，穷道尽真，遂升龙以高跻，与天地乎罔极也。（《抱朴子·内篇》卷十三《极言》）

[6]【汇注】

司马贞：弱谓幼弱时也。盖未合能言之时而黄帝即言，所以为神异也。潘岳有《哀弱子篇》，其子未七旬曰弱。（《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言神异也。《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书》云“人惟万物之灵”，故谓之神灵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程馀庆：弱，孩提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林伯桐曰：《曲礼》“二十曰弱”，在幼之后。《黄帝纪》“弱而能言”，则在幼之前。与《曲礼》不同。下文云“成而聪明”，此“成”字乃《曲礼》所谓弱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施之勉：按：《说文》：嬬，若也。《释名》：释长幼，人始生曰婴儿。《苏氏演义》曰：儿者，嬬也。谓婴儿嬬嬬，幼弱之象也。盖黄帝在始生为婴儿时即能言，故谓弱而能言耳。（《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五帝本纪第一》）

[7]【汇注】

裴骃：徐广曰：“《墨子》曰‘年踰十五，则聪明心虑无不徇通矣’。”骃按：徇，疾；齐，速也。言圣德幼而疾速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斯文未是。今按：徇、齐，皆德也。《书》曰“聪明齐圣”，《左传》曰“子虽齐圣”，谓圣德齐肃也。又按：《孔子家语》及《大戴礼》并作“叡齐”，一本作“慧齐”。叡，慧，皆智也。太史公采《大戴礼》而为此纪，今彼文无作“徇”者。《史记》旧本亦有作“濬齐”。盖古字假借“徇”为“濬”，濬，深也，义亦并通。《尔雅》“齐”“速”俱训为疾。《尚书大传》曰“多闻而齐给”。郑注云“齐，疾也”。今裴氏注云徇亦训疾，未见所出。或当读“徇”为“迅”，迅于《尔雅》与齐俱训疾，则迅、濬虽异字，而音同也。又《尔雅》曰“宣，徇，遍也。濬，通也”。是“遍”之与“通”义亦相近。言黄帝幼而才智周徧，且辩给也。故《墨子》亦云“年逾五十，则聪明心虑不徇通矣”。俗本作“十五”，非是。按：谓年老逾五十不聪明，何得云“十五”？（《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郝敬：“徇齐”，注引《尔雅》：徇，遍也。齐，疾也。言才智周遍敏疾也。按：徇与“循”通，顺也。《易》曰齐乎“巽”，巽亦顺也。言始生柔顺整齐也。《大戴礼》作“彗齐”，彗、徇、巽，声近相通。（《批点史记琐琐》卷一《五帝本纪》）

钱大昕：幼而徇齐，《索隐》云：“《大戴礼》作‘叡齐’，一本作‘慧齐’。”今《大戴礼》作“彗”，盖“慧”之省。（《廿二史考异》卷一《五帝本纪》）

张文虎：“徇”，《群书治要》《说文系传》引并作“侚”，与《集解》训疾义合。然如《索隐》所云，则相承作“徇”久矣。（《校刊史记集解索引正义札记·五帝本纪》）

马持盈：“徇齐”二字，可以有多种解释：以假借字来解释，“徇齐”可读为“迅疾”，即其言语行动都很快当之意，或指其身体发育很快速之意。又可读为“迅给”，即指其口才很锋利之意。因前一句说他不及半岁便会说话，接着这一句就说他反应灵活、对答如流之意。又可读为“濬齐”，言其德性智慧通达而严肃。这几种解释都可以通，比较的说，以解为“迅给”之意为佳。（《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8]【汇注】

张家英：“长而敦敏”句，源于《大戴礼记·五帝德》篇。王聘珍《解诂》谓：“敦，厚也；敏，犹勉也。”……《说文·攴部》“敦”字下段玉裁注：“凡云‘敦厚’者，皆假‘敦’为‘惇’。”“敦”字古有“勉”义。《汉书·扬雄传上》“敦众神使式道兮”句，师古注：“敦，勉也。”《文选》卷四十八《典引》注同。而“敏”字亦有“勉”义。《论语·述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正义》：“敏，勉也；言黾勉以求之者也。”《礼记·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树。”郑玄注：“敏，犹勉也。”“敦勉”多用于“劝勉”，然亦与“勤勉”即“努力”相通。《秦始皇本纪》“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顺令”，其中的“敦勉”实即“勤勉”之义。……《大戴礼记·五帝德》篇于赞美帝舜时亦言及“敦敏”。原文谓：帝舜“好学孝友，闻于四海；陶家（稼）事亲，宽裕温良；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亲”。此所用之“敦敏”，承上“好学亲友”与“陶家（稼）事亲”而来，亦为“勤勉”之义。（《〈史记〉十二本纪疑诂·五帝本纪》）

[9]【汇注】

张守节：成谓年二十冠，成人也。聪明，闻见明辩也。此以上至“轩辕”，皆《大戴礼》文。（《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黄伦：无垢曰：聪以言其疏通也，理至于前，无不察其曲折，知其始终者，此聪也。明以言其高远也，理隐于微，无不灼其久近，判其是非者，此明也。惟聪明如此，则足以履天下，而运四海，识贤否，而辨几微。（《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钱时：无不闻曰聪，无不见曰明。（《融堂书解》卷一《尧典》）

夏僎：聪明，即《书》所谓“明四目，达四聪”是也。（《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日］泷川资言：以上采《五帝德》。（《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评】

吕不韦：黄帝师大挠（高诱注：大挠作甲子）。……今尊不至于帝，智不至于圣，而欲无尊师，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绝，三代之所以灭。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学，其知不若狂。故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是谓善学。（《吕氏春秋·孟夏纪·尊师》）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1]。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2]，而神农氏弗能征[3]。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4]。诸侯咸来宾从[5]。而蚩尤最为暴[6]，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7]，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8]，治五气[9]，蓺五种[10]，抚万民，度四方[11]，教熊罴貔貅虎[12]，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13]。三战[14]，然后得其志[15]。蚩尤作乱[16]，不用帝命[17]。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18]，遂禽杀蚩尤[19]。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20]，代神农氏[21]，是为黄帝[22]。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23]，平者去之[24]。披山通道[25]，未尝宁居[26]。

[1]【汇注】

商鞅：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商君书·画策》）

庄子：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庄子·盗跖》）

陆贾：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谷。（《新语·道基》）

刘安：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慤，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是故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当此之时，法宽刑缓，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莫怀奸心。末世之政则不然。上好取而无量，下贪很而无让，民贫苦而忿争，事力劳而无功，智诈萌兴，盗贼滋彰，上下相怨，号令不行，执政有司，不务反道。矫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为治，无以异于执弹而来鸟，捭棁而狎犬也。乱乃愈甚。（《淮南子》卷九《主术》）

又：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卷十九《修务》）

扬雄：昔者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者也。（《扬雄集校注》卷六《琴清英》）

桓谭：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新论·琴道》）

王充：神农之挠木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谷，谷始播种，耕土以为田，凿地以为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谷以拯饥，天地鬼神所欲为也。（《论衡·感虚篇》）

班固：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氏。（《白虎通德论》卷一）

裴骃：皇甫谧曰：“《易》称庖犧氏没，神农氏作，是为炎帝。”班固曰：“教民耕农，故号曰神农。”（《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世衰，谓神农氏后代子孙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身，即班固所谓“参庐”，皇甫谧所云“帝榆罔”是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括地志云：“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曰）〔昔〕神农生于厉乡，所谓列山氏也。春秋时为厉国。”（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为少典妃”，《初学记》卷九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母曰妊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又引云：“有蟜氏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生炎帝。”又，“山东有石穴曰神农生于厉乡”，疑文有讹误。按：《水经注》卷三二《漻水》：“一水西迳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云是神农氏所生处也，故《礼》谓之烈山氏。”《御览》卷七八引《荆州图记》：“永阳县西北二百三十里厉乡，山东有石穴。昔神农氏生于厉乡，《礼》所谓烈山氏也。后春秋时为厉国。穴高三十丈，长二百丈，谓之‘神农穴’。”）（《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苏辙：炎帝神农氏，姜姓，以火德，继木为火师而火名，故曰炎帝。斲木为耜，揉木为耒，教民稼穑，故曰神农。（《古史》卷一《三皇本纪》）

又：神农始为市以通有无，尝草木百药以救疾苦；其子柱能殖百谷百蔬，五帝之世，祀以为稷，子孙传世，为黄帝所灭。（同上）

又：黄帝亦神农之后，以其德异，故异号异姓。而炎帝之后，事尧者有四岳，事周者，齐、许、申、甫，皆列于诸侯焉。（同上）

胡宏：神农知天地之道。明于人之性，以有天下，更无怀氏。神农立极，先定乾坤。推五德之运，以火承木，因以纪官，号曰烈山氏，亦曰连山氏，都于曲阜。时人生益庶，殚蠃蛖之肉，穷草木之滋，或伤生而殒命。于是神农遍阅百物，着其可食者与其可疗治者，使民知所用避。作为陶冶，合土范金，制斤斧耒耜枷芟枪，刈耨镈茅蒲袯襫，相土田燥湿肥硗，兴农桑之业，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为台榭而居，治其丝麻为之布帛。有子曰柱，能治百谷百蔬，与民并耕而食，发教于天下，使之积粟，国富民安，故号曰神农氏，又曰伊祁氏。（《皇王大纪》卷一《炎帝神农氏》）

又：神农亲耕，后亲织，以为天下先。于是四方之民丰衣足食，各执其方，物或举而不用，事或废而不举，乃命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夙沙氏煮海为盐，行不用道，其臣箕文谏而杀之。神农修德不征，夙沙之人，以其君归命。是时也，礼草昧而未制，乐湮塞而未作，燔黍为飱，捭豚为俎。玄酒大羹，污尊而杯饮，蒉桴而土鼓，截苇为籥，绳丝削桐，为五弦之琴，咏《丰年之歌》，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法省而不烦，威厉而不杀，俗朴而不争，不令而人化。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服从。神农居天位百有四年而殁。……帝临魁在位八十年。帝承在位六十年。帝明在位四十九年。帝直在位四十五年。帝来在位四十八年。帝哀在位四十三年。帝榆罔在位五十五年。（同上）

罗泌：初，少典氏取于有蟜氏，是曰安登。生子二人，一为黄帝之先，袭少典氏，一为神农，是为炎帝。炎帝长于姜水，成为姜姓。其初国伊，继国耆，故氏伊耆。长八尺有七寸，弘身而牛颠，龙颜而大唇，怀成钤，戴玉理。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齿具，三岁而知稼穑般戏之事。必于黍稷，日于淇山之阳求其利，民宜久食之谷而艺之，天感嘉生菽粟，诞苓爰勤，收拾刚壤地而时焉。已则厘牟，五子偕至。神农灼其可以养民也。于是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垡土秽，烧埩野，以教天下播种，嗣瓜蓏之实，而省杀生之敝。始诸饮食，烝民乃粒。（《路史·后纪三·炎帝》）

陈士元：神农：姓伊祈，一作伊耆。《路史》云：名轨。《春秋命历叙》云：名石年，一名石耳。（《孟子杂记》卷三《辨名》）

焦竑：历代建都之处：伏羲都于陈，今河南开封府陈州，有陵存焉。神农亦都于陈，或曰曲阜。《晋志》曰“都陈而别营于曲阜”，今山东兖州府曲阜县。（《焦氏笔乘续集》卷六《古今都会》）

王圻：神农氏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周书》曰：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白虎通》云：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用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典语》云：神农尝草别谷，烝民粒食，后世至今赖之。凡人以食为天者，其可不知所本耶？（《稗史汇编·伎术门·农家·农事之始》）

马骕：《春秋元命苞》：神农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齿具，三岁而知稼穑般戏之事。（《绎史》卷四《炎帝纪》）

又：《文子》：《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力者，无以衣形。（同上）

又：《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在位百二十年，崩，葬长沙。凡八世：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哀、帝榆罔。（同上）

又：《春秋命历序》：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绎史》卷四《炎帝纪》注）

又：《尸子》：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岂每世贤哉？牧民易也。（同上）

梁玉绳：炎帝神农氏（张晏曰：以火德王，故号曰炎帝；作耒耜，故曰神农）。炎帝始见《月令》《晋语四》。神农氏始见《易·系辞》。炎帝身号，神农世号。三皇之二也。农又作莀，又作由，亦曰炎帝氏，亦曰有炎，亦曰农皇，亦曰地皇，亦曰人皇，名轨，亦曰石年，亦曰后帝皇君，亦曰赤精之君，亦曰赤帝，亦曰南方之帝，亦曰厉山氏，亦曰烈山氏，亦曰丽山氏，亦曰连山氏，亦曰伊耆氏，亦曰大庭氏，亦曰魁隗氏，亦曰帝魁，姜姓。昔少典取于有蟜氏，名女登，感神龙于华阳之常羊，生神农列山石室，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齿具。牛颈龙颜，长八尺七寸。继无怀之后。在位百四十五祀，以丁亥日死，年百六十有八，都陈，葬长沙茶陵，传八代至帝榆罔亡，合五百二十岁。（《汉书人表考》卷一《炎帝神农氏》，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崔述：《补三皇本纪》云：“神农立一百二十年，纳奔水氏之女曰听詙为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纲目前编》云：“神农在位百四十年；子临魁八十年；临魁子承六十年；承子明四十九年；明子宜四十五年；宜子来四十八年；来子襄四十二年；襄曾孙榆罔五十五年。”此说世皆信以为然。余按：《易传》曰：“包犧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夫人谓之没，国谓之亡，不曰包犧、神农氏亡，而曰包犧、神农氏没，则是二帝既没，其子孙即不复嗣为帝也，乌有所谓八世五百余年者哉！且经之所不书，传之所不述，彼晋以后之人何从而知之？《补本纪》以榆罔为神农曾孙，则榆罔之后尚当有五世，而《纲目前编》即以榆罔为第八世，其年数亦不符，然则二家之说已自不合，学者又何由知其孰是而信之乎？夫事略者易知，详者难考，神农之与炎帝，经传之文甚明，此易知者也，而二家尚不知其为两人，况其子孙之名、之年、之谱牒，反能知之而历历不爽，有是理耶！（《崔东壁遗书·补上古考信录》卷上《驳神农氏八世五百余年之说》）

高冲霄：炎帝神农氏，姜姓，以火德王，故曰炎帝。其起本于烈山，又号烈山氏，亦曰连山氏。其初国伊，继国耆，合称又曰伊耆氏，都于陈，迁曲阜。以火纪官，教民农商，尝百草，制医药，在位百四十年，崩于长沙茶乡。子临魁践位。帝临魁（八十年）、帝承（六十年）、帝明（十九年）、帝宜（四十五年）、帝来（四十八年）、帝裏（四十三年）、帝榆罔，居空桑，为政束急，务乘人而斗其捷，于是诸侯携贰。其臣蚩尤作乱，帝遂居涿鹿。有熊国君曰公孙轩辕，实茂圣德，诸侯归之，尊为天子，降封帝于潞。榆罔在位五十五年。（《帝王世纪纂要》卷一《炎帝神农氏》）

又：黄帝有熊氏，姓公孙，名轩辕，少典国君之子，神农氏母弟之后，生于轩辕之丘，长于姬水，故又姬姓，国于有熊，故号有熊氏。及炎帝战于阪泉，诛蚩尤于涿鹿，以土德王，都涿鹿，以云纪官，在位百年，寿百十二岁，崩于荆山之阳。子嚣践位。（《帝王世纪纂要》卷一《黄帝有熊氏》）

萧浚：神农，少典氏之子，生于姜水，故以姜为姓。以火德代伏羲氏，故曰炎帝。其起本于烈山，又号烈山氏。初国伊，继国耆，又曰伊耆氏。始艺五谷，尝百草，为日中之市。以火纪官。在位百四十年。陵在湖广酃县。（《读史纪略》卷二《炎帝神农氏》）

马持盈：神农氏姜姓，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为少典之妃，游于华阳，见神龙之首，有感应而生炎帝。初都于河南之陈州，又迁徙于山东。其氏族之名，有曰魁隗氏，有曰连山氏，有曰列山氏。《易经》谓，庖犧氏没，神农氏作，是为炎帝。班固谓，神农能教民耕种，故号神农。“神农氏世衰”，谓神农氏后世子孙势力衰弱，不是说神农皇帝本身时代之势力衰弱。（《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袁珂：神农，最初是作为农业的发明者的面貌出观的，然后才及于医药。传说他曾经用红褐色的鞭子去鞭打百草，了解到它们是平和还是有毒，是主寒还是主热……种种性格以后，就从百草中挑选出某些可供食用的谷物，来进行播种，所以天下的人叫他“神农”，即农业之神的意思。古书上记载神农是“人身牛首”，就是掌握牛耕技术以后原始初民对于这位农业之神的艺术构想。（见《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研究编·神话传说与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

徐日辉：按：轩辕即是黄帝，而神农氏是否就是炎帝，从古至今未有定论。争论的焦点首先是炎帝与神农氏之间的关系，进而才是黄帝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从《五帝本纪》的记载来看，司马迁的记载明确指出炎帝与神农不是一个人。……因为司马迁在《封禅书》中曾经记载道：“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虑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炎帝封泰山，禅云云……其后百余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只是到了班固写《汉书》时将其合为一人，以至于延误至今。（《史记札记·黄帝史迹多疑不清·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

【汇评】

黄溍：耒耨之利，人赖以生。鼓腹含哺，帝力难名。欲报之德，黍稷非馨。眷言顾之，享于克诚。（《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四《三皇庙乐章·炎帝神农氏位酌献·南吕宫之曲》）

[2]【汇注】

马持盈：不是今日所谓普通、一般的老百姓，而是指许多势力微弱之氏族团体而言。当时势力强大之诸侯，互相侵略，而一般势力弱小之氏族团体，都受他们的欺侮。（《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陈蒲清：郑玄注《诗经》，孔安国注《尚书》，都说“百姓”便是“百官”。因为当时部族联盟的某一官职往往由某一部族世代承袭，该部族往往以官为姓，所以“百姓”便是在部族联盟中供职的各个部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3]【汇校】

［日］水泽利忠：“征”，南化、枫、棭、三、狩、中彭、中韩“正”。（《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王叔岷：案：《御览》三百四引“征”亦作“正”，征犹正也。《国语·周语上》：“穆王将征犬戎。”韦昭注：“征，正也。”（《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汇评】

黄洪宪：此将言黄帝征伐之事，必先言神农弗能征，莫能伐，以引其端，先反后正。史家叙事，提缀类如此。（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牛运震：此段将言黄帝征伐之事，先言神农氏衰，诸侯相侵，此提掇法也。自“轩辕之时”至“诸侯咸来宾从”，先虚冒统叙。又将蚩尤、炎帝特提侧卸，以为下文版泉（疑为“阪泉”）、涿鹿两段张本。虚实分合，极史法错综之妙。（《空山堂史记评注·五帝本纪》

程馀庆：逆转，有笔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吴汝纶：“而神农氏弗能征”，张玄超之象曰：“将言黄帝征伐之事，必先言神农弗能征，莫能伐。”先反后正，史家叙事提缀类如此。（《点勘史记读本·各家史记评语·五帝本纪》）

[4]【汇注】

司马贞：谓用干戈以征诸侯之不朝享者。本或作“亭”，亭训直，以征诸侯之不直者。（《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罗泌：炎帝氏衰，蚩尤惟始作乱，赫其火以逐帝，帝弗能征，乃帅诸侯责于后，爰暨风后、刀牧、神皇之徒，较其徒旅，以曷小颢而弭火灾。……戮蚩尤于中冀。（《路史·后纪五·黄帝》）

［日］泷川资言：博士家本《史记异字》引枫山、三条、南化本云“能征”之“征”作“正”。洪颐煊曰：《诗·韩奕》“榦不庭方”，《国语·周语》“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左氏》襄十六年《传》“同讨不庭”，“不亭”乃“不庭”，古字通用。（《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瞿方梅：方梅案：“享”字是也。《周本纪》曰：宾服者享。有不享则修文。又曰：予必以不享征之。（《史记三家注补正·五帝本纪第一》）

[5]【汇注】

曲辰：此处所指的“诸侯”，是太史公比照史事，以后世的用语指轩辕之时拥兵割据一方的人物，实即当时的各个部落联盟领袖和其部落联盟。（《轩辕黄帝史迹之谜·为什么史称轩辕为“黄帝”？》）

[6]【汇注】

胡宏：神农氏之臣蚩尤，起九冶，始作铠戟戈矛，以贼乱为政，平民化之，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轩辕征之，值天雾晦冥，军行迷，乃作指南车，载之以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进击蚩尤，杀之于涿鹿之阿，徙其徒于有北。天下有不道，从而征之，凡五十三征，奄有中区。（《皇王大纪》卷二《黄帝轩辕氏》）

裴骃：应劭曰：“蚩尤，古天子。”瓒曰：“孔子三朝记曰‘蚩尤，庶人之贪者’。”（《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按：此纪云“诸侯相侵伐，蚩尤最为暴”，则蚩尤非为天子也。又《管子》曰“蚩尤受卢山之金而作五兵”，明非庶人，盖诸侯号也。刘向《别录》云“孔子见鲁哀公问政，比三朝，退而为此记，故曰三朝。凡七篇，并入《大戴记》”。今此注见《用兵篇》也。（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卢山，疑当作“葛卢山”。按：本书卷八《高祖本纪》“祭蚩尤与沛庭”，《索隐》：“《管子》云‘葛卢之山，发而出金’，今注引‘发’作‘交’，误也。”《管子·地数》：“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龙鱼河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山海经》云：“黄帝令应龙攻蚩尤。蚩尤请风伯、雨师以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雨止，遂杀蚩尤。”孔安国曰“九黎君号蚩尤”是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郭孔延：《索隐》曰：按《黄帝纪》云：诸侯相侵伐，蚩尤最暴，则蚩尤非为天子也；又《管子》曰：蚩尤受卢山之金，而作五兵，明非庶人，盖诸侯号也。（《史通评释》卷二《列传》）

王圻：轩辕之初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铜头铁额，食铁石。轩辕诛之于涿鹿之野。蚩尤能作云雾，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骷髅如铜铁者，乃蚩尤之骨也。蚩尤齿长二寸，坚不可碎。秦汉间说蚩尤耳发如剑戟，头有角，一与轩辕斗，以角觝，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人两两三三戴牛角相觝，汉造角觝戏，盖其遗制也。（《稗史汇编·人物门·异人·蚩尤》）

又：兵者，戈、戟、矛、剑之总名也。《太白阴经》曰：神农以石为兵，黄帝以玉为兵，蚩尤乃铄金为兵，割革为甲，始制五兵。《吕氏春秋》曰：蚩尤作五兵，戈、殳、戟、酋、矛。《世本》蚩尤以金作兵器，然则兵盖始于炎帝，而铸金为刃自蚩尤始。（《稗史汇编·器用门·兵器·五兵》）

梁玉绳：蚩尤始见《书·吕刑》《逸周书·尝麦》。尤又作蚘，又作邮。姜姓，炎帝之裔。逐帝榆罔而自立，号炎帝。亦曰阪泉氏。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蚩尤能作云雾，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发如剑戟，头有角。黄帝杀之，身体异处。冢在东郡寿张县阚乡城中。又有肩髀冢在山阳钜野县。血化为卤，今解池是也。案：《高帝纪》注，应劭曰：蚩尤，古天子。臣瓒引《大戴礼·用兵篇》曰：庶人之贪者。考《五帝纪》云：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蚩尤最为暴。《逸书·尝麦》云：赤帝命蚩尤宇少昊。《越绝·计倪内经》云：黄帝使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主金。……《庄子·盗跖·释文》云：神农时诸侯始造兵，是已。而以其僭号炎帝，遂谓之天子。……盖蚩尤帝胄之有才者，故任之以事，其后倡乱，则杀之。《周礼》贾疏所谓蚩尤与黄帝战，亦是造兵之首也。（《汉书人表考》卷九《蚩尤》，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程馀庆：蚩尤，古诸侯号，姜姓。今直隶宣化府赤城县，古蚩尤国（按：在今河北省赤城县）。（《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王恢：至于蚩尤，大抵儒家——《尚书》《大戴礼记》，言蚩尤之恶，法家如《管子》《韩非子》，皆云黄帝之良臣。其族，《尚书·吕刑》孔《传》：“九黎之君号蚩尤。”《国语·楚语》：“少皞之衰，九黎乱德，颛顼平之。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韦昭注：“九黎，蚩尤之后，三苗，九黎之君。”……蚩尤之族，分窜于太行山间之长治、黎城者，古黎国也；南走江淮荆州间者为苗，今其族犹存于西南，九黎则早已同化于中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釜山》）

【汇评】

茅盾：既然说“蚩尤兄弟七十二人”或“八十一人”，又可以想见“蚩尤”是一个类名，相当于希腊神话巨人族之名“铁丹”，或北欧神话巨人族之名为“伊密尔”了。可是《史记》直把蚩尤认为黄帝时的诸侯，完全把这一段神话历史化了。（《中国神话研究初探·演化与解释》）

[7]【汇注】

宋衷：炎帝，即神农氏。（《世本注》下《氏姓》，见《世本八种》）

谯周：炎帝有火应，故置官师，皆以火为名。（《古史考》）

杜预：炎帝神农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纪事，名百官。（《春秋经传集解》昭公十七年）

孔颖达：《正义》曰：《帝系》《世本》皆为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谯周《考古史》以为炎帝与神农各为一人，非杜义。《晋语》云：炎帝以姜水成，为姜姓，是为姜姓之祖也。火之为瑞，亦未审也。（《春秋左传正义》昭公十七年）

又：《春秋命历序》：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礼记正义·祭法》）

徐文靖：《笺》按：《汉·志》神农氏作，以火承木，故曰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封禅书》：齐桓公欲封禅。管仲曰：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注曰：炎帝，神农后，盖后世袭炎帝之号，非二也。（《竹书纪年统笺》前编《炎帝神农氏》）

陈蒲清：炎帝，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之一。此指其后代（《汉书》认为名叫参卢，《帝王世纪》认为名叫榆罔）。（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谈嘉德：炎帝，是当时中原南境之人，南为火方，故号炎帝。《国语·晋语四》说，“炎帝以姜（江）水成”，世居东方之江水，《山海经·海内经》说，炎帝之子孙“祝融降处江水”、术器亦“以处江水”。这个江水，即位于中原东方纵贯南北之夷（沂）水，当时称为江水，而不是后人所误解的东西流向的南方长江。据《仪礼·士丧礼》说：“贝三实于笄。”郑玄注：“贝，水物，古者以为货，江水出焉。”晋人干宝说：“贝，产乎东方……乃于江淮之浦求盈箱之贝。”（《周易集解·震》）江淮之浦，即东方淮夷之浦或淮夷之水域。《尚书·禹贡》说：淮水，夷（沂）水产贝；可证界于东方这条江水，则后世变称的夷水或沂水。后来，炎帝后裔三苗为舜驱逐于西方姜水，便以“姜”代“江”，而江水之说遂不传。可见淮夷之地介于淮水、夷水之处，亦即炎帝原先主要居住的地方。（《古代涿鹿徐州说考论》，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汇评】

崔述：《汉书·律历志》以炎帝为神农氏，太皞为包羲氏，后之学者编纂古史皆遵之无异词。以余考之不然。《易传》曰：“庖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是庖羲、神农在黄帝之前也。《春秋传》曰：“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是炎帝、太皞在黄帝之后也。庖羲、神农在黄帝之前，炎帝、太皞在黄帝之后，然则庖羲氏之非太皞，神农氏之非炎帝也明矣！（《崔东壁遗书·补上古考信录》卷下《炎帝非神农氏》）

又：《史记·五帝本纪》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又曰：“炎帝欲侵陵诸侯，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夫神农氏既不能“征诸侯”矣，又安能“侵陵诸侯”！既云“世衰”矣，又何待“三战然后得志”乎！且前文言衰弱，凡两称神农氏，皆不言炎帝，后文言征战，凡两称炎帝，皆不言神农氏，然则与黄帝战者自炎帝，与神农氏无涉也。（同上）

又：其后又云：“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又不言炎帝，然则帝于黄帝之前者自神农氏，与炎帝无涉也。《封禅书》云：“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夫十有二家中既有神农，复有炎帝，其为二人明甚，乌得以炎帝为神农氏也哉！《战国策》曰：“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亦列神农于黄帝前，而不云炎帝。（同上）

又：《晋语》曰：“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亦列炎帝于黄帝后，而不云神农。《春秋传》云：“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与《国语》“炎帝姜姓”之说合，皆云炎帝，不云神农。《孟子》书有许行者，为神农之言，并耕同贾之说，语虽不经，然亦因神农有作耒耜、为市廛之二事，故托之，亦云神农，不云炎帝。盖自《史记》以前，未有言庖羲风姓为龙师，神农姜姓为火师者，亦未有言太皞画《八卦》、作网罟，炎帝制耒耜、为市廛者，然则庖羲氏之非太皞，神农氏之非炎帝也明矣！（同上）

夏曾佑：当时诸夏虽为一族，然似有二支：一炎帝，一黄帝也。因《史记》称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兵师为营卫；而神农氏教民稼穑，农夫非可迁徙往来无常处者，故疑其为一族分二支也。古时黎族散处江湖间，先于吾族，不知几何年。其后吾族顺黄河流域而至，如此者又不知几何年。至黄帝之时，生齿日繁，民族竞争之祸，乃不能不起，遂有炎帝、黄帝、蚩尤之战事，而中国文化，藉以开焉。（《中国古代史·上古史·炎黄之际中国形势》）

[8]【汇注】

张守节：振，整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汇评】

冯梦祯：玩“修德振兵”四字，可见文事武备，虽太古并用之矣。（《百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9]【汇注】

裴骃：王肃曰：“五行之气。”（《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谓春甲乙木气，夏丙丁火气之属，是五气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马持盈：治五气，研究各种气候之所宜。五气，即雨天、晴天、热天、冷天、刮风天之五种气候也。（《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陈蒲清：五气，五行之气。古代以五行配四时，春为木，夏为火，季夏为土，秋为金，冬为水；一说指晴、雨、冷、热、风等五种气象。（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10]【汇注】

裴骃：骃按：蓺，树也。诗云“蓺之荏菽”。周礼曰“谷宜五种”。郑玄曰“五种，黍、稷、菽、麦、稻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蓺，种也，树也。五种即五谷也，音朱用反。此注所引见《诗·大雅·生民》之篇。《尔雅》云“荏菽，戎菽”也，郭璞曰“今之胡豆”，郑氏曰“豆之大者”是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蓺音鱼曳反。种音肿。（《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汇评】

赵南星：古者耕战互用，然必先耕而后战，未有任战而废耕者也。史载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谷，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夫世传黄帝为兵法之祖，若无修德等事，则教熊罴貔貅虎，与后世巨无霸、田单一流何异？惟其先在于治五气，艺五谷，然后知安内攘外，古帝王自有次第，即史谓神农氏弗能征，岂弗能教熊罴诸猛兽哉？亦其先弗能治五气，艺五谷尔。后世用兵者驾语《阴符》，高言玄女，根本未立，徒事战争，合之《黄帝兵法》，去之逾远。不但此也，后世之事，俱上古创为之，人但见后世之事，不知上古之事，遂谓上古浑穆已耳。今观史称“诸侯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此在揖让之先，已有征诛。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此在随刊之先，已通山泽。邑于涿鹿之野，迁徙往来无常处，虽古帝习于勤劳，无后宫宫殿之繁，可以随地为家，此在巡狩，述职之先，已称行在，诸如此类，上古何事不有？奈何得流而忘其本！（《增定二十一史韵》末卷《读史小论·黄帝》）

[11]【汇注】

裴骃：王肃曰：“度四方而安抚之。”（《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度音徒洛反。（《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12]【汇注】

司马贞：《书》云“如虎如貔”，《尔雅》云“貔，白狐”，《礼》曰“前有挚兽，则载貔貅”是也。《尔雅》又曰“貙獌似貍”。此六者猛兽，可以教战。《周礼》有服不氏，掌教扰猛兽。即古服牛乘马，亦其类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熊音雄。罴音碑。貔音毗。貅音休。音丑于反。罴如熊，黄白色。郭璞云：“貔，执夷，虎属也。”案：言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程馀庆：“熊、罴、貔、貅、、虎”，六者猛兽，可以教战。上古圣人，驯扰禽兽，皆有自然之法，不可谓诬。（《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林伯桐曰：《正义》之说最确。后世军阵之名，实昉于此。愚按：林说虽巧，难从。《史》文但当以字解耳。（《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施之勉：按：《大戴礼·五帝德》：黄帝教熊罴貔貅豹虎，以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论衡·率性篇》：黄帝与炎帝争为天子，教熊罴貔虎以战于阪泉之野。《列子·黄帝篇》：黄帝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虎为前驱，鵰鹖鹰鸢为旗帜。此以力使禽兽者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五帝本纪第一》）

陈蒲清：罴，熊的一种，又叫人熊、马熊。貔貅（píxiū），虎一类的猛兽。一说即大熊猫。（chū），比狸猫大而凶猛的野兽。熊罴等六种动物或认为是直接被训练来参加战斗的野兽；或以为比喻军队的猛勇；近来有人认为是指以这些兽类为图腾的六个民族集团。《正义》案：“言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汇评】

王充：黄帝与炎帝争为天子，教熊罴貔虎以战于阪泉之野；三战得志，炎帝败绩。……夫禽兽与人殊形，犹可命战，况人同类乎？推此以论，百兽率舞，潭鱼出听，六马仰秣，不复疑矣。异类以殊为同，同类以钧为异，所由不在于物，在于人也。凡含血气者，教之所以异化也。三苗之民，或贤或不肖；尧、舜齐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处庄岳之间，经历岁月，变为舒缓，风俗移也。故曰：“齐舒缓，秦慢易，楚促急，燕戆投。”以庄岳言之，四国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单处，性必变易。夫性恶者，心比木石，木石犹为人用，况非木石？在君子之迹，庶几可见。（《论衡·率性篇》）

高登：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以人之锐喻兽之猛，恐阪泉之师亦如之。而《史记》直谓教熊罴貔貅虎以战，盖遽爱奇而事涉怪，不足传，信圣人叙书断自唐虞，良有以也。（《东溪集》卷下《史记叙教熊罴貔貅虎以战事》）

马骕：世之言黄帝，多怪诞不经。谓驯扰猛兽，以战炎帝。夫猛兽恶可驯邪？《书》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罴，意或军帅武勇之号，如后世之虎牙骁骑者，而《列子》以为猛兽有人心，是妄也。（《绎史》卷五《黄帝纪》）

章诒燕：《周礼》“教扰猛兽”。郑注云：象王者之教无不服，非以此教战也。考本书《大宛传》曰：身毒国临大水，其人民乘象以战。《后魏书》乾陁国好征战，有斗象七百头。《左传》定四年，吴败楚及郢，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独用象者，孔氏谓象可调驯，则知熊虎之猛，非可扰而驯之以用诸战阵间也。惟新莽用兵昆阳，驱诸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是能以猛兽战矣，而卒为光武所败，则猛兽又安足恃耶？夫轩辕氏修德振兵，戡乱禁暴，仁义之师，非以奇胜，必不出于新莽之所为断断然也。马氏《绎史》以为熊罴貔貅虎六者，皆军帅武勇之号，略为后世虎牙、骁骑之类，其说较《索隐》为正。（《读史诤言》卷一《史记·五帝本纪》）

[13]【汇注】

袁康：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也。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越绝书·外传记宝剑》）

裴骃：服虔曰：“阪泉，地名。”皇甫谧曰：“在上谷。”（《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阪音白板反。《括地志》云：“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东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东北，与涿水合。又有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晋太康地理志》云‘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上有黄帝祠’。”按：阪泉之野则平野之地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罗泌：阪泉：姜姓，其后蚩尤强霸。《周书》云：“阪泉氏用兵，无已而亡。”今怀戎涿鹿城东一里，阪泉是。（《路史·国名记卷甲·黄帝后姜姓国·阪泉》）

朱彝尊：涿州古涿鹿之地，星分尾宿十六度。《史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即此也（《太平寰宇记》）。（《日下旧闻考》卷二十九《京畿五·涿州》）

又：涿鹿，黄帝所都，有蚩尤城、阪泉、黄帝祠（《帝王世纪》）。（同上）

又：涿水东北与阪泉合，其水导源县之东泉。《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则流注阪泉，乱流东北入涿水”（《水经注》）。（同上）

钱穆：案：唐怀戎县，今察哈尔省怀来县治，黄帝、炎帝何缘会战于此？阪泉与涿鹿相近，当在今山西解县、安邑境。考安邑县东南三十二里有吴山，跨夏县、平陆县界；一名虞山，又名吴阪，亦名虞坂、盐坂。《水经注》：“虞城北对长坂二十里许，谓之虞坂。”《隋书·地理志》：夏县有虞坂。是也。所谓“阪泉之野”，恐当在此。又案：《逸周书·尝麦解》：“赤帝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蚩尤放逐帝于涿鹿。黄帝乃执蚩尤杀之。”《史记解》称蚩尤曰阪泉氏。是黄帝战阪泉与涿鹿，皆对蚩尤。阪泉、涿鹿亦必近在一处。（《史记地名考·上古地名》

吕思勉：炎帝盖即蚩尤，初居阪泉，故号阪泉氏。（《先秦史》第七章《五帝事迹》）

鲁实先：《易林》卷四曰：“白龙黑虎，起伏俱怒，战于坂兆，蚩尤走败，死于鲁首。”（鲁之为字，去“日”，读其首节，则为“鱼”。《易林》卷二曰“蚩尤败走，死于鱼口”是也。知其死于鱼者，《山海经·大荒北经》）“黄帝令应龙攻蚩尤”。《大荒东经》“应龙处南极杀蚩尤”。应龙者，《御览》九百三十四引任昉《述异记》云：“虺五百年化为蛟，蛟千年为龙，龙五百年为角龙，又千年为应龙。”郭璞《山海经注》曰：“应龙，龙有翼者。夫龙为鳞虫之长，故亦可统名之曰鱼。”《易林》所谓蚩尤死于鱼者，指此也。）是言黄帝与蚩尤战于坂泉之事。（《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五）

又：《史记·五帝纪》言黄帝与炎帝战于坂泉，与蚩尤战于涿鹿。《庄子·盗跖篇》亦谓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战国策·秦策》苏秦说秦惠王曰：“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是古籍多以涿鹿之战属蚩尤，不言战于阪泉。案：《新书·制不定篇》“黄帝行道，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汉书·刑法志》黄帝“涿鹿之战以定火灾”。文颍注曰：“《国语》云：黄帝，炎帝弟也。炎帝号神农，火行也。”是古籍亦有言黄帝与炎帝战于涿鹿者。可知阪泉、涿鹿之战，或以属蚩尤，或以属炎帝，古有互易蚩尤之说，诸书不同，有以为炎帝臣者，有以为神农臣者，详见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西京赋》“于是蚩尤秉钺，奋鬣被般”下。据此，则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谓即蚩尤之事者，亦无不可。《左氏僖廿五年传》“晋侯使卜偃卜之，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亦指蚩尤。《周书·史记解》称蚩尤曰阪泉氏；雷学淇《介庵经说》卷二谓《大戴记》所谓黄帝与赤帝战于坂泉之野者，赤帝即是蚩尤，本亦神农之后。《五帝本纪》谓黄帝先伐炎帝于阪泉，后伐蚩尤于涿鹿，误矣。坂泉、涿鹿本是一地。梁氏《史记志疑》卷一亦谓坂泉之战，即涿鹿之战。是《易林》言黄帝与蚩尤战于坂泉，固为古义。（同上）

蒋智由：炎帝之末世，为蚩尤所灭，而蚩尤实袭用炎帝之号。所谓黄帝与炎帝战，即与蚩尤战。三战皆黄帝与蚩尤战之事。蚩尤逐炎帝榆罔于阪泉涿鹿之间，黄帝进攻蚩尤，故开战即在其地。《逸书·史记解》曰：“蚩尤逐帝榆罔而自立，号炎帝，亦曰阪泉氏。”应劭亦云：“蚩尤古天子。”然则蚩尤当日已灭炎帝，登天子位，而袭用炎帝之称号矣。（《中国人种考》第六章《中国人种之诸说》）

编者按：《史记》中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是一桩值得探讨的公案。蒋观云引《逸周书》云：“蚩尤逐帝榆罔而自立，号炎帝。”榆罔乃炎帝神农氏的最后一代帝王，蚩尤推翻炎帝榆罔，自立为天子，仍袭用“炎帝”的称号。故黄帝与炎帝之战，实则为黄帝与蚩尤之战。又据《逸周书·尝麦解》：“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赤帝就是炎帝的另一表述方式。蚩尤原本臣属炎帝，后来力量强大，就把炎帝赶下台。赤帝心怀恐惧，就说服强有力的黄帝去平定蚩尤的叛乱。准此，黄帝与炎帝之战，不仅是黄帝与蚩尤之战，还是黄帝奉炎帝榆罔之命去平定蚩尤的叛乱。《逸周书》为司马迁所未见，可释黄帝与炎帝之战的这桩公案。又：宋人赵与时在《宾退录》中郑重地提出疑问说：“既云‘诸侯相征伐而神农氏弗能征’矣，又云‘炎帝欲侵陵诸侯’，何邪？”如将“炎帝”视作蚩尤篡权后继续袭用的称号，即可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

王恢：阪泉之野：程发轫《春秋左氏传地名图考》：“《水经注·河水篇》‘河水又东，过巩县，洛水从县西北流注之’中引应玚《灵河赋》曰：‘资灵川之遐源，出昆仑之神丘；涉津洛之阪泉，播九道于中州。’是洛水下游古谓之阪泉。以洛水之西有渑阪，南有鄂岭阪，东有旋阪，而《尚书·立政篇》，其在洛阳，古有阪尹之官，则洛水下游之称阪泉，盖有由矣。”阪以泉名，按《国语·郑语》，泉在成周北，正当巩县境。又《左传》僖十一年，杜预集解：“伊阙北有泉亭。”又《文子·精诚》：“黄帝祭于洛水。”《世纪》云：“黄帝游洛水之上。”程说阪泉在洛水下游，甚为允当。阪名其地者，亦惟殽函、太行间坡地为独多：河之北，自东徂西，有羊肠、虞阪、颠軨、盐阪、蒲阪；河之南，自西而东，有黄卷、殽阪及程氏所举渑阪、鄂阪、旋阪外，尚有白司马阪、黄马阪。惟程氏引《纪要》阳曲东北之阪泉山，此“晋文卜伐楚，遇黄帝战阪泉之兆，相传改大汉名阪泉山”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黄帝都邑》）

又：史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世纪》云：“神农氏姜姓，母游华阳，生炎帝；长于姜水，因以氏焉。初都陈，又徙鲁；本起列山，今随厉乡。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故号神农氏。崩葬长沙茶陵。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此固妄诞，即所云华阳，《郡国志》河南密县，刘昭注云“秦破魏华阳，地亦在县”。《括地志》“华阳城在管城县（郑州）南四十里”。姜水去华阳当不甚远。而《渭水注》：“岐水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岐山县西）。《帝王世纪》曰：炎帝长于姜水。”是其地也。是姜氏城筑而岐水方别受姜水之称。岐水以出岐山得名，岐见称于西周。《渭水注》，姜太公钓于虢镇东之蟠溪。疑姜氏城托始于此传说。炎帝神农氏为河淮平原间部落之盟长，世衰，蚩尤氏及有熊氏与之互争雄长，炎帝不当远在渭域。（同上）

徐日辉：从以上诸多记载看，明显是有两个神农氏，一个是势落衰败的神农氏，一个是与黄帝三战而败的盛强神农氏。至此我们才明白，司马迁所记载的“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及“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的真实背景。司马迁说“神农世衰”，“轩辕之时”，一个用“世”，一个用“时”，“时，即时候，世谓世代。时与世的含义区别是很大的”。而可以想见，世衰的神农氏是无法与黄帝相抗衡的，更何况是“三战”。显而易见，这个神农氏就是前辈之神农氏，或者是原来具有权威的神农氏，而与黄帝大战者正是原神农氏势衰后新兴的炎帝神农氏，也就是被黄帝战败取而代之的“神农氏”，即今天人们议论最多的炎帝神农氏。（《〈史记·五帝本纪〉之黄帝考疏》，见《史记论丛》第三集《逐鹿中原》）

【汇评】

刘安：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炎帝为火灾，故黄帝禽之。（《淮南子》卷十五《兵略》）

张一卿：今之论家天下者，皆曰自禹始。考神农氏崩，子临魁立，八传至榆罔而失之，是传子不始于禹也。今之称征诛而得天下者，皆曰自汤武始，考轩辕与榆罔战于阪泉，三战胜之而有天下，是攻伐不始于汤武也。（《续史疑》卷上《稽疑》）

崔述：《晋语》云：“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余按：《春秋传》云：“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观其文义，乃二帝各自为国，各自为代，非兄弟也。《易传》云：“神农氏殁，黄帝、尧、舜氏作。”又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则是黄帝，圣人也，炎帝虽不可知，然在上古而为人所归，则亦贤人也：果圣贤与，必无同胞兄弟而用师以相攻伐之理，且所谓异德者果何哉？舜之与象，周公之与管叔，皆不异姓也。如之何其可以德异而并姓异之乎！盖《晋语》此文，特欲掩文公纳怀嬴之失，而假托于古之圣人，正如齐东野人之语谓尧北面而朝舜者，后人奈何遽从而信之邪！（《崔东壁遗书·补上古考信录》卷上《黄帝氏·黄帝炎帝非兄弟》）

夏曾佑：案：黄帝之时，荤粥在北，九黎在南，黄帝与炎帝，并居于黄河流域。而黄帝兴于阪泉、涿鹿之间（涿鹿，今直隶涿州。阪泉在涿州城东），地在北。炎帝旧都陈，地在南。故黄帝此时，欲兼并四方，首当合同种之国为一，而后南向以争殖民地。……但考黄帝与炎帝用兵之端，说各不同。一曰，诸侯相侵伐，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一曰，炎帝欲侵凌诸侯；一曰，赤帝为火灾；其义率相违戾，此殆当时藉以用兵之辞耳。及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得其志。夫曰得其志，则黄帝之谋炎帝也久矣。（《中国古代史·上古史·黄帝与炎帝之战》）

[14]【汇注】

朱昆田：黄帝百战，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七十二，其大略也。（《日下旧闻考》卷一《星土》）

于敏中：黄帝用车战，蚩尤用骑战。蚩尤作雾，黄帝作指南车。（《日下旧闻考》卷二《世纪一》）

又：黄帝氏平蚩尤，因大雾作指南车，饰以文玉，其文作蚩尤形，车饰以黍。尺度高一尺四寸二分，下长七寸四分，管立木口，圆径三寸四分，琢玉为人形，手常指南，足底通圆窍，作旋转轴，踏于蚩尤之上（《古玉图考》）。（同上）

蒋智由：所谓三战，今据事迹之可考者：初阪泉，次涿鹿。涿鹿之战，亦未能胜蚩尤，故《黄帝本行记》曰：“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帝战未克。”至最后胜蚩尤者，为中冀之战。……汲冢《周书》：“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皇甫谧曰：“黄帝使应龙杀蚩尤于九黎而之谷。”或曰：“黄帝斩蚩尤于中翼，因名其地曰绝辔之野。”是战也，应龙实为元帅，蚩尤以是灭，故曰三战然后得其志。（《中国人种考》第六章《中国人种之诸说》）

[15]【汇校】

水泽利忠：“三战然后得其志”，英房、南化、枫、棭、三、梅、狩、阁、中彭、中韩、治要“三战然后得行其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张守节：谓黄帝克炎帝之后。（《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汇评】

崔述：自战国以后，阴阳之术兴，始以五行分配五帝，而《吕氏春秋》采之，《月令》又述之，遂以太皞为木，为春；炎帝为火，为夏；少皞为金，为秋；颛顼为水，为冬；黄帝为土，为中央。然亦但言其德各有所主，不谓太皞先于炎帝、炎帝先于黄帝也。宣、元以后，谶纬之学日盛，刘歆不考其详，遂以五行相生之序为五帝先后之序，而太皞遂反前于炎帝，炎帝遂反前于黄帝矣！然考之《易传》，前乎黄帝者为庖羲、神农，其名不符，考之《春秋传》，炎帝、太皞，皆在黄帝之后，其世次又不合。于是不得已，谓太皞即庖羲氏，炎帝即神农氏，而《春秋传》文为逆数：谓少皞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皞，故先言黄帝，上及太皞也。呜呼，有是文理也哉！（《崔东壁遗书·补上古考信录》卷下《炎帝非神农氏》）

[16]【汇注】

罗泌：小颢：参卢命蚩尤宇此，今安邑有蚩尤城，宜是。（《路史·国名记卷甲·黄帝后姜姓国·小颢》）

李治：按字书，蚩，虫名，亦轻侮也。……是故事之可鄙者曰嗤，貌之至陋者曰媸。又古无道之君有蚩尤者，盖以其蚩蚩之尤者而名之，如浑敦、穷奇、梼杌、饕餮之比。（《敬斋古今黈》卷一）

王圻：《古史考》曰：燧人铸金作刀，即治也。而《周书》谓神农作冶。《尸子》以为造冶者，蚩尤也。按：《礼》曰：昔先王未有火化，后圣修火之利，范金合土，此冶之始也。盖始于钻木造火之后。（《稗史汇编·伎术门·冶》）

又：伏羲之臣共工始为步战及水攻，神农因造干戈殳戟矛斧，蚩尤益以刀剑而用马战及火攻。（《稗史汇编·国宪门·戎兵·兵原》）

俞正燮：《管子·五行篇》云：“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又云：“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困学纪闻》云：“黄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鉴外纪》改为风后，此一蚩尤也。《吕刑》云：“蚩尤乃始作乱”，《大戴礼·用兵篇》云：“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史记》云：“黄帝戮蚩尤。”任昉《述异记》云：“冀州有蚩尤神，人身牛蹄，四目六手。涿鹿间往往得髑髅如铜铁，言是蚩尤骨。”《云笈七·黄帝内传》云：“元女为帝制夔牛鼓。”《广成子传》云：“蚩尤飞空走险，以馗牛皮为鼓，九击而止之，蚩尤不能飞走。”此又一蚩尤也。《太平御览》引《尸子》云：“造冶者蚩尤也。”谓作兵。（《癸巳存稿》卷一《蚩尤》）

朱昆田：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十二。（《管子》）。（《日下旧闻考》卷一《星土》）

又：蚩尤作乱，逐帝而居于涿鹿。帝参卢弗能征，乃帅诸侯委命于有熊。于是暨力牧、神皇、风后，邓伯温之徒，厉兵称旅，熊、罴、貔、貅以为前行，鵰、鹖、雁、鸇以为旗帜，及尤嘬兵涿鹿之山（《路史》）。（同上）

又：蚩尤氏强，与榆罔争王于涿鹿之阿。黄帝使力牧、神皇直讨蚩尤氏，擒于涿鹿之野，使应龙杀之于凶黎之谷（《帝王世纪》）。（同上）

张澍稡：按：《太白阴经》：伏羲以木为兵，神农以石为兵，蚩尤以金为兵，是兵起于太昊，蚩尤始以金为之。《管子·地数篇》：蚩尤受葛卢山之金而作剑铠矛戟，《春秋元命苞》：蚩尤虎卷威文立兵。宋均注：卷，手也，手文威字也。《吕氏春秋》，蚩尤作兵，非作兵也，高诱注：非始作之也。（《世本集补注》卷一，见《世本八种》）

[17]【汇注】

张守节：言蚩尤不用黄帝之命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18]【汇注】

朱昆田：《史记》《逸周书》《大戴礼》《文子》所云“炎帝”“赤帝”皆谓蚩尤。而书传举以为榆罔，失之（《路史》）。（《日下旧闻考》卷一《星土》）

裴骃：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张晏曰：“涿鹿在上谷。”（《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或作“浊鹿”，古今字异耳。按：《地理志》上谷有涿鹿县，然则服虔云“在涿郡”者，误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俞正燮：《旧唐书·音乐志》云：黄帝涿鹿有功，作《棢鼓曲》，有《灵夔吼》《鵰鹗争》《石坠崖》《壮夫怒》之类。《云笈七籖》宋真宗《御制轩辕本纪》云：出师涿鹿，以棢鼓为警卫，其曲有十，一曰《震雷惊》，二曰《猛虎骇》，三曰《鸷鸟击》，四曰《龙媒蹀》，五曰《灵夔吼》，六曰《鵰鹗争》，七曰《壮夫夺志》，八曰《熊罴哮》，九曰《石荡崖》，十曰《波荡壑》，并皆有辞，今无考矣。（《癸巳存稿》卷七《棢鼓》）

程馀庆：涿鹿山，在宣化府保安州南。（按：在今河北省涿鹿县东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王恢：《清水注》修武东北有浊鹿城，建安二十五年，魏废汉献帝为山阳公居之。城南面吴泽，又称大陆，疑即涿鹿。……又《史记·魏世家》惠王元年，韩、赵联军伐魏，战于浊泽，《集解》：“徐广曰：长社有浊泽。”《潩水注》，皇陂即浊泽。长社，今河南长葛县西，泽在新郑西南、颍水北岸，泽西即相传黄帝所登具茨之山，皆近有熊之墟。是涿鹿非修武即长葛境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釜山》）

又：据《滱水注》，勺亭在今河北望都县北。汉高分燕置涿郡，治涿县，涿鹿当在“山前”。上谷郡汉置涿鹿县，盖移其名于“山后”，然非赵地。张晏说在上谷，服虔则云在涿郡，皆未深考。而魏晋以下，附丽其说。（同上）

又：《世纪》云：“昔蚩尤无道，黄帝讨之于涿鹿之野。涿鹿，黄帝所都，有蚩尤城。”《纍水注》因谓：“涿水出涿鹿山，东北流迳涿鹿县故城南，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在是也。其水又东北与阪泉合。《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十里有蚩尤城。”于是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寰宇记》并云蚩尤村在今居庸关外延庆县西南也。（同上）

又：钱穆先生始发千年来之覆，《史地考》曰：“注家说涿鹿在今察哈尔省之涿鹿县，黄帝岂遽远迹至此。《索隐》：涿鹿或作浊鹿，疑即山西解县之浊泽也。《寰宇记》（卷六四）安邑县南十八里有蚩尤城。《安邑县志》，盐池东南二里许有蚩尤村。则黄帝战蚩尤之传说，最先当溯源于此。又案：史文惟言涿鹿之野，涿鹿之阿，并无涿鹿山。《水经注》涿水出涿鹿，其说后起。今宣化境并有崆峒、熊耳、釜山、历山、妫水、涿鹿诸名，岂可一一据之以论古史！”（同上）

[19]【汇校】

张文虎：《治要》引作“乃杀蚩尤”。（《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帝本纪》）

【汇注】

宋衷：蚩尤，神农臣也。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黄帝诛之涿鹿之野。涿鹿在彭城南。（《世本注》下《作篇》，见《世本八种》）

裴骃：《皇览》曰：“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按：皇甫谧云“黄帝使应龙杀蚩尤于凶黎之谷”。或曰，黄帝斩蚩尤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绝辔之野”。（《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乐史：蚩尤城，在县南一十八里。《管子》记曰：“雍孤之山出金，蚩尤爱之，以为剑戟。”《史记》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按《皇览·冢墓记》云：“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坟高七丈，常十月祀之。冢上有赤气，如一匹红练，人谓之蚩尤旗。其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身体异处，故别葬之。”《孔子三朝纪》云：“蚩尤，庶人之贪者，而有喜怒，故恶名归之。其城今摧毁。”（《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六《河东道七·解州·安邑县》）

罗泌：年三十七，戮蚩尤于中冀。于是炎帝诸侯咸进委命，乃即帝位，都彭城。王承填而土行，故色尚黄，而天下号之黄帝。自有熊启胙，故又曰有熊氏。（《路史·后纪五·黄帝》）

王圻：轩辕台在今延庆州境内，相传黄帝擒蚩尤之处，遗迹尚存。边人云：胡骑过之，皆远引不敢近。帝之威德，真万世而不磨者乎！李白《诗》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即此。（《三才图会·地理卷八·轩辕台》）

马骕：《周书》：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请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原注：此说炎帝命蚩尤居少昊，而蚩尤攻逐炎帝，黄帝乃执蚩尤杀之，复别命少昊也。第古书残阙，难考矣。）（《绎史》卷五《黄帝纪》）

蒋廷锡：按：《古今注》，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遂禽蚩尤而即帝位，故后常建焉。（《明伦汇编·皇极典》第七卷《帝纪部》）

梁玉绳：附按：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九引《史记》曰：“蚩尤氏能征风召雨，与黄帝争强，帝灭之于冀。”（原注：《路史·后纪》注云“《史记》言尤能征召风雨”。）今本《史记》无之，岂事见他书，误以为《史记》欤？抑《史》文旧有，经后人妄删也。《后汉书·杨终传》，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是以汉人书中引《史记》，往往为今本所无，疑皆杨终删之。但唐、宋以来诸书多引《史记》，其间虽不免裁易讹舛，而参校异同，每有出于今本之外者（原注：详《自序传》），得毋杨终既删之后，转相传写，复被妄人改削乎？前贤均未论及，故执不知问。凡他书引《史》与今本异者为附按。（《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朱昆田：谨按：说蚩尤者不一。孔子《三朝记》《大戴礼记》以为庶人，孔氏、小司马氏以为诸侯，应劭以为古天子，或以为炎帝之后，或以为九黎之君，或谓杀之于中冀，或谓杀之于青丘，或谓杀之于凶黎之谷。传闻异辞，并存焉可也。（《日下旧闻考》卷一《星土》）

又：黄帝之时，中黄直为将，破杀蚩尤（《汉书》）。（同上）

又：蚩尤乱在幽州，其死在冀（《路史注》）。（同上）

又：黄帝戮蚩尤，迁其民善者于邹屠，恶者于有北。《诗》云“投畀有北”，恶可知矣。（同上）

编者按：古人行兵作战，亦有主张祭奠黄帝与蚩尤双方，以冀同时获得佑护者，北宋许洞在《虎钤经》卷二十有拟定的专用祭文。其《祭黄帝文》曰：“年月日，具衔某，谨致祭于黄帝之神：惟神天资懿睿，首弄兵戎，敷演三才，披攘九极，陶精积粹，嶷立夐古。虽蹈迍之不腆，实伊圣之有作。方今天人合发，夷夏称忠，隐幽于黄屋之尊，告庙起白旄之命。惟神素章元圣，开辟往世，驱逐凶慝，揄扬天功，绵历千载，光灵不泯。阴垂嘉祜，以赞我师旅，收辟土地，诛锄鲸鲵。幽明合诚，幸享多福。尚飨！”其《祭蚩尤文》曰：“年月日，具官某，谨致祭于蚩尤之神：惟神雄材自任，命世特立，卓绝万古，郁为人豪。在昔炎灵不御，土德丕炽，公鄙自天之职，纂即戎之绪，足蹴九土，手掉五兵，而奋臂一呼，四溟飞水；瞑目再顾，两曜暗色。吁气而烟雾蒸，吹角而风雨作。金虎亦病，神龙亦屠。然公之丙灵，实万万世不泯。冀垂嘉祐，赞卫我师，获虏树勋，戴答神贶。尚飨！”

谈嘉德：蚩尤战死于山东西境，头颅被黄帝所得而葬于东平寿张，尸体为蚩尤部属抢运至山阳巨野埋葬，分冢两处，亦情理中事。（《古代涿鹿徐州说考论》，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汇评】

庄元臣：昔蚩尤造兵作逆，黄帝擒之；而后世行兵者祭之，念兵所自始也。（《叔苴子外编》卷一）

彭翊：夫蚩尤者，所谓非常之人也。疏首虎捲，天授之形，葛卢、雍狐，地授之利。驱罔两，兴云雾，祈风雨，顿戟一怒，以肆志于诸侯。黄帝于是顺杀气以振兵，法文昌而命将，熊罴虎豹以为前行，雕鹯雁鹖以为旗帜，三年九战，卒斩蚩尤。使后世知有兵事，可以有备无患者，皆蚩尤之功也。藉无蚩尤，则君若臣浑浑噩噩，相安于含哺鼓腹之天，而三式不颁于世，八阵不传于后矣。吾闻有德则王，无德则亡。……轩辕氏日角龙颜，生而神圣，天之所兴，谁能废之？卒之铜头铁额，身首异处，岂力不足、智不敌哉？德不能胜故也。（《蚩尤论》，引自《历代史事论海》卷三）

[20]【汇注】

马骕：《管子》：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住，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绎史》卷五《黄帝纪》）

梁玉绳：“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为天子。”按：唐刘知幾《史通·叙事篇》，谓“五帝本纪无所取”，非妄诋也。即如此段，由前言之，帝室衰而藩国暴；由后言之，共主虐而列辟离。半幅之内，遽相牴牾。同兹炎帝，而或仅守府，或辄耀兵；同兹黄帝，而忽则翼君，忽又犯上。顿成矛盾，莫识所从。炎帝其榆罔乎？（原注：《易·下系·疏》引《世纪》“八世为榆罔”。）虽典籍无征，未必若桀、纣，安得侵陵群后而制之？轩辕固圣帝也，何至日寻干戈，习用军旅？孔子系《易》，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倘依《史》所载，则征伐而得天下，当自黄帝始矣。考《逸周书·尝麦解》“赤帝命蚩尤宇少昊，以临四方。蚩尤攻逐帝于涿鹿，黄帝乃执蚩尤杀之”。《左传》僖二十五年“黄帝战阪泉之兆”，亦指蚩尤。然则阪泉之战即涿鹿之战，是轩辕勤王之师，而非有两事，故《逸周书·史记解》称蚩尤曰阪泉氏，斯为确证。始缘炎帝世衰，诸侯不享，轩辕征之而来宾，为炎帝征也。既因蚩尤蒙尘，轩辕征师以诛之，为炎帝诛也。而天与人归，尊为天子，乌知非炎帝让德逊位哉。盖记中两“炎帝”字，俱“蚩尤”之误。（原注：《路史·后纪》云“蚩尤姜姓，炎帝之裔，逐帝自立，僭号炎帝”，当是因此致误。）其初三战于阪泉而后胜之，犹作乱不用命，继战于涿鹿而乃杀之耳。（《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方中履：黄帝都涿鹿（原注：见《史记》。今顺天府涿州），或曰都有熊（见《世纪》。今开封府新郑县）。（《古今释疑》卷十三《建都》）

【汇评】

编者按：赵光勇、许允贤《〈史记·五帝纪〉深意探索》（载《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增刊》）云：《五帝纪》云：“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司马迁将黄帝作为大统一的缔造者置于《史记》的首篇而加以赞美，其实是与道家思想相背离的。庄子《胠箧》所谓“至德之世”，就是老子《道德经》八十章“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各自为政的分裂局面。国家不统一，社会的繁荣，人民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孔子是主张大一统的。他在《春秋》这部编年史中，于正月之前经常加上“王”字，《公羊传》解释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意谓不论哪国诸侯，都应使用朝廷的历法，不得各行其是。但怎样才能统一呢？邻国相望，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就不可能统一。而要统一，就需有一个共同拥戴的天子。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即曾指出这个问题。他在《春秋繁露·符瑞》篇中说：“一者在主”，就是要“一统乎天子”。在我国的历史上，只有黄帝是第一个统一天下的英雄。从此以后，我国历史才揭开以天子为中心的大一统的新篇章。司马迁也因此丰富和完善了孔子的学说。

[21]【汇注】

贾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新书·制不定》）

谯周：炎帝之后，凡八代，五百余年，轩辕氏代之。（《古史考》）

蒋廷锡：按：［《通鉴前编》炎帝神农氏第十世孙］榆罔，帝里之曾孙也。居于空桑，为政束急，务乘人而斗其捷，于是诸侯携贰。其臣蚩尤作乱，帝逊居于涿鹿。有熊国君曰公孙轩辕，实懋圣德，诸侯归之，帝立五十五年，诸侯尊轩辕为天子，降封帝于潞，神农氏遂亡。（《明伦汇编》第七卷《帝纪部》）

瞿中溶：考神农见《易·系辞》及《月令》注“土神”，与《左传》后土之说不同。且《月令》既以炎帝为火帝，似不应更以为土神。又前言炎帝，后言神农，亦似非一人。则谓炎帝非神农，亦未为无见。然考《逸周书·月令解》并无中央土及黄帝、后土之文，以五行土寄王于火，火、土同以丙戊为长生而论，则神农当即炎帝。称炎帝以其主南方之火，称神农则言其辟土种谷之功。谷生于土，而火能生土，其旨微矣。（《汉武梁祠画像考》卷一）

[22]【汇注】

伏生：伏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尚书大传》卷三《略说》）

班固：黄帝《易》曰：“神农氏没，黄帝氏作。”火生土，故为土德。与炎帝之后战于阪泉，遂王天下。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曰轩辕氏。（《汉书·律历志下》）

王充：黄为土色，位在中央，故轩辕德优，以黄为号。（《论衡·验符篇》）

又：传言黄帝妊二十月而生；生而神灵，弱而能言，长大率诸侯，诸侯归之；教熊罴战，以伐炎帝。炎帝败绩。性与人异，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当为帝，故能教物，物为之使。（《论衡·吉验篇》）

郦道元：［陈仓］县有陈仓山，山上有宝鸡鸣祠，昔秦文公感伯道之言，游猎于陈仓，遇之于此坂，得若石焉，其色如肝，归而宝祠之，故曰陈宝。其来也，自东南，晖晖声若雷，野鸡皆鸣，故曰鸡鸣神也。《地理志》曰：有上公明星黄帝孙舜妻盲冢祠，有羽隐宫，秦武王起，应劭曰：县氏陈山，姚睦曰：黄帝都陈言在此。（《水经注》卷十七《渭水注上》）

刘恕：黄者，中和美色。帝始制法度，万世不易，有土德之瑞，故天下以为号。一曰轩辕氏（原注：《三统历》曰：有轩冕之服，天下号曰轩辕氏），有熊氏（原注：皇甫谧曰：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帝鸿氏、归藏氏。（《资治通鉴外纪》卷一《黄帝》）

焦竑：黄帝都涿鹿，今顺天府涿州，《括地志》又曰涿鹿故城在妫州，今朵颜之地。（《焦氏笔乘续集》卷六《古今都会》）

宫梦仁：二帝，《国语》谓黄帝、炎帝（原注：黄炎虽相承，《帝王世纪》中间隔八帝，五百余年）。（《读书纪数略》卷十八《称号类·二帝》）

又：《越绝书》：黄帝上事天，下治地，并有五方以为纲纪。（《读书纪数略》卷二十二《辅佐类·五方》）

又：五方，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元冥治北方，白辩佐之，使主水。太皞治东方，袁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仆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同上）

瞿中溶：《白虎通德论》：帝王者何？号也。号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德号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称帝。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也。（《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卷二）

又：黄帝先黄后帝何？古者顺死生之称，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黄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万世不易，名黄，自然也。后世虽圣，莫能与同也。后世德与天同，亦得称帝，不能立制作之时，故不得复称黄也。（同上）

又：《风俗通义》谨按：《易》《尚书大传》：天立五帝以为相，四时施生，法度明察，春夏庆赏，秋冬刑罚。帝者任德设刑，以则象之。言其能行天道，举错审谛。黄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栋下宇，以避风雨，礼文法度，兴事创业。黄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施四季，与地同功。故先黄以别之也。（同上）

鲁实先：焦赣《易林》卷二曰：“黄帝建元，文德在身，禄若阳春，封为鲁君。”所谓“黄帝建元，文德在身”者，言其上元与黄帝本身所尚之土德相应也。“禄若阳春，封为鲁君”者，言黄帝初时官禄甚微，如阳春之方起，非盛阳用事之时；封为鲁君，不过后世方伯之任耳。（《史记会注考证驳议》卷五）

【汇评】

王钦若：炎帝下衰，诸侯放恣，蚩尤贪暴，害于有众。黄帝修德治兵，顺天行罚，诸侯百姓，咸所欣戴，遂应土德之运而有天下。非夫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其孰能与于此？（《册府元龟》卷五《帝王部·创业一》）

胡一桂：至黄帝之世，实为文明之渐。昔之穴居野处者，今始有宫室。昔之汙樽抔饮者，今始有什器。昔之结绳而治者，今始有书契文字。昔之皮革蔽体者，今始有冠冕章服，其诸制器利用，难以枚举，骎骎乎非复昔日朴野之俗矣。六术之中，律历为要，历以斗柄建寅，春正月为岁首，律以黄钟之宫声发于自然，为十二律之本，度量衡之所由出。三者合律，然后措之天下。田可分，禄可均，礼可制，乐可作，故律也者万物之根本也，其通变而使不倦，神化而使民宜，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如此。至和氤氲，群生安乐，凤凰巢阿，麒麟游郊。盛矣哉，五帝之世也。（《双湖先生文集》卷六《史篡通要纲断·黄帝有熊氏》）

范浚：孔子定书，断自唐虞以下，以为唐虞以上不可知也。圣人去古未远，犹难言之，太史公乃欲为黄帝、颛顼作纪于千百岁后何耶？世传《孔子家语》载《五帝德》《帝系姓》等，皆非古书，使其说诚详如之，则夫子著之于《书》久矣。意迁姑欲捃摭传记以示洽博，非复考其言之当否。夫黄帝，神农后也，阪泉之战，信亦悖妄，以臣伐君犹有惭德，而况为之后者！信或有之，则黄帝贼矣，尚得为圣人乎？（《香溪集》卷十九《五帝纪辨》）

黄溍：《史记》书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审如其说，则以征伐得天下自黄帝始矣。汤之放桀，何以谓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仲虺作诰，何以不引阪泉之事为言乎？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下，系《易》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学者考信于六艺，而阙其所不知可矣。（《日损斋笔记·辨史十六则》）

萧浚：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初，神农母弟，世嗣少典氏为诸侯，榆罔之代，生帝于轩辕之丘，故名轩辕。国于有熊，故号有熊氏。长于姬水，又以姬为姓。诛蚩尤于涿鹿，诸侯尊之。有土德之瑞。始立六相，命大挠作甲子，容成作盖天，隶首作数，伶伦造律吕，荣猨作十二钟，大容作《咸池之乐》。又作冕旒，正衣裳，作器用，作舟车，作合宫，作货币，作《内经》。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蚕。画野分州，经土设井。在位百年。陵在陕西中部县（［按语］即今黄陵县）。（《读史纪略》卷二《黄帝有熊氏》）

编者按：赵光勇、许允贤在《〈史记·黄帝纪〉深意探索》中说：《史记》以黄帝为开端，也是为世代帝王树立的一个楷模。陆贾《新语·求事》中就说：“善言古者合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故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此乃以古为镜，以知自己的得失与应采取的措施，使大一统的江山得到巩固。

……《五帝纪》所描述黄帝的统治方式是：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娥，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

这与武帝之世“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为鼎，生民无所措手足”（泷川资言《平准书考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史记集说·总论》引李清臣的话说：“司马迁作《史记》大抵讥武帝所短为多，故其用意远。”良有以也。

[23]【汇注】

谯周：黄帝作弩。（《古史考》）

罗泌：傍行天下，未尝宁居。先之德正，而后之以威刑，必不譓者，从而征之。是以麾之所拟，而敌开户。身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焉。乃达四面，广能贤，稽功务法，秉数乘刚，而都于陈。（《路史·后纪五·黄帝》）

叶子奇：兵法始于黄帝，而井田亦始于黄帝。（《草木子》卷三）

【汇评】

杜佑：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陶唐以前，未闻其制。（《通典》卷一百六十二《刑制上·黄帝》）

罗泌：世不能无暴乱也，是故立之兵以禁御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所不能去也。非惟圣人不能去之，虽天亦不能去之。惟不能去，是故必立之威，威立而暴乱止矣，威之不立，则将无以御暴，而适求侮。……昔者黄帝之初志于求仙爱民，而不战，于是四帝共起而谋之，然而黄帝克自悔祸，择兵称旅，以威不轨，而后天下始复定。夫以黄帝之明且圣，犹几不免，而况于不黄帝者乎？（《路史·发挥卷四·益为朕虞》）

佚名：时诸侯相侵，帝治兵，杀蚩尤于［涿鹿］，为后世征伐始。由是民不习伪，官不怀私，人无夭札，物无疵疠，虎豹不妄噬，凤巢阿阁，麟游于苑。（《古史辑要》卷一《五帝纪》）

[24]【汇注】

张守节：平服者即去之。（《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汇评】

胡应麟：盛哉！轩辕氏之时也，而微有憾焉。夫羲、农欲治而未能，尧舜能创而弗值也，皆时也。而有熊适当之，而际榆罔之衰也，蚩尤之暴也。征伐之功大于汤武，而揖逊之迹减于唐虞也，亦时也。葛洪曰“古圣人有轻天下者，有治天下者，惟黄帝兼之”，而不知有熊所兼者众矣。（《少室山房笔丛》乙部卷十四《史书占毕二》）

[25]【汇注】

裴骃：徐广曰：“披”，他本亦作“陂”。字盖当音诐，陂者，旁其边之谓也。披语诚合今世，然古今不必同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披音如字，谓披山林草木而行以通道也。徐广音诐，恐稍纡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王叔岷：案：披、陂古同。《说文》：“披，从旁持曰披。”段玉裁注引此文，并引徐广注及《索隐》云：“披、陂皆有‘旁其边’之意，中散能知之；而《索隐》云‘披音如字，谓披山林草木而行以通道也’，此则司马贞不知古义之言。”其说是也。本篇下文“披九山”其义亦同。（《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汇评】

沈一贯：大都称太古者，猥云无为，然以前史考之，即如黄帝征伐不顺，披山通道，且也临海登山，访问治道，不自宁也。后世人主生于深宫，长于阿保，而欲坐享盛平，亦谬之甚矣。（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26]【汇评】

王恢：史称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未尝宁居”，颇得远古部落民族活动情况。（《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

东至于海，登丸山[1]，及岱宗[2]。西至于空桐[3]，登鸡头[4]。南至于江，登熊、湘[5]。北逐荤粥[6]，合符釜山[7]，而邑于涿鹿之阿[8]。迁徙往来无常处[9]，以师兵为营卫[10]。官名皆以云命[11]，为云师[12]。置左右大监[13]，监于万国[14]。万国和[15]，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16]。获宝鼎，迎日推策[17]。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18]。顺天地之纪[19]，幽明之占[20]，死生之说[21]，存亡之难[22]。时播百谷草木[23]，淳化鸟兽虫蛾[24]，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25]，劳勤心力耳目[26]，节用水火材物[27]。有土德之瑞[28]，故号黄帝[29]。

[1]【汇校】

梁玉绳：附按：《封禅书》及《汉·郊祀志》《路史》俱作“凡山”。（原注：唐徐坚《初学记》卷九引史作“桓山”，疑讹。）宋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丸，一作‘凡’”，即指《封禅书》为说。而不知“凡”乃古“丸”字也，凡字中从一，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殊欠分明。《集解》徐说及《索隐》《正义》所载别本，有义胜本文者，有字相通借者，有字异义同者，有字义乖讹者，兹但举义胜之条，余偶及焉，并为附按。又《史》注与他书谬解甚多，不能遍摘，间有所辨，亦以附按别之。（原注：《史》注所引人名，皆不著代。）（《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丸，一作‘凡’。”骃按：《地理志》曰丸山在郎邪朱虚县。（《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注“丸，一作‘凡’”，凡音扶严反。（《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丸音桓。《括地志》云：“丸山即丹山，在青州临朐县界朱虚故县西北二十里，丹水出焉。”丸音纨。守节按：《地志》惟有凡山，盖凡山、丸山是一山耳。诸处字误，或“丸”或“凡”也。《汉书·郊祀志》云“禅丸山”，颜师古云“在朱虚”，亦与《括地志》相合，明丸山是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程馀庆：“丸”一作“凡”，即丹山，在山东青州府临朐县东北三十里（按：在今山东省临朐县境）。（《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成孺曰：徐坚《初学记》九引《史记》，“丸山”作“桓山”，丸、桓同音。据此知唐本《史记》作“丸”不作“凡”。（《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王恢：丸山，《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地理志》并作“凡山”。《巨洋水注》：“朱虚城（临朐县东六十里）东北二十里有丹山，世谓之凡山。丹、丸字相类，音从字变也。”山在今山东昌乐县西南与临朐分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丸山》）

严一萍：此条《考证》原列岱宗下，误，今移正。案：《初学记》九引此作“桓”，与《正义》音合。又《正义》“括地志”，张文虎《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谓“括”系“案”字之讹。（《史记会注考证斠订·五帝本纪第一》）

[2]【汇注】

张守节：泰山，东岳也。在兖州博城县西北三十里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程馀庆：岱宗，即泰山，在泰安府北五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3]【汇注】

班固：元鼎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逾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汉书·武帝纪》）

裴骃：应劭曰：“山名。”韦昭曰：“在陇右。”（《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程馀庆：空桐，山名，在甘肃平凉府西三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成孺曰：崆峒，古祗本作“空桐”，当是陇西地名，非山也。《史记》于丸山、岱宗、鸡头、熊湘并系以“登”，而“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空桐但与江汉类列，则其为地名而非山可知。韦昭曰“在陇右”，《索隐》前说云“在陇西”，最合。应劭及《索隐》后说并非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钱穆：案：崆峒山，今河南临汝县西南六十里，上有广成子庙，下有广成墓及城。广成泽在县西南十里。《庄子》言黄帝问道空同；游襄城，登具茨，见大隗，迷于襄城之野；皆与此山接壤。（《史记地名考·上古地名》

施之勉：按：《弘明集》二：宗炳明《佛论》云：史迁之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居轩辕之丘，登崆峒，陡凡、岱。则空桐是山名，应说是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五帝本纪第一》）

[4]【汇校】

梁玉绳：附按：御览四十四及七十九卷两引《史记》此文皆有“山”字，则“鸡头”下今本缺“山”也。（《史记志疑·五帝本纪》）

【汇注】

司马贞：山名也。后汉王孟塞鸡头道，在陇西。一曰崆峒山之别名。（《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空桐山在肃州福禄县东南六十里。《抱朴子内篇》云‘黄帝西见中黄子，受九品之方，过空桐，从广成子受自然之经’，即此山。”《括地志》又云：“笄头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高县西百里，《禹贡》泾水所出。《舆地志》云或即鸡头山也。郦元云盖大陇山异名也。《庄子》云广成子学道崆峒山，黄帝问道于广成子，盖在此。”按：二处崆峒皆云黄帝登之，未详孰是。（《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程馀庆：鸡头，山名，在平凉府西四十里。（按：鸡头山与空桐山相连。）（《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王恢：鸡头，或作幵头。崆峒之南阜，在平凉县西北。此汉武、史公之所至。黄帝西至空桐，登鸡头，问道广成子，当以河南临汝县西者近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鸡头》）

[5]【汇注】

裴骃：《封禅书》曰：“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地理志》曰湘山在长沙益阳县。（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登熊山”，“熊山”疑当作“熊耳山”。《正义》引《括地志》释“熊耳山”，是其证也。按：本书卷二八《封禅书》“登熊耳山”，《索隐》：“《荆州记》耒阳、益阳二县东北有熊耳，东西各一峰，状如熊耳，因以为名。齐桓公并登之。或云弘农熊耳，下云‘望江、汉’，知非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熊耳山在商州上洛县西十里，齐桓公登之以望江、汉也。湘山一名艑山，在岳州巴陵县南十八里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程馀庆：熊耳山，在湖南衡州府安仁县东南七十里。湘山，在长沙府湘阴县北四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成孺曰：黄帝所登熊耳，与湘山相近，自当以在益阳者为是。《集解》以桓公所登者释之，误。（《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钱穆：案：熊湘乃一山耳。岂有熊在豫，湘在楚，而可一言以蔽曰“登熊湘”乎？《索隐》云“顺阳、益阳二县东北有熊耳”者，考顺阳故城，今淅川县东。《汉志》熊耳山出三水，洱水其一。今洱水源出内乡县之熊耳山，内乡东北接南召境。《索隐》盖谓齐桓登熊耳山当在此。今《索隐》此条必有误字，盖后人妄加“益阳”字，以此熊耳即熊湘，遂以为在长沙之益阳耳。今考“襄”“相”声义皆通，楚人所谓湘江，即今之襄水，并不在湖南。而齐桓登熊耳，则尚不如《索隐》所说。（《史记地名考·上古地名》

王恢：《集解》以为湘山在长沙益阳；《正义》引《括地志》说在商州上洛；《封禅书》索隐引《荆州记》：“耒阳、益阳二县东北有熊耳山，齐桓公并登之。”《左》僖四年，齐伐楚，明言“师进次于陉”，陉在郾城西南，方城犹未逾，何远及上洛、益阳、耒阳！《史地考》（二）曰：“岂有熊在豫，湘在楚，相距千里，而可以一言以蔽曰登熊湘乎！”（《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熊湘》）

陈蒲清：江，长江。熊，熊耳山。在今河南卢氏县南，一说在今湖南省益阳县。湘，湘山，即今湖南岳阳洞庭湖中的君山。（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6]【汇注】

裴骃：《匈奴传》曰：“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匈奴别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狁，汉曰匈奴。（《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荤音熏，粥音育。（《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王恢：荤粥，其族古时与华夏民族杂居黄河中下游——河东、河西、河北之野。《匈奴传》：“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此即以为说。（《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荤粥》）

[7]【汇注】

司马贞：合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于釜山，犹禹会诸侯于涂山然也。又案：郭子横《洞冥记》称东方朔云“东海大明之墟有釜山，山出瑞云，应王者之符命”，如尧时有赤云之祥之类。盖黄帝黄云之瑞，故曰“合符应于釜山”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釜山在妫州怀戎县北三里，山上有舜庙。”（《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罗苹：合符者，合诸侯之瑞也。如虞帝之《集瑞传》所谓黄帝合而不死者釜山，覆釜山也。昔魏明元猎牛川，发釜山，临儌繁之水，而南观乎九十九泉，是矣。在荆山之前，帝铸鼎处。《索隐》乃引郭子横说以为在东海中，妄也。大抵儒生言三五事类，引之渺茫旷绝，不可致知之所。（见《路史·后纪五·黄帝》注）

程馀庆：合符，犹辑瑞。釜山，在直隶保定府安肃县西四十五里（按：在今河北省徐水县境）。（《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钱穆：案：河南阌乡县南三十五里有荆山，山下有铸鼎原，云即黄帝采首阳之铜铸鼎处。其山亦名覆釜山。又河南偃师县南四十里缑氏山，一名覆釜堆，相传周灵王太子晋登仙之所；又县西北二十里有首阳山。黄帝釜山当在此二处。（《史记地名考·上古地名》

施之勉：按：《一统志》：荆山，在河南陕州阌乡县南三十五里。《唐志》：湖城有覆釜山，一名荆山。（《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五帝本纪第一》）

陈蒲清：釜山，在今河北省怀来县北，一说在今徐水县西，一说在今河南灵宝县境，又一说在今河南偃师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曲辰：“合符釜山”之“符”，并非是什么“符瑞”“符命”之类。符者，信物也。初用竹、木而为，后世改用金、铜、玉而制。符分一体为两半，上刻铭文，古代帝王以此作为授权于臣属带兵征伐或办理某种差事的凭证。使用中，将符之一半交给掌管军队、粮秣的官员，或扼守关隘之将。授权于臣属带兵征伐或办事时，将符的一半交给受差遣去执行任务者，以符为凭，或调兵，或筹粮，或通过关隘，都要合符以验真伪。符合为真，兵可调，粮可拨，关隘可通行；符不合为伪，兵不可调，粮不可给，关隘不准通过，甚至因此而受到查办、定罪。当所办之事完结，各将两半符相合而交回帝王以为复命，此即谓之“合符”。（《轩辕黄帝史迹之谜·何处为釜山？》）

又：釜山，本为“鬴山”。鬴是一种内方外圆有双耳可握的古代量器，四升为一斗，四斗为一区，四区为一鬴，一鬴即为六斗四升。此种量器本为用泥捏、以火烧的陶质器物，到了春秋之时，就只有齐国还用，其余各国就不用了；而釜，则是汉代之时盛行的一种铁制无足炊器，实即今之铁锅。我国用铁按出土文物为证，最早当是春秋之际。战国时才较为普遍。何以黄帝之时即有“釜山”一名？釜山本为“鬴山”，盖鬴山者，是为地名而非山名。其“山”当为形容用语。鬴山，在黄帝之时，或为烧制量器“鬴”的地方，或为黄帝从民间征粮以“鬴”计数而收存的地方，其在轩辕之丘东六华里。《周礼》言鬴，汉代用釜。后世以鬴绝而通用釜字，鬴山也就被记之以釜山。到隋唐之际，已不知釜山为何地，反将“鬴山”一名以音而书作礬山，汉字简化以后书作“矾”，即今矾山镇。（同上）

谈嘉德：至于釜山之地望，《括地志》说在“怀柔县北三里”，“则又因涿鹿在上谷而附会”（吕思勉《先秦史》）。其实这个釜山，并非河北之釜山。汉东方朔说：“东海（郡）大明之墟有釜山”（郭子横《洞冥记》引），说的正是这个釜山。（《古代涿鹿徐州说考论》，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8]【汇注】

张守节：广平曰阿。涿鹿，山名，已见上。涿鹿故城在山下，即黄帝所都之邑于山下平地。（《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王应麟：《史记》黄帝邑于涿鹿之阿。《括地志》：涿鹿山在妫州怀戎县东南五十里，涿鹿城在山侧，故城在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世纪》：黄帝都涿鹿。于《周官》幽州之城，在汉为上谷（原注：《世本》云：涿鹿在彭城。然则上谷本名彭城。《武经总要》：涿州，古涿鹿之野，汉置涿郡）。今上谷有涿鹿县及蚩尤城、阪泉（原注：《括地志》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东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东北与涿水合。《晋太康地志》云：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上有黄帝祠）。或曰：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历代都邑考·黄帝都》）

[9]【汇注】

佚名：帝见浮叶方为舟，即有共鼓，化狄二臣助作舟楫，所谓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也。盖取诸涣。涣，散也，物大通也。所以济不通也。帝又观转蓬之象以作车。时有神马出生泽中，因名泽马。……又有腾黄之兽，其色黄，状如狐，背上有两角，龙翼，出日本国，寿二千岁。黄帝得而乘之，遂周游六合。所谓乘八翼之龙游天下也。故迁徙往来无常。帝始教人乘马。有臣胲作服牛以用之。《世本》云所谓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取诸随。得随所宜也。（《轩辕黄帝传》）

俞正燮：《魏书·高祖纪》：诏曰：黄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后，亦迁于河南。盖以黄帝有熊氏，有熊，新郑也。《通志·都邑略》云“黄帝都有熊，迁于涿鹿”，最谬。《史记》云：邑于涿鹿之阿。《正义》引《舆地志》云：“涿鹿，黄帝初都，迁有熊也。”儒者谓黄帝象土，王四方，无定居，未必然。（《癸巳存稿》卷七《有熊》）

[10]【汇注】

张守节：环绕军兵为营以自卫，若辕门即其遗象。（《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陈傅良：古者天子之都，必有重兵焉，所以壮根本而严卫翼也。……黄帝之圣，以兵师为营卫。（《历代兵制》卷二《西汉》）

瞿方梅：方梅案：辕门者，《周礼·掌舍》设车宫辕门。注曰：谓王行止宿阻险之处备非常，次车以为蕃，则仰车以其辕表门。（《史记三家注补正·五帝本纪第一》）

马持盈：这两句话，正说明当时是游牧生活的社会。由军兵周围环绕为营垒以自卫，后世之辕门，即其遗象。（《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汇评】

程馀庆：总四方而定邑，偏又以“迁徙”见奇，写出神武。虚景实写，纯以排句作态，而笔力自奇纵。（《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11]【汇注】

郯子：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见《春秋左氏传》昭公十七年）

晋魏史官：二十年景云见，以云纪官。（《竹书纪年》卷二）

杜预：黄帝轩辕氏，姬姓之祖也。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百官师长，皆以云为名，号缙云氏，盖其一官也。（《春秋经传集解》昭公十七年）

裴骃：应劭曰：“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张晏曰：“黄帝有景云之应，因以名师与官。”（《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孔颖达：《晋语》云，黄帝以姬水成，为姬姓，是姬姓之祖也。以少皞之立，有凤鸟之瑞，而以鸟纪事。黄帝以云纪事，明其初受天命，有云瑞也。云之为瑞，未能审也。《史记·天官书》曰：“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卿云。”或作庆云，或作景云。《孝经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则景云出。服虔云：黄帝受命，得景云之瑞，故以云纪事，黄帝云瑞或当是景云也，百官师长皆以云为名号，即是以云纪纲诸事也。（《春秋左传正义》昭公十七年）

又：云为官名，更无所出，唯《文十八年·传》云“缙云氏有不才子”，疑是黄帝时官，故云缙云氏，盖其一官也。（同上）

[12]【汇注】

罗泌：缙云：今处州缙云郡有缙云山，是为缙云堂，缙云氏之虚也。《永初山川记》永宁县有缙云堂是矣。旧经《图记》皆以为黄帝之号，黄帝之踪失之。（《路史·国名纪乙·缙云》）

马持盈：黄帝初受命，适有云瑞之应，故以云名官，号为云师，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赤色）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这正是图腾社会自然物崇拜的写照。（《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13]【汇注】

张守节：监，上监去声，下监平声。若周、邵分陕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14]【汇注】

荀卿：古有万国，今无数十矣。（《荀子·君道篇》）

班固：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是故《易》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书》云协和万国，此之谓也。（《汉书·地理志上》）

刘知幾：自有王者，便置诸侯，列以五等，疏为万国。（《史通》卷二《世家》）

杜佑：昔黄帝方制天下，立为万国。……夏氏革命，又为九州，涂山之会，亦云万国。四百年间，递相兼并。殷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亦为九州，分统天下，载祀六百。及乎周初，尚有千八百国。……其后诸侯相并，有千二百国。及平王东迁，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间，诸侯征伐，更相吞灭，不可胜数，而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蛮夷戎狄不在其数。逮乎下分地理，上配天象，所定躔次，总标十三。及周之末，唯有七国。（《通典》卷一百七十一《州郡一》）

刘恕：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以分星次，经土设井，以塞争端。（《资治通鉴外纪》卷一《黄帝》）

王应麟：《禹贡·释文》：《周公职录》云：黄帝受命风后，受图割地，布九州。《汉·地理志》云：黄帝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晋·地理志》云：黄帝令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万九千八百八步。《帝王世纪》云：黄帝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曰星纪之次。（《通鉴地理通释》卷一《黄帝九州》）

罗泌：命共鼓，化狐作舟车，以济不通。命竖亥通道路，正里侯。命风后方割万里，画野分疆，得小大之国万区，而神灵之封隐焉。……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路史·后纪五·黄帝》）

罗璧：盖万国并建，侯多则势分，势分则易制，乃古防闲维持之深意。（《罗氏识遗》卷四《封建限百里》）

王圻：自古帝王之御世者，必一统天下而后为盛。羲农以上疆理之制，世远莫之详矣，其见诸载籍者，谓黄帝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三才图会》卷一《山海舆地全图》）

艾南英：黄帝经理天下，立为万国。帝喾创制九州，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唐尧使禹平水土，还为九州，置五服，舜即位，分为十二州。夏氏革命，又为九州。涂山之会，亦云万国，商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亦为九州。周初尚千八百国，分为九畿，春秋兼并，见于经传者百七十国焉。战国时惟存七国。（《禹贡图注·舆图论略》）

【汇评】

杜佑：天下之立国宰物尚矣。其画野分疆之制，自五帝始焉。道德远覃，四夷从化，即人为治，不求其欲，斯盖羁縻而已，宁论封域之广狭乎？（《通典》卷一百七十一《州郡》）

孙能传：古来以百纪数，如百官、百姓、百物、百工、百谷、百果、百卉、百兽，以万纪数如万民、万物、万国、万邦，皆约举其大凡耳，非必恰有此数。杨泉《物理论》解百谷、稻粱、菽各二十种，为六十，疏、果之实，助谷各二十，凡为百谷。刘原父《七经小传》解万国：五国有长，十长有师，十长之师凡五十国，一州十二师，则六百国也。计十二州则七千二百国。由十二州之外，薄于四海，又有五长，是以执玉帛者万国。皆傅会之说，不足凭也。（《剡溪漫笔》卷五《百谷万国解》）

孙兰：黄帝诛蚩尤，定诸侯，区为万国。至秦皇，废为郡县，定为一统。虽黄帝当秦皇之势，亦不能不为一统也。子舆氏曰：“天下恶乎定？定于一。”盖万国之区，非一人在上，角才而臣之也，又非树勋，王国分猷而列之也。不过鸿荒初启，各有其地，各保其民以建国尔。若势已兼并，定于一统，安得更列万人而各予之国乎？（《柳庭舆地隅说》卷中）

柳诒徵：实则当时土地之开辟者，曾不足方数千里。而其建置国家，亦必不能整齐划一，如画棋局然。所谓国家，不过如今之村落。其数或逾万，或不迨数千，亦不能确定也。（《中国文化史》第四章《政法之萌芽》）

唐嘉弘：在四五千年以内早期的历史，显然存在了许多氏族部落，古称“万国”；随着生产力和智力的不断发展，文化的渗透，共同体的融合，越来越剧烈，速度日益加快；原先各共同体自己祖先传说的历史，本是多元地、平行地、同步地在各个地域形成发展，随着部落联盟的走向国家大门和统一王朝的出现，纷繁的传说也随着逐渐统一，糅合成为直系的一线传承的历史系统，并形成各个氏族部落的共同的始祖。（见《先秦史论集·先秦史概论》）

严文明：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大约为公元前3000年至前2100年）之后，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城址，其中最大的有100万平方米，多数为10—20万平方米。这是一个小国林立的时代，中国古书上讲黄帝、尧、舜的时代，总是说有万国或万邦。现在看来，这些传说是有根据的。（《中国王墓的出现》，载《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期）

[15]【汇注】

胡宏：命容成氏综六术为盖天，著“周天历”。度造调历，以斗杓建寅，春正月为岁首，天秉阳，垂日星，阳数奇，故观天者占星而已。地秉阴，竅于山川，阴数耦，故观地者随山而理川。轩辕既上观天文，大明时令，乃周行天下，观地理，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兵师为营卫。按《洛书》之文，方者，土也。于是画天下为九州。以井制地，使民存亡更守，出入相司，嫁娶相媒，有无相贷，疾病相救。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里五为邑，邑十为丘，丘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以总人心，以详民数，塞欺陵之路，弭奸宄之望，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上古牛未穿马未络，至是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而民力裕。……习熊虎貔貅之士以威天下……所以养民而保之者至矣。于是制轩冕，目垂旒，耳充纩，玄衣黄裳，旁观翚翟草木之英华，画缋五色，为文章。……以别贵贱，而上下有序，各安其分。……轩辕明于天地之道，体神而起数，倚数而观象，见象而制器，是以成而人用之，用而人利之，利而人安之，安而人守之，守而人不可变，是谓德配天地，道之至也，制度之经也。其可变者，礼乐污隆而已。书契作而史官建，左史记言，右史记动，仓颉、沮诵，轩辕史官也。见鸟兽蹄远之迹，有文理之可滋，作鸟迹篆以乂百工，以察万品。（《皇王大纪》卷二《黄帝轩辕氏》）

蒋廷锡：按：郑樵《通志·三皇纪》：黄帝旁行海内，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以分星次。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均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同井而饮，存亡更守，男女交姻，有无相贷，疾病相扶，风俗可同，生产可一，性情可亲。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分于井而计于州，则地著而数详。民不习伪，官不怀私，城郭不闭，见利不争，风雨时若，五谷丰登，人无夭枉，物无疵厉，鸷鸟不妄搏，（猛）兽不妄噬，远方之人，罔不来享。（《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七《帝纪部·疏仡纪》）

[16]【汇校】

裴骃：徐广曰：“多，一作‘朋’。”（《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汇注】

司马贞：与音羊汝反。与犹许也。言万国和同，而鬼神山川封禅祭祀之事，自古以来帝皇之中，推许黄帝以为多。多犹大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吴汝纶：杜氏《通典》注云：“与，比也。”某按：内外传数言“其与几何”，《晋语》：“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将与几人？”此“与”谓多之。与亦其类也。（《点勘史记读本·五帝本纪》）

陈蒲清：封禅，古代帝王登名山，封土为坛曰封，扫地而祭曰禅，祭祀天地山川，来庆祝成功和太平。黄帝之时，天下无事，因而封禅一类的事情较多。（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汇评】

吴汝纶：史公此语，以汉武封禅求仙人，皆托黄帝，故为此偏宕之语，以为文外曲致也。此史文奇肆处，他家所无。自归熙父外，读者罕窥此旨。（《点勘史记读本·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言鬼神封禅之事，于其政理中许多也。徐孚远曰：此皆武帝时方士附会，详在《封禅书》中，《本纪》略举其远。（《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

[17]【汇注】

司马迁：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天地神祗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史记·历书》）

裴骃：晋灼曰：“策，数也，迎数之也。”瓒曰：“日月朔望未来而推之，故曰迎日。”（《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封禅书》曰“黄帝得宝鼎神策”，下云“于是推策迎日”，则神策者，神蓍也。黄帝得蓍以推算历数，于是逆知节气日辰之将来，故曰推策迎日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音策。迎，逆也。黄帝受神策，命大挠造甲子，容成造历是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金履祥：《东莱吕氏》曰：《正义》云，言作历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过而送之，即迎日推策是也。（《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首《帝喾高辛氏》）

梁玉绳：按：上言黄帝习用干戈，以师为卫，乃战国时谈兵者所附会，而史公书之。此言封禅山川，获宝鼎神策，乃秦、汉方士语，具载《封禅书》中，盖以嗤其妄，而纪独信之，岂得谓“择言尤雅者著于篇”乎？（《史记志疑·五帝本纪》）

雷学淇：《世本》曰：黄帝命羲和占日，常仪占月。……淇案：测景致日乃黄帝以来占日之旧法。（《古经天象考》卷五《日辰》）

又：蔡邕《月令章句》曰：大挠探五行之精，占斗刚所建，于是始作甲乙以明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谓之枝。《书正义》曰：自黄帝以来始用甲子纪日，六十日甲子一周。（《古经天象考》卷五《昼夜时刻》）

程馀庆：策，神蓍也。言黄帝得蓍草，以推算历数，遂逆知节气日辰之将来也。此皆汉武时方士附会语也。详在《封禅书》，《本纪》略举其概。（《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王叔岷：案：《孝文本纪》云：“黄帝获宝鼎神筴。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筴。”（又见《封禅书》，“筴”作“策”，筴乃策之隶变。）“推筴”之筴，乃承上文“神筴”字而言，谓推算神筴也。以彼证此，则此文“推筴”字不误。又案：《记纂渊海》三引《史·黄帝本纪》云：“容成氏始造律历。”今本无此文，以《正义》之文验之，疑是注文也。（《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陈蒲清：获宝鼎，传说黄帝曾得到上天赐予的宝鼎。迎日，预先推算日、月、朔、望等未来的时辰。迎，有“逆”（预推）的意义。策，指蓍草，古人用它的茎占卜吉凶。传说黄帝得到一种神策，便命大挠造甲子，容成造历法（即黄帝历），以推算年月节气。（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曲辰：迎日，即迎日月而察朔望；策是历数；推，即是推算。迎日推策，也就是观察日月而推算历数，以此来确定农时节气。有了历法，知道了一年当中春夏秋冬的准确气候变化，才能按天时以耕种。按天时依节令而适时耕种，即为“顺天地之纪”。（《轩辕黄帝史迹之谜·“黄帝迎日推策”是怎么回事？》）

又：按古史料所载，黄帝曾命羲与和两人占日，命常羲占月，以大挠造干支，让容成造历法，各有分工，各尽其职，是有着专门班子和配套组织机构的。如司马贞在《史记·历书》注释中引《世本》言：“黄帝命羲和占日。”常羲，为娵訾氏女，帝喾之妃，以善察月之晦、朔、弦、望而著名。常羲，古书又作尚仪。《吕氏春秋·勿躬篇》云：“尚仪占月。”毕沅注：“尚仪即常仪，古读仪为何，后世遂有嫦娥之鄙言。”如此，后世所传的所谓“嫦娥奔月”神话故事，即由常羲占月演化而来。《吕氏春秋·尊师》又有“黄帝师大挠”之记。《世本·作篇》有“大挠作甲子”之载。宋注云：“大挠，黄帝史官。”《淮南子·修务训》曰：“仓颉作书，容成造历。”高诱注云：“容成，黄帝臣，造作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同上）

【汇评】

阮元：昔者黄帝迎日推策，而步术兴焉。自时厥后，尧命羲和，舜在璇玑，三代迭王，正朔递政，盖效法乾象，布宣庶绩，帝王之要道也。（《畴人传·序）》

[18]【汇校】

翟云升：力牧，《群辅录》作“力墨”。（《校正古今人表》第二《力牧》，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汇注】

郑玄：黄帝佐官有七人：仓颉造书字，大挠造甲子，隶首造算数，容成造历日，岐伯造医方，鬼谀区造占候，奚仲造车、作律管与坛礼也。（《六艺论》）

裴骃：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大鸿，见《封禅书》。（《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举，任用。四人皆帝臣也。《帝王世纪》云：“黄帝梦大风吹天下之尘垢皆去，又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帝寤而叹曰：‘风为号令，执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岂有姓风名后者哉？夫千钧之弩，异力者也。驱羊数万群，能牧民为善者也。天下岂有姓力名牧者哉？’于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风后于海隅，登以为相。得力牧于大泽，进以为将。黄帝因著《占梦经》十一卷。”《艺文志》云：“《风后兵法》十三篇，图二卷，《孤虚》二十卷，《力牧兵法》十五篇。”郑玄云：“风后，黄帝之三公也。”按：黄帝仰天地置列侯众官，以风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圣配下台，谓之三公也。《封禅书》云“鬼臾区号大鸿，黄帝大臣也。死葬雍，故鸿冢是”。《艺文志》云“《鬼容区兵法》三篇”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宫梦仁：黄帝六相：蚩尤为当时，明天道（原注：一云风后）。太常为廪者，察地理。苍龙为士师，辨东方。祝融为司徒，辨南方。大封为司马，辨西方。后土为李，辨北方。（《读书纪数略》卷二十二《辅佐类·黄帝六相》）

觉罗石麟：风后故里，黄帝得风后于海隅，登以为相。解，始名渤澥，后去水为解。相传海隅即今解池西南隅。（《山西通志》卷六十《古迹·解州》）

梁玉绳：力牧始见《列子·黄帝》《淮南·览冥》。姓力名牧。牧又作墨。又作黑。案：《荀子·赋篇》《韩诗外传》四有力父，与嫫母并称，疑是力牧。（《汉书人表考》卷二《力牧》，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又：风后始见《书·禹贡·释文》引《周公职录》。姓风名后。宋大观三年封上谷公。（《汉书人表考》卷二《风后》，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程馀庆：“风后、力牧、常先、大鸿”，此黄帝四相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崔述曰：黄炎之世，卿相之名，未有见于传者，则四人恐亦后人托言，纵使有之，而其时未有典册，则兵法非其所著明矣。（《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王叔岷：案：《留侯世家·索隐》引《诗纬》云：“风后，黄帝师。”《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春秋内事》云：“黄帝师于风后。”《淮南子·览冥篇》：“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高诱注：“力牧、太山稽，黄帝师。《孟子》曰：王者师臣也。”《列子·黄帝篇》：“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张湛注：“三人，黄帝相也。”……《集解》云云，南宋黄善夫本无“大鸿，见《封禅书》”六字。……又：风后、大封，疑是一人。（《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汇评】

刘安：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高诱注：力牧、太山稽，黄帝师。孟子曰：王者师，臣也），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孰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闇，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路，而无忿争之心。于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谷登孰，虎狼不妄噬，鸷鸟不妄搏，凤皇翔于庭，麒麟游于郊，青龙进驾，飞黄伏皁，诸北，儋耳之国，莫不献其贡职。（《淮南子》卷六《览冥》）

[19]【汇注】

张守节：言黄帝顺天地阴阳四时之纪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20]【汇校】

［日］泷川资言：《五帝德》《家语》“占”作“故”，李笠曰：“占”疑是“故”之烂文。（《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张守节：幽，阴；明，阳也。占，数也。言阴阳五行，黄帝占数而知之。此文见《大戴礼》。（《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张澍稡：澍按：《吕氏春秋》云：羲和作占日。占日者，占日之晷景长短也。《大荒南经》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注：盖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启筮》曰：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旸谷，故尧因此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时。《尸子》曰：造历象者，羲和子也。《广韵》羲和造历。（《世本集补注》卷一，见《世本八种》）

[21]【汇校】

裴骃：徐广曰：“一云‘幽明之数，合死生之说’。”（《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汇注】

张守节：说谓仪制也。民之生死。此谓作仪制礼则之说。（《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陈蒲清：死生之说，养生送死的仪制。《正义》：“说，谓仪制也。”传说黄帝造屋宇，制衣服，定礼仪，以便大众养育生者，葬送死者。（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22]【汇注】

司马贞：存亡犹安危也。《易》曰“危者安其位，亡者保其存”是也。难犹说也。凡事是非未尽，假以往来之词，则曰难。又上文有“死生之说”，故此云“存亡之难”，所以韩非著书有《说林》《说难》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难音乃惮反。存亡犹生死也。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王鏊：“幽明之占，生死之说，存亡之难”，即《易》所谓仰以观于天文是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李笠曰：《家语》云：以顺天地之纪，知幽明之故，达死生存亡之说。曰知曰达，亦即陈顺之意。“以死生存亡”和作一句者，避“说”字之复也。小司马云：“难”犹“说”。是矣。然韩子《说难》谓游说之不易，辨难之义，以彼无涉。愚按：“难”犹“变”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23]【汇注】

裴骃：王肃曰：“时，是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言顺四时之所宜而布种百谷草木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王圻：神农始种五谷，轩辕始种桑麻蔬果草木，汉张骞始移植大宛油麻、大蒜，大夏芫荽、苜蓿、葡萄、安石榴，西羌胡桃于中国；唐太宗始移植占城早稻、康国金桃、波稜菜；五代胡峤始移种回鹘西瓜。（《稗史汇编·花木门·移栽》）

王叔岷：案：《家语》作“播时百谷”，《集解》引《家语》王肃注：“时，是也。”（义本《尔雅·释诂》云：时，是也。）则所据正文亦必作“播时”，若作“时播”，则无缘训“时”为“是”矣。本篇下文“汝后稷播时百谷”（《书·尧典》同），《集解》引郑玄曰：“时读曰莳。”《广雅·释地》：“莳，种也。”此文“时”亦当训“种”，于义为长。（《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24]【汇注】

司马贞：为一句。蛾音牛绮反。一作“豸”。（豸）言淳化广被及之。（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一作豸豸”，张文虎《札记》卷一：“此下失音。”按：张说是。本书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陂池貏豸”《集解》：“豸音蟲豸也。”又“弄解豸”《索隐》“豸音丈妳反，又音丈介反”。）（《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蛾音鱼起反。又音豸，豸音直氏反。蚁，蚍蜉也。《尔雅》曰：“有足曰虫，无足曰豸。”（《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张家英：《说文》有“虫”“（kūn，虫类的总称）”“蟲（chóng，动物的通称）”三个部首。《虫部》：“蛾，罗也。从虫，我声。”五何切，读é。《部》：“，蚕匕（化）飞。从，我声。”亦读五何切。段玉裁于《虫部》注云：“‘蛾，罗’见《释虫》。许次于此，当是‘螘（蚁）’，一名‘蛾’。……‘蛾’是正字，‘蚁’是或体。许意此‘蛾’是‘螘（蚁）’，《部》之‘’是蚕蛾，二字有别。郭注《尔雅》‘蛾，罗’为蚕蛾，非许意也。《尔雅》‘螘’字本或作‘蛾’，盖古因二字双声通用；要之本是一物，非假借也。”总之，段玉裁以为，“蛾”与“”为二字二物，而“蛾”与“螘（蚁）”则为一字之二体，它们应同为一物。（《〈史记〉十二本纪疑诂·五帝本纪》）

又：《尔雅·释虫》有“蛾，罗”条，郭璞注以为“蚕蛾”。郝懿行疏云：“凡草木虫以蛹化为蛾甚众；然则‘蛾，罗’通名，凡蛱蝶之类皆是，郭以‘蚕蛾’为释恐非。《埤雅》引孙炎《正义》云：蛾即是雄，罗即是雌。今按：虫类虽有雌雄，但‘蛾，罗’迭韵，古人多取声近为名，亦犹《释草》之‘莪，罗’，非草有雌雄也。孙炎此义，理未通矣。”即是说，郝氏也是不赞成《尔雅》郭注的。（同上）

又：至《索隐》《正义》均以为“虫蛾”同于“虫豸”，则均是强调其为小动物。《正义》又引《尔雅·释鱼》“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此亦见《说文·蟲部》）之文以证之，亦是反映古人于“虫”既指昆虫，又指动物之观念。“淳化鸟兽虫蛾”句，其意实谓：大至鸟兽，小至虫蛾，黄帝之德均能广被及之。（同上）

[25]【汇校】

裴骃：徐广曰：“［波］一作‘沃’。”（《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吴汝纶：“水波”，《大戴》作“极畋”。某案：“水波”二字殆是讹文，而《索隐》《正义》皆依文解之，则传误已久。徐广注：一作“沃”，亦疑波是误也。《大戴》水波作“极畋”，说者以“畋”为“治”。（《点勘史记读本·五帝本纪》）

【汇注】

司马贞：旁，非一方。罗，广布也。今案：《大戴礼》作“历离”。离即罗也。言帝德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及至土石金玉。谓日月扬光，海水不波，山不藏珍，皆是帝德广被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旁罗犹遍布也。日月，阴阳时节也。星，二十八宿也。辰，日月所会也。水波，澜漪也。言天不异灾，土无别害，水少波浪，山出珍宝。（《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朱之蕃：焦竑曰：按：旁罗乃测天度之器，如今之日晷地罗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高承：《帝王世纪》曰：黄帝授命，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刘昭补《汉志》，亦曰黄帝定星次，即今《尔雅》所记十二次与二十八舍之度，皆是黄帝创之也。（《事物纪原》卷一《星次》）

王圻：《史记》黄帝顺天地之纪“旁罗日月星辰”，《文选·陆佐公新刻漏铭》“俯察旁罗，登台升库”。《尚书·考灵耀》曰：冬至日月在牵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项，加三旁蠡，顺余之。郑玄注曰：尽行十二项，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项也。蠡犹罗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顺数也。明中在日后，故言却也。据此，则旁罗乃测天度之器，如今之日晷地罗也。十二项者，十二时分为二十方也。此可补《史记·注》之遗。（《稗史汇编·时令门·历数·旁罗》）

［日］泷川资言：愚按：百谷草木、鸟兽虫蛾、日月星辰、土石金玉、心力耳目、水火材物，皆物。时播、淳化、旁罗、水波、劳动、节用，皆事。水波未详。或云“水”坏字，扁旁存者，“波”当从徐氏一本作“沃”，《大戴礼》作“极畋”，阮氏补注云：“畋”，治也，“极”言至于四边。亦不通。（《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施之勉：按：旁罗日月星辰，《家语》作“考日月星辰”。是“旁罗”有考测之意。《文选·陆佐公新漏刻铭》：“于是俯察旁罗，登台升库。”此二句皆相对为文。“旁罗”与“俯察”对，则其义当为广泛察考，非测天之器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五帝本纪第一》）

陈蒲清：“旁罗”句，指黄帝广泛地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和水流、土石、金玉的性能，使它们为人所利用。罗，观察、研究。或说指黄帝的德泽普遍地覆盖一切，使天不降灾，水不兴波，土地丰收，山出珍宝。罗，分布、排列。或认为“旁罗”是一种测天的仪器。（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26]【汇校】

张文虎：“劳勤”，中统、游本、《册府元龟》五十六引作“勤劳”。（《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帝本纪》）

[27]【汇校】

中华书局编辑部：有的文句究竟应该怎么样读，聚讼未决，我们只好根据旧注断句。有的文句本来有脱误，我们也只好勉强标点。例如《五帝本纪》“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在并列的许多名词上分别冠以“时播”“淳化”“旁罗”“劳勤”“节用”等动词，就前后文语气看，“水波”也该是个动词，应点作“水波土石金玉”，但“水波”究竟不是个动词，这样断句讲不通。这段文字采自《大戴记·五帝德》篇，今本《大戴记》“水波”作“极畋”，“极畋”是什么意思也难懂，只好勉强点作“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史记点校后记》二）

【汇注】

左丘明：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国语·鲁语上》）

张守节：节，时节也。水，陂障决洩也。火，山野禁放也。材，木也。物，事也。言黄帝教民，江湖陂泽山林原隰皆收采禁捕以时，用之有节，令得其利也。《大戴礼》云“宰我问于孔子曰：‘予闻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材物是一件泛称。愚按：“顺天地之纪”以下采《五帝德》。（《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

施之勉：按：《家语·五帝德篇》“材物”作“财物”。《元龟》五十八亦作“财物”。（《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五帝本纪第一》）

[28]【汇注】

吕不韦：凡帝王者将兴也，天必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事则土。（《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

刘安：黄者，土德之色。（《淮南子》卷三《天文》）

班固：《易》曰：“神农氏没，黄帝氏作。”火生土，故为土德。（《汉书·律历志》）

【汇评】

邹德溥：黄帝以土德著号，故太史公终发明之。自是以后，世代相承，而五行之德，迭相为用矣。（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29]【汇校】

王叔岷：案：《御览》七九引“号”下有“曰”字。八七三引《史记》云：“黄帝时有土瑞，故以土德。”疑是《史记》注文。（《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司马贞：炎帝火，黄帝土代之，即“黄龙地螾见”是也。螾，土精，大五六围，长十余丈。螾音引。（《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螾音以刃反。（《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罗泌：王承填而土行，故色尚黄，而天下号之黄帝。（《路史·后纪五·黄帝》）

又：轩辕氏作于空桑之北，绍物开智，见转风之蓬不已者，于是作制乘车，梠轮璞，较横木为轩，直木为辕，以尊太上，故号曰轩辕氏。权畸羡，审通塞，于是擅四方，伐山取铜，以为刀货，以衡域之轻重，而天下治矣。（《路史·前纪七》）

崔适：按：各本中云“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此非太史公言也。是时尚无五德之说，详《序证·五德节》。然则“黄”字之义何居？曰：《白虎通义·号篇》曰：“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事不易。黄帝始作制，得其中和，故称黄帝也。”《谥篇》曰：“黄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名‘黄’，自然也。后世虽圣亦得称帝，不得立制作之时，故不得称‘黄’也。”然则黄帝称“黄”，岂与苍、赤、白、黑为辈乎？土德之言，依《三统历》窜入也。今正。（《史记探源》卷二《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吕氏春秋·应通篇》：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史记·封禅书》云“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崔述曰：……《传》曰：黄帝氏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皞氏以龙纪，少皞氏以鸟纪。是帝王之兴，各因物以取义，不必于五行也。各因义以立名，无所谓终始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黄帝二十五子[1]，其得姓者十四人[2]。

[1]【汇注】

魏收：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魏书·帝纪·序纪》）

李延寿：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北史·魏纪》）

王瓘：黄帝有子，各封一国，总三十三氏出黄帝之后，子孙相承，凡一千二百五十年，自黄帝己酉岁至今大唐广明二年辛丑岁，计三千四百七十二年矣。（《广黄帝本行记》）

邵思：“张”，张氏出自轩辕第五子挥，始造弦弧以张网罗、取禽鸟，世掌其职，遂以为氏。《风俗通》云：张、王、李、赵皆黄帝之后也。（《姓解》卷二《张》）

邓名世：“任”，出自黄帝少子禹阳，受封于任，以国为姓。（《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十九《任》）

罗泌：黄帝……子二十五，别姓者十二，祈、酉、滕、葴、任、苟、釐、结、儇、依，及二纪也，余循姬姓。元妃西陵氏，曰儽祖，生昌意、玄嚣、龙苗。昌意就德，逊居若水，有子三人，长曰乾荒，次安，季悃。乾荒生帝颛顼，是为高阳氏。安处西土，后曰安息，汉来复者为安氏延李氏。悃迁北土，后为党项之辟，为拓跋氏。至郁律二子，长沙莫雄，次什翼犍，初王于代，七子。其七窟咄生魏帝道武，始都洛为元氏。十五世百六十有一年，周齐灭之。有党氏、奚氏、达奚氏、乞伏氏、纥骨氏、什氏、乾氏、乌氏、源氏、贺拔氏、拔拔氏、万俟氏、乙旃氏、秃发氏、周氏、长孙氏、车非氏、兀氏、郭氏、俟亥氏、车焜氏、普氏、李氏，八氏十姓，俱其出也。拓跋思敬镇夏，以讨巢功，赐李姓。有拓跋仁福者，为番部都指挥使，亦从其姓，将吏迎为州师。子彝超、彝兴，继有夏、银、绥、宥地。玄嚣姬姓，降居泜水，生帝喾，是为高辛氏。龙苗生吾融，为吾氏。吾融生卞明，封于卞，为卞氏。卞明弃其守降之。南裔生白犬，是为蛮人之祖。帝之南游，西陵氏殒于道，式祀于行，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路史·后纪五·疏仡纪·黄帝》）

又：次妃方纍氏，曰节，生休及清。休继黄帝者也，是为帝鸿氏。清次封。清为纪姓，是生少昊。（同上）

又：次妃彤鱼氏，生挥及夷彭。挥次十五子造弧矢，及司率罟，受封于张，为弓氏、张氏、李氏、灌氏、叱罗氏、东方氏。夷彭，纪姓，其子始封于采，是为左人，有采氏、左人氏、夷鼓氏。（同上）

又：次妃嫫母，貌恶德（克）〔充〕，帝纳之曰：“属女德而弗忘，与女正而弗襄，虽恶何伤！”是生苍林、禺阳。禺阳最少，受封于任，为任姓。谢、章、舒、洛、昌、锲、终、泉、卑、禺，皆任分也，后各以国令氏。禺号生禺京、傜梁、儋人。京居北海，号处南海，是为海司，有禺强氏、强氏。儋人，任姓，生牛黎。傜梁生番禺，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是主为车，建侯于薛。又十二世仲虺，为汤左相，始分任。祖已七世成迁为挚，有女归周，是诞文王。逮武为世，复薛侯，后灭于楚，为薛氏、蘖氏、且氏、祖氏、奚氏、嵇氏、仲氏、挚氏、执氏、畴氏、伾氏、丕氏、邳（氏）、（氏）、娝氏、李氏、徐氏。终古，夏太史乘乱归商，为佟氏、谢氏。谢之后又有射氏、大野氏。苍林，姬姓，生始均，是居北狄为始氏。结姓伯儵，封于南燕，后有吉氏、姞氏、孔氏。密须、阚、允、蔡、光敦、偪、燕、鲁、雍、断、密、虽，皆结分也。箴、济及滑，箴姓分也，后合以国令氏。有虞氏作，封帝之后，一十有九侯伯，其得资者为资氏、氏，得郮者为郮氏、辅氏，得虔者为虔氏，得寇者为寇氏、口引氏、刘氏。国于郦者为郦氏、俪氏，食其氏，侍其氏。国于翟者为翟氏、糴氏、狄氏，于詹者为詹氏。自詹移葛，则为葛氏、詹葛氏。髡氏依之分，狂犬任之种也。后武王克商，求封帝之裔于蓟，以复锲，又有蓟氏、桥氏、乔氏、陈氏、苍林氏、有熊氏、轩氏、轩辕氏、陈氏。洛之后又有落氏、雒氏。阚之后又有监氏。密须之后又有须氏。舒之后又有舒子氏、纪氏。（同上）

顾炎武：按：《魏》《周》诸书，惟云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辽史》言，耶律俨称遼为轩辕后。（《日知录·九州》原注）

齐召南：黄帝轩辕氏：帝子二十有五人，其得姓者十有四人，自帝以后，五帝三王，皆子孙也。（《历代帝王年表·帝王》）

编者按：赵光勇、许允贤在《〈史记·黄帝纪〉深意探索》一文中说：司马迁又参酌古今，考证出历代帝王皆黄帝之子孙。……至汉，司马迁没有写刘邦与黄帝在谱系上有何关联，但由《史记》所强调的世系，《汉书》的作者班固以及西汉宣帝时王褒等学者，都找到“汉承尧运”的根据，如从尧再往上推，仍然与黄帝的血统连在一起。不过，这条血缘纽带曾遭到后人的非议，如宋代欧阳修就说：“迁所作《本纪》，出于《大戴礼》《世本》诸书。今依其说，图而考之：尧、舜、夏、商、周，皆出黄帝。尧之崩也，下传其四世孙舜；舜之崩也，复上传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寿百岁。稷、契皆高辛氏子，乃同父异母之兄弟，而以世次而下之汤，与王季同世。汤下传十六世为纣王，季下传一世为文王，二世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孙，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孙而代之，岂不谬哉！”

诚然，若细加推敲，确有龃龉之处。考《国语·鲁语》称：“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禘、祖、郊、宗，都是祭祀的意思，有虞氏已把黄帝当作自己的远祖，而与颛顼、尧、舜一齐祭奠。春秋时齐威王《齐侯因錞》的铭文，也称他是“绍緟高祖黄帝”。这些资料虽是片段，不能说都是凭空虚构。由于书缺有间，很难全部落实。不过，司马迁的用意有利于大一统的基业，在历史上曾起着积极作用。《史记集说·总论》引林駉曰：“尝考迁史之《表》矣，《三代世表》，所以观百世本支。考黄帝之初，先列谱系，以祖宗为经，以子孙为纬，则五帝三王，皆出于黄帝，此帝王授受之正统可见也。……皆为当世而发。”“皆为当世而发”一语，可谓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司马迁的苦心与深意。

又：据古昔传说，黄帝后裔还远离中国到海外繁衍生息，建功立业。南宋罗泌曾在《路史·疏仡纪》中指出：“黄帝生昌意，昌意有子三人，长曰乾荒，次安，次悃。……安处西土，后为安息。”《史记·大宛列传》云：“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汉书·西域传》云：“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罽宾同。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有大马爵。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临妫水，商贾车船行旁国，书革旁行为书记。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靬眩人献于汉。天子大悦。安息东则大月氏。”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陕西·附考·撒马儿罕》云：“安息国，在罽宾东北，《汉·西域传》：安息治番兜城，临妫水，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武帝始遣使至其国。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后汉永元九年，班超遣椽甘英穷西海安息西界。范晔曰：‘自条枝转北而东，马行六十四日，至安息，是也。’”于右任在《黄帝功德纪》一书中认为“安息在今波斯阿剌伯土耳其，为回教发祥之地”。蔡泽华在《史记注译·大宛列传》中释之曰：“安息，古西域最大的国家，在今伊朗一带。”近是。据此，黄帝后裔已远离现在中华民族所共居之版图。

又：《光明日报》主办的《文摘报》于1992年6月28日转载欧阳明、王大有、宋宝忠等三人在1992年6月19日《华声报》上所发表的《轩辕黄帝族移民美洲易洛魁人是其裔胄》一文中，更具体地指出“今美国纽约州的易洛魁人是6000至5000年前移民美洲的中国轩辕的裔胄”，这有易洛魁人保存的鹿皮画《轩辕酋长礼天祈年图》和《蚩尤风后归墟扶桑值夜图》为证。

轩辕酋长礼天祈年图

蚩尤风后归墟扶桑值夜图

【汇评】

李景星：孔子删《书》，断自二典，详政治也；太史公记史，始于五帝，重种族也。盖五帝始于黄帝，为我国种族之所自出。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后世或居中国，或居夷狄。其正妃所出二人，玄嚣、昌意是也。帝颛顼，昌意之子也；帝喾，玄嚣之孙也。帝尧，帝喾之子，为玄嚣之曾孙，而帝舜出于帝颛顼，则又昌意之七世孙也。篇中考世系处，极分明，亦极错落。（《史记评议·五帝本纪》）

于右任：黄帝公孙轩辕氏，实吾中华民族之元祖。吾中华民族有此生息昌大之疆土，有此博大悠久之文化，有此四千余年震烁世界之历史，翳维黄帝，为国族之神。

于史，黄帝既战胜蚩尤，东至于海，西登昆仑，南及交趾，北出幽陵，而开拓中华民族已有之疆土。其子孙蔓延于各地也，如汉族故为其苗裔，而西藏族之羌，回族之安息，苗黎族之禺号，蒙古族之匈奴，东胡族之鲜卑。金人之祖且为黄帝之子清，满清则金人之后也，是皆近世治史者所能考信。是中华民族之全体，均皆黄帝之子孙也。

皇古荒昧，孰启鸿蒙？生活文物，孰为大备？黄帝不惟为ˊ中华民族之始祖，抑又为中国文化之创造者也。其发明制作，除人民衣食住行日常资用者外，尤要者如文字、算术、历数、医药、音乐等，皆万世之资，而一时已备。至于指南之针，辨方定位，迄今为世界交通所大赖。然此犹事功之彰著者言耳。更如至德要道，典籍恒垂，后世玄言，动皆称述。是此精神文教之施，亦万世万类矣。我中华民族有如此之伟大，中国文明有如此之超远，实黄帝拓殖创造之功也。（《黄帝功德纪·序言》）

编者按：赵光勇、许允贤在《〈史记·黄帝纪〉深意探索》一文中说：司马迁不仅把黄帝尊为历代帝王之祖，而且为民族的大融合提供理论根据。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但相互矛盾斗争又史不绝书……所以在儒家典籍中，常常对其他民族抱着警惕或憎恨的态度。……司马迁将黄帝从帝王身上又推尊为各民族的始祖，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防，成为一家亲，从而发展了大一统的学说。除了秦居西戎之地，为“帝颛顼之苗裔”外，楚、越居南蛮之地，而《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实质上秦、楚为一源。《越世家》云：“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东越列传》又云：“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这样，越和东越，仍是黄帝之后。谈到《西南夷列传》，转的弯比较多：“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后来庄蹻“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也与黄帝有血缘关系。最值得注意的是，《匈奴列传》也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也成了黄帝的后代。而在《五帝纪》中，已记载了尧曾采纳舜的意见，“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似乎早就开始了民族融合。自司马迁把我国不同地域的民族都视作黄帝的后裔载入史册，黄帝就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始祖，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至今仍为团结和统一的象征，深深地根植于千百万人的心中，其价值无论怎样评估都不会过分。

[2]【汇注】

左丘明：司空季子（韦昭注：晋大夫胥臣臼季，后为司空）曰：同姓为兄弟（韦昭注：贾侍中云：兄弟，婚姻之称也。昭谓同父而生，德姓同者，乃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韦昭注：得姓，以德居官，而初赐之姓，谓十四人。而内二人为姬，二人为己，故十二姓）。（《国语·晋语四》）

雷学淇：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二人。任，姓。谢、章、薛、舒、吕、祝、终、泉、毕、过、霍，国，真姓后。燕，姞姓。（《世本注》下《氏姓》，见《世本八种》）

又：密须氏，商时姞姓之国。（同上）

又：已姓，出自少皞。莒，嬴姓。自纪公以下为已姓。江、黄，皆嬴姓。徐、奄，皆嬴姓。淮夷，嬴姓。（同上）

又：钟离，嬴姓，与秦同祖。（同上）

应劭：万类之中，唯人为贵。《春秋左氏传》：“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公羊》讥卫灭邢，《论语》贬昭公娶于吴，讳同姓也。盖姓有九，或氏于号，或氏于谥，或氏于爵，或氏于国，或氏于字，或氏于居，或氏于事，或氏于职。以号，唐、虞、夏、殷也；以谥，戴、武、宣、穆也；以爵，王、公、侯、伯也；以国，曹、鲁、宋、卫也；以官，司马、司徒、司寇、司空、司城也；以字，伯、仲、叔、季也；以居，城、郭、园、池也；以事，巫、卜、陶、匠也；以职，三乌、五鹿、青牛、白马也。（《风俗通义·佚文》）

孔颖达：凡姓族异者，所以别异人也，犹万物皆各有名以相分别，天子赐姓、赐氏，诸侯但赐氏，不得赐姓，降于天子也。故隐八年《左传》云：“无骇卒，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诸侯先祖所生，赐之曰姓。杜预云：若舜生妫汭，赐姓曰妫，封舜之后于陈，以所封之土命为氏。舜后姓妫而氏曰陈。故郑駮《异义》云：“炎帝姓姜，大皞之所赐也；黄帝姓姬，炎帝之所赐也。故尧赐伯夷姓曰姜，赐禹姓曰姒，赐契姓曰子，赐稷姓曰姬，著在书传。”如郑此言，是天子赐姓也，诸侯赐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孙，公孙之子其亲已远，不得上连于公，故以王父字为氏。（引自《礼记要义》卷十六《大传》）

司马贞：旧解破四为三，言得姓十三人耳。今按：《国语》胥臣云“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是也。惟青阳与夷鼓同己姓”，又云“青阳与苍林为姬姓”，是则十四人为十二姓，其文甚明。惟姬姓再称青阳与苍林，盖《国语》文误，所以致令前儒共疑。其姬姓青阳当为玄嚣，是帝喾祖本与黄帝同姬姓。其《国语》上文青阳，即是少昊金天氏为己姓者耳。既理在不疑，无烦破四为三。（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无烦破四为三”，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此下有《正义》“僖音力其反姞其吉反嬛音在宣反”凡十四字。）（《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罗苹：古书大概可质，然不容无缪。《国语》言青阳与夷彭同为纪姓，是矣。而又云青阳与苍林为姬姓，则非也。夫姬姓乃玄嚣而非青阳。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十二人为十一姓，余十三人皆姬姓也。今乃云惟二人同于黄帝者，为姬姓。其得信邪？且昌意、玄嚣、苍林、挥，皆姬姓者，岂惟二人哉！（见《路史·后纪五·黄帝》注）

蒋廷锡：按：《国语》秦伯召公子重耳于楚，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公子欲辞。司空季子曰：同姓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明伦汇编·氏族典》卷一《氏族总部·上古》）

梁玉绳：按：《国语》胥臣言“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二人同姓己，二人同姓姬故也。而其叙己、姬二姓之子两举青阳，明是《国语》误文（以青阳为姬姓者非），史公仍而不改，故《索隐》述旧解云“破四为三，言得姓十三人耳”。但青阳、夷鼓二己姓（路史作“夷彭”，以“鼓”为非），加以酉、祁、滕、葴、任、荀（《路史》作“苟”，以“荀”为非）、僖、姞、儇、依十姓，才得十二，余皆与黄帝同姓姬，岂惟二人，则《路史·后纪》言“别姓者十二，余循姬姓”，良是。（《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程馀庆：黄帝为五帝、三王之祖，故序其子姓世系特详。（《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陈蒲清：姓，表明家族系统的称号。得姓，即由子孙繁衍而发展为独立氏族。《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国语·晋语四》：“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是也。”其中，有两人同姓姬，两人同姓己。姓以下的分支便是氏（族）。战国以后，姓与氏逐渐合一；汉以后通称为姓。（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汇评】

班固：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世别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为重人伦也。姓，生也，人所禀天气所以生者也。（《白虎通德论》卷八《姓名》）

周祈：天子赐姓命氏，诸侯命族姓者，所以系统百世，使不别氏者，所以别子孙所出。族者，氏之别名也。朱子、吕伯恭虽尝有辨，亦误认氏为姓，如黄帝公孙姓，此百世不别者也。少昊，黄帝子，己氏；颛顼，黄帝孙，姬氏，此别子孙所出也。又如鲁姬氏，黄帝后，亦公孙姓，无骇以字为展氏，因以为族。楚芈氏亦黄帝后，亦公孙姓，屈、景、昭为三族，又谓之三闾，此族者，氏之别名也。天子之后，别以氏，所谓胙之土而命之氏也。诸侯之后，别以族，所谓官有世功则有官族也。后世氏族通谓之姓，而曰姓某氏。《史记》：“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即司马迁亦不免误，况其后乎！（《名义考》卷五《姓氏族》）

朱之蕃：唐顺之曰：秦兴，灭学，而宗姓不立，及汉司马迁修《史记》，上述黄帝，下迄麟趾，采《世本》世系而作帝纪，采《周谱》《国语》而作世家，由是人乃知姓氏之所出云。（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蒋廷锡：按《路史》，氏定而系之姓，庶姓别于上，而戚殚于下，婚姻不可以通，所以崇伦类、远禽兽也。（《明伦汇编·氏族典》卷一《氏部总部·上古》）

崔述：余按：上古之时，人情朴略，容有未受姓者，故因锡土而遂赐之，所以《禹贡》有“锡土、姓”之文，非每人皆赐之以姓也，安有同父而异姓者哉！姓也者，生也；有姓者，所以辨其所由生也；苟同父而各姓其姓，则所由生者无可辨，有姓曷取焉？且十二姓之见于《传》者，姬、祈、己、任、姞，五姓而已，然皆相为昏姻。后稷取于姞，王季取于任，春秋时晋之栾与祈昏，鲁之孟与己昏，而姬、刘、祈、范乃世为昏姻，皆无讥者，果同祖也，可为昏乎？若同祖者易其姓而即可为昏，则吴之孟子何讥焉？《春秋传》云：“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又云：“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观其文，皆似古帝王之子孙世守其姓而不改者。惟虞后本姚姓，而陈乃妫姓，故晋史赵以为周之所赐，盖偶然之事。时或有他故焉；要之，妫犹姚耳，非姚与妫之遂可以相为昏也。自《国语》始有一人子孙分为数姓之说，而《大戴记》从而衍之，《史记》又从而采之，遂谓唐、虞、三代共出一祖，而帝王之族姓遂乱杂而失其真矣！然则是诬古圣而惑后儒者，皆《国语》为之滥觞也。且前既云“青阳与夷鼓为己姓”，后又云“青阳与仓林为姬姓”，是青阳一人而有两姓矣！（《崔东壁遗书·补上古考信录》卷上《黄帝氏·驳黄帝诸子别十二姓之说》）

吴汝纶：由世系纬络而下。（《点勘史记读本·五帝本纪》）

顾颉刚：《国语》所说的史事的信实的程度，和《三国演义》差不多，事件是真的，对于这件事情的描写很多是假的。……“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晋语》四）……“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晋语》四》）这一段和上引的一段是出于一人（司空季子）之口的，但这段比上面一段复杂得多——黄帝的子孙不止姬姓了，还有任、姞等十一姓。但是这段的文实在错误得可以。（一）既云“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然则当有三人同一姓，或四人同二姓的，何以但有两人是同姓的呢？这还不奇，乃至（二），前云“惟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后又云“惟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然则同姓的是己姓呢？还是姬姓呢？青阳这个人是同于夷鼓而姓己呢？还是同于苍林氏而姓姬呢？短短一段文，错得这样利害，可见讲“黄帝子孙”故事的人实在是胸无定见，逞口瞎说。（《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八《国语》）

黄帝居轩辕之丘[1]，而娶于西陵之女[2]，是为嫘祖[3]。嫘祖为黄帝正妃[4]，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5]：其一曰玄嚣[6]，是为青阳[7]，青阳降居江水[8]；其二曰昌意[9]，降居若水[10]。昌意娶蜀山氏女[11]，曰昌仆[12]，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13]。黄帝崩[14]，葬桥山[15]。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16]。

[1]【汇注】

裴骃：皇甫谧曰：“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山海经》曰‘在穷山之际，西射之南’。”张晏曰：“作轩冕之服，故谓之轩辕。”（《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程馀庆：在甘肃秦州清水县东（按：即今甘肃省清水县）。此所以名为轩辕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瞿方梅：方梅案：《水经·渭水》注：清水东南注渭，渭水又东南合泾谷水，又西北，轩辕谷水注之。水出南山轩辕溪。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皇甫谧云：生寿邱，在鲁东北门。孙氏星衍曰：姚说是。今清水东有轩辕邱。（《史记三家注补正·五帝本纪第一》）

王恢：“轩辕之丘，有熊之墟”，黄帝都邑，始见于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或言新郑县故有熊之墟，黄帝之所都也。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梁玉绳《史记志疑》以为“妄；盖兹丘缘黄帝得名耳”。钱穆先生《史记地名考》曰：“《水经·洧水注》：黄水出太山南。太山在新郑县西二十五里，一名自然山。自然，即有熊字讹。然则称黄帝，以其居黄水得名。又新郑西南四十里有大騩山，又名具茨山，《庄子》黄帝将见大騩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而七圣皆迷是也。”按：《世纪》为言古代都邑较早之书，虽多不经之言，然舍此亦无较详明之古籍可考，历来学者故多引称。观其不从《世本》言黄帝都涿鹿，在彭城，而曰“或言”新郑为有熊之墟，尚为审慎。“或”固传说之辞，惟郑位于中原，东面广大平原，西倚山岳地带，最便利渔猎、游牧、农业之发展。相传太昊氏、少昊氏都今淮阳及曲阜，颛顼都高阳，帝喾都亳，皆在河淮分水的一条脊上——也就是现在所称的“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之交流地区。（《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黄帝都邑》）

又：《世纪》谓“寿丘在鲁东门北”，又曰“黄帝自穷桑登位，后徙曲阜。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此“或”影响之谈，曲阜为至圣家乡，孔子“信而好古”，何未一言及之？此盖如郦玄《水经·渭水注》：“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扬雄《蜀王世纪》谓“禹生石纽”。此类为乡土增光，方志最乐为称道。（同上）

徐日辉：“黄帝居轩辕之丘”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自唐代以来，说法虽然不太统一，但比较集中于涿鹿和新郑二地。如《初学集》就称：“帝都不得涿鹿，或曰都有熊；涿鹿，今幽州界；有熊，今郑州界，新郑县。”但同时也有不少地志则专指新郑一地。如《括地志》就称：“郑州新州县，本有熊之墟也。”又《元和郡县图志》亦称：新郑县……本有熊之墟。又为祝融之墟，于周为郑武公之国都。有熊之墟，即黄帝所都之处。再有《舆地广记》记载：“新郑县，古有熊国，黄帝所都也，亦为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其后，《大明一统志》《河南通志》《开封府志》《新郑县志》《读史方舆纪要》等均指新郑为黄帝为所都之轩辕丘。（《史记札记·黄帝史迹多疑不清·轩辕之都》）

又：从实地考察看，在历史上的新郑，包括着今天的新密，所以才有了黄帝居轩辕丘在新密的说法。考察历史的变迁，过去讲黄帝轩辕丘在新郑是对的。而今新密市古城寨遗址的发现，学者们重新论证黄帝轩辕丘在新密也是正确的。……从司马迁《史记》及有关典籍的记载看，黄帝的活动范围的确是以中原为中心而展开的。黄帝轩辕丘的范围，从大处讲，在古代涵盖了新郑、新密及相邻地区；从中心点上讲，则是以新密的古城寨为代表。（同上）

[2]【汇校】

张文虎：“西陵”，《杂志》云“下脱‘氏’字”。按：中统、旧刻本并作“西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帝本纪》）

吴汝纶：“而娶于西陵氏之女”，“氏”字，王念孙校增。（《点勘史记读本·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陵”下“氏”字各本脱，依古钞本、枫山本、三条本及《御览》引《史记》补。《大戴礼·帝系篇》亦有。（《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赵生群：而娶于西陵之女，王念孙《杂志·史记第一》：“‘西陵’下脱‘氏’字。下文‘昌意娶蜀山氏女’‘帝喾娶陈锋氏女’，皆有‘氏’字。《太平御览·皇王部》《皇亲部》引此并作‘西陵氏’，《大戴礼记·帝系篇》亦作‘西陵氏’。”（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汇注】

张守节：西陵，国名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王恽：《蚕书》曰“蚕为龙精，月值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李林甫《月令·释》曰：先蚕，天驷也。先蚕之神，或以为苑窳妇人、寓氏公主，或以为黄帝，或以为西陵氏，或以为天驷，历论不一。而蚕与马同气，其性喜温恶湿。其浴火月，而再养则伤马，此固与马同出于天驷矣。然天驷可为蚕祖而非先蚕者也。蚕，妇人之事，《史记》黄帝娶西陵氏，始蚕。（《玉堂嘉话》卷六）

王圻：《仙传拾遗》曰：蜀蚕丛氏王蜀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十。每岁首出其一给民家。每给一蚕，所养蚕必繁息，即归于王。王巡境内，所止之处，民则成市。蜀人因其遗事，每年春置蚕市也。黄帝元妃西陵氏，始养蚕为丝，《礼记》享先蚕，即西陵氏也。（《稗史汇编·鳞介门·蚕市》）

又：按：黄帝元妃西陵氏，始劝蚕事，月大火而浴种，夫人副袆而躬桑，乃献茧称丝，织纴之功因之，广织以供郊庙之服，所谓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盖由此也。西陵氏曰儽祖，为黄帝元妃，《淮南土蚕经》云“西陵氏劝蚕稼，亲蚕始此”。《皇图要览》云：“伏羲化蚕，西陵氏养蚕。”《礼记·月令》：“季春，后妃斋戒，享先蚕而躬桑，以劝蚕事。”《周礼·天官·内宰》：“中春，诏后帅内外命妇，始祭蚕于北郊。”上古有蚕丛帝，无文可考。盖古者蚕祭皆无主名，至后周坛祭先蚕，以黄帝元妃西陵氏为始，是为先蚕，历代因之。尝谓天驷为蚕精，元妃西陵氏养蚕，实为要典。若夫汉祭完蓏妇人、寓氏公主，蜀有蚕女马头娘，又有谓三姑为蚕母者，此皆后世之溢典也。（《稗史汇编·伎术门·农家·蚕事之始》）

鄂尔泰：《蚕经》云：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盖黄帝制作衣裳因此始也。（《授时通考》卷七十二《蚕事》）

又：《蚕经》：蚕有六德，衣被天下生灵，仁也。食其食，死其死，以答主恩，义也。身不辞汤火之厄，忠也。必三眠三起而熟，信也。象物以成茧，色必黄素，智也。茧而蛹，蛹而蛾，蛾而卵，卵而蚕，蚕而复茧，神也。（同上）

张元际：黄帝元妃西陵氏，始为室，养蚕煮茧，绎丝制衮冕，定仪度，垂衣裳而天下治，是为衣冠之祖。（《兴平县乡土志》卷四《上桑蚕实效书》）

程馀庆：西陵，国名（按：在今山西省夏县东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王恢：西陵：丘陵，古避水患多居之，《孟子》所谓“丘民”也。河南西部即属丘陵地带。轩辕之丘在新郑，西陵当在其西。汉高入关，王陵降西陵。《路史·国名纪》说在江夏、安陆间，姑妄听之。（《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黄帝都邑》）

徐日辉：关于嫘祖家乡所在地的“西陵”具体是今天的什么地方，现在有着不同的认识。依据不同文献记载，目前全国有关嫘祖故里的说法达十一处之多，根据有关专家的统计，分别为：“湖北有三说：一说在宜昌，一说在黄岗，一说在浠水；四川有二说：一说在盐亭县，一说在叠溪县；河南有三说：一说在开封，一说在西平，一说在荥阳；其他有山西夏县说、山东费县说、浙江杭州说等。”一位嫘祖竟然有十一处故里，是件好事情，这说明嫘祖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其核心就是对嫘祖为人类文明所作贡献的认可……因此，在不少地方为嫘祖修建祠庙，并通过过桑蚕节和祭蚕神等形式来怀念她祭祀她。（《史记札记·黄帝史迹多疑不清·嫘祖正妃》）

[3]【汇校】

张守节：一作“傫”。（《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汇注】

古史官：黄帝有熊氏，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纍祖。（《世本·三皇世系》王谟辑本）

戴德：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大戴礼记》卷七《帝系》）

裴骃：徐广曰：“祖，一作‘俎’。嫘，力追反。”（《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一曰雷祖，音力堆反。（《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邓名世：“嫘”，《元和姓纂》曰：出自西陵氏嫘祖，为黄帝妃，后世以嫘为氏。（《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三《三钟》）

李元度：雷（嫘）祖从帝南游，死于衡山，遂葬之。今岣嵝有雷（嫘）祖峰，上有雷（嫘）祖之墓，谓之先蚕冢。其峰下曰西陵路，盖西陵氏始蚕，后人祀之为先蚕也。（《南岳志》引《湘衡稽古》）

梁玉绳：纍祖始见《晋语四》注引《帝系》、《山海·海内经》注引《世本》。黄帝正妃。产昌意。始见《史记·五帝纪》《帝系》《五帝德》，纍又作嫘，又作傫，又作累，祖又作俎。亦曰雷祖。西陵氏之女。昌意姬姓。居若水。（《汉书人表考》卷二《纍祖》，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程馀庆：始教民育蚕，治桑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后世祀为先蚕。（《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陈直：直按：《愙斋集古录》卷十六，二十五页，有甫人作妃媵。又《攟古录·金文一》之三、三十三页，有任作安壶。孙贻让《古籀余论》云：“字疑为嫘祖二字合文。”知传说之黄帝元妃嫘祖，事或有征。（《史记新证·五帝本纪》）

徐日辉：嫘祖之所以为嫘祖，是由于黄帝之正妃的缘故；又因嫘祖发明养蚕，所以嫘与系相关。“糹”甲骨文中写作“”“”，《说文》“糹，细丝也。象束丝之形”。赵诚先生则认为“用作人名”。《通鉴外纪》载嫘祖“为黄帝元妃，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史记札记·黄帝史迹多疑不清·嫘祖正妃》）

曲辰：《易·系辞》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孔颖达曰：“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又，《后汉书·礼仪志》记：“祀先蚕，礼以少牢”；《隋书·礼仪志》载：北周（557—581）尊嫘祖为“先蚕”；《通鉴外记》曰：“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之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路史·后纪五》引《蚕经》所载而言：“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故祀为先蚕。”（《轩辕黄帝史迹之谜·黄帝淳化的“虫蛾”指什么？》）

又：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的纺织品距今已有四五千年，而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纺织工具和饰有蚕纹、编织纹的牙雕小盅，则距今6000余年。到了夏商之际，养蚕和纺织丝绸，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不仅甲骨文中早有“桑”“蚕”“丝”“帛”等字，而且从桑、从蚕、从丝的字已多达105个。同时，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丝绢的印痕看，此时不光有平纹绢织物，还有菱形图案的精美织品。凡此种种，不仅证明黄帝时期确已养蚕，而且我国开始养蚕的时间可能比这更早。所以，嫘祖养蚕，极有可能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一次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倡导之类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历史记载已被证明是毋须怀疑的了。（同上）

[4]【汇注】

司马贞：按：黄帝立四妃，象后妃四星。皇甫谧云：“元妃西陵氏女，曰累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节，生青阳。次妃彤鱼氏女，生夷鼓，一名苍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按：《国语》夷鼓、苍林是二人。又案：《汉书古今人表》彤鱼氏生夷鼓，嫫母生苍林，不得如谧所说。太史公乃据《大戴礼》，以累祖生昌意及玄嚣，玄嚣即青阳也。皇甫谧以青阳为少昊，乃方雷氏所生，是其所见异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王圻：妃，配偶也。自太昊制嫁娶之礼以相配偶，然无以妃名其耦者。《帝王世纪》至黄帝乃始有元妃、次妃之例，此疑妃之初尔。（《稗史汇编·人物门·嫔妃类·妃》）

徐日辉：嫘祖之所以能成为黄帝的正妃，又与地缘关系十分密切。……郑杰祥先生认为：“西平西陵与黄帝族所居的河南新郑南北相距约120公里，两族居地相近，互通婚姻是最为符合情理的。”……这是因为“西平之西陵与黄帝所居之轩辕丘、青阳所居之江水距离较近，适合于远古氏族部落之间的交往。……由此可知，从地理形势来看，以西陵亭为中心，轩辕丘在其北，江水在其南，均相距不远。若水又从附近流过，则彼此相距更近。不仅便于轩辕氏与西陵氏两大氏族部落通婚，其支族——青阳与昌意分居于南北两侧，也便于这些具有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之间交往”。所以，在新密、新郑两市境内现存有“嫘祖庙”等遗迹就是最好的证明。（《史记札记·黄帝史迹多疑不清·嫘祖正妃》）

[5]【汇注】

佚名：元妃嫘祖生二子，玄嚣、昌意，并不居帝位。……少昊，黄帝之小子也，帝妃女节所生，号金天氏，后即帝位。（《轩辕黄帝传》）

又：少昊有子七人，颛顼时，以其一子有德业，赐姓曼氏，余不闻。（同上）

又：帝之子少昊，名挚，字青阳，号金天氏，居位八十一年，都曲阜，子孙相承共四百年。（原注：《帝王世纪》云八十四年。刘恕《外纪》无少昊。曲阜，今兖州）。（同上）

[6]【汇注】

宋衷：玄嚣青阳，是为少昊，继黄帝立者。（《世本注》上，见《世本八种》）

司马贞：“黄帝生玄嚣”，案：宋衷曰：“《太史公书》玄嚣、青阳是为少昊，继黄帝立者。盖少昊金德王，非五运之次，故叙五帝不数之耳。（《史记索隐·三代世表》）

郑樵：帝少昊青阳氏，即玄嚣也。亦谓之挚，或言名挚，以金德王天下，亦谓之金天氏。邑于穷桑。帝初为己姓之祖，后改为嬴，作都于曲阜，乐曰《九渊》，用度量，制乐器，有凤鸟之瑞，故以鸟纪官，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无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九扈，为九农正官；修其方为天下理。帝有四子：重、该、修、熙。重为木正，曰句芒；该为金正，曰蓐收；修、熙相代为水正，曰元冥；又有金天氏之裔子，曰昧，为玄冥师。有共工氏之子曰为土正，曰句龙；有高阳氏之孙黎，为高辛氏之火正，曰祝融：是为五官。皆在高阳、高辛之世。少昊在位八十四年，年百岁（原注：或云在位百年。《命历序》曰：少昊传八世，五百年；或云十世，四百年）。葬云阳。（《通志》卷二《帝少昊》）

马骕：《帝王世纪》：少昊帝是为玄嚣，降居江水，有圣德。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原注：《公羊疏》云：依《八代记》，少昊十二而冠）。（《绎史》卷六《少皞纪》）

又：《帝王世纪》：在位百年而崩。（原注：《外纪》：在位八十四年，寿百岁。《纪年》或曰名清，不居帝位，帅鸟师居西方，以鸟纪官。《春秋命历序》：少昊传八世。《山海经》：少昊生倍伐，倍伐处缗渊。少昊生般，般是始为弓矢。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是威性，少昊之子，食黍。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充其琴瑟。（同上）

高冲霄：少昊金天氏，己姓，名挚，即元嚣，生于华渚，邑于穷桑，故号穷桑氏。国于青阳，因号青阳氏。以金德王，遂号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自穷桑徙都曲阜。以鸟纪官，在位八十四年，寿百岁。葬云阳山。高阳氏践位。金天御世，凤鸟来临，山川通气，用谐人神。（《帝王世纪纂要》卷一《少昊金天氏》）

【汇评】

郑樵：臣谨按：昊亦作皞，以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或言明象日月，故曰少昊。然昊者，天之昭著也。太昊、少昊，皆明于天事者。诸家记载，并存少昊。惟司马迁失纪。谓黄帝崩，高阳立。且有君如少昊，讵可不书？况与高阳、高辛、尧、舜之帝，是为五。（《通志》卷二《帝少昊》）

马骕：《史记》本纪曰：黄帝之子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不得在位。是不然。青阳与玄嚣皆黄帝之子，非一人也。青阳即少昊氏也。少昊之居西方，盖在蚩尤既灭之时，其登帝位也，乃在黄帝升遐之后。何以明之？《周书》曰：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乃命少昊请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质即少昊之名挚是也。挚有盛德，嗣位为帝，都于曲阜，曲阜非西方也，明矣。《纪年》曰：少昊不居帝位，帅鸟师，居西方，以鸟纪官。是又不然，命官，天子之事也。方少昊之宅西，所任者侯伯之职，所司者一方之治。及其立为帝也，凤鸟适至，始因之以纪官，使少昊而终于西方，将已亦在云师、云名之列，又何由鸠、雉、扈、农，设官备物哉！《周书》所称，亦未可据矣！《古史考》曰：宗师太昊之道，故曰少昊。是又不然，少昊，其初立国之名也。犹尧之为唐，舜之为虞，三代之为夏、商、周，皆先有其号。及有天下，因而不改，岂其黄帝之子，作述一堂，乃近舍轩后之法，远修戏皇之道哉？问者曰：少昊之为帝，信矣，然则《五帝德》何以不载？曰：帝德因宰我之问而及之也。少昊缵绪承家，德协黄帝，是以宰我未问，孔子亦不言，非谓其不帝也。然则《系辞》何以不序？曰：《易》序伏羲氏以来制作之君，少昊、颛顼、帝喾，皆无所制作，故统言黄帝、尧、舜，略不备举，非谓其皆不帝也。《纪年》史见玄嚣之降处江水也，则以为青阳不帝；《纪年》见少昊之以鸟名官也，则以为帅鸟师居西方。《世纪》见少昊为金行之帝也，则以为玄嚣自江水登帝位，是皆恍忽，不得其实。故备论焉，以为五帝之首。（《绎史》卷六《少皞纪》）

罗苹：《大戴礼》嫘祖生昌意，方雷生青阳。而《史记》玄嚣亦雷祖所生。然《史》以玄嚣为青阳，则非也。青阳，少昊之父也，故《帝德考》云“青阳之子曰挚”，而曹植赞少昊云“青阳之裔”，则少昊为青阳之子，信矣。盖少昊亦号青阳，《帝王年代纪》以少昊为帝青阳，故世误以为一人。（见《路史·后纪七·小昊》注）

杭世骏：是为青阳。太史公乃据《大戴礼》以嫘祖生昌意及元嚣。臣世骏按戴德《礼》有孝昭冠辞。则其后于太史公明矣。《集解》竟以为太史公乃据《大戴礼》，疑有误。（《史记考证·五帝本纪》，见《杭世骏集》）

雷学淇：《左传》昭公元年《疏》，引云：“金天氏，帝少昊。”又十七年疏引云：“青阳即少昊，黄帝之子，代黄帝而有天下，号曰金天氏。”此皆约举传注文也。……考《国语》有两青阳，皆黄帝子。一为姬姓，帝妃西陵氏之女雷祖所生，即玄嚣也。史谓其降居江水，不得在帝位，其后裔是为高辛。一为己姓，方雷氏之甥，《逸书》谓其名曰质，因继蚩尤而宇于少昊，故又曰小昊。清其裔孙，是为少昊帝挚。故《三统历》引《考德》云：少昊曰清，清者，黄帝之子清阳也。是其子孙名挚。又曹子建《帝少昊赞》曰：“礼自轩辕，青阳之裔。”然则少昊帝挚，实为青阳之裔，非即质矣。自汉以后，言古系者，多误合两青阳为一，又误谓少昊挚即少昊清，此由《世本》在汉初，文多残落，《帝系篇》脱去少昊之世。故史迁采之作《帝纪》，不及少昊，而后之言少昊者，亦每多纰缪了。宋［衷］注云云，实同此误。（《世本注》上，见《世本八种》）

崔适：《汉书·律历志》曰：《春秋传》言，“郯子据少昊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氏没，黄帝氏作。火生土，故为土德”。《帝德考》曰“少昊曰清，清者，黄帝之子清阳也”，“土生金，故为金德”。《春秋外传》曰“少昊之衰，九黎乱德，颛顼受之”。《王莽传》曰“予惟黄帝、帝少昊、帝颛顼”云云，乃言少昊即帝位于黄帝、颛顼之间，且以少昊为清阳，并与此纪言“颛顼继黄帝，玄嚣为青阳，不得在位”意异。又见于《王莽传》，明是刘歆所作，为莽以土德应受汉禅之张本，而少昊实无其人也。贾逵曰：“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然则少昊之名出自图谶，图谶出自哀章，哀章仍受意于刘歆者也。少昊子虚，则少昊之子重、该、修、煕、冥也，穷奇也，亦皆乌有先生而已。（《史记探源》卷二《五帝本纪》）

[7]【汇注】

班固：少昊帝，《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黄帝之子清阳也，是其子孙名挚立。土生金，故为金德，天下号曰金天氏。周其乐，故《易》不载，序于行。（《汉书·律历志下》）

宋衷：少昊，黄帝之子，名契，字青阳，黄帝殁，契立，王以金德，号曰金天氏。同度量，调律吕，封泰山，作《九泉之乐》，以鸟纪官。孙氏注云：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皞、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世本注》上，见《世本八种》）

高诱：少昊之神治西方也，庚辛，金也。盛德在金，金王，西方也。（《淮南子注》卷五《时则训》）

又：少昊，黄帝之子青阳也，名挚。以金德王天下，号为金天氏。死为西方金德之帝也。（同上）

谯周：穷桑氏，嬴姓也。以金德王，故号金天氏。或曰：宗师太皞之道，故曰少皞。（《古史考》）

司马贞：玄嚣，帝喾之祖。案：皇甫谧及宋衷皆云玄嚣青阳即少昊也。今此纪下云“玄嚣不得在帝位”，则太史公意青阳非少昊明矣。而此又云“玄嚣是为青阳”，当是误也。谓二人皆黄帝子，并列其名，所以前史因误以玄嚣青阳为一人耳。宋衷又云：“玄嚣青阳是为少昊，继黄帝立者，而史不叙，盖少昊金德王，非五运之次，故叙五帝不数之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孔颖达：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则穷桑氏。传八世，五百岁。（《礼记正义·祭法》引《春秋命历·序》

又：《正义》曰：金天，国号；少皞，身号。谯周云：金天氏能修大皞之法，故曰少皞也。其次黄帝。（《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八年）

刘恕：少皞青阳，居江水，邑于穷桑，天下号曰穷桑帝，一曰帝宣。元年丁卯，或云己巳乙丑，以金德王，号金天氏，能修太皞之法，故曰少皞。或云金天国号，少皞身号。以鸟纪官，都曲阜，别为巳姓之祖。昌意子，颛顼十年，而佐少皞，十二而冠，少皞在位八十四年崩，年一百岁，或云在位百年，葬云阳。《命历序》曰：少皞传八世，五百年；或云十世，四百年。（《资治通鉴外纪》卷一《黄帝》）

王应麟：《世纪》少昊氏自穷桑登位（《外纪》：少皞青阳居江水，邑于穷桑）。《春秋传》曰：遂济穷桑，在鲁北（自注：贾逵曰：处穷桑，以登为帝，故天下号之曰穷桑。盖未为帝，居鲁北；既而为帝，乃居鲁）。登帝位后，徙曲阜，于周为鲁，周以封伯禽。《春秋传》曰：命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历代都邑考·少昊都》）

苏辙：黄帝崩，葬于桥山，子青阳立，是为帝少昊。至虞夏之世，皆禘黄帝。（《古史》卷一《三皇本纪》）

胡宏：青阳挚之生，嫘祖感大星如虹，下临华渚之祥。黄帝之时，降居江水。为巳姓，以金德王，故号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象日月之明，故曰少昊氏。都于曲阜。青阳初立，凤鸟适至，因作《凤凰之书》，以鸟纪官。……立春夏秋冬行宵桑老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少昊氏有四叔焉，曰重、曰该、曰修、曰熙，重明木之性为勾芒，该明金之性为蓐收，修及熙明水之性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青阳在位八十四年，乐作《九渊之歌》。帝既殁，少昊氏衰，九黎乱德，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怪，家为巫史，民匮于祀，灾祸荐至。（《皇王大纪》卷二《青阳少昊氏》）

邓名世：“青阳”，《风俗通》曰：青阳，黄帝子。《国语》曰：青阳为己姓，黄帝娶方雷氏女，生青阳，少冥氏也。后世以为氏。汉有东海太守青阳愔，又有东海中尉青阳精……唐贞观所定郑州荥阳四姓，一曰青阳。（《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十七《青阳》）

罗泌：玄嚣、青阳、少昊，三人也。说者以玄嚣为青阳，或以青阳为少昊，或合三者以为一，剧为浅陋。按：《春秋纬》黄帝传十世，虽未足信，然《竹书纪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世，以今考《纪》，亦一十有二世。……帝世年世，正自多有内简，黄帝后有帝鸿、有帝魁、有青阳、有金天，而后乃至高阳、金天、少昊，俱为青阳之子，考之书则无疑，质之世则不诡。青阳、玄嚣自二人，固也。（《路史·发挥卷三·辨玄嚣青阳少昊》）

又：司马公作《史记》，不纪少昊，略，不识其所出，而言玄嚣不得居帝位。夫少昊之矩度，显在人目，三代以来，皆所尊用。祀于五帝之位，正于《月令》之次，德之在人，如是之著，而玄嚣不得居帝位，则玄嚣非少昊明矣。（同上）

又：《史记》云“黄帝生玄嚣，是为青阳，降居江水”，此太史公之误也。黄帝之子二十五宗，赐姓十二，惟纪有二，余十有三皆姬姓也。青阳与夷彭同为纪姓，玄嚣与苍林同为姬姓。少昊生于青阳，循其纪姓，帝喾出于玄嚣，循其姬姓，《世本》纪姓出于少昊，而帝喾之子帝尧，犹袭姬姓，氏姓之来各有派别，则玄嚣、青阳又不得为一，明矣。（同上）

又：夫玄嚣降居江水，青阳安得降居江水之事？盖太史公统记二人，皆出黄帝而并列之，后世因传习而误之，其初宜曰生玄嚣、青阳，玄嚣降居江水尔。魏曹子建之赞少昊也，亦称祖自轩辕，青阳之裔。则少昊为黄帝之孙，而青阳之后矣。惟《帝德考》云：“黄帝之子少昊，曰清。”又曰：“清者，青阳也。其子曰挚。”兹太史公之所取，所以致学士之疑者。盖少昊二字，传之者之赘之也。是以张衡条迁固之违误，谓《帝系说》黄帝产青阳、昌意，与《周书》之说异，而郭璞亦云少昊金天氏，帝挚之子也。然以挚为青阳之名，则又误矣。记注紊乱如此，学士何从而要质之，予故详焉。（同上）

又：小昊青阳氏，纪姓，名质，是为挈。其父曰清，黄帝之第五子。方傫氏之生也，胙土于清，是为青阳。……既生，其渚为陵。秀外，龙庭月县，通（），袭青阳以处云阳，故谡号以青阳，亦曰云阳氏。以金宝历，色尚白，故又曰金天氏。惟能任道，不事心，不动力，远宪大昊，而乘西行，是称少昊。……在位八十有四载，落年百有一，葬于云阳。（《路史·后纪七·小昊》）

罗苹：《大戴礼》黄帝之子少昊曰清，又云：青，地也；一曰青阳属。……然云阳本曰青阳，昔荆献青阳以西于秦者，今长沙。盖帝之始封，亦由清音，二地一名。少昊父子同以为号，或少昊袭先封之名以来，云阳犹商亳、楚郢重名者。今其后裔犹曰青阳。可见知少昊非黄帝子者，母异也。（见《路史·后纪七·小昊》注）

金履祥：或云黄帝之子清，是为青阳氏。娶于类氏之女曰皇娥，生挚于河之湄。（《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首《少昊金天氏》）

王圻：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处璇宫而夜织，或乘桴木昼游，经历穷桑纶茫之浦，时有神童，容貌绝俗，称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于水际，与皇娥燕戏，奏娟之乐，游漾忘归。……生少昊，号曰穷桑氏，亦曰桑丘氏。六国时桑丘子著阴阳书，即其余裔也。少昊以主西方，一号金天氏，亦曰金穷氏，时有五凤随方之色集于帝庭，因曰凤鸟氏。金鸣于山，银涌于地，或如龟蛇之类，或似人鬼之形，有水曲屈亦如翔凤之状，有山盘纡亦如屈龙之势，故有龙山、龟山、凤水之目，亦因以为姓。末代为龙丘氏。（《稗史汇编·人物门·帝王上·少昊》）

马骕：《帝王世纪》：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即图谶所谓白帝朱宣者也。故称少昊，号金天氏。（《绎史》卷六《少皞纪》注）

齐召南：少皞金天氏，黄帝子，初居江水，邑于穷桑，己姓，以金德王，都曲阜。凤鸟至，以鸟纪官，乐曰《大渊》。在位八十四年崩（陵在曲阜县东北二里）。（《历代帝王年表·帝王》）

梁玉绳：少昊帝金天氏（张晏曰：以金德王，故号曰金天）。少昊始见《礼·祭法·注》引《月令》《逸周书·尝麦解》，金天氏始见《左昭元年》。少昊身号，金天代号，五帝之最先。少又作小，昊又作皞，又作晧、颢，又作曎，亦曰少皞氏，名挚，亦曰白帝，亦曰西皇，亦曰白精之君，亦曰西方之帝，亦曰金德之帝，亦曰帝宣，亦曰穷桑氏，亦曰桑丘氏，亦曰金穷氏，亦曰云阳氏，亦曰金宝氏，己姓，黄帝子青阳之子孙。皇娥，遇太白之精而生，代黄帝氏。在位八十四年，年百岁，都鲁曲阜，葬云阳，传八世，五百岁。（《汉书人表考》卷一《少昊帝金天氏》，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又：方雷氏：方雷氏始见《晋语四》，玄嚣、青阳始见《大戴礼·五帝德》《帝系》《晋语》《史·五帝纪》，雷又作纍，又作傫，名女节，嚣又作枵；青阳又作清阳，亦曰清，亦曰少昊，己姓。居泜水。案：方雷，国名，故《晋语》云：青阳，方雷氏之甥也。《索隐》引皇甫谧，谓方雷氏女是黄帝次妃，韦昭以方雷为嫘祖之姓，以甥为姊妹之子，盖因雷、嫘声同而误。玄嚣乃嫘祖所生，姬姓。与青阳实二人。（《汉书人表考》卷二《方雷氏》，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刘於义：少昊青阳氏，以处云阳，亦曰云阳氏，以金宝历，色尚白，又曰金天氏。处于甘泉。兴郊禅，崇五祀，正都邑，肇车牛，作布货以制国用。立史官，尊耆老，修其方而天下治。（［雍正］《陕西通志》卷四十八《帝系一·少昊氏》）

张澍稡：青阳即少昊，黄帝之子，代黄帝而有天下，号曰金天氏。宋仲子曰：青阳即是少皞，黄帝之子，代黄帝而有天下，号曰金天氏，少皞身号，金天氏代号也。澍按：《左·昭元年·疏》引云：帝少皞金天氏。《左·疏》又引《世本》云：颛顼，黄帝之臣，有讹。颛顼绍少昊金天之政，乘辰而王，故亦曰金天氏。（《世本集补注》卷四《帝系篇》，见《世本八种》）

又：少昊，黄帝之子，名契，字青阳。黄帝殁，契立，王以金德，号曰金天氏。同度量，调律吕，封泰山，作《九泉之乐》，以鸟纪官。宋注云：少昊名挚。澍按《周书·尝麦篇》云：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张衡集》引此书，以为清即青阳也。然考皇甫谧亦以青阳即少昊，《史记》谓青阳即玄嚣，降居江水，不在帝位，与宋仲子注大舛。（同上）

刘文淇：《帝王世纪》：少昊是为玄嚣，降居江水，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是少昊非不立为帝，降居江水之后，乃登帝位矣。史公谓不得在帝位者，拘于五运之次耳。《律历志》，少昊帝《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黄帝之子清阳也。是其子孙名挚，立土生金，故为金德。天下号曰金天氏。师古曰：《考德》者，考五帝德之书也。服以少昊为金天氏，盖取班说。昭十七年《传》：“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则少昊名挚，班氏谓子孙名挚，与彼传异。（《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公十八年“少昊氏有不才子”）

李慈铭：《晋语》，黄帝之子二十五人……惟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同德之难也如是云云。……慈铭按：《逸周书·尝麦解》云，乃命少昊清，《汉书·律历志》引《帝考德》云，少昊曰清，清者，黄帝之子清阳也，是少昊金天氏名清，嗣黄帝为帝者，乃方雷氏之甥己姓，亦曰清阳，即此上文所谓惟清阳与夷鼓皆为己姓者也。其字本作清阳，不作青阳也。下文云惟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者，青阳即玄嚣，苍林即昌意。《史记》云玄嚣是为青阳，《汉书·律历志》引《春秋外传》曰，帝颛顼苍林昌意之子也，二人皆黄帝正妃嫘祖所生，故皆为姬姓。（《越缦堂读书记》三《历史·国语》）

王恢：《史地考》（二）：“《水经注》有青陂水入淮，在息县北，或青阳之名本此？”（《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江水》）

【汇评】

崔述：《汉书·律历志》云：“少皞号曰金天氏。”余按：金天氏之名见于《春秋传》，但云“裔子为元冥师”而已，未言为少皞也。刘歆盖以《月令》秋帝少皞秋于行为金，故谓金天氏为少皞耳。不知五德之说本邹衍之妄谈；且颛顼不取号于水，宁少皞必取号于金乎！少皞之子虽尝为元冥，然烈山氏之子柱为稷，周弃亦谓稷，颛顼氏之子黎为火正，高辛氏之子阏伯亦为火正，则元冥一官亦不必少皞氏之子孙而后可为也。……皞，或作昊，今从《左传》作皞。（《崔东壁遗书·补上古考信录》卷下《少皞氏、金天氏非少皞》）

又：自《史记》始以青阳为玄嚣，而《汉书·律历志》遂并以青阳为少皞，而其子孙名挚。由是皇甫谧以来诸编古史者皆以少皞为黄帝之子矣。余按：《大戴》《史记》之文本难征信，然《大戴》云“青阳降居泜水”，是明谓青阳不为天子矣。《史记》云“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是亦谓玄嚣不为天子矣。青阳、玄嚣皆不为天子，恶得以为少皞氏也哉！且以挚为少皞子孙之名，则当凤鸟未至之前，将以何者名其官乎？盖此皆缘刘歆误以《春秋传》郯子之言为逆数，而炎帝、共工、太皞皆在黄帝前，至少皞则不可复谓其在太皞前，而《大戴》《史记》又皆无少皞之代，故妄意其即青阳耳。不知四代实皆在黄帝后，《史记》自沿《大戴》之文以颛顼直继黄帝而遗之，不必曲为说以附会之也。（《崔东壁遗书·补上古考信录》卷下《少皞氏·〈大戴记〉之青阳、玄嚣俱非少昊》）

又：然《史记》以玄嚣为青阳，亦非《大戴》本文之意。盖其前文云“黄帝产玄嚣，产昌意”者，乃因叙高阳、高辛之世系而溯及其祖父，非谓黄帝止有此二子也。后文云“黄帝取于西陵氏之子，产青阳及昌意”者，乃因二人同母，故因昌意而并及之，非必此二人即前二人也。司马氏见其前有玄嚣而无青阳，后有青阳而无玄嚣，遂妄意为一人，误矣！（同上）

[8]【汇校】

陆伯焜：“青阳降居江水”，《大戴礼·帝系篇》作“降居泜水”。（《史记考证·五帝本纪》）

赵生群：“降居江水”，张文虎《札记》卷一：“下当有‘若水’二字。”（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安阳故城在豫州新息县西南八十里。应劭云古江国也。《地理志》亦云安阳古江国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罗泌：“江水”，玄嚣国，若之下流泜水也，今蜀州。（《路史·国名纪卷甲·黄帝后姬姓国·江水》）

金履祥：“降居江水”，《索隐》曰：“降，下也。言帝子为诸侯，降居江水。而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首《少昊金天氏·音释》）

李慈铭：《大戴礼·帝系》云：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山海经》注引《世本》云，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纍祖，生青阳及昌意。《史记·五帝纪》云，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所说皆同。盖《史记》即本之《世本》，《世本》本有《帝系》篇，与《大戴》同。《大戴》此篇与《五帝德》相连，皆为孔子所论定。左氏受经于孔子，故《国语》所记，足以互证。盖青阳、苍林皆正妃之子，当继黄帝有天下，而以少昊有凤鸟之瑞，遂避居泜、若之水。曰“降居”者，明其为退让而避居也。少昊承绪而立，无所制作，及传子挚而衰，九黎乱德。（《左传》曰，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盖少昊及挚为两世，皆号金天氏。故《汉志》引《帝考德》曰：清者黄帝之子清阳也，是其子［孙］名挚。盖衍一“孙”字。）故孔子传《易·系辞》及言五帝德皆不数之，非谓其不帝也，太史公误会其意。又当《左传》未行，偶不及见，遂于《五帝纪》中削去少昊一代，后人又以清阳与青阳相混，误以降居江水者谓即少昊。或云帅鸟师居西方（沈约说），或云自江水登帝位（皇甫谧说），而说《国语》者遂纷纷矣。（《越缦堂读书记》三《历史·国语》）

王恢：江水，《正义》：“《括地志》云：安阳故城（正阳西南）在新息县西南八十里。应劭曰：古江国也。”《史地考》：“《水经注》有青陂水入淮，在息县北，或青阳之名本此？”又《大戴礼·帝系篇》作“青阳降居泜水”，泜即水，今名沙河，在今鲁山、叶县、舞阳境，其下流入汝，或汝水亦得江称也。《殷纪》引《汤诰》曰：“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则东方亦有名江水者。《索隐》“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大谬。（《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江水》）

陈蒲清：玄嚣，黄帝长子，号青阳。有的史书认为青阳（少昊）与玄嚣是两个人，都是黄帝的儿子。江水，指江国。在今河南安阳。（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9]【汇注】

王瓘：黄帝之子昌意，昌意之弟少昊，帝妃女节所生也。……少昊名挚，字青阳，即帝位，号金天氏。黄帝之子也。（《广黄帝本行记》）

张澍：《大戴礼·帝系篇》，黄帝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按：《大戴礼》盖以玄嚣为青阳，而《史记》沿其误。据《国语》，玄嚣、青阳实是二水。泜水，湔水也，一云若水之下流。《史记》作“降居江水”，或谓即阳安故城之古江国，非也。《荣县青阳门纪》云：荣门有青阳洞，以少昊国在其北门，今正临之，故名。按史，黄帝子玄嚣封于青阳国，为少昊金天氏。少昊降居江水，国于青阳，以金德王，位在西方。汲冢《古文》云：或曰少皞名清，不居帝位，帅鸟师居西方，以鸟纪官。盖本《周书》之说。《集览》云：江水在蜀青阳，出宋朝《类苑》。今人以庐州之青阳为少昊国，误矣。（《蜀典》卷三《青阳降居泜水》）

[10]【汇注】

司马贞：降，下也。言帝子为诸侯，降居江水（若水）。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水经》曰“水出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南过邛都，又东北至朱提县为卢江水”，是蜀有此二水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罗泌：“若水”：昌意国，今越巂之台登。《盟会图疏》以为鄀。故《世本》云“允姓国。昌意降居为侯”，非也。（《路史·国名纪卷甲·黄帝后姬姓国·若水》）

罗苹：若，即江之下流，皆在蜀。《水经》云：水出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即昌意之封。又南过越巂、邛都至朱提西泸江水，则玄嚣封处。又《九州要记》云：巂之台登有双诺川，鹦鹉山黑水之间，若水出其下，即黄帝子昌意降居于此。杜预以谓昌意所封在鄀，鄀乃襄州乐乡矣。（见《路史·后纪八·高阳》注）

梁玉绳：“嫘祖为黄帝正妃……降居若水。”按：《路史》言嫘祖生昌意、玄嚣，则昌意乃玄嚣之兄，未知孰是。至青阳固别一子，《国语》谓帝妃方雷氏所生（原注：《大戴礼·帝系》谓嫘祖所生，吴韦昭《国语》注以方雷即嫘祖之姓，恐非），则玄嚣、青阳实是二人，史公合而一之，亦犹《汉·志》并昌意、苍林为一人，《史》注皇甫谧认夷鼓、苍林为一人也。《帝系》曰“黄帝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原注：即江水），昌意降居泜水”。《大戴礼》盖以玄嚣为青阳，《史》仍其误，当衍“是为青阳青阳”六字耳。（《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又：或问：先儒皆以少昊帝为黄帝子，而少昊即青阳，讵不然欤？曰：否。此皇甫谧之徒妄论也，而其误实自《潜夫论·五德志》来。《史》不纪少昊，固属脱漏，然《史》之失在以玄嚣、青阳为一人，未尝以玄嚣、青阳为少昊帝挚也。考《逸周书·尝麦解》云“赤帝命蚩尤宇少昊以临四方”，又云“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汉·志》引《考德》云“少昊曰清，黄帝之子清阳，其子孙名挚立，为金德，天下号金天氏”。《国语》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乱德，颛顼受之”，魏曹植《陈思王集·少昊赞》云“祖自轩辕，青阳之裔”。则少昊乃清阳之胄。而少昊疑是当时显职，青阳继蚩尤居之，故与司马对称，至挚有天下，仍其旧号，奈何以帝少昊为黄帝之亲子哉？《路史》以青阳为少昊之父，亦非。（晋郭璞《山海经·海内经》注引《世本》云“累祖产青阳”，与帝系同误。）（同上）

程馀庆：降，下也。以帝子出封为诸侯，故曰降。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若水即泸水（按：《读史方舆纪要》四川大川云：“泸水，其源曰若水，下流曰泸水，入金沙江。”），出西番，经四川宁远府西昌诸县，与金沙江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李民：若水。《史记·五帝本纪·索隐》：“若水在蜀。”即现在雅砻江，也包括与金沙江合流后的一段金沙江。（《古本竹书纪年译注·五帝纪》）

又：《世本·帝系》云：“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累祖，产青阳及昌意。”《山海经·海内经》亦云：“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生韩流。”《大戴礼·帝系》：“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皆与《纪年》（“昌意降居若水”）一致。（《古本竹书纪年译注·五帝纪·比义》）

钱穆：……楚之先居丹阳，正此丹、析之间，则昌意居若水在丹、析明矣。又汉武时有若阳侯，《汉表》注在平氏。平氏，今桐柏县西。盖其地本亦有名若之水。古山川地名者，每好偏举一偏远者为主。故昌意降居若水，必在西蜀；黄帝战于涿鹿，必在察哈尔。如是则古史尽成飘忽无可捉摸之神话矣。（《史记地名考·上古地名》）

王恢：按：鄀，杜注“本在商密”、丹析之会，扼秦楚交通。其北少习，即武关，为秦之南塞。晋辞秦穆河上之师，独揽勤王殊勋，乃助秦取鄀，以消秦之隐恨。其地自春秋以降，常为入关捷径，想亦重于往古。《路史·后纪八》高阳、若水注：“杜预以为昌意所封在鄀。鄀乃襄州乐乡。”杜注明言“其后迁于南郡鄀县”。《沔水注》，故城在今宜城东南，汉水东岸丰乐河口，《路史》以后徙者说之，欠深考。（《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若水》）

田昌五：古人在迁徙时，有将其原居地名搬于新居地之习惯。……如“颛顼降居若水”，本指河南汝水，后来颛顼之苗裔有迁居今四川者，若水就搬到四川去了。（《华夏文明的起源·万国并存唐虞兴》）

[11]【汇注】

王恢：蜀山，不详的所。《世本》《华阳国志》《十三州志》《路史·前纪》诸书，大抵附会西蜀传说，诚如钱穆先生所云，“每好偏举一偏远者为主”，而不审其“当时此地”为如何景况；今其地犹荒野未辟也。此隔绝史实，不烦引述。今录其近于中原者：

（一）殷都附近有蜀国，武丁《卜辞》：“贞蜀受年”，“贞蜀不受其年”。其他或言伐蜀，或言至蜀有事。又《逸周书世传》：“庚子……新荒命伐蜀。乙巳，陈本命新荒、蜀、磨至……”征伐及献俘才六天，古时师行日三十里，是其国不过百里间。

（二）《郡国志》，颍川郡长社县有蜀城，有蜀泽。

（三）在齐鲁境者：《春秋》成二年，公及楚人……盟于蜀。《左》宣十八，杜注：“蜀，鲁地。泰山博县（泰安东北）西北有蜀亭。”《清统志》（一六五）：“汶上县西南四十里有蜀山，其下有蜀山湖。”（见陈槃《不见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国稿》）《路史·国名纪己》，蜀山“昌意取蜀山氏，益土也。今济（按：同篇蜀国作济阳。济阳今高苑）有蜀山，或其分也”。

（四）《清统志》（一三八）：“壶口山在浮山县西南四十五里，一名蜀山。”又同卷，翼城县北三十里有蜀山，盖一山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黄帝都邑》）

陈蒲清：蜀山氏，部族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12]【汇校】

陆伯焜：昌濮，《大戴礼·帝系篇》作昌濮，《路史·后纪》作景。（《史记考证·五帝本纪》）

梁玉绳：按：《大戴礼》作“昌濮”，《路史》作“”，盖古字通用。然《路史》昌作“景”，注引《搜神记》及《世纪》并作“景仆”，岂“昌”字误耶？（《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日］水泽利忠：南化、枫、三、梅、狩、野、阁“僕”下有“僕邹作”四字注。（《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13]【汇注】

张守节：《华阳国志》及《十三州志》云：“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为子昌意娶蜀山氏，后子孙因封焉。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母曰昌仆，亦谓之女枢。”《河图》云：“瑶光如蜺贯月，正白，感女枢于幽房之宫，生颛顼，首戴干戈，有德文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14]【汇注】

戴德：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也。夫黄帝尚矣，女何以为？先生难言之？”宰我曰：“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业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则予之问也固矣。”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彗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扆云，以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故教化淳鸟兽昆虫，历离日月星辰，极畋土石金玉，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大戴礼记》卷七《五帝德》）

王充：儒书言：“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龙，群臣后宫从上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胡髯吁号。故后世因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太史公记》诔五帝，亦云：“黄帝封禅已仙去，群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曰，此虚言也。实黄帝者，何等也！号乎，谥也。如谥，臣子所诔列也。诔生时所行为之谥。黄帝好道，遂以升天；臣子诔之，宜以仙升，不当以黄谥。谥法曰：静民则法曰黄，黄者，安民之谥，非得道之称也。百王之谥，文则曰文，武则曰武，文武不失实，所以劝操行也。如黄帝之时质，未有谥乎，名之为黄帝，何世之人也？使黄帝之臣子知君，使后世之人迹其行。黄帝之世，号谥有无，虽疑未定，黄非升仙之称，明矣。……世见黄帝好方术；方术，仙者之业，则谓帝仙矣。又见鼎湖之名，则言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而龙垂胡髯迎黄帝矣，是与说会稽之山，无以异也。夫山名曰会稽，即云夏禹巡狩，会计于此山上，故曰会稽。夫禹至会稽，治水不巡狩，犹黄帝好方伎，不升天也，无会计之事，犹无铸鼎龙垂胡髯之实也。（《论衡·道虚篇》）

裴骃：皇甫谧曰：“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岁。”（《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列仙传》云：“轩辕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还葬桥山，山崩，棺空，惟有剑舄在棺焉。”（《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孔颖达：黄帝，一曰帝轩辕。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礼记正义·祭法》引《春秋命历·序》）

编者按：清嘉庆时洪颐煊校《竹书纪年》本卷上，在黄帝崩之后，有“帝挚少昊氏”，此一代为《史记·五帝本纪》所无者也。洪注曰：“吴琯本无此五字，《路史》引《纪年》云：黄帝死七年，其臣左彻乃立颛顼，罗泌所见本疑亦无此五字。”果如此，则黄帝与颛顼之间，当有七年空白，按社会国家发展常理推之，恐或不然。

罗泌：采首山之铜，铸三鼎于荆山之阳，以像泰乙，能轻能重，能渎能行，存亡是谂，吉凶可知。虎豹百物，为之火参。八月既望，鼎成死焉。（《路史·后纪五·黄帝》）

王士俊：黄帝庙，在宜阳县西，世传轩辕黄帝铸鼎于此，故立庙祀焉。（［雍正］《河南通志》卷四十八《祠祀》）

齐召南：在位百十年，崩于荆山之阳，葬桥山。（《历代帝王表·帝王》）

鲁实先：黄帝享年永短，异说歧多：《今本竹书》及《史记·五帝纪·集解》《艺文类聚》《御览》七十九引《帝王世纪》：“黄帝在位百年，年百十一岁而崩。”张华《杂说》亦谓“黄帝治天下百年而死”。《韩愈集》卷三十九《论佛骨表》云：“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路史·后纪五》“黄帝年百十有七”。明正德九年本少微《资治通鉴节要》引《史记注》云：“在位百一十年，寿二百岁。”元李治《敬斋古今黈》卷一引《通鉴举要历》云：“黄帝在位六十五年。”黄丕烈旧藏北宋本《列子·黄帝篇》云：“黄帝即位十五年，喜天下戴己，又十五年，梦游华胥氏之国，又二十八年而帝登遐。”据此，是黄帝在位五十八年。《路史注》引《列子》作“四十八年登遐”，盖沿用误本也。（《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五）

[15]【汇注】

裴骃：《皇览》曰：“黄帝冢在上郡桥山。”（《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孔颖达：黄帝正名百物者，上虽有百物，而未有名，黄帝为物作名，正名其体也。以明民者，谓垂衣裳使贵贱分明得其所也。共财者，谓山泽不障，教民取百物以自瞻也。其如上事，故得祀之。（《礼记正义·祭法》）

司马贞：《地理志》桥山在上郡阳周县，山有黄帝冢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地理志》云上郡阳周县桥山南有黄帝冢。”按：阳周，隋改为罗川。《尔雅》云山锐而高曰桥也。（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云：“《地理志》云上郡周县桥山南有黄帝冢，‘南’上《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有‘在’字。”）（《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罗苹：庆之华池西翟道山，宁之真宁东八十子，午山也。《郡县志》云：陵在山上。《风土记》，阳周所有黄帝陵在子午山上，今塚存。大历七年，庙。按：《混天记》黄帝葬南陵山，南陵也。故莽曰上陵山。而《神鉴》谓黄帝葬南甲山，则首向也。《思玄注》云：黄帝葬西海桥山，《地志》亦谓山有黄帝塚，《史记》武帝巡朔方，还，祭黄帝冢于桥山。元魏诸帝亦数祭焉。《后魏书》文成东巡涿鹿，祠黄帝，祭桥山，观温泉，幸广宁泉，今在上谷东南二十里。《九域志》：桥山又有轩辕太子陵庙。而妫之怀戎川桥山，有黄帝冢及祠焉。（见《路史·后纪五·黄帝》注）

孛兰肹：桥山，在中部县北一里，乃轩辕皇帝葬衣冠之所。山下有沮水，或曰古沮水分流。潜穿山底经过，因名桥山。《寰宇记》引《史记》云：黄帝葬此山，陵、冢尚存。唐大历元年置庙，宋开宝二年勅修庙祭祀，在州西二里。按：李吉甫《元和志》宁州真宁县东八十里子午山，亦曰桥山，黄帝陵在山上，群臣葬衣冠之所。今两存之。（《元一统志·鄜州》）

毕沅：上古黄帝陵，《一统志》在中部县西北桥山上。《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葬桥山。《汉武故事》：“元封元年，帝北巡朔方，还，祭黄帝于桥山。”《黄帝本行经》：“黄帝冢在坊州桥山。”《雍胜略》：“桥山在中部县东北二里，其山形如桥，沮水环绕之，即黄帝葬衣冠之所。周围城堑五里余，树柏万余株，横顺成行，参天傲日，数百里外望之，犹有烟霞霏微青翠玲珑之状。”谨按：桥陵在关中者，旧志有三：一在庆阳之正宁；一在延安之安定；其一即在中部。三县皆汉上郡地。《汉书·地理志》：“上郡阳周县桥山南有黄帝冢。”《水经注》：“走马水出长城北阳周故城南桥山，上有黄帝冢。”考正宁在后魏时尝侨置阳周县，后人误谓即汉之阳周，因以为有轩辕陵，《雍胜略》辨之颇详，而犹以魏之阳周故城为汉之阳周故城，则尚未为精审。今按：汉阳周故城在安定县北，其地与中部实为连属，与班志所述为合，后人因安定为阳周之沿革，故又别于安定，不知历代《祀典》相沿，总在中部，尤为有据也。至如记载所志，如畿辅之平谷，山东之曲阜，河南之阌乡，皆有其陵。《文选注》“黄帝葬西海桥山”，语更荒渺，无从考信也已。（《关中胜迹图志》卷二十九《鄜州·古迹》）

赵本植：［庆阳府·合水县］子午山，在县东五十里，为一邑中界，一名桥山。南连耀州，北抵葭州，东接延安，绵亘八百余里，松木槎枒，兽群潜伏，延至正宁县。黄帝葬衣冠于此，见《括地志》《寰宇记》。（［乾隆］《新修庆阳府志》卷七《山川·合水县·子午山》）

乔松年：黄帝陵在桥山，汉之阳周，今之中部县也。或者谓在妫州，今宣化怀来县亦有桥山，谓是黄帝葬处。盖以《魏书·太宗纪》泰常七年“如广宁，幸桥山。遣使者祠黄帝唐尧庙”。广宁，今宣化地也。愚按：此文言祠而未言冢，黄帝都涿鹿，即今保安州地，与怀来相近。广宁桥山或有黄帝祠而祭之耳。若冢自在上郡阳周之桥山，不在广宁之桥山也。（《萝藦亭札记》卷三）

又：桥山者，《山海经》云：“其山下水流通行，故谓之桥山。”《汉书》上郡阳周县南有桥山，山上有黄帝冢。莽曰上陵畤。《水经注》走马水出阳周故城南桥山。《魏书》，阳周有桥山，亦如《汉书》。《寰宇记》，贞宁县即古阳周，亦引此语。按：汉阳周属上郡，为今延安府安定县地，后魏移其名于赵兴郡，为今庆阳府贞宁县地。《寰宇记》误以魏之阳周即汉之阳周，以桥山属之贞宁，故作志及考据者皆沿其误。汉阳周地广，今安定县为阳周故治，而桥山实在鄜州之中部县。黄帝冢载在祀典，其在贞宁者名子午山，其山脉亦与桥山相属，而非黄帝葬处也。（同上）

又：曲沃亦有乔山，在县东北四十里，太行支之。山有轩辕祠，山中有洞，其深际无。山覆洞上，如桥状。出《五朝志》。《隋书·地理志》亦载之，《寰宇记》则未列此山。余按：封隆之《斛律金传》围乔山之寇，当即此山。此非黄帝所葬，而亦有轩辕祠，盖傅会为之。山东青州府亦有乔山。（同上）

丁瀚：桥山，县城北。沮水从山下过，故曰桥。今地形下，水由县城南绕而东。（《中部县志》卷一《山川》）

又：轩辕桥陵，在县城北桥山上，《帝纪》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湖，鼎成，龙降迎，攀龙髯升天，其臣左彻抱弓而号，取衣冠葬之。（《中部县志》卷二《陵墓》）

王恢：《纪要》（五七）略云：“桥山绵延深远，在保安县东六十里者，曰文蒿岭；在中部县北者则曰桥山，以沮水穿山而过，若桥然也。《史记》黄帝葬桥山，汉武元封初，北巡朔方，还祭黄帝冢于桥山，释兵须如，即此。”（《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桥山》）

又：黄帝衣冠冢之岿然在今黄陵县北二里之桥山，自汉武致祭（前110）迄今两千余年，从未闻有变动。……远在秦襄公初立西畤（前770）祠白帝，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止于鄜衍，于是作鄜畤（前756）祭白帝，德公都雍，祠之。其后灵公作吴阳上畤（前422）祭黄帝。献公徙栎阳，作畦畤（前368）复祠白帝，盖因鄜畤祠黄帝而为黄陵，故王莽改阳周为上畤也。（同上）

又：自邹衍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燕齐方士怪迂阿谀之徒自此兴，相与造作言语，以为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乘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封禅书》）。史公疾当时君臣迷信神仙长生，《本纪》特书：“黄帝崩，葬桥山！”以辟公孙卿等之妄，与《大宛传》“恶睹（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同寓讽谏之意。（同上）

徐日辉：按：黄帝到底葬于何处，至今还是个迷，因为司马迁当时就没有弄清楚。他在《封禅书》中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这段记载说的是黄帝在浙江缙云升天的故事，而不是崩葬于桥山。所以缙云的荆山、鼎湖自古便与黄帝活动有关。……因此，浙江的缙云作为祖国东南地区的黄帝仙都与陕西黄陵形成了南庙北陵的历史格局，而且是香火鼎盛，绵长无穷。（《〈史记五帝本纪〉之黄帝考疏》，见《史记论丛》第三集《逐鹿中原》）

【汇评】

王充：如以天神乘龙而行，神恍惚无形，出入无间，无为乘龙也。如仙人骑龙，天为仙者取龙，则仙人含天精气，形轻飞腾，若鸿鹄之状，无为骑龙也。世称黄帝骑龙升天，此言盖虚，犹今谓天取龙也。且世谓龙升天者，必谓神龙；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之性人为贵。（《论衡》卷六《龙虚篇》）

李昉：昔者炎帝道衰，诸侯未制；惟力是恃，伊民何依？黄帝于是神聪明之德，振威武之气。雕虎一啸，猛暴不觉振惊；神龙未起，陆梁先知悚惧。始以兵法治其乱，次以帝道柔其心。寰海尘飞，一朝尽息。修德振旅，劝务农穑。登沅湘而逐薰鬻，无远不临，举风后而用力牧，惟贤是试。少昊颛顼，嗣其瑞云之德而宇宙清；唐尧虞舜，法其垂衣之道而域中化。天生斯民，树之司牧，为司牧者，能以黄帝修身理国之道，以御今之世，而生民不登仁寿之域者，未之有也。（《黄帝庙碑序》，见新编《陕西省志·黄帝陵志》第三章第四节《轩辕庙碑刻录》）

胡宏：轩辕居宝位百年而殁，葬于桥山。天下哀慕黄帝，以其生而居中土，宰制群动者也。帝推历生律，制器规圆矩方，法一，置而变，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水波土石金玉，劳动心思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故民安乐，不使而成，不禁而止，百官无私，天下和，风雨时，五谷登，而人民寿。凤凰巢阿阁，麒麟游于郊，犹作《舆几之箴》，以警宴安，作《金儿之铭》以戒逸欲。成功大，致丰利，不自高其道，不自圣其躬，德泽流天下，至今人蒙其惠，虽死犹生也。世有方士家鼓惑愚人，侥倖荣利，言世有仙术，帝得之，骑龙上升天，群臣思慕，葬弓剑衣冠者，真妖妄矣。（《皇王大纪》卷二《黄帝轩辕氏》）

罗苹：《五行书》帝以甲戌日崩，一云戊午。孔子曰：“亡而人用其教，是死也。”世言黄帝鼎成，乘龙上升，此秦汉方士之言尔。按《剑经》言：“黄帝铸鼎，以疾崩，葬桥山。后五百年，山崩，空室无尸，惟存宝剑、赤舄。”是神仙家亦谓黄帝有死矣。又《列仙传》云，黄帝自择亡日，至七十日亡，七十日还葬于桥山。故《庄子》曰：若人者将择日而登遐。而儒者反惑之有上升说。（见《路史·后纪五·黄帝》注）

柯维骐：诸史所载，谓黄帝采铜铸鼎，鼎成，帝崩。亦谓鼎成，骑龙升天，盖本方士之说。汉武帝叹曰：“吾诚得如黄帝，视弃妻子如脱耳。”太史公纪之《封禅书》，以见汉武之惑。此云崩且葬，所以祛后世之惑也。（《史记考要》卷一）

贺详：轩辕崩，葬著于本纪，而世有鼎湖骑龙之说。……古之人明目而达聪，视远而听微，彼琐琐迂怪之徒，尚莫遁于造言乱民之刑，矧得而欺侮之？（《留余堂史取》卷十二《破惑》）

李如沅：皇帝御极之七年，圣德覃敷，至治远超隆古；府修事和，庶绩咸熙。乃诏天下郡邑，有皇古圣帝哲元寝庙貌，悉修勿缺；费资皆取给公币。而我鄜所属中部县之桥山，有黄帝轩辕氏庙，遂从兹焕然一新矣。山形崒，势若龙蹲，象偃众山，环朝星拱；古柏万株，苍郁窈冥，实为洪荒以来九域中第一区。……史载黄帝生而神灵，徇齐敦敏，修德振兵，抚万民而度四方；盖为继羲农开唐虞之圣德无疑。而好事者乃诬以神仙诡异之说，铸鼎攀髯，事荒乎不可究，何其诞也？呜呼！此司马氏所谓“百家之言，文不雅驯，而荐绅难言”者欤？今观庙貌山陵，万年在望，岂不憬然可悟也哉？……时大清雍正十三年，岁次乙卯，四月辛丑朔，六月丙午建，陕西直隶鄜州知州李如沅盥手撰。（《轩辕黄帝庙重修记》，见新编《陕西省志·黄帝陵志》第三章第四节《轩辕庙碑刻录》）

梁玉绳：明柯维骐《史记考要》谓“黄帝鼎成升天，本方士说，太史公纪之《封禅书》，见武帝之惑；此云崩且葬，所以祛后世之疑。因知黄帝一纪，专为汉武好神仙写照”。岂亦非欤？曰：否。帝王之上世不能悉详，断以姓氏尽出黄帝，未敢为信。余有辨在下文。至若史之首黄帝，不过误仍《大戴礼》，将谓《大戴礼》为汉武写照耶？书黄帝葬桥山，而不书颛顼、喾葬顿丘，尧葬城阳，史偶不书，非关意义。使以书葬桥山为唤醒求仙之惑，则舜纪书葬零陵当作何解？（《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程馀庆：在陕西鄜州中部县西北，上有黄帝陵（按：在今陕西省黄陵县）。诸史谓黄帝铸鼎成，骑龙上天，本方士之说。史公载之《封禅书》，所以见武帝之惑。此云崩且葬，所以祛后世之疑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16]【汇注】

郯子：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引自《春秋左氏传》昭公十七年）

应劭：颛者，专也。顼者，信也，慤也。言其承文易之以质，使天下蒙化，皆贵贞慤也。（《风俗通义·皇霸第一·五帝》）

韦昭：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帝高阳也，能修黄帝之功。（《国语·鲁语上》）

杜预：颛顼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远瑞，而以民事命官。（《春秋经传集解》昭公十七年）

欧阳询：《帝王世纪》曰：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仆，蜀山氏女，为昌意正妃。谓之女枢。金天氏之末，女枢生颛顼于若水，首戴干戈，有圣德，父昌意虽黄帝之嫡，以德劣，降居若水，为诸侯。及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平九黎之乱，以水事纪官。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于是民神不杂，万物有序。始都穷桑，徙商丘，命飞龙效八风之音，作乐五英，以祭上帝。世有材子八人，号八凯。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一岁。岁在鹑火而崩，葬东郡顿丘广阳里。（《艺文类聚》卷十一《颛顼高阳氏》）

又：《帝王世纪》曰：帝喾高辛氏，姬姓也，有圣德。年十五而佐颛顼，四十登位，都亳。以人事纪官，故以勾芒为木正，祝融为火正，蓐收为金正，玄冥为水正，后土为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职而治诸侯，于是化被天下，遂作乐《六茎》，以康帝位。世有材子八人，号曰八元。亦纳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有娀氏女，曰简翟，生卨；次陈丰氏女，曰庆都，生放勋；次娵訾氏女，曰常仪，生帝挚。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而崩，葬东郡顿丘广阳里。（《艺文类聚》卷十一《帝喾高辛氏》）

孔颖达：《正义》曰：传言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则凤鸟以初立时至也，因其初立而有此瑞鸟，遂即以鸟纪事，云、火、水、龙，亦以初立而有此瑞，用之以纪庶事。自颛顼以来，初立之时，既无远瑞，不能纪于远，而乃纪于近，天瑞远，民事近，为民之师长，而命其官以民事，则为不能致远瑞故。（《春秋左传正义》昭公十七年）

刘恕：颛顼二十登帝位，元年辛卯，或云癸卯、癸巳，故卫，故为帝丘。后徙高阳，称高阳氏。或云：颛者，专也，顼者，正也。能专正天人之道，故称之。尚赤，荐王以赤缯。古者民神异业，少皞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颛顼作历，以孟春为元，是时正月朔旦立春，五星会于天，历营室也。冰冻始泮，蛰虫始发，鸡始三号，天曰作时，地曰作昌，人曰作乐，鸟兽万物莫不应和。故颛顼圣人为历宗也。北至幽陵，南至交阯，西至流沙，东至蟠木，莫不砥属。颛顼之法，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拂之四达之衢。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曰《承云》，以祭上帝。（《资治通鉴外纪》卷一《黄帝》）

王应麟：唐高宗封泰山，次濮阳，问：此谓帝丘，何也？许敬宗曰：昔帝颛顼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后夏后相因之，为寒浞所灭。后昆吾氏因之，而为夏伯。昆吾既衰，汤灭之，至春秋时，卫成公自楚丘徙居之。左氏称相夺予享以旧地也。由颛顼所居，故曰帝丘。《通志》：颛帝都高阳。《皇览》：颛顼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门广阳里中。（《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历代都邑考·颛帝都》）

王圻：颛帝都帝丘，今山东濮州，旧有陵，碑尚存。（《稗史汇编·地理门·京都·古今都会》

方中履：颛顼都帝丘（见《世纪》《春秋传》：卫，颛顼之虚也。帝丘于周为卫地，今东昌府澲州），或曰都高阳（原注：见《通典》，今保定府高阳县）。（《古今释疑》卷十三《建都》）

马骕：《大戴礼记》：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自注：《山海经》：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颛顼。韩流或作乾荒）。（《绎史》卷七《高阳纪》）

蒋廷锡：按：《吕氏春秋·古乐篇》，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乃令先为乐倡，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明伦汇编》卷七《帝纪部·帝颛顼高阳氏本纪》）

又：按：刘恕《外纪·五帝纪》，帝颛顼作历，以孟春之月为元。是岁正月朔旦立春，五星会于天历营室，冰冻始泮，蛰虫始发，鸡始三号，天曰作时，地曰作昌，人曰作乐，鸟兽万物，莫不应和。故颛帝为历宗也。作《承云之乐》，帝命飞龙氏会八风之音，为《圭水之曲》，以召气而生物，浮金效珍，于是铸之为钟，作《五基》《六英》之乐，以调阴阳，享上帝，朝群侯，名曰《承云》。（同上）

崔述：《国语》云：“少皞之衰，九黎乱德，颛顼受之。”少皞既衰，颛顼乃兴，是颛顼与少皞不相及也。（《崔东壁遗书·补上古考信录》卷下《黄帝以后诸帝通考·少皞至尧四代皆非相继而立》）

又：《大戴记》云：“高阳，是为帝颛顼。”按：《春秋传》有高阳氏，有颛顼氏，而为一为二无明文。惟《离骚》自谓高阳之苗裔，而《郑语》以楚为祝融之后，《左传》以祝融为颛顼氏之子，则似高阳果颛顼也。然《郑语》云“黎为高辛氏火正”，《楚语》云“颛顼命火正黎司地”，又似颛顼为高辛者。要之，唐、虞以前事多难考，《国语》《离骚》皆难据以立说，与其误断而颠倒之，不若阙疑而姑置之为愈也。（《崔东壁遗书·补上古考信录》卷下《颛顼氏·颛顼为高阳或高辛不可考》）

高冲霄：颛顼高阳氏，姓姬，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颛顼，帝号也，或曰其名。生于若水，以水德绍金天氏，都于帝丘，迁于高阳，故号高阳氏。制九州，命五官，改历象，以建寅月为历元，在位七十八年，寿九十一岁，葬濮阳。高辛氏践位。（《帝王世纪纂要》卷一《颛顼高阳氏》）

瞿中溶：颛顼有天下，号曰高阳……高阳者，高犹明也，道德高明也。（《汉武梁祠画像考》卷二）

曲英杰：《汉书·地理志上》载东郡属县濮阳，“故帝丘，颛顼虚”。《水经注·瓠子河》载：“河水旧东河，径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墟。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在今河南濮阳县境。今濮阳县城内西南隅西水坡发现有仰韶文化时期遗址，面积约5万余平方米。其45号墓室中部壮年男性骨架的左右两侧有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案（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8年第3期）。或可表明此地在古时已非同于一般聚落，故颛顼即帝位时择以为都。（《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颛顼都帝丘》）

帝颛顼高阳者[1]，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2]。静渊以有谋[3]，疏通而知事[4]；养材以任地[5]，载时以象天[6]，依鬼神以制义[7]，治气以教化[8]，絜诚以祭祀[9]。北至于幽陵[10]，南至于交阯[11]，西至于流沙[12]，东至于蟠木[13]。动静之物[14]，大小之神[15]，日月所照，莫不砥属[16]。

[1]【汇注】

鬻子：昔者帝颛顼，年十五而佐黄帝，二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学黄帝之道而常之。（《鬻子·数始五帝治天下第七》）

戴德：孔子曰：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曰高阳。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洁诚以祭祀，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励。（《大戴礼记》卷七《五帝德》）

班固：《春秋外传》曰，少昊之衰，九黎乱德，颛顼受之，乃命重黎。苍林昌意之子也。金生水，故为水德。天下号曰高阳氏。（《汉书·律历志下》）

又：帝王者何号也？号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号令臣下者也。……颛顼有天下，号曰高阳。……高阳者，阳犹明也，道德高明也。（《白虎通德论》卷一《号》）

又：颛者，专也，顼者，正也。能专正天人之道，故谓之颛顼也。（同上）

谯周：高阳氏，妘姓，以水德王。（《古史考》）

郦道元：河水旧东河，迳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墟。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之相又都之，故《春秋传》曰：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也。卫成公自楚丘迁此，秦始皇徙卫君角于野王，置东郡，治濮阳县，濮水迳其南，故曰濮阳也。（《水经注》卷二十四《瓠子河》）

裴骃：皇甫谧曰：“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孔颖达：颛顼能修之者，谓能修黄帝之法。（《礼记正义·祭法》）

司马贞：宋衷云：“颛顼，名；高阳，有天下号也。”张晏云：“高阳者，所兴地名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苏辙：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都于帝丘，始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家为巫史，民匮于祀，民渎齐盟，而神不蠲民。嘉生不降，祸灾荐至，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绝地天通，使无相侵渎，然后民安其生。高阳氏之灭也，岁在鹑火，黄帝之曾孙喾代之。颛顼之后，六世生舜，五世生鲧，故虞夏皆祖颛顼。（《古史》卷二《五帝本纪》）

王应麟：《世纪》颛顼氏自穷桑徙帝丘，于周为卫。《春秋传》曰：卫，颛顼之虚也。谓之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濮阳故城在今澶州濮阳县东。《通典》：棘城即颛顼之墟，在营州柳城东南一百七十里（原注：《晋载记》慕容廆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乃移居之）。《郡县志》高阳故城在汴州雍丘县西南二十九里（原注：颛顼佐少昊有功，受封此邑。《外纪》颛顼都卫，故为帝丘，后徙高阳，称高阳氏）。（《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历代都邑考·颛帝都》）

又：高阳，《郡县志》高阳故城在汴州雍丘县西南二十九里。高阳氏佐少昊，有功受封此邑。《陈留风俗传》高阳在雍丘西南（原注：今开封府雍丘县）。郦生，陈留高阳人。沛公至高阳传舍。徐广云：今在圉县。《耆旧传》云：“圉高阳乡（原注：《郡国志》圉有高阳亭）。”《舆地广记》，圉县故城在雍丘县东南。（《通鉴地理通释》卷七《名臣议论考·高阳》）

罗泌：帝颛顼高阳氏，姬姓，名曰颛顼，黄帝氏之曾孙，祖曰昌意，黄帝之震，适也。行劣不似，逊于若水。取蜀山氏曰景，生帝乾荒，擢首而谨耳，豭喙而渠股，是袭若水，取蜀山氏曰枢，是为河女，所谓淖子也。淖子感瑶光于幽防，而生颛顼。渠斗併干，通眉带午，渊而有谋，疎以知远，年十五而佐小昊，封于高阳。都始孤棘。二十爰立，乃徙商丘，以故柳城卫仆俱为颛顼之虚。逃迹高阳，故遂以高阳氏。黑精之君也。以名为号，故后世或姓焉。（《路史·后纪八·高阳》）

又：绍小昊金天之政，乘辰而王，以水穷历，故外书皆称玄帝。（同上）

又：高阳，帝之初封，瀛之高阳县北高水之阳也。［北宋太宗赵炅］至道三割隶顺安，然棘城实为高阳氏之虚。今浚仪亦有高阳故城，盖后所都。（《路史·国名纪卷丙·高阳氏后·高阳》）

又：濮阳，帝后所都。今澶之属县，所谓帝丘。有颛帝城，城内帝冢，亦号颛顼之虚。（《路史·国名纪卷丙·高阳氏后·濮阳》）

罗苹：《郡国志》云：颛顼葬俗名青冢山，《皇览·冢墓记》云：在濮阳县顿丘城门外广阳里中。崔鸿《前赵录》云：和苞谏刘曜曰“尧葬谷林，市不改肆。颛帝葬广阳，下不及泉”。（见《路史·后纪八·高阳》注）

王士俊：帝丘，在滑县东北，相传颛顼建都于此。有帝冢，故名。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卫迁都于帝丘，即此。一云帝丘城在滑县东北七十里土山村。（［雍正］《河南通志》卷五十一《古迹上》）

齐召南：颛顼高阳氏：黄帝孙，昌意子，生于若水。姬姓。以水德王。初国高阳，都于帝丘。命五官。命重黎。乐曰《承云》。在位七十八年崩。（原注：陵在东昌府城西北二十里）。（《历代帝王年表·帝王》）

梁玉绳：颛顼帝高阳氏：颛顼始见《月令》《祭法》《左昭十七》《周语下》《鲁语上》《楚语下》。高阳氏始见《左文十八》，五帝之二也。顼又作畜，又作玉，亦曰颛顼氏，亦曰高顼，亦曰黑帝，亦曰玄帝，亦曰颛帝，亦曰黑精之君，亦曰北方之帝，亦曰孺帝。姬姓。母女枢，感瑶光而生颛顼于若水，渠头，骈干，通眉，戴干，手有文如龙，代少曎氏。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都帝丘。葬濮阳城外广阳里，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案：汉刘向《新序》五，齐闾丘卬曰：颛顼十二而治天下。梁沈约《竹书伪注》及《宋书·符瑞志》曰：生十年，佐少昊。二十登帝位，《路史》作十五佐小昊，《山海经》所以有少昊、孺帝、颛顼之语，晋郭璞注云：孺义未详。当涂徐氏文靖《竹书纪年统笺》，谓颛顼十年佐少昊，故有孺子之称，又十年登位。孺帝，犹后世称孺子王。其嗣少昊，以臣代君，故以少昊、孺帝、颛顼连言之。（《汉书人表考》卷一《颛顼帝高阳氏》，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张澍稡：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宋衷云：颛顼名高阳，有天下之号也。澍按：《玉篇》引《世本》，下又云：“颛者，专也，顼者，正也。言能专正天之道也。”此三句亦当是宋注。（《世本集补注》卷四《帝系篇》，见《世本八种》）

佚名：高阳氏（原注：黄帝孙。号颛顼。都帝丘，今濮阳。七十八年），帝母感瑶光贯月之祥，生帝于［若水］，遂以水德王。时九黎以神怪惑天下，帝戮之。始造历，以孟春月为岁首，故又号历宗。乐曰《承云》。（《古史辑要》卷一《五帝纪》）

徐旭生：至于颛顼与高阳氏的关系，我们开始也疑惑它是否也是后代学者作综合工作的结果，历史实在的经过并不一定如此。可是以后注意到古人所常提到的屈原《离骚》第一句话“帝高阳之苗裔兮”的证据，不可能有另外的解释。并且《庄子》有“颛顼得之以处玄宫”（“得之”是说得道）的话，就可以证明颛顼与玄宫的密切关系。《墨子》说“高阳乃命［禹于］玄宫”），又证明高阳同玄宫的密切关系。从这两件互不相谋的史料来看，更可以证明帝颛顼之为高阳氏，毫无疑问。（《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二章《帝颛顼》）

许顺湛：《竹书纪年》说颛顼“居濮”。《史记集解·五帝本纪》说：颛顼“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汉书·地理志》说“东郡濮阳故帝丘”。所以说颛顼“居濮”，即今河南省豫北濮阳县。（《中原远古文化·颛顼族活动的地域》）

又：颛顼居于濮阳，而且也是葬于濮阳。《史记集解·五帝本纪》引《皇览》说：“颛顼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门外广阳里中。”《帝王世纪》也说：“颛顼冢，葬东郡顿丘，城南广阳里大冢是也。”《山海经》中的《中山经》和《大荒经》都说颛顼葬于“鲋嵎之山”。《十道志》说“鲋山即广阳山之异名”。顿丘城在河南濮阳县境内。今濮阳县尚有后人追封的颛顼冢。从颛顼的居地和葬地来看，他没有较大的迁徙活动，濮阳一带当是颛顼势力的中心。（同上）

王恢：颛顼之墟，河南滑县东北、河北濮阳西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颛顼之墟》）

又：《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左传》：卫，颛顼之虚也。（同上）

又：《淇水注》：“淇水又北，迳白祀山东，历广阳里，迳颛顼冢西，俗谓之殷王陵，非也。《帝王世纪》曰：颛顼葬东郡顿丘城南广阳里大冢者是也。”《元和志》（一六）、《寰宇记》（一四）、《纪要》（一六）并云县东北七十里土山村鲋岭有颛顼陵、帝喾冢。顾颉刚《史林杂识》以为“其地在今安阳东南百里，可能葬殷王而失其主名，后人因其东距濮阳不远，遂由颛顼之虚而推定为颛顼冢耳”。旧系传说，顾说甚可能。（同上）

又：高阳故城，河南杞县西二十五里。（同上）

又：《元和志》（七）：“雍丘（杞）县高阳故城在西南二十九里，颛顼封邑。”（同上）

又：《纪要》（四七）：“在杞县西二十五里。”又（一二）云：“安州高阳县（河北今县）东二十五里有高阳城。《高阳记》：颛顼所筑，今名化龙村。盖传讹也。”（同上）

【汇评】

高冲宵：帝昌意子，黄帝之孙，疏通知事，谋虑深渊，养材任地，载时象天。鬼神剬（音端）义，气化之先。交阯风声，幽陵光烛，荒荒流沙，郁郁蟠木，东西朔南，莫不砥属。民师五官，音会八风，浮金效珍，绝地天通。寅建履端，是为历宗。（《帝王世纪纂要》卷一《颛顼高阳氏》）

[2]【汇注】

梁玉绳：按：《史》之难信，未有帝王统系者也。其所作五帝、夏、殷、周等纪及世表《楚世家》，多取《大戴礼》《世本》诸书。然《大戴礼》汉儒采录，不皆可据。《世本》出于周末，复经秦残灭之余，乌足尽凭？夫马、班以汉人作汉史，尚不识高帝先代，但记其为丰公、太公而己，矧欲明二千年以前之谱牒耶？乃袭讹仍舛，谓颛顼为黄帝之孙，帝喾为黄帝曾孙，舜为黄帝九世孙，尧、禹、契、稷并为黄帝元孙。是黄帝者，五帝、三王大祖也，此与兵法、神仙、医术家讬附轩辕何异？……余旁搜典籍，广览先儒之论，然后知五帝、三皇之世次多有遗错，而颛顼、舜、禹均不祖黄帝。曷以断之？古者一代之兴必建立氏号，其后嗣即因而不改。（《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又：由此观之，尧、契、稷出帝喾同祖黄帝为一族，舜、禹出颛顼为一族。此二族者，辈行之尊卑莫问，年岁之远近无稽，祇认为遥遥华胄焉耳。若依《史》谓皆出黄帝，将何异王莽之以舜出喾、尧出于颛顼乎？（原注：《王莽传》曰“王氏虞帝之后，出自帝喾。刘氏尧之后，出自颛顼”。妄极矣。）即或谓黄帝、颛顼亦一族，固已异姓别宗，悬旷疏绝，譬若鲁之与宋、秦之与赵也。……先儒论帝王之世系，人人异端，无所折衷，而《史》于纪、表、世家简略牾，故综其梗概而著之于此（原注：《潜夫论·五德志》谓喾为伏羲后，尧为神农后，舜为黄帝后，禹为少昊后，汤为颛顼后，皆不同祖，其说又别，未知所本）。（同上）

程馀庆：“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姬姓，初国高阳，故号高阳氏。高阳故城在河南开封府杞县西二十五里（按：在今河南省杞县境）。都帝丘，故城在直隶大名府开州西南三十里（按：在今河南省濮阳市境）。（《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陈直：直按：太史公叙黄帝世系，皆本于《世本》及《大戴礼》（原注：当时仅称为《礼》），武梁祠画像题字云：“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与《史记》相同，亦本于《世本》。（《史记新证·五帝本纪》）

[3]【汇校】

张文虎：“静渊以有谋”，汪云《后汉书·冯衍传》引作“沈深而有谋”。（《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帝本纪》）

王叔岷：案：《后汉书·冯衍传》注引“静渊”作“沈深”。《艺文类聚》十一引“渊”亦作“深”，唐人避高祖讳改。《大戴礼·五帝德篇》“静渊”作“洪渊”。（《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4]【汇注】

马持盈：通达远见而知时务。（《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5]【汇注】

司马贞：言能养材物以任地。《大戴礼》作“养财”。（《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程馀庆：披山通道，节用水火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6]【汇注】

司马贞：载，行也。言行四时以象天。《大戴礼》作“履时以象天”。履亦践而行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陈蒲清：载时以象天，按季节行事来顺应自然。或解释为记载时令与观察天象变化。（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7]【汇校】

梁玉绳：“依鬼神以剬义”（原注：剬，金陵本作“制”），附按：正义谓“剬，古‘制’字”，则它本作“制”字者非也。然古制字作“”，若剬音端，与剸同，则“剬”乃“”之讹矣。凡湖本有传写舛误及句读错者为附按，它本概不及焉。（《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日］水泽利忠：殿考：剬，监本作“制”。《正义》曰：剬，古“制”字。则本文应作“剬”明矣。今改正。（《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司马贞：鬼神聪明正直，当尽心敬事，因制尊卑之义，故礼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是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鬼之灵者曰神也。鬼神谓山川之神也。能兴云致雨，润养万物也，故己依冯之剬义也。剬，古制字。（《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马持盈：依从鬼神的启示以规范人生的行为。（上古之人，知识不开，迷信鬼神，以为鬼神最是聪明正直，故人生之行为，必须依鬼神之启示为规范。规范者，即行而宜之之谓义也。）（《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8]【汇注】

司马贞：谓理四时五行之气以教化万人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王叔岷：案：“教化”疑本作“教民”，《索隐》“教化万人”，正以释“教民”之义。惟避太宗讳，易“民”为“人”耳，《大戴礼》作“教民”可证。《家语》作“教众”，“教众”犹“教民”也。今本“民”作“化”，盖涉《索隐》“教化”字而误。或唐人讳“民”为“化”，亦未可知。唐人避讳字无定也。（《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9]【汇校】

王叔岷：案：《大戴礼》《家语》“絜”并作“潔”（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作“絜”），《长短经·君德篇》注同。絜、潔古今字。（《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汇评】

徐旭生：《大戴礼记·五帝德篇》所记五帝的德行和事迹，一方面固然是齐鲁儒者把他们人化和理想化的结果，可是另外一方面作者也曾经采录了远古的传说。这就是说他的记述虽说不免有若干失真的地方，可是它并非向壁虚造，仍然保存有一定的历史的核心的。我们且看它对于帝颛顼说些什么话。它说：他“洪渊以有谋；疏通以知事。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洁诚以祭祀。乘龙而至四海……”。它第一句话说他很有谋划，第二句说他通晓道理，第三句说他在地上养出货财。在这三句里面还没有同鬼神有关系的话头。第四句“履时以象天”，就是说他在四季所行为全是按着天象。《吕氏春秋》在各月中指出天子应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骑什么颜色的马，就是这一类思想的表现，这已经与鬼神有些关系了。主要的是第五句，他所讲的道理是按照鬼神的意志去裁制的。这一句明指他是鬼神的代表，就是他是大巫，他是宗教主了。第六句《史记索隐》解为“理四时五行之气以教化万人”，这仍是《吕氏春秋》所包涵的思想；也是同宗教有关系的。最后两句更明显地与宗教有关系。它这八句讚语就有五句牵涉到宗教与鬼神。里面虽然不免混杂些战国后期关于宗教的看法，可是，综括说来，《五帝德》的作者是认为帝颛顼同宗教有特别关系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二章第五节《帝颛顼》）

[10]【汇注】

刘安：北方之极，自九泽穷夏晦之极，北至令正之谷，有冻寒积冰……颛顼、玄冥之所司者万二千里。（《淮南子》卷五《时则》）

张守节：幽州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程馀庆：即幽州，今顺天府（按：府治在北京市）。（《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王恢：幽陵，《本纪》又作幽都，《舜典》《孟子》并称幽州，盖泛指北方。（《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幽陵》）

[11]【汇注】

张守节：阯音止，交州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王恢：交阯，阯或作趾，《本纪》又称“南交”，意即南徼之交界；随开发而南移。秦始皇略“陆梁地”，始置南海、桂林、象郡；赵佗分象郡开置九真、交阯；汉武平南越，仍以属之交州，复于九真南置日南郡。战国时人作《禹贡》，仅曰“衡阳”，曰“南暨”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交阯》）

马持盈：交阯，交州也，在云南西畴县西南，东与越南为界。（《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陈蒲清：交阯，阯，亦作“趾”。古地区名，泛指今五岭以南和越南北部地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12]【汇校】

张文虎：西至，《杂志》云本作“西济”，《正义》：济，渡也。《治要》引作“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帝本纪》）

［日］水泽利忠：“至”，南化、枫、三、野、高、阁、中彭、治要“济”。（《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裴骃：《地理志》曰流沙在张掖居延县。（《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济，渡也。《括地志》云：“居延海南，甘州张掖县东北千六十四里是。”（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云：“居延海南甘州张掖县东北千六十四里是”，“南”，疑当作“在”。按：本书卷一〇九《李将军列传》“过居延视地形”，《正义》引《括地志》：“居延海在甘州张掖县东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泽，古文以为流沙’。”）（《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金履祥：流沙，河名。即弱水也。按《一统志》，在陕西甘州卫城西环合黎山，东北入东莎界。《禹贡》“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按《西域传》，弱水在条支，自长安西行万二千里，又百余日方至其地，疑别有所谓弱水也。杜佑云：流沙河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随风流行，故曰流沙。（《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首《音释》）

程馀庆：在甘肃肃州西嘉峪关外（按：即今甘肃省嘉峪关市外）。（《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钱穆：案：居延海在今宁夏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北境，分东西二泊：东曰索果诺尔，西曰嘎顺诺尔；为张掖河所汇。张掖河即古弱水也。《汉书》《水经注》皆谓流沙即居延。颜师古云：“流沙在敦煌西八十里。”郭仪恭《广志》：“流沙在玉门关外，南北二十里，东西数百里。”《晋书》：“张骏使杨宣越流沙，伐龟兹、鄯善。”《魏书》：“太平真君三年，沮渠无讳度流沙，据鄯善。”与《汉志》异。然最先所谓流沙，殆系关涉西方之传说，未必确有所指。（《史记地名考·中国与四裔》）

王恢：《夏纪》“弱水余波入于流沙”，《汉志》，张掖居延泽，“古文以为流沙”。而《封禅书》，齐桓“伐大夏，涉流沙，上卑耳之山”。卑耳旧说在今山西平陆县，则流沙尚在其东也。《本纪》之流沙，殆袭《禹贡》，意谓极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流沙》）

陈蒲清：流沙，即古流沙泽，后称居延泽、居延海。由于淤塞，今分为两个湖（内蒙古的苏古诺尔湖和嘎顺诺尔湖）。（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13]【汇注】

裴骃：《海外经》曰：“东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树，屈蟠三千里。东北有门，名曰鬼门，万鬼所聚也。天帝使神人守之，一名神荼，一名郁垒，主阅领万鬼。若害人之鬼，以苇索缚之，射以桃弧，投虎食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钱大昕：“东至于蟠木”，予谓蟠木者，扶木也。《吕览·为欲》篇：“西至三危（编者按：清乾隆四十五年刻本作‘流沙’），东至扶木。”又《求人篇》：“禹东至榑木之地。”《说文》：“榑桑，神木，日所出也。”“榑”与“扶”通，扶木即扶桑。古音“扶”如酺，声转为“蟠”也。《汉书·天文志》“奢为扶”，郑氏云：“‘扶’当为‘蟠’。”（《廿二史考异》卷一《五帝本纪》）

王恢：蟠木，此特以物标名，可见其时其地之荒况。以《本纪》尧舜羲仲居郁夷，禹抚东长、岛夷推之，盖指今山东省。（《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蟠木》）

[14]【汇注】

张守节：动物谓鸟兽之类；静物谓草木之类。（《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15]【汇校】

［日］水泽利忠：“大小之神”，超、中统、毛、游、金陵同。各本“大小”互倒。南化、枫、三、梅、狩校记“大小”。（《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王叔岷：案：黄善夫本“大小”亦倒作“小大”，《家语》同。景祐本作“大小”，《长短经注》《艺文类聚》引并同。（《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赵生群：大小之神，“大小”，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用“小大”。（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卷一《五帝本纪》）

【汇注】

张守节：大谓五岳、四渎，小谓丘陵、坟衍。（《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16]【汇注】

裴骃：王肃曰：“砥，平也。四远皆平而来服属。”（《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依王肃音止属，据《大戴礼》作“砥砺”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罗苹：古帝王于中国边地，每有二都，孤棘，今营州。柳城东南百七十棘城，是。《寰宇记》云：颛帝之虚。《通典》云：号曰颛帝之虚。故慕容廆以大棘城，帝颛顼之都，移都之。教农桑，制同中国。商丘，濮阳也。以帝居之，因曰帝丘。乃卫之都，故今澶之临河东北三，有颛顼城。《史记》颛顼都帝丘，其地北至幽陵，惑也。《世纪》云：自穷桑徙商丘，大行东北及兖、广桑之野。豕韦之次。《水经》《晋志》因之，非。（见《路史·后纪八·高阳》注）

马骕：《吕氏春秋》：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绎史》卷七《高阳纪》）

又：《鬻子》：昔者，帝颛顼年十五而佐黄帝，二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学黄帝之道而常之。（同上）

又：《古史考》：颛帝以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朔立春，五星会于天历营室。天曰作时，地曰作昌，人曰作乐。鸟兽万物，莫不应和，故颛帝圣人，为历宗也。（同上）

又：《新书》：帝颛顼曰：“至道不可过也，至义不可易也，是故以后者复迹也。”故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学黄帝之道而赏之，加而弗损，天下亦平也。颛顼曰：“功莫美于去恶而为善，罪莫大于去善而为恶。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缘善也，非恶恶而已也，恶缘恶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同上）

吴汝纶：砥、底同字。至也。“砥属”犹言“来服”也。（《点勘史记读本·五帝本纪》）

徐旭生：《大荒东经》开头就说：“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郭注“孺义未详”。按：孺与乳二字古义相通假。这里大约是说颛顼幼稚的时候曾经在少昊氏族内被养育的意思。《帝王世纪》所说“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也同《大荒经》所说不背谬，那他又像是属于东夷集团。祝融氏族，大家全说是出于他；又“黄帝……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生韩流……生帝颛顼”，若水后人全说它在今四川西境，那关于他的神话已经散布很远，到了四川西境。又在《山海经》里面，虽说《山经》《海外》《海内》《大荒》各经没有严格的区别，可是它所记的东西南北的方向大致可靠。帝颛顼却见于《海外北》《大荒北》《海内东》《大荒东》《大荒南》《大荒西》，像他这样东西南北“无远弗届”的情形，在《山海经》里面，除了帝俊以外，没有第三个人。（《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二章第五节《帝颛顼》）

【汇评】

金履祥：静轩周氏曰：民心归之，则为天子；天下叛之，则为独夫。故《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是知天下之治乱，由君德之贤否也。史称少昊之衰，九黎乱德，民神为之杂揉矣。颛顼继体承祧，奋发中兴，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北正黎司地以属民，绝地通天，无相侵渎，向之民惧于神，今神不民惧也。向之民惑于怪，今怪不民惑也。九黎昔尝梗化，今则稽首而归命焉。殆见神人自是而不杂，万物自是而有序，斯民自是而安生矣。五帝以来，历法未正，帝乃以孟春之月为元，冰冻始泮，蛰虫始发，是谓建寅之月为岁首也。夫以少昊之民，即颛顼之民；颛顼之位，即少昊之位，地不改辟，民不改聚，上之一心邪正，而民从违之间，捷于影响，由上之德有以使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人君一念之善，足以召乎祯祥，一念之不善，足以致乎灾异。是以兢兢业业，罔敢怠荒，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丰亨豫大之态，不萠于心胸之间，亦何亡国败家之有哉？（《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首《史论》）

崔述：《大戴记·五帝德》篇云：“颛顼，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洁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励。”余按：“洪渊”“疏通”二语乃贤哲之常事；“养材”“履时”二语即黄帝之“顺天地之纪，历离日月星辰，时播百谷草木”等事也。其余云云，亦皆古贤帝王通用之言。非有事实可指不可移之他人者也。其为后人所撰甚明。（《崔东壁遗书·补上古考信录》卷下《大戴记称颛顼德无事实可指》）

帝颛顼生子曰穷蝉[1]。颛顼崩[2]，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3]。

[1]【汇注】

司马贞：《系本》作“穷係”。宋衷云：“—云穷係，谥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帝舜之高祖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2]【汇注】

左丘明：陈，颛顼之族也。（《春秋左氏传》昭公八年）

又：卫，颛顼之墟也。故为帝丘。（《春秋左氏传》昭公十七年）

裴骃：皇甫谧曰：“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皇览》曰：“颛顼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门外广阳里中。顿丘者城门，名顿丘道。”（《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孔颖达：次曰颛顼，则高阳氏。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礼记正义·祭法》引《春秋命历·序》）

司马贞：皇甫谧云：“据《左氏》，岁在鹑火而崩，葬东郡。”又《山海经》曰：“颛顼葬鲋鱼山之阳，九嫔葬其阴。”（《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刘恕：《命历序》曰：颛顼传九世，三百五十年，或云八世，五百四十八年。（《资治通鉴外纪》卷一《黄帝》）

金履祥：葬濮阳。濮阳，地名。按《一统志》：古颛顼之墟曰帝丘，夏为昆吾氏所居，春秋卫成公迁都此地，汉置鄄城县，晋置濮阳郡。隋置濮州。唐宋元仍旧，至本朝因之，属东昌府。又按：东昌府城西北二十里有高阳氏陵，前有圣水井，旱祷辄应。旧有坛庙，久废。唯《祈雨祷雪感应碑》尚存。樊封于昆吾。昆吾，地名，按《一统志》在开州城东北二十五里古颛顼城内。相传为夏昆吾氏所筑。……按《一统志》《禹贡》冀州之域，本古豕韦氏之国，春秋为卫地，晋为濮阳国地，唐为滑州，宋金元仍旧。入本朝改为滑县，属大名府。（《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首《音释》）

郑元庆：帝颛顼冢：“晋初，衡山见颛顼冢，有营丘图。衡山州之东。”（《吴兴续图经》）“或疑颛顼都帝丘，今濮州是，无缘冢在此。古今流传虽不可尽信，然舜葬苍梧，禹葬会稽，何必其都邪？今州之杼山，相传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会稽，则杼之至此，固无足怪，庸俗之言，未可为全无据也。”（《避暑录话》）“予考《皇览》云，颛顼冢在东都濮阳县顿丘城门外广阳里中。《山海经》云，颛顼葬鲋嵎之阳，鲁公何不深究，遽信《图经》之说！”（《吴兴掌故集》）“《山海经》鲋嵎之山，汉水出焉。帝颛顼葬于其阳，九嫔葬于其阴。《水经·沔水注》引之。鲋嵎即嶓冢，在今陕西宁羌州北九十里，与沔县接界。《帝王世纪》颛顼葬濮阳顿丘，今直隶开州，是濮阳帝颛顼之墟，故曰帝丘。见《左传》。谓陵在顿丘者，是开州即濮阳也。今祀典亦在此地。”（《三余漫钞》）“《水经注》南岳岣嵝山下，舜庙南有祝融冢，楚灵王之世，山崩毁其坟，得《营丘九头图》，非吴兴之衡山也。且祝融，火官，亦非颛顼。《续图经》本以衡山傅会，鲁公沿误，盖亦未之考也。”（《石虹日记》）（《石柱记笺释》卷一《帝颛顼冢》）

[3]【汇校】

王叔岷：《考证》：枫山、三条、南化本云：喾，一作俈，音国。案：《御览》七九引“喾”作“俈”，有注云：“与喾同。”《殷本纪》：“为帝喾次妃。”日本古写本“喾”作“俈”，《封禅书》：“帝俈封泰山。”（又见《管子·封禅篇》）《礼记·礼器》孔疏、《艺文类聚》三九、《御览》五三六引“俈”皆作“喾”，并同此例。《三代世表》亦作“俈”。（《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班固：谓之帝喾者何？喾者，极也。言其能施行，穷极道德也。（《白虎通德论·号篇》）

应劭：喾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喾然，若酒之芬香也。（《风俗通义》第一《五帝》）

焦竑：帝喾都亳，今河南偃师县。（《焦氏笔乘续集》卷六《古今都会》）

王圻：帝喾之妃，邹屠氏之女也。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其先以地命族，后分为邹氏、屠氏，女行不践地，常履风云，游于伊、洛，帝乃纳以为妃。常梦日则生一子，凡经八梦，则生八子。（《稗史汇编·人物门·后妃·帝喾妃》）

又：帝喾都亳，今河南偃师县。（《稗史汇编·地理门·京都·古今都会》）

高冲霄：帝喾高辛氏，姬姓，名夋，少昊之孙。父曰蟜极，帝号曰喾。始封于辛，以木德代高阳氏，故号高辛氏，都于亳，在位七十年，寿百五岁，崩于顿丘。子挚践位，尸位九年，诸侯废之，尊其弟放勋为天子。（《帝王世纪纂要》卷一《帝喾高辛氏》）

程馀庆：喾音谷。《颛顼纪》即取《黄帝纪》收束，故序法不详，然包罗已尽，《帝喾纪》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夏曾佑：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姬姓，其母不见（谓无可考）。以木德王。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包犧、神农、黄帝、少昊、颛顼，是谓五帝，古人用以纪五行，盖宗教说也。自包犧至炎帝，自炎帝至黄帝，中间年纪旷邈，前已详之。其黄帝、少昊、颛顼、帝喾，据此说，则父子相承，厘然可考。然郑元以为黄帝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次曰帝宣（即少昊）。则穷桑氏，传八世，五百岁。次曰颛顼，则高阳氏，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次是帝喾，即高辛氏，传十世，四百岁。马迁为史家之巨擘，康成集汉学之大成，而其立说违反若此。然观迁所作《历书》，叙少昊、颛顼之衰，则其间必非一世可知矣。今姑用《本纪》说耳。（案：司马迁之说，出于《大戴礼》；郑元之说，出于《春秋历命序》。）（《中国古代史·上古史·帝喾氏》）

曲英杰：继高阳氏后即帝位为盟主者为帝喾高辛氏。《尚书》序云：“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传曰：“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帝王世纪》亦云：帝喾“都亳，今河南偃师是”。《水经注·汳水》载：“阚骃曰：亳本帝喾之墟，在《禹贡》豫州河洛之间，今河南偃师城西二十里尸乡亭是也。”（《先秦都城复原研究·帝喾》）

【汇评】

崔述：《大戴记·帝系篇》云：“帝喾上妃姜嫄氏产后稷；次妃简狄氏产契；次妃陈隆氏产帝尧；次妃陬訾氏产帝挚。”《史记》云：“帝喾崩，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帝王世纪》云：“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乃受帝禅，封挚于高辛。”后之学者皆信之不疑；余独以为不然。（《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一《尧建极·辨尧与稷、契为喾子之说》）

又：《书》云：“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是稷、契皆至舜世然后授官，暨禹播奏庶艰食也。若稷果喾元妃之子，则喾之崩，稷少亦不下五十岁，又历挚之九年，尧之百载，百有六十岁矣；契于此时亦当不下百数十岁；有是理乎！尧之兄弟有如此两圣人，而终尧之身不知用，四岳亦不之荐，迨舜然后举之，可谓不自见其眉睫者矣，尚何“明”之“明”而“侧陋”之“扬”哉！（同上）

又：《传》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是高辛氏之子孙当尧之时已传数世而分数族矣，尧安得为高辛之子哉！（同上）

又：《传》云：“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沉，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迁实沉于大夏。”若尧亲高辛之子，则阏伯、实沉当为尧之兄弟，《传》文何得乃云尔乎！（同上）

又：唐、虞以前，未有父子相继为天子者。黄帝之子不继，颛顼之子不继，挚非贤圣也，何以独继喾而帝？《传》云：“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则是挚本少皞氏之名，或者后世传讹而误以为在喾之后，因疑为喾之子，未可知也。由是言之，不但尧与稷、契非喾之子，即挚之继喾亦未必然也。（同上）

又：且即以《大戴记》之文论之，其《五帝德篇》云：“高辛聪以知远，明以察微，执中而获天下。”然则高辛亦贤圣之君也；乃其立后既不于稷之嫡，又不于尧之圣，独取一庶而不善之挚立之，以致为诸侯所废，尚得为“聪明执中”乎！（同上）

帝喾高辛者[1]，黄帝之曾孙也[2]。高辛父曰蟜极[3]，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4]。高辛于颛顼为族子[5]。

[1]【汇注】

郑子产：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沉。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杜预：后帝，尧也；臧，善也），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沉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引自《春秋左氏传》昭公元年）

班固：《春秋外传》曰，颛顼之所建，帝喾受之。清阳，玄嚣之孙也。［水］生木（故），故为木德。天下号曰高辛氏。帝挚继之，不知世数。（《汉书·律历志下》）

又：帝王者，何号也？号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号令臣下者也。……帝喾有天下，号高辛。……高辛者，道德大信也。（《白虎通德论》卷一《号》）

戴德：黄帝产玄嚣，玄器产蟜极，蟜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大戴礼记》卷七《帝系》）

又：宰我曰：“请问帝喾？”孔子曰：“玄嚣之孙，蟜极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春夏乘龙，秋冬乘马，黄黼黻衣，执中而获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大戴礼记》卷七《五帝德》）

谯周：高辛氏，或曰房姓，以木德王。（《古史考》）

裴骃：张晏曰：“少昊以前，天下之号象其德。颛顼以来，天下之号因其名。高阳、高辛皆所兴之地名；颛顼与喾皆以字为号：上古质故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宋衷曰：“高辛地名，因以为号。喾，名也。”皇甫谧云：“帝喾名夋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帝王世纪》云：“俈母无闻焉。”（《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刘恕：帝喾三十登帝位，元年己酉，或云辛亥辛己，号高辛氏。少皞之前，天下之号象其德，百官之号象其徵。颛顼以来，天下之号因其地，百官之号因其事。高阳、高辛，皆所兴之地名。颛顼与喾，皆以字为号，上古质故也。或云高辛非地名，德高而新也。或云颛顼、帝喾，为帝之身号。高阳、高辛皆国氏土地之号。或云喾者，极也，言能穷极道德，序三辰以固民，都亳，尚黑，荐玉，以黑缯命，咸墨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垂作鼙鼓、钟、磬、吹苓管、壎、篪，令凤鸟、天翟舞之，以康帝德。（《资治通鉴外纪》卷一《黄帝》）

苏辙：帝喾高辛氏，黄帝之曾孙也。父曰蟜极，祖曰玄嚣，都于亳。取陈锋氏生尧，取娵訾氏生挚，取有娀氏生契，取有邰氏生稷。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其弟立，是为帝尧。契之后为殷，稷之后为周，故尧禅舜，舜祀喾于郊，而殷、周皆祀喾于禘。（《古史》卷二《五帝本纪》）

胡宏：帝喾高辛氏，青阳之孙。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师于伯招。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愿而信。其动众也时，其服丧也哀。普施利物，不私其身。天下归之。都于亳，次序三辰，以治历明时。教民稼穑，执中而尹天下。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制鼙鼓钟磬埙篪，作《六英之乐》。火正黎能昭显天，明敦大地德，光照四海，帝使并掌重职，赐之氏曰祝融。市法坏，祝融修之以便兆民。……帝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与帝喾禋祀上帝，以弗无子，步从帝而归。歆然心动，孕十月而生子，异，而寘之隘巷，寘之平林，又寘之寒冰，牛羊字之，鸟覆翼之，鸟去而呱，厥声载路。匍匐岐嶷，以就口实，因名曰弃。娶陈锋氏女曰庆都，有赤龙之祥，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娶有娀氏女曰简狄，浴于玄丘，祈于高禖，有飞燕之祥，卜之而顺，于是生契。娶娵訾氏女曰常仪，生子挚。帝殁，挚袭位，未久而殂。尧有圣德，以子州支君畴为师，初封于陶，后封于唐，号曰陶唐氏。（《皇王大纪》卷二《帝喾高辛氏》）

郑樵：帝喾高辛氏，亦曰俈，黄帝之曾孙也。黄帝生玄嚣，是为少昊，玄嚣生蟜极，蟜极不得位，而生喾，姬姓。喾问道于栢招，年十五，佐高阳，三十登帝位。以其居于高辛，故曰高辛氏。乐曰《六英》（原注：或曰《五英》），作都于亳，尚黑，荐玉以黑缯。命咸黑。为声歌《九韶》《六列》《六英》，命垂作髀鼓、钟、磬、吹笭、管、壎、篪，凤鸟、天翟来舞，以光帝德。……喾在位七十五年，年百五岁（原注：或云六十三年，年百岁。又云九十八岁，九十二岁），葬濮阳（原注：《命历序》曰：喾传十世，四百年）。（《通志》卷二《帝喾》）

罗泌：帝喾高辛氏。姬姓，曰喾，一曰逡。喾之字曰亡斤，黄帝氏之子，曰玄枵之后也。父侨极。取陈丰氏曰裒，履大迹而，生喾。方喾之生，握裒莫觉，生而神异，自言其名，遂以名。方颐庞覭，珠庭仳齿，戴干，厥德神灵，厥行祗肃。年十有五，而佐高阳氏，受封于辛，为侯国。高阳崩，而喾是立，以木纪德，色尚黑，正朔服度，惟时之宜。……约身博施，惟爱人利物是图，谓黄帝之言曰：道若川水，其出亡已，其流亡止，是以服人而不为仇，分人而不为譐，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修身而天下服，故达于天下而不忘缘巧者之事，行仁者之操，上由黄帝之道，而明之，守高阳之庸而正之。节，仁之器，以修其财，而身专其美矣。（《路史·后纪九上·高辛》）

又：高辛，高阳封之，今南京谷熟高辛镇也。梁载云：襄邑有高辛城。襄邑今隶东京，而高辛故城在穀熟西南四十五。（《路史·国名纪卷丙·高辛氏后·高辛》）

罗苹：《十道志》：襄邑有高辛城。《地志》云：下邑，梁国也。今砀山县下邑，今隶南京。《帝系谱》云：帝俈年十五，佐颛顼，有功，封为诸侯，邑于高辛。《九域志》有高辛城庙。（见《路史·后纪九上·高辛》注）

王应麟：《世纪》：帝喾都亳，今河南偃师是也。（原注：《通志》：高辛氏故都亦谓高辛。《史记正义》：高阳、高辛，所兴地名。）《书序》：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注：契父帝喾都亳。《括地志》：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本帝喾之墟，商汤之都也。（《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帝喾都》）

金履祥：“在位七十年崩”，葬顿丘。顿丘，地名，按《一统志》，顿丘城在清丰县西南二十五里。《卫风》“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即此，亦谓之阴安右城，汉置顿丘县，晋于县置顿丘郡。……今滑县东北七十里有帝喾陵在焉。（《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首《帝喾高辛氏》）

马端临：帝喾高辛，黄帝之曾孙，玄嚣之孙，蟜极之子，继颛顼为天子，在位七十年崩，年百五岁。（《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号历年》）

朱之蕃：按：《风俗通》云：喾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齐召南：帝喾高辛氏，少昊孙，蟜极子。姬姓。初封于莘，以木德王，都于亳。乐曰《九招》。（《历代帝王年表·帝王》）

梁玉绳：帝喾高辛氏：帝喾始见《祭法》《周语下》《鲁语上》，高辛氏始见《左文十八》，五帝之三也。喾又作俈，亦曰辛候，亦曰夋，字亡斤。姬姓。其母不见。生而自言其名，骈齿，戴干，代高阳氏，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十岁，都亳殷，葬濮阳顿丘城南台阴野之秋山。传十世，四百岁。按：张注本汉服虔《左传注》，但颛顼、喾皆是名，服以为德号，盖仍《白虎通·号》章为说，《风俗通·皇霸篇》因之，与张以为字同妄。至五帝三王之世系，颛顼、舜、禹，不出于黄帝。少昊帝及喾是黄帝之裔，非其亲子与曾孙也。尧、稷、契，亦非喾亲子，并非亲兄弟……而《五德志》谓喾，伏羲后；尧，神农后；舜，黄帝后；禹，少昊后；汤，颛顼后。皆不同祖，其说又别，未知所本。（《汉书人表考》卷一《帝喾高辛氏》，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崔述：按：《春秋传》有高辛而无喾；至《国语》始称喾；《大戴礼》始以喾为高辛。《国语》固多附会，然妄合姓氏，谬举神怪则有矣，若无故撰此一代，恐《国语》尚未至是，且言之不一而足，理固当有之，不容略也。《传》既无文，故即以《国语》文补之。惟以喾为高辛，则未敢决，宁阙之可也。（《崔东壁遗书·补上古考信录》卷下《国语始称喾》）

施之勉：按：《御览》七十九引“喾”作“俈”，《三代世表》《封禅书》亦并作“俈”。杨树达曰：甲文作“羔”。羔、俈一声之转。《寰宇记》：故高辛城在穀孰城县西南四十五里。《地理志》云：梁国穀孰西南有高辛城。《帝系谱》：帝喾年十五，佐颛顼有功，封为诸侯，邑于高辛，即此城也。《一统志》：高辛城在归德府商丘县南，今名高辛里。（《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五帝本纪第一》）

王恢：《元和志》（七）：“高辛故城在穀熟县西南四十里，帝喾初封于此。”《清统志》（一九四）：“高辛城在商邱县南，名高辛里。”今商丘东南四十里有高辛集。《路史·后纪》（九上）注引梁载言《十道志》：“襄邑（睢县）有高辛城。”（《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高辛》）

[2]【汇注】

程馀庆：“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姬姓，受封于辛，因以为氏。今河南归德府商丘县有高辛里（按：在今河南省商丘县）。（《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3]【汇校】

张澍稡：喾，黄帝之曾孙。澍按：《汉·志》，帝喾，青阳玄嚣之子，《史记》则云高辛父曰蟜极。（《世本集补注》卷四《帝系篇》，见《世本八种》）

【汇注】

张守节：蟜音居兆反。本作“桥”，音同。又巨遥反。帝尧之祖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刘恕：少皞孙蟜极之子曰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年十五，佐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崩，年九十八岁，或云九十一，葬濮阳。（《资治通鉴外纪》卷一《黄帝》）

梁玉绳：玄嚣产蟜极，蟜极产帝喾，始见《大戴礼·五帝德》，《帝系》《史·五帝纪》《世本》。表本侨，又作乔，又作桥。案：《礼·祭法》疏引《命历序》云：黄帝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少昊传八世五百岁，颛顼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次是帝喾，则以高辛为黄帝曾孙，妄矣。盖喾之上世莫考，侨极即为喾父，必非玄嚣亲子，当是其子孙也。（《汉书人表考》卷二《侨极》，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4]【汇校】

［日］水泽利忠：“皆不得在位”，南化、枫、棭、三、谦、狩、高、尾、中彭、中韩“皆不得在帝位”。（《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裴骃：皇甫谧曰：“都亳，今河南偃师是。”（《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金履祥：“都于亳”，按《一统志》，亳城在归德府城东南四十五里，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郑玄曰：亳，今河南偃师县。《汉书音义》曰“济阴，亳县”。杜预曰：梁国蒙县。皇甫谧曰：孟子称汤居亳，与葛伯为邻。葛即今宁陵县葛乡。亳乃今谷熟县也。蒙为北亳，即景亳。汤受命之地。谷熟为南亳，汤所都偃师为西亳，即盘庚所徙，《书·立政》所谓三亳是也。古书亡灭，未知孰得其实。（《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首《都于亳·音释》）

许国：按：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帝位，至高辛始立为帝。故此只约其词如此。（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程馀庆：都亳，故城在河南府偃师县西十四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汇评】

陆可教：此逆推世次之法，自下而上者也。既详言之，必用徼结语，则文有阖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5]【汇注】

瞿方梅：方梅案：高辛为颛顼从父昆弟之子，而云族子者，据《尔雅·释亲》文。三从为族昆弟，其谓再从者曰族父。高辛次当再从，故亦有族之称。又《白虎通》曰：族者，凑也，谓恩爱相流凑也。顾亭林氏《日知录》曰：族非疏远之称，《汉书·张敞传》“广川王同族宗室刘调等”，同族言其与王近亲。可证矣。（《史记三家注补正·五帝本纪第一》）

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1]。普施利物，不于其身[2]。聪以知远，明以察微[3]。顺天之义[4]，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5]，明鬼神而敬事之[6]。其色郁郁，其德嶷嶷[7]，其动也时，其服也士[8]。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9]。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10]。

[1]【汇注】

张守节：《帝王世纪》云：“帝俈高辛，姬姓也。其母生见其神异，自言其名曰岌。龆龀有圣德，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位，都亳，以人事纪官也。”（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云：“自言其名曰岌”，“岌”，疑当作“夋”。按：上文“帝喾高辛者”，《索隐》引皇甫谧作“夋”。《金楼子》卷一《兴王》，《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亦作“夋”。）（《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2]【汇校】

［日］水泽利忠：南化、枫、棭、三、梅、狩、高、中韩、中彭无“物”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王叔岷：案：“于”犹“为”（去声）也。（《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马持盈：“普施利物，不于其身”，普遍地推施恩德以利他人，丝毫不为自身的利益。（《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3]【汇注】

马持盈：聪而善听，故能知远；明而善察，故能见微。（《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4]【汇注】

左丘明：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编者按：《国语·鲁语上》韦昭注曰：“固，安也。帝喾，黄帝之曾孙，玄嚣之孙，蟜极之子，帝高辛也。三辰，日、月、星。谓能次序三辰，以治历明时，教民稼穑以安也。”意谓帝喾能掌握日、月、星运行的轨迹，使人民的生活秩序得到安定。）（《国语·鲁语上》）

马持盈：顺从上天所表现的行为（天无所不覆，无所不照）。（《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5]【汇注】

张守节：言作历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过而送之，上“迎日推策”是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历，谓推步之。张文虎曰：《尚书》“寅饯纳日”，与“寅宾出日”相对，历日月而迎送之，盖即宾饯之意。（《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

徐旭生：东方的人由于周人的勃兴，才晓得有此古帝，所以传说中除了知远德高的空话以外，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实。独《鲁语》所说“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韦昭解为“能次序三辰（就是日、月、星）以治历明时，教民稼穑以安”，《五帝德篇》也说他“历日月而迎送之”，然则帝喾也许是在当时对于天行有所观测，对于历算有所推进吧。（《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二章第六节《帝喾》）

陈蒲清：历日月而迎送之，根据日月运行制作历法来推算季节朔望。据说当时曾制作《颛顼历》，以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为一年，极为精确。（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6]【汇注】

张守节：天神曰神，人神曰鬼。又云圣人之精气谓之神，贤人之精气谓之鬼。言明识鬼神而敬事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7]【汇注】

司马贞：郁郁，犹穆穆也。嶷嶷，德高也。今案：《大戴礼》“郁”作“神”，“嶷”作“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钱大昕：“其色郁郁，其德嶷嶷”，《索隐》云：“《大戴礼》‘郁’作‘神’，‘嶷’作‘俟’。”今《大戴礼》亦作“郁郁”“嶷嶷”，与小司马所见本不同，盖后人据《史记》转改。（《廿二史考异》卷一《五帝本纪》）

[8]【汇注】

司马贞：举动应天时，衣服服士服，言其公且廉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吴汝纶：“其服也士”，某案：此谓天子而服士人之服。《索隐》说是。方侍郎谓“服”为用，引“有服在大僚”释之，其说似迂。（《点勘史记读本·五帝本纪》）

[9]【汇校】

裴骃：徐广曰：“古‘既’字作水旁。‘遍’，一作‘尹’。”（《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汇注】

司马贞：即《尚书》“允执厥中”是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溉音既。言帝俈治民，若水之溉灌，平等而执中正，遍于天下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蒋廷锡：按《帝王世纪》，帝喾以人事纪官，故以勾芒为木正，祝融为火正，蓐收为金正，云冥为水正，后土为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职而治诸侯，于是化被天下。（《明伦汇编》卷七《帝纪部·帝喾高辛本纪》）

[10]【汇注】

张守节：以上《大戴》文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王圻：昔黄帝方制天下，立为万国，其后制度无闻。至于帝喾，乃始创置九州，统理万国。按：孔安国注：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三才图会·地理卷十四·帝喾九州之图》）

程馀庆：俱约略《黄帝纪》与《颛顼纪》一样写。［眉批］丁奉曰：史称“帝喾执中，遍天下”等语，则喾可谓至圣矣。顾其立嗣也，嫡不以稷，德不以尧，而乃以荒淫之挚，何也？人知尧之不立朱，而不知其惩之于挚；人知泰伯仲雍之让王季，而不知其仿之于稷、契；人知王季之受让，而不知其仿之于尧。（《历代名家译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汇评】

崔述：《大戴记·五帝德》篇云：“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余按：此所称“生而神灵，自言其名”者，即黄帝之“生而神灵，弱而能言”也。“聪以知远，明以察微”者，即黄帝之“成而聪明”也。“明鬼神而敬事之”者，即颛顼之“洁诚以祭祀”也。“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者，即颛顼之“日月所照，莫不祗励”也。“顺天之义，取地之财”者，即黄帝之“顺天地之纪”，颛顼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也。盖撰此文者亦苦于无可言，故少窜易其词，而实仍即前之所云云也。（《崔东壁遗书·补上古考信录》卷下《〈大戴记〉称帝喾德与黄帝、颛顼不异》）

帝喾娶陈锋氏女[1]，生放勋[2]，娶娵訾氏女[3]，生挚[4]。帝喾崩[5]，而挚代立[6]。帝挚立，不善（崩）[7]，而弟放勋立[8]，是为帝尧[9]。

[1]【汇校】

梁玉绳：附按：《汉律历志》《人表》及《路史》等书皆作“陈丰”，此及《大戴礼》作“锋”，岂古假借用字欤？疑是误文，故《正义》曰“锋又作‘丰’”。今本《大戴礼》讹作“陈隆”，《诗·生民·疏》引《帝系篇》作“陈锋”可证。（《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日］水泽利忠：“锋”，南化、枫、棭、三、梅、狩、野、高、中彭、中韩、阁“酆”。（《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司马贞：锋音峰。按：《系本》作“陈酆氏”。皇甫谧云“陈锋氏女曰庆都”。庆都，名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锋音峰。又作“丰”。《帝王纪》云“帝俈有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简狄，生。次妃陈丰氏女，曰庆都，生放勋。次妃娵訾氏女，曰常仪，生帝挚”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罗泌：“伊”，盖亦上世所国，今洛之伊阳县有伊水，尧之母家，伊侯国。（《路史·国名纪卷甲·炎帝后姜姓国·伊》）

罗苹：《元和郡县志》：尧母庙［在濮之雷泽］县东南四里。尧陵，县西三里。尧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一年，纪载于碑。贞观十一年，禁樵采，春秋奠酹。（见《路史·发挥卷五·辨帝尧冢》注）

梁玉绳：陈丰始见《史·五帝纪·正义》引《史》异本，及本书《律历志》引《帝系》。帝喾次妃，陈锋氏女，产尧，始见《帝系》《五帝纪》。丰本作锋。名庆都。葬成阳城西尧陵南一里。（《汉书人表考》卷二《陈丰》，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汇评】

高冲霄：帝喾执中，郁郁嶷嶷，动时服士，佐以四妃。姜嫄，庆都，简狄，常仪，稷、尧、契、挚，自天申之。契为商祖，稷开周基。（《帝王世纪纂要》卷一《帝喾高辛氏》）

[2]【汇注】

张守节：放音方往反。勳亦作“勋”，音许云反。言尧能放上代之功，故曰放勋。谥尧。姓伊祁氏。帝王纪云：“帝尧陶唐氏，祁姓也。母庆都，十四月生尧。”（《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浦起龙：《淮南·修务训》：尧眉八采。高诱注：尧母庆都出观于河，有赤龙负图而至，奄然阴云。尧生，眉有八采之色。《尚书大传》：尧八眉，舜四瞳子。（《史通通释》卷五《采撰·尧八眉》）

鲁实先：帝尧生年，当在西元前二二四四年，是岁在《乾凿度历》为入癸酉蔀六十年，岁在己丑。（《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五）

王叔岷：案：景祐本、黄善夫本、殿本“勳”并作“勋”，《御览》八十引同（《治要》引下文亦作“勋”。《三王世表》《金楼子》并同）。勋，古文勳，《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勳。”（《治要》引“勳”亦作“勋”。）（《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陈直：直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记》，有《汉成阳灵台碑》，为尧母庆都而立，与皇甫谧之说正同。（《史记新证·五帝本纪》）

[3]【汇校】

［日］水泽利忠：“娶娵訾氏女生挚”，南化、枫、棭、三、梅、狩、中彭“又娶娵訾氏女生挚”。（《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司马贞：按：皇甫谧云“女名常宜”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娵，足须反。訾，紫移反。（《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朱之蕃：杨慎曰：娵訾，辰名，盖古之天官，因以为氏。（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王叔岷：案：上文《正义》、《艺文类聚》十一、《御览》八十引《帝王世纪》：娵訾氏女并作“常仪”。仪、宜古通。《礼记·檀弓》疏引《大戴礼》云：“次妃陬〔訾〕氏之女曰常宜，生帝挚。”（今本《大戴礼》作“次妃曰陬訾氏，产帝挚。”）作“宜”，与《索隐》引《帝王世纪》合。（《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4]【汇注】

金履祥：四妃娵訾氏女曰常仪，生挚，庶子曰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谓之八元。其不才子曰实沈、阏伯。（《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首《帝喾高辛氏》）

梁玉绳：娵訾始见《史·五帝纪》。帝喾次妃，娵訾氏女，生挚，始见《帝系》《五帝纪》。娵本作陬，亦作有陬氏。名常仪。生而发与足齐，堕地能言。案：喾传十世四百岁，安得与弃、契、尧、挚为父子？先儒论之甚详，见《诗·生民》《礼·月令》疏。郑笺云：姜嫄当尧时为高辛氏之世妃。注《周礼·大司乐》云：姜嫄无所妃，是以特立庙祭之。贾、孔疏并云：谓为其后世子孙之妃。《殷》《周纪·索隐》引谯周《古史考》曰：契必非喾子，其父微不著。简狄非喾次妃。弃，帝喾之胄，其父亦不著。孔《月令》高禖疏云：简狄之夫不得为喾，亦高辛氏后世之妃。证古精确，观于稷、契之母，而尧、挚之母非喾妃自明。因以知姜嫄四女不配一夫，弃、契四人并非同父，《帝系》《史记》果可尽信乎！《三国志》蜀秦宓辨五帝非一族，谯周数往谘访，记录其言，《左昭元》疏亦以少昊、颛顼、舜、鲧世系为疑。余别有说，见《史记志疑》一。（《汉书人表考》卷二《娵訾》，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5]【汇注】

戴圣：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帝喾能序星辰以著众。（《礼记·祭法》）

裴骃：皇甫谧曰：“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皇览曰：“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臺阴野中。”（《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孔颖达：次是帝喾，即高辛氏。传十世，四百岁。（《礼记正义·祭法》引《春秋命历·序》）

刘恕：喾在位七十五年，崩；或云六十三年。年一百，或一百五岁、九十八岁、九十二岁，葬宜阳，或云濮阳。《命历序》曰：喾传十世，四百年。（《资治通鉴外纪》卷一《黄帝》）

罗泌：帝生三十而御天，六十有三载崩，葬顿丘台城阴野之秋山，所谓顿丘台也。（《路史·后纪九上·高辛》）

又：高辛崩，而帝立，袭高辛氏。帝之立，不善，九载，以其仲立，是为尧。有子玄元，尧封之于中路。（《路史·后纪九下·高辛纪下》）

罗苹：《元和志》顿丘西北三十五有秋山，县北三十有帝俈墓。《寰宇记》秋山冢现存。《皇览》云在顿丘城南。唐以仲春祀帝俈于顿丘。三年一享。（见《路史·后纪九上·高辛》注）

王士俊：帝喾陵，在府城南四十五里，即帝所都之地。（［雍正］《河南通志》卷四十九《陵墓》）

齐召南：在位七十年崩（原注：陵在滑县东北七十里）。（《历代帝王年表·帝王》）

[6]【汇注】

郑樵：挚嗣立，荒淫无度，诸侯废之，推尧为天子。挚在位九年，非帝之限，不当五运。自黄帝至挚，三百四十一年。少昊至挚四世，二百四十一年（原注：《命历序》曰：黄帝传十世，千五百二十年，或云十八代）。（《通志》卷二《帝喾》）

罗苹：见《年代历》，史传皆作挚。故高诱、陈伯宣以帝挚为少昊，而以少昊为俈之子，尹子遂有少昊逐弟之说，妄也。按：少昊在位八十四年，挚在位九年。挚立，不善；而少昊之德在人如此，夫何疑哉！《世纪》云，挚母于四人中班最下，而挚于兄弟中年最长，故登位后，立弟放勋为唐侯，按：，音致，人必误为挚而缪为少昊尔，世孰有名曾祖哉？（见《路史·后纪九下·高辛纪下》注）

金履祥：子挚即天子位，九年而废。（《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首《帝喾高辛氏》）

又：帝喾崩，挚嗣立，荒淫无度，不修善政，居九年，诸侯废之，而尊尧为天子。（同上）

[7]【汇校】

张文虎：《索隐》本无“崩”字，据《注》及《正义》，盖后人妄增。（《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帝本纪》）

赵生群：按：孔颖达等《尚书正义》卷一云：“《史记》诸书皆言尧帝喾之子、帝挚之弟，喾崩挚立，挚崩乃传位于尧，然则尧以弟代兄，盖踰年改元。”则唐初孔颖达等所见《史记》亦有“崩”字。（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编者按：辛德勇检核南宋庆元间建安黄善夫家塾刻三家注本《史记》，南宋绍兴初杭州刻十四行《史记集解》本，宋乾道七年蔡梦弼东塾刻附《集解》《索隐》本，以及宋淳熙三年张杅桐川郡斋刻附《集解》《索隐》本，发现以上诸本皆镌有“崩”字。又：辛德勇认为：删除“崩字”，则将“帝挚嗣立，未久而崩”这一史实变为“或称挚荒淫，诸侯废之；或称唐侯盛德，挚微弱而禅焉”。这样一来，就会改变相关史实并触及上古史中某些根本问题。因此，辛德勇认为应保留“崩”字，书作“帝挚立，不善，崩，而帝放勋立，是为帝尧”。详见《史记新本校勘·五帝本纪》。

【汇注】

司马贞：古本作“不著”，音张虑反。俗本作“不善”。不善谓微弱，不著犹不著明。卫宏云：“挚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禅位焉。”（《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帝王纪》云：“帝挚之母于四人中班最在下，而挚于兄弟最长，得登帝位。封异母弟放勋为唐侯。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挚服其义，乃率群臣造唐而致禅。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禅。乃封挚于高辛。”今定州唐县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梁玉绳：按：少昊帝名挚，此喾之胄亦名挚，盖族远不嫌同名也。（原注：《周书·尝麦解》以青阳名质，即帝少昊，非也。质，挚古通。）《路史·后纪》卷十注谓：《世纪》本卫宏云“唐侯德盛，挚微弱而致禅焉”。《皇王大纪》谓“袭位未久而殂”。《通鉴外纪》谓“荒淫无度而废之”。诸说各异，疑莫能明。据《人表》在上中，则不得如后世所言。（《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8]【汇评】

皮日休：圣人务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见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见其德焉。苟如是，是见危者已坠而欲援，观斗者将死而方救。噫，其亦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挚，挚之不善，天下之民，辅尧以为君；以唐尧之仁化，用一鲧，鲧之不绩，天下之民，譟禹以为功。夫如是，挚之与鲧，是高辛、唐尧，诚用之也，非先置也。推其诚而用之，人民尚倍之如是，况先置者邪？（《皮子文薮》卷五《秦穆谥缪论》）

[9]【汇注】

左丘明：帝尧，为陶唐氏。（见《世本》下《氏姓》）

伏生：尧年十六，以唐侯升为天子，遂以为号。（《尚书大传》卷一）

戴德：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大戴礼记》卷七《帝系》）

刘安：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脩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脩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卷八《本经》）

王充：尧体就之如日，望之若云。洪水滔天，蛇龙为害，尧使禹治水，驱蛇龙，水治东流，蛇龙潜处。有殊奇之骨，故有诡异之验，有神灵之命，故有验物之效。天命当贵，故从唐侯入嗣帝后之位。（《论衡·吉验篇》）

应劭：尧者，高也，饶也。言其隆兴焕炳，最高明也。（《风俗通义·皇霸第一·五帝》）

王嘉：帝尧在位，圣德光洽，河洛之滨，得玉版方尺，图天地之形，又获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记天地造化之始。四凶即除，善人来服，分职设官，彝伦攸叙，乃命大禹疏川潴泽有吴之乡，有北之地，无有妖灾沉翔之类，自相驯扰。……尧在位七十年，有鸾雏岁岁来集，麒麟游于薮泽，枭鸱逃于绝漠。（《王子年拾遗记》卷一《唐尧》）

钱时：尧，唐帝谥。尧初为唐侯，后有天下，因号曰唐。（《融堂书解》卷一《尧典》）

王应麟：《世纪》帝尧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尧山在焉（原注：《郡县志》：定州唐县，古唐侯国，尧初封于此。今定州北有故唐城）。唐水在西北入唐河（原注：南有望都县山，即尧母庆都之所居也，相去五十里。都山一名亘山。北登尧山，南望都山，故名县曰望都。《地理志》：尧山在唐县南。张晏以尧山在唐东北望都北。《史记》尧作游。成阳，《正义》濮州雷泽县是）。后又徙晋阳，今太原县也。于周在并州之域。及为天子，都平阳。于《诗·风》为“唐国”。武王子叔虞封焉。（《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历代都邑考·帝尧都》）

焦竑：唐尧都平阳，今山西平阳府有唐城。（《焦氏笔乘续集》卷六《古今都会》）

齐召南：帝喾高辛氏，子挚嗣天子位，九年而废。诸侯尊唐侯为天子。（《历代帝王年表·帝王》）

高冲霄：帝尧陶唐氏，姓伊耆，帝喾之子，名放勋，号尧，或曰其名也。育于母家伊侯之国，后徙耆，故为伊耆氏。佐帝挚封植，受封于陶，复封于唐，故又曰陶唐氏。甲辰即位，都平阳，以火德王，建寅为岁首，起甲辰，尽癸未。在位九十八载，崩阳城，寿百十七岁。（《帝王世纪纂要》卷一《帝尧陶唐氏》）

张澍稡：澍按：孔《疏》云：尧是黄帝玄孙，舜是黄帝八代之孙。（《世本集补注》卷四《帝系篇》，见《世本八种》）

［日］泷川资言：吴裕垂曰：尧嗣挚统，兄弟相及也。尧即帝位，经无明文，于是滋生异说，有谓挚服义而致禅者，有谓挚荒淫而见废者，此皆乱贼之徒，欲饰篡为禅，附会其说以自文耳。太史公所谓百家之言，其文不雅驯者，莫甚于此。故博采群书，择其尤雅者，著为本纪，以为帝挚不善，既崩而后放勋立，可谓折衷至正。俾万世人臣无所藉口矣。（《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刘玉玑：《汉·地理志》，河东郡平阳县，尧都也。在平河之阳。《括地志》云：今晋州所治平阳故城是也。《后汉·郡国志》：平阳，侯国，尧都此。《晋·地理志》：平阳，旧尧都。《帝王世纪》云：尧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后徙晋阳，今太原是也。及为天子，都平阳。郑氏《诗谱》云：太原、晋阳，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则尧都之在今临汾明矣。……民国为临汾县，隶山西省河东道，十六年裁河东道，隶山西省。（［民国］《临汾县志》卷一《沿革考》）

又：尧井，尧庙殿前，相传尧建都时凿。（［民国］《临汾县志》卷四《古迹记》）

王恢：唐尧之都：渔猎时代，居无定所，传说亦殊，大体以山西临汾为中心。《世纪》《汾水注》《括地志》，并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河水注》引阚骃曰：“尧都蒲坂。”按《晋世家》，古唐国，周公灭之，成王以封叔虞（《左》昭元），在虞乡县西三十里，名晋阳。盖涑水古名晋水。《汉志》临晋，应劭曰：“以临晋水故名。”虞子燮父徙平阳，遂移晋水之名于平水，又仍旧名晋阳。而太原之晋阳，乃赵氏之私邑（《春秋》定十三），赵简子使董安于筑（《韩非子·十过》），赵襄子保晋阳以抗荀瑶及韩、魏之师，开“三晋”之新局，自此晋阳之名显，而平阳之晋阳又继虞乡之晋阳而晦。（《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唐尧之都》）

又：又有说在河北唐县者，《汉志》：“中山国唐县，尧山在南。”应劭、张晏谓“尧为唐侯国”。谯周以为“封尧之子”。无非各以意说。《滱水注》又从而为之辞。所称“《史记》”云云，盖《世纪》之误（见《御览》八十）。（同上）

雷从云：帝尧部落的活动中心，可能在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雷学淇在他的《竹书纪年义证》卷五中，有一段较详的考证：“陶唐氏者，帝尧有天下之号也。陶唐皆地名。《书》曰：‘惟彼陶唐，率彼天常。’《说文》曰：‘陶丘在济阴，有尧城，尧尝居之；后居于唐，故号陶唐氏。’韦昭曰：‘陶、唐皆国名，犹汤称殷商也。今陶在山东曹州府定陶县西南。’唐地所在不一，应劭《汉书集解》曰：‘中山国唐县，故尧国也。唐水在其西。’郑康成《诗谱》曰：‘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帝王世纪》兼取其说，谓：‘尧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后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于《诗》为唐国。’今中山之唐，在直隶保定；晋阳之唐，在山西太原。盖尧之初封，在中山之唐，与望都接壤，即望尧母之葬处者；晋阳之唐，乃帝裔之封国，非尧之徙封矣。”（《中国古代城市起源问题的再探索》，见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

又：尧活动的中心，在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在其他文献中也有反映。《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平阳，唐尧所都。”应劭注：“在平水之阳也。”《括地志》：“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同上）

田昌五：《毛诗·唐风谱》云：“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日太原晋阳是。……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后人也有以晋阳为尧都者。然《史记·晋世家》云：“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足证晋阳说之非。《史记正义·郑世家》引《括地志》亦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西二十里。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地记》云：唐氏在大夏之墟，属河东安邑县，在今绛城西北一百里有唐城者，以为唐旧国。”现在翼城发现有晋国早期遗址，故应以此说为是。另有平阳说，如《汉书·地理志》平阳条下应劭注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晋书·刘元海载记》云：“平阳有紫气，兼陶唐旧都。”平阳在今临汾市一带。还有蒲坂说，在今永济县境，系附会舜都蒲坂而来。（《华夏文明的起源·万国并存唐虞兴》）

土鼓

又：就历史传说而言，陶唐氏可谓黄帝族的嫡系。它居于今河北唐县、行唐、望都一带，继而到了冀南实沈之地，最后由于同阏伯发生矛盾，逾太行而定居于大夏，即汾水下游一带。在这里发现了中原龙山文化的两个类型：一曰三里桥类型，一曰陶寺类型。三里桥类型应即大夏文化，陶寺类型则是陶唐氏之文化。（《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早期文明的再发现》）

又：据初步调查，陶寺类型主要分布于汾河下游及其支流浍河流域的临汾、襄汾、侯马、曲沃、翼城、绛县、新绛、稷山、河津等市县，与传说中陶唐氏的活动区域相吻合。其年代据对陶寺遗址的测定：遗址的上限应早于公元前2400年，或在公元前的2500年前后，下限应断在公元前1900年。换言之，遗址的年代范围可大致估算为公元前二十五六世纪至前二十世纪，历时五六百年。这段时间上接实沈时期，下接夏代初年，与陶唐氏的发达期也大致相当。（同上）

又：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约7.5公里的崇山西麓，总面积达三百多万平方米，包括居址和墓地两部分，内涵十分丰富。（同上）

编者按：田昌五先生《中国早期文明的再发现》（见《华夏文明的起源》）一文，令人信服地认识到帝尧时代绝非子虚乌有，在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发现的土鼓、鼍鼓、铜铃等实物，可以再现2500年前后陶唐氏的文化特征。王国维于民国十四年四月在《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兹据中国历史博物馆编的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参考图录·原始社会》三《山西龙山文化·襄汾陶寺遗址》所载的土鼓、鼍鼓、铜铃等实物图片予以转载，用作参证。吾辈不能因《尚书·尧典》为晚出，从而否定《尧典》的真实性，进而否定尧的存在。

木鼍鼓

又：从美洲易落魁人那里传过来轩辕氏的族徽，形状像龟，叫做“天竜”。“龙”有多种异体字，《集韵》认为“竜”是其中的一种。又称赑屃，在龙种之中，最能吃苦耐劳，最为雄健有力。明杨慎《升庵外集》说：“俗传：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弘治中御书小帖，以问内阁，李文正据罗玘、镏绩之言，具疏以对，今影响记之：一曰赑屃，好负重，今碑下趺是也；二曰螭吻，好望，今屋上兽头是也；三曰蒲牢，好吼，今钟上纽是也；四曰狴犴，有威力，故立于狱门；五曰饕餮，好饮食，故立于鼎盖；六曰蚣蝮，好水，故立于桥柱；七曰睚眦，好杀，故立于刀环；八曰狻猊，好烟火，故立于香炉；九曰椒图，好闭，故立于门铺。”黄帝子孙皆称自己是“龙的传人”，是有深远的历史渊源的。在尧时代的山西陶寺村所发掘的文物中，有“绘龙陶盘”，与轩辕氏族徽虽有很大差异，但受其影响与继承方面，仍可找出内在的联系。现在所称的“龙的传人”，追本溯源，可能就是黄帝族子孙的另一种说法。（见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古代史参考图录·原始社会》，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铜铃

曲英杰：陶唐氏之初居当在唐，在今河北唐县境。后西越太行山，沿汾水南下，徙至平阳，其为盟主时以平阳为都，在今山西临汾市境。其以南襄汾陶寺等发现有大规模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陶寺遗址面积约3百万平方米，其大墓中出土有成组的鼍鼓、特磬、石刀形玉器、玉钺、石钺、玉琮、玉铲、玉瑗和彩绘陶器、木器等，据碳十四年代测定，其遗址时代从公元前25世纪延续到公元前18世纪。或可作为陶唐氏都城的一个线索。而晋阳之唐，当如雷学淇所辨，为尧后裔所居之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尧舜都平阳》）

绘龙陶盘

【汇评】

韩非：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韩非子·五蠹篇》）

班固：谓之尧者何？尧犹也，至高之貌，清妙高远，优游博衍，众圣之主，百王之长也。（《白虎通德论·号篇》）

崔述：《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崩，高阳立，是为帝颛顼；颛顼崩，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崩，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弟放勋立，是为帝尧。”——以为古帝皆相继而立者。《帝王世纪》衍之，复据《汉书》而小变其说，谓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一岁；其后少皞在位八十年，年百岁；其后乃为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挚在位九年，造唐而致禅。后之辑古史者大率本其年数以为上古甲子之实。（《崔东壁遗书·补上古考信录》卷下《少皞至尧四代皆非相继而立》）

又：余按：少皞、颛顼不继黄帝，前篇固已详言之矣，然即少皞至尧四代中，更无他天子，而亦前后不相及也。《国语》云：“少皞之衰，九黎乱德，颛顼受之。”少皞既衰，颛顼乃兴，是颛顼与少皞不相及也。《传》云：“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高阳、高辛至尧时已数世而分数族，是尧与二代亦不相及也。然则上古帝王，其交会之间皆当有数十百岁，此衰而后彼兴，正如春秋之霸者然，安得有相继为天子者哉？盖凡说上古者皆以后世例之，故误以为相承不绝；不知古之天子无禅无继。有一圣人出焉，则天下皆归之而谓之帝，圣人既没，则其子孙降而夷于诸侯，又数十百年复有圣人出，则天下又归之，如是而已。（同上）

帝尧者[1]，放勋[2]。其仁如天[3]，其知如神[4]。就之如日[5]，望之如云[6]。富而不骄，贵而不舒[7]。黄收纯衣[8]，彤车乘白马[9]。能明驯德[10]，以亲九族[11]。九族既睦[12]，便章百姓[13]。百姓昭明，合和万国[14]。

[1]【汇校】

张文虎：宋本无“帝”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帝本纪》）

［日］水泽利忠：英房、南化、三、高、阁无“者“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班固：《帝系》曰，帝喾四妃，陈丰生帝尧，封于唐。盖高辛氏衰，天下归之。木生火，故为火德，天下号曰陶唐氏。让天下于虞，使子朱处于丹渊为诸侯。即位七十载。（《汉书·律历志下》）

裴骃：《谥法》曰：“翼善传圣曰尧。”（《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欧阳询：《春秋元命苞》曰：尧眉八采，是谓通明，历象日月，琁玑玉衡。《尚书中候》曰：帝尧即政，荣光出河，休气四塞，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甲似龟背。五色，有列星之分，斗政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艺文类聚》卷十一《帝尧陶唐氏》）

司马贞：尧，谥也。放勋，名。帝喾之子，姓伊祁氏。按：皇甫谧云“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徐广云：“号陶唐。”帝王纪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括地志》云：“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苏辙：帝尧陶唐氏，都于平阳。黄收纯衣，彤车白马，茅茨不翦，土阶三等，为《咸池》之乐。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高辛氏既衰，而三苗复乱九黎之德，尧乃复育重、黎之后，曰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使平秩四方，以正四时，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尧后有刘累者，学扰龙于豢龙氏，事夏孔甲，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为豕韦氏。商之衰，徙居于唐，周以唐封叔虞，复自唐徙杜，为唐杜氏。周宣王诛杜伯，其子隰叔适晋，为范氏，范武子奔秦，自秦复归于晋，其处者为刘氏，而汉其苗裔也。（《古史》卷二《五帝本纪》）

刘恕：帝尧，帝喾之子，年十五，长十尺，佐兄挚，受封唐侯，姓伊祁，号陶唐氏，都平阳。尚白，荐玉以白缯。茅茨不翦，朴桷不斫，素题不枅，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大羹不和，粢食不毇，藜藿之羹，饭于土簋，饮于土铏，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展，奇怪异物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佚之乐不听，宫垣室屋不垩色，布衣掩形，鹿裘御寒，衣履不敝尽不更为也。不以私曲之故，害耕稼之时。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贞平洁爱民者厚其禄。民有孝慈力耕桑者，遣使表其闾。正法度，禁诈伪，存养孤寡，赈亡、祸之家。自奉甚薄，赋役甚寡。巡狩行教，周流五岳。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一民饥，则曰我饥之也；一人寒，则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亲之如父母，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单均刑法以仪民。（《资治通鉴外纪》卷一《帝尧》）

又：《谥法》：翼善传圣曰尧。《周书》谥法，周公所作。《檀弓》曰：死谥，周道也。而尧、舜、禹、汤、桀、纣得有谥者，因上世之生号，追之为死谥。上世质，非至善，至恶无号，故他君无谥也。《白虎通》曰：尧犹，至高之貌。清妙高远，优游博衍，百王之长也。（同上）

胡宏：［《皇极经世》］元载甲辰，尧自唐侯升为天子，时年十六，都于平阳。……放则天命，勤于君道，日月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作布政之宫曰衢室，立诽谤之木，使天下得尽其言，建进善之旌，使天下得尽其才，置谏鼓于朝，使天下得改其过，天下之人无有异心。不赏而劝，不罚而治，戴之如日月，亲之如父母，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皇王大纪》卷三《帝尧陶唐氏》）

又：五十一载甲午，有苗暴。杀戮无辜，始大为割耳、截鼻、椓阴、黥面五虐之刑，民相渐化，泯泯棼棼，反覆诅盟，尧与战于丹水之浦，以遏止其恶，夷绝其世。（同上）

罗泌：帝尧，陶唐氏，姬姓。高辛氏之第二子也。母陈丰氏，曰庆都。尝观三河之首，赤帝显图，奄然风雨，庆都遇而萌之，黄云覆之，震十有四月，而生于丹陵。曰尧，是曰放勋。身侔十尺，丰下兑上，龙颜日角，八采三眸……聪明密微，其言不式，其德不回。仁如天，智如神，明如日，而晦如阴。好谋能深，和而不怒，忧而畏祸，快而愉。年有十三，佐挚封植，受封于陶。明人察物，昭义崇仁，禁诈伪，正法度，不废穷民，不敖亡告。苦死者而哀妇人，底德靡解，百姓和欣，于是改国于唐。勤劳不居，俭而用礼，不贵时巧，不视文绣，温饭暖羹，不不易。褍衣袿履，不敝不更。……仁恩被于苍生，德化敷于四海，故亡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年十有七，谡以侯伯恢践帝，曰陶唐氏。都于平阳、安邑。以火纪德，谓赤帝。色尚白，黄收纯衣，彤车白马，乃立三公六卿，百揆暨百执事。富而亡骄，贵而不舒，居于明堂，斥题不枅，土阶不戚，茅茨不劗，泊如也。重先务急，亲贤，明骏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穆，乃辨章于百姓。百姓昭明，而协和于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路史·后纪十一·陶唐氏》）

金履祥：帝尧陶唐氏，姓伊耆，名放勋，帝喾之子，以火德王天下，都平阳，在位九十八年，以子丹朱不肖，乃逊位于舜。（《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首《帝尧陶唐氏》）

马端临：帝尧，帝喾之子，姓伊祈，名放勋。帝喾崩，而长子挚代立，封尧为唐侯。帝挚立，不善，在位九年，唐侯德盛，乃禅位于唐侯。尧以甲辰即位，都平阳，号陶唐氏。在位七十年，荐舜摄政，又二十八年崩。在位九十八年，寿一百一十八。首甲辰，尽癸未。（《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号历年》）

朱之蕃：按：《风俗通》云：尧者高也，饶也。言其隆兴焕炳最高明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觉罗石麟：帝尧陶唐氏，姬姓，高辛氏之第二子也。……年十有七，以侯伯践帝位，曰陶唐氏，都于平阳，以火纪德，为赤帝，色尚白，黄收纯衣，彤车白马，乃立三公六卿百揆暨百执事。居于明堂，斥题不枅，土阶不戚，茅茨不劗，泊如也。重先务，急亲贤，务求贤圣。乃更制五服，均五等，五国相维，设四岳、八伯以典诸侯，均井邑，都鄙而临民，以十二牧，春省耕，秋省敛。因地之生，美为贡赋，因人之好恶，为政教。（［雍正］《山西通志》卷六十一《帝王·陶唐》）

又：伊村。［临汾县］南十里，以帝尧姓伊祈名。相传有茅茨土阶遗址。（［雍正］《山西通志》卷五十七《古迹·临汾县》）

梁玉绳：帝尧陶唐氏：帝尧始见《书·尧典》，陶唐始见《书·五子之歌》。陶唐氏始见《左襄廿四》，五帝之四也。亦曰唐侯，亦曰唐帝，亦曰帝唐，亦曰伊唐，亦曰唐尧，亦曰伊尧，亦曰后帝，亦曰君帝，亦曰放勋，亦曰神宗，亦曰赤帝。母陈锋氏女，曰庆都，感赤龙，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翼之星精，身修十尺，面锐上丰下，眉八彩，参牟子，发长七尺二寸，忧劳瘦臞，形若腊，代高辛氏。在位九十八年，年百十八。始都太原晋阳，后迁河东平阳。葬济阴成阳谷林。（《汉书人表考》卷一《帝尧陶唐氏》，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又：案：《史·集解》引韦昭曰：陶、唐皆国名，犹称殷、商。《书·五子之歌》疏云：陶唐二字，或共为地名。未必如昭言。《左襄廿四·疏》云：历检书传，未闻尧居陶，而以陶冠唐。盖地以二字为名。考本书《地理志》中山唐县注，应劭曰：故尧国，唐水在西。张晏曰：尧为唐侯，国于此，未闻其地以二字名。而《续郡国志》曰：济阴定陶，古陶，尧所居。《竹书》尧八十九年作游宫于陶，九十年游居于陶。《史·货殖传》作游成阳，则非共为地名甚审。本书《高纪》注，晋臣瓒曰：尧初居唐，后居陶。师古曰：尧尝居陶，后居于唐。《路史·后纪十一》云：受封于陶，改国于唐，说虽不同，可证尧合二地以为有天下之号。至《高纪》注引汉荀悦曰：唐者尧号，陶发声，则妄矣。（同上）

又：又《五德志》及帝尧碑俱称伊尧，《晋书·礼志上》言魏明帝景初元年，诏以舜妃为伊氏，是尧实姓伊，乃《易·疏》引《世纪》尧姓伊祈，故《礼·郊特牲》释文有尧号伊耆氏之说。而《史·正义》引《世纪》云：祁姓，宋司马光《稽古录》从之。《淮南·修务》高注云，尧母寄伊长孺家。《索隐》引皇甫谧云：尧初生时，其母寄于伊长孺家，从母所居为姓。《路史》谓尧姬姓，注以姓伊祈为失。复辨《世纪》或说祁从母姓之误。窃疑尧生于伊水之上，遂为伊姓。犹伊尹之姓伊尔，不关母所居，亦非从母姓。而尧既姓伊，自不得为祁矣。灵台碑谓尧母姓伊，尤诞不足信。《路史·国名纪一》，炎帝后姜姓伊侯国，尧之母家，自伊徙耆，爰曰伊耆，则伊是国名，非姓也。但《史》本《帝系》言。尧母陈锋氏，不云伊侯女，《路史》恐亦难信。（同上）

梁学昌：帝尧，称曰伊唐，又见《魏志·高堂隆传》。亦曰唐勋，见清浦王侍郎昶《金石萃编》唐员半千撰《尹尊师碑》。（《庭立纪闻·帝尧》，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陈士元：《史记·五帝本纪》惟云帝尧，不书姓氏。《索隐》云姓伊祁氏。然伊祁乃炎帝之姓，盖以尧与炎帝俱火德王，故谓尧为炎帝后。而《汉书》遂以尧为炎帝子，姓伊祁，谬矣。《世纪》云：庆都寄居于伊长孺家，故尧从母所居为姓。《灵台碑》云：昔者庆都氏姓曰伊，则伊其母姓，岂得为尧姓乎？《路史》云：帝尧，姬姓，帝喾之第二子也。……在位七十载。欲逊位，于是四岳举舜，又三载，尧已八十九岁，荐舜于天以摄事，一百载，尧乃殂落，寿一百十六岁。（《论语类考》卷七《尧》）

又：夫尧乃陶唐氏之名，而《索隐》则以尧、舜、禹为谥，然“尧曰‘咨汝舜’，舜曰‘咨汝禹、汝弃、汝契’”，若以为谥，则弃、契、垂、益、夔、龙皆谥乎？（同上）

徐旭生：帝尧所属的氏族，据传说为陶唐氏。简略地说，也可以叫作唐氏。他活动的地域，据《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郑玄曰：“两河间曰冀州。”主要指今晋南一带。但有的说在今河北境内，约在唐县、望都一带。还有的说在今山东的极西部，有定陶、成阳诸说。河北、山东两说未见先秦古书。独山西的晋国开始时就叫作唐国。《诗经·国风》晋国的诗还叫作《唐风》。……又定公四年也记有“命（唐叔）以唐诰”的文字。那陶唐氏故墟在今山西境内，似无可疑。虽然如此，在山西境内的何处也还有争论。自杜预说大夏在太原晋阳县，后人多从其说，主要的理由是说唐的改晋是由于晋水，而晋人在晋阳。可是顾炎武说“况霍山以北，自晋悼公以后始开县邑，而前此不见于传”“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顾氏认为霍山以北地域与早期的晋国无干，实属颠扑不破的说法。今据翼城曲沃一带考古发掘材料印证，唐叔旧封地在于翼，实属可信。晋水，在今太原之晋阳。又据《括地志》“平阳河水一名晋水”，平阳亦即晋阳，在今临汾，那就不应当由于地名之偶同，就臆断唐叔旧封必在今太原附近。（《尧舜禹·帝尧》，载《文史》第39辑）

又：《汉书·地理志》：“河东，本唐尧所居。”所以，寻找陶唐氏故虚，当在霍山以南的汾水流域，不应到霍山以北去找。至于说这一带是帝尧裔子分封的地方，不是尧旧居，并无确实的证据。（同上）

叶舒宪：“尧”的繁体字写作“堯”，今人已经完全无法从字形看出其意义。这个字本不代表姓氏，而是一个圣号。该字收录在《说文解字》的“土部”，许慎的解说是：“堯，高也。”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对此有个补充说明：“堯，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堯之言至高也。”班固《白虎通义》讲到圣号雅号的问题时，也有类似的看法：“谓之‘尧’者何？尧犹堯堯也。至高之貌，清妙高远，优遊博衍，众圣之主，百王之长也。”古人的语言中还有个习惯，将两个尧字并称，如《墨子·亲士》：“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者，乃千人之长也。”孙诒让《闲诂》：“《白虎通》云：‘尧犹嶢嶢，至高之貌。’”清王夫之《南岳赋》：“其高也，拔乎原隰者九千六百步，轩轩尧尧，以扪银汉。”看来，从哥哥帝挚那里获得王位的放勋，被人们称为“尧”，也就相当于赞美其高大完美。（《班瑞：尧舜时代的神话历史》，载《民族艺术》2012年第1期）

【汇评】

荀子：尧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举舜畎亩，任之天下，身休息。得后稷，五谷殖。夔为乐正，鸟兽服。（《荀子·成相》）

戴德：宰我曰：“请问帝尧？”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豫，黄黼黻衣，丹车白马，伯夷主礼，龙夔教舞，举舜、彭祖而任之，四时先民治之，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其言不贰，其德不回。四海之内，舟舆所至，莫不说夷。（《大戴礼记》卷七《五帝德》）

刘安：尧眉八采，九窍通洞，而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淮南子》卷十九《修务》）

罗苹：《六韬·计用》云：“尧王天下，世谓贤君，其治则宫垣室屋不垩也，金银珠玉弗服也，锦绣文绮弗展也，淫佚之乐弗听也，桶椽楹柱非藻饰也，茅茨之盖弗椾齐也，褍衣袿履，不敝不更，为温饭暖羹，不酸秽不易。”《尸子》云：“人君之有天下，瑶台九累，而尧白屋。黼衣九种，而尧大布。宫中三市，而尧鹑居。珍羞百种，而尧粝饭菜鬻。骐驎青龙，而尧素车璞马。”尧盖不尽然也。由余亦言：昔尧饭于土簋，饮于土型，而墨子且谓尧黍稷不式，羹胾不重。饭土，啜土铏。又淮南《五术》云：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太羹不和，粢食不（毁）［］，布衣揜形。韩非至谓“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养，弗亏于此者”。故纡而非中道者。（见《路史·后纪十一·陶唐氏》注）

黄淳耀：尧、舜、禹、汤，或以为谥，或以为皆名，或以尧、舜、禹为名，汤为号，余谓皆非也。《谥法》起于周公，以尧、舜、禹、汤为谥者，固不足据，而以有鳏者在下曰虞舜，及来禹等文，证其为名，则亦非也。史、传多追称之词，如《左传》石碏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战国策》冯煖谓梁王曰“齐放其大臣孟尝君”，此类甚多，二典亦当时史臣所记舜、禹，皆追称耳。以“来禹”，为君称臣名，则“禹敷土”为臣书君名乎？尧之祖称艺祖、文祖，尧称神宗，岂得君臣皆名，漫无所别乎？孔子于老彭已不斥其名，如尧、舜、禹果名，岂得屡见于《书》乎？按秦始皇制曰：“朕闻上古有号无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则尧、舜、禹、汤皆号也。生为号，死为谥。（《陶庵全集·史记评论·五帝本纪》）

崔述：《尚书》何以始于唐虞也？天下始平于唐虞故也。盖上古之世，虽有包羲、神农、黄帝诸圣人相继而作，然草昧之初，洪荒之日，创始者难为力，故天下犹未平。至尧在位百年，又得舜以继之，禹、皋陶、稷、契诸大臣，共襄盛治，然后大害尽除，大利尽兴，制度礼乐可以垂诸万世。由是炙其德沐其仁者，作为《典》《谟》等篇以纪其实，而史于是乎始。其后禹、汤、文、武迭起，拨乱安民，制作益详，典籍益广，然亦莫不由是而推衍之。是以孔子祖述尧舜，孟子叙道统亦始于尧舜。然则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即文章之祖也。（《崔东壁遗书·考信录提要》卷下《唐虞考信录序》）

又：周衰，王者不作，百家之言并兴，尧舜之道渐微，孔子惧夫愈久而愈失其实也，于是订正其书，阐发其道，以传于世。孔子既没，异端果盛行，杨、墨之言盈天下，叛尧舜者有之，诬尧舜者有之，称述太古以求加于尧舜者有之。于是则有孟子辞而辟之。迄乎孟子又没，而其说益诞妄，司马氏作《史记》，遂上溯于黄帝，虽颇删其不雅驯者，而所采已杂。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等书，又以黄帝为不足称述，益广搜远讨，溯之羲农以前，以求胜于孔子，而异说遂纷纷于世。……人非尧舜，则不能安居粒食以生，不能相维系无争夺以保其生，不能服习于礼乐教化以自别于禽兽之生。然则尧舜其犹天乎！其犹人之祖乎！人不可悖尧舜，故不可悖孔子也；人不可不宗孔子，即不可不宗尧舜也。（同上）

杨宽：考昔人论尧舜之事迹，多以《尧典》为据，然《尧典》开首即曰“曰若稽古帝尧”，既为稽古而作，明非当时实录。惟《孟子》答咸丘蒙问，已引《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万章上》）似其书当出于《孟子》前，然考妣连文战国之世始有之，“妣”本与“祖”对文，即牝牡之初字，春秋时犹多如此（见郭沫若《释祖妣》），则《尧典》之出必在战国之世，或较《孟子》稍前耳。以《孟子》所纪尧、舜事与今本《尧典》对比，又多见其矛盾，如《孟子》称“当尧之时”“洪水横流”“五谷不登”“蛟龙居之”“禽兽逼人”“民无所定”（《滕文公上、下》），困厄一至于此，而《尧典》乃称其“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又安和若是！……《孟子》所言尧舜事当别有传说，未必本于《尧典》，未必《孟子》所见《尧典》与今本绝异也。（见《古史辨》第七册［上］《中国上古史导论·尧与颛顼》）

[2]【汇校】

崔适：“帝尧者名曰放勋”。按：各本无“名曰”二字，脱也。今依《舜本纪》“名曰重华”、《夏本纪》“名曰文命”补。彼有“名曰”二字，此不当无也。此“名”字非“自命也”之名，犹号也，谥也。《文选·洞箫赋》“幸得谥为洞箫兮”，彼假谥为名，犹此假名为谥也。是时虽无谥法，而有其意。尧、舜、禹皆名，放勋、重华、文命，犹后世之徽号也。《集解》以尧、舜、禹为谥，则《论语》“尧曰‘咨尔舜’”，《尚书》“舜曰‘禹，女平水土’”，岂生而有谥耶？舜、禹皆名，则尧可知矣。（《史记探源》卷二《五帝本纪》）

【汇注】

马融：放勋，尧名。（《古文尚书注》卷一《尧典》）

裴骃：徐广曰：“号陶唐。”皇甫谧曰：“尧以甲申岁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征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一十八，在位九十八年。”（《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罗苹：王功曰勋，达于四方曰放。或曰以帝德偈后人则曰勋。所放在尧，以帝德终前烈，则曰重华，所重在尧也。（见《路史·后纪十一·陶唐氏》注）

肖云举：太史公本《五帝德》，以放勋、重华、文命为名，孔安国《尚书传》则以尧、舜、禹为名。顾安国之说，宋儒宗之，马融诸人，以尧、舜、禹为谥。盖以夏商以前，以号为谥也。或问：黄帝，公孙姓；夏，姒姓；商，子姓；周，姬姓，何史迁于尧舜阙而不载？世传尧姓伊祈氏，舜姓姚氏，要之，世远莫稽云。（见《百大家评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何琇：放勋，见《孟子》。重华，见《离骚》。其为尧舜之号不疑。然必非在位之时，以美词自号。殆舜禹所追称乎？此谥法之始萌也。（《樵香小记》卷下《放勋重华》）

孙星衍：尧名放勋，又以尧为名者，此名即号，非君前臣名之名，由民称号之故。（《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尧典》）

陈士元：《孟子》云：放勋乃殂落。屈原云：“就重华而陈辞。”故《路史》又以尧名放勋，舜名重华。夫放勋者，总名帝尧德业之大也。重华者，帝舜重尧之华也，岂可以为尧、舜之名号乎？（《论语类考》卷七《尧》）

瞿中溶：案：《白虎通》引《礼记·谥法记》曰“翼善传圣谥曰尧”，又引《中侯》曰“天子臣放勋”。《史记·五帝本纪》亦曰“帝尧者，放勋”。考《说文》：勋，古文勳。陆氏德明《经典释文》引马云：“放勳，尧名。”《史记·舜本纪》云：“虞舜者，名曰重华。”《史记》于“尧”下虽无“名”字，盖亦以放勋为尧名，与马融《尚书注》同也。《尚书·尧典》疏引郑注《中侯》云：重华，舜名。又言：放勋、重华、文命，盖以为三王之名同于郑元矣。郑知“名”者，以《帝系》云“禹名文命”。以上类之亦名，则郑亦以放勋为尧名，与马同。（《汉武梁祠画像考》卷二）

又：《大戴礼》宰我问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孙，瞽叟之子也，曰重华。”《楚辞》“就重华而陈辞”，又“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又“重华不可遌兮”，王氏逸注：“重华，舜名也。”（同上）

汪之昌：放勋本史臣赞尧之词，而孟子因以为尧号也。（《青学斋集》卷十一《放勋曰解》）

又：《尧典》马融注：放勋，尧名。《白虎通·爵篇》中侯曰：天子臣放勋。据《御览》《中侯》，此语为尧告天文。律以君前臣名，大义自称放勋，则放勋为尧名无疑。（同上）

金景芳、吕绍纲：“尧”与“放勋”二者是名是字、是谥是号，前人说法不一。我们认为尧是名，放勋是号。……《秦始皇本纪》：“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始皇此说当有根据。《礼记·檀弓》明白说“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所以以为“尧”“放勋”是字或谥是错误的。孔颖达《尚书正义》所云“因上世之生号，陈之为死谥”，是对的。但尧不是号而是名。上古无谥，故马融以为“尧”是谥的说法系出于附会，不可从。至于尧名前冠以“帝”字，这个“帝”字当与黄帝、帝喾之称帝一例，都表明它们是军事民主制时代部落联盟首长的称号。（《〈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刘知幾：盖《虞书》之美放勋也，云“克明俊德”。而陆贾《新语》又曰：“尧、舜之人，比屋可封。”盖因《尧典》成文而广造奇说也。案：《春秋传》云：高阳、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谓之“元”“凯”。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帝鸿氏、少昊氏、颛顼氏各有不才子，谓之“浑沌”“穷奇”“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谓之“饕餮”，以比三族，俱称“四凶”。而尧亦不能去。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齐列，善恶无分，贤愚共贯。且《论语》有云：“舜举咎繇，不仁者远。”是则当咎繇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谓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史通》卷十三《疑古》）

黄伦：伊川曰：放勋非尧号，盖史称尧之道也。以谓三皇而上，以神道设教，不言而化，至尧方见事功也。后人以放勋为尧号，故记《孟子》者，遂以尧为放勋也。若以尧为放勋，则皋陶当号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于四海”有甚义。（《尚书精义》卷一《尧典》）

[3]【汇注】

司马贞：如天之函养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蒋廷锡：按：《吕氏春秋·古乐篇》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帝尧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明伦汇编》卷八《帝纪部·陶唐氏》）

[4]【汇注】

司马贞：如神之微妙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金履祥：不虐无告，不废困穷，而其仁如天也。辨共工有滔天之罪，闻舜德于侧微之际，而其智如神也。当时之治，虽曰庶绩咸熙，万邦咸宁，而问之在朝，在朝不知；问之在野，在野不知，荡荡乎民无能名焉。……然尧在位七十载，逊而授之于舜，以天下与人，而能为天下得人，夫岂轻于付托之际哉！（《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首《帝尧陶唐氏·总论》）

[5]【汇注】

司马贞：如日之照临，人咸依就之，若葵藿倾心以向日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6]【汇注】

司马贞：如云之覆渥，言德化广大而浸润生人，人咸仰望之，故曰如百谷之仰膏雨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罗泌：仁如天，智如神，明如日，而晦如阴。（《路史·后纪十一·陶唐氏》）

罗苹：仁以之，智以周之，明以察之，晦以蓄之。（见《路史·后纪十一·陶唐氏》注）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如日，谓其温仁也，犹炙背于阳。如云，谓其高大覆冒。《索隐》非。（《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施之勉：孔广森曰：如日者，其色温也。如云者，其容盛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五帝本纪第一》）

[7]【汇注】

司马贞：舒犹慢也。《大戴礼》作“不豫”。（《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汇评】

崔述：“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书·尧典》）《大戴记》称尧云：“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豫（《史记》作‘舒’）；黄黼黻衣（《史记》作‘黄收纯衣’），丹（《史记》作‘彤’）车白马。”余按：《经》云“钦明文思安安”，“钦”以法天，“明”以治民，“文思”其条理之精密，“安安”其中道之从容，仅六言而圣人之德备矣。至《戴记》则肤阔语耳！“如天”“如神”，可也，抑有本焉。“如日”“如云”，则形容之词，非德之实也。“不骄”“不舒”，以言圣人，浅矣。车服之色，尤无当焉。学者试取《经》文熟读而对勘之，若黑白冰炭之不相似矣。（《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一《尧建极·〈大戴记〉称尧德之肤阔》）

[8]【汇注】

裴骃：徐广曰：“纯，一作‘’。”骃案：《太古冠冕图》云“夏名冕曰收”。《礼记》曰“野夫黄冠”。郑玄曰“纯衣，士之祭服”。（《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收，冕名。其色黄，故曰黄收，象古质素也。纯，读曰缁。（《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陈蒲清：纯，一作，通“缁”，黑色。又王引之《经义述闻》谓“纯”当读“黗”（tún），黄浊色。故纯衣当为深黄色衣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9]【汇注】

［日］泷川资言：以上采《五帝德》。“彤”，《戴记》作“丹”，义同。（《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

[10]【汇注】

刘向：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说苑》卷一《君道》）

裴骃：徐广曰：“驯，古训字。”（《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史记》“驯”字徐广皆读曰训。训，顺也。言圣德能顺人也。按：《尚书》作“俊德”，孔安国云“能明用俊德之士”，与此文意别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梁玉绳：附按：《汉书·儒林传》言史公从孔安国问《古文尚书》，故《史记》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则是壁中真古文，而非史公之不循经典，自任胸怀矣。然字句之间，每与今所传迥异，何欤？盖古字多通借，又汉儒各习其师，不能尽同。……因知史公之于《尚书》，兼用今古文，复旁搜各本，荟萃成一家言，《索隐》所谓“博采经记而为此史，不必皆依《尚书》”，是也。而古人引用旧籍，不拘定本文，则增损窜易，诚所不免。……或谓《史》于诸经但书其事目足矣，不必全写其文。盖经典昭垂，不待表出，《史通》讥《汉地理志》载《禹贡》，正是此意，况仍不能尽录乎？然因《史》所载，后人得以校其异同；且逸书亦有赖《史》而后人始得见者，则于经大有补焉。凡非《史》误而有所辨者，为附按。（《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吴汝纶：“能明驯德”，归云：凡用《尚书》，字异者，或史公所见别本不同，或古今文字异，或改用训解字，或全句改者，读之当有辨。（《点勘史记读本·各家史记评语·五帝本纪》）

【汇评】

钱时：俊德，驯德之士也。克明，犹灼见也。尧惟灼见俊德而用之，故以之亲九族，则九族尽睦，以之章百姓，则百姓昭明，以之和万邦，则黎民于变时雍也。（《融堂书解》卷一《尧典》）

时澜：至此乃言其为治之序。大抵为治之序：先亲而后疏，自内以及外，修身而后齐家，则明德在齐家之后，可也。今尧之克明峻德乃在以亲九族之先，何也？君不用贤，何以知亲九族，章百姓，和万邦之理？治国平天下，必资贤人讲求。《大学》曰：尊贤也。亲亲也。伊川谓尊贤在亲亲之先，如人之生，岂识礼义？需由学校朋友相与讲问，尧之圣，固知亲九族之理矣。犹必待俊德之士开导而启迪之，然后九族可睦也。此所以先明俊德之士，使之布列于朝廷之上，讲明是理，以之齐家，以之治国，以之平天下。（《增修东莱书说》卷一《尧典》）

[11]【汇注】

班固：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尚书》曰：“以亲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为言究也。亲疏恩爱究竟也。谓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谓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适人有子，二族也。身女昆弟适人有子，为三族也。身女子适人有子，为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亲，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为一族，妻之母为二族。妻之亲略，故父母各一族。（《白虎通德论》卷八《宗族》）

郑玄：上自高祖，下及玄孙，凡九族。（《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夏僎：九族，孔氏传谓高祖及元孙之亲。然高祖非已所得逮事，而元孙亦非己之所可及见，果何以亲而睦之哉？孔说误矣。惟夏侯、欧阳等以为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林少颖谓父族四：父五属之内，一也；父之女昆弟适人者及其子，二也；己之女昆弟适人者及其子，三也；己之女子适人者及其子，四也。母族三：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适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谓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二也。盖敦宗睦族之道，必遍外内之亲，如使尧之所亲不过高祖元孙，则尧之所亲亦狭矣。（《尚书详解》卷一《尧典》）

郝敬：九族，谓同姓由身以上四世，身以下四世，为九，以家言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九族”何指，古有二说：一说九族为上自高祖下至玄孙。《经典释文》曰：“上自高祖下至玄孙。”马融、郑玄及伪孔《传》说同。另一说九族为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许慎《五经异义》引《戴礼》《尚书》欧阳说云：“九族乃异姓有亲属者。父族四，五属之内为一族，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己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己之子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为一族，母之母姓为一族，母女昆弟适人者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为一族，妻之母姓为一族。”《白虎通义·宗族篇》说与《尚书》欧阳说同，唯合母之父族、母族为一族，而增母之昆弟一族，与欧阳说微异，其实质是一致的。两说相比较，《尚书》欧阳说为可取。（《〈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许谦：九族之说不一，《白虎通》：父族四，谓父之同姓父女昆弟适人有子，身女昆弟适人有子，身女子适人有子者也。母族三：母之父母，母之昆弟，母昆弟子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也。《朱子语录》：父族四，谓本族姑之夫，姊妹之夫，女子之夫也（原注：此与《白虎通》异），妻族二（原注：亦与《白虎通》同）。按：《白虎通》言母之父母昆弟及昆弟子，止是本姓一族，不可谓三族也。若《语录》云，则母有母之族，而父反无之，二家皆言妻之母族，是又厚于妻而薄于父也。今但自高祖至元孙，而一以服断之，则上下傍杀之余，外姓凡有服之亲，皆该在其中，亲疏毕举，轻重皆当，而无前说之失。（《读书丛说》卷二《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当时是原始社会，“礼义有所措”的文明时代尚未开始，人们是按血缘团体组织成社会的，地域团体是以后的事。尧是部落联盟首长，不同于后世的帝王或地方行政长官，他是部落联盟的首长，必然也是本部落本氏族的代表。他若要解决好部落联盟的问题，必须先把自己所在的血缘体内的事情办好，否则他的一切便没了根底。（《〈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12]【汇注】

郑玄：睦，亲也。（《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钱时：既，尽也。（《融堂书解》卷一《尧典》）

【汇评】

佚名：东坡曰：尧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诛。若信此说，则尧时诸侯满天下，桀时大辟遍四海也。（《历代名贤确论》卷一《比屋可封》）

崔述：尧何以有天下？曰：《经》固尝言之，但后人不之察耳。《经》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言尧能明其德以施于同姓，而同姓皆归之，而尧始立家也。姓同，故以族别之。柳子所谓“智而明者，所伏必众，故近者聚而为群”是也。《经》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言尧能推其德以渐于异姓，而异姓之长亦各率其九族归之，而尧始建国也。邦同，故以姓别之。柳子所谓“德又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于是有诸侯之列”是也。《经》曰：“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言尧能推其德以大布于天下，而天下之君亦无不各率其百姓归之，而尧始为海内生民主也。柳子所谓“德又大者，诸侯之列，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然后天下会于一”是也。盖古之天下原无父子相传之事，故孰为有德则人皆归之；虽有一二败俗拒命之人待兵刑而后服，要之上古人情淳厚，慕义向风者为多，故其得天下之次第大概如此，不必尽藉于先业也。若尧不藉父兄之业，即不能有天下，则羲、农、黄帝又何所藉而能得天下也哉？（《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一《尧有天下之故》）

[13]【汇校】

惠栋：“平章百姓”，《史记》作“便章”，《尚书大传》作“辩章”。案：下文“平秩”字，伏生作“便”，郑玄作“辩”。《说文》云：采，辨别也。读若辨，古文作，与平相似。于部云：古文“平”作，孔氏袭古文，误以为平，训为平和，失之。辨与便同音，故《史记》又作“便”。《汉简》云《古文尚书》“平章”字，作，《玉篇》同《毛诗》。（《九经古义》卷三《尚书古义》）

［日］水泽利忠：“便”，英房、南化、枫、棭、三、梅、狩、野、阁、中彭“使”。（《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郑玄：辩，别也。章，明也。（《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裴骃：徐广曰：“下云‘便程东作’，然则训平为便也。”骃按：《尚书》并作“平”字。孔安国曰“百姓，百官”。郑玄曰“百姓，群臣之父子兄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孔颖达：经传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也。百官谓之百姓者，隐八年《左传》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谓建立有德，以为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赐之，以为其姓，令其收敛族亲，自为宗主。明王者任贤不任亲，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官维百。（《尚书疏·尧典》）

司马贞：《古文尚书》作“平”，此文盖读“平”为浦耕反。平既训便，因作“便章”。其今文作“辩章”。古“平”字亦作“便”，音婢缘反。便则训辩，遂为辩章。邹诞生本亦同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苏轼：章，显用其贤者也。百姓，凡国之大族，民之望也。大族予之，民莫不予也。方是时，上世帝皇之子孙，其得姓者盖百余族而已，故曰百姓。（《东坡书传·尧典》）

夏僎：百姓，百官族姓也。自其兴事造业而言之，则曰百工；自其联事合治而言之，则曰百僚；自其分职率属而言之，则曰百官；自其所掌而言之，则曰百执事；自其所主而言之，则曰百司；自其分姓受氏而言之，则曰百姓。（《尚书详解》卷一《尧典》）

时澜：百姓，不必指百官，盖王畿之民也。……章者，使之通达而无雍蔽，是王畿之士农工商、鳏寡孤独，无不得其所也。（《增修东莱书说》卷一《尧典》）

郝敬：章，明也。百姓，畿内之民近而少，故言姓。姓之言生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又：“便章”注引《古文尚书》作“平章”，今文作“辩章”。按：平、便、辩三字声近，《易》“剥床以辩”，辩即平。《诗》“平平左右”，平即便。《论语》“便便言”，便即辩。《汉书·张敞传》，便面即屏面。《王莽传》：屏面即便面。屏音平。（《批点史记琐琐》卷一《五帝本纪》）

阮元：《白虎通·姓名》，姓，生也。人所禀天气所生者也。《诗》云：“天生烝民。”《尚书》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以为古者圣人，吹律定姓，以记其族，人含五常而生，声有五音，宫、商、角、徵、羽，转而相杂，五五二十五，转生四时，故百而异也。气殊音悉备，皆殊百也。（《诗书古训》卷五上《尚书今文·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意谓把本部落联盟内尧之近亲九族之外所有不同姓氏的血族团体区分明确，使各行其事，各尽其责，无有紊乱。（《〈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钱时：平章者，均平而表章之，旌别之谓也。后世不能化民成俗，皆由善恶混殽，无所别白之故，可胜叹哉？于是表章之，则是是非非，如辨黑白，百姓皆昭然著明矣。（《融堂书解》卷一《尧典》）

[14]【汇注】

马骕：《管子》：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垆，恣冶之所以铸。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绎史》卷九《陶唐纪》）

又：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其胜禽兽之仇，以大夫随之，令诸侯之子将委质者，皆以双武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幨，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兽，若从亲戚之仇，此君冕服于朝，而猛兽胜于外，大夫已散其财物，万人得受其流，此尧舜之数也。（同上）

蒋廷锡：按：《淮南子·修务训》：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北抚幽都，南道交趾。（《明伦汇编》卷八《帝纪部·陶唐氏》）

徐旭生：《尧典》大致说：帝尧时期过去的“万邦”至今已变得和睦共处，友好交往，共同组成了中原部落大联盟，国家的雏型出现了。虽然，早在黄帝时代三大集团（华夏、东夷、苗蛮）之间已在进行着文化交流和融合，尧时更促进了这种融化过程。（《尧舜禹·帝尧》，载《文史》第39辑）

【汇评】

钱时：万邦之广，风俗各不同，不有以协和之，则国异政，家殊俗，何由化洽协合也。……协和万邦，则天下一家，皆在春风和气中，黎民自然丕变致时之雍和也。”（《融堂书解》卷一《尧典》）

胡一桂：《书》称帝德曰“钦明文思安安”者，帝之心法也，曰“允恭克让”者，帝之身法也。钦存于中，恭见于外，敬为圣学始终之要也。“克明峻德，以亲九族”，则身修而家齐矣。“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则家齐而国治矣。“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则国治而天下平矣。圣经“明德”二字，实自尧发之，《大学》八条亦始于此。不但是也，“中”者，天下之大本。事，事物。物莫不有一中道，举天下以与人，大事也，而授受之际，不过曰“允执厥中”，圣经“中”之为义，亦自尧发之。《中庸》九经亦始于此。然则开千万世圣学之源者，尧之功，顾不钜乎！仲尼祖述尧舜，韩子所谓尧以是道传之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者，即此是也。道散于三极之间，所望于圣人者，裁成天地之道以立人极云耳。（引自《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首《帝尧陶唐氏·总论》）

王充耘：圣人能明其大德，是以修己之功，盖无以复加。故推以及人，而无感不应，所谓举一世而熏陶之，而无有出于圣人范围之外者。（《书义主意》卷一《尧典》）

程楷：治天下有本，曰明而已；治天下有要，曰断而已。明以烛天下之大几，则贤否是非，心有定见而无眩疑依违之惑；断以决天下之大务，则赏罚因革，事有定力而无僭滥舛缪之非。……尧之为君也，其知如神，仁照义立，明断之资备矣。故明扬侧陋，平章百姓，明孰尚焉？不赏而劝，不罚而治，断孰加焉？尧以是明断而协万邦也。（《明断编》）

郝敬：此言恭让之化，家齐、国治而天下平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崔述：且使尧之天下果传之于父兄，则尧当世守之，丹朱虽不肖，废而他立可也，舜虽大圣，相尧之子以治天下，如伊尹之于太甲可也：尧安得而授之舜，舜安得而受之于尧哉！（《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一《尧建极·尧有天下之故》）

乃命羲、和[1]，敬顺昊天[2]，数法日月星辰[3]，敬授民时[4]。分命羲仲[5]，居郁夷[6]，曰旸谷[7]。敬道日出[8]，便程东作[9]。日中[10]，星鸟[11]，以殷中春[12]。其民析[13]，鸟兽字微[14]。申命羲叔[15]，居南交[16]。便程南为[17]，敬致[18]。日永[19]，星火[20]，以正中夏[21]。其民因[22]，鸟兽希革[23]。申命和仲[24]，居西土[25]，曰昧谷[26]。敬道日入[27]，便程西成[28]。夜中[29]，星虚[30]，以正中秋[31]。其民夷易[32]，鸟兽毛毨[33]。申命和叔[34]，居北方[35]，曰幽都[36]。便在伏物[37]。日短[38]，星昴[39]，以正中冬[40]。其民燠[41]，鸟兽氄毛[42]。岁三百六十六日[43]，以闰月正四时[44]。信饬百官[45]，众功皆兴[46]。

[1]【汇注】

司马迁：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灾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史记·历书》）

马融：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时。（《古文尚书注》卷一《尧典》）

郑玄：高辛氏之世，命重为南正司天，犂为火正司地。尧育重犂之后，羲氏和氏之子，贤者使掌旧职，天地之官，亦纪于近，命以民事，其时官名，盖曰稷司徒。（《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裴骃：孔安国曰：“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吕刑传》云：“重即羲，黎即和，虽别为氏族，而出自重黎也。”按：圣人不独治，必须贤辅，乃命相天地之官，若《周礼》天官卿、地官卿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袁燮：杨子云曰：羲近重，和近黎。羲、和既重、黎之后，为司天地之官。分明以羲、和为天地之官，以四子为四时之官，朝廷大臣不出此六官，此便是周之六卿，自古如此。甘誓之战，乃召六卿，在夏时已然可见也。四子所主者，各一时，凡属于天者皆羲氏所掌；凡属于地者皆和氏所掌也。天下万事，何者非天地？便如周家六卿，虽云各有所主。要之，天地官所属者分外较大。六官无非是理会民。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民之外复有何事？（《絜斋家塾书钞》卷一《尧典》）

钱时：羲、和在颛顼帝时名重、黎，在尧时名羲、和，一也。（《融堂书解》卷一《尧典》）

王应麟：马郑皆曰此命羲和者，命为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为四时之职。天地之与四时，于周则冢宰、司徒之属，六卿是也。（《古文尚书注》卷一《尧典》）

郝敬：尧，首治之君也。天时，首治之事也。羲、和二氏，掌历象之官。（《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陈泰交：乃者，继事之辞。（《尚书注考》）

夏僎：程氏谓：……是尧之羲、和，即颛帝之重黎也。孔子谓：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正义》谓：羲和虽别为氏族，而出自重黎，是二家乃以羲和为氏族也。林少颖以为不然。下文言咨汝羲暨和，则似名矣，非氏族也。余以经考之：《胤征》言羲和废厥职，夫尧与仲康之时，相去如此其远，若果人名者，岂有尧时人为羲和，而仲康之时，其人亦名为羲和也。要之，羲和乃官名也。盖掌天地四时之官，在颛帝时，其职名重黎，自尧以至夏商，其职名羲和也。（《尚书详解》卷一《尧典》）

又：然下文又言，分命羲仲、和仲，申命羲叔、和叔者，盖羲掌春夏，和掌秋冬。先春而夏继之，先秋而冬继之。故其言以仲叔言之，言相继相承如伯仲，亦犹鲁三桓子孙而云孟孙、叔孙、季孙也。《正义》谓羲氏、和氏之子字仲、字叔者，误矣。乃者，发语之辞，非谓时雍之后始命羲、和也。盖羲和之官，以授民时为职，民时之授，当考于历象，历为书，即《洪范》所谓历数，所以纪日月星辰之先后也。象为器，即《舜典》所谓璇玑玉衡，所以参考日月星辰之行度也。是二者，岂私意曲说可为哉？实因在天之象数，而立为成书，制为成器，以备占步而已。故尧之命羲和，所以必使之敬顺昊天而历象日月星辰者，以历象不可以私意为必，当顺天道之自然故也。（同上）

李光地：以下乃摘其行政、用人之大者。顺天授时，政之大本也；钦、敬一也，对天而言则曰钦，对民言则曰敬。（《尚书七篇解义》卷一《尧典》）

齐召南：帝尧陶唐氏：元载甲辰，命羲和。（《历代帝王年表·帝王》）

【汇评】

黄伦：张氏曰：散天地之义气以为羲，羲者阳也；敛天地之仁气以为和，和者阴也。春夏阳也，故羲仲、羲叔主之；秋冬阴也，故和仲、和叔主之。夫阴阳者，王事之本，故尧之命官，可谓知所本矣。（《尚书精义》卷一《尧典》）

钱时：方命羲、和治历明时，象者，象时之节令，历者，所以书之而授之于人也。日月星辰，乃天运自然之序，一毫人力无容于其间，尧命羲、和，不过敬顺其自然耳。此心之敬，与天通一无二。圣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者，无他，敬而已。若昊天以治历，只是敬授人时耳。所以布历亦只是此敬。（《融堂书解》卷一《尧典》）

时澜：尧之时，天人为一，故羲和之职甚重。后世如保章氏、星官、历翁，为职浸微，而治人之任备矣。万世帝王之事，不过奉天治民，古者详于天，后世详于民，而二事俱不偏废。天运之变也，尧未尝亲一事，任峻德与羲和而已。尧所职者，克明与乃命，可以观人君之道焉。（《增修东莱书说》卷一《尧典》）

又：自此以下，乃载尧命官之叙。前乎尧者，历法未毕，至尧始备。是以羲和之命，考中星以正四仲，如此之详也。虽然，尧所以急于为是者，非天下之未治而泛为也。黎民于变时雍，天下可谓治矣。天下既治，而用心于历象，不失其宜也。以命羲和一节观之，《尧典》舍此他无所为，尧果无为独此一命而已乎？盖职在羲和，乃命者在尧，虽羲和为之，而实尧为之，则知尧尽君道，无为之中而有有为者存焉。羲和，当时大臣也，故史官举其事大体重者以见其余。于未作历之先钦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违也；于既作历之后，敬授人时，是后天而奉天时也。此书惟羲和四子之事最详……分命，申命，人专一局，其命若散而无统，故于初必总命之，令人人皆体此意，皆知“钦若”，皆知“敬授”，盖定历之法，钦敬之心一失，则乖错舛谬，其害大矣。故虽分命、申命，所掌不同，而“乃命”之辞，钦敬之意，本无先后异同之别，一归于不致慢忽，乃可以共成历法，是尧之意也。（同上）

崔述：曰：此其记尧之命羲、和，何也？曰：记历法所自始，四时所由定，而岁所由成也。盖历数自黄帝以来有之，故《传》云：“少昊氏鸟名官，凤鸟氏，历正也。”然历之为法，必积久而后差数可见，创始者势不能以周详尽善也，故必行之数百年，至尧，而后朞之日数多寡可校，闰之疏密可推。尧犹惧其未符，又命官分验于四方渐损渐益，而后四时不爽，乃始定为画一之法以垂后世。故史记其命书，以志历所自始，《汉志》六历虽有黄帝、颛顼之称，然但其源出于二帝，后人迭加损益而推广以成书，非黄帝、颛顼所自为也。（《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一《尧授时·历法始于尧》）

[2]【汇注】

张守节：敬犹恭勤也。元气昊然广大，故云昊天。释天云：“春为苍天，夏为昊天，秋为旻天，冬为上天。”而独言昊天者，以尧能敬天，大，故以昊大言之。（《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苏轼：昊，广大也。（《东坡书传·尧典》）

黄伦：张氏曰：《尔雅》言四时之天，于夏则曰昊天，盖言其气之布散浩浩故也。尧之历象授时，以气为主，故特曰昊天。钦昊天者，使之敬而不敢慢也；若昊天者，使之顺而不敢违也。日月星辰之运行于天，其往来有数，其伏见有象，为之历者，所以稽其数，为之象者，所以占其象，故分至启闭，弦望晦朔，得而考之，以此而敬授人时，则析因夷隩，不失其候矣，是故张昏中而种谷，火昏中而种黍，虚昏中而种麦，昴昏中而收敛，至于龙见而雩，火流而授衣，天根见而成梁，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则历象以授时者，此可见矣。（《尚书精义》卷一《尧典》）

阮元：《中论·历数》：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教之，故《书》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于是阴阳调和，灾厉不作，休徵时至，嘉生蕃育，民人乐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失也。（《诗书古训》卷五上《尚书今文·尧典》）

顾颉刚：《今尚书》欧阳说：春曰“昊天”，夏曰“苍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总为“皇天”。《尔雅》亦然。《古尚书》说云：天有五号，各用所宜称之：尊而君之则曰“皇天”，元气广大则称“昊天”，仁覆慜下则称“旻天”，自上监下则称“上天”，据远视之苍苍然则称“苍天”。谨按：《尚书》，尧命羲、和“钦若昊天”，总敕四时，知“昊天”不独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称“旻天不吊”，时非秋天。（原注：《周礼·大宗伯疏》等引）（《崔东壁遗书·序》一二《东汉的疑古》）

【汇评】

刘宝楠：尧能法天而行化。（《论语正义·泰伯》）

[3]【汇注】

司马贞：尚书作“历象日月”，则此言“数法”，是训“历象”二字，谓命羲和以历数之法观察日月星辰之早晚，以敬授人时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历数之法，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递中之星，日月所会之辰，定其天数，以为一岁之历。（《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苏轼：星，四方中星也。辰，日月所会也。或曰：星，五星。辰，三辰，心、伐、北辰也。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故尧以是命之。（《东坡书传》卷一《尧典》）

马持盈：数法日月星辰，不断地观察日月星辰运行的历程，以为法则。《尚书·尧典》为“历象日月星辰”，司马迁把它译为当时所容易了解的文句，故谓之“数法日月星辰”，有时他翻译的也不一定正确。（《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星与辰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孔颖达于《大宗伯》疏说：“二十八星，面有七，不当日月之会直谓之星。若日月所会则谓之宿，谓之辰，谓之次，亦谓之房。故《尚书·胤征》云‘辰弗集于房’，孔注云‘房，日月所会’是也。”孔颖达于《尧典》疏说：“日行迟，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与之会，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会之处。辰，时也。集会有时，故谓之辰。日月所会与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举其人目所见，以星言之；论其日月所会，以辰言之。其实一物，故星辰共文。”……他们的核心思想是星即指二十八宿，不包括其他。星在作为日月相会的时空坐标时又称作辰。“日月星辰”，实质只有日月星，不是日月星之外另有辰。（《〈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阮元：《汉书·李寻传》：《书》曰“历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视天文，俯察地理，观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变动，参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者祸福。举错悖逆，咎败将至，征兆为之先见，明君恐惧修正，侧身博问，转祸为福。不可救者，即蓄备以待之，故社稷亡忧。（《诗书古训》卷五上《尚书今文·尧典》）

[4]【汇注】

刘向：古者有主四时者：主春者张，昏而中，可以种谷，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种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虚，昏而中，可以种麦，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斩伐田猎盖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视四星之中，知民之缓急，急利不赋籍，不举力役。《书》曰：“敬授民时。”《诗》曰：“物其有矣，维其时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绝者，以其动之时也。（《说苑》卷十八《辨物》）

班固：历数之起上矣。传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后三苗乱德，二官咸废，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失方。尧复育重、黎之后，使纂其业，故《书》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岁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官，众功皆美。”（《汉书·律历志上》）

张守节：《尚书考灵耀》云：“主春者，张昏中，可以种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种黍菽。主秋者，虚昏中，可以种麦。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敛也。”天子视四星之中，知民缓急，故云敬授民时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罗泌：初，重、黎受职高阳之代，高辛氏衰（原注：挚），三苗复九黎之事，民兴胥渐，罔中于信，而二官以废闰余乖统，民黩齐盟，上帝不蠲，苗民遏绝，于是复育重、黎之后，使纂旧业，乃命羲、和，绝地天通，羲载上天，黎献下地，俾主阴阳，羲、和居卿而致日，立浑仪，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路史·后纪十一·陶唐氏》）

罗苹：帝尧时事以寅正时。（见《路史·后纪十一·陶唐氏》注）

夏僎：人时者，薛氏云：周建子，天时也；商建丑，地时也：夏建寅，人时也。尧亦建寅，以人时授民，故曰人时。然改正朔始于周，尧舜之时，无三正之异，所谓人时，盖言民时也。故《史记》载《尧典》敬授人时，亦以为民时，则薛氏之说盖不可用也。（《尚书详解》卷一《尧典》）

金履祥：上古以来，因时作事，而历法盖未备，帝尧始为历象之制，定其财成辅相之节，以授其民，遂为后世常行之准焉。（《书经注》卷一《尧典》）

鄂尔泰：传所重在于民食。惟当敬授民时。立君所以牧民，民生在于粒食，是君之所重。《论语》云所重民食，谓年谷也。种植收敛乃时乃获，故惟当“敬授民时”。（《授时通考》卷一《总论上》）

金景芳、吕绍纲：人与民二字在经典中意义有别……民是一般老百姓，治于人和食人的劳动者，人则是有地位的统治阶级人士。尧时是原始氏族社会的军事民主制时代，国家尚未产生，当然谈不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划分，但是毕竟有氏族、部落酋长与一般氏族成员之别。……“敬授人时”，是授时给本部落联盟内各部落、氏族以及“万邦”的领导人，而不是授给氏族一般成员。所以，当作“人时”，不当作“民时”。（《〈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蔡沈《书集传》：“人时谓耕获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关也。”……时字蔡氏以为是指耕获之候与民事相关者，亦未的。确定耕获之候是授时的目的之一，但不是“时”的本身。时是什么……应当就是《洪范》九畴中第五畴五纪之“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这五纪在尧时当已初步产生。授时就是授这个。尧以前的火历时代没有这五纪，授时是谈不上的。（同上）

【汇评】

刘安：蚑行喙息，莫贵于人。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故举事而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淮南子》卷三《天文》）

班固：尧命四子以敬授民时，是为政首。（《汉书·食货志》）

史浩：夫圣人所以为圣者，能以己之光明，覆被一世，而其修德修政，动合自然之道而已。克明峻德，至于天下平矣，继当修政。政者，所以与世共之也。盖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天人之际，其实无间，君天下者苟能顺天之时，授人以事，亦自然之理，非性分之外别有天人也。“乃”者，因之也。因黎民于变故，命羲、和以正天时，此见尧首德之钦若，又曰“敬授”，尧之钦德不于奉天治人之间见之，其何用耶？古者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扬雄谓羲近重，和近黎，其实重、黎分掌天地，羲、和则兼天地而分四时，名不同尔。“历”其书也，“象”其器也，“日月星辰”其三光也，“辰”其躔次也。仰观俯察，既已得其序，则时以作事，事以厚生，民之本于是乎在矣。（《尚书讲义》卷一《尧典》）

袁燮：“敬授人时”，若人时不定，何以使人趋时赴功？然欲敬授人时，须先理会历象。历以算数，象以参历，既无差矣，然后可以颁历于天下。所谓“敬授人时”，古人于此事甚重，舜初即位，便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羲、和湎淫，胤侯至举六师征之。何故如此之重？只缘事事重民故也。滕文公问为国，孟子首答以民事不可缓。立为君师，使之享崇高富贵之极，果为何事？无非为民而已。自后世此等官皆轻者，不以民事为重也。司马子长言“先人以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在汉时已如此矣。（《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虞书》）

王充耘：为治之法，莫先于治历明时。盖天时正，然后人事方有所统纪，是以圣人慎之重之。终始不离乎敬者，此也。日、月、星之迟速，有自然之行；辰之远近，有自然之要度。步之以历，占之以象，不过敬顺天道之自然，而无敢用其私智者。盖将以授之于人，使知东作西成之候其所系者甚重也。苟一或不谨，而上有乖于天，即下有误于人矣。（《书义主意》卷一《尧典》）

又：圣人之命官，顺乎天以作历，明其时以授人，始终不越乎敬也。（同上）

鄂尔泰：马一龙《农说》：农为治本，知时为上。（《授时通考》卷二《总论下》）

崔述：帝王之治莫先于授时。四时不爽，然后农桑可兴，政令可布，人物之性可尽，天地阴阳之化可得而辅相燮理，书契史册之文可得而次第考核，故《尧典》载尧之政特详于此。（《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一《历法始于尧》）

阮元：《汉书·李寻传》：《书》曰“敬授民时”，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严月令，顺之以善政，则和气可立致，犹枹鼓之相应也。（《诗书古训》卷五上《尚书今文·尧典》）

又：论曰：敬天授时，帝王之首务，故圣人重其事。居郁夷，居南交，居西土，居北方，四方测验之故事也。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夜中星虚、日短星昴，中星刻漏之权舆也。至于以闰定时，尤非圣人不能作。盖悬象著明，莫大于二曜，法日月之行，调中朔之数，察发敛以正时，考会衡而班朔，百官以饬，众功以兴，由斯道也。观帝尧之命羲和，知千古步算之纲要，定于陶唐之世矣。（《畴人传》卷一《羲氏、和氏》）

柳诒徵：古人立国，以测天为急。后世立国，以治人为重。盖后人袭前人之法，劝农教稼，已有定时，躔度微差，无关大体，故觉天道远而人道迩。不汲汲于推步测验之术，不知邃古以来，万事草创，生民衣食之始，无在不与天文气候相关，苟无法以贯通天人，则在在皆形枘凿。故古之圣哲，殚精竭力，绵祀历年，察悬象之运行，示人民以法守。自羲农经颛顼，迄尧舜，始获成功。其艰苦愤悱，史虽不传，而以其时代推之，足知其常耗无穷之心力。吾侪生千百世后，日食其赐而不知，殊无以谢先民也。（《中国文化史》第八章《治历授时》）

又：制历之关系，莫先于农时，《书》称“敬授民时”，以民间不知气候，定播种收获之期，则为害乎民事匪尠也。（同上）

［日］泷川资言：崔述曰：……余按经文，四时之纪，闰之疏密，朞之日数多寡，皆至尧而后定，非旧已有成法而中废，至尧又修复之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王恢：尧舜之世，实际领域当不甚广，乃命羲和实测太阳出、入、长、短的标准位置，定出“分至”，大值敬佩的是在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先有这种高深的德慧智术，而不须夸张数千万里的广大领域。如说郁夷远在辽东、朝鲜甚至日本，则东京日上东山，天水月犹在树；岭南四季如春，二至差距甚短，而燕地九月飞霜，日苦短而夜漫长。当知地愈远而气候差距亦愈大，则在农业社会开发之初期，最需要之“敬授民时”而订“便程农作”的全国共同生活工作进度表，反不切实用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南交、幽都》）

金景芳、吕绍纲：在尧的时候，人们对天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孔子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这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天的概念发生变化，以前的天是个狭小的世界，它属于神，现在的天广大无比，包括日月星辰，它是自然。二是说这样的天概念是尧建立起来的，唯有尧能够遵循自然之天的规律制定新历法，指导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尧以前的人办不到。尧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序说》）

[5]【汇注】

郑玄：［羲仲］，官名。仲叔亦羲和之子。尧既分阴阳为四时，又命四时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为四岳。（《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黄伦：无垢曰：羲仲所掌者，天下春事也。春事自东方起，故所掌之地，所司之星辰、日月、民时、鸟兽，皆东方与春事也，是其所职虽一方，而其所治，乃天下之春也。（《尚书精义》卷一《尧典》）

夏僎：前言“乃命”者，盖总命以作历象之任也。此言“分命”“申命”者，盖四子分掌前事也。……故唐孔氏谓：上言“乃命”，总举其目，就“乃命”之内，分其职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冬，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内，既命仲，复命叔，故言“申命”，其说得之。（《尚书详解》卷一《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分命”与上文“乃命羲和”之“乃命”系相对而言。“乃命羲和”虽不言“总”，其实有“总”的意思在内。意谓命令羲和二氏总管“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之事，“分命”，意谓在命羲和二氏之后具体地命令羲仲做具体的历象工作。据此，知上文“乃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与此言“分命羲仲”以及“申命和叔”等四项实为一事，不是二事。尧欲制定以日月为纪的新历法并颁布施行，任务交由羲和二氏完成。“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是这项工作的总提法，此云“分命羲仲”等等是这项工作的具体落实或者说具体分工。“分命羲仲”等等所为不是别的，就是“历象日月星辰”之事。（《〈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至于“羲仲”以及下文“羲叔”“和仲”“和叔”与上文“羲和”的关系，羲与和既是两个氏族也是两个氏族酋长的名称，则应当说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是羲和两氏族中的另外四个能人或者地位低于酋长的领导人。不必因此称仲称叔而连及羲和为羲伯和伯，从而说他们各是伯仲叔的昆弟关系。仲、叔其实是后世写定《尧典》者使用的当时用语。（同上）

【汇评】

时澜：羲仲，居治东方之官。……日中星鸟，训诂已明，当是时也，以正仲春之候。使民皆分析而在田，鸟兽亦于此而孳尾。夫民事固人君所不可缓，而于鸟兽亦各有区处，何哉？鸟兽，物之至微而易忽者也。圣人为天地万物之主，天地之间一物不得其所，圣人歉然不安，以为职之不尽。先于民而及于物，故厥民析以下，即继之以鸟兽孳尾，以见圣人参天地，赞化育，一视同仁，无一念之不周。（《增修东莱书说》卷一《尧典》）

王充耘：言历既成，而分职以颁布，且考验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所分有定职，所居有定方，所考验有定法，昼测日景，夜求中星，皆仰观诸天，以察有形之象。民以和而析居，鸟兽以和而生育，此又俯察民物以验夫无形之气。古人作历，周密如此，所以术不违天而政不失时也。非敬天勤民者，孰能如是！（《书义主意》卷一《尧典》）

张英：分命羲仲四节，主于四仲之二分、二至以立言，东、南、西、北所以定方位也。春分之出日，夏至之敬致，秋分之纳日，所以考日行也，作讹、成易，所以授民事也。日中、霄中、日永、日短，所以定日晷也。星鸟、星火、星虚、星昴，所以验中星也。析、因、夷、隩，所以觇民气也。孳尾、希革、毛毨、氄毛，所以觇物变也。只此数语，而详密尽矣。后世月令、历数诸书，繁文夥说，有能出其范围者乎？于此可见古人立法之密，亦可见古人文字之简。（《书经衷论》卷一《尧典》）

[6]【汇注】

夏僎：大抵作历之法，必先定方隅，验昏旦，测时气，齐晷刻，侯中星，而又验之以农事之早晚，物类之变化，然后中气可得而定。中气既定，然后闰余可得而推。学者于此，不必他求，惟求作历之法斯尽得之。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所谓定方隅也。宅者，李校书训为奠，盖谓嵎夷在正东，交趾在正南，陇西西县在正西，幽都在正北，作历之法，必先准定四面方隅，以为表识，然后地中可求，既求地中，然后候日月之出没，星辰之转运，故尧所以使四子各宅一方者，非谓居是地也，特使之定其方隅耳。如土圭之法，测日之南北东西，知其影之长短朝夕，亦尧之遗法也。先儒乃以宅为居，谓羲和往居是方，又谓时出往验四极，致日影以定分至，非其常居。而陈少南谓尧命羲和，欲以授民时，乃散处四方之极，则作历者一何劳乎？其说以为，因假其地，以明其各居一方之官，非各居一方之地也。然三说皆不若李校书之说为当。故余从之。（《尚书详解》卷一《尧典》）

钱时：嵎夷，青州之地，正东方也。夏、秋、冬皆以方言，而春以地言，则知四方各有其地，以表东、西、南、北之正，彼此可以互见。（《融堂书解》卷一《尧典》）

罗泌：尧命羲仲宅堣夷，在辽西，即青之堣夷，今文《书》及《帝命验》作禺铁，一作嵎銕，故即郁夷。（《路史·国名纪卷二十六·堣夷》）

李光地：宅嵎夷，则九州之极东处，故识其晷景，以定中国之日出时也。尤以春分之朝为重，故因司春，令四时之政，莫大于民事，末及于人物之变者，对时顺育，亦有政焉故也。言鸟兽不及草木者，统于东作西成之类，尊五谷以概其余也。（《尚书七篇解义》卷一《尧典》）

蒋廷锡：嵎夷，今朝鲜地。按孔安国《传》，东表之地称嵎夷。《正义》曰：青州在东界外之畔为表，故云东表之地。《禹贡锥指》援据《后汉书》，以嵎夷为朝鲜地。盖朝鲜古属青州，与山东登州府隔海相对，正合孔《传》东表之语。薛季宣书《古文训》谓嵎夷，海嵎诸夷，今登州。于钦《齐乘》又指为海宁州，非也。（《尚书地理今释·尧典》）

程馀庆：今高丽地（按：指朝鲜），古属青州。居，使之至四极，考度其日景，以定分至，非常居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吕思勉：尧命羲仲宅嵎夷，嵎夷亦作郁夷，郁迟即委迟，然则倭奴即嵎夷，浮海而东者也。（《论学集林·陈杰良〈奄城访古记〉跋》）

[7]【汇校】

梁玉绳：附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史》作“禺銕”，《尧典》疏引夏侯胜等书作“禺铁”，依今文也，不知何以改作“郁”？考嵎夷乃东表之地，《汉地理志》胶东国有郁秩县，王莽改胶东为郁秩，疑后人因此易之，非陆氏所见本，而不知嵎夷不在郁秩也，其地详德清胡氏渭《禹贡锥指》卷四。盖古《史记》本多不同，郁声近隅，今西北音犹然，故转为郁。即如旸谷，《索隐》谓《史》旧本作“汤谷”，《正义》谓“阳或作‘旸’”，则本又作“阳谷”。同是唐人而所见本各异，亦是音近通借，可以知隅之为郁矣，故《正义》音郁为隅。此纪旧既作“禺銕”，而《夏纪》仍作“嵎夷”，未尝作“禺銕”。《索隐》云“今文《尚书》及《帝命验》并作‘禺铁’，在辽西，古夷字也”。“铁”字盖传写之误，《说文》土部作“堣夷”。（《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陈直：《尚书·尧典》作旸夷，《经典释文》引《史记》作禺銕，与今本《史记》异。夷为銕字省文，《说文》铁字或体作銕。长沙仰天湖所出楚竹简，第三简云：“銕一二十，皆又。”是战国时铁字多书作銕，太史公所谓古文，盖据当时流传之竹简原本。（《史记新证·五帝本纪》）

【汇注】

刘安：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淮南子》卷三《天文》）

马融：嵎，海隅也。夷，莱夷也。旸谷，海嵎夷之地名。（《古文尚书注》卷一《尧典》）

裴骃：《尚书》作“嵎夷”。孔安国曰：“东表之地称嵎夷。日出于旸谷。羲仲，治东方之官。”（《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旧本作“汤谷”，今并依《尚书》字。按：《淮南子》曰“日出汤谷，浴于咸池”，则汤谷亦有他证明矣。又下曰“昧谷”，徐广云“一作‘柳’”，柳亦日入处地名。太史公博采经记而为此史，广记异闻，不必皆依《尚书》。盖郁夷亦地之别名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郁音隅。阳或作“旸”。《禹贡》青州云：“嵎夷既略。”按：嵎夷，青州也。尧命羲仲理东方青州嵎夷之地，日所出处，名曰阳明之谷。羲仲主东方之官，若《周礼》春官卿。（《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苏轼：《禹贡》，嵎夷在青州，又曰旸谷，则其地近日而先明，当在东方海上。以此推之，则昧谷当在西极，朔方幽都当在幽州，而南交为交趾明矣。春曰宅嵎夷，夏曰宅南交，冬曰宅朔方，而秋独曰宅西。徐广曰：西，今天水之西县也。羲和之任亦重矣。尧都于冀州，而其所重任之臣乃在四极万里之外，理或不然。当是致日景以定分至，然后历可起也。故使往验于四极，非常宅也。（《东坡书传》卷一《尧典》）

金履祥：旸谷，《周礼》所谓日东则景长，多风之地也。南交，日南则景短，多暑之地也。昧谷，日西，则景朝多阴之都也。幽都，日北，则景长多寒之地也。四方地势不同，风气亦异，各有宜也。故测候之际，因度其所宜，为授时之节。所谓“平秩东作”“南讹”“西成”“朔易”者也。“易”如《周官》所谓一易、再易、三易，作讹成，易皆谓民事各以方异辞耳。“平秩”，《史记》依今文作“便程”其义尤明。（《书经注》卷一《尧典》）

汪之昌：“旸谷”：马融注：海嵎夷之地名。《后汉书·东夷传赞》“宅是嵎夷，日乃旸谷”，其传云：“昔尧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盖日之所出也。”又云：燕人卫满，避地朝鲜，因王其国，武帝灭之。于是东夷始通上京。据此则朝鲜为嵎夷地。《禹贡锥指》谓青州跨有东海，朝鲜亦其域内地。《史记》旸谷作汤谷，《说文》：“日出汤谷，登博桑。”《淮南子》：“旸谷、扶桑，在东方。”《十洲记》：“扶桑在碧海中。”《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应劭注：“乐浪，古朝鲜国。”是“旸谷”在朝鲜，审矣。（《青学斋集》卷二《旸谷明都昧谷幽都今地释》）

吴汝纶：梁云：《释文》引《史》作“禺铁”，今作“郁夷”。郁声近隅。“旸谷”，《索隐》谓《史记》旧本作“汤谷”，谓“阳”或作“旸”，则本又作“阳谷”。（《点勘史记读本·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沈涛曰：《释文》云《尧典》“宅嵎夷”，《史记》及《考灵耀》作“禺銕”，是陆氏所见《史记》本与小司马、张守节不同。又曰：《索隐》云《史记》旧本“旸谷”作“汤谷”，今并依《尚书》字，然则“旸谷”者，小司马所改也。史迁从安国问故，则《古文尚书》必作“汤谷”。《山海经》：“黑齿国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楚辞·天问》云：“出自汤谷至蒙记。”《淮南子·天文训》云：“日出于汤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古书皆以汤谷为日出之地。钱大昕说同。（《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

钱穆：案：《宋书·州郡志》：“丹徒县本古朱方，后名阳谷，秦改曰丹徒。”是朱方亦日出处也。古代地名多有随地理智识之展拓而推迁愈远者，于是古人所谓旸谷，后世遂至无可指实。（《史记地名考·中国与四裔》）

王恢：郁夷、旸谷，意指今山东半岛。《尚书》《夏纪》《汉志》，并作嵎夷，或嵎銕、禺，古今文与传写之讹异。《纪要》（三六）：“山东栖霞县东北二十里有岠嵎山，又有岠嵎水北流入海。”以山在海嵎之表，又在莱夷之中，盖称之为嵎夷也。《尚书》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禹贡》嵎夷既略，皆是也。此与莱夷、淮夷、和夷、岛夷，同以夷而著其地望，如轩辕之丘、有熊之墟，缘黄帝而得名。（《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唐尧都邑》）

又：《楚辞》汤谷凡三见，《淮南子》“日出汤谷”，汤谷状日出海面景观，所谓“如汤”者也。“旸”则像日出也。《后汉书》作谷，状日出山，胡渭《禹贡锥指》从之；但以为今朝鲜、辽东。章太炎《疏正古文八事》，以“郁”为壁中书，引《毛诗》“周道倭迟”，《韩诗》倭作郁，谓郁夷即倭夷，意为即今日本。似皆忽略所以命羲仲居郁夷之意义而失之远矣。（同上）

金景芳、吕绍纲：曰字是语助词，不为义。全句意谓羲仲居住在东方海边嵎夷之旸谷这个地方做测日出的工作。……旸谷之旸字，《说文》日部引作“旸”，是出古文《尚书》，山部引作“”，是出今文《尚书》。盖许氏称引经书多用古文，但是亦不废今文。（《〈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自今日看来，嵎夷应当说是地名，它在山东半岛一带，靠海之边，是莱夷居住的地方。旸谷是嵎夷这块地方里面一个具体地点，羲仲在此测日出，定中国之日出时间。就是说，嵎夷是个大地名，旸谷是个小地名。（同上）

[8]【汇校】

［日］泷川资言：《尚书》“敬道日出”作“寅宾出日”，“便程”作“平秩”，下同。（《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

【汇注】

曾钊：羲仲测日出，和仲测日入，互文相备。羲仲下不言日入者，东方见日早，校西方几差一时，则其入之早，亦差一时，可知因其见日早可以测里差，故以出日立文，其实羲仲未尝不度日入之影。和仲度日入必待灭尽者，若日入尚有余影，则差积不密，推节朔及日食皆差矣，故必候日入尽时识之。可谓凿然能发古义者矣。（见《越缦堂读书记》五《虞书命羲和章解》）

金景芳、吕绍纲：意谓羲仲去东方嵎夷之旸谷地方认认真真地迎接日出，以测定日躔到达春分的时间。他事先并不知春分在何时，必须大约在春分前后的日子里多次观测日出，然后才能确定春分的时日。故“寅宾出日”不得理解为仅仅春分那一天的事。是不知春分而通过多次观测出日定春分，不是已知春分而观测春分之出日。（《〈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观测的办法是立表测影。沈彤《尚书小疏》：“旸谷立表正当卯位，昧谷立表正当酉位。故必出日之影当表西，纳日之影当表东，于南北皆无少欹邪，则日躔正值卯酉之中，而春秋分可定。此宾饯二句确疏也。”沈氏此解极是。沈氏的理解很明白，他说冬至夏至看日影短长，必在中午，春分秋分看日影偏正，必在日出日落。朝暮日影正东正西，丝毫不偏南不偏北，那便是春分秋分日。（同上）

[9]【汇校】

吴汝纶：钱云：“程”“秩”声相近。《诗》秩秩大猷。《说文》作“”，程从呈声，“”从“”，亦声。故程、俱与秩通也。《说文》引《书》作“平豒”。（《点勘史记读本·五帝本纪》）

［日］水泽利忠：“便”，南化、谦、棭、梅、狩、野、实、岩、高“使”。（《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敬道出日，平均次序东作之事，以务农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刘伯庄传皆依古史作“平秩”音。然《尚书大传》曰“辩秩东作”，则是训秩为程，言便课其作程者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道音导。便，程，并如字，后同。导，训也。三春主东，故言日出。耕作在春，故言东作。命羲仲恭勤道训万民东作之事，使有程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苏轼：东作，春作也。西成，秋成也。春夏欲民早起，故先日出而作，是谓寅宾出日；秋冬，寒不能早起，故令民候日入而息，是谓寅饯纳日，二叔不言饯者；因仲之辞。（《东坡书传》卷一《尧典》）

王叔岷：案：史公说《尧典》“平秩”为“便程”，平、便并借为“辩”，《尚书大传》作“辩”，是也。《说文》：“辩，治也。”《索隐》“言便课其作程”，“程”有课义，《文选》张平子《西京赋》“程角觝之妙戏”，薛综注“程谓课其技能也”。“便程东作”犹言“治课东作”，谓治理课核春耕耳。下文两言“便程”，并与“治课”同义。（《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金景芳、吕纪纲：伪孔《传》谓“岁起于东”，东字代表春天，是对的。郑玄说“作，生也”（孔颖达《尧典》疏引），也是对的。《诗·天作》“天作高山”，毛传亦训作为生。《礼记·乐记》“春作夏长秋敛冬藏”，作与长、敛、藏并言，也是生的意思。此经“春作”当与《尧典》之“东作”义同，谓春天万物发生。春天万物发生是自然现象，非谓人为之农耕之事。故伪孔《传》说“岁起于东”，东字代表春天，是。（《〈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林之奇《尚书全解》说，“平秩东作、南讹、西成、平在朔易者，阴阳四时之气，运于天地之间，造化密移，莫不有序。平秩者，平均次序也。在，察也。所以候其节气之早晚，如后世分定二十四节气之类是也。孔《传》论‘东作’谓‘岁起于东而始就耕，平均次序，东作之事，以务农也’。此但谓万物发生于东耳，非取于农作之事也”。林氏此说除“平，均也”可商以外，其论平秩东作、南讹、西成及平在朔易之意义，至为精卓。（同上）

[10]【汇注】

马融：日中、霄中者，日见之漏与不见者齐也。古制，刻漏昼夜百刻，昼长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昼短四十刻，夜长六十刻；昼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古文尚书注》卷一《尧典》）

苏轼：日中者，昼夜平也。二分，皆昼夜平。而春言日中，秋言宵中者，互相备也。（《东坡书传》卷一《尧典》）

[11]【汇注】

苏轼：春分，朱鸟七宿，昏见于南方。夏至，则青龙。秋分，则元武。冬至，则白虎。而夏、秋、冬独举一宿者，举其中也。殷，当也。《书》曰：九江孔殷。（《东坡书传》卷一《尧典》）

王圻：二十八宿环列于四方，随天而西转。东方七宿，自角至箕，是为苍龙。以次舍而言，则房心为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井至轸，是为鹑鸟。以形言，则有朱鸟之象。虚者，北方七宿之中星。昴者，西方七宿之中星。星本不移，附天而移，天倾西北极，居天之中。二十八宿半隐半见，各以其时。所以必于南方而考之，仲春之月，星火在东，星鸟在南，星昴在西，星虚在北。至仲夏，则鸟转而西，火转而南，虚转而东，昴转而北。至仲夏，则鸟转而西，火转而南，虚转而东，昴转而北。仲秋，则火转而西，虚转而南，昴转而东，鸟转而北。至仲冬，则虚转而西，昴转而南，鸟转而东，火转而北矣。来岁仲春，鸟复转而南，循环无穷。此《尧典》考中星以正四时，甚简而明，异乎《月令》之星举月本也。（《三才图会·天文卷三·尧典四仲中星之图》）

明·王圻《三才图会》卷三《天文》《尧典》仲春中星之图

明·王圻《三才图会》卷三《天文》《尧典》仲夏中星之图

明·王圻《三才图会》卷三《天文》《尧典》仲秋中星之图

明·王圻《三才图会》卷三《天文》《尧典》仲冬中星之图

金景芳、吕绍纲：日中星鸟，这是《尧典》所记四仲月中星之一。这四个字仅从字面看包括三个意思：第一，日中指春分这一天。这一天昼夜一样长，故曰“日中”。第二，鸟指二十八宿之所谓南方朱鸟（一名朱雀）七宿，即井（东井）、鬼（舆鬼）、柳、星（七星）、张、翼、轸。二十八宿每一宿的具体名称是后世文献中出现的，《尧典》中未见。第三，星指朱鸟七宿里叫作星的那一宿。所以“日中星鸟”的星字不是泛称，是具体指称一个星宿。三个意思连起来，是说春分这一天，朱鸟七宿之星这宿出现了。……其实重要的意思更在字面以外。第一它是中星，第二它出现在日入之后的初昏之时。《尧典》记载四个中星，除“日中星鸟”这一个在春分之日的初昏时出现以外，下文还有“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昴”三个。它们分别出现在夏至、秋分、冬至的初昏之时。古人对此有解释。马融、郑玄都说：“星鸟、星火谓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虚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举正中之星，不为一方尽见。”（《尧典》孔颖达疏引）他们说得很对，《尧典》记载的四中星正是这样。“日中星鸟”谓春分这一天的初昏时刻朱鸟七宿的星宿（即七星）在南方天空的正中间出现。（《〈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什么叫中星呢？陈师凯《书传旁通》：“自北南面望之，则昏时某星正值管之南端，在南正午之地，故谓之中星。”陈说是。……测中星的意义是什么？意义不在中星自身，而在通过中星测知太阳运行的踪迹，即所谓日躔。（同上）

又：尧时“历象日月星辰”，主要做了测日影（即“寅宾出日”“敬致”“寅饯纳日”）和考中星（即“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昴”）两件事。这两件事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自古迄今，制历的天象依据是恒星、太阳、月亮和五星，制历的基本手段是算数、图像和仪器，制历的最大难题是岁差和里差（亦称视差）。尧时仪器谈不到，岁差更不晓得，制历的方法远不及后世之精密，但是求差的基本方法却已不自觉地摸到了。梅文鼎《历学源流论》说：“不能预知者，差之数。万世不易者，求差之法。古之圣人以日之所在不可以目视而器窥也，故为之中星以纪之鸟火虚昴，此万世求岁差之根数也。又以日之出入发敛不可以一方之所见为定也，故为之嵎夷、昧谷、南交、朔方之宅以分候之，此万世求里差之法也。”梅氏的结论是：“世愈降，历愈密，而其大法则定于唐虞之时。”梅氏的结论是对的。唯说尧时用器窥天象，缺乏根据，说求差之法万世不变，亦有失武断、绝对。（同上）

[12]【汇注】

尸佼：春为忠，东方为春。春，动也，是故鸟兽孕宁，草木华生，万物咸遂。忠之至也。（《尸子》卷下）

郑玄：殷，中也。举仲月以统一时。春秋，言温凉也。（《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裴骃：孔安国曰：“日中谓春分之日也。鸟，南方朱鸟七宿也。殷，正也。春分之昏，鸟星毕见，以正仲春之气节。转以推孟、季，则可知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下“中”音仲，夏、秋、冬并同。（《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陈泰交：“以殷中春”训：殷，中也。“九江孔殷”训：殷，正也。（《尚书注考》）

陈蒲清：“日中，星鸟，以殷中春”，指确定中（仲）春的节候（春分）。日中，春分时昼夜一般长，故称日中（中指昼夜平分）。星鸟，观察鸟星。鸟指春分黄昏时刻见于中天的朱鸟七宿中的第四星——“星宿”。古人在初昏时刻观察中天星座以确定节候，叫作“夜考中星”。殷，正，推定。根据《尚书·尧典》记载，当时大概只规定了四个节候，即仲春（春分）、仲夏（夏至）、仲秋（秋分）、仲冬（冬至），后来逐渐精密，发展为二十四个节气。（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尔雅·释言》：“殷，中也。”郭璞注：“《书》曰‘以殷仲春’。”《尧典》马融、郑玄注皆训殷为中。是“以殷仲春”之殷字是中的意思。又，《广雅》云“殷，正也”，《尧典》伪孔《传》亦云“殷，正也”。《史记·五帝本纪》录“以殷仲秋”作“以正中秋”。《史记》录《尚书》多以训诂代经文。故“以殷仲春”之殷字训中亦训正，中正义同。《尧典》孔颖达《疏》释“以殷仲春”曰：“以此天时之候调正仲春之气节。”直把殷字释作调正。“以殷仲春”之仲字，《史记·五帝本纪》录作中。古字多以中为仲，古文《尚书》本亦作中，作仲是后人改的。此言“日中星鸟，以殷仲春”与下文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合释二分二至在制历上的重要意义。（《〈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二分二至把握准确之后，便可据以确定四个仲月，从而确定四个孟月和四个季月，同时春夏秋冬四时也可因此而有定准。二分二至是中气，中气必在本月，绝对不可入前月。春分必在仲春二月，春分定了，仲春二月也就定了。夏至必在仲夏五月，夏至定了，仲夏五月也就定了。秋分必在仲秋八月，秋分定了，仲秋八月也就定了。冬至必在仲冬十一月，冬至定了，仲冬十一月也就定了。制历时务必注意掌握这一原则，如果发现二分二至有超入前月的现象，就要置闰解决。……假如不知道冬至一定在仲冬十一月，则年月的问题便是一笔糊涂账，无法弄清，就像尧之前施行火历时一样。可见尧时确定二分二至多么重要。（同上）

【汇评】

张英：春、秋举二分，中气也；冬、夏举二至，至，极也。一则极短，为冬之至，一则极永，为夏之至。日永、日短，不言宵者，举日之永、短，而宵可知也。日中、宵中，互言也。古人作历，以日法为主，故三言日而一言宵也。历既作矣，又验之于地，又验之于日，验之于星，验之于民，皆所以考其历之疏密，而惟恐其不与天合也。古人之谨于承天如是哉！（《书经衷论》卷一《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左传》文公元年：“尧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所说与《尧典》之“以殷”“以正”意义近似。“履端于始”，是定岁首，《尧典》先说春分“以殷仲春”，显然以孟春建寅之月为岁首。“举正于中”即是《尧典》说的以二分二至定四仲月。“归余于终”，指年终置闰。《汉书·律历志》所说“时所以纪启闭也，月所以纪分至也。启闭者节也，分至者中也。节不必在其月，故时中必在正数之月”，也符合《尧典》记载的情况。四时纪节气，四仲月纪二分二至即中气。节气可出月但不可出时，中气则必在本月。沈彤《尚书小疏》：“分至，时之中也。四仲，月之中也。月之中与时之中，虽日数不能无参差，而气朔则必相直。故造历者必以分至居四仲，而四仲乃不失其中。此‘以殷’‘以正’之义也。”此说极是。（《〈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13]【汇注】

苏轼：冬寒无事，民入室处，春事既起，丁壮就田，其民老壮分析。（见《汉志》）（《东坡书传》卷一《尧典》）

袁燮：“厥民析”者，谓分析而在田也。想羲仲于此，必督促劝勉，敢有不勤，必加之以罚，或有疾患，或有丧祸，皆作道理处之。使分析于田亩，而无一人敢惰，然后可谓之析。（《絜斋家塾书钞》卷一《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尔雅·释言》：“厥，其也。”民字须特别注意。古文献上民字与人字意义有区别。如《皋陶谟》人字五见，民字亦五见，人有人义，民有民义。人指上层人士，有地位的人，在尧舜时代是氏族、部落酋长一类的人物。在以后的阶级社会则是诸侯公卿大夫士等统治阶级。民指普通的下层的劳动者，在尧舜时代是氏族的一般成员，在夏商周三代的奴隶社会则是庶民大众、农村公社成员。《尧典》“敬授人时”的人属于上层人士，“黎民于变时雍”和这里“厥民析”以及下文“厥民因”“厥民夷”“厥民隩”的民属于氏族一般成员。析，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引古注云：“析，散也。”其疏云：“析者，分析。故训为散。”厥民析，谓仲春二月，春分时节，劳动者们根据节气的变化自然地从居民点走出来，分散在田野，开始春天的农事活动。这民众的活动也被视作一种物候，用作考定春分点的根据之一。（《〈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厥民析”是制历者确定春分的一个依据，不是历已制成，春分已定，然后驱赶民众奔赴野外耕田。盛百二《尚书释天》：“若夫析、因、夷、隩，则气候衰旺非骤然而移。不至而至，至而不至，有余不足，四时有不正者矣。盖春不分则不温，夏不至则不暑，秋不分则不凉，冬不至则不寒，必于仲月验之者也。”是盛氏以为厥民析、因、夷、隩等是气候变化的表现，是二分二至，定四仲月的依据之一。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言使民在野。”非是。经文“厥民析”，无“使”义。是民应节气的变化自动分布于野，不是官员“使”民在野。因为是民自动散布于野，才有物候的意义。（同上）

[14]【汇校】

惠栋：“鸟兽孳尾”，《史记》作“字微”。字与孳通，微与尾通。《说文》曰：“字者，言孳乳而侵多。”……“尾，微也。”《汗简》云：“《古文尚书》字作孳，是孳为古文字也。”（《九经古义》卷三《尚书古义》）

【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春事既起，丁壮就功，言其民老壮分析也。”乳化曰字。《尚书》“微”作“尾”字。说（文）云“尾，交接也”。（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云：“说云尾交接也”，“说云”，原作“说文云”。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卷一：“裴《集解》曰‘《尚书》微作尾，说云：尾，交接也。’此仍用孔《传》耳。‘说云’转写作‘说文云’，大误。”今据改。）（《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苏轼：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东坡书传》卷一《尧典》）

张家英：谨案：“其民析，鸟兽字微”，《尚书·尧典》作“厥民析，鸟兽孳尾”。孔《传》：“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孔颖达疏：“‘孳、字’古今同耳。‘字’训‘爱’也。产生为乳，胎孕为化；孕、产必爱之，故乳化曰孳。鸟兽皆以尾交接，故交接曰尾。计当先尾后孳，随便言之。”（《十三经注疏》119页下、121页上）

以上孔颖达疏语中，训“字”为“爱”殊属牵强。虽然《玉篇·子部》中，有“字，爱也”之说，但不合此处文义。同时，《玉篇·子部》还有“字，养也，生也，饰也”与“孳，产也”条，为什么一定要看重那个“字，爱也”呢！

《说文·子部》：“字，乳也。”段玉裁注：“人及鸟生子曰乳。”段氏又于“孳”字下注云：“蕃生之义当用孳。”是“字微”与“孳尾”二者相通假，并同为“繁殖交配”之义。（《〈史记〉十二本纪疑诂·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鸟兽孳尾，这是仲春二月春分时节更重要的物候。孳尾，《史记·五帝本纪》录作字微。孳、字古通用，尾、微古亦通用。古文《尚书》作孳尾，今文《尚书》作字微。伪孔《传》：“乳化曰孳，交接曰尾。”《经典释文》引《说文》云：“人及鸟生子曰乳，兽曰产。”孔颖达《尧典》疏：“产生为乳，胎孕为化，故乳化曰孳。鸟兽皆以尾交接，故交接曰尾。”诸说是。仲春二月是鸟兽交尾孕育幼仔的时节。既鸟兽孳尾，便是仲春二月的物候。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据《说文》“尾，微也”及《说文叙》“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为说，以为“春时鸟兽方字乳而尚微也”，亦通。（《〈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黄伦：孔颖达谓，丁壮在田，老弱在室，其析如此。且鸟兽孳尾，何与于人时哉？曰：此言圣人于农事如此其悉也。盖播种一非其时，而失天地之性，违阴阳之理，今验之日，而昼夜等，又验之星，而鸟见南方，可以就功无疑乎？曰：未也。更宜验之鸟兽，鸟兽孳养匹耦，则仲春之气，正而无差矣。以治农工，万不失一。使时至仲春，而日之不中，鸟星之不见，鸟兽之不孳尾，则天时不正，历象差矣。得无有不正之气，紊乱于其间乎？盖人主在上，实为天地阴阳之主，使人主心正气和，则四时有序，倘或心失其正，气乖其和，则形见于星辰鸟兽者，必有非常之异矣。此又帝尧所命羲和，以验己之得失也。（《尚书精义》卷一《尧典》）

[15]【汇注】

郝敬：申，重也。既命羲仲，重命羲叔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乃命羲和”之后接着分命四仲叔，于羲仲言“分命”而于此羲叔言“申命”，虽用字不同，其实都是相对“乃命羲和”而言。命羲和是总命，以下对四仲叔都是分命，即具体的任命。《尔雅·释诂》：“申，重也。”“申命羲叔”，意谓在“分命羲仲”之后紧接着又分命羲叔。（《〈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16]【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夏与春交，此治南方之官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孔注未是。然则冬与秋交，何故下无其文？且东嵎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独不言地，乃云与春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地有名交阯者，或古文略举一字名地，南交则是交阯不疑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羲叔主南方官，若《周礼》夏官卿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袁燮：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故曰南交。（《挈斋家塾书钞》卷一《尧典》）

钱时：南交，或谓南方交趾之地，恐非。且东曰旸，西曰昧，北曰幽，皆明著其义而继陈其职业。若南方交趾，则其义不明。或谓南方相见之时，阴阳之所交也。其义亦未足。前乎此，则作于东，后乎此，则成于西。南，离明之地，正居春秋之间，为东作、西成之交会，故谓之南交。万物皆于是化育也。（《融堂书解》卷一《尧典》）

罗泌：南交，羲叔所宅，今交州，故交阯交郡也。（《路史·国名纪卷丙·南交》）

罗苹：南交，故交趾郡。一行云：开元十二年七月戊午，当食。自朔方至交趾，候之不差。知尧亦于此候日。四方既定，然后可以候日月出没，测星辰运行，以起历法。（见《路史·后纪十一·陶唐氏》注）

李光地：南交，九州之极南处，识其晷景，以定中国之日北也。（《尚书七篇解义》卷一《尧典》）

蒋廷锡：南交，今安南国。林之奇《尚书解》云：南交即南趾也。《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之地，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则交趾之对幽都，其来尚矣。（《尚书地理今释·尧典》）

汪之昌：南交，或据《尚书大传》“大交”之文，以南方地名交趾者当之。郑康成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灭也。郑盖以东旸谷，西昧谷，北幽都，皆就当方所极地名，不应夏独泛言交趾。且旸谷、昧谷东西相对，南交、朔方南北对举。据下文，仲冬有曰“幽都”，此宜言“曰明都”。以旸谷为嵎夷地名例之，则此“明都”当为交趾之地名。《大戴礼》：“昔虞舜以天德嗣尧，朔方幽都来服。南抚交阯。”《墨子》：“昔者尧治天下，南抚交阯。”是尧时南至极于交趾。“明都”当在今之越南，以在南而名之明都，犹国门南谓之明堂。有以《禹贡》豫州孟豬《周礼注》作明都，妄拟其处，则差不止千里矣。（《青学斋集》卷二《旸谷明都昧谷幽都今地释》）

程馀庆：即交趾（按：指越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林之奇《尚书全解》：“南交即交趾也。”刘敞以为“本当言‘宅南曰交趾’，传写脱两字也”。刘说是。郑玄注以为“宅南交”下当有“曰明都”三字。“夏不言‘曰明都’，摩灭也”（孔颖达《尧典》疏引）。根据是下文“宅朔方曰幽都”，北方有地名“幽都”，与之相对，南方必有地名“明都”。其实这是郑玄的臆想。北方有幽都，南方没有明都。“宅南交”的“南交”应如上述刘、林二家说，就是交趾，即今之越南。《墨子·节用中》云：“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类似的记载亦见于《韩非子·十过》。是知尧之有“天下”，北至于幽都，南止于交趾，《墨》《韩》均不以为南方有所谓与北方幽都相对应的“明都”。伪孔《传》谓“南交，言夏与春交，举一隅以见之”，把地名交释作春夏相交，尤误。（《〈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17]【汇校】

袁仁：《蔡传》“南讹”，《史记索隐》作“南为”，《史记索隐》现在皆作“南譌”，未尝作“为”也。论其义则动也，谓耘耕之类。（《尚书蔡注考误》）

惠栋：“平秩南讹”，《史记》作“南譌”，司马贞本又作“为”，云“为”依字读。春言东作，夏言南为，皆是耕作营为劝农之事。孔氏强读为讹字，虽则训化，解释亦甚纡回也。栋案：“譌”与“讹”古字本通。……《说文》引《诗》云：“民之譌言”，今《正月诗》作“讹”。《无芊传》云：“讹，动也。”薛夫子云：“譌，觉也。”《正月笺》又训讹为伪，伪亦与讹通。故《王莽传》又作“南伪”（原注：《古文尚书》作伪），《索隐》作“为”者，古“伪”字，皆省文作“为”，见《古文春秋左氏传》。但此经“讹”字当与“伪”别。《淮南·天文》曰“岁大旱，禾不为”，高诱曰：“为，成也。”禾成于夏，故云南为，此与“东作”“西成”皆言农事，《索隐》本是也。（《九经古义》卷三《尚书古义》）

梁玉绳：“便程南譌”（原注：譌，金陵本作“为”）。附按：《索隐》云“为，依字读”，以《集解》读讹、训化为非，则当作“为”字也。而今《史记》作“讹”，盖传写之误。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二引作“为”字。《正义》音于伪反。（《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张文虎：“为”，各本作“譌”，依《撰异》改。嘉定钱氏《史记考异》，钱唐梁氏《史记志疑》说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帝本纪》）

【汇注】

司马贞：为依字读。春言东作，夏言南为，皆是耕作营为劝农之事。孔安国强读为“讹”字，虽则训化，解释亦甚纡回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为音于伪反。命羲叔宜恭勤民事。致其种植，使有程期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王叔岷：案：殿本作“南爲”，景祐本、黄善夫本《集解》为并作“譌”（与正文同）；殿本《正义》“爲”亦作“譌”。今本《尧典》作“南訛”（伪《孔传》亦作“訛”）。杜台卿《玉烛宝典》五引作“南僞”（引《孔传》亦作“僞”）；十二引作“南譌”，疑作“僞”是故书。僞，古“爲”字。史公盖以“爲”说“僞”也。“便程南爲”犹言“治课南爲”，谓治理课核夏耕耳。（《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金景芳、吕绍纲：《集解》：“为，化也。”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依小司马‘强读为讹’云云，则知孔本经作‘平秩南为’。《传》云：‘为，化也。’古音为、化字同在第十七部。《老子列传》曰：‘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为、化一韵，静、正一韵。凡为之者，所以化之也。”是知“南讹”本作“南为”或“南伪”，为当训化。（《〈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索隐》云：“夏言‘南为’，皆是耕作营为劝农之事。”伪孔《传》云：“掌夏之官平叙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并误。司马贞与伪孔《传》以为是根据节气劝农致其耕作营为之功，而实际上《尧典》这段文字讲的是如何确定二分二至以制历的事，劝农不是羲氏和氏四仲叔的任务。（同上）

[18]【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为，化也。平序分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苏轼：叙南方化育之事，以敬致其功。（《东坡书传》卷一《尧典》）

袁燮：“敬致”者，言日至于中，则羲叔敬以致日中之事。《周礼》有致日、致月是也。（《絜斋家塾书钞》卷一《尧典》）

陈蒲清：便程南为，有计划地分配夏天的农事；或说指辨别测定日道向南移动的时刻。敬致，恭敬地办事以求得成功；或说是恭敬地祭日而记下日影的长短，即所谓“昼测日影”。（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致，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以为是致日，云：“据《周礼·冯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此亦当然……”“致日”即致日之影。孙诒让《周礼正义》于《典瑞》疏云：“树八尺之表而得景，乃以土圭度其影之所至。《书·尧典》申命羲叔曰‘敬致’。致亦谓之厎。《左桓十七年传》云‘日官居卿以厎日’，致厎声义亦相近。致日即《大司徒》夏日至测影之义也。”又，同书《大司徒》疏引梅成云：“土圭之所以致日影而辨分至定四方也，以长短之极察之，则知二至；以长短之中裁之，则知二分；以二分出入之影揆之，则知东西；以午中之影正之，则知南北。故辨分至定四方皆由此也。”江、孙、梅三说大体一致，意谓“敬致”即致日，致日不唯夏，冬亦致日，春秋亦致日，但冬夏致日与春秋意义不同。（《〈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敬致”即致日，致日即测日影。测日影通四时言，不唯夏一时。测夏至之日影，地点在九州之南交趾，负责此事的是羲叔。目的是确定日躔夏至点以造历，而非先知夏至点而后加考验，故测日影的工作必在夏至点前后多日进行，测冬至春分秋分无不如此。伪孔《传》云：“敬行其教，以致其功。”谬不可从。（同上）

【汇评】

钱时：至于化育之功，则人力无容于其间，不过均平秩叙其事，如当种则种，当耘则耘之类。敬以待化功之成而已。自修人事以待天时也。“敬致”之义大矣哉！（《融堂书解》卷一《尧典》）

[19]【汇注】

郑玄：日长者，日见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见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时最长也。（《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六十刻者，以日出入而言；五十五刻者，以晨昏而言。”愚按：据下文注，《集解》“五十五刻”下当有“失之”二字。（《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日永”是说昼长夜短问题。永，长。夏至这一天白天最长，夜间最短，故曰“日永”。（《〈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关于昼夜长短的问题，古代无钟表，而有刻漏，以刻漏计时之短长。然而计昼夜之短长必先确定何为昼何为夜，即划分昼夜之界限。昼夜概念古有二种，一为自然之昼夜，以日出入为分，日出至日入为昼，日入至日出为夜。二为人为之昼夜，以昏明为限，日出前二刻半为明，日入后二刻半为昏。胡亶中《星谱例》：“古法每日百刻，每刻百分。”《尧典》孔颖达疏引马融云：“昼长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昼短四十刻，夜长六十刻。昼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马氏此说乃以日之出入为昼夜。盛百二《尚书释天》：“太史所候以昏明为限者，乃候中星之法，蔡邕所谓‘以星见为夜’是也。若历法所定昼夜，总以日出入为分，不以昏明为限。马氏之言是也。但二至之昼夜长短随方不同，而分至进退增减亦复不等。”盛说是。此“日永”即昼长六十刻，夜短四十刻之谓，以日之出入为限。昏时看中星与此无涉。（同上）

[20]【汇注】

苏轼：永，长也。火，心也。（《东坡书传》卷一《尧典》）

王应麟：马郑皆曰星鸟，星火，谓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虚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举正中之星，不为一方尽见，举仲月以统一时。（《古文尚书注》卷一《尧典》）

郝敬：火，心星也。东方苍龙七宿之中。夏至，昏见于南方，正阳司令，夏方中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陈泰交：火谓大火。（《尚书注考》）

程馀庆：致，致日也。夏至之日中祠日，以土圭测之，而识其景。所谓夏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也。日永，昼长六十刻。火，大火。苍龙之中星，昏见南方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敬致”是测日影，此“日永星火”是看中星，目的都是为了确定夏至点，进而造历以授人时。（《〈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星火”是说中星的问题。星，中星。“星火”，谓夏至这一天昏时，火在正南方天空出现。夏季白昼最长的一天，昏时火在正南方天空出现，这一天便是夏至之日。（同上）

又：“星火”，谓夏至之日昏时于正南方所见之星是火。火属于东方七宿，黄镇成《尚书通考》：“东方七宿曰角、亢、氐、房、心、尾、箕，有苍龙之形。”然则“星火”之火究竟指东方七宿的哪一宿呢？伪孔《传》：“火，苍龙之中星，举中则七星见。”是误以为中星是七宿之中，乃以为火指东方苍龙七宿中间一宿房。盛百二《尚书释天》亦云：“星火，说者以为心星，愚以为乃大火之尾宿也。”以为“星火”指尾宿，显误。经文明言“火”而不言房、尾，以为“火”指房指尾，无据，不可从。《诗·七月》孔颖达疏引郑玄《郑志》答孙皓问云：“‘日永星火’谓大火之次，非心星也。”亦非是。“日永星火”之火应是指心宿而言。《春秋》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传》：“大辰者何？大火也。”《夏小正》：“五月大火中。”《传》曰：“大火，心也。”《经义述闻》：“凡传之释星名，于二十八宿则以其别名释之，若‘参也者伐星也’‘大火也者心也’之属是也。”是王引之以为大火就是心。但是，《尔雅·释天》说：“大辰，房、心、尾也。”大火除心宿之外还包括房尾二宿。大火或大辰乃房、心、尾三宿之总名。这怎么解释呢？《春秋》言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传》说大辰即大火，此大火或大辰所指显然是房心尾三宿。《夏小正》“五月大火中”之大火则是心宿无疑。与此同例，《尧典》“日永星火”之火亦必是心宿。举大名指称大名中之小名，是古人行文的一种习惯。例如上文“日中星鸟”一语，表面上似说当日躔在春分点时，昏见之中星是朱鸟七宿，而实际上指称的仅仅是朱鸟七宿中叫作“星”的那一宿。严格地说，言火、大火、大辰、辰，包括房心尾三宿，然而一旦用以说明星象占候的时候，就是指称心一宿了。所以《尔雅·释天》“大火谓之大辰”句下郭璞注说：“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主时候焉。”戴震《原象》：“唐虞时，春分，日在胃、昴之间，故鸟中。夏至，日在七星，故火中，火，心也。”戴氏以为“日永星火”之火是心宿，是对的。（同上）

张大可：星火，指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傍晚心宿出现在正南，这一天就是夏至。（《史记全本新注》卷一《五帝本纪》）

[21]【汇注】

尸佼：夏为乐，南方为夏。夏，兴也。南，任也。是故万物莫不任兴，蕃殖充盈，乐之至也。（《尸子》卷下）

郑玄：司马之职，治南岳之事，得则夏气和，夏至之气昏火星中。（《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裴骃：孔安国曰：“永，长也，谓夏至之日。火，苍龙之中星，举中则七星见可知也，以正中夏之（气）节。”马融、王肃谓日长昼漏六十刻，郑玄曰五十五刻。（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云：“以正中夏之节”，张文虎《札记》卷一：“《书传》‘节’上有‘气’字，仲春引有。”）（《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陈泰交：正者夏至，阳之极，午为正阳位也。（《尚书注考》）

陈蒲清：“日永，星火，以正中夏”，指确定中（仲）夏的节候（夏至）。日永，夏至白昼最长。火，夏至黄昏时刻，见于中天的苍龙七宿中的“心宿”，特指其中的主星“大火”，又名商星。不是行星之一的火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测日影与看中星二者都是为了确定日躔之夏至点。夏至必在仲月，故夏至一旦确定，仲夏之月即建午之月也就确定了。仲夏之月有定，孟夏季夏之月遂可知。这就是“以正仲夏”之意义。（《〈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22]【汇注】

刘安：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决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种树谷，因地也。汤武平暴乱，因时也。……事所与众同也；功所与时成也。（《淮南子》卷十四《诠言》）

钱时：“厥民因”者，因东作之事而踵成其役也。（《融堂书解》卷一《尧典》）

袁燮：“因”者，因乎春而不变也。春耕夏耘，耕固不可怠。勤于耕而怠于耘，则稂莠得为嘉谷之患，善者无自而伸矣。故因乎春之时，亦使分析在田，有一毫之异，不可谓之因。（《絜斋家塾书钞》卷一《尧典》）

郝敬：厥民因暑气盛，人思因依自蔽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马持盈：其民因，夏天气候热，人民因就耕作之地而散处。（《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说文》口部：“因，就也。”京部：“就，就高也。从京、尤。尤，异于凡也。”段玉裁《说文》因字注：“为高必因丘陵，为大必就基阯。故因从口大，就其区域而扩充之也。”是因字有因仍原地扩充为高或扩充为大的意思。……参照《月令》“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高陵，可以处台榭”文，知释“因”为就高，是。仲夏暑盛而高处干燥凉爽，民就高处，乃极自然之事。伪孔《传》以为“因谓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壮以助农也”。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盖谓民相就而助成耕耨之事。”《传》孙二说义同，皆谓仲夏之月民相因就而助农。此说与事理不顺，不可从。民相助农之事，春秋夏甚乃冬皆可行，不必仲夏。况且民众互助纯系人事，与节气无关。（《〈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23]【汇注】

郑玄：夏时鸟兽毛疏皮见。（《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裴骃：孔安国曰：“因，谓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壮以助农也。夏时鸟兽毛羽希少改易也。革，改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苏轼：其羽毛希少而革易也。（《东坡书传》卷一《尧典》）

郝敬：希革，鸟兽羽毛希少变革，皆所谓南气之讹化者。验乎此，而知所以平秩矣。（《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鸟兽希革是仲夏之月、夏至之时的重要物候。确定夏至点当然少不了这一项。……伪孔《传》：“夏时鸟兽羽毛希少改易。革，改也。”传说是。盖“鸟兽希革”之希革二字是两个动词构成的复合谓语，意谓鸟兽之羽毛稀少，蜕了旧羽毛将更换新羽毛。（《〈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24]【汇注】

张守节：和仲主西方之官，若《周礼》秋官卿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郝敬：和仲，和氏之属。（《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25]【汇注】

裴骃：徐广曰：“一无‘土’字。以为西者，今天水之西县也。”骃按：郑玄曰“西者，陇西之西，今人谓之兑山”。（《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罗泌：“西”：和仲所宅，今兴元西县，汉故西县，古来田西，而阆之晋安，有西水、上原，由京兆水西西水县界流入。（《路史·国名纪卷丙·西》）

李光地：西者，九州之极西处，识其晷景以定中国之日入时也。盖极东日出于土中为早，极西日入于土中为后。（《尚书七篇解义》卷一《尧典》）

蒋廷锡：按：《史记·五帝本纪》注，徐广曰“西者，今天水之西县（原注：汉属陇西郡）”，非也。西县，秦置，在今陕西巩昌府秦州界，非以和仲宅西而名。西之不可为西县，犹朔方之不可为朔方郡。皆不当专指一处。黄度《尚书说》云，《禹贡》西被流沙，自流沙以西皆夷界。山川不纪于职方，故称西，以见境域之不止此也。（《尚书地理今释·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五帝本纪》称“西”为“西土”，蒋氏、黄氏亦以为“西”不是地名，是泛指遥远的西方。“西”字这样理解不为错，不过和仲去西方测日影考中星，毕竟不可以随便在什么地方，总要有一个确定的地点，只是经文没有讲，后人的任何指实的说法如徐广、郑玄以为“西”是西县、兑山等，都是凭空臆想，不足信据。所以孔颖达疏说“东言嵎夷，则西亦有地明矣”是最适当的解释。（《〈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26]【汇注】

刘安：日出于旸谷……至于蒙谷（高诱注：蒙谷即《尚书》昧谷，蒙、昧声相通），是谓定昏。（《淮南子》卷三《天文》）

裴骃：徐广曰：“一作‘柳谷’。”骃按：“孔安国曰“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钱时：日出而明，故曰旸谷；日入而暗，故曰昧谷。非真有此谷也。日之升，如自谷而出；日之入，如从谷而纳也。（《融堂书解》卷一《尧典》）

郝敬：昧谷，西方日入之乡。（《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汪之昌：吴虞翻奏郑尚书违失四事，一曰古篆字读当作柳，古柳、同字，而以为“昧”。考郑《周礼》“缝人”注：“柳之言聚，诸锦之所聚。《书经》作‘柳谷’。”是郑亦作“柳”。《论衡》曰“日出扶桑，莫入细柳”。故宅西曰柳谷。盖柳者诸色所聚，日将没，其色赤，兼有余色，故云柳谷。《尔雅》言四极，西至日所入，为大蒙，亦以日之将入，有蒙昧之象而称。郑注：西者，陇西之西，今人谓之兑山。《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有西县，《易·说卦传》，说卦位兑，正秋也，则兑位正西，此山在陇西之西，于卦位当兑，故以名山。汉之陇西为今甘肃兰州府狄道州西县，今秦州西南。宋儒以《禹贡》西被流沙，当尧时西极之地。近王氏鸣盛据《王制》“西河流沙千里”之文，《禹贡》流沙，即《汉书》居延泽，在今删丹县地，偏于北矣。（《青学斋集》卷二《旸谷明都昧谷幽都今地释》）

王恢：西土、昧谷：《尧典》伪孔《传》：“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则嵎夷东可知。”西土，《周书》屡称之，意即西方；视其所处观点而定。郑玄、徐广说即天水西县——今甘肃天水县西南百二十里，失之凿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唐尧都邑》）

金景芳、吕绍纲：“昧谷”，壁中古文本作卯谷，今文本作柳穀。《史记·五帝本纪》今本作昧谷。伪孔本亦作昧谷。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以为作昧谷是郑玄所改。《五帝本纪》本来作柳谷，司马贞本作昧谷，乃浅人依所习古文《尚书》所改。伪孔本作昧谷是用郑玄说，而伪孔本的作者以为作昧谷乃出自孔安国，非郑玄所创。总之，段氏意谓作昧谷出于郑玄。但是王鸣盛《尚书后案》以为郑玄注《尚书》“昧谷”实作“柳谷”，所据是《周礼·天官·缝人》“衣翣柳之材”，郑注：“《书》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昧谷或柳谷、柳穀，古人多考究字形字义，而于昧谷之确切地理位置则绝少检讨。……总之“宅西曰昧谷”一语，是说和仲居西方某地测日影看中星之处。西是什么地区，昧谷是西的什么地方，今已不能查实。（《〈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27]【汇注】

金景芳、吕绍纲：不论字面意义怎么讲，其实质性的内容都是在那里测日影以定秋分点。……道即导守，导犹引也，兼有迎送二义。（《〈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28]【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秋，西方，万物成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汪之昌：《史记》“平秩”作“便程”。《尔雅·释言》“便：便，辨也”。《风俗通·祀典篇》引《青史子》作“辨秩”，是“平”与“便”、与“辨”声近者，义亦得通用。《说文》豊部“豑，爵之次第也”。《虞书》曰“平豑东作”，许叔重自叙称：《书》孔氏。然则壁中古文本作平豑，其作秩者，案：《诗》秩秩大猷，《说文》作，从声，从呈声，程、秩声亦近。豑之假作秩，与《史记》之假作“程”正同。（《青学斋集》卷二《平秩西成宵中星虚解》）

又：窃谓“平秩”者，谓日缠分节气而次第出于东，次第交于南，次第入于西，当时设仪器测量，逐日刻记辨豑之也。故秋与春夏言平秩无异词。（同上）

陈蒲清：敬道日入，恭敬地送太阳落土。《尚书》作“寅饯纳日”。蔡沈注云：“饯，礼送行者之名。”纳日，指秋天落日。西成，安排好秋天收成的农事，或说指辨别测定日落时刻。（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西成，据《仪礼·大射》郑玄注：“西为阴中，万物之所成，故曰西成。”伪孔《传》：“秋，西方，万物成。”孔颖达疏：“秋，位在西，于时万物成熟。”蔡沈《书集传》：“西成，秋月物成之时，所当成就之事也。”知是秋天万物成熟的意思。四家解“西成”为秋天万物成熟，是对的。……全句意义是……确定秋分点之后，还要依据秋天万物成熟的自然有序的过程划分秋季的其余节气。（《〈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29]【汇注】

郑玄：夜中者，日不见之漏与见者齐。（《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尔雅·释言》：“宵，夜也。”《史记·五帝本纪》作“夜中星虚”。《史记》录《尚书》常以训诂代经文，是宵即夜，与昼对言。《周礼·挈壶氏》郑玄注云：“夜中者日不见之漏与见者齐。”蔡沈《书集传》云：“宵中者，秋分夜之刻于夏冬为适中也。昼夜亦各五十刻，举夜以见日，故曰宵。”……是“宵中”即秋分之日，与春分之日言“日中”一样，都是昼夜等长的意思。昼夜等长是确定春分和秋分的一项根据。（《〈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30]【汇注】

郑玄：虚，北方玄武之宿。八月昏中，见于南方。（见《尚书大传》卷一注）

又：虚，玄武中虚宿也。（《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司马贞：虚，旧依字读，而邹诞生音墟。按：虚星主坟墓，邹氏或得其理。（《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郝敬：虚，北方玄武七宿之中，以秋分之昏见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汪之昌：《周官·絜壶氏》疏引郑君“宵中星虚”注：“夜中者，日不见之漏，与见者齐。虚，元武中宿也。”案：《尔雅·释言》：“宵，夜也。”郑君以夜中释宵中，正本雅训疏引郑君以日见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见之漏四十五刻，为日长；日见之漏四十五刻，为日短。此云“日不见之漏与见者齐”，则昼夜漏刻皆五十刻。可知《史记·天官书》北宫元武虚，元武为北方七宿总名。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虚二星上下如连珠，正居七宿之中。郑注元武中虚宿以此。……星虚以正中秋者，步星之术也。宵中者，又验日缠以求中气之术也。是平秩为测日缠发敛，无与乎农事也。（《青学斋集》卷二《平秩西成宵中星虚解》）

马持盈：星虚，虚，星名，北方七宿之一。星虚，谓初昏时，虚星在正南方，此乃秋分之现象。（《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张大可：星虚，指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傍晚虚宿正南出现，这一天就是秋分。（《史记全本新注》卷一《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宵中星虚”，谓秋分之日初昏时于正南方天空出现的中星是虚。星，中星。中星是昏时于正南方天空出现的星。不是说二十八宿四方各七宿之中间一宿。中星其实每天昏时都有。《尧典》记载的四中星是当时二分二至四天昏时见于天正南方的星，用它确定二分二至。虚是二十八宿北方七宿之一。黄镇成《尚书通考》：“北方七宿曰南斗、牵牛、须女、虚、危、营室、东壁，有玄武之形。”虚，恰好是北方七宿中间一宿。（《〈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31]【汇注】

尸佼：秋为礼。西方为秋。秋，肃也。万物莫不肃敬，礼之至也。（《尸子》卷下）

伏生：秋昏，虚星中，可以种麦。（《尚书大传》卷一）

又：西方者，何也？鲜方也。鲜，讯也。讯者，始入之貌。始入者，何以谓之秋？秋者，愁也。愁者，万物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同上）

又：《传》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将率选士厉兵，以征不义，决狱讼，断刑罚，趣收敛，以顺天道，以佐秋杀。（同上）

裴骃：孔安国曰：“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备也。虚，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见，以正三秋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程馀庆：虚，玄武之中星，昏见南方。月令两言日夜分，无春秋之异。此只以“日中”“夜中”二字，已别春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陈蒲清：“夜中，星虚，以正中秋”，指确定中（仲）秋的节候（秋分）。夜中，秋分时昼夜一般长。孔安国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备也。”虚，秋分黄昏时刻，见于中天的有玄武七宿，其中第四叫“虚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以殷仲秋”是根据“宵中星虚”确定秋分点，又根据秋分点确定仲秋八月。仲秋八月既定，则孟秋七月、季秋九月自明。（《〈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32]【汇校】

［日］泷川资言：《尚书》无“夷”字，史公以“易”代“夷”。今本“夷”字，后人旁注误入正文。夷、易义复。博士家《异字》云：中彭、中韩本、南化本无“易”字，盖误削。（《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日］水泽利忠：南化、棭、三、狩、野、实、高、中彭、中韩无“易”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苏轼：夷，平也。农事至秋稍缓，可以渐休，故曰夷。（《东坡书传》卷一《尧典》）

时澜：夷者，民至此坦然无事也。（《增修东莱书说》卷一《尧典》）

钱时：夷，平也。秋成，则民可息肩，平夷无事也。（《融堂书解》卷一《尧典》）

袁燮：“夷”者，至秋而少暇，夷训平，亦训易。（《絜斋家塾书钞》卷一《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尔雅·释诂》夷平二字同训易，是夷字可以训平。……其民平又是什么意思？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冬言‘隩’，春言‘析’，以出入言，是谓民之居处。则夏言‘因’，秋言‘夷’，亦当以居处言。‘因’是就高，夷之言平，承上‘因’而言‘夷’，则是谓去高居平地也。”江氏以为“因”“夷”以民之居处言，仲夏湿热，民喜居高处；仲秋风凉，民喜居平地，甚合于事理，可从。（《〈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许谦：易，改易也。仲冬建子之月，新旧承续之交，是除旧易新之时，《疏》谓人三时在野，冬入隩室，物则三时生长，冬入囷仓，是人与物皆改易也。谨约盖藏，循行积聚，曰为改岁，入此室处。故在察其政，以顺天常。（《读书丛说》卷二《尧典》）

[33]【汇注】

郑玄：毨，理也。毛更生整理。（《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裴骃：孔安国曰：“夷，平也。老壮者在田，与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曰）整理。”（《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郝敬：毛毨，毛落更生新鲜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玉篇》：“毨，毛更生也。又，整理也。”《周礼·司裘》贾疏引郑玄注：“毨，理也，毛更生整理。”二说义同。意谓仲秋鸟兽更生新羽毛。同经上文“鸟兽希革”联系起来看，彼言脱毛，此言更生新毛，于事理甚合，故郑说是。《说文》毛部：“毨，选也。仲秋鸟兽毛盛，可选取以为器。从毛先声，读若选。”训毨为选，释“毛毨”为毛盛可选以为器用，殊迂回牵强，不如郑说明通。（《〈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34]【汇注】

金景芳、吕绍纲：《尔雅·释诂》：“申，重也。”分命和氏族的代表人物和仲之后，又命和氏族的另一代表人物和叔，交给他一项测日影考中星的具体任务。（《〈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崔述：此其命二仲、二叔，何也？盖历有三率：一昼夜为“日率”，一盈亏为“月率”，皆易知者；独一寒暑为“岁率”，其间赢缩奇零最为难齐，故历法以成岁为要。然岁之终始非有定界，不可以徒求，故分以为四时而命二仲、二叔分居四方以考验之。时之终始尤无定界，益不可以徒求，故但求定夫四时之中。中得，则前推之即为始，后推之即为终。此圣人建中之治，虽历法亦不能外焉者也。“日永”“日短”者，考之以晷漏；“星鸟”“星虚”者，考之以躔度；犹惧其未也，复验之于人物出入变化之节，而后四时可定。四时定则日数可得，月闰不差而岁成矣。故其纲曰“敬授人时”。而孔子告颜渊亦曰“行夏之时”。所重在时，故不言日月岁也。（《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一《尧授时·求岁率先定四时之中》）

[35]【汇注】

伏生：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也者，万物伏藏之方。伏藏之方，则何以谓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万物方藏于中也。故曰：北方，冬也。阳盛，则吁荼万物而养之外也。阴盛，则呼吸万物而藏之内也。故曰吁吸也者，阴阳之交接，万物之终始。（编者按：郑康成注云：“吁荼，气出而温，呼吸，气入而寒，温则生，寒则杀也。”）（《尚书大传》）

袁燮：羲仲言东方，羲叔言南方，和仲言西方，和叔言北方，四时之事，四子各主一方，非谓专于此一方也。凡四方春间之事，皆羲仲掌之；凡四方夏间之事，皆羲叔掌之，和仲、和叔莫不皆然。若谓专掌一方，只羲仲平秩东作，而他三方皆不与闻，则他处春间事，将谁尸之耶？但羲仲所主者春，春属东，故言东；羲叔所主者夏，夏属南，故言南耳。和仲、和叔皆然也。如出日、纳日，日日有之，便如今历家所谓日出何处，入何处，此皆日日当理会，四子通掌之，特因日出于东，日入于西，故宾饯见于羲和二子，非谓余二子皆不与知也。寅宾出日，不必说日出于东方，则羲仲往彼处迎之。寅饯纳日，不必说日入于西方，则和仲就彼处送之。盖当日出时自有合理会底事。日入时亦然。（《絜斋家塾书钞》卷一《尧典》）

李光地：朔方，九州之极北处，识其晷景，以定中国之日南也。盖地极南则夏至日极北，地极北则冬至日极南。日极北者极暑，而二至昼夜长短之刻少，日极南者极寒，而二至昼夜长短之刻多也。推历者因初昏中昴，知冬至，日在虚。今冬至日在箕，计差五十余度，故历代有岁差之说。……大率六十七年而差一度也。（《尚书七篇解义》卷一《尧典》）

[36]【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北称幽都，谓所聚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山海经》曰“北海之内有山名幽都”，盖是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按：北方幽州，阴聚之地，命和叔居理之。北方之官，若《周礼》冬官卿。（《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罗泌：幽都，和叔所宅幽也。一曰北幽。今之幽州，居山之上。有幽都山，以阴幽名，非宋地之幽。（《路史·国名纪卷丙·幽都》）

郝敬：幽都，北极背阳之地，故曰幽。（《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蒋廷锡：朔方……朔则不限沙漠荒茫悠远，山川不可见，故称朔方。以为大界。或曰《山海经》北荒有幽都山。乐史《寰宇记》幽州有幽都山，皆为附会。此记良是。（《尚书地理今释·尧典》）

汪之昌：朔方，史迁作北。《尔雅》：“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郭璞注：幽都，山名。《淮南子·地形训》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高诱注：幽，闇也。都，聚也。元冥将始用事，顺阴而聚，故曰幽都之门。《修务训》“北抚幽都”，高诱注：阴气所聚，故曰幽都。今雁门以北是。《书》流共工于幽州，《庄子·在宥篇》作幽都，《释文》李云：即幽州。《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故龚城檀州燕乐县界，故老传云：舜流共工，居此城。”按：燕乐为今直隶顺天府密云县东北塞外地。准诸高注，所谓雁门以北，亦近其地，固塙然可考也。盖旸谷、昧谷，以测最东、最西，明都、幽都，以测最南、最北，故曰据当时四极而言。（《青学斋集》卷二《旸谷明都昧谷幽都今地释》）

[37]【汇校】

金景芳、吕绍纲：《尸子》曰：“‘北方者，伏方也。’《尚书》作‘平在朔易’。今案：《大传》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据之而书。”今本《尚书大传》作“辩在朔易”，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以为“朔易”二字乃浅人所改。因为《尚书大传》是今文《尚书》，而今文《尚书》是作“伏物”的。古文《尚书》才作“朔易”。“伏物”是说冬天万物藏伏，“朔易”也说冬天万物藏伏，因而改岁。两说实不牾。（《〈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注】

司马贞：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谓人畜积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方也”。尚书作“平在朔易”。今按：《大传》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据之而书。（《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钱时：在，察也。和叔所当察者，当不止一端。姑以农事言之，方其服田，则稼器田所常用，至冬则无用矣。于此而不察，则委顿弊坏，将无以待来岁之用，仲冬简稼器，修稼政之类，皆平在之谓也。（《融堂书解》卷一《尧典》）

汪之昌：冬独言“平在”，盖朔易主合朔言。唐一行曰：日月合度谓之朔。《说文》引《秘书》说，日月为易，定合朔，尤历法之要。《尔雅》：在，察也。即在璇玑玉衡之在，言平在，见比平秩尤为专重。《诗·节南山》“谁秉国成”，《緜》“虞、芮质厥成”，《毛传》均以平释成。按日秋行西陆，立秋、秋分，月从白道出黄道西。《经》云“辨秩西成”，言日月之行，于是得正而平辨次之。是时日夜分，气候适平，故以西成立文。（《青学斋集》卷二《平秩西成宵中星虚解》）

王叔岷：案：《索隐》训“在”为察，是也（下文“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在”亦察也）。《尔雅·释诂》：“在，察也。”“便在伏物”犹言“治察伏物”，谓治理省察伏藏之物耳。（《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38]【汇注】

郑玄：日短者，日见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时最短。（《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日短，白昼最短，黑夜最长。孔颖达《尚书正义》引马融云：“古制刻漏，昼夜百刻。昼长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昼短四十刻，夜长六十刻。昼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孔《疏》云：“融之此言，据日出见为说。”盛百二《尚书释天》云：“马氏之言是也。但二至之昼夜长短随方不同。”盛说是。昼夜长短的比例要看所处地点之纬度高低。日短，是指冬至这一天白天最短，夜最长。短有多短，长有多长，要视纬度而定。这里讲“日短”，其意义在于先不知日短在哪一天，通过测日影而后知哪一天日短。日短即冬至。不是已知日短在哪一天，而后通过测日影加以验证。（《〈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39]【汇注】

郑玄：昴，白虎中昴宿也。（《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袁燮：鸟、火、虚、昴，皆是分至之昏，见于南方。以数算之，如春分，星鸟当见则是日之昏乃见焉。（《絜斋家塾书钞》卷一《尧典》）

方中履：中星者，日初昏时，南方正中之星也。中星无刻无之，特白日不见，他时无准，惟于节气初昏之时，候之正午之位为便尔。《尧典》仲春星鸟，仲夏星火，仲秋星虚，仲冬星昴，盖二分、二至，昏之中星也。（《古今释疑》卷十三《中星》）

程馀庆：日短，昼四十一刻。昴，白虎中星，昏见南方。（《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星昴是中星，通过考中星测知冬至点。冬至这一天昏时正南方天空出现昴星。反之，于仲冬时节昏时南方天空正中出现昴星，那一天便是冬至。……二十八宿之西方七宿是奎、娄、胃、昴、毕、觜、参。昴恰好是西方七宿之中间一宿。但所谓中星不是这个意思。中星是指昏时南方天空正中出现的那个星宿。“星昴”是说冬至日昏时南方天空正中出现的星宿是昴。（《〈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40]【汇注】

尸佼：冬为信。北方为冬。冬，终也。北，伏方也。是故万物至冬皆伏，贵贱若一，美恶不减，信之至也。（《尸子》卷下）

伏生：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敛、田猎、断伐，当上告之天子，而下赋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视四星之中，知民之缓急，急则不赋籍，不举力役，故曰“敬授人时”，此之谓也。（《尚书大传》卷一）

又：辩在朔易，日短。朔，始也。《传》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谨盖藏，闭门闾，固封境，入山泽田猎，以顺天道，以佐冬固藏也。（同上）

裴骃：孔安国曰：“日短，冬至之日也。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并见，以正冬节也。”马融、王肃谓日短昼漏四十刻。郑玄曰四十五刻，失之。（《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陈泰交：亦曰正者，冬至阴之极，子为正阴位也。（《尚书注考》）

陈蒲清：“日短，星昴，以正中冬”，指确定中（仲）冬的节候（冬至）。日短，冬至白昼最短。昴，冬至黄昏时刻见于中天的有白虎七宿，星昴指其中的第四星“昴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仲冬指冬之仲月即建子之月。“以正仲冬”，谓冬至既定，便可准确地知道冬之仲月在哪里。因为冬至这个中气必在冬之仲月。冬之仲月一定，则冬之孟月、季月自然知晓。《汉书·律历志》：“《尧典》曰殷曰正，乃谓分至必在四仲之月也。”沈彤《尚书·小疏》：“分至，时之中也，四仲月之中也。月之中与时之中虽日数不能无参差，而气朔则必相值。故造历者必以分至居四仲而四仲乃不失其中。此‘以殷’‘以正’之义也。殷本训中，正对偏言，要亦中也。”沈说是。“以正仲冬”，实为根据冬至日确定仲冬之月即建子之月的意思。（《〈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41]【汇注】

苏轼：隩，室也，民老幼皆入室。（《东坡书传》卷一《尧典》）

袁燮：“隩”者，冬月无事，可以入此室处也。言民而便及鸟兽，所谓仁民而爱物。（《絜斋家塾书钞》卷一《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隩，《文选·赭白马赋》李善注引郑玄《尚书注》作奥，云：“奥，内也。”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以为此字本作奥，今本作隩，乃唐人卫包妄改。《史记·五帝本纪》作燠，也是后世浅人妄加火旁。按：段说是。……此经“厥民隩”是讲劳动者适应节气的变化而自动调整生活环境的情况。析、因、夷、隩，全是劳动者群众自然而然的行为，不是统治者的有意安排，也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愿望所决定。所以这些人群的表现，实际上带有物候的性质，也是当时制历的根据之一。（《〈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42]【汇校】

惠栋：“鸟兽氄毛”，《说文》引云“鸟兽髦”，云“：毛盛也”。《古文》正作“”。张有《复古编》云“，从毛、隼”。《书》曰“鸟兽毛”，别作“氄”，非。《汗简》引《尚书》又作“”。案：“”与“”相似，《说文》或从此。“髦”，古“毛”字，《既夕记》云“马不齐髦”，郑注云：“今文髦为毛，《古文尚书》毛皆作髦。”（《九经古义》卷三《尚书古义》）

【汇注】

马融：氄，温柔貌。（《古文尚书注》卷一《尧典》）

裴骃：徐广曰：“氄音茸。”骃按：孔安国曰“民入室处，鸟兽皆生毳细毛以自温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苏轼：氄，软厚也。（《东坡书传》卷一《尧典》）

郝敬：氄毛，毛细柔温暖也。此朔易之气，验之幽都可知者。（《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鸟兽氄毛”一句是说鸟兽在仲冬时节必生出众多细软的绒毛来，以保护体温，防备风寒。……纯系一种物候现象。（《〈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夏僎：夫定方隅、验昏旦、测时候、齐晷刻、候中星，皆所以定四时之中气，而为作历之本，故继之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盖以之为言用也。凡此皆用以定四时之中气也。然尧犹以为未也，又使之观析、因、夷、隩，验农事之早晚，又观鸟兽之孳尾，希革、毨、氄，验物类之变化，盖民虽至愚，而因时作事，未尝少差，春则分析在田，而以耕以耨；夏因春事在田，而以耘以耔；秋则禾稼将成，民获卒岁之时，而心力平夷；冬则入居于隩熄之处，以备岁寒，因时而为，未尝或紊，故尧亦不敢忽而不考也。鸟兽微物，感天地至和之气，而动作应时，不期然而然。春则乳化而交接，夏则毛羽稀少而改革，秋则毛羽更生而整理，冬则又生氄细之毛以自温，随时变化，未尝或差，故尧亦不敢忽而不考也。由此观之，则尧之作历，仰观象于天，俯观事于民，远观于鸟兽，其事可谓不苟矣。（《尚书详解》卷一《尧典》）

[43]【汇注】

崔述：《尔雅》云：“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南氏《纲目前编》因之，于唐、虞书“元载，二载”，于夏则书“元岁，二岁”，且于成汤即位之后书曰“改岁曰祀”。以余考之，不然。岁也者，唐、虞、三代之通名。积日则谓之月；积月则谓之岁。故《虞书》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又曰：“岁二月，东巡狩。”《洪范》曰：“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岁月日时不易，百谷用成。”《洛诰》曰：“王在新邑，烝祭岁。”虽唐、虞，虽商、周，未有不称为岁者也。（《崔东壁遗书·考古续说·“载、岁、祀、年”之的义》）

徐旭生：《尧典》中“四仲中星”，经竺可桢先生研究认为是殷末周初之现象。但当日人民知道一年的积日大约为三百六十六天是可能的。古时人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从事农艺畜牧制陶渔猎，均在户外工作，长期观察与体验，能初步分出耕种收藏与祭祀的不同季节，以定四时。这当是人们漫长经历的结果，因而出现原始的天象观测，应是个事实。（《尧舜禹·帝尧》，载《文史》第39辑）

金景芳、吕绍纲：岁即后世说的岁实，亦即回归年。岁实即日躔连续两次春分点的时间间隔。经过长期天文实测的积累，今日已知岁实即回归年的时间长度为365.2422日，即365日又5小时又48分46秒。古代中国人经过长时期的天文实测，逐渐接近这个数字。（《〈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周髀算经》记载：“于是三百六十五日，南极影长，明日反短，以岁终日影反长，故知之。三百六十五日者三，三百六十六日者一，故知一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岁终也。”又《后汉书·律历志》记载：“日发其端，周而为岁，然其影不复。四周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影复初，是则日行之终，以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为岁之日数。”把一岁三百六十五日之后那个奇零，确定为四分之一日，已经相当精确了，这就是四分历产生的基础。据张汝舟先生考证，四分历创制于战国初期，公元前427年（《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尧时当然尚不知道将三百六十五日之后的奇零为四分之一日，但是既然说出三百六十六日这个数字，就表明尧时已掌握以太阳运行为对象的阳历了。（同上）

【汇评】

崔适：“岁三百六十六日”，按：《尚书》作“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上下皆言日数，中举旬数，文奥难晓，若顺文解之，直似三千六百六日矣。故太史公易之如此。（《史记探源》卷二《五帝本纪》）

[44]【汇注】

班固：所以名为岁，何？岁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万物毕死，故为一岁也。《尚书》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岁时何谓？春夏秋冬也。时者，期也，阴阳消息之期也。四时天异名何？天尊，各据其盛者为名也。春秋物变盛，冬夏气变盛。……四时不随正朔变，何？以为四时据物为名，春当生，冬当终，皆以正为时也。（《白虎通德论》卷九《四时》）

司马贞：夫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度数也。而日行迟，一岁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强，月行天一匝，又逐及日而与会。一年十二会，是为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过半。年分出小月六，是每岁余六日。又大岁三百六十六日，小岁三百五十五日，举全数云六十六日。其实一岁唯余十一日弱。未满三岁，已成一月，则置闰。若三年不置闰，则正月为二月。九年差三月，则以春为夏。十七年差六月，则四时皆反。以此四时不正，岁不成矣。故传曰“归余于终，事则不悖”是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苏轼：周四时曰朞，朞当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云六日，举其全也。岁止得三百五十四日，故以闰月定而正之。（《东坡书传》卷一《尧典》）

钱时：前命羲和以中星正四时，可谓精密，然日之余者无所归，则节候差舛，中星不可得而正，故于是又总命以置闰之法也。……天时既正，方有以信百工而厘正之。庶绩皆可顺理也。（《融堂书解》卷一《尧典》）

时澜：盖闰者，一岁之枢纽，天地之数，惟奇则无穷。一岁余十二日有奇，苟不置闰，则四时之气无由而定，一岁之功无由而成，以闰月归奇，始可以定时而成岁。（《增修东莱书说》卷一《尧典》）

王圻：《尚书》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春、夏、秋、冬者，期也，阴阳消息之期也。四时异名何？天尊，各据其盛者为名也。春秋物变盛，冬夏气变盛。春曰苍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为上天。四时不随正朔变，何？以为四时据物为名，春当生，秋当死者，以正为时也。（《稗史汇编·时令门·总论·载岁祀论》）

又：《史记》曰：黄帝起消息，正闰余，则闰盖余分月也。黄帝造历始正之。（《稗史汇编·时令门·历数·闰月之始》）

又：《定闰月歌》：“要知来岁闰，先算冬至余。更看大、小尽，决定不差池。”谓以今年冬至后余日为率，如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则本月尚多八日，来年当闰八月；如十一月小，当闰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则以望日为断。（《稗史汇编·时令门·历数·布算法》）

又：置闰之法，其先则三年一闰者三，继以两年一闰者一；续又三年一闰者二，继以两年一闰者一，如是经七闰然后天日月相会之气朔，无欠无余，是谓一章。所谓两年一闰，及五岁再闰之说也。又历家必于三十三月左右方置一闰，然补前借后，必各得一月之半，则后月节气乃在此月之中，而中气不在其月，于是乎闰在矣。是固天然恰会，当此置闰，非人可移前徙后，强置之于所不当之月也。然则先儒所谓置一闰而有余，则留所余之分以起后，此固可通。而谓置两闰不足，则借下之日以终始者，于法窒矣。按：先儒偶借下终数之说，由人误认三年一闰之后，即继以两年一闰之文也。（《稗史汇编·时令门·历数·闰法》）

方中履：自黄帝以来，造历者莫不有元，黄帝用辛卯，颛顼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商用甲寅，周用丁巳，鲁用庚子，汉承秦初，用乙卯（原注：秦用颛顼历也）。武帝太初历用丁丑（原注：《史记》作甲寅）。……夫元者不过因历久必改，改则以此年为首，所谓日月闰积之数，皆自此始耳。更历更表何年不可以为元乎？……盖历久自差，不得不然，是故太初以来，诸历或百余年而差，或数十年而差，或一二年即差，何尝及所算之一元乎？夫钦天授时，只在七政交会，行度无失，元不必远推其始，亦不可逆定其终。此《崇祯历书》所以惟推二百年恒表，而随时考测，随时修改，可谓当矣。（《古今释疑》卷十三《历元》）

宫梦仁：四时（原注：一岁十二月，分为四时）：春（原注：正月，孟春；二月，仲春；三月，季春。为三春，属木）、夏（原注：四孟，五仲，六季，为三夏，属火）、秋（原注：七孟，八仲，九季，为三秋，属金）、冬（原注：十孟，十一仲，十二季，为三冬，属水）。（《读书纪数略》卷三《岁时类》）

熊朋来：“《尧典》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月有闰，天无闰，欲知月之有闰，以闰月定四时是也。欲知天之无闰，朞三百六旬有六日是也。朞者如上年冬至起，至下年冬至。上年立春起，至下年立春，其间相去皆是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与周天度数相应。曰六旬有六日，举成数也。天虽无闰而月则有闰，合气盈朔虚而闰生焉。三岁一闰，五岁再闰，约三十二月一闰，十九年七闰，为一章。三年不置闰，则春一月入夏，上年一月入下年。三失闰则春皆作夏，十二失闰则上年皆作下年，所以定时成岁，不可无闰月在其间。天虽无闰月之三五而盈，三五而缺，则可见也。月之有闰，天之无闰，并行而不相悖，只《尧典》二句尽之，三百六旬有六日，上下年节气相直，不以闰年而加多，不以无闰而减少。天未尝知有闰也。故公《公羊》于“文六年闰月不告”，月之传曰：天无是月也。（《五经说》卷二）

程馀庆：“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岁十二月，月三十日。三百六十者，岁之常也。日与天会而多五日有奇，为气盈；月与日会而少五日有奇，为朔虚。合气盈、朔虚，而闰生焉。三岁一闰，五岁再闰，十九岁七闰，为一章，然犹有分秒之余。积四千六百一十七年，日月皆无余分，复得十一月甲子朔子时半东至，又为历元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陈蒲清：“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此句讲当时的历法。岁，太阳一周天为一年，即地球绕日公转一周为一个太阳年，三百六十六日是举其成数（实际为365.242日）。闰月，为了弥补差数而设置的多余月份。阴历以月球绕地球一周为一月（平均约29.53日），每年以十二个月计算，只有三百五十四天，每年比太阳年多十一天多。为了免除与地球公转的四时（季）差错，便设置闰月（三年设一个闰月，五年设两个闰月）。（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尧时知道岁实（尽管不准确），知道二分二至，知道四仲月和春夏秋冬四时，是属于阳历的知识。此处提到闰月问题，则是属于以月相为对象的阴历的知识。既然知道闰月，就说明尧时已知道阳历的一岁366日与阴历十二个月的不协调的问题。阴历以月亮圆缺周期为一个月。后世的四分历知道一个月为29又499/940日。度过十二月后（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才354日，小于阳历一岁的岁实（365又1/4日）11又1/4日。就是月亮圆缺十二个周期后，并没过完阳历的一岁。一岁剩余11又1/4日，三年积累33又3/4日，即多出一个月多。于是采取三年多加一月的办法加以解决，这就是闰月。三年一闰还有余头，于是五年两闰，五年两闰则有不足，于是十九年七闰。这是后世四分历达到的水平，还不能说尧时已经做到了这一步。（《〈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班固：经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时所以记启闭也，月所以纪分至也。启闭者，节也。分至者，中也。节不必在其月，故时中必在正数之月。故传曰：“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余于终，事则不悖。”此圣王之重闰也。（《汉书·律历志上》）

又：是以《春秋》曰：“举正于中。”又曰：“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正也，何以为民？”（同上）

陈经：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迟，一日行一度，一岁一周天，尚余五度四分度之一；月行速，一月一周天，而与日相会。圣人以其奇数而置闰，故一岁尅六日，併五度四分度之一，是为一年剩十一日有奇也。三年而一闰，五年而再闰，四时所以定，岁功所以成也。……振旅于春，茇舍于夏，时之属乎兵者也。启蛰而郊，龙见而雩，时之属乎祭者也。以至藏冰、颁冰、出火、纳火之类，莫不各因其时，以成其功。苟为不然，则三年而差一月，九年而差三月，十有七年而差六月，四时相反矣。时何由而定，岁何由而成，功若何而熙哉！左氏曰：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于是乎在。春秋自文公闰月不告朔之后，失闰者屡矣，辰在申而司历以为建戌，又安知圣人治历明时之意，以人奉天，故闰置而岁以之成，因天治人，故时正而功以之立。天人相因，未始间隔，如是之至哉！（《尚书详解》卷一《尧典》）

熊禾：洪荒之世，气浮而为天者，不过茫茫一太虚耳，固未有度数之分也。黄帝颛顼，虽云造历，盖未详也。至帝始命羲和分掌天地四时，于是推步之法愈密，日月星辰之丽于天者，始则而象之。岁分为四时，又分为十二月，又分为三百六十日，因其气盈朔虚，又为置闰，以应周天之度。于是天道可得而成矣。（《熊勿轩先生文集》卷四《帝尧万世之功论》）

袁燮：盖一岁十二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余六日，六小月又余六日，是一岁余十二日，三岁余三十六日，为一闰。又两年余二十四日，凑前所余六日，为一闰，故三年一闰，五年再闰。如此然后四时始定，岁功始成。百工皆得趋时赴功，庶绩莫不光明。……若是不置闰以归其余，则四时皆不得其正，天下事颠倒错乱，百工何由而理，庶绩何由而熙？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日既有余，无所顿放，自然是用置闰。天地无全功，置闰之法，分明是圣人在这里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似乎专是人事，然亦天理之自然。斗指两辰之间，便知其为闰，以此见亦非圣人之私意为之也。凡读二典，不可将作后世看。后世视此等事多以为缓而不切，唐虞之时，兹事甚重，盖四时不定，则庶功不成，利害非小，只看《月令》，无一事不顺天时，圣人安得不以为急乎！（《絜斋家塾书钞》卷一《尧典》）

王充耘：四时一周则为一期，期之日三百六旬而又六日。盖有奇而不齐，作历者必因其余以置闰，然后四时可定，而春不可以为夏，岁功可成，而子不至于为丑。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以此信治百官，孰敢玩岁愒日，而不思所以趋事赴功，庶绩咸熙，亦其效之所必至也。（《书义主意》卷一《尧典》）

又：前分命四节审历之正，此又以置闰足之，然后历法方全备。盖以一期之日，有奇不齐，必以余日置闰月，然后四时定而岁功成，否则，春失闰而为夏，寒暑反易而时不定，子失闰而入丑，名实乖戾而岁不成矣。故定时成岁，全系于闰。闰以正时，时以作事。春而布德宣惠，夏而劳民劝相，秋、冬则禁暴慢、谨盖藏之类。如《月令》所载，皆百工之职也。天时既正，则人事自修，以此信治百工，如日省月试，考绩黜陟，如所谓岁终诏废置，三岁行诛赏，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之类，人无敢不及时趋事趋功者，所以众功皆广也。（同上）

李光地：《传》曰“归余于终，事则不悖”，此之谓也。（《尚书七篇解义》卷一《尧典》）

崔述：盖历数自黄帝以来有之，故《传》云：“少皞氏鸟名官：凤鸟氏，历正也。”然历之为法，必积久而后差数可见，创始者势不能以周详尽善也，故必行之数百年。至尧，而后朞之日数多寡可校，闰之疏密可推。尧犹惧其未符，又命官分验于四方渐损渐益，而后四时不爽，乃始定为画一之法以垂后世。故史记其命书，以志历所自始。《汉志》六历虽有黄帝、颛顼之称，然但其源出于二帝，后人迭加损益而推广以成书，非黄帝、颛顼所自为也。（《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一《尧授时·历法始于尧》）

又：曰：历法，政事之一端耳，何为详记之如是也？曰：帝王之治莫先于授时。四时不爽，然后农桑可兴，政令可布，人物之性可尽，天地阴阳之化可得而辅相燮理，书契史册之文可得而次第考核，故《尧典》载尧之政特详于此，而孔子答颜渊“为邦”之问亦以“行夏时”为第一义也。所谓“夏时”，即尧所定之历。盖殷、周皆别起一方，故用其国旧历；而夏承虞，虞承唐，故历皆不改：《汉志》所以有三代历，而无唐、虞历也。故此章之文与《禹贡》相表里。四时之授，所以成天；九州之别，所以平地。天时正，然后政典举，故尧、舜之治始于授时；土功度，然后政化成，故尧、舜之治终于敷土也。（同上）

[45]【汇注】

裴骃：徐广曰：“［饬］古‘敕’字。”（《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马持盈：信饬百官，众功皆兴：《尚书·尧典》之文，为“允厘百工，庶绩咸熙”，与《史记》此段之文不同。按：《尧典》的意思是尧王告诉羲氏和氏说，“假定能依照这种时序来进行各种农事工作，我相信各种事功一定都会能兴办起来的”。这个“允厘百工”的“允”字，是当作假定词来解，而不可当作形容词解。司马迁把“允”字译为“信”，“厘”字译为“饬”，“百工”解为“百官”，这就与原意大不同了。原意是尧王告诉羲、和二氏要依着这种时序，来进行各种农事工作，那么，各种事功就一定能够兴办起来的，如果依着司马迁的“信饬百官”之句，就根本错解了原意。（《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46]【汇注】

夏僎：言众工皆兴，所谓万事得其序者是也。（《尚书详解》卷一《尧典》）

姚鼐：《史记·五帝本纪》“信饬百官，众功皆兴”。尧曰“谁可顺此事”，依太史公意，以“允厘百工，庶绩咸熙”，不上属治历事，而下属“若予采”，意此读是。（《惜抱轩笔记》卷一《书·允釐百工》）

［日］泷川资言：《尚书》云：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釐百工，庶绩咸熙。盖在书历成，尧戒羲和之言，而史公改为叙事之文。（《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评】

黄伦：郑氏曰：圣人之兴事造业，岂任其私智而为之哉？仰以观于天道而已。盖日月之运行，星辰之推移，时所系焉；生死进退，伏见流逆，吾则历以步其数，而数不至于差，象以占其仪，而象不至于忒。以此而颁正朔，以此而授民事，则天下之赴工趋务者，如规矩设，而不可欺以方圆，如绳墨陈，而不可欺以平直。此东作，南讹，西成，朔易，其民析，因、夷、隩有序，而不可乱也。（《尚书精义》卷一《尧典》）

夏僎：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为生民之计，可谓急矣，然尧不先命禹以平水土，命稷以播百谷，命契以敷五教，而乃先于命羲、和，以有作历置闰之法也。岂尧先所后而缓所急耶？盖不然，大禹、稷、契以所职，不过于百工，而平水与播谷敷教之事，又不过于庶绩，惟闰余既定，则天时正于上。天时正于上，则百官得其职，百事得其序，理亦当然。苟闰余不定，三年而差一月，则必以正月为二月，每月皆差，九年而差三月，则将以春为夏，十有九年差六月，则四时相反，如欲百工之允厘，庶绩之咸熙，不可得矣。虽有益、稷、皋陶之功，果安所施哉？惟天时既定，则人功由是而施，尧之治无先于此耳。邵康节云：日月星辰尧则之，江河淮海禹平之。其意不殊此。（《尚书详解》卷一《尧典》）

马骕：《书》曰：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此尧之初政也。历数之起尚矣，庖犧氏画八卦，以应气候，炎帝分八节以纪农功，黄帝迎日推策、造律吕、作甲子，定闰余，少昊命鸟师以司分至启闭，颛顼建孟春以为历元。及尧即位，惧前法之未备，岁久之差移也，始为历象之法，察日星，均四时，顺民情，验物理，而畴人分职之事，必谆切告诫之，可谓至慎至详矣。且帝之所以首重其事者何也？人君代天理民，非敬天无以图治，非宪天无以出治，非奉天无以成治。帝惟以兢业钦若之心，懔乎居兆民之上，以天道为君道，是以百工允厘，庶绩咸熙。（《绎史》卷九《陶唐纪》）

金景芳、吕绍纲：这一段记述以日月运行为内容的新历法的制定及其意义。此事影响至为深远。古代中国人自然之天的天概念从此形成，唯物论世界观的基础从此奠定，构成了以孔子学说为主流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理论骨干。自尧及尧以后上层人物及知识界，在天与天人关系上绝大多数人持理性的态度。对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不过出于实用或政治的目的，不宜视为真正的宗教信仰。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的哲学唯心论是受道家佛家影响的结果，属于另一不同的系统。（《〈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总论》）

尧曰[1]：“谁可顺此事[2]？”放齐曰[3]：“嗣子丹朱开明[4]。”尧曰：“吁[5]！顽凶，不用[6]。”尧又曰：“谁可者[7]？”讙兜曰[8]:“共工旁聚布功[9]，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10]，不可[11]。”尧又曰：“嗟，四岳[12]！汤汤洪水滔天[13]，浩浩怀山襄陵[14]。下民其忧[15]，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16]。尧曰：“鲧负命毁族[17]，不可[18]。”岳曰：“异哉[19]！试不可用而已[20]。”尧于是听岳用鲧[21]。九岁[22]，功用不成[23]。

[1]【汇注】

夏僎：程氏谓此乃尧老，广求圣贤，以巽帝位之意。故放齐以嗣子丹朱为对。其文与上相连，此说得之。（《尚书详解》卷一《尧典》）

[2]【汇注】

张守节：言将登用之嗣位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汇评】

赵南星：古人举事，未有矫拂人情而可以成功者。观尧时“信饬百官，众工皆兴”，必曰：“谁能顺此事？”夫顺之云者，通德类情，绝无矫强拂逆之意，方谓之顺。可见则天无名在此，成功文章亦在此。舜之恭己无为在此，禹之行所无事亦在此。人心，道心，俱从此出。顺之时义大矣哉！若夫《阴符》诸书，则隐言夫逆。盖逆，则所以治身，顺则所以治天下。治身不逆，则惂淫纵恣，无以自持，治天下不顺，则与聚勿施何出？顺则修己以安百姓，此钦明之主，所以为万世法也。（《增定二十一史韵》末卷《读史小论·帝尧》）

[3]【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放齐，臣名。”（《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汇评】

吕柟：放齐亦朱之党乎？曰：放齐其亦私心窥圣人乎！夫嚚嚣之才类启明，放齐或不能察，亦未可知，然其人亦卑矣。（《尚书说要》卷一《尧典》）

[4]【汇注】

张守节：放音方往反。郑玄云：“帝尧胤嗣之子，名曰丹朱，开明也。”按：开，解而达也。《帝王纪》云：“尧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汲冢纪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范汪《荆州记》云：“丹水县在丹川，尧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云：“丹水故城在邓州内乡县西南百三十里。丹水故为县。”（《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夏僎：盖尧将（摄）〔禅〕位，访于群臣，放齐以常情揆之，父子相传，古今之通义也。故以嗣子丹朱为对。正如汉文欲举有德以匡朕之不能。有司请曰，子启最长，敦厚宽仁，请建为太子，亦此意也。（《尚书详解》卷一《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说文》糸部絑字下曰：“《虞书》丹朱如此。”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此谓壁中故书也。故书作絑，以今文读之乃易为朱字。”（《〈尚书·虞夏书〉新解·〈尚书〉新解》）

[5]【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吁，疑怪之辞。”（《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蔡沈：吁者，叹其不然之辞。（《书集传》）

朱之蕃：吁者，不然之辞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6]【汇注】

张守节：《左传》云：“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凶，讼也。言丹朱心既顽嚚，又好争讼，不可用之。（《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尚书》作“吁，嚣讼可乎？”中井积德曰：不用，不中用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评】

钱时：愚每读书至此，未尝不叹尧以大圣人在上，其视邪正如辨黑白。……使当时不察，一信其言而用之，则治乱安危之机在反掌间耳。后世知人之明如尧者盖寡，而朋邪党引，罔上干进者，皆是也。可胜叹哉！（《融堂书解》卷一《尧典》）

[7]【汇注】

梁玉绳：金王若虚《滹南集·史记辨惑》曰：“《尧典》‘畴咨若时登庸，畴咨若予采’，帝所谓若时、若予采者，其义虽不甚明，要之是两事。而本纪于后节但云‘尧又曰谁可者’，却只是申前事也。”（《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8]【汇注】

张守节：兜音斗侯反。（《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梁玉绳：讙兜始见《庄子·在宥》。本作兜，古文《尚书》作吺，又作兜，又作头，又作讙头。或曰朱，为人鸟喙，有翼，杖翼而行。冢在澧之慈利县。案：《大荒南经》云：鲧妻士敬子曰炎融，生头。《北经》云：颛顼生头。《路史》谓黄帝子帝鸿之后有缙云氏，妻士敬氏，曰炎融，生头，釐姓。以《左文十八年》注：缙云，黄帝官名，《史·五帝本纪集解》缙云，炎帝裔，姜姓为非，俱不可信。（《汉书人表考》卷九《讙兜》，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程馀庆：尧司徒。（《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9]【汇注】

郯子：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引自《春秋左氏传》昭公十七年）

王逸：康回，共工氏之名，盖康其国姓，回其名尔。（见《楚辞补注·天问》）

杜预：共工以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农前，大皞后，亦受水瑞，以水名官。（《春秋经传集解》昭公十七年）

裴骃：孔安国曰：“讙兜，臣名。”郑玄曰：“共工，水官名。”（《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孔颖达：《正义》曰：共工氏霸有九州，《祭法》文也。此传从黄帝向上逆陈之，知共工在神农前，大皞后也。水之为瑞，亦未审也。（《春秋左传正义》昭公十七年）

苏轼：共工，其先为是官者，因以氏也。……言共工能类聚而布其功也。（《东坡书传》卷一《尧典》）

梁玉绳：共工始见《虞书》。共工，官称。其人名氏未闻。（《汉书人表考》卷九《共工》，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10]【汇注】

苏轼：象恭敬而实灭其天理。滔，灭也。（《东坡书传》卷一《尧典》）

夏僎：谓其貌之恭，而心之凶狠，滔滔漫天也。（《尚书详解》卷一《尧典》）

姚鼐：《史记》云“似恭漫天”，太史公意盖作“欺谩”意，此“滔天”疑《古文尚书》本作“慆”或“谄”，皆欺谩意，假借作“滔”，与下“洪水滔天”字异。（《惜抱轩笔记》卷一《书·滔天》）

施之勉：唯徐文靖解曰：《竹书纪年》：帝尧十九年，命宫工治河。六十一年，命崇伯鲧治河。则鲧未命以前，四十一年中治河者，皆共工也。时帝问谁顺予事，而兜美共工之僝功。帝谓其貌若恭顺，而洪水仍致滔天，与下文“浩浩滔天”同一义。案：徐解“滔天”甚切当。要之此四十一年中，亦未尝全然无效。唯是治之不顺其性，故时而底定，时而横决，驯至于洪洞无涯，始谋易其人而任之，必非四十年皆滔天之日也。鲧障洪水，当时亦岂无小效，唯苟趣目前之计，而水仍不归壑，故绩用终于不成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五帝本纪第一》）

陈蒲清：用僻，办事乖僻无能，或解释为用意邪僻。似恭漫天，外貌好像恭顺，内心却骄纵。漫天，连对上天都怠慢不恭。“漫”通“慢”。旧注解释为罪恶滔天。（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11]【汇注】

张守节：漫音莫干反。共工善为言语，用意邪僻也。似于恭敬，罪恶漫天，不可用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罗泌：共工氏，羲氏之代侯者也。是曰康回。髦身朱发，狠明德，任智自神。太昊氏没，俶乱天常，窃保冀方。抢攘为傑，于是左概介丘，右终隆。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寇剧于诸侯，虐弱以逞。爰以浮游为卿。自谓水德，故为水纪。官师制度，皆以水名。盖乘时鹊起，而失其纪，是以后世不得议其世也。方其君国也，专以财利贸兴有亡。其取之也，水处十七，而陆处十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而用不匮。迨其跋户，更复虐取，任刑以逞，人不堪命。于是立兵仗，聚亡义，以奸天宪。专任浮游，自圣其智，以为亡可臣者，故官圹而国日乱，民亡所附，贤亡所从。尚虞湛乐，淫失其身，犹欲凭怒，傃其悍塞，壅防百川。高闉卑，率方舆而潮陷之。行违皇乾，诸福弗畀，疾荐作而灾屡臻。女娲氏戮之，共工氏以亡。（《路史·后纪二·共工氏传》）

[12]【汇注】

应劭：岳者，称考功德黜陟之，故谓之岳。（《风俗通义·佚文》）

郑玄：四岳，四时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时，主四岳者谓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唯兜、共工、放、齐四人而已，其余四人，无文可知。（《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张守节：嗟叹鸿水，问四岳谁能理也。孔安国云：“四岳，即上羲和四子也。分掌四岳之诸侯，故称焉。”（《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苏轼：孔安国以四岳为羲和四子，而太史公以羲和为司马之先，以四岳为齐太公之祖，则四岳非羲和也。当以史为正。（《东坡书传》卷一《尧典》）

夏僎：四岳主四方，方岳之官也。（《尚书详解》卷一《尧典》）

又：《尧典》言咨四岳者二：治洪水也，巽朕位也。《舜典》言咨四岳二：熙帝载也，典三礼也。古者大众必询众庶，言帝以此四者事大体重。四岳掌方岳，知天下众庶之情伪，故以访之。……四岳，主方岳之官，尧之任官，其常事则访之左右之臣，其大者则访之四岳。使于四岳求之，四岳求之方岳之间，得天下之公议……学者以是求之，则四岳为任职矣。此盖陈少南说也。四岳，汉孔氏为即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诸侯，唐孔氏为平秩四时之人，林少颖因广其说，谓舜巡狩，四岳首协时日，而后考制度，则四岳为羲和四子矣。凡此皆以四岳为四人，据李校书谓《春秋外传》谓羲和为司马氏之先，四岳为申吕氏之先，则四岳为一人，非羲和四子也。苏氏又引《书》，曰内有百揆四岳欲逊位，则四岳为一人明矣。其所谓二十二人，盖十二牧、九官并四岳一人，乃二十二矣。旧说徒见每访四岳而佥曰以答之，访者一人，而答者众，故以为四人，殊不知所谓佥曰，盖四岳采众言以进也，凡此皆以四岳为一人，或谓四人，于经无害，故两存之。（同上）

金履祥：四岳者，掌四方方岳之官，古者大事则咨四岳，使询访四方之言也。（《尚书注》卷一《尧典》）

郝敬：四岳，官名，主四方诸侯之事，盖一人领之。（《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袁仁：四岳者，四方诸侯之长。按《左传》许为太岳之后明矣。“佥曰鲧哉”，其非一人可知，孔平仲乃谓四岳为一人，掌知四方之事，而《蔡传》因之，谬矣。（《尚书蔡注考误》）

金景芳、吕绍纲：四岳，古人说解多歧异。《汉书·百官公卿表》：“四岳谓四方诸侯。”《周礼疏叙》引郑玄云：“四岳，四时之官，主四岳之事。”伪孔《传》：“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诸侯，故称焉。”《国语·周语下》“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韦昭注：“四岳，官名，主四岳之祭，为诸侯伯。”蔡沈《书集传》：“四岳，官名。一人而总四岳诸侯之事也。”诸说纷纭，莫衷一是。……《白虎通义·号篇》作“帝曰谘四岳”。训作谘有道理。谘，谋。“咨四岳”，是说帝尧向四岳征求意见，询问重大事情。那么“四岳”肯定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见解是正确的。“咨四岳”，其实就是原始氏族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度下的部落酋长会议。四岳是部落酋长，与后世的诸侯不同。文献称诸侯，用的是后世用语。（《〈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13]【汇校】

［日］水泽利忠：南化、枫、三、谦、狩、野、尾、阁“汤汤”二字作“荡荡”。按：据此，今本“汤汤”，“荡荡”讹。（《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吕不韦：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吕氏春秋·开春论·爱类》）

郑樵：是时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江淮通流，无有平原高阜，故曰洪水滔天，怀山襄陵。（《通志》卷二《帝尧》）

崔适：按：《列子·天瑞篇》曰：“天积气耳，亡处亡气，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张湛注：“自地而上，则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离天也。”《荀子·不苟篇》曰：“天地比。”杨倞注曰：“天无实形，地之上空虚者，皆天也。”此二“天”字之义，正复当尔，犹言到处皆然也。自来注《尚书》及《史记》者，皆未见及此。（《史记探源》卷二《五帝本纪》）

[14]【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怀，包；襄，上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汤音商，今读如字。荡荡，广平之貌。言水奔突有所涤除，地上之物为水漂流荡荡然。按：怀，藏，包裹之义，故怀为包。《释言》以襄为驾，驾乘牛马皆在上也。言水襄上乘陵，浩浩盛大，势若漫天。（《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苏轼：汤汤、荡荡、浩浩，皆水之状也。割，害也。怀，包也。襄，上也。水逆流曰襄。（《东坡书传》卷一《尧典》）

黄伦：荆公曰：山高而陵下，陵言襄，山言怀，何也？地高则襄陵，地下则怀山。（《尚书精义》卷二《尧典》）

熊禾：此盖混沌初分，水未有洩，积之岁久，冲决奔放愈甚，则怀襄之害愈烈。（引自《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首《帝尧陶唐氏·总论》）

金履祥：怀山襄陵，叙其实也。浩浩滔天，言其势也。滔天，当时方言云尔，满望皆水，而天影其平若滔天然。（《尚书注》卷一《尧典》）

郝敬：襄，乘也。陵，丘陵。言水没山陵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朱之蕃：怀，包其四面也；襄，驾出其上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伪孔《传》：“怀，包。襄，上。”《尔雅·释言》：“襄，驾也。”《文选·西京赋》“襄岸夷途”，薛综注：“襄谓高也。”《尔雅·释地》：“大阜曰陵。”又：“高平曰陆，大陆曰阜。”是阜为大片的高平之地，陵为规模很大、地势很高的高平之地。全句意谓（洪水）奔腾涤荡，包围了山，漫过了陵。（《〈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编者按：世界各国以及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有关于洪水的传说。《四川日报》社主办的《文摘周报》，1998年1月12日据《世界科技日报》称：英国考古学家佩瑟博士研究发现，地球在公元前24世纪中期曾经受到大规模陨石雨的冲击。由于陨石雨的影响，地球在这一段时间经历了毁灭性的洪水、饥荒和森林大火。分布在地球上不同区域的人类早期文明于是在公元前2350年左右几乎同时衰落了。佩瑟博士的结论与英国牛津大学天体物理学家克鲁布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克鲁布说，他发现在围绕木星旋转的一个轨道上有一个流星团，这个流星团每隔3000年与地球相撞一次，并造成陨石雨。尧时的洪水，是否与陨石雨有关呢？但陨石的痕迹尚待寻觅与论证。

[15]【汇注】

孟子：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

刘恕：于是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无有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民上丘陵，赴树木，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而不达。尧作为舞以宣导之。（《资治通鉴外纪》卷一《帝尧》）

【汇评】

陈经：汤汤，言水之流也；荡荡，言水之大也；浩浩，言其不已也。皆所以明洪水之为害如此。自人情观之，水害方炽，民不得其所，尧若不可一朝居。今观《书》所载，尧以咨四岳，有能俾乂，其辞缓而不迫，从容而不惧，以见尧时所以备先具者有素，不至重困民。又见尧择人以任其事，不至于仓皇无策。（《尚书详解》卷一《尧典》）

时澜：夫当洪水方为割害，汤汤浩浩，包山襄陵，可谓甚矣。下民被害，至于怨咨，其势甚迫。有为之君，当是时也，必焦然不宁，迫切仓皇，计虑将不暇给。尧当事危势迫之时，乃曰有能俾乂？谓孰可使治？方雍容和缓无一毫迫切之态，以见圣人处事，经理绳画，井井有条，虽处繁剧纷扰之地，若安闲无事之时，平心定气，徐以应之。岂若后世浅心狭量、焦首濡足者哉？然尧岂可不轸于心乎？忧恤之言如此，从容之规如彼，圣人处事之法也。（《增修东莱书说》卷一《尧典》）

熊禾：质凝为地者，亦不过一块土耳，固未有疆理之别也。黄帝虽曰分州画野，亦未详也。至帝始咨四岳，举其能治水者，以拯斯民垫溺一朝之命。鲧不能治，而禹继之，其施工之最难者，莫如冀、壶口、龙门等处。此盖混沌初分，水未有洩，积之岁久，冲决奔放愈甚，则怀襄之害愈烈。禹因其势，疏凿而顺导之。若其次第，则先青、兖、徐、杨之下流，而荆、豫、梁、雍，以次底绩，弼成五服，自甸侯至绥，而封建之制以立，咸则三壤，自畎浍至川，而井田之法以成，于是地道可得而平矣。自羲皇、黄帝之后，而适当一元文明之会，风气骎开，创制之法，维其时也。五典敦，五礼庸，五服章，五刑用，法度礼乐，彰彰然著明，如日月行天，亘古常见，此又立人之道，以参赞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者。盖万世之功也。（《熊勿轩先生文集》卷四《帝尧万世之功论》）

[16]【汇注】

裴骃：马融曰：“鲧，臣名，禹父。”（《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时澜：合辞荐鲧，美其可以治水。（《增修东莱书说》卷一《尧典》）

梁玉绳：鮌始见《吴语》，本作鲧……颛顼之后。鲧名，字熙，封于崇，伯爵，故曰伯鲧。亦曰有崈伯鲧，亦曰崇伯，亦曰崇鲧，亦曰夏鲧，亦曰白马，殛之羽山，死三岁不腐，副之以吴刀，其神化为黄熊。墓在临沂县东南百里。案《墨子》云：伯鲧，帝之元子，故《海内经》注、《史索隐》引《世本》及《帝系》并言颛顼生鲧，《海内经》言黄帝子骆明生鲧，《路史》言高阳子骆明生鲧。所说俱难信。本书《律历志》谓颛顼五世生鲧，似近真，然不如《吴越春秋》之为得矣。《学林》三论鲧不应列九等，亦非。彼徒见禹修鲧之功，实为夏郊，而尧放四罪，断无枉理，疑鲧在尧时不仅因治水被殛，观《吕览》称其作乱为患可见。至先儒以《左传》四凶当四罪，则误也。（《汉书人表考》卷九《鲧》，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齐召南：帝尧陶唐氏六十一载洪水，四岳举鲧。（《历代帝王年表·帝王》）

金景芳、吕绍纲：《大戴礼记·五帝德》记孔子答宰我问禹曰：“高阳之孙，鲧之子也，曰文命。”《世本·帝系》：“鲧生高密，是为禹。”（《玉篇》引）《史记·夏本纪》：“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史公此说据《世本》，可以信据。唯言禹曰“夏禹”，殊误。夏是禹子启所建国家的名号，与禹无涉。禹是军事民主制时代的最后一位部落联盟的酋长，启是文明社会的第一个君主。称夏启是对的，称夏禹则不可。（《〈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17]【汇注】

陈泰交：族，亲族也。（《尚书注考》）

陈士元：鲧字熙，封于崇，是为崇伯鲧，一作，一作，一作。颛顼五代孙，不才子梼杌也。梼杌，一名傲很（佷），一名难训，见《史记》注。……又按《神异经》云：东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上，知通塞。为人自用，欲为欲息，皆曰是鲧也。（《孟子杂记》卷三《辨名》）

陈直：直按：屈子《离骚》云：“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屈子对鲧的评价，与其他文献记载不同。（《史记新证·五帝本纪》）

[18]【汇注】

张守节：负音佩，依字通。负，违也。族，类也。鲧性很戾，违负教命，毁败善类，不可用也。诗云“贪人败类”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19]【汇注】

夏僎：异，已也，言已矣乎。叹当时未见人能贤于鲧也。如孔子每言未见其人，必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皆叹未见其人也。岳既叹时人未见有能贤于鲧矣，故欲尧但试其可治水而已，无求其他，故曰试可乃已。（《尚书详解》卷一《尧典》）

徐鼒：《说文·卄部》：“异，举也。从卄，声。《虞书》曰：‘岳曰：异哉！’”今文同。《释文》云：“郑音異，孔、王音怡。”皆不言其义。伪孔传曰：“已也，退也。”《正义》曰：“异声近已，故为已也。已训为止，是停住之意，故为退也。”鼒按：孔《传》以“已”为会意，不知“异”字以“卄”为义。卄，竦手也。竦手，有举意。从“已”，所以谐声耳。《集传》曰“已废而复强举”，亦是用《说文》义，但不知“已”为谐声，故兼用孔《传》，而强为之解也。（《读书杂释》卷二《异哉》）

金景芳、吕绍纲：《说文》卄部：“异，举也。从卄，以声。《虞书》曰：‘岳曰异哉。’”是许氏异训举。《经典释文》：“徐云：郑音異。”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郑音異者，盖郑读‘异哉’为‘異哉’。又《说文》异字下段注：“郑音異，于其音求其义，谓四岳闻尧言，惊愕而曰‘異哉’也。谓异为異之假借也。”是郑以为“异哉”是惊叹之词。伪孔《传》：“异，已也，退也。言余人尽已，唯鲧可试。”是伪孔《传》异训已训退。自经上下文意看，郑义为长，可从。（《〈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郝敬：异者，强举之辞，试之乃可知也。尧于是使鲧往，九年，功弗成，舜殛之，尧先知过诸臣远矣。（《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20]【汇校】

张文虎：旧刻无“用”字，审经文及传，无者是。（《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帝本纪》）

【汇注】

张守节：异音異。孔安国云：“异，已；已，退也。言余人尽已，唯鲧可试，无成乃退。”（《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钱大昕：“试不可用而已”，《尚书》云：“试可乃已。”古人语急，以不可为可也。古经简质，得史公而义益明。（《廿二史考异》卷一《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试，《尔雅·释言》、《说文》言部皆训用。已，《尔雅·释诂》：“辍，已也。”是已有辍义。《史记·五帝本纪》作“异哉，试不可用而已”。钱大昕《史记考异》：“《尚书》云：‘试可乃已。’古人语急，以不可为可也。古经简质，得史公而义益明。”钱说甚是。（《〈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时澜：洪水之害，其急如此，而尝试用鲧，乃曰“试可乃已”。民命所系，岂尝试之地乎？（《增修东莱书说》卷一《尧典》）

陈经：异，已也。言余人尽推鲧可用，试之，无成功，而后可已也。放齐举朱，兜举共工，不闻有试可乃已之言，以见鲧之才，众人所推。当禹之未兴，在廷之臣，可以平水土者，未有出于鲧之右者。故四岳力言之。（《尚书详解》卷一《舜典》）

赵南星：至于四岳荐鲧：“试不可用而后已”。夫知其可而荐之，知其不可而不荐，治洪水何职？乃可轻于一试！殊不知上古君臣一德，猜忌不生，惟是爱惜人才，不忍遽弃，亦顺意也。假令后世有罪及举主之条，则四岳且有举鲧之过，安得有举舜之功？都俞景运，此可想见。（《增定二十一史韵》末卷《读史小论·帝尧》）

[21]【汇校】

［日］水泽利忠：南化、梅、高“尧于是听四岳用鲧”。（《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胡宏：帝尧陶唐氏六十一载甲辰，大荒之开，自帝太昊、炎帝、黄帝，保聚生养，至于尧时，人民众多，耕牧之地日少，西北则龙底横浊河之冲，西南则滟滪巫峡塞岷江之口，淮济万川，未由地中行，泛滥于天下，蛇龙居之，草木畅茂，禽兽逼人，五谷不登，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尧有忧之，群臣荐崇伯鲧往治之。（《皇王大纪》卷三《帝尧陶唐氏》）

编者按：《竹书纪年统笺》卷二云：帝尧陶唐氏“六十一年，命崇伯鲧治河”。清徐文靖笺曰：“按：《史记索隐》曰：‘鲧帝，颛顼之子，字熙。……’孔《传》曰：‘尧知其性狠戾圮族，未明其所能，而据众言言可试，故遂用之。’何孟春曰：‘尧之用鲧九载之民命亦可试乎？宋初试策以发问而不能答。’予曰：《后汉·郑兴传》有言，‘尧知鲧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又张华《博物志》曰‘昔鲧筮注洪水，而枚占大明，曰不吉，有初无后’，盖谓此也。今按《竹书纪年》，颛顼三十载产鲧，似鲧为颛帝子矣。然产鲧之后四十八年而颛帝陟；又历高辛氏六十三年，挚九年，尧即位六十一年，始命崇伯鲧治河，计前后相距一百八十一年，而尧始命之治河，无是理矣。《汉书·律历志》颛顼五代而生鲧，是为得之。又《世纪》：鲧封崇，伯国，在秦、晋之间，王伯厚曰：赵穿侵崇，是也。《寰宇记》垞成临泗水，《秦地志》云：垞城，古崇国。未知孰是。”

【汇评】

马融：尧以大圣，知时运当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当忧劳，屈己之是，从人之非，遂用于鲧。（《古文尚书注》卷一《尧典》）

苏辙：四岳荐鲧于尧，尧知鲧之不可用，而屈于四岳，民被其害者九年。后世疑之。知其不可而用之，不仁。屈于四岳而不能信，不知。予尝论之：水之为害，不可一日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虽圣贤，有不能也。是以尧舜皆不自治，得禹而后济。方禹之未见也，天下言治水者莫如鲧。弃鲧而不试，有不仁焉，斯尧之所以用鲧也欤？（《古史》卷二《五帝本纪》）

袁燮：尧知丹朱、共工之不可用，遂弃之而不疑。至于鲧既知方命圮族，然犹从众人之议而用之，何哉？……惟洪水之患，在当时为害最大，且舍鲧之外，无可任其责者。众人既以为试可乃已，尧亦只得用之，而尧所以命之者，不过一“钦”字。盖人之过失为不善，只是不能敬，鲧虽方命圮族，苟能持之以敬，则前日过失，皆可使之风休冰释，水亦可治。曰“往，钦哉”，言其自此以往，不可不敬也。使鲧诚能佩服尧之言，何至于九载绩用弗成乎！（《絜斋家塾书钞》卷一《尧典》）

许国：尧之用鲧，九载之民命亦可试乎？宋弘《试策》以发问而不能答。予曰：《后汉·郑兴传》有言，尧知鲧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吕柟：霄问：“尧之于鲧也，知其弗贤而用之则非仁，如不知其弗贤而用之则非智。仁、智于尧有疑焉。”曰：“兹尧之所以仁、智也。方割之水不可以坐视，一己之见不可以先四岳也。既试之而后已。此尧之其智如神，其仁如天乎！”（《尚书说要》卷一《尧典》）

孙之：鲧，帝颛顼之子，字熙。《连山易》云：“鲧封于崇，故《国语》谓之崇伯鲧。”崇今鄠东。帝为洚水之患，访于四岳，乃以命。筮之于《归藏》，得其“大明”，曰“不吉。有初，亡后”。障水，汨陈其五行，水不润下，故有隄在相之安阳。筑以捍孟门，今谓三两城，又历高东三十五，又清河西三十，自宗城界来，而澶之临河西十五，隄自黎阳界入，尧命治水筑之以障，故无功。又澶德清军城东南五十有尧隄，过飞狐界，古长城即尧遭洪水，命筑之者。（《考定竹书》卷二《［尧］六十一年，命崇伯鲧治河》）

[22]【汇校】

梁玉绳：附按：本作“九载”，明程一枝《史诠》云“载作‘岁’，非也”。观《正义》详释“载”字，则自不得作“岁”，盖唐以后本传讹，《史诠》是也。（《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汇注】

张守节：《尔雅·释天》云：“载，岁也。夏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李巡云：“各自纪事，示不相袭也。”孙炎云：“岁，取岁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时祭祀一訖也。年，取禾谷一熟也。载，取万物终更始也。载者，年之别名，故以载为年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23]【汇注】

古史官：鲧作城郭。（《世本》下《作》）

张守节：案：功用不成，水患不息，故放退也。至明年得舜，乃殛之羽山，而用其子禹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郑樵：洪水滔天，怀山襄陵。尧忧民之忧，而求治水者。群臣四岳皆举高阳氏之子伯鲧。尧封鲧为崇伯，使之治水，鲧乃兴徒役，而作九仞之城，迄无成功。（《通志》卷二《帝尧》）

齐召南：帝尧陶唐氏六十九载，鲧无功。（《历代帝王年表·帝王》）

［日］泷川资言：《尚书》作“九载积用弗成”。愚按：《尚书》又云“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鲧盖历三考也，舜所以黜之。又按：以上略与《尚书》对比，以示史公剪裁之法，以下仿之。（《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

王叔岷：案：《御览》五九引“用鲧”作“命鲧治水”。《夏本纪》作“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鲧”下亦有“治水”二字。景祐本、黄善夫本“载”并作“岁”。《尧典》下文“五载一巡守”，又云“三载考绩”。《五帝本纪》“载”并作“岁”。以彼例此，则此文盖本作“岁”矣。（《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汇评】

时澜：九年之间，亦有可观，岂无功哉？盖绩则有之，但终不能成功也。要知鲧非无才无功，心之忽实坏之也。（《增修东莱书说》卷一《尧典》）

夏僎：尧已预知其无成也，已而功用历九年而不成，则尧可不谓之聪明之主乎？夫四岳荐鲧于尧，尧既知鲧不可用，又屈于四岳之请而试之，卒至民被其害者九年。后世疑之，谓尧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不仁，屈于四岳而不能自信，不智。余谓洪水之害，至尧犹甚，其下民怨咨，日望圣人拯而救之。奈何禹犹隐而未兴……天下言治水者，皆归于鲧。贤如四岳，犹信其可用，况天下乎？故尧于此，以谓民之病于洪水也如此其甚，望人君之拯治也如此其急，而同声共美鲧之治水也如此其众，吾虽知其不可用，然任一己之见，而违天下共见之心，则人必谓吾当艰难之际，舍能者不用，而坐观其害，莫不敛怨于己，故吾宁用之。而功不成，然后去之。终不肯自谓不可用而不用也。（《尚书详解》卷一《尧典》）

又：说者又谓，鲧既无功，早宜黜废，何待九年？然非无功也，但无成耳。唐孔氏亦谓水为大灾，百官不悟，谓鲧能治水，及遣往治，非无小益；人见其有益，谓鲧实能，日复一日，以终三考，三考不成，众人乃服，然后退之，以至九年。况《祭法》亦谓禹能修鲧之功。夫禹之大功，且修鲧之余，则鲧实非无功者，特不能成，故诛殛之。（同上）

钱时：古年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九载，是三考也。此上凡举荐者三，尧皆不然之。至此段末，独书绩用弗成一语，以著帝尧知人之明。此史氏书法之妙。（《融堂书解》卷一《尧典》）

陈经：九载之间，鲧岂无功，但不成尔。然则鲧之无成功，一二年间，亦自可见，何必迟之九载，坐视斯民之受害哉？曰：三考黜陟，唐、虞之法也。待人以宽，使得展尽四体，故以九载而黜陟，法自尧立之，亦自尧行之。安可必其不能成功，而遂先自乱法哉？（《尚书详解》卷一《尧典》）

金履祥：程子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己从人，尽天下之议，则不能成其功。岂方命圮族者所能哉？鲧虽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绪，故其自任益强，咈戾圮族益甚。公议隔而人心离矣。是其恶愈显而功不可成也。（《书经注》卷一《尧典》）

又：按：周汉以来，诸书多称尧有九年之水，今考其时，自洪水方割，即举鲧俾乂，九载无成，而后举舜，又二三年始举禹，禹八年于外而始告成功。前后计二十余年矣。而曰“九年”者，盖指鲧九载之间也。计自方割以来，洪水之害，无岁无之，如后世岁有河决之患，鲧于其间多为堤防以鄣之，而患日滋甚。孟子叙泛滥之祸，在举舜敷治之上，则九年之云，盖谓此时也。然洪水之害，一日不可缓，而待鲧九载无功，始易之何也？传称禹能修鲧之功，则九载之间非尽无功，但无成耳。而三考黜陟之典不可废，是以有羽山之贬焉。（同上）

又：《经》称鲧堙洪水，《传》称鲧障洪水，《国语》又称其堕高堙庳。《经》称禹决九川，《孟子》称禹疏九河，瀹济漯，决汝汉，掘地而放之海，然则鲧之治水也障之，禹之治水导之也。其成败之由以此。当其在鲧也，禹何以不谏？曰：禹安得不谏？以鲧之方命圮族，况其子之言乎？故禹必有谏，鲧必有所不从，舜之知禹亦必以此。（同上）

佚名：颍滨曰：四岳荐鲧于尧，尧知鲧之不可用而屈于四岳，民被其害者九年，后世疑之，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不仁。屈于四岳而不能信，不知。予尝论之：水之为害，不可一日不治，而知治水者，虽圣贤不能也，是以尧、舜皆不自治，使禹而后济。方禹之未见也，天下言治水者莫如鲧，弃鲧而不试，有不仁焉，斯尧之所以用鲧也欤！（《历代名贤确论》卷一《鲧治水》）

又：颍滨曰：尧之世，洪水为害，以意言之，尧之为国，当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于《书》，观其为政先后，命羲和正四时，务农事，其所先也。末乃命鲧治水，九年无成功。乃命四岳举贤以逊位，四岳称舜德曰“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尧以为然而用之，君臣皆无一言及于水者，舜既摄事黜鲧而用禹，洪水以平，天下以安，尧舜之治，其缓急先后，于此可见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亲，兄弟相贼，虽无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使五教既修，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虽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论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古之圣人，其忧深虑远如此，世之君子，凡有意于治，皆曰富国而强兵。患国之不富，而侵渔细民；患兵之不强，而侵虐邻国，富强之利终不可得。而谓尧、舜、孔子不切于事情，于乎殆哉！（《历代名贤确论》卷三《尧舜之德》）

陈简：是时舜禹未兴，在庭诸臣，其才无出鲧之右者，帝知其刚悻，曰“钦哉”以勉之。帝全鲧之才，鲧弃帝之命，天下之以才自负，不谨而取败者，皆鲧之类也。（《史谈补》卷一《帝尧陶唐氏》）

黄洪宪：鲧不堪用，帝尧已灼见其病矣，而四岳强举之，卒至九载之久，功用不成，然后见帝尧知人之明，果出于四岳诸人之上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崔述：说者多云“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其语盖本《尧典》“九载”之文。然九载而鲧功不立，非水患止此九年也。孟子曰：“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则是水不自尧始也。舜曰：“咨禹，汝平水土，维时懋哉！”则是水亦不自尧除也。盖上古之时，水原未有定道，圣人制衣食、宫室、器用、书契，日不暇给，而其初水患亦未大甚，不过洿下之地注之，故犹得以苟安；积久而水日多，至尧时遂至“怀山襄陵”耳。至禹始开水道，使归于海，至今沿之；非唐、虞以前即然也。故曰：“禹之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若但尧时偶然有水而禹治之，亦不足为难矣。世于此多汶汶，故今本《尧典》《孟子》之文而正之。（《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一《尧求舜·洪水不自尧时始》）

又：此其记放齐，兜及鲧之用，何也？曰：所以为举舜张本，亦所以为流四凶之张本也。朱既不足以付大事，而共工、兜相与比周，鲧功又不克成，是以尧之心迫欲得一人以代己而敷治也。共工、兜皆为尧所斥绝，即鲧之用亦非尧意，是以舜摄政后流之放之于远方也。曰：然而尧何以不流放之而必待夫舜也？曰：当尧之时，或其才有可取，罪尚未著，犹欲冀其成功，望其悔过；及舜摄政后，而情状日以显著，功既难冀其成，过亦无望其悔，然后流之放之。但典文简质，未及详载其由耳。非尧不能去，必待舜而后始去之也。盖尧之心但欲庶绩咸熙，黎民得所，原不私此数人，故舜流之放之而无所嫌。故《虞书》于舜未摄政之先记此数章，以见四凶之流放本皆尧之心，舜特体尧之心，终尧之事，以成尧之美，而初未尝反尧之政也。由是言之，知尧之心者莫如舜，而能知尧、舜之心者莫如作《尧典》之人，然则此篇亦非圣人不能为矣。（《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一《尧求舜·流四凶本尧心》）

徐旭生：尧时，黄河下游有“滔天”的洪水，给当时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尧问四岳：“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不以为然，认为鲧“方命圮族”，不可。大家说可以让他去试试吧。尧于是说：“往，钦哉。”终于知鲧之不可用而用之。可见当日部落联盟首长的权力是有限的，而联盟内各部落首长还保存有不少的民主作风，联盟议事会仍有决定权。……鲧之治水勿成，在于方法不对，用堵挡而不是疏导的办法，这就是他治水失败的根本原因。（《尧舜禹·帝尧》，载《文史》第39辑）

尧曰：“嗟[1]！四岳！朕在位七十载[2]，汝能庸命[3]，践朕位[4]？”岳应曰：“鄙德忝帝位[5]。”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6]。”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7]，曰虞舜[8]。”尧曰：“然，朕闻之[9]。其何如[10]？”岳曰：“盲者子[11]。父顽[12]，母嚚[13]，弟傲[14]，能和以孝[15]，烝烝治[16]，不至奸[17]。”尧曰：“吾其试哉[18]。”于是尧妻之二女[19]，观其德于二女[20]。舜饬下二女于妫汭[21]，如妇礼[22]。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23]，五典能从[24]。乃遍入百官[25]，百官时序[26]。宾于四门[27]，四门穆穆[28]，诸侯远方宾客皆敬[29]。尧使舜入山林川泽[30]，暴风雷雨，舜行不迷[31]。尧以为圣[32]，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33]。女登帝位[34]。”舜让于德不怿[35]。正月上日[36]，舜受终于文祖[37]。文祖者，尧大祖也[38]。

[1]【汇注】

钱大昕：“嗟！四岳”，《尚书》“嗟”为“咨”，“咨”“嗟”声相近。（《廿二史考异》卷一《五帝本纪》）

[2]【汇注】

郝敬：古人自称皆曰朕，尧十六岁自唐侯为天子，在位七十载，时年八十有六。（《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阮元：《独断》：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贵贱不嫌，则可同号之义也。尧曰：“朕在位七十载。”皋陶与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诗书古训》卷五《尚书今文·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尔雅·释诂》：“朕，我也。”戴震《考工记注》：“舟之缝理曰朕。”此朕之本义。《释诂》谓“朕，我也”，乃后起之义。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谓“朕之为我，于音求之耳”，“用音不用义也”。《史记·李斯列传》：“赵高说二世曰：‘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是知天子专朕称，自秦始。（《〈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3]【汇校】

［日］水泽利忠：各本“女”字作“汝”（泷本据陈仁锡说“汝”改“女”）。（《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严一萍：按：《尚书》“女”作“汝”，景祐本、黄善夫本、殿本亦作“汝”。“女”为“汝”之初文，作“汝”亦不误。（《史记会注考证斠订·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郝敬：庸命，谓事上忠顺，非鲧之方命，丹朱之傲比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4]【汇注】

郑玄：言汝诸侯之中，有能顺事用天命者，入处我位，统治天子之事者乎？（《古文尚书注》卷一《尧典》）

张守节：孔安国云：“尧年十六，以唐侯升为天子，在位七十载，时八十六，老将求代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陈仁锡曰：湖本“女”作“汝”，误，篇内同。王观国曰：《伊训》曰“朕载自亳”，此伊尹自称朕也。《洛诰》曰“朕复子明辟”，此周公自称朕也。《离骚》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此屈原自称朕也。秦始皇帝初并天下，以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自是惟人君称朕，臣下不敢称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王叔岷：案：“践”借为“缵”，《说文》：缵，继也。《礼记·中庸》“践其位”。郑玄注：“践”读为“缵”。与此同例。下文“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本《孟子·万章篇》），“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然后禹践天子位”，《夏本纪》“汤乃践天子位”（又见《殷本纪》），诸“践”字亦皆借为“缵”。（《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5]【汇校】

惠栋：“否德忝帝位”，《史记》作“鄙德”。栋案：鄙与否，古通用。《论语》曰：“予所否者，天厌之。”《论衡》引作“鄙”，训为鄙陋之鄙（原注：《释名》云：“鄙，否也。小邑不能远通。”与《论衡》合）。故陆氏《释文》又音鄙，《益稷》云“否则威之”，徐邈音鄙。是“否”有“鄙”音。（原注：《正义》曰：“否，古文不字。”）（《九经古义》卷三《尚书古义·否德忝帝位》）

【汇注】

张守节：四岳皆云，鄙俚无德，若便行天子事，是辱帝位。言己等不堪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汇评】

黄伦：无垢曰：尧意虽知德莫如舜，圣莫如舜，得天历数莫如舜。然而天下至重，一旦不询于众，不考之公论，断以己意，遽以一匹夫为天子，此皆怪异不常，惊骇观听之常，圣人所不喜也。盖君子言必虑其所终，行必稽其所蔽，使尧不先委四岳，遽以与匹夫，使后世庸君效之，得以奋其私意，至有欲以天位与董贤，如哀帝者。故必先委四岳，以顺天下之常情，然后听其辞受，以卜天之历数焉。岳曰：“否，德忝帝位。”非谦辞也。天下至重，岂可不量力，不度德，遽欲当之乎？（《尚书精义》卷二《尧典》）

又：荆公曰：尧固已闻舜矣，然且谓岳：“汝能庸命，巽朕位？”然则尧之出此，伪欤？曰：非然也。四岳者，皆大贤人，故尧任之，以与之厘百工，熙庶绩者矣，尧虽闻舜，然未敢自用其所闻也。以为四岳亦能庸命，虽与之天下，亦可以朝诸侯一天下也。此四人苟有贤于己者，宜亦知之，苟知之，宜亦推之。故推四岳之功善，而云欲予之天下者，四人也。知足以知圣人，而其污不至乎贪天下也。舜诚圣人而在下，则四人宜知之矣。知之则宜言之矣。其肯相为比党，而蔽在下之贤于己者乎？此尧稽于众，舍己从人，不敢自用其耳目之聪明也。必待四岳师锡己以舜，而后征用之耳。然则四岳何以不早举舜欤？曰：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必待上之唱也，然后发。故四岳虽知舜，必待尧之唱也，然后锡。（同上）

时澜：或言尧已知舜，姑逊于四岳，而听其自推，此后世之机心耳。帝者之道直以大，事之次序，各有当然。且尧欲逊位，必先于本朝择贤，亦其理也。尧之逊非虚逊，四岳之辞非虚辞也。尧知四岳之可以当天下，而实欲逊，四岳言否德，盖自揆于心有毫厘之未尽，而实不敢当。以天下与，以天下辞，各实动其心之所安，此直大之象也。夫四岳果不足以居帝位，则尧若不知人，四岳果足以居帝位而固辞，则四岳为不情。是又当以夫子、漆雕开之事观之。孔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谓孔子不知漆雕开，不可；谓漆雕开诬孔子，亦不可。盖孔子实见漆雕开可以入仕，漆雕开亦实有未能自惬，洙泗之象，唐虞之象也。（《增修东莱书说》卷一《尧典》）

陈经：尧既知有舜，复欲先逊四岳，何也？以天下而与人，古无是理。四岳，朝之大臣，总摄百僚，而居其上，观其否德忝帝位之言，度德量力如此，则四岳之贤，亦非庸流。尧于逊其位，必先四岳，如其四岳不敢当，且推逊于舜，而后尧始及舜，其次序自当如此。以是知尧之授舜也，出于众人之情，以人情而卜天意向背，尧何常容一毫私心？孟子识此意，则曰：天与贤则与贤。设若尧于此时，已知舜之圣，舍四岳而遽授之舜，不询之大臣，不考之公论，不由其次序，是私意也。是乃启后世人主之私心，不得与人燕者，私以与之人，其为害岂不多哉？（《尚书详解》卷一《舜典》）

[6]【汇注】

陈蒲清：贵戚，指显贵的人。疏远隐匿者，指地位低名声小的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7]【汇注】

伏生：孔子对子张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二十而通织纴绩纺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则上无以孝于舅姑，下无以事夫养子也。舜父顽母嚚，不见室家之端，故谓之鳏。《书》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尚书大传》卷一《尧典》）

裴骃：孔安国曰：“无妻曰矜。”（《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矜，古顽反。（《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夏僎：舜时年三十，尚未娶，故称矜。唐孔氏引《诗》：“何草不元？何人不矜？”谓暂离室家，尚谓之矜，不独老而无妻始称之也。薛氏谓：举而言其矜，欲帝妻之也。此说虽可喜，然下文言“我其试哉”。女于时，则妻舜乃出于帝意，若如薛氏之言，则妻舜乃出于四岳之请，夫岳举舜于侧微之中，未知尧之用否，而先请以女妻之，非人情也。但舜时适未娶也，四岳荐之，因言之耳。岂有言以鳏而欲尧妻之理哉？（《尚书详解》卷一《尧典》）

陈经：舜时年三十，未娶，故曰矜。（《尚书详解》卷一《尧典》）

金履祥：老而无妻曰鳏。舜三十未娶，而即曰鳏。古者圣人繁育人。民三十而娶者，期之极也。至此而未娶，即鳏也。《书大传》曰：父顽母嚚，而不见室家之端，故谓之鳏。（《书经注》卷一《尧典》）

崔述：古者三十而娶：三十未娶，常事耳，何以“鳏”称也？以下“厘降二女”，故于此称鳏焉。明舜之未娶也。此古文之简而周也。（《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一《尧求舜·称舜为鳏之故》）

金景芳、吕绍纲：鳏字《五帝本纪》作矜。《诗·何草不黄》：“何人不矜。”《王制》：“老而无妻者谓之矜。”是矜、鳏字通。《尚书大传》：“孔子对子张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舜父顽母嚚，不见室家之端，故谓之鳏。’”（《〈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苏轼：无妻曰矜。举舜而言其矜者，欲帝妻之也。帝知岳不足禅，而禅之，岳知舜可禅而不举，何也？以天下予庶人，古无是道也。故必先自岳始。岳必不敢当也。岳不敢当，而后及其余，曰“吾不择贵贱也”，而众乃敢举舜，理势然也。尧之知舜至矣，而天下不足以尽知之，故将授之天下，使其事发于众，不发于尧，故舜受之也安。（《东坡书传》卷一《尧典》）

黄伦：无垢曰：举舜而言其鳏者，欲帝妻之也。然余观众人举舜之意，非特欲帝妻之而已。且欲更试舜以妻子之难也。彼其未娶，而处父母兄弟之间，孝友之心，尚非散也。古人云：妻子具而孝衰于亲。以匹夫之贱，更以天子之女，处之顽嚚傲很之间，而又在父母兄弟妻子之列，爱妻子则于父母兄弟必有所不终，爱父母则于妻子有所未尽，此天下之最难处也。众人举舜之意，亦岂轻以天下予舜哉！（《尚书精义》卷二《尧典》）

[8]【汇注】

马融：舜，谥也。舜死后，贤臣录之，臣子为讳，故变名言谥。（《古文尚书注》卷一《尧典》）

郑玄：虞，氏；舜，名。（《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虞，古人说亦纷纭，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引王符《氏姓志》云：“舜姓虞。《郑语》史伯称舜之先曰虞幕，虞是国名，后以封国为姓氏也，今山西虞城县是其地。”是以虞为国名，以国为姓，地点在山西。按：所谓国名，其实应是部落或氏族之名。虞应是氏，不应是姓。古代男子不称姓而称氏。况且据《左传》隐公八年《正义》引《世本·氏姓》云：“帝舜姚姓。”既为姚姓，则不应又为虞姓。孔颖达《尚书正义》：“颛顼以来，地为国号，而舜有天下，号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肃云：‘虞，地名也。’皇甫谧云：‘尧以二女妻舜，封之于虞，今河东太阳，山西虞地是也。’然则舜居虞地，以虞为氏，尧封之虞为诸侯，及王天下，遂为天子之号，故从微至著常称虞氏。”说虞为氏，是对的。说虞是地名，也不错。部落或氏族的名称常与所居地之名相联系。舜之部落称虞，犹如“崇伯鲧”之崇，是地名也是部落名。虞是舜所属的部落或氏族的名称，非自舜始，其先人已然。皇甫谧以为尧封舜于虞，舜才得虞为氏，大误。以上诸家说虽有不同，或以虞为姓，或以为氏，或以为虞是先有，或以为虞是后封，但地点都以为在山西虞地。……赵岐注《孟子》以为舜之生与卒皆在今山东。……唯《括地志》以为在山西，与王符《氏姓志》说相近。……焦循《孟子正义》调和二说，以为各有道理。焦氏云：“凡言人地以所生为断，迁卒皆在后。《孟子》亦据舜生而言东也。”“若河东之虞，盖本舜祖虞幕之封。故《书》称虞舜，《史》言冀州，犹后人称祖籍标郡望耳。”焦说可资参考。（《〈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黄伦：周氏范曰：唐虞之际，君臣之间，何其德之盛，而道之公欤！尧为天子，不以传之子，而逊于四岳，四岳不以逊位为得，而曰“否德忝帝位”，师锡于帝者，不以有位之大臣，而以侧微之虞舜。盖是时天下之人，不以天下为可欲，而以天下为不得已。茅茨土阶，非有后世之富贵也；君臣简易，非有后世之崇高也。有天下之忧，而无天下之乐，有天下之劳，而无天下之佚。故以天子之尊，而授天下于在下之匹夫，天下不以为异，而大臣亦无觊觎羡慕之心，惟其有至德者，则天下相与推尊之以为君，而无私天下之心，此后世所以不及也。（《尚书精义》卷二《尧典》）

时澜：夫举朝皆知有舜，尧亦自知有舜，必待明明扬侧陋而后言，此深见唐虞广大气象。后世固有名震京师、声动天下者。举世之间，一贤所居，头角即露，众目共指，况如虞舜之圣，居之侧微，岂不张皇？惟尧时，比屋可封，虽圣如舜，天下不以为异。辟如太山巨麓，众木森森，虽有出林之木，不见其表表，若培之下卒然有之，必以为奇。学者当知，四岳举舜之时，气象不同，故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增修东莱书说》卷一《尧典》）

[9]【汇注】

罗泌：初，尧在位七十载矣，见丹朱之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贤以巽于位。至梦长人，见而论治。舜之潜德，尧实知之。于是畴咨于众，询四岳，明明扬仄陋，得诸服泽之阳。问以天下，曰：我欲致天下，为之奈何？对曰：执一无失，行微亡怠，中信亡倦，而天下自来。问以奚事，对曰：事天。问之奚任，对曰：任地。又问奚务，对曰：务人。曰：人之情奈何？对曰：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人之情乎？人情大不美，又奚问？若夫从道则吉，反道则凶，犹影响也。南面而与之言，席龙垤而荫翳，桑荫不移，而尧志得。始尚见帝，帝馆之于贰室，亦享帝，迭为宾主。语礼乐，详而不孛；语政治，简而易行；论道，广大而亡穷；论天下事，贯昵条达，咸叶于帝，而咸可底绩，于是锡之衣雅琴，命之姚姓，妃以盲，娅以罃，以观其内，九子事之以观其外。（《路史·后纪十二·有虞氏》）

【汇评】

陈经：予闻者，尧已知其人久矣。如何者，未知其果如何也。当此之时，朝廷清明，上下无壅，士修于草野之中，而名已达于朝廷之上，又见得尧未尝不留意于人才，虽侧微之贤，犹自知之，如汉尚有遗意焉：武帝先识兒宽，宣帝知东海萧生，皆此意也。尧既闻其名，又问其如何者，将以考其实，不专于传闻之可信也。（《尚书详解》卷一《尧典》）

[10]【汇评】

黄伦：无垢曰：夫舜之处顽嚚傲很之间，而克尽为人子为人兄之道，尧亦知之旧矣。乃有如何之问，何也？此欲显舜之德于天下也。为人子，而父心不则德义之经，母口不道忠信之言；为人兄，而弟傲慢不恭，舜之不幸可知矣。夫在他人，有顽嚚傲很者，远之可也，绝之可也。父母兄弟，岂有远之绝之之理乎？然则将何以得其心哉？欲合其心欤，必同其顽嚚傲很可也。此岂可为邪？将洁其身欤，此吾父母兄弟也，何忍于父母兄弟之间取名乎？此所谓天下之难处也。观舜之用心，真可以为天下法矣。舜如之何？曰：天下自见其顽嚚傲很，吾止见其为吾父母兄弟矣，以事父母之道事之，以友弟之道友之，以吾之爱，起父母弟之爱，以吾之敬，起父母弟之敬。父子，天性也；兄弟，天伦也。天性、天伦之中，无他物也，爱敬而已。……以爱敬发之，而顽嚚一变为信顺，此不格奸之说也。呜呼，处父母子弟兄间，一有不得其所，使父母兄弟，有恶名著见者，皆人子不孝之罪也。（《尚书精义》卷二《尧典》）

金履祥：以舜之玄德，年二十而闻于天下，以尧之明思，天下固无遗照也。然闻之而不自举之，盖为天下择人，必尽天下之议，圣人目大心平，大公无我，意象于此可想见也。（《书经注》卷一《尧典》）

[11]【汇注】

梁玉绳：附按：伪孔《传》言“瞽瞍非真瞽”，与《史》异。《路史·后纪》谓“瞽瞍天瞢”，注云“《史记》是也，二孔以为有目但不分善恶者，妄”。以经文考之，孔说似纡曲，然因有此二解，而《类林·真元赋》遂谓“瞍掩井后，两目乃瞽，舜舐父目，寻以光明”，斯罗苹所斥为齐东之语也。（《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12]【汇注】

杜预：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春秋经传集解》文公十八年）

[13]【汇注】

富辰：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引自《春秋左氏传》襄公二十四年）

马持盈：嚚，口不道忠信之言曰嚚，言谈荒谬邪恶。嚚音银。此一母亲乃舜之后母。（《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14]【汇注】

郝敬：顽，不仁也；嚚，不信也。傲，很。（《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15]【汇评】

项安世：子曰：舜其大孝也欤，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饷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项氏家说》附录卷二《中庸臆说》）

[16]【汇注】

黄伦：烝烝，进也，以言其渐也。爱敬亦不可急也。当优而柔之，使自得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有不知所以然者，烝烝之义也。（《尚书精义》卷二《尧典》）

郝敬：烝烝，上进罔觉之意。（《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汇评】

时澜：“烝烝”二字，舜之工夫在此。“烝烝”者，有熏灌之意。《诗》曰“烝烝浮浮”，如甑之炊物，薪燃不继，则气熄不腾，烝烝之工间断，不能熟物。火既不歇，则自然烝烝，以至于熟。舜处顽父嚚母傲弟之间，彼为恶之力日日不已，苟非孝诚熏灌工夫源源，安能至于不格奸之地？苟有间断，则无以胜其为恶矣。盖为善为恶，各有力量，力过者胜，此烝烝不格奸之意。（《增修东莱书说》卷一《尧典》）

[17]【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不至于奸恶。”（《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烝，之升反。进也。言父顽，母嚚，弟傲，舜皆如以孝，进之于善，不至于奸恶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钱时：父则顽矣，母则嚚矣，其弟则又傲矣。一家之中，都是乖戾，略无一点和气。常情处此，殆不可一朝居。舜处其间，能以孝道谐和之，薰烝不已。乖戾之气，化为乂治。烝者，如甑之炊物也。（《融堂书解》卷一《尧典》）

朱熹：瞽瞍，舜父名。厎，致也。豫，悦乐也。瞽瞍至顽，尝欲杀舜，至是而厎豫焉。《书》所谓“不格奸，亦允若”是也。（《孟子集注》卷四《离娄》）

［日］泷川资言：王引之曰：烝烝即孝德之形容，谓之烝烝者，言孝德之厚美也。《大雅·文王有声》云“文王烝哉”，《韩诗》云“烝，美也”。《鲁颂·泮水》云“烝烝皇皇”，《传》云“烝烝，厚也”。愚按：不至奸，不使至于奸恶也。（《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

【汇评】

苏轼：象，舜弟也。谐，和也。烝，进也。奸，乱也。舜能以孝谐和父母昆弟，使进于德，不及于乱。而孟子、太史公皆言象日以杀舜为事，涂廪、浚井，仅脱于死，至欲室其二嫂，其为格奸也，甚矣！故凡言舜之事，不告而娶，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举皆齐东野人之语，而二子不察也。（《东坡书传》卷一《尧典》）

黄伦：司马温公曰：所贵于舜者，惟其能以孝和谐其亲，使之进退以善自治，而不至于恶也。如是，则舜为子，瞽瞍必不杀人矣。若不能正其未然，使至于杀人，执于有司，乃弃天下，窃之以逃。狂夫且犹不然，而谓舜为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执于皋陶矣，舜恶得而窃之？虽负而逃于海滨，犹可执也。若曰：皋陶外虽执之，以正其法，而内实纵之，以与舜，是君臣相与为伪，以欺天下也，乌得为舜与皋陶哉？又舜既为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虽欲遵海滨而处，民岂听之哉？是皋陶之执瞽瞍，得法而忘舜，所亡益多矣！（《尚书精义》卷二《尧典》）

时澜：四岳称舜可以当天下之实，独于家庭中言之。治天下之能，一语不及。而独举其父、母、弟，何也？盖舜，瞽瞍之子，父既顽，母既嚚，弟复傲，日居死亡之地，而舜克谐以孝，事难事之亲，化顽、嚚、傲之风，悉归于春风和气。始也，怨怒忌克，乖争陵犯，一家之中，无所不有。克谐以孝之后，悉变为和柔雍容悦豫之象，和气烝烝，父母弟不至于顽、嚚、傲之奸。治家如此，移以治天下，则投之繁剧纷扰之地而不乱，处之奸宄凶险之时而不慑，四岳可谓善观人，推其治家以见其治天下也。（《增修东莱书说》卷一《尧典》）

郝敬：奸，恶也，在内曰奸。如谋浚井、焚廪之类。防御过则伤恩，舜怡然顺受，而和之以孝，精诚上达，烝烝然如氤氲气升，潜孚默化父母之顽嚚，弟象之傲，自然乂治，初非有待于防御禁格也。盖真仁纯孝，感动于形迹之外，而自然冰释。格奸而，人可能也。烝烝治，而不格奸，非圣神不能。（《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18]【汇注】

郑玄：试以为臣之事。（《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王充：尧老求禅，四岳举舜。尧曰：“我其试哉！”说《尚书》曰：“试者用也；我其用之为天子也。”文为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观者，观尔虞舜于天下，不谓尧自观之也。若此者，高大尧舜，以为圣人相见已审，不须观试，精耀相照，旷然相信。（《论衡·正说篇》）

张守节：欲以二女试舜，观其理家之道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试，《尔雅·释言》、《说文》言部皆训用。……王充以为试者试之于职。《后汉书·章帝纪》引建武诏书云：“尧试臣以职，不直以言语笔札。”与王充说同，合于经义，可从。全句谓尧对四岳说，我将试用他。试用他做部落联盟首长，即做尧的接班者。汉人用“天子”一词，是后世概念，尧舜时代是原始氏族社会，无“天子”之说。（《〈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黄伦：无垢曰：夫父顽母嚚弟傲，而克谐以孝，使之不格奸，则天所以试舜者至矣。尧方曰：“我其试哉！”夫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天下最难处者，莫如妇人女子也。贫贱之女，尚难调和，而况天子之女，贵骄难下乎？以匹夫之贱，而娶天子之女，自难处矣，况置之于父母兄弟顽嚚傲很之间，其难处益甚矣。向来至孝，未有妻子，孝心天全也。今以贵骄之女，颜色之私，杂于至孝之中，能保其无疵乎？于此而无疵，则天下难事，不足为矣。（《尚书精义》卷二《尧典》）

朱士端：舜知佞，尧知圣，尧闻舜贤，四岳举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试哉！”试之于职。（《强识编》卷一《尚书》）

[19]【汇注】

张守节：妻音七计反。二女，娥皇、女英也。娥皇无子，女英生商均。舜升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邓名世：“癸比”，《元和姓纂》曰：国名也，女为舜妃者。后为氏。（《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二十一《癸比》）

王圻：《大戴礼》舜娶尧之女匽氏，或谓女匽，与皇、英为三。《路史》舜元妃娥皇，盲，无子；次妃女英，生子二人；三妃登比氏，生女二人。庶、媵生子九人。登比，姓纂作癸北。《山海经》作登北，岂即《大戴礼》所为女匽者邪？《尸子》云尧征舜，妻之以媓，媵之以娥，无女英名，岂女英即女匽邪？（《稗史汇编·身体门·舜妃盲》）

孙之：《古今人表》娥皇、女罃，舜妃。手，舜妹。《吕览》曰：尧传天下于舜，礼之诸侯，妻之二女，臣以十子，北面而朝之。《韩非子》曰：“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归藏》曰：“《坤开筮》帝尧降二女以舜妃。”（《考定竹书》卷二《七十一年，帝命二女嫔于舜》）

觉罗石麟：二妃坛，《山川记》：“蒲坂城外有二妃坛。”《西征记》同，盖祠娥皇女英处。今名娥英陵，在苍陵谷山之上。（［雍正］《山西通志》卷五十九《古迹·永济县》）

程馀庆：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家人离必起于妇人，故暌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行不同也。尧所以釐降二女于妫汭，是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于身而已。（《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王叔岷：案：“之”犹“以”也，《淮南子·泰族篇》《论衡·正说篇》《金楼子·后妃篇》并作“妻以二女”。《淮南子》许慎注：“二女，娥皇、女英。”《御览》（景宋本）一三五引《尸子》云：“尧妻舜以娥，媵之以皇。娥、皇，众之女英。”以娥与皇为尧二女，“女英”非尧女名，未知何据。（《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金景芳、吕绍纲：以女妻人用“女”字而不用“妻”字者，义略有别也。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古文每字必有法。古凡言‘妻’者必为其正妻，如‘以其子妻之’‘以其兄之子妻之’是也。凡言‘女’者不必为其正妻，如《左氏传》‘宋雍氏女于郑庄公’‘骊戎男，女晋以骊姬’，《孟子》‘齐景公涕泣而女于吴’是也。《左氏》桓公十一年传曰：‘郑昭公之败北戎也，齐人将妻之。’必以其未有嫡妃也。……凡言妻之，一人而已，虽有娣姪之媵从，必统于所尊也。凡言‘女之’，则不分尊卑，故曰‘二女’、曰‘纳女五人’、曰‘三妃’，皆不分尊卑之词也。”按：段说是。（《〈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史浩：以为有鳏在下曰虞舜，然必曰有鳏在下者，言其无妻也。其意若曰：舜虽可以嗣德，然侧陋一介，人未必服。尧乃以女妻之。天下必以尧之贵戚而不敢慢也。所以为舜地者至矣。（《尚书讲义》卷一《尧典》）

郝敬：按：诸臣荐舜曰：鳏，是欲帝女之也。尧即厘以女，君臣之间，笃信如此。千古遭逢，无如尧舜，千古不复有舜，尤不复有尧矣。（《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20]【汇校】

［日］水泽利忠：“观其德于二女”，南化、枫、三、棭、梅、狩，“观其自为于二女”。（《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张守节：视其为德行于二女，以理家而观国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汇评】

时澜：舜已居父母兄弟之难，尧又举而置之天下至难之地。何则？仰事之工夫，方纯一而烝烝，加之以俯育，亦或足以分其力，顽嚚之父母，一毫不至，则怒随之，天子之女，一毫不满，则怨随之。致顽嚚于其前，至贵骄于其后，左右前后皆陷阱也。尽力于父母，则妻子之间容有未尽，垂情于妻子，则父母之间必有不满，此人情之至难。（《增修东莱书说》卷一《尧典》）

陈简：观人之法，有用八征以验之者，未闻妻二女以验之也。果如验则亦已矣，否否。业已妻矣，将奈何？曰：尧每事尽善，其鉴自真。曰“试”曰“观”，不过验其决如所料耳，非始试之、始观之也。（《史谈补》卷一《帝尧陶唐氏》）

李光地：《传》曰：孝衰于妻子。孟子曰：有妻子则慕妻子。《诗·小雅》言，兄弟之爱，以妻子好合为先。《大雅》言，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盖未见不弟而能孝，不孚于妻子而能弟者，惟圣人察于人伦，故于此尽心焉。（《尚书七篇解义》卷一《尧典》）

[21]【汇注】

马融：水所入曰汭。妫汭，妫水之曲。（《古文尚书注》卷一《尧典》）

裴骃：孔安国曰：“舜所居妫水之汭。”（《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列女传》云二女长曰娥皇，次曰女英。《系本》作“女瑩”。《大戴礼》作“女匽”。皇甫谧云：“妫水在河东虞乡县历山西。汭，水涯也，犹洛汭、渭汭然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饬音勑。下音胡亚反。汭音芮。舜能整齐二女以义理，下二女之心于妫汭，使行妇道于虞氏也。《括地志》云：“妫汭水源出蒲州河东南山。许慎云：‘水涯曰汭。’按：《地记》云‘河东郡青山东山中有二泉，下南流者妫水，北流者汭水。二水异源，合流出谷，西注河。妫水北曰汭也’。又云‘河东县二里故蒲坂城，舜所都也。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史记正义·五帝本纪》）（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妫汭水源出蒲州河东南山”，“河东”下疑脱“县”字，“南”下疑有脱文。按：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陈杞世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正义》引《括地志》“妫汭水源出蒲州河东县南首山”。《元和志》卷一二《河东道》一《河中府·河东县》：“妫汭水源出县南雷首山。”“雷首山”即“首山”。）

郝敬：妫，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钱大昕：“舜饬下二女于嬀汭”，《索隐》云：“二女长曰娥皇，次曰女英。系本作‘女瑩’。《大戴礼》作‘女匽’。”“瑩”“匽”皆“英”之转。（《廿二史考异》卷一《五帝本纪》）

程馀庆：妫、汭，二水名，在山西蒲州府永济县首阳山下，南曰妫，北曰汭。言舜能整齐二女，以义理下二女之心，使尽妇道于家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尚书》“饬下”作“釐降”，句下有“帝曰钦哉”四字。蔡沈云：尧治装下有二女嫁于妫水之北，使为舜妇于虞氏之家也。钦哉，尧戒二女之辞，经义盖如此。史公句上冠以“舜”字，与经殊。《正义》得之。（《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

王恢：妫水出永济县南六十里之历山，西流入河。《尧典》：“釐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虞在虞乡，伪孔《传》：“妫水之汭。”《世纪》曰：“妫水在河东虞乡县历山西。汭，水涯也，犹洛汭、渭汭然也。”本一水而二源，《河水注》分为北汭南妫，失其义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虞舜》

陈蒲清：妫（guī），水名。黄河支流，源出于山西省历山，西流至蒲州入黄河。汭（ruì），河道弯曲处或河流的北岸；有人认为汭也是水名，与妫水合流后进入黄河。传说蒲州的蒲坂城是舜的故都。（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22]【汇评】

苏轼：舜能以理下二女于妫水之阳，耕稼陶渔之地，使二女不独敬其亲，而通敬其族，舜之所谓诸难，无难于此者也。虽付之天下可也。尧以是信之矣。而人未足以信之矣。更试之以五典、百揆、四门、大麓之事。（《东坡书传》卷一《尧典》）

时澜：尧之试舜，独以二女而观之，何哉？舜之事父母，友兄弟，既已至矣，夫妇之道，犹未著见，故以二女妻之。圣人观人，必于实行。观厥刑于二女，此实行也。舜于此能以义理降二女之心于妫水之汭，而使尽妇道于虞。……四岳之举舜，指家庭之事而言之，尧之试舜，亦于家庭之事而观之，可以见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之理。（《增修东莱书说》卷一《尧典》）

金履祥：静轩周氏曰，迨夫妻尧二女，摄尧天下，无骄色，无喜容。雍雍默默，躬修德化，不耽乎衽席之私情，不溺乎房帏之偏爱，二女倾心乐从，皆执妇道。以帝女而下嫁匹夫，以天子而下友庶人，不妒忌，不骄矜，何德如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妇人伦之大纲也。《易》曰：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大舜能尽夫妇之道，二女能修夫妇之德，近而家庭夫妇之道蔼然也；远而天下夫妇之道粲然也。自非圣人至公无我之心，则二女必有争长之心，大舜必有偏爱之意，而夫妻必有反目之嫌也。（《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首《帝尧陶唐氏·史论》）

[23]【汇注】

郑玄：五典，五教也。盖试以司徒之职。（《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钱时：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谓之五典。（《融堂书解》卷一《尧典》）

郝敬：谓使舜和五常教民，而民无违教。（《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汇评】

金景芳、吕绍纲：五典、五品、五教实为一事，即《左传》文公十八年“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之“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人伦关系及其道德规范。后世孔子及其所创之儒家学派重人伦的思想盖源乎此。《中庸》讲的“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和《孟子·滕文公上》讲的“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都是继承《尧典》而来。所不同者，《尧典》的“五典”反映原始社会的情况，五品和五教都属于血缘关系范围，而到了《礼记》和《孟子》所说“达道五”和“人伦”则反映阶级社会的情况，在血缘关系之外加入了政治关系，君臣之义突出出来，夫妇之义也在特别强调之列。这些变化既反映历史的发展，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人伦的特点渊源有自，渊源就在尧舜。《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委实不虚。（《〈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24]【汇注】

陈泰交：从，顺也。（《尚书注考》）

[25]【汇注】

金景芳、吕绍纲：《广雅·释诂》：“选，入也。”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则遍入为遍选也。”《史记》意谓遍选百官，《淮南子》云“任以百官”，意思大体一致，皆谓尧命舜处理百官的事情，以考验他的能力。（《〈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26]【汇注】

金景芳、吕绍纲：王引之《经义述闻》说：“时叙者，承叙也。承叙者，承顺也。《大戴礼·少间篇》曰‘时天之气，用地之财’。谓承天之气也。承、时，一声之转。《楚策》：‘仰承甘露而引之。’《新序·杂事篇》承作时，是时与承同义。《尔雅》曰：‘顺，叙也。’《大戴礼·保傅篇》曰：‘言语不序。’《周语》曰：‘周旋序顺。’是叙与顺同义。合言之则曰‘时叙’。‘百揆时叙’，谓百揆莫不承顺也。文公十八年《左传》曰‘以揆百事，莫不时序’是也。若训时为是而云‘莫不是序’，则不辞矣。”王说甚是，可从。……“时叙”也是说百官做得很好，都承顺舜的指导。（《〈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27]【汇注】

郑玄：舜为上傧，以迎诸侯。（《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裴骃：马融曰：“四门，四方之门。诸侯群臣朝者，舜宾迎之，皆有美德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陈泰交：古者以宾礼亲邦国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宾。（《尚书注考》）

惠栋：“宾于四门”，郑康成云：“宾，读为傧。舜为上傧，以迎诸侯。”案：“宾”为古文“傧”，见《仪礼·乡饮酒礼》注：“《穆天子传》云：祭公宾丧。注：傧赞礼仪。又云：内史宾侯注，傧相。”《史记·苏秦传》“必长宾之义”作傧。孔安国以为四方诸侯来朝者，舜宾迎之。读为宾客之宾，非也。（《九经古义》卷三《尚书古义》）

[28]【汇注】

陈泰交：穆穆者，和敬之容也。（《尚书注考》）

阮元：《春秋左氏》文十八年传：季文子使大史克对曰：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诗书古训》卷五上《尚书今文·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四门，明堂之四门。周制，诸侯朝天子必于明堂。诸侯尊卑不同，其于明堂所处的位置则不同。据《逸周书·明堂解》和《礼记·明堂位》，夷狄之君朝天子时要立在明堂四门之外。九夷之国在东门之外，八蛮之国在南门之外，六戎之国在西门之外，五狄之国在北门之外。尧时部落联盟首长会见部落酋长的事情当然会有的，但不可能有周时的明堂之制。所谓“四门穆穆”，系后世写定《尧典》的人用周时的概念说明尧时的事情。所以“四门”一词代表来朝的各地部落酋长。（《〈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29]【汇注】

马持盈：诸侯者有政治隶属关系之部落，远方者只有邦交而并无政治隶属关系。（《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30]【汇注】

司马贞：《尚书》云“纳于大麓”，《穀梁传》云“林属于山曰麓”，是山足曰麓，故此以为入山林不迷。孔氏以麓训录，言令舜大録万几之政，与此不同。（《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尚书大传》云“纳之大麓之野”，野即川林山泽也，是史公所本。《汉书·王莽传》张竦称莽功德曰：“比三世为三公，送大行秉冢宰，职填国家，四方辐凑，靡不得所。《书》曰‘纳于大陆，烈风雷雨弗迷’，公之谓矣。”又莽曰：“予前在大麓。”《论衡·正说篇》：《书》云“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言大录三公之位，居一公之位，大总录二公之事，众多并吉，若疾风大雨。王肃注《尚书》曰“麓，录也”，是以大麓为大录万几之政，与史公义异。（《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

马持盈：山林川泽都是困惑难行之地，尧以此来考验舜。（《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31]【汇注】

程馀庆：洪水为害，尧使舜入山林，相视原隰，雷雨大至，而舜行不迷，非固聪明诚智，确乎不乱，不能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汇评】

王充耘：此是尧得舜而历试诸难，而舜为圣人，才全德备，无施不可。故凡有所为，其效响应。然上三者皆人事之常，众人犹或可及。卒然而遇天变，于此而不震不慑，不易常度者，此岂众人所能及哉？诚如是，付托以天下之重，所谓谈笑而举之者矣，岂不能胜其任乎？尧所谓以天下得人也。（《书义主意》卷一《舜典》）

李光地：烈风雷雨弗迷者，因适有是事，见舜之事天者如事亲，威怒之加敬而不失其度，是孝之成也。（《尚书七篇解义》卷一《舜典》）

[32]【汇注】

梁玉绳：附按：此即《舜纪》所称“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也，与《尚书》及《尚书大传》同。盖大麓有二解，《孔丛子》伪书也，宋黎靖德《朱子语录》云出东汉，其《论书篇》载孔子答宰我语，以为“大录万几之政”。伪孔《传》袭《孔丛子》，他若《汉书·于定国传》《王莽传》《后书·窦宪传》、郑康成《大传注》《宋书·礼志》《百官志》、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与《路史·发挥》引桓谭《新论》及《皇王大纪》之类，并同斯释，宋《程子遗书》亦从之。东汉以来置官有录尚书事，实肇于此。史公去伏生未远，又亲授经孔安国，故有山林之说，伏、孔必别有所据。高诱注《淮南子·泰族训》、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后书·刘恺传》、宋苏辙《古史》、蔡沈《书集传》之类，皆从《史记》，朱子亦从之。二解均通，不妨并存。后儒妄生异端，增为怪僻，《发挥》谓大麓乃钜鹿县罐婺山，又谓纳麓乃告禅代于泰山，又谓主祭荐天之事。《论衡·正说篇》同《孔丛》，而《吉验篇》复从《史记》，又衍之曰“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列女传》别云“尧试舜百方，每谋于二女”，乖妄之甚，几失其本。故《皇王大纪》斥《史记》为齐东野语，明杨慎《丹铅录》比之茅山斗法，岂非误沿饰之词，而未加深考耶？（《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马持盈：圣，才德俱美，无所不通。（《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汇评】

胡宏：宏闻诸先君子，有曰：“知人之哲，无过于尧。”有言丹朱可登庸者，已知嚚讼；有言共工若予采者，已知其象恭；有言伯鲧可使治水者，已知其方命；有言舜可以逊位者，则曰“俞！予闻之矣”。妻舜之二女，观其刑家。二女嫔虞，瞽瞍底豫而家齐；乃命以位，观其治国。五典克从，百揆时叙，四门穆穆而国治，纳于大麓，使大録万机之政，观其平天下。无烈风雷雨之迷，天地之和应而天下平。然后授以帝位，此事理之次，不可易者也。司马子长曰“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吁，安得此浅陋之言哉！夫处己之难，莫难于正心诚意，处物之难，莫难于治国平天下。观其家齐国治天下平，则知其意诚心正矣。意诚心正与天地参，不可以有加矣。于是又使入山林川泽，岂所以试乎？且烈风雷雨非可期者也，设若不遇尧，将遂无以知其圣耶？此真齐东野人之语，而子长不察也。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故君子于文词有滞者，取其理与意可矣。（《皇王大纪》卷三《帝尧陶唐氏》）

[33]【汇注】

郑玄：三年者，宾四门之后三年也。（《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汇评】

夏僎：《正义》曰：君之驭臣，必三年考绩。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将禅之也。夫鲧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何也？鲧待三考，冀其成功，无成，乃黜之，缓刑之义。舜既有成，他无所待，故一考即升，且大圣之事，不可以常法论也。（《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34]【汇注】

墨子：昔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墨子》卷二《尚贤中》）

【汇评】

黄伦：无垢曰：既历试诸难，三年于此矣，凡所谋议，施之有为，无不成功者，天意人心，已尽归之矣。尧知天人交归，位有不可久居者，所以不俟九年三考，而有禅位之命也。（《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35]【汇校】

金履祥：子王子曰：尧之试舜如此之详，而让德弗嗣之下，无再命之辞，巽位之际，亦无丁宁告戒之语。按：《论语·尧曰篇》首载：帝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二十四字乃二典之脱文也。（《书经注》卷一《舜典》）

梁玉绳：附按：不怿，自序作“不台”，盖怡省作“台”，而怿即怡也，徐广谓今文作“不怡”，可证。然古文作“不嗣”，嗣与怡音义迥殊，不应通用。东吴惠氏栋《九经古义》曰“古怡字省作‘台’，古嗣字省作‘司’”。《高宗肜日》“王司敬民”，《史》作“王嗣”。吕大临《考古图·晋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或古“司”“台”字相似，因乱之也。（《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音亦。今文《尚书》作‘不怡’。怡，怿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怡”，怡即怿也。谓辞让于德不堪，所以心意不悦怿也。俗本作“泽”，误尔，亦当为“怿”。（《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郝敬：“不怿”注：德不堪，故不悦怿，俗本作“泽”。按：作“泽”近是。《尚书》作“德弗嗣”，言德不堪继嗣，嗣、泽声近。光华曰泽，即《尚书》所谓“鄙德忝帝位”之意。（《批点史记琐琐》卷一《五帝本纪》）

程馀庆：言德不为人所悦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史公《自序》云“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台、怡通。《释诂》：“怡、懌，乐也。”史公以故训代之。（《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

陈蒲清：舜让于德不怿，舜用道德不能使人悦服来推辞。或断为：“舜让于德，不怿。”不怿，不悦，不愿意继承帝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汇评】

时澜：舜逊非文具之逊，亦非自揆其德不足以当天下而逊。当是时也，足以受尧之天下者，无以易舜。让德弗嗣，盖一旦将任天地万物之责，圣人之心自有惕然如不胜之意，此尧之兢兢，舜之业业，文王之纯亦不已也。下文若不相接，意必有舜再逊之辞。史官阙焉。即言受终之意，何也？当有如《大禹谟》所载舜命禹之辞曰“惟汝谐”者，盖《舜典》不载，即《大禹谟》可以互见，史官省文之体，读书者当知之。（《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36]【汇注】

伏生：上日，元日。（《尚书大传》卷一）

班固：不言正日言正月，何也？积日成月，物随月而变，故据物为正也。（《白虎通德论》卷七《三正》）

郑玄：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尧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时未改尧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尧正，故云月正元日。（《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裴骃：马融曰：“上日，朔日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苏轼：上日，上旬日也。（《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黄伦：无垢曰：人主即位，改元肇正，所以受终，必在正月上日。此《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之意也。上日，或以谓朔日，以谓一岁日之上也。或以谓上旬之日，以意逆志，朔日之说为长。（《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史浩：正月，一月也。上日，非朔日，乃吉日也。（《尚书讲义》卷二《舜典》）

雷学淇：孟春为正月，仲春为二月，依次顺推，至于季冬，周而复始，此乃帝王所同，不易之道。（《古经天象考》卷五《月名》）

马持盈：正月上日，正月上旬之吉日。（《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陈蒲清：上日，朔日，初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言“正月”，涉及尧时以何月为岁首即建正的问题，古人对此歧说不一。《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郑玄云：“尧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时未改，故依尧正月上日也。”《诗纬·推度灾》云：“轩辕、高辛、夏后氏、汉皆以十三月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为正。高阳、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为正。”按：郑说不可从。《诗纬》说尤为诞妄。孔颖达《尚书正义》引王肃云：“唯殷周改正，易民视听，自夏以上皆以建寅为正。”王说极是。（《〈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37]【汇注】

尸佼：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其致四方之士。尧闻其贤，征之草茅之中，与之语礼，乐而不逆；与之语政，至简而易行；与之语道，广大而不穷。于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托天下焉。（《尸子》卷下）

马融：文祖，天也。天为文，万物之祖，故曰文祖。（《古文尚书注》卷一《尧典》）

裴骃：郑玄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犹周之明堂。”（《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尚书·帝命验》曰：“五府，五帝之庙。苍曰灵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唐虞谓之五府，夏谓世室，殷谓重屋，周谓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舜受尧终帝之事于文祖也。《尚书·帝命验》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黄曰神斗。”注云：“唐虞谓之天府，夏谓之世室，殷谓之重屋，周谓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谓之文祖。周曰明堂。神斗者，黄帝含枢纽之府，名曰神斗。斗，主也。土精澄静，四行之主，故谓之神斗。周曰太室。显纪者，白帝招拒之府，名显纪。纪，法也。金精断割万物，故谓之显纪。周曰总章。玄矩者，黑帝汁光纪之府，名曰玄矩。矩，法也。水精玄味，能权轻重，故谓之玄矩。周曰玄堂。灵府者，苍帝灵威仰之府，名曰灵府。周曰青阳。”（《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苏轼：太史公曰：文祖，尧之太祖也。不于其所祖受尧之终，必于尧之祖庙。有事于祖庙，则余庙可知。（《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郑樵：舜有大功二十，四方莫不仰戴，尧知舜之足授天下也，使摄行天子事，舜辞不获，乃以正月朔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之祖庙，以明天下之重，不敢以己授也。（《通志》卷二《帝舜》）

史浩：“文祖”，其始祖庙也。有事于祖庙，则余庙可知矣。古者人君受命，告于文祖，受终亦然。“受终”者，明尧犹在御，而倦勤退位，终天子之事尔。至是舜始摄之也。古之圣人，求与天地相似者，惟尧与舜，此孔子定《书》，独首二典也。（《尚书讲义》卷二《舜典》）

陈经：正月上日，犹曰朔日也。受终于文祖，乃尧受终也。终始之义甚重。使帝尧在位，政事有阙，民物失所。有丝毫之愧心，则不足为善始善终。今也由即位而至于今日，无一不尽其善，帝尧之责塞矣。文祖者，尧之祖庙，有文德，故谓之文祖。尧于此而受终，则舜于此而受始可知。曰受者，如有所受，然非己之所得专也。（《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金履祥：尧老而舜摄也，尧终其事而舜受之也。（《书经注》卷一《舜典》）

郝敬：舜谦让己德，弗堪继嗣，至正上旬，尧进舜于文祖庙，付以天下。尧老托舜终事，孟子所谓尧老舜摄也。文祖，尧祖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王夫之：“文祖”，朱子谓尧庙当立于丹朱之国……今按：舜始摄政，受终于文祖。“受终”云者，受之于尧也，其不当于舜之私庙明矣。唐虞夏后之先，同出于黄帝，唐，玄嚣之族也。虞夏，颛顼之族也……此云祖者，盖黄帝之庙，故虞夏皆禘黄帝。《祭法》所谓祖颛顼者，则商均、夏启以后事。（《尚书稗疏》卷二《舜典》）

宫梦仁：《史记》“舜受终于文祖”，尧文德之祖庙。康成云：五府之大名，犹周之明堂也。（《读书纪数略》卷十三《唐虞五府》）

又：蔡邕《明堂论》：明堂，天子太庙也。人君南面，故以明堂为名。饷射、养老、教学、选士，皆于其中。（《读书纪数略》卷十三《明堂五名》）

李光地：舜于是始居摄也。（《尚书七篇解义》卷一《舜典》）

姚鼐：“文祖”，《史记》：“文祖者，尧太祖也。”依《五帝本纪》，则当即黄帝矣。然但言尧太祖者，五帝世系，似太史公虽依《大戴礼记》序之，殆亦未敢信为真孔子之言耶？（《惜抱轩笔记》卷一《书·文祖》）

［日］泷川资言：受终者，《孟子》所谓尧老而舜摄者，就政而言，不就位而言。段玉裁曰：尧太祖盖谓黄帝。姚范曰：以文祖为尧太祖，此疑太史公从安国问故而得之者。今《书·传》乃云“尧文德之祖庙”，则谬悠之说矣。康成以纬书解经，裴氏不当取以解此。愚按：五天帝之说，自五人帝而生，皆以五德配五色，周末始有之，唐虞所无。（《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文祖为何，古人众说纷纭。……以上“文德之祖庙”说、“明堂”说、“黄帝”说，都不得要领。要害在于“文”字不知怎么讲。这个“文”字最初的意义应当是先，而与“文”字常常连言的“武”字最初有继嗣的意思，即“文”表示在先，武表示继后。“文祖”其实就是先祖之意。这在《诗》里可以找到证据。《诗经·大雅·江汉》“告于文人”。毛传：“文人，文德之人也。”召虎荣受王的厚赐，理当告于他的先人，才合情理；告于有文德的人，是什么意思？郑笺云：“告其先祖诸有德美见记者。”郑玄正确地猜到了“文人”指先祖言，但是仍在“先祖”之下加上“有德美见记者”一句，说明他不知道“文人”之“文”应训为先。……文就是先。《尧典》之“文祖”亦是先祖之意。舜的这位先祖是谁呢？据《国语·鲁语上》“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之说，知舜的后人以颛顼为祖，那么舜本人所祖，必也是颛顼。“受终于文祖”，谓舜受尧之终的仪式在舜之先祖颛顼庙里举行。（《〈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黄伦：无垢曰：尧禅位于舜，故受终于文祖庙也。受终之义，其亦深矣。夫人主上受皇天祖宗之托，下应臣民社稷之寄，岂易事哉？奢泰逸游，苛刻柔懦，固不可为，至于事一失其几，法一爽其节，民情隐微，或不加察，奸人计虑，或不灼知，则足以招非意之辱，作大祸之基。今尧在位七十余年矣，兢兢业业，幸上当天意，下合民心，祖宗之业不衰，社稷之基不坠，几务清肃，法常森严，物情妥，奸计清，殒其保守先祖之德，今日方知免矣。所以受终于始祖之庙，而以此重任付之舜也。（《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钱时：舜逊让之后，其辞旨往复，必更有节奏。但既不可得而终辞，故史氏略之。即《书》受终之事，直是付托得人，仰不愧，俯不怍，方无余责，方无负于祖宗耳。（《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时澜：言受终，则舜正始之意可知。必于文祖之庙者，以见尧不敢私以天下与人。盖天下者，文祖之天下，示不敢专也。受终二字，尤宜深味。尧平时治民，兢兢业业，不敢有一毫怠忽之心，想其在文祖之庙，欲脱释天下，惕然免于天地万物之责。舜在文祖之庙，受尧之付托，惕然受责，如有所不能。书曰“受终”，辞意至重。想象在庙之时尧舜之心，则万世为君之道著矣。尧为天下得人，其责方塞，正如《易》云：“视履考祥，其旋元吉。”曾子所谓“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者也。尧与舜受终于文祖之庙，此时此意，不可不深体。（《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袁燮：“受终”者，尧受终也。“文祖”者，尧之祖庙也。尧将禅位于舜，故受终于文祖之庙，以为君临天下许多时节，至于今日，方保得彻头彻后，可以无憾。自古人主有终者极鲜，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甚矣，有终之难也。唐可称者三君，明皇、宪宗，皆不克其终。自古人君，岂惟不克厥终，在位稍久，便异于始。唐太宗践祚，未几，郑（征）公已有“十渐不克终”之戒。尧至于此，方敢说有始有卒。呜呼，难哉！方其受终也，意必告之曰：此皆宗庙之力也。自有许多事、辞，特不见于此耳。（《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崔述：“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书·尧典》）“尧老而舜摄也。”（《孟子》）……“受终”者何？孟子所谓“尧老而舜摄”者是也。盖尧欲舜即居天子位而舜不肯，舜欲己终不行天子政而尧又不肯，于是乎尧不得已降心以从舜而使之摄政，舜亦不得已降心以从尧而为尧摄政。两圣人各欲行其心之所安，而时势所迫，遂创千古之奇，而适得乎天理人情之正。故摄之云者，前此未有也，理与势相摩，而圣人之权生焉。故曰尧、舜为万世之法也。然则何以谓之“受终”？尧之事未毕，授之舜使终之，故曰受终也。（《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二《舜相尧·舜摄政之不得已》）

[38]【汇校】

［日］水泽利忠：“尧大祖也”，大，毛（本）（作）“太”。按：太，“大”讹。（《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吴汝纶：“文祖者，尧大祖也。”姚南青云：“疑此亦从安国问故得之。”今《书·传》乃云“尧文德之祖庙”，则谬悠之说。又云：康成以纬说经，裴氏不当取以注史。（《点勘史记读本·各家史记评语·五帝本纪》）

崔适：按：《撰异》曰：“尧太祖，盖谓黄帝。《集解》引郑注解之，相去万里。”此说是也。五天帝之说，自五人帝而生，皆以五德配五色，古文家始有此言。《纬书》复为五天帝造名，《春秋文耀鉤》曰：“苍曰灵威仰，赤曰赤熛怒，黄曰舍枢纽，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纪。”与《尚书·帝命验》文小异。纬书出哀、平间，与古文经、传同时，皆刘歆与所征千数人作。《殷》《周本纪》虽有吞卵、践迹之言，不谓契为白帝子，稷为苍帝子也，岂应以文祖为赤帝乎？郑谓赤帝乃天帝也，古文说。此谓黄帝乃人帝也，今文说。裴、马之解，援古乱今矣。（《史记探源》卷二《五帝本纪》）

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1]，以观天命[2]。舜乃在璇玑玉衡[3]，以齐七政[4]。遂类于上帝[5]，禋于六宗[6]，望于山川[7]，辩于群神[8]。揖五瑞[9]。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10]，班瑞[11]。岁二月[12]，东巡狩[13]，至于岱宗[14]，柴[15]，望秩于山川[16]。遂见东方君长[17]，合时月正日[18]，同律度量衡[19]，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20]，如五器[21]，卒乃复[22]。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23]。归[24]，至于祖祢庙[25]，用特牛礼[26]。五岁一巡狩[27]，群后四朝[28]。遍告以言[29]，明试以功[30]，车服以庸[31]。肇十有二州[32]，决川[33]。象以典刑[34]，流宥五刑[35]，鞭作官刑[36]，扑作教刑[37]，金作赎刑[38]。眚灾过[39]，赦[40]；怙终贼[41]，刑[42]。钦哉，钦哉[43]，惟刑之静哉[44]！

[1]【汇注】

［日］泷川资言：“于是”以下，本《孟子·万章篇》。（《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评】

孟子：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孟子·万章上》）

[2]【汇注】

陈蒲清：古人迷信天意，故尧叫舜代理政事来观察舜继位是否符合天意，所谓“荐之于天”。（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3]【汇校】

惠栋：“在璇玑玉衡”，案：京房《易略例》及周公《礼殿记》、孟郁《修尧庙碑》，皆作“旋机”。伏生《书传》曰“旋机”者何也？《传》曰：“旋者，还也。机者，几也，缴也。其变几微，而所动者大。谓之旋机。是故旋机谓之北极。”其说与京房及汉碑字合。（《九经古义》卷三《尚书古义·在璇玑玉衡》）

【汇注】

郑玄：浑仪中筩为旋机，外规为玉衡也。（《尚书大传注》卷一）

马融：璇，美玉也。玑，浑天仪，可转旋，故曰玑。衡，其中横，所以视星宿也。以璇为玑，以玉为衡，盖贵天象也。（《古文尚书注》卷一《尧典》）

黄伦：无垢曰：余昔在史馆，常观浑仪之制。始信玑衡之法为不谬也。其制为三大轮，其中空，其外圆，每轮画分黄道、赤道，又画二十八宿分野，又画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春、秋通为一轮，冬、夏各为一轮，交分于台上，以分日之短长也。台下为柱，以金龙绕之，半在地上、半在地下之说，非谓置之于地也。轮半画为昼，半画为夜，昼则转在夜之轮于上，夜则转在昼之轮于下，以此为地上地下之说尔。轮即所谓玑也，古以璇玉为之，而王雱以美珠为璇，璇玑以珠为玑也，以珠以玉，皆不可判。使以珠为之，不过以为饰尔，非以珠为日月五星也。天道尊严，故以璇为之，玉衡之制，其状如今之所谓箫管也，欲验天文者，先正玑轮，乃以箫制轮中，于箫管下，上望其空，直观天星，如《尧典》星鸟、星火之制，万不差一。倘日月薄蚀，五星失度，以箫置玑轮，于其度中望之，盖无毫发之差，其制精密，非圣人能为此制乎？舜既受终，未知天象如何，故察玑衡，以观日月五星焉。（《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又：胡氏曰：璇生于渊之蚌，而与月亏盈，阴精之纯也；玉生于山之石，而气白如虹，阳精之纯也。传曰：玉能除水之灾，珠能御火之灾，故宝之。以为阴阳之精，则其为物神故也。故玑衡之器，运者为玑，则以璇饰之，观者为衡，则以玉饰之。非以为侈也，盖于此以在七政而齐之，其物非阴阳之精，则有所不神，而不足在故也。（同上）

高似孙：贺道养《浑天记》曰：昔记天体者有三：浑仪，莫知其始，《书》曰“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盖浑仪体也。二曰宣夜，夏、殷之法也。三曰周髀。周髀所造，非周家术也。近世复有三术：一曰方天，兴于王充；二曰轩天，起于姚信；三曰穹天，由于虞喜。皆以臆断浮说，不足观也，惟浑天之事，征验不疑，此论精确。（《纬略》卷八《浑天记》）

程大昌：尧世已有浑仪，璇玑玉衡是也。晋世陆绩始造浑象，其晷度与浑仪同，而形模与浑仪反。沈存中尝讥世人混两为一，而未尝明著其说，故见者未能豁然也。二器之写天度，皆以浑天家为主。而古人形容浑天最能明的者，惟葛洪鸡子之论也。洪之说曰：天形如鸡子，地形如鸡子中黄，是为天包地外，而地在天中也。浑仪也者，设为四游仪，写日月星宿于天盘之上，而包括乎厚地，正如鸡子之殻也。是为写肖本形而顺以求之者也。至于浑象也者，设为圆毬，而橅拟天度，以日星傅寘毬上，毬固可转，而人遂俯观，则天盘反在人下，是为殊形诡制而合于理也。若即其状而详言之，则如权衡之上详刻铢、两、钧、斤，而人遂可俯首以观者也。是如翻倒天度傅之于外，而人立天外以行省视者也。仪与象异者，制盖如此也。至陶弘景又出新意，造浑天象，高三尺许，地居中央，天转而地不动，悉与天会，此则兼采仪、象而两用之矣。然天中虽立，厚地而元无所资于窥测，又不如四游仪专橅天度，而日星半隐地下者。其制自具也，则其制稍赘，而不如浑象之切用，无欠无余也。（《演繁露》）卷七《浑仪浑象》）

金履祥：以玉为玑，以象天体之运转，以璇玑饰之，以象星辰之位次，以玉为横筩，推其分度时节，以窥天而与玑合。羲和之法，至是盖密。后世浑天仪盖其法也。（《书经注》卷一《舜典》）

雷学淇：按：北辰居其所而不移，太一之静象也，体也；北斗运于天而不息，太一之动象也，用也。其在于《易》，北辰，即乾之元，北斗即乾之九，于《书》则北辰是璇玑，北斗是玉衡。璇玑即旋机也，其旋无象，寄于玉衡，故北辰以北斗为用。（《古经天象考》卷四《循斗·象》）

成蓉镜：南北之枢曰南极、北极，亦谓之赤极，亦曰天极，北极亦曰北辰，亦曰北极，枢亦曰正北极。……出入乎赤极者曰黄极，亦曰北极，璇玑古亦曰北极。（《推步迪蒙记》）

陈直：《古玉图考》五十页，有璇玑图，汉世以来，谓之浑天仪。（《史记新证·五帝本纪》）

张家英：谨按：此源于《尚书·舜典》，原句只少一个“舜”字。孔氏《传》：“在，察也。……舜察天文，齐七政，以审己当天心与否。”

《尔雅·释诂下》：“在，察也。”邢昺疏：“谓审察也。”郝懿行疏：“‘在、察’一声之转。”《诗·大雅·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郑氏《笺》：“在，察也。文王能观知天意，顺其所为，从而行之。”又，《礼记·文王世子》言文王为世子时的孝行，其中有“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句，郑氏《注》：“在，察也。”上举后一例中，“在”与“视”合用为词，于此可以知道，此“在”字乃“观察”即“仔细察看”之义，而此义在上古汉语时期是常用的。（《〈史记〉十二本纪疑诂·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对于“璇玑玉衡”之解释最为确切明通的，要推魏源之《书古微》。魏氏据《尚书大传》“璇机谓之北极”，谓璇机即北极星。……北极星在后世文献上也具体叫做太一、帝星、天极星。《尚书》所谓璇玑，即指这颗北极星而言。由于有岁差的关系，哪颗星处在近北极的位置，古今是有变化的。就是说，谁来充当北极星，不是永恒不变，尧舜时代的北极星是上弼、少弼，周代的北极星是庶子，现在的北极星是勾陈。这颗旋绕乎北极（也叫北辰）之大星就是璇玑。这是内璇玑，亦即《尚书》“璇玑玉衡”之“璇玑”。（《〈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此外，旋绕于北极星之外，在常见垣内有二十余星，叫作紫宫，亦称紫微垣。而垣之下有斗六星，昼夜循紫微垣以环绕北极运行，与北极星相对而言，这叫作外璇玑，也就是《尚书》“璇玑玉衡”之“玉衡”。这斗六星，古代文献有不同的称谓，《庄子》谓之维斗，《尔雅》谓之斗极，《素问》谓之天纲，《史记》及《淮南子》谓之太一。《尚书纬》谓之神斗，《易纬·乾凿度》郑注谓之太乙，道家书谓之斗母，晋以后各《天文志》谓之黄道极。此斗六星与垣外之北斗七星完全是两回事，不可混同。（同上）

又：不过，北斗七星与斗六星相对而言，叫小玉衡，斗六星叫大玉衡。小玉衡不起于尧舜之时而起于周代。周代北斗（小玉衡）每月所指恰好与斗极（即大玉衡）月建相符，故《周月解》以北斗柄定闰月，《史记·天官书》因此亦兼存二斗，以维斗（大玉衡）为尧舜时代天象之玉衡，以北斗（小玉衡）为周代天象之玉衡。其实《尚书》所说“璇玑玉衡”之“玉衡”，只是大玉衡维斗，绝不是小玉衡北斗。（同上）

【汇评】

王充耘：舜初摄位，庶务更新，以示正始之道，而事之重者，莫急于治历明时，故首察玑衡以稽天象。其次莫重于祭告神祇，故类上帝，禋六宗，望山川，遍群神次之。（《书义主意》卷一《舜典》）

梅文鼎：盖七政璇玑之制，类先天卦画之图。原道必本乎天，儒者根宗之学。制器以尚其象，帝王钦若之心，理至难言，以象显之则理尽，意所未悉，以器示之则意明。故扬雄覃思浑天，用成元草；平子精探《灵宪》，聿阐元枢。覆矩仰规，一行以之衍策；天根月窟，尧夫于焉弄丸。此圣学之攸先，匪术家之私尚也。（《涵芬楼古今文钞》卷九十七《拟璇玑玉衡赋有序》）

[4]【汇注】

伏生：齐，中也。“七政”者，谓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道正而万事顺成，故天道，政之大也。（《尚书大传》卷一）

孔安国：在，察也。璇，美玉，玑，衡玉者，正天文之器，可运转者。七政：日、月、五星，各异政。舜察天文，齐七政，以审己当天心与否。（《尚书传·尧典》）

马融：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谓熒惑也；第四曰煞上，谓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谓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谓岁星也；第七曰罚金，谓太白也。日月五星各异，故名曰七政也。日月星皆以璇玑玉衡，度知其盈缩进退，失政所在，圣人谦让，犹不自安，视璇玑玉衡，以验齐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与否，重审己之事也。（《古文尚书注》卷一《尧典》）

郑玄：转运者为机，持正者为衡。璇机玉衡，浑天仪也。皆以玉为之。七政，日月五星也。以机衡视其行度，观受禅是非也。（《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张守节：《说文》云：“璇，赤玉也。”按：舜虽受尧命，犹不自安，更以璇玑玉衡以正天文。玑为运转，衡为横箫，运玑使动于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器也，观其齐与不齐。今七政齐，则以受禅为是。蔡邕云：“玉衡长八尺，孔径一寸，下端望之，以视星宿，并县玑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转玑窥衡，以知星宿。玑径八尺，圆周二丈五尺而强也。”郑玄云：“运转为者玑，持正者为衡。”《尚书大传》云：“政者，齐中也。谓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道正而万事顺成，故天道政之大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陈经：璇玑玉衡，正天文之器，如后世之浑仪。玑可以运转，衡如箫管之状。璇玉者，天象尊严，以珠玉为饰。七政，日月五星在天之政也。在，察也。璇玑玉衡，观七政之运，循其常度，无有差错，此所谓齐也。人君为天地星辰之主，君有阙政，则日月薄蚀，星辰变动，安得而齐？（《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郝敬：七政，日月五星。七者，经纬运行，天之政也。尧钦若昊天，舜摄尧事，亦首天时，政莫大乎此。（《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王圻：蔡邕曰：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盖天，曰浑天。宣夜之学绝，无师法。盖天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有违失。独浑天近得其理，今铜仪即其法也。立八尺之圆体，以具天地之形，以正黄道，察发敛，行日月，步五纬，精深微妙，百代不易之道也。今按：《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则唐虞之时已用浑天之法，其他妄说，不待攻而自破矣。（《三才图会》卷一《天文·总序》）

李光地：此亦尧首钦天授时之意，然尧历象者日月星辰耳，未及五纬，盖至舜而法加密也。（《尚书七篇解义》）卷一《舜典》）

刘绍攽：《蔡传》谓七者运行，有迟有速，有顺有逆，犹人君之有政事。吴草庐因谓各有限节度数，如国家之政然。此以政字专属七者。夫天地之位，本于中和，雨旸之时，根于肃。孔颖达曰：得失由政，故称政。盖深有见于天人交感之微乎！若如蔡说，则人君之政，与日月五星分而为二，又奚怪天变不足畏之说之妄哉！（《九畹古文》卷八《七政辩》）

程馀庆：“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在，察也。玑，机同。以玉为机，象天之转运，以璇珠饰之，象星辰之位次；以玉为衡管，推其行度时节，以窥日月五星之运行，而与机合，如今之浑天仪也。先经天略。（《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顾颉刚：《尧典》云：“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伪孔《传》云：“‘在’，察也。‘璇’，美玉。‘玑’‘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运转者。‘七政’，日、月、五星各异政。舜察天文，齐七政，以审己当天心与否。”孔颖达疏：“舜……虽受尧命，犹不自安。……乃复察此璇玑、玉衡以齐整天之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观其齐与不齐。齐则受之是也，不齐则受之非也。见七政皆齐，知己受为是，遂行为帝之事。”照这样讲来，舜当时用了“浑天仪”这样的仪器去观测天象，决定他的受禅是否合于天心，正与《论语·尧曰》的“天之历数在尔躬”同义，是五德终始说下的产物。其所谓“齐”，或者是“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一类现象吧！（《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虞初小说回目考释》三十一）

陈蒲清：七政，指日月五星（金、木、水、火、土）。齐七政，即观察日月星辰来校正历法。或认为“七政”指下面讲的祭祀、班瑞、东巡、南巡、西巡、北巡、归祖等七件政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七政”则应以《尚书大传》说为正解，即天文、地理、人事和春夏秋冬四时。（《〈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意思与经上文与“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之意义相一致。主要是凭天象而不是凭仪器，办法很简单，就是测量，测量的手段只是表、绳、揆漏而已，根本没有什么浑天仪。办法不复杂，意义却很重大。天文以此正，地理以此分，人事以此齐，四时以此定。故曰“以齐七政”。《史记·天官书·索隐》引马融注《尚书》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日月五星各异，故曰七政也。”《史记会注考证》引《晋志》引石氏云：“命火谓荧感也以下五谓字，皆不可通，疑法字之误。”马氏此说无据亦无理，不足凭信。郑玄注《尚书大传》云：“七政，谓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道正而万事顺成，故天道，政之大者也。”郑氏此注符合《大传》之义，是正确的。令人困惑难解的是《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曰：“七政，日月五星也。”郑玄是大注释家，何以如此自相矛盾！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说：“盖彼（指《五帝本纪》集解）误以马注为郑注尔，必非郑注，不可不辩。”按：江说有理。（同上）

【汇评】

黄伦：无垢曰：天子者，乃日月五星之主也。使主非其人，其象必变，是七政待人主而齐也。今察玑衡七政皆齐，然后知洪水之灾，以见尧大数已过，不得不退也。七政既齐，又以见舜历数在躬，不得而辞也。（《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又：张氏曰：日月五星，运行变动，人所取正也，故谓之七政。是故人事修于下，则天意应于上，王政失于此，则天谴形于彼，此舜于即政之初，所以察玑衡而齐之也。玑运乎上，而以璇为之，取阴之精也，衡望乎上，而以玉为之，取阳之精也。盖天地之精为阴阳，阴阳之气为日月，阴阳之散为五行，而其象在五星，必取是以为器者，盖以类求之者也。《尧典》言历象日月星辰，于此言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者，历象以数推之者也，玑衡以器得之者也。数出于天，故推之以授人时，器出于人，故占之以齐七政，尧以道在天下，故以历象言之，舜以政事治之，特见诸形器而已，此璇玉衡之所由作也。（同上）

时澜：尧既历象日月星辰矣，舜复何所在，何所齐哉？盖观天象运行，足以卜一身之得失。舜摄位之后，未有以验此身之当天意与否？故求之历象之间，以见天心之逆顺。苟天象有一之不顺，则是己之不足当帝位也。虽然，舜之事天，亦有自矣，如纳麓之时，风雨弗迷，天已享舜矣，而又何疑邪？盖昔者乃尧之试舜，今也舜亦欲自试，以验其身之如何也，故察玑衡以齐七政。（《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钱时：谓之政者，天文之休咎，君政得失之符也。人君与天一体无二，其所感召，如响应声。古圣因名以政。见得一躔一度，皆是自家切己事。非徒课星翁历史一艺之疏密而已也。齐者，各得其躔度之正也。一有不齐，责将孰归？舜摄位之初，以此为第一段事。其旨微矣。不然，则七政在天，而所以齐之者，断断在我，岂璇玑玉衡一器物之微所可辨哉？（《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袁燮：璇玑玉衡，正天文之器也。璇玑画其象，而以玉衡望之。七政，日月五星也。在璇玑玉衡，所以治历明时，亦所以观天文而察时变。玑衡之日月星辰乃一定而不变者，天之日月星辰却有时乎变，以玑衡而验诸天，有一毫不合，便是灾异，便是人主失德之所致，人主于此便当惕然内顾，恐惧修省，以答天心，以消变异也。（《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王圻：爰自混元之初，七政运行，岁序变易，有象可占，有数可推，由是历数生焉。夫日月星辰，有形而运乎上者也，四时六气，无形而运乎下者也。一有一无，不相为侔。然而二者实相检押以成岁功。盖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此有形之运于上而成岁者也。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气为时，四时为岁，此无形之运于下而成岁者也。混元之初，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自此运行迨今，未尝复会如合璧连珠者何也？盖七政之行，迟速不同，故其复会也甚难。日之行天也，一岁而一周；月之行天也，一月而一周；岁星之周也，常以十二年；镇星之周也，以二十八年；荧惑之周也，以二年。惟太白、辰星附日而行，或速则先日，或迟则后日，速而先日，昏见西方；迟而后日，辰见东方。要之，周天仅与日同，故亦岁一周天焉，夫惟七政之行不齐如此，此其所以难合也。（《三才图会》卷三《总论七政之运行》）

张英：唐虞之圣人为治，皆取法于天，故《尧典》首言“钦若昊天”，舜摄位之初，首齐七政，经星之丽于天者，终古不易，历法之参差，仪器之转运，惟在日月五星耳。故七政齐而经星不必言也。（《书经衷论》卷一《舜典》）

崔述：此舜成天之政，所以补尧授时之未备，故首及之。（《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二《舜相尧·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5]【汇注】

马融：上帝，太乙神，在紫微宫，天之最尊者。（《古文尚书注》卷一《尧典》）

郑玄：礼祭上帝于圜丘。（《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张守节：《五经异义》云：“非时祭天谓之类，言以事类告也。时舜告摄，非常祭也。”《王制》云：“天子将出，类于上帝。”郑玄云：“昊天上帝谓天皇大帝，北辰之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苏轼：类，事类也。以事告，非常祀也。凡祀上帝，必及地示，何以知其然也？以郊之有望知之。《春秋》书“不郊，犹三望”。《传》曰：“望，郊之细也。”《书》曰：“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柴，祀天也。望，祀山川也。而礼成于一日，祀山川，而不及地，此理之必不然者也。是以知祀天必及地也。《诗》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汉以来，学者考之不详，而世主或出其私意。五畤祭帝，汾阴祀后土，而王莽始合祭天地，世祖以来，或合或否，而唐明皇始下诏合祀，至于今者疑焉，以为莽与明皇始变礼，而不知祀天之必及地。盖自舜以来见于经矣。（《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胡宏：论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此阙文，失其次者也。其文宜曰：“受终于文祖，禋于六宗，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宜于冢土，望于山川。”《书经》焚毁，伏生耄矣，口授于人，故多阙失也。国有大事，必既告诸祖弥，然后告于天地以及群臣，此礼之常也。故有以六宗为三昭三穆，学者多从其说。孔安国曰：“六宗者，四时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夫圣人名必当物，祀上帝而谓之类者，本乎天者咸在其中也。况四时寒暑水旱与日月星辰之运，即天神之属，又可分裂各为神乎？古者大旱雩于上帝，不曰雩于旱神，斯可见矣。”历代诸儒之说，咸与孔子不相远。（《皇王大纪》卷四《帝舜有虞氏》）

钱时：遂也，其事不容缓也。类，先儒以为非常祭。然《周官》有“类社稷则为位”之文，是社稷亦有类祭也。《皇矣诗》“是类是祃”，注谓师祭。是出师亦有类祭也。岂皆非常之祭欤？（《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史浩：类，祭也。上帝，天也。天，夫道也；地，妻道也。举天则地必从矣。《昊天有成命》之诗，曰“郊祀天地”者，以此也。（《尚书讲义》卷二《舜典》）

方回：《王制》云：“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所言类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类而祭也。回谓人主自有祭天之礼，因他事及出征、大灾眚，告天，则谓之类，非正祭也。孔安国以为告天及五帝，则当辨明之。上帝之为天，如《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总言之，谓之天。专以天之主宰之神言之，谓之帝。孔安国谓告天及五帝，则一天之外又有五帝，窃恐非也。朱文公所以疑《书·传》非安国之笔也。汉儒习见五帝之说与天混言之固不可，与天分言之亦不可。《汉书·郊祀志》引《书》及《孝经》此语，师古注“类于上帝”曰：“上帝，天也。”此言简而当。（《续古今考》卷十四《祀天地总考》）

马端临：帝谓五精之帝，所配祭南郊者。……类，祭名也。（《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巡狩》原注）

郝敬：类，祭天神也。天象无形，以气为类，如东郊祭春，南郊祭夏，各以方类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许谦：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上帝者，昊天上帝也。昊，广大也，言广大之天，主宰之帝也。《祭法》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读书丛说》卷二《舜典》）

王世贞：“类帝”而下，见君受命于天；“辑瑞”而下，见臣受命于君。（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类，《太平御览》卷五二七引《五经异义》曰：“今《尚书》夏侯、欧阳说，类，祭天名也。以事类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此今《尚书》说。《太平御览》卷五二五引《五经异义》曰：“古《尚书》说，非时祭天谓之类，言以事类告也。肆类于上帝，时舜告摄，非常祭。”其实今古两说并无大不同。古《尚书》说类是非时之常祭。今《尚书》说类是以事类祭之，也是以为类不是常祭。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以为以事类祭之非常祭有两种情况，一是摄位，一是出征打仗。舜肆类于上帝，就是因摄位而祭上帝，属于非常祭。（《〈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关于上帝，古人有各种解释。……其实上帝不必确指为谁，上帝是人帝的影子，它是人们头脑中的超自然的、有旨意的主宰者，是属于宗教迷信的东西。从思想渊源上说，当是“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国语·楚语下》观射父语）之遗。尧时已经创制了以“历象日月星辰”为根据的阴阳历，对天有了基本上正确的认识，树立了自然之天的天概念。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不可能放弃对上帝与诸神的祭祀。朴素的唯物论与宗教迷信并存，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孔子也是如此，一方面是朴素的唯物论，一方面又重祭祀。（同上）

[6]【汇注】

伏生：万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载，非春不动，非夏不长，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书》“煙于六宗”，此之谓也。（《尚书大传》卷一《尧典》）

孔安国：精意以享，谓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谓四时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可以摄告。（《尚书传·尧典》）

马融：禋，精意以享也。六宗，天地四时也。万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载，非春不生，非夏不长，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所谓六也。（《古文尚书注》卷一《尧典》）

郑玄：煙，祭也。字当做禋。马氏以为，六宗谓日、月、星辰、泰山、河、海也。《经》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遍于群神。”《月令》：天子祈来年于天宗。如此则六宗近，谓天神也。以《周礼》差之，则为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也。（《尚书大传注》卷一）

挚虞：案：舜受终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则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灵也。……六宗者，太极冲和之气，为六气之宗者也。《虞书》谓之六宗，《周书》谓之天宗。（见《全晋文》卷七十六《奏祀六宗》）

张髦：禋于六宗。《礼》，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礼》及《礼记·王制》：“天子将出，类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祢，巡狩四方，觐诸侯，归格于祖祢，用特。”《尧典》亦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班瑞于群后，肆觐东后，叶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岁以周，尔乃归格于艺祖，用特。”臣以《尚书》与《礼·王制》，同事一义，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谓祀祖考宗庙也。文祖之庙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说，既各异义，上下违背，且没乎祖之礼，考之礼，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类于上帝，不禋祖祢而行，去时不告，归何以格？以此推之，较然可知也。……居其位，摄其事，郊天地，供群神之礼，巡狩天下，而遗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见《全晋文》卷七十三《上疏驳六宗旧说》）

裴骃：郑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也。”骃按：六宗义众矣。愚谓郑说为长。（《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颜师古：孟康曰：六宗：星、辰、风伯、雨师、司中、司命。一说云乾坤六子。又一说：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泰山、河、海。或曰：天地间游神也。师古曰：……洁精以祀谓之禋。六宗之义，说者多矣。乾坤六子其最通乎。（《汉书注·郊祀志上》）

张守节：《周语》云“精意以享曰禋”也。孙炎云：“禋，絜敬之祭也。”按：星，五纬星也。辰，日月所会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风师，箕星也。雨师，毕星也。孔安国云：“四时寒暑也，日月星也，水旱也。”《礼·祭法》云：“埋少牢于大昭，祭时也。禳祈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司马彪《续汉书》云：“安帝立六宗，祀于洛阳城西北亥地，礼比大社。魏因之。至晋初，荀言新祀，以六宗之神诸家说不同，乃废之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苏辙：儒者言六宗，皆不同。《礼·祭法》曰：“泰昭，祭时也；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孔安国、王肃以此为六宗，夫言古事，当以古说为近。舍祭法不用，而以意立说，未可信也。或以乾坤六子，宗庙三昭三穆当之，其数虽合，然自古无祭八卦之文。舜既受终于文祖，然后推考天人，观其逆顺而遍祭之，则三昭、三穆于其祭文祖兼之矣。（《古史》卷二《五帝本纪》注）

编者按：郑氏注《礼记·祭法》较为详尽，云：“昭，明也，亦谓坛也。时，四时也，亦谓阴阳之神也。……寒暑不时，或祈之寒于坎，暑于坛。王宫，日坛。王，君也，日称君。宫，坛营域也。夜明，亦谓月坛也。宗，皆当为‘禜’，字之误也。幽禜，亦谓星坛也。星以昏始见，禜之言营也。雩禜亦谓水旱坛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传》曰：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不时，于是乎禜之四方，即谓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于坛，川谷于坎，每方各为坎为坛，怪物云气非常见者也。”

黄伦：胡氏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则尊尊者所以为义，亲亲者所以为仁，仁义之道无他，报本反始而已。此宗庙之制所由设也。盖有天下者祀七世，所谓六宗，三昭、三穆也。（《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钱时：六宗，三昭三穆。精意以享曰禋，固善，岂享六宗之外皆非精意欤？类即禋，禋即望，望即遍。名不同耳。圣人有二心哉？《周官》谓以禋礼祀昊天上帝，是不独六宗为然也。（《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陈经：今以文势考之，舜即位之初，上告天神，中告人鬼，下告地祇。则六宗当从张髦之说。（《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郝敬：禋、烟通，香气也。古者宗庙之祭，焚萧与脂，使烟气旁达，合神于漠，故谓祭为禋六宗。羲黄以来，列圣之当祀者，其目未详。宗，尊也。或云虞氏宗庙，三昭三穆也。《祭法》有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为六宗。愚按：此言上帝为天，六宗为人，山川为地。《周礼》天神、人鬼、地祇之说本此。不得以六宗为天神明矣。（《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袁仁：《蔡传》宗孔以《祭法》六者当之。按：《祭法》所云：郑以为皆祈祷之祭，则不可用以解此经，宜依欧阳、大小夏侯，庶为近之。（《尚书蔡注考误》）

朱之蕃：宗，尊也；六宗，六者皆尊神，故云六宗。禋者，精意以享之谓。（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方中履：《尚书》“禋于六宗”，诸儒训释互有异同。（□□）孔光、刘歆以为《易》六子，水、火、雷、风、山、泽也。伏生与马融以为天地四时，梁崔灵恩取之。贾逵以为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欧阳及大小夏侯说《尚书》云：所祭者六，上不及天，下不及人，傍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助阴阳变化，有益于人者也。李郃取之。古《尚书》说：日月为阴阳，宗北辰，为星宗；岱为山宗；河为水宗；海为泽宗。郑玄以六宗言禋与祭天同名，则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谓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星谓五纬也，辰为日月所会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风师箕也，雨师毕也。《孔丛子》取《祭法》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为六亲宗，孔安国因之。王肃取《家语》之文与孔注同。肃又以为六子之卦。刘劭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六宗者，太极冲和之气，为六气之宗也。挚虞以为《月令》孟冬天子祈来年于天宗，天宗，六宗之神也。虞喜《别论》曰：地有五色，太社象之，总五为一，则成六。六为地数，推校经句阙无祭，则祭地也。刘昭以为此说近得其实。张迪以为六代帝王。张髦以为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王安石取之。司马彪云：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属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属也。四方之宗，四时、五帝之属也。后魏高闾以天皇大帝及五帝为六宗，杜佑取之，朱子《书说》则取《祭法》。（《古今释疑》卷五《六宗》）

又：履闻之老父曰：《尚书》本文，上言上帝，下言山川群神，此似为地太社之说近之。然一六太虚无据也。常以五方有六神，东方少昊之子曰重，为勾芒；南方颛顼之子曰黎，为祝融；西方少皞之子曰该，为蓐收；北方少皞之二子曰脩，曰熙，为玄冥；中央共工氏之子曰勾龙，为后土，比较诸家为确矣。盖五行而二水也。（同上）

惠栋：张纯《六宗表》曰：臣窃以十一家凡有六统，而所据各异，考之经、礼，大义不通。臣谓“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即三昭、三穆也。按：王肃创夏、商七庙之名，张纯有《帝世六宗之表》，皆乱经之人。张纯疑三国张慎子，字元基（按：《三国志·孙和传》注：张纯，字元基，敦之子）。（《松崖笔记》卷二《六宗》）

汪之昌：近全谢山谓六宗之说，汉魏十四家错出不一。王西庄《蛾术编》罗列诸说之异于郑义者，一概驳斥，其言甚辨。考经莫古于《尚书》，解经莫先于伏生。《尚书大传》云：万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载，非春不动，非夏不长，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书》“禋于六宗”，此之谓也。分别六宗甚明。伏生为秦汉间老师，所据必系古文义无疑。或以言天，则帝在于类似禋者，非天以为地，又与下山川无别，则禋者亦非地，不若郑君以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为六宗，专属天神，合于《周官·大宗伯》禋祀经文。按：郑君释禋为煙，即本伏义。其说六宗，不应又与伏违。窃以为伏生不直云天地春夏秋冬，而言“非天不生”云云，亦非径以天地四时当六宗，显然当谓主此六者之神。所谓宗主，犹天文家称最高天为宗，动天故号以六宗，第浑而言之。郑君《大传》注六宗，近谓天神也。以《周礼》差之，则为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可见郑君所云“六宗”，正申伏说。（《青学斋集》卷二《禋于六宗解》）

王闿运：六宗，皆天帝也。上帝感生，帝之上即郊帝，主日之天也。感生与余四德而五，神州耀魄宝为六，皆人之所由生，而俱统于上帝，故曰宗。（《尚书大传补注·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尔雅·释诂》：“禋，祭也。”《通典·吉礼》引郑玄注《尧典》“禋于六宗”云：“禋，烟也，取其气达升报于阳也。”又，《尚书大传》“故书烟于六宗”，郑玄注云：“烟，祭也，字当为禋。”《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郑玄注云：“禋之言烟，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者也。槱，积也。《诗》曰‘芃芃棫朴，薪之槱之’。三祀皆实柴实牲体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烟，所以报阳也。”孙诒让《周礼正义》云：“郑注云：‘烟，祭也，字当为禋。’盖禋、烟声类同，故升烟以祭谓之禋祀，对实柴槱燎言之也。散文则禋通为祭祀。”（《〈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据以上诸家说，禋是祭祀的一种形式与方法。禋之取义于烟，其道理如《周语》云：“精意以享谓之禋。”《诗·大雅·生民》孔《疏》引王肃云：“《周语》曰‘精意以享曰禋’，禋非燔燎之谓也。”孔《疏》又引袁准云：“禋者，烟气烟煴也。天之体远不得就，圣人思尽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烟气之上以致其诚，《外传》（指《国语·周语》）曰‘精意以享谓之禋’，此之谓也。”《周语》“精意以享”之说与郑玄“取其气达升报于阳”之说其实一致。《周礼·大宗伯》提到禋、实柴、槱燎三种祭祀方法，郑玄注云“皆实柴实牲体焉”是对的。意谓对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的祭祀，都是用薪柴堆积起来加上牲体，然后点火燃烧，使冒出的烟上升达到祭祀的对象，带去祭祀者的诚心。王鸣盛《尚书后案》说：“此三祀本同，皆取升烟之义，特错举互文耳。”王说是。（同上）

又：六宗指什么？……郑氏根据《周礼·大宗伯》文，禋祀的对象都是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等天神，故知《尧典》之“六宗”既言禋，必亦是天神无疑。郑玄何以知“六宗”不包括日月在内呢！因为《礼记·郊特牲》有“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之语，《祭义》有“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之语，是以知郊祭祭日与月，则其余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为六宗自明。按：郑玄对六宗的解释是对的。司马迁于六宗无说。……天地四时说、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说、乾坤六子说、天宗三地宗三说、游神说，皆不足取。“禋于六宗”这句话的意思应是舜接受尧位之后，曾对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等天上诸神进行禋祀，即实柴实牲，点火燃烧，使气味上升达于诸神，以表达他的诚心。（同上）

编者按：“六宗”之义，众说纷纭，既“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辨于群神”，已条分缕析，划为四类，所祀对象，不容相混。上帝、山川、群神均应排除在六宗之列，似较为合乎逻辑。

[7]【汇注】

裴骃：徐广曰：“名山大川。”（《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颜师古：望谓在远者望而祭之。（《汉书注·郊祀志上》）

张守节：望者，遥望而祭山川也。山川，五岳、四渎也。《尔雅》云：“梁山，晋望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史浩：四坎坛之祭四方山林川谷之见怪物者，谓不然，无之。以其幽远，望而祭之，故曰望于山川，遍于群神也。（《尚书讲义》卷二《舜典》）

陈经：望于山川者，天子祭四望名山大川。五岳四渎既远，则望而祭之。（《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许谦：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读书丛说》卷二《舜典》）

又：望者，巡狩至方岳，不能遍祭群神，止于岳下统望而祭之。秩则随所祭之神品秩高下，如岳视三公，渎视诸侯，饔饩九牢，饔五牢；侯伯饔饩七牢，飱四牢；子男饔饩五牢，飱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此即秩之类也。但恐唐、虞、《周礼》有不同耳。（《读书丛说》卷二《舜典》）

金景芳、吕绍纲：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穀梁传》僖公三十一年范宁注引郑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未知所引是《尚书》注否，故用其义而不称郑也。《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传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则何祭？祭泰山河海。’是望为祭山川河海之名。”江氏据郑注，释望为祭山川河海之名，不完全对。祭山川河海可以叫望，但望不仅仅指祭山川河海。《白虎通·封禅》云：“望，祭山川，祀群神也。”可见祀群神也叫望。陈立《公羊义疏》僖公三十一年云：“鲁祭泰山河海，故止三望耳。《尧典》‘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诗》疏引郑注‘望者祭山川之名，遍者以尊卑秩祭群神若丘陵坟衍之属’。彼对文，故望与遍异，其实山川之神亦以尊卑秩祭。《王制》‘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之属是也。”陈氏又云：“盖望为祭群神之通称。”按：陈说是。（《〈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尧典》之“望于山川，遍于群神”之“望”与“遍”是互文见义的关系。“望于山川”之山川应依《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和《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作解，是泛指天下名山大川。《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说三望是“祭泰山河海”，是就鲁国而言。伪孔《传》云“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渎之属，皆一时望祭之”，是对的。《史记·五帝本纪》《论衡·祭意篇》皆作“望于山川”《汉书》之《郊祀志》《王莽传》，《续汉书·祭祀志》《说苑·辨物篇》《尚书大传》郑注等引皆作“望秩于山川”。（同上）

[8]【汇校】

惠栋：“徧于群神”，《史记》徧作“辩”。汉樊毅《修西岳庙记》云“辩于群神”。《仪礼·乡饮酒礼》云：“众宾辩”。郑康成云：今文“辩”皆作“徧”。是“辩”为古文，“徧”为今文也。（《九经古义》卷三《尚书古义》）

［日］泷川资言：《封禅书》“辩”作“徧”。王先谦曰：《黄图》载元始仪、《说苑·辨物篇》、《汉书·王莽传》、《论衡·祭意篇》、《白石神君碑》、《魏公卿上尊号表》皆作“徧”。愚按：“辩”又或作“班”。徧、辩、班音近。盖与类、禋、望同祭神也。其义未详。（《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蒋善国：“遍于群神”，《史记·五帝本纪》和汉樊毅修《西岳庙碑》均作“辩”。徐广说：“辩音班。”光武《封泰山刻石文》，扬雄《太常箴》引作“班于群神”。按：遍和辩是古今字……《仪礼·乡饮酒礼》注说：“今文辩皆作遍。”（《尚书综述》）

【汇注】

郑玄：遍以尊卑次秩祭之。群神，丘陵坟衍之属。（《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裴骃：徐广曰：“辩音班。”骃按：郑玄曰“群神若丘陵坟衍”。（《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辩音遍。谓祭群神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苏轼：精意以享，曰禋。宗，尊也。六宗，尊神也。所祭不经见，诸儒各以意度之，皆可疑。惟晋张髦以为三昭、三穆，学者多从其说，然以《书》考之，受终之初，既有事于文祖，其势必及余庙，岂有独祭文祖于齐七政之前，而别祭余庙于类上帝之后者乎？以此推之，则齐七政之后，所祭皆天神，非人鬼矣。孔安国：六宗：四时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其说自西汉有之。意其必有所传受，非臆度者。其神名，坛位，皆不可以礼推。犹秦八神、汉太乙之类，岂区区曲学所能以私意损益者哉？春秋不郊，犹三望，三望分野之星与国中山川，乃知古者郊祭天地，必及于天地之间所谓尊神者。鲁，诸侯也，故三望而已。则此“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盖与“类于上帝”为一礼耳。又以《祭法》考之，其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则此所谓“类于上帝”者也。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则此所谓“禋于六宗”也。四坎坛，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则此所谓“望于山川，遍于群神”也。《祭法》所叙，盖郊祀天地，从祀诸神之坛位。而《舜典》之章句，义疏也，故星为幽宗，水旱为雩宗，合于所谓六宗者。但郑玄曲为异说，而改宗为禜，不可信也。（《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黄伦：言上帝，则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皆在其中矣。言六宗，则文祖在其中矣。言山川，则社、稷、五祀、四方、百物在其中矣。言群神，则法施于民，以劳定国，以死勤事，能御大灾，能捍大患者，在其中矣。（《尚书精义》）卷三《舜书》）

陈经：遍于群神，则不特以死勤事，能御大灾者祀之。虽祀典不载，如《祭法》谓有天下者祭百神，皆遍及之也。曰类、曰禋、曰望、曰遍，各随其宜也。（《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罗苹：有天下者祭百神，皆有功于民者。天神既类，人鬼已禋，而地示又望矣，犹若未也。至于薰蒿悽怆，百物之精莫不至，则圣人之至也。夫既受终而主祭，行巡守则为天子事矣，时以尧在，未即真尔。（见《路史·后纪十二·有虞氏》注）

郝敬：群神，谓丘陵坟衍先贤往哲之类。（《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李光地：首上帝，次以六宗者，在天之属也。继山川，次以群神者，在地之属也。（《尚书七篇解义》卷一《舜典》）

金景芳、吕绍纲：“遍于群神”或“辩于群神”“班于群神”，意思都是祭祀。其特点是强调祭祀的对象有等级差别。郑玄注云：“遍，以尊卑次秩祭之。群神若丘陵坟衍之属。”（《诗·周颂·时迈》序疏及《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郑说是。（《〈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时澜：人君之于天下，曰神曰民而已。舜既受天下，类上帝，以至遍群神，所以致神主之职也。六宗，三昭三穆也。类、禋、望、遍，非徒祭之名，舜之心盖历历而对越也。……遍群神以上，似无迹可见，要之，学者须知皆圣人之实政。盖人君之职，事神治民。在璇玑以下，事神也；辑瑞以下，治民也。（《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袁燮：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既无变矣，然后始敢举祭祀之礼，为天地百神之主。若使观乎天文，有一毫不合天意，定不敢祭。何故不敢？此当思之。《经》曰：“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又曰：“予冲子夙夜毖祀。”古人于祭祀甚重，人主朝夕从事，惟以此为务。观乎天文而有变动，则是在我者未能无愧，何以交乎神明？虽致崇极以祀之，神亦不我饗也。惟此心无一毫（不）〔之〕愧，仰足以当乎天心，然后始敢交乎神明，为天地百神之主。史臣下一“肆”字，写出大舜之心。（《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9]【汇校】

丘濬：按：“揖”，《封禅书》作“辑”，依《尚书》之旧也。（《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惠栋：“辑五瑞”，《史记》作“揖”。魏修《孔子庙碑》亦云“揖五瑞”，《秦本纪》曰“抟心揖志”，《义》作“辑”，汉碑皆以“揖”为“辑”。马融曰“揖，敛也”，与孔训同而字异。（《九经古义》卷三《尚书古文》）

张文虎：“揖”，游本“辑”，《集解》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帝本纪》）

王先谦：钱大昭曰：《尚书》作“辑”，《史记》及魏修《孔子庙碑》并作“揖”。古字通。（《汉书补注·郊祀志上》）

蒋善国：“辑五瑞”，辑字，马本和《史记·五帝本纪》《汉书·郊祀志》、魏孔羡《修孔子庙碑》俱作揖，《史记·封禅书》和《白虎通·文质篇》均作辑，《汉书·倪宽传》注作楫，并说：“辑、楫、集三字并同。”按：辑与揖通。《晋语》“君辑大夫就车”，旧训辑为揖。《史记·秦本纪》“抟心揖志”，《正义》作辑。（《尚书综述》）

【汇注】

马融：揖，敛也。（《古文尚书注》卷一《尧典》）

颜师古：揖与辑同。揖，合也。五瑞：公、侯、伯、子、男之瑞玉。（《汉书注·郊祀志上》）

郑樵：五瑞者，五等诸侯所执之玉也。（《通志》卷二《帝舜》）

陈经：“辑五瑞”而下，所以觐诸侯之事也。人君为神人之主，即位之初，既致告于神矣，故自此觐诸侯以理人事。五等诸侯所执之玉，如桓圭、信圭之类，曰五瑞。辑，敛也。………日日朝觐四岳群诸侯，欲其上下情亲，以观群诸侯之能否，其果皆贤，无所贬黜也。于是以五瑞复还之，故曰班。既辑之，复班之，予夺自我故也。（《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郝敬：五瑞，五等诸侯分封之圭。舜既摄行天子事，则畿甸诸侯首觐，先敛其圭以考信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张家英：“揖五瑞”之“揖”，《尚书·舜典》与《封禅书》并作“辑”。《书·孔传》：“辑，敛。”孔颖达疏：“《释言》云：‘辑，合也。’辑是合聚之义，故为敛也。”《汉书·郊祀志上》亦作“揖”。师古曰：“‘揖’与‘辑’同。揖，合也。”《秦始皇本纪》：“普天之下，抟心揖志。”此“揖”字亦同“辑”。《集韵·缉韵》：“揖，聚也。”即入切，读jí。

“五瑞”为五种瑞玉。《周礼·大宗伯》言：“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典瑞》同。又，班固《白虎通·文质》：“何谓五瑞？谓珪、璧、琮、璜、璋也。……五玉者何所施？盖以为璜以征召，璧以聘问，璋以发兵，珪以执信，琮以起土功之事。”此亦可备一解。（《〈史记〉十二本纪疑诂·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揖，集敛聚合的意思。（《〈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五瑞，《周礼·春官·典瑞》：“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缫皆三采三就。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缫皆二采再就。以朝觐宗遇会同于王，诸侯相见亦如之。”《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孔文祥云：“宋末，会稽修禹庙，于庙庭山土中得五等圭璧百余枚，形与《周礼》同，皆短小。此即禹会诸侯于会稽，执以礼山神而埋之。其璧今犹有在也。”《集解》引马融云：“五瑞，公侯伯子男所执，以为瑞信也。尧将禅舜，使群牧敛之，使舜亲往班之。”是知五瑞是五等信物，或圭或璧，皆为玉制品，相当于后世的身份证件之类。（同上）

又：马融云“使群牧敛之”，是以“揖”的主语是尧，即尧把五瑞收集上来。伪孔《传》说“舜敛公侯伯子男之瑞”，以为“揖”的主词（语）是舜。比照经上下文意，伪孔《传》说是。应当指出，“公侯伯子男”是后世用语，尧舜时代是原始社会末期，没有五等爵称，有的是部落酋长。（同上）

叶舒宪：关于舜帝接替尧的王位后，紧接着祭祀上帝群神的国家礼仪，就是收集五种瑞玉，召见四方部落的领袖们，以颁发瑞玉为执照信物，完成国家中央权力与地方统治者之间的分权统治关系。“辑五瑞”及“班瑞”的事件，首先可以表明玉礼器使用者们拥有共同的神话信仰。“瑞”作为显示天意神意的吉兆符号物，其内涵的象征性意义必须为颁发者及接受者所共同熟悉。在此前提之下，以玉为信物的统治制度方有可能成立。换言之，以玉的神话信仰观念为基础的史前玉文化发达到相当程度，才有可能出现中原地区的华夏第一王权建构过程中的玉瑞制度。（《班瑞：尧舜时代的神话历史》，载《民族艺术》2012年第1期）

【汇评】

时澜：“辑五瑞”以下，即位之初，政治不可不一而与之更始也。以是知诸侯不敢自有其土，乃天子之土也。受终文祖，类、禋、望、遍，知天子亦不敢自有其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诸侯之行赏罚，当以奉天为心，盖赏罚，天之权也，既月乃日者，尽此一月，次月然后日日觐见四岳群牧，以观人之贤否，以审天下之治。民情休戚，风俗利病，政事得失也。“班瑞”于群后者，欲命令之出于一也。想当时群后亦不敢以班瑞而取必于舜，必视其田野辟，人民育，然后班之。亦以见古者诸侯不敢认土地以为己有也。辑五瑞以下，皆有实迹。（《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书》）

[10]【汇校】

［日］水泽利忠：“择吉月日”，南化、枫、三、梅，无“月”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苏辙：世咸以四岳为四人，非也。《传》言齐、许皆四岳之后，姜姓，盖一人耳。（《古史》卷二《五帝本纪》注）

阮元：《白虎通·文质》：王者始立，诸侯皆见何？当受法禀正教也。《尚书》辑五瑞，觐四岳，谓舜始即位，见四方诸侯，合符信。（《诗书古训》卷五上《尚书今文·尧典》）

【汇评】

王充耘：圣人摄位，首祭告神祇以感于神，其次朝会以感于人。盖天子为神之主，又为民之主，正始之道，必以此二者为先。观其祭非常祭而谓之类，朝非常朝而谓之日觐，可见矣。（《书义主意》卷一《舜典》）

又：天子乃神人之主，故舜既摄位，即礼神祇以尽祭告之诚，以君为神之主也。朝诸侯以正君臣之分，以君为人之主也，皆正始之道所当先者，故祭非常祭而特行之，朝非常朝而特征之，观类与日觐可见矣。然主祭而神享之，天意之所属也；会朝而诸侯率服，人心之所归也。圣人之有天下，岂偶然哉？（同上）

[11]【汇注】

裴骃：马融曰：“揖，敛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执，以为瑞信也。尧将禅舜，使群牧敛之，使舜亲往班之。”（《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颜师古：四岳诸牧，谓四方诸侯也。班，布也。（《汉书注·郊祀志上》）

张守节：揖音集。《周礼·典瑞》云：“王执镇圭，尺二寸。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七寸。伯执躬圭，五寸。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皆五寸。言五瑞者，王不在中也。”孔文祥云：“宋末，会稽修禹庙，于庙庭山土中得五等圭璧百余枚，形与周礼同，皆短小。此即禹会诸侯于会稽，执以礼山神而埋之。其璧今犹有在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苏轼：辑，敛也。班，还也。五瑞，五玉也。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既，尽也。正月之未尽也。盖齐七政，类上帝，无暇日见诸侯，既月无事，则四岳群牧可以日觐矣。古者朝觐贽玉，已事则还之。故始辑而终班。（《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黄伦：刘氏曰：收诸侯之圭瑞，还之王府，必俟二月朔。颁之诸侯者，以新历数也。（《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袁燮：新天子即位，五等诸侯皆纳其宝，逾月而后班还之。便如今节帅始莅事，僚属皆纳其印记相似。既月而后班，则此一月之内，必大加询访考察。方其始来见也，与之讲论，敷奏以言，即可见矣。而一月之内，询访考察其政治之得失，才德之高下必实，是一个人足以君国子民者，然后归其瑞，如其不然，定不复班。夫诸侯之所以君其国者，以其有此宝也。执之足以君其国，一旦失之，何以君国？然则诸侯于此谁敢不益自勉。（《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陈泰交：班、颁同。（《尚书注考》）

崔述：［肆类于上帝］以下，此记布政于内之事。先事神而后治人者，奉天以出治，明不敢自专也。（《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二《舜相尧》）

顾颉刚：“揖五瑞，……班瑞”：舜已摄位，应当把尧时所封的诸侯一一见过；为了惟恐其中有冒滥，所以要辑瑞作证；既已见面，仍把这些瑞玉还给他们。（《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虞初小说回目考释》二十四）

马持盈：班瑞，将五种符瑞颁还于诸侯。由此节可见远古的人，对于天地山川鬼神的祭祀，是何等的注重，因为那时大自然对于人生的支配力量是太大了，人没有能力以克服客观环境，故不能不向之请命了。（《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编者按：《尚书·舜典》“班瑞”作“班瑞于群后”。钱时《融堂书解》析之曰：“止言群牧者，岂群牧来觐而诸侯不皆至欤？观班瑞于群后，可见。若诸侯皆至，自当併言侯牧，不应独言群牧，而下文班瑞却言群后也。况五瑞，诸侯所执以见天子者，今未觐群牧，先辑五瑞，则是但敛而归之上，非诸侯执之以至，明矣。舜既致告天地鬼神，即敛五瑞。及群牧来觐之后，乃始班之。盖诸侯统属于群牧，群牧来觐，舜所以访问贤否及政治之得失者，必有权度矣。非苟然辑之，又苟然班之也。五等圭璧，君上所赐，舜既摄政，宜有以正大权之所自出。一辑一班，阳开阴阖，敛散予夺，制之自我，使天下耸然不敢自必，岂苟然也哉？”

金景芳、吕绍纲：史迁于“班瑞”后省“群后”，是史迁以为四岳群牧即群后。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亦云：“群后即四岳群牧。”四岳群牧其实就是四方诸侯。在尧舜时代，所谓四方诸侯，实际上是各部落酋长。全句意谓舜选择某月吉日召见各部落酋长，把圭璧等瑞信之物依尊卑等次还给他们。（《〈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黄伦：无垢曰：辑有收敛之义。……以新君即位，人情未洽，与之周旋款洽，使上下之情通，因以观其德性，察其智议，询土风之异同，（防）〔访〕民情之好恶，考人材之短长，称与不称，以待巡狩而黜陟焉。既贤者无可废置，乃班瑞而复之，使各安其位焉。又见舜之安静不扰，亹亹乎有垂衣拱手之象焉。其盛矣哉！（《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王直：“辑瑞”于摄位之初者，将以验其信否，而尽其询察之道。“班瑞”于既觐之后者，所以典之正始，而示夫更新之义。（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12]【汇注】

黄伦：伊川曰：自“岁二月”已下，言巡狩之事，非是当年二月便往，亦非一岁之中，遍历五岳也。（《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陈经：自此以下，舜巡狩四岳之事。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皆取四时之中，正二月而东，五月而南，八月而西，十一月而北，以其四方，顺其四时，以见圣人举动，无一而不明天。与尧命羲和，东作西成，以殷仲春，以正仲夏同义。巡狩东方，至于岱山之下，东岳岱山，为众山之所尊也。故曰岱宗。燔柴以告至，若《武成》谓柴望告武成，既燔柴告天，又望东方山川而祭之。秩，序也。五岳牲礼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其余视伯子男。皆各有次序，故曰秩。肆觐东后，柴望既毕，乃见东方之诸侯，先神而后人也。（《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郝敬：岁二月，即朝岳、牧之次月。春东、夏南、秋西、冬北，法天时也，东岳岱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不言中岳者，中诸侯先觐，则中岳已先望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阮元：《礼记·王制》：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尽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叛，叛者君讨。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为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为西巡守之礼。（《诗书古训》卷五上《尚书今文·尧典》）

又：《白虎通·巡狩》：巡狩所以四时出，何？当承宗庙，故不逾时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当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昼夜分，五月十一月阴阳终。《尚书》曰：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同上）

金景芳、吕绍纲：《公羊传》隐公八年疏引郑玄注云：“岁二月者，正岁建卯之月也。”郑玄虽然有尧建丑正、舜建子正之谬说，但是他说“岁二月”是建卯之月，还是对的。郑氏说的“正岁”，是指与四时交替相符合的夏正而言，也是对的。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据乃师戴震《周礼大史正岁解》一文的观点，说：“曰‘岁二月’者，建寅之二月也。郑以经文此云‘岁二月’，则上文‘正月’之上不言岁者，非建寅也。‘二月’系诸‘岁’，则建卯之月也。”按：段从郑说“岁二月”是寅正之二月，即建卯之月，是对的。而以为经上文“正月”之上不言“岁”，非建寅也，则不对。其实尧舜皆建寅正，舜无改正朔之事。言“正月”，是寅正之正月。言“岁二月”，是寅正之二月。（《〈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是哪一年二月呢？《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云：“舜受终后五年之二月。”《春秋运斗枢》云：“舜以太尉受号即位为天子，五年二月东巡狩。”是马说之所本。罗泌《路史》驳之云：“岁二月者乃次一年之二月也。世不之究，《虞夏传》（按：即《尚书大传》）云‘维元祀巡守四岳八伯’，马说非也。”按：马说舜接尧班之后五年巡狩，非，罗说次一年二月舜巡守，亦非。实即当年之二月。（同上）

[13]【汇注】

孟子：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孟子·梁惠王下》）

颜师古：狩，守也。诸侯为天子守土，故巡行（狩）。（《汉书注·郊祀志上》）

金景芳、吕绍纲：“东巡守”，去东方巡守。巡守，《尚书大传》郑玄注云：“巡，行也，视所守也。天子以天下为守。”《周礼·地官·土训》郑玄注云：“天子以四海为守。”二说义同，所据是《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伪孔《传》：“诸侯为天子守土，故称守。”伪孔《传》说与郑说文异而义通。《孟子·梁惠王下》云：“天子适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义亦同。守或作狩。巡守的意义，《公羊传》隐公八年何休注“天子有事于泰山”句云：“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虽平，自不亲见，犹恐远方独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年亲自巡守。巡犹循也，守犹守也。循行守视之辞，亦不可国至人见为烦扰，故至四岳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有人说天子巡守是后世的事情，尧舜时代只是个部落联盟，不可能有巡守之事。其实不然，尧舜禹时虽谈不上对全中国的有效统治，但是他们作为华夏族部落联盟的首长，其影响力肯定达到四周各异族部落、氏族。此经上文讲“协和万邦”，《禹贡》有九州之说，《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就是证明。“巡守”之词当时可能没有，但巡守之事则肯定是有的。（同上）

【汇评】

郝敬：巡守之事，前此或未有也。舜以侧陋师锡，尧老代终，欲亲为抚循其民，而任其劳，后遂以为常典耳。（《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王直：巡狩亦非舜创立此制，盖亦循袭将来。故《黄帝纪》亦云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阮元：《白虎通·巡狩》：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有不得所，考礼义，正法度，同律历，计时月，皆为民也。（《诗书古训》卷五上《尚书今文·尧典》）

[14]【汇注】

应劭：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者，始也；宗者，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云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为五岳之长。……岱宗庙在博县西北三十里，山虞长守之。（《风俗通义·山泽第十·五岳》）

郝敬：岱独云宗者，东为帝首出之乡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王圻：按：泰山在山东济南府泰安州，五岳之东岳也。《博物志》云：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帝孙也。主召魂。东方万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长短。《五经通义》云，一曰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报功告成，必于岱宗也。东方万物始交代之处。宗，长也。言为群岳之长。《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封禅。封者，增高也。禅者，广厚也。皆刻石纪号，著己之功绩以自效也。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示报天，禅梁甫之趾以示报地。（《三才图会·地理卷八·泰山图》）

吴树平：《后汉书·郡国志》云：“博有泰山庙，岱山在西北。”博县，东汉属泰山郡，故地在今山东泰安县东南。山虞长，官名，负责掌管山林。（《风俗通义校释·山泽第十·五岳》）

金景芳、吕绍纲：岱宗，《公羊传》隐公八年疏引郑玄注云：“岱宗者，东岳名也。”《尔雅·释山》云：“河东岱。”又云：“泰山为东岳。”是岱宗即东岳，亦即泰山。《白虎通义·巡狩篇》：“岳者何谓也？岳之为言捔也。捔，功德也。东方为岱宗者何？言万物更相代于东方也。”（《〈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胡宏：舜柴于四岳，所以致吾诚而教诸侯，以必有事也。封十有二山，使无牧伐，表识一州之集，盖示民以有事也。五载一巡狩，周遍天下，礼百神，朝诸侯，以抚兆民。天行健，圣人之行亦健；天心无欲，圣人之心亦无欲；天德日新，圣人之德亦日新。此圣人在位益久，而天下益平治之道也。自史迁著《封禅书》，载管仲言上古封禅之君七十有二，后世人主希慕之，以为太平盛典。然登不遍于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怀宴安，不行五载一巡狩之制，出崇泰侈，无纳言计功行赏之实，镌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诸侯德也。泥金检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诸侯礼也。心与天道相反，事与圣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举，而天灾人祸随至者多矣。梁许懋曰：燧人之前，世质民淳，安得泥金检玉，结绳而治？安得镌文告成？是故考舜可以知后世封禅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迁著书之谬。君天下者，奈何信史迁而不信孔圣乎！（《五峰集》卷四《皇王大纪论·马迁封禅》）

崔述：《史记·封禅书》云：“岱宗，泰山也；南岳，衡山也；西岳，华山也；北岳，恒山也；中岳，嵩高也。”后世传《尚书》者皆因之。余按：四岳惟岱宗见于《经》，无可疑者。华山山高大而道里亦近，或当不诬。若衡乃在荆州南境，独为窎远：使汝、洛间诸侯涉数千里而往会焉，殊不近于人情。且《禹贡》以霍山为大岳，《春秋传》亦称四岳为大岳，则大岳似当为四岳之一，北岳亦未必果恒山也。大抵三代以上年远文缺，不可考者较多，不如阙之为善。至增嵩为五岳，尤为无据。《尧典》但称四岳，而《春秋传》亦云“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大室，即今嵩高。然则岳止有四而嵩之非岳也明矣。此盖秦、汉之间方士之所指目。故今皆无所采。《尔雅》亦戴五岳之名，与《史记》大同小异，皆不足据也。（《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二《舜相尧·〈史记〉五岳名不足据》）

[15]【汇校】

张文虎：宋本、毛本“祡”，各本“柴”。（《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帝本纪》）

蒋善国：“柴”，郑本和《史记·五帝本纪》《封禅书》《汉书·郊祀志》《白虎通·巡狩篇》《风俗通·山泽篇》《公羊传》隐公八年解诂、《后汉书·律历志》《张纯传》俱作柴。《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郑本和《说文·示部》作祡。（《尚书综述》）

【汇注】

马融：舜受终后，五年之二月，祡祭时，积柴加牲其上而燔之。（《古文尚书注》卷一《尧典》）

裴骃：马融曰：“舜受终后五年之二月。”郑玄曰：“建卯之月也。祡祭东岳者，考绩。祡，燎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颜师古：柴，积柴而燔。（《汉书注·郊祀志上》）

张守节：按：既班瑞群后即东巡者，守土之诸侯会岱宗之岳，焚柴告至也。王者巡狩，以诸侯自专一国，威福任己，恐其壅遏上命，泽不下流，故巡行问人疾苦也。《风俗通》云：“太，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始也，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之长也。”按：二月，仲月也。仲，中也，言得其中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苏轼：巡狩者，巡行诸侯之所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祭天告至也。（《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袁燮：柴，焚柴而祭也。（《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金履祥：祡，《礼记》作柴。而望祀山川，盖古者祭山，埋之；祭川，沈之。今于东岳之下，祀东岳而及东方山川，不能遍埋沈也。故柴而望祭，取其气之旁达也。旧说柴句，谓燔柴以祭天。古者祭天必于郊，有大事特告，则放郊礼而谓之类，天子将出，类于上帝，未闻至岱宗而始祭告也。余三岳皆如岱礼，则一岁巡狩而四祭天，不已渎乎？当从《记》以柴望秩于山川为句。（《书经注》卷一《舜典》）

马端临：燔柴告感生之天帝。（《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巡狩》原注）

许谦：燔柴以祀天，盖以牲燔其香气，上达于天也。柴字古注、蔡传皆作祭天。若巡狩四岳，一岁四祭，不亦渎乎？金先生谓祭山则埋，祭水则沈，礼也。今不能遍沈埋，故亦柴之，使气傍达。旧说柴作一句，非，当连下读。（《读书丛说》卷二《舜典》

阮元：《后汉书·张纯传》：纯奏上宜封禅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禅，以告成功焉。《书》曰：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则封禅之义也。（《诗书古训》卷五上《尚书今文·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柴，《说文》作祡，示部祡字下曰：“烧柴尞祭天也。从示此声。《虞书》曰：‘至于岱宗祡。’”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云：“至于岱宗祡，此孔安国所以今文读之之《尚书》也。今本作柴，则汉以后人所改，而非出于卫包也。”柴是祭天，其具体办法，《经典释文》引马融：“祭时积柴加牲其上而燔之。”《礼记·郊特牲》：“天子适四方，先柴。”郑玄注：“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于上帝也。”《公羊传》隐公八年疏引郑注：“柴者，考绩燎也。”有一点须指出，柴是至泰山祭天，不是祭泰山。王鸣盛《尚书后案》云：“考《大宗伯》‘三祀’积柴实牲燔燎升烟，皆祭天神，与山川无涉。则柴为祭天告至无疑。”王说足可信据，有《白虎通义·巡狩篇》“巡狩必祭天何本？巡狩为天，祭天所以告至也”一说为证。（《〈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黄伦：范氏曰：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怀柔百神也。后世学礼者，失其传，而诸儒之谄谀者，为说以希世主，谓之“封禅”，实自秦始，古无有也。且三代不封禅而王，秦封禅而亡，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以为太平盛世，亦已谬矣。（《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16]【汇注】

马融：“望秩于山川”者，遍以尊卑祭之，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其余小者或视卿大夫，或视伯子男矣。秩，次也。（《古文尚书注》卷一《尧典》

张守节：乃以秩望祭东方诸侯境内之名山大川也。言秩者，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苏轼：东岳，诸侯境内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五岳，牲祀，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其余，视伯子男。（《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陈泰交：秩者，牲帛祝号之次第。（《尚书注考》）

金景芳、吕绍纲：秩即豒。《说文·豐部》字云：“爵之次弟也。”《公羊传》隐公八年疏引郑玄注曰：“望秩于山川者，遍以尊卑祭之。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其余小者或视卿大夫，或视伯子男矣。秩，次也。”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引郑玄《书传》（按：即《尚书大传》）注云：“所视者谓其牲币粢盛笾豆爵献之数。”是秩字表天子望祭山川诸神有尊卑次第，并非一律对待。……《诗·周颂·般》“嶞山乔岳，允犹翕河”句下郑笺云：“望秩于山川，小山及高岳皆信，案山川之图而次序祭之。”（《〈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17]【汇评】

王充耘：圣人之时巡，始于举祀事以感神明，终于朝诸侯以明礼法。二月而东至岱宗，盖各顺其时，然所至必先祭祀而后觐诸侯，先神而后人，其序自当如此。犹前类、禋、望，后方辑瑞，觐岳牧也。（《书义主意》卷一《舜典》）

[18]【汇注】

裴骃：郑玄曰：“协正四时之月数及日名，备有失误。”（《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颜师古：时，四时也。月，十二月也。日，三百六十日。（《汉书注·郊祀志》）

张守节：既见东方君长，乃合同四时气节，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齐一也。《周礼》：“太史掌正岁年以序事，颁正朔于邦国。”则节气晦朔皆天子颁之。犹恐诸侯国异，或不齐同，因巡狩合正之。（《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金履祥：朱子曰：时谓四时，月谓月之大小，日谓日之甲乙。诸侯之国，有不齐者，则协而正之也，同审而一之也。（《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一《七十有四载巡狩》注）

郝敬：时，谓四时；月，谓十二月；正，谓岁首；日，谓三百六旬六日，此申明历象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据此经上文关于“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和四中星、四仲月以及“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记载，当时已采用阴阳历的历法，即根据太阳的运行定年定四时，定三百六十六日，根据月亮的运行定月。年、时、月于是必生乖违，乃用闰月的办法调和之。舜在东方巡守时“协时月正日”还有一个使天下各部落齐同历法的问题。犹如孔颖达《尚书正义》所说：“《周礼·大史》云‘正岁年颁告朔于邦国’，则节气晦朔皆天子颁之，犹恐诸侯国异或不齐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正日”，郑玄谓是定日之名，亦即统一用干支纪日的问题。干即甲乙丙丁等十天干，支即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十天干和十二地支配合以纪日，六十日一周期，即所谓甲子纪日法。据《世本》，“大挠作甲子”，大挠是黄帝时人，今考黄帝时代不可能产生甲子纪日的方法。道理主要在于十天干实际上是对太阳运行的称谓，十二地支实际上是对月亮运行的称谓。甲乙丙丁与子丑寅卯等必须是人们对于日月星辰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方可产生。黄帝时代使用原始的火历，即根据观察大火（心宿二）的行踪确定生产季节，对于日月的运行不能看不见，但是不理解，所以不可能产生甲子纪日的方法。甲子纪日的方法的产生当在尧时，因为尧时才“历象日月星辰”，认识了太阳月亮运行的关系和规律。郑玄释舜“正日”是“正日名”，孔《疏》说“正日名”即“谓甲乙之类也”，是正确的。（同上）

【汇评】

司马迁：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邪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邪于终，事则不悖。（《史记·历书》）

陈经：协时月正日而下，皆所以正诸侯之法度。时月正日者，正朔之所自出；律度量衡者，制度之所自始。五礼者，名分上下之所由以正。《中庸》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公羊春秋》，王正月为大一统。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道无二致，政无二门。言致治者，欲令政事皆出于一，而变礼易乐，革制度，国异政，家殊俗者，流放窜殛贬削之也。刑随其后，此国政之归于一也。故舜之巡狩，时月必协之，日必正也。盖积日而成月，积月而成时，日于时月为详，故特言正。（《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19]【汇注】

刘安：古之为度量，轻重生乎天道。黄钟之律，修九十，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广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寻自倍，故八尺而为寻。有形则有声，音之数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为制。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律之数十二，故十二蔈而当一粟，十二粟而当一寸，律以当辰，音以当日，日之数十（高诱注：十，从甲至癸日），故十寸而为尺，十尺而为丈。其以为量，十二粟而当一分，十二分而当一铢，十二铢而当半两。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铢为一两。天有四时，以成一岁，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两而为一斤。三月而为一时，三十日为一月，故三十斤为一钧。四时而为一岁，故四钧为一石。其以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故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淮南子》卷三《天文》）

班固：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度长短者不失毫厘，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权轻重者不失黍絫，纪于一，协于十，长于百，大于千，衍于万，其法在算术。宣于天下，小学是则。职在太史，羲和掌之。（《汉书·律历志上》）

又：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其法用铜，高一寸，广二寸，长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为引，高一分，广六分，长十丈，其方法矩，高广之数，阴阳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别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也，张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别于分，忖于寸，蒦于尺，张于丈，信于引。引者，信天下也。职在内官，廷尉掌之。（同上）

又：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铜，方尺而圆其外，旁有庣焉。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其状似爵，以縻爵禄。上三下二，参天两地，圆而函方，左一右二，阴阳之象也。其圆象规，其重二钧，备气物之数，合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声中黄钟，始于黄钟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黄钟律之实也，跃微动气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跃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职在太仓，大司农掌之。（同上）

又：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其道如底，以见准之正，绳之直，左旋见规，右折见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机，斟酌建指，以齐七政，故曰玉衡。《论语》云：“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车则见其倚于衡也。”又曰：“齐之以礼。”此衡在前居南方之义也。（同上）

马融：律，法也。（《古文尚书注》卷一《尧典》）

裴骃：郑玄曰：“律，音律；度，丈尺；量，斗斛；衡，斤两也。”（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律音律”，耿本、黄本、彭本作“同阴律”。按：《周礼·春官宗伯》“典同，中士二人”，郑玄注：“同，阴律也。不以阳律名官者，因其先言耳。《书》曰‘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景祐本、绍兴本作“同律”，疑脱“阴”字。）（《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杜佑：先王通于伦理，以侯气之管为乐声之均，吹建子之律……律者，法也，言阳气施生，各有其法；又律者，帅也，所以帅导阳气，使之通达。（《通典》卷一百四十三《乐三》）

张守节：律之十二律，度之丈尺，量之斗斛，衡之斤两，皆使天下相同，无制度长短轻重异也。《汉·律历志》云：“《虞书》云‘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律有十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律以统气类物，一曰黄钟，二曰太蔟，三曰姑洗，四曰蕤宾，五曰夷则，六曰无射。吕以旅阳宣气，一曰林钟，二曰南吕，三曰应钟，四曰大吕，五曰夹钟，六曰中吕。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管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黄钟之龠，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为一龠，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衡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而五权谨矣。衡，平也。权，重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许谦：自伏羲有网罟之咏，伊耆有苇籥之音，葛天之八阙，神农之五弦，古之制声也，尚矣。然以圣哲自为之，而法未立也。黄帝氏欲立宪以垂万世，故使伶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嶰谷，生而竅厚薄均者，断两节之间，而为黄钟之宫，因制十二，吹其六以应凤鸣为阳，六应皇鸣为阴，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定六律、六吕之制，以候气之应，而调宫商角徵羽之声，故能谐和中声，候气不爽，五声六律，旋相为宫，而声不穷矣。然律之制，岂惟用于乐而已，故又因以为度，而度长短焉。又因以为量，而量多少焉。又因以为权衡，而平轻重焉。故备数之妙用，与天地侔矣。（《读书丛说》卷二《舜典》）

王圻：《吕氏春秋》曰：黄帝命伶伦自大夏之西取竹于嶰谷，以生空竅厚均者断两节间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十二筒，听凤鸣以为十二律。雄鸣六为律，雌鸣六为吕。《月令·章句》曰：上古圣人本阴阳，别风气，乃截竹为管，谓之律。（《稗史汇编·音乐门·乐律·律吕》）

［日］泷川资言：《正义》“本起黄钟之管”以下十七字与《汉书·律历志》同讹。馆本依《宋史·律志》改作“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积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金景芳、吕绍纲：同字是动词，于此作谓语，以下律、度、量、衡是四个并列的名词，于此作宾语。《汉书·律历志》：“《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上加‘乃’字，则‘同’谓齐等。下言律度量衡，无一语及‘同’。又云同律、审度、嘉量、平衡、钧权、正准、直绳，亦不以‘同’为实义。”按：王说是。同是齐等之义。“同律度量衡”，就是把各地本不齐等的律度量衡齐等起来。用今语表述即统一律度量衡。《经典释文》引王肃：“同，齐也。”王肃释同为齐，是。（《〈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律、度、量、衡四字应据《汉书·律历志》作解。“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律以统气类物”，“吕以旅阳宣气”。“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此汉代之律、度、量、衡，具体的情况当然不同于舜时。但是，舜时必也有度量衡物之长短、多少、轻重的确定标志和单位，不过十分原始罢了。而且华夏族与周边异族之间乃至同族内部各部落之间，度量衡的标志与单位必也各异。（同上）

【汇评】

班固：《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陈后王之法，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举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汉书·律历志》）

黄伦：胡氏曰：孔子云：谨权量，审法度，四方之政行焉。夫政事出于法度，而法度出于权量，宫室舟车之制，衣服器用之等，分田制禄之限，敛财用物之法，未有舍度数而能定者，其同律度量衡，为是故也。则知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所以齐政事也。（《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袁燮：度量衡皆起于律，律同则度量衡皆同矣。律起于黍，以黍之长短而为度，以黍之多寡而为量，以黍之轻重而为衡。自唐以后，律既亡，所谓度量衡者，皆意为之，而亦参差不齐矣。夫诸侯禀命于天子，所谓时日月、度量衡，不容有丝毫之异。故当巡守之际，而协之，正之，同之，凡此者所以一人心也，此即春秋大一统之义。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若使天下诸侯各自为正朔，各自为度量衡，则国异政，家殊俗，变风、变雅之所由作也。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苟国自为政，则所谓尊者不胜其多矣，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古人此意甚深远，其所以巡守，无非是理会事，故曰天子适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甚么不是理会事。（《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顾炎武：古帝王之于权量，其于天下则五岁巡狩而一正之。《虞书》“同律度量衡”是也。其于国中，则每岁而再正之。《礼记·月令》“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是也。故关石钧，大禹以之兴夏；谨权量，审法度，而武王以之造周。……夫法不一则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权量而正经界，其先务矣。（《日知录》卷十《斗斛丈尺》）

金景芳、吕绍纲：舜时会不会有“同律度量衡”的事实呢？陈梦家《尚书通论》中华书局本第142页云：“《尧典》所说‘协时月正日’及‘同律度量衡’为秦始皇并六国后所力行。秦虽皆取诸旧法，而实最先以此一统制度普施于天下。《尧典》此二句，或因秦法而加。”按：陈氏之说是个人猜测，并无实据。在中国历史上，统一度量衡的事情几乎各个朝代都有，有的一次性解决，有的逐步划一，有的声势大，有的悄悄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四十多年也在不断地划一、调整度量衡。秦统一六国，六国之度量衡又极不一致，故统一之后划一度量衡便成为一件大事，但是不可因此就说划一度量衡只是秦代的事。舜时的天下早已不限于中原地区的华夏部落，东西南北四裔都有异族部落或部落联盟与华夏族发生关系而且接受华夏族的制约，这与治水有关。大禹治水是个涉及面相当广泛的伟大行动。所以才有十二州、九州之说，有“执玉帛者万国”之说。既然如此，为什么说舜时不可能“同律度量衡”呢！有是肯定有，只是规范化程度要低于后世罢了。（《〈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20]【汇校】

朱国祚：考之《书·传》，则“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贽”，此十字当在“遂见东方君长”之下，“合时月正日”之上，言东方君长入觐，皆执此贽也。汉儒亦以为此段有错简。当云“遂见东方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贽，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如五器，卒乃复”，特太史公仍《尚书》之旧耳。（《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蒋善国：贽，《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郑本、《公羊传》隐公八年解诂，俱作“贽”。《史记·五帝本纪》和马本均作“挚”。《说文·女部》作“雉”。（《尚书综述》）

【汇注】

裴骃：［五礼］，马融曰：“吉、凶、宾、军、嘉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又：［五玉］，郑玄曰：“即五瑞也。执之曰瑞，陈列曰玉。”（同上）

又：［三帛］，马融曰：“三孤所执也。”郑玄曰：“帛，所以荐玉也。必三者，高阳氏后用赤缯，高辛氏后用黑缯，其余诸侯皆用白缯。”（同上）

又：［二生一死为挚］，马融曰：“挚：二生，羔、雁，卿大夫所执；一死，雉，士所执。”（同上）

颜师古：五礼，吉、凶、宾、军、嘉也。五乐，谓春则琴瑟，夏则竽笙，季夏则鼓，秋则钟，冬则磬也。五乐，《尚书》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玉者。五玉即五瑞。（《汉书注·郊祀志上》）

又：三帛，玄、、黄也。二牲，羔、雁也。一死，雉也。贽者，所执以为礼也。（同上）

张守节：修五礼，《周礼》“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也。《尚书·尧典》云“类于上帝”，吉礼也；“如丧考妣”，凶礼也；“群后四朝”，宾礼也；《大禹谟》云“汝徂征”，军礼也；《尧典》云“女于时”，嘉礼也。女音女虑反。（《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又：三帛，孔安国云：“诸侯世子执，公子孤执玄，附庸之君执黄也。”按：《三统纪》推伏羲为天统，色尚赤。神农为地统，色尚黑。黄帝为人统，色尚白。少昊，黄帝子，亦尚白。故高阳氏又天统，亦尚赤。尧为人统，故用白。（同上）

又：二生，羔、雁也。郑玄注《周礼·大宗伯》云：“羔，小羊也，取其群不失其类也。雁，取其候时而行也。卿执羔，大夫执雁。”按：羔、雁性驯，可生为贽。（同上）

又：一死，雉也。马融曰：“一死雉，士所执也。”按：不可生为贽，故死。雉，取其守介死不失节也。（同上）

又：挚音至。贽，执也。郑玄云：“贽之言至，所以自致也。”韦昭云：“贽，六贽：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也。”（同上）

郝敬：五礼，谓五等诸侯朝觐之礼。如下文玉帛贽皆是也。五玉，谓五等诸侯之瑞玉，即圭也。三帛，谓贡币也。帛、牲，皆所以贽，诸侯有五等，而币帛惟三等，谓大国、次国、小国也。二生一死贽，谓诸侯来见，所贽牲牢，每品以三为率，内用一死者，告杀且戒不用命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许谦：五礼，见《周礼·大宗伯》：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其别有十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上祭地示。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以上享人鬼。以凶礼哀邦国之忧（其别有五）：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以禬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以宾礼亲邦国（其别有八）：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殷，众也。十二岁，王不巡狩，则六服尽朝，既毕，为坛合诸侯以命政）；时聘曰问（天子有事乃聘之）；殷頫曰视（一服朝之岁，以朝者少，诸侯使卿以大礼众聘焉）。以军礼同邦国（其别有五）：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以嘉礼亲万民（其别有六）：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婚冠之礼，亲成男女；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饷燕之礼，亲四方宾客；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

右五礼皆周制，其随时损益，虽不尽与唐、虞同，然亦皆其遗法也。今存者唯周礼耳。观此则可见古礼之大概矣。（《读书丛说》卷二《舜典》）

又：三帛，《典命》云：诸侯之适子誓于天子，摄其君则下其君之礼一等，未誓则以皮帛继子男，誓谓天子命之为树子也。降一等谓公子如侯，侯子如伯之类。今注世子执纁，以未誓者言也。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视小国之君，今不言皮，虞、周礼异也。凡帛其长一丈八尺，两而合之为卷，五卷九十端，共为一束。三入为纁，浅绛也；赤与黄色，六入为元黑，而有赤色。（同上）

朱之蕃：按：《书·传》云：五礼曰修，所以同天下之风俗。（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袁仁：《注》谓五玉即上文五瑞，误矣。盖此五玉，乃诸侯所执以为贽者，若五瑞则天子之命圭，诸侯世守以为瑞信者，岂有贽见之礼而乃献其世守之圭耶？（《尚书蔡注考误》）

梁玉绳：附按：下有“五器”句，自包侯贽在内，疑“玉”字讹也。宋史绳祖《学斋佔毕》曰“徐子仪试宏词《舜五乐颂》，是《班志》（原注：《郊祀》）舜修五礼、五乐”。余谓《书》云五玉，“玉”字当为“乐”，盖已有五瑞，即玉也，故注列五乐之目于下。（《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王先谦：朱一新曰：汪本“生”作“牲”。叶德辉曰：德藩本作“牲”。先谦曰：官本注“二牲”作“二生”。（《汉书补注·郊祀志上》）

金景芳、吕绍纲：《史记》之《五帝本纪》《封禅书》作“修五礼五玉”，《汉书·郊祀志》作“修五礼五乐”。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说作“五乐”与作“五玉”都是今文《尚书》，只是读之者各异，因而治《尚书》者所从各异罢了。……其实即以为“五玉”就是经上文“辑五瑞”之五瑞。既言“辑五瑞”，又言“修五玉”，“五玉”何以必须修，怎样修，古人无说，今亦难明，存疑可也。（《〈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所谓“二生一死贽”，是说当时用作贽的动物，有两种是活的，一种是死的。《史记正义·五帝本纪》：“二生，羔、雁也。郑玄注《周礼·大宗伯》云：‘羔，小羊也，取其群不失其类也。雁，取其候时而行也。卿执羔，大夫执雁。’案：羔、雁性驯，可生为贽。一死，雉也。马融云：‘一死雉，士所执也。’案：不可生为贽，故死。雉，取其守介死不失节也。”这是汉人根据礼书对《尧典》“二生一死贽”的解释，仅可作为参考。舜时没有卿大夫士的等级，人们相见是否有如此严格的等级界限，是否一定用羔、雁、雉这些动物，都很难说。《白虎通义·瑞贽篇》就说：“卿大夫之贽，古以麑鹿，今以羔、雁何？以为古者质其内，谓得美草鸣相呼。今文取其外，谓羔跪乳，雁有行列也。”《仪礼·士相见礼》亦云：“上大夫相见，以羔，饰之以布，四维之，结于面，左头，如麛执之。”《白虎通·瑞贽篇》据此而曰：“明古以麑鹿，今以羔也。”《白虎通》透露的这点消息很重要，说明古代人与人相见有用贽的习俗，但是作贽的具体动物与含义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舜时可能用鹿一类的动物，用羔、用雁、用雉必是后世的规矩。用鹿，为什么有二生一死，则是有待研究的问题。（同上）

【汇评】

杜佑：古者人君及臣重于相见之礼，所以相尊敬。故将有所见，必执贽。贽者，至也，信也。君子于其所尊必执贽以相见，明其厚心之至，以表忠信，不敢相亵也。（《通典》卷七十五《天子上公及诸侯卿大夫士等贽》）

陈经：五礼，吉凶军宾嘉，因而修之，凡此，皆欲制度出于一，则上下无异政，而臣民无二心故也。（《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钱时：“五礼”至“一死挚”曰“修”，都不他及，可概见矣。礼虽有定式，不修则恐其废坠；贽虽有定制，不修则恐其僣差。故五等之礼，玉帛、生死之贽，于是皆修明之也。后世礼废，风俗日坏，皆上之人不能修之。（《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金景芳、吕绍纲：吉凶军宾嘉五礼本为平日当修之事，不待巡守之时修之。既于东巡守之时言“修五礼”，其修字当亦是整齐划一的意思。汉代人讲的吉凶军宾嘉五礼是从三部礼书尤其《周礼·大宗伯》的记载而来的，且礼这东西从理论上讲，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原始社会没有礼，然而必然有风俗习惯，叫它为礼俗亦可，文明时代的礼不会突然冒出，它要有一定的现成材料作为铺垫，这铺垫正是原始社会晚期事实上已存在的礼俗。《尧典》是后世追记的作品，在用词方面带有后世的色彩势难避免，但却不应因此说它是后世的东西，不反映尧舜时代的史实，“五礼”就是一例。对历史上形成的任何文献都应当取分析的、透视的亦即历史的方法去对待，而不宜看死。（《〈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对三帛的解释，说亦不同。《公羊传》隐公八年疏及《史记集解·五帝本纪》引郑玄注云：“帛，所以荐玉也。必三者，高阳氏后用赤缯，高辛氏后用黑缯，其余诸侯皆用白缯。”……按：郑注本纬书，纬书此说诞妄不可从。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是历史事实，以此上推则不可。尧舜禹及其以前不存在尚黑、尚白、尚赤的问题。（同上）

又：关于用帛（缯）荐玉的方法，《周礼·典瑞》言荐玉改帛用缫，郑玄注云：“缫有五采文，所以荐玉，木为中干，用韦衣而画之，三采朱白苍，二采朱绿也。就，成也。一匝为一就。”《周礼》所言及郑注所云以缫荐玉乃周时的方法，但是大体可用作理解《尧典》以帛荐玉的参考。粗疏地说，以帛荐玉，就是用一定颜色的帛把玉包裹起来。关于三帛的解释，王肃有不同的说法。王氏云：“三帛，玄黄也。附庸与诸侯之嫡子、公之孤，执皮帛，其执之色未详闻。或曰孤执玄，诸侯之嫡子执，附庸执黄。”（《玉海》八十七卷《圭璧门》引）伪孔《传》说略同。又《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云：“三孤所执也。”王、伪孔、马之说皆不足信据。舜时没有孤、嫡子、附庸之说。（同上）

[21]【汇注】

朱之蕃：朱熹曰：五器，五礼之器也。五礼者，乃吉凶军宾嘉之五礼，凶礼之器，即是衰绖之类；军礼之器，即是兵戈之类；吉礼之器，即是簠簋之类。（《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马持盈：如五器，符合于五器的证件。（如，符合也。五器，进见时各以其爵级所执之玉器，以为证明文件。诸侯临走之前，先查对其证件是否相符合。）（《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五器”之器是什么？《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云：“五器，上五玉。五玉，礼终则还之，三帛以下不还也。”马氏意谓五器即五玉，五玉礼毕则返还，故经云“如五器，卒乃复”。《公羊传》隐公八年疏引郑玄注云：“如者以物相授与之，言授贽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异饰，饰未闻所用也。”伪孔《传》：“器谓圭璧。如五器，礼终则还之，三帛生死则否。”说与马同。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禽止三种而器有五，盖上中下士三等，器各异饰，并羔、雁之器为五。”与郑说近似。此二说于古无徵，于经文之义亦扞格难通。（《〈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俞樾《群经平议》之说近是。俞氏以为此如字与经上文“同律度量衡”之同字意义相同，都可训均。《广雅·释言》：“如，均也。”又经上文“同律度量衡”，伪孔《传》云：“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两，两皆均同。”那么，如与同二字并有均义。律度量衡言同，五器言如，其义一也。是俞氏释如字为均同之义。俞氏释器为兵，五器为五兵，即五种兵器。其文曰：“《国语》‘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韦注曰：‘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属也。’是古谓兵器为器。……五器既为五兵，那么五兵何所指？俞氏又云：“《司马法》曰：‘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长以卫短，短以救长。’是古者兵器有五，故谓之五器。天子巡守所至，必均同之，故曰‘如五器’也。”俞说亦有理，但古语难明，“如五器”到底应作何解释，实难质言。（同上）

【汇评】

黄伦：胡氏曰：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而玉者，天下莫不贵，有道之象，故人君执焉。然天子用全，公用龙，侯用瓒，伯用将，至于子男则二玉，而二玉道德之杀也。然皆以其贵美者若之，故曰五玉。小行人曰成六瑞，王用镇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谷璧，男用蒲璧。以其为用者命之，故又皆曰五器，辑之则皆有所命验，故曰瑞，贽则自有其美，故曰玉，还之则不废其用，故曰器，所以备其名也。（《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22]【汇注】

孔安国：卒终复还也。器谓圭璧，如五器，礼终则还之。三帛，生死则否。（《尚书传·尧典》）

裴骃：马融曰：“五器，上五玉。五玉礼终则还之，三帛已下不还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卒音子律反。复音伏。（《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史浩：“岁二月……卒乃复”，此舜作率诸侯之法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各以其等而行贽见之礼也。五器，五瑞也。执而归之天子，毕礼则复还之也。舜以是而率诸侯，诸侯敢不虔恭而奉命乎？后世帝王于即政之始，不知考礼、正刑、一德以自尊者，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尚书讲义》卷二《舜典》）

陈经：五玉者，即五等诸侯所执之玉。……五器即五玉，礼毕复还之，其余皆受之。所以际其礼意。五器复之，所以昭俭德也。（《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金履祥：“卒乃复”者，举祀礼，觐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礼，如五器，数事皆毕，则不复东行，而遂西向，且转而南行也。今按：“如五器”即《礼记》所谓考制度、衣服，正之之类是也。（《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一《七十有四载巡狩》注）

郝敬：五器，即五玉，如者，始至并纳，觐毕各如器还之。不乱也。孔子曰“唯名与器不可假人”，即此意。五玉亦犹畿内之辑瑞，如五器亦犹畿内之班瑞。卒谓东巡守毕，乃复，复之南岳也。犹《论语》“则不复也”之复，一方事毕，复之一方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朱之蕃：卒乃复者，事毕复归也。非谓复归京师，只是事毕还归，故亦曰复。前说班瑞于群后，则是还之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公羊传》隐公八年疏引郑玄注云：“卒，已也。复，归也。巡守礼毕乃反归矣。”按：郑说是。俞樾《群经平议》据《周礼·天官·宰夫》“诸臣之复”，郑玄注“复之言报也，反也。反报于王，谓于朝廷奏事”，以为“卒乃复”当从此义，谓每一方礼毕，舜辄使人反报于尧也。按：俞说不可取，舜既已受尧之终而摄位视事，便没有巡守礼毕向尧报告之必要。郑玄既知复字有反报之义，而于《尧典》“卒乃复”注取复之反归义，不取反报义，想他必也考虑到了这一层道理。（《〈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时澜：大抵即位之初，政令不可不一与之更始，此乃圣人鼓舞天下常新之道也。五器，即五玉也，三帛、二生、微物也，故受之。五玉，乃群臣所执之物，不可废者，故复之。时、日、月易于迁移，法度易于弛玩，必时时协之同之，则常新而无弊。《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其义也。观“卒乃复”之意，见诸侯不敢私有爵土，又观“至于岱宗，祡，望秩于山川”之意，见舜亦不敢私有其天下。盖唐虞君臣，皆不认天下为己有，故无一不出于至公。岱宗，柴，至卒乃复，皆即位初规模，想尧时亦然，舜则因之。（《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23]【汇注】

应劭：谨按：《尚书》：“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见东后。”东后，诸侯也。“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贽。”“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西岳，华山也。“十二月北巡狩，至于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礼。（《风俗通义》第十《五岳》）

又：南方衡山，一名霍山。霍者，万物盛长，垂枝布叶，霍然而大。庙在庐江灊县。（同上）

又：西方华山。华者，变也，万物滋熟，变华于西方也。庙在弘农华阴县。（同上）

又：北方恒山，恒者，常也，万物伏藏于北方有常也。庙在中山上曲阳县。（同上）

史浩：五月必至南方，八月必至西方，十有一月必至北方，各以其时也。以其时者，顺天道也。如岱礼，如初，如西礼，其实无异也。（《尚书讲义》卷二《舜典》）

陈经：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即衡山也；西巡至于西岳，即华山也；北巡至于北岳，即恒山也。如岱礼，如初，如西礼，皆古人作文之法，初无他义。（《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24]【汇评】

郝敬：夫舜以一岁之内，周行天下万有余里，可谓勤已。然当时不以为扰，后世颂其无为者何哉？孔子所谓有天下而不与，孟子谓饭糗茹草，若固有之。王通氏谓仪卫少而征求寡，宜其用不费而民不劳也。禹踵而行之，勤俭无异于舜，故夏民有一游之颂，后王以世胄在位，无舜、禹之恭俭，欲踵巡守之事，鲜不蔽矣。况于周穆王、秦始皇之甚焉者乎？（《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25]【汇注】

张守节：祢音乃礼反。何休云：“生曰父，死曰考，庙曰祢。”（《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金履祥：朱子曰：古者君将出，必告于祖祢，归又至其庙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亲，出告反面之义也。（《书经注》卷一《舜典》）

阮元：《白虎通·巡狩》：王者出必告庙，何？孝子出辞反面，事死如事生。（《诗书古训》卷五上《尚书今文·尧典》）

钱大昕：《说文》无“祢”字。祢者，尔也。考于七庙为最近，故称尔。后人因加“示”旁。《尚书》作“艺祖”。马融云：“艺，祢也。”盖用史公说，艺、祢音亦相近。（《廿二史考异》卷一《五帝本纪》）

施之勉：按：《礼记·王制》《白虎通·巡守篇》《说苑·修文篇》《后汉书·肃宗纪》《安帝纪》皆作“祖祢”，《尚书大传》作“祢祖”。吴汝纶曰：祖祢，尧之祖祢也。舜父盖尚存。（《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五帝本纪第一》）

[26]【汇注】

金履祥：（朱子曰）特，特牲也，谓一牛也。古者君有出……告反面之义也。《王制》曰：“归格于祖祢。”郑注曰：“祖下及祢，皆一牛。”（《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一《七十有四载巡狩》注）

崔述：“岁二月，东巡狩……用特”，此记布政于外之事。亦先神而后人者，内外一也，无所不用其敬也。（《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二《舜相尧》）

【汇评】

黄伦：薛氏曰：格庙用特，其礼俭也。庙礼从俭，制度可知矣，必用有度，而后可以巡守。（《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又：无垢曰：二月东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有一月朔巡。盖随天道运行……诸侯之贤不肖，风俗之媺恶，土地之有无，民情之好尚，无不知矣。参稽审证，立一代新政，为群圣祖，为后世法，则是行也，岂故为是逸游哉？及其归也，以一特牛，告至于艺祖之庙，以见舜之为是巡守者，盖奉祖宗之命以行，其出入往来，无不以祖宗为念，而非出于私意也。然而巡守，祭四岳以柴，山川以望，归祭艺祖以特，亦可谓简易矣。于是神简易如此，则夫道路奉给，寝膳共须，想一切简易，而不为是烦费也。后世人主，不知此义，乃千乘万骑，巡海求神仙，于民事何益？少君方士，望蓬莱而见太一，于天道何补哉？可胜叹也！（同上）

史浩：用特者，牲用一牛。……一牛蒇事，告至之礼如是其俭，则道路之供亿菲薄可知矣。舜非不知千乘万骑可以自奉，三牲九鼎可以奉祖庙也，盖以谓五载一巡，苟作法于丰，天下萧然烦费矣，子孙宁无起封泰山而禅梁父之说者乎？谨始之道，舜其得之。（《尚书讲义》卷二《舜典》）

陈经：归而告至，则其出必告可知矣。用特，一牛也。事神之礼，贵简不贵繁，观其事神如此，则舜之道途所以供给者皆简易可知。文中子曰：舜一岁而巡狩四岳，国不费而民不劳，何也？仪卫少而征求寡也。古之圣人，以一岁之间而遍行四方，其意欲以省方观民，考察风俗，正其制度，岂徒以逞己之侈心哉？后世不明此意，借指圣经，以文其侈，封泰山，禅梁父，以是为告成功。千乘万骑，望蓬莱，祠太乙，其失圣人之意亦远矣！（《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时澜：深味此语，可以见圣人之用心。夫舜负天地万物之责，持业业危惧之心，遍巡天下，诸侯既无不顺，然后舜归见于祖庙而无愧。（《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27]【汇注】

伏生：五年亲自巡守。巡，犹循也。狩，犹守也。循行守视之辞，亦不可国至人见为烦扰，故至四岳，知四方之政而已。（《尚书大传》卷一）

杜佑：晏子对齐景公曰：“天子适诸侯曰巡狩。”《白虎通》曰：“巡者，循也。狩者，牧也。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有不得所者，敬亲行之，行礼谨敬，重人之至也。郑玄云：诸侯为天子守土，时一巡省之。《书》曰“五载一巡狩”，所以必五年者，因天道时有所生，岁有所成，三岁一闰，天道少备，五岁再闰，天道大备也。（《通典》卷五十四《礼十四·巡狩》）

黄伦：刘氏曰：唐虞氏分天下，五服在其畿内，甸服之君，则皆执事之人也。朝夕见焉，故不待修朝觐之礼，至于侯服当朝一年，绥服当朝二年，要服当朝三年，荒服当朝四年，则天下诸侯毕皆一朝，一朝则天子巡守，故五载一巡守也。（《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陈经：天子五年一巡狩，诸侯四年而各一朝，唐虞分天下为五服，畿内甸服之诸侯，执事于王庭，朝夕见焉，无俟于朝。至于侯服，当朝一年，绥服朝二年，要服朝三年，荒服朝四年，群后四朝之礼既毕，而天子复出巡狩，是五年之间，天子与诸侯之相见者凡二。然后君臣上下之情，得以交通浃洽，无有间隔，朝廷之德意志虑，下达而无隐情，群国之休戚利害，上闻于朝廷而无壅蔽，所谓山东之祸，二世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不知者，无有也。（《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汇评】

班固：所以五岁巡狩何？为太烦也，过五年为太疏也。因天道时有所生，岁有所成，三岁一闰，天道小备，五岁再闰，天道大备，故五岁一巡狩。（《白虎通德论》卷五《巡狩》）

崔述：自尧以前，圣帝迭兴，其时亦必有朝觐巡狩之事，但尚未有定制；至舜而后垂为常典，故记之也。曰：天下政事多矣：舜之摄也，必有大变革，大号令，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所记他事殊少，独记朝觐巡狩乃过半焉，何也？曰：此圣人御天下之要道也。盖天子以一人而临四海，虽有如天之仁，而远方遐国，穷簷蔀屋，势不能以周知，故所重惟在“明”：是以称尧之德先以“钦明”，述尧之事先以“克明峻德”，纪舜之命官先以“辟四门，明四目”也。然天下之大，何以明之？……是故朝觐巡狩者，天子之所以为明也。盖以天下之广，诸侯之众，其仁与暴，勤与惰，政事之修举废坠，天子皆无由知之。……由是言之，朝觐之典，非以媚天子，效嵩呼也，将以询其政事也。……盖尧、舜虽躬圣人之德，而常恐天下之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故“子贡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孔子曰：‘尧、舜其犹病诸！’”惟其病也，是以定为朝觐巡狩之永制也。后世相沿日久，以为典礼固然，能知圣人之深意者少矣。盖圣人之明有二，曰用人，曰察吏，二者交相为用，不可偏废。故《尧典》于舜摄政时纪察吏之事，必终之以“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所以明徒察之无益也；于舜即位后纪用人之事，必终之以“三载考绩，黜陟幽明”，所以明徒用之未周也。（《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二《舜相尧·舜立朝觐巡狩之制之故》）

[28]【汇注】

孟子：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孟子·告子下》）

裴骃：郑玄曰：“巡狩之年，诸侯见于方岳之下。其间四年，四方诸侯分来朝于京师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史浩：天子巡狩，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群后四朝是也。（《尚书讲义》卷二《舜典》）

袁燮：四年之内，五服诸侯来朝，皆遍至。五载则天子巡守，遍四岳。所谓诸侯来朝，亦非同时。圣人缘人情而制礼，随其道里之远近，亦有一年一朝者，亦有间岁、三岁一朝者。所以四时之见，各异其名。《周礼》侯服岁一见，甸服二岁一见，男服三岁一见。虞、周之制虽不同，然亦见其来朝之时，各自不同也。但言四年之内，五服皆遍，无有不来朝者耳。夫以五年之内，诸侯既皆朝于天子，天子又巡守诸侯王者，诸侯常常相见，政治之得失，人材之优劣，民情之幽隐，皆得悉考而周知焉。闾阎隐微，无不达于九重。后世诸侯朝天子之礼犹不废，至天子巡守之制则全无矣。古之人君甚劳，后世惟秦始皇、汉武帝往来巡守，亦不过极耳目之观而已。大抵古之巡守为民也，后世之巡守悦己也。（《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时澜：五年复巡守，四方诸侯各朝于方岳，是五年一整肃也。所至之方，则一方诸侯来朝，故谓之四朝。（《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郝敬：五载一巡守，定期也。群后四朝，谓四年之内四方诸侯述职来朝于京师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崔述：“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此总上内外之政言之。（《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二《舜相尧》）

金景芳、吕绍纲：“群后四朝”，诸家说不同。群后谓四方诸侯，这没有歧义。问题在“四朝”是什么意思。《经典释文》引马融说：“四面朝于方岳之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解释马氏说云：“言诸侯因天子巡守，四面来见于方岳之下，不复来朝京师也。”（《〈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礼记·王制》孔《疏》引郑玄注云：“巡守之年，诸侯见于方岳之下，其间四年诸侯分来朝于京师，岁遍是也。”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解释郑氏说云：“云‘其间四年四方诸侯分来朝于京师岁遍’者，谓四方诸侯分为四部，每天子巡守之明年，东方朝春，明年南方朝夏，又明年西方朝秋，又明年北方朝冬，又明年则天子巡守矣。岁遍者，言凡四岁而遍，非一岁也。”是郑说与乃师马氏说异。（同上）

又：《公羊传》桓公元年“诸侯时朝乎天子”句下何休解诂云：“五年一朝王者，亦贵得天下之欢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职。故分四方诸侯为五部，部有四辈，辈主一时。《孝经》曰：‘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尚书》曰：‘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是也。”陈乔樅《今文尚书经说考》解释何休说云：“则五年之中四时祭祀皆有诸侯助祭，至巡守之年诸侯各就其方以四时朝于方岳之下，而所分之第五部于是年亦分四辈以四时朝于京师，因助祭而述职，故五年乃遍也。若如郑说止分四部，四年而遍，则巡守之年四方诸侯无一来京师助祭者，于大典有缺，是不如何说为长。”（同上）

又：关于“诸侯四朝”的理解，主要有以上马、郑、何三说。从经文字义看，马说有道理。部落联盟首长五年巡守四岳一次，这一年华夷各部落酋长以及某些氏族酋长各在所在之方就近朝觐他。这是文中应有之义。那么其余四年间各酋长便一直不再赴“京师”朝见部落联盟首长了吗？当然不能不朝见。故郑玄说诸侯四年之间各朝京师一次，恐怕也是当有之事。何休说的确不足取，既不合经文之义，亦悖于事理。但是他强调诸侯朝见天子主要有助祭和述职两项内容，则是对的。此三说应以马说为主，以郑、何说作为补充。（同上）

[29]【汇注】

张守节：徧音遍。言遍告天子治理之言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钱时：“岁二月，东巡狩”以下，是受终后当年有此一出，甚明。此后所书，却是舜后来巡守定式，故自此方有奏言、试功之事。受终之始，未有此施行也。敷奏以言，若曰某田野如何而辟，某人民如何而育，某风俗所以教化者何，某法度所以修明者何，凡其职业，一一陈述，舜于是按其所言试验其功。功与言合，则车服以庸之，所以旌赏也。此正是考绩黜陟之法，如何只说“庸”而不言黜？庸，用也。功不副言，则黜而不用，明矣。故观“明试”二字，可见圣人在上，如青天白日，的的诣实，不容一毫诈妄。（《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吴汝纶：钱云古音“敷”如“布”，“布”“遍”声相近。“奏”“告”亦声之转也。奏属齿音，告属牙音，均为出声，故得相转。（《点勘史记读本》）

陈蒲清：遍告以言，诸侯普遍向天子报告治理天下的情况；亦可解释为天子向各方诸侯宣布治理国家的意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30]【汇注】

杜佑：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其方之诸侯先于境首待之（原注：《祭义》云：天子巡狩，诸侯待于境），所过山川，则使祝宗先以三等璋、瓒，皆以黄金为鼻，流酌郁鬯以礼神，次乃校人杀黄驹以祭之。每宿舍，掌舍设梐枑再重，其外则土方氏又设蕃篱。既至方岳，先问百年，就见之；若未满百年，八十、九十者，路经其门则见之，不然则不。天子乃令太（保）〔师〕采人歌谣之诗，以乐播而陈之，以观人风俗，以审其善恶（原注：所谓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也）；命典市之官陈百物之贵贱，以观人之所好恶；又命典礼之官考校四时节气、月之晦朔、甲乙等日，及侯气之律吕，所用礼乐、宫室、车旗等制度，君臣上下之衣服，皆以王者所颁制度考校之；诸侯封内有名山大川，不举而祭之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其地；有祭宗庙，不顺昭穆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冠者为畔，畔者君讨；有功德于人者，加地进律；其诸侯待王之牢，礼以一犊。既绌陟诸侯，乃与之相见于方岳之下。（《通典》卷五十四《巡狩》）

金履祥：林氏曰：天子巡狩，则有协时月以下等事；诸侯来朝，则有敷奏、明试以下等事。（《御批资冶通鉴纲目前编》卷一《七十有四载巡狩》注）

郝敬：明试以功，天子考征其治事之功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汇评】

时澜：圣人操大权，总大纲，治天下之妙用如此。大抵人情久则玩，多怠废而不振，五年一致提警之工，使制度井然，复如其初，以时而新，不至有废置更改之患。（《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31]【汇注】

张守节：孔安国云：“功成则锡车服，以表显其能用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史浩：民功曰庸，以车服而赏庸，所以表凡我之行，皆为民也。诸侯以民功而受赏，其谁不劝乎？然天子之赐山川土田，皆在所锡，而必曰“车服”者，以车服为赐予之大也。（《尚书讲义》卷二《舜典》）

袁燮：所谓“车服以庸”，非谓至此而始锡之以车服也。既为诸侯，君临一国，岂有不乘车，亦岂有无其服者？此所谓“车服以庸”，乃记所谓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是也。车服如《周礼》言夏篆、夏缦、惊冕、毳冕之类，因其所言，考其所行，确然有成功者，从而加宠命焉。如子男则升为侯伯，侯伯则升而为公，是谓“车服以庸”，却非始锡之也。（《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郝敬：车服以庸，锡之车骑服色，旌表其功用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刘叔远：夫车服者，名器之所系，圣人以名器赐诸侯，正为有功于民者旌表之也。而欲知其功之在于民，将何以试之哉？惟夫敷奏其所言，以明试其为功，使言果皆切于为民，而非出于喜功生事之言，则一敷奏之余，于其功也试之明矣，由是而为车服之赐，而民功曰庸之外，又岂他属耶？舜之巡狩，用此道也。“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见于《舜典》之书。尝观夫子之言曰：“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以夫子称誉之辞，犹且必得于所试，况虞廷圣人，以名器与人，而有不听其言以验其功乎？（引自《群英书义》上《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阮元：《后汉书·舆服志》：《书》曰：“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言昔者圣人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亲其事，身履其勤，忧之劳之，不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无夭昏暴陵之灾。（《诗书古训》卷五上《尧典》）

程馀庆：“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遍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天下非一人所能独治，于是有封建。诸侯不能保其常治，于是有巡狩。巡狩者，所以维持封建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尔雅·释言》：“试，用也。”《说文·言部》同。《尔雅·释诂》：“庸，劳也。”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敷陈以言者，谓遍使诸侯进陈其平时之政绩，以观其治否而定其功罪，故曰考绩也。伏生《大传》云：‘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变礼易乐为不从，不从者君流。改制度衣服为畔，畔者君讨。有功者赏之。’《书》曰：‘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大传》所说就是“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的具体内容。即舜听取各部落酋长的述职，藉以考察他们的功过，有罪过者罚，有功劳者赏，以车服酬劳之。（《〈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黄伦：无垢曰：巡守，来朝，皆欲知诸侯之贤不肖，而行黜陟以竦动之也。何以知其贤不肖乎？使其敷奏以言，论国计之大体，陈民情之利害，吾则因其所奏之言，以明试之。观其有功无功，而为之赏罚耳。当时诸侯贤者，何其众也。何以知之？其曰：车服以庸，而不及责罚，以是知诸侯贤者之众也。必旌之以车服者，车服华美，显然著见，使人亲瞻咏叹，而知所爱慕焉。此圣人变移耳目之一术也。（《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陈经：盖有言者必有功，亦有徒能言而无功者。圣人责实之政，不使夫人以利口空言者获进，必因言以试其功焉。言在是而功在是，然后锡之以车服，以显其可用。《诗》云“路车乘马”，又云“玄衮及黼”，盖车服者彰著人之耳目，古之所以锡有功者，皆以是。……观此一章，又当知圣人处治安之世，人情怠惰之时，其考察之精、振励之严如此。盖世治无虞，则天子养尊，群臣养安，人情既久而易玩，玩则弛，弛则纪纲法度废而不举者多矣。圣人忧其玩而弛，弛而不举也，于是时时有以振作，时时有以警厉，使人情不敢有所玩弛，则治可以常治，安可以常安。成周之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明黜陟。至抚万邦，巡侯甸，征弗庭，其与帝舜之制一也。（《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王充耘：“五岁一巡狩……车服以庸”，此言其君臣交际，截有定制，而其综核劝奖臣下，复有要法，此所以不劳而治也。夫五载之多，天子一往巡狩，诸侯各一来朝，其交接有时而不乱，奏言以观其蕴，试功以考其成，而车服以厚其报，其赏功核实而不欺，圣人以宽训众、以简御烦之道也。一往一来，礼无不答，所以通上下之情，言必敷奏而无所壅，功必明试而无所蔽，民功曰庸，立诸侯所以为民也。故有功于民者，辄旌异之。（《书义主意》卷一《舜典》）

金景芳、吕绍纲：“车服以庸”，是舜对那些有功有劳的酋长给予重赏。究竟赏什么很难说。车马衣服这些东西当时不能没有，但是不会有汉代人所说“九锡”的那种等级意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把“车服以庸”解释为《王制》的“加地进爵”，即增其服命，升其爵秩，肯定也不是事实。舜时处在原始社会的军事民主制阶段，舜只是一位部落联盟首长，各华夷部落的酋长们固然要接受他的制约、影响，存在着上与下、纳贡与赏罚的关系，却不会有加地进爵之事。氏族与部落是自然长成的，酋长与部落联盟机构中的“官员”是推选的，不容有分封土地和赐命封爵那种事情存在。（《〈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32]【汇注】

班固：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汉书·地理志》）

郑玄：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齐为营州、冀州。南北大远，分卫为并州，燕以北为幽州。新置三州，并旧，为十二州也。更为之定界，濬水害也。（《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欧阳询：《春秋说题辞》曰：州之言殊也，合同类，异其界也。（《艺文类聚·州部》）

又：《说文》曰：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名曰州。一曰，州，畴也，畴其土而生之也。（同上）

又：张衡《灵宪图》曰：崑东南，有赤县之州，风雨有时，寒暑有节。苟非此土，南则多暑，北则多寒，东则多阴，故圣王不处焉。（同上）

杜佑：尧遭洪水，而天下分绝，使禹平水土，还为九州，如旧制也。舜摄帝位，分为十二州，故《虞书》云“肇有十二州”也。（《通典》卷一百七十一《州郡一·序目上》）

刘恕：初，舜分天下为十二州，禹复为九州。收天下美铜铸为九鼎，以象九州。（《资治通鉴外纪》卷二《夏》）

史浩：盖洪水既平之后，民日繁庶，分州所以均户口也。……肇，始也。舜始分冀为幽、并，分青为营也。（《尚书讲义》卷二《舜典》）

钱时：此事当在水平之后。……若禹之治水在肇十有二州后，则《禹贡》不应独别九州；若谓禹后独并九州，则尧殂落时水平已久，曷为有咨十二牧之文乎？况自言其荒度土功，亦继之曰州十有二师，意愈明矣。（《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袁燮：九州而肇为十二，此盖因禹治水，见州有太大者，隔绝之远，耳目有所不及，故分为十二，而更建三州牧焉，庶几地近而民皆被其泽，是当时肇之之意也。（《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陈经：九州之说，其来已久，至舜而始分十有二州，此水土既平之后也。《禹贡》之书，乃在尧时，故以九州制贡。至舜时，知冀、青二州，其境土阔远，难以总摄，故分冀为幽、为并，分青为营。（《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王应麟：孔氏云，禹治水之后，舜分冀为幽、并，分青为营。马氏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燕、齐辽远，分燕为幽，齐为营。《汉书·地理志》云：“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为十二州，禹平水土，更制九州，列五服。”与孔、马之说异。愚谓《舜典》言肇十有二州，咨十有二牧，而后命禹平水土，当以《汉·志》为正。郑氏谓分卫为并，燕以北为幽，分齐为营。朱氏谓分冀东恒山之地为并，又东北醫无闾之地为幽。又青之东北、辽东等处为营，而冀止有河内之地，今河东一路是也。刘氏云，冀州之域，大于九州，于是分为幽并，以此二州北扞夷狄，使不得接于王畿。《书大传·虞夏传》云“兆十有二州”，注：“兆，域也。为营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通鉴地理通释》卷一《舜十二州》）

罗璧：黄帝画野分州，封域才经见。……封域皆九州内，舜肇十二州。孔安国传《书》谓析青为营，析冀为幽、并。郑氏因疑析青、析冀之说，谓《王制》言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此时并地法行，州有定域，国有定制，不可得而增减者也。今曰析青为营，析冀为幽、并，则二州地削于七州，古制紊矣。况冀为天子之都，岂可削哉？或者九州外别建营、并、幽三州。且流共工于幽州，正以罪人屏之荒服外之穷处，若析冀为幽，则近在王畿，何取为流窜哉？……《左传》叙四凶投之四裔。裔，远也，远则非近冀之幽矣，况流四凶在治水前，时未析营、并、幽，无幽州之名。……若流共工于幽州，盖为北裔水居之洲，近冀之幽非也。（《罗氏识遗》卷二《十二州》）

郝敬：尧时天下九州，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也。舜巡狩，以冀、青二州地广，割冀为幽州、并州，割青为营州，是十有二也。肇，始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李光地：舜居摄之初，鲧犹治水也。绩用弗成，故舜殛之而兴禹焉。此言摄政而经理地域之事，与前齐七政者相首尾。中间则有祭祀、朝觐、巡守，盖三才之序也。州数与《禹贡》不同者，说者谓古分九州，舜增设三州，故曰肇。然幽、并、营者，徒以冀极塞而青跨海，形势阔绝，作牧分治，殆如国有附庸之类，虽有州名，仍统于冀、青，故后禹成功作贡，亦止于九，而其言则曰州十有二师也。《蔡传》从孔说，谓在禹治水之后者非是。（《尚书七篇解义》卷一《舜典》）

崔述：“肇”之为言“始”也，前此未有而始设之之谓肇；若前此固有九州而但增之，非肇也。且析九以为十二，细事耳，非舜代尧致治之大政也；特书之，何居焉？然则古未尝有州，自舜巡狩以后始分为十二州，以属之十二牧，故史臣特记之曰“肇十有二州”，以志州所自始。“州”之为文，本取两川相抱而象形者，故《说文》云：“水中可居曰州。”徐铉曰：“今别作洲，非是。”是时洪水滔天，其域在中若州渚然，是以名之为州。故舜摄政之初，但曰“日觐四岳群牧”，不曰“九牧”，牧未有定数也；及舜即位，则曰“咨十有二牧”，不曰“咨于群牧”，牧已有常额也。其后禹别九州，亦曰“九牧”，不曰“群牧”，州之肇于舜而非增于舜明矣。（《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二《舜相尧·“肇十二州”以前无九州》）

又：至十二州之名，《经》《传》皆无之。幽、并、营之为州，虽见于《周官》《尔雅》，然彼自记九州之名，与舜之十二州初无涉也。……而后儒必欲曲为之解，使之并行不悖，过矣！况欲以此补舜十二州之缺乎！大抵儒者之患皆好强不知以为知。古书既缺，十二州名无可考证，则亦已矣；适见《周官》《尔雅》有幽、并、营三州名，为《禹贡》所无，遂附会之以补舜十二州之数。巧则巧矣，而不知其误且诬也！或者又谓陶唐都冀，声名文教自冀四达，冀之北土所及固广，则又从而为之辞者。使北之所及果广，则其山川亦当有一二见于《禹贡》，何以太原、碣石而北寂然一无所记载乎？故今概无所采，而以“肇十二州”之文列于九州未定之前。（《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二《舜相尧·十二州名无可考》）

俞正燮：《尚书》肇十有二州在殛鲧之前。按：《汉书·地理志》云：“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水。水土既平，更制九州。”盖鲧绩弗成，舜行山麓，大风雷雨，见天下高陆十二，为民所居，乃就封其山，设策浚川，殛鲧、举禹益，咨十有二牧。至禹告成功后，奠上古九山、九川，虞兆域祭分星十二次，就用十二牧，弗改制。夏时，复用九州。经文之序，应如此。传谓舜增营于禹之青，增幽、并于禹之冀，是禹已成功，仍复殛鲧，不合情理。幽、营殷名，并是周名。虞十二州，不知何名也。（《癸巳类稿》卷一《肇十二州义》）

程馀庆：十二州，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幽、并、营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顾颉刚：《尧典》中有“肇十有二州”之语，这十二州的名目，书上没有写，所以在西汉人的解释中都不曾具体指出。就是班固的《地理志》，也只说“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举不出十二个州名来。自从《尔雅》在学术界上占了地位，于是［东汉］马融首先说：“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燕、齐辽远，分燕置幽州，分齐为营州；于是为十二州。”他的根据，第一是《禹贡》上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第二是《职方》增出的“幽、并”，第三是《尔雅》异名的“营”。他说，禹定的本是九州，舜嫌冀州太大，分为冀、并二州；又嫌东方辽远，更在冀、兖、青间分出幽、营二州，九州加了三州，恰成十二，这不是奇巧的事吗？从此以后，郑玄、伪孔依声学舌，舜的十二州名就这样地实定了！（《崔东壁遗书·序·司马迁与郑玄的整齐故事》）

又：《尔雅》作者嫌“青”的一名不固定（山东半岛固以居东方而名青，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的徐州也在东方，何尝不可名青），所以援用冀、雍的办法，以邑名为州名而改为营。想不到就为这一个“营”字，竟注定了殷的九州名和舜的十二州名！这不但是虞、夏、商、周的人想不到，就是《尔雅》的作者也何曾想到。然而唐、宋以来，讲地理沿革史的人又哪一个敢违背了这些东汉人所决定的事实？因此，我们所看见的历史地图，就尽多了《虞舜十二州图》和《尔雅殷制图》。“俗语不实，流为丹青”，经学家给我们上的当，我们已是够受的了。（同上）

编者按：九州之起，非自禹始，《禹贡·释文·周公职录》云：“黄帝受命风后，受图割地，布九州。”宋王应麟曰：“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帝王世纪》云‘颛帝所建，帝喾受之。孔子称其地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蹈流沙，东极蟠木，是以建万国而制九州’。《通典》亦谓‘颛帝置九州’。叶氏云‘《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则九州之名旧矣’。”杨泉《物理论》并申述曰：“九州变易，交错不同。《禹贡》有梁州，无并州。《周官》有并州，无梁州。《尔雅》有营州，无青州。汉兴，武帝开拓三方，立十三州，通并、梁之数而增交，益焉。”

金景芳、吕绍纲：十二州之形成与洪水有关，是由于尧时天下特大洪水而自然划成十二个陆洲，不是人为的行政区划。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引皮锡瑞云：“《地理志》云‘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治九州’。又《谷永传》‘永对曰，尧遭洪水之灾，天下分绝为十二州’。《王莽传》‘《尧典》十二州后定为九州’。据今文家说，十二州之分因洪水之故。盖州本水平可居之名。洪水横流，天下分绝，水中可居者十有二处，因分为十二州。水土既平，更制九州。西汉今文无分九州为十二州之说。”是知十二州乃尧时因洪水分割自然而成，不是舜之所为，更非在九州之后。（《〈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肇十有二州”，应释为舜摄位时兆域之内共有十二州。十二州不是行政单位，而是自然的、地理的概念。十二州的名称，据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说，是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并、幽、营。此十二州名之由来，江氏云：“《禹贡》及《尔雅·释地》《周礼·职方氏》皆有九州而名互异。《禹贡》之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也。《尔雅》则有幽、营，无青、梁。《周礼》则有幽、并，无徐、梁。《禹贡》夏书也，《周礼》周制也，《尔雅》九州先儒皆以为殷制，三代之制故各不同，总其异名凡十有二。其各州之命名必皆因乎前代，故知此十二州盖兼彼三书之异名矣。”（同上）

又：按：以上诸家说只可作为参考。说十二州非人所为，是洪水自然造成的，有理。但是“十二”这个数字恐怕不是实指，与九州之“九”有所不同。“十二州”，意谓州很多，很多而言“十二”，不言更大的数，这可能与古人关于数的观念有关，《礼记·郊特牲》：“祭之日，王被兖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乘素车，贵其质也。旂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是古人以十二为最尊贵的数，与天子有关的事物常以十二为限。《尧典》之“十二州”因与舜有关，所以用十二这个数。实际上州有很多，但不必恰是十二个。（同上）

【汇评】

杜佑：尧使鲧理水，功不成，复使禹理之，又举舜历试，禹因理水，遂别九州。故《尚书》云：“东渐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孔安国注云：“尧赐玄圭以明之。”又舜自登庸二十年，始居摄位，“肇十有二州”，注云：“肇，始也。禹理水之后，舜始置十二州，分冀州为并州、幽州，分青州为营州。”其后八年，尧崩。舜咨四岳曰：“有能奋庸煕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举禹为司空。舜曰：“汝平水土，惟时懋哉。”注云：“四岳同辞曰禹理洪水，有成功，言可用。故舜然其所举，称其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则禹之绩本在尧代，舜未居摄以前也。而《史记》云：“尧崩后，舜以禹为司空，命平水土，以开九州。”又按：自鲧理水，绩用不成，后至尧崩，凡二十八载，洪水为害，下民昏垫，岂有年逾二纪，方使伯禹理之。《汉书》亦云：“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为十二州，禹理水，更制九州。”则九州在十二州之后，乃与《舜典》乖互不同。马季长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分燕置幽州，分齐为营州。”则十二州在九州之后也，与孔注符矣。若稽其证据，乃子长、孟坚之误矣。（《通典》卷一七二《州郡二》）

黄伦：无垢曰：舜巡守四方，遍历天下，其身亲目睹利害，皎然不疑。想东、北二方诸侯，敷奏之余，必以冀与青二州疆理太大，山川太远，人民稀阔，号令隔疏，而当洪水之后，田赋有当检治，贡篚有当劝督，非异时无事可守常法也。将欲为之，力有所不及，将欲已之，事有所不可，舜乃创为新政，分冀为三，而有幽、并，分青为二，而有营州。……非舜巡守，何以见四方利害，而敢为此举哉？（《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又：胡氏曰：夫州本九，则十有二者，以事言之，天有九野，有十二次。州合而九者，象九野也。州分而为十二者，象十二次也。以理考之，则乾元用九，乃见天则，九天德也。六阴六阳，所以分天道之大，数不过十二，则十二天道也。盖其象义，取诸此也。（同上）

杨宽：自古但闻有九州之说：如《齐侯镈》云“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左襄四年传》引《虞人之箴》云“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吕氏春秋·有始览》亦云“地有九州”；邹衍大九州、小九州之说，亦无非九州说之推演；《尧典》十二州之说古籍所未见，其出自较晚。（见《古史辨》第七册［上］《中国上古史导论·尧与颛顼》）

[33]【汇注】

裴骃：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燕、齐辽远，分燕置幽州，分齐为营州。于是为十二州也。”郑玄曰：“更为之定界，浚水害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汇评】

王充耘：圣人之疆理天下，封表十二州之山，浚导十二州之川，所以辨封域、正疆界也。盖自摄位以来，察璇玑以正天时，修祭祀以交神明，会同巡狩以抚驭侯国，至此又从而正经界，其先后次第如此。然于此可见胸次包罗，规模广大，举四海之广，皆在其心量中，其经界区处，井井有条。所谓与天地同流，岂曰小小之补助而已者。于此可见此处要□规模，气象宏阔，它人管一家，且有莫知所措者，今圣人一出，便能整顿乾坤。且天下之大，有名山大川为之限隔，风气不通，民生异俗，封疆之域，一彼一此，俱有自然，圣人从而封之浚之，而州域不劳而辨矣。作此题者，说出圣人气象方活动，不然，则索然无说矣。（《书义主意》卷一《舜典》）

[34]【汇注】

墨子：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见《墨子闲诂·墨子佚文》）

慎到：有虞之诛，以幪巾当墨，以草缨当劓，以菲履当刖，以艾当宫，布以无领当大辟。此有虞之诛也。斩人肢体，凿人肌肤，谓之刑。画衣冠，异章服，谓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当世用刑而民不从。（《慎子·逸文》，见《御览》六百四十五）

伏生：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兴相渐。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屦，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耻之。（《尚书大传》卷一）

又：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皂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膑者以墨幪其膑处而画之，犯大辟者布衣无领。（同上）

马融：言咎繇制五常之刑，无犯之者，但有其象，无其人也。（《古文尚书注》卷一《尧典》）

张守节：孔安国云：“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苏轼：典刑，常刑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象其所犯。（《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黄伦：张氏曰：《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又曰：“见乃谓之象。”则象者垂以示人，使人见之之谓也。象以典者，所以治之也；象以刑者，所以制之也。典如太宰之六典，刑如司寇之五刑，皆有以示之，使之知有所避就，则人之犯禁也鲜矣。（《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程大昌：《舜典》曰：“象以典刑。”《皋陶谟》曰：“方施象刑惟明。”是唐虞固有象刑矣。而去古既远，说者不一，荀况记时人之语曰：“象刑墨黥搔婴共艾毕葑对履杀赭衣而不纯也。”汉文帝诏除肉刑曰：“有虞氏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武帝之策贤良曰：“唐虞画象而民不犯。”应劭曰：“二帝但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也。”《孝经纬》曰：“三皇无文，五帝画象，三王肉刑。画象者，上罪墨象赭衣杂屦，中罪赭衣杂屦，下罪杂屦而已。”《白虎通》曰：“画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髌者以墨蒙其髌，象而画之。犯宫者扉。犯大辟者布衣无领。”凡此数说者，虽不能会归于一，要其大致，皆谓别异衣服以愧辱之，而不致于用刑。此远古而讹传也。禹之称舜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特不杀不辜尔，而未尝去杀也。“怙终贼，刑。”刑故无小，是未尝置刑不用也！（《考古编》卷四《象刑一》）

时澜：象非画象之象，乃象示之象，盖布象其法以示民，使晓然可见也。（《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金履祥：朱子曰：象如天之垂象，示人典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谓墨、劓、剕、宫、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恶大憝，杀人伤人，穿窬淫邪，凡罪之不可宥者也。（《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一《七十有六载窜三苗于三危》注）

郝敬：象，示也。犹《周礼》悬治法于象魏，使民观象之象，即律令也。典，常也。“流宥”以下六条，皆所谓典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周祈：《书》曰“象以典刑”，蔡沈以五刑如天垂象以示人，《白虎通》曰：象刑者以衣服象五刑：犯墨者幪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膑者黑其髌，犯宫者扉，犯大辟者布衣而无领缘，谓唐虞之世，人尚德义，但设象而民自不犯也。若然，何至又有“怙终贼，刑”耶？其说出《孝经纬》云“五帝画象民顺机，画象亦犹悬法象魏”，非指衣服而言。蔡沈所说为是。《白虎通》亦自相兼。盖犯墨者着幪巾就刑，余四刑皆然，今有罪者亦去平时衣冠也。（《名义考》卷七《象刑》）

张英：“象以典刑”一句，五刑之正者也。（《书经衷论》卷一《舜典》）

袁仁：《注》谓天之垂象以示人，似也。至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五刑，则误矣。《吕刑》谓苗民始作五虐之刑，爰始淫为劓、刵、椓、黥，则舜时无是法也。特画象于服以辱之耳。《慎子》云：有虞之诛，以幪巾当墨，草缨当劓，菲履当剕，□当宫，布衣无领当大辟。汉武《诏》曰“尧舜画衣冠而民不犯”，正谓此也。（《尚书蔡注考误》）

程馀庆：象，谓画五刑之状以示人也。典，常也。墨、劓、剕、宫、大辟，五刑之正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吕思勉：象刑之说，见《书大传》，谓不残贼人之肢体，徒僇辱之而已。汉文《废肉刑诏》“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即今文《书》说也。（《经子解题·荀子》）

徐旭生：“象”有刻画之意。就是说，把五种不同的刑罚公布出去，以示儆戒。（《尧舜禹·帝舜》，载《文史》第39辑）

马持盈：象以典刑，用法要以正常的刑律。象，法也。典，正常的。或解释“象”字为象征性的，如荀子所谓“古之刑法，异其服色，以示耻辱也”。如《白虎通》所谓“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陈蒲清：象以典刑，把正常的刑律刻在器物上。象，刻画。典，常。有人把“象”解释为刑罚的象征性，即并没有真正受到刑罚的人，或处罚较轻。（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此句古人有不同的解释，而以《尚书大传》的说法最为得实。……它把经文“象以典刑”直接简称为“象刑”，象刑的具体内容，简言之就是用改变罪人衣冠服饰以及鞋的办法代替肉刑。（《〈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尔雅·释诂》：“典，常也。”典刑，常用之刑，即所谓五刑。五刑的共同特点是戕害罪人的肉体。《易·系辞传》：“象也者，象此者也。”又：“象也者像也。”“象以典刑”或者说“象刑”的意思就是用效法、象征的手段施行五种常用的刑罚，亦即用象征肉刑的办法代替肉刑。《尚书大传》郑玄注云：“纯，缘也。时人尚德义，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为大耻。屦，履也。幪，巾也。使不得冠饰。《周礼》罢民亦然。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轻重之差。”郑注的解释是正确的。（同上）

【汇评】

荀子：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是不然。以为治邪？则人固莫触罪，非独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为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未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故象刑殆非生于治古，并起于乱今也。治古不然。（《荀子·正论篇》）

如淳：古无象刑也。所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恶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圣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见《汉书·刑法志》注）

沈颜：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赭以墨染其衣冠，异其服色，凡为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锯凿箠扑，楚毒毕至。而人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淳朴，人易为化，亦由圣智玄远，深得其理故也。夫法过峻则犯者多，犯者多则刑者众，刑者众则民无耻，民无耻则虽日劓之、刖之、笞之、扑之，而不为畏也。……凡民之心，知恣其所为，而不知戒其所失，今辱而笞之，不足以为法也。何者？盖笞绝则罪释，痛止则耻灭，耻灭则复为其非矣，故不足以为法也。虞舜染其衣冠，异其服色，是罪终身不释，耻毕世不灭，岂特己以为耻也，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耻也，皆以为戒也。愚故曰：非徒上古淳朴，人易其化，亦由圣智玄邈，深得其理故也。（《象刑解》，见《涵芬楼古今文钞》卷十）

陈经：象以典刑，舜于此始轻刑也。《吕刑》曰：刑罚世轻世重，自尧至舜，民尽于变，俗皆可封。罔干予正，不犯有司，则刑可措矣。于是制为轻刑，以待其有时而丽于法。若下文所谓鞭朴赎是也。典刑，谓墨、劓、剕、宫、大辟之常刑也。常刑既不用，则象以示乎民。然则舜以流鞭朴赎而轻其五刑，则五刑可以去矣。曷为象示乎民？盖民习乎刑之重，耳之所闻、目之所见者在是，一旦而骤去之，得无启奸人之心，而自去其隄防也哉？于是象示乎民，使知所畏而不敢骤去，于是尤见圣人思虑周密，其爱民之至如此。（《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金景芳、吕绍纲：古人常把“象刑”说成“画象”，因而后世便有人说“象以典刑”是把五刑的形象画到器物上，让人们望而生畏，不敢犯罪。如曾运乾《尚书正读》说：“象，刻画也。盖刻画墨、劓、剕、宫、大辟之刑于器物，使民知所惩戒。”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例。这是一个很大也很重要的误解。……古人所说的“画象”就是设象刑的意思，设象刑就是用改变衣冠服饰及韠屦正常式样使与常人不同而以此羞辱犯人的办法代替肉刑。设象刑的实质是对犯人施加精神压力而不伤及肉体。这当然是极轻的刑罚。（《〈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还有一个问题须说明，既然三皇时代只用言教，不用肉刑，五帝之尧舜时代何以会有“象以典刑”之说？典刑就是五项常刑，亦即肉刑。尧舜之前迄无肉刑，怎么会产生用象征性刑罚去代替肉刑的说法。这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是与当时苗民实行肉刑相对照而言。意谓苗民实行肉刑，华夏族不实行肉刑，而照着“苗民”所行肉刑的样子衽象征性的肉刑，即象刑。这有《吕刑》为证。……另一方面，《尧典》毕竟是后人所追记（我们认为是周室东迁后不久作），用词免不了带有后世的色彩。后世至夏商周三王时期肯定有了肉刑，通常谓之“五刑”，《尧典》“典刑”即指常用的五刑而言。上文引《孝经说》引孔子所说“三皇设言”“五帝画象”“三王肉刑”，是可信的。周时既有五刑，周人在写成《尧典》时，把舜时实行的象征性刑罚加以概括而与后世的五刑联系对照地看，实属自然。（同上）

又：尧舜时代刑罚就其手段来看，共有象刑、流刑、鞭刑、扑刑、赎刑五类，五类刑罚往往有交叉的现象，然而并行不悖。最重的当为流刑，其次是象刑，其次是鞭、扑，其次是赎刑。受象刑的人居族人之中，为人所不齿，等于被人视为“非我族类”一般。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对于氏族社会的人来说，当然比鞭扑之皮肉之苦更难以忍受。（同上）

[35]【汇注】

郑玄：五刑，墨、劓、剕、宫、辟。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朴、赎刑，此之谓九刑。其轻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杜佑：宥，宽也。以流放之法宽五刑。（《通典》卷一百六十三《刑制上·虞》）

裴骃：马融曰：“流，放；宥，宽也。一曰幼少，二曰老耄，三曰蠢愚。五刑，墨、劓、剕、宫、大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孔安国云：“以流放之法宽五刑也。”郑玄云：“三宥，一曰弗识，二曰过失，三曰遗忘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苏轼：五刑，墨、劓、剕、宫、辟也。作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轻者。墨，薄刑也，其宥乃至于流乎？曰：刑者终身不可复，而流者有时而释，不贤于刑之乎！（《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黄伦：张氏曰：人之罪，有加之刀锯，则为太重，有施之鞭扑，则为太轻，故于是又制五流之法，所以宥五刑之轻者而已。流如水之流也，或近或远，各因其罪之轻重而为之所也。（《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史浩：五刑，墨、劓、剕、宫、大辟。流者，屏之远方，纳之圜土，冀其自新，而不残其肢体也。（《尚书讲义》卷二《舜典》）

袁燮：“流宥五刑”，有疑者“罪疑惟轻”，故为流以宥之。（《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金履祥：朱子曰：所谓墨、劓、剕、宫、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恶大憝。杀人、伤人、穿窬、淫邪，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遣之使远去。宥，宽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轻，虽入于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与夫亲贵勋劳而不可加以刑者，则以此而宽之也。（《书经注》卷一《舜典》）

郝敬：流，放窜也。宥，宽减也。五刑，墨、劓、剕、宫、大辟，古谓之肉刑，用刀锯割截人肢体，刑之重者，本蚩尤、三苗之法。后世袭用之，说见《吕刑》，至舜始宥而易以流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周祈：古五刑，墨、劓、膑、宫，大辟。墨，黥面；劓、割鼻；膑，去膝盖骨；宫，男子去势，妇女幽闭；大辟，死刑。皋陶改膑为剕，去足肚；周改为刖，去趾。汉文帝定律，诸当黥者，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刖左趾者，笞五百；刖右趾已论而复有笞罪者，弃市；宫与大辟犹故也。北魏文帝诏应宫刑者，直没官，于是宫刑始除矣。唐玄宗令应斩者重杖流岭南，于是大辟亦除矣。今人以除肉刑美汉文，而不知北魏文帝之贤也。知肉刑当除，而不知大辟终不可废也。（《名义考》卷七《五刑》）

又：宫，次死之刑。男子割势，妇人幽闭。男女皆下蚕室。蚕室，密室也。又曰荫室，隐于荫室，一百日乃可，故曰隐宫。割势若犍牛然，幽闭若去牝豕子肠，使不复生，故曰次死之刑。或疑幽闭为禁锢，则视劓刵反轻，岂能以荫室终身哉？自北魏文帝除后，其法遂泯，惟割势为阉人进身之阶，甘自蹈之矣。（《名义考》卷七《宫刑》）

张英：“流宥五刑”一句，五刑之疑者也。（《书经衷论》卷一《舜典》）

崔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刑之大者也。“五刑”，《吕刑》所述“墨、劓、剕、宫、大辟”是也。刑重则流远，刑轻则流近，故刑有五，流亦有五，后章所称“五刑有服，五流有宅”是也。当刑而宥之者，《蔡传》所谓“情可矜，法可疑，与夫亲贵勋劳而不可加以刑者”是也。（《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二《舜相尧·刑有大小常变之分》）

金景芳、吕绍纲：五刑古人大体有二说：一从伤害人体部分划分。大辟，杀头；宫，去势；膑，去足；劓，去鼻；黥，刺面。《白虎通·五刑》《周礼·司刑》《汉书·刑法志》《尚书·吕刑》大体同为此说。一从伤害的不同手段划分。《国语·鲁语上》记臧文仲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即是。《周礼·司刑》贾公彦疏引郑玄注《尧典》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朴、赎刑，此之谓九刑者。”《左传》文公十八年史克有周公制周礼“有常无赦，九刑不忘”之说，其“九刑”似亦指《尧典》之五正刑加流宥、鞭、扑、赎刑。其实《尧典》郑注说的五正刑（墨、劓、剕、宫、大辟）和臧文仲说的五刑，实不抵触。依古人不同事实可合而数称之的行文惯例，如果将二者统称十刑亦未尝不可。而且按照《鲁语上》韦昭注的说法，“割鼻用刀，断截用锯，亦有大辟”，“钻，膑刑也；笮，黥刑也”，两种五刑，实质一致。（《〈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流宥五刑”之“流宥”二字当是一个词，表达一个意思，即流放。“流宥”二字，流是主要的，宥字是次要的，仅起陪衬的作用。流放而配以宥字，反映周人的思想。其实在氏族制的尧舜时代，最大最重的刑罚是流放，即驱逐出本血缘团体氏族、部落之外，使在异族中生活，根本不需要有什么“三宥”的理由。（同上）

又：“流宥五刑”一句的实质性意义在于说明舜时除有“象刑”之外，还有流刑。“流刑”与“象刑”五种并行不悖。如《白虎通·五刑》说的以“布衣无领”象征大辟，以外还有一种流刑。流刑代替大辟，何以云“流宥五刑”呢？这是由于古人行文习惯所致，上云“象以典刑”，下云“流宥五刑”，以使典刑与五刑相对成文。从字面上看，似乎墨、劓、剕、宫、大辟五刑都可减为流刑，其实不是。一则五刑皆可通过象刑表现，二则在氏族社会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肉刑，只有象刑，不须再宽减，况且五刑之前四刑在当时都不比流刑为重。总而言之，“流宥五刑”不过是说舜时除象刑外，另有流刑。（同上）

【汇评】

黄伦：荆公曰：先王以为人之罪，有被之五刑为已重，加之以宥、鞭、扑为已轻。已轻则不足以惩，已重则吾有所不忍，于是又为之制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轻者。此则先王之仁，以鞭扑五刑，为未足以尽出入之差故也。（《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又：杨氏曰：昔舜命皋陶作士，而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者，凡以用刑，有就轻，有就重，有就轻重之中，宅流有居，近有居，远有居，远近之中，凡以宥五刑之轻者而已。且先王制刑，有墨、劓、剕、宫、大辟，此五刑也，自此而下，有鞭作官刑，以治在官者焉，有扑作教刑，以治在学者焉。苟惟人之有罪，有被之五刑为已重，加之鞭扑为已轻。已重则在此者，有所不忍，已轻则在彼者，有所不畏，于是又为之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轻焉。于戏盛哉！其谓之祥刑，谓之明刑者，职此之由耳。（同上）

陈经：流宥五刑者，宥，宽也。设为五流之法，以宽其五刑，随其情而为之远近也。在官者之刑，以其罪未入于五刑，则为鞭以警之。教者之刑，以其罪未入于五刑，则为之扑以警之。情之可疑者，置之刑则不忍，释之则不可，于是乎有金以赎之，随其罪而为之轻重多寡，《吕刑》所谓百锾、千锾之类是也。（《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郑伯熊：“象以典刑”，舜嗣位之初，巡狩既毕，即首制刑书，何也？曰：始轻刑也。古之世惟肉刑而已。圣人之于斩、割、杀戮，岂忍也哉？民习乎重，不遽轻者，势也。时雍之世，刑措不用，于是制为轻典五流，以宥其大者。为鞭、为朴，以待其小者，犹以为未也。又为赎，以恕其情之有可矜与法之有可疑者。肉刑盖将无用矣，而不敢废也，以示民使终知所避耳。古所谓画象而民不犯者，岂虚语哉？……且四凶之恶，以孔子诛少正卯言之，宜若不可以并生，然止于流放窜殛者，盖以流宥之也。其叙四凶之罪于“象以典刑，流宥五刑”诸语，已用轻典之后，所以不杀欤！然舜之典轻矣，犹曰：“惟刑之恤哉！”盖轻典亦忧其或用也。穆王之赎刑已详矣，犹曰朕言多惧者，虽赎而犹恐其或误也。呜呼！有国者何可不识此心哉！典狱者何可不识此心哉！（《郑敷文书说·象以典刑流宥五刑》）

金景芳、吕绍纲：五刑即《吕刑》和《尚书大传》说的墨、劓、剕、宫、大辟。“象以典刑”即象刑，亦即用改变罪人衣冠服屦正常样式使与常人异以羞辱之的办法代替肉刑。也就是说，尧舜时代不用肉刑，而用象刑。象刑是象征性刑罚，当然比肉刑轻得多。这里又讲“流宥五刑”，怎么理解呢？古人因为句中有宥字，就以为“流宥五刑”轻于“象以典刑”，其实不然。“流宥五刑”与“象以典刑”应是并列的关系。就是说，“象以典刑”是尧舜时代解决五刑问题的一种办法，“流宥五刑”是解决五刑问题的另一种办法，无所谓轻重的问题。若论轻重，“流宥五刑”要比“象以典刑”为重。在氏族制社会，流放乃是最重的刑罚。《尚书·洪范》：“鲧则殛死。”《经典释文》：“殛，本又作极。”《魏志》裴松之注：“《诗》云：‘致天之届。’郑玄云：‘届，极也。’《洪范》曰：‘鲧则极死。’”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案：“言极之远方，至死不反。”是以鲧之大罪不过流放远方而已。说明舜时实无死刑。流即放，流与放一义，今语谓“流放”是也。（《〈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36]【汇注】

杜佑：以鞭为治官事之刑。（《通典》卷一百六十二《刑制上·虞》）

裴骃：马融曰：“为辨治官事者为刑。”（《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苏轼：官刑，以治庶人。在官慢于事，而未入于刑者。（《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黄伦：张氏曰：鞭作官刑，所以治在官之贱者。扑作教刑，所以治在学之少者。在官、在学，皆士也。其有不率者，则为之鞭扑以治之，所以儆其怠也。（《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袁燮：“鞭作官刑”，官刑，谓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之类是也。既是庶人在官，必是才智过于凡民，与田野间庶人不同，故不施肉刑，而以鞭代之。（《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金履祥：鞭，木末垂革，官府之刑。朴，夏楚，学校之刑，皆以待夫罪之轻者也。（《书经注》卷一《舜典》）

郝敬：鞭刑，垂革条于木末，官府考讯之刑。（《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张英：“鞭作官刑”一句，五刑之外，又有此轻刑也。（《书经衷论》卷一《舜典》）

金景芳、吕绍纲：《鲁语》臧文仲所言五种刑罚手段，最轻的是鞭扑之刑，《鲁语》所谓“薄刑用鞭扑”是也。但《鲁语》所言是周代的事。舜时容或有鞭扑之刑，肯定也是有限度的，很轻的，不会像秦汉以后那样往死里抽打。比象刑要轻，比流刑尤轻。（《〈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官刑”是说鞭刑的施行范围。《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说：“为辨治官事者为刑。”《三国志·明帝纪》诏曰：“‘鞭作官刑’，所以纠慢怠也。”伪孔《传》：“以作为治官事之刑。”孔颖达《尚书正义》：“治官事之刑者，言若于官事不治则鞭之。”《鲁语》韦昭注：“鞭，官刑。”蔡沈《书集传》：“鞭作官刑者，官府之刑也。”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庶人在官有禄者，过则加之鞭笞也。”《左传》关于鞭刑的记载也不少。……《左传》这些记载证明，马融、《三国志》、伪孔《传》、孔疏、韦昭注、蔡传、孙氏疏关于“鞭作官刑”之“官刑”的解释是对的。“官刑”的确是官府内部上级对下级使用的一种刑罚手段，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同上）

又：但是有一个问题，鞭刑尽管比斧钺、刀锯、钻笮为轻，而且就其带有短暂性而言，也不比象刑那样给人长期的精神压力为重，然而它毕竟是肉刑，又是属于官府范围内的事情，尚处在氏族制时代的尧舜那里，根本没有脱离人民的官府和官吏，可能有鞭刑吗！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做不出自己满意的解释。（同上）

【汇评】

孙传能：吏治尚宽。……然则下之狃于其宽而慢弛废事者多矣。古称刑措，必曰大畏民志。曰不怒而民威于鈇钺，若不畏、不威，所谓宽则民慢，其能治乎？以性度言，喜怒不形深可尚，至于吏治弛而不张，不可为法也。（《剡溪漫笔》卷二《蒲鞭》）

[37]【汇注】

郑玄：扑，槚楚也。扑为教官为刑者。（《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杜佑：扑，槚楚也。不勤道业则挞之。（《通典》卷一百六十二《刑制上·虞》）

袁燮：“扑作教刑”，扑者，榎楚也，扑又与鞭不同。（《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郝敬：扑刑，榎、楚二物，教诲戒饬之刑。（《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程馀庆：夏、楚二物，学校之刑。（《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注云：“扑，槚楚也。扑为教官为刑者。”《礼记·学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郑玄注：“夏，槄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挞犯礼者。收，谓收敛整齐之。威，威仪也。”孔颖达疏：“‘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学者不勤其业，师则以夏楚二物以笞挞之。所以然者，欲令学者畏之，收敛其威仪也。”孔颖达《尧典》疏：“官刑，鞭扑俱用，教刑唯扑而已，故属扑于教，其实官刑亦当用扑。盖重者鞭之，轻者扑之。”伪孔《传》：“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学校之刑也。”是扑人用夏与楚两种东西。楚即荆条。夏与槚古通用。夏即槄，《尔雅·释木》：“槄，山榎。”郭注：“今之山楸是也。”山楸即山核桃树。学生学业不勤，教师则以荆条或楸木扑之。虽不似皮鞭抽打厉害，坚硬的荆条与楸木扑挞之痛楚亦必不轻。（《〈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金景芳、吕绍纲：据“扑作教刑”一句，知舜时已有学校教育，而且采取体罚的办法教学。但是舜时究竟有没有学校呢？《礼记·学记》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古到什么时候，没有说。《孟子·滕文公上》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肯定夏殷周三代有学校，夏之前有没有学校，也未说。但是它指明了三代学校教育的中心内容是明人伦，而据《尧典》经下文“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知舜极重视人伦教育，命司徒专管此事。据《周礼》，司徒一职恰是掌邦教的教官，有以“乡三物”教万民的职责。夏之前即使未有学校，而人伦教育确已存在。有了教育，施以一定的强制性手段亦不无可能。（《〈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38]【汇注】

裴骃：马融曰：“金，黄金也。意善功恶，使出金赎罪，坐不戒慎者。”（《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杜佑：误而入刑，出黄金以赎。（《通典》卷一百六十二《刑制上·虞》）

苏轼：过误而入于刑，与罪疑者，皆入金以赎。（《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黄伦：张氏曰：金作赎刑者，使之出金以赎其罪。盖五刑之有疑者，赦而从赎，《吕刑》所谓其罚百锾是也。（《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金履祥：金，罚其金也；赎，赎其罪也。所以待夫罪之极轻，虽入于鞭朴之刑而情法犹有可议者也。（《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一《七十有六载窜三苗于三危》注）

郝敬：赎刑，小过使纳金有差，刑之最轻者，犹未赦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袁仁：《孔氏传》云：黄金，铜也。《吕刑》其罚千锾。注曰：黄铁亦是铜，古之赎罪者皆用铜。汉始用黄金，但少其斤量，令与铜相敌。按：金通五金，古者黄金谓之荡，白金谓之银，故以铜为黄金，今宜直注曰铜。（《尚书蔡注考误》）

张英：“金作赎刑”一句，轻刑之中又有当轻者也。（《书经衷论》卷一《舜典》）

姚鼐：余谓“赎”者，情尤轻于当流者也。（《惜抱轩笔记》卷一《金赎》）

崔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刑之小者也。官刑者，在官之人因官事而得罪；教刑者，居学校而不率师长之教训；赎刑则常人之犯小罪者。三者皆不丽于五刑，故不残其肢体，不流之远方。然纵之不问，势必至于无所忌惮，以病人而妨政，故以此三者惩之也。（《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二《刑有小大常变之分》）

又：“金作赎刑”，伪孔《传》通承上文而言，谓“误而入刑，出金以赎罪”。《蔡传》但承上两句而言，谓“所赎者官府学校之刑”（《吕刑》篇题下），盖罪之极轻，虽入于鞭扑之刑而情法犹有可议者也（《舜典》本文下）。余按：此章文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则是流与五刑相表里，五刑有当宥者则流之也。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则是五刑五流之外别有此三种刑，各用于所宜用，而与五刑不相涉也。若谓误入于五刑者以金赎罪，则文当云“流宥五刑，金赎五刑”，即所赎者官刑教刑，亦当变文以明之：皆不当言“作赎刑”，与上“作官刑”“作教刑”之语文同义均，平列而为三也。且下文云“眚灾肆赦”，误入于刑非眚灾乎，何以或赦或赎而官刑教刑皆许之赎？倘有恃其多金而违误官事，不率教典者，又何以处之？（《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二《赎刑之义》）

又：然则此三刑者本各自为一法，不但在五刑之外，即三者亦渺不相涉也。盖官刑专以治官府，教刑专以治学校，赎刑不言所施，则为泛言可知；但所犯罪小，不丽于五刑，是以不忍残其肢体，亦或未宜加以鞭扑，故以赎为之刑，即后世所谓“罚”也。古未有罚名，故谓之赎刑耳。大抵其罪多由财物细事而起，如近世侵占田宅、攘取钱帛之属。彼惧于失金则不敢轻犯；亦有畏罚甚于畏鞭扑者，故罚之自足以止奸，不必其刑之也。不然，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五刑非可以轻用也，而流止以宥五刑，鞭扑止用之于官府学校，则轻罪将何以治之？《传》曰：“刑罚清而民服。”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然则有刑则必有罚，各视其所犯以加之，非罪当刑而可以罚代也。（同上）

程馀庆：罪之极轻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陈直：《淮南子·泰族训》云：“故舜深藏黄金于崭岩之山，所以塞贪鄙之心也。”此文献中舜时有黄金之记载。又《管子》及《盐铁论·力耕篇》皆云汤以岩山之铜铸币以赎其民，此文献金作赎刑之记载，虞夏时是否已用金属及已用金属货币，尚属存疑，文献与古物相符合处，距离甚远。（《史记新证·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金是什么？《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云：“金，黄金也。”伪孔《传》说同。《尚书·吕刑》：“其罚百锾。”伪孔《传》：“锾，黄铁也。”二者都是讲赎罪，一云黄金，一云黄铁，而且铁明明是黑色，却言黄铁，这是为什么？《尔雅·释器》：“黄金谓之璗。”又：“白金谓之银。”是黄金白银都叫金。……孔颖达疏云：“此传‘黄金’，《吕刑》‘黄铁’，皆是今之铜也。”王鸣盛《尚书后案》：“马云‘金，黄金也’者，谓铜也。《禹贡》‘金三品’，郑云‘铜三色’，是铜，赤金，古赎罪用铜也。”按：孔疏、王案之说是。古人云“黄金”，所指就是铜，马融、伪孔说不误。用真正的黄金赎罪是汉及汉以后事。（《〈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云：“意善功恶，使出金赎罪，坐不戒慎者。”《潜夫论·述赦篇》：“‘金作赎刑’‘赦过宥罪’，皆谓良人吉士时有过误，不幸陷离者尔。”《国语·齐语》：“小罪谪以金分。”韦昭注云：“小罪，不入于五刑者。以金赎（按：赎当作分），有分两之差，今之罚金是也。《书》曰：‘金作赎刑。’”伪孔《传》：“误而入刑。”孔《疏》：“过失杀伤人。”蔡沈《书集传》：“赎，赎其罪也。盖罪之极轻，虽入于鞭扑之刑，而情法犹有可议者也。”是知可以金赎之罪，须人是好人，罪是小罪，且犯罪是出于不戒慎。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据郑玄《驳五经异议》“赎死罪千锾”之说，以为死刑也可赎。郑玄所云乃汉代情况，不足以证舜时死刑可赎。因为舜时实际上无死刑。（同上）

【汇评】

金景芳、吕绍纲：尧舜之时能否有赎刑，赎刑是否用铜。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言及“金作赎刑”时说：“金属货币是周朝才有的东西，当然不应在尧舜的书上发现。”梁氏意谓“金作赎刑”是周代的事，是周人追记《尧典》时加进去的。铜作为交易之货币固然是以后的事，但是铜作为兵器，据文献记载，出现却很早。……是蚩尤之时已用铜制兵器。铜虽尚未产生交换价值，不能作为货币使用，却有很大的使用价值。用它赎罪，是可能的。《管子·中匡》：“甲兵未足也，请薄刑罚，以厚甲兵。于是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以甲兵赎。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罚以胁盾一戟。过罚以金钧。无所计而讼者，成以束矣。”《淮南子·氾论训》说同。以兵器作赎刑，是春秋时代确有之事，那么尧舜时代既已有铜，又有战争，“金作赎刑”的“金”用作兵器，也并非不可能。此可解梁氏周朝以前无金属货币因而不可能“金作赎刑”之疑。尧舜时代尚无明显的私有财产，连同人本身在内的一切东西都属于氏族、部落。赎刑，犯罪通常是个人的，而赎刑的过程应当在氏族与氏族或部落与部落之间进行。一人犯罪，要由他的氏族或部落负责赎刑。这是三代以后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39]【汇注】

陈泰交：过者，不识而误犯也。（《尚书注考》）

张英：“眚灾”二句，又原其情之故误而权衡轻重于其间也。（《书经衷论》卷一《舜典》）

朱之蕃：钟兆斗曰：按《书·传》云：眚谓过误，灾谓不幸。（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40]【汇注】

裴骃：郑玄曰：“眚灾，为人作患害者也。过失，虽有害则赦之。”（《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黄伦：张氏曰：眚灾肆赦者，所以宥过也；怙终贼刑者，所以刑故也。《康诰》曰：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此眚灾肆赦之谓也。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不可不杀，此怙终贼刑之谓也。（《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袁燮：无目者谓之眚。言小民无知，误触刑宪，非其本情，有如眚者，如此者直赦之。（《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金履祥：朱子曰：眚谓过误，灾谓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则又不待流宥金赎而直赦之也。（《书经注》卷一《舜典》）

郝敬：过误为眚，不幸为灾，则纵肆舍赦之，并赎亦免矣。所以然者，无非企民之令终耳。（《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王叔岷：案：《尧典》作“眚灾肆赦”。伪孔《传》：“眚，过。”灾，籀文烖。烖借为菑。（《庄子·人间世篇》：“命之曰菑人。”《释文》：“菑音灾。”即二字通用之例。）《说文》：“菑，才耕田也。”（才，旧误“不”。据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十上引改。）又云：“才，草木之初也。”是菑有初、才义。《尔雅·释诂》：“肆，故也。”史公说肆为过，过亦故也。（《庄子·寓言篇》：“请问其过。”《道藏》王元泽《新传》本、元《纂图互注》本、世德堂本“过”并作“故”，即二字通用之例。）《书·无逸》：“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鲁世家》“肆”作“故”。史公于彼文说肆为故，于此文说肆为过，其义一也。“眚烖过赦”犹言“过菑故赦”，谓过初犯故赦也。（《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金景芳、吕绍纲：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眚灾为月食说。意谓一旦发生月食，人君就要省刑、赦罪。他据《左传》庄公二十五年“非日月之眚不鼓”，杜注“眚犹灾也”，以及《乾象通鉴》引《尚书纬》曰“当赦不赦，月为之食”，《开元占经》引石氏曰“若月行疾则君刑缓，行迟则君刑急，故人君月有变则省刑。《书》曰‘眚灾肆赦’”等材料，相信眚灾是月食，天上发生月食，地上人君就要赦罪。这一说法显然不可信据。第一，从历史发展上说，灾异说产生于春秋战国，兴盛于汉代，尧舜时代无此思想。第二，从训诂上说，日月之食固然可谓之眚，但是眚不仅仅是日月之食。第三，从经上下文看，下句“怙终贼刑”是讲人，上句“眚灾肆赦”亦应是讲人。若是讲灾异，则不合古人行文的习惯。除此之外，各家理解亦有分歧。《史记·五帝本纪》肆字作过，郑玄本亦如此。《集解》引郑玄注云：“眚烖，为人作患害者也。过失，虽有害则赦之。”烖，古文灾字。郑氏说是根据《康诰》“人有小罪非眚，乃唯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唯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而来。《康诰》此段经文约而言之，大意谓人犯小罪，未造成灾害，但他坚持不改，怙恶不悛，不能不杀。人犯大罪，但是能改正，纵使造成一定的灾害，也可不杀。（《〈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高拱：或问“赦”。曰：赦甚害事，有国者亦明刑而已矣，何赦为？何言之？曰：刑不清而恃赦，则平日之戕良也多；刑清而徒以赦，则今（日）之纵恶也大。每见赦后，亡命之无赖在配所者皆还，旧恶不悛，一时里闾甚受其害，是放虎狼蛇蝎为仁，而不计其所伤之众也。……《书》曰：“眚灾肆赦。”不然乎？曰：过者，无心之误，眚即过也。灾谓出于不幸者也，故赦之。《书》又曰：“宥过无大，刑故无小。”夫苟过虽大必宥，苟故虽小必刑。固非不问过与故而咸赦除也。且赦过者无日不然，亦非数载而偶一行也。是故赦过者虽无日不然，而犹恐其少；赦故者虽数载一行，而犹病其多。（《本语》卷六）

[41]【汇校】

裴骃：徐广曰：“［终］一作‘众’。”（《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汇注】

陈泰交：终，谓再犯。（《尚书注考》）

又：杀人曰贼。（同上）

王叔岷：案：“怙”借为“辜”，《尔雅·释诂》：“辜，罪也。”于省吾《尚书新证》云：“贼从则声，贼、则古通。”“怙终贼刑”犹言“罪终则刑”，谓罪不改则刑也。徐广引一本“终”作“众”，或存《史记》之旧亦未可知。史公盖以众说《尧典》之终。（终、众古通，《仪礼·士相见礼》：“众皆若是。”郑玄注：“今文众为终。”《礼记·祭法》：“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以义终”犹言“以宜众”也。）“怙众贼刑”犹言“罪多则刑”耳。《说文》：“众，多也。”（《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42]【汇注】

郑玄：怙其奸邪，终身以为残，贼则用刑之。（《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杜佑：眚，过也。灾，害也。贼，杀也。过而有害，当缓，赦也。怙奸自终，当刑杀之。（《通典》卷一百六十二《刑制上·虞》）

苏轼：《易》曰：“无妄行，有眚。”眚亦灾也。眚灾者，犹曰不幸，非其罪也。肆，纵也。《春秋》“肆大眚”，是也。怙，恃也，终不改也。贼，害也。不幸而有罪，则纵舍之，恃恶不悛以害人，则刑之。（《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袁燮：至于怙终者，为恶不悛，诚不可赦，然后加之以刑。前面象以典刑亦未曾用至如此，则有所不赦矣。（《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金履祥：朱子曰：贼，杀也。怙终贼刑者，怙为有恃，终为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则虽当宥、当赎亦不许其宥，不听其赎，而必刑之也。（《书经注》卷一《舜典》）

郝敬：至终不肯悛，或恃上之宽，或凭己之狡，或一人而屡犯，或他人而故作，是有心怙终为贼而已，贼则杀，离其身首。鞭扑不足，金不赎，赦不及矣。（《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姚鼐：“怙终贼刑”，郑注：“谓其人终身为残贼则刑之。”“贼”字读属“怙终”者。说伪孔：“贼，杀也。”言刑杀怙终之人，此解胜郑矣，而义未尽。盖“贼”止是伤残之义，肉刑皆贼，不独杀也。《左传》“亡人得贼者”言被伤残也，同此解。（《惜抱轩笔记》卷一《书·怙终贼刑》）

崔述：“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刑之变也。刑之事以施罪，刑之意以止恶，故论其事尤论其心。非其心之所欲，时势所迫，不得已而误陷于罪，从而刑之，则民无所措其手足，故赦之——《康诰》所谓“适尔，时乃不可杀”者也。怙恶不悛，恃法之止于是而故屡犯之，以常罪罪之，则不足以止奸而善良罹其毒，故贼之——《康诰》所谓“自作不典，式尔，乃不可不杀”者也。（《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二《刑有大小常变之分》）

俞正燮：舜制“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枚采马、王，则云：“贼，杀也。怙奸自终，当刑杀之。”其言甚陋，杀怙终之人，岂当自名为贼？宋范镇云：“舜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赎也，贼也。赎岂得谓之刑？刑岂可谓之贼？”又云：“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刖、腓、宫、大辟也。”按苗民淫为劓、刵、椓、黥，见于《吕刑》。其作五虐之刑，乃依古作法，虐用以制民，不得谓刖、腓、宫、大辟，苗制而舜宥之。盖怙终贼刑者，怙恃奸诈之人，终行不改之人，杀人不忌之人，不在宥赎之列，当刑之。《左传》昭公十四年，叔向云：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贼，即叔向所引之贼，刑即叔向所引之杀，不当以贼杀连文生义也。（《癸巳类稿》卷一《怙终贼刑解》）

程馀庆：“眚烖过，赦；怙终贼，刑。”眚，过误。烖，不幸。怙，有时。终，再犯。贼，杀也。二句或由重而即轻，或由轻而即重，盖用法之权衡，所谓法外意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怙终贼刑”，《集解》引郑玄云：“怙其奸邪，终身以为残贼，则用刑之。”此句之解与上句一样，都取《康诰》经义。郑玄对这两句话的解释，大意是这样的：人犯了罪，造成一定的患害，有了过失，但是他能改正，不再犯，对这样的人应当赦免。人犯了罪，或许并未造成太大的患害，但是他怙恶不悛，屡教不改，终身做残贼之人，对这样的人必用刑。上下两句互文见义。上句有无怙终之义，下句有无眚灾或小眚灾之义。郑玄的解释是正确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断作：“眚灾过，赦；怙终贼，刑。”说明点校者也赞成郑说。（《〈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陈忠：臣闻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堤溃蚁孔，气泄针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识几。《书》曰：小，不可不杀。（见《后汉书·陈忠传》）

王符：《尚书·康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言恶（旧本作“恐”）人有罪虽小，然非以过差为之也。乃欲终身行之，故虽小，不可不杀也。何则？是本顽凶，思恶而为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终，乃惟省哉。适尔，既道极厥罪，时亦不可杀。言杀人虽有大罪，非欲以终身为恶，乃过误尔，是不杀也。若此者，虽曰赦之可也。“金作赎刑”赦作宥罪，皆谓良人吉士，时有过误，不幸陷离者尔。（《潜夫论·述赦》）

时澜：贼刑者，戕贼之刑，古之所谓肉刑也。夫肉刑之制，自后世观之，疑古人立法之不仁矣，胡不考舜制刑之本心，象以示之，复开流宥之门，施鞭扑之宽，又继之以眚灾肆赦，可谓待之以君子长者之厚矣。有怙终之人，然后不得已而有贼刑焉。以此见唐虞虽有五刑，本未尝用，至于长恶不悛而后用也。然则舜有肉刑之制，乃所以深爱天下后世也。（《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崔述：按：刑所以弼教，非以示威，故论其事，尤论其情。眚灾而不赦，则人无所措其手足；怙终而不杀，则奸猾之人恃法之止于此而恣行无所忌。圣人所以分别而宥之惩之也。尧、舜以此立法，而武王复以之诰《康叔》，信乎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后世不复论心，而但据其迹以定罪，于是刑网日密，眚灾者不得赦而怙终者不必杀，强暴得以长其恶而贤哲或反罹于法。至于里巷之间，横逆之人，欺良懦，陵孤寡，为一方之大害，然按其罪皆不至于死，而他人之为所困厄、饥寒、忧病，以致陨其生者，不可以枚举；而且一人行之，众人效之，闾阎由此日穷，风俗由此日坏。况于官吏之弄权窃柄而上下其手者乎！甚矣圣人之制之宽猛各得其宜也！（《崔东壁遗书·考古续说》卷一《附刑法同异考·论情重于论事》）

[43]【汇注】

黄伦：张氏曰：钦者，敬之至，恤者，忧之深。重言“钦哉”，尤当钦其钦，而不敢忽也。曾子曰“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吕刑》曰“哀敬折狱”，则古人之于刑，未尝不钦恤之矣。（《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张英：“钦哉”二句，总言慎刑之心，有加无已也。（《书经衷论》卷一《舜典》）

许谦：《尧典》四“钦”字，《舜典》亦四“钦”字，“钦明文思”，史臣颂尧之全德也。“钦哉，钦哉”，史臣颂舜用刑之善也。余五“钦”则戒人。是皆尧、舜躬行心得之余，措诸人者也。尧、舜之圣，亦唯钦而已矣。读二典者之所当知，而日用之所当先也。（《读书丛说》卷二《舜典》）

[44]【汇注】

裴骃：徐广曰：“今文云‘惟刑之谧哉’。《尔雅》曰‘谧，静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注“惟刑之谧哉”，按：古文作“恤哉”，且今文是伏生口诵，卹谧声近，遂作“谧”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王叔岷：案：《索隐》引古文《尚书》作“恤哉”，而云“、谧声近”，则“恤哉”当作“哉”。《书钞》四三引《书》（《尧典》）亦作“哉”，存古本之旧。（《《盘庚》“永敬大恤”，《多士》“罔不明德恤祀”，敦煌本“恤”并作“”，与此同例。）徐广引今文作“谧哉”，、谧声近相通；史公说为静，其义亦同。、谧、静，并有慎义。《尔雅·释诂》：“慎、谧，静也。”慎、谧并训静，静与慎同义；则谧亦与慎同义，亦与慎同义矣。“惟刑之静哉”犹云“惟刑之慎哉”（参看王氏《述闻》）。（《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陈蒲清：钦，慎重的意思。唯刑之静，静刑，希望减少用刑。今文《尚书》作“惟刑则谧”，古文《尚书》作“惟刑之恤”。“钦哉”三句，当是帝舜勉励百官的话。（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尔雅·释诂》：“钦，敬也。”敬，做事严肃认真。……《集解》引徐广曰：“今文云‘惟刑之谧哉’。《尔雅》曰：‘谧，静也。’”段氏《撰异》云：“《史记》作静者，以故训易其字，使读者易通。谧训静，故易为静也。若古文作卹，亦是静慎之意。”又云：“卹、恤与谧、洫皆同部相假借，皆谓慎静。盖静、慎意得交通，未有心气不静而可谓之慎者，未有能慎而浮妄之动不除不貊然宁静者。卹、谧皆谓慎刑，无二义也。方兴伪传训忧，误矣。……”全句意谓舜告诫说，你们可要认真又认真啊！刑罚这种事情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冷静审慎。伪孔《传》释恤为忧，恤固有忧义，然而在此训慎、静为长。（《〈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黄伦：陈氏曰：古人有言曰：立大事必用斧钺，立大事不用斧钺，惟至敬者能之。舜之本心，钦谨在上，欲天下各安其所，而五刑不用。不幸而有败常乱俗者，舜不得已而用刑，则是舜之所忧也。恤，忧也。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夫惟不得已而用刑，则民有不安者矣，民之有不安，宜舜之所以忧也。（《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时澜：而曰“惟”者，见恤刑之至，无以加也。（《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金履祥：古今之言尧舜者，皆曰极治之时，而不知帝尧乃善制乱之主。何则？帝尧治天下，天下雍熙者，至是六十余年。气化可谓极盛，天下可谓极治矣。盛则必衰，惟其人事无致乱之因，故散而为子朱之不肖，洪水之横流，四罪在朝，圣人在下，是亦一乱矣。惟帝尧善于制乱。故水之为灾也，则敷治；子之不肖也，则与贤；舜禹并兴，四罪终去，所以处乱而迄不害其为治也。然则世皆以尧为极治之主，愚独谓尧舜皆善治乱之君，后之为君者无徒曰气数云。（《书经注》卷一《舜典》）

王充耘：圣人之制刑有定法，而其用刑无忽心。夫刑者天之所以讨有罪，虽圣人有所不容废也。故重而五刑，宽则有流，轻焉鞭扑，宽则有赎，误犯者不待流赎而遂赦，不悛者不听流赎而必刑，或重或轻，或操或舍，截有定叙而不紊者，立法之道也。然刑特以讨有罪，使民有所畏而不敢犯耳，非恃之以求逞也。故法虽有定，而钦恤之意，行乎其间者则无穷，圣人岂忍于用刑也哉？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一失其当，则民无所措手足矣。故明于立法者，所以奉天讨不易之定理，而谨于用法者，所以见圣人好生之本心，二者并行而不悖也。（《书义主意》卷一《舜典》）

郝敬：史臣赞舜好生之心，是制刑之本也。共工、兜、三苗、鲧，罪皆当五刑，始皆流宥，至于怙终乃杀之。天下所以戴德畏威，咸心服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张英：［象以典刑……惟刑之静哉］文止三十七字，而仁至义尽，曲折周详，不复不漏，后世刑书繁重，不能出其范围，洵化工之笔也。（《书经衷论》卷一《舜典》）

金景芳、吕绍纲：“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和流放四凶的记载，是中国刑法史的最早文献材料。国家出现之前，从理论上说是“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礼运》记孔子语）的时代，不应有刑罚。但是作为国家产生后的阶级统治手段之一的刑罚制度不可能一朝突然出现，原始氏族社会晚期必为它提供了一定的制度的和思想的条件。《尧典》恰好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尧典》的刑罚思想与制度具有明显的原始社会的特点。它实行象刑，用象刑代替三苗的五刑（肉刑与死刑），还有流刑和赎刑。这反映当时是血缘社会的特点。同一血缘团体内的人属于同一祖先，当然不忍刑之杀之。最大的惩罚是流放。对原始社会的人来说，被赶出氏族、部落之外，可能是难以忍受的痛苦。“金作赎刑”则反映私有制与产品交换的存在。“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和“惟刑之恤”，体现重教育和慎刑的思想。周代周公旦“明德慎罚”和孔子强调的“刑罚中”的思想盖渊源于此。（《〈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总论》）

讙兜进言共工[1]，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2]，共工果淫辟[3]。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4]，试之而无功[5]，故百姓不便[6]。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7]。于是舜归而言于帝[8]，请流共工于幽陵[9]，以变北狄[10]；放讙兜于崇山[11]，以变南蛮[12]；迁三苗于三危[13]，以变西戎[14]；殛鲧于羽山[15]，以变东夷[16]：四罪而天下咸服[17]。

[1]【汇注】

张守节：讙兜，浑沌也。共工，穷奇也。鲧，梼杌也。三苗，饕餮也。《左传》云“舜臣尧，流四凶，投诸四裔，以御魑魅”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郑樵：共工氏在伏羲之后，专任知刑，以水德，居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亦以水纪官。《周语》曰：共工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佑，是以灭亡。贾逵曰：共工，诸侯也。炎帝之后，姜姓。高阳氏衰，共工与高辛争而王。《归藏启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发。《淮南子》曰：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倾东南，与高辛争，而帝遂潜于渊。又曰：舜时，有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文子》曰：共工水害，颛帝诛之。荀卿曰：禹伐共工。据此所言，皆不足信。然共工氏当始于伏羲之后，子孙承传，以至尧舜之世，皆谓之共工氏。（《通志》卷二《帝喾》）

吕柟：问：象恭滔天者何？曰言共工之象恭，虽天且漫也。讙兜何以举之？曰：其党也。（《尚书说要》卷一《尧典》）

陈士元：兜一作讙兜，一作兠，一作头。帝鸿之后，缙云氏不才子浑沌也。共工，少昊氏不才子穷奇也。……又按《神异经》云：南方荒中有人焉，人面鸟喙，有翼，两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鱼，为人狠恶，不畏风雨，兽犯死乃休，名曰兜。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髴，蛇身，人手足，而食五谷禽兽，顽愚，名曰共工。（《孟子杂记》卷三《辨名》）

翟云升：共工氏，师古曰：共读曰龚，下皆类此。《左传》昭十七年，共工氏以水纪。注：共工，以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农前，太昊之后。《家语》《五帝德》正作龚工氏。（《校正古今人表》第二《共工氏》）

孙国仁：“讙兜”，仁按：《山海经》作讙头。《左传·正义》作吺，古字音同，皆可通假，犹浑敦作混沌、混伅也，扤作梼杌也。惟《虞书》同。又《博物志》有讙兜国。《汉书人表略校·讙兜》）

[2]【汇校】

［日］水泽利忠：“尧曰不可”，南化、棭、梅、狩、野、高、中彭、中韩无“曰”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张守节：工师，若今大匠卿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3]【汇注】

太子晋：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昔共工氏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国语·周语下》）

刘安：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瀍、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是以称尧舜以为圣。（《淮南子》卷八《本经》）

颜师古：文颖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害，颛顼伐之。本主水官，因水行也。师古曰：共读曰龚。（《汉书注·刑法志》）

张守节：匹亦反。（《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罗泌：共工氏，羲氏之代侯者也。是曰康回。髦身朱发，狠明德，任智自神。太昊氏没，俶乱天常，窃保冀方，抢攘为杰，于是左概介丘，右矕终隆。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寇剧于诸侯，虐弱以逞。爰以浮游为卿，自谓水德，故为水纪。官师制度，皆以水名，盖乘时鹊起而失其纪，是以后世不得议其世也。方其君国也，专以财利贸兴，有亡其取之也。水处十七而陆处十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而用不匮。迨其跋户，更复虐取，任刑以逞，人不堪命。于是立兵仗，聚亡义，以奸天宪，专任浮游，自圣其智，以为亡可臣者，故官圹而国日乱。民亡所附，贤亡所从。尚虞湛乐，淫失其身。犹欲冯怒傃其悍，塞壅防百川，堕高卑，率方舆而潮陷之，行违皇乾，诸福弗畀，疾荐作而灾屡臻。（《路史·后纪二·共工氏传》）

[4]【汇评】

朱之蕃：王安石曰：鲧之治水虽方命圮族，而其才则群臣皆莫及。然则舍鲧而孰使哉？当此时，禹盖尚少，而舜犹伏于下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5]【汇注】

高登：四凶，小人之有才者也。尧固知之，然重违众言，或举而姑试之，或吁而姑置之，功罪未判，安得而遽去之，至舜然后绩用堕矣，罪恶彰矣，投窜之也宜矣。（《东溪集》卷下《尧不去四凶》）

[6]【汇注】

赵晔：帝尧之时，洪水滔滔，天下沉渍，九州阏塞，四渎雍闭。帝乃忧中国之不康，悼黎元之罹咎，乃命四岳，乃举贤良，将任治水。自中国至于条方莫荐人。帝靡所任，四岳乃举鲧而荐之于尧。帝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群臣，未有如鲧者。”尧用治水，受命九载，功不成。帝怒曰：“朕知不能也！”乃更求之，得舜，使摄行天子之政。（《吴越春秋》卷四《越王无余外传》）

[7]【汇注】

墨子：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墨子·非攻下》）

韩婴：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泽之水，由此险也。以其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请服。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诗》曰：“载色载笑，匪怒伊教。”舜之谓也。（《韩诗外传》卷三）

王充：异类以殊为同，同类以钧为异，所由不在于物，在于人也。凡含血气者，教之所以异也。三苗之民，或贤或不肖；尧舜齐之，恩教加也。（《论衡·率性篇》）

裴骃：马融曰：［三苗］国名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左传》云自古诸侯不用王命，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孔安国云：“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也。”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按：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西南一里，南与青草湖连。彭蠡，湖名，在江州浔阳县东南五十二里。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为左，彭蠡在东为右。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又：淮，读曰汇，音胡罪反，今彭蠡湖也。本属荆州。《尚书》云“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是也。（同上）

杜佑：三苗作五虐之刑，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原注：始为截人耳鼻，椓窍黥面，以加无辜，故曰五虐）。（《通典》卷一百七十《峻酷》）

郑樵：韦昭曰：三苗，炎帝之后，诸侯也。尧舜之时，诛讨有罪，废绝其世，不灭其国。立其近亲，绍其先祀。所以有苗国历代常存，屡不从化。（《通志》卷二《帝舜》）

又：《随巢子》《汲冢纪年》曰：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同上）

罗泌：三苗国，周景式云：柴桑、彭泽之间，古三苗国。左洞庭，右彭蠡，负固而亡者。今衡、岳、潭之境而南海，亦有三苗国。（《路史·国名纪乙·三苗国》）

周祈：《书》传三苗国在江南荆、扬之间。《地理沿革表》，潭州古三苗国，潭州今长沙，盖建国在长沙，而所治则江南荆、扬也。国中多猫姓。（《名义考》卷五《三苗》）

陈士元：三苗即讙兜子饕餮也。又按：《神异经》云：西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飞，为人饕餮，淫逸无理，名曰苗民。《山海经》又云：《大荒北经》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一名三毛。（《孟子杂记》卷三《辨名》）

梁玉绳：三苗始见《虞·夏书》，其国以三苗为名，非三国也。亦曰有苗，亦曰苗民，亦单称苗，一曰三毛国。其人长齿，上下相冒，有翼不能飞。案：《吕刑》疏，《礼·缁衣》疏引郑注，《楚语下》韦注，并以三苗为九黎之后。《范史·西羌传》言三苗，姜姓之别，为炎帝后。《山海经》云：釐姓。《路史》据之以为黄帝后。三说未知孰是。至《山海经》谓头生苗民，既妄诞难信，高诱注《淮南·原道、修务》，以三苗乃浑敦、穷奇、饕餮三族之苗裔，尤臆解可笑。（《汉书人表考》卷九《三苗》，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程馀庆：三苗，国名，即今湖南溪峒诸苗，其种不一，故号三苗。今湖北武昌府、湖南岳州府、江西九江府皆其地。淮，疑作湖。（《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陈蒲清：三苗，南方的一个部族，散居于今湘、鄂、赣、皖毗邻地区，可能是苗族的祖先。或认为三苗是三族（炎帝后代）的不才子弟。荆州，汉水以南地区，即今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部分地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8]【汇注】

刘安：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北抚幽都，南道交趾。放讙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殛鲧于羽山。（《淮南子》卷十九《修务》）

[9]【汇注】

郑玄：幽州，北裔。禹治水既毕，乃流四凶。舜不刑此四人者，以为尧臣不忍刑之。（《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裴骃：马融曰：“北裔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尚书》及《大戴礼》皆作“幽州”。《括地志》云：“故龚城在檀州燕乐县界。故老传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神异经》云：“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髴，蛇身，人手足，而食五谷禽兽，顽愚，名曰共工。”（《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王圻：尝读董子《祷雨文》中，“其神共工”，意共工恶臣，舜所流也，何以主水？后见《淮南子·原道篇》曰：“共工与高辛帝争，不胜，遂潜于渊。”注谓共工以霸力行水于羲、农之间者也。杜预曰：共工氏以诸侯霸有九州，在神农之前，太昊之后，亦受水瑞。而《律书》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兵家有共工水害，颛顼禽之之说。又史曰：共工作乱，振滔洪水，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女娲氏戮之。据此则因其受水之瑞能振滔之。至死，即以之为水神。故后世言之者以为名，在羲农之间是矣。非《尧典》方鸠僝功者，乃舜所流耳。其戮之者，曰女娲、曰高辛、曰颛顼不同，世远事微，纪之错也。其曰为神者，岂有天人弗佑以害天下者而可祀之耶？此董子所以不纯也。（《稗史汇编·文史门·辨讹下·共工》）

又：西北荒中有人焉，人面朱发，蛇身人首而无足，名曰共工。此人食五谷禽兽，贪恶顽愚。（《稗史汇编·志异门·人异·共工》）

又：此名共工，亦国名，贪恶顽愚，故舜流贬于此地。（同上）

程馀庆：今顺天府密云县北五十里有故共城，即流共工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徐旭生：在古书中多传共工氏的事迹，上及远古，下到虞夏，可以指明共工在古代为一显著的氏族。共系地名，工未知何义。对于共工氏的传说颇不一致，有恭维它的，也有诋毁它的。可是不管恭维与诋毁，它的传说几乎全同水有关。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已经足以证明它同水有很深的因缘。恭维它的有《国语·鲁语上》，说：“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诋毁它的有《国语·周语下》，内说：“昔共工氏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共之从孙四岳佐之……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由于沉溺于淫乐，也或由于不知道变通尽利的道理，遂致覆亡，实使后人感慨系之。幸而族中还有四岳，生于治水的世家，能利用前人失败的经验，更精密地观察到水的本性，才能革除前人的错误，辅佐大禹，导治洪水，得了极大的成功，以至他的族姓，姜氏又成了显著的群后。这实在不是偶然的事情。（《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三章《洪水解·共工氏的兴亡》）

编者按：“幽陵”，杜佑《通典》卷一百六十二作“幽洲”，并释之曰：“幽洲，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可备一格。又《尚书·舜典》亦作“幽洲”。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舜典》云：“按《说文》，洲通作州。《括地志》云，故龚地，在檀州燕乐县界（原注：今顺天府密云县东北塞外地）。故老传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

金景芳、吕绍纲：《礼记·射义》郑玄注：“流，放也。”其实相当于今语之流放。……舜将共工流放到北方边远的一个什么地方，在幽州境内或境外，故曰幽州。究竟是什么地点，今无可考，亦无须考。（《〈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关于共工的说法尤多，依《左传》文公十八年及杜注说，共工是少皞之不才子。而《左传》昭公十七年“共工以水纪”下杜注又说：“共工以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农前，太皞后。”《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论衡·谈天》说同。《史记·律书》：“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此说共工与颛顼同时。据《世本·帝系》和《史记·五帝本纪》，颛顼是黄帝之孙，而舜是颛顼的六世孙。《国语·周语》载太子晋云：“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此说共工与鲧同时。《荀子·成相》：“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此说共工与禹同时。《战国策·秦策》说同。（同上）

又：以上诸说共工，时间差距很大，唯一可能成立的解释，是文献中所说共工非指一个人，而是先后几个人。他们都是共工这个氏族的代表，时间有先后，亦不必是一个父系血统的继嗣，他们是氏族内部推选产生的。原始氏族社会通常如此。摩尔根《古代社会》介绍的易洛魁人的氏族就是“氏族个别成员的名字，也就表明了他属于哪一氏族”，“酋长必须从本氏族成员中选出，他的职位在氏族内部世袭”（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3页、81页）。注意，是氏族内部世袭！酋长的名字应当就是氏族的名字。“共工”是这种情况的典型表现。不是一个叫共工的人活了无数世代，也不是文献记载混乱。共工是一个氏族，酋长屡换，而氏族常在。“流共工于幽洲”，舜将共工流放到北部幽州一个地方去。（同上）

【汇评】

黄志清：按：《神异经》中所载云云，大都是本夷风俗如此，故舜因窜四凶于此地，传所谓“以御魑魅者”是也，不可谓四凶便如此形象。（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10]【汇校】

裴骃：徐广曰：“变，一作‘燮’。”（《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汇注】

司马贞：变谓变其形及衣服，同于夷狄也。徐广云作“燮”。燮，和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言四凶流四裔，各于四夷放共工等为中国之风俗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陈蒲清：以变北狄，叫他改变北狄的风俗；或说改变他的装束，使跟北狄人一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史记·五帝本纪》在流、放、迁、殛四句之下，依次有“以变北狄”“以变南蛮”“以变西戎”“以变东夷”四句。《大戴礼记·五帝德》亦有此四句。对于变字的解释，古有两说：一说，《史记正义》引徐广云：“变，一作燮。”燮，和也。“以燮北狄”“以燮南蛮”，意谓流放四凶，让他们改变狄蛮戎夷之风俗为中国之风俗。《史记正义》云：“言四凶流四裔，各于四夷放共工等为中国之风俗也。”就是此意。另一说，用夷狄之风俗改变四凶，使之同于夷狄。《史记索隐》云：“变谓变其形及衣服，同于夷狄也。”就是此意。两说孰是？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以为《索隐》之说非。今按：《索隐》之说是。流放四凶，是一种最严厉的惩罚，让他们变同夷狄，符合流刑的原义，况且个别人作为罪人落入夷狄之中，事实上只能为夷狄所改变。（《〈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11]【汇注】

裴骃：马融曰：“南裔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神异经》云：“南方荒中有人焉，人面鸟喙，有翼，两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鱼，为人佷恶，不畏风雨禽兽，犯死乃休，名曰兜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杜佑：党于共工，故放之崇山。崇山，南裔。（《通典》卷一百六十二《刑制上·虞》）

罗泌：兜，以嬖臣狐攻专权亡国（罗苹注：荀卿云：尧伐之）。今弘农有地名（晁）志，为兜之都。然意为国，当如鲁，未必晁地。其后窜之崇山，则今澧之慈利也。有晁墓。然岭外州，《图经记》以为其窜所，乐史亦记州为所放处，则去崇山远矣。，隋为州，是为朱国。（《路史·国名纪乙·兜》）

又：崇山，在慈利。潞之涉东南亦有崇山，非也。（《路史·国名纪乙·崇山》）

又：妻土敬氏曰炎融，遗腹而生头，为尧司徒。弇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之人谓之倱伅，尧放之于崇山。头者，兜也。以狐功辅缪，亡其国。（《路史·后纪六·帝鸿氏》）

罗苹：《山海经》云：国人似仙，人面鸟喙，捕鱼海岛。郭氏谓：尧臣，有罪，放南海，死。帝矜之，使其子居南海，祠之。而《神异经》言“兜民鸟足，仗翼而行，食鱼，不畏风雨，有所触，死乃已。居南荒中”尤异。（见《路史·国名纪卷乙·兜》注）

又：崇山，在澧之慈利县，有兜冢。《左传》云：帝鸿氏不才子，凡其后世皆谓之子。（见《路史·后纪六·帝鸿氏》注）

朱之蕃：按：《书·疏》《禹贡》无崇山，不知其处，盖在衡岭之南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王圻：南方有人，人面鸟喙，而有手足，挟翼而行，食海中鱼，有翼不足以飞，一名鹏兜，一名兜，为人狠恶，不畏禽兽，犯死乃休。兜，国名也。（《稗史汇编·志异门·人异·鹏兜》）

蒋廷锡：崇山，在今湖广永定卫西大庸所东。（《尚书地理今释·舜典》）

程馀庆：崇山，在湖南澧州慈利县西三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王恢：崇山，当即嵩山。山南汝水即迳蛮中。《北史·郦范传》，道元守鲁阳，犹称“山蛮”。《路史·国名纪乙》：“弘农（灵宝）有地名兜，志为兜之都。”又曰：“澧州之慈利有兜墓。然岭外州，《图经记》以为其窜所。乐史亦记（一七一）州为所放处，则去崇山远矣。潞之涉，亦有崇山，非也。”《通典》说澧阳（大庸）。说在今安南中部之者，其荒唐与以西藏、敦煌说三危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流殛四罪》）

陈蒲清：崇山，在今湖南省大庸县西南；或说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林县、凌云县一带。（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编者按：《清一统志》云《尚书·疏》谓崇山在衡岭南，唐沈佺期有《从崇山向越裳》诗，《尚书》之崇山，当在交广之间。《通典》谓澧阳县有崇山，即放讙兜之所，《清一统志》又反对此说，言此崇山非放讙兜处。

金景芳、吕绍纲：《礼记·射义》郑玄注：“流，放也。”流训放。流与放都是今语流放之意。流、放以及经下文之窜、殛，四字同义，实无差别，为了行文的需要才分别使用四个不同的字。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经典》（陆德明《经典释文》）窜、蔡、杀、四字同音通用，皆谓放流之也。”经下文殛字义同，说见下。蔡沈《书集传》谓“流，遣之远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于此，不得他适也。窜则驱逐禁锢之，殛则拘囚困苦之，随其罪之轻重而异法也”。（《〈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欢，经文原作，《史记》作讙，今简化字作欢。欢兜的罪过，经上文有言曰：“欢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史记·五帝本纪》以训诂代经文，说：“欢兜曰：‘共工旁聚布工，可用。’尧曰：‘吁！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下文又说：“欢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正义》：“工师，若今之大匠师。”《论衡·恢国篇》亦云：“共工之行，靖言庸回，欢兜私之，称焉于尧。”是欢兜的罪过在于与共工阴相比奸。《左传》文公十八年：“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杜预注：“帝鸿，黄帝。浑敦谓欢兜。浑敦，不开通之貌。”《左传》所记欢兜的罪过与《史记》义同而文加详。（同上）

又：崇山，《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南裔也。”即南方边远之地。具体地点，据《太平御览》卷四十九引盛弘之《荆州记》曰：“崇山，《书》云‘放欢兜于崇山’，崇山在澧阳县南七十五里。”孔颖达《尚书正义》：“《禹贡》无崇山，不知其处，盖在衡岭之南也。”王鸣盛《尚书后案》谓：“其地不可的知也。杜佑云‘在澧州澧阳，本汉零陵地，今为澧州永定县’，恐臆说也。”今按：崇山地望虽不可确指，说在南裔，大江之南，当不误。如同共工之流于幽州，当时必有一个具体的地点，则是肯定的。（同上）

[12]【汇注】

王圻：南蛮多种，性不能教，连合朋党，失意则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崑，东至海洋，产出奇货，故人贪而勇战，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战，不可久师。（《稗史汇编·国宪门·南蛮》）

[13]【汇校】

蒋善国：“窜三苗于三危”：《说文》作“三苗于三危”，《孟子·万章上》作“杀三苗于三危”，《庄子·在宥篇》作“投三苗于三危”，只有《淮南子·修务训》作“窜三苗于三危”。按：杀是的省文，是“放散之不与通”的意思；与训塞，与“杜塞之使不得通中国”的意思相同。窜字也许是卫包改的，假借作字和字。（《尚书综述》）

【汇注】

裴骃：马融曰：“西裔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三危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神异经》云：“西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飞，为人饕餮，淫逸无理，名曰苗民。”又《山海经》云大荒北经“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杜佑：三苗，国名，缙云氏之后。时为诸侯。三危，西裔。（《通典》卷一百六十二《刑制上·虞》）

罗泌：［兜］生三苗氏。苗民长齿，上下相冒。高辛邦之，啖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谓之“饕餮”。尧窜之于三危。河西诸羌俱其类也。（《路史·后纪六·帝鸿氏》）

又：“三苗国”，周景式云：柴桑、彭泽之间，古三苗国。左洞庭，右彭蠡，负固而亡者。今衡、岳、潭之境，而南海，亦有三苗国。（《路史·国名纪卷乙·三苗国》）

又：“三危”，今戎虏瓜沙等州是其处，有三峰山，俗曰升雨山，在敦煌南三十里。《地道记》云：鸟鼠同穴，西有三危山，三苗所处，是也。（《路史·国名纪卷乙·三危》）

罗苹：《山海经》三苗国在西北赤水之东，南海三苗之国。记云：禹伐有苗，其余裔叛，以入南海。《外国图》云：去九疑三万三千里。《神异经》云：苗民人形而腋翼，不能飞，为人饕餮，淫佚而无度，居西北荒。（见《路史·国名纪卷乙·三苗国》注）

又：崇宁五年，蔡京修第于河北，得瓦棺十数，其骸皆长丈余，颅骨不圆，而楷牙如犬牙，下冒其骸，时谓撩牙。按《述异记》，苗民长齿，上下相冒，盖当时自有此一种人。虞氏瓦棺，则其时所瘗也。（见《路史·后纪六·帝鸿氏》注）

金履祥：《庄子·释文》谓尧六十年放兜于崇山，六十四年流共工于幽都，六十六年窜三苗于三危。（《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一《宾于四门》注）

又：《隋书》曰：党项羌者，盖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弥猴种。东接临洮、西平，西接叶护，南北数千里。三危，山名，旧云沙洲，燉煌县东四十里卑两山是。然三危乃因山以名其地，不必拘曰居此山也。（《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一《七十有六载窜三苗于三危》注）

蒋廷锡：三苗，今湖广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地。《史记正义》曰：“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今江州、鄂州、岳州也。”（《尚书地理今释·舜典》）

又：三危，在今陕西（编者按：原文如此，应为现在的甘肃）嘉峪关外废沙州卫界。《括地志》云：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原注：按：《蔡传》云“三危，西裔之地”，即《禹贡》所谓“三危既宅”者是矣。若导川黑水，所经之三危，自在大河之南，与此为二）。（同上）

程馀庆：三危山在肃州嘉峪关外废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按：在今甘肃省敦煌市东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钱穆：舜、禹征三苗，屡见《尚书》《战国策》《墨子》《荀子》《韩非子》《贾子新书》《淮南子》《盐铁论》《说苑》诸书，必为古代一大事。……《魏策》吴起之言曰：“昔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后世误谓在湖湘之间。惟洞庭、彭蠡地位既左右互易，又古衡山不指湖南，且不当在三苗北。古河域亦有名彭蠡者。江北汉水亦有名洞庭者。春秋河东有茅戎，又有陆浑蛮氏，亦称戎蛮子。杜《注》（编者按：杜预《春秋左传正义》）云：“在河南新城县。”苗与茅、蛮同声。古三苗疆域大率南北以此为度，正与虞、夏壤地杂处。舜、禹驱逼苗民，渐迁而西，所谓“窜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也。若三苗在湖、湘间，不应驱至今甘肃境。（《国史大纲》第一编第一章《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虞夏大事》）

又：案：《郡国志》陇西郡首阳县注：“《地道记》曰：‘有三危，三苗所处。’”首阳，今渭源县东北。鸟鼠山，今渭源县西。岷山，今岷县南。则三危居可知。又考汉永光二年，陇西羌反，冯奉世讨之，屯首阳西极上。如淳曰：“西极，山名也。”郭璞注《淮南·地形》：“三危，西极之山名。”则三危山即汉冯奉世所登之西极山。陆德明《庄子音义》：“三危，今属天水郡。”亦指此言。今失其名，无可确指。至敦煌卑羽，则自汉人拓迹，移而至此。当从《索隐》。（《史记地名考·上古地名》

王恢：三苗、三危：三苗九黎，种类实繁（三九多数义），远古与我族杂居黄河中下游。甲骨文苗、危凡数见，与其相关地方推测，当在河内沁水流域。《左》襄二十六年，晋与贲皇苗，《河水注》濝水历轵关南迳苗亭。在今济源县西。盖自涿鹿败溃，周犹存其故名；其族南窜，尧又败之丹水。此云“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复迁三危，盖缘《禹贡》作如是说，非其始也。而《禹贡》之三危，乃指昆仑、析支、渠搜之所居，在陇海河洮之间，即后之西羌也。而其余众顽蠢难化，则逾洞庭，散居湘、黔、桂、滇，今僮、傜、倮、苗，皆其裔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流殛四罪》）

陈蒲清：三危，山名。在今甘肃省敦煌县东。此据《括地志》说。或说在今甘肃省渭源县或天水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三苗因何罪恶而遭流放，《尧典》无说。《左传》昭公元年言自古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论衡·恢国篇》：“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国。”关于三苗，《战国策·魏策一》吴起对魏武侯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史记·吴起传》作“左洞庭，右彭蠡”。《说苑·君道篇》、《韩诗外传》三皆同《魏策》。盖《吴起传》北向言之也。文山即汶山。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引张奇曰：“汶山太远，非在南，衡山亦不得在北。盖山为江之讹，而南北字上下误次也。”按：张说南北字上下误次，是也。《括地志》云：“衡山兼跨长沙、衡州二府之境，此三苗所居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云：“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是三苗活动范围相当广大，大致当今湘、鄂、赣三省。故马融云：“三苗，国名也。”（《经典释文》、《五帝本纪》集解引）所谓国，其实是一个部落。（《〈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又，《左传》文公十八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杜注：“缙云，黄帝时官名。”《左传》昭公元年杜注：“三苗，饕餮，放三危者。”是文公十八年所云之饕餮，就是《尧典》“窜三苗于三危”之三苗。《左传》文公十八年叙述三苗罪状时，言“比之三凶”云云，视与另“三凶”有所不同。所言三苗之罪状重在物质上的贪欲，亦与“三凶”之在道德、精神上不良者异。是知三苗非华夏族。（同上）

又：所谓三苗，和经上文之共工、欢兜一样，既指一个具体的人即酋长，也指一个氏族或部落。流放的究竟仅止一人还是一个氏族或部落呢，古人未曾明言，但据《左传》文公十八年云：“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既言“族”，则所流者定非酋长一人。（同上）

又：三危，《史记集解·五帝本纪》引马融云：“西裔也。”《左传》文公十八年杜注：“裔，远也。”是三危在西部远方某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三危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又《禹贡》“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句下孔颖达疏云：“郑玄引《地记》‘《书》云三危之山在鸟鼠之西南，当岷山。则在积石之西南’。《地记》乃妄书，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左传》昭公九年：“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魑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杜注云：“允姓，阴戎之祖，与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王鸣盛《尚书后案》：“三危自是西裔，但今鸟鼠之西，岷山之北，积石之南，大山亦多，不知当以何山为郑所指之古三危，阙疑可也。”按：今甘肃敦煌东南有山名三危。是三危在汉之敦煌县，唐之沙州，今之敦煌市，可以确指，不必阙疑。（同上）

[14]【汇评】

刘安：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贤或不肖，唯唐虞能齐其美。（《淮南子》卷十《缪称》）

王圻：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野处，米粮少，金贝多，故人勇战斗难败，自碛石以南，诸戎种繁，地广形险，俗强凶狠，故人多不臣，当候之以外衅，歆之以内乱，则可图矣。（《稗史汇编·国宪门·西戎》）

[15]【汇校】

金景芳、吕绍纲：《汉书·律历志》及《楚辞》王逸注引《世本·帝系》云：“颛顼五世而生鲧。”《玉篇》引同书云：“鲧生高密，是为禹。”《史记·夏本纪》云：“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两说差距甚大，一说鲧是颛顼之五世孙，一说是颛顼之子。比较而言，《史记》之说恐有误。《五帝本纪》与《夏本纪》说就不同。《夏本纪》说鲧是颛顼之子，黄帝之曾孙。而《五帝本纪》言颛顼之子只曰生穷蝉，未及鲧。鲧与帝喾同为黄帝之曾孙，而尧是帝喾之子，是鲧为尧之父辈。这多少有一点问题。问题更大的是《五帝本纪》明言舜之父是瞽叟，瞽叟之父是桥牛，桥牛之父是句望，句望之父是敬康，敬康之父是穷蝉，穷蝉之父是颛顼，即舜是颛顼之六代孙。根据《尔雅·释亲》规定的亲属称谓，舜是鲧的族昆孙，鲧是舜的高祖的族父。相距六代的两个人，怎么可能处在同时，一个人把另一个流放了呢！可见《史记》关于鲧世系的记载是混乱的。《尧典》和《左传》文公十八年关于舜殛鲧于羽山的记载既是历史的事实，则必须认定《夏本纪》之鲧是颛顼之子的说法为不可信，而《世本》“颛顼五世而生鲧”和《五帝本纪》舜是颛顼之六代孙的说法为近是。（《〈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注】

韩非：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流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仲尼闻之曰：“尧之知，舜之贤，非其难者也。夫至乎诛谏者，必传之舜，乃其难也。”一曰：“不以其所疑败其所察，则难也。”（《韩非子》卷十三《外储说右上》）

吕不韦：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帝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黎黑，步不相过，窍气不通，以中帝心。（《吕氏春秋·恃君览·行论》）

司马迁：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史记·夏本纪》）

王逸：鲧迁羽山三年，然后死，事见《天问》“［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弛？］”（见《楚辞补注·离骚》）

高诱：羽山，东极之山也。《书》云“鲧乃殛死”，先殛后死也。（《吕氏春秋注·恃君览·行论》）

裴骃：马融曰：“殛，诛也。羽山，东裔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孔颖达：鲧障鸿水而殛死者，鲧塞水而无功，而被尧殛死于羽山，亦是有微功于人，故得祀之。若无微功，焉能治水九载？又《世本》云“作城廓”，是有功也。郑答赵商云：“鲧非诛死。鲧放居东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圣功，故尧兴之。若以为杀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书》云‘鲧则殛死，禹乃嗣兴’者，箕子见武王诛纣，今与己言，惧其意有惭德，为说父不肖则罪，子贤则举之，以满武王意也。”（《礼记正义·祭法》）

张守节：殛音纪力反。孔安国云：“殛、窜、放、流，皆诛也。”《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临沂县界。”《神异经》云：“东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土，知通塞，为人自用，欲为欲息，皆（曰）云是鲧也。”（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皆曰是鲧也”，“曰”下原有“云”字。张文虎《札记》卷一：“二字当衍其一。”水泽利忠《校补》：“王、柯、秦藩无‘云’字。”今据删。）（《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苏轼：羽山，东裔，在海中。殛，诛死也。流、放、窜，皆迁也。（《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罗泌：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息生之土，长而不穷，故有息石。汉元帝时，临滁地涌六里，崇二丈所；哀帝之世，无盐危山，土起覆章，如驰道状，盖息壤也。……然鲧以堙水殛，禹复用之。彼以障汨，而此以填后祸也。（《路史·余论卷十·息壤》）

吴琯：羽山，《地志》在东海郡祝其县南，今海州朐山县。（《吴越春秋》卷四《越王无余外传》校）

朱之蕃：黄洪宪曰：宋太（祖）云，四凶之罪，止于投窜，则殛亦非诛明矣。（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蒋廷锡：羽山，在今山东兖州府沂水东南一百里，接郯城县及江南淮安府海州赣榆县界。（《尚书地理今释·羽山》）

徐文靖：《周语》太子晋曰：“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滔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连山易》曰：有崇伯鲧，伏于羽山之野。又按：《一统志》羽山在淮安府赣榆县西北八十里，即舜殛鲧处。山下有羽潭。《左传》鲧为黄能，入于羽渊，即此。孔安国《舜典传》曰：羽山东裔，在海中，今登州府蓬莱县有羽山。《寰宇记》云：在县东十五里，即殛鲧处，有鲧城，在县南六十里。（《竹书纪年统笺》卷二《六十九年黜崇伯鲧》）

阮元：《礼记·祭法》：鲧障鸿水而殛死。（《诗书古训》卷五上《尚书今文·尧典》）

又：《春秋左氏》昭七年传：子产对曰：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同上）

又：《国语·周语》：太子晋曰：其在有虞，有崈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同上）

梁玉绳：始见于《吴语》。本作鲧，又作，又作，又作，又作。颛顼之后。鲧名，字熙，封于崇，伯爵。故曰伯鲧，亦曰有崈伯鲧，亦曰崇伯，亦曰崇鮌，亦曰夏鲧，亦曰白马。殛之羽山。……墓在临沂县东南百里。案：《墨子》云：伯鲧，帝之元子。故《海内经》注、《史·索隐》引《世本》及《帝系》并言颛顼生鲧，《海内经》言黄帝子骆明生鲧，《路史》言高阳子骆明生鲧，所说俱难信。本书《律历志》谓颛顼五世生鲧，似近真。然不如《吴越春秋》之为得矣。（《汉书古今人表考》卷九《鲧》，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程馀庆：殛：拘囚也。此羽山在山东登州府东三十里。“以变北狄”等句妙，放流中具有仁厚，具有经济。是五帝德。（《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钱保塘：《路史》瘄鲧年百有六，以壬辰日卒。（《历代名人生卒录》卷一《鲧》）

徐旭生：殛是诛责的意思。古人辩鲧并非被杀，大致不错。（《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施之勉：按：《郑志》：答赵商曰：鲧非诛死，鲧放居东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圣功，故尧兴之。若以为杀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洪兴祖曰：鲧迁羽山，三年，然后死。事见《天问》。瞿方梅曰：案《郡国志》，东海郡祝其县有羽山。注曰：殛鲧之山。杜预曰：在县西南。《博物记》曰：东北独居山西南有渊水，即羽泉也。俗称此山为惩父山。李申耆曰：祝其，在今江苏海州赣榆县西南五十里。（《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五帝本纪第一》）

王恢：羽山，河南嵩县东北。《左》昭七年：“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韩子祀夏郊。”其近禹居之阳城，何等明确。《杜注》乃偏取《汉志》祝其（今江苏赣榆）县羽山说之。《伊水注》正其谬：“涓水左合禅渚水，水上承陆浑县东禅渚。即《山海》所谓‘南望禅渚，禹父之所化’。”而《禹贡·山水泽地篇》注又依《杜注》，《元和志》（一一）从之。胡渭《禹贡锥指》（三二）、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犹谓“此地太近，非荒服放流之宅”，乃据《舜典》伪《孔传》“羽山东裔在海中”，取《寰宇记》（二〇）蓬莱县东南之羽山以强合之，且辨为《禹贡》之羽山在徐域，《舜典》之羽山在青城。江永《春秋地理考实》、程发轫《春秋左传地名图考》并是其说，盖皆就开发数千年后放逐罪臣于岭南、关东、塞北、西域之观念说也。更昧于《大戴礼》诸书以四罪配发四裔，后人又从而附会之，“书可尽信乎哉！”（《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流殛四罪》）

马持盈：殛，处罚，放逐也。有人解释为诛杀，不对，因为如果是把鲧杀死了，怎么还能使他变化东夷呢？羽山，在山东沂州。（《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陈蒲清：羽山，在今山东省蓬莱县东南。一说在今江苏连云港一带。（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程嘉哲：羽山，古地名，鲧被杀处。按：《舜典》中的四个罪人，其中三个或流、或放、或窜，都应远离本土，只有鲧被杀，当是在其封地附近就地正法的。《淮南子·地形》有“睢出羽山”之文，虽然由于睢水的故道多次变迁，最初的发源地已难确考，但在河南某处，总是无可置疑。《山海经》说鲧被杀于羽郊，有郊必有邑，可知羽山下古有羽邑。《说文》中有个叫作的古地名，古写作，是羽、邑二字的合书。这个地方在河南南部，正好离嵩山不远。据此推断，羽山当是它附近的小山。（《天问新注》）

张家英：《正义》所引孔安国语，见《尚书·舜典》“殛鲧于羽山”句下《传》。孔颖达疏云：“《释言》云：‘殛，诛也。’《传》称流四凶族俱是流；而谓之‘殛、窜、放、流，皆诛’者，‘流’者移居其处，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也言也；放者使之自活；窜者投弃之外；殛者诛责之称：俱是流徙。异其文，述作之体也，四者之次，盖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为罪之最大，兜与之同恶，故以次之。”又，《尚书·洪范》有“鲧则殛死”句，孔《传》：“放鲧至死不赦。”孔颖达疏：“《传》嫌‘殛’谓‘被诛杀’，故辨之云‘放鲧至死不赦’也。”是《尚书》之《传》与《疏》并以“殛”为“流放”。

《尔雅·释言》：“殛，诛也。”郝懿行疏：“‘诛’者，《说文》云：‘讨也。’……讨不必杀之。”是郝氏亦以为“殛”非“诛杀”之义。

鲧为上古传说人物；于其结局，传说亦不一。《山海经·海内经》有“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的记载；信此类传说者，即持“殛”为“诛杀”说。然在《尚书》中，“殛”与“流、放、窜”并列；在《史记》此处，“殛”亦与“流、放、迁”并列，则此“殛”字，自是“流放、迁徙”之义。（《〈史记〉十二本纪疑诂·五帝本纪·殛》）

田昌五：殛即放逐，从有关材料看，鲧确实被放逐了。鲧，允姓。羽山，据《后汉书·贾复传》“复亦聚众于羽山”，其地在今南阳之西。后来这里有一个允姓鄀国，当为鲧之后裔。（《华夏文明的起源·万国并存唐虞兴》）

金景芳、吕绍纲：殛字古人训释不一。《说文·歺部》：“殛，殊也。《虞书》曰：‘殛鲧于羽山。’”……段注于许氏引《尧典》“殛鲧于羽山”句下又云：“此引经言假借也。殛本殊杀之名，故其字厕于殇、殂、殪、之间。《尧典》‘殛鲧’，则为‘极’之假借，非殊杀也。《左传》曰：‘流四凶族，投诸四裔。’刘向曰：‘舜有四放之罚。’屈原曰：‘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注：‘言尧长放鲧于羽山，绝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郑志》答赵商曰：‘鲧非诛死，鲧放居东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圣功，故尧兴之。’寻此诸说，可得其实矣。”按：段注之说极是。（《〈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说文》殛字下引《尧典》“殛鲧于羽山”，段氏疑是后人所增入。“殛鲧”乃“极鲧”，这是有诸多文献可证的。……段氏《古文尚书撰异》：“殛之所假借为极。极，穷也。《孟子》言‘极之于所往’是也。”又云：“刘向谓放、流、窜、殛为四放之罚。今浅学谓殛为杀，大误。”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亦云：“‘殛鲧于羽山’，今文与古文同，殛与流、放、窜同义，非诛杀也。伪孔不明殛义，并窜、放、流皆训诛矣。”《史记·夏本纪》云：“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亦谓鲧因殛而死，殛非死刑。鲧被舜流放到羽山那个不毛之地，就死在那里。训殛为诛杀，于事理亦不合，处死本可随时随地，何须远至东方之羽山！（同上）

又：还有一个舜“殛鲧于羽山”发生在禹治水之前还是之后的问题。《郑志》：“答赵商云：鲧非诛死。鲧放居东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圣功，故尧兴之。若以为杀人父用其子，舜、禹何以忍乎！”是郑玄认为殛鲧在禹治水之后。孔颖达《尚书正义》引王肃云：“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后以鲧为无功殛之，是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则禹之勤劳适足使父致殛。”是王氏以为殛鲧当在禹治水功成之前。按：王说是，有文献可征，《洪范》：“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对曰：‘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襄公二十一年：“鲧殛而禹兴。”杜注：“言不以父罪废其子。”《史记·夏本纪》：“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此四条材料皆言殛鲧在先而兴禹在后。（同上）

【汇评】

杜佑：按司马迁曰舜流四凶于四裔，以御魑魅，此一明四凶不死也；又《舜典》云“流宥五刑”者，五刑中有死，既以流放代死，此二明四凶不死也；又《舜典》言舜美皋陶作士曰“五流有宅”，孔安国注云：“五流有宅”者，谓不忍加刑，则流放之若四凶，此三明四凶不死也。按《洪范》“鲧则殛死，禹乃嗣兴”，或者谓便杀之，所以辨鲧至羽山而自死者也。（《通典》卷一百六十二《刑制上·舜》）

苏轼：《史记·舜本纪》，舜归而言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太史公多见先秦古书，故其言时有可考，以证西汉以来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穷奸极恶，则必诛于尧之世，不待舜矣。屈原云“鲧婞直以亡身”，则鲧盖刚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皆小人也，则安能以变四夷之族哉？由此观之，四族之诛，皆非诛死，亦不废弃，但迁之远方，为要荒之君长尔。如左氏之言，皆后世流传之过，若尧世有大奸在朝而不能去，则尧不足为尧矣。（《东坡志林》卷三）

夏僎：说者又谓，鲧性狠极，帝所素知，何早不去而待于舜？盖舜之时，治水无功，法应贬黜，而又必诛殛之于羽山，抑又何耶？盖鲧之才智，天下之所谓大奸侫者，始见尧朝，位卑任轻，则能隐其恶而居其职，虽尧知其方命圮族，而恶迹未著，何因去之？及将进而用以治水之任，则尧之用过乃分，恶必著见，故吁而言其不可。已而大臣举之，天下贤之，不得已而试其治水之任。及鲧既居治水之任，九载之间，平昔韬藏之恶，一旦发露，故舜得以殛之。如王莽、司马懿，若使终身居卿大夫之位，必不彰篡逆之谋，惟用过其分，则有以发其凶慝也。（《尚书详解》卷一《尧典》）

沈自邠：殛人之父而用人之子，舜固开诚而不疑；而禹目击其父之见殛而身遂受舜之用，亦无纤毫芥蒂也。盖至此而见帝舜用法之公云。（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崔述：“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纲目前编》以尧之七十一载为舜殛鲧之年，七十二载为舜用禹之岁。余按：鲧，大臣也，其德虽不可用，其才未必无可观，使其诛果不可暂缓，尧不待舜之摄政当即殛之；使犹可暂缓而责其后效，舜必不于摄政之初而即殛之也。舜之摄政，不过尧老而代之理事以终尧之功；非尧有所不能，必待舜而后能之也。学者亟于称舜，遂至往往无以处尧，亦已过矣！《书》曰：“鲧则殛死，禹乃嗣兴。”但言禹兴于鲧殛之后耳，非谓鲧甫殛而禹即兴也。若鲧甫得罪而禹即任事，揆诸人情亦殊不可；舜何独不少为禹地乎！况舜之即位，禹虽已为司空，然尚未平水土，则是舜之举禹虽在尧世而为时亦不甚久也。然则鲧之殛当在舜摄政数年以后，禹之举当在尧殂落数年以前，乃于事理为近。（《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二《附录·殛鲧，兴禹非一时事》）

王恢：《书》云“明试以功”“三载考绩”，鲧不过“试之而无功”，黜之足矣，何烝殛之徐州犹嫌太近！尧舜圣明，既放“进言共工”之兜，而“四岳举鲧”，且“强请试之”，未闻稍加惩处，得毋同罪而异罚乎？抑兜、共工、鲧，皆国之重臣，不于国门以儆臣工，乃与作乱之三苗同科，迸诸四夷，尚得谓“用刑当其罪”而殛之海中耶？（《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流殛四罪》）

又：《吕览·行论》《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论衡·率性》，并云鲧欲得三公，尧不听，欲为乱，尧殛之。《竹书》云：尧六十九年黜鲧，七十年得舜。而《左》僖三十三年、《孟子·万章篇》，皆云舜殛鲧。《路史·后纪》（一一）又云，尧禅舜，鲧非之，帝乃殛之羽山；共工又讪，流之幽州；罗苹注曰：“程子以为共、无大奸，恐一旦舜以侧陋显居其上，且将臣使之，故不能堪而作恶。”盖传说既异，后人臆说又殊也。（同上）

杨钊：《国语·吴语》在伍子胥劝说夫差不要淫乱时，说：“今王既变鲧、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罢民于姑苏，天夺吾食，都鄙荐饥。”这里是把鲧与禹当成英雄，而将“鲧、禹之功”并提。《韩非子·五蠹》也说：“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这也是鲧禹并提，而没有褒此贬彼。《左传》文公二年记鲁国的君臣们，在讨论祭祀先君的次序时，有的主张僖公提到闵公的前面，有的提出反对理由，说：“祀，国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谓礼乎！……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夏的后人祭祀祖先时，不但没有把鲧当成罪人排除在祭祀之外，反而把他当成先人并且排在大禹之先加以奉祀。（《鲧、禹治水及其他》，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

又：鲧治水是尽心竭力，为什么被杀呢？《国语·晋语八》说是“鲧违帝（尧）命”，《尚书·尧典》说他是“方命圮族”。儒家传说尧、舜、禹禅让的佳话，其实在原始社会末期，各个部落首领就展开了争夺最高领导权的尖锐斗争，如《竹书纪年》载“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又“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不使其父相见”，再“舜篡尧立，立丹朱城，俄又夺之”。《韩非子·说疑》说：“舜偪尧，禹偪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尧、舜之时，争权的斗争已很激烈，鲧就是死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因为其他，后来禹又继承了父鲧的事业，把舜击败而夺取了王位。鲧是为夏部落的利益而牺牲的，而且在治水的活动中也建立了功勋，所以大禹和夏王朝以及以后的各个帝王隆重祭祀鲧也是必然的。（同上）

[16]【汇注】

王圻：东夷之性，薄礼少义，悍急能斗，依山堑海，凭以自固。上和下睦，百姓安乐，未可图也。若上乱下离，则可以行间。间起则隙生，修文教以来之，固兵甲以击之，其势必胜。（《稗史汇编·国宪门·东夷》）

梁玉绳：“于是舜归……以变东夷。”按：罪四凶见于《尚书》，述于《孟子》，至《大戴礼·五帝德》始有变四夷之说，岂真孔氏语哉？舍经文而从别记，史公之好异也，乃又谓舜巡狩归而言于尧以罪之，盖与《夏纪》同误。流、放、迁、殛，不同一时，特《尚书》总记于舜摄位巡狩之后，见天下咸服帝尧，以起下如丧考妣耳。（原注：有谓天下服舜者非。）陆德明《庄子释文》云：“尧六十年放兜，六十四年流共工，六十六年窜三苗。”（原注：元金履祥《通鉴前编》）陆氏必有案据，吾然其言。而鲧独未及。考《竹书纪年》云“尧六十一年命崇伯鲧治河，六十九年黜崇伯鲧”，正合“九载绩用弗成”之文。其事出尧不出舜，故《国语》太子晋曰“有崇伯鲧，尧用殛之”，《左传》子产曰“尧殛鲧羽山”，《汉书》鲍宣曰“尧放四罪而天下服”，《后汉书》樊儵曰“唐尧大圣，尚优游四凶之狱，使天下咸知，然后殛罚”，并以放四罪为尧。惟《万章》从战国流俗之言，称此事属舜，盖与《左传》僖三十三年胥臣言“舜殛鲧兴禹”同误，史公谬仍之（原注：《荀子·议兵篇》云“尧伐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此又歧论也）。后儒解经，未曾参检，而复以舜所去之四不才子并为一科，不亦舛乎？若以放四罪之事非出于尧，则尧岂能稽诛至舜摄位日耶？《韩子·外储说右上》《吕氏春秋·行论篇》、晋张华《博物志》俱谓鲧、共工、三苗因谤尧让舜得罪，则诬妄甚矣。（《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17]【汇注】

王充：兜之行，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称荐于尧。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国。鲧不能治水，知力极尽，罪皆在身，不加于上，唐虞放流。流于不毛，怨恶谋上。（《论衡·恢国篇》）

班固：唐、虞之际，至治之极，犹流共工、放讙兜、窜三苗、殛鲧，然后天下服。（《汉书·刑法志》）

郑樵：伯鲧治水九载，而功用不成；三苗为乱于江淮，讙兜举共工，试以工师，淫荒怠事，舜因巡狩，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通志》卷二《帝舜》）

陈经：流、放、窜、殛，不必皆死刑也。特置之远方，使不与中国齿也。何以知之？左氏曰：投诸四裔。而此经上文言“象以典刑”“钦哉”“惟刑之恤”，则知舜当轻刑之际，犹怀钦恤之念。四凶虽剧恶，岂遽致之死哉？此四凶者，左氏所载甚详。幽州、崇山、三危、羽山，即四裔也。尧不能去，至舜而始去之，以见帝尧圣明在上，四凶之奸谋邪心，不敢发露，而才谋智略，足以立功，及舜以匹夫而为天子，四凶乃于此时忌嫉之心生，而奸邪发露，不能掩其恶故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舜之心即天下之心也。舜以公天下为心，而无所容其私，可罪者在彼，而舜无预焉。天下虽欲不服，乌得而不服？舜摄位之初，车服以庸，则赏足以劝善，四罪而天下咸服，则罚足以惩恶，此舜所以为能用其权也。（《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陈泰交：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当罪也。（《尚书注考》）

齐召南：帝尧陶唐氏，七十载，举舜，罪四凶。（《历代帝王年表·帝王》）

崔述：杜氏《左传集解》谓浑敦即兜，穷奇即共工，梼杌即鲧，张氏《史记正义》谓饕餮即三苗，则一事矣。余按：以为二事，则彼称“四罪”，此言“四凶”，事既不异，数亦适符，不应如是之巧；况合而计之，当为八罪八凶（刚案：当作“四罪四凶”），又不应《经》独记彼，《传》独言此，各述其半而止也。以为一事，则同此四人，《传》何不明言之，而但为隐词？况鲧有过人之才，如《传》所云，四岳及廷臣无因共荐之；而三苗之杀戮无辜，亦不应仅斥其贪冒聚敛而已也。公羊氏云：“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盖本一事而传之者各异，犹皋陶典刑而或以为伯夷也。谓别为一事固不可，谓即此四人亦不可也。况史克之语夸甚，安能保其不失实；必委曲为之说，使之并行不悖，此学者之大病也。故列之于存疑，而即附之“四罪咸服”之后。（《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二《〈左传〉四凶为传闻之误》）

徐旭生：至于四凶，古书中有不同说法。《左传》文公十八年：“举十六相，去四凶。”……《尚书》作共工、兜、三苗、鲧。《左传》则作浑敦、穷奇、梼杌、饕餮。《史记》兼采二说。《尚书》说，载于《帝尧》中，《左传》说，载于《帝舜》中，这是良史审慎的处理法。史迁知二说来自不同源的史料，所以兼载之。后人因四数相合，就竭力比附，以共工为穷奇，兜为浑敦，三苗为饕餮，鲧为梼杌。实则，穷奇出于少昊氏，嬴姓；共工氏，姜姓，与少昊氏无干。兜，据《山海经》，为一南方氏族名。又说此氏族与鲧、颛顼有关系，未说他与浑敦有关系。至于浑敦，实出于帝鸿氏（鸿即江，实为“帝江”），在西方天山附近，与南方的兜并不相干。这几点显著矛盾，足证《尧典》与《左传》虽全说到“四凶”，却原来是两回事。不管怎样，但可说明当时的人口繁衍，部落势力扩大，彼此之间掠夺财物，扩占土地，引起了部落之间的战斗。所谓“流、放、窜、殛”，只不过是对战败者的处理办法。一个流于北方（幽州在北），一个放于南方（崇山有多处同名，有冀州之崇山、豫州之崇山、南方之崇山。兜既属南方氏族，则此崇山，当指南方），一个窜于西方（三危在西），一个殛于东方（羽山在东方）。而帝舜则是个战胜者，统占了中原，即所谓“天下咸服”。（《尧舜禹·帝舜》，载《文史》第39辑）

金景芳、吕绍纲：四，指经上文所言之共工、欢兜、三苗、鲧，亦即《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言之穷奇、浑敦、饕餮、梼杌四凶族。罪字本作辠，秦时改作罪。《说文》辠字下云：“犯法也。”“四罪”二字在此句经文中不是一个词，指共工等四凶，而是两个词，“四”是四凶，“罪”指四凶伏罪，即受到应得的惩罚。或者说，舜给四凶治了罪，亦即经上文说的流、放、窜、殛。（《〈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天下”，中国古代文献常用的词，其含义因历史时代不同而有变化。原始社会是血缘社会，在进入氏族制阶段之后，人们始终以氏族为单位，以部落为界限。人们的活动范围极小，氏族和部落就是他们视野中的天下，而后扩大到部落联盟，再扩大到部落联盟之外的其他部落联盟。尧舜时代已进入氏族社会的最后阶段，天下的范围应包括当时即被称为中国的华夏族的部落联盟及四裔的异族部落。（同上）

又：“天下咸服”的“服”字应是《孟子·公孙丑上》“中心悦而诚服也”的服，不是《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服。服什么？伪《孔传》云“皆服舜用刑当其罪”是对的。舜流放共工等四凶，是以实际的行动实行了经上文说的“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和“唯刑之恤”的原则。虽有过错且造成后果但能改正的，赦免；坚持不改，顽固不化的人则必施刑。然而不施肉刑，更不诛灭，而是流放之于四裔。故天下皆心服。（同上）

【汇评】

孟子：舜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孟子·万章》）

庄子：崔瞿问于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子曰：“汝慎无撄人心，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杀，淖约柔乎刚强，廉刿彫琢，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县而天。偾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尧于是放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都，此不胜天下也。”（《庄子·在宥》）

管子：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务一也。夫民贪行躁，而诛罚轻，罪过不发，则是长淫乱而便邪僻也。有爱人之心，而实合于伤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管子》卷十五《正世》）

韩非：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有以天下而传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仲尼闻之，曰：“尧之知舜之贤，非其难者也。夫至乎诛谏者，乃其难者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编者按：尧舜时代，曾有诛伐讙兜、有苗、共工及鲧之举，究其原因，则大相径庭，韩非之言，乃以反对禅让所致，此法家与儒家以及史迁之说，皆不相侔。

杨震：臣闻政以得贤为本，理以去秽为务。是以唐、虞，俊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见《后汉书·杨震传》）

刘恕：四凶之罪，著于海内。尧知舜于侧微，天下未尽厌服，遗之大功二十，使民臣仰其功业；而郑玄以尧之末年，四凶在朝，为亢龙有悔，乌足以知圣人哉！（《资治通鉴外纪》卷一《帝尧》）

苏轼：此四凶族也，其罪则莫得详矣。至于流且死，则非小罪矣。然尧不诛而待舜，古今以为疑，此皆世家巨室，其执政用事也久矣，非尧始举而用之，苟无大故，虽知其恶，势不可去，至舜为政，而四人者不利，乃始为恶于舜之世，如管、蔡之于周公也欤！（《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黄伦：周氏曰：舜之时，四凶皆在其朝，而尧未之去，舜既即位，始正其罪，投之四裔，而天下咸服。岂尧之知人不若舜之明欤？且尧为天子，舜为匹夫，一旦举而授以天下之重，尧非有知人之明，其孰能断之而不疑哉？夫天下之事，其有难于以天子之位与人，而必得其人者哉？故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尧既能知舜矣，而谓其不能知四凶也，可乎哉？盖四凶至此，其罪已大著耳。或曰：尧非不知四凶也，尧以舜兴于侧微之中，天下之心，未尽厌服，故留遗此大功焉耳。呜呼，亦未必然也！（《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又：黄氏君俞曰：孔子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此四凶之所以诛也。四凶于尧之末，其恶已萌矣。尧冀其迁善远罪，而未之诛也。于舜之摄恶积而不可解，所以见诛也。尧舜之刑，不刑其过，刑其迹也。尧舜之赏，不赏其功，赏其心也。故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同上）

范浚：或曰：尧之时，四凶犹在，舜即位，始去之。左氏谓尧不能去，然则何以为尧乎？答曰：左氏失言。彼四凶恶，未稔，天下未尽闻，则尧不遽诛，至舜而四罪章，乃诛之耳。汉人固云唐尧优游，四凶厌服，海内唐人亦谓使尧恶四凶，不待试用，加之诛放，天下必以为戮不辜，此言是也。不然，以尧大圣，去四凶如去虮虱耳，不能云乎哉？太史公因左氏语而易之曰：尧未能去，谓未去之可也。以谓未能，则亦不可。然予抑有疑者，洪水方割，万人昏垫，使鲧治之，历九载而绩弗成，则赤子之为鱼久且众矣。忍鱼其民而不忍乎凶人，实忍万人而不忍一鲧之身，岂尧心哉？此固予所疑者，其亦尽信书不如无书谓乎！（《香溪集》卷六《去四凶辨》）

郑伯熊：兜共工之徒，其恶著于心，在尧舜朝久矣，而不敢少肆者，尧之心如水镜之于物，其妍丑不吾欺也。而人之鉴于水镜者，岂得自隐哉。彼其心盖知夫尧之见之如见肺肝，恐惧惭缩之不暇，而暇恶之肆乎？恶无所肆，而才为世用，其假息于尧之世宜也。圣人之于人虽不可化，亦曰姑惟教之；化之未格，亦曰姑惟俟之。俟之久矣，而终不吾化，则所谓不移之愚，而怙终之刑所不得而宥也。且尧之德辉被乎四表，鸟兽知之，而况于人乎？民变时雍，而况在朝廷之上，日迩清光者乎？终尧之世，而不变是，无时而变矣。岂得留在庶顽之列，以俟其格哉？然四子之心术，尧舜知之，固也。朝廷之士，且不知顾方以为贤而荐之，一诛而天下咸服，何也？自尧舜发其心术之秘，而朝廷之士察之矣。凡小人之恶，未尝不包蓄，然未有终能忍而不泄者，未尝不掩覆，亦未有终能护而不彰者。舜兴于畎亩之中，群臣天下之所安，而小人之所不悦也。其所包蓄者泄而揜覆者著矣，亦幸而在于用轻典之世哉！（《郑敷文书说·四罪而天下咸服》）

时澜：四罪必于恤刑之后言之，见史官深识唐虞用刑之意。以舜象刑条目观之，必至于是事势穷极然后加之，以贼刑既钦且恤，则知舜于四罪之诛亦可谓大不得已也。肉刑尚尔，况于流放窜殛又重于肉刑者乎？四罪而天下咸服，舜自即位以来，止于四罪之诛，故史官特叙于《舜典》之篇，抑以见用刑之简也。虽然，四凶之恶，非一日矣，尧不能去，而留以遗舜，何也？圣人于天下之善恶，行此心之至公，而顺是理之所到。尧之时，四凶之恶未成，尧何忿嫉之心，至舜之时，四凶之恶已著，舜不得而已也。舜之诛凶，与尧之用舜，其道一也。（《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陈经：或曰：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斧钺，圣人之极至也，以舜之圣，固足以潜消奸宄，而兴起斯人之善心，又何以赏罚为？曾不思圣人之威天下，本不以兵革也。而孤矢之利未尝废，圣人之固国本，不以山谿之险也；而王公设险以守国者未尝废。圣人之化民，本不以声色也，而三令五申者未尝废。呜呼，此圣人吉凶与民同患难之心，必如是而后道与法并行，化与政并立，不然，则亦徒善而已矣。（《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王若虚：《舜典》称“四罪而天下咸服”，言刑之当而已。《史记·帝尧本纪》云：“舜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至《舜纪》则引《左传》所载浑沌、穷奇、梼杌、饕餮之事，云“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魑魅”，文虽差殊，其为四罪，一也。一则曰变四夷，一则曰御魑魅，舜之意果安在哉？盖二者皆陋说，不足取焉。且此事止当做《舜纪》而复见于尧，止当从经，而反取于传，纪之语不亦冗而杂乎？（《滹南遗志集》卷九《史记辨惑》）

金履祥：《书》叙四罪在舜摄位之末，盖作书者纪舜象刑之法，与其恤刑之意，因纪二十八年之间所刑者四人而已，外是无刑者，是则因而系诸典刑之下，非摄位季年之事也。若果季年之事，则崇鲧羽山之殛，稽诸于三考之后，而追罪于三十年之余也。且是时禹已成功而罪鲧，人情之必不然者，而谓圣人为之乎！（《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一）

王充耘：此言圣人用刑轻重，各当其罪，故足以服天下之心。流轻乎放，而殛重于窜，盖因其罪而罪之，故各随其轻重而异其法，圣人初无容心于其间也。圣人以天下之怒为怒，故重不失之苛，轻不失之纵，夫孰得而议之。（《书义主意》）卷一《舜典》）

郝敬：或曰：尧不诛四凶，何也？天下事，非一圣人所能兼，罪恶未盈，圣人亦不忍先发。放流能改，虽舜亦将宥之耳。故尧之不诛，与舜流宥之意同。……象刑诛凶者，明试考功之事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朱之蕃：太史公欲叙舜罪此四凶，先把四凶之罪却略叙明，便是文有卷按处。（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郝懿行：去四凶者虽舜，其实皆秉命于尧。盖舜斯时方居摄，未陟帝位也。故流、放、窜、殛，特书于二十八载之前，以明去四凶者尧也。《左传》谓“尧未能去，至舜而后去之”，非也。（《书说》卷上，见《郝懿行集》）

尧立七十年得舜[1]；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2]，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3]。百姓悲哀[4]，如丧父母[5]。三年，四方莫举乐[6]，以思尧[7]。尧知子丹朱之不肖[8]，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9]。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10]；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11]，而卒授舜以天下[12]。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13]。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14]，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15]，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16]。舜曰[17]：“天也[18]！”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19]，是为帝舜[20]。

[1]【汇注】

徐文靖：“帝尧陶唐氏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锡虞舜命”，《笺》按：《尧典》曰：“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五帝本纪》曰：“尧立七十年得舜。”是矣。（《竹书纪年统笺》卷二《帝尧陶唐氏》）

[2]【汇注】

崔述：《史记》称舜得举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盖以《经》之“二十八载”为自举舜时数之也。《蔡传》云“历试三年，居摄二十八年”，则是自舜“受终”时计之矣。余按：《经》云：“乃言厎可绩，三载。”不容舜举二十年而厎可绩者止三载。孟子云：“舜相尧二十有八载。”不容初举历试之时即以相尧称之。蔡氏之说是也。（《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二《舜摄政年数》）

[3]【汇注】

墨子：昔者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编者按：孙诒让：毕云，蛩，《初学记》引作“鞏”，一本亦作“鞏”。《北堂书钞》《后汉书注》《太平御览》俱引作“邛”）之阴。（《墨子》卷六《节葬下》）

吕不韦：尧葬于谷林，通树之。（《吕氏春秋·孟冬纪·安死》）

裴骃：徐广曰：“尧在位凡九十八年。”骃按：《皇览》曰“尧冢在济阴城阳。刘向曰‘尧葬济阴，丘垅皆小’。《吕氏春秋》曰‘尧葬谷林’。”皇甫谧曰：“谷林即城阳。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皇甫谧云：“尧即位九十八年，通舜摄二十八年也，凡年百一十七岁。”孔安国云：“尧寿百一十六岁。”《括地志》云：“尧陵在濮州雷泽县西三里。郭缘生《述征记》云‘城阳县东有尧冢，亦曰尧陵，有碑’是也。”《括地志》云：“雷泽县本汉城阳县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孔颖达：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者。尧以天下位授舜，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赏均平也。五刑有宅，是能刑有法也。禅舜而老，二十八载乃俎，是义终也。（《礼记正义·祭法》）

刘恕：孔安国曰：尧年十六升为天子，七十载求禅，试舜三载，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载，尧凡寿百一十七岁。王肃曰：历试三载，其一在征用之年，其余二载与摄位二十八年，凡三十岁。孔颖达曰：尧一百一十六岁，言七误也。皇甫谧曰：尧以甲申岁生，甲辰即位，甲午征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一十八，在位九十八年。（《资治通鉴外纪》卷一《帝尧》）

袁燮：后世人主亦曰崩，此皆不与死字相似。《檀弓》载子张死，召申详而语之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几乎？”言庶几其可谓之终也。众人皆只是死，圣人则否。（《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郑樵：尧生，以甲申即位，以甲辰召舜，以甲午召舜之年，尧七十一矣。舜以甲寅摄政，尧九十一矣，以辛巳崩，是避位二十八年，在位九十八年，凡百十八岁，葬于谷林，实济阴。（《通志》卷二《帝尧》）

罗泌：古今之事绪无穷，而地理之差尤为难于究竟。尧之冢在济阴成阳，尧母灵台在南。汉章帝元和二年，使奉太牢，祠尧于成阳、灵台，是其处也。今皆在濮之雷泽东南。而王充乃云葬崇山，墨子则谓北教八狄，道死南已之市，而葬蛩山之阴。盖仪墓尔。按：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言灵台碑以为《史记》《地志》《水经》诸书，皆无尧母葬处，粤稽《地志》及范晔《志》则云成阳有尧冢、灵台，而此碑云：“尧母葬兹，欲人莫知，名曰灵台。”又郭缘之《述征记》：“成阳城东南九里有尧陵，陵东有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盖尧妃也。东南六里，有庆都冢，上有祠庙，而《水经注》言：‘成阳城西二里有尧陵，陵南一里有庆都陵，于城为西南，称曰灵台乡，曰崇仁邑，号修义。’”其葬处明白若此，恶得云“无”言邪？然《述征记》“在成阳东”，而今之所识，乃在成阳西北四十里谷林，则古今疆场相出入，有不同者。郭氏所记乃小成阳，小成阳在成阳西北五十里，隶于河南，有山曰成阳，谷林在其下。小成阳以山得名，乃尧葬所在，有尧之故名焉。即庸俗所谓囚尧城者。（《路史·发挥卷五·辨帝尧冢》）

罗苹：《论衡》曰尧葬冀州，或云葬崇山。仪墓如汉世远郡园陵与苍梧舜墓之类，非实葬所。《山海经》云：尧葬狄山之阳，郦善长以为非，亦此类。（见《路史·发挥卷五·辨帝尧冢》注）

陈士元：郑玄氏云：尧游城阳而死葬焉。《外纪》云：尧葬于谷林。子十人，长曰监明，先死。监明之子式封于刘，其后有刘累事存。《汉纪》尧取富宜氏，生朱、朱傲，使出就丹，尧崩，舜封朱于房，为房侯，谓之虞宾。夏后封之唐。（《论语类考》卷七《尧》）

王圻：尧都平阳，而陵在兖之东平，相去三千余里。岂河东土厚，反无尺地可为衣冠之藏（葬）？意尧老舜摄，端拱无为，乘彼白云游于帝都，至兖徂落，而遂卜因山耶？古人嬴、博之葬，其亦缘此耳。（《稗史汇编·文史门·辨讹下·舜葬仓梧》）

孙之：《路史》二十有八载，然写其天下之尊，爰与方迴游于阳城，乃徂落。《世纪》云：尧葬济阴成阳西北四十里，是为谷林。墨子以为尧堂高三尺，土阶三等，北教八狄，道死蛩山之阴。《山海经》尧葬狄山之阳，一名崇山。《东坡书传》尧寿一百一十七岁。《尚书通考》尧十六岁，自唐侯升为天子，在位七十载，试舜三载，又老不听政二十有八载，在位通计一百单一年，寿一百十六岁。沈约曰：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让不克，朱遂封于房，为虞宾。三年，舜即天子之位。帝崩，虞氏国之于房，为房邑侯。（《考定竹书》卷二《一百年帝陟于陶》）

齐召南：帝尧陶唐氏，在位一百载崩，禅位于舜。葬成阳。（《历代帝王年表·帝王》）

徐文靖：“帝尧陶唐氏，一百年，帝陟于陶”。《笺》按：尧元丙子，终乙卯，凡一百年。《异苑》：晋太康三年冬大寒，南州人见二鹤，语曰：今岁不减尧崩年。《吕氏春秋》曰：尧葬谷林。《帝王世纪》曰：尧在位九十八年，一百一十八岁乃殂，葬于济阴之成阳西北四十里，是为谷林。尧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故以天下命舜。（《竹书纪年统笺》卷二《帝尧陶唐氏》）

梁玉绳：按：《书》言“尧七十载得舜”，又言“二十八载尧崩”，史与经合，《竹书》谓“百年陟”，非也。故《论衡·气寿篇》云“尧七十载得舜，舜征二十岁在位，尧退而老，八岁而终，至殂落八十九岁”，未在位之时必已成人，今计数百有余矣。而《集解》引《世纪》云“尧以甲辰即位，甲午征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思以求合于《史记》，则尧五十一岁得舜，七十一岁摄位矣，岂不妄哉！（原注：《列子·仲尼篇》谓“尧治天下五十年禅舜”，《汉·律历志》谓“尧在位七十载”，尤妄。）唐韩愈《昌黎集·论佛骨表》从之，亦未深考耳。盖尧之年无征，伪孔《传》言尧十六为天子，《世纪》谓二十为天子，不知何据。若依孔《传》是百十六岁（原注：《书·传》［孔安国《尚书传》］“十六”误“十七”），《世纪》增二岁，疑莫能明。至《史》以尧为辟位，未免歧误。舜之为帝，孟子辨之甚详，史公取入纪中，如下文三年丧毕然后践位是也，辟位之言，不几矛盾两伤欤？《史通·疑古篇》引《汲冢琐语》曰“舜放尧于平阳”。《正义》引《竹书》云：“昔尧德衰，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得与父相见。”又引《括地志》“囚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偃朱城在县西北”。即其所以诬圣人者，至莽、丕之不若，而皆自战国时来。（《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乔松年：帝尧陵相传在濮州。乾隆四十五年，钱箨、石侍郎上疏，以为在平阳。部驳其说，再疏辨之，终格于部。钱疏大意谓：《史记》凡古帝王书葬地者，皆非崩于所都之地也；不书葬地者，皆崩于所都之地也。尧都平阳，即葬平阳，特自《吕览》造为尧葬谷林之语，以致刘向、皇甫谧沿其谬误。至郦道元《水经注》历叙诸家之说，谓尧葬济阴成阳者，而断以书疑志疑。盖道元不以诸家所说尧葬济阴之言为是，乃后人转引《水经注》以证诸家，实为大误。当据王充所言，定为平阳云云。予按：钱说颇为近理，较之移北岳于浑源之论更为允惬。北岳获从所请，而尧陵未获厘正，亦事之不平者也。乾隆初年修《一统志》，于平阳府下亦载尧陵。儒臣按语云：前人皆谓尧陵在濮州，惟《冢墓记》谓在平阳。《冢墓记》虽后出，然都平阳，即葬平阳，亦其宜也。故存之。此论与钱侍郎闇合矣。（《萝藦亭札记》卷三）

又：唐人祭尧于平阳，但未明言是陵墓所在。（同上）

刘玉玑：陶唐氏陵，在［临汾］城东七十里郭行里。土人谓之神林，又谓之神临，陵高一百五十尺，广二百余步，旁皆山石，惟此地为平。土深丈余。其庙正殿三间，庑十间，山后有河一道，有金泰和二年碑记。窃考舜陟方乃死，陵在九疑，禹会诸侯于江南，计功而崩，陵在会稽。惟尧之巡狩不见经传，而此其国都之地，则此陵为尧陵无疑也。（［民国］《临汾县志》卷四《古迹记·陵墓》）

刘坦：按：《舜纪》谓尧辟位凡八年而崩，此云二十八年，盖通得舜之年而言。（《史记纪年考》卷二《唐尧》）

王恢：尧陵亦复有数说：《汉志》《世纪》《瓠子河注》《晋志》《元和志》《路史》，都说在成阳——今山东濮县西；《曹州志》《东平府志》又不一其说（见《清统志》一七九、一八一）。皇甫鉴《城塚记》说在山西临汾县东七十里。如尧都平阳，则其说为近。《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唐尧之都》）

徐旭生：至于尧之死葬何处？说法不一。《吕氏春秋·安死》：“尧葬于谷林。”《左传》与《水经注》说：“尧葬成阳。”成阳山下有谷林。西汉刘向说：“尧葬济阴丘陇山。”《通典》说：“曹州界有尧塚。”这些说法，尚未得到考古发掘材料的旁证，看来不甚可靠。而《墨子·节葬》说：“尧葬蛰山之阴。”《山海经》说“（尧）葬狄山”，或云“葬崇山”。《论衡》“尧葬冀州”。既然陶唐氏故墟，应在霍山以南汾水流域。那末，尧死葬于冀州之崇山，此说应近情理。（《尧舜禹·帝尧》，载《文史》第39辑）

金景芳、吕绍纲：关于二十八载的问题，《史记·五帝本纪》：“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集解》引徐广云：“尧在位凡九十八年。”王鸣盛《尚书后案》云：“自‘厘降二女’以下至‘纳于大麓’，皆舜征庸事。自‘受终文祖’至‘四罪咸服’，皆舜摄位事。征庸二十载，摄位八载，时尧委政于舜，故总之云二十有八载。”又云：“《史记》与经合，郑说同此，的然可据者也。”按：王说是。伪孔《传》说：“尧年十六即位，七十载求禅，试舜三载，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载尧死，寿一百一十七岁。”蔡沈《书集传》说略同。皆不足信据。（《〈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王文清：《墨子·节葬（下）》说：“昔者，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山海经·海外南经》则说：“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一名汤山……其范林方三百里。”清毕沅注曰：“《墨子》云：‘尧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则此云狄山者，狄中之山也。”《山海经·大荒南经》又说：“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郭璞注：“即狄山也。”《帝王世纪》引《山海经》则作“尧葬狄山之阳，一名崇山”。这些记载，说明唐尧所葬之“狄山”，即“狄中之山”，它名叫蛩山、汤山、岳山、崇山，所以有唐葬于崇山之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大人赋》中有“历唐尧于崇山兮，过虞舜于九疑”的辞句。《正义》引张揖云：“崇山，狄山也。《海外经》云：‘狄山，帝尧葬其阳。’九疑山，零陵营道县，舜所葬处。”（《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载《华夏文明》第1集）

又：唐尧所葬之狄山或蛩山、汤山、岳山、崇山，当在古大夏，今山西中部至西南部境内。古大夏地区，当是陶唐氏的唐人与其他所谓戎狄人杂居。西周初年，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人的唐墟和夏人的夏墟。“命以《唐诰》，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又称“唐叔受之以处参虚，以匡戎狄”。说明大夏地区是华夷杂居。春秋时还有白狄、赤狄等居住在那里。唐尧所葬之狄山，或许是有戎狄氏族部落居住过的“狄中之山”，但这里也是陶唐氏唐人居住之地，也称为蛩山、汤山、岳山、崇山等。陶寺墓地在今崇山（因峰颠有三源寺塔，今又俗称塔儿山）之西麓，面积在三万平方米以上，是上古人的氏族部落墓地。今之崇山，是否就是唐尧所葬之崇山，现在虽还不能断定，但这一墓地很可能是帝尧陶唐氏时期的氏族部落墓地。因为陶寺文化遗存的碳素年代，与帝尧陶唐氏的历史年代基本相当。（同上）

【汇评】

时澜：舜历位二十八年，当时号令，舜之号令也。当时德泽，舜之德泽也。尧与百姓相忘二十八年矣，何帝乃殂落而百姓如考妣之丧，天下乃不忘尧如此？见尧德在民之深也。大抵人情初则思，中则厌，久则忘。二十八年之久，宜其厌而忘矣。尧之德泽，沦浃渐渍，在人之深，历年之久，百姓虽不见尧，而常见尧之德泽，是以尧之殂而百姓思之不能已也。大抵刑政非不可以治天下，但一时之间整肃而有条理，久则必弛。若德泽之柔抚，久而愈新。百姓思尧之义也。虽然，又足以见舜摄尧位二十八年之久，凡一政事、一号令，皆遵尧之法而不变，是以天下闻舜之号令，如亲闻尧之号令。乐舜之德泽，如亲承尧之德泽。舜承尧之心，可体而见矣。自此以前，舜之治甚详，事皆自为；自此以后，舜之治甚略，任九官十二牧之外，事若有所不亲者。盖尧在上，舜虽受位，犹臣道也。尧崩之后，舜始即位行君道，故命官而不亲，于前可以观坤作成物之义，于后可以观乾知太始之义。（《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4]【汇注】

金履祥：百姓者，畿内之民。（《书经注》卷一《舜典》）

[5]【汇注】

金景芳、吕绍纲：丧，就是死亡，死亡不言死或亡而言丧，有一定的意义。《白虎通·崩薨篇》：“丧者何谓也？丧者亡也。人死谓之丧何？言其丧亡不可复得见也。不直言死，称丧者何？为孝子之心不忍言也。”此说可资参考。（《〈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钱时：愚观百姓如丧考妣，不觉怆然感叹，元后作民父母，百年之间，蒙被圣化，则其依依慕恋，何异赤子之怀父母也，一旦失之，哀号痛裂，真怀所发，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此岂可以伪为也哉！（《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陈经：舜历试三年，而尧始逊位，舜摄位二十八年，而尧始崩。百姓追慕尧之德如父母，三年，四海皆止绝八音，其情之伤痛于中，至于如此，一以见尧之德泽在人为甚深，一以见舜于二十八载之间，其号令政事，无时而不禀命于尧，亦无往而不称道尧之德意，以达于下，所以尧虽退而自忘，天下盖未始忘尧也。（《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罗泌：赞曰：聪明文思，荡荡巍巍。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不激不委，因事立法。昭义崇仁，内穆外协。询政行人，问老衢室。茅茨土阶，允恭勿失。万物备我，生化咸宜。诵言行道，比隆伏羲。（《路史·后纪十一·陶唐氏》）

[6]【汇注】

王圻：上古亲死，葬之中野，丧期无数。至虞舜二十有八载，放勋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则三年之丧，尧舜始也。《孟子》曰：“三年之丧，斋衰之服，三代共之。”《淮南子·齐俗训》曰：武王伐纣，载尸而行，海内未定，故不为三年之丧。许慎注云：三年之丧，始于成王。（《稗史汇编·国宪门·典制·丧纪》）

金景芳、吕绍纲：“三载”是说哀思时间之长久，与后世周人之父丧君丧，为子为臣者斩衰三年，母丧而父已先卒，为子者齐衰三年的丧制是不一样的。三年之丧的礼制，尧舜时代尚未形成。说“三年”仅仅谓人们对尧之死曾经哀痛很久，是自然之感情，不是礼制的规定。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云：“周制丧考斩衰，丧妣齐衰。唐虞衰制则无文可考，此言‘如丧考妣三年’，止言其哀思之久，以见尧德之入人深，不必详其衰制。”江氏说大体得其实。（《〈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张守节：《尚书》“三载，四海遏密八音”是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袁燮：“三载，四海遏密八音”：非有所禁制而不敢也，生乎其心，而自有所不忍也。今且谓尧何故使如此？学者便当如此致思，此无他，只缘尧平日治天下，见于发号施令，立纲陈纪，事事物物，皆契人心。吾之所为，既有契于人心，故人心自无时而能忘，非不能忘尧也，不能自忘其心也。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盖缘孔子一言一动，皆合乎人心，求其毫厘之失而不可得，故七十子直是中心悦而诚服。尧舜之治天下亦是如此……若事事契合人心，却不解忘，盖缘我所做底便是他底心。（《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顾炎武：百姓，有爵命者也。为君斩衰三年，礼也。四海遏密八音，礼不下庶人，且有农亩服贾力役之事，岂能皆服斩衰，但遏密八音而已。此当时君丧礼制。（《日知录·君丧》）

金景芳、吕绍纲：《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是四海乃中国九州之外荒远处所居之夷狄戎蛮。尧死，夷狄戎蛮尚且“遏密八音”，华夏族人如何，自可以想见。（《〈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不论八音为何，尧舜时夷狄戎蛮已有音乐是无可怀疑的。《白虎通·礼乐篇》：“东夷之乐曰朝离，南夷之乐曰南，西夷之乐曰味，北夷之乐曰禁。”又：“王者制夷狄乐，不制夷狄礼。”是知古代夷狄戎蛮有乐而无礼。……经文的意思是，尧死了，本部落联盟内的人如同死了父母一样地哀痛，持续很长的时间，在这段很长的时间内，荒远的夷狄戎蛮地区也都静悄悄地听不见乐声。《史记·五帝本纪》“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是对经文极准确明通的训释。（同上）

[7]【汇注】

程楷：尧之为君也，其知如神，仁照义立，明断之资备矣。故明扬侧陋，平章百姓，明孰尚焉。不赏而劝，不罚而治，断孰加焉。尧以是明断而协万邦也。（《明断编》）

陈蒲清：自“帝尧者，放勋”至此，多引自《尚书·尧典》与《尚书·舜典》。（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史记·五帝本纪》以诂训代替经文，说：“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史记》的训释是正确的。百姓，古人多以下文“四海”对比而言，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谓“此经下文别言‘四海’，乃谓民间，则百姓自是群臣矣”。把“百姓”与“四海”相对照、区别而言，无疑是对的，但是以百姓为群臣，四海为民间，似不妥。此“百姓”应与经上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的“百姓”同义，而“四海”所指亦应同于经上文“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万邦”。尧既做到了“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现在他死了，“九族”的哀痛自不待言，百姓与万邦（四海）悲痛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8]【汇注】

夏禹：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见《尚书·益稷》）

伏生：尧为天子，丹朱为太子，舜为左右。尧知丹朱之不肖，必将坏其宗庙，灭其社稷，而天下同贼之，故尧推尊舜而尚之，属诸侯焉。致天下于大麓之野。（《尚书大传》卷一）

司马贞：郑玄云：“肖，似也。不似，言不如父也。”皇甫谧云：“尧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也。”（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不似言不如父也”，“父”，耿本、黄本、彭本、《索隐》本、柯本、凌本、殿本作“人”。按：《礼记·杂记下》“某之子不肖”，郑玄注：“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胡宏：七十二载，尧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子丹朱。丹朱不肖。于是尧生八十七年老而衰矣，将命舜摄天子事，或曰：“奈何舍胤子朱？”尧曰：“私一人病天下，可乎？”（《皇王大纪》卷三《帝尧陶唐氏》）

罗泌：帝初取富宜氏曰皇，生朱。骜佷媢克，兄弟为阋，嚚讼嫚游而朋淫，帝悲之，为制弈棋以闲其情，使出就丹。帝崩，虞氏国之于房，为房侯，以奉其祀，服其服，礼乐如之，谓之虞宾。天子弗臣。夏后封之唐，如虞之礼。朱卒，葬笰阳。（《路史·后纪十一·陶唐氏》）

罗苹：相之安阳永和镇南有故尧城，开皇四，尧城县以为尧居，乃朱居也。《相图经》引《孟子注》舜封丹朱于白水，白水乃今清河，盖夏封之，在镇西南三里，有丹朱陵。南八里，有帝子夜游台，周二百步，《相台志》云：丹朱嫚游之地。笰同笰阳乡，在内黄北二十笰阳聚。《元和志》：丹朱墓，唐山县东一里。《寰宇记》：冢在永定东二里，又唐县有鸣郎城，《九州要记》云：尧时丹朱所居，相之冢为是矣。而经注城阳有丹朱冢，《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丹朱葬于阴，无信。（见《路史·后纪十一·陶唐氏》注）

陈士元：丹朱，尧子，名朱，封于丹。《说文》朱作絑。（《孟子杂记》卷三《辨名》）

梁玉绳：朱，胤子，始见《书·尧典》，即丹朱，又作絑。朱名，丹是国。尧让天下于虞，使子朱处丹渊为诸侯，舜封为房邑侯，禹封之唐。亦曰帝丹朱。母女皇，子陵。案：孔《传》：胤国，子爵。疏言古有胤国，求官而荐太子，以下愚为启明，揆之人情，必不然，此说殊谬。《五帝纪》作嗣子丹朱，《孟子》赵注、《吕氏春秋·去私》高注并称丹朱，胤嗣之子也。又朱之葬，《寰宇记》五十五谓在相州永定县东，与《路史》以为在羛阳同，《一统志》以为在保定府庆都县东门外，则《山海经》谓在苍梧之阴，非矣。（《汉书人表考》卷八《朱》，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梁学昌：《广韵》房字注：丹朱子陵以父封为氏。《周语》韦注曰：狸姓，丹朱之后。（《庭立纪闻·下中朱》，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徐旭生：《吕氏春秋·召类篇》：“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这是颇古的传说。丹水即今陕西东南部、河南西南部的丹江。蛮即苗。苗民原处湖南、江西、湖北境内。春秋时，在今外方，伏牛山脉内有蛮民。那末，河南西南部在早期也当为蛮地。尧在那里曾与蛮族交过战，颇近情理。尧的儿子，传说他名丹朱。这个“丹”字是否与丹水有关系，也颇不容易说，很可能与丹水有关系。（《尧舜禹·帝尧》，载《文史》第39辑）

又：古书中多说尧之子丹朱不肖，大概不如尧的才干，可能是事实。可是说尧由此不把天下传之子而授之于舜，即不明白当日帝尧还不过是部落联盟首长，不到世袭传子的时候，职位交替仍须由联盟各部落首长的推戴，在这个方面，他自己并无权力。孟子与荀子虽不免有以战国情事推断古史之嫌，但他们还不坚信当时“禅让”的说法，在看法上还不算太失真。《山海经》内古代首领有帝号的不很多，而丹朱却有帝号，足证他在古代的声名还是相当煊赫的。而《竹书》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这条记载也可能近于事实。当氏族制度进一步解体，国家雏形在现，权位的争夺开始了，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上）

【汇评】

张履祥：舜之于均，犹尧之于朱也。圣人待不肖之子若弟，恩全义亦全也。曰：然则伊尹周公，何以得能之于太甲、成王与？曰：非是之伦也。成王幼不能涖祚，未闻有失德之举也。太甲之德不及成王，其初不顺于师保，商祚几危，然后能迁善改过，故伊尹得以冕服奉之归亳，朱岂能怨艾之人哉？未有口不道忠信之言，其智足以饰非，其才足以侮物，自贤之人，而能悔过迁善者也。（《杨园先生全集》卷十九《丹朱论》）

[9]【汇注】

司马贞：父子继立，常道也。求贤而禅，权道也。权者，反常而合道。（《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五帝官天下，老则禅贤，故权试舜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罗泌：谓以天下授舜，则天下幸而朱（福）〔疾〕；授朱则天下病而朱利。曰：予终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乃放朱于丹而卒禅舜。舜让于德弗嗣，弗可，遂致天下于大麓之野，属诸侯焉。崇非之曰：“不详哉！谁以天下予人哉？”帝乃殛之羽山。共工又讪，乃流之幽州，必以禅舜，而天下莫有非者。故仲尼曰：尧知舜贤非难也，不以所间，败所察，其难也！正月上日，受终于天府。（《路史·后纪十二·有虞氏》）

【汇评】

吕不韦：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吕氏春秋·慎大览·不广》）

吴汝纶：“于是乃权授舜”，归云：太史公终是秦汉时人，所以作《始皇》《项羽》《高祖本纪》，其事雄伟，笔力与之称。《五帝》《三王纪》便时见其陋，然古书存者亦少矣。凌稚隆云：“利”“病”六句，文法奇正迭出，此叙事中议论。《点勘史记读本·五帝本纪》）

[10]【汇校】

［日］水泽利忠：“授舜则天下得其利”，枫、三无“授”字。南化、梅、狩无“授舜”二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评】

张尔岐：此史迁以世俗之见妄测圣人也。以事实论之，以天下授舜，天下固利矣，丹朱亦不病；授丹朱，天下固病矣，丹朱亦不利。圣人举动如天施地生，万物咸若，岂有欲利天下而独病其子之理？（《蒿庵闲话》卷二）

马汝邺：美矣哉，唐虞之禅让也！尧舜以兆民之心为己心。知朱、均之不足授以天下也，于是顺乎民心，择民之所向者畀之，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大哉言乎，何其公而无私也。（《晦珠馆文稿·唐虞禅》）

[11]【汇评】

吕柟：尧视天下重于己子，然乎？曰：然。昔者，尧以天下之故，捐二女于虞舜，若试之而不登庸焉，二女为虚归矣。及舜既可用也，又废乎丹朱。当是时也，视天下重，视二女、九男轻。然则孟子何以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曰：推恩之仁，笃近而及远，博爱之仁，舍小而谋大。（《尚书说要》卷一《尧典》）

[12]【汇评】

荀子：尧让贤，以为民，泛利兼爱德施均。辨治上下，贵践有等明君臣。尧授能，舜遇时，尚贤推德天下治。（《荀子》卷十八《成相篇》）

尸佼：舜受天下，颜色不变；尧以天下与舜，颜色不变，知天下无能损益于己也。（《尸子》卷下》）

韩非：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苦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韩非子·五蠹》）

吕不韦：尧有子十八，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予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吕氏春秋·孟春纪·去私》）

刘安：人之所以乐为人主者，以其穷耳目之欲，而适躬体之便也。今高台层榭，人之所丽也，而尧朴桷不斲，素题不枅。珍怪奇异，人之所美也，而尧粝粢之饭，藜藿之羹。文绣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尧布衣揜形，鹿裘御寒，养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忧，故举天下而传之于舜，若解重负然。非直辞让，诚无以为也。此轻天下之具也。（《淮南子》卷七《精神》）

又：尧王天下而忧不解，授舜而忧释。忧而守之，而乐与贤，终不私其利矣。（《淮南子》卷十《缪称》）

刘知幾：《尧典·序》又云：“将逊于位，让于虞舜。”孔氏注曰：“尧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禅位之志。”案：《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以禅授为疑。然则观此二书，已足为证者矣，而犹有所未睹也。何者？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虽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史通》卷十三《疑古》）

金履祥：静轩周氏：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古有是言也。帝尧之心，廓然大公，非溺爱不明之比。故知子之不肖，不足以主神器而传大宝，所以求乎贤人焉。此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若后世之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皆以禅位为说者，等而上之，何啻霄壤而径庭之乎？（《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首《帝尧陶唐氏·史论》）

贺详：尧不以天下与丹朱而与舜，世皆谓圣人至公无我，知爱天下而不知爱其子。余谓帝尧此举，固所以爱天下也，尤所以爱丹朱也。异时方行雨施，万国咸宁，虞宾在位，同其福庆，则安家国而厚苍生，两得之矣。若使以其傲虚之资，轻居臣民之上，则毒痡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诛，尚得谓爱之乎？曾子曰：“君子爱人以德。”厐德公曰：“吾遗子孙以安。尧舜之于子，亦不过爱之以德，遗之以安耳。”故爱子者人之常情，尧舜岂外常情以为异哉！（《留余堂史取》卷二《世评》）

张履祥：或曰：禹有典则以贻子孙，汤制官刑以儆有位，示之典刑，辅之以舜禹，恶必遂覆亡与？曰：不观商受之事乎？微、箕、祖伊、商容、比干之属，非其世臣巨室乎？六七君之典刑，焉有不善，曾能制其恣睢暴戾否耶？夫朱亦受之伦而已。使受当日不为天子，勉守侯度以终其身，无以济其不才，稔恶宁至乎极也？尧之于朱，犹舜之于象也。二人傲一也，不得有为于其国，使吏治之，而纳其贡税，道必一也。不得暴彼民，则可以保其身，非特可以保身，因可以不失富贵，以是为亲爱之也。（《杨园先生全集》卷十九《丹朱论》）

汤滨尹：亲而丹朱不可疏，而群臣不可则。则嗣帝位者除是舜一人而已。唐虞相继，岂偶然哉？（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马骕：天降洪水，下民昏垫，胤子不肖，鲧绩无成，凡此者皆天也，而在朝旧臣，不过共、之等夷，帝是以忧惶咨询，务得可以巽位之圣人，然后明扬师锡，举舜而荐之天焉。凡此者，亦皆天也。而说者曰：四凶在朝，尧不能去，元恺在野，尧不能用。此非尧之不能也，当舜未登庸之时，共、诸臣，类有鸠功任事之才，凶迹未著，圣人何为无罪而行诛？抑帝所汲汲咨求者，得舜而授之以政，既得舜矣，考绩黜陟之典，悉以委之，所去所举，犹是以帝尧之心为心，而尧何庸有事哉！（《绎史》卷九《陶唐记》）

吴汝纶：“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云云，至“而卒授舜以天下”，归氏谓《五帝三王纪》时见其陋。愚谓此数语文辞既奥衍，义亦非陋。（《点勘史记读本·五帝本纪》）

柳诒徵：吾国圣哲之教，以迨后世相承之格言，恒以让为美德。远西诸国，无此礼俗，即其文字，亦未有与吾国“让”字之义相当者。故论中国文化，不可不知逊让之风之由来也。人情好争而不相让，中土初民，固亦如是。如《吕览》谓“君子之立出于长，长之立出于争”。可见吾民初非不知竞争，第开化既早，经验较多，积千万年之竞争，熟睹惨杀纷乱之祸之无已，则憬然觉悟，知人类非相让不能相安，而唐虞之君臣，遂身倡而力行之。高位大权，钜富至贵，庸不可以让人，而所争者，惟在道德之高下，及人群之安否。后此数千年，虽曰争夺劫杀之事不绝于史策，然以逊让为美德之意，深中于人心，时时可以杀忿争之毒，而为和亲之媒。故国家与民族，遂历久而不敝，此非历史人物影响于国民性者乎？（《中国文化史》第九章《唐虞之让国》）

韩兆琦：司马迁在取用《尚书》原文的时候，有时删繁就简，有时将难懂的原文改写成稍稍好懂的文字，也有时加进一些自己的想象发挥，以突出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如《五帝本纪》写尧将禅位于舜时的一段心理活动说：“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这段文字是司马迁以前的任何古籍所没有的，清代郭嵩焘对此议论说：“尧、舜二帝纪全用《尚书》文，尧本纪篇末引《孟子》语以结之，因于其中著此数语以生趣。此亦史公好奇处，尧、舜之禅代，正不必有此计较。”（《史记札记》）郭嵩焘认为这样写是“降低”了大圣人的形象，实际上不增加这段文字则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司马迁所以要想象、推衍、增加这段文字，正是为了突出大圣人的无私品格，为后世一切视天下为其私有财产的帝王做反照。（《史记博议·史记与尚书》）

金景芳、吕绍纲：尧之让位于舜，是众所周知的禅让制度。禅让不宜视作个人品德的表现，应理解为一种制度，一种原始军事民主制下的选举制度。世袭是当时人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几次言及的“咨四岳”，是军事民主制下的部落酋长会议，荐贤和联盟公职人员的委任，都由它进行。（《〈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总论》）

[13]【汇注】

裴骃：刘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按：濮州北临漯，大川也。河在尧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贡》“至于南河”是也。其偃朱城所居，即“舜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处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周世则：《图经》：虞山在余姚西三十里，一云在上虞之东。《太康地志》云，舜避丹朱于此。（《会稽三赋注》）

罗泌：《水经注》，上虞一曰虞宾，《太康地记》为避丹朱之所。（《路史·余论七·历山》）

程馀庆：今山东曹州府濮州东有偃朱城，舜避丹朱于此（按：在今山东省濮县境）。盖尧都平阳，是冀州，在河北，其河南则豫州地，舜避于此者，所谓越境乃免耳。阳城箕山之阴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施之勉：洪颐煊曰：《礼记·王制》：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江，千里而近。《尚书·禹贡》：荆州，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左氏》闵二年传：晋侯将伐曹，假道于卫，卫人不许，还自南河济。皆以河在冀州南，故曰南河，与九河无涉。（《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五帝本纪第一》）

王恢：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黄河自华阴屈东，过大伾又北折，故曰南河。《禹贡》“逾于洛，至于南河”是也。《孟子》：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在今登封东北，皆在南河之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舜避丹朱于南河》）

陈蒲清：南河，此指黄河自潼关以下西东流向的一段。（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汇评】

胡宏：尧（舜）命舜、禹行天子之事，舜、禹亦既受命，行天子之事，及尧、舜既终，又避其子，何哉？人臣至于代天子，行天下之政，已亢矣，况又将去人臣以为天子乎？尧、舜之丧甫除，舜、禹政自己出，使丹朱、商均去其宫室，可则可矣，是用九而为首，非所以明微也。故舜、禹避之，以展天下之情，成揖让之礼，其心与计利害辽乎天地之不相及也。使舜、禹而有计利之心，则是以争夺行，尚何授受之有？（《皇王大纪》卷三《帝尧陶唐氏》）

贺详：尧授舜，舜授禹，舜禹受尧舜天下，非私也，何避之有？受终于文祖，受命神宗，“天之历数在尔躬”，见于《尚书》，著于《论语》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论乎？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既言之矣，如其不当受，则显辞于庭，何必俟君薨而后避，如其当受，而伪为逊避，则操懿鬼媚之术，而谓舜、禹为之乎？且尧、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舜、禹若私丹朱、商均，为一人之私德，忘天下之大计，又岂圣人之心乎？今日方避，明日偃然又来，是何举措乎？……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善观《孟子》者，例是可也。（《留余堂史取》卷二《世评》）

崔述：不以天下与子，自古圣人皆然，不独尧也。盖上古之时，诸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大德之圣人出焉则相率而归之，圣人没则已耳；非若后世创业之主以兵受命，征伐攻取而后能得天下，而子孙世守其业者比也。是以上古有天下者，其前皆无所受，其后皆无所授。自羲、农、黄帝以降皆若是而已矣，非尧以丹朱不肖故独不传之子也。且尧亦未尝传天下于舜也，尧之初意但欲让舜以天下耳。……但以舜不肯受而让于德弗嗣，不得已乃使舜受终摄政，至尧崩而后践位焉；初非虑身后之天下无所属而始属之舜也。曰：尧不虑身后之天下无所属，何为汲汲焉以天下与舜也？曰：此尧之所以为大也。尧以天下未治，故授之舜使治之也。盖当洪荒之世，天下未平，生民多患，人犹蠢蠢焉去禽兽不甚远：此之为治，犹辟荒田而驭生马，不但非一圣人所能独理，亦并非数十年所能奏功。使非尧与舜两大圣人耘鉏驯扰，相继于百五十载之久，则治功不成。……由是言之，生万世之人者天也，治万世之人者尧也，尧之心一天而已矣。（《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二《舜相尧·尧让舜非传舜》）

[14]【汇注】

陈蒲清：朝觐，诸侯在春秋两季拜见天子。春曰朝，秋曰觐。（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15]【汇校】

［日］泷川资言：三条、南化本“狱讼”作“讼狱”，与《孟子》合。（《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日］水泽利忠：“狱讼者”，南化、梅、狩“狱讼”互倒。（《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顾颉刚：《万章上》云：“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在这一大段文字里可以看出，孟子对于天子这个位子还是拥护传子制而不赞成禅让制的，所以他要在尧死之后，舜不是直接承受帝位而要避开帝位，只因丹朱继了尧位之后，做事太不得人民的拥护，而舜却有二十八年长期摄政的历史，得到人民的高度好感，所以他虽是避开了国都，隐居到黄河的南面，但人民还不肯放过他，拉了他出来做皇帝。这真是“人心所向，天意可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虞初小说回目考释》三十三）

又：《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记史克的话，也说“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似乎舜为天子确是由于人民的推戴而不是出于尧的禅让。（同上）

[16]【汇评】

张谓：称尧见囚，小儒之虚诞；为禹所放，曲士之穿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引自《涵芬楼古今文钞》卷六十四《虞帝庙碑铭》）

[17]【汇校】

梁玉绳：按：孟子自言舜为天子，是天也，《史》误以为舜之言。（《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18]【汇注】

左丘明：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春秋左氏传》文公十八年）

[19]【汇注】

裴骃：刘熙曰：“天子之位不可旷年，于是遂反格于文祖而当帝位。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郑樵：舜摄位二十八年，尧崩。舜仰慕三年，坐，则见尧于墙；食，则睹尧于羹。三年丧毕，而避丹朱。天下不归丹朱而归舜，然后践天子位。（《通志》卷二《帝舜》）

程馀庆：“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中国，国中也。谓自偃朱城而之国都蒲坂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刘坦：尧即位七十年得舜，得舜二十年使摄政，舜摄尧政八年而尧崩，更摄丹朱政三年而践帝位，是尧在位凡九十年，通舜摄及丧期，凡一百有一年。（《史记纪年考》卷二《唐虞夏商纪年考·唐尧》）

陈蒲清：中国，此指国都之中。舜都所在地，或说即尧都平阳，或说是蒲阪（今山西省永济县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曲英杰：《古本竹书纪年》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孟子·万章上》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有虞氏代替陶唐氏为盟主，不管是出于有虞氏对陶唐氏之征伐，还是出于陶唐氏对有虞氏之禅让，其最后占据陶唐氏所都之地平阳，“居尧之宫”，都是有可能的。（《先秦都城复原研究·尧舜都平阳》）

【汇评】

马汝邺：论者以为尧舜生而圣明，值彼时人心古朴，虽以帝王之尊，无殊常人，故其任天下也易，而让天下也亦易。后世奢靡，人心骄侈，宫室、衣服、玩好，超乎万民之上，古之天子，劳心焦思，以济万民者，后世兆民尽其所有奉之，天子处尊安荣，谁不生觊觎之心？或假天命而行征伐，或结人心而行篡弑，演至今日，愈不堪设想矣。若使世风返古，化奢为俭，使天子与平民无异，则唐虞之风，未始不可复睹。（《晦珠馆文稿·唐虞禅》）

[20]【汇注】

古史官：帝舜，姚姓。（《世本》下《氏姓》）

班固：虞帝，《帝系》曰，颛顼生穷蝉，五世而生瞽叟，瞽叟生帝舜，处虞之沩汭，尧嬗以天下。火生土，故为土德，天下号曰有虞氏。让天下于禹，使子商均为诸侯。即位五十载。（《汉书·律历志下》）

应劭：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循尧绪也。（《风俗通义·皇霸第一·五帝》）

郑樵：舜重瞳，龙颜大口，黑色，长六尺，生于姚墟，故姓以姚。（《通志》卷二《帝舜》）

焦竑：虞舜都蒲坂，今山西平阳府蒲州有庙。（《焦氏笔乘续集》卷六《古今都会》）

高冲霄：帝舜有虞氏，姚姓，名重华，号舜，或曰其名也。黄帝八代孙。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于诸冯。以土德王，在位四十八载，寿百十岁。都蒲版，崩苍梧，起甲申，尽癸酉，凡五十年。（《帝王世纪纂要》卷一《帝舜有虞氏》）

翟云升：仁圣盛明曰舜，舜之言充也。（《校正古今人表》第一《帝舜有虞氏》，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张习孔：传说舜为谥号，名叫重华，曾任有虞氏首领，因此又称虞舜，姓姚，是颛顼七世孙。据记载，他从摄位到正式继立，放逐或剪除了被当时人称为四凶的共工、兜、三苗、鲧；起用了号称八恺、八元（恺、元皆指才德兼备而言）的苍舒、隤皑、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命伯禹为司空，平治水土；命契为司徒，管理百姓；命皋陶为士，主持刑罚；命弃为后稷，主持农事；命重为共工，管理百工；命伯益为虞，管理山林。舜老，因禹治水有功，让位于禹（一说舜为禹所放逐，死于今湘桂边上的“苍梧之野”）。（《中国历史大事编年——远古至东汉·帝舜》）

【汇评】

孔子：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见《中庸》第六章）

编者按：朱熹解之曰：“舜之所以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诸人也。迩言者，浅近之言，犹必察焉，其无遗善可知，然于其言之未善者，则隐而不宣，其善者，则播而不匿，其广大光明又如此，则人孰不乐告以善哉！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见《中庸章句》第六章）

孟子：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

又：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编者按：朱熹集注云：言圣人之心，不以贫贱而有慕于外，不以富贵而有动于中。随遇而安，无预于己，所性分定故也。）（《孟子·尽心下》）

虞舜者[1]，名曰重华[2]。重华父曰瞽叟[3]，瞽叟父曰桥牛[4]，桥牛父曰句望[5]，句望父曰敬康[6]，敬康父曰穷蝉[7]，穷蝉父曰帝颛顼[8]，颛顼父曰昌意[9]：以至舜七世矣[10]。自从穷蝉以至帝舜[11]，皆微为庶人[12]。

[1]【汇注】

孔鲋：舜身修八尺有奇，颌无毛，亦圣。（《孔丛子》卷上《居卫》）

班固：帝王者何号也？号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号令臣下者也。……或曰唐虞者，号也。唐，荡荡也。荡荡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乐也，言天下有道，人皆乐也。（《白虎通德论》卷一《号》）

裴骃：谥法曰：“仁圣盛明曰舜。”（《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虞，国名，在河东大阳县。舜，谥也。皇甫谧云“舜字都君”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陕州河北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郦元注《水经》云幹桥东北有虞城，尧以女嫔于虞之地也。又宋州虞城大襄国所封之邑，杜预云舜后诸侯也。又越州余姚县，顾野王云舜后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余姚。县西七十里有汉上虞故县。《会稽旧记》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处《风土记》云舜东夷之人，生姚丘。”《括地志》又云：“姚墟在濮州雷泽县东十三里。《孝经援神契》云舜生于姚墟。”按：二所未详也。（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郦元注《水经》云“幹桥东北有虞城”，“幹桥”，四库本作“軨桥”，疑是。按：《水经注》卷四《河水》：“傅岩东北十余里，即巅軨坂也，《春秋左传》所谓‘入自巅軨’者也。有东西绝涧，左右幽空，穷深地壑，中则筑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谓之为軨桥也。桥之东北有虞原，原上道东有虞城，尧妻舜以嫔于虞者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罗泌：舜长九尺，太上员首，龙颜日衡，方庭甚口，面顄亡髦，怀珠握褒，形卷娄色黳露，目童重曜，故曰舜，而原曰重华。濬哲文明，温恭通智，敏敦好学，而止至善，寅畏天命，而尤长于天文。（《路史·后纪十二·有虞氏》）

金履祥：帝舜有虞氏，姓姚，名重华。颛顼五世孙，受尧禅，以土德王天下，都蒲坂，在位五十年，逊位于禹。（《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首《帝舜有虞氏》）

马端临：帝舜，颛顼七世孙，瞽瞍之子，姓姚氏，名重华。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以丙戌岁代尧践帝位，都蒲阪，号有虞氏。三十一年，以丁巳岁禅于禹，又八年崩，寿一百岁，首丙戌，尽癸亥。（《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号历年》）

朱之蕃：按：《风俗通》云：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循尧之绪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陈士元：帝舜有虞氏，姚姓，其先国于虞，为虞姓。王符《氏姓志》云：舜姓虞。而史伯亦称虞幕，则其上世为虞矣。《书》云：有鳏在下，曰虞舜。则虞舜微时止姓虞而名舜可知。《史记》云舜祖句望出于颛顼，非也。予尝著《荒史》有辨矣。《风俗通》云：舜祖幕。《左传》云：舜祭幕。《路史》云：虞幕生乔牛，乔牛生瞽叟，是虞幕为舜祖，而舜姓虞也。《纲目前编》云：尧即位四十有一载甲申，舜生于诸冯。《索隐》云：舜母曰握登。苏氏《古史》云舜生于诸冯之姚墟，故为姚姓。居于沩汭，故为妫姓。金履祥氏云：诸冯、沩汭皆在今河东县。《孟子》以舜生诸冯为东夷之人，盖对文王西夷而言，犹云东方、西方耳，故曰地之相去千有余里。盖自河中至岐周千余里也。而说者指齐之历山、濮之雷夏为舜耕渔之地，或又指会稽上虞牛羊村百官渡，为舜所居，其谬殊甚。舜本虞帝之名，一徙成市，再徙成都。万章云“谋盖都君”，而皇甫谧遂以“都君为舜之字”。《路史》云：目瞳重曜，故曰舜，而字曰重华也。《世纪》云：因瞳子名重华。《春秋演孔图》云：舜目四瞳，谓之重明。《尸子》与《淮南子》皆云舜两瞳子，是为重明。罗苹氏云：目动曰舜，与瞬同。诸说皆非也。尧、舜、禹字义，古无定注。《广雅》云：尧，晓也。郑玄氏《礼记注》云：舜，充也。《玉篇》云：禹，舒也。或云：尧，逊也；舜，运也；禹，举也。《余冬录》云：舜，准也，循也；禹，辅也；汤，攘也。又《谥法》云“翼善传圣曰尧”，“仁圣盛明曰舜”，“受禅成功曰禹”，此皆后人臆说耳。（《论语类考》卷七《舜》）

王圻：帝舜有虞氏：黄帝八代孙也。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舜生于姚墟，姓姚氏，火德王。都蒲坂。父顽，母嚚，象傲，常欲杀之。克谐以孝，烝烝，不格奸。孝闻于尧，四岳咸荐，厘降二女以试，命总百揆，历试以位，乃禅天下。在位五十年，寿百十岁。（《三才图会·人物卷一·帝舜有虞氏》）

徐文靖：“帝舜有虞氏”，《笺》按：《帝王世纪》曰：舜嫔于虞，因以为虞氏。今河东太阳西山上虞城是。（《竹书纪年通笺》卷二《帝舜有虞氏》）

梁玉绳：帝舜有虞氏（张晏曰：仁圣盛明曰舜，舜之言充也）。帝舜始见《书·舜典》，有虞氏屡见《礼记》《国语》，五帝之五也。舜又作俊，亦曰帝舜氏，亦曰虞帝，亦曰虞舜，亦曰大舜，亦曰重华，亦曰都君，亦曰仲华，亦曰黄帝。姚姓。父瞽瞍，母握登，感大虹而生舜于姚墟。斗之星精，长六尺，形体大上而员首，四瞳子，龙颜大口，形癯若腒，色黧黑，面颔亡毛，在位五十年，年百岁，都蒲坂，葬安邑鸣条。案：张晏释舜为充，本《中庸》郑注，而所引尧、舜《谥法》，本《白虎通》《独断》，其说盖起于董子《繁露》。《繁露》谓颛顼、喾、尧、舜皆谥，殆非也。尧、舜并是名，《尧典》疏谓汤不在《谥法》，而《谥法》云行雨施曰汤。或本除虐去残曰汤，将由后来所加故异，据此例推，则仁圣盛明曰舜，《中庸》疏又引《谥法》受禅成功曰舜。他若禹亦不在《谥法》。而《尧典》疏称“渊源流通曰禹”。《史集解》又引《谥法》“受禅成功曰禹”。俱后人追撰虚增，不足信尔。（《汉书人表考》卷一《帝舜有虞氏》，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程馀庆：虞，国名，故城在山西解州平陆县东北四十五里（按：在今山西省平陆县境）。舜之先虞幕封此，为有虞氏。至瞽瞍娶握登，生舜于姚墟（按：在今河南省濮城市南），故姓姚。（《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徐旭生：虞在哪里？《水经注》：“河水东过大阳县南。”注云：“軨桥东北有虞原，原上道东有虞城，尧妻舜以嫔于虞者也。”河东大阳县即今山西平陆县。（《尧舜虞·帝舜》，载《文史》第39辑）

夏曾佑：帝舜有虞氏，名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母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姚姓，都于蒲坂（今山西蒲州）。以土德王。观河渚。有五老相谓曰：“河图将来。”告帝期，五老化为流星，上入昴。有顷，赤龙负图出。命二十二人，各尽其职（禹、垂、益、伯夷、夔、龙六人，又四岳、十二牧，共二十二人。除稷、契、皋陶三人，其详见《尚书·舜典》）。舜生三十登庸（言始见用）。三十在位（摄政三十年）五十载（即帝位五十年）。陟方乃死（巡狩至苍梧而崩）。（《中国古代史·上古史·尧舜》）

王恢：虞即冀州之虞乡县，与所都之蒲坂连境。虞乡盖因虞舜得名。虞又与芮接壤，与芮争田，周初尚存。他或为其后裔，而仍其名以名其地。或云舜子商均封于虞，左哀元年，伍员曰：少康逃奔有虞。即今河南虞城县。故“东夷”传耕陶渔之地。或言舜支庶封于浙，而有上虞与余姚。周克殷，武王封虞仲之后于夏虚——太阳，左僖五年晋灭之：而说者每多混。（《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虞舜》）

又：《史地考》曰：“《正义》各说，不过以后世“虞”者推测说之。《帝王世纪》舜都蒲坂，则在河东。然蒲坂与大阳亦非一地。而大阳之虞，乃周初封国，则不知虞舜之虞，果在此否？惟会其大体而观，则虞在河东为近是。”（同上）

【汇评】

戴德：宰我曰：“请问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孙，瞽叟之子也，曰重华。好学孝友，闻于四海，陶稼事亲，宽裕温良。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亲，承受大命，依于倪皇，叡明通知，为天下王。……舜之少也，恶劳苦，二十以孝闻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苍梧之野。”（《大戴礼记》卷七《五帝德》）

高冲霄：帝舜受禅，元德覆冒，在下有鳏，举以大孝，釐女试使，类帝禋庙。七政五礼，四巡归告。才进元凯，凶投边徼。二十二人，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宏于一人。五弦九韶，风动南薰。二妃哭野，苍梧乘云。（《帝王世纪纂要》卷一《帝舜有虞氏》）

[2]【汇注】

刘安：舜二瞳子，是谓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淮南子》卷十九《修务》）

裴骃：徐广曰：“皇甫谧云‘舜以尧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征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真，百岁癸卯崩’。”（《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尚书》云：“重华协于帝。”孔安国云：“华谓文德也，言其光文重合于尧。”瞽叟姓妫。妻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目重瞳子，故曰重华。字都君。龙颜，大口，黑色，身长六尺一寸。（《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苏轼：重，袭；华，文也。袭尧之文也。（《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黄伦：无垢曰：舜重华，即放勋也。勋则有功而可见，华则有文而可观。（《尚书精义》卷三《舜典》）

又：陈氏曰：尧有光华之德，舜亦有光华之德，以舜之光华，合尧之光华，故曰重华。（同上）

洪兴祖：帝舜曰重华，与尧为放勋，一也。则重华非名也，号也。群臣称帝不称尧，则尧为名，帝称禹，不称文命，则文命为号。伊尹称尹躬暨汤，则汤号也。汤自称予小子履，则履名也。（《楚辞补注·离骚》）

时澜：华，光华也。重华者，尧舜并出，德盛辉光，前后相映，重光合照，如日月递明，常有光辉。正乾之二五，大人交相见之时也。虽然，此特舜之华与尧协耳。（《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钱时：虞，氏也。舜，谥也。或者因“有鳏在下，曰虞舜”之语，遂疑其为名。先儒谓《书》作于后世，故变名书谥。此说是已。不然，则孔子序《书》，禹、汤、文、武皆称谥，而于虞舜独以名斥之，可乎？（《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袁燮：“华”者，光华也。舜之华即尧之光也。“重华”是明两作离之意。尧有此光华，舜亦有此光华，故与帝相合无间。今试以身，体之圣人，何故有此光华？而众人何独无此光华？人生天地之中，以生既有此秉彝良心，便有此光华，但渺乎其小耳，更为物欲所蔽，昏塞之者多矣。要之，本来光华自在，惟圣人功夫既到，胸中无一毫蔽塞，见诸政事，一一皆当，道理皆合人心，举天下皆尊仰之，皆称颂之，是以其光华充塞天地，今须是将他发见。于政事处看，方见他光华弥满宇宙。处濬是常常去疏濬，不使有一毫障塞，如濬川之濬。哲者，智也。人岂可以无智？禹之治水，只是一个智。所谓智若禹之行水。《中庸》曰：舜其大智也欤！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罗苹：《世纪》云：因瞳子名重华。《真源》云：字仲华。按《荀子》尧舜参眸子，是尧亦重瞳。然但一目重。《书大传》言舜四童子，则两目重矣。故《春秋演孔图》云：舜目四瞳，谓之重明。承乾踵尧，海内富昌。《元命苞》云：舜重瞳子，是谓重原。上应摄提，下应三元。《尸子》《淮南子》云：舜两瞳子，是谓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夫舜，葍也，蔓地莲华之名，有睒矅意，故目好动而曰舜，或作瞬。《书·注》云：舜，名也，《仪礼·正义》以为名号之名，非也。（见《路史·后纪十二·有虞氏》注）

金履祥：放勋以成功言，重华即重放勋之华也。（《书经注》卷二《舜典》）

苏濬：重华，亦非名也。尧有道德之光华，而舜又有道德之光华，合德帝尧，因以为重华耳，太史公执为名，未足凭也。（《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徐文靖：《笺》按：《春秋演孔图》曰：舜重瞳子，是谓重明。上应摄提，以象三光。又《后汉书·郅恽传》曰“步重华于南野”，太子贤注：重华，舜字也。（《竹书纪年统笺》卷二《帝舜有虞氏》）

梁玉绳：附按：史公本《五帝德》，以放勋、重华、文命为名。此所谓名者，号也。因《尚书》篇首有此二字，后世遂以为号，非名字之名也。孔颖达有云“人有号谥之名”，是已。以号为名者，如《史记》名曰轩辕、名曰重华、名曰文命之类；以谥为名者，如《孟子》名之曰幽、厉之类，皆得谓之名。故《孟子》之称放勋，《楚辞》之称重华，《大戴礼·五帝德、帝系》称文命，俱后世号之焉耳。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云“唐、虞、夏、商虽有国号，天子世世称名，至周而后，讳名用谥”。谅哉斯语。乃又有以尧、舜、禹是谥非名者，妄也。谥起于周，《檀弓》有“死谥周道”之文，《逸周书》有《谥法解》一篇，殷以前宁有谥乎？……《路史·发挥》有《尧舜禹非谥辨》，可参观之，总缘未明乎名与号之一说，无怪其言无准的，全违故实矣。《索隐》讥史公以放勋、重华、文命为名未必为得，小司马未考耳。（《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阎若璩曰：古帝王有名有号，如尧、舜、禹其名也。放勋、重华、文命皆其号也，非史臣之赞辞。《孟子》引古《尧典》曰“放勋乃殂落”，许氏《说文》正同。他日引尧之言为“放勋曰”，则可知其以是为号也矣。屈原赋二十五篇最近古，《离骚》曰“就重华而陈词”，《涉江》曰“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怀沙》曰“重华不可遌兮”，“重华”凡三见，皆实谓舜，岂得云“重华”本史臣赞舜之辞，屈子因以为舜号也乎？（《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

【汇评】

王充耘：光被四表者尧也，而舜重光如尧，然其德可谓盛矣。夫谓之重华，则一言足以极其形容。（《书义主意》卷一《舜典》）

[3]【汇校】

张文虎：《尧典·疏》、《御览》百三十五、《元龟》二十七引《史》文，并作“瞍”。今作“叟”，疑非。又《书传》“配字曰瞍，瞍无目之称”，今《正义》引并作“叟”，皆误也。（《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帝本纪》）

[4]【汇校】

王叔岷：案：《御览》八一引《大戴礼·五帝德》、《左》昭八年《传疏》引〔《大戴礼》〕《帝系》、《家语·五帝德》“叟”皆作“瞍”。下文“瞽叟更娶妻而生象”，《御览》一三五引“叟”亦作“瞍”。“瞽叟从下纵火焚廪”“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孟子·万章篇》朱熹《集注》引“叟”并作“瞍”；“后瞽叟又使舜穿井”，《初学记》七引“叟”亦作“瞍”。（《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张守节：先后反。孔安国云：“无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别好恶，故时人谓之瞽，配字曰‘叟’。叟，无目之称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陈泰交：瞽，无目之名。（《尚书注考》）

郝敬：按：叟，老父之称，或作“瞍”，谓舜父无眸子，误。（《批点史记琐琐》卷一《五帝本纪》）

梁玉绳：瞽始见《书·尧典》《大禹谟》，瞽瞍始见《大禹谟》。蟜牛产瞽叟，瞽叟产舜，始见《帝系》。瞽，鼓也，瞑瞑然目平合如鼓皮也。按：孔《传》舜父有目，不能分别好恶，时人谓之瞽。配字曰瞍。此说恐非。《尧典》瞽子，《五帝纪》作盲者子，故《路史·后纪十二》称天瞢。又《吕氏春秋·古乐》言瞽叟为尧拌五弦之瑟，作十五弦，皆无目之验。而瞍与瞽同义，似当作叟为是。《帝系》《五帝纪》《世表》《墨子·非儒》《吕·古乐》皆作叟。此表“叜”字，或以古文示意欤？（《汉书人表考》卷八《鼓叜》，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施之勉：雷学淇曰：《周语》曰，瞽告有协风至。又曰，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韦注云，瞽，乐太师。神瞽，古乐正。《郑语》谓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是虞幕初为瞽官也。瞽叟之称瞽亦犹是。《书》曰瞽子，即谓是瞽官之子也。《吕氏春秋·古乐》曰：尧命瞽叟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此即叟为乐师之证。盖自幕至叟，世为乐正，嗣守虞封。观《书》曰虞舜，又曰嫔于虞，为国土现存者可知。观《国语》及《吕览》等说，其世为乐官可知。《史记》谓自穷蝉至舜，皆微，为庶人，舜父瞽叟盲。后出《书传》谓舜父有目不能分别好恶，故时人谓之瞽，配字曰瞍，此皆稗记也。孔颖达《尚书》《左传》正义，因《尧典》有鳏在下，及《书序》虞舜侧微等文，谓瞽叟以前，常有国土，至瞽叟始失国，此亦非是。夫叟以前，常有国土，信矣，谓叟始失国，于经传无明征。盖叟亦贤者流，能世其官，佐尧制乐，故《传》曰“无违命”，《书》曰“不格奸”，又曰瞽叟底豫，瞽叟允若。若亡国绝世，何以云“不格奸”“无违命”乎？“在下”“侧微”，止是无位之称。诸侯之嗣名未达于天子，且违志未娶，故曰“在下”，曰“侧微”，犹高宗之旧劳于外，祖甲之旧为小人已，岂得为瞽叟失国之证？况舜之不得于父母弟，越在田亩，抑亦人情。金履祥《尚书表注》曰，幕始封国，传至瞽叟，舜为嫡长，父母弟恶之鳏之，欲夺嫡耳。此为确论。且《书》之斥叟，止谓之顽，别无他恶。顽之义，《玉篇》为钝，《广韵》为愚。愚钝之人，易于偏听，故嚚傲者得售其奸。然浚井完廪等说，亦《孟子》偶未与辨者，殊不足信。伪《传》用《左传》说，谓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武丁之于孝己也，吉甫之于伯奇也，诚有伤父道矣，而后世仍谓之贤君贤相，何于舜父独深恶乎？（《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五帝本纪第一》）

[5]【汇校】

王叔岷：《考证》：《戴记》“桥”作“蟜”，“望”作“芒”。案：《御览》八一引《帝王世纪》，“望”亦作“芒”。（《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张守节：桥又音娇。（《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6]【汇校】

梁玉绳：按：《吕梁碑》叙舜上世无句望一代，甚是，盖《史》仍《大戴礼》之误也。句望即句芒，乃少昊之子重，安得指为敬康之子、桥牛之父耶？（《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汇注】

张守节：句，古侯反。望音亡。（《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夏燮：按：《史记·五帝本纪》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以校此表，前有穷蝉，云颛顼子，生敬康。此云句望，敬康子，生蟜牛。末行鼓叜，云蟜牛子，生舜，则与七世之说符。盖皆据《世本》也。然考之昭八年《传》，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杜《注》但云幕，舜之先，而莫能明其世次。孔《疏》引《鲁语》幕帅颛顼之文，而云幕是舜先，不知去舜远近。又引《帝系》云，亦不知幕于蟜牛以前，是谁名字之异。盖孔氏亦疑幕在七世中，而名字之异，荒远难稽。今检《鲁语》展禽论祀典云：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韦昭解云：幕，舜后虞思也，为夏诸侯。帅，循也。颛顼，有虞之祖也。如昭说，不但与《左传》自幕至于瞽瞍之文先后倒置，而本文所谓有虞氏报焉者，岂虞之在夏，尚得以有虞氏称之？昭以为报颛顼，尤属费解。宜孔氏之但引《鲁语》，而不据韦解也。殿本《史记》本纪考证引《路史·余论》曰：《吕梁碑》，刘耽作，碑中叙纪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乔牛，乔牛生瞽叟，瞽叟产舜，命禹行水道吕梁。特此节完备为可考。质之于纪，惟无句望，且不言出自黄帝。予谓《路史》所引，与《左传》及杜氏幕为舜先之语合。疑幕即颛顼之子，传至穷蝉而失国。史家所纪，据其微为庶人之数世言之，遂托始于穷蝉，因误以穷蝉为颛顼之子。而证之《左传》《国语》，可以补《世本》之阙云。（《校汉书八表》卷八《古今人表·句望》）

程馀庆：按：句望即句芒，乃少昊子。故汉刘耽《吕梁碑》无句望一代。《史》误。（《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7]【汇校】

张澍稡：澍按：《史记索隐》云：穷蝉，《世本》作穷系，今《太平御览》引作系蝉者误。又按：穷系舜之高祖，舜为黄帝八世孙也。《大戴礼》文与此同。而《世表》云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索隐》云：《世表》依《世本》，不知何以差互如是。（《世本集补注》卷四《帝系篇》，见《世本八种》）

[8]【汇注】

梁玉绳：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始见《大戴礼·帝系》《史·五帝纪》《世表》。蝉又作係。案：《路史·余论》载《吕梁碑》云：舜祖幕，幕生穷蝉。《鲁语》上云：幕能帅颛顼者。幕之上世无考。未知颛顼之亲子欤？抑其子孙欤？金石较谱牒似更确。穷蝉既是幕子，又未知穷蝉之去颛顼中隔几世，安得以为父子哉！表依《帝系》《史记》不列幕名，亦疏。（《汉书人表考》卷二《穷蝉》，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程馀庆：《世系》亦倒序。遥接穷蝉。（《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9]【汇校】

［日］水泽利忠：南化、三、梅、狩、阁、高、野、中彭、中统重“昌意”二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程馀庆：直追至昌意，以应《黄帝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汇评】

罗泌：道有所谓经，亦有所谓权；法有所谓正，亦有所谓义。经与正者常也，权与义尤不得而废焉。舜之有天下，受之尧也。受之于尧，于是祖尧之祖，而不自致其祖。方其摄也，受终文祖，文祖者，尧之太祖也。及其立也，则复格于文祖，皆不自致其祖，而祖尧之祖。以其受之尧也，权也。《虞书》曰“祖考来格”，夫所谓“考”者，瞽目之叟，而“祖”者，叟之父，非可易也。然则祖颛顼者，特推其位之所自传者，祖之非祖也。其宗尧也，亦惟推本帝业之所从，受而取之，以为配也。义也，禘于员丘，黄帝非虞氏在庙之帝也。郊于国之阳，帝喾非虞氏在庙之立也。由是言之，颛顼岂虞氏之祖哉？颛顼传之帝喾，喾传之挚，传之尧，是知尧亦祖颛顼矣。然则尧、舜之所祖，为传位者信也。降及夏后，天下为家，于是始祖其祖矣。祖其祖，常也。故康成云：有虞氏尚德，其禘郊祖宗之人，配用有德而已，皆非虞氏之亲也。自夏而后，稍以其姓代之，郊鲧是也。是郑亦以舜为不出高阳矣。然云尚德，是不知权与义之说也。苏轼亦云：受天下于人，必告其人之所从受者，虞祖颛顼而宗尧，则神宗当为尧，而文祖当为颛顼。（《路史·发挥卷五·论舜不出黄帝》）

[10]【汇校】

雷学淇：《舜典》疏引《世本》云：舜是黄帝八代之孙，皆约全文言之。戴书云：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蟜牛，蟜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与《汉·志》五世之说，未审《世本》元文，与此同否？（《世本注》上，见《世本八种》）

罗泌：《吕梁碑》，刘耽作。……耽于传无闻矣，据碑之言皇帝登封之岁，则盖秦汉间人也。碑中叙记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乔牛，乔牛生瞽叟。瞽叟产舜，命禹行水道吕梁。特此节完备为可考，质之于传，惟无“句望”，且不言出自黄帝，谅得其正。（《路史·余论七·吕梁碑》）

［日］泷川资言：赵翼曰：《左传》昭公八年云：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者，舜重之以明德。《国语·鲁语》：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则舜之先有名幕者，《史记》无之。（《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评】

罗璧：子由《古史》讥司马迁《史记》轻信而疏略，今以所记《世系》求之；其言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自黄帝至舜，凡九世。及叙禹系曰：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去黄帝止五世。禹继舜兴，何舜远而禹近也？叙黄帝至汤凡十七世，汤至纣又二十九世，通四十八世；叙黄帝至武王但十九世，武王后汤六百年兴，去黄帝乃止二十世，何纣远而武近也？后之论世系者多本《史记》，殆未考迁之谬也。（《罗氏识遗》卷六《史记世系》）

王恢：部落时代，统系无征。远古姑无论，即周公东征后，封禹之后于杞，以孔子之“信而好古”，犹曰“杞不足徵，文献不足”。而《史记》言禹父曰鲧，鲧父即帝颛顼，虞舜为颛顼六世孙。然则禹为舜五世祖矣。古代帝王，本为不同地区之部落首长，此衰彼兴，互为雄长。史家以后世王朝政权之转移，纲纪远古之递禅，盖意在使各自独立之民族结合在一世系之下，以黄帝为共祖，求民族之统一耳。（《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

[11]【汇校】

吴汝纶：“自从穷蝉以至帝舜”，依《通志》校删“从”字、“以”字。（《点勘史记读本·五帝本纪》）

【汇注】

古史官：颛顼生穷蝉，五世而生瞽叟，瞽叟生重华，是为帝舜。（《世本》上）

【汇评】

崔述：《大戴记·帝系篇》云：“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勾芒，勾芒产蟜牛，蟜牛产瞽瞍，瞽瞍产重华，是为帝舜。”《史记·五帝本纪》因之。余按《春秋传》云：“陈，颛顼之族也；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国语》云：“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则舜之先，颛顼之后之有一幕必也；何以《记》之世次无之？而勾芒，据《春秋传》乃少皞氏之子，亦不得为颛顼裔也。且《大戴记》以尧为黄帝之玄孙，则是尧与舜之高祖敬康为同高祖兄弟；男女辨姓，人道之大防也，况于近属，尧安得以其女妻舜，舜安得遂取之！而上下相距至四五世，舜之年又安得与尧之女等乎！盖谓舜之出于颛顼，可也；谓颛顼、舜与古帝王之皆出于黄帝，则不可。谓幕有功德而传于世，可信也；谓舜先世之名无不历历皆传于世，则不可信。然则《大戴》之文不若《春秋传》之为近理矣。而《传》文又与《国语》同，或当不诬。故弃彼而采此。（《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一《尧求舜·辨舜出于黄帝之说》）

又：韦昭《国语解》云：“幕，舜之后虞思也，为夏诸侯。”按《传》此文，则幕乃舜祖，非舜后也。且《国语》称“上甲微帅契”，“高圉大王帅稷”，皆在汤、武前，惟杼在禹后，则以为“帅禹”：若幕果在舜后，何不谓之“帅舜”，乃谓之“帅颛顼”乎！韦氏盖因《大戴》《史记》叙舜先世无幕，故曲为之说，而以幕为思，所谓因误而益误也。今正之。（《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一《尧求舜·韦昭以幕为舜后之误》）

[12]【汇校】

编者按：《春秋左氏传》昭公八年云：“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杜预注曰：“幕，舜之先，瞽瞍，舜父，从幕至瞽瞍，间无违天命废绝者。”即皆为有国之在位者，不“皆微为庶人”。孔颖达《正义》曰：《鲁语》曰：幕能师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孔晁云：幕能修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于岁之大烝而祭焉。谓之报，谓虞舜祭幕，明幕是舜先，不知去舜远近也。《帝系》云：颛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亦不知幕于蟜牛以前是谁名字之异也。从幕至瞽叟，无违天命废绝，言其不绝世，继嗣相传，以至舜也。观《传》此文，瞽叟以前，似有国土。而《尚书序》云“虞舜侧微”，孔安国云“为庶人，故微贱”，《经》云“有鳏在下，曰虞舜”，明是下贱矣。盖至瞽叟始失国耳。此久远之事，不可知也。

【汇注】

梁玉绳：按：自幕有虞国，递传至舜，犹然诸侯。耕、渔、陶、贩，乃其初不得于亲之故，若伯奇、重耳矣。《左传》称“自幕至瞽瞍无违命”，书之师锡，号为虞舜，二女之降，亦名嫔虞，孟子述象呼舜都君（原注：《索隐》引《世纪》以都君为舜字，非也。《路史·发挥》以为都鄙之君，亦非），何言微为庶人，此与《陈世家》并误。所谓匹夫而有天下者，亦以其家庭多难，厕身侧陋，不啻匹夫。况古之天子，常不若后世之尊，观武丁、祖甲可见也。宋魏了翁《古今考》本《左传·疏》又谓“自瞽瞍失国”，不足据。（《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王叔岷：案：《路史·后纪十二》注云：“《史》云：‘穷蝉以来，微在匹庶。’谓庶士，非庶民也。”自景祐本以下皆作“微为庶人”，庶人犹庶民也。罗苹所据，未知何本。（《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舜父瞽叟盲[1]，而舜母死[2]。瞽叟更娶妻而生象[3]，象傲。瞽叟爱后妻子[4]，常欲杀舜，舜避逃[5]；及有小过，则受罪[6]。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7]，匪有解[8]。

[1]【汇注】

周祈：郑云无目眹谓之瞽，有目无眸子谓之瞍，按：眹，兆也，无目眹，谓目上下相合漫无兆域，若鼓皮然。故曰瞽。《说文》瞽目但有眹也，非是。瞍，即今青盲，目上下开有眹而无珠子，故曰有目无眸子，《诗》所谓矇瞍也。（《名义考》卷六《瞽瞍》）

又：《广韵》吉凶形兆谓之兆眹。按：兆，灼龟坼，眹（原注，音引），目眶。二者著见几微，故吉凶形兆谓之兆眹，或作眹兆，而读者作朕兆，谬矣。（《名义考》卷八《兆眹》）

又：孔颖达曰：无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别善恶，故谓之瞽。配字曰瞍，盖瞍亦无目之称。（《名义考》卷八《瞽瞍仪狄》）

徐旭生：《吕氏春秋·古乐》：“瞽瞍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命延乃拌瞽瞍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礼记·乐记·正义》：按：《乐律》及《礼乐志》云：“尧作大章，是大章为尧乐。”而《古乐》篇说“大章”的作者为瞽瞍。他大约有音乐天才，是古代一位音乐家。传说中瞽瞍顽，象傲，全不很好，与舜不和，甚至屡次想杀舜。由于舜很警惕，他们没有成功。（《尧舜禹·帝舜》，载《文史》第39辑）

[2]【汇注】

司马贞：皇甫谧云：“舜母名握登，生舜于姚墟，因姓姚氏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3]【汇注】

梁玉绳：象始见《尧典》，舜弟始见《孟子》。瞽叟后妻子，封于有庳，谓之鼻天子。与丹朱并称朱、象。（《汉书人表考》卷八《象》，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张澍稡：舜母握登。象为东泽氏女曰壬女所生，与颗手同产。（《世本集补注》卷四《帝系篇》，见《世本八种》）

[4]【汇注】

荀子：虞舜孝已，孝而亲不爱。（《荀子》卷十九《大略篇》）

崔述：余按：《史记》此文采之《书》及《孟子》，而《书》《孟子》皆未言为后母，则《史记》但因其失爱，故亿之耳。郑武姜恶庄公而欲立共叔段，隋文帝以独孤后之言立广而废勇，岂必皆异母哉！汉刘表前妻生子琦、琮，后妻蔡氏之姪，琮妻也，遂爱琮而谮琦；而世俗相传，谓琦与琮异母；亦以其爱故億之也。吾恶知舜之于象不亦如琦之于琮乎？《经》既无文，阙之不失为慎。（《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一《尧求舜·辨舜、象异母之说》）

【汇评】

孟子：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既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尔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皆不足以解忧。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孟子·万章》）

丘濬：不曰爱象，而曰“爱后妻子”，所以见叟之不明也。此亦足以警世之为父者矣。（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王崧：金履祥《通鉴前编》：“瞽瞍之欲杀舜也，《史记》谓爱后妻子之故。然瞽瞍特出于爱憎，而舜又非有大过恶，何至欲杀之哉？考《左氏》史赵之言曰‘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则虞氏自幕故有国；至瞽瞍亦无违命，则粗能守其国者也。其欲杀舜，盖欲废嫡立幼；而象之欲杀其兄，亦欲夺嫡故耳。不然，岂以匹夫之微，爱憎之故，而遽欲杀之哉！”（《崔东壁遗书》附录《关于本书的评论·舜家门之难》）

又：瞽瞍有二子：曰舜，曰象。爱象而欲传以爵土，又难于舜为冢子，故常欲杀之，诚如金氏之说。舜顺适不失子道，欲杀不可得，欲求常在侧，如《史记》所云。于是瞽瞍杀之之意亦已寖息。《书》所谓“克谐以孝，烝烝，不格奸”者，此之谓也。无如象夺嫡之意甚迫，或与其母日谗谮之。瞽瞍听其言，不为之娶，逐舜于外，如殷高宗之放孝己，尹吉甫之放伯奇，又如晋献公嬖骊姬，欲立其子奚齐而出三公子。舜亦窥见瞽瞍之意，让国于象；又爱念父母，不敢自死，若常在侧，则恐触父之怒而启其杀心，致贻不慈之慝，乃从父命别居，时往省其父母。其耕历山而于田号泣，为不能事父母也。此未受尧养时事。帝使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事之，将胥天下而迁，尚在此后。孟子推原舜心，以为“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故类叙于“竭力耕田，共为子职”之时。舜既见逐，备历耕稼陶渔；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其在侧陋之大略如此。（同上）

程馀庆：不曰爱象，而曰爱后妻子，说得人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5]【汇注】

胡宏：瞽瞍之妻握登，有大虹之祥而生舜于诸冯之姚墟。故为有姚。居于妫汭，故为有妫。好学乐善，宽裕温良，善与人同乐。取诸人以为善。学于务成昭。务成昭曰：避天下之逆，从天下之顺，则身修而万物得矣。握登死，瞽瞍再娶，生象，爱象而恶舜，必欲杀之，舜大杖则走，小杖则受，顺适孝慈，欲杀不可得，年二十，孝友闻于人。有友七人：马雄、陶方、回续、牙伯阳、东不訾、秦不虚、灵甫，常辅翼之。（《皇王大纪》卷三《帝尧陶唐氏》）

[6]【汇注】

［日］泷川资言：崔述曰：《史记》此文采之《书》及《孟子》，而《书》《孟子》皆未言为后母，则《史记》但因其失爱，故亿之耳。愚按：《帝王世纪》云“舜能和谐，大杖则避，小杖则受”，盖敷《史》文“有小过则受罪”六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评】

苏辙：孟子曰：尧将举舜，妻以二女，瞽瞍不顺，不告而娶，既而犹欲杀舜而分其室，然舜终不以为怨。余考之于《书》，孟子盖失之矣。世岂有不能顺其父母而能治天下者哉？四岳之荐舜曰：“烝烝，不格奸。”益之称舜曰：“夔夔齐栗，瞽亦允若。”则舜之为庶人，既已能顺其亲，使不至于奸矣，父母兄弟之际，智力之所不施也，有顽父、嚚母、傲弟而能和之，以不失其亲，唯至仁能之，此尧之所以用舜而不疑者也。父子相贼，奸之大也。岂其既已用之，而犹欲杀之哉。（《古史》卷二《五帝本纪》）

[7]【汇注】

孟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孟子·离娄上》）

【汇评】

孟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人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

[8]【汇校】

［日］水泽利忠：毛、金陵同，各本“解”字作“懈”。详节“匪有懈怠”。（《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王叔岷：案：景祐本、黄善夫本、殿本“解”并作“懈”。懈、解正、假字。（《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舜[1]，冀州之人也[2]。舜耕历山[3]，渔雷泽[4]，陶河滨[5]，作什器于寿丘[6]，就时于负夏[7]。舜父瞽叟顽，母嚚[8]，弟象傲，皆欲杀舜[9]。舜顺适不失子道[10]，兄弟孝慈[11]。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12]。

[1]【汇评】

孟子：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孟子·公孙丑上》）

[2]【汇注】

孟子：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孟子·离娄下》）

张守节：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宋《永初山川记》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括地志》云：“妫州有妫水，源出城中。《耆旧传》云即舜釐降二女于妫汭之所。外城中有舜井，城北有历山，山上有舜庙，未详。”按：妫州亦冀州城是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王恢：冀州，三面临河，略当今山西、河南北部及河北省之大部。《禹贡》以冀冠九州，贡道总归于河东，益足证唐、虞、夏之都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虞舜》）

陈蒲清：冀州，古九州之一。相当于今山西、河南北部、河北省大部及辽宁西部。（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汇评】

王十朋：舜生于诸冯，孟子以为东夷之人。历世逾远，传失真。太史公以为冀州，然邪？否邪？然越之邑则有上虞、余姚，山则有虞山、历山，水则有渔浦三怃，地则有姚丘百官，里焉有栗，陶焉有灶，汲焉有井，祀焉有庙，此［皆］其遗迹也。意者不生于是，则游于是乎？舜为人子，克谐以孝，故其俗至今烝烝是效。舜为人臣，克尽其道，故其俗至今孳孳是蹈。舜为人兄，怨怒不藏，故其俗至今爱而能容。舜为人君，以天下禅，故其俗至今廉而能逊。（《会稽三赋》卷上《会稽风俗赋》）

[3]【汇注】

郑玄：历山，在河东。（《尚书大传注》卷一）

张守节：《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亦名首阳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枣山，亦名猪山，亦名狗头山，亦名薄山，亦名吴山。此山西起雷首山，东至吴坂，凡十一名，随州县分之。历山南有舜井。”（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本书卷二八《封禅书》“薄山者，衰山也”，《正义》引《括地志》：“薄山亦名衰山，一名寸棘山，一名渠山，一名雷首山，一名独头山，一名首阳山，一名吴山，一名条山，在陕州芮城县城北十里。此山西起雷山，东至吴坂，凡十名。”山名、次序、数字多异。）又云：“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濮州雷泽县有历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处也。及妫州历山舜井，皆云舜所耕处，未详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蒋廷锡：历山，在今山西平阳府蒲州南三十里，即《禹贡》雷首山也。《水经注》云：河东郡南有历山，谓之历观。舜所耕处。（《尚书地理今释·大禹谟》）

桂馥：历城有历山、舜庙，附会无征之说也。《魏书·太宗纪》至广宁，登历山，祭舜庙。而《地形志》又言历城有舜山祠。（《札朴》卷九《乡里旧闻·历山》）

程馀庆：在濮州南七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毕阮：历山，毕云：“《史记集解》云：‘郑玄曰：在河东。’《水经注》云：‘河东郡南有历山，谓之历观，舜所耕处也。有舜井，妫、汭二水出焉。’二说在今山西永济县。高诱注《淮南子》云：‘历山在泲阴成阳也。一曰济南历城山也。’《水经注》又云：‘周处《风土记》曰：《记》云耕于历山，而始宁、剡二县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树，吴越之间名柞为枥，故曰历山。’与郑说异。《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历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濮州雷泽县有历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处也。及妫州历山舜井，皆云舜所耕处。未详也。’案：说各不同。”（见《墨子闲诂》卷二《尚贤中》）

钱穆：案：汉成帝幸河汾，登历观，扬雄上《河东赋》云：“登历观而遥望，喜虞氏之所耕。”《郡国志注》：“蒲坂县南二十里有历山。”今永济县东南六十里。（《史记地名考·上古地名》）

【汇评】

孟子：舜之居深山之中（朱熹注：居深山，谓耕历山时也），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

朱之蕃：《淮南子》云：昔舜耕于历山，朞年，而田者争处峣崅，以封壤肥饶相让；钓于河渎，朞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当此之时，口不设言，手不指麾，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使舜无其志，虽口辨而户说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4]【汇注】

郑玄：雷夏，沇州泽，今属济阴。（《尚书大传注》卷一）

张守节：《括地志》云：“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山海经》云雷泽有雷神，龙身人头，鼓其腹则雷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罗泌：雷泽亦非一。周处谓是太湖，故《寰宇》引《尚书·释言》谓在震泽若阳城，汉濩泽县。墨子则言舜渔在此泽，今在阳城西北十二。《寰宇记》为乌號切矣。《郡国志》言邑西，今有地名舜田，然今潭之益阳，岳之沅江，故梁之重华县，有虞帝城。《记》亦谓是所都。（《路史·余论七·历山》）

觉罗石麟：雷泽，［永济县］南四十五里雷首山下，相传舜渔于此。（［雍正］《山西通志》卷五十九《古迹·永济县》）

程馀庆：在濮州东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钱穆：案：雷泽，今鄄城县南，接菏泽县界。又考《禹贡》雷夏在兖州，固无可疑；然河东有雷首山，又有雷水，说者亦称之雷泽，则舜渔雷泽，未必即《禹贡》之雷泽。又《禹贡》既有雷夏，又有大野，复有菏泽，三者相毗近。“雷夏既泽”，惟见于《禹贡》，其名不必甚早。（《史记地名考·上古地名》）

[5]【汇校】

陆伯焜：或“陶”上脱“或耕”二字，语见《水经注》，言无地不可耕且陶也。（《史记考证·五帝本纪》）

【汇注】

裴骃：皇甫谧曰：“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按：于曹州滨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或耕或陶，所在则可，何必定陶方得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何必定陶方得为陶也舜之陶也”，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作“何必定陶方得为舜陶之陶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王圻：陶器自舜时便有。三代迄于秦、汉，所谓甓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质浑厚，不务色泽。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瓷，遂有秘色窑器。（《稗史汇编·器用门·什物·陶器》）

觉罗石麟：陶城，［永济县］北三十里。《淮南子》“陶于河滨，期年而器以利”。河滨在蒲州陶城北，有故陶城，南距历山甚近，故孟津有陶河之称。《水经注》“陶城在蒲坂城北”。一说河滨在济之郓城，盖以东夷之说也。夫帝冀人，而虞、历山、陶城皆在冀，盖初耕于野，未必远去父母也。（［雍正］《山西通志》卷五十九《古迹·永济县》）

崔述：历山、雷泽、河滨，说者各异：或以为皆冀州地，或以为皆青、兖州地。自晋、唐以来，相争驳不已。按：虞乃冀州境，舜不应耕稼陶渔于二千里外，则以为冀州者近是。孟子虽有“东夷”之语，然但较文王而东耳。《传》称“桀走鸣条”，鸣条亦冀州境，岂得遂以为青、兖哉！要之，《史记》所称有无本不可知，亦不足深辨也。（《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一《历山、雷泽、河滨皆冀州地》）

王恢：历山既有多说，雷泽又有濮县、永济与阳城，河滨复有定陶之陶墟与永济之陶城。《河水注》：河水南经陶城西，舜陶河滨，皇甫士安以为定陶。然陶城在蒲坂北（《括地志》：北三十里），城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或耕或陶，所在则可，何必定陶方得为陶也。舜之陶，斯或一焉。孟津亦有陶河之称。如《禹贡》所称“济出陶丘北”，禹河时行今卫河而北，定陶本无河道，当以永济为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虞舜》

【汇评】

罗泌：孔子曰：耕渔陶贩，非舜事也，而往为之，以救败也。舜其仁也乎！编蒲结罟，躬耕处苦，而民从之，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至邓之虚，而百千万家，小大说之，秀士以从。（《路史·后纪十二·有虞氏》）

[6]【汇注】

裴骃：皇甫谧曰：“在鲁东门之北。”（《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什器，什，数也。盖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以十为数，犹今云“什物”也。寿丘，地名，黄帝生处。（《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寿音受。颜师古云：“军法，伍人为伍，二伍为什，则共器物，故谓生生之具为什器，亦犹从军及作役者十人为火，共畜调度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程馀庆：什器，犹云什物，人家常用之器也。寿丘，地名，在兖州府曲阜县东北六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王恢：寿丘，盖与“寿陵”同义。生前预筑之陵，初未有名，其后或成定名，如《庄子》称“寿陵馀子”，《洛阳伽蓝记》有寿丘里。《集解》引《世纪》说“在鲁东门之北”（见上轩辕之丘），远古时作、贩，安得相去千百里外？亦当近在河东。《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虞舜》

[7]【汇注】

裴骃：郑玄曰：“负夏，卫地。”（《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就时犹逐时，若言乘时射利也。《尚书大传》曰“贩于顿丘，就时负夏”，孟子曰“迁于负夏”是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王恢：负夏，郑玄云“卫地”，缘《尚书大传》“贩于顿丘，就时负夏”说也。《史地考》二：“旧说负夏即瑕邱（滋阳西二十五里），卫地当近濮阳。又阳夏令太康。疑负夏犹北夏。《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或指安邑、大夏，不必在濮阳。”按：《禹贡》复尾，《书》与《汉志》“复”并作“倍”。夏墟盖以中条山北之安邑为中心，如《老子》说，负夏应指山南河北一带，而后定名之夏阳，即今之平陆。如《孟子》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安邑），正在今山西南部相连之地，非若旧说散在千里之外。《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虞舜》

[8]【汇评】

吴汝纶：“舜父瞽叟顽，母嚚”，归云：“瞽叟事再提，不为复，至末后又书，是太史公用意处。”（《点勘史记读本·各家史记评语·五帝本纪》）

[9]【汇评】

杨时：问：“象日以杀舜为事，而舜终不为所杀，何也？”曰：“尧在上，天下岂容有杀兄者乎？此语自是万章所传之谬，据书所载，但云象傲而已。观万章之言，傲何足以尽之？其言杀舜之时，尧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于畎亩之中，象必不敢，但万章所问，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当时亦不暇辨。”（《龟山集》卷十《语录》）

[10]【汇注】

马骕：《春秋繁露》：舜形体大上而圆首，长于天文，纯于孝慈。（《绎史》卷十《有虞纪》）

[11]【汇校】

梁玉绳：按：此句与上下文义不相接贯，疑是衍文。（《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兄，疑当作“友”。（《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评】

程馀庆：善处兄弟便是孝，即成父母底豫之慈。“兄弟孝慈”，谁能颠倒一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12]【汇校】

［日］水泽利忠：尝，南化、枫、三、狩、中彭、中韩、景、井、蜀、绍、毛，（作）“常”。（《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评】

赵南星：君亲一也。亲有瞽瞍，犹君有桀纣也。撄其锋者，鲜不之死。乃史之纪舜，则曰“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夫瞍心既迷，何所不至？使舜稍有不顺，瞽瞍便得而杀之。惟至无一说之可持，无一隙之可觅，不得已而使浚井，使延廪，是所谓欲杀不可得也。及掩盖而舜在，捐阶而舜又在，岂非欲求常在侧乎？苟移此道事君，将关龙逄、比干或可不见于世，何鬻拳兵谏，毛焦解衣为哉！《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臣则文（至）〔王〕有之，子则帝舜有焉。（《增订二十一史韵》末卷《读史小论·帝舜》）

程馀庆：二句便是圣人作用，人子常宜体认。按：《左传》自幕至于瞽叟无违命。注云：“言自敬康、桥牛，皆有爵邑也。”爵邑何在？即虞国也。是瞽瞍承先世爵邑，忽遭盲废，应传于舜。瞍后妻欲杀舜，以象代之。舜初不敢成父过，负罪引慝，以冀挽回。继知必不可以，于是有托而逃，以爵邑诿之于象。舜生蒲坂，忽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相距千里而遥。至寿丘、负夏，则又远矣。屡徙其地，俾父母无复疑心。而耕稼陶渔之众，亦知舜有克让之实，故让畔让居，成聚成邑，有所感也。不然，岂有终日号泣，即可格亲之理？且弃亲远遁，自食其力，民亦何由见其孝而归之哉？瞽瞍事再提，先略后详法，至篇末又书，是史公用意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舜年二十以孝闻[1]。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2]，四岳咸荐虞舜[3]，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4]，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5]。舜居妫汭[6]，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7]，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8]。舜耕历山[9]，历山之人皆让畔[10]；渔雷泽[11]，雷泽上人皆让居[12]；陶河滨[13]，河滨器皆不苦窳[14]。一年而所居成聚[15]，二年成邑[16]，三年成都[17]。尧乃赐舜衣，与琴[18]，为筑仓廪，予牛羊。瞽叟尚复欲杀之[19]，使舜上涂廪[20]，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21]，去，得不死[22]。后瞽叟又使舜穿井[23]，舜穿井为匿空[24]，旁出[25]；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26]，舜从匿空出[27]，去[28]。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29]。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30]，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31]。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32]，鼓其琴[33]。舜往见之[34]。象鄂不怿[35]，曰：“我思舜正郁陶[36]。”舜曰：“然，尔其庶矣[37]！”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38]。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39]，皆治[40]。

[1]【汇注】

［日］泷川资言：《五帝德》云：“舜二十以孝闻于天下。”（《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评】

孟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孟子·离娄》）

司马迁：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史记·太史公自序》）

王士元：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顺为本，意以承之。顺承颜色，无所不至。发一言，举一意，不敢忘父母；营一指，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敢不信，临下不敢不敬，向善不敢不勤，虽居独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诚，此之为全孝。故孝诚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应，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惑父，屡憎害之，舜心益恭，惧而无怨，谋使浚井，下土实之，于时天休震动，神明骏赫，道穴而出，奉养滋谨，由是玄德茂盛，为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亢仓子·训道第七》）

崔述：《大戴记》称舜云：“好学、孝友、宽裕、温良，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亲；承受天命，依于倪皇（字疑误）；叡明通知为天下王。”余按：此语至为肤浅，且百王群圣之所同，不得独以称舜。《五帝本纪》亦不之采，岂以其陋而削之耶？大抵此篇《史记》所采者尚成文理，所不采者尤浅谬；其文与《史记》异同者，皆不如《史记》之完善。或《史记》有所删定邪？抑今之《大戴》非古本，其中有讹误增益邪？（《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一《史记不采大戴记舜德》）

李文耕：耕按：孔子称“舜大孝至矣”，然其要总在不见父母不是处。此便是人伦之察，所以负罪引慝而卒有以化瞽叟者也。夫人伦之变，至舜而极，然能尽爱敬之诚，则至顽如瞍，尚有以得其欢心，而喻之于道，况顽不如瞍者乎？后之事亲者，第以舜比，便无容身地，虽遇难事之亲，无所藉口以自恕矣。（《孝弟录》卷上《虞舜孺慕》）

[2]【汇注】

张守节：可用，谓可为天子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3]【汇注】

伏生：舜不登而高，不行而远，拱揖于天下，而天下称仁。（《尚书大传》卷三《略说》）

王圻：舜事亲养兄为天下法，其游也，得六人，曰：雄陶、方回、续牙、伯阳、东不识、秦不空，皆一国之贤者。（《稗史汇编·人物门·帝王上·舜》）

[4]【汇注】

胡宏：尧欲以位让四岳，四岳辞。尧命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于是众以舜言之于尧。尧曰：“然。朕闻之，舜生三十年矣，父母不使娶。”尧知舜告则不得娶也，遂女以二女娥皇、女英，九男、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舜内行弥谨。釐降二女，不敢贵骄。于妫汭事舜亲戚，甚有妇道。九男皆益笃。舜事父母弥至，于是瞽瞍信其孝而顺其道焉。（《皇王大纪》卷三《帝尧陶唐氏》）

觉罗石麟：［临汾县］城东礼城，相传尧妻舜二女地。（［雍正］《山西通志》卷五十七《古迹·临汾县》）

张澍稡：澍按：孔《疏》云：按《世本》尧是黄帝玄孙，舜是黄帝八代孙。计尧女于舜之曾祖，为四世从姊妹，以之为妻，于义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据信。或者古道质故也。《路史·余论》吕梁碑中叙纪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乔牛，乔牛生瞽瞍，瞽瞍生舜云云，质之于传，惟无句望，不箸出自黄帝，谅得其正。又按：盲与皇，声相近，汲冢古文葬后育于渭，又系盲字之讹。《地理志》：陈仓有舜妻育冢祠。后盲即娥皇也。罃即女英，《人表》亦作罃，一引作瑩，非。《大戴礼·帝系篇》舜娶于帝尧之子，谓之女匽氏，一作少匽。《尸子》云：妻之以媓，媵之以娥，此二妃皆尧女，尸佼以媓娥分为二，不数女英，误矣。郑注《礼记》云：舜有三妃，其一即登比也。或谓娥即女英，则世本有娥盲，又有女罃，不其复乎？司马贞曰：《列女传》云：二女，长曰娥皇，次曰女英。是矣。（《世本集补注》卷四《帝系篇》，见《世本八种》）

【汇评】

孟子：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孟子·万章上》）

胡宏：子告父母而娶，女氏告父母而妻，此婚礼之常也。若夫圣人不居庙堂之上，而穷居山林。圣人，人伦之至，而反不得于父母，此则非常之大事也。尧为天子，当此非常之事，岂得不以为急务？是故二圣人略常礼，以天子二女嫁于匹夫。既二女嫔虞，瞽瞍底豫，圣人之化行，而人伦明于天下后世。岂特不格奸于一家一时而已耶？大哉权乎！去轻以就重，略名以全实，亏小以成大，舍近以图远，圣人之所以变化莫测，而天下之所以治也。圣学衰微，当事任者尚变诈，随流俗，急轻而缓重，务名而弃实，知小而昧大，见近而忘远，因循苟且，以是为权。兆于灭亡而不悟，悲夫！（《皇王大纪》卷三《帝尧陶唐氏》）

夏僎：林少颖曰：尧之试舜，将授以天下，而其所以观之者，不观其他，而惟曰：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者，盖夫夫妇妇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尚书详解》卷一《尧典》）

朱熹：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舜告焉，则不得娶，而终于无后矣。告者，礼也。不告者，权也。“犹告”言与告同也。盖权而得中，则不离于正矣。（《孟子集注》卷四《离娄上》）

金履祥：史称黄帝之曾孙喾，喾之子尧，则尧，黄帝之玄孙也。又称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历穷蝉、敬康、句望、蟜牛以至瞽叟以生舜，则舜黄帝八世孙也。尧舜俱出于黄帝，则二女之妻不亦亡宗嬻姓乱序无别已乎！……然则舜果何出？考之于书曰：虞舜曰嫔于虞，是虞者有国之称，参之《国语》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植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夫以虞幕并契、稷而言。则幕为有功，始封之君虞为有国之号，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一）

沈懋学：舜娶尧二女，据《史记》世次，言为曾祖姑，人伦之理，必不若是。按：《韩诗外传》云，战国处士讥舜曰：兼二女，非达理也。使尧舜果同族，其不举以为讥，而止讥其兼乎？观此，太史公之说谬矣。故学者一以经为主，而按《史》之是非可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王世贞：《礼》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世本》亦言尧为黄帝曾孙，舜为黄帝八代孙，以尧之二女于舜之曾祖为四从姊妹，尧岂以妻舜哉？《礼记》《世本》之言，皆不足信。（《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王圻：罗泌云：尝见汉刘耽所书《吕梁碑》字为小篆，而讹泐者过半，其可读者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云：舜始祖幕，幕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乔牛，乔牛生瞽叟，瞽叟产舜，质以《史记》盖同，而不言出自黄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为婚之疑矣。（《稗史汇编·人物门·统系·虞周世系》）

崔述：按《经》记嫔虞事，绝未见有不告之意。孟子之言或有所本。然尧为天子，瞽瞍即不欲舜娶，势亦无如之何；而“烝烝，不格奸”之后，何至尚欲其鳏以终身乎？且瞽瞍果制舜使不得娶，亦必将制舜使不得仕：即不告而仕矣，瞽瞍知之，独不能迫之使去，禁之使不得行其志乎？安得事事皆避之而不使知也！大抵战国时多好谈上古事，而传闻往往过其实：孟子但以义裁之，苟不害于大义，亦不甚核其事实之有无也。（《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一《辨不告而娶之说》）

[5]【汇注】

刘恕：三十，尧闻其贤，征之草茅之中，与之语礼乐而不逆，道广大而不穷，尧妻二女以观其内，任之百官以观其外。封于虞为诸侯。（《资治通鉴外纪》卷一《帝尧》）

程馀庆：尧长子监明，早死，封其嗣于刘。嫡子朱，封于丹。庶子九人：凡房、傅、铸、唐、冀、随、郇、栎、函，皆尧后之国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汇评】

李长卿：尧以天下与舜，而不与子；天下归舜，不归尧之子。舜以天下与禹，而不与子，天下归禹而不归舜之子，有所与而无所归者，子之是也；有所归而无所与者，武王是也。（《松霞馆赘言》卷二十七）

又：尧官其家，九男二女以事舜；禹家其官，天之历数以禅子。天乎，人不得而私之；人乎，天不得而公之。（同上）

[6]【汇校】

雷学淇：淇案：饶内，即妫汭。《国语》作嬴内，近本《水经注》刊本，俱作妫汭。《玉海》引《水经注》作饶内。《通典》金州西城县下，引《世本》作饶汭，《路史·国名》亦引作饶汭也。盖古文本作饶内，后之刊《水经》者，改从妫汭。（《世本注》下《居》，见《世本八种》）

【汇注】

宋衷：“舜居饶内”，在汉中西城县，或言妫虚，在西北，舜之居。（《世本注》下《居》，见《世本八种》）

周世则：舜井在上虞西北三十五里。又有舜水，在县南二百五十步。……舜庙在上虞县西三十五里。（引自王十朋《会稽三赋·会稽风俗赋注》）

王应麟：妫，水名。在今河中府河东县，出历山，入河。《尔雅》水北曰汭。《括地志》妫州有妫水，源出城中。《耆旧传》曰即舜妫汭。《水经注》《世本》曰：舜居饶内，在汉中西城，或言妫墟在西北，舜所居也。《通典》：金州西城县有妫墟，《帝王世纪》谓之姚墟。《世本》曰：饶汭，《古文尚书》《周语》嬴内，音妫汭。《括地志》又云姚墟在濮州雷泽县东十三里，《会稽旧记》云，上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历代都邑考·帝舜都》）

王夫之：蔡注引《尔雅》，水北曰汭。今按《尔雅》并无此文。盖孔氏“泾属渭汭”之传有此言，而蔡氏误识之也。《金史·地理志》蒲州有妫水、汭水。《汉·郡国志》云“南流者妫，北流者汭，异源同归，混流西注，而入于河”，则是妫、汭固为二水也。又许慎说：“汭，水相入也。”故言洛汭者，洛入河也；渭汭者，渭入河也。然则妫汭者，亦妫水入河之称。乃水之以汭名者，若《周礼》“其川泾汭”，亦以汧源之汭水，与泾并流而入渭，则两水相放之间，中复有一水附入焉，则谓之汭。此亦妫水入河之介，别有一水从中附入而为汭也。蔡氏亦云：“妫水出河东历山，入海。”不知妫汭去海且数千里，由河达海，而非竟入于海。蔡氏生长东南，目所未见，更不留心参考，其卤莽乃有如此者。（《尚书稗疏·虞书尧典》）

蒋廷锡：妫汭，在今山西平阳府蒲州界。按孔安国《传》云：“舜所居妫水之汭。”《经典释文》云：“汭水之内也。”皆不以汭为水名。而《水经注》云：“历山有舜井，妫水出焉，南曰妫水，北曰汭水。异源同归，浑流南入于河。”《史记正义》亦引《地记》云：“河东郡青山东，山中有二泉，南流者曰妫水，北流者曰汭水。”今考山西平阳府蒲州南有妫、汭二水，皆南注大河，与《水经注》《地记》二书合。盖汭本训北、训内，又为小水入大水之名，或后人见妫水北有一小水入妫，遂蒙《尧典》文而加名耳。（《尚书地理今释·尧典》）

张澎稡：颛顼生穷蝉，六世生舜，处虞之妫汭，尧嬗以天下，火生土，故为土德，天下号曰有虞氏，即位五十载。（《世本集补注》卷四《帝系篇》，见《世本八种》）

秦嘉谟：舜居妫汭，妫虚在西城西北，舜之居。（《世本辑注·世本居篇》，见《世本八种》）

徐旭生：妫、汭二水发源于历山。《水经注》：“河东郡南有历山，舜所耕处也，有舜井，妫、汭二水出焉。南曰妫水，北曰汭水，西径历山下。”《尚书》所谓“厘降二女于妫汭也”。（《尧舜禹·帝舜》，载《文史》第39辑）

[7]【汇校】

［日］水泽利忠：“尧二女不敢以贵骄”，南化、谦、狩、高、中彭、中韩，（作）“贵骄华”。（《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张守节：二女不敢以帝女骄慢舜之亲戚。亲戚，谓父瞽叟，后母弟象，妹颗手等也。颗音苦果反。（《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钱大昕：古人称父母为亲戚，《大戴记·曾子疾病篇》：“亲戚既没，虽欲孝，谁为孝？”《孟子·尽心篇》：“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楚世家》“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犹言如丧考妣也。《孟尝君列传》“使使存问献遗其亲戚”，亦谓其父母也。《正义》兼弟妹言之，非史公之旨。（《廿二史考异》卷一《五帝本纪》）

[8]【汇注】

张守节：笃，惇也。非唯二女恭勤妇道，九男事舜皆益惇厚谨敬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郑樵：舜之母曰握登。死，而瞽瞍以继室生象。瞽瞍惑于继室而昵象。象复阴相父母，有杀舜之心。舜无所恨，而事父母与弟，不敢迨遑。年虽五十，犹作婴儿慕亲。尧闻其贤，聘之于草茅之中，与之语礼乐，而知其道广大不穷。妻以二女，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迁于妫汭，二女从之，率舜之教，不敢以贵易其亲戚，尽妇道焉。九男相与益笃。（《通志》卷二《帝舜》）

王圻：孟子曰：“尧使九男二女以事舜于畎亩之中。”赵岐注云：《尧典》曰：厘降二女，不见九男，独丹朱以胤求禅，其余八庶无事，故不见于《尧典》。予按：吕不韦《春秋》云：尧有子十人，而与舜贵公也。然自丹朱之外，不特八庶子而已。皇甫谧《帝王世纪》曰：尧取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其数正与不韦《春秋》合。盖使事舜时，朱以嫡子故，不在所遣中。赵岐云八庶，盖未考耳。（《稗史汇编·伦叙门·父子类·尧九男辨》）

[9]【汇注】

王安石：余姚县人，有与季父争田，于县、于州、于转使不直，提点刑狱令余来直之。将归，闵然望历山而赋之。历山在县西上虞县界中，或曰舜所耕云。（《历山赋并序》，引自《涵芬楼古今文钞》卷九十五）

王应麟：《郡国志》：河东蒲坂有雷首山。注，县南二十里有历山，舜所耕处。《括地志》：蒲州河中府河东县雷首山亦名历山，南有舜井。又：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濮州雷泽县有历山、舜井。又有姚墟，云生舜处也。妫州外城中有舜井，城北有历山，皆云舜所耕处，未详也。南丰曾氏曰：郑康成释历山，在河东。世之好事者因妫水出于雷首，迁就附益，谓历山为雷首之别号，不考其实矣。孟子谓舜东夷之人，则陶渔在济阴，作什器在鲁东门，就时在卫，耕历山在齐，皆东方之地，合于《孟子》。《图记》谓齐之南山为历山，舜所耕处，故其城名历城，在济南府。（《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历代都邑考·帝舜都》）

罗泌：历山，今河东县之雷首山也。其山九名，一曰首阳，临河，与大华对峙，即谓历观。扬雄所云登历观以迳望者。乐史谓在偃师西北二十五里，有舜庙、舜井。妫水、汭水，妫南汭北，然后魏《舆地图·上谷记下》洛城西南四十有潘城，城西北三里亦有历山，形如覆釜，下有舜、瞽二祠。云是舜居帝之踪迹，何闻至是？而齐之历城南五里，又有历山。《水经注》云上有舜祠，县东复有舜井，亦云耕处。《寰宇记》在县东百步。云舜之所穿，又有华水，与历山井通。曾子固言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康成谓历山在河东，雷泽在济阴，而负夏则卫地。皇甫谧乃谓寿丘在鲁东门之北，河滨为即陶丘，乃定陶西南之陶丘亭。耕稼陶渔，皆舜之初年，其地必不大相远，今皆在鲁卫间，则历山不得独在河东，遂以为娶后所居。后世因有妫水而迁就之。夫河中，乃帝所生，若所都而历城古历下也。其相去也远矣。耕渔之时，徒以瞽叟不顺，暂即荒野，顾非日后就贩之比。其初未必远去父母之侧。（《路史·余论七·历山》）

又：按《九域志》，济南、濮阳、河中，皆有历山，俱存祠庙。而今秦地池阳、澧阳、始宁、河县、上虞、无锡亦皆有之。子列子云：舜耕河阳。《书大传》云：舜陶河滨。按《元和志》，乃河东县北四十之故陶城。《苏氏演义》云：历山有四：一河中，二齐之历阳县，三冀州，四濮之雷泽。雷泽不闻有二，耕渔必不相远，即此为是。今曹濮间有舜豢龙井，定陶城皆其踪也。然历山何止四哉？信都之历山，乐史亦以为舜耕在是。《援神契》云：舜生姚墟，应劭谓与雷泽相近。《寰宇记》在雷泽县东十三里。历山在县西北十六，今濮之雷泽西北六十，有小山孤立，谓之历山。山北有小阜，属池目之姚墟。劭谧缘之，皆记舜耕之所而池之。建德东十里更有尧城山，县南三十有尧城、尧祠。云尧巡所至，梁武于此立太原府，县北二十为舜城，城有舜井，有枥山，上有尧、舜二祠。《元和郡志》谓是两帝南巡所至。而《周处记》始宁界复有舜所耕田，一山多柞，因谓枥山，而以具区为之雷泽，以其中有大小雷山也。王介甫从之，妄矣。夫使帝果南巡，至是，亦何豫耕渔之日邪？（同上）

陈直：武梁祠画像题字云：“帝舜名重华，耕于历山，外养三年。”与本文同，外养未详。（《史记新证·五帝本纪》）

徐旭生：历山，《括地志》：“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亦名首阳山。”雷首山下的沼泽，当可名为雷泽。应即今永济县西的张阳池，古称晋兴泽。此地西距黄河不远，或耕、或渔、或陶，都在晋南一地，何必东耕于历城之历山（或南下余姚），钓于济阴之雷泽，陶于曹州之河滨？往来千里之遥，殊为不近情理。此或其后虞族人口繁多，势力扩大，活动地区向东扩展，遂居于河南东部之地。秦汉时虞县，亦称为古虞国，为舜之商均之封地。故孟子曰：“舜，东夷之人也。”这种情况，可能接近于事实。总之，山西南部的运城、平陆、解州、虞乡、永济一带，实为有虞氏之故土。（《尧舜禹·帝舜》，载《文史》第39辑）

王恢：历山，永济县东南六十里，与虞乡搭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虞舜》）

又：历山见于《清统志》者十有三，言舜耕者七：其在北方者：（一）宣化府，在今察哈尔涿鹿西南；（二）平阳府，山西冀城县东南七十里；（三）蒲州府，永济县东南六十里；（四）济南府，山东历城县南五里。在南方者：（一）池州，安徽东流县东三十里；（二）金华府，浙江永康县南三十五里；（三）绍兴府，余姚县西北六十里。又引苏鹗《演义》云：“历山有四：一汉中，二齐州，三冀州，四濮州，要当以河中（永济）为是。”《蒲州府》曰：“汉成帝幸河汾，登历观，扬雄上《河东赋》云：‘登历观而游望兮，喜虞氏之所耕。’则以舜所耕之历山为在河东蒲坂，其说旧矣。”但又以曾巩《齐州二堂记》之辨最为明晰，蒲坂之历山，未必即舜耕处也。……观夫晋人以为在晋，齐人以为在齐，浙人以为在浙，远古诚然荒邈，传说固难考实，然就唐、虞、夏三代民族活动史地言，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要皆在河东百数里之间，不应散在千数百里之外。其所以异说杂陈者，正益显我族缅怀先圣凿开洪荒之精神，肇农工商业文化之悠久，与夫立贤无方，与人为善之明德，亘万古而常新，弥六合以生气。虽不免于附会，而实发自民族之敬爱，与恣谈怪异者迥殊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虞舜》）

【汇评】

尸佼：舜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其田历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亩，与四海俱有其利。其渔雷泽也，旱则为耕者凿渎，俭则为猎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归之若父母。（《尸子》卷下）

韩非：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韩非子·难一》）

刘向：历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泽之渔者善争陂，而舜渔焉；东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渔与陶非舜之事，而舜为之，以救败也。（《说苑》卷二十《反质》）

[10]【汇注】

张守节：《韩非子》“历山之农相侵略，舜往耕，朞年，耕者让畔”也。（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历山之农相侵略”，“侵略”，殿本作“侵畔”。按：《韩非子·难一》：“历山之农者侵畔。”）（《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刘恕：耕于历山，朞年，而田者争处埆，以封壤肥饶相让。（《资治通鉴外纪》卷一《帝尧》）

[11]【汇校】

孙诒让：“雷泽”，《太平御览》《玉海》引作“濩泽”。《地理志》河东郡有濩泽。应劭曰：泽在西北。《通典》云泽州阳城县有濩泽水。《史记集解》云：郑玄曰，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按：今山西永济县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泽，亦云舜所渔也。王云雷泽本作濩泽。此后人习闻舜渔雷泽之事，而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汉书·地理志》河东郡濩泽县。应劭曰：有濩泽在西北。《穆天子传》天子四日休于濩泽。郭璞曰：今平阳濩泽县是也。濩音穫。《水经·沁水》注曰：濩泽水出濩泽城西白涧渠东，迳濩泽。《墨子》曰：舜渔濩泽，又东迳濩泽县故城南，盖以泽氏县也。《初学记·州郡部》正文出“舜泽”二字，注曰：“《墨子》曰：舜渔于濩泽，在濩泽县西。”今本《初学记》作“雷泽”，与注不合，明是后人所改。又《元和郡县志·河东道下》《太平寰宇记·河东道下》《太平御览·州郡部九》《路史·疏仡纪》引《墨子》，并作“濩泽”。是《墨子》自作“濩泽”，与他书作“雷泽”者不同。濩泽在今泽州府阳城县西嶕峣山下。（《墨子闲诂》卷二《尚贤中》）

【汇注】

王应麟：《括地志》：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郑康成云：在济阴。《地理志》《禹贡》，雷泽在济阴成阳县西北。墨子曰：舜渔于濩泽。《通典》泽州阳城县有濩泽水。（《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历代都邑考·帝舜都》）

王恢：雷泽，永济县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虞舜》）

又：《货殖传》舜渔雷泽，《集解》引徐广说，《瓠子河注》谓在大成阳县故城西北十余里。《清统志》（一八一）因并曾巩记，说在濮州东南接雷泽县界。（同上）

又：《史地考》（二）：“《禹贡》雷夏及兖州，固无可疑；然河东有雷首山，又有雷水，说者亦称雷泽。则舜渔雷泽，未必即《禹贡》之雷夏。”（同上）

又：《沁水注》引《墨子》，“舜渔濩泽”，在山西阳城县西北。周处《风土记》更说在太湖，乐史、王安石信之，罗泌（《路史·后纪十一》）极论其非，而主濩泽。（同上）

[12]【汇校】

［日］水泽利忠：“雷泽上人皆让居”，南化、枫、三、谦、狩、野、高、阁，（作）“雷泽上之人皆让居”。（《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刘恕：渔于雷泽，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资治通鉴外纪》卷一《帝尧》）

[13]【汇注】

郦道元：“舜陶河滨”，皇甫士安以为定陶不在此也。然陶城在蒲坂城北，城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或耕或陶，所在则可，何必定陶方得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孟津有陶河之称，盖从此始之。南对蒲津关。（《水经注》卷四《河水》）

王应麟：皇甫谧曰：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今广济军。《括地志》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何必定陶？（《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历代都邑考·帝舜都》）

【汇评】

尸佼：夫高显尊贵，利天下之径也，非仁者之所以轻也。何以知其然耶？日之能烛远，势高也，使日在井中，则不能烛十步矣。舜之方陶也，不能利其巷下，南面而君天下，蛮夷戎狄皆被其福。（《尸子·明堂》）

崔述：历山、雷泽、河滨，说者各异，或以为皆冀州地，或以为皆青、兖州地。自晋、唐以来，相争驳不已。按虞乃冀州境，舜不应耕稼陶渔于二千里外，则以为冀州者近是。孟子虽有“东夷”之语，然但较文王而东耳。《传》称“桀走鸣条”，鸣条亦冀州境，岂得遂以为青、兖哉！要之，《史记》所称有无本不可知，亦不足深辨也。（《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一《尧求舜·历山、雷泽、河滨皆冀州地》）

[14]【汇注】

裴骃：《史记音隐》曰：“音游甫反。”骃谓窳，病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苦，读如盬，音古。盬，粗也。窳音庾。（《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郝敬：“苦窳”，按：凡物甘曰美，苦曰恶，器邪曰窳，音庾。（《批点史记琐琐》卷一《五帝本纪》）

程馀庆：苦，音，恶也。窳，音庾，器中空也。言河滨陶者，皆化于舜，不作苦恶败坏之器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汇评】

管仲：凡所谓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举利之，此所谓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管子》卷二十一《版法解》）

韩非：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原注：坻，水中高地，钓者依之），舜往渔焉，朞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原注：非大人之事），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韩非子》卷十五《难一》）

又：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尧安在？”其人曰：“尧为天子。”然则仲尼之圣尧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原注：若尧以舜在上则自有礼让，何须舜以化之）！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且舜救败，朞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以已者。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奚待朞年？舜犹不以此说尧，令从己，乃躬亲，不亦无术乎？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骄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同上）

[15]【汇注】

张守节：聚，在喻反，谓村落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尸子》及《吕氏春秋·贵因篇》云：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庄子·徐无鬼篇》：舜有羶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虚而十有余万家。与是《史》微异。中井积德曰：邑大于聚，都又大于邑，如是而已矣。不当引《周官》制度。（《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评】

孙兰：太古之世，洪水方殷，民无所定，山川初建，则因其势而成聚。聚也者，或山川平旷而可居，或猛毒相远而无害，或茹毛饮血之所资，或冲激漂荡之所避，民将去危就安，去苦就乐。则捍患兴利，不得不群而相聚也。如或道里辽远，山川隔绝，则不能成聚，必其山川之足以依，泉流之足以通，器用之足以备，瓜瓠荤菜百果草木之足以资，禽兽鱼鳖之足以利。有一人者，才智足为众服，而后群而归之，相其流泉，观其阴阳，定其高下，度其夕阳，建立名山，以相统制，而后人情有所系而维之。故析城为城，王屋为屋，少室、太室为室。城足以御灾患，屋足以蔽风雨，室足以安形体，皆人民相聚以相统卫也。是故有茹毛饮血之世，有汙尊匏饮之世，有佃渔网罟之世，有庖厨火食之世，有耕田凿井之世，则一聚者可以不散，而未聚者可以复聚，此因势成聚之说也。（《柳庭舆地隅说》卷上）

[16]【汇注】

马持盈：邑，周礼谓“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事实上，并不一定如此呆板区别。可作为人口较多之市镇讲。（《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17]【汇注】

张守节：《周礼·郊野法》云“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梁玉绳：“舜耕历山……三年成都。”按：耕稼、陶、渔，乃舜微时事，在尧妻舜前，上文已载之矣，则让畔、让居以及成聚、成都，宜并入上文，何又重见于釐降后耶？疑当移“舜，耕历山”至“苦窳”三十一字置上文“舜，冀州之人也”下，而衍上文“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十字，再移“一年”至“成都”十五字置上文“就时于负夏”之下，盖《史》文之复出错见者也。（《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曲英杰：《帝王世纪》云：“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阳，或言潘。潘，今上谷也。”《水经注·河水》载：“河水又南迳城西。舜陶河滨，皇甫士安以为定陶，不在此也。然陶城蒲坂城北，城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或耕或陶，所在则可，何必定陶方得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又载：“（河东）郡南有历山，谓之历观，舜所耕处也。有舜井。妫汭二水出焉，南曰妫水，北曰汭水，乃迳历山下，上有舜庙。”据此，见于记载的有虞氏活动地区大部分在今山西南部。而孟子既称舜为东夷之人，亦当有所本。很可能是其居于东夷诸冯之地，后迁负夏，再沿古河水迁至历山。其在历山，“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亦可表明是后迁于此。《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在今山西永济县境，当为有虞氏西迁后的活动据点。此一带已发现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共存的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载《考古》1980年第3期）。或有可能有一部分为有虞氏居住和活动之遗存。后有虞氏代陶唐氏为盟，其为都之地则当在平阳。（《先秦都城复原研究·尧舜都平阳》）

【汇评】

崔述：《史记·五帝本纪》云：“舜耕历山，人皆让畔；渔雷泽，人皆让居；陶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余按：此皆后人追美舜德之词，不必实有此事。舜尚不能化象之傲，历山、雷泽之人岂皆贤而无不肖哉！“成邑”“成都”，即《孟子》“士多就之”之意而极为形容者。都、邑、聚，皆后世之名，显为后人所撰，非古本有是语也。大抵称古人者多过其实：以舜之不顺乎亲也，则谓舜既升庸之后，瞽瞍犹欲杀之；以舜之德能型俗也，则谓舜当耕稼之时，人已化而归之。试比而观之，无乃感一家太难而感一方太易乎！且孔子恶乡原，孟子称“士憎兹多口”，故曰“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虽上古人情淳笃，与后世不同，要未敢信为必然也。（《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一《辨历山让畔之说》）

蒋彤：看来上古君民之间，与今世土豪略相似，其力足以养人，其言足以服人，事有不能就而请焉。人或相竞，就而决焉。于是相率而从之，即相率而君之。所以舜之所处，一年成聚，三年成都。土广人稀，无分民，并无分土，民既归之，则土亦为所有，非必有前朝后市之模，左宗右社之制，官联法度之繁，城郭沟池之固，于此不宜，则迁乎彼，于彼不宜则再迁。（《暨阳答问》卷一）

[18]【汇注】

张守节：，勑迟反，细葛布衣也。鄒氏音竹几反。（《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郝敬：衣，按：衣即袗衣。孟子曰：舜披袗衣鼓琴。袗，单也。《论语》当暑袗绤，凡缯之希薄者皆可名，不独葛耳。《皋陶谟》：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谓以缯刺绣，藻火等五采于衣，即所谓袗衣也。古礼衣皆用单。《士冠礼》兄弟毕袗玄，即玄端，亦单衣也。（《批点史记琐琐》卷一《五帝本纪》）

[19]【汇注】

王崧：舜所居三年成都，都人奉以为君，故曰都君。……舜既为都君，其孝闻于帝廷，尧因四岳之荐而厘降二女于妫汭以观内，使九男事之以观外。妫汭者，舜所居之都，不在瞽瞍之城市，故曰“畎亩之中”。瞽既逐舜，不患爵土不为象有矣。舜之娶，帝之妻，脱令告之瞽，恐其生子有后，复与象争；或置之深室，使不得娶。若以君道临之而诛瞽，舜且不能为人，何以妻二女！凡娶与妻之不告，所以全舜也。瞽、象见舜为尧所养，虑不能遂其传国于象之谋，于是杀舜之念复生，《史记》谓“尚复欲杀之”，是已。（见《崔东壁遗书》附录《关于本书的论述·舜家门之难》）

【汇评】

崔述：［司马光《史剡》一则］“顽嚚之人，不入德义则有矣；其好利而恶害则与众不殊也。或者舜未为尧知而瞽瞍欲杀之，则可矣；尧已知之，四岳举之，妻以二女，养以百官，方且试以百揆而禅天下焉，则瞽瞍之心岂得不利其子之为天子而尚欲杀之乎！虽欲杀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杀之，瞽瞍与象将随踵而诛，虽甚愚人，必不为也！”余按：《经》曰：“克谐以孝，烝烝，不格奸。”舜之德能感其父母使不至于奸，安有不能感其父母使不杀己者乎！瞽瞍且欲杀舜，何以谓之不格奸；舜且不能使瞽瞍不欲杀己，何以能使之不格奸哉！舜既见举受官，则慎徽五典，纳百揆，宾四门，将惟日不足，何暇闲居家中而完廪，浚井，而鸣琴也，使瞽瞍之掣舜肘至此，舜亦安能为尧尽职乎！象之恶舜，虽封之犹不使得有为于其国，况乃使之治己臣庶，使象得肆其虐，彼臣庶何罪焉！盖舜之家事见于《经》者，“父顽，母嚚，象傲”而已；因其顽嚚而傲也，遂相传有不使娶之说，相传有欲杀舜之事。谚曰“尺水丈波”，公明贾曰“以告者过也”，天下事之递述而递甚其词者往往如是。君实之辨是也。程子、苏氏亦皆以此事为乌有，故今列之存疑。（《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一《引司马光语辨完廪浚井之说》）

[20]【汇校】

［日］水泽利忠：英房、南化、枫、三、梅、狩、中韩、中彭，无“涂”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马持盈：涂廪，以泥土堵塞仓廪中有漏洞之处。（《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21]【汇注】

司马贞：言以笠自扞己身，有似鸟张翅而轻下，得不损伤。皇甫谧云“两繖”，繖，笠类。《列女传》云“二女教舜鸟工上廪”是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通史》云：“瞽叟使舜涤廪，舜告尧二女，女曰：‘时其焚汝，鹊汝衣裳，鸟工往。’舜既登廪，得免去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王叔岷：案：扞，支持也。（《说文》：“扞，忮也。”段注：“忮当作‘枝’，枝持字古书用‘枝’，亦用‘支’。”）《孟子·万章篇》朱熹《集注》引“扞”作“捍”，同。《后汉书·寇恂传》注、《御览》七六五引“而下”下并无“去”字。《御览》一百九十引《史记》云：“舜母嫉舜，舜父使舜涂泥仓，放火而烧舜。舜垂席而下，得无伤。”与此文颇有出入，未知何据。又案：《索隐》引《列女传》云云，今本《列女传·母仪篇·有虞二妃传》无之。《正义》所引《通史》，梁武帝撰，见《隋志》。《金楼子·后妃篇》：“瞽叟使涂廪，舜归告二女：‘父母使我涂廪，我其往！’二女曰：‘衣鸟工往。’舜既治廪，瞽叟焚廪，舜飞去。”与《通史》所记，并有“鸟工往”之文，盖并本于《列女传》。（《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22]【汇评】

何琇：战国时杂说繁兴，一事而传闻异词，名姓、时代互异者，诸子之书，不知凡几，孟子当日亦诸子之流，惟诵法孔子，发明王道，得圣学之正，超出诸子之上耳，故一切流俗附益之文，有斥而辟之者，亦有非大纲宏旨所系，不及一一辨诘者，焚廪、浚井之说，亦姑与就事论事，不必果以为实迹也。（《樵香小记》卷上《焚廪浚井》）

李元度：舜初耕历山，则人让畔；渔雷泽，则人让居；陶河滨，则器不苦窳。所过者化，行路之人皆被之，况在骨肉？若为都君时尚有此祸，则是顽者愈顽，傲者且至于逆，家不能正，乌得为圣人哉？且以人情事势揆之，万万无此理。方是时，舜已徽五典，宅百揆，宾四门，纳大麓。越二年，即受终文祖，以位则都君也，谊则帝之馆甥也。仓廪备矣，何待舜自完，浚井尤贱役也，瞍即使舜，舜胡不转使人？百官俱在，一矢口间耳。乃贸贸然自迫于险，徒恃两笠自扞而下，及匿旁穴得免。瞍能焚廪，即能焚笠，象能揜井，即能揜旁穴，舜奈何以父母遗体，天子之重臣，效尾生抱桥之信，以自速其死邪？且其时，九男安在？二女安在？百官安在？其立而疾视其死欤？抑俱不悟其奸计欤？万一舜竟死，吾不知九男、二女、百官，何辞以谢帝也！况井、廪二役，其一日事邪？先令完廪，焚而未即死；又令浚井，虽三尺童子，知其为阱也。若事非一日，瞍虽顽，一击不中，术亦不堪再试矣。大智如舜，岂犹入其彀中邪？抑岂明知之而自恃可以济险，姑从命以彰亲过而益重吾名邪？（《天岳山馆文钞、诗存》卷一《舜论》）

梁玉绳：按：《史通·暗惑、鉴识》两篇，讥史公此言“鄙俚不雅，甚于褚生，直以舜为左慈、刘根”，所讥良是。至《列女传》及《正义》引《通史》，谓焚、坑不死，实二女教之（原注：梁沈约《纪年注》《宋书·符瑞志》亦云），则尤妄也。（《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23]【汇注】

梁玉绳：按：焚廪、揜井之事，有无未可知，疑战国人妄造也。即果有之，亦非在妻二女之后。《新序·杂事》第一篇以耕稼、陶、渔及井、廪事未为天子时，《论衡·吉验篇》谓事在舜未逢尧时，盖近之矣。不然，四岳荐舜何以言“格”，伯益赞禹何以称“允若”乎？此万章随俗之误，孟子未及辨，而史公相承不察耳。宋司马光《史剡》、《程子遗书》、宋洪迈《容斋三笔》及《古史》《大纪》《路史·发挥》《通鉴前编》俱纠其谬，独太原阎氏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与《四书释地又续》，力主《孟子》《史记》，以为万章断非传闻，马迁断非无据，实系瞽、象顽傲，舜既娶之后，犹欲杀之而分其室，甚且以父母使舜完廪七十九字为古《舜典》之文，岂非妄排众论、好逞胸怀者乎？（《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24]【汇注】

司马贞：音孔。《列女传》所谓“龙工入井”是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25]【汇注】

张守节：言舜潜匿穿孔旁，从他井而出也。《通史》云：“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裳衣，龙工往。’入井，瞽叟与象下土实井，舜从他井出去也。”《括地志》云：“舜井在妫州怀戎县西外城中。其西又有一井，《耆旧传》云并舜井也，舜自中出。《帝王纪》云河东有舜井，未详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江少虞：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所谓匿空旁出者也。祥符中，真宗祀汾阴，驻跸蒲中，车驾亲临，赐名广孝泉井，以名其坊。御制赞纪之。蒲滨河，地卤，泉碱，独此井甘美，世以为异。（《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三《泉水》）

田艺蘅：瞽叟、继母及象盖都君之井，在今襄阳均州土阪窑子铺，即舜耕处。有康山、碎米山。田中石盖井即舜所浚者，修真观，左一穴云即从空旁出处。（《留青日札》卷十《舜井》）

方苞：舜于井中，为可以自匿之空，而其空旁通，可上出也。（《史记注补正·帝舜纪》）

觉罗石麟：舜井，舜庙后东西二井。《类林》：瞍填井后两目方瞽。宋《太平御览》舜为父淘井，取金银置罐中，与父母。皇甫谧曰：“河东有舜井。”宋真宗祠汾阴，幸舜泉，下诏曰：“朕以巡省蒲坂，历览舜泉，钦孝德以升闻，考遗迹而尚在。宜加表称，用表敦风。”乃赐名曰“广孝泉”，复汲泉水遍颁著位。大中祥符五年，命王钦若撰《广孝泉记》。（［雍正］《山西通志》卷五十九《古迹·永济县》）

又：《广孝泉记》碑，明张四维《跋〈广孝泉记〉》云：“宋真宗谒舜庙，名双井曰‘广孝泉’。命枢臣王钦若作记，镌碑庙中，嘉靖乙卯地震，碑泐裂，不可复竖，万历癸未河东道王基，令判官严汝聘别砻一石，录碑文镌竖原所。”（同上）

浦起龙：《正义》曰：“言舜潜匿穿空，旁从他井而出也。”《括地志》云：舜井在妫州怀戎县西外城，其西又有一井。《耆旧传》云并舜井也，舜自中出。按：此等皆出附会。（《史通通释》卷二十《暗惑·匿空旁出》）

【汇评】

罗泌：夫尧之所以举舜者，正以其父顽母嚚象傲，而独能谐以孝，俾不格于奸尔。既不格奸，则瞽叟已底豫矣。叟既底豫，则井廪之事何自而举乎？凡此，一皆未试用之前也。逮其试用，则有二女、百官而奉之，又何躬为井廪之事乎哉？妻帝女，备百官，其贵势亦大矣，象纵不仁，可得施其志乎？兹皆坦然可理晓者。（《路史·发挥卷五·舜不幸以孝名》）

朱之蕃：丘琼山曰：匿空旁出，此其事甚不经。谓舜能自出，非也。谓天哀舜而出之，非也。谓舜豫凿空于井边，尤非也。夫浚井之命出于临时，瞽瞍与象心害舜，岂容他旷日从容，使得凿空以出哉？愚尝镜先秦逸史云：舜欲往浚井，二女问曰：“君欲何之？”舜曰：“井水浊，亲使我浚之。”二女泣然曰：“嗟哉，此危命也！夫前日廪上且心举火，今尔入井，必不出矣。然而父命不可伤也，父母遗体不可残也，伤父命非孝也，残父母遗体，非智亦非孝也。君可脱衣井上，佯示入井，而乘父与弟之未来，先脱身而归，则可谓爱身以爱其亲矣。且徒死何益！”舜从其计，遂先脱归，瞽瞍与象不悟，至井，见舜脱衣在井上，而共下土实之云。（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26]【汇校】

司马贞：亦作“填井”。（《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汇注】

蔡云：按：舜父虽顽，然《书》称允若，《孟子》亦言底豫，非终于顽者，不宜屈在下中。昔读《孟子》“从而揜之”句，以为俟其出而后揜，叟有不忍杀子之心。赵注全非，独旋从阶下说为可节取。盖亦俟其下而后焚，想见当时仓卒镾缝之苦，特制于嚚妻傲子，而不克整其纲，是则所谓顽耳。尊著校《吕氏春秋·古乐篇》，谓瞽叟有功尧乐，不得为顽，卓识名论也。（《汉书人表考校补·鼓叟》，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又：焚廪掩井，非无目人所能从事。夔夔齐栗之容，亦非以意推测而能感动也。盖古时命名不忌隐疾，否则为元冥师者名昧，岂亦目不别五色之章乎？（同上）

【汇评】

郭正域：《列女传》谓舜匿空旁出之事，二女实教之，是。以舜为左慈刘根也，恐不足据。按：《史记》载尧妻舜之后，瞽叟尚欲杀舜。《古史》本《尚书》，瞽亦允若，尧闻其贤，然后妻之，于理为长。合从《古史》。（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崔述：经传之文亦往往有过其实者。……即孟子书中亦往往有之。若舜之“完廪，浚井”“不告而娶”……其言未必无因，然其初事断不如此，特传之者递加称述，欲极力形容，遂不觉其过当耳。（《崔东壁遗书·考信录提要》卷上《〈孟子〉不可信处》）

[27]【汇评】

俞樾：战国传闻之事，多好事者为之，往往失真。孟子辞而辟之，卓矣。乃其所载古事，如瞽瞍使舜完廪浚井之类，不知本何书。近人或据以补《舜典》之逸，恐未必然也。以愚论之，如所称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皆好事者为之，而非事实。禹、益事固不可考，若舜事明载《虞书》，曷尝有南河之避乎？《列子·仲尼篇》尧还宫，召舜，因禅以天下，舜不辞而受之，此说转得其实。《尧典》云舜让于德，弗嗣，疑古本《尧典》作舜攘于德，弗辞。辞，籀文作“”，故与“嗣”通。《礼记·曲礼篇》注曰：“攘，古让字。”然则今本作“让”，古本必作“攘”也。攘者，取也。言以德攘取而弗辞也。夫尧舜以天下相授受，非命九宫十二牧之比。《诗》云：“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使天命不在舜欤，尧固不得而授；天命而在舜，舜又何辞焉？是故列子斯言，转视孟子为得实矣。（《湖楼笔谈》卷一）

[28]【汇评】

裴骃：刘熙曰：“舜以权谋自免，亦大圣有神人之助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刘知幾：《史记》本纪曰：瞽叟使舜穿井，为匿空旁出。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乃止舜宫。难曰：夫杳冥不测，变化无恒，兵革所不能伤，网罗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质为羊，刘根窜形入壁是也。时无可移，祸有必至，虽大圣所不能免，若姬伯拘于羑里，孔父阨于陈、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谓彼幻化，是为圣人。岂知圣人智周万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与夫方内之士有何异哉！如《史记》云重华入于井中，匿空出去。此则其意以舜是左慈、刘根之类，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识事如斯，难以语夫圣道矣。且案太史公云：黄帝、尧、舜轶事，时时见于他说，余择其言尤雅者，著为本纪书首。若如向之所述，岂可谓之雅邪？（《史通》卷二十《暗惑》）

浦起龙：按：此事由孟子不置深辨，唯借其忧喜之端，指与亲爱之本。史家采取杂说，据谓其事实然。得《史通》刊正，可补孟义。（《史通通释》卷二十《暗惑》）

[29]【汇评】

胡宏：苏黄门曰：世未有不能承其父母而能治天下者。斯言信矣。象日以杀舜为事，固非在妻二女之后，此万章之失也。以象之傲，而欲杀舜，世有传之者，安能其必无乎？就其事以处兄弟之间，亦可以为训，不必深辨也。且弟以杀兄为事，在常人则或有报复之心，在贤者则必引咎自责，不藏怒，不宿怨也。在圣人则哀矜而训诱之矣。是舜封象于有庳，使吏治其国而享其衣食租赋，欲常常而见之，使源源而来，友之至也。先儒乃以有庳为今之舂陵。吁！舜都蒲坂，使诚封象于是，则欲常常而见之，使源源而来，适以道毙之也。然则有庳当何居？殆畿内之地欤。观此，则汉文之于淮南，晋武之于齐攸，宋太祖之于义康，唐太宗之于元吉，莫不有惭德，可以为世戒矣。（《皇王大纪》卷四《帝舜有虞氏》）

[30]【汇注】

张守节：［分］扶问反。（《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陈直：此段节括《孟子》文，《孟子》由战国末期到西汉时即已盛行。如《毛传》《韩诗外传》《盐铁论》及《史记》皆引《孟子》原文，与赵岐章句之本，微有不同。（《史记新证·五帝本纪》）

[31]【汇注】

顾炎武：帝之举舜，在瞽瞍底豫之后，今孟子乃谓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犹不顺于父母，而如穷人无所归，此非事实，但其推见圣人之心若此。使天下之为人子者，处心积虑，必出乎此，而后为大孝耳。后儒以为实，然则“二嫂使治朕栖”之说，亦可信矣？（《日知录》卷七《为不顺于父母》）

[32]【汇注】

张守节：宫即室也。《尔雅》云“室谓之宫”。《礼》云“命士已上，父子异宫”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33]【汇校】

李景星：按《孟子》作“舜在床琴”。（《史记评议·五帝本纪》）

【汇注】

姚鼐：太史公载象往入舜宫鼓琴事，与《孟子》微异，恐是真《舜典》语。而《孟子》与史公所闻于孔安国，各解之不同。以理论之，似《史记》是。盖舜先为匿空藏身其中，瞽叟、象实土所不能及，待瞍、象去而舜出，入宫当在象后矣。（《惜抱轩笔记》卷四《史记》）

宋濂：按：《史记》象止舜宫居，鼓其琴，与万章所言不同。当时帝二女何以自安？然则谓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者事，犹近理。（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34]【汇注】

梁玉绳：“象乃止……舜往见之。”按：象居宫、鼓琴，二女何以自安？且是时舜在何处，而反往见象耶？讹之中又讹焉。明何孟春《余冬叙录》云“万章所言，事犹近理”。（《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35]【汇校】

［日］水泽利忠：鄂，殿本作“愕”。英房、南化、枫、棭、三、谦、狩、野、高、阁、中彭、中韩，（作）“象鄂然不怿”。（《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王若虚：《舜本纪》云：“象以舜为已死，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据《孟子》，乃是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也。（《滹南遗老集》卷九《史记辨惑》）

【汇评】

李元春：“象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与《孟》异，然不如孟语为无弊。（《诸史间论·史记》）

[36]【汇注】

马持盈：郁陶，心有所思而愁苦。（《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张家英：“郁陶”，三家、《考证》均未释。谨案：《尔雅·释诂下》：“郁陶，喜也。”郝懿行疏：“郁陶者，陶音遥。……郁陶犹言怡悦，并字之双声，其义又俱为喜也。《孟子》云：‘郁陶思君尔！’郁陶即喜。故《檀弓》云：‘人喜则斯陶。’郑注：‘陶，郁陶也。’郁陶连文，本《尔雅》为训也。”……

《广雅·释诂》：“郁悠，思也。”王念孙《疏证》：“象曰‘郁陶思君尔’，则郁陶乃‘思’之意，非‘喜’之意。……凡人相见而喜，必自道其相思之切，岂得即谓其相思之切为喜乎？……”

应该承认，王念孙不同意以“喜”释“郁陶”，是合乎《孟子》与《史记》的语境的。《孟子》言象“忸怩”，《史记》言“象鄂（愕）不怿”，都与“喜”不相应。王氏又强调“郁陶”有“思”与“忧”二义；于下文更补充说“郁陶”即“忧思愤盈”。在“郁陶思君尔”与“思舜正郁陶”二句中，虽则“郁陶”所充当的成分不同；从语义上看，如将其释为“忧伤”，是较之“忧思愤盈”要易于理解的。（《〈史记〉十二本纪疑诂·五帝本纪》）

[37]【汇校】

李景星：“然，尔其庶矣”，按：《孟子》作“惟兹臣庶”。（《史记评议·五帝本纪》）

【汇注】

司马贞：言汝犹当庶几于友悌之情义也。如《孟子》取《尚书》文，又云“惟兹臣庶，女其于予治”，盖欲令象共我理臣庶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梁玉绳：按：此改治臣庶语以为尔庶，于义亦通，盖事属子虚，故所传异词也。（《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38]【汇注】

王崧：自焚廪、揜井不能杀舜，瞽、象应已知舜不当死而杀念渐消。舜亦为尧所用，日见信任，驯至禅位。瞽、象益为舜所化，且利其富贵，当必变忮害为亲爱。迨尊养兼备，象亦受封，瞽于是允若而底豫焉。“不格奸”与“亦允若”时分先后，情有浅深。（见《崔东壁遗书》附录《关于本书的评论·舜家门之难》）

程馀庆：按：温公谓是时尧将以天下禅舜，瞽、象虽愚，亦岂不利其子与兄之为天子，而欲杀之乎？借使杀之，尧必诛己，宜亦有所不敢矣。苏辙谓，舜之侧微，已能使瞽、象不格奸矣，岂至此而犹欲害之？不知天下事有不可以常情测者。使瞽、象犹知利害之所在，则亦未为甚顽且傲；而舜之所处，亦未足为天下之至难矣。不格奸者，但能使不陷于刑戮，若前所谓杀不可得耳，即此焚廪实井之类也。观《孟子》帝使其子节有“不顺于父母”语，天下大悦节有“不得乎亲”语，此皆试舜于畎亩之中事。况前此虽云克谐以孝，舜犹不告而娶，以为告则不得娶，是子不能得之于父也。尧亦知告焉则不得妻，是君并不能得之于臣也。其顽至此。则既娶之后，犹欲杀之而分其室，又何疑乎！（《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汇评】

孟子：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揜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曰：“然则舜伪喜者与？”曰：“否。……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孟子·万章》）

又：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同上）

李元度：或曰：舜，纯孝人也。父有命，知死不敢逃。其不死则天耳！信斯言也，又何以不告而娶？观其不告，则舜非守经而不达权者矣。……兄为都君，嫂为天子女，象即揜舜死，九男、二女、百官，必将请于帝以诛其逆，象之肉其不足食矣！乃遽入舜宫，逼二嫂，象自度能得此于嫂乎哉？为此说者，盖欲甚瞍、象之罪，彰舜之孝，不知适以伤舜之心也。孝子善必归亲，称人之善亦必追美其亲，今诬其父若弟以绝无人理之大恶，为子者安乎？不安乎？（《天岳山馆文钞、诗存》卷一《舜论》）

又：象果稔恶不悛，舜为天子，即当放之流之，不当亲爱富贵之，何也？忠孝友弟，人之大伦，存之则人，去之则兽。以弟弑兄，禽兽不若也，封之是赏乱也。周公诛管叔，亦以其干犯伦纪也。岂谓害于国则诛，害于家则赏乎？……嗟乎！天使舜遭人伦之变，原欲立万世人伦之极，舜克谐以孝，所由为法于天下后世也。论者顾以此诬之，舜之孝日益彰，即瞍与象之恶日益甚，舜能无隐痛也夫！（同上）

[39]【汇注】

谯周：舜居百揆，总领百事，说者以百揆尧初别置，于周更名冢宰，斯其然矣。（《古史考》）

陈经：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人所常行，谓之五典。（《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日］泷川资言：《尧典》云：“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评】

王充：凡人穷达祸福之至，大之则命，小之则时。……穷达有时，遭遇有命也。……圣人，纯道者也，虞舜为父弟所害，几死者三，有遇唐尧，尧禅舜，立为帝。尝见害，未有非；立为帝，未有是。前时未到，后则命时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穷，后得达通，未必初有恶，天祸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后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结发终死，前后无异。然一成一败，一进一退，一穷一通，一全一坏，遭遇适然，命时当也。（《论衡·祸虚篇》）

[40]【汇评】

刘安：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高诱注：所居之里），南面王则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处便而势利也。（《淮南子》卷二《俶真》）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1]，世得其利[2]，谓之“八恺”[3]。高辛氏有才子八人[4]，世谓之“八元”[5]。此十六族者[6]，世济其美[7]，不陨其名[8]。至于尧，尧未能举[9]。舜举八恺，使主后土[10]，以揆百事[11]，莫不时序[12]。举八元[13]，使布五教于四方[14]，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15]。

[1]【汇注】

杜预：高阳，帝颛顼之号。八人，其苗裔。（《春秋经传集解》文公十八年）

裴骃：名见《左传》。（《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金履祥：高阳，颛顼也。氏，谓其朝代。才子，谓高阳氏之世，其故家遗族也。“高辛氏才子”之云亦然。故总谓之十六族。或者不知，遂真以为二帝之子，则高阳八子何其寿？而高辛氏之八子岂果尧之庶弟欤？（《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一《慎徽五典纳于百揆》注）

吴汝纶：“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张玄超云：此将叙舜举十六族，去四凶，先言尧“未能举，未能去，未有分职”，以发其端。（《点勘史记读本·各家史记评语·五帝本纪》）

[2]【汇校】

梁玉绳：按：《左传》无“得利”语，且时未举用，何利之有？以下文“世谓之八元”例观，疑“得其利”三字当衍。（《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3]【汇注】

左丘明：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春秋左氏传》文公十八年）

孔颖达：恺，和也。言其和于物也。孟子曰：伊尹，圣人之和者也。……《释诂》文，恺训为乐，乐亦和也。（《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八年）

裴骃：贾逵曰：“恺，和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4]【汇注】

裴骃：名见《左传》。（《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5]【汇注】

左丘明：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春秋左氏传》文公十八年）

孔颖达：元，善也。言其善于事也。《论语》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八年）

裴骃：贾逵曰：“元，善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韦公肃：《左传》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肃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舜臣尧，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五教者，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常之教。”八元，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也。（见《帝范》卷一《求贤》注）

刘文淇：《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公十八年）

[6]【汇注】

孔颖达：《正义》曰：此十六人耳，而谓之族者，以其各有亲属，故称族也。……刘炫云：各有大功，皆赐氏族，故称族。（《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八年）

王恽：姓非天子不可以赐，而氏非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系百姓之正统，氏所以别子孙之旁出，族则氏之所聚而已。……盖别姓则为氏，即氏则有族，族无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凯（恺）”出于高阳氏、高辛氏而谓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秋涧集》卷九十八《姓族氏说》）

刘文淇：谓之族者以其各有亲族。……各有大功，皆赐氏族，故称族。（《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公十八年）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十六族，犹十六家。（《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

马持盈：八恺、八元各有其氏族团体，故十六人亦可称为十六族。（《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7]【汇注】

司马贞：谓元恺各有亲族，故称族也。济，成也，言后代成前代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8]【汇注】

孔颖达：世济其美，后世承前世之美。不陨其名，不坠前世之美名。言其世有贤人，积善而至其身也。（《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八年）

刘文淇：杜注：济，成也。陨，坠也。《五帝纪》索隐言后代成前代也。即释杜“成”字义。《生民传》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疏云：若稷、契即是喾子，则未尝隔世。《左传》之说八元云“世济其美”者，正以能承父业即称为世，不要历数世也。其《纬候》之书及《春秋命历序》，言五帝传世之事为毛说者，皆所不信。郑云：当尧之时，为高辛之世妃，谓为其后世子孙之妃也。但以姜嫄为世妃，则于《左传》世济之文复协，故《易传》不以为高辛之妃也。据《诗传》及彼《疏》说，则八元为高辛氏亲子，世济其美，蒙十六族为文，则八恺亦高阳氏亲子矣。杜以八恺、八元为颛顼帝喾苗裔，是由郑说高辛世妃之说推得之，知高阳氏亦当然也。高阳氏下疏，《春秋纬命历序》颛顼传九世，帝喾八世，典籍散亡，无以取信。要二帝子孙，至舜时始用，必非帝之亲子，即用郑说。服注于八恺无苗裔之文，疑从《毛传》也。（《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公十八年）

[9]【汇校】

王叔岷：案：焦氏《易林》二、四、五、八、十二注引“能”皆作“及”，“舜”下皆有“于是”二字。“能”与“及”同义。（《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刘文淇：《左传》“尧不能举”，《五帝本纪》“不”作“未”，是史公意谓尧未及举而已相舜也。（《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公十八年）

【汇评】

陈于陛：此将叙舜举十六族及去四凶，并分职之事，必先言尧未能举，未能去，未有分职，以发其端，先反后正，史家叙事提掇类如此。（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黄洪宪：舜起微陋，世德弗耀，四岳、十二牧未尽服其德，四海九州未尽蒙其泽，未可遽授以大位也。于是潜神隐耀，厥用弗彰，以观于舜。故“八元”“八恺”虽善而不举也，四凶虽恶而不去也，若尧先举之、去之，则舜有何功于天下耶？故尧不举而俾舜举之，尧不去而俾舜去之，俟其功著于天下，四岳、十二牧莫不共臣之，四海、九州莫不共戴之，而后授以大位，此帝尧微意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徐旭生：《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当时有“八恺”“八元”，很有才干，声名颇大，“以至于尧，尧不能举”。又有“三凶”做些坏事，很有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这些未受系统化的史料，可能近于事实。但是，“不能举”“不能去”，并不意味着帝尧糊涂或无能，倒是反映着当时部落制度还有势力。这个时代正要转入国家形成的前夕，首领的权力还有限，但此后却不断在加强。（《尧舜禹·帝尧》，载《文史》第39辑）

[10]【汇注】

杜预：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春秋经传集解》文公十八年）

裴骃：王肃曰：“君治九土之宜。”杜预曰：“后土，地官。”（《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孔颖达：《正义》曰：后训君也。天称皇天，故地称后土，《舜典》云伯禹作司空。《吕刑》云禹平水土，则禹是主地之官，故云主后土也。（《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八年）

司马贞：主土。禹为司空，司空主土，则禹在八恺之中。（《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春秋正义》云：“后，君也。天曰皇天，地曰后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刘文淇：《尧典》“佥曰：‘伯禹作司空。’”郑君注：舜举禹治水。盖用传说。郑君亦以禹在八恺中，与服注同也。杜注：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用郑说也。疏：后，训君也。天称皇天，故地称后土。不从杜“地官”说。（《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公十八年）

[11]【汇注】

孔颖达：《正义》曰：揆度，《释言》文度百事者令之豫自筹度为之数量法制，事成则平其可否，使之总众务也。地平天成，《大禹谟》之文，孔安国云，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释诂》云：成，平也。是成亦为平，其义一也。（《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八年）

刘文淇：《释言》：揆，度也。（《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公十八年）

[12]【汇注】

张守节：言禹度九土之宜，无不以时得其次序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13]【汇评】

杜佑：夫人生有欲，无君乃乱；君不独理，故建庶官。昔在唐虞，皆访于众，则舜举八元八凯，四岳之举夔龙稷契，此盖用人之大略也。（《通典》卷十八《杂议论下》）

[14]【汇校】

张文虎：“使布五教”，旧刻“使”作“以”。（《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帝本纪》）

【汇注】

孔颖达：汝（契）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尚书》契敷五教，此云举八元，使布五教，以此故知契在八元中也。然则《尚书》禹作司空，此云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此亦知禹在八恺中也。但不知八恺之中，何者是禹，八元之中，何者是契耳。主后土，布五教，是事之大者，故举以为言，非是各令八人共主一事，故主土唯禹，主教唯契，余当别有所主，或助而为之。《尚书》称益佐禹治水，是其助之事也。（《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八年）

司马贞：契为司徒，司徒敷五教，则契在八元之数。（《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刘文淇：《尧典》：“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女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传》言布五教者，布，犹敷也。郑君书注：“五品，父、母、兄、弟、子也。”《春秋传》曰：“举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杜注：“契作司徒，五教在宽。故知契在八元之中。”杜用郑说。郑说五品，谓父、母、兄、弟、子，即用下文“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义。五品，父、母、兄、弟、子。五教，义、慈、友、共、孝矣。《百官公卿表》：作司徒，敬敷五教，是事之大者，故举以为言，非是各令八人共主一事，故主土唯禹，主教唯契。余当别有所主，或助而为之。（《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公十八年）

[15]【汇注】

左丘明：太史克曰：“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叙，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春秋左氏传》文公十八年）

孔颖达：《正义》曰：一家之内，父、母、兄、弟、子，尊卑有五品，父不义，母不慈，兄不友，弟不共，子不孝，是五品不逊顺也。故使契为司徒，布五教于四方，教父以义，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是之谓五教，此五教可常行，又谓之五典也。诸夏夷狄皆从其教，是谓内平外成。所云“五典克从”，即此内平外成之谓也。（《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八年）

张守节：杜预云：“内诸夏，外夷狄也。”按：契作五常之教，诸夏太平，夷狄向化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毛奇龄：自“昔高阳氏”后至此，全袭《左传》季文子使史克对宣公文。（《舜典补亡》）

洪亮吉：《诗·毛传》：成，平也。（《春秋左传诂》文公十八年）

刘文淇：内平、外成，言家治而国亦治也。杜注：内诸夏，外夷狄。《传》无其义。（《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公十八年）

［日］泷川资言：内谓室家，外谓乡党。《中庸》“天下之达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未尝以五道为唐虞之五教。至《孟子》则曰“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淮南子·人间训》亦云“百姓不亲，五品不治，契教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辩，长幼之序”。是与《左传》《史记》异。愚按：父母兄弟子，一家之事也。君臣朋友，一国之事也。《孟子》以周代具备之道，推唐虞之古耳，《左传》《史记》盖得古意。（《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

陈蒲清：内平，指诸侯各族（国内）团结安定。外成，指边境外族向往教化，亲善华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1]，掩义隐贼[2]，好行凶慝[3]，天下谓之浑沌[4]。少皞氏有不才子[5]，毁信恶忠[6]，崇饰恶言[7]，天下谓之穷奇[8]。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9]，天下谓之梼杌[10]。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11]。缙云氏有不才子[12]，贪于饮食，冒于货贿[13]，天下谓之饕餮[14]。天下恶之，比之三凶[15]。舜宾于四门[16]，乃流四凶族[17]，迁于四裔[18]，以御螭魅[19]，于是四门辟[20]，言毋凶人也[21]。

[1]【汇注】

裴骃：贾逵曰：“帝鸿，黄帝也。不才子，其苗裔讙兜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杜预：帝鸿，黄帝。（《春秋经传集解》文公十八年）

翟云升：“帝鸿氏”，帝喾子，非黄帝别号也。《山海经·大荒东经》：帝俊生帝鸿。帝俊即帝喾。（《校正古今人表》第二《上中、仁人·帝鸿氏》，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刘文淇：杜注：帝鸿，黄帝，用贾说。《大荒东经》帝俊生帝鸿，郭注以帝俊为帝舜，毕沅据《帝王世纪》定为帝喾，与贾注皆不相应。以贾说证《山海经》，则帝俊，黄帝之父也。《五帝本纪》索隐云：又据《左传》亦号帝鸿氏。即用贾说。贾云“苗裔兜”者，《太玄》积注，“元孙之后称苗裔”。杜注于浑敦下乃释以兜。本疏云，此传所言，说《虞书》之事，彼云四罪，谓共工、兜、三苗、鳏也。此传四凶，乃谓之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检其事以识其人，先儒尽然，更无异说，皆以行状验而知之也。又《舜典·疏》惟三苗之行，《尧典》无文。郑玄俱引《左传》之文，乃云：命兜举共工，则兜为浑敦也，共工为穷奇也，鲧为梼杌也，而三苗为饕餮亦可知。是先儒以《书》《传》相考，知三苗为饕餮也。据本疏及《书·疏》，则左氏先儒及郑君皆以《书》之四罪，当《传》之四凶。（《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公十八年）

程馀庆：黄帝之后曰休，嬉姓。黄帝崩，诸侯尊之为帝，号帝鸿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汇评】

全天叙：元恺曰“才子”，浑沌诸人曰“不才子”，以见一用一黜，见圣人刑、赏之公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顾炎武：人固有为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之。是以禽兽之人，谓之未尝有才。（《日知录·才》）

[2]【汇注】

孔颖达：“掩义隐贼”，掩盖义事而不行，隐蔽其外而阴为贼害也。（《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八年）

刘文淇：俞樾云：“掩义”与“隐贼”一律。掩犹隐也，义犹贼也。《大戴礼·千乘篇》：“诱居室家，有君子曰义。”此《传》“义”字正与彼同。古书“义”字有作奸邪解者。《管子·明法解》“虽有大义，主无从知之”，是“大义”即“大奸”也。王氏念孙曰：“义与俄通，俄，邪也。”按：俞说是也。（《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公十八年）

[3]【汇注】

马持盈：好行凶慝，专意喜欢做那些凶暴邪恶之事。慝，音特。（《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4]【汇校】

洪亮吉：浑敦，《史记》作浑沌，《庄子》作倱伅。（《春秋左传诂》文公十八年》）

吴汝纶：《通志》“沌”作“敦”。（《点勘史记读本·五帝本纪》）

【汇注】

左丘明：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春秋左氏传》文公十八年）

孔颖达：庄子称“南方之神，其名为儵，北方之神，其名为忽，中央之神，其名为混沌。混沌无七窍，儵、忽为凿之。一日为一窍，七日而混沌死”。混沌与浑敦，字之异耳。《庄子》虽则寓言，要以无窍为混沌，是浑敦为不开通之貌。（《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八年）

张守节：慝，恶也。一本云“天下之民，谓之浑沌”。浑沌即讙兜也。言掩义事，阴为贼害，而好凶恶，故谓之浑沌也。杜预云：“浑沌，不开通之貌。”《神异经》云：“昆仑西有兽焉，其状如犬，长毛，四足，似羆而无爪，有目而不见，行不开，有两耳而不闻，有人知性，有腹无五脏，有肠直而不旋，食径过。人有德行而往抵触之，有凶德则往依凭之。名浑沌。”又庄子云：“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忽乃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欲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按：言讙兜性似，故号之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胡宏：讙兜者，有熊氏之子也。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谓之浑敦，舜南放之崇山。（《皇王大纪》卷三《帝尧陶唐氏》）

洪亮吉：服虔用《山海经》，以为兜人面马喙，浑敦亦为兽名。又服虔《通俗文》：大而无形曰倱伅。（《春秋左传诂》文公十八年）

马持盈：浑沌，野蛮无知，糊涂残暴。（《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5]【汇注】

裴骃：服虔曰：“金天氏帝号。”（《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孔颖达：金天，国号，少皞，身号。谯周云：金天氏能修大皞之法，故曰少皞也。（《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八年）

程馀庆：少昊，金天氏帝号。姬姓，名挚，即青阳，黄帝子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6]【汇注】

孔颖达：《正义》曰：毁信者，谓信不足行，毁坏之也。废忠者，谓忠为无益，废弃之也。（《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八年）

[7]【汇校】

［日］水泽利忠：“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南化、枫、棭、三、梅、狩、中彭、中韩无此八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杜预：崇，聚也。（《春秋经传集解》文公十八年）

孔颖达：以恶言为善，尊崇修饰之。（《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八年）

王叔岷：《正义》：谓共工。言毁败信行，恶其忠直。有恶言语，高粉饰之。案：“恶忠”，《左传》作“废忠”，当从之。毁、废义近。此文“废”作“恶”，疑涉下文“恶言”字而误。《正义》云云，是所见本已误矣。（《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陈蒲清：毁信恶忠，毁坏信义，憎恶忠直。崇饰恶言，宣扬和粉饰各种恶言恶语。（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8]【汇校】

编者按：四库全书本《神异经》，穷奇作穷其，与《正义》引文有出入，文曰：穷其兽似牛，而色狸，尾长曳地，其声似狗，狗头人形，钩爪锯牙，逢忠信之人，啮而食之。逢奸邪者，则擒禽兽而饲之，迅疾亦食诸禽兽也。

【汇注】

左丘明：少昊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春秋左氏传》文公十八年）

孔颖达：《正义》曰：孔安国云：共工，官称也。其人为此官，故《尚书》举其官也。行恶终必穷，故云其行穷也。好恶言、好谗慝，是所好奇异于人也。（《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八年）

裴骃：服虔曰：“谓共工氏也。其行穷而好奇。”（《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谓共工。言毁败信行，恶其忠直，有恶言语，高粉饰之，故谓之穷奇。按：常行终必穷极，好谄谀奇异于人也。《神异经》云：“西北有兽，其状似虎，有翼能飞，便剿食人，知人言语，闻人斗辄食直者，闻人忠信辄食其鼻，闻人恶逆不善辄杀兽往馈之，名曰穷奇。”按：言共工性似，故号之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胡宏：共工者，金天氏子也。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谓之穷奇，舜北流之于幽陵。（《皇王大纪》卷三《帝尧陶唐氏》）

刘文淇：旧说谓穷善行而毁败之，恶言语则粉饰之。与服说小异。《正义》则申服说也。（《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公十八年）

[9]【汇校】

［日］水泽利忠：“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南化、枫、棭、三、梅、狩、尾、中彭、中韩无此八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洪亮吉：《小尔雅》：话，善也。（《春秋左传诂》文公十八年）

马持盈：话，同“化”字，善言可以感化人者。（《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10]【汇注】

左丘明：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春秋左氏传》文公十八年）

东方朔：西荒中兽如虎，豪长三尺，人面虎足。口牙一丈八尺，人或食之，兽斗终不退却，唯死而已。荒中人张捕之，复黠逆知，一名倒寿焉。（《神异经》）

裴骃：贾逵曰：“梼杌，顽凶无畴匹之貌，谓鲧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梼音道刀反。杌音五骨反。谓鲧也。凶顽不可教训，不从诏令，故谓之梼杌。按：言无畴匹，言自纵恣也。《神异经》云：“西方荒中有兽焉，其状如虎而大，毛长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长一丈八尺，搅乱荒中，名梼杌。一名傲很，一名难训。”按：言鲧性似，故号之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胡宏：崇伯鲧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狠明德，以乱天常。筑堤城以湮洪水，九载绩用弗成，天下谓之梼杌，舜东殛之于羽山。（《皇王大纪》卷三《帝尧陶唐氏》）

焦竑：梼杌，旧注恶兽名，非也。梼，断木也，一作刚木。注引“楚谓之梼杌，恶木也”，取其记恶以为戒。赵岐曰：“梼杌者，嚚凶之类，兴于记恶之名。”杌，树无枝也。从木、从寿、从兀。寿，久也；兀，不动也。不从犭，则非兽明矣。《史》“高阳才子梼戭”，《汉书》“梼余山”，《艺文志》“梼生”，皆作直由切。惟《孟子》今音涛，陆德明《九经释音》误之也。（《焦氏笔乘》卷四《梼杌》）

洪亮吉：服虔按：《神异经》云：“梼杌状似虎，毫长二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长丈八尺，能斗不退。”《说文》：“梼，断木也。从木寿声。《春秋传》曰梼柮。”案：《说文》无杌字，当以作柮为是。（《春秋左传诂》文公十八年）

马持盈：梼杌，毫无人性，凶恶如兽。梼，音桃。杌，音务。（《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11]【汇评】

孔颖达：圣主莫过于尧。任贤，王政所及。大圣之朝，不才总萃，虽曰帝其难之，且复何其甚也。此四凶之人，才实中品，虽行有不善，未有大恶，故能仕于圣世，致位大官。自非圣舜登庸，大禹致力，则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见此徒之多罪，勋业既谢，愆衅自生，为圣所诛，其咎益大。（《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八年）

孙明复：天下至广，神器至重，朱既不肖，弗堪厥嗣，故命于舜。舜起微陋，虽曰睿圣，然世德弗耀，四岳十二牧未尽服其德，九州四海未尽蒙其泽，不可遽授以大位也。若遽授之，则四岳十二牧其尽臣之乎？九州四海其尽戴之乎？不臣不戴，则争且叛矣。尧惧其如是也，非权曷以授之？于是潜神隐耀，厥用弗彰，以观于舜，故八元、八凯虽积其善而不举也，三苗、四凶虽积其恶而不去也。若尽举八元、八凯，尽去三苗、四凶，则舜有何功于天下耶？是故尧不举而俾舜举之，尧不去而俾舜去之，俟其功著于天下，四岳十二牧莫不共臣之，四海九州莫不共戴之，然后授以大位，绝其争且叛也。非尧孰能与于此？故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盖言尧以权授舜，其道宏大高远之若是，而人莫有能见其迹者，而先儒称尧不能举、不能去，妄哉！（见《历代名贤确论》卷一《舜举十六相去四凶》）

[12]【汇注】

杜预：缙云，黄帝时官名。（《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八年）

裴骃：贾逵曰：“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当黄帝时任缙云之官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孔颖达：《正义》曰：《左昭十七年传》称黄帝以云名官，故知缙云黄帝时官名。《字书》，缙，赤缯也。服虔云：夏官为缙云氏。（《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八年）

程馀庆：缙云氏，姜姓，黄帝时任缙云之官。今直隶宣化府延庆州，其故都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13]【汇校】

［日］水泽利忠：“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南、殿、金陵同。南化、枫、棭、三、梅、狩、篑、中彭、中韩无此十四字。各本“于”字作“於”。（《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杜预：冒亦贪也。（《春秋经传集解》文公十八年）

洪亮吉：按贾子《道术篇》“厚人自薄谓之让，反让为冒”，正可作此“冒”字训解。杜《注》：“冒亦贪也。”乃随文生义耳。（《春秋左传诂》文公十八年）

刘文淇：杜《注》：“冒，亦贪也。”洪亮吉云：“贾子《道术篇》：‘厚人自薄谓之让，反让谓冒。’正可作此‘冒’字训解。杜《注》乃随文生义耳。”按：洪说是也。《周语》“国之将亡，其君贪冒”注，“冒，抵冒也”，亦不让义。《释文》引郑注《周礼》云：“金玉曰货，布帛曰贿。”（《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公十八年）

[14]【汇注】

左丘明：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食，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春秋左氏传》文公十八年）

杜预：贪财为饕，贪食为餮。（《春秋经传集解》文公十八年）

张守节：谓三苗也。言贪饮食，冒货贿，故谓之饕餮。《神异经》云：“西南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性很恶，好息，积财而不用，善夺人谷物。强者夺老弱者，畏群而击单，名饕餮。”言三苗性似，故号之。（《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胡宏：三苗之君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餍，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匿，天下谓之饕餮。舜西窜之三危。（《皇王大纪》卷三《帝尧陶唐氏》）

郑樵：浑敦、穷奇、梼杌、饕餮，皆恶兽也，能为人害，故天下之人目为四凶。（《通志》卷二《帝舜》）

王圻：按《左氏》，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说文》曰：“贪财为饕，贪食为餮。”（《稗史汇编·文史门·老饕赋》）

又：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彩，贪如狼，好自积财而不食谷。强者夺老，弱者畏辟。名曰饕餮。春秋言饕餮者，缙云氏之不才子也。一名贪惏，一名强夺，一名强陵，此国人皆如此。（《稗史汇编·志异门·饕餮》）

沈自南：余氏《辩林》饕餮，音叨贴，羊身人面，目在腋下，虎齿人爪，音似婴儿，食人未咽，自啮其足，鼎象常有此物。《山海经》谓之狍鸮。郭璞云即贪婪也。则饕餮本是一物，何《左传》杜预注分贪财为饕、贪食为餮也？东坡《食赋》不名老为餮，而名老饕，正得此义。（《艺林汇考·称号篇》卷十《诨名类》）

洪亮吉：服虔按：《神异经》：“饕餮，兽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说文》：飻，贪也。《春秋传》曰：谓之饕飻。按：飻字本从殄省，故亦可作餮。《玉篇》亦云餮。与飻同。高诱《淮南注》：“帝鸿氏之裔子浑敦，少昊氏之裔子穷奇，缙云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谓之三危。”今考《孟子》“舜流共工于幽州”，贾逵云：穷奇，共工也。放兜于崇山，贾逵云：“浑沌，兜也，音亦相近。”“殛鲧于羽山”，贾逵云：“梼杌，鲧。”以此传及《孟子》证之，不当如高氏之说矣。然四凶独缺饕餮，四裔复缺西裔，则窜三危者，当即指饕餮也。《书·传》：“三危，西裔之山。”《水经注》：“三危山在敦煌南。”《图经》云：“三危山，西极要路。”是矣。（《春秋左传诂》文公十八年）

刘文淇：《吕氏春秋·先识篇》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盖饕餮本贪食之名，故其字从食，因谓贪食无厌者为饕餮也。（《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公十八年）

陈直：《吕氏春秋·识览篇》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与本文适合。现出土商鼎，以饕餮纹为多，与《吕氏春秋》亦合。（《史记新证·五帝本纪》）

[15]【汇校】

编者按：《春秋左氏传》“谓之饕餮”在“比之三凶”之后，文义较顺。文曰：“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张守节《史记正义》云有错脱，信然。

【汇注】

杜预：非帝王子孙，故别以比三凶。（《春秋经传集解》文公十八年）

张守节：此以上四处皆《左传》文。或本有并文次相类四凶，故书之，恐本错脱耳。（《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16]【汇注】

孔颖达：《正义》曰：宾于四门是礼贤之事。而《舜典》下文云“明四目，达四聪”，言开辟四方之门未开者，广视听于四方，使天下无壅塞，亦是宾礼众贤之事。意同于上，故引以解之。（《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八年）

张守节：杜预云：“闢四门，达四聪，以宾礼众贤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陈经：宾，迎也。四门者，四方诸侯来朝，而舜宾迎之，莫不穆穆而和，左氏谓无凶人也。（《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金履祥：按：宾于四门，舜历试之时，鲧考绩弗成之明年也。鲧无成功，舜臣尧，举黜幽之典，于是有羽山之贬。兜之比周罔上，亦亟黜之。至于三苗就窜，疑未能若是速也。所以书叙四罪，总于摄位之季。太史克以舜宾四门，殛鲧、放兜、故并以流四凶族系之尔。事之前后，旧必有考，然四罪之行，皆尧七十载，舜登庸之后，非六十年间事也。意者“六”字之讹与？今追正其讹，系之七十年以后。（《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一《宾于四门》注）

刘文淇：孙星衍云：四方之门者，谓明堂、宫垣四方之门也。古者朝诸侯必于明堂，《太平御览》五百三十二引明堂东应门、南库门、西皋门、北雉门。《周书·明堂解》及《礼记·明堂位》皆云：九夷之国，东门之外；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五狄之国，北门之外。是马氏所谓四门也。如孙说，则四门即明堂之四门。（《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公十八年）

马持盈：宾于四门，主持四方宾客之招待事宜。（《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17]【汇注】

杜预：案四凶罪状而流放之。（《春秋经传集解》文公十八年）

周祈：帝鸿氏有不才子曰浑沌，少昊氏有不才子曰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曰梼杌，缙云氏有不才子曰饕餮，谓之四凶。按：帝鸿氏继黄帝而为君，缙云氏，帝鸿氏之子，与少昊俱去舜三百余岁，颛顼亦去舜二百余岁，四凶何若是之寿耶？必四氏之后，有若人耳，非子也。浑沌，兜也；穷奇，共工也；梼杌，鲧也；饕餮，三苗也。训者谓浑沌为不开通；穷奇为其行穷，其好奇；梼杌为顽凶无畴匹；贪财为饕，贪食为餮。不知穷奇，兽名，状如牛，蝟毛，音如嗥狗，食人，人斗，乃助不直者。饕餮，兽之嗜食者。古者象于彝鼎，以为食戒。浑沌，水不通也。梼杌，断木也。四凶有似于四者，因以目之也。（《名义考》卷五《四凶》）

梁玉绳：按：尧之放四罪，共、、苗、鲧也，事出《尚书》。舜之流四凶族，不才子也，事出《左传》太史克语。事既各出，时亦相悬，史公分载尧、舜两纪，未尝谓四罪即四凶族，后儒罔察，见人数之同，遂并八憝为一案，岂非贾、服、杜、孔之谬哉。（《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又：仁和杭太史世骏《史记疏证》引吴廷华云“兜荐共工与尧者，纪称混沌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帝臣虽不善，未必至于斯极。（原注：《左传》文十八年疏曰‘四凶才实中品，虽行有不善，未为大恶，故能仕于圣世，致位大官’，吴说本此。）鲧则四岳荐之，尧试之，绩在太原，将‘不可教训，不可话言’者能如是乎？以穷奇为共工，盖‘毁信恶忠，崇饰恶言’，与《虞书》象、共相似。然考《左传》‘共工氏有子曰勾龙’，杜注‘共工在太皞后，神农前’。夫少昊固黄帝之后，则共工非少昊之裔，安得便以为穷奇也。《书》言‘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亦与贪食冒贿不符。”（原注：三苗是国名，舜所伐之三苗，与尧所罪者非一人，此条有误。）斯辨甚核。若强而合之，得毋雉代兔死、李代桃僵欤？自诸儒强合一事，于是纷纭乖戾。或谓治水事毕，乃流四凶，致舜失五典克从之义，禹陷三千莫大之辜。或谓舜、禹成功，此徒多罪，勋业既谢，愆衅自生。甚且谓尧养育凶人，历世无诛，竟若唐尧之世，善恶莫别，愚贤共贯者，何其诞耶！（原注：并见《舜典》及《左传》文十八、襄二十一年疏。）（同上）

又：虽然，史克之语亦不足全信，舜命群臣自伯禹而下二十二人，姓名职掌，见于《虞书》，班班可考，而元恺独未一及，何也？舜之举元恺、流凶族在摄位前，则进贤退邪仍在唐朝，舜亦奉尧命行之，而其先之所以未举未去者，或因年事之差，或待佥谋之允，俱不可知，奚言尧未能耶？何休谓“尧久抑元恺而不能举，养育凶人而不能去”，《路史·发挥》折之云“久抑元恺，则‘克明俊德’为虚言；长芘四凶，则‘百姓昭明’为妄说，何休殆过信史克耳”。《左传疏》曰：“史克以宣公比尧，行父比舜，故言尧朝有四凶不能去，须贤臣而除之，所以雪宣公不去之耻，解行父专擅之失。词各有为，情颇增甚，学者当以意达文，不可即以为实。”此疏是也。（同上）

刘文淇：四凶，流放窜殛不同，《传》独言流者，约省其文也。（《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公十八年）

【汇评】

刘向：黄尧诛四凶以惩恶……佞贼之人而不诛，乱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惩大，此小人之福也。”（《说苑》卷十五《指武》）

罗璧：鲁太史克称，舜举十六相，去四凶族。苍舒至叔达八人为高阳氏之才子，天下谓之八元（原注：如《历谱》之数，八人至舜时已三百一十余年）；伯审至季貍八人为高辛氏之才子，天下谓之八凯（原注：如《历谱》之数，八人至舜时已一百四十年），少皞有不才子曰穷奇（原注：至舜时已一百六十余年），帝鸿氏有不才子曰浑沌（原注：《历谱》曰：帝鸿氏，黄帝孙，与颛帝同），颛顼氏有不才子曰梼杌（原注：至舜时皆二百一十余年），缙云氏有不才子曰饕餮（原注：《历谱》曰：缙云氏，黄帝臣，至舜时亦七百余年）。窃意舜时未必皆尚有其人。虽古人多寿，然数人者不皆寿。纵寿，亦未必如此其久也。若曰自其世济美恶者言之，绵历六（十）〔百〕余年之远，未必代代皆元恺、人人为凶类也。……况更历六百余年，谓之元恺，其间岂无一凶德，败祖宗之美，谓之凶族，其间岂无一良善掩前人之愆，谓皆自其世济而言之，亦非也。（《罗氏识遗》卷一《十六相四凶》）

金履祥：程子曰：四凶之才皆可用。尧之时，圣人在上，皆以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尧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则圣人亦不得而诛之。及帝举舜于匹夫之中而授之位，则是四人者始怀愤怨不平之心而显其恶，故得以因其迹而诛窜之也。履祥按：太史克叙四凶之辞，疑多溢恶。苏氏《古史》亦谓《左氏》所言皆后世流传之过。（《书经注》卷二《舜典》）

邹德溥：“四凶”即《尧纪》之“四罪”，在摄位后，此则以为宾于四门，即其事也。古书前后难考，一用《孟子》文，一用《左传》文，太史公各取以备异说，不必其同，或讥其牴牾，则非矣。（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崔述：共工、兜皆为尧所斥绝，即鲧之用亦非尧意，是以舜摄政后流之放之于远方也。曰：然则尧何以不流放之而必待夫舜也？曰：当尧之时，或其才有可取，罪尚未著，犹欲冀其成功，望其悔过；及舜摄政后而情状日以显著，功既难冀其成，过亦无望其悔，然后流之放之。……非尧不能去，必待舜而后始去之也。盖尧之心，但欲庶绩咸熙，黎民得所，原不私此数人，故舜流之放之而无所嫌。（《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一《尧求舜·流四凶本尧心》）

[18]【汇注】

裴骃：贾逵曰：“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刘文淇：裔，夷狄之总名。《菀柳》“居以凶矜”。笺：居以凶危之地，谓四裔也。《疏》文十八年《左传》曰：“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是四裔之文，即羽山东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幽州北裔是也。详《诗疏》“羽山东裔”云云。《尧典》马注、伪孔《传》皆有其文，彼《疏》不引《书·注》，或是《左氏》先儒旧说。先儒既以四凶当《尧典》之四罪，则解四裔，亦当用《尧典》文矣。江永说四裔援伪孔《传》说。又云：按《括地志》，故龚城在檀州燕乐县界，故老传云，舜流共工幽州在此地，今顺天府密云县东北塞外地。崇山旧在湖广澧州慈利县，慈利在州西一百六十里，慈利西一百八十里，明设永定卫，今改置永定县，属澧州，崇山在其县。……江氏不释服注去王城四千里之说，故不显三危、羽山所在。按：三危在今甘肃安西州敦煌县。羽山在今山东登州府蓬莱县。胡渭《禹贡锥指》云：崇山、羽山与幽州、三危皆在荒服之中。胡氏指四者为荒服最谛。（《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公十八年）

【汇评】

程楷：舜之为君也，濬哲文明，允执厥中，明断之体全矣。故明目达聪，柔远能迩，昭明之四布也。元凯兼举，四凶就诛，毅断之天行也。舜以是明断而风动四方也。（《明断编》）

[19]【汇注】

王充：《山海经》曰：“北方有鬼国，说螭者谓之龙物也。而魅与龙相连，魅则龙之类矣。”（《论衡·订鬼篇》）

杜预：裔，远也。放之四远，使当螭魅之灾。螭魅，山林异气所生，为人害者。（《春秋经传集解》文公十八年）

孔颖达：《舜典》云：“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孔安国云：幽州，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东裔，在海中。是放之四方之远处，螭魅若欲害人，则使此四者当彼螭魅之灾，令代善人受害也。《宣三年传》王孙满说九鼎云：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魉，莫能逢之。知螭魅是山林异气所生，为人害者也。（《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八年）

裴骃：服虔曰：“魑魅，人面兽身，四足，好惑人，山林异气所生，以为人害。”（《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御音鱼吕反。魑音丑知反。魅音媚。按：御魑魅，恐更有邪谄之人，故流放四凶以御之也。故下云“无凶人”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金履祥：螭魅，山林异气所生，为人害者。古者圣人为民驱其龙蛇恶物而处之平土，故四裔无人之境，螭魅聚焉。（《御批通鉴纲目前编》卷一《帝尧陶唐氏》注）

刘文淇：贾、服云：螭，山神，兽形。或曰：如虎而噉虎。或曰：魅，人面，兽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异气所生，以为人害。……李贻德云：螭，《说文》作离，云山神也，兽形。《广雅·释天》山神谓之离。《说文》引欧阳乔说，离，猛兽也。《书·牧誓》如熊如羆，《史记》引作如财如离。徐广注：离与螭同。皆离字假借。若然，则字当作离。本不从虫，从虫者《说文》所云若龙而黄者也。魅，《说文》本作鬽，云老精物也。或作魅。《周礼》致地示物魅，注引《春秋传》螭鬽魍魉，则此《传》魅亦当作鬽，《释文》“魅，本作鬽”是也。按：《说文》离、鬽下皆不引《春秋传》，疑贾氏本不作离、鬽。离、鬽皆异字矣。杜注又云：螭魅，山林异气所生，为人害者，即用贾、服说。（《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公十八年）

陈蒲清：以御螭魅（chīmèi），用以杜绝坏人坏事。含惩一儆百的意思。螭（魑）魅，传说为山林中害人的怪物，这里比喻坏人。旧说，“御螭魅”是要四凶去为众人抵灾。（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汇评】

罗泌：久远之事，谓人似狗，盖有知之者矣。四凶之奸，曰倱伅、曰穷奇、曰梼杌、饕餮而已。倱伅，侜张之譬；穷奇，离奇之谓；梼杌，帱之称；饕餮，贪叨之号尔。而言者率过实。《传》曰投之四裔，以御褵（袜）〔魅〕，又曰尧窜之以变四夷，计四凶之在尧朝，则为凶族，盖有今之君子所不及者。不然，则亦安能御褵（袜）〔魅〕、变四夷哉！我之下驷，当彼上驷。然则四夷之视中国岂不甚相辽邪？先王于此盖有以处之矣。此氐羌戎蛮与夫白民、兜、防风、三苗、髦民、狂犬、鲜卑、安息等之所以不去于《国名记》者，岂惟先王之族哉？亦欲世人知生华之为幸，而不自弃于禽物之归而已。虽然，《山海经》言兜、苗民至有甚异，而东方生《神异经》更以倱伅、穷奇、梼杌、饕餮为之四兽。人之于兽远矣，然梼杌之饕餮之不已，则去华而夷，化人而禽不希矣。离仁义，人虽名，固二足无毛尔。是以君子恶居下流，人之为人，岂惟衣食饱暖而已哉！（《路史·国名纪乙》）

[20]【汇注】

郑玄：卿士之职，使为己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门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国门，鲁有东门襄仲，宋有桐门右师，是后之取法于前也。（《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21]【汇注】

杜预：流四凶。（《春秋经传集解》文公十八年）

程馀庆：四凶即尧纪四罪，在摄位后。此则以为宾于四门，即其事也。古书前后难考，一用《孟子》，一用《左传》，史公各取以备其说，非牴牾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昔高阳氏”以下，采《左传》文公十八年文。《通鉴辑览》云：自孔安国《书传》以饕餮为三苗，而杜预《左传注》遂并以浑沌、穷奇、檮杌即兜、共工、鲧。由是经之“四罪”，传之“四凶”，混而为一。不知四凶之投裔，在舜宾门之时；四罪之咸服，在舜摄位之后。时殊人异，经传可据。且鲧则殛死，而四凶不过投诸四裔，又何可强为牵合？（《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

舜入于大麓[1]，烈风雷雨不迷[2]，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3]。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4]，巡狩。舜得举用事二十年[5]，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6]，让丹朱[7]，天下归舜[8]。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9]，自尧时而皆举用[10]，未有分职[11]。于是舜乃至于文祖[12]，谋于四岳[13]，辟四门[14]，明通四方耳目[15]，命十二牧论帝德[16]，行厚德，远佞人[17]，则蛮夷率服[18]。舜谓四岳曰[19]：“有能奋庸美尧之事者[20]，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为司空[21]，可美帝功[22]。”舜曰[23]:“嗟，然[24]！禹，汝平水土[25]，维是勉哉[26]。”禹拜稽首[27]，让于稷、契与皋陶[28]。舜曰：“然，往矣[29]。”舜曰：“弃[30]，黎民始饥[31]，汝后稷播时百谷[32]。”舜曰：“契[33]，百姓不亲[34]，五品不驯[35]，汝为司徒[36]，而敬敷五教[37]，在宽[38]。”舜曰：“皋陶[39]，蛮夷猾夏[40]，寇贼奸轨[41]，汝作士[42]，五刑有服[43]，五服三就[44]；五流有度[45]，五度三居[46]：维明能信[47]。”舜曰：“谁能驯予工[48]？”皆曰垂可。于是以垂为共工[49]。舜曰：“谁能驯予上下草木鸟兽[50]？”皆曰益可[51]。于是以益为朕虞[52]。益拜稽首，让于诸臣朱虎、熊罴[53]。舜曰：“往矣，汝谐[54]。”遂以朱虎、熊罴为佐[55]。舜曰：“嗟！四岳，有能典朕三礼[56]？”皆曰伯夷可[57]。舜曰：“嗟！伯夷，以汝为秩宗[58]，夙夜维敬[59]，直哉维静絜[60]。”伯夷让夔、龙。舜曰：“然[61]。以夔为典乐[62]，教稺子[63]，直而温[64]，宽而栗[65]，刚而毋虐[66]，简而毋傲[67]；诗言意[68]，歌长言[69]，声依永[70]，律和声[71]，八音能谐[72]，毋相夺伦[73]，神人以和[74]。”夔曰[75]:“於[76]！予击石拊石[77]，百兽率舞[78]。”舜曰：“龙，朕畏忌谗说殄伪[79]，振惊朕众[80]，命汝为纳言[81]，夙夜出入朕命[82]，惟信[83]。”舜曰：“嗟[84]！女二十有二人[85]，敬哉[86]，惟时相天事[87]。”三岁一考功[88]，三考绌陟[89]，远近众功咸兴[90]。分北三苗[91]。

[1]【汇校】

蒋善国：纳于大麓，王本和《后汉书·和熹邓后纪》注均作“纳于大录”。《论衡·正说篇》作“入于大麓”。《汉书·王莽传》和《后汉书·窦宪传》《风俗通》俱作“纳于大麓”。郑玄《尚书大传》注说：“麓者，录也。”那么郑本也作“麓”。（《尚书综述》）

【汇注】

孔安国：麓，录也。纳舜使大录万机之政，阴阳和，风雨时，各以其节，不有迷错愆伏。明舜之德合于天。（《尚书注疏·尧典传》）

桓谭：昔尧试舜于大麓者，乃领录天下之事，如今之尚书官矣。宜得大贤智，乃可使处议持平焉。（《新论·求辅第三》）

应劭：谨按：《尚书》：尧禅舜，纳于大麓。麓，林属于山者也。《春秋》沙麓崩，《传》曰：麓者，山足也。（《风俗通义·山泽第十·麓》）

王充：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总录二公之事，众多并吉。若疾风大雨，夫圣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论衡·正说篇》）

颜之推：柏人城东北有一孤山，古书无载者。唯阚骃《十三州志》以为舜纳于大麓，即谓此山，其上今犹有尧祠焉；世俗或呼为宣务山，或呼为虚无山，莫知所出。赵郡士族有李穆叔季节兄弟，李普济亦为学问，并不能定乡邑此山。余尝为赵州佐，共太原王邵读柏人城西门内碑。碑是汉桓帝时柏人县民为县令徐整所立，铭曰：“山有巏嵍，王乔所仙。”方知此巏嵍山也。巏字遂无所出。嵍字依诸字书，即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名，当音权务耳。（《颜氏家训》第十七《书证》）

杜佑：昔尧试舜于大麓，领录天下事，似其任也。周之司会，又其职焉（原注：郑注：《周礼》司会，若今尚书）。（《通典》卷二十二《职官四·尚书上》）

罗泌：按：考“大麓”则大陆也。故赵之临城隆平镇之大陆泽也。一曰沃洲，是为广阿泽，汉之钜鹿广阿县，隋为大陆，即今邢之钜鹿，密迩于赵，故郦元注《水经》引古书云，尧将禅舜，纳之大麓之野，烈风雷雨不迷，乃致以昭华之玉，故钜鹿县取名焉。今柏人城之东北有孤山者，世谓麓山，所谓巏嵍山也。记者以为尧之纳舜在是。《十三州志》云：上有尧祠，俗呼宣务山。（《路史·发挥五·大麓说》）

又：《虞夏传》曰：尧推尊舜，属诸侯，致天下于大麓之野。应劭以为麓者，林之大也。故康成云：山足曰麓，麓者，录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诸侯，则为坛国之外。尧聚诸侯，命舜陟位，居摄，致天下之事，使大录之，因地譬意，斯得其指。（同上）

赵翼：《尚书》“纳于大麓”，孔安国训麓作录，谓使舜大录万几之政，而风雨以时也。王肃注亦同。按：《五帝德》孔子答宰予：“尧使舜大录万几之政，故阴阳清和，五星来备，风雨各以其应，不有迷错愆伏。”正与“烈风雷雨弗迷”之义相合。《汉书·于定国传》：“万方之事，大录于君。”《后汉书·刘恺传》：“三公协和阴阳，遭烈风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是古人皆作“大录庶政，调和阴阳”解。惟《尚书大传》云：尧推尊舜，纳之大麓之野，烈风雷雨不迷，《史记》亦谓尧使舜入山林川泽，烈风雷雨，舜行不迷。苏氏并谓洪水为患，尧使舜相视山林，雷雨大至，众惧失常，舜独不迷。今蔡传实宗此说，然反浅矣。杨用修所以有茅山道士斗法之戏也。郑康成注《尚书大传》，谓尧筑坛于山麓，命舜陟位，大录天下之事，则又兼用“山麓”“大录”二义，未免歧互。苏氏又云：或曰纳于大麓，盖纳之泰山之麓，使之主祭也；会有大风雷之变，祷之而息，所谓百神享之也，此又一说。（《陔余丛考》卷一《纳于大麓》）

朱士端：“大麓”，孔《传》作大録。士端按：古彝器福禄或作鹿，《说文》麓，古文从录，作；簏或从录，作箓；漉或从渌，作渌。目部，睩下云从目，录声，读若鹿，古字通用，是其证。（《强识编》卷一《尚书》）

俞正燮：《说文》：麓，守山林吏也。一曰林属于山为麓。《书》云：“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史记》云：“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此古文孔安国义，司马迁从安国问，故得之。《书·正义》引郑注《书序·舜典》云：入麓伐木，盖鲧绩弗成，尧举舜，无废事，无违功，乃行山林，以圣智历艰，冒烈风雷雨，知其道途多险，遂命益烈山泽，禹随山刊木表道，故帝曰：“格尔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也。”《尚书大传》云：“尧推尊舜而尚之，属诸侯焉。纳之大麓之野，烈风雷雨弗迷。”又云：“维五祀兴《韶》乐于大麓之野，十四祀笙管变，天大雷雨疾风雨。”云“大麓之野”，则今文亦以“麓”为“林麓”。（《癸巳类稿》卷一《书大麓义》）

又：《汉书·王莽传》莽曰：“予前在大麓，至于摄假。”则莽解麓为录。章帝时，有录尚书事。桓谭《新论》亦言“麓”者，领录天下之事，若汉尚书。郑注《大传》以麓为录，言尧为坛于国外，命舜致天下之事，使大录之，此桓谭、郑君用王莽余论。枚本依之。于《书传》言舜大录万几之政，风雨以节，不迷错愆，伏不悟其非孔安国义也。（同上）

【汇评】

苏辙：世或言所谓“纳于大麓”者，太山之麓，帝王禅代告终之所在。此太山之所以为岱宗者也。然方舜之纳于大麓也，盖未受终于文祖，类于上帝，犹人臣也。而遽告代于太山，可乎？（《古史》卷二《五帝本纪》自注）

罗泌：孰谓说经之误其祸小哉？“大麓”之事，自孔安国以为“大录万机之政”，而桓谭《新论》以为麓者领录天下之事，若今之尚书然。盖自汉以来有是说矣，是以章帝置太傅，录尚书事。而魏晋而下权臣之将夺者，一以命之，肇乱于此。嗟乎，六经之不明，汉儒害之也。唐虞之际，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执事之臣，无逾于百揆矣。岂复有领录之长职哉？夫所谓纳于大麓者，历试诸难之谓，而其所谓烈风雷雨弗迷者，是天有烈风雷雨，而舜弗迷尔。阴阳之和，则风柔而雨顺；今也风烈而雷且雨，非大动威，则阴阳之不和者也。乃更以为阴阳和，风雨时邪？圣人之立言，无是若也。窃以太史公之记观之，谓不然矣。其言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而王充亦谓尧使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风疾雨而行不迷惑，其与刘子政《列女传》逊于林木，入于大麓之言，俱其实迹，如是岂领录云乎哉？（《路史·发挥卷五·大麓说》）

[2]【汇校】

［日］水泽利忠：南化、枫、棭、三、梅、狩、中彭无此六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高诱：林属于山曰麓，尧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风雨不迷也。（《淮南子注》卷二十《泰族训》）

陈经：纳于大麓，案《史记》，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而弗迷。观此，则知事出非常，变起意外，盖猝然临之而不惊、不震者也。（《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袁仁：孔《传》云：麓，录也。纳舜使大麓万机之政，阴阳和，风雨时，各以其节，不有迷错愆伏，明舜之德合于天。此非安国之臆说也。《孔丛子》载宰我问：云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何谓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应乎天也。尧既得舜，历试诸难，已而纳之于尊显之官，使大麓万机之政，是故阴阳清和，五气来备，烈风雷雨，各以其应，不有迷错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安国正本其说，蔡不从，而据《史记》以为纳山麓，按：桓谭《新语》，昔尧试舜于大麓者，顾录天下事，若今之尚书矣。王充《论衡》云：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总录三公之事。长广王《禅广陵文》云：允执其中，入光大麓。皆明证也。程伊川亦云：若司马迁谓舜纳于山麓，岂有试人而纳于山麓耶？此只是历试舜也。（《尚书蔡注考误》）

陈泰交：迷，错谬也。（《尚书注考》）

朱之蕃：此亦治水之时，尧使舜入山林，以相视便宜，斯时也，适有烈风雷雨，变出非常，众皆恐惧，舜独意气安闲，神色自若，不迷失其常度也。即此可见当大任而不动心处。（见《百大家评注史纪》卷一《五帝本纪》）

崔适：按：《尚书》作“纳于大麓”。伏生《大传》曰“纳之大麓之野”。野即山林川泽也。此今文说也。王充《论衡·正说篇》曰：“试之于职，复令人庶之野，而观其圣。”《吉验篇》曰：“尧使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风疾雨，行不迷惑。”应劭《风俗通义·山泽篇》曰：“尧禅舜，纳于大麓。”麓属于山者也。此皆所以发明今文说也。《汉书·王莽传》：张竦称莽功德曰：“比三世为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职，填国家，四方辐奏，靡不得所。《书》曰‘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公之谓矣。”又莽曰：“予前在大麓。”《论衡·正说篇》：“《尚书》曰：‘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言大录三公之位，居一公之位，大总录二公之事，众多并吉，若疾风大雨。”王肃注《尚书》曰：“麓，录也。”是古文家改“山足曰麓”之义为大录万几之政，为王莽居摄而作也。郑注《大传》，乃合“山足曰麓”“麓，录也”二义而总释之，此合古今文说而一之也。犹之《五行传》“思心之不容”，郑注：“容，当为‘睿’。睿，通也。”此用古文改今文也。段氏《古文尚书撰异》不达此义，乃至倒认今古，不思野非山林川泽之谓乎？《史记》本自《大传》，此岂古文说乎？（《史记探源》卷二《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大麓”一词，各家说解不同。……释“大麓”为山麓。此今文家欧阳氏之说。《经典释文》：“麓，马、郑云：‘山足也。’”此古文说，与今文欧阳氏说同。（《〈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论衡·正说篇》引说《尚书》曰：“‘入于山大麓，烈风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总录二公之事，众多并吉。”王充引此说是为了驳斥，并非赞同。……以“大麓”为大录，即丞相、三公一类的大官。此今文大小夏侯说。……还有一说，以为大麓可以指实，即钜鹿县。《水经注》浊漳水注引应劭说云：“钜鹿，鹿者林之大者也。《尚书》曰：‘尧将禅舜，纳之大麓之野，烈风雷雨不迷。’而县取目焉。”《十三州志》云：“钜鹿，唐虞时大麓也。”此说与今文欧阳氏之山麓说其实一致。今文欧阳氏与夏侯氏两说比较，前说贴切经义，可从。（同上）

又：两句经文的意思是，舜进入大山林中去，或遇烈风雷雨，也不迷惑。说明舜头脑清醒，意志坚强，不但能适应人事的复杂情况，也能承受恶劣的自然环境，禁得起任何方面的考验。（同上）

【汇评】

王充：舜以圣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虫蛇不害。（《论衡·乱龙篇》）

苏轼：旧说麓，录也。舜大录万机之政，阴阳和，风雨时。自汉以来，有是说。故章帝始置太傅，录尚书事。而晋以后，强臣将篡者为之。其源出于此。考其所由，古文“麓”作“菉”，故学者误以为录耳。或曰：大麓，太山蔍也。古者易姓告代，必因泰山，除地为，以告天地。故谓之禅。其礼既不经见，而考《书》之文，则尧见舜为政三年而五典从，百揆叙，四门穆，风雨不迷，而后告舜以禅位。而舜犹让不敢当也。而尧乃于未告舜禅之前，先往太山以易姓告代，岂事之实也哉？《书》云“烈风雷雨弗迷”，是天有烈风雷雨，而舜弗迷也。今乃以为“阴阳和，风雨时”，逆其文矣。太史公曰：“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此其实也。尧之所以试舜者亦多方矣，洪水为患，使舜入山林相视原隰，雷雨大至，众惧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绝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欤？且帝王之兴，其受命之祥，卓然见于《书》《诗》者多矣，《河图》《洛书》之书，《元鸟》《生民》之诗，岂可谓诬也哉？恨学者推之太详，谶纬而后之君子亦矫枉过正，举从而废之，以为王莽、公孙述之流，沿此作乱。使汉不失德，莽述从何而起？而归罪三代受命之符，亦过矣。故夫君子之论，取其实而已矣。（《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时澜：大麓之说不同。曰泰山之麓者，颇近。但非如太史公所谓送之于太山之中也。意尧使舜摄行祭事于泰山之麓，孟子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言主祭而风雨不迷，阴阳和调也。此非有意以此为难而试舜，一时因事任之耳。后世以此分三卿之职，亦近于凿。圣人分位，何施不可，五典从，百揆叙，四门穆，人事之和也。和气既形，缪戾之气不作，阴阳协应，而无迷错之灾，天人之和会也。（《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郝敬：大麓，深山茂林也。洪水方割，使舜相山泽，出入林莽，遇暴风雷雨不迷乱失常也。即孟子所谓天与之，人与之，虽四岳庸命，何能及此，乃所谓明德无忝帝位者矣。（《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胡广：按：宰我问：《书》云“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何谓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应乎天也。尧既得舜，历试诸难，使大录万机之政，是故阴阳清和，五星来备，风雨各以其应，不有迷错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说《典》注疏合意，古相传如此。今以大麓为山麓，是尧纳舜于荒险之地而以狂风霹雳试其命，何异于茅山道士之斗法哉！（《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王晖：“原始的成年式，是由氏族长老对少年进行生产技能和战斗技能的训练；同时由同性亲长传授婚姻生活的知识。为了锻炼少年们的体魄和意志，往往进行烟熏、火烤、残体等等考验，最后以改变服饰和发饰的方式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明显地区别开来。”（严汝娴：《藏族的着桑婚姻》，载《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通过这种民族学的探索，我们可以知道《尧典》中关于对舜考验的记载，并非伪造，而是后人根据传说的追忆。杨向奎先生说：“通过这种史实，我们知道舜的冠婚、成年入社、被举为部落酋长的过程，是经过种种考验的。这和我们知道的存在于少数民族中的成丁入社礼，没有不同。尤其是‘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雷雨和烟熏、火烤同样是严峻考验。”（《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史记·五帝本纪》也说舜“年三十尧举之”。在这时舜被尧“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是成丁入社时的考验。（《秦惠文王行年问题与先秦冠礼年龄的演变》，见《秦文化论丛》第2辑）

[3]【汇评】

尸佼：古者明王之求贤也，不避远近，不论贵贱，卑爵以下贤，轻身以先士，故尧从舜于畎亩之中，北面而见之，不争礼貌。（《尸子·明堂》）

胡宏：司马子长曰：“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吁！安得此浅陋之言哉？夫处己之难，莫难于正心诚意；处物之难，莫难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观其家齐国治天下平，则知其意诚心正矣。意诚心正，与天地参，不可以有加矣，于是又使入山林川泽，岂所以试乎？且烈风雷雨非可期者也，设若不遇，尧将遂无以知其圣耶？此真齐东野人之语，而子长不察也。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故君子于文词有滞者，取其理与义可矣。（《胡宏集·皇王大纪论·帝尧知人》）

袁燮：尧之于舜，始也试之以二女，既又试之以诸难，而舜遍历诸事，皆有成绩，乃言“厎可绩”。舜在尧之前，必须时有谟猷，特不见于书耳。听其所言，既说得是，考其所行，又不违于所言，可以陟帝位矣。唐虞用人之法也。大抵能言者常多，而言之厎可绩者常少。共工以静言庸违，所以不用。后世用人只缘但听他说后便用，是以多败事。言苟可取，固在所用，但未可大用耳。必是卓然有成功方可大用，虽舜之圣，亦俟其言之厎绩，然后始陟帝位，然则岂徒空言而已哉！（《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4]【汇注】

齐召南：帝尧陶唐氏：七十三载丙辰，命舜摄。（《历代帝王年表·帝王》）

【汇评】

崔述：尧功之大大于舜，尧功之成成于舜也。盖朝觐、巡狩、制礼、作乐、地平、天成之绩皆自舜而熙，则舜者万古之一人也。以万古之一人而隐于田间，困于顽父傲弟，而有一人焉能知之而授之以天下，则此一人者亦万古之一人也。吾故读《尚书》而见舜之奇，而见尧之尤奇也。故尧在位七十载，其济世之功亦必不少，而史独于求舜之事致详焉者，尧之事业莫有大于举舜者也。然则举舜以前何以历记放齐、兜之事也？所以著尧忧民之切也。尧之心无一刻不以天为念，无一刻不以民为念，所以无一刻不以得一大圣人为念。即使天下并无舜，而尧求之之心终不能己。夫是以卒得一舜而为尧敷治理于天下，垂治法于万世也。大哉！尧之为君也，孔子所以深叹美之而拟之于天也！读《尚书》者于此求之，庶可得圣人之万一。（《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一《尧之事业莫大于举舜》）

[5]【汇注】

吴汝纶：“用事二十年”，王少鹤拯云：此与后舜年二十一段结束关会。（《点勘史记读本·各家史记评语·五帝本纪》）

[6]【汇注】

袁燮：三年之丧既毕，舜乃至文祖之庙而告焉。这三年中，舜皆不做事。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冢宰。唐虞之时，虽未必有冢宰，然亦是当时大臣，如四岳、百揆之类。曰三载、四海，可见格于文祖，在三年丧毕之后。三年皆不记事，可见其无所施为也。孟子曰：尧崩，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想三年之内舜必曾避丹朱。（《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7]【汇注】

古史官：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古本竹书纪年》）

【汇评】

朱熹：天无形，其视听皆从于民之视听，民之归舜如此，则天与之可知矣。（《孟子集注》卷九《万章》）

[8]【汇注】

刘恕：《谥法》曰：受禅成功曰舜。仁圣盛明曰舜。《白虎通》曰：舜犹僢。僢也，言能推信尧道而行之。（《资治通鉴外纪》卷一《帝舜》）

王叔岷：案：《治要》引此下有注云：“《帝王世纪》曰：‘舜立诽谤之木。论曰：孔子称古者三皇五帝，设防而不犯，故无陷刑之民。是以或结绳而治，或象画而化。自庖犧至于尧、舜，神道设教，可谓至政无所用刑矣。夫三载考绩，黜陟幽明，善无微不著，恶无隐不章，任自然以诛赏，委群心以就制。故能造御乎无，为运道于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含德若自有者。《诗》云：“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斯之谓乎！’”盖《集解》逸文。（《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9]【汇注】

司马贞：彭祖即陆终氏之第三子，篯铿之后，后为大彭，亦称彭祖。（《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皋陶］，高姚二音。（《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又：皋陶字庭坚。英、六二国是其后也。契音薛，殷之祖也。伯夷，齐太公之祖也。夔，巨龟反，乐官也。倕音垂，亦作“垂”，内言之官也。益，伯翳也，即秦、赵之祖。彭祖自尧时举用，历夏、殷封于大彭。（《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郝敬：按：彭祖生历唐、虞、夏、商、周间，寿八百岁，夫子谓“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即此人也。彼亲见尧、舜、禹、汤列圣，其传述最真，故夫子自谓信古，窃比老彭，亲见先圣云尔。读者多不解。（《批点史记琐琐》卷一《五帝本纪》）

程馀庆：皋陶，字庭坚，高阳第六子，今曲阜县人。曲阜，偃地，故赐姓偃。后封英、六。伯夷，垂之子，姜姓。其后太公望，封齐。夔为乐正，娶有仍氏女，曰元妻。生伯封，羿灭之。龙，晏姓。倕，句龙之子，有巧思，所制器历代为宝，如竹矢是也。益，伊姓，字隤兽，高阳第二子。彭祖，陆终第三子篯铿也。后为大彭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彭祖之名，不见于《尚书》。《大戴礼·五帝德》亦但言帝尧举舜、彭祖，而不言舜用彭祖，《史记》下文亦无彭祖分职。（《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

【汇评】

梁玉绳：按：此总叙禹、皋诸圣并彭祖为十人，然下文不及彭祖，岂亦如《论语》叙逸民不及朱、张之比乎？彭祖最寿，为神仙家所托，史略其事，盖不信之也，而独侈言老子，何哉？（《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10]【汇注】

德龄：臣德龄按：自禹至彭祖为十人，而下文叙其分职，则惟九官，而无彭祖。又下文“舜曰：嗟，汝二十有二人”，注引《书传》谓四岳、九官、十二牧也，亦无彭祖。窃疑“彭祖”二字是衍文。（《铁定史记·五帝本纪·考证》）

[11]【汇注】

张守节：分音符问反，又如字。分谓封疆爵土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汇评】

梁玉绳：按：既曰“举用”，又曰“未分职”，语意戾矣。若谓遇事共理，不分职守，岂尧朝如是之无纪律乎？《正义》“封疆爵土”之说，非。（《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崔述：伪孔《传》以禹、垂、益、伯夷、夔、龙六人为新命，以稷、契、皋陶为美其前功以勉之。《蔡传》因之云：“此因禹之让而申命之，使仍旧职以终其事也。”余按：……禹之为司空，自尧时者也，则其命必别白言之：先云“伯禹作司空”以见其官之非新命，后云“咨禹，汝平水土”以见其功之尚未毕，不云“汝作司空”也。若稷、契、皋陶亦旧为此官，则亦当著之于命词之上，必不云“汝为稷、司徒、士”也。四岳、十二牧，皆旧职也，然所谓“辟四门”“食哉惟时”云者，皆新命，非美其前功；稷、契、皋陶即使果仍旧职，亦岂得独为美其前功乎？且三人之功果在尧时，尧未崩以前何以不书？舜即位后，纪新政之不暇，乃于此时叙舜之追美其前功，有如是颠倒舛谬之史官邪？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子夏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然则兹数人者，任官效职皆在舜时明甚。或初仕于尧世，要之必未为后稷、司徒、士，故《史记》云：“自尧时皆举用，未有分职。”不得以舜为申命也。（《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三《稷、契、皋陶均非申命》）

吴汝纶：“而禹、皋陶、契、后稷”至“未有分职”，王云：“从空斡补。”（《点勘史记读本·各家史记评语·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梁玉绳曰：既曰“举用”，又曰“未有分职”，语意相戾。中井积德曰：未有分职，元来讹舛之语，注更错谬。（《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

[12]【汇注】

时澜：告于文祖之庙，亦示不敢专也。（《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金履祥：苏氏：受终，告摄；此告即位也。（《书经注》卷一《舜典》）

[13]【汇注】

胡宏：舜凡有事，必咨于大禹、稷、契、皋陶、伯夷、垂、益、后夔，谓之八师。（《皇王大纪》卷四《帝舜有虞氏》）

陈经：四岳，朝之大臣，故有事则必先与之谋。（《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袁燮：四岳，朝廷之大臣，舜初即位，首咨询焉。（《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金履祥：四岳，累朝元老，其职周知四方，故首询之。（《书经注》卷一《舜典》）

郝敬：四岳，主监视四方，故以耳目询之。（《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李光地：询四岳，亲大臣也。（《尚书七篇解义》卷一《舜典》）

[14]【汇注】

袁燮：“辟四门”者，开辟四方之门，使民间之利病、人才之隐伏、嘉谋善论，皆得上达旁通而无碍也。（《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陈经：辟四门者，四方之门，所以来天下之贤，开众正之路也。（《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金履祥：辟四门者，来四方之贤。（《书经注》卷一《舜典》）

金景芳、吕绍纲：四门何所指？《诗·郑风·缁衣》孔《疏》引郑玄《尚书注》：“卿士之职，使为己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门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国门，鲁有东门襄仲，宋有桐门右师，是后之取法于前也。”是郑玄以四门为国门。惠栋《明堂大道录》云：“明堂有四门，四方诸侯朝觐所入。”是惠氏以四门为明堂之四门。（《〈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15]【汇注】

苏轼：广视听于四方。（《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袁燮：广四方之视听，使凡有聪明者，无不来告，合众人之聪明以为一人之聪明也。前乎此，舜尚摄位，至此则舜始君天下矣。此是君天下第一件事。《易》以天地交为泰，不交为否，观否泰二卦，可见此是至急之务。上下不通，情意隔绝，闾阎隐微，无由上达，人才逸遗，无由上闻，休戚利害，皆不得知焉。此岂小事？（《絜斋家塾塾书钞》卷一《舜典》）

李光地：通民情也。（《尚书七篇解义》卷一《舜典》）

马持盈：使他自己对于四方之事，耳可以听，目可以见，无所不明，无所不通，这样，民情可以上达，处理政治便不至于偏差了。（《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汉书·梅福传》福上书曰：“博览兼听，谋及疏贱，令深者不隐，远者不塞，所谓辟四门，明四目也。”《潜夫论·明暗篇》：“夫尧舜之治，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天下辐辏，而圣无不昭，故共鲧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古人的这些理解虽不尽相同，但是大意一致，总谓贤路广开，言路广开也。（《〈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时澜：舜之继尧，法度彰，礼乐著，野无遗贤，嘉言罔攸伏。明目达聪之事，尧已尽之矣。舜复询辟明达何哉？如日之升，何日不然，积阴之后，卒然出日，光明精彩，若以阳继阳，所谓光明精彩者不减于前，亦不以其光之不减而废升中之常度也。舜之通下情，出治之首也。然亦有序。四岳，累朝之元老，当代之蓍龟，故先询之。辟四门，所以来天下之贤也。明目、达聪，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也。上下远近俱无雍蔽，圣人作而万物睹矣。继乱者急于下情之通，舜受于尧，而先此四事，理之流通而不可壅，虽治世不可忽也。（《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陈经：唐虞之世，君臣上下，已无隐情，则下情未尝不通，舜亦不恃其既通而遽忘之也。……舜之意若曰：吾自恃其聪明智虑，而使夫人不得以尽其情，则门庭万里，主势万钧，天下之利害休戚安危，岂予一人所能周知遍览，今也退然自处于无所能、无所闻见之地，使在朝及四方，凡有所能、所闻见焉者咸造焉，则天下之利害休戚安危，可以灼见，不出户而知天下，坐于室而见四海者，用此道也。窃尝观古之治天下者，莫不以是为要道，盖使吾身立于无蔽之地，如人之养生然，关节脉理，必欲其无所凝滞，一节不通，则身受其病矣，古之王者，所以使工执艺，瞽诵诗，士传言，庶人谤，商旅议者，亦欲使天下之匹夫匹妇，不得隐其情，然后君臣上下，得以无壅。以汉之武帝观之，其征伐，其重敛，其好大喜功，不减于秦皇，而得为七庙之宗，所以与秦皇异者，徒以下情通故也。观主父之徒上书者，朝奏暮召，轮台之诏，其所以败亡者，无不悉之。以此见通下情，乃治国家之要道也。（《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张英：询岳辟门，明目达聪，摄位三十年，何尝一日不如此，岂至即位后始然耶？治功盛矣，治化洽矣，犹恐幽隐未达，察之益加其详，访之益致其周也。（《书经衷论》卷一《舜典》）

[16]【汇校】

梁玉绳：按：舜命十二牧，无“论帝德”之语。此三字疑衍。（《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李景星：“命十二牧论帝德”，按：舜命十二牧，无“论帝德”之语，凡此，或书传流传古今本不同。不然，则史公所引或者用其意，不尽泥其文邪？（《史记评议·五帝本纪》）

【汇注】

班固：唐、虞谓之牧者何？尚质。使大夫往来牧视诸侯，故谓之牧。旁立三人，凡十二人。（《白虎通德论·封公侯》）

陈经：盖四岳者，百官之长，而十二牧者，诸侯之长也。吾从其长而责成委任，则其长之属者自举矣。此见唐虞之制，上下相维，大小相制，体统相承，人主之治，至简至要而不繁者也。（《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金履祥：牧，养也。每州以诸侯之长为牧，专任养民之事。（《书经注》卷一《舜典》）

［日］泷川资言：“牧”下当补“曰”字。崔述曰：四岳十二牧皆旧官，以舜新即位，故申儆之，使敬厥职也。旧官故书其官于前，然则稷、契、皋陶之非旧官可知矣。四岳不载命词者，统率群僚无专责也。十二牧共一命词者，域异职同，无分别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金景芳、吕绍纲：十二牧，汉人皆释为州伯、州牧。《韩诗外传》卷六第十七章：“王者必立牧，方三人，使窥远牧众也。”《说苑·君道篇》：“十二牧，方三人，出举远方之民。”《白虎通·封公侯篇》：“州伯何谓也？伯，长也。选举贤良使长一州，故谓之伯也。”又“州有伯，唐虞谓之牧者何？尚质，使大夫往来牧视诸侯，故谓之牧。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书》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尧时十有二州也，以《禹贡》言九州也”。……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大传》曰：‘维元祀，巡狩四岳八伯。’疑四岳外，更置八伯。盖四方每方立一岳，每方又立二伯以佐岳，如周制一州立一侯，一州又立二伯以佐侯之比。四岳八伯合之即十二牧。”（《〈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17]【汇注】

张守节：舜命十二牧论帝尧之德，又敦之于民，远离邪佞之人。言能如此，则夷狄亦服从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18]【汇注】

班固：昔《书》称“蛮夷率服”……许其慕诸夏也。（《汉书·功臣表》）

苏轼：惇厚其德，信用善人，而拒佞人，则蛮夷服。盖佞人必好功名，不务德而勤远略也。（《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金履祥：十二州，冀、豫为中，余州皆外边四裔。蛮夷率服，盖推言其效也。（《书经注》卷一《舜典》）

陈蒲清：蛮夷：古代称南方部族为蛮，东方的为夷。这里泛指四方的部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汇评】

陈经：自古蛮夷所以不服者，常生于中国之不振，小人乘间得以邀功生事，妄开边隙。今也惟德之厚，惟善之信，而任人不得进焉。盖惟示之以好恶，使蛮夷知所趋向，则小人虽欲生事以开边衅者无之矣。此蛮夷所以率服，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至幽王之世，《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谁谓中国安强无衅可乘，而蛮夷得以侵陵之哉？观此数句，而诸侯所以安民，所以怀远之道，先后之序该括无遗矣。（《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王充耘：蛮夷率服，则中国治安不言而可知矣。此盖极言其效之所至，犹益言儆戒无虞，而终以四夷来王，皆举远以见近也。（《书义主意》卷一《舜典》）

[19]【汇注】

金履祥：特书舜曰，则此前称帝者尧也；后称帝者舜也。（《书经注》卷一《舜典》）

李光地：始即位，故犹称舜，下乃称帝，则别于尧矣。（《尚书七篇解义》卷一《舜典》）

[20]【汇注】

裴骃：马融曰：“奋，明；庸，功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苏轼：奋，立也。庸，功也。……有能立功光尧之事者？（《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金景芳、吕绍纲：《集解》引马融：“奋，明。庸，功也。”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明，勉也，谓奋勉。”《尔雅·释诂》：“庸，劳也。”功、劳同义。（《〈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21]【汇注】

伏生：沟渎壅遏，水为民害，田广不垦，则责之司空。（《尚书大传》卷一《夏传》）

又：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马公；三曰司空公。（同上）

又：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与为天下者，若此而已。（同上）

又：舜摄时，三公、九卿、百执事，此尧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同上）

郑玄：初，尧冬官为共工，舜举禹治水，尧知其有圣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宠异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之职，为共工与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钱时：禹尝代鲧为崇伯，故称伯禹。（《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金履祥：平水土者，司空之职，惟时则指百揆之职。朱子曰：帝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录其旧绩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后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类也。（《书经注》卷一《舜典》）

郝敬：揆，度也。揆度百事，宰衡之职也。下文舜咨百揆，佥曰禹作司空，则唐虞之百揆，即司空也。是时水土未平，故司空首百职。（《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崔述：唐、虞之际，洪水滔天，下民昏垫，五谷不登，禽兽逼人，水土之治不可以须臾缓也，而禹又前为司空，故命禹在九官之先。（《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二《九官先命禹之故》）

金景芳、吕绍纲：禹是崇伯鲧之子，故称伯禹。在中国原始社会，伯应是部落酋长之称。禹，名，马融以为谥，误。司空相当于《周礼》之冬官，平治水土是其执掌。（《〈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22]【汇注】

司马迁：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亶亶穆穆，为纲为纪。（《史记·禹本纪》）

徐文靖：“帝舜有虞氏，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笺按：《大禹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髦期倦于勤，汝维不怠，总朕师。”孔《传》曰：“称总我众，欲使摄，至于遂陟方岳者，正以见禹之不怠，遍历四方，以朝诸侯也。”若谓付托得人，舜遂可巡陟方岳，又何谓倦于勤乎？《周书·立政》曰：“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则陟方属禹可知。（《竹书纪年统笺》卷三《帝舜有虞氏》）

[23]【汇注】

钱时：舜居摄，未称帝，史氏于是特书“舜曰”二字以明此后凡称“帝曰”，皆谓舜也。若语中所称“帝”，却是尧。（《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陈经：自此以下，皆舜之命九官，故言“舜曰”。所以别尧奋起也。（《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24]【汇评】

郝敬：盖唐虞之世，事之艰大，莫如水土，百官之职，莫重于司空，而廷臣之贤，未有过于禹者，故佥举禹而舜首命之。（《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25]【汇注】

齐召南：帝尧陶唐氏：八十载癸亥，禹治水功成。（《历代帝王年表·帝王》）

【汇评】

郑樵：当尧之时，禹、皋陶、稷、契、伯夷、夔、龙、垂、益、彭祖，皆以举用，未有分职。舜知任不专则功不成，业不世则知不周。鲧虽治水无功，而禹为其子，九年之间，足知利害，不使易业，故首命禹为司空，平水土。诛父用子，而舜无疑心；戮力勤王，而禹无仇色。（《通志》卷二《帝舜》）

王玉德、姚伟均：一种意见认为，大禹治水的传说反映了当时由于近水的地方土地较肥沃，农耕较方便，已经懂得农耕的古代人类逐渐向近水地区发展，这就必须不断与水斗争，克服水患，获得水利。另一种意见认为，由于冰川融解后内陆大量积水，加上大量雨水或上游水源增加，造成了我国最大的一次水灾，这是大禹治水产生的基础和历史事实。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黄河洪水泛滥，危害人类，人类终于制服了洪水，这种历史事实以神话传说的形式反映出来。再一种意见认为，尧舜禹时代的“洪水”不是别的，而是我国南方潮润多雨的气候，遍布的江河湖沼、茂密的森林。这个时期，正是华夏族与三苗族及其他民族激烈争战的时期。三苗居住的江汉平原地区，这种自然环境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华夏族的南征，从黄河中下游一直打到长江下游。北方干燥，南方多水，对于习惯于北方自然环境的华夏族征战者来说，南方的这种多水的自然环境，便成为可怕的险阻与灾害，从而逐渐敷演为滔天洪水的传说。其实，这正是华夏族南征成功，征服了三苗等南方居民这一事实的折光反映。随着华夏族南征任务的完成，“洪水”的传说也就消失了。这一历史过程．也为近年的考古所证实。（《关于大禹治水的评价》，见《新时期中国史研究争鸣集》）

[26]【汇评】

陈经：舜所以勉禹也，使禹自恃其平水土之功，无自勉之志，则前功尽废，后未已，何足以为禹？又何足以居百揆之任？尧舜皆以司空居百揆，亦犹周制以六卿兼三公。（《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王充耘：伯禹之功德隆盛，非群臣可及也。故公论推举，而帝亦信之，而授以非常之职，然舜非不知禹者也，付之公论而已，无容心焉。此可以见上之选人也严，而下之举人也当，所以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之世也。（《书义主意》卷一《舜典》）

[27]【汇注】

金景芳、吕绍纲：拜稽首，拜然后稽首。《荀子·大略篇》：“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颡。”杨倞注：“平衡曰磬折，头与腰如衡之平。”王先谦《荀子集解》引郝懿行云：“拜者必跪。拜手，头至手也，不至地，故曰平衡。稽首亦头至手，而手至地，故曰下衡。稽颡则头触地，故直曰至地矣。”（《〈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28]【汇注】

郑玄：稷，弃也。初，尧天官为稷，舜登用之年，举弃为之。时天下赖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称。（《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齐召南：帝尧陶唐氏：七十二载，舜使禹治水，举益、稷、契、皋陶。（《历代帝王年表·帝王》）

【汇评】

陈经：禹拜手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此见更相汲引，济济相让，不矜己以忌人，不抑人以扬己，人之有善，若己有之，安有稷、契、皋陶之贤，而禹不让之哉？（《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29]【汇注】

郑玄：然其举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听其所让也。（《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汇评】

时澜：禹之逊，所谓九官济济相逊，和之至也。帝灼知稷、契、皋陶可以宅揆，禹之逊也，出于诚实，既深领禹之言矣，而往哉之命终不可易，以是知舜禹君臣之间诚实相遇。禹不虚辞，舜不虚受，唐虞之象可知。观舜之命禹，见舜有天下而不与焉。夫杀其父而用其子，都俞一堂，舜无自疑之心，禹亦安受其位而不慊，不加一毫人伪，纯于天也。（《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30]【汇注】

钱时：弃，名稷，主稼穑之官也。虽居朝廷，亦分土为诸侯，故称后（阻）〔稷〕。（《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31]【汇校】

裴骃：徐广曰：“今文《尚书》作‘祖饥’。祖，始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古文作“阻饥”。孔氏以为阻，难也。祖、阻声相近，未知谁得。（《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惠栋：“黎民阻饥”，徐广曰：“《今文尚书》作‘祖饥’，祖，始也。”《史记》作“始”，《汉书》作“祖”。孟康曰：“黎民始饥，命弃为稷官，《古文》言阻。”栋案：《古文》祖字皆作且。……故曾子曰：“祖者，且也。古文作‘阻’者。”（《九经古义》卷三《尚书古义》）

【汇注】

郝敬：“始饥”，按：前此水土未平，民奏鲜食，以救饥。今洪水平，无鸟兽鱼鳖可食，土虽可耕，而民未知播种，于是始饥，故曰“祖饥”。（《批点史记琐琐》卷一《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尔雅·释诂》：“祖，始也。”《史记》据以为解。按：作“祖饥”，释祖为始，谓黎民开始饥饿，于义难通。《诗·周颂·思文》孔颖达疏引郑玄云：“俎，读曰阻。阻，厄也。时，读曰莳。始者洪水时，众民厄于饥，汝居稷官，种莳五谷，以救活之。”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以为壁中古书阻当作俎，故郑注当为：“俎，读曰阻。阻，厄也。”后人既改经文作阻，则郑注不可通，乃改注文为“阻，读曰俎。阻，厄也”。按：段氏赞同郑玄注，释阻为厄，可从。经文意谓：舜说，由于洪水，众民困厄于饥馑，你作稷官，播种五谷，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32]【汇注】

孟子：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孟子·滕文公上》）

陆贾：民知室居食谷，而未知功力。于是后稷乃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辟土殖谷，以用养民；种桑麻，致丝枲，以蔽形体。（《新语·道基》）

郑玄：阻，厄也。时读曰莳。始者洪水时，众民厄于饥，汝居稷官，种莳五谷以救活之。（《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张守节：稷，农官也。播时谓顺四时而种百谷。（《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金履祥：弃之为稷久矣，帝始即位，因其职而申命之也。《舜典》凡不咨而命，命而不让者，皆因其职而申命之也。……时者，不失农时也。（《书经注》卷一《舜典》）

郝敬：后稷，主农，水土平则可耕，故次命稷。（《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陈泰交：后，君也。（《尚书注考》）

陈直：五谷中黍稷播种在先，西安半坡村、鱼化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皆出有类似稷米之种子，与文献可以互相证明，又《说文》云：“稷为五谷之长。”（《史记新证·五帝本纪》）

徐旭生：播时百谷。《尧典》：“帝（舜）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尧舜时期已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人们的生存主要依赖于农业。舜能及时注意到这个关键性问题，命后稷按时播殖百谷。当时已是“百谷时茂”，农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尧舜禹·帝舜》，载《文史》第39辑）

张家英：舜曰：“弃，黎民始饥，汝后稷播时百谷。”《正义》：“稷，农官也。”《考证》：“尔后稷”断句。谨案：《周本纪》亦载有上引舜语，惟改“汝”为“尔”，义同。又有“去稷不务”句，《集解》引韦昭曰：“夏太康失国，废稷之官，不复务农。”《索隐》：“《国语》云‘弃稷不务’。此云‘去稷’者，是太史公恐‘弃’是后稷之名，故变文云‘去’也。”

《史记》中“后稷”使用三十余次，绝大多数为对“弃”的称谓，只有少数例外。“汝后稷”即其一。试比较其先后相似之文句：“禹，汝平水土。”“弃，……汝后稷。”“契，……汝为司徒。”“皋陶，……汝作士。”可知此“后”非名词，乃主管、主持之义；此“后稷”乃“主持农事（之官）”之义，与下文“弃主稷”句中“主稷”义同。《史记注译》将其认作人名，实属误解。又，为免误会，此“汝后稷”与《周本纪》中之“尔后稷”当从《考证》，读断为一句。至《尚书·舜典》“汝后稷”句《传》与《疏》均释为“汝君为此稷之官”，反令人困惑。《传》《疏》既指出“稷”为“官”，又限于“后，君也”（《尔雅·释诂》）之说，造出“君为”一词；实不如直接以“为、主”释之为易解。（《〈史记〉十二本纪疑诂·五帝本纪》）

【汇评】

史浩：弃在尧朝已为稷官，民阨于饥，能播百谷。百谷之茂，以时而已。今而申之也。盖民生之本有在于是，食为八政之先。舜命相之后，即申命稷，知所本矣。（《尚书讲义》卷二《舜典》）

时澜：命弃之言，至于播百谷，民已足食，则无阻饥之患。民不阻饥，百谷其可已于播乎！使弃常体阻饥之心，见乃粒之民若见阻饥之民，则于百谷不期播而自播，而弃之事尽矣。于阻饥之言，见圣人乃粒烝民，有无穷之心。于播之一言，见弃精神运用，生生日新之意。契与皋陶之事，由此而可推矣。（《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袁燮：二帝三王治道之隆，无他故焉，识其先后之序而已。后世治道不如古，亦无他故焉，失其先后之序而已。圣人岂不知礼乐教化为治之急务，而顾以民食为首者，衣食既足，然后教化礼乐可兴，先后之序如此也。孟子所以告时君，首之以不违农时。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汉之贤君，亦深烛此理，不然则所谓救死惟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今观舜嗣位之治，先之以求言，次之以民食，其所先者，惟此二事，治道纲领可识矣。（《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又：食者，生民之大命。虽曰十二牧各自理会“食哉惟时”，然朝廷专设一官，总其纲于上天，下有一人不得食，皆后稷之责也。其任重矣。在后世大司农之职，犹专设一司，况唐、虞时乎？但后世所谓司农，惟以办财赋为任，以古者养民之官移而为国，失古意矣。（同上）

王充耘：圣人念民生足食之难，故其命官以务农为重。（《书义主意》卷一《舜典》）

[33]【汇注】

孔颖达：契为尧之司徒，司徒掌五教，故民之五教得成。（《礼记正义·祭法》）

陈士元：《路史》云：契，帝喾之子，帝喾次妃有娀氏曰简狄，感鳦致胎，疈而生契，聪明而仁，尧命为司徒，使布五教，封于商，赐姓子氏。商人谓之玄王。《诗》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毛传》以鳦降，为祀郊禖之侯，而史迁乃有吞践之说。苏洵氏辨之详矣。（《论语类考》卷七《舜臣五人》）

[34]【汇评】

钱时：自常情而观，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泰和之世，岂所宜有？圣人宜急急图之，不容一日缓者。（《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35]【汇注】

裴骃：郑玄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王肃曰：“五品，五常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驯音训。（《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陈经：百姓所以不相亲睦，为其五品不逊故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品有五，谓之五品。五品不逊顺，谓为父子者，不知有父子之理，而至于相残；为兄弟者，不知有兄弟之理，而至于相贼，此皆不逊也。（《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郝敬：品，级也。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者之品级也。逊，顺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又引王肃云：“五品，五常也。”按：郑说是，王说非。郑说应据于《左传》文公十八年“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父母兄弟子是血缘关系中的五种基本身份。而五常为仁义礼智信，是后世的道德概念，舜的时代不存在。（《〈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逊，《史记·殷本纪》作训，《五帝本纪》作驯。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谓逊、驯、训皆训为顺。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谓“今文作训，训通作驯，非教训之谓也”。按：段、王说是。五品不逊，谓父母兄弟子五种人之间的关系不顺。（同上）

【汇评】

陈经：尧舜之时，既曰黎民于变，比户可封，今也有所谓阻饥者焉，有所谓五品不逊者焉，有所谓猾夏为寇、为贼、为奸、为宄者焉，虽大无道之世，亦不过于此也。何为尧舜之时，乃有此非常之变也？曰：尧舜之时，如于变如可封者，特常事耳。于其常事之中，而忽有此等之变，故舜以为虑，遗其常事以为不足喜，举其非常者以为可虑，圣人何常以是为讳哉？后世之君，嘉祥美瑞，则喜称乐道之，以为非常之事，惟恐群臣之不称赞己，至于水旱逆贼之变，讳而不言，作史者亦记其嘉祥美瑞，以为治世之盛事，又岂知后世之所谓非常者，乃尧舜之所谓常事也哉！（《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王夫之：夫司徒之教，五品而已，人之异于禽，华之异于夷，此也。……是则严以教君子，而阻其自然之爱敬；严以教小人，而激其滔天之巨恶。通于古今，达于四海，咸以宽而成其涵泳熏陶之化。奈之何其欲“矫之以严”邪？（《尚书引义》卷一《舜典二》）

[36]【汇注】

郝敬：司徒，主教。衣食足则教化兴。故次命契。（《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陈泰交：司徒，掌教之官。（《尚书注考》）

金景芳、吕绍纲：作，为。司徒，主政教之官，相当于后世《周礼》之地官大司徒。《尚书大传》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责之司徒”是也。（《〈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37]【汇注】

郑玄：举八元使布五教。（《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苏轼：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教民，必宽而后可。亟则以德为怨，否则，相率为伪。（《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郝敬：五教，五品之教，亲义序别信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陈泰交：敷，布。（《尚书注考》）

又：敬，心无所慢也。（同上）

金景芳、吕绍纲：敷，布。布五教，应依《左传》文公十八年“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作解。《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韦昭注：“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亦足证明五教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孟子：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离娄上》）

金景芳、吕绍纲：联盟公职人员禹、稷、契、皋陶、伯夷、夔担任的职务表明华夏部落联盟对于平治水土、播种谷物、人伦教育、刑罚、百工、礼、乐负有统一管理的责任。其中契掌管的人伦教育即对于血缘团体内父母兄弟子五种身份的人进行的五教尤其值得注意。“五品”的提法反映父系个体婚制的家庭已经发展到相当的程度。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的提出，反映当时的社会关系问题尚仅限于血缘方面，阶级与政治关系不存在，至少尚不成为问题。战国孟子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的五教，既源于《尧典》，又不同于《尧典》，说明孟子看到的人伦关系除血缘关系以外还有政治关系，而且政治关系占有较大的比重。（《〈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总论》）

[38]【汇注】

金履祥：《孟子》曰：“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孟子》所载，初命契之词也。（《书经注》卷一《舜典》）

郝敬：在宽，谓劳来、匡直、辅翼、自得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宽，宽柔。在宽，意在强调礼教而不重刑罚。（《〈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史浩：稷既播种，民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司徒，司民也。民之饱食逸居，苟无教焉，禽兽何异？此教之不可后也。夫百姓所以不亲，以人伦五者不逊。逊，顺也。契当敬敷此五者以为教也。在宽者，不可急也，必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也。盖孩提之童，无不知爱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兄。兄弟、夫妇、长幼、朋友、君臣之道，本其固有，迷而不觉耳。惟使其自得，然后知非外铄而行之不疑，然则，在宽，善教也。善教得民心，自得之谓也。（《尚书讲义》卷二《舜典》）

时澜：在宽者，见圣人度量涵容，如天地之大。令契大其规摹，天下之众，尽置之五教之中，包含不遗，此在宽之意。况敬之中，恢廓广大，无有穷已也。……敬敷五教，在宽，即慎徽之意也。详略不同者，圣贤之分也。圣人安而行之，故止言慎徽而已。贤者则既言敬敷，又言在宽，大抵五典人心皆有，而教自我出，岂可不敬，然敬非拘迫之谓。宽者，渐渍涵养，使自发也。（《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陈经：汝契为司徒之官，教以人伦，处己者敬，不敢怠忽其事；教人者宽，优游而不迫也。盖不敬则诚不足以感人，不宽则急迫而使人难从。敬于己，宽于人，而敷教之道尽矣。（《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王充耘：圣人念民俗之薄，而命臣以施教之方，夫民不可逸居而无教也，而况百姓不亲，五品不逊，上之人安得不思有以变其薄俗也哉？汝作司徒，敬谨以敷五教，使民有所观感而兴起宽裕，勿迫使之优柔而自化，此二者施教之方也，能如是则风俗不期而归厚矣。（《书义主意》卷一《舜典》）

王夫之：“敬”以严乎己也，“宽”以恕乎物也。严乎己以立法，恕乎物以达情。《春秋》立法谨严而宅心忠恕，“敬敷五教在宽”之见诸行事者也。（《尚书引义》卷一《舜典二》）

李光地：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百姓之不亲，由于五品之不顺，故当敬敷五教以顺之，而又当宽裕优游，使之自得其性也。（《尚书七篇解义》卷一《舜典》）

[39]【汇注】

陈士元：陶生而马喙，渔于雷泽，帝舜以为士师。陶一振褐而不仁者远，乃立犴狱，造科律，听狱执中，而天下无冤，封之于皋，是曰皋陶。（《论语类考》卷七《皋陶》）

王轩：平阳为尧故都，其属邑曰洪洞。邑南十三里皋陶村，有皋陶墓，墓前有祠，载《明一统志》，而《志》于卢州府下又载皋陶墓在六安州城东十里，庙在州治东，莫定谁是。六安，故六国也；寥，今霍邱；英氏，今英山，皆皋陶后，祠墓所在为近。而洪洞密迩帝都，是赵城，为造父之封。造父，伯益裔，实皋陶后，二邑相距尤近，俗谓皋陶故里，尤无可疑。盖建置已久，详靡可究。传称法施于民则祀之，宜也。（《顾斋遗集》卷下《重修皋陶祠记》）

【汇评】

罗泌：繇生马喙，忠信疏通，而敏事，渔于雷泽，虞帝求旃，以为士师。繇一振褐而不仁者远。乃立狱，造科律，听狱执中，为虞之氏，而天下亡冤。封之于皋，是曰皋陶。（《路史·后纪七·小昊》）

[40]【汇注】

郑玄：猾夏，侵乱中国也。（《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范晔：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著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后母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班斓，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傅，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金履祥：朱子曰：夏，明而大也。中国文明之地，故曰华夏。（《书经注》卷一《舜典》）

郝敬：蛮夷，三苗之属。猾，乱也。夏，大明也，中国之称。（《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焦竑：猾无骨，入虎口，虎不能噬。处虎腹中，自内啮之。《书》云“蛮夷猾夏”，取此义。（《焦氏笔乘》卷四《猾夏》）

王夫之：“猾夏”，猾，无骨，展体见肉以诱虎，虎吞而不能啮，入虎腹中，自内噬，穴虎腹而出，俗谓之虎刺。《春秋传》“无助猾狡”，此之谓也。此言“蛮夷”者，如《诗》言“蛮荆”，《禹贡》“岛夷”“莱夷”之属，非能称兵相向，但潜入腹里为奸窃如猾尔。故可以士师五刑流放治之，不劳征战。……以皋陶为兼主兵者，失之。舜所命主兵之官，不见于史。其后命禹徂征，则六师或统于百揆。而《南齐·职官仪》云“虞夏以弃居夏官司马之职”未审所据，要非合兵刑而一之也。（《尚书稗疏》卷一《舜典》）

马持盈：南方的野蛮民族，曰蛮。东西的野蛮民族，曰夷，然而亦有称西南夷者，可见并非固定。猾，音滑，侵略，扰乱。夏，中华民族之称。这是言外敌的侵略。（《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蛮夷，四夷之总名。或称夷狄，或称蛮夷，其义一也。《礼记·明堂位》于四夷有九夷、八蛮、六戎、五狄之称。《礼记·王制》于四夷有“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西方曰戎，被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之说。蛮夷戎狄实际上都是古人对华夏族以外少数族的贬义称谓。猾，亦作滑。《说文》无猾字。猾夏，通常训释为侵乱中国。猾训乱，夏指中国。“蛮夷猾夏”，谓四夷搅乱或侵乱中国。（《〈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另一解与此不同。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引俞樾云：“孔宙碑：‘是时东岳黔首猾夏不宁。’东岳黔首亦华夏之人，而云猾夏，不可通，疑猾夏尚有别解。”又云：“愚意夔从手，则为扰乱字，疑夏字亦有扰乱义。”又云：“古语以猾夏二字连文同义。猾，乱也，夏亦乱也。”是以猾夏二字连文同义为扰乱，合之为谓语，下无宾语。（同上）

又：二说于猾字解同，于夏字解迥异。前说以夏为华夏、中国，后说以夏为动词，与猾同义。将经上文之“蛮夷率服”与经此文“蛮夷猾夏”相参照，“率服”是谓语，意谓蛮夷服从，不扰乱中国。猾夏亦当是谓语，意谓蛮夷不服从，扰乱中国。俞说似有理。（同上）

[41]【汇校】

张守节：［轨］，亦作“宄”。（《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汇注】

伏生：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则责之司马。（《尚书大传》卷一《夏传》）

郑玄：强聚为寇，杀人为贼，由内为奸，起外为轨。（《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苏轼：猾，乱也。夏，华夏也。乱在外曰奸，在内曰宄。（《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陈经：蛮夷猾乱中国，群行攻劫曰寇，杀人曰贼，在外曰奸，在内曰宄，此皆蛮夷乱华之恶。（《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郝敬：盗曰寇，害曰贼，内曰奸，外曰宄。（《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陈泰交：劫人曰寇。（《尚书注考》）

又：群行攻劫曰寇。（同上）

陆伯焜：《尚书》孔《传》曰“在外曰奸，在内曰宄”，盖本成十七年《传》文，与郑义相反。（《史记考证·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奸，亦作姦。宄，亦作轨。《周礼·秋官·司刑》疏引郑玄云：“强聚为寇，杀人为贼。由内为奸，起外为轨。”伪孔《传》：“群行攻劫曰寇，杀人曰贼。在外曰姦，在内曰宄。”寇贼之解，无异义。奸宄外内，二说相反。按：《左传》成公十七年长鱼矫曰：“臣闻乱在外为姦，在内为轨。”是郑说奸宄，外内颠倒。贾公彦《周礼》疏本盖如此。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云：“自是写者之误，郑必无此误也。”按：江说是。（《〈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钱时：舜命皋陶，乃首言“蛮夷猾夏”，而后方及乎此，是明“猾夏”之罪为尤重也。诸家之说，往往纷纭：或谓古者兵刑不分，所以蛮夷猾夏属于士官，是以猾夏为侵扰中国也。若是侵扰，则当如有苗之征，奉辞伐罪矣，岂五刑、五流所可治耶？或谓此蛮夷乃杂居九州，如岛夷、莱夷之类，然舜之辞旨，未尝如此分别。或谓寇贼奸宄，乃因蛮夷内侵，常法一旷，中国之人，乘衅为乱者。此等罪犯，盛世所不免，岂皆因蛮夷而后有之？况有虞之朝，未尝有此事变耶？是皆臆说，无足取者。愚读至此，见得圣人深识远虑，所以严夷夏之辨，谨之于未形，中国衣冠礼乐之地，三纲九法所以扶持人道于不坏者，于是乎在，岂遐荒绝域之外，不正之气所可乱哉！（《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袁燮：“蛮夷猾夏，寇贼奸轨”，是甚次第事？而舜只命皋陶明刑。盖只消一个皋陶明刑，便自了得。所谓“蛮夷猾夏”亦非必如后世之蛮夷，但远方之人敢来中夏作过耳。（《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42]【汇注】

孔子：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论语·颜渊》）

郑玄：士，察也。主察狱讼之事。（《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裴骃：［士］，马融曰：“狱官之长。”（《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按：若大理卿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郝敬：士，主刑。民不率教则犯刑，故次命皋陶。（《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汝作士”之士，孔颖达《尚书正义》引郑玄注：“士，察也。主察狱讼之事。”《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注：“士，狱官之长。”马郑二注于士字之训诂不同，马训士为官名，而郑据《尔雅·释诂》训士为察，然亦释之为主察狱讼之事，与马说实无异。依经文“汝作士”之文意观之，则马说为长。士既云作，则必当是名词，主狱讼之官长也。《吕氏春秋·君守篇》高诱注、《文选》应劭注引此经文皆作“汝作士师”，多一师字，尤证马释士为官名是对的。（《〈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杜佑：《老氏》曰：“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若夫舜脩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刑无所用，所谓善师不陈者也。（《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一》）

平浩：皋陶喑而为大理，此刘安怪诞之谈。不尔，当云即使皋陶喑而为大理，民亦不冤也。盖假令之辞耳。谓皋陶真喑，则《虞书·皋陶谟》孰都而孰俞之？（《管窥》卷三）

金景芳、吕绍纲：皋陶所任之士的职能也颇堪玩味。他这位主管联盟司法事务的大“士”，其首要任务竟是对付“蛮夷猾夏”的蛮夷。对蛮夷施刑只能是武力讨伐。可见当时对异族部落的武力行为也属于刑罚范围。大“士”的对内职能则限于“五刑有服”即象刑和“五流有宅”即流刑两方面。（《〈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总论》）

[43]【汇注】

古史官：皋陶制五刑。（《世本》下《作》）

袁燮：五刑有服，言墨、劓、剕、宫、辟之五刑，其罪各有所服也。当劓者服劓刑，当墨者服墨刑，如此等类，是之谓“服”，必其罪足以服此刑，必我有以服之，而彼无不服焉，斯可谓之服矣。若当轻者重，当重者轻，皆失其实，彼虽服此刑，然而非心服也。何以为服？惟刑当其罪，无毫厘之差，则彼被其刑者自反于心，知吾所自取之也，其谁不心服乎！（《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陈经：服，从也。犯某罪者服某刑，故曰有服。（《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金履祥：朱子曰：服，服其罪也。（《书经注》卷一《舜典》）

郝敬：服，被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马持盈：服，天子德威所及之地。（《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五刑有服”，五刑即墨、劓、剕、宫、大辟，这不成问题，问题在“有服”之服字究竟如何训释。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谓：“五刑有服者，服谓画衣冠。”即五刑皆用象刑的办法表现出来，盖不用肉刑也。据经上文“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所言，尧舜禹时代实无肉刑，最大的刑罚是流刑，即放至远方，知孙说妥当可从。（《〈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郑伯熊：舜之继尧，以州则增而益，以刑则轻而详。州之益，声教暨远也；刑之轻，于变之后也。然观鞭、朴、流、赎之设，肉刑宜若遂措，而皋陶作士，犹曰“五刑有服”，何也？圣人爱天下之心，虽无刑焉可也。力行吾德，以善天下之俗，俗善矣，而又不敢必吾之德，能使天下人皆稷、契，家皆皋、夔也。此五刑、五流，犹以并告皋陶欤？三就者，就轻、就重与就轻重之中。三居者，居远、居近与居远近之中，苟刑入于宥，则以轻重远近对处，盖原情而用法也。说者以原野、朝、市为三就，犹可也（案：此郑康成、王肃之说）。以四裔与九州千里之外为三居（案：此说本伪孔《传》），则非古法之意也。何者？墨居五刑之至轻，宥而流之有五，以为轻重之差耳。而或以四裔、九州、千里为三，则轻无所准矣。故为轻重远近之说者，庶几得其情乎？盖罪一也，而情各有三焉。一而三之，不厌其详，所以求失情之□□也。如得其情，则无厌乎愈详矣。穆王五刑之属三千，而疑赦之罚亦三千，非密也，宽也。其宽者何也？使凡有罪者皆得以入于罚也。由是言之，以情议罪者，果无厌乎法之详也。（《郑敷文书说·五刑有服》）

[44]【汇注】

郑玄：三就，原野也，市朝也，甸师氏也。（《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裴骃：马融曰：“五刑，墨、劓、剕、宫、大辟。三就，谓大罪陈诸原野，次罪于市朝，同族适甸师氏。既服五刑，当就三处。”（《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孔安国云：“服，从也，言得轻重之中正也。”按：墨，点凿其额，涅以墨。劓，截鼻也。剕，刖足也。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也。大辟，死刑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苏轼：士，理官也。服，从也。三就，《国语》所谓三次也，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袁仁：服即幪巾之类，青绿一匝曰就。《周礼》大辂盘缨七就，可据也。若以服为服其罪，岂流者不应服罪耶？（《尚书蔡注考误》）

陈经：五服三就，就其所在也。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故曰三就。（《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金履祥：朱子曰：三就，孔氏以为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不知何据。窃恐惟大辟弃之于市，宫辟则下蚕室，余刑亦就屏处，盖非死刑，不欲使风中其疮，误而至死。圣人之仁也。（《书经注》卷一《舜典》）

郝敬：就，即也，谓行刑之地。轻则于朝，重则于市，又重则投尸原野，为三就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关于“五服三就”，孙氏据《尚书大传》“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兴犯渐。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屦，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耻之，而反于礼”之说，谓“所谓五刑之服，有上中下三等，故云三就”，也是对的。《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三就谓大罪陈诸原野，次罪于市朝，同族适甸师氏，既伏五刑，当就三处。”孔颖达《尚书正义》引郑玄：“三就，原野也，市朝也，甸师氏也。”伪孔《传》：“行刑当就三处，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三家说大同小异，其根本之错误在于忽略了尧舜时代“象以典刑”，以改变正常服饰代替肉刑的事实。（《〈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45]【汇校】

梁玉绳：附按：《史诠》云“古本度作‘’，《尚书》作‘宅’，盖‘’之讹也，《夏纪》‘三危既度’同”。《史诠》以“度”为讹，甚是，而“”之所以讹为“度”者，因古文“宅”与“度”皆作“”，故讹宅为度耳。（《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汇注】

张守节：度音徒洛反。《尚书》作“宅”。孔安国云“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金履祥：五流，五等象刑之当宥者也。（《书经注》卷一《舜典》）

郝敬：五流，谓当五刑者，宥而流之。（《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马持盈：度，流放之居地。（《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46]【汇注】

郑玄：三居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以为远近，若周之夷、镇、蕃也。（《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张守节：按：谓度其远近，为三等之居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杜佑：五流各有所居之地，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也。（《通典》卷一百六十二《刑制上·舜》）

苏轼：三居，如今律五流，其详不可知矣。尧舜以德礼治天下，虽有蛮夷寇贼，时犯其法，然未尝命将出师。时使皋陶作士，以五刑三就、五流三居之法治之足矣。兵既不用，度其军政，必寓于农民。当时训农治民之官，如十二牧、司徒、司空之流，当兼领其事，是以不复立司马也。而或者因谓尧时士与司马为一官，误矣。夫以将帅之任而兼之于理官，无时而可也，尧独安能行之！（《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袁燮：“五服三就……五度三居”，三就、三居，先儒以为轻重与轻重之中，远近与远近之中，似亦无甚异，既有五等之别，则是三者在其中矣。此有用不尽之意，虽有五服而所用者止于三就，虽有五宅而所用者止于三居。盖刑罚但设于此，曷尝一一用得尽？成周之时，刑措四十余年不用，汉文时亦谓几致刑措，况于隆古盛时，安得用刑之尽乎？……大略五分中只用得三分。（《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金履祥：流虽有五，而宅之但为三等之居也。孔氏以为大罪居于四裔，次则九州之外，次则千里之外。虽亦未见其所据，大概当略近之。此亦因禹之让而申命之前，后稷养之，司徒教之，其不化者，则有士师之刑。猾，乱也。……皋陶为士旧矣。至此圣人又制为三就三居之等，惟明克允。盖折狱不明，岂能当其罪而服人心？此最圣人之要旨。（《书经注》卷一《舜典》）

郝敬：居，安置也。远者四裔，其次千里外，又次境外，为三居。或曰：绥、要荒，皆远地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崔适：“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案：此《今文尚书》也。《古文尚书》作“五流有宅，五宅三居”。《王制》注引之，《正义》引郑注曰：“宅读曰咤。惩刈之器，谓五刑之流皆有器惩刈。”知作“宅”为古文，作“度”为今文者，《尚书》“三危既宅”，《夏本纪》作“既度”；“是降丘宅土”，《风俗通》作“度土”，此其例也。（《史记探源》卷二《五帝本纪》）

马持盈：三居，四裔之外，九州之外，中国之外。中国之外，即国中之外。（《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三居，即流放之地点依罪之轻重分为远近三个等次。《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礼记·王制》疏引郑玄：“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远近若周之夷服、镇服、蕃服也。”马、郑说略同。《王制》云：“司徒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不变，命国之右乡移之左，国之左乡移之右。不变，移之郊。不变，移之遂。不变，移之远方。”说与马、郑不同。但是流刑依罪之轻重流诸远近不同之地点这一原则精神，三家是一致的。（《〈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47]【汇注】

裴骃：马融曰：“谓在八议，君不忍刑，宥之以远。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当明其罪，能使信服之。”（《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程馀庆：言维致其明察，乃能使刑当其罪，而人信之也。《礼》：大刑用甲兵。故蛮夷寇贼之事，亦领于士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崔述曰：禹于尧之季年已成司空，但莅事不久，水土犹未平，故舜仍其官，而专责之以平水土。水土平，然后耕耨可兴，故命稷次之；衣食足，然后礼义可教，故命契次之；不教而杀，谓之虐，教之不从，然后齐之以刑，故命皋陶次之。此四官皆救民之急务，正民之要术，故舜先之。（《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金景芳、吕绍纲：孔颖达《尚书正义》引王肃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意谓舜告诫皋陶，要明断犯人的罪行，使他们信服。（《〈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杜佑：言咎繇能明五刑，施之远近。前古五帝之代，据《左氏》载：晋叔向所言，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按：《舜典》云“流宥五刑”，五刑者，以伤刻肌肉，亦谓之肉。盖《书》美大舜，以流放之宽，代刀锯之毒。若如三家之言，五帝不用五刑矣，则帝舜何得言以流放代之？足明帝舜以前行五刑，明矣！其后，舜又赞美皋陶曰“汝作士，五刑有服”，又知帝舜初立之时，暂废五刑，后又用耳。且《尚书经》正圣哲所传，《左氏》、班书，何忽而不据！其谶纬之言，固不足征也。荀卿曰：“肉刑者，盖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来者矣。”诚哉是言。（《通典》卷一百六十三《刑制上·虞》）

史浩：教之不从，则有刑焉。扑作教刑也。皋陶明于五刑，墨、劓、剕、宫、辟也。不得不并蛮夷寇贼而言也。其实所以弼五教也。刑以威四夷，诘奸慝，诛暴乱，则蛮夷之杀伐，寇贼之诛锄，皆隶之士师，实未尝用干戈以穷讨也。在舜之世，有司空、司徒而不立司马之官者，兵刑为后也。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刑之而服，轻重无私也。流所以宥五刑，曰“流”矣，必有所止，所止则为宅也。五服三就则轻也、重也、轻重之间也。五宅三居则近也、远也、远近之间也。舜之用刑，如是之审，期于无刑之意见矣。（《尚书讲义》卷二《舜典》）

钱时：盖罪囚情伪，变态万端，智照微昏，轻重失实，安能允当人心乎？此一“明”字，如水镜烛物，无所遁藏，不是此心洞然无纤毫蔽碍，鲜有不临事而乱者！皋陶迈种德，安有此累。舜犹未免申“惟明”之戒，后之君子，庸可忽诸！（《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陈经：观圣人制为五刑之外，既有五宅，又有三就三居，如是纤悉者，皆所以曲尽人情，未尝执一定之法，以律人之罪也。惟明克允，汝皋陶之用刑也，惟明为能允当人之罪。盖不明，则轻重大小颠倒错谬，安足以允当人情，《易》之卦言用刑，如噬嗑，如贲，如旅，或言明慎用刑，或曰折狱致刑，或曰无敢折狱，其象皆有取于离，则用刑者，惟明为要可知矣。（《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王充耘：圣人之刑，为猾夏奸宄而设，盖有不得已也。上言为恶者众，以见用刑之由；次言五刑五流，以明轻重有一定之法；末言“惟明克允”，以示用刑之要。夫去恶所以安民，蛮夷而为中国之忧，寇贼而为内外之害，圣人之所甚恶也。于是治之以士师，重者刑之，而刑有三就；轻者流之，而流有三居，所以待之者，固有一定之法矣。然惟察之明，而小大无所遁其情，然后用之重，而轻重无不当其罪，庶几猾夏者知所畏，而为奸宄者有所惩也。命稷所以富之，命契所以教之，教之而不从，然后命皋陶治之以刑，所以辅教之不及也。（《书义主意》卷一《舜典》）

[48]【汇注】

裴骃：马融曰：“谓主百工之官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时澜：圣人事事物物，无不全备。工者，金工、土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之类，与后世技巧工匠咸精其能者，事同而意异也。（《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王充耘：工作什器，所以利民用也。（《书义主意》卷一《舜典》）

钱大昕：“谁能驯予工”，“驯”与“顺”同。《易·坤初（六）·象传》：“驯致其道，至坚冰也。”其文言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可证“顺”即“驯”字。《尚书》“畴若予工”，若训顺，故史公以“驯”代“若”。（《廿二史考异》卷一《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驯，顺也。《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云：“谓主百工之官也。”伪孔《传》：“问谁能顺我百工事者。”按：若训顺，甚是。（《〈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钱时：一器物之微，特工人之所为耳，于舜何与？而曰“予工”，盖制器尚象，自圣人出，其所制作，妙理存焉。今观牺尊、象尊、玉爵、瑶爵，与凡圣世相传之遗制，体格端重，名义渊永，无一物非托之以寓进业之深旨，不虚作也。然则百工之事，正圣人精神妙用，风俗之所枢机，其美其恶，其责在我，谓之“予工”，岂苟然哉？（《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袁燮：唐虞用人，与后世不同。用一人焉，必采之公论所与，则其人之贤可知矣，然后从而用之，此其与天下为公之意，安得一毫私意介乎其间。自后世揽权之说兴，人主举事始欲皆自己出。唐虞之时，但务吾事之归于是而已。揽权之说，未之闻也。（《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49]【汇注】

裴骃：马融曰：“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金履祥：此教民利器用，为国除器械也。所谓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者也。凡百工之事，共工主之。（《书经注》卷一《舜典》）

又：朱子曰：垂，臣名，有巧思。《庄子》曰“攦工垂之指”，即此也。共工，官名。共，供也，言供其事也。（同上）

郝敬：百工所以利用，共工掌之。（《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梁玉绳：附按：《集解》于《尧纪》引康成云“共工水官名”，于此引马融曰“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唐贾公彦《周礼序》谓“冬官水正为共工，即司空也。尧改名司空以宠异禹，至禹登百揆，舍司空之职仍为共工”。理或然欤？但史依《尚书》并载禹、益诸臣之让，而垂独缺，疑有脱文。（原注：贾序亦康成说，又见《考工记》疏。）（《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徐孚远曰：是时禹为司空宅百揆，垂亦何得亦为司空？抑禹自宅揆解司空之职，以授垂邪？将共工别为一官，与司空分职，而马说误邪？（《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金景芳、吕绍纲：《汉书·百官公卿表叙》作“垂作共工利器用”，皆以共工为官名。《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云：“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孔颖达《尚书正义》云：“要帝意，言共谓共此职也。”伪孔《传》云：“共谓共其职事。”曾运乾《尚书正读》云：“工，主百工之官也。”皆以共为供，作动词用，不以共工二字为官名。今从《史记》《汉书》，以共工为官名。马云垂为司空，亦误。司空是禹专有的官名，不得用诸他人。垂，人名。《广雅》注引《世本》：“垂，舜臣。”（《〈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史浩：工宜后也。而舜命垂者，以垂能顺百工之事也。夫工虽贱事，而治天下者，于此考其成。是故纪治之成者，必曰吏称其职，民安其业，而赞之曰：技巧工匠咸精其能。夫咸精其能，是于细事不敢欺也，而不谓之治成乎！……“往哉，汝谐。”无出垂之右者，垂安得而辞乎！（《尚书讲义》卷二《舜典》）

袁燮：工，百工也。……夫以百工之事，而特设一官。欲知兹事之重，观《周礼·考工记》可见。国有六职，百工居一焉。轮舆、弓庐、匠车、梓筑、冶凫、栗段、桃函、鲍、韦裘、画绩、锺筐、玉、楖雕、矢磬以至于陶旊，皆是百工之事，皆日用所不可一日缺者。故曰“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易》言斵木为耜，揉木为耒，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无非圣人为之。夫如此，安得而不重？孟子曰：“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今夫手之所用，身之所被，目之所视，耳之所听，皆百工之为也。日用之间，无非百工，但由之而不知耳。既是关民生之日用，宜其事之重也。抑又有甚重者，《月令》所谓“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物勒工名”以考其成功，有不当必行其罪。……共，敬也，敬以行其事也。（《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50]【汇注】

裴骃：马融曰：“上谓原，下谓隰。”（《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苏轼：上，山也；下，泽也。（《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陈泰交：上下，山林泽薮也。（《尚书注考》）

金景芳、吕绍纲：驯同顺。《集解》引马融：“上谓原，下谓隰。”按：马释上下为原隰，是也。何谓原？何谓隰？《诗·小雅·皇皇者华》毛传云：“高平曰原，下湿曰隰。”《公羊传》昭公元年：“上平曰原，下平曰隰。”（《〈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时澜：君为万物之主，凡天地之间一物失所，舜见之，皆己之责。故上下草木鸟兽，莫不有职以主之。上下者，高下之谓，非曰上天下地也。后世之君，富国强兵，乃其职耳，岂识代天理物之意哉？民与物，理一而分殊，民且不恤，况于物乎？观此，足以见唐虞天涵地育广大之象。（《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钱时：天地万物，与我浑然一体，圣人身任化育之责，凡一草一木一鸟一兽即我也，非外物也。故曰“予上下草木鸟兽”。曾子谓：断一木，杀一禽，不以其时，非孝，则知所以为若也。是故，獭祭鱼，然后渔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皆若之谓也。（《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袁燮：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盈于天地间，皆天地所生也，然中间却无这一个圣人不得。《中庸》曰：“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若予上下草木鸟兽，皆所以尽物之性而赞天地化育也。当尧之时，洪水未平，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当此时也，草木鸟兽其若乎？其不若乎？若非圣人为天地万物之主，与人区处，则颠倒错乱，万物必不得其所，必不能遂其性矣。夫草木畅茂，禽兽繁殖，此非物之本性也。物之本性本不然，但上无人区处，所以如此。虞衡之官既设，物之性始遂矣。所谓“若予上下草木鸟兽”，其中煞有事如斧斤以时入山林，数罟不入洿池，必如此，然后草木鸟兽方可若。但看《周礼》虞衡之官，为之厉禁，则可以知虞衡之政矣。上下，山泽也。（《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王充耘：上文皆所以忧民。至此，则又欲使草木鸟兽亦得以遂其生，圣人之仁也。（《书义主意》卷一《舜典》）

[51]【汇注】

陈士元：至于伯益之世系，则史、传不同。《路史》云：颛顼娶邹屠氏，生禹之祖及八凯。伯益，八凯之一也，字隤，为唐泽虞，是为百虫将军，佐禹治水，封于梁。舜禅禹，禹逊于益，辞焉。年过二百岁。《史记·秦本纪》云：帝颛顼之裔孙，曰女脩，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子，曰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禹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皁斿，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以姚女，佐禹调鸟兽，鸟兽驯服。是为伯翳，赐姓嬴氏。《索隐》云：此秦赵之祖，一名柏翳，《尚书》谓之益，《世本》《汉书》谓之伯益。观《史记》上下诸文，柏翳与伯益是一人无疑。罗泌氏则云，柏翳者少昊之后，皋陶之子，而伯益乃颛顼之第三子。刘秀表亦云：夏禹治水，伯益与柏翳主驱禽兽，是翳、益为二人。金履祥氏云：《秦纪》谓柏翳佐禹治水，驯服鸟兽，即《尚书》所谓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鸟兽者也。唐虞功臣，独四岳不名，其余未有无名者。岂有柏翳之功如此，而《尚书》不概见乎？泌之好异，要非事实也。（《论语类考》卷七《舜臣五人》）

[52]【汇校】

梁玉绳：按：《书》所云朕虞，舜自言之也，此连文为官名，非。王莽改水衡都尉曰予虞，《汉书·百官公卿表》亦曰“益作朕虞”，《地理志》曰“为舜朕虞”，岂皆误读《尚书》耶？（《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张家英：谨案：“以益为朕虞”句，《尚书·舜典》作“汝作朕虞”，为“帝曰”之语。孔《传》：“虞，掌山泽之官。”孔颖达疏：“此官以虞为名，帝言‘作我虞’耳。郑玄云：‘言朕虞，重鸟兽草木。’《汉书》王莽自称为予，立予虞之官；则莽谓此官名为‘朕虞’，其义必不然也。”是孔《疏》亦以为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将“朕虞”独立以为官名是不对的。

检下文太史公的叙述，有“皋陶为大理、伯夷主礼、垂主工师、益主虞、弃主稷、契主司徒、龙主宾客”之语，则“以益为朕虞”句中之“朕”当为衍文；且其上文有“于是以垂为共工”句，亦可以为证。果尔，则依标点本体例，此“朕”字当加括号了。（《〈史记〉十二本纪疑诂·五帝本纪》）

【汇注】

郑玄：言朕虞，重鸟兽草木。（《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裴骃：马融曰：“虞，掌山泽之官名。”（《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金履祥：此虞衡之职，各顺动植飞走之性，而封植繁毓之。取之以时，用之以节，使材木不可胜用，鸟兽鱼鳖不可胜食，马畜繁息，泽及万物者也。朱子曰：上下，山林薮泽也。虞，掌山泽之官。（《书经注》卷一）

崔述：《孟子》：“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孟子·滕文公上》）按：《书》益“奏鲜食”与禹“随山刊木”同时，而《孟子》此文在治水前者，盖禹导山在前，导水在后，——随山刊木，导山事也；决水距海，导水事也，——益之烈山泽在导山时，故在导水之前也。舜之即位，禹已前为司空，则导山当自尧之末年始；导水乃在舜世耳。然则益此事当在舜命禹平水土之前，尧之末年矣。其作虞也，乃水土既平后，生民已安，而蕃育草木鸟兽耳；与烈山泽事无涉也。但益之事于《经》无明文，故附次于此。（《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二《舜相尧·附录·益掌火在作虞前》）

汪之昌：《尚书·尧典》“汝作朕虞”。马融曰：“虞，掌山泽之官名。”郑康成曰：“言朕虞，重鸟兽草木。”郑注仅存单词。孔冲远作《正义》，释“朕虞”为“予之虞官”，以康成“朕虞连文名官”为非孔。时郑注具备，所云必有确据，然则康成固以朕虞为官名矣。《正义》训朕为予，盖本《尔雅·释诂》，并见经有予工语，遂造予之虞官之说。然上经帝咨，则曰予工，命垂曰汝共工，不云汝共予工，且此官果单名虞，当云“汝作虞”，与“汝作士”句一例，何以云“汝作朕虞”也？《史记·五帝本纪》于是“以益为朕虞”，《汉书·地理志》“柏益为舜朕虞”，《百官公卿表》亦曰“益作朕虞”。如《正义》所云，《史记》《汉书》非出舜言，曰为朕虞，曰作朕虞，其文均不可通，可见官名“朕虞”，必系秦汉经师旧谊，益以证郑注之有本。（《青学斋集》卷二《汝作朕虞解》）

金景芳、吕绍纲：“于是以益为朕虞”，是以朕虞二字为官名。《汉书·地理志》《百官公卿表叙》《后汉书·刘陶传》《文选》卷二十七注引应劭、孔颖达《尚书正义》引郑注，说同，皆释“朕虞”为官名，并误，不可从。《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云：“虞，掌山泽之官名。”伪孔《传》、蔡沈《书集传》皆从马说。按：马说是。虞一字是官名，朕字是代词，《尔雅·释诂》：“朕，我也。”（《〈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陈经：或曰：工之与虞，至微至贱之事，圣人若不必加之意也。殊不知精粗本末，初无二致，圣人以天下为一体，岂有身外之事，其为精者本也，其为粗者末也哉？不然，则工曰予工，是天下无一事非君之事，草木鸟兽曰予上下草木鸟兽，是天下无一物非君之物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百官之大者，莫如九官，至简要也。工虞之职，至与百揆三礼者同其命，则知自古圣人，未始以是为微贱而忽略之也。后世百工之官，犹或知之，朕虞之官，盖视之以为不切，废而不举者多矣。余考虞廷诸臣，自禹而下，皆全才备德，非寻常之流，盖亦无施而不可者也。舜之命礼乐刑教，与夫予工朕虞，终身而不易其业，后之人才不逮古，间有一能一节之可取者，其君喜而用之，今日俾之掌礼，未几而更命以刑，今日俾之掌刑，未几而更命以教，前之职方习之而未精，后之官又龃龉而不熟，求如古之命官鲜矣。自舜之命垂以共工也，而竹矢之巧至成周千有余年，而犹且传宝之，则其法度之巧妙可知。天下之事一则精，否则杂，吾于舜命九官而见之。（《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罗泌：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故足迹不迩于庖厨，而鱼肉不及于庙阈，岂其不之戒哉？其所以戒之，亦有道矣，郊社特牲，宗庙特牛，而神得其饷矣。七十二膳，八十常珍，而亲得以养矣。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大夫不取麛卵，士不隐塞，庶人不数罟，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而后天下之畜无妄杀也。爰复设之虞衡之官，按其生育之时，行山林，禁泽梁，以及乎其可生者。……未至黄落，则斧斤不入乎山林，毋槎，毋蘖，毋绝华萼，不风不暴，不以行火，而恩被于动植矣，是真被于动植者也。（《路史·发挥卷四·益为朕虞》）

[53]【汇注】

司马贞：即高辛氏之子伯虎、仲熊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孔安国云：“朱虎，熊罴，二臣名。垂、益所让四人，皆在元恺之中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金履祥：朱虎、熊罴，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仲虎，仲熊，意以兽为名者，亦以其能服是兽而得名欤！（《书经注》卷一《舜典》）

金景芳、吕绍纲；朱虎熊罴，《左传》文公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此经虎、熊当即彼伯虎、仲熊也。虎、熊二人合朱与罴为四人。”《汉书·古今人表》有柏虎、仲熊、季熊三人。师古于季熊下注曰：“即《左氏传》所谓季貍者也。”段玉裁：“左氏：‘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古今人表》作‘季熊’，熊疑罴之误。即益所让之虎、熊、罴。盖朱、虎、熊、罴，四人名也。”按：江、段说是。伪孔《传》以朱虎、熊罴为二人，不可从。（《〈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54]【汇注】

苏轼：谐，宜也。（《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钱时：《周官》虞人，有上山泽、中山泽、下山泽之异，益为虞，其众虞之长欤？“汝谐”者，欲谐和众职，使无一物失所之谓也。（《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郝敬：山林泽薮，草木禽兽所生，虞掌之，众举益，益让朱、虎、熊、罴四臣，而帝谓益谐也。谐，犹宜也。……益，伯益，即柏翳。（《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崔述：余按：禹之让稷、契、皋陶也，帝曰“汝往哉”，伯之让夔龙也。帝曰“往钦哉”，独于垂、益之让则曰“往哉，汝谐”。“谐”，犹偕也，谓偕垂、益而同治一官也。“往哉”者，不允垂、益之让；“汝谐”者，允垂、益之荐而用之也。（《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三《“谐”为偕义》）

金景芳、吕绍纲：伪孔《传》：“汝能谐和此官。”经文意谓帝舜说：好，你去做（共工）吧，你能谐和此官，把这项工作做好。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云：“或说谐者偕也。俞则然其让矣。仍使偕往治事。”以禹、益、伯夷例之，疑孙说非是。“汝往”“汝谐”的汝应指一人，不是“你们”。（《〈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55]【汇注】

张守节：为益之佐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尚书》无“诸臣”二字，盖注文窜入。又不言以朱虎、熊罴为佐，或今本《尚书》讹脱邪，抑史公以意推之也？崔述曰：本务举而后末务可图，人性尽而后物性可遂，故命垂命益次之。（《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评】

时澜：舜尝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地平天成之后，复使掌山泽之事，盖因其昔所经历而用之。……其他命官，皆治人之事，详略不同者，仁民而爱物之意也。人各有伦，分量等差，不可逾躐。禹之所逊，人品之上者，不可移而列于殳斨伯與朱虎、熊罴也。垂、益之所逊，人品之次者，不可进而侪于皋陶、稷、契也。则知分量大小非勉强之所能及也。（《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56]【汇注】

裴骃：马融曰：“三礼，天神、地祇、人鬼之礼也。”郑玄曰：“天事、地事、人事之礼。”（《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钱时：周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之礼，即此三礼是也。吉、凶、军、宾、嘉，皆属大宗伯。鬼、神、，止是吉礼，如何总言其职？独举此三者，盖礼莫大于天、地、宗庙，故曰：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视诸掌。举其大，则余可概见矣。（《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袁燮：四岳，大臣也。事大体重，首咨诸朝廷之大臣。三礼，天地人之礼也。（《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陈经：三礼者，即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金履祥：典，主也。三礼，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礼也。（《书经注》卷一《舜典》）

郝敬：三礼，即三纲，或曰天、地、人之礼。……人心正直则清明，邪曲则昏乱，早夜敬畏，内志端庄，则神气清静，而天、地、人、神无不感格，此礼之本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金景芳、吕绍纲：三礼，《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三礼，天神、地祇、人鬼之礼也。”引郑玄：“天事、地事、人事之礼也。”伪孔《传》：“三礼，天地人之礼。”蔡沈《书集传》：“三礼，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礼也。”诸说一同，皆据《周礼》为说。《周礼·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之礼。”是所谓三礼，系指祭礼而言。祭礼的内容不过天地人三方面。（《〈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时澜：礼，重事也，故咨于四岳。三礼者，天神、地祇、人鬼之礼也。典礼之官，将以对越天地，感格鬼神，非至敬有道之士不可。故曰夙夜维寅。寅者，敬也。自旦至暮，无时而不敬也。直哉惟清。直者，敬以直内之直，而无私志邪虞也。既无私邪之累，则清明在躬，无一毫足以汩其心矣。敬之工，于此可见，典礼之事至重，故再三命之。……舜命九官，惟禹与伯夷咨四岳，缓急大小之不同也。（《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57]【汇注】

苏轼：伯夷，臣名，姜姓。（《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58]【汇注】

郑玄：主次秩尊卑。（《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张守节：若太常也。《汉书·百官表》云“王莽改太常曰秩宗”，依古也。孔安国云：“秩，序；宗，尊也。主郊庙之官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苏轼：秩，序。宗庙之官。（《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钱时：秩宗，即大宗伯之职。秩，序也；宗，犹主也。天秩有礼，无非自然之序，礼官为礼之主，故谓之秩宗。（《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袁燮：“秩宗”者，秩之为言次序，宗之为言宗主，谓作朕礼之宗主也。《周礼》大宗伯是也。（《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陈经：秩宗，官名也。宗，尊也。三礼者，人之所尊。秩者，祭之有次序也。（《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金履祥：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而专以秩宗名之者，盖以宗庙为主也。《周礼》亦谓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书经注》卷一《舜典》）

陈泰交：秩者，尊卑贵贱等级之品秩也。（《尚书注考》）

金景芳、吕绍纲：秩宗，《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主次秩尊卑”。郑氏所说秩宗之职掌，极是。舜委任伯夷作秩宗典三礼，即主祭祀天神地祇人鬼。秩宗之职能不仅仅在于主祭祀鬼神，人间之尊卑礼仪亦当由他掌管。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云：“秩宗所次秩当不但鬼神之尊卑，而鬼神亦其一隅也。”按：江说是。（《〈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59]【汇注】

陈经：夙夜者，或早或暮，无时而不寅，无时而不直不清也。……想其精神端正简洁，纯一不变，此时之心，即天神、地祇、人鬼之心也。至于典三礼也，岂不足以感格鬼神而教民敬哉？（《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汇评】

袁燮：夫典礼之职，不与他事相似，才智勇力都使不着。须是敬乃可。少有不敬，则以之秩礼，当轻者重，当重者轻，当小者大，当大者小，颠倒错乱，失其序矣。敬则此心清明，辟如明鉴，然妍丑皆不能逃。故秩宗之职，以此心为主。（《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陈经：观《吕刑》称伯夷降典曲折民惟刑，则知伯夷之典礼，足以起民之敬心，而使不犯于刑矣。（《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王充耘：前言治民，此言事神，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也。夫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其礼不同，而皆以敬为主。盖礼者，敬而已矣。而况于交神明乎？必无早无夜，一以寅畏为事，庶几心无私曲，湛然清明，而牲币祝号之次第，笾豆鼎俎之隆杀，坛圭璧之陈列，皆秩然有序而不乱，故郊焉而天神格，庙焉而人鬼享，皆敬心之所为也。盖以交神明，圣人之所甚重也。（《书义主意》卷一《舜典》）

[60]【汇注】

张守节：静，清也。絜，明也。孔安国云：“职典礼，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苏轼：《书》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古者礼官兼折刑，“夙夜惟寅”者，为礼也，直哉惟清者，为刑也。惟直则刑清。（《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61]【汇注】

张守节：孔安国云：“然其推贤，不许其让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汇评】

陈经：舜之命九官，或咨四岳，或不咨四岳，盖事有轻重故也。百揆之任，宰相之职也；秩宗之任，三礼之所系也。其事不可以为与工虞并，故必咨四岳之大臣，稷、契、皋陶、夔、龙之所掌者，亦不轻也。何以不咨四岳？曰：稷、契、皋陶，既出于禹之所荐，夔、龙既出于伯夷之所荐，则其人已可信矣，于此苟复咨焉。则禹与伯夷之所荐不足信，而君臣之间，未免疑猜也。舜岂其然？（《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62]【汇注】

蒋廷锡：按：《风俗通》：昔者舜以夔为乐正，始治六律，和均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服。重黎又荐能为音者，舜曰：夫乐，天地之精，得失之节，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明伦汇编》卷八《帝纪部·舜本纪》）

张澍稡：澍按：《礼记》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淮南子》：夔作乐，合六律，调五音，所以通八风。《帝王世纪》：尧命伯夔，放山川谿谷之音，作乐六章，天下大和。《吕氏春秋·慎行论》：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事亦见《孔丛子》。《水经注》引《乐纬》曰：昔归典叶声律。宋忠曰：归即夔。《史记正义》宋均注：《乐纬》云：熊渠嫡嗣曰熊挚，有恶疾，不得为后，别居于夔，为楚附庸。后王命曰夔子，是以熊挚即为舜时典乐之夔者。夫挚之先鬻熊乃当文王时，而其裔孙反在尧舜之世，谬矣。又按：《乐纬》叶声仪也。宋忠注云：归即夔之归乡，乃今之秭归县地，有夔乡，夔封于地，与郦氏引不同。（《世本集补注》卷一，见《世本八种》）

金景芳、吕绍纲：《说文》攴部：“敟，主也。”段注：“敟，经传多作典。”乐，音乐，但视现代之音乐一词涵盖为广泛。《汉书·礼乐志》：“典者自卿大夫师瞽以下皆选有道德之人，朝夕习业以教国子。国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学歌九德，诵六诗，习六舞、五声、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乐，教胄子’。”（《〈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罗泌：方帝之命夷秩宗典三礼也，夷巽之夔，则夔固非不达礼也。惟其礼乐兼备，特在当时知乐优于礼尔。教国胄子，直宽刚简，不达于礼者能之乎？惟直、惟宽、惟刚、惟简，则知教之所由兴矣。而温而栗、无戏无傲，则又知教之所由废而师道亦裕矣。孰谓夔其穷欤！且昔重黎之举夔为乐正也，重黎欲益求人以佐帝曰：乐者，天地之精，得失之节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矣。故荀子曰：“知乐者众矣，而夔独传，一也。”岂为不达礼哉！呜嘻！人之好乐也甚矣，其不可夺也。先王之时，以乐合天下之情，是故必命大贤，深穷情致，而后闻者日兴起。末世之君，视为一技，毕付庸瞽，啁啾嘈囋，惟以取聒，是以无益于智，又何有于物类之感而启人之信。（《路史·发挥卷五·夔论》）

郝敬：水土平，民既富且教，刑罚清，而财用足，品物咸若，则礼乐可兴矣。礼先，故命伯夷，乐后，故命夔治。（《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王夫之：诗所以言志也，歌所以咏言也，声所以依咏也，律所以和声也。以诗言志而志不滞，以歌咏言而言不郁，以声依咏而咏不荡，以律和声而声不诐。君子之贵于乐者，贵以此也。（《尚书引义》卷一《舜典三》）

崔述：《孔丛子》称，或问孔子：“夔有一足，信乎？”孔子曰：“皋陶为夔请佐，舜曰：夔一，足矣。非一足也。”余按：夔本兽名，故《鲁语》云：“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龙蝄象。”夔之名夔犹龙之名龙也……所谓“夔一足”者，谓夔之兽一足，非谓夔之人一足也。儒者知其不经而不知所由误，乃撰为此事，又托诸孔子之言以曲解之，嘻，亦劳矣！（《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三《夔一足非指人》）

马汝邺：礼乐与治化相维系。礼乐兴，治化俱兴；礼乐废，治化俱废。伊古以来，罔不如斯。……后世人君不知礼乐之陶淑人心，尚虚文以尊己抑民，极声音之淫靡以荡其欲情，是岂先王制礼作乐之本意哉！（《晦珠馆文稿·论礼乐》）

[63]【汇校】

钱大昕：“教稺子”注：《尚书》作“胄子”。孔安国曰：“‘稺’‘胄’声相近。”案：“稺”“胄”声相近乃裴氏说，非孔安国注也。“曰”下当有脱文。（《廿二史考异》卷一《五帝本纪》）

蒋善国：“教胄子”：马本、王本和《汉书·礼乐志》、《通典》引《魏文侯孝经传》俱作“教胄子”，郑氏《周礼·大司乐》注和《说文》均作“教育子”。《史记·五帝本纪》作“教稚子”，是用训诂字代替。（《尚书综述》）

【汇注】

马融：胄，长也，教长天下之子弟。（《古文尚书注》卷一《尧典》）

裴骃：郑玄曰：“国子也。”按：《尚书》作“胄子”，稺胄声相近。（《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稺，胄雉反。孔安国云：“胄，长也。谓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诗蹈之舞之，教长国子中和祗庸孝友。”（《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袁燮：胄子，自世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古者，天子之子亦齿于学。《记》曰“世子齿于学”，又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夫以天子之子而只得比士，盖不要他便尊贵了。此意甚好。古人教国子，甚留意。成周教养之法甚悉，而舜亦特设一官以教之，所以如此重者，盖古人欲使之世其家。周公封于鲁，其后则伯禽为鲁侯，太公封于齐，其后则伋为齐侯，举此二者，可见公卿大夫之子弟，固欲以世其家也。既欲世其家，则安可不教？盖公卿大夫之子弟，不与寒酸相似，东坡、王仲、义真赞论之详矣。古人用人多是胄子，成周之时仕于王朝者，皆周、召、毛、毕之子孙也。将欲用之，故必先教之。然其所以教子者必以乐。盖感人以乐，不与言语同，言语之入人也浅，乐之动荡鼓舞其入人也深。古者学校中多作乐，商之学曰瞽宗。瞽宗，乐也，而以名其学，言作乐于中也。（《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陈经：唐虞三代之世，仕于朝者，皆天子之族与世臣巨室之家。孔氏曰：胄，长也。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周官大司乐掌教国子以中和孝支祗庸，以见古人掌乐之官，皆兼于教国子。盖乐者广大和易，发扬蹈厉以感人也深。孔子曰兴于诗是也。然乐之大要，本于中和。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德之中和也。将教人以中和之德，而必道人以中和之乐。人之气质，有刚柔缓急之不同，舜命夔教胄子，使导达其气质，一归于中和。直、宽、刚、简四者，气质之自然。直而教之温，则不失之直情径行；好讦以为直，宽而教之栗，则不失之纵放，刚而教之无虐，则不至于暴，简而教之无傲，则不至于忽，此德之中和也。然德之中和何自而发哉？以资乎乐之中和。（《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王圻：颛顼始置乐正以教胄子。（《稗史汇编·职官门·储职》）

梁玉绳：附按：《集解》引孔安国曰“稚胄声相近”。今孔《传》无此语，岂裴氏见真孔《传》乎？（原注：东晋李颙于真古文《泰誓》引安国注，见《泰誓疏》，是颙亦曾见真孔《传》也。〔金陵本《集解》引郑玄曰“国子也”。裴骃按云“《尚书》作‘胄子’，稚胄声相近”。非引孔安国说。〕）（《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俞正燮：《说文》ㄊ部“育”云：养子使作善也。《虞书》曰“教育子”。《史记》作“教稚子”。《集解》谓“稚、胄声相近”，非也。“稚子”言当长之，仍是育长之也。（《癸巳类稿》卷一《教育子义》）

马持盈：教稺子，教导国子。或曰稺子乃天子及卿大夫等之长子。（《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胄子，一作育子。《史记·五帝本纪》作稚子。《经典释文》引郑玄注：“胄子，国子也。”《经义述闻》：“凡未冠者通谓之稚子，即育子，故曰‘女典乐，教育子’。”又：“育、胄古声相近，作胄者假借字耳。”经文大意谓舜命夔作乐官之长，主管乐教，教育部落联盟内所有未成年之人。（《〈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史浩：教胄子者，国之元子与公卿大夫之子也。使胄子教养于礼乐中和之域，太平之极挚也。夫乐行而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焉，乐之本也。若夫见于形器声音，则乐之余也。然不于乐之余而验之，何以知其本也？是故诗者志之所之也。嗟叹之不足，故有咏歌焉。声依咏者，贵人声也。律和声也，乐胜而不流也。由是而八风从律，八音克谐矣。天神降，地祇格，人鬼享，三礼行之，得乐而和，故曰神人以和。舜治之盛于此，至矣，尽矣，不可以有加矣。“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盖有不期然而然者。呜呼盛哉！（《尚书讲义》卷二《舜典》）

钱时：适子他日皆继世有家、有国、有天下者，岂是细事？如何独命典乐教之？盖感人心，变化气质，机用之妙，莫疾于乐。此圣人区处胄子，岂耳提面命、哓哓讲说所可言哉？周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其以乐德教国子者，必中和、祗庸、孝友以为主，教之乐语，教之乐舞，所以为教之目，一一皆有节奏，皆有定式，虽世代详略有不得而知，要其大略可见。若夫师道，则甚不易也。何谓师道？直、宽、刚、简是也。直者，无所回曲之谓，欲明师道，岂可不直？然直则易于不温和，但峻直而不温和，则难亲矣。宽者，优柔乐易之谓，欲行其教，岂可不宽？然宽则易于不庄栗，但宽而不庄栗，则易玩矣。震厉奋发，足以策偷而警惰，非刚不可也。或太刚，则未免反有戕贼之患。刚而无虐可也。静重端默，足以正浮而格躁，非简不可也。或太简，则未免反有高亢之患，简而无傲可也。玩此四语，如五味相济，五色相受，而师道备矣。故舜先明此事，方论及乐。师道欠缺，而徒欲以声音感人，则无是理。《诗》者，乐之主也。作其乐而歌其《诗》，如王出入则奏《王夏》，尸出入则奏《肆夏》，牲出入则奏《昭夏》，射则奏《驺虞》之类也。舜至此，不言胄子，而言神人，此道之妙，无所不通，人此妙也，神此妙也，夔也固已洞达此妙，一触其机，不觉慨叹曰：“於！何待八音之皆具也哉？虽一石之击，一石之拊，而百兽且将率舞矣，又何止于神人！”呜呼，妙矣！非真知天地万物在此石一击一拊之间，安能透发蹊径，于舜言外发此妙旨？舜闻此旨，默然无语，如之何其不善？（《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时澜：典乐，教胄子，夔之职兼二事也。乐与教相关，不可以不兼。乐者，广大易直，感人也深，故掌乐必兼教之任，动荡感发，使人之良心油然而生，教人之道，无大于此。（《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郝敬：胄子，元子。古者胄子入学，乐正教以歌诗、舞节，调其血气而养其性情。盖声气和则性情和，肢体柔则血气柔，故古人无日不歌咏，步趋必按节，笑语必中度。世胄之子，血气未定，常多傲虐，教使直而能温，勿伤峻厉也。宽而能栗，又不虚浮也。斯二者，和平之德，若夫好刚而残虐，简率而傲狠，则乖戾之德也。故当教之以诗歌，和之以声律，乐由人生，丝竹金石，皆本于肉，五音六律，不违于心。诗者，心之志，其志正，其言温，乐之本也。歌者，即诗言而永，使悠长不急不促无虐傲之气者也。声，乐声，即比于歌而与同其永者也。（《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64]【汇注】

裴骃：马融曰：“正直而色温和。”（《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陈泰交：而，转语辞也。（《尚书注考》）

金景芳、吕绍纲：直，正。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温者，《诗传》云‘和柔貌’。性情直者，胜之以柔。”“直而温”，教子弟正直而和柔。（《〈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65]【汇注】

裴骃：马融曰：“宽大而谨敬战栗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苏轼：栗，庄栗也。教者，必因其所长而辅其所不足。直者患不温，宽者患不栗，刚者患虐，简者患傲。（《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金景芳、吕绍纲：栗，郑玄注《礼记·表记》“宽而有辨”云：“辨，别也，犹‘宽而栗’也。”宽而栗，教子弟宽厚而又能辨别是非善恶。（《〈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66]【汇注】

金景芳、吕绍纲：虐，高诱注《淮南子·氾论训》“刑推则虐，虐则无亲”云：“虐，害也。喜害人，人无亲之。”刚而无虐，教子弟刚强而不虐人害物。（《〈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67]【汇注】

张守节：孔安国云：“刚失之虐，简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崔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刚直，乾之德也；宽简，坤之德也。有其德者必有其偏；温也，栗也，无虐且无傲也，德之不偏不倚，纯粹至善，所以为中正而和平也。由是而发之诗，著之歌，播之声，舜之乐所以为至也。（《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三《乐以志为本》）

金景芳、吕绍纲：简，简易不烦。傲，傲慢，慢怠。简而不傲，教子弟简易而不傲人傲物。（《〈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史浩：礼所以防伪，而教之中；乐所以防情，而教之和。伯夷典礼，防其伪也，后夔典乐，防其情也。盖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者行其中也。直则厉矣，温以和之；宽则慢矣，栗以和之；刚者几于虐矣，今也以和而无虐。简则几于傲矣，今也以和而无傲，皆所以抑其过而勉其不及中之谓也。岂非和所以行中之谓乎！（《尚书讲义》卷二《舜典》）

袁燮：“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毋傲。”大抵人之性虽一，而人之气禀各不同。夫受天地之中以生，此性安有二？然其禀山川之气与夫时日之殊，则气质不能无偏，北方土厚水深，其为人也多沈厚，南方土薄水浅，其为人也多轻浮。此可见山川之气不同如此。教也者，长善救失，矫揉而归于中也。若使直而不温，宽而不栗，刚而至于虐，简而至于傲，则失其所以为中矣。惟能揉其偏而归于中，则得其本性，而不失天之所以与我者。（《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金履祥：“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此教胄子之目也。人之气禀不同，故其性质有异，非数端所能尽者。胄子生长富贵之家，其性气惟是数端为多也。直而使之温，宽而使之栗，所以济其偏也。刚而使之无虐，简而使之无傲，所以防其过也。然皋陶九德之目，亦自是数端而细推之。（《书经注》卷一《舜典》）

金景芳、吕绍纲：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云：“古教学必先治性情，法天地四时，于《虞书》为四德，《皋陶谟》为九德，《洪范》为三德，此大学之道也。”孙云《虞书》之四德即此经之“直而温”等四句。直与温，宽与栗，刚与无虐，简与无傲，各是相反相成的对子。虽然是四个对子，但是以第一字即直、宽、刚、简为主要。为了不使直、宽、刚、简过度，走向极端，乃至发展为反面，而提出四项相应的防范措施，可见古人看问题很有一点辩证的精神。（《〈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68]【汇校】

梁玉绳：附按：长洲何氏焯《义门读书记》曰：“‘诗言志’，此独作‘意’。按：赵明诚《书孔子庙置卒史碑》云：‘《华阳国志》《后汉书注》皆云赵戒字志伯，而此碑作“意伯”，疑其避桓帝讳故改焉。’”此志字其亦后汉人所改欤？（《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汇注】

郑玄：“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咏，长也。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声之曲折，又依长言而为之，声中律，乃为和也。（《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孔颖达：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见《毛诗·周南·关雎》疏）

金景芳、吕绍纲：“诗言意”，郑玄注《檀弓上》“子盖言子之志公乎”云：“志，意也。”是志训意。意即思想。思想在心中，表达出来才是诗，故云“诗言志”。《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准确地道出了诗与志的关系。（《〈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陈经：《关雎》之《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由情性之正发而为诗，故曰诗言志。由是诗而见于歌咏，故曰歌咏言，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古之作乐者先歌于堂上，故五声各依其咏言，盖人声之发，有洪纤高下，则有宫商角徵羽，故乐器亦依之而作，声有洪纤高下，苟无以为之准，则五声或失之过，而乐不和矣。故以十二律和之。律有常数，数有常度，声之洪纤高下，咸取则于此，此谓之律和声。八音克谐者，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单出者为声，杂比者为音，八音之谐，无至相夺其伦理，则纯如、皦如、绎如，而乐成矣。神人安得而不和，盖天下同此一和也。神有此，人有此，物亦有此，今以乐之和，遂足以感人之和与神之和，乐之功如此，胄子之德，安得不归于中和哉！（《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顾炎武：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故诗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洎乎齐梁，所谓辞人之赋丽以淫，而于作诗之旨，失之远矣。（《日知录》卷二十一《作诗之旨》）

崔述：凡乐必有其本，——本也者，志是也。有志而后有诗，诗者，——取志而宣诸喉舌者也。有诗而后有歌，——歌者，取诗而畅其音节者也。有歌而后有声，——声者，取歌而布之于丝竹者也。是故，诗曰“言志”，歌曰“永言”，声曰“依永”；“言”即其言志之诗也，“永”即其永言之歌也；即其诗而长之之谓“永”，随其歌而应之之谓“依”。然则声之抑扬疾徐视其歌，歌之抑扬疾徐视其诗，而诗之抑扬疾徐视其志矣。是故，志者本也，声者末也。其志必中正和平也，而后其诗、其歌、其声从容舒畅，而俯仰迟速无不适其宜者。志不美，求之于诗，无益也；诗不美，求之于歌，无益也；歌不美，求之于声，无益也。故曰“作乐崇德”，“见（闻）其乐而知其德”也。然又制律以和声者何居？八音并作，彼此恐其不均，数章迭奏，先后恐其不符，故为律以考验之，使归于一耳；非以律为乐也。《书》曰“同律度量衡”，律之于音也，犹度之于布帛，量之于粟，衡之于金也。长短之形，目能察之，而一左一右不能必其无分秒之差，故受之以度而后齐，高下之音，耳能辨之，而一彼一此不能必其无几微之异，故受之以律而后调。是故，律者所以均高下，而非所以为高下也；度者所以均长短，而非所以为长短也；量与衡者，所以均多寡轻重，而非所以为多寡轻重也。后世儒者之为古乐也则不然，不求其原于志与诗，而惟斤斤于律；声从律起，而不自歌生，诗缘歌作，而非由志出，取命夔之语而颠倒施之；正使所制之律毫厘不爽于古，亦与古乐无与，况未必然乎！（《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三《乐以志为本》）

[69]【汇注】

裴骃：马融曰：“歌，所以长言诗之意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孔安国云：“诗言志以导其心，歌咏其义以长其言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杜佑：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原注：长言，引其声也。嗟叹，和续之也。不知手足舞蹈，欢之至也）。（《通典》卷一百四十五《乐五》）

［日］泷川资言：《尚书》“意”作“志”，“长”作“永”。邵晋涵曰：以“意”易“志”，疑后汉人避桓帝所改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金景芳、吕绍纲：“歌永言”是古文，今文作“歌咏言”。《史记·五帝本纪》以训诂代经文，作“歌长言”。《集解》引马融云：“歌，所以长言诗之意也。”《尔雅·释诂》：“永，长也。”《礼记·乐记》：“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长言之，就是拉长声音唱起来。这是说歌的实质。《汉书·艺文志》引此经作“哥詠言”。《礼乐志》作“歌詠言”。哥与歌、咏与詠并同。《说文》欠部：“歌，詠也。”言部：“詠，歌也。”二字转注，故詠就是歌，歌就是詠，歌詠一也。歌，就其实质说是“永言”，即把声音拉长；就其形式说是“詠言”，即把诗唱出来。作永、作詠（咏），其实无异，故《汉书·艺文志》“哥詠言”句下颜师古注云：“詠者永也。永，长也。哥，所以长言之。”（《〈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70]【汇注】

班固：声者，宫、商、角、徵、羽也。……商之为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触也，物触地而出，戴芒角也。宫，中也，居中央，畅四方，唱始施生，为四声纲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夫声者，中于宫，触于角，祉于徵，章于商，宇于羽，故四声为宫纪也。协之五行，则角为木，五常为仁，五事为貌。商为金为义为言，徵为火为礼为视，羽为水为智为听，宫为土为信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则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体也。（《汉书·律历志上》）

陈泰交：声者，宫、商、角、徵、羽也。（《尚书注考》）

金景芳、吕绍纲：“声依永”，今文作“声依咏”。声与音统言之一也，析言之则有别。《淮南子·时则训》：“去声色。”高诱注：“声，丝竹金石之声也。”凡乐器发出之声音皆曰声，是声亦含音义，声音一也。《风俗通义·声音篇》：“声者，宫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埙，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丝曰弦，石曰磬，金曰钟，木曰柷。”又：“声本音末也。”是声音有别也。八种乐器发出的声音，或谓之声，或谓之音，皆统言之谓也。析言之，则声指宫商角徵羽言。“声依永”，《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注云：“声之曲折又依长言。”长言即詠唱。声之抑扬顿挫高下疾徐委曲通过詠唱表现出来。《礼记·乐记》所谓“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贯珠”，就是“声依永”的意思。（《〈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71]【汇注】

裴骃：郑玄曰：“声之曲折又依长言，声中律乃为和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孔安国云：“声，五声，宫、商、角、徵、羽也。律谓六律六吕，十二月之音气也。当依声律和乐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苏轼：言之不足，故长言之。吟咏其言，而乐生焉，是谓“歌永言”。声者，乐声也。永者，人声也。乐声，升降之节，视人声之所能至，则为中声，是谓“声依永”。永则无节，无节则不中律，故以律为之节，是谓“律和声”。孔子论玉之德曰：“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夫清越以长者，永也。其终诎然者，律也。夫乐固成于此二者欤？（《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金景芳、吕绍纲：“律和声”，《国语·周语下》伶州鸠云：“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韦昭注：“律，谓六律、六吕也。阳为律，阴为吕。六律：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也。六吕：林钟、仲吕、夹钟、大吕、应钟、南吕也。均者，均钟木，长七尺，有絃系之以均钟者，度钟大小清浊也。”《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注：“声之曲折又依长言而为之，声中律乃为和也。”是“律和声”，谓宫商角徵羽五声须与六律六吕相谐和乃成调。《周礼·大师》孙诒让《正义》引陈澧云：“盖黄钟之律文之以五声，则黄钟为宫，黄钟为商，黄钟为角，黄钟为徵，黄钟为羽也。《周礼》但曰五声，在后世言之则谓之一均五调也。六律六吕皆如此，则十二均六十调也。”王鸣盛《尚书后案》：“既长言之，则有宫商角徵羽五声清浊不同，犹恐其声未和，乃用律吕调和五声，使应节奏。”按：陈说具体，王说简约，其义一也。（《〈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王夫之：人之有志，志之必言，尽天下之贞淫而皆有之。圣人从内而治之，则详于辨志；从外而治之，则审于授律。内治者，慎独之事，礼之则也；外治者，乐发之事，乐之用也。故以律节声，以声叶永，以永畅言，以言宣志。律者哀乐之则也，声者清浊之韵也，永者长短之数也，言则其欲言之志［而］已。律调而后声得所和，声和而后永得所依，永得所依而后言得以永，言得永而后志著于言。故曰“穷本知变，乐之情也”。非志之所之，言之所发，而即得谓之乐，审矣。（《尚书引义》卷一《舜典三》）

李光地：诗、乐二者，实相首尾。言成文谓之诗，诗发口谓之歌，歌成调谓之声，声有节谓之律。四者皆根于志。志有喜怒哀乐之变，故诗以叙述之，歌以发扬之，至于声别为五，而喜怨哀乐之变彰矣。（《尚书七篇解义》卷一《舜典》）

[72]【汇注】

班固：声者，宫、商、角、徵、羽也。所以作乐者，谐八音，荡（降）〔涤〕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风易俗也。八音：土曰埙，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丝曰弦，石曰磬，金曰钟，木曰柷。五声和，八音谐，而乐成。（《汉书·律历志上》）

马持盈：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金，钟也；石，磬也；丝，琴瑟也；竹，箫管之类；匏，笙竽也；土，埙也；革，鼓也；木，柷圉也。（《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八音克谐”，《五帝本纪》作“八音能谐”，是克训能。《正义》云：“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也。”谐，一作龤，《说文》龠部：“龤，乐龢也。从龠皆声。《虞书》曰：‘八音克龤。’”段注：“龤训龢，龢训调，调训龢，三字为转注。龤龢作谐和者，皆古今字变。”是谐者和也。“八音克谐”，谓八音能够谐和而成乐。（《〈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73]【汇注】

金景芳、吕绍纲：“无相夺伦”，伦，繁体作倫。《说文》龠字下云：“从品侖。侖，理也。”《说文》亼部：“侖，思也。”段注：“《大雅》‘於論鼓钟’，毛传曰：‘論，思也’。郑曰：‘論之言倫也。’毛、郑义一也。从侖，谓得其伦理也。”《礼记·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这个伦理应指人伦政事而言，非一般伦次条理之谓。由此看来，“无相夺伦”一句关乎上文“诗言志”以下至“八音克谐”五句，是上五句的总括。上五句所云其实如陈澧《东塾读书记》所言，是以诗入乐一事。陈氏谓：“歌永言者，长言以歌之也。声者，宫商角徵羽也。既歌之，则有抑扬高下，依其抑扬高下，记其某字为宫，某字为商，又定某声用某律，则成乐章之谱，可以八音之器奏之。此以诗入乐之法，亦千古之定法也。”是“诗言志，歌永言”等五句，所言一事，无法分开。“无相夺伦”，意谓诗、歌、声、音连续配合而成乐之后，应当能够反映人伦政事。“夺伦”谓不反映人伦政事。“无相夺伦”，谓上述五个成乐之环节，无不反映人伦政事。这样的乐是理想的。故《乐记》云：“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知道备矣。”伪孔《传》：“八音能谐，理不错夺，则神人咸和。”殊误。（《〈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74]【汇注】

郑玄：祖考来格，群后德让，其一隅也。（《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张守节：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也。孔安国云：“伦，理也。八音能谐，理不错夺，则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程馀庆：唐、虞、三代，仕朝者皆天子宗族世臣巨室之家，岂其时世家子弟皆贤哉？惟兴于诗而成于乐，所以教胄子者有其具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神人以和”，乐所达到的更高一层次的社会效果。是“诗言志”以下至“无相夺伦”六句的总括。《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注：“‘祖考来格，群后德让’，其一隅也。”“祖考来格，群后德让”，《皋陶谟》文，郑氏用以说明“神人以和”，祖考是鬼，群后是人，神不止祖考，人不止群后，故言“其一隅也”。乐事办好了，神鬼和，人亦和，即神鬼和人都表现和顺安定而不出乱子。以上舜告诫夔，乐事事关重大，要他勉力为之。（《〈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金履祥：天理流行，具于人心。感而为诗者，无非天理之真机也。而况圣人在上，治化清明，则人心感而为诗者，此固和气之所发也。圣人以其足以畅和气，感人心，存启发，验政化，格人神，于是采而播之乐。夫其诗也，则必有声音唱咏以歌之，歌所以咏其言也。夫其有歌也，则必有清浊高下以节之。五声所以依其永也，律吕者又清浊高下之度，所以协其清浊高下而被其八音者也。然既依诸声，则字有其节，而可以协诸律吕，既协诸律吕，则声有其度，而可以谐之八音，音有其谱，则可以成其韵调也。此作乐之原也。（《书经注》卷一《舜典》）

王充耘：先之以辅导之方，必深明乎制作之妙，夫教胄子必有其方，而其所以教之必有其具。而温而栗，所以翌其偏，无虐无傲，所以防其过，抑之扬之，辅导之方也。诗歌者，本诸性情，声律则稽诸度数，所以历言夫作乐之由，至八音谐而无夺伦，则神人可感，所以极言夫乐和之效。神且感，而况于胄子乎？此教之具所以在乎乐也。（《书义主意》卷一《舜典》）

又：此题只与命皋陶者对看，便见得分晓。乐为救胄子气质之偏而设，犹刑为禁蛮夷寇贼之为乱而设也。刑有三居三就之殊，乐有诗歌声律之异，刑必惟明克允，而后足以当人心；乐必谐而有伦，而后足以和神人。其咨命节次，大率相类，前一节先言胄子德性多未纯，吾欲使之如此纯全方好。次一节作乐之曲折，末言克谐，曰无夺，方是戒饬责望后夔之辞，言必如此纯如皎如，方能感动得胄子，方有以养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气质之偏，方可以无负汝典乐之职。（同上）

[75]【汇校】

苏轼：此舜命九官之际也，无缘夔于此独称其功。此《益稷》之文也，简编脱误，复见于此。（《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汇注】

时澜：或者以为脱简，亦未可知。不然，夔若自言其功，盖闻舜之言，心领神受。曰：“於！予击拊之际，百兽尚将率舞。”则神人以和可知。（《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汇评】

陈经：此夔极言作乐之效，舜谓“神人以和”，而夔言乐之至，不但和神人而已。盖八音之中惟石为难和，《诗》云“依我磬声”，特言磬者，以石磬之难和也。万物之中，亦惟兽为难格，今也和其所难和，则亦能格其所难格，鼓琴而马仰秣，鼓瑟而鱼出听，端有此理。（《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罗泌：自知审音者，言有所不惭，而非矜喜得其君者，智无隐而必欺有以自效，盖士君子之生世，必期有以自见，肯与区区草木同炎而共尽哉！方虞帝之命九官也，八官皆逊，而夔独无所逊，且复昌言于帝前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及益、稷之论功也，则又赞夫《韶》曰：“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盖前之语，夔之喜得其君，而所以自期者；后之语，则夔之所以叙其乐之成，果如其所期者，有以见其收功必效而无言之不酬也。夫以舜之乐，得夫夔而益和，夔之道，遭夫舜而益章，此夔之所以屡道其功而不逊者，诚所不惭故也。（《路史·发挥卷五·夔论》）

[76]【汇注】

杜佑：石，磬也。音之清者。拊，亦击也。举清者和，则余皆从矣。乐感百兽，使相率而舞，则神人和可知也。於音乌。（《通典》卷一百四十一《乐序·历代沿革上》原注）

马持盈：於，同“呜呼”之“呜”字，嗟叹词。（《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77]【汇注】

陈泰交：石，石磬也。（《尚书注考》）

又：轻击曰拊。（同上）

金景芳、吕绍纲：“击石拊石”，一作“击磬拊石”。据《说文》手部“揗，摩也”段注云：“《尧典》曰‘击石拊石’，拊轻击重，故分言之。”知“击石拊石”是敲打石磬，击者重击，拊者轻击。（《〈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78]【汇校】

金景芳、吕绍纲：《汉书·礼乐志》：“《书》云：‘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鸟兽且犹感应，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论衡·感虚篇》：“《尚书》曰：‘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此虽奇怪，然则可信。何则？鸟兽好悲声耳，与人耳同也。”是夔说他击石拊石，能令百兽率舞。说明他的音乐水平极高。但是，事实纵然如此，不当由他自己说。经上文言舜命禹、伯夷等人时，都表示谦让，何以于此独言夔自伐善。疑是他篇文字错置于此。苏轼《东坡书传》云：“舜方命九官，济济相让，无缘夔于此独言其功。此《益稷》之文，简编脱误，复见于此。”按：苏说是也。（《〈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注】

郑玄：“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石，磬也。百兽，服不氏所养者也。率舞，言音和也。谓声音之道，与政通焉。（《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张守节：於音乌。孔安国云：“石磬，音之清者。拊亦击也。举清者和，则其余皆从矣。乐感百兽，使相率而舞，则神人和可知也。”按：磬，一片黑石也。不，音福尤反。周礼云“夏官有服不氏，掌服猛兽，下士一人，徒四人”。郑玄云“服不服之兽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王圻：百兽率舞，释者谓羽鳞皆可谓之兽。予谓凡兽亦可谓之禽，《后汉书》华佗语吴谱曰：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此虎鹿熊猿概谓之禽，亦百兽之例也。（《稗史汇编·禽兽门·羽麟皆兽》）

顾颉刚：“凤仪、兽舞”的故事，最早见于《皋陶谟》，其文云：“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锵锵。《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由夔说的这一套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舜的德化政治的效力真是无比伟大，无怪乎蔡沈《集传》说：“声之致祥召物，见于传者多矣。况舜之德致和于上，夔之乐召和于下，其格神、人，舞兽、凤，岂足疑哉！……夫《韶》乐之奏，幽而感神，则祖考来格；明而感人，则群后德让；微而感物，则凤仪、兽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无不覆焘也。”又曰：“‘百兽舞’，则物无不和可知矣。……‘庶尹谐’，则人无不和可知矣。”（《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虞初小说回目考释》四十二）

陈蒲清：百兽率舞谓各种兽类顺着击磬的拍节跳起舞来。实际上大概是指装扮成野兽的人，跳起原始的狩猎舞。（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汇评】

班固：又以外赏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仪足以充目，音声足以动耳，诗语足以感心，故闻其音而德和，省其诗而志正，论其数而法立，是以荐之郊庙，则鬼神饷，作之朝廷，则群臣和，立之学官，则万民协，听者无不虚己竦神，悦而承流，是以海内，遍知上德，被服其风，光辉日新，化上迁善，而不知所以然。《书》云：“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鸟兽且犹感应，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汉书·礼乐志》）

王充：“击石拊石，百兽率舜”。此虽奇怪，然尚可信。何则？鸟兽好悲声耳，与人耳同也。禽兽见人欲食，亦欲食之；闻人之乐，何为不乐？然而鱼听仰秣，玄鹤延颈，百兽率舞，盖且其实。（《论衡·感应篇》）

高拱：问伊川云：“《礼》云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如‘凤凰来仪，百兽率舞’之事，三代以后无此也。是否？”曰：不可及者，谓其德之盛，治之极而不可及，非谓凤仪兽舞也。上古圣人之世，无凤仪兽舞者多，岂皆可少之耶？盖舜时凤鸟至，史官遂以形容作乐之美，岂正作《箫韶》之时，凤凰忽然而至欤？抑他时欤？至于“百兽率舞”，尤是形容。夫宗庙、朝廷，何有百兽？岂作乐之时，百兽皆来聚作乐之所，相率而舞欤？抑各在野而舞欤？学者不以词害义可也。而遂以此律后世必得凤仪兽舞而后为盛，则圣人之治必不可为矣。（《本语》卷一）

[79]【汇校】

钱大昕：“朕畏忌谗说殄伪”，徐广曰：“一云齐说殄行。”《尚书》云：“朕堲谗说殄行。”孔《传》训堲为疾。疾、齐声相近，故又作齐也。伪，读如平秩南伪之伪，伪即为字。行、为声相近。（《廿二史考异》卷一《五帝本纪》）

梁玉绳：附按：《正义》言此“伪”字是太史公变《尚书》文，然徐广曰“一云‘殄行’”，则疑传写之讹，非史公所变也。嘉定钱宫詹大昕《史记考异》曰“伪读如‘平秩南伪’之伪”，南伪见《汉书·王莽传》，伪即“为”字，行、为声相近。（《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汇注】

马融：殄，绝也，绝君子之行。（《古文尚书注》卷一《尧典》）

苏轼：殄，绝也。绝行，犹独行，行之不可继者也。惟谗说独行，为能动众，纳言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枢机之官，故能为天下言行之帅，舜有不问而命，臣有不让而受者，皆随其实也。（《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史浩：变白为黑，谮毁矫诬，谗说也。（《尚书讲义》卷二《舜典》）

陈经：谗说者，巧言憸佞之人，绝君子之行者，惟此等人为能以无为有，以是为非，震恐朕之师众，故命龙作纳言之官，出纳朕命，所以通上下之情，防壅蔽之患，使谗说者不得乘间。（《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金履祥：殄，绝也。谗邪之说，使人昧于所闻，是绝人为善之行也。一曰殄者，过绝之行，《中庸》所谓行怪者也。（《书经注》卷一《舜典》）

陈蒲清：谗说，伤害正直善良者的言论。殄（tiǎn）伪，灭绝道德的行为。伪，通“为”，人的行为，《尚书》作“行”。（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汇评】

陈经：大抵谗说之人，无世无之，虽以唐虞之极治，君子在位，而巧言令色孔壬者犹在所可畏，岂可谓唐虞之世，遂无此辈，第观圣人所以处之如何耳。（《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80]【汇注】

裴骃：徐广曰：“一云‘齐说殄行，振惊众’。”骃按：郑玄曰“所谓色取仁而行违，是惊动我之众臣，使之疑惑”。（《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伪音危睡反。言畏恶利口谗说之人，兼殄绝奸伪人党，恐其惊动我众，使龙遏绝之，出入其命惟信实也。此“伪”字太史公变《尚书》文也。《尚书》伪字作“行”，音下孟反。言己畏忌有利口谗说之人，殄绝无德行之官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金履祥：谓其骇众乱群也。（《书经注》卷一《舜典》）

金景芳、吕绍纲：“朕畏忌谗说殄伪，振惊朕众”，《集解》引徐广云：“一云‘齐说殄行，振惊众’。”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畏忌者之训故，齐者谗之驳文。齐，疾也，谓利口捷给也。”是谗谓能言善辩。说，《国语·楚语下》：“上下说于鬼神。”韦昭注：“说，媚也。”是说在此指能谄媚的人。《史记》行作伪，《潜夫论·浮侈篇》“以牢为行”，《后汉书·王符传》作“破牢为伪”，是行、伪义同。《史记正义》：“言畏恶利口谗说之人，兼殄绝奸伪人党。”（《〈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王符：今一岁断狱，虽以万计，然辞讼之辨，斗贼之发，乡部之治，狱官之治者，其状一也。本皆起民不诚信，而数相欺绐也。舜勑龙以谗说殄行，震惊朕师，乃自上古之患也。（《潜夫论·断讼》）

崔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物成，万物之理得矣，天地之气和矣，夫然后礼乐可兴，故命伯夷命夔次之；而又虑谗殄之害正也，故以命龙终焉：此治化之成也。颜渊问为邦，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言礼也；曰：“乐则《韶》舞，放郑声。”言乐也；而又继之曰“远佞人”，何？盖佞人不去，虽有贤臣不能为治，即治亦不能久；故欲久安长治者必以近佞人为永戒。舜之堲谗殄于制礼作乐之后，亦此意也。（《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三《舜命官考绩下·九官以龙终之故》）

[81]【汇注】

郑玄：纳言，如今尚书，管主喉舌也。（《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史浩：纳言，采下之言而进乎上，宣上之言而达于下。（《尚书讲义》卷二《舜典》）

袁燮：纳言，喉舌之官也。《诗》所谓出纳王命，王之喉舌是也。在后世为给舍，即古纳言之官。“出纳朕命”者，上之命令，其当乎，从而宣布之，其不当乎，从而缴驳之。宣布者谓之出，缴驳者谓之纳。（《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陈经：纳言者，纳下之言于上，使在上者有以知臣民之情，如歌讴讽刺之类，无不周知之也。出纳朕命者，出上之言于下，使在下者有以知君之情，如德意志虑无不下达之也。纳下之言既谓之纳矣，出上之命而亦谓之纳，盖君之命有是非，故民有从违。纳言之官复以民之从违者而纳之上，故亦谓之纳。而其官则以纳言为主。然或出或纳，非信不可也。（《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金景芳、吕绍纲：纳言，伪孔《传》：“喉舌之官也。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扬雄《尚书箴》：“龙为纳言，是机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献善宣美，而谗说是折。”《诗·大雅·烝民》：“出纳王命，王之喉舌。”郑笺：“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纳王命者，时之所宣，复于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顺其意，如王口喉舌亲所言也。”（《〈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钱时：异端邪说，谗毁正道，是谓谗说。其行怪僻，殄灭正行，是为殄行。斯人者，譸张为幻，足以惊世骇俗，细玩震惊等字，可见当时风俗醇美，其民生长教化中，所闻无非正言，所见无非正道，一有谗说殄行，便为之震惊。后世异端邪说，充斥弥满，沈酣耳目，与之俱化，良由不知所疾，纳言之官废，风俗败坏而至此极也。（《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时澜：谗说，点白成黑；殄行，自绝其行，诡异之人也。闻见之间，易于惊怖，故命纳言之官以通上下之情，龙之命在九官之后者，盖太平无事之世，深恐邪言足以乱政，如人之身，平居无事，脉络流通，则外邪无自而入。天下已治，通达上下之情，不可无人，委之专职，则责重，而察之也时。纳言之司，通上下之枢纽。舜时虽无此事，通塞之系治道之大，无时而可忽也。（《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金履祥：邪说之行，其势起于民情之不达，政化之不明，故俗移于下，而上不知，令出于上而下不闻，此谗说之所以行也。纳言所以伸民言而观民风也。（《书经注》卷一《舜典》）

王充耘：舜命九官，纳言必居其末。盖礼备乐和，功成治定，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苟谗间得以行于其间，则是非乱而观听骇，贤者恐惧，人人自危，不得展布四体以为治，而前功尽废矣。何以保治功于无穷也哉？夫子论为邦于乐，则《韶》舞之后，必继以远佞人，正此意也。（《书义主意》卷一《舜典》）

[82]【汇注】

钱时：《周礼》训方氏，掌诵四方之传道，布训四方而观新物，即纳言之遗意也。直是不以夙夜为间，有闻即报，有命即宣，使之即时闻于上，圣人爱护风俗，不啻如拯溺救焚，于此可见。不特命之出为朕命，其出其纳，宣达上下，皆朕命也，皆不可不信也。（《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汇评】

李光地：申命，行事政之枢机，此职修则号令无不当，邪佞无所容，隐微无所壅，可以取成百官而彰信兆民矣。（《尚书七篇解义》卷一《舜典》）

[83]【汇注】

张守节：孔安国云：“纳言，喉舌之官也。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信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陈蒲清：出入，传出命令与收集意见；或侧重于“出”，复词偏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汇评】

陈经：或出或纳，非信不可也。使出纳之人非信，则托诸民言以诬其上者有之，诈称君命以罔其下者有之。出纳之人既不足信，何以使君民之相信哉？（《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金履祥：“纳朕言，惟允。”所以审君言而播民教也。此道化所以通于民，民心所以化于上，而邪说所以不行也。夫邪说诐行古今，要不能无观唐虞之时，风俗淳厚，政化修明，一有谗说殄行之兴，则众以为骇，上以为疾，而观民风，修教化，所以邪说者不得作，后世上无教，下无学，邪说诐行肆然而行于其间，民皆安之。而上之人又或从而助之，此所以莫之禁也。噫，其来久矣！（《书经注》卷一《舜典》）

王充耘：圣人欲去谗邪之害，以安众心。故命官以谨出纳之防，而求其当。夫谗说进则治功，圣人所以深恶而重为之防也。且人君固慎于听纳，而巧言易以惑人，凡善类无以自容，而众心为之不固者，皆谗说之为害也。圣人于是有纳言之职焉。夙夜孜孜，慎汝所职，教令必审而后出，奏逆必审而后纳，使悉当于理而不悖焉，则有以杜谗慝之口矣。（《书义主意》卷一《舜典》）

程馀庆：治莫急于相，故询岳咨牧后，即求百揆之人。其次兴养，次立教，次明刑，次利用，其余以及草木鸟兽各遂其生。然后节之以礼，和之以乐，而终以纳言，相与保治于无穷。此九节相承之序，而万世治天下之规，不出乎此。九段应前列名，序法变换如火如锦。然前添出一彭祖却未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84]【汇评】

王充耘：发声“嗟”之辞，以告其臣者，所以使之敬其事之出于天也。天下之事，孰非出于天哉？人臣之职，虽各不同，而凡所以为其事者，孰非天之事也。事虽出于天，而相之者在乎人。苟违天，则失其所以相之之道矣。为人臣者，可不敬其所事欤！（《书义主意》卷一《舜典》）

[85]【汇注】

郑玄：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龙”，皆月正元日格于文祖，所敕命也。（《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裴骃：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无所复敕。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与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郑玄曰：“皆格于文祖时所敕命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苏轼：四岳，尧欲使巽朕位，则非四人明矣。二十二人者，盖十二牧、四岳、九官也。而旧说以为四人，盖每访四岳，必“佥曰”以答之。访者一，而答者众，不害四岳之为一人也。（《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陈经：舜前既分命之，此又合而告之。……二十二人，即禹、垂、益、伯夷、夔、龙六人新命有职者，合四岳、十二牧为二十二人。（《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金履祥：旧说二十二人不言兵政。盖总皋陶掌刑之职。故蛮夷猾夏，苗顽不率，帝舜皆以委皋陶。古封建之世，亦无大夷狄，圣人在上，亦无大征伐。故外以蛮夷委州牧，内以委刑官。所谓大刑用甲兵也，兵藏于田赋，徒众掌于司徒，戎器制于共工，马乘兼于朕虞，则兵政无专官，自不废事。（《书经注》卷一《舜典》）

齐召南：帝舜有虞氏：元载丙戌，咨二十二人。（《历代帝王年表·帝王》）

崔适：《集解》云云，案：二十二人之数，可如是之任意弃取乎？四岳乃荐舜者，岂亦居官未久，待舜而始勑命乎？上云“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垂、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适案：自禹至彭祖共为十人，加以十二牧，乃为二十二人也。（《史记探源》卷二《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蔡沈曰：二十二人，谓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崔适曰：自禹至彭祖，共为十人，加以十二牧，乃为二十二人也。愚按：在《尚书》则当如蔡说，在《史》则崔说近是。但彭祖无分职，未审史公之意。（《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曹诗成：《尧舜时官制表》：

（《战国时儒墨道三家尧舜的比较》，载《史学年报》第2期，民国十九年十一月）

吕思勉：二十二人，即指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垂、益、彭祖及十二牧。（《先秦史》第七章《五帝事迹》）

金景芳、吕绍纲：二十二人为谁，前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史记·五帝本纪》以二十二人为禹、皋陶、契、稷、伯夷、夔、龙、垂、益、彭祖凡十人，合十二牧，适合其数。不及四岳，增彭祖。《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说，二十二人为禹及垂以下皆初命者六人，与上十二牧、四岳，稷、弃、皋陶不在内。孔颖达《尚书正义》约引郑玄说，谓二十二人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龙”，皆“月正元日，格于文祖”所敕命也。包括殳斨、伯与、朱、虎、熊、罴，不包括四岳。伪孔《传》谓二十二人包括十二牧、四岳和禹、垂、益、伯夷、夔、龙六人。蔡沈《书集传》谓二十二人包括四岳、九官、十二牧。九官即稷、契、皋陶、禹、伯夷、垂、益、夔、龙。四岳是一人。王鸣盛《尚书后案》以为郑玄说不可易也。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说史迁之说无可疑者。王引之《经义述闻》说二十二人当作三十二人，四岳、十二牧计十六人，禹、稷、契、皋陶、垂、伯夷、益、夔、龙为九人，殳、斨、伯与为三人，朱、虎、熊、罴为四人。孙星衍《尚书今古文疏证》、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并无己见。（〈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今按：古说皆可商讨，无一足取。首先，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四岳谓四方诸侯”，四岳不是四人，也不是一人，四泛指四方，诸侯是后世用语，应是尧舜时代的部落酋长。“咨四岳”，字面意义是向各部落酋长咨询，其实是召开部落酋长会议。舜所委任的二十二人都是在部落联盟中担任公职的人，他们都来自各自的部落，也都是参加部落酋长会议的人。其次，十二牧，即十二州牧，不能确定当时真有十二个州牧。……退一步说，即使确有十二州牧，也是地方官员，不应包括在联盟公职人员数内。二十二人应包括在部落联盟担任公职的禹、稷、契、皋陶、垂、殳斨、伯与、益、朱、虎、熊、罴、伯夷、夔、龙这些人。不足二十二，应付缺如。大概当时华夏族部落联盟实有二十二个公职人员，经文并未全部记载。（同上）

【汇评】

罗泌：尧舜皆圣人也，其为治则既无不同者矣，然稽所以为治，何其异邪？方陶唐氏之用人也，必须佥举而后举之，又必反覆难疑然后用之。至于虞氏，咨俞一出诸己，有其举之莫或废也。未尝一言以疑其臣下举之之私与人材之滥者。朝廷之上，急莫急于用人也，而二帝之用人，奚大异也？……大抵尧之图任一皆始谋于下，故其所举，不得俱当，而其所任，有不得而不难。舜居山泽之中，退藏于密，天下之材否，平日已茂闻而熟详之矣。及一朝而达之天下，则材者为我用，不材者自我去，事至而应，物来而名，以故不下几席而得其情，又奚俟于反覆难疑而后用哉？况其所用稷契之伦，皆出申命，故或佥举，有不待于难疑而后可也。（《路史·发挥卷六·尧舜用人》）

罗璧：余尝谓唐虞治道，万古冠冕，究其设官，惟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职之可纪。昔禹平水土，稷教播种，契敷五教，皋陶为士，与夫垂工、夔乐、伯夷秩宗而已，何尝琐屑如《周礼》哉？矧治道贵安静，设官既冗，则巧拙杂进，天下始病矣。（《罗氏识遗》卷七《治贵审时》）

王充耘：盖天下之治，皆分之二十二人，圣人但执赏罚之柄而已。此所以恭己无为而治也。（《书义主意》卷一《舜典》）

[86]【汇评】

王充耘：所任之职不同，而相天之事则一。故总以钦哉戒之。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天，天不自为之而命之君，君不能独任而分之臣，《典》曰天叙，《礼》曰天秩，命曰天命，讨曰天讨，何莫非天之事者？人特相之而已。一或怠慢不敬，则旷官废职，且得罪于天矣。敬也者，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敬无往而不存，即事无一之不理矣。圣人戒饬臣下，所以辞约而理备也。勉之以敬，而警之以天。知所以畏天，则知所以守职矣。（《书义主意》卷一《舜典》）

[87]【汇校】

［日］泷川资言：“相天事”，《尧典》作“亮天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张守节：相，视也。舜命二十二人各敬行其职，惟在顺时，视天所宜而行事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袁燮：“惟时”者，使之皆及时也，即百工惟时之意。《记》曰：“当其可之谓时。疾徐先后，当为则为是为当，其可是之谓时。”（《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陈经：时者，不失其宜之谓。各因时而明天之事。盖非人私意所能为者，皆天也。典，天叙也；礼，天秩也；刑，天罚也；服，天命也。即此以观，则凡共工，朕虞无非天之事也。（《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郝敬：时，是也。指所告之事，言各敬此以明天之事也。称天者，无私之谓。（《尚书辨解》卷一《尧典》）

钱大昕：“惟时相天事”，案：《释诂》，亮、相皆训导。故变亮言相。《正义》训相为视，失之。（《廿二史考异》卷一《五帝本纪》）

程馀庆：既分命，又总告。总结上文十一节。（《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天工即天事，亦即国事。因为尧是则天行事的，所以国事也可称为天事。相天事，就是辅佐舜处理部落联盟以内的事务。（《〈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88]【汇注】

班固：所以三岁一考绩，何？三年有成，故于是赏有功，黜不肖。《尚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何以知始考辄黜之？《尚书》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书》所言三考黜陟者，谓爵土异也。（《白虎通德论·考黜》）

陈经：此唐虞考绩之法。以三年之久，而后一考其功，及九年三考，然后按其功罪而黜陟之。（《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陈泰交：考，核实也。（《尚书注考》）

[89]【汇校】

蒋善国：《潜夫论·考绩篇》和《后汉书·杨赐传》注，均作“黜陟幽明”。（《尚书综述》）

【汇注】

伏生：三岁而小考者，正职而行事也。九岁而大考者，黜无职而赏有功也。其赏有功也，诸侯赐弓矢者得专征，赐斧钺者得专杀，赐圭瓒者，得为鬯以祭。不得专征者，以兵属于得专征之国。不得专杀者，以狱属于得专杀之国。不得赐圭瓒者，资鬯于天子之国，然后祭。（《尚书大传·尧典》）

荀悦：三年耕则余一年之蓄，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载考绩，三考黜陟。（《汉纪》卷八）

金景芳、吕绍纲：关于考绩问题，古有二说：一以为三考始黜陟，《尚书大传》是。《路史》引《尚书大传》云：“九岁大考，绌无职赏有功也。”《春秋繁露·考功名篇》云：“天子岁试天下，三试而一考，前后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计。”皆以为黜陟须至九年。一以为三年一考即行黜陟。《白虎通·考黜篇》云：“所以三岁一考绩何？三年有成，故于是赏有功，黜不肖。《尚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潜夫论·三式篇》云：“是故三公在三载之后，宜明考绩黜刺，简练其材。”皆以为三年考绩即行黜陟。按：前说是，经文明明说“三考黜陟”，无须置疑。然而这只是制度，实际执行如何，又当别论。任何时代，制度与实行都不可能完全相合。（《〈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谷永：治天下者，尊贤考功则治，简贤违功则乱。诚审思治人之术，欢乐得贤之福，论材选士，必试于职，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实以定德，无用比周之虚誉，毋听寖润之谮愬，则抱功修职之吏，无蔽伤之忧，比周邪伪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销，俊艾日隆，《经》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赏得于前，众贤布于官，而不治者也。（引自《汉书·谷永传》）

班固：诸侯所以考黜何？所以勉贤抑恶，重民之至也。（《白虎通德论》卷五《考黜》）

杨赐：臣闻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长，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业业，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在职，三载考绩，以观厥成。（引自《后汉书·杨赐传》）

王符：大人不考功，则子孙惰而家破穷；官长不考功，则吏怠傲而奸宄兴。帝王不考功，则真贤抑而诈伪胜。故《书》曰“三载考绩，黜陟幽明”，盖所以昭贤愚而劝能否也。（《潜夫论·考绩》）

史浩：尝观《易》之为书，言君子小人多矣。或分其内外，或辨其消长，独于大君有命，开国承家，直曰小人勿用。盖以小人一用，则邦有必乱之道也。语至于此，则舜之黜陟幽明，又所以为天下后世之法也。（《尚书讲义》卷二《舜典》）

袁燮：三年则考其功绩，三考则行黜陟焉。古者用人，必迟之以久，惟久则其谋虑精详，其规划端审，其所为者，皆悠远之事业。以鲧之治水，至九载绩用弗成，然后黜之。九年之内，且教他做。后世用人，多伤于速。故居官者，其所为方有头绪，而已去矣。大抵责效苟速，则人才亦不能以有为。子产之从政，一年民欲杀之，三年而民歌之。若使如后世用人，则民之欲杀之也，子产必见黜矣。……唐虞之法，何止九载？如皋陶之明刑，后稷之播种，伯夷之典礼，后夔之典乐，皆终其身焉。所谓“黜陟”者，就此一职之中而迁之也。（《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陈经：盖事以久而后定，法以久而后精。如使人主求治太速，责效太早，则奸人得勉强矫拂以肆其欺，而善人以积久而见功者，不幸而见黜矣。事何自而定，法亦何从而精哉？今也既宽之以三年，又持之以九载，则奸人虽欲勉强矫拂以肆其欺者，能欺人于暂，而终不能掩其恶于久安之日，善人以积久而见功者，虽不能责办于一时，而终必能成功于后。至此而黜陟，则善恶得其实矣。（〈尚书·虞夏书〉新解·《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90]【汇注】

金景芳、吕绍纲：庶绩咸熙，《史记》作“众功咸兴”，以训诂代经文，庶训众，绩训功，熙训兴。用今语表达，即各项事业都发展起来。这是说考绩制度的效果。（《〈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陆贾：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而天下大治。（《新语·无为》）

邢昺：帝王之道，贵在无为清静，而民化之。然后之王者，以罕能及，故孔子曰：“无为而天下治者，其舜也与！”所以无为者，以其任官得人。夫舜何必有为哉？但恭敬己身，正南面向明而已。（《论语疏·卫灵公篇》）

王充耘：圣人之命官，告诫之辞严于先，劝惩之法继于后，此其治功所以无不立也。（《书义主意》卷一《舜典》）

李光地：考绩亦通内外而言。天子考岳、牧之伦，又使之各考其属也。在位无凶人，则庶绩咸熙矣。（《尚书七篇解义》卷一《舜典》）

崔述：自“询咨四岳”以后，郑氏以为皆“格于文祖”时所勅命。《纲目前编》因之，悉载之于舜即位时，而以舜之三载为“考绩”之年，九载为“熙绩”之岁。余按：舜之摄政二十有八载矣。自弃以下八人，为知其材邪？为不知其材邪？知其材邪，何以二十八载而不用？不知其材邪，何以一日而尽用之？如云咨于众而知之，则何以二十八载之久而不一咨，独于此一日而遍咨之也？向之为此官者，为称职邪？为不称职邪？称职邪，不应一日而尽易之。不称职邪，不应二十八载而不易。即云向无其官而今设之，亦不应二十八载之久而无一设，忽于此一日而遍设之也。由是言之，舜之咨，众之举，皆非朝夕之故，盖以渐而知之，遂以渐而用之，而记事者连类而记之耳，不得以为一日之所命也。（《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三《舜命官考绩下·九官非一时所命》）

又：圣人立政自有先后次第。况巢窟者切肤之急祸，教养者治民之大纲，皆非可以须臾缓者；工虞之事固已末矣。至于礼乐乃盛治之成功，非厚生正德之后未易言也，安得一日而同亮天工，三载而咸奏厥绩哉！帝之命禹昌言也，禹以“决川距海”“烝民乃粒”告之帝，则是此时水土固已平，树艺固已成矣；而帝方谆谆焉以“山龙黼黻”“六律五声”与“庶顽谗说”为忧，则是此时礼乐犹未兴，谗殄犹未绌也。然则禹、稷功成之日，伯夷、夔、龙始各任职耳。若与六官者同命而考，何至此时尚廑帝忧乎！曰：“然则舜有‘咨二十二人’之言，何也？”曰：“古人之文简质，贵得圣人之意耳。其事皆当日之事，其言不必皆当日之言也。”（同上）

[91]【汇校】

惠栋：“分北三苗”，北读为别。古文“北”字从二人，“别”字重八八。（北）、（别）字相似，因误作北。……栋谓北字似别，非古别字，又北与别异，不得言北犹别也（原注：盖依三居之法，离绝之使不得通也）。（《九经古义》卷三《尚书古义》）

【汇注】

刘安：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淮南子》卷十一《齐俗》）

郑玄：北，犹别也。所窜三苗，为西裔诸侯者，犹为恶，乃复分北流之。（《尚书郑注》卷一《尧典》）

苏轼：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南方之国也。而窜之西裔，必窜其君耳，其民未也。至此治功大成，而苗民犹不服，故分北之。（《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刘恕：《舜典》云“窜三苗于三危”，谓舜居摄之时，投窜之于西裔也。又云“庶绩咸熙，分北三苗”，谓舜即位后，三苗复不从化，分北流徙之。（《资治通鉴外纪》卷一《帝舜》）

钱时：分，别也。舜摄政初，窜三苗之君于三危矣，其余党之在故地者，往往未能尽化，于是别其善恶，各为一处，如周化商民，旌别淑慝，殊厥井疆之义。（《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毛晃：《山海经》：“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所谓三天子都者，盖古三苗国也。其水自彭泽西入江，是其地在彭蠡西、洞庭东，自南面北言之，则洞庭在其左，彭蠡在其右，所谓左洞庭，右彭蠡，负固不服，自称天子，故其民呼为三天子都也。（《禹贡指南》卷四《彭蠡》）

时澜：三苗，左洞庭，右彭蠡，本在南方。至于此，迁之北，如迁商顽民，变薄俗之道也。前此窜三苗，但窜其君耳，恶党未化，故迁之于此。史官独载“分北三苗”，与《尧典》独书共、鲧之事同，见万国皆顺轨也。（《增修东莱书说》卷二《舜典》）

郑樵：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负固不服。禹欲伐之，舜曰：“吾德不厚而行武，可乎？”乃大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通志》卷二《帝舜》）

金履祥：“分北三苗”，即是黜幽之事。故于考绩之下，言其流之分，谓别之。云北者，言相背舜之黜陟，善恶明也。《古史》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惟三苗之遗民，为恶不悛，乃复分北处之，以散其众。分北之者，分其民顺化者与违命者，犹后世部分夷狄为生户、熟户。（《书经注》卷一《舜典》）

袁仁：按：虞仲翔云：北，古别字。盖舜时天下咸服，惟苗未化。今得分别而去留之也，则黜陟之典亦得行于负，固之夫盛矣。（《尚书蔡注考误》）

李光地：前云窜去甚顽者，此言分北安其顺者。（《尚书七篇解义》卷一《舜典》）

陈蒲清：分北，北，通“背”。把三苗的人根据情况分开，有的留在原地，有的流放。《尚书》孔颖达疏云：“其君臣有善有恶。……北，背也，善留恶去，使分背也。”或说，北即北方，把三苗的人分别流放到北方。另一说，北是专名（今河南省汲县、汤阴县一带），三苗原居地。舜战败三苗后，一支迁到三危地区，一支迁到洞庭、彭蠡区域。自“于是舜乃至于文祖”至此，多引自《尚书·舜典》。（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田昌五：《尚书·尧典》说舜“窜三苗于三危”，《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分北三苗”；北三苗系对南三苗而言的，指的是从江汉平原向北伸入今河南地区的三苗。对这一部分三苗，帝舜以武力威胁（执干戚舞）促其屈服，变易其俗。其中之顽抗者则放逐于三危。三危，山名，在今敦煌东南二十里。故《山海经·海外西经》有苗民焉。经过这一番周折，北三苗的问题总算彻底解决了。（《华夏文明的起源·万邦并存唐虞兴》）

金景芳、吕绍纲：分北三苗，是另一事，与上文言考绩事无涉。《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注云：“所窜三苗为西裔诸侯者犹为恶，乃复分析流之。”……分北，即分别。分别即分析也。“分北三苗”，将三苗分析开来而流徙之。（《〈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又：三苗何所指，古有二说：一说此三苗即经上文“窜三苗于三危”之三苗，居于西裔，原本因为恶而被舜窜之于西裔，今又为恶，舜乃分析而流之。郑玄主此说。一说舜分北之三苗非尧时已窜诸三危之三苗，此三苗在南裔荆楚一带。《吕氏春秋·召类》云：“舜却有苗，更易其俗。”《淮南子·修务训》云：“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注云：“三苗之国在彭蠡，舜时不服，故往征之。”《礼记·檀弓》云：“舜葬于苍梧之野。”郑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韩诗外传》卷三第二十三章云：“当舜之时，有苗氏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由此险也。”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尧时三苗已窜三危，此有苗不服，在楚荆州之地。是舜时三苗非尧时所窜也。”按：后说近是。但是另有一个问题，舜对三苗必先征伐而后分析而流之，与郑注“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说相抵触，亦与经下文“五十载陟方乃死”不合。（同上）

【汇评】

胡宏：论曰：战国之时，吴起有言：三苗，左洞庭，右彭蠡，修政不仁，禹灭之。按：《虞夏之书》舜窜三苗于三危，在雍州之境。及禹灭之，乃在洞庭、彭蠡之间。或曰：三苗，九黎之后也。参考传记，黎、苗之人，反覆为乱，经涉皇帝之世，圣人屡迁而教扰之，而不艾杀之，其仁如天，何可及也。灭者，废其居，易其统而已。（《皇王大纪》卷五《夏大禹》）

袁燮：“北”读作南北之北。三苗国在南，是今重湖之地，所以有洞庭、彭蠡之湖，盖依其险阻，易以为乱，舜分其民处于此焉。前既迁其君，今则迁其民，此最是一个教人之法。殊厥井疆，旌别淑慝，所以作其愧耻之心也。大抵北方土厚水深，南方土薄水浅，故北方之人多沉厚，南方之人多轻扬，舜所以分三苗于北者，盖桑麻沃野之地，虽欲为乱，亦不可得。（《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陈经：分北三苗者，自考绩黜陟之后，庶绩皆熙，咸广而明，惟三苗之恶不悛，故从而分北之。始也窜于三危，窜其君也，今也分北者，分北其党也。说者以谓圣人南面听天下，分而北之，使之知所向化，密迩清光，如成周之迁顽民于洛邑，旌别淑慝之类，分其善恶，使不得杂处也。圣人感移变化之机，端有深意存焉。视天下之人，均在所爱，而其不率教者，亦悯之而已。何尝有忿疾之心哉？故凡有贤而用之，有善而褒之，爱也；有罪而刑之，有恶而黜之，亦爱也。自非大奸及巨恶怙终不改者，然后诛杀之。然杀一人而千万人畏，杀之者不一二，而生之者众矣，皆所以为圣人之爱心也。然则分北三苗者，岂直为是摈弃诛绝之哉？亦以使之为善，趋于有生之路而已。圣人之用心，其仁矣乎！（《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金履祥：按：有苗始末，说者不同。愚尝综其实。《书》之所称于前曰三苗，于后曰有苗，曰苗民，《书》有异辞，则事有不同矣。盖其始，部落不一，总谓三苗。当尧之时，窜三苗于三危，罪其渠魁也。当舜之时，分北三苗，则削其地，分其民，别其部落，离其党类，于以黜陟，亦以销其势也。至其后，徂征之时，止曰有苗，曰苗民，而不复曰三苗云者，盖已窜之后，既分之，余存者特其一种耳。说者又谓分北之政在舜季年来格之后，故系之《舜典》之末，是又不然。夫《舜典》之事，初年之事也。古者无事之世，帝者有作，其规模设施皆于其初年。自是守之，而天下治，虽其间随时消息，盖无几也。舜自初年即政，分命群贤，三考黜陟，庶绩咸熙，独三苗以罪分北则自余无事可知矣。故终之以陟方，而余罪不屡书焉，且于典曰庶绩咸熙，分北三苗。于《谟》曰各迪有功，苗顽弗即工，则分北之事，为三考黜幽之典，在众功咸熙之后无疑也。非季年之事也。且季年之事，莫大于禅禹，而《典》不书，徂征亦不书，何独分苗而特书之？然则《典》之所书止其初年之大政，所以权舆五十年之治者也。若征苗之事，则荐禹之余。如舜巡狩四岳，肇州、四罪之政，不系之尧，而系之舜者也。不然，来格之后，彼既服矣，而从而分北之，所谓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从而招之，而谓圣人能之乎？（《书经注》卷一《舜典》）

梁启超：吾曾欲研究中国人种变迁混合之迹，偶见史中载有某帝某年徙某处之民若干往某处等事，史文单词只句，殊不足动人注意也。既而此类事触于吾目者屡见不一见，吾试汇而钞之，所积已得六七十条，然犹未尽。其中徙置异族之举较多，最古者如尧舜时之分背三苗。徙置本族者亦往往而有，最著者如汉之迁六国豪宗以实关中。吾睹此类史迹，未尝不掩卷太息，嗟彼小民竟任政府之徙置我如弈棋也。虽然，就他方面观之，所以抟捖此数万万人成一民族者，其间接之力，抑亦非细矣。（《中国历史研究法·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1]：皋陶为大理[2]，平[3]，民各伏得其实[4]；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5]，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6]；弃主稷，百谷时茂[7]；契主司徒，百姓亲和[8]；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9]；唯禹之功为大[10]，披九山[11]，通九泽[12]，决九河[13]，定九州[14]，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15]。方五千里，至于荒服[16]。南抚交阯、北发[17]，西戎、析枝、渠廋、氐、羌[18]，北山戎、发、息慎[19]，东长、鸟夷[20]，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21]。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22]，致异物[23]，凤皇来翔[24]。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25]。

[1]【汇评】

刘向：汤问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对曰：“昔者尧见人而知，舜任人然后知，禹以成功举之。夫三君之举贤，皆异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无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贡其能，则万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选贤？”“夫王者得贤材以自辅，然后治也。虽有尧舜之明，而股肱不备，则主恩不流，化泽不行，故明君在上，慎于择士，务于求贤，设四贤以自辅，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禄，贤者进以显荣，罢者退而劳力，是以主无遗忧，民无邪慝，百官能治，臣下乐职，恩流群生，润泽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说苑》卷一《君道》）

马骕：《鬻子》政曰：……昔之帝王所以为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为功者，以其民也。力生于神，而功最于吏，福归于君。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昼代夜然，故其道若首然。万世为福，万世为教者，惟从黄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君王欲缘五帝之道而不失，则可以长久。（《绎史》卷十九《文王受命》）

[2]【汇注】

吴汝纶：皋陶为大理，方灵皋云：“总叙其成功。”（《点勘史记读本·各家史记评语·五帝本纪》）

王叔岷：案：“大理”即士。本篇上文“舜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轨，汝作士”（本《尧典》），《集解》引马融曰：“狱官之长。”《正义》云：“案若大理卿也。”《礼记·月令》：“命理瞻伤、察创、视折。”郑玄注：“理，治狱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史公此文以“大理”说士，《正义》引“皋陶作士”以证之，正得其旨。《考证》乃以“大”为“士”之误，失之远矣！《说苑·修文篇》“是故皋陶为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实”，即本此文。（《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陈蒲清：大理，主管刑法的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汇评】

刘安：皋陶瘖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有贵于言者也。（高诱注：虽瘖，平狱理讼，能得人之情，故贵于多言者也。）（《淮南子》卷九《主术》）

[3]【汇注】

张守节：皋陶作士，正平天下罪恶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罗苹：皋陶，一名庭坚，字隤。颛顼高阳氏之后也。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庭坚、仲容、叔达，齐圣渊广，明允笃诚，天下谓之“八恺”。而庭坚其一焉。《淮南子》曰：“皋陶瘖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见《路史·后纪七·小昊》注）

【汇评】

挚虞：谨案：《虞书》皋陶作士师，惟明克允。国重其功，人思其当，是以狱官礼其神，系者致其祭。功在断狱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又祭用仲春，义取重生，改用孟秋，以应刑杀，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礼。（见《全晋文》卷七十六《祀皋陶议》）

[4]【汇校】

［日］泷川资言：张文虎曰：《御览》八十一引《史》“伏”作“服”。李笠曰：“伏”通作“服”，《项羽纪》“一府中皆服”，下文作“诸将皆服”。又“众乃皆伏”，《汉书·项籍传》“伏”作“服”。（《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评】

孔子：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篇》）

刘安：皋陶马喙，是谓至信（高诱注：喙若马口，出言皆不虚，故曰至信）。决狱明白，察于人情。（《淮南子》卷十九《修务》）

方勺：今州县狱皆立皋陶庙，以时祠之，盖自汉已然。范滂系狱，吏俾祭皋陶，曰：“皋陶贤者，知滂无罪，将理之于帝；如其无知，祭之何益！”皋陶大理，善用刑，故后享之。（《泊宅编》卷中）

[5]【汇校】

王叔岷：案：《说苑》“垂”作“倕”。黄善夫本《正义》“工师”误“工匠”。（《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张守节：工师，若今大匠卿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陈蒲清：工师，官名，即共工。（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6]【汇注】

张守节：［辟］，婢亦反，开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7]【汇注】

陈蒲清：这里以稷借代农业生产。（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8]【汇评】

陆贾：昔者，尧以仁义为巢，舜以稷、契为杖，故高而益安，动而益固。处宴安之台，承克让之途，德配天地，光被八极，功垂于无穷，名传于不朽，盖自处得其巢，任杖得其人也。……故杖圣者帝，杖贤者王，杖仁者霸，杖义者强，杖谗者灭，杖贼者亡。（《新语·辅政》）

[9]【汇注】

张守节：禹九州之民无敢辟违舜十二牧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程馀庆：又总序诸臣之功，作一束。遗夔不序者，以自赞在前也，亦见错落变化法。（《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10]【汇评】

罗泌：天下之事，未始有人之不可为者也。得其理则无不易；违其理则无不难。方鸿水之为患也，尧求有以治之者，可谓急矣，然以鲧则不治，以禹则治之，何哉？得其理、不得其理而已矣。夫水之居于天地之间也，犹血气之周于人之一身也，一身之间血气之流无余欠也。方水未，岂有余乎？壅之失其道，而特行于地上尔，及其既，又非其欠也，导之得其理，而遂行于地中也。……为《老子》者，至谓道有所谓金丹之灵，得而饵之，则可以知万物之名，究川源之理，而禹尝得之未始不真以为策雷电而役鬼物也。不惟学者疑之，始吾于此盖亦尝疑之矣，于是尽取凡《禹贡之传》而读之，则无不以为禹之施功自下而之上，始之于冀，次之兖、青、徐，而终于雍。雍土最高，故治最后。其说也，盖以《禹贡》之所叙九州之次言之，未尝不笑之也。夫上者，水之源，而下者，水之委也。上者既已襄且怀之，则下者淹没而无余矣。今也治之而先乎下，万万无是理也。吾固谓治水者必上流始，顾禹亦岂能倒行而逆施哉？乃屏众传，摄伯禹之书，而复之目营手画于九州之次，而不得其说，则复稽之九州之次以求之，又不得其说也，于是退而求之导山之文，而始得其说焉，然后信予之所谓始上流者断不疑矣。夫九州之别，不在于水工方兴之时，而畚臿之工，必先于水害尤急之处，盖别州者不缘乎其水，而治水者不限乎其州。不缘乎水，是故荆、梁皆及于沱潜。沱、潜者，江、汉之别也。不限乎州，是故壶口必载于梁岐。梁、岐者，梁雍之山也。始于梁岐，有以见上流之必先及于沱潜，有以见下流之居后，事不愆矣。子曰：禹别九州，随山浚川。禹曰：予随山而刋木。夫浚川刋木，必随乎山者，上流始也。山岂可导哉？曰导山者，导水而已。……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神农之为穑也，因苗而为教，鲧之治水，惟知以土胜水，而不能从其就下之性，于是堙其泄以逆犯之，而激其怒，故一行汩于下而五俱废。上帝震怒，不畀《洪范》《九畴》，至于殛死。禹乃嗣兴，从而导之，《九畴》乃锡。《九畴》者，出于理之自然，而非人力私智之所致者也。是故顺之则吉，逆之则凶。然则伯禹治之，岂任智凿于间哉？直不犯焉而已矣。呜呼，由禹而来，惟商都河北，时或垫圮，然而遇圮辄迁，故迄无大害。春秋之际，山崩地震，变故毕备，然而独蔑河患，则禹之功施于人者亦大矣，后世之水患固无以加于伯禹者，而一河之患，迄未见其可治，何邪？亦舍顺效逆而已。崇其防，而庐其上，此何见欤？夫又安知鲧、禹之所以为功哉？兴利之臣，何至残民而与水争尺寸以盛涯壖之鬼欤？予论治水之叙，怆禹之功，伤乎世之用凿，而不足以知禹也，故重叹之！（《路史·发挥卷六·论治水先后》）

吴汝纶：“唯禹之功为大”，王守溪鏊云：“总结二十二人成功，特云‘惟禹之功为大’，见舜所以禅天下。”（《点勘史记读本·各家史记评语·五帝本纪》）

[11]【汇注】

司马贞：汧、壶口、砥柱、太行、西倾、熊耳、嶓冢、内方、：是九山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披音皮义反。谓傍其山边以通。（《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马持盈：九山，即岍山、壶口、厎柱、太行、西倾、熊耳、嶓冢、内方、岷山。（《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张大可：披九山，劈开九州的山岭疏导洪水。九，亦可解为不定数词，言其多也。下文“九泽”“九河”之“九”同。（《史记全本新注》卷一《五帝本纪》）

[12]【汇注】

马持盈：通九泽，即大陆、雷夏，大野、彭蠡、震泽、云梦、荥波、菏泽、孟猪。（《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编者按：司马贞在《夏本纪》索隐中引孔安国对“九泽”的诠释，只泛指为“九州之泽”。而太史公在《夏本纪》中曾列出禹曾治理过大陆泽、雷夏泽、大野泽、彭蠡泽、震泽、云梦泽、荥泽、荷泽等，应皆在九泽之数。

[13]【汇校】

［日］水泽利忠：“河”，南化、枫、棭、三、梅、狩、岩、中彭，（作）“川”。（《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司马贞：弱、黑、河、漾、江、沇、淮、渭、洛为九川。（《史记索隐·夏本纪》）

[14]【汇注】

胡宏：割青州、碣石北辽东之地为营州，割冀州恒山以北燕、蓟之地为幽州。割冀太行西北之地为并州。南抚交趾，西发氐羌，北发山戎、息慎，东方岛夷。（《皇王大纪》卷四《帝舜有虞氏》）

马持盈：定九州，兖、冀、青、徐、豫、荆、扬、雍、梁。（《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15]【汇注】

马持盈：不失厥宜，不失其本州土地所宜产之物。（《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16]【汇注】

张大可：荒服，极边远之地。古代从王畿向外以五百里为率，依次为五等，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史记全本新注》卷一《五帝本纪》）

[17]【汇校】

司马贞：北发当云“北户”，南方有地名北户。又按《汉书》，北发是北方国名，今以北发为南方之国，误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吴汝纶：“南抚交阯、北发”，归云：“按：今止当据旧文，不必增，史文简古，省字无害，但‘北发’疑当作‘北户’。”（《点勘史记读本·各家史记评语·五帝本纪》）

程馀庆：［发］，当作“户”，即北向户也，今日南国。（《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南抚交趾”以下，采《大戴记·五帝德》，但“北发”作“大教”。《大戴记·少间篇》云：“舜以天德嗣尧，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查德基曰：“北发”疑当作“大发”。“西戎”之“戎”、“发息慎”之“发”，疑皆衍字。《说苑·修文篇》“南交趾、大发，西析支、渠搜，北山戎、息慎，东长夷、岛夷”，似可据以正《史》。鸟、岛古通用。愚按：北发，国名，又见《管子》及《汉·武纪》《韩安国传》。大教、大发、北发三者未知其孰是。又按：“西”“北”“东”下，亦当有“抚”字，以上文“抚”字该之，是古文简处。（《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司马贞：此言帝舜之德皆抚及四方夷人，故先以“抚”字总之。（《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钱穆：案：钱大昕云：“《大戴·少闲篇》‘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之文凡四见，而‘南抚交趾’仅一见，其文又不相属，则非以南、北对举。《汉书·公孙弘传》武帝制词有‘北发渠搜，南抚交趾’语，始误。渠搜，西域国，以为北方，亦未通。”今按：此云“南抚交趾、北发”，则如《索隐》说。（《史记地名考·中国与四裔》）

王恢：“北发”当作“北户”，旧说皆同。按：南徼最初泛称“南交”，秦始皇二十八年，初平百越，琅邪刻石，始曰“南尽北户”，置南海、桂林、象郡。秦汉之际，赵佗王南越，改象郡置交趾、九真两郡，汉武元鼎六年（前111），更析置日南郡。而通称交阯，不曰北户。《林邑记》（《温水注》引）谓“北户以向日”，《汉官仪》“交于南，为子孙基趾”，《舆地志》“夷足大指开折，两足并立，趾则相交”，皆望文生义。（《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咸戴帝舜之功》）

[18]【汇注】

程馀庆：“西戎、析枝、渠廋、氐、羌”，今甘肃秦州古西戎地。析枝，今西番，在兰州府西。渠廋国，都葱岭西四百余里。氐、羌，今陕西汉中府略阳州地。（《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钱穆：案：司马彪曰：“西羌自析支以西，滨于河首左右居，河水屈而东北流，迳于析支之地，是为河曲羌。”盖（析支）在今甘肃临洮以西，至临夏境。（《史记地名考·中国与四裔》）

又：《禹贡》渠搜与汉渠搜不同，当在今陕、甘境。（同上）

又：《秦始皇本纪》：“十八年，端和将河内，羌、瘣伐赵。十九年，王翦、羌瘣尽定赵地。”战国末羌尚有居河内者，武王所会，不必远在岷、洮。（同上）

王恢：西戎，为西方戎族之通称，屡见于《本纪》及《秦纪》《李斯》《匈奴》《司马相如》等传。郑玄谓“衣皮之民，居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是也。或单称西戎以概其余，此领词而列举析支、渠搜、氐、羌。《索隐》盖误从伪孔《传》以西戎并昆仑、析支、渠搜为四国。（《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咸戴帝舜之功》）

又：析支、渠廋，杂居陇海河洮境，或以其族而名其地。（同上）

又：氐、羌，《竹书》商汤十九年，“氐羌来宾”，《诗·殷武》“氐羌来享”。氐羌并称，或谓氐为羌之支族。来宾来享，距商当不甚远。甲骨文记羌事亦独多。

《西南夷传》：“自蜀以西，冉駹（四川茂县）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皆氐类也。”《汉志》：“陇西郡有氐道，蜀郡有湔氐道，广汉郡有甸氐道、刚氐道。”《纪要》（七三）“龙安府（四川平武县）周秦为氐羌地”。东汉时，氐人杨氏据仇池（甘肃成县西），至西魏始亡；西晋末，李氏据蜀称成、汉；前秦苻氏盛极一时；后凉吕氏雄据河西。足见其族之强大，居地之广袤。唐以后不闻于史，盖同化于我族矣。

羌，《后汉书·西羌传》纪述綦详，谓出自三苗，与姜同姓而别支。自夏至周，大抵与华夏杂居。《牧誓》之羌，居地虽难确指，要不出伏牛、熊耳之间。后或同化，或西迁陇海川康，远及新疆、西藏，视中原强弱为盛衰。大抵汉、魏时以陇海之羌中为其活动中心。居甘陕以东者称之为东羌，居陇西者称西羌，为东汉之大患。晋初，“关中之人，夷羌居中”（江统《徙戎论》）。唐之吐蕃，宋之西夏，明之四川诸土司，清之大小金川，盖其苗裔，今犹自治其地焉。（同上）

[19]【汇校】

王恢：“北山戎发”，“发”似“北”下脱误。惟北发既见于《礼记》，又见于《管子》，虽或不免窜改，而三见于《汉书·韩安国传》，安国与王恢辩伐匈奴，恢曰：“若是，则北发、月氏可得而臣也。”时在武帝建元六年。明年（元光元年，前134）五月，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本纪）策诸儒制，又曰：“盖闻上古……北发渠搜，南抚交阯。”（公孙弘传）晋灼以为北发“似国名也”。刘向《新序》、本纪《索隐》、《大戴》卢辩注、《文选》李善注，并谓“北方国名”。然《史》《汉》其他纪传并不再见；诸家亦不详所在。颜师古从臣瓒说，注为“徵发”，与抚绥对文。钱大昕亦谓“训为徵召，于义似允。然渠搜西域之国，此实制词之误”（《廿二史考异》六）。予以为汉置渠搜县于朔方郡，颇合“北发”之义，虽郡县置于元朔元年（前127），但在此之前，已多渠搜之族。汉以渠搜名县者，盖历夏、商、周千有余年，其种落沿河而东北，徙居河套。上古在西不在北也。详记传引称，仅系意会，并不具体，不必泥拘。张森楷《史记新校注》引《路史》以发、长、渠、抚四字对文，因文立义，更不足据。（《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虞舜·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

【汇注】

裴骃：郑玄曰：“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钱大昕：息慎，郑玄曰：“息慎，或谓肃慎。”息、肃声相近。（《廿二史考异》卷一《五帝本纪》）

程馀庆：山戎，今兀良哈。发人，亦东夷，见《王会解》。息慎，即肃慎国，今宁古塔地。（《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王恢：山戎，至于山戎，亦称北戎，原居太行山间与河北，渐徙燕山。《匈奴传》：“唐虞以上有山戎，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齐釐公时（前706）越燕伐齐，战于齐郊。后（前664）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伐之（见《左》庄三十年）。”《国语·齐语》，桓公“北伐山戎，刜令支（卢龙），斩孤竹（滦县）”。王氏《稗疏》上：“以戎而曰山，依山而居，则蓟州密云，东抵喜峰口一带，高山峻谷，自为国邑，与燕杂处。”《括地志》：“幽州渔阳县（蓟），本北戎无终子国。”《纪要》（一一）：“山戎在今河北玉田县西之无终城。”《左》隐九年（前714）“北戎侵郑”，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北戎去郑甚远，何以侵郑？当在河北。庄二十八年（前666）之大戎小戎，今考其地在太原之交城。成九年（前590）之茅戎，在解州平陆。北戎，盖此等戎耳。”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第40页）：“隐九年北戎侵郑，如旧说在无终，不能远侵及郑；败后亦将不获仍还故居。桓六年（前706）北戎伐齐；庄十八年（前676）公追戎于济西。戎东侵齐鲁，南侵郑，居地盖略可推。三十年（前646）山戎病燕，此当为南燕，与宋卫地相近，即在黄河北岸。旧说在蓟、易，亦非。三十一年，齐伐山戎，《公羊传》齐侯来献戎捷，旗获而过我。正义：凡言‘过’，谓道所经过。齐伐山戎过鲁，则此山戎不在齐北（按：伐戎在三十年，‘献戎捷’非伐戎也。燕亦非南燕也）。此种戎狄，大部在黄河北岸太行山脉中，故曰山戎。其战斗多徒步。又称北戎者，据当时中夏之称呼。后人以见有北称，遂谓必远在北塞之外，此皆以后代眼光读古史之误耳。”（《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

又：息慎，即肃慎。《逸周书·王会》作“稷慎”“稷真”，音并相近。初与山戎杂居，渐徙居东北。晋末尚存，其后亡于高丽（隋炀帝征高丽，右军出肃慎道）。渤海、女真其裔也，即今满族之祖先。《左》昭九年，周自“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而《杜注》：“肃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里。”孔颖达《正义》：“《书序》云：‘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鲁语》：‘武王克商，肃慎贡楛矢石努。’韦昭注：‘肃慎东北夷之国，去扶余（吉林西北境）千里。’晋之玄菟，即在辽东北。杜注玄菟三千里，是北夷之东者。故杜言北夷，韦言东北夷。”后之《汇纂》、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清光绪《吉林通志》、杨守敬《春秋列国图》并从其说。盖忽略民族之迁徙，率以后世所居释其故居。观其肃慎与燕、亳并云北土，当如傅斯年说，不过滦河、辽河境（见陈槃《春秋大事表譔异》第574页）。不远在辽东数千里外。即《后汉书·东夷传》《晋书·四夷传》肃慎即挹娄，挹娄或其别支，亦不过辽宁之铁岭也。（同上）

[20]【汇校】

梁玉绳：“南抚……鸟夷。”附按：《大戴礼·五帝德》“北发”作“大教”（原注：二字不可解。大，一作“放”）。“析支”作“鲜支”（原注：《索隐》曰：“鲜析音相近”），《索隐》言：“北发当云‘北户’，南方地名。《汉书》北发是北方国名，今以为南方之国，误。‘西戎’上少一‘西’字，‘山戎’下少‘北’字，‘长’下少‘夷’字。”明凌稚隆《史记评林》引明王鏊曰：“《史》文简古，《索隐》不必依，但北发当作‘北户’。”桐城方氏苞《史记注补正》曰：“《索隐》谓字缺少，非也。首以‘抚’字该之，下三方则直序其地，而‘西戎’上不复重言其方耳。”仁和赵太常佑曰：“北发即北户，言其户向北开。下山戎发，则又别有国名发者耳。长，即春秋长狄是也。”（《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司马贞：此文省略，四夷之名错乱。“西戎”上少一“西”字，“山戎”下少一“北”字，“长”字下少一“夷”字。长夷也，鸟夷也，其意宜然。今按：《大戴礼》亦云“长夷”，则长是夷号。又云“鲜支、渠搜”，则鲜支当此析枝也。鲜析音相近。邹氏、刘氏云“息并音肃”，非也。且夷狄之名，古书不必皆同，今读如字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汇注】

张守节：注：“鸟”或作“岛”。《括地志》云：“百济国西南海中有大岛十五所，皆置邑，有人居，属百济。又倭国西南大海中岛居凡百余小国，在京南万三千五百里。”按：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王恢：长即长狄。长狄故墟，在山东高苑西北，与鸟夷同为滨海文化低落之氏族。《左》文十一年，鄋满侵齐，鄋满即长狄。《汉志》千弃郡狄县，后汉改临济。《清统志》（一七一）：“临济故城在今高苑西北，本齐之狄邑。或云春秋时长狄所居故名。”《续志》刘注：“《地道记》曰：狄伐卫懿公。”误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

陈蒲清：长、鸟夷，长夷、鸟夷，东方部族名，一说鸟夷指今日本。“鸟”一作“岛”。（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21]【汇校】

王恢：四夷，史称“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支、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盖修订《大戴礼记·五帝德》之文，而有错讹：“北发”作“大教”，“析支”作“鲜支”，“鲜支”上无“戎”，“鸟夷”下有“羽民”。又《三朝记》：“北发渠搜，南抚交阯。”各家于此意见纷歧，疑原文当作“南抚交阯，北户，西戎——析支、渠廋、氐、羌，北发山戎、息慎，东长、鸟夷”。（《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

【汇注】

张守节：《尔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程馀庆：称禹功而仍归帝舜，是《禹纪》体。（《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王恢：四海，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曰：大抵四海之义有二：有宜从《尔雅》解者，“四海遏密八音”是，却少有；有宜从康成《周礼注》“四海，犹四方也”，解者最多，如上云“天下慕之”，下云“溢乎四海”，上云“中天下而立”，下云“定四海之民”。盖四海，即天下字面也，犹古书百姓有二义，六艺亦有二义，当如朱子所云：此就此说，彼就彼说，不得执此以碍彼者，斯得之。（《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

又：四海谓中国之外。《孟子》“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夏纪》云“九州攸同……四海会同”，《周语》“合通四海”，《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正见四海以别中国之内外也。（同上）

【汇评】

钱时：舜在位凡五十载，其间设施，宜不一端，史官却只叙其即位之初命官之详，与夫考课之法，直是陟方乃死，更不他及。于此可见舜五十年之规模，都定于命官一日之顷，自后只考课黜陟而已，无他事也，舜恭己无为而治，其是之谓欤！（《融堂书解》卷一《舜典》）

[22]【汇校】

德龄：臣德龄按：“禹”字疑当作“夔”字。盖夔为典乐之官，而禹无作乐之事。《九招》乐作致异物，凤凰来翔，不归其功于夔不可。其叙二十二人之成功，除四岳无有分职不叙外，而独遗典乐之夔，亦不可。且其叙禹于诸臣之后者，以禹之功为最大也。而大乐之作，所以告成功，故又叙夔于禹之后，其次序固秩然不紊也。《夏本纪》“舜德大明，于是夔行乐”一段，尤可为“夔”字明证。（《钦定史记·五帝本纪·考证》）

［日］泷川资言：枫、三、南本“招”作“韶”。《尚书·皋陶谟》：“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日］水泽利忠：招，枫、棭、三、狩、中彭（作）“韶”。（《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司马贞：招音韶，即舜乐《箫韶》。九成，故曰《九招》。（《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梁玉绳：按：禹无兴乐之事，而《史》谓《招乐》是禹兴之，《夏纪》亦云“禹明度数声乐”，未知何据？岂因《大戴礼》“身度声律”之语而误欤？《吕氏春秋·古乐篇》言“喾作《九招》，舜令质修之”，又言“皋陶为禹作《夏籥》九成以招其功”。《山海·大荒西经》言“启始歌《九招》”，谓禹兴《九招》，亦犹斯说，则不必一夔而足矣。（《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程馀庆：箫韶九成，故曰《九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马持盈：招即韶，舜乐也。《九招》之乐，即《九韶》之乐。（《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23]【汇注】

马持盈：致异物，招致奇异之物。舜之德大，感及万物，故奇异之物皆来集。（《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24]【汇注】

陈蒲清：招致珍奇的动植物（凤凰即其中之一）。古人认为这是德政招来的瑞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25]【汇注】

刘向：皋陶为大理，（乎）〔平〕，民各服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皆让；倕为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成；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违；禹陂九泽，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十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大发，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肃慎，东至长夷、岛夷，四海之内皆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韶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天下明德也。（《说苑》卷十九《修文》）

王充：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颜渊独慕舜者，知己步驺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识所追，同一实也。（《论衡·案书篇》）

章衡：帝舜，姚姓。高阳七世孙。父曰瞽瞍，母曰握登，年二十以孝闻，三十登庸。三十在位（历试二年，摄政二十八年），受终于文祖。天下号曰有虞氏。都蒲阪。乐曰《大韶》。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天下明德，皆自舜始。（《编年通载》卷一《帝舜》）

胡宏：行戊午历，作布政之宫，曰五府，又曰总章。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近，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于是日月光华，卿云丛聚，作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巧于使民，不穷其力，天下无佚民。（《皇王大纪》卷四《帝舜有虞氏》）

张大可：明德，美德，此指文明进化，国家制度在舜时完备。（《史记全本新注·五帝本纪》）

【汇评】

孔子：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第六章）

孟子：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离娄》）

又：帝使其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孟子·万章》）

贾谊：谓门人学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启耳目，载心意，从立移徙，与我同性，而舜独有贤圣之名，明君子之实，而我曾无邻里之闻，宽徇之智者，独何欤？”然则舜俛而加志，我儃僈而弗省耳。（《新书》卷八《劝学》）

刘向：舜耕之时不能利其邻人，及为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穷则善其身，达则利于天下。（《说苑》卷十七《杂言》）

胡宏：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尧曰：“然则如何？”舜曰：“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尧曰：“子，天之合也。”与之语礼乐而不逸，道广大而不穷。于是以为大蔚。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皇王大纪》卷三《帝尧陶唐氏》）

朱熹：舜不以得众人之所欲为己乐，而以不顺乎亲之心为己忧，非圣人之尽性，其孰能之？（《孟子集注》卷九《万章》）

罗泌：方鸿水之未平，天下之事，固无以大于水，故首命禹。及水既，大陆既作，则惟食之为急，故次命稷。富斯可教，故次命。徒善不足以为政，故次皋陶，而其化以大行。于是命垂以给其器用，命益以遂其动植，而后神人可得和，故次伯夷，成其典礼。又次之夔，以兴其乐，而王道此成矣。然而天下之事，尤防乎壅上之不下宣，下之不上达，则政不可得而治，故卒命龙为纳言，而后上下以无壅，一得禹而地平天成，再得陶而民协于中，得稷而蒸民粒，得而百姓亲，得益而庶物蕃，得夷而上下让，得夔而庶尹谐。夫然故虞帝得以被鼓琴端拱一室之上，而天下治，岂其不有为哉！不自为尔，故曰无为而治者非无为也，任得其人，而无事于屑为也。（《路史·余论卷八·舜帝无为》）

程楷：舜之为君也，睿哲文明，允执厥中，明断之体全矣，故明目达聪，柔远能迩，昭明之四布也。元凯兼举，四凶就诛，毅断之天行也。舜以是明断而风动四方也。（《明断编》）

徐旭生：《尧典》记舜所举之人，与《史记》所记不全相合，与《左传》说则全不合。今按：有虞氏出自颛顼，实为宗教集团。高阳氏为颛顼所属氏族，高辛氏也与宗教集团有密切关系。舜在此二氏族内选拔辅相人才，大致可信，尽管各书记载有所不合，但可说明帝舜时期，选贤与能，知人善任。选拔各方面的人才，把各项工作办好，开创了一个上古“政通人和”的局面。而舜也由此成为中原最强大的盟主。所以，《史记》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尧舜禹·帝舜》，载《文史》第39辑）

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1]，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2]。践帝位三十九年[3]，南巡狩[4]，崩于苍梧之野[5]。葬于江南九疑[6]，是为零陵[7]。舜之践帝位[8]，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9]，如子道[10]。封弟象为诸侯[11]。舜子商均亦不肖[12]，舜乃豫荐禹于天[13]。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14]，如舜让尧子[15]。诸侯归之[16]，然后禹践天子位[17]。尧子丹朱[18]，舜子商均[19]，皆有疆土[20]，以奉先祀[21]。服其服，礼乐如之[22]。以客见天子[23]，天子弗臣[24]，示不敢专也[25]。

[1]【汇评】

郭沫若：尧、舜禅让虽是传说，但也有确实的史影，那就是原始公社时的族长传承的反映。《礼运篇》称之为“天下为公”的时代，充分地把这个阶段乌托邦化了，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

[2]【汇校】

［日］水泽利忠：枫、三、高（作）“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刘安：尧治天下，政教平，德润洽。在位七十载，乃求所属天下之统，令四岳扬侧陋。四岳举舜而荐之尧。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其内，任以百官以观其外。既入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乃属以九子，赠以昭华之玉，而传天下焉。（《淮南子》卷二十《泰族》）

裴骃：皇甫谧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阳，或言潘。潘，今上谷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平阳，今晋州城是也。潘，今妫州城是也。蒲阪，今蒲州南二里河东县界蒲阪故城是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王圻：元魏张渊《观象赋》：“嘉黄星之靡锋，明虞舜之不竞。”注：“昔舜将受禅于尧，先有星见，员而无锋芒，言舜当用土德，王天下；星见而无芒角者，示揖让而受，不以兵事争竞也。”（《稗史汇编·人物门·帝王上·舜》）

觉罗石麟：虞都古城，在［永济县］城东南，周九里一百三十步。（［雍正］《山西通志》卷五十九《古迹·永济县》）

徐文靖：《笺》按：舜元年即位，《世史》以为甲申，《袁史》以为丙辰，《纪政纲目》以为丙戌，惟《竹书》以为己未。盖帝尧崩于乙卯，舜避朱南河，虽三年丧毕，不遽即位，至四年己未乃即位者，孟子所谓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又按：《帝王世纪》曰：舜摄政二十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舜年八十一，以仲冬甲子，月次于毕，始即真，以土承火，色尚黄，以正月元日，格于文祖，年百岁也。（《竹书纪年统笺》卷二《帝舜有虞氏》）

洪颐煊：《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又引《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得与父相见也。”《史通·疑古篇》引《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杂说篇》引《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以禅受为疑。《广弘明集》十一引《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今见有囚尧城，皆与今本异。据《史通》所引，是《琐语》之文。（《竹书纪年》校）

钱保塘：“虞舜”，《史记》本纪“年九十九”。《太平御览》八十一引《帝王世纪》“年百岁”。《书·舜典》孔《传》“百一十二岁”。《正义》引郑康成说“年百岁”，朱子《中庸章句》“年百十岁”。（《历代名人生卒录》卷一《虞舜》）

刘坦：按：舜年五十八尧崩，至六十一年始践帝位者，以尧丧三年中，舜仍摄丹朱行天子事也。（《史记纪年考》）卷二《唐尧》）

又：尧即位七十年得舜，得舜二十年使摄政，舜摄尧政八年而尧崩，更摄丹朱政三年而践帝位，是尧在位凡九十年。通舜摄及丧期，凡一百有一年。（同上）

【汇评】

韩非：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疑》）

[3]【汇注】

梁玉绳：“年三十尧举之……践帝位三十九年”附按：《尚书》曰：“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伪孔《传》以为“舜生三十年尧方召用，历试三载，其一年即在三十之数。年三十二，摄位二十八载，其一亦在三十之数。年六十，服尧丧三年，其实二十七月，惟有二年，丧毕即位，年六十三。至五十载崩，年百十二”。此说甚谬。三载乃考绩之法，非历试仅止三载，下“三十”字元作“二十”，《书疏》引郑注可据，作伪者改为“三十”，而易其句读耳。《疏》引康成读《经》云“舜生三十，谓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谓历试二十年；在位五十载，谓摄位至死为五十年。舜一百岁”。与《史》正合。史公亲问安国，郑传孔业，先后符同，是以《论衡·气寿篇》亦谓舜百岁，《集解》引《世纪》云：“舜以尧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五十一年甲午征用（原注：各本讹刻‘三十一’），九十九年壬午即真（原注：各本讹刻‘七十九’），百岁癸卯崩。”昌黎《佛骨表》并云百岁，灼然无疑也，故有以舜年百十三岁者，有作百十一岁者，有作百十岁者，有作百五岁者，与孔《传》言百十二岁，俱妄。（《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程馀庆：按：舜年六十二为天子，三十三年求禅禹，又十七年崩，在位五十年。《史》误。（《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4]【汇注】

阎若璩：《皇华纪闻》曰：“韶州府城东北八十里有韶石，相传帝舜南巡，奏乐此山，因有双阙、毬门、凤阁等名，今遂称韶州为虞城。究其始不见于传记。”余谓特不见《水经注》耳。……韶州之更名也，始自唐贞观元年，计其时《图经》应有舜尝奏乐于此之说，不然，昌黎《酬张韶州端公》诗云“暂欲系船韶石下，上宾虞舜整冠裾”，岂凿空附会者？（《潜邱札记》卷二）

[5]【汇注】

墨子：舜葬于苍梧之野，象为之耕。（见《墨子闲诂·墨子佚文》）

又：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缄之。已葬而市人乘之。（《墨子》卷六《节葬下》）

孟子：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孟子·离娄下》）

左丘明：舜勤民而野死。（《国语·鲁语上》）

刘安：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苍梧。（《淮南子》卷十九《修务》）

孔颖达：舜能勤众事而野死者：舜征有苗，仍巡守；陟方而死苍梧之野，是勤众事而野死。（《礼记正义·祭法》）

苏轼：尧崩，舜服丧三年，然后即位，盖年六十二矣。在位五十载而崩，寿百有一十二。说者以为舜巡守南方，死于苍梧之野。韩愈以为非。其说曰：地倾东南，巡非陟也。陟方者，犹曰升遐尔。《书》曰：惟新陟王是也。传《书》者以“乃死”为“陟方”之训，盖其章句，而后之学者误以为经文。此说为得之。（《东坡书传》卷二《舜典》）

章衡：皇甫谧曰：舜以甲子岁生，甲午登用，壬午即真，癸卯终，葬于苍梧之野。（《编年通载》卷一《帝舜》）

史浩：舜寿一百一十二岁，三十载，尧举舜而敷治。敷治者，敷尧之治于天下后世也。摄位二十八载，摄位者，摄尧之位，而行尧之道也。避尧之子，服尧之丧，三载，而践位五十载，于鸣条而陟方。说者谓巡守至苍梧山，地近莒之纪城。陈留有鸣条亭。诸说未之详也。（《尚书讲义》卷二《舜典》）

陈经：舜寿共一百一十二岁也。（《尚书详解》卷二《舜典》）

郑樵：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是为天子五十年。年百十岁。（《通志》卷二《帝舜》）

又：任昉《述异记》：湘水去岸三十里，有相思宫，望帝台，昔舜南巡而殁，葬于苍梧，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与恸哭，泪霑竹，竹文悉为之斑斑。（同上）

赵惪：“卒于鸣条”，按：《檀弓上》舜耕于苍梧之野，盖二妃未之从也。郑注舜征有苗，因留葬焉。又《淮南子》云：“舜征三苗而遂死苍梧。”《史》：“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注：舜冢在零陵营浦县，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山海经》曰：“苍梧山，帝舜葬于阳，丹朱葬于阴。”皇甫谧曰：或曰二妃葬衡山。又《楚词·九歌》有《湘君》《湘夫人》，指娥皇、女英也。诸说皆与《孟子》不合。故刘玉潮《虞舜庙碑》云：“《孟子》详舜本末，本不异旨，舜起东夷，有天下，而卒禅禹，禹都安邑。鸣条，盖其郊。故孟子举为终禅之地，读者更详之。”（《四书笺义·孟子》卷二《离娄下》附录）

王鏊：《史》载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九疑。《礼记》亦云舜葬苍梧之野，二妃未之从也。元次山尝谓：“九疑深险，舜时年一百一十二岁，何为来此？”司马光亦云：“虞舜倦勤，荐禹为天子，岂复南巡远渡湘水？”……孟子谓“舜卒于鸣条”，固当以为正。汤与桀战于鸣条，则去中原不远，《家语·五帝德篇》曰：“舜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吏侍何孟春注《家语》谓陈留县平丘有鸣条亭，海州东海县有苍梧山，去鸣条不远，乃知所谓苍梧，非九疑之苍梧也。以《家语》方岳言之，《书》或遗“岳”字也。其说足祛千古之惑。（《震泽长语》卷上）

王圻：舜陟方死苍梧而葬；吾决不敢然。尧舜之时，五岭未入中国，人物稀少，渺然大荒，秦凿山通道，始徙贾人赘婿实之，犹过半厉死。赵佗奄而有之且百年，舜何事而得临之苍梧、韶石？决知其无舜车尘也。曰：然则舜苍梧之说何如？曾闻前辈何子元先生云：青、淮、东海之间，有山名苍梧，在今海州，宋元以前颇有长砖大甓，恒取为琴石墨研，地与鸣条不远，正合孟子所云。意舜陟方因山之封，应在此处。世人只以湘离为的，漫不之求，至诬湘君、湘夫人为帝之二子，从舜南巡，不及而死。又指湘中斑竹为泪沾成，是何异儿童指月为盘哉？吾尝题《湘妃图》云：“舜陟苍梧百一旬，英、皇亦是老人身。白头岁晚邀同死，湘竹何缘染泪新？”其说出于秦汉陋儒，千百数年任其谈梦，无人为一洗之，何耶？（《稗史汇编·文史门·舜葬苍梧》）

郭孔延：周洪谟氏曰：按舜年九十三，自谓倦于勤，而命禹居摄，岂有百有九岁之后其衰已甚，而又南渉大江，深入蛮夷之地哉！为此说者，惑于《书》“陟方乃死”之文耳。今按：韩子谓《竹书》纪帝王之殁曰陟，师古云：古谓掘土为坑，曰方。是时舜年已老，故重殁之际先定其圹，盖亦不过谓君死之后可葬某处，非若后世选择风水预为寿藏也。要之，舜都蒲坂，距鸣条二百余里。孟子云卒于鸣条，得之。子玄轻孟信迁，必以陟方为苍梧之野，以南巡为文命之志，不独诬舜，且以诬禹。（《史通评释》卷十三《疑古第三》）

又：王伯厚云：舜葬苍梧之野。薛氏曰：孟子以为卒於鸣条。《吕氏春秋》舜葬于纪，苍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纪城鸣条，亭在陈留之平丘。今考《九域志》海州东海县有苍梧山。司马公诗曰：虞舜在倦勤，荐禹为天子。岂有复南巡，迢迢度湘水。张文潜诗曰：重瞳陟方时，二妃盖老人。安肯泣路傍，洒泪留丛筠。二诗可祛千载之惑。（同上）

孙之：《皇极经世》舜丙辰即位，至禹十七年死，通为一百十年。《路史》舜年百十有一，或云舜年一百五岁，亦云一百十三岁。《山海经》苍梧之野，舜与叔均所葬也。《论衡》舜南治水，死于苍梧。韦昭曰：舜征有苗，死于苍梧之野。《墨子》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吕览》葬于纪市，不变其肆。九疑山下有纪邑。《蔡邕铭》曰：“遂葬九疑，解体而升，登此崔嵬，托灵神仙。”《史通》云：按：苍梧山连五岭，地气歊瘴，虽百金之子犹惮经履其途，况以万乘垂没之年，践不毛之地，兼复二妃不从，孤魂溘尽！让王高蹈，岂其若是？若夏桀放于南巢，赵嘉迁于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其艰棘未若斯之甚也。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考定竹书》卷二《五十年虞帝陟》）

齐召南：帝舜有虞氏，三十九载甲子。（《历代帝王年表·帝王》）

崔适：“舜年二十以孝闻……崩于苍梧之野”，案：此《今文尚书》说也。《今文尚书》作“舜生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此云“年三十尧举之”，即所谓“三十征庸”也。“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即上文所谓“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尚书》所谓“二十在位”也。“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即上文所谓“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也。“践帝位三十九年崩”，即《尚书》所谓“五十载陟方乃死”。自摄政八年，居丧三年，在位三十九年，合为五十载也。孔《疏》：“郑读此经，云‘舜生三十’，谓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谓历试二十年。‘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谓摄位至死为五十年，舜年一百岁也。”适案：郑读“三十”“二十”句绝，虽与此异，然不作“登庸三十”，而云“二十”，义与此同。段氏谓“郑君以今文正古文”是也。《古文尚书》乃作“三十在位”，王肃注曰：“历试二年，摄位二十八年。”又注“五十载陟方乃死”云：“三十征庸，三十在位，服丧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数，为天子五十年，凡寿百一十二岁。”王肃注即伪孔《传》，《释文》云：“梅（颐）〔赜〕上孔氏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以王肃注颇类孔《传》，故取王注从‘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以续孔《传》。”适按：王肃亦传《古文尚书》者，则作“三十在位”是古文，而此注为古文说也。《本纪》异是，则非古文说。凡太史公所录《尧典》，今可考定其非古文说者三：入山林川泽，一也；尧太祖，二也；并此而三矣。文与古文义异，无由从古文说者四：不怿也，五玉也，始饥也，有度、五度也。凡七，而从古文说者无一焉，亦可雪“多古文说”之诬矣。（《史记探源》卷二《五帝本纪》）

钱穆：案：《上林赋》：“左苍梧，右西极。”是谓苍梧在上林东，并不指湖南零陵为苍梧也。《方舆纪要》：“河南内乡县西南百二十里，有丹水城。南去丹水二百步。”范汪《荆州记》曰：“丹水县，尧子朱所封，亦曰丹朱城。”《山海经》谓舜与丹朱葬相近，恐苍梧当近此。《淮南·修务训》：“舜南征有苗，道死苍梧。”《文选注》引《六韬》：“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吕览·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淮南·兵略训》同。《论衡·儒增》：“尧伐丹水。”又《恢国》：“尧有丹水之师。”是古谓三苗在丹水。舜征有苗，留葬苍梧，必与丹水相近。后人谓有苗在洞庭，已误；亦岂有南征洞庭，而道死道州零陵之理？《左》哀四“楚右师军于苍梧”，杜预注：“苍梧在上洛县。”《水经注》：“丹水自苍野，东历菟和山。”疑苍梧之野即苍野，在今陕西商县东南，菟和山西境。故司马氏云“左苍梧”也。（《史记地名考·上古地名》）

王恢：苍梧之野，舜葬所，出《大戴礼·檀弓篇》“舜葬苍梧之野”。《山海经·海内东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史公盖释以“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崩葬苍梧之野》）

又：郭璞注《山海》谓郁州之山“自苍梧从南徙来”（并见《淮水注》《沅水注》），并《墨子·节葬》《吕览·安死》葬纪市说，以合《孟子》“东夷”，说舜葬在近莒之纪城。（同上）

又：《孟子》明云“卒于鸣条”，舜都蒲坂，当以安邑之鸣条为近。（同上）

张大可：苍梧，山名，即九疑山，在今湖南省宁远县境。（《史记全本新注》卷一《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陟方乃死”，陟方，升于道路之谓，即舜死于道路。死于何事，则古说不一。《史记·五帝本纪》以为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是说舜死于南巡狩之道路上。伪孔《传》说同。《白虎通·巡狩篇》：“王者巡狩崩于道，归葬何？”又：“即如是舜葬苍梧，禹葬会稽，于时尚质，故死则止葬，不重烦扰也。”是班固亦以为舜死于巡狩的道路上。《论衡·书虚篇》则以为“舜南治水，死于苍梧，禹东治水，死于会稽”。《淮南子·修务训》以为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礼记·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郑玄注：“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国语·鲁语上》：“舜勤民事而野死。”韦昭注：“野死，谓征有苗，死于苍梧之野也。”皆以为舜因征有苗而死。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巡狩至五岳而止，此至苍梧者，盖此行分北三苗，且行九岁之大考也。”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舜之‘陟方’必为考绩并分北三苗而往。”孙、皮说同，以为舜死苍梧是由于考绩和征苗之事。按：《论衡》治水说不足信据。孙氏之九年大考说亦颇可疑，三考黜陟应在部落联盟公职人员范围内，不包括各部落酋长。部落是自然长成的，部落酋长是部落内部决定的，不同于后世的封国和诸侯，无须舜去考绩黜陟他们，至于流放共工、欢兜、三苗、鲧四凶，那不是黜陟，而是刑罚。而且除三苗属于蛮夷以外，余三凶都是以联盟公职人员的身份而获罪的。舜死于苍梧绝对不可能是去行九年大考。《史记》的巡狩说和《淮南子》、郑玄、韦昭的征苗说各有一定道理，二说比较，征苗说近是。因为经文“陟方乃死”是紧接着“分北三苗”一句说的，陟方与分北二事当有联系。（《〈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王充：儒书言：“舜葬于苍梧，禹葬于会稽者，巡狩年老，道死边土。圣人以天下为家，不别远近，不殊内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实也；言其巡狩，虚也。舜之与尧，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内；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尧典》之篇，舜巡狩东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华，北至恒山。以为四岳者，四方之中，诸侯之来，并会岳下，幽深远近，无不见者。圣人举事，求其宜适也。禹王如舜，事无所改，巡狩所至，以复如舜。舜至苍梧，禹到会稽，非其实也。实禹舜之时，鸿水未治，尧传于舜，舜受为帝，与禹分部，行治鸿水。尧崩之后，舜老，亦以传于禹。舜南治水，死于苍梧；禹东治水，死于会稽，贤圣家天下，故因葬焉。（《论衡·书虚篇》）

刘知幾：《虞书·舜典》又云：“五十载，陟方乃死。”注云：“死苍梧之野，因葬焉。”案：苍梧者，于楚则川号汩罗，在汉则邑称零、桂。地总百越，山连五岭。人风婐划，地气歊瘴。虽使百金之子，犹惮经履其途；况以万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国？且舜必以精华既竭，形神告劳，舍兹宝位，如释重负。何得以垂殁之年，更践不毛之地？兼复二妃不从，怨旷生离，万里无依，孤魂溘尽，让王高蹈，岂其若是者乎？历观自古人君废逐，若夏桀放于南巢，赵嘉迁于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语其艰棘，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斯则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史通》卷十三《疑古》）

张谓：尧有天下七十载，将逊于位。久难其人，友伯、许由，全其节而固让；羲仲、和叔，审其才而固辞。帝德合于天，天命归于帝，帝尽善也，我其试哉！由是宾于四门，纳于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尧之二女，厘降于内，尧之九男，服勤于外。受昭华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金，大报天地。五臣皆进，明赏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质后文，敦俗也；贵德尚齿，优贤也。于斯之时，君明于上，人化于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宁。鸟兽鱼鳖，众乎咸若。无为而治，其圣也欣！（《涵芬楼古今文钞》卷六十四《虞帝庙碑铭》）

又：夫以万乘之尊，一人之贵，多见轶其轨度，少能窒其嗜欲。瑶台琼室，尧舜则茅茨土阶矣；玉食宝衣，尧舜则藜羹皮裘矣。历代多嫔御，尧舜顾礼经，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尧舜舞干戚，怀四夷矣。百姓乐，尧舜未尝不乐；百姓忧，尧舜未尝不忧。历数之来，人以位授我；讴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来也婴于樊笼，其去也脱于桎梏。形神非我有，天地之委和。子孙非吾有，天地之委蜕。此其所以禅代也。……古人云：尧以义终，舜以勤死，稽诸祀典，永为世教，游、夏之徒，岂诬也哉！（同上）

韩愈：《书》曰“舜陟方乃死”，《传》谓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苍梧，二妃从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间”。余谓《竹书纪年》：帝王之没，皆曰陟。陟，升也，谓升天也。《书》曰“殷礼陟配天”，言以道终，其德协天也。《书》纪舜之没云陟者，与《竹书》《周书》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释陟为死也。地之势东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谓舜死葬苍梧，于时二妃从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可信也。（《昌黎先生文集》卷三十一《黄陵庙碑》）

司马光：昔舜命禹曰：朕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是以天子为勤，故老而使禹摄也。夫天子之职，莫勤于巡狩，而舜犹亲之，卒死于外而葬焉，恶用使禹摄哉？是必不然。或曰：《虞书》称舜“陟方乃死”，孔安国以为“升道南方”，巡狩而死。《礼记》亦称“舜葬于苍梧之野”，皆如太史公之言，子独以为不然，何如？曰：传记之言，固不可据以为实，籍使有之，又安知无中国之苍梧而必在江南邪？《虞书》“陟方”云者，言舜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载，升于至道，然后死耳，非谓巡狩为陟方也。呜呼，遂使后世愚悖之人或疑舜禹而非圣人，岂非孔安国与太史公之过也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十三《史剡·虞舜》）

刘恕：舜受尧顾托之重，公天下而不私其亲，禹平水土，拯民昏垫，而舜在位五十载，功德浃于众心，故舜巡狩南裔，往而不返，欲兆庶专意戴禹，而远迩无傒望之意也。夫尧舜之德，禹之大功，自生民以来未之有也。（《资治通鉴外纪》卷一《帝舜》）

胡宏：记称舜葬苍梧，刘道原以为舜巡狩南裔，往而不返者，欲兆庶专意戴禹也。谨按：舜本以耄期，倦于勤，使禹摄政，若远巡荒外而死，是与经意相反也。且舜授禹以天下，本乎民心与天意耳。使禹有天命，舜虽不死于荒外，何病于禹？使禹无天命，舜虽死于荒外，岂能有益于禹哉？此记者谬误，道原习而未之察也。（《五峰集》卷四《皇王大纪论·舜禹崩葬》）

鲜于枢：刘道原曰：大江之南，前代要服。舜、禹南巡，崩不返葬。禹非不尊敬舜也，启非不孝于其父也，时享在乎庙貌，魂气则无所不之也。秦汉而下，崇在墓祭，违经弃礼，远事尸柩，难以语乎理矣。（《困学斋杂录》）

编者按：《国语·鲁语上》韦昭注曰：“舜，颛顼之后，六世，有虞帝重华也。野死，谓征有苗，死于苍梧之野也。”（在此标出舜何以会“崩于苍梧之野”，不是因例行公事的巡狩，而是因征有苗之所致。此说与《史记》异。西汉刘安《淮南子·修务》）及清《古今图书集成》主编蒋廷锡等亦持舜崩于征有苗之役的路上。

[6]【汇注】

尸佼：舜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领，款木之棺，葛以缄之。（《尸子》）

吕不韦：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吕氏春秋·孟冬纪·安死》）

高诱：《墨子》云：“舜葬南己之市。”《御览》五百五十五作南纪，引《尸子》作南己。按：《路史注》云纪即冀，故纪后为冀后。今河东皮氏东北有冀亭，冀子国也。鸣条在安邑西北，其地相近，《记》谓舜葬苍梧，《皇览》谓在零陵营浦县，尤失之。（《吕氏春秋注·孟冬纪·安死》）

郦道元：营水出营阳泠道县南流山，西流经九疑山下，盘基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导一谿，岫壑负阻，异岭同势，游者疑焉，故曰九疑山。大舜窆其阳，商均葬其阴，山南有舜庙，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山之东北泠道县界，又有舜庙，县南有舜碑，碑是零陵太守徐俭立。（《水经注》卷三十八）

郑樵：或言舜葬于纪，市廛不变其肆。皇甫谧曰：舜以尧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召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真百岁，癸卯崩。盖本《史记》之言也。或云舜一百五岁，或云百十二岁。（《通志》卷二《帝舜》注）

罗泌：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诸冯、负夏、鸣条，皆在河南、北，故葬于纪，所谓纪市也。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鸣条陌，其去纪才两舍。《帝记》言河中又舜冢，信矣。而《竹书》《郡国志》等皆言帝葬苍梧，则自汉失之，至郑康成遂以鸣条为南夷之地，不已疏乎？夫苍梧自非五服，人风婐划，地气高瘴，在虞夏乃无人之境，岂巡狩之所至邪？方尧老舜摄也，于是乎有巡狩之事，今舜既已耄期倦剧，形神告劳，释负而付禹，则巡狩之事，禹为之矣，岂复躬巡狩于要荒之外也哉？……虽然，虞帝之坟在在有之，何邪？盖古圣王久于其位，思霑于倮隅，泽及于牛马，赴格之日，殊方异域，无不为位而坟土以致其哀敬，而承其奉，是以非一所也。（《路史·发挥卷五·辨帝舜冢》）

罗苹：荆、湖之浙，虞帝之迹，遍所在有。《风土记》上虞有舜冢；《郡国志》云：上虞东有姚丘，舜葬之所。（见《路史·发挥卷五·辨帝舜冢》注）

罗璧：刘向疏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罗氏识遗》卷二《历代帝陵》）

又：葬苍梧之说，见《礼记》与《竹书》。然《孟子》先秦古书，云舜生于诸逢，迁于负夏，卒于鸣条。鸣条，卫晋地，实今河中府安邑，无缘葬苍梧。况苍梧在尧五服外，虞、夏为荒服之境。或曰陟方乃死，不知舜享年百有余岁，晚乃传位于禹，十七年而后崩，则巡狩晚当为禹，舜未必耄年，犹任奔走也。考《阿中纪》，市有舜墓，疑象封有鼻，正今道州，或象冢也。（同上）

吕瀶：鸣条冈，县北三十里，东西带映，势若游龙，帝舜陵在焉。孟子所称卒于鸣条，即此处。（［乾隆］《解州安邑县志》卷二《山川》）

又：帝舜庙，在鸣条冈，即陵上寝殿，开元二十六年修建碑。嘉靖中废。万历间县令吴愈复修建。国朝顺治十年，盐院赵如瑾督同县令张元品修建。康熙三十五年县令邵锡、雍正六年县令车敏来重修。乾隆八年知州彭洙督同知县雷正请币承修，二十八年，知州言如泗督同知县吕瀶捐俸倡修。（［乾隆］《解州安邑县志》卷三《坛庙》）

《解州安邑县志·帝舜陵图》

徐旭生：至于舜死葬何处，说法不一，颇难稽考，只求其近理而已。《墨子·节葬下》：“（舜）道死，葬于南已之市。”《御览》引作“道死南纪之市，既葬而市人乘之”。又引《尸子》：“（舜）道死，葬南巴之中。”《吕氏春秋·安死》：“葬舜于纪市，不变其肆。”这些全是同源而小异的说法。“已”“纪”同音假借；“已”“巴”形近讹误。地在何处？一说在今山西境内。《路史注》：“纪即冀，今河东皮氏（即今河津县）东北有冀亭，冀子国也。”另说在今湖南九嶷山下。《孟子·离娄下》：“舜卒于鸣条。”鸣条何在？一说在南夷（所指渺茫），二说在河南陈留附近（实地踏察，无迹可寻），三说在今山西南部安邑西北，即今夏县、闻喜之间的鸣条岗。附近颇多古遗址，古之鸣条应即指此。还有一种盛行的说法，本于《山海经·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此后，《史记》、《淮南子·修务篇》、郑玄《礼记注》（引见《檀弓篇》“舜葬苍梧”节疏中）、《国语·鲁语》韦昭注、《史记·帝舜纪·集解》引《皇览》，都用其说。至今零陵境内仍有“帝舜冢”。这也不过姑备一说而已，无法证明。但在《大荒南经》中又说：“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郭璞注：“岳山即狄山也。”亦即冀州之崇山。《今本竹书纪年》：“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则纪市、鸣条、岳山、苍梧四地相近，均在晋南。此地本是虞氏故土，舜生于斯，葬于斯，从上古情况看，此说颇为近理。（《尧舜禹·帝舜》，载《文史》第39辑）

钱穆：案：九疑山，今湖南宁远县南六十里，此不得曰在江南。汉零陵县在今广西全县北，距九疑非近，不得曰是为零陵。苍梧郡治广信，距九疑尤远，不得曰在苍梧之野。文颖曰：“其山半在苍梧，半在零陵。”《水经注》：“九嶷山盘基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此皆文辞虚饰，强为牵连……盖九疑、苍梧之类，本非南方地名。自楚人远拓，而往者每每以北方雅名胜迹，移之南土，故苍梧、九疑、零陵，各在一方。今曰“崩苍梧之野，葬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仍并苍梧、九疑、零陵为一，而犹益之曰“江南”；若一一以实地掩之，则几成汗漫荒唐之辞矣。（《史记地名考·上古地名》）

王恢：按：九疑，都庞、萌渚、骑田之支阜，绵亘道州诸县之间，主峰在宁远县南六十里，海拔一六五〇公尺。有土阜，或因以为舜陵——犹之永州东有地阔五丈，类旧河道，而《纪要》（八一）以为秦始皇所筑驰道也。文人好怪，喜踵事增华，更造娥皇、女英、舜原、箫韶等等美名以附会之。《锥指》（四六）曰：“九疑之葬，二妃之溺，韶石之奏，斑竹之痕，皆以南巡为根柢；南巡之事虚，则其余皆不足辨矣。”司马公（光）诗曰：“虞舜在倦勤，荐禹为天子，岂有复南巡，迢迢渡湘水。”王伯厚云：“此诗可以祛千载之惑。”王氏虽不主零陵之说，而宗《吕览》葬纪，以为“苍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纪城”。（《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崩葬苍梧之野》）

【汇评】

王恢：《墨子》：“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吕览》亦言舜葬纪市。《左》昭十九年，《杜注》“东海赣榆县东北有纪城”。《墨子》云西教七戎道死，何得葬东海之滨。为此说者，出自沈约注《竹书》“舜五十年陟”，盖本《山海经》与郭注，称“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洲”。徐文靖《统笺》、雷学祺《义证》从之，盖皆误解“东夷”而曲为牵合也。钱（穆）先生扬弃旧说，独发新见，疑纪近鄢郢，零陵在保康，苍梧之野在商县。《史地考》（二）于苍梧之说，辨析最精……他认为舜冢不远至零陵，不仅无此事实，即古人传说所指亦决不在此。……《墨子》《吕览》言舜葬纪市，楚旧都称纪郢，以别于昭王所迁之鄢郢，舜葬零陵，实近鄢郢。又疑苍梧之野，在商县境。《长林赋》“左苍梧，右西极”，是苍梧在上林东。《吕览·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左》哀四年：“楚右师军于苍野。”《杜注》：“苍野在上洛县。”疑苍野亦即苍梧之野。又《世纪》云舜次妃女瑩封于商，生九子，号商均。《路史》商洛城东有九子墓，所谓舜葬九疑，殆亦由九子墓而来。（《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崩葬苍梧之野》）

又：《孟子》云，舜“卒于鸣条”，《括地志》：“安邑县北三十里南阪口，即古鸣条陌。”《清统志》（一五四）：“帝舜陵在安邑县西北三十里鸣条冈南，高三丈，广四十余步，有祠。按：《礼记》舜葬苍梧，《史记》舜葬九疑，元结、司马光皆辨其非。《孟子》明言卒于鸣条，当以为断。”（同上）

[7]【汇注】

裴骃：《皇览》曰：“舜冢在零陵营浦县。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传曰‘舜葬苍梧，象为之耕’。《礼记》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山海经》曰‘苍梧山，帝舜葬于阳，丹朱葬于阴’。”皇甫谧曰：“或曰二妃葬衡山。”（《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周祈：《史记》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零陵之九疑。此马迁牵合有庳之事，附会《家语》，而不觉其谬也。《家语》舜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按：苍梧有二：一郡名，今梧州府。一山名，郴阳何孟春云在海州，舜葬当于此。《孟子》舜卒于鸣条，《吕氏春秋》舜葬于纪。何孟春云，鸣条，亭名，在陈留县。纪，城名，在莒州。苍梧山近莒之纪城，去鸣条不远，故或言苍梧，或言鸣条，或言纪也，皆东方之地。若苍梧郡，则南方矣。且苍梧郡汉武时始置，九疑在秦时属长沙郡，即零陵犹未有也，何得言葬零陵之九疑为崩于苍梧之野？然则迁何所本欤？昔者舜封象于有庳，有庳今道州也。九疑山在道州，象建国于此，死而葬焉，后人误以象冢为舜陵，迁因《家语》有死于苍梧之文，又因九疑有象冢，遂不疑，谓舜崩于苍梧之野，葬零陵之九疑也。使舜南巡崩，当云死于衡山之野而葬焉，不应云死于苍梧之野也。且衡山去古帝都最远，黄帝以灊、霍二山为副，汉武徙南岳之祭于灊山，皆以远故也。九疑去衡山又将千里，舜勤事野死，至衡山足矣，葬衡山已矣，何暇至苍梧葬九疑也？今九疑有舜岭、舜源、箫韶峰、皋陶祠，皆滥觞于迁耳。（《名义考》卷四《舜陵》）

程馀庆：按：《竹书》：舜四十九年，帝居于鸣条。五十年，帝陟。与《孟子》合。今山西解州安邑县西北三十里有鸣条冈，即舜卒处（按：在今山西省夏县）。苍梧，今广西梧州府（按：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市）。九疑山，在湖南永州府宁远县（按：即今湖南省宁远县）。零陵在其阳道州界，并去舜都蒲坂数千里。舜年九十三年，自谓倦勤，岂百有十岁之后，其衰已甚，犹深入蛮夷之地哉？《史》误。（《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钱穆：案：舜冢不远至湖南零陵，不仅无此事实，即古人传说所指，亦决不在此。《水经·沔水》注：“夷水又东南流，与零水合。零水，即沶水也。其水东迳新城郡之沶乡县，县分房陵立，谓之沶水。又东历軨乡，谓之軨水。晋武立上黄县，治軨乡。”汉有沶陵侯，沶陵即零陵也。（《史记地名考·上古地名》）

王恢：《淮南子·修务训》、郑氏《礼记注》、韦昭《国语解》及《皇览》《世纪》，宗《史记》而实其说曰：“舜冢在零陵营浦县。”《世纪》云：“舜荐禹于天，使禹摄政，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鸣条，殡以瓦棺，葬于苍梧九疑山之阳，是为零陵。”《湘水注》更铺张扬厉：“九疑蟠基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导一溪，岫壑负阻，异岭同势，游者疑焉，故曰九疑山。大舜窆其阳，商均葬其阴。”（《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崩葬苍梧之野》）

金景芳、吕绍纲：孔颖达《尚书正义》引郑玄云：“舜生三十，谓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谓历试二十年。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谓摄位至死为五十年，舜年一百岁也。……史迁谓舜摄位八年，居丧三年正式即位，又三十九而死，即在位五十年。此与郑玄说合。（《〈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汇评】

梁玉绳：“南巡狩……是为零陵。”按：舜葬苍梧之言，著于经，见于史，杂述于诸子，《国语》《祭法》并传勤事野死之文，竟若确有可征者，然俱妄也。……言帝葬苍梧，则自汉失之。苍梧非五服，在虞、夏乃无人之境，岂巡狩所至耶？舜已耄期倦剧，释负而傅禹，则巡狩之事禹为之矣，复躬巡狩于要、荒之外哉！然虞帝之坟，在在有之，盖古圣王久于其位，恩霑婐隅，泽及牛马，赴格之日，殊方异域无不坟土以致其哀敬。颛、喾、尧、汤之墓，传皆数出，汉郡国皆起园庙，亦若是也。罗苹《尧冢篇》注曰“仪墓如汉世远郡园陵，与苍梧舜墓之类，非实葬所”。又《舜冢篇》注曰“传谓伐苗民而崩苍梧，伐苗乃禹也”。凡兹众论，真足祛千古之惑。其所以造为苍梧野死之说者，缘误解《尚书》陟方之句耳。郑樵《大经奥论》亦谓舜葬梧是流俗妄语。《真灵位业图》世传梁陶宏景造，称舜以服九转神丹，入九疑山得道。荒唐谬悠，大率类此，断非贞白先生所作，然其附会，实始于葬苍梧之言也。（《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8]【汇注】

吴汝纶：“舜之践帝位”，凌季默约言云：舜事至于葬无遗矣。复以“践帝位”提起，举“朝父”“封弟”“荐禹”三事。（《点勘史记读本·各家史记评语·五帝本纪》）

[9]【汇注】

裴骃：徐广曰：“和敬貌。”（《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程馀庆：夔，一足之兽也。凡人之常时，两足舒布，有所畏，则两足紧并，有若一足之象，故曰夔夔，所谓重足而立也。此方是瞽叟底豫允若时候，较舜之身为庶人，仅曰“不格奸”者，殊有浅深之分。以舜之圣，年逾六十始臻斯境，岂易言哉！（《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10]【汇评】

王锡爵：《祭法》有虞氏禘黄帝郊喾，祖颛顼宗尧，夏后氏禘黄帝郊鲧，祖颛顼宗禹。夫舜之禅禹，犹尧之禅舜，舜宗尧而禹不宗舜。鲧之恶犹瞽叟之恶，禹郊鲧而舜不郊瞽叟，何耶？君子曰：胤祚之相继，卑可以嗣尊，尊不可以嗣卑。祭祀之制，祖必以德，宗必以功。按：《史记》尧、舜、禹皆黄帝之后，尧与禹俱黄帝五世孙，舜则黄帝之九世孙也。以族高祖嗣族玄孙，可乎？故舜宗尧，禹不宗舜，鲧凶瞽叟顽，虽同恶，鲧以治水无成殛于羽山，终为以死勤事。瞽叟直顽耳，故禹得郊鲧，舜不得郊瞽叟，盖禹以亲屈君，舜以功屈父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刘咸炘：“舜之践帝位”至“如子道”：凌稚隆《评林》引凌约言曰：“复以践位提起。举朝父、封弟、荐禹终焉。以三事所关甚大，特揭于后，不嫌于缀。”按：此本皆前所未有，非复提也。（《太史公书知意·五帝本纪》，见《刘咸炘学术论集》）

[11]【汇注】

裴骃：孟子曰：“封之有庳。”音鼻。（《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帝王纪》云：“舜弟象封于有鼻。”《括地志》云：“鼻亭神在营道县北六十里。故老传云，舜葬九疑，象来至此，后人立祠，名为鼻亭神。《舆地志》云零陵郡应阳县东有山，山有象庙。王隐《晋书》云本泉陵县，北部东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罗泌：泌尝考之；象封有鼻，故墓在于始兴。（《路史·发挥卷五·辨帝舜冢》）

罗苹：《幽明录》云：始兴有鼻天子冢、鼻天子城，即《南康记》南康县鼻天子城者，亦见《虞宾录》。盖地后贯南康，昔人不明为何人，乃象冢也。（见《路史·发挥卷五·辨帝舜冢》注）

朱之蕃：按：《孟子》“封之有庳”是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张萱：舜封象于有庳，即今湖广永州府零陵县。今零陵尚有有鼻墟。罗长源谓鼻、庳音相近也。（《疑耀》卷六《鼻天子冢》）

［日］泷川资言：吴裕垂曰：道州之有庳亭，犹灵博之有象祠也。南蛮、苗夷所建，不必问其所自始，而有庳之封，必近帝都，方得常常而见，原原而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程馀庆：封于有庳，地缺。舜之明德孝弟为大，故又接践帝位后载舜朝父封弟，所以终舜顺事父母与弟，日以笃谨之事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汇评】

孟子：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孟子·万章上》）

郑樵：《韩子》曰：“瞽瞍为父而舜放之，象为弟而舜杀之。”观此所言，则六经不得夫子所谓圣人者，其难为圣人矣。韦昭三苗之说有理哉！（《通志》卷二《帝舜》）

冯梦祯：舜之诛四凶而封象也，果何居？曰：得罪于天下，虽弟无赦也，得罪于己，虽疏无诛也。况亲其弟乎？《书》曰瞽叟亦允若，象且化之矣，谓圣人而修匹夫之却于弟也，无是理矣。（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顾颉刚：《楚辞·天问》有“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的疑问，王逸注：“言象为舜弟，眩惑其父母，并为淫佚之恶，欲共危害舜也。”又云：“象欲杀舜，变化其态，内作奸诈……终不能害舜。舜为天子，封象于有鼻，而后嗣之子孙长为诸侯。”照这样说，象的子孙是永远作诸侯的，想不到这个恶人竟得到了这样的善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虞初小说回目考释》三十四）

王恢：“舜封弟象为诸侯”，《孟子》云“封之有庳”，《晋书·地理志》乃曰“零陵郡应阳东界有鼻墟，云象所封”，于是蛮夷而有祠。唐元和九年，薛伯高毁之（柳宗元记）。王守仁因诸苗夷新其祠屋，复为之记，以为傲弟见化于舜，推爱乌及屋之义，并见舜德之至，感人之深，而流泽之远且久云（吾乡与东安交界有舜王山，县城南有二妃庙，城西有象山、有寺。桂林东北郊有尧山，山腰有舜田。城北有虞山庙）。孟不云乎：“封之有庳，欲常常而见，故源源而来。”鼻墟去京两千里，安得常常而见，源源而来！学人好怪，附会成说耳。（《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崩葬苍梧之野》）

又：又《正义》：“王隐《晋书》云：大泉陵县北部东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殿本《考证》疑“大泉陵”三字是“零陵”二字误。不知隋以前零陵县在吾乡梅潭，隋始改泉陵为零陵——永州，北距应阳百里许。《湘水注》引作“应阳县本泉陵之北部”是也。毕沅《晋书·地道记集》作“本泉陵”。此当《正义》书写之误，而《考证》之疏也。（同上）

[12]【汇注】

裴骃：皇甫谧曰：“娥皇无子，女英生商均。”（《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谯周云：“以虞封舜子，今宋州虞城县。”《括地志》云：“虞国，舜后所封邑也。或云封舜子均于商，故号商均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胡宏：三十一载，舜子商均，女英所生也。不肖，不可付以天下。舜耄，不能亲政，命伯禹摄天子事。伯禹请让于咎鲧，舜称美咎繇之休，以尧命己之事命禹。禹再辞。又固舜曰：“毋！天之历数在尔躬，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三十二载，禹遂摄天子事。（《皇王大纪》卷四《帝舜有虞氏》）

陈士元：舜子名均，一作义钧，封于商，是为商均。（《孟子杂记》卷三《辨名》）

梁玉绳：商均，舜子，始见《楚语》《孟子》《五帝纪》。女英所生。封于商，禹封于虞。亦曰义钧，亦曰叔均，葬苍梧九疑之阴。一名章鹢。（《汉书人表考》卷八《商均》，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程馀庆：女英生义均及季釐。季釐封于缗，桀灭之。义均封于商，是为商均，善歌舞。今陕西商州武关西北二十里有故商城。（《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汇评】

刘安：沈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严父弗能正，贤师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淮南子》卷十九《修务》）

郭沫若：尧的帝位不能传给丹朱，舜的帝位也不能传给商均，禹的位置也不能传给启，并不是尧、舜、禹是大公无私的圣人，也不是丹朱、商均等都是十恶不肖的儿子，事实上是氏族评议会不能再举丹朱、商均，而丹朱、商均也嫁到别的氏族去做女婿去了。所以当着尧皇帝要“明扬侧陋”的时候，四岳群牧都走来会议，你说这个好，我说那个好，结果是举出了舜来。舜皇帝要组织政府的时候，他也遍咨四岳群牧，又由大家同意举出一个大贤人夏禹来，其后又把帝位让给众人所举出的夏禹去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二编《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

又：这场戏景不就是氏族评议制度的反映吗？那一些四岳十二牧九官二十二人，不都是当时的各族各氏的家长宗长吗？像这样的事实并不稀奇，在北美的土人中一直到近代都还有保存着的。不过在我们中国的汉族是在三千年前已经退下了舞台，所以我们总觉得非常神圣。二千年前的儒者想来也觉得非常的神圣，故更有意识地把它神圣化了。（同上）

[13]【汇校】

［日］水泽利忠：枫、三无“乃”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荀子：舜授禹，以天下，尚得推贤不失序，外不避仇，内不阿亲贤者予。（《荀子》卷十八《成相篇》）

吕不韦：尧舜贤主也，皆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犹若立官必使之方（高诱注：以贤者为后，谓禅位也。尧传舜，舜传禹。故曰不肯与其子孙也，方正不私邪之谓也）。（《吕氏春秋·季春纪·圜道》）

司马贞：谓告天使之摄位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徐文靖：“帝舜有虞氏十四年，命禹代虞事”，《笺》按：《帝王世纪》曰：“禹在位七十四年，舜始荐之于天。”（《竹书纪年统笺》卷二《帝舜有虞氏》）

齐召南：帝舜有虞氏：在位五十载，禅于禹。（《历代帝王年表·帝王》）

赵翼：舜受终文祖，摄位之后，又二十八载，尧乃徂落，《舜典》所记甚明，禹受命于神宗，若帝之初，亦是当舜在日即已摄位也。乃禹摄后舜作何位置，及享寿又若干，《典》《谟》俱不载，但云“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何也？盖舜之禅与尧之禅不同。尧禅后竟全以天下付舜，而己一无所与，故舜摄位后，察玑衡，类上帝，辑瑞巡狩，封山浚川，一切皆行天子之事，舜则虽命禹摄位，而身尚临御，故禹既摄之后，其征苗也，犹奉命而出，及班师，又劝舜修德以来之。可知传位虽有成命，尚不同尧之退处养闲，直至苍梧之崩，犹在帝位。故《书》云“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也。盖尧禅时已耄而倦勤，舜禅时尚康强无恙，观于过百之岁，犹远陟江汉，其矍铄可见。故不敢以付托有人，遂自暇逸而爱闲谢事耳。（《陔余丛考》卷十六《尧舜之禅不同》）

徐旭生：我觉得帝尧、帝舜、大禹诸人却还是时代相接、互有关系的。……我们研究传说时代，仅能据古代的传说加以整理。对于古代差不多一致的，并且同现代历史科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进化史等等）所得的结果还没有发现冲突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理由加以否认。不过他们虽说互有关系，却不是像后代所想象那样的君臣的关系，只是各氏族间可以说互相帮忙的关系。《孟子》的书虽说是以当日的眼光看古代，并且太理想化，可是也还保存着不少靠得住的材料。比方说“尧荐舜于天”，“舜荐禹于天”，“禹荐益于天”，固然是想象的说法，可是他不把舜、禹的受天命，为天子，说作由于尧、舜的揖让，却说是由于朝觐、讼狱、讴歌之所归，它对于当日社会的情形还相当地明白。说尧死以后，“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舜死以后，“禹避舜之子于阳城”，也是靠得住的史实。自然，所说的避还是想象的说法，可是，有虞的氏族本在南河之南，夏后的氏族本在阳城，当尧、舜身没以后，舜、禹各归旧居，是一定的道理。本无禅让，又有什么躲避？（《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二章《三集团的交互关系》）

[14]【汇校】

［日］水泽利忠：南化、枫、三、绍无“乃”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王叔岷：案：“乃”字盖涉上文“舜乃”字而衍。《夏本纪》：“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本《孟子·万章篇》）此文正文不涉及阳城，《正义》云云，当移在彼文下。（《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禹居洛州阳城者，避商均，非时久居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15]【汇评】

温托：叙禹让舜子，但曰“如舜让尧子”，语简而意尽。（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16]【汇评】

程楷：舜之为君也，濬哲文明，允执厥中，明断之体全矣。故明目达聪，柔远能迩，昭明之四布也。元、凯兼举，四凶就诛，毅断之天行也。舜以是明断而风动四方也。（《明断编》）

[17]【汇注】

赵晔：尧崩，禹服三年之丧，如丧考妣。昼哭夜泣，气不属声。尧禅位于舜，舜荐大禹，改官司徒，内辅虞位，外行九伯。舜崩，禅位命禹。禹服三年，形体枯槁，面目黎黑，让位商均，退处阳山之南，阴阿之北，万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状，若惊鸟扬天，骇鱼入渊，昼歌夜吟，登高号呼曰：“禹弃我，如何所戴！”禹三年服毕，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载考功，五年政定。（《吴越春秋》卷四《越王无余外传》）

胡宏：五十载，商均除丧，禹委政于皋陶、伯益，退避于阳城。天下诸侯，朝觐讼狱讴歌者，不之商均而之禹。（《皇王大纪》卷四《帝舜有虞氏》）

程馀庆：此又载舜禅禹，所以终舜代尧受命有天下之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方中履：舜都蒲坂（原注：见《世纪》。今平阳府蒲州）。（《古今释疑》卷十三《建都》）

刘坦：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舜摄政八年而尧崩，更摄丹朱政三年，然后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而崩，益丧中禹摄商均政三年，通凡七十三年。（《史记纪年考》卷二《唐虞夏商周考·夏禹》）

[18]【汇注】

罗泌：丹，朱之国，今朱虚有丹山，丹水出焉。东丹、西丹二水，近有长阪远峻，谓之破军坡，记为丹朱弄兵之处。又邓之内乡亦有丹水，汉之丹水县。《荆州记》云丹川尧子封者。《九域志》云：在邓有丹朱冢，然丹朱陵乃在相之永和镇。（《路史·国名纪卷丁·陶唐氏后·丹》）

王士俊：丹朱塚在内乡县城西北七十里，彰德府亦有墓。（［雍正］《河南通志》卷四十九《陵墓》）

[19]【汇注】

左丘明：“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国语·楚语》）

韦昭：“均，舜子，封于商。”（《国语注》）

郑樵：初，舜娶尧二女，曰娥皇、女英。女英生商均，亦不肖。舜子九人。在位三十三载，命禹摄行天子事。禹推与皋陶，不获，乃以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帅百官，若帝之初。（《通志》卷二《舜典》）

罗泌：唐世记录张尚书牧弘农，鞫盗，有尝发商州尧女墓者，多得大珠、镠金、宝器、玉碗，厥事甚显，公独怪其史传蔑记，又谓尧女舜妃，从死湘岭，不得在是。且以玉碗宝珠，非协茅茨之事，一时名流刘禹锡辈，亦举为疑，微达识之义矣。予窃考之舜子商均，本曰义均，见于《山海经》，以其封商，而谓商均。商正今之商州，按：《帝王世纪》云虞帝三妃，娥皇无子，女英生商均，今女英之冢在商，则特舜崩之后，随其子均徙于封所，故其卒葬在焉。事允协矣。又奚史传之记不记哉？彼亦岂知虞帝未始南巡，与二妃初无从巡溺死之事，皆记礼者之妄尔。夫以帝果南巡，二妃于时皆逾百岁，岂得谓女而复此俱存哉？尧舜固俭也，然宝玉之类，亦非必为深怪。南阳张澹墓碑阴刻“白楸之棺，易毁之裳，铜铁不入，瓦器不藏，嗟尔后人，幸毋我伤”。元嘉既发，甚多金器，垂帘一皆金钉饰之。……由此观之，则商墓之藏，可理知矣。况尧舜之俭，朱、均固未守也。（《路史·余论卷九·女英冢》）

陈士元：舜年三十为百揆，三十三摄天子事，六十而尧崩。服尧三年丧即天子位，在位四十八载而崩于鸣条，寿一百十岁。三妃：娥皇盲，无子。女英生义均及季釐。义均封于商，是为商均。季釐封于缗。次妃癸比氏生二女，曰宵明，曰烛光，是为湘神。庶子七人，而圭胡、负遂、庐蒲、卫甄、潘饶、番传、邹息、其何、母辕、余姚、上虞、濮阳、余虞、西虞、无锡、巴陵、衡山、长沙，皆其裔也。（《论语类考·舜》）

蒋廷锡：义均封于商，是谓商均。后盲，娥皇也。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明伦汇编》卷八《帝纪部·舜本纪》）

徐文靖：“帝舜有虞氏二十九年，帝命子义均封于商”，《笺》按：《世纪》曰：“娥皇无子，女英生商均。”据《竹书》则本名义均，以封于商，曰商均。《吕氏春秋·去私篇》“舜有子九人”，高诱曰：《国语》云“舜有商均”，此曰九子，不知出何书也。（《竹书纪年统笺》卷二《帝舜有虞氏》）

[20]【汇注】

裴骃：谯周曰：“以唐封尧之子，以虞封舜之子。”（《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司马贞：《汉书·律历志》云封尧子朱于丹渊为诸侯。商均封虞，在梁国，今虞城县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定州唐县，尧后所封。宋州虞城县，舜后所封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张大龄：尧舜有天下，不传之于子，而传之贤，说者以为天命所在，尧、舜莫之能为；又谓尧舜公天下以为心，不必爱其子。愚谓天命不可知，公天下者亦未始不爱其子。其实尧舜不传子，正所谓真爱其子也。天下，大物也，其负荷实难。以尧舜之圣，兢兢业业，仅能安之。尧舜既以此心安天下，而能不以安天下之心安其子；吾将安之，而又以最难负荷者累之。一日人心解，天命去，求为匹夫不可得，爱子如尧舜，宁忍之乎！晋武帝尝有天下，而传之不肖之惠帝，周武帝尝有天下，而传之不肖之天元，身死即乱，彼岂不自谓能爱其子，而究竟爱之，实速其死亡，与手刃之者一间耳。何以谓之爱哉？愚故于晋、周二帝之事，而益见尧舜爱子之真。（《玄羽外编·随笔卷七》）

[21]【汇注】

陈蒲清：奉先祀，奉行祖先的祭祀。《括地志》：“定州唐县，尧后所封；宋州虞城县，舜后所封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汇评】

胡宏：愚读《五帝书》，然后知圣人泽及斯民之远也。后世有立功于一时，兴利于一邦者，人犹追思而祀之。是数圣人者，有功于天下万世，曾不得推苗裔、立宗子、建庙廷、春秋四时饷天下之报也！有天下者，端拱九重之内，治其国家，上之天文，下之地理，中之人伦，衣食之原，器用之利，法度之彰，礼乐之则，谁推明制作之也？而忘之乎夷戎之人，驾一偏空说，失事理之制，而其神像反得蟠据名山，中华巍业相望，又听其雕梁画栋，群沦灭三纲之人而豢养之，此何道也？其不耕不殖，侵渔民利，耗蠹民财，乃细事耳。为政者恬不以为虑，诸华无人，可悲之甚矣！（《皇王大纪》卷四《帝舜有虞氏》）

张萱：尧、舜、禹以圣人为之君，又以圣人为之臣。禅受之际，昭著往策，岂复纤芥可疑？而《竹书纪年》谓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故相之汤阴有囚尧城。又谓舜既囚尧，遂堰塞丹朱，使父子不相见，故鄄城西又有堰朱城。《琐语》因之，亦曰舜放尧于平阳，而任昉记亦以朝歌有狱基，禹囚舜故地也。于是，刘知幾遂疑舜废尧，既立其子，俄又夺之。嗟！嗟！尧、舜、禹而犹不免于稗官小说之妄议，又何怪乎秦火耶？（《疑耀》卷六《尧舜被诬》）

庄元臣：舟人不以舴艋载千钧之石，爱舟也；车人不以小犊驾厚载之车，爱犊也；尧、舜不以天下授不肖之朱、均，爱子也。爱子莫如尧、舜，而不知者犹以为远其子也。（《叔苴子·内篇》卷一）

[22]【汇注】

陈蒲清：古代王朝改易，要一并改换服色和礼乐，夏朝不要唐尧、虞舜后代改变礼乐服色，以示特殊尊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23]【汇注】

张守节：为天子之宾客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24]【汇注】

杜佑：虞舜以尧子丹朱为宾，曰虞宾，而不臣之（原注：《书》云：虞宾在位，群后德让）。（《通典》卷七十四《三恪二王后》）

又：夏禹封丹朱于唐，舜子商均于虞，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礼不臣也。（同上）

徐文靖：“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让不克。朱遂封于房，为虞宾，三年，舜即天子之位。”《笺》按，［房］，《春秋》为房子国。《后汉·献帝纪赞》曰“永作虞宾”，注“虞宾谓舜以尧子丹朱为宾”。（《竹书纪年统笺》卷二《帝尧陶唐氏》）

【汇评】

王充：尧命当禅舜，丹朱为无道，虞统当传夏，商均行不轨。非舜禹当得天下，能使二子恶也；美恶是非，适相逢也。（《论衡·偶会篇》）

又：丹朱生于唐宫，商均生于虞室，唐虞之时，可比屋而封，所与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贤矣。然而丹朱傲，商均虐，并失帝统，历世为戒。（《论衡·本性篇》）

[25]【汇注】

胡宏：元载，禹践天子位，都于安邑，以水德王……国号夏，即蒲坂，而封商均，是为虞，以奉其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皇王大纪》卷五《夏大禹》）

郑樵：舜本处虞之妫汭，号曰有虞氏。作都于蒲坂。尚赤，其社用土，封丹朱于丹渊，为诸侯，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谓之“虞宾”，示弗臣也。（《通志》卷二《帝舜》）

又：舜预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之丧毕，禹亦避舜之子，诸侯归之。然后践天子位。丹朱、商均皆有土，世为唐虞之国，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亦如之。以客礼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幕能帅颛顼者也，故报焉。（同上）

［日］泷川资言：《尚书·皋陶谟》云“虞宾在位”，《传》云“丹朱为王者后，故称宾”。《礼记·郊特牲》云“王者存二代之后，犹尊贤也，尊贤不过二代”。（《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程馀庆：“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丹，国名，今临朐县东北有丹山，东西二丹水出焉，即丹渊也。初，尧处朱于此为诸侯（按：在今山东省临朐县）。及舜及位，乃封朱于房，今河南汝宁府遂平县是（按：在今河南省遂平县）。丹朱，貍姓，在周为傅氏。禹封商均于虞，今归德府虞城县是（按：在今河南省虞城县）。此连类并载尧舜之后，奉先宾王。先收结尧舜二帝本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自黄帝致舜、禹[1]，皆同姓而异其国号[2]，以章明德[3]。故黄帝为有熊[4]，帝颛顼为高阳[5]，帝喾为高辛[6]，帝尧为陶唐[7]，帝舜为有虞[8]。帝禹为夏后而别氏[9]，姓姒氏[10]。契为商[11]，姓子氏[12]。弃为周[13]，姓姬氏[14]。

[1]【汇注】

唐仲友：舜乃颛帝六世孙，故有虞氏祖颛帝而宗尧。（《帝王经世图谱》卷六《庙室昭穆·禘之图·颛帝》）

[2]【汇注】

裴骃：徐广曰：“外传曰‘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虞翻云‘以德为氏姓’。又虞说以凡有二十五人，其二人同姓姬，又十一人为十一姓，酉、祁、已、滕、葴、任、荀、釐、姞、儇、衣是也，余十二姓德薄不记录。”（《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万光泰：《序记》：黄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裔始均入仕尧世，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震北方，莫不率服。（《魏氏补证》卷一）

梁玉绳：按：黄帝至禹诸帝王并非一族，安得同姓？《史》于五帝之姓多缺不具，而夏之姓姒，下文已明书之，何云同姓哉？此《史通》所谓“连行接句，顿成乖角”者也。《宋史·艺文志》有赵瞻《史记牴牾论》五卷，惜佚不见。（《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吴汝纶：“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王少鹤云：《黄帝纪》“嫘祖为正妃”段，与《舜纪》此段，为通篇关键。（《点勘史记读本·各家史记评语·五帝本纪》）

[3]【汇注】

朱熹：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四书集注·大学》）

程馀庆：按：上古时，同德者同姓，异德者异姓，不必其系出于一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4]【汇注】

罗泌：有熊，帝之开国。今郑之新郑。《舆地广记》云：古有熊国，黄帝所都。云都非。（《路史·国名纪卷甲·黄帝后姬姓国·有熊》）

徐文靖：“黄帝轩辕氏元年，帝即位，居有熊。”《笺》按：谯周曰：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古有郑国，黄帝之所都。《水经注》曰：姚瞻以为黄帝都陈，在陈仓。《舆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括地志》曰：涿鹿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大抵征战所至，都涿鹿，即位乃都有熊。（《竹书纪年统笺》卷一《黄帝轩辕氏》）

程馀庆：初都涿鹿（按：在今河北省涿鹿县），后迁有熊，故以为号。今河南禹州新郑县是（按：即今河南省新郑县）。（《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5]【汇注】

邓名世：颛顼，下字犯庙讳，古高阳氏帝号，后世以为氏。《神仙传》有太原女颛顼和。（《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九《颛顼》）

又：彭，出自颛帝高阳氏之后，颛帝曾孙黎为高辛氏火正，有大功，实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弟吴回，嗣守其职，生陆终，陆终有子六人，其三曰篯，为彭姓，封于大彭，今彭城是也。大彭氏谓之彭祖，其后别封豕韦、诸稽、舟人三国。商之中世，大彭、豕韦皆伯诸侯，而豕韦之裔别为韦氏，诸稽之后无闻，舟人后自为秃姓，惟大彭常为彭姓。（《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十六《彭》）

又：芈，出自颛帝，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诛，弟吴回代为祝融，是为火正。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皆剖析而产，其六曰季连，为芈姓，楚其后也。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弗能纪其世。周文王时，穴熊裔孙鬻熊，佐文王有功，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得鬻熊孙熊绎，封于荆蛮，食以子男之田，赐姓芈氏，以奉祝融、鬻熊之祀，国于丹阳，其地南郡枝江是也。荆小而僻在深山，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二十一《芈》）

又：李，出自嬴姓。颛帝高阳氏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女华生皋陶，字庭坚，为尧大理，生益，益生思成，历虞、夏、商，世为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至纣之时，理征字德灵，为翼隶中吴伯，以直道不容于纣，得罪而死。其妻陈国契和氏，与子利正，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为李氏。利正亦娶契和氏女，生昌祖，为陈大夫，家于苦县，五世孙乾，字元果，为周上御大夫，娶益寿氏女婴敷，生耳，字伯阳，一字聃，周平王时为太史，著《道德经》八十一章。唐明皇用方士说，尊为圣祖混元上德皇帝。（《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二十一《李》）

徐文靖：帝颛顼高阳氏，《笺》按：《家语》，孔子曰：“帝颛顼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宋衷曰：“颛顼名高阳，有天下之号也。”《郡县志》曰：“高阳故城在汴州雍丘县西南二十九里。高阳佐少昊有功，受封此邑。”《一统志》：“高阳城在开封府杞县西二十九里是也。”《外纪》曰：“颛顼自穷桑徙帝丘，于周为卫。”《春秋传》曰：“卫，颛顼之虚也，谓之帝丘。今东郡阳是也。”《地理通释》曰：“颛顼都卫，为帝丘，后徙高阳，称高阳氏。”《一统志》：“高阳城在保定府城东南七十里，城周回九里，相传颛顼所筑。”又有“颛顼城在河间府任丘县，废郑州东北”。邢子颙《三郡记》云：“颛顼所造，是始封时。高阳在杞县，既有天下，亦有高阳，在保定及任丘凡三也。”（《竹书纪年统笺》卷一《帝颛顼高阳氏》）

[6]【汇注】

邓名世：《前燕录》云：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压越，以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山为号。至魏初，率义王莫护跋携部落，入居辽西，燕、代多冠步摇冠，跋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谓之步摇。后音讹为慕容。（《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三十《慕容》）

徐文靖：帝喾高辛氏，《笺》按：《世纪》曰：“帝喾，姬姓也。其母不觉，生而神异，自言其名曰夋。”《外纪》曰：“年十五，佐颛帝，受封于辛，年三十，以木德代高阳氏为天子，以其肇基于辛，故号高辛氏。”据《雅》《颂》诸诗，溯商、周之母，止及稷、契而不及高辛。且诸史及《世纪》皆不载，惟《荒史》曰“高辛氏之母陈丰氏名裒”。（《竹书纪年统笺》卷一《帝喾高辛氏》）

[7]【汇注】

裴骃：韦昭曰：“陶唐皆国名，犹汤称殷商矣。”张晏曰：“尧为唐侯，国于中山，唐县是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邓名世：唐，出自祈姓。帝尧初封唐侯，其地中山唐县是也。舜封尧子丹朱为唐侯。至夏时，丹朱裔孙刘累，迁封鲁县，犹守故封。商更号豕韦氏。周复改为唐。成王灭唐，以其地封弟虞叔为晋侯，更封刘累裔孙在鲁者为唐侯，以奉尧祀。唐州方城是也。初，成王灭唐时，子孙散在诸侯，以国为氏。春秋时，郑有唐苟，楚有唐狡，其后，魏大夫唐雎，年九十余，有名于战国。（《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十五《唐》）

又：尧，帝尧之后，以谥为氏。世居上党。长子后魏大司农尧暄，徙居岐州，生宗，宗兄子雄，北齐骠骑将军，又隋鹰扬郎将尧居素，魏郡汤阴人。（《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十《尧》）

又：陶，《姓书》云：“出自陶唐氏之后，以国为姓。”误矣。谨按：《风俗通》曰：“氏于事者，巫、卜、陶、匠。”周成王分康叔以商民七族，一曰陶氏，即其后也。（《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十一《陶》）

又：陶丘，《元和姓纂》曰：“帝尧子居陶丘，因氏焉。”齐大夫陶丘德，汉侍御史陶丘仁，后汉陶丘子林生魏安定太守壹，壹生晋陈留太守达。江左有陶丘之，汉末有平原陶丘隆，举刘岱、刘繇者。（《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十一《陶丘》）

又：范，出自祈姓。帝尧之后为陶唐氏，裔孙刘累学扰龙，以事夏王孔甲，赐氏曰御龙，以更彭姓豕韦之后。刘累迁于鲁县，至商为豕韦氏，与大彭更伯诸侯，商末国于唐，周成王灭唐以封太叔，徙封唐氏于杜，京兆杜县是也。杜伯事周宣王，无罪见杀，其子奔晋，生，字子舆，为晋士师，以官为氏。士生成伯缺，缺生武子会，为晋上卿，佐文公、襄公，尊事天子，为诸侯盟主，又灭赤狄有功，王赐之冕，使为晋太傅，食邑于范，因氏焉，谓之范武子。其地，濮州范县是也。（《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二十八《范》）

罗泌：陶，高辛封之。今广济军治古定陶城有陶丘，范蠡变姓名，间行止陶，今郓之平阳有陶山。（《路史·国名纪卷丁·陶唐氏后·陶》）

又：唐，国即中山，今定之新乐与唐县俱是。有尧山、唐水、望都故城。望都里东北有广唐城，东有尧故城。后都平阳安邑，亦皆曰唐平阳，亦丹朱封也。（《路史·国名纪卷丁·陶唐氏后·唐》）

程馀庆：初封陶，今曹州府定陶县；又封唐，今直隶保定府唐县，故号陶唐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8]【汇注】

左丘明：妫氏，帝舜之后，舜生妫汭，子孙氏焉。（见《世本》下《氏姓》）

司马迁：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史记·陈杞世家》）

裴骃：皇甫谧曰：“舜嫔于虞，因以为氏，今河东大阳西山上虞城是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邵思：妫，亦舜姓也。陈居于妫汭是也。《文士传》有妫览，《后汉》有妫皓。（《姓解》卷一《妫》）

又：姚，舜姓也。舜生于姚墟，因而命氏。《左传》有郑大夫姚勾耳，后秦姚苌、姚弋仲，陈有姚察。（《姓解》卷一《姚》）

邓名世：姚，出自虞帝，生于姚墟，因以为姓。春秋时，郑大夫姚句耳、姚般，即其后。（《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十《姚》）

罗泌：虞，帝先世所封，河东虞阪。所谓嫔于虞者，今解之虞乡，一曰吴，在虞城北十三。志云：平陆吴山上有虞城，舜始封是。穆天子登薄山，寘軨之隥，宿于虞是也。预在河东太阳，乐史以为安邑。故武德为虞州，乃都也。（《路史·国名纪卷丁·有虞氏后·虞》）

程馀庆：此序五帝世系，同姓异号。总收《五帝本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9]【汇注】

郑樵：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今南方诸蛮此道犹存。古之诸侯，诅辞多曰“坠命亡氏，踣其国家”，以明亡氏则与夺爵失国同，可知其为贱也。故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第一·氏族序》）

周祈：天子赐姓命氏，诸侯命族姓者，所以系统百世，使不别氏者所以别子孙所出。族者，氏之别名也。……天子之后，别以氏，所谓胙之土而命之氏也；诸侯之后，别以族，所谓官有世功，则有官族也。后世氏族，通谓之姓，而曰姓某氏。《史记》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即司马迁亦不免误，况其后乎！（《名义考》卷五《姓氏族》）

张澍：按：《广韵》又引《姓氏篇》序云：“凡氏之兴九事；一氏于号，唐、虞、夏、殷是也；四氏于国，齐、鲁、宋、卫是也。”又云：“凡氏于谥，戴、武、宣、穆是也；凡氏于字，伯、仲、叔、季是也。”又云：“氏于事，巫、卜、陶、匠是也。氏于居者，城、郭、园、池是也；氏于职焉，三乌、五鹿是也。”《北史·高构传》引《风俗通》云：“姓有九种，或氏于爵，或氏于居。”字句与《御览》所引［《广韵》］微异，皆是以意改删，非仲远原文。又按：《唐书》柳芳《氏族论》引“巫卜”作“巫乙”，亦非。（《风俗通姓氏篇》〔外二种〕原序）

梁玉绳：按：夏代称后，故云夏后氏。王则间称之，何论帝也，帝禹之称非，……且此以帝与后连书，亦复。（《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张澍稡：澍按：《史记》注，郑康成驳《五经异义》云：天子赐姓命氏，诸侯命族。族者，氏之别名也。姓者，所以统系百姓，使不相别也。氏者，所以别子孙之所自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则在上，言氏则在下也。《史通》云《世本》辩姓，著自周室，即指《氏姓篇》言也。（《世本集补注》卷三《氏姓篇》，见《世本八种》）

[10]【汇注】

左丘明：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薮，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沉气，火无灾，神无闲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国语》卷三《周语下·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

邓名世：莘，武阳莘氏，出自姒氏。古有莘氏，诸侯也。女曰修己，为鲧妻，生禹，其后国亡。夏后封其少子于莘，女为周文王后，谓之太姒，其后以国为氏。（《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六《莘》）

又：冥，《史记》太史公曰：禹本姒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冥氏。汉冥都治《公羊春秋》，泰山人，师事堂谿惠，故《公羊》颜氏复有冥氏。（《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十七《冥》）

又：姒，出自黄帝子昌意，其后曰颛帝，生崇伯鲧，鲧生伯禹，为尧司空。舜宅百揆，舜荐之于天者，十有七年，终践天子之位。……韦昭注曰：“姒，犹祉也。”（《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二十一《姒》）

又：有扈，《史记》曰：禹之先姒姓，其后分封，以国为氏，故有有扈氏。（《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二十八《有扈》）

又：侯，出自姒姓。夏后氏之裔封侯，子孙因以为氏。一云，本姬姓，晋侯缗为曲沃武公所灭，子孙逃难他国，以侯为氏。（《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十九《侯》）

又：楼，出自姒姓。周武王封夏禹裔孙东楼公于，生西楼公题。公孙仕他国者，以楼为氏。汉五侯客楼护，齐郡人。吴楼元，谯郡人。晋东海王越有将军楼裒，河南楼氏，贺楼氏改焉。（《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十九《楼》）

又：娄，出自姒姓。夏少康裔孙封于，曰东楼公，后为楚所灭，食邑于娄，因以为氏。（《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十九《娄》）

又：欧阳，出自姒姓。夏帝少康庶子封于会稽，至越王无疆，为楚所灭，更封无疆子蹄于乌程欧余山之阳，为欧阳亭侯，遂以为氏。后有仕汉为涿郡太守者，子孙或居翼州之渤海，或居青州之千乘，千乘之显者曰生，字伯和，仕汉为博士，以经名，所谓欧阳尚书者，是也。（《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十九《欧阳》）

王恽：《周语》曰：伯禹疏川通滞，钟水丰物，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利富生物也。（《秋涧集》卷九十八《姓族氏说》）

又：尧赐禹姓曰姒，封之有夏。（同上）

王鏊：《国语》：帝嘉禹治水功，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命四岳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姓以系百世之正统，氏以别子孙之旁出，族则氏之所聚而已。氏于国，则齐、鲁、秦、吴是也，氏于谥，则文、武、成、宣是也；氏于官，司马、司徒是也；氏于爵，则王孙、公孙；氏于字，则孟孙、叔孙；氏于居，则东门、北郭；氏于志，则三马、五鹿；氏于事，则巫、士、匠、陶是也。盖别姓则为氏，别氏则为族，族无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故“八元”“八凯”出于高阳氏、高辛氏，而谓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宋氏、华氏谓之戴族，向氏谓之桓族，是族无不同氏也。（《震泽长语》卷下《姓氏》）

方中履：孔颖达《正义》曰：凡姓族异者，所以别异人也。犹万物皆各有名以相分别，天子赐姓、赐氏，诸侯但赐氏，不得赐姓，降于天子也。故隐公八年《左传》云：无骇卒，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诸侯先祖所生，赐之曰姓。杜预云：若舜生妫汭，赐姓曰妫，封舜之后于陈，以所封之土命为氏，舜后姓妫，而氏曰陈，故《郑駮异义》云：炎帝，姓姜，大皞之所赐也，黄帝姓姬，炎帝之所赐也。故尧赐伯夷姓曰姜，赐禹姓曰姒。（《古今释疑》卷九《氏族》）

梁玉绳：按：三代以前，必著功德然后赐姓命氏，故人不皆有姓。三代以降，族类繁乱，皆无所谓姓，但有氏而已。姓一定而不易，虽百世弗改。氏递出而不穷，即再传可变。史公承秦、项焚燹之余，谱学已紊，姓氏遂混，有以姓为氏者，如夏之姒，商之子，姓也，非氏也，而连氏于其下，曰姒氏、子氏。有以氏为姓者，如秦之赵，汉之刘，氏也，非姓也，而加姓于其上，曰姓赵、姓刘。然其谬非始于史公，《穀梁》隐九年“南季来聘”，《传》云“南氏姓也”，则已混称之矣。或问：《春秋》书姜氏、子氏，姜与子俱姓，而书氏何居？曰：古者男子称氏，妇人称姓，而姓之与氏，散亦得通，是以《通志·氏族序》云：“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原注：此句非也，《礼·大传》‘庶姓别于上’，是氏可呼姓），从未有姓氏并称之者。”《易》言黄帝、尧、舜氏作，则又以号为氏。以名为氏，亦称姓为氏之比矣。（《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张澍稡：澍按：郑康成曰：尧赐禹姓曰姒，王充《论衡》以为吞薏苡而生，故姓姒也。（《世本集补注》卷三《氏姓篇》，见《世本八种》）

陈蒲清：上古时期，姓是族号，氏是分支号。顾炎武说：“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但是，氏经过若干年，子孙繁衍，也可独立成姓，所以这里说“姓姒氏”。后来，姓与氏更不加分别，一律称姓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汇评】

吴汝纶：“而别氏，姓姒氏”，方侍郎云：《五帝纪》后具列三代世系，《陈杞世家》后具列十一臣之后，乃通部之关键。（《点勘史记读本·各家史纪评语·五帝本纪》）

[11]【汇注】

司马迁：帝舜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史记·殷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荀子·成相》：“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诗·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长发》：“玄王桓拨。”《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都说契是商人之始祖。（《〈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

[12]【汇注】

左丘明：子姓，殷、时、来、宋、空同、黎、比、髦、目夷、萧、扐、叚、瓦、铁。斗者，子姓也。髦氏、时氏、萧氏、黎氏、空同氏，子姓。（见《世本》下《氏姓》）

司马贞：《礼纬》曰：“禹母修己吞薏苡而生禹，因姓姒氏。”而契姓子氏者，亦以其母吞乙子而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邵思：孔，亦殷姓也。初，帝喾次妃简狄吞乙卵而生契，赐姓子氏。至成汤以其祖吞乙卵而生，故名履，字天乙。后代以子加乙为孔氏，至宋，孔父嘉遭华父督之难，其子奔鲁，生叔梁纥，叔梁纥生孔子，是后袭封不绝。（《姓解》卷一《孔》）

邓名世：箕，出自子姓。商之季世，封其父师为畿内诸候，谓之箕子。其地太原阳邑县箕城是也。武王克商，释箕子囚，访以《洪范》，而别封于朝鲜，后人以国为氏，春秋时，晋大夫箕郑、箕遗，汉西华令箕堪。（《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四《箕》）

又：汤，出自子姓。成汤之后，以谥为氏。五代有唐岚州刺史汤群，董昌伪相汤白，今望出范阳。（《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十五《汤》）

又：南，出自子姓。成汤八世孙盘庚妃姜氏，梦赤龙入怀，因孕十二月而生子，手把南字，长荆州，因号南赤龙，生子条。（《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二十《南》）

又：子，出自帝喾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简狄，姊妹三人，行浴于玄丘水中，见玄鸟堕卵，简狄吞之，孕而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命为司徒，封于商，姓子氏。《礼纬》曰：以玄鸟生子，故为氏焉。《史记》褚先生曰：子，兹也。兹，益大也。宜从褚说。（《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二十二《子》）

又：褚，出自子姓。宋共公子段，字子石，食采于褚，其德可师，号曰褚师，生公孙肥，子孙因为褚氏。（《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二十三《褚》）

[13]【汇注】

司马迁：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史记·周本纪》）

邓名世：周，出自姬姓。黄帝裔孙后稷，封于邰，其地扶风斄乡是也。后稷子不窋，失其官，窜于西戎，曾孙庆节，立国于豳，其地新平漆县东北豳亭是也。七世孙古公亶父，为狄所灭，徙居岐下之周原，故国号周。其地扶风美阳南是也。武王克商，十一世，平王迁都王城，河南县是也。平王少子烈，食采汝坟，烈生懋，懋生文，文生升，升生兴，兴生宴，宴生安，安生宏，宏生明，明生隐，隐生寿，寿生容，容生休，休生雄，雄生晖，晖生宽，宽生员，员生成，成生邕，秦灭周，并其地为汝南郡，遂姓周氏，家于汝南。一云秦黜周赧王为庶人，百姓称为周家，因氏焉。（《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十八《周》）

曲英杰：周之始祖为弃，称后稷。……《国语·周语下》载太子晋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韦昭注：“基，始也。靖，安也。自后稷播百谷，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循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周语下》又载卫大夫彪傒语云：“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韦昭注：“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也。”如此，则后稷至文王只有十五世，与商代自成汤至纣十七世大体相当。以此推之，周弃继起为稷当在夏末之世。所谓“夏之兴”，不当解为夏之初兴，而当解为夏人称帝为盟主之时。《礼记·祭法》载：“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丁山据《国语·周语下》所载“孔甲乱夏，四世而陨，以为夏衰于孔甲，弃为后稷，实在孔甲之世”较为有理。……周人始祖弃为姜嫄所生。“炎帝为姜”。姜嫄既为炎帝之后，则其子弃所好之耕农之艺，当是学于炎姜部族，而非自己发明。由此似还可以进一步推测，原由炎姜部族世代相袭的农官稷，此时已转由周弃继之。从周、姜二族之间有姻缘关系，周弃学农艺于炎姜部族，并继原由炎姜部族世代相袭的农官稷来看，虽亦可一脉相承，但从男姓血缘嫡传角度来讲，则周人只能是以弃为其始祖，故自弃以下十五世为周人所记，弃以上世系不传。（《先秦都城复原研究·周都邰》）

[14]【汇注】

左丘明：召、芮、毕、卫、毛，姬姓。息，姬姓。随，姬姓。荀、贾，皆姬姓。晋、鲁、卫、郑、曹、滕，姬姓。鲜虞，姬姓。沈，姬姓。唐，姬姓之国。密，姬姓之国也。霍，姬姓。六，姬姓。（见《世本》下《氏姓》）

裴骃：郑玄驳许慎《五经异义》曰：“《春秋左传》‘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氏，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以此言之，天子赐姓命氏，诸侯命族。族者，氏之别名也。姓者，所以统系百世，使不别也。氏者，所以别子孙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则在上，言氏则在下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柳芳：氏族者，古史官所记也。昔周小史定系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诸侯卿大夫名号继统。左丘明传《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氏，以谥为族。”昔尧赐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夷姓曰姜，氏曰有吕。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后世或氏于国，则齐、鲁、秦、吴；氏于谥，则文、武、成、宣；氏于官，则司马、司徒；氏于爵，则王孙、公孙；氏于字，则孟孙、叔孙；氏于居，则东门、北郭；氏于志，则三乌、五鹿；氏于事，则巫、乙、匠、陶。于是受姓命氏，粲然众矣。秦既灭学，公侯子孙失其本系。汉兴，司马迁父子乃约《世本》，修《史记》，因《周谱》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数十代，先王之封既绝，后嗣蒙其福，犹为强家。（引自《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列传一百二十四·儒学列传（中）》）

邓名世：姬姓，出自黄帝生于姬水，以水为姓。黄帝生玄嚣，玄嚣生蟜极，蟜极生高辛，是为帝喾。喾妃姜嫄，感巨人迹生子，以为不详，弃之隘巷，牛羊避不践之；弃之山中，山人养之；弃之寒冰，鸟覆翼之。姜嫄怪之，知其为天子，乃收养之，名之曰弃。尧知其贤才，以为大农，命其官曰后稷，姓之曰姬。姬者，姓也，人本乎祖之义也。黄帝为姬姓，弃复得之，所谓本乎祖也。……汉武帝求周后，得姬嘉，封周子南君，以奉文、武之祀。（《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四《姬》）

又：鲁，出自姬姓，周公子伯禽所封。传国三十四世，至鲁顷公灭于楚，迁于下邑，子孙以国为氏，世吏二千石。（《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二十四《鲁》）

又：拓跋，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受封北土，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拓跋为氏。或说，自云拓天而生，拔地而长，遂以为氏。裔孙始均，仕尧时，逐女魃于弱水北，人赖其勋，舜命为田祖，历三代，至秦汉，不交南夏，至成皇帝毛，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震北方。……太和二十年正月丁卯，诏改姓元氏，自是拓跋氏降为庶姓，散在夷狄。（《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三十八《拓跋》）

王圻：舜姓姚，二妃姓妫，夏姓姒，商姓子，周姓姬，秦姓嬴，《尚书》厘降二女于妫汭，因地得姓，因姓为妇人之称。《左氏》有戴妫、有息妫，《诗》有太姒、王姬、骊姬、文嬴、穆嬴之类是也。……尧之女娥皇、女英，契之母简狄，秦穆公之女简壁，后稷之母姜嫄，又不知此类乃其称号耶？乃其名耶？（《稗史汇编·人物门·名姓类·女流姓名》）

钱熙祚：狄，出自姬姓，周成王母弟孝伯，封于狄城，因以为氏。孔子弟子狄黑，裔孙汉博士山，世居天水，生知俭、知本、知逊、光嗣、光远、光似。（见《古今姓氏书辨证·校勘记下·狄》）

黄汝成：《国语》：“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是此书确诂。因生赐姓，古惟黄帝。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四母所生，为十二姓。惟古帝神灵，能别知异德，故一母之子，可赐数姓。尧舜时虽有赐姓，不过因前世之姓而命之，有夏、有吕，皆以国氏也。（《日知录集释》卷一《锡土姓》）

马持盈：在氏族部落社会时代，“姓”是包括较大的氏族团体，姓之中又可分为许多氏、许多族。天子赐姓，胙之土而命之以氏，诸侯以字为氏，因以为族。族者，氏之别名也。姓者，所以统系百世，使不别也。氏者，所以别子孙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则在上，言氏则在下也。（《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汇评】

胡宏：按：史载五帝三王，惟包羲为别姓，自炎帝而下，皆同宗也。历世绵远，虽不可考其然否，以理惟之，则或可信。（《五峰集·皇王大纪论·帝王别姓》）

程馀庆：“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此又连及三代姓氏，已为夏、殷、周三本纪根地。作文章之过脉，是大手笔。（《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罗泌：司马氏父子世典太史，其作《史记》也，首于黄帝，而继之以颛帝、帝喾，又继之以唐虞，以为纪三皇邪，则不及羲炎；以为纪五帝邪，则不应黜少昊。而首黄帝，学者求之而不得其说，此所以致后世之纷纷，而苏子之所以纪三皇也。窃观太史公记首黄帝者，特因于《世本》，若《大戴礼·帝系、五帝德》，盖纪其世，而非主于三与五之说也。抑以为后世氏姓无不出黄帝者，故首而宗之，至于羲、炎，鲜有闻焉。是以不纪，是太史公之本意也。（《路史·发挥卷三·论史不纪少昊》）

又：予既归天下之氏姓，而特异高辛氏族姓之多。乃为之纪，而复叹后世氏族之不讲也。夫氏姓之著，人伦之所由，叙风俗之所由笃，亦政教之甚急也。而世咸忽之，使不明焉。然则俗之浇恶，岂惟民之罪哉？古者司商以协民姓，民庶之家无妄改也。后世官历之书，反著天老乞姓之文，此何为邪？若是而欲氏族之不乱，不可得矣。（《路史·发挥卷四·氏姓之谍》）

钱熙祚：人之有姓氏，犹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是以天子因生赐姓，胙土命氏，皆崇德报功，以建诸侯，诸候取王父之字，世功之官，世食之邑，以分命其卿大夫，所以别亲疏，明贵贱，顺少长，当时承家传嗣者，自中人以上，莫不夙兴夜寐，以无忝其所生。下逮庶人，皆有可称之孝，宜其宗族蕃衍，同心戴上，而天下国家有磐石之固。后世礼教不明，赐姓命氏，不出于其君而出于一时之私意，智者避地而自全，庸者因人而妄改。加以五胡乱华，百宗荡析，而后人因讹习陋，苟且自安，问其所从出，则茫然不知，其自视与草木何异？宜乎三代之贤常多，而后世如此其少也。呜呼！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不本乎祖，则忠孝仁义之心不生，贵者无所劝，贱者无所慕，而国家之败由之，是姓氏之源不可不辩证也。（见《古今姓氏书辨证·校勘记上·序论一》）

太史公曰[1]：学者多称五帝[2]，尚矣[3]。然《尚书》独载尧以来[4]；而百家言黄帝[5]，其文不雅驯[6]，荐绅先生难言之[7]。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8]，儒者或不传[9]。余尝西至空桐[10]，北过涿鹿[11]，东渐于海[12]，南浮江淮矣[13]，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14]，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15]。予观《春秋》《国语》[16]，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17]，顾弟弗深考[18]，其所表见皆不虚[19]。《书》缺有间矣[20]，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21]。非好学深思[22]，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23]。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24]，故著为本纪书首[25]。

[1]【汇注】

张守节：太史公，司马迁自谓也。自叙传云“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又云“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祸”。明太史公，司马迁自号也。迁为太史公官，题赞首也，虞憙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非独迁。”（《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刘知幾：《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譔”，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譔，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史通·论赞》）

梁玉绳：附按：太史公之称，《补今上纪》及《自序传》注引桓谭《新论》云“东方朔所署”。又引韦昭云“迁外孙杨恽所加”。又引卫宏《汉仪注》谓“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文书而已”。又引虞喜《志林》，谓“古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其官属仍以旧名尊之”。考《史记》迁死后稍出，至宣帝时始宣布，东方朔安得见之，《索隐》非之矣。《迁传》有“杨恽祖述其书”之语，韦昭所本，《索隐》亦从之。但一部《史记》均称太史公，惟《自序》中“迁为太史令”一句称令，然《正义》引《史》作“公”，疑今本传讹，或依《汉书》改，岂尽恽增之耶？《索隐》以为姚察非之矣。盖太史公是官名，卫宏汉人，其言可信，《西京杂记》《隋书·经籍志》《史通·史官建置篇》、宋三刘（原注：敞、攽、奉世）、《两汉刊误》并同卫宏也。或问：晋晋灼《汉书·司马迁传》注曰“《百官表》无太史公在丞相上，卫宏不实”。《索隐》亦言宏谬。又宋宋祁《笔记》曰：“迁与任安书，自言‘仆之先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唐颜师古《迁传》注，谓“迁尊其父，以公为家公之公”。宋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谓“迁父子官令而云公者，邑令称公之比”。诸说然否？曰：非也。汉官之不见于表者甚多，不独太史公。况宣帝已改为令，属于太常，表固宜无之，奈何据以驳卫宏乎？《史记》中太史公，大半迁自称之，不皆指其父，何尊之有？《后汉书·郑康成传》载孔融告高密县立郑公乡，云“太史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此尊之说也，而东吴顾氏炎武《日知录》二十卷讥之（原注：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载《报任少卿书》“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亦是自称其官），县公僭称，他人呼之犹可，自号则不可。明于慎行《读史漫录》以为“朝会立处，在人主左右，以记言动，如唐、宋螭头记注之制，非爵秩之位，乃朝著之位。前人多误释。惟《正义》以虞喜为长，而《志林》实与《汉仪注》相通明，戏弄而倡优畜之，正以其在人主左右耳”。（原注：《补遗》谓位在丞相上，但可施于张苍，亦非。）至宋苏洵《嘉佑集·史论》，议迁与父无异称为失，更不然。《史记》只《天官书》“太史公推古天变”及《封禅书》两称太史公，《自序》前篇六称太史公，指司马谈，文义显白，余皆自谓，苏氏何所疑而讥其失哉！（原注：今本《西京杂记》作“位在丞相下”，恐讹。）（《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

钱大昕：太史公，官名。迁父子相继为之，非专为尊其父也。《史记》惟《自序》前半及《封禅》篇中有称其父为太史公者，其余皆迁自称。（见《日知录集释·非三公不得称公》）

又：卫宏《汉官仪》言位在丞相上，宏汉人，其言可信。而后人多疑之。予谓位在丞相上者，谓殿中班位在丞相之右，非职任尊于丞相也。（同上）

王鸣盛：《史记》“太史公曰”云云者，此其断语也。而班氏改称“赞”，陈寿改称“评”，至范蔚宗又改称论矣，而又系以赞，论为散文，赞为四言诗。沈约《宋书》改“论”称“史臣曰”（原注：惟《赵伦之》等传一卷无“论”，校者以为非约原书），萧子显《南齐书》，姚思廉《梁》《陈》二书，魏收《北魏书》，令狐德棻《北周书》，及《晋书》《隋书》《旧唐书》并同，《五代史》“论”直起，不加标题，而辄以“呜呼”二字引其端，此皆其名目之不同者也。有“论”无“赞”者，《宋书》《梁书》《陈书》《北魏书》《北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五代史》《宋》《辽》《金》三史也。“论赞”并用者，《晋书》《南齐书》《旧唐书》，而《南齐书·志》亦有“赞”，《宋》《辽》二史“本纪”称“赞”，“列传”称“论”，则变之尤者。《晋书》中间有唐太宗御论，改称“制”曰，但如《王羲之传》“制”专论其善书一节，则知太宗当日特偶然论及，未必欲以此作史论，史臣特援入之以为重耳。……若前明所修《元史》，全部皆无“论赞”，则几不足以为史矣。（《十七史商榷》卷一《史记创立体例》）

王鋈：左氏暄曰：史家体例，纪传之后有“赞”，然《史记》有不用“赞”者，如《伯夷》《孟荀》、《货殖》等传是也。《汉书》亦有不用赞者，如《循吏传》是也。司马氏“赞”落落数语，引而不发，褒贬意每使人于言外得之。班氏赞间有反复千余言者，已开后人作论法门。范蔚宗《后汉书》纪传后用“论”，“论”后复系之以“赞”，赞语用韵，而体例一变，然“赞”之用韵，不自范氏始也。《史记·匈奴传赞》用韵之类已开其先矣。（《二十四史策案》卷一《论赞》）

程馀庆：凡赞中太史公皆当作司马迁。（《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崔适：按：《自序》云：“谈为太史公。”《索隐》曰：“‘公’者，迁所著书，尊其父云‘公’也。”《自序》又云：“有子曰迁。”又曰：“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是则迁称其父曰“太史公”，自称其官曰“太史令”，故《汉书·律历志》《后汉书·班彪传》皆称迁为太史令，岂其官名“太史公”哉？《汉书·百官表》，太史令为太常属官，秩六百石耳，虞喜以为上公，谬矣。《自序》“太史公曰先人有言”以下，凡迁自称亦作“太史公”者，后人不达此为迁尊其父之称，从而改之尔。各篇赞语亦然。但此称相沿已久，且尊而公之，敬礼先哲，亦所宜然，故今亦仍其旧云。（《史记探源》卷二《五帝本纪》）

吕思勉：史公之作《史记》，盖皆裒辑旧文。其系以：“太史公曰”者，则谈、迁所自著，此四字固多用在篇末，亦有在篇首或中幅者。自著之文，随宜置之，非必如刘氏所云“限以篇终，各书一论”也。其所著，或补前人记事所不及，或则发明一理；皆有所为而为之，非空言，自无所谓“强生其文”“淡薄无味”者矣，刘氏之论非也。然其所称“事无重出”“文省可知”两端，自足为作论赞者之模楷；盖“理有非要，而强生其文”，则必不免有此二弊，马、班当日，既无意于为文，则此二弊者，自不待戒而自绝耳。（《史学四种·史通评·论赞第九》）

张舜徽：《史记》每篇之末，申之以“太史公曰”，此论体也。《汉书》因之，乃易名为“赞”。范氏作《后汉书》则改称“论”，而又系之以“赞”。论为散文，赞为四言韵语。每篇并用两体，后之修史者多遵之。顾范氏新创是例，自以为前无古人。《宋书·范晔传》载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有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辞句……”又曰：“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观此诸言，可知晔之自视，固已甚高。隋唐诸志，咸著录《后汉书论赞》一书，殆即赏音者之所为也。后人无范氏之才识，乃亦纷纷效颦，徒形其繁赘耳。宋人史论，好架空凌虚，题外生枝，更坠恶道矣。观欧阳修《五代史论》，不别标题，每篇皆以“呜呼”二字发端，章学诚《信摭》，至目为一部吊祭哀挽文集，殆非苛论。斯又变本加厉，为知幾所不及料者也。故知幾此篇持论，大体精核。实为箴育起废、惩前毖后之言。郑樵《通志总序》，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皆引申斯义，大畅其说。自此治史者，重在史实之求真，不尚虚文之敷论，皆知幾斯议为之先导也。（《史学三书评议·史通评议》

赵生群：一部《史记》，多以“太史公”指称司马谈、司马迁。但后世对“太史公”一词却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种认为是尊称，另一种则认为是官名。……综观《汉旧仪》的有关资料，卫宏对太史公、大史令的记载相当系统、具体。他不仅记述了太史公、大史令两种不同官职的名称秩禄，而且分别记载了它们的从官及其俸禄。卫宏的著作以“汉旧仪”为名，主要的依据应是前代文献，书中一些叙述性的内容容或有误，而大量的具体记载，决非无稽之谈。他以太史公为官名，并言之凿凿，详加叙述，当属可信。更为重要的是，《史记》和其他文献也可与《汉旧仪》的有关记载相互发明印证。

《史记》全书皆称“太史公”，《报任安书》也称“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可谓天衣无缝。吴敬之云：“《文选》载史公《报任安书》，首云‘太史公牛马走’，太史公为实官，故以之冠于书首，犹今人公牍笺启首言具官某某，苟太史公非当时实官，史公决不能以时人所推之名，施之于友朋之前。”钱锺书先生亦云：“‘太史公’为马迁官衔，‘先马走’为马迁谦称，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一一谓以官衔置谦称前，如泰山刻石之‘丞相臣斯’，殊为得间。”《自序》载：“（司马）靳生昌，昌为秦主铁官。当秦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喜生谈，谈为太史公。”作者历叙司马氏世系，对于自己的先人都举其官职，数句文法亦相同，都是在动词“为”后面列出官名，“谈为太史公”一句，也不应例外，“太史公”在这里只能是官名。《茂陵中书》称“司马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博物志》也以为司马迁任太史令，大概是由于作者只知后世有太史令而致误。（《〈史记〉文献学丛稿·太史公新证》）

［日］川合康三：作者怎样使用人称，这一点也值得注意。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己初次出场时，用的是“迁”：“有子曰迁。”但这是记述家世以及父亲司马谈时出现的司马谈之子的名字，而不是用“迁”作为第一人称。司马迁拜太史令以后，就以“太史公”指称自己了。这和他记述父亲司马谈时，叙家世时用“谈”，拜太史令后则称“太史公”的写法，是完全一样的。《史记》的列传各卷末尾，作者以“太史公曰”的方式，陈述自己的意见，但在《太史公自序》中，明明是作者自指，却仍然同样用“太史公”的官名，这显然是意味着：作者写的虽然是个人之事，但发言却是站在作为官人的立场上。也就是说，《太史公自序》即使写的是个人的事实，但叙述者司马迁并不是代表“私”的个人，而是代表“公”的史家。第一人称的手法，《太史公自序》没有使用。正缘于此，班固在写《汉书》时，就可以“太史公”的称呼一字不改，原封不动地移录到《司马迁传》里去了。（《中国的自传文学》第二章《与众不同的“我”》）

阮芝生：《史记》五体与“太史公曰”的名称与体裁，都各有来源。“本纪”之名源于“禹本纪”，“表”名系自“谱”名音变而来，“书”名源于古代之“书”（《尚书》），“世家”之名出于《世本》中之“世家”，“列传”之名或源于《世本》中之“传”。但名称相同者，未必即是体裁之所自出。《史记》中的“本纪”，当仿自《春秋》，“表”当仿自“周谱”，“书”当仿自“书”（《尚书》），“世家”与“列传”或仿自《世本》中的“世家”与“传”，序传当仿自“书序”，“太史公曰”当仿自《左传》“君子曰”。论其体裁之来源，《史记》五体与“太史公曰”似乎多少都有些根据，但若考其实际之内容与作法，则仿拟前人之处又很少。……其面貌与精神则与古代之体裁迥异。……司马迁写《史记》，并非凿空独创，但也绝非因袭墨守，他是在因袭中表现出他伟大创造力。（《论〈史记〉五体及“太史公曰”的述与作》，载台大《历史系学报》第6期，1979年12月，引自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第五章《中国史学的精细、详赡与博大》注20）

张大可：太史公是官名还是尊称，是一个传统的争论课题。……若“太史公”为官名，称述何以父子相异？若“太史公”为司马迁对父之尊称，又何以父子相共？又“太史公”为《史记》原名，取义何在？这些疑点引起了后世学者的长期争论，近世尤为激烈，迄今无定论。由古及今有十种说法，依时间顺序先后排列如下：一、太史公为他人尊称司马迁说，见《武帝本纪·索隐》引桓谭说。二、太史公为二千石官名，尊于丞相说，见《汉书·司马迁传》颜注引如淳说，根据为汉卫宏《汉旧仪》。三、太史公为司马迁尊称其父说，见《汉书·司马迁传》颜注，清人顾炎武信其说，见《日知录》卷二。四、太史公为司马迁尊称其父亦是自题说，见《太史公自序·索隐》司马贞按。五、太史公为太史令之尊称说，见清人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又《史记会注考证·太史公自序》引朱一新说同。六、太史公乃太史官之假借说，见清人吴国泰《史记解诂》。七、太史公为官府之通称说，《史记会注考证》引清人李慈铭说。八、司马迁从楚俗，自题太史令为太史公说，近人朱希祖作《太史公解》（载1936年《制言》半月刊第15期）主其说。九、司马迁为太史公，追书其父亦为太史公说，近人施蛰存作《太史公名号辨》（载《学原》第2号第5期）主其说。十、太史公为书名说，清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一。

总上十说，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曰尊称说（一、三、四），二曰官名说（二、五、六、七、八、九），三曰以官称为书名说（十）。（《史记文献研究·序论》）

【汇评】

李维桢：评曰：太史公之赞，不事铅华，直抒胸臆，比班掾之敲金击玉者，似高一筹。范晔其班之流亚乎！（《史通评》卷四《论赞》）

郭孔延：史臣论赞，正以寓褒贬，定功罪，不自《左传》“君子曰”始也。《尚书·典谟》起曰“若稽古”，所从来久矣。……《晋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此皆论赞之繇也。若与夺乖宜，是非失中，如晔、收之流，则何以赞为！（《史通评释》卷四《论赞》）

锺惺：《五帝本纪·赞》不作一了语，其一段传疑，不敢自信之意，往往于运笔虚活承转处见之，字字是若存若亡光景，使人读未终而先得之，其引证原委又似历历有据，正其不敢自信处，盖多闻而后能阙疑，多见而后能阙殆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作史之本；“择其言犹雅者”是作史之法。一部《史记》，要领尽此矣。（《史怀》卷五《史记一·五帝本纪》）

凌稚隆：吴澄曰：此为赞语之首。古质奥雅，文简意多，而断制不苟。凡为九节：前四节著其事，后四节断其义。第一节言学者多称五帝已久远矣，其可征而信，莫如《尚书》，然其所载独有尧以来，而不载黄帝、颛顼、高辛，则所征者犹有籍于他书也。第二节言百家虽言黄帝，而其文不雅驯，故荐绅先生难言之，则不可取以为征也。第三节言《五帝德》《帝系姓》二篇，见《大戴礼》及《家语》，虽称孔子传于宰我，而儒者或不传，则似未可全征而信也。第四节言身所涉历，长老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则他书之言黄帝者，亦或可征也。此四节皆著其事也。第五节应第一节言，总不离古文者近是。古文《尚书》是也。谓大要以不背《尚书》所载者为近于是。然太拘泥，则不载者岂皆无可征者乎？故曰近是也。第六节言备载则有《五帝德》等篇，我观《国语》，其间发明二篇之说为甚章著，顾儒者但不深考而不传耳。其二篇所发明，章著而表见，验之风教固殊者，皆实而不虚，则亦或可征矣。第七节言况《尚书》缺亡其间多矣，岂可以其缺亡而遂已乎？其尚遗佚若黄帝以下之事，乃时时见于他说，如百家、《五帝德》之类，皆他说也，又岂可以荐绅难言，儒者不传而不择取乎？第八节言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不能择取，而浅见寡闻，固难为言也。此四节断其义也。第九节，结曰：余并论次，择言尤雅者，故著为首，言非止据《尚书》论次尧以下，且并黄帝、颛顼、高辛而论次之。于《五帝德》等书择其言之尤雅者取之，则其不雅者在所不取也。文字多少曲折，读者不可草草。（《史记评林》卷一《五帝本纪》）

黄淳耀：又太史公“史赞”皆有超识，司马贞妄讥之，以为不能备论，遂别为《述赞》，概括通篇，每人置评，事虽不遗，意见则猥陋矣。（《陶庵集》卷七《五帝本纪》）

吴汝纶：赞文，吴草庐云：古质奥雅，文简意多，断制不苟，文字多少曲折！（《点勘史记读本·各家史记评语·五帝本纪》）

李景星：赞语吞吐离合，自然超妙，亦为全书诸赞之冠。（《史记评议·五帝本纪》）

[2]【汇注】

俞思学：按：五帝谓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史概》卷一《五帝本纪赞》）

[3]【汇注】

司马贞：尚，上也，言久远也。然“尚矣”文出《大戴礼》。（《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朱之蕃：吴澄注释：言学者多称五帝已久远矣，则可征者，莫如《尚书》。（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程馀庆：尚，上也，谓久远也。言相传其名已久。提一句，锁一句，下即转。（《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4]【汇注】

司马迁：尧、舜之盛，《尚书》载之。（《史记·太史公自序》）

刘知幾：《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知《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如天行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推此三说，其义不同。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史通》卷一《六家》）

又：上起唐尧，下终秦缪，其《书》所录，唯有百篇。而《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史通》卷十三《疑古》）

朱之蕃：言所载独自尧起，而不载黄帝、颛顼、帝喾，则所征者犹籍他书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浦起龙：《汉·艺文志》：《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按：《志》语本孔安国《尚书序》，百篇盖古《尚书》原数也。（《史通通释》卷一《六家》）

程馀庆：言《尚书》文又少，惜其事为圣人所不录。（《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孔子论次《尚书》独载尧以来，尧以前不取，至司马迁作《史记》，才追溯至黄帝。司马迁的《五帝本纪》记尧以前事，材料显然不足，且往往自相抵牾。孔子编定的《尧典》则是信史。孔子论次《尚书》之所以自《尧典》起始，原因有二：一是《尧典》的材料确凿，二是尧这个人物和他的事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华夏民族的血缘之根在黄帝，中国人传统思想文化的源头却在尧。尧（以及舜）的事迹主要保留在《尧典》里。《尧典》是中国远古历史的重要文献史料。（《〈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总论》）

又：尧（以及舜）的时代，放到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里看，它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阶段。它的许多文化现象与国家产生以后的情况不同，却又是后世文明的渊源。而且记载它的事迹的《尧典》又写定于平王东迁之后，许多用语带有阶级社会的色彩是不可避免的。把握住这些，无疑是读通《尧典》的钥匙。（同上）

【汇评】

刘知幾：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辟夫行不由径，非所闻焉。（《史通》卷四《断限》）

王恢：太史公为揭开中国悠久的历史序幕，固考信于六艺，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儒者或不传？因足迹所至，皆有黄帝之传说，乃择其言尤雅者，依《大戴礼记·五帝德》，首黄帝，次颛顼、帝喾，次尧、舜。谓“自黄帝至舜、禹，皆以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殊不其然。《春秋纬·命历序》，言炎帝传八世，黄帝传十世，颛顼传二十世，帝喾传十世，乃至于尧。（《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

金景芳、吕绍纲：《尧典》所记尧舜禹的史迹基本上是可信的。说尧舜禹是神话人物，《尧典》是战国秦汉人精心编造的，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这一观点我们认为是错误的。《尧典》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研究中国古代史舍《尧典》不用，是极大的失误。（《〈尚书·虞夏书〉新解·〈尧典〉新解·序说》）

[5]【汇注】

浦起龙：百家，荒诞不经之书。黄帝，举黄帝以该颛顼、帝喾。（《古文眉诠》卷十八《五帝本纪赞》）

吕思勉：“百家”二字有两义：一《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有《百家》百二十九卷，此为小说一家之学。一太史公言“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五帝本纪·赞》），《汉书》称孝武帝罢黜百家（《本纪·赞》），此该儒家以外诸家言之也。（《秦汉史》）

张家英：谨案：《史记》中多次言及“百家”，其义并非同一。《李斯列传》：［李斯上书曰：］“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秦始皇本纪》与此略有不同。此“百家”为“各个学派及其著述”的代称。《甘茂列传》：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先生，学百家之术。观甘茂“因张仪、樗里子而求见秦惠王”及其说秦王之事，他所学的“百家之术”当为一种特称。此“百家”至少主要是纵横家吧。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收小说十五家，其第十五家为“《百家》百三十九卷”，班固无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云：此十五家中，“梁时已仅存《青史子》一卷，至隋已佚；惟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太史公于此所指之“百家”，似非“诸子百家”一类的通称，而应指“记史而悠谬”的“《百家》”之特称。果尔，则依标点要求，此“百家”当标之以书名号了。（《〈史记〉十二本纪疑诂·五帝本纪》）

【汇评】

李邺嗣：太史公作《史记》，虽传述古今，而尝自以其意见于叙次中，至为帝王诸本纪质叙而已，惟诸篇似无所致意，可无深考。余独三复之，谓史公称《尚书》载尧以来，而今自黄帝始。盖《黄帝本纪》，实太史公之谏书也，当与《封禅书》并读，即可见矣。……今史公所作《黄帝本纪》，简而雅，质而不侉。其叙黄帝修政，一曰师兵，二曰疆理，三曰设官，四曰定历；复举其要曰治五气，艺五种，曰劳勤心力耳目，节用财物，俱治天下之大本大经为万世法，而鬼神山川封禅与焉，则仅一言及之，不复道。至后书黄帝崩，葬桥山，而世所传鼎湖上仙及诸荒怪不经，尽可不辨而见矣。余尝考《汉书·艺文志》，道家载《黄帝书》一百篇，神仙家载《黄帝书》六十一卷，所谓百家言黄帝，俱一时方士诡撰以欺人主，荐绅先生难言之。今《本纪》尽削不载，而别于《封禅书》俱述前说，而直断之曰，海上怪迂之方士、阿谀苟合之徒，所言不经无验者。盖一以征信，一以斥诬，使人主开卷惕然，知黄帝忧劳圣人，诸所以治天下如此。《礼》曰，黄帝正明百物，以明民共财大。《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六艺古文昭然可考，故其风教所被，数千年不衰，长老尚能道之，太史公择其言尤雅者，著为本纪书首，而凡《封禅书》所载方士之怪迂语，其文不雅驯，当不使复陈于人主之前矣。且上虽好神仙，而酷吏峻刑，更相继起，人臣救过不瞻，史公特于《老子传》附以申不害、韩非，使知黄老之学一变而为刑名，其弊固然也。此其爱君之诚，翻复讽谏，冀人主读其书而有悟，盖三致意焉。后世曲儒，寡闻浅见，乃谓史公尚黄老，负谤主之名，此其不善读书者也。是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岂足与尚论古人哉！（《杲堂文钞》卷四《五帝本纪论》）

顾颉刚：《六艺》中的《尚书》是始于尧、舜的；还有礼家杂记的《五帝德》和《帝系姓》，虽然“儒者或不传”，究竟还为一部分的儒者所信，这两篇中的历史系统是从黄帝开始的。司马迁在他自己所立的标准之下，根据了这些材料来写史，所以他的书也起于黄帝。黄帝以前，他已在传说中知道有神农氏（《五帝本纪》），伏羲（《自序》）、无怀氏和泰帝（《封禅书》），但他毅然以黄帝为断限，黄帝以前的一切付之不闻不问。这件事看似容易，其实甚难；我们只要看唐司马贞忍不住替他补作《三皇本纪》，就可知道他在方士和阴阳家极活动的空气之中排斥许多古帝王是怎样的有眼光与有勇气了。（见《崔东壁遗书·序》十《战国与西汉的疑古》）

[6]【汇注】

张守节：驯，训也。谓百家之言皆非典雅之训。（《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朱之蕃：言百家称说黄帝，而其文又不冠雅朴醇。（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唐德宜：驯，训也。谓言涉神怪，非典雅之训。（《古文翼·五帝本纪赞》）

崔述：《大戴记·五帝德篇》云：“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扆云；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秋冬乘马，黄黼黻衣。”余按：乘龙之说最为荒唐，盖本方士之言；黼黻衣裳亦属约略之词，《本纪》删之，是也。所谓“其文不雅驯”者，盖谓此等。嗟乎，司马迁犹恶其不雅驯而删之者，后之学者反或广搜不雅驯之文以增之，亦独何哉！（《崔东壁遗书·补上古考信录》卷下《驳三帝乘龙之说》）

汪越：按：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以伏羲、女娲皆蛇身人首，神农人身牛首，以至炼石断鳌之诞，皆笔之。又推之开辟之初，天、地、人三皇，以为图纬所载，不可全弃。又推人皇已后，五龙氏以下十七君。又引《韩诗》以为自古封太山、禅梁甫者万有余家。又称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其可信乎？太史公托始黄帝，而其间犹不免牴牾，况欲论著开辟以降乎？故曰“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乃知其澄汰者已多矣。（《读史记十表·读三代世表》，见《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吴汝纶：“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谓方士仙道，皆傅会黄帝也。此句与上“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句相发。（《点勘史记读本·五帝本纪》）

王叔岷：案：《广雅·释诂》：“驯，善也。”“雅驯”谓“典雅驯善”也。《正义》释为“典雅之驯”，未审。（《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汇评】

黄淳耀：太史公《五帝纪·赞》以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又历叙己所采于长老及《春秋》《国语》与他说之足以参古文者而成是篇，则凡骑龙铸鼎诸诡异事，乃太史公所谓不雅驯弃如涕唾者也。今人乃掇其弃余而津津艳称之，何哉？又太史公赞皆有超识，司马贞妄讥之，以为不能备论，遂别为《述赞》概括通篇，每人置评，事虽不遗，意见则猥陋矣。（《陶庵全集》卷四《史记评论·五帝本纪》）

顾颉刚：战国、秦、汉一段时期的人们最敢大胆说话，他们不根据资料而称说古代，并把自己的意见乱套在古人头上，古人的事情就尽跟着他们的每一张嘴而变化，破绽太多了，所以人们早就知道“百家言不雅驯”，司马迁作《史记》，已经大大地费了一番别择的工夫，然而总是扫除不尽。（见《崔东壁遗书·序》一八《清代的辨伪》）

[7]【汇注】

裴骃：徐广曰：“荐绅即缙绅也，古字假借。”（《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朱之蕃：缙绅先生难解说之，见亦不可取为徵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林云铭：虽录，又涉于神怪，不可为训，故当世士大夫皆不敢道。（《古文析义·五帝本纪赞》）

程馀庆：驯，训也，言非典雅之训。荐，进也。绅，大带。谓进笏于大带革带之间也。言百家虽录矣，然其文又涉于神怪，不可为训，故当时士大夫皆不敢道。伏“择其尤雅”句。二转。（《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8]【汇注】

张守节：系音奚计反。（《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朱之蕃：《五帝德》《帝系姓》此二篇见《大戴礼》及《家语》，虽称孔子传于宰我，似不信矣。（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唐德宜：《五帝德》《帝系姓》，皆《大戴礼》及《家语》篇名。（《古文翼·五帝本纪赞》）

茆泮林：《尚书序》正义曰：《大戴礼·帝系》出于《世本》。（《世本辑注·世本诸书论述》，见《世本八种》）

又：《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定系世，辨昭穆。郑玄注曰：《帝系》《世本》之属。孔颖达疏，天子谓之《帝系》，诸侯谓之《世本》。（同上）

王叔岷：案：黄善夫本《正义》“奚计反”下，更有“《五帝德》及《帝系姓》，皆《大戴礼》文，及《孔子家语》篇名。汉儒者以二书非经，恐不是圣人之言，故或不传学也”四十字，与下文“儒者或不传”下《索隐》之文略同。又案：今传《孔子家语》，乃魏晋时伪书（盖即王肃所伪托）。汉儒所不及见，不当与《大戴礼》并论也。（《史记斠证·五帝本纪第一》）

陈蒲清：《宰予问五帝德》《帝系姓》：即《五帝德》《帝系姓》，皆《大戴礼记》及《孔子家语》中的篇名。《史记》关于尧以前的记述主要来自这两篇。（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9]【汇注】

司马贞：《五帝德》《帝系姓》皆《大戴礼》及《孔子家语》篇名。以二者皆非正经，故汉时儒者以为非圣人之言，故多不传学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朱之蕃：儒者以为非真圣人之言，故多不传学，则又未可征信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程馀庆：百家中如《大戴礼》及《孔子家语》，皆云传宰予五帝之说。似乎圣人曾言之，可以为据矣。但以出自百家之书，儒者疑非圣人之言，故不传以为实。以《五帝德》《帝系姓》二篇出于孔子，故终本此以成书，所谓众言淆乱衷诸圣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汇评】

顾颉刚：言下大有不信任这两篇的意思。实在因为尧和舜二人，《尧典》言之，《论语》言之，《孟子》言之，已为儒家公认无疑；至于五帝，则只有“五帝”这一个集团的名词见于《荀子》，至于黄帝什么，某帝什么，不但《论语》《孟子》中不见，即很后出的《荀子》亦未尝见。何况黄帝，给道家说，给阴阳家说，给神仙家说，给医家说，又给天文律历家说，说得太不雅驯了，真使人不能信了。《五帝德》和《帝系姓》两篇虽说是“孔子所传”，但其中都说到尧以前，都说到黄帝，违背了儒家的说话的成例，破坏了儒家的古史的断限，所以“儒者或不传”了。然而司马迁是作《五帝本纪》的，这篇本纪终究是采用《五帝德》和《帝系姓》作骨干的。（《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二〇《五帝德》）

[10]【汇校】

［日］水泽利忠：彭、金陵同。各本“桐”字作“峒”。（《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张守节：余，太史公自称也。尝，曾也。空桐山在原州平高县西百里，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处。（《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王圻：崆峒山……上有问道宫，黄帝问道于广成子，盖在此山。又山有玄鹤洞、香炉峰。香炉峰一名香炉台，自香炉台望倒插石，上巨下锐，尤为奇怪。（《三才图会·地理卷八·崆峒山》）

钱穆：大騩镇在密县东南大騩山下，则先秦言黄帝登空桐，明明在汝许之间，史公必远移之关陇之西者，史公自以后世疆域地望说古代史迹，故言黄帝西至空桐，必在凉境，若汝州空桐，尚在中原，不得为西也。（《黄帝故事地望考》，载《禹贡》第3卷第1期）

王恢：空桐，或作崆峒。《封禅书》，汉武帝元鼎五年十月，“至陇西，西登崆峒”。史公从，自云“西至崆峒”（《自序》）。即今甘肃固原县境之六盘山。按：《左》哀二十六年，大尹奉宋景公自空桐入如沃宫。杜注：梁国虞县有地名空桐。《殷本纪》殷后有空桐氏。然则上古之空桐必不在远。（《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空桐》）

又：《寰宇记》（八）：“梁县广成泽，在县西四十里，后汉安帝永初元年假与贫人。”（见《汝水注》）又有“广成城，《九州要记》云：‘广成子为黄帝师，始居此城，后于崆峒山成道。’今此城犹有庙像在焉。崆峒山在县西南四十里。有广成子庙，即黄帝问道之所也。按唐开元三年，汝州刺史克本州，防御使卢贞立碑，其略云：《尔雅》曰：北戴斗极为崆峒。其地绝远，华夏之君所不至。禹迹之内，山名崆峒者三：其一在临洮，秦长城之所起；其一在安定（即固原）。二山高大，可取材用，彼人亦各于其处为广成子立庙。而庄生述黄帝问道崆峒，遂言游襄城，登具茨，访大騩，皆与此山接壤，则临洮、安定非问道之所，明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黄帝都邑》）

马持盈：空峒，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司马迁之时，首都在西安，其所谓东西南北，即以西安为中心而言，所以不应当把空峒解为在河南临汝县，因为河南是在西安之东。（《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11]【汇注】

张守节：涿鹿山在妫州东南五十里，山侧有涿鹿城，即黄帝、尧、舜之都也。（《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12]【汇注】

马持盈：渐，濒临也。（《史纪今注·五帝本纪》）

[13]【汇注】

朱之蕃：太史公自叙身所涉历处。（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王鸣盛：《五帝本纪》赞自言：“予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黄帝纪》云：“西至空桐。”注引韦昭曰：“山在陇右。”又“战于涿鹿之野”，注引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迁东至海，南至江淮，即二十南游事。至空峒、涿鹿游迹，不知约在何年。其二十南游无空峒、涿鹿踪迹。《河渠书》赞则云：“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其庐山以下云云，盖即二十南游所历；瞻岷山、离碓即为郎中使巴蜀时事。意者其时并至陇右，故登空峒；若朔方及涿鹿，则究无由至。《蒙恬传》赞云：“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鄣。”盖迁别自有北边之游，但不知此段游踪定在何时耳？不可考矣。（《屈原传》赞云：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此游踪即二十南游窥九疑、浮沅湘时事。《樊郦滕灌传》赞云：“吾适丰沛，问其遗老。”即过梁、楚以归时事。）（《十七史商榷》卷一《子长游踪》）

程馀庆：点东、西、南、北，与篇中作映带。又提。（《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金毓黻：是则迁之足迹，实由今之晋豫，而南游江浙，转至湘鄂，北还齐鲁，徊徘鲁苏二省之交界，又经武汉而归长安，再南适川滇，再北返，中国之内地，多经涉历。故苏辙谓：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豪杰交游，故其文疏宕颇有奇气。此又《史记》一书之所由成。其动机三也。（《中国史学史》第三章《司马迁与班固之史学》）

[14]【汇校】

［日］泷川资言：枫、三、南本无“至”字，“固”作“国”。（《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日］水泽利忠：固，南化、枫、棭、三、谦、梅、狩、野、中彭（作）“国”。（《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朱之蕃：言风教既殊，则他书之言黄帝者，亦或可征而信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程馀庆：言书虽有传信传疑之不同，但以平日足迹所历，尝见称道五帝旧迹，与其风俗教化，固或有异。（《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崔适：按：各本“殊焉”下有“不离于古文者”句，古文不系何经，不成语矣。（《史记探源》卷二《五帝本纪》）

[15]【汇注】

司马贞：古文即《帝德》《帝系》二书也。近是圣人之说。（《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朱之蕃：古文指《尚书》也。谓大要以不背《尚书》之所记载者较为近于是，然太拘泥则不载者岂无可征，故仅曰“近是”。（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林云铭：书虽有传信传疑之不同，但以平日足迹涉历，见所在长老，尝称五帝旧迹，与其风俗教化，固有或异，总不离于古文所载，是《尚书》虽可传信，而百家言未必尽传疑也。（《古文析义·五帝本纪赞》）

唐德宜：足迹所历，长老所称，不离古文所载，是百家言亦有可信。（《古文翼·五帝本纪赞》）

浦起龙：古文，即下《春秋》云云，仍转归宗孔也。（《古文眉诠》卷十八《五帝本纪赞》）

又：巴西谯周以《太史迁书》周、秦以上，或采家人诸子，不专据正经。（《史通通释》卷一《六家》）

泷川资言：沈涛曰：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是古文即谓《尚书》。《太史公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亦谓古文《尚书》。小司马于纪赞则以为《帝德》《帝系》等书，于《自序》则以为《左传》《国语》等书，皆非是。又曰：《汉书·儒林传》曰“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是《史记》之用古文，孟坚言之凿然矣。自汉以来皆无异说，惟史迁每以训诂字易经文，又兼裴骃、司马贞、张守节所据本每多互异，盖已为六朝人所窜乱，然藉此以求古文之真，尚可存十一于千百。愚按：古文谓以古文书者，不止《尚书》一经，而是主斥《尚书》。说又见《十二诸侯年表序》。（《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程馀庆：然所见所闻虽有异，而总不离于古文所载。是《尚书》固可传信，而百家之言亦未必尽传疑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吴汝纶：史公记帝王世系，欧公辨之当矣。然史公故一采《帝系姓》，《帝系姓》又传自孔氏，皆古文。史公谓其“近是”，故亦不谓无疑也。古书之传盖寡，五帝之事未宜以后世礼乐明备之世之见窥测其是非也。（《点勘史记读本·五帝本纪》）

崔适：《七略》曰：“《古文尚书》及《论语》《孝经》。”然则《论语》《孝经》而书以古文，亦当曰《古文论语》《古文孝经》，必与经名相属，始见其为何经之古文。乃《五帝本纪赞》曰“总之不离于古文者近是”，《仲尼弟子传赞》曰“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太史公自序》曰“年十岁则诵古文”，此等古文谓何经耶？惟《说文解字》有此名，别于小篆、籀书也，此又非其例也，真不成语矣。（《史记探源》卷一《古文》）

陈直：古文盖谓战国时书写原本之竹简，仍保存于汉代者，或汉代儒生，从竹简传抄，而非以隶古写定者，通谓之古文，非专指《尚书》而言。（《史记新证·五帝本纪》）

张家英：谨按：汉代所谓“古文”，有三种意义：一是指先秦文字与先秦写本旧书；二是指出自壁中或先秦的民间经传；三是指传授古文家法的古文学派。王国维在《史记所谓古文说》中认为：“太史公所谓古文，皆先秦写本旧书。”又说：“自武、昭以后，先秦古书传世益少，其存者往往归于秘府；于是古文之名渐为壁中书所专有。”即是说，《史记》中所谓古文，使用的是上述第一义。（《〈史记〉十二本纪疑诂·五帝本纪》）

[16]【汇注】

储欣：古文兼指《春秋》《国语》，非指《帝德》《帝系》二书也。《尚书》独载尧以来，故百家之言举可疑。《春秋》《国语》及其他古文时时发明《帝德》《帝系》，故可信。即此见一部《史记》，无非尊《六经》而绌百家。（《史记选》卷一《五帝本纪赞》）

张大可：这里的《春秋》系指《左氏传》，并非指孔子所作《春秋》。（《史记论赞辑释·五帝本纪赞》）

[17]【汇注】

司马贞：太史公言己以《春秋》《国语》古书博加考验，益以发明《五帝德》等说甚章著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朱之蕃：言观《国语》记载，其间发明二篇之说为甚章著。（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言《春秋》《国语》中多说五帝之事。（《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

[18]【汇注】

裴骃：徐广曰：“弟，但也。《史记》《汉书》见此者非一。又左思《蜀都赋》曰‘弟如滇池’，而不详者多以为字误。学者安可不博观乎？”（《史记集解·五帝本纪》）

张守节：顾，念也。弟，且也。太史公言博考古文，择其言表见之不虚，甚章著矣，思念亦且不须更深考论。（《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朱之蕃：言儒者但不深考，而致使不传耳。（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钱大昕：“顾弟弗深考”，注：“徐广曰：‘弟，但也。’”“弟”“但”声相近。俗书“弟但”字作“苐”，“次弟”字作“第”，皆不合六书之旨。（《廿二史考异》卷一《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钱大昕曰：弟、但，声相近。中井积德曰：《书》缺有间，讥儒者不传也。（《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

[19]【汇注】

司马贞：言《帝德》《帝系》所有表见者皆不为虚妄也。（《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朱之蕃：其二篇所发明章著，而表见其验之风教固殊者，皆实而不虚。则或可征。（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金圣叹：所嫌诸书，但不深考；以今亲历验之，乃皆诚有。（《金圣叹批才子古文·西汉文·五帝本纪赞》）

唐德宜：所见与长老之言合，非尽虚妄。（《古文翼·五帝本纪赞》）

程馀庆：顾，犹“乃”也。第，犹“但”也。言《五帝德》《帝系姓》二篇，虽儒者所不传，而《春秋》《国语》又发明凿凿，乃人但弗深求其说耳。若二篇所表见者，长老既言之，皆不虚妄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陈蒲清：司马迁根据实地调查和考察，肯定了《尚书》《春秋》《国语》有关记载的真实；今人通过古器物的考证，也证明《史记》有关记述的准确性。如河南安阳发掘出来的叠积着的三种文化遗迹：仰韶文化（下层），龙山文化（中层），小屯文化（上层），分别可跟《史记》关于五帝时代、夏代、商代的记述相互印证。甲骨文也有许多可资印证的地方。（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郑之洪：《五帝德》《帝系姓》载于《大戴礼》，《尚书》立于学官，都是当时的权威文献，《五帝本纪》取材于此。但是司马迁却用《春秋》《国语》来印证，又补充《百家》之言和各地传说的故事，经过综合考实，选择可信的材料写入书中。（《史记文献研究》第七章《〈史记〉义例和司马迁的历史观》）

[20]【汇注】

张守节：言古文《尚书》缺失其间多矣，而无说黄帝之语。（《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朱之蕃：矧《尚书》缺亡其间多矣，岂可以缺亡而遂已乎？（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唐德宜：《尚书》古文实多缺略。（《古文翼·五帝纪赞》）

陈蒲清：《书》缺有间（jiàn），古文《尚书》缺亡，留下很多空白。一说“有间”指时间很久。（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五帝本纪》）

[21]【汇注】

司马贞：言古典残缺有年载，故曰“有间”。然帝皇遗事散轶，乃时时旁见于他记说，即《帝德》《帝系》等说也。故己今采按而备论黄帝已来事耳。（《史记索隐·五帝本纪》）

林云铭：《五德》《系姓》，儒者所不传者，而《春秋》《国语》又发明凿凿，今且勿深求其说，惟是故迹风教，表见于后世者，长老既言之，皆不虚妄，在《尚书》缺略不全，而遗事多见于百家言中，岂可湮没？（《古文析义·五帝本纪赞》）

程馀庆：言在《尚书》或缺略不全，而轶事多见于百家言中，岂可尽湮没乎？（《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汇评】

刘知幾：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是知史文有厥，其来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史通》卷五《采撰》）

[22]【汇注】

浦起龙：好学深思，是择言本领。（《古文眉诠》卷十八《五帝本纪赞》）

[23]【汇注】

朱之蕃：言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与之言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汇评】

杨峒：《史记》之书，详于秦汉。此篇与三代本纪，杂取《尚书》《春秋内外传》《世本》《战国策》为之，故其文不能雄深如始皇以后诸纪。然其去取之意，则亦非苟然者，篇内序五帝之世，全用《五帝德》及《帝系》之文，二篇皆出孔氏，故子长谨而著之，其意盖以《尚书》为主，而高辛以上则颇采传记之可信者，粗具支派，以见三代之所自出而已。至于尧为帝喾之子，禹为颛顼之孙，上距黄帝裁五世，而自黄帝至舜乃九世，此其中间必多旷隔，而子长一因旧文，所谓疑者传疑，盖其慎也。欧阳永叔尝辨《史记》世次之误，以子长为不知取舍。而罗长源、金吉甫、马宛斯之书，遂不以虞舜系黄帝，又不专疑其世次隔越，咸祖述欧说，以舜妻尧女有渎姓之嫌，愚窃以为未得其意也。……《史记》而后，若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司马贞《三皇本纪》、刘恕《通鉴外纪》之类，非援引荒怪，则以意离合补缀于其间，皆子长之所删除与其所阙之而不敢妄论者也。篇末言择其尤雅者著为本纪，而《三代世表》亦谓孔子序《书》，略无年月，故世纪黄帝以讫共和，其慎如此，后之君子生二千年之后，乃欲排弃礼传，虚树己说，好学而不能心知其意，于浅见寡闻者，又何责焉？（《书岩賸稿·读五帝本纪》）

林云铭：非知其意，则不能辨其虚实，而抉择于其间。“浅见寡闻”四字，把上文“荐绅先生”“儒者”一齐骂杀。（《古文析义·五帝本纪赞》）

程馀庆：“非好学深思”，则不能“心知其意”，非“心知其意”，则不能辨其虚实而抉择于其间也。“好学深思”八字是作史本领，“浅见寡闻”四字，将“学者”“荐绅先生”“儒者”一齐抹倒。（《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24]【汇校】

［日］水泽利忠：南化、枫、三、梅、狩，“雅者”二字作“多雅”。（《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五帝本纪第一》）

【汇注】

浦起龙：结出“择”字，择其合于孔子者耳。（《古文眉诠》卷十八《五帝本纪赞》）

【汇评】

叶适：羲、黄为文字之始，圣智之先，不独学者言之，孔子盖言之矣。至于简弃鸿荒，断自尧舜，则何必孔子？自舜禹以来，固然也。何以知之？方禹、益、皋陶共明治道，祖述旧闻，其时去黄帝、颛顼不远，所称道德广大，皆独曰尧、舜，未有上及其先者。推群圣贤之心，岂夸祢而轻祖哉？故余以为神灵不常，非人道之始，阙而不论，非掩之也。如迁所见《五帝德》《帝系姓》，虽曰起自黄帝，若夫稽古而陈之，君止尧舜，臣止禹、皋陶，而羲、农、后、牧之伦不预焉，迁未造古人之深旨，特于百家杂乱之中，取其雅驯者而著之，然则《典》《谟》大训徒“雅”而已乎？况黄帝、尧、舜之后既数千年，长老所言不可信，审矣。不择义而务广意，亦为学之患也。孔子谓颜渊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盖为邦之要略。汉儒之智未足以及此也。而迁纪夏、商，言孔子正夏时，又曰殷路车为善，近是矣。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则迁不能知。故曰受命称王，改法度，制正朔。当以孔子为正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九《史记一·本纪·五帝》）

黄震：迁之纪五帝，自谓择言之尤雅者著于篇，其存古之意厚矣。然黄帝杀蚩尤与以云纪官，才一二事，若封禅事已不经，至颛顼、帝喾纪，皆称颂语，非有行事可考。唐虞事虽颇详，皆不过二典所已载。然则孔子定书，断自唐虞，至矣，何求加为？（《黄氏日钞》卷四十六《读史·史记·五帝纪》）

赵翼：《舜纪》云父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顺事父及后母与弟，下文又云：舜，翼州之人也，父顽、母嚣、象傲，皆欲杀舜，其文法不太复乎！尧使九男二女事舜，在四岳荐舜之后，而四岳之荐，则以其克谐以孝，蒸蒸，不格奸，是其时顽父、嚣母、傲弟已皆底豫矣，岂复有使之完廪浚井，谋杀其身，分其财、夺其妻之事？乃徒以《孟书》有此语，遂曲为附会，则仍未见其能择也。（《陔余丛考》卷五《史记五》）

程馀庆：邵瞻两曰：尧舜纪皆采集《尚书》，惟《黄帝颛顼帝喾纪》裁自龙门，所谓择其尤雅，著为本纪书首也，是史公极经意文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吴汝纶：某按：此篇以“择言尤雅”为主，以三千余言记五帝事迹，采辑《五帝德》《尚书》而以《帝系姓》组织之，时时总絜顿束，以为文字关键；后幅层层收结，驭散以整。（《点勘史记读本·五帝本纪》）

又：史公《五帝纪》自谓“择言尤雅”，今读其书，《尚书》之外，独采《五帝德》，其百家之言不雅驯者，不之载也。观郑樵《通志》所记三皇之事，尽鄙野言也。足以知史公之识过后儒远矣。（同上）

刘咸炘：吴汝纶评曰：此篇以择言尤雅为主。按吴氏评本，每篇必有如是一语，亦似是而非，谓义之主邪，则《史》本叙事，其必有此篇者，以必书此事，岂因明此一义而始作邪？谓文之主邪，则宾主开合时文之法，安可以之论史？故其所举，或偏举一节，或强立一义，妄分客主，多成迂凿。（《太史公书知意·五帝本纪》，见《刘咸炘学术论集》）

马持盈：由于太史公择其言尤雅者而保存之，可见其对于言之不雅者必舍去之。假定太史公不以雅不雅为取舍标准，而大量保存其所认为之不雅者，则对于我们后人之研究上古史，必大有助益也。思之不禁一叹。（《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25]【汇注】

班固：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大汉。（《汉书·司马迁传赞》）

张守节：太史公据古文并诸子百家论次，择其言语典雅者，故著为《五帝本纪》，在《史记》百三十篇书之首。（《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朱之蕃：太史公结曰：余并论次择言尤雅者，故著为首，见非止据《尚书》论次尧以下，且并黄帝、颛顼等而论论次之，而大凡《五帝德》等书，其言之尤雅者取之，则不雅者便在所略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程馀庆：结，明所以作《五帝本纪》之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五帝本纪》）

［日］泷川资言：赵恒曰：此论本纪所以首黄帝之意。盖《尚书》独载尧以来，而《史记》始黄帝，《史记》之所据者，《五帝德》《帝系姓》也，乃儒者或不传之书也。然迁以所涉历，验之风教而近是，参之《春秋》《国语》，而所表见为不虚，是以《尚书》虽缺，而其轶之见于他说，如《五帝德》《帝系姓》者，不可不言而传之也。要在学者博闻深思，精择而慎取之耳。故以黄帝著为本纪首，则颛顼、高辛在其中矣。（《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

顾颉刚：他说明第一个原因是为到各处游历时都听得长老讲黄帝、尧、舜的故事，足证黄帝是实有其人其事的；第二个原因是为《国语》中的话足以发明这两篇，也足以证明这些记载是不虚的。他用了这二重证据法——民间故事和书本记载，证明五帝虽不为儒者所称道、儒书所记录，依然不失其信实的价值；不过荒唐的传说是应当删去而已。司马迁是儒家的信徒，他作《史记》是想继承孔子的《六经》的，到后世，他的书也确实成了史学界的权威，所以黄帝们闯进了《史记》之后，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就巩固了；好像尧、舜们因《论语》等书的记录而占得巩固的历史地位一样。因为这个缘故，《五帝德》和《帝系姓》两篇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大的关系。（《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二〇《五帝德》）

浦起龙：《尚书》断自唐、虞，二《典》具在也。其前三帝，散见群书，文多不经矣，于首简之端，采杂家之说，择之不可不审，舍孔子其奚从焉？若《春秋》《国语》所述，虽非手定，犹自其门弟子传之，好学深思之士所亟取也。尊一孔子为择言之折衷，文虽简，实全史持论之本。（《古文眉诠》卷十八《五帝本纪赞》）

【汇评】

庄子：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庄子·天运》）

又：老聃曰：“……余语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孕妇十月而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同上）

刘安：尧、舜、禹、汤，法籍殊类，得民心一也。圣人者，随时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淮南子》卷十七《说林》）

王充：世称五帝之时，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时不然，世增其美；亦或时政致。何以审之？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传曰：“仓廪实民知礼节，衣食足民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饥岁之春，不食亲戚；穰岁之秋，召及四邻。不食亲戚，恶行也；召及四邻，善义也。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穰。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按谷成败，自有年岁；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必谓水旱政治所致；不能为政者莫过桀纣，桀纣之时，宜常水旱。按桀纣之时，无饥耗之灾。灾至自有数，或时返在圣君之世。实事者说尧之洪水、汤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恶之所致。说百王之害，独谓为恶之应，此见尧、汤德优，百王劣也。审一足以见百，明恶足以照善。尧、汤证百王，至百王遭变，非政所致，以变见而明祸福。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论衡·治期篇》）

司马贞：太史公作《史记》，古今君臣，宜应上自开辟，下迄当代，以为一家之首尾。今阙三皇而以五帝为首者，正以《大戴礼》有《五帝德》篇，又《帝系》皆叙自黄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纪》为首。其实三皇已还，载籍罕备，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论古史，不合全阙，近代皇甫谧作《帝王代纪》，徐整作《三五历》，皆论三皇已来事，斯亦近古之一证。（《史记索隐》卷三十《三皇本纪第一》）

又：帝出少典，居于轩丘。既代炎历，遂禽蚩尤。高阳嗣位，静深有谋。小大远近，莫不怀柔。爰洎帝喾，列圣同休。帝挚之弟，其号放勋。就之如日，望之如云。郁夷东作，昧谷西曛。明扬仄陋，玄德升闻。能让天下，贤哉二君。（《史记索隐·五帝本纪·索隐述赞》）

张方平：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太史公缀辑天下放失旧闻，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太初，成一家之言。事迹条贯，信该详而周悉矣。然而为史之法，系在本纪。纪者统也，言王者大一统，正天下正朔所禀，法令所由出者也。而迁为纪，始诸黄帝，愚有惑焉。《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三极之道，九畴之本，书契所纪，君德最盛。伏羲氏为历代帝王之首也。孔安国曰：“伏羲、神农、黄帝谓之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谓之五帝。”今迁叙三皇而遗羲、农，纪五帝而黜少昊，何哉？……迁既网罗周博，断为定典，接先圣之绝绪，遏学者之末流，书以该名数，表以正时历，世家以显宗本，列传以著成败。然其大本，纪为之主。而一纪之初，所失者二：考三皇之迹，而羲农不录；观五帝之事，而少昊不载。愚窃惑之。如曰有微旨焉，盖未之知也。（《乐全集》卷十七《史记·五帝本纪论》）

范浚：孔子定《书》断自唐虞以下，以为唐虞而上不可知也。圣人去古未远，犹难言之，太史公乃欲为黄帝、颛顼作纪于千百岁后，何耶？世传《孔子家语》载《五帝德》《帝系姓》等皆非古书，使其说诚详如之，则夫子著之于《书》久矣。意迁姑欲捃摭传记以示洽博，非复考其言之当否。夫黄帝，神农后也，阪泉之战，信亦悖妄。以臣代君，犹有惭德，而况为之后者，信或有之，则黄帝贼矣，尚得为圣人乎？（《香溪集》卷六《五帝纪辨》）

郝敬：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礼记》云：虞氏禘黄帝、郊喾、祖颛顼、宗尧。《世本》谓尧为黄帝曾孙，舜为黄帝八代孙。果尔，尧二女与舜曾祖为四从兄弟，岂可以妻舜？禹父曰鲧，鲧父曰帝颛顼，禹者黄帝玄孙，帝颛顼之曾孙也，岂黄帝至禹才四代，至舜反八代乎？本纪于此曾无一语驳正。至班固《律历志》，又谓禹父鲧，为颛顼五世孙，总之传疑。而迁史尤愦愦，疏略抵牾，勿怪乎班氏讥之也。（《史汉愚按》卷一）

王圻：《帝王世纪》云：黄帝次妃女节生少昊，则少昊乃黄帝子也。是传位于子，自黄帝始，而非起于夏禹。《家语》《五帝德》及《书·序》注《颛帝纪》，并《通历》，皆云颛帝为昌意子，则亦黄帝孙也。是少昊传位于侄。《史记》《家语》皆云帝喾祖玄嚣、父蟜极。又《高辛纪》《书序》注与《帝王世纪》载喾为黄帝曾孙，则颛顼传位与从侄。《大戴礼》并《史记》云：帝喾下妃生挚，则（高辛）［帝喾］又传位于子。高辛次妃庆都生尧，则挚又传位于弟。《史记》并《舜典》疏以舜为黄帝八代孙，则尧传位与五世侄孙。《前汉·律历志》载颛帝五代生鲧，则舜传位于六世祖之从兄弟。如是，则五帝亦可谓之家天下。……且以《祭法》观之，周则祖文而宗武，商则祖契而宗汤，夏则祖颛帝而宗禹，而舜则祖颛帝而宗尧。若舜为异姓之国，奚必宗尧哉！盖曰弟、曰侄、曰侄孙，既皆吾之族类，而不谓之家天下不可也。（《稗史汇编·人物门·统系·五帝家天下》）

申时行：太史公叙本纪，其文字便浑浑噩噩，有太古遗风。（见《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黄淳耀：尧舜禹汤，或以为谥，或以为皆名，或以尧舜禹为名，汤为号。予谓皆非也。《谥法》起于周公，以尧舜禹汤为谥者，固不足据，而以“有鳏在下，曰虞舜”，及“来，禹”等文证其为名，则亦非也。史传多追称之词，如《左传》石碏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战国策》冯煖谓梁王曰“齐放其大臣孟尝君”，此类甚多，二典亦当时史臣所记，舜、禹皆追称耳。以“来，禹”为君称臣名，则“禹敷土”为臣书君名乎？尧之祖称“艺祖”“文祖”，尧称神宗，岂得君臣皆名，漫无所别乎？孔子于老彭已不斥其名，如尧舜禹果名，岂得屡见于书乎？按秦始皇制曰：“朕闻上古有号无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则尧、舜、禹、汤皆号也。生为号，死为谥。（《陶庵集》卷七《五帝本纪》）

徐与乔：杨升庵谓《五帝纪》非太史公极笔，今按其空中盘礴，撰实为虚，荟萃群言，纬以夹笔，雄深雅健，堪冠全集，而赞语尤推绝调。（《经史辨体》史部《五帝本纪》）

林云铭：此是《史记》开卷第一篇文字，龙门欲以五帝为本纪之冠，以夫子删书断自唐虞，则尧舜以前不可考，少不得参择百家之言，奈百家之言，多涉神怪，即有载孔子五德、系姓之语者，世儒又疑其非真，似乎难以考信矣。然以平日涉历所至，其见闻不但与《尚书》相合，亦与百家言不甚相悖，又不得执《尚书》之所有。而概疑其所无也。今试就百家之言论之，《五帝德》《系姓》之说，《春秋》《国语》发明甚详，且不必深究其旨，但其事迹风教，表见于长老之口者，既凿凿可据，在《尚书》尧、舜以前，虽有缺略不全，而散见于百家者甚多，大约非神明其意者，不能辨其醇疵而采择。若浅见寡闻者流，非事事轻信，则置不复道耳。此作者之大旨也。文之古奥曲折，时解多不能通其脉络，殊为恨恨。（《古文析义·五帝本纪赞》）

吴见思：《史记》一书，以参差错落、穿插变化为奇，而笔法句法，绝无一律。乃开卷第一篇，纯用庄重整练，隐其神奇，故排句学《国语》，而秀句用子书。《尧》《舜》二纪，又采《尚书》古奥，觉另是一种笔墨。盖因作五帝之纪，遂成五帝之文，亦有纯气守中也。《尧》《舜》二纪，纯用《尚书》《孟子》，略改字面，便是太史公之文，不是《尚书》《孟子》之文。且既经删改，而运用插和，绝无痕迹，岂非神手！但《尚书》中一种古质古色，精采古奥，已俱减削。然时代所隔，天实为之，史公奈之何哉！（《史记论文》第一册《五帝本纪》）

高嵣：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征信之实也。其前三帝，散见群书，文多不经，择之不可不慎，然《帝德》《帝系》，传自孔子，而《春秋》《国语》多发明《帝德》《帝系》之旨，况四方风教又与古文相合，皆可兼采折衷，以求符孔子删《书》之意也。所信圣人，所尊《尚书》，所择优雅，百家之言举可废矣。其行文转折顿宕，极开合擒纵之势，尤推绝调。（《史记钞》卷一《五帝本纪》）

唐德宜：传信传疑，忽开忽合，末结作史要领，笔意不可方物。（《古文翼·五帝本纪赞》）

李元度：欧阳公序《帝王世次图》曰：“迁所作《本纪》，出于《大戴礼》《世本》诸书，今依其说图而考之，尧舜夏商周，同出于黄帝。尧崩，下传其四世孙舜，舜崩，复上传其四世祖禹。稷、契于高辛为子，乃同父异母兄弟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汤与王季同世，汤下传十六世为纣，王季下传一世为文王，二世为武王，是文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孙纣，武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孙而代之。何其谬哉？”“至于舜娶尧二女，据图为曾祖姑，不应乖错至此。而一言蔽之曰：不足信！”其论韪矣。余少读而疑之，终莫能解也。及观钱氏大昕引王符《潜夫论·五帝德篇》，谓帝喾为伏羲之后，其后为后稷，尧为神农之后，舜为黄帝之后，禹为少昊之后，契为颛顼之后，少昊、颛顼不出于黄帝，尧不出于喾，则舜无娶同姓之嫌，其说甚确。又考《春秋命历序》，称黄帝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年，少昊传八世，五百年，颛顼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年，帝喾传十世，四百年。然则颛顼非黄帝孙，尧亦非帝喾子，可证《史记》之谬，且与《潜夫论》合。读至此疑乃豁然也。（《天岳山馆文钞、诗存》卷三十《书帝王世次图序后》）

蒋彤：问：《五帝本纪》绎其文义，叙黄帝不甚详密，只约略数语，便见弥天际地力量，自颛顼至帝喾，渐渐详密。至尧舜之纪，命官考职，井然灿然，较帝喾以上迥改观矣。虽《尚书》始于唐、虞，以上书籍无考，史公想象时势而为之说，亦可见自朴而文，自粗而精。五帝相距数百年已如此，况自虞氏，历夏、商千余年间，到周公自然如此精密。密则乱如丝缕，积弊之势，几于不可行。始皇焚坑之祸，乃有自来乎？夫子曰：然，然！周公之功，自与天地并，《周礼》虽有残缺，后王尚知治天下，不可无礼。傍《周礼》成就模范，总赖此周公在。（《暨阳答问》卷四）

郭嵩焘：按：史公赞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五帝纪》但叙其德而不详其事，以事之著见于百家者，皆非雅驯者也。伏羲之蛇身人首，神农之人身牛首，皆其类也。杨升庵谓“《五帝纪》非史公极笔”，固也。然史公意在雅驯而已，太古荒遐，传闻缪悠，史公于此为有断制。（《史记札记》卷一《五帝本纪》）

李景星：孔子删《书》，断自二典，详政治也。太史公史，始于五帝，重种族也。盖五帝始于黄帝，为我国种族之所自出。……篇中考世系处，极分明亦极错落。至于叙事，更详略得宜，变化尽致。排句学《周语》，秀句参诸子，古句奥句仿经书。所举五帝大事，如天地山川，礼乐制度、设官分职、修德布政，有演为数百言者，有缩为数言者，节节照应，处处关通，而实则高古典质，一丝不苟。盖《史记》开首第一篇文字，亦全部《史记》中第一篇加意文字也。（《史记评议·五帝本纪》）

又：后人不达史公本旨，或于此纪之前，更补《三皇本纪》；或任意攻击，谓此篇非史公极笔。似此谬妄，于《史记》固毫无所损，但为读《史记》者开端拦路，岂非大大罪过？故余于此篇首论及之。（同上）

刘咸炘：崔适曰：“按《自序》曰‘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然则此纪之录本当为《陶唐本纪》，与《夏》《殷》《周》《秦本纪》一例。而上系黄帝，下兼虞舜，犹《周本纪》上系后稷，下统武王之比。且世家始泰伯，列传始伯夷，表让德也。是则本纪始陶唐，又可比例而得者。后人改为《五帝纪》，遂增《自序》篇末云‘述历黄帝以来’。”按麟此之说已详《序论》，崔氏敢删获麟以后之事，而不敢删陶唐以前，于是别为曲说，其不可通甚明。黄帝、顼、喾及虞、舜，何可与后稷、武王同例？如其言，则夏、殷亦可并为一纪矣。如曰五帝同祖，故似后稷，则依史公所书，夏、殷、周又何尝不同祖邪？表让本前人之谬说，岂可引为证乎？史公论语屡言五帝，无以陶唐为主之意。（《太史公书知意·五帝本纪》，见《刘咸炘学术论集》）

余诚：通体俱是发明所以作《五帝本纪》之意。首段以书之有详有略，人之有言有不言，反复顿挫；次以游历得诸长老者为证；再次以考之《春秋》《国语》及他说者为据，而总归之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作收束。见非此则疑者，终不能信，惟此乃能信而择之也，故末段点明，“择其言尤雅”作结。文仅二百余字，而转折之多，承接之妙，音节之古，结构之精，有难以悉举者。要在善读之士一一静会之。（《古文释义·五帝纪赞》）

过珙：阙义传信一宗，笔削春秋，太史公绝大本领，择其言尤雅者，著为本纪，书首则面三十篇之无不雅驯可知。此自道其作史之法也，其顿处、接处、起处、伏处、转处、曲处、折处，终不作不了语，最虚活，最古劲。（《古文评注全集》卷四）

胡适：崔述他放大了历史的眼光来看古史，说“以情度之，亦当自唐、虞以降然后有史书”。他也未敢决定《易》《春秋传》所载上古之事悉为实录；但他偏大胆根据这两种书的材料来做这部史前史的《补上古录》，他的理由是因为古今儒者多好言五帝，往往杂以百家之言，鄙陋不经，而《易》《春秋传》上的材料，虽不知道它靠得住靠不住，要其理不悖于圣人，拿它来证百家之谬也许可以。他并用了叹息的口气来诉说他的心事道：“司马迁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拿了六艺做标准来考信古书，不问其事的有没有，只问其理的悖不悖于圣人，在我们的眼光看起来，这自然是很不可靠的。但在西汉时的司马迁，乾、嘉时的崔述用了这种方法，在史学上收了许多摧陷廓清之功，我们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科学的古史家崔述》，见《崔东壁遗书》附录）

陆懋德：吾人试取《史记》首篇《五帝本纪》为例如下：此篇是真本，作者是司马迁，作成于汉时，写定于西京，已无问题。但此篇之材料不是得之观察，而是得之传闻，且其传闻是取之于《五帝德》《帝系姓》及《尧典》《舜典》等书。前二章已言史料须用同时代的记载，今考《五帝德》《帝系姓》，今在《大戴礼》内，是汉初作品，而《尧典》《舜典》，今在《尚书》内，是周末作品，皆非五帝时的同时代的史料。如此，则《五帝本纪》之价值自见。价值如此，则此篇之不足为信史，不问可知。（《史学方法大纲》）

黄石林：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号称五帝。徐老（徐旭生）指出，这个时代，生产力有较大的发展，已由量变达到质变的时代。它曾经历过三次大变革：（1）黄帝统占中原，过去部落林立的局面，经此大震荡，逐渐相互融合与同化，形成部落大联盟。此一大变也；（2）颛顼时，“绝地天通”，大胆改革，人神分开，有人专管社会秩序方面的事，又有人专管宗教方面的事。劳心者与劳力者日益分化，氏族社会解体，特权阶级产生。此二大变也；（3）大禹治水，主名山川。人民得能“降丘宅土”，休养生息。生产发展，贫富不均。此三大变也。经此巨变之后，奠定了我民族的生活基础，孕育出伟大的华夏民族，建立了有定型、有组织的王国。从这里，可以探求中国古代文化的渊源。（见《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序》）

唐嘉弘：尧舜时代和尧舜“禅让”，反映了在进入早期国家前夕部落联盟制度的民主选举迹象，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一定的历史根据，说明这是较为可信的传说古史；尧舜以前的黄帝和炎帝，史迹若明若暗，似真似假；还有他们的后嗣子孙高辛、高阳等人均渺茫恍惚，史料太少，不易说清楚。据说炎黄时期形成统一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最早的一页，这就显然和历史实际产生很大的差距，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我国早期的重要史书，如《论语》《尚书》等都没有将这位最早的统一帝王“黄帝”载入史册，《国语》《左传》开始提到炎黄，《史记》作者司马迁半信半疑地编撰了《五帝本纪》，描写黄帝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的缔造者，但并未将炎帝列入“五帝”之中。少昊、太昊的传说，在战国时期已经流行，《史记》中并未承认他们的正统历史地位，也没有编入“五帝”传承系统。……毫无疑问，我国远古历史可以从较早的传说推演到距今四五千年，再早到一万年以上，古代人们的想象力也无法具体构拟当时的社会生活情景。（《先秦史论集·先秦史概论》）

李长之：这是《史记》中的第一篇文字的自注，这不啻说明了司马迁的“真本实学”。司马迁之难能可贵，并不只在他的博学，而尤在他的鉴定、抉择、判断、烛照到大处的眼光和能力。——这就是所谓识。就是凭这种识，使他统驭了上下古今，使他展开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事业，使我们后人俯首帖耳在他的气魄和胸襟之下。学问而到了这个地步，已近于一种艺术，因为它已经操纵在己，没法传给别人，也没法为人所仿效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七章《司马迁的精神宝藏之内容·司马迁的识》）

聂石樵：对待资料，如果“书缺有间”，便“著其明，疑者阙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如果“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便“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地加以斟酌。他以“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又以“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对这些资料都不轻易相信。他经过实地考察，以为“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民间确有关于黄帝的传说，因而相信黄帝的存在。再根据古代典籍中某些可信的记载，“著为本纪书首”。这不仅是他写《五帝本纪》的态度，也是他创作整部《史记》的态度。（《司马迁论稿》第三章《伟大著述的内容》）

周振甫：司马迁讲上古史，不用《尚书》的尧、舜开头，也不用《周易·系辞传下》的伏羲、神农开头，而用《五帝本纪》的黄帝开头。因为伏羲、神农没有多少事可谈，写黄帝，用武力打败炎帝、蚩尤统一中原，有事可讲。又用黄帝开头，可以讽刺汉武帝迷信神仙，穷兵黩武。在五帝中称美尧、舜，因尧、舜实行禅让制，实行征求各地方长官的传贤制度的缘故。（《〈史记〉集评·五帝本纪》）

俞樟华：这篇论赞采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总结问题的方法，紧扣中心论点，层层深入地展开论述，逻辑非常严密，复杂的道理说得清清楚楚。读这篇赞，像走进苏州园林，格局虽小，却峰回路转，迂回曲折。难怪《古文观止》的评点者极力推崇此赞，说“此为赞语之首，古质奥雅，文简意多。转折层曲，往复回环。其传疑不敢自信之意，绝不作一了结语。乃赞语中之尤超绝者”。可谓司马迁之知音。（《史记新探·论〈史记〉中的“太史公曰”》）

韩兆琦：中国的远古传说中有所谓“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司马迁认为他们都是一家人。他说颛顼、帝喾、唐尧、虞舜都是黄帝的子孙，并在《五帝本纪》中给他们一一地排了世序。接着又在《夏本纪》中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夏朝也是黄帝的后代；在《殷本纪》中他说，殷契是成汤的祖先，而殷契又是帝喾的次妃所生，因而商朝也是黄帝的后代；在《周本纪》中他说，周文王的祖先叫后稷，而后稷是帝喾的元妃所生，因而周朝也是黄帝的后代。此外，在《秦本纪》中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在《楚世家》中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在《越世家》中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如此等等。大约在司马迁看来，凡是称帝称王的人，他们的世系大都可以上溯到黄帝。这个看法自然是极其可笑的。但是这并不是司马迁的发明，他是根据了《世本》的说法。《世本》成书于战国后期，作者不明。我们对于其中有关远古帝王世序的记载，只能看做是战国时人的一种传说，其科学性自然不会强；但是，其所以如此传说，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见解，而这种见解的产生，又有它当时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这就是各诸侯国在互相融合、互相兼并中所造成的那种逐渐统一的政治趋势。早在春秋以前，强大的诸侯国都处在中原地区，如齐、鲁、卫、晋。类似楚、越这种国家，地处边荒，经济文化落后，是被中原地区的国家所蔑视、所排斥的，相互之间的交往也很少，至于他们是什么人的后代，恐怕很难说清楚。后来楚、越都成了大国，都要争霸中原，谁也不愿戴着一顶文化落后的帽子，于是都来抢着举黄帝这面旗。其实，春秋以前的典籍中是没有这类远古世系的记载的。战国末期，融合统一的趋势更加明显了，于是，反映这种融合趋势，收罗各种帝王世系传说最齐备的《世本》也就出现了。（《史记通论·关于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是兄弟的思想》）

又：这里面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处于当时大汉帝国极端强盛的时刻，司马迁作为地主阶级的士大夫，作为征服者汉武帝的一个史官，他居然也用同样的思想来处理其他民族，以至其他国家的世系问题，这就又有他不可忽视的进步的一面了。例如，他不管汉与匈奴曾经是多么誓不两立的敌人，也不管汉与东越、闽越大小相殊得多么不成比例，也不管这些民族的生活习性、相貌语言有多么巨大的差异，他大胆地采用社会上现有的传说，并郑重地把它们写入历史，说大家都是黄帝的子孙，两千年前是兄弟，其间丝毫不存在任何成分的民族歧视，不存在任何谁贵谁贱的差别。这一点，我们把它和《诗经》所鼓吹的“戎狄是膺，荆蛮是惩”，《左传》所鼓吹的“尊王攘夷”，《公羊》所鼓吹的“内诸夏而外夷狄”比较起来，两者的思想境界是多么不同啊！这是两个时代，两种精神状态的反映。《诗经》《左传》《公羊》等反映了一种以局部为中心，既自尊，又怕别人侵扰，极力想闭关自守的不安心理；而《史记》……则反映了一种以四海为家，胸襟坦荡，既不自卑，又不蔑视别人的平等雄放的气概，这是西汉的时代精神和司马迁进步民族观的综合体现。这种思想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巩固，是值得称颂的。（同上）

研究综述

《五帝本纪》是《史记》之首篇。司马迁《自序》云“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厥美帝功，万世载之”，“故著为本纪书首”。在司马迁看来，人类社会的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肇始于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并具有了“万世载之”的价值意义。黄帝亦由此被推崇为中华文明的开创者，被崇奉为“人文初祖”，世受子孙追怀，代有隆祀相续。可以这样说，无论在中华民族的凝聚形成，还是在其巩固发展的过程中，《五帝本纪》在思想文化上的价值无论怎样褒扬都不为过。但是，由于“年载悠邈，简册阙遗”，围绕着《五帝本纪》一直争论颇多。择其要者言之，即有如下诸端：

一、“五帝”之称

“五帝”之称，原本多有歧说，司马迁《五帝本纪》以黄帝为始，其下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绵瓞成系。除司马迁所持之说外，另有四说：其一，郑玄注《中侯勅省图》引《运斗枢》以轩辕、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等六人为五帝；其二，郑樵《通志》祖孔安国之说，以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其三，《帝王世纪纂要》卷一《五帝纪》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其四，梁武帝以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尧为五帝（见《资治通鉴外纪》卷一《帝舜》）。五帝之名号，莫衷一是。特别自战国五行之说、五德终始之说起，“天之五帝”“巫之五帝”“史之五帝”于是“次第起矣”，传说不一，更呈纷乱，以至“后世学者不求其始，习于其名，遂若断不可增减者；虽或觉其不通，亦必别为之说以曲合其数，是以各据传注，互相抵諆”（《崔述《补上古考信录》）。

于今而言，司马迁的说法是最合理的，也是最有据的，因为见之于现存典籍者即有《易传》《礼记》《春秋》《国语》《吕氏春秋》《大戴礼》《白虎通》《风俗通》《世本》等。此外，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当年所采撷的资料当会更多，《自序》说其“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他又尽心“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孙德谦《太史公书义法序》云：“可知本纪、世家迁皆网罗旧闻而各有所本。”这些都向我们传达出《五帝本纪》所述都是有文献依据的。当代学者陈可青考证，“《五帝本纪》基本的史文采自《五帝德》《帝系》《尧典》《舜典》，又从《左传》《国语》《世本》《孟子》《战国策》等书摭取了若干重要的材料，旁及《礼记》《韩非子》《尸子》《庄子》《吕氏春秋》及牒谱之类的记载”，从而“形成了大致有系统的帝纪”（《北京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读五帝本纪札记》）。郑之洪先生亦持有此观点，认为：“《五帝德》《帝系姓》载于《大戴礼》，《尚书》立于学官，都是当时的权威文献，《五帝本纪》取材于此。但是司马迁却用《春秋》《国语》来印证，又补充《百家》之言和各地传说的故事，经过综合考实，选择可信的材料写入书中。”（《史记文献研究》第七章《〈史记〉义例和司马迁的历史观》）古史辨派的重要人物顾颉刚更是明确地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二〇《五帝德》中指出：“可知这一个五帝系统是从战国到秦、汉一直沿用的。”

其实，异说纷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文字尚未发明的上古时代，先民们只能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保存和传递他们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在这过程中，必然会注入个人或部族的情感或选择，使其带有想象、虚构、渲染乃至神话的色彩，此歧说所由生也。而且就目前来看，关于五帝的歧说实在也不是太大的问题，数种歧说，所涉及的人物也只是七八位，就如此广阔的地域空间和时间空间来说，也是够“集中”的了。

二、《史记》始于黄帝

《五帝本纪》为《史记》全书之首，纪五帝又以黄帝为始，司马迁对于黄帝以前之事皆付之不闻不问。对于史迁所持，历来争讼不断。大要归为两类：一类是批评史迁只纪五帝而略三皇，如东汉张衡认为“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今宜并录”（《后汉书·张衡传》）。唐代司马贞认为：“太史公作《史记》，宜应上自开辟，下迄当代，以为一家之首尾。三皇以还，载籍罕备，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即论古史，不合全阙。”另一类则认为三皇之说本不可信，尧、舜以上古史也很可疑，故对《五帝本纪》批评甚为尖锐。如欧阳修云：“以孔子之学上述前世止于尧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迁远出孔子后，而乃上述黄帝以来，又详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务胜，宜其失之多也！”（《欧阳文公全集》卷四十四《帝王世次图序》）南宋学者黄震亦云：“迁之纪五帝，自谓择言之尤雅者著于篇，其存古之意厚矣。然黄帝杀蚩尤与以云纪官，才一二事，若封禅事已不经，至颛顼、帝喾纪，皆称颂语，非有行事可考。唐虞事虽颇详，皆不过二典所记载。然则孔子定书，断自唐虞，至矣，何求加为？”（《黄氏日钞》卷四十六《史记》）清人崔述也在《补上古考信录》中批评说：“夫《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牺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

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疑古”之风的盛行，对于《五帝本纪》的否定与批评愈加激烈。梁启超评价《五帝本纪》时说道：“带有神话性的，纵然伟大，不应作传。譬如黄帝很伟大，但不见得真有其人。太史公作《五帝本纪》，亦作得恍惚迷离。不过说他‘生而神明，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些话，很像词章家的点缀堆砌，一点不踏实，其余的传说，资料尽管丰富，但绝对靠不住。纵不抹杀，亦应怀疑。”（《中国历史研究法》）陆懋德也从文献产生与发展的角度，运用史源学原理进行分析，认为：“吾人试取《史记》首篇《五帝本纪》为例……此篇之材料不是得之观察，而是得之传闻……皆非五帝时的同时代的史料。如此，则《五帝本纪》之价值自见。”（《史学方法大纲》）从而以此认定“《五帝本纪》不足为信史”。与上述观点相对，古史辨派的重要人物顾颉刚则对于《五帝本纪》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他虽然认为某些年代上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好些黄帝记载”的可信度，但也不得不盛推司马迁“辨伪的眼光”，他指出：“司马迁生于战国百家寓言之后，帝王能舍伏羲、神农、燧人、有巢，名人能舍许由、务光、列御寇，确不容易。辨伪史中当列一席。”（《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史记〉〈汉书〉取舍之异》）并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中说：“最有辨伪的眼光，且已把战国的伪史作一番大淘汰的工作的是司马迁。”从而肯定了司马迁于杂乱混沌的史料中理出头绪，建立起清晰的历史系统的伟大贡献。

司马迁之所以将《五帝本纪》始于黄帝，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到了黄帝，才算进入了文明之域。他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司马迁同时代的大作家司马相如也曾慨叹“轩辕之前，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已”。即如司马贞的《三皇本纪》，伏羲、女娲，都是“蛇身人首”，连神农氏也是“人身牛首”，尚没有摆脱神话的色彩，皇甫谧《帝王世纪》亦谓“庖牺氏蛇身人首”。东汉武梁祠石室画像，伏羲也是这般模样。对于司马迁而言，要将《史记》写为一部“通古今之变”的信史，自然不愿把未曾考信的神话人物当作正史的开端，自然就不写三皇本纪。因此，司马迁参酌古今，慎于去取，煞费苦心，不仅“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且还踏遍祖国大地，穷搜博访，经过实地考察，才建成自己特有的体系，成一家之言，将其作为《史记》的开端，明确地肯定了黄帝其人的存在及其在历史上的不可移易的地位。

三、五帝之世系

司马迁参斟古今，《五帝本纪》以黄帝为始，且考评出历代帝王皆黄帝之子孙，依《五帝本纪》而言，黄帝为先祖，颛顼为其孙，帝喾为曾孙，尧帝为四世孙，舜帝为七世孙。这就是说，四帝皆以黄帝为始祖。不仅如此，其后的夏、商、周、秦亦莫不皆然。甚至连汉高祖刘邦亦能找到“汉承尧运”的根据，仍然与黄帝的血统连在一起。

不过，这条血缘纽带曾遭到后人的非议，如宋代欧阳修就在《帝王世次图序》中说：“迁所作《本纪》，出于《大戴礼》《世本》诸书。今依其说，图而考之：尧、舜、夏、商、周，皆出于黄帝。尧之崩也，下传其四世孙舜；舜之崩也，复上传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寿百岁。稷、契于高辛为子，乃同父异母之兄弟，而以世次而下之，汤与王季同世。汤下传十六世为纣，王季下传一世为文王，二世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孙，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孙而代之，岂不谬哉！”其后许多学者也纷纷就《五帝本纪》所列之世次加以否定与批评，如黄震《黄氏日钞》卷四十六说道：“若禹后于舜者也，谓皆黄帝子孙，舜去帝七世，而禹反四世。又舜帝族也，而侧微至此，皆事之不可晓者。”郝敬《史汉愚按》卷一：“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礼记》云：虞氏禘黄帝、郊喾、祖颛顼、宗尧。《世本》谓尧为黄帝曾孙，舜为黄帝八代孙。果尔，尧二女与舜曾祖为四从兄弟，岂可以妻舜？禹父曰鲧，鲧父曰帝颛顼，禹者黄帝玄孙，帝颛顼之曾孙也，岂黄帝至禹才四代，至舜反八代乎？《本纪》于此曾无一语驳正。至班固《律历志》又谓禹父鲧，为颛顼五世孙，总之传疑。而迁史尤愦愦，疏略抵牾，勿怪乎班氏讥之也。”杨慎《史记题评》卷四也说：“按太史公书契至汤十三世，后稷至文王十四世，夫稷、契同时，而其子孙传世之长短可疑也。契至汤四百余年，而传世十三是也，稷至文王一千一百年，而传世止十四，有是理乎？凡史传所纪世次，皆不可信。”

诚然，若细加推敲，确有龃龉之处。正因为如此，《五帝本纪》世系及所用史料的争论向来都是《五帝本纪》研究中最热闹的话题，从而也引发了无数学者严肃而艰苦的考证、辨析以及对司马迁的肯定。那么，司马迁的用意何在？《史记集说·总论》引林駧曰：“尝考迁史之《表》矣，《三代世家》所以观百世本支。考黄帝之初，先列谱系，以祖宗为经，以子孙为纬，则五帝三王，皆出于黄帝，此帝王授受之正统可见也……皆为当世而发。”“皆为当世而发”一语，可谓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司马迁撰写《五帝本纪》的苦心与深意。

四、《五帝本纪》之深意

《五帝本纪》为《史记》开篇之作，司马迁用了“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来概括本篇的宗旨，司马迁《自序》亦云“《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因此，《五帝本纪》自然蕴含了司马迁的历史价值认知和价值判断，诚如韩兆琦先生所言，“（《五帝本纪》）也表达了他的述史主旨和贯穿全书的主要几个方面的思想，因而具有总序的性质”（《史记题评·五帝本纪》）。那么，《五帝本纪》的述史主旨及其深意何在？

第一，正血统，明种族。罗泌在《论史不纪少昊》中云：“窃观《太史公记》首黄帝者，特因于《世本》若《大戴礼·帝系、五帝德》，盖纪其世而非主于三与五之说也；抑以为后世氏姓无不出于黄帝者，故首而宗之。”李景星《史记评议·五帝本纪》亦言：“孔子删《书》，断自二典，详政治也。太史公史，始于五帝，重种族也。盖五帝始于黄帝，为我国种族之所自出。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后世或居中国，或居夷狄。”对于此点，历代学者论述颇多，如王充《论衡·案书》云：“《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孙，自黄帝转相生，不更禀气于天。”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云：“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苏辙《古史》云：“至司马迁纪五帝，首黄帝，遗牺、农而绌少昊，以为帝皇皆出于黄帝，盖纪其世，非纪其事也。”汪越《读史记十表》云：“《三代世表》以黄帝为主，明诸帝三代乃至诸侯皆黄帝后裔。”日本学者岛田重礼也说“子长记五（黄）帝，乃所以著尧舜所自出”（见《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当代周先民先生在《尽善尽美的理想帝王——读〈史记·五帝本纪〉》一文中认为：“自种族传承角度观之，颛顼、喾、尧、舜均为黄帝后代自不必说，其后的夏、商、周、秦无一不与黄帝有着割不断的血源联系。”并由此引申出《五帝本纪》在我国民族史上的重要意义，即“中华民族的繁衍、传承、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一目了然了。尽管这其中按现代科学的眼光，还存在着种种漏洞或疑问，但是，太史公尽其可能地用大而化之的方法，精心归纳出的发展脉络，却显示出清晰的系统性，使中华民族的后来者通过《五帝本纪》，明明白白地寻到了自己的根而有了温暖的归宿”。

此外，部分学者认为司马迁不仅把黄帝尊为历代帝王之祖，而且为民族的大融合提供了理论根据，认为司马迁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防，从而发展了大一统的学说。李景星《史记评议·五帝本纪》言：“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后世或居中国，或居夷狄。”司马迁认为汉民族与周边民族都是兄弟关系，有许多民族，诸如吴、越、楚等与中原汉民族本来就是同根共祖的炎黄子孙。当代韩兆琦先生亦言：“中华民族自血统而论，都是同一祖先的后裔；就历史文化而论，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进步的。”自司马迁把我国不同地域的民族都视作黄帝的后裔而载入史册，黄帝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始祖，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至今仍为团结和统一的象征，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的心中，就这一价值而言，值得我们无限感怀与褒扬。

第二，崇尚德治，树立帝王典范。在《五帝本纪》中，对五帝之德的记述和推崇，也是司马迁重要的着眼点及目的。他为了“厥美帝功，万世载之”，而作《五帝本纪》。司马迁笔下的黄帝，三战而平定天下，指导和鼓励人民“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通过创造物质财富和节用来解决初民们的生存问题。可以说，黄帝既是开天辟地创立政权的圣者，又是巩固和建设政权的伟人。自此之后，四位帝王步步相继，艰苦创业，凝聚起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上古文明。对此，宋代李昉在《黄帝庙碑序》中评论道：“黄帝于是神聪明之德，振威武之气……始以兵法治其乱，次以帝道柔其心……少昊颛顼，嗣其瑞云之德而宇宙清；唐尧虞舜，法其重衣之道而域中化。天生斯民，树之司牧；为司牧者，能以黄帝修身理国之道，以御今之世。”关于黄帝的修身理国之道，亦成为后世君主的治国之道。钱穆先生在《黄帝》一文中云：“捍御外辱，平定祸乱，要靠武功。稳定基础，凝固国家，要靠文治，两者缺一不可。”杨燕起、闫崇东《史记精华导读》：“黄帝的成功是依靠修德……黄帝时最初国家政权的建立归之于‘德’，以后世系传递的禅让亦依以‘德’，五帝尤其是尧舜都具有高尚的德性。文篇的最后提出了‘以章明德’连起以后诸篇。司马迁是将五帝的治理归结到儒家理想的德治，以表示中国历史开始时的事势发展。”周先民先生认为五位帝王是“五位一体、步步相继的关系”，“五帝们既有先天的卓异资质，又有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既意识到民心重要，因而处处为民谋利，又富于开拓意识，不断创造革新，称之为尽善尽美，是名副其实的”。并进一步揭示，“《五帝本纪》刻意创造五帝这一组尽善尽美的理想帝王的伟大形象，刻意突出这一群像的四个基本特征，是蕴含着极为深刻的示例意义的：它树立了一个理想君王的最高标准，为评价后代帝王的善恶美丑、功过是非提供了一面历史之镜，实际上司马迁对历代帝王的历史评价也就寄寓在对五帝基本特征的揭示与赞扬里了”。概括而言，《五帝本纪》塑造的一系列帝王形象，乃是司马迁理想中封建帝王的典范，而且意欲将其推远成为万世传承的圣君榜样。

第三，规谏武帝。黄中坚《蓄斋集》卷十《书〈史记〉后》言：“盖子长作《史记》，直欲上继春秋，其所进退具有褒贬之意存焉。”清人李邺嗣《杲堂文钞》亦云：“盖《黄帝本纪》，实太史公之谏书也。”程馀庆《史记集说·总论》引李清臣的话说：“司马迁作《史记》大抵讥武帝所短为多，故其用意远。”关于此点，历代学者大多认为是史迁对汉武帝好长生、信方士以求长生不老荒诞思想的讽刺规谏。如明柯维骐《史记考要》云：“诸史所载，谓黄帝采铜铸鼎，鼎成，帝崩。亦谓鼎成，骑龙升天，盖本方士之说。汉武帝叹曰：‘吾诚得如黄帝，视弃妻子如脱屣耳。’太史公纪之《封禅书》以见汉武之惑。此云崩且葬，所以祛后世之惑也。”“以祛后世之惑”，可谓史迁之良苦用心。之后清末学者薛士学亦承此说，认为“盖子长之慨然怀古，而首称黄帝，正为汉武辨其怪诞荒唐之无足信也，如此则方士神仙之言绌矣……方士托言黄帝，以为是天子而圣人者也，以圣人天子而终之铸鼎以作神仙，此真汉武之所甘心矣。史迁盖曰，以臣所闻古黄帝何尝若此，而朝廷方惑于其说，又不能执书策所当考信者而力争之，则《史记》之首称黄帝，故阙三皇也。鄞人李邺嗣以为太史公之谏书得其指矣。则夫孝武晚年之悔所云天下岂有神仙者，安知不从读史中来，而子长忠爱之思有以讽之乎。”由此而言，史迁对于武帝规谏讽刺之意清晰可见。因此，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是把黄帝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记叙的，既娶妻，又生子，一个“黄帝崩，葬桥山”，就横扫了有关黄帝成仙登天的一切迷信，与《封禅书》对武帝的愚蠢言行的揭露，异曲同工，相得益彰。

除上述几点之外，亦有学者从司马迁政治理想的角度对《五帝本纪》的深意展开论述，认为《五帝本纪》的写作深受《春秋》的影响。如陈遇夫《史见》卷二《离著》言：“子长作史……其上溯黄帝者何？周室东迁，政教不行，故孔子修鲁史，明王法，志在义不在事，事则《尚书》《雅》《颂》，与列国史官载之，未尝亡也。自战国迄秦，而后大乱，方策无存，存者亦散失论舛，迁不论次，则后无所考矣。故始黄帝也。”认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核心思想即是传承孔子系统的政治思想、人伦道德体系。此外，韩兆琦、张大可等先生也从大一统、明制度、明人事、明义例等角度对《五帝本纪》的深义及其主旨进行了阐述。

综上所述，《五帝本纪》为《史记》开篇之作，乃司马迁“好学深思”之作，从诸多角度来看，《五帝本纪》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历来，《史记》的研究者们对本篇着力加以研究，但是其中所包含的“隐约之志”，及其所蕴含的历史认知和价值判断，仍然需要我们从多方面不断地深入挖掘，才能更好地把握《五帝本纪》的深刻用意。

吕新峰

于201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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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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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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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胡一桂．双湖先生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13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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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郝敬．尚书辨解[M]．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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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郝敬．史汉愚按[M]．明崇祯间郝氏《山草堂集》刻本．

［明］贺详．留余堂史取[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史部第28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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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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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画

［战国］商鞅等著，章诗同注．商君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宋］章衡．编年通载[M]．四部丛刊三编史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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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黄震．黄氏日钞[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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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黄淳耀．陶庵全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清］阎若璩．潜邱札记[M]．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清］鄂尔泰．授时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56.

［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

［清］梁玉绳等撰，吴树平等点校．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M]．北京：中华书局，1982.

［清］萧浚撰，［清］杨尚文校刊．读史纪略[M]．道光廿年夏六月灵石杨氏澹静斋刻本．

［清］章诒燕．读史诤言[M]．国学基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崔适著，张烈点校．史记探源[M]．北京：中华书局，1986.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4.

十二画

［战国］韩非著，［清］王先慎注．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

［汉］韩婴撰，［清］周廷宷校注．韩诗外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晋］葛洪．抱朴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唐］韩愈撰，［宋］文傥注，［宋］王俦补注．昌黎先生文集[M]．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

［宋］程大昌．考古编[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宋］程大昌．演繁露[M]．学津讨原．清嘉庆张海鹏刊本．

［明］程楷．明断编[M]．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明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明］焦竑．焦氏笔乘（正续）[M]．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清］储欣．史记选[M]．清乾隆十年受祉堂刊本．

［清］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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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程馀庆撰，高益荣、赵光勇、张新科编辑．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清］蒋彤．暨阳答问[M]．常州先哲遗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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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实先．史记会注考证驳议[M]．长沙：岳麓书社，1986.

程嘉哲．天问新注[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韩兆琦．史记博议[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十三画

［清］雷学淇．古经天象考[M]．丛书集成续编，第82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

十四画

［春秋］管仲撰，［唐］房玄龄注，［明］刘续增注．管子[M]．诸子百家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三国］谯周撰，［清］章宗源辑．古史考[M]．平津馆丛书．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宋］蔡沈注，钱宗武、钱忠弼整理．书集传[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宋］熊禾．熊勿轩先生文集[M]．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元］鲜于枢．困学斋杂录[M]．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元］熊朋来．五经说[M]．清通志堂经解本．

［明］锺惺．史怀[M]．丛书集成初编补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60.

十五画

［北齐］颜之推撰，［清］赵曦明注，［清］卢文弨补注．颜氏家训（附传补遗补正）[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清］撰人不详．古史辑要[M]．北京：中华书局，1985.

十七画及以上

［汉］戴德．大戴礼记[M]．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北魏］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宋］魏了翁．礼记要义[M]．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本．上海：涵芬楼，1934.

［清］瞿中溶．汉武梁祠画像考[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瞿方梅．史记三家注补正[M]．台北：广文书局，1973.

瞿蜕园．古史选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期刊：

叶舒宪．班瑞：尧舜时代的神话历史[J]．民族艺术，2012（1）.

叶舒宪．黄帝名号的神话历史编码[J]．百色学院学报，2012（5）.

刘宝才．有关黄帝的文字记载告诉我们什么？[J]．中华文化，1993（2）.

孙锡芳．《史记·五帝本纪》五帝说浅析[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7）.

严文明．中国王墓的出现[J]．考古与文物，1996（1）.

杨钊．鲧、禹治水及其他[J]．学术月刊，1994（5）.

赵光勇、许允贤．《史记·黄帝纪》深意探索[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增刊），1988.

钱穆．黄帝故事地望考[J]．禹贡，1935（3）.

徐旭生．尧舜禹（上）[J]．文史，第39辑．

谈嘉德．古代涿鹿徐州说考论[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2）.

曹诗成．战国时儒墨道三家尧舜的比较[J]．史学年报，第2期，193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本纪／徐兴海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3

（史记研究集成／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徐卫民主编．十二本纪）

ISBN 978-7-5604-4042-2

Ⅰ．①夏…　Ⅱ．①徐…　Ⅲ．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传体②《史记》－研究　Ⅳ．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2389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夏本纪

徐兴海　编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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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　029-88303593　883025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西安华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8

字　　数　538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4042-2

定　　价　1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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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研究集成》

总主编　袁仲一　张新科　徐　晔　徐卫民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

主　编　赵光勇　袁仲一　吕培成　徐卫民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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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安平秋　徐　晔

副主任　张新科　马　来　徐卫民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子今　尹盛平　田大宪　吕培成　吕新峰

李　雪　李颖科　杨建辉　杨海峥　吴秉辉

何惠昂　陈俊光　张　萍　张　雄　张文立

赵生群　赵建黎　骆守中　高彦平　郭文镐

徐兴海　商国君　梁亚莉　彭　卫　程世和

主　编　赵光勇　袁仲一　吕培成　徐卫民

总序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195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巨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历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展现了中华民族维护统一、积极进取、坚韧不拔、革故鼎新、忧国爱国等民族精神。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突破传统，大胆创新，开辟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正如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序》所说：“由《史记》以上，为经为传诸子百家，流传虽多，要皆于《史记》括之；由《史记》以下，无论官私记载，其体例之常变，文法之正奇，千变万化，难以悉述，要皆于《史记》启之。”在世界文化史上，《史记》作为巨幅画卷，也是当之无愧的。苏联学者图曼说：“司马迁真正应当在大家公认的世界科学和文学泰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和古希腊史学名著比较，其特点在于它的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生活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集中到一个战争，重视政治、军事。普鲁塔克的传记汇编所收的人物也限于政治家和军事家，即使是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也没有一字提到，更没有一个关于从事生产活动者的传记了。”(1)《史记》在唐以前传至海外，18世纪开始传入欧美，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汉学界研究和关注的对象。毋庸置疑，《史记》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

据《汉书》记载，西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史记》公之于众。但当时史学还没有应有的独立地位，加之在正统思想家眼里，《史记》是离经叛道之作，是“谤书”，因而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东汉中期，《史记》才逐渐流传。魏晋以后，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史记》的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抄写、学习《史记》的风气逐渐形成。谯周《古史考》等书对《史记》史实的考证，揭开了古史考辨的序章。裴骃的《史记集解》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史记》注本。此一时期，扬雄、班氏父子、王充、张辅、葛洪、刘勰等人对《史记》发表过许多评论，他们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肯定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由于史论的角度不同，班彪、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出“史公三失”问题。随之，以王充和张辅为开端，开始了“班马异同”的学术讨论，也即开《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之先河。

唐代由于史学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记》在史学史上备受尊崇，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成为修史之宗。唐代编纂的《晋书》《梁书》《陈书》等八部史书全部采用纪传体的写法。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对纪传体的优点也予以肯定：“《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2)史学家杜佑发展了《史记·八书》的传统，著《通典》一书，成为政书体的典范。唐代注释《史记》，成就最大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与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两部书和南朝刘宋年间裴骃所作的《史记集解》，被后人合称为《史记》“三家注”。“三家注”涉及文字考证、注音释义、人物事件、天文历法、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典章制度等，是《史记》研究总结性、系统性的成果，因而也被认为是《史记》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司马贞、张守节、刘知幾、皇甫湜等人，对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的创新精神作出了许多肯定性的评论。如皇甫湜《皇甫持正集》认为，司马迁“革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将以垂不朽”。特别是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使《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宝藏得到空前的认识和开发，奠定了《史记》的文学地位。

宋代的《史记》研究步入一个新阶段。由于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加之印刷技术的发展，《史记》得以大量刊行，广为研读。宋人特别注重《史记》的作文之法。如文学家苏洵首先发明司马迁写人叙事的“互见法”，即“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3)，开拓了《史记》研究的领域。郑樵在《通志·总序》中称《史记》为“六经之后，惟有此作”，肯定司马迁前后相因，会通历史的作史之法，这也是第一次在理论上从“通”的角度评论《史记》。本时期的评论，还把“班马优劣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苏洵、郑樵、朱熹、叶适、黄履翁、洪迈等人都发表过评论，涉及思想、体例、文学等方面的比较，乃至于出现了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娄机的《班马字类》这样的专门著作，把《史记》比较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元代除了在刊刻、评论《史记》方面继承前代并有所发展外，主要贡献在于把《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搬上舞台。元代许多杂剧的剧目取材于《史记》，仅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就有180多种，如《渑池会》《追韩信》《霸王别姬》等，这些剧目的流传，又扩大了《史记》的影响。

明代是《史记》评论的兴盛期。印刷技术进一步提高，给刻印《史记》提供了有利条件，尤其是套版印刷的兴起，给评点《史记》提供了方便。明代从文学角度评论《史记》取得的成就最大，对于《史记》的创作目的、审美价值、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多样化的艺术风格等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4)。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王慎中、钟惺、陈仁锡、金圣叹等人都是评点《史记》的大家。同时，由于《史记》评点著作大量出现，辑评式研究应运而生。凌稚隆《史记评林》搜集整理万历四年（1576）之前历代百余家的评论，包括“三家注”及各家评点和注释，并载作者本人考辨，给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后来李光缙对该书进行了增补，使之更加完备。明代晚期，《史记评林》传入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对《史记》的研究。另外，朱之蕃《百大家评注史记》，葛鼎、金蟠《史记汇评》，陈子龙、徐孚远《史记测义》等也进行了辑评工作。明代由于小说的繁荣，人们对《史记》的认识也开辟了新的角度，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系，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成就。在《史记》历史事实的考辨方面，杨慎《史记题评》、柯维骐《史记考要》、郝敬《史记愚按》等，以及一些笔记著作，均颇有新意。

清代迎来了《史记》研究的高峰期。专门著作大量涌现，如吴见思《史记论文》、汪越《读史记十表》、杭世骏《史记考证》、牛运震《史记评注》、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王鸣盛《史记商榷》、邵泰衢《史记疑问》、赵翼《史记札记》、钱大昕《史记考异》、梁玉绳《史记志疑》、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郭嵩焘《史记札记》、李慈铭《史记札记》、吴汝纶《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等，都是颇有特色的著作。这些著作最大的成就在于考据方面。清人考据重事实，重证据，大至重要历史事件，小至一字一句、一地一名，对《史记》史事和文字的考证极为精审。钱大昕为梁玉绳《史记志疑》作序，称其“足为龙门之功臣，袭《集解》《索隐》《正义》而四之矣”。许多学者是考中有评，如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自此例一定，历来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5)其他非专门研究《史记》的著作如顾炎武《日知录》、刘大櫆《论文偶记》、章学诚《文史通义》以及一些古文选本等，也对《史记》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评论。

近现代以来，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史记》研究呈现出继承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问题不断深入的特点。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文化、从史学到地理、从文学到美学、从伦理到哲学、从天文到医学、从军事到人才，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诸如李笠的《史记订补》、王叔岷的《史记斠证》、钱穆的《史记地名考》、瞿方梅的《史记三家注补正》、陈直的《史记新证》、王恢的《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等，从《史记》文本文字、地理名物及《史记》研究的再研究等方面进行考证或订补。另外，杨燕起等编纂的《历代名家评史记》，精选1949年前的《史记》评论资料；近年来，由张大可、丁德科主编的《史记论著集成》汇辑当代学者的专题研究成果；赵生群主持修订的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使《史记》校勘更上层楼。同时，各种不同类型的《史记》选注本、全注本、选译本、全译本相继问世。

《史记》在日本影响很大，近现代以来颇具影响的《史记》研究专家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宫崎市定等。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之后水泽利忠对该书进行校补，使之成为《史记》研究总结集成式的成果，该书在辑佚、校勘、对《史记》史实的考证、对司马迁所采旧典的考证、对“三家注”的再考证、对词句的训释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施之勉的《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严一萍的《史记会注考证斠订》等均针对缺憾专门作了订正。欧美学者对《史记》的研究，诸如法国的沙畹、康德谟，美国的华兹生、倪豪士，以及汉学家高本汉、崔瑞德、鲁惟一、陆威仪等，在关注《史记》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以西方思维、理论及方法，将《史记》与西方传统的史学著作进行比较研究，亦颇具特色。

从以上简单勾勒《史记》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呈现出“历代不辍、高潮迭起”的状态。不仅如此，海外汉学界特别是日本的《史记》研究亦有突出的表现。

二

《史记》研究积累了大量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不同时期承前启后、不断深化的学术成果，这其中有就个别问题的深入探究，有零散的评论，亦有专题式的系统研究。除此之外，系统整理前代研究成果、提出新见的集成式整理方式，更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南朝刘宋至唐代形成的《史记》“三家注”和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完成的《史记会注考证》，被视为《史记》研究系统、全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甚至被称为《史记》研究的两座里程碑。

今天，《史记会注考证》出版已经八十余年，《史记》研究又经过了一个不凡的历程，海内外《史记》研究新见迭出，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新的变化，突出特征是由“史料学”向“史记学”发展，即从史料的整理和挖掘中分析司马迁的思想，通过具体史料探讨《史记》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其价值。这也在客观上对《史记》研究成果再次进行集成式整理提出了新的学术要求，《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正是顺应这一学术发展的重要尝试。

《史记研究集成》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关心、指导和支持下，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和西北大学出版社具体组织实施。集成规模浩大，搜罗宏富；分类选目，采摭众家；纵横有序，类别集成。在总体架构上，分别形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各部分研究集成。集成以汇校、汇注、汇评为编纂体例，总体编纂表现出资料搜集的全面性、类别整理的学术性，以及体例设置的科学性和出版所具有的实用性特点，具体如下：

首先，资料翔实完备，涉及古今中外所有研究成果，是近两千年来《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集成所收资料，上自汉魏六朝下至21世纪初，不仅包括中国历代《史记》研究形成的资料，亦广泛涉及海外研究成果，特别注重对新材料、新观点的采撷吸收。近现代以来，《史记》研究呈现出以史学、文学为主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地理、天文等多学科的特点，相关的研究成果自然也就成为本集成的组成部分。同时，遴选搜集所能见到的《史记》研究的相关资料，又针对性地搜集补充海外研究资料，充分显示了《史记研究集成》资料搜集的全面性。

其次，观点采摭众家，厘定甄选，兼及考古资料补正，充分体现了《史记研究集成》的学术性。《史记》研究者之众，多不胜数；成果之丰，可谓汗牛充栋。经过了汉魏六朝开启至唐代的注释繁盛期，两宋传播和品评期，明代评论兴盛期，清代考据高峰期，以及近现代的拓展深入期这些不同阶段，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料，这些资料就观点看，前后相继，但会通整理难度之大超乎想象。编纂者一要质其要义，二要考其先后，三要会通甄选以厘定条目，除此之外，还要参酌考古新发现作深入补正或提出新见解，这也体现出集成的学术性特点。

再次，体例设置科学，出版具有实用性。《史记研究集成》以汇校、汇注、汇评分类，以观点先后列目，类编得当，条贯秩然。一方面网罗《史记》研究多学科、多层次、全方位之学术观点，另一方面完整呈现《史记》研究的学术脉络，每篇前有题解，后有“研究综述”，在收集历代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一些有争议的或者重大的学术问题加以编者按语。本集成系统全面，方便使用，具有工具书的性质。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辑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一，它为《史记》研究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有价值的资料，古今中外的重要成果尽收眼底，为理论研究铺路搭桥，为立体化的研究提供依据。第二，它既是历代资料的精选荟萃，又是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史的全面呈现，具有学术史的认知价值。第三，它与前代的《史记》“三家注”、《史记会注考证》等里程碑式的著作相比，体现了编纂者的创新精神和力争超越前代的学术追求，有助于推动《史记》研究向纵深发展，有助于推动“史记学”的建立。第四，《史记》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集成的编辑出版，一方面可以为史学、文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于有关的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有益的资料，有助于促进这些学科的发展，繁荣当代学术；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入挖掘《史记》中蕴含的至今仍有现代意义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与治国智慧，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是一项基础性文化工程，资料的搜集与会通整理不仅需要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也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储备，更需要学术界的通力合作。书稿在编纂和审定过程中，得到了著名史学家、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中国《史记》研究会原会长、北京大学安平秋先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彭卫研究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诸位大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谢忱。

限于体例和篇幅，以及资料的限制，前贤时彦的成果难以全部吸收，颇有遗珠之憾，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史记研究集成》编辑出版委员会

（张新科执笔）

2019年3月18日

(1)齐思和：《〈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载《光明日报》1956年1月19日。

(2)［唐］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二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8页。

(3)［宋］苏洵著，曾枣庄等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4)详参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第四章“明人评点史记的杰出成就”，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5)［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作为《史记研究集成》的一部分，《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以下简称“集成”）编纂工作实际始于1994年。它是在赵光勇教授审择资料，构设体例的基础上，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组织启动编纂的。对于这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实施，时任陕西省省长白清才、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董继昌、陕西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李绵等人高度重视，并给予重要支持。在几近十年的编纂中，十余位专家勤勉有为，爬梳浩如烟海的资料，会通比较，厘定条目，汇校、汇注、汇评出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发展的学术脉络，至2003年形成初稿。

2013年，书稿经过十年“周转沉淀”，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支持下，西北大学出版社接手编辑出版，并邀纳资深编审郭文镐等组建《史记研究集成》编辑部，组织项目的编辑加工。从2013年至今，在六年的精心组织与实施中，编辑部的同志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资料核查工作，其中不乏深入的校雠勘误；在内容处理上，听取专家意见，同样进行了庞杂的“考量删繁以求简练”的编辑加工。在此基础上，各位编纂者又进行了系统的补遗与增订。《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至此完成编辑审定。这期间，2015年，《史记研究集成》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16年、2018年，出版社和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先后组织了两轮专家审定，形成了系统的修改意见，从增删与补遗等方面有力的保证了“集成”的全面性与学术性，从而提高了“集成”出版的代表性与权威性。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项目实施前后25年，十余位专家，淡泊名利，潜心以为，他们以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而为，成一家之言”的精神为榜样，砥砺前行，在此我们感念良多。殚精竭虑、因病辞世的吕培成教授，年愈九旬、依旧念兹的赵光勇教授，耋老鲐背、勉力而为的袁仲一先生等，他们都是司马迁精神不衰的实践与体现。已故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原副会长张登第先生在“集成”编纂的组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书稿的编、审、校前后持续六年，这期间，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承担着大量繁重的工作，他们珍视与编纂者的合作，在工作上与编纂者并肩前行，在专业上不断历练提高，受益良多。可以说，“集成”的编辑出版，是编纂者与出版者密切合作的结果，也充分体现着双方致力于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与使命意识。

值此《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付梓之际，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杨海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彭卫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专家学者所提供的重要的学术支持。同时，感谢社会各界给予的关心和指导。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年3月19日

凡例

1. 本书《史记》正文以中华书局1959年版点校本为底本，参考《史记》新校本（修订本），汇集历代兼及国际汉学界《史记》研究资料，简体横排。凡古今字、通假字、俗字等，以及人名、地名中的异体字，均一仍其旧。各卷编排：卷前为题解，卷末为综述，正文分段，每段为单元，标示注码，段后依次排列汇校、汇注、汇评资料。

2. 本集成遴选的资料，录自古代文献和近现代学术专著，有参考价值的今人研究成果也予酌录。汇校部分，以他校为主（点校本已作版本校）。汇注部分，不限于字词义诠释，句义段义以及天文地理等考释也包括在内。所有部分，皆不惮其繁，一一罗列各家之言。

3. 本集成引录的资料中使用的书名简称依旧，个别生僻者，首次出现时，随文加“编者按”予以说明。如：《锥指》（编者按：《禹贡锥指》）；《经典》（编者按：《经典释文》）。

4. 本集成引录的资料中的原有夹注，改为括注，字体字号同正文。为方便读者解读研究资料中的个别问题，本书编者间或加有“编者按”，按语相应随文或置于该条资料文末。

5. 每条研究资料于文末括注出处，录自古代文献和近现当代学术专著者括注书名、卷名或章名，连续两条或三条出处相同者，后条简注“同上”；录自现当代期刊者括注篇目及期刊年次期次。书末附《引用文献及资料》，详注版本信息。

目录

总序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凡例

夏本纪第二

研究综述

引用文献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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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第二

【题解】

班固：《夏书》：禹堙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山行则梮，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然河灾之羡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底柱，及盟津、雒内，至于大伾。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酾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洚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迎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陂，诸夏乂安，功施乎三代。（《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第九》）

黄震：《夏纪》多括《禹谟》《禹贡》之书。少康中兴，书所缺者亦缺。自仲康、帝相、少康，直以世次相承，若守文无事者。意者少康之事，迁时已无所考欤！若禹，后于舜者也，谓皆黄帝子孙，舜去帝七世，而禹反四世。又舜，帝族也，而侧微至此，皆事之不可晓者。（《黄氏日钞》卷四十六《读史一·史记·夏纪》）

金履祥：《国语》太子晋曰：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薮，汩越九原，宅居九，合通四海，莫非嘉绩，克厌帝心。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见《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卷一《封伯禹于有夏封四岳于有吕》）

高燮：自古创业之功，莫高于大禹；而中兴之功，莫盛于少康。太史公述《夏本纪》，载禹治水一事独详，是也；自启以至中康，事皆从略。自中康以下凡十三帝，其中惟孔甲时载刘累豢龙一事，此外诸帝皆一事不载。夫事无可载而不载，固史裁应尔，不足为子长病。惟少康为古来间出之英君，亦有夏一代之肖子。当寒浞弑相，后缗方娠，逃归有仍，乃生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艰苦万端，卒复旧绩。其践位也，夏统中绝已三十九年，而《史记》载笔，但曰“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按：即季杼）”，似不知有少康之事者，何耶？至若帝孔甲时，天降雌雄二龙，孔甲不能食诸说，诞渺离奇，不足深信，而顾特载之，则又何耶？夫少康之事，例当载而不载；孔甲之事，不必载而载之，此子长之疏也。（《吹万楼文集》卷二《书史记夏本纪后》）

王国维：《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古史新证》）

范文澜：由于生产力的进步，由于俘虏的增加，私有财产制度逐渐发展了。达到一定的限度，私有制度就要在政治上有所表现，夏后启废“禅让”为帝位世袭正是这种表现。帝位世袭比“禅让”是一种含有进步意义的新制度。凡是一种制度当它是新的时候，总要遭到各种形式的阻碍……夏后氏与有扈氏、夷羿、寒浞间长期战斗，正是新制度与社会衰朽力量间的斗争……少康中兴就是新制度取得了胜利。（《中国通史简编》）

郭沫若：夏代的材料非常缺乏，除掉一些半神话式的传说，如夏禹治洪水、夏禹家天下之外，《史记·夏本纪》里面虽然列举出了夏的世代，但非常简略，而且还没有得到任何地下发掘的物证。那究竟是不是真正夏代的世系，或者是夏民族的后人杞人之类所依托，或者只与殷代世系相平行而略有先后，不必便是相为承继的，在今天都还无法断定。《尚书》里面的所谓《夏书·禹贡》只是儒家托古改制的文字，大抵依托于战国初年，在今天已约略成为定论了。地下发掘物，可以断定其属于夏代或夏民族的物品，在今天严格的说来，还一件也没有。我们根据周初的记载“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周书·多士》），可以知道夏代先人无册无典。典册就是记录，夏代既无记录，则夏民族是否已经发明文字，还是一个问题。故在周初的记载里面，提到夏、殷两代的往事时大有详略的不同，夏代只空洞地说到一些史影，殷代便举出了不少具体的事实。根据这些情况看来，夏民族的统治是存在过的，但它的文明程度不会太高，当时的生产情形，顶多只能达到奴隶制的初期阶段。关于夏代的情形，我们今天还不能够多说，且等待日后从地底下能有丰富的资料出现。（《郭沫若全集》第三卷《奴隶制时代》）

翦伯赞：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它是家庭、私有制、阶级和阶级剥削已经存在的标志。所以《礼记·礼运》把夏禹作为小康之世的开端，以区别于禹以前的大同之世。所谓大同之世，就是“天下为公”的原始社会，所谓“小康之世”，就是“天下为家”的阶级社会。（《中国史纲要》上册）

姜亮夫：屈、宋之作，详于夏、殷，而略于两周，与战国时代“法后王”的精神不协。而夏、殷史实，又多出入。如于鲧，则儒家以为“四凶”之一，治水无功，被殛于羽山；然《离骚》谓“鲧湮直以亡身”。鲧湮绛水，终之见囚于羽，“夭乎羽之野”，夭犹夭遏，即壅遏也。《天问》则谓其“川谷成功”（原误“顺欲成功”，依余校），“咸播秬黍”“莆藿是营”，非无征劳。又言“三年不施刑”，非即殛杀，盖多宽恕之词，不作为元恶大憝也。儒者以禹为大圣，而《天问》则以娶涂山为快一朝之饱，不无微词矣。《天问》论启、益争帝，启杀益，而卒得位；《孟子》则谓益避启于箕山，而人民归启不归益，“曰吾君之子也”云云，则夏之传世，乃由民心之归，何其盛也！是此时之民，已能定国，其夸诞可笑。《汲冢书》以为益为启所杀，则北土之传，多有为后世所缘饰者矣。启与益争国，且见囚于益，而能逃归，则亦一时强梁，故屈子记其屠母之非、淫昏于乐之行，则启亦非贤智矣。至夷羿射河伯、妻雒嫔、射封豕，浞娶纯狐，浇求丘嫂，少康逐犬，女岐缝裳，颠易逢殆，覆舟斟等，夏家初期数世之乱，为儒家所不详者，皆见于《天问》。其事或见于《竹书》，或见于《山海经》，则三晋所传，略得与南楚相仿矣。（《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姜亮夫全集》第八册《楚辞学论文集》）

杨向奎：夏代在中叶以前之活动中心实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之间，而以山东为主要地区，盖与东夷，尤其是殷商前期交错相处，有斗争，有对峙，而终于融为一体，构成后来之华夏民族，蕴育着灿烂的华夏文明，夷之贡献绝不输于夏。但论夏在东方亦限于夏代中叶前，至于晚夏，则政治中心西迁，固有明文，不容漠视，而坚持夏始终居西者，亦以局部当全体，以晚夏代初夏耳。夏自帝杼之后，所见历史事实较少，居处不详，但至晚夏，则明文记载，政治中心不在山东，而在今河南巩、洛，以至河东一带。（《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上卷第一《氏族篇》）

李学勤：我们曾经根据殷代的亲族制度推论商族的社会发展，指出商族在示壬以前曾经过普那路亚制，从示壬以后才进到专一婚制。王亥和上甲时代的商族是一个很弱小的部族，附属于河伯，而远不及夏的强大。很明显地，由王亥、上甲，以至于示壬的时代，一跃而为郑州古城所显示的商初社会，大乙时代的力量足以灭夏而咸有九州，这里面有着跳跃的发展。我们认为这只能是接受了另一族的更高文化影响的结果。由文献考证，这个影响商族的族应即夏族。目前在郑州我们可能发现了夏代的文化遗址，夏代夏族的文化还有待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发，但由郑州的遗址和古代文献我们可以肯定：无论是先进的夏族还是后起的商族，都已在夏代建立了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夏代约始于公元前第三千纪后期，所以中国阶级社会、国家的起源应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古国一样的古老、一样的悠久。（《失落的文明》四七《夏代的探索》）

又：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夏代年代学研究主要遵循两条途径，一是文献对于夏年的记载，二是对夏文化探讨的主要对象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头文化进行^14C测年，同时参照文献中有关天象记录的推算。

（一）文献所见夏代积年

文献所见夏代积年主要有两种说法：

471年说：《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竹书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路史·后纪》卷一三下注所引《汲冢纪年》则为：“并穷寒四百七十二年。”当以年代较早的引文为准。

431年说：《易纬稽览图》：“禹四百三十一年。”（“禹”指整个夏代）这是殷历家的说法。《世经》：“伯禹……天下号曰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帝王世纪》继承了《世经》的说法，并明确指出夏代的432年是自禹至桀并包括羿、浞在内的十九王。431与432之间的一年之差，亦或传抄致误，当取年代较早的殷历为是。

（二）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分期与^14C测年

关于471年说与431年说相差40年的原因，历来有两种解说：一是471年包括羿、浞代夏的“无王”阶段，431年不包括“无王”阶段；二是471年自禹代舜事起算，431年自禹元年起算，兹采用前一种解说。

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遗址一期之间，从文化传承关系和^14C测年结果分析，仍存在缺环。有学者认为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某些单位为代表的遗存，早于二里头一期，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1999年开始对新砦遗址的再次发掘，证实新砦二期上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一期），下连二里头一期，正填补了其间的空白。

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禹州瓦店都是规模较大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发现有大型房基、奠基坑及精美的玉器和陶器。它们的发现为探讨早期夏文化提供了线索。

（三）夏代天象的天文推算

夏代有五星聚、仲康日食两条天象记录可通过天文推算考察夏年。

1. “禹时”五星聚

《太平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

有学者计算出在公元前1953年2月26日有一次很好的五星聚会。经对夏代立国前后的五星聚合重新推算，也证实了这次五星聚会是迄今五千年中最难得的一次。公元前1953年2月中旬至3月初，在黎明时分的东方地平线上，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排成一列，在2月26日，五大行星之间的角距离小于4度。这种奇异壮观的天象，很可能在古人记忆中流传下来，因此可以作为估定夏代年代的参考。

2. 仲康日食的研究

《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

《史记·夏本纪》与《尚书·胤征》篇也记此事，但后者多出“乃季秋月朔”一语。此记载长期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日食记录，自梁代虞邝认为发生于仲康元年以来，已有13种说法。夏商周断代工程对这13种说法进行了核算，发现都有问题，根据现有条件进行这样遥远时期的日食推算，还很困难。经计算，“季秋”与“房宿”相对应的时代是公元前14世纪—前6世纪，夏代季秋之月太阳不在房宿，“季秋”与“房宿”中只能有一条符合仲康日食。日在何宿是看不到的，古人如《左传》杜预注也不认为“房”是房宿，因此，“季秋”的可能性比“房宿”要大。将“季秋”设定在10月1日至12月18之间，对洛阳地区公元前2250—前1850年共400年间的可见日食进行普查性计算，得出符合季秋的大食分日食有11次，其中发生在公元前2043年10月3日、公元前2019年12月6日、公元前1970年11月5日和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的几次可供作为夏初年代的参考。

（四）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估定

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估定包括两点，一是夏商分界，二是夏代始年。夏商分界已估定为公元前1600年。关于夏代始年的推定，我们主要是依据文献中有关夏代积年记载的研究，并参考天文推算的结果及相关^14C测年数据。

关于夏文化的上限，学术界主要有二里头文化一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两种意见。新砦二期遗存的确认，已将二里头文化一期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紧密衔接起来。以公元前1600年为商代始年上推471年，则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1年，基本落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二段（公元前2132—公元前2030年）范围之内。现暂以公元前2070年作为夏的始年。（《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六章《夏代年代学研究》）

韩兆琦：本篇是研究夏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夏初史的记述主要以《尚书》的《皋陶谟》《禹贡》和《甘誓》为依据，这一部分占了全文的绝大篇幅。司马迁特别致力于挖掘史料以充分描述大禹的功德，使一个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劳动英雄一样的帝王形象，矗立在后世读者面前，使后人万世景仰。至于夏朝历代的风云演变，其详情大都被无情的时光所掩埋，这使得司马迁不得不作粗线条的勾勒。他下笔十分谨慎，所排列的帝王世系基本上是可靠的。“少康中兴”的历史后世流传甚广，大概因最早提及该事的《左传》前后所记并不统一，故太史公未在本篇加以叙述，仅在《吴世家》中借伍子胥之口言及之。也许是史公的一种疏漏。（《史记笺证·夏本纪》）

吴锐：古书都说大禹导山导水，划分九州、五服，于是四海会同，声教达于四海。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禹的丰功伟绩可谓大矣，古代从未有人怀疑。1923年，刚从北大毕业三年的顾颉刚，却据此怀疑禹不是人，而是上帝派下来的神。此说一出，立即遭到一片批评声。中国文化的道统是二帝三王传承的，二帝指尧、舜，三王指夏朝缔造者禹、商朝缔造者汤、周朝缔造者武王。如果禹是神，等于不存在这个人，三王减少为两王，道统的链条断了。顾先生不放心，向地质学家丁文江请教，丁文江答复说：“禹治水之说绝不可信。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没有丝毫人工疏导的痕迹。江尤其如此。”顾先生还根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禹，虫也”的注解，猜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激怒了普天之下的人。与顾颉刚有私怨的鲁迅于1935年在小说《理水》中将作为动物之名的“虫”偷换为蠕虫，顾先生的假说被讹传为“禹是一条虫”，极大地丑化了新生的顾氏假说。虽然顾先生不久就放弃了这一假说，但这一假说从过去到现在一直被论敌当作软肋加以要挟和揭发。在20世纪50年代席卷全国的批判“胡适派”运动中，“禹是一条虫”是必不可少的讽刺话头（有兴趣的读者可翻翻《古史考》第一至四卷），直到20世纪末仍不止一人提起，如北京廖名春、上海朱渊清等“走出疑古”的拥趸。

其实正如顾先生的得意弟子童书业在该文跋语中所说：“禹名从‘虫’，亦即‘勾龙’。”“禹”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多次，确是虫的象形，已经得到古文字学家公认。顾先生的学生杨向奎先生晚年称赞这是“卓见”，认为这是引进图腾说以证古史，将开辟新径，为《古史辨》增色。（《二十世纪的三种疑古著作》，《南方周末》2013年3月）

古国顺：《史记》对“尚书学”之贡献：《史记》引述《尚书》，其方式不一，或移录原文，不加删削；或摘要剪裁，取其精华；或训诂文字，句型不改；或翻译文句，以合口语；或增插注释，以明原委；或改写原文，以求易解；或易字解经，陈义稍变。亦有别据他说，取义不同者，此或因今古文说之异，或当时另有所见，即据考辨、搜讨所得入录。而其於今古文取舍之间，亦必别具匠心。若论其贡献，实至多且广。

史记述尚书之文，无论为训诂、翻译、改写或注释，皆成一家之说，前人已目之为太史公之书传，故后世说经之家，颇有据史记以立言者，或据以解说经义，或据以分辨今古文，或据以辨证伪古文，其于尚书学本身之影响，最为长远。（《史记述尚书研究·绪论》）

王献唐：现在全国中所有古文物，没有一件敢肯定为夏朝的，有也只是假设。其实未必没有，甚至于很多，可能常常见面而不敢认识；因为没有铭文替他说话，而实物本身又不会自己报名。

我们应在夏朝首先肯定治水有功的夏禹。大禹是曾到过山东的，以后山东的历史，似乎有点渺茫，其实不然。……古书上的“夷狄”是个不好的名词。自尊为中国，轻视国外的“夷”族，这一观点，最早是由不同部落集团因战争仇视而产生的。山东人在夏朝，在商朝，在周朝某些地区，都被称为“夷”。……那时的“夷”和现在人民的人本为一字。在两千年前的黄河流域，东方和西方语言每有不同，西方念人，东方念夷，后来因为有两个音读，又别造一个夷字顶替。

古书上称“夷”的并不限于山东，夷字本身也不是一个不好的名词。单就山东说，夏朝的统治部落集团，进入这个区域，就把一些强有力的同姓部落安置在山东来镇抚他们。北面邻近渤海，为寿光、益都，南为潍县，再南为安丘，又南为诸城，发展到黄海之滨。这是夏朝的防“夷”阵线，重点为潍县、安丘、寿光、益都。（《山东的历史和文物》，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2期）

杨燕起：司马迁采《尚书》中《禹贡》《皋陶谟》之文，组织为一篇关于我国远古先民经过国土整治，完善行政职能（贡赋、声教），从而形成九州为中、天子建其国这样一个以“中国”概念为标志的大一统的巨大业绩，显示出中原文化认识中的九州风貌和五服别异，塑造出一个敏给克勤、劳身焦思、四海会同、万民其则的夏禹这样极富开拓和创造精神的英雄形象，令人景仰不已。夏禹之后记叙极为简略，然表述了历史上从传贤到传子的重要转变。排列之夏代世系非常明晰。本篇内容亦及于《尚书》中之《甘誓》《五子之歌》及《胤征》等篇。（《史记精华导读·夏本纪》）

编者按：关于《夏本纪》中记述大禹治水的故事，近代西方学者夏德著《支那太古史》，否定有大禹治水的事实。他认为开挖长江、黄河和汉水的工程量，比万里长城的工程量还要大四至五倍，《尚书》《史记》所载大禹治水根本不可能。中国学者丁文江《论禹治水说不可信书》和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也都持否定态度。

孔子在《论语》中虽然称颂大禹，但是对于大禹治理黄河、长江却未着一字，于治水方面只说他“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意即自己住得很坏，却倾全力兴修农田水利。据此，周谷城《中国通史》又出一说，认为当时水患多发生在接近河流的平原地区，因这些地区土地肥沃，适宜农业生产，所以古人便逐渐向近水的平原地区发展。为了利用水利，求得生活的安全和生产的便利，与水患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在这背景下产生的，治水的目的只是谋求安全的栖息之所，并不是大规模地疏浚河道。因为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是不可能从事这种浩大工程的，但以泥土筑堤防水则有可能。所谓治水，只是如此而已。

夏禹[1]，名曰文命[2]。禹之父曰鲧[3]，鲧之父曰帝颛顼[4]，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5]。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6]。

[1]【汇注】

应劭：禹者，辅也，辅续舜后，庶绩洪茂，自尧以上王者也。子孙据国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论。舜、禹本以白衣砥行显名，升为天子，虽复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经曰：“有鳏在下曰虞舜”“佥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风俗通义》卷一《皇霸·三王》）

皇甫谧：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坳，虎鼻大口，两耳参漏，首戴钩钤，胸有玉斗，足文履己，故名文命，字高密。身长九尺二寸，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其父既放降在疋庶，有圣德，梦目洗于河西，四岳师举之，舜进之尧，尧命以为司空，继鲧治水。乃劳身涉勤，不重径尺之璧，而爱日之寸阴，手足胼胝，故世传禹病偏枯，足不相过，至今巫称“禹步”是也。又纳礼贤人，一沐三握发，一食三起，尧美其绩，乃赐姓姒氏，封为夏伯，故谓之伯禹。天下宗之，谓之大禹。年百岁，崩于会稽，因葬会稽山阴县之南。今山上有禹冢井祠，下有群鸟芸田。（见徐宗元辑《帝王世纪辑存·夏第二》）

裴骃：《谥法》曰：“受禅成功曰禹。”（《史记集解·夏本纪》）

张守节：夏者，帝禹封国号也。《帝王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苏辙：夏禹，帝颛顼之后。禹之父鲧，颛顼五世孙也（太史公以鲧为颛顼之子，其世太迫。班固《律历志》以为五世孙，近得之，故取焉），以崇伯事尧。（《古史》卷三《夏本纪第三》）

俞樾：《苏东坡集·与二子迨过游涂山》诗自注云：“淮南人谓禹以六月六日生，是日，数万人会山上。虽传记不载，然相传如此。”是禹生日为六月六日。今绍兴禹庙尚有其子孙姒姓者居庙侧，亦言六月六日为禹生日，子孙皆会祭庙中。乃考《会稽志》，又云：“三月五日，俗传禹之生日，禹庙游人最盛，无贫贱富贵，倾城俱出，士民皆乘画舫，丹垩鲜明，酒樽食具甚盛，宾主列坐，前设歌舞。春欲尽数日，游者益众，至立夏方止。”是禹又以三月五日生矣。二说不同，何也？余疑《会稽志》所云，自是游春，非因禹生日，故至春尽而止也。六月六日之说自宋相传，当不妄耳。（《茶香室丛钞·茶香室四钞》卷三《夏禹生日》）

陈蒲清：夏，禹所封的国号。《帝王世纪》说：“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阳翟，今禹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汇评】

司马光：夏后，姒姓，曰文命，高阳之孙，鲧之子也。尧命鲧治水，功不成。舜臣尧，殛鲧于羽山。举禹使代父治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禹治水，顺五行之性，因天地之理，不堕山，不崇薮，壅者决之，滞者导之，行水于其所无事，故功易成。（《稽古录》卷四《夏后氏上》）

范祖禹：大禹夏后氏，若《稽古》（编者按：阙“曰”字）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闻善言则拜思，日孜孜作训以戒子孙，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又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禹为人，敏给克勤，恶旨酒而好善言。师曰大成挚，学于西王国。禹惜寸阴（为善，曰不足也），见耕者耦，立而式（二人并耕曰耦。式车，敬耕者也）。过十室之邑必下（下车也。十室之邑，以其必有忠信，故下之）。（《帝学》卷一《大禹夏后氏》）

陈志良：四川西北部汶川县属的羌民，指汶川县的石纽山顶上的地名刳儿坪者，以为是禹王生地，不敢到那边去樵牧。这个信仰，全体羌民都崇奉着，到现在还没有改变。查《汶志纪略》云：“县南十里飞沙关，岭上里许，地平衍，名曰刳儿坪。有羌民数家，地可种植，相传圣母生禹处。有地数百步，羌民指为禹王庙，又称为启圣祠。”《茂州志》亦云：“夏大禹，父鲧，娶有莘氏之女，生禹于石纽乡。”……总而言之：石纽山，在汶川县南首十三里至十五里之间，该地都是羌民所居，刳儿坪则在石纽山飞沙关顶上，都属于现在的汶川县境界，并不属于茂县境。（《禹生石纽考》，载《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6期）

丁山：禹平水土与鲧陻洪水的故事，虽传自殷人，顾今殷虚所见甲骨刻辞，尚未见鲧、禹二字。禹，《说文》作，云：“虫也。从厹，象形。古文禹。”又曰：“，兽足蹂地也。象形，九声。”按：禽，篆作，而金文或省作（《禽簋铭》）；万，篆作，而金文或省作（《仲父铭》）、（《宅簋铭》），卜辞通作（《前编》三、三十页）、（《后编》下十九页）；篆文从厹者，卜辞、金文或省厹所从之九。以禽、万古文变化为例，则卜辞所见：

《戬寿堂》二页十版《藏龟》四六页二版《藏龟拾遗》十三页《前编》二，第二十四页

……《楚辞·天问》曰：“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洪兴祖补注引《山海经图》云：“犁邱之山，有应龙者，龙之有翼者也。昔蚩尤御黄帝，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夏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泉水流通。”应龙所画，即通流泉，相柳抵厥，即成原泽，虽首尾不同，而源泉成因之神话则一。应龙吾知其即相柳；相柳吾知其即九首之虺；九首之虺，吾知其即禹之本名。然则谓禹治水，尝得应龙之助，毋宁谓由应龙画地通流泉，相柳触地成溪泽。神话演而禹平水土故事矣。（《禹平水土本事考》，载《文史》第34辑）

[2]【汇注】

戴德：鲧娶于有莘氏，有莘氏之子谓之女志氏，产文命。（《大戴礼记补注》卷七《帝系》）

司马贞：《尚书》云“文命敷于四海”，孔安国云“外布文德教命”，不云是禹名。太史公皆以放勋、重华、文命为尧、舜、禹之名，未必为得。孔又云“虞，氏；舜，名”，则尧、舜、禹、汤皆名矣。盖古者帝王之号皆以名，后代因其行，追而为谥。其实禹是名。故张晏云“少昊已前，天下之号象其德；颛顼已来，天下之号因其名”。又按：《系本》“鲧取有辛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宋衷云“高密，禹所封国”。（《史记索隐》卷二《夏本纪》）

张守节：《帝王纪》云：“父鲧妻修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名文命，字密，身九尺二寸长，本西夷人也。《大戴礼》云‘高阳之孙，鲧之子，曰文命’。扬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括地志》云：“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华阳国志》云‘今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至今犹不敢放六畜’。”按：广柔，隋改曰汶川。（《史记正义·夏本纪》）

凌稚隆：按：太史公谓禹名文命。夫讳名而用谥法，始于周。以尧、舜、禹皆为谥而反用《尚书》，所谓放勋、重华、文命为三圣之名，岂其未考耶？（《史记评林·夏本纪》）

牛运震：放勋、重华、文命，《史记》即以为尧、舜、禹名。按：《尚书》称尧曰放勋，虽非其名，或是其号，称舜曰“重华协于上帝”，禹曰“文命敷于四海”，重华、文命连下为句，则并非其号也。况古风朴略，命名必从质，古未必取放勋、重华、文命夸张之词以为名也。《史记》以放勋为尧名，尚是以号为名，至以重华、文命为舜、禹名，则更创而无稽。考之他书，《孟子》有“放勋殂落”之句，又云“放勋曰”云云，则放勋古犹有称之者，重华、文命之号，寂无闻焉。足征《史记》之误。（《读史纠谬》卷一《史记·夏本纪》）

王骏图、王骏观：史公本《五帝德》以放勋、重华、文命为名，此所谓名者号也。因《尚书》篇首有此二字，后世遂以为号，非名字之名也。孔颖达有云：人有号谥之名是已。以号为名者，如《史记》名曰轩辕、名曰放勋、名曰重华、名曰文命之类，以谥为名者，如《孟子》名之曰幽、厉之类，皆得谓之名。故《孟子》之称放勋，《楚辞》之称重华，《大戴礼·五帝德》《帝系》之称文命，俱后世号之焉尔。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云：唐、虞、夏、商虽有国号，天子世世称名，至周而后讳名用谥，谅哉斯语，乃又有以尧、舜、禹是谥非名者妄也。谥起于周，《檀弓》有死谥周道之文，《逸周书》有《谥法解》一篇，殷以前宁有谥乎？《白虎通·谥》章谓谥出黄帝，《论衡·道虚篇》以黄帝为谥，引《谥法》静民则法曰黄，殊诞。且即以《谥法解》考之，亦无黄、尧、舜、禹之谥，盖后之好事者，追附续说，不足依凭，犹谓汤为谥，桀、纣为谥也。而三代以降，从未闻有谥黄、尧、舜、禹、汤及桀、纣者，若以为谥，则《尚书》“帝曰格尔舜”“格尔禹”，四岳曰“虞舜伯禹”岂生而称谥耶？《路史·发挥》有《尧舜禹非谥解》，言之甚详。总缘诸家不明乎名与号之一说。无怪其言无准的，全违故实矣。《索隐》讥史公以放勋、重华、文命为名，殆亦未加深考耳。（《史记旧注平义·夏本纪》）

［日］泷川资言：禹，名文命，徽号。（《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叔岷：案：《事文类聚》前集十九引《墨子》：“修己山行，见流星贯昴，意感慄然。胸坼而生禹。”《御览》七引《列星图》：“流星贯昴，修纪感而生禹。”八二引《尚书帝命验》：“修己山行，见流星，意感栗然，生姒戎文禹（注：栗然，感貌。姒，禹氏。禹生戎地，一名政命）。”（又见《路史·后纪》十三《夏后氏纪》注，“流星”下有“贯昴”二字，文下有命字，并是。）又引《孝经钩命决》：“命星贯昴，修己梦接生禹（注：命使之星，谓流行之星也）。”又见《路史·夏后氏纪》注。一三五引《河图著命》：“修纪见流星，意感生帝文命戎禹。”（又见《潜夫论·五德志篇》，帝上有白字。）《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御览》八二引扬雄《蜀王本纪》：“禹本汶山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禹母吞珠孕禹，坼堛而生。”（《三国志·蜀志·秦宓传》注引谯周《蜀本纪》《路史·后纪》十二，痢儿畔并作刳儿坪，痢盖刳之误。）《论衡·奇怪篇》：“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恢国篇》：“禹母吞薏苡，将生，得玄圭。”《淮南子·修务篇》高诱注：“禹母修己，感石而生禹，坼胸而出。”《金楼子·兴王篇》：“帝禹夏后氏，名曰文命，字高密。母修己，山行，见流星贯昴，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于石纽。”《刘子·命相篇》：“修己见洞流星，而生夏禹。”（《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又：《初学记》十九、《御览》三七七并引《帝王世纪》：“禹长九尺九寸。”与《正义》引作“九尺二寸”异（《艺文类聚》十一、《御览》八二引与《正义》同）。《金楼子》亦称禹“身长九尺九寸”。（同上）

[3]【汇注】

皇甫谧：夏鲧封崇伯，故《春秋传》曰，谓之有崇伯。鲧国在秦、晋之间，《左氏传》曰“赵穿侵崇”是也。禹受封为夏伯，在《禹贡》豫州外方南，角亢氐之分，寿星之次。于秦汉属颍川，本韩地，今河南阳翟是也。受禅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于汉，平阳、安邑皆属河东，晋阳属太原。（《帝王世纪》卷三《夏》）

雷学淇：《汉书·律历志》、王逸《楚辞·注》引古《帝系》云：“颛顼五世而生鲧。”高诱《吕览·当染》注云：“禹，颛顼六世孙。”《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三十世”。《世本》曰：“鲧娶有莘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史记索隐》）高密是为禹（《玉篇》）。此鲧，即《左传》所谓“颛顼氏之不才子”，《国语》所谓“有崇伯鲧”，《山海经》所谓“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者”也。伯乃爵名，此颛帝之来孙也。《竹书纪年·颛顼纪》曰：“三十年，帝产伯鲧，是为若阳。”此鲧，即《山经》所谓“鲧妻土敬，土敬子曰炎融，生头”者也。伯是嫡长，此颛帝之长子也。自墨子谓：“昔者伯鲧，帝之元子，废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汉初《世本·帝系篇》又谓颛顼产鲧，于是《史纪》《世纪》等书，皆合二鲧为一，不知《帝系》之言产，非是父子。《墨》云元子，谓是尧之大臣，墨氏以大贤为钜子，故以大臣为元子，不然，误始于《墨》矣。无论高阳、高辛皆世及之君，二鲧绝不相及，即如《史记》《世纪》等说，颛顼立七十九年，喾立七十年，挚立九年，逊于尧，尧之七十年，殛鲧于羽山，又三年，鲧卒，是鲧自始生至卒已二百余年，何鲧之多寿若是？且禹之受命治水，年未及冠，岂鲧生百有九十始娶而生子乎？此必不然矣。以妻子之名较之，亦异。（《介庵经说》卷二《书说·唐虞以前伯虞伯鲧皆有二人重黎之名尤紊》）

丁山：《海内经》：“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注》引《开筮》（即《启筮》）云：“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也。”《初学记》引《启筮》则谓：“副以吴刀，是用出禹。”证以《天问》“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说，在先秦人传说，似谓禹即鲧之化身。然而《世本》则谓“鲧取有莘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夏本纪·索隐》引）。皇甫谧《帝王世纪》则谓：“鲧妻修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禹之生，异于先秦人所闻矣。（《禹平水土本事考》，载《文史》第34辑）

[4]【汇注】

司马贞：皇甫谧云：“鲧，帝颛顼之子，字熙。”又《连山易》云“鲧封于崇”，故《国语》谓之“崇伯鲧”。《系本》亦以鲧为颛顼子。《汉书·律历志》则云“颛顼五代而生鲧”。按：鲧既仕尧，与舜代系殊悬，舜即颛顼六代孙，则鲧非是颛顼之子。盖班氏之言近得其实。（《史记索隐·夏本纪》）

朱孔阳：大禹，名曰文命，黄帝之元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父鲧，母有莘氏女，曰修己，感流星贯昴而孕，岁有二月，生禹于石纽，相舜十七载，舜崩，避位三载，践天子位八岁，寿百有六，陵在浙江绍兴府会稽县，国朝载入祀典。（《历代陵寝备考》卷六《夏》）

钱大昕：《索隐》据《汉书·律历志》“颛顼五代而生鲧”，证鲧非黄帝之子。予考《山海经》，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鲧生禹。《山经》所云黄帝，当是颛顼之讹，然亦无五世。（《廿二史考异·史记卷一·夏本纪》）

韩兆琦：刘起釪曰：“颛顼为东方某一部落之宗神，后被编入黄帝系统。”（《史记笺证·夏本纪》）

陈蒲清：《帝王世纪》说：“帝颛顼之子，字熙。”《汉书·律历志》说：“颛顼五代而生鲧。”近人认为，舜与鲧同仕尧，舜是颛顼六代孙，鲧不应是颛顼之子，似以《汉书》说为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5]【汇注】

王若虚：《夏本纪》云：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刘子玄《史通·点烦》云：《颛顼纪》中具言黄帝是颛顼祖矣，此篇云禹是颛顼孙，则其上不得更言黄帝之玄孙。既云昌意及鲧不得在帝位，则下文不当复云为人臣也。遂除五十七字，诚大中其病。然迁书率皆此类，可胜道哉！（《滹南遗老集》卷十四《史记辨惑六》）

凌稚隆：按：太史公谓禹为颛顼孙，古史以其世太促，而祖班固《律历志》，以禹父鲧为颛顼五世孙，良是。按：（三国）魏曹羲云：昔鲧者禹之父也，舜则殛鲧而兴禹，禹知舜之殛其父无私，故受命而不辞。舜明知己之至公，故用之而无疑。（《史记评林·夏本纪》）

崔述：《大戴记·帝系篇》云：“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史记·夏本纪》因之。余按：上古天子本不相继，而帝颛顼至尧其世盖远。自《史记》及《帝王世纪》始，皆谓其相继。然云帝喾在位七十五年，帝挚在位九年，则颛顼之崩下至尧之七十二载，舜受终时亦当百有五十七岁。而鲧之用乃在尧世，鲧之殛乃在尧七十二载以后，鲧安得为颛顼之子也哉？惟《汉志》谓颛顼五世而生鲧，于事理较近。然传记无所见，而舜、禹不同姓（舜，姚姓；禹，姒姓），恐亦出于臆度，未敢据以为实然也。由是言之，禹断非颛顼之孙，而亦未必果颛顼之裔。与其误信之而诬圣人之祖，何如姑阙之而不失君子之正乎！（《考信录·夏考信录卷一》）

[6]【汇注】

［日］泷川资言：以上本《帝系篇》。刘知幾曰：“《颛顼纪》中已具云黄帝是颛顼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颛顼孙，则其上不得更言黄帝之玄孙。”张照曰：“《夏本纪》‘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五帝纪》‘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项’，是禹为帝颛项之孙，而舜为帝颛顼六世孙矣。禹为舜之高祖行，得相见已属仅事，必年大长于舜矣。乃舜命禹治水时，禹方娶涂山之女，复受舜禅，十七年而崩于会稽，则禹年幼于舜又可知。岂理也哉！欧阳修辞而辟之，当矣。”（《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施之勉：按：《汉书·律历志》引《帝系》曰：颛顼生穷蝉，五世而生鲧，鲧生禹。高诱《吕氏春秋注》曰：禹，颛顼六世孙。是则舜与禹俱为颛顼六世孙，而行辈相同矣。然据《潜夫论·五德志》，舜为黄帝后，禹为少昊后，皆不出于颛顼。则禹年大长于舜，可也；年幼于舜，亦可也，岂有行辈之可言哉。（《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夏本纪第二》）

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1]，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2]，愿帝试之。”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3]，更得舜。舜登用[4]，摄行天子之政[5]，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6]，乃殛鲧于羽山以死[7]。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8]。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1]【汇注】

司马贞：一作“洪”。鸿，大也。以鸟大曰鸿，小曰雁，故近代文字大义者皆作“鸿”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蔡沈：怀，包其四面也；襄，驾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极言其大，势若漫天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尧典》）

王叔岷：案：《治要》（编者按：魏徵等编撰《群书治要》）《御览》八二引鸿并作洪，《书·尧典》《皋陶谟》《汉书·地理志上》皆同。古字通用。《尔雅·释言》：“襄，驾也。”郭璞注（编者按：《尔雅》郭璞注）：“《书》曰：怀山襄陵。”《书》伪孔传：“襄，上也。”旧注于《书》襄字，皆取驾、上之义。窃疑襄乃囊之借字，《离骚》：“忍尤而攘垢。”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攘借为囊。攘谐襄声，可借为囊；则襄亦可借为囊矣。“怀山襄陵”者，“怀山囊陵”也。怀、囊义近。特备新解，以俟知者。《御览》引忧作咨。咨借为嗞，《说文》：“嗞，嗟也。”《广韵·上平声》之第七云：“嗞嗟，忧声也。”（《史证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2]【汇注】

陈蒲清：等之，比较起来。贤，好，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3]【汇注】

陈蒲清：乃，才。求人，寻找继承天下事业的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4]【汇注】

张大可：登用，提升，重用。（《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5]【汇注】

陈蒲清：摄，代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6]【汇注】

司马贞：言无功状。（《史记索隐·夏本纪》）

郭嵩焘：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案：“巡狩”两字或属上读，“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为句。（《史记札记》卷一《夏本纪第二》）

[7]【汇校】

王叔岷：《正义》：“……鲧之羽山，化为黄熊，入于羽渊。熊，音乃来反。下三点为三足也。束晳《发蒙纪》云：“鳖三足曰熊。”《路史·后纪》十二注云：“《大戴礼·五帝德》，孔云四凶之去，皆尧也……《国语》亦云：‘尧殛。’是之殛，非舜明矣。”案：殛与极通，谓困极也。说详《五帝本纪》。《五帝本纪》称“舜归而言于帝（尧），请殛鲧于羽山。”是殛鲧之事，属之尧或属之舜，皆可。此犹《国语·晋语》五称“舜之刑也殛鮌”（鮌与鲧同），而《晋语》八又云“鮌违帝命，殛之于羽山（韦昭注：帝，尧也）”。（《路史》注引鮌作，亦与鲧同），罗苹之说泥矣！《左昭七年传》：“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释文》：“熊，一作能，如字；一音奴来反，三足鳖也。”《吴越春秋》云：“鲧投于水，化为黄能。”《尔雅·释鱼》：“鳖三足，能。”王子年《拾遗记》二：“尧命夏鮌治水，九载无绩，鮌自沈于羽渊，化为玄鱼。”萧绮《录》云：“《尚书》云：‘尧殛鮌于羽山。'（今《尧典》鮌作鲧）。《春秋传》曰：‘其神化为黄熊，以入羽渊。’是在山变为熊，入水化为鱼也。”任昉《述异记》上云：“陆居曰熊，水居曰能。”又案：《正义》鲧字，黄善夫本作鮌。《正义》三熊字，黄善夫本、殿本并作熊。从三点以象三足，俗字也。（《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张守节：殛音纪力反。鲧之羽山，化为黄熊，入于羽渊。熊音乃来反，下三点为三足也。束晳《发蒙纪》云：“鳖三足曰熊。”（《史记正义·夏本纪》）

蔡沈：羽山，东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艺者”。（《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尧典》）

孙星衍：《汉书·鲍宣传》云：“昔尧放四罪而天下服。”是殛即放也。《祭法》疏引《郑志》答赵商云：“鲧非诛死，鲧放居东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圣功，故尧兴之。若以为杀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书》云‘鲧则殛死，禹乃嗣兴’者，箕子见武王诛纣，今与己言，惧其意有惭德，为说父不肖其罪，子贤则举之，以满武王意也。”案：舜之殛鲧，方将使之变和东夷，必非置之死地。箕子云“殛死”，亦谓殛之远方而至死不反，故《楚辞·天问》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言久遏绝之，不施舍也。不必谓满武王之意而言。云“羽山，东裔”者，《地理志》：“东海祝其，《禹贡》羽山在南，鲧所殛。”山在今山东郯城县东北七十里，江南赣榆县界。（《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虞夏书三》）

丁山：子产曰：“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举之。……今周室少卑，晋实继之，其或者未举夏郊耶？”（《晋语》八《左传》昭公七年略同）。鲧之被殛，据《大荒·海内经》云：“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令。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初学记》卷廿二引《归藏·启筮》亦云：“鲧殛死，三岁不腐，副之以吴刀，是用出禹。”郭璞注《海内经》引《启筮》则谓“鲧死，不腐，剖以吴刀，化为黄龙”。证之《天问》，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则负熊之虬龙，可知即禹；龙所负之熊，可知即鲧；鲧如解为共工之别名，则共工之子句龙非禹莫属。《鲁语》曰：“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能平九土”，《礼记·祭法》引作“能平九州”。夫平水土，定九州，自昔相传，皆禹之绩也。而《鲁语》与《祭法》传为句龙。是知句龙即纠龙，纠龙即九龙，九龙即九首之虺；所谓共工氏之子句龙，当即禹之化名。其平水土故事，必演自应龙画地通泉神话。画地何以通泉？余谓演自祷雨故事。（《禹平水土本事考》，载《文史》第34辑）

施之勉：洪颐煊曰：按《尔雅·释鱼》：鳖，三足能。《说文》：熊从能炎省声。字书无能下从三点者。《正义》所见，盖熊字坏本，而妄之为之说耳。（《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夏本纪第二》）

杨向奎：自来说羽山者有两处：一在江苏东海县西北九十里接赣榆县及山东南部之郯城县界，如《汉书·地理志》“东海祝其县”注云：“《禹贡》羽山在南，鲧所殛”，郭璞《山海经注》《隋·志》（编者按：《隋书·地理志》），《元和志》及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等均主此说。一说在山东蓬莱县东三十里地，《伪孔传》云：“羽山，东裔，在海中。”《寰宇记》乃指实其在蓬莱县，而胡渭和之云：“羽山东裔，徐州之地失近，非荒服放流之宅。蓬莱县东南有羽山，《寰宇记》云即殛鲧处，与《孔传》合。当从《寰宇记》说。”如说祝其羽山为殛鲧处，则正和禹域邻近。蓬莱羽山之说或即本《伪孔传》“羽山，东裔，在海中”的话，海中羽山不可求，于是以滨海蓬莱之山实之。当以祝其县说于义为长。（《夏民族起于东方考》，载《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6、7合期）

[8]【汇注】

梁玉绳：“舜登用……诛为是。”案：殛鲧者尧也，非舜也，说在《五帝纪》中。（《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陈蒲清：诛，责备，处罚。（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1]，维是勉之。”禹拜稽首，让于契、后稷、皋陶[2]。舜曰：“女其往视尔事矣[3]。”

禹为人敏给克勤[4]；其德不违[5]，其仁可亲[6]，其言可信；声为律[7]，身为度[8]，称以出[9]；亹亹穆穆[10]，为纲为纪[11]。

[1]【汇评】

崔述：禹治水事，世人多不详考，因见“尧有九年之水”之语，遂谓尧时偶然有水而禹治之，非也。上古之时本无水道，此乃开辟以来积渐之水，日积日多，遂至“怀山”而“襄陵”耳。至禹，然后相视地形高卑，疏为水道，使皆流入于海，由是，地皆涸出，人有宁居。孟子尝言之矣，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曰“禹掘地而注诸海”。然则今之水道皆自禹始有之，禹以前固无所谓水道也。故定公曰：“微禹，吾其鱼乎？”春秋之时去古未远，故当时人人皆知之，今则知之者鲜矣。学者详加考核，庶知禹之为功大也！（《考信录·夏考信录卷一》）

编者按：许道龄在《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4期《从夏禹治水说之不可信谈到〈禹贡〉之著作时代及其目的》一文中，认为：“时间无论古今，空间无论中外，任何事业之成就，基础都是建筑在它的时代的客观环境之上，不是凭空能够成功的。”许氏从四个方面分析，得出禹之治水是不可信的：1. 工具方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除非夏禹是位下凡神仙，在那公元前二十三世纪的新石器时代必不能做偌大“凿龙门，疏九河；决九川，浚畎浍”的工作。扬子江水道委员会的技师对丁文江先生之说亦有同论，“就是要用现代的技术来疏长江，都是不可能的。石器时代的禹如何能有这样的能力。”这是从工具方面看出夏禹治水说之不可信。2. 政治方面：“王假有家”（《易·家人》九五），“王假有庙”（《易·萃》彖辞），这是说明王的职权只能管家政和祭宗庙。可知我国上古时代之所谓王不过像现代的一个族长，一个家长；所谓国也不过如现代的一城市，一村庄。上古人烟稀少，而古典中动辄称“万邦”“万国”，由此窥见古代每个国之人口实无几。严格说来，古代之国家人数也许没有现代一个中等城市人之众多，君主之权力也许没有现代一个中等村长之强大，政治组织也许没有现代模范村之完密。聚一群无知识、无纪律之人于一起，任何人都不能指挥如意。夏禹何人？能够驱策那浑浑噩噩之初民做这劳苦而危险的治水工作至十三年之久。这是从政治方面看出夏禹治水说之不可信。3. 社会方面：商代国家约有二千，周初诸侯至少八百，夏禹之世，当然不止此数。《老子》“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话，正是上古社会之写照。在这种各据一方以自雄的部落社会情形之下，人民的意识十分狭隘，所知道的是天下最小的一部分的事，所欲做的充其量也不过如此。不要说虞夏那老死不相往来、邻国时起械斗之世，就是现在万国交通、人道高唱的时代，还是“以邻为壑”，绝没有把本国事情和国际的同一看待的。这是从社会方面看出夏禹治水说之不可信。4. 经济方面：“万事非钱莫办”，这是货币发生以后的名言。夏禹之世，做事或许是不用金钱，然也须货物充足，粮食不缺，才能得到伟大的成功。考洪水之患，起于帝尧，初命鲧治，夏禹继之。禹作十三，鲧堙九岁。在那石器工具生产的社会，哪有偌大的工程力量。这是从经济方面看出夏禹治水说之不可信。

[2]【汇注】

蔡沈：禹，姒姓，崇伯鲧之子也。平水土者，司空之职。……盖四岳及诸侯言伯禹见作司空，可宅百揆，帝然其举，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录其旧绩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后世以它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类也。稽首，首至地。稷，田正官，稷名弃，姓姬氏，封于邰。契，臣名，姓子氏，封于商。稷、契皆帝喾之子。……皋陶亦臣名。……此章称“舜曰”，此下方称“帝曰”者，以见尧老舜摄，尧在时舜未尝称帝，此后舜方真即帝位而称帝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舜典》）

何满子：契，帝喾（高辛氏）之子，帝舜时官司徒，后因助禹治水有功，封于商，是商朝的始祖。后稷，名弃，姬姓，为周朝的始祖。皋陶，亦称“咎繇”，舜时作士（掌刑法的官称）。（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3]【汇注】

［日］泷川资言：以上采《尧典》。“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史公以意增。（《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4]【汇校】

王叔岷：案：《大戴礼·五帝德》勤作济，《家语·五帝德》勤作齐。济、齐声近义同。《广雅·释训》：“济济，敬也。”《释诂》：“齐，敬也。”勤借为谨，谨、敬义近。（《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苏辙：禹之为人，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不矜不伐。既受命，伤先人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过其门而不入。取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亦弗皇子也。菲饮食，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致美乎黻冕；卑宫室，尽力乎沟洫。（《古史》卷三《夏本纪第三》）

[5]【汇注】

陈蒲清：其德不违，不违背道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6]【汇注】

刘向：河间献王曰：“禹称民无食，则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人，则我不能劝也。故疏河以导之，凿江通于九派，洒五湖而定东海，民亦劳矣，然而不怨苦者，利归于民也。”（《说苑》卷一《君道》）

又：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顺道，故使然焉，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也。”《书》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同上）

[7]【汇注】

司马贞：言禹声音应钟律。（《史记索隐·夏本纪》）

陈蒲清：声为律，说话语音和悦，等于音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声为律三句，语音和谐合于音律，身肢长短合于尺度，办事先衡量轻重而后行动。称，权衡。（《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8]【汇注】

裴骃：王肃曰：“以身为法度。”（《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按：今巫犹称“禹步”。（《史记索隐·夏本纪》）

陈蒲清：身为度，举止规矩，等于尺度。指禹的言行都可为人榜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编者按：贵州省计量测试院杨德钦著文《关于“禹，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的探讨》指出：大禹治水时，没有以自己的身高和体重作为长度和衡量的标准，实际测量中用的是下文所示的准绳和规矩。认为此句应当作为颂扬大禹“为纲为纪”之百官典范的品德——行为举业合乎规矩，权衡好了再处理事务，不应作为度量标准理解。

[9]【汇注】

裴骃：徐广曰：“一作‘士’。”（《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按：《大戴礼》见作“士”。又一解云，上文声与身为律度，则权衡亦出于其身，故云“称以出”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方苞：称，称量也。惟其声之称以出，故高下疾徐应律也。惟其身之称以出，故动作威仪可度也。（《史记注补正·禹本纪》）

［日］泷川资言：律，律吕也。度，尺度也。称，适事之宜也。出，犹为也，行也。言声之高下疾徐合于律吕，身之进退屈伸合于尺度，皆称其宜而行也。（《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叔岷：《集解》：“徐广曰：一作士。”《索隐》：“按：《大戴礼》见作士。又一解云：上文声与身为律度，则权衡亦出于其身。故云‘称以出’也。”《正义》：“言出教命皆合众心，是‘称以出’也。出，一作士。按：称者衣服也。禹服缁衣裳，是士之祭服也。《孝经钩命决》云：‘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是也。其义亦通，不及出字之义也。”《考证》（编者按：《史记会注考证》，下同）：“律，律吕也。度，尺度也。称，适事之宜也。出犹为也，行也。言声之高下疾徐，合于律吕；身之进退屈伸，合于尺度。皆称其宜而行也。”案：《庄子·寓言篇》：“鸣而当律。”犹此言“声为律”也。“称以出”三字，总承上文言之，《考证》之说为长。惟出一作士，旧说疑莫能决。《正义》之说，不能自信。窃以为士乃出之隶变（如敖、賈等字，本皆从出）。隶书为汉代通行书，此文盖本作“称以士”。士即出字。其作出者，后人所改也。《大戴礼》作“称以上士”，上乃士之误而衍者。（王聘珍《解诂》云：“称，举也。孔氏《乡饮酒义疏》云：‘上，正也。'《广雅》云：‘士，事也。'‘称以上士’者，称其声与身而正音乐尺度之事也。”所谓曲说强通者矣！）《礼书》：“孰知夫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荀子·礼论篇》无士字，窃疑《礼书》本无出字，“士死”即“出死”，后人不识士即出字，乃据《荀子》于士下加出字耳。出，隶变作士，士、出遂往往相乱。《吕后本纪》“齐内史士说王曰”，《集解》引徐广云：“（士）一作出。”出盖士之误也。（《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何满子：称以出，称，重量。此句意义不明，《史记索隐》解作“权衡亦出于其身”。以上三句形容禹生有异相。（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10]【汇注】

钱大昕：司马相如《封禅文》“旼旼穆穆，君子之能”，“旼旼”即“亹亹”也。古音“亹”如门，与“旼”相近，“旼”即“旻”字。（《廿二史考异·史记卷一·夏本纪》）

王叔岷：案：《诗·大雅·文王》：“亹亹文王。”《毛传》：“亹亹，勉也。”《尔雅释训》：“穆穆，敬也。”（《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何满子：亹亹，不倦，坚韧。（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11]【汇注】

［日］泷川资言：以上采《五帝德》。（《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评】

陈栎：禹为夏后氏崇伯鲧之子也。鲧以治水无功而殛，禹治水有功而兴。掩父之恶，为子则孝；勤君之事，为臣则忠。卓乎为三王之始，禹吾无间然矣。（《历代通略》卷一《夏》）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1]，行山表木[2]，定高山大川[3]。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4]，乃劳身焦思[5]，居外十三年[6]，过家门不敢入[7]。薄衣食[8]，致孝于鬼神[9]。卑宫室[10]，致费于沟淢[11]。陆行乘车，水行乘船[12]，泥行乘橇[13]，山行乘[14]。左准绳[15]，右规矩[16]，载四时[17]，以开九州[18]，通九道[19]，陂九泽[20]，度九山[21]。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22]。食少，调有余相给[23]，以均诸侯[24]。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25]，及山川之便利[26]。

[1]【汇注】

裴骃：《尚书》“傅”字作“敷”。马融曰：“敷，分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艾南英：敷，分也，分别土地以为九州也。（《禹贡图注·禹敷士》）

孙星衍：……治水土非一人之力，故奉帝命兴人徒。……又郑注《周礼·大司乐》云：“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国也。”《商颂·长发》云：“禹敷下土方。”《笺》（编者按：郑玄《诗经笺》）云：“禹敷下土正四方，广大其竟界之时，始有王天下之萌兆。”郑意又以敷为大者。《诗传》云：“溥，大。”《诗·释文》（编者按：《经典释文·毛诗》）引《韩诗》“敷敦淮”云：“敷，大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古国顺：《夏本纪》述《禹贡》，多据原文移录，而以训诂字代经者，有六十八字，又据今文尚书迻录而与今本立异者，亦有六十七字。至如增文、省文、改写，或经后人误改者亦所在多有。夏本纪述禹贡文，与汉书地理志多合，然亦偶有差别，汉志称古文者十一处，即古文说也。（《史记述尚书研究·分篇研究·三·夏本纪述禹贡》）

陈蒲清：兴人徒，发动服劳役的民工。傅土，《尚书》作“敷土”，即动土（包括填、挖）治水。或说，敷土即分土，划分九州界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2]【汇注】

孔安国：洪水泛溢，禹布治九州之土，随行山林，斩木通道。（《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孔颖达：《正义》曰：言禹分布治此九州之土，其治之也，随行所至之山，除木通道，决流其水。（同上）

司马贞：《尚书》作“敷土随山刊木”。今案：《大戴礼》作“傅土”，故此纪依之。傅即付也，谓付功属役之事。若《尚书》作“敷”，敷，分也，谓令人分布理九州之土地也。表木，谓刊木立为表记，与孔注《书》意异。（《史记索隐·夏本纪》）

苏轼：随山刊木：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记》云：“山行表木。”（《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夏书》）

蔡沈：方洪水横流，不辨区域，禹分九州之地，随山之势，相其便宜，斩木通道以治之。（《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林之奇：禹敷土者，《礼记》曰“鲧鄣洪水而殛死”，《洪范》曰“鲧湮洪水”。夫五行相胜之序，土能治水，故鲧执此以为治水之法，故其施功也，惟务以土而湮之障之。夫洪水之势浩浩滔天，奔突漂悍，乃欲以土而鄣之，以与水争势于堤防之间，适以激其怒而增其势，而至于奔突漂悍也。故至九载，绩用弗成。若夫禹治水则不然，以谓水性润下，惟使行其所无事，则水得其性矣。故其治水也，惟务敷土而散之，顺其自然，不与水争势于堤防之间，而水得其性矣，此所以有成功也。史官言禹之治水，而其初之一言曰“禹敷土”，可得发明禹之意也。随山刊木者，以除其障蔽，驱其禽兽，使避水者各安其居也。（《尚书全解》卷七《禹贡》）

孙星衍：史迁“随”作“行”，“刊”作“表”。郑康成曰：“必随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为道，以望观所当治者，则规其形，而度其功焉。”……《周语》云：“道无列树。”注云：“古者列树以表道。”刊盖削而识之。……斫木为识，即表道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王叔岷：案：《御览》八二引傅作敷，盖据《书·禹贡》改。今《大戴礼》傅亦作敷，亦据《禹贡》改。马氏训敷为分，傅亦分也。分有治理义。《论语·微子篇》：“五谷不分。”《释文》引郑玄《注》：“分，犹理。”即其证。《汉书·地理志》上引《书》刊作栞，《淮南子·修务篇》、本篇下文亦并作栞。《说文》引《书》作栞，云：“栞，槎识也。《夏书》曰：‘随山栞木。’读若刊。栞，篆文，从幵。”（段《注》：壁中古文作栞，今文《尚书》作栞，则未知何时改为刊也）。史公说栞为表，谓表识也。是也。今《皋陶谟》《禹贡》并作刊，《艺文类聚》十一引《淮南子·修务篇》、二六引本篇下文亦并作刊。借字。又案：黄善夫本、殿本《索隐》《大戴礼》上并无“《尚书》作‘敷土，随山刊木。’今按”十一字。末句“与孔注《书》意异”并作“《尚书》作‘随山刊木’”。（《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3]【汇注】

孔安国：高山五岳，大川四渎，定其差秩，祀礼所视。（《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裴骃：马融曰：“定其差秩祀礼所视也。”骃案：《尚书大传》曰“高山大川，五岳、四渎之属”。（《史记集解·夏本纪》）

孔颖达：言禹治其山川，使复常也。（《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林之奇：奠，定也。言九州之界未有所定。禹既随山刊木，除其蔽障之后，于是以其每州山之高者、川之大者，画为界甸，以定九州之分域也。《王制》曰：“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夫九州风俗之所以异者，盖本广谷大川异制也，故禹之所定九州之经界，以高山大川为之准。所以然者，本其风俗之异也。……孔氏曰“高山五岳，大川四渎，定其差秩，祀礼所视。”此说不然，夫“定其差秩，祀礼所视”，此有司之常事耳，而乃言于刊木之下冀州之上，非序也，则知孔氏之说为不然。（《尚书全解》卷七《禹贡》）

蔡沈：定高山大川以别州境也，若兖之济河、扬之淮、雍之黑水西河……是也。……又定其山之高者与其川之大者，以为之纪纲，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书者首述之。曾氏曰：禹别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区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则有九野，而在地者必有高山大川为之限隔。风气为之不通，民生其间，亦各异俗，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别为九州，又定其山之高峻、水之深大者为其州之镇，秩其祭而使其国主之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艾南英：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别州境也。方洪水横流，不辨区域，禹分九州之境，随山之势，相其便宜，斩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与其川之大者，以为之纪纲。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书者首述之。（《禹贡图注·定高山大川》）

孙星衍：史公说“奠”为“定”者，《周礼·司市》云：“平肆展成奠贾。”注云：“奠读为定。杜子春云：‘奠当为定。'”是奠与定通也。……《大传》云：“五岳，谓岱山、霍山、华山、恒山、嵩山也。”“江、准、河、济为四渎。”“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其余山川视伯，小者视子男。”见《白虎通·巡守篇》。（《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日］泷川资言：以上采《尚书·禹贡》《孟子·滕文公篇》。“命诸侯百姓兴人徒”八字，史公以意增。（《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4]【汇校】

郭嵩焘：《札记》（编者按：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下同）云：“‘父鲧’疑衍，《御览》八十二引作‘禹伤先人之功不成受诛’。”（《史记札记》卷一《夏本纪第二》）

施之勉：按：唐钞卷子本作“禹伤先人父鲧之功不成受诛”。《金楼子·兴王篇》《元龟》五引，同。（《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夏本纪第二》）

王叔岷：《考证》：“张文虎曰：‘父鲧’疑衍，《御览》引作‘禹伤先人之功不成受诛。'”案：《御览》所引略“父鲧”二字，不足据。《金楼子·兴王篇》“先人父鲧”四字同；惟“功之”作“之功”，与《御览》引此文合。（《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评】

金履祥：舜之罪也殛鲧。（《书经注》卷一《尧典》）

[5]【汇注】

纳兰性德：吕子：昔者禹一沐而三握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周公吐握之说见于《荀子》，人罕称禹也。（《通志堂集》卷十七《渌水亭杂识三》）

[6]【汇注】

梁玉绳：案：此及《河渠书》《汉书·沟洫志》皆言禹在外十三年，与《孟子》言八年异。《御览》八十二卷引《尸子》作“十年不闚其家”，《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又作“七年”，当以《孟子》为定。但《史》《汉》皆谓出《夏书》，而《夏书》无此文，何欤？《前编》谓因兖州贡赋十三载之言，殆非也。（《路史·后纪》作“三十年”，尤非。）（《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叔岷：梁玉绳《志疑》云：“此及《河渠书》《汉书·沟洫志》皆言禹在外十三年，与《孟子》言八年异。《御览》八十二卷引《尸子》作“十年不闚其家”。《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又作七年，当以《孟子》为定。”案：《荀子·非相篇》注亦引《尸子》云：“禹之劳，十年不窥其家。”（窥与闚同）。所谓“十年”，盖举成数言之。《吴越春秋》言禹“七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七年”盖“十年”之误。（七字契文作十，与百、十字无别。古文、汉隶并作，与十形近，亦易相乱）。《河渠书》：“《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书·皋陶谟》孔疏引过上有三字，盖据《孟子》“三过其门而不入”。（《滕文公上篇》及《离娄下篇》）加之也。《帝王略论》称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其门，闻儿泣声而不入也”。亦兼本《孟子》言之。（《列女传·母仪篇·启母涂山传》亦称禹“三过其家，不入其门”）。（《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周洪谟：世常言尧有九年之水，然鲧九载弗绩，禹八年于外，则为十七年而非止九年矣。然鲧之九载乃尧在位之时，禹之八年乃舜摄政之后。然八年者，必统其始终而言。禹之治水，水害渐去，至八年，则天地平成而非有八年之水也。《史记》又谓禹居十三年，盖因兖州之赋作十有三载乃同之言，然实非也。（《疑辨录》卷下）

[7]【汇评】

赵晔：舜与四岳举鲧之子高密。四岳谓禹曰：“舜以治水无功，举尔嗣考之勋。”禹曰：“俞！小子敢悉考绩，以统天意，惟委而已。”禹伤父功不成，循江泝河，尽济（甄）［暨］淮，乃劳身焦思以行，七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冠挂不顾，履遗不蹑。（《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第六》）

金履祥：然以禹之圣，犹八年于外，何也？禹八年之间，非但导水濬川而已。中间画井田，为沟洫，定经制，物土宜，立赋法，通朝贡，广教化，于八年之间，定千万世之计，此禹之功所以为不可及也。（《书经注》卷一《尧典》）

[8]【汇注】

张大可：薄衣食四句，指禹节衣缩食而尽力孝敬鬼神，居处简陋而把财力全用于开沟挖渠的水利上。沟淢，渠道深广四尺叫沟，深广八尺叫淢。淢通洫。（《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9]【汇注】

裴骃：马融曰：“祭祀丰絜。”（《史记集解·夏本纪》）

[10]【汇注】

陈蒲清：卑宫室，使自己住房简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1]【汇校】

梁玉绳：附案（编者按：薄衣食……沟淢）：此乃史公节录《论语》文，但前后皆叙禹治水事，何缘插入此四句，疑有错简。（《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裴骃：包氏曰：“方里为井，井间有沟，沟广深四尺。十里为成，成间有淢，淢广深八尺。”（《史记集解·夏本纪》）

王叔岷：《集解》：“包氏曰：方里为井，井间有沟，沟深广四尺。十里为成，成间有淢，淢广深八尺。”《考证》：“包说据周《考工记》。然可以概夏制。”案：《治要》引淢作洫，《论语·泰伯篇》同。洫、淢正、假字。包说本《考工记》匠人，今《考工记》淢作洫；《论语》包注淢亦作洫。（《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12]【汇校】

王叔岷：案：《书钞》一三九引船作舟，本篇下文同。《说文》欙下引《虞书》、本书《河渠书》及《汉书·沟洫志》并引《夏书》《吕氏春秋·慎势篇》《淮南子·齐俗篇》及许注、《修务篇》及高注、《文子·自然篇》《书·皋陶谟》伪《孔传》《金楼子·兴王篇》《帝王略论》皆作舟。（《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13]【汇校】

裴骃：徐广曰：“他书或作‘蕝’。”骃案：孟康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曰“橇音‘茅蕝’之‘蕝’。谓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修订组认为，以板置泥上：“泥”上原有“其”字，据高山本删。按：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欙”条、《御览》卷八二引《史记》如淳注并无“其”字，《汉书》卷二九《沟洫志》颜师古注引同。

梁玉绳：附案：四载之名，惟陆车、水舟无异（只此作“船”），若泥橇山，多有不合。以《史记》言之，《河渠书》“泥行蹈毳，山行即桥”（徐广于此云“桥一作‘'”），已与本纪异矣。《河渠书》谓出《夏书》，《说文》“欙”字注引《虞书》作“山行乘欙，泽行乘”，当即《史》所称《夏书》，乃复有此异同。《沟洫志》仍《河渠书》者也，而所引《夏书》更作“泥行乘毳，山行则梮”，深所未晓。其它如伪《孔传》云“泥乘輴，山乘樏”。《书》疏引《尸子》云“山行乘樏，泥行乘蕝”（徐广于此云“权它书或作‘蕝’”）。《史集解》又引《尸子》云“行涂以楯，行险以撮，行沙以轨”（《路史》引作“軓”）。《文子·自然篇》云“沙用（乃鸟切），泥用楯，山用樏”。《吕览·慎势篇》云“涂用輴，沙用鸠，山用樏”。《淮南子·齐俗训》云“譬若舟车楯”（《道藏》本许慎注作“”，近本讹作“肆”）。《修务训》云“沙之用鸠，泥之用楯，山之用蔂”（伪《孔传》所本）。《路史》论四载，引许慎《淮南齐俗》注云“沙地宜，泥地宜楯”（《书疏》引《慎子》，今《慎子》不全，无考）。何参错若此？孔仲达所谓古篆变形，字体改易，说者不同，未知孰是也。（《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叔岷：《集解》：“徐广曰：‘他书或作蕝。’骃案孟康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曰：‘橇，音茅蕝之蕝。谓以板置其泥上，以通行路也。'”案：本书《河渠书》及《汉书·沟洫志》并引《夏书》橇作毳（《皋陶谟》孔疏引《河渠书》及《释文》引《沟洫志》并作橇）；《尸子》（《皋陶谟》释文及孔疏、《路史·余论》九引）、《淮南子·修务篇》高注并作蕝；《说文》引《虞书》作；《淮南子·齐俗篇》及许注并作楯；《淮南子·修务篇》《文子》《皋陶谟》伪《孔传》并作輴。橇、毳、蕝、、楯、輴，一物也（参看俞正燮《癸巳存稿》一、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及《汉书补注》。下“山行乘”条同）。又案：《皋陶谟》《释文》引服虔云：“木橇，形如木箕，擿行泥上。”与孟康注合。《沟洫志》孟康注、如淳注橇并作毳，“置其泥上”无其字。《御览》八二、《说文系传》十一引此亦并无“其”字。（《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张守节：按：橇形如船而短小，两头微起，人曲一脚，泥上擿进，用拾泥上之物。今杭州、温州海边有之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陈蒲清：橇，古代在泥淖地带行走的一种泥船。（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4]【汇校】

王叔岷：《考证》：“张文虎曰：《汉书·沟洫志》檋作梮；……《河渠书》作桥。……”案：《说文》引《虞书》檋作欙；《尸子》（《河渠书》徐广注、《皋陶谟》孔疏、《路史·余论》九及《后记》十三注引）、《吕氏春秋》《文子》《皋陶谟》伪《孔传》并作樏；《淮南子·修务篇》及高注并作蔂。蔂乃虆之省，欙、虆正、假字，樏乃欙之省；《帝王略论》作轿。桥、轿古、今字。檋、梮、桥（轿）、欙（樏、蔂），一物也。又案：《沟洫志》如淳注檋亦作梮。《说文系传》引此如淳注檋下无车字，“施之”作“施于”（之，于同义）。“上山”下有则字。《河渠书·集解》引徐广曰：“桥一作檋。檋，直辕车也。”《皋陶谟》孔疏引徐注檋作輂，輂乃檋之省。（《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裴骃：徐广曰：“，一作‘桥’，音丘遥反。”骃案：如淳曰“车，谓以铁如锥头，长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又音纪录反。（《史记集解·夏本纪》）

张守节：按：上山，前齿短，后齿长；下山，前齿长，后齿短也。音与是同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日］泷川资言：“陆行乘车”以下，释《尚书·皋陶谟》“予乘四载”也。……、梮同，纪录反。今音屐，为渠戟反，盖其转音。《河渠书》作桥，疑屩之借字。《说文》“屩，屐也”；“屐，屩也”。是桥亦屐矣。（《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陈蒲清：，特制的爬山鞋，底下钉有锥形铁器，以防滑倒，相当后世的钉鞋、木屐。《河渠书》作“桥”，《汉书·沟洫志》作“梮”。（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鞋底下有锥齿的登山鞋。（《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5]【汇注】

陈蒲清：左，用作动词，指左手拿着。准绳，定平直的绳索。（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左准绳、右规矩，随身带着测量工具。（《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6]【汇注】

裴骃：王肃曰：“左右言常用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左所运用堪为人之准绳，右所举动必应规矩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17]【汇注】

姚鼐：鼐疑“四时”，四方之时也。盖指南之法，禹时已有，其时道路不通，非以候时日定方向不能行也。（《惜抱轩笔记》卷四《史记》）

裴骃：王肃曰：“所以行不违四时之宜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日］泷川资言：张文虎曰：“准所以求平，绳所以求直，规矩所以求高低远近，治水者宜测量地形水势以施功，故一日不可离。”又曰：“四时，此谓测中星，候晷景漏刻，定方向四时，当时亦必有其器，故云‘载’。《周礼》太史‘抱天时，与太师同车’，盖亦其器。”（《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陈蒲清：载四时，携带测量四季的仪器。或曰，指不违时宜。（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载四时，四季工作不违时宜。（《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8]【汇注】

陈蒲清：九州，即下文提到的冀、兖、青、徐、豫、荆、扬、雍、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9]【汇注】

陈蒲清：九道，指九州的河道，与后文“九川”同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20]【汇注】

陈蒲清：陂，堤岸，用如动词，修筑堤岸。九泽，九个大湖泊，指大陆、雷夏、大野、彭蠡、震泽、云梦、荥泽、菏泽、孟诸。（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21]【汇注】

［日］泷川资言：“左准绳”以下，采《五帝德》之文。（《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陈蒲清：九山，九州的大山，或说指岍山、壶口、底柱、太行、西倾、蟠冢、内方、岐山、熊耳。《史记正义》训“山”为“产”，认为度九山是根据九州山川的物产来制定贡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22]【汇注】

梁玉绳：案：《尚书》曰“暨益奏庶鲜食，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此不言鲜食，而以益、稷皆奏庶艰食者，误也。下文言“与益予众庶稻”，亦非。（《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陈蒲清：难得之食，指缺少的食物。（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难得之食，指五谷。古代农作单一，后稷推广五谷，故称难得。（《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汇评】

郭嵩焘：案：此命益、命稷，是平水土以后事。薄衣食，卑宫室，圣人所以赞禹者，是禹受禅以后事。史公于此，序次颇为失伦。（《史记札记·夏本纪》）

[23]【汇注】

陈蒲清：调有余相给，调配有余地区的物产供给不足的地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24]【汇校】

［日］泷川资言：以上本《尚书·皋陶谟》。枫、三、南本，“令”作“命”。（《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陈蒲清：均诸侯，使诸侯各国的粮食相互平衡。（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25]【汇注】

陈蒲清：相地宜所有以贡，审察土地所应有的出产，作为向中央的贡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26]【汇注】

陈蒲清：山川之便利，指交通运输是否方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汇评】

陈栎：禹之相舜也，陈克艰之谟，与皋陶共政也；明知人安民之谟，一二言而关君道、治道之大，非徒言者。其治水也，顺五行之性，行其所无事，八年于外，胼手胝足，勤亦至矣。神龟负书，出于河、洛，法而则之，类为《九畴》，《书》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传道秘于天也。尧授舜曰：“允执其中。”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传道统于帝也。禹吾无间然矣。（《历代通略》卷一《夏》）

禹行自冀州始[1]。冀州：既载壶口[2]，治梁及岐[3]。既修太原[4]，至于岳阳[5]。覃怀致功[6]，至于衡漳[7]。其土白壤[8]。赋上上错[9]，田中中[10]。常、卫既从[11]，大陆既为[12]。鸟夷皮服[13]。夹右碣石[14]，入于海[15]。

[1]【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尧所都也，先施贡赋役载于书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孔颖达：《正义》曰：九州之次，以治为先后。以水性下流，当从下而泄，故治水皆从下为始。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从冀起，而东南次兖，而东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扬。从扬而西次荆，从荆而北次豫，从豫而西次梁，从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后也。自兖已下，皆准地之形势，从下向高，从东向西，青、徐、扬三州并为东偏。雍州高于豫州，豫州高于青、徐，雍、豫之水从青、徐而入海也。梁高于荆，荆高于扬，梁、荆之水从扬而入海也。兖州在冀州东南，冀、兖二州之水各自东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经兖州，以冀是帝都，河为大患，故先从冀起而次治兖。若使冀州之水东入兖州，水无去处，治之无益，虽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经大体。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后言平地，青州、梁州先山后川，徐州、雍州先川后山，兖、扬、荆、豫有川无山，扬、豫不言平地。冀州田赋之下……言水路相通，通向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杜佑：冀州唐、虞之都，以余州所至，则是其境。（《通典》卷一百七十二《州郡二》）

又：西境雍州，南境荆州，东境兖州，皆以河为界。河自今文城、绛郡西龙门南流至华阴，东过今汲郡黎阳县东大岯山，又东入于海。今河内，汲郡、邺郡、广平、钜鹿、信都、赵郡、常山、博陵、河间、文安、饶阳、上谷、范阳、顺义、归化、归德、妫川、渔阳、密云、北平、柳城、河东、绛郡，陕郡之北境，平阳、高平、上党、乐平、阳城、大宁、文城、西河、太原、昌化、楼烦、雁门、定襄、安边、马邑、云中，单于等郡地。（同上）

苏辙：盖禹行自冀州始。自冀而东，治兖、青、徐；自徐而南，治扬、荆；自荆而西，治豫、梁、雍。皆相其土田草木之宜以作贡赋，谓之“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尧赐之玄圭以告成功，使为司空。及尧崩，舜为天子，复代舜典百揆三十三年，而舜命以位，让于皋陶，舜不可。禹固辞，不获命。乃以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帅百官若帝之初。（《古史》卷三《夏本纪第三》）

林之奇：冀州，唐孔氏曰：“九州之次以地为先后，以水性下流，当从下而泄，故治水皆从下为始。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从冀起，而东南次兖，而东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扬。从扬而西，次荆，从荆而北，次豫，从豫而西，次梁，从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后也。自兖而下，皆准地之形势，从下向高，从东向西，青徐扬三州并为东偏，雍州高于豫州，豫州高于青徐，雍豫之水从青徐而入海。梁高于荆，荆高于扬，梁荆之水从扬而入海也。兖州在冀州东南，冀兖二州水各自东北入海也。”苏氏之说曰：“尧之河水为患最甚，江次之，淮又次之。河水冀兖为多，而徐其下流，被害亦甚。禹都于冀，故禹行自冀始。”此说皆未尽。盖禹之治水其始也，必决其怀襄之水，然后导川泽之流，而其所为先后之序，具载于九州之后，“导岍及岐”以下是也。此之所载，但记夫九州之经界，与其田赋贡篚之详，若夫治水之先后不在于此也。夫洪水之为害，泛滥于天下，其治之也，必相视其水之大势，顺其地之高下，渐而导之，不可拘于经界之限也。故自“导岍及岐”以至“又东北入于河”，其首尾本末各有条理。盖治水之势，未尝不自上而导下，自下而决之于海。史官条列备言于经界之后，论九州者，但当观其分疆定界，与夫制田赋之多寡，不必论其先后之序。《禹贡》自兖州而下八州，皆言经界，而特冀州不言经界者，别帝都也。虽不言经界，以余州而准之，则冀州经界实存于其间。兖州言济河自东，河以东也；豫州言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言西河，自西河以西也。冀州之域，三面距河，自积石东北流入于中国，则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华阴则折而东流，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至于大伾，则又折西北流，兖州在其东，故曰东河。以三州考之，则冀州在东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东。《王制》曰“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常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此则冀州之境界也。此篇虽不言冀州之经界，而冀州境界亦可以互见余州之间，故《禹贡》之书所以独出于千载之上，非后世地理家之所能及也。《周官·职方氏》“奠九州之经界”，正东曰青州，正南曰荆州，正西曰雍州，正北曰并州，皆是指周之王都所向之方而言之，况以王都混同于其间，无所异曰河南，曰豫州，非特不能别王都之所在，乃并与九州所止之方无所辨别也，此则《职方》之差也。（《尚书全解》卷七《禹贡》）

芮日松：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其地三面距河，居天下四分之一。舜因地太广远，曾分为幽、并二州，至禹仍合为一……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余州所至可见，且所以尊京师，示王者无外之意。今山西省之太原、平阳、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泽、辽、沁三州，直隶之顺天、永平、保定、广平、顺德、宣化六府及正定、河间二府西北境，大名府浚县西境，盛京之锦州府，河南之怀庆、卫辉、彰德三府，其北直抵塞外阴山下，西起蒙古萨尔几邨之北，东讫大辽水，皆古冀州之地也。（《禹贡今释》卷上）

章太炎：冀州，今山西、河北、辽宁。西、南、东三面距河。山有壶口（山西吉县西北，陕西宜川县东北）、梁山（陕西韩城）、岐山（陕西岐山县东北，古名天柱山）。川有衡漳（漳水）、恒（唐河）卫（灵寿以下滹沱水）。（《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中国古代史常识》）

刘起釪：“冀州”一词，是《禹贡》九州州名中除“徐州”外出现较早的地名。最初是因其境南部有一个冀国而得名。《释名·释州国》云：“冀州亦取地以为名也。”王炎《禹贡辨》云“晋地有冀，秦地有雍，则是冀、雍以地名州”（王天与《尚书纂传》、陈栎《尚书集传纂疏》引）。……至于冀州在《禹贡》中居于首位，很可能因为冀州原享有大名，所以就把它列为第一个州；同时既把《禹贡》托名为记载大禹治水功烈的《夏书》，而称为“大夏”“夏虚”的几个地名都在称为冀州的晋境，反映其地是夏后氏的立国之地，自然就应把冀州列为第一。孔颖达《尚书正义》解释冀州列为第一的原因说：“九州之次，以治为先后，以水性下流，当从下而泄，故治水皆从下为始，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从冀起。”旧多从此说。苏轼《东坡书传》则云：“河水为患最甚，江次之，淮又次之。河患冀、兖为多，而徐则其下流……故禹行自冀始。”林之奇反对此二说，其《尚书全解》云：“禹之治水……其所为先后之序，具载于九州之后‘导岍及岐’以下是也。此之所载，但记夫九州之经界与其田赋贡篚之详，若夫治水之先后不在于此也。”又说：“治水之势，未尝不自上而导下，自下而决之于海。”其后或推崇林说（如陈大猷等），或仍奉孔、苏说（如傅寅、金履祥等）。其实九州排列次序当然不是根据治水先后，林说是对的。托名为郑樵的《六经奥论》则说是依五行次序，《容斋随笔》附和之。其说不经，黄镇成《尚书通考》已驳之，胡渭更斥其说“妖妄”。冀州之列为第一，实由于它是众所共知的禹都所在，并相传尧舜“帝都”也都在这里的原故。（《禹贡冀州地理丛考》，载《文史》第25辑）

【汇评】

阎若璩：傅寅同叔《禹贡集解》曰：“禹之治水，皆自下而上。”曰：“治水者必使其下能容而有余，易泄而无碍，然后可以安受上流，而不至于冲激以生怒。”又曰：“治其最下而速其行，通其旁流而使其中无停积之患，则河之大体无足忧矣。”（《潜邱札记》卷三）

丁山：卜辞当见“枽于岳”以祈雨矣。又常见“枽年于岳”之辞（《前编一》第五页）。岳，如指即“崇高维岳”（见《诗·大雅》），则密迩阳城；如指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见《禹贡》），则密迩于晋阳。《封禅书·正义》引《世本》：“禹都阳城，又都平阳，或在晋阳。”晋阳，今山西临汾县也，地滨汾水。阳城，今河南登封县也，地近河、洛。禹都所在，或近崇高而带河、洛，或近太岳而临汾川，并为高山大川，祷雨胜地。然则《禹贡》言禹平水土，始于冀州，无异言禹主山川故事，演自祷雨太岳、崇高、河、洛、汾川神话。余故谓禹之最初神格为雨神，因祷雨山川故事，乃演为山川之主。禹奠高山大川故事，又自“禹主山川”神话演变而来也。（《禹平水土本事考》，载《文史》第34辑）

[2]【汇校】

程金造：《集解》曰：“郑玄曰，《地理志》壶口在河东北屈，梁山在左冯翊夏阳，岐山在右扶风美阳。”又《正义》曰云云。（黄本三页）金陵局本于《集解》之下作《索隐》曰：“郑玄曰，《地理志》壶口山在河东北屈县之东南，梁山在左冯翊夏阳，岐山在右扶风美阳。”泷川本与金陵局本同。按：汲古阁单本《索隐》卷一《夏本纪索隐》注文县字讹作悬。余同金陵局本。但黄本、王本都无《索隐》一条。张杅本于《集解》下则曰《索隐》注同。（《论〈史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三家注解》，载《文史》第7辑）

【汇注】

裴骃：郑玄曰：“两河间曰冀州。”（《史记集解·夏本纪》）

张守节：按：理水及贡赋从帝都为始也。黄河自胜州东，直南至华阴，即东至怀州南，又东北至平州碣石山入海也。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皆冀州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修订组认为，（张守节）西河之东：“西河”原作“南河”，《尚书·禹贡》“夹石碣石，入于河”孔颖达《疏》：“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今据改。

蔡沈：经始治之谓之载。壶口，山名，《汉·地志》在河东郡北屈县东南，今隰州吉乡县也。今按：“既载”云者，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当先，经始壶口等处以杀河势，故曰“既载”。然禹治水施功之序，则皆自下流始，故次兖，次青，次徐，次扬，次荆，次豫，次梁，次雍，兖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独后。禹言“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即其用工之本末，先决九川之水以距海，则水之大者有所归。又浚畎浍以距川，则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杀其势。读《禹贡》之书，求禹功之序，当于此详之。（《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蒋廷锡：壶口，今山西平阳吉州西南七十里有壶口山，黄河之水注其中，如壶然。（《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芮日松：“既”者，已事之辞。“载”，始也。“壶口”，山名，在春秋时晋之屈邑。今山西省吉州西南七十里。黄河自塞外入中国，此山当南出之道，水注其中如壶然，故名壶口山。冀是帝都，河为大患，禹受命治水，在所当先，故经始壶口等处，以杀河势，使不经兖州，自由东北入海也。（《禹贡今释》卷上）

俞樾：谨按：“既载壶口，治梁及岐”与下文“既修太原，至于岳阳”文义一律。旧读以“冀州既载”为句，非也。蔡传曰：“经始治之谓载，言既又言始，甚为不词。”《白虎通·四时篇》曰：“载之言成也。”既载壶口，言禹治壶口既成，乃治梁岐也。壶口不言治者，文见于下，故省于上也，犹下文“既修太原，至于岳阳”，岳阳不言修者，文见于上，故省于下也。此古人属词之法也。（《春在堂全书·群经平议》卷三）

[3]【汇注】

孔安国：壶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从东循山治水而西。（《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裴骃：郑玄曰：“《地理志》壶口山在河东北屈县之东南，梁山在左冯翊夏阳，岐山在右扶风美阳。”（《史记集解·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壶口山在慈州吉昌县西南五十里冀州境也。梁山在同州韩城县东南十九里，岐山在岐州岐山县东北十里，二山雍州境也。”孔安国曰：“从东循山理水而西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苏轼：梁岐二山在雍州，今于冀州言之者，岂当时河患上及梁岐乎？禹通砥柱，则壶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为冀州之地也。（《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林之奇：《诗》曰“俶载南亩”，谓始有事于南亩也。此亦始有事于壶口，然后治梁及岐也。故曰“既载壶口，治梁及岐”。《禹贡》山川地理历三代春秋至于今且数千年，其间地名既世代变易，各有不同，又其川渎下流多所圮坏，无复考据。……案：《地理志》谓壶口在北屈之东南，而郦道元谓孟门在北屈之西南，则壶口，孟门之东山也。龙门在梁山北，则梁山，龙门之南山也。以是言之，其先河出孟门之上，横流别出，则知其东之壶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垫于水矣。禹于壶口之西辟孟门，而始事于壶口，于梁山之北辟龙门，而终事于梁山，而其余功又及岐山焉。盖壶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时，不可分言于二州，所以独言于冀州者，以雍州之山也。（《尚书全解》卷七《禹贡》）

毛晃：梁山，在左冯翊夏阳县西北。《水经》：河水南迳梁山原东。郦道元注：自原山东南至河，晋之望也。《穀梁传》成公五年：梁山崩，遏河水三日不流，晋侯以问伯宗。即是处也。《九域志》：今永兴县即同州，冯翊郡定国军有梁山，山在龙门之南。（《禹贡指南》卷一）

又：岐山，《水经》在右扶风美阳县西北。（同上）

蔡沈：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吕梁山也，在今石州离石县东北。《尔雅》云：“梁山，晋望。”即冀州吕梁也。吕不韦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为晋山，则亦指吕梁矣。郦道元谓吕梁之石崇竦，河流激荡，震动天地，此禹既事壶口，乃即治梁也。岐山在今汾州介休县狐岐之山，胜水所出，东北流，注于汾。郦道元云：“后魏于胡岐置六壁，防离石诸胡，因为大镇。”今六壁城在胜水之侧，实古河迳之险阨。二山，河水所经，治之所以开河道也。先儒以为雍州梁岐者，非是。（《书经集经·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王应麟：梁山，在京兆府奉天县北五里（《汉志》有：扶风好畤县有梁山。《九域志》奉天县：凤翔府好畤县有梁山），古公逾梁山，秦立梁山宫。又同州韩城县南十九里亦有梁山。汉左冯翊夏阳县西北。《诗·韩奕》所谓“奕奕梁山”也。《尔雅》以为晋望（薛氏《禹贡解》曰：梁山在同州韩城县，而乾州好畤县亦有梁山，在邠、岐之间，非《禹贡》之梁山也）。（《通鉴地理通释》卷五《十道山川考·梁山》）

又：岐山，在凤翔府岐山县东北十里，亦名天柱山。汉右扶风美阳县西北，周太王所邑，文王始亦治焉。《西京赋》注：《说文》曰，岐山在长安西美阳县界，山有两岐，故因以名焉。周之兴也，鸣于岐山，成王有岐阳之蒐。（《通鉴地理通释》卷五《十通山川考·岐山》）

金履祥：九州凡山之言治者，或水道之冲，有疏辟之功也。或表山以该水土也，言艺者剪其蓊郁与民种艺也，《传》所谓“以启山林”也。言旅者祭之，以为其州之镇、望，记所谓民所瞻仰，取材出云为雨者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凌稚陵：按：《书·传》，梁山，吕梁山也，在石州。岐山，孤岐之山，在汾州，皆冀州山也。（《史记评林·夏本纪》）

蒋廷锡：梁、岐，孔《传》：“梁、岐在雍州”，今陕西西安府韩城县西北九十里之梁山，凤翔府岐山县东北四十里之岐山也（岐山，一名天柱山，山南乃周原，《诗》所谓“周原”也）。蔡《传》疑雍州之山不当载于冀州，指今山西汾州府永宁州东北之吕梁山，一名骨脊山者为梁山。汾州府孝义县西之狐岐山，一名薛颉山者为岐山。然二山去河甚远，不得谓河水所经。曾旼云：“壶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时，不可分言于二州，故并言于冀。”得此，可释蔡氏之疑。（《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阎若璩：孔安国《传》：梁、岐二山在雍州。晁以道本《水经注》作吕梁、狐岐，改入冀州，今亦未论其确与否。蔡《传》云：梁在石州离石县东北，是今汾州府永宁州东北一百里之吕梁山，本名骨脊山者，去黄河一百五十余里。岐在汾州介休县，今却在孝义县西八十里盘村。原山名狐岐者，去黄河二百三四十里。谓尧时洪水怀襄，大河泛滥，至此二山下，须禹治之则可。蔡氏竟认为古河迳之险恶，与龙门一般，二山河水所经，治之所以开河道也，不几眯目而道黑白者乎？虽生长东南，误不应至此。（蔡《传》当云：狐岐之山，胜水所出，东流合文水，又东南入汾、汴。今作“东北”，误）（《潜邱札记》卷二）

孙星衍：马融曰：“壶口，山名。”郑康成曰：“《地理志》壶口在河东北屈，梁山在左冯翊夏阳，岐山在右扶风美阳西北。于此言‘治梁及岐’者，盖治水从下起，以襄水害易也。”……《汉志》云：“河东郡北屈，《禹贡》壶口山在东南。”郑于“北屈”下脱“东南”，或省文。《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同。案：北屈在今山西吉州西，山在州西南七十里。又《汉志》：“冯翊夏阳，《禹贡》梁山在西北。”郑脱“西北”。《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在夏阳县西北河上。”案：夏阳县在今陕西韩城县西南，山在县西北九十里。《汉志》：“右扶风美阳，《禹贡》岐山在西北。中水乡，周太王所邑。”案：美阳在今陕西扶风县北，山在陕西岐山县东北十里。《水经·汾水》注云：“汾水南与平水合。水出平阳西壶口山，《尚书》所谓‘壶口治梁及岐’也。”此山在今山西汾阳县西南，与《地理志》说异。云“治水从下起”者，《书》疏云：“壶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从东向西言之也。”按：梁、岐是雍州山而见于冀州，故云从下起。（《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日］泷川资言：何焯曰：“《史》《汉》皆以‘既载’为句。”又曰：“郑康成释《禹贡》，惟以《汉·地理志》为据，是先儒之精慎也。”陈仁锡曰：“‘冀州’句，‘既载壶口’句，‘治梁及岐’句。载，始业。梁、岐皆冀州山，郑注误。”张文虎曰：“壶口《集解》全同《索隐》，小司马注本以补裴，不当相袭，盖传写借乱，今不能别，各仍之。后放此，不复记。”（《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芮日松：梁、岐二山名。蔡氏以吕梁、狐岐释之，虽皆在冀境，而去河甚远，不得谓河水所经。按：孔《传》谓梁、岐皆雍州之山，梁山在今陕西省同州府韩城县西北九十里。《尔雅·释山》：“晋望也。”《诗·大雅·韩奕篇》：“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皆谓是也。岐山，《说文》曰：“山有两岐，因以名焉。”在今陕西省凤翔府岐山县东北四十里，周太王邑居于下；文王时，凤鸣于山南，有周原，亦名天柱山。盖壶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时，不可分言于二州，故并言于冀。（《禹贡今释》卷上）

施之勉：按：黄善夫本、凌本无《索隐》。殿本亦无。（《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夏本纪第二》）

王恢：梁山，横亘于陕西韩城之北，东渡河走山西河津县北，河流其中，断崖千尺，中通一线，若桥梁然。下口为龙门，上口即壶口；壶口之上为孟门。岐山，旧说陕西武功县之岐山。距河既远，且在雍域（九州山水泽地，只有连共而无杂及他州）。狐岐在山西孝义县西六十里，亦不近河，又不近汾。汾如待治，当在会浍以下，必于河汾甚关紧要。壶口、梁、岐皆因治河施工而言，循此推寻作者意见，其背汾带河之脽丘乎？（《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江灏：梁，山名，在今陕西韩城县西。《水经·河水注》引《魏土地记》：“梁山北有龙门山，大禹所凿。”“岐”，通“歧”，日本人所写《史记》残卷作“歧”，分歧，山的支脉。（《今古文尚书全译·虞夏书·禹贡》）

刘起釪：马融云：“壶口，山名。”（《释文》引）它和梁山、岐山所在之地，旧文献中有三说：

（一）分别在冀、雍二州说。《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下云：“《禹贡》梁山在西北，龙门山在北。”“右扶风美阳”（今陕西岐山县）下云：“《禹贡》岐山在西北。”“河东郡北屈”（今山西吉县）下云：“《禹贡》壶口山在东南”（胡渭据《括地志》《元和郡县志》谓当在西南，此云东南，误）。按，《史记·河渠书》“导河自积石至龙门”，《正义》亦云：“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为凿广八十步。”与《汉志》说龙门山在夏阳县北相合。郑玄云：“《地理志》壶口在河东北屈县东南，梁山在左冯翊夏阳，岐山在右扶风美阳西北，梁山西南。”（《史记集解·夏本纪》引。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以郑所引《地理志》多与《续汉志》同而与《汉志》异，以为东汉另有一《地理志》，而非《汉书》之志，惟此处三地与《汉志》所载同。王鸣盛《尚书后案》则谓《后汉书》载明帝诏伏无忌、黄景作《地理志》。）伪《孔传》简释为：“壶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史记正义·夏本纪》引《括地志》综合上说，惟改用唐地名，《孔疏》及颜师古《汉志》注基本同。

（二）皆在冀州说。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河水左合一水，出善无县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历于吕梁之山，而为吕梁洪。其岩层岫衍，涧曲崖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荡，涛涌波襄，雷奔电泄，震天动地，昔吕梁未辟，河出孟门之上，盖大禹所辟以通河也。司马彪曰‘吕梁在离石县西’。今于县西历山寻河，并无遏岨，至是乃为河之巨崄，即吕梁矣，在离石北以东，可二百有余里也。”至宋晁以道（名说之）乃明确云：“梁山，吕梁也，在今石州离石县东北。《尔雅》云‘梁山，晋望也’，则是冀州之山。若以为雍州梁山，则当为秦望而去冀远矣。《春秋·成五年》‘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为晋山，则亦吕梁也。岐山，狐岐山也。在今汾州介休县。《山海经》云‘狐岐之山，胜水所出，流至于汾’。则岐山亦冀州山。若以为雍之岐山，则与冀相去绝远矣。”（王天与《尚书纂传》引）晁氏兄弟皆苏轼识拔，惟此说苏轼非之云：“梁、岐二山在雍州……禹通砥柱则壶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为冀州之地也。”（《东坡书传》）。但朱熹谓“晁说为是”（《语类》）。故蔡《传》承之云：“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吕梁山也（中袭用晁说，并录《吕览》及郦道元二说），二山，河水所经，治之所以开河道也，先儒以为雍州梁、岐者，非也。”自后承朱、蔡之学者皆宗此说。……胡渭乃指出此说之误云：“蔡氏所指吕梁在今永宁州东北，本名骨脊山，去河一百五十余里。狐岐山在今孝义县西，一名薛颉山（与介休县接界），去河三百三十余里，安得谓河水所经而治之以开河道乎？”《锥指》（编者按：《禹贡锥指》，下同）指出了此说的不合地理。

（三）地在雍州古属冀州说。宋黄度《尚书说》云：“梁山在同州韩城县，岐山在凤翔岐山县，注《水经》曰：‘梁山北有龙门山，禹所凿，通孟门，广八十步，岩际镌迹尚存。’始事壶口，遂治梁，次第至岐，《禹贡》皆属冀。孔氏曰雍州山，据汉言也。周梁山属并，今韩城县韩侯国也。《韩奕》曰‘奕奕梁山’‘韩侯受命’，是为晋望。按《禹贡》冀界，自龙门南逾河而西，自梁山至岐山。虞夏皆都安邑，若但南薄河为界，形势迫狭，岂所以为帝王之都哉。逾河自梁至岐，包长安于其中，是为汉三辅，帝都西界形势为可见矣。”这是又一种曲为调停之说，古冀州并不包括这么远。

胡渭支持第一说，其《禹贡锥指》云：“壶口山，在今山西平阳府吉州西南七十里；梁山，在今陕西西安府同州韩城县西北九十里；岐山，在今凤翔府岐山县东北十里。……水患莫大于河，孟门、龙门乃河之上下口，山石当落束流，水泄不利，故首辟之。壶口事毕，遂西治梁。盖自龙门治西河，南至于华阴，所谓‘浚川距海’也。治梁之余，因而及岐，盖决渭之下流入于河，兼治梁山之野，使可耕作，所谓‘濬畎浍距川’也。”下文列举《尸子》（按：见《君治篇》）《吕氏春秋》（见《有始览》）、《淮南子》（见《本经训》）谈龙门、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文，并举《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关于孟门、龙门湍急的描写，然后云：“龙门之上口为孟门，在今吉州西，西直陕西延安府之宜川县。其下口即今河津县壶口山尽处，近世亦谓龙门者也，西与韩城之龙门相对。上口至下口约一百六十余里。”

胡渭在作了上述论定后，又依次对孟门、壶口、梁山作了如下的考订：

“孟门有二：一在龙门山北，三子言‘河出孟门之上’者是也。一在太行山东，《左传·襄二十三年》‘齐侯伐晋，取朝歌……入孟门，登太行’。《史记》吴起谓魏武侯‘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战国策》作‘右漳滏’）。《吕氏春秋》曰‘……则孟门太行不为险矣’。刘孝标《广绝交论》曰‘太行孟门，岂云崭绝’。凡与太行连举者，皆非吉州之孟门也。”

“冀州有三壶口：一在吉州西南，《禹贡》之壶口也。一为汾阴县西南之平山，平水所出，亦名壶口山，又名姑射山，郦道元谬以为《尚书》之壶口（按：《水经·汾水注》：“汾水南与平水合，水出平阳西壶口山，《尚书》所谓“壶口治梁及岐”也）。一为在长治县东南，《左传·哀公四年》齐国夏伐晋，取壶口。杜注‘潞县东有壶口关’。潞县即今潞城县，关以山为名，此二山皆非《禹贡》之壶口也。近《志》，洪洞县西南亦有壶口山，一名蜀山，而传记无之，此土俗所称，故不敷。”是共有四壶口，惟在吉州（今吉县）者为《禹贡》之壶口。

“雍州有二梁山，一在韩城县西北，《诗》所云‘奕奕梁山’者，《禹贡》之梁山也。一在乾州西北，西南接岐山县界，即孟子所云‘太王居邠逾梁山’者，非《禹贡》之梁山也。”“梁山，《汉志》在夏阳县西北，而诸志所言皆不同，盖是山绵亘百里，自今合阳县西北抵韩城县西北之麻线岭，皆梁山也。然而南则益西而去河愈远，惟韩城西北之山，首枕西河，北连龙门，当以是为禹凿之迹耳。”又云：“三子（指《尸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所称吕梁山，即《禹贡》之梁山也。《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公羊》曰‘梁山，河上山’。《穀梁》曰‘壅遏河，三日不流’。《水经》‘河水南出龙门口’《注》云：‘昔大禹导河积石，疏决梁山，谓斯处也，即《经》所谓龙门矣。《魏土地记》曰‘梁山北有龙门山，大禹所凿，通孟津河口，广八十步’……河水又东经梁山原东，山在夏阳县西北，临于河上。’渭按：梁山之崩能壅河，则俯瞰河流，可知信为禹凿之余，三子所称吕梁，即此山之别名矣。”这是指出《禹贡》的梁山也被诸子称作吕梁山，实际仍是韩城县境的梁山……

按：《禹贡》作者之意，以此文作为叙述禹治水的功绩，从凿壶口、龙门开始，则梁、岐二地必须在河道上才行，那么胡渭以为不在离石、介休，而梁山即龙门的南山，崔述从胡渭说以为必跨河，都是正确的。

当代学者辛树帜先生《禹贡新解》第一编第十节说：“研究《禹贡》和《大雅》的，将冀州、雍州两梁山，和韩侯国中的‘奕奕梁山’的所在地争论了许多时候。假若知道人类喜欢用本乡本土的名称加在新辟疆宇上这一普遍心理时，争论自易解决。不过岐周的梁山究竟在何处？仍是从前学者不了解的问题。我现在用《周颂·天作》七句颂来证明这事。‘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岨矣岐，有夷之行’……无论毛、郑和朱熹，都有些错误的见解……我认为高山是指梁山。梁山是一条屋脊形的山脉（按此据顾颉刚先生对梁字的理解），从西到东，横亘近千里，是泾渭分水岭，不能实指何地为梁山。（不但这条山如此，顾颉刚先生在《浪口村随笔》中所说的武陵梁山也是如此，它是沅沣的分水岭。由沣赴武陵的人有一种说法：‘常德（原武陵）不必问，要把梁山来走尽’）。太王去邠时，正路过这山的一部分。至于岐山，因为在梁山山脉中是突出的，又其下面有邑，是可指实的。这条梁山脉，我们现在称它为‘北山’，是一个黄土高原……无论从渭水流域上望，或从泾水流域上望，都觉得是一条高山，但没有像这山脉中突出的一部分叫‘岐山’的那样险阻，需要人民开辟平道来，才可走人。‘太王荒之’，是指开辟这高山，因为它太长，不能实指，所以用‘高山’一名词代之。但这山脉上有突出而险阻之处，叫岐山的是可实指，故曰‘彼岨矣岐，有夷之行’。”（今按：毕沅《关中胜绩图志》卷二十云“梁山在南郑县东南百八十里”，则梁山又移到陕南了。此外山东、安徽、福建、四川等省皆有梁山）。

辛说足以帮助学者能动地认识这一问题，本来地名是可跟随人们迁移的，雍州地名可迁于冀。而雍州梁山是一较长的山脉，不一定指实某处，但其实出处的部分可以确指，如岐山。胡渭已有类此说法。那么我们就不必在这里多纠缠，只应大体认定与冀州黄河水道有关的险要山地有壶口、梁山、岐山等。壶口肯定就是吉县境原与孟门结合在一起之地。梁山即韩城北九十里之地，实即今龙门山。岐山不能远在凤翔，也不可能是离河远的介休狐岐山，当是黄河边上的山，应在今永济县之北、临晋之西、合阳县之东的地方。

又：史念海撰《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对此有很好的说明。其文说：“壶口在今陕西宜川县和山西吉县之间的黄河上。其北为龙王辿，其南为矻针滩。这里的河谷高低悬殊，黄河到此，下切更为深入，是整个流域最为明显的地方。……河水在这里由高泻下，成为瀑布，宛如刚从壶嘴里倒出水来一样。壶口的命名显得十分形象生动。也由于落差很大，水流湍急，远在几里之外，就可听见像雷鸣一般的水声，溅起来的水珠，像白雾一般笼罩在它的上空……也是远在几里之外就可以望见的……壶口附近有一座孟门山，称为黄河的巨厄，就在矻针滩，和壶口相距五公里……其实这座孟门山却是黄河河道中间几块大石头，其中最高的一块迄今犹高十三米……有关孟门山详细的描述，直到郦道元时，才写入《水经注》中……‘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雾露沾人，窥深悸魄’。这不是说山，而是说水。这完全是壶口的一幅素描……前面不是说过壶口和孟门山相距五公里，怎么郦道元把两地叙述在一起？……郦道元虽然不把这里叫壶口，但这里有瀑布则是事实，而且瀑布就在孟门山下。（按：王夫之《稗疏》谓‘禹所治壶口即孟门’，似已窥见当时壶口和孟门在一起，说孟门就是说壶口）。……原来和孟门山在一起的瀑布，怎样上移到现在（壶口）这个地方。”史氏在此处上文解释了原因：“岩层组成束狭河段，比降较大。河流的侵蚀，以深向侵蚀为主，河床就容易成为深槽。深槽落差增大，而且成为瀑布，这除了束狭河段深向侵蚀这一因素外，还和束狭河段下端与扩张河段间的跌水上溯有关。积日既久，深槽就愈向上延伸，显得既深且长。”史氏的结论说：“由郦道元到现在已有一千五百年，这五公里就是黄河在这个较长时期里下切的记录。”（《河山集》二集第172—175页）说明壶口、孟门原在一地，由于河水下切作用，经过长时期的跌水上溯，壶口位置就向上推移五公里了。这样，壶口就在孟门之北，曾旼说壶口为孟门之东北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大抵黄河自北而南到了壶口，河身由较广的河面束成短而窄的狭颈，悬崖直泻，形成瀑布，上下水面落差至巨，河水下注，倾入石槽，水势汹涌，表现为所谓“崩浪万寻”“窥深悸魄”的险状，因而形成了独称崭绝的黄河天险。下至龙门，再南是梁山、岐山，都是黄河险要之处，古人就把它附会成为神禹所开辟的险境。（《禹贡冀州地理丛考》，载《文史》第25辑）

[4]【汇注】

毛晃：太原，晋阳也，今并州之地。高平曰原，此又原之大者。（《禹贡指南》卷一）

林之奇：太原曰既修者，曾氏曰“经始而治之之谓载，因其旧而治之之谓修”。《礼记》曰“禹能修鲧之功”。则修之为言，因其旧而治之可知矣。壶口，昔未尝治也，禹经始而治之，故曰“既载壶口”，太原则因鲧之功而治之，故曰“既修太原”。此说是也。（《尚书全解》卷七《禹贡》）

阎若璩：《书传会选》：“既修太原”下引朱子曰：“从太原至岳阳皆修之也，他所举山川皆先地后绩者，睹成功而言也。壶口、梁、岐、太原皆先绩后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岂治有难易欤？”“恒卫既从”又引东莱吕氏曰：“言水土平于田赋之前者，其害大，当先治之也。言于田赋之后者，其害小，徐治之也，并当采入《集传》。（《潜邱札记》卷三）

孙星衍：修者，《广雅释诂》云：“治也。”阳者，《说文》云：“山南曰阳。”郑注见《诗·唐风谱》疏。云“太原今以为郡名”者，《地理志》及《郡国志》云：“太原郡，在晋阳，属并州。”杜氏《春秋释例》云：“晋、大卤、太原、大夏、参虚、晋阳，一地六名。”案：今山西太原府太原县也。云“太岳在河东故县彘”者，《汉志》：“河东郡彘，霍太山在东冀州山。”案：彘县在今山西霍州西，山在州东南三十里。（《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沿绪曰：“修，《礼·祭法》曰禹能修鲧之功。”广平曰原，太原，原之大者，汾水所出，即今山西省太原府东北四十里太原县是也。（《禹贡今释》卷上）

王恢：以今太原当之者，误。今之太原，始于秦庄襄四年（前246）置郡，前此不见于史。（《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刘起釪：太原，作为地名，自伪孔、孔《疏》蔡《传》以下，皆以为是秦汉太原郡晋阳之地，即今山西省会太原一带。

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始就《诗·六月》考之云：“‘薄伐狁，至于太原’，毛郑皆不详其地，其以为今太原阳曲县者始于朱子（按：见《诗经集传》），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此诗则必先求泾阳所在，而后太原可得而明也。《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泾阳县，‘幵头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后汉书·灵帝记》‘段颎破先零羌于泾阳’，注：“泾阳属安定郡，在原州。”《郡县志》：‘原州，平凉县，本汉泾阳县地，今县西四十里泾阳故城是也。’然则太原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尔。计周人之御狁，必在泾、原之间。若晋阳之太原在大河之东，距周京千五百里，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国语》‘宣王料民於太原’，亦以其地近边而为御戎之备，必不料之于晋国也。又按：《汉书》贾捐之言‘秦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而天下溃畔’。（汉武帝始关朔方郡，故秦但有陇西、北地、上郡而止，若晋阳之太原，则其外有雁门、云中、九原，不得言‘不过’也）。则亦是平阳而非晋阳也。”顾氏始把《诗》的太原论定在今甘肃东部的平凉之地，但对《禹贡》中的太原则仍循旧说云：“若《尚书·禹贡》‘既修太原至于岳阳’，《春秋》‘晋荀吴帅师败狄於太原’，则是今之晋阳。而岂可以晋之太原为周之太原乎？”自后清儒多承用顾说，如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周宣王五年，三十三年伐狁、太原之戎纪事下，即皆用此说。

阎若璩《潜邱札记》则谓：“原州乃今固原州，旧高平镇，后魏孝明帝正光五年置原州，盖取‘高平曰原’为名，古此地未必以此名。惟郑注《禹贡》‘原隰绩’云：“《诗》‘度其隰原’，即此原隰。”其地在豳，近是。”（豳在今陕西旬邑，见《汉志》）。又云：“‘至于太原’（按：此《诗·六月》句），余亦谓雍州之太原，必非周并州之太原也。”因此阎氏谓《诗》的太原在雍州的豳地附近。但谓“今亦不能定指何地”。《禹贡》的太原阎未明说，似亦即指“并州之太原”。王鸣盛《后案》用阎说，谓《诗》太原“在雍州，即原隰”。对《禹贡》太原则明确说为“在汉则晋阳县，属太原郡，为刺史治所，今（清）为太原县，属山西太原府”。

胡渭《锥指》始据“或说”，以《诗》的太原即《禹贡》的太原，并修正顾炎武之说云：“汉安定郡治高平县，后废。元魏改置曰平高，唐为原州治。广德元年没吐蕃，节度使马璘表置行原州于灵台县之百里城。贞元十九年，徙治平凉县，西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即元开成县，今固原州也。《小尔雅》云‘高平谓之太原’，则太原当在州界，非平凉县。”是胡氏同意顾氏太原在安定郡原州之说，但以为不在平凉县而在清代固原州州境。宋翔凤《尚书略说》全用此说，即谓在平凉府之固原州。其他清儒同此说者尚有数家，不备录。陈奂《诗毛氏传疏》“六月章”则云：“按：《方舆纪要》陕西平凉府镇原县，在府北百三十里。县西二里有汉高平故城，固原州在府西北百十里，镇原为唐之原州治，固原属原州界西之中，疑古太原当在镇原。”

清儒指出了《禹贡》太原不是现在山西省会太原，这是正确的。又指出今甘肃东部、陕西省西部也都有叫太原的地方，这也是可以有的事。但把《禹贡》太原论定为今甘肃东部，则不确。（《禹贡冀州地理丛考》，载《文史》25辑）

[5]【汇注】

司马贞：岳，太岳，即冀州之镇霍太山也。按：《地理志》霍太山在河东彘县东。（《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霍太山在沁州沁原县西七八十里。”（《史记正义·夏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修订组认为，“霍太山”，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作“霍山”，下文“至于太岳”，《正义》引《括地志》同。

毛晃：《太岳导山序》：壶口雷首，至于太岳。《水经》：太岳山在河东永安县南。《职方氏》冀州山镇曰霍山。案：霍山有二：在冀州者，又谓之太岳；在荆州者，又谓之天柱山，灊水出焉。《汉书·地理志》作岳阳。注：在太原西南。（《禹贡指南》卷一）

蒋廷锡：岳阳，太岳一名霍太山，今为中镇，在山西平阳府霍州东三十里，山周二百余里，南接岳阳、赵城二县，北接灵石县，东接沁源县界。案：岳阳所该者广，蔡氏专指岳阳一县，非是。（《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芮日松：岳，太岳山也，一名霍太山。《周官·职方氏》：“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尔雅·释地》：“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皆谓是也。山南曰阳，今平阳府岳阳县是也。尧为唐侯，即都于此。鲧治水时，极意崇防，颇遗迹。而冀水以河为主，禹既定河流，复导汾水，使由大原经大岳东入于河，只修鲧旧，已可奏功，且并使鲧绩亦因之不朽焉。（《禹贡今释》卷上）

王恢：岳即太岳，今霍山，主峰在霍县东三十里。岳阳所苞，南及于河，与太原、覃怀连成一气。（此下峄阳、衡阳、华阳、岷山之阳，皆所包广远）。（《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6]【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覃怀，近河地名。”郑玄曰：“怀县属河内。”（《史记集解·夏本纪》）

孔颖达：《正义》曰：《地理志》河内郡有怀县，在河之北。盖“覃怀”二字共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即古“横”字，漳水横流入河，故云“衡漳”。漳在怀北五百余里，从覃怀致功而北至横漳也。《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党沾县大黾谷，东北至渤海阜城县入河。过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县因水为名。《志》又云：沾水出壶关。《志》又云：浊漳水出长子县，东至邺县入清漳。郑玄亦云：“横漳，漳水横流。”王肃云：“衡、漳二水名。”（《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司马贞：按：河内有怀县，今验地无名“覃”者，盖“覃怀”二字或当时共为一地之名。（《史记索隐·夏本纪》）

毛晃：覃怀，《九域志》：今河北西路怀州河内郡即其地。（《禹贡指南》卷一）

金履祥：覃，大也。怀，地名。太行为河北脊，其山脊诸州，皆山险，至太行山尽头，地始平广，田皆腴美，俗谓小江南。古所谓覃怀也，即今怀州，其地亦有怀水入河。（《书经注》卷三《禹贡》）

又：禹治冀州，载壶口，治梁、岐，则冀西河患息。修太原至岳阳，则冀之中郊甸治。覃怀底绩，至衡漳，则冀之东南水土平。至于恒卫岛夷，则冀之东北皆可知矣。此神禹治冀之次第也。（同上）

蒋廷锡：覃怀，今河南怀庆府地。《通典》云：怀州。《禹贡》覃怀之地是也。（《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王骏图、王骏观：覃怀即今怀庆府河内县也，非又有单名覃者。《汉·志》师古注，亦谓覃怀为河内之古名，《索隐》竟疑覃、怀为两地，误甚。《书传》曾氏谓覃怀平陆地也，亦非正确。（《史记旧注平义·夏本纪》）

郭豫才：《书·禹贡》，“覃怀绩”。《传》曰“‘覃怀’，近河地名”。《疏》曰：“《地理志》河内郡有怀县，在河之北。盖‘覃怀’二字共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编者按：《尚书后案》引）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云：“怀州，《禹贡》冀州之域，‘覃怀’之地。周为畿内，及卫、邢、雍三国。春秋时属晋。七国时属韩、魏二国。秦……灭韩为三川郡，灭魏为河东郡。今州为三川郡之北境，河东郡之东境。楚汉之际，项羽立司马卬为殷王，王河内；高帝二年降，以其地为河内郡，理怀；晋河内郡移理野王。隋罢郡，置怀州。宋于此置武陟县。今怀县故城在河南怀庆府武陟县西、即‘覃怀’也。”（《覃怀考》，《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6期）

王世舜：覃怀，地名，在今河南省武陟县西。绩，获臻功绩；，致，获得。前人以为覃怀一带是黄河北岸的沃土，地势平坦，北靠太行山，南面靠黄河，西面是泲水，东面是淇水，易受水患，如果这个地方能免除水患，那就说明附近的河道如洛河等便都治理好了。（《尚书译注·禹贡》）

陈蒲清：覃怀，古邑名，在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致功，治理完毕，收到功效。（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7]【汇注】

司马贞：按：孔注以衡为横，非。王肃云“衡，漳，二水名。”《地理志》清漳水出上党沾县东北，至阜城县入河。浊漳水出上党长子县东，至邺入清漳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怀城在怀州武陟县西十一里。衡漳水在瀛州东北百二十五里平舒县界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苏轼：覃怀，河内怀县，漳水横流入河。衡，横也。浊漳水出长子县，东至邺，入清漳。清漳水出上党沾县大黾谷，东北至渤海阜城县入河。（《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毛晃：浊漳水，一名降水。《导河序》“北过降水，至于大陆”是也。（《禹贡指南》卷一）

又：颜师古注《汉·地理志》：衡漳，谓漳水横流而入河也。（同上）

又：《水经》：清漳水出上党沾县西北少山大黾谷，南过县西，又从县南屈东过涉县西，屈从县南，东至武安县南黍窖邑，入于浊漳（郦《注》）。《淮南子》曰：清漳出揭戾山。高诱云：在沾县。汉分沾县为乐平郡治。沾县，《晋太康地记》曰：乐平县，旧名清漳；涉县，魏郡之属县也。《九域志》：河北东路冀州信都郡定武军有昌亭城。《水经》云：漳水东北至昌亭。今滹沱衡漳水，今长芦河，则其故渎也。（同上）

蔡沈：衡漳，水名。衡，古横字。《地志》：“漳水二，一出上党沾县大黾谷，今平定军乐平县少山也，名为清漳。一出上党长子县鹿谷山，今潞州长子县发鸠山也，名为浊漳。郦道元谓之衡水，又谓之横水，东至邺，合清漳，东北至阜城，入北河。邺，今潞州涉县也。阜城，今定远军东光县也。又按：桑钦云：“二漳异源而下流相合，同归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独达于海，请以为渎。而不云入河者，盖禹之导河自洚水，大陆至碣石入于海，本随西山下东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砾，则渐迁而东，汉初漳犹入河。其后河徙日东，而取漳水益远。至钦时，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钦与唐人所言者如此。（《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蒋廷锡：衡漳，清漳水出今山西太原府乐平县西南三十里沾岭。《水经注》所谓少山大黾谷也。东南流至河南彰德府涉县，交漳口会浊漳水，又东北流入直隶界，至广平县，分二支，一支东行入卫河，一支为经流，东北行经山东丘县界复分二支，一支北行入大陆泽，一支为经流，东北行，经直隶清河、阜城、交河至清县，合卫河，北流至天津西沽，合桑乾诸水东行入海，所谓老漳河也。其一支入大陆者，亦东北行，至天津西沽，合诸水入海，所谓新漳河也。浊漳水出今山西潞安府长子县西五十里发鸠山，亦东南流，至交漳口会清漳。（《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史迁说“绩”为“致功”。马融曰：“衡漳，水名。”郑康成曰：“怀县属河内。”《地理志》云：“漳水出上党沾县大黾谷，东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衡漳者，漳水横流入河。”

又：云“衡漳，漳水横流入河”者，《经典》（编者按：《经典释文》，下同）衡多与横通。《水经》：“浊漳水又东北过斥章县南。”注云：“魏太祖凿渠引漳水，东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漳津故渎水，断旧溪东北出，涓流濗注而已，《尚书》所谓‘覃怀绩，至于衡漳’者也。又北迳平恩故城西。”按：斥章故城在今直隶曲周县东，平恩故城在今山东丘县西。《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衡漳水在瀛州东北百二十里平舒界也。”平舒，汉之东平舒，今直隶大城县。清漳水过郡五者，上党、魏郡、广平、钜鹿、信都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衡，古横字。漳，水名，河自大伾北流，漳水东流注之，地形东西为横，南北为纵，河北流，漳东注，则河纵漳横，故曰衡漳。自壶口至衡漳，皆所以治河之害，与夫别流之入于河也。（《禹贡今释》卷上）

王恢：禹河自大伾（成皋）东流北屈，略成纵流，漳水自西东注，故曰衡漳。（《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刘起釪：“衡漳”的解释有两说。

（一）马融云“衡，水名”（《释文》引）。王肃亦云“衡、漳二水名”（《孔疏》引）。其后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夏本纪》直至清王夫之《书经稗疏》等，都持此说，而反对郑玄、孔、蔡之说。

（二）郑玄云“横漳，漳水横流入河”（本文《孔疏》及《周礼·职方氏》疏引）。又云：“漳水出上党沾县大黾谷，东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职方疏》引）皮氏仍以此为今文说。《伪孔》亦云“漳水横流入河”。《孔疏》：“衡即古横字。漳水横流入河，故云横漳。漳在怀北五百余里。从覃怀致功而北至横漳也。”此第二说长期为人们所遵信。按：《水经注》实称浊漳为衡水，由于该水基本自西向东横流，自清漳从北来注入后，继续向东横流，故以衡称之，是衡漳实浊漳。故今用此说。

又：按：《水经注》及宋人易祓《禹贡疆理记》，清人《锥指》《地理今释》（编者按：《尚书地理今释》，下同）《后案》（编者按：《尚书后案》，下同）等书，皆有浊漳、清漳流经各地的记载，大抵浊漳水出山西长子县西南发鸠山，东经长治、襄垣、黎城等县入河北涉县南；清漳水出山西昔阳县西南沾岭，经和顺、左权等县境至河北涉县南、河南林县北之交漳口，和浊漳水相合后，出太行山，河身宽广。汉以前漳水至今河北曲周境流入黄河，至蔡《传》云：“按：桑钦云：‘二漳异源，而下流相合，同归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独达于海，请以为渎，而不云入河者，盖禹之导河，自绛水、大陆，至碣石入于海，本随西山下东北去。”

又：河北地理研究所《河北平原黑龙港地区古河道图》的“说明”云：“禹河（谨按，指周定王以前河）东徙后，原来入禹河的清河（按：系今河北清河县及汉清河郡得名之水）和清漳河（洚水）分别经大名、馆陶、临西、清河、枣强、景县和肥乡、广平、丘县、广宗、新河、景县（清漳河于此汇入清河），于东光入周大河。北魏时，清漳河自新河北徙与漳水（滏阳河各支流在宁晋附近会合后循禹河旧迹北行之道）合。公元608年（隋大业四年）永济渠（即今南运河）修成，清河于河南境内汇入永济渠；漳河自新河东迁，循今滏阳河一带于沧州入运河（永济渠，以上称北道）；另外又自肥乡南分出一支，向东于房寨（属馆陶县）沿清河故道而下，于东光入运河。宋时，漳河分别于房寨、衡水入黄河北支。元时，漳河全部由成安向东，至万家堤（属大名县）合卫河（以上属中道）。明清时期，漳河曾多次向东南，在河南境内合于卫河（南道）。但大部分时间在滏阳河以东，卫河以西，于丘城附近分数支北上（北道）。至康熙年间，全河骤至馆陶合卫（中道）。”按：清康熙时导漳水过大名县境，东合卫河以济运河，就是现在漳河水道，可知漳河最后是注入卫河的。（《禹贡冀州地理丛考》，载《文史》第25辑）

[8]【汇注】

孔安国：无块曰壤。水去土复其性，色白而壤。（《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孔颖达：《正义》曰：《九章算术》“穿地四为壤，五壤为息土”。则壤是土和缓之名。……此土本色为然。……雍州色黄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盖州内之土不纯一色，故不得言色也。（同上）

蔡沈：颜氏曰：“柔土曰壤。”夏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则夫教民树艺与因地制贡固不可不先于辨土也。然辨土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真性也。”盖草人类壤之法，骍刚用牛，赤缇用羊，坟壤用麋，渴泽用鹿，粪治田畴，各因色性而辨其所当用也。曾氏曰：“冀州之土，岂皆白壤？云然者，土会之法，从其多者论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卷二）

艾南英：柔而无块曰壤。白以辨其色，壤以辨性也。吴氏曰：水害既去，土复其常，故以土色质辨土之所宜也。（《禹贡图注·厥土惟白壤》）

孙星衍：以壤为天性和美者，《说文》云：“壤，柔也。”郑注《周礼》云：“壤亦土也，变言耳。以万物自生焉，则言土，土犹吐也。以人所耕而树艺焉，则言壤，壤，和缓之貌。”然则郑于此虽缺注，义亦与马同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王光玮：据孔《传》：“无块曰壤”。《说文》：壤，柔土也。是壤土为一种柔软而无块的土壤，和土壤学上所说沙土与黏土混合得宜的就是壤土差不多。其分布范围，以雍冀二州为最普遍。然在雍为黄壤，就是现在的黄土。在冀为白色，或者因为寒武纪的石灰岩经风化结果，在冀州流露，以致土色变白。（《禹贡土壤的探讨》，载《禹贡》（半月刊）第2卷第5期）

辛树帜：《禹贡》所载壤，坟、垆、涂泥等土壤，证以所在区域与地形以及古人对各字之释义，可获如下之解释……壤，又分黄壤、白壤与壤，分布于雍、冀、豫各州。古人对于壤之释义有三：“无块曰壤”“柔土曰壤”“水去土复其性”。壤无块而柔，斯指疏松而不坚硬；水去而复其性，斯指土面一干，盐分复因蒸发而聚集，足证同为砂质含盐之土壤。再考其所在，是雍为今之陕西，多为淡栗钙土，系发育于原生黄土，或即所称黄壤；冀为今之河北、山西，平原每为盐渍土壤，微呈白色，或即所称白壤；豫为今之河南，平原多为石灰性冲积土，或即所称壤：无论盐渍土或灰性冲积土，皆属由黄河冲积之次生黄土。（《禹贡新解》第三编《九州土壤与田赋》）

王世舜：白壤，据今人研究，这里的土壤属盐渍土，洪水退去之后，盐分因水分蒸发而凝聚起来，使地面略呈白色，故古人称为白壤。壤，古人解释很多，伪《孔传》说：“无块曰壤，水去土复其性，色白而壤”；马融说：“壤，天性和美也”；颜师古说：“柔土曰壤”。（《尚书译注·禹贡》）

[9]【汇注】

孔安国：赋谓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错，杂，杂出第二之赋。（《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孔颖达：赋者税敛之名。往者洪水为灾，民皆垫溺，九州赋税盖亦不行。水灾既除，土复本性，以作贡赋之差……郑玄云“此州入谷不贡”是也。因九州差为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错是间杂之义，故错为杂也。顾氏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杂出第二之赋也。《孟子》称税什一为正，轻之于尧舜为大貊小貊，重之于尧舜为大桀小桀，则此时亦什一税。俱什一而得为九等差者，人功有强弱，收获有多少。（同上）

金履祥：赋者，田所出谷米、兵车皆是也。《禹贡》田赋上中下三分，而三之中又三之，为九等，以人功之有多寡也，其实则皆什一。诸州先田而后赋，以赋之出于田也。冀州先赋而后田，以赋之不专出于田也。冀为帝都，地大人众，天子所自治。乡遂、正军、羡卒必雄于外服，粟米黍稷并与漆林杂物并征之，亦不别立贡篚，总其数之入，为九州第一。但圣人取民，不尽其力，又有时错出于次等。（《书经注》卷三《禹贡》）

孙星衍：马融曰：“地有上下相错，通率第一。”郑康成曰：“此州入谷不贡。赋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税，上中出八夫税，上下出七夫税，中上出六夫税，中中出五夫税，中下出四夫税，下上出三夫税，下中出二夫税，下下出一夫税。通率九州，一井税五夫。”

又：赋者，《广雅·释诂》云：“税也。”错者，《诗传》云：“杂也。”马注见《释文》，云“通率第一”者，九州之中为第一也。《伪传》云“杂出第二”，非马义。郑注见《书》疏及《王制》疏。云“此州入谷不贡”者，《王制》云：“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为御。”注云：“谓此州之田税所给也。官，谓其文书财用也。御，谓衣食。”《周礼·闾师》疏引《郑志》云：“田税如今租矣。”《王制》又云：“千里之内曰甸。”注云：“服治田出谷税。”“千里之外曰采。”注云：“九州之内，地取其美物以当谷税。”据此，知冀州畿内惟入谷税也。《诗·甫田》疏引《郑志》云：“凡所贡篚之物，皆以税物市之，随时物价以当邦赋。”《周礼·太宰》：“以九贡致邦国之用。”疏云：“诸侯国内得民税，大国贡半，次国三之一，小国四之一。所贡者市取当国所出美物，则《禹贡》所云‘厥篚厥贡’之类是也。”据此，知余州虽有厥贡之文，不入谷，准其赋之额，买土物以贡。此州不言厥贡，以帝都所需，令有司市买，不烦诸侯贡篚，故入谷不贡也。云“赋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税”者，江氏声云：《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又云：“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又云：“惟助为有公亩。”是则夏制什一，税夫，田不画井。郑注《周礼·匠人》备引《孟子》文而云：“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是郑氏亦谓夏时无井田也……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税”者，一井之中，九夫各以所收之什一为税。“上中出八夫税”者，谓通九夫共出八夫所收之什一为税。以下至“出一夫税”，皆谓九夫通出其什一也。《诗·甫田》疏节引此注，而以为“郑欲品其多少，无所比况，遂以九井拟之，以示税之多少，非其实税之也。”是以其赋之轻重悬殊，而疑其非实税。案：《左氏》襄二十五年传云：“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疏引贾逵注，以为赋税差品，云：“山林之地，九夫为度，九度而当一井也。薮泽之地，九夫为鸠，八鸠而当一井也。京陵之地，九夫为辨，七辨而当一井也。淳卤之地，九夫为表，六表而当一井也。疆潦之地，九夫为数，五数而当一井也。偃猪之地，九夫为规，四规而当一井也。原防之地，九夫为町，三町而当一井也。隰皋之地，九夫为牧，二牧而当一井也。衍沃之地，亩百为夫，九夫为井。”夫曰“九度而当一井”，非即一井出一夫税乎？其九等之差，正与此九等之税同，何见而疑此非实税耶？虽此是田赋，与《左传》通计山林等九者不同，然《周礼》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则田之肥硗固有相悬数倍者。且如《左传》所云九等之地，九州皆有。苟是州沃衍之地多，则统一州而计，通率一井可得八九夫税。设是州山林薮泽之地多，则统一州而计，通率出一二夫税。况其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殊，则一井税五夫者，有九夫税，有一夫税，合之共十夫，均分之则各五夫。其八夫通二夫，七夫通三夫，六夫通四夫，均之则皆然，率一井税五夫也。《周礼》授民田，不易者百数，一易者倍之，再易者三之，通率三家而受六夫，其野则六家而受十三夫。其赋则惟计见耕之田而税之，通而计之，则一夫之地惟税五十亩，故《管子·幼官篇》云“田租百取五”，即此制也。地力肥硗，古今如一，推之夏制，田赋之法当亦一夫惟税五十亩，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其实什一也”。熊安生《礼疏》云“夏政实简，一夫之地惟税五十”是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10]【汇注】

孔安国：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为第五。（《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孔颖达：上言敷土，此言厥田，田土异者，郑玄云“地当阴阳之中，能吐生万物者曰土，据人功作力竞得而田之则谓之田”，田土异名，义当然也。（同上）

苏轼：赋，田所出谷米兵车之类，《禹贡》田赋皆九等，此为第一。杂出第二之赋，冀州畿内也。田中中而赋上上，理不应尔。必当时事有相补除者，岂以不贡而多赋耶？然不可以臆说也。（《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毛晃：冀以中地，出上赋。（《禹贡指南》卷一）

蔡沈：赋，田所出谷米兵车之类。错，杂也。赋第一等而错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也，赋高于田四等者，地广而人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赋后田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并与场圃园田漆林之类而征之。如《周官·载师》所载，赋非尽出于田也，故以赋属于厥土之下，余州皆田之赋也，故先田而后赋。又按：九州九等之赋，皆每州岁入总数，以九州多寡相较而为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责其出是等赋也。冀独不言贡篚者，冀天子封内之地，无所事于贡篚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河东太行地势，全体皆石，土载其上，但壤性柔细，故其地为九州第五。（《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田第五等，赋高于田四等也，地广而人稠也。……吴氏曰：赋之九等，以各州岁入总数，较其多寡而为高下也，数之最多者为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宜，较其肥瘠而为高下也。地之最腴者为上上。（《禹贡图注·田中中》）

孙星衍：马融曰：“土地有高下。”郑康成曰：“地当阴阳之中。能吐生万物者，曰土；据人功作力竞得而田之，则为之田。田著高下之等者，当为水害备也。”

又：田者，《说文》云：“陈也，树谷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也。”《尔雅·释文》引李注云：“田，陈也，谓陈列种谷之处。”马注见《释文》，云“土地有高下”者，据地势言之，不论肥瘠也。郑注见《书》疏，云“地著高下之等”者，田之九等，以地形高下分之，不与赋同。《汉书·叙传》云：“坤作坠势，高下九则。”注引刘德曰：“九则，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是郑本旧说。且田之九等，上者非肥，下者非硗。《沟洫志》贾让奏言：“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诗·信南山》疏引《孝经》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是田之高下，各有宜种之物，故郑云“当为水害备也。”江氏声云：“昆仑高一千里，九州在昆仑东南，故西北高，东南下。雍州在西北，田上上。扬州在东南，田下下。推之余州，知以高为上、卑为下也。”王肃等云：“土地各有肥瘠，不应冀州中中之田，反出上上之赋，雍州田上上，反出中下之赋。”其说非是。云“地当阴阳之中”者，五行木火为阳，王于春夏；金水为阴，王于秋冬；土位中央，王于四者之间，是当阴阳之中也。云“吐生万物”者，《白虎通·五行篇》云：“土主吐含万物，土之为言吐也。”云“据人功作力竞得而田之，则谓之田”者，《释名》云：“田，填也，五稼填满其中也。已耕者曰田。”《周书·多方》云“畋尔田”是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11]【汇注】

毛晃：恒水，出常山上曲阳，东入滱水。《水经》：滱水出代郡灵丘县高氏山，南过广昌县南，又东南过中山上曲阳县北。恒水从西来注之。注：滱水，兼纳恒川之通称。（《禹贡指南》卷一）

又：卫水，出常山灵寿县东北，入滹沱河。（同上）

金履祥：恒，水名，出恒岳之北谷，合于滱而入易、卫，出真定府灵寿县，古入河，今合于滹沱。古书谓舜分卫水以北为并州。又按：滹沱河出恒岳诸谷，而卫水与之合流，恐“恒、卫既从”，即滹沱为是。（《书经注》卷三《禹贡》）

孙星衍：史迁“恒”作“常”，说“既作”曰“既”。郑康成曰：“《地理志》恒水出恒山，卫水在灵寿，大陆泽在钜鹿北。《尔雅·释地》：‘八薮，晋有大陆。'”

又：史公“恒”作“常”，《地理志》亦称恒山为常山郡。郑注见《史记集解》及《通典》，又见《周礼·大司徒》疏。引《地理志》者，《汉志》：“常山郡上曲阳，恒山北谷在西北。并州山。《禹贡》恒水所出，东入滱。灵寿县，《禹贡》卫水出东北，东入虖池。”《水经》云：“滱水东过中山上曲阳县北，恒水从西来，南注之。”《注》云：“自下滱水，兼纳恒川之通称焉，即《禹贡》所谓‘恒卫既从’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恒、卫，二水名。恒水一名长溪，源出今直隶省定州曲阳县西北恒山，自正定府阜平县龙泉关北，迤逦流经大派山，为大派水，亦曰沙水。又东南至保定府祁州界合滋河入于唐水，唐水即滱水也。（《禹贡今释》卷上）

又：卫水，今名雷沟河，出正定府灵寿县良同村南流，至县东南入滹沱河。从，从其道也。（同上）

王恢：常水即滱水（避汉文帝讳，并恒山改恒为常），卫水即滹沱河。二水在饶阳合流，至交河县入河。《汉志》常山郡：“上曲阳、恒山北谷在西北，《禹贡》恒水所出，东入滱。”又“灵寿，《禹贡》卫水出东北，东入虖池。”《滱水注》遂以滱水兼恒川之通称。（《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刘起釪：《汉志》常山郡上曲阳县下云：“恒山北谷在西北……《禹贡》恒水所出，东入滱。……应劭曰‘滱音'。”又代郡灵丘县下云：“滱河东至文安入大河，过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又常山郡灵寿县下云：“《禹贡》卫水出东北，东入虖池（即滹沱。《礼记》作‘恶地’，《战国策》作‘呼沲’，《山海经》作‘滹沱’，皆异文）。”又代郡卤城下云：“虖池河东至参户（原作‘合’，依《锥指》校改），入虖池别，过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水经注》：“滱水出代郡灵丘县西北高氏山，即沤夷之水也。……又东径广昌县……又东南径中山上曲阳县北，恒水从西来注之。又东径唐县、安熹县、安国县、蠡吾县、博野县、侯世县、依城、阿陵县，又东北至长城，注于易水（长城在文安县界）。”晁以道云：“今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县，东流入磁水，又南流入衡水，非古径矣。”（蔡《传》引）引）薛氏《书古文训》云：“恒水出中山曲阳县，东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阳县入易。卫水出真定灵寿县，东北合呼沱过信安军入易。”则谓二水皆改入易水。胡氏《锥指》云：“易水源短，滱、滹沱源长，当从小水会大水之列，谓滱、滹沱入易，非也。”又云：“恒即滱水，卫即滹沱也，古今异名耳。”（《禹贡冀州地理丛考》，载《文史》第25辑）

[12]【汇注】

裴骃：郑玄曰：“《地理志》恒水出恒山。卫水在灵寿，大陆泽在钜鹿。”（《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此文改恒山、恒水皆作“常”，避汉文帝讳故也。常水出常山上曲阳县，东入滱水。卫水出常山灵寿县，东入虖池。郭璞云：“大陆，今钜鹿北广河泽是已。”“为”亦作“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苏轼：大陆在钜鹿县北，水已复故道，则大陆之地可耕作。（《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蔡沈：大陆，孙炎曰：“钜鹿北广阿泽，河所经也。”程氏曰：“钜鹿去古河绝远，河未尝迳邢以行钜鹿之广阿，非是。”按：《尔雅》“高平曰陆”。大陆云者，四无山阜，旷然平地。盖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马、王横皆谓载之高地，则古河之在贝冀以及枯洚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及其已过信洚之北，则西山势断，旷然四平。盖以此地谓之大陆，乃与下文“北至大陆”者合，故隋改赵之昭庆以为大陆县，唐又割鹿城置陆浑县，皆疑钜鹿之大陆不与河应，而亦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为邢、赵、深三州为大陆者，得之。作者（编者按：《尚书·禹贡》作“大陆既作”）言可耕治，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广衍者，亦可耕治也。恒、卫水小而地远，大陆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于田赋之后。（《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毛晃：大陆，在钜鹿县北。《尔雅》“晋有大陆”注：今钜鹿北广阿泽是也。大陆之野，一名朝歌，商纣之所都也。《水经注》引应劭曰：麓者，林之大也。《尚书》曰：尧将禅舜，纳之大麓之野，烈风雷雨不迷，致之以昭华之玉，而县取目焉。秦始皇二十年灭赵，以为钜鹿郡。汉景帝中元元年，为广平郡。武帝征和三年，为广平侯国。光武中兴，更为钜鹿。今属邢州汲郡。修武县亦有大陆。（《禹贡指南》卷一）

金履祥：大陆，《尔雅》在九薮之数，今邢州钜鹿犹有广河泽，唐杜佑、李吉甫谓今邢、赵、深三州皆大陆之土。按：《地说》（编者按：郑玄注《尚书》时曾引此书）大河东北流，过洚水千里，至大陆，为地腹。盖古河本穿西山之麓以北流，既出枯洚，西山势断，地势平广，脊上诸水，钟汇于此为薮。河水泛溢，又盘洄其间，是谓大陆。沈存中为大陆皆浊泥所堙，今为平土矣。又按《禹贡》，诸州山泽地水皆叙，厥田之上贡篚包匦皆叙，田赋之下末，惟言入都水道耳。冀为帝都，不别出贡篚，固矣。而恒、卫、大陆，复叙于田赋之下，何也？此非治水施功之例，亦言入都水道，因以见其成功尔。盖冀为帝都，而自平阳四达，甸服之外，东北最远，又限以太行之脊，其北境侯采，则自恒、卫入河，其东偏则自大陆入河，其东北岛夷则自碣石入河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高平曰陆。作者，言可耕治也。恒、卫水小而地远，大陆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于田赋之后。（《禹贡图注·大陆》）

芮日松：大陆有泽，一名广阿泽，跨今保定府束鹿县，赵州隆平县、宁晋县，深州，上承滹沱、滏阳、漳、唐诸河水汇为巨浸，又东北流为新漳河，至顺天府大城县为子牙河，至天津卫入海。按：《尔雅》“高平曰陆”。大陆云者，四无山阜，旷然平地。盖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穿山而流，及过信洚之北，则西山势断，旷然四平，故谓之大陆。作者言可耕治。水患既息，故平地之广衍，亦可耕也。（《禹贡今释》卷上）

王恢：犹平原，本泽名，今河北任县，钜鹿、隆平、尧山诸县境，古有广阿、巨鹿、大麓、沃川等名，泽域广被。常卫既通畅入河，泽成陆地可以耕作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刘起釪：《吕氏春秋·有始览》云“晋之大陆”。高诱注云“魏献子所居”（毕沅校“居”作“田”。据《左传·定元年》，作“田”是）。又云“赵之钜鹿”，高注“广阿泽也”。孙星衍《注疏》据此云：“是则秦时说大陆、钜鹿为二处”（大，徒盖切，音泰）。

《汉志》“钜鹿郡钜鹿”下云：“《禹贡》大陆泽在北。”《史记集解·夏本纪》引郑玄据《地理志》注云：“大陆泽在钜鹿。”《续汉志》（编者按：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下同）“钜鹿郡”下云：“钜鹿，故大鹿，有大陆泽。”刘昭注云：“有广阿泽。《吕氏春秋》九薮‘赵之钜鹿’高诱注云‘广阿泽也’。《山海经》曰‘大陆之水’。”又《尔雅·释地》“十薮”袭《吕氏春秋》言“晋有大陆”。今见郭璞注（宋人引皆谓孙炎注，当系郭所据。阎若璩则讥宋人误）亦云：“今钜鹿北广河泽是也。”则仍释为钜鹿。以上汉晋史料皆以钜鹿的广阿泽或广河泽为大陆泽，故《孔疏》承之云：“大陆在钜鹿县北。”《锥指》亦云：“此真《禹贡》之大陆是也。”

晋杜预注《左传》定元年“魏献子……田于大陆，焚焉，还卒于宁”云：“《禹贡》大陆在钜鹿北，嫌绝远，疑此田在汲郡吴泽荒芜之地。火田，并见烧也。宁，今修武县。”《孔疏》：“吴泽在修武县北，还卒于宁，宁即修武城是也。”修武在今河南省，是杜、孔既肯定《禹贡》大陆在钜鹿，又以为另有一大陆远在钜鹿之南。史念海氏《河山集》二集以此项区分及《吕氏春秋》《淮南子·地形训》“晋之大陆”“赵之钜鹿”的区分皆不可信。该书第341页说：“赵国承晋国之后，与韩魏并为诸侯，其时晋国已经瓦解，何能晋赵两国各有其泽薮？且大陆、钜鹿只是音转而已，实际上本是一个，没有必要强析为二。”其说合理。

唐杜佑《通典·州郡》邢、赵、深三州有大陆泽。邢州平乡县下云：“亦汉旧县地，或云秦置钜鹿郡于此，即古大鹿之野。”赵州怡庆县下云：“汉广阿县……有大陆泽。”深州陆泽县下云：“《禹贡》大陆泽在此。”而于怀州修武县下不云有大陆泽。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则有：邢州钜鹿县大陆泽（卷十五），赵州始庆县广阿泽，深州鹿城县大陆泽，又陆泽县南三里大陆之泽（卷十七）。宋程大昌《禹贡论》指出历代治地理者以《汉志》钜鹿郡在古绛上流，与《禹贡》导河所云“北过降水，至于大陆”不合，遂向北推至下游，故隋代以赵州昭庆为大陆县，唐玄宗初年割鹿城县置陆泽县，皆以为大陆应在其地，故以称之。因而以杜、李辈实定在邢、赵、深三州为非。王氏《后案》云：“郑以‘导河’之降水乃出河内共县北山，至黎阳入河，是为‘北过降水’。只因不用郑此注，强以南宫枯洚为降水，遂生先大陆后降水之嫌，而欲将邢、赵大陆移至深州。此杜、李之谬也。”

又：大致地说，《禹贡》称为大陆的钜鹿泽在今河北省南部的巨鹿县至束鹿县地区。其地在春秋后期以前为黄河所经，是一个很大的湖泊。河北省地理研究所《河北平原黑龙港地区古河道图》表明巨鹿、南宫、新河、冀县、束鹿、宁晋、隆尧、任县诸县间有一个古湖泽遗迹，由西南斜向东北，长约六十七公里，巨鹿、隆尧二县间东西最宽处约二十八公里，证实古有此大湖。后来渐淤，就分为二泊：北泊名宁晋，南泊名大陆。宁晋泊在宁晋县南二十五里，为洨河、泜河等水所汇；大陆泽在今任县东北二十里，为洛河、沙河、滏阳河等水所汇。现在大部分都淤成平地。而诸水大抵汇成滏阳河，东北流至献县，合滹沱为子牙河以趋海。（《禹贡冀州地理丛考》，载《文史》第25辑）

邹逸麟：（编者按：胡渭《禹贡锥指》）在释“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句，不仅考证出恒水即滱水、卫水即滹沱以及二水的流经外，还论证了唐宋以后二水的变迁，如在考释了古滱水的流经后，则又云：“宋初犹未改。自咸平中，何承矩兴塘泊，以限契丹戎马之足，于是始引水归北，而文安之渎遂空。其后滱水仍自蠡县改流，经肃宁、河间、雄县、任丘以至文安，而不复北行。明时则又自雄县改流入霸州保定界，为玉带河，不复入文安矣，此恒水下流变徙之大略也。”同样的，在据《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考释了古滹沱河流经后，又云：“宋初犹未改，自塘泊既兴，引水归北，而文安之渎堙废。遂以乐成（今献县）之滹沱别水为滹沱之正流，而故道不可复问，明天启后，渐徙而南，至本朝顺治二年（1645），自束鹿决入冀州，与漳水浑涛，而安平、饶阳之地，不复有滹沱矣，滹沱在河北群川中，溢决尤甚，未有数年不变者，而从冀州合于潼水，亦犹黄河之与淮合，均为古今水道之极变也。”我们今天研究华北平原水系的历史演变时，同样也发现宋初修筑塘泊是一桩十分关键的事件，它对河北水系变化有着很大影响。胡渭的观点与我们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禹贡锥指·前言》）

[13]【汇校】

王筠：“鸟夷皮服”其省“山”耶？而“岛夷卉服”同。今《尚书》或“岛”，亦读“鸟”耶？（《史记校》卷上《夏本纪》）

【汇注】

孔安国：海曲谓之岛，居岛之夷，还服其皮，明水害除。（《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孔颖达：此居岛之夷常衣鸟兽之皮，为遭洪水，衣食不足，今还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王肃云：“鸟夷，东北夷国名也。”与孔不同。（同上）

裴骃：郑玄曰：“鸟夷，东（北）（方）之民（赋）（搏）食鸟兽者。”孔安国曰：“服其皮，明水害除。”（《史记集解·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靺鞨国，古肃慎也，在京东北万里已下，东及北各抵大海。其国南有白山，鸟兽草木皆白。其人处山林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至接九梯。养豕，食肉，衣其皮，冬以猪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贵臭秽不絜，作厕于中，圜之而居。多勇力，善射。弓长四尺，如弩，矢用楛，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葬则交木作椁，杀猪积椁上，富者至数百，贫者数十，以为死人之粮。以土上覆之，以绳系于椁，头出土上，以酒灌酹，绳腐而止，无四时祭祀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毛晃：岛夷，《汉·地理志》作鸟夷。颜师古曰：东北夷搏取禽兽，食其肉，衣其皮也。一说居海岛，被服容止皆象鸟，作“岛”，谓居海岛也。（《禹贡指南》卷一）

林之奇：汉孔氏云：“海曲谓之岛，居岛之夷还服其皮，明水害除也。”此说不然。夫茹毛饮血而衣皮，夷狄之本性然也，不必水害既平而后乃得其皮。观《禹贡》九州如冀州之岛夷，青州之莱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与雍州之织皮、昆仑析支、渠搜，皆是逐州之间，所近要荒之服也。洪水既平之后，任土作贡，自绥服之内，皆有每岁之常贡。至于要荒之服则不责其必贡也，亦不责其重货也。间有效诚于上者，则使之惟输其所有之物如蠙蛛织皮之类是也。岛夷皮服者，言水害既除，海曲之夷献其皮服也。苏氏于扬州卉服云：“岛夷所通，至于此州之皮服，则云水害既除，得服皮服。是以此二句分为两说，其自违戾如此。”（《尚书全解》卷七《禹贡》）

金履祥：岛夷，海岛之夷，冀东北边之国，如辽潼朝鲜之地，不附庸于青，而径属于冀者也。其贡皮服，《尔雅》所谓东北方之文皮者。（《书经注》卷三《禹贡》）

李光缙：北地寒，故服用皮；南地暖，故服用卉。此第志其服与中国异，圣人亦因其俗而不革尔。一说海岛之夷以皮服来贡也。（引自《史记评林·夏本纪》）

［日］泷川资言：“鸟”读为“岛”，古“岛”作“鸟”。今本《尚书》作“岛”者，盖后人依孔《传》改。《集解》所引郑注可证。（《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刘起釪：鸟夷是古代中国居于东北和北方沿海地区的民族，故郑玄说“鸟夷，东北之民”。其活动地域，北起东北，南及山东、苏北等地区。上引郑玄、颜师古解释鸟夷为搏食鸟兽之民，是望文生义，因为所有早期民族都会搏食鸟兽的，何以独他们称为鸟夷。其实所以称为鸟夷，是由于他们原以鸟为图腾之故。

（一）太皞氏鸟夷族……

（二）少皞氏鸟夷族。《左传·定四年》记鲁国的封地曲阜为少皞之虚，而《昭十七年》则纪少皞之立，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以鸟名为官名，显然少皞族也是以鸟为图腾的鸟夷。……

（三）殷商鸟夷族……

（四）东北肃慎夫余等鸟夷族。首先见于《五帝德》中所说舜的荒服之地“东、长、鸟夷”三种。“长”，古有长狄（见《左传》），似即指此类族属，与鸟夷等皆居遥远东方。证以《左传》《逸周书》及《史记》所录先秦资料，我国古代东方有分布颇广的鸟夷族。其发展于东北者，文献中亦有线索，如《后汉书·东夷传》载夫余族之先有由天降下鸡卵所生的神话，这就是属于《禹贡》冀州的鸟夷。而传中叙夫余为东方九夷、肃慎之后，《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靺鞨国，古肃慎也，在京东北万里以下，东及北各抵大海”。是肃慎、靺鞨实为鸟夷。薛氏《书古文训》亦释鸟夷为“海上诸夷濊貊、肃慎之属”。可知历史上长期以东北肃慎及其后裔诸族为鸟夷。（后代东北的少数民族的祖先传说也往往与鸟有关，当是承其遗风。）

可见鸟夷是我国古代东北广大地区很有影响的民族。可是后人忘记了它这一旧称，对《禹贡》中所记鸟夷已不理解，就随扬州岛夷一律读鸟为岛，以为是海岛上的夷人了。现在认识了它的原来意义，特据汉石经《禹贡》原文，将“冀州”章的“岛夷”改回为“鸟夷”。

皮服，伪《孔传》及《孔疏》皆释为鸟夷之民以鸟兽之皮为衣服。其实此句为叙述鸟夷贡物，并非指鸟夷生活习俗，二孔释皆误。林氏《全解》驳伪孔说云：“此说不然。夫茹毛饮血而衣皮，夷狄之本性然也，不必水害既平而后乃得其皮……洪水既平之后，任土作贡……‘鸟夷皮服’者，言水害既除，海曲之夷献其皮也。”其说甚合《禹贡》原意。故《蔡传》承其说云：“海岛之夷以皮来贡也。”王天与《篡传》引陈氏云：“此夷狄献方物以自效，与冀州不言贡不相妨碍。”因他以冀州没有其余各州都有的“厥贡”一节文字，故为此调停之言。不知这是脱简造成的错乱，“冀州章”只剩下这一句叙贡赋的残文。总之，这几位宋儒肯定“皮服”为贡物是对的。《诗·大东》“舟人之子，熊罴是裘”，《都人土》“彼都人土，狐裘皇皇”，反映了周代贵州衣着使用禽兽皮毛之多，所以需要有这类贡物。下文梁州、雍州都贡织皮，就为满足这些贵族的需要。《后汉书·东夷列传》“夫余”云：“出名马、赤玉、貂豽。”王先谦《集解》引洪颐煊云：“《释兽》：‘貀，无前足。'《释文》：‘字本作豽。'……此貂豽连称，当言其皮可为裘者，非豽兽也。”又“挹娄”云：“出赤玉、好貂。”又“东沃沮”云：“句骊……责其租、税、貂、布。”又“濊”云：“其地又多文豹。”《集解》引惠栋云：“《管子·揆度篇》云：‘发、朝鲜之文皮。'……《尔雅》‘九府’云：‘东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郭璞云：‘虎豹之属，皮有缛彩者。’是文皮即文豹之皮也。”《管子·轻重甲》也说：“发、朝鲜不朝，请文皮、兞服而以为币乎。”《三国志·鲜卑传·注》引《魏书》曰：“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为名裘。”足知东北及朝鲜半岛北部，凡鲜卑、夫余、挹娄、沃沮、濊貊诸国无不出皮服。其皮服之种类，最著者为貂，次则狐狸、豽、貁、鼲子、虎、文豹等的皮毛以及畜牧的羊、骆驼等的皮毛。既有这些特产，所以《禹贡》作者就把它列为贡品。（同时由这几个地点大体属后来《有始览》《职方》《尔雅》等所说的幽州，可知《禹贡》中的冀州实际上包括后来的幽州。）（《禹贡冀州地理丛考》，载《文史》第25辑》）

[14]【汇注】

孔安国：碣石，海畔山。（《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孔颖达：《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骊城县西南。”是碣石为海畔山也。郑云：“《战国策》碣石在九门县，今属常山郡。”盖别有碣石，与此名同。今验九门无此山也。（同上）

司马贞：《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骊城县西南”。《太康地理志》云“乐浪遂城县有碣石山，长城所起”。又《水经》云“在辽西临渝县南水中”。盖碣石山有二，此云“夹右碣石入于海”，当是北平之碣石。（《史记索隐·夏本纪》）

程大昌：郦道元力主王横、张揖所言，以为九河、逆河、碣石已皆沦没于海，而臣心以其说为然。既又详考平州之南，即沧州之东北也。平、沧隅立之间，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可望而见其山，盖近平而远沧也。夫其从平视之为正南，则从沧视之为东北也。九河播于兖州之北，斜入乎冀矣，而逆河当又在北以受九河，则正直冀之东北而与平州相并也。以其方面位置易地观之，则平南境之碣石，本冀东北境之碣石，而后世沦入于海甚明也。臣于是知九河、逆河同沦于海。王横、张楫、郦道元，人更三世，同为一见，具有实证，非空言也。（《禹贡山川地理图》卷上《新定九河逆河碣石图·叙说》）

蔡沈：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骊城县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冀州北方贡赋之来。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转，而碣石在其右转屈之间，故曰“夹右”也。程氏曰：“冀为帝都，东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贡赋皆以达河为至，故此三方亦不必书，而其北境则汉辽东西、右北平、渔阳、上谷之地，其水如辽、濡、滹、易皆中高，不与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后能达河也。”又按：郦道元言骊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数十里，当山顶有大石如柱形，韦昭以为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滨，故以志其入贡河道。历世既久，为水所渐，沦入于海，已去岸五百余里矣。《战国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门县者，恐名偶同，而郑氏以为九门无此山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毛晃：碣石山，在海畔右北平骊城县西南，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北入海。夹右，夹音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顾碣石，如在挟掖也。《水经》：碣石山，在辽西临渝县南水中。注：大禹凿其石，右夹而纳河。秦始皇、汉武帝皆尝登之。海水西侵，岁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也。《水经》：河水东北过甲下邑，济水从西来注之，又东北入于海。又东分为二水，枝津东迳甲下城南，东南历常沇注济。注：《经》言济水注河，自枝津东北流迳甲下邑，东北流入于海。《淮南子》曰：河九折注为海，而流不绝者，昆仑之输也。《禹贡》曰：“夹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经》曰：“碣石之山，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河之入海，旧在碣石，今川流所导，非禹渎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渎。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颜师古曰：“言禹夹行此山之右，而入于河逆上也。《孔传》同。（《禹贡指南》卷一）

王应麟：碣石，在平州石城县西南，汉右北平郡骊城县（《通典》：在平州卢龙县南二十余里。《郡县志》卢龙县南二十三里），碣然而立在海旁。《水经注》：“骊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数十里，当山顶有大石如柱形，其山昔在河口海滨，历世既久，为水所渐，沦入于海。去岸五百余里（秦筑长城起所自碣石，在今高丽界，与此碣石异）。《禹贡》：“夹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经》：“碣石之山，绳水出焉。”注：《水经》曰：“今在辽西临渝县南水中，秦皇刻碣石门，登之以望巨海。”（汉武帝东巡海上，至碣石）。《通典》：“碣石山在汉乐浪郡遂城县，长城起于此山。长城东截辽水而入高丽，遗址犹存（右碣石即河赴海处，在平州高丽中为左碣石）。（《通鉴地理通释》卷五《十道山川考·碣石》）

金履祥：夹，旁行也。右碣石，负海之山也。碣石有二，故有左右之名。旧以右为太行山之右，非也。右碣石在平州石城县南，旧为大河入海之处。今河徙海沦，碣石去岸五百里矣。其山顶踵皆石，顶又有大石如柱，世名天桥柱云。其左碣石唐《通典》云在高丽界中。（《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冀州北方贡赋之来，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转，而碣石在其右转屈之间，故曰夹右也。袁坤仪曰：谓辽濡、滹、易之水，皆中高，不与河通者，误。按：濡、易、滹沱诸水，去帝都近，纵使入河，亦不由行，辽水又在塞外，安得中之！（《禹贡图注·碣石》）

蒋廷锡：案：《汉书·地理志》云：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郡骊城西南，《武帝纪》注文颖云：碣石在辽西累县。累县今罢入临渝。此石著海旁，盖骊城，即今直隶永平府乐亭县，累县即今昌黎县。二县壤土连接，杳无碣石踪迹，而海水荡灭之说，又荒诞不可信。考《肇域志》云：山东济南府海丰县有马谷山，即古碣石。刘文伟亦以马谷山在古九河之下，合于《禹贡》入河入海之文，断为碣石无疑。近世论碣石者，惟此说庶几近之。（《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又：明刘文伟云：《禹贡》叙碣石，有入河、入海之文。其在九河之末、入海之口，明矣。今九河故道俱在德、棣之间，碣石不当复在他境，况地势北高，南下北平高地，河水奚由而达耶？马谷山既在九河之下，而又巍然独出于海滨，其为碣石无疑。（同上）

阎若璩：《通鉴地理通释》曰：“碣石凡有三。驺衍如燕，昭王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此碣石，特宫名耳，在幽州蓟县西三十里宁台之东，非山也。秦筑长城所起自碣石，此碣石在高丽界中，当名为左碣石。其在平州南三十余里者，即古大河入海处，为《禹贡》之碣石，亦曰右碣石。”其说可为精矣。或献疑曰：“《后汉书》常山国九门县，刘昭《补注》曰：碣石山，《战国策》云在县界，《史记索隐·苏秦列传》曰：“《战国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门县，不又一碣石乎？王氏说尚有未尽。”余曰：九门县自西汉五代犹沿，宋开宝六年始省入藁城，今藁城县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门城，四面五百余里皆平地，求一部娄块阜以当所谓碣石之山亦不可得，故康成云“今验九门无此山”也。康成《戒子书》“吾尝游学往来幽并兖豫之域”，盖亦以目验知之。王伯厚生长晚宋，足不曾至中原，即以信康成者削《国策》，不知古人撰著屹如坚垒，岂易攻与？（《潜邱札记》卷二）

孙星衍：史迁“河”作“海”。郑康成曰：“《战国策》碣石在九门县，今属常山郡。盖别有碣石，与此名同，今验九门无此山也。禹由碣石山西北行，尽冀州之境，还从山东南行，入河。治水既毕，更复行之，观地肥瘠，定贡赋高下。”

又：《汉书·武帝纪》：“诏曰：东巡海上，至碣石。”注：“文颖曰：‘在辽西累县。累县今罢，属临渝。此石著海旁。'”《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碣石山在辽西临渝县南水中。”注云：“大禹凿其石，夹右而纳河，秦始皇、汉武帝皆尝登之。海水西侵，岁月逾甚，为苞其山，故云海中矣。”《水经·河水》注又云：“河之入海，旧在碣石，今川流所导，非禹渎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渎，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又云：“汉武帝元光二年，河又徙东郡，更注勃海，是以汉司空王横言曰：‘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故张揖云‘碣石在海中’，盖沦于海水也。”案：临渝，今奉天府西境地。史公“河”作“海”者，《集解》徐广曰：“海，一作‘河’。”郦道元既云“夹右而纳河”，则入河亦是也。郑注见《书》疏，云“《战国策》碣石在九门县”云云者，《地理志》常山九门无碣石山，《郡国志》“常山国九门”刘昭注有碣石山，引《战国策》云在县界。今《战国策》无此文。案：九门，今直隶藁城县，无山可指，故郑云“今验九门无此山也”。《地理志》：“渔阳骊成，大碣石山在县西南。”案：骊成，今直隶抚宁县，属永平府，盖近临渝。然则九门既无山，可证郑云“别有碣石”，或以《禹贡》碣石在临渝，今注脱文耳。（《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王恢：当在燕山尽头临榆县境，亦冀北之极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芮日松：“夹”，挟也。冀都三面距河，他州贡赋，皆以达河为至。故东西南不必书，惟北方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顾碣石，如挟腋。碣石即今山东省武定府海丰县之马谷山。盖此山在古九河之下，合《禹贡》入河、入海之文。蔡《传》泥于古训，不足凭也。（《禹贡今释》卷上）

郭嵩焘：“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案：九州之赋，皆以达于河以至京师为义。冀州王畿，可以直达京师，故专举岛夷所贡皮服应循碣石以入于河也。史公以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之文，遂仍其语以附之冀州岛夷之贡道，恐失之。《汉书·地理志》依《禹贡》作“入于海”，亦误。（《史记札记》卷一《夏本纪》）

江灏：夹，《尚书易解》：“夹，近也，此谓接近。”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抚宁、昌黎二县界。（《尚书全译·虞夏书》）

王世舜：碣石，山名，其地古人说法不一，难于确考，《汉书·地理志》：“右北平骊城县，大碣石山在西南。”骊城，即现在河北省乐亭县，有些古书以为在河北昌黎境，禹时当黄河入海之处。夹右，非地名，右即指碣石山，所谓夹右，苏轼解释说：“夹，挟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顾碣石，如在挟掖也。”这句说的是贡道路线。（《尚书译注·禹贡》）

［日］泷川资言：崔述曰：“碣石，海畔之石。岛夷在渤海东，其贡必由海，乃入于河。而海道漫澜无所指，故以山志曰：‘夹右碣石’而西行，然后入于河也。皮服，岛夷所贡。”又曰：“《尚书·禹贡》篇名以‘贡’，纪贡制也。贡冠以禹，志禹功也。水土既平，经制既定，天下诸侯怀帝之德，感禹之勤，己各择其土宜之贵重者，以荐于帝畿，以致其受戴之诚。史臣因而纪之于册，以表禹之功，以见舜德之盛。是故九州之文，皆主言贡。篚亦贡也，包亦贡也，贡之盛于篚包者也。有赋而后有贡，赋者庶人所以奉国君，贡者国君所以奉天子也。故以赋先之。有田而后有赋，有土而后有田，故又以土与田先之。然使九山未刊，九川未滌，九泽未陂，何由辨土之色与性，而况于田赋贡乎？故又以平水土之事先之。水土之平，往日事也，故共文曰‘既载’‘既修’‘既作’，于山则曰‘既艺’‘既旅’，于水则曰‘既道’‘既入’，于泽则曰‘既泽’‘既潴’，皆以明其为前日之事，而因原贡所由致，故追溯之也。每州为一章，章各分三节：第一节平水土之事，第二节土田赋之别，第三节贡篚包之制而以冀州域始之，以识贡道终之。此九州之章法次第也。”愚按：以上叙冀州。又按：古来注《尚书》者数十百家，而朱鹤龄《长笺》、胡渭《锥指》、丁晏《集释》诸书，专解《禹贡》，采摭繁富，讨论详明，读《史》者就而究之可也。（《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刘起釪：此句是“冀州”章的最末一句，和其他各州最末一句一样，都是叙水道，而且都是说“达于河”；只有青州、扬州说法稍异，徐州说法稍讹，最后还是达于河。郑玄、王肃、伪《孔传》各对这一句作了不正确的解释，宋人周希圣始云：“九州之末皆载其达于帝都之道，盖天子之都必求其舟楫之所至，使夫诸侯之朝贡，商贾之贸易，虽其地甚远，而其输甚易。”这就指出了这一句是叙贡道的句子（贡道当然可以又做商道），为林之奇《尚书全解》所引，然后蔡《传》等治《尚书》者皆承贡道之说，这是正确的。《禹贡》以贡名篇，在记了每州地理情况之后，要各州以特产入贡天子，必以贡道作结，就是其全篇用意所在。大抵由于《禹贡》作者依照传说中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冀州境内，因而说冀州是帝都。它三面是黄河，即从冀州西的西河（与雍州为界），转到冀州南的南河（与豫州为界），再转到东部的东河（与兖州为界，古代黄河在今天津附近入海），所以九州的贡赋送到“帝都”来都必须经过黄河。

……实际的情况是，从《禹贡》写成以前的时期迄于今日，秦皇岛始终屹立在海边未动，自它以南的抚宁、昌黎、乐亭三县，当时它们的东边濒临海岸线在今海岸以西数十里，而乐亭正在东面海岸线转为南面海岸线的转角上，即紧靠着海岸角。鸟夷贡道循辽东湾西岸南行，到秦皇岛附近就开始觉到要转航向，稍转后仍南行，到乐亭便为正式折而西行的转折点。因此最有资格作为这条航路航行标志的碣石，应该是乐亭海边之石。

现在可以得到关于碣石的简要认识：较早的《国策》常山九门之说是由于讹传，《孟荀列传》幽州蓟县说只借用嘉名，两地皆无碣石；《太康地志》所记乐浪郡遂成县之说，其地本来就远在冀州境之东，根本与“夹右碣石”不相干，而且又不在我国区域之内，自然不应列入。广东的碣石镇，与《禹贡》碣石风马牛不相及。这四处（即上举第三、第五、第六、第十诸说）都应排除在外。因此，最早可入选为《禹贡》碣石的，虽以秦皇岛海畔之石为有可能，但实际上真正可作为“夹右”“入于河”的标志的，当是乐亭南面海中之石（第一说）。到秦皇、汉武、魏武、北魏文成等以帝王而搞“登临碣石”故事时，不会到海边的小石墩上去，只能是到可以“观沧海”的昌黎北抚宁南的较大的碣石山上（第二说）。北齐文宣时搞不清碣石所在，就在离海边又较远的营州柳城找一座山假托为碣石登临，以修帝王登碣石故事（第四说）。以后由于弄不清碣石，帝王们就没有再登碣石了。随着黄河入海口的南移，人们也就跟着向南面找碣石，于是有谷口御河入海处的碣石，在今沧州以东的海口（第七说）；又有海丰马谷山九河之下的碣石，在今无棣县东海口（第八说）；又有沙门岛对岸铁山的碣石，在今蓬莱县北岸辽宁西南端，当渤海海峡北口（第九说），这三处碣石都不属冀州而分各兖州、青州境内，当然与《禹贡》碣石不合。上列碣石诸说随着黄河南徙所起的变化，大抵沿着渤海西部海岸自北向南逐步演进着。要寻原来《禹贡》的碣石，只能是乐亭县海上之石（祥云、李家、桑坨等岛）。后来几个帝王登临的碣石，则是昌黎县北的碣石山。（《禹贡冀州地理丛考》，载《文史》第25辑）

陈蒲清：碣石，山名，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北。《尚书·禹贡》作“夹右碣石入于河”，意即冀州东北部的贡赋，自渤海绕过西边的碣石山进入黄河（当时碣石山在海边，黄河的入海口在今河北省），再运往京城。右，西方，碣石在渤海西岸。九州各段之末都是讲贡赋运往京城的路线，故应依《禹贡》作“入于河”。本文作“入于海”，可能是传抄之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夹右碣石，入于海”：《尚书》原文作“夹右碣石入于河”，指东夷进贡路线从海路入河，绕过碣石山，碣石在其右。“入于海”与“入于河”是方向相对的说法。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县北。（《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史为乐：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县西北仙台山。《尚书·禹贡》：“夹右碣石入于河。”秦始皇、汉武帝皆曾东巡至此登临观海。东汉建安十二年（207）曹操用兵乌桓过此，作《观沧海》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经·濡水注》：“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数十里，当山顶，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见，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则隐，及潮波退，不动不没，不知深浅，世名之天桥柱也。状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韦昭亦指此以为碣石也。”（《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15]【汇校】

裴骃：徐广曰：“海，一作‘河’。”（《史记集解·夏本纪》）

梁玉绳：附按：“海”字误，徐广曰“一作‘河’”，是也。《禹贡》及《汉·地理志》是“河”。（《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毛晃：凡九州末言由诸水入河者，皆通舟楫漕运，以达京师也。（《禹贡指南》卷一）

何满子：入于海，沿河可以入海。《书·禹贡》“海”作“河”。是反方向而言。（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韩兆琦：按：“挟右碣石入于河”，中华本作“挟右碣石入于海”，实为大谬。观以下各段之所叙，都是讲当时各地区给中央进贡所走的路线，而不是讲黄河在什么地方入海。（《史记笺证》）

济、河维沇州[1]：九河既道[2]，雷夏既泽[3]，雍、沮会同[4]，桑土既蚕[5]，于是民得下丘居土[6]。其土黑坟[7]，草繇木条[8]。田中下[9]，赋贞[10]，作十有三年乃同[11]。其贡漆丝[12]，其篚织文[13]。浮于济、漯[14]，通于河[15]。

[1]【汇注】

孔安国：东南据济，西北距河。（《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裴骃：郑玄曰：“言沇州之界在此两水之间。”（《史记集解·夏本纪》）

孔颖达：此下八州，发首言山川者，皆谓境界所及也。据谓跨之；距，至也。济河之间相去路近，兖州之境跨济而过，东南越济水，西北至东河也。（《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杜佑：孔安国云：“东南据济，西北距河。”《禹贡》云：“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颜师古云：“导沇流而为济，截河又为荥泽，陶丘在济阴定陶西南。菏即菏泽。过菏泽又与汶水会，北折而东入海也。”按：沇水出今河南府王屋县山，东流济源县而名济水。荥泽在今荥阳郡荥泽县也。定陶，今济阴郡也。菏泽在今鲁郡县。汶水，今鲁郡莱芜县。然济水因王莽末旱，渠涸不复截河，过今东平、济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谓之清河，实菏泽、汶水合流，亦曰济河，盖因旧名，非本济水也。诸家所说地理者，皆云今清河郡《禹贡》冀州之域。又按：《禹贡》云：导河自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而入海。（《通典》卷一百七十二《州郡二》）

又：河自周定王五年徙流禹之所道，渐以堙塞。至秦始皇二十二年攻魏，决河灌其郡，决处遂大，不可复补。魏都则今陈留郡。汉武元封三年春，河又徙，从顿丘东南流入渤海。顿丘即今县也，渤海郡即今景城郡地。其下决于瓠子，东南通于淮泗。瓠子在今濮阳县西界。（同上）

毛晃：东南据济，西北距河。河济之间，相去不远，兖州之界，止于济也。《尔雅》：“济、河间曰兖州。”注：“自河东至济。”《周礼·职方氏》：“河东曰兖州”。武王封周公子伯禽于曲阜，为鲁侯。秦为薛郡。后魏置南兖州于谯城，置西兖州于定陶城，隋改为鲁州，唐武德初平徐圆朗复为兖州。《晋书·地理志》：“兖州济河地，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春秋元命苞》云：“五星流为兖州。兖，端也，信也。”又曰：“盖取兖水以为名焉。”（《禹贡指南》卷一）

林之奇：自兖州而下八州，皆以其高山大川定逐州之疆界，序所谓别九州，而篇首所谓奠高山大川也。郑渔仲曰：“《禹贡》之书所以为万代地理家成宪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如兖州者，当时所命之名，后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曰‘济河惟兖州’，以济水、河水之间为兖州也。以荆山、衡山之间为荆州，故曰‘荆及衡阳惟荆州’。济、衡者，万代不泯之山川也，使荆、兖之名得附此山川，虽后世更改移易为不没矣。”观渔仲此言，所谓得《禹贡》之意。盖由万世而下求《禹贡》九州之分域，皆可得而考者，由其以山川之高大者定逐州之界故也。……古者疆理天下以为九州，九州之疆理不可以无别也，故州为一名以别之。其命名之意，盖出于一时之偶然，其要欲辨九州之名耳，不可必求其义也。而李巡注《尔雅》皆从而为说，以谓“两河间其气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济河间其气专质，体性倍让，故曰兖，兖，倍也。”余州皆如此，其说之是非盖未可知。然而荆州之为荆原，其意惟在于荆山为界故耳。盖自荆山之外则豫州也，而《尔雅》亦谓荆，强也，其气燥刚，禀性强梁。以是观之，其为曲说盖可见矣。要之学者之于经，其义理之是非真伪，有以惑世者，则虽豪厘锱铢之差，不可不辨。（《尚书全解》卷七《禹贡》）

蔡沈：兖州之域，东南据济，西北距河，济河见《导水》。苏氏曰：“河济之间，相去不远。兖州之境，东南跨济，非止于济也。”愚谓河昔北流兖州之境，北尽碣石河右之地，后碣石之地沦入于海，河益徙而南，济河之间始相去不远，苏氏之说未必然也。林氏曰：“济，古文作泲。《说文注》云：‘此兖州之济也。’其从水从齐者，《说文注》云‘出常山房子县赞皇山。’则此二字音同义异，当以古文为正。（《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济，古文作泲，兖州西北界河，东南跨泲，其时黄河北流，泲入河而南溢以东，又北东入海。《尔雅》所谓泲河之间为兖州，自周定王五年河决而东，汉孝文时河决东郡，武帝元光中继决瓠子，又决于馆陶，遂分为屯氏河。元帝时，大河分流，而屯河塞。其后又决于平原，而下流与漯一。王莽末，河遂行漯川，泲水亦不复南出，后世代有河决之患，其后遂行泲水故道，则兖州之境土，无非河患沦徙之地。汉王横言“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则兖州之境，北已海沦，西又河徙，南则泲洑，其川泽源委，咸非其旧矣。今河北东路，大名、开德、恩博、德滨、棣沧、永静，京东之泲、濮，京西之滑、小海以东，距于营、平，皆故兖之地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钱大昕：沇州本以沇水得名。《尚书》作“兖州”，由来变立“水”为横，水在上，又误“三”为“六”耳。（《廿二史考异·史记卷一·夏本纪》）

王圻：舜置十二牧，兖其一也。《周礼·职方》曰：河东曰兖州，其利蒲、鱼。其人二男三女，畜宜六扰，谷宜四种，盖以兖水为名，又兖之为言端也、信也。端，言阳精端。端，故其气歼杀也。（《三才图会·地理》卷十四《兖州疆界》）

艾南英：兖州，古为邹、鲁，即今之山东兖州、东昌等处。自黄河南涉，溢于泗、淮海，而九河故道俱已淤没，凤、泗之间，始多河患。（《禹贡图注·兖州》）

又：兖州之域，东南据济，西北距河。……熊氏曰：兖州当河之下流，西至河，东距济，北滨海，南接徐豫之境，其地平广，无高山，即今兖、济、德、隶、魏、博、沧、景等州之境。（《禹贡图注·济河惟兖州》）

芮日松：兖州之域，东据济，西距河，北滨海，南接徐、豫之境。当河之下流，在河之曲处，两岸无山，皆是平地，故常溃决。禹自其曲处导之，用工尤难，济河见《导水》，今山东省之东昌府及兖州府之阳谷县、寿张县，曹州府之郓城县，济南、青州二府西北境，直隶省之大名府及正定、河间二府东南境，河南省卫辉府之辉县、滑县，皆古兖州地也。（《禹贡今释》卷上）

王筠：此篇具载《禹贡》，而兖州作“沇”，可知兖为俗字。“沇”，水名也，兖无所取。（《史记校》卷上《夏本纪》）

孙星衍：史迁“兖”作“沇”。郑康成曰：“言沇州之界在此两水之间。”

又：兖即沇字，横、水在上，隶之变也。经文下作“沇”。济，本字作“泲”，《说文》：“泲，沇也，东入于海。”《经》作“济”，假音字。此济出常山房子赞皇山，名石济，今在直隶。《尔雅·释地》云：“济、河间曰沇州。”注云：“自河东至济。”《公羊》疏引李巡云：“济、河间其气专质，厥性信谨，故曰兖。兖，信也。”《释名》云：“兖州，取兖水以为名也。”《晋书·地理志》引《春秋元命苞》云：“兖，端也，信也。”《吕氏春秋·有始览》云：“河、济之为兖州，卫也。”注云：“河出其北，济经其南。”“沇”作“沿”者，《说文》云：“沇，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沇名焉。”古文作“沿”，又作“”。郑注见《史记集解》，云“在此两水之间”者，亦如高诱注“河出其北，济经其南”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章太炎：兖州，今河北、河南、山东交界部分，济水、黄河之间。川有九河（黄河下游分支，九指多数），澭水（黄河支流）、沮水（济水支流）。（《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中国古代史常识》）

江灏：济，水名，源出河南济源县，汉代在今河南武陟县流入黄河，向南溢出，流向山东，与黄河平行入海。（《尚书全译·虞夏书》）

陈蒲清：济、河维沇州：济水、黄河之间是沇州。沇，通“兖”。兖州在今山东省西北部与河北省南部，地域很小。维，具有判断作用的语气词。济，济水，又名沇水，发源于今河南省济源王屋山，东流入海，古为四渎之一，现在下游已为黄河所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2]【汇注】

孔安国：河水分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班固：许商以为“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今河虽数移徙，不离此域。孙禁所欲开者，在九河南笃马河，失水之迹，处势平夷，旱则淤绝，水则为败，不可许”。……哀帝初，平当使领河堤，奏言“九河今皆填灭……”……大司空掾王横言：“……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寖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汉书·沟洫志第九》）

裴骃：马融曰：“九河名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絜、钩盘、鬲津。”（《史记集解·夏本纪》）

孔颖达：盖徒骇是河之本，道东出分为八枝也，许商上言三河，下言三县，则徒骇在成平，胡苏在东光，鬲津在鬲县，其余不复知也。《尔雅》九河之次，从北而南，既知三河之处，则其余六者太史、马颊、覆釜在东光之北、成平之南，简、絜、钩盘在东光之南，鬲县之北也。其河填塞时有故道。（《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苏轼：河水自平原以北分为九道，其名据《尔雅》则徒骇也，太史也，马颊也，覆釜也，胡苏也，简也，絜也，钩盘也，鬲津也。汉成帝时河堤都尉许商上书曰：“古记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县，自鬲津以北至徒骇，其间相去二百余里。”以许商之言考之，徒骇最北，鬲津最南。盖徒骇是河之本道，东出分为八枝。徒骇在成平，胡苏在东光，鬲津在鬲县，其余不可复知也。然《尔雅》九河之次，自北而南，既知三河之处，则其余六者太史、马颊、覆釜，当在东光之北，成平之南，简、絜、钩盘当在东光之南，鬲县之北也。其河堙塞，时有故道。《春秋纬·宝乾图》云：“移河为界，在齐吕填阏八荒以自广。”故郑玄云：“齐桓公塞之，同为一河。”今河间、弓高以东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遗处，盖塞其八枝，并使归于徒骇也。（《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蔡沈：九河……其一则河之经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经流，遂分简、絜为二。“既道”者，既顺其道也。按：徒骇河，《地志》云：“滹沱河。”《寰宇记》云：“在沧州清池南。”许商云：“在平城。”马颊河，《元和志》：“在德州安德、平原南东。”《寰宇记》云：“在棣州滴河北。”《舆地记》云：“即笃马河也。”覆釜河，《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苏河，《寰宇记》云：“在沧之饶安、无棣、临津三县。”许商云：“在东光。”简絜河，《舆地记》云：“在临津。”钩盘河，《寰宇记》云：“在乐陵东南，从德州平昌来。”《舆地记》云：“在乐陵。”鬲津河，《寰宇记》云：“在乐陵东，西北流入饶安。”许商云：“在鬲县。”《舆地记》云：“在无棣。”太史河不知所在。自汉以来，讲求九河者甚详，汉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积传之语，遂得其六，欧阳忞《舆地记》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载以旧名，或一地而互为两说，要之皆似是而非，无所依据。至其显然谬误者，则班固以滹沱为徒骇，而不知滹沱不与古河相涉；马颊乃以汉笃马河当之。郑氏求之不得，又以为九河齐桓塞其八流以自广。夫曲防齐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之所为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尽平乎？皆无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为九河之地已沦于海，引碣石为九河之证，以谓今沧州之地，北与平州接境，相去五百余里，禹之九河当在其地，后为海水沦没，故其迹不存。方九河未没于海之时，从今海岸东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为九，在此五百里中。又上文言“夹右碣石”，则九河入海之处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变迁，难于推考，而碣石通趾顶皆石，不应仆没。今兖冀之地既无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余里，卓立可见，则是古河自今以为海处，向北斜行，始分为九，其河道已沦入于海明矣。汉王横言“昔天常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水所渐。”郦道元亦谓九河碣石苞沦于海。后世儒者知求九河于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无以为之证，故前后异说，竟无归宿。盖非九河之地而强凿求之，宜其支离而不能得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河至大伾折而北流，则兖当其东，又地平旷，无高山之限，而当河势之冲，禹于是播为九河，以杀其势。《尔雅》所谓“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絜、钩盘、鬲津”是也。言地理者多谓徒骇即滹沱，在今沧州之清池；马颊、钩盘，在今德州之平昌；胡苏在今沧州之临津；覆釜在今瀛州之乐寿；鬲津在今沧州之无棣；简即今大名之间；絜在今沧州之南皮。按：河自大伾北流，过大陆以北，方播为九，而今于魏、瀛、德、棣之间，更求其故迹，远矣。据王横所言，大风海溢，即今小海、碣石，古河入海之处，在今海中五百余里，则九河之地，沦为小海久矣。况自河徙之后，经流既息，枝流尚可寻乎？（《书经注》卷三《禹贡》）

来斯行：《尔雅》九河之次，从北而南。既知三河之处，其余六者，太史、马颊、覆釜，在东光之北、成平之南；简、絜、钩盘在东光之南、鬲县之北也。其河填塞，时有故道。郑玄云：周时齐桓公塞之，同为一河。今河间弓高以东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遗处。《春秋纬·宝乾图》云：“移河为界，在齐吕填阏八流以自广。”言阏八流拓境，则塞其东流八支，并使归于徒骇也。一云简絜一河名，非二也，凡八。其一河之经流，先儒不知河之经河，遂分简絜为二耳。徒骇，《寰宇记》在沧州。马颊，《郡县志》在德州，《寰宇记》在棣州，今沧州，《舆地记》即今笃马河也。覆釜，《通典》在德州。胡苏，《寰宇记》在沧州。简絜，《舆地记》在临津。钩盘，《通典》《寰宇记》在沧州乐陵东南，从德州平昌来。平昌，今德平也。鬲津，《寰宇记》在乐陵东北流入饶安，《舆地记》在无棣。无棣，今庆云也。太史，不知所在，《广舆记》在南皮。汉世近古，止得其三人，遂得其六，欧阳忞《舆地记》又得其一，《寰宇记》又得其一。然或新河载以旧名，或一河立为两说，无可依据。郦道元谓九河碣石，皆沦于海，似为近之。（《槎庵小乘》卷四《九河》）

艾南英：九河者，河流有九也。既道者，既顺其道也。……袁坤仪曰：蔡仲默合简、洁为一，而谓其一即河之经流，误矣。今南皮县明有简河，何尝与絜为一？且播之为九河，安得有经流乎？（《禹贡图注·九河既道》）

方中履：黄河故道，从碣石入海，至周定王时，河徙而南，禹迹遂失。所谓九河者，竟不可考。其名则见于《尔雅》……履按：诸儒确指九河之所在者固非，而以为沦入于海者亦非也。河昔北流，故分为九河，及徙砱砾，则九河渐湮，不必海水沦没，其故迹自不可求。盖河底常高，今于开封测其中流，冬夏深仅丈余，夏秋倍之。水行地上，初无长江之渊深。故自古濒河之地，每有非常之水，河必骤盈，盈则决，每决必弥漫横流。深者成渠，以渐成河。浅者淤溉以渐成岸，数年之后，下流既淤，则中流河底又以渐而高，而河又不容于不徙矣。既徙之后，则旧道遂为平陆，无足怪者，此九河所以不可复寻也。仿佛其地大约在今沧瀛景德之间耳。（夏公寻仲曰：常考河昔北流，卫漳注之，河既东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骇河与？逾漳而南，清、沧二州之间，有古河堤岸数重地，皆沮洳沙卤，大史等河，当在其地。沧州之南，有大连淀，西逾东光，东至海，此非胡苏河与？淀南至西无棣县百余里间，有曰大河，曰沙河，皆濒古堤县北，地名八会口，县城南枕无棣沟，兹非简絜等河与？东无隶县北有陷河，阔百余里，西通隶，东至海，兹非所谓钩盘河与？滨州北有士伤河，西逾德隶，东至海，兹非鬲津河与？士伤河最南，比他河差狭，是谓鬲津无疑也。王横乃谓九河已沦入海，夫青、兖、营平，不闻有漂没之处，而独浸九河，又何足信也？碣石则在今山海关，为辽东西南小海。杜佑曰，碣石在东浪郡，长城起于此，东截辽水而入高丽，则又一碣石也。此为左碣石。山海关者为右碣石。）（《古今释疑》卷四《九河》）

孙星衍：九河之名见《尔雅》，云：“从《释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曰徒骇。《书》疏引李巡云：“徒骇者，禹疏九河，以徒众起，故曰徒骇。”孙炎云：“徒骇，禹疏九河，用功虽广，众惧不成，故曰徒骇。”郭注云：“今在成平县。”《汉·地理志》：“勃海成平虖池河，民曰徒骇河。”《太平寰宇记》云：“沧州清池县，本汉浮阳县。徒骇河，九河之一，与清池相接。”案：成平在今直隶献县东南也。曰太史。《书》疏引李巡云：“太史，禹大使徒众通其水道，故曰太史。”《诗》疏引孙炎云：“太史者，徒众，故依名云。”《释文》引或云：“太史者，史官记事之处。”元于钦《齐乘》云：“太史在东光之北，成平之南。”又云：“当在清、沧二州之间。”《明一统志》云：“太史河，在南皮县北。”曰马颊。《尔雅·释文》引李巡、孙炎云：“河势上高下狭，状如马颊也。”《通典》云：“马颊在平原郡界。”《元和郡县志》云：“德州安德县，马颊河在县南五十里。”又云：“平昌县，马颊河在县南十里。”安德县，今山东德州也。曰覆鬴。《诗》疏引李巡云：“覆釜者，水多清，其渚往往而处，状如覆釜。”《释文》引孙炎云：“水中多渚，往往而有可居之地，状如覆釜之形。”《通典》云：“覆釜在平原郡界。”《齐乘》云：“在东光之北。”《明一统志》云：“旧志所载，有覆釜枯河，自庆云经海丰县南入海。”曰胡苏。《诗》疏引李巡云：“胡苏者，其水下流，故曰胡苏。胡，下也。苏，流也。”孙炎云：“胡苏者，水流多散，胡苏然。”《地理志》：“勃海东光，有胡苏亭。”《水经·淇水注》云：“清河东至东光县西南，迳胡苏亭。”《通典》：“沧州东光县，汉旧县，古胡苏河在此。”《齐乘》云：“沧州之南有大连淀，西逾东光，东至海”是也。今在直隶沧州。曰简。《诗》疏引李巡云：“简，大也，河水深而大也。”《书》疏引孙炎云：“简者，水通易也。”《史记正义》云：“简在贝州历亭县界。”历亭，今山东恩县，属东昌府也。曰絜。《书》疏引李巡云：“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释文》引孙炎云：“水多约絜。”《舆地广记》云：“简、絜在临津。”《金史·地理志》：“沧州南皮，有絜河。”南皮，今直隶县。曰钩盘。《书》疏引李巡云：“钩盘，言河水曲如钩，屈折如盘也。”《释文》云：“李本作‘股’，云水曲如钩，折如人股，故曰钩股。”《诗》疏引孙炎云：“水曲如钩，盘桓不前也。”《释文》引郭氏《音义》云：“鬲、般今皆为县，属平原郡。”《后汉书·袁绍传》云：“公孙瓒还屯槃河。”注云：“故河道在今德州昌平县界，入沧州乐陵县，今名枯槃河。”《通典》云：“钩盘在景城郡。”《水经·河水注》云：“大河故渎东出，亦通谓之笃马河，故渠川派东入般县，为般河，亦九河之一道也。”《元和郡县志》云：“棣州阳信县，钩盘河经县北四十里。”《太平寰宇记》：“沧州乐陵县，钩盘河在县东南五十里。”案：乐陵，今山东县，属武定府也。曰鬲津。《诗》疏引李巡云：“鬲津者，河水狭小，可隔曰津，故曰鬲津。”孙炎云：“鬲津者，水多阨狭，可隔以为津而横渡也。”《地理志》：“平原鬲县，平当以为鬲津。”《元和郡县志》：“德州安德县，本汉旧县，鬲津枯河在县南七十里。”案：鬲县故城在今山东德州北。（《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邹逸麟：（胡渭《禹贡锥指》）唯其对《禹贡》研究所下的功夫远过历来诸家，因此在某些山川考证上判断就胜前人一筹。如兖州“九河既道”一句，历来不少学者多释为大禹凿大河下游分为九支，分流入海，以息水患。胡渭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引用于钦《齐乘》的观点，以为“河至大陆趋海，势大土平，自播为九，禹因而疏之，非禹凿之而为九也。”又说：“然而求九河者，正不必尺寸皆合于禹之故道，亦不必取足九。”至为确论。“九”只是约数，即多股分流的意思，与“九江”同。后人强定“九河”之名，未必为大禹时实际情况。（《禹贡锥指·前言》）

芮日松：“九河”：《尔雅·释水》曰：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絜、钩盘、鬲津。蔡《传》不遵古训，并违朱子，独据曾旼之说，合简、絜为一，而以其一为河之经流，非是九河故道。今考直隶省天津府沧州之西、河间府交河县之东北六十里有徒骇河，即《汉书·地理志》所谓滹沱河是也。山东省济南府平原县北有笃马河，东北经陵县、德平县，武定府之商河县、乐陵县界。其流或断或续，相传即马颊河是也。济南府德州有覆釜河，东北至武定府海丰县入海。河间府东光县东南有胡苏河，东经宁津县、沧州庆云县，至海丰县入海。天津府南皮县城外有简河、絜河，又乐陵县西南有钩盘河，自济南府平原、德平二县界流入，至海丰县东入海。德州西南有鬲津河，东经河间之吴桥、宁津，济南之德平，武定之乐陵，天津之庆云诸县界，至武定之海丰县大沽口入海。其太史河据《齐乘》在清、沧二州之间，《明一统志》亦云在南皮县北，今其地虽无显迹，然非无据之言。盖九河自春秋已湮废迁徙，汉唐以来诸儒访求古迹，就所见之断港绝潢，指为某河某河，似乎是非不可知。然河自大陆以北，顺势下趋，禹时九河自当在德州以上，河间数百里之地。考之于古，验之于今，是亦可信也已。（《禹贡今释》卷上）

王恢：约当今河北东南、山东西北部。盖河漯入海之大三角洲，地势低平，水道交流，状如蛛网，略同九江、三江景况。后人不学地理，泥于“九”数，必指其名，更不知海潮上涌，并失“逆河”之义。（《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3]【汇注】

林之奇：雷泽其泽薮在济阴城阳县西北，其陂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渔也。“既泽”，陈博士云：“雷泽之水昔常散漫至是而聚也，川欲其行而不可使之湮，泽欲其聚而不可使之散，或导之而行，或聚之而止，顺地势之自然而已，故无容私焉，宜导而不行，宜泽而不聚，其为害也无所相异。河既道，泽既陂，然后二者各得其宜。”此说是也。（《尚书全解》卷七《禹贡》）

毛晃：九州之泽曰猪曰泽者……昔焉漂流，于是乎钟聚而不散，故雷夏曰“既泽”。（《禹贡指南》卷四）

又：雷夏泽，在济阴成阳西北。《水经注》云：雷泽西南十许里有小山，山北有小阜，南属池泽之东北，有陶墟。郭缘生言：舜陶所在，墟阜联属，滨带瓠河也。一云：舜所渔处，本名夏泽。（《禹贡指南》卷一）

蔡沈：泽者，水之钟也。雷夏，《地志》“在济阴郡城阳县西北”，今濮州雷泽县西北也。《山海经》云：“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颊，鼓其腹则雷。”然则本夏泽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也。洪水横流而入于泽，泽不能受则亦泛滥奔溃，故水治而后雷夏为泽。（《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蒋廷锡：雷夏，今山东东昌府濮州东南有雷泽，接曹州界。《水经注》云：雷泽在大成阳故城西北十余里，其陂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渔也。（《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芮日松：雷夏泽，名泽者，水所钟也。既泽云者，洪水之时，高原亦水，泽不为泽。兹则高地水尽复为泽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在今山东曹州府菏泽县东北。（《禹贡今释》卷上）

钱穆：又考《禹贡》雷夏在兖州，固无可疑；然河东有雷首山，又有雷水，说者亦称之雷泽，则舜渔雷泽，未必即《禹贡》之雷泽。又：《禹贡》既有雷泽，又有大野，复有菏泽，三者相毗近。“雷夏既泽”惟见于《禹贡》，其名不必甚早。（《史记地名考》卷二）

陈蒲清：雷夏既泽，雷夏正修筑堤防，成为蓄水湖泊。雷夏泽，即雷泽。（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4]【汇注】

裴骃：郑玄曰：“雍水、沮水相触而合入此泽中。《地理志》曰雷泽在济阴城阳县西北。”（《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尔雅》云“水自河出为雍”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雍、沮二水在雷泽西北平地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林之奇：灉、沮二水，先儒并不著其水本末，故孔氏曰二水会合同此泽，盖谓同注于雷泽也。案：《尔雅》曰：“灉，反入注，云河流别出复还者。”《说文》云：“河，灉水在宋。”据此二说，则灉水乃出于河而还入于河，非注于雷泽也。沮水不见所出。案：《地理志》云沮水出常山元氏县，首受中丘西山穷泉谷，东至堂阳入黄河。然而常山非兖州之地。曾氏云：“灉之下流与芒之雎水合，灉浊而沮清，合而为一，经所谓沮即雎水也。”然沮之字从水，其字音雎，既音雎，字不应与雎字相乱。曾氏误读以沮字音雎，故为此说。据《左氏传》哀六年，“楚庄王江汉雎漳，楚之望也。”释云“雎，七如反”。此可以与沮相乱，然而又非与灉合流之水也。以是知灉沮二水皆未可指定其处。如先儒谓注入雷泽，亦未可以为定论。要之会同皆异出而合流也，是无疑矣。周希圣云“会同朝宗，皆诸侯见天子之礼，故以为喻”。其论甚善。（《尚书全解》卷七《禹贡》）

毛晃：灉水，灉，於用切。《尔雅》：“水自河出为灉。”又云：“河有灉。”又云：“灉反入。”郭注：河水决出复还入者。河之有灉，犹江之有沱。”《汉·地理志》作雍沮。沮水出常山元氏县，入河。雍水不言出入。（《禹贡指南》卷一）

又：沮水，沮，七馀切。案：沮水与雍州沮水不同。荆州沮水在房陵。《左传》所谓江、汉、沮、漳，楚之望也。《导川》云：“漆沮既从”，即雍州之沮也。今此沮水，自会同于雷夏之间，非雍州之沮也。《水经》不著所出。或云：沮水出北地直路县入洛，洛非河南洛水也。（同上）

蔡沈：灉、沮，二水名。灉水，曾氏曰：“《尔雅》‘水自河出为灉。’许慎云：‘河灉水在宋。’又曰：‘汳水受陈留浚仪阴沟，至蒙为灉水，东入于泗。'《水经》：‘汳水出阴沟，东至蒙为沮獾。’则灉水即汳水也。灉之下流入于睢水。”沮水，《地志》：“睢水出沛国芒县。”睢水其沮水欤？晁氏曰：“《尔雅》云：‘自河出为灉，济出为濋。’求之于韵，沮有楚音，二水河济之别也。”二说未详孰是。会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晁氏曰：“《尔雅》水自河出为灉、泲出为濋沮，有楚音，二水河、泲之别也。然则河迁泲洑，则灉、沮不可复寻矣。说者以为濮、耀二水，古入雷泽。一说灉即汳水，张明谓禹开阴沟以通河、泗。许氏谓汳受阴沟，至蒙为灉水，东入于泗，即汳水。汳今作汴。沮即今灉水，首受荥泽，过应天，今入南清河，古时黄河亦入此路，但《经》称会同，古当合入泲，后世导之入淮入泗尔。（《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水自河出为灉，济出为沮。会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为一也。周氏曰：“会同”“朝宗”，皆诸侯、天子之礼，而以为喻。王氏曰：二水势均，故曰会同。（《禹贡图注·灉沮会同》）

孙星衍：郑康成曰：“雍水、沮水相触而入此泽中。《地理志》曰：‘雷泽在济阴城阳县西北。'”

又：雷夏既泽，谓雷泽。《五帝本纪》云：“舜耕历山，渔雷泽。”《集解》引郑氏云：“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雷泽在济阴成阳县西北。”注云：“瓠子河故渎自句阳县西又东迳雷泽北。泽在大成阳故城西北十余里，其陂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渔也。”按：句阳故城在今山东菏泽县北。雍、沮，水名。《尔雅·释水》云：“水自河出为灉。”许氏《说文》云：“河灉水在宋。”濮州南则宋地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灉、沮二水在雷泽西北平地也。”按：其水故道在今山东濮州，河漫，变为平陆矣。郑注见《史记集解》，引《地理志》与《汉志》同。（《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二水俱在今山东省曹州府濮州西北四十里平地。宋时河决曹、濮间，灉、沮之源，适当其冲，久而泥滓填淤，二水遂涸。蔡《传》乃欲以汳、睢当之，非是。会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按：河、济为兖州二大水、灉、沮其支流也。二水并治，而兖境无复水患矣。（《禹贡今释》卷上）

王恢：二水出菏泽西北平地，合流入雷夏泽。（《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王世舜：澭，是由黄河分出来的一条支流，现在俗称为赵王河，这条河至菏泽与沮水会合入雷夏泽。沮，为澭河的支流，也叫清水河。会同，谓合为一流而同入雷夏泽的意思。（《尚书译注·禹贡》）

邹逸麟：“雷夏既泽，灉沮会同”中灉沮二水的解释，从郑玄到唐宋总志都说二水源出雷泽西北平地，东流入泽。然而宋人曾旼《尚书讲义》却创另说，他解释灉为汳水，沮为睢水。明人韩汝节（邦奇）《禹贡详略》（茅瑞徵《禹贡汇疏》引）则又以山东小清河当沮水，以章丘县一流入小清河支流漯水为灉水。王夫之因《尔雅》“水自河出为灉”，《说文》“灉者，河雝水也”，遂以汉武帝时黄河决流瓠子河为灉水，更属荒诞。胡渭以古今地理变迁的事实，逐一加以驳正，确认当以唐宋总志所说为是。有的方志因见曹州南有灉河，自东明县流入，又东北入郓城县界，遂以此为《禹贡》灉水。胡渭指出“此乃（五代）段凝决河之后，河水分流始有此名耳。禹时河由大陆，去此甚远，安得有别出之灉。”他认为由于五代北宋年间河水多次在这地区泛决，“曹、濮间二源适当其冲，为河所陷，久之河去，而空窦淤塞，水不复出矣”。是黄河泛决淤塞了古代灉沮二水，致使后代难以寻觅。这种判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禹贡锥指·前言》）

[5]【汇注】

林之奇：“桑土既蚕”盖谓宜桑之土，于是始有桑以养蚕也。经（编者按：《蚕书》，下同）曰“饲蚕勿用雨露湿桑”，盖蚕性恶湿也。惟其恶湿，故当洪水未平，宜皆不得享夫蚕桑之利。及夫洪水既平矣，于是蚕桑之利始获，故曰“桑土既蚕”。然而九州之民皆赖蚕桑以为衣被，而独于兖州言之者，盖兖州之贡丝与织尤宜于此，故于此州言之，以见斯民之享其利也。是降丘宅土，丘山之小者。兖州之地界，于济河之间，平地多而山少。当夫洪水滔天之时，高山则为水所包，民之避水于山者，其害为轻；陵则襄而上之，民之避水于陵者，其害为重。兖州既居下流，平地多而山少，则民之被水之害，比之九州为最甚。今则九河既道，雷夏既泽，灉沮会同，桑土既蚕，于是丘陵之民乃始降而居平地。盖居山之民降而宅土，未足言也，至于下流卑湿之地，无所逃于汤汤之患者，今降而宅土，此尤可喜，故于兖州独言之。（《尚书全解》卷七《禹贡》）

金履祥：兖土宜桑，后世所谓“桑间”亦一证也。今水平桑长而蚕事兴矣。（《书经注》卷三《禹贡》）

李光缙：既蚕者，可以蚕桑也。蚕性恶湿，故水退而后可蚕，然九州皆赖其利，独于兖言之者，兖地宜桑也。今俗传河间产丝最多，《汉·志》称齐人织作冰纨绣绮，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其地宜桑可知。（引自《史记评林·夏本纪》）

孙星衍：郑康成曰：“其地尤宜蚕桑，因以名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间者。”

又：蚕者，《说文》云：“任丝也。”任同妊。郑注见《诗谱》疏，云“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间”者，《乐记》：“桑间濮上之音。”注云：“桑间在濮阳。”《郡国志》“东郡濮阳”，刘昭注引《博物记》曰：“桑中在其中。”（《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兖地宜桑。《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杜预云：“今东郡濮阳县也。”郑康成《乐记注》曰：“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间者。”按：濮阳即今濮州，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既蚕”者，可以蚕桑也。蚕性恶湿，故水退而后可蚕。（《禹贡今释》卷上）

王世舜：桑土，意谓土地上可以种植桑树，今人辛树帜以为桑土非仅指宜桑，而是洪流退后所现出的一种地貌。未知确否，仅录以备考。（《尚书译注·禹贡》）

邹逸麟：（胡渭《禹贡锥指》）对历代各地区产业和经济开发的研究。《禹贡》各州的贡物反映了战国时期各地的产业，以往经学家主要着眼于名物的考证，而胡渭则更进一步详述《禹贡》时代和以后各历史时期该物产在本州和其他各州的生产情况及其变迁。如兖州“桑土既蚕”句，胡渭引用历代注疏、史书及宋明人文集，证明兖州为历代蚕桑主要产地，并云：“观秦氏蚕书及濮州旧志所言，则近世犹未之改，不知何时稍衰，而吴越之间独擅其名，赋敛亦因以加重，遂有杼柚其空之叹，古今事类不同有如此者。”反映了黄河下游蚕桑事业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禹贡锥指·前言》）

[6]【汇注】

孔安国：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蚕。（《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蔡沈：地高曰丘。兖地多在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兖土无山，洪水则民居高丘，今土平而降丘宅土矣。（《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地高曰丘。兖地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王氏曰：农桑衣食之本故也，即此以验土之平也。（《禹贡图注·是降丘宅土》）

芮日松：《尔雅·释邱》曰：“非人为之。”丘，孙炎曰：地性自然也。兖在两大流之间，少山而夹川，地多卑下，洪水困民尤甚，民皆依丘而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尚书今释》卷上）

孙星衍：郑康成曰：“此州寡于山，而夹川两大流之间，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于是下丘居土。以其免于厄，尤喜，故记之。”

又：史公“降”作“下”者，《尔雅·释诂》降、下同训落，降亦下也。“宅”作“居”者，《释言》文也。《风俗通·山泽篇》引“宅”作“度”，说之云：“尧遭洪水，万民皆山栖巢居，以避其害。禹决江疏河，民乃下丘，营度爽垲之场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象形也。”义与郑同，而云“丘从二人”，与《说文》“从北”不合。郑注见《书》疏，云“夹川两大流之间”者，谓河、济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王世舜：丘，无石的小土山。宅，动词，居住的意思。（《尚书译注·禹贡》）

陈蒲清：得，能。下丘居土，从山冈上搬到平地居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7]【汇注】

孔安国：色黑而坟起。（《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林之奇：言此州之土，以色别之则黑，以性别之则坟。坟者，土膏脉起也。《左氏传》曰“公祭之地，地坟。”是知坟者，起之称也。（《尚书全解》卷七《禹贡》）

毛晃：坟，扶粉切。土脉坟起也。（《禹贡指南》卷一）

王光玮：古代壤土，多分布在黄河上游和中游区域；至坟土则多在黄河下游和淮河北境一带。马（融）《传》（编者按：马融《尚书传》，下同）：“坟，有膏肥也。”王闿运笺：“坟，肥，声转通用字。人治为壤，自肥为坟，土皆黑肥，所谓沃地。”那么，坟是一种肥土无疑。（《禹贡土壤的探讨》，载《禹贡》（半月刊）第2卷第5期）

辛树帜：坟，又分黑坟、白坟、赤埴坟，分布于兖、青、徐各州。古人释坟为土脉坟起，马（融）《传》称“坟有膏肥”，孔颖达称“土粘曰埴”。……青为今之山东半岛，丘陵地多为棕壤，惟于古代亦多森林，所积腐殖质因沿海湿润而较丰，但为酸性，成为灰壤，或即所称白壤。徐为今之苏北及皖、鲁边区，丘陵地每为发育于第四纪洪积红色粘土层之棕壤，或即所称赤埴坟。（《禹贡新解》第三编《禹贡所述土壤之解释》）

王世舜：《国语·晋语》韦昭注：“坟，起也，有膏肥，则坟起。”今人辛树帜说：“坟为高起之地而有膏肥，似指丘陵土壤。考其所在，则兖为今之山东西部，丘陵地多为棕壤；惟《禹贡》称兖州‘厥草惟繇，厥木惟条’，想见当时草长林茂，土壤中黑色腐植质必多，或于古代为灰棕壤，即所称‘黑坟’。”（《尚书译注·禹贡》）

[8]【汇注】

蔡沈：繇，茂；条，长也。林氏曰：“九州之势，西北多山，东南多水，多山则草木为宜，不待书也。兖、徐、扬三州最居东南，下流其地，卑湿沮洳，洪水为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条，或夭或乔，而或渐苞，故于三州特言之，以见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九州土田连举，惟兖、徐、扬三州又入草木一条。盖三州皆东方下流之地，洪水泛滥，草木不生，至是始繇茂条长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孙星衍：马融曰：“坟，有膏肥也。繇，抽也。”“草”一作“屮”，“繇”一作“蘨”。

又：云“繇，抽也”者，繇声近，《说文》：“，木生条也。”《玉篇》作“草木生条也”，盖后人因《说文》引《商书》“颠木枿”之词，删其草字。生条，即抽也。草，《汉·地理志》作“屮”。《说文》云：“屮，艸木初生也，读若彻。”《汉书》借为艸字也。“繇”一作“蘨”，见《说文》引此经，云：“草盛貌。”（《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艾南英：繇，茂；条，长也。陈氏曰：兖、徐、扬，居河、济、江、淮下流，水未平，则为下湿，于草木非宜。水既平，则为沃衍，于草木尤宜。故以三州言草木。（《禹贡图注·草繇木条》）

王世舜：繇，马融说：“抽也。”指发芽。一说茂盛。（《尚书译注·禹贡》）

又：条，小枝。（同上）

[9]【汇注】

孔安国：田第六。（《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芮日松：田第六等。（《禹贡今释》卷上）

[10]【汇校】

金履祥：田第六，赋第九。“贞”字本下下字也。古篆凡重字者，或于上字下添二。兖赋下下，篆从下二，或误作正，通为贞。又：篆文贞字作，与下下相类，因以致误，学者不知古文，说多不通。（《书经注》卷三《禹贡》）

【汇注】

毛晃：赋贞，赋与田相当。（《禹贡指南》卷一）

苏轼：贞，正也，赋当随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当者，盖必有故。如向所云相补除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赋亦中下，皆第六。（《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艾南英：赋第九等。贞，正也。兖赋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赋为正也。（《禹贡图注·赋贞》）

凌稚隆：按：《书传》，赋第九等。贞，言君天下者以薄赋为正也。（《史记评林·夏本纪》）

王世舜：孔颖达说：“诸州赋无下下，贞即下下，为第九也。此州治水最为后毕，州为第九成功，其赋亦为第九。列赋为九州之差，与第九州相当，故变文为贞，见此意也。”贞，即下下的说法较为可信，但解释较牵强。金履祥《尚书表注》说：“贞本作下下，篆文重字，但于字下作二。兖赋下下，古篆作下二，或误作正，遂讹为贞。”这种解释，比较可信。（《尚书译注·禹贡》）

陈蒲清：贞，相当。（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1]【汇校】

孙星衍：史迁“载”作“年”。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尧以为功而禅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兖州平。兖州平，在舜受终之年也。”郑康成曰：“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赋，与八州同，言功难也。其赋中下。”“乃”一作“迺”。

又：史公“载”为“年”者，《经》文本作“年”，后人泥“唐虞曰‘载’”之文，尽改为“载”也。马注见《书》疏，云“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兖州平”者，《史记·河渠书》引《夏书》曰：“禹抑鸿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今云“治水三年，八州平”，盖并鲧九年数之为十二年，与郑异也。郑注见《史记集解》，云“贞，正也”者，子夏《易传》云：“贞，正也。”云“治此州正作不休”者，读“厥赋贞作”为句，以作为耕作也。应劭注《汉书》云：“东作，耕也。”盖兖州被水害最深，故成赋最后，十三年乃有赋也。江氏声改郑注“中下”为“下下”，云：“九州之赋当有九等，参八州八等，独无下下，此州当下下也。”则《史记集解》所引，或误作“中下”也。“乃”一作“迺”，见《汉书·地理志》。（《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汇注】

裴骃：郑玄曰：“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赋，与八州同，言功难也。其赋下下。”（《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轼：兖州河患最甚，故功后成，至于作十有三载。（《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林之奇：此谓兖州虽出第九之赋，而犹至于十有三年然后乃有赋法，与他州同说者，多以十有三载为禹治水所历之年，故唐孔氏云鲧治水九载，绩用弗成，然后尧命得舜，舜乃举禹治水，三载功成，盖其后于余州之赋若此其久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马融之说亦然。曾氏举高堂隆之言曰：“禹治洪水，前后历年二十二载。”盖是以鲧之九载并此十三载而数之为二十二载也。此说皆不然，据此文承于“厥赋贞”之下，而又曰“作十有三载乃同”，则是专为兖州之赋而言也。盖兖州之赋必待十有三载然后同于余州，非所谓此州治水至十有三载而后功成也。若果谓此州治水必至十三年而成功，则其文势不应在于“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之下也。（《尚书全解》卷七《禹贡》）

蔡沈：先儒以为禹治水所历之年，且谓此州治水最在后毕，州为第九成功，因以上文“厥赋贞”者，谓赋亦第九，与州正为相当，殊无意义，其说非是。（《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兖地平下，被害特甚，水患虽平，而水道居多，人民鲜少，盖十有三年而治田与赋，始同他州。（《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兖当河下流之冲，水患虽平，而生理鲜少，必作治十有三载，然后赋法同于他州……袁坤仪曰：尧舜什一之制，乃万古中正之法。非惟不可过，即减之亦非也。若谓以薄赋为正，殊非大道。朱氏曰：贞者，随所卜而定之之名也。兖地必作十有三载，历历试之。按：《史记》太岁在子，旱，明岁美；至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盖历十二岁而丰俭可定，始得其大同之法也。（《禹贡图注·十有三年》）

【汇评】

牛运震：《孟子》称“禹八年于外”，当有所据。《史记》云“居外十三年”，恐是本兖州“作十有三载乃同”之词为言耳。此误也。（《读史纠谬》卷一《夏本纪》）

俞樾：《传》（编者按：郑玄《尚书传》，下同）曰：贞，正也，州第九，赋正与九相当。樾谨按：《史记集解》引郑注曰：“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赋，与八州同，言功难也。其赋中下。”夫兖赋中下，经无明文，郑何以知之？且训贞为正，而云正作不休，义亦难晓。及读枚传，正与相当之说，始悟郑意。郑训贞为正者，盖谓正当也。《广韵》曰：“正，正当也。”厥田中下，厥赋亦中下，赋正与田相当。他州无田赋同等者，独兖则然。如曰厥田惟中下，厥赋惟中下，则于词累矣，故变文曰“厥赋贞”也。《洛诰》“我二人其贞”，释文引马曰：“贞，当也。”“厥赋贞”亦此义也。枚传正与相当之说，盖窃郑旧义，谓赋第九，则有意异郑耳。郑注又曰“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赋，与八州同”者，正作之正，盖涉上文“贞正也”而误。当云“治此州工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赋，与八州同”，故继之曰“言功难也”。自工作误为正作，而郑义晦矣。江氏声《尚书集注》乃改郑注“中下”为“下下”，强郑从枚，其失已甚，信述古之难也！（《春在堂全书·群经平议卷三》）

[12]【汇注】

金履祥：黑卤之地宜漆、桑，土宜丝。（《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下之所供谓之贡。独以“贡”名篇者，“贡”夏后氏田赋之总名也。兖地宜漆宜桑，故贡漆丝也……吕氏曰：贡皆衣服器用之物，所谓惟正之供也。（《禹贡图注·贡》）

芮日松：《周礼·天官》大宰以九贡致邦国之用，盖诸侯各献其土之所有于天子，故畿外八州皆有贡，兖地宜漆宜桑，故贡漆丝。（《禹贡今释》卷上）

王世舜：漆，当是手工业发达时的产品，非禹时所能产，当为流传中后人所增。（《尚书译注·禹贡》）

江灏：漆丝，《孔传》：“地宜漆林，又宜蚕桑。”（《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13]【汇注】

孔安国：地宜漆林，又宜桑蚕。织文，锦绮之属，盛之篚，篚而贡焉。（《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毛晃：篚织文，《汉·地理志》：篚字作棐。颜师古曰：棐与篚同。竹器，筐属。织文，锦绮之类。冀州不言贡篚。贡者，下以职供之谓也。冀州帝都所在，无所效其臣职，故也。（《禹贡指南》卷一）

蔡沈：贡者，下献其土所有于上也。兖地宜漆宜桑，故贡漆丝也。篚，竹器，筐属也。古者币帛之属则盛之以筐篚而贡焉。《经》曰“篚厥玄黄”是也。织文者，织而有文，锦绮之属也。以非一色，故以织文总之。林氏曰：“有贡又有篚者，所贡之物入于篚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孙星衍：郑康成曰：“贡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实于篚者，入于女功，故以贡篚别之。《胤征》云：‘篚厥玄黄，昭我周王。'”“篚”一作“棐”。

又：漆，当为“桼”，此假漆水字为之。《说文》：“桼，木汁，可以物。”《周礼·载师》：“漆林之征。”注：郑司农云：“故书漆林为桼林。”杜子春云：“当为桼林。”丝者，《说文》云：“蚕所吐也。”篚，当为“匪”，《汉书·地理志》引此作“棐”，假音字。《说文》：“匪，器似竹箧。”“篚，车笭也。”郑注《仪礼》云：“篚，竹器如笭者。”织文者，《玉藻》云：“士不衣织。”郑注云：“织，染丝织之也。”《说文》云：“锦，襄邑织文也。”案：襄邑，陈留县。《水经·淮水注》引《陈留风俗传》曰：“县南有涣水，故传曰：睢、涣之间出文章，天子郊庙御服出焉，《尚书》所谓‘厥篚织文’者也。”《诗·甫田》疏引郑《志》云：“凡所贡篚之物，皆以税物市之，随时物价以当邦赋。”是夏时以赋为贡，非贡外别有赋也。郑注冀州，特言此州人谷不贡，明余州有贡，皆无谷税也。郑注见《书》疏，云“贡者百物之府”云云者，《周礼》货贿入于大府、王府、内府之等，嫔妇之功入典妇功、典丝、典枲之等。（《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王世舜：篚，圆形的盛物竹器。织文，是指把丝织品染成各种花纹。（《尚书译注·禹贡》）

张大可：篚，圆形竹器。织文，锦缎，进贡的丝织物用筐篮盛装，以免损污。下文有“篚”字者，均为此意。（《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4]【汇注】

裴骃：郑玄曰：“《地理志》云漯水出东郡东武阳。”（《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济水出河东垣县王屋山东，其流至济阴，故应劭云“济水出平原漯阴县东，漯水出东郡东武阳县北，至千乘县而入于海”。（《史记索隐·夏本纪》）

苏轼：顺流曰浮，因水入水曰达。漯水出东郡东武阳县，至乐安千乘县入海。济水具下文，自漯入济，自济入河。（《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林之奇：兖州之地宜漆林，又宜桑蚕，故贡此二物也。有贡又有篚，乃入贡之物盛于篚为贡也。古者币帛之属，皆盛于篚。苏氏引“篚厥玄黄”为证是也。织文者，锦绣之属。曾氏曰：织文，因织而有文者，绵绣之属不一，故言织文以包之。谓之织，则绘画组绣而有文者不与矣。八州之贡有多有寡之不同，扬州、荆州之贡为最多，兖州、雍州之贡为最寡者，各因其地之所有而不强之以所无也。虽有或多或寡，然皆得以其所入准其高下以充每岁之常贡，是以有多寡而无轻重也。浮于济漯，达于河，颜师古曰：“以舟行水曰浮。”言泛舟于济漯而后达于河也。济即下文导沇水东流为济以下是也。《史记》曰：“禹以河所以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故穿为二渠，引河水北载之高地。”注曰：“其一出贝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则漯川。”然二渠之事不见于经，难以考证。案：《汉书·地理志》曰：“漯水出东郡东武阳县，至乐安千乘县入海。”观此文则是漯水千乘所流，然未必禹所穿之渠也。唐孔氏曰：“自漯入济，自济入河。”周希圣曰：“由济而入漯，由漯而入河。”然案经文不见济漯相通之道，此二说未敢以为然。要之，此二水不必相通，苟济亦可以入河，则亦可以谓之“浮于济漯，达于河”矣。达，唐孔氏曰“从水入水曰达”。达当谓从水入水，不须舍舟而陆行也。（《尚书全解》卷七《禹贡》）

毛晃：济水，沇水东流为济。《尔雅》：济为濋，濋音楚。济水出河东垣县王屋山，东南至河内武德县入河，并流而南截河，又并流溢出，乃为荥泽也。《水经》：济水出河东垣县东王屋山为沇水，又东至温县西北为济水，又南当鞏县北，南入于河，与河合流而东过荥阳县北。《汉·地理志》：济作泲，未言浮于济、漯，达于河。（《禹贡指南》卷一）

又：漯水，出东郡东武阳县，至乐安千乘县入海。《水经》：漯水东出于高唐县大河，右迤东注漯水，郦道元注曰：“桑钦《地理志》曰：漯水出高唐。”余案：《竹书》《穆天子传》称：丁卯，天子自五鹿东征，钓于漯水，是日祭丘。己巳东征，食马于漯水之上，寻其沿历迳趣，不得近高唐也。桑氏所言，盖津流出次于其间也。《地理风俗记》曰：漯水东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则通津委海，水耗则微消绝流。（同上）

蔡沈：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枝流也。兖之贡赋，浮济浮漯以达于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达河则达帝都矣。又按：《地志》曰：“漯水出东郡东武阳，至千乘入海。”程氏以为此乃汉河，与漯殊异，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在，未详其地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陈元龄：浮于济、漯，达于河。注：漯水出东武阳，至千乘入海。程氏以为汉河与漯殊异，然亦不明言所在，未详其地。余谓既谓汉河，则《水经》所载，出高唐，至千乘入海，历历可考，且汉有漯阴县、漯阳镇、漯沃津，俱因水得名，何谓未详？惟道元以漯水或为武水，大误。武水出武阳，漯水出高唐，源自分明，道元合而一之，谬矣。然余又有疑焉。《禹贡》河自碣石入海，《水经》河自千乘入海，与漯入海处相通，去碣石五六百里。河既他徙，漯安能如故，一可疑也。《禹贡》明云漯达于河，《水经》漯自高唐注河，下径清河、博平、漯阴邹平、千乘入海，派既入海，源安得注河，二可疑也。详考诸书，齐有三漯，一出高唐，与武水今俱枯竭；一出长白山，入小清河，至乐安入海，今犹通利；一在清平县西十里，冬夏枯溢不常。高唐者，自入海，所云注河、河徙而合漯，非自入河也。长白在高唐之东，与《禹贡》无与。惟清平在高唐之西，与古大河相近，且自不能入海，所云“达于河”此水是也。书此以质博雅君子。（《思问初篇（一）·浮于济达于河》）

金履祥：此兖入都水道也。泲入河而南出，故浮泲可以达河。《史记》禹厮二渠引河，其一漯也。薛氏谓古漯自今开德府朝城县受河而东入海，故浮漯可以达河。西汉末，河并行漯川，其后河徙而漯亦不复存矣。（《书经注》卷三《禹贡》）

王恢：漯水本出高唐（山东禹城西南），《河渠书》谓禹分二渠以引其河：河之经流、北载之高地，支渠出今河南浚县西南宿胥口，东北流经东武阳（山东朝城西），合漯水至千乘（高苑北）入海，通称漯水。周定王五年（前602），河徙濮阳西南长寿津，北北东行，至成平（河北交河东）东北入海，漯流渐绝。王莽始建国三年（11），河又东北徙行漯水故道，河、漯、济并通流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陈蒲清：浮，乘船。漯，黄河下游主要支流之一，故道在今河南省范县、山东省莘县、聊城、茌平，经禹城流入徒骇河。（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江灏：漯，水名，黄河的支流。古漯水自河南浚县与黄河分流，至今山东朝城又向东北流，至高宛县入海。（《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15]【汇注】

毛晃：达，通也。因水入水曰通。（《禹贡指南》卷一）

艾南英：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支流也。兖之贡赋，或浮济，或浮漯，以达于河也。冀州三面距河，达河则达帝都矣。（《禹贡图注·浮于济、漯，达于河》）

阎若璩：余尝按：《汉·地理志》河东郡垣县，沇水所出，东南至武德入河，轶出荥阳北地中，又东至琅槐入海。东郡东武阳县，《禹贡》漯水出，东北至千乘入海。又按：《水经注》河水自荥阳、黎阳、濮阳、鄄城，又东至东武阳，漯水出焉。又东北至临邑，有四渎津，东分济，亦曰泲水，受河也。又东北至高唐，漯水注之。又有南北二济水，皆自荥阳分河东北流至临邑，有四渎津通于河。此二说补于下，曰：大河水自荥阳分流为济，又东北至武阳分流为漯，又东至临邑，复与济通。二水源流虽皆与大河相通，然济在河南，漯在河北，二水不能自通。唐高宗云济与漯断，是也。《禹贡》所云，盖谓兖州之贡或浮于济，则自荥阳达河，或浮于漯，则自武阳达河，二道皆达于河耳。至既东为济入于河，非是潜伏地中，乃穿河腹中行，不至如蔡《传》入河穴地、伏流绝河之说。曾有人伏水底见浑河中有清流一道直贯之者，此济也，故古文每言如河济之不相乱。余亲见渭水至清，以泾而浊。济水至清，却不以河而浊。盖水各有性，济之性则独劲也，故语云：“劲莫如济，曲莫如汉。”溢出南岸为荥，仍然至清。自荥泽至定陶约四百四十里，中有济阳城，今在长垣县界者，须行过此地而伏，伏而旋出于陶丘之北。《禹贡》九叙导水，皆无“出”字，独至此下一“出”字，岂无故？明系伏而复见，断而复续。或曰：济阳至陶丘百四十里，而近此百四十里之间便有伏而复见之事与？余曰：《括地志》沇水出王屋山顶岩下石泉，停而不流，深不测，既见而伏。至济源西北二里平地，其源重发而东南流，此不过八十里耳，见而伏，伏而又见，况将倍此之地乎？后代只缘王莽末济渎曾枯，不见有溢为荥，又乌知陶丘北有济复出之事哉？记载阙如，惟许敬宗知之，曰伏而出曹、濮之间。《新书》亦曰洑而至曹、濮，散出于地，合而东。殆善会经旨。《新书》又载其对高宗曰：“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职，则能辨味与色。潜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识之。”余谓“潜而出”，即东出于陶丘北之注脚也；“合而分”即入于河、溢为荥之注脚也。（《潜丘札记》卷二）

又：济初发源，或有伏见之分，至截河而南之后，未曾伏而复出，经文固已明言之曰“浮于汶，达于济”，又曰“浮于济、漯，达于河”，岂有伏见不常而可为转输之道者哉？殊可称伟论。然以愚断之，兖州贡道浮济必经陶丘，即青州贡道浮汶者亦由寿张县安民亭入济，一百五六十里至陶丘北。向所云“浮于淮泗”当作“达于菏”。浮菏者亦由乘氏县入济，五十里至陶丘北，皆至此而止。然后舍舟登陆，至济阳城西复登舟，以至荥阳入于河。此当日贡道也。或曰：果如是，则兖州贡道当如荆、梁二州用“逾”字，曰“浮于济，复逾于济，达于河”，不得直接以因水入水之“达”字矣。余曰：固有说荆之汉也洛也，二水而异名者也，本不相通，贡道须此，故曰“逾于洛”。梁之沔也渭也，亦二水而异名者也，本不相通，贡道须此，故曰“逾于渭”。若兖州之济本属一水，虽中少间阻，无复异名，故经文亦不屑屑分疏之，且不有“浮于漯”，在连类而及之，因从而省文者乎？顾氏（编者按：谓顾祖禹）第见明永乐十三年会通河成，漕舟浮江涉淮溯河绝济而北达于漳卫，输之太仓，无复有陆运之苦，因亦上疑济水。此何异元行海运，习为坦途，明人有更讲求其说者，辄摇手相戒，几同谈虎。（同上）

孙星衍：史迁“达”作“通”。郑康成曰：“《地理志》云，漯水出东郡东武阳。”“济”一作“泲”，“漯”一作“湿”。

又：济字，当为“泲”。《说文》：“泲，沇也。”“沇水出河东东垣王屋山，东为泲。”“漯”当为“湿”，《说文》：“水出东郡东武阳，入海。”桑钦云：“出平原高唐。”《地理志》云：“平原郡高唐，桑钦言漯水所出。”“东郡东武阳，禹治漯水，东北至千乘入海，过郡三，行千二百里。”“湿”作“漯”者，假音字。案：东武阳，今为山东朝城县。高唐，今为山东高唐州。《汉志》言禹所治者，《史记·河渠书》云：“禹厮二渠以引其河。”孟康云：“二渠，其一出贝丘西南，南折者即河之经流也，其一则湿川也。河自王莽时空，惟用湿耳。”故班氏以为禹所治也。经云“达于河”者，河之通济，在成皋。《水经》：“河水东过成怀县北，济水从北来，注之。”注：“河水东经怀县南，济水故道之所入是也。”案：怀，今河南武陟县。漯之通河，在高唐。《水经》：“河水过高唐县东，注河水于县，漯水注之。”高唐故城在今山东禹城县西，漯水通河故道也。今大清河即故湿，小清河即故泲。过郡三，当为五。五者，东郡、清河、平原、济阴、千乘也。史公“达”为“通”者，与《广雅·释诂》同。郑注见《史记集解》，郑引《地理志》“漯水出东武阳”，不引“平原高唐，桑钦言漯水所出”者，《水经·河水》注云：“按：《穆天子传》，天子自五鹿东征，钓于湿水，寻其沿历迳趣，不得近出高唐也。”桑氏所言，盖津流所出，次于是间也，故郑略之。《水经注》又引《地理风俗记》曰：“湿水东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则通津委注，水耗则微涓绝流。《书》‘浮于济、漯’，亦是水者也。”按：千乘，今山东高苑县地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支流，因水入水曰达。兖之贡赋，浮济、浮漯，以达于河。冀州三面距河，达河则达帝都矣。蔡《传》据《地志》曰：漯水出东郡东武阳，至千乘入海，今山东省济南府禹城县西二里有漯河，一名源河，俗又名土河。按：禹城即汉之高唐县，漯水本出于此。又青州府高苑县北有漯河，高苑即汉之千乘县，漯至此入海，自禹导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史记》“禹厮二渠以引其河”，注云：其一则漯川者，是也。东北流经今曹州府朝城县，即汉之东武阳县，县南有漯河陂，广十余里，即其地。自合漯水，则高唐以南，武阳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禹贡今释》卷上）

王世舜：济、漯，二水名。济，古时四渎之一，其源出河南济源县王屋山，东南流为猪龙河，入黄河，其故道本过黄河而南，向东流至山东，在黄河南面与黄河平行入海，即今之小清河。漯，又名大清河，也是古时黄河的一个支流，其故道是从黄河北岸的河南省武陟县分出，经河北流至山东，从黄河南面东流入海。胡渭的《禹贡锥指》说：“以今舆地言之，浚县、滑县、开州、清丰、观城、濮州、范县、朝城、莘县、堂邑、聊城、清平、博平、禹城、临邑、济阳、章丘、邹平、齐东、青城、高苑诸州县界中，皆古漯水之所经。自宋世河决商胡，朝城流绝，而旧迹之存者鲜矣。”《孔传》说：“顺流曰浮，因水入水曰达。”蔡沈说：“舟行水曰浮。”（《尚书译注·禹贡》）

张大可：谓进贡路线经济水、漯水而入于河。漯，水名，在山东境内的黄河支流。（《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海岱维青州[1]：堣夷既略[2]，潍、淄其道[3]。其土白坟，海滨广潟[4]，厥田斥卤[5]。田上下[6]，赋中上[7]。厥贡盐[8]，海物维错[9]，岱畎丝、枲、铅、松、怪石[10]，莱夷为牧[11]，其篚酓丝[12]。浮于汶[13]，通于济[14]。

[1]【汇注】

裴骃：郑玄曰：“东自海，西至岱。东岳曰岱山。”（《史记集解·夏本纪》）

张守节：按：舜分青州为营州、辽西及辽东。（《史记正义·夏本纪》）

杜佑：青州东北据海，西距岱。（《通典》卷一百七十二《州郡二》）

又：岱，泰山也，在今鲁郡界。自泰山之东至于海。今北海、济南、淄川、东莱、东牟、高密、安东等郡即其地。（同上）

苏轼：西南至岱宗，东北跨海至辽东，舜十二州分青为营，营州即辽东也。汉末公孙度据辽东，自号青州刺史。（《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毛晃：青州，东北跨海及辽东，舜分青为营州，即辽东也。汉末公孙度据辽东，自号青州刺史。《尔雅》：“齐曰营州。”郭注：自岱东至海。此盖商制无青州，并青于徐，周制有青无徐，并徐于青，故《职方氏》：正东曰青州，其山镇曰沂山，其泽薮曰望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晋·地理志》：青州盖取土居少阳，其色为青，故以名也。《春秋元命苞》云：“虚危流为青州。”（《禹贡指南》卷一）

蔡沈：青州之域，东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在今袭庆府奉符县西北三十里。（《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青州于国为正东，故名，从东方之色。其地东北跨海，西南距岱。岱即泰山，是名岱宗……但小海所沦，则青之北境，亦非全壤，不独兖州为然。（《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青州，古为齐，即今之山东济南、青州、登、莱州等处。（《禹贡图注·青州》）

又：青州之域，东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熊氏曰：青、齐乃东方形胜要害之地，世号为东西秦。秦得百二，齐亦得十二，盖可见矣。（同上）

王圻：舜分青州为营州，皆置牧。周以徐州合青州，其土益大。《周礼·职方》曰：正东曰青州，其利蒲鱼，人二男二女，畜宜鸡狗，谷宜稻麦。盖以土居少阳，其色为青，故曰青州。（《三才图会·地理》卷十四《青州疆界》）

蒋廷锡：青州，今山东之登州、莱州二府，青州府益都、临淄、昌乐、安丘、寿光、临朐六县，及诸城、高苑、博兴、乐安四县南境，济南府肥城、长清、历城、章丘、邹平、长山、新城、淄川八县，及泰安府莱芜县北境，兖州府东阿、平阴二县北境，其东北跨海为盛京之奉天府，讫于朝鲜国也。按：孔《传》云“东北据海”，实据有辽东之地，孔氏之言是也。蔡氏谓东北至海者非。（《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郑康成曰：“东自海，西至岱。东岳曰岱山。”

又：海者，东海。《春秋左氏传》僖四年传云：“管仲曰：‘召康公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岱者，《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岱山为东岳，在泰山博县东北。”《诗》疏引《风俗通》云：“泰山尊曰岱宗。岱者，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青州者，《吕氏春秋·有始览》云：“东方为青州，齐也。”《释地》云：“齐曰营州。”《公羊传》疏引李巡云：“齐，其气清舒，受性平均，故曰营。营，平也。今为青州。”又引孙氏云：“自岱东至海。”《诗》疏引孙炎云：“此盖殷制。”《释文》云：“《尔雅》：营州为《禹贡》之青州矣。”郑注见《史记集解》。（《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章太炎：青州，今山东、辽宁东部，渤海与泰山之间。川有潍水、淄水、汶水（大汶河）。（《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中国古代史常识》）

辛树帜：青州，在东方，或日照木上色青。杜甫诗：“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石声汉教授以为青色不易使人了解，或因青州“海滨广斥”，海水所反映的天的颜色，当代人呼为“青”色的缘故。若认定这一州名“青”是“东方之色”，则应是五行学说兴起后才有的；那么，其他各州何以又全无“五行”的痕迹？（《禹贡新解》第三编《禹贡制作时代的推测》）

王恢：东及北濒海，西以济水界沇州，南凭泰山与徐分畛。（《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何满子：海岱，大海与泰山。青州在海、岱之间，南与徐州以泰山为界，东至海，西北以古济水与兖州分界。辖地在今山东省北部、辽宁省南部等地区。（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2]【汇校】

［日］泷川资言：古钞本“嵎”字从“土”，与《礼记》所引宋本、旧刻本合，古文也。《索隐》本作“嵎”，盖后人依今文改，见《尚书撰异》。（《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裴骃：马融曰：“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孔安国云：“东表之地称嵎夷。”按：《今文尚书》及《帝命验》并作“禺铁”，在辽西。铁，古“夷”字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毛晃：嵎夷，尧命羲仲所宅处，以其在东，日所出，故曰旸谷。（《禹贡指南》卷一）

蔡沈：嵎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略，经略，为之封畛也，即《尧典》之堣夷。（《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首书嵎夷，诸州无此例也。但青州实跨海而有东夷，兼尧命羲仲宅嵎夷以侯正东之景，故特表于前。或云即今登州之地。略者，经略之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陈耀文：《说文》：“略，经略土地也。”《左传》：“天子经略，诸侯正封。”注：聚土为封曰略，经谓巡行，略谓边界，即取土为封之略。《孟子》所谓“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是也。后世不知“略”之为聚土，陆词、黄公绍谓“巡行为略”，失之远矣。巡行可以解“经”字，不可以解“略”字。“经略”之云犹云“防边”也，犹云“出塞”也，二字相联为义。若以略为巡行，则谓边云防御，谓塞为征行，可乎？略也，边也，皆实字也。边塞字易明，人皆知之，略之义少隐，故解者不以为实字而虚之，转解转谬矣。再考《左传》中凡言略者皆谓聚土为封也。如云：“侵败王略”，又曰“与之武功之略”，又曰“吾将略地焉”，又曰“略塞垣”，其义皆同。《尚书》云“嵎夷既略”，谓立边际以界嵎夷，正天子经略事也。孔颖达不识“略”字本义，以为俗称忽略简略之略，乃注云：“用功少曰略。”何其俗而且陋，谬而可笑哉！（《正杨》卷一“嵎夷既略”）

孙星衍：嵎夷，《史记索隐》引《今文尚书》及《帝命验》并作“禺铁”，云：“在辽西。铁，古夷字也。”《说文》“铁”古文从夷，盖缓读之，即为夷声矣。《说文》又云：“嵎夷在冀州阳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尚书》曰：‘宅嵎夷。'”以“嵎”为封嵎山字。则古文“嵎”本从土。唐虞青州既兼营州，则当越海而至辽东，与冀州连界，故许氏云“在冀州”也。略者，《说文》云：“经略土地也。”《广雅·释诂》云：“略，治也。”经言略者，义当为治。马注见《史记集解》，以略为云“用功少”者，《汉书集注》：“略，简也。”高诱注《淮南子》云：“略，约要也。”简约，是用功少之义。以在海外治之，不多用功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郭嵩焘：《札记》云：“‘嵎夷’，宋本、旧刻作‘堣’，本《古文》也；《索隐》本作‘嵎’，盖后人依《今文》改。”（《史记札记·夏本纪》）

俞樾：《史记集解》引马注曰：用功少曰略。樾谨按：略当作垎。《说文》土部“垎”，土干也。一曰坚也。”“嵎夷既垎”正当从土干之训，水退而土干也。作略者，假借字，垎、略并各声，从土从田，义得相通。《说文》田部“，城下田也。”《汉书·翟方进传》注引张晏曰：“堧，城郭旁地。”《广雅·释水》曰：“，池也。”王逸注《七谏》曰：“陂池曰坑。”然则垎之为略犹之为堧、之为坑矣。（《春在堂全书·群经平议卷三》）

林之奇：嵎夷，即《尧典》所载羲仲所宅之地也。汉孔氏以谓用功少曰略，王氏曰为之封畛也。曾氏推广王氏之意，以谓嵎夷既略者，言地接于夷，不为之封畛则有猾夏之变。以既略为封域，其说比于先儒为优。先儒以谓用功少曰略，则必加“用功”二字于其下，然后方成文义也。《禹贡》之九州，如冀扬之岛夷，此州之嵎夷、莱夷，梁州之和夷，徐州之淮夷，皆是此数州之境界于要荒之地，故有蛮獠之民杂处于其地，如后世蛮洞羁縻州郡是也。此《禹贡》序治水之绩，与夫贡篚之属则并及之，以见其地平天成之功，斯无众寡，无内外，莫不受其赐也。先儒以嵎夷、莱夷、和夷为地名，淮夷为水名，岛为狄名，惟以岛夷为狄名，而其谓水名、地名者，则皆不谓之夷狄之地，是不然。如春秋之时诸侯之国，亦莫不有夷狄种类在其境内。如扬拒、泉皋、陆浑之戎在伊洛之间，羌戎皋洛氏在晋绛之间，此类多矣，安得指为地名、水名而不为夷狄之地哉？（《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芮日松：嵎夷，今朝鲜地，即高丽国，与登州府临海相对。略者，经略，为之封畛。《左传·昭公七年》“天子经略”，杜注“经营天下，略有四海”，盖聚土为封曰略，可兴树艺，而为之封，可立沟涂，而为之畛。经略东方，尽嵎夷之地，举远见近，青州之土悉平矣。（《禹贡今释》卷上）

王叔岷：《集解》：“马融曰：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索隐》：“孔安国云：‘东表之地称嵎夷。’按：今文《尚书》及《帝命验》并作禺铁，在辽西。铁，古夷字也。”《考证》古钞本嵎字从土，与《札记》（编者按：郭嵩焘《史记札记》，下同）所引宋本、旧刻本合。古文也。《索隐》本作嵎，盖后人依今文改。见《尚书撰异》。案：景祐本嵎作堣，《集解》引马融注同。《广雅·释诂》：“略，治也。”此文略亦当训治，马注非。（王氏《广雅疏证》《尚书述闻》并有说）。又案：殿本《索隐》两铁字并作銕，《说文》：“銕，古文铁。”（《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瞿方梅：按：嵎夷或作郁夷。钱氏坫曰：古郁与倭通，如“周道倭迟”，《韩诗》作郁夷。固谓此嵎夷即倭国，是也。《索隐》云在辽西，当缘《说文》嵎夷在冀州旸谷，首阳山在辽西之说而误。殊未审也。（《史记三家注补正·夏本纪第二》）

王世舜：嵎夷，即《尧典》中“宅嵎夷曰阳谷”的嵎夷。古书说法不一，难以确考，其地大致当在渤海沿岸。《孔传》：“东表之地称嵎。”马融说：“堣，海堣也；夷，莱夷。”《后汉书·东夷传》以为九夷便是嵎夷。胡渭认为是朝鲜，薛士龙认为是登州，苏轼则笼统地说在东方海上。这些说法有的失之含糊笼统，有的也仅是推测，不可尽信，仅录以备考。略，孔颖达说：“略是简易之义，故用功少为略也。”（《尚书译注·禹贡》）

王恢：（编者按：嵎夷），即郁夷。

又：（编者按：郁夷—旸谷）意指今山东半岛。《尚书》《夏纪》《汉志》并作嵎夷，或堣銕、禺，古今文与传写之讹异。《纪要》：“山东栖霞县东北二十里有岠嵎山，又有岠嵎水北流入海。”以山在海嵎之表，又在莱夷之中，盖称之为嵎夷也。《尚书》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禹贡》嵎夷既略，皆是也。”此与莱夷、淮夷、和夷、岛夷，同以夷而著其地望，如轩辕之丘，有熊之墟，缘黄帝而得名。（《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3]【汇校】

王叔岷：案：景祐本、黄善夫本、殿本其并作既。此作其，与《书·禹贡》及《汉书·地理志》合。其、既同义。（《古书虚字集释》五有说。）（《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裴骃：郑玄曰：“《地理志》潍水出琅邪，淄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潍水出琅邪箕县，北至都昌县入海。淄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北，东至博昌县入济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密州莒县潍山，潍水所出。淄州淄川县东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传云，禹理水功毕，土石黑。数里之中波若漆，故谓之淄水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苏轼：潍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县入海。淄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东北，至千乘博昌县入海。（《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毛晃：潍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县入海。《水经》：潍水出琅邪箕县，东北过武城县西，又北过平昌县东，又北过高密县西，又北过淳于县东，又东北迳都昌县东，又东北入于海。注云：“潍水导源潍山。”许叔重、吕忱云：“潍水出箕屋山。”《淮南子》曰：潍水出覆舟山，盖广异名也。（《禹贡指南》卷一）

又：淄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东北至千乘博昌县入海。《水经》：淄水与汶水，同出泰山莱芜县原山东北。又东北过临淄县东，又东过利县东，又东北入于海。《汉·地理志》：“潍、淄”作“惟、甾”。颜师古曰：潍淄、惟甾，古今通用。道，读曰“导”。导，治也。一说水复故道，音上声，一音导，谓遵道而流也。（同上）

林之奇：潍淄其道，案：《地理志》云：“潍水出瑯琊箕屋山北，至都昌县入海。淄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东北，至千乘博昌县入海。”其道者，既复其故道也。此州虽近海，然而不当众流之所冲，盖河济之下流，则兖州受之，淮之下流徐州受之，汉之下流则扬州受之，故此州施功，惟潍淄二水顺其道以入海，则其功毕矣。盖此州之功比于余州为最省也。（《尚书全解》卷八《禹贡·夏书》）

孙星衍：淄，俗字，《汉志》作“甾”，《周礼》作“菑”，《说文》无淄字，俗加水也。史公“其”作“既”者，《经典》通字。郑注见《史记集解》及《诗谱》疏，引《地理志》者，《汉志》：“琅邪郡箕县，《禹贡》潍水北至都昌入海，过郡三，行五百二十里，兖州寖也。”《说文》云：“潍，水出琅邪箕屋山，东入海，徐州浸。《夏书》曰：‘潍、甾其道。'”案：箕县故城在今山东莒州东。箕屋山在州西北。过郡三者，琅邪、高密、北海也。都昌，今山东昌邑县。云“淄水出泰山莱芜”者。《地理志》：“泰山莱芜原山，淄水所出，东至博昌入泲。”莱芜，今山东县，属泰安府。博昌，今山东博兴县。《地理志》言“入泲”，郑不引者，《汉志》言“入泲”，《水经》云：“东过利县东，又东北入于海。”按：《水经注》：“甾水经琅槐故城南，又东北迳马井城北，与时绳之水互受通称，又东北至皮丘沈入于海。”是甾水下流异名，且非《禹贡》及汉时故道矣。（《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潍、淄，二水名。潍水出今山东省沂州府莒县西北九十里箕屋山，即潍山也，东流迳青州府诸城县西折而北，至莱州府昌邑县东北五十里入海。淄水出今青州府益都县西南颜神镇东南二十五里岳阳山，即原山也。其山接济南府章丘、淄川及泰安府莱芜三县，淄水出于山之东谷，北流至青州府寿光县北，由清水泊入海，其道者泛滥，既去水，得其故道也。与上文禹为之道言“既道”者不同。（《禹贡今释》卷上）

王世舜：潍，即潍水，发源于山东莒县东北潍山，伏流至箕屋山复见，流经诸城、高密、安丘、潍县、昌邑入海。淄，淄河，发源于山东莱芜县东北、博山县西二十五里之原山北麓，东北经博山、益都、临淄、广饶、寿光入清水泊，再向北与小清河会合，其支流从羊角沟入海。既道，言复其故道；道与导通，有疏通的意思。（《尚书译注·禹贡》）

王恢：潍出诸城西大砚山，北流至昌邑入海。淄出博山东南鲁山，北流经临淄，西至广饶入济。与今会小清河支津由羊角沟入海异。（《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4]【汇校】

钱大昕：上文已有“海滨广澙”句，“斥”与“澙”文异义同，不当重出。《禹贡》《汉志》皆无之，此后人妄增也。《史记》引《禹贡》，“厥”皆作“其”，此独作“厥”，亦其一证。（《三史拾遗·史记卷一·夏本纪》）

［日］泷川资言：（钱大昕说）愚按：王念孙说同。枫、三本《索隐》“卤”下有“可煮为盐者也”六字。（《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瞿方梅：按：澙俗字，当作舃。（《史记三家注补正·夏本纪第二》）

王叔岷：海滨广澙，《集解》：徐广曰：“一作泽；又作斥。”案：《禹贡》潟作斥。潟、泽、斥，古并通用。《河渠书》：“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诗·小雅·甫田》孔疏引泽作潟；《御览》七五引作斥，与此同例。（《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毛晃：斥，卤地也。《汉志》海滨作海濒，广斥作广潟。注：濒音频，又音滨。潟音昔。（《禹贡指南》卷一）

金履祥：滨，古文作濒。青之土，色白而性坟起，其海濒之地，则广大而斥卤，可煮为盐，故齐有鱼盐之利。今登州千里长沙，是其地。（《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林氏曰：“此州土有二种：平地之土色白而坟，海滨之土，弥望皆斥卤。”（《禹贡图注·广澙》）

辛树帜：青为今之山东半岛，丘陵地多为棕壤，惟于古代亦多森林，所积腐植质因沿海湿润而较丰，但为酸性，成为灰壤，或即白壤。（《禹贡新解》第三编《禹贡制作时代的推测》）

陈蒲清：广潟，宽广而含盐质。潟，盐碱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5]【汇校】

孙星衍：史迁“斥”作“潟”，一作“泽”，下又云“厥田斥卤”。郑康成曰：“斥谓地咸卤。”“滨”一作“濒”。

又：滨，俗字，当为“濒”，《汉书·地理志》作“濒”。《说文》：“濒，水厓也。”史公“斥”作“潟”，徐广曰：“一作‘泽’，又作‘斥’。”《地理志》亦作“潟”，“潟”当为“舄”。《史记·河渠书》云：“溉泽卤之地。”《索隐》曰：“泽，一作‘舄’，本或作‘斥’。”《文选·海赋》云：“襄陵广舄。”注云：“‘斥’为‘舄’，古今字也。”《周礼·草人》：“咸舃用貆。”注云：“潟，卤也。”是泽、斥、舄三字通，俗加水作“潟”。郑注见《史记集解》，云“斥谓地咸卤”者，《说文》云：“卤，咸地。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汇注】

裴骃：郑玄曰：“斥谓地咸卤。”（《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卤音鲁。《说文》云：“卤，咸地。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史记索隐·夏本纪》）

王世舜：斥，即盐卤地。孔颖达说：“《说文》：‘卤，碱地也。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海畔迥阔，地皆斥卤，故云广斥。言水害除，复旧性也。”（《尚书译注·禹贡》）

李光缙：此州土有二种，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坟，海滨之土弥望皆斥卤，咸地可煮为盐者。（引自《史记评林·夏本纪》）

[6]【汇注】

芮日松：田第三等。（《禹贡今释》卷上）

[7]【汇注】

孔安国：田第三，赋第四。（《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芮日松：赋第四等也。按：九州雍田第一，青、徐即次之，后世谓秦得十二，亦言其地利之饶，非独形势也。（《禹贡今释》卷上）

[8]【汇注】

艾南英：盐，斥地所出。，细葛也。（《禹贡图注·盐》）

郭嵩焘：《杂志》云：“凡《禹贡》‘厥’字，史公皆以‘其’字代之，‘其土白坟’，‘其’字统下土、田赋、贡而言。潟即斥字也，故《集解》曰‘潟，一作“泽”，又作“斥”'。郑玄曰：‘斥谓地咸卤。’后人不晓字义，乃于‘海滨广潟’下加‘厥田斥卤’四字，而移‘郑玄曰“斥谓地咸卤”’八字于‘厥田斥卤’之下，又于‘贡盐，上加‘厥’字，甚矣其谬也。”（《史记札记·夏本纪》）

[9]【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细葛。错，杂，非一种。”郑玄曰：“海物，海鱼也。鱼种类尤杂。”（《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轼：错，杂也，鱼虾之类。（《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林之奇：此州之土有二种，平地之土则色白而性坟，至于海滨之土则弥望皆斥卤之地。斥者咸也，可煮以为盐者也。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齐管仲轻重鱼盐之权以富齐，盖因此广斥之地也。厥田惟上下，田第三也。厥赋中上，赋第四也。厥贡盐、，盐即广斥之地所出也。，细葛也。海物，水族之可食者，若蠯蠃蚳之类是也。惟错，先儒以连于海物之下，谓惟错非一种。此说不然。夫既谓之海物而不指其名，则固非一种矣，又何须加“惟错”二字于其下？予窃谓此“盐、、海物惟错”，与扬州“齿、革、羽毛惟木”文势正同，木既别是一物，则此错字亦应别是一物，盖如豫州所谓锡贡磬错，是治玉之石也。（《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孙星衍：此州贡盐者，《尔雅·释地》云：“中有岱岳，与其五谷鱼盐生焉。”《春秋左氏传》昭廿一年传云：“海之盐蜃，祈望守之。”《管子·地员篇》云：“齐有渠展之盐。”又云：“煮济水为盐。”《史记·货殖传》云：“太公望封于齐，其地潟卤，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者，《诗·葛覃》传云：“精曰，粗曰绤。”《说文》云：“，细葛也。”郑注见《史记集解》，以海物为海鱼者，《尔雅》：“岱岳生鱼、盐。”《周礼·职方》：“兖州，其山镇曰岱山，其利蒲、鱼。”故据以为说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日］泷川资言：依文例“厥”当作“其”。（《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10]【汇注】

孔安国：畎，谷也。怪异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贡之。（《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苏轼：畎，谷也；枲，麻也；铅，锡也；怪石，石似玉者。贡此八物。（《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林之奇：凡九州之贡，从言于厥贡之下者，是其一州之所出皆可以充此贡也。或其州之所出者有至美之物，则必指言其所出之地以别之。若此州岱畎丝、枲、铝、松、怪石，徐州之峄阳孤桐，泗滨浮磬，荆州之惟菌、簵、楛，三邦底贡厥名是也。畎，谷也，谓岱山之畎出此丝、枲、铅、松、怪石之五物，比于他处为最美，故以为贡也。观禹之制贡，所以垂法于后世，非服食器用之物不以为贡也。丝、枲、铅、松皆是适用之物无可疑者，至于怪石则诚有可疑，窃意当是时制礼作乐，资以为器用之饰，于义有必不可阙者，非是欲此无益之物以充游玩之好也。舜作漆器，禹雕其俎，谏者数人。夫器与俎本皆适用之物，惟其漆之雕之，有以起后世奢侈之渐，此所以谏者不止也。其使制度之间有可已而不已，则谏者疑愈众矣，舜禹必不为也。（《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金履祥：岱畎，泰山之谷，其所出丝枲，枲，麻也。铅，黑锡。松，泰山之名材。怪石，异石也，如今莱之温石，可为器；今青州黑山红丝石，红黄相参，文如林木，或如月晕，如山峰，如云霞，如花卉，即古怪石也。淄川梓桐山石门间，石色若青金，纹如铜屑，理极细密，亦奇石，但不如红丝石之坚。凡此诸品，皆可为器用。今取以为砚。（《书经注》卷三《禹贡》）

孙星衍：《说文》“畎”作“〈”，云：“水小流也。”古文作“”，篆文作“畎”。《释文》引徐本作“畎，谷”，言“畎”作“甽”，甽即谷也。盖徐本作“畎”，释之为谷。《释名》云：“山下根之受霤处曰。，吮也，吮得山之肥润也。”枲者，《释草》云：“麻也。”马氏注《丧服传》云：“麻之有蕡者。”铅者，《说文》云：“青金也。”怪石，颜师古注《汉书》云：“石之次玉美好者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夏虞书三》）

[11]【汇注】

孔安国：莱夷，地名，可以牧放。（《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修订组认为，牧放，高山本作“放牧”，与《尚书·禹贡》孔安国《传》合。

司马贞：按：《左传》云莱人劫孔子，孔子称“夷不乱华”，又云“齐侯伐莱”，服虔以为东莱黄县是。今按：《地理志》黄县有莱山，恐即此地之夷。（《史记索隐·夏本纪》）

毛晃：应劭《十三州记》曰：泰山莱芜县，鲁之莱柞邑也。《左传》与之无山及莱柞（案：《左传》本作辞，以无山与之莱柞）是也。齐灵公灭莱，莱民稍流此谷，邑落荒芜，故曰莱芜。汉高祖置县。莱山之夷，周曰莱子国，汉曰东莱。（《禹贡指南》卷一）

林之奇：颜师古曰：“莱夷者，莱山之夷狄也。”案：《史记·齐世家》太公东就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左氏传》：夹谷之会，莱人欲以兵劫鲁侯。孔子曰：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此莱夷之为夷狄也无疑矣。先儒但以为地名，非也。作牧者，可以放牧也。盖夷人以畜牧为业，以射猎为娱，故从其俗而言之。（《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蒋廷锡：莱夷，按：蔡《传》，以莱夷为今莱州之地。然《元和志》云：故黄城在登州黄县东南二十五里古莱子国。《春秋传》曰：“齐侯灭莱”，杜注：今莱黄县。是今之登州府，亦《禹贡》莱夷地，不独莱州府矣。（《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地理志》：“东莱黄县，有莱山。”《春秋》宣九年：“齐侯伐莱。”服虔注：“东莱黄县是。”《春秋左氏》定十年传：齐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孔丘曰：裔夷之俘乱之。注云：“莱人，齐所灭莱夷也。”云“东莱黄县是”者，案：黄县，今属山东莱州府。作牧者，当以鸟兽为贡。《周礼·太宰职》：以九职任万民。四曰薮牧，养蕃鸟兽。”据“徐州淮夷玭珠暨鱼”郑注云“献珠与鱼”，知此亦当贡其所牧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莱夷，莱山之夷。《左传》宣公七年，“齐侯伐莱”。杜注：“莱，黄县是。”今按黄县属登州府，有莱山，即古莱子国。则莱夷当兼登、莱二府，不独莱州也。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为生也。（《禹贡今释》卷上）

王世舜：莱夷，颜师古说“莱山之夷”。胡渭的《禹贡锥指》说：“今莱州登州二府皆禹贡莱夷之地……三面频海，皆为斥卤，五谷不生。”作牧，开始从事放牧的工作。前人有的解作贡牧养之物，不是莱夷可以放牧。胡渭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说：“其可耕者无几，齐地负海泻卤少五谷，况莱夷乎？耕田不足以自给，故必兼牧而后可以厚生……且经凡书作，皆为耕作，此不当独异。”胡渭说较近情理。（《尚书译注·禹贡》）

王恢：居山东半岛掖县、潍县及莱阳境。晏平仲莱之潍邑人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12]【汇校】

凌稚隆：按：《尚书》“酓”作“檿”。（《史记评林·夏本纪》）

【汇注】

司马贞：《尔雅》云“檿，山桑”，是蚕食檿之丝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苏轼：《尔雅》：“檿桑，山桑。”惟东莱出此丝，以织缯，坚韧异常，莱人谓之山茧。莱夷作牧而后有此，故书篚在作牧之后。（《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林之奇：檿丝，说者不同。孔氏曰：“檿桑，蚕丝中琴瑟弦。”苏氏曰：“《尔雅》檿桑，山桑也。惟东莱有此丝，以为缯，坚韧异常，莱人谓之山茧。”陈博士曰：“檿丝出于桑丝，不可织，使莱夷贡其所无用之物，则其受之为无伤也。”此数说不同。据经文但言“厥篚檿丝”，诸说皆以意度之，不可指一说为定也。（《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孙星衍：檿者，《尔雅·释木》云：“檿桑，山桑。”注云：“似桑，材中作弓及车辕。”《汉书注》：“师古云：‘食檿之蚕丝，可以弦琴瑟。'”史公作“酓”者，与《地理志》同，假音字。（《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瞿方梅：（孔安国曰）方梅按：《禹贡》《地理志》“酓”作“檿”，酓、檿双声通用。郝氏《尔雅》“檿桑山桑”注曰：今山桑叶小于桑，而多缺，刻性尤韧。《禹贡》苏轼注：檿丝出东莱，以织缯，坚韧异常。东莱人谓之山茧。然则檿丝可供织作，即如今登州山茧织成者，非独丝中琴瑟取贵也。（《史记三家注补正·夏本纪第二》）

王世舜：檿，山桑，其材可制弓。（《尚书译注·禹贡》）

何满子：酓丝，即檿丝，又称柞蚕丝，食柞叶的蚕所吐的丝。（《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邹逸麟：另外在青州‘厥篚檿丝’句下引《汉书·地理志》载齐有三服官，俗工于织，能“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说明在战国秦汉时代齐地为黄河下游地区另一丝织业中心。（《禹贡锥指·前言》）

江灏：山桑，就是柞树。（《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13]【汇注】

毛晃：汶水，《尔雅》：汶为灛，灛音阐。《水经》：汶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西南过嬴县南，又东南过奉高县北，屈从县西南流，过博县西北。又西南过蛇丘县南，又西南过冈县北，又西南过平章县南，又西南过无盐县南，又西南过寿张县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济。注：莱芜县在齐城西南，原山又在县西南六十里许。《地理志》：汶水与淄水俱出原山，西南入泲，故不得过其县南也。《从征记》曰：“汶水出县，西南流。”《淮南子》：汶水出朱虚弗其山，乃东汶水，非此也。（《禹贡指南》卷一）

江灏：水名，源出今山东莱芜县。《水经·汶水篇》说汶水故道，自莱芜历泰安、肥城、宁阳至东平入济水。（《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王恢：出莱芜县原山，西南流至东平入济。由济达河。（《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14]【汇注】

裴骃：郑玄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西南入济。”（《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轼：汶水出太山莱芜县西南，入济。诸州之末，皆记入河水道。以尧都在冀而河行于冀也。虽不言河济，固达河也。（《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毛晃：诸州之末，皆记入河水道。以尧都在冀，而河行于冀也。青州虽不言河，而曰“达于济”，则因济达河也。《地理志》：州末言“浮于汶，达于泲”，颜师古曰：言渡汶水西达于泲也。青州不言河，由兖而见也。兖州之末言浮于济、漯，达于河，谓渡济、漯而通河也。青州次兖，故言达于济。达，通也。因水入水曰通，渡汶通济，则渡济可以通河矣。（《禹贡指南》卷一）

林之奇：《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至西南入济。”即下文所谓“导沇水东流为济，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是也。谓此州将欲达于帝都，当浮于汶，以达于济，然后由于济以达于河也。（《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蔡沈：汶水出泰山郡莱芜县原山，今袭庆府莱芜县也。西南入济，在今郓州中都县也。盖淄水出莱芜原山之阴，东北而入海。汶水出莱芜原山之阳，西南而入济。不言“达河”者，因于兖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艾南英：按：汶水自古东北入海，元人始以智力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卫，名会通河。然河渠浅涩，舟不能负重，岁运不过数十万石，终元之世，海运不能废也。明初给饷辽卒，海运如故，及永乐北徙，亦常行之。九年，用潘叔正言，旧会通河可复。乃命宋礼等往治。老人白瑛献计，筑坝于汶上之戴村，过汶而合东流，尽出于南旺，至分水龙王庙，分为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达临清，相地势高下，增修水闸，以时启闭，便蓄洩，北达于漳水，南达于淮河，漕运通而海运罢，胶莱故道，亦遂堙废。迨今挑浅筑堤，岁无宁日，每转运迟滞，上下忧危，呜呼，可无长策哉！（《禹贡图注·浮于汶，达于济》）

孙星衍：《汉志》……又云：“汶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过寿张县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济。”案：安民亭在今山东东平州安山镇，汶达于济，故道在此。（《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汶水出今泰安府莱芜县，其源非一，合流于泰安之静安镇，谓之大汶。又有小汶，出新泰县宫山之下，至徂徕山南，入大汶，旧皆由东平州西安民亭合济水东北入海。自明永乐九年于东平州东六十里筑戴村坝，尽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南流达于济宁州，会沂、泗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流，达于临清州，会漳卫诸水，入海者十之六。禹时贡道则由汶达济，不言河者，因于兖也。（《禹贡今释》卷二）

王世舜：此句殊费解。案：济水本为古时四渎之一，即今之小清河，应在汶水之北。如果从贡道来看，青州一带的贡物由汶水直接进入黄河即可，若由汶水向北入小清河，便是拐了一个很大的弯子，实在不合情理，所以胡渭也说：“达于济，则由漯以入河可知矣，其东北境迳浮济，不必从汶也。”不过，这种说法仍很牵强，因为漯水本在黄河以北，入山东境虽在黄河之南，但仍在汶水以北，不由汶水直接入河，而向北入漯水再进入黄河，还是于理不合。据《汉书·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西南入济。这就是说在汶水之南也有一条济水。按：山东郓城县之沮水古时也称济水，沮水正好在汶水之南，窃疑由汶入济的“济”，似应指沮水。（《尚书译注·禹贡》）

海岱及淮维徐州[1]：淮、沂其治[2]，蒙、羽其蓺[3]。大野既都[4]，东原底平[5]。其土赤埴坟[6]，草木渐包[7]。其田上中[8]，赋中中[9]。贡维土五色[10]，羽畎夏狄[11]，峄阳孤桐[12]，泗滨浮磬[13]，淮夷蠙珠臮鱼[14]，其篚玄纤缟[15]。浮于淮、泗[16]，通于河[17]。

[1]【汇注】

孔安国：东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杜佑：徐州东据海，北至岱，南及淮。（《通典》卷一百七十二《州郡二》）

又：岱，泰山也，在今鲁郡界。自泰山之东至于海。今北海、济南、淄川、东莱、东牟、高密、安东等郡即其地。（同上）

毛晃：徐州，《尔雅》：济东曰徐州。注云：自济东至海。李巡注曰：淮海间，其气宽舒，禀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周礼·职方氏》无徐州。《正义》曰：以徐州合之于青州，青州分为幽、并。《晋·地理志》：徐州于周入青州之域。《春秋元命苞》云：天氐流为徐州。盖取舒缓之义。或云“因徐丘以立名”。（《禹贡指南》卷一）

蔡沈：西不言济者，岱之阳，济东为徐，岱之北，济东为青，言济不足以辨，故略之也。《尔雅》“济东曰徐州”者，商无青，并青于徐也。《周礼》“正东曰青州”者，周无徐，并徐于青也。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二至，盖以邻州互见。至此州独载其三边者，止言海岱则嫌于青，止言淮海则嫌于扬，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后徐州之疆境始别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王圻：亦舜十二牧之一，周并徐州属青州，今分入兖州之域。盖取舒缓之义，或云因隋丘以为名。（《三才图会·地理》卷十四《徐州疆界》）

艾南英：徐州，古为鲁，为彭城，即今之徐州、丰、沛，隶南直南北咽喉。亦有吕梁山、吕梁江，非冀州吕梁。（《禹贡图注·海岱及淮维徐州》）

又：熊氏曰：徐州，沂、泗诸水在其前，冀东与兖豫之地皆可接引而在怀抱拱揖之内，亦东南一形胜也。徐即鲁境也，连淮海东夷，其俗有二：曲阜、沂、泗，则礼乐文雅之邦，而彭城则其俗又雄杰鸷悍，自负刘、项起于丰沛，朱全忠以砀山人淮夷徐戎者皆在其地，牧守之任，亦不可不重慎也。（同上）

蒋廷锡：徐州，今江南之徐州及凤阳府怀远、五河、虹、灵璧四县，泗、宿二州，淮安府桃源、清河、安东、宿迁、睢宁、赣榆六县，邳、海二州，山东之兖州府滋阳、曲阜、宁阳、泗水、金乡、鱼台、嘉祥、钜野、汶上、郯城、邹、滕、峄、费十四县及平阴县南境，济宁、东平、沂三州，济南府新泰县及莱芜县，泰安州南境，青州府莒州，蒙阴、沂水、日照三县及诸城县南境也。（《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郑康成曰：“徐州界又南至淮水。”

又：《释文》引《太康地记》以为取徐丘为名。周合其地於青州。《吕氏春秋·有始览》云：“泗上为徐州，鲁也。”郑注见《公羊》庄十年传，云“南至淮水”，不言海、岱者，蒙上青州之注。徐州直青州之南，故云“又南”。（《尚书今古文注疏·虞夏书三》）

章太炎：徐州，今山东南部，江苏、安徽北部，黄海、泰山、淮河之间。山有蒙山（山东蒙阴县南，一名蒙阴山）、羽山（山东郯城县东北），川有淮水、沂水。（《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中国古代史常识》）

何满子：淮，淮水，源于今河南省桐柏山，古道经今河南、安徽，东流至江苏省淮阴县与泗水会合，东流至今涟水县入海。但自宋元以来，由于黄河改道，淮水河床为黄河所占，清代黄河北徙后，旧淮水下游淤塞，淮水便自淮阴县合入运河。徐州在海、泰山及淮水之间。其界东至海，西与兖州、豫州为界，北至泰山与青州分界。辖今江苏、安徽两省北部及山东省南部地。（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2]【汇注】

毛晃：淮水，出桐柏山，其源远矣。于此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为害尤甚。喜其治，故于此纪之。（《禹贡指南》卷一）

又：淮水出胎簪山，东北过桐柏。胎簪，盖桐柏之旁小山也。（同上）

又：《水经》：淮水东至广陵淮浦县入于海。颜师古注《汉·地理志》：淮水出大复山。《九域志》：寿春府有淮渎。胎簪山，在南阳平氏县。（同上）

又：沂水，《水经注》：沂水出尼丘山，西北经鲁之雩门，曾点“浴乎沂”者，非《禹贡》沂水也。（同上）

蔡沈：淮、沂，二水名。淮见《导水》。曾氏曰：“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扬徐之间始大，其泛滥为患，尤在于徐，故淮之治于徐言之也。”沂水，《地志》云“出泰山郡盖县艾山”，今沂州沂水县也。南至于下邳，西南而入于泗。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郦道元谓水出尼丘山西北，径鲁之雩门，亦谓之沂水；水出太公武阳之冠石山，亦谓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则出于泰山也。又按：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汴，有漷，而独以淮沂言者，《周·职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周无徐州，兼之于青，周之青即禹之徐，则徐之川莫大于淮。淮乂，则自泗而下凡为川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于沂。沂乂，则自沭而下凡为浸者可知矣。（《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淮出今唐州桐柏山，行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徐之水以沂名者非一，其出兖州泗水县尼丘山，过鲁城南入泗者，“曾点浴沂”之沂也。今海州沭阳县有沂河口者，《周礼》“沂沭”之沂也。出沂州新泰县艾山西南，至淮阳下邳入泗者，此沂为最大，即《禹贡》之沂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孙星衍：史公“乂”为“治”。《说文》：“，治也。”乂，省文。郑注见《周礼·职方氏》疏，（编者按：郑康成曰：“淮、沂，二水名。《地理志》沂水出今太山盖县。”）《水经注》引郑注云：“出沂山。”引《地理志》者，《汉志》：“泰山盖，沂水南至下邳入泗，过郡五，行六百里。”今沂山及盖故城，俱在山东沂水县西北。过郡五，当为四，泰山、成阳、琅邪、东海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淮、沂，二水名。淮见《导水》，源出豫境，至徐、扬之间始大，泛滥为患，尤在于徐。故淮之治，于徐言之。沂水非一：郦道元谓水出尼丘山西北，经鲁之雩门。按：尼丘山在今曲阜县东南，此“曾点浴沂”之沂水。出太公武阳之冠石山，亦谓之沂水，武阳即今沂州府费县东，西入泗，俗谓为小沂水。惟郑康成以为出沂山，或云临乐山。郦道元以为出艾山，其实即今沂水县西北一百七十里雕崖山。盖一山而有支阜之异名也。沂从此出，南至下邳西南入泗，乃《禹贡》之沂，其水尤大。（《禹贡今释》卷上）

陈蒲清：淮，淮河，源出河南省桐柏山，经安徽而入洪泽湖，下游经江苏淮阴等地入黄海。为古代四渎之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3]【汇校】

王叔岷：《集解》：……孔安国曰：“二山可以种蓺。”案：黄善夫本、殿本正文、注文“蓺”并作“艺”。《禹贡》及伪《孔传》同。蓺、艺，古今字。（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裴骃：郑玄曰：“《地理志》沂水出泰山盖县。蒙、羽二山名。”孔安国曰：“二水已治，二山可以种蓺。”（《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水经》云淮水出南阳平氏县胎簪山，东北过桐柏山。沂水出泰山盖县艾山，南过下邳县入泗。蒙山在泰山蒙阴县西南。羽山在东海祝其县南，殛鲧之地。（《史记索隐·夏本纪》）

毛晃：蒙山，《水经注》云：《禹贡》有两蒙山：在徐州者，在泰山蒙阴县西南。在梁州者，在蜀郡青衣县，今曰蒙顶。（《禹贡指南》卷一）

又：羽山，《水经注》：在东海祝其县南。山西有羽渊，禹父之所化，其神为黄龙，入于羽渊。《山海经》曰：“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汉·地理志》艺作蓺。（同上）

金履祥：蒙山在今沂州费县，羽山在今海州朐山县。蓺，种艺也。淮、沂之水既平，则蒙羽之墟皆可种艺矣。（《书经注》卷三《禹贡》）

蒋廷锡：蒙，蒙山在今山东青州府蒙阴县南八里，西南接兖州费县界，延袤一百余里。（《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郑康成曰：“蒙、羽，二山名。”“藝”一作“蓺”。

又：《地理志》：“泰山蒙阴，《禹贡》蒙山在西南。”“东海祝其，《禹贡》羽山在南，鲧所殛。”案：蒙阴，今山东县，属沂州府，故城在新泰县东南。祝其，今江南海州。藝者，《广雅·释诂》云：“治也。”《伪传》云“种藝”，非也。《汉书·地理志》作“蓺”，此加“云”，俗字。郑注见《史记集解》。（《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蒙、羽，二山名。蒙山即《论语》之东蒙，《诗经》“奄有龟蒙”，在今沂州府蒙阴县南八里，与龟山相连，西南接费县界，延袤一百余里。阳为费，阴为蒙阴。以其居鲁地之东，又名东山。孟子所谓“孔子登东山而小鲁”是也。羽山，即尧殛鲧，神化黄熊入羽渊处，在今海州赣榆县西北八十里。其蓺者，言可施功种艺。与“既蓺”言已开垦者不同。（《禹贡今释》卷上）

王世舜：蒙，蒙山，在山东蒙阴县西南。羽，羽山，在江苏赣榆县西南。其，时态副词，将要的意思。蓺，种植庄稼。（《尚书译注·禹贡》）

陈蒲清：蒙，山名，在今山东省中部蒙阴县南。羽，山名，即舜流放鲧的地方。在山东省郯城县东北。蓺，种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4]【汇校】

凌稚隆：按：《尚书》“都”作“潴”。（《史记评林·夏本纪》）

王叔岷：《考证》：《尚书》“都”作“猪”。案：《书钞》四引《禹贡》“猪”作“潴”。猪、都古通，猪、潴古、今字。下文“彭蠡既都”。《禹贡》“都”作“猪”，《论衡·书虚篇》作潴，与此同例。（《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裴骃：郑玄曰：“大野在山阳钜野北，名钜野泽。”孔安国曰：“水所停曰都。”（《史记集解·夏本纪》）

毛晃：《尔雅》：“鲁有大野。”郭璞注：“今高平钜野县东北大泽是也。”钜野县，今属济州。《汉·地理志》作大埜。《春秋左氏传》：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商获麟。杜预曰：大野，在东平钜野县东北大泽是也。《周礼·职方氏》：大野属兖州泽薮。（《禹贡指南》卷一）

蔡沈：大野，泽名。《地志》“在山阳郡钜野县北。”今济州钜野县也。钜即大也。水蓄而复流者谓之猪。按：《水经》济水至乘氏县分为二，南为菏，北为济。郦道元谓一水东南流，一水东北流入钜野泽，则大野为济之所绝，其所聚也大矣。何承天曰：钜野广大，南导洙泗，北连清济，徐之有济，于是乎见。又郓州中都西南亦有大野陂，或皆大野之地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大野，即钜野泽，在今济州钜野县。唐钜野属郓州，石晋时混于梁山泺。郓，今东平府，即东原之地。大野之水既猪，则东原之地底平。（《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大野，泽名，济水之所绝也。水蓄而复流者曰猪。（《禹贡图注·大野既猪》）

阎若璩：郑晓解“大野既猪”曰：由是上源之来，是泽有以受之；下流之去，是泽有以泄之，始得而猪矣。（《潜邱札记》卷三）

孙星衍：史迁“猪”作“都”。郑康成曰：“大野在山阳钜野北，名钜野泽。”“野”一作“壄”。

又：《地理志》：“山阳钜野，大野泽在北。”《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在东北。”“野”作“壄”，见《汉书·地理志》。史公“猪”作“都”者，郑注《擅弓》云：“猪，都也，南方谓都为猪。”《周礼·稻人》：“以猪畜水。”郑注见《史记集解》。钜野，今山东县，属曹州府。（《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蒋廷锡：大野，《元和志》云：大野泽一名钜野，在郓州钜野县（今属山东兖州府）东五里，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禹贡锥指》云：钜野屡遭河患，自汉以来冲决填淤凡四五度，高下易形，久已非禹迹之旧。逮元至正四年，河又决入此地，及河南徙，泽遂涸为平陆，而畔岸不可复识矣。（元王樵云：南旺湖即大野泽。按：今南旺湖去钜野县一百余里，中隔嘉祥县。或大野未涸之时，泽水流衍至此，理容有之。王氏竟以南旺为大野，非也。）（《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芮日松：大野，泽名，一名钜野，在今曹州府钜野县东五里，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周官·职方氏》：河东曰兖州，其泽薮曰大野，禹时盖在徐之西，兖之东。周无徐，故专属兖。按：《水经》济水至乘氏县，分为二：南为菏，北为济。郦道元谓一水东南流，一水东北流，入钜野泽，则大野为济之所绝。其所聚也大矣。猪，停水处也。往前漫溢，今停为泽。又按：钜野自汉以来屡遭河患，冲决填淤，凡四五度，高下易形，已非禹时旧迹。逮元至正四年，河又决，入此地。及河南徙，泽遂涸为平陆。而畔岸不可复识矣。（《禹贡今释》卷上）

王恢：泽在寿张南，钜野北及郓城、嘉祥诸县境。秦汉钜野县，正在泽中。按：此一地带，为老古时地壳绉层之下陷，形成一连串的湖群。汶水与济相触于梁山（寿张东南七十里）之东北——河又常夺济水南北分流，溁洄成泊（如洞庭、鄱阳然）。泽之北部，即宋之梁山泊。宋光宗绍熙五年（1149），河徙阳武，东注于泊，水域益阔。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河又夺渦入淮，泊渐淤涸。后会通河成，明更筑东平戴村坝，汶、济断流，又成平陆（孟子之平陆，在汶上县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5]【汇校】

［日］泷川资言：依文例，“底”当作“致”，下同。（《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叔岷：《正义》：……水去已致平复，言可耕种也。案：底训致，则当作。景祐本、黄善夫本并作。（《地理志》亦作，王先谦《补注》云：官本作底。）、底之义迥别，俗书往往相乱。（《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裴骃：郑玄曰：“东原，地名。今东平郡即东原。”（《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张华《博物志》云：“兖州东平郡即《尚书》之东原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林之奇：盖“淮沂其乂”是水之流也，“大野既猪”是水之止也，“蒙羽其蓺”是地之险也，“东原底平”是地之平也。流者，止者，险者，平者，无所不载，则此州洪水之平盖可见矣。（《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蔡沈：东原，汉之东平国，今之郓州也。晁氏曰：“东平自古多水患，数徙其城。咸平中，又徙城于东南，则其下湿可知。”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于平也。后人以其地之平，故谓之东平。又按：东原在徐之西北，而谓之东者，以在济东故也。东平国在景帝亦谓济东国云，益知大野东原所以志济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艾南英：谓之东者，以在济东故也。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于平也。王氏曰：大野猪而后东原平，亦事之相因也。曾氏曰：淮、沂，水之流者；大野，水之止者；蒙、羽，山之高者，东原，地之平者，无不治也。（《禹贡图注·东原》）

孙星衍：《释地》云：“广平曰原。”《说文》云：“邍，广平之野，人所登。”《史记正义》云：“徐州在东，故曰东原。水已去，致平复，言可耕种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东原，汉之东平国，在徐西北，谓之东者，以在济东故也。故景帝时亦谓济东国。禹志大野、东原，皆所以志济，即今泰安府西南境，及东平州皆是。平者，水患既去，而于平。后人以其地平，故谓之东平。（《禹贡今释》卷上）

王世舜：东原，即今东平县地。，致，意指此处的水利工程也已完成。平，指平地。平，孔颖达说：“致功而地平，言其可耕也。”（《尚书译注·禹贡》）

江灏：东原，今山东东平县地，在汶水、济水之间。（zhǐ纸），致，得到。平，治理。《诗·小雅·黍苗》：“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毛传》：“土治曰平，水治曰清。”（《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何满子：东原，即今山东省东平、泰安一带平川。，已经，与“既”是互文。（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王恢：大野以东之平原——亦即孟子之平陆。汉之东平国，今之东平县，即因之为名。盖大野当汶济之会，地势低下，意必大野停蓄汶济溢流，东原致平可耕——如大陆之既作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6]【汇注】

裴骃：徐广曰：“埴，黏土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蔡沈：土黏曰埴，埴，腻也。黏泥如脂之腻也。周有抟埴之工，老氏言“埏埴以为器”。惟土性黏腻细密，故可抟而埏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埴，细而黏，若今陶器之泥。《考工记》“抟埴”、《老子》“埏埴”是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孙星衍：郑康成“埴”作“戠”，曰：“戠，读曰炽。炽，赤也。”

又：埴者，《史记集解》徐广云：“黏土也。”《考工记》注同。郑注见《释文》，云：“徐、郑、王皆读曰炽。韦昭音试。”云“炽，赤也”，见李善注《蜀都赋》。《广韵》“戠”作“”，云：“赤土也。”加“土”，俗字。《释言》云：“炽，盛也。”《说文》：“炽，盛也。”古文作“戠”。火盛色赤，故戠为赤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俞樾：《传》曰：土粘曰埴。樾谨按：《释文》：“埴，市力反。”郑作戠，徐、郑、王皆读曰炽，《文选·蜀都赋》注引郑注曰：“炽，赤也。”是经文埴字郑本作戠，读为炽，训为赤。枚传乃今文家说，非古文家说也。惟郑义亦有未安。既言赤矣，何必又言炽乎？戠字仍当读如本字。赤者赤色也，戠者杂色也。《周易·豫九四》“勿疑朋盍簪”，虞氏本“簪”作“戠”，曰“戠”，聚会也，杂色谓之“戠”，正取聚会之义。《周官·缝人》郑注曰：“柳之言聚诸饰之所聚。《书》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谷。”贾公彦疏曰：“柳者诸色所聚，日将没，其色赤兼有余色，故云柳谷。”赤戠犹柳谷也。谷即《说文》“縠”字，亦赤色，日色赤而又聚有诸色，谓之柳谷，土色赤而又聚有诸色，谓之赤戠矣。下文曰“厥贡惟土五色”，蔡沈《传》（编者按：《书经集传》，下同）曰：“徐土虽赤，而五色亦间有之。”不知五色即包于一“戠”字之中，经固有文，不待后人增益其义也。（《春在堂全书·群经平议卷三》）

施之勉：按：《熹平石经》“包”作“苞”。唐钞卷子本亦作“苞”。徐鼒曰：《说文》艸部解字云，艸包也。《书》云：艸木渐也。合书作渐包。《孔传》训渐包为进长丛生。《释文》云：渐，本又作，草木之相包裹也。“包”字或作“苞”，非丛生也。马云相包裹也。是《释文》不以《孔传》为然，而据季长说驳之也。按：此以季长、叔重义为长。伪《孔传》训为进长，乃望文生义。今文作“渐”，或后人以进长之训，而妄改之，非古文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夏本记第二》）

王光玮：徐州的赤色，是因为地层的关系，现在它的表土，并多半是黑色或棕色，而心土是红色的；古代的赤色，或是现代红色心土所显露的……徐州土壤分布颇为复杂，有坟土，也有埴土。（《禹贡土壤的探讨》，载《禹贡》（半月刊）卷2第5期）

[7]【汇注】

孔安国：渐，进长；包，丛生。（《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蔡沈：渐，进长也。如《易》所谓“木渐”，言其日进于茂而不已也。包，丛生也。如《诗》所谓“如竹包矣”，言其丛生而稹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林之奇：此州之土，色而别之，则赤；性而别之，则有坟、埴之二种。……坟者，土膏脉起也；渐，进长也；包，丛生也。徐州之地受淮之下流，其地垫溺已甚，草木不得遂茂，为日久矣。今也洪水既平，乃至于进长丛生，故可书也。（《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孙星衍：马融曰：“渐包，相包裹也。”“渐”一作“蔪”，“包”一作“苞”。

又：渐者，《释文》云：“本作‘蔪’。”《说文》：“蔪，草相蔪苞也。”引此文，或作“”。包者，《诗传》云：“裹也。”《释诂》云：“苞，丰也。”马注见《释文》，云“相包裹”者，《文选·蜀都赋》云：“柯叶渐苞。”刘渊林注云：“渐苞，相苞裹而同长也。”《玉篇》云：“蔪，草相蔪苞裹也。”疑用《说文》，今《说文》“蔪包也”包下当脱裹字。（《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渐，进长也，言日进于茂而不已。包，《尔雅·释言》曰：“稹也。”孙炎注曰：“物丛生曰包。”《诗》曰：“如竹包矣。”言其丛生而稹也。（《禹贡今释》卷上）

王世舜：包，通苞，草木丛生。（《尚书译注·禹贡》）

江灏：渐包，不断滋长而丛生。又写作“渐苞”。孙炎说：“物丛生曰苞。”郭璞说：“渐苞谓长进丛生，言其美也。”（《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何满子：包，犹“披”，茂密丛生的意思。“渐包”与上“繇”“条”有区别，“繇”“条”是初生的茂盛，渐包是丛生覆盖地面了。（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张大可：包，指草木茂密丛生，覆盖了大地。（《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8][9]【汇校】

王叔岷：案：“其”字涉上文“其土”字而衍，上下文例可照。（《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金履祥：徐土黏埴而坟起，故田视九州为第二。当时生聚人工未及，故赋第五。（《书经注》卷三《禹贡》）

芮日松：赋第五等也。（《禹贡今释》卷上）

陈蒲清：田上中，第二等田。赋中中，赋第五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0]【汇注】

裴骃：郑玄曰：“土五色者，所以为大社之封。”（《史记集解·夏本纪》）

张守节：《韩诗外传》云：“天子社广五丈，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将封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为社也。”《太康地记》云：“城阳姑幕有五色土，封诸侯，锡之茅土，用为社。此土即《禹贡》徐州土也。今属密州莒县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苏轼：王者封五色土为社，建诸侯则以其方色土赐之，焘以黄土，苴以白茅，使归其国立社。（《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金履祥：贡土五色，用以立社。《逸周书》曰：建太社国中，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亹以黄土。将建诸侯，则凿取其方面之土，包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侯社。（《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徐州之土虽赤，而五色之土亦间有之，故贡以为建社土封之用也。（《禹贡图注·厥贡维土五色》）

又：建社土封者，建社必封土为坛，以此土封之也。（同上）

凌稚隆：徐州之土虽赤，而五色之土间亦有之，故制以为贡。（《史记评林·夏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土五色，为墁绘之用也。”（《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世舜：五色土，指青、红、白、黑、黄五种不同颜色的土，古时帝王分封诸侯仪式的用品。王肃说：“王者取五色土为大社，封四方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据《太平寰宇记》所载，彭城（今江苏铜山县）北面赭土山产五色土。（《尚书译注·禹贡》）

江灏：《释名》：“徐州贡土五色，青黄赤白黑也。”《孔传》：“王者封五色土为社，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五色土是古代君王分封诸侯的用品。（《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何满子：土五色，五种颜色的泥土。古代帝王立社（社是祭祀大地之神的场所），按方位用不同颜色的土，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黄。封诸侯时，就按照封地方位取有色土壤放在白茅上，作为封地的证物，受封者即用所赐的茅土作为辖地的社神的象征。五色土应由徐州贡献。（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11]【汇校】

王叔岷：《集解》：“孔安国曰：夏狄，狄，雉名也。……”案：狄字，景祐本同，黄善夫本作翟，盖据《禹贡》改。（伯目三四六九敦煌古文本《禹贡》作狄）。黄本注文狄字尚存其旧；殿本正文既作翟，又改注文作翟以就之，甚矣其妄也！（《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蔡沈：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者也。《染人》之职：“秋染夏。”郑氏曰：“染夏者，染五色也。”林氏曰：“古之车服器用，以雉为饰者多，不但旌旄也。”曾氏曰：“山雉具五色，出于羽山之畎，则其名山以羽者以此欤？”（《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羽畎，羽山之谷。夏五色翟，雉也。《左传》注：南方曰翟雉。古者车服旌旄以雉羽为饰，羽山出夏翟，以此得名。（《书经注》卷三《禹贡》）

瞿方梅：按：狄本作“翟”，夏者大也。郭璞《西山经》注曰：翟似雉而大，长尾，惟其大于众雉，故曰夏犾。而《禽经》注谓：雉尾至夏则光鲜也，是直读为春夏之夏也，存参。（《史记三家注补正·夏本纪第二》）

王世舜：羽，羽山，即上文“蒙羽其蓺”的羽。畎，山谷。夏翟，有五种颜色的羽毛，五色曰夏，山雉尾长者叫翟，古人用作舞饰或旌旗上的装饰。（《尚书译注·禹贡》）

【汇评】

陈雅言：七州之贡，各执其物而不详其地者，一州之所出，皆可为贡也。独徐之贡，夏翟而必曰羽畎，孤桐而必曰峄阳，浮磬而必曰泗滨，珠鱼而必曰淮夷，指其物而详其地者，盖惟此地之所产为善，非徐州之所产皆可充此贡也。（引自《史记评林·夏本纪》）

[12]【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峄山之阳特生桐，中琴瑟。”郑玄曰：“《地理志》峄山在下邳。”（《史记集解·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峄山在兖州邹县南二十二里。《邹山记》云：‘邹山，古之峄山，言络绎相连属也。今犹多桐树’。”按：今独生桐，尚徵，一偏似琴瑟。（《史记正义·夏本纪》）

蔡沈：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诗》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阳。”盖草木之生，以向阳者为贵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峄山在兖州邹县，名邹峄山。《九域志》以为峄山在淮阳下邳。所谓峄阳者，是山南曰阳。孤桐者，特生之桐也。桐性虚，时生于山阳，则清虚特异，贡之以为琴瑟。后世难得，则取凡桐之旧者为之，谓桐不百年，则木之生气不尽。木生气尽而后能与天地阴阳之气相应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蒋廷锡：峄阳，峄阳一名葛峄山，在今江南淮安府邳州西南，俗名距山，以与沂水相距也。（《尚书地理今释·夏书》）

孙星衍：《汉志》：“东海下邳，葛峄山在西，古文以为峄阳。”班氏以峄阳为山名，与郑异也。《说文》：“峄，葛峄山，在东海下邳。”引此文，不以峄阳为山名。郑义本此。《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峄山在兖州邹县南二十二里。”引《邹山记》“今犹多桐树”。此是邹县峄山，在兖州，非邳州之葛峄山也。案：下邳，今江南邳州地。孤桐，桐特生者。《周礼·大司乐》云：“孤竹之管。”注云“孤竹，竹特生者”是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王恢：《汉志》：“下邳、葛峄山在西，古文以为峄阳。”峄山本在邹县，《左·文十三年》“邾文公卜居于绎”，杜《注》：“邹县北有绎山。”《清统志》：山在县东南二十二里。秦始皇二十八年上邹峄山。此云峄阳，盖山脉南尽于下邳——如岳阳、衡阳、华阳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13]【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泗水涯水中见石，可以为磬。”郑玄曰：“泗水出济阴乘氏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泗水至彭城吕梁，出石磬。（《史记正义·夏本纪》）

金履祥：泗水之滨，浮生之石，可以为磬，如今砚石之取于石者。盖石根不著岩崖，而自特生者，故谓之浮。今下邳犹有石磬山，乃其遗迹。又：宿州亦有灵壁石，但浮生者不可得耳。（《书经注》卷三《禹贡》）

林之奇：夏翟、孤桐、浮磬，虽徐州所贡，非谓徐州所产皆可充此贡也。然其所产必有至美之地，所谓羽畎、峄阳、泗滨，皆其所产至美之地也……泗滨者，泗水之旁也。浮磬者，谓石之浮于水上者，可以为磬也。唐孔氏曰：“石生水旁，水中见石，似石于水上浮焉。”周希圣曰：“浮过也，与石浮于实之浮同。虽泗滨之石，其高过于水上者，可以为磬。”据此二说，其意盖谓石非浮物，故从而为此辞，要之不必须浮于水上然后谓之浮。磬之为器，必聚其石之最轻者，然后其声清越以长，但以轻，故谓之浮矣。不云浮石而云浮磬者，曾氏曰：“成磬而后贡之。”（《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孙星衍：郑康成曰：“泗水出济阴乘氏也。”“滨”一作“濒”。

又：郑注见《史记集解》，云“泗水出济阴乘氏”者，《地理志》：“济阴乘氏，泗水东至睢陵入淮，过郡六，行一千一百一十里。”《水经注》：“泗水东南过吕县南。水上有石梁，故曰吕梁。《晋太康地记》曰：‘水出磬石，《书》所谓“泗滨浮磬”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泗水至彭城吕梁，出石磬。”按：乘氏，今山东钜野县地。泗水至此，分为二，一入菏水，一入淮，其源实出泗水县泉林，郑据分流处言之也。过郡六者，济阴、山阳、沛、楚、东海、临淮也。吕梁洪，今在江南徐州东南也。“滨”作“濒”，见《地理志》，即《说文》频字异文。（《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泗，水名，出今兖州府，泗水县东五十里陪尾山，四源并发，故名。“滨”，水旁也。“浮磬”，泗水旁近，有石浮生，不根著于土，可取为磬，不谓之石者，成磬而后贡也。（《禹贡今释》卷上）

王世舜：《孔传》说：“泗滨，水涯；水中见石，可以为磬。”孔颖达又进一步解释说：“石在水旁，水中见石，似若水中浮然；此石可以为磬，故谓之浮磬。”磬，古代乐器。（《尚书译注·禹贡》）

江灏：泗，水名，源出今山东泗水县，下流入淮河。浮磬，好像悬浮在水面上的可以作磬的石头。（《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陈蒲清：泗，水名，源出于山东省泗水县，西流经曲阜，南至济宁入运河，经邹、滕入江苏境、经宿迁，泗阳，至淮阴（今清江市）入淮。磬，石制的敲击乐器。（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4]【汇校】

司马贞：按：《尚书》云“徂兹淮夷，徐戎并兴”，今徐州言淮夷，则郑解为得。蠙，一作“玭”，并步玄反。臮，古“暨”字。臮，与也。言夷人所居淮水之处，有此蠙珠与鱼也。又作“濱”。濱，畔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王叔岷：《地理志》颜注亦云：“濱，字或作玭。”《禹贡释文》云：“蠙，字又作蚍。”蠙与玭同，蚍盖玭之俗。《说文》：“玭，珠也。从玉，比声。宋宏云：‘淮水中出玭珠。玭，珠之有声者。’蠙，《夏书》玭。从虫、賓。”《系传》引《书》（《禹贡》）蠙作玭，与《索隐》及《地理志注》（编者按：《汉书·地理志》注，下同）所称作玭者合。《索隐》又称“蠙又作濱。”蠙、濱形近，又涉上文“泗濱”字而误也。《禹贡》臮作暨，敦煌古文本作臮。（《史记斠证》卷二）

【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鱼。”郑玄曰：“淮夷，淮水之上夷民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轼：《诗》有淮夷，知古者淮有夷也。蠙，蚌属，出珠，惟淮夷有珠暨鱼，如莱夷之有檿丝也。贡此六物。（《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林之奇：汉孔氏以淮夷二水名，唐孔氏云淮即四渎之淮也，夷盖小水，后来竭涸，不复有其处耳。王肃亦同此说。郑氏谓淮水之上，夷民献珠与鱼。当从郑氏之说。案：《诗》云“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则是淮夷不得为水名也。蠙珠者，蠙即蚌之别名。谓淮上之夷民当此洪水既平之后，献此蠙珠及鱼之二物，亦如《诗》所谓“来献其琛”是也。（《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金履祥：淮出唐州，其百余里内尚浅而多潭，有蠙珠潭，今其地凡十四潭而不复生珠矣。鱼即淮白鱼，若蠙珠、玉磬，古今风气不同，盖不常有。（《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珠为服饰，鱼用祭祀。夏翟出于羽畎，孤桐生于峄阳，浮磬出于泗滨，珠鱼出于淮，各有所产之地，故详其地而使贡也。（《禹贡图注·蠙珠暨鱼》）

蒋廷锡：淮夷，淮南北近海之夷民，今江南淮安、扬州二府，近海之地皆是。（《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史迁“暨”作“臮”。马融曰：“淮、夷二水，出蠙珠与鱼。”郑康成曰：“蠙珠，珠名。淮夷，淮水之上为夷民，献此蠙珠与美鱼也。”“蠙”一作“玭”。

又：淮夷，《诗传》云：“东国，在淮浦而夷行也。”蠙，《说文》作“玭”，云：“珠也。宋弘云：淮水中出玭珠。玭，珠之有声。”《史记索隐》云：“蠙，一作‘玭’。”《地理志》颜注同。《大戴礼·保傅篇》云：“玭珠以纳其间。”卢氏注云：“玭，亦作‘蠙’。”《书·释文》“玭”引韦昭：“薄迷反，蚌也。”段氏玉裁云：“《说文》‘玭，珠之有声’当作‘蚌之有声者’，脱蚌字。”引《山海经》“魮之鱼，音如磬石之声，是生珠玉”以证之。史公“暨”作“臮”者，《地理志》亦作“臮”。《说文》云：“臮，与也。”《诗·泮水》疏引此又作“洎”，皆古文也。《周礼·笾人》：“朝事之笾有鲍鱼、鱐。注云：鲍者，于槅室中糗干之，出于江、淮也。鱐者，析干之，出东海。王者备物，近者腥之，远者干之，因其宜也。马注见《释文》，云“二水”，未详。郑注见《史记集解》及《书》疏，云“淮水上夷民”者，《费誓》云“淮夷徐戎”，则徐州实有夷民在淮水之上，与《诗传》异也。云“美鱼”者，《礼器》云：“三牲鱼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王恢：淮水流域之民族。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曰：“淮夷始见《禹贡》，知其与我族接触甚早，周初尝侵暴，鲁公伯禽讨之，《书·费誓》所谓‘淮夷徐戎并兴’是也。此后渐以臣服，故《诗·江汉》（周宣王时）美之曰‘淮夷来求’，《閟宫》（鲁僖公时》美之曰‘淮夷来同’。虽然，此族至春秋时犹未尽同化，《春秋》于僖十四年记其‘病杞’，于昭四年记其随楚伐吴，则依然为诸夏以外独立之一族甚明。”（《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15]【汇注】

裴骃：郑玄曰：“纤，细也。祭服之材尚细。”（《史记集解·夏本纪》）

张守节：玄，黑。纤，细。缟，白缯。以细缯染为黑色。（《史记正义·夏本纪》）

林之奇：汉孔氏云：“玄，黑缯；缟，白缯纤细也。”此说不如颜师古之说，曰：“玄，黑缯也；纤，细缯也；缟，鲜支也，即今之生素。言献黑细缯及鲜支也。”曾氏之说尤为详明。曾氏曰：玄，赤而有黑色，以之为哀所以祭也；以之为端，所以齋也；以之为冠，人冠之以为首服者也。先儒以黑经白纬为纤，纤缟皆去凶即吉之服。缟亦为燕服。《礼》曰：“及期而大祥，素缟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纤。”则知纤缟也，皆去凶即吉之服也。《记》又曰“有虞氏缟衣而养老”，则知缟又所以为燕服。徐州之篚玄也，纤也，缟也，凡三物，释者以为玄缟为二物，以纤为细，误矣，此说又尽。（《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毛晃：篚元纤缟，言献黑细缯及鲜支也。或谓：纤，言质之细，而元之与缟，其色也。以纤该于元缟之中，则色虽不同，皆纤质也。此乃古史立言之法，犹云土梦然耳。《礼记》注云：元与缟，谓之纤。一曰白经黑纬曰纤。《诗》注亦作綅。（《禹贡指南》卷一）

蔡沈：玄，赤黑色币也。《武成》曰：“篚厥玄黄。”纤缟皆缯也。《礼》曰：“及期而大祥，素缟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纤。”《记》曰：“有虞氏缟衣而养老。”则知纤缟皆缯之名也。曾氏曰：“玄，赤而有黑色，以之为衮，所以祭也；以之为端，所以齋也；以之为冠，以为首服也。黑经白纬曰纤，纤也缟也，皆去凶即吉之所服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玄，黑赤色。沈括谓今深紫类皂者，是古人以为上衣。纤，黑经白纬者。缟，素缯也。《记》“有虞氏缟衣而养老”，又古者祥而缟，禫而纤。（《书经注》卷三《禹贡》）

何满子：玄纤缟，玄是黑帛，缟是白帛。中加“纤”字，形容黑、白两种帛都很细洁。（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16]【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泗水源在兖州泗水县东陪尾山。其源有四道，因以为名。”（《史记正义·夏本纪》）

金履祥：泗出兖州泗水县陪尾山，有四源，故谓之泗。菏泽与泲水相通，而泗水上可以通菏，下可以入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达菏、青州。《书》达于泲则达河。可知故徐州。《书》达于菏则达泲，可知河、泲、泗、淮在古必有相通之道，禹所以杀河流使之可以南泄；通南北，使之可以朝贡灌输。后世河徙而南会于菏泽，汇于钜野，分为南清河，并行于泗以入淮。盖亦其故道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芮日松：徐州贡道，自淮入泗，自泗入泲、入漯，以达河。当在菏泽以东。若菏泽以西，泲水屡见屡伏，与河无相通之理。泗水安通达河？蔡注引许慎之说，乃汉、周以后水道，不可为禹时之证，其谓泗之上源，自济可以通河，亦未明晰。（《禹贡今释》卷上）

王恢：（编者按：泗水）出今泗水县东南五十里陪尾山，四源并发，故名。据《水经》，西南过曲阜北，滋阳东，邹县西、南，鱼台东，菏水从西来注之，又东过沛县东，铜山东北，邳县西，下入于淮。今铜山以上至鱼台，已无遗迹可寻；铜山以下即淤黄河故道。今泗水于邹县西南入运河，仅存古泗水之上流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17]【汇校】

金履祥：《古文尚书》作“达于菏”。《说文》引《书》亦作“菏”。今俗本误作“河”尔。（《书经注》卷三《禹贡》）

【汇注】

蔡沈：许慎曰：“汳水受陈留浚仪阴沟，至蒙为灉水，东入于泗。”则淮泗之可以达于河者，以灉至于泗也。许慎又曰：“泗受泲水，东入淮。”盖泗水至大野而合泲，然则泗之上源自泲亦可以通河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艾南英：淮与泗相连，故溯淮可以入泗，自泗而往，则有两途：或由灉以达河，灉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或由济以达河，济入于河，而合于泗者也。（《禹贡图注·淮泗》）

孙星衍：史迁“达”作“通”。“河”一作“菏”。

又：《说文》云：“菏水，在山阳湖陆南。《禹贡》：‘浮于淮、泗，达于菏。'”《地理志》：“山阳湖陵，《禹贡》‘浮于淮、泗，通于菏’，水在南。”注：“应劭曰：‘《尚书》菏水，一名湖。'”《水经》：济水又东至乘氏县西，分为二。其一水东南流。注云：“南为菏水，北为济渎。”《经》又云：“其一水东南流者，过乘氏县南。”注云：菏水分济于定陶东北，东南流，右合黄沟。枝流又东北于乘氏县西而北注菏水。《水经》又云：“济水又东过湖陆县南，东入于泗水。”注云：“泽，水所钟也。《尚书》曰‘浮于淮、泗，达于菏’是也。”又《水经》：“……泗水又东迳角城北，而东南流，注于淮。”案：乘氏县，今山东菏泽县。湖陆县，今山东鱼台县。角城故城在今江南清河县西。然则徐州之贡，浮淮入泗，故道在今清河县。达于菏，故道在今鱼台县也。菏字，今误作“河”，《史记·夏本纪》亦误作“河”，应从《说文》等书更正。（《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梁玉绳：附案：淮、泗入河，必道于汴，辟始于吴夫差，历汉、晋至隋大业初更开广之，禹时未有。《孟子》言排淮入江，乃误也。吴之通水有二：《左传》哀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此自江入淮之道：《国语》“夫差起师北征，阙为深沟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此自淮入汴之道。则创之者夫差也。《河渠书》：“禹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晋书·王濬传》载杜预书云，“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则此道汉、晋常通也，世谓创于隋炀帝者固妄，而谓禹之旧迹尤妄矣。因以知“达于河”即是“达于菏”，《说文》引《书》政作“菏”，可为的据，故《通鉴前编》从之。《释文》以“河，音如字”，复云“《说文》作‘菏’，水出山阳湖陵南”，则非九河之河明甚。如字之音，陆氏谬耳。又《禹贡锥指》曰：“《汉志》山阳郡湖陵县下云‘《禹贡》浮于淮泗，达于河’（今本《汉志》注“淮、泗”作“泗、淮”，“达”作“通”），水在南。汉时湖陵县安得有黄河，此‘河’字明系‘菏’字之误。‘水在南’，谓菏水在县南。魏郦道元《水经·泗水注》引此文云‘菏水在南’（《水经》亦作“荷”）。《水经·济水篇》言‘菏水过湖陆县南，东入泗’，皆确证，不独许慎作‘菏’也。盖徐州贡道，自淮而泗，自泗入菏，然后由菏入济，以达于河；若直言达河，不识何途之从。惟言达菏，而水道了然在目。今本《禹贡》作‘河’，二孔无传疏，蔡《传》徒执今本为‘河’，求其说而不得，曲为之解，未免支离。”阎氏《疏证》考之最详。余尝谓“河”字乃“菏”之省文，未定是误，注家自误尔。不然，淮、泗于河既无可达之理，自不得指后代所开者蒙以禹迹。而史公亲受古文于孔安国，何以不与《说文》同，而反同今本《禹贡》改“菏”为“河”耶？《说文》“菏”字注兼引《汉志》作“菏”，而今《汉志》作“河”字，《义门读书记》谓“寡学者因经文之讹而妄改”。果如《义门》所论，岂班、马之载《禹贡》作“河”，亦寡学所改哉。则《水经》之以“菏”为“荷”，道元引《汉志》亦作“菏”，而《史》《汉》于“导菏泽”及“东至于菏”并写作“荷”，又当何说？是知“河”乃“菏”之省，而“荷”乃“菏”之变也。古字省变甚多，往往为后人错认，即以《汉志》一端言之，青州“潍、淄其道”，序中作“惟”，琅邪郡朱虚县、箕县下俱作“维”，而灵门县、横县、折泉县下又作“淮”字，杂然减换，遂失其真。且一卷之中，异文三见，音义各殊，几何其不误读乎？菏之为“河”为“荷”，亦犹是已。至菏在定陶东北，而云在山阳湖陵南者，宋傅寅《禹贡集解》曰“在定陶者其泽也，在胡陵者其流也”。菏当音柯。（《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恢：《说文》《水经注》均作“菏”，是。约当今万福河。据《泗水注》，菏自菏泽分流，东南经钜野，金乡至鱼台东穀亭镇入泗。盖由泗达菏，菏分自济，济通于河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邹逸麟：他（胡渭）判断徐州贡道“浮于淮泗，达于河”的“河”，应从《说文》作“菏”。他又认为豫州“荥、波既猪”的“波”，应从马融、郑康成本作“播”，颜师古、林之奇、蔡沈均以荥、波为二水，都是错误的。他根据《山海经》《水经》等等历代河渠、地志诸书来考订《禹贡》某些地理问题所作出的判断，往往胜于前人。这样的例子在《锥指》中很多，难以一一叙述。（《禹贡锥指·前言》）

淮海维扬州[1]：彭蠡既都[2]，阳鸟所居[3]。三江既入[4]，震泽致定[5]。竹箭既布[6]。其草惟夭[7]，其木惟乔[8]，其土涂泥[9]。田下下[10]，赋下上上杂[11]。贡金三品[12]，瑶、琨、竹箭[13]，齿、革、羽、旄[14]，岛夷卉服[15]，其篚织贝[16]，其包橘、柚锡贡[17]。均江海，通淮、泗[18]。

[1]【汇注】

杜佑：扬州北据淮，东南距海。（《通典》卷一百七十二《州郡二》）

又：北自淮之东，南距于海，阆中以东地。今广陵、淮阴、钟离、寿春、永阳、历阳、庐江、同安、蕲春、弋阳、宣城、丹阳、晋陵、吴郡、吴兴、余杭、新定、新安、会稽、余姚、临海、缙云、永嘉、东阳、信安、鄱阳、浔阳之东境、章郡、临川、庐陵、宜春、南康、建安、长乐、清源、漳浦、临汀、潮阳等郡地。自晋以后，历代史皆云，五岭之南至于海，并是《禹贡》扬州之地。按：《禹贡》物产贡赋，职方山薮川浸，皆不及五岭之外。又按：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阳，若五岭之南在九州封域，则以邻接宜属荆州，岂有舍荆而属扬，斯不然矣，此则近史之误也。则岭南之地非九州之境。（同上）

李吉甫：《禹贡》淮海惟扬州。唐虞淮海之间皆周域也。春秋时属吴，七国属楚，秦灭楚为广陵，并天下属九江郡。汉为江都国。建武元年复曰扬州。（《元和郡县志》卷二《扬州》）

毛晃：《尔雅》：“江南曰扬州”注云：“自江南至海。”李巡注曰：“江南其气燥劲，厥性轻扬，故曰扬。扬，轻也。”《周礼·职方氏》：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晋·地理志》引《春秋元命苞》云：“牵牛流为扬州，分为越国，以为江南之气燥劲，厥性轻扬。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扬也。于古则荒服之服，战国时其地为楚分。”（《禹贡指南》卷一）

王圻：舜置十二牧，扬州其一。《周礼·职方》曰：东南曰扬州，其利金、锡、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鸟兽，谷宜稻。扬州以为江南之气躁劲，性轻扬。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扬也。（《三才图会·地理》卷十四《扬州疆界》）

艾南英：扬州，古为吴越，今之南京、应天、两淮、江浙等处。古江、淮不通，今一自仪真至扬子桥，一自瓜州至扬子桥。二河合而北行，自高邮、宝应至清江浦入淮，为今粮道咽喉重地，其江以南，滨海为广东、福建。（《禹贡图注·扬州》）

又：扬州之域，北至淮，东至于海。熊氏曰：扬州在地东南隅，以地势言也，山必起于西北，泽必汇于东南，《经》言：“淮海惟扬州”，北距淮，东南至海。（同上）

蒋廷锡：扬州，今江南之江宁、扬州、庐州、安庆、池州、太平、宁国、徽州、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广德三州，凤阳府凤阳、临淮、定远、霍丘、盱眙、天长六县，寿州，淮安府山阳、盐城二县，河南之汝宁府光山、固始二县，光州，湖广之黄州府罗田、蕲水、广济、黄梅四县，蕲州，广东之潮州府及浙江、江西、福建皆是也。（《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郑康成曰：“扬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东也。”

又：《释地》云：“江南曰扬州。”《公羊》疏引李巡云：“江南其气惨劲，厥性轻扬，故曰扬州。”又引孙氏曰：“自江南至海也。”《释名》云：“扬州州界多水，水波扬也。”《释文》引《太康地记》云：“以扬州渐太阳位，天气奋扬，履正含文明，故取名焉。”《吕氏春秋·有始览》云：“东南为扬州，越也。”郑注见《公羊》庄十年传疏，云“自淮而南至海以东”者，此经下云“东渐于海”，则青、徐、扬之海皆东海也，故云“至海以东”也。伪《传》云“南距海”，则远至闽、广，非经义。（《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章太炎：扬州，今江苏、安徽南部，江西东部。淮河以南东至海。水有彭蠡（鄱阳湖）、震泽（太湖）。（《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中国古代史常识》）

何满子：扬州，在淮与海之间。北与豫州、徐州以淮为界；西以汉水与荆州分界；东南至海。其地包括今浙江、江西、福建三省全境，及江苏、安徽、河南省南部，湖北省东部，广东省北部。（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王恢：北以淮水界徐州，西有彭蠡，泽迤西为大别、幕阜诸山以界荆州，震泽以南而不及浙闽山川。秦始皇开置会稽郡，闽中旋置即废，岭南虽置郡，汉武平南越始别立交州，故知战国之季，浙及闽广才闻于中国，《禹贡》作者犹茫然也。《左》哀九年（前487），吴城邗，沟通江淮；《国语·吴语》，夫差起师北征（前484），“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七里，盖利用菏水也。）《孟子》谓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而此犹云“均（《书》作沿）于江海，达于泗。”不云浮于江，通于淮泗，又可见《禹贡》采有古说。（《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2]【汇注】

司马贞：都，《古文尚书》作“猪”。孔安国云“水所停曰猪”，郑玄云“南方谓都为猪”，则是水聚会之义。（《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蠡音礼。《括地志》云：“彭蠡湖在江州浔阳县东南五十二里。”（《史记正义·夏本纪》）

林之奇：彭蠡，在豫章彭蠡县东，盖是江汉会处。下文汉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江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迆北会于汇，则彭蠡之泽，盖是江汉所会之处。其延袤甚广，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即此泽也。既猪者，水既猪积于此，不复泛滥，以为民害也。（《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毛晃：彭蠡，汉水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在彭泽西北，今南康军湖是也。（《禹贡指南》卷一）

又：九州之泽，曰猪曰泽者，昔焉泛滥，于是乎渟滀而不溢，故彭蠡、荥波皆曰“既猪”。（《禹贡指南》卷四）

艾南英：彭蠡在豫章郡彭泽县，东合江西江东之水，跨豫章、饶州、南康军三州之地，所谓鄱阳湖者是也。《禹贡图注·彭蠡》）

又：袁坤仪曰：彭蠡谓在彭泽是也。谓即鄱阳湖，非也。鄱阳在今饶州、南康之间，其水出湖口入江，又东北九十里而至彭泽。（同上）

孙星衍：史迁“猪”作“都”。“攸”作“所”。郑康成曰：“彭蠡泽在豫章彭泽西。南方谓都为猪。”

又：史公“猪”为“都”者，义见郑注。“攸”为“所”者，《尔雅·释言》文。郑注见《史记集解》及《索隐》，又见《诗·匏有苦叶》疏，云“彭蠡泽在豫章彭泽西”者，《地理志》云：“豫章彭泽，《禹贡》彭蠡在西。”《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在西北。”案：彭泽故城在今江西都昌县北，泽即鄱阳湖，在县西。（《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彭蠡，湖名，在今江西省南昌府东北一百五十里，饶州府城西四十里，南康府城东五里，九江府城东南九十里，上承章贡诸水，与江水相吞吐，周回四百五十里，亦曰鄱阳湖者，以中有鄱阳山而名。俗又称在南康府都昌县者，为东鄱湖，在南昌府南昌县者为西鄱湖。（《禹贡今释》卷上）

王恢：《封禅书》：武帝“自寻阳（湖北黄梅县北）出枞阳（安徽怀宁东），过彭蠡”。《汉志》“豫章郡彭泽，《禹贡》彭蠡泽在西。”是彭蠡本在江西彭泽、湖口西北，安徽宿松、望江诸县境，大官、龙湖，盖其遗也。盖大江东去，赣水北注，成大螺旋之谓。前人误解为“横截而南入于鄱阳，又横截而中流为北江”。以今鄱阳湖当之，犹之以洞庭湖为云梦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3]【汇注】

裴骃：郑玄曰：“《地理志》彭蠡泽在豫章彭泽西。”孔安国曰：“随阳之鸟，鸿雁之属，冬月居此泽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轼：阳鸟，鸿雁之属也。避寒就暖，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彭蠡在彭泽西北，北方之南，南方之北也，故阳鸟多留于此。（《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林之奇：汉孔氏曰：“随阳之鸟，鸿雁之属是也。冬月来居此泽。”曾氏云：“去阴就阳谓之阳鸟，雁是也……及秋而雁南向，雁之所居，随日所在，故曰阳鸟。”陆农师举扬子云《法言》：“能往能来者，朱鸟之谓也。”雁一名朱鸟，燕一名玄鸟，玄鸟以春分来，朱鸟以春分去。《淮南子》曰“燕雁代飞”，此之谓也。考数说，则阳鸟之谓雁明矣。阳鸟攸居，谓鸿雁来居于彭蠡之泽也。诸儒之说皆同，而窃有疑于此。观此篇所序治水之详，见于九州之下，或山或泽，或川或陵，或平陆，或原隰，莫非地名。此州上既言“彭蠡既猪”，下言“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皆是地名，而独于此三句之间言“阳鸟攸居”，非惟文势之不相称，然考之九州，亦无此例也。夫雁之南翔，乃其天性，有不得不然，岂其洪水未平，遂不南翔乎？古之地名取诸鸟兽之名，如虎牢、犬丘之类多矣。《左氏》昭公二十年“公如死鸟”，杜元凯释曰：“死鸟，卫地。”以是观之，安知阳鸟之非地名乎？郑有鸣雁，在陈留雍丘县，汉北边有雁门，人皆以雁之所居为名，阳鸟意亦类此。意雁之南翔所居地名，故取以为名。“攸居”者，水退其地可居也。然世代久远，地名之详亦无所考，虽实疑其如此，然亦未敢以为必然也。（《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芮日松：阳鸟，随阳之鸟，雁也。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赋》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攸居”者，水退其地可居，禽鸟得遂其性也。（《禹贡今释》卷上）

孙星衍：“攸”作“所”。……阳鸟，鸿雁之属，随阳气南北。“攸”一作“逌”。……云“阳鸟，鸿雁之属”者，《论衡·书虚篇》云：“会稽，众鸟所居。”引此文。王充言“众鸟”，故郑以鸿雁之属统之。云“随阳气南北”者，《淮南·时则训》：“仲秋之月，候雁来。”注云：“时候雁从北漠中来，过周雒，南至彭蠡也。”又：“季秋之月，候雁来。”注云：“是月，时候之雁从北漠中来，南之彭蠡。盖以为八月者，其父母也。是月来者，盖其子也，羽翼稚弱，故在后耳。”又见高诱注《吕氏春秋》，则汉时有此说，郑用之也。“攸”作“逌”，见《地理志》。（《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俞樾：古鸟、岛通用。《释名·释水》曰：“岛，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鸟也，人物所趋，如鸟之下也。”《集韵》二十二皓（编者按：丁度等《集韵》第二十二部“皓”韵）曰：“岛，古作鸟。”《群经音辨》曰：“鸟，海曲也。”是以冀州“岛夷皮服”，《史记·夏本纪》作“鸟夷”，扬州“岛夷卉服”，《汉书·地理志》作鸟夷，《后汉书·度尚传》注引此亦作鸟夷，然则阳鸟即阳岛也。古文止作鸟，鸟夷也，阳鸟也，一也。后人于鸟夷之鸟皆改作岛，而阳鸟之鸟则因误解为雁转得仍古文之旧，而其为地名则益无知者矣。林氏虽知阳鸟为地名，然不知鸟即岛字，而引虎牢、犬丘之类以证之，盖古字亡而古义之湮久矣。《说文》山部：“岛，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岛。”然岛亦不必在海中。《史记·司马相如传》“阜陵别岛。”《正义》曰：“水中山曰岛。”字亦作陦。《文选·西京赋》“长风激于别陦”注曰：“水中之洲曰陦，音岛。”然则所谓阳鸟者，虽不知何地，要亦此类也。《吕氏春秋·恃君览》有扬岛，岂即《禹贡》阳岛欤？至鸟夷之鸟，字当作鸟而义则仍当为岛。郑注曰：“东方之民搏食鸟兽者。”则未免望文生训矣。（《春在堂全书·群经平议》卷三）

江灏：阳鸟，《尚书正读》：“郑云：谓鸿雁之属，随阳气南北。今按：《禹贡》全文无以禽兽表地者。又经文先序州界，次言山原川泽，次言夷服，亦无舍地望而先言鸟兽者。鸟当读为岛。《说文》所谓‘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岛’是也。本经皆假鸟为之。岛夷皮服、岛夷卉服，古今文本皆作鸟。……阳岛，即扬州附近海岸各岛。大者则台湾、海南是也。云阳岛者，南方阳位也。”（《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王世舜：此句殊费解，前人注释说法不一。《孔传》说：“彭蠡，泽名，随阳之鸟，鸿雁之属，冬月所居于此泽。”郑玄和孔颖达也都是这种说法。后来宋人林之奇提出疑议，他说：“阳鸟攸居，谓雁来居此蠡之泽，诸儒说同而窃有疑。治水详见九州之下，山泽川陵，平陆原隰，莫非地名。此州上既言彭蠡既猪，下言三江既入，震泽定，皆是地名。独此三句间言阳鸟攸居，九州亦无此例。古之地名取诸鸟兽，如虎牢、犬丘之类多矣。《左传·昭公二十年》‘公如死鸟’，杜注云：‘死鸟，卫地。’以是观之，安知阳鸟之非地名乎？郑有鸣雁在陈留雍丘县，汉北边有雁门郡，皆以雁之所居为名。阳鸟意类此，盖雁南翔所居，故取以为名。攸居者，水退，其地可居也。然久远无考，虽疑，未敢以为必然也。”这仅仅是一种推测，连他本人也感到没有把握。所以清人胡渭驳难说：“此当与‘桑土既蚕’‘三苗丕叙’作一例看，不必致疑。阳鸟为地名，终无根据，影响揣度之言，亦何足信耶！”胡渭的态度自然是谨慎的，但未免失之迂阔。近人曾运乾说：“阳鸟，郑云：谓鸿雁之属，随阳气南北。今按：《禹贡》全文，无以禽兽表地者，又经文先序州界，次言山川原泽，次言夷服，亦无舍地望而先言鸟兽者。鸟当读为岛……郑释冀州鸟夷云：东方之民搏食鸟兽者也。《后汉书·度尚传》注：鸟语，谓语音似鸟也。引《书》‘岛夷卉服’殆于望文生义矣。晚出《孔传》读鸟为岛，云海曲谓之岛，与《说文》合。本文阳鸟鸟字，亦当读为岛。阳岛，即扬州附近海岸各岛。大者则台湾、海南是也。云阳岛者，南方阳位也。”这种说法，虽然未必是定论，但理由比较充分，故译文从之。其他说法也一并录以备考。（《尚书译注·禹贡》）

[4]【汇注】

司马贞：韦昭云：“三江谓松江、钱唐江、浦阳江。”今按：《地理志》有南江、中江、北江，是为三江。其南江从会稽吴县南，东入海。中江从丹阳芜湖县西南，东至会稽阳羡县入海。北江从会稽毗陵县北，东入海。故下文“东为中江”，又“东为北江”，孔安国云“有北有中，南可知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毛晃：案：《水经》有三江口、五湖口，疑《禹贡》所谓三江者，即三江口也。盖言三江口水入海，则震泽之水，有所洩而底定，此理甚明。其文连属震泽而设，非谓南江、中江、北江，与义兴、毗陵、吴县之江也。故导川叙江与汉，虽言中江、北江，而不言三江，是知三江为三江口也，犹言五湖然。（《禹贡指南》卷一）

苏轼：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见考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东至海，为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于海，为中江。自嶓冢导漾东流为汉，过三澨、大别以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以入于海，为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为二，自夏口以上为三。江、汉合于夏口而与豫章之江皆汇于彭蠡，则三江为一。过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复三矣。然《禹贡》犹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别也。盖此三水性不相入，江虽合而水则异，故至于今而有三泠之说。（《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林之奇：汉孔氏云：“三江已入，致定为震泽。”唐孔氏曰：“江以彭蠡而分为三，又共入震泽，从震泽复分为三乃入海。”苏氏破其说，以谓安国未尝南游，案经文以意度之耳，不知三江距震泽远甚，决无入理，而震泽之大小决不足以受三江也……盖经既有北江、中江，必有南江，犹既有南河、西河，必有东河也。颜师古注《汉书·志》亦曰：“三江谓中江、南江、北江也。”师古此说必有所据而云耳，盖以此说为三江，虽未见南江原委之所注，而于经文犹有所本。如郭景纯以为岷江、浙江、松江，韦昭以为松江、浙江、江浦阳江，王介甫以为一江自义兴，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吴县，此说皆据其所见之江而为言，非禹之旧迹也。郦道元曰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潮泛滥，触地成川，故川旧渎难以为凭。盖禹之旧迹，其下流历年浸久，为所漂没者随世变更，不可复考。三江之说虽以经考之，知其必有南江，然而不可指定其处，如苏氏之说也。（《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蔡沈：唐仲初《吴都赋》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东北入海者为娄江，东南流者为东江，并松江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吴越春秋》所谓“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又按：苏氏谓岷山之江为中江，嶓冢之江为北江，豫章之江为南江，即《导水》所谓“东为北江”“东为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则豫章之江为南江可知。今按：此为三江若可依据，然江汉会于汉阳，合流数百里至湖口，而后与豫章江会，又合流千余里而后入海，不复可指为三矣。苏氏知其说不通，遂有味别之说。禹之治水，本为民去害，岂如陆羽辈辨味烹茶为口腹计耶？亦可见其说之穷矣！以其说易以惑人，故并及之。或曰江汉之水扬州巨浸，何以不书？曰《禹贡》书法费疏凿者，虽小必记；无施劳者，虽大亦略。江汉荆州而下安于故道，无俟浚治，故在不书，况朝宗于海，荆州固备言之，是亦可以互见矣，此正《禹贡》之书法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按：旧三江之说不一，其可据者二：一说谓古名汉为北江，江为中江，则彭蠡之水为南江，至扬虽已合为一，然以其三水合流，谓之三江，犹洞庭九水俱汇，谓之九江也。范蠡所谓吴之与越，三江环之，民无所移，谓俱在大江之南尔，尔今通州福山镇犹名三江渡是也。然三江既以彭蠡为一，则上文既出彭蠡，不应下文又出三江，且经文二“既”字对举，皆本效之辞，彭蠡既猪矣，则阳鸟攸居；三江既入矣，则震泽底定。是三江者乃震泽下流之三江。北方之水河为大，故凡水名皆以河为总称；南方之水江为大，故凡水名皆以江为总称。然则三江之江不必疑为大江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陈元龄：余尝观《姑苏志》及《会典》（编者按：《明会典》，下同），所疏太湖入海水道，俱有三港，想古三江之迹，故即是而可通也。《会典》永乐二年，浚吴淞南北岸安亭等浦，引太湖水入白茆、刘家二港。刘家港径入于海，白茆港径入江。又浚淞江府范家浜至南沧浦，上接大黄浦以达泖湖之水。弘治七年，开吴江长桥导太湖之水入淀山、阳城、昆承等湖，又开吴淞江并大后、赵屯等浦，泄淀山湖等水，由吴淞江以达于海。开白茆港并白鱼、洪鲇、鱼口诸处，泄昆承湖水以注于江。又开七浦、盐铁等塘，泄阳城湖水以达于海。此会典所记泄太湖水之三道也。《姑苏志》淞江，《禹贡》三江之一，即笠泽江也。自太湖分派，从吴江长桥北合庞山湖，转东入长洲界，经河湖流至云和塘，北入常熟界，东为昆承湖，入白茆港、许浦入海。吴淞江即古娄江也，亦名下流，俗呼刘家港。又有新江西达松江，南入练湖，北入鳗鲡湖，吐纳东南诸水。北入新洋江，至太仓、七丫浦受常昆诸水，东入海。松江东口亦名吴淞江，古之东江也。其南为白鹤江，与青龙水合过上海县，入练祈塘，合漳浦、横沥，南北互流，并入于海。此《姑苏志》泄太湖水之三道也。二书所记大同小异，其地名有出入不同，然总之以三道泄湖水，而古三江之迹亦仿佛可见。三江既入于海，震泽之水方不至泛滥为害。惟其在下流，故云“既入”，若在上流，则于既入、底定之义不可通矣。（《思问初篇》卷二《三江既入》）

阎若璩：郑晓……解扬州曰：今按地势，山起于西北，泽汇于东南。东南地卑，万水所凑，扬州是也。彭蠡在扬州西南，合江南、江东、江西诸水以为泽。三江在扬州东南，分东江、松江、娄江诸水以为名。（《潜邱札记》卷三）

又：郑亶《水利书》曰：臣尝论天下之水以十分率之，自淮而北五分，由九河入海，《书》所谓“同为逆河入于海”是也。自淮而南五分，三江入海，《书》所谓“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是也。（同上）

孙星衍：郑康成曰：“三江，左合汉为北江，会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故《书》称‘东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与南北合，始得称中也。三江分于彭蠡为三孔，东入海。”

又：郑注见《初学记·地部》及《书》疏，云“左合汉为北江”者，《水经》：“江水东北，至江夏沙羡县西北，沔水从北来注之。”注云：“江水又东迳鲁山南，古翼际山也。《地说》曰‘汉与江合于衡北翼际山旁’者也。”《地理志》曰：“夏水过郡入江，故曰江夏也。”又《水经》云：“沔水又南，至江夏沙羡县北，南入于江。”“沔水与江合流，又东过彭蠡泽，又东北出居巢县南，又东过牛渚县南，又东至石城县，分为二。其一东北流，其一又过毗陵县北，为北江。”注云：“丹徒县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也。城北有扬州刺史刘繇墓，沦于江，即北江也。”《地理志》云：“会稽毗陵，江在北，东入海。”案：今江南丹徒镇即是也。云“会彭蠡为南江”者，《地理志》：“会稽吴县，南江在南，东入海。”《水经注》云：“江水自石城东出，迳吴国南，为南江。东迳石城县北，又东与贵长池水合，又东迳宣城之临城县南，又东合泾水。南江又东与桐水合，又东迳安吴县。江之北，即宛陵县界也。南江又东迳宁国县南，又东北为长渎历湖口。南江东注于具区，谓之五湖口。《尚书》谓之震泽，《尔雅》谓之具区。”《地理志》：“丹阳石城，分江水首受江，东至余姚入海，过郡二，行千二百里。”过郡二者，丹阳、会稽也。石城，今安徽池州府西境。余姚，今浙江县。吴国，今江南吴县。此郑所云南江也。云“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者，《地理志》：“丹阳芜湖，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入海，扬州川。”阳羡，今江南宜兴县。《建康志》云：“中江旧迳溧阳县，今永阳江即其遗迹。景福三年，作五堰，是时中江置堰，江流亦既狭矣。其后东坝既成，中江遂不复东，惟永阳江水入荆溪。”此郑所云中江，今不复至阳羡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按：三江，孔安国、班固、韦昭、桑钦、郭璞、顾夷诸说不一，惟郑康成曰：左合汉为北江，右合彭蠡为南江，岷居中为中江。故书称东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并与南合，始得称中也。融洽前后经文，确不可易。宋苏轼实宗其说，蔡《传》专主唐仲初《吴都赋》注，以松江、娄江、东江为三江，力排苏轼说，且曰：大江合汉与彭蠡之后又千余里而入海，不复可指为三，不知三江云者，因上流有中江、北江、南江而言之，非截然指为三也。蔡《传》又云：《禹贡》无施劳者，虽大亦略。扬州大江无俟浚治，故在所不书。不知《禹贡》所纪皆成功，而施功初在其中。当洪水泛滥之后，大江自彭蠡以东，至入海处，其间岂无泥沙壅塞，谓之无施劳，可乎？况《管子》《荀子》《淮南子》皆云禹疏三江，可证也。（《禹贡今释》卷上）

王恢：（编者按：三江）环太湖状如蛛网之众川。盖“三”为多数义，不专指大江。《越语》子胥曰：“吴之与越，三江环之。”盖江南诸水，趋汇一湖，又溢而四出，疏其入海，震泽自庆安澜。前人袭《禹贡》江、汉之中江、北江、班固南江之谬说，纷如乱丝，实无一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邹逸麟：扬州“三江既入，震泽定”中的“三江”，历来诸说纷纭，难定一是。胡渭主苏轼说以汉江为北江、赣江为南江、岷江为中江，未必符合禹贡“三江”之意，因为此三江与震泽（太湖）无涉。胡渭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提出了长江洪水横流之际，由芜湖、高淳、宜兴间的胥溪运河泄入太湖的说法。于是对胥溪运河和东坝的兴衰作了详细的记述，尤其对太湖流域水利盛衰和吴淞江堙废的原由和后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显然已非以注经为限，而是对东南地区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了。此外，在释“沿于江、淮，达于淮、泗”句时，详细论述了江淮之间运河的变迁；在释“东至于柱”句时，专门讨论了三门峡河段自汉武帝以来漕运的难题，和汉唐北宋时期如何对三门峡河段进行整治的历史，无疑这些属于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范畴。（《禹贡锥指·前言》）

[5]【汇校】

王叔岷：《索隐》：“震，一作振。”段玉裁《尚书撰异》云：《广雅·释地》作振泽。案：震、振古通，《五帝本纪》：“振惊朕众。”《尧典》振作震，与此同例。（《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司马贞：震，一作“振”。《地理志》会稽吴县“故周泰伯所封国，具区在其西，古文以为震泽”。又《左传》称“笠泽”，亦谓此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泽在苏州西南四十五里。三江者，在苏州东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泽江；一江东南上七十里至白蚬湖，名曰上江，亦曰东江；一江东北下三百余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娄江；于其分处号曰三江口。顾夷《吴地记》云“松江东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东北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为东江，并松江为三江”是也。言理三江入海，非入震泽也。按：太湖西南湖州诸溪从天目山下，西北宣州诸山有溪，并下太湖。太湖东北流，各至三江口入海。其湖无通彭蠡湖及太湖处，并阻山陆。诸儒及《地志》等解“三江既入”皆非也。《周礼·职方氏》云“扬州薮曰具区，川曰三江”。按：五湖、三江者，韦昭注非也。其源俱不通太湖，引解“三江既入”，失之远矣。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贡湖、胥湖，皆太湖东岸，五湾为五湖，盖古时应别，今并相连。菱湖在莫釐山东，周回三十余里，西口阔二里，其口南则莫釐山，北则徐侯山，西与莫湖连。莫湖在莫釐山西及北，北与胥湖连；胥湖在胥山西，南与莫湖连：各周回五六十里，西连太湖。游湖在北二十里，在长山东，湖西口阔二里，其口东南岸树里山，西北岸长山，湖周回五六十里。贡湖在长山西，其口阔四五里，口东南长山，山南即山阳村，西北连常州无锡县老岸，湖周回一百九十里已上，湖身向东北，长七十余里。两湖西亦连太湖。《河渠书》云“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货殖传》云“夫吴有三江、五湖之利”。又《太史公自叙传》云“登姑苏，望五湖”是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修订组认为，《太史公自叙传》云“登姑苏，望五湖”，本书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无此语。按：本书卷二九《河渠书》云“上姑苏，望五湖”。

毛晃：震泽，《尔雅》：吴越之间有具区。郭注：今吴县南太湖，即震泽是也。《国语》：越伐吴而战于五湖。又云：范蠡灭吴，返至五湖而辞越，斯乃太湖之通称也。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韦昭曰：今太湖是也。《尚书》谓之震泽，《尔雅》以为具区，方圆五百里。……通震泽者，惟松江，则《水经》所谓三江口者，近之矣。然《禹贡》所言“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盖总记扬州水患既平，三江之水已入于海，无泛滥之患；震泽之水，亦底于静定，有涵浸之润，灌溉之功，未必谓二者相通，此有所入，而后彼有所定也。（《禹贡指南》卷一）

林之奇：逐州所序治水之曲折，皆是列序其一州之水于其下，非必以文势相属，如下文“导岍及岐”“导弱水而下”也。而先儒乃有此蔽。如兖州言“雷夏既泽”，然而考其原委之所注灉沮，实未尝会于雷夏，三江实未尝入于震泽也，然而经言三江既入而震泽底定者，苏氏曰：“水之未治也，东南皆海，岂复有吴越哉？及彭蠡既猪，三江入海，则吴越始有可宅之土，而水之所钟者，独震泽而已。”此说是也。韦昭注《国语》云：“太湖即五湖也，《书》谓之震泽，《尔雅》谓之具区，方圆五百里。”诸儒之语多与此同。盖太湖、五湖、震泽、具区，其名虽异，其实一也。而《周礼·职方氏》云：“扬州薮曰具区，浸曰五湖。”则具区、五湖又似不可合而为一。唐孔氏以谓扬州浸薮同处，论其水谓之浸，指其泽谓之薮，此亦顺经文而为之说，亦未必有所据也。（《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金履祥：震泽，今太湖……太湖谓之震泽者，震，动也。今湖翻是也……今按：扬州之境，岭至郴虔北枝，趋敷浅原，水皆东流，又自建岭一枝转而北趋介衢，为歙岭、亘宣而抵建康，其冈脊以西之水皆西流，是俱汇为彭蠡。其冈脊以东之水，南则浙江，北则震泽也。彭蠡之水不猪，则今江西、江东诸州之水为扬西偏之患；震泽之水不泄，则今浙西诸州之水为扬东偏之患。扬虽北边淮，而于徐已书乂，虽中贯江而于荆已书朝宗，独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东偏莫大于震泽，二患既平，则扬之土田皆治矣。故特举二湖以见扬之告成。若其南偏，率是山险，浙亦山溪计不劳施功，故余不书。（《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震泽，太湖也，具区（扬州薮曰具区）之水多震而难定，故谓之震泽。底定者言底于定而不震荡也。（《禹贡图注·震泽》）

孙星衍：史迁“底”作“致”。“震”一作“振”。

又：震泽，亦名具区。《地理志》：“会稽吴县，具区泽在西，《古文》以为震泽。”《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在吴县南五十里。”郑注《周礼·职方氏》云：“具区在吴南。”则此注亦同也。震，《史记索隐》云：“一作‘振’。”（《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大泽蓄水，南方名曰湖。震泽，太湖也。古名具区。《尔雅·释地》曰：“吴越之间，有具区。”《周官·职方氏》曰：“扬州薮曰具区。”是也。今江苏省苏州府之吴县、吴江、震泽三县，常州府之武进、无锡、宜兴三县，浙江省湖州府之乌程、长兴二县，皆其所分隶也。震如三川震之震，具区之水多震而难定，故谓之震泽。定者，言于定而不震荡也。（《禹贡今释》卷上）

[6]【汇注】

金履祥：《尔雅》：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书经注》卷三《禹贡》）

孙星衍：史迁“筿簜”作“竹箭”，“敷”作“布”。康成曰：“筿，箭。簜，竹也。”“筿”一作“筱”。

又：史公“筿簜”作“竹箭”，今文异字也。《说文》“榗”引《书》曰“竹箭，如榗。”言《夏书》“竹箭”读箭如榗也。《周礼·职方氏》：“扬州，其利金、锡、竹箭。”注：“故书‘箭’为‘晋’。杜子春云：‘“晋”当为“箭”，《书》亦或为“箭”。'”是榗与箭声相近。“敷”为“布”者，经典多通用。郑注见《仪礼·大射》疏及《竹谱》注，云“筿，箭”者，《尔雅·释草》云：“筿，竹箭。”《说文》作“筱”，云：“箭属，小竹也。”引此文云“簜，大竹”者，《尔雅·释草》文。《书》疏引孙炎云：“竹阔节者曰簜。”又引李巡云：“竹节相去一丈曰簜。”（《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张大可：竹箭，即可制箭矢的箭竹。（《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7]【汇注】

艾南英：少长曰夭。（《禹贡图注·其草惟夭》）

王炎：南方地暖，故草木皆少长，而木多上竦。河朔地寒，虽合抱之木不能高也。兖徐言草木皆居其土之下，凡土无高下燥湿，其生皆然，兼山林言之也。若扬之涂泥，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与，故先草木也。（引自《史记评林·夏本纪》）

孙星衍：马融曰：“夭，长也。”

又：马注见《释文》，云“夭，长”者，《诗·桃夭》传云：“夭夭，其少壮也。”郑注《大学》云：“夭夭，美盛貌。”壮、盛与长，义相近。（《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8]【汇校】

钱大昕：段氏玉载曰：兖州云“草繇木条”，无“其”“惟”二字，独扬州有之，盖后人所增也。《汉书·地理志》，兖、扬二州皆无“厥”“惟”二字。（《三史拾遗·史记卷一·夏本纪》）

【汇注】

裴骃：少长曰夭。乔，高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林之奇：兖徐扬三州皆言草木，兖之繇条，徐之渐包，扬之夭乔，皆言草木之茂盛，特史官变其文耳，虽王介甫之喜凿，亦不能曲而为之说。（《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艾南英：乔，高也。（《禹贡图注·厥木惟乔》）

孙星衍：乔者，《诗传》云：“南方之木美。乔，上竦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9]【汇注】

裴骃：马融曰：“渐，洳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艾南英：塗泥，水泉湿也。（《禹贡图注·厥土惟涂泥》）

孙星衍：马融曰：“渐，洳也。”

又：塗，当为“涂”，俗加“土”。《论语·阳货》：“遇诸塗。”《释文》：“‘塗’本作‘涂’。”《考工记》引《尔雅》“堂涂谓之陈”，今《尔雅》作“塗”。马注见《史记集解》，云“渐洳”者，《诗·汾沮洳》传云：“其渐洳者。”《说文》：“洳，渐湿也。”《汉书·东方朔传》云：“塗者，渐洳径也。”马义所本。（《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涂泥，水泉湿也。下地多水，其土淖。（《禹贡今释》卷上）

王光玮：荆、扬、梁三州，在今长江流域，“其土壤概目为涂泥，其色泽仅称为青黎，殊令人不能深信。虽古代南方开化程度，比北方为低下，其土壤利用的范围亦较为狭小，然记述三州土壤的分布，亦不能以‘青黎涂泥’四字了之……《禹贡》‘涂泥’，不论训为泥土，或附着的泥，要之，其质细柔，见水则化，总不外此意义”。（《禹贡土壤的探讨》，载《禹贡》（半月刊）第2卷第5期）

辛树帜：塗泥，分布于荆、扬二州。傅寅著《禹贡说断》称：“土惟塗泥，谓卑湿也。”毛（奇龄）传称“塗，泥也”，土湿如泥，斯指粘质湿土。（《禹贡新解》第三编《禹贡所述土壤之解释》）

[10][11]【汇注】

孔安国：田第九，赋第七，杂出第六。（《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林之奇：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者，扬州之田比于九州最为下品，如赋出第七，杂出于第六也。颜师古曰：“错出诸品。”既云上错，则是有所定而云，非错出诸品也，田最为下品，而其赋乃出于第七，或出于第六者，人工修也。秦少游云：“今之所谓沃壤者，莫如吴越闽蜀，一亩所入比他州辄数倍。彼吴越闽蜀者，古扬州梁州地也。”案：《禹贡》扬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此二州之田在九等文中等为最下。而以九州沃壤称者，吴越闽蜀地狭人众，培粪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九、第七之田培粪灌溉之功，至尚能倍他州之所入，而况其上之数等乎？（《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孙星衍：江氏声云：“上错，谓杂出上等，盖时或出中下之赋也。九等之赋，下上为第七，中下为第六。”（《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邹逸麟：《禹贡》各州田、赋等级，是各州土壤状况和经济开发程度的反映。扬州“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反映当时扬州地势低下，田多沼泽，土湿如泥，土壤为黏质湿土，故田列为第九等，赋第七等，杂出为第六等。这是因为当时扬州开发不充分，故其田等最低，赋也不高。两晋以后，扬州地区逐渐得到开发，尤其是唐宋时期大量水田的开辟，使东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重心所在，国家赋税所出。为了增加粮食生产，太湖流域围湖造田，蔚为风气，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禹贡锥指·前言》）

[12]【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金、银、铜。”郑玄曰：“铜三色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孙星衍：郑康成曰：“金三品者，铜三色也。”

又：郑注见《书》疏及《诗·泮水》疏，云“铜三色”者，《诗》疏云：“梁州贡镠、铁、银、镂。《释器》云：‘黄金之美者谓之镠，白金谓之银。'”贡金银者既以镠银为名，则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银也。又检《禹贡》之文，厥贡镠、铁、锡、铅、银，独无铜，故知金即铜也。《春秋左氏》僖十八年传曰：“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考工记》云：“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是谓铜为金也。三色者，盖青白赤也。案：楚赐郑伯金，是荆州之铜。扬州亦出铜，《史记·货殖传》“吴有章山之铜”是也。《礼器》疏云：“荆、扬二州贡‘金三品’者，《禹贡》文，郑注以为金银铜。三品者，三色也。”与《书》及《诗》疏所引郑注不同，疑《礼器》疏误。（《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何满子：金三品，旧注说是三种不同的金属，当时尚无后世的冶炼技术，不可信。（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陈蒲清：金三品，旧说指三种金属。一说指金、银、铜；一说指青铜、白铜、赤铜。（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3]【汇校】

郭嵩焘：瑶琨竹箭，《札记》云：“疑句上脱‘金银’二字。”（《史记札记·夏本纪》）

【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瑶、琨，皆美玉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蔡沈：《诗》曰：“何以舟之，惟玉及瑶。”琨，《说文》云：“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为礼器。”（《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艾南英：瑶、琨，玉石名，取之可以为礼器。（《禹贡图注·瑶琨》）

孙星衍：史迁“筿簜”作“竹箭”。“琨”一作“瑻”。

又：瑶者，《诗传》云：“美玉。”《说文》云：“瑶，玉之美者。”“琨”作“瑻”者，《释文》云：“马本作‘瑻’。”《说文》：“琨，石之美者。”《虞书》曰：“扬州贡瑶、琨。”或作“瑻”。《地理志》亦作“瑻”。史公“筿簜”作“竹箭”者，与上“筿簜既布”同，非诂字，盖今文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瑶，玉名。《诗·大雅·公刘》之篇曰：“何以舟之，惟玉及瑶。”琨，石之似玉者，可为礼器。（《禹贡今释》卷上）

何满子：瑶、琨，玉类美石。竹箭，可制箭的竹筿。（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14]【汇校】

梁玉绳：“齿革羽毛”（编者按：金陵本“毛”作“旄”）。案：《禹贡》“毛”下有“惟木”二字，似此缺，然《汉志》亦无，疑。（《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钱大昕：《注》：孔安国曰：“象牙、犀皮、鸟羽、旄牛尾也。”《正义》曰：西南夷常贡旄牛尾，为旌旗之饰，《书》《诗》通谓之旄。段氏玉载曰：荆州“羽旄齿革”字正作“旄”，此作“毛”，浅人所改也。（《三史拾遗·史记卷一·夏本纪》）

【汇注】

张守节：《周礼·考工记》云：“犀甲七属，兕甲六属。”郭云：“犀似水牛，猪头，大腹，庳脚，椭角，好食棘也。亦有一角者。”按：西南夷常贡旄牛尾，为旌旗之饰，《书》《诗》通谓之旄。故《尚书》云“右秉白旄”，《诗》云“建旐设旄”，皆此牛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蔡沈：齿革可以成车甲，羽毛可以为旌旄，木可以备栋宇器械之用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孙星衍：齿、革、羽、毛四者，《周礼·地官司徒·角人》“掌以时征齿、角，凡骨物于山泽之农，以当邦赋之政令”，羽人“掌以时征羽、翮之政于山泽之农，以当邦赋之政令”，《天官·冢宰·掌皮》“掌秋敛皮，冬敛革，春献之”是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王叔岷：《集解》：孔安国曰：“象齿、犀皮、鸟羽、旄牛尾也。”《正义》：“……按：西南夷常贡旄牛，尾为旌旗之饰，《书》《诗》通谓之旄。故《尚书》云‘右秉白旄’，《诗》云‘建旐设旄’，皆此牛也。”案：“旄”字景祐本同，黄善夫本、殿本并作“毛”，盖据《禹贡》改。审《集解》引伪《孔传》及《正义》云云（《正义》之说本《禹贡》孔疏），是正文本作旄，史公盖以旄说《禹贡》之毛耳（下文同）。段氏《尚书撰异》谓《禹贡》“本是旄字，卫包案改作毛。”考敦煌古文本《禹贡》已作“毛”，卫包于天宝三年受诏改古文《尚书》从今文，敦煌古文本乃天宝未改字以前写本（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卷一第二辑经部有说），则段说不足信矣。《地理志》旧本亦作旄（师古注可证。段氏《撰异》、王氏《补注》及《尚书孔传参正》并有说）。今本作毛，盖亦后人据《禹贡》所改也。（《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芮日松：象有齿，犀、兕有革，鸟有羽，兽有毛……齿、革可以成车甲，羽毛可以为旌旄。（《禹贡今释》卷上）

陈蒲清：齿，象牙。革，兽皮。旄，旄牛尾，作旌旗上的装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齿，象牙。革，犀皮，作高级甲胄。羽，孔雀、翡翠等鸟毛。旄，犛牛尾。羽、旄作旗帜装饰。（《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5]【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百济国西南渤海中有大岛十五所，皆邑落有人居，属百济。”又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国，在百济南，隔海依岛而居，凡百余小国。此皆扬州之东岛夷也。按：东南之夷草服葛越，焦竹之属，越即苎祁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毛晃：岛夷，南海岛夷，织草木为服，如今棘贝蕉葛之属。棘贝，闽俗呼为木棉。《汉·地理志》作“鸟夷”。颜师古曰：“鸟夷，东南之夷善捕鸟者也。卉服，葛之属。（《禹贡指南》卷一）

艾南英：岛夷，海岛之夷。卉，葛越之属……葛越，草布也。袁坤仪谓木棉自宋始入中国，蔡《注》（编者按：蔡沈《书经集传》，下同）引之误也。（《禹贡图注·岛夷卉服》）

孙星衍：郑康成曰：“此州下湿，故衣草服。贡其服者，以给天子之官。”“”一作“鸟”。

又：夷，《汉志》作“鸟夷”，颜师古注云：“东南之夷善搏鸟者。”《后汉书·度尚传》云：“深林远薮推髻鸟语之人置于县下。”注云：“鸟语，谓语声似鸟也。”《书》曰：“鸟夷卉服。”则唐时尚作“鸟夷”。郑注见《书》疏，云“下湿，衣草服”者，《说文》：“衰，草雨衣。秦谓之草。”《越语》云：“譬如衰笠，时雨既至，必求之。”云“贡其服，给天子之官”者，《郊特牲》云：“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大罗氏，天子之掌鸟兽者也，诸侯贡属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是卉服共给官用也。《尔雅·释草》云：“卉，草。”（《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郭嵩焘：岛夷卉服，案：冀州之岛夷，则渤海以外诸岛也；扬州之岛夷，则南洋诸岛是也。禹奠九州，而海外诸岛尽收而列之版图使效贡赋，是谓圣人不勤远略，尽海外膏腴之地而蠲弃之，恐非事实。（《史记札记·夏本纪》）

瞿方梅：按：岛夷应以今琉球、吕宋、台湾当之。《正义》以为百济、日本，殊去扬州太远，恐未然也。百济即冀州岛夷地，日本则嵎夷。（《史记三家注补正·夏本纪第二》）

王叔岷：《集解》：孔安国曰：南海岛夷，革服葛越。《考证》：《史记》原本岛作鸟，此后人所改，上文可证。案：景祐本岛作，《集解》引伪《孔传》同。岛乃之俗省。敦煌古文本《禹贡》及伪《孔传》亦并作（今本作岛）。段氏《尚书撰异》谓《禹贡》“本作鸟，卫包改为字”，并云：“《本纪》（编者按：《夏本纪》）作，则浅人用天宝后《尚书》改之。”（此即《考证》所本）。夫敦煌古文本作，既在卫包改字之前，则作非卫包所改；此文之作，亦不得以为浅人用天宝后《尚书》所改，段说盖两失矣！（《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日］泷川资言：《史记》原本“岛”作“鸟”，此后人所改，上文可证。中井积德曰：（编者按：张守节所引《括地志》）日本必不在此列，注误。（《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江灏：岛夷，东南沿海各岛的人。卉服，《尔雅·释草》：“卉，草。”郑玄说：“此州下湿，故衣草服。”《尚书今古文注疏》认为草服是蓑衣，草笠之类。（《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16]【汇校】

［日］泷川资言：《书》疏引郑注“成”下有“文”字，愚按：“织贝”，郑说近是。（《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织，细缯也。贝，水物也。”郑玄曰：“贝，锦名也。《诗》云‘成是贝锦’。凡织者，先染其丝，织之即成〔文〕矣。”（《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轼：南海岛夷绩草木为服，如今吉贝、木棉之类，其纹斓斑如贝，故曰织贝。《诗》曰：“萋兮斐兮，成是贝锦。”（《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毛晃：织贝，颜师古曰：织，谓细布也。贝，水虫也，古以为货。（《禹贡指南》卷一）

林之奇：案：此文在于厥贡之下，厥篚之上，则其为岛夷之贡卉服者明矣。服既为贡，则与冀州皮服从而可知也。厥篚织贝者，孔氏云：“织者细纻也，贝者水物也。”唐孔氏云“鱼有玄贝、贻贝，余贝黄白文，余泉白黄文，当贡此有文之贝以为器物之饰也。”案：荆州云“厥篚玄玑组”，玑，不圆之珠也。古者以珠贝为货，珠既入篚，则贝亦可以入篚矣。然而以织为一物，贝为一物，则织之一字为无所属。经但曰织，安知其为细纻乎？郑氏曰：“贝，锦名。《诗》曰‘萋兮菲兮，成是贝锦。’凡为织者，先染其丝，乃织之，则文成矣。”此说是也。苏氏曰：“南海岛夷织草木为服，如今吉贝木绵之类。”亦一说也。而其下文又曰“其文斑斓如贝，亦以成是贝锦”为证，然今之吉贝木绵无有所谓斑斓如贝者，此说亦未敢从。（《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金履祥：《博物续志》曰：闽中多木绵，植之数千株，采其华，纺以为布，名吉贝。《南史》言林邑等国出吉贝木。薛氏云：“织贝，今木绵也。或曰织贝即岛夷所贡，如今南海诸番，皆以木绵为服，谓之搭布，其细者则名吉贝。”（《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织贝，锦名。（《禹贡图注·织贝》）

凌稚隆：按：《书传》云织为贝文。（《史记评林·夏本纪》）

孙星衍：郑康成曰：“贝，锦名也。”《诗》云：‘成是贝锦。’凡织者，先染其丝，织之即成矣。《礼记》曰：‘士不衣织。'”

又：郑注见《史记集解》及《诗》疏，以贝为贝锦者，为实篚之物，且与织连文，知非水贝。《诗·巷伯》传云：“贝锦，锦文也。”笺云：“锦文者，文如余泉、余蚳之贝文也。”云“士不衣织”者，《玉藻》文。（《尚书今古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王叔岷：《集解》：“孔安国曰：织，细缯也。……”《考证》：“《集解》‘细缯’，《书传》作‘细纻’。”案：殿本《集解》引伪《孔传》亦作“细纻”，盖据《禹贡》伪《孔传》改。（《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芮日松：织贝，锦名。织为贝文。《诗·小雅·巷伯》之篇曰“成是贝锦”是也。按：丝不染而织之成文者曰织文，染丝五色，织之成文者曰织贝。海岛之夷以卉服来贡，而织贝之精者则入篚焉。（《禹贡今释》卷上）

江灏：织贝，贝锦。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说：“今台湾山胞，有以极小之贝，以线串连之，织以为巾者，盖即织贝也。”录备一说。（《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17]【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小曰橘，大曰柚。锡命乃贡，言不常也。”郑玄曰：“有锡则贡之，或时乏则不贡。锡，所以柔金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金履祥：小曰橘，大曰柚。惟荆、扬有之。逾淮而北则为枳，《橘颂》所谓“受命不迁”者也。沈存中谓《本草》柚皮甘，今所谓柚其皮极苦，而橙皮甘，古之柚盖橙云。锡贡，锡命则贡，圣人不常以口腹之味扰民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锡者必待锡命而后贡，非岁贡之常也。（《禹贡图注·包橘柚锡贡》）

孙星衍：包者，《诗·木瓜》笺云：“以果实相遗者，必苞苴之。”引此文。橘者，《说文》云：“果出江南。”又云：“柚，条也，似橙而酢。《夏书》曰：‘厥包橘柚。'”《释木》云：“柚，条。”《列子·汤问篇》云：“吴楚之国有大木焉，其名为櫾。碧树而冬生，实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愤厥之疾。”櫾与柚同。

又：郑康成曰：“此州有锡则贡之，或时乏则不贡。锡，所以柔金也。”

又：郑注见《史记集解》及《书》疏。云“有锡则贡之，或时乏则不贡”者，江氏声云：“此既是贡而不于‘厥篚’之上言之，退之在下，别出贡文，故知非常贡也。”云“锡，所以柔金”者，《吕氏春秋·物类篇》云“金柔锡柔，合而柔则为刚”，《考工记》云“攻金之工，掌执金锡之齐”，又云“金有六齐，或锡居一，或金锡半”是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包，裹也。橘、柚，果名。橘小，柚似橘而大，味尤酸。皆不耐寒，故包裹致之。（《禹贡今释》卷上）

［日］泷川资言：“锡贡”，孔义为长。皮锡瑞云：“《史记》‘锡大龟’‘锡土姓’，皆改作‘赐’，惟此与‘锡贡磬错’作‘锡’，是今文说，亦当为‘贡锡’。”皮说与郑同。愚按：《史》下文云“帝锡禹玄圭”，《宋微子世家》云“天乃锡禹鸿范九等”，史公未必悉改“锡”作“赐”，皮说未得。（《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陈蒲清：其包橘柚锡贡，有时根据命令进贡包着的橘子和柚子。锡贡，指有命令就进贡（无命令则不贡）。锡，通“赐”，指下达命令。（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8]【汇校】

［日］泷川资言：以上叙扬州。沈涛曰：“《禹贡》‘沿于江海’，《释文》云，‘沿’郑本作‘松’，‘松’当作‘沿’。马本作‘均’，云均平。”按：《史记·夏本纪》《汉书·地理志》皆作“均”，与马本同，可见古文作“均”不作“沿”。《集解》引郑玄曰：“均读曰沿。”是郑本亦作“均”。（《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编者按：金履祥《书经注》卷三“均江海，通淮泗”作“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并注云：“徐州已言淮泗达菏，故此但言达于淮泗。”

【汇注】

裴骃：郑玄曰：“均，读曰沿。沿，顺水行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林之奇：顺流而下曰沿，盖自江而入海，自海而入淮，自淮而入泗，然后由淮泗而达于河也。（《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毛晃：颜师古曰：均，平也。通淮泗而入海，故云平。扬州不言河，因徐州而见也。徐州之末言“浮于淮泗达于河”，谓渡淮泗而入河。扬州次徐，故言达于淮泗。顺流而下曰沿。沿江海以通淮泗，则浮淮泗可以通河矣。（《禹贡指南》卷一）

孙星衍：史迁“沿”作“均”。马融作“均”，曰：“均，平。”一作“松”。郑康成曰：“松，读曰沿。沿，顺水行也。”

又：沿，《释文》云：“郑本作‘松’。”盖古文。又云：“马本作‘均’。”与史公同，盖今文也。《地理志》亦作“均”。经云“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者，《水经》：“淮水东北至下邳淮阴县西，泗水从西北来注之。”注云：“淮、泗之会，即角城也。”《经》又云：“淮水东至广陵淮浦县，入于海。”……史公“沿”作“均”者，“均”盖伨字，《一切经音义》三引《三仓》云：“循，古文作‘伨’。”则谓循于江、海也。马注见《释文》，云“均，平”者，未详。颜师古注《汉志》云：“均，平也。通淮、泗而入江、海，故云平。”郑注见《史记集解》，字误为“均”，据《释文》当为“松”。云“松，读为沿”者，以松字古文似沿，读其字为沿。云“顺水行”者，《吴语》云：“率师沿海溯淮。”注云：“沿，顺也。”《论语·先进篇》云：“浴乎沂。”唐人读为沿。盖言傍水陆行，不谓顺流而下，故经文变言沿，不言浮。自暴秦元季始有海运之事，古昔盛时所必无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顺流而下曰沿。《左传》文公十年“沿汉溯江”。溯，逆。沿，顺。沿江入海，顺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禹时江、淮未通，故沿于海。《左传》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注云：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宋口入淮。在今江苏省扬州府江都县东二里，江淮之通始此。至隋人又从而广之。《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记者之误也。又按：扬之贡在北者可径达淮泗，在南者，邗沟未开，无道入淮，必沿江、海以达淮泗，则与徐州同贡以达于河。（《禹贡今释》卷上）

陈蒲清：均江海，通淮、泗，指贡赋沿江或沿海北运到淮河、泗水，再运往京城。郑玄注：“均，读曰沿。沿，顺水行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荆及衡阳维荆州[1]：江、汉朝宗于海[2]。九江甚中[3]，沱、涔已道[4]，云土、梦为治[5]。其土涂泥。田下中，赋上下[6]。贡羽、旄、齿、革，金三品[7]，杶、榦、栝、柏[8]，砺、砥、砮、丹[9]，维箘簬、楛[10]，三国致贡其名[11]，包匦菁茅[12]，其篚玄玑组[13]，九江入赐大龟[14]。浮于江、沱、涔、汉，逾于雒[15]，至于南河[16]。

[1]【汇注】

杜佑：荆山在今襄阳郡界，南至今衡阳郡桂岭之北，皆是也。今江陵、夷陵、巴东、竟陵、富水、安陆、齐安、汉阳、江夏、义阳、浔阳之西境，长沙、巴陵、衡阳、零陵、江华、桂阳、连山、邵阳、武陵、澧阳、黔中、宁夷、涪川、卢溪、卢阳、灵溪、潭阳、清江、播川、义泉、夜郎、龙标、溱溪等郡地。（《通典》卷一百七十二《州郡二》）

又：荆河，州西南至荆山，北距河。（同上）

又：荆山在今襄阳郡南，其北境至于河。今河南府、陕郡之南境，弘农、临汝、荥阳、陈留、睢阳、济阴、谯郡、颍川、淮阳、汝阴、汝南、淮安、南阳、襄阳、武当、汉东等郡地。（同上）

苏轼：旧有三条之说，北条荆山在冯翊怀德县南，南条荆山在南郡临沮县东北。自南条荆山至衡山之阳为荆州，自北条荆山至于河为豫州。（《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毛晃：荆州，《尔雅》：汉南曰荆州。注云：“自汉南至衡山之阳。”李巡曰：“荆州其气燥刚，禀性强梁，故曰荆。荆，强也。秦为南郡，即郢都之渚宫，楚之故都也。……《晋·地理志》引《春秋元命苞》云：“轸星散为荆州。荆，强也，言其气燥强。亦曰警也，言南蛮数为寇逆。其人有道后服，无道先叛，易警备也。又云：取名于荆山。荆，取名于荆山，其义最近。荆者，小木名，亦曰楚，故《春秋》书楚为荆。（《禹贡指南》卷二）

艾南英：曾氏曰：有两荆山，此荆州之荆山，非雍州“荆、岐既旅”之荆山。熊氏曰：荆州之地亦广，北接雍豫之境，南逾五岭，即越之南徼也。越虽上古未通，已当在要荒之服，东抵扬州之境，西抵梁州及西南夷等处，皆楚地也。扬州之境，自两浙为吴越之外，江、淮皆楚境。或谓建都于江南者，当以南阳为正。其北接连中原，东通吴、西通巴蜀，南控蛮粤，故诸葛亮以为用武之国，英雄之所必争。凡自北而攻南，自南而窥北，未有不先得此而后可以有为，此又有国者所当知也。（《禹贡图注·荆及衡阳惟荆州》）

王圻：荆，强也，言其气躁强。亦言荆，警也，或取名于荆山焉。盖蛮夷之国，槃瓠之种，诗人所谓荆蛮也。（《三才图会·地理》卷十四《荆州疆界》）

蒋廷锡：荆州，今湖广之武昌、汉阳、安陆、荆州、岳州、长沙、衡州、常德、辰州、宝庆、永州十一府，郴、靖二州，施州卫及襄阳府南漳县，德安府安陆、云梦、孝感、应城、应山五县，随州南境，黄州府黄冈、麻城、黄陂、黄安四县，四川之夔州府建始县，广西之桂林府全州及兴安县越城岭、北岭也。（《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郑康成曰：“荆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之南。”

又：《释地》云：“汉南曰荆州。”《书》疏引李巡云：“荆州其气燥刚，禀性强梁，故曰荆。荆，强也。”《释名》云：“荆州取名于荆山也。必取荆为名者，荆，警也。南蛮数为寇逆，其民有道后服，无道先强，常警备之也。”《吕氏春秋·有始览》云：“南方为荆州，楚也。”荆即荆山。《地理志》：“南郡临沮，《禹贡》南条荆山在东北。”案：临沮，今湖北南漳县，山在县西。郑注见《公羊》庄十年传疏，《说文》云：“山南曰阳。”经云“衡阳”，故云在衡山之南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章太炎：荆州，今两湖及江西西部。山有荆山（湖北南漳县境）、衡阳（湖南衡山县西，一名岣嵝山）。水有江汉（嘉陵江）、沱水（江水支流）、潜水（汉水支流）。（《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中国古代史》）

钱仲联：盛洪之《荆州记》曰：南岳周回数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因梦玄夷使者，遂获金简玉字之书。《南岳记》曰：夏禹导水通渎，刻石书名山之高。《南岳文》云：高四千一十丈。南岳，即衡山也。（《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三《岣嵝山》）

辛树帜：荆州，或因荆山得名。荆州荆山的名，当由雍州荆山移去。楚之郢都，汪中考出是从雍州“毕程”的“程”移去的。（《禹贡新解》第三编《禹贡制作时代的推测》）

王恢：衡阳，《汉志》：“长沙国湘南，《禹贡》衡山在东南。”湘南，今衡山县。衡山一名岣嵝，即南岳，在县西北。泛言衡阳，不言九疑、苍梧，则其所届自亦模糊。史称吴起平南越，乃浮词夸饰。若然，何待秦皇。（《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王世舜：荆，荆山，在今湖北省南漳县西面。衡阳，衡山的南面。《孔传》说：“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尚书译注·禹贡》）

钱穆：衡山在河南南召县南，见《山海经》。又《汉书·地理志》：“南阳郡雉，衡山，灃水所出。”马融《广成颂》：“面据衡阴。”此谓荆山及衡山之阳为荆州也。（《史记地名考》卷三）

陈蒲清：荆及衡阳维荆州，北起荆山，南到衡山之南的地区是荆州。有今湖北、湖南两省及江西、安徽两省的西部。荆，山名，在今湖北南漳县西。衡，山名，在今湖南省衡山县，五岳之一。一说在今河南南召县南。据文意当以后说为是。按：古代称为衡山的有多处。（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荆州，在荆山与衡山之间，当今两湖及川、贵、粤、桂之一部分地区。荆山，在今湖北南漳县西。衡山，在今湖南省衡山县。（《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2]【汇校】

孙星衍：郑康成曰：“江水、汉水，其流遄疾，又合为一，共赴海也。犹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国有道则后服，国无道则先强，故记其水之义，以著人臣之礼。”

又：朝，《说文》作“淖”，云：“水朝宗于海。”《御览》引《说文》“淖，朝也”，疑古文有作“淖”者。《说文》云：“潨，小水入大水也。”疑“宗”之本字。《论衡·书虚篇》云：“夫地之有百川也，犹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行，泛扬动静，自有节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来，犹人之呼吸出入也。经曰：‘江、汉朝宗于海。’其发海之时，漾驰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浅狭，水激沸起，故腾为涛。”虞翻注《易·习坎》“有孚”曰：“水行往来，朝宗于海，不失其时，如月行天。”则是谓朝宗为潮水。此盖今文家说。郑注见《书》疏，云“江水、汉水合为一”者，谓沔左合汉水，分三江俱入海也。云“犹诸侯之同心尊天子”者，《诗·沔水》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传云：“沔，水流满也。水犹有所朝宗。”笺云：“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诸侯朝天子，亦犹是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江水源出岷州南岷山，南流至益州，即东南流入蜀，至泸州，东流经三硖，过荆州，与汉水合。孙卿子云‘江水其源可以滥觞’也。”又云：“汉水源出梁州金牛县东二十八里嶓冢山。”（《史记正义·夏本纪》）

毛晃：江水，出岷山。……《河图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之以建福。故《禹贡》曰：岷山导江，泉流深远，盛为四渎之首。《广雅》曰：江，贡也。《风俗通》曰：出珍物可贡献。《释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禹贡指南》卷二）

又：汉水，汉出嶓冢之漾。漾水东南流为沔，至汉中东行为汉。《水经注》云：《山海经》：汉出鲋嵎山，东北流得献水口。庾仲雍曰：是水南至关城合西汉水，汉水又东北合沮口，同为汉水之源也。故如淳曰：北方人谓汉为沔水。孔安国谓漾水东流为沔，盖与沔合也。至汉中为汉水，是互相通称也……班固《地理志》、司马彪、袁山松《郡国志》（编者按：《续汉书·郡国志》，下同）并言汉有二源，东出氐道，西出陇西县之嶓冢山。阚骃云：漾或为洋，洋水出昆仑西北隅，至氐道重源显发而为漾。又言陇西县嶓冢山在西，西汉水所出。南入广魏白水。又云：漾水出獂道，东至武都入汉，许叔重、吕忱，并言漾水出陇西獂道，东至武都为汉水，不言氐道。然獂道在冀之西北，又隔诸川，无水南入，疑出獂道之为谬矣。《山海经》曰：“嶓冢之山，汉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江。”然则东西两川俱出嶓冢，而同为汉水者也。孔安国曰：泉始出为漾，其犹濛耳。而常璩《华阳国记》，专为漾山漾水者，是作者附而为山水之殊目尔。（同上）

蔡沈：春见曰朝，夏见曰宗。朝宗，诸侯见天子之名也。江汉合流于荆，去海尚远，然水道已安而无有壅塞、横决之患。虽未至海，而其势已奔趋于海，犹诸侯之朝宗于王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芮日松：荆州之水，以江、汉为大，《诗·小雅·四月》曰：“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其水发源于梁，荆当下流之冲，入海于扬。荆据上游之会，两水合流，力大势锐，不至海不已，故曰“朝宗”。皆诸侯见天子之名，假以言水，犹《诗·小雅·沔水》之篇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是也。（《禹贡今释》卷上）

王恢：周人化行南国，自汉达江，江汉并称，遂屡见于《诗》：《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大雅·常武》“如江如汉”，《江汉》“江汉浮浮”“江汉汤汤”“江汉之浒”；《孟子》“江汉以濯之”；《周官·职方》“其川江汉”。古时江河文化，多赖汉水交流，而其源流，不过江之支津，自来干枝未别，《禹贡》增改《小雅·沔矣》：“沔彼流水，朝宗于海”，为“江汉朝宗于海”，遂觉江汉并流于海，《汉志》《水经》从而更有三江荒诞之说，后儒不目验实况，而纷纷瞽说。（《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汇评】

金履祥：蔡氏曰：江、汉合流于荆，去海尚远，然水道已安，下流无壅，奔趋于海，犹诸侯之朝宗于王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3]【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江于此州界，分为九道，甚得地势之中。”郑玄曰：“《地理志》九江在寻阳南，皆东合为大江。”（《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按：《寻阳记》九江者，乌江、蚌江、乌白江、嘉靡江、沙江、畎江、廪江、提江、箘江。又张浈《九江图》所载有三里、五畎、乌土、白蚌。九江之名不同。（《史记索隐·夏本纪》）

毛晃：张须元《缘江图》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乌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乌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廪江。参差随水长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终于江口，会于桑落洲。（《禹贡指南》卷二）

蔡沈：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经》言九江在长沙下隽西北。《楚地记》曰：“巴陵潇湘之渊在九江之间。”今岳州巴陵县即楚之巴陵，汉之下隽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则洞庭之为九江审矣。今沅水、渐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资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九江，洞庭也。……朱子谓国初胡祕直，近世晁詹事、陈冠之，皆以九江为洞庭。按：《江海经》亦云：洞庭、沅澧之水，潇湘之泉，是为九江。今按《禹贡》东至于澧，过九江，则是古者澧先入江而后九江入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江汉之所经也。孔，甚；殷，正也。水道甚得甚正也。（《禹贡图注·九江孔殷》）

方中履：《书》“九江孔殷”，《史记》作“九江甚中”。孔安国云：“江于此州界分为九道，甚得地势之中。”《汉·地理志》云：“九江在寻阳南，皆东合为大江。”《寻阳记》：“九江者，一曰乌江，二曰蜯江，三曰乌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廪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又：张浈《九江图》以为三里江、五畎江、嘉靡江、乌土江、白蚌江、白乌江、箘江、沙提江、廪江，始于鄂陵，终于江口，会于桑落洲。履按：《水经》言九江在长沙下隽西北，《楚地记》曰巴陵潇湘之渊在九江之间，宋胡旦、晁说之皆以九江为洞庭。蔡《传》曰今岳州巴陵县即楚之巴陵、汉之下隽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则洞庭之为九江审矣。今沅水、渐水、无水（作元水者乃“无”字之误也）、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资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九江，《通雅》曰：“九江，郡名，即下流以称之也。”（《古今释疑》卷十四《九江》）

孙星衍：史迁“孔殷”作“甚中”。郑康成曰：“《地理志》九江在寻阳南，皆东合为大江。殷犹多也。九江从山溪所出，其孔众多，言治之难也。”

又：九江者，《地理志》：“庐江郡寻阳，《禹贡》九江在南，皆东合为大江。”……《史记·河渠书》云：“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书·释文》引《地记》云：“九江，刘歆以为湖汉九水入彭泽也。”凡此八水，并湖汉水为九，俱入江。史公说“孔”为“甚”，“殷”为“中”者，俱《释言》文。言“九江甚中”者，九江之水在豫章郡，非荆州水，而《水经》云“沔至江夏沙羡县北，南入于江。沔水与江合流，又东过彭蠡泽”，是九江入此泽而合大江，故云“甚中”。郑注见《书》疏引《地理志》，见前文，云“殷犹多”者，《诗传》云：“殷，众也。”众多同义。云“九江从山溪所出，其孔甚多”者，即谓《地理志》入湖汉诸水。《史记索隐》又引《寻阳记》乌江等九江，非古义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九江，在今湖南省岳州府巴陵县西南，北接华容县及澧州安乡县，西南接常德府龙阳县，东南接长沙府湘阴县，为湖南众水之汇。……《水经》云：“九江在长沙下隽县西北。”按：下隽即今湖北省武昌府通城、崇阳二县地。故宋之曾彦和以沅、渐、无、辰、叙、酉、湘、资、澧九水，皆合洞庭，东入于江，是九江中。蔡氏遵之，朱子考定九江，则去无、澧，而易以潇、蒸二水，大抵皆主洞庭之说也。（《禹贡今释》卷上）

俞樾：《传》曰：江于此州界分为九道，甚得地势之中。樾谨按：《史记》作“九江甚中”，枚义即本史公说。然以经例求之，如“九河既道”“三江既入”之类，末一字皆言水之治，“九江孔殷”亦当同之，殆非甚中之谓也。……“九江孔殷”者，九江大定也，言九江之水东合大江，故水势大定也。《正义》引郑注曰：“殷犹多也，九江从山溪所出，其孔众多，言治之难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庐江浔阳县南’，皆东合为大江。”按：郑君说九江自是古义，而以孔殷为其孔众多，不辞甚矣，虽古文家旧说，殆不可用。（《春在堂全书·群经平议卷三》）

瞿方梅：按：九江，或主洞庭，或主湖汉，或主寻阳，王而农独以唐诗“落日九江秋”之九江当之，未知孰得。然详下文过九江之于东陵之语，则似洞庭为近。“甚中”，《禹贡》《地理志》皆作“孔殷”，“殷”“中”义同。《尔雅·释言》，殷，中也，可证。（《史记三家注补正·夏本纪第二》）

王世舜：九江，古来注家，说法不一，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综合言之，约有五种：（一）认为长江在荆州界，分而为九，即现在湖北省广济、黄梅及安徽省宿松、望江诸县境的江水。《孔传》《汉书·地理志》主此说。（二）认为九江从山溪所出，这九条江分别有自己的发源处，下游合流于长江。郑玄主此说。（三）以乌白江、蚌江、乌江、嘉靡江、畎江、源江、廪江、提江、箘江为九江。《寻阳地记》主此说。或以三里江、五州江、嘉靡江、乌土江、白蚌江、白乌江、箘江、沙堤江、廪江为九江，张须元的《缘江图》主此说。此二说均主张湖北、江西两省间入江的河水为九江。（四）认为湖汉九水入彭蠡为九江。刘歆主此说。（五）认为沅、渐、元、辰、叙、酉、澧、资、湘皆合于洞庭，称九江。蔡沈主此说。前四种说法，前人多有否定者，宋代朱熹著《九江辨》驳之甚详，他的学生蔡沈在《尚书集传》中提出九江合于洞庭之说，后人多因之。近人曾运乾说：“说九江者惟宋蔡氏为允。”但曾氏虽赞成蔡沈的意见，而不为蔡沈所囿，又进一步说：“谓之九江者，九为数之终，古人数之极多者皆终之以九，必因《尔雅》有九河之名，于九江亦必实指其名以配之，则邻于凿矣。”辛树帜先生也认为不是实数而是虚数，这种意见似较之朱、蔡又胜一筹。（《尚书译注·禹贡》）

陈蒲清：九江甚中，指长江流到荆州后，共有九条支流，它们恰好处于长江中游。九江的名称说法不一。或说指流入洞庭湖的湘江、资江、澧水、沅水及沅水的支流元江、渐江、辰江、溆水、酉水。“九”可能是虚数，极言其多。“九江”不可误为今江西九江，江西九江乃后起地名，属古扬州而不属于荆州。（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恢：三、九本多数义，必实其名，转失其义。九江歧说，约别为之：（一）刘歆主湖汉九水；（二）汉唐儒者主寻阳；（三）宋儒主洞庭。按：湖汉九水隶扬州，非荆域，刘说不必论。第二说，伪《孔传》、应劭、郭璞、贾耽等，以大江分为九道，郑玄以九江各自别源；立说虽异，而主寻阳则一。盖其地秦置九江郡，楚汉继为九江国，史公“登庐山，观禹疏九江”，《汉志》又明指九江在寻阳（故城黄梅县北）南；《禹贡》又叙在“江汉朝宗”之下：皆最有力之根据。（《淮水注》亦谓“始皇立九江郡治寿春，兼得庐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宋儒则执九江之下继叙潜沱云梦，“东迤北会于汇”为最主要理由，引山水二经为证。然《山经》荒诞，实难信据；《水经》“九江地在下隽西北”，全谢山校正为后人窜入。即下隽西北而言，当今通城西北两湖之交，亦非通城西南之洞庭。曾旼指数九水，朱子答董叔重云：“九江之说，只可大体而言；若论小水，则湖南尚有潇蒸之属。”九江地若九河区然，一近海，一在两泽之间。《禹贡》盖以鄂西为云梦，鄂东为九江——犹之扬州以彭蠡在江西，三江在江东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日］泷川资言：《尚书》“中”作“殷”，《河渠书》云：“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江声曰：“中，犹言水由地中行也。”孙星衍曰：“九江在豫章，非荆州水，而《水经》云‘沔至江夏沙羡县北，南入于江。沔水与江合流，又东过彭螽泽’，是九江入此泽而合大江，故云‘甚中’。”皮锡瑞曰：“《禹贡》所言，必合治水源流，施功次序，非必一州之水不可旁及他州。冀州云‘治梁及岐’，梁岐即不在冀州境。”合观诸说，亦可无疑于九水不属荆州矣。（《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张大可：九江，指流入洞庭湖的九条水名，即沅江、元江、渐江、辰江、叙水、酉水、湘江、资江、澧水。（《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4]【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沱，江别名。涔，水名。”郑玄曰：“水出江为沱，汉为涔。”（《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涔，亦作潜。沱出蜀郡郫县西，东入江。潜出汉中安阳县（直）西〔南〕，北入汉。故《尔雅》云“水自江出为沱，汉出为潜”。（《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繁江水受郫江。《禹贡》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源出益州新繁县。潜水一名复水，今名龙门水，源出利州绵谷县东龙门山大石穴下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苏轼：《尔雅》：“水自江出为沱，自汉出为潜。”南郡枝江县有沱水，尾入江，华容县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荆州之沱潜也。……孔安国云：沱、潜发源梁州，入荆州。孔颖达云：虽于梁州合流，还于荆州分出，犹如济水入河，还从河出也。以安国、颖达之言考之，则味别之说古人盖知之久矣。梁州、荆州相去数千里，非以味则安知其合而复出耶？（《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毛晃：沱水，《水经》：沱水在南郡枝江县西南，其一在郫县西南，皆还入江，《荆州记》：沱水在南郡枝江县三澨地之南，邛县之北。（《禹贡指南》卷二）

又：潜水，潜水出天柱山。天柱山，亦名霍山。孔安国梁州下注云：沱潜发源梁州，入荆州。《水经注》庾仲雍云：垫江有别江出长寿县，即潜水也。其南源取巴西，是西汉水也。《尔雅》曰：水自江出为沱，自汉出为潜。（同上）

林之奇：梁州、荆州相去数千里，非以味别，安知其合而复出邪？盖此荆州、梁州皆云“沱潜既道”，故二孔氏有合流复出之说，而苏氏遂以味别之言为信。夫荆之于梁相去远矣，而沱潜之水既合于江汉，流数千里而复出，犹可以味而别之，必无此理。以某之所见，据《尔雅》曰“水自江出而为沱，自汉出而为潜”，是凡水之出于江汉者皆有此名也。出于荆州者，荆之沱潜也，出于梁州者，梁之沱潜也，要之，皆是自江汉而出，不必有合流味别之说。既道者，言沱潜之水既复其故道也。（《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金履祥：《尔雅》：“江出为沱，汉出为潜。”今江陵府松滋县南枝江县北，江分三十余所，下流复合曰笟篱江。公安县有沱潜港，此沱之证也。潜出今江陵府潜江县。《汉·志》谓华容有夏水，首受江，东入沔。说者以为潜水华容，今监利县北即潜江县。（《书经注》卷三《禹贡》）

孙星衍：史迁“潜”作“涔”，“既”作“已”。马融曰：“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谓之潜。”郑康成曰：“《尔雅·释水》云：水自江出为沱，汉别为涔。今南郡枝江县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华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盖此所谓沱也。潜则未闻象类。”“潜”一作“灊”。

又：史公“潜”为“涔”者，《地理志》：“汉水安阳，鬵谷水出西南，北入汉。”《水经》作“涔水”，云：“出南郑县东南旱山，北至安阳县南，入于沔。”注云：“即黄水也。”案：即今陕西西乡县洋河。郑氏以其入汉，非出于汉，故云“未闻象类”。又见下疏。马注见《释文》，郑注见《吴志》注及《书》疏，云“枝江有沱水”者，《地理志》：“南郡枝江，江沱出西南，东入江。”《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荆州沱水，在南郡枝江县。”今在湖北枝江县。云“首不于江出”，谓与《释水》义不合也。云“华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者，《地理志》：“南郡华容，夏水首受江，东入沔，行五百里。”即今湖北沔阳州南长夏水也。郑又云“盖此所谓沱”者，无实证，以其出江入沔，疑为沱耳。云“潜则未闻象类”者，荆州境内，汉水为潜，无首出汉之水以应之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尔雅·释水》曰：汉为潜，江为沱，谓水自江、汉出者也。荆、梁二州，各有沱、潜，但地势西高东下，虽于梁州合流，还从荆州分出。按荆沱有二说：《汉书·地理志》云：南郡枝江县江沱出西，东入江。颜师古曰：沱，即江别出者也。《水经》江水东，径上明城北。注云：其地夷敞，北据大江，江沱枝分，东入大江县治洲上，故以枝江为称。枝江今属荆州府，而沱不可考。又孔颖达《正义》引郑注云：华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所谓沱也……潜水在今安陆府潜江县东田芦，洑脑分流，绕城东南，一支通顺河，入沔阳州境，今淤。一支南流，至拖船埠，入汉水。此荆州之潜也。（《禹贡今释》卷上）

王恢：涔，《夏书》作潜，《汉志》作灊。《尔雅》“水自江出为沱，汉为灊。”荆州之沱，见于《召南》《汉志》。盖汉江间支津交流——出江入江，或入汉者有之，出汉入汉或入江者亦有之。所谓沱潜者，非专指一水。《锥指》（编者按：《禹贡锥指》，下同）谓潜为伏流涌出，后世开通以资舟楫。是不然，伏流涌出，例不云“浮”，后世开通，则不当云“既道”。此正《河渠书》“通渠汉水云梦之野”，《禹贡》作于“是时以后”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张大可：沱、涔，两水名。沱水，据《索隐》指今四川境内的沱江，但不在荆州境内。《集解》引孔安国说：沱江，指荆州内长江的别名。涔水，即潜水，长江支流，源出今湖北潜江县。（《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5]【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云梦之泽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为耕作畎亩之治。”（《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梦，一作“瞢”，邹诞生又音蒙。按：云土、梦本二泽名，盖人以二泽相近，或合称云梦耳。知者，据《左传》云楚子济江入于云中，又楚子、郑伯田于江南之梦，则是二泽各别也。韦昭曰：“云土今为县，属江夏南郡华容。”今按：《地理志》云江夏有云杜县，是其地。（《史记索隐·夏本纪》）

苏轼：《春秋传》曰：“楚子与郑伯田于江南之梦。”又曰：“王寝于云中。”则云与梦二土名也。而云云土梦者，古语如此，犹曰玄纤缟云尔。（《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毛晃：沈括曰：旧《尚书·禹贡》云‘云梦土作乂’。”至太宗皇帝时，得古本《尚书》，作“云土梦作乂”，诏改《禹贡》，从古本。予按：孔安国注“云梦之泽，在江南”，不然也。据《左传》吴人入郢，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奔郧。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则当出于江南。其后涉江入于云中，遂奔郧。郧则今之安州，济江而后至云，入云而后至郧，则云在江北也。《左传》曰：郑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梦。杜预曰：楚之云梦，跨江南北，曰江南之梦，则云在江北明矣。……予以《左传》审之，思之说信然。江南则今之公安、石首、建宁等县，江北则玉沙、监利、竟陵等县，乃水所委，其地最下。江南水所出，地稍高，云方土，而梦已作乂矣。此古本之为允也。（《禹贡指南》卷二）

又：九州之土，昔焉沦没，不可种殖。水患既平，其地复治，则曰：“淮、沂其乂”“云土梦作乂”。（《禹贡指南》卷四）

林之奇：《周官·职方氏》“荆州其泽薮曰云梦”。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其泽跨江之南北。案：《水经》《地理志》诸书皆云云梦在华容县，然此泽甚广，随处得名，不但此县也。孔氏谓其泽“有平土丘，水去可为耕作畎亩之地”，其说未然。据经文以“土”之一字间于“云梦”之间，若以先儒之说，于经文为不顺，当从王氏之说，曰：“云之土地见而已梦之地则非特土见，草木生之，人有加功乂之者矣。”盖“云梦”虽总为泽薮之名，别而言之则为二泽，合而言之以为一泽。《左传》定四年“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昭公三年“楚子与郑伯田于江南之梦”，则云梦为二也。王氏云：“尔者谓此云梦之二泽，势有高卑，云之泽则土见，梦之泽则可以作乂矣。”然而《史记》《汉·地理志》又皆作“云梦土”，果作“云梦土”，则当从孔氏之说矣。此二说难以折衷，姑两存之。（《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金履祥：旧“云梦土作乂”，太宗得古本《尚书》，改“焉江北为云”。左氏所谓“济江入于云中”，沈存中、郑渔仲谓今监利、玉沙、景陵等处，是江南为梦。左氏所谓“田于江南之梦”，沈、郑谓今公安、石首、建宁等处，是。然二氏之说，皆在今江陵府之境，但今德安府有云梦县，而荆门之长林县、岳州之巴陵县亦皆有云梦。司马相如谓云梦方八百里，其所连亘因广。楚之薮泽不一，后人既以云、梦兼称，故所在薮泽，皆谓云梦尔。又按：荆州之地，中间卑湿，江、汉至此支分沮洳，故薮泽为广。今枝分为沱、潜者既道，则其沮洳为云者，皆为平土，为梦者皆可作乂矣。（《书经注》卷三《禹贡》）

蒋廷锡：云梦，《汉书·地理志》云：南郡华容县。云梦泽在南荆州薮编县（今安陆府荆门州）有云梦宫。又江夏郡西陵县（今黄州府蕲州及黄冈、麻城二县）有云梦宫。《水经注》云：云杜县（今安陆府京山县）东北有云梦城。又夏水东迳监利县（今属荆州府）南，县土卑下泽，多陂陁。西南自州陵（今安陆府沔阳州）东界，迳于云杜沌阳（今濮阳府汉阳县）为云梦之薮。杜预云：枝江县（今属荆州府）、安陆县（今属德安府）有云梦城。盖跨川亘隰，兼包势广矣。《元和志》云：云梦泽在安陆县南五十里。又云：云梦泽在云梦县（今属德安府）西七里，然则东抵蕲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为古之云梦。《正义》谓云梦一泽，而每处有名者也（罗泌分云梦为截然二泽，非是）。（《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史迁作“云梦土为治。”“梦”一作“瞢”。

又：“云梦”作“云土梦”者，《楚语》：“王孙圉曰：‘有薮曰云连徒洲。'”注云：“楚有云梦，徒其名也。”案：徒、土音相近。《地理志》：“南郡华容，云梦泽在南，荆州薮。”案：华容故城在今湖北荆州东。泽即洞庭湖，在今岳州府西南。王逸注《楚辞》云：“梦，泽中也。楚中名泽中谓梦中。”是云为泽名，梦非二泽也。史公“云土梦”作“云梦土”者，亦见《地理志》。“作”曰“为”、“乂”曰“治”者，见前疏。王氏引之云：“‘作’者，《诗传》云：‘始也。’古字为乍，言乍治。”较旧说为长。“梦”一作“瞢”者，《史记索隐》文。（《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梁玉绳：附案：宋沈括《梦溪笔谈》言，唐太宗得《古本尚书》，改“云梦土”作“云土梦”。所谓古本，岂真《禹贡》之旧乎？当依《汉志》作“云梦土”。今惟王鏊《史记》本作“云梦土”，他本《史记》与《水经注》已为后人所改矣。于是有江北为云、江南为梦之说，其辨见阎氏《疏证》（编者按：《尚书古文疏证》，下同）、胡氏《锥指》。而南汇吴京尹省钦《白华前稿·书程拳时云梦考后》又谓“云土”即“云杜”，古土与杜通，为汉江夏云梦县地也。（《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钱大昕：（云梦土为治）《索隐》曰：云土、梦，本泽名。韦昭曰：“云土今为县。”今案《地理志》江夏有云杜县，是其地。今《索隐》单行本大书“云土梦”三字，盖小司马本“土”在“梦”上。淳熙耿秉刊本正“土”在“梦”上。（《三史拾遗·史记卷一·夏本纪》）

［日］泷川资言：李笠曰：“梦”字衍，“云土”即“云杜”，为汉江夏云杜县。（《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叔岷：《考证》：“张文虎曰：‘云土梦。’柯、凌本与《索隐》本合。钱大昕《三史拾遗》引淳熙耿秉本同。馆本作‘云梦土’。辨见《撰异》。”（馆本即殿本）。案：黄善夫本亦作“云梦土”。景祐本作“云梦土”，“梦土”二字之间右旁加一符号，以示当乙作“云土梦”耳。（《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骏图、王骏观：《周礼》：荆州薮泽曰云梦；《尔雅》：十薮楚有云梦；《子虚赋》：楚有七泽，云梦为一。唐孟浩然诗：“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顾炎武：“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傅氏曰：云梦泽中，盖江北之云梦，今德安府云梦县，杜解以为江南之梦，非是。是皆以云梦为一泽之证也。然《禹贡》作云土，梦作乂。是经又分云梦为二，考古经《尚书》本作云梦土作乂，自唐太宗称得古本始诏改经文，据此则解云梦者，自以一泽为正，说经家所谓江北云、江南梦者，盖江北为云梦泽，江南有梦泽，析二泽而言之，则曰云梦，曰梦，合而言之，则亦可曰云梦也。”《释文》二传亦持此论，乃小司马以云土为泽名，谓即江夏云杜县，考《地理志》，云杜县即《左传》所谓若敖取于真是也，是云杜即春秋时真地，非即云土泽也明矣，《索隐》说非。（《史记旧注平义·夏本纪》）

王恢：《楚世家》《伍子胥传》“吴入郢，昭王亡至云梦”；《货殖传》“江陵东有云梦之饶”；《汉志》“南郡华容（监利西北），云梦泽在南”；《夏水注》：“夏水自州陵（监利东）东界迳于云杜（沔阳北）沌阳（汉阳西）为云梦之薮”：此皆说在江北汉南者（王逸《楚辞注》，谓楚人谓泽曰梦）。《后汉书·逸民传》：“桓帝幸竟陵（天门西北），过云梦，临沔水”；《沔水注》：“云杜东北有云梦城”（今云梦县）；《史地考》五：“云梦最先当在今安陆县东南接云梦县界，其他名云梦者皆晚起”：此又说在汉北者。伪《孔传》又说在江南，或说即洞庭，或又说跨江南北、跨汉南北者。按：江汉间地势低洼，泽薮跨川亘隰，秋潦畔岸不识，水退可田可耕。南云北梦失之凿，以洞庭当之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陈蒲清：云土梦，二泽名，即江北的云泽和江南的梦泽。“土”字无义，或曰云泽名云土泽。因二泽相近，又会称云梦泽。今湘鄂两省间的一大片湖泊群，即其遗迹。（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6]【汇注】

林之奇：“厥土惟涂泥”者，言此州沮洳卑湿，亦与扬州同也。厥田惟下中，田第八也，厥赋上下，赋第三也。谓此州之土虽同扬州之涂泥，然其地稍高，故其田加于扬州一等。盖荆州之地农民众多，培粪灌溉之功益至，故能以下中之田而出上下之赋也。（《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金履祥：荆扬之土皆涂泥，性止宜稻，故田为第八，视扬稍高尔。今世谓汉陵为鱼稻之乡，其余类此。然而赋入第三，以近中土，人功修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芮日松：土与扬同，田只加一等，赋为第三等者，地阔而人工修也。（《禹贡今释》卷上）

[7]【汇注】

芮日松：《周官·职方氏》：扬州，其利金、锡；荆州，其利丹、银、齿、革，是荆、扬所产，虽大抵相同，不无优劣。荆先言羽毛者，善者为先也。（《禹贡今释》卷上）

[8]【汇注】

裴骃：郑玄曰：“四木名。”孔安国曰：“榦，柘也。柏叶松身曰栝。”（《史记集解·夏本纪》）

孙星衍：马融曰：“栝，白栝也。”郑康成曰：“櫄、榦、栝、柏，四木名。榦，柘干。柏叶松身曰栝。”

又：杶者，《说文》云：“木也。《夏书》曰：‘杶、榦、栝、柏。'”或作“櫄”。郑注《考工记》引此亦作“櫄”。櫄者，郭璞注《中山经》云：“櫄木似樗树，材中车辕。”吴人呼櫄音輴，车或曰輶车。……《释文》本作“榦”。马注见《释文》。郑注见《考工记》疏及《诗·竹竿》疏，云“榦，柘干”者，《诗·皇矣》云：“其檿其柘。”《考工记》云：“荆之干，材之美者。”《弓人》云：“取干之道七，柘为上。”云“柏叶松身曰栝”者，《释木》云：“桧，柏叶松身。”柏者，《释木》云：“椈。”《说文》字作“鞠”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江灏：杶，椿树。榦，柘木，可做弓。栝，桧树。砺，粗磨刀石。（《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王世舜：杶，木名，可制琴。榦，即柘木，是一种落叶灌木，木质坚固宜作弓箭。栝，木名，即桧。柏，柏树。（《尚书译注·禹贡》）

陈蒲清：杶，木名，即椿树，字或作“櫄”。榦，即柘树，木质坚韧细密，可作弓。栝，即桧树，树叶似柏，树干似松，木质坚硬。（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9]【汇注】

林之奇：砺砥砮丹，《山海经》云：“荆山之首，自景山至于琴鼓之山，凡二十有三山，而护山多砺砥者。”盖荆州之所出也，砺砥皆磨石也，砥以细密为名，砺以粗粝为称。砮者，中矢镞之用。肃慎氏贡楛矢石砮，砮盖石之可以为矢镞者也。丹，唐孔氏以谓丹砂，王子雍以谓丹可以为采，此二说皆通。（《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金履祥：砺砥，石可用磨者。粗曰砺，细曰砥，今郢石是也。砮者，石可以为矢镞，今思播有之。……丹，朱砂也。今辰锦所出光明砂，及溪洞老鸦井所出尤佳。（《书经注》卷三《禹贡》）

孙星衍：郑康成曰：“砺，磨刀石也。精者曰砥。”“砺”一作“厉”。

又：砺，俗字，《地理志》作“厉”。《说文》：“厉，旱石也。”或作“蛎”。“旱石”当为“悍石”。韦昭注《语》：“悍，强也。”《史记集解》引应劭注云：“砺，砥石也。”《说文》云：“，柔石也。”或作“砥”。“砮，石可以为矢镞。”“丹，巴、越之赤石也。”郑注见《书》疏，云“磨刀石，精者曰砥”者，《史记集解》引应劭注云：“厉，砥石也。”郭璞注《西山经》云：“砥砺，磨石也。精为砥，粗为砺也。”与郑义同。厉有粗义者，《诗传》云：“厉，恶也。”言粗恶之石。（《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10]【汇注】

裴骃：徐广曰：“一作‘箭足杆’。杆即楛也，音怙。箭足者，矢镞也。或以箭足训释箘簬乎？”骃按：郑玄曰“箘簬，聆风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金履祥：箘簵，竹也。赵宣子所谓箘簵之劲。楛，其本坚小而直，陆玑谓叶如荆而赤，茎似蓍。三物皆中矢。（《书经注》卷三《禹贡》）

孙星衍：史迁作“三国致贡其名”。马融曰：“言箘、簬、楛，三国所致贡，其名善也。楛，木名，可以为箭。”郑康成曰：“箘、簬，聆风也。楛，木类。竹有二名，或大小异也。箘、簬是两种竹也。肃慎氏贡楛矢，即楛中矢干。三物皆出云梦之泽，当时验之犹然。经言‘三邦贡’，知近泽之国致此贡也。”“簬”一作“簵”，“楛”一作“枯”。

又：箘、簬者，《说文》云：“箘，箘簬也。”古文作“簵”，引此文。又“枯，《夏书》曰：‘唯箘辂、枯，木名也。'”箘者，《吕氏春秋·本味篇》云：“越骆之箘。”注云：“箘，竹箭也。”《中山经》：“暴山，其木多箘。”注云：“箘亦筿类，中箭。”簬者，《广雅·释草》云：“箭也。”是与楛三者，皆箭材也。史公作“三国致贡其名”者，以“厥名”上属为句，与郑说异也。《集解》徐广曰：“一作‘箭足杆’。”箭足以训箘簬，杆当从干，杆音近枯也。马注见《史记集解》及《释文》。郑注见《史记集解》，又见《考工记》疏及《书》疏，云“聆风”者，《史记集解》聆从竹，俗字，兹依《书》疏。马融《长笛赋》有“聆风”是竹别名。云“肃慎氏贡楉矢”者，《考工记》疏作“周之始，肃慎氏贡枯矢、石砮”。《鲁语》云“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枯矢、石砮，其长尺有咫”是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箘簬，美竹，一名聆风。楛，中矢笴。《鲁语》曰：“肃慎氏贡楛矢石砮。”《战国策》曰：赵襄子居晋阳，患无矢。张孟谈曰：公宫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请发而用之，则箘簬之劲，不能过也。箘簬、楛，二物皆出云梦之泽，近泽三国常致贡其有名者。（《禹贡今释》卷上）

王世舜：惟，同与。箘，竹笋。簬，美竹。楛，木名，与荆相仿，表面呈红色，可做矢杆。（《尚书译注·禹贡》）

陈蒲清：箘簬，竹名，质坚硬，可作箭杆。或以为是两种竹子。“簬”一作“簵”。楛，木名，荆类，可作箭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1]【汇注】

裴骃：马融曰：“言箘簬、楛三国所致贡，其名善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轼：三邦，大国、次国、小国也。杶、榦、栝、柏、砺、砥、砮、丹与箘簵、楛，皆物之重者，荆州去冀最远，而江无达河之道，难以必致重物，故使此州之国不以大小，但致贡其名数而准其物，易以轻资致之京师，重劳人也。（《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毛晃：三邦，荆州之域，有蛮、荆、楚三国，皆贡箘簵、楛。颜师古曰：“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为矢。言此州界，本有三国致贡斯物，其名称美也。（《禹贡指南》卷二）

金履祥：三邦之名不传。《考工记》曰：“妢胡之笴。”郑氏谓胡子之国在楚之旁者。《唐志》零陵贡葛，笴盖此类云。（《书经注》卷三《禹贡》）

王世舜：孔《传》说：“近泽三国常致贡之，其名天下称善。”窃意以为三邦应指州内诸国，不必确指近泽三国，“贡厥名”当谓贡其名产，也不必实指三物。书中常以三、九表示多数，如果理解为实数，就近于拘泥了。（《尚书译注·禹贡》）

张大可：三国句：指箘竹、簬、楛木三种特产，由所产三地专贡。三国，即产箘、簬、楛的三地。（《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2]【汇注】

裴骃：郑玄曰：“匦，缠结也。菁茅，茅有毛刺者，给宗庙缩酒。重之，故包裹又缠结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辰州卢溪县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武阳记》云‘山际出包茅，有刺而三脊，因名包茅山’。”（《史记正义·夏本纪》）

林之奇：若以匦为缠结则非矣，匦，匣也，菁茅供祭祀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颜师古云“包其茅，匦其菁以献之”，亦不必如此分别。孔氏以菁茅为二物，谓菁以为菹，茅以缩酒，据菁即蔓菁也，蔓菁处处有之，岂必贡于荆州邪？郑氏以菁茅为一物，谓茅之有毛刺者，义或然也。（《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蔡沈：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缩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齐桓公责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又《管子》云：“江淮之间，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谓菁以为葅者，非是。今辰州麻阳县苞茅山出苞茅，有刺而三脊。（《书经集传》卷二）

金履祥：菁茅，一茅三脊。管子谓出江、淮之间。召陵之师，责楚贡包茅不入，无以缩酒。朱子谓古人醡酒，不以丝帛，而以编茅。王室祭祀之酒，则以菁茅取其至洁。包者苴之，匦者匣之也。刘蕡谓辰州卢溪县包茅山，一茅三脊，今属麻阳县。然鄂州山上亦有之，祥符东封取诸此。（《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匦，匣也。菁茅所以供祭祀缩酒（缩酒，以茅缩去滓也）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禹贡图注·包匦菁茅》）

孙星衍：郑康成曰：“厥名包匦。匦，缠结也。菁茅，茅有毛刺者，给宗庙缩酒。重之，故包裹又缠结也。”

又：《书》疏云：“郑玄以‘厥名’下属。”与史公、马氏义异也。郑注见《史记集解》，云“匦，缠结”者，《说文》“簋”，古文作“匦”，“黍稷方器也”。江氏声云：“郑读匦为纠，匦以九得声，与纠音近。”刘逵注《吴都赋》云：“匦犹结也。”引此文，云：“生桂阳，可以缩酒，给宗庙异物也。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缠结之。一曰：匦，柙也。”盖用郑义。而云“一曰柙也”，又泥匦字之诂。云“菁茅，茅有毛刺”者，《管子·轻重丁篇》云：“江、淮之间，一茅三脊，名曰菁茅。”云“给宗庙缩酒”者，见《春秋左氏》僖四年传。《周礼·甸师》：“祭祀，共萧茅。”注：“郑大夫云：萧字或以为莤，莤读为缩。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渗下去，若神饮之，故谓之缩。缩，浚也。杜子春读为萧。萧，香蒿也。玄谓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缩酒，苴以藉祭。缩酒，泲酒也。醴齐缩酌。”《说文》：“礼，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为莤，象神歆之也。一曰：莤，榼上塞也。”先郑与许说宗庙缩酒虽异，皆用茅也。刘逵注《吴都赋》云：“茅生桂阳。”《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辰州卢溪县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武阳记》云：‘山际出苞茅，有刺而三脊，因名苞茅山。'”伪《传》以包为包橘柚，菁为菁葅，与《管子》名“菁茅”、《左传》称“包茅”之义不合，失之矣。（《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俞樾：《正义》曰：“郑康成以‘厥名’属下，‘包匦菁茅’为句。匦犹缠结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缠结也。”樾谨按：“厥名包匦菁茅”与“厥篚元玑组”文法一律，当以郑读为正。太史公以“厥名”属上，“三邦底贡”为句，作“三国致贡其名”。《集解》引马融注曰：“三国所致贡，其名美也。”枚传从之，殆非经旨矣。然“厥名”二字郑注不传，不知郑作何解。《周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郑注曰：“古曰名，今曰字。”……故以文字题识即谓之名，亦或作铭。司勋曰：“铭书于王之大常。”注曰：“铭之言名也，生则书于王旌以识其人与其功也。”《礼记·祭统》曰：“铭者自名也。”郑注曰：“铭谓书之刻之以识事者也。”盖书以识事，古但谓之名，后人因器物题识或须刻之，故从金作铭耳。“厥名包匦菁茅”者，因既包裹而又缠结不可识别，乃以文字题其上，亦重之之意也，他物则否，故“包匦菁茅”独言“厥名”也。（《春在堂全书·群经平议》卷三）

江灏：包，包裹。匦，杨梅。《说文》：“匦，古文簋或以轨。朹，亦古文簋。”《异物志》：“杨梅一名朹，子如弹丸正赤，五月中熟，味甘酸。”菁茅，王鸣盛说：“《管子·轻重篇》：‘江、淮之间，一茅三脊，名曰菁茅。'”（《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王世舜：匦，匣子。菁茅，一种有毛刺的茅草，用以缩酒者。（《尚书译注·禹贡》）

张大可：包匦菁茅，进贡的菁茅用绳缠束。匦、缠结。菁茅，一种用于祭典时滤酒的香茅。（《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3]【汇注】

苏轼：，绛也，三入为；玑，珠类；组，绶类。（《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林之奇：郑氏云：“染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则为，又复再染以黑，则为缁。玄色在缁之间，其六入者是染玄之法也。此州染玄色善，故令贡之。玑者，珠不圆也。组，绶。类此三物者皆入于篚筐而贡之。（《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金履祥：《尔雅》：一染谓之，再染谓之赪，三染谓之。《考工记》曰：三入为。一说谓六入为玄。古人玄衣裳。玑，珠生于水，类玉。组，辫丝以贯珠，以为冠缨，佩以贯玉，带以为纽。约是三者，皆冕服所需。（《书经注》卷三《禹贡》）

孙星衍：马融曰：“组文也。”

又：玄以为衣，以为裳，组以佩玉系冠。《周礼·染人》：“夏玄。”注云：“玄者，天地之色，以为祭服。”《诗传》云：“玄，黑而有赤色也。”《说文》：“，浅绛也。”《广雅·释器》云：“，赤也。”郑注《士冠礼》云：“裳，浅绛裳。”此注虽不具郑义，当与注《礼》同也。玑组玄，同为篚实，当非珠玑与组二物。证以徐州蠙珠、雍州琅玕皆不入篚，疑组文似玑，故曰玑组，犹织贝之为锦文也。《少仪》：“车不雕几。”注云：“几，附缠为沂鄂也。”玑声近几。玑或字。《周书·王会》云：“王玄缭、璧、綦十二。”孔晁注云：“玄缭，谓以黑组纽之。綦，玉名，有十二也。”《说文》：“组，绶属。其小者以为冕缨。”应劭注《汉书·本纪》云：“组者，今绶纷绦是也。”马注见《释文》，云“组文”者，当云“玑，组文也”，今本脱字耳。（《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艾南英：玄，绛色币也。玑，珠不圆者。组，绶类。（《禹贡图注·玄玑组》）

芮日松：《周官·天官》染人，夏玄。《尔雅·释器》曰：“三染谓之。”《考工记》钟氏染羽，三入为，五入为，七入为缁。郑注云：者三入而成。玄色在缁之间，其六入者，此州染玄色善，故贡之。（《禹贡今释》卷上）

又：玑，珠不圆者。组，绶类，佩玉所悬。（同上）

陈蒲清：玄，黑色或浅绛色的绸布，垫在竹筐中承放珍珠，或说本身便是贡品。玑组，成串的珍珠；或说是珍珠装饰的组绶（拴玉和官印的绶带）。（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玄，紫黑色的丝绸。玑组，穿成串的珠玉。组，丝绳。（《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4]【汇注】

孔安国：尺二寸曰大龟，出于九江水中。龟不常用，赐命而纳之。（《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林之奇：薛氏云：“大龟国之所守，其得不时，不可以为常贡。又不可锡命使贡，惟使有之则纳锡于上。先儒亦以为锡命乃贡，此则何以异于锡贡哉？”薛说为当。太史公《龟策传》云“龟千岁满尺二寸。”《汉书·食货志》“龟岠冉长尺二寸。”盖尺二寸然后谓之大龟。龟，至灵之物也，所以决疑定策，是国之守龟也。惟其为物之灵，则不可以求而得，不可求而得，若责之以为每岁之常贡，则其扰甚矣，故惟使九江之地有偶而得之，若宋王之时豫且得白龟之类，则使之纳锡于上。谓之纳锡者，与师锡帝曰“禹锡玄圭”之“锡”同意，重其事也。（《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孙星衍：史迁“纳锡”为“入赐”。马融曰：“纳，入也。”

又：史公“纳”作“入”者，纳、入经典通字。锡者，《释诂》云：“赐也。”大龟者，元龟。《白虎通·蓍龟篇》引《礼三正记》曰：“天子龟长一尺二寸，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马注见《释文》。（《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陈蒲清：入赐，根据命令才交纳的贡品。不常用，无命令则不纳贡。（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5]【汇校】

梁玉绳：附案：《史诠》曰：“涔，古潜字。诸本‘涔’下有‘于’字，羡文也。”（编者按：逾于洛）附按：《汉·地理志》引鱼豢《魏略》云“汉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博物志》云“旧洛阳字作‘水’边‘各’，火行忌水，故去‘水’加‘隹’。又魏于行次为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复变雒为洛阳”。《周礼·天官》释文亦谓“后汉改‘雒’”。则知《史记》中“雒”字并东汉人所易，后遂相仍不改尔。是以唐李涪《刊误》曰：“文字者致理之本，岂以汉朝不经之忌而可法哉？今宜依古去‘隹’”。乃宋王观国《学林》云：“《史记》已用‘雒’字，非光武以后改。汉虽火行，然‘汉’字从‘水’，岂‘洛’独改之哉？马、班多假借用字，鱼豢说非也。”于是杨慎《升庵外集》及明周婴《卮林》历举《周礼》《春秋左传》《山海经》“雒”字，以为非始于东汉。殊不知古本《周礼》诸书亦作“洛”字，其他若“洛”之通“骆”与“络”尚改作“雒”，何况本字，未可据。今本以驳之也。汉是国号，非地名可比，且萧何有“天汉”美称之语，奈何改之？（《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孙星衍：史迁“潜、汉”作“涔，于汉”。“潜”一作“灊”，“逾”一作“踰”。

又：经以“浮于江、沱、潜、汉”为九江纳龟之道，则此江、沱、潜、汉当在九江已东，故郑注不取蜀郡江沱及巴郡潜水之说，欲以夏水为江沱，而云未闻潜水也。经云“逾于洛”者，江、汉与洛不通流，故云“逾”。《诗传》云：“踰，越也。”逾与踰同。史公作“涔，于汉”者，读“浮于江、沱、涔”为句，又云“于汉”。《释文》云：“本或作‘潜于汉’，非。”是唐人不善读《史记》文，反非之也。段氏玉裁云：“《无逸篇》云：‘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淫’领四‘于’字，此以‘浮’领二‘于’字，句法正同。陆氏误绝其句，故非之。”南河者，颜师古注《地理志》云：“在冀州南。”“潜”作“灊”，见《地理志》。（《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钱大昕：今《禹贡》无下“于”字。陆氏《释文》云：“本或作‘潜于汉’，非。”孔颖达《正义》云：“本或‘潜’下有‘于’，误耳。”据此二文，则古本《禹贡》本有“于”字，“于江沱潜”为句，“于汉”又为句。陆误以“潜于汉”为句，故云非耳。此亦段氏所说。（《三史拾遗·史记卷一·夏本纪》）

编者按：据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修订组考证，“浮于江沱涔汉”：“汉”上原有“于”字，据高山本删。按：《尚书·禹贡》“浮于江、沱、潜、汉”阮元《校勘记》曰：“陆氏曰：江、沱、潜、汉四水名。本或作‘潜于汉’，非。《正义》曰：本或‘潜’下有‘于’，误耳。”逾于洛至于南河：高山本“至于南河”下有《集解》：“孔安国曰：逾，越也。南河，在冀州南东流，故曰逾洛而至南河也。”《尚书·禹贡》孔安国《传》亦有此文。

【汇注】

毛晃：逾，言所越也。（《禹贡指南》卷四）

又：以舟而渡则曰浮。（同上）

王希旦：江、沱、汉均与雒不通，必陆行逾雒，然后由雒可至南河。凡曰“逾”，皆水道不通，遵陆而后能达也。“逾于沔”同义。（引自《史记评林·夏本纪》）

阎若璩：解“浮于江、沱、潜、汉”曰：《禹贡》之记贡道者，如记二水曰“浮于淮、泗”，非谓近泗之地必由淮入泗也。此荆州近于汉者，则径浮于汉，不必自江而入汉也。近于潜者，则径浮于潜而入汉，亦不必自江也。沱自华容县出于江，入于沔，沔即汉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汉，一路也。潜自汉出，至潜江县入于江。由江入潜，由潜入汉，一路也。又曰：江至东陵而北合于汉，汉至大别而南入于江。（《潜邱札记》卷三）

芮日松：顺流而下曰“浮”。自荆州顺江流以入沱，自沱顺流以入潜，自潜顺流以入汉。（《禹贡今释》卷上）

又：逾，越也。汉与洛不通，故舍舟而陆，以达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也。盖贡道悉随贡物所出之便，故有不径浮江、汉，兼由沱、潜者，期于便事而已。（同上）

陈蒲清：逾于雒，指由长江、汉水向北运，再经陆路，进入洛水。逾，由水运转为陆运，再由水运为逾。雒，即“洛”，洛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6]【汇校】

［日］泷川资言：以上叙荆州。古钞本“汉”上无“于”字，与《禹贡》及《汉书·地理志》合。陈仁锡曰：此衍。（《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苏轼：江无达河之道，舍舟陆行以达于河，故逾于洛，自洛则达河矣。河行冀州之南，故曰南河。（《东坡书传》卷五《禹贡》）

林之奇：“浮于江沱潜汉”，浮舟于此四水也。江沱潜汉，其相通之始末不可得而见矣。“逾于洛，至于南河”，苏氏曰“江无达河之道，舍舟行陆以达于洛，故曰逾于洛，自洛则达于河矣。河在冀州之南，故曰南河。”曾氏以谓汉与洛不相通，故曰逾于洛。自洛以至豫州之河，故曰至于南河。此二说皆相合。然而苏氏谓自江而逾洛，曾氏谓自汉而逾洛，此盖为差异。然而以文势考之，当从曾氏之说。（《尚书全解》卷八《禹贡》）

毛晃：颜师古曰：浮，以舟渡也。逾，越也。言渡四水而越洛，乃至南河也。南河，在冀州南，江汉去洛远，而不相通，越陆跨洛，故曰逾。（《禹贡指南》卷二）

蔡沈：江沱潜汉，其水道之出入不可详，而大势则自江沱而入潜汉也。逾，越也。汉与洛不通，故舍舟而陆以达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也。程氏曰：不泾浮江汉，兼用沱潜者，随其贡物所出之便，或由经流，或循枝派，期于便事而已。（《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荆之诸国，或从江，或从沱，或从潜，以入于汉。自汉入丹河、白水河，即逾山路入洛，达于南河。（《书经注》卷三《夏书》）

艾南英：江、沱、潜、汉者，或由江、沱，或由潜、汉也。逾，越也。汉与洛不通，故舍舟而陆，以达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也。南河，自冀州言。（《禹贡图注》）

江灏：南河，颜师古说：“在冀州南。”指洛阳巩县一带的河。（《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张大可：南河，即黄河，古称潼关以东一段黄河为南河，因其在尧都平阳之南，故名。（《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荆河惟豫州[1]：伊、雒、瀍、涧既入于河[2]，荥播既都[3]，道荷泽[4]，被明都[5]。其土壤[6]，下土坟垆[7]。田中上[8]，赋杂上中[9]。贡漆、丝、、纻[10]，其篚纤絮[11]，锡贡磬错[12]。浮于雒，达于河[13]。

[1]【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荆山在襄州荆山县西八十里。《韩子》云‘卞和得玉璞于楚之荆山’，即此也。”河，洛州北河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苏轼：自北条荆山至河甚近，当是跨荆而南，犹济河惟兖州也。（《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毛晃：豫州，《尔雅》：河南曰豫州。注云：自南河至汉。李巡曰：河南其气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释名》曰：豫州在九州中，京师东，常安豫也。秦为三川郡，汉为河南郡，后魏置司州，又改为豫州。《晋·地理志》：豫州，按：《禹贡》为荆河之地。豫者，舒也，言禀中和之气，性理安舒也。《春秋元命苞》云：钩钤星别为豫州地界。西自华山，东至于淮，北自济南界荆山。（《禹贡指南》卷二）

王圻：舜为十二牧之一。《周礼·职方》河南曰豫州，其利麻漆丝枲，人二男三女，畜宜六扰，谷宜五种。豫州在九州之中，言常安逸也。又云逸者，舒也，言禀中和之气，性理安舒也。（《三才图会·地理》卷十四《豫州疆界》）

艾南英：豫州，古为郑、卫、东周、大梁，今之河南、洛阳、开封等处。（《禹贡图注·荆河惟豫州》）

又：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条荆山，北距大河。熊氏曰：豫州居天下之中，四方道里适均，故古人于此定都，不但形势之所在，亦朝会贡赋之便。汤之亳，今河南偃师县是也。成王之洛邑，今河南洛阳县是也。其地北距河，南抵荆山，东抵徐，西抵雍梁。（同上）

蒋廷锡：豫州，今河南之河南、开封、归德、南阳、汝宁五府，汝州，直隶之大名府东明、长垣二县，山东之曹州府定陶、成武、曹、单四县，江南之凤阳府颍、亳二州，颍上、太和、蒙城三县，湖广之襄阳府襄阳、光化、宜城、枣阳、穀城五县，均州，郧阳府郧、保康二县及郧西县东境，德安府随州北境也。（《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郑康成曰：“豫州界，自荆山而北至于河。”

又：《释地》云：“河南曰豫州。”《书》疏引李巡云：“河南其气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公羊》疏引孙氏云：“自东河至西河之南曰豫州。”《释文》引《春秋元命包》云：“豫之言序也，言阳气分布各得其处，故其气平静多序也。”《吕氏春秋·有始览》云：“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注云：“河在北，汉在南，故曰之间。”郑注见《诗·王风谱》及《公羊》庄十年疏，云“自荆山而北至于河”者，荆山注在经文“至于荆山”下。云“北至于河”者，即高诱所云“河在北”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条、荆山，北距大河。今河南省之河南、开封、归德、南阳、汝宁五府及汝州，直隶省之大名府之东明、长垣二县，山东省曹州府之曹、单、成武、定陶四县，安徽省颍州府之亳州及颍上、太和、蒙城三县，湖北省襄阳府之襄阳、宜城、枣阳、谷城、光化五县及均州陨阳府之陨县、保康县及陨西县东境，德安府之随州北境，皆其地也。（《禹贡今释》卷下）

章太炎：豫州，今河南、湖北北部。荆山（湖北南漳县）与黄河之间。水有伊、洛、瀍、涧等四水。（《章太炎先生国学演讲录·中国古代史常识》）

江灏：荆，荆山，在今湖北南漳县西北。（《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王恢：居九州之中，七州环之——只青州为沇、徐所隔，故称中州、中原、中华、中国。（《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何满子：豫州，南以荆山与荆州分界，北临黄河与冀州、兖州分界，西以荆山与雍州、梁州分界，东与兖州、徐州、扬州相邻。今河南省全境，山东省西部及湖北省北部，皆古豫州地。（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张大可：豫州，当今河南黄河以南全境及山东西部、湖北北部地区。（《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2]【汇注】

司马贞：伊水出弘农卢氏县东，洛水出弘农上洛县冢领山，瀍水出河南穀城县亭北，涧水出弘农新安县东，皆入于河。（《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伊水出虢州卢氏县东峦山，东北流入洛。洛水出商州洛南县冢领山，东流经洛州郭内，又东合伊水。瀍水出洛州新安县东，南流至洛州郭内，南入洛。涧水源出洛州新安县东白石山，东北与穀水合流，经洛州郭内，东流入洛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毛晃：伊水，《水经》：伊水出南阳县西蔓渠山，东北过郭落山，又东北过陆浑县南，又东北过新城县南，又东北过伊阙中，又东北至洛阳县南，北入于洛。郦注曰：《山海经》蔓渠之山，伊水出焉。《淮南子》曰：伊水出上魏山。《地理志》曰：伊水出熊耳山，即麓大同，陵峦互别耳。昔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得婴儿于空桑中。长有贤德，殷以为尹，曰伊尹。（《禹贡指南》卷二）

又：洛水，《水经》：洛水出京兆欢举山东，尸水注之。又东得乳水，又东会于龙余之水，又东门水出焉，又东迳熊耳山北，《禹贡》所谓导洛，自此始。《山海经》曰：出上洛西山。又曰：欢举之山，洛水出焉。又曰：阳虚之山，临于元扈之水，是为洛汭。注：阳虚、鹿蹄以至元扈，凡九山，通与欢举为九。故《山海经》曰：此二山者，洛间也。又《博物志》曰：洛水出熊耳，盖开其源者是也。《汉志》：洛作雒。《魏略》曰：魏文帝诏以汉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变雒为洛。按字书，雒本鸟名，一名鸟，故从各从隹，各声隹形，隹，小鸟也。汉人忌水，借用雒字以代洛字，魏复水名本字耳，非创变也。（同上）

又：瀍水，《水经》：瀍水出河南穀城县北山，东与千金渠合。又东过洛阳县南，又东过偃师县，又东入于洛。（同上）

又：涧水，《水经》：涧水出新安县南白石山，东南入于洛，注云：《山海经》白石之山，惠水出其阴，东南注于洛，涧水出其阴，北流注于穀。孔安国曰：涧水出渑池山，今新安县北，有一水，北出渑池界，东南流迳新安县，而东南流入于穀。安国所言，当斯水也。然穀水出渑池，下合涧水，得其通称。或亦指为涧水也。渑池属西京，亦作黾。（同上）

林之奇：孔氏曰：“伊出陆浑山，洛出上洛山，涧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汉志》云：“伊水出洪农卢氏县东熊耳山，洛水出洪农上洛县冢岭山，瀍水出河南穀城县潜亭北，涧水出洪农新安县。”郦道元《水经注》曰“伊水出蔓渠山，洛水出欢举山，瀍水出穀城北山，涧水出白石山”。此数说不同，据下流之水分派别道，遭历代陵谷变迁，则容有不同，而其源之所自出不容有异。如经之所载，江水出于岷山，汉水出于嶓冢，后世言江汉之源，未尝有异说也。经文导洛自熊耳，与岷山导江，嶓冢导漾，文势先后不同，则是洛非出熊耳，但其导之自熊耳而始。《尔雅》推此四水之源，故不必求之诸儒异同之说，虽有异同之说，不足信矣。此言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而下文言导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是伊涧瀍入于洛，而洛入于河也。夫既于下文载导川之次矣，而于此州言之者，盖后之所言者，欲其脉络相贯。苟不于此言，则无以知其在九川之界也。惟彼此之相明，故《禹贡》所载山川系于九州之分域者，皆可以案其书而覆其地也。据伊瀍涧入于洛而洛入于河，此言伊洛瀍涧，则以四水列称者。曾氏曰：“汉水入于江，江入于海，而荆州言江汉朝宗于海，与此同意。”盖其四水并流，其源则异，而水之大小相敌也。（《尚书全解》卷九《禹贡》）

金履祥：世传禹辟伊阙，今河南伊阙县北两山相对如门阙，伊流出其间，北至洛阳县，南入洛。洛出熊耳山，在商州上洛县。今虢州卢氏县、河南永宁县皆有熊耳山。邵康节谓当以上洛者为是。瀍水出今河南府河南县穀城山，至偃县入洛。涧水出河南府渑池县东北白石山，至河南县入洛，洛至鞏入河。（《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伊水出熊耳山，洛水出冢岭山，瀍水出替亭北，涧水出白石山，伊、瀍、涧水入于洛，而洛水入于河也。（《禹贡图注·伊洛瀍涧》）

蒋廷锡：伊，伊水出今河南河南府卢氏县熊耳山（《县志》（编者按：《卢氏县志》）谓伊水出闷顿岭之阳者。古熊耳盘基甚广，闷顿亦熊耳也），至偃师县南入洛。（《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又：洛，洛水出今陕西西安府雒南县冢岭山，至河南府鞏县东北入河。（同上）

又：瀍，瀍水出今河南府洛阳县西北穀城山，至县东入洛。（同上）

又：涧，涧水出今河南府渑池县东北白石山，至洛阳县东南入洛。（同上）

孙星衍：“洛”一作“雒”。

又：《地理志》云：“弘农郡卢氏，伊水出，东北入雒，行四百五十里。”“上雒，《禹贡》雒水出冢领山，东北至鞏入河，过郡二，行千七百里，豫州川。”“河南郡穀城，《禹贡》瀍水出朁亭北，东入雒。”“弘农郡新安，《禹贡》涧水在东，南入雒。”案：瀍字当作“廛”。《淮南·本经训》云“导廛、涧”，不从水。《水经》：“河水过鞏县北，洛水从县西北注之。”“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南，北入于洛。”“瀍水东过偃师县，又东入于洛。”“涧水出新安县南白石山，东南入于洛。”鞏县、洛阳、偃师、新安，皆今河南县，盖伊、涧、瀍会洛入河也。伊出卢氏，今河南县。洛出上洛，今陕西商州。过郡二者，弘农、河南也。瀍出穀城，在今河南洛阳县西北。“洛”一作“雒”，见《地理志》。（《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伊水出今河南省陕州卢氏县熊耳山，至河南府偃师县南入洛。洛水出今陕西商州雒南县冢岭山，至河南府鞏县东北入河。瀍水出今河南府洛阳县西北穀城山，至县东入洛。涧水出今河南府渑池县东北白石山，至洛阳县西南入洛。盖伊、瀍、涧入洛，而洛入于河也。（《禹贡今释》卷下）

王恢：《汉志》：“弘农郡、上雒，《禹贡》雒水出冢领山，东北至鞏入河。”按：洛水出陕西雒南县北秦岭，东南流合丹水（非商县丹水），东经雒南城南，过河南卢氏县南、熊耳山阴，《禹贡》道洛始此。东北经洛宁，过宜阳南，又东北纳涧水，又东过洛阳纳瀍水，至偃师南纳伊水，至鞏县东北洛口入河。

又：伊水出河南卢氏县熊耳山东南闷顿岭，东北流经嵩县、伊阳、伊川、洛阳，至偃师西南入洛。瀍水出洛阳西北穀城山，经洛阳城东入洛。涧水出渑池县东北白石山，南流合穀水，东流经新安，至洛阳城西入洛。《汉志》《水经》以今新安县南王祥河当之，正犹常之于滱、卫之于滹沱，好异之过也。又按：《禹贡》独详环洛细流，则作者之时代盖略可推。（《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张大可：伊、洛、瀍、涧：四水名，伊、瀍、涧三水入洛，洛入河。（《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江灏：瀍，水名，源出今河南孟津县。（《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王世舜：伊河，发源于河南卢氏县东南闷顿岭，东北流经嵩县、伊阳、洛阳、偃师县南面入洛水。洛水，发源于陕西省洛南县冢岭山，东北流至河南省鞏县入黄河。瀍水，发源于河南省孟津县任家岭，向南流经洛阳东面入洛水。涧水，发源于河南渑池县东北白石山，东流经新安至洛阳县西南入洛水。《周书·洛诰》所谓“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就是指的这两条水。（《尚书译注·禹贡》）

陈蒲清：伊，伊河，洛水支流，发源于今河南省卢氏县熊耳山，至偃师流入洛水。雒，同“洛”，洛水，黄河支流，发源于陕西省洛南县西北冢岭山，至河南鞏县入黄河。瀍、涧，二河名，都是洛水支流。瀍水源出于河南省洛阳市西北之芒山；涧水源出于河南省渑池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3]【汇校】

［日］泷川资言：然小司马谓“播”是播溢之义，则所见《史》文作“播”。（《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叔岷：《考证》：“古钞、《枫》《三》《南本》播作潘。张文虎曰：宋本旧刻作潘，与《说文》合。段《注》（编者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谓‘潘正字，播假借。’是也。”案：景祐本播亦作潘。（《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孔安国：荥泽名波水已成遏都。（《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修订组考证，“荥泽名波水已成遏都”：水泽利忠《校补》卷二：“天养无‘名’字。”按：《尚书·禹贡》孔安国《传》亦无“名”字。（参见修订版《史记》卷二校勘记）

司马贞：《古文尚书》作“荥波”，此及今文并云“荥播”。播是水播溢之义，荥是泽名。故《左传》云狄及卫战于荥泽。郑玄云：“今塞为平地，荥阳人犹谓其处为荥播。”（《史记索隐·夏本纪》）

苏轼：沇水入河，溢为荥泽，尧时荥泽常波而今始猪也。今荥阳在河南，春秋卫、狄战于荥泽，当在河北。孔颖达谓此泽跨河而南北也。（《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毛晃：荥波，今荥阳，在河南。春秋卫、狄战于荥阳，当在河北。孔颖达谓此泽跨河南北也。《禹贡》不曰荥泽，而曰荥波者，尧时荥泽常波，今始猪也。或说《尔雅》曰：洛为波，洛受瀍水、涧水，又伊水之所出，其为泛溢滋甚，今始猪也。《水经注》亦曰荥播。又引《风俗通》曰河播也，谓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则荥波亦谓之荥播可也。（《禹贡指南》卷二）

林之奇：荥波有二说。汉孔氏曰“荥泽波水已成遏猪。”唐孔氏虽谓“荥是泽名，洪水之时，此泽水大动成波浪，此泽其时波水已成遏猪不泛溢也。”据二孔之说，则是荥波为一水也。《周官·职方氏》曰：“其川荥雒，其浸波溠。”郑氏云：“荥是沇水也，出于东垣，入于河，溢为荥。今之荥泽波读为播。《禹贡》曰‘荥波既猪’。”郑氏之说，则是荥波为二水名。颜师古曰：“荥，沇水所出，今之荥阳波，亦水名。一说荥水之波。”则师古盖兼存此两说。然以理考之，既《职方氏》豫州川浸有荥波之二名，则是郑氏为有所据，但以其波为播则不可据。古文书波自作从山从番与嶓冢之嶓同意者，郑氏所传本讹以波为播，故其说如此。夫既《职方》作“其浸波溠”，而今文《书》又作“荥波”，则是以为波字也无疑矣，安得以为播邪？《尔雅》云“水自洛出为波”。曾氏引以为据，谓荥自河溢波自洛出，皆有以蓄之，此说又善。（《尚书全解》卷九《禹贡》）

蔡沈：荥、波，二水名，济水自今孟州温县入河潜行，绝河南溢为荥，在今郑州荥泽县西五里敖仓东南。敖仓者，古之敖山也。按：今济水但入河，不复过河之南。荥渎水受河水，有石门，谓之荥口石门也。郑康成谓荥今塞为平地，荥阳民犹谓其处为荥泽。郦道元曰：“禹塞淫水于荥阳，下引河东南以通淮泗，济水分河东南流。汉明帝使王景即荥水故渎，东注浚仪，谓之浚仪渠。”《汉志》谓“荥阳县有狼荡渠首受济”者是也。南曰狼荡，北曰浚仪，其实一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荥波，孔氏以为一水。《周官·职方》“其川荥雒，其浸波溠”，则二水也。泲水入河而南出，溢为荥，今郑州荥泽是其处。《尔雅》水自洛出为波。而《山海经》曰：娄涿之山，波水出其阴，北流注于穀，二说未知孰是。西汉末，泲水不复南溢而荥涸。汉明帝使王景即荥故渎东注浚仪，名浚仪渠。（《书经注》卷三《禹贡》）

蒋廷锡：荥波，即荥泽，在今河南开封府荥阳县南三里古城村。按：孔安国《传》云：“荥泽波水已成遏猪。”《正义》曰：郑云：今塞为平地，荥阳民犹谓其处为荥泽，在其县东。盖济水伏流地中，绝河而南，溢为巨泽。《禹贡锥指》云：按马、郑、王本波并作播，伏生今文亦然。孔安国解作一水，非二水，以为二水，自颜师古始。（《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梁玉绳：附案：《史》与马、郑、王本俱作“荥播”，伏生今文亦然，是也。《古文尚书》与《汉志》误作“波”。荥为济之溢流，波乃洛之支水，此专主导济，安得合而言之。自“播”误为“波”，颜师古以为二水名，宋儒仍之，直错到今，或者反欲改《史》文从“波”，何妄也。（《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孙星衍：史迁“波”作“播”，一作“潘”。“猪”一作“都”。马融曰：“荥播，泽名。”郑康成曰：“沇水溢出河为泽也。今塞为平地，荥阳民犹谓其处为荥播，在其县东。《春秋》鲁闵公二年，卫侯及狄人战于荥泽，此其地也。”

又：史公“波”作“播”者，《书》疏云：“马、郑皆作‘荥播’。”《史记索隐》曰：“今文。”是今文与马、郑书及《史记》合也。《说文》云：“潘，水名，在河南荥阳。”亦即此水。“猪”作“都”者，《周礼·职方氏》：“其浸波溠。”注：“波读为播。《禹贡》曰：‘荥播既都。'”《水经》云：“济水南当鞏县北，南入于河，与河合流，又东过成皋县北，又东过荥阳县北，又东至砾溪南，东出过荥泽北。”注引《晋地道志》（编者按：王隐《晋书地道记》，下同）曰：“济自大伾入河，与河水斗，南泆出为荥。”注又云：“济水又东迳荥泽北，故荥水所都。”京相璠曰：“荥泽在荥阳县东南，与济隧合。济隧上承河水于卷县北，南去新郑百里。盖荥播、河、济往复径通矣。”荥阳，今为河南荥泽、河阴二县地。马注见《释文》，云“荥播，泽名”者，《水经注》引阚骃说同。又引吕忱曰：“播水在荥阳。”则荥播是一泽。伪《传》以为“荥泽、波水，已成遏猪”，似二水名，失之。郑注见《诗·竹竿》疏，云“沇水溢出河为泽”，即下入于河，溢为荥是也。云“今塞为平地”者，《水经·济水注》云：“出河之济，即阴沟之上源也，济隧绝焉，故世亦或谓其故道为十字沟。自于岑造八激堤于河阴，水脉经断，故渎难寻，又南会于荥泽。然水既断，民谓其处为荥泽。《春秋》卫侯及翟人战于荥泽而屠懿公、弘演报命纳肝处也。”与郑义合。《春秋左氏》宣十二年传：“楚潘党逐晋魏锜，及荥泽。”亦此地。（《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荥波即荥泽，在今河南省开封府荥阳县南三里古城村。《孔传》云：“荥泽波水已成遏猪。”《正义》曰：郑云“今塞为平地。荥阳民犹谓其地为荥泽，在其县东。盖济水伏流地中，绝河而南，溢为巨泽”。自来马、郑、王本，“波”并作“播”，伏生今文亦然。盖皆作一水；其以为二水，则自颜师古始。宋林之奇本之，引《职方氏》“其川荥雒，其浸波溠”，及《尔雅》“水自洛出为波”，为证。蔡《注》因之。然按究经义，实泥而鲜通。盖上言导洛，此言导济，不当又及洛之支流也。（《禹贡今释》卷下）

王恢：河溢为荥，播都为泽。泽在荥阳县东北。《汉志》作“荥波”，波、播水溢动态。颜师古说为二水，蔡《传》承其误。后河偏北流，源竭泽涸，渐成平地。（《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何满子：荥，泽名，故址在今河南省荥阳县南，其潜流至山东省定陶县溢出，东流至菏泽。其旧迹久已淤塞不可寻。播，水势盈溢的意思。（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陈蒲清：荥播，泽名，即古荥泽，已淤塞，故址在今河南荥阳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4]【汇注】

毛晃：菏泽，沇水东出于陶丘北，又东为菏泽，在济阴定陶县东。菏，音柯，亦作苛。《汉志》菏泽在湖陵，盟猪在菏泽之东。（《禹贡指南》卷二）

蒋廷锡：菏泽，古济水所汇，当在今山东兖州府曹州东南及定陶县界。（《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芮日松：菏泽，古济水所汇，在今山东省曹州府东南及定陶县界。其地有菏山，故名其泽为菏泽。《水经》谓“南济东过冤句县南，又东过定陶县南，又东北菏水东出焉”是也。（《禹贡今释》卷下）

王恢：荷，当依《禹贡》《汉志》作“菏”。泽在定陶东北、菏泽县东南。为豫、沇、徐三州之分水。泽为济水之渟汇，菏水所从出。（《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何满子：荷泽，古泽名，在今山东省定陶县境，后淤塞。不是今山东省鱼台县的菏泽水。（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5]【汇注】

司马贞：菏泽在济阴定陶县东。明都音孟猪。孟猪泽在梁国睢阳县东北。《尔雅》《左传》谓之“孟诸”，今文亦为然，唯《周礼》称“望诸”，皆此地之一名。（《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荷泽在曹州济阴县东北九十里定陶城东，今名龙池，亦名九卿陂。”（《史记正义·夏本纪》）

毛晃：孟猪，在梁国睢阳县东北，菏泽之水，流溢覆被之也。……《水经》：明都泽，在梁郡睢阳县东北，即孟猪也。《周礼·职方氏》：青州，其泽薮曰望诸，《汉志》作盟猪，《史记》作明都。案：《释文》：都，音猪，则明与盟同。盟津之盟音孟，此亦当音孟。（《禹贡指南》卷二）

又：被……流溢旁覆，覃及下流，而称曰被，“菏泽被孟猪”是也。（《禹贡指南》卷四）

林之奇：孔氏曰：“菏泽在胡陵。孟猪，泽名，在菏东北，水流溢覆被之。”阚骃曰：“不言入而言被者，不常入也，水盛乃覆被之。”此说皆是。汉孔氏以在胡陵，而唐孔氏则据《汉·地理志》谓“山阳郡有胡陵县，不言其县有菏泽也”。案：《说文》曰：“菏泽水在山阳胡陵，《禹贡》‘浮于淮泗，达于菏’。”而《汉志》山阳胡陵云：“《禹贡》‘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虽其字作河，然以《说文》之言考之，当是指此泽。”与汉孔氏同，然《汉志》于济阴又云“菏泽在定陶县东”，又似指此泽而言。此二说难以取信，今且从孔氏，作在山阳胡陵。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案：古文作“菏”字，而《说文》并与之同意。盖谓浮于淮泗，达于此泽也。然《禹贡》九州之末皆载达于河之道，不应于徐州独指菏泽，此当以《今文书》为证。古者盟孟二字通用，孟津亦谓之盟津，孟猪亦谓之盟猪，盖通字也。此经谓之孟猪，《汉志》谓之盟猪，《职方氏》谓之望诸，《史记》谓之明都，其实一也。其泽在梁国睢阳县东北，近于菏泽。菏泽水盛，然后覆被孟猪，亦犹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也。《周礼·职方氏》“青州泽薮曰望诸”，即此泽也。盖《职方氏》之青州在豫州之正东，故得兼有孟猪之泽也。（《尚书全解》卷九《禹贡》）

金履祥：菏泽在今曹州泲阴县。孟诸在今应天府虞城县。自菏泽至孟诸，凡百四十里。二水旧相通，今菏泽自分南北清河。近时大河亦被孟诸并行濉水矣。（《书经注》卷三《禹贡》）

蒋廷锡：孟猪（《周礼》作望诸，《史记》作明都）泽，今河南归德府商丘、虞城二县界有孟诸台，《寰宇记》云虞城孟猪泽，俗呼为湄台，盖泽中有台也。（《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史迁“导”作“道”。“孟猪”一作“明都”，一作“盟猪”。

又：《地理志》：“济阴郡，《禹贡》菏泽在定陶东。”“梁国睢阳，《禹贡》盟诸泽在东北。”《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俱同。《水经》济水注云：“《尚书》曰：‘导菏泽，被孟猪。’孟猪在睢阳县之东北。阚骃《十三州记》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菏泽在曹州济阴县东北九十里，定陶城东，今名龙池，亦名九卿陂。”……“孟猪”作“明都”者，《经典》猪、都通字。《周礼·职方》作“望诸”。《释地》云：“宋有孟诸”。《地理志》作“盟猪”。孟、明、盟、望、猪、都、诸，俱声相近，古假借用之。（《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被，及也。孟猪，《尔雅·释地》曰“宋有孟诸”，《周官·夏官·职方氏》“青州，其泽薮曰望诸”，郑注云“望诸，明都也”，声转字异，正是一地。在今河南省归德府商丘、虞城二县界，有孟诸台。《寰宇记》云：“虞城孟诸泽，俗呼为湄台，盖泽中有台也。”菏水衍溢，导其余波，入于孟猪。不常入也，故曰“被”。（《禹贡今释》卷下）

王叔岷：《索隐》：明都，音孟猪。孟猪泽，在梁国睢阳县东北。《尔雅》《左传》谓之孟诸，今文亦为然。惟《周礼》称望诸，皆此地之一名。段氏《尚书撰异》（编者按：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下同）云：《地理志》述《禹贡》作盟猪。案：《禹贡》明都作孟猪。即《索隐》“音孟猪”所本。《伯》目三一六九敦煌古文本《禹贡》作盟猪，与《地理志》述《禹贡》合。又案：《索隐》“孟猪泽”云云，本《禹贡》孔疏。（《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日］泷川资言：理之曰“道某”，已理曰“某道”。（《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恢：《周礼》作望诸，《尔雅》作孟猪，《汉志》作盟猪。泽在商丘东北接虞城界。自菏泽至明都百余里，水盛则通注——所谓“被”也。为豫徐之分水。（《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陈蒲清：明都，即孟猪泽（明都、孟猪，古音相同），地址在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被，及。指治好菏泽后又治理到孟猪泽。（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6]【汇注】

芮日松：土不言色，其色杂也。玄而疏者谓之垆。吕不韦曰：“凡耕之道，必始于垆，为其寡泽而后枯。”地有高下，高则壤而沃，下则坟垆而瘠，故别言之。（《禹贡今释》卷下）

何满子：壤，此处指区别于冀州（见前）的白壤和雍州（见后）的黄壤的杂色壤土，土壤学称“石灰性冲积土”。（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7]【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垆，疏也。”马融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坟垆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轼：垆，疏也，或曰黑也。（《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金履祥：其上者无块而柔，其下者或膏而起，或刚而疏，如今轘辕之泞淖，汜关之沙陷，皆所谓下土者。（《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玄而疏者谓之垆，高地则壤，下地则垆，故别言之。（《禹贡图注·下土坟垆》）

孙星衍：马融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坟垆也。豫州地青。”郑康成曰：“垆，疏也。”

又：马注见《史记集解》及《太平御览·地部》，云“地青”者，青即黑也。郑注《礼器》“或素或青”云：“变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时，赵高作乱，或以青为黑，黑为黄，民言从之，至今语犹存也。”则言土青者，犹言垆也。郑注见《礼书》三十四卷，云“垆，疏”者，《说文》：“垆，黑刚土也。”《释名》云：“土黑曰垆，垆然解散也。”郑注《周礼·草人》云：“埴垆，黏疏者。”以黏训埴、疏训垆也。疏者，《沟洫志》云：“地形下而土疏恶。”《诗》笺云：“疏，粗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辛树帜：垆，分布于豫州，与前述之坟皆为壤之下土即底层。许（慎）著《说文》，释垆为黑刚土，土坚刚而色黑，或指分布于河南低地石灰性冲积土底层之深灰粘土与石灰结核；结核多者连接成层。今河南、山西、山东人民尚有称之为垆者，亦称砂姜；继为丘陵土与次生黄土所掩覆。无论就地区所在言或土层排列言，皆属符合。（《禹贡新解》第三编《禹贡所述土壤之解释》）

[8]【汇注】

芮日松：田第四等。（《禹贡今释》卷下）

[9]【汇注】

芮日松：赋第二等，杂出第一等也。凡错字在上者，高一等，在下者，低一等，观冀州及此，可见皆在本品之中；若出本品，则变文如扬州也。（《禹贡今释》卷下）

陈蒲清：田中下，第四等田。赋杂上中，赋为第二位，杂出第一位。杂，指间杂。（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0]【汇注】

林之奇：《职方氏》云：“豫州其利漆枲”，则是漆枲之类，此州之所宜也，故制以为贡。，葛之精者；纻，颜师古曰“织纻以为布而贡”，皆不可得而知也。《周官·载师》“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官》以为征而此则贡之者，盖禹之时豫州在于畿外，故有贡也。推此义，则知冀州所以不言贡之意矣。（《尚书全解》卷九《禹贡》）

蔡沈：林氏曰：《周官·载师》“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为征而此乃贡者，盖豫州在周为畿内，故载师掌其征而不制贡。禹时豫在畿外，故有贡也。推此义则冀不言贡者可知。颜师古曰：织纻以为布及练，然经但言贡枲与纻，成布与未成布不可详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孙星衍：史迁“枲”作“丝”，“纩”作“絮”。

又：纻者，《说文》云：“檾属，细者为絟，粗者为纻。”纩者，《说文》云：“絮也。”《一切经音义》一引《说文》：“纩，绵也。絮之细者曰纩。”故此云纤纩也。史公“枲”作“丝”者，盖今文异字。“纩”为“絮”者，见《说文》，云：“絮，敝绵也。”似与纩微异，史公取以释纩，但取义于绵耳。（《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周官·地官·载师》曰：“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周官·职方氏》“豫州，其利林漆、丝枲。”《史记·货殖传》曰：“陈夏千亩漆。”周以为征，此乃贡者，豫州在周为畿内，故征而不贡，在夏为畿外，故有贡。推此义，则冀不言贡者可知。纻，亦麻也。宿根在地，至春自生，今纻布皆用此。（《禹贡今释》卷下）

邹逸麟：豫州“厥贡漆、枲、、纻”句后，引用《史记·货殖列传》、唐李肇《国史补》《太平寰宇记》等资料证明从战国至唐宋在古豫州境内的陈（今河南淮阳）、阳夏（今太康）、襄州（今湖北襄樊市）、宋州（今河南商丘）等地都曾以产漆著称。纻麻产地的历史变迁也会引起他很大的关注。他指出古代豫州是纻麻的重要产地，但在唐《通典》中记载贡纻布的都在长江中下游荆、扬二州之地，“此古今风土之变也”。纻麻是喜温作物，唐代后期纻麻种植地域的南移，很可能与当时气候有一度由暖转寒有关，十三世纪初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有出现暖期，故元初《农桑辑要》（一二七三年）卷二云：“苎麻本南方之物……近岁以来，苎麻产于河南。”胡渭虽然没有点出变化的原因是气候，但他提出“风土之变”的问题，也是很有价值的。（《禹贡锥指·前言》）

[11]【汇校】

编者按：二十四史点校本之修订本《史记》修订组认为，“其篚纤絮”：“絮”，高山本作“纩”。按：《尚书·禹贡》“厥篚纤纩”孔安国《传》：“纩，细绵。”孔颖达《疏》：“《礼·丧大记》死者‘属纩，以俟绝气’，即纩是新绵耳。”

【汇注】

芮日松：纤，细也。纤纩，细绵也。（《禹贡今释》卷下）

邹逸麟：（胡渭）在“厥篚织纩”句后，引用《汉书·地理志》、左思《魏都赋》、《陈留风俗记》、任昉《述异记》等资料证明归德府（治今河南商丘）是古代（黄河流域）丝织刺绣制品的中心。（《禹贡锥指·前言》）

[12]【汇注】

苏轼：治磬错也，以玉为磬，故以此石治之。（《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蔡沈：磬错，治磬之错也，非所常用之物，故非常贡，必待错命而后纳也，与扬州橘柚同。然扬州先言橘柚，而此先言锡贡者，橘柚言包，则于厥篚之文无嫌，故言锡贡在后，磬错则与厥篚之文嫌于相属。故言锡贡在先，盖立言之法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吴澄：凡“锡”者，非常贡，故于末特言之。龟非贡物，故言入赐，不言贡。橘、柚、磬错，虽是贡物，非常制所贡也，故言“锡贡”。（引自《史记评林·夏本纪》）

林之奇：诸儒皆以纤纩为细绵，然先儒盖有以黑经白纬为纤者，则纤纩之为二物亦未可知也。治玉石曰错，文曰磬，错，治磬之错也。扬子云：“有刀者诸，有玉者错诸，不不错焉攸用？”盖作器者，必赖此以为用也。荆州之砺砥，所以治刀也，此州之错，所以治玉磬也，谓之锡贡锡命而后贡，非每岁之常贡也。此州之磬错与扬州之橘柚，皆是待上之命而后贡，然扬州先言橘柚，而后言锡贡，此州先言锡贡，而后言磬错者，曾氏曰：“橘柚天所生也，磬错人所为也，磬错必待锡命使贡而后为之，故先言锡贡也。”此说牵强，不如施博士之说曰：“橘柚言包，则与厥篚之文无嫌也，故言锡贡在后。磬错则与厥篚之文嫌于相属，故言锡贡在先，此立言之法也。（《尚书全解》卷九《禹贡》）

孙星衍：磬，玉磬。错，为“厝”借字，《说文》云“厝，厉石也。”《诗·鹤鸣》云：“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传云：“错，石也，可以琢玉。”颜师古注《地理志》云：“亦待锡命而贡。”案：玉磬惟天子得用之。《郊特牲》云：“击玉磬，诸侯之僭礼也。”《诗·那》笺云：“玉磬尊，故异言之。”则治磬之石，必待锡命而贡，示诸侯不敢有治玉声之器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13]【汇校】

钱大昕：史公引《禹贡》，皆改“达”为“通”。兖州云“通于河”，青州云“通于济”，徐州云“通于河”，扬州云“通淮泗”，独豫州云“达于河”，此转写之误。（《三史拾遗·史记卷一·夏本纪》）

［日］泷川资言：以上叙豫州。古钞、南化本“达”作“通”。（《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艾南英：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东境径自入河，豫之西境，则浮于洛而后至于河也。（《禹贡图注·豫州》）

阎若璩：蔡《传》：“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东境径自入河，豫之西境则浮于洛而后至河也。”案：豫州东境并无河，惟北境有之，当改“东境”作“北境”，以上与荆州至于南河合、豫州本传北距大河合。蔡氏每自忘前语，何邪？（《潜邱札记》卷三）

芮日松：豫去冀甚近，其东境径自入河，西境则因洛汇众流入河，即资之为贡道，亦最直捷也。（《禹贡今释》卷下）

华阳黑水惟梁州[1]：汶、嶓既蓺[2]，沱、涔既道[3]，蔡、蒙旅平[4]，和夷绩[5]。其土青骊[6]。田下上[7]，赋下中三错[8]。贡璆、铁、银、镂、砮、磬[9]，熊、罴、狐、貍、织皮[10]。西倾因桓是来[11]，浮于潜[12]，逾于沔[13]，入于渭[14]，乱于河[15]。

[1]【汇注】

孔安国：东据华山之南，西距黑水。（《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张守节：《括地志》云：“黑水源出梁州城固县西北太山。”（《史记正义·夏本纪》）

杜佑：梁州东据华山之阳，西距黑水。（《通典》卷一百七十二《州郡二》）

又：华山之南，今华阴之西南。黑水出张掖郡，南流北海，即巴蜀之地皆是也。今上洛、汉中、洋川、安康、房陵、通川、潾山、南平、涪陵、南川、泸川、清化、始宁、咸安、符阳、巴川、南宾、南浦、阆中、南充、安岳、盛山、云安、犍为、阳安、仁寿、通义、和义、资阳、南溪、河池、武都、同谷、顺政、怀道、同昌、阴平、江油、交川、合川、益昌、普安、巴西、梓潼、遂宁、蜀郡、德阳、濛阳、唐安、临邛、卢山、通化、越隽、云南、洪源等郡地。（同上）

毛晃：梁州，《尔雅》无梁、青，有幽、营、徐，盖《尔雅》九州，商之制也。商时梁州，或并于雍也。《周礼·职方氏》无徐、梁，有幽、并，盖周亦并梁归于雍也。……晋《太康地记》云：“梁者，言西方金刚之气强梁，故因名之。秦为汉中郡，后其地入蜀。魏末，蜀分广汉、三巴、涪陵以北七郡为梁州。梁武帝大同中，复移在南郑。《晋·地理志》引《春秋元命苞》云：“参伐流为益州，益之为言阨也。言其所在之地险阨也；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又曰：“梁者言西方金刚之气强梁，故因名焉。”（《禹贡指南》卷二）

林之奇：孔氏谓“东据华山之阳，西距黑水”。谓东据华山之阳者，当是跨而越之也，此说不然。河流导自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于底柱，是河入华山之阴，始折而东也。雍州言“黑水西河惟雍州”，黑水之西，盖雍州之境，梁州不应跨越华山而至于北也。曾氏曰：“梁州、雍州之西境皆至黑水，惟华山之阴为雍州，其阳为梁州。”则梁州之北、雍州之南，以华为畿，而梁实在雍州之南。此说虽是，然其谓梁之北、雍之南以华为畿，则其说未尽据“华山在雍梁之东”，若谓梁之东北、雍之东南以华为畿则得之矣。班孟坚曰：“周改禹徐梁，合之于雍青。”颜师古云：“省徐州以合青州，并梁州以合雍州。”盖《职方氏》无梁州，故班孟坚、颜师古以为合于雍。然《职方氏》于青州其山镇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则谓徐合于青，无足疑者。若夫雍州其山镇曰岳山，其泽薮曰弦蒲，其川泾汭，其浸渭洛，梁州之川无一存者，果何所据而谓梁合于雍乎？荆州其川江汉，据江汉之水发源于梁州，由荆而东，以入于扬州，然后入于海。今以江汉为荆之川，则《禹贡》之梁州其无合于《职方氏》之荆州乎？然而未敢以为必然，姑阙之以俟后学。（《尚书全解》卷九《禹贡》）

艾南英：梁州，古为西蜀益都，今之四川成都等处，其西南裔壤为今之云南。（《禹贡图注·梁州》）

又：梁州之境，东距华山之南，西据黑水。熊氏曰：梁州即今全蜀之地，成都、潼川、兴元、利州、夔州等路五十四州之地是也。或言秦以前未尝通，至秦凿山开道，关塞始通，恐止言金牛一道耳。不言岷、嶓、沱、潜、蔡、蒙和夷，禹之故迹皆可见，何尝不通中国也。大抵蜀地北与秦陇接境，实为天下要脊，世治则顺化服从，世乱则阻险割据，任选牧守，最难其人，不可不重慎也。（同上）

王圻：舜置十二牧，梁州其一也。以西方金属，其气强梁，故曰梁州。《周礼》以梁州并雍州。梁州当夏、殷之间为蛮夷之国，所谓巴、賨、彭、濮之人也。周末秦惠王使司马错伐蜀，有其地。（《三才图会·地理》卷十四《梁州疆界》）

余有丁：按《书·传》，梁州乃江、汉之原，此不志者，岷之蓺导江也，嶓之蓺导漾也。导沱则江悉矣，导潜则汉悉矣。上志岷、嶓，下志沱、潜，江汉源流，于是可见。（引自《史记评林·夏本纪》）

蒋廷锡：梁州，今陕西之汉中府、兴安州及西安府，商州雒南、山阳、镇安、商南四县，鞏昌府两当、凤、文、成四县，徽、阶二州，湖广之郧阳府房、竹山、竹溪三县及郧西县西境，四川之成都、保宁、顺庆、龙安、马湖五府，潼川、嘉定、邛、眉、雅五州及叙州、重庆、夔州三府，泸州、江北诸州县，松潘、建昌二卫，叠溪、营黎、大所、天全、六番招讨司是也。（《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又：黑水，按：黑水之辨，诸家纷如。谨考地图，《禹贡》之黑水有三，正不必强合。《水经注》所谓黑水，出张掖鸡山（今甘州），至于敦煌（今废沙州），此雍州之黑水也。《汉书·地理志》“犍为郡县南广”注云：汾关山符，黑水所出（南广，今广符县），北至樊道入江（今叙州府）。唐樊绰亦以丽江为古黑水……薛季宣谓泸水为黑水（今打冲河），引郦道元说黑水亦曰泸水，即若水，出姚州徼外土番界中。《山海经》“黑水之间有若水”是也。以丽江之说为非，不知打冲河至大姚县，即合金沙江，会流入岷江，薛氏之说，原与《汉志》相合。此梁州之黑水也。宋程大昌以澜沧江为黑水，李元阳《黑水辨》亦云：陇蜀无入南海之水，唯滇之澜沧，足以当之。而《元史》载劝农官张立道使交趾，并黑水以至其国。吴任臣《山海经注》亦以澜沧为古黑水，此导川之黑水也。盖雍州之黑水，其源在黄河之北，梁州及导川之黑水，其源皆在黄河之南，有截然不相紊者……然主泸水、丽江、澜沧之说者，亦皆以意度，未能确指水之分合。不知泸水、丽江源异而流同，丽江、澜沧源同而流异。分合言之，梁州之黑水有两支，而与导川之黑水实出一源也，而古未有及之者。……（同上）

又：梁州黑水，即今云南之金沙江。其源发于西番诺莫浑五巴什山分支之东，曰阿克达毋必拉，南流至塔城关，入云南丽江府境，亦曰丽水（按：丽水即金沙江，入岷江，不入南海。唐樊绰云丽水入南海，非）。东南流至姚安府大姚县之左却乡（即苴却营）北，打冲河自盐井卫来会之（打冲河出自西番，在昆仑东南百里，二源同发，名查褚必拉，蒙古谓之七察儿哈那，平地水泉数十泓，沮洳觱沸，散若列星，汇而南流，有支河于二通左右流入之，至占对安抚司入四川界南流，东折绕盐井营之东北入南，至乌喇猓果入金沙江）。又东入四川境，迳会川营南，又东至东川府西，折而东北流，迳乌蒙府西北马湖府南，又东迳叙州府，南入岷。（同上）

芮日松：梁州之境，东距华山之南，西据黑水。华即西岳，在豫州界内，当梁、雍之东，其南为梁，其北为雍，黑水其源，发于西番诺莫浑五巴什山分支之东曰阿克达毋必拉，南流至塔城关入云南省丽山府境，亦曰丽水。东南流至姚安府大姚县之左却乡，北即金沙江打冲河，自盐井卫来会之。又东入四川省境，迳会川卫南，又东至东川府西折，而东北流迳乌蒙府西北马湖府南，又东迳叙州府南入岷江。今陕西省之商州，汉中府兴安州、阶州、秦州之徽县、两当县，湖北省郧阳府之房、竹山、竹溪三县，郧西县西境及四川全省，皆古梁州之地也。（《禹贡今释》卷下）

孙星衍：郑康成曰：“梁州界，自华山之南至于黑水也。”

又：《释地》无梁州，《吕氏春秋·有始览》九州亦无梁，盖殷周雍州兼有梁州之地，与夏时异也。经云“黑水”者，《水经》：“沔水东过南郑县南。”注云：“汉水又东，黑水注之。水出北山，南流入汉。庾仲雍曰：‘黑水去高桥三十里。’诸葛亮笺云：‘朝发南郑，暮宿黑水西五十里。’即是水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黑水源出梁州城固县西北太山”以注“华阳、黑水”，盖本古说。案：城固，今陕西县也。郑注见《公羊》十年传疏，云“至于黑水”者，《地理志》：“益州郡滇池，滇池泽在西北。有黑水祠。”或以为即郑氏所云黑水，然疑其太远。夏时荒服之地，禹迹不至也。滇池，今云南晋宁州地。（《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章太炎：今陕西南部和四川。华阳（陕西华阴县南）与黑水（陕西城固县北）之间。山有岷山（四川松潘县北）、嶓山（陕西宁强县北嶓冢山）、西倾山（青海同德县东北）、蔡山（无考）、蒙山（四川崇庆县西）。川有沱水、潜水。（《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中国古代史常识》）

瞿方梅：按：江永《群经补义》曰：《禹贡》黑水，说者纷纷，今《尚书地理通释》以大通河为界雍州之黑水，以金沙江为界梁州之黑水，以澜沧江为导川之黑水，三黑水各不相通，其说似是而多可疑。惟金沙江为界梁山之黑水为最确耳。俞氏正燮亦曰其梁州之黑水，与华阳南北相对，当为今金沙江，《正义》乃以城固黑水当之，不思此水入汉，即武侯牋所云“朝发南郑，暮宿黑水”者，翻在梁竟东北，其谬甚矣。（《史记三家注补正·夏本纪第二》）

王世舜：华，华山；山南曰阳。黑水，古人说法不一，综计之，大约有七种说法：（一）以张掖河为黑水。孔颖达的《书经正义》主此说。（二）以大通河为黑水。《括地志》主此说。（三）以党河为黑水。班固《汉书·地理志》主此说。（四）以丽水为黑水。唐代樊绰《蛮书》主此说。并谓丽水即金沙江。薛士龙以泸水为黑水，胡渭以为沪水也是金沙江，汉时名沪水，唐以后名金沙江。（五）以澜沧江为黑水。李元阳《黑水辨》主此说（《地学杂志》第176期滇人《禹贡黑水考》：“禹贡黑水，即今之澜沧江。”同意李元阳的意见而又加辨正，可供参考）。（六）以西洱河为黑水。程大昌主此说。（七）以怒江上源哈拉乌苏河为黑水，陈澧主此说。上述七说中似以陈澧说为近是。按：哈拉乌苏为蒙古译音，哈拉的意思是黑，乌苏的意思是河。顾颉刚先生以为黑水和弱水一样都是古代传说中假想的水，南海也是假想的海。可备一说。（《尚书译注·禹贡》）

王恢：梁州，自华山迤西，沿终南、朱圉、西倾诸山以南，迄于黑水。《华山国志》：“其地东至鱼复，西至樊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大抵有今秦岭以南、四川江北、岷江以东、巫山以西之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又：黑水，伪《孔传》：“黑水自北而南，经三危，过梁州，入南海。”详其“经、过”，意出雍域。而或以为二——雍梁各别，而雍与道川之黑水为一；或以为三——雍之黑水在河北，梁与道川之黑水在河南，然所指又各异。其所以异说杂陈者，无非迷失三危，迁就南海。或据《山海经·南山经》：“黑水出鸡山，南流注于海。”以三危在敦煌，分弱水之张掖河当黑水；《括地志》又以黑水源出伊吾县北；或谓黑水即党河；以罗布泊当南海。或以黑水为大通河，青海即南海。樊绰乃远取丽水，以三危山在南诏。或就南海，以黑水为西洱河、澜沧江、怒江，甚至雅鲁藏布江，以三危在西藏。而忽略“道河积石”“道江汶山”，雍梁不过陇蜀。秦开西土，迄于始皇，西埸不过临洮。临洮四境，乃西戎昆仑、析支、渠搜三危之境。汉武神武无敌，凿空西域，通西南夷何如也。远古边荒，人迹罕到，山重水复，本即迷离，得自传闻，难免臆度。屈原早已有“黑水玄趾，三危安在”之问。

岷江即黑水，盖亦有据。顾野王《舆地志》，言黑水至樊道入江；韩汝节以为即叠溪水。朱鹤龄《禹贡长笺》曰：“今叠溪千户所（松潘县南两河口）有黑水与汶江合流，郑端简（晓）谓此是梁州黑水。然雍梁黑水，岂可别为二乎！四川《名胜志》：黑水出故漳腊潘州界，是为岷江之始，水自汶山下过，犹河水之绕昆仑也。此即叠溪黑水也。”

郑晓但知为梁州黑水，不知三危（亦得谓为西倾、岷山）盘基甚广，黑水自生番（西戎）界来，古人以为雍梁共之也。前贤更不知《汉志》把岷江自陇西移来，黑水蒙大江之名，而黑水晦矣。予以岷江为黑水者，盖李冰凿离堆，秦人但知有大水在雍梁西界，自南北流，以为入南海耳。或据古老传说，黑水——岷江由川、滇、越南而入南海？

一般江河，不止一个来源，随地异名——如江、汉、桓水；或流长反不为正源——如江、淮；或以正源概支流——如济、泗。边荒更为混杂，即如此地区，前后杂居氐、羌、蒙、藏部族，汉人罕至，非政教所及，非郡易代，于彼无关，江山无语，任人称谓。学者但凭口耳辗转传闻，不免执此语彼，明清以后，才略知景况。

……据1975年出版四川省图：河曲东南是广大沼泽地带；若尔盖县之黑河（即多拉昆都伦河）与黑水县之黑水，两源几乎相接，古人极可能以黑水为岷江。又据近人测量考察，远古时代，黄河可能行于川边、滇东直入南海，造成安南河内大平原。此亦不难想象古人以梁雍之黑水为岷江。（同上）

华阳，《书·武成》：“归马于华山之阳。”《九域志》：“华山四州之际：东北冀，东南豫，西北雍，西南梁，十字分之，四隅为四州。”古以华夏之“华”，缘于华山，其说盖是。故特举之而置终南。（同上）

辛树帜：顾颉刚先生主持禹贡学会时，曾遍游雍、梁二州，也曾到过卓尼，这是东南部学者从未履及的地方。他在四川重庆大梁子区居住时，忽悟得梁州得名的原因，在他的浪口村随笔里说：“予比年北游秦、陇，南历蜀、滇，徘徊于梁境者久矣，深以为此州名义一经揭破，实极简单。盖梁有兀然高出之义；水际以堤与桥为最高，故称堤与桥为梁；屋宇以脊为最高，故名称承脊之木曰梁；山以巅为最高，故山巅亦曰梁；梁声转而为岭，今言岭古言梁也。九州之中，以梁州为最多山，有山即有巅，山多则群峰乱目，言梁州者犹之言‘山州’耳。”由颉刚先生的这些启发，使我对梁州得有进一步的体会……我认为梁州得名，是周人将他们发祥地的梁山引申过去的。因为梁山“其形似梁”，他们到西南后，见“其形似梁”的山很多，便命名梁州。人类喜用自己乡土的名称加在新开的土宇上，古今中外是一致的。（《禹贡新解》第三编《禹贡制作时代的推测》）

陈蒲清：华阳、黑水惟梁州，东至华山之南、西至黑水之滨的地区是梁州，大致辖今四川省全境及陕西、甘肃两省南部。华，华山，在陕西华阴县，五岳之一。黑水，说法不一，详下文“道九川”注。（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华，指华山，在今陕西华阴县南。黑水，据《正义》引《括地志》，源出城固县（今陕西城固县），即汉水支流。按梁州范围，黑水实指长江上游之金沙江。梁州，当今四川全境及陕、甘、鄂之一部分地区。（《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2]【汇校】

钱大昕：《正义》云：“《括地志》云：‘岷山在岷州溢洛南一里。'”“洛”当作“乐”。《唐书·地理志》：岷州溢乐县有岷山。（《廿二史考异·史记卷一·夏本纪》）

王叔岷：《索隐》：汶，一作；又作。案：《禹贡》《地理志》汶并作岷；闽本《地理志》作（王氏《补注》引钱大昕说），与此《索隐》所称“一作”者合。黄善夫本《索隐》作崏。《说文》：“，山也。在蜀湔氐西徼外。从山，声。”段注：“此篆省作崏；隶变作汶、作；俗作岷。”所谓“省作崏”，与黄本作崏合。（《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裴骃：郑玄曰：“《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嶓冢山在汉阳西。”（《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汶，一作“”，又作“”。山，《封禅书》一云渎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江水所出。嶓冢山在陇西西县，汉水所出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岷山在岷州溢乐县南一里，连绵至蜀二千里，皆名岷山。嶓冢山在梁州金牛县东二十八里。”湔音子践反。氐音丁奚反。（《史记正义·夏本纪》）

毛晃：岷山，《水经》：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注云：《汉书》以为渎山者是也。江水出自岷山，岷山在成都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东南至江都入海。又云：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东南过其县北。注：岷山，即渎山也。水曰渎水，又谓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导也。……汉延平中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扬雄《反离骚》，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禹贡指南》卷二）

又：嶓冢山，《水经》：嶓冢山在弘农卢氏县南。注：是山也，穀水出其北林。又云：嶓冢山，在陇西氐道县之南。注：南条山也。《禹贡》漾水导自嶓冢山，在陇西，是也。在弘农，名偶同耳。（同上）

林之奇：岷、嶓，二山名。岷山在汉蜀郡湔道西徼外，江水之所从出也。嶓冢山在陇西郡西县，汉水之所自出也。江汉二水发源此州。当其泛溢慓悍而未有所归，则其发源之山亦为水所浸灌，而不得遂其播种之利。今既疏导以入于海，则岷嶓二山所出之水皆顺流而东，则此二山遂可以种艺矣。（《尚书全解》卷九《禹贡》）

蔡沈：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为岷山，连峰接岫，重叠险阻，不详远近。青城、天彭诸山之所环绕，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峰也。”嶓冢山，《地志》云：“在陇西郡氐道县，漾水所出。”又云：“在西县。”今兴元府西县、三泉县也。盖嶓冢一山跨于两县。云川源既涤，水去不滞而无泛滥之患，其山已可种艺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蒋廷锡：岷山跨古雍、梁二州，自陕西鞏昌府岷州卫以西，大山重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蛮箐中，直抵四川成都府之西境，凡茂州之雪岭，灌县之青城，皆其支脉，而导江之处则在今松潘卫北西番界之浪架岭。《汉书·地理志》所云“岷山在湔氐道西徼外”是也。（《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又：嶓冢有二：一在陕西汉中府宁羌州北九十里，东汉水所出（即导漾之潘冢）。一在鞏昌府秦州西南六十里，西汉水所出。二山南北相去三四百里，而支脉隐然联属。《郡县志》所谓陇东之山，皆潘冢是也。（同上）

孙星衍：史迁“岷”作“汶”。郑康成曰：“《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嶓冢山在汉阳西。”“藝”一作“蓺”。

又：岷，史公作“汶”，《汉志》作“”。《史记索隐》云：“汶，一作‘岷’，又作‘'。”即汶俗字。藝，《史记》《汉志》皆作“蓺”。加“云”，俗字。藝者，《广雅·释诂》云：“治也。”或云“种藝”，失之。郑注见《史记集解》，引《地理志》者，《汉志》：“蜀郡湔氐道，《禹贡》山在西徼外。”“陇西郡西县，有《禹贡》嶓冢山。”《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嶓冢山在陇西氐道县之南。”《郡国志》：“汉阳西，有嶓冢山。”郑说嶓冢山在汉阳西者，据后汉时天水郡县名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岷山跨古雍、梁二州，自陕西省鞏昌府岷州以西，大山重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蛮箐中，直抵四川省成都府之西境，凡茂州之雪岭，灌县之青城，皆其支脉。而导江之处，则在今松潘卫北，西蕃界之浪架岭。《汉书·地理志》所云“岷山在湔氐道西徼外”是也。嶓冢山有二：一在陕西省汉中府宁羌州北九十里，东汉水所出，即导漾之嶓冢。一在秦州西南六十里，西汉水所出。二山南北相去三四百里，而支脉隐然联属，《郡县志》（编者按：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下同）所谓“陇东之山皆嶓冢”是也。川原既涤，水去不滞，而无泛溢之患，其山已可种艺也。（《禹贡今释》卷下）

俞樾：《释文》曰：嶓音波，徐甫河反，韦音播。”樾谨按：《说文》无嶓字，壁中古文盖止作播，后人因其是山名，辄改从手者为从山，而其音犹从播之本音，故韦昭音播也。（《春在堂全书·群经平议》卷三）

王世舜：岷，岷山，在四川北部。嶓，嶓冢山，在今陕西宁强县东北。（《尚书译注·禹贡》）

何满子：汶，即岷山，主峰在今四川省松潘县北，其山脉从今青海省巴颜喀喇山东来，经甘肃省岷县入四川省境，岷江即从此发源。嶓，嶓冢山，在今甘肃省天水县西南，嘉陵江在此发源。（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陈蒲清：汶，又作“”“崏”，即岷山，在四川省松潘县北，为岷江发源地。嶓，嶓冢山，在甘肃省天水市与礼县之间，为西汉水发源地。艺，种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恢：汶，《书》作岷，《汉志》作崏，《说文》作。《汉志》“蜀郡湔氐道，崏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东南至江都入海。”《封禅书》：“渎山，蜀之汶山也。”与华、薄、岳、岐、吴、鸿冢，并列为华山以西七名山，当同在渭域，不应单独远在松潘徼外。蜀陇相望，水北入渭为陇，属雍；水南入江为蜀，属梁。汶山，其分水也。《禹贡》之岷山，当在甘肃天水西南，江水（嘉陵江）所出。《汉志》乃西移之湔氐道（四川松潘），以黑水为江水，而以江水别名西汉水，以汶山为嶓冢也。松潘四境，古无汶山汶水之目。而反观陇境，犹存岷山岷水之名：西魏大统十六年于今岷县置岷州，《隋书·地理志》：“临洮有岷山。”《括地志》：“岷山在岷州溢乐（岷）县南。连绵至蜀，几二千里，皆名岷山。”《元和志》：“岷山在溢乐县一里。”《纪要》（六〇）（编者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下同）：“岷山在岷州卫城北，洮水经其下，州以此名。相传禹见长人受玉书于此。”《清统志》（二五五）（编者按：《大清一统志》，下同）：“岷山在岷州南。岷江水在州东南，一名白龙江，东南流合江水。”又（二七四）云：“礼县西南百里与岷县接界有岷峨山，山下有岷峨水入西汉水。”是岷山岷水并在今岷县境也。岷山之阳，所及虽广，至于衡山，实属牵强。（《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又：嶓冢，山在陕西沔县与略阳之间，漾水所出。《汉志》以嶓冢系之陇西郡西县，别系漾水于氐道，判汉为东西，名实乖错，并详道漾。（同上）

[3]【汇校】

王叔岷：《禹贡》“已”作“既”。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云：卷子本凡“既”皆作“旡”。《史记·夏本纪》作“已”，当是“旡”字之误。案：史公以已说《禹贡》之“既”，“已”非“旡”之误也。上文“沱、涔已道”，《禹贡》“已”作“既”，亦同此例。（《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孔安国：沱、潜发源此州，入荆州。（《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毛晃：沱、潜二水，沱出于江，潜出于汉。二水发源此州，而复出于荆州，故于荆州云“沱、潜既道”，而于末又云“浮于江沱潜汉”。（《禹贡指南》卷二）

蔡沈：此江汉别流之在梁州者。沱水，《地志》：“蜀郡郫县，江沱在东，西入大江。”郫县，今成都府郫县也。又《地志》云：“蜀郡汶江县，江沱在西南，东入江。”汶江县，今永康军导江县也。潜水，《地志》云：“巴郡宕渠县，潜水西南入江。”宕渠，今渠州流江县也。郦道元谓“宕渠县有大穴，潜水入焉，通罡山下，西南潜出，南入于江。”又《地志》“汉中郡安阳县灊谷水出，西南入汉。”灊音潜。安阳县，今洋州真符县也。又按：梁州乃江汉之原，此不志者，岷之艺，导江也；嶓之艺，导漾也。道沱则江悉矣，道潜则汉悉矣。上志岷嶓，下志沱潜，江汉源流于是而见。（《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沱自今永康军导江县，大江分流，入成都，及彭蜀诸州至新津县，与大江复合。此皆沃野，灌注之利也。水自汉出为潜，然《地志》，巴郡宕渠县有潜水，西南入江。今渠州流江县也。又汉中安阳县有潜谷水，出西南，北入汉。今洋州贞符县也。然此潜自指西汉水，出秦州清水县，亦名嶓冢山，东南流，经西和州名犀牛江，东合于嘉陵江，以入江。梁州不言江、汉，以岷、嶓、沱、潜源流之始见之。（《书经注》卷三《禹贡》）

蒋廷锡：沱，按：荆川之沱有二说。《汉书·地理志》云：南郡枝江县（今属湖广荆州府），江沱出而东入江，颜师古曰：沱即江别出者也。《水经》：“江水东迳上明城北”注云：其地夷敞，北据大江。江汜枝分，东入大江。县治洲上，故以枝江为称。是古枝江县有沱水也。今不可考。又孔颖达《正义》引郑注云：“华容”（汉华容县，今荆州府监利、石首二县地，非今之岳州府华容县也）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所谓沱也。（《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又：潜，潜水一在今安陆府潜江县东，由芦洑脑分流，绕城东南一支，通顺河入沔阳州境，今淤。一支南流，至拖船埠，入汉水，此荆州之潜也。《禹贡锥指》曰：“《韵会》，潜水，伏流也。荆州之潜，虽不如龙门石穴之奇，亦必汉水伏流，从平地涌出，故谓之潜。今汉水之分流者，名芦洑，宜取伏流之意。以为古潜水，庶几得之。盖禹时本自伏流涌出，复入于汉。及乎后世，通渠汉川、云梦之际，则开通上源，以资舟楫之利。禹迹遂不可知耳。一在今四川保宁府广元县，亦名龙门水。自朝天驿北，穿穴而出，入嘉陵江，此梁州之潜也。郭璞《尔雅音义》云：“有水从汉中沔阳县南流，至梓潼、汉寿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潜出，一名沔水。旧俗云：即《禹贡》潜也。”又四川顺庆府渠县东有潜水，梁县，蔡《传》所谓渠州流江县也（《孔氏传》云：荆、梁二州，各有沱、潜，但地势西高东下，虽于梁州合流，还从荆州合出耳。按梁州之沱，至泸州入江，而梁州之潜，亦无从荆州分出之理。盖荆州别有沱、潜也。孔说非是）。（同上）

孙星衍：史迁“潜”作“涔”。一作“灊”。郑康成曰：“二水亦谓自江汉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县’。”江沱及汉中、安阳皆有沱水，潜水其尾入江汉耳。首不于此出江，原有江，首出江南，至犍为武阳又入江。岂沱之类与？潜，盖汉西出嶓冢，东南至巴郡、江州入江，二千七百六十里汉别为潜，其穴本小水，积成泽流，汉合，大禹自导汉疏通为西江水也。故《书》曰：“沱潜即道。”

案：郫县之沱，今名郫江，自四川灌县西南分江，至泸州复合者，自李冰凿离碓穿江以后，已变禹迹矣。《地理志》：“蜀郡汶江，江沱在西南，东入海。”《水经·江水》注云：“江水迳汶江道，又有湔水入焉。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渡江有笮桥。”郑所云江沱，疑郫县、汶江二县之江沱，但汶江县江沱今无水，或以为四川保县玉轮江也。云“汉中、安阳皆有沱水、潜水”者，《地理志》：“汉中郡南郑旱山，池水所出，东北入汉。”“安阳，鬵谷水出西南，北入汉。”案：南郑，今陕西县，属汉中府。《后汉书》注：“故城在今县东北。”安阳，今陕西洋县东北地。《太平寰宇记》“洋州真符县，本安阳地”是也。云“其尾入江汉”者，《水经》：“沔水东过南郑县南。”注云：“汉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俗谓之獠子水。”又《水经》：“沔水东过魏兴安阳县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是沱水、涔水尾俱入沔，沔即汉也。入沔之处，当在今陕西洋县。二水皆出旱山，首不从江出，与《尔雅》不合，故郑云“首不于此出”也。云“江原有江，首出江”云云者，《地理志》：“江原，水首受江，南至武阳入江。”《太平寰宇记》云：“江，一名皁里水，自青城县南流，迳温江县入江原界，今曰南江也。”案：《地理志》犍为郡有武阳县，故城在今四川眉州彭城县东十里。郑以其首受江，疑为沱也。又云“潜盖汉，西出嶓冢东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者，汉水即漾水，见下“嶓冢道漾”疏。《地理志》：“巴郡宕渠，潜水西南入江。”《水经》云：“潜水出巴郡宕渠县。”注云：“潜水盖汉水枝分潜出，故受其称。今爰有大穴，潜水入焉，通冈山下，西南潜出，谓之伏水，或以为古之潜水。”引郑氏此注。刘逵注《蜀都赋》云：“《禹贡》梁州云：‘沱、潜既道。’有水从汉中沔阳县南流，至梓潼汉寿县入穴中，通冈山下，西南潜出，今名水。旧说云《禹贡》潜水也。”《书》疏引郭氏《音义》云：“有水从汉中沔阳县南流，至梓潼汉寿入大穴中，通冈山下，西南潜出，一名沔水，旧俗云即《禹贡》潜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潜水一名水，源出利州绵谷县东龙门山大石穴下。”《元和郡县志》云：“绵谷县，潜水出东北龙门山，《书》曰‘沱、潜既道’是也。”案：宕渠县故城在今四川渠县界，渠江在县东，即此水也。然则郑注所云潜即汉西出嶓冢者是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此江、汉别流之在梁州者，四川省成都府郫县江沱在东，西入大江，灌县江沱在西南，东入江。郦道元谓宕渠县有大穴，潜水入焉，通罡山下西南潜出，南入于江。按宕渠即今顺庆府广安州，又《地志》汉中郡安阳县潜谷水，西南入汉。按：安阳即今陕西省汉中府洋县。又按：梁州乃江汉之原，此不志者，岷之艺导江，嶓之艺导漾。导沱，则江悉矣。导潜，则汉悉矣。上志岷、嶓，下志沱、潜，江、汉源流于是而见。（《禹贡今释》卷下）

王世舜：沱，沱河，长江上游的支流，即四川境内之沱江。潜，这里指的是梁州的潜水，有三种说法：（一）以西汉水为潜水。郑玄主此说。（二）以四川省广元县的龙门水为潜水。郭璞、《括地志》等主此说。胡渭说：“潜水自此至巴县入大江，禹通谓之潜，后人称为西汉水，至唐又称嘉陵江。”（三）以四川渠县渠江为潜水。《汉书·地理志》主此说（《禹贡》第三卷第一期陈家骥《梁州沱潜考》一文可供参考）。（《尚书译注·禹贡》）

张大可：沱、涔，两水名，沱江为岷江支流，在四川省境；涔水又名龙门水，在今四川广元县境，为嘉陵江支流。（《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陈蒲清：沱，沱江，长江支流，在泸州市入长江。涔，涔水，在今河南卢氏县境。（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恢：《书》云：“汶嶓既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岷、嶓在陇境，沱、潜、蔡、蒙，例当相关不远。惟陇境江既无沱，汉亦无潜。《禹贡》作者以为江汉相近，意其相通耳。实则梁州此处（秦陇界上）地势与荆州江汉间迥殊，绝不通流。出汉入汉，尤未之见。《汉志》：“蜀郡郫，《禹贡》江沱在西，东入大江。汶江，江沱在西南，东入江。江原，水首受江，南至武阳入江。”成都盆地，出江入江者多矣。班氏所以移江水于岷江，盖迁就沱也；以江名西汉，别漾为东汉，以合潜欤？《书》又云：“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金履祥曰：“潜沔于渭，无水道可通，必逾山而后入渭。史文当是‘入于沔，逾于渭’，如荆州逾于洛之例，今本传写误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4]【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毕也。”郑玄曰：“《地理志》蔡、蒙在汉嘉县。”（《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此非徐州之蒙，在蜀郡青衣县。青衣后改为汉嘉。蔡山不知所在也。蒙，县名。（《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蒙山在雅州严道县南十里。”（《史记正义·夏本纪》）

林之奇：孔氏谓蔡、蒙为二山名，唐孔氏亦谓蒙山在蜀郡青衣县，蔡山不知所在，而郑氏以谓蔡、蒙二山皆在汉嘉县。据：汉嘉县即蜀郡青衣县也，顺帝时始改为汉嘉县。《志》（编者按：《汉书·地理志》，下同）青衣县但有蒙山，无蔡山，不知郑氏何所据，而知蔡山亦在汉嘉！当姑阙之。祭山曰旅，《论语》曰“季氏旅于泰山”是也。旅平者，治功毕而旅祭也。（《尚书全解》卷九）

蔡沈：蔡山，《舆地记》“在今雅州严道县”。蒙山，《地志》“蜀郡青衣县”，今雅州名山县也。郦道元谓“山上合下开，沫水迳其间，溷崖水脉漂疾，历代为患，蜀郡太守李冰发卒凿平溷崖。”则此二山，在禹为用功多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蔡山在今雅州严道县南，诸葛武侯征南，梦周公于此，遂立周公庙，因以周公名山。蒙山在今雅州名山县东，谓之蒙顶山。云雾常蒙其顶，上合下开，沫水径其中，出为溷涯水。沫即大渡河也。旅，祭也。平，谓蔡、蒙之墟水土皆平也。（《书经注》卷三）

艾南英：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毕而旅祭也。蔡山在严道，蒙山在青衣。郦道元谓山“上合下开，沫水经其间”者，此只指蒙山耳。陈氏曰：古人举事必祭，禹治水土大事，必不敢忽。然旅独于梁、雍言之者，盖九州终于梁雍，以见诸州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复以“九山刊旅”总结之。（《禹贡图注·蔡蒙旅平》）

孙星衍：郑康成曰：“《地理志》蔡蒙在汉嘉县。”

又：郑注见《史记集解》，引《地理志》者，《汉志》：蜀郡青衣有《禹贡》蒙山。郑云“在汉嘉”者，“青衣”，应劭注《汉志》云：“顺帝更名汉嘉也。”案：青衣，今四川雅州府名山县地。郑以蔡蒙为一山，伪《传》误云“二山”，疏云：“蔡山不知所在。”盖本无此山也。旅，当读如《论语》“旅于泰山”之旅。《汉书》班固述赞曰“大夫胪岱”，《史记·六国表》曰“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故《释文》引“韦音卢”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瞿方梅：按：欧阳忞《舆地广记》谓在雅州严道县，同时叶少蕴传《禹贡》，遂以县东五里周公山当之。阎百诗俱斥其妄。胡朏明订以今峨眉山即蔡山，亦无确证。《集解》引郑玄曰：《地理志》蔡蒙在汉嘉县。然则蔡蒙本一山，而后世误会为二山耳。王氏鸣盛、孙氏星衍皆主郑说，是也。（《史记三家注补正·夏本纪第二》）

芮日松：蔡山在今四川省雅州府东五里，亦名周公山。蒙山在雅州府名山县西五里，接卢山县界。祭山曰旅。旅，陈也，陈其祭祀以祈焉。旅平者，治功毕而旅祭也。（《禹贡今释》卷下）

何满子：蔡、蒙，二山名。蔡山在今四川省雅安县东，蒙山在今四川省雅安、名山、芦山三县交界处。旅，祭山。旅平是平治之功告成后向山神祭告。（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王世舜：蔡，蔡山，胡渭以为即峨嵋山。蒙，蒙山，四川省雅安县、名山县、芦山县三县交界处。旅，治。（《尚书译注·禹贡》）

王恢：两山当在今白龙江（上流为桓水，下流为岷江水。参道黑水、道江）与嘉陵江之间。旧因江水、黑水移之川康，遂指严道、青衣间山当之。倘一读清姚莹《康輶纪行》、徐瀛《西征日记》（中华书局古今游记丛钞卷四七），道光间地犹蛮荒景况，定悟旧说荒唐。（《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5]【汇校】

［日］泷川资言：依文例，“底绩”当作“致功”，下同。（《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裴骃：马融曰：“和夷，地名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轼：和夷，西南夷名。（《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林之奇：唐孔氏以和夷为平地之名，不以为徼外之夷，郑氏以谓和川，夷所居之地，郑氏之说为长。曾本郑氏说，以谓自严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今为羁縻州者三十有七，则经所谓和夷者也。苏氏亦以和夷为西南夷名，若此诸说皆可信，今雅州犹有和镇，此即和夷之故地也。绩者，致其功而可以种艺矣。（《尚书全解》卷九《禹贡》）

蔡沈：严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又按：晁氏曰：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荣经县北和川，水自蛮界罗喦州东西来，迳蒙山，所谓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鱼复县东，南过佷山县南，又东过夷道县北，东入于江。今详二说，皆未可必。但经言“绩”者三，覃怀、原隰既皆地名，则此恐为地名，或地名因水，亦不可知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雅州严道以西地名，和川即青衣水也，夷人所居。今为羁縻州，有和良、和都之名。禹之治梁，西则导江，东则导汉，而青衣、大渡诸水，又在岷山之南以东，故禹于蒙山致平者，为大渡河诸水，于蔡山、和夷致功者，为青衣水诸源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和夷，地名。熊氏曰：和、夷二水名。但经言“绩”者三，覃怀、原隰，既皆地名，则此恐亦为地名，或地名因水，亦不可知也。如覃怀至衡漳，亦谓水边地耳。（《禹贡图注·和夷绩》）

蒋廷锡：和夷，按：《水经注》引郑说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和即和川水，在今四川雅州荣经县。《寰宇记》谓荣经县北九十里有和川水，从罗岩古蛮州来也。蔡《传》以夷为严道（今荣经县，宋曰严道）以西之夷道，非是（荣经以西无夷道）。时澜《书说》云：严道以西地名，和川夷人所居，乃为得之。（《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马融曰：“和夷，地名也。”郑康成曰：“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读曰桓，《地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

又：马注见《史记集解》。郑注见《水经·桓水注》。云“和读为桓”者，如淳注《汉书》云“陈留之俗言桓声如和”是也。引《地志》者，《汉·地理志》：“蜀郡，《禹贡》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或云桓水即大金河江，入蕃地南海。（《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王世舜：和，可能指涐水，即今之大渡河。夷，古时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称呼。，致。（《尚书译注·禹贡》）

江灏：和，水名，胡渭认为就是涐水。《说文》：“涐水出蜀汶江徼外，东南入江。”涐水即今大渡河。（《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何满子：和夷，涐水南的土著部族。涐水即大渡河。和夷居地在今四川省荣经县以南。（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张大可：和夷，居住在大渡河岸今四川荣经县南的部族。和，读涐，涐水，即大渡河。（《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6]【汇校】

王叔岷：《考证》：《尚书》骊作黎。案：《地理志》亦作黎。骊、黎正、假字，《小尔雅·广诂》：“骊，黑也。”（《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孔安国：色青黑而沃壤。（《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金履祥：黎，细而疏也。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实。向闻吏牍谓成都土疏，难以筑城，盖此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黎，黑也。土不言质，质不一也。马融、王肃云：黎，小疏也。金氏云：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实。（《禹贡图注·其土青骊》）

孙星衍：史迁“黎”为“骊”。马融曰：“黎，小疏也。”

又：史公“黎”为“骊”者，《诗传》云：“纯黑曰骊。”马注见《释文》。云“小疏”者，盖前释豫州垆为疏，故此云小疏，即小粗也。《释名》云：“土青曰黎，似黎草色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黎，黑也。不言质者，质不一也。（《禹贡今释》卷下）

辛树帜：不言地质与地形，而惟记其色泽，是或以当时梁州即今之四川，开发未久，情况欠明之故。古所谓青黎皆指黑色。试就成都平原言，今仍为深灰色石灰性冲积土，适相符合；即就四川盆地丘陵言，今虽为紫色土，但当时情形，如《汉书·地理志》所称：“巴、蜀广漠，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果之饶”，可证土壤中腐殖质必丰，色泽必黑，今则因密集耕作而腐殖质消失矣。（《禹贡新解》第三编《禹贡制作时代的推测》）

[7]【汇注】

芮日松：田第七等。（《禹贡今释》卷下）

[8]【汇注】

艾南英：田第七等，赋第八等，杂出第七、第九等也。按：赋杂出他等者，或以为岁有丰凶，户有增减，皆非也。言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类，故赋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当时必有条目详具，今不存矣。书所载特凡例也。若谓岁之丰凶，户之增减，则九州皆然，何独于冀、扬、豫、梁田州言之哉！（《禹贡图注·赋下中三错》）

孙星衍：郑康成曰：“三错者，此州之地有当出下下之赋者，少耳，又有当出下上、中下者，差复益少。”

又：郑注见《书》疏。江氏声云：“经言三错，是正赋之外杂出三等。而正赋下中之下，止有下下一等，故知并其上二等为三错。伪《传》乃谓‘赋第八等，杂出第七第九’，则是杂出二等，并正赋为三等。郑以他州言错者，皆是正赋之外别出一等，此言三错，明是正赋之外别为三等矣。若并正赋为三等，则当言再错，不言三错，《传》说非也。云‘差复益少’者，正赋下中，间有出下下者，但少耳，又或有出下上者，亦少差而上之。又有出中下者，复益少也。”《书》疏作“益小”，当为“益少”。古小、少通字。（《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赋第八等，杂出第七等、第九等也。凡九州之赋，无错者，其等已定，有错者，其等难定，时进时退，以通节也。（《禹贡今释》卷下）

[9]【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璆，玉名。”郑玄曰：“黄金之美者谓之镠。镂，刚铁，可以刻镂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林之奇：此璆字与天球鸣球之字通用，盖玉磬也。镂，刚铁也，可以镂者。镂为刚铁，则上所谓铁不必是刚，盖有此二种也。银贵于铁，此乃先言铁而后言银者，曾氏云“蜀郡卓氏皆以铁冶富拟邦君”，盖梁州之利尤在铁故也。砮，石之可以矢镞也，与荆州所贡砺砥砮丹之砮同。磬，石磬也，上文璆既以为玉磬，则此为石磬可知矣。徐州之贡泗滨浮磬，此州既贡玉磬，而豫州又贡磬错，以是观之，则知当时之乐器磬为最重。其所以尤重于磬者，岂非以其声尚于角，其声在于清浊小大之间，最为难和声哉？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但言击石拊石而不言丝竹匏土革木者，惟石声最为难和故也，是以制贡尤详于此也。（《尚书全解》卷九《禹贡》）

金履祥：梁州产铁，《汉书》蜀卓氏、程氏，皆以冶铁富拟邦君。银，白金。镂，钢铁。磬，石磬。汉于犍为水滨得古磬十六枚，盖其土人所琢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孙星衍：马融“璆”作“镠”。郑康成曰：“黄金之美者，谓之镠。镂，刚铁，可以刻镂也。”

又：《释文》“璆”一作“镠”，马同。《释器》云：“黄金谓之，其美者谓之镠。”注云：“镠即紫磨金。”铁者，《说文》云：“黑金也。”银者，《释器》云：“白金谓之银。”镂者，《说文》云：“刚铁，可以刻镂。”《夏书》曰：“梁州贡镂。”砮者，《说文》云：“石可以为矢镞。”《夏书》曰：“梁州贡砮丹。”丹，当为“磬”也。《华阳国志》云：“台登县山有砮石，火烧成铁，刚利。《禹贡》‘厥赋砮’是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璆，玉磬，即鸣球也。铁，柔铁也。镂，刚铁可以刻镂者也。磬，石磬也。梁之利铁多于银，后世蜀之卓氏、程氏皆以铁冶，富拟封君。（《禹贡今释》卷下）

王世舜：璆，可以制磬的美玉。镂，刻也，指质地坚硬可用刻镂的一种金属，所以《孔传》释作“刚铁”。（《尚书译注·禹贡》）

何满子：璆，美玉。镂，一种坚硬的刚铁，可刻镂其他金属。按：《禹贡》系战国时人假托上古人所著之书，往往以战国时的情况来理解上古情况，形成错误。此处的镂是一种坚硬的刚铁，上古时还不能冶炼。（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10]【汇校】

王叔岷：案：貍字《禹贡》《地理志》并同。景祐本、黄善夫本、殿本并作狸。貍、狸正、俗字。（《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苏轼：以罽者曰织，以裘者曰皮。（《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林之奇：汉孔氏曰：“贡四兽之皮，织金罽”，唐孔氏以毛为罽织，毛而言皮者，毛附于皮，故以皮表毛尔。据二孔之说，则以织皮为一物。苏氏云：“以罽者曰织，以裘者曰皮。”则是织皮为二物。曾氏亦同于苏氏之说，而其说加详焉，曰：“地多山林，兽之所走，熊罴狐狸之皮制之可以为裘，其毳毛织之可以为罽。”今当以苏氏、曾氏之说。（《尚书全解》卷九《禹贡》）

孙星衍：熊者，《释兽》云：“虎丑。”《说文》云：“兽，似豕，山居，冬蛰。”罴者，《释兽》云：“如熊，黄白文。”《说文》同，古文作“”。狐、貍者，《释兽》云：“貍、狐、貒、貈，丑，其足蹯，其迹厹。”《说文》云：“狐，妖兽也，鬼所乘之。”“貍，伏兽，似。”《周礼·司裘》云：“王大射，则共熊侯。”《诗》云：“熊罴是裘。”又云：“取彼狐狸，为公子裘。”（《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王世舜：孔《传》说：“贡四兽之皮，织金罽。”孔颖达解释说：“与织皮连文，必不供生兽，故云贡四兽之皮。”按罽，毛织品。（《尚书译注·禹贡》）

张大可：织皮，指用鸟兽毛织成的毡毯。（《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1]【汇注】

裴骃：马融曰：“治西倾山因桓水是来，言无余道也。”郑玄曰：“《地理志》西倾山在陇西临洮。”（《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西倾在陇西临洮县西南。桓水出蜀郡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西倾山今嵹台山，在洮州临潭县西南三百三十六里。”（《史记正义·夏本纪》）

毛晃：西倾山，在陇西临洮县西南，在今洮州，桓水出焉。《汉·地理志》作西顷，音倾。颜师古曰：西顷山，在临洮西南，是为中条山。（《禹贡指南》卷二）

又：桓水，桓水入潜，潜入沔。（同上）

金履祥：西倾，雍州山，在今洮州临潭县西一百八十里。洮水出其北，入河。桓水出其东南，今名白水江，又一源，名垫江，出洮，及其南垒州、岷州、階州、宕昌诸处，东南合嘉陵江以南，入江。嘉陵江者，出大散关嘉陵谷。西倾诸国虽隶雍牧，而水道则于梁有桓水之可，因梁州通都水道，或自潜或自沔，潜沔于渭无可通之道，乃逾山而后可以入渭，经当言入于沔……盖潜即西汉水，沔即褒水，自江溯嘉陵江而上，至大散关，一至秦州天水，则逾关可以入渭矣。沔水出京兆、武功、褒中，南至褒城县褒城镇入汉。斜水亦出武功而北入渭。汉时人上言通漕，谓褒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渭，经自沔逾渭，不言斜者，因大以见小也。由渭入河，绝流而渡曰乱。（《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西倾，山名。西倾之南，桓水出焉。（《禹贡图注·西倾因桓是来》）

又：叶氏曰：西倾疑即西戎之境，熊，罴、狐、狸织皮，文与“西倾因桓是来”相属，盖以织皮而来贡者，乃西倾之戎也。（同上）

蒋廷锡：桓水一名白水，出今陕西岷州卫东南分水岭，至四川保宁府昭化县东，入西汉水。（《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马融曰：“治西倾山，因桓水是来，言无他道也。”郑康成曰：“织皮，谓西戎之国也。西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间，人有事于京师者，道常由此州而来。桓是，陇阪名。其道盘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谓是阪，曲为盘也。《地理志》：西倾山在陇西临洮。”“来”一作“俫”。

又：经文“是”为“氏”之假音字，见下疏。马注见《史记集解》。云“因桓水是来”者，《地理志》：“蜀郡，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水经》同。注引经文及马注，云：“余按：据《书》，岷山、西倾，俱有桓水。桓水出西倾山，更无别流。所导者，惟斯水尔。浮于潜、汉，而达江、沔，故《晋书地道记》曰：梁州南至桓水，西抵黑水，东限扞关。今汉中、巴郡、汶山、蜀郡、汉嘉、江阳、朱提、涪陵、阴平、广汉、新都、梓潼、犍为、武都、上庸、魏兴、新城，皆古梁州之地。自桓水以南为夷，《书》所谓‘和夷绩’也。然所可当者，惟斯水与江耳。桓水盖二水之别名，为两川之通称矣。”则郦道元与班氏、马氏以“因桓”为桓水来无他道之说同也。郑注见《水经·桓水注》及《史记集解》。郦氏既引其说，又驳之云：“斯乃玄之别致，恐乖《尚书》‘因桓’之义，非‘浮潜、入渭’之文。”案：郑不从班氏说“因桓”为桓水者，以桓水入南海，道不通汉也。云“桓是，陇阪名”者，读是为氏。《说文》云：“氏，巴蜀名山岸胁之旁箸欲落堕者曰氏。扬雄赋：‘响若氏。'”段氏玉裁读郑注“是阪”以为“今其下民谓坂为是，曲为桓也。”郑引《地理志》者，《汉志》：“陇西郡临洮，《禹贡》西倾山在县西。”临洮，今甘肃洮州卫，山在北。“来”作“俫”，见《地理志》。（《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西倾，山名，一名嵹台山，在今甘肃省洮州卫西蕃界，延袤千里外，跨诸羌。桓，水名，一名白水。《水经》曰：西倾之南，桓水出焉。在今甘肃省鞏昌府岷州东南分水岭，至四川省保宁府昭化县东，入西汉水，即潜水也。（《禹贡今释》卷下）

王世舜：西倾，山名，在甘肃省与青海省的交界处，东面为洮河的发源处。桓，桓水，又名白水江，南流入嘉陵江。（《尚书译注·禹贡》）

钱穆：西倾、桓，按：西倾山，今青海同德县境，东北去甘肃临漳县三百余里。此水（桓水）今称白龙江，源出甘肃岷县西南，经西固、武都，至四川昭化入嘉陵江。（《史记地名考》卷三）

王恢：《汉志》“陇西郡临洮，《禹贡》西顷山在县西。”山自积石渡河，盘基陇、海、蜀三省界上。山北洮水、漓水入河；山南众川入桓（白龙江）。南北河谷，即羌中、沓中，亦即三危之境。绵亘千里，河南诸山无大于此者。岷山即山之东南麓支阜，岷江出焉。（《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又：桓水，《汉志》“蜀郡，《禹贡》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又“广汉郡甸氐道，白水出徼外，东至葭萌入汉。”桓水、白水，即今白龙江。《桓水注》：“岷山西倾俱有桓水。”《锥指》但知“释桓水者当以郦《注》为正”，而不知《漾水注》今白龙江上源为桓水，至西固会岷江后称岷江，会文县黑水又称黑水也。（同上）

[12]【汇注】

苏轼：西倾，山名，在陇西临洮县西南，桓水出焉。桓入潜，潜入河。汉始出为漾，东南流为沔，至汉中东行为汉。（《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何满子：潜，即涔，指嘉陵江，与前注汉水支流的潜水不同。（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13]【汇校】

［日］泷川资言：枫、三本，潛作灊，与《汉志》合。（《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苏轼：沔在梁州山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沔无入渭之道。然按《前汉书》武帝时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张汤问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从南阳下沔入褒，褒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渭，如此汉中谷可致。此则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褒斜之间绝水百余里，故曰逾于沔，盖禹时通谓褒为沔也。（《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蒋廷锡：沔，沔水，一名沮水，《汉书·地理志》“武都郡沮县沮水出东狼谷。”沮县，即今陕西汉中府略阳县也。东南至沔县西南入汉水，名曰沮口。（《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梁玉绳：附案：《史铨》曰，“金履祥云：‘潜、沔于渭无水道可通，必逾山而后入渭。《史》文当是“入于沔，逾于渭”，如荆州“逾于洛”之例，今本传写误也’。”金说得之。（《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孙星衍：史迁“逾”作“踰”。郑康成曰：“或谓汉为沔。”

又：经云“浮于潜”，此潜水即郭氏《音义》所云“一名沔水”者。《水经·漾水》注引刘澄之说同。又引庾仲雍言：“汉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迳至关城，合西汉水，故诸言汉者，多言西汉水至葭萌入汉。”《注》（编者按：《水经注》，下同）又云：“汉水有二源，始源曰沔。”又云：“东西两川俱受沔、汉之名。”《沔水注》云：“沔水一名沮水。庾仲雍云：‘是水南至关城，合西汉水，又东北合沮口，同为汉水之源也。’故如淳曰：‘北方人谓汉水为沔水。'”案：《地理志》：“武都郡武都，东汉水受氐道水，一名沔。”《志》所云氐道水，即漾水也。《志》于沮水云，至河南入江。不云沔，然江即沔也。故《说文》以沮水为沔水。葭萌，今四川昭化县，郭氏、庾氏所云潜水通西汉者在是，即经所谓浮潜入沔之水也。或以《水经》云“漾水至葭萌县东北，与羌水合”，谓羌水出临洮，一名白水，即指为桓水。水道则通，但与班氏所说桓水、郑氏所说桓氏之义俱不合。郑注见《史记集解》。《水经·桓水注》云：“自西倾至葭萌入于西汉，即郑玄之所谓潜水者也。自西汉溯流而届于晋寿界，阻漾枝津，南历冈穴，迆逦而接汉，《书》所谓浮潜而逾沔矣。”（《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阎若璩：孔颖达虽乱道，不至如蔡《传》之甚。《疏》云：“计沔在渭南五百余里，抵沔须陆行而北入渭。”此真禹迹贡道也。蔡《传》引汉武帝时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张汤问之，亡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渭，如此则汉中谷可致。经言沔渭而不言褒斜者，因大以见小也。案：《汉·沟洫志》上书人言：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则禹之时褒虽出衙领山入沔，算不得与沔通，不可以行漕，故斜亦出衙领山北入渭，算不得与渭通，不可以行漕。故经文止言沔渭，不及褒斜，当日贡道原无须此二水也，非属省文。颜师古曰：“褒、斜，二谷名，其中皆各自有水耳。”正指汉武未穿道以前言。蔡氏不读全本《汉书》，似从一节本书录来，谓因大以见小，其臆解有如此者。（《潜邱札记》卷二）

芮日松：沔水一名沮水。据《汉书·地理志》“水出武都郡沮县东狼谷。”按：沮县即今陕西省汉中府略阳县东南，至沔县西南入汉水，名曰沮口。郦道元曰：自西倾而至葭萌，浮于西汉，自西汉溯流而届于晋寿界，阻漾枝津，南历冈穴，迤逦而接汉，沿此入漾历汉川，至于褒水，逾褒而暨于衙岭之南溪灌于斜川，届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盖褒水通沔，叙水通渭，经言沔、渭，不言褒、叙，因大以见小也。总之，贡道于西倾之山，因桓浮潜，由潜达沔，由沔达褒，褒不与叙通，故舍舟而陆，以由叙入渭，由渭而绝流以渡于河。（《禹贡今释》卷下）

又：“逾”者，雍冀之间，河流间断，禹自荆山而过于河也。（同上）

王世舜：孔颖达说：“传云，泉始出为漾水，东南流为沔水，至汉中东行为汉水，是汉上曰沔。”由此可知沔水即汉水。《通典》也认为禹导漾水到汉中金牛县的蟠冢山为汉水也叫做沔水。（《尚书译注·禹贡》）

江灏：沔，汉水的上流。孔《疏》：“泉始出山为漾水，东南流为沔水，至汉中东行为汉水，是汉上曰沔。”（《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14]【汇注】

毛晃：水自上之下、自小之大则曰入。（《禹贡指南》卷四）

何满子：渭，渭河，源出今甘肃省渭源县，经陕西省境至朝邑县境会洛水，入黄河。（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15]【汇注】

孔安国：正绝流曰乱。（《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毛晃：乱，言横流而济也。（《禹贡指南》卷四）

又：苏氏曰：雍州之达帝都，必自西倾，自西倾因桓水而来，浮潜而逾沔至渭，陆行百余里，然后逾渭，以乱于河。乱者，绝流之义也。盖自西倾因桓至乱于河，皆是此州达于帝都之道。（《禹贡指南》卷二）

艾南英：潜与沔不通。又自西汉溯流而届于晋寿界阻漾支津，南历冈北，迤逦而接汉、沔，历汉川至褒水，逾褒而暨于衙岭之南溪，灌于斜川，届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绝河而渡曰乱。（《禹贡图注·乱于河》）

孙星衍：沔不通渭，故经文言“逾”。《水经·桓水》注云：“沔历汉川至南郑县，属于褒水，溯褒暨于衙岭之南，溪水枝灌于斜川，届于武功，而北达于渭水。此乃水陆之相关，川流之所经，复不乖《禹贡》‘入渭’之字，实符《尚书》‘乱河’之义也。”是郦氏以斜水入渭，褒水入沔，谓沔、渭相通，恐未必是禹迹也。乱者，《释水》云：“正绝流也。”《水经》：“渭水又东，过华阴县北，东入于河。”《注》云：“《春秋》之渭汭也。”案：华阴今陕西县。（《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江灏：乱，横渡。《诗·大雅·公刘》：“涉渭为乱。”《尔雅·释水》：“正绝流曰乱。”孔《疏》：“水以流为顺，横渡则绝其流，故为乱。”（《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陈蒲清：潜，潜水。嘉陵江的北源。沔，沔水，一名沮水，源出陕西，汉水上游。乱，横渡。这几句指梁州所有贡物，都从潜水北运，翻过一段陆地进入沔水，再进入渭水，西渡黄河进入国都。（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乱，横渡，指渭水横冲入黄河。（《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黑水西河惟雍州[1]：弱水既西[2]，泾属渭汭[3]。漆、沮既从[4]，沣水所同[5]。荆、岐已旅[6]，终南、敦物至于鸟鼠[7]。原隰绩[8]，至于都野[9]。三危既度[10]，三苗大序[11]。其土黄壤[12]。田上上[13]，赋中下[14]。贡璆、琳、琅玕[15]。浮于积石[16]，至于龙门西河[17]，会于渭汭[18]。织皮昆仑、析支、渠搜[19]，西戎即序[20]。

[1]【汇注】

孔安国：西距黑水，东据河。龙门之河在冀州西。（《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司马贞：《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郑玄引《地说》云“三危山，黑水出其南”。《山海经》“黑水出昆仑墟西北隅”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杜佑：雍州西据黑水，东距西河。（《通典》卷一百七十二《州郡二》）

又：黑水出今张掖郡，西河则龙门之河，今京兆、华阴、冯翊、扶风、汧阳、新平、安定、彭原、安化、平凉、灵武、五原、宁朔、洛交、中部、延安、咸宁、上郡、银川、新秦、朔方、九原、榆林、安北、天水、陇西、金城、会宁、安乡、临洮、和政、宁塞、西平、武威、张掖、酒泉、晋昌、敦煌等郡地。（同上）

林之奇：黑水、西河惟雍州，此西河也，盖在冀州之西。虽自冀州而言之有此三河，其实一也。冀州之西接于雍州，以河为境，虽冀州之西河，然其实雍州之东境也。黑水历雍州、梁州之西入于南海，此二州皆以黑水为境。汉孔氏曰：“西距黑水，东据龙门之河。”孔氏所谓“据”，乃跨而越之也。冀州之与雍州分河之东西，不应言据。唐孔氏曰：“计雍之境，被荒服之外，东不越河，而西逾黑水。”王子雍曰：“西据黑水，东距西河，所言得其实也。遍简孔氏，皆云‘西距黑水，东据河’，必是误也。”此说是也。（《尚书全解》卷九《禹贡》）

毛晃：雍州，《尔雅》：河西曰雍州。注云：自西河至黑水。李巡曰：河西其气蔽塞，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周礼·职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山镇曰岳山，其薮泽曰弦蒲，其川泾汭，其浸渭洛（洛在渭北，非河南洛水）。《地理风俗记》（编者按：汉代应劭撰，下同）曰：汉武帝元朔三年，改雍曰凉州。以其金行土地寒凉故也。后汉献帝以武帝改雍曰凉，又分渭川、河西郡为雍州。至建安十八年，复改为凉州。《晋·地理志》：雍州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谓西北之位，阳所不及，阴阳气雍阏也。《释名》曰：雍，翳也。东崤、西汉、南商、北居庸，四山之所拥翳也。（《禹贡指南》卷二）

艾南英：雍州之域，西据黑水，东距西河。谓之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熊氏曰：雍州，秦地，周之岐、丰、镐京，汉之三辅皆此焉。娄敬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合天下形势言之，所谓秦得百二者，实以据地势之上游，当天下之要脊，四塞以为固，全一面之险，以东制诸侯。故言定都者必先焉。《书》以黑水、西河为界，而又西控弱水、流沙之地，则其土地之广漠可知，大抵关中之地，固是形势可以为都，但其地迫近西戎，周、秦、汉、唐世有羌胡之患，必尽阴山与唐三受降城及灵、夏、河西五郡为塞地乃可尔。（《禹贡图注·黑水西河惟雍州》）

王圻：舜置十二牧，雍其一也。以其四山之地，故曰雍州。《周礼·职方》：正西曰雍州，其利玉石，人三男二女，畜宜马牛，谷宜黍稷，兼得《禹贡》梁州之路。（《三才图会·地理》卷十四《雍州疆界》）

方中履：按：四川行都司城南有泸山，即泸水所出。今雍州多黑水，尚未知确在，何所乃欲以泸为黑？又考交趾海口，并无所谓黑水口，则金氏之言岂足信与？李元阳曰：黑水之源不可穷，而入南海之水则可数。陇蜀无入南之水，惟今滇之澜沧江、潞江二水皆由土蕃西北来，并入南海，岂所谓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趋蜿蜒缅中，内外皆夷，其余梁州之境，若不相属，惟澜沧由西北迤逦向东南，徘徊云南郡县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内皆为汉人，水外即为夷缅，则禹之所以别州界者惟澜沧江足以当之。孟津之会曰髳人、濮人，以今考之，皆澜沧江内，则澜沧江之为黑水无疑矣。夫随时异称者，山川之名也，不据不可移之迹，据易变之名，亦末矣。大都为论传者，未尝知三省地形，但言陇在蜀之北，蜀在滇之东北，而《禹贡》黑水为凉雍二州之交，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湮涸。曾不知陇、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陇则西南斜长入蜀，滇则西北斜长近陇，蜀则尖长入滇、陇之间，正如三足幡然。黑水之源，正在幡头。故雍以黑水为西界，对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为南界，对华阳而言也，各举两端。若曰西河在雍东，黑水在雍西，华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尔。故曰梁州可移，而华阳黑水之梁州不可移也。《云南志》亦称西珥河出浪穹县罗谷山下，数处涌起，世传黑水伏流别派也。汇于太和县，东为巨津，形如月生五日，绕县西南，由石穴中出。又会澜沧江而入南海。又谓澜沧源出雍州南（吐蕃）鹿石山，南流至交趾入海，则澜沧之为黑水益可信也。（《古今释疑》卷十四《黑水》）

蒋廷锡：雍州，今陕西之临洮、平凉、庆阳、延安、凤翔五府，西安府长安、咸宁、咸阳、兴平、临潼、高陵、鄠、蓝田、泾阳、三原、盩厔、渭南、富平、醴泉、朝邑、郃阳、澄城、白水、韩城、华阴、蒲城、同官、武功、永寿、三水、淳化、长武二十七县，同、华、耀、乾、邠五州，鞏昌府陇西、安定、会宁、通渭、宁远、伏羌、西和、秦安、清水、漳、禮十一县，秦州及榆林、宁夏、宁州、靖远、岷州、洮州、甘州、庄浪诸卫所共在化外者，南至西倾、积石，西逾三危，北抵沙漠，皆是也。（《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案：张掖郡治觻得县，今甘肃甘川府城是也。郑注见《公羊》庄十年疏及《史记索隐》，引《地说》云“三危山，黑水出其南”者，似非张掖之黑水。（《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雍州之域，西据黑水，东距西河。黑水出西塞外，南流至甘肃省兰州府河州入积石河，今俗名大通河是也。河曰西河，主冀都而言。今陕西省西安、凤翔、延安、榆林四府，乾、邠二州，同州府之朝邑、郃阳、澄城、韩城、白水、华州、华阴、蒲城诸州县，甘肃省兰州、平凉、庆阳、宁夏、鞏昌、甘州六府，（奏）〔秦〕州之秦安、清水、禮三县，洮州厅以及从前之庄浪诸卫所，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倾、积石，西逾三危，北抵沙漠，皆古雍州之境也。（《禹贡今释》卷下）

章太炎：雍州，今陕西北部、中部和甘肃及其以西地方。自秦岭以北，东至黄河，西界在甘肃以西。山有荆山（陕西朝邑县西北）、岐山（陕西岐山县东北）、终南山（秦岭）、鸟鼠山（甘肃渭源县西南、陇西县西）、三危山（甘肃敦煌县东南）。川有弱水（甘肃张掖河）、泾水、渭水、漆水、沮水、沣水。（《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中国古代史常识》）

辛树帜：雍州，由雍水得名。《周颂》：“振鹭于飞，于彼西雝。”《毛传》：“雝，泽也。”郑玄说：“白鸟集于西雝之泽。”朱右曾说：“雝，水也。水出凤翔府西北三十里雍山……川雍为泽，盖雍水停潴之处，在岐周西南也。”《大雅》：“于乐辟廱。”毛传：“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节观者。”这一条水，我们现又称他作后河（是从黄土高原流出来的，形极奇特，有一次竺可桢先生见了，也很惊异），弯弯曲曲极美观地流行着，可壅成“泽”，也可旋成“辟廱”。周人把他们发祥地这一条美丽的雍水用来称雍州，是与用兖水来称兖州有同样的意义。（《禹贡新解》第三编《禹贡制作时代的推测》）

王恢：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黄河纵贯于帝都之西，故曰西河，为冀雍之天然界限。（《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又：雍州，东以西河界冀州，南以华山，终南、朱圉、西倾界梁州，西以黑水与梁分。《禹贡》以为黑水出雍州，如华山之界四川。（《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陈蒲清：黑水、西河惟雍州：黑水以东，西河以西的地区是雍州，相当今陕西、甘肃两省的大部分及青海部分地区。黑水，详下文“道九川”注。西河，指山西、陕西两省间的一段黄河，在冀州西面，故名西河，是冀、雍两州的界河。（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何满子：西河，以冀州西部（今山西省境）黄河以东地区来说，黄河在西，故称西河。雍州，东以黄河与河东之冀州、豫州分界，西以黑水为界，南与梁州为界，北界不见经传。今陕西省北部，甘肃省及内蒙古南部，新疆、青海、西藏东部，均古雍州地。（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2]【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导之西流，至于合黎。”郑玄曰：“众水皆东，此独西流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按：《水经》云“弱水出张掖删丹县西北，至酒泉会水县入合黎山腹”。《山海经》云“弱水出昆仑墟西南隅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林之奇：唐柳子厚曰：“西海有水，散涣而无力，不能负芥，投之则委靡垫没，及底而后止，其名曰弱水。雍州之西有水，幽险若漆，不知其所出，故曰黑水。此二水皆在塞外，当其淫溢泛滥也，亦为雍州之害。及禹之治水，顺其势而导之塞外，一则归于南海，一则归于流沙，然后雍之功可得而施之也。夫地之势，西高而东下，故水之流也，万折必东，然而亦有西流者，虽不与众水俱东，亦其势也。东坡《潜珍阁铭》云：“悼此江之独西，叹好意之不陈。”则水之西流者固有之，惟弱水之势利于西流，方其禹功未施，则东流合于中国众水而增其患害，故禹将治中国水导之于塞外，以其利于西也，故决之使西，以顺其势，不使与众水共为东流，所谓行其无事也。曾氏云：“弱水不能任物，其受物皆沉。置舟焉，浅则胶，深则溺，盖舟楫之害，故禹导之使西，则其水不由中国，又归其余波于流沙，所以绝之，使其害不广。夫禹之于弱水，所以导之使西者，惟因其势之不得不西，使其势可以东流，而必使之西，则是逆水之性，非所谓行其所无事矣。”曾氏之说，在所不取。（《尚书全解》卷九《禹贡》）

毛晃：弱水，鸿毛不载。至酒泉、合黎、张掖郡，居延县东北居延泽，即流沙河也。合黎山，《水经》谓之合离，在酒泉会水县东北，注云：即合黎山也。《地志》：弱水出删丹县，亦谓之张掖河。（《禹贡指南》卷二）

王应麟：弱水，出吐谷浑界穷石山，自甘州删丹县西至合黎山，与张掖县河合，其水力不胜芥，然可以皮船渡。《通鉴》魏太武击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园水，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则弱水在菟园水之西，涿邪山之东。《禹贡》弱水既西。（以水皆东流，唯弱黑二水乃西注耳）。（《通鉴地理通释》卷五《十道山川考·弱水》）

周祈：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浑界，穷石山至合黎，与张掖河合。汉张掖郡，今陕西甘州卫合黎，其山镇也。弱水与张掖河合，则弱水当在甘州境内。今甘州一带，环青海渥洼之流，浸居延鲜卑之水，未见有所谓弱水者，岂古有而今湮塞耶？《西域传》“弱水在条支”。然条支去雍州几二万里，非是，或别一弱水也。至谓蓬莱弱水，则又荒唐矣。（《名义考·地部·弱水黑水》）

蒋廷锡：弱水，今陕西山丹卫（汉删丹县）城西有山丹河，古弱水也（法显《佛国记》谓之流沙河）。出卫西南穷石山，正流，西至合黎山，与张掖河合，又东北至甘州卫北，迤逦流至塞外，入居延泽，其余波溢入流沙也。（《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郑玄曰：“众水皆东，此独西流，故记其西下也。”“弱”一作“溺”。

又：《地理志》：“张掖郡删丹，桑钦以为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说文》作“溺水”，云：“溺水自张掖删丹西至酒泉合黎，余波入于流沙。桑钦所说。”又云：“屼山，弱水所出。此屼山即鸡山。删丹，今甘肃山丹县。（《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弱水在今甘肃省甘州府山丹县西，即山丹河也。源出县西南穷石山。正流西至张掖县西北二百里合黎山，与张掖河合。又东北至府北，迤逦至塞外，入居延泽，其余波入流沙也。水皆散涣无力，不能负芥，投之则委靡垫没，及底而后止。故名曰弱。既西者，导之西流也。（《禹贡今释》卷下）

陈蒲清：弱水，又名张掖河，往西北流入沙漠中的居延泽（即今甘肃省北部边境的苏古诺尔湖与嗄顺诺尔湖）。（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世舜：弱水在今甘肃北部，据胡渭《禹贡锥指》，弱水出山丹卫西南穷石山，东北入居延津，其下流不知所归。按：弱水《说文》作溺水，穷石山即今之祁连山，山丹卫即甘肃山丹县。弱水由山丹向西北流经张掖、高台、鼎新、额济纳旗入居延海。（《尚书译注·禹贡》）

【汇评】

毛晃：荆、扬虽地接百越，然界以五岭，诸山连亘，自川蜀至明越山之北，水皆北流，其南皆南流，以入南海，亦不甚远，并为中国。故山川地理，灼然可考。若梁雍之西，隔以羌戎诸国，去西海远甚，多与中国不通。故《禹贡》叙二州西境，皆以黑水为界，故雍州首言弱水既西，而导川亦止言余波入于流沙，而不竟其所归。二州虽以黑水为界，而不叙黑水浚导经历之曲折，导川亦止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夫自雍至梁，自梁至南海，其远可知，而载之甚略，岂非以其阔远而不胜纪乎？抑其无与中国生民之休戚而略之乎？（《禹贡指南》卷二）

蔡沈：又按：《通鉴》“魏太武击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园水，分军收讨。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则弱水在菟园水之西，涿邪山之东矣。《北史》载太武至菟园水，分军搜讨，东至瀚海、西接张掖水，北度燕然山。与《通鉴》小异，岂瀚海、张掖水于弱水为近乎？程氏据《西域传》以弱水为在条支，援引甚悉。然长安西行一万二千二百里，又百余日方至条支，其去雍州如此之远，禹岂应穷荒而导其流也哉？其说非是。（《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3]【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属，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泾水入于渭也。”郑玄曰：“《地理志》泾水出安定泾阳。”（《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渭水出首阳县鸟鼠同穴山。《说文》云：“水相入曰汭。”（《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泾水源出原州百泉县西南笄头山泾谷。渭水源出渭州渭原县西七十六里鸟鼠山，今名青雀山。渭有三源，并出鸟鼠山，东流入河。”按：言理泾水及至渭水，又理漆、沮亦从渭流，复理沣水，亦同入渭者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林之奇：泾属渭汭者，盖导渭而并及此数水也，下文曰导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沣，又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盖此数水脉络相通，而渭水为大，故并于渭而入于河也。《汉·地理志》云：“泾水出安定泾阳县西岍头山，东南至冯翊阳陵县入渭也。”盖渭至阳陵，而泾水自西北来入之。属，及也，言泾水至是及于渭也。泾水浊渭水清，以泾之浊合渭之清同入于河，《诗》所谓“泾以渭浊”是也。汭，水北也，泾之入渭，盖自西北入之，故以汭为言，犹所谓东过洛汭也。然《周官·职方氏》“雍州其川泾汭”。郑氏曰：“泾出泾阳，汭在豳地。”《诗·大雅·公刘》曰“芮鞫之即”，则是汭又为一名。此亦一说，今两存之。（《尚书全解》卷九《禹贡》）

毛晃：渭水，导出鸟鼠山，会四水，然后入河。（《禹贡指南》卷二）

又：泾水，渭清泾浊。《汉·沟洫志》：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九域志》：今泾州有泾水，属秦凤路。郑氏谓泾水出洛阳，指渭北洛水之阳，阳，水北也。（同上）

王应麟：泾，出原州百泉县笄头山，东南至京兆府高陵县入渭。（《通鉴地理通释》卷五《十道山川考·泾》）

又：渭，出渭州渭源县（今熙州渭源堡）鸟鼠山，东至华州华阴县入河。《山海经》：鸟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东流注于河。《水经》：出南谷山，在鸟鼠山西北。（《十道山川考·渭》）

蒋廷锡：泾，泾水出今陕西平凉府平凉县西南笄头山，亦名崆峒山，东至西安府高陵县西南入渭水。（《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又：渭，渭水出今陕西临洮府渭源县西鸟鼠山，东至西安府华阴县东北入河。（同上）

又：汭，汭水出今平凉府华亭县，有二源，北源出湫头山之朝那湫，南源出齐山，至县东与北河合，又东至泾州西北入泾水。（同上）

孙星衍：马融曰：“属，入也。”郑康成曰：“泾水、渭水发源皆几二千里，然而泾小渭大，属于渭而入于河。《地理志》云：“泾水出今安定泾阳西笄头山，东南至京兆阳陵，行千六百里，入渭。”

又：渭汭者，《说文》云：“汭，水相入也。”郑注《召诰》云：“汭，隈曲中也。”此渭汭，即今陕西高陵县地。马注见《释文》。云“属，入”者，郑注《士冠礼》云：“属，注也。”注即入也。郑注见《诗·谷风》疏及《史记集解》。云“泾水、渭水发源皆几二千里”者，《地理志》：“陇西郡首阳，渭水所出，东至船司空入河，过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寖。”过郡四者，陇西、天水、右扶风、左冯翊也。《地理志》：“安定郡泾阳，笄头山在北，《禹贡》泾水所出，东南至阳陵入渭，过郡三，行千六百里，雍州川。”过郡三者，安定、右扶风、左冯翊也。案：泾阳县在今甘肃平凉府城西。阳陵故城在今陕西高陵县西南，泾水在县东入渭。郑云“属于渭而入于河”者，渭水至船司空入河，在今陕西华阴县东北。（《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泾水出今甘肃省平凉府平凉县西南笄头山。笄亦作鸡，一名崆峒山。东至陕西省西安府高陵县西南入渭。渭水出今甘肃省兰州府渭源县西鸟鼠同穴山，东至陕西省同州府华阴县入河。汭水，《地理志》作芮，出平凉府华亭县。有二源，北源出湫头山之朝那湫。南源出齐山亚县东，与北河合。又东至泾州西北，入泾水。《周官·夏官·职方氏》曰：“雍州，其川泾汭。”《诗·大雅·公刘》之篇曰：“芮鞠之即”，皆谓是也。属，连属也。雍州之水，惟泾居中，上属于汭，而下属于渭，顺势而入于河，故谓属渭汭者泾，其实纳泾者谓也。（《禹贡今释》卷下）

王恢：泾水，出甘肃固原县南香炉山，东南流至陕西高陵县西南二十里上马渡李广将军墓侧入渭。《诗·邶风》：“泾以渭浊”，盖渭流经黄土层，水浊。自潘岳《西征赋》“北有清渭浊泾”之语，《杜诗》（编者按：《杜甫诗集》，下同）《朱传》（编者按：朱熹《诗集传》，下同）遂沿其误至今。近代水利大家李仪祉，曾实勘测量，谓泾河坡陡水急，沿河多半为坚质之石灰石，或含铁或含斜长石结晶。又云：渭河两侧之平原，《禹贡》称为渭汭。据德国地质学家利溪妥芬之考察，古昔乃通海一大湖，故含盐卤质。雍州田称上上，而关中地号冈卤，蒲城、富平、渭南之卤泊，至今犹为不毛之地。渭河所经为沙及黄壤，故清浊殊分。（《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何满子：泾，泾河，北源出今甘肃省固原县境，南源出泾源县，到泾川县合流，又流至陕西省高陵县入渭。汭，水北曰“汭”，这里的“渭汭”指泾水入渭处的高陵县渭水北岸。下“会于渭汭”句的“渭汭”，指今陕西省朝邑县渭水注入黄河处的渭河北岸。（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江灏：泾，水名，源出甘肃平凉县西，东南流至陕西高陵入渭水。属，马融说：“入也。”渭，水名，出甘肃渭源县，东流至陕西华阴入黄河。汭，河流会合的地方。（《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王世舜：属，马融说：“属，入也。”汭，孔《传》：“水北曰汭，言治泾水入于渭。”（《尚书译注·禹贡》）

张大可：渭汭，泾水注入渭水处，指陕西高陵县渭水北岸。下文“会于渭汭”的“渭汭”，指渭水入黄河处的渭水北岸，在陕西朝邑县境。汭，水弯曲处的北岸。（《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4]【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漆水源出岐州普润县东南岐山漆溪，东入渭。沮水一名石川水，源出雍州富平县，东入栎阳县南。汉高帝于栎阳置万年县。《十三州地理志》云‘万年县南有泾、渭，北有小河，即沮水也’。《诗》云古公去邠度漆、沮，即此二水。”（《史记正义·夏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修订组考证，漆水源出岐州普润县东南岐山漆溪：“岐山”，原作“漆山”。本书卷四《周本纪》“自漆、沮变渭”《正义》引《括地志》作“岐山”，今据改。按：《说文·水部》：“漆水出右扶风杜阳岐山，东入渭也。”

又：十三州地理志：张文虎《札记》卷一：“‘地理’二字当衍。”按：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七、王应麟《诗地理考》卷八引此均作《十三州志》。（修订版《史记》卷二校勘记）

林之奇：漆沮既从者，唐孔氏云：“《诗》曰‘自土沮漆’。《毛传》曰‘沮水，漆水也’。”则漆沮本为二水。《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风漆县西。”阚骃《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县西北，沮水不知所出。”至于下文导渭东过漆沮入于河，又云《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风漆县，依《十三州记》漆水在岐山东，入渭则与漆沮不同耳。此云会于泾，又东过漆沮，在泾水之东，故孔氏以为洛水一名漆沮。《水经》云：“沮水出北地直路县，东入洛水。”又云：“郑渠在太上皇陵东南，濯水入焉，俗谓之漆水。又谓之漆沮。其水东流，注于洛水。”《志》（编者按：《汉书·地理志》）云出冯翊怀德县东南入渭，以水土验之，与《毛诗》古公“自土沮漆”者别也，彼漆即扶风漆水也，彼沮则未闻，此二说皆出于唐孔氏，而违戾不同。案：经云“漆沮有二”，此州曰“漆沮既从”，下文曰“东过漆沮”，其实一也，而唐孔氏于前一说则以为即扶风之漆沮，合夫“自土沮漆”之文，而后文一说则以为漆沮即洛水，与“自土沮漆”者异，非扶风县之漆水也。此二说矛盾，使学者安所适从。以理观之，当从其后说。据孔氏于此注云“漆沮之水已入渭”，而下文“东过漆沮”注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冯翊北”，是孔氏于二说初无异也。《诗》云“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孔氏谓漆沮一名洛水，洛水即漆沮也，与东都伊洛别。盖孔氏之意，以谓豫之洛与雍之洛异，盖漆沮之别名也。《诗》曰“猗与漆沮，潜有多鱼”，即此漆沮水也，与豳地之漆沮异矣。盖此漆沮即《职方氏·雍州》所谓其浸渭洛也。既从者，既从而入于渭也。（《尚书全解》卷九《禹贡》）

毛晃：漆水，渭水东过漆沮，入于河。《水经》：漆水，出扶风杜阳县俞山东北，入于渭。注云：《山海经》，羭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盖自北而南矣。《史记·夏本纪》引《禹贡》导渭水，东北至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孔安国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也，出冯翊北。周太王去邠度漆，逾梁山，止岐下，故《诗》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曰：“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是符《禹贡》《本纪》之说。许慎《说文》，称漆水出右扶风杜阳县岐山，东入渭，从水，桼声。又云：一曰漆城池也。潘岳《关中记》曰：关中有泾、渭、灞、浐、酆、鄗、漆、沮之水，酆、鄗、漆、沮四水，在长安西南鄠县，皆注于渭。（《禹贡指南》卷二）

又：沮水，《水经》：沮水出北地直路县东，过冯翊祋祤县北，东入于洛。注云：《地理志》：沮水，出畿县西，东入洛。郑渠在汉太上皇陵东南，浊水入焉，俗谓之漆水，又谓之漆沮，其水东入洛。孔安国谓漆沮一名洛水，此言漆沮东入洛，非漆沮即洛水也。《长安志》：洛水在渭北，东南流入渭，盖漆沮入洛，故俗呼漆沮为洛耳。《汉·地理志》：漆水出漆县西。阚骃《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县西北岐山，东入渭。颜师古曰：漆沮，即冯翊之洛水也。沣水出鄠之南山，言漆沮既从入渭，沣水亦来同也。又《汉·五行志》引《史记》：“周幽王二年，三川皆震”，师古曰：泾、渭、洛也。洛即漆沮也。《水经注》又引阚骃《十三州志》曰：“冯翊万年县西有泾渭，北有小河，谓漆水也。其水西南迳郭城西，与白渠、枝渠合，又南入于渭水，其一水东出，即沮水也。沮水又自沮直绝。注：浊水至白渠合焉，故浊水得漆沮之名也。（同上）

蔡沈：《寰宇记》：“自耀州同官县东北界来，经华原县合沮水。”……“沮水自坊州升平县北子午岭出，俗号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马等川，遂为沮水。至耀州华原县合漆水，至同州朝邑县东南入渭。”二水相敌，故并言之。……晁氏曰：“此豳之漆也。”《水经》：“漆水出扶风杜阳县。”程氏曰：“杜阳，今岐山普润县之地，亦汉漆县之境，其水入渭，在沣水之上。”与经序渭水节次不合，非《禹贡》之漆水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蒋廷锡：漆，漆水源出陕西西安府同官县北高山，流经县城东合同官水，西南至耀州（属西安府）与沮水合。（《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又：沮，沮水出陕西延安府中部县西南，流经宜君（属延安府）、同官二县境，至耀州城南会漆水，东南入富平县（属西安府）界，名石川河，又南流至临潼县（属西安府）北交口镇，入渭水。（同上）

孙星衍：漆沮即水也。《说文》：“水出北地直路西，东入洛。”《水经》《地理志》俱作“沮”。《水经》云：“东过冯翊祋祤县北，东入洛。”《地理志》：“北地郡直路，沮水出西，东入洛。”“左冯翊怀德，洛水东南入渭。”案：汉直路县在今陕西中部县西北二百里。怀德县在今陕西富平县西。《水经》云：“渭水又东过华阴县北。”《注》云：“洛水入焉。阚骃以为漆沮之水也。”《水经·沮水注》云：“沮水东注郑渠。浊水与沮水合，俗谓之漆水，又谓之为漆沮水。……案：今石川河至富平县南入渭，即此水。是漆沮、水、洛水一也。《说文》又有：“漆水出右扶风杜陵岐山，东入渭。一曰入洛。”即《地理志》在漆县西之漆水，《诗·绵》所云“自土沮、漆”者。但经文于“泾属渭汭”下云“漆沮既从”，似以水从洛入渭为是。若此漆入渭，又在上流。《水经》云：“漆水出杜阳县俞山东，北入于渭。”《渭水注》云：“渭水又东迳雍县南，雍水注之。雍水东南流，与横水合。水出杜阳山，其水南流，谓之杜阳川。东南流，左会漆水。水出杜阳县之漆溪，谓之漆渠。徐广曰：漆水出杜阳之岐山者也。”《诗·潜》云：“猗与漆、沮。”传云：“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案：此漆水在今陕西岐山县。（《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郭嵩焘：漆、沮既从，《札记》云：“孙辑《括地志》作‘石川水’，与《水经》《沮水注》合。”（《史记札记·夏本纪》）

芮日松：漆、沮，二水名。漆水出今陕西省西安府同官县北高山，流经县城东，合同官水，西南至耀州，与沮水合。沮水出陕西鄜州中部县西南，流经宜君县及西安府同官县界，会漆水，东流，入富平县界，名石川河。（西）〔东〕南流至临潼县北交口镇，入渭水。二水相敌，故并言之。“既从”者，从于渭也。（《禹贡今释》卷下）

王恢：漆水出铜川县东北大神山，西南流至耀县，古时盖折而东流入洛。洛水下流本有沮名，因纳漆水入渭，并称漆沮，或称沮漆（见《诗·周颂·潜》，漆沮盖卤洳之义）。后漆南入渭（今石川河），沮水亦北移其名于黄陵县境（经郑白渠注阏溉卤，土质才好转）。（《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5]【汇注】

孔安国：漆、沮之水已从入渭。沣水所同，同之于渭。（《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裴骃：音丰。（《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沣水出右扶风鄠县东南，北过上林苑。（《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雍州鄠县终南山，沣水出焉。”（《史记正义·夏本纪》）

林之奇：《地理志》云“沣水出扶风鄠县东南，北过上林苑入渭”，而张衡《上林赋》注云：“沣水出鄠县南山谷。”沣水攸同，亦同于渭也。盖谓自鸟鼠导之而东，沣水自南而注之，漆沮自北而注之，然后入河。此三水络脉相顾而成之。又曰属、曰从、曰同者，其实一也，但变其文耳。（《尚书全解》卷九《禹贡》）

毛晃：沣水，出扶风鄠县东南，北过汉上林苑入渭，沣，音丰。《水经》：渭水又东，沣水从南来注之。注云：《地说》（编者按：王隐《晋书地道记》，下同）曰：渭水又东，与沣水会，于短阴山内，水会无他高山异峦，所有唯原阜石激而已。水上旧有便门桥，汉武帝建元三年造。如淳曰：去长安四十里。《汉·地理志》沣作丰。（《禹贡指南》卷二）

艾南英：沣水出终南山，东入渭。“同”者，同于渭也。渭水自鸟鼠而东，沣水南注之，泾水北注之，漆沮东北注之，曰“属”，曰“从”，曰“同”，皆主渭而言也。（《禹贡图注·沣水所同》）

蒋廷锡：沣水，源出今陕西西安府鄠县东南终南山，自紫阁而下，至咸阳县东南入渭水。（《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沣”一作“酆”。

又：《地理志》：右扶风鄠，酆水出东南，北过林苑入渭。作“酆”。《水经》：“渭水东过槐里县东，丰水从南来注之。”注云：“丰水出丰溪，西北流，分为二水。一水东北流，为枝津。一水北，迳灵台西，又北至石墩，注于渭。《地说》云：“渭水又东与丰水会于短阴山内，水会无他高山异峦，惟有原阜石激而已。”案：今丰水在陕西咸阳县东南入渭。同者，《说文》云：“合会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王恢：《诗》：“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汉志》：“出鄠县东南，北过上林苑入渭。”自周而后，历代建都长安，凿引诸川，多非禹迹。今源属长安县，北流至咸阳东入渭。（《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王世舜：沣水，沣一作丰或酆，发源于陕西宁陕东北秦岭。北流入渭，其故道已尽失。同，同于渭水。（《尚书译注·禹贡》）

何满子：沣水，源出今陕西省户县，流至咸阳县东南入渭河。今河道已湮没。同，会同渭水入黄河。（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6]【汇注】

孔安国：荆在岐东，非荆州之荆。（《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张守节：《括地志》云：“荆山在雍州富平县，今名掘陵原。岐山在岐州岐山县东北十里。”《尚书正义》云：“洪水时祭祀礼废。已旅祭，言理水功毕也。”按：雍州荆山即黄帝及禹铸鼎地也。襄州荆山县西荆山即卞和得玉璞者。（《史记正义·夏本纪》）

林之奇：雍州之地，东距龙门之河，当夫河流泛滥未折而东，而雍州亦被其害。及夫禹施功于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矣。壶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则此二山在于孟门、龙门之间，实河之所经。河既顺流而东，则是治河之害，既载于冀州矣，故经序此州治水之迹。惟弱水既西，渭合众水以归于河，则其功毕矣。自“荆岐既旅”而下，遂言平地川泽，皆已有成绩也。此荆山即北条之荆山，在冯翊怀德县南，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惟豫州之荆也。此荆既在雍州之界，而苏氏乃指以为荆河之荆，误矣。岐即“治梁及岐”之岐也。旅，祭名，言洪水既平，可以旅祭矣。（《尚书全解》卷九《禹贡》）

毛晃：荆山，在冯翊怀德县南。荆山有二：一在南郡临沮县东北。在梁州者，谓之南条，在雍州者，渭之北条。西倾山，在陇西临洮县西南，谓之中条。《左传》昭公四年，晋大夫司马侯曰：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杜预曰：荆山在新城沛乡县南。沛音巿，乡音向。《汉·地理志》注荆山在岐东。（《禹贡指南》卷二）

又：岐山，《水经》曰：在扶风美阳县西北。《左传》椒举曰：成王有岐阳之蒐。《山海经》曰：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铁，减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颜师古《汉书注》曰：岐山在今岐山县，其山两岐，俗呼为箭栝岭。（同上）

金履祥：荆，北条荆山，在今耀州富平县。岐山，在今凤翔府岐山县。旅，定其祭秩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何满子：荆，荆山，即今陕西省富平县西南十里的荆渠，属六盘山的支脉。非上文荆州之荆山。（《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江灏：荆，荆山，在今陕西富平县西南。这里是指北条荆山，上文在今湖北南漳县的荆山是南条荆山。岐，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旅，治理的意思。（《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王世舜：荆，荆山，孔《传》：“此荆在岐东，非荆州之荆。”《汉书·地理志》说：“《禹贡》北条荆山在冯翊怀德县南。”按：怀德县，为两汉时所置之县，故城在今陕西省富平县西南十里。岐，岐山，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六十里。旅，古时的一种祭山的礼节，这里当指二山治理好之后所行的祭礼，故旅在这里是表示治理好的意思。（《尚书译注·禹贡》）

[7]【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三山名，言相望也。”郑玄曰：“《地理志》终南、敦物皆在右扶风武功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按：《左传》中南山，杜预以为终南山。《地理志》云“太一山古文以为终南，垂山古文以为敦物”，皆在扶风武功县东。（《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终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一名橘山，一名楚山，一名泰山，一名周南山，一名地肺山，在雍州万年县南五十里。”（《史记正义·夏本纪》）

林之奇：“终南惇物鸟鼠”者，皆雍州之大山也。九州之地，西北多山，东南多水，雍州在西北，故其山为最多；扬州在东南，故其水为最多。观此篇之所载可以见矣。秦都长安在于雍州，所谓百二之险者，惟其山多故也。《地理志》云：“扶风武功县有太山，古文以为终南，华山古文以为惇物。”盖此二山皆在扶风武功县之东也。郦道元以华山为惇物，然《禹贡》自有太华，郦氏之说非也。鸟鼠山在陇西首阳县西南。言“终南惇物至于鸟鼠”，不言其所治者，孔氏曰：“三山空举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此说是也。（《尚书全解》卷九《禹贡》）

毛晃：终南山，扶风武功县东，有太一山，即终南山也。《左传》司马侯所言中南，杜预注曰：在始平武功县南。《汉·地理志》“右扶风武功县”注：大壹山，古文以为终南；垂山，古文以为敦物，二山皆在县东。（《禹贡指南》卷二）

又：惇物山，扶风武功县东有垂山，即惇物山也。《水经》：华山为西岳，在弘农华阳县西南。注云：即古文之惇物山也。（同上）

又：鸟鼠山，《水经》鸟鼠同穴山在陇西首阳县西南。注曰：郑康成云：鸟鼠之山，有鸟焉，与鼠飞行而处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同上）

蒋廷锡：终南，终南山在今陕西西安府长安县南五十里，东至蓝田县，西至凤翔府郿县，绵亘八百余里。（《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又：敦物，惇物山，《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武功县”注：太壹山古文以为终南垂山，古文以为惇物皆在县东武功，今陕西凤翔府郿县。考《图志》不载是山，胡渭《禹贡锥指》以为太一之北峰，在县东四十里者是也。（同上）

又：鸟鼠，鸟鼠山在今陕西临洮府渭源县西二十里。（同上）

阎若璩：惇物山在武功县东南二百里。《汉志》注：县东有垂山，古文以为惇物。孔氏曰敦物即太华山，似误。（《潜邱札记》卷三）

钱大昕：《索隐》曰：《地理志》云“太一山古文以为终南山（耿本无此‘山’字），华山古文以为敦物”，皆在扶风武功县东。《汉志》本作垂山，此云华山者误也。然下文“至于太华”，《索隐》亦云“太华即敦物”，则真以华山为敦物矣。《水经》“华山为西岳，在恒农华阴县西南”，郦注云：“古文之惇物山也。”小司马似本此。然华山在恒农，不在扶风，讵可牵合为一？《水经》亦别有敦物山，郦氏偶未检照耳。（《三史拾遗·史记卷一·夏本纪》）

孙星衍：郑康成曰：“《地理志》终南、惇物皆在右扶风武功也。”

又：《地理志》：“右扶风武功，大壹山，古文以为终南；岳山，古文以为敦物。”案：武功，今陕西郿县。太壹山，今名太白山，在县东南。岳山，今名武功山，在县东南，俗呼敖山。敖、岳声之转。今本《地理志》“岳”或误作“垂”。鸟鼠，见后疏。郑注见《史记集解》。（《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日］泷川资言：张文虎曰：《索隐》华山，《汉志》作垂山，盖小司马所见本误。（《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史念海：“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这是说雍州的山。荆山在今大荔、富平两县间，岐山在今岐山县，这是没有问题的。终南山在今西安附近，以前曾经有过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就在今西安之南，有的说就是今太白山，还有的说太白山西的山有一段也属于终南。说法虽然不甚相同，但都在秦岭，甚至就是一段秦岭。鸟鼠山在今甘肃渭源县。这也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就出在“惇物”二字。

班固《汉书·地理志》说：右扶风武功县有太一山，古文以为终南，又有垂山，古文以为惇物。这是以终南和惇物为两山。……胡渭如班固所说，亦以终南、惇物为二山，并谓惇物实为太白山的北峰。在此以前，宋人程大昌于所著的《雍录》中说：“终南山既高且广，多出物产，故《禹贡》曰：‘终南惇物’，不当别有一山自名惇物。”程大昌这话是有道理的，可是却被胡谓斥为“臆说”。魏源《古书说》同意《雍录》的说法，并指出“自来扬、马、左思辞赋侈铺名胜以及秦人土语，从无一言及于惇物之山者”。还进而说，以惇物为山名，乃是“凿空之谈，终难征实”。《禹贡》在说雍州的山之外，还说到原隰和泽薮，就是“原隰绩”“至于猪野”。猪野为泽薮名称，在今甘肃民勤县北。魏源以“原隰绩”和“终南惇物”为耦文对举，“惇物”正与“绩”对文。“绩”不是原名，惇物也同样不是山名。（《河山集》三集《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

何满子：终南，即秦岭，又名太白山，西起陕西省郿县，东至蓝田，横亘关中平原之南。敦物：一称垂山，又称武功山，属终南山系，在陕西省郿县东南。鸟鼠：即鸟鼠同穴山，在今甘肃省渭源县西，为渭水发源地。（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张大可：终南，山名，即秦岭。敦物，一称垂山，即终南山系的武功山，在陕西郿县东南。鸟鼠，鸟鼠同穴山之省称，在甘肃渭源县西。（《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8]【汇注】

苏轼：《诗》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也。豳地武威县东有休屠泽，即猪野。（《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孙星衍：郑康成曰：“《诗》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豳地。从此致功，西至猪野之泽也。《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泽。”“野”一作“埜”。

又：《释地》云：“下湿曰隰，广平曰原。”又曰：“可食者曰原，下者曰湿。”郑注见《书》疏及《史记集解》。云“《诗》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者，见《诗·公刘篇》，当是豳地，今陕西邠州及三水县是其处也。郑又引《地理志》者，《汉志》：“武威县，休屠泽在东北，古文以为猪埜泽。”“野”作“埜”，即壄省文。武威县，今甘肃镇番县地。（《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王恢：《诗》“周原膴膴”“复降在原”“脊令在原”“隰有荷华”“隰有苌楚”“隰桑有阿”：此单称原，或称隰；原隰并称，则有“畇畇原隰”“原隰既平”“于彼原隰”“原隰衰矣”“原隰平矣”，公刘“度其隰原”，郑玄以为即豳地。按：关中土质罔卤，泾渭流域河流交相侵蚀，切割成若干土阜土原，散布于河流与河流之间。据《清统志》（编者按：《大清一统志》）：西安府有二十八原，铜人、龙首、乐游、凤栖、鸿固等尚不在其数。凤翔府、同州，各有七原，乾州、平凉府各三原，庆阳府八原，邠州四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9]【汇注】

裴骃：郑玄曰：“《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泽。”（《史记集解·夏本纪》）

张守节：原隰，幽州地也。按：原，高平地也。隰，低下地也。言从渭州致功，西北至凉州都野、沙州三危山也。《括地志》云：“都野泽在凉州姑臧县东北二百八十里。”（《史记正义·夏本纪》）

林之奇：猪野，《地理志》“武威县东北有休屠泽，古文以为猪野”。《水经》曰：“沙水，上承姑臧武威泽。”原隰绩至于猪野，言自原隰致功至于猪野之泽。（《尚书全解》卷九《禹贡》）

毛晃：猪野，豳地武威县东有休屠泽，即猪野也。休屠音朽储。《水经》：都野泽在武威县东北。注云：县在姑臧城北三百里，东北即休屠泽也。古文以为猪野。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泽。泽水二源，东北流为一水，姑臧县故城西，东北流。（《禹贡指南》卷二）

金履祥：猪野在今梁州姑臧县，名休屠泽。魏太武伐凉，谓姑臧城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其余沟渠，流入泽中，其间乃无燥地，泽草茂盛。按：水土如此，此禹所以底绩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蒋廷锡：猪野，在今陕西镇番卫东北八十里，即《汉书·地理志》所云休屠泽也。（《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芮日松：《诗·大雅·公刘》篇云：“度其隰原”，即指此猪野。在今甘肃省凉州府镇番县东北八十里，即《汉书·地理志》所云休屠泽也。地势有高卑，水落有先后。山既治矣，由是广平之原于绩焉。原既治矣，由是下湿之隰于绩焉。隰既治矣，由是猪野之泽于绩焉。治水成功，自高而下，弱水至攸同，言水之常变者，得其平也。荆、岐至猪野，言地之高下者，得其平也。（《禹贡今释》卷下）

王恢：《汉志》“武威郡武威，休屠泽在东北，古文以为猪壄泽。”泽在甘肃民勤东北长城外——宁夏阿拉善旗境，唐以后名白亭海，又称鱼海子。然秦西境犹不过临河，《禹贡》雍域反逾河西？疑与弱水、流沙并据传闻而录之，后人“以为”耳。（《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何满子：都野，古泽名，或称猪野泽，今称鱼海子，在今甘肃省民勤县境内。（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10]【汇校】

梁玉绳：附案：“度”当作“”，即“宅”也，说在《五帝纪》。（《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司马贞：郑玄引《河图》及《地说》云“三危山在鸟鼠西南，与岐山相连”。度，刘伯庄音田各反，《尚书》作“宅”。（《史记索隐·夏本纪》）

王应麟：三危，在沙州敦煌县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舜窜三苗，《禹贡》“三危既宅”，“导黑水逐于三危”。郑玄引《河图》及《地说》云在鸟鼠西南。（《通鉴地理通释》卷五《十道山川考·三危》）

金履祥：沙州敦煌县东四十里有卑两山，一名化两山，有三峰甚高，人以为三危。（《书经注》卷三《禹贡》）

孙星衍：史迁“宅”作“度”。郑康成曰：“《河图》及《地说》云：三危山在鸟鼠西南，与岐山相连，当岷山，则在积石之东南。”

又：三危者，《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在敦煌县南。”《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在沙州敦煌县西南四十里。”《春秋左氏》昭九年传云：“允姓之祖，居于瓜州。”注云：“允姓之祖，与三苗俱放于三危。”《地理志》“敦煌郡”引“杜林以为古瓜州地”，则是敦煌有三危山，据古说也。敦煌，今甘肃敦煌县。郑注见《史记集解》及《书》疏。引《地说》者，《书》疏作“《地记书》”。三危既不见于《地理志》，故郑别引《地说》也。《太平御览·地部》引《河图括地象》曰“三危山在鸟鼠之西南，与汶山相接”，即郑所据也。《郡国志》“陇西郡首阳县”注：“《地道记》曰：‘有三危，三苗所处。'”案：首阳为今甘肃渭源县，则此三危与敦煌之三危非一山也。郑又云“当岷山，则在积石之东南”，盖班氏不记，后世失其名也。《水经》：“江水又东，过江阳县南，雒水从三危山东道广魏雒县南，东南注之。”《注》云：“《山海经》不言雒水所导，经曰三危山，所未详。”案：此即《地说》所云与岷山相连者。雒县，今四川汉州也。三危山疑在此近地。（《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周祈：三危，蔡沈云“西裔之地”，又云“即舜窜三苗之地。或以为敦煌”。《水经》：“黑水南至敦煌，过三危山。”苏绰云：丽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临峙其上。由蔡说则三危地名，由《水经》苏绰之说则三危山名。按：敦煌今陕西赤斤蒙古卫，“三危既宅”见雍州，则三危为敦煌明矣，非山也。如《水经》所云则敦煌与三危为二，如苏绰所云丽水今云南丽江府，则“三危既宅”当见梁州，不应在雍州也。二说非是。蔡说为近之，但未详其实也。（《名义考·地部·三危》）

蒋廷锡：三危，三危山在大河南，今陕西岷州卫塞外古叠州西西番界。叠，云南丽江府北。《河图括地象》云：三危在鸟鼠西南，与汶山相接，黑水出其南。郑玄云：南，当岷山在积石西南是也。（《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又：今云南大理府云龙州西有三崇山，一名三危。澜沧江经其麓，有黑水祠。或以为此即三危也。按：黑水即今之澜沧江，若以三危在丽江府北，似乎太远，云龙州之说颇亦近理，并存备考。（同上）

芮日松：三危，即舜窜三苗之地。《山海经》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是山也，广员百里，在今甘肃省安西州敦煌县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宅，造庐舍，定疆埸也。（《禹贡今释》卷下》）

陈蒲清：三危，山名，在甘肃岷山西南，黑水流经其下。或说今甘肃省敦煌县的三危山，即古三危山。（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度，宅，居住。（《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1]【汇注】

苏轼：《春秋传》曰：“先王居梼杌于四裔，允姓之祖居于瓜州。”杜预云：“允姓之祖与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敦煌也。（《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林之奇：三危之山在鸟鼠之西南，当岷山则在积石之西南也，舜窜三苗之地。三苗始窜，盖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洪水既平之后，三危之地既可居，则三苗之族于是始得其叙。舜之窜三苗也，盖择其恶之尤者，投诸远裔，更立其近亲，使居三苗之国。及洪水既平之后，所窜之君既已丕叙，而居三苗之国者，尚且顽不率教，至于七十余年而后服。盖有苗之君，左洞庭，右彭蠡，负恃其险，故每每桀骜而不服于教命。彼已窜之君，既无险可恃矣，此其所以至于丕叙，而其恃险者则其不率教如是之久，苟非舜之至仁盛德，能涵养之于七十载之久，则三苗之灭亡也，盖旋踵矣。《左氏传》曰“太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终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盖恃其险以为国者，未有不亡者也。（《尚书全解》卷九《禹贡》）

蔡沈：三危即舜窜三苗之地，或以为敦煌，未详其地。三苗之窜，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是三危已既可居，三苗于是大有功叙。今按：舜窜三苗，以其恶之尤甚者迁之，而立其次者于旧都。今既窜者已丕叙，而居于旧都者尚桀骜不服。盖三苗旧都山川险阻，气习使然。今湖南傜洞，时犹窃发，俘而询之，多为猫姓，岂其遗种欤？（《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艾南英：三危，山名。即窜三苗之地。三苗之窜，在洪水未平，及是三危既已可居，于是大有功叙。苏氏曰：首言弱水，终言三危，极其远而言之也。（《禹贡图注·三苗大序》）

芮日松：叙，迁善改过，革其凶顽也。三苗之窜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是三危既宅，则地之远者得其平，三苗大有功叙，则人之顽者从其化。（《禹贡今释》卷下）

[12]【汇注】

金履祥：黄，土之正色，而又细柔，故厥田为九州第一。后世号关中为沃野，谓之天府，盖以此也。然就其间较之，亦惟泾渭澧漆之区最为沃壤。（《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黄者，土之正色。物得其常性者最贵。雍州之土黄壤，故其田非他州可及。（《禹贡图注·其土黄壤》）

芮日松：色莫尊于黄，土莫贵于壤。雍土得其常性，故田上上。扬、荆涂泥，故田下下、下中。（《禹贡今释》卷下）

何满子：黄壤，土壤学称为“淡栗钙土”。（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辛树帜：则雍为今之陕西，多为淡栗钙土，系发育于原生黄土，或即所称黄壤。（《禹贡新解》第三编《禹贡制作时代的推测》）

[13]【汇注】

芮日松：汉东方朔曰：关中之田，号为亩直一金，故田第一等。而赋第六等者，州境阔远，人功少也。（《禹贡今释》卷下）

【汇评】

邹逸麟：雍州“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胡渭对雍州田列第一等而赋第六等的现象作了解释，他先引用了《诗经》中“奕奕梁山，维禹甸之”，“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度其隰原，彻田为粮”等句，又列出《史记·货殖列传》所言“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东方朔传》“丰、镐之间号土膏，贾亩一金”等记载，证明关中地区确为沃野。但他又强调指出：“然则雍地虽大，其在中邦之限，禹所则壤以成赋者，不过方千里。其间又有高山长谷，可以为田者少，不若冀之平原旷野，一望皆良田，又则壤之地居多，即令雍他日人功益修，亦未能及冀赋之第一。”他的这种分析是符合实际的。《新唐书·食货志三》也曾说：“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由此亦可推见，先秦时期雍州区域内经过整治的土地，不过是渭河平原部分，其余广大地区尚未或初作开垦，故而总的说来赋的标准不能很高。（《禹贡锥指·前言》）

[14]【汇注】

毛晃：九州之田，雍、青、徐为上，豫、冀、兖为中，扬、梁、荆为下。盖河之末流在兖，江之末流在扬，二州多水患，梁地多山，兖赋居最下等，尤轻于扬，故兖赋为正，梁之赋轻于扬重于兖，故言三错。兖之田下冀一等，而赋下冀八等，以山泽多，河为大患也。梁下冀一等，而赋下冀五等，以山林多，江为大患也。荆田下中，赋上下，则以其宜稻。雍田上上，徐田上中，青田上下，地势虽高，然皆依于川，故其旱干，又有灌溉之利，故青州上下之田也，而赋中上；徐州上中之田也，而赋中中；雍州上上之田也，而赋中下，皆以上地出中赋，然地弥高者赋弥薄，以其高，则有旱干之虞。冀田中中，则其高可以备水溢，卑可以无旱干，故其赋第一。郑康成曰：冀州入谷不贡，下云五百里甸服，传云为天子服治其田，是田入谷，故不献贡篚，差异于余州也。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土，境界甚遥，远都之国，必有贡篚。此举其大略而言也。豫州之田中上，则高于冀一等，故其赋上中，则下于冀一等。冀赋上上错，则杂出与豫等，豫赋错上中，则杂出与冀等。二州之田，与赋相去亦不远矣。若荆之田，高于扬一等而已，其土又与扬同，而赋加扬四等，何也？荆扬下地，于谷宜稻，荆少高焉，则水有所泄，异于扬矣。（《禹贡指南》卷二）

又：九州之赋，惟出正赋而无杂赋者五州：兖、青、徐、荆、雍也。有杂赋者四州：冀、扬、豫、梁也。冀州言赋上上错，盖上上多而上中时少。多者为正，少者为杂。言上上错者，杂在正下，故言上上而后言错。豫州言错上中者，杂在正上，故先言错而后言上中；扬州言下上上错，不言错下上者，以本设九等分三品，为之上中下，下上本是异品，故变言耳。梁言下中三错者，梁州赋有三等，其出下中时多，故下中为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故言三错。明杂出有下上、下下可知也。（同上）

[15]【汇注】

艾南英：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禹贡图注·璆琳琅玕》）

又：今南海有青琅玕，谓珊瑚属。《本草》云：即玻璃也。（同上）

孙星衍：史迁“球”作“璆”。“琳”一作“玪”。郑康成曰：“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

又：史迁“球”作“璆”者，《说文》：“球，玉磐也。”或作“璆”。琳，《释文》云：“字亦作‘玪’。”《说文》云：“玪，石之次玉者。”故郑以为美石也。琅玕，《释文》云：“似珠者。《禹贡》‘雝州球、琳、琅玕’，古文作‘'。”郑注见《诗·韩奕》疏。（《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尔雅·释地·九府》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按昆仑山在今甘肃省肃州西南，正雍州境。璆与球同。《说文》曰：“玉磬也。”《书》曰“戛击鸣球”。琳，美玉也。《山海经·海内西经》谓“昆仑南服，常树其上，有三头人伺琅玕树。”郭璞传曰：“琅玕子似珠。”庄周曰：“有人三头，递卧递起，以伺琅玕与琅玕子。”谓此人也。（《禹贡今释》卷下）

王叔岷：《集解》：“孔安国曰：璆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案：《禹贡》《地理志》璆并作球，球、璆同字。又案：《集解》引伪《孔传》云云，景祐本、黄善夫本、殿本石下并有名字，盖涉上“玉名”字而衍。《禹贡》伪《孔传》石下亦无名字。（《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世舜：郑玄以为球指美玉，琳指美石，琅玕指珠类。一说琅玕指仅次于玉的美石。（《尚书译注·禹贡》）

[16]【汇注】

司马贞：积石在金城河关县西南。龙门山在左冯翊夏阳县西北。（《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积石山今名小积石，在河州枹罕县西七里。河州在京西一千四百七十二里。龙门山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李奇云‘禹凿通河水处，广八十步’。《三秦记》云‘龙门水悬船而行，两旁有山，水陆不通，龟鱼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故云暴鳃点额龙门下’。”按：河在冀州西，故云西河也。禹发源河水小积石山，浮河东北下，历灵、胜北而南行，至于龙门，皆雍州地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蒋廷锡：积石山，在今河州北一百二十里，《水经注》谓之唐述山（《括地志》云，山势峭拔，下临黄河），其西五十里有积石关，唐置积石军于此。《山海经》云：积石山在金城河门关西南境中（汉之河关县，今之河州），杜佑《通典》云：“禹施功自积石山而东，今西平郡龙支县（今西宁卫地，与河州接界）界山是也。案：诸家言积石者，多以此为小积石，别有大积石，去此尚千余里，其说盖本于《汉书·西域传》，谓河源出于阗，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更无所谓大积石也。欧阳忞《舆地广记》云：班固所载张骞穷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实见蒲昌海与积石通流。”其言甚正。盖河源在吐蕃境，汉时吐蕃未通中国，武帝以于阗山出玉，按古图书乃名河所出山为昆仑，后人遂并积石亦失其实耳（于阗东流之水，古名玉河。葱岭之水名新头河，见法显《佛国记》，总与河源无涉）。至《水经》并云积石在葱岭之北，则又失之远矣。或议杜佑主龙支之积石，谓因唐置积石军于浇河故城而误。考《后汉书·郡国志》陇西郡河关县积石山在西南，又《桓帝纪》“烧当羌叛段颎追击于积石”注，即《禹贡》导河积石在鄯州龙支县南，是河州积石之名，非始于唐矣。蔡氏据杜氏说释经最当。（《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地理志》：“金城郡河关，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同。《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积石山今名小积石山，在河州枹罕县西七里。”案：河关及枹罕，皆在今甘肃河州，山在河州西北七十里也。《地理志》：“冯翊夏阳，龙门山在北。”《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龙门山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李奇云：‘禹凿河水处，广八十步。”案：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山在县东北八十里。西河者，《史记正义》按：“河在冀州西，故云西河。”（《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陈蒲清：浮于积石，由积石山船运。积石山有二：大积石山，即今青海南部的大雪山，传说禹导黄河便从此山开始；小积石山，在今甘肃省临夏西北（古称唐述山）。一般认为此处指小积石山。（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世舜：积石，山名，在今青海和甘肃二省交界处，黄河流经积石山的东面。浮，是说由此处入黄河行水路的意思。（《尚书译注·禹贡》）

[17]【汇注】

苏轼：积石山在金城河关县西南，河所经也。龙门山在冯翊夏阳县北，禹凿以通河也。渭水至长安东北入河，河始大。自渭汭而下，巨舟重载皆可以达冀州矣。（《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芮日松：龙门，山名，在今陕西省同州府韩城县东北五十里，大河之西，东与壶口隔水相望。西河，冀之西河也。（《禹贡今释》卷下）

王恢：即禹门。梁山横亘，黄河直注，历千万年之冲激与风蚀，乃切穿而泻出。其上成为壶口，其下形曰龙门（《锥指》沿《汉志》误东为壶口，西为龙门）。“浮于积石至于龙门”，中隔壶口上下之险，《禹贡》为完成水道交通，不觉“吹牛”耳。又按：“织皮昆仑、析支、渠搜”，郑玄误以“织皮”为西戎之国。苏轼《书传》：“织皮当在琅玕之下。浮于积石三句当在西戎即叙之下，以记入河水道，结雍州之末。简编脱误，不可不正。”《锥指》守经者也，惟此独云：“轻改经文，此学者之大患。然古经实有脱误，不可曲为附会，蹈郢书燕说之弊。不必远证，第参以梁州之文，则此错简明甚。”不独此也，冀州厥土至中中十二字，亦当在“既作”之后，“赋”又在“田”之下。盖未有不田而先赋者，证以其他八州，其为错简无疑。（《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陈蒲清：龙门，即今禹门口。在今山西省河津县与陕西韩城县间之黄河边。黄河至此，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阙门。（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世舜：龙门，山名，在今陕西韩城县北。西河，因为龙门处的黄河古时在冀州西，故称这段黄河为西河。（《尚书译注·禹贡》）

张大可：龙门，山名，在今陕西韩城县东北横跨黄河两岸，主峰在山西河津县北。（《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汇评】

孙兰：洪水之患，自鲧及禹，所以治之者垂二十年。凿龙门，辟伊阙，播九河，皆创也。人畏而不敢为，不能为，而禹为之，所谓神禹龙门，千尺之高，凿为三门，水如建瓴，有万雷澎湃之声，以此施工，何其神也！（《柳庭舆地隅说》卷中）

[18]【汇注】

张守节：《水经注》云“河水又南至潼关，渭水从西注之”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林之奇：而又曰“会于渭汭”，学者疑焉。唐孔氏以谓“从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讫，从此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诸州之末惟言还都之道，此州事终言发都更去，明诸州皆然也。”此说为迂，诸儒之说皆不通。以某之所见，此州之达于帝都有二道，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者，一道也；自渭汭以达于河者，又一道也。渭汭之道亦于龙门西河，故以“会”言之，非是至于龙门西河矣，乃始会于渭汭也。（《尚书全解》卷九《禹贡》）

蔡沈：雍之贡道有二，其东北境则自积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则会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他州贡赋，亦当不止一道，发此例以互见耳。（《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又：渭水自鸟鼠而东，沣水南注之，泾水北注之，漆、沮东北注之，曰属、曰从、曰同，皆主渭而言。（引自《史记评林·夏本纪》）

金履祥：渭为雍中巨流，南则沣，北则泾、漆、沮皆入之，至西河为甚。（《书经注》卷三《禹贡》）

凌稚隆：按：《书·传》，“芮”，水名，《地·志》作“汭”，出扶风丹县弦蒲薮。（《史记评林·夏本纪》）

又：按：《书·传》，雍之贡道有二：其东北境则自积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则会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同上）

陈蒲清：会于渭汭，指从龙门沿河南下，达到渭水入黄河处（即潼关）。（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世舜：会，《孔传》说：“逆流曰会，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这种解释是错误的，胡渭已有驳正，他说，“传云：‘逆流曰会’，不必泥。”又说：“‘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西’当作‘而’，谓南船出渭之后，逆河水而上，与北船相会也，孔疏不知为误字，释曰‘禹白帝讫。从此西上，更入雍州界。’真是郢书燕说！”（《尚书译注·禹贡》）

[19]【汇注】

司马贞：郑玄以为衣皮之人居昆仑、析支、渠搜，三山皆在西戎。王肃曰“昆仑在临羌西，析支在河关西，西戎在西域”。王肃以为地名，而不言渠搜。今按：《地理志》金城临羌县有昆仑祠，敦煌广至县有昆仑障，朔方有渠搜县。（《史记索隐·夏本纪》）

苏轼：《禹贡》之所篚，皆在贡后立文，而青、徐、扬三州皆莱夷、淮夷、岛夷所篚，此云“织皮昆仑、析枝、渠搜，西戎即叙”，大意与上三州无异。盖言因西戎即叙而后昆仑、析枝、渠搜三国皆篚织皮。但古语有颠倒详略尔。其文当在“厥贡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三句，当在“西戎即叙”之下，以记入河水道，结雍州之末。简编脱误，不可不正也。（《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毛晃：“织皮”上，疑简编脱“厥篚”二字，不然，则是史变文耳。《禹贡》之篚，皆在贡后立文，而青、徐、扬三州，皆莱夷、淮夷、岛夷所篚，独梁州不言篚，而云“熊罴狐狸织皮”。雍州不言篚，而云：“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织皮云者，以罽曰织，以裘曰皮。言西戎即叙，而后昆仑、析支、渠搜三国，篚织皮以献，但古语有颠倒详略尔，三国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羌髳之属，皆就次叙，美禹之功被戎狄也。文当在“厥贡球琳琅玕”下，简脱在末也。《汉·地理志》渠搜作渠叟，崑崙作昆仑。（《禹贡指南》卷二《西戎即叙》）

林之奇：织皮亦犹梁州之织皮也。昆仑、析支、渠搜，颜师古以为三国，唐孔氏以渠搜为二，并昆仑析支为四国，此二说不同，当从颜氏之说。汉朔方有渠搜县，《礼三朝记》曰“北发渠搜，南抚交趾”。以渠搜对交趾，则渠搜为一国也明矣。昆仑在临羌西，析支在河关西。渠搜者，《水经》曰“河自朔方东转，经渠搜县故城北”，则渠搜盖近于朔方之地。此三国者，皆西戎之种，故作书者既言昆仑、析支、渠搜于上，遂以“西戎即叙”总括于下。（《尚书全解》卷九《禹贡》）

金履祥：苏氏谓此（织皮）错简，当在“厥贡球、琳、琅玕”之下。然雍州西界黑水，此诸国又在黑水之外，故附于后，以“织皮”冠之者，此皆皮服之国，贡织皮者也。昆仑，国名，昆仑山旁小国也。昆仑无定所，而《庄》《骚》杂书皆云，西王母所居为是。则在今肃州酒泉郡南山石室、玉堂、珠玑、镂饰尚在。事具《晋书·张骏传》太守马岌所言，是必古昆仑国也。今西北别有昆仑，都国去中国甚远。析支，国名……渠黎，即渠搜与然。汉武帝开朔方，又自有渠搜县，为汉北极界，今属夏州。西戎，班孟坚谓即西域。（《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昆仑，即河源所出，在临羌。析枝在河关。渠搜近朔方。三国皆贡皮衣，故以织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总之。即，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余功及于西戎，故附于末。（《禹贡图注·织皮昆仑、析支、渠搜》）

又：昆仑，乃昆仑山旁诸国也。（同上）

阎若璩：析支，在河州西南徼外，《禹贡》雍州有昆仑、析支。应劭曰：析支在河关西南千余里，羌人所居，谓之河曲羌。《后汉·西羌传》：自河关之西，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皆羌地。赐支即《禹贡》析支也。《水经注》引司马彪曰：自赐支以西滨于河首，羌居其右，河东流，屈而东北，经赐支之地，是为河曲。（《潜邱札记》卷三）

蒋廷锡：昆仑，昆仑山在今西番界，有三山，一名阿克坦齐禽，一名巴尔布哈，一名巴颜喀拉，总名枯尔坤，译言昆仑也。在积石之西，河源所出。案：《汉书·地理志》，金城郡临羌县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昆仑山祠此。蔡《传》所据，以为昆仑在临羌者也。然《汉·志》言西有昆仑山祠，非言山在县界，汉临羌县在今陕西西宁卫西，昆仑山不啻若是之近。《通典》云：吐蕃自云：昆仑山在国中西南，河之所出。《唐书·吐蕃传》云：刘元鼎使还，言自湟水入河处，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蕃，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十里，河源其间，《元史》附录河源云：吐蕃朶甘思东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译言腾乞里塔，即昆仑也（按：雪山，今名尔托灰山，在昆仑之东，诸水所合，诸源汇流经其下，非即昆仑也。《元史》误。又按：此昆仑山乃河水伏流发现之地，非四大水发现之昆仑也）。

昆仑，西戎国，盖附近昆仑山者。按：郑康成云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是昆仑、析支、渠搜皆本山名，而因以为国号也。

析支，今西番，在陕西临洮府河州西。应劭曰：《禹贡》析支，属雍州，在河关之西，东去河关十余里，羌人所居，谓之河曲羌也。《唐书·党项传》曰：党项，汉西羌别种，其地古析支，东距松州西叶护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浑。

渠搜，《凉土异物志》云：古渠搜国，在大宛北界。《隋书·西域传》云汗国（《文献通考》云：汗国东去瓜州五千五百里），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古渠搜国，渠搜，当在西域，非朔方也。傅寅《禹贡集解》云，陆氏曰：《汉志》朔方郡有渠搜县。《武纪》云“北发渠搜”是也。然考汉朔方之渠搜，非此所谓渠搜。此亦当是金城以西之戎也。后世种落迁徙，故汉有居朔方者，当禹时渠搜居朔方，则不应浮积石，陆说非也。（《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马融曰：“崑崙在临羌西，析支在河关西。”郑康成曰：“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别有昆仑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搜”一作“叟”。

又：崑崙，俗字，当为“昆仑”。析支，《史记索隐》引《大戴礼》“鲜支”，《后汉书·西南夷传》作“赐支”，皆音相近。渠搜，《五帝本纪》云：“西戎、析支、渠廋、氐、羌。”“搜”作“廋”，俗字。《地理志》作“叟”，是也。西戎即序，《汉书·西域传·赞》引此云：“禹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贡物。”就者，《诗》笺云：“即也。”马注见《释文》。云“崑崙在临羌西”者，《战国·赵策》苏秦上书云：“此代马，胡驹不东，而昆山之玉不出也。”注：“《后志》金城临羌有昆山。”《地理志》：“金城郡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石釜。有弱水、昆仑山祠。”案：临羌在今甘肃西宁府西。云“析支在河关西”者，应劭注《汉武纪》云：“《禹贡》析支、渠搜属雍州，在金城河关之西，西戎也。”马义同此。郑注见《书》疏。云“衣皮之民”，以其织皮为衣。以昆仑、析支、渠搜为三山者，《太平御览·地部》引崔鸿《十六国春秋》云：“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在此山也。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是郑意与马说同。析支亦为山者，《后汉书·西羌传》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是言析支为河曲之地，其地多山，亦为山名也。渠搜为山者，《水经》：“河水屈南过五原西安县南。”《注》云：“河水自朔方东转，迳渠搜县故城北。《地理志》朔方有渠搜县。《礼三朝记》曰：‘北发渠搜，南抚交趾。’此举北对南，《禹贡》之所云‘析支、渠搜’矣。”案：渠搜县在今陕西怀远县北番界中，或因山名县也。云“别有昆仑之山，非河所出”者，《尔雅·释水》云：“河出昆仑墟。”《西山经》云：“东望泑泽，河水之所潜也，其源泡泡浑浑。”又云：“敦薨之水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西北隅，实惟河源。”《水经》云：“昆仑墟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陬。”《说文》：“丘，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昆仑东南。”“虚，大丘也。昆仑丘谓之昆仑虚。”是则昆仑山，河所出者，在中国之西北。而此昆仑在正西，即《周书·王会解》云：“正西昆仑等九国。”孔氏晁注云：“九者，西戎之别名。”故郑不以为河出之山。高诱注《淮南》云：“钟山，昆仑也。”是钟山亦有昆仑之名，今陕西塞外阴山也。后人于河源所出，即名曰昆仑，又不与河潜行南出之说合，故不引为经证。（《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钱穆：《禹贡》渠搜与汉渠搜不同，当在今陕、甘境。（《史记地名考》卷一）

江灏：析支，山名，在今青海西宁西南。渠搜，山名。应劭说：“《禹贡》渠搜在金城河关之西，西戎也。”（《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张大可：昆仑、析支、渠搜：均指西戎部族聚居地。昆仑在今甘肃敦煌县以西。析支在今青海大积石山至贵德县一带。渠搜在今中亚细亚乌兹别克境。（《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王世舜：昆仑、析支、渠搜，均西戎国名，古时称西方少数民族为西戎。《孔传》说：“织皮，毛布。有此四国，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羌髳之属，皆就次叙，美禹之功及戎狄也。”曾运乾以为昆仑即葱岭，在新疆西部；析支，在今青海省内；渠搜即古时车师，为一声之转，今新疆的吐鲁番地区即其地。（《尚书译注·禹贡》）

[20]【汇注】

林之奇：盖此西戎之三国既以就功，遂献其织皮也。而王子雍乃以西戎为西域，与昆仑、析支、渠搜并列为四，此说不然。西边之夷总名曰戎。《王制》曰“西方曰戎”。《职方氏》曰“四夷八蛮七闽九貊五戎六狄。”以是知曰西戎者，盖西夷种族之总称也。汉之西域，亦是总三十六国而言之，不可与昆仑、析支、渠搜并列为四也。言“西戎即叙”者，以见禹之功非特于中国，而其至仁厚泽亦且及于貊也。（《尚书全解》卷九《禹贡》）

芮日松：郑康成云：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是昆仑、析支、渠搜皆因山名以为国号者也。析支，今西蕃，在甘肃省兰州府河州西。应劭曰：《禹贡》析支在雍州河关之西，东至河关千余里，羌人所居，谓之河曲羌也。渠搜，凉土。《异物志》云：古渠搜国在大宛北界。《隋书·西域传》云：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古渠搜国。是渠搜当在西域。蔡氏以为近朔方之地，非也。三国皆贡皮服，故以织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总之。即，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余功及于西戎，故附于末。（《禹贡今释》卷下）

陈蒲清：昆仑、析支、渠搜，三个西戎部落名。昆仑在今甘肃酒泉一带，汉代在今甘肃省安西县境置昆仑塞；析支在今青海省积石山至贵德县河曲一带；渠搜在葱岭以西，与大宛接界（一说在今陕西省怀远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又：戎，对西方部族的总称。即，亲近。序，安定和睦。（同上）

［日］泷川资言：以上叙雍州，并及西戎。《逸周书·王会解》云：正西昆仑、狗国、鬼亲、祝已、翕耳、丹甸、雕题、离止、漆齿。孔晁注“九者，西戎之别名”。是西戎亦有昆仑也。《五帝纪》：“西戎折支渠廋氏羌。”渠廋即渠搜。愚按：“冀州既载”至此为第一段，叙为平九州水上，定土田赋贡之制。（《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道九山[1]：汧及岐至于荆山[2]，逾于河[3]；壶口、雷首[4]至于太岳[5]；砥柱、析城至于王屋[6]；太行、常山至于碣石[7]，入于海[8]；西倾、朱圉、鸟鼠[9]至于太华[10]；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负尾[11]；道嶓冢[12]，至于荆山[13]；内方至于大别[14]；汶山之阳至衡山[15]，过九江[16]，至于敷浅原[17]。

[1]【汇注】

刘安：何谓九山？会稽、泰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淮南子》卷四《地形训》）

司马贞：汧、壶口、砥柱、太行、西倾、熊耳、嶓冢、内方、是九山也。古分为三条，故《地理志》有北条之荆山。马融以汧为北条，西倾为中条，嶓冢为南条。郑玄分四列，汧为阴列，西倾次阴列，嶓冢为阳列，山次阳列。（《史记索隐·夏本纪》）

孙星衍：史迁作“道九山，汧及岐”。郑康成曰：“《地理志》，汧在右扶风也。”

又：史公“导”作“道”者，扬子《法言》：“道，治也。”字与导通。“岍”及“岐”上有“九山”二字，盖孔安国古文也，今文亦有之，故汉人有三条之说。马、郑本或无。岍，俗字，当从史公为“汧”。《释水》云：“汧，出不流。”又云：“水决之泽为汧。”盖山以水得名，后人讹作“岍”也。郑注见《史记集解》。引《地理志》者，《汉志》：“右扶风汧县，吴山古文以为汧山，雍州山。”案：汧县，今陕西陇州，山在州南七十里。（《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梁玉绳：附案：此及下道九川之文皆史公所增，本“九山刊旅，九川涤原”而立言也。《索隐》以汧、壶口、底柱、太行、西倾、熊耳、嶓冢、内方、汶为九山，未知何据。夫禹之所导，自汧至敷浅原凡二十六，奚取于此九山。若谓举其大者，则雷首、太岳、太华、外方、衡山岂小阜乎？且蔡、蒙、荆、岐、终南、惇物、鸟鼠之旅，奚又不在此数，有以知其说之难通矣（《左传》以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为九，《吕览·有始》及《淮南·地形》以会稽、太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为九，并与《禹贡》不合）。至以黑、弱、河、瀁、江、沇、淮、渭、洛为九川，则据经立义，未可厚非。独九泽缺而不注，余依《禹贡》采旧说以补之曰：兖有雷夏，徐有大野，扬有彭蠡、震泽，荆有云梦，豫有荥播、菏泽、孟诸，雍有猪野，是谓九泽（《周礼》九薮，《尔雅》十薮，与《吕览》《淮南》之九薮各不同）。惟九山未定主名耳。（《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钱穆：九山，山一列，尚在嶓冢北，不得如郑说。当以马氏为是。（《史记地名考》卷三）

［日］泷川资言：愚按：九山、九州之山；九川，九州之川；九泽，九州之泽。若此而已，梁说太拘。下文九山、九川，《集解》得之。崔述曰：“导山凡两章，其山分四重，由近而远，由北而南。河渭以北为第一重：岍屿至太岳为西干，底柱至碣石为东干。壶口二句，与冀之壶口、太原四句相表里；底柱四句，与冀之覃怀、恒卫四句相表里。河渭以南为第二重：西倾以下为西干，熊耳以下为东干。淮汉以南为第三重：嶓冢为西干，内方为东干。江南为第四重：惟岷山一干耳。近者文详，远者文略。故岍岐以下，所记凡十二山，西倾以下八，嶓冢以下四，岷山以下并敷浅原乃三耳。犹导水之独详于河，九州之独详于冀也。（《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评】

林之奇：夫禹之治水，本导川泽之流而归之于海。乃先之以随山者，盖洪水之为害，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凡故川旧渎皆为水之所浸没不可见，将欲施功，无所措也。故必先顺因其势以决九川高山巨镇不为水之所垫没者以为表识，自西决之，使归于东，以少杀其滔天之势。水既顺流而下渐入东海，则川渎之故迹稍稍可求，于是始可以决九川而距四海。盖先随山而后浚川，此禹治水之序也。（《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2]【汇注】

裴骃：郑玄曰：“《地理志》汧在右扶风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汧，一作“岍”。按：有汧水，故其字或从“山”或从“水”，犹山然也。《地理志》云吴山在汧县西，古文以为汧山。岐山在右扶风美阳县西北；荆山在左冯翊怀德县南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汧山在陇州汧源县西六十里。其山东邻岐、岫，西接陇冈，汧水出焉。岐山在岐州。”（《史记正义·夏本纪》）

苏轼：岍山在扶风，即吴岳也；荆山，北条荆山也。孔子叙《禹贡》曰：“禹别九州，随山浚川。”盖言此书一篇而三致意也。（《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金履祥：岍在今陇州吴山下，一名吴岳。盖虞周之世，疑以此为西岳，故又有岳山之名。汧水出其西，而南入渭汭，水出其北而东入泾。（《书经注》卷三《禹贡》）

蒋廷锡：岍，岍山，《汉书·地理志》名吴山，在今陕西凤翔府陇州南八十里。

荆，荆山在今陕西西安府富平县西南十里，下有荆渠（即北条之荆）。（《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马融曰：“三条：导汧，北条；西倾，中条；嶓冢，南条。”郑康成曰：“四列：导汧为阴列，西倾为次阴列，嶓冢为次阳列，岷山为正阳列。”

又：荆山即前云“荆、岐既旅”之山，在汉怀德县，故城在今陕西富平。马、郑注见《书》疏。《地理志》云：“怀德，《禹贡》北条荆山。”马义所本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王恢：汧山，《汉志》：“右扶风汧，吴山在西，古文以为汧山。”汧山主峰在陕西陇县西北，西接陇岫，东连岐山，为泾渭之分水岭。吴山，《国语》《管子》作“虞”。又有岳山（《周礼》）、吴岳（《封禅书》）之称。（《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又：岐山，《汉志》：“右扶风美阳，《禹贡》岐山在西北。”吴卓信曰：“山在今岐山县东北五十里。西自凤凰山逾天柱而东，至于箭括山六十余里，皆岐山也。”（同上）

又：荆山，《汉志》：“左冯翊怀德，《禹贡》北条荆山在南，下有强梁原。”汉怀德县即今朝邑。荆山在县西南三十里。（同上）

张大可：汧，汧山在今陕西陇县南七十里。荆山，此指陕西富平县之荆山。（《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3]【汇注】

林之奇：案：《舆地图》，此众山相距，远者千余里，近者亦数百里，既有平地川泽之隔于其间，则其势岂可以相属邪？经文言曰导，曰至，曰逾，曰入，皆是指怀襄之水而为言也。而先儒则谓指山而言，夫山者，静而不动之物，安得逾于河、入于海、过九江乎？此一段文义甚明白，以先儒有三条四列之说，必欲以众山首尾相属，故其说多牵强而不通。夫观书者，必视其书之所由作，然后其义易晓。……此所谓“逾于河”，其后为龙门河，盖自河之西越之而东矣。唐孔氏云：“逾于河，谓山逾之也。”此处山势相望，越河而东。夫谓山势相望，于河之两岸固为无害，若谓山能越河而东，则无此理。既以逾于河为越河而东矣，而又谓此处山不绝，从此而渡河，则是逾于河之一句遂有两说，其自相矛盾也如此。……北条之山，首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大岳，东尽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绝也。南条之山，首嶓冢、恒山，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是江不能绝也，非地脉而何？（《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王世舜：逾是指山断绝了河水，与上文贡道所说的逾有分别，在那里，逾是舍舟登陆的意思。（《尚书译注·禹贡》）

陈蒲清：逾于河，指岍山、岐山、荆山这几条山脉由西向东（与渭河平行），其余脉越过黄河。（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释》第1册）

［日］泷川资言：崔述曰：蔡《传》云：“逾者，禹自荆山而过于河也。孔氏以为荆山之脉，逾河而为壶口、雷首者，非是。禹之治水，随山刊木，其所表识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识疆域，广博可以奠民居，故谨而书之，以见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络之所自来也。”余按：导水诸章，文云“至于合黎”“至于三危”者，水至之也；云“过三澨”“过九江”者，水过之也；乃至于云迤、云会、云溢、云入者，皆水也，非禹也；何独导山诸章则“至”为禹至之，“过”为禹过之，“逾”为禹逾之哉？文同说异，何以别焉？且禹八年于外，所至所过之地多矣。其来而复往，往而复来者，盖不可以悉数，何以独记此数章乎？山之脉络，正与沿水相表里：欲使水之轨道，必先取地高下、左右、俯仰之形而详辨之，然后能知某水当左，某水当右，某水于某处可出，某水与某水可合。而凡地之高下、左右、俯仰，皆视山之起伏、分合、屈折，山脉安可不问哉！由是言之，经之“逾于河”，当属山，不当属于禹明矣。（《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4]【汇注】

司马贞：雷首山在河东蒲阪县东南。（《史记索隐·夏本纪》）

金履祥：雷首，在今河中府河东县，雷水出焉。山临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书经注》卷三《禹贡》）

孙星衍：《地理志》：“河东郡蒲反，雷首山在南。”案：蒲反即今山西蒲州府，雷首山在府南。（《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雷首山，在今山西省蒲州府南三十里，西起雷首，东至吴坂，长数百里。随地异名，即舜所耕之历山，伯夷、叔齐所隐之首阳山。《左传》赵宣子所田之首山，又名薄山、襄山、甘枣山、中条山、渠猪山、独头山。（《禹贡今释》卷下）

王恢：雷首，《汉志》：“河东郡蒲坂，雷首山在南。”《河水注》：“山临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蒲坂，今永济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5]【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三山在冀州；太岳在上党西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即霍泰山也。已见上。（《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壶口在慈州吉昌县南。雷首山在蒲州河东县。太岳，霍山也，在沁州沁源县。”（《史记正义·夏本纪》）

毛晃：太岳山，《水经》：太岳山在河东永安县，山即冀州岳阳也。《周礼·职方氏》：冀州山镇曰霍山，即霍太山也，亦曰太岳。（《禹贡指南》卷三）

孙星衍：史迁“岳”作“嶽”。

又：河东彘县霍太山称太岳者，因帝都冀州，于此粗功德也。《白虎通》云：“嶽之言粗也，粗功德也。”《诗》疏引《郑志》集问云：“周都丰、镐，故以吴岳为西岳。”据此，知西周以华岳为中岳，不数嵩高也。《左氏》昭四年传司马侯云“四岳、三涂、阳城、太室”，名嵩高为太室，别于四岳之外，是周时不以嵩高为中岳，知虞夏时亦然，故当以霍太山为太岳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6]【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析城山在河东濩泽县西南。王屋山在河东垣县东北。《水经》云砥柱山在河东大阳县南河水中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柱山，俗名三门山，在陕州硖石县东北五十里黄河之中。孔安国云‘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也’。”《括地志》云：“析城山在泽州阳城县西南七十里。《注水经》云‘析城山甚高峻，上平坦，有二泉，东浊西清，左右不生草木’。”《括地志》云：“王屋山在怀州王屋县北十里。《古今地名》云：‘山方七百里，山高万仞，本冀州之河阳山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林之奇：南太岳，汉孔氏曰“在上党西”。……底柱，颜师古曰：“在陕县东北，山在河中，形若柱也。”曾氏曰：“底柱，《前志》皆曰‘今陕之三门’是也。”郑氏曰：“案：《地说》河水东流贯底柱，触阏流，今世之所谓底柱者，盖乃阏流也，底柱当在西河。”余尝详考《地说》，言河水东流贯底柱，而经言东至于底柱，当在南河明矣。郑氏以为当在西河，误也。曾氏之说与颜氏同，唐孔以底柱在太阳关中。案：……《地理志》析城在河东濩泽县西，王屋在河东垣县北，此六者，其形势相望为近，禹既导岍及岐逾于河矣，遂迤逦经历此六山也。（《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毛晃：柱山，《水经》：柱山在河东太阳县东河中。颜师古曰：在陕县东北，山在河中，形若柱也。（《禹贡指南》卷三）

又：析城山，《水经》：析城山，在河东濩泽县西南。（同上）

又：王屋山，《水经》：王屋山在河东垣曲县东北，昔黄帝受丹诀于是山。所谓河东者，西河之东也。柱山在东河中，又东至柱是也。（同上）

金履祥：柱在今陕州陕县三门镇，大河中流，有石如柱，世言禹凿底柱，为之三门，至今为河流之险。……析城，在今泽州阳城县，山峰四面如城。王屋在今孟州西北王屋县，泲水出焉。（《书经注》卷三《禹贡》）

蒋廷锡：底柱，底柱山在今河南河南府陕州东四十里大河中，西北去山西平阳府平陆县五十里。（《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又：析城，析城山在今山西泽州阳城县西南七十里。（同上）

又：王屋，王屋山，在今河南怀庆府济源县西北九十里，接山西平阳府垣曲县及泽州阳城县界。山有三重，其状如屋。（同上）

孙星衍：砥柱，山名。《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砥柱山在河东太阳县东河中。”《地理志》云：“河东郡濩泽，《禹贡》析城山在西南。”“垣县，《禹贡》王屋山在东北。”……太行，山名。《地理志》：“河内郡山阳东，太行山在西北。”《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在野王县西北。”……恒山，《地理志》：“常山郡上曲阳，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贡》恒水所出，东入滱。”《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恒山为北岳，在常山上曲阳县西北。”（《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柱石在今河南省陕州东四十里大河中流，其形似柱，亦名三门山。盖分天门、地门、人门，惟地门不可过。析城山，山峰四面如城，在今山西省泽州府阳城县西南七十里。王屋山，山有三重，其状如屋，在今河南省怀庆府济源县西北九十里。（《禹贡今释》卷下）

王恢：砥柱，此孤露在山西平陆东南五十里，河南陕县东北四十里大河中，所谓“中流砥柱”者也。北即三门峡，自古到今阻碍漕运，影响关中政治、经济与文化甚巨。（《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又：析城，《汉志》：“河东郡濩泽，《禹贡》析城山在西南。”濩泽在今阳城西，析城出东北距阳城，东南去济源各约七十里。今图标高一二二六公尺。（同上）

又：王屋，《汉志》：“河东郡垣，《禹贡》王屋山在东北。”《清统志》（编者按：《大清一统志》，下同）（二〇二）：“王屋山在济源县西八十里，与山西垣曲县接境。山上有黑龙洞，洞前有太乙泉，盖济水发源处。”今图标高二一六七公尺。吴幼清曰：“按《禹贡》之三山，自底柱而东，为析城、王屋，故《传》曰东行。《阳城志》：底柱在县南三十里，自此山西南至析城三十里，又西南至王屋五十里，而所言乃反之，知为土俗之谬，因析城而附会。”《阳城志》以底柱在县南固谬，如孔《传》东行，当云“底柱、王屋、析城”，是否《汉志》之误？抑如“鸟鼠、朱圉，自秦禁学，口说流行，颠倒其字耳？”（《锥指》语）或因析城较矮小，如《列子》，只举太行、王屋；《金史·地理志》亦云，济源县北有太行山，以沁水为界，西为王屋，东为太行也。（同上）

[7]【汇注】

司马贞：太行山在河内山阳县西北。常山，恒山是也，在常山郡上曲阳县西北。（《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太行山在怀州河内县北二十五里，有羊肠阪。恒山在定州恒阳县西北百四十里。道书《福地记》云‘恒山高三千三百丈，上方二十里，有太玄之泉，神草十九种，可度俗’。”（《史记正义·夏本纪》）

毛晃：碣石山，解在“冀州”。颜师古注《汉·地理志》曰：太行恒山，二山连延，东北接碣石而入于海，与《孔子书传》同。汉武帝元封元年，行自泰山，东巡海上至碣石。文颖曰：碣石在辽西累县，县今罢，属临榆。此石著海旁，颜师古曰：碣者，碣然特立之貌也。《经》（编者按：《尚书》）言夹右碣石，郑康成以为禹由碣石山西北行，尽冀州之境，还，从山东南行入河。（《禹贡指南》卷三）

金履祥：太行在今怀州之北，连亘数州，为河北脊，以接恒岳。程子谓太行山千里片石，众山皆石上起峰尔。恒山，北岳，在今定州之北。碣石，一在平州之南，一在高丽界中。至于碣石入于海一说，谓恒、碣之间诸水，皆入于海。亦通。（《书经注》卷三《禹贡》）

蒋廷锡：太行，太行山延袤千里，起于河南怀庆府济源县，迤西，东北跨山西、河南、直隶界。（《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芮日松：太行山，延袤千余里，起于河南省怀庆府济源县，迤而东北，跨山西、河南、直隶界。恒山即北岳。《尔雅·释山》“河北恒”。《周官·职方氏》“并州，其山镇曰恒山”。碣石，在今直隶省定州曲阳县西北。（《禹贡今释》卷下）

陈蒲清：太行，山名，是今山西、河北两省交界的山脉，主峰在山西晋城。常山，即恒山（北岳），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明人乃定今山西省浑源县之玄岳为恒山。（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恢：太行，按今地图，太行南接析城，北连常山，跨豫、晋、冀三省之界。群山万壑，随地异名。（《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又：常山，《汉志》：“常山郡上曲阳，恒山北谷在西北。”……《清统志》（五五）：“恒山在直隶曲阳县西北，亘保定府西境及山西大同府东境。《书·舜典》岁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禹贡》太行恒山，《周礼·职方氏》并州，其山镇曰恒山。《尔雅》恒山为北岳。《史记》赵简子告诸子曰：吾藏宝符于恒山上。汉以避文帝讳改曰常山，周武平齐，复名恒山。”又（一四六）云：“恒山在山西浑源县东南二十里，释家谓之青峰埵，《水经注》谓之玄岳，又名阴岳、紫岳。按恒山，《汉志》以为在上曲阳，历代诸志皆因之。（同上）

江灏：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抚宁两县交界处。（《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王世舜：恒山，古时在河北曲阳县西北，为五岳中的北岳，又名大茂山，汉时避文帝讳改名为常山，后复名恒山。明朝时，遂定山西浑源县南面的玄岳为恒山，但秩祀仍在曲阳，清朝初年便改岳祀于浑源，即现在的恒山。碣石，见前注。（《尚书译注·禹贡》）

张大可：太行，山名，横跨河南、山西、河北的大山。常山，即恒山，主峰在河北省曲阳县西北。（《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8]【汇注】

林之奇：太行山在河内山阳县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阳县西北，碣石在北平骊城县西南。此三山者，其相距皆千余里，盖水之东北流以注于海，东北之山，惟此三山为最大，故其相距虽甚远，而其文相属也。唐孔氏曰“太行去恒山太远，恒山去碣石又远，故汉孔氏则以此二山连延，东北接而入沧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又云百川经此众山，禹皆治水，川多不可胜名，故以山言之，谓漳潞汾涑在壶口、雷首、太行，经底柱、析城，济出王屋，淇近太行，恒卫滹沱滱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据二孔之意，盖以谓此众山既相去各有千余里，其势不能相属，又山不可以入海，故为此说。王氏又谓导山者，导山之涧谷而纳之川也，意亦与二孔同，是皆支离之说也。（《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芮日松：禹之治水，始于雍州，至雍之东境，逾河入冀州西境，遂由西而南而东，使水入海，盖顺地势之高下，山势之经纬，水势之源流也。（《禹贡今释》卷下）

[9]【汇注】

裴骃：郑玄曰：“《地理志》曰朱圉在汉阳南。”孔安国曰：“鸟鼠山，渭水所出，在陇西之西。”（《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圉，一作“圄”。朱圉山在天水冀县南。鸟鼠山在陇西首阳县西南。太华即敦物山。（《史记索隐·夏本纪》）

苏轼：西倾山在陇西临洮县西南，朱圉山在天水冀县南，鸟鼠同穴山在陇西首阳县西南。（《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蒋廷锡：西倾，西倾山，一名嵹台山，在今陕西鞏昌府洮州卫西番界，延袤千里，外跨诸羌。（《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郑康成曰：“《地理志》云：朱圉在汉阳南。太华山在弘农华阴南。”

又：《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禹贡》朱圉山在县南梧中聚。”“陇西郡首阳，《禹贡》鸟鼠同穴山在西南。”“京兆郡华阴，太华山在南，有祠，豫州山。”案：冀县，今甘肃伏羌县，朱圉山在县西南。首阳，今甘肃渭源县，鸟鼠山在县西。华阴县，今属陕西西安府，华山在县南。郑注见《史记集解》。云“朱圉在汉阳”者，天水郡，明帝改汉阳。云“太华山在弘农华阴”者，《续志》（编者按：《续汉书·郡国志》，下同）云：“弘农郡华阴，故属京兆。”郑俱据《后汉志》言之。（《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王世舜：山名，在甘肃省甘谷县西南，属于秦岭山脉。孔《传》说：“朱圉在积石以东。”胡渭《禹贡锥指》说：“吾尝亲经其山，在今伏羌县西南三十里，山色带红，石勒四大字曰‘禹贡朱圉’。”（《尚书译注·禹贡》）

江灏：朱圉，山名，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钱穆：朱圉，案：《汉志》：“天水翼，《禹贡》朱圉山在县南梧中聚。”今甘谷县西南三十里。惟《禹贡》谓“西倾、朱圉、鸟鼠”，则朱圉似应在西倾、鸟鼠间。（《史记地名考》卷三）

王恢：《汉志》“天水郡冀，《禹贡》朱圉山在县南梧中聚。”《清统志》（二五五）在甘肃甘谷县西南三十里。礼县东北。阎若璩亲经其山，谓“山色带红，石勒‘禹贡朱圉’四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又：鸟鼠，《汉志》：“陇西郡首阳，《禹贡》鸟鼠同穴在西南，渭水所出，东至船司空入河。”主峰在渭源县西二十里，渭水出其西北。山以鸟鼠同穴得名，以鸟鼠为同穴枝干则谬。

自西倾应次首鼠，后朱圉，故吕祖谦以为朱圉当在鸟鼠西北也。此与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同其颠倒。（同上）

张大可：朱圉，山名，在今甘肃甘谷县南。太华，即陕西华阴县境之华山。（《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汇评】

孙兰：问：西倾以西，水皆西流大海之中，春夏北流，秋冬南流，亦固地而制与？曰：此以形言，又以气言。西倾者，山势皆向西而倾，故曰西倾。山势向西，水亦向西。禹导弱水、黑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向西而不入中土，以经吐蕃诸国也。至大海之中，大气所流，水亦因之。夏多南风，日行北陆，潮汐腾沸，随日而北，故春夏北流。冬多北风，日行南陆，潮汐腾沸，随日而南，故秋冬南流，至于赤道之下，南海之南，海水不风不流，其热如煮，此又居南北之中也。（《柳庭舆地隅说》卷上）

[10]【汇注】

裴骃：郑玄曰：“《地理志》太华山在弘农华阴南。”（《史记集解·夏本纪》）

毛晃：太华山，在京兆华阴县南。《山海经》曰：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鸟兽莫居。……《书》疏：华山，四州之际，东北冀，东南豫，西南梁，西北雍，十字分之，四隅为四州，一名太华。《水经注》引《国语》云：华岳本一山当河，河水过而曲行，河神巨灵，手荡脚蹋，开而为两，今掌足之迹仍存。《华岳开山图》曰：“有巨灵者，偏得神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河，所谓巨灵赑屭，首戴灵山者也。”（《禹贡指南》卷三）

芮日松：朱圉山，在今陕西省鞏昌府伏羌县西南三十里，俗呼白岩山。大华山，《尔雅·释山》曰：“河南，华。”又曰：“华山，为西岳。”《周官·职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在今陕西省同州府华阴县南二十里。《山海经》曰：“大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禹贡今释》卷下）

施之勉：《索隐》：太华，即敦物也。按：《四库全书考证》曰：《汉书·地理志》“敦物，乃垂山”。此以太华当之，误。（《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夏本纪第二》）

王世舜：太华，山名，在陕西华阴县南十里，亦即五岳中的西岳，因为西面有少华山，故此山称太华山。《水经·河水注》说，华山，远观之如花状。（《尚书译注·禹贡》）

[11]【汇校】

［日］泷川资言：负尾，《禹贡》作陪尾，《汉书·地理志》作“倍尾”，陪、倍、负音近。（《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裴骃：郑玄曰：“《地理志》熊耳在卢氏东。外方在颍川。嵩高山、桐柏山在南阳平氏东南。陪尾在江夏安陆东北，若横尾者。”（《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熊耳山在弘农卢氏县东，伊水所出。外方山即颍川嵩高县嵩高山，《古文尚书》亦以为外方山。桐柏山一名大复山，在南阳平氏县东南。陪尾山在江夏安陆县东北，《地理志》谓之横尾山。负音陪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华山在华州华阴县南八里。熊耳山在虢州卢氏县南五十里。嵩高山亦名太室山，亦名外方山，在洛州阳城县北二十三里也。桐柏山在唐州桐柏县东南五十里，淮水出焉。横尾山，古陪尾山也，在安州安陆县北六十里。”（《史记正义·夏本纪》）

林之奇：熊耳山在洪农卢氏县东，伊水之所出。嵩高山在颍川嵩高县，古文以为外方山，《水经》亦云“外方山嵩高”是也。桐柏山在高阳平氏县东南，淮水之所出。横尾山在江夏安陆县东北。古文以为陪尾山者，四山皆在豫州之界也。此盖言水自西倾、朱圉、鸟鼠，由太华而东，经熊耳、外方、桐柏三山，然后至于陪尾也。汉孔氏曰：“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四山相连，而于鸟鼠至于太华则相首尾而东。”盖熊耳等四山其势相近，故以相连言之，至于鸟鼠、太华相距甚远，则云首尾。夫山之与水，其势既相辽绝矣，安能相首尾乎？水之万折必东，固理之常，然谓山能相首尾而来，尤为无义。（《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毛晃：熊耳山，在弘农卢氏县东。《水经注》：“熊耳山，一名蔓渠。”《山海经》曰：其上多漆，其下多棕，余豪之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洛。洛水之北，有熊耳山，双峦竞举，状同熊耳。注曰：此自别山，不与《禹贡》导洛自熊耳同也。……（《禹贡指南》卷三）

又：外方山，即嵩高山也，在颍川。《水经》：外方山，崧高是也。郑康成《毛诗谱》云：外方之山，即嵩高也。《山海经》谓为大室之山，《左传》司马侯言：大室，杜预曰：在河南阳城县西南。《孟子》“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注云：嵩高之北。《汉·地理志》崈高县属颍川郡，武帝置以奉大室山，是为中岳。有大室、中室、山庙。古文以为外方山，崈，古崇字。颜师古曰：外方在颍川故县，即嵩高也。（同上）

又：桐柏山，《水经》：桐柏山在南阳平氏县东南。（同上）

又：陪尾山，《水经》：陪尾山在江夏安陆县东北。《泗水》注：鲁国卞县东南陶虚西阜，泗水出焉。《博物志》曰：“泗出陪尾，即斯阜也。此自是鲁国泗水之所出，俗呼妫亭山，偶名陪尾，非安陆之陪尾山也。”《汉·地理志》：“安陆县横尾山在东北，古文以为倍尾山，倍读曰陪。”颜师古曰：“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四山相连也。”《晋·地理志》：“江夏郡安陆县横尾山，在东北，古之陪尾山。”（同上）

陈元龄：陪尾，诸注疏俱以安陆解，大误。经中“导山如北”条，则自汧、岐、荆山至于碣石，言江汉之间，则自嶓冢至于大别，江南则自衡山至于敷浅原，皆自发原至于尽处，安得言中条而止于安陆也。按：兖州泗水县有陪尾山，左江、右河，正熊耳、外方、桐柏之委导西倾，而直至于此，正与北条碣石相埒。今地理家谓中脉尽处生夫子为万世圣人，亦其一征也。金氏曰：陪尾，徐山也。说正与余同。（《思问初篇》卷二《陪尾》）

周祈：熊耳，山名。一在卢氏县，《禹贡》“导洛自熊耳”。一在洛南县，《禹贡》“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名义考·地部·沧浪苍梧鸣条熊耳各二》）

蒋廷锡：外方，今中岳嵩山，在今河南河南府登封县北十里，西接洛阳县，北接鞏县，东接开封府密县界，绵亘一百五十里。（《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又：桐柏，桐柏山在今河南南阳府桐柏县东一里，东南接湖广德安府随州，西接襄阳府襄阳县界。（同上）

又：陪尾，陪尾山在今山东兖州府泗水县东五十里。按：孔《传》云：“淮出桐柏，经陪尾，今德安府安陆县，北有横山。《汉志》所谓横尾山，古文以为陪尾者也。淮水不经此山下。吴澄《书纂》言曰：《唐志》泗水县有陪尾山，泗水出焉。盖此是也。以横尾为陪尾者，非是。（同上）

孙星衍：史迁“陪”作“负”。郑康成曰：“《地理志》熊耳在卢氏东。外方在颍川嵩高山。桐柏山在南阳平氏东南。陪尾在江夏安陆东北，若横尾者。”

又：《地理志》：“弘农郡卢氏，熊耳山在东。”“颍川郡崈高县，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为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庙。古文以为外方山也。”“南阳郡平氏县，《禹贡》桐柏太复山在东南，淮水出。”“江夏郡安陆，横尾山在东北，古文以为陪尾山。”案：卢氏，今属河南陕州，熊耳山在东南。崈高，今登封县，中岳即外方山，在县北。平氏，今河南唐县，桐柏山在桐柏县西南。安陆，今湖北德安府，陪尾山在府治东北。史公“陪”作“负”者，《史记索隐》云：“负音陪。”郑注见《史记集解》。（《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外方，即嵩山。《尔雅·释山》曰：“山大而高，嵩，又曰嵩高。为中岳。”《诗·大雅》云“崧高为岳”，其山东谓之大室，西谓之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总名也。在今河南省河南府登封县北七十里。西接洛阳县，北接巩县，东接开封府密县界。绵亘一百五十里。桐柏山，一名大复山。在今河南省南阳府桐柏县东一里，东南接湖北省德安府随州，西接襄阳府襄阳县界。陪尾山在今山东省兖州府泗水东五十里。按：孔《传》淮出桐柏，经陪尾，今德安府安陆县北横山。《汉志》所谓横尾山，古文以为陪尾者也。淮水不经此山下。吴澄《书纂》言曰：“《唐志》泗水县有陪尾山，泗水出焉”，盖此是也。以横尾为陪尾，非是。（《禹贡今释》卷下）

陈蒲清：熊耳，山名，在今河南卢氏县境。外方，即嵩山，在河南省登封县北；其东山叫太室山，西山叫少室山，统名嵩高山。桐柏，山名，在今河南省桐柏县北。负尾，山名，又名陪尾，在今湖北省安陆县，一说在今山东省泗水县东。（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恢：熊耳，《汉志》：“弘农郡卢氏，熊耳山在东，伊水所出，东北入雒。”主峰在卢氏县西南五十里。西自陕西商县，东止伊阙，脉络嵩山；南接伏牛，遥连桐柏，绵延数百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又：桐柏，《汉志》：“南阳郡平氏，《禹贡》桐柏——大复山在东南，淮水所出，东南（南字衍）至淮陵（据《淮水注》陵当作浦）入海。过郡四（王《补》四当作七），行三千二百四十里（按：不过二千里）。”平民在今桐柏县西。桐柏山承伏牛山脉南入豫鄂县上，主峰在桐柏县西、固庙镇南，淮水出其东北麓。大复山在县东三十里也。（同上）

又：负尾，负，《禹贡》作陪。《汉志》：“江夏郡安陆，横尾山在东北，古文以为倍尾山。”《水经·涢水注》《晋书·地理志》《括地志》，并从其说，谓在安陆北六十里。照义例“至于”，当如孔《传》：“四山相连，东南在豫州界；洛经熊耳，伊经外方，淮出桐柏，经陪尾。”详负、陪、倍、横尾字义，以及山脉水势，其为桐柏东南横亘豫、鄂、皖三省界上之大别，负淮而尾尽于江，毫无可疑。张华《博物志》从《春秋纬》泗出陪尾，《锥指》更从而为之辞。泗水陪尾远，于淮于江都无关涉。（同上）

王世舜：熊耳，山名，在今河南卢氏县西南，因为和南洛河有关，所以要疏凿；以其斜出两峰如熊耳，故名。外方，山名，即今河南登封县之嵩山。桐柏，山名，在河南省桐柏县西。陪尾，有两种说法：在今湖北安陆县东北。班固、郑玄、蔡沈、王鸣盛皆主此说。在今山东泗水县东。金履祥、吴澄、胡渭、蒋廷锡等人主此说。揆之情理似以前一说为妥。（《尚书译注·禹贡》）

[12]【汇注】

毛晃：嶓冢山，《水经·穀水》：“出弘农黾池县南嶓冢林穀阳谷。”注：《山海经》曰：傅山之西有林焉，曰嶓冢，穀水出焉。东流注于洛。今穀水出于崤东马头山穀阳谷，东北流，历黾池川。汉景帝三年，初徙万户，为因崤黾之池以目县焉，此非漾水所出之嶓冢山，乃嶓冢林耳。（《禹贡指南》卷三）

芮日松：嶓冢，即梁州之嶓也。山形如冢，故谓之嶓冢。详见梁州。（《禹贡今释》卷下）

钱穆：嶓冢山，今陕西宁羌县北。……山在今天水西南六十里。（《史记地名考》卷三）

陈蒲清：道嶓冢，至于荆山：由嶓冢到荆山。这条山脉沿汉水上游南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恢：嶓冢，山在陕西沔县与略阳之间，漾水所出。《汉志》以嶓冢系之陇西郡西县，别系漾水于氐道，判汉为东西，名实乖错，并详道漾。（《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13]【汇注】

裴骃：郑玄曰：“《地理志》荆山在南郡临沮。”（《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此东条荆山，在南郡临沮县东北隅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嶓冢山在梁州。荆山在襄州荆山县西八十里也。”又云：“荆山县本汉临沮县地也。沮水即汉水也。”按：孙叔敖激沮水为云梦泽是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程大昌：经之雍、荆二州，皆有荆山，是二荆山矣。而荆山未尝三出也。至班固之志地理，始曰北条荆山在冯翊，即雍州之荆山也。南条荆山在南郡，即荆州之荆山也。虽分南北条，而其为目，第附会雍，所有之山，以为两荆尔。至郑玄、王肃乃又条析经语，取两荆之间，从西倾以至陪尾，谓为中条，以补足三条之数。而三条之论遂传于世。（《禹贡山川地理图》卷上《三条荆山图·叙说》）

毛晃：荆山，此梁州荆山。在梁、荆二州之间，故《晋志》谓荆州取名于荆山。《水经》：荆山，在南郡临沮县东北，注：南条山也。卞和得璞玉于是山。楚王不理，怀玉哭于其下，后玉人理之，所谓和氏之璧。《荆州记》曰：西北三十里有清溪，溪即荆山，首曰景山，即卞和泣玉处。《南郡赋》曰：汉水至荆山东，别流为沧浪之水。（《禹贡指南》卷三）

蒋廷锡：荆山，在今湖广襄阳府南漳县西少北八十里。《左传》“荆山，九州之险”指此。《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郑康成曰：“《地理志》荆山在南郡临沮。”

又：《地理志》：“南郡临沮，《禹贡》南条荆山在东北。”案：临沮，今湖北远安县，荆山在今南漳县西。郑注见《史记集解》。（《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日］泷川资言：荆山与雍州荆山别。（《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钱穆：荆山，今南漳县西八十里。（《史记地名考》卷三）

王世舜：荆山，孔《传》：“荆山在荆州。”马融、王肃都以此处荆山是南条，实即湖北省荆山，在南漳和当阳之间，为沮水和漳水的发源地。（《尚书译注·禹贡》）

[14]【汇注】

裴骃：郑玄曰：“《地理志》内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别在庐江安丰县。”（《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内方山在竟陵县东北。大别山在六安国安丰县，今土人谓之甑山。（《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章山在荆州长林县东北六十里。今汉水附章山之东，与经史符会。”按：大别山，今沙洲在山上，汉江经其左，今俗犹云甑山。注云“在安丰”，非汉所经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苏轼：内方山在江夏竟陵县东北。《春秋传》曰：“吴楚夹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二别山皆在汉上。（《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林之奇：《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县东北，古文以为内方山也。”《左传》曰：“吴既与楚夹汉，楚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则大别者，近汉之山也。《水经》自巴水出雩楼县之下灵山，即大别山也。决水亦出此山，世谓之分水山。郑玄云“大别在庐江安丰县”，《地理志》云：“六安国安丰县有大别山”，据安丰、雩楼皆在庐江郡，此数说皆同，然而若以大别在庐江，则去汉甚远，而《左氏传》云“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不知其谓何？《汉志》“六安国有大别”，如唐孔氏乃谓《地理志》无大别，此亦不可晓。（《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毛晃：内方山，《水经》：内方山，在江夏竟陵县东北。《汉·地理志》：竟陵县章山在东北，古文以为内方山。（《禹贡指南》卷三）

又：大别山，《水经》：大别山在庐江安丰县西南，汉水触大别山而南入于江。《左传》定公四年，吴伐楚，楚子常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二别皆在汉上。杜预曰：“《禹贡》汉水至大别南入江。然则此二别在江夏界。《水经注》曰：巴水出雩娄县之下灵山，即大别山也。与决水同出一山，故世谓之分水山，亦或曰巴山。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别，汉东山名也。在安丰县南。杜预《释地》曰：二别近汉之名，无缘乃在安丰，案：《地》说言汉水东行，触大别之陂，南与江合，则与《禹贡》相符矣。（同上）

蔡沈：自小别至于大别，盖近汉之山，今汉阳军汉阳县北大别山是也。《地志》《水经》云在安丰者非是，此南条，江汉北境之山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蒋廷锡：内方，内方山在今湖广安陆府钟祥县西，周回百余里，接荆门州外。（《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又：大别，大别山，一名鲁山，在今湖广汉阳府汉阳县东北半里，汉水西岸。（同上）

孙星衍：郑康成曰：“《地理志》内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别在庐江安丰县。”

又：《地理志》：“江夏郡竟陵，章山在东，古文以为内方山。”“六安国安丰，《禹贡》大别山在西南。”案：竟陵故城在今湖北钟祥县南，章山在今湖北荆门州南。安丰故城在今安徽霍山县，大别山在今霍丘县西南。《元和郡县志》云：“鲁山一名大别山，在汉阳县东北一百步。”此盖《水经注》所云古翼际山也，唐人谓之大别，误矣。郑注见《史记集解》。以章山为立章山者，《续志》：“江夏郡竟陵，有立章山，本内方。”郑据当时山名也。又以大别在庐江安丰者，《续汉志》安丰改属庐江。《书》疏云“《地理志》无大别”，捡之不密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郭嵩焘：案：大别山当为汉水所经，庐江距汉绝远，郑氏据《汉志》而云然，与下“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入于大别”之文不合。（《史记札记·夏本纪》）

芮日松：内方山，即章山。《水经》“沔水自荆城东南流，迳当阳县之章山东。”郦道元注云：“《禹贡》所谓‘内方至于大别’者也”。在今湖北省安陆府钟祥县西，周回百余里，接荆门州界。大别山，一名翼际山，一名鲁山。《左传》定公四年，“吴自豫章与楚夹汉，楚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盖近汉之山。（《禹贡今释》卷下）

钱穆：内方，章山，今锤祥县西南。循《禹贡》导山原文，熊耳、外方、桐柏至陪尾为一条，嶓冢、荆山、内方至大别为一条，岷山、衡山至敷浅原为又一条，今大别山脉不与外方、桐柏同条，则当于衡山、敷浅原并列，不得与嶓冢、荆山、内防为序。（《史记地名考》卷三）

江灏：内方，山名，又叫章山或马良山，在今湖北钟祥县西南。大别，就是湖北、安徽交界处的大别山。（《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王世舜：大别，即今河南、湖北、安徽交界处之大别山。（《尚书译注·禹贡》）

张大可：内方、大别，山名。内方山今名章山，又名马良山，在湖北钟祥县西南。大别山今称龟山，在今湖北汉阳县东北。（《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陈蒲清：内方，山名，在今湖北省钟祥县境。大别，山名，在今湖北省汉阳东北，或说即龟山。《禹贡》说汉水至大别山流入长江，可见这里的大别山，不是指鄂豫皖交界处的大别山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5]【汇注】

司马贞：在长沙湘南县东南。《广雅》云：“岣嵝谓之衡山。”（《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岷山在茂州汶川县。衡山在衡州湘潭县西四十一里。”（《史记正义·夏本纪》）

毛晃：岷山，解在“梁州”。《汉·地理志》作，《郊祀志》云渎山，蜀之岷山也。秦汉时又谓之渎山。始皇常令祠官奉祠。王羲之《与谢安书》曰：“蜀中山川如岷山，夏含霜雪，考之前闻，昆仑之中也。”《九域志》：成都府路茂州有岷山。（《禹贡指南》卷三）

又：衡山，《水经》：衡山在长沙湘南县东南，注：禹治洪水至此，祭衡山，于是得金简玉字之书。案：省玉字得通水理也。颜师古曰：岷山，江所出；衡山，江所经。（同上）

孙星衍：史迁“岷”作“汶”。

又：《地理志》：“长沙国湘南，《禹贡》衡山在东南，荆州山。”案：湘南，今湖南湘乡县，衡山在今湖南衡山县西北。《通典》引《三礼义宗》云：“唐虞以衡山为南岳，周氏以霍山为南岳。”案：崔灵恩说未是也，盖古文《尚书》以衡山为南岳，今文以霍山为南岳耳。唐虞、周氏恐互误，见《尧典》疏。（《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衡山，《尔雅·释山》曰：“江南，衡。”注云：“衡山，南岳。”《周官·职方氏》：“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在今湖南省衡州府衡山县西北敷浅原。（《禹贡今释》卷下）

王世舜：岷山，在四川松潘县西北。阳，山南曰阳，曾运乾说：“此云岷山之阳，则今乌蒙山脉，东走为苗岭山脉，又东为五岭山脉者也。不举山名，而言岷山之阳者，自衡山以上，未有其名，故略言其方向而已。”（《尚书译注·禹贡》）

又：旧注指南岳，主峰在湖南衡山县西北。胡渭认为南岳衡山距长江甚远，旧注必误无疑。顾颉刚先生认为在河南南召县，但南召县仍与“导江”无涉。“衡山”究竟指何处，目前只能存疑。（《尚书译注·禹贡》）

王恢：衡山，《汉志》以为即今湖南衡山（见上荆州）。衡山自越城岭分支，东北走湘资二水间，至衡山西北起七十二峰，而尽于长沙之岳麓。岷之于衡，远不相属，亦与江无涉，尤与九江不条贯。或取《山海经》河南南召之雉衡、安徽霍丘之霍山解之，然则“岷山之阳，至于衡山”，为最南之一系列，焉得横截“外方、桐柏，至于负尾”，“嶓冢至于荆山”？作者于南方山川根本迷糊（后之《水经》及注犹然），盖举以与荆州之衡阳相应耳。（《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16]【汇注】

芮日松：过，犹逾也。（《禹贡今释》卷下）

江灏：九江，指洞庭湖。（《今古文尚书注译·禹贡》）

张大可：九江，指沅、渐、元、辰、叙、酉、澧、资、湘。（《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7]【汇注】

裴骃：徐广曰：“浅，一作‘灭’。”骃案：孔安国曰：“敷浅原一名博阳山，在豫章。”（《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豫章历陵县南有傅阳山，一名敷浅原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林之奇：此亦别为一段，不与“至于大别”相连。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岷山之阳，岷山之南也。衡山在长沙湘南县东南。九江即荆州，所谓“九江孔殷”是也。《地理志》豫章历陵县南有博阳山，古文以为敷浅原。禹既导嶓冢、荆山之积水，至于大别矣，于是又自西凿导岷山之水至于衡山，迤逦掠九江而过，以至于豫章之敷浅原也。随山之功，于此毕矣。……然而于导岍及岐之末，则言至于碣石，入于海，而其余三者则或曰至于陪尾，或曰至于大别，或曰至于敷浅原，而皆距海尚远者。盖岍岐所导江水，乃合河济之流最为奔走突悍，当其随山之初，自西而决之东，自东而决之于东北，则已达于海矣。彼西倾、嶓冢、岷山所导之水，则未能径达于海，必且注于下流之地。及浚川之功既施，乃得入海，下文所载，方是众水入海之道也。凡此皆是行其所无事，不拂其水性，以求近功也。惟夫决怀襄之水，导之于下流之地，然后自下流而导之以入于海，故此所载，皆以冀雍梁豫州之山，扬州惟一敷浅原而已，其下流之地，如青徐兖之山，皆所不载。盖随山之功自高而下，自东而西，故不及夫下流之山也。（《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毛晃：敷浅原，《水经》：敷浅山地，在豫章历陵县西南，有傅阳山，即敷浅原。《汉志》敷浅原，一名傅易山，在豫章郡历陵县，傅易川在南。颜师古曰：傅读曰敷，易古阳字。今观所谓傅易山甚卑小，恐非经所记者。或谓衡山东至庐阜，极于大江、彭蠡之交而止，疑此为敷浅原。白居易以为江入海处为敷浅原，则丹阳、京口之间，殆非也。（《禹贡指南》卷三）

蔡沈：敷浅原……晁氏以为在鄱阳者非是。今按：晁氏以鄱阳有博阳山，又有历陵山，为应《地志》历陵县之名。然鄱阳汉旧县地，不应又为历陵县，山名偶同，不足据也。江州德安虽为近之，然所谓敷浅原者，其山甚小而卑，亦未见其为在所表见者。惟庐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当纪志者，而皆无考据，恐山川之名古今或异，而传者未必得其真也，姑俟知者。……孔氏以为衡山之脉连延而为敷浅原者亦非是。盖岷山之脉，其北一支为衡山，而尽于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岭，北经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谓敷浅原者，二支之间，湘水间断，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浅原在湘水东北，其非衡山之脉，连延过九江而为敷浅原者明甚。且其山川冈脊源流具在眼前，而古今异说如此，况残山断港历数千百年者，尚何自取信哉！（《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叶奕苞：《尚书正义》曰：从导岍至敷浅原，旧说以为三条。《地理志》云：“《禹贡》北条之荆山在冯翊，南条之荆山在南郡。马融、王肃则以导岍为北条，西倾为中条，嶓冢为南条，自岷山之南至敷浅原，不与大别相接，则岷非三条也。惟《殽阬神碑》云：中条之山者，盖华岳之体，南通商雒，以属熊耳，洪氏谓与《正义》合。予意无极三山封龙诸山，在崧、华之间，二碑皆从太华立说，而有据崧岳通商雒之语，是即此九山、三条注脚也。（《金石录补·续跋卷四·汉白石神君碑》）

艾南英：岷山在梁州，衡山、九江、敷浅原在荆州，岷山之脉其北一支为衡山，而尽洞庭之西；其南一支至敷浅原。二支之间，湘水间断。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浅原在湘水东北，故必过九江。不言导者，蒙导嶓之文也。此南条江、汉南境之山也。江水所出所经。（《禹贡图注·至于敷浅原》）

又：自导岍以下四条，曰“至”曰“过”，皆指禹言。衡山即南岳，敷浅原即庐山，庐山虽高，其中原田连亘，人民杂居，故有敷浅原之名。（同上）

蒋廷锡：敷浅原，按：朱子《九江彭蠡辨》云：“敷浅原，说者以为汉历陵县之博易山，在今江州德安县，为山甚小而卑，不足以有所表见，而其全体正脉，遂起而为庐阜，则甚高且大，以尽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识夫衡山。东过一支之所极者，唯是为宜耳。”蔡《传》遵用师说，指庐阜为敷浅原，而复以无可考据为疑，何也？庐阜在今江西九江府德化县南山，北隶南康府星子县。（《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敷”一作“傅”，“浅”一作“灭”。

又：《地理志》：“豫章郡历陵，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为傅浅原。”案：历陵，今江西德安县，傅易山在今县南。“敷”一作“傅”，见《史记》及《汉志》。《史记集解》引徐广曰：“浅，一作‘灭’。”疑“傅昜”当为“傅易”，与灭声相近。（《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钱穆：然则今之大别，即古之博阳；谓之敷浅原者，殆指其山脉之逦迤就尽，原阜为采而言。……又：东陵在黄梅北，敷浅原在霍邱南，正为今大别山脉迤东之南北两极端也。（《史记地名考》卷三）

王恢：敷浅原，《汉志》：“豫章郡历陵，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为傅浅原。”伪《孔传》“敷浅原一名博阳山。”《纪要》（八五）“历陵今德安县治。春秋楚东鄙曰蒲塘。博阳山在县南十二里。杜佑云：蒲塘驿前有敷浅原，原西数十里即博阳山。博阳川在县南一里，即敷浅水。”此皆以“古文”立言。朱子《九江彭蠡辨》，又以庐山为敷浅原，其门人蔡沈《书传》，以为无可考据，未必得其真。按其名义亦乖迕。实不可考。（《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张大可：敷浅原，山名，即今江西之庐山。（《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道九川[1]：弱水至于合黎[2]，余波入于流沙[3]。道黑水[4]，至于三危[5]，入于南海[6]。道河积石[7]，至于龙门[8]，南至华阴[9]，东至砥柱[10]，又东至于盟津[11]，东过雒汭[12]，至于大邳[13]，北过降水[14]，至于大陆[15]，北播为九河[16]，同为逆河[17]，入于海[18]。嶓冢道瀁[19]，东流为汉[20]，又东为苍浪之水[21]，过三澨[22]，入于大别[23]，南入于江[24]，东汇泽为彭蠡[25]，东为北江[26]，入于海[27]。汶山道江，东别为沱[28]，又东至于醴[29]，过九江[30]，至于东陵[31]，东迆北会于汇[32]，东为中江，入于海[33]。道沇水[34]，东为济[35]，入于河，泆为荥[36]，东出陶丘北[37]，又东至于荷[38]，又东北会于汶[39]，又东北入于海[40]。道淮自桐柏[41]，东会于泗、沂[42]，东入于海[43]。道渭自鸟鼠同穴[44]，东会于沣[45]，又东北至于泾[46]，东过漆、沮，入于河[47]。道雒自熊耳[48]，东北会于涧、瀍[49]，又东会于伊[50]，东北入于河[51]。

[1]【汇注】

司马贞：弱、黑、河、瀁、江、沇、淮、渭、洛为九川。（《史记索隐·夏本纪》）

毛晃：横流之初，失其故道，今皆复焉，而称曰“道”。“九河既道”是也。（《禹贡指南》卷四）

王廷相：鹤山云：禹顺五行之性治水，先从北方用功，次东、次南、次西，乃终于雍。此大不然。禹治江淮河汉，皆自西而东，先疏其上源，而后及其下流也。如导河自积石，至于龙门，至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邳，北过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入于海。导漾自嶓冢，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汶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为中江，入于海。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入于海。皆自西而东，顺其就下之势，凡此非有所谓顺其五行之性，自北而东而南而西也。以泗渎次第言之，则又先河、次汉、次江，皆自北而南导济、导淮，亦自北而南，导渭、导沂，自西而东亦与所谓五行之性不合。盖缘《洪范》首论五行，故纬儒附会于禹治水耳。不知禹平水土，而后五行之利得以足用于民，乃《洪范》之大义。鹤山大儒，而亦信此附会之说，殊不可晓。（《雅述》下篇）

阎若璩：前分言于雍，而自源徂流言于此也。新安陈氏于“导洛自熊耳”曰：此即豫州伊、洛、瀍、涧之源流也，涧、瀍、伊皆入洛，而洛入河耳。又有散见上文各州而复总结于末者，“九州攸同”六句是也。所以陈氏大猷曰：《禹贡》书法简严，经于每州惟举一隅，至此总结之，以见九州之所同。如“宅土”惟言于兖、雍，故此以“四隩既宅”总之；“旅山”惟言于梁、雍，故此以“九山刊旅”总之。经所载之川泽虽多，然九州之川泽不止是也，故以九州九泽之涤陂总之。经虽各载达河之道，而四方之趋帝都者不止是也，故以“四海会同”总之。（《潜邱札记》卷三）

［日］泷川资言：九川，九州之川，说见前。崔述曰：导水凡九章，其次第有五：弱水、黑水在九州之上游，故先之。中原之水患，河为大，故次河。自河以南，水莫大于江、汉，故次江、汉。河以南，江、汉以北，惟济、淮皆独入于海，故次济、淮。雍水多归于渭，豫水半归于洛，然皆附河以入于海，故以渭、洛终之。先汉于江，先济于淮，先弱水于黑水，先北而后南也。先渭于洛，先上而后下也。（《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恢：《禹贡》列叙弱、黑、河、瀁、江、沇、淮、渭、洛九水，南北东西参差。郑玄以为“言‘过’、言‘会’者，皆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泽，皆非水名也。”毛晃详为之释：“凡州之水，曰浮、曰达、曰入、曰沿、曰逾、曰至、曰乱、曰汇、曰迤、曰溢、曰流、曰别、曰道、曰被、曰会、曰过、曰同者：以舟而渡则曰‘浮’，自此通彼则曰‘达’，水自上之下，自小之大则曰‘入’，顺流而下则曰‘沿’；‘逾’，言所越也，‘至’，言所到也，‘乱’，言横流而济也；水势不可以尽洩，则‘汇’以泽之，东汇泽为彭蠡是也，水势不可以径行，则‘迤’而流之，东迤北会于汇是也，水势有所赴而不能容，则纵其‘溢’而舒之，溢为荥是也；水由地中顺理而行，曰‘流’，东流为济、为汉是也；同出而枝分谓之‘别’，东别为沱是也；横流之初，失其故道，今皆复焉，而称曰‘道’，九河既道是也（《会注考证》曰：理之曰道某，已理曰某道）；流溢旁覆，覃及下流，而称曰‘被’，菏泽被孟猪是也；水出异源，自彼合此为‘会’，东会于泗沂，会于沣、于泾之类是已；小水合大水，大水衡流而行为‘过’，东过洛汭，东过漆沮之类是已（按：东出陶丘北，出亦过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2]【汇注】

裴骃：郑玄曰：“《地理志》弱水出张掖。”孔安国曰：“合黎，水名，在流沙东。”（《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水经》云合黎山在酒泉会水县东北。郑玄引《地说》亦以为然。孔安国云水名，当是其山有水，故所记各不同。（《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兰门山，一名合黎，一名穷石山，在甘州删丹县西南七十里。《淮南子》云‘弱水源出穷石山’。”又云：“合黎，一名羌谷水，一名鲜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副投河，亦名张掖河，南自吐谷浑界流入甘州张掖县。”今按：合黎水出临松县临松山东，而北流历张掖故城下，又北流经张掖县二十三里，又北流经合黎山，折而北流，经流沙碛之西入居延海，行千五百里。合黎山，张掖县西北二百里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程大昌：自西汉以后，指言弱水之地，其显著者凡六，而班固《地志》已三出矣。条支，一也。酒泉昆仑二也。张掖删丹，本桑钦说，以为西上酒泉、合黎也。自《汉志》以外，贾躭以张掖郡之张掖河当之，唐史以小勃律之娑夷河东女之康延川当之。其多如此。臣惟取条支妫水之西入西海者以应经文，而他皆不取，为其地望不与经合也。（《禹贡山川地理图》卷下《甘肃二州弱水图·叙说》）

苏轼：合黎山在张掖郡删丹县，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张掖郡有居延泽，在县东，即流沙也。自此以下，皆浚川之事也。所导者九，弱水不能载物，入居延泽中不复见，此水之绝异者也。（《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毛晃：弱水，弱水西至酒泉。合黎，张掖郡居延县，东北有居延泽，即流沙河也。……《汉·地理志》：合黎作合藜。颜师古曰：流沙在敦煌西。（《禹贡指南》卷三）

蒋廷锡：合黎，合黎山，亦名要途山，在今陕西甘州卫西北四十里，绵延而西，接高台镇、彝二所界。（《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马融曰：“合黎，地名。”郑康成曰：“山名。《地说》云：‘合黎山在酒泉会水县东北。'”

又：《说文》：“，山也，或曰溺水之所出。”案：即张掖鸡山。《地理志》：“张掖郡删丹，桑钦以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合离山在酒泉会水县西北。”案：删丹，今甘肃山丹县。弱水，今名山丹河，西北流，与张掖河合，亦曰羌谷水也。会水县在今甘肃高台县西北。郑注弱水云云，见《史记集解》，说本《地理志》及《说文》也。马注“合黎，地名”，见《史记集解》。郑注“山名”，见《书》疏。引《地说》，见《史记索隐》。《地理志》酒泉会水不载合黎山，故马以为地名，郑别引《地说》也。《地说》者，即下《地记》，桑氏钦、许氏慎之说所本。（《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陈蒲清：弱水，张掖河，往北注入流沙泽。合黎，山名，在今甘肃省张掖、酒泉诸县北，与南部之祁连山相对，山侧有合黎河，即弱水的上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世舜：合黎，古人说法不一，概言之约有三说：马融以合黎为地名；郑玄以合黎为山名；孔《传》以合黎为水名。现在的张掖河即古时合黎水，合黎水东面即合黎山，故三说虽不同，其实并无多大差别。（《尚书译注·禹贡》）

王恢：弱水，《淮南·地形训》：“弱水出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而又曰：“绝流沙，南至南海。”《锥指》谓似东北历夫余挹娄归于东海。《汉志》：“张掖郡删丹，桑钦以为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昔人望文生义，谓“弱水不载鹅毛”，与《淮南》《锥指》同其荒谬。合黎，山在张掖之北，通称北山，与祁连之称南山相望。其南即焉支山。（《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3]【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弱水余波西溢入流沙。”郑玄曰：“《地理志》流沙在居延东北，名居延泽。《地记》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余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马融、王肃皆云合黎、流沙是地名。（《史记集解·夏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修订组认为，“居延东北”：“东北”，原作“西北”。张文虎《札记》卷一：“‘西北’，《志》作‘东北’，《书》疏引同，《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及《郡县志》并同。”今据改。下《索隐》亦误，今并改正。（《史记》卷二校勘记）

司马贞：《地理志》云“张掖居延县西北有居延泽，古文以为流沙”。《广志》（编者按：晋代郭义恭撰，佚。清黄奭辑）“流沙在玉门关外，有居延泽、居延城”。又《山海经》云“流沙出钟山，西南行昆仑墟入海”。按：是地兼有水，故一云地名，一云水名，马郑不同，抑有由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林之奇：西海之名起西汉之末，自汉以前未尝正名其为西海也。虽未尝正名其为西海，然以其水之所归而言之，则亦可以言讫于西海也。（《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蒋廷锡：流沙，在今陕西嘉峪关外索科鄂模（即居延泽。《汉志》古文以为流沙）以北，东至贺兰山西，至废沙州界，几南北千余里，东西数百里，其沙随风流行，随处有之。（《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马融曰：“流沙，地名。”郑康成曰：“《地理志》流沙，居延县西北，名居延泽。《地记》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余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

又：马注见《史记集解》。王逸注《楚辞》云：“流沙，沙流如水也。”故马以为地名。郑注见《史记集解》。引《地理志》者，《汉志》：“张掖郡居延县，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案：居延县在今甘肃甘州府治东北一千五百里。（《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王恢：流沙……按：今弱水有二源：一曰山丹河，出甘肃山丹县西南祁连山，西北流经山丹县南，至张掖西北沙井驿会别源之甘州河——甘州河出张掖县西南，《汉志》谓之羌谷水，合流至合黎山西，通称张掖河，俗称黑河，西北流至鼎新纳来自酒泉之北大河，北流入宁夏额济拉旗，又东分为二，而同归居延泽，所谓“弱水既西”，“余波入于流沙”也。徐松《西域水道记》曰：“汉儒不知本为一河，分张掖河以当《禹贡》之弱水，黑河当《禹贡》之黑水，误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4]【汇注】

孙星衍：郑康成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记此山水所在。《地记》曰：三危山在鸟鼠之西南，而南当岷山。又在积石之西，南当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胁，今中国无也。”

又：黑水，《书》疏引郦道元《水经》：“黑水出张掖鸡山，南流至敦煌，过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太平御览·地部》引《张掖记》曰：“黑水出县界鸡山，亦名玄圃，有娀氏女简狄浴于玄丘之水，即黑水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吴县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而绝。三危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四十里。”案：《地理志》有张掖郡；又有张掖县，属武威。《水经》所云“张掖”及“张掖记”，皆指郡境也，即今甘州府治。《说文》“，山，溺水所出”，即鸡山，黑水亦出于此。山丹县西南穷石山，即山也。三危山在敦煌，即今甘肃敦煌县，黑水经此入南海。经云南海者，即居延海之属。《史记·大宛传·索隐》引《太康地记》云“河北得水为河，塞外得水为海也”，故《地理志》羌谷水亦云“北至武威入海”，不谓大海也。孔氏《书》疏以为越河入海；张守节以南海为扬州东大海，谓黑水合从黄河而行，河得入于南海。俱失之矣。郑氏亦谓中国无此河，泥《地说》“三危在鸟鼠西南”，不用敦煌有三危之说也。考《地理志》，张掖郡觻得羌谷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入海。其水迳甘州府城东，北与山丹河合，又西北迳高台县东北，又东北流一千五百余里，入流沙，汇为二泽，东北为居延泽。疑羌谷水即《水经注》《张掖记》之所称黑水也。《括地志》所云伊吾县，今为哈密，出美瓜。《左传》所谓瓜州，允姓之戎所居，正三苗所窜之三危，故《楚辞·天问》云“黑水玄阯，三危安在”，设词以问天，非竟不知其处也。郑注见《史记集解》，又见《通典·州郡篇》及《书》疏。云“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者，《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郑求黑水之入南海，故及之。又以“三危在鸟鼠之西南”者，《汉书·司马相如传》注引张揖曰“三危山在鸟鼠山之西，与岷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陂”，引此经，是与郑说同也。云“疑中国无此水”者，甘肃之黑水亦在塞外，此黑水郑亦知绝远，不足当雍梁黑水矣。（《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黑水之辨，诸家纷如。今考《地图》《禹贡》之黑水有三，不必强合。《水经注》所谓黑水，出张掖鸡山。今甘肃省甘州府即汉张掖郡。又云至于敦煌，今甘肃安西，即汉敦煌郡。此雍州之黑水也。《汉书·地理志》犍为郡南广注云“汾关山符，黑水所出”。今四川省叙州府南溪县，即汉南广县。又云“北至僰道入江”，即今叙州府，唐樊绰以丽江为古黑水。云罗些城北有三危山，按：罗些城在今云南省丽江府北境，其水从山南行，上流出吐蕃界。薛季宣谓泸水为黑水，引郦道元说“黑水亦曰泸水”，即若水，出姚州徼外吐蕃界中。按：姚州即今云南姚安府。《山海经》“黑水之间有若水”是也。乃薛以丽江之说为非。不知泸水至姚安府大姚县，即合金沙江，会流入岷江。樊氏之说，原与《汉志》相合。此梁州之黑水也。宋程大昌以澜沧江为黑水。按：澜沧江在今云南大理府。李元阳《黑水辨》亦云陇蜀无入南海之水，惟滇之澜沧足以当之。而《元史》载劝农官张立道使交趾，并黑水以至其国。吴任臣《山海经注》亦以澜沧为古黑水，此导川之黑水也。盖雍州之黑水，其源在黄河之北，此黑水及梁州之黑水，其源皆在黄河之南，有截然不相紊者也。澜沧江其源发于西蕃诸莫浑五巴什山，分支之西曰阿克必拉，南流至你那山入云南界。东岐一支为漾备江东南流，分注大理府之西洱海，经流入顺宁府境。其正支南行，绝云龙江而东南，至云州北之分水岭，仍与漾备江合，又南流至阿瓦国入南海。三危距南海凡数千里，……可不加人功修治，水遂从此达海，故云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其实三危距南海甚远也。（《禹贡今释》卷下）

陈蒲清：黑水，《尚书·禹贡》与《史记·夏本纪》，在“梁州”“雍州”“道九州”三处提到黑水。有人认为三处的黑水是三条不同的河流。我们认为是一条河。孔安国《尚书》注：“黑水自北而南，经三危，过梁州，入南海。”这条河应发源于雍州，流入梁州，再进南海。古代称东海为南海，因此黑水应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可能是金沙江或雅砻江，也可能是岷江（古人认为是长江正源）的一条支流。关于黑水的其他说法很多，或认为是怒江，或认为是澜沧江，或认为是黔江（珠江上流），似乎不符合上古时代的地域观念。（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5]【汇注】

张大可：三危，此指云南省云龙县西之三崇山，又名三危山，（非指甘肃敦煌之三危山），澜沧江流经其山麓，有黑水祠。（《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修订组认为，三危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四十里：“四十里”，本书卷一《五帝本纪》“迁三苗于三危”、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直径驰乎三危”《正义》引《括地志》作“三十里”。

[6]【汇注】

裴骃：郑玄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记此山水所在。《地记》曰‘三危山在鸟鼠之西南’。”孔安国曰：“黑水自北而南，经三危过梁州，入南海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州伊吾县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而绝。三危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四十里。”按：南海即扬州东大海，岷江下至扬州东入海也。其黑水源在伊州，从伊州东南三千余里至鄯州，鄯州东南四百余里至河州，入黄河。河州有小积石山，即《禹贡》“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者。然黄河源从西南下，出大昆仑东北隅，东北流经于阗，入盐泽，即东南潜行入吐谷浑界大积石山，又东北流，至小积石山，又东北流，来处极远。其黑水，当洪水时合从黄河而行，何得入于南海？南海去此甚远，阻隔南山、陇山、岷山之属。当是洪水浩浩处，西戎不深致功，古文故有疏略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林之奇：三危距南海凡数千里，禹之导黑水也，至三危，即得黑水之故道，遂从此以达南海。盖其间数千里，不加人功修治，故经载此水至于三危，即曰入于南海。盖惟自其施功者言之，其实三危距南海甚远也。汉武元封二年始开滇王国为益州郡，郡内有滇池县，有黑水祠，是黑水南流，当历西南夷数国之地，然后能如经之所载“黑水西河惟雍州”，“华阳黑水惟梁州”。西黑水起张掖，入南海，是此水发中国之西北，入于中国之西南，亦犹河流发于西北，而其入海在于东北。盖水之绵亘，未有如此二者之远也。且弱水、黑水虽其浩荡弥漫，为中国害，然而既决之于塞外，则是注于蛮夷之地，自常情观之，则可以勿恤矣。（《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蔡沈：唐樊绰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区江，曰西珥河，曰丽水，曰渃江，皆入于南海。其曰丽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临峙其上。”按：梁雍二州西边皆以黑水为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国山势，冈脊大抵皆自西北而来，积石、西倾、岷山，冈脊以东之水既入于河、汉、岷江，其冈脊以西之水即为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经》、樊氏之说虽未详的，实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绰以丽水为黑水者，恐其狭小不足为界。”其所称西珥河者，却与《汉志》叶榆泽相贯，广处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别二州，其流又正趋南海。又汉滇池即叶榆之地，武帝初开滇嶲时，其地古有黑水旧祠，夷人不知载籍，必不能附会，而绰及道元皆谓此泽以榆叶所积得名，则其水之黑似榆叶积渍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东北距宕昌不远。”宕昌即三苗种裔，与三苗之叙于三危者又为相应，其证验莫此之明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凌稚隆：按：唐樊绰云：西夷之水，南流入南海者凡四：曰区江、曰西珥河、曰丽水、曰渃江。其曰丽水者，即古之黑水也。此泽以榆叶所积得名，其水之黑似榆叶，积渍所成。且其地距宕昌不远。宕昌即三苗种裔，与三苗之聚于三危者相应，其证验莫此之明也。《正义》言黑水者非是。（《史记评林·夏本纪》）

钱穆：案：《郡国志》陇西郡首阳县注：“《地道记》曰：有三危，三苗所处。”首阳，今渭源县东北。鸟鼠山，今渭源县西。岷山，今岷县南。则三危居可知。又考汉永光二年，陇西羌反，冯奉世讨之，屯首阳西极上。如淳曰：“西极，山名也。”郭璞注《淮南地形》：“三危，西极之山名。”则三危山即汉冯奉世所登之西极山。陆德明《庄子音义》：“三危，今属天水郡。”亦指此言。今失其名，无可确指。至敦煌卑羽，则自汉人拓迹，移而至此。当从《索隐》（编者按：《索隐》谓“三危山在鸟鼠西南，与岷山相连”）。（《史记地名考》卷三）

[7]【汇注】

司马贞：《尔雅》云：“河出昆仑墟，其色白。”《汉书·西域传》云：“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于阗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一名盐泽。其水停居，冬夏不增减，潜行地中，南出积石为中国河。”是河源发昆仑，禹导河自积石而加功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程大昌：“导河自积石”以下，未至龙门以上，经但一书积石，不言方向，知荒远在所当略也。既及龙门，则在冀都之西，故因其所经，以记其自南折东之地，而曰南至于华阴者，致其详也。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则又自其又东而折北者言之也。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则又自其直北正迳言之。其叙记甚明，故可据之以考世传地名当否也。（《禹贡山川地理图》卷上《大河经历》）

林之奇：盖积石而西河流之，详不可得，而考据经言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则论河流者，惟当断自积石为始，积石以西阙而勿论可也。颜师古曰：“积石在河关西羌中。”《水经》云“河水重源发于西塞外，出于积石之山”。《山海经》云：积石山下有石门，河水冒以东北流，出在西羌中，烧当所居。汉延熹中，西羌烧当犯塞，纪明讨之，追出塞，至积石而还。是知积石山盖在塞外，禹之施功治河，始于积石，然后导之入中国，迤逦至龙门也。河自积石山始西南流，又东流入塞，过敦煌、酒泉、张掖郡南，又东过陇西河关县北，与洮水合，又东过金城允吾县北，与沣水合，又东流经石城、天水，又东北流过安定，又北过北地郡，又北过朔方郡。水东转，历渠搜县故城北，又南流过五原郡南，又东过云中郡，又南过定襄郡，又南过西河郡东，又南过上郡、河东郡西，然后至于龙门。……（《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毛晃：河水，《水经》：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河水出其东北陬，屈从其东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积石山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南流。《山海经》：昆仑墟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隅。《尔雅》：河出昆仑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物理论》曰：河色黄者，众川之流，盖浊之也。郦道元注《水经》，引《山海经》曰：河水出渤海，又海水西北入禹所导积石山。山在陇西郡河关县西南羌中。余考群书，咸言河出昆仑，重源潜发，沦于蒲昌，出于海水，故《洛书》曰：河自昆仑，出于重野，谓此矣。迳积石而为中国河，故成公绥《大河赋》曰：览百川之洪壮，莫尚美于黄河，潜昆仑之峻极，出积石之嵯峨。释氏《西域传》曰：“河自蒲昌，潜行地下，南出积石。郭璞云：积石山，今在金城河门关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东入塞内。《水经》又云：河又东入塞，过敦煌、酒泉、张掖郡南。注云：河自蒲昌有隐沦之证，并间关入塞之始，重源发于西塞之外，出于积石之山。《禹贡》所谓导河自积石也。山在西羌之中，烧当所居也。……案：诸书皆言河自昆仑，然班固《汉书》叙张骞奉使西域，历诸国，乌睹所谓昆仑。苏氏谓骞徒见葱岭、于阗二水，便谓之河，不知河在西南羌中。吐蕃自言昆仑在国西南，河之所出也。（《禹贡指南》卷三）

孙星衍：马融曰：“北条行河，中条行渭、洛、济、淮，南条行江、汉。”

又：《释水》云：“河出昆仑墟。”经言积石者，据禹所导言之。且河自蒲昌海潜行地下，至是始出。不溯其源，圣人阙所不见也。《汉书·西域传》云：“蒲昌海，一名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案：盐泽在今镇西府辟展巡检司西南。《地理志》云：“金城郡河关，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东北入塞内，至章武入海，过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案：河关在今甘肃河州西北，山在州西北七十里。河水过郡十六者，金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西河、上郡、河东、冯翊、河南、河内、东郡、平原、千乘，共十九郡也。《后汉书·段颎传》云：“羌寇陇西、金城塞，颎追之，遂至河首积石山，出塞二千余里。”此积石之见于史者。《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积石山在陇西河关县南。”亦同史说。惟《水经·河水》条云：“河水南至积石山下，有石门。又南入葱岭山。”郦氏道元注云：“河自蒲昌海潜行地下，南出积石，而经文在此似如不比积石，宜在蒲昌海下矣。”唐人疑积石有二，以大积石在吐谷浑界，小积石在河州，谓即《禹贡》“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者，见《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恐误认《段颎传》“至河首积石山，出塞二千余里”之言，指一山以当积石，犹后人寻得河源，即指一山以当昆仑，非古说也。《段颎传》云“出塞二千余里”，盖言追羌至积石，又出塞二千余里，非积石在塞外二千余里也。马氏注见黄庶《书说》二卷。道水亦如道山，分三条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尔雅》《山海经》《淮南子》《水经》，皆言河出昆仑。汉武帝时，张骞使西域，度玉门、阳关三百余里，见二水交流，发葱岭，趋于阗，汇盐泽，伏流千里，至积石而再出。然不睹所谓昆仑也。唐穆宗时，刘元鼎使吐蕃，得河源于闷摩黎山，指为昆仑。似亦未确。至《宋史·河渠志》乃谓河统昆仑，在贵德、西宁之地。按：贵德即今甘肃省兰州府之河州，西宁即甘肃西宁府，此间焉有昆仑？元至元十七年世祖命招讨使都实往通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得河源，还，图以闻。又使其弟阔阔出，驰奏翰林学士潘昂霄，从出，得其说，撰《河源志》，言土蕃尕甘思之西鄙，有泉百余泓，沮洳涣散，方可七八十里，从高视之，灿若列星，名火敦脑儿，即星宿海也。是为河源。（《禹贡今释》卷下）

王恢：即如道河，更连带产生大小积石、河水重源及昆仑山等等问题，今不拟一一辨证，仅略述梗概：一，昆仑山极其广大，以“横看成岭侧成峰，到处看山了不同”的庐山去比拟，真如“泰山之于丘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新疆、西藏界上——尤其是青海境内的山，都通称之为昆仑，蒙藏语又称谓各殊、纠缠不清，实甚无谓，姑量不论。二，所谓“重源显发”，皆系“未见颜色而言”，自以为仲尼之徒者，最喜引据语怪之《穆天子传》《山海经》《水经注》，而不善读《史记》与《汉书》。《大宛传》明白张骞“传闻”，其水其泽，并未亲历目验，不过便中采《山海经》以为奇谈（如许敬宗之以济水三伏三见之对唐高宗）。抑骞使任务，在寻求与国，并非游山访渎。所谓“汉使穷河源，恶睹所谓昆仑者乎？”正以明其虚妄，隐讽武帝之迷信方士神怪。读者不察，误为实证。《西域传》易“传闻”为“皆以为，云”，而《索隐》竟将此四字删去，宜若班氏亦主潜流重源者。唐初行军聘使，取道河源，宜足以解重源之惑，岂意《正义》（见上）及《元和志》更杂糅山水二经及“今”说，离奇诡诞，不可思议。诚如杜佑所云：“诸说悉皆谬误。”（《通典》一七四）其后元都实穷河源，清康、乾三穷河源，而乾隆《御制河源按语》犹曰“盐泽之水皆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济水三伏三见，此亦一证矣。”以乾隆之睿智，犹迷失理性，何况庸儒！《锥指》考按古今诸说，无非迷古疑今之论，斥元之君臣“不学无术”，而谓“使积石之地果有重源显发之迹，则《汉》《史》为是（《史》《汉》何曾相信重源。说见上），元史为非。苟无其迹，而惟西南一大川自吐蕃来数千里与积石之河相连，则亦不可谓非河源矣”。终不肯认真而迷信古说也。至谓“必得淹通经术之士，及一二精于物理者足践其境，目察其形，心识其所以然，而后可以断古今之是非，非张骞、都实辈所能办，亦非书生之笔舌所能争”。庶为通论。三，重源谬误之原因，盖前人见沙漠之水渗入地下，往往又从数十里或数百里外涌出（吾桂石灰岩层地质亦多有之），推想以盐泽（今罗布泊，或曰泑泽、蒲昌海）之大，亦必然在数千里外冒出。……近年在布青山脉和巴颜喀喇山脉之间的河源地区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对黄河正源和最上游各支流所处的地形、位置、海拔高度、河水深度、宽度、比降、流速、流量等都一一作了实测。勘察结果，证实约古宗列渠（又名马曲）为黄河正源，海拔约四千四百米。即甘青界上临夏之境言，亦在五千至六千公尺。……我们不要老是闭门案头检证《穆天子传》《山海经》《水经注》等等而迷失理智，应开门出去面对铁的事实与历史联系。要相信学术不断的精进，时代越近，地理越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陈蒲清：河，黄河。积石，小积石山在今甘肃临夏西北。此指大积石山，在今青海南境，古人认为它是黄河发源地。此句意谓禹治理黄河，从积石山开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世舜：积石，山名，和雍州“浮于积石”的积石同。（《尚书译注·禹贡》）

[8]【汇注】

程大昌：河至慈州之文城县孟门山，是为入龙门；至绛州汾水合河之上，为出龙门口，此其中间地势险甚，河率破山以行，两岸悉有镌痕迹，汉说皆以为禹实凿之以过河流也，故后世取龙门以名地者不止一处也。（《禹贡山川地理图》卷上《龙门》）

林之奇：《水经》曰：“龙门在河东皮氏县西。”《淮南子》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穆天子传》曰：“西出龙门九州之蹬，孟门即龙门之上口也。盖河至于龙门，夹于两山之间，其流最为湍悍，故凿而通之。”（《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毛晃：龙门，《水经》：河水又南过河东北屈县西。注云：“屈县故城西十里有风山，西四十里河南有孟门山。”《淮南子》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禹贡指南》卷三）

阎若璩：蔡《传》载潏水李氏曰：“禹凿龙门，起于唐张仁愿所筑东受降城之东，自北而南，至韩城北安国岭尽。”案：东受降城在今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汉定襄郡之成乐县，去《禹贡》龙门一千五百余里，禹轻百姓力竟至此乎？真正妄谈，不足与辨。蔡《传》又云：“旧说相传禹凿龙门而不详其所以凿。”余谓尸子古者龙门未开，吕梁未凿，河出于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阜高陵，尽皆灭之，名曰鸿水，此即欲凿之由。贾让奏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即当凿之故。故《水经注》孟门即龙门之上口也，实谓黄河之巨阨。此石经始禹凿，河中潄广，夹岸崇深，倾崖反捍，巨石临危，若坠复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冲，鼓若山腾，浚波颓叠，迄于下口。又云梁山即经所谓龙门矣。《魏土地记》曰：梁山北有龙门山，大禹所凿，通孟津，河口广八十步，岩际镌迹遗功尚存。《元和郡县志》：孟门山俗名石槽，实为黄河巨阨。今案：河中有山，凿中如槽，束流悬注，七十余尺。此皆详其凿之之迹，曷云不详？大抵此等书蔡氏并未寓目，即见亦不复能记忆。荀卿尝谓：“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余则谓陋也者，儒生之公患也！（《潜邱札记》卷二）

[9]【汇注】

张守节：华阴县在华山北，本魏之阴晋县，秦惠文王更名宁秦，汉高帝改曰华阴。（《史记正义·夏本纪》）

程大昌：河行华山之北，故曰华阴。河自北狄入中国，皆南行，至此而极，始折而东，后世潼关在此。以其关地为河流撞击，故曰潼关。（《禹贡山川地理图》卷上《华阴》）

林之奇：河自积石东北流，至龙门则折南流，至于华阴则折而东流。龙门之南，华阴之南北，即所谓龙门西河是也。华阴者，华山之北。此山跨梁、豫二州之间，其北抵西河，南则曰华阴也。而说者乃谓河之折而东流，其两河之旁有二华，故张平子《西京赋》曰：“缀以二华，巨灵屃赑，高掌远渡以流河曲，厥迹犹存。”其意盖谓河流至于此，华山横其前，巨灵擘石分为二华，使河流出于其间，此盖好事者为之也。据经但言南至于华阴，则是河之所经，惟在华山之北而已，安得出于二华之间乎？巨灵之说怪妄甚矣，孔子之所不语者，谓此也夫！（《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毛晃：华阴，《水经》：河水又南至华阴潼关，渭水从西来注之。注云：河在关内，撞激关山，谓之潼关。（《禹贡指南》卷三）

王恢：《汉志》“京兆尹、华阴，故阴晋，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宁秦，高帝更名华阴。太华山在南。”华阴与华阳对称。河在县东北纳渭水，因阻于华山，折而东流，河北因称河曲、河南称河外或南河。（《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10]【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也。在西虢之界。”（《史记集解·夏本纪》）

张守节：砥柱山俗名三门山，禹凿此山，三道河水，故曰三门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程大昌：底柱属陕州硖石县，其曰底柱者，石在大流中流，峙立为三，河水包贯以行，以其如柱而立，则曰底柱，以其石如水门，故又曰三门。贾让及《淮南子》《水经》，皆言禹凿此石而通河始行也。河至华阴潼关，则已改为东流，不待至底柱乃始折东，今其曰东至底柱者，自改东以后，惟底柱为可记也。（《禹贡山川地理图》卷上《底柱》）

毛晃：柱，《水经》：“河水又东过砥柱间。”注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决，水流疏分，指状表目，亦谓之三门矣。山在虢城东北，太阳县城东也。颜师古曰：砥柱在陕县东北，山在河中，形若柱也。（《禹贡指南》卷三）

林之奇：河自西华阴遂折而东流，以至于底柱。汉孔氏曰：“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谓之底柱。”郦道元曰：“禹之治水，山陵当道者毁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故谓之底柱。……案：郦道元之说，谓底柱是禹之所凿，其说是也。至谓破山以通河，此则过论也。河之至底柱，盖旧有可通之道，禹嫌其狭，于是疏而广之，故有三门，非是先凿底柱山以为三门，然后导河而过之也。（《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孙星衍：郑康成曰：“《地说》河水东流，贯砥柱，触阏流。今世所谓砥柱者，盖乃阏流也。砥柱当在西河，未详也。”

又：《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砥柱在河东大阳县东河中。”薛综注《东京赋》云：“底柱，山名也，在河东县东南，向居河中，犹柱然也。”案：大阳县在今山西平陆县东北，砥柱，一名三门，在河南陕县东北五十里。郑注见《水经·河水注》。以《地说》“贯砥柱”当在西河者，《地理志》河东郡大阳不载砥柱，故疑其在西河也。《水经》：“河水东过大阳县南，又东过砥柱间。”注引郑氏说而云“非是”。（《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王世舜：底柱，山名，在山西与河南的交界处。（《尚书译注·禹贡》）

[11]【汇注】

司马贞：盟，古“孟”字。孟津在河阳。《十三州记》云“河阳县在河上，即孟津”是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杜预云：“盟，河内郡河阳县南孟津也，在洛阳城北。都道所凑，古今为津，武王度之，近代呼为武济。”《括地志》云：“盟津，周武王伐纣，与八百诸侯会盟津。亦曰孟津，又曰富平津。《水经》云小平津，今云河阳津是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程大昌：孟津，属洛州河阳县，武王师渡孟津即此也。唐置河阳三城节度使，治此。本朝因之，改为孟州，亦杜预造浮梁之所，名富平津。（《禹贡山川地理图》卷上《孟津》）

毛晃：颜师古曰：孟津在洛阳之北，都道所凑，故号孟津。孟，长大也。《汉·地理志》作盟，音同。孔安国曰：孟，地名，在洛北。都道所凑，古今以为津，俗谓之治戌津。今河阳县津也。孔颖达曰：孟，地名。津是所渡处水。河流至此，其势稍缓，可以横舟而渡。武王伐商，渡师于此，后世谓之武济水。（《禹贡指南》卷三）

蒋廷锡：孟津，即今河阳渡，又名富平津，在河南怀庆府孟县南十八里。（《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史迁“孟”作“盟”。

又：“孟津”亦作“盟津”者，孟、盟声相近。《水经》云：“河水东过平县北。”注云：“河南有钩陈垒。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又曰富平津，又谓之为陶河。”薛综注《东都赋》云：“孟津，四渎之长。”引《尚书》作“盟津”，云：“地名，在洛北，都道所凑，古今以为津。”案：“平县在今河南孟津县西北。”（《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孟，地名，即今河南省怀庆府孟县。县之南十八里有津渡，名河阳渡，又名富平津。武王师渡孟津，即此。盖河流至此，其势稍缓，故可横舟而渡也。（《禹贡今释》卷下）

王叔岷：《索隐》：盟，古“孟”字。案：《禹贡》盟作孟，古字通用。《周本纪》：“东观兵，至于盟津。”《艺文类聚》十二引盟作孟，《鲁周公世家》：“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正义》：“盟作孟。”（据《考证》本）并同此例。（《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施之勉：《索隐》河阳县在河北。水泽利忠曰：各本（《索隐》）“北”字作“上”。按泷本：北，上讹。（《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夏本纪第二》）

王恢：津在孟县南十八里，自古为南北渡河要津。武王伐纣，与诸侯会盟于此，故名。作者取以志要地，后以同声假省作“孟”耳。（《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12]【汇注】

程大昌：洛水至洛州鞏县东北入河，其曰洛汭者，洛既北入于河，河之南，洛之北，其两间为汭也。汭之为言在洛水之内，渭水入河之间亦名渭汭，正其义也。（《禹贡山川地理图》卷上《洛汭》）

毛晃：洛汭，《水经》：河水又东，泲水入焉。洛水从县西北流注之。注云：“洛水于鞏县而东，洛汭北，对琅琊渚，入于河，谓之洛口。自县西来，而北流注洛，清浊异流，皎焉殊别。应玚《灵河赋》曰：“资灵川之遐源，出昆仑之神丘，涉津洛之峻泉，播九道于中州。”《山海经》曰：洛水，成皋西入河是也。谓之洛汭，即什谷也。故张仪说秦曰：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谓此水也。《史记音义》曰：鞏县有谷水。河至孟津，又东行，及鞏县东，洛自西南来入之，河自洛北过之，故曰东过洛汭。（《禹贡指南》卷三）

芮日松：洛汭，洛水之内。《左传》“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于颍，馆于洛汭”即此。在今河南省河南府鞏县之东。洛之入河，实在东南，河则自西过之。（《禹贡今释》卷下）

王世舜：这里洛水为东洛水，在河南境内。（《尚书译注·禹贡》）

王恢：洛水在今鞏县东北入河。相传夏太康昆弟须于洛汭，即此。（《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13]【汇注】

张守节：李巡云：“山再重曰英，一重曰邳。”《括地志》：“大邳山，今名黎阳东山，又曰青坛山，在卫州黎阳南七里。张揖云今成皋，非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程大昌：张揖以成皋山为大伾，薛、瓒、杜佑以河内黎阳山为大伾，两山皆大河所径，又皆古来旧传也。臣独不以张揖为当者，盖黎阳山在大河垂欲趋北之地，禹故记之。正与河将东流而先记华阴之在极南者同也。若成皋之山，既非从东折北之地，又非险碍如龙门、底柱之须疏凿也。其地西去洛汭既已绝近，东北距洚水、大陆，又为绝远，禹独何为而特于此数数致言邪？臣故于瓒、佑有取正，以其理有岂焉耳。（《禹贡山川地理图》卷上《洛汭》）

又：洛汭以上，河行地中，他水反来注河，故山水名称迹道，古今如一，无所讹误。以其山川皆自附箸故也。自大伾以下，不论水道难考，虽名山旧尝凭河者，亦便不可究辨，此非山有徙移也。河既迁变，年世又远，人知新河之为河，而不知旧山之不附新河也。辄并河求之，安从而得旧山之真欤？山，静物也，且因河徙而讹错如此，则洚水、大陆，其方向盖难究定矣。此其并河之地所为无的之因也。（同上）

毛晃：大伾，《水经》河水又东过成皋县北，济水从北来注之。又东迳成皋大伾山下。《尔雅·释山》曰：山一成伾。许叔重、吕忱并以为一成也。孔安国以为再成曰伾。亦以为地名。郑康成曰：地喉也，沇出伾际。然则大伾在河内修武、武德之界，济、沇之水，与荥播泽出入自此。然则大邳即是山矣。伾北，即经所谓济水从北来注之者也。伾，备悲反。《尔雅》作坯，音同。在今通利军。颜师古注《地理志》：山再重曰伾，音平鄙反。张晏曰：成皋县山是也。薛、瓒以为今修武、武德无此山也。成皋县山，又不一成也。今黎阳山临河，岂是乎？师古以为在成皋，《沟洫志》注同。（《禹贡指南》卷三）

林之奇：《尔雅》曰：“再成曰英，一成曰伾。”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伾。”而汉孔氏则以为山再重曰伾，其说与《尔雅》异。唐孔氏谓所见异也，今当以汉孔氏之说为正。凡再重者皆可谓之伾，此言大伾，必是有所指而言之，亦犹广平曰陆。……大伾，郑氏以为在修武、武德之界，张揖云成皋县山，唐孔氏据《汉书音义》有臣瓒者，以修武、武德今无此山，成皋县山又不一成，今黎阳县山临河，岂不是大伾乎？瓒言当然。晁补之、郑渔仲又皆以大伾为在汜，即成皋也。未知孰是？（《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蔡沈：黎阳山在大河垂欲趋北之地，故禹记之，若成皋之山，既非从东折北之地，又无险碍如龙门、底柱之须疏凿，西去洛汭，既已大近，东距洚水、大陆又为绝远，当以黎阳者为是。（《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蒋廷锡：大伾，大伾山，亦名黎山，在今直隶大名府浚县东南二里，周五里。（《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史迁“伾”作“邳””。一作“坯”。郑康成曰：“山一成曰伾，地喉也，沇出伾际矣。然则大伾在河内修武、武德之界，济、沇之水与荥播水，出入自此。”

又：……伾，史公作“邳”。《书释文》云“一作‘岯’，或作‘’者，岯，俗字；即邳之讹字也。《说文》作“坯”，云：“丘再成。”再，当作“一”。《水经》：“河水又东，过成皋县北。”注云：“河水又东，迳成皋大伾山下。《尔雅》曰：‘山一成谓之伾。'”许慎、吕忱等并以为丘一成也。孔安国以为再成曰伾，亦或以为地名，非也。又云：“成皋县之故城在伾上。”案：成皋故城今在河南汜水县西一里大伾山上，则虎牢连麓大伾也。《汉书集注》臣瓒云：“今修武、武德无此山也，成皋县山又不一成也，今黎阳县山临河，岂是与？”案：大伾在河南，薛、瓒求之河北修武、武德之界，故无此山。一成之山最卑，瓒又疑为高山，故以成皋山不一成，指黎阳大山当之，云“岂是”，尚是疑词。《隋·地理志》：“黎阳有大伾山。”遂承薛氏之误。案：即今河南濬县东南二里黎阳山，山甚高，不止一成，唐洪经纶刻石名为大伾，俱不足据。郑注见《沟洫志》注及《水经·河水》注。云“山一成曰伾”者，见前疏。云“地喉”者，后文引《地说》“大陆为地腹”，此为地喉，知亦本《地说》也。云“沇出伾际”者，《水经》云：“济水当鞏县北，南入于河，与河合流，又东过成皋县北，又东过荥阳县北，又东至砾溪南，东出过荥泽北。”注云：“《晋地道志》曰：‘济自大伾入河，与河水斗，南泆为荥泽。'”……（《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山再成曰伾。大伾，在今河南卫辉府濬县东，亦名黎阳山。（《禹贡今释》卷下）

王恢：张晏曰：“成皋县山。”《水经》“大伾地在成皋县北。”郦《注》：“《尔雅》曰：山一成谓之邳。”然则大邳，山名，非地名也。……然则大伾即是山矣。伾北即《经》所谓济水从北来注之者也。今济水自温县入河……成皋县之故城在伾上，萦带伾阜，绝岸峻高，周四十丈许，张翕险崎而不平。……太史公东窥洛汭大伾，迄东汉阳嘉河臣，皆以大伾在成皋。惟郑玄说在修武、武德间，则在河北岸；臣瓒疑为黎阳山，远在今濬县西南二里。《括地志》遂指黎阳东山为大伾，以实臣瓒之疑辞。《隋·地理志》、杜《通典》、程大昌、胡渭、蒋廷锡、汪武曹等并从之。即史公“东窥洛汭大伾”以观所谓“东行北折”“大河垂欲趋北之地”，当以成皋为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14]【汇注】

程大昌：郑康成以淇水之自卫州入河者为降水，其援引之为误，元已自觉之，遂改引屯氏河为证。郦道元既已仍袭其误，寻又觉屯河之无降名也，因又易《汉志》屯河名称以应古降。既已明误，且有大失审究者。经之叙河曰：北过降水，是元有降水，而禹因河役过之，其理甚明也。今屯河乃因汉河决溢，甫有迹道。设使汉河真是禹河，亦无有因此河决流而反记此河位置者。而况汉河本非禹河，而求禹河所迳于汉河支派，则岂非重复之误邪？此其误之所起，不出乎臣之所陈者矣。河既改流，并河山川，皆非其故，而不知反诸未始改流以前，此与中流失剑而刻舟以记者，正同一误也。（《禹贡山川地理图》卷上《降水》）

毛晃：洚水，《水经》：河水又东北迳元城县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注云：元城县北有沙丘堰者，不遵其道曰降，亦曰溃。堰、障水，即降水也。颜师古以为在信都。洚水一名浊漳水。《水经》：浊漳水出上党长子县西。发鸠之山，漳水出焉。东过其县南，屈从其县东北流注，又东过壶关县北，又东北过屯留县、潞县北。注：阚骃曰：潞县有潞水，为冀州浸，即漳水也。世人谓浊漳为潞水。又东过武安县，又东出山，过邺县西，又东过列人县南，又东北过斥漳县南，又东北过曲周县东，又东北过钜鹿县东。又北过堂阳县西，又东北过扶柳县北，又东北过信都县西，又东北过下博县西，又东北过阜城县北，又东北至昌亭与雽池河会。（《禹贡指南》卷三）

蔡沈：洚水，《地志》“在信都县”，今冀州信都县枯洚渠也。程氏曰：“周时河徙砱砾，至汉又改向顿丘，东南流，与禹河迹大相背戾。《地志》魏郡邺县有故大河，在东北，直达于海，疑即禹之故河。”孟康以为王莽河，非也。古洚渎自唐贝州经城北入南宫，贯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于信都之北为合“北过洚水”之文，当以信都者为是。（《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蒋廷锡：降水，降（今本作洚水）出今山西潞安府屯留县西南八十里盘秀岭，至潞安府潞城县入浊漳水，而浊漳水由是亦名降水矣。按：洚水即漳河，信都漳河迁徙无定，故有枯洚之名。蔡氏仍《汉志》之误，以枯洚渠为禹时洚水，非也。（《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史迁说为“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郑康成曰：“《地说》云：大河东北流，过降水千里，至大陆为地腹。《地理志》曰：大陆在钜鹿。绛水在安平信都南。如《志》之言，钜鹿与信都相去不容此数也。水土之名变易，世失其处，见降水则以为绛水，故依而废读，或作绛字，非也。今河内共北山，淇水、共水出焉，东至魏郡黎阳入河，近所谓降水也。降，读当如‘郕降于齐师’之降，声转为共。盖周时国有地者，恶言‘降’，故改云‘共’耳。今河所从，去大陆远矣，馆陶北屯氏河其故道与？”（《尚书今古文文疏》卷三《虞夏书三》）

又：降水，郑以为共水；大陆，班氏固以为钜鹿，疑俱非也。……案：修武，今河南县，与成皋接界，是大陆在河南怀庆府境内，去直隶之钜鹿绝远。《水经·浊漳水注》为调停其说，云：“自甯迄于钜鹿，出于东北，皆为大陆。”案：《释地》云：“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寻大陆，当是高平之土，不合以钜鹿泽当之。《河渠志》云：“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是史公以高地释大陆，亦不得以为钜鹿泽也。且据郑氏以屯氏河为大河故道，屯氏河不经钜鹿泽也。自大河屡徙，故道不可复考，始存古说之在班氏前者，以为经证。史公说见上疏。郑注见《水经·浊漳水》注。郑注云云者，据《地说》驳班氏以绛水为《禹贡》降水之失也。……案：钜鹿县在今直隶平乡境，信都县在今直隶冀州东北，相去四百余里，不得如《地说》之言有千里，故云“不容此数也。”……河至天津入海，即汉章武地。今濬县、滑县、开州、内黄、清丰、南乐、大名、元城、冠县、馆陶、堂邑、清平、清河、博平、高唐、平原、德州、青县、静海、天津，皆大河故渎所经。盖自周时河徙，至汉王莽时绝，则今山东海丰入海之河俗称老黄河，卫河在其东北入海，故郑氏以为禹河故渎。（同上）

芮日松：洚水出今山西省潞安府屯留县西南八十里盘秀岭，至潞城县入浊漳水。由是浊漳亦名洚水河。自周迄汉，业已渐徙东南，非禹旧迹。蔡注引《地志》“魏郡邺县”，即今河南彰德府临漳县，云有故大河在东北，直达于海，疑即禹之故河。孟康以为王莽河，非也。古洚渎自今直隶省广平府入冀州南宫县界，贯穿冀州界，故河流北向而过之。（《禹贡今释》卷下）

江灏：降水，指漳、降合流的漳水，在今河北曲周、肥乡间进入黄河。（《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张大可：降水，即绛水，源出今山西屯留县，为漳水之上游。（《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王恢：《孟子·滕文公下》：“《书》云‘洚水儆予’，洚水者洪水也。”又《告子下》：“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洚、降、绛音义同。古文作降，后世因水别作洚。绛又以色言，如漳之别为清浊。洚水者洪水也，孟子最为正解。观道川“五过”，并非水的专名，而是像水横流的一段地方。《河水注》所谓“不遵其道曰降，亦曰溃”是也。其地当在衡漳以下。……是绛为漳徙流，则未必然。按：《浊漳水》注，绛远在屯留入漳矣，而后标绛渎之名。郦《注》云“今无水”，《通典》（一七八）谓之“枯绛渠”，枯渠何能存千有余年。《锥指》辨之，以为《汉志》“禹贡”二字之误。然胡氏从宋张洎说以降水即浊漳，仍若《汉志》以为绛水；然较之郑玄之以为淇水，则远胜。总之，降水指衡漳至大陆一段近河平原，洪水逆行，与大陆、九河一样，不宜实指某一水或某一地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15]【汇注】

裴骃：郑玄曰：“《地理志》降水在信都。”孔安国曰：“大陆，泽名。”（《史记集解·夏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修订组考证，“降水在信都”：“信都”下原有“南”字，据高本删。按：张文虎《札记》卷一：“‘南’字衍。《汉志》师古《注》《续汉志》及《书疏》引《汉志》并无。”

司马贞：大陆在钜鹿郡。《尔雅》云“晋有大陆”，郭璞以为此泽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程大昌：《汉志》：大陆在钜鹿郡钜鹿县北。钜鹿县，唐邢州平乡县也。不论汉河、禹河而皆未尝经邢以行。则虽有大陆，自不足据之以为经证。春秋魏献子尝田大陆，焚焉，还卒于宁。杜预亦不能定大陆所在。第疑钜鹿与宁太远，遂意大陆当在河内修武县也。今未论大陆之在修武者为当为否也。……《尔雅》“广平曰陆”。大陆云者，四无山阜，旷然而皆平地，故以名之。经之于冀，曰“大陆既作”，言水患既退，虽平地之广衍者亦无水患，遂可耕艺也。循其名而究其理，固可意推，而古事又可言者也。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马、王横皆谓载之高地，则古河之在冀以及古绛之南者，率指穿西山踵址以行，及其已过信都，古绛而北，则西山势断，旷然四平，遂本其事实，而用大陆命之，不亦名实相应乎？臣尝深按古书而得此理，自谓稍的，而不敢正立为论者，盖遵本圣人阙疑之义，然而怀不能已，卒不免一陈也。自大陆以北为唐之棣、景、沧三州地，则益下，故河于是播裂为九，则其地不复平衍，而特为卑洼故也。此又其理之可以交相发明者也。（《禹贡山川地理图》卷上《大陆》）

毛晃：大陆，在钜鹿县北。解在冀州。《水经》：沙丘堰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注云：《风俗通》：河，播也。播为九河自此始。（《禹贡指南》卷三）

林之奇：案：《地理志》降水发源屯流下乱章津，是乃与章得通称，故水流间关所在，著目信都，复见绛名，而东入于海。寻其川殊无他渎，而衡漳旧道，遂与屯相乱，乃书有过绛之说，河过绛，当应此矣。下至大陆，不异经说，自甯迄于钜鹿，出于东北，皆为大陆，语之缠络，厥势眇矣。郦氏此言，较诸说差为可信，今姑从之。盖绛水至于信都入于河，是河过于绛水也。此所谓“过”与“东过洛汭”同。盖洛水、降水皆入于河，以小水入大河，则谓之过，不谓之会也。大陆在钜鹿，既过降水，则北流至于钜鹿也。（《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蔡沈：大陆见冀州，九河见兖州。逆河意以海水逆潮而得名。九河既沦于海，则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复有矣。河上播而为九，下同而为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势之自然，禹特顺而导之耳。（《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蒋廷锡：大陆，大陆泽，一名广阿泽，跨今直隶保定府束鹿县（《元和志》大陆泽在深州鹿城县南是也）、顺德府钜鹿县（《元和志》大陆泽，一名钜鹿泽，在邢州钜鹿县西北五里是也。按：《汉书·河渠志》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钜鹿正在西之下，自是大河所经，程大昌以为钜鹿去河绝远，河未尝经邢以行，非也）、真定府隆平县（《通典》赵州昭庆县有大陆泽。《元和志》广阿泽在赵州昭庆县东二十五里是也）、宁晋县（《明一统志》宁晋县有葫芦河，即大陆泽是也）、深州（《通典》深州陆泽县，《禹贡》大陆泽在此。《元和志》深州陆泽县南三里，即大陆之泽是也），上承滹沱、滏阳、漳、唐诸河，水汇为巨浸，又东北流为新漳河，至大城县为子牙河，至天津卫入海。（《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陈蒲清：大陆，泽名，又名巨鹿、广阿、大麓。在今河北省平乡、巨鹿、任县之间。当时黄河流经那里。（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6]【汇注】

苏轼：播，分也；逆，迎也。既分为九，又合为一，以一迎八而入于海，即渤海也。（《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程大昌：古九河自大陆北东而播为九派，又北合为一河，故曰同为逆河入于海。河海相交处有碣石山，古今考求渤海平地皆无之。故汉王横言九河之地已为海水所渐矣。张揖亦言碣石在海中，郦道元力主其言以为九河。（《禹贡山川地理图》卷上《新定九河逆河碣石图》）

林之奇：至于自大陆折而北流，则其地皆平田虚壤，易以决坏，故禹之施功于此，其规模最远，其虑患最详。盖水之行于平地，将欲无泛滥溃败，则必为之分杀其势。苟不为之分杀其势，而徒以一河受之，彼河之本流，自积石来者已为多矣，况又合受渭、瀍、涧众水，是岂一河之所能任哉？故禹自大陆以北，分河为九河，则水势有所宣洩，不至于剽悍冲溃，而安顺其道，以入于海，此禹之知所以独出乎万世之上也。然兖州又曰“九河既道”，则是河之北行，亦已有此九派之旧迹，禹之分而为九者，亦因其旧迹而疏导之也，是又所谓行其所无事也。播，布也，河之至此，是布而分之为九也。其九河，则徒骇之类是也。（《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蒋廷锡：九河，按：孔颖达“九河”疏，徒骇在成平，胡苏在东光，鬲津在鬲县，此祖汉许商徒骇最北、鬲津最南之言也。其余六者，复据《尔雅》九河之次，谓太史、马颊、覆釜在东光之北，成平之南；简、絜、钩盘在东光之南，鬲县之北。蔡《传》以太史河不知所在，又合简、絜为一，与孔《疏》异（按：陆德明《经典释文》分简、絜为二，朱子《孟子集注》因之，蔡《传》合简、絜为一，非是）。……盖九河故道自春秋时已湮废迁徙，汉唐以来诸儒访求古迹，就所见之断港绝潢，指为某河某河，似乎是非不可知。然河自大陆以北，顺势下趋，禹时九河，自当在德州以上河间数百里之地。考之于古，验之于今，是亦可信也已。（《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郑康成曰：“播，散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王世舜：播，分散。逆，迎而承受之意。黄河下游水势浩大，所以分成很多支流以杀其势。九，言其多，不必拘泥，旧注附会成说，不足据。（《尚书译注·禹贡》）

张大可：九河，指黄河在冀州分开的若干支流的总称。（《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7]【汇注】

裴骃：郑玄曰：“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向迎受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程大昌：古逆河在海口，河欲入海之地，有碣石立其旁，碣石之外即是大海，故逆河虽已迎定九河，而名之曰河，其实将合于海矣。故一能受九也。（《禹贡山川地理图》卷上《新定九河逆河碣石图》）

毛晃：九河逆河，郑康成曰：九河下尾合曰逆河。言相承受也。盖所洄下之势，以通河海。及齐威霸世，塞广田居，同为一河，故自堰以北，馆陶、贝丘、鬲盘、广川、信都，东光、河间、乐成以东，城地并存，川渎多亡。……《沟洫志》：河灾之羡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导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底柱、孟津、雒汭、至于大伾，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酾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洚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渤海。（《禹贡指南》卷三）

孙星衍：“逆”一作“迎”者，《河渠书》《沟洫志》皆作“同为迎河，入于勃海”。《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县，莽曰迎河亭。”《初学记》云：“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徐坚，初唐人，疑亦引郑说也。以不明言郑注，故不附于经。……云“下尾合名曰逆河”者，勃海郡及南皮，王莽皆有迎河之名，是本古说，则郑以禹河入海在勃海，勃海距碣石五百余里，郑不以迎河在碣石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日］泷川资言：王念孙曰：逆河，本作迎河，后人依古文改，而《沟洫志》“同为迎河”，《河渠书·赞》“余东观洛汭、大邳、迎河”，则改之未尽者。段玉裁《撰异》说同。（《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陈蒲清：同为逆河：同，合流。逆河，河流分而复合。指九条河道至下流沧州附近又合成一条河。但梁启超认为，逆河是专名，在今天津市与河北省静海县、沧县及山东省无隶县、沾化县之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恢：参上九河。逆河之说，约分为二：（甲）九河同合为一大河入海——孔《传》，郑玄、王肃、颜师古、苏轼、王鸣盛。（乙）逆河即勃海——王横、许商、薛士龙、程大昌、黄文叔、胡渭。《锥指》既宗甲说，更张乙说，谓“碣石之东为沧溟，经之所谓海也；其西则逆河，后世谓之勃海。”图说怪异不须辨。孔《传》：“北分为九河以杀其溢。”许商曰：“必播为九者，亦因地势下衍，而复多卑洼，故水势散流，禹因顺其势而道之也。”两说近是而未达一间。究未明“九”为多数义，“播”为自然之分流，非禹顺其势而道之。“逆”字含义深广，形容最妙。盖黄河夹带大量泥沙，填海以进，三角洲之海埔新生地，地势卑衍，河海同一水平线上，河水既为海水所遏，海潮又随河水上涌，若逆流然。是河海相迎相送而相受也。“同”之者，即九河同一状态也（其他江河入海亦有然）。同字概尽九河区之地势与水文，正与“播”字相发明，释以为“合”，已乖其义，谓即勃海，更无知甚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18]【汇注】

张守节：播，布也。河至冀州，分布为九河，下至沧州，更同合为一大河，名曰逆河，而夹右碣石入于渤海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林之奇：孔氏云：“同合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海。”郑氏、王子雍皆同此说，惟王介甫以谓“逆河者，逆流之河，非并时分流也，故谓之逆河”。据王氏之意，以“同为逆河”之一句，盖所以解释上文“播为九河”之义，然而据经所载导水之例，凡言“为”者，皆是从此而为彼也。如导汉云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导江云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东北会为汇，东为中江，入于海；导沇水云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则凡言“为”者，皆是自此而为彼之辞也。此说所谓“同为逆河，入于海”，是九河合为一大河以入海也明矣。谓之逆河者，此一大河之名也。《禹贡》之书，凡所载地名多矣，岂皆有其义耶？王氏以逆河为逆流之河，其说凿矣。……寻九河之故道可谓得其本矣。河之入海处，汉孔氏谓入渤海，太史公《河渠书》亦云同为逆河，入于渤海，而《沟洫志》臣瓒注云：“《禹贡》云夹右碣石入于河，河之入海，当在碣石。汉武帝元光三年，河决东都，更注渤海，禹时不注渤海。”此说是也。（《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艾南英：河自积石三千里而后至于龙门，《经》不言方向，荒远在所略也。龙门而下，因其所经，记其自北而南，则曰南至华阴；记其自南而东，则曰东至底柱；又详记其东向所经之地，则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记其自东而北，则曰北过洚水，又详记其北向所经之地，则曰大陆，曰九河；又记其入海之处，则曰逆河。（《禹贡图注·入于海》）

何满子：海，渤海。按：黄河自今青海省大积石山东北流，经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等省、屈而至龙门山；南流会汾水至华阴，纳入渭水；东流至三门峡（砥柱）；又东至孟津；又东至巩县洛水之北，纳洛水而至浚县（大邳山所在地）；北折过绛水，至巨鹿县境古大陆泽地；分九流，又合为一，注入渤海。大禹导黄河所流经之地，大致如此。（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19]【汇注】

毛晃：《水经》：漾水出陇西氐道县嶓冢山，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注云：《华阳国记》曰：汉水有二源。东源，出武都氐道县漾山，为漾水，《禹贡》导漾东流为汉是也。……《汉中记》曰：嶓冢以东，水皆东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势源流所归，故俗以嶓冢为分水岭。……《汉·地理志》注，师古曰：“漾水出陇西氐道，东流过武关山南为汉。禹治漾水，自嶓冢始。”（《禹贡指南》卷四）

蒋廷锡：漾、汉，漾水出今陕西汉中府宁羌州北嶓冢山，东至汉中府南郑县西为汉水，亦名东汉水。东流至白河县入湖广界，又东流，经郧阳县至均州，又东南流历光化、穀城二县，至襄阳县东津湾折而南流，经钟祥县至潜江县大汉口，复东流，经汉川县，至汉阳县汉口合岷江。按：《禹贡》汉水，今名东汉水，源出陕西汉中府（汉陇西郡）西县嶓冢山，接宁羌州界。其出鞏昌府秦州（汉陇西郡氐道县，当在其地）嶓冢山者，今名西汉水，下流为嘉陵江。自班固误解汉水东西二源，《水经注》因之讹谬至今，莫能是正。今考舆图，二水源流，了如指掌，可破千古之迷惑矣。（《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史迁“漾”作“瀁”。郑康成曰：“《地理志》瀁水出陇西氐道，至武都为汉，至江夏谓之夏水。”“漾”一作“養”。

又：史公“漾”作“瀁”者，《地理志》作“養”，《说文》“漾”古文作“瀁”，“養”盖省文。郑注见《史记集解》。引《地理志》者，《汉志》：“陇西氐道，《禹贡》養水所出，东至武都为汉。”“西县，《禹贡》嶓冢山在西，西汉水所出，南入广汉白水。”“南郡华容，夏水首受江，东入沔，行五百里。”常璩《汉中志》（编者按：《华阳国志·汉中志》，下同）云：“汉源有二，东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西源出陇西嶓冢山，会白水，经葭萌入汉。始源曰沔，故曰汉沔。”……《水经注》云“漾水至汉中为汉水”，则漾水至陕西略阳为汉，至湖北天门县为夏水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漾水出自嶓冢，东至今之陕西省汉中府南郑县南，为汉水，亦名东汉水。东流至兴安州白河县入湖北省界，又东流经郧阳府郧县，至襄阳府均州为沧浪之水，又东南流，历穀城、光化二县，至襄阳县城北大堤及樊城南，与三洲口东，所谓过三澨也。按：《说文》云“澨，埤增水边土，人所止也”。蔡《传》以为水名，恐非也。（《禹贡今释》卷下）

陈蒲清：瀁，水名，或写作“漾”，源出今陕西省宁强县嶓冢山，为汉水之源：东北流径沔县，合沔水；又东经褒城、南郑称汉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世舜：嶓冢山在陕西宁强县东北，属秦岭山脉。漾水，漾一作养，系汉水上源。发源于嶓冢山。顾颉刚先生认为这条河东北流经陕西沔县西南合沔水，又东经褒城南郑，称为汉水。（《尚书译注·禹贡》）

【汇评】

周祈：《禹贡》“嶓冢导漾”二条，先儒疑经文与地理不合。朱子谓彭蠡即今鄱阳湖，受湖东西诸州之水，趋湖口以入于江，为江水所遏，因却而猪为泽。初无所仰于汉水。又谓汉水入江之后，未尝不相持以东，恶睹所谓中江、北江之别。蔡沈谓江汉之间三苗顽，不即工，禹未尝亲莅，即官属亦未深入其境，以此致误。郑渔仲谓“东汇泽”以下十三字为衍文。是皆未之考也。嶓冢山在今汉中沔县。汉水发源名漾，东流至洋县为汉，又东至均州为沧浪，过景陵三澨至汉阳大别，南入于江。徐铉云江水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此云南入于江，谓汉水入于南江也。……（《名义考·地部·辨先儒江汉经文之误》）

王恢：“嶓冢道瀁，东流为汉”，原本明确；只“东汇”以下十三字画蛇添足。而源头又为《汉志》造出许多问题……发千古之覆者，乃钱（穆）先生，《史地考》（三）曰：“盖古人以嘉陵江为江源，则陇西嶓冢实即山。后人知江源不在此，乃以此为西汉水，而山遂改称嶓冢。《水经注》又以漾水之名亦归西汉，于是舛错愈多矣。”又曰：“嶓冢在宁羌（今改宁强），与汶山相近，故曰‘汶嶓既蓺’。江汉发源，计其大小长短，亦略相当，故曰‘江汉朝宗于海’。自秦汉远迹，乃始以今之岷江为江源，以嘉陵江为西汉水，于是汶山移至松潘，而陇西之汶，则改为嶓冢。故汉有东西，而嶓冢亦有二处。其蜀郡湔氐道之名，亦自陇西移来，因有湔水，故曰湔氐道，益证其间之关系矣。今则知江源益远，即岷江亦不得为江源，而汉水于是遂为长江之一支流，古人‘江汉朝宗’之义，始不为今人所知矣。”顾颉刚《禹贡注释》，“汶嶓既蓺”，“嶓冢道漾，东流为汉”，“岷山道江，东别为沱”，即全用钱说。近代汉水源流考察明确，《李仪祉全集》（页六六五，中华书局）《汉江上游之概况及希望》：“汉江源于宁羌嶓冢山，亦称漾水，经一幽邃之峡，至宽川铺出峡，而达大安岭。合诸山谷小水，至新浦湾之下，玉带河自南来会。又至沮水铺，沮水自北来会，是称沔水。东纳南河黄沙河及其他北来小水，而至褒城长林镇，会褒水乃称汉水。汉水在大安镇以西，行乱山中。沮口以下，间有民船。至沔县河幅大增，至南郑水程一百五十里，舟行便利。共计沔县至汉口二千七百五十五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20]【汇注】

裴骃：郑玄曰：“《地理志》瀁水出陇西氐道，至武都为汉，至江夏谓之夏水。”（《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水经》云瀁水出陇西氐道县嶓冢山，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地理志》云至江夏谓之夏水。《山海经》亦以汉出嶓冢山。故孔安国云“泉始出山为瀁水，东南流为沔水，至汉中东流为汉水”。（《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嶓冢山水始出山沮洳，故曰沮水。东南为瀁水，又为沔水。至汉中为汉水，至均州为沧浪水。始欲出大江为夏口，又为沔口，汉江一名沔江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林之奇：嶓冢山在陇西郡西县，汉水之所自出也。《汉中记》曰：“嶓冢以东，水皆东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势源流所归，故世俗以嶓冢为分水岭。惟水自嶓冢以西皆西流，则是汉水之源，自嶓冢而始也，故经之于导汉则正名其源流之所自出，而曰“嶓冢导漾，东流为汉”也。汉水而谓之导漾者，汉孔氏曰：“泉始出山为漾水，东南流为沔水，至汉中东行为汉水。”曾氏曰：“流者对止辞，止者为漾，流者为汉，如济水止者为沇，流者为济。”此其说皆是也。然自汉以来，言汉水者，皆以为有二源，班孟坚《地理志》：“陇西郡西县嶓冢山西，汉水所出也。”至氐道县云“《禹贡》漾水所出，至武都县为汉水”。而于武都则曰“东汉水受氐道水”。常璩亦云：“汉水有两源，东出氐道县漾山为漾水，西出陇西嶓冢山。”而司马彪、袁崧、《郡国志》（编者按：《后汉书·郡国志》）亦皆谓东出氐道，西出嶓冢。据此数说，则是以嶓冢所出者为西汉水，而以漾水为东汉水。据经但云“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则是漾与嶓冢不可分为二处，故汉孔氏以谓泉始出山为漾水，东南流为沔水，至汉中东行为汉水，不以为东西两川之异也。然桑钦《水经》又以谓“漾水出陇西嶓冢山，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审如此说，则是嶓冢一山跨于氐道，与西两县之间，东西二源汉水皆出于此山，分源于上，而合流于下，是以郦道元曰“东西两川俱出嶓冢山，同为汉水，虽津流别支，渠势悬然，原始要终，源流或一，故俱受汉漾之名。”此说近之。然东西两川之说不见于经，未敢为然。（《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施之勉：水泽利忠曰：各本（《索隐》）“道”下有“县”字。按泷本，误脱“县”字。（《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夏本纪第二》）

[21]【汇注】

司马贞：马融、郑玄皆以沧浪为夏水，即汉河之别流也。《渔父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是此水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均州武当县有沧浪水。庾仲雍《汉水记》云‘武当县西四十里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也。《地记》云‘水出荆山，东南流为沧浪水’。”（《史记正义·夏本纪》）

林之奇：漾水既流至武都为汉矣，于是又东则为沧浪之水。谓之“为”者，盖水流至于此，随地得名，非是他水自外来入之也。汉孔氏云“别流在荆州”。据孔氏之意，则是以沧浪别为一水，而他说亦以谓汉水出荆山，东南流为沧浪之水，是近楚都，故《孺子之歌》则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而郦道元以为不然，曰：“《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不言过而言为者，明非他水也。盖汉水自下有沧浪通称耳，缠络鄢郢，地连纪徐，皆楚都矣，渔父歌之，不违水地考据诸传，宜以《书》为正。”郦道元此说善。张平子《南都赋》曰：“流沧浪而为隍，廓方城而为墉。”李善注引屈原所谓汉水以为池，方城以为城，则是沧浪即汉水也。盖汉水至于楚地，则其名为沧浪之水也。（《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毛晃：沧浪之水，《水经注》曰：武当县西北四十里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庾仲雍《汉水记》谓之千龄洲，非也。是世俗讹音与字变也。《地说》曰：水出荆山，东南流为沧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渔父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又云：余案：《禹贡》言导漾水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不言过而言为者，明非他水决入也。盖汉沔水自下有沧浪通称耳。地连纪郢，咸楚都也。武当今均州。（《禹贡指南》卷四）

周祈：沧浪，水名。一在峄县，《孟子》“苍浪之水清兮”；一在均州，《禹贡》“又东为苍浪之水”。（《名义考·地部·沧浪苍梧鸣条熊耳各二》）

蒋廷锡：沧浪水，在今湖广襄阳府均州北四十里。（《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郑康成曰：“沧浪之水言今谓夏水来同，故世变名焉，即汉河之别流也。《渔父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是此水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又：郑注见《水经·夏水注》。《史记集解》引马融说同。以沧浪为夏水者，《水经·夏水注》引刘澄之《永初山川记》云：“夏水，古文以为沧浪水，渔父所歌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均州武当县有沧浪水。庾仲雍《汉水记》云：‘武当县西四十里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也。'《地说》云：‘水出荆山，东南流为沧浪水。'”案：武当，今湖北县。（同上）

王叔岷：案：《禹贡》《地理志》苍并作沧，古字通用。《孟子·离娄篇》：“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字亦作沧”。（《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22][23]【汇校】

［日］泷川资言：《禹贡》“入”作“至”。（《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三澨，水名。”郑玄曰：“在江夏竟陵之界。”（《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水经》云“三澨，地名，在南郡邔县北”。孔安国、郑玄以为水名。今竟陵有三参水，俗云是三澨水。参音去声。（《史记索隐·夏本纪》）

林之奇：三澨，水名也，《水经》则以为在江陵邛县之北，颜师古则以为江夏竟陵县，未知孰是。云“过”者，三澨之水分流别派，至是而始合于汉水也。《左氏传》曰：“吴与楚夹汉，楚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则是大别者，近汉傍之山也。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别，汉东山名，在安丰县南。而杜元凯《释地》云：“二别近汉之名，无缘入在安丰南也。郦道元曰，案：《地说》汉水东行，触大别之陂而入于江。”则与《尚书》杜预之说相符，但今不知其所在矣。盖汉水既东流为沧浪之水矣，于是过三澨水所入之处，于是触大别山以与江合也。（《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毛晃：三澨，沔水东行，过三澨流触大别山，马融、郑康成、王肃、孔安国等咸以为三澨水名也。许叔重云：水边土，人所止也。在江夏竟陵县。竟陵今复州玉沙县是也。一说竟陵有渗渗水即三澨水也。（《禹贡指南》卷四）

江灏：三澨，水名，又叫三参水，源出湖北京山县，东流到汉川县入汉水。（《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蒋廷锡：三澨，按：《说文》云，澨，埤增水边土，人所止者。王逸注西澨，杜预注漳澨，或云水涯，或云水边。蔡《传》以三澨为水名，恐非。《禹贡锥指》云：三澨当在淯水入汉处，一在襄城北，即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东。皆襄阳县地，在古邔县之北也。（《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马融曰：“三澨，水名也。”郑康成同，曰：“三澨在江夏竟陵之界。”

又：《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三澨，地在南郡邔县之北沱。”《说文》：“澨，埤增水边土，人所止者，《夏书》曰：‘过三澨。'”《水经注》云：“服虔或谓之邑，或又谓之地。京相璠、杜预亦云水际及边地名也。惟郑玄及刘澄之言在竟陵县界。经云‘邔县北沱’，然沱流多矣，论者疑焉，而不能辨其所在。”……（《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王世舜：三澨，孔《传》、郑玄均以为是水名，《史记索隐》说：“今竟陵有三参水，俗云是三澨水。”按：澨水源出湖北省京山县潼关山，又名为司马河，西流折南流至天门县，名为汊水，又东流至汉川县界入汉水。除孔《传》、郑玄之说外尚有不同解释，如《说文》认为澨是水涯；蔡沈《书经集传》以为水名，在襄阳附近的魔石山；金履祥《尚书表注》以为即泌河。（《尚书译注·禹贡》）

王恢：《水经》“三澨地在邔县北沱”（即在宜城东北）。郦《注》：“《地记》曰：沔水东行过三澨，合流触大别山陂。故马融、郑玄、王肃、孔安国等咸以为三澨水名也。”按：《春秋左传》文公十有六年，楚军次于句澨（均县西），以伐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师于漳澨（当阳东南）。定公四年，左司马戍，败吴师于雍澨（京山西南）。昭公二十三年，司马薳越缢于蓬澨（蓬原讹薳。亦在京山境）。服虔或谓之邑，又谓之地。京相璠、杜预亦云水际及边地名也。今南阳淯阳之间，淯水之滨，有南澨北澨。而诸儒之论，水陆相半，又无山源出处之所，津途关路。惟郑玄及刘澄之言在竟陵县界。《经》云‘邔县北沱’，然沱流多矣，而不能辨其所在。”（沱，或曰当作池。或地）学者纷纷推测，终难指实，只能必为上承沧浪，下接大别、近汉水经过之地。“澨”又近汉之特殊名称。（《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郭嵩焘：过三澨入于大别。按南郡无鄎县，“鄎”应作“邔”。（《史记札记·夏本纪》）

[24]【汇注】

蒋廷锡：江水源出今四川松潘卫北西番界，有三支：正支自浪架岭（岷山之随地异名者）南流。东支自弓槓口至漳腊营合正支。西支自杀虎塘至黄胜关合正支。南经茂州、威州汶川县以至灌县漓堆，岐为数十股，滂沱南下，左抱成都府，西环崇庆州。众流以次会于新津县南，又南行，迳眉州、嘉定州至叙州府东南，合金沙江。折而东北流，至重庆府，嘉陵江（发源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之大散岭，至鞏昌府徽州合西汉水入四川界）、涪江（发源松潘卫东雪栏山，东南流，至合州与嘉陵江会）自北来，合流入之，又东北经夔州府巫山县入湖广界。东流至彝陵州，东南流，至枝江县又东流，至荆州府折而南流，至石首县又东流，至监利县又南流，至岳州府折而东北流，至武昌府与汉江合，又东流，至黄州府又东南流，入江西界。至湖口县与南江合（即赣江），又东北流，入江南界，经江宁府，至扬州府通州入海。（《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水经》：“沔水南至江夏沙羡县北，南入于江。”沙羡县在今湖北嘉鱼县东北。（《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陈蒲清：南入于江，汉水向南流，在汉阳、武昌间流入长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25]【汇注】

蔡沈：今按：彭蠡，古今记载皆谓今之番阳，然其泽在江之南，去汉水入江之处已七百余里，所蓄之水则合饶、信、徽、抚、吉、赣、南安、建昌、临江、袁筠、隆兴、南康数州之流，非自汉入而为汇者。又其入江之处，西则庐阜，东则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狭甚，不应汉水入江之后七百余里乃横截而南入于番阳。又横截而北流，为北江。且番阳合数州之流，猪而为泽，泛滥壅遏，初无仰于江汉之汇而后成也。不惟无所仰于江汉，而众流之积日遏月高，势亦不复容江汉之来入矣。今湖口横渡之处，其北则江汉之浊流，其南则番阳之清涨，不见所谓汉水汇泽而为彭蠡者。番阳之水既出湖口，则依南岸与大江相持，以东又不见所谓横截而为北江者。又以经文考之，则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于经则宜曰南江彭蠡，不应曰东汇于导江，则宜曰南会于汇；不应曰北会于汇。汇既在南，于经则宜曰北为北江，不应曰东为北江。以今地望参校，绝为反戾。今庐江之北有所谓巢湖者，湖大而源浅，每岁四五月间，蜀岭雪消，大江泛滥之时，水淤入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随江以东，为合东汇、北汇之文。然番阳之湖方五六百里，不应舍此而录彼，记其小而遗其大也。盖尝以事理情势考之，洪水之患，惟河为甚，意当时龙门、九河等处，事急民困，势重役烦，禹亲莅而身督之。若江淮则地偏水急，不待疏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属往视亦可。况洞庭、彭蠡之间，乃三苗所居，水泽山林，深昧不测。彼方负其险阻，顽不即工，则官属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为泽，而不知其非汉水所汇，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为甚众也，以此致误。谓之为汇，谓之北江，无足怪者，然则番阳之为彭蠡信矣。（《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毛晃：彭蠡，今南康军湖，孔安国曰：汇，泽也。郑康成曰：汇，回也。汉与江斗，转东，成其泽矣。颜师古曰：汇，回也。又东回而为彭蠡泽也。（《禹贡指南》卷四）

又：经言汉江东汇泽为彭蠡，岷江东迤北会于汇，则是彭蠡在岷江之东北，今诸家多以江州湖口之湖为彭蠡，乃在岷江之南，未详其实。然今所谓彭蠡泽，自江州湖口县南，跨南康饶州之境，以接于隆兴府之北，其源东自饶、徽、信州、建昌，南自章贡、南安，西自袁瑞以至分宁，方数千里之水皆会焉。北过南康、扬澜、左蠡，遂东北流，以趋湖口而入于江。（同上）

阎若璩：东汇泽为彭蠡，郑樵以为多此一句，朱子取之云：禹治水时，想亦不曾遍历天下，如荆州乃三苗之国，不成禹一一皆到，往往是使官属去彼相视其山川，具其图说以归，然后作此一书尔。故今《禹贡》所载南方山川，多与今地面上所有不同。（《潜邱札记》卷三）

孙星衍：郑康成曰：“汇，回也。汉与江斗，转东成其泽矣。”

又：郑注见《水经·沔水注》。云“汇，回”者，《一切经音义》三引《苍颉》云：“汇，水回也。”《广雅·释诂》云：“汇，大也。”足以增足郑义成泽之说。彭蠡，见前经。云“东为北江”者，《水经》：“沔水与江合流，又东过彭蠡泽，又东北出居巢县南，又东过牛渚县南，又东至石城县，分为二。（《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汇者，回也。下流泛滥，水势洄漩渟蓄，遂潴而为泽。章潢谓今每岁春夏江、汉水涨，则湖口倒流入彭蠡，以上达豫章郡。（《禹贡今释》卷下）

陈蒲清：东汇泽为彭蠡，汉水入长江后，古人还把它当做独立的一股水流，以为鄱阳湖是长江和汉水汇成的。彭蠡，今江西省境的鄱阳湖。（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26]【汇注】

毛晃：北江，《水经》：北江在毗陵北界，东入于海。又曰：沔水与江合流，又东过彭蠡泽，又东出居巢县南，又东过牛渚县南，又东至石城县分为二：其一东北流，其一又过毗陵县北为北江。（《禹贡指南》卷四）

王恢：“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说最纰谬。朱子《彭蠡辨》从郑樵说，以为此十三字为衍文；后又以衍文为未安，断为《禹贡》之误。蔡《传》申其师说：“彭蠡古今记载，皆谓今之番阳，然其泽在江之南。……不应汉水入江之后七百余里，乃横截而南入于番阳，又横截而中流为北江。……彭蠡既在大江之南，于经、则宜曰‘南汇彭汇’，不应曰‘东汇’。于道江，则宜曰‘南会于汇’，不应曰‘北会于汇’。汇既在南，于经则宜曰‘北为北江’，不应曰‘东为北江’……”蔡沈所辨甚为明透。而程瑶田《禹贡三江考》，犹曰：“彭蠡全据汉水之力，以作其汇泽之功。汉跨江而汇泽，江倚汉而会汇。”盖合《禹贡》《汉志》《水经注》之谬，图尤怪异，其妄不待辨。按汉不过江之支流，与湘、赣水量相称，犹渭、洛之于河耳。其所以江汉并称者，周初南向开拓，封建汉阳诸姬，所谓“南国”，以其文化较湘赣开发为早而已。倘别其主从，“以小注大为入”之例，南既入江，则为江水矣，焉有入江行七百里矣，横截而南作其汇泽之功？江反倚之而会于汇？江既北会汉为一川矣，焉有至彭蠡又与汉分，“东为中江入于海”？然则何以定北江为汉之所独？中江为江之所有？此明系《禹贡》作者于南方山川茫然，记述乖谬，《汉志》《水经注》更增新误，开“合流通称”之恶例（犹子沿父名，孙袭祖称），后之学者，以“经”作于圣人，志又有之，强辞夺理，凿空曲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王世舜：北江，即指汉水，因为这里说的是疏通汉水，又因汉水在长江北面，故称北江。（《尚书译注·禹贡》）

[27]【汇注】

林之奇：汉水东流至大别，于是触大别之山南回以入于江，盖江在汉之南也。汉水将与江合必折而南，既南而复东，以汇于彭蠡之泽也。汇者回也，江汉之水相合于此，而其流浸大，于是东流于彭蠡大泽。水既钟于彭蠡，则有所回旋曲折，不至于泛溢漂悍以冲突下流之势，故东为北江以入于海也。盖先为之汇，而后为之归也。江汉之汇于彭蠡，亦犹河流分而为九也。盖禹之治水，至于下流之地，则未遽决之以入于海，必先杀其迅疾漂悍之势，使其水有所游荡宛转，然后安流顺道以赴其所归，故河流分为九，然后同为逆河，江汉汇为彭蠡，然后分为三江。或先分之，后合之，或先合之，后分之，其用意则一也。（《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郭嵩焘：南入于江……入于海。案：江水东过澧而会九江之水，其流始盛；再北而会汉；再北而会彭蠡之水。汉与彭蠡之水，皆巨川也，因其入江而流盛大。《禹贡》于此创立北江、中江之名，而于汉之名北江者曰“东汇泽为彭蠡”，是有彭蠡以注其南，与汉水相夹，故汉得专北江之名。于江之名中江者曰“东迤北会于汇”；是既汇彭蠡，而为巨川障其南，汉水又遏其北，故江既汇此二川之水而独名中江也。邵氏此说，优于诸家之言三江者远矣。（《史记札记·夏本纪》）

[28]【汇注】

林之奇：岷山在蜀郡湔氏道西，一名渎山，一名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出。《益州记》云：“大江泉源发于羊膊岭下，绿岩散漫，小大百数，殆未滥觞矣。东南下百余里，至白马岭而历天彭关，自此以上微弱，所谓发源滥觞者也。自天彭关而历氐道县北，其流始大。盖江水滥觞。”自蜀即岷山，而此所以言岷山导江也，江水出为沱，沱乃江之别流者。《水经》云“小隐水源自颍水出”而郦道元曰《尔雅》颍为河，郭璞曰皆大小溢出，别为小水之名，亦犹江别为沱也。《汉·地理志》云“南郡支江县，江沱在西，此荆州之沱也”。蜀郡郫县江沱在西，此梁州之沱也。盖自江水溢出别为支派者，皆名为沱，故梁荆二州皆有沱也。此言东别为沱，接于岷山导江之下，则是江水始出而别流者也，意其指梁州之沱也。（《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毛晃：同出而枝分谓之别，“东别为沱”是也。

又：颜师古曰：别而出也，江东南流，沱东行。案：《地理志》：“南郡枝江县，江沱在西北，荆州之沱也。蜀郡郫县，江沱在西北，此梁州之沱也。凡江水别出皆名为沱。”此言“东别为沱”，继于岷山导江之下，是江始出而别流者，则当在梁州，《诗》言江有沱，其荆州之沱欤？（《禹贡指南》卷四）

阎若璩：蒋鸣玉曰：川西皆岷，岷北流为洮，入黄河，南流入川，为大江。此知岷峨总是一山，只横障西南二处为异耳。今江水果随岷峨至嘉眉直下，中间如嶲州之大渡、沫水，夹江之青衣，犍为之汉水，无不凑集，至嘉定为一都聚。合之《禹贡》“岷山导江”一语，地势惬合。（《潜邱札记》卷三）

又：邵二泉“《禹贡》岷山导江”之简曰：江汉水涨彭蠡，郁不流，逆为巨浸，无仰其入，而有赖其遏，彼不遏则此不积，所谓汇也者如此。故曰“北会于汇”，“汇”言其外也，“蠡”言其内也。于汇不于彭蠡，势则然也，盖实志也。江水浚发，最在上流，其次则汉自北入，其次则彭蠡自南入。（同上）

孙星衍：史迁“岷”作“汶”。一作“”，一作“崏”。

又：《地理志》：“蜀郡湔氐道，《禹贡》崏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东南至江都入海，过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说文》云：“山在蜀湔氐西徼外。”江水出蜀湔氐徼外崏山入海，则崏、岷即省字也。《楚辞》作“汶”，《地理志》汶江县亦作“汶”，借字也。案：湔底道，今四川茂州东北地，山在今龙安府松潘同知城北边外。江水出山之羊膊领，有二源。过郡七者，蜀郡、犍为、巴郡、长沙、江夏、广陵也。东别为沱者，《地理志》：“蜀郡郫县，《禹贡》江沱在西，东入大江。”“汶江县，江沱在西，东入海。”《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县西南，其一在郫县西南，皆还入江。”案：郫，今四川县，属成都府。沱即郫江，自四川灌县西南分江，至泸州复合者。汶江县，今为茂州，验无此水。保县东南有玉轮江，疑是沱故渎。《水经·江水注》云：“江水历氐道县北，又迳汶江道，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江水出今四川省龙安府松潘卫北西番界。源有三支：正支自浪架岭南流；东支自弓槓口至漳腊营合正支。西支自杀虎塘至黄胜关合正支。南经茂州汶川县至成都府灌县离堆，岐为数十股，滂沱南下。左抱成都府，所谓东别为沱也。西环崇庆州，众流以次会于新泽县南。又南行迳眉州嘉定府至叙州府东南，合金沙江，折而东北，流至保宁府西南之嘉陵江，涪江自北来，合流入之。又东北经夔州府巫山县，入湖北界。东南流至荆州府枝江县，又东流至府城，折而南流，至石首县，又东流至监利县。又至澧州慈利县，所谓东至于澧也。遂南流至岳州府巴陵县，所谓过九江至于东陵也。遂折而东北，流至武昌府，与汉江合。又东流至湖北省黄州府，又东南流入江西省界，至九江府湖口县与南江合，所谓东迤北会于汇也。遂入安徽省安庆府界，为中江，经池州府、太平府，江苏省江宁府、扬州府界，至通州入海。（《禹贡今释》卷下）

陈蒲清：汶山道江，自汶山开始疏导长江。古人认为岷江是长江上游，今甘肃、四川交界处的岷山（汶山）则是长江的发源地。汶，通“岷”。所以导江自汶山开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恢：汶山道江，盖指今嘉陵江，自汉志西移之松潘之黑水，一直以岷江为江源。自徐霞客《江源考》出，始知江源而益西。徐《考》曰：“岷江经成都至叙，不及千里，金沙江经云南至叙，共二千余里；舍远而宗近……河源屡经寻讨，故始得其远；江源从无问津，故仅宗其近。其实岷之入江，与渭之入河，皆中国之支流。而岷江为舟楫所通，金沙江盘折蛮獠溪洞间，水陆俱莫能溯。既不悉其孰远孰近，第见《禹贡》‘岷山道江’之文，遂以江源归之，而不知禹之导，乃其为害于中国之始，非其滥觞发脉之始也。导河自积石，而河源不始于积石；导江自岷山，而江源亦不出于岷山。岷流入江，而未始为江源，正如渭流入河，而未始为河源也。不第此也，岷流之南，又有大渡河，其源亦长于岷而不及金沙。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禹贡》又以白龙江为江水。《汉志》再西移于岷江。千五百年后，地理知识增广，江源更向西延长，徐霞客寻得真源为金沙江矣，后之说者，皆以为源出青海巴颜喀喇山南麓之乌兰、端干两山间，上源为乌兰木伦河；行六千七百余华里而至四川宜宾始纳岷江（岷江全长千五百华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江灏：沱，水名，长江的支流，大约指今沱江、嘉陵江、涪江等。（《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王世舜：沱是长江支流，其上源与岷江相接，岷江由岷山向东南流至四川省的灌县，然后分出一支流向东与沱水相连接，故云“东别为沱”。（《尚书译注·禹贡》

[29]【汇注】

裴骃：孔安国及马融、王肃皆以醴为水名。郑玄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长沙有醴陵县。”（《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按：骚人所歌“濯余佩于醴浦’，明醴是水。孔安国、马融解得其实。又虞喜《志林》以醴是江、沅之别流，而醴字作“澧”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毛晃：《楚辞》云：“遗予佩兮澧浦”，澧音礼，今澧州，澧水在焉。澧字从水从豊，水隶变作氵，豊音礼，豆登之属，与豐字不同，《汉·地理志》作醴。郑氏以为陵名，即今长沙澧陵，非也。（《禹贡指南》卷四）

蒋廷锡：澧水出今湖广永定卫西历山，至岳州府安乡县南会赤沙河入洞庭湖。（《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史迁“澧”作“醴”。马融曰：“澧，水名。”郑康成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长沙有醴陵县，其以陵为名乎？此经自‘导弱水’已下，其过言‘会’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泽，皆非水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又：马注见《史记集解》。云“水名”者，《水经》：“澧水东至长沙下雋县西北，东入于江。”注云：“澧水流注于洞庭湖。”又《水经》云：“江水又东至长沙下雋县北，澧水、沅水、资水合东流注之。”案：澧水注湘，由湘达江，在今洞庭湖北，故马氏以为水名也。郑注见《史记集解》及《书》疏。云“大阜曰陵”者，《尔雅·释地》文。云“长沙有醴陵县”者，《郡国志》长沙郡有醴陵，盖后汉分《地理志》临湘县之南境所置。临湘，今湖南长沙府治。下雋，今在湖北通城县西。（同上）

王恢：或指今湖南之澧水。澧出桑植县西北百二十里之历山，东南至澧城东南分数道入洞庭湖。《汉志》《澧水注》，会沅入湖。有以南阳雉（南召）县衡山澧水说之，较郑玄以醴陵说之，失之更远。（《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30]【汇注】

毛晃：九江盖今洞庭也。考之前志，沅水、渐水、潕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湘水、资水，皆合洞庭中，东入于江，江则过之而已。（《禹贡指南》卷四）

[31]【汇注】

毛晃：《水经》：东陵地在庐江金兰县西北。江水又东迤北会于彭蠡泽，又曰：江水又东，左得青林口，注云：即水出庐江之东陵乡，江夏有两陵县，故此言东。西南流水积为湖，湖西有青林山，一说巴陵与夷陵相为东西，夷陵一曰西陵，则巴陵为东陵可知。凡山之坡陁可涉者曰陵，《诗》“如冈如陵”，则陵非平地也。（《禹贡指南》卷四《东陵》）

蔡沈：东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县也。《地志》在庐江西北者非是。（《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林之奇：至于东陵，《水经》曰：“东陵在庐江金菌县西北。”盖庐江郡有东陵乡故也。江水既过九江，又至于东陵也。夫江自岷山而出，历蜀、汉、巴、峡数州，然后至于澧，今经文所序惟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遂继之以“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者，盖此篇所记，惟及夫治水施功之处，亦犹导黑水至于三危，则曰“至于南海”，导河积石则曰“至于龙门”，初不计其地之远近也。（《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周祈：《禹贡》“导江过九江，至于东陵。”《集传》谓东陵为巴陵。按：九江，今洞庭湖，在巴陵，不应过洞庭又至巴陵也。《地志》以东陵为道士洑，在黄州东一百二十里，与江水经流次第相协。《史记·楚世家》“秦将白起拔我西陵”。《括地志》：“西陵故城在黄州黄山西二里。”以此互证，则东陵为道士洑无疑。（《名义考·地部·东陵》）

孙星衍：《地理志》：“庐江金兰西北有东陵乡。”《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东陵在庐江金兰县西北。”《水经注》：“江水又西北迳下雉县。江水又东，右得兰溪水口，又东，左得青林口。江水左傍青林湖，水出庐江郡之东陵乡。江夏有西陵县，故是言东矣。《尚书》云‘江水过九江，至于东陵’者也。西南流，水积为湖，湖上有青杜山。”案：下雉在今湖北兴国州东南。《水经·决水注》云：“灌水导源庐江金兰县西北东陵乡大苏山。”钱氏坫曰：“大苏山即东陵，在今河南固始县南。”（《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江灏：东陵，地名，《汉书·地理志》《水经·决水》注都认为是汉代卢江郡金兰县西北的东陵乡。（《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王世舜：东陵，地名，有三说：（一）《汉书·地理志》注：“卢江郡，金兰西北有东陵乡。”《水经·决水注》：“灌水注之，其水导源卢江金兰县西北东陵乡大苏山。”……据以上记载，可推断其地当在今河南固始县西南。（二）蔡沈《书经集传》：“东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县也。”按：岳州即现在湖南省岳阳。（三）王鸣盛以为在今湖北省黄梅县境。（《尚书译注·禹贡》）

编者按：顾颉刚考证应在湖北广济东北及黄梅县境地。然“过九江，至于东陵”，九江，如顾颉刚考证在今湖北广济、黄梅，安徽宿松、望江一带，那么东陵应在九江以东，即今安徽安庆、枞阳，彭蠡以西地区。

钱穆：东陵，今青林山在广济县东南六十里，则东陵应在今广济东北及黄梅县境也。（《史记地名考》卷三）

王恢：九江如在洞庭、长江之间——亦即今两湖交界之境，东陵当如蔡《传》《路史》，巴陵（岳阳）与夷陵（宜昌）相为东西。《水经》据《汉志》说在庐江郡金兰（河南商城东南）西北，与下文“东迤北会”不合，去江太远，又隔重山。宋儒执“东迤北会”为指洞庭会汉水一段江流形势，澧为湖南之澧水，则九江、东陵俱在鄂西。汉儒说九江、东陵在鄂东、江北，而澧远不相属。宋儒说为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32]【汇注】

苏轼：迆，迤逦也。汇，彭蠡也。（《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毛晃：颜师古曰：迤，溢也。东溢分流，北会彭蠡。《说文》迤，邪行也。（《禹贡指南》卷四）

邵宝：江汉水涨，彭蠡郁而不流，逆为巨浸，无仰其入，而有赖其遏，彼不遏则此不积。所谓汇也者如此，故曰“北会于汇”。“汇”言其外也。“蠡”言其内也。江水浚发，最在上流，其次则汉自北入，其次则彭蠡自南入，三水并持而东，则江为中江，汉为北江，彭蠡所入为南江，可知已非判然异派之谓也。谓经误者非是。（引自《史记评林·夏本纪》）

孙星衍：马融曰：“迤，靡也。”郑康成曰：“东迤者为南江。”“迤”一作“迆”。

又：《说文》云：“迆，衺行也。”引此文。马注见《释文》。云“迤，靡”者，郑司农注《考工记》，迤，读为“倚移从风”之移。《文选·甘泉赋》注云：“迤靡，相连貌也。”郑注见《史记集解》。云“东迤者为南江”者，《地理志》：“丹阳郡石城，分江水东至余姚入海。”“会稽郡吴县，南江在南，东入海。”《水经》：“沔水东至石城县，分为二，其一东北流。”注云：“《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东出，迳吴国南，为南江。江水自石城东入，为贵口，东迳石城县北，又东迳宣城之临城县南，又东迳安吴县，又东迳宁国县南，又东迳故鄣县南、安吉县北，又东北为长渎历湖口，南江东注于具区，谓之五湖口。”据此，则郑以“会于汇”为入于具区也。“迤”一作“迆”，见《地理志》及《说文》。（《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日］泷川资言：凤曾叙曰：下文云“东北会于汶”，“东会于澧”，“东北会于涧湹”，“东会于伊”，诸言会于某者，皆水名，则“汇”亦水名也。汇疑当读为淮。朱锦绶曰：“淮”之为“汇”，犹“非”之为“匪”耳。愚按：今水路淮自入海，不合于江。而《孟子·滕文公篇》云：排淮泗而注之江。凤、朱二说不为无据，书以备考。（《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江灏：迆，地势斜着延长。又写作“迤”。汇，《尚书正读》：“汇为淮之假借字。两大水相合曰会，江、淮势均力敌，故云会。古江、淮本通，孟子言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是也。”（《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王世舜：迤，斜行，长江由岳阳斜向东北行，至武昌则斜行东南，至湖北省的黄梅县复又斜行东北。北会于汇，有二解：（一）孔安国、胡渭等人均谓与汉水相会，然后汇成彭蠡，与上文“东汇泽为彭蠡”是一个意思。（二）曾运乾以为：“北会为汇者，汇为淮之假借字，两大水相合曰会。江淮势均力敌，故云会。古江淮本通，孟子言‘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是也。久而湮塞，故春秋时吴城邗沟通江淮；云沟通者，复禹之旧迹也。或谓汇即彭蠡，非也。彭蠡，已见上导汉章，不应此章重见，当云东会，不当云北会；又经凡言会者皆水名，汇非水名，与例不谐，故知非彭蠡也。”揆之情理，似以曾说为妥。（《尚书译注·禹贡》）

[33]【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禹贡》三江俱会于彭蠡，合为一江，入于海。”（《史记正义·夏本纪》）

苏轼：今金山以北取中泠水，味既殊绝，称之轻重亦异，盖蜀江所为也。（《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林之奇：汉江二水既合于彭蠡矣，然后由彭蠡分出为北江、中江，入于海，此言东为中江，入于海，而上文导漾东为北江，入于海，有北江、中江，则是必有南江矣，即扬州所谓“三江既入”是也。汉孔氏云：“自彭蠡分江为三，入震泽，遂为北江而入海。”盖扬州云三江既入，震泽定，先儒意以谓三江入于震泽，然后由震泽而入海。……今经之所载殊不及震泽，则是震泽非江水之所入也明矣。此当从苏氏之说。二孔妄合经传，无所考据，不可从也。唐孔氏之论三江，则据《汉志》，以谓南江从会稽吴县南东入于海，中江从丹阳芜湖县西东至会稽阳羡县东入海，北江从会稽毗陵县北东入海。然水之下流转从不常，故川势不足以考信。班孟坚所载乃汉时三江，如此未知禹时三江果如是否？其是非盖不可知也。今之江水自彭蠡而东无有别派，由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复有三江矣。此盖后代变更移易，随世不同，不可以执为一定之论也。而苏氏乃以古之彭蠡而东合为一江者，指以为今之三江，至其数之不合，则又从而为味别之说，此盖不知时变，胶柱调瑟之论也。（《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毛晃：《水经》：中江在丹阳芜湖县南，东至会稽阳羡县入于海。颜师古曰：亦自彭蠡出。（《禹贡指南》卷四）

江灏：中江，指岷江。郑玄说：“左合汉为北江，右合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何满子：中江，长江本流由岷江东来，汉水既称“北江”，本流在中，因此称“中江”，别以鄱阳湖所聚之水入长江者为南江。（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34]【汇注】

毛晃：沇水，沇，惟沔反，亦作渷。《水经》：济水出河东垣县王屋山为沇水，又东至温县西北为济水。注引《山海经》曰：“联水出焉，西北流注于秦泽。”郭璞云：联、沇声相近，即沇水也。潜行地下，至共山南，复出于东丘。《春秋说题辞》曰：济，齐也。齐，度也，直也。《汉·地理志》：河东郡垣县王屋山在东北，沇水所出，东南至武德入河，轶出荥阳北地中，又东至琅槐入海。槐音回。（《禹贡指南》卷四）

芮日松：沇水发源王屋山，既见而伏，至济源县西北五里重源显发，有东西二池合流至温县东南入河。温县亦属今怀庆府。溢，满也。复出河之南，溢而为荥，即豫州荥波。（《禹贡今释》卷下）

江灏：沇，水名。《水经注·济水》：“济水出河东垣县东王屋山为沇水。”沇水和济水为同一条河，上游称沇水，下游称济水。（《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蒋廷锡：沇，沇水即济水之上流，蔡《传》所谓发源为沇，既东为济是也。（《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陈蒲清：沇，水名，别称济水，源出山西王屋山。济水古与长江、黄河、淮河并称四渎，为天下大川。它的故道在鞏县与黄河交叉，穿过黄河南下，汇聚成荥泽，再往东流。后来，黄河改道，济水下流为黄河所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何满之：沇水，济水的上游称沇水。发源于今河南省济源县王屋山。流至温水，注入黄河；中流旧迹，与黄河相混，古迹已不可辨；至山东省东平县境会汶水后，由北折东经蒲台县境入海。（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35]【汇注】

程大昌：河南无济，其有济者，自溢荥而始。古荥渎至汉则已不能的知其地，然秦人名县，自广武汜水已上，命为成皋，自敖山以下，名为荥阳。则成皋之地未有荥水明也。今《水经》所叙，未至荥阳，则已有济，而荥阳反在济源下流，已见其实。又古义山南为阳，水北为阳，各以受阳之方命之也。秦名渭北为咸阳者，以其居山南水北，故得以咸阳命之。《水经》叙济又自荥阳北过，则安得命荥阳也邪！此皆世传之失也。（《禹贡山川地理图》卷上《水经成皋济渎辨》）

毛晃：《水经》：济水出河东垣县王屋山为沇，东流为济，东南至河内武德县入河。并流而南截河，又并流溢出，乃为荥泽也。《汉·地理志》济作泲。颜师古曰：泉出王屋山为渷，流去乃为泲。泲音姊，一云古济字。荥泽在郑州。（《禹贡指南》卷四）

蒋廷锡：济，济水出今河南怀庆府济源县王屋山，既见而伏，至济源县西北五里，重源显发，有东西二池，合流至温县东南入河。（《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蔡沈：沇水，济水也，发源为沇，既东为济。……程氏曰：“荥水之为济，本无他义，济之入河，适会河满溢出南岸。溢出者非济水，因济而溢，故禹还以元名命之。按：程氏言“溢”之一字固为有理，然出于河南者，既非济水，则禹不应以河枝流而冒称为济。盖“溢”者指荥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浊而荥清，则荥之水非河之溢明矣，况经所书，单立“导沇”条例，若断若续，而实有源流，或见或伏，而脉络可考。先儒皆以济水性下劲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显伏。……济水伏流绝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顾弗深考耳。（《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王恢：《汉志》“河东郡、垣，《禹贡》王屋山在东北，沇水所出，东南至武德入河；轶出荥阳北地中，又东至琅槐（山东广饶东北百里）入海。”《水经》从之。《济水注》盖据伪《孔传》：“今济水重源出温西北平地”。平地涌泉，所在有之。……济源县以上，重峦峻岭，水道未改；济源以下，地势平衍，《济水注》谓分为二：“枝津南流注于溴”；济水经流则东南经城（沁阳西南三十余里）北，略循今猪龙河，南直成皋入河；其后又分由温县南入河，即《水经》所云当鞏县北是也。《志》云“武德入河”者，《沁水注》“济水枝渎也”。济源为沇，济尽于入河——犹汉源为漾，汉止于入江。河溢为荥，荥出又名济，自为一川可也，古人好怪，乃舍显取潜，因启“三伏三见”之诡说——泰泽一伏，东丘一见（《济水注》）；武德入河再伏，荥阳轶出再见（《汉志》）；荥阳又伏，出陶丘为三见（《唐书·许敬宗传》）。（《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36]【汇校】

［日］泷川资言：张文虎曰：《正义》流为汜水，汜当作沇。（《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裴骃：郑玄曰：“《地理志》沇水出河东垣县东王屋山，东至河内武德入河，泆为荥。”孔安国曰：“济在温西北。荥泽在敖仓东南。”（《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水经》云：“自河东垣县王屋山东流为沇水，至温县西北为济水。”（《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沇水出怀州王屋县北十里王屋山顶，岩下石泉渟不流，其深不测，既见而伏，至济源县西北二里平地，其源重发，而东南流，为汜水。”《水经》云沇东至温县西北为泲水，又南当鞏县之北，南入于河。《释名》云：“济者，济也。”下“济”子细反。按：济水入河而南，截度河南岸溢荥泽，在郑州荥泽县西北四里。今无水，成平地。（《史记正义·夏本纪》）

苏轼：济水出河东垣县王屋山，东南至河内武德县入河，并流而南截河，又并流溢出，乃为荥泽也。（《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程大昌：济自河北，截河南渡，仍得名济。其初止为河受他水已多，济之入河，适会其满，溢出南岸，禹故还以元名命之，本无他说。读经者不究禹之命名，全在溢之一字，而乃因其凿说，遂曰济有伏流，故入河而不与河杂，此其所为名济之因也。历代地书固知其自河北温县而入，自河南荥阳县而溢，然犹变为一说曰：济，源出王屋山下，渟澄不流，而其重源出于济源县也。其后唐高宗疑济源与河不接，而许敬宗止以伏流为对。其说盖取重源以为本祖。独不思济其果能伏流？则当高宗之世，荥口虽不受河，犹有溢流汩出地底，则伏流之说信矣。今其河水不入荥口，则荥泽遂枯，尚言伏流，不其诬邪？（《禹贡山川地理图》卷上《济伏流辨》）

林之奇：曾氏曰：“止者为漾，流者为汉，止者为沇，流者为济。自其水之所出而言之，则曰漾，曰沇。故其导之也，则必指其水之所自出而言之，故系之以其川渎之通称。以此二水流自漾沇而出，及其既流而出，则曰汉，曰济，以至于入江、入河、入海，皆受汉济之名，而漾与沇但可以名其始出之水而已。”沇水者，《山海经》谓之联水，郭景纯谓即沇水也。《汉志》作从水充字，颜师古音曰弋脔反，则是亦指沇水也。《水经》曰“俗谓之衍”，即此沇水也。沇水所出，说者不同。《汉志》曰：“沇水出河东垣曲县王屋山。”孔氏曰：“泉源为沇，流去为济水，在温县西北者为济水。”又或然也。沇水自温县东南流经墳城西南，又当鞏县南北入于河济，与河合其流，寖大，遂至荥阳县北溢为荥泽，在敖仓东南。虽溢为荥泽，而荥泽不足以容之，遂决而东行也。（《尚书全解》卷十《禹贡》）

毛晃：水势有所赴而不能容，则纵其溢而舒之，“溢为荥”是也。（《禹贡指南》卷四）

江灏：荥，荥泽，在今河南荥阳县，汉时已成平地。（《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孙星衍：史迁“溢”为“泆”。郑康成曰：“《地理志》沇水出河东东垣王屋山，东至河内武德入河，泆为荥。”“济”一作“泲”，“溢”一作“轶”。

又：史公“溢”为“泆”者，郑注《周礼》引经亦作“泆”。《汉志》作“轶”。《说文》云：“溢，器满也。”《广雅·释诂》云：“出也。”义相同。泆者，《说文》云：“水所荡泆也。”《庄子·释文》：“泆，本或作‘溢’。”是溢、泆本通。字作“轶”者，《文选·西都赋》注引《三苍》云：“从后出前也。”亦满出之义。郑注见《史记集解》。（《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陈蒲清：泆为荥，泆，通“溢”。济水潴为荥泽后，又溢出东流至定陶，最后入于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恢：伪《孔传》：“济水入河，并流十数里（《锥指》引作数十里，谓通计得五十余里。程大昌《禹贡图说》，谓水止数十里），而南截河，又并流数十里，溢为荥，泽在敖仓东南。”济既入河，则为河矣；其溢出者，本为河水，因在荥地，乃谓之荥；都而为泽，则名荥泽。与河北之济不相涉。此与汉“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更为荒谬。而学者必曲为之解：伪《孔传》《济水注》，以为河济并流，截河而南；孔《正义》以色辨；苏《书传》以味别；林子奇、傅寅、胡渭皆斥其失矣。清高宗《济水考》，乃谓：“入于河者，非济之清流入黄也，盖即伏于黄之底，所谓入也。溢为荥，则又见而出荥。”此本蔡沈、吴澄说，而更神出许敬宗“浑河中清流一道，直贯之者，乃济也”之外。……姑不论为济、为沁，自成一川，复以济名，可也，如以为河北之沇源、济流，则强词夺理，悖于情实。（《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37]【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陶丘，丘再成者也。”郑玄曰：“《地理志》陶丘在济阴定陶西（北）［南］。”（《史记集解·夏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修订组认为，“定陶西南”：“西南”，原作“西北”，据高山本改。按：《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济阴郡·定陶》：“《禹贡》陶丘在西南。”

张守节：《括地志》云：“陶丘在濮州鄄城西南二十四里。又云在曹州城中。徐才《宗国都城记》云此城中高丘，即古之陶丘。”（《史记正义·夏本纪》）

毛晃：陶丘，在济阴定陶县西南，有陶丘亭。《尔雅》：山再成曰陶丘。《水经注》：陶丘，丘再成也。《汉志》同。方十里曰成。《左传》少康有曰一成是也。（《禹贡指南》卷四）

孙星衍：郑康成曰：“《地理志》陶丘在济阴定陶西北。”“出”一作“至”。

又：《说文》云：“陶，丘再成也，在济阴。《夏书》曰：‘东至于陶丘。'”引“出”字作“至”。郑注见《史记集解》。引《地理志》者，《汉志》：“济阴郡定陶，《禹贡》陶丘在西南。”《水经》云：“济水过定陶县南，又屈从县北流。”《注》云：“南济也。又东北合菏水，水上承济水于济阳县东，世谓之五丈沟，又东迳陶丘北，《墨子》以为釜丘也，《尚书》所谓道菏水自陶丘北，谓此也。”案：陶丘在今山东定陶县。（《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尔雅·释丘》：“再成为陶丘。”郭璞云：“今济阴定陶城中有陶邱。”按：定陶县属今山东省曹州府。（《禹贡今释》卷下）

王世舜：陶丘，在山东定陶县西南七里。《尔雅·释丘》：“丘再成曰陶。”又名釜口，《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来会于釜口”，即其地。出，曾运乾说：“出于地也。”（《尚书译注·禹贡》）

王恢：山东定陶西南七里。“荥播既都”，当有以通之，于是而东流过定陶北。为伏见之说者，以“出”为自地下涌出（《锥指》）。即使陶丘涌泉，何能必为荥泽之水？谓源自四百里外，一窦通之，无识甚矣。说者曰：“出犹经过之谓，如某将军出某道之出”是也；而《锥指》以为谬。……（《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38]【汇注】

毛晃：《水经》：菏水在山阳湖陵县南。《说文》在济阴定陶县。《水经》又曰：济水又东，至乘氏县西，为分二：南为菏水，北为济渎。菏水又东入于泗水，过彭城县北，淮水从西来注之。颜师古曰：即菏泽也。（《禹贡指南》卷四）

孙星衍：《水经》：“济水东至乘氏县西，分为二。其一水东南流，一水从县东北流，入钜野泽。”又云：“其一水东南流者，过乘氏县南，又东过方与县北，为菏水。”案：乘氏县，今山东曹州府治。方与县，今山东鱼台县。（《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菏即豫州菏泽。谓之至者，其泽自有菏脉，济特至之耳。（《禹贡今释》卷下）

王世舜：菏，即山东菏泽县，菏泽为古时大泽之一。（《尚书译注·禹贡》）

[39]【汇注】

张守节：汶音问。《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郡莱芜县原山，西南入泲。（《史记正义·夏本纪》）

毛晃：《九域志》：今袭庆府兖州莱芜县，汶水所出，其流至密州，又至潍州。（《禹贡指南》卷四）

孙星衍：《水经》：“济水至乘氏县西，分为二。其一水从县东北流，入钜野泽。又东北过寿张县西界安民亭南，汶水从东来注之。”注云：“戴延之所谓清口也。郭缘生《述征记》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注济。’或谓清即济也。《禹贡》：‘济东北会于汶。’今枯渠注钜泽，北则清口，清水与汶会也。桑钦曰‘汶水出泰山莱芜县西南，入济’是也。”案：寿张故城在今山东东平州西南，去县五十里有安山镇，即安民亭。（《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汶，即青州之汶。合汶后至今青州府博兴县入海。济性悍疾，伏见无常，初见王屋，遂伏，再见而为济，再伏而入河，三见而为荥，三伏而穴地，四见而出陶邱之北，自此不复伏矣。（《禹贡今释》卷下）

王世舜：汶，指汶水。秦继宗说：“‘又东，北会于汶’，当于东字一读；‘又北，东入于海’，当于北字一读。”（《尚书译注·禹贡》）

[40]【汇校】

［日］泷川资言：张文虎曰：毛本“东北”作“北东”，与《禹贡》合。《传》云：北折而东也。《汉志》颜师古注并同。段玉裁曰：“作‘东北’者，古文《尚书》。”（《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二）

施之勉：段玉裁曰：北东，《纪》作“东北”，盖今文《尚书》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夏本纪第二》）

【汇注】

孙星衍：史迁“北东”作“东北”。

又：合汶之济入河。一水东南流，合菏之济入淮。此云“入海”，谓入汶之济也。《水经》云：“济水又东过甲下邑，入于河。”注云：“济水东北至甲下邑南，东历琅槐县故城北，《山海经》曰‘济水绝钜野，注勃海，入齐琅槐东北’者也。又东北，河水枝津注之，《水经》以为入河，非也。斯乃河水注济，非济入河。又东北入海。郭景纯曰：‘济自荥阳至乐安、博昌入海。’今河竭，济水仍流不绝。经言入河，二说并失。然河水于济、之北，别流注海，今所辍流者，惟水耳。郭或以为济注之，即实非也。寻经脉水，不如《山经》之为密矣。”案：济水即今小清河也，北迳山东利津县城东，又东北入于海。《地理志》“过郡九”者，济水从武德已下，过河内、河南、陈留、济阴、山阳、太山、济南、齐、千乘也。其入淮之流，或在沟通江、淮之后，非禹迹与？（《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王叔岷：《考证》：“张文虎曰：‘毛本“东北”作“北东”，与《禹贡》合。《传》云：“北折而东也。”《汉志》、颜师古《注》并同。'”案：殿本“东北”亦作“北东。”（《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世舜：又北东入于海，《汉书·地理志》：“济水自荥阳东至琅槐入海。”琅槐，西汉时所置之县，后废；故城在今山东广饶县东北一百一十里。（尚书译注·禹贡》）

[41]【汇注】

张守节：《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阳平氏县东南，淮水所出。按：在唐州东五十余里。（《史记正义·夏本纪》）

毛晃：《汉·地理志》：南阳郡平氏县注：《禹贡》桐柏大复山在东南，淮水所出。东南至淮陵入海，过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禹贡指南》卷四）

艾南英：淮水出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导之耳。（《禹贡图注·道淮自桐柏》）

蒋廷锡：淮，淮水发源河南南阳府桐柏县桐柏山（山下有淮井，泉源所出）。《水经》云出胎簪山者，即桐柏之支峰也。东流至光州东北，会汝水（出河南汝宁府遂平县西六十里洪山），又东由固始县入江南凤阳府颍州界，又东流至颍上县，东南渒水入之。又东北至怀远县合濄河，又东径长淮卫至五河县合浍河，又东径泗州城南盱眙城北漫衍入洪泽湖。东北出淮安府清河县之清口，与黄河会，东则刷黄河以入海，南则入运河以济漕，历扬州府宝应县高邮州抵江都县入扬子江。按：禹时江、淮本不相通，自春秋时吴伐齐，于广陵城（今扬州府）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之邗江，东北通射阳湖（属淮安府山阳县），而北至末口入淮。此沟通淮江之故道也。至晋永和中，江都水断，乃于欧阳埭（在江都县西南），引江至广陵城，而北出白马湖，合中渎入淮，谓之山阳渎。隋时又开广之，以通战舰。明初，陈瑄循故渎开新运河以通漕，此即今之运道也。（《尚书地理今释·禹贡》）

孙星衍：郑康成曰：“凡言导者，发源于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发源于上，未成流。”

又：《地理志》：“南阳郡平氏，《禹贡》桐柏大复山在东南，淮水所出，东南至淮浦入海，过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水经》云：“淮水出南阳平氏县胎簪山，东北过桐柏山。”注云：“淮水与醴水同源，俱导西流为醴，东流为淮。潜流地下三十许里，东出桐柏大复山南，谓之阳口水。南即复阳县也。元帝元延二年置，在桐柏大复山之阳，故曰复阳也。”案：平氏故城在今河南桐柏县西北。郑注见《书》疏。云“言自者，发源于上，未成流”，盖以淮伏流地下，道而通之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陈蒲清：道淮自桐柏：疏导淮河，从桐柏山开始（桐柏山为淮河发源地）。淮，淮河，古为四渎之一，本是独立入海的，后因黄河改道，夺其下流，使淮河淤塞，不能入海。现代又开了新淮河，在江苏新市村入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恢：《汉志》“南阳郡平氏（桐柏县西北），《禹贡》大复山在东南，淮水所出，东南至淮陵入海。”按：“《禹贡》”二字应在“淮水”之上。此条多误，当依《水经》：“淮水出南阳平民县胎簪山，东北过桐柏山，东至广陵淮浦县（安东县西）入海。”大复在桐柏县东三十里，胎簪在县西三十里，如《清统志》（二一〇）两山东西相去六十里。胎簪桐柏山之中峰，大复其支阜也。清高宗《淮源记》，据毕沅寻得真源，《水经》是；《淮水注》以为淮、澧同源误。淮水东流至淮阴县北会泗，谓之清口。又东北至安东（淮浦在县西）县入海。古淮水入海处尚在县西。元时（1324）夺汴泗入淮，清口以东悉为河夺。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北徙，淮水下游亦淤，其经流自淮阴合运河入江。《禹贡》不取源远流长，转播文化较便之汝水为淮经流，盖以淮上流作其荆、豫之界也乎？（《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42]【汇注】

毛晃：泗水，出济阴乘氏县，至临淮睢陵县入淮。沂水先入泗，泗入淮也。《水经》：泗水出鲁卞县北山，西南迳鲁县北，又西过瑕丘县东，屈从县东南流。注曰：《地理志》出济阴乘氏县，又云出卞县北，经言北山，皆为非矣。《山海经》曰：泗水出鲁东山卞县东南桃虚，俗呼陶虚有泽，泽西际阜，俗谓之妫亭山。连冈通阜，四十余里，即泗水之源。《博物志》谓泗出陪尾是也。《九域志》：袭庆府兖州泗水之所出（一云出兖州泗水县西，至鱼台县南，与菏水合）。（《禹贡指南》卷四）

又：沂水，解在徐州。《水经注》：沂水出鲁城东南，尼丘山西北，其末流，南过下邳县西南，入于泗。《正义》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盖县，南至下邳入泗。（同上）

孙星衍：《水经》：“淮水又东，至下邳淮阴县西，泗水从西北来流注之。”注云：“淮、泗之会，即角城也。左右两川翼夹，二水决入之所，所渭泗口也。”案：角城故城在今江南清河县西南。《水经》：“沂水又南，过下邳县西，南入于泗。”案：下邳，今江南邳州。沂水入泗而达河，在今清河县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又：《水经》：“淮水又东，至广陵淮浦县入于海。”《地理志》：“临淮郡淮浦，游水北入海。”《水经·淮水注》云：“淮水于县分，北为游水。游水东北迳纪、鄣故城南。杜预曰：‘纪、鄣，二地名。’东海赣榆县东北有故纪城，即此城也。游水东北入海。”案：赣榆，今江南县，属海州。淮浦故城在安东县西也。（同上）

艾南英：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会”者，以二水相敌故也。（《禹贡图注·东会于泗沂》）

江灏：泗，泗水。沂，沂水。沂水流入泗水，泗水流入淮河。沂水与泗水在今江苏邳县会合，泗水与淮河在今江苏淮阴会合，淮河在今江苏阜宁县东入海。（《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43]【汇注】

孔安国：与泗、沂二水合入海。（《尚书注疏》卷六《禹贡第一》）

苏轼：泗水出济阴乘氏县，至临淮睢陵县入淮。沂水先入泗，泗入淮也。（《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阎若璩：云梯关海口阔处凡十四五里，或七八里，安东而上，大约二三里，此即《禹贡》以来淮水入海之道也。（《潜邱札记》卷三）

王世舜：泗，泗河。沂，沂河。淮河至江苏省的淮阴县，泗河便合沂河之流水南来与淮河相会，然后南流，由高邮、江都入长江，再由长江入海。（《尚书译注·禹贡》）

[44]【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鸟鼠共为雄雌同穴处，此山遂名曰鸟鼠，渭水出焉。”（《史记集解·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鸟鼠山，今名青雀山，在渭州渭原县西七十六里。《山海经》云‘鸟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郭璞注云‘今在陇西首阳县西南。山有鸟鼠同穴。鸟名。鼠名鼣，如人家鼠而短尾。似而小，黄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内，鸟在外’。”音余。鼣，扶废反。音丁刮反，似雉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毛晃：《水经》：渭水出陇西首阳县渭首亭南鸟鼠山。注：渭水出首阳县首阳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鸟鼠山西北。此县有高城岭，岭上有城，号渭源城，渭水出焉。三川合注，东北流迳首阳县西，与别源合。水出南鸟鼠山。渭水出谷，《禹贡》所谓渭出鸟鼠者也。又曰：渭水东过长安县北。注云：渭水东分为二水，《广雅》曰：水自渭出为泶，由河之有灉也。此渎东北流。……《地理志》云：陇西首阳西南有鸟鼠同穴山，渭水所出，至京兆北船司空县入河，过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禹贡指南》卷四《渭水》）

孙星衍：郑康成曰：“鸟鼠之山有鸟焉，与鼠飞行而处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鸟名为，似而黄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处，鼠内而鸟外。”（《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又：案：首阳，今甘肃渭源县，山在县西二十里。郑注见《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注》。郑亦以鸟鼠之山与同穴之山为二者，郑信《地说》，见上疏。《说文》云：“渭水出陇西首阳渭谷亭南谷，东入河。杜林说《夏书》，以为出鸟鼠山。”郑氏《尚书》本于杜林，杜氏单名鸟鼠，是析同穴而别言之。云“鸟名为”者，《释鸟》云：“鸟鼠同穴，其鸟为，其鼠为鼵。”《书》疏引李巡云：“、鼵，鸟鼠之名，共处一穴，天性也。”郭氏璞注与郑略同，云：“穴入地三四尺。”《宋书》云：“沙州甘谷岭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巅，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黄。地生黄紫花草，便有雀鼠穴。”皆足增足郑义。郑云“似”者，《释鸟》云：“鸠，寇雉。”《一切经音义》引《尔雅》注云：“今大如鸽，亦言如鹑，似雌雉，鼠脚无后指，岐尾为鸟，憨急群飞，出北方沙漠地，肉美，俗名突厥雀，在蒿莱之间。”较郭注文多，疑孙、李旧注也。（同上）

芮日松：导渭自鸟鼠同穴……入于河，此言渭水自西而东之次。沣、泾、漆、沮，皆入渭，渭入河。东会于沣，即沣水攸同也。东会于泾，即泾属渭汭也。东过漆沮，即漆沮既从也。沣泾大与渭并，故曰会，既得沣、泾、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过，前分言于雍，而自源徂流，言于此也。（《禹贡今释》卷下）

陈蒲清：鸟鼠同穴，即鸟鼠山，是渭水发源处。传说该山鸟鼠同穴而处，故名。道雒自熊耳：从熊耳山开始流导洛水。古代不知洛水发源于今陕西省洛南县西，而认为它发源于熊耳山。雒，同“洛”。（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世舜：渭，即渭水，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西鸟鼠山。相传鸟鼠于此山雌雄同穴，故名鸟鼠山。（《尚书译注·禹贡》）

王恢：渭水自县北东流、经陇西、天水北（水位在千公尺以上），入陕西境，横贯关中，纳关中诸水，至华阴东北入河。全长八百六十四公里，为黄河最大之支流。（《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45]【汇注】

张守节：沣音丰。《括地志》云：“雍州鄠县终南山，沣水出焉，北入渭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苏轼：沣入渭也。沣水出扶风鄠县东南，北过上林苑入渭。（《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艾南英：沣、泾、漆、沮，皆入渭，渭入河。东会于沣，即沣水攸同也。东会于泾，即泾属渭汭也。东过漆沮，即漆沮既从也。沣、泾大与渭并，故曰会。既得沣、泾，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过。（《禹贡图注·东会于沣，又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

孙星衍：经云“东会于沣”云云，见前“雍州泾属渭汭”及“漆沮既从，沣水攸同”疏，不复出。（《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何满子：醴，通“澧”，即今湖南省之澧水。东陵，即巴陵，今湖南省岳阳市。今湖南省湘、资、沅、澧诸水在此入洞庭湖，与长江会合。（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46]【汇校】

王叔岷：《考证》：“张文虎曰：旧刻无‘北’字，与经文及《汉志》合。……”案：景祐本、黄善夫本、殿本并有“北”字。（《史记斠证》卷二）

施之勉：按：景祐本、黄善夫本有“北”字。段玉裁曰：《纪》作“又东北至于泾”，今文《尚书》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夏本纪第二》）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泾水出原州百泉县西南笄头山泾谷，东南流入渭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苏轼：泾入渭也。泾水出安定泾阳县西，东南至冯翊阳陵县入渭。（《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王世舜：泾，渭河支流，发源于宁夏省固原县六盘山东麓，东南流经平凉、泾川、泾阳至高陵县南注入渭河。（《尚书译注·禹贡》）

[47]【汇注】

苏轼：沮水出北地直路县，东入洛。郑渠在太上皇陵东南，濯水入焉，俗谓之漆水，又谓之漆沮。其水东入洛。此言东会于沣，又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者，渭水自西而东之次也。雍州所云“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者，散言境内诸水，非西东之次也。《诗》云“自土沮漆”乃豳地，非此漆沮。（《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毛晃：经言东会于沣，又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此渭水自西而东之次也。（《禹贡指南》卷四）

孙星衍：渭水在今陕西华阴县北入河。《地理志》言过郡四者，陇西、天水、右扶风、左冯翊也。船司空在今陕西华阴县东北。（《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王世舜：漆，漆水，发源于陕西省同官县（现陕西省铜川市）东北大神山，西南流至耀县。沮，沮水，发源于陕西耀县北境的分水岭，一名宜水，东南流入漆水，汇合为石川河，又东南流经富平南注入渭河。（《尚书译注·禹贡》）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修订组认为，“漆沮水名亦曰洛水”：“一”原作“二”，据高山本、《会注》本改。按：《水经注》卷一六《沮水》：“孔安国曰：漆沮，一水名，亦曰洛水也，出冯翊北。”《诗·小雅·瞻彼洛矣》孔颖达疏：“《禹贡》云：‘漆沮既从。’孔安国云：‘漆沮一名洛水。’洛水则漆沮是也。”

[48]【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在宜阳之西。”（《史记集解·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洛水出商州洛南县西冢岭山，东北流入河。熊耳山在虢州卢氏县南五十里，洛所经。”（《史记正义·夏本纪》）

毛晃：《水经》：洛水东迳熊耳山北，又东北过卢氏县南，迳阳渠关北，又东迳卢氏县故城南，东与高门水合洛水，又东松杨溪水注之，又东库谷水注之，又东北过蠡城邑之南，又东过阳市邑南，又东北过于父邑之南。……《山海经》曰：洛水至成皋西入河，是也。《汉·地理志》：弘农郡上雒县注：《禹贡》雒水出冢岭山东北，至鞏县入河。过郡二，行千七十里。熊耳山在县东北。卢氏县注：熊耳山在东。《郊祀志》：齐桓公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师古曰：熊耳山在顺阳北，益阳县东北，《禹贡》所云导洛自熊耳者也。其山两峰状若熊耳，因以名之。汉无顺阳、益阳县，顺阳意即上雒欤？（《禹贡指南》卷四）

孙星衍：“洛”一作“雒”。

又：《地理志》：“弘农郡上雒，《禹贡》雒水出冢领山，东北至鞏入河，过郡二，行千七百里，豫州川。熊耳获舆山在东北。”《水经》云：“洛水出京兆上洛县举山。”注引《山海经》曰：“出上洛西山，又曰举之山，洛水出焉。”案：上雒县，今陕西商州，水出商州洛南县西冢领山，东南流迳卢氏县南。举，即获舆之异名也，声相近。上洛熊耳即卢氏山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熊耳山有三，一在陕西省商州雒南县，南据十道，《山川考》谓即《禹贡》导洛之熊耳。蔡氏“豫州伊、洛、瀍、涧”注，以为冢岭山，或熊耳亦名冢岭欤？一在河南省河南府宜阳县西，《水经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双峦竞举，状同熊耳，不与《禹贡》导洛自熊耳同也。一在陕州卢氏县西南五十里，据《河南通志》谓即《禹贡》导洛之熊耳。蔡氏注此谓洛出冢岭。禹只自熊耳导之，则冢岭、熊耳实两山也。凡小水合大水谓之入，大水合小水谓之过。二水势均相入谓之会。此《禹贡》立言之例。凡导川皆决而委之于海。（《禹贡今释》卷下）

王恢：《汉志》“弘农郡、上雒，《禹贡》雒水出冢领山，东北至鞏入河。”按：洛水出陕西雒南县北秦岭，东南流合丹水（非商县丹水），东经雒南城南，过河南卢氏县南、熊耳山阴，《禹贡》道洛始此。东北经洛宁，过宜阳南，又东北纳涧水，又东过洛阳纳瀍水，至偃师南纳伊水，至鞏县东北洛口入河。（《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49]【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涧水出洛州新安县东白石山之阴。”《地理志》云瀍水出河南穀城县亭北，东南入于洛。（《史记正义·夏本纪》）

毛晃：涧水，《水经注》引《山海经》曰：娄涿山四十里，曰白石之山，涧水出焉。北流至于穀，自下通渭之涧水。为穀水之通称焉。故《禹贡》曰：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而无穀水之目，是名亦通称矣。刘澄之云：新安有涧水，源出北县，又有渊水，未知其源，考诸地记，并无渊水，但渊、涧字相近，时有字错为渊也。故阚骃《地理志》曰：《禹贡》之渊水，以是知传写果误也。案：《汉·地理志》弘农郡渑池县注：穀水出穀阳谷东北，至穀城入雒。新安县注：《禹贡》涧水在东南入雒。二水异县各源，同入洛。则《水经》谓穀、涧通称，未必然也。孔安国谓涧水出渑池，又新安有一水出渑池界，流迳新安而入谷，与《汉志》不合，亦难考信。（《禹贡指南》卷四）

又：瀍水，一说瀍水出河南地山，又云出西京新安县穀城山，案：《汉·地理志》：河南郡穀城县注：《禹贡》瀍水出朁亭北，东南入雒。师古曰：即今新安，朁音潜。弘农郡新安县注：《禹贡》涧水在东南入雒，然则师古所谓今新安，乃唐河南新安县，即汉之穀城县也。汉之新安在弘农郡，乃涧水所出，非瀍水也。（同上）

孙星衍：《水经》云：“涧水出新安县南白石山，东南入于洛。”“瀍水东过偃师县，又东入于洛。”案：《水经》洛水不言合于涧、瀍，惟云“东过洛阳县南，伊水从西来注之”者，周时开渠，失禹故迹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王世舜：洛水疏通后东北流至河南洛阳，涧水则从洛阳城的西北来会，瀍水则从北面流来于洛阳城东注入洛水。（《尚书译注·禹贡》）

[50]【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会于洛阳之南。”（《史记集解·夏本纪》）

毛晃：伊水，欧阳文忠公曰：伊水出陆浑略河之南，绝山而下，东以会河，山夹水东西，北直国门当双阙，故称伊阙。隋炀帝营宫洛阳，登邙山南望曰：此岂非龙门邪？世因谓之龙门。（《禹贡指南》卷四）

王世舜：洛水东流至偃师，伊水自南来会。（《尚书译注·禹贡》）

[51]【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合于鞏之东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孙星衍：《水经》云：“洛水过鞏县东，又北入于河。”案：鞏县故城在今河南鞏县西南二十里。《地理志》云：“过郡二”者，弘农、河南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王世舜：洛水会伊水后再向东北流去，于河南巩县北入黄河。（《尚书译注·禹贡》）

于是九州攸同[1]，四奥既居[2]，九山刊旅[3]，九川涤原[4]，九泽既陂[5]，四海会同[6]。六府甚修[7]，众土交正[8]，致慎财赋[9]，咸则三壤成赋[10]。中国赐土姓[11]：“祗台德先[12]，不距朕行[13]。”

[1]【汇校】

孙星衍：“攸”一作“逌”。

又：《礼运》云：“是谓大同。”注云：“同犹和也，平也。”“攸”作“逌”，见《地理志》。（《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日］泷川资言：依文例，“攸”当作“所”。（《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林之奇：自“九州攸同”以下，又所以同之也。盖有以辨之，则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各得其所，而不相杂乱。故有以同之，则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各要其所归，而不见其为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大要也。故序言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此盖所以总结治水制贡之意于其始。此则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是又所以总结其治水制贡本末之意于其终也。序言别此言同，虽所从言之异，其实先别而后同也。（《尚书全解》卷十一《禹贡》）

王应麟：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通典》云：雍州西境，流沙之西，荆州南境，五岭之南，所置郡县，并非九州封域之内。《帝王世纪》云：“尧遭洪水，分为十二州。”今《虞书》是也。及禹平水土，还为九州，今《禹贡》是也。是以其时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顷，定垦者九百一十万八千二十四顷，不垦者千五百万二千顷，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通鉴地理通释》卷一《禹九州》）

金履祥：此总结平治之功也。“九州攸同”者，言九州之内经理无间也。（《通鉴前编》卷一《八十载禹告成功》注）

芮日松：攸，所也。九州所同，下文总目。自“四隩”至“四海”皆同之事也。（《禹贡今释》卷下）

章太炎：九州是我国传说中的上古行政区划。相传在四五千年前，发生了一次特大的洪水，人们被迫向山顶、高地迁徙。后由大禹采用疏导河道的方法，才治服了洪水。所以周人把大地看成是禹平定的，有禹迹之称。他们又认为是大禹把天下分作九个区域，让后人居住，于是就有九州之名，但此时九州并不是一个有具体范围的名称。所以在西周金文和《诗经》等资料中，除九州外还有九有、九围、九隅等名称。这里的九只是表示多数之意。（《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中国古代史常识》）

何满子：攸，语助辞，无义。（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陈蒲清：同，同一，指经济、教化都统一了。攸，既，已。（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汇评】

顾颉刚：禹与九州，自来即有不可分离之关系。《长发》之诗曰，“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虽未明言分州，而《海内经》则为补足之曰“洪水滔天……禹卒布土以定九州”。《禹贡》一篇，以“禹敷土”始，以“九州攸同”终，更畅演《海内经》未尽之意。《齐侯钟》，春秋齐灵公时器也，亦以“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颂汤之德。信乎此一观念深入古人之心目中也！（《九州之戎与戎禹》，载《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6、7合期）

[2]【汇注】

林之奇：孔氏曰：“四方之宅皆可居。”唐孔氏以谓：“室隅为隩。隩是内也，人之造宅为居，至其隩内，遂以隩表宅。”案：《尔雅》曰“室西南隅之奥”。以隩为室隅，当读曰奥，不得读为隩矣。隩既为室隅矣，而又曰既宅，则其文亦为重复。案：《诗·淇澳》音于六切，王氏曰：“隩，隈也。”孙大夫曰：“隈，水曲中也。”又曰：“崖内为隩。”李巡曰：“崖内近水为隩。”则是淇澳者，是淇水之隈曲处也。此“隩”当与“淇澳”同。盖当洪水为患，崖内近水之民犹不得安其居，至于怀襄之难既平，水由地中行，然后四方之民居崖内水曲者皆得安其居，在水涯者，犹得安其居，则居平原旷野者盖可知矣。（《尚书全解》卷十一《禹贡》）

金履祥：“四隩既宅”者，言九州之外，四海之隈，亦已安居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孙星衍：史迁“隩”作“奥”。一作“墺”。

又：《说文》云：“墺，四方土可居也。”《文选·西都赋》注引《说文》“居”作“定居”。宅者，《释言》云：“居也。”《周语》云：“宅居九隩。”注云：“隩，内也。九州之内，皆可宅居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俞樾：樾谨按：“四隩既宅”即《尧典》所谓“宅隅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者也，故九山九川九泽皆言九，而此独言四也。《国语·周语》“宅居九隩，合通四海”，“九隩”亦当作“四隩”，涉上文九山、九川、九泽、九薮、九原而误也，辩见《国语》。（《春在堂全书·群经平议》卷三）

芮日松：隩，隈也，涯内近水之地。既宅者，四海之隩已可宅居。（《禹贡今释》卷下）

张大可：四奥，四方之内。（《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3]【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史记集解·夏本纪》）

金履祥：刊者去蓊郁、驱猛兽、兴种艺也。旅者，定祭秩、立表镇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孙星衍：“刊”一作“栞”。

又：《周语》云：“封崇九山。”注云：“言九者，皆谓九州之中山川薮泽。”“刊”作“栞”，见《地理志》。（《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九山、九川、九泽，泛指九州之山、川、泽而言也。九州之山，始则刊木，终乃祭告，举两端以该中间也。（《禹贡今释》卷下）

江灏：九山，上文所举的九条山脉。一、岍及岐至于荆山；二、壶口、雷首至于太岳；三、柱、析城至于王屋；四、太行、恒山至于碣石；五、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六、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七、嶓冢至于荆山；八、内方至于大别；九、岷山之阳至于衡山。刊，削除。旅，治。（《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张大可：刊旅，削木为记以利通行。（《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陈蒲清：刊旅，开发治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4]【汇注】

金履祥：九川，凡九州之川，不曰“通流”，而曰“涤源”者，此所谓浚畎浍距川，则田里无水潦壅塞之患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宫梦仁：九川（即《禹贡》所谓通九道）：弱水、黑水、河水、汉水（《史》作瀁）、江水、济水（《史》作沇）、淮水、渭水、洛水。（《读书纪数略》卷十一《山川类》）

孙星衍：《河渠书》云：“九川既疏涤。”“涤”同“条”。《周礼》“条狼氏”注：“杜子春云：‘条当为涤。'”《汉书集注》云：“条，达也。”涤源者，谓疏达其水原也。史公云“疏”者，《说文》云：“涤，洒也。”洒与灑，声相近。……川者，郑注《周礼》“川衡”云：“流水也。”引此文。源，俗字，《说文》作“厵”，经典或作“原”，《周语》云：“汩越九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九州之川，浚涤泉源，而无壅遏。（《禹贡今释》卷下）

江灏：九川，上文所举的九条河流。即弱水、黑水、黄河、漾水、长江、沇水、淮河、渭水、洛水。涤源，《尚书今古文注疏》：“涤源者，谓疏达其水原也。”（《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张大可：涤原，疏浚了源泉。（《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陈蒲清：涤原，疏通水源，再无壅塞之患。原，同“源”。（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5]【汇注】

宫梦仁：九泽（《禹贡》），大陆（冀州）、雷夏（兖州）、孟诸（豫州）、荥泽（同上）、大野（徐州）、彭蠡（扬州）、震泽（同上）、云梦（荆州）、荷泽（豫州）。司马相如《子虚赋》楚有七泽，其一云梦。（《读书纪数略》卷十一《山川类》）

孙星衍：九泽，谓九州之泽。《周语》：“陂障九泽。”注云：“障，防也。”《河渠书》云：“九泽既灑。”洒义见上疏。泽者，郑注《周礼》“泽虞”云：“水所钟也。”引此文。陂者，《说文》云：“阪也。”“阪，一曰泽障。”（《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陂，障也。九州之泽，已有陂障，而无溃决。（《禹贡今释》卷下）

江灏：九泽，上文所举的九个湖泽。即雷夏、大野、彭蠡、震泽、云梦、荥波、菏泽、孟猪、猪野。陂，《说文》：“陂，阪也。”《说文》：“阪，坡者曰阪，一曰泽障。”泽障就是堤防。（《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王世舜：陂，《说文》：“泽障。”即指堤防，筑上堤防使之不致决溢。（《尚书译注·禹贡》）

陈蒲清：陂，堤防。作动词用，修好堤防。（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汇评】

毛晃：总叙众山，始随而刊之，终祭而报之。则曰“九山刊旅”。叙百川之浚导，则曰“九川涤源”，叙诸泽之涵浸，则曰“九泽既陂”。唐虞史官纪载之工，简明严备，昭垂万代，灿若日星，后世书志虽欲效之，弗可及已！（《禹贡指南》卷四）

林之奇：“九山刊旅”谓九州各山皆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川涤源”谓九州之川皆已涤除泉源而无壅塞矣，“九泽既陂”谓九州之泽既已陂障无所泛滥矣。其所谓九山、九川、九泽，皆是泛指九州之山川泽而言之也。于山曰刊旅，于川曰涤源，于泽曰既陂，各言其所施功之实也。唐孔氏云：“上文诸州有言山川泽者，皆举大纲而言之，所言不尽，故于此复更总而言之。”此说是也。太史公有导九山九川之文，说者因此遂谓所刊旅者自岍及岐，至于敷浅源之九山也；所涤源者，自弱水至于洛之九川也。既以岍岐以下为九山、弱水以下为九川，于是遂以雷夏、大野、彭蠡、云梦、荥波、菏、孟猪为九泽。太史公虽无九泽之明文，往往其意亦将以是为九泽。此皆牵强附会，非经之本意也。施博士虽有适然可合之数，然求其意，则无必然可信之理。然则九山九川九泽皆以九州而为言矣，此说是也。（《尚书全解》卷十一《禹贡》）

[6]【汇注】

蔡沈：“会同”与“灉沮会同”同义。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浚涤泉源而无壅遏，九州之泽已有陂障而无决溃，四海之水无不会同，而各有所归。此盖总结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无不平治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四海会同，凡水皆会同于海，各得所归，无复横流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孙星衍：《周语》云：“合通四海。”注云：“使之同轨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四海之水，无不会同，而各有所归。此盖总结上文，言普天下莫不平治也。（《禹贡今释》卷下）

江灏：四海，《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会同，会同京师，指各地进贡的道路都畅通无阻了。（《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何满子：会同，诸侯集会。单独会见叫“会”，多数人会见叫“同”。（见《史记纪传选译·夏本纪》）

王世舜：《国语·周语》：“合通四海。”注：“使之同轨也。”这里“四海会同”也应当是这个意思，古代统治者使海内道路通达，主要是为辖制人民以及为各地进贡的方便。（《尚书译注·禹贡》）

陈蒲清：四海，指四海之内，古人以为中国四周都是海，故四海之内代表全国。会同，归服统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汇评】

孙兰：禹之治水，止于岭北，不及岭南。禹之序水，止于淛西，不及淛东，何也？曰：岭南，洪水所未及也。北之水莫大于河；南之水，莫大于江。岭南淛东，则长江、大河所不能行也。南方之地，自八闽以至于三巴，皆隔大岭，不与中土接，洪水不能灾也。且岭南之地，入海甚近，即有水患，一泻无余，何必禹之经营哉？至淛东之地，亦近于海，雁宕、武夷，藏在空谷，亦不能阻隔水道。如龙门、伊阙，故禹迹亦不必至也。（《柳庭舆地隅说》卷中）

[7]【汇注】

金履祥：此总叙贡赋之典也。府，官府也。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之府也。水土既平，故六者之利无不兴，而六者之官无不举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孙星衍：史迁“孔”作“甚”。

又：《春秋左氏》文七年传云：“水、火、金、木、土、穀，谓之六府。”修者，高诱注《淮南子》云：“治也。”史公“孔”作“甚”者，《尔雅·释言》文。（《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盖水于天地间，为物最大，水得其性，则五行皆得其性。故六府大修，即《大禹谟》所谓“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是也。（《禹贡今释》卷下）

王世舜：六府，《左传·文公七年》：“水火金木土穀，谓之六府。”府，贮藏财物之处，水火金木土谷为财货所聚，所以称六府。孔，甚，程度副词。修，治。（《尚书译注·禹贡》）

[8]【汇注】

刘向：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天子处中州而制八方耳。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南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青州。山川汙泽，陵陆丘阜，五土之宜，圣王就其势，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苇菅蒯之用不乏，麻麦黍粱亦不尽，山林禽兽、川泽鱼鳖滋殖，王者京师四通而致之。（《说苑》卷十八《辨物》）

艾南英：土者，财之自生。谓之庶土，则非特谷土也。庶土有等，当以肥瘠高下所生之名物，交相正焉。（《禹贡图注·众土交正》）

孙星衍：史迁“庶”作“众”，“”作“致”。郑康成曰：“众土美恶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贡篚，慎奉其财物之税，皆法定制而入之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谓九州之为壤、为坟、为垆、为埴、为涂泥者，皆相参而辨其等，使各正焉。（《禹贡今释》卷下）

张大可：众土交正，各地土壤等级一一校正出来。交正，校证。（《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江灏：交，《孔传》：“俱也。”正，通“征”。（《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王世舜：庶，众。庶土，泛言海内众多的土地。交正，孔《传》说：“交，俱也，众土俱得其正，谓壤、坟垆。”意思是说通过考察，勘定各处土地质量的好坏。正，正确、适可。（《尚书译注·禹贡》）

[9]【汇校】

王叔岷：案：日本古写本“财”作“来”。（《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裴骃：郑玄曰：“众土美恶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贡篚，慎奉其财物之税，皆法定制而入之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轼：交，通也；正，平准也。庶土不通有无则轻重偏矣，故交通而平准之。九州各则壤之高下以制国用、为赋入之多少。（《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艾南英：陈氏曰：上各州惟止一隅，至此总结之，以见九州之所同。如宅土既宅，惟见于雍，故以此“四隩既宅”总之。旅山惟见于梁、雍，故以此“九山刊旅”总之。各州所载川泽虽多，然九州川泽不止是也，故以“九川”“九泽”之“涤”“陂”总之。上虽各载达河之道，而四方之趋帝都者不止是也，故以“四海会同”总之。“六府孔修”，则非特水土之治而已，“庶土交正”，则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土地无不正，非特坟、壤、垆之复其性而已也。正庶土而慎财赋，所以总结九州所贡篚之物也。则三壤以成中邦之赋，所以总结九州九等之财赋也。（《禹贡图注·致慎财赋》）

芮日松：因庶土所出之财而致谨其赋之入，言取民有节，什一而税，不过度也。（《禹贡今释》卷下）

陈蒲清：致慎，即慎致，恭敬地送交。（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世舜：致，获得。慎，谨，郑玄说：“众土美恶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贡篚，慎奉其财物之税，皆法定制而入之也。”（《尚书译注·禹贡》）

[10]【汇注】

裴骃：郑玄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蔡沈：土者财之自生，谓之庶土，则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当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财而致谨其财赋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类。咸，皆也；则，品节之也。九州糓土，又皆品节之以上中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穑之类。（《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孙星衍：则者，《释诂》云：“法也。”郑注见《史记集解》。（《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咸，皆也。则，品节之也。九州穀土皆品节之以上、中、下，于上、中、下之中又各有三等，复有上、中、下，错而总之为三壤也。（《禹贡今释》卷下）

李润海：对于土壤，《禹贡》集中概括了前人的土壤地理知识，可说是一部最早的土壤地理书。它根据土壤的质地，把土壤分成壤、坟、埴、垆和涂泥等几种；根据土色，把土壤辨别为白、赤、黑、青、黄等几类；以田之上下，概略地记述了土壤肥力的高低；以赋之上下，反映当时土地利用的情况。在这基础上，又详细记述了九州的土壤。（《中国地理史话·古老的地理文献》）

江灏：则，准则。三壤，孔《疏》：“土壤各有肥瘠，贡赋从地而出，故分其土壤为上中下，计其肥瘠，等级甚多，但举其大较，定为三品。”（《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陈蒲清：咸则三壤，都以三等土壤为标准。三壤，指土地的上、中、下三种等级（细分为九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编者按：陈蒲清在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中将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夏本纪》中的“咸则三壤成。中国赐土姓”校点为“咸则三壤。成赋中国。”并注曰：“成赋中国：完成赋税，运往国都之中。中国，国都之中。尧的国都在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县，位于平水北岸，故名）。按：此二句，或标点为‘咸则三壤成赋。中国赐土姓……’这里是按蔡沈《书经集传》标点的。”

[11]【汇注】

苏轼：《春秋传》曰：“天子建国，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林之奇：锡土姓者，于是始可以疆天下，封建诸侯，而成五服也。《左氏传》曰：“天子建国，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盖胙之土即所谓锡土是也，命之氏即所谓锡姓是也。如契封于商，赐姓子氏，稷封于邰，赐姓姬氏，必在于此时，以稷契观之，则其他诸侯皆然。陈博士曰：“当洪水未平之初，有国者亦皆有土，有宗者亦皆有姓，至是则锡之偏矣。”是也。（《尚书全解》卷十一《禹贡》）

金履祥：水土既平，田制既定，于是修封建之法，各使守之；锡土者赏其功劳，定其限制也。锡姓者表其勋德，辑其分族也。封建之来固久，经洪水之患，则限制多不明，有水土之功，则庸劳所宜赏，此所以修封建之制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锡土姓者，言锡之土以立国，锡之姓以立宗也。（《禹贡图注·中国锡土姓》）

孙星衍：史迁“邦”作“国”。郑康成曰：“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国，诸侯祚之土，赐之姓，命之氏，其敬悦天之德既先，又不距违我天子政教所行。”

又：史迁“邦”作“国”者，非避讳字。后人遇国字率改为邦，误矣。郑注见《史记集解》。云“中即九州”者，《周礼·大行职》云：“九州之外，谓之蕃服。”是中邦在九州之内也。云“天子建其国，诸侯胙之土”云云者，《春秋左氏》隐八年传“众仲曰‘天子建国，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是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水土平，贡赋定，任人以治之，乃州十有二师，咸建五长之事。于是锡土以立国，即《左传》隐公八年所谓“胙之土也，锡姓以立宗”，即所谓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也。（《禹贡今释》卷下）

施之勉：王先谦曰：《史记集解》引郑注，“中国“二字属下为句，古文说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夏本纪第二》）

王世舜：中邦，中即指九州，邦即城邦，为天子所建。郑玄说：“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国，诸侯祚之土，赐之姓，命之氏。”（《尚书译注·禹贡》）

张大可：中国，国中，全国之中。赐土姓，建置诸侯，封土授民，赐以姓名。（《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陈蒲清：赐土姓，指封置诸侯，赐给土地和姓氏（古代往往以官为姓氏）。《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2][13]【汇注】

裴骃：郑玄曰：“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国，诸侯祚之土，赐之姓，命之氏，其敬悦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违我天子政教所行。”（《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轼：台，我也。我以德先之，则民敬而不违矣。（《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林之奇：当洪水未平之时，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昏垫，其政教之所施，盖自有壅遏而不得行者。至于川泽既平，贡赋既修，疆天下以封建诸侯而锡土姓，则治既定矣，功既成矣，天下复何为哉？惟钦我德以为先，则下之人无有距违我之行者，此所谓恭己以正南面也。施博士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何羡预于治水之事，而于此言之者，当洪水未平之时，四方诸侯其于会同之礼有废而不讲者，则其于祇上之德亦阙如也。然则德虽出于上之所为，而能使之祇台不距者，禹预有功焉，故舜称之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其意，亦合于此。”善哉此说也。（《尚书全解》卷十一《禹贡》）

蔡沈：台，我；距，违也。禹平水土，定土赋，建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当此之时，惟敬德以先天下，则天下自不能违越我之所行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当时尧舜在上，封建虽非禹所专，而实出禹所画，所谓弼成五服者，此章以下是也。“台”“朕”，指禹也。如《春秋》我，鲁也。禹既任天下之事，则率属倡牧仪、刑百辟者固其职，此所以祗敬我德，以为率先，而其所行诸侯，自无所违距也。周公谓作周孚，先是也。（《通鉴前编》卷一《八十载禹告成功》注）

艾南英：台，我。距，违也。禹平水土，定土赋，建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当此之时，惟敬德以先天下，自不违我之所行矣。（《禹贡图注·祗台德先，不距联行》）

又：曰“台”、曰“朕”，史臣之词，犹《春秋》指鲁为我也。（同上）

凌稚隆：按：《书·传》，王者常以致敬为先，则天下无拒违我行者。（《史记评林·夏本纪》）

芮日松：“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此深明禹以勤德率诸侯，而诸侯各迪有功之意也。台、朕，皆我也。距，违也。土姓既锡，治定功成，斯时惟敬德以先天下，则天下自不能违我之所行也。（《禹贡今释》卷下）

陈蒲清：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这是两句告诫百官诸侯的话，要他们态度恭敬和悦，把德行摆在首位，不要违背命令。祗，恭敬。台，通“怡”，和悦。距，通“拒”，抗拒，违背。朕，我，大禹自称。行，行为，指大禹已经实行的各项措施。下文所记便是禹的具体措施。（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世舜：祗，敬。台，第一人称代词，我。这是倒装句。应作“先祗台德”，意言把敬重我的德行放在首位。（《尚书译注·禹贡》）

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1]：百里赋纳緫[2]，二百里纳铚[3]，三百里纳秸服[4]，四百里粟[5]，五百里米[6]。甸服外五百里侯服[7]：百里采[8]，二百里任国[9]，三百里诸侯[10]。侯服外五百里绥服[11]：三百里揆文教[12]，二百里奋武卫[13]。绥服外五百里要服[14]：三百里夷[15]，二百里蔡[16]。要服外五百里荒服[17]：三百里蛮[18]，二百里流[19]。

[1]【汇校】

［日］泷川资言：《禹贡》无“令天子之国以外”七字，盖史公以意增。（《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轼：王畿千里，面五百里也，甸，田也，为天子治田。（《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林之奇：禹之五服与《职方氏》之九服，所谓五百里者，《职方氏》则自其两面相方而数之，惟禹之王畿在五服之内，而自其四面而数之，故禹之五服，自畿服至于荒服，每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方五千里。至于《职方氏》王畿不在九服之内，而以二面相方而数之，故九服之内有方千里之王畿，王畿之外每面二百五十里，二面相方为五百里之侯服，侯服之外每面二百五十里，二面相方为方五百里之甸服，故自王畿之外，至于藩服，每面二千七百五十里，四面相距各为五千五百里。其所以增于《禹贡》者，但有五百里耳，安得万里之数邪？（《尚书全解》卷十一《禹贡》）

蔡沈：甸服，畿内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赋之事，故谓之甸服。（《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此节以下大约言远近征役朝贡疆理之宜也。服，事也，皆所以供王事也。“五百里甸服”，自都城以外四面各广五百里，商周所谓王畿千里者也。甸，田也。千里之内，天子所自治，是为天子之田，而畿内百姓所供事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张氏曰：此以下因水土既平而言弼成五服之事。服，服其事也。内而甸、侯、绥，外而要、荒，莫不各服其事于天子，故皆谓之服。（《禹贡图注·五百里甸服》）

凌稚隆：按：此分甸服五百里为五等。（《史记评林·夏本纪》）

孙星衍：史迁说为“今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

又：里者，《穀梁》宣十五年传云：“古者三百步为里。”《韩诗外传》云：“广三步长三百步为一里。”《王制》云：“天子之甸方千里。”注云：“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又云：“千里之内曰甸服。”注云：“服治田出谷税也。”《周语》云：“夫先王之制，五百里甸服。”注云：“甸，王田也。服其职业也。”《白虎通·京师篇》云：“法日月之径千里。”然则云五百里者，去王城外面各五百里也，故史公说为“令天子之国以外”。国者，郑注《曲礼》云：“城中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甸，治田也。服，事也。规方千里之内，其民主为天子治田事，故谓之甸服。（《禹贡今释》卷下）

陈蒲清：天子之国，指国都。甸服，指国都郊外的地方。《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注：“郭外曰郊，郊外曰甸。”服，有服事天子的意思。《禹贡》以国都为中心，每五百里划为一个大区域（只是一种大致设想），由近而远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各对天子尽不同职责。（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江灏：甸服，古代在天子领地外围，每五百里为一区划，按距离远近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胡渭《禹贡锥指》说：“五千里内皆供王事，故通谓之服，而甸服则主为天子治田出谷者也。”（《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王世舜：甸，王田，即天子的领地。甸服，《王制》注：“治田出谷税也。”所谓甸服，即指在天子的领土上服各种劳役。（《尚书译注·禹贡》）

张大可：甸服，国都外周围五百里的近郊地区称甸服。甸，田野。服，耕作服役。甸服，即王畿之地人民纳贡于天子。（《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汇评】

王恢：显系加强封建制的构想，与《禹贡》“九州”意旨相矛盾，“九州攸同”至“不距朕行”，已完美作结，此下五服百一十六字，必为另一残篇，两千年来经师通儒，以《书》经孔子删订，不疑有他，曲说张解，直误到今。五服之说，见于《国语·周语上》，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曾陈五服之区画：“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又举其对王朝之职贡：“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甸服见《左》桓二、昭十三）服者，亦但以统治者之身份定之，非以疆域之远近为别，以整齐之区画。如西周，鲁、齐、燕都在千余里外，而骊戎犬戎义渠，扬拒泉洛之戎，又皆在邦畿之内。蔡蔡叔于何所？迄无言及之者。《禹贡》更“定以斩然整齐之里数，责以截然形式之贡物，此必不信者也。”（顾颉刚《史林杂识·畿服》）所谓先王之制，不过如今之某种“主义”，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2]【汇校】

［日］泷川资言：總，全禾。（《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叔岷：《集解》：“孔安国曰：甸内近王城者。禾稿曰緫，供饲国马也。”案：殿本緫作總，《集解》引伪《孔传》同。總、緫，正、俗字。景祐本、黄善夫本伪《孔传》甸下并脱服字（《禹贡》、伪孔《传》有服字）。“供饲国马”并作“供食国之马”。食、饲，古、今字。殿本甸下亦脱服字，“供饲”倒作“饲供。”（《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甸服内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稿曰緫，入之供饲国马。”（《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说文》云：“緫，聚束草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苏轼：總，藁穟并也。最近故纳總。（《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金履祥：赋纳總者，其赋则禾连稿束之以纳也。禾以为粮，稿以茨屋，以饲国马，以为薪刍，凡杂用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芮日松：就甸服又细分之，内百里为最近，其赋纳禾稿之全，故曰緫。（《禹贡今释》卷下）

江灏：緫，郑玄说：“谓入所刈禾也。”指禾的总称。（《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张大可：緫，带秆的谷物。（《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陈蒲清：百里，距国都百里以内的地区。纳緫，缴纳禾稿，供饲马用，或曰缴纳带着稿秆与穗的整个谷物。緫，“總”之误字，禾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世舜：緫，指全禾，意思是说把庄稼完整地交出去。（《尚书译注·禹贡》）

江灏：纳，交纳。（《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汇评】

王圻：《禹贡》九州之赋，贡篚虽非四夷之献，而亦以服食器用为要。而冀州独不言贡篚者，盖畿甸之内，赋其緫，铚、秸、粟、米也。以其为仓廪之储也，糇粮之济也，是食为土贡之要也。兖州之贡蚕丝，豫州之贡纻，其地则密迩于畿甸焉，是衣服之用亦为土贡之要也。自服食之外，则器用次之，器用之外，则不过宝玉玩好而已，不足为国家虑也。（《三才图会·地理》“任土作贡图”）

郭嵩焘：案：道愈远则所纳赋愈精，所以省运费而纾民力也。甸服五百里，赋贡惟均，粟得米之二，秸又得粟之二。蔡邕云：“刈禾全稿曰秷，半稿去皮曰秸。”“秷”“铚”字通。孔《传》云：“铚，刈禾穗也。”《小尔雅》“禾穗谓之颖，截颖谓之铚”，即据孔《传》为说。而又云“秸，稿也”，则是三百里纳稿与百里同，而二百里反纳穗，亦轻重失伦矣。總者，始刈而即纳之；铚，则去禾叶存稿杆而已；秸，又去其外皮。總以饲马；铚以结绳；秸稍精细，可制为席：故并所赋粟米而兼纳之也。孔《传》多未允。（《史记札记·夏本纪》）

[3]【汇注】

司马贞：《说文》云：“铚，获禾短镰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苏轼：铚，刈也，刈其穟不纳藁。（《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金履祥：铚者，刈其穗也。若今刈粟、刈黍者，惟刈取其穗也。其工省于總矣。（《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刈禾曰铚，半藁也。（《禹贡图注·铚》）

芮日松：铚，刈禾之短镰。《诗》云：“奄观铚刈”，半稿也。（《禹贡今释》卷下）

施之勉：《考证》：铚，半稾。段玉裁曰：《诗·甫田》《生民》《正义》引《尚书》郑注云：二百里纳铚。铚，断去稾也。断去稾者，去稾留颖而入穗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夏本纪第二》）

陈蒲清：铚，短镰刀。这里指用镰刀割下的谷穗，不带稿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世舜：铚，农具，即短镰。割下的庄稼要用短镰削下穗头，故此处以铚来代表庄稼的穗。所谓纳铚，即入贡穗头。（《尚书译注·禹贡》）

江灏：铚，古代一种短镰刀。孔《疏》：“铚谓禾穗也。禾穗用铚以刈，故以铚表禾穗。”（《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4]【汇注】

司马贞：《礼·郊特牲》云：“蒲越稿秸之美”，则秸是稿之类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苏轼：秸，藁也，以藁为藉荐之类可服用者。（《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金履祥：秸，稿也。服，役事也。谓输将之事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半藁去皮曰秸。谓之“服”者，三百里内去王城为近，非惟纳總、铚、秸，而又使之服输将之事也。独于秸言之者，总前二者而言也。（《禹贡图注·秸服》）

又：输，纳也……盖三百里内既近王城，不但自输總、铚、秸，而又为四百里、五百里之民，递送其粟、米于帝都也。谓之递者，三百里交与二百里，二百里交与一百里也。故内三百里皆言纳，而四五百里之粟米则不复言纳。（同上）

凌稚隆：按：《书传》，禾本全曰“总”。刈禾曰“铚”，半稿去皮曰“秸”，“服”，服输将之事也。（《史记评林·夏本纪》）

王世舜：秸，马融说：“秸，去其颖。”颖即芒尖。郑玄曾对“甸服”作总的解释说：“甸服者，尧制。赋其田使入谷，禹弼其外百里者，赋入總，谓入刈禾也；二百里铚，铚，断去稿也，三百里秸，秸，又去颖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远弥轻也。”（《尚书译注·禹贡》）

施之勉：陈奂曰：“秸服”二字，连文得义。断去其稾，又去其颖，谓之秸。带稃言，谓之秸服。秸者，实也。秸服者，粟之皮也。服与桴声相近。（《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夏本纪第二》）

陈蒲清：秸，指带稃的谷。《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又去穗之颖而入谷实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秸，将铚所带稿半去掉只剩下穗称秸。（《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5]【汇注】

苏轼：稍远故所纳者愈轻。（《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艾南英：粟，谷也，盖量其地之远近，而为纳赋之精粗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为五等者也。（《禹贡图注》“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芮日松：九数有粟米之法，为粟二十斗，为米十斗。桓十四年《穀梁传》曰：“甸粟而纳之王宫，米而藏之御廪。”《周官·仓人》掌粟入之藏。《舂人》掌供米物。皆粟米之辨也。四百里则远，五百里尤远，故纳赋为精粗又如此。此分甸服五百里而为五等者也。（《禹贡今释》卷下）

陈蒲清：粟，粗米。米，精米。这两句都承上省略了谓语“纳”。（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粟，带壳的谷粒。（《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6]【汇注】

蔡沈：半藁去皮曰秸。谓之服者，三百里内去王城为近，非惟纳緫、铚、秸，而又使之服输将之事也。独于秸言之者，总前二者而言也。粟，谷也。内百里为最近，故并禾本緫赋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纳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粗皮纳也。外百里为远，去其穗而纳谷。外百里为尤远，去其谷而纳米。盖量其地之远近，而为纳赋之轻重精粗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为五等者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有壳曰“粟”，无壳曰“米”。總纳繁重，故惟百里之内纳之。若二百里则去總而纳铚，四百里远则简铚而纳粟，五百里又远则去壳而纳米。近者重，而远者轻，重者粗而轻者精，赋皆什一，力则以远近为轻重尔。古人九数有粟米、均输二法，盖本于此。然独三百里之民纳稿而不粟，视它处为甚轻，而有服役之事焉。服役独在三百里者，盖酌五百里之中，为转输粟米之赋也。《史记》谓古之善贾者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粜，以其远而重也。然则圣人赋民必不使之四百里而负粟、五百里而负米矣。故制为田赋，自百里而止于二百里焉。乃若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言赋纳，盖不远纳于帝都。亦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三百里之民，转而输之于都尔。夫三百里之民，受远郊之米粟而为转输，力苦劳而赋则省。又以见古者赋、役不两重，此帝王之良法，而后世之所可行者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孙星衍：郑康成曰：“甸服者，尧制，赋其田使入谷。禹弼其外。百里者赋入總，谓入刈禾也。二百里铚。铚，断去藁也。三百里秸。秸，又去颖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远弥轻也。甸服之制，本是纳總。禹为之差，使百里从之耳。”

又：史公云：“令天子之国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總”者，是以百里为去王城百里。下二百里至五百里，皆为去王城之数也。伪《传》以百里赋纳總，为甸服内之百里近王城者。《书》疏云：“司马迁与孔意同。”是也。《王制》疏引《五经异义》云：“今《尚书》欧阳、夏侯说中国方五千里，古《尚书》说五服旁五千里，相距万里。”《太平御览》六百廿六引孙武曰：“夫帝王处四海之内，居五千里之中，焉能尽专其利？是以分建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实役其人民之力，故赋税无转徙之劳，徭役无怨旷之叹矣。”欧阳及孙子说皆同史公，是用秦已前《书》古文说也。郑注见《诗·甫田》疏。云“禹弼其外”者，郑以禹广辅尧之五服。百里，是甸服之外百里，去王城六百里。下二百里至五百里，皆去五百里甸服之数，与史公及古说异也。云“赋入總，谓入刈禾”者，《礼器》疏引作“谓所刈禾”。《说文》：“總，聚束也。”《史记索隐》引《说文》作“聚束草”，误多一字。總，是聚禾束，则并稿秸纳之。云“铚，断去藁”者，《礼器》疏引作“谓刈穗也”。《说文》：“铚，获禾短镰也。”“稿，秆也。”故知经言铚，是断稿之名，去秆留穗，故云刈穗也。……案：……郑氏以禾连稿则为總，与纳總无差；以铚为去稿惟留其茎；又以秸为去茎惟留其穗也。“入粟入米，远弥轻”者，《论衡·量知篇》云：“谷未舂烝曰粟。”《说文》云：“粟，嘉谷实也。”“米，粟实也。”米质比粟更轻也。云“甸服之制，本是纳總”者，郑以甸服之弼在五百里外，犹使百里纳總，则甸服之内自皆纳總矣。（《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张大可：米，去壳的米粒。按：緫带全秆，铚带半秆，秸为穗，粟为谷，米则精，因路程的远近纳贡不同，以示平均。（《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7]【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侯，候也。斥候而服事。”（《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轼：此五百里始有诸侯，故曰侯服。（《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金履祥：甸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为诸侯之服。“侯”，维也，所以维卫天子也。一曰“侯”，后也，为民群后也。（《书经注》卷三《禹贡》）

凌稚隆：按：此分侯服五百里为三等。（《史记评林·夏本纪》）

芮日松：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则侯国之服也。（《禹贡今释》卷下）

俞樾：盖甸服分为五等，若曰百里赋纳總，百里纳铚、百里纳秸服、百里粟、百里米，则于文不便，故积而计之曰百里、二百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至侯服以下，或分三等，或分二等，自无庸积而计之矣。若如今本，将使人积而计之乎，则止于三百里；将使人不积而计之乎，则又成六百里，疑误后人，莫此为甚，而于太史公及马郑之说皆不可通矣。……（《春在堂全书·群经平议》卷三）

江灏：侯服，江声说：“侯之言候，候顺逆，兼司候王命。”意思是服事天子。（《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陈蒲清：侯服，甸服外周围五百里的地区。那里的诸侯，必须为天子尽斥候（侦察）警戒的职责。侯，通“候”。（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世舜：侯服，侯当作候，即斥候。孔颖达说：“斥候，谓检行险阻，伺候盗贼。此五百里主为斥候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尚书译注·禹贡》）

[8]【汇注】

裴骃：马融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轼：卿大夫之采也。（《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金履祥：采，朝廷公卿、大夫、元士食采之邑也。甸服千里，固不以封，而凡公卿、大夫之邑，亦取于侯服，则千里之畿天子专之。后世不然，故天子之地浸弱。（《书经注》卷三《禹贡》）

张大可：采，采邑，即靠近甸服一百里的地区为天子卿大夫采邑之地。（《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陈蒲清：百里，指侯服中贴近甸服周围百里以内的地区。采，采邑，给天子办事的卿大夫的封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世舜：采，事，指为天子服各种差役。（《尚书译注·禹贡》）

[9]【汇校】

孙星衍：史迁“男邦”作“任国”。（《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汇注】

孙星衍：史公“男”作“任”者，《大戴礼·本命篇》云：“男者，任也。男子者，任天地之道。”案：男、任，声相近，经典多通。（《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王世舜：男邦，《史记·夏本纪》作“任国”。按：古音男任声相近，故古书多通用；任，负担的意思。孔《传》解释说：“男，任也，任王事者。”孔颖达则据此进一步解释说：“任王事者，任受其役，此任有常，殊于不主一也。”译文据此。（《尚书译注·禹贡》）

陈蒲清：二百里，距甸服百里以外，二百里以内的地区。任国，给天子服役的小国。任，担任，服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任国，小的封国。（《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0]【汇注】

苏轼：自三百里以往皆诸侯也，诸侯大国，次国也，小国在内依天子而国，大国在外以御侮也。（《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江灏：诸侯，孔《传》：“同为王者斥候。”孔《疏》：“斥候，谓检行险阻，伺候盗贼。”指侦察放哨。（《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韩兆琦：侯服，第三个义务圈的职责是“诸侯”，具体含义不清。《集解》引孔安国曰“三百里同为王者斥侯。”孔安国将“诸侯”解释为“斥侯”，未必合理。（《史记笺证·夏本纪第二》）

陈蒲清：三百里，指距甸服二百里以外至五百里以内的地区。诸侯，指强大的诸侯国。他们负责斥候警戒，抵御外侮。（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1]【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绥，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政教。”（《史记集解·夏本纪》）

金履祥：侯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为绥服。绥，安也。内则侯甸，外则要荒，而绥服当其中，故取绥安之义。（《书经注》）

艾南英：绥者，渐远王畿而取抚安之义。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禹贡图注·侯服外五百里绥服》）

孙星衍：史迁说为“侯服外五百里绥服”。

又：绥者，《释诂》云：“安也。”揆者，《释言》云：“度也。”卫者，周之卫服，义取藩卫，郑云“绥服于周为采服，其弼当卫服”是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绥，安也。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则安服王者之政教也。绥服内王城外荒服，介于其间，故内三百里则揆度文治，以安王化，外二百里，则奋扬威武以卫天朝，罔不心悦诚服，此分绥服五百里而为二等者也。（《禹贡今释》卷下）

陈蒲清：绥服，侯服外周围五百里的地区。绥，安定，指服从中央。（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江灏：绥服，孔《传》：“安服王者之政教。”指替天子做安抚的事。《尔雅·释诂》：“绥，安也。”（《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张大可：绥服，侯服之外地区为绥抚之地，故名绥服。（《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2]【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轼：总其大要，法不详也。（《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金履祥：三百里揆文教，所以接华夏之教以抚要荒。（《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揆，度也。绥服介于内外之间，故文以治内，武以治外，圣人所以严华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绥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禹贡图注·三百里揆文教》）

王世舜：揆，掌管，管理；这里指设立管理文教事务的官员。（《尚书译注·禹贡》）

陈蒲清：三百里，指绥服中靠近侯服周围三百里以内的地区。揆文教，根据情况，实行中央的政令教化。揆，揣度、从事的意思。（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3]【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文教之外二百里奋武卫，天子所以安。”（《史记集解·夏本纪》）

蔡沈：绥服内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于内外之间，故以内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奋武卫。文以治内，武以治外，圣人所以严华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绥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二百里奋武卫，所以御要荒之蛮以安华夏。优文险武又有深意。然内三百里揆文教，则自此以内，凡有国者文教可知；外二百里奋武卫，则自此以外，凡有国者武备可知。（《书经注》卷三《禹贡》）

王世舜：熟习武事，保卫天子。（《尚书译注·禹贡》）

江灏：奋武卫，《尚书易解》：“奋武卫者，奋扬武威为王者藩卫也。”（《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陈蒲清：二百里，指绥服中三百里以外至五百里以内的地区。奋武卫，振奋武力保卫国土。绥服以外，已经不是当时华夏族的住地，所以绥服周围便是边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奋武卫，振奋武备。指绥服之地，靠近侯服的三百里地区推行教化，边远的二百里则要靠武力保护，才能统治。（《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4]【汇注】

金履祥：绥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为“要服”，“要”如裳之有要也。所以纲统四裔也。旧说“要”，约也。其地远于畿甸，杂于夷狄，虽州牧侯伯为之纲领控制，而其文法则略于中国矣。又于其中分三百里为夷，二百里为蔡。“夷”者，易也，取简易之意。“蔡”者，放也，如蔡叔之蔡，有罪者则蔡放于此焉。（《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要服，皆夷狄之地，谓之要者，取要约之义，特羁縻之而已。绥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禹贡图注·五百里要服》）

孙星衍：《周书·王会》云：“方千里之内为比服，方二千里之内为要服，方三千里之内为荒服。”注云：“此服名因于殷，非周制也。”史公说要服去甸服一千五百里，荒服去要服五百里，要服在方三千里之内，荒服在方五千里之内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要，约也。绥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已皆蛮夷，然犹近中国，故取要约之义，不一一治之，特羁縻而已。（《禹贡今释》卷下）

张大可：要服，绥服之外地区离王都更远，已是蛮夷之地，需要羁縻约束，故称要服。要，约束。（《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陈蒲清：要服，绥服以外周围五百里的地区。“要”有约束羁縻的意思。（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江灏：要服，《尚书易解》：“受王者约束而服事之，谓之要服。”（《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15]【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轼：杂夷俗也。（《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孙星衍：马融曰：“夷，易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陈蒲清：夷，夷族，古代称东方的少数民族为夷，这里泛指与华夏族关系密切的少数民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江灏：夷，《周书·谥法》：“安心好静曰夷。”和平相处的意思。（《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16]【汇注】

裴骃：马融曰：“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轼：放有罪曰蔡。《春秋传》曰：“杀管叔而蔡蔡叔。”（《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蔡沈：要服去王畿已远，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于中国。谓之要者，取要约之义，特羁縻之而已。绥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传》云“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于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艾南英：蔡，放也，流放罪人于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禹贡图注·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孙星衍：马融曰：“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郑康成曰：“蔡之言杀，减杀其赋。”

又：……马注“蔡，法也”云云，见《史记集解》。云“蔡，法”者，《汉书·宣帝纪》云：“骨肉之亲，粲而不殊。”《北堂书钞·亲戚封部》引作“粲然不殊”。如淳曰：“粲，或作‘散’。殊，或作‘诛’也。”粲即蔡，《左传》所云“蔡蔡叔”也，言置之于法，不令殊死。颜氏师古以粲为明，非也。马义同此，谓在中国之外，但奉王法，不共赋役也。郑注见《书》疏。以蔡为杀者，《周礼·廪人》：“诏王杀邦用。”注云：“杀，犹减也。”《广雅·释诂》云：“杀，减也。”蔡声近杀。《春秋左氏》昭元年传：“蔡蔡叔。”《释文》引《说文》作“”，故为减杀也。《周礼·大行人职》侯服以至要服，各有朝贡之岁，是夷服之贡，减杀于中国。贡所以当赋，故云“减杀其赋”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芮日松：蔡，放也。昭公元年《左传》云：“周公杀管叔而蔡蔡叔”，《说文》作，云，散之也。盖流散罪人，放置于此。此分要服五百里而为二等者也。（《禹贡今释》卷下）

陈蒲清：蔡，法。指遵守王法。（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世舜：蔡，郑玄说：“蔡之言杀，减杀其赋。”按：“蔡”“杀”古时声相近，有时通用，如《左传·昭公十年》：“蔡蔡叔。”即杀蔡叔。（《尚书译注·禹贡》）

江灏：蔡，马融说：“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意思是相约遵守刑法。（《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17]【汇注】

裴骃：马融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轼：其法荒略。（《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金履祥：要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为荒服。此为四远蛮夷之地，田野不井，人民不多，故谓之荒。所以经略之者，又简于要服矣。其中三百里谓之“蛮”，因其俗也。二百里谓之“流”，则有罪者流徙于此，如流共工于幽州是也。“蔡”“流”皆放逐罪人之地，罪有轻重，故地有远近云。（《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以其荒野，故谓之荒。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禹贡图注·五百里荒服》）

孙星衍：史迁说为“要服外五百里荒服”。马融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又：马注见《史记集解》。韦昭注《周语》“戎、狄荒服”云：“与戎、狄同俗，故谓之荒。荒，荒忽无常之言也。”义与马同。（同上）

芮日松：要服外四面又五百里，则荒野而不可要治矣。其所以处罪人者，与蔡无异，特罪较重，则地较远，而流于此，此分荒服五百里而为二等者也。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则二千五百里，南、北、东、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禹贡今释》卷下）

江灏：荒服，《广雅·释诂》：“荒，远也。”替天子守边远的地方叫荒服。（《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张大可：荒服，荒凉野蛮之地。（《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汇评】

蒋善国：五服是一个理想上王畿与藩属区域位置的划分制度，王城居中，按相等的道里，扩至四方外国。所说距王城若干里，只是据大约数说的，这个理想制度不能彻底实现。在一固定土地上，建立一个国家，其土地系因山川自然的形势形成，岂能整整齐齐，每方五百里，把全国划成棋盘一样？按：这个计划，只能在无人迹的大平原建设一新都市。如按这个计划来建一个国家，她的京城已定，未必适居中心；宽广不等，又南北与东西距离未必恰相等。加以山河阻隔，形势不一，怎能用人类的理想制度，来划分自然的地势！在九州里面，冀州多是王畿所在，应视为居天下之中，但旬甸服之外，北短南长，按：五服说，北无所展，而南有所弃。（《尚书综述》第五编）

[18]【汇注】

裴骃：马融曰：“蛮，慢也。礼简怠慢，来不距，去不禁。”（《史记集解·夏本纪》）

孙星衍：今《尚书》欧阳、夏侯说，中国方五千里。古《尚书》说，五服旁五千里，相距万里。马融曰：“蛮，慢也。礼简怠慢，来不距，去不禁，流行无城郭常居。甸服之外，每百里为差。……郑康成曰：“蛮者，听从其俗，羁縻其人耳，故云蛮，蛮之言缗也。每言五百里一服，是尧旧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残数也。……侯服为甸服，其弼当男服，在二千里之内。绥服于周为采服，其弼当卫服，在三千里之内。要服于周为蛮服，其弼当夷服，在四千里之内。荒服于周为镇服，其弼当蕃服，在五千里之内。”

又：按：……《禹贡》山川，皆在汉时郡县之内。汉地广万里，则知禹时五服亦然，不得谓郑说异于今文之非也。云“甸服比周为王畿，其弼当侯服”云云者，文见《周礼·夏官·职方氏》，详载《皋陶谟》“弼成五服”疏，此不复出。（《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江灏：蛮，郑玄说：“蛮者，听从其俗，羁縻其人耳，故云蛮。蛮之言缗也。”意思是尊重他们的风俗，维系同他们的联系。（《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陈蒲清：蛮，蛮族，古代指南方的少数民族为蛮，这里泛指与华夏族关系较疏远的落后民族。蛮、夷相比，夷比较开化、亲近。（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9]【汇注】

裴骃：马融曰：“流行无城郭常居。”（《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轼：罪大者流于此。（《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艾南英：流，流放罪人之地，蔡与流皆所以处罪人。罪有轻重，故地有远近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禹贡图注·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俞樾：传曰：“流，移也，言政教随其俗。”樾谨按：《广雅·释诂》：“流，末也。”《汉书·外戚传》“托长信之末流”，是流有末义。故冕玉之垂者谓之瑬，旌旗之游字亦作旒，其义并通也。此二百里最居五服之末，故谓之流矣。枚传训移，未得其旨。（《春在堂全书·群经平议》卷三）

文廷式：《史记集解》引马融曰：“流行，无城郭常居。”盖蛮即北蛮，流即随畜牧转移，后世所谓行国也。（《纯常子枝语》卷三十四）

陈蒲清：流，指游牧无定居；一说指流放犯大罪的人到这里。（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汇评】

蔡沈：荒服去王畿益远，而经略之者视要服为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谓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与流皆所以处罪人，而罪有轻重，故地有远近之别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今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则二千五百里，南北东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尧都冀州，冀之北境并云中、涿、易，亦恐无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东南财赋所出，则反弃于要荒，以地势考之，殊未可晓。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当舜之时，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后世耳。亦犹闽浙之间旧为蛮夷渊薮，而今富庶繁衍，遂为上国，土地兴废，不可以一时概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并之则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为万里。盖倍禹服之数也。《汉·地志》亦言东西九千里，南北一万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狭，而周汉地广。或以周服里数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长短，或以为禹直方计而后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论。盖禹声教所及，则地尽四海，而其疆理则止以五服为制。至荒服之外，又别为区画，如所谓咸建五长是已。若周汉则尽其地之所至而疆画之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日］泷川资言：崔述曰：“《书》蔡《传》云：每服五百里，五服则二千五百里，然尧都冀州，冀之北境，并云中、涿、易，亦恐无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沙漠不毛之地，而东南财赋所出，则反弃于要荒。以地势考之，殊未可晓。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当舜之时，冀北之地，未必荒如后世耳。”余按：《禹贡》山川，以今地图考之，具在也。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东南之地，未尝弃也。恒山、碣石而北，别无山川见于经者，沙漠之地，未尝不荒落也。《孟子》曰“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说者亦谓周之王畿，丰镐八百里，郏鄏六百里，共为百同，以成千里，然则古之所谓千里、百里，皆绝长补短而计之，非必四面八方，截然不可增损于其间也。盖九州之地，约方三千余里，故《孟子》云“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记》云：“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内除甸服千里，故侯服、绥服共二千里，然则侯、绥二服乃九州以内地，所谓州十二师者也。其外羁糜之国，则附于九州，谓之要服。又外则来去不常，圣人听其自然，不勤于远，不受其贡，谓之荒服。其远近略与内地等，故亦以二千里计之，然则要、荒二服，乃九州以外地，所谓外薄曰海，咸建五长者也。由是言之，五服之地，盖南有余而北不足，综计之为五千里耳，非拘拘焉必四面皆二千五百里，无少欹斜，无少有余不足而后可也。（《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东渐于海[1]，西被于流沙[2]，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3]。于是帝锡禹玄圭[4]，以告成功于天下[5]。天下于是太平治[6]。

[1]【汇注】

艾南英：渐，浸，被覆。（《禹贡图注·东渐于海》）

孙星衍：郑康成曰：“朔，北方也。南北不言所至，容逾之。”“暨”一作“”。

又：渐者，《汉书集注》云：“入也。”被者，《广雅·释诂》云：“加也。”暨者，《说文》作“”，云：“与也。”《汉·地理志》作“”。《尔雅·释诂》云：“暨，与也。”讫者，《说文》《尔雅·释诂》云：“止也。”《艺文志》引经作“迄”。迄，俗字。《汉书·贾捐之传》云：“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是亦训暨为与也。与，读为豫。四海者，《尔雅·释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郑注见《史记集解》及《书》疏。云“朔，北方”者，《释训》文。（《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2]【汇注】

芮日松：被，覆。（《禹贡今释》卷下）

王世舜：被，及。（《尚书译注·禹贡》）

陈蒲清：被，覆盖；包括。流沙，指流沙泽。（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3]【汇注】

裴骃：郑玄曰：“朔，北方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蔡沈：渐，渍；被，覆；暨，及也。地有远近，故言有浅深也。声谓风声，教谓教化。林氏曰：“振举于此而远者闻焉，故谓之声；轨范于此而远者效焉，故谓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声教所及，盖法制有限而教化无穷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禹贡》）

金履祥：渐，如“渐民以仁”之渐。被，如“被四表”之被。此统言声教之达也。声，如“立之风声”之声。教，则上行下效之谓。禹迹所至，不惟治水土而已，其声律身度，观民设教，本末备举。东渐于海，则教化渐沦于海，西被于流沙，则教化冐覆于流沙，至于北虽止于恒碣，南虽止于衡阳，而南北地长，声教旁达，不可为限，故南北不言所至。总而言之，其教化则尽于四海矣。圣人为后世计，虽立为五服之限，而教化所及，感慕无外，故外薄四海，咸建五长以经理之焉。（《书经注》卷三《禹贡》）

艾南英：暨，及也。地有远近，故言有浅深也。振举于此，而远者闻焉，故谓之声。轨范于此，而远者效焉，故谓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声教所及，盖法制有限而教化无穷也。（《禹贡图注·声教迄于四海》）

芮日松：暨，及也。声，谓风声。教，谓教化。上言五服之制，此言声教所及，盖治制有限，而教化无穷。朔、南虽不言所至，然合下文讫于四海观之，则四方皆至于海矣。惟西独言被于流沙者，以水之西流，至此而极，不见其所归，未可正名其为海也。故《王制》曰：“西不尽流沙，东不尽东海。”亦惟以东海对流沙也。（《禹贡今释》卷下）

王恢：（日）儒田畤仁义之言曰：“禹时一方视领土为无限之区域，他方视为无一定之领土。当时王者，依势力与仁德，而得自在伸缩其领土之范围。例如投小石于大水面时，小波纹级级相连，扩及某范围，终至消灭而不可见；若投以大石时，则大波纹级级相连而成远大之圆环，其消灭之范围亦大。按小石可视作帝王势力仁德之小者，大石可视作伟大英主与高德之圣君。其波纹所及之地，即其版图也。有此种领土观念之国家，即在现今，犹存于世界各方之幼稚民族间。今以禹时之中央政府为投石，以所谓中国之天下为水面所起之波纹，波纹稍明了之范围为五服，而微细波纹所及则称四海，置于服外，或役属之，或不属之，听其自然之趋势。其最明了之波纹，则及于距帝城四方二千五百里之地。”取譬浅近明切。“微细波纹所及”，可为“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之最好注释。（《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虞舜》）

施之勉：（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正义》：朔，北方。南，南方也。言南北及于声教皆从之。皮锡瑞曰：《汉书·贾捐之传》以“朔南暨声教”为句。荀悦《汉纪》亦云：北尽朔裔，南暨声教。《后汉·杜笃传》：朔南暨声，诸夏是和。是两汉人皆以“朔南暨声教”为句。近人于“暨”字断句，非古义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夏本纪第二》）。

陈蒲清：朔、南暨声教，北方、南方都受到了声威与教化，服从中央。《史记正义》：“言南北及于声教皆从之。”讫于四海，直到全国各地。此句或断作：“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暨”下疑有脱文。此处“四海”亦可作边远蛮夷地区讲。《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暨，通“及”。（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4]【汇注】

张守节：帝，尧也。玄，水色。以禹理水功成，故锡玄圭，以表显之。自此已上并《尚书·禹贡》文。（《史记正义·夏本纪》）

苏轼：以五德王天下，所从来尚矣，黄帝以土故曰黄，炎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从水而尚黑。殷人始以兵王，故从金而尚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从火而尚赤。汤用玄牡，盖初克夏，因其旧也。《诗》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马。”是殷尚白也。帝锡禹以玄圭，为水德之瑞，是夏尚黑也。此五德所尚之色见于经者也。（《东坡书传》卷五《禹贡第一》）

艾南英：水土既平，禹以元圭为贽而告成功于舜。水，黑色，故圭以元云。（《禹贡图注·禹锡元圭》）

孙星衍：禹锡，言禹受赐。圭者，《说文》云：“瑞玉也，上圆下方。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皆七寸；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皆五寸；以封诸侯。从重土。”古文作“珪”。《杂记》又云：“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史公以为帝锡禹者，言舜赐禹玄圭，以酬庸也。《太平御览·皇王部》引《尚书·旋玑钤》曰：“禹开龙门，道积石山，玄圭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锡佩。'”汉武梁祠堂石刻《祥瑞图》云：“玄圭，水泉疏通，四海会同，则至。”则以玄圭为天锡瑞应，此今文说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虞夏书三》）

陈蒲清：帝，或说指帝尧，禹治水成功时，舜摄政而尧仍然在世。但据《五帝本纪》推算，应为帝舜。（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江灏：锡，赐。玄，玄色，天青色。圭，《说文》：“瑞玉也。”（《今古文尚书全译·禹贡》）

王世舜：锡，同赐。玄圭，《史记》作“元圭”，圭，美玉。（《尚书译注·禹贡》）

[5]【汇校】

陈蒲清：以告成功于天下，《史记会注考证》引张照说：“下字当衍。”（《史记注译·夏本纪》）

【汇评】

艾南英：陈氏曰：圣人政事所治，详内略外，不求尽于四海；而道德所化，则无内外之限，而必及于四海。自禹敷土而下，概举治水规模言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为主，自东而西，区别九州疆域言之；自导岍而下，则自西而东贯串九州之山水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则总合九州成绩言之；自五百甸服而下，则以弼成五服自内及外言之；自东渐而下，则远举四极言之，以至告成功而终焉。经纬错综，法度森严，非圣经不及此。（《禹贡图注·告厥成功》）

凌稚隆：按：《吕氏春秋》云：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水溢逆流，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乾东，上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史记评林·夏本纪》）

梁玉绳：附案：史公所录《尚书》次第与《书序》异，如置《禹贡》于《皋陶谟》之前，置《夏社》于《典宝》之后，盖行文叙事，不尽依《书》之次第，况今所传者是晋梅颐本，并非贾、郑之旧，则安知《史》之次第非元本乎？禹告成功在尧时，陈谟在舜世，至于成汤因伐桀而作《汤誓》，因败桀而伐三，既胜夏而作《夏社》，于义为顺。或以为误，非也。至《大纪》《前编》置《多方》在《多士》之前，移《无逸》于后，余未敢以为然。（《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6]【汇校】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修订组认为，“天下于是大平治”：“大”原作“太”，据高山本改。按：王念孙《杂志·史记第一》：“‘太’，当为‘大’。大、太字相近，后人又习闻天下太平之语，故大误为太耳。《群书治要》引此正作大平治。”

皋陶作士以理民[1]。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2]。皋陶述其谋曰：“信其道德，谋明辅和[3]。”禹曰：“然[4]，如何？”皋陶曰：“於[5]！慎其身修，思长[6]，敦序九族[7]，众明高翼[8]，近可远在已[9]。”禹拜美言[10]，曰：“然。”皋陶曰：“於！在知人[11]，在安民[12]。”禹曰：“吁[13]！皆若是，惟帝其难之[14]。知人则智，能官人[15]；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16]。能知能惠，何忧乎兜，何迁乎有苗[17]，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18]？”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19]，亦言其有德[20]。”乃言曰[21]：“始事事[22]，宽而栗[23]，柔而立[24]，愿而共[25]，治而敬[26]，扰而毅[27]，直而温[28]，简而廉[29]，刚而实[30]，强而义[31]，章其有常，吉哉[32]。日宣三德[33]，蚤夜翊明有家[34]。日严振敬六德[35]，亮采有国[36]。翕受普施[37]，九德咸事[38]，俊乂在官[39]，百吏肃谨。毋教邪淫奇谋[40]。非其人居其官，是谓乱天事[41]。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42]。吾言可行乎[43]？”禹曰：“女言致可绩行[44]。”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赞道哉[45]。”

[1]【汇注】

张守节：士若大理卿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陈蒲清：士，相当于后世的大理卿，管理天下刑狱的主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2]【汇注】

牛运震：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按：伯夷无陈谟帝前之事，或以《尚书》有《益稷》篇，而误“伯益”为“伯夷”也。（《读史纠谬》卷一《夏本纪》）

梁玉绳：《绎史》曰：“伯夷当作‘伯益’。”（《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

[3]【汇校】

［日］泷川资言：“道”“德”二字连用，《尚书》未见。（《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二）

施之勉：章炳麟曰：今本作“允迪厥德”。据《释诂》：迪，道也。则史公所见古文真本作“允厥迪德”。（《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夏本纪第二》）

【汇注】

王叔岷：《考证》：“‘信其道德’，《皋陶谟》作‘允迪厥德’。则《史》文当作‘信道其德’。下文亦云：‘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案：“其道”乃“道其”之误倒，段玉裁《尚书撰异》已疑作“信道其德”之误。《皋陶谟》伪《孔传》：“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当信蹈行古人之德。”史公以道说迪，道、蹈古通，（《列子·黄帝篇》：“向吾见子道之”，又云：“此吾所以道之也。”唐卢重玄注本道并作蹈，即其比）。蹈犹行也。道亦行也。其当读为己，“信道其德”，犹云“诚行己德”耳。下文“道吾德”，（《皋陶谟》作“迪朕德”。伪《孔传》亦释迪为蹈）。犹言“行吾德”也。（《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陈蒲清：信其道德，谋明辅和：果真按道德办事，便会谋划高明，大臣和协。信：真。辅：辅佐；大臣。（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信其二句，如果人君保有德行，那么一切谋画明朗而且辅佐大臣也就团结。信，《尚书》作“允”，假设词。（《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4]【汇评】

蔡沈：皋陶言为君而信蹈其德，则臣之所谋者无不明，所弼者无不谐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复问其详也。……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谨也。身修则无言行之失，思永则非浅近之谋，厚叙九族则亲亲恩笃而家齐矣。庶明励翼则群哲勉辅而国治矣。迩近兹此也。言近而可推之远者在此道也，盖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矣。皋陶此言所以推广允迪谟明之义，故禹复俞而然之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皋陶谟》）

[5]【汇注】

张守节：於音乌，叹美之词。（《史记正义·夏本纪》）

张大可：於，叹词，读乌，今语则为啊。（《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6]【汇注】

孔安国：叹美之重也。慎修其身，思为长久之道。（《尚书注疏》卷四《皋陶谟第四》）

孔颖达：（编者按：皋陶）其为帝谋曰：“为人君者，当信实蹈行古人之德而谋广其聪明之性，以辅谐己之政事则善矣。”禹曰：“然。然其谋是也，此当如何行之？”皋陶曰：“呜呼，重其事而叹美之。行上谋者，当谨慎其己身而修治人之事，思为久长之道。”（同上）

张守节：（编者按：身修）绝句。（《史记正义·夏本纪》）

陈蒲清：慎其身，指严格要求自身。（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又：修思长，修养要长久不懈。（同上）

编者按：《史记注译》断句为“慎其身，修思长”。

张大可：思长，深思。（《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汇评】

苏轼：慎其身之所修者，思其久远之至者。《礼》曰：君子过言则民作辞，过动则民作则。故言必虑其所终，行必稽其所敝。（《东坡书传》卷三《皋陶谟第四》）

[7]【汇注】

孙星衍：郑康成曰：“惇，厚也。……次序九族而亲之，以众明作羽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远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又：惇者，《释诂》云：“厚也。”九族，谓自高祖至玄孙，如马、郑注《尧典》。……皋陶为禹言谨身睦族，贵近附助，则道德可以自近及远也。（同上）

张大可：敦序九族，敦厚地处理九族的亲疏关系。（《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8]【汇校】

王叔岷：《考证》：枫、三、南、凌本高作亮。案：亮乃高之形误。《皋陶谟》高作厉（据《治要》引。今本作励），史公以高说之。厉借为，《说文》：“，巍高也。读若厉。”（参看王念孙《广雅释诂》四《疏证》）。（《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修订组认为，“众明高翼”：“高”，高山本作“亮”。

【汇注】

陈蒲清：众明高翼，许多贤明的人会努力辅佐。明，指贤明的人。翼，辅佐。《尚书·皋陶谟》作“庶明励翼”。义同。（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众明高翼，众多的明智之士努力辅佐。翼，辅冀。（《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9]【汇注】

孔安国：言慎修其身，厚次叙九族，则众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励，翼戴上命，近可推而远者，在此道。（《尚书注疏》卷四《皋陶谟第四》）

裴骃：郑玄曰：“次序九族而亲之，以众贤明作羽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远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孔颖达：禹曰然，然其谋是也，此当如何行之。皋陶曰：呜呼，重其事而叹美之。行上谋者，当谨慎其己身而修治人之事，思为久长之道，又厚次叙九族之亲而不遗弃，则众人皆明晓上意而各自勉励，翼戴上命。行之于近而可推而至远者，在此道也。禹乃拜受其当理之言。曰然，美其言而拜受之。（《尚书注疏》卷四《皋陶谟第四》）

陈蒲清：近可远在己，政令由近及远，在于自身的德行，即由修身而达到平治天下。己，或作“已”。（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近可远在已，由近及远，先从自身做起。已，兹，此。（《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汇评】

苏轼：自修身以及九族、近臣，此迩可远之道也。（《东坡书传》）卷三《皋陶谟第四》）

[10]【汇注】

苏轼：盛德之言，故拜。（《东坡书传》卷三《皋陶谟》）

[11]【汇注】

张大可：知人，指知人善任。安民，指治理好臣民。（《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汇评】

苏轼：人有可知之道，而无可知之法。如萧何之识韩信，此岂有法可学哉？故圣人不敢言知人。轻用人而不疑，与疑人而不用，皆足以败国而亡家。然卒无知人之法。以诸葛亮之贤，而短于知人，况其下者乎！（《东坡书传》卷三《皋陶谟》）

[12]【汇注】

孔安国：叹修身亲亲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尚书注疏》卷四《皋陶谟第四》）

孔颖达：皋陶以禹然其言，更述修身亲亲之道，叹而言曰：人君行此道者，在于知人善恶，择善而信任之；在于能安下民，为政以安定之也。（同上）

孙星衍：民，谓众民；人，谓官人也。《诗·假乐》云：“宜民宜人。”传云：“宜安民、宜安人也。”疏云：“民，人，散虽义通，对宜有别。”《汉书·薛宣传》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知人则百僚任职，天工不旷。众职修理，奸轨绝息。”引此文而说之也。皋陶既以修身睦族告禹，又云此者，宗族贵戚人才不一，务在知而器使之。民众在下，在遍安之，其政乃可及远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汇评】

苏轼：人主欲常有为，则事繁而民乱；欲常无为，则政荒而国削。自古及今，兵强国治而民安者，无有也。人之难安如此，此禹之所畏，尧舜之所病也。皋陶曰：“然，岂可以畏其难而不求其术乎？”盖亦尝试以九德求之。亦行有九德者，以此自修也。亦言其人有德者，以此求人也。（《东坡书传》卷三《皋陶谟》）

蔡沈：皋陶因禹之俞而复推广其未尽之旨，叹美其言，谓在于知人、在于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也，安民，仁之事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皋陶谟》）

[13]【汇注】

张大可：吁，哎。（《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4]【汇注】

孔颖达：禹闻此言，乃惊而言曰“吁”，人君皆如是，能知人，能安民，惟帝尧犹其难之，况余人乎！（《尚书注疏》卷三）

蔡沈：禹曰吁者，叹而未深然之辞也。……帝谓尧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举，虽帝尧亦难能之。（《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皋陶谟》）

孙星衍：言“皆若是，尧犹难之”者，《左氏》文十八年传，鲁太史克言：十六族、四凶，尧不能举、不能去。《论语》云：“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上古言质直，故谓“尧犹难之”。（《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陈蒲清：惟帝其难之，即使帝尧也难办到啊。帝，指尧。（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5]【汇校】

［日］泷川资言：《皋陶谟》“人”下无“能”字，此疑衍。（《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16]【汇注】

孙星衍：言知人则能器使，安民则众民思归之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17]【汇注】

江灏：迁，迁徙，流放。（《今古文尚书全译·皋陶谟》）

[18]【汇注】

孔安国：孔，甚也，巧言，静言庸违，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兜之徒甚佞如此，尧畏其乱政，故迁放之。（《尚书注疏》卷四《皋陶谟第四》）

裴骃：郑玄曰：“禹为父隐，故言不及鲧。”（《史记集解·夏本纪》）

孔颖达：知人善恶则为大智，能用官得其人矣。能安下民则为惠政，众民皆归之矣，此甚不易也。若帝尧能智而惠，则当朝无奸佞，何忧惧于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须迁徙于有苗之君，何所畏惧于彼巧言令色为甚佞之人。三凶见恶，帝尧方始去之，是知人之难。（《尚书注疏》卷四《皋陶谟第四》）

蔡沈：迁，窜；巧，好；令，善；孔，大也。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恶之人也。言能哲而惠，则智仁两尽，虽党恶如兜者不足忧，昏迷如有苗者不足迁，与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奸恶者不足畏，是三者，举不足害吾之治。极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或曰巧言令色孔壬，共工也。禹言三凶而不及鲧者，为亲者讳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皋陶谟》）

孙星衍：言能圣且仁，则不仁者远。……江氏声说巧言即静言，令色即象恭，巧言令色孔壬谓共工。（《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施之勉：杭世骏曰：禹为父隐云云，今《尚书疏》以为马融之言。（《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夏本纪第二》）

王世舜：这三句是反诘语，所指的史实可参考《尧典》。巧言，善于说话（贬义词）。令色，令，善；色，脸色；令色，指脸面上表现出巴结谄媚的颜色。孔，甚，程度副词。壬，奸佞。（《尚书译注·皋陶谟》）

[19]【汇注】

孙星衍：亦行，旧说为“掖行”。《玉篇》云：亦，臂也，今作“掖”。《书》云：“亦行有九德。”顾野王，晋人，或引旧说也。行者，《周礼·师氏》：“以三德教国子。”郑注云：“在心为德，施之为行。”行谓宽、柔、愿、乱、扰、直、简、刚、强之行。九德谓栗、立、恭、敬、毅、温、廉、塞、义之德，所以扶掖九行。始事之者，言始试之以事，故下云“九德咸事”。《论衡·答佞篇》云：“唯圣贤之人，以九德检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于九德，言不验于事效，人非贤则佞矣。”（《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王世舜：亦，段玉裁说作“大”解，犹言“大凡”。行，德行。

江灏：亦，检验。《尚书易解》：“按：亦，当读为迹，动词，犹检验也。《墨子·尚贤中》‘圣人听其言，迹其行’，《楚辞·惜诵》‘言与行其可迹兮’，此迹行、迹言连文之证。《论衡》说此二语曰：‘以九德检其行，以事效考其言。’然则亦字训检验，汉儒之旧诂也。”（《今古文尚书全译·皋陶谟》）

张大可：亦行有九德，大凡德行有九种美德。（《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20]【汇注】

孔安国：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真伪则可知。（《尚书注疏》卷四《皋陶谟第四》）

又：称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为验。（同上）

孔颖达：禹既言知人为难，皋陶又言行之有术，故言曰：呜呼，人性虽则难知，亦当考察其所行，有九种之德。人欲称荐人者，不直言可用而已，亦当言其人有德，问其德之状，乃言曰其德之所行某事某事，以所行之事为九德之验，如此则可知也。（同上）

蔡沈：亦，总也。亦行有九德者，总言德之见于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总言其人之有德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皋陶谟》）

[21]【汇注】

张大可：乃言曰，指皋陶继续说。（《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22]【汇校】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修订组认为，“始事事”：高山本此下有“禹曰何皋陶曰”六字，与《尚书·皋陶谟》合。

【汇注】

［日］泷川资言：始，使新行事以试之也。事事，人人德殊，所长之事不一也。《尚书》作“载采采”。（《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江灏：从事，担任职务。（《今古文尚书全译·皋陶谟》）

张大可：始事事，用他所从事的事来验证。（《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陈蒲清：始事事，指验证一个人的德行必须从他的行事开始。前一个“事”是动词，后一个“事”是名词，“事事”即从事某项事情。下文即具体讲述办事所表现出来的九种德行。（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23]【汇注】

孔安国：性宽弘而能庄栗。（《尚书注疏》卷四《皋陶谟第四》）

苏轼：栗，惧也。宽者患不戒惧。（《东坡书传》卷三《皋陶谟第四》）

张大可：宽而栗九句，即九德内容：态度宽大而能谨严，性情温和而有主见，行为善良而能端恭，办事胜任而认真，对上服从而坚定（扰，柔顺），待人正直而温和，性行简约而能明察（廉，明察），刚强而笃实，勇敢而合于义。九种德行相反相成。（《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王世舜：宽，宽宏大量；大凡这样的人遇事常犯毫不在乎的毛病，因而必须补之以“栗”。栗同慄，严肃恭谨的意思。（《尚书译注·皋陶谟》）

陈蒲清：宽而栗，宽大而严厉。栗，通“慄”。（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24]【汇注】

孔安国：和柔而能立事。（《尚书注疏》卷四《皋陶谟第四》）

王世舜：柔，指性情温和。这种人大都有不敢坚持意见的毛病，因而必须补之以“立”。立，指有自己的主见，并能不畏强暴，敢于坚持自己的主见。（《尚书译注·皋陶谟》）

陈蒲清：柔而立，柔和而能独立从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25]【汇注】

孔安国：悫愿而恭恪。（《尚书注疏》卷四《皋陶谟第四》）

苏轼：愿，悫也。悫者或不恭。（《东坡书传》卷三《皋陶谟第四》）

江灏：愿，老实，厚道。（《今古文尚书全译·皋陶谟》）

王世舜：愿，小心谨慎，含有怕事之意。这种人常常好同流合污，因而必须补之以“恭”。恭，庄重的意思。（《尚书译注·皋陶谟》）

陈蒲清：愿，诚实。共，通“恭”。（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世舜：乱，治的意思，指具有排乱解纷、治理国家的才干。这样的人常常仗恃自己的才干而办事疏忽，因此必须补之以“敬”。敬，指办事认真。（《尚书译注·皋陶谟》）

[26]【汇校】

陈蒲清：治，办事有条理。敬，认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江灏：乱，《尔雅·释诂》：“治也。”这里指有治理国家的才干。敬，严肃、慎重。（《今古文尚书全译·皋陶谟》）

[27]【汇校】

裴骃：徐广曰：“扰，一作‘柔’。”骃按：孔安国曰“扰，顺也。致果为毅”。（《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轼：扰，驯也。（《东坡书传》卷三《皋陶谟第四》）

江灏：扰，《孔传》：“扰，顺也。”驯服，和顺。毅，刚毅。（《今古文尚书全译·皋陶谟》）

王世舜：扰，柔顺，意指能听取别人意见。这样的人常常失之于优柔寡断，因此必须补之以“毅”。毅，果断的意思。（《尚书译注·皋陶谟》）

陈蒲清：扰，一作“柔”。驯服。毅，坚定。（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28]【汇注】

江灏：直，正直，耿直。温，和气。（《今古文尚书全译·皋陶谟》）

王世舜：直，正直。正直的人，往往态度生硬，因而必须补之以“温”。温，指态度温和。（《尚书译注·皋陶谟》）

[29]【汇注】

苏轼：简易者或无廉隅。（《东坡书传》卷三《皋陶谟第四》）

王世舜：孔《传》说：“性简大而有廉隅”。简，大。廉，廉约。孙星衍说：“简大似放，而能廉约。”（《尚书译注·皋陶谟》）

江灏：简，孔《疏》：“简者，宽大率略之名。志远者遗近，务大者轻细。”意思是直率而不拘小节，志向远大而不注意小处。廉隅，指人的性格、行为不苟。（《今古文尚书全译·皋陶谟》）

陈蒲清：简，简约，不苟细烦琐。廉，方正，不敷衍、草率。（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30]【汇注】

苏轼：刚者或色厉而内荏，故以实为贵。《易》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东坡书传》卷三《皋陶谟第四》）

王世舜：刚，刚正。塞，充实。意思是说能从多方面考虑问题，性情刚正而不鲁莽。（《尚书译注·皋陶谟》）

陈蒲清：刚，坚强果断。实，踏实。（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31]【汇注】

孙星衍：郑康成曰：“连言之，宽谓度量宽宏，柔谓性行和柔……愿谓容貌恭正，乱谓刚柔治理，直谓身行正直……简谓器量凝简，刚谓事理刚断，强谓性行坚强。……凡人之性有异，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协，乃成其德。”“塞”一作“”，“廉”一作“辨”。

又：宽绰近缓而能坚栗，柔顺近弱而能尌立，愿悫无文而能谦恭，治事多能而能敬慎，驯扰可狎而能果毅，梗直不挠而能温克，简大似放而能廉约，刚者内荏而能充实，发强有为而能良善，此似相反而实相成，五行生克之用，圣人法阴阳以治性情之学也。栗为坚栗者，《聘义》：“缜密以栗。”郑注云：“坚貌。”郑笺《诗·生民》“实栗”云：“栗，成就也。”义与宽似相反。立为尌。立者，是《说文》：“尌，立也。”义与柔似相反。愿为悫愿者，《礼器》云：“不然则已悫。”郑注：“悫，愿貌。”……简为简大者，《释诂》云：“简，大也。”廉为廉约者，《释名》云：“廉，敛也。”《说文》：“廉，仄也。”俱义似相反。强而义者，王氏引之案：《诗传》：“义，善也。”谓性发强而又良善也。……凡“而”字当读为能。《吕览·士容篇》云：“柔而坚，虚而实。”《淮南·原道篇》云：“行柔而刚，用弱能强。”高诱注云：“而，能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汇评】

陈蒲清：以上九种德行，后来体现为儒家主张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中庸思想。（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32]【汇注】

孔安国：乱，治也，有治而能谨敬；扰，顺也，致果为毅，扰，而小反，徐音饶，毅，五既反；行正直而气温和；性简大而有廉隅；刚断而实塞，断，丁乱反；无所屈挠，动必合义，挠，女孝反；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择人而官之，则政之善。（《尚书注疏》卷三《皋陶谟第四》）

孔颖达：《正义》曰：皋陶既言其九德，禹乃问其品例曰何谓也？皋陶曰：人性有宽弘而能庄栗也，和柔而能立事也，悫愿而能恭恪也，治理而能谨敬也，和顺而能果毅也，正直而能温和也，简大而有廉隅也，刚断而能实塞也，强劲而合道义也。人性不同，有此九德。人君明其九德所有之常，以此择人而官之，则为政之善哉。……如此九者考察其真伪，则人之善恶皆可知矣。……九德皆人性也，郑玄云：“凡人之性有异，有其上者不必有其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协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对，各令以相对，兼而有之，乃为一德。此二者虽是本性，亦可以长短自矫，宽弘者失于缓慢，故性宽弘而能矜庄严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愿者悫谨，良善之名，谨愿者失于迟钝，貌或不恭，故悫愿而能恭恪乃为德。……乱治，《释诂》文。有能治者，谓才高于人也，堪拨烦理剧者也。负才轻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谨敬乃为德也。愿言恭治，云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迟钝，外失于仪，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轻物，内失于心，故称敬以显情，恭与敬，其事亦通，愿其貌恭而心敬也。……《周礼·太宰》云：“以扰万民。”郑玄云：“扰犹驯也。”《司徒》云“安扰邦国”。郑玄云：“扰亦安也。”扰是安驯之义，故为顺也。致果为毅，宣二年《左传》文，彼文以杀敌为果，致果为毅，谓能致果敢杀敌之心，是为强毅也。和顺者失于不断，故顺而能决乃为德也。……《正义》曰：简者宽大率略之名，志远者遗近，务大者轻细，弘大者失于不谨，细行，不修廉隅，故简大而有廉隅乃为德也。……刚而能断，失于空疏，必性刚正而内充实乃为德也。……《正义》曰：强直自立，无所屈挠，或任情违理，失于事宜，动合道义乃为德也。郑注《论语》云：“刚谓强志不屈挠。”即刚强义同此刚强异者。刚是性也，强是志也。当官而行，无所避忌，刚也；执己所是，不为众挠，强也。刚强相近，郑连言之。宽谓度量宽弘，柔谓性行和柔，扰谓事理扰顺，三者相类，即《洪范》云“柔克也”。愿谓容貌恭正，乱谓刚柔治理，直谓身行正直，三者相类，即《洪范》云“正直也”。简谓器量凝简，刚谓事理刚断，强谓性行坚强，三者相类，即《洪范》云“刚克也”。而九德之次，从柔而至刚也，惟“扰而毅”在愿乱之下耳。其《洪范》三德，先人事而后天地，与此不同。（同上）

蔡沈：宽而栗者，宽弘而庄栗也。柔而立者，柔顺而植立也。愿而恭者，谨愿而恭恪也。乱、治也。乱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扰，驯也。扰而毅者，驯扰而果毅也。直而温者，径直而温和也。简而廉者，简易而廉隅也。刚而塞者，刚健而笃实也。强而义者，强勇而好义也。而，转语辞也。正言而反应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济此之谓也。彰，著也，成德著之于身而又始终有常，其吉士矣哉！（《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皋陶谟》）

孙星衍：章，一说为显。章显有德之人，与之禄秩。《盘庚》云：“用德彰厥善。”《洪范》云：“俊民用章。”章、彰同义。《后汉书·郑均传》元和元年诏云：“《书》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赐均、义谷各千斛。”注云：“章，明也。吉，善也。言为天子当明其有常德者，优其廪饩，则政之善也。”……以吉为善者，《说文》云：“吉，善也，从士口。”（《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33]【汇注】

苏轼：宣，达也。浚，尽其才也。明，察其心也。言九德之中得三人而宣达之，尽其才，而察其心，则卿大夫之家，可得而治也。（《东坡书传》卷三《皋陶谟第四》）

孙星衍：言早夜旬宣三德，以敬勉有家之人。家，谓有采地之臣。郑注《周礼·春官》“家宗人”云：“家，谓大夫所食采邑。”……是以三者为简、刚、强三德。（《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江灏：宣，显示，表现。（《今古文尚书全译·皋陶谟》）

陈蒲清：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大夫们能每天修明上述九德中的三种德行，并早晚庄敬努力，便可保有他们的家族。宣，修明。蚤，通“早”。翊，庄敬。明，通“勉”，努力。家，特指在大夫统治的领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日宣三德二句，每日修明三德，早晚恭谨努力，就可以为卿大夫。翊明，恭谨努力。家，卿大夫称家。（《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34]【汇注】

孔安国：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卿大夫称家……明行之可以为卿大夫。（《尚书注疏》卷四《皋陶谟第四》）

孔颖达：皋陶既陈人有九德，宜择而官之，此又言官之所宜，若人能日日宣布三德，早夜思念而须明行之，此人可以为卿大夫，使有家也。（同上）

江灏：明，勉力，努力。家，大夫的封地，卿大夫统治的地方。（《今古文尚书全译·皋陶谟》）

王世舜：夙，早。夜，晚。浚，恭敬。明，努力。有家，指可以做卿大夫。（《尚书译注·皋陶谟》）

[35]【汇注】

江灏：严，通“俨”，矜持、庄重的样子。（《今古文尚书全译·皋陶谟》）

张大可：日严二句，每日能严肃奋发而恭敬地修明六德，就可以辅佐天子而为诸侯。亮采，辅佐办事。国，立为诸侯。（《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36]【汇注】

孔安国：严，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则可以为诸侯。（《尚书注疏》卷四《皋陶谟第四》）

裴骃：马融曰：“亮，信；采，事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孔颖达：若日日严敬其身，又能敬行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以为诸侯，使有国也。（《尚书注疏》卷四《皋陶谟第四》）

苏轼：得六人而严惮敬用之，信任以事，则诸侯之国可得而治也。（《东坡书传》卷三《皋陶谟第四》）

蔡沈：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义。气象则有大小之不同，三德而为大夫，六德而为诸侯，以德之多寡，职之大小概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广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日严而祗敬之，而使之益以谨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皋陶谟》）

孙星衍：马融……曰：“亮，信。采，事也。”

又：严者，《说文》云：“教令急也。”……此六德，郑意以为“乱而敬”至“强而毅”之文。亮者，《释诂》云左、右、亮、助，皆转相训。《诗传》云：“凉，佐也。”上言敬成有家，谓卿大夫之佐事者。此言助事有邦，谓有土者之臣。（《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王世舜：亮，佐。采，事。有邦，指可以为诸侯。邦，国。（《尚书译注·皋陶谟》）

陈蒲清：日严振敬六德，亮采有国：诸侯们每天能够严肃振奋，恭行上述六种品德，并认真地办理事务，便可保有他们的封国。亮，信，认真。采，事。或将“亮采”解释为辅助办事。国，特指诸侯的领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37]【汇注】

苏轼：翕，合也。（《东坡书传》卷三《皋陶谟第四》）

江灏：翕，聚合。（《今古文尚书全译·皋陶谟》）

王世舜：翕，合。翕受指合三德与六德而并用。敷施，普遍推行的意思。敷，溥，普遍。施，行。（《尚书译注·皋陶谟》）

张大可：翕受普施，指天子合三德六德而受之并普遍施之政务中。（《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38]【汇注】

苏轼：有治才曰乂。……九德并至，文武更进，刚柔杂用，则以能合而受之为难。能合而受之矣，则以能行其言为难，故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此天子之事也。……然则皋陶何为立此言也？曰：何独皋陶，舜命夔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箕子教武王“正直刚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虽三圣之所陈详略不同，然皆以长短相辅、刚柔相济为不知人者，立寡过之法也。其意曰不知人者，以此观人，参其短长刚柔而用之，可以无大失矣。譬如药之有方，聚众毒而治一病，君臣相使，畏恶相制，幸则愈疾，不幸亦不至杀人者，此岂为秦越人、华佗设乎？（《东坡书传》卷三《皋陶谟第四》）

孙星衍：……咸事者，皆任职。《说文》云：“事，职也。”《汉书·王尊传》：“三公，典五常九德。”是谓下文俊乂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陈蒲清：翕受普施，九德咸事：天子集九种德行而全面实行。翕，合，收集。施，实行。事，从事。以上几句反映了古代以德行决定政治地位的理想，九德有其三者可为大夫，有六者可为诸侯，九德具备的人才可为天子。（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九德咸事，天子应完全从事九德的实践。按：修三德者为大夫，修六德者为诸侯，修九德者方能为天子。（《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39]【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谓天子如此，则俊德理能之士并皆在官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修订组认为，“谓天子如此”：“天子”下原有“也”字。《尚书·皋陶谟》“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孔安国《传》无，今据删。

孔颖达：天子之任，合受有家有国三六之德而用之，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事各尽其能，无所遗弃，则天下俊德治能之士并在官矣，皆随贤才任职。（《尚书注疏》卷四《皋陶谟第四》）

蔡沈：翕，合也。德之多寡虽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则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无遗才而上无废事者，良以此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皋陶谟》）

孙星衍：马融、郑康成曰：“才德过千人为俊，百人为乂。”“乂”一作“艾”。

又：俊与骏同，《释诂》云：“大也。”乂，《汉书·谷永传》引作“艾”，《释诂》云：“艾，长也，历也。”郭注云：“艾，长者多更历。”俊乂，言大臣耆老也。……《春秋繁露·爵国篇》云：“万人曰英，千人曰俊，百人曰杰，十人曰豪。”马、郑以“才”为才德者，望文生义生。“百人为乂”之文未见出典。（《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张大可：俊乂在官，使才德出众的人担任官职。有千人之才曰俊，有百人之才曰乂。（《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陈蒲清：俊乂，有才能的人。有千人之才曰俊，有百人之才曰乂。（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40]【汇注】

孔安国：不为逸豫贪欲之教，是有国者之常。（《尚书注疏》卷四《皋陶谟第四》）

孔颖达：皋陶既言用人之法，又戒以居官之事。上之所为，下必效之，无教在下为逸豫贪欲之事，是有国之常道也。（同上）

王叔岷：案：日本古写本教作敢，是也。今本《皋陶谟》作教，亦误。“毋敢”犹“不敢”，《周书·无逸》“不敢荒宁”。即其例。敢，古文作，与教形近；敦煌本古文《尚书》敢多作（《无逸》之“不敢”，即作），与教形尤近，故易乱也。（《汉书·王嘉传》嘉奏封事，引《皋陶谟》作“无敖佚欲有国”，敖亦敢之误。）（《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41]【汇注】

司马贞：此取《尚书·皋陶谟》为文，断绝殊无次序，即班固所谓“疏略抵捂”是也，今亦不能深考。（《史记索隐·夏本纪》）

陈蒲清：天事，上天安排的大事，即天下大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汇评】

张大可：非其人二句，无才德之人居官理事，这叫做扰乱天事。（《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42]【汇注】

孔安国：言天以五刑讨有罪，用五刑宜必当。（《尚书注疏》卷四《皋陶谟第四》）

苏轼：刑罚，天所以讨有罪而我用之，此二者政事也，勉之而已。（《东坡书传》卷三《皋陶谟第四》）

孙星衍：班固说：“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朴。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大传》说同。“用”或作“庸”。

又：古文以五刑为象刑。……讨者，《说文》云：“治也。”……《周礼·大司马职》：“以九伐之法正邦国。”是五刑兼有甲兵，当如今文说。……班氏《刑法志》引此经而说之云：“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是本今文说也。……五刑始于有苗，制自夏代，唐虞所无，古文说是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张大可：五刑五用，五刑要施于当受五刑的人。（《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陈蒲清：五刑五用，五种刑罚（墨、劓、剕、宫、大辟）用以惩罚五种罪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43]【汇注】

孔安国：其所陈九德以下言顺于古道，可致行。（《尚书注疏》卷四《皋陶谟第四》）

孔颖达：皋陶既陈此戒，欲其言入之，故曰我之此言顺于古道，可致行，不可忽也。（同上）

梁玉绳：百吏肃谨……吾言可行乎：案：《索隐》曰：“此取《尚书·皋陶谟》为文，断绝殊无次序，即班固所谓‘疏略抵捂’是也，今亦不能深考。”《正义》曰：“略其经，不全备也。”（《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世舜：，必，一定。（见《尚书译注·皋陶谟》）

[44]【汇注】

孔安国：然其所陈，从而美之，曰用汝言致可以立功。（《尚书注疏》卷四《皋陶谟第四》）

孔颖达：禹即受之，曰然，汝言用而致，可以立功，重其言以深戒帝。（同上）

蔡沈：皋陶谓，我所言顺于理，可致之于行。禹然其言，以为致之于行，信可有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皋陶谟》）

孙星衍：绩与迹同，亦谓行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张大可：汝言句，你的话实行后定可产生实绩。（《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45]【汇注】

孔安国：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于善，徒亦赞奏上古行事而言之，因禹美之，承以谦辞言之序。（《尚书注疏》卷四《皋陶谟第四》）

孔颖达：皋陶乃承之以谦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于善，我所言曰徒赞奏上古所行而言之哉，非己知思而所自能，是其谦也。（同上）

张守节：皋陶云我未有所知，思之审赞于古道耳。谦辞也。已上并《尚书·皋陶谟》文，略其经，不全备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孙星衍：《周语》：“内史赞之。”韦昭注云：“赞，道也。”道，谓导之。张守节《正义》云“赞于古道”，非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陈蒲清：赞，助。道，指治理天下之道。（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皋陶曰二句，皋陶说：“其实我没有什么高明，只是念念不忘协助你治理国家。”赞，襄助。（《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帝舜谓禹曰：“女亦昌言[1]。”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2]。”皋陶难禹曰[3]：“何谓孳孳[4]？”禹曰：“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5]，下民皆服于水[6]。予陆行乘车[7]，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行山刊木[8]。与益予众庶稻鲜食[9]。以决九川致四海[10]，浚畎浍致之川[11]。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12]。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13]。众民乃定，万国为治[14]。”皋陶曰：“然，此而美也[15]。”

[1]【汇注】

孔安国：因皋陶谟九德，故呼禹，使亦陈当言。（《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孔颖达：皋陶既为帝谋，帝又呼禹，进之曰：来禹，汝亦宜陈其当言。（同上）

张大可：昌言，好的建议。（《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2]【汇注】

孔安国：拜而叹，辞不言，欲使帝重皋陶所陈言，己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苏轼：禹亦因皋陶之言而进之曰“予何言”，何言者，亦犹皋陶之未有知也。又曰：“予思日孜孜”，思日孜孜者，亦犹皋陶之思日赞赞襄哉也。其言皆相因之辞。（《东坡书传》卷三《益稷第五》）

蔡沈：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谓。帝以皋陶既陈知人安民之谟，因呼禹使陈其言。禹拜而叹美，谓皋陶之谟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务事功而已。观此则上篇禹、皋陶答问者，盖相与言于帝舜之前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益稷》）

孙星衍：思，犹斯也。《诗·泮水》“思乐泮水”，《礼器》疏作“斯”。又《我行其野》“言归思复”，《唐石经》作“斯复”。知“思”，语词也。“孜孜”，古文；“孳孳”，今文也。《说文》云：“孜，汲汲也。”引《周书》曰：“孳孳无怠。”又云：“孳，汲汲生也。”是与“孜”同。……《广雅·释训》云：“孜孜，剧也。”……言劳剧，古文说也。禹言予此日汲汲不遑耳。（《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俞樾：谨按：上文皋陶云思曰赞赞，《正义》曰：经云曰者，谓我上云所言也，是其字作曰，音越，今作日，读人实反误也。禹此语与皋陶之语相承，则其字亦当作曰，因皋陶言思曰赞赞，故禹言予思曰孜孜也。曰者语词，思曰赞赞者，思赞赞也；思曰孜孜者，思孜孜也。《正义》解上文曰字未得其旨，然即其语知上文是曰字，可知此文亦是曰字矣。盖两语相承，不容有异也。（《春在堂全书·群经平议》卷三）

陈蒲清：孳孳，努力不懈的样子。（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3]【汇注】

陈蒲清：难，诘问。（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4]【汇注】

张大可：何谓孜孜，整天忙些什么。（《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5]【汇校】

孙星衍：洪水者，《释诂》云：“洪，大也。”《说文》云：“洪，洚水也。”“洚，水不遵道。”方与旁通。《说文》云：“旁，溥也。”割者，《大诰》：“天降割于我家”，《释文》云：“割，马本作‘害’。”《广雅·释言》云：“害，割也。”是方割为溥害也。荡即潒假借字。《说文》云：“潒，水潒漾也。读若荡。”“怀”亦作“褱”。《说文》云：“褱，侠也。”《汉·地理志》作“褱”。襄者，《文选·西京赋》云：“襄岸夷途。”薛综注云：“襄，谓高也。”陵者，《释地》云：“大阜曰陵。”（《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江灏：浩浩，水势远大。怀，包围。襄，漫上。（《今古文尚书全译·益稷》）

[6]【汇注】

孔颖达：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惑沉溺，皆困水灾。（《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陈蒲清：服，事，这里用作动词，活动或工作。（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7]【汇评】

陈沂：“陆行”以下数句，重见。前为记者之言，此为自叙，不嫌其复。（引自《史记评林·夏本纪》）

牛运震：“陆行乘车”以下数语，凡两见，一是纪述之辞，一是禹自叙之辞，未免复而无别。此《史记》未及检点剪裁处。（《读史纠谬》卷一《夏本纪》）

[8]【汇注】

孔安国：随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开通道路，以治水也。（《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孔颖达：随其所往之山，槎木通道而治之。（同上）

张守节：行，寒孟反。刊，口寒反。（《史记正义·夏本纪》）

蔡沈：……盖禹治水之时，乘此四载以跋履山川，践行险阻者，随循刊除也。《左传》云：“井堙木刊。”刊，除木之义也。盖水涌不洩，泛滥弥漫，地之平者，无非水也，其可见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开道路，而后水工可兴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益稷》）

孙星衍：此革缚辕，行以上山。合之徐广说为直辕车，应劭说以为人牵引者是也。……泥即泽也。……刊者，《说文》云：“栞，槎识也。”《夏书》曰：“‘随山栞木。’读若刊。”……《春秋左氏·襄五年传》云：“井堙木刊。”服虔注云：“刊，削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张大可：行山刊木，缘山勘察，立木作出标记。刊木，指立表为记。（《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江灏：刊，砍削。《史记·夏本纪》作“栞”。《说文》：“栞，槎识也。”用刀或斧头砍树木作为认路的记号。（《今古文尚书全译·益稷》）

[9]【汇校】

牛运震：“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云云，按此一段，《本纪》中两见，应削其一。（《读史纠谬》卷一《夏本纪》）

［日］泷川资言：张文虎曰：“与益”之“与”亦当作“予”，故《索隐》别之云上“予”谓“同与”之“与”，下“予”，谓“施予”之“予”。后人以两“予”相混，改为“与益”，而并改《索隐》“上予”之“予”，亦作“与”。（《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孔安国：鸟兽新杀曰鲜。与益槎木获鸟兽，民以进食。（《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孔颖达：与益所进于人者，惟有槎木所获众鸟兽鲜肉为食也。（同上）

司马贞：予音与。上“与”谓“同与”之“与”，下“予”谓“施予”之“予”。此禹言其与益施予众庶之稻粮。（《史记索隐·夏本纪》）

蔡沈：血食曰鲜。水土未平，民未粒食，与益进众鸟兽鱼鳖之肉于民，使食以充饱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益稷》）

张大可：与益句，我和益供给百姓以稻米和鱼类食物。鲜，鱼类鲜味。（《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王世舜：暨，“及”的古体字，作“和”字讲。益，人名，即伯益。奏，进。庶，众，指众民。鲜食，鸟兽新杀叫鲜。（《尚书译注·皋陶谟》）

[10]【汇注】

孙星衍：决者，《说文》云：“行水也。”九川者，《五帝本纪》云“通九泽，决九河”，《夏本纪》及《沟洫志》云“通九道，陂九泽”。既有九泽，又有九河，知此九川谓九州之川也，通九道亦通九州水道。……四海者，《禹贡》“青州：潍、淄其道，海滨广斥”，此为东海，在今登州。《禹贡》云“导河，北播为九河，入于海”，此即北海，汉为勃海郡，为今沧州、天津之境。《禹贡》云“北江入于海，中江入于海”，此为扬州之海，疑亦可为南海。《左传》：“楚子云：‘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孟子》云：“孙叔敖举于海。”似楚之南海即谓扬州之海也。《史记正义》云：“按：南海即扬州东大海。岷江下至扬州，东入海也。”《禹贡》不言西海。《史记·张仪传》：“司马错曰：‘利尽西海。'”《索隐》曰：“西海，谓蜀川也。”又《大荒西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海内西经》云：“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勃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是《山海经》有西海，亦名渤海，汉时谓之蒲昌海。《说文》云“泑泽，在昆仑虚下”，即蒲昌海也，亦谓之西海。弱水余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此是也。汉于此设西海郡，今为甘肃塞外之地。《坤凿度》注引《万形经》云：“坎，北方，无海。”谓其地但有瀚海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江灏：九川，九州之川。按照《禹贡》的说法，是指弱水、黑水、河、漾、江、沇水、淮、渭、洛。（《今古文尚书全译·益稷》）

张大可：致，导向。（《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1]【汇注】

孔安国：决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亩之间，广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间，广二寻深二仞曰浍。浍畎深之至川，亦入海。（《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裴骃：郑玄曰：“畎浍，田间沟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孔颖达：我又通决九州名川，通之至于四海，深其畎浍以至于川，水渐除矣。（《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蔡沈：九川，九州之川也。……《周礼》：一亩之间，广尺深尺曰畎，广二寻深二仞曰浍。畎浍之间，有遂有沟有洫，皆通田间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浍而不及遂沟洫者，举小大以包其余也。先决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次浚畎浍之水，使各通于川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益稷》）

孙星衍：郑康成曰：“畎浍，田间沟也。浍所以通水于川也。”

又：《公羊·庄九年》传云：“浚之者何？深之也。”……以畎浍为田间沟者，《考工记》云：“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畎。……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水，各载其名。”俱是在田间，通水于川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王世舜：浚，疏通。畎，田间小沟。（《尚书译注·皋陶谟》）

陈蒲清：畎，田间的水沟。浍，田间的大沟渠。（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浚畎浍致之川：疏通田亩的水渠流向河川。畎浍，田中的水渠。（《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2]【汇注】

孔安国：众难得食处，则与稷教民播种之。（《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施之勉：《考证》：梁玉绳曰：《尚书》曰：暨益奏庶鲜食，暨稷播奏庶艰食。此不言鲜食，而以益稷皆奏庶艰食者，误也。下文言与益予众庶稻，亦非。（《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夏本纪第二》）

【汇评】

董鼎：禹为司空，稷为田正，益为虞工，三人均主水土，治水之役所当偕行，故所至之处，烈山泽之余，有可采捕以供食者，益致其利；有可播种渔取以得食者，稷授其方。播于鲜食，既而有无相通，货食兼足。始也不足，终乃有余，禹不忘益稷相从于艰苦之中，而述其功如此，微禹之言，后世其孰从知之？（引自《史记评林·夏本纪》）

[13]【汇注】

孔安国：居谓所宜居积者。勉励天下徙有之无。（《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孔颖达：又劝勉天下徙有之无，交易其所居积。（同上）

苏轼：艰食、鲜食，民粗无饥矣，乃勉之迁易其有无以变化其所居积，而农事作矣。（《东坡书传》卷四《益稷第五》）

张大可：徙居，移贫民到食足的地方。（《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4]【汇注】

蔡沈：盖水患悉平，民得播种之利，而山林川泽之货又有无相通，以济匮乏，然后庶民粒食，万邦兴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义，述其治水本末先后之详，而敬戒之意实存于其间。盖欲君臣上下相与勉力不怠，以保其治于无穷而已。（《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益稷》）

编者按：《荀子·富国》云：“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万国，是盈数，为虚；或谓是实数。《左氏·哀公七年》传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孔颖达疏云：“言万国者，举盈数耳。郑玄注《尚书》，以为数正满万国。按：益、稷州十有二师，郑以为每一师领百国。州十有二师，则每州千二百国，畿外八州，总九千六百国，其余四百国在畿内，州得有千二百国者，以唐虞土方万里，九州之内地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为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为畿内。余四十八，八州分之，各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为方百里之国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为七十里之国四百。又以千里之方二，为五十里之国八百。总为一千四百国，去其方五十里之国二百，是州别千二百国也。郑玄云“畿内四百国者，皆为五十里国也。”

[15]【汇注】

［日］泷川资言：而，汝也。（《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禹曰：“於，帝！慎乃在位[1]，安尔止[2]。辅德[3]，天下大应[4]。清意以昭待上帝命[5]，天其重命用休[6]。”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7]。予欲左右有民，女辅之[8]。余欲观古人之象[9]，日月星辰，作文绣服色，女明之[10]。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11]，来始滑[12]，以出入五言[13]，女听[14]。予即辟，女匡拂予[15]。女无面谀，退而谤予[16]。敬四辅臣[17]。诸众谗嬖臣，君德诚施皆清矣[18]。”禹曰：“然。帝即不时[19]，布同善恶则毋功[20]。”

[1]【汇注】

陈蒲清：慎乃在位，谨慎你所处的职位（天子）。（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禹说：“唉，帝呵，谨慎地对待你的职位，做你应做的事，有德的人辅佐你，天下就会顺应你。用纯洁的诚意来宣扬和接受上天的命令，天就赐福给你。”安尔止，安于职分，做应做的事。昭待，宣扬和接受。（《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2]【汇注】

孔颖达：禹以皋陶然己，因叹而戒帝曰：呜呼，帝当谨慎汝所在之位。……若欲慎汝在位，当须先安定汝心好恶所止。（《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蔡沈：禹既叹美，又特称帝以告之，所以起其听也。“慎乃在位”者，谨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艰，一念不谨，或以贻四海之忧；一日不谨，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谨在位之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灵，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迁者。人惟私欲之念动摇其中，始有昧于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顺适乎道心之正，而不陷于人欲之危。动静云为，各得其当。（《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益稷》）

孙星衍：郑康成曰：“安汝之所止，无妄动，动则扰民。”

又：云“安所止”者，止即位也。《大学篇》：“在止于至善。”注云：“止犹自处也。”《论语》云：“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云“动则扰民”者，……又云：“慎勿扰也。”禹既戒帝以慎静在位，帝然之，故之陈安其所止，毋妄动扰民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陈蒲清：安尔止，冷静思考你的举止。（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3]【汇注】

陈蒲清：辅德，辅佐的大臣有德行。（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4]编者按：陈蒲清于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将“天下大应。清意以昭待上帝命”二句断为“天下大应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并注曰：“天下大应清意：天下就会非常顺应你的意志。或将‘清意”二字断下。此按《尚书·益稷》‘丕应徯志’断句。”

[5]【汇注】

王世舜：徯，待。志，心志。昭，清明。（《尚书译注·皋陶谟》）

陈蒲清：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用光明的德行来等待上帝的命令，上天就会反复地把幸福赐给你。昭，明。其，语气副词。重，反复。休，美好，幸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6]【汇注】

裴骃：郑玄曰：“天将重命汝以美应，谓符瑞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王世舜：申，重。休，美。（《尚书译注·皋陶谟》）

[7]【汇注】

孔安国：言大体若身。（《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孔颖达：言己动作视听皆由臣也。（同上）

孙星衍：郑康成曰：“动作视听，皆由臣也。”

又：郑注见《书》疏，文不备也，当云“皆由臣助之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张大可：股肱耳目，谓臣是君的腿臂和耳目。（《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陈蒲清：股肱耳目，比喻臣下是君王的助手。股，大腿。肱：自肩至肘的手臂部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8]【汇注】

孔安国：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裴骃：马融曰：“我欲左右助民，汝当翼成我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孔颖达：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之家给人足，汝当翼赞我也。（《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孙星衍：马融曰：“我欲左右助我民，汝当翼成我也。”

又：左右者，《释诂》云：“导也。”又与助转训。《易·泰》象曰：“以左右民。”郑注云：“左右，助也。”有者，抚也。……以有为助者，《说文》云：“，手也。”“又，手也。”“右，手口相助也。”有、右声相近。《诗·大明》传云：“右，助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陈蒲清：左右，同“佐佑”，即辅佐。有民，民众。“有”是名词词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予欲二句，我希望身边有治理民众的人，你做我的辅佐。（《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9]【汇校】

［日］泷川资言：南化本“象”下有“以”字。（《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孔安国：欲观示法象之服制。（《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孔颖达：我欲观示君臣上下，以古人衣服之法。（同上）

江灏：观，显示。《周礼·考工记·氏》：“嘉量既成，以观四国。”郑玄注：“以观示四方。”象，衣服上的图像。（《今古文尚书全译·益稷》）

张大可：象，画在衣服上的图像，有日月星辰五彩。不同等级的人穿不同彩画图形的礼服。（《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王世舜：象，画在衣物上的图饰。（《尚书译注·皋陶谟》）

陈蒲清：“余欲”句，我想观察仿照古人的样子，按日月星辰等天象来制作绣上花纹色彩的服装。女，同“汝”。明之，使这些服装制作得明显地合乎等级。（《史记注译·夏本纪》）

[10]【汇注】

苏轼：日，日也；月，月也；星，五纬之星也；辰，心、伐、北辰，三辰也。……作服者，通言十二章也，上六章绘而为衣，下六章绣而为裳，故曰作服也。（《东坡书传》卷四《益稷第五》）

蔡沈：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则上衣下裳之制创自黄帝，而成于尧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临也。……汝明者，汝当明其大小尊卑之差等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益稷》）

王世舜：这里所写的是十二种东西的形状，这些形状都是礼服上的绘饰。古人以礼服上绘饰的不同表示地位的高低，究竟怎样用这些不同的绘饰来表示地位的高低呢？前人说法不一，难以确信。郑玄认为从日月至黼黻共十二章，都是天子用来绘饰礼服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是画在上衣上的。作会的会，郑玄以为当作绘，画的意思。由宗彝至黼黻六种是绣在衣服的下身上的。……制作礼服的人根据这十二种物形制成五种不同的礼服，以表示地位的高低。天子的礼服要绘画并刺绣这十二种物体的形状，公的礼服要绘绣山龙以下九种物体的形状，侯伯的礼服绘绣华虫以下七种物体的形状；卿大夫的礼服绘绣粉米以下三种物体的形状。利用这五种不同的服装来辨明地位的高低。（《尚书译注·皋陶谟》）

[11]【汇注】

孔安国：言欲以六律和声音。（《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孔颖达：我欲闻知六律和五声，播之于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物各出其音，谓之八音。八音之声皆有清浊，圣人差之以为五品。宫、商、角、徵、羽，谓之五声。五声高下各有所准，则圣人制为六律，与五声相均。作乐者以律均声，声从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声八音，以此乐之音声察世之治否。（同上）

苏轼：五言者诗也，以讽咏之言寄之于五声，盖以声言也，故谓之五言。（《东坡书传》卷四《益稷第五》）

孙星衍：六律者，《汉书·律历志》云：“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律以统气类物，一曰黄钟，二曰太蔟，三曰姑洗，四曰蕤宾，五曰夷则，六曰无射。吕以旅阳宣气，一曰林钟，二曰南吕，三曰应钟，四曰大吕，五曰夹钟，六曰仲吕。其传曰，黄帝之所作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俞樾：传曰：言欲以六律和声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纳仁义礼智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樾谨按：……“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者，声音之道，与政事通，故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以在察天下之治理也。“曶以出纳五言”者，曶乃语词。《说文》曰部云：“曰，词也，从口乙声。亦象口出气也。”又云：“曶，出气词也，从曰，象气出形。”然则曰、曶二字古人并用为语词。“曶以出纳五言”者，以出纳五言也。曶乃语辞，不当以实义求之。《汉书·律历志》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始，训以出内五言女听。”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吕和五声，施之八音，合之成乐。（《春在堂全书·群书平议》卷三）

江灏：六律，古代有十二乐律，阴六为吕，阳六为律。六律指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五声，宫、商、角、徵、羽。八音，八类乐器。指金、石、丝、竹、匏、土、革、木。金指钟，石指磬，丝指琴瑟，竹指箫管，匏指笙竽，土指壎，革指鼓，木指柷敔。（《今古文尚书全译·益稷》）

陈蒲清：六律，定音的乐律。六律指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律亦可包举阴律林钟、南吕、应钟、大吕、夹钟、中吕等六吕而言。五声：古乐为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八音，八种乐音，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发出的乐音。（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世舜：六律，相传黄帝时的音乐家伶伦，把竹子截出竹筒，以竹筒的长短来区分声音的高下清浊，各种乐器的声音便以此为准则。经过试验，确定为十二种高低不同的标准音，叫做十二律。这十二律各有固定的名称：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十二律又分两大类，单数的六律为阳律，称做六律；双数的六律为阴律，称做六吕。（《尚书译注·皋陶谟》）

[12]【汇校】

裴骃：《尚书》“滑”字作“曶”，音忽。郑玄曰：“曶者，臣见君所秉，书思对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内政教于五官。”（《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古文尚书》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随字解之。今此云“来始滑”，于义无所通。盖来、采字相近，滑忽声相乱，始又与治相似，因误为“来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三字。刘伯庄云“听诸侯能为政及怠忽者”，是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孔颖达：《诗序》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则听声知政之道也。言今听作乐，若其音安乐和平，则时政辨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离，则时政忽慢而怠惰也。是用乐之声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也。知其治理则保以修之，知其忽怠则改以修之，此治理忽怠，人君所愿闻也。又乐以感人，使和易调畅，若乐音合度，则言必得理，以此乐音出纳仁、义、礼、智、信五德之言，乃君之发言合彼五德，施之于人，可以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人之五言合彼五德，归之于君，可以成讽谏，是纳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恶由乐音而知也，此言之善恶，亦人君之所愿闻也。政之理忽，言之善恶，皆是上所愿闻。欲令察知以告己，得守善而改恶，故帝令臣：汝当为我听审之也。（《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梁玉绳：附案：《索隐》曰：“《古文尚书》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随字解之。此云‘来始滑’，于义无所通。盖来、采字相近，滑、忽声相乱，始又与治相似，因误为‘来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三字。”《索隐》是也。但《汉书·律历志》作“七始咏”，与此又别，诠释亦殊（魏孟康注曰“七者，天、地、人、四时之始也”），未知孟坚更据何本？而《丹铅录》谓“来”是“桼”字之讹，即“七”字也，岂“滑”又为“咏”之讹乎？然谓“七始咏”是切韵之法，以孟康注为意料之言，殊非。（裴骃引郑注作“在治曶”，曶者笏也，亦非。）（《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瞿方梅：刘伯庄云：听诸侯能为政及怠息者是也。方梅案：刘说未当。孙氏星衍曰：当为采治滑，犹言采治乱也。《尧典》：蛮夷猾夏。郑注：猾，乱也。《潜夫论》引作“滑”，可证。（《史记三家注补正·夏本纪第二》）

王叔岷：案：《索隐》以“来治”为“采治”之误，是也；惟谓“滑、忽声相乱”，则非。滑、忽古通，从王引之说。“采治滑”与“在治忽”同旨，采者在之借字，《尔雅·释诂》：“在，察也。”采亦察也。《索隐》又谓：“今文作‘采政忽’。”窃疑今文《尚书》本作“采治忽”，亦谓“察治乱”也。唐人避高宗讳，以政代治耳。《淮南子·氾论篇》：“禹之时，以五音听治。”《初学记》十六、《白帖》六二引治并作政，与此同例。（《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张大可：来始滑，今文《尚书》作“采政忽”，指用音乐来考察政治的得失。采，听取，考察。忽，怠忽。（《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陈蒲清：来始滑，不详。《史记会注考证》引明人归有光语：“古书宜略会文意，疑者阙如可也。如‘来始滑’‘吊由灵’之类，自不可解。”《尚书·益稷》作“在治忽”，意思是通过音乐来考察政治上的好环。在，考察；治，指办理得好；忽，指有所缺失。（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3]【汇注】

苏轼：声音与政通，故可以察治否也。五言者，诗也。以讽咏之言，寄之于五声，盖以声言也。故谓之五言。（《东坡书传》卷四《益稷第五》）

孙星衍：五言者，五声之言。《律历志》云：“协之五行，则角为木，五常为仁，五事为貌。商为金、为义、为言，徵为火、为礼、为视，羽为水、为智、为听，宫为土、为信、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则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言合于五行，则声为律矣。《管子·地员篇》云：“凡听徵，始负猪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鸣马在野。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乐记》云：“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故云“汝听”。《王制》云：“御瞽几声之上下。”注云：“察其哀乐是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陈蒲清：五言，符合五德（仁义礼智信）的言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出入五言，搜集整理全国民众的意见。五言，各地方言，指全国各种语言的民众意见。（《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王世舜：出，发布。纳，采纳。五言，五种不同的言语。前人多谓五言为五常之言，或比附为五声之言。这些解释非常牵强。今人方孝岳说：“‘五言’，即《王制》所云‘五方言语’。”这种解释较为允当。按《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尚书译注·皋陶谟》）

[14]【汇注】

［日］泷川资言：归有光曰：“子长用《书》文有改者，或以易晓语代之，必不反为难解之文，其继绝不可晓者，盖其所见乃伏生今文，故与世传古文有异。古书宜略会文义，疑者阙如可也。如‘来始滑’‘吊由灵’之类，自不可解。”愚按：史公从孔安国问故，则其所见不独伏生今文，而壁中之书，亦多错简，宜矣其有难解之语也。张文虎曰：“女听”下游本有“之”字，与“女辅之”“女明之”句法一例，似胜他本。（《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陈蒲清：女听，即你要使我听到这一切并帮助判断审察。女，汝，你。听，使动用法。（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汝听，你们负责使我听到。（《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5]【汇注】

王叔岷：《考证》：辟，邪僻。拂读为弼。案：即犹若也，“予即辟”，犹言“予若邪僻”也。下文“帝即不时，布同善恶则毋功”，即亦犹若也（《皋陶谟》即作若）。本书即义同若之例甚多。（《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陈蒲清：即，若。辟，邪僻，过失。匡，纠正。拂，通“弼”。辅佐。（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予即辟，女匡拂予：我如有过失，你们要匡正我。（《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6]【汇注】

孔安国：我违道，汝当以义辅正我，无得面从我违，而退后有言我不可弼。（《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孔颖达：我有违道，汝当以义辅成我，汝无得知我违非而对面从我，退而后更有言，云我不可辅也。（同上）

蔡沈：言我有违戾于道，尔当弼正其失，尔无面谀以为是，而背毁以为非，不可不敬尔邻之职也。申结上文弼直邻哉之义而深责之禹者如此。（《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益稷》）

陈蒲清：无，不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汇评】

罗钦顺：舜命禹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禹岂面从后言者邪？益之告舜，则以违道从欲为戒，禹则以慢游傲虐为戒，皋陶则以丛脞为戒，舜亦曷尝有此数者之失邪？盖其君臣相与，至诚恳切，惟欲各尽其道而无毫发之歉，故常致谨于未然之防。读书者能识虞廷交相儆戒之心，斯可以事君矣。（《困知记·续录卷下》）

[17]【汇注】

孔安国：四近，前后左右之臣，勒使敬其职。（《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裴骃：《尚书大传》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轼：帝感禹言，有臣邻之叹，故条四事，以责其臣，而又戒之曰“钦四邻”。（《东坡书传》卷四《益稷第五》）

陈蒲清：四辅臣，四周的大臣。（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敬四辅臣，我敬礼前后左右的辅臣。古称天子有四辅，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8]【汇校】

裴骃：徐广曰：一作“吾”。（《史记集解·夏本纪》）

王叔岷：《集解》：徐广曰：“君，一作吾。”案：《集解》云云，景祐本无君字；黄善夫本、殿本君并误臣。“一作吾”，吾盖君之形误。（《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司马贞：“诸众谗嬖臣”为一句，“君”字宜属下文。（《史记索隐·夏本纪》）

陈蒲清：谗，说坏话陷害好人的人。嬖，受宠的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诸众三句，那些谗陷忠良的邪臣，只要天子表现出正义的德行，他们就会被清除。（《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9]【汇注】

张大可：禹曰等句，禹说：“是啊，帝如不能这样，不分善恶而使忠奸同列朝廷，那就不会有成功。”（《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王世舜：若，语词。在，察。时，是，指示代词，指上文“庶顽谗说”。（《尚书译注·皋陶谟》）

陈蒲清：时，通“是”。指能施行道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20]【汇注】

孔安国：帝用臣不是，则远近布同而日进于无功，以贤愚并位、优劣共流故也。（《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日］泷川资言：《书传》训“时”为“是”，犹言“如是”也。布，《皋陶谟》作“敷”，遍也。三、南本无“布”字。（《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陈蒲清：布同善恶则毋功，不分善恶地普遍任用人就会没有功绩。（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帝曰[1]：“毋若丹朱傲[2]，维慢游是好[3]，毋水行舟[4]，朋淫于家[5]，用绝其世[6]。予不能顺是。”禹曰：“予娶涂山[7]，辛壬癸甲[8]，生启予不子[9]，以故能成水土功[10]。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11]，州十二师[12]，外薄四海[13]，咸建五长[14]，各道有功[15]。苗顽不即功[16]。帝其念哉[17]。”帝曰：“道吾德[18]，乃女功序之也[19]。”

[1]【汇注】

张守节：此二字及下“禹曰”，《尚书》并无。太史公有四字，帝及禹相答极为次序，当应别见书。（《史记正义·夏本纪》）

梁玉绳：附案：《正义》曰：“此二字及下‘禹曰’，《尚书》并无。太史公有四字，帝及禹相答极为次序，当应别见书。”仁和孙侍御志祖曰：“刘向上封事有‘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语，则知古本有‘帝曰’二字。《论衡·问孔篇》引书‘予娶若时辛壬癸甲’上亦有‘禹曰’二字。”（《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2]【汇注】

孔安国：丹朱，尧子，举以戒之。（《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孔颖达：劝帝自勤，无若丹朱之傲，惟慢亵之游是其所好。（同上）

孙星衍：《问孔篇》云：……“谓帝勅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勅诫之。”（《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3]【汇注】

江灏：慢，懈怠，懒惰。是，帮助宾语前置的结构助词。好，爱好。（《今古文尚书全译·益稷》）

王世舜：惟，只。慢，懒惰。好，喜好。（《尚书译注·皋陶谟》）

张大可：慢游是好，嗜好慢游。（《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4]【汇注】

凌稚隆：按：“毋水行舟”，如奡荡舟之类。（《史记评林·夏本纪》）

孙星衍：郑康成曰：“丹朱见洪水时人乘舟，今水已治，犹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

又：行舟，谓丹朱乘舟行水，非有治水之役，惟好慢游。……云“頟頟使人推行之”者，水浅舟滞，使人人推举行之，此所谓慢游也。或以为陆地行舟，谬矣。（《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陈蒲清：毋水行舟，在无水的陆地上行船。（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世舜：郑玄解释说：“丹朱见洪水时，人乘舟；今水已治，犹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当是在浅水中使人推船行走以为乐。如果过分拘泥，理解为在无水的陆地上行舟，则与情理不合。所谓“罔水”意思是说水浅得好像没水一样，并非真的没有水。（《尚书译注·皋陶谟》）

张大可：毋水行舟，在无水的地方要行船，言其任性。（《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5]【汇注】

孔安国：朋，群也，丹朱习于无水陆地行舟，言无度群淫于家，妻妾乱，用是绝其世不得嗣。（《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裴骃：郑玄曰：“朋淫，淫门内。”（《史记集解·夏本纪》）

孔颖达：无水而陆地行舟，群朋淫泆于室家之内。用此之故，绝其世嗣，不得居位。（《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孙星衍：郑康成曰：“朋淫，淫门内。”“朋”一作“堋”。

又：朋读为风，放也。……《后汉书·乐成靖王传》安帝诏曰：“风淫于家。”风、放声相近也。淫者，王逸注《楚辞》云：“游也。”……《白虎通·三纲篇》引《礼记》曰：“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故以朋为门内。……朋者，《诗传》云：“比也。”郑意言丹朱比游于门内，亦谓慢游也。或以淫为淫乱，非也。丹朱隐恶，舜不应斥言于朝。（《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王世舜：朋，读为风，雌雄相互引诱叫风。（《尚书译注·皋陶谟》）

张大可：朋淫于家，成群结队在家淫乱。（《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6]【汇注】

陈蒲清：用，因而。绝其世：指丹朱不能继承尧的帝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世舜：用，因。世，父子相继叫世。（《尚书译注·皋陶谟》）

[7]【汇校】

梁玉绳：附案：此文传写误倒，乃是“予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也，《索隐》不察，妄讥史公，言娶妻二日生子为不经。《正义》但云“生启予不子”五字为一句，而不言上文，义亦不全。王逸《楚辞天问注》云“禹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启也。”或以辛壬癸甲为年，亦非，《路史后纪注》引《吕览》《列女传》辨其失矣。（《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郭嵩焘：予辛壬娶涂山，癸甲生启，《札记》云：“‘辛壬’错在‘涂山’上，传写偶误。”案：《禹贡》作“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史记札记·夏本纪》）

［日］泷川资言：“禹曰”二字衍。《皋陶谟》作“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张文虎曰：“‘辛壬’错在‘涂山’上，传写偶误，裴引传文，但增‘四日’二字，奈无所辨。”张亦只依《集解》为说，似所见本皆不误。小司马适据误本，不能辨正，反谓今文脱漏，不思甚矣。愚按：“癸甲”下当补“出往”等字面。“生启予不子”五字一句，言涂山有孕生启，予过门不入，不得子视之也。《楚辞·天问篇》王逸注曰：“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启。”盖亦此意。（《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朱孔阳：今涂山有四：一者会稽；二者渝州，即巴南旧江州是也，亦置禹庙于其间；三者濠州，亦置禹庙，郦道元《水经注》云，周穆古庙，误为涂山禹庙。《左传》注云：涂山在寿春东北，即此是也。其山有鲧、禹、启三庙，又有五诸侯城四者。《文字音义》云山，古之国名，夏禹娶之，今宣州当涂县也。此山既为古侯国，禹娶之则宜矣。据禹踪迹所在，会稽最多。（《历代陵寝备考》卷六《夏》）

又：《吴越春秋》注《会稽志》：涂山在山阴县西北四十五里，《越绝书外传记地》，涂山，禹所娶之山也，去县五十里。（同上）

又：按：《苏氏演义》涂山有四：一会稽，二渝州，巴南旧江州，三濠州，四当涂县。按：《左氏·昭公四年传》，穆有涂山之会，哀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杜预解并云，在寿春东北。说者曰：“今濠州也。”柳宗元《涂山铭·序》曰“周穆遐追遗法，复会于是山”，然则禹与穆王皆尝会诸侯于涂山矣。然非皆寿春也。若禹之所娶，则未详何地。《水经注》江州县水北岸有涂山，南有夏禹庙，涂君祠庙铭存焉。常遽庾仲雍并言禹娶于此。《越绝书》等乃云禹娶于会稽涂山。应劭四在永兴北。……盖会稽实禹会诸侯计功之地，非所娶之国，下文兼载白狐九尾之歌，尤为可疑。然所娶则总以寿春之涂为近是。（同上）

蒋廷锡：涂山，在今江南凤阳府怀远县东南八里。孔颖达《正义》曰：“哀七年《左传》：禹会诸侯于涂山。杜预云：涂山在寿春县东北涂山国，盖近彼国也。”（《尚书地理今释·益稷》）

邵泰衢：哀七年《传》景伯曰：“禹合诸侯于涂山。”注：涂山在寿春县东北，濠州钟离县西九十五里。是涂山者寿春之涂山。今讹萧山之会稽，皆世家致群神于会稽，与会计之一语耳。盖会稽越地，上古未通，仲雍逃吴，犹然断发，即使会朝述职，何为远抵蛮方？若云封德爵功，又不得近舍朝宁。宋景濂云：稽之《左氏》，当以寿春之涂山为正。（《史记疑问》卷上）

陈志良：按：古时传说“禹娶涂山”的涂山，一般人都以为在安徽寿春。如《史记索隐》引杜预云“涂山在寿春东北”，皇甫谧云“今九江当涂有禹庙，则涂山在江南也”。顾颉刚先生亦以为涂山在淮河之旁。然我则以为涂山当在汶川而不在寿春。（《禹生石纽考》，载《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6期）

王恢：史称“禹娶涂山”，又云“会诸侯于涂山”。《汉志》“九江郡，当涂，侯国。”（武帝侯魏不害）注引应劭曰：“禹所娶，有禹虚。”《淮水注》：“禹城在涂山西南”，《清统志》（一二五）：“涂山在安徽怀远县东南八里，淮河东岸，亦名当涂山。左昭四年，椒举言于楚子曰：穆有涂山之会。又哀七年，子服景伯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杜注：涂山在寿春东北。《图经》：荆、涂二山本相联属，禹凿为二，以通淮流。王楙《野客丛书》又云：涂山有四：一会稽，二渝州（重庆），三濠州钟离县，四宣州当涂。苏氏涂山诗皆指濠州，与杜注合。”（县志山南有禹会村）。《越绝书》《华阳国志》，固皆不可信，濠州亦嫌荒远。《史地考》（六）以为当指河南嵩县西南之三涂山。（《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王世舜：据《史记》《论衡》，句前应增“禹曰”二字。涂山指涂山氏，即居住在涂山的部落。涂山的说法有四：一、会稽，二、渝州，三、濠州，四、当涂。《越绝书》认为禹娶亲的涂山在绍兴附近（即会稽）；《华阳国志》以为是江州涂山（按：《华阳国志》所说的江州即渝州，就是现在的重庆，重庆市东，俗名真武山即《华阳国志》所说的涂山）；《清一统志》以为在寿春当涂。均属传说性质，究竟在何处，不必拘泥。（《尚书译注·皋陶谟》）

张大可：涂山，古部族名。（《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杨向奎：《皋陶谟》《史记》及《吴越春秋》等书也有禹娶于涂山的话。而《左·哀七年》有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是又谓禹会诸侯于涂山。诂古地理者于涂山通行有两说：一说在安徽寿春；一说在江南当涂。……实则与禹有关的涂山既不在江南，亦不在寿春，乃在会稽也。……考校群书及方土之目，疑非此矣，盖周穆之所会矣。”他说禹会涂山就是会稽，而寿春的涂山乃是周穆王所会之处。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云：“《越绝外传·记地传》曰，‘涂山者，禹所娶之山也，去县十五里’。”是亦以涂山在会稽。是知禹娶涂山，即为会稽，而因会稽之南移，求涂山者乃不之鲁而之越。古涂山固应在太山之下也。（《夏民族起于东方考》，载《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6、7合期）

又：其实泰山下有会稽之山，早有明证，特后人不留意耳。《淮南子·氾论训》云：“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如说这个会稽为浙江的会稽，则地处东南，当不能言东至，故高诱《注》谓：“会稽，山名；浮石，随水高下，皆在辽西界。”谓会稽在辽西，于事实难证，他自己也难坚信，所以又说：“一说会稽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禅于会稽，是也。”泰山下有会稽，至此乃天下疑问。而浙江的会稽，则以越本夏后之南迁者，地名与俱徙也。（同上）

丁山：禹奠高山大川，演自“主名山川”神话，不特殷、周之祷雨故事足证也。……所谓“禹合诸侯于涂山”者，宜即“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变言。“禹致群神”，由韦昭说“即主山川之君，为群神之主”；若以舞雩故事论之，当由舞雩羽山，以娱群神、以祈甘雨神话演来。换言之，禹合诸侯故事，即《明堂月令》所谓“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之变相，亦祷雨桑山之寓言；故涂山或谓之三涂。不宁惟是……余谓女娲补天埋海故事，即求霁者必塞渎盖井神话之放大。《洪范》“稽疑：乃命卜筮，曰雨曰霁”，霁在卜辞通称为启，……启之名，正同禹子启。然则，《帝系》言“涂山氏子女憍氏，产启”，启之为启，盖得名于雨霁，……由是言之：“禹合诸侯于涂山”故事，演自祷雨神话；而其“娶于涂山”，正演自止雨神话。（《禹平水土本事考》，载《文史》第34辑）

陈蒲清：涂山，国（氏族）名。或说即今安徽省怀远县的当涂山，或说在今四川省巴县，或说在今浙江省绍兴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顾颉刚：至于“涂山”这一地名的解释，各书不同。按：《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杜预解为“在寿春东北”。寿春即今安徽寿县。《清一统志》谓“涂山在怀远县东南八里”，其地亦在今安徽。《会稽志》则说：“涂山在山阴县西北四十五里”，此处之山阴县在清代与会稽县并为浙江绍兴府治，辛亥革命后废府，并山阴、会稽两县为绍兴县。照这样说，涂山又不在安徽而在浙江了。一个有名人物，这般地给人抢来抢去，装点门面，可见古迹的不可信到了什么程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虞初小说纲目考释》二十七）

[8]【汇校】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修订组认为，“予娶涂山辛壬癸甲”：“辛壬”二字原在“娶”字上。《尚书·益稷》：“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孔安国《传》：“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复往治水。”今据移。

又：“至于甲四日”：高山本无“四”字，与《尚书·益稷》“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孔安国《传》合。

【汇注】

孙星衍：郑康成曰：“登用之年，始娶于涂山氏，三宿而为帝治水。”“涂”一作“嵞”。

又：辛、壬、癸、甲者，天干纪日之名。……《列女传·母仪篇》云：“启母者，涂山氏长女也，夏禹娶以为妃，既生启，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禹去而治水。”似说辛、壬、癸、甲为生启后四日，亦或可释为生启以辛、壬、癸、甲之四日也。《楚辞·天问》云：“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王逸注云：“言禹治水，道娶涂山之女，而通夫妇之道于台桑之地。”又云：“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启也。”《吴越春秋》云：“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娇生子启。启生不见父，昼夜呱呱啼泣。”《说文》云“，会稽山也。一曰九江当也，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江灏：辛壬癸甲，从辛日到甲日，共四天。（《今古文尚书全译·益稷》）

陈蒲清：辛壬癸甲，指禹辛日娶妻，壬癸两日在家，甲日（共四天）便离家去治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世舜：古时以干支记日，辛壬癸甲指四天。相传禹结婚之后三天，即前往治水。（《尚书译注·皋陶谟》）

张大可：辛壬癸甲，古以干支记日，辛壬癸甲前后四天。传说禹辛日娶妻，甲日就离家治水。（《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9]【汇校】

梁玉绳：附案：此文传写误倒，乃是“予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也，《索隐》不察，妄讥史公，言娶妻二日生子为不经。《正义》但云“生启予不子”五字为一句，而不言上文，义亦不全。王逸《楚辞·天问》注云“禹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启也”。或以辛壬癸甲为年，亦非。《路史·后纪》注引《吕览》《列女传》辨其失矣。（《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孔安国：启，禹子也，禹治水过门不入，闻启泣声，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孔颖达：创丹朱之恶若是也，故娶于涂山之国，历辛壬癸甲四日而即往治水。其后过门不入，闻启呱呱而泣，我不暇入而子名之，惟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同上）

司马贞：今此云“辛壬娶涂山，癸甲生启”，盖《今文尚书》脱漏，太史公取以为言，亦不稽其本意。岂有辛壬娶妻，经二日生子？不经之甚。（《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编者按：生启予不子）此五字为一句。禹辛日娶，至甲四日，往理水，及生启，不入门，我不得名子，以故能成水土之功。又，一云过门不入，不得有子爱之心。《帝系》云“禹娶涂山氏之子，谓之女娲，是生启”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蔡沈：禹自言惩丹朱之恶而不敢以慢游也。涂山，国名，在今寿春县东北。禹娶涂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涂山，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启，禹之子……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顾念，惟以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为急也。孟子言“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是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益稷》）

凌稚隆：按：《列女传》云：禹娶涂山女，四日而去治水，启既生，呱呱而泣，禹三过其门不入，子之涂山女独明教训，启化其德，卒致令名。（《史记评林·夏本纪》）

雷学淇：或问：禹、稷过门不入，事可考否？曰：治水成功之后，禹封于夏，初则邑于虹（原注：《舆地志》《寰宇记》《九域志》及张耒《南迁录》、罗泌《路史》，说皆同），即春秋时大蒐于红者（原注：《昭六年》杜注云：沛国萧县西有红亭，《汉·志》前作夏邱，后作虹）。……虹在涂山东北，近二百里，皆潍水所经。昔禹娶涂山。《书·正义》谓辄事成昏，非就妻家见妻也。然则是时禹居虹矣。涂山氏之国在山之西南涡水入淮处。郦道元谓当涂故城即是（原注：今当涂城故址在凤阳、怀远西南二十里）。盖淮水至涂山氏城北，纳涡水，乃出荆山之左，涂山之右，东过钟离，于是纳濠水，径虹邑焉。昔禹娶女趫，四日仍往治水，荆、涂本一山，禹尝疏凿之，又尝三至桐柏，故过门不入也。禹曰：“予娶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此之谓也。（《介庵经说》卷九《孟子·续说》）

俞樾：《尚书·皋陶谟》“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史记·禹本纪》作“予辛壬娶涂山，癸甲生启”。此两文虽异而实同。“辛壬癸甲”皆谓娶后四日也。《书·疏》引郑注曰：“登用之年，始娶于涂山氏。三宿而为帝治水。”《楚辞·天问篇》王逸注曰：“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启也。”皆是古义。而王逸并知辛为辛酉，甲为甲子，其必有所受之矣。若《列女传·母仪篇》云：“既生启，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禹去而治水。”则以辛壬癸甲为生启后四日。夫子生四日而去，此今人有事行役四方者亦往往能之，何足异乎？是辛壬癸甲为娶后四日无疑。然禹必于帝舜之前言此何也？盖禹与涂山氏婚止此四日也。……夫合二姓之好，开四百年之祥，而止此辛壬癸甲之四日。想大禹一生，羽渊抱痛而外，此一事也，亦其怆然伤心者矣，故至此犹言于帝舜之前也。……禹娶涂山氏在此四日，生启亦在此四日。浑而言之，则曰辛壬癸甲，若析而言之，则宜依郑康成注三宿之说，曰“辛日娶涂山，壬癸甲生启”。太史公乃云辛壬娶涂山，癸甲生启，此亦必有所受之，非太史公能以意为之也。……启之生必在癸甲二日，不在辛壬二日，然不能定其为癸日、为甲日，故曰癸甲生启。而已生启者，即王逸注《楚辞》所谓有启也。生启与启生异。故师古引《淮南》以注《汉书》。其前云“方生启”即谓有启也。其后云“启生”，则启之出母腹而生也。《索隐》不达生启之义，谓岂有辛壬娶妻，经二日生子，不经之甚，曾谓太史公并此而不达乎？（《经课续编》卷一《辛壬娶涂山癸甲生启说》）

王叔岷：案：《路史》后记十二及注云云，可补《考证》之未备。此文当读“予辛壬娶涂山”句。“癸甲生”句。“启予不子”句。生乃之隶变。，契文往字（《说文》作。隶变作往；亦作徃）。此古字之仅存者。惜后人不识，遂异说纷纭矣！《吕氏春秋》“自辛至甲，越四辰而复往治水。”《集解》引伪《孔传》：“辛日娶妻，至于甲四日，复往治水。”并可为此文生即往字之旁证。《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娶涂女，谓之女娇。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娇生子启。”所谓“禹行”，行犹往也。《艺文类聚》十五引《列女传》：“启母涂山之女者，夏禹之妃，涂山女也。曰女娇。禹取四日而去治水，启既生，呱呱而泣。禹三过其门，不入子之。”（又见《御览》一三五。今本《列女传·母仪篇·启母涂山传》，文有出入）。所谓“而去治水”，去亦犹往也。《索隐》引《世本》及《正义》引《帝系》之女憍，黄善夫本并作女娲。殿本《索隐》引《世本》“名女憍”。憍亦作娲。《御览》一三五引《帝王世纪》亦云：“禹始纳涂山氏女，曰女娲。”《路史·后记》十三注谓“《世本》《世纪》皆作娇。”与《吴越春秋》及《列女传》合。娲盖娇之误，（娇、娲形近，又联想及女娲氏而误也）。《汉书·古今人表》作女趫，（盖即《路史·后记》十二作趫所本）。娇、憍、趫，古字通用。《御览》八二引《帝王世纪》：“帝启一名建；一名余。”《金娄子·兴王篇》同。《路史·后纪》十三：“帝启曰会（注：见《纪年》。《连山》作余）；一曰建（注：见《年代历》）。”《正义》：“禹辛日娶”至“以故能成水土之功”云云，本《皋陶谟》孔疏（孔疏又本伪《孔传》），所谓“我不得名子”，未得子字之义；又一云“不得有子爱之心”，是也。子借为字，《诗·大雅·生民》：“牛羊腓字之。”毛《传》：“字，爱也。”《周书·康诰》：“于父不能字厥子”。伪《孔传》：“于为人父不能字爱其子。”此文子字，与彼两文字字同义。（《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世舜：子，当是字。字，抚问。（《尚书译注·皋陶谟》）

陈蒲清：生启予不子，生下儿子启以后，禹不回家抚育。子，作动词用。（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生启，予不子：生下儿子启，我没有尽抚育之责。子，抚育。（《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0]【汇注】

江灏：土功，治理水土的事。（《今古文尚书全译·益稷》）

邵泰衢：《书》曰：无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益禹劝帝修德而以敖为可畏，不可不创。娶妻弗顾，生子弗恤，而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未尝创于鲧也。若以为创于鲧，而痛父功不成，亦可为干蛊之孝，不知禹之地平天成，百邦作乂者，岂以是哉？盖禹功当世而有天下，稷播谷而笃生文武，周公，传道于天下，后世而有天下。契敷五教，生汤，以有天下。笃生孔子，传道万世，至淑问如、皋陶，而其子伯翳，秦、赵皆其后也。秦自平王封襄公为侯，享国三十世，而始皇混一天下。唐之李姓，刑官之司李也。宋之赵姓，皋陶之裔也。孰谓明刑弼教之绝世而不有天下哉？惟盖不有天下者，虽有烈泽之功，当为禹荐盖之时。《史》云，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且艰食鲜食之时，皆佐禹成功。而禹之功大也，故因禹而并附其说焉。（《史记疑问》卷上《禹纪》）

[11]【汇注】

孙星衍：马融曰：“面五千里，为方万里。”郑康成曰：“五服已五千，又弼成为万里。敷土既毕，广辅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为万里。尧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内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记书曰‘昆仑山东南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残数，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万里之界、万国之封焉。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当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为侯服，当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当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绥服，当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当卫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要服，与周要服相当，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七千里，是九州之内也。要服之弼当其夷服，去王城当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荒服，当镇服，其弼当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为方万里也。”“弼”一作“”。（《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王世舜：五服，五种服役的地区。（《尚书译注·皋陶谟》）

[12]【汇注】

孔安国：五服，侯、甸、绥、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为方五千里。治洪水辅成之一州，用三万人功，九州二十七万庸。（《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孔颖达：水土既平，乃辅成五服，四面相距，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师。其治水之时所役人功，每州用十有二师，各用三万人也。（同上）

苏轼：师，二千五百人。一州用三万人，九州二十七万人。（《东坡书传》卷三《益稷第五》）

陈蒲清：州十二，《五帝本纪》：“肇十有二州。”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燕、齐辽远。分燕置幽州，分齐为营州。于是为十二州也。”师，指在各州设立长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州十二师，禹治水后，舜分九州之冀州为冀、并、幽三州，分青州为青、营两州，共十二州。（《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王世舜：州，指十二州。相传禹治水后，分中国为九州（详见《禹贡》）。舜又分冀州为幽州、并州，分青州为营州，共为十二州。故《尧典》也作十二州。（《尚书译注·皋陶谟》）

[13]【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薄，迫。言至海。”（《史记集解·夏本纪》）

张守节：《尔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释名》云：“海，晦也。”按：夷蛮晦昧无知，故云四海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14]【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诸侯五国，立贤者一人为方伯，谓之五长，以相统治。”（《史记集解·夏本纪》）

孔颖达：其间诸侯五国皆立一长，递相统领，以此诸侯各蹈行所职。（《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孙星衍：咸建五长者，《王制》云：“千里之内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八州三百三十六长，此要服内之长。外至四海，亦建焉。《曲礼》：“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左传》称骊戎男，是四海之外，大曰子，小曰男也。《大传》说：“十都为师”者，郑注云：“州凡四十三万三千家，此盖虞夏之数也。”《广雅·释地》文与《大传》同。……郑注《王制》云：“凡长，皆以贤侯为之。殷之州长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盖据《尧典》有“十二州”，又云“咨十有二牧”，是州长曰牧也。云“以诸侯贤者为之师”者，师之言长，为诸侯之长，以佐牧者也。云“百国一师”者，州千二百国，当设十二师也。云“计一州方百里之国二百”云云者，郑意以一州有方千里者六，封三等之国，各以方千里者二。计方千里，为百里者百。千里之方二，则封方百里之国二百也。计方百里，为方十里百。以封方七十里之国，七七四十九，得方百里者，四十九两之，则九十八。是方百里者，截长补短，可封方七十里者二国，犹余方十里者二也。故方千里者二，以封方七十里之国，可四百有奇。止言四百者，约举其准数耳。计方五十里者四，当四百里之方一，故方千里者二，可封方五十里之国八百也。总此三等凡有一千四百国。云“以二百国为名山大川不封之地，余有一千二百国”者，《王制》云：“名山大泽不以朌。”此据州十有二师，则当千二百国，故计以二百国为名山大川不封之地也。州有千二百国，以八乘千，则八千；以八乘二百，则千有六百；故八州凡九千六百国。计满万国之数，当更益以四百国，故云其余四百国在圻内。……云“百里者三，封国七有奇”者，《王制》疏云：“所以百里三封国七者。以百里之方一，为公侯之国一。又以百里之方一，为伯七十里之国二。又以百里之方一，为子男五十里之国四。是百里之方三，封国七也。言‘有奇’者，谓百里之方，封七十里之国二有奇者。以百里之方一，为十里之方百。七十里之国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国二，用十里之方九十八。余有十里之方二，故云‘有奇’。以此计之，州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为公侯之国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三，为子男五十里之国八百。总为一千四百国。”郑又云：“外则五国，立长使各守其职。”郑以要服之内既有师、有牧，此立长当在四海外也。《王制》云：“五国以为属，属有长。”郑独言四海外者，以《曲礼》云：“九州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注云：“谓九州之外长也，天子亦选其诸侯之贤者以为之子，子犹牧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张大可：建五长，建置五等诸侯之长。（《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陈蒲清：五长，统率五个诸侯国的君长。孔安国说：“诸侯五国，立贤者一人为方伯，谓之五长，以相统治。”（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5]【汇注】

陈蒲清：各道有功，各地诸侯都遵从道德，做出事功、成绩。（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6]【汇注】

孔安国：九州五长各蹈为有功，惟三苗顽凶，不得就官，善恶分别。（《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孔颖达：诸侯各蹈行所职，并为有功，惟有三苗，顽凶不能就官。……以见天下大治而恶者少耳。顽则不得就官，言善恶分别也。（同上）

蔡沈：即，就也。谓十二师五长，内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顽慢不率，不肯就工，帝当忧念之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益稷》）

孙星衍：言各作有功，惟苗顽，弗就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王世舜：苗，南方少数民族，其时与中原民族对抗。顽，对抗。弗，不。即，就。工，官。弗即工，意谓因其顽抗不使就官。（《尚书译注·皋陶谟》）

陈蒲清：苗，三苗。顽，凶恶不听命。不即功，不遵职守。（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苗顽不即功，南方苗人顽抗，不肯服役。（《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7]【汇注】

苏轼：禹见帝忧谗邪之甚，故推广其意曰：帝之德光被天下，至于海滨草木，而况此众贤乎？考其言，明其功，谁敢不从。帝不能如是布宣其德，以同天下，使苗民逆命日进而终无功者，岂其修己有未至也哉？故戒之曰：无若丹朱傲，而历数其恶曰：我惟以丹朱为戒，故能平治水土，弼成五服。今天下定矣，而苗犹不即工者，帝不可以求诸己也。故曰“帝其念哉”！此禹得之于益，班师而归谏舜之词也。而说者乃谓禹劝舜当念三苗之罪而诛之，夫所谓念哉者，岂诛有罪之言乎！（《东坡书传》卷四《益稷第五》）

江灏：念，忧虑。（《今古文尚书全译·益稷》）

[18]【汇注】

陈蒲清：“道吾”句，能推行我的德行，是靠你的功劳逐步达到的。（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9]【汇注】

孔安国：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敢不念乎？（《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日］泷川资言：“皋陶述其谋”以下，采《皋陶谟》。乃，语词。（《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1]。不如言，刑从之[2]。舜德大明[3]。

[1]【汇注】

陈蒲清：则，效法，取法。（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2]【汇注】

司马贞：谓不用命之人，则亦以刑罚而从之。（《史记索隐·夏本纪》）

[3]【汇校】

［日］泷川资言：《皋陶谟》云：“帝曰：皋陶方祇厥叙，方施象刑惟明。”与《史》异义。（《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于是夔行乐[1]，祖考至[2]，群后相让[3]，鸟兽翔舞[4]，《箫韶》九成[5]，凤皇来仪[6]，百兽率舞[7]，百官信谐[8]。帝用此作歌曰[9]：“陟天之命[10]，维时维几[11]。”乃歌曰：“股肱喜哉[12]，元首起哉，百工熙哉[13]！”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14]：“念哉[15]，率为兴事，慎乃宪[16]。敬哉[17]！”乃更为歌曰[18]:“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19]！”又歌曰[20]:“元首丛脞哉[21]，股肱惰哉，万事堕哉[22]！”帝拜曰[23]:“然，往钦哉[24]！”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25]，为山川神主[26]。

[1]【汇注】

张守节：若今太常卿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江灏：夔，人名。相传舜时的乐官。（《今古文尚书全译·益稷》）

[2]【汇注】

孔安国：此舜庙堂之乐，民悦其化，神歆其祀，礼备乐和，故以祖考来至明之。（《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孙星衍：祖者，颛顼；考者，尧也。《祭法》云：“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此盖宗祀明堂之祭。（《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陈蒲清：祖考，祖先。（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祖考至，祖先的灵魂降临。（《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3]【汇注】

孙星衍：《春秋繁露·王道篇》云：“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诸侯各以其职来祭，贡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庙”，故群后亦在焉。（《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陈蒲清：后，君主。群后，指各地诸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江灏：让，揖让。宾主相见时的一种礼仪。（《今古文尚书全译·益稷》）

王世舜：群后，指诸侯国君。让，揖让。（《尚书译注·皋陶谟》）

[4]【汇注】

孙星衍：鸟为翔，兽为舞。《说文》云：“翔，回飞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陈蒲清：鸟兽翔舞，鸟儿随着音乐飞翔，野兽随音乐起舞。以上几句写开始奏乐的感动力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5]【汇注】

林之奇：上言鸟兽，此言百兽者，《考工记》曰“天下之大兽，五脂者、膏者、裸者、羽者、鳞者，羽鳞可以谓之兽”，则知鸟兽皆可总而名百兽也。……盖言百兽从风犹且如此，况百官者乎？昔季札观周乐，见舞《韶箾》者，乃曰：“德至矣尽矣，如天之无不覆，如地之无不载。虽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乐之奏幽而感神，则祖考来格，明而感人，则庶尹允谐，微而感物，则百兽率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无不覆载也。其乐之传至孔子之时，千有余年，而孔子闻之于齐，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以是观之，其闻乐感《韶》者如此，则知当时所感从可知矣。观孔子之忘味，与夫季札之称夔之言，虽极其褒崇称美之辞，岂有一言之溢哉！（《尚书全解》卷六《益稷》）

蔡沈：言乐音不独感神人，至于鸟兽无知，亦且相率而舞，跄跄然也。萧，古文作箾，舞者所执之物。《说文》云：“乐名。”箾韶，季札观周乐，见舞韶箾者，则箾韶盖舜乐之总名也。今文作箫，故先儒误以箫管释之。九成者，乐之九成也。功以九叙，故乐以九成。九成犹《周礼》所谓九变也。孔子曰：“乐者象成者也。”故曰成。（《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益稷》）

陈蒲清：箫韶，舜时的乐曲名。成，每奏完一遍乐曲叫做一成。凤皇，传说中的百鸟之王。来仪，飞来舞蹈。仪，容貌举止适当；一说作虚词，无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江灏：箫韶，舜时的乐曲名。九成，郑玄说：“成，犹终也。每曲一终，必变更奏。若乐九变，人鬼可得而礼。”意思是演奏乐曲，要变更九次才算结束。（《今古文尚书全译·益稷》）

王世舜：箫韶，舜所制之乐。成，终，每次乐曲完结后，再变更另奏，变更九次，奏乐才算最后结束。（《尚书译注·皋陶谟》）

张大可：箫韶，舜乐名。九成，演奏了九节。（《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6]【汇注】

孔安国：雄曰凤，雌曰皇，灵鸟也。仪，有容仪。备乐九奏而致凤皇，则余鸟兽不待九而率舞。（《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孔颖达：萧韶之乐作之九成，以致凤皇来而有容仪也。（同上）

孙星衍：……云‘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者，若乐九变，人鬼可得而礼，故致得来仪乘匹。致得雄曰凤、雌曰皇来仪止巢而乘匹。”“箫”一作“箾”。（《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又：箫，《说文》作“箾”，云：“虞舜乐曰《箾韶》。”他书或通作“箫”，则箫非箫管，此则谓《韶乐》也。（同上）

江灏：凤皇来仪，扮演凤凰的舞队成双成队地出来跳舞。（《今古文尚书全译·益稷》）

王世舜：凤凰，传说中的神鸟。仪，成双成对叫仪。（《尚书译注·皋陶谟》）

[7]【汇注】

孙星衍：犹云顺舞。《释诂》云：“率，循也。”《说文》云：“循，行顺也。”《春秋繁露·王道篇》云：“毒虫不螫，猛兽不搏，抵虫不触，言顺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8]【汇注】

孔安国：众正官之长，信皆和谐，言神人治始于任贤，立政以礼，治成以乐，所以太平。（《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苏轼：舜闻禹谏则曰：“道我德者，皆汝功也。”今苗民逆命，皋陶方祗厥叙而行法焉，故夔又进而谏曰：鬼神犹可以乐格，鸟兽犹可以乐致也，而况于人乎！此所谓工执艺事以谏者也。（《东坡书传》卷四《皋陶谟第五》）

［日］泷川资言：依《皋陶谟》，“祖考至”以下，夔自赞之言，史公采以为记事。（《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张大可：信谐，和谐。（《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9]【汇校】

王叔岷：《考证》：《皋陶谟》无舜字。案：《帝王略论》亦无舜字。（《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10]【汇校】

王叔岷：《考证》：《皋陶谟》陟作勑。勑，谨也。案：《治要》引《皋陶谟》勑作敕。敕，古勑字。敕、陟古通，本书《封禅书》：“伊陟曰：妖不胜德。”《集解》引徐广云：“陟，古作敕。”（《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张大可：陟天二句，奉上天之命以治民，时时事事都要小心谨慎。几，微，小事。（《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陈蒲清：陟天之命，维时维几，遵奉上天的命令，办事要顺时而慎微。时，指顺应时势。几，细微。这里作动词用，指事情刚发现苗头便要谨慎处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1]【汇校】

［日］泷川资言：《皋陶谟》“陟”作“勑”，勑，谨也。（《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孔安国：作歌以戒，安不志危。……奉正天命以临民，惟在顺时，惟在慎微。（《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孔颖达：人君奉正天命以临下民，惟当在于顺时，惟当在于慎微。（同上）

杜佑：因庶尹允谐，故作歌以戒之，安不忘危也。敕，正也。奉天命以临民，惟政在顺时，在慎微。（《通典》卷一四五《乐五》注）

林之奇：此舜言为人君者不可不敕正上天之命，盖天难谌命靡常，其治乱安危之命果有自而敕正之哉。时既安矣，危之所自萌；时既治矣，乱之所自兆。时既安矣，时既治矣，此之谓惟几。……惟时者，言顺天之命，于治安已成之后；惟几者，言察天之命，于危亡未兆之前，此其所以能敕天之命也。（《尚书全解》卷六《益稷》）

蔡沈：几，事之微也。惟时者，无时而不戒勑也；惟几者，无事而不戒勑也。盖天命无常，理乱安危，相为倚伏，今虽治定功成，礼备乐和，然顷刻谨畏之不存，则怠荒之所自起，毫发几微之不察，则祸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将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益稷》）

孙星衍：《释诂》：“假，陟，升也。”……谓荐禹于天而告之。……《释诂》云：“惟，思也。”“几，危也。”《说文》云：“几，微也，殆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12]【汇校】

丁晏：毛本“股肱善哉”，王本作“股肱喜哉”。（《史记毛本正误》）

【汇注】

王世舜：股肱，指大臣。喜，意谓乐于尽忠。（《尚书译注·皋陶谟》）

[13]【汇校】

丁晏：毛本“百工喜哉”，王本作“熙哉”，是。（《史记毛本正误》）

【汇注】

班固：古之制名，必繇象类，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故经谓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明其一体，相待而成也。（《汉书·魏相丙吉传第四十四》）

孔安国：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乐尽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业乃广。（《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孔颖达：既为此言，乃歌曰：股肱之臣喜乐其事哉！元首之君政化乃起哉！百官事业乃得广大哉！言君之善政由臣也。（同上）

孙星衍：《大传》说：“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又：《汉书·魏相丙吉传》：“赞曰：经谓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明其一体，相待而成也。”股肱者，经文云：“臣作朕股肱。”元者，《释诂》云：“首也。”《易》象云：“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广雅·释诂》云：“元首，君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日］泷川资言：每句押韻，此古法，下二歌同。（《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陈蒲清：元首，指天子。百工，百官。熙，兴盛。（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世舜：元首，国王。起，兴起。百工，百官。熙，振作。（《尚书译注·皋陶谟》）

张大可：百工熙哉，万事都可兴办。百工，与下文“庶事”“万事”相对，亦众事也。熙，广大。（《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4]【汇注】

蔡沈：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飏。（《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益稷》）

王世舜：拜手稽首，古代男子的跪拜礼。拜手，跪下之后，两手拱合，俯首至手与心平，而不至地，因称拜手。稽首，一种隆重的跪拜礼，行礼时叩头至地。稽读作启；飏，扬，继续。（《尚书译注·皋陶谟》）

[15]【汇注】

孔安国：大言而疾曰飏。承歌以戒帝。（《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裴骃：郑玄曰：“使群臣念帝之戒。”（《史记集解·夏本纪》）

林之奇：人君欲敕天之命，惟时惟几，非人臣之助，则治功无自而济，故形之于声，则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股肱喻臣也，元首喻君也，盖一人之身，手足喜悦从事于一身，以为元首之助，则元首为之兴起，亦犹人臣趋事赴功以为人臣之助，则人君亦从而兴起。“百工熙哉”者，言百官之职业亦熙然而兴也。熙，兴也。下言百工，则知上言股肱者，专指大臣而言之也。舜既望大臣如此，则皋陶于是拜手稽首，飏言以奉承所歌之意也。拜手者，自首至手，稽首者，自首至地，言尽敬于君也。飏者，大言而疾曰飏。皋陶既拜手稽首，而又飏言曰“念哉”者，盖舜之所歌，泛指当时大臣。而皋陶欲使当时大臣皆念夫帝所歌之意，于是宣言于众，谓凡我同列大臣皆念帝所歌之意，故曰念哉。（《尚书全解》卷六《益稷》）

孙星衍：郑康成曰：“使群臣念帝之戒。”

又：《荀子·大略篇》云：“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张大可：念哉，牢记国君的教导。（《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陈蒲清：念，想念，指要注意做到歌词中所说的。（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6]【汇注】

陈蒲清：慎乃宪，谨慎地遵循法度。（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率，表率。慎乃宪，谨慎地遵守法度。宪，法。（《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7]【汇注】

孔安国：宪，法也。天子率臣下为起治之事，当慎汝法度，敬其职。（《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蔡沈：率，总率也。皋陶言人君当总率群臣以起事功，又必谨其所守之法度。盖乐于兴事者易至于纷更，故深戒之也。……两言钦哉者，兴事考成。二者皆所当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皋陶将欲赓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益稷》）

孙星衍：此言百工之事，信守常法，而数察之，乃不败坏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18]【汇注】

王世舜：赓，继续。（《尚书译注·皋陶谟》）

[19]【汇注】

孔安国：帝歌归美股肱，义未足，故续歌，先君后臣，众事乃安，以成其义。（《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孔颖达：会是元首之君能明哉，则股肱之臣乃善哉，众事皆得安宁哉。（同上）

林之奇：钦哉，言凡我同列之大臣，当率钦其上之命，以兴作其事业，又当慎汝所守之典宪，无敢不钦也。……皋陶既与同列论其所以惟时惟几，以助天子敕天之命，于是又续成帝歌以致其规戒之意。赓，续也；载，成也。皋陶之歌而续成于帝者，盖帝所歌谓夫元首之起，必由股肱之喜，是君之所望于臣也。皋陶之歌谓夫股肱之良必由元首之明，是臣之所望于君也，以足成义也。……“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此亦以人身为喻也，元首明于上，股肱良于下，亦犹人君明于上，则人臣得以尽忠于下，此庶事所以安也。（《尚书全解》卷六《益稷》）

孙星衍：明者，《大戴礼·诰志篇》云：“明，孟也。”《释诂》云：“孟，勉也。”明、孟声相近，明即勉也。良者，《诗·鹑奔》传云：“善也。”康者，《释诂》云：“安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陈蒲清：庶事，各种事体。康，光大；发达。（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世舜：庶，众。康，安。（《尚书译注·皋陶谟》）

张大可：庶事康哉，众事安宁。（《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20]【汇注】

梁玉绳：附案：（编者按：“又歌曰”之前）一本无“舜”字，是也，当衍之。若以此歌为舜，则下“帝拜”，将自拜其戒勉乎？（《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21][22]【汇注】

孔安国：丛脞，细碎无大略。君如此，则臣懈惰，万事堕废，其功不成，歌以申戒。（《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孔颖达：既言其美，又戒其恶。元首之君丛脞细碎哉，则股肱之臣懈怠缓慢哉，众事悉皆堕废哉。言政之得失由君也。（同上）

蔡沈：丛脞，烦碎也；惰，懈怠也；堕，倾圯也。言君行臣职，烦琐细碎，则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万事废坏，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责难于臣，皋陶赓歌而责难于君，君臣之相责难者如此，有虞之治兹所以为不可及也欤！（《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益稷》）

孙星衍：马融曰：“丛，总也。脞，小也。”郑康成曰：“丛脞，总聚小小之事以乱大政。”（《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日］泷川资言：《皋陶谟》无“舜”字，此衍。钱大昕曰：“自有文字，即有声韵，虞廷赓歌，股肱丛脞，即双声之权舆。皮日休《杂体诗序》以蝃蝀在东、鸳鸯在梁为双声始兴，何所见之不广也！”愚按：双声叠韵，文字之法为然，不独诗歌也。姑就《尧典》《皋陶谟》言之，黜陟、搏拊、黼黻等字面，岂非双声乎？平章、遏密、苍生等字面，岂非叠韵乎？钱氏所见亦未广也。（《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施之勉：段玉裁曰：“又歌曰”之上，《夏本纪》有“舜”字。此今文《尚书》之不同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夏本纪第二》）

张大可：丛脞，烦琐的小事惰，懈怠。堕，败坏。（《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23]【汇注】

孙星衍：拜者，揖也。《周礼·司仪》诏：“王仪，南向见诸侯，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注：“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时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举之。”又《司士》：“孤卿特揖。”《说文》引扬雄说：“拜从两手下。”是君于臣亦拜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二》）

[24]【汇注】

孔安国：拜受其歌，戒群臣自今以往敬其职事哉。（《尚书注疏》卷五《益稷第五》）

孔颖达：帝拜而受之曰然，然其所歌显是也，汝群臣自今已往，各敬其职事哉！（同上）

苏轼：帝至此纳禹之谏，乃作歌曰，天命不可常也，待祸福之至而虑之则晚矣，当以时虑其微者。盖始从禹之谏而取益之言，有畏满思谦之意也。皋陶飏言曰，念哉，申禹之谏也。曰凡所兴作，慎用刑，广禹之意也。虽成功，犹内自省，终益之戒也。帝之歌曰“股肱喜则元首起而百工熙”。皋陶反之曰：“良康惰坏皆元首之致也！”呜呼！唐虞之际，于斯为盛，而学者不论，惜哉！（《东坡书传》卷四《益稷第五》）

林之奇：皋陶之歌既及于此，犹未足尽其儆戒之意，故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丛脞者，破碎而无大略也。君丛脞于上，则臣懈怠于下，故股肱惰则事所以堕废而不成也。范内翰尝论此言，以谓君以知人为明，臣以任职为良。君知人则贤者得行其所学，臣任职则不贤者不得苟容于朝，此庶事所以康哉。若夫君行臣职则丛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则惰矣，此万事所以堕也。……君人者，如天运乎上，而四时寒暑各司其序，则不劳而万物生也。君不可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劳也，所治者寡，所职者详也。此说尽之矣。（《尚书全解》卷六《益稷》）

蔡沈：帝拜者，重其礼也。重其礼，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职，不可以不敬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一·益稷》）

［日］泷川资言：“帝用此作歌”以下采《皋陶谟》。（《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陈蒲清：往，往后，以后。钦，敬重；努力。（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25]【汇校】

裴骃：徐广曰：“《舜本纪》云禹乃兴《九韶》之乐。”（《史记集解·夏本纪》）

梁玉绳：案：此因身度之言而误也。说见《五帝纪》。（《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陈蒲清：宗，尊奉，推崇。自“皋陶述其谋曰”至此，多摘自《尚书·皋陶谟》和《尚书·益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26]【汇校】

［日］泷川资言：南本“为”上有“以”字。（《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帝舜荐禹于天，为嗣[1]。十七年而帝舜崩[2]。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3]。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4]，国号曰夏后[5]，姓姒氏[6]。

[1]【汇注】

陈蒲清：嗣，继承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2]【汇注】

周祈：舜年百有十岁崩，《尚书》“陟方乃死”，《家语》“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尚书》脱一“岳”字，当以《家语》为是。孔安国不察，以升遐训陟方，谓陟为升遐，其义虽通，以方属陟为读则不可。且既言升遐，焉得又言乃死也。如马迁所云“葬零陵之九疑”，当是陟南岳。据今所考，葬海州之苍梧山，则是陟东岳。《家语》所谓陟乃“陟彼岵兮”之陟，安国所云陟乃殷礼“陟配天”之陟，自有能辨之者。（《名义考·地部·陟方岳》）

杨向奎：于古籍中觅舜之足迹，盖莫不在东方。而孟子益指实舜为东夷之人，如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赵岐注未能指实其地，而云“在东方夷服之地”。盖既云“东夷之人”，则赵注虽笼统而实是；舜绝不能至河东也。又由舜之后裔言，亦知其应居河、济流域。《史记·周本纪》云，“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帝舜之后于陈”，陈即今河南睢阳县地。又《左传》哀公元年有云：“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这一段夏代丧乱的故事，……只看少康所奔的有虞，杜注谓“舜后诸侯也。梁国有虞县”，虞县即今河南虞城县地，与陈之地望相近。则知，舜生于东夷，国于东夷，死于东夷，后裔亦封于东夷之地也。盖舜迹之至河东，由于《史记·五帝本纪》之误说舜为冀州人，其说不知所本。就《史记》以前书籍记舜事者言，知其不可靠也。（《夏民族起于东方考》，载《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6、7合期）

【汇评】

裴骃：刘熙曰：“若此，则舜格于文祖，三年之后，摄禹使得祭祀与？”（《史记集解·夏本纪》）

[3]【汇校】

王叔岷：案：殿本辟作避，《御览》八二引同，辟、避，正、假字。《孟子·万章篇》《意林》五引魏文帝《典论》亦并作避。（《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裴骃：刘熙曰：“今颍川阳城是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王应麟：禹受封为夏伯，在《禹贡》豫州外方，南于秦、汉，属颍川，本韩地。今河南阳翟是也（《地理志》阳翟，夏禹国，今颍昌府阳翟县有禹山。《舆地志》宿州虹县，本夏丘县，尧封禹为夏伯，邑于此）。受禅，都平阳，或在安邑（今陕州夏县，本夏禹之都，汉为安邑，属河东。后魏改为夏县。《郡县志》夏县东北十五里，安邑故城，禹所都也），或在晋阳（《左传》注夏虚，大夏，今太原晋阳）。《世本》言夏后居阳城，本在大梁之南，今陈留浚仪是也。（《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夏都》）

王恢：史称禹平水土，功成，舜荐禹嗣。《孟子》云：“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国语·周语（上）》韦解：“夏居阳城，崇高所近。”旧说阳城在河南登封东南告城镇。今在镇西一公里的王城冈，发现东西骈列两座古城，据夯土层中出土的陶片木炭测定，约当夏朝开国的年代，可能即禹所居。由于考古资料尚属有限，学者意见不一，尚待进一步探索。夏本居崇山之阳，鲧为“崇伯”（《周语下》），禹称“崇禹”（《逸周书·世俘》），未必如《孟子》所云避舜之子也。后渐沿伊洛下游发展，渡河而达今山西省之南部，居唐虞之故虚。如《世本》所云：“禹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晋阳，今虞乡，平阳今临汾，安邑今县，北有夏王城、夏县。即通称“夏虚”，《周书》所谓“正北大夏”是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又：《颍水注》：“颍川迳阳城故城南，县南对箕山，山上有许由冢。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亦周公以土圭测日景处。”故城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三十里告成镇。（同上）

吕思勉：夏都有二，《汉志》：太原郡晋阳，“故《诗》唐国”。《左》定四年，祝佗谓唐叔封于夏虚，启以夏政。服虔以为尧居冀州，虞、夏因之。是夏之都，即唐尧旧都也（金氏鹗《禹都考》云：“杜预注《左传》云：夏虚、大夏，今太原晋阳是也。本于《汉志》，其说自确。《水经》云：晋水，出晋阳县西县雍山。郦道元注：县故唐国也。亦本《汉志》。乃臣瓒以唐为河东永安，张守节以为在平阳。不知唐国有晋水，故燮父改唐曰晋，若永安去晋四百里，平阳去晋七百里，何以改唐曰晋乎？愚按臣瓒、张守节之言，盖泥《史记》唐叔封于河、汾之东致误。不知古人言地理，皆仅举大概，太原固亦可曰河、汾之东也。顾亭林引《括地志》：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尧裔子所封。成王灭之，以封唐叔，以为唐叔始封在翼。不知《括地志》此文亦误，故又有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全谢山已纠之矣）。”《汉志》：颍川郡，阳翟，“夏禹国。”“应劭曰：夏禹都也。”“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言居之，不居阳翟也。”（《礼记·缁衣正义》：谓《世本》及《汲郡古文》，皆云禹都咸阳。咸阳乃阳城之误）。洪氏颐煊谓：“阳城亦属颍川郡，与阳翟相近。或禹所都阳城，实在阳翟。”金氏鹗驳之，谓“赵岐《孟子注》，阳城在嵩山下。《括地志》：嵩山，在阳城县西北二十三里。则阳城在嵩山之南，今河南府登封县是也。若阳翟则在开封府禹州，其地各异。《汉志》于偃师曰殷汤所都，于朝歌曰纣所都，于故侯国皆曰国。今阳翟不曰夏禹所都，而曰夏禹国，可知禹不都阳翟矣。”……予谓夏盖先都晋阳，后都阳城。阳城之迁，盖在太康之后。（《中国民族史》第二章《汉族·夏都考》）

陈蒲清：阳城，故址在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告城镇。近年在该处考古发现的陶豆上还印有“阳城食官器”字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罗宏才：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县告成镇西1公里处，发现了方圆约10万多平方米的王城岗遗址。遗址中有东西并列的两座城堡遗迹，西城略呈正方形，面积约10万平方米。城墙有基础槽，其筑法是：在当时的地平面向下挖一道口宽底窄和两壁倾斜的梯形沟槽，然后从沟槽底部逐层填土夯实。夯土层厚度为10—15厘米，也有厚到20厘米和薄到6厘米的。夯土为红褐色或灰黄色杂土，因土质粘性大，故在每层夯土层面上都铺有一薄层细沙，以防止粘结。在夯土层面上遗留有大小不等、形状不同的圆底夯窝痕迹。夯窝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夯窝直径为3—10厘米，夯窝深度为0.5—1厘米。从这些夯窝痕迹来看，具有原始性，可能是使用河卵石作筑造工具的。东城的大部分被五渡河冲毁，其详细情况不得而知，但从西城的城墙筑造来看，估计相差不会很远。……

根据碳14年代测定，“河南龙山文化”中期的洛阳“王湾三期文化”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390±145年，距今4341±145年。二里头文化一期碳14年代测定，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1920±115年，或1900±130年，距今为3871±115年或3851±130年。登封告成王城岗城墙基槽遗迹，正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中期和二里头文化一期之间，其绝对年代应该是介于距今4341±145年和距今3871±115年之间。一般认为我国夏王朝的开国年代约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距今4100年左右。登封告成王城岗城墙基槽遗迹的年代，大体上属于这个年代范围之内。因此说，王城岗城墙的建筑年代，约相当于夏王朝初期。考古工作者进一步认为，它应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城堡遗址。

城堡建于夏王朝初期，但它究竟为哪个王所居，当时叫什么名字呢？考古工作者根据发掘中出土不少印有“阳城”或“阳城仓器”戳记的战国陶量、陶豆和陶釜，证明这里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阳城遗址。《竹书记年》说“禹居阳城”，《世本》说“禹都阳城”，《孟子·万章篇》说“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因而王城岗城堡遗址很可能是夏初“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的阳城。（《中国文物古迹集粹》）

[4]【汇注】

裴骃：皇甫谧曰：“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史记集解·夏本纪》）

［日］泷川资言：“帝舜荐禹”以下，采《孟子·万章篇》。（《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陈蒲清：南面，天子即位，面向南坐而接受群臣的朝拜。（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汇评】

吕思勉：金氏［鹗］又谓：“《史记·夏本纪》：禹避舜之子于阳城，诸侯去商均朝禹，禹于是即天子位。知其遂都阳城，诸侯去商均朝禹，禹于是即天子位。知其遂都阳城，盖即所避之处以为都也。”释于是字亦非是。《史记》此文，大同《孟子》。《孟子》及《史记》叙舜事，皆有“之中国践天子位”语。《集解》引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虽未知当否，然必自让避之处，复归建都之处可知。不然，即位之礼，岂可行之草莽之间哉？“于是”二字，指诸侯之朝，不指避让之地也。（《中国民族史》第二章《汉族·夏都考》）

[5]【汇注】

施之勉：按：《五帝纪》及本《纪》皆以“夏后”为国号矣，则称夏后帝禹，夏后帝启，有何不可？夏殷之礼，生称王，死称庙主，皆以帝名配之，则何以不可称商王帝辛也？说在《五帝纪》。（《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夏本纪第二》）

张西孔、田珏：夏之年数，言者不一：《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古本纪年》云：“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路史·后纪》卷一三下注引《古本纪年》则作“并穷、寒四百七十二年”。《汉书·律历志》引《帝系》云：“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易纬·稽览图》云：“禹四百三十一年。”是《古本纪年》之说多于他书之说四十年。范文澜《中国通史》采四百七十一年说，并认为夏朝约起于前2033年至前1562年。（《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一卷）

[6]【汇注】

裴骃：《礼纬》曰：“祖以吞薏苡生。”（《史记集解·夏本纪》）

钱穆：《史记》自契至汤十四世，而夏代自禹至桀，亦十四世。桀与汤同时，则禹与契亦略同时。《史记》所载殷代汤以前事，既有甲骨文为之证明，则《史记》载夏代桀以前事，虽此时尚无同样直接之史料为之作证，而《史记》之非向壁虚造，则可不证自明矣。（《国史大纲》第一编第二章《黄河下游之新王朝·殷代帝系及年历》）

又：大体夏代年历在四百、五百年之间。《史记》仅谓：自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刘歆《三统历》则谓夏四百三十二年。《竹书纪年》谓夏四百七十二年。今按：《史记·商本纪》所载商代帝王已有殷墟所得甲文为证，知其不虚。《商本纪》诸帝王可信，《夏本纪》诸帝王即不必不可信。以三十年一世计之，则十四世、十七君，四百七十余年，亦约略近似。孟子云：“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是也。（《国史大纲》第一编第一章《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夏代帝系及年历》）

陈蒲清：姒，传说禹的祖先是吞了薏苡而出生的，所以姓姒（姒，苡，古音同）。（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1]，且授政焉[2]，而皋陶卒[3]。封皋陶之后于英、六[4]，或在许[5]。而后举益，任之政。

[1]【汇注】

梁玉绳：“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帝禹立”，案：既云“国号夏后”，又云“帝禹”，下文又云“夏后帝启”，此与《五帝纪》言“帝禹为夏后”同一语病，《国语》“商王帝辛”亦同，盖史公谓夏、殷亦称帝，故硬加之。有说在《殷纪》中。（《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2]【汇注】

陈蒲清：且，将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3]【汇注】

张守节：《帝王纪》云：“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尧禅舜，命之作士。舜禅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贤，荐之于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括地志》云：“咎繇墓在寿州安丰县南一百三十里故六城东，东都陂内大冢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罗泌：虞禅禹，禹巽之皋，辞焉。卒崩于皋，所谓公琴者。（《路史》卷十六《后纪七·疏仡纪》）

罗苹：今六安县北十五（里）安丰芍陂中大冢也。《广记》即皋陶冢，楚人谓之公琴。《寰宇记》六安北十三（里），有二古城：一曰六合，一曰白沙，上有皋陶庙，冢在东五里。郦元云：楚人谓冢为琴。（《路史》卷十六《后纪七·疏仡纪》）

陈蒲清：卒，去世。传说皋陶生于山东省曲阜，死葬今安徽省寿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4]【汇注】

裴骃：徐广曰：“《史记》皆作‘英’字，而以英布是此苗裔。”（《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地理志》六安国六县，咎繇后偃姓所封国。英地阙，不知所在，以为黥布是其后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英盖蓼也。《括地志》云：“光州固始县，本春秋时蓼国。偃姓，皋陶之后也。《左传》云子燮灭蓼。《太康地志》云蓼国先在南阳故县，今豫州郾县界故胡城是，后徙于此。”《括地志》云：“故六城在寿州安丰县南一百三十二里。《春秋》文五年秋，楚成大心灭之。”（《史记正义·夏本纪》）

［日］泷川资言：禹荐皋陶，未知所本。《左传》文公五年，“楚成大心灭六”，“公子燮灭蓼”。臧文仲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本史《黥布列传》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岂《春秋》所见楚灭英、六，皋陶之后哉？'《陈杞世家》‘皋陶之后，或封英、六。'”（《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恢：《清统志》（一三三）古英氏城在英山县东北。《左》僖十七年，齐人为徐戎伐英氏。《索隐》云：英后改为蓼。《旧志》，六安州西有英氏城，境相接也。《太康地志》谓蓼先在南阳郾县界故胡城，后徙于此。《正义》因杜《注》以英即蓼。《楚世家》：成王二十六年灭英。《志疑》以为是灭黄之误；英灭未知何年。又以英后改蓼亦谬。（《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又：《汉志》“六安国、六，故国，皋陶后，偃姓，为楚所灭。”楚灭六，见《左》文五年。六分为英。六故城在六安县北十三里。（同上）

陈蒲清：英，不详，或说即春秋时的蓼国（今河南省固始县），一说在今安徽省金寨县一带。六，今安徽省六安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英，在今湖北英山县境。六，在今安徽省六安县北。（《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5]【汇注】

裴骃：《皇览》曰：“皋陶冢在庐江六县。”（《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许在颍川。（《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许故城在许州许昌县南三十里，本汉许县，故许国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梁玉绳：案：许，太岳之后也，姜姓，安得以为皋陶后哉？《史》误。（《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恢：《汉志》“颍川郡，许，故国，姜姓，四岳后，太叔所封，二十四世为楚所灭”。《志疑》“许，太岳之后（见《左》僖十一），姜姓，安得以为皋陶后？《史》误。”许，在今许昌东三十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十年[1]，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2]。以天下授益[3]。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4]。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5]。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6]。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7]，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8]，是为夏后帝启[9]。

[1]【汇校】

梁玉绳：案：禹在位之年，《竹书》及《吴越春秋·无余外传》皆作“八年”，前编因之，据《孟子》“禹荐益七年禹崩”之文，则八年似得其实。《通志》依《史》作“十年”，《外纪》作“九年”，《路史·后记》作“十五年”，宋邵雍《皇极经世》作“二十七年”，俱非。而《路史·发挥》谓益前禹死，无荐益避启事，谬也。（《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郭嵩焘：十年，帝禹东巡狩，《札记》云：“《孟子》作‘七年’，‘十’与‘七’形近易乱，疑今本《史》文传写误。”（《史记札记·夏本纪》）

王叔岷：《考证》：“张文虎曰：‘十年’，《孟子》作‘七年’，形近易乱。疑今本《史》文传写误。”案：十盖本作，《汉》隶七皆作（《居延汉简》《武威汉简》并同），后人不识，误为百、十字耳。（《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之《史记》修订组认为，“十年”疑当作“七年”。按：《孟子·万章上》：“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

[2]【汇注】

裴骃：皇甫谧曰：“年百岁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辙：舜崩，禹即天子位，号曰帝禹。改正朔、服色，岁首建寅，色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其后南巡狩，复会诸侯于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古史》卷三《夏本纪第三》）

马端临：夏禹，颛顼之孙，鲧之子，姓姒氏，名文命，治水有功，舜使宅百揆，年七十三，以丁巳岁受舜禅，即天子位，都平阳、安邑，在位二十七年，癸未崩，寿百岁。（《文献通考》卷二五〇《帝号历年》）

凌稚隆：按：《帝王世纪》云：禹崩于会稽，因葬会稽山阴县之南。今山上有禹冢，并祠下有群鸟芸田。（《史记评林·夏本纪》）

朱孔阳：《皇览》：禹冢在山阴县会稽山上，会稽山本名苗山，在县南，去县七里，《括地志》：禹陵在越州会稽县南十三里，庙在县东南十一里。（《历代陵寝备考》卷六《夏》）

又：《路史·疏仡纪》：帝禹，夏后氏复会诸侯于江南，寻崩，因葬之会稽山。绞衾堲周，葛以绷之，其坎深不邸水，上不通臭。收壤为坟，广终亩，木不改列，畬不易亩。注《世纪》：衣衾三领，桐棺三寸。（同上）

又：《檀弓》：夏后氏堲周，郑注，火熟曰堲。烧土治以周于棺也。《古史考》，禹作土堲以周棺。（同上）

又：《吕氏春秋》：禹葬于会稽，不变人徒。注云：变，动也。言无所兴造，不扰民也。（同上）

又：《吴越春秋》：禹耆艾将老，命群臣曰：吾百世之后，葬我会稽之山，苇椁桐棺，穿圹七尺，下无及泉，坟高三尺，土阶三等，葬之后曰，无改亩以为居之者乐，为之者苦。禹崩，启即天子位，使使以岁时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庙于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春秋奉祠禹墓于会稽。（同上）

齐召南：大禹，八岁，巡狩，崩于会稽（陵在绍兴府）。子启嗣。（《历代帝王年表·夏世表》）

梁玉绳：案：禹巡狩葬会稽之事，起春秋后诸子杂说，不足依据。史公于论云，“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或之者，疑之也，而于此直书其事以实之，何欤？禹会万国诸侯，定择四方道里之中，其时建国多在西北，不宜独偏江南。若果巡狩所至，总会东南诸侯，亦不应远来于越。盖虞、夏之世，会稽不在中国，故会稽之山不书于《禹贡》，而扬域止于震泽也。试观仲雍逃吴，犹然裸饰，则夏后之敷天裒对，胡为直抵蛮乡？会既不到，奚论于葬。《论衡·书虚篇》辨之曰：“儒书言舜葬苍梧，禹葬会稽，虚也。《尧典》舜巡狩至四岳，四方之中，诸侯来会。禹王如舜，事无所改。巡狩本不至会稽，安得会计于此。诚会稽为会计，禹到南方，何所会计？出巡则辄会计，是四方之山皆会计也，独为会稽立欤？巡狩考正法度，禹时吴为裸国，断发纹身，考之无用，会稽如何。”充之论甚允。……纵使禹曾至会稽之地，必是治水时事。《论衡·道虚篇》云：“禹至会稽治水，不巡狩，无会计之事。”当是已，讵朝会群侯，遂埋斯土乎？勾践非禹苗裔，闽越非勾践种族，安得强合。二世所问，亦因当世谬谈耳。……然则禹会于何所？葬于何处？曰：《左传》哀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非会稽也。禹在位八年，不及再巡，则惟涂山一会而已。梁任昉《述异记》“禹会涂山，防风氏后至，禹诛之”，可与《左传》证《国语》会稽之诬。禹都安邑，葬必相近，而绝无可考，岂非俭葬之故哉？刘向尚未识殷汤葬处，至汉哀帝时按行水灾，始知汤冢在徵陌，而《水经注》二十三卷疑之，《路史·前纪》八辨之，更何论禹也。……《水经注》三十卷据《国语》以禹会在会稽，谓杜注寿春为非，未免违戾。然则会稽之讹何由？曰：《管子·封禅篇》乃汉人羼窜，其称禹禅会稽本属妄谈，而世俗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有封禅必有朝会，好事者遂假其说以神之，并伪造少康封无余一节事。而涂山之会不能没，禹又无二会，于是谓会稽亦有涂山之名。郦道元竟以涂山之会是周穆而非夏禹（穆会涂山在当涂，与禹异处，杜注昭四年《左传》亦云在寿春，误也），举无足征也。必欲求其说以通之，则《论衡》谓“四方之山，皆可会计”，不定是越之茅山，故《路史·后纪》注言涂山亦有会稽之名，将所谓会于会稽者，安知非即指涂山之会耶？然则会稽之墓为谁？曰：古墓之不知者众矣，即或是大禹古迹，亦必因德彼六合，殂落之后，虽异域殊方，无不起坟土以致其哀敬，罗泌所称“仪墓”，非实葬所也。《后书·陈蕃传》言“禹巡苍梧”，《吴越春秋·无余外传》言“禹南到计于苍梧”，今亦可曰禹致群神于苍梧乎？《述异记》又言：“会稽山有虞舜巡狩台，台下有望陵祠，民思之故立祠。”禹陵亦犹是耳，其可曰舜巡狩而崩，葬于会稽乎？舜、禹葬处，诬渎最甚，不可以不辨。（《竹书》禹五年会涂山，八年会会稽，不足信。）（《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俞樾：国朝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南大吉字元善，渭南人，正德辛未进士。知绍兴府，妙善占墓，谓空石非禹葬处，别于庙东南建丰碑，题曰大禹陵。其后望秩于是处焉。（《茶香室三钞》卷十《禹陵为南大吉更定》）

王恢：《汉志》“会稽郡、山阴、会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竹书》：禹五年会涂山，八年会会稽：皆不可信。《志疑》（二）：“案：禹巡狩葬会稽之事，起春秋后诸子杂说，不足依据。史公于论曰：‘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或之者，疑之也。而于此（东巡狩）直书其事以实之，何欤？禹会万国诸侯，定择四方道里之中，其时建国多在西北，不宜独偏江南。若果巡狩所至，总会东南诸侯，亦不应远来于越。盖虞夏之世，会计不在中国，故会稽山不书于《禹贡》，而扬域止于震泽也。试观仲雍逃吴，犹然裸饰，则夏后之敷天裒对，胡为直抵蛮乡？会既不到，奚论于葬？然则会稽之墓为谁？曰：古墓之不知者众矣。即或是大禹古迹，亦必因德被六合，殂落之后，虽异域殊方，无不起坟土以致其哀敬。罗泌所称仪墓，非实葬所也。《后书·陈蕃传》，言禹巡苍梧，《吴越春秋·无余外传》，言禹到计于苍梧，今亦可曰禹致群神于苍梧乎？《述异记》又言会稽山有虞舜巡狩台，台下有望陵祠。民思之，故立祠，禹陵亦犹是耳。其可曰舜巡狩而崩、葬于苍梧乎？”崔氏《考信录》亦疑系战国时流传之误，如舜之崩葬苍梧者然。（《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韩兆琦：按：今浙江绍兴市东南六公里有禹陵，陵背靠会稽山，面对亭山，前临禹池，有明人所书“大禹陵”三字。其右侧有禹庙，始建于南朝梁初，有午门、祭厅、正殿，沿山势逐渐升高。正殿有大禹立像，楹联曰：“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史记笺证·夏本纪》）

[3]【汇注】

司马光：或曰：禹荐益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于益。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慎靓王五年》）

郭嵩焘：以天下授益……是为夏后帝启。案：唐、虞禅，夏、殷、周继，自是当时传授天下如此。天与人归，亦在圣人之心与相契合，不必一由百姓推崇。尧、舜、禹皆无所事事也，《孟子》之言，发明圣人之心一出于大公，无庸私相计较，但言其理而已，固不必实有其事也。舜年三十，四岳举之，五十而摄行天子事，相距二十年耳；益自尧时已尊显，又佐禹平水土有大功，岂得为“日浅”哉？尧、舜自禅禹自继，《孟子》之言“益辟禹之子箕山之阳”，恐无是事。（《史记札记·夏本纪》）

王叔岷：《集解》：《孟子》阳字作阴。《正义》：按：阳，即阳城也。案：《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亦云：“益避禹之子启于箕山之阳。”《意林》引魏文帝《典论》云：“禹崩，益避禹子于箕山之阴。事见《史记》。”是《史记》旧本阳作阴，与《孟子》合。又案：景祐本黄善夫本《集解》“孟子”下并衍曰字。黄本《正义》“按阳”作“按阴”。（《史记斠证》卷二）

[4]【汇注】

裴骃：《孟子》“阳”字作“阴”。刘熙曰：“崈高之北。”（《史记集解·夏本纪》）

张守节：按：阴即阳城也。《括地志》云：“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又恐“箕”字误，本是“嵩”字，而字相似。其阳城县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则为嵩山之阳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钱大昕：（益让帝禹之子启）：史公书于汉讳皆回避，如“恒山”作“常山”，“微子启”作“微子开”，“盈数”作“满数”是也。亦有不尽然者。《周本纪》“邦内甸服，邦外侯服”，《封禅书》“五岳皆在天子之邦”，犯高帝讳。《殷本纪》“盈钜桥之粟”，《乐书》“盈而不持则倾”，《晋世家》“万，盈数也”，“以从盈数”，《春申君列传》“盈满海内”，犯惠帝讳。《天官书》“壬、癸，恒山以北”，“恒山之北，气下黑上青”，《封禅书》“北岳，恒山也”“至琅邪，过恒山”，《田齐世家》“以为非恒人”，《张仪传》“献恒山之尾五城”，犯文帝讳。《夏本纪》“益让帝禹之子启，禹子启贤，诸侯皆去益而朝启，启遂即天子位，是为夏后帝启”，《殷本纪》“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孝文本纪》“夏启以光”，《燕世家》“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乎天下，启与交党攻益夺之”，犯景帝讳。此非史之驳文，后人以意改易耳。若吕后讳雉，而《殷本纪》《封禅书》不避“雉”字，或史公本文如此，盖吕氏倾危社稷，史臣未必为避讳也。（《廿二史考异·史记卷一·夏本纪》）

编者按：《宋史·礼志》：绍兴二年，礼部、太常寺言，汉法，“邦”之字“国”，“盈”之字“满”，止是读曰国曰满，本字见于经传者，未尝改易。司马迁作《史记》，曰“先王之制，邦内畿服，邦外侯服”；又曰“盈而不持则倾”，于“邦”字“盈”字亦不改易。钱说未然。

王骏图、王骏观：经史皆作“箕山”，何能改作“嵩山”乎？考箕山在今泽州府阳城县北数十里，益由安邑辟居于此，极合形势，《正义》不知箕山在山西阳城，改箕为嵩，与济州阳城牵合，失误之甚。《括地志》谓阳城在箕山北，亦误也。（《史记旧注平议·夏本纪》）

王恢：《孟子》作“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是。山北十三里即阳城；再北二十三里即嵩山。（《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陈蒲清：箕山，在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5]【汇注】

陈蒲清：属意，归心。（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6]【汇注】

陈蒲清：洽，融洽。这里有人心归顺的意思。（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7]【汇注】

王叔岷：案：《初学记》十引“朝”作“”。“”，籀文歸。《金楼子·兴王篇》云：“人不歸益而歸启。”（《史记斠证》卷二）

苏辙：尧、舜、禹之终，皆荐人于天。尧崩，舜辟尧子于南河之南；舜崩，禹辟舜子于阳城，天下皆往归之，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禹崩，益辟禹子于箕山之阴，朝觐狱讼者，皆不之益而之启，故益不得为天子。以《书》观之，此亦非君子之言也。舜、禹之摄，格于祖考，郊祀天地，朝见诸侯，巡守方岳，行天子之事矣，及其终而又辟之，何哉？使舜、禹辟之，天下归之，而其子不顺，将从天下而废其子欤？将奉其子而违天下欤？此事之至逆，由辟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于禹，辟之而天下不从，然后不敢为，匹夫犹且耻之，而谓益为之哉！（《古史》卷二《五帝本纪第二》）

[8]【汇注】

司马光：父之位传归于子，自生民以来如是矣。尧以朱不肖，故授舜；舜以均不肖，故授禹。禹子启果贤，足以任天下，而禹授益，使天下自择启而归焉，是饰伪也。益知启之贤，得天下心，己不足以间而受天下于禹，是窃位也。禹以天下授益，启以违父之命而为天子，是不孝也。恶有饰伪窃位不孝而谓之圣贤哉，此为传者之过明矣。（《司马文正公家传》卷七十四《夏禹》）

胡宏：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历事三代，年亦老矣，奉身而退，顺天道也。读书者能无以文害辞，无以辞害意，则子舆氏之言，粲然明白，无可疑。（《皇王大纪》卷三五《帝尧陶唐氏》）

李东阳：传贤、传子之说，前贤论之已详。盖亦世道之异，有不得不然者也。厥后传子者十一世，传弟者一世，皆足以不失其祀。至于桀之大恶而后失之，则守之者之责也。（引自《史记评林·夏本纪》）

韩兆琦：杨向奎说：“夏禹的时候，选举酋长的制度废弃了，我们看到由儿子继承王位的父权制，不过这种制度的巩固还经过一个斗争的过程，在各个部落间乃至部落内部都不免对于王位的争夺，或者是对于这种制度的反对。当夏禹把王位传给他儿子夏启的时候，东夷的伯益曾经干涉，结果是夏启杀了伯益。同姓的有扈氏表示不服，也被夏启灭掉，这是一种新旧制度的斗争，是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事件。到夏启以后，某些部落的首领，还不能心悦诚服地接受这种传子制度——‘家天下’的制度，仍然继续作争夺王位的斗争。传子制度虽然引起了许多麻烦和斗争，但它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和需要。据说，其初大禹也曾经把王位让给伯益，但结果是‘朝见和诉讼的人不来找益而找启’。也说明社会历史在转变着。”按：自“帝禹东巡狩”至此，本于《孟子·万章上》。（《史记笺证·夏本纪》）

[9]【汇注】

皇甫谧：帝启，一名建，一名余，德教施于四海，贵爵而尚齿，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在位九年，年八十余而终。（《帝王世纪》卷三《夏》）

朱孔阳：后启，禹子，曰会，一曰建，其母涂山氏之女也，谓之女娇。嗣位之初，有扈不奉正朔，大战于甘，在位九岁。（《历代陵寝备考》卷六《夏》）

【汇评】

韩愈：或问曰：尧舜传诸贤，禹传诸子，信乎？曰：然。然则禹之贤，不及于尧与舜也欤？曰：不然。尧舜之传贤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传子也，忧后世争之之乱也。尧舜之利民也大，禹之虑民也深。曰：然则尧舜何以不忧后世？曰：舜如尧，尧传之；禹如舜，舜传之。得其人而传之，尧舜也，无其人虑其患而不传者，禹也。舜不能以传禹，尧为不知人；禹不能以传子，舜为不知人。尧以传舜为忧后世，禹以传子为虑后世。曰：禹之虑民也则深矣，传之子而当不淑，则奈何？曰：时益以难理，传之人则争，未前定也；传之子则不争，前定也。前定虽不当贤，犹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贤，则争且乱。天之生大圣也不数。其生大恶也亦不数，传诸人得大圣，然后人莫敢争；传诸子得大恶，然后人受其乱。禹之后四百年，然后得桀亦四百年，然后得汤与伊尹，汤与伊尹，不可待而传也。与其传不得圣人，而争且乱，孰若传之子，虽不得贤，犹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谓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为圣人不苟私于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对禹问》，见《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九）

苏辙：圣人之于天下，苟可以安民，不求为异也。尧、舜传之贤，而禹传之子，后世以为禹无圣人而传之，而后授之其子孙，此以好异期圣人也。昔者汤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汤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为天下，而汤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诚以为其子之才不至于乱天下者，无事乎授之它人而以为异也。而天下何独疑禹哉？……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为不足授也。使天下复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启足为天下故也。启为天下而益为之佐，是益不失为伊尹、周公，其功犹可以及天下也。圣人之不喜异也如此。（《古史》卷三《夏本纪》）

［日］泷川资言：“以天下授益”以下采《孟子·万章篇》文。愚按：黄帝至尧，父子相继，或兄弟相及，常也。尧舜传贤，权也。至禹，复父子继承之旧耳。《孟子》云“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韩子》云：“尧舜之传贤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传子也，忧后世争之之乱也。”二说吾未之信。（《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1]。

有扈氏不服[2]，启伐之[3]，大战于甘[4]。将战，作《甘誓》[5]，乃召六卿申之[6]。启曰：“嗟！六事之人[7]，予誓告女[8]：有扈氏威侮五行[9]，怠弃三正[10]，天用剿绝其命[11]。今予维共行天之罚[12]。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13]。御非其马之政[14]，女不共命[15]。用命，赏于祖[16]；不用命，僇于社[17]，予则帑僇女[18]。”遂灭有扈氏[19]。天下咸朝[20]。

[1]【汇注】

刘向：启母者，涂山氏长女也。夏禹娶以为妃。既生启，辛壬癸甲，启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过其家，不入其门。涂山独明教训而致其化焉。及启长，化其德而从其教，卒致令名。禹为天子，而启为嗣。持禹之功而不殒。君子谓涂山强于教诲。《诗》云“厘尔女士，从以孙子。”此之谓也。（《古列女传》卷一《启母涂山》）

浦起龙：《路史余论》：夏后氏生而母化为石。说见《世纪》。盖原禹母获月精石，吞之而生禹也。《淮南·修务》云：“禹生于石。”而今登封庙有一石，号“启母石”。汉元封元年，武帝幸缑氏，制曰：“朕至中岳，见启母石。云化石启生，地在嵩北。”按：《韵府》（编者按：《佩文韵府》）言禹通轩辕，谓涂山氏，欲饷，闻鼓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忽至，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山下化为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生启云云。谓是《淮南》之文，《淮南》实无其文，亦编书家不根之一征也。（《史通通释》卷五《采撰》）

[2]【汇注】

裴骃：《地理志》曰扶风鄠县是扈国。（《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地理志》曰扶风县鄠是扈国。（《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雍州南鄠县本夏之扈国也。《地理志》云鄠县，古扈国，有户亭。《训纂》云户、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史记正义·夏本纪》）

高诱：有扈氏，夏启之庶兄，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乃亡之。（见《淮南子·齐俗训》“有扈氏为义而亡”注）

又：服，从也。（见《吕氏春秋》卷三《先己》注）

又：有扈，夏同姓诸侯。《传》曰，“启伐有扈。”《书》曰：“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龚行天之罚。’此之谓也。”（同上）

孔颖达：孔马郑王与皇甫谧等皆言有扈与夏同姓，并依《世本》之文。……《周语》云：“帝嘉禹德，赐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与夏同姓，则为启之兄弟，如此者盖禹未赐姓之前以姒为姓，故禹之亲属旧已姓姒。（《尚书注疏》卷七《甘誓第二》）

梁玉绳：附案：扈为夏同姓之国，《尚书疏》云：“有扈见尧、舜受禅，启独继父，故不服。”又云“有扈为启之兄弟”。此本于《淮南子》注。《淮南·齐俗训》曰：“有扈氏为义而亡。”高诱注“有扈，启之庶兄，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不知出何传记。《左传》昭元年，晋赵孟以观、扈与三苗、姺、邳、徐、奄并称，又将何说？恐只是与夏同姓耳。（论中言夏之后有扈氏。）或问《墨子·明鬼篇》引《甘誓》全文以为《禹誓》，何欤？曰：禹先有伐扈事，《庄子·人间世》及《吕览·召类》《说苑·政理》皆言之，而《甘誓》一篇与《禹贡》相接，遂谬以为禹矣。至《楚辞·天问》谓“扈本牧竖，得为诸侯，启击杀于床”，乃不经之谈，不足信也。（《吕氏春秋·先己篇》言“夏后相与有扈战甘泽”，非也。孙侍御云，“《御览》卷八十二引《吕子》作‘夏后伯启’，乃知今本之误。然《困学纪闻》引《吕子》亦作‘夏后相’，则南宋时厚斋所据本已误”。）（《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孙星衍：马融曰：“姒姓之国，为无道者。”郑康成曰：“有扈，与夏同姓。”

又：《地理志》：“右扶风鄠，古国。有扈谷亭。扈，夏启所伐。”《说文》：“鄠，右扶风县名。”“扈，夏后同姓所封。战于甘者，在鄠，有扈谷甘亭。”古文作“岄”。《史记正义》引《训纂》云：“户、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又引《地理志》“扈谷亭”作“户亭”。马注见《释文》。云“姒姓之国”者，《周语》：“帝嘉禹德，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注云：“尧赐禹姓曰姒。姒，犹祉也。”《楚语》：“观射父曰：‘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观、扈，周有管、蔡。'”是观及有扈，皆夏同姓。高诱注《吕氏春秋·先己篇》云：“有扈，夏同姓诸侯。”郑注见《书》疏。（《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四《虞夏书四》）

江灏：有扈，国名，故城在今陕西户县。《地理志》：“扶风鄠县是扈国。”又说：“鄠县，古扈国，有户亭。”扈、鄠、户，古今字。（《今古文尚书全译·甘誓》）

王恢：河南原武县西北。《左》庄二十三年，公会齐侯盟于扈。文七年，公会诸侯晋大夫盟于扈。昭元年，赵孟曰：夏有观、扈。观在滑县；《郡国志》“河南尹，卷（原武）有扈城亭。”郑玄以为在魏，是也。《汉志》“右扶风、鄠，古国，有扈谷亭。扈、夏启所伐。”马、郦诸家从之。《淮南子》谓“有扈为义而亡”，高诱《注》：“有扈，夏启之庶兄，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史纪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陈蒲清：有扈氏，部族名（与夏后氏同姓），其居地在今陕西省户县一带。不服，指反对启即位破坏了禅让制。（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3]【汇注】

钱穆：启伐有扈，见《尚书·甘誓》《吕览·先己》诸篇。郑玄以为在魏。大战于甘，即《左氏》王子带邑也。地在今洛阳东南。《尚书·甘誓》《墨子》引作《禹誓》，《庄子·人间世》亦云：“禹攻有扈。”《吕氏·召类》云：“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是禹时势力东侵已及于扈。《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鄠县，古有扈国。特以同音说之，恐不如郑玄以为在东者为信。是舜、禹、启以来，虞、夏氏族驱逐苗民以固西陲，又攻略有扈以扩东土也。（《国史大纲》第一编第一章《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虞夏大事》）

[4]【汇注】

裴骃：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夏启所伐，鄠南有甘亭。（《史记索隐·夏本纪》）

魏了翁：禹之征苗，不见人数，启与有扈，大战于甘之野，曰六卿六事，则用六军七万五千人矣。（《古今考》卷四“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罗泌：甘，京北鄠西南五里有甘亭（《郡县志》或云在鄠北）。甘盘之国，启扈战于此（马融云：甘，鄠之南郊。颖达云：启西行，甘当在户东）。（《路史·国名纪·炎帝后姜姓国》）

苏轼：《国语》曰：“夏有观、扈，周有管、蔡。”以比管蔡兄弟之国也。甘，扈之南郊也。（《东坡书传》卷六《甘誓第二》）

黄震：蒋荣甫谓其伯父：《尚书》尝闻前辈言扈者，启同姓之国，见尧舜皆与贤，而启独继禹，有扈不服，而战于甘。（《黄氏日钞》卷五《读尚书·胤征》）

孙星衍：《大传》说：“战者，惮警之也。”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甘，水名，今在鄠县西。”郑康成曰：“天子之兵，故曰大。”

又：《大传》说，见《白虎通·诛伐篇》，云：“战者，何谓也？《尚书大传》曰：‘战者，惮警之也。'”《夏本纪》云：“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是未战也。未战称大战者，谓天子亲征之师，故《大传》以战为惮警之，不以为斗也。马注见《史记集解》及《释文》。云“甘，有扈南郊地名”，又云“水名”者，《吕氏春秋·先己篇》云：“战于甘泽。”《水经注》云：“渭水东迳槐里县故城南。渭水又东，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迳秦文王萯阳宫西，又北迳五柞宫东，又北迳甘亭西，在水东鄠县，昔夏启伐有扈，作誓于是亭。甘水又东，得涝水口，涝水北注甘水，而乱流入于渭，即上林故地也。”与马注合，在今陕西鄠县。郑注见《书》疏。云“天子之兵，故曰大”者，《白虎通·三军篇》说为“天子自出”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四《虞夏书四》）

王世舜：甘，地名，在今陕西户县西南。（《尚书译注·甘誓》）

江灏：甘，有扈氏南郊地名，鄠南有甘亭。（《今古文尚书全译·甘誓》）

王恢：甘亦有二说，《郡国志》“右扶风、鄠，西南有甘亭”，《渭水注》以为夏启伐有扈，作誓于是亭。《郡国志》“河南尹、河南，有甘亭。”京相璠云，故城在河南城西二十五里（《清统志》作西南）。《甘水注》，故城北对河南，为王子带之故邑，是以昭叔有甘公之称。稽夏之政治活动趋势，扈当从郑说，甘应以河南为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5]【汇注】

孔安国：甘，有扈郊地名，将战先誓。（《尚书注疏》卷七《甘誓第二》）

孔颖达：《曲礼》云：“约信曰誓。”将与敌战，恐其损败，与将士设约示赏罚之信也。将战而誓，是誓之大者，礼将祭而号令，齐百官，亦谓之誓。（《尚书注疏》卷七）

林之奇：古者将欲整齐其众而用之，则必有誓，而尤严于军旅。故《书》有六体，誓居其一焉。大抵为誓师而作也。《周官·士师》之职，以五戒先后刑罚一曰誓，用之于军旅。军旅之有誓，盖所以宣言其讨罚之意，谨其坐作进退之节，而示之以赏刑之必信。帝王之世，所不能废也，故禹启汤武皆有之。甘者，所誓之地，故因以名篇，亦犹《牧誓》《费誓》也。启者，禹之子也。有扈氏，夏之同姓，其地在汉之扶风鄠县。启之与有扈战，其誓师也，声言其罪，惟曰：“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初未尝详言其所以讨之之故。《史记》曰：“启立，有扈不服，遂灭之。”亦但言其不服而已。唐孔氏遂以谓自尧舜受禅相承，启独见继父，以此不服，此说亦但是以私意而臆度之，其实未必然也。案：《左氏》昭二年赵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所谓观扈，即此有扈国也。唐孔氏载《楚语》观射父曰：“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观扈，周有管、蔡。”以是为有扈恃亲而不服启之政。今考之《楚语》，观射父之言但云夏有五观，不言观扈，唐孔氏盖是误以赵孟之言为观射父之言。此虽小误，亦不可以不正也。有扈氏之罪，经无明文，然赵孟以比三苗、徐奄，则知有扈必是顽嚣、不可教训，且恃险而不服者，故启率六师而征之。其誓师之意与《秦誓》《汤誓》无以异，故圣人录其书以为万世法。汉孔氏曰：“甘，有扈郊名。”马融曰：“甘，有扈南郊。”唐孔氏以为启之西行，甘当在东郊，融乃扶风人，或当知其处也。启誓师于甘之野，当是亲征至其地也。周希圣曰：“天子之兵常隐于六乡，四方有变，专责于方伯，方伯不能讨，则天子亲征之。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是天子亲征之。”此说是也。（《尚书全解》卷十二《甘誓》）

蔡沈：甘，地名，有扈氏国之南郊也，在扶风鄠县。誓，与禹征苗之誓同义。言其讨叛伐罪之意，严其坐作进退之节，所以一众志而起其怠也。誓师于甘，故以《甘誓》名篇。……按：有扈，夏同姓之国。……孔氏因谓尧舜受禅，启独继父，以是不服，亦臆度之耳。《左传》昭公元年赵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则有扈亦三苗、徐奄之类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甘誓》）

古国顺：《甘誓》全文仅八十八字，《夏本纪》几全录其文，惟多以训诂字代之。本照录其文，而经后人误改，或经文全无，而《史记》增释者亦有之。（《史记述尚书研究·分篇研究·四·夏本纪述甘誓》）

蒋善国：《尚书·甘誓》起首就说：“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未说明哪国与有扈大战，召六卿时也不知是何王，所以弄得传说不一。《书序》和《史记》《白虎通》都说启伐有扈。《书序》说：“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史记·夏本纪》说启伐有扈，作《甘誓》。《汉书·地理志》“右扶风”说：“扈，夏启所伐。”《白虎通·三军篇》说：“《尚书》曰：‘今予惟慕行天之罚’，此言开自伐扈也。”开就是启，因避景帝讳，改为开。但《墨子·明鬼下篇》整录这篇文字，引作《禹誓》，词句略异，《庄子·人间世》和《吕氏春秋·召类篇》《说苑·政理篇》，也都说是禹伐有扈。……按：《吕氏春秋》在《召类篇》说禹攻有扈，在《先己篇》说夏后相与有扈作战，在一书里竟持两说；如说禹、启、相三代都伐过有扈，也没有确据。……今本《吕氏春秋·先己篇》的夏后相显系夏后伯启的误写。大约禹、启都曾伐过有扈，把《甘誓》认作是禹伐有扈或启伐有扈的誓词均无不可。（《尚书综述》第五编）

杨向奎：《书·甘誓》云：“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余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今余惟恭行天之罚。'”今按：伐有扈之事，有两种说法，一谓禹事，一谓启事。如《墨子·明鬼下》云：“《禹誓》云：‘大战于甘。'”又如《书·序》谓“启伐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而《吕氏春秋》一书中即有两种说法，《召类》云，“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先己篇》云，“夏后伯启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说法不一，或禹先伐而启继伐之耶？（《夏民族起于东方考》，载《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6、7合期）

[6]【汇注】

孔颖达：《正义》曰：史官自先叙其事，启与有扈大战于甘之野，将欲交战，乃召六卿，令与众士俱集。王乃言曰：“嗟！”重其事，故嗟叹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军事之人，我设要誓之言以敕告汝。今有扈氏威虐侮慢五行之盛德，怠惰弃废三才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今欲截绝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罚，不敢违天也。我既奉天，汝当奉我。（《尚书注疏》卷七《甘誓第二》）

杜佑：三代之制，天子六军，其将皆命卿（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故《夏书》曰：“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盖古之天子，寄军政于六卿。居则以田，警则以战。所谓入使理之，出使长之之义。其职在国，则以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为称；其在军，则以卒、伍、司马、将军为号，所以异军、国之名。（《通典》卷二十八《将军总叙》）

林之奇：案：《大司马法》：凡制军万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乃召六卿者，王之六卿皆行也。李子真曰：“此所谓六卿，非自冢宰至于司空之六卿也。《周礼·地官·乡大夫》，每乡卿一人，盖王之六乡别有此六卿，平居无事，则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属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则率其乡之万二千五百人而为之将，属于大司马，所谓军将皆命卿，即此卿也。若以王朝之六卿，即当用兵之时，大司马主军政，冢宰而下无缘，亦属于司马，故凡战而言六卿者，皆六乡之六卿也。此论得之。六卿皆行而誓师于甘之野，则是天子亲率六师而征之也。天子亲征，六卿各率其乡之师以从，故其战谓之大战，盖举国而伐之也。扈之威强，至于举国而伐之，是其势将与京师抗衡，而方伯连率之力所不能讨。启之是行也，社稷之安危盖系于此矣，然则其用兵者岂得已而不己者乎？（《尚书全解》卷十二《甘誓》）

蔡沈：六卿，六乡之卿也。按：《周礼·乡大夫》每乡卿一人，六乡六卿，平居无事则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而属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则各率其乡之一万二千五百人，而属于大司马，所谓军将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变，专责之方伯，方伯不能讨，然后天子亲征之。天子之兵有征无战，今启既亲率六军以出，而又书大战于甘，则有扈之怙强稔恶，敢与天子抗衡，岂特孟子所谓“六师移之”者。《书》曰“大战”，盖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为天下后世诸侯之戒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甘誓》）

孙星衍：史迁说“乃召六卿申之”。郑康成曰：“六卿者，六军之将。《周礼》六军皆命卿，则三代同矣。”

又：《墨子·明鬼篇》云：“王乃命左右六人，下听誓于中军。”史公说为“申之”者，《史记·孙子列传》云：“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六军吏士多，必告六卿，使申令也。郑注《周礼·大司马》云：“天子六军，三三而居一偏。”贾谊《新书》云：“纣将与武王战，纣陈其卒，左臆右臆。”是天子亲征，王为中军，六卿左右之也。郑注见《诗·棫樸》疏及《曲礼》疏。云“六卿，六军之将”者，《诗·小雅·瞻彼洛矣》：“以作六师。”传云：“天子六军。”疏云：“一卿将一军。”《周礼·司马》：“政官之属。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注云：“言军将皆命卿，则凡军帅不特置，选于六官、六卿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鲁语》云：“天子作师，公帅之，以征不德。”注云：“师，谓六军之众也。公，谓诸侯为王卿士者也。《周礼》：‘军将皆命卿。'”《曲礼》疏又引郑注《大传·夏书》云：“所谓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马、作士、共工也。”郑云“三代同”者，夏时六卿，即谓六卿后稷等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四《虞夏书四》）

陈蒲清：六卿，六军的首领。申之，申戒他们，即宣布誓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7]【汇注】

孔安国：各有军事，故曰六事。（《尚书注疏》卷七《甘誓第二》）

孔颖达：郑玄云：变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军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与御，是遍敕在军之士，步卒亦在其间。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军事，故六事之人为总呼之辞。（同上）

林之奇：李校书论唐虞言咨之义曰：“咨之为言，其后变而为嗟。《甘誓》曰嗟六事之人，《胤征》曰嗟予有众，《汤诰》曰嗟尔万方有众，《泰誓》曰嗟我友邦冢君。盖嗟者，即咨之义也。其召之则曰六卿，其誓之则曰六事。郑氏谓变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军吏下及士卒也，下之戒左右与御，是遍敕在军之士，步卒亦在其间，故六事之人为总呼之辞。”其说是也。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盖呼六事之人，使皆听予之誓言也。（《尚书全解》卷十二《甘誓》）

孙星衍：嗟，当为“”，此省文。《释诂》云：“嗟，咨也。”亦俗字。郑注见《书》疏。云“言军吏下及士卒”者，《周礼·司马》：“政官之属。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一军，则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此周制，或夏、殷已然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四《虞夏书四》）

张大可：六事之人，六卿各自所统属之人。六事，六卿各自职掌之事。（《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8]【汇注】

蔡沈：重其事，故嗟叹而告之。六事者，非但六卿有事，于六军者皆是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甘誓》）

孙星衍：史迁“汝”作“女”。马融曰：“军旅曰誓，会同曰诰。”郑康成曰：“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礼也。”

又：誓者，《曲礼》云：“约信曰誓。”注云：“誓礼亡。誓之辞，《尚书》见有六篇。”谓此誓及《汤誓》《大誓》《牧誓》《费誓》《秦誓》也。马注见《释文》。云“军旅曰誓”者，军旅者，《周礼·小司徒》云：“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注云：“两，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师，二千五百人；军，万二千五百人也。”誓，如《汤誓》《大誓》等也。云“会同曰诰”者，会同诸侯以伐国，若《大诰》等事也。《大誓》，诸侯咸会，武王乃作《大誓》，告于众庶。不言“诰”者，不期而会，非武王诰诸侯以伐商也。郑注见《书》疏。（《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四《虞夏书四》）

[9]【汇注】

孙星衍：威者，《老子》“民不畏威”注云：“害也。”《后汉·杜诗传》：“威侮二垂。”注云：“威，虐也。侮，慢也。”五行者，《史记·历书》云：“黄帝建立五行，起消息。”《洪范》九畴：“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文子·微明篇》引《中黄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人有五位。”《五行大义》第五引《诗纬》等说云：“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智。”又引毛公《传》及京房等说，皆以土为信，水为智。五常配五行，虐慢五行，则是无五常也。威侮，谓虐用而轻视之。（《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四《虞夏书四》）

王叔岷：王引之《书甘誓述闻》云：威，疑当作烕。烕者，蔑之假借也。蔑，轻也。“蔑侮五行”，言轻慢五行也。案：作威，义自可通，无烦改字。阮元《甘誓校勘记》云：“古本威作畏。”威、畏古通，《尚书》习见。（《皋陶谟》：“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盘庚》：“予岂汝威？”伪古文《泰誓》下：“作威杀戮。”《校勘记》并云：“古本威作畏。”皆同例。）威当借为猥，畏、猥古亦通用，《庄子·庚桑楚篇》：“以北居畏垒之山。”《释文》：“畏，本又作猥。”即其证。伪古文《泰誓》下：“今商王受狎侮五常。”“猥侮”犹“狎侮”也。（《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江灏：威侮五行，《经义述闻》：“威乃烕之讹，烕者蔑之借。蔑，轻也。蔑侮五行，言轻慢五行也。”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所谓轻慢五行，夏曾佑说：“即言有扈氏不遵洪范之道。”（《今古文尚书全译·甘誓》）

陈蒲清：五行，金、木、水、火、土。古代用五行生克的理论，作为帝位更替的依据，叫做“五德始终”。意谓五行循环不已，朝代应运而生。威侮五行，指有扈氏想用暴力推翻五德始终的规律，不服统治。（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威侮五行，欲用暴力改变五德之运。五行，五德终始之运。（《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0]【汇注】

孔安国：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与夏同姓，恃亲而不恭，是则威虐侮慢五行，怠惰弃废天地人之正道，言乱常。（《尚书注疏》卷七《甘誓第二》）

裴骃：郑玄曰：“五行，四时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轼：王者各以五行之德王，易服色及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时。”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为正者。有扈氏不用夏之服色正朔，是叛也，故曰“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东坡书传》卷六《甘誓第二》）

蔡沈：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弃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殄天物，轻忽不敬，废弃正朔，虐下背上，获罪于天，天用剿绝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子罚而已。今按此章，则三正迭建，其来久矣。舜协时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唐虞之前当已有之。（《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甘誓》）

孙星衍：《大传》说：“正色三而复者也。三正之相承，若顺连环也。王者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马融曰：“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郑康成曰：“五行，四时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四《虞夏书四》）

又：……怠者，《释言》云：“懈，怠也。”怠亦为懈。弃者，《释言》云：“忘也。”三正，在夏、殷、周已前，则《公羊》疏引郑注《尧典》云：“高阳氏之后用赤缯，高辛氏之后用黑缯，其余诸侯皆用白缯。”宋均注《礼含文嘉》（编者按：《礼纬含文嘉》）云：“三帛，谓朱、白、苍，象三正。”《宋书·礼志》云：“三而复者，正色也。二而复者，文质也。”以前检后，谓轩辕、高辛、夏后氏、汉，皆以十三月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为正；高阳、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为正。”又《通典》引《尚书·中候》亦有其事。据此，则夏以前有三正。懈废之，谓不奉正朔也。《大传》说，见《白虎通·三正篇》，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统，谓三微之月也。《礼三正记》曰：‘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也。’十一月之时，阳气始养根株黄泉之下，万物皆赤。赤者，盛阳之气也，故周为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时，万物始牙而白。白者，阴气，故殷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时，万物始达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为人正，色尚黑。”《书·微子》疏引《大传》云：“周人以日至为正，殷人以日至后三十日为正，夏人以日至后六十日为正。”《略说》云：“夏以平旦为朔，殷以鸡鸣为朔，周以夜半为朔。”已上注引《大传》及此引《略说》，据孔氏广林集《大传》本。案：以平旦为朔者，平旦值寅时，鸡鸣值丑时，夜半值子时，然则夏、殷、周分日各异，不皆以子时分日也。马注见《释文》，亦同《大传》说。郑注见《史记集解》。以为“天、地、人之正道”者，据《系辞》阴阳柔刚仁义为说。以夏已前三正，经无明文，故不从《大传》也。（同上）

俞樾：《传》曰：“怠惰弃废天地人之正道。”樾谨按：《史记集解》引郑注曰：“三正，天地人之正道。”枚传即本郑注，然天地人之正道但谓之三正，于义未明，恐郑义非也。《释文》引马注曰：“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若然，则有扈氏所建何正，岂亦如秦人之建亥乎？经无明文，疑不足据。今按：《尔雅·释诂》曰：“正，长也。”故古谓官长为正。昭二十九年《传》：木正曰句芒。”杜注曰：“正，官长也。”是其义也。襄二十五年《左传》：“齐人赂晋六正。”注曰：“三军之六卿。”窃谓三正六正，其义正同。据《周官》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虽未知夏制如何，然上文乃召六卿。《诗·棫樸》篇《正义》引郑注曰：“六卿，六军之将。”是王六军六卿与周制同。然则大国三军三卿宜亦同矣，是故三正者三卿也，犹晋六卿谓之六正也。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以天子之命卿而怠弃之，则其不奉王命任用私人可见矣，故以为罪也。（《春在堂全书·群经平议》卷三）

［日］泷川资言：五行、三正，始见于此，而其目未详。或曰：《洪范》云“在昔鲧湮洪水，汩陈其五行”，又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左传》文七年，晋卻缺解《夏书》曰：“水火金木土穀，谓之六府。”五行之外，加“穀”耳。以水火木金土为五行。夏初或既有之，而未有子、丑、寅三正也。郑说似是。（《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世舜：马融以为天正指建子、建丑、建寅。怠弃三正，意指不奉正朔。一岁的第一个月为正，一月的第一天为朔，所以正朔即正月初一。相传古时王者易姓有改正朔的事情。《尚书大传·略说》：“夏以十三月（孟春建寅之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季冬建丑之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仲冬建子之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三正既然包括殷周，夏时便用“怠弃三正”的话来指责有扈氏，显然与情理不合。但是，此篇既系后人追述，当和篇中“五行”的用法一样，均系后人以当时流行的观念叙述古事。奉正朔为古时大典，故后人以“三正”作为正朔大典的代名。郑玄及孔《传》认为三正指天、地、人之正道。于省吾先生认为：正，长，官长；三正即三公亦谓三卿（见《尚书新证》卷一）。均可备一说，故录以备考。（《尚书译注·甘誓》）

[11]【汇注】

孔安国：用其失道故。剿，截也，截绝谓灭之。（《尚书注疏》卷七《甘誓第二》）

孔颖达：有扈既有大罪，宜其绝灭，故原天之意，言天用其失道之故，欲截绝其命，谓灭之也。剿是斩断之义，故为截也。（同上）

林之奇：剿，截也；截绝，谓殄灭之也。天之殄灭有罪，必假手于人，启为天子，当命德讨罪之任，不敢赦也。（《尚书全解》卷十二《甘誓》）

孙星衍：“剿”一作“劋”。

又：剿者，《说文》云：“劳也。”劳与夭，声相近。《淮南·地形训》云：“食谷者，智慧而夭。”《千金方》引“黄帝问伯高，对曰‘食谷者，则有智而劳神’”，是劳即夭也。《白虎通·寿命篇》云：“随命者，随行为命。若言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矣。”剿，《说文》作“劋”，云：“绝也。”引此文。《广雅·释言》云：“劋，夭也。”言其废捐五常人道，天用夭绝其命。《说文》用“劋”，则孔壁古文也。《汉书·外戚传》云：“命樔绝而不长。”假音字。高诱注《淮南》云：“搔，劳也。”樔即搔字之俗，音相近。（《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四《虞夏书四》）

王世舜：用，因而。剿，灭绝。（《尚书译注·甘誓》）

张大可：剿，断绝。（《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2]【汇注】

班固：王法天诛者，天子自出者，以为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谋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诛之。《尚书》曰“命予维恭行天之罚”，此所以言启自出伐有扈也。（《白虎通德论·三军》）

裴骃：孔安国曰：“共，奉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林之奇：启之为天子，当命德讨罪之任不敢赦也，于是率六师而讨之，岂以快一时之私忿哉！凡所以致天之所罚也。沈同以孟子言燕可伐而伐之，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予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盖非天吏，则不可以行天罚，而为天吏，则不可以不行天之罚，故经载誓师之辞，无不以行天之罚为言者。盖苟非行天罚而用兵，则是志于杀人而已，其何以为后世法乎？（《尚书全解》卷十二《甘誓》）

孙星衍：史迁“惟”作“维”。墨翟书作：“有曰：‘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史迁“恭’为“共”，一作“龚”。

又：史公“惟”作“维”者，凡《尚书》“惟”多作“维”，《熹平石经》同。墨翟书见《明鬼篇》，引《禹誓》云“有曰：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云云，三十字。墨子所见古文《书》，与今本异，或脱简，或孔子所删也。……“共”作“恭”，与《史记》同。高诱注《吕氏春秋》作“龚”，《汉书》《文选》多引作“龚”。《说文》：“，悫也。”“龚，给也。”此恭行天罚，当作“”，悫谨也。言谨行天罚。《白虎通·三军篇》云：“命予惟恭行天之罚。此言开自出伐有扈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四《虞夏书四》）

陈蒲清：共行天之罚，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共，通“恭”。（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共，读恭。（《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3]【汇注】

裴骃：郑玄曰：“左，车左。右，车右。”（《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轼：左，车左也，主射；右，车右，执戈矛。攻，治也。（《东坡书传》卷六《甘誓第二》）

林之奇：启谓我命所以讨有扈者，所以恭天之命，尔之众士亦当恭我之命，而无致失其坐作进退之节也。……攻，治也。在车左者不治其车左之事，在车右者不治其车右之事，与夫在车中者御马而非其正，皆不恭我之命者也。盖左右不治其事，则足以致败，左右治其事而车中者驭之失其正，则亦足以致败。（《尚书全解》卷十二《甘誓》）

蔡沈：左，车左；右，车右也；攻，治也。古者车战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击刺，御者居中以主马之驰驱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甘誓》）

孙星衍：史迁“恭命”俱作“共命”，“正”作“政”。郑康成曰：“左，车左。右，车右。”“汝”一作“若”。

又：攻者，《释诂》云：“善也。”恭命，恭与龚声相近。《说文》云：“龚，给也。”给亦具也，义与共通。史公作“共”者，《释诂》云：“共，具也。”“正”作“政”者，《墨子》亦云“御非尔马之政”。《诗·出车》笺云：“御夫则兹益憔悴，忧其马之政。”亦用此文。是古文作“政”也。郑注见《史记集解》。云“左，车左。右，车右”者，此左右三人共乘一车，谓士卒之车。《鲁颂·閟宫》笺云“兵车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是也。“汝”《墨子》作“若”者，郑注《考工记》云：“若犹女也。”《庄子·齐物论》注云：“若、而，皆汝也。”俱假音字。（《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四《虞夏书四》）

王世舜：古时战车共乘三人，左右各一人，中一人。左一人负责用箭射敌人，右一人负责用矛刺杀敌人，当中一人负责驾车。攻，善。恭，是龚的假借字。《说文》：“龚，给也。”孙星衍说：“给亦具也，义与共通，史公作共者，《释诂》云：‘共，具也。'”故恭在这里是具备的意思。（《尚书译注·甘誓》）

[14]【汇注】

孔安国：御以正马为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尚书注疏》卷七《甘誓第二》）

苏轼：《春秋传》曰：“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菆。’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执俘而还。'”是古者三人同一车而御在中也。车六马两服两骖两，各任其事，御之正也。王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而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此所谓御非其马之正也。（《东坡书传》卷六《甘誓第二》）

俞樾：传曰：“御以正马为政。”樾谨按：《史记·夏本纪》作“御非其马之政”，寻绎枚《传》，似以正马释政字，其所据经文亦当作政也。惟“御非其马之政”于义难通，“政”疑“攻”字之误。上文曰“左不攻于左，女不恭命，右不攻于右，女不恭命”，此文曰“御非其马之攻，女不恭命”，三攻字同义。“御非其马之攻”犹云“御不攻于御也”。攻误作政，犹郑注“工作不休”今误作“正作不休”也，说见《禹贡》“厥赋贞”下。（《春在堂全书·群经平议》卷三）

王世舜：正和政古通用。《吕氏春秋·顺民篇》：“汤克夏而正天下。”高诱注：“正，治也。”这里当指驾驭马的技术。（《尚书译注·甘誓》）

陈蒲清：御，驾车的人。非其马之政，不能正确地驾驭车马。政，通“正”，作动词用。其马之政，是“政（正）其马”的宾语前置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御非三句，御马的人不能运用自如去作战，就以不奉命论处。（《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5]【汇注】

蔡沈：盖左右不治其事，与御非其马之正，皆足以致败，故各指其人以责其事，而欲各尽其职而不敢忽也。（《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甘誓》）

张大可：共命，恭敬地执行命令。（《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6]【汇注】

孔安国：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主行。有功则赏祖主前，示不专。（《尚书注疏》卷七《甘誓第二》）

蔡沈：《礼》曰：“天子巡狩，以迁庙主行。”《左传》：“军行祓社衅鼓。”然则天子亲征，必载其迁庙之主，与其社主以行，以示赏戮之不敢专也。祖左，阳也，故赏于祖；社右，阴也，故戮于社。（《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甘誓》）

王世舜：古时天子亲征，随军带着祖庙的神主和社神的神主，凡赏赐必于祖庙的神主之前，凡惩罚必于社神的神主之前，表示不敢专行。（《尚书译注·甘誓》）

江灏：赏于祖，孔《传》：“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主行，有功则赏祖主前，示不专。”意思是天子亲自征伐时，必定随行带着祖庙的神主，凡是对有功的将士进行赏赐时，必定在祖庙的神主前施行，表示自己不敢独断专行。（《今古文尚书全译·甘誓》）

陈蒲清：祖，祖庙。或说是祖庙中的神主，天子亲征时，携带它一同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7]【汇注】

孔安国：天子亲征，又载社主，谓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则戮之于社主前。社主阴，阴主杀，亲祖严社之义。（《尚书注疏》卷七《甘誓第二》）

蔡邕：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将行师，必于此社授以政。《尚书》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独断》卷上）

孔颖达：奔北谓背阵走也。所以刑赏异处者，社主阴，阴主杀，则祖主阳，阳主生。（《尚书注疏》卷七《甘誓第二》）

杜佑：载社主有奔北者，则戮之主前，以社主阴，故以杀。（《通典》卷一六三《刑制上》）

苏轼：孔子曰：“当七庙五庙无虚主，师行载迁之，主以行，无迁庙则以币，曰主命。”故师行有祖庙也。武王伐纣，师度孟津，有宗庙，有将舟，将舟社主在焉，故师行有社也。戮人必于社，故哀公问社，宰我对以战栗。（《东坡书传》卷六《甘誓第二》）

江灏：戮于社，孔《传》：“天子亲征，又载社主，谓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则戮之于社主前。”（《今古文尚书全译·甘誓》）

陈蒲清：筿，通“戮”，斩杀。社，祭土地神的地方。或说是社中的神主，天子亲征时，也是携带同行的。（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僇于社，天子亲征，必载社主，作战不用，命者杀之于社前。僇，通戮。（《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8]【汇注】

孔安国：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耻累也。（《尚书注疏》卷七《甘誓第二》）

苏轼：戮及其子曰孥。尧舜之世，罚弗及嗣，武王数纣之罪曰：“罪人以族孥戮，非圣人之事也。”言孥戮者，惟启与汤，知德衰矣。然亦言之而已，未闻真孥戮人也。（《东坡书传》卷六《甘誓第二》）

蔡沈：孥，子也。孥戮与上戮字同义。言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将并汝妻子而戮之。战，危事也，不重其法则无以整肃其众而使赴功也。或曰戮，辱也，孥戮犹《秋官·司厉》“孥男子以为罪隶”之孥。古人以辱为戮，谓戮辱之以为孥耳。古者罚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有也。按：此说固为有理，然以上句考之，不应一戮而二义。盖罚弗及嗣者，常刑也。“予则孥戮”者，非常刑也。常刑则爱克厥威，非常刑则威克厥爱。盘庚迁都尚有“劓殄灭之无遗育”之语，则启之誓师，岂为过哉！（《书经集传·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卷之二·甘誓》）

孙星衍：史迁“弗”作“不”，“戮”作“僇”，“孥”作“帑”，一作“奴”。

又：《墨子·明鬼篇》引此文，说云：“赏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言听狱之事也。”又云：“赏于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告听之中也。”祖者庙主，社者社主。《太平御览》三百六引挚虞《决疑要注》曰：“古者帝王出征伐，以齐车载迁庙之主及社主以行，故《尚书·甘誓》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秦汉及魏，行不载主也。”……奴者，《汉书》注：“李奇曰：‘男女徒总名为奴。'”戮者，《广雅·释诂》云：“辱也。”《周礼·司厉》：“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稿。”注：郑司农云：“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故《书》曰：“予则奴戮汝。”《论语》曰：“箕子为之奴。罪隶之奴也。”《汉书·季布栾布传·赞》云：“奴僇苟活。”是亦以奴僇为奴辱也。郑注《周礼》云：“奴，从坐而没入县官者，男女同名。”案：三代已前，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至秦，始有连坐收帑之法。以此说《夏书》，更不合。《周礼·司厉》又云：“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龀者，不为奴。”此先王宽政，七十与未龀，俱不与服戎。有爵者，盖别有罚，故此言奴戮以誓众也。伪《孔》既以为“辱及汝子”，其于《汤誓》又云“权以胁之，使勿犯”，皆失之。史公“戮”为“僇”者，与《墨子》文同。《表》记云：“则刑戮之民也。”《释文》：“戮，本作‘僇’。”《广雅·释诂》：“戮，辱也。”是戮、僇通字。僇，盖《书》古文也。孥，俗字，当为“奴”。郑司农所引，盖今文也。《汉书·王莽传》引此文亦作“奴”。《诗·常棣》“乐而妻孥”疏引此文作“帑”，亦假借字。《说文》以“帑”为“金币所藏”字。（《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四《虞夏书四》）

梁玉绳：附案：帑与孥通用。然古之用刑，父子兄弟不相及，宁有三代盛时，罪及妻子之事乎？考《汉书·王莽传》引《甘誓》此语作“奴戮”，师古曰“戮之以为奴也”。疑古奴、孥亦通借，此可证《经》《史》之异文，诸儒之误解。《汤誓》“孥戮”，《孟子》“不孥”，并同斯义，而《刊误补遗》反以颜注为非，以孔注为是，舛矣。（《竹书》隐王十三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奴与孥同。）（《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俞樾：《传》曰：“孥，子也，非但止女身，辱及女子。”樾谨按：如枚说则经文当言戮女孥矣，非经义也。《周官·司厉》注郑司农云：“今之为奴婢，古之罪人也。”故《书》曰：“予则奴戮女。”《论语》曰：“箕子为之奴。”是古本止作奴，不作孥。《汉书·季布传·赞》曰：“奴僇苟活。”此固《尚书》家旧说。然上文云“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明是诛戮之戮，此承“戮于社”而言，不当别为戮辱之戮，疑奴当读为挐。《文选·长笛赋》注引《苍颉篇》曰：“挐，捽也，引也。”“予则挐戮女”，言予则捽引而戮女也。枚传固非旧说，恐亦未是耳。（《春在堂全书·群经平议》卷三）

王骏图、王骏观：僇，杀也，言并杀僇汝妻子也，非耻辱义。考《书·传》“予则孥僇女，罔有攸赦”，孔安国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者，权以胁之，使勿犯也。与此说又自矛盾，然亦可见僇之常训为杀矣。孙氏《读书脞录》谓孥奴古通，谓僇之为奴也，较孔说为胜。（《史记旧注平议·夏本纪》）

古顺国：《甘誓》全文仅八十八字，《夏本纪》几全录其文，惟多以训诂字代之；本照录其文，而经后人误改，或经文全无，而《史记》增释者亦有之。（《史记述尚书研究·分篇研究·四·夏本纪述甘誓》）

蒋善国：《甘誓》的“予则孥戮汝”，不见于《墨子·明鬼篇》所引《禹誓》（即《甘誓》），显见战国初年的《甘誓》本来没有这句。再说这句的意义与上“不用命戮于社”重复，更足证“予则孥戮汝”这句是秦季后加的。孥是以子女为奴，秦代才有罪及子女的法律。所以《甘誓》“予则孥戮汝”的孥字，《史记》作奴。郑司农的《周礼·司厉》注和《汉书·王莽传》引这句，均作奴。颜师古的《汉书注》说：“奴戮，戮以为奴也。说《书》者以为孥子，戮及妻子，此说非也。”《广雅·释诂》三说：“戮，辱也。”奴戮及奴辱，也就是《汉书·季布栾布传》所说的“奴僇苟活”。按：《汤誓》末也有“予则孥戮汝”这句，《甘誓》的“予则孥戮汝”这句当系秦末整编《尚书》的人增窜的。（《尚书综述》第五编第六章）

王世舜：颜师古《匡谬正俗》卷二：“按：孥戮者，或以为奴，或加刑戮，无有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戮，辱，惩罚的意思。（《尚书译注·甘誓》）

陈蒲清：帑僇女，还要惩罚败退者（上述不用命者）的子女。帑，同“孥”，将子女作奴婢。（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评》第1册）

张大可：帑僇女，还要杀败退者之子女或使为奴婢。帑，通奴，作奴婢。（《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9]【汇注】

吕不韦：夏后相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六卿请复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乎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钟鼓不修，子女不饰，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吕氏春秋》卷三《先己》）

[20]【汇校】

王叔岷：案：《御览》八二引朝作归。（《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杨向奎：《左传》昭公四年云：“六月丙午，楚子合诸侯于申。”椒举言于楚子曰：“臣闻诸侯无归，礼以为归。今君始得诸侯，其慎礼矣！霸之济否，在此会也。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毫之命；周武有盟律之誓；成有歧阳之搜；康有丰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这里面有夏启享钧台之说；今引此段全文者，欲明所以享钧台的性质也。……统而言之皆不外为取威定霸之事，而椒举亦明言“霸之济否，在此会也”。可知其所取之例，亦在其成霸业，使楚取法者。钧台之享，知亦岂伯之举，盖启伐有扈后之事也。杜预注谓钧台在河南阳翟，今为禹县治。伐有扈为启时的最大战事，观《甘誓》之辞，有不两立之势，则知其所关匪小，克有扈而王业成，斯所以有钧台之享也。（《夏民族起于东方考》，载《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6、7合期）

夏后帝启崩[1]，子帝太康立[2]。帝太康失国[3]，昆弟五人，须于洛汭[4]，作《五子之歌》[5]。

[1]【汇注】

裴骃：徐广曰：“皇甫谧曰夏启元年甲辰，十年癸丑崩。”（《史记集解·夏本纪》）

马端临：启，禹子，以甲申嗣位，九年，壬辰崩。（《文献通考》卷二五〇《帝号历年》）

齐召南：启，在位九岁崩，子太康嗣。（《历代帝王年表·夏世表》）

王叔岷：案：《御览》八二引《帝王世纪》云：“帝启……在位九年，年八十余而崩。”（《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2]【汇校】

王叔岷：案：《左》襄四年传疏、哀元年传疏引太并作大，盖故本如此。（《左》哀元年传疏引《书》伪《五子之歌》及《序》、襄四年传疏引伪《五子之歌序》亦并作大康。）（《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陈栎：启崩，子太康立，盘游无度，畋于洛表，十旬弗返，有穷后羿因民咸贰，距于河，废之，立太康弟仲康。（《历代通略》卷一《夏》）

李贽：太康，太康即位，荒逸弗恤国事，畋猎于洛水之表，十旬弗归，有穷后羿因民之怨，距之于河，不得归，后羿乃立太康之弟仲康。（《史纲评要》卷一《夏纪·太康》）

冯梦龙：太康（启之子，在位二十九年），癸巳元岁，王居丧不哀，农政不修，四夷皆叛（时昆吾为盟主，征诸侯，以尊王室，此霸国之始），乃盘游无度，畋于雒水之表，十旬弗归。有穷氏之君后羿为相，因民之怨，距之于河（此篡逆之始），五弟御母以从，遂都阳夏。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五章以怨之。尸位十九年，失国十年而崩，羿立王弟仲康。（《纲鉴统一》卷二《夏纪》）

朱孔阳：太康，启子，十有九岁，畋于洛表，羿距于河。五弟御母以从，遂都阳夏（今太康庙），又十年崩，在位二十九岁。陵在今河南陈州府太康县。（《历代陵寝备考》卷六《夏》）

宫梦仁：太康，启子，在位二十九年，盘游不返，为羿所废。（《读书纪数略》卷十五《统纪类》）

张习孔、田珏：传说太康“盘（乐也）于游田（打猎），不恤民事”，田猎于洛水之北，十旬不归。是时，东夷族有穷氏的首领后羿（又称夷羿），乘夏之衰，入居斟（今河南登封西北，太康所居），“因夏民以代夏政”。太康被拒之于河，不得归国。其昆弟五人与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返，乃作《五子之歌》，以述大禹之戒。

太康在位二十九年（《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帝王世纪》，还有他说）。太康卒，后羿立其弟仲康，而权归后羿。（《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一卷）

[3]【汇注】

孔安国：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反国。（《尚书注疏》卷七《五子之歌第三》）

皇甫谧：太康无道，在位二十九年，失政而崩。（《帝王世纪》卷三《夏》）

苏辙：羿之放太康也，自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灭乐正后夔之子伯封，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虞于原兽，武罗伯因熊、髠、尨、圉皆其贤臣也，弃之不用，而用寒浞。……夏之遗臣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殪，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殪于戈，灭夏后相。相之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妻之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众。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烬以杀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以复禹之迹，是为帝少康。（《古史》卷三《夏本纪》）

司马光：王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穷国之君）因民弗忍王之恶，拒于河，王不得入，国遂废之。立其弟仲康而相之，夏室微弱。（《稽古录》卷五《夏后氏下》）

齐召南：太康，启子。元岁，癸巳。十九岁，畋于洛表，羿拒于河。五弟御母以从，遂都河南阳夏。（《历代帝王年表·夏世表》）

[4]【汇注】

裴骃：皇甫谧云：号五观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苏轼：须，待也。（《东坡书传》卷六《五子之歌第三》）

陈蒲清：须，等待。汭，水北岸。（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5]【汇注】

孔安国：太康五弟与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尚书注疏》卷七《五子之歌第三》）

梁玉绳：“帝太康失国……作五子之歌。”附案：《左传》“夏有观、扈”，比观于三苗、有扈、姺、邳、徐、奄。《楚语》“启有五观”，与丹朱、商均、太甲、管、蔡并号奸子，《韩非·说疑》同。《周书·尝麦解》“五子忘伯禹之命，兴乱凶国”，一亦与蚩尤类举。然皆莫识所出，故《左氏疏》谓史传无文，斯先儒盖阙之义焉，自《汉书·人表》云太康兄弟五人号五观，置之下中等，《地理志》东郡县，名其处为畔观，而韦昭因取以注《国语》，道元《水经·巨洋水注》同，《路史·后纪》及《国名纪》仍之，云“后启五庶子封于卫，是为五观”。夫古未有五人而合封一国者，且既据国以叛，又奚须于洛汭之栖栖乎？倘依伪《古文》之述戒作歌，方将为启之贤胄，奈何夷于叛人奸子也。考《竹书》“帝启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十五年，武观叛，彭伯寿征之，乃来归”。与《国语》称奸子，《周书》称五子合。沈约注武观即五观，《墨子·非乐》下篇有引五观语，盖武、五音近，或相通借，其实一人，非五人也。然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云“卫本观国，姚姓”，则不得为夏之宗室，而况为启子耶？是可疑者。若更以此五子适有五而牵配之，则诬矣。后人又尝以斟灌为五观，而斟灌乃帝相之忠臣，为夏宗室，其国在北海平寿，非东郡之畔观，鄞县全氏祖望《经史问答》论之甚审。然此五子为谁？曰：五子非五观，亦非太康昆弟也。以五子为太康昆弟者始于《人表》，伪《孔传》袭之，而改之云“太康五弟”，欲与“厥弟五人”一语相合，孔《疏》复申之曰“五人自有长幼”。称昆弟嫌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五弟”，而不知《书序》与《史记》并作“昆弟”也。如以为太康之昆弟乎，则连太康在内，不得言五人；如以为太康之弟乎，则仲康又在内矣。何以篇名不曰“五弟之歌”而题曰“五子”，钱唐冯氏景《解舂集》辨之曰，“子者有亲之称，五子者太康之子。《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注谓“太康失国，兄弟五人居于闾巷”，亦非）。五子明是太康子，故曰‘图后’。后果太康之弟仲康立，五子用失家巷。确然可证”。此辨精覈，一扫疑障，余深韪之。至《潜夫论·五德志》谓“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昬德，不堪帝事，降颁（疑作“须”）洛汭，是为五观”，尤属妄谈。或问《书》有“御母以从”之语，安知子者非对母言之欤？曰：否。此晚出伪古文，不足信也。无论太康出畋，不合其母，亦从子盘游，而太康在位时，固已无复母存，阎氏《疏证》卷七《答冯山公语》辨之明矣。（《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日］泷川资言：“太康吴国”以下以下，采《书·五子之歌·序》。（《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俞樾：所谓《五子之歌》，盖即其更作淫声以自娱乐者也。史录其歌，或以为戒乎？且古所谓淫声者，必非如后世《玉树后庭花》之比。疑当日即因《九辩》《九歌》之旧而更新之，亦颇有考定润色之功，方将播之瞽矇，以为一代之雅乐，故史臣不得不录，而孔子亦未尝无取焉。然不能效法禹之明德，而徒斤斤于声音之道，则亦末矣。（《春在堂全集·尚书四》）

张大可：五子之歌，古文《尚书》中篇名。太康嗜畋猎，不理国政，被有扈氏之后羿所灭。当太康往洛水打猎不归之时，昆弟五人在洛水北岸等待，绝望而作《五子之歌》，追述先人大禹之诫命，“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句子即出此篇。（《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太康崩[1]，弟中康立[2]，是为帝中康。帝中康时[3]，羲、和湎淫[4]，废时乱日[5]。胤往征之[6]，作《胤征》[7]。

[1]【汇注】

马端临：太康，启子，以癸巳嗣位，二十九年辛酉，以盘游无度，为有穷后羿距于河，失邦而崩。（《文献通考》卷二五〇《帝号历年》）

齐召南：太康，在位二十九岁，崩于阳夏。（《历代帝王年表·夏世表》）

王士俊：夏太康陵，在太康县城东南二里，按：《书》太康在位十九年，为羿所距，遂居阳夏，后二十九年而崩。（《河南通志》卷四九《陵墓》）

[2]【汇注】

孔安国：羿废太康而立其弟仲康为天子。（《尚书正义》卷七）

【汇评】

林之奇：羿废太康而立仲康，其篡乃在相之世，是则仲康犹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康也，方将执其礼乐征伐之权，以号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始，即命胤侯掌六师，以收其兵权，羲和之罪，虽曰沉乱于酒，然党恶于羿，同恶相济，故胤侯承王命征之，以翦羿羽翼。故终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尽失其权，则羿之篡夏，岂待相而后敢耶！（《古今人物论》卷一《仲康》）

朱孔阳：仲康，太康弟。肇位二岁，命允侯征羲和翦羿羽翼，在位十三年，《路史》十有八岁崩。（《历代陵寝备考》卷六《夏》）

李贽：仲康即位，羿为之相。首命胤侯掌六师，惟时羲和沉湎于酒，遐弃厥司，王命胤侯征之。崩，子相立。（《史纲评要》卷一《夏纪·仲康》）

冯梦龙：仲康（太康弟，即五子之一也，在位十三年），壬戌元岁，仲康即位，羿犹为相。王首命胤侯掌六师。时羲和沉乱于酒，遐弃厥司，至日食大变，尚罔闻知。王命胤侯征之。（《纲鉴统一》卷二《夏纪》）

王叔岷：案：《御览》引《帝王世纪》：“太康无道，在位二十九年，失政而崩。”《左》僖三十一年传疏、襄四年传疏、哀元年传疏、《路史·后纪》十三上及注引中皆作仲，中、仲古通，书伪古文《胤征》亦作仲康。（《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3]【汇校】

王叔岷：案：景祐本提行。（《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4]【汇注】

陈蒲清：羲、和，掌管四时的官。参见《五帝本纪》注。湎淫，沉湎在过度的饮酒中。废时乱日：把四季、日期都扰乱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评》第1册）

张大可：羲、和，羲氏、和氏，掌天文之官。（《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5]【汇注】

孔安国：舍其职官，还其私邑，以酒迷乱，不修其业。（《尚书注疏》卷七《胤征第四》）

裴骃：孔安国曰：“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时之官。太康之后，沉湎于酒，废天时，乱甲乙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6]【汇注】

陈蒲清：胤，仲康的大臣。（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7]【汇注】

孔安国：就其私邑往讨之。（《尚书注疏》卷七《胤征第四》）

裴骃：孔安国曰：“胤国之君受王命往征之。”郑玄曰：“胤，臣名。”（《史记集解·夏本纪》）

牛运震：《夏本纪》述禹，录《皋陶谟》《益稷》等篇，而不及《大禹谟》。按：子长与孔安国同时，《儒林传》载孔氏家藏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以起其家。则古文《大禹谟》，子长自当见之，《夏本纪》阙而不载，得非以其晚出之书，词旨平易，传疑志慎，而不以为据邪？《五子歌》《胤征》等篇，著其事而不录其词，想同此旨。（《读史纠谬》卷一《夏本纪》）

［日］泷川资言：“羲和三面滛”以下，采《书·胤征·序》。（《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陈蒲清：《胤征》，今存《尚书》中。（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中康崩[1]，子帝相立[2]。帝相崩[3]，子帝少康立[4]。帝少康崩[5]，子帝予立[6]。帝予崩[7]，子帝槐立[8]。帝槐崩[9]，子帝芒立[10]。帝芒崩[11]，子帝泄立[12]。帝泄崩[13]，子帝不降立[14]。帝不降崩[15]，弟帝扃立[16]。帝扃崩[17]，子帝厪立[18]。帝廑崩[19]，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20]。帝孔甲立[21]，好方鬼神，事淫乱[22]。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23]。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24]，未得豢龙氏[25]。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26]，学扰龙于豢龙氏[27]，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28]，受豕韦之后[29]。龙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30]，惧而迁去[31]。

[1]【汇注】

马端临：仲康，太康子，以壬戌嗣位，十三年，甲戌崩。（《文献通考》卷二五〇《帝号历年》）

齐召南：仲康，在位十三岁崩，子相嗣。（《历代帝王年表·夏世表》）

[2]【汇注】

皇甫谧：帝相一名相安。自太康已来，夏政凌迟，为羿所逼，乃徙商丘，依同姓诸侯斟灌氏、斟寻氏，羿遂袭帝号为羿帝。（《帝王世纪》卷三《夏》）

王应麟：相徙帝丘，于周为卫（《左传》卫迁于帝丘。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注，相居帝丘，今濮阳）。《外纪》（编者按：刘恕《通鉴外纪》，下同）相为羿所逐，失国，居商丘。依夏同姓诸侯斟灌、斟（今按：商丘，当作帝丘，盖《世纪》之误也。《地理志》“北海寿光县”注，古斟灌，禹后，今灌亭是）。（《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夏都》）

朱孔阳：后相，一曰相安，仲康子，元岁徙都商后，征畎夷，七岁来宾，八岁寒浞杀羿，二十八岁，寒浞杀王于帝丘。后缗归于有仍。（《历代陵寝备考》卷六《夏》）

李贽：相，时权归后羿，相为羿所逐，居商丘，依同姓诸侯斟灌、斟氏。有穷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于原兽，而用寒浞。浞行媚于内，施赂于外，娱羿于畋，外内咸服，乃杀羿自立。浞因羿室生浇，浞使浇灭斟灌、斟氏，杀帝相。相后缗，有仍国君之女，方娠，奔归有仍，生少康。（《史纲评要》卷一《夏纪·相》）

张习孔、田珏：约公元前1936年至公元前1909年　帝相

帝相居帝丘：相，又作后相，亦名相安。自太康以来，夏政凌乱，乃徙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依同姓部落斟灌氏（今河南清丰南）。

帝相征夷：元年征淮夷，二年征风夷、黄夷，七年于夷（居今河南睢县）来宾。

寒浞杀羿：羿代夏政，自恃善射，不修民事，淫于田猎，弃其良臣，而委政于寒浞。寒浞居寒（今山东潍坊东北），原本东夷伯明氏之“谗子”，伯明后以其谗而弃之，后羿用为助手。是时寒浞行媚于内，施赂于外，收买后羿“家众”，乘机杀羿，遂代夏政，自立为帝；又夺羿妻室，生浇与殪，后封浇于过（今山东掖县西北），封殪于戈，以巩固其统治。

寒浞使其子浇杀相：寒浞使其子浇灭斟灌氏，相逃至斟氏，浇又灭斟，杀帝相。相妻后缗有娠，自墙洞逃出，逃归母家有仍氏（今山东济宁东南），生子少康。

夏遗臣伯靡逃奔有鬲氏（今山东德州东南）。

相在位二十八年。（《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一卷）

[3]【汇注】

马端临：帝相，仲康子，以乙亥嗣位，二十八年壬寅，为羿所弑。寒浞杀羿，并灭相，相之臣靡，逃于有鬲氏，相之后还于有仍氏，生少康。至四十一年壬午，靡自有鬲氏灭寒浞而立少康。（《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号历年》）

齐召南：相，仲康子。元岁，乙亥。八岁，寒浞杀羿代立。二十八岁，浞子浇弑王于帝丘，夏祀中绝者四十年。起癸卯至壬午。后缗归有仍，甲辰岁也。明年，癸卯，后缗生少康于有仍。甲子，少康自有仍奔虞。壬午，臣靡灭寒浞立少康，而夏中兴。（《历代帝王年表·夏世表》）

[4]【汇注】

司马贞：《左传》魏庄子曰：“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迁于穷石，因夏人而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人事，而信用伯明氏之谗子寒浞。浞杀羿，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杀于穷门。浞因羿室，生浇及豷。使浇灭斟灌氏及斟寻氏，而相为浇所灭，后缗归于有仍，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遂亡。”然则帝相自被篡杀，中间经羿浞二氏，盖三数十年。而此纪总不言之，直云帝相崩，子少康立，疏略之甚。（《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帝王纪》云：“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先何姓。帝喾以上，世掌射正。至喾，赐以彤弓素矢，封之于，为帝司射，历虞、夏。羿学射于吉甫，其臂长，故以善射闻。及夏之衰，自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帝相徙于商丘，依同姓诸侯斟寻。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于田兽，弃其良臣武罗、伯姻、熊髠、尨圉而信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伯明后以谗弃之，而羿以为己相。寒浞杀羿于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于穷门。浞遂代夏，立为帝。寒浞袭有穷之号，因羿之室，生奡及豷。奡多力，能陆地行舟。使奡帅师灭斟灌、斟寻，杀夏帝相，封奡于过，封豷于戈。恃其诈力，不恤民事。初，奡之杀帝相也，妃有仍氏女曰后缗，归有仍，生少康。初，夏之遗臣曰靡，事羿，羿死，逃于有鬲氏，收斟寻二国余烬，杀寒浞，立少康，灭奡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遂亡也。”按：帝相被篡，历羿、浞二世，四十年，而此纪不说，亦马迁所为疏略也。奡音五告反。豷音许器反。《括地志》：“故城在滑州韦城县东十里。《晋地记》云河南有穷谷，盖本有穷氏所迁也。”《括地志》云：“商丘，今宋州也。斟灌故城在青州寿光县东五十四里。斟寻故城，今青州北海县是也。故过乡亭在莱州掖县西北二十里，本过国地。故鬲城在洛州密县界。杜预云国名，今平原鬲县也。”戈在宋郑之间也。寒国在北海平寿县东寒亭也。伯明其君也。臣瓒云斟寻在河南，盖后迁北海也。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尚书》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此即太康居之，为近洛也。又吴起对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又《周书·度邑篇》云武王问太公“吾将因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括地志》云：“故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阳翟县又是禹所封，为夏伯。”（《史记正义·夏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修订组认为，“收斟寻二国余烬”：“斟寻”疑当作“斟灌斟寻”。按：《正义》上文云“使奡师帅灭斟灌、斟寻”，下引《括地志》分释“斟灌”“斟寻”，是其证也。《左传》襄公四年：“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

司马光：王少康立，夏道中兴。（《稽古录》卷五《夏后氏下》）

王应麟：少康中兴，复还旧都（胡氏曰：少康、靡鬲，真人臣子哉！经营四十年，然后克殄元凶，祀夏配天，不失旧物。《通典》宋州虞城县有纶城，即少康邑，在县东南三十五里）。（《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夏都》）

陈栎：仲康崩，子相立，羿代夏政，相以失国，依于同姓诸侯斟灌及斟氏。羿之家臣寒浞杀羿代之。浞使浇灭二斟，杀夏后相。当是时，夏祚已绝矣。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又逃奔有虞，为之庖正，虞思妻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靡自有鬲氏，收斟灌、斟之遗民以灭浞而立少康，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夏业遂中兴焉。后世言中兴者，当自少康始。（《历代通略》卷一《夏》）

朱孔阳：少康，相子，元岁，后缗生王于有仍。二十二岁，自有仍奔虞，虞思妻以二姚，而邑诸纶。四十岁，夏遗臣靡兴师讨泥，伏诛，奉王践位，夏禹旧绩，夏道复兴，诸侯毕朝，六十有一岁崩。（《历代陵寝备考》卷六《夏》）

李贽：少康既长，为仍牧正，浇使椒求之，奔有虞，为之庖正。虞君思妻之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以兆其谋，以收夏众，而抚其官职。夏有旧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举兵灭浞，而立少康焉，夏道中兴。崩，子杼立。（《史纲评要》卷一《夏纪·少康》）

王叔岷：《索隐》：……然则帝相自被篡杀，中间经羿、浞二氏，盖三数十年。而此纪总不言之，直云“帝相崩。子少康立。”疏略之甚！《正义》：……按：帝相被篡，历羿、浞二世四十年。而此纪不说，亦马迁所为疏略也！案：《御览》引《帝王世纪》：“帝相，一名相安。”景祐本“帝相崩”上空一格，下文每帝崩上皆空一格。《左·襄四年》传疏：“《夏本纪》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马迁说之疏也！”《索隐》《正义》立说相同，并本于孔颖达疏。（《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张习孔、田珏：约公元前1868年至公元前1848年　帝少康

“少康中兴”：初，少康生于有仍氏，及长，为有仍氏牧正（牧官，主畜牧）；因被寒浞追捕，逃奔有虞氏（今河南虞城东北），为庖正（厨官）。有虞氏乃舜之后裔，其君虞思不忍贤者大禹绝后，遂以二女妻少康，并封之于纶（今虞城东北），有田方十里，奴隶五百。少康“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夏遗民），抚其官职（夏遗臣）”。使大臣女艾至浇（寒浞子）处为间谍；使子季杼诱豷（寒浞子）。遂灭浇于过（今山东掖县西北），杀豷于戈，少康回故都阳翟（今河南禹县），重建夏朝，史称“少康中兴。”

少康封庶子于越：传说禹葬会稽（今浙江绍兴），“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以奉守禹之祀。是东南越族远至夏朝已与华夏文化有接触。

少康初作箕帚、秫酒（用粘高粱制酒。少康即杜康，故今有酒曰杜康。《世本》又有“仪狄始作酒醪”之说）。

少康在位二十一年（从《通鉴外纪》，还有他说）。少康卒，子杼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一卷）

陈蒲清：少康，据《左传》等书记载，少康为夏代中兴之主。后羿当权时，帝相逃往商丘，依靠同姓诸侯斟灌氏、斟寻氏。寒浞杀后羿夺位，生子浇及豷。浇灭二斟，杀帝相。帝相妻后缗逃回娘家有仍氏，生下少康。少康艰苦奋斗，在大臣靡的帮助下，灭浇于过，又命后杼灭殪于戈，复兴夏代。（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汇评】

牛运震：后羿篡弑，少康兴复，《左传》载之最详，他书亦间见之，然则姒氏之祚，殆绝而复续者也。此为《夏本纪》一大关键，《史记》阙而不录，直云“帝相崩，子少康立”，若并未有后羿奸夺神器之事者，宜司马贞诸人之讥其疏略也。徐孚远以为史迁时《左传》未出，不知后羿之事，故不著少康之功。此语亦何所据？试观周、秦《本纪》《十二国世家》中采用《左传》者甚多，何得以为史迁不见《左传》乎？（《读史纠谬》卷一《夏本纪》）

梁玉绳：案：《左传》《楚辞》《竹书》，夏自太康失河北国都，为羿所据，仲康虽克自立，而越在河南，未能除羿。帝相更孱，迁于商丘，先经羿篡，继被浞弑，夏统中绝。其后少康灭浞中兴，乱几百年而始定，故魏高贵乡公推尊少康优于汉高祖（见宋裴松之《三国志·魏纪注》）。则历代中兴之主，当以少康为冠，乃《纪》《表》全逸不言，直叙世次，若守成无事者然，深所未晓。《索隐》《正义》及《左传》疏皆讥史公疏略，信矣。而宋黄震《日钞》谓“少康之事迁时已无可考”，殊非，岂未检《吴世家》乎？不载《纪》《表》而别出于《世家》，亦失作史之体。（《史纪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日］泷川资言：《索隐》所引后羿之乱，本《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文。梁玉绳曰：……（编者按：见上文）愚按：《吴太伯世家》，伍子胥引少康事。（《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5]【汇注】

马端临：少康，相子，以壬午灭寒浞，嗣立二十二年，癸卯崩。（《文献通考》卷二五〇《帝号历年》）

齐召南：少康，在位二十一岁崩。子杼嗣。（《历代帝王年表·夏世表》）

宫梦仁：少康，相子，在位二十二年。（《读书纪数略》卷十五《统纪类》）

王士俊：少康陵在太康陵西。（《河南通志》卷四十九《陵墓》）

【汇评】

凌稚隆：按：少康不叙一事，似太略。（《史记评林·夏本纪》）

[6]【汇校】

梁玉绳：附案：《春秋内外传》及《竹书》《世表》皆作“杼”，是也，而此作“予”字，当是省文。然《索隐》本引《纪》作“宁”，引《表》作“予”（今本《世表》亦有作“予”者），复引《世本》作“佇”，《墨子·非儒篇》作“伃”，恐俱因形声相近而讹耳。（《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陈蒲清：予，《左传》作“杼”；《世本》作“季佇”。（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叔岷：《索隐》“音佇。……《国语》云：杼能帅禹者也。”案：景祐本予作宁，下同。《御览》八二引《纪年》亦作宁；又引《帝王世纪》云：“帝宁，一号后予；或曰公孙曼。能率禹之功，夏人报祭之。在位十七年。”《路史·后纪》十三下云：“帝杼，一曰松曼。”注：“见《代历》。《世纪》云：‘或作公孙曼’非。”《索隐》引《国语》云云，黄善夫本、殿本帅并误师，帅与率同。（《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司马贞：音伫。《系本》云季伫作甲者也。《左传》曰杼灭豷于戈。《国语》云杼能帅禹者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朱孔阳：后杼，或作帝宇，一曰伯杼，《史记》作帝予。《路史》一曰松蔓，是为帝舆。少康子，佐父成中兴之功，在位十有七岁。（《历代陵寝备考》卷六《夏》）

张习孔、田珏：约公元前1847年至公元前1831年　帝杼

杼迁都：杼（住，从《国语·鲁语》；还有作季杼、伯杼、伫、予等）北渡黄河，迁于原（今河南济原西北）；又南渡，迁老丘（今河南开封东）。

杼之功绩：杼作甲和矛；使其子征东夷，至于东海；佐其父定寒浞之乱，成中兴之功。

杼在位十七年（从《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还有他说），杼卒，子槐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一卷）

编者按：亭予，冯梦龙《纲鉴统一》卷二《夏纪》作“帝杼”，并注曰：“少康子，在位十有七年”。

[7]【汇注】

马端临：帝杼，少康子，以甲辰嗣立，十七年庚申崩。（《文献通考》卷二五〇《帝号历年》）

齐召南：杼，少康子。元岁，甲辰。在位十七岁崩。子槐嗣。（《历代帝王年表·夏世表》）

[8]【汇校】

梁玉绳：附案：《左传》昭二十九年疏引《世纪》作“芬”，《竹书》及《索隐》引《世本》同，而《史》则作“槐”，盖有二名，故《路史·后纪》云“槐一曰‘芬’也”。《人表》分槐、芬为二人，固误，《竹书》注《外纪》《路史》又谓或名芬发，名祖武，名魁，皆不可信。（《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叔岷：《索隐》：音回。《系本》作帝芬。案：《御览》引《纪年》：“后芬立四十四年。”又引《帝王世纪》：“帝芬，一名帝槐；或曰祖武。在位二十六年。”槐作芬，并与《世本》合。《汉书·人表》亦作芬。（《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司马贞：音回。《系本》作“帝芬”。（《史记索隐·夏本纪》）

朱孔阳：后槐，《竹书》作帝芬，或曰芬发。《路史》是为祖武。杼子，在位二十有六岁。（《历代陵寝备考》卷六《夏》）

冯梦龙：帝槐，杼之子，在位二十有六年。（《纲鉴统一》卷二《夏纪》）

又：辛酉元岁嗣位。三岁，东九夷来御（自注：时弃之后不窟，不修职业，窜于戎狄，后稷官遂废）。（同上）

张习孔、田珏：约公元前1830年至公元前1805年　帝槐

槐（从《史记》《世本》作帝芬；《纪年》作后芬）三年九夷（即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来朝。

槐作“圜土”（监狱）。

槐在位二十六年（从《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帝王世纪》，还有他说），槐卒，子芒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一卷）

[9]【汇注】

马端临：帝槐，杼子，以辛酉嗣立，二十六年丙戌崩。（《文献通考》卷二五〇《帝号历年》）

齐召南：槐，杼子。元岁，辛酉。在位二十六岁崩。子芒嗣。（《历代帝王年表·夏世表》）

[10]【汇校】

梁玉绳：附案：《索隐》于《纪》云“音荒”，于《表》云“一作‘荒’”，《竹书》亦云“帝芒或曰‘帝荒’，”疑“荒”字非。《左传》疏引《世纪》作“芒也”，而《路史》作“芒如”，一名“和”，亦不可信。（《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

王叔岷：案：《御览》引《纪年》：“后芒陟位五十八年。”又引《帝王世纪》：“帝芒，一名和。”《路史》作“帝芒如。”（《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司马贞：音亡。邹诞生又音荒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皇甫谧：帝芬，一名帝槐，或曰祖武，在位二十六年。（《帝王世纪》卷三《夏》）

又：帝芒，一名和，或曰帝芒。（同上）

朱孔阳：后芒，或曰帝荒。《路史》作帝芒如，一曰和槐子。元岁，元圭宾河东巡于海，在位十有八岁。《纪年》，陟年五十八。（《历代陵寝备考》卷六《夏》）

张习孔、田珏：约公元前1804年至公元前1787年　帝芒

芒（从《史记》，《纪年》作后芒或后荒）在位十八年（从《通鉴外纪》，还有他说），芒卒，子泄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一卷）

[11]【汇注】

马端临：帝芒，槐子，以丁亥嗣立，十八年甲辰崩。（《文献通考》卷二五〇《帝号历年》）

齐召南：芒，槐子。元岁，丁亥。在位十八岁崩。子泄嗣。（《历代帝王年表·夏世表》）

[12]【汇校】

梁玉绳：附案：《左传疏》引《世纪》作“世”，盖传写脱“水”旁，《路史》作“洩”可证也。《外纪》或作“宗”，非。（《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叔岷：案：《御览》引《帝王世纪》：“帝泄，一名帝世；或曰泄宗。在位十六年。”《路史》泄作洩。泄、洩，正、俗字。云：“是为世宗。”《注》（编者按：罗苹《路史注》）：“见《年代历》。《世纪》云‘一名帝世。’误。”（《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皇甫谧：帝泄，一名帝世，或曰泄宗，在位十六年。（《帝王世纪》卷三《夏》）

朱孔阳：后泄，《路史》作帝洩，是为世宗。芒子，畎夷之属，六夷来王，始加爵命，在位十有六岁。《路史》二十有六岁陟。（《历代陵寝备考》卷六《夏》）

冯梦龙：帝泄（自注：芒之子，在位十有六年。乙巳元岁，是时六夷从服，始加爵命之制（此夷狄受爵之始）。（《纲鉴统一》卷二《夏纪》）

张习孔、田珏：约前1786年至前1771年　帝泄

泄（从《史记》，《纪年》作后泄；《路史》作洩）时，畎夷等受夏爵命。

泄在位十六年（从《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帝王世纪》，还有他说），泄卒，子不降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一卷）

[13]【汇注】

马端临：帝泄，芒子，以乙巳嗣立，十六年庚申崩。（《文献通考》卷二五〇《帝号历年》）

齐召南：泄，芒子。元岁，乙巳。在位十六岁崩。子不降嗣。（《历代帝王年表·夏世表》）

[14]【汇注】

司马贞：《系本》作“帝降”。（《史记索隐·夏本纪》）

朱孔阳：后不降，《系本》作帝降，《路史》是为帝江，一曰北成泄子，在位五十九岁，逊位于弟扁。十年陟。见《竹书纪年》《日知录》，此内禅之始，然不可考矣。（《历代陵寝备考》卷六《夏》）

梁玉绳：“子帝不降立……弟帝扃立。”案：《索隐》引《世本》作“帝降”，与《史记》《竹书》异，盖脱去“不”字。他若《外纪》《路史》所载不降与扃之名甚众，或为伪撰，或为字讹，俱未可信。又《竹书》谓“三代之世，内禅惟不降，实有圣德，故不降五十九年逊位于扃，至扃十年始陟”，与《史》不同，莫知谁是。（《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叔岷：《索隐》：《系本》作帝降。案：《御览》引《纪年》：“不降……立十九年。”又引《帝王世纪》：“帝不降，一名帝降；或曰北成。”有《注》云：“北字，或作江字。”《路史注》引《世本》亦云：“帝降，或曰北成。”（《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皇甫谧：帝不降，一名帝降，或曰北成。（《帝王世纪》卷三《夏》）

冯梦龙：帝不降，泄之子，在位五十有九年。（《纲鉴统一》卷二《夏纪》）

凌稚隆：按：《竹书纪年》云：“三代之世，惟不降实有圣德。”（《史记评林·夏本纪》）

张习孔、田珏：约公元前1770年至公元前1712年　帝不降

不降（从《史记》，《帝王世纪》作降或作北成）六年伐九苑（国名，其地不详）。

不降在位五十九年（从《通鉴外纪》，还有他说）。不降卒，其弟扃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一卷）

[15]【汇注】

马端临：帝不降，泄子，以辛酉嗣立，五十九年己未崩。（《文献通考》卷二五〇《帝号历年》）

齐召南：不降，泄子。元岁，辛酉。在位五十九岁崩。弟扃嗣。（《历代帝王年表·夏世表》）

[16]【汇校】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之修订本《史记》修订组认为，“弟帝扃立”：高山本作“弟扃立是为帝扃”。

【汇注】

王叔岷：案：《御览》引《帝王世纪》：“帝扃（原误局），一名帝禺；或曰高阳。在位二十一年。”（《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皇甫谧：帝扃，一名帝禺，或名高阳，在位二十一年。（《帝王世纪》卷三《夏》）

朱孔阳：后扃，《路史》号曰高阳，不降弟，在位二十有一岁。（《历代陵寝备考》卷六《夏》）

冯梦龙：帝扃，不降之弟，在位二十有一年。（《纲鉴统一》卷二《夏纪》）

张习孔、田珏：约公元前1711年至公元前1691年　帝扃

扃（从《史记》，《帝王世纪》作局，又名禺），在位二十一年（从《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还有他说），扃卒，于廑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一卷）

[17]【汇注】

马端临：帝扃，不降子，以庚申嗣立，二十一年庚辰崩。（《文献通考》卷二五〇《帝号历年》）

齐召南：扃，不降弟。元岁，庚申。在位二十一岁崩。子廑嗣。（《历代帝王年表·夏世表》）

[18]【汇注】

梁玉绳：附案：《世纪》作“广”，误。《外纪》《路史》载帝名甚多，皆妄。（《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叔岷：案：《御览》引《帝王世纪》：“帝廑，一名顼；或曰董江。在位二十年。”《路史》：“帝廑一曰顿。”《注》：“见《年代历》。《世纪》云：廑，一曰顿。”顿盖顼之误。（《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司马贞：音觐。邹诞生又音勤。（《史记索隐·夏本纪》）

皇甫谧：帝廑，一名顼，或曰董江，在位二十年。（《帝王世纪》卷三《夏》）

朱孔阳：后廑，一曰顿扃子，在位二十有一岁。《路史》立二十岁而陟。《绍运图》二十二。（《历代陵寝备考》卷六《夏》）

陈蒲清：廑：jìn，或音qín。（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习孔、田珏：约公元前1690年至公元前1670年　帝廑

廑（从《史记》《帝王世纪》作顼，《纪年》作胤甲）时，夏又衰，退居西河（今河南安阳东南），在位二十一年（从《通鉴外纪》，还有他说）。廑卒，不降子孔甲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一卷）

[19]【汇注】

马端临：帝廑，扃子，以辛巳嗣立，二十一年辛丑崩。（《文献通考》卷二五〇《帝号历年》）

齐召南：廑，扃子。元岁，辛巳。在位二十一岁崩。不降之子孔甲嗣。（《历代帝王年表·夏世表》）

[20]【汇注】

司马光：王孔甲之时，夏德衰，诸侯多叛之。（《稽古录》卷五《夏后氏下》）

朱孔阳：孔甲，《路史》作帝胤甲，不降子。三岁，采铁铸剑，夏政始衰。在位三十一岁。《路史》在位四十岁。（《历代陵寝备考》卷六《夏》）

张习孔、田珏：约公元前1669年至公元前1639年　帝孔甲

孔甲乱夏：孔甲好方术鬼神事，淫乱；又喜豢龙，蛊惑群众，故诸侯多叛，夏国势日衰。

孔甲使刘累豢龙：刘累，陶唐氏之后，善养龙，事孔甲，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孔甲废豕韦氏（传说颛顼后裔，祝融封于豕韦，豕韦，今河南滑县东南），以刘累代豕韦之后。

孔甲畎于东阳砆山（按《乾隆偃师县志》卷三谓“首阳山，一曰首山，一曰山，在县西北二十八里。”或是。）作《破釜之歌》，为东音之始。

孔甲有《盘盂》铭二十六篇。

孔甲在位三十一年（从《通鉴外纪》。《路史》以胤甲、孔甲为一人，云“在位四十岁”；还有他说）。孔甲卒，子皋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一卷）

[21]【汇注】

梁玉绳：“帝孔甲立……天降龙二。”案：孔甲见《左传》，《路史》依《竹书》作“胤甲”，以“孔甲”为非，乃罗氏之谬也。史公取《左传》晋蔡墨所说豢龙事，其有无不可知，但《传》曰：“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是龙降于天，德之所致也，何言淫乱德衰乎？杜注“乘龙各二”云“合为四”，此言“二龙”亦错。所谓淫乱德衰者，盖误解《左传》扰字耳，然其误实从《周语》来。《国语》不可尽信，其言孔甲乱夏四世而殒，犹言帝甲乱商七世而殒，夫祖甲岂乱商者哉？（《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程金造：按：此太史公用《左·昭二十九年传》事。文说：“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雄雌，孔甲不能食”云云。此乘龙是四龙，因此说河、汉各二。不注此出处，则易使读者误其句读。所以后世点读《史记》者多以为“天降龙二”为句，有雄雌为句。这就失掉太史公文章句法了。（《论〈史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三家注解》，载《文史》第7辑）

[22]【汇校】

［日］泷川资言：李笠曰：“方”，读如《论语》“子贡方人”之“方”。谓孔甲好比方鬼神，而事淫乱。愚按：“方”字疑衍。《三代世表》“好鬼神淫乱”，《封禅书》《郊祀志》“淫德好神”，皆下无“方”字。（《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叔岷：案：《御览》引“方”下有“术”字。（《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吕不韦：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萯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见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胜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子长成人，幕动坼橑，斧斫斩其足，遂为守门者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吕氏春秋》卷六《音初》）

陈蒲清：好方鬼神，迷信鬼神。《史记考证》据《三代世表》《封禅书》《郊祀志》，认为“方”是衍文。事淫乱：做事没有节制，违反道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23]【汇校】

王叔岷：案：《御览》引畔作叛（下文“而诸侯多畔”，亦引作叛），古字通用。《路史》亦作叛。（《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24]【汇注】

张守节：食，音寺。（《史记正义·夏本纪》）

陈蒲清：食，喂养。（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25]【汇注】

裴骃：贾逵曰：“豢，养也。谷食曰豢。”（《史记集解·夏本纪》）

凌稚龙：按：《困学纪闻》云：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后汉有侍御史扰龙宗，岂其苗裔欤？（《史记评林·夏本纪》）

张大可：豢龙氏，有养龙技术的氏族。（《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陈蒲清：豢龙氏，有养龙技术的部落。豢，饲养。（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丁山：帝舜赐之姓曰董，氏之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

证之范宣子云：“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见《左传》襄二十四年）蔡墨所云，当有依据。是夏后氏当有豢龙之俗也。不宁惟是。……

豢龙氏，《左传》杜预注云“官名”。余谓豢龙犹御龙，亦由民族图腾神话演来。以豢龙为图腾者，据《左传》云有鬷夷。……《郑语》：“卜请其漦而藏之。”韦《注》：“漦，龙所吐沫，龙之精也。”余谓漦读为螭。《吕览·举难》：“螭食乎清而游乎浊。”高《注》：“螭，龙之别也。”《楚辞·河伯》：“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洪氏《补注》引《说文》云：“螭如龙而黄，北方谓之土蝼。一说，无角曰螭。”司马相如《大人赋》：“驾应龙象舆之蠖略委丽兮，骖赤螭青蛇之蚴蟉蜿蜒。”文颖《汉书注》：“龙子为螭。”龙子无角者为螭。窃疑九犁即九龙矣。（《禹平水土本事考》，载《文史》第34辑）

[26]【汇注】

裴骃：服虔曰：“后，刘累之为诸侯者，夏后赐之姓。”（《史记集解·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刘累故城在洛州缑氏县南五十五里，乃刘累之故地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王叔岷：《集解》：“服虔曰：后，刘累之为诸侯者。夏后赐之姓。”案：后字景祐本同。黄善夫本、殿本并作後，《御览》引同。（《左·昭二十九年》传亦作後，襄二十四年《孔疏》引作后）。作后是故书，《正义论字例》所谓“後字作后”，此其验也。黄善夫本《集解》后字尚存其旧，殿本亦改为後矣。《汉书·人表》累作絫，师古《注》：“古累字。”（《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张大可：刘累，诸侯名，故城在河南偃师县南。（《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27]【汇注】

裴骃：应劭曰：“扰音柔。扰，驯也。能顺养得其嗜欲。”（《史记集解·夏本纪》）

邵泰衢：变化不测之为龙，非牛马之可豢也。畜牛以栏，牧马以厩，豢龙必当以江海矣。江海可以赴蹈而扰之乎？且学扰者必先得龙，龙不可得，安从学哉？《竹书》曰：夏孔甲元年，废豕韦氏，使刘累豢龙，盖非豢养其龙也，豢龙者豢龙氏，乃诸侯之氏族，如豕韦氏也。曰使刘累豢龙者，命刘累为豢龙氏也。今曰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何哉？曰：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者是也。（《史记疑问》卷上《禹纪》）

陈蒲清：扰，驯养。（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28]【汇注】

裴骃：服虔曰：“御亦养。”（《史记集解·夏本纪》）

张大可：御，养。（《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29]【汇注】

裴骃：徐广曰：“受，一作‘更’。”骃案：贾逵曰“刘累之后至商不绝，以代豕韦之后。祝融之后封于豕韦，殷武丁灭之，以刘累之后代之。”（《史记集解·夏本纪》）

梁玉绳：附案：徐广谓：“受一作‘更’”，与《左传》合。盖古字通用，《周纪》“膺更大命”，一本作“受”。惠氏栋《左传补注》曰“《周礼》‘巾车岁时受读’，杜子春云‘受当为“更”'。《仪礼·燕礼》及《大射仪》注皆云古文‘更’为‘受’，是古今字也”。（《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叔岷：《集解》：“徐广曰：‘受，一作更。’骃案贾逵曰：‘刘累之后，至商不绝，以代豕韦之后。……'”梁玉绳云：“徐广谓‘受’一作‘更’。与《左传》合。盖古字通用。《周纪》：‘膺更大命。’本作受。”案：《左·昭二十九年》传受作更。《集解》引《贾逵注》“以代豕韦之后”，正以代释更。此文作受，乃更之误。更正作，与受形近，故致误耳。《周本纪》之“膺更大命”，更又受之误也。梁说非。（《史记斠证》卷二）

司马贞：按：《系本》豕韦，防姓。（《史记索隐·夏本纪》）

陈蒲清：豕韦，祝融氏的后代。贾逵曰：“刘累之后至商不绝，以代豕韦之后。祝融之后封于豕韦，殷武丁灭之，以刘累之后代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大可：豕韦，防姓氏族。祝融之后封于豕韦。（《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30]【汇注】

陈蒲清：求，寻找，即命令刘累再找龙。（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31]【汇注】

裴骃：贾逵曰：“夏后既飨，而又使求致龙，刘累不能得而惧也。”《传》曰迁于鲁县。（《史记集解·夏本纪》）

凌稚隆：按：贾逵云：夏后既饷，而又使求致龙，刘累不能得而惧也，迁于鲁县，以自贬退。（《史记评林·夏本纪》）

［日］泷川资言：“天降龙二”以下，采《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言。中井积德曰：不知其龙，食而甘之，已又求之，龙肉不可得，故惧而去耳。方苞曰：天降龙二，此何关典要？不宜入本文。愚按：此史公记刘氏所自出耳。（《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张大可：夏后食龙，又使刘累求龙，刘累不能得，惧而逃去。（《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孔甲崩[1]，子帝皋立[2]。帝皋崩[3]，子帝发立[4]。帝发崩[5]，子帝履癸立[6]，是为桀[7]。帝桀之时[8]，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9]，百姓弗堪[10]。乃召汤而囚之夏台[11]，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12]，遂放而死[13]。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14]，使至此[15]。”汤乃践天子位[16]，代夏朝天下[17]。汤封夏之后[18]，至周封于杞也[19]。

[1]【汇注】

马端临：帝孔甲，厪子，以壬寅嗣立，三十一年壬申崩。（《文献通考》卷二五〇《帝号历年》）

齐召南：孔甲，不降子，元岁，壬寅。在位三十一岁崩。子皋嗣。（《历代帝王年表·夏世表》）

[2]【汇注】

皇甫谧：帝皋，一曰皋苟。（《帝王世纪》卷三《夏》）

冯梦龙：帝皋，孔甲子，在位十有一年。复豕韦氏之国。（《纲鉴统一》卷二《夏记》注）

朱孔阳：后皋，“皋”或作“”，《竹书》作帝昊，《路史》是为皋简。孔甲子，在位十有一岁，葬崤南陵，在今河南府永宁县。（《历代陵寝备考》卷六《夏》）

又：《左传》蹇叔曰：“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林注曰：“即今之函谷关。按函谷旧关在今河南陕州灵宝县。老聃西度，田文东出，皆在此函谷。新关在今河南新安县，即项羽坑秦卒处。（同上）

王叔岷：案：《御览》引《纪年》：“后昊立三年。”有注云：“帝皋也。”又引《帝王世纪》：“帝皋一名皋茍。”（《路史注》引《世纪》皋苟作皋简）（《史记斠证》卷二）

张习孔、田珏：约公元前1638年至公元前1628年　帝皋

皋（从《史记》。《纪年》作后昊；《帝王世纪》作皋苟），在位十一年（从《通鉴外纪》，还有他说）。皋卒，其墓在殽（《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今河南陕县雁翎关村有传说中的夏后皋墓。）子发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一卷）

[3]【汇注】

裴骃：《左传》曰皋墓在殽南陵。（《史记集解·夏本纪》）

马端临：帝皋，孔甲子，以癸酉嗣立，十一年癸未崩。（《文献通考》卷二五〇《帝号历年》）

齐召南：皋，孔甲子。元岁，癸酉。在位十一岁崩。子发嗣。（《历代帝王年表·夏世表》）

［日］泷川资言：《国语·周语》：“孔甲乱夏，四世而陨。”《正义》依僖卅二年《左传》。（《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恢：《纪要》（编者按：《读史方舆纪要》，下同）（四六）：……所谓崤有二陵，则石崤之山也。《括地志》，文王所避风雨，即东崤山，俗亦号为文王山，在夏后皋墓北可里许。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崤。（《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

[4]【汇注】

冯梦龙：帝发，皋之子，在位十有三年。（《纲鉴统一》卷二《夏纪》注）

朱孔阳：后发，《路史》作帝敬发，一曰惠，是为后敬，或曰发惠，皋子。元岁，诸夷宾于王门，在位十有九岁。《路史》十有二岁陟。注：《帝王本纪》十三，《外纪》十一。（《历代陵寝备考》卷六《夏》）

张习孔、田珏：约公元前1627年至公元前1615年帝发

发（从《史记》。《纪年》作后敬或发惠）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

发七年泰山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地震记录。

发在位十三年（从《通鉴外纪》，还有他说）。发卒，子履癸立，是为桀（《史记·夏本纪》《索隐》引《世本》作发与桀为兄弟，俱是皋子。此从《史记》。（《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一卷）

[5]【汇注】

皇甫谧：帝发，十三岁陟。（《帝王世纪》卷三《夏》）

马端临：帝发，皋子，以甲申嗣立，十九年壬寅崩。（《文献通考》卷二五〇《帝号历年》）

齐召南：发，皋子。元岁，甲申。在位十九岁崩。子癸嗣。（《历代帝王年表·夏世表》）

[6]【汇注】

朱孔阳：后癸，发子，《路史》作发弟，是为桀。三十三岁，伐蒙山，有施氏献妹喜，嬖之，五十二岁，夏亡。明年，成汤十有八祀，誓师伐夏，放桀于南巢，今江南庐州府巢县东北，有居巢故城，三年，死于亭山。（《历代陵寝备考》卷六《夏》）

李贽：履癸，自孔甲以来，诸侯多叛，桀尤为无道，天下颇怨而患之。桀有力，能申铁钩索。伐有施氏，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所言皆从。为琼宫、瑶台、肉山、脯林，酒池可以运船，糟堤可望十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妹喜笑，以为乐。是时星殒、地震、伊洛竭、泰山崩，灾异迭见。关龙逢谏：“君用财若无穷，杀人若不胜，民惟恐君之后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佑，盍少悛乎！”桀曰：“吾有天下，如天有日，日亡吾乃亡。”遂囚逢而杀之。汤闻叹息，使人哭之，桀囚于夏台，已而得释，桀无道益甚，汤伐之，放于南巢而死。（《史纲评要》卷一《夏纪·履癸》）

齐召南：癸，发子。元岁，癸卯。二十一岁，公刘自狄迁于豳。三十六岁，商汤征葛。四十二岁，囚汤于夏台，寻释之。（《历代帝王年表·夏世表》）

[7]【汇校】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修订组认为，“子帝履癸立是为桀”：高山本作“子履癸立是为帝桀”。

【汇注】

司马贞：桀，名也。按：《系本》帝皋生发及桀。此以发生桀，皇甫谧同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司马光：王桀，都安邑。灭德作威，敷虐于万方百姓。用兵伐有施，得其女末喜，嬖之，荒淫无度。有以危亡为谏者，桀自恃天命，指日曰：“是日何时丧乎，予及汝偕亡！”关龙逢强谏，桀杀之，诸侯多叛桀归商汤。桀囚汤于夏台，欲杀之，既而释之。汤乃与伊尹兴师伐夏，与桀战于鸣条，克之，桀奔南巢。夏后氏遂失天下。夏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三十二。（《稽古录》卷五《夏后氏下》）

王应麟：《战国策》称桀之居，左天门之险（上党天井关即天门也），右天溪之阳，成皋在其北，伊、洛出其南。吴起对魏武侯亦言：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羊肠坂在太原晋阳西北九十里。《史记正义》《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书》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此即太康居近洛也……）。《书·汤誓》注桀都安邑（鸣条之野，地在安邑之西鸣条陌，服虔曰：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东之界）。（《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夏都》）

梁玉绳：“子帝皋立。……是为桀。”案：皋与发之名，《竹书》《路史》所载不同，皆未可信。惟《竹书》言“帝癸一名桀”，甚是，《史》误多一“履”字，不然，汤并时名履，岂有君臣同名之理乎？《外纪》《路史》反从《史记》作“履癸”，谬也。至《索隐》引《世本》谓“皋生发及桀”，疑非。杜注僖三十二年《左传》云“皋，桀之祖父”，是杜不从《世本》矣。（高诱注《吕氏春秋·初音篇》云“孔甲，皋之父，发之祖，桀之宗”。注《当染》《不侵篇》云“桀，皋之孙，发之子”，亦不从《世本》）。（《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顾颉刚：《古本竹书纪年》云：“后桀伐岷山，进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太平御览》卷一百三十引）岷山盖即蒙山，亦即有缗。桀伐岷山取二女以致亡国，故曰“桀克有缗以丧其身”。……扬雄《宗正卿箴》云：“昔在夏时，少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少康取有仍二女致五子家关，与桀取有缗二女致亡国之事正相类。（《有仍国考》，载《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0期）

王叔岷：案：“帝皋崩”上，“帝发崩”上，下文“帝桀之时”上，景祐本皆空一格。《御览》引《纪年》：“后发，一名后敬；或曰发惠。”有注云：“其子立为桀。”（《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陈蒲清：桀，夏帝名，《世本》说桀是帝发的弟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张习孔、田珏：约公元前1614年至公元前1562年　帝桀

帝桀无道　桀居斟（今河南登封西北。一说在今河南偃师二里头）。桀不务德而荒淫暴虐：宠爱妹喜（又作末喜、妹喜），为之“作琼宫瑶台，殚（丹，竭尽）百姓之财”；为肉山酒池，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以虎入市，而视其惊；太史令终古泣谏，不听，终古奔商；大臣关龙逢（一作豢龙逢）多次进谏，为桀囚杀。由于桀“残贼海内，赋敛无度”，遂使“万民甚苦”，“百姓弗堪”。故夏民曰：“时（这个）日（指桀）曷丧，予与汝皆（通偕）亡”，是以夏亡有日。

桀十年，“夜中星陨如雨”，此记载如可信，乃是我国最早流星雨之记录。是年，地震，伊、洛竭。

商使伊尹（名伊，尹乃官名；一说名挚，传说奴隶出身，原为有莘氏女陪嫁之臣，汤用为“小臣”）至夏，告以尧舜之道，桀不听。伊尹复归于亳（今河南商丘北）。

桀召汤，囚之于夏台（监狱名，又名钧台，今河南禹县南），已而释之。

桀会诸侯于仍（今山东济宁东南），有缗氏（今山东金乡）叛夏。桀灭有缗，而夏之元气大伤。

汤灭夏　汤率诸侯伐桀，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之野，桀败走，死于南巢（今安徽巢县，一说死于鸣条），在位五十二年（从《通鉴外纪》，还有他说。灭夏之年，计入商朝）。夏亡。夏“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一卷）

[8]【汇注】

裴骃：谥法：“贼人多杀曰桀。”（《史记集解·夏本纪》）

施之勉：罗苹曰：桀，名也。或以为号为谥，俱非。（《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夏本纪第二》）

[9]【汇注】

凌稚隆：按：《大纪》云：桀能申钩、索铁，负恃其力，不务德而武伤百姓，为琼室象廊，瑶台玉床，行淫纵乐，为肉山、脯林、酒池，以为戏剧。（《史记评林·夏本纪》）

冯梦龙：自孔甲以来，诸侯多叛。桀有力，能申钩索铁，尤为无道。听于赵梁，贪虐荒淫，武伤百姓，天下颤怨。时诸侯或不朝，桀伐蒙山有施氏，得其女妹喜，以为元妃，有宠，所言皆从，筑顷宫，为琼室瑶台，殚百姓之财，肉山脯林，酒池可以运船，糟堤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以为戏乐。（《纲鉴统一》卷二《夏纪》）

王叔岷：案：《御览》引“武”作“虐”。《大戴礼·少閒篇》：“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泆于乐，德昏政乱，作宫室高台、汙池土察，以民为虐。粒食之民，惛焉几亡。”《御览》七六七引《史记》：“桀有力，能伸钩、索铁。”今本《史记》无此文。《淮南子·主术篇》：“桀之力，制觡、伸钩、索铁、歙金。”或《御览》误以《淮南子》之文为《史记》也。……焦氏《易林》九注引《史记》：“夏桀为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汤伐之，放于南巢。”今本《史记》无此文。（《史证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陈蒲清：武伤百姓，用暴力伤害百姓（指诸侯、百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0]【汇评】

韩婴：昔者桀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而牛饮者三千，群臣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于亳，亳亦大兮！”又曰：“乐兮乐兮，四牡骄兮，六辔沃兮，去不善兮。善何不乐兮！”伊尹知大命之将去，举觞造桀曰：“君王不听臣言，大命去矣，亡无日矣！”桀相然而抃，盍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犹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于是伊尹接履而趋，遂适于汤，汤以为相，可谓“适彼乐土，爰得其所”矣。（《韩诗外传》卷二）

[11]【汇注】

司马贞：狱名。夏曰均台。皇甫谧云“地在阳翟”是也。（《史记索隐·夏本纪》）

梁玉绳：案：《外纪》本《世纪》言“桀杀关龙逢，汤使人哭之，乃囚于夏台”。又《路史》本《太公金匮》言“桀以谀臣赵梁计，召汤囚之钧台”，故褚先生补《龟策传云》“桀有谀臣，名曰赵梁，教为无道，系汤夏台”，此可补《史》缺。（《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日］泷川资言：《书·汤誓》云：“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立政》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国语·晋语》史苏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与伊尹比而亡夏。”《左传》昭公四年：“椒举曰：夏桀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古书记桀事，可信者不过若是。崔述曰：“《韩诗外传》云：‘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新序》云：‘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按：古者人情质朴，虽有荒淫之主，非有若后世秦始、隋炀之所为者。且桀岂患无酒，而使之可运舟，望十里，欲何为者？皆后世猜度附会之言，如子贡所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者。”（《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恢：《郡国志》：“颍川郡、阳翟，禹所都，有钧台。”阳翟，今河南禹县，钧台即夏台。《世纪》云：台在县西。《汇纂》：县北关外有遗址。《左》昭四年杜注，县南有钧台陂。《竹书》：“帝启即位居夏邑，大飨诸侯于钧台。诸侯从帝归于冀都。”阳翟，夏宗邑也。禹启都山西安邑。旋即东向发展，伐有扈，太康迁斟，前后凡十迁。（《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张大可：夏台，狱台，在今河南禹县。（《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

[12]【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地在安邑之西。”郑玄曰：“南夷，地名。”（《史记集解·夏本纪》）

马端临：帝履癸，是为桀，以癸卯嗣立，五十三年乙未，以失道为殷汤所伐，战于鸣条，师败，汤放之南巢，夏亡。（《文献通考》卷二五〇《帝号历年》）

周祈：鸣条二：一亭名，在陈留，《孟子》“舜卒于鸣条”；一邑名，今安邑县，《伊训》“造攻自鸣条”。（《名义考·地部·沧浪苍梧鸣条熊耳各二》）

施之勉：按：《御览》八十二引许慎《淮南子注》云：鸣条，今陈留平丘地。（《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夏本纪第二》）

雷学淇：鸣条有四说：《礼记》谓：“舜勤民而野死，葬于苍梧之野。”《书》曰“陟方乃死”，汉儒解此皆谓是舜南巡狩，死而葬焉。故郑康成云：“鸣条，南夷地名”。《书序》谓汤与桀战于鸣条，《帝王世纪》云“安邑县西有鸣条陌”，伪《孔传》窃其说，故曰鸣条在安邑之西。孟子以鸣条为东夷地名，故赵注曰“负海也”。《纪年》沈约注用其说，谓“鸣条有苍梧山，帝崩，遂葬焉”。此兼取《山海经》郭注郁州之地。三说之外，《书·正义》引或曰：陈留平邱有鸣条亭。据《太平御览》八十二卷引《淮南子》注，有此说，今所行高诱注无之，当是许慎注也。后人择之，各主一说。汉人大多从苍梧九疑巡狩南方之说。此与《帝典》《檀弓》《祭法》合矣。而韩昌黎《黄陵庙碑》尝引《纪年》以驳之，与《孟子》东夷千里之文实不合，朱子《或问》，广川《家学》，罗泌《路史》皆从安邑之说。谓河中有帝舜冢，此与《世纪》、伪《书传》合矣。而与《孟子》东夷千里之文亦不合。《困学纪闻》从赵注、郭注、沈注之说，谓苍梧山在海州，近莒之纪邑，此与《孟子》东夷、《礼记》苍梧及《墨子》《吕览》舜葬纪市之文悉合矣。而海州去岐郢四千里，且地与羽山接壤，帝方以为罪人之居而投之魑魅，何帝以百余岁人远践此地乎？安邑在豫冀之西，去毕郢不足千里，九疑在冀豫之南，去岐郢二千余里，此与本经皆不合。惟陈留平邱之鸣条，与《孟子》之言相准。意者虞帝东巡之后，由岱而衡，路出平邱，遂卒于此欤？然不可确知矣。《元和郡县志》谓陈留华墟有鸣条之野。（《介庵经说》卷九《孟子·鸣条》）

陈蒲清：鸣条，地名。又名高侯原。孔安国说在安邑（古安邑今属山西省夏县）西北。一说在安邑北。郑玄说是南夷之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王恢：《殷纪》：“桀败有娀之虚，奔于鸣条。”《律书》：“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书序》：“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战于鸣条之野。”《尸子》：“桀放于历山。”（《御览·皇王部七》引濮阳东南有历山）。《荀子·解蔽》：“桀死于亭山。”（王念孙曰：当作鬲山，鬲与历同）《淮南子·主术》：“汤革车三百乘，困之鸣条，禽之焦门。”（高注：焦或作巢）。《本经》：“汤革车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于夏台。”《修务》：“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高注：历阳之山）。本纪《正义》引《淮南子》曰：“汤败桀于历山，与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而死。”……鸣条有二：（一）本纪《集解》引孔安国说：“地在安邑之西。”《殷纪》《正义》引《括地志》曰：“安邑县北三十里南阪口，即古鸣条陌。鸣条战地在安邑西。”此说以桀都安邑说也。（二）《太平御览》（八二）引许慎《淮南注》：“鸣条在今陈留平丘。”《尚书疏》：“陈留平丘有鸣条亭。”平丘，今长垣县西南。《寰宇记》（一）：“鸣条在陈留县北九十里。”盖夏先起韦、顾九夷之师征商，自鸣条次于有娀之虚（契母简狄有娀氏女，定陶西南有戎城，近于亳），汤败之，再败于鸣条，追顾及郕。其后汤再伐韦顾，并征昆吾，遂伐夏——一军直捣昆吾，一军升自陑，遂残夏，放桀于南巢。“汤十一征”，旧籍简括，故不一其说也。复次言夏都所在：《竹书》：桀即位居斟寻，十三年迁河南。《周纪》，武王至于成周，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天室，营周洛邑而后去。”《战国策·魏策》，吴起对魏武侯曰：“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险，而右天溪之阳，成皋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又曰：“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很明白的说在洛阳——或即偃师之二里头，自启东迁以后，不再还都安邑。再言“陑”，《说文》无陑字，亦未见于他书，盖“陉”讹也。密县有陉山，山在县东南，禹县之东北，自古称为要隘，正当商军东来之道。《路史·发挥》（六）《伐桀升陑辨》，以桀都安邑，陑在安邑西南，空发谬论。再言“南巢”，《左》哀十一年，卫庄公处太叔疾于巢，《寰宇记》（二）“巢亭在寰邑（睢）南二十里。”在亳之南，故曰南巢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史之修订本《史记》修订组认为，“汤败桀于历山”：“败”疑当作“放”。按：本书卷二五《律书·正义》引《淮南子》作“放”。《淮南子·修务训》：“（汤）乃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

[13]【汇校】

王叔岷：《本经篇》：“汤乃以革车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台。”《主术篇》：“汤革车三百乘，困之（桀）鸣条，擒之焦门。”（高《注》：“焦，或作巢。”庄逵吉云：“焦与巢古字通。”）《正义》引《淮南子》云云，《律书正义》亦引之，盖《淮南子》许慎《注》。《列女传》：“汤遂放桀，与末喜嬖妾同舟流于海，死于南巢之山。”（又见《御览》引《帝王世纪》。）当即许《注》所本。《大戴礼·少閒篇》：“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孙桀即位。”《三代世表》亦云：“从禹至桀十七世。”《御览》引《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焦氏《易林》二《注》引《史记》：“夏历世四百七十八年。”今本《史记》无此文，疑误以《纪年》为《史记》，八当作一。又案：《索隐》云云，与《集解》重出，黄善夫本、殿本并无之。（《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汇注】

皇甫谧：帝桀淫虐有才，力能伸钩索铁，手搏熊虎，多求美女，以充后宫，为琼室瑶台，金柱三千，始以瓦为屋，以望云雨。大进侏儒倡优，为烂漫之乐，设奇伟之戏，纵靡靡之声，日夜与妹喜及宫女饮酒，常置妹喜于膝上。妹喜好闻裂缯之声，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以人驾车，肉山脯林，以酒为池，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余人。醉而溺水。以虎入市，而视其惊。伊尹举觞造桀，谏曰：“君王不听群臣之言，亡无日矣！”桀闻乃哑然叹曰：“子又妖言矣！天之有日，由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也。”两日斗蚀，鬼呼于国，桀醉不寤。汤来伐桀，以乙卯日战于鸣条之野，桀未战而败绩。汤追至大涉，遂禽桀于焦，放之历山。乃与妹喜及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帝王世纪》卷三《夏》）

裴骃：徐广曰：“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骃案：《汲冢纪年》曰“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矣”。（《史记集解·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庐州巢县有巢湖，即《尚书》‘成汤伐桀，放于南巢’者也。《淮南子》云‘汤败桀于历山，与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国语》云‘满于巢湖’。又云‘夏桀伐有施，施人以妹喜女焉’。”女音女虑反。（《史记正义·夏本纪》）

钱大昕：《殷本纪》注引《汲冢纪年》曰：“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以今本《纪年》考之，此二条皆在附注中。相传附注出沈约之手，而《梁书·约传》不载其事，《隋·经籍》《唐·艺文志》俱不言沈约有附注，则流传之说不足据也。裴氏生于休文之前，其注《史记》已引此文，则注非休文所作益明白矣。《晋书·束晳传》称《竹书》之异云：“益干天位，启杀之。”《史通》引《竹书》云：“益为后启所诛。”（见《疑古》《杂说》等篇）。而今《竹书》云夏启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六年，伯益薨。然则今本《竹书》出于宋以后人伪托信矣。（《三史拾遗·史记卷一·夏本纪》）

朱孔阳：夏起禹元岁丙子，终桀五十二岁甲午，凡十有七王，共计四百三十有九年。盖自禹摄政之年通数之，则四百五十有八年也。《路史》夏氏凡四百八十有三岁。（《历代陵寝备考》卷六《夏》）

徐文靖：《笺》按：《舆地志》曰：巢县卧牛山后有桀王城。《晋书·地理志》注云：桀死于是，未详。今据《竹书》桀卒于亭山，是即巢县之卧牛山矣。（《竹书纪年统笺》卷五《殷商成汤·夏桀卒于亭山，禁弦歌舞》）

陈蒲清：放，放逐。放逐地是南巢（今安徽省巢湖）；与郑玄所说的南夷之地鸣条，实际上是一个地方，音近而写法不同。（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汇评】

孟子：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孟子译注·离娄上》）

又：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雀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同上）

[14]【汇评】

杨慎：《淮南子》云，桀囚于焦门，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杀汤于夏台。纣拘于宣室不自反其过，而悔不诛文王于羑里。天下非一汤文也，杀一人则必有继之者矣。（引自《史记评林·夏本纪》）

[15]【汇注】

［日］泷川资言：《书·汤誓·序》云：“伊尹相汤，与桀战于鸣条之野。”崔述曰：“汤之伐桀，传纪皆未详载其事。《孟子》书中有汤放桀之文。《国语》云：桀奔南巢。《史记》云：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则是桀兵败出奔，未尝死也。《尚书大传》亦称士民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南徙，则是桀逃于外，汤未尝追袭之，以是谓之放也。虽其言或不能无附会，要其情形，大概于理为近。”李笠曰：“《正义》云‘满于巢湖’，案：《国语》无此语。”（《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又：吴王夫差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韩信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悔恨之言，如出一口。（同上）

[16]【汇注】

古史官：汤放桀，归于亳，三千诸侯大会。汤退再拜，从诸侯之位。汤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处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宜久处之。”汤以此让，三千诸侯莫敢即位。然后汤即天子之位。（见《逸周书》卷九《殷祝解》）

冯梦龙：伊尹说汤以伐夏救民之事，始征葛，继伐昆吾，桀起九夷之师不至。汤伐桀，费昌为御。桀曰：“吾悔不杀汤于夏台，使至此！”战于鸣条，不胜，奔于三朡之国，汤又从而伐之，放于南巢。诸侯大会，汤退而就诸侯之位，曰：“天下惟有道者可以处之。”三让，诸侯皆推汤，于是即天子位。（《纲鉴统一》卷二《夏纪》）

[17]【汇注】

皇甫谧：自禹至桀，并数有穷，凡十九王，合四百三十二年。禹一，启二，太康三，仲康四，相五，羿六，寒浞七，少康八，杼九，槐十，芒十一，泄十二，降十三，扃十四，廑十五，孔甲十六，皋十七，发十八，桀十九。（《帝王世纪》卷三《夏》）

陈栎：自禹六世而为少康，自少康九世而为孔甲，孔甲之时，夏德已衰，诸侯多叛之。又自孔甲四世而为桀，灭德作威，伐有施氏，得其女妹喜，嬖之，荒淫无度，关龙逢谏，杀之；诸侯叛夏，归商汤。桀囚汤于夏台，既而释之。汤后与伊尹兴师伐夏，战于鸣条，克之，遂放桀于南巢。夏祚灭焉。夏传世十七君四百四十有一年。（《历代通略》卷一《夏》）

[18]【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夏亭故城在汝州郏城县东北五十四里，盖夏后所封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王恢：《括地志》：“夏亭故城在汝州郏城县北五十里，盖夏后所封。”郏城今郏县，与禹县接境。《殷纪》：“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是封夏之后于其宗邑附近，以守其社稷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19]【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汴州雍丘县，古杞国城也。周武王封禹后，号东楼公也。”（《史记正义·夏本纪》）

梁玉绳：案：禹后封杞，即汤封之，武王特因其旧封重命之耳，故《路史》注据《大戴礼·少閒篇》云“汤放移桀，迁姒姓于杞”。它如《汉书·梅福传》云“武王克殷，封殷于宋，绍夏于杞”。《文选》晋张士然《求为诸孙置守冢人表》云“成汤革夏而封杞”。即史公于《留侯世家》亦述郦生之言云“汤伐桀封其后于杞”，而此乃谓周封夏于杞，何哉？（《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恢：《陈杞世家》：“杞东楼公，夏后禹之后，殷时或封或绝。”《汉志》“陈留郡、雍丘，故杞国，周武王封禹后东楼公，先春秋时徙鲁东北，二十一世简公为楚所灭。”《睢水注》：“秦以为县”，即今杞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陈蒲清：杞，今河南省杞县。周武王封禹后东楼公于杞。（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太史公曰[1]：禹为姒姓[2]，其后分封[3]，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4]、有男氏[5]、斟寻氏[6]、彤城氏[7]、褒氏、费氏[8]、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9]。孔子正夏时[10]，学者多传《夏小正》云[11]。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12]，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13]。会稽者，会计也[14]。

[1]【汇评】

杨慎：《庄子》云：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客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丽畜氏云云，太史公作《夏本纪·赞》盖本诸此。（引自《史记评林·夏本纪》）

[2]【汇注】

赵晔：平易相土，观地分州，殊方各进，有所纳贡。民去崎岖，归于中国。尧曰：“俞，以固冀于此！”乃号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赐姓姒氏，领统州伯。（《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余外传》）

[3]【汇注】

陈蒲清：其后分封，用国为姓：禹的后代，相继被分封为诸侯（独立的部族），于是各自以国名为姓，因而产生了下面提到的很多姓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4]【汇注】

梁玉绳：案：“姓”当作“氏”。附案：《路史·国名纪》以扈与斟寻、斟、戈四氏出己姓高阳后，谓《史》为误。但扈为夏同姓，即《甘誓》所称者，与己姓之扈别，至斟寻等氏，《索隐》引《世本》及《潜夫论·五德志》并称是夏后，杜注《左传》从之，应劭《汉书注》从之（见《地理志》北海平寿下），恐非史之误也。《潜夫论》及《路史》载禹后诸氏增多于《史》，而字亦各异，谱牒茫昧，莫知孰是，姑从略焉。（《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叔岷：梁玉绳云：姓当作氏。案：《路史·国名纪》四引此作“以国为氏”。用、以同义。（《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5]【汇注】

梁玉绳：附案：小司马引《世本》“男”作“南”，《周书·史记解》及《潜夫论》并作“有南”。考昭十三年《左传》“郑伯男也”，《周语》作“南”，盖古字通，故周子南君亦作“男君”。（《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6]【汇注】

裴骃：徐广曰：“一作‘斟氏、寻氏’。”（《史记集解·夏本纪》）

王叔岷：《集解》：“徐广曰：一作‘斟氏、寻氏。'”案：《左》哀元年传寻作。《集解》云云，景祐本、黄善夫本、殿本“一作”皆作“一云。”（《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恢：《世纪》“洛汭在鞏县东北三十里。”鞏故治在今治西南洛水北岸，隋徙今治。按洛汭或作洛表，盖洛下流之通称，非专名。《竹书》“太康居斟寻，畋于洛表，羿入居之，桀又居之。”（《巨洋水注》《汉志注》《本纪正义》引臣瓒曰）。仲康、少康亦居之（《左》襄四年，《楚辞·天问》）。斟寻，古国。本曰寻，祝融后，斟姓居之，故曰斟寻。《左》昭二十三年，王师、晋师围郊，郊溃。杜注：“鞏县西南有地名中。”《洛水注》：“京相璠曰：今鞏洛渡北有谷水入洛。有上、下、南、北。又有城，盖周大夫肸之邑。”《括地志》：“故城在鞏县西南五十八里。”距偃师十三里。近年偃师西南洛伊之间二里头，掘得大量文物——石器、陶器、铜器，大规模的宫殿遗址。因其出土文物性质不同，考古家定为四期：一、二期，根据木炭、蚌片、树轮测定数据，其绝对年代，相当于夏代的历史时期；三、四期，基本也是夏文化。而其地并不见于史。如非斟，或即桀迁都之河南耶？（《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

[7]【汇注】

梁玉绳：附案：宋陈彭年《重修广韵》注于“成”字下云“《史记》有形成氏”，古成与城虽通用，而形与彤甚殊，岂以形近致讹欤？当考。（《史记志疑》卷二《夏本纪第二》）

[8]【汇注】

司马贞：《系本》男作“南”，寻作“”，费作“弗”，而不云彤城及褒。按：周有彤伯，盖彤城氏之后。张敖《地理记》云：“济南平寿县，其地即古斟寻国。”又下云斟戈氏，按《左传》《系本》皆云斟灌氏。（《史记索隐·夏本纪》）

钱大昕：《注》：“张敖《地理记》曰：‘济南平寿县，其地即古斟寻国。'”“济南”当作“北海”。张敖，未详何代人。（《廿二史考异·史记卷一·夏本纪》）

[9]【汇校】

［日］泷川资言：枫、三、南本，“冥”上有“白”字。崔述曰：此所记禹之后裔，得失参半。有扈氏为启所伐，戈为殪所封，其非禹后明甚，疑司巴氏误也。辛冥、有男、彤城，亦莫知其所本。（《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王叔岷：《考证》：“钱大昕云：《索隐本》‘斟氏戈氏’作‘斟戈氏。’即‘斟灌’也。戈、灌声相近，上氏字衍。”案：《左》襄四年传、哀元年传、《汉书·人表》、《潜夫论·五德志篇》《御览》引《帝王世纪》皆作斟灌。（《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钱穆：辛：案《诗·大雅》：“缵女维辛”，在陕西郃阳，乃姒姓国。《世本》：“鲧纳有莘氏女”，《孟子》“伊尹耕有莘之野”，此莘在山东曹县北。又《左》庄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杜注：“虢地。”《元和志》：“莘野在硖石县西十五里。”今河南陕县东南五十里是也。其他古地名莘者尚多，如：《左》僖二十八“晋侯登有莘之虚”，在河南陈留。《左》桓十六“卫盗杀急子于莘”，在山东莘县。又《春秋》庄十“荆败楚师于莘”，今河南汝南县。“辛”即“莘”也。古辛氏之分布殆甚广，此所谓指当系河南陕县一带为近是，其后散而之四方也。（《史记地名考》卷二）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之《史记》修订组认为，“斟戈氏”：原作“斟氏戈氏”，据高山本、殿本改。按：钱大昕《考异》卷一：“《索隐》本作‘斟戈氏’，即斟灌也。‘戈’‘灌’声相近，上‘氏’字衍。”

陈蒲清：有男，《世本》作“有南”。费：《世本》作“弗”。斟戈，《左传》《世本》皆作“斟灌”。（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0]【汇注】

陈蒲清：夏时，记述夏代四时节气的书，《夏小正》即其中之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1]【汇注】

裴骃：《礼运》称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郑玄曰：“得夏四时之书，其存者有《小正》。”（《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小正》，《大戴记》篇名。正征二音。（《史记索隐·夏本纪》）

金履祥：《小正》者，其纪侯之书，谓之“小”，则固非其大者也。岂亦夏时之一端欤？圣人得之以说夏礼，则必有大于此者。单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时儆曰收而场功，待而畚梮，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里。然则举一端而推所谓夏时者，当必有制度教条之详，不可得而闻矣。（《引自《史记评林·夏本纪》）

纪昀：《夏小正》本《大戴礼记》之一篇，《隋书·经籍志》始于《大戴礼记》外，别出《夏小正》一卷，注云戴德撰。崧卿序谓隋重赏以求逸书，进书者遂多，以邀赏帛。（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夏小正戴氏传》）

［日］泷川资言：《论语·卫灵公篇》：“子曰：行夏之时。”（《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陈蒲清：《夏小正》，《大戴礼记》有《小正》篇，据说是夏朝的历书，它记载了四季节候。今日的农历仍称夏历，可见当时已具有相当水平的天文历法知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2]【汇校】

王叔岷：案：《周礼·夏官·职方氏》贾公彦疏引“诸侯”下有“于”字。（《史记斠证》卷二《夏本纪第二》）

[13]【汇注】

陈蒲清：会稽，地名。《皇览》曰：“禹冢在山阴县会稽山上。会稽山本名苗山，在县南，去县七里。《越传》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为会稽。因病死，葬……”据《史记集解》引徐广云：“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竹书纪年》：“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矣。”刘歆《三统历》则谓夏代共四百三十二年。今有人据甲骨文推断：禹即位在公元前2183年，桀亡在公元前1752年，共四百三十二年。又有人列出夏代君主继承表：禹（8年）—启（9年）—太康（29年）—仲康（13年）—相（28年）—少康（22年）—杼（17年）—槐（26年）—芒（18年）—泄（16年）—不降（59年）—扃（21年）—廑（21年）—孔甲（31年）—皋（11年）—发（19年）—桀（52年），以禹即位为公元前2205年，桀亡在公元前1767年，十七帝四百三十八年。可供参考。近年来，在河南洛、伊二水流域考古发掘，发现了夏代文化的很多实物和宫殿遗址、墓葬，证明我国历史上确有一个夏王朝。但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记载，因此，有关它的历史（包括夏代帝王世系特别是各帝在位的年代），还难以断言它是确切可靠的。（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第1册）

[14]【汇注】

裴骃：《皇览》曰：“禹冢在山阴县会稽山上。会稽山本名苗山，在县南，去县七里。《越传》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会稽。因病死，葬，苇棺，穿圹深七尺，上无泻泄，下无邸水，坛高三尺，土阶三等，周方一亩。《吕氏春秋》曰‘禹葬会稽，不烦人徒’。《墨子》曰‘禹葬会稽，衣裘三领，桐棺三寸’。《地理志》云山上有禹井、禹祠，相传以为下有群鸟耘田者也。”（《史记集解·夏本纪》）

司马贞：抵，至也，音丁礼反。苇棺者，以苇为棺。谓蘧蒢而敛，非也。禹虽俭约，岂万乘之主而臣子乃以蘧蒢裹尸乎？墨子言“桐棺三寸”，差近人情。（《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禹陵在越州会稽县南十三里。庙在县东南十一里。”（《史记正义·夏本纪》）

研究综述

一、《夏本纪》所要传达的信息

夏本是一个古老的部落，相传是由包括夏在内的十多个部落联合发展而来的，与古代其他部落交错分布于中国境内。到唐尧、虞舜时期，夏族的首领禹因治水有功，取得了帝位，并传给其子启，从而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王朝约存在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

《夏本纪》根据《尚书》及有关历史传说，系统地叙述了由夏禹到夏桀四百多年间的历史，向人们展示了由原始部落联盟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概貌，尤其突出地描写了夏禹这样一个功绩卓著的远古部落首领和帝王的形象。与夏禹的形象相反，司马迁也用简约的笔触，勾画和鞭挞了孔甲的湎淫和夏桀的暴虐。

司马迁通过《夏本纪》揭示的是要实现“通古今之变”的目标所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即朝代如何更迭、君主怎样产生的头等重大问题。《史记·夏本纪》由《尚书》而来，同时与《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等文本交错辉映，都指向一个主旨，那就是标示司马迁将“夏”独立列为“本纪”是一个创新，这一创新来自于司马迁认定夏之政权更迭成为中国历史的重大革命。司马迁通过《史记·夏本纪》传达自己的政治观、历史观，并且将对朝代更迭与君主变迁的关注作为首要点。

《史记·夏本纪》是“十二本纪”中的第二篇。“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夏本纪》即记述建立夏王朝的大禹的事迹和夏朝的历史。和《夏本纪》同样以朝代命名的本纪还有《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除此四篇之外的本纪都是以编年的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迹。

《夏本纪》紧随《五帝本纪》，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如果说五帝时期还是传说的话，那么有夏一朝是留下大量历史遗迹的可资考证的时代。夏禹，名叫文命。禹的父亲是鲧，鲧的父亲是颛顼帝，颛顼的父亲是昌意，昌意的父亲是黄帝。禹，是黄帝的玄孙，颛顼帝的孙子。禹的曾祖父昌意和父亲鲧都没有登临帝位，而是给天子做大臣。夏禹的兴起，是由于他治理洪水，拯救民众于灾难，勤勤恳恳地作人民的公仆，人民拥护他。夏朝的衰亡，则是由于孔甲、夏桀这样的统治者败德、伤民，人民怨恨他们。

《夏本纪》紧随《五帝本纪》，但是《五帝本纪》不是以朝代命名，而是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综合性的个人命名的方式命名。而《夏本纪》是《史记》篇目命名的转变，以“夏”的朝代名来命名，便成为朝代史的第一篇，此而后方连贯有《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夏、商、周、秦、汉一而贯之成三千年中国文化史。取名为“夏本纪”，标志着重大的社会变迁，其意义即揭示夏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历史，是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最为巨大的革命的描述，蕴涵着司马迁关于“朝代”内涵的思考，对于国家政治的理解，因之具有开创性。

司马迁所要构建的历史就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史，凭借自己理解的最为可靠的文献来建构历史。司马迁注意到五帝、大禹作为一个政治体的出现，其中的不同，于是用篇名的区别来说明历史意义上的重大区别。

《史记·夏本纪》关于“朝代”史的描述没有可借鉴的地方。因为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因之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将夏王朝作为一篇本纪，显然是因为司马迁注意到，夏王朝的建立使得中国历史进程发生根本性转变，带来了新型的政治架构，为最高领导人的推举与选择方式开了新路。它不仅仅是改朝换代，不仅仅是换一个君主那样简单，而是自夏开始确立了怎样换君主的政治制度。从此之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就转变成为如何保证家天下的政治格局。想要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在《史记》第一篇的《五帝本纪》中发现并记载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模式。从黄帝到尧、舜，社会政治结构最核心的最高领导人选拔制度是“禅让制”，在几个轮次中是前后一致的，最高领导人的选拔是当权的最高领导人通过实践考验来选拔接班人。但是，巨变从大禹开始，最高领导人是从自己家庭成员中选拔的。这一制度自夏之后延续了几千年，成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根基。虽然司马迁无法预知汉代之后的朝代更迭将如何发生，但是他敏感的预见到改朝换代之后政权的更迭是家族式的，如同大禹传递给夏启一样的。司马迁将这一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发现通过《夏本纪》的文本来表现。

司马迁为了实现自己的历史观而利用《尚书》文本。比如关于伐有扈的记载：“《甘誓》起首就说：‘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未说明哪国与有扈大战，召六卿时也不知是何王，所以弄得传说不一。《书序》和《史记》、《白虎通》都说启伐有扈。……《史记·夏本纪》说启伐有扈，作甘誓。”司马迁采用的是《甘誓》的描述：大禹传位于其子启，夏之同姓诸侯有扈氏不服，起而反抗。夏侯启举兵讨伐，将战于甘，诰戒将领。史官记之，命曰《甘誓》。而《淮南子·齐俗训》记述的有扈氏却是代表正义，与《甘誓》不同，“昔有扈氏为义而亡”，高诱注：“有扈氏，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传贤，禹独传子，故伐启，启亡之。”高氏揭示了新旧制度之争是此次战争之起因，这也是司马迁采用这一文本的原因。

对于故事的主角，也有其他不同的记载，比如《墨子·明鬼篇》《庄子·人间世》《吕览·召类篇》《说苑·正理篇》皆以为禹攻有扈，而不是夏启。司马迁有可能看到这些文献，但是他之取舍，乃价值取向认定是夏启讨伐有扈氏。其所以这样的选择，司马迁认为这正是社会巨变之开端。

二、司马迁通过“太史公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揭示《夏本纪》主旨

《史记》130篇各篇独立，但又是交互为用，浑然一体，政治指向也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除《夏本纪》本篇之外，还有《史记》的其它部分映照着《夏本纪》。

首先看“太史公曰”。“太史公曰”是一种特殊的文本。《史记》130篇每篇都有“太史公曰”，130篇每一篇都可以看作是两个文本的集合，其中一个是传文，一个是“太史公曰”，即所谓“赞”。

“太史公曰”从“君子曰”承继而来，“君子曰”在《左传》《国语》《战国策》中都出现过，而以《左传》为多，或引经据典以臧否人、事；或引述当世通行语言以作评论，它是古代史官实录精神和传统的一脉相承，是中国的史学家为了保持史学记载的独立性而首创。司马迁借用此种形式“成一家之言”，表达自己的所言所是，实现“言志”的需求。

“太史公曰”成为各篇文本的组成部分，但是又是独立的一段话，独立于传文。“太史公曰”与“传文”各是一个文本，各自封闭、独立循环，但是“太史公曰”回顾、说明、补充“传文”，而“传文”独立于“太史公曰”。130篇“太史公曰”承担着特殊的任务，或说明文献源自，或介绍作者本人对所记述事件的态度，或补充史料，或插入另外的情节，等等。总之是作者说的话，是为了另立而保持传文的公正性、准确性，使其不受作者个人的观点影响而特别设计的。

《夏本纪》的“太史公曰”则是对《夏本纪》文字的回顾与总结，资料性极强，其谓：“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其所表达，可以概括为如下五点：其一，说明禹的姓是姒姓。姓者女之所生，姒姓与姬姓、姜姓都是古老的姓，说明它的渊源有自。其二，说明夏的后代的延续，子弟分封为多姓。其三，孔子所指的夏时就是《夏小正》，这是对历法的贡献。其四，对夏代实行的贡赋制度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自从虞夏的时候，贡赋制度完备了。贡赋制度是古代中国的一项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有了这套制度，中央与地方建立了贡赋关系以维持和平之治，贡赋不只是简单的物物交换，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更多。要通过上贡的新式缴税。包括土地分配、粮食生产、实物税、地租与劳役等等内容，实现中央与地方权力与义务的交换，地方交出贡赋，换取中央政府下放的部分权力，然后得到中央的承认。司马迁显然意识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变革，它的伟大意义在于确立了中国政治格局的经济基础。其五，解释大禹汇聚天下诸侯于会稽，死于此，因而此地名为会稽。这个地方具有历史意义。司马迁因为到过会籍，探过禹穴，所以特别的提到会稽。司马迁中心的意思是赞颂，国家体制的雏形在大禹时期初步建立，有了最为重要的贡赋制度。

其次，和《夏本纪》紧密相关的是《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自序》是序，序有着特别的任务。《太史公自序》中有关《夏本纪》的话，是另外的一个对《夏本纪》予以说明的文本。《太史公自序》关于为什么要写《夏本纪》是这样说的：“维禹之功，九州岛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作《夏本纪》第二。”

显然，《太史公自序》关注的是《夏本纪》在全书中的地位，指出为夏立本纪，是由于大禹的功劳使得天下一统--大一统是全书的主调。揭示大禹光扬了唐尧虞舜的事业，这是上承；其恩泽流被后裔，这是下及。再指出：夏的失败是因为夏桀的淫骄，被流放而毁灭了夏的基业。相比较而言，《夏本纪》篇末的“赞语”对于《太史公自序》有补充的作用。

不管是《太史公自序》还是“太史公曰”，其主旨都是描述大禹取得政权的过程，意在说明夏王朝的正当与合法性，说明大禹如何取得民心，如何得到民众的拥戴。而这些，则说明司马迁朦胧的意识之中已经对政权合法性问题予以突出的关注。

其三，《夏本纪》不只是与《史记》的《太史公自序》相关，而且与《史记》一些篇目亦如互文，司马迁用“互见法”以加强《夏本纪》的叙事。比如，《夏本纪》之前的《五帝本纪》已经提示了禹取得天下的合理性，其谓：“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岛，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址、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大禹成为天下“明德”的开始，是弘扬内心善良光明德性的典范，《礼记·大学》之“明德”当出于此：“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再如《史记·匈奴传》同样提到禹，其事迹指向是一致的，将大禹的成功归结于政治的成功。《史记·匈奴传》赞云：“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岛宁。”

再如《大宛列传》也与《夏本纪》通过对《尚书》的描述而发生联系：“故言九州岛山川，《尚书》近之矣。”此处的《尚书》就是《夏本纪》所引用的《禹贡》。此处也说明了：司马迁认定《尚书》文本对“九州岛山川”的描述是最为真切的，也就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以《尚书》为文本。

与《夏本纪》关系非常重要，然而又不是《史记》篇目的是《报任安书》。《报任安书》是《夏本纪》之外的另一个文本，这是司马迁的私人信件，自然直抒胸臆，毫无遮隐，应该是认识司马迁思想的最为重要的文本。《报任安书》是站在远处，一个更高的地方回看，或者说是俯瞰《史记》，既有回顾，也在发明自己的寄托，要探析《夏本纪》，不能不借助于《报任安书》。此一书信说《史记》的取材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夏本纪》取材于《尚书》正好与之对应；《报任安书》历数历史上历经磨难而成功的人士却没有大禹，然而《夏本纪》中的大禹在父亲鲧治水失败后迎难而上，大禹“治水”的成功，正好对应于书信所说的“倜傥非常之人”；洪荒时代，大禹平水患，定九州岛，这是人类史上出现的改造自然的最早的范例。治水是与天奋斗，对应于“究天人之际”；《夏本纪》中的“通古今之变”正是发明了中国古代社会变迁的轨迹，揭示了君主更替的政治制度在大禹和启之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变革，遂“成一家之言”。

中国的历史学家注重揭示两个问题，其一是一个朝代是怎么来的，其二是君主的更迭是如何发生的。司马迁对于朝代更迭与君主变迁的系统揭示，为后代的历史学家所所遵从。司马迁将自己的这一关注贯穿在《史记》各个篇目的文本中，尤其在记述历朝历代的时候，对怎么样实现改朝换代的描述，十分注重解释旧的政权的失去民心，新的朝代革故鼎新的合法性。比如对于轩辕黄帝之政权得来，《五帝本纪》关于黄帝的记述主要突出了天之所赐，天意的取得在于祭祀，不厌其烦的记述其前往各地的祭祀，不同方式的祭祀。而对于秦政权合法性问题的解释，则通过蒯通之口，解释道：“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捷足有先登者，于是其他围猎者均敛手而退。蒯通的解释是：秦汉之际的改朝换代首先是秦王朝失去了合法性，然后天下群雄角逐，捷足者先登取得天下。这个时候其他人便退出角逐。后来的中国历朝历代的变迁的原因，基本都遵循着蒯通的这一思路。但是对于秦为什么用残暴的手段取得天下，司马迁似乎无法解释，遇到了难题，便请出了“天”，意谓“天意如此”，又能何为：“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三、《夏本纪》的主要内容

关于这篇本纪的主要内容，以下几种概括具有代表性。

1. 韩兆琦揭示《夏本纪》的主要内容，并且介绍了司马迁所依据的历史资料。

《夏本纪》记大禹功德和有夏一代史事。除引《五帝德》《帝系姓》《尚书·尧典》和《孟子》外，资料来源以《尚书》中《夏书》各篇为主。《禹贡》《甘誓》全录，《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诸篇则简采，并与原文有所增删。

本文用特大篇幅录《禹贡》全文，极言大禹平水灾、整治国土、画野分州、制定赋税、完善行政职能的业绩，肯定大禹建立夏王朝，使中国从此形成以九州为中心，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大一统格局的历史功勋。《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从　，从页，从臼。臼，两手也；，两足也。”段玉裁注谓：“以别于北方狄、东北貉、南方蛮闽、西方焦侥、东方夷也。夏，引申之义为大也。”“夏”字实质上积淀着“五服别异”、中华一统的重要标志。

文章赞颂大禹之功，塑造出一个“敏给克勤”以开九州而“万国为治”的极富开拓精神和创造力的古代帝王形象。其中写禹“伤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表现出大禹的仁孝、吃苦耐劳、舍身忘死、无私奉献、为民造福的崇高精神，这种精神品质在古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至今仍有教育意义。

文章讴歌理想的君臣关系。大禹与帝舜论治，讲君臣之间应推心置腹，相互负责。为君的要明辨是非，亲贤远佞，而“布同善恶则毋功”；为臣的，君有邪僻要“匡拂”，而不可当面奉承，背后毁谤，这是作者道德思想在人伦关系上的具体表现，具有民主思想的萌芽。

文章重点表现大禹之德，并将有夏一代的兴亡归结到德政上面。文载“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穆穆，为纲为纪”，“成水土功，辅成五服”，“天下于是太平治”，“声教讫于四海”。他与皋陶语，“皋陶于是敬禹之德”，“辅翼虞舜，舜德大明”。作者述大禹事迹，特详皋陶。皋陶作士，主刑狱；论为政，强调“在知人，在安民”；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禹为天子，举皋陶为继承人，而皋陶卒。皋陶是司马迁心目中理想的古代贤臣与循吏，文中载此，无疑具有批判汉代酷吏政治的意义。夏禹以后的事迹，除启伐有扈引《甘誓》，太康失国引《五子之歌》，中康时征羲和引《胤征》外，其他记述均异常简略，《书》缺亦缺，仅仅点明世次而已。夏代经帝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以至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为商汤所灭。作者显然将夏代灭亡，均归结为“务德”与否。禹死授政于启，是从传贤到传子的重要转变，这是私有制产生、宗法观念萌生以后的历史必然。

论赞述及大禹后代分封及姓氏的来源以明祖宗所系，亦是大一统观念的体现。特提《夏小正》明孔子正夏时，“或言”以下存异同。

2. 张大可《史记全本新注·夏本纪》发明大禹王朝的世系。

《夏本纪》系统记载夏王朝的帝系及大事，有材料根据的就多写，没有材料根据的就少写。全篇三分之二以上篇幅依据《尚书·禹贡》写禹治水和受禅，是主要的内容。关于夏史，近人顾颉刚等古史辨派，怀疑《史记》的记载和大禹其人。司马迁记事实录，所写《夏本纪》是有根据的。近年来在考古工作中发现的河南“二里头文化”，经碳十四测定，约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属于夏代纪年的范围。一般的中国通史，定夏朝年代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之间。根据《竹书纪年》夏代“有王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本篇所载夏代帝系，从禹至桀，传十四代，十七王：

禹—启—太康—中康（太康弟）—相—少康—帝杼—帝槐—帝芒—帝泄—帝不降—帝扃（不降弟）—帝鯜—帝孔甲—帝皋—帝发—帝履癸

3. 吴福助《史记解题·夏本纪》（增订本）则揭示全篇旨在宣扬大禹的“明德”，并且对本篇所记述的大禹后代人物作了分析。

夏代历史仍介乎传说与信史之间。自禹至桀，凡十七君，十四世，约四、五百年。（《集解》引徐广曰：“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又引《竹书纪年》谓夏四百七十一年，《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三统历》则谓夏四百三十二年。《史记》但记夏王世次，不及年历，盖谨慎也。）

本篇自启以前，多隐栝《尚书·禹贡》《皋陶谟》《甘誓》（《夏本纪》所引述《尚书》文字，其著成时代，盖在春秋之世，《皋陶谟》盖与《尧典》同时或稍后，《甘誓》盖在邹衍之后，至《书·序》则不能早于战国末叶，说并详屈万里《尚书释义》，故记事详悉。至太康以下，事不见经，则稍疏略矣。

全篇旨在述禹之明德。禹伤父鲧治水之功不成，劳身焦思，以求继先业而竟其志，其治山道水、分州定赋之功，具详《禹贡》（《禹贡》“九州”，盖后人就所知地理为之敷衍侈陈，非全属实，梁启超《记夏殷王业》曰：“《禹贡》所记疆域，纯以高山大川，标明地望，实地理书中体例最精审者。但川流通淤，代有迁移，即山川之名，今亦不能尽同于古。且三代疆域，建制屡更，故指目今名尚难辨证……《禹贡》发端之文曰：‘禹敷土，随山刊木，典高山大川。'《吕刑》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盖禹治水奏绩，首在审全国地势，及其以审查所得，勒成此书，则不独为我国地理学开山之祖，且使人知我族所栖之国土，如此其弘大优美，则感怀天赐不敢自暴弃也。又知夫山脉水络，互相联属，知国土之不可分，而统一观念，油然而生也。此《禹贡》之书，所以可尊也。”此说极有见地，亦颇能感发民族意识，可谓善读古人书者也。

禹传子启，盖至是始进入君位世袭之时代。

后羿、寒浞代夏政及少康中兴事，本篇及《三代世表》全佚不言，止见于《吴太伯世家》伍子胥谏吴王之言中，《索隐》《正义》及杜预《左传注》并讥史公疏略。案少康事又见《左传》襄公四年魏绛之言，并属口说流传，未必可尽据信。且古人著书，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所据不同，初不以之相订补，亦不使之相掺杂。本篇所据，盖《系世》之属，《吴世家》所据，则《国语》之类，其文本各不相涉，此或史公缺载少康事之故欤？

孔甲豢龙事，盖古事传者少，史公好奇而载之，亦以见孔甲之失政也。

赞特提《夏小正》，明夏时为禹最著之制。

四、《夏本纪》怎样使用《尚书》文本

后世《夏本纪》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它与《尚书》之间的关系。

《史记·夏本纪》不是司马迁凭空创造的，而是来自于《尚书》，《史记·夏本纪》和《尚书》都是文本，它们都具有文本的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时空的间隔，从《尚书》到《史记》有着时间上的间隔，从《史记》到今天的解读同样的有着时间上的间隔。第二是这两个文本都缺少直观。

由《尚书》文本到《史记·夏本纪》文本是一种写作，也是一种转换，是文字编排形式的改变，其中渗透着司马迁的理解，他的历史观、价值观。《夏本纪》几乎全录《尚书》之《禹贡》《皋陶谟》《甘誓》，但是司马迁重新整理了之后，与《尚书》已经完全成为两个文本，第一，《尚书》各篇独立成文本，虽然各自有时间段落，但是互不统属。第二，《夏本纪》重新排列《尚书》篇章顺序，成自己的系列。原来《尚书》排列篇目的顺序是：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而《夏本纪》禹贡则在皋陶谟之前。第三，《夏本纪》有了新的主旨，如上所述，主旨从文本中引出。而《尚书》各篇自成一主旨，互不连属。比如《夏本纪》之文本从《尚书》中引出，然而与同样从《尚书》中引出的《五帝本纪》、《殷本纪》都不同。第四，《夏本纪》之夏是独立的朝代，遂成《史记》朝代系列之夏、商、周、秦、汉。

《尚书·禹贡》是《夏本纪》的重要来源。《汉书·地理志》也收录《禹贡》全文，但是与《史记》所收有差别，《汉书》所录与通行本一致，而《夏本纪》与通行本略有差别，这说明司马迁在使用《尚书》时所依据的《尚书》，其所依据的文本来源有不同，因此或者有所选择。《尚书》篇目是后人拼凑起来的，但是《夏本纪》引用的《皋陶谟》和《尧典》这两篇例外，却是同一源头。

《夏本纪》之引述《尚书》有时与《史记》其他篇不同，如《夏本纪》全文征引《禹贡》，而《河渠书》只是选择性地摘录《禹贡》经文部分章节内容加以征引。这都与《夏本纪》所要表达的主旨相关。

《尚书》文本是档案文献，大体上依照历史先后顺序，《史记》文本主要是按照朝代顺序排列的，但是应该注意到，《尚书》与《史记》文本并不是在词语上一一对应的关系。

《夏本纪》录用《尚书·尧典》，《五帝本纪》同样取材于《尧典》，但是，《夏本纪》的文本与有所不同的是，《夏本纪》内容几乎全自于《尚书》，而不像《五帝本纪》那样除《尚书》之外同时还录用了其它文本。即是说，《夏本纪》是与《尚书》文本关系最密切者。

司马迁建构了自己的历史体系，通过朝代架构，贯穿独特的历史哲学、历史主义，对《尚书》文本的选择和解读服从于其体系和历史哲学。

使用《尚书》文本具体方法，有直接使用，有改用。宋人王观国谓司马迁出于求异思维而改用《尚书》文本：“大率司马迁好异而恶与人同，观《史记》用《尚书》《战国策》《国语》《世本》《左氏传》之文，多改其正文。”

司马迁还根据自己的理解取用《尚书》文本。比如，按照中华书局本的分段，《史记·夏本纪》的第一段：“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此一段内容自《尧典》来，除第一句外，均为概括《尧典》有关鲧的世系事迹，又承接《五帝本纪》以成一体系，构建心目中的大中华体系。是司马迁根据自己的理解编写的大禹与黄帝根系的世系图，这一世系图完全来自于司马迁关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思想。司马迁的史学主张使他冷静地复述历史事件，弥合各民族、各派系之不同，而不是通过历史叙述挑起民族分裂来撕裂国家。

再如，司马迁欲将大禹刻画成一位实干的巨匠，而不是口头的思想家，于是让他的事迹在具体的地理空间当中展开。不同的地理空间，可能有非常不同的自然条件，约束着生活在当地的人群只能选择特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并进而产生大不相同的对于征服自然的想象。山—水的变量分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发生最为直接的关系。所以，《夏本纪》主要是强调大禹的治水、划分九州岛、夏时制等。如果与《五帝本纪》对黄帝的描写对照来看，就知道黄帝的事迹虚的多，而大禹的记载实的多，黄帝祭祀的种类、场面多，而大禹行走得多，强调了黄帝的“师兵自卫”，而记载大禹的制度建设，更多的杂有司马迁理想中的天子，并设计了诸侯大臣的行为和道德规范。

为了突出大禹的事迹，《夏本纪》对《尚书》的改变服从于主题，尚秉钧所发明《夏本纪》使用《尚书》文本时之变化举例如下：“《史记》于“娶”字上有“禹曰予”三字。言婚事仅用四日，复往治水。”

再如，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夏本纪》的第二段自《尚书·尧典》来：“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佥曰：“于！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史记》引用之后改为：

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

导语不同，承接不同，文字之简洁繁难不同。此处简括《尧典》文字，又加一表示时间的状语“当帝尧之时”，完全服从于《夏本纪》之主旨。

五、司马迁有意识地从《尚书》中借用、移植、改动文本，从而建立新的历史架构

《尚书》文本一旦经过修改进入《史记》，就改变了原有的独立身份，变成了《史记》的组成部分，成了被赋予特殊使命的文字。其所体现的是作者整体意图和要求，由具体的专题目标和指向来体现。这些都影响到史记中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尚书》文本到《史记》文本的转变是其基本功能的转变，是多向解读到定向解读的转变。

大禹所处的洪荒时代，权力依附于江河湖海的水流，水溢泛滥则无民众的生存之道，有水方有植被，有植被方有农业，有农业方有臣民。比如《夏本纪》“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岛，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一段对治水的整体规划、施行步骤、策略方法都未谈及，可见司马迁不是以水利专家的身份来看待大禹的。“过家门而不入”乃是重视民情民意。依靠和借助属下和百姓的力量，对地产民生作了详细的准确的了解，也明晓了百姓的需求愿望。成为后面各篇“本纪”的范例，由禅让制向世袭制时期的关键帝王，成为直接走到历史前台来直接用言行作表现自我的君王。

司马迁所建构的历史是政治斗争史，而《夏本纪》的特殊点在于是集中描述了与大自然的斗争，大禹正是在父亲与大自然斗争失败之后接任的，他的胜利使得他登上了政治斗争的顶峰，从而获得政权。《夏本纪》建构了“全国”的地域概念和政治观念。

与此相对应的是，凡是《尚书》未加记载的，《史记》都需要独立创造，所以记载简略。高燮对此解释说：“自古创业之功，莫大于大禹，而中兴之功莫盛于少康，太史公述《夏本纪》载禹治水一事独详，是也。自启以至中康，事皆从略。自中康以下凡十三帝，其中惟孔甲时载刘累豢龙一事，此外诸帝皆一事不载，固史裁应尔，不足为子长病。惟少康为古来间出之英君，亦有夏一代之肖子，当寒促弑相，后缗方娠，逃归有仍，乃生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艰难万端，卒复旧绩。其践位也，夏统中绝已三十九年。而《史记》载笔，但曰‘帝相崩，子弟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按即帝抒）'，似不知有少康之事者何耶？至若孔甲时，天降雌雄二龙，孔甲不能食，诸说诞渺离奇，不足深信，而顾特载之则又何耶？夫少康之事例当载而不载，孔甲之事不必载而载之，此子长之疏也。”

《尚书》所无者，往往是《史记》缺失而致遗憾者，黄震指出：“《夏纪》多概括《禹谟》、《禹贡》之书。少康中兴，《书》所缺者亦缺。自仲康、帝相、少康，直以世次相承，若守文无事者。意者少康之事，迁时已无所考欤！若禹后于舜者也，谓皆黄帝子孙，舜去帝七世，而禹反四世。又舜帝族也，而侧微至此，皆事之不可晓者。”

六、历代名家述评

1. 丘光庭《兼明书》卷一，质疑司马迁对于《尚书》的经义没有搞明白，《尚书》是赞颂大禹忘家而只顾治水，而《夏本纪》写成了大禹怀疑妻子惩戒儿子：

司马迁约《尚书》之文而为《史记》，其于经义多不精详。按：《虞书·益稷篇》云：“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孔安国曰：“禹言我惩丹朱之恶如此，故辛日娶涂山氏之女，甲日复往治水，复往之后而启生焉。”启生之后，或从东往西，或从南徂北，经过其门，闻启泣声，而不暇入，以其水灾未去，惟大度水土之功故也。而马迁以涂山之女聘禹之后，四日之内而生启，故闻其呱呱泣声而不入爱子，其不近人情一至于此！且禹所以言此者，以己勤于治水，而不顾其家，不私其子，所以能成大功耳。若马迁之意，是禹疑其妻而惩其子，何勤劳之有焉？

2. 黄震《黄氏日钞》卷四十六“归有光”条主要发明《夏本纪》的史料来源：

《夏纪》多概括《禹谟》《禹贡》之书。少康中兴，书或缺者亦缺。自仲康、帝相、少康，直以世次相承，若守文无事者。意者少康之事，迁时已无所考欤！若禹后于舜者也，谓皆黄帝子孙，舜去帝七世，而禹反四世。又舜帝族也，而侧微至此，皆事之不可晓者。

《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二：特详皋陶，太史公书极有法度，草草读不知也。

3. 张尔岐《蒿庵闲话》卷第二：《夏本纪》云，禹伤父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过家门不入云云。写出圣人仁孝、沉痛、精诚，直至地平天成止了，干蛊一事勿论，功能二字不足信，即悲天悯人，犹是圣人安常处顺之事，非所以论禹也。

4. 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夏本纪》对于《夏本纪》篇末的“赞语”特别予以提示：特提“小正”，明夏时为禹最著之制。“或言”以下存异同。

5. 高燮《吹万楼文集》卷二《书史记夏本纪后》对于《夏本纪》的记载笔法特别予以研究，有一得之见：

自古创业之功，莫高于大禹，而中兴之功莫盛于少康，太史公述《夏本纪》载禹治水一事独详，是也。自启以至于中康，事皆从略。自仲康以下凡十三帝，其中惟孔甲时载刘累豢龙一事，此外诸帝皆一事不载。夫事无可载而不载，固史载应尔，不足为子长病，惟少康为古来间出之英君，亦有夏一代之肖子，当寒浞弑相，后缗方娠，逃归有仍，乃生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艰苦万端，卒归旧迹。其践位也，夏统中绝已三十九年。而《史记》载笔，但曰“帝相崩，子弟少康立，弟少康崩，子帝予立”，似不知有少康之事者何也？至若帝孔甲时，天降雌雄二龙，孔甲不能食，诸说诞渺离奇，不足深信，而顾特载则又何耶？夫少康之事例当载而不载，孔甲之事不必载而载之，此子长之疏也。

七、从当代学者的研究和考古发现来看《夏本纪》

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然而资料缺乏，考古发现甚少并且不确定性很大，这就突显了《史记·夏本纪》的史料地位。《史记》是“实录”，这是历朝历代的学者都赞同的，司马迁对于所能够得到的夏王朝的史料经过了认真仔细的分析研究，这一点更是从后来的考古发现中得到验证的。因之，当代的有关夏王朝的历史研究，离不开《夏本纪》。

谢维扬《传说中的尧、舜、禹部落联合体》一文在依据《史记》并在极为宽广的历史视野下分析尧、舜、禹时期的历史存在：

中国传说时期中较之黄、炎时期更晚近的一个时期，可以用关于尧、舜、禹的传说来代称，故可称为“尧、舜、禹时期”。这个时期已经越近文献中记载的夏朝的建立。它确切的上限同样不很清楚，但它的下限是在夏朝建立的首夕，相传禹就是夏朝第一个君主启的父亲。在文献中，禹因此也偶尔被同夏相提并论，称为“夏禹”。这一时期因为同夏朝的建立接近，故对于研究中国国家的形成尤为重要。

关于中国传说时期中存在所谓“部落联盟”的说法，主要就是根据关于这一时期的传说移找导出的。不过从分析中读者会看到，这一时期部落联合体的总的特征仍然比较明显地是酋邦式的，同“部落联盟”有很大区别。

此外，这一时期的部落联合体与黄帝和炎帝酋邦之间也存在某种沿续性。禹是尧、舜部落联合体的最后一任首领继任人。对这点各种文献记载均无大的出入。

禹活动的地域，涉及到两个相邻的地区，即晋南和豫西。《史记·封禅书》张守节《正义》引《世本》说“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所说几个地名即在上述两个地区中。其中，由于在考古上发现了河南登封告成镇出土的战国陶豆及汉代筒瓦上刻有“阳城”字样，已经可以证明古代关于阳城在颍川的说法。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县西。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都在晋南。这两个地点，邹衡先生认为都不可能是禹之都城，因为在这两地所发现的有关夏文化的遗址规模太小。但是他同时又肯定了晋西南作为夏墟所在地区的可能性。他说：“解放以来在临汾、翼城、襄汾、绛县、曲沃、侯马等地都发现了夏文化遗址，看来这里属于夏墟的范围是不会有什么疑问了。”这个意见同徐旭生的看法是一致的。这就是说，晋南是夏人活动的大本营之一应可认定。那么禹在这里活动也是有可能的。现在对禹在山西和河南的活动孰先孰后还不太清楚。刘起荱近年力主夏人西起晋南，然后东进豫境。这个看法还可讨论，但至少晋南是夏人较早活动的地区这一点可以确定下来。从禹在舜部落联合体中活动以及他继任联合体首领这些事实看，禹较早活动在晋南也是合理的，因为尧、舜的活动中心恰好也都是在这一地区。当然，豫西也是禹活动的重要地区，这一点也无须否认。

在禹继舜任部落联合体首领后，联合体的基本成员似乎没有很大的变化，如《史记·夏本纪》提到的皋陶、益，都曾留在联合体中。看起来，禹部落联合体仍然是中原地区在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实体。皋陶和益之所以参加这个联合体，说明原先在黄、炎时期形成的几个大的地域集团中的某些人群，相互间已发生了较深的、跨集团的融合。禹联合体同尧、舜联合体一样，不是单一地属于哪个地域集团的，只不过华夏集团乃是其组成的主体而已。因此可以推断，在这一时期除尧、舜、禹联合体之外，一定还有以其他地域集团成员为主体的联合体存在。事实上，同尧作战的三苗就是这类联合体的一个例子。然而像三苗这类联合体后来没有像中原联合体那样的向国家演变，这使得在古代传说中留下的有关它们的记录就很少，以致我们讨论这一时期的部落联合体情况，主要还只能依据传说中对尧、舜、禹联合体的记载。

现在看来，尧、舜、禹时代是否存在过权力转移上的禅让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而不管当时是否存在过禅让制，联合体最高首领的权力的存在却是没有疑义的。如果有禅让，不过是权力转移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而已，而如果不是禅让，则显然这种权力转移会采取比较激烈的方式，包括使用暴力。无论哪种情况，与由五十名地位完全平等的部落首领共同行使联盟最高权力的易洛魁部落联盟的权力结构原则上都是大相径庭的。

《寻找夏代早期的城址》一文，对于夏王朝的考古情况作了很好地概括，对夏王朝遗址的挖掘做了回顾，并且指出考古发现与《夏本纪》的记载相呼应，增加了历史传说中大禹治水的可信度。

汉代司马迁《史记·夏本纪》开篇即谓：“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史记·夏本纪》并列出夏王朝十四世十七王的世系：禹—启—太康—中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鯜—孔甲—皋—发—履癸（桀）。由此可知，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夏代是可以肯定的。可是由于一直没有发现被学界认定的夏代文字，夏代的历史笼罩着重重迷雾。当然我们可以由考古学探索夏文化，但何种考古学文化对应夏代遗存？学术界已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来探讨这一问题，至今尚有不同认识，使之今日仍为学术热点之一。

学术界一般认为，夏王朝的纪年是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代基本年代框架估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本文所指的夏代早期，大体为夏史中的禹、启、太康、中康、相等四世五王时期，与其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新砦期遗存，其代表性遗址为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和新砦遗址，在这几处遗址中均发现有城址，这几座城址都位于嵩山东南部、淮河水系的重要支流颍河和洎水流域，为我们讨论夏代早期的城址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1977年在探索夏文化的考古工作中，考古学家在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东西并列的两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小城，其中西小城保存尚好，残存面积近1万平方米。当时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提出该城可能是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的所在。只是由于该城的面积过小，“禹都阳城”说并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2002年以来，随着国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我们在王城岗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原来的小城以西，发现一座带护城壕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型城址。大城的北城墙残长350米，残高0.5～1.2米，复原长600米；西城墙复原长580米；东城墙和南城墙的长度复原后分别为580米和600米。大城城壕西北角尚存，其北城壕保存较好，长约620米，宽约10米，深约3米；西城壕仅残存北部，残长约135米，宽约10米，残深1.5～2米，复原长600米。大城的东、南两侧利用五渡河、颍河作为天然屏障，是以西、北面的城墙和壕沟与东、南面的城墙和河流共同构成完整的防御设施。复原后的大城总面积可达34.8万平方米，是目前为止在河南发现的龙山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在大城内，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遗迹和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白陶器等重要遗存。关于王城岗大城与小城的关系，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北部，大城的北城壕打破小城西城的西北拐角处的夯土城墙，可知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关于大城的工程量，我们通过模拟实验，推测用当时的石质生产工具来修筑这样一座30多万平方米规模的城址，如果以1000个青壮年劳动力每天工作8小时计算，需要连续工作1年零2个月的时间。若再加上进行设计、测量、管理和监督的人员以及提供后勤保障的人员，修建如此规模的一个工程所需劳动力远非王城岗聚落本身所能提供，必然需要征集更大范围内其他聚落的劳动力来共同完成。因此，在龙山时代的颍河上游地区可能存在一个以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而这个聚落群的内部社会可能已经发展到相当复杂的程度。如果我们简单地根据当地现代农村的经验，按照一个村落能够常年提供50～100个青壮年劳力计算，要一年左右完成这个工程，需征集10～20个村落的劳力。这与我们目前所调查的颍河上游登封地区龙山文化晚期聚落遗址的数量基本符合。因此，很有可能的是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是动员了以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整个聚落群的力量来共同完成的工程。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大城南城壕长达数百米，其地表高差4米多，但城壕底部高差不超过0.4米，可见龙山文化晚期的人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测量技术，这种城壕底部大体接近水平的设计和开挖，增加了历史传说中大禹治水的可信度。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一定的测量技术和水平挖掘技术是不可缺少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城岗城址附近发现战国时期的“阳城”遗址，可知该地区战国时期称为“阳城”。古代文献《孟子·万章上》“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古本竹书纪年》“禹居阳城”。《世本·居篇》“禹都阳城”或“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史记·夏本纪》“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从有关夏禹“居”或“都”阳城的文献看，夏禹与阳城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关于阳城的地望，《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水经·颍水注》载阳城：“颍水经其故城南，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地……县南对箕山。”《括地志》：“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太平御览》卷三十九“嵩山”条下引韦昭注：“崇、嵩字古通用。夏都阳城，嵩山在焉。”依据上述文献，可知禹都阳城距离嵩山不远，大体是在嵩山和箕山之间的颍水河畔。联系到历史上夏鲧、禹的传说多集中在这一带，我们认为王城岗小城使用的时期略早于公元前2070年的夏始年，由此小城有可能与禹之父鲧“作城”有关；而王城岗大城的使用年代已进入夏始年的公元前2070年以内，可以认为大城可能即为“禹都阳城”。禹州瓦店遗址是在1979年进行颍河两岸考古调查时发现的，随后即开展了一些考古发掘。1997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考古学家对瓦店遗址进行了新的考古工作，该遗址出土了丰富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存，遗迹以地面起建的大型建筑基址和奠基坑为代表，遗物以精美的陶酒器、陶列觚、玉鸟、玉璧、玉铲和大卜骨为代表，考古工作获得重要收获。2007年以来，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考古学家对瓦店遗址再次开展考古工作，在瓦店遗址西北台地发现龙山文化晚期城壕，城壕由西壕、南壕和东壕构成。西壕残长210米，东壕残长150米，复原长均约400米；南壕长1000余米。壕口宽皆约30米，底宽皆约20米，残深2—3米。其防御是由东、西、南面的城壕与东北面的颍河共同构成的，目前所知城壕围成的范围呈西北东南向长方形，面积达40余万平方米。壕沟内侧的城墙尚待找寻。在城壕范围内的中部发现一条龙山时期南北走向的道路，其南部发现两组与南壕的走向大体一致并以路为中轴线东西相对分布的龙山时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可能与祭祀遗迹有关。路东侧的建筑基址面积上千平方米，在基址中和转角处均发现用于奠基或祭祀的身首分离的人牲遗骸数具和动物骨骼，还有可能用于燎祭的红烧土坑。路西侧的建筑基址面积亦上千平方米。这种以路为中轴线，大型建筑东西对峙的布局，是否与中国传统建筑格局中的“左祖右社”有关或为其滥觞，有待进一步研究。

有关禹州与文献中的夏、禹、启的记载，有学者认为史书记载夏人在今河南禹州地区活动甚多，而且这个地区在古代多有称为夏地者。《史记·货殖列传》：“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集解》引徐广曰：“禹居阳翟。”《帝王世纪》：“禹受封为夏伯，在《禹贡》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水经·颍水注》：“颍水自褐东经阳翟县故城北，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左传·昭公四年》云：“夏启有钧台之享。”杜预注：“启，禹子也。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陂，盖启享诸侯于此。”《后汉书·郡国二·颍川郡》“阳翟县”下刘昭注补：“杜预曰有钧台陂，《帝王世纪》云：在县西。”《水经·颍水》：颍水“又东南过阳翟县北”。今河南禹州地区曾以翟鸟命名，翟鸟以其羽毛鲜艳又称作“夏”，因而此地最早当称作“夏地”，后称作夏翟，至春秋战国时期才又称作栎和阳翟。称栎者，乃翟鸟之异名；称阳翟者，当因古夏、阳二字音、义相近通用之故。《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县”下班固自注云：“夏禹国。”清人吴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云：“阳翟，今禹州。注云：‘夏禹国。’按：禹都本在郑栎……地多夏翟，故国号夏。”吴氏所说是正确的。可见禹州是夏禹、启的主要活动地区之一。结合我们在禹州瓦店新发现的大型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和城壕，以及该遗址出土的丰富遗存，联系到文献记载的夏初的阳翟、钧台均在禹州，表明瓦店遗址有可能即与夏禹、启居阳翟和启之钧台之享有关。

1997年，考古工作者对新密古城寨遗址进行考古调查，1998—2000年数次发掘古城寨遗址，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城址。该城址由城墙、护城壕、建筑基址和廊庑基址、灰坑、瓮棺、奠基坑等构成。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保存有南、北、东三面城墙，西城墙被溱水冲毁。在南、北两城墙的中部有相对的城门缺口。北城墙长460米，高7—16.5米，宽（底）12—22米；南城墙长460米，高5—15米，宽（底）9.4—40米；东城墙长345米，高13.8—15米，宽（底）36—40米；西城墙复原长370米。城址面积约17万平方米。在城墙南、北两面发现有护城壕，护城壕宽34—90米，深4.5米不到底；西面利用溱水，东面有无名河作天然屏障，该城亦为用人工护城壕和天然河流共同构成防御体系。在城址中部略偏东北处，发现夯土建筑基址F1，为南北长方形夯筑高台建筑，坐西朝东，南北长28.4米，东西宽13.5米，面积为383.4平方米，其南、北、东三面皆有回廊。在F1上南北排列六排柱洞或磉墩，把建筑分隔成七间。在F1房基南、北、东三面还发现有廊柱磉墩19个。同时发现有廊庑基址F4，F4北廊庑长约60米，宽4米，是由二三道墙基槽、门道、守门房和众多的柱洞组成的。夯土建筑基址F1和廊庑基址F4为城址中的宫殿建筑，F1为主殿，F4是廊庑——北庑和西庑。有学者研究认为：古城寨龙山文化大型建筑基址，具有早期宫殿的基本要素，如体量庞大的主殿、拱卫主殿的廊庑、四合院雏形等，是夏商宫殿建筑最为直接的前身，在我国早期宫殿制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古城寨原始宫殿建筑的出现，标志着当地居民已经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或者说坐在这个殿堂里的人们，已经沐浴在文明的曙光中。

关于古城寨城址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古城寨城址当为进入夏纪年的夏代早期重要城址之一。也有学者认为：根据文献记载，再从时空方面进行对比，古城寨城址很有可能就是历史上的“祝融之墟”。祝融之族的活动地域最早在豫中的嵩山地区，《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融即祝融，崇山即嵩山。祝融本来是依附于高辛部落集团的，但在夏人战胜高辛氏之后，祝融之族转而又依附于夏人了。新密当地群众传说古城寨为“鬼修城”，当与“鬼方氏之妹”有关。可能是中原地区的华夏部落在对鬼方部落的战争中，俘获大量的战俘，使他们沦为奴隶，强制他们修筑了古城寨城垣。古城寨城址是一座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其时代大体上与祝融之世相合，应为祝融之族的都城。此推测亦可备一说。

新密新砦遗址早在1979年就进行了第一次发掘，该遗址以富含从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时期的“新砦期”遗存而著名。199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该遗址的主要遗存为王湾三期、新砦期和二里头早期，其重要收获是新砦二期遗存的确认。考古学者认为新砦期的上限可能是“后羿代夏”之前的夏代早期。遗址的总面积约为70万平方米。在新砦大型聚落遗址中，发现城址位于遗址中心区的西南部，规模宏大，拥有内外三重城壕，有围壕与城墙，围壕的平面大体呈圆角长方形，将整个城址包围起来。围壕宽通常在25—30米，个别地段宽达60米以上，深5—7米。在西围壕的中间地带，发现有一宽30余米的缺口，当为通向聚落内部的门道。围壕以北约200米处有东西向外壕。在遗址的西南部发现内壕。对北围壕进行解剖，确认内壕的内侧为城墙的夯土。同时发现一座大型建筑，该建筑为浅穴式。通过对大型建筑的全面揭露和重点解剖，查明大型建筑整体呈刀把形，其东西长90米，南北宽14.5米，总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大型建筑的功能，有可能与古籍记载的“坎”之类的祭祀遗迹有关，当然，也不排除为一大型公共露天活动场所的可能性。大型建筑三面被内壕所围，系新砦城址的内城。通过对西北角城墙的重点解剖，发现了新砦期的城墙被二里头壕沟打破的地层关系，表明新砦城墙与壕沟是有计划统一施工而成的，这种将整个城址包围起来的遗迹只能是人工修筑的城墙及其护城壕，不会是自然河道的遗留。新砦遗址聚落布局的探索已经初步取得了重大进展。考古学者认为新砦城址位置完全符合《水经注》所云夏启之居的地望，城址的始建年代落入夏代早期年代范围之内，附近的新密市和新郑市境内没有发现比它更大的同期城址或遗址。依照遗迹和遗物的规格，它本身具备王都的特征，故认为新砦城址可能就是夏启黄台之居。

综合上述王城岗、瓦店、古城寨、新砦四座城址的资料，诸城址的相对年代可大体推定为：王城岗城址早于瓦店城址，古城寨城址晚于瓦店城址，但早于新砦城址。王城岗、瓦店、古城寨、新砦四座城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为：王城岗小城址为公元前2200—前2130年至公元前2100—前2055年；王城岗大城址为公元前2130—前2075年至公元前1885—前1835年。瓦店城址约为公元前2105—前1755年。古城寨城址为公元前2018—前2017年至公元前1997年。新砦城址为公元前1870—前1720年。

通过对嵩山东南部颍河和洎水流域的王城岗、瓦店、古城寨、新砦四座城址的讨论，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夏代早期城址的变迁：在夏王朝诞生前后，位于颍河上游的登封王城岗城址先为夏鲧之居，后又为禹都阳城之所在；随着夏王朝势力的发展，夏人沿颍河南下，禹、启又在禹州瓦店建立了阳翟城；不久，夏启为了经略北方的需要，又将都邑由颍河中游的阳翟迁到新密洎水边的新砦即黄台；直至启子太康为了控制嵩山西北的伊洛河流域，夏王朝的政治中心逐渐北移，才将都邑由嵩山东南部的颍河、洎水流域，可能沿郑州、荥阳通道，经巩义花地嘴新砦期遗址西进，迁至嵩山西北部伊洛河流域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即斟寻，自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到夏王朝最后的帝桀，一直没有再迁都。

综上所述，古代先贤对《史记·夏本纪》的研究，立足于《尚书》等篇章，采取注释、考证等方法。现阶段，考古新发现的支撑为《夏本纪》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参考资料。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正日益科学化，这也对类似《夏本纪》这样涉及古代历史地理的文章著作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我们寄希望于时人及后人，利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利用确切的考古资料，结合已有研究成果，为《史记·夏本纪》乃至《史记》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徐兴海

2017年6月于江南大学文学院

引用文献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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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殷本纪／商国君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3

（史记研究集成／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徐卫民主编．十二本纪）

ISBN 978-7-5604-4043-9

Ⅰ．①殷…　Ⅱ．①商…　Ⅲ．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传体②《史记》－研究　Ⅳ．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1698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殷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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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　尹盛平　田大宪　吕培成　吕新峰

李　雪　李颖科　杨建辉　杨海峥　吴秉辉

何惠昂　陈俊光　张　萍　张　雄　张文立

赵生群　赵建黎　骆守中　高彦平　郭文镐

徐兴海　商国君　梁亚莉　彭　卫　程世和

主　编　赵光勇　袁仲一　吕培成　徐卫民

总序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195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巨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历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展现了中华民族维护统一、积极进取、坚韧不拔、革故鼎新、忧国爱国等民族精神。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突破传统，大胆创新，开辟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正如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序》所说：“由《史记》以上，为经为传诸子百家，流传虽多，要皆于《史记》括之；由《史记》以下，无论官私记载，其体例之常变，文法之正奇，千变万化，难以悉述，要皆于《史记》启之。”在世界文化史上，《史记》作为巨幅画卷，也是当之无愧的。苏联学者图曼说：“司马迁真正应当在大家公认的世界科学和文学泰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和古希腊史学名著比较，其特点在于它的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生活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集中到一个战争，重视政治、军事。普鲁塔克的传记汇编所收的人物也限于政治家和军事家，即使是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也没有一字提到，更没有一个关于从事生产活动者的传记了。”[1]《史记》在唐以前传至海外，18世纪开始传入欧美，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汉学界研究和关注的对象。毋庸置疑，《史记》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

据《汉书》记载，西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史记》公之于众。但当时史学还没有应有的独立地位，加之在正统思想家眼里，《史记》是离经叛道之作，是“谤书”，因而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东汉中期，《史记》才逐渐流传。魏晋以后，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史记》的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抄写、学习《史记》的风气逐渐形成。谯周《古史考》等书对《史记》史实的考证，揭开了古史考辨的序章。裴骃的《史记集解》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史记》注本。此一时期，扬雄、班氏父子、王充、张辅、葛洪、刘勰等人对《史记》发表过许多评论，他们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肯定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由于史论的角度不同，班彪、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出“史公三失”问题。随之，以王充和张辅为开端，开始了“班马异同”的学术001论，也即开《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之先河。

唐代由于史学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记》在史学史上备受尊崇，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成为修史之宗。唐代编纂的《晋书》《梁书》《陈书》等八部史书全部采用纪传体的写法。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对纪传体的优点也予以肯定：“《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2]史学家杜佑发展了《史记·八书》的传统，著《通典》一书，成为政书体的典范。唐代注释《史记》，成就最大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与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两部书和南朝刘宋年间裴骃所作的《史记集解》，被后人合称为《史记》“三家注”。“三家注”涉及文字考证、注音释义、人物事件、天文历法、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典章制度等，是《史记》研究总结性、系统性的成果，因而也被认为是《史记》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司马贞、张守节、刘知幾、皇甫湜等人，对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的创新精神作出了许多肯定性的评论。如皇甫湜《皇甫持正集》认为，司马迁“革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将以垂不朽”。特别是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使《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宝藏得到空前的认识和开发，奠定了《史记》的文学地位。

宋代的《史记》研究步入一个新阶段。由于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加之印刷技术的发展，《史记》得以大量刊行，广为研读。宋人特别注重《史记》的作文之法。如文学家苏洵首先发明司马迁写人叙事的“互见法”，即“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3]，开拓了《史记》研究的领域。郑樵在《通志·总序》中称《史记》为“六经之后，惟有此作”，肯定司马迁前后相因，会通历史的作史之法，这也是第一次在理论上从“通”的角度评论《史记》。本时期的评论，还把“班马优劣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苏洵、郑樵、朱熹、叶适、黄履翁、洪迈等人都发表过评论，涉及思想、体例、文学等方面的比较，乃至于出现了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娄机的《班马字类》这样的专门著作，把《史记》比较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元代除了在刊刻、评论《史记》方面继承前代并有所发展外，主要贡献在于把《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搬上舞台。元代许多杂剧的剧目取材于《史记》，仅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就有180多种，如《渑池会》《追韩信》《霸王别姬》等，这些剧目的流传，又扩大了《史记》的影响。

明代是《史记》评论的兴盛期。印刷技术进一步提高，给刻印《史记》提供了有利条件，尤其是套版印刷的兴起，给评点《史记》提供了方便。明代从文学角度评论《史记》取得的成就最大，对于《史记》的创作目的、审美价值、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多样化的艺术风格等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4]。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王慎中、钟惺、陈仁锡、金圣叹等人都是评点《史记》的大家。同时，由于《史记》评点著作大量出现，辑评式研究应运而生。凌稚隆《史记评林》搜集整理万历四年（1576）之前历代百余家的评论，包括“三家注”及各家评点和注释，并载作者本人考辨，给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后来李光缙对该书进行了增补，使之更加完备。明代晚期，《史记评林》传入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对《史记》的研究。另外，朱之蕃《百大家评注史记》，葛鼎、金蟠《史记汇评》，陈子龙、徐孚远《史记测义》等也进行了辑评工作。明代由于小说的繁荣，人们对《史记》的认识也开辟了新的角度，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系，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成就。在《史记》历史事实的考辨方面，杨慎《史记题评》、柯维骐《史记考要》、郝敬《史记愚按》等，以及一些笔记著作，均颇有新意。

清代迎来了《史记》研究的高峰期。专门著作大量涌现，如吴见思《史记论文》、汪越《读史记十表》、杭世骏《史记考证》、牛运震《史记评注》、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王鸣盛《史记商榷》、邵泰衢《史记疑问》、赵翼《史记札记》、钱大昕《史记考异》、梁玉绳《史记志疑》、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郭嵩焘《史记札记》、李慈铭《史记札记》、吴汝纶《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等，都是颇有特色的著作。这些著作最大的成就在于考据方面。清人考据重事实，重证据，大至重要历史事件，小至一字一句、一地一名，对《史记》史事和文字的考证极为精审。钱大昕为梁玉绳《史记志疑》作序，称其“足为龙门之功臣，袭《集解》《索隐》《正义》而四之矣”。许多学者是考中有评，如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自此例一定，历来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5]其他非专门研究《史记》的著作如顾炎武《日知录》、刘大櫆《论文偶记》、章学诚《文史通义》以及一些古文选本等，也对《史记》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评论。

近现代以来，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史记》研究呈现出继承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问题不断深入的特点。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文化、从史学到地理、从文学到美学、从伦理到哲学、从天文到医学、从军事到人才，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诸如李笠的《史记订补》、王叔岷的《史记斠证》、钱穆的《史记地名考》、瞿方梅的《史记三家注补正》、陈直的《史记新证》、王恢的《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等，从《史记》文本文字、地理名物及《史记》研究的再研究等方面进行考证或订补。另外，杨燕起等编纂的《历代名家评史记》，精选1949年前的《史记》评论资料；近年来，由张大可、丁德科主编的《史记论著集成》汇辑当代学者的专题研究成果；赵生群主持修订的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使《史记》校勘更上层楼。同时，各种不同类型的《史记》选注本、全注本、选译本、全译本相继问世。

《史记》在日本影响很大，近现代以来颇具影响的《史记》研究专家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宫崎市定等。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之后水泽利忠对该书进行校补，使之成为《史记》研究总结集成式的成果，该书在辑佚、校勘、对《史记》史实的考证、对司马迁所采旧典的考证、对“三家注”的再考证、对词句的训释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施之勉的《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严一萍的《史记会注考证斠订》等均针对缺憾专门作了订正。欧美学者对《史记》的研究，诸如法国的沙畹、康德谟，美国的华兹生、倪豪士，以及汉学家高本汉、崔瑞德、鲁惟一、陆威仪等，在关注《史记》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以西方思维、理论及方法，将《史记》与西方传统的史学著作进行比较研究，亦颇具特色。

从以上简单勾勒《史记》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呈现出“历代不辍、高潮迭起”的状态。不仅如此，海外汉学界特别是日本的《史记》研究亦有突出的表现。

二

《史记》研究积累了大量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不同时期承前启后、不断深化的学术成果，这其中有就个别问题的深入探究，有零散的评论，亦有专题式的系统研究。除此之外，系统整理前代研究成果、提出新见的集成式整理方式，更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南朝刘宋至唐代形成的《史记》“三家注”和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完成的《史记会注考证》，被视为《史记》研究系统、全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甚至被称为《史记》研究的两座里程碑。

今天，《史记会注考证》出版已经八十余年，《史记》研究又经过了一个不凡的历程，海内外《史记》研究新见迭出，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新的变化，突出特征是由“史料学”向“史记学”发展，即从史料的整理和挖掘中分析司马迁的思想，通过具体史料探讨《史记》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其价值。这也在客观上对《史记》研究成果再次进行集成式整理提出了新的学术要求，《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正是顺应这一学术发展的重要尝试。

《史记研究集成》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关心、指导和支持下，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和西北大学出版社具体组织实施。集成规模浩大，搜罗宏富；分类选目，采摭众家；纵横有序，类别集成。在总体架构上，分别形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各部分研究集成。集成以汇校、汇注、汇评为编纂体例，总体编纂表现出资料搜集的全面性、类别整理的学术性，以及体例设置的科学性和出版所具有的实用性特点，具体如下：

首先，资料翔实完备，涉及古今中外所有研究成果，是近两千年来《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集成所收资料，上自汉魏六朝下至21世纪初，不仅包括中国历代《史记》研究形成的资料，亦广泛涉及海外研究成果，特别注重对新材料、新观点的采撷吸收。近现代以来，《史记》研究呈现出以史学、文学为主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地理、天文等多学科的特点，相关的研究成果自然也就成为本集成的组成部分。同时，遴选搜集所能见到的《史记》研究的相关资料，又针对性地搜集补充海外研究资料，充分显示了《史记研究集成》资料搜集的全面性。

其次，观点采摭众家，厘定甄选，兼及考古资料补正，充分体现了《史记研究集成》的学术性。《史记》研究者之众，多不胜数；成果之丰，可谓汗牛充栋。经过了汉魏六朝开启至唐代的注释繁盛期，两宋传播和品评期，明代评论兴盛期，清代考据高峰期，以及近现代的拓展深入期这些不同阶段，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料，这些资料就观点看，前后相继，但会通整理难度之大超乎想象。编纂者一要质其要义，二要考其先后，三要会通甄选以厘定条目，除此之外，还要参酌考古新发现作深入补正或提出新见解，这也体现出集成的学术性特点。

再次，体例设置科学，出版具有实用性。《史记研究集成》以汇校、汇注、汇评分类，以观点先后列目，类编得当，条贯秩然。一方面网罗《史记》研究多学科、多层次、全方位之学术观点，另一方面完整呈现《史记》研究的学术脉络，每篇前有题解，后有“研究综述”，在收集历代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一些有争议的或者重大的学术问题加以编者按语。本集成系统全面，方便使用，具有工具书的性质。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辑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一，它为《史记》研究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有价值的资料，古今中外的重要成果尽收眼底，为理论研究铺路搭桥，为立体化的研究提供依据。第二，它既是历代资料的精选荟萃，又是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史的全面呈现，具有学术史的认知价值。第三，它与前代的《史记》“三家注”、《史记会注考证》等里程碑式的著作相比，体现了编纂者的创新精神和力争超越前代的学术追求，有助于推动《史记》研究向纵深发展，有助于推动“史记学”的建立。第四，《史记》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集成的编辑出版，一方面可以为史学、文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于有关的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有益的资料，有助于促进这些学科的发展，繁荣当代学术；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入挖掘《史记》中蕴含的至今仍有现代意义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与治国智慧，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是一项基础性文化工程，资料的搜集与会通整理不仅需要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也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储备，更需要学术界的通力合作。书稿在编纂和审定过程中，得到了著名史学家、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中国《史记》研究会原会长、北京大学安平秋先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彭卫研究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诸位大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谢忱。

限于体例和篇幅，以及资料的限制，前贤时彦的成果难以全部吸收，颇有遗珠之憾，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史记研究集成》编辑出版委员会

（张新科执笔）

2019年3月18日

[1]齐思和：《〈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载《光明日报》1956年1月19日。

[2]［唐］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二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8页。

[3]［宋］苏洵著，曾枣庄等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4]详参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第四章“明人评点史记的杰出成就”，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5]［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作为《史记研究集成》的一部分，《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以下简称“集成”）编纂工作实际始于1994年。它是在赵光勇教授审择资料，构设体例的基础上，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组织启动编纂的。对于这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实施，时任陕西省省长白清才、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董继昌、陕西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李绵等人高度重视，并给予重要支持。在几近十年的编纂中，十余位专家勤勉有为，爬梳浩如烟海的资料，会通比较，厘定条目，汇校、汇注、汇评出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发展的学术脉络，至2003年形成初稿。

2013年，书稿经过十年“周转沉淀”，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支持下，西北大学出版社接手编辑出版，并邀纳资深编审郭文镐等组建《史记研究集成》编辑部，组织项目的编辑加工。从2013年至今，在六年的精心组织与实施中，编辑部的同志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资料核查工作，其中不乏深入的校雠勘误；在内容处理上，听取专家意见，同样进行了庞杂的“考量删繁以求简练”的编辑加工。在此基础上，各位编纂者又进行了系统的补遗与增订。《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至此完成编辑审定。这期间，2015年，《史记研究集成》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16年、2018年，出版社和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先后组织了两轮专家审定，形成了系统的修改意见，从增删与补遗等方面有力的保证了“集成”的全面性与学术性，从而提高了“集成”出版的代表性与权威性。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项目实施前后25年，十余位专家，淡泊名利，潜心以为，他们以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而为，成一家之言”的精神为榜样，砥砺前行，在此我们感念良多。殚精竭虑、因病辞世的吕培成教授，年愈九旬、依旧念兹的赵光勇教授，耋老鲐背、勉力而为的袁仲一先生等，他们都是司马迁精神不衰的实践与体现。已故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原副会长张登第先生在“集成”编纂的组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书稿的编、审、校前后持续六年，这期间，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承担着大量繁重的工作，他们珍视与编纂者的合作，在工作上与编纂者并肩前行，在专业上不断历练提高，受益良多。可以说，“集成”的编辑出版，是编纂者与出版者密切合作的结果，也充分体现着双方致力于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与使命意识。

值此《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付梓之际，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杨海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彭卫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专家学者所提供的重要的学术支持。同时，感谢社会各界给予的关心和指导。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年3月19日

凡例

1. 本书《史记》正文以中华书局1959年版点校本为底本，参考《史记》新校本（修订本），汇集历代兼及国际汉学界《史记》研究资料，简体横排。凡古今字、通假字、俗字等，以及人名、地名中的异体字，均一仍其旧。各卷编排：卷前为题解，卷末为综述，正文分段，每段为单元，标示注码，段后依次排列汇校、汇注、汇评资料。

2. 本集成遴选的资料，录自古代文献和近现代学术专著，有参考价值的今人研究成果也予酌录。汇校部分，以他校为主（点校本已作版本校）。汇注部分，不限于字词义诠释，句义段义以及天文地理等考释也包括在内。所有部分，皆不惮其繁，一一罗列各家之言。

3. 本集成引录的资料中使用的书名简称依旧，个别生僻者，首次出现时，随文加“编者按”予以说明。如：《锥指》（编者按：《禹贡锥指》）；《经典》（编者按：《经典释文》）。

4. 本集成引录的资料中的原有夹注，改为括注，字体字号同正文。为方便读者解读研究资料中的个别问题，本书编者间或加有“编者按”，按语相应随文或置于该条资料文末。

5. 每条研究资料于文末括注出处，录自古代文献和近现当代学术专著者括注书名、卷名或章名，连续两条或三条出处相同者，后条简注“同上”；录自现当代期刊者括注篇目及期刊年次期次。书末附《引用文献及资料》，详注版本信息。

注：文中出现的“□”同原版纸书

目录

总序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凡例

殷本纪第三

研究综述

附录

引用文献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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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本纪第三

【题解】

班　固：《书经·汤誓》汤伐夏桀。金生水，故为水德。天下号曰商，后曰殷。（《汉书·律历志下》）

司马光：“殷”，亦号商，又封商汤居殷而受命，故二号。（《稽古录》卷六《殷上·原注》）

郑　樵：自契至成汤，凡八迁，亳都有溵水在焉，故亦谓之殷。后世迁于嚣，迁于相，迁于耿，迁于朝歌，而殷、商之名，未始偏废，以开国受命之祖，所以命也。（《通志》卷三《商》）

徐文靖：《笺》按：《诗·商颂谱》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国语》：元王勤商十四世而兴，是其始称商也。《竹书》：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元鸟》云：殷受命咸宜，是其兼称殷也。《大明》云：殷商之旅。《荡》云：咨女殷商，是又总称为殷商也。《诗补传》曰：殷以溵水得名。古溵水县今陈州之商水县也。殷商，兼商山、溵水言之。郑氏《通志》曰：溵水出阳城东，至西华汝阳入于颍，与颍水合流。古人并称颍为殷，故命以殷焉。（《竹书纪年统笺》卷五《殷商成汤》）

刘咸炘：梁曰：“契封于商，而汤亦以商为代号。其称殷者，子孙所改。当书曰《商本纪》。”按：此苛责也。“宅殷土芒芒，契始即居殷”，《诗》亦称“殷商”，是殷在前，何不信《诗》而信《竹书》邪？即从其后号而书之，亦何不可？（《太史公书知意·殷本纪》）

王献唐：商朝分为前期后期，盘庚迁殷（河南安阳）以前为前期，以后为后期。后期有许多文物出土，并有许多发掘报告，大体尚能掌握。前期似乎只摸索到郑州的一些遗址，从商汤开国以后的社会发展变化，要从客观实物来说明，还是茫然。（《山东的历史和文物》，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2期）

又：在山东，从文献上来说，大体中部以西地带，是商朝统治者早期的活动区域。他们的始祖叫契，据说在滕县地带住过。以后又一辈祖先叫相土，据说在泰安地带住过，称作“东都”。到了开国的汤，曾在曹县建都。又后有一位南庚，曾在泗水地带建都，地名称为“庚宗”。他们是不时迁都的。到达盘庚迁殷以后，才算定住。（同上）

又：本来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发掘，就已出现新石器时期许多占卜用的卜骨，但是无字。以后济南市发现商朝的卜骨、卜龟，也是无字。河南“殷墟”却先后出土大批有文字的卜骨、卜龟，给商朝提供了各方面的重要史料，一般叫做“甲骨”，成为专学。以文字而言，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和甲骨刻辞，都在三千年前，时期最早。龙山下层遗址的陶片，间刻记号文字，有人说是祖国最古的文字，那就能古到五千年前去。但由此而到商朝后期一个悠久时间，又成了空白。（同上）

顾颉刚：商代甲骨文中根本没有“殷”字，而只有“衣”字。“衣”的意义有二，一为祭名，一为地名。地名的“衣”，郭沫若谓即《水经·沁水》的殷城，地点在今沁阳（《卜辞通纂》635）。（《〈尚书·西伯戡黎〉校释译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集）

又：商人从来不称自己为“衣”或“殷”，而只自称为“商”。即使商亡后，封于宋的商王朝后代虽周人称之为宋（“商”和“宋”是一声之转），却往往仍然称“商”。如《左传·僖公廿二年》“天之弃商久矣”，《哀公九年》“不利于商”，又《廿四年》“孝惠娶于商”，以及《国语·吴语》“商鲁之间”，《庄子·天运》“商太宰荡问仁于庄子”，《列子·仲尼》“商太宰”，《礼记·乐记》“肆直而慈爱，商之遗声也，商人识之”等都是。还有《书》的《商书》，《诗》的《商颂》是宋人编的，也仍以“商”为名。可见称“殷”不是商人自己的事。郭沫若对此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殷人自己自始至终都称为‘商’而不自称‘殷’的。在周初的铜器铭文中方称之‘殷’，起先是用‘衣’字，后来才定为‘殷’。衣是卜辞中一个小地名，是殷王畋猎的地方。周人称商为‘衣’，为‘殷’，大约是出于敌忾。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其后的楚国的称谓上，楚国不自称为‘荆’，别的国家始称之为‘荆’，应该也是出于敌忾。”（《奴隶制时代》）这个名词是否会出于敌忾，今天材料稀少，还不够解决。当然，出于敌忾的情形是会有的，但更多的情况是，一个民族非恶意地称呼为别的名字，而不是本民族自定的名字，这在世界历史上差不多是常见的现象。因此在这里，“殷”不是商民族自称的名词，而是周人所称的名词，也是这种常见现象之一。（同上）

王　恢：殷：殷盖地区名。《诗·商颂》“宅殷土芒芒”，今河南省黄河以北之境——内黄及于大行，南极大河，北据衡漳，禹河斜贯其东，故泛称河北、西河，安阳略为其中心。自盘庚迁殷，至纣之亡，凡十世，二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商居殷最久，故单称殷——如《殷本纪》，或兼称殷商。（《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殷》）

安　东：《殷本纪》全篇以“兴衰”二字为裘领，以德政之有无贯穿始终。（引自《史记题评·殷本纪》）

金景芳：成汤灭夏以后所建立的国家，到底称作什么，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见于前人称述的，有的称之为商，有的称之为殷，有的则称之为殷商。同时对殷商这两个称号的解释也不同。如有的认为契封于商，有的认为契本无封于商之事。商是契孙相土之所迁，那么，在相土迁商之前，是不可能称商的。有的认为成汤灭夏以后，新建的国家称为商，到盘庚迁于殷以后，才改商为殷。此外也还有人认为商人自己并不自称为殷，周人才称商为殷，殷是商王经常去田猎的一个小地方，周人称商为殷，完全是出于敌忾。

商，最初是个地名，即今河南商丘，在我国氏族社会时期，是高辛氏之子阏伯所居。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在夏代，契孙相土始迁于此。因此，后来这一民族有了商的称号，实从这时开始。

殷，作为地名，其地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殷墟。今本《竹书纪年》说：“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王国维证以《山海经》郭璞注引真本《竹书纪年》有殷王子亥、殷主甲微，称殷不称商，断为可信。然则殷实为商的先公旧居，他们在迁商地、称商之前，就居住在这里。正因为这样，所以《吕氏春秋》于《慎大览》说：“汤立为天子，夏民大悦，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亲郼如夏。”于《慎势》说：“汤其无郼，武其无岐，贤虽十全，不能成功。”于《具备》说：“汤尝约于郼、薄矣，武王尝穷于毕、裎矣。”于《高义》说：“郼、岐之广也，万国之顺也，从此生矣。”这些材料，每提到汤时，都同时提到郼。郼与殷古音相同，故通用。那么，所谓盘庚迁殷，改商称殷之说，不攻自破了。至于商人不自称殷，这同春秋时代男子不自称姓，《春秋》为鲁史不自称鲁一样，出于没有必要。齐、晋人称鲁为鲁，鲁人称齐、晋为齐、晋，和战国时魏国迁都大梁后也称梁一样，只是一般的习惯称呼，这里并没有什么“敌忾”的意思。殷商并称，也同单称殷、单称商一样，并没有什么新义，这只不过是这个国家既可称殷，又可称商罢了。（《中国奴隶社会史》第二章第一节）

唐嘉弘：商代或说上限为公元前1783年，下限为公元前1122年，共享国六百六十二年，或说为公元前1600年至前1028年，共约五百五十年。（《先秦史论集·先秦史概论》）

罗福颐：距现在三千多年前，是商代王朝。据《竹书纪年》的记载，由商汤到纣王凡十七代三十王，经过约四百九十六年。当由商汤传十代到盘庚时，他带着贵族和民众渡河迁移到殷（其地当今之河南安阳县小屯村地）。因之盘庚以后称为殷。（《关于殷墟甲骨的一般知识》）

张大可：殷朝最初称商朝，盘庚迁殷，始称殷朝。《殷本纪》系统地记载了殷王朝兴起、发展和灭亡的整个历史过程，并为出土的甲骨卜辞所证实，因此是研究商代历史的重要文献。商代帝系从成汤建国到殷纣之灭，历十七世三十一王，王位继承多兄终弟及。商代历运年代，《三统历》记载为六二九年，《殷历》记载为四五八年，《竹书纪年》记载为四七一年。依《三统历》商代约六百年天下，当公元前十七世纪至十一世纪之间。（《史记全本新注》卷三《殷本纪第三·题解》）

赵用贤：按《考要》云：汤初以商为国号，及盘庚迁于殷，故号曰殷。然亦兼称商。《诗》曰“咨尔殷商”，又曰“殷商之旅”，商号固未尝改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殷本纪》）

张光直：关于商代唯一重要的历史文献是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殷本纪》。我们知道他写《殷本纪》的主要材料是《书经》（包括书序）《诗经》《国语》《左传》《世本》《大戴礼》（帝系篇），以及其他一些书籍。（《商文明》）

宋镇豪：《殷本纪》对商代史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殷本纪》产生于公元前100年前后，从实践上看，体现了其时间的早期性。二、《殷本纪》以世系为时间坐标，以历世商王贵族为叙述中心，体现了其系统的完整性。三、司马迁作《殷本纪》时所用材料的原始性和叙述史事的公正性，使其具有相当的客观可靠性。正因为如此，《殷本纪》为构建商代史提供了框架基础，也使复原真实的商史成为可能。目前，利用地下出土文字材料和考古材料，结合先秦文献，重新构建真正的商史，条件已经具备。（《商代史论纲》）

徐中舒：“殷商”一词，是“殷”与“商”的合称，并不是商民族对自己的称号。他们是自称为“商”，如对其晚期经营很久的都城，后世都名之为殷墟，而甲骨卜辞中则记述商王出外田猎后返回都城为“入于商”。这个“商”就是殷墟，是《史记·项羽本纪》所记项羽与章邯期会洹水南的殷墟，这同甲骨出土地今之小屯村为洹水所围绕的地望相一致，可见殷墟如据“名从主人”例应称之为商墟。不称商而称殷，本是来自周人。周之金文有“殷”字，从身、从殳。身即人之形，含义为人。“殷”古读同“夷”“衣”“郼”音。因此周人称殷如夷，《中庸》“一戎衣”即“殪尔殷”，注家说“衣读如殷”；《吕氏春秋·慎大览》“亲郼如夏”，高诱注“郼读如衣”。这都是各据不同方音写成的异形同音字。周人既称商之人为殷，故在《诗经·大明》中出现了殷人与商人相混合的称号，而有“自彼殷商”“殷商之旅”等词与句。（《先秦史论稿》）

朱凤瀚：这个问题主要是讨论商人是否自始称殷。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提出，商人始终都自称商而不称殷，周人因敌忾之故而称商为衣、为殷。衣是卜辞中小地名，为殷王猎地，殷代无所谓盘庚前称商，盘庚后称殷之事实。顾颉刚、刘起釪《盘庚三篇校释议论（下）》、史苏苑《商朝国号浅议》均从郭说。史文并提出今日还是称商朝为商好。郑慧生《商朝名称的由来》也认为盘庚迁殷后称殷之说无根据。今安阳小屯商人自称“殷商”，甲骨文中无殷字。但他不同意郭说称商为殷是出于敌忾，因为从周原甲骨看，周人还敬祭商先王。周人称商为衣因为衣在两国交往必经地，于是周人心目中印象日深，遂以为商代称。

李衡梅：《殷商称号辨析》与以上诸说不同，认为相土才始以商为称，而殷是商先公旧居，所以在相土之前商人已有殷之专号，自成汤灭夏后亦沿用殷，故商亦可称殷，或殷商连称。过去认为至盘庚迁殷后才称殷之说不妥。

由上面诸家议论可见，殷商名号问题，一方面牵扯到夏商历史地理问题，另一方面亦牵扯到夏商甲骨刻辞与金文的研究。在就此问题作出考察时，对殷墟甲骨文中商人不自称殷（或衣）的情况还是应注意的。（《先秦史研究概要》）

朱彦民：先秦历史中的“商代”，又每每被称之为“殷代”，或合称为“殷商时代”。关于“殷”“商”之名，古今学者不乏辨之者，然多未得其实。“殷”与“商”究竟有何分别，二者的关系如何？今从“殷”“商”得名的由来而分辨之，为其正名。

一、“商”名之得来《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这里的“商”不像是地名，而像是人名或族名，商先祖中则无名“商”者，所以，此“商”只能作族名理解。但我们也不认同商族在起始就称“商”的说法。《诗经》中的《商颂》是春秋时宋人对祖先祭祀的颂赞诗歌，因而不能据此便认为契时商族便有“商”名。“商”的名称当是商族先人在迁徙途中因地名而得。正如王国维所云：“商之国号，本于地名。”关于“商”的地望，学术界对其指归有不同的看法。如传统观点认为在陕西。《史记·殷本纪》：契“封于商”。《集解》：“郑玄曰，商国在太华之阳。皇甫谧曰，今上洛商是也。”《索隐》：“尧封契于商。即《诗·商颂》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是也。”《正义》：“《括地志》云：商州东十八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喾之子契所封也。”是把“商”地认在陕西省境太华之阳的华县和商州了。《水经注·丹水》亦云：“（丹水）又东南过商县南，契始封商，殷商之名起于此矣。”近人顾颉刚等从之。我们认为，《史记》此记本身已误，正如金景芳先生所论：“第一，尧舜时代还是氏族社会，绝无封国之事；第二，‘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明见于《左传》襄公九年，相土是契之孙，迁于商是相土而不是契。”如果契曾封“商”，相土乃契之孙，其居“商丘”，不当言因阏伯而应言因契也。这是契封于“商”之不可信者。后学注《史记》，以陕西的商洛释“商”，亦非正理。我们认为，商族起源于北方，即使当时有分封之事，也不会分封到关中之地。关中之地名“商”“亳”者，乃商人入主中原、建立商王朝以后西进经略此地时留下的遗名，与商先祖的起源及迁徙无关。

二、“殷”名之所自对于“殷”的地望，古人也有误解。《尚书序》误记“将始宅殷”为“将治亳殷”。《尚书正义》受其影响而疏曰：“此序，先亳后殷，亳是大名，殷是亳内之别名。”又曰：“殷，亳之别名，则亳殷即是一都。”殷之为殷，亳之为亳，误亳殷为一地，自然不确。今天仍有学者据此“将治亳殷”之误记而定“殷”地在河南偃师西亳，也未分别“亳”“殷”而言，同样错误，不仅文献依据有误，而且在考古学上也没有什么证据。现当代学者中有不少人考究过“殷”之地望。傅斯年“言殷”之地：“东包河济之间兖州，西达河内之沁阳，横亘千里，皆可以殷名称之。”赵铁寒从其言，认为“殷为区域名，似古九州中之一州”，“非一邑一地之专名”。遂以沁阳之“衣”、滑县之“韦”、淇县之“卫”、淇滑之间的“都”、安阳之殷墟五地皆当“殷”地称之。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也以“殷”当为古黄河以西、淇水以北、洹水以南之大片土地，而非专指一地。我们也不认为这是正确的说法。“殷”之称成为国名后，其所指之地固然很大，可以包括殷王朝的整个疆域，而不仅仅指上举诸地。但作为国名得名之处的“殷”地，尤其是盘庚所迁之“殷”，只能是一个具体的地点，而不可能指一大片的地域。赵氏所举五地更不可能皆是盘庚所迁之“殷”。“殷”当得自于一个具体的地名。关于“殷”地之名的由来，应从甲骨文中寻找线索。甲骨文中无“殷”字，但有“衣”字。我们认为“殷”即由“衣”而来。甲骨文“衣”演变成文献中的“殷”，当是二字古音相通所致。《尚书·康诰》：“殪戎殷。”《礼记·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可见“殷”“衣”相通。郑玄注：“衣读如殷，声之误也。齐人言殷声如衣。”高诱注亦云：“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甚至同一篇、同一段古文献中“衣”“殷”即有互用之例，如《尚书·康诰》：“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民。”是以“衣”“殷”无别可知。陕西岐山凤雏发现的周原甲骨卜辞中称殷王为“衣王”，如“衣王田，至于帛”（Hll·3），也是个很好的例证。清代惠栋《古文尚书考》解释二字相通之因时云：“古衣字作，从反身，殷从受殳声，故读为衣。”其实，从字形上看，“衣”“殷”二字相差很大。甲骨文“衣”字象古人所穿之两襟交衽之上衣领口的俯视形。与古文“身”或反“身”迥别，惠栋之形训不确，仍应以二字音近字通说之为是。“衣”字在甲骨卜辞中除了作祭名外，也作地名。如“辛酉卜，在□贞：王田衣？戊午年卜，在□贞：王田衣？”（《前》2）郭沫若以此“衣”即沁水流域近怀之殷城，“盖殷人设有离宫别苑于此，故其国号本自号商，而周人称之为衣，后又转变为殷也”。又以为周人以殷人的一个田猎小地称其国为衣为殷，大约是出于敌忾，他还类举了楚人不自称荆而他国称之的例子。按沁阳之地作为商王的田猎区固然有“衣”地，且据《水经注》知此地后世有所谓“殷城”，但决非如有的学者所说盘庚迁殷于此地。此地之城，据《水经注》引《竹书纪年》知筑于战国秦伐郑时。这里也未发现有什么商代中后期的遗物和遗迹。此地只是殷商王朝疆域里的一个小地名而已。周人即使以敌忾意气、卑夷心理称呼已亡的商王朝，也不会以其一地小名而称其国其都。周人称商人为“殷”，如同“齐、晋人称鲁为鲁，鲁人称齐、晋为齐晋，和战国时魏国迁都大梁也称梁一样，只是一般的习惯称呼，这里并没有什么‘敌忾’的意思”。周族曾是商王朝的臣属方国，奉商王为天下盟主。即使在商王朝灭亡之后，周人仍称“商”为“大邑商”（《何尊》）。因此，周人称商人为“殷”“商”，并没有什么褒贬之义。杨升南先生与郭说恰恰相反，认为周人称商人为“殷”，乃是一种尊称。训“殷”字为盛、众、大之意，周人称商为大邦、大殷、大国，而自称小邦周、小国，是一种巩固统治的策略，使失去政权的殷商贵族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从而支持周人建立的统治。把“殷”由卑辞说成是尊称，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认为也容有未谛。盘庚迁都之“殷”的得名，当来自于安阳一带的“衣”地之名。1959年在安阳殷墟大司空村商代遗址曾出土一片甲骨，上刻“辛贞：在衣？”（HS314:3），属于武丁时期的宾组卜辞。其中“衣”为地名，卜辞表明此次的贞卜之地在“衣”。杨宝成先生认为：“这一卜辞的出土，确切地表明安阳殷墟商时名衣，即殷也，故商王朝之名即起于此地名也。”此说尚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但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说法。与此可以补充发明者，是另一卜辞“丁亥贞：衣、沮”（《合集》13014），有人认为“衣”即王国维所云“殷祭”之“殷”，“衣沮”是殷人对沮水致以“殷祭”。此论误矣。“衣”之作为祭名，多指对祖先的合祭，未尝见对自然神作“衣祭”者。况且在甲骨卜辞中，沮水尚未像“河”“岳”那样上升到自然神的规格。这是一条残辞，“衣”“垣”二字相连，我们以为当指两个地名，且二者相近。此靠近沮水之“衣”或许正是杨宝成氏所云安阳附近的“衣”地。此“衣”地正是“殷”之为名其得来所自，而非郭说所云在沁水流域。至于金景芳先生认为“殷”“都”古音通同，“殷”得名于“都”。我们也无法赞同，因为“都”即“韦”，地在今河南滑县。而“殷”在豫北安阳，不可能在滑县。其实，据文献中记载，作为地名的“殷”，早在商代之前已有之。今本《竹书纪年》：“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孔甲九年，殷侯复归于商邱”。这里“商侯”“殷侯”当是商族先公无疑。又《竹书纪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故殷侯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由此推知，“殷侯”当为王亥。王亥既然能宾于有易，其子又能假“河伯”之师，其居地当在古黄河与有易之间的今河北南部。其时已迁到漳水（商水）流域，故被封为“商侯”。又迁于“殷”这个地方，故其子上甲微称“殷侯”。从“有易”“河伯”“商邱”（即漳河流域之商丘）这些地名人名来看，这个“殷”很可能就是近于漳水的安阳附近的甲骨文中的“衣”地。如此说来，盘庚所迁之殷并非新辟之地，而是又回到了先商故地而已。

三、“殷”与“商”之纠葛。多数学者认为，商汤建国时称其国为“商”，至盘庚迁殷后，便改称其国号曰“殷”。如《帝王世纪》“商盘庚徙于殷”，始改“商”曰“殷”。《史记集解》：“商家自徙此而号曰殷。”正如《商周考信录》所云：“世儒多谓盘庚改商为殷，《纲目前编》因之，皆书曰‘殷王’。于盘庚之元祀，书曰：‘迁都于殷，改国号曰殷。’”今验之卜辞，并非如此。商代后期商人仍自称为“商”，其国为“商”，其都为“商”。罗振玉依新发现的甲骨卜辞曰：“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而遍搜卜辞，既不见殷字，又屡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独言入，可知文丁、帝乙，虽居河北，国尚号商。”王国维亦云：“在甲骨文中，商人自称‘商’而不称‘殷’。”郭沫若也继其说：“殷代无所谓盘庚以前称商、盘庚以后称殷的实事。旧式史籍中的殷、商之分是毫无道理的。”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寻检《诗》《书》《礼》等古文献，有称“殷”者，也有称“商”者，又有合称“殷商”者。据统计，称“商”者有：《泰誓》六见，《牧誓》四见，《立政》三见，《旅莫》《金縢》《周官》各一见，共十六见。称“殷”者有：《召诰》十三见，《洛诰》《无逸》各四见，《大诰》三见，《洪范》《微子之命》《君奭》《顾命》《康诰》《吕刑》各一见，共十三见。“殷商”合称者，有《诗经·大雅·大明》之“自彼殷商”“殷商之旅”，《大雅·荡》之“咨汝殷商”等，凡十七见。又有同篇中既称“商”，又称“殷”者，如《武成》称“商”者六见，称“殷”（衣）者一见；《康诰》《酒诰》均称“商”者一见，称“殷”者七见；《多士》称“商”者二见，称“殷”者十二见；《君奭》称“商”者一见，称“殷”者八见；《毕命》称“商”者一见，称“殷”者四见；《多方》称“商”者一见，称“殷”者三见。《左传》中也有时称“商”时称“殷”者，甚至一段话中“殷”“商”并用，如《左传》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殷民七族”等。纷纭如此，无甚规律可言。可见，后世文献中称“殷”称“商”，极为随意，似不必强分为盘庚迁殷前称“商”，其后称“殷”。可以肯定的是，盘庚之前商人国号称“商”是不成问题的。崔述云：盘庚迁殷之前已称其都为“殷”，“商迁于他邑皆名之曰殷”。此论是不对的。盘庚迁殷前固然已有“殷”地名，但其国其都绝不称“殷”。盘庚之后，商人自称其国其都为“商”，周代乃至后世既称之为“商”，又称之为“殷”。这种情况，从殷商后裔宋人的称谓中也可看出。宋人自称或他称皆为“商”者，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是宋人自称为“商”。《左传》哀公二十四年：“孝惠娶于商，自桓公以下娶于齐。此礼也则有之。”是别国称宋国为“商”。但也有称宋国为“殷”者，如《礼记·檀弓上》孔子对子贡曰：“丘也，殷人也。”至于“殷商”连称者，李济先生认为是指“迁殷以后的商朝”，傅斯年先生则解“殷商”为“在殷之商”，都是说得通的。不过今天我们再说“殷商”时代这一名词时，似不宜单指盘庚迁殷至殷纣亡国这段在“殷”的商王朝，而应指整个商王朝。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殷”“商”分别由地名而升为殷商时代的国号名、朝代名。在文献中，二者纠葛搅绕，似不可强分。但若细究二者得名之由及其名称性质之演变，仍可得其分别之处有三：其一，二者所称出处不一。甲骨文、金文中皆称“商”，无称“殷”者，盖“商”为当时人称法，“殷”为周人及后世文献的称法。其二，二者得名有大小之分。“商”得名于漳水，其初意当指漳水流域一个大范围。而“殷”得名于漳水附近的一个地名“衣”地。其三，二者得名时间有别。“商”名早而“殷”名晚。“商”之得名，盖在商先人的相土或昭明之世。而“殷”之得名时，可能已到了王亥或上甲之世。商族建国后，以“商”为国名，而“殷”仍为一地名，直到“殷”地为都，文献上才称其为国名。基于此，我们建议，称呼商汤至殷纣这个朝代时，考虑到其得名之由及名实涵盖相合，可径称为“商代”，或称其为“殷商”时代，但最好不要再称作“殷代”。（《殷商名辨》，《南开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胡阿祥：殷是商的别号，是周人及后世文献对商国的一种称法；何以会有这样的别号与如此的称法呢？为免枝蔓，此不详论，而表明笔者观点如下。

（1）殷起自夷。姜亮夫尝“结合古史、古文字、先秦古籍、东方民习等，以为殷即夷之繁体，即所谓东方引弓之民”，“殷为后起字，夷为准初文”，尸、人、夷、殷为一列系的字形结构之发展；而“自其音论之，则殷复变如衣”。又徐中舒指出：“周人称殷为夷，衣、殷、夷读音相近，都是古方音的不同。”盖周人泛称东方民族为夷，而特称商为衣，后为殷。

（2）殷之称谓，本于地名，若郭沫若之衣（殷王畋猎之地，即沁水流域近怀之殷城）说，王国维之殷墟即今安阳（即盘庚以来殷之旧都）说，傅斯年、赵铁寒、宫崎市定之黄河下游或河北大地域说，邹衡之韦（即都，今河南郑州境）说，杨宝成之安阳衣地说，均有欠妥之处，不及姜亮夫夷殷之变说圆通。

（3）周灭商以后，周对商的称呼并不含贬义，如成王时器《何尊》铭文之“大邑商”，周代文献《逸周书·祭公》之“大殷”“大邦殷”，而与此同时，周人在文献中却自称“小邦周”“小国”，此诚如杨升南所指出的，是周人巩固统治的一种策略，“以使商朝的旧贵族们在失掉政权后，在精神上得到某些满足，从而支持自己的统治”。

（4）殷从实质上说，本是一个不贬不褒的称呼。郭沫若所谓“衣是卜辞中的一个小地名周人称商为衣、为殷，大约是出于敌忾”，杨升南所谓“周人称商人为殷是一种尊称”，均无强有力的证据。殷字具有美义，《说文》：“殷，作乐之盛称殷。”段注：“引伸之为凡盛之称，又引伸之为大也，又引伸之为众也，又引伸之为正也，中也。”如《尔雅·释言》“殷，中也”，《庄子·山木》“翼殷不逝”，晋司马彪注“殷，大也”，等等，都是后世的解释，并非殷字初义；又殷作为“国号”之属美号，如《白虎通德论·号》“夏者，大也，明当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当为中和之道也”，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建国号诏》“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也都是“违其正实，失其初意”的后起之说。然则殷字之具有美义，殷号之属于美号，与夏为国号后产生的引申义，殆相仿佛。

（5）曰商曰殷，虽然在后世极为混乱，但值得注意者有二事：孔子为商人后裔，其专用殷，自称殷人，盖因殷之引申义较商美好；又赵宋一代大体改殷而称商，则不仅有避讳的原因，还与赵匡胤起自商后裔封国宋之故地、居火德之运又与“商主大火”契合等因素有关，故赵宋于三代之商，用其本号“商”，而基本不用其别号“殷”。

（6）既然商是本号、自称，殷是别号、他称，若依“名从主人”的通例，则《史记·殷本纪》当订正为《商本纪》，而盘庚以后商之故都，即《史记·项羽本纪》之“殷虚”，今考古学上大名鼎鼎的河南安阳小屯村之“殷墟”，也当改称为“商墟”了。（《商国号考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

殷契①，母曰简狄②，有娀氏之女③，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④，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⑤。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⑥。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⑦，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⑧。五教在宽。”封于商⑨，赐姓子氏⑩。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⑪。百姓以平。

① 【汇校】

梁玉绳：案：《竹书》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子亥迁于殷，乃始称殷。子亥即契七世孙振，其后乃称商。汤以商为代号，至盘庚复改称殷。是以殷商可兼称之，然不得以子孙所改之号，易始祖受封之名。故孔子言语尝曰殷礼、殷人，而序《诗》《书》则曰《商书》《商颂》。国号之所定也，奈何称“殷契”乎？考其地则异，揆于理则乖，当书曰“商”契。（《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商契始封于商，在禹贡太华之阳，今上洛商是也。《世本》，契居番，相土徙商丘，本颛顼之墟，故陶唐氏之火正阏伯之所居也。故《春秋传》曰：阏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因之，故商主大火，谓之辰。故辰为商星，今濮阳是也。然则契之所封商丘，商洛是也。商土，于周为卫是也。而学者以商丘为契封，谬矣。汤始居亳，学者咸以亳本帝喾之墟，在《禹贡》豫州洛河之间，今河南偃师西二十里尸乡亭是也。谧以经考之事实，甚失其正。孟子称，汤居亳与葛为邻，是即亳与葛地，案：《地理志》，葛，今梁国宁陵之葛乡是也。汤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制，葛伯不祀，汤使亳众为之耕，有童子饷食，葛伯夺而杀之。计宁陵去偃师八百里，而使亳众为耕，童子饷食，非其理也。今梁国自有二亳，南亳在谷熟，北亳在蒙，非偃师也。故古文《仲虺之诰》曰：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即孟子之言是也。汤又盟诸侯于景亳，然则二亳皆在梁矣。《春秋》，会于亳是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世本》又言，太甲徙上司马，在邺西南。案《诗》《书》，太甲无迁都之文，桐宫其在斯乎？仲丁徙嚣，或曰今河南之敖仓是也。故《书·序》曰：仲丁徙于嚣，河亶甲徙相，在河北。故《书·序》曰：河亶甲居相是也。祖乙徙耿，为河所毁。故《书·序》曰：祖乙圮于耿。今河东有耿乡是也。及盘庚立，复南居亳之殷地，故《书·序》曰：盘庚五迁将治亳殷，今偃师是也。然则殷有三亳，二亳在梁国，一亳在河、洛之间，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蒙为北亳，即景亳，汤所盟地。偃师为西亳，即盘庚所徙者也。故《立政篇》曰：三亳坂尹是也。武丁徙朝歌，于周为卫，今河内县也。纣自朝歌北筑沙丘台。沙丘，《地理志》，在钜鹿东北七十里邯郸国，属赵，于《禹贡》在冀州大陆之野，昴毕之分，大梁之次，至今民俗歌谣，男女淫纵，犹有纣之余风，世称赵女之美是也。（《帝王世纪辑存·殷商第三》）

司马贞：契始封商，其后裔盘庚迁殷，殷在邺南，遂为天下号。契是殷家始祖，故言殷契。（《史记索隐》）

张守节：《括地志》云：“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蒙，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竹书纪年》云‘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墟，南去邺四十里’，是旧邺城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阳城，西有城名殷墟，所谓北蒙者。”今按：洹水在相州北四里，安阳城即相州外城也。（《史记正义》）

吴其昌：据《史记·殷本纪》帝喾次妃有娀吞鸟卵而生子曰契，而甲骨文字中无契一代，虽然甲骨文字中有名“商”之一代；“商”即“契”也。甲骨文字中“商”字甚多，然什九为地名之“商”，而不为人名之“商”也。其确知其为人名之“商”，确为商代先公者，凡五见。《商颂·玄鸟》之诗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曰：“天使下而生商者，谓遗卵，有娀氏之女吞之而生契。”因契受封于商，遂以生契为生商耳。（《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契》，载《燕京学报》第十四期）

张大可：殷契：契是商朝始祖，舜封契于商。古商邑在今陕西商县。契十四传至汤，汤建商朝，迁于南亳。南亳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南。汤二十传后至盘庚，迁都西亳称殷，故史又称商为殷朝、殷契。（《史记全本新注》卷三《殷本纪第三》）

马持盈：契始封于商，其后裔盘庚迁于殷，遂为有天下之号，契是殷家始祖，故称殷契。盘庚迁都之殷，即北蒙殷墟，在河南安阳县。契，音谢。（《史记今注》，第79页）

张光直：商王室来自子姓氏族，其神话中的始祖是契。……这一关于子姓氏族的祖先的神话，也见于《诗经》。吞鸟卵降生的神话主题，在早期历史时代广泛存在于中国东部的海滨地区。（《商文明》，第4页）

② 【汇校】

司马贞：旧本作“易”，易狄音同。又作“逖”，吐历反。（《史记索隐》）

王叔岷：案：《路史·后纪》九下注引《书·中侯》狄作逷；《淮南子·地形》篇高注、《脩务》篇高注、《艺文类聚》十一及《御览》八十、三七一、八五八引《帝王世纪》《金楼子》与《玉篇》皆作瞿，狄、易、逷、瞿，古并通用。（《史记斠证·殷本纪第三）

【汇注】

刘　向：契母简狄者，有娀氏之长女也。当尧之时，与其妹娣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鸟衔卵过而坠之，五色甚好。简狄与其妹娣竞往取之。简狄得而含之，误而吞之，遂生契焉。简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乐于施惠。及契长，而教之理顺之序。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尧使为司徒，封之于亳。及尧崩，舜即位，乃敕之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其后世世居亳，至殷汤兴为天子。君子谓简狄仁而有礼。《诗》云：“有娀方将，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此之谓也。（《古列女传·契母简狄》）

丁　山：简狄，一名娀简，即卜辞所常见的“高祖夔”，此商人原始的图腾。（《商周史料考证》，第41页）

【汇评】

刘　向：契母简狄，敦仁励翼，吞卵产子，遂自修饰。教以事理，推恩有德。契为帝辅，盖母有力。（《古列女传·契母简狄颂》）

曹　植：喾有四妃，子皆为王，帝挚早崩，尧承天纲，玄鸟大迹，殷周美祥。稷契既生，翊化虞唐。（《曹植集校注·姜嫄简狄赞》）

③ 【汇校】

钱　穆：案：有娀，说在“高辛”条。“桀败于有娀之墟”，与下文“汤伐三鬷”在曹州济阴县古定陶，地亦相接。《正义》误说鸣条，故曰有娀在蒲州。（《史记地名考》，第269页）

马持盈：有娀，当在蒲州。（《史记今注》，第79页）

晁福林：有娀氏的“娀”字，从戎从女，应当和戎族有直接关系，或者可以视其为母系氏族的戎族。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文献常将戎与殷商合称。这应当和商族源于有娀氏有关系。（《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第62页）

关于有娀氏的地望，《史记·殷本纪》正义说在蒲州，为汤败夏桀处，后世称为“有娀之墟”。若此则有娀氏在晋境，但这已经是夏末之事，夏代以前及其前期的有娀氏是否在晋境还是一个问题。

上古时代的有娀氏的地望应在今辽西、冀北一带，既然商族源于有娀氏，那么商族的起源也应当在这个地域。（《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第64页）

徐中舒：商的母系，契母有娀氏女，名简狄，此娀和狄即戎狄之戎狄，表明她可能属于北方荐草中居的北方濊貉族。关于简狄的传说，说明东方民族与北方民族在外婚制的条件制约下才产生的事实。（《先秦史论稿》，第55页）

【汇注】

裴　骃：《淮南子》曰：“有娀在不周之北。”（《史记集解》）

张守节：按：《记》云“桀败于有娀之墟”，有娀当在蒲州也。（《史记正义》）

王　恢：《路史·国名纪》：“桀败有娀之虚，盖陕虢间有娀氏、嵩氏。”按定陶西南有戎城，近亳，《路史》谬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有娀》）

【汇评】

沈长云：虽然我们不赞同有的学者提出的商人是以鸟作为其图腾的观点，但不可否认，在商人的骨子里流动着东方部族的血液。之所以这么说，与商人始祖契的母族地望的考证有直接关系。契的母亲简狄为有娀氏之女，此有娀或即是有仍。《左传·昭公四年》载：“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韩非子·十过》篇于此却书为“桀为有戎之会，而有缗叛之”，可见有仍即有戎。有仍的地望据顾颉刚先生考证，在今山东曹县。有仍是三代时期著名的酋邦，曾经与夏有过姻亲关系，上文提及的夏后相的母亲有缗就出自有仍。与夏相比，商与有仍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一些。不仅契的母亲出自有仍，商代晚期的商王亦娶有仍之女为妇。于省吾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在属于第五期的甲骨卜辞中找到了“娀”字，并得出结论说“商代从先世契母简狄一直到乙辛时期还与有娀氏保持着婚媾关系”。商人在其早期历史上与东方部族的这种联系，在考古学方面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也不是没有踪迹可寻。因而我们可以说，处于母系氏族末期的契所率领的商族，是融合了东西不同部族的血缘而产生的。（《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第260页）

宋镇豪：有娀氏与商的关系，见于《诗经·商颂·长发》，《楚辞》的《离骚》和《天问》，《吕氏春秋·音初》《史记·殷本纪》等文献。根据这些文献，契母为有娀氏之女，在先秦时期的神话传说中是明确的，据此，若追溯契以前的商族渊源，可以追溯到有娀氏。然而，既然商族的始祖是契，商族的形成以契的出现为开端，那么契以前的有娀氏就只能是商族渊源中的母方支系。这正像周族始祖后稷，其母姜原为有邰氏之女，属于姜姓炎帝族系统，我们由此可以探讨周与姜姓的关系，还可以说有邰氏是周族渊源中的母方支系，但不能说姬姓的周族起源于姜姓的炎帝族。同样的道理，有娀氏只能是商族的渊源之一，从而商族起源于晋南说中，把《史记·殷本纪》正义“按《纪》云‘桀败于有娀之墟’，有娀当在蒲州也”作为其证据之一，也可做重新解释。因为我们说有娀当在蒲州，或许只是说商族形成之前，构成商族的母方支系曾活动于晋南的蒲州，而不能说整个商族发祥于晋南，商族形成时，构成其族源的，并非仅仅是有娀氏一支，它还有东部地区的鸟图腾和高辛氏等问题。也就是说，作为商族的重要渊源之一，有一支或许来自晋南，但不能说商族就发祥于晋南地区。当然，有娀氏本身究竟是在晋南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也是需要讨论的。（《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第17页）

④ 【汇注】

沈　括：世以玄为浅黑色，为赭玉，皆不然也。玄乃赤黑色，燕羽是也，故谓之玄鸟。（《梦溪笔谈》卷三）

胡厚宣：由上面这些史料来看，说殷的始祖，是玄鸟的儿子，其母亲是有娀氏。殷商氏族以玄鸟为图腾，而古代鸟生传说的部落，多分布在东方沿海一带，所以判断商族最早活动于东方的渤海沿岸及河南河北，它同山东半岛、辽宁半岛的古代土著民族有许多共同之处：有以玄鸟为始祖的神话，还有用兽骨占卜、杀人殉葬、衣着尚白等习惯，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中有无字的卜骨，就被认为是殷人早期的遗留。（《殷商史》，第15页）

徐中舒：商民族出于东方。《诗·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颂》是宋国颂扬其先代的诗，记载了商人的古代传说。玄鸟即燕子，可视为商的图腾。《吕览·音初》说：“有娀氏有二佚（美）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隘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高注说：“天命燕降卵于有娀氏，女吞之生契。”《史记·殷本纪》说商族的祖先是契，契母简狄是有娀氏之女，帝喾次妃（按此为后来附会），“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楚辞·天问》也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可见简狄传说出自先秦旧籍。《史记》原有所本，不是汉人杜撰的。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鲁叔孙昭子问郯子，少昊（皞）氏以鸟名官之故，郯子说：“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爽鸠氏司寇也。”东方历法发达，很早就测定了二至二分，玄鸟氏就是主管此项工作的。《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子与齐景公谈到齐地的早期居民，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鲁国的曲阜是少昊之墟，蒲姑是商的同盟部落，可知商的先祖是少昊部族之一，山东半岛齐鲁一带是商民族早期活动的地方。

原始民族除商的先祖外，其他也有以鸟为图腾，以鸟名官之制。如《魏书·官氏志》载元魏“法古纯质，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义”。“诸曹走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鲜卑早期也有以鸟名官之制。鲜卑拓跋氏出于东北，可能与商民族同出一源。此义当别为文论之。

许多东北民族都保存了始祖卵生的传说。如《魏书·高句丽传》说高丽出自夫余，先祖朱蒙（与邹牟、东明、逢蒙都是一声之转），母河伯（黄河之神，即冯夷）女，夫余王将女幽闭于宫中，太阳照射而怀孕，生一卵，男孩破卵而出，就是朱蒙，长而善射。清代在辑安发现了高丽《广开土好大王碑》称：“惟昔始祖邹牟，天帝之子，母河伯女，剖卵降生，生子有圣才。”满族也说他们的祖先是仙女佛库伦吞了雀衔朱果而怀孕降生的（见《皇朝通志》卷一）。（《先秦史论稿》，第53至55页）

许倬云：商是用燕作为图腾的部族，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求古编》，第12页）

⑤ 【汇注】

司马贞：谯周云：“契生尧代，舜始举之，必非喾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娀氏女，与宗妇三人浴于川，玄鸟遗卵，简狄吞之，则简狄非帝喾次妃明也。”（《史记索隐》）

李　昉：《尚书·中候》曰：玄鸟翔水，遗卵于流，娀简拾吞，生契封商（原注：玄鸟，燕也。翔水，徘徊于水上。娀，娀氏也。简，简狄也，契母名。商，国名）。《诗》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也。（《太平御览》卷八十三《皇王部八》）

唐仲友：契：始封商，为商太祖。（《帝王经世图谱》卷六《庙室昭穆禘袷诸图》）

又：契：十四世至汤，有天下，推本始封，以契为商太祖。（同上）

张居正：於铄圣绪，长发其祥。瑶台有女，玄鸟来翔。乃遗之卵，覆于玉筐。简狄吞之，感而生商。玄王之胤，是为成汤。（《张太岳先生文集》卷十四《圣母图赞·简狄生商》）

王　圻：商之始也，有神女简狄，游于桑野，见黑鸟遗卵于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简狄拾之，贮以玉筐，覆以朱绂，夜梦神母谓之曰：“尔怀此卵，即生圣子，以继金德。”狄乃怀卵，一年而有娠，经十四年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虽遭早厄，后嗣兴焉。（《稗史汇编》卷二〇《人物门·后妃·简狄怀卵》）

王玉哲：这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说明商族当时也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经历过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大概在契时，商族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契以下的世系是按父系排列的。（《中华远古史》，第164页）

沈长云：然而，相当多的文献在转述这一传说时，发现了契只有母亲没有父亲这一荒诞不经之处，于是演化出帝喾为其父亲。《史记·殷本纪》明确说简狄“为帝喾次妃”，《世本·帝系》篇，《帝王世纪》和《大戴礼记·帝系》对于帝喾家事记载更为详备：帝喾共有四妃，其子皆有天下，其元妃为有邰氏之女，产后稷；次妃为有娀氏之女，产契；次妃陈丰氏之女，生尧；次妃娵訾氏，生帝。

相传帝喾本为黄帝之曾孙，自幼聪慧过人，且“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因他能“顺天之义，知民之急”而位居五帝之列。依上举传说，当帝喾之时，已施行诸如后代流行的一夫多妻制，且其后多享有天下。关于这一点，很早以前便有人提出了怀疑。三国时人谯周即说：“契生尧代，舜始举之，必非喾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意为契本有父，只不过没有什么名声，于是后人以帝喾附会之。巧合的是，近年发现的上博简《子羔》篇也有这样一段对话：“子羔问于孔子曰：三王者之作也，皆人子也，而其父贱不足称也与？殴（抑）亦成（诚）天子也与？孔子曰：善，而问之也……契之母，有娀氏之女也，游于央台之上，有燕衔卵而措诸其前，取而吞之，（娠）三（年）而画（？）于雁（膺），生乃呼曰：‘钦’（？）是契也”。在这篇简文中，子羔向孔子提出了他的疑问，即当时盛传的夏商周三代始祖均为天帝之子，他推测可能是因为这三位始祖其实是人父所生，只不过其身份低贱不足称道罢了。因而有学者称，至少在《子羔篇》写成的战国早期或中期，以帝喾为契和后稷生父的观点尚未出现。既然帝喾与契之生父无关，那么在讨论商人起源时，就不必对其加以考虑，可以径从契开始。（《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与起源研究》，第259页）

彭邦炯：首先，商人所传说的第一个父系祖先是从契开始的，但契没有明确的生父。虽然有说其母简狄是帝喾次妃的，可商人并不那样认为，而认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简狄吞食了燕子蛋感孕而生。其实，帝喾也并非真有其人，传说把契的母亲说成帝喾次妃，帝喾可能是一个部落联盟的名字，其中商族人也包括在内，这部落和有娀氏族或部落有着婚姻关系，后世把帝喾说成是古帝王，而把有婚姻关系的氏族部落当作了他的后妃，这显然是后人的附会。商族人关于契母吞玄鸟而生子的传说，实则透露了他们刚从母系氏族社会跨入到父系氏族社会。（《商史探微》，第47页）

宋镇豪：契是商人可追溯的有世系相连的第一位男先祖，见于《诗经·商颂·玄鸟》《诗经·商颂·长发》《楚辞·天问》《楚辞·离骚》《楚辞·九章·思美人》的“玄鸟生商”，记简狄吞玄鸟而孕契的故事，表明了两层含义：1. 商族以玄鸟为其图腾物；2. 从商契开始即已进入父系社会。（《商代史论纲》，第195页）

泷川资言：《考证》：以上依《诗·商颂·玄鸟》诗附会。……毛《传》以玄鸟降为祀高禖之候，履帝武，为从高辛之后，当毛公作《传》时，未有迁史也，迁史出，而乃有吞践之说。其说起于周秦间好事者，是以屈原《天问》言简狄在台，玄鸟致胎。《列子·天瑞》言后稷生子巨迹。夫毛公岂不知吞践之说哉？亦鄙不道尔。自史公信其说，而汉儒如康成，宋儒如朱子，并援以为据，遂有谓稷契无父而生者，母乃诞欤。史公作史，每采世俗不经之语，故于《殷纪》曰吞卵生契；于《周纪》曰践迹生弃；于《秦纪》又曰吞卵生大业；于《高纪》则曰梦神生季。一似帝王豪杰俱生于鬼神异类，有是理乎？愚按：苏洵《喾妃论》、杨慎《丹铅总录》亦有此说。又按：契非帝喾子，娀氏非帝后妃，谯周说是，崔述《唐考信录》论之甚详。（《史记会注考证卷三·殷本纪第三》）

【汇评】

梁玉绳：案：《诗》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毛《传》以元鸟降为祀高禖之候，履帝武为从高辛之行。当毛公作《传》时未有迁《史》也，迁《史》出而乃有吞、践之说。其说起于周、秦间好事者，是以屈原《天问》言“简狄在台，元鸟致贻”，《列子·天瑞》言“后稷生于巨迹”。夫毛公岂不知吞、践之说哉？亦鄙弗道耳。至史公信其说，而汉儒如康成，宋儒如朱子，并援以为据，遂有谓稷、契无父而生者，毋乃诞欤？行浴、出野，滛佚孰甚，稷、契之母，不宜若此；鸟卵、巨迹，惊避不遑，吞之践之，殊非情事。圣人之生，虽异于众庶，然不外气化形化之常，宁妖僻如是耶？前贤辟之详矣。甚至转相传述，《吕氏春秋·音初》篇以燕遗卵在简狄为处女时，《诗》《疏》引王肃解以姜嫄寡居生子，尤属乖妄。盖史公作《史》，每采世俗不经之语，故于《殷纪》曰吞卵生契，于《周纪》曰践迹生弃，于《秦纪》又曰吞卵生大业，于《高纪》则曰梦神生季，一似帝王豪杰俱产于鬼神异类，有是理乎？蛟龙见于泽上，雷电晦冥，而刘媪犹梦卧不觉，将与土木何殊？即《史》所载，其诬已显，《论衡·奇怪》篇尝辨之。元方回《续古今考》云“好事之人，见刘邦起于亭长为王为帝，相与扶合附会，以诧其奇。司马迁采以成《史》，班固不能改，知道君子，扫除而弗信可也”。余因以考谶纬杂说，称伏羲、帝喾感履迹而生，神农、尧、汤感龙神而生，黄帝感大龟生，少昊感白帝生，颛顼感瑶光生，舜感大虹生，禹感流星贯昴又吞神珠薏苡生，文王母梦天人生，孔子母与黑帝交生。《御览》八十七卷引《世纪》“丰公妻梦赤马若龙戏已而生太公”，则卯金两世俱龙种。而薄太后生文帝复有苍龙据腹之祥，王太后生武帝亦有梦日入怀之兆，嗣后生天子者，往往藉怪征以夸之，传诸史册，播诸道路，皆此类也。《北齐》《刘书》《新论·命相》篇反津津道之，谓圣贤受天瑞相而生者，不亦惑之甚哉。（《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郭嵩焘：三人行浴……因孕生契。案：殷、周之始，所言异征皆本《毛诗》，而毛公《玄鸟诗传》云：“春分元鸟降。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生民诗传》云：“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玄鸟至之日，祠于郊禖，从于帝而见于天。天生后稷，异之于人，欲以显其灵也。”毛公生秦、汉间，尚在史公之前，其《诗》传自荀卿为周末大儒，于二《诗》但举“郊禖”之祀言之而已，不闻有异说也。史公《五帝纪》于黄帝、颛顼之生，所传奇异削而不书，《殷》《周本纪》乃反创为异说，亦谓《毛诗》可以附会而取信也，是亦好奇之过也。（《史记札记·殷本纪》）

编者按：《诗经·商颂·玄鸟》直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陈子展《诗经直解》卷三〇云：《玄鸟》一诗，当与《生民》一诗同读。不妨同视为商周时代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自道其先祖开国之史诗。契为商祖，正与稷为周祖同。禹母吞薏苡而生禹，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迹而生稷，同属无父而生子之神话。此《说文》所谓“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者也。……感生之说当以图腾之说释之也。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云：“如认为生育是由于图腾入居妇女体内，死亡就是人返回于自己的氏族图腾。”切傅克罗夫《原始文化史·图腾主义》一章说，澳大利亚之阿兰达部落人“他们的图腾祖先曾在各地漂泊，在各地（在石头里，树林中，水池里）留下了‘童胎’拉塔尔，这种‘童胎’从那时起就留在那里了。如果妇女，特别是结了婚的，并且是年轻的妇女，在走近这种地方时，那么，‘童胎’就会进入她的体中，她就会怀胎。此后她所生的那个小孩就属于在传说中和这个地点有关的那个图腾”。可以推知我国上古三代、禹母吞薏苡而生禹，启母化石而生启，以及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迹而生稷，等等神话之意义，即图腾童胎一类神话之意义也。于省吾《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一文说：“商代青铜器《玄鸟壶》，有玄鸟妇三字合书之铭文……我以为玄鸟妇三字合文，是研究商人图腾的唯一珍贵史料，系商代金文中所保留下来的先世玄鸟图腾的残余。它的含义是作壶者系以玄鸟为图腾的妇人，可以判定此妇既为简狄的后裔，又属商代的贵族。”此晚近历史学者根据考古资料，从原始氏族社会之宗教起源与图腾崇拜，而论证《玄鸟》一诗之意义，可资研究者也。

⑥ 【汇注】

晁福林：契的时代约略与大禹同时，当时商族有渐次南移的迹象。契的后期商族可能已经从辽西、冀东北一带移居于冀东和冀中平原上。当时的黄河从渤海入海，所以商族实已居于黄河下游。史记殷本纪说契“佐禹治水有功”，应当是可信的。（《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第71页）

【汇评】

梁玉绳：案：契佐治水，未见所出，岂因禹让契故耶？（《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⑦ 【汇注】

陈蒲清：五品：五种伦常关系，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品：秩。训：《尚书》作“逊”，同顺。（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三《殷本纪》）

⑧ 【汇注】

唐仲友：契敷五教：既析食货，则此司徒专主五教，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帝王经世图谱》卷二《八政旁通之图·司徒》）

王宇信：由于契管理商族父系氏族部落的民事表现出管理才能，又被华夏部落联盟的酋领舜看中，提拔到联盟议事会“居官相事”。由于私有财富的增加，“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为富人和穷人”，从而使“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的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在“百姓不亲，五品不驯”的社会对抗中，任命商部族酋长契“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所谓“五品”，《集解》引郑玄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王肃曰：“五品，五常也。”“五品不驯”，就是部落内部各家族及其成员间产生利害的矛盾冲突。而作为主管民事之官的契，要认真而小心地去处理部落联盟内各部落与部落，各部落内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关系。《国语·鲁语上》说“契为司徒而民辑”，为政大有成效。（《谈上甲至汤灭夏前商族早期国家的形成》，《殷都学刊》，2007年第1期）

⑨ 【汇校】

钱　穆：案：《左》文十，楚使子西为商公。商洛故城，今陕西商县东。商君封商，徐广说是；《索隐》《正义》皆牵说南阳商於，恐非。谓契封于商在此，更不可信。（《史记地名考》，第265页）

沈长云：关于契之居地，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史记·殷本纪》载契“封于商”，二是《世本·居》篇云“契居蕃”。分封制在契生活的时代显然不可能存在，因而契封于商这一说法可以弃而不论。故而可以确定契所居应该在蕃地。据丁山先生考证，博、薄、蒲、番、蕃五个字在汉初时尚未定形，因而可以相通。而文献中名蕃之地极多，除在河北中南部和山东有众多的地点名博陵、蒲阴、蒲阳山、蒲水、博水、蒲吾、蒲姑等之外，山西境内类似的地名也极为多见，如蒲、蒲子、蒲城、蒲水等。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韩非子·难言三》言“献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国语·晋语》也有“蒲与二屈，君之疆也”的说法，此蒲地据杜预注在“平阳蒲子县”，即今蒲县和隰县一带。王玉哲先生对河北中南部地区的这些地点考证后说：“博水、蒲水、蒲吾、番吾都可能是商族的最早居地‘亳’字一音之变，是商契的后裔移徙时带到各地的遗迹。”山西境内存在的与此类似许多的名蒲的地点，也应当与商族的早期活动地域有一定关联。（《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与起源研究》，第259页）

【汇注】

裴　骃：郑玄曰：“商国在太华之阳。”皇甫谧曰：“今上洛商是也。”（《史记集解》）

司马贞：尧封契于商，即《诗·商颂》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是也。（《史记索隐》）

张守节：《括地志》云：“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喾之子契所封也。”（《史记正义》）

王国维：商之国号，本于地名。《史记·殷本纪》云，契封于商。郑玄、皇甫谧以为上雒之商，盖非也。古之宋国，实名商邱，邱者虚也（《说文解字》：虚，大丘也。昆仑丘谓之昆仑虚，又云“丘谓之虚”）。宋之称商邱，犹洹水南之称殷虚，是商在宋地。《左传·昭元年》，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又《襄九年传》，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又《昭十七年》传：宋，大辰之虚也。大火谓之大辰。则宋之国都，确为昭明、相土故地。杜预《春秋释地》以商邱为梁国睢阳（今河南归德府商邱县），又云：宋、商、商邱，三名一地，其说是也。始以地名为国号，继以为有天下之号，其后虽不常厥居，而王都所在，仍称大邑商，讫于失天下而不改。……然则商之名起于昭明，迄于宋国，盖于宋地终始矣。（《观堂集林》卷十二《说商》）

王　恢：商：商代都邑。须先理解商本是“不常厥居”的游牧部落，渐进于农业，才居有定所。在迁殷之前，所谓“前八后五”，不过是其传闻频频迁徙之概词。后人据周以后文献推测比附，而未知其游牧亦不太远。观其不离河南与河北，亦不全因河患（郑玄谓祖乙圯于耿，修德以御之，不复徙。经学家固不知游牧为何等事）。（《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商》）

又：契始封于商，应即今河南商丘。《左》襄九年、昭元年：“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即契），季曰实沈……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昭十七年：“宋、大辰之虚也。”杜氏《集解释例》：“宋、商、商邱，三名一地也。”按商丘在商丘南门外西南三里护城河南岸，周三百步，高八丈，其上有阏伯祠，俗名火星台。《瓠子河注》：“濮阳，故颛顼之虚，号商丘，或谓之帝丘。《春秋传》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盖沿《世纪》之谬；《寰宇记》《纪要》，又袭《郦注》之误，“商”盖“帝”形讹也。（同上）

又：郑玄、《世纪》，又以为上洛之商。稽汤以前，商人未尝涉足郑州以西，《汉志》“秦相卫鞅邑”，贾逵又以商丘在漳南（见《郑世家》注）；《渭水注》更说在今陕西华县西之峦城；皆异说。（同上）

【汇评】

曲英杰：契居所在，有蕃、砥石、商等说法。《荀子·成相》云：“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此所云“居于砥石，迁于商”者，当是指契，而非指昭明。《尚书》序疏引《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很可能为误引。《水经注》引《世本》作“契居蕃”。《水经注·渭水》载：“渭水又东迳峦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阚骃曰：蕃在郑西。然则今峦城是矣。俗名之赤城，水曰赤水。非也。苻健入秦，据此城以抗杜洪。小赤水，即《山海经》之灌水也。水出石脆（《山海经·西山经》王念孙等校脆作脃）之山，北迳萧加谷于孤柏原西，东北流，与愚水合，出英山北流，与招水相得，乱流西北，注于灌。灌水又北注于渭。渭水又东合沙沟水，水即符禺之水也。南出符禺之山，北流入于渭。渭水又东，西石桥水南出马岭山，积石据其东，丽山距其西，源泉上通，悬流数十丈，与华岳同体。其水北迳郑城西，水上有桥，桥虽崩褫，旧迹犹存，东去郑城十里，故世以桥名水也，而北流注于渭。阚骃谓之新郑水。渭水又东迳郑县故城北。”据此，蕃地在今陕西华县境。《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长发》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毛传曰：“有娀，契母也。将，大也。契生商也。”《史记·殷本纪》亦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张守节《正义》云：“有娀当在蒲州也。”此有娀氏居于河东，与蕃临近，故有娀氏之女可与契之父通婚而生契。《说文解字》云：“蕃，艸茂也，从艸，番声。”古音在元部。有人以为蕃即亳。而亳字古音在铎部。元、铎二部字古不相通，故不确。王国维以为契本帝喾之子，原居亳，后迁蕃，而疑蕃即《汉书·地理志下》所载鲁国之蕃县，在今山东滕县境。丁山以为蕃即春秋时之燕亳，战国时之番吾，在今河北平山县境，均不确。《荀子·成相》云契居砥石，而不云居蕃；《世本》云契居蕃，而不云居砥石。如此看来，二者或有可能同指一地；或虽为二地，而彼此相临近。上引《水经注》载，蕃地与郑地之间有石脆山、英山、符禺山、马岭山、丽山、积石山等。砥石或有可能即指积石。古音积属支部，砥属脂部。《左传·昭公十二年》载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此坻，与淮、师叶韵，属古音支部。砥字从氐得音，如坻字同，则砥字亦当可读如古音支部字，或可与古支部字通转，砥字，或作，五经石刻作，似亦可证古砥字可从氏字读音，如古音支部字。如此，则砥石即积石位于蕃地之东，与之相临近。大略言之，以二者为一地似亦无不可，故《荀子·成相》只云契居砥石，而《世本》只云契居蕃。然共二者之间既隔有一段距离，则还是分其为二地较妥。自蕃地迁居砥石，可视为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中之第一迁。或以为砥石即砥柱，丁山则以为砥石即泜水与石济水的混名，砥石所在在今河北宁晋县境；金景芳又以为砥石即《淮南子·坠形训》所载“辽出砥石”，在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等，均不确。

契原居蕃，而后迁砥石，再迁商，为二迁。除《荀子·成相》外，《史记·殷本纪》亦载：“契封于商。”《集解》引宋忠曰：“相土就契封于商。”当解为契时商人已迁居于商，而后昭明、相土相继因之，而并非自相土时始迁居商。《集解》引郑玄曰：“商国在太华之阳。”引皇甫谧曰：“今上洛商是也。”《水经注·丹水》载：“（丹水）又东南过商县南，又东南至于丹水县，入于均。契始封商。鲁连子曰：在太华之阳。皇甫谧、阚骃并以为上洛商县也。殷商之名起于此矣。”此商地在今陕西丹凤县境，周时为楚之商县。《左传·文公十年》载，楚穆王使子西“为商公”。杜预注：“商，楚邑，今上雒商县。”后为秦之商鞅封邑。《史记·商君列传》载：“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集解》引徐广曰：“弘农商县也。”今丹凤县城以西约三公里的古城村发现有战国时期城址，出土有“商”字瓦当，可判断为商邑所在。此地无与商有关之名物，其所以名商，当是由于商人曾居于此。而商人以商为国号，当始于相土居商丘以后，在相土迁居商丘以前，似不称商。郦道元以为“殷商之名起于此”，不确。后世称契封于“商”，当是用后起之名称契原居之地。至于契迁居此地时，其名为何，已不可考。（《先秦都城复原研究》，第32页）

编者按：契始封之地，涉及到商文化的起源问题，目前尚处于不断探讨之中。古今观点综括为如下五说：一为陕西说，认为商族起源于今陕西渭水流域，此说出现最早。《史记·六国年表》言：“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书·序》言：“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东汉郑玄，西晋皇甫谧都认为汤从先王所居之亳在今华山之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则认为：“亳，京兆杜陵亭也。”徐广在《史记·封禅书》之《索隐》引文中，也持同样见解，认为“京兆杜县有亳亭”。如上所言，陕西说又可细分为二，具体凿实则其地一为“太华之阳”，一为杜亳——今陕西长安县。二为山东说，认为商的起源地当在今河南东部和山东一带，主要是在山东。此说首倡者是王国维，他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认为：“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又说：“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经考证认为商即今河南商丘，亳在今山东曹县，此即所谓“北亳说”。此说得到较多学者支持。徐中舒早在1930年就曾提出商民族起于环渤海地区并有由东西渐之势（《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史语所集刊》第2卷第1期）。近年又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明确指出山东半岛齐鲁一带是商民族早期活动的地方，到相土时商族势力远达北方，可能越渤海而至东北境（《殷商史中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郭沫若、王玉哲也均赞同此说，详情请参阅《中国史稿》第一册第156页及《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一文。三为河北说，认为商族起源于河北中部。丁山认为：“商人发祥地决在今永定河与滱河之间。”（《商周史料考证》，第17页）李亚农则认为：“殷人的发祥地是在易水流域和渤海湾。”“到相土时代就已发展到济水黄河之间了”。（《殷代社会生活，第3页）四为东北说，认为商族起源于东北辽西和内蒙古中南部一带。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提出商族发迹于东北、建业于渤海及古兖州的观点（《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65岁论文集》下册，1935年版）。1978年，金景芳考证文献，认为契居北方，昭明所居之砥石在辽水发源处，即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从而明确提出商文化起源于东北说。具体请参阅《商文化起源于我国东北说》，载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近年以来，辽西红山文化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引起了学术界高度重视，于志耿等人认为：“只有在红山文化中才能找到商先文化的基因、主干和渊源。”（《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五为山西说，认为商文化起源于山西中部或南部。邹衡在对考古资料作了缜密细致的类型学分析后，指出商文化来源于先商文化漳河型（分布于豫北、冀南），而漳河型“来自黄河西边的冀州之域，是沿着太行山麓逐步南下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试论夏文化》）李民则认为商族发源地在今永济至华县之间，后沿黄河北岸向东迁徙，昭明时达今沁水，相土时迁到豫北并在那里兴旺发达。（《关于商族的起源》，《郑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以上对商族起源的分歧，主要是由于各家对文献资料的解释不同，各据一是。要正确地研究商的起源问题，必须将文献与考古资料相互结合，综合考察，不可蔽于一端。

⑩ 【汇校】

梁玉绳：按：禹、契、稷之封国赐姓，皆出于尧，注疏言之甚明，它若《白虎通》《潜夫论》诸书亦然。《史》俱以为舜，非也。（《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王　恢：《正义》引《括地志》：“故子城在渭州华城县东北八十里，盖子姓之别也。”渭州无华城县，“渭、华”乃“滑、韦”之形讹。韦城，古豕韦国，隋置韦城县，金圮于水，遂废。故城在滑县东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子城》）

施之勉：水泽利忠曰：“各本，‘左’字作‘在’。”按《泷本》，“左”，“在”伪。（《史记会注考证订补·殷本纪第三》）

【汇注】

裴　骃：《礼纬》曰：“祖以玄鸟生子也。”（《史记集解》）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子城在渭州华城县东北八十里，盖子姓之别邑。”（《史记正义》）

闻一多：简狄吞燕卵而生契，故契为子姓……卵一曰子，子姓者犹言卵所生也。（《神话与诗·姜嫄履大人迹考》）

⑪ 【汇注】

孔颖达：法施于民则祀之者，若神农及后土、帝喾与尧及黄帝、颛顼与契之属是也。（《礼记正义·祭法》）

契卒①，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②。相土卒，子昌若立③。昌若卒，子曹圉立④。曹圉卒⑤，子冥立⑥。冥卒⑦，子振立⑧。振卒，子微立⑨。微卒⑩，子报丁立⑪。报丁卒，子报乙立⑫。报乙卒，子报丙立⑬。报丙卒，子主壬立⑭。主壬卒，子主癸立⑮。主癸卒，子天乙立⑯，是为成汤⑰。

① 【汇评】

刘知幾：古者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夫子修《春秋》，实用斯义，而诸国皆卒，鲁独称薨者，此略外别内之旨也。马迁《史记》西伯已下与诸列国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称，此岂略外别内耶，何贬薨而书卒也？（《史通·因习》）

② 【汇注】

裴　骃：宋忠曰：“相土就契封于商。《春秋左氏传》曰‘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史记集解》）

司马贞：相土佐夏，功著于商，《诗·颂》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也。《左传》曰“昔陶唐氏火正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始封商也。（《史记索隐》）

张守节：《括地志》云：“宋州宋城县古阏伯之墟，即商丘也，又云羿所封之地。”（《史记正义》）

王国维：相土之字，《诗·商颂》《春秋左氏传》《世本·帝系篇》皆作土，而《周礼》校注引《世本·作篇》相士作乘马，作士，而《荀子·解蔽篇》曰乘杜作乘马，《吕览·勿躬篇》曰乘雅作驾，注：雅一作持。持、杜声相近，则土是士非。杨倞注《荀子》曰：以其作乘马，故谓之乘杜。是乘本非名，相土或单名土，又假用杜也。……假土为社，疑诸土字皆社之假借字。今观卜辞中殷之先公，有季，有王亥，有王恒，又自上甲至于主癸，无一不见于卜辞，则此土亦当为相土，而非社矣。（《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相土》）

丁　山：相土，商人的原始社神。（《商周史料考证》，第41页）

【汇评】

王　恢：《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颂词不免夸饰，而后人遂以为相土扩境及于海外，有以琉球、朝鲜、日本等为说者，不知相土当夏太康失国之世，羿浞淫暴，诸侯无所归，而相土能修其德，东方诸侯咸归之也；或畏羿、浞之威胁，乃东还故居之商丘。（《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

丁　山：所谓“相土作乘马”，是否即发明车战，尚待研究。但在工业上，知道利用轮轴以代替人力的载重，在交通业上，知道利用兽力以代替人力的推挽，这确是人类文化史一种飞跃的进步。（《商周史料考证》，第41页）

马持盈：《左传》曰：“昔陶唐氏火正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此是其封商之始。《诗·颂》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可见相土在东部影响力之大。《括地志》云“宋州宋城县古阏伯之墟，即商丘也”。（《史记今注》，第80页）

王宇信：郑玄注：截，整齐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业，入为王官之伯，出掌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尔整齐。《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马”，据今本《竹书纪年》，此为夏朝帝相十五年之事。“乘马”既可解释为驾车之马，又可解释为骑乘之马。但无论“乘”还是“驾”，皆可在军事行动中派上大用场。相土能使“四海之外率服，截尔整齐”，与商族拥有一支武装力量是分不开的。这表明商族在相土时期，社会已进入部落联盟组织的最高阶段——军事民主制时期。“其所以称为军事民主制，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了。《商颂·长发》疏谓“相土在夏为司马之职，掌征伐也”。虽然司马之职乃为后起，但《长发》中的相土，已俨然一副军事统帅的形象。（《谈上甲至汤灭夏前商族早期国家的形成》，《殷都学刊》，2007年第1期）

编者按：相土有功于商，受其后裔歌颂。《诗经·商颂·长发》第二章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陈子展《诗经直解》译曰：相土威风烈烈，海外也都这样整齐服帖。言相土绳其祖武，而盖逞其雄心。

③ 【汇校】

丁　山：止若，《史记》作昌若，即海若，北海神也。（《商周史料考证》，第41页）

【汇注】

吴其昌：《世本·帝系》篇，《史记·殷本纪》，皆以相土之后为“昌若”，而“昌若”卜辞中无之。今考：《卜辞》中之“若”，即“昌若”也。……“若”者，“土”之子也。“土”，土之神也；“若”，海之神也。“相土生昌若”，即父为土之神，子为海之神之谓也。换言之，即土之神生海之神之谓也。更换言之，即大地生海，地为母，海为子也。此吾初民有系统之神话也。（《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若》，载《燕京学报》第十四期）

④ 【汇校】

司马贞：《系本》作“粮圉”也。（《史记索隐》）

梁玉绳：案：考《礼》疏引《世本》曰“遭圉生根国，根国生冥”，是知《史》叙世次缺根国一代，而《人表》误合二人为一也。《外纪》云：“曹圉卒，子根国立。”“曹”乃“遭”之省，“粮”乃“根”之讹。（《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郭嵩焘：《汉书·人表》《国语》韦昭《注》并作“根圉”。《祭法·疏》引《世本》又云：“遭圉生根国，根国生冥。”疑皆形近展转讹衍。（《史记札记》卷一《殷本纪》）

⑤ 【汇注】

张守节：圉音语，出《系本》。（《史记正义》）

⑥ 【汇注】

裴　骃：宋忠曰：“冥为司空，勤其官事，死于水中，殷人郊之。”（《史记集解》）

司马贞：《礼记》曰“冥勤其官而水死”，殷人祖契而郊冥也。（《史记索隐》）

王国维：卜辞人名中又有季，其文曰：贞之于季。季亦殷之先公，即冥是也。《楚辞·天问》曰：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又曰恒秉季德。则该与恒皆季之子，该即王亥，恒即王恒，皆见于卜辞，则卜辞之季，亦当是王亥之父冥矣。（《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季》）

吴其昌：《楚辞·天问》有“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及“恒秉季德”语；该，即王亥，恒，即王恒。故先师王先生据此考定季即是冥，是也。截至最近止，卜辞中记有季之名者凡六片。……然而数万卜辞中，迄无一片有“冥”字者，冥字果何自而来耶？“冥”字果何故而代替“季”字耶？欲解答此问题，先须通观殷先公之名次，地下卜辞与传世经典之异同。按今地下发掘之卜辞数万片中，不特绝无“冥”之名氏，且亦绝无“昭明”之名氏，且亦绝无“昌若”之名氏。按卜辞中王亥之子，为“上甲”，或作“报甲”，而《鲁语》《孔丛子》《竹书》等称为“上甲微”，《天问》称为“昬微”，此“微”与“昬微”之名，又何自而来耶？“微”与“昬微”又何故而与“上甲”或“报甲”为一人耶？“微”之义为不明，《后汉书·安帝纪注》：“微，不明也。”又《诗·小雅·十月之交》：“彼月而微，此日而微。”郑笺：“微，谓不明也。”微之义为不明，昬之义为昬黑，是“微”或“昬微”者，乃昬夜之意也。以此推知“昭明”之意为清晨，“昌若”之意为日中（昌为光昌之义，是日中也）。“冥”之意为晚暮，故“昬微”之意为昬夜也。今以《史记》之次序写之，则成

此其现象之奇异，已显瞭而可见。此种奇象，究当作何解释乎？第一，若云以所生之时辰为名，与此后以所生之日之天干为名者正为同例。然八世祖生于晨，六世祖生于午，四世祖生于晚，二世祖生于夜，人间宁有如此之巧事耶！何以齐整划一，必间一代而有此奇异名字，何以不以“昌若”居“相土”之前，何以不以曹圉居冥之后，何以“昭明”不为七世祖，“昬微”不为三世祖耶？且何以整齐划一，晨、午、晚、夜，以次而下？何以“昌若”不在“冥”之后，“昬微”不在“昭明”之前耶？此皆足以证明：此种名称，此种次序，定为出于人造，而非出于天然也。定为出于幻想，而非出于事实也。定为出于后人之口，而非出于原先之史也。第二，若云此种名称，古所确有，惟其次序，或有错乱，则何以“昭明”“冥”“昬微”及“昌若”之“昌”，出土数万片甲骨中绝未一见耶？是甲骨文中，根本无此四种奇异之名氏，可证也。故窃以为此“昭明”“冥”“昬微”者，乃战国末叶或秦、汉间人，已误译“菖若”为“昌若”以后，受其影响，乃加造此“昭明”“冥”“昬微”三名氏，按整齐划一之次序，每间一代以搭配之。……传世数万甲骨文中，又根本绝无“根圉”之名辞，又其证也。（《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季》，载《燕京学报》第十四期）

王宇信：相土以后，商族经过昌若、曹圉二代的发展，就为第六世冥了。冥是水利专家，曾为夏朝水官，即《国语·鲁语上》“冥勤其官而水死”。据今本《竹书纪年》在夏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在夏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冥作为夏朝水官，前后历二十三年之久。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商族的农业在这一时期应有了较大发展。（《谈上甲至汤灭夏前商族早期国家的形成》，《殷都学刊》，2007年第1期）

⑦ 【汇注】

苏　辙：冥为水官，勤于水事，而死于水。（《古史》卷四《殷本纪》）

⑧ 【汇校】

司马贞：《系本》作“核”。（《史记索隐》）

陈　直：直按：《楚辞·天问》云：“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今本《竹书纪年》云：“夏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徐文靖笺云：“子亥迁殷见《世本》，子亥为冥子，迁殷在夏侯帝芬三十三年，至是三十八年矣。”余考亥为冥子，《世本》作核，《史记》作振，振即核字传写之误。《古今人表》作垓，《天问》作该，惟殷墟甲骨文及《竹书》作王亥。《天问》又云：“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戬寿堂所藏殷墟甲骨文，有“高祖王恒”一片卜辞，王静安先生考王恒即《天问》之“恒秉季德”，其说至确。盖王恒与王亥为昆弟，季当为冥之字无疑。《山海经·大荒东经》云：“璃民国，有人曰王亥，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竹书纪年》云：“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沈约注云：“殷侯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杀其君绵臣。”《国语·鲁语》云：“上甲微能率契者也，故殷人报焉。”甲骨文卜辞中，对殷之先王先公，祭祀用牲，最为隆重，祭王亥则多至三百牛（见《观堂集林》卷九《释王亥》）。《天问》之“昏微”，昏必为上甲微之字无疑。（《史记新证》）

【汇注】

王国维：卜辞多记祭王亥事。……观其祭日用辛亥，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乃祭礼之最隆者，必为商之先王先公无疑。按《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商先祖中无王亥，惟云“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索隐》：振，《系本》作核，《汉书·古今人表》作垓，然则《史记》之“振”，当为核或为垓字之讹也。《大荒东经》曰：“有璃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北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此《竹书纪年》真本，郭氏隐括之如此）。”今本《竹书纪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是《山海经》之王亥，《古本纪年》作“殷王子亥”，今本作“殷侯子亥”。又前于上甲微者一世，则为殷之先祖冥之子微之父无疑。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日，则亥乃其正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记》作“振”，则因与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讹。夫《山海经》一书，其文不雅驯，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虚乌有视之。《纪年》一书，亦非可尽信者。而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确非虚构，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者，非绝无根据也。（《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王亥》）

又：王亥之名及其事迹，非徒见于《山海经》《竹书》，周、秦间人著书多能道之。《吕览·勿躬篇》“王冰作服牛”，案篆文冰作仌，与亥字相似。王仌亦王亥之讹。《世本·作篇》“胲作服牛”，其证也。服牛者，即《大荒东经》之仆牛，古服、仆同音。《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曰：“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该即胲，有扈即有易，朴牛亦即服牛。是《山海经》《天问》《吕览》《世本》，皆以王亥为始作服牛之人。盖夏初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盖广。《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盖古之有天下者，其先皆有大功德于天下，禹抑洪水，稷降嘉种，爰启夏周，商之相土、王亥盖亦其俦。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周秦间王亥之传说，胥由是起也。（同上）

又：卜辞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皆以辛亥，与祭大乙用乙日祭，大甲用甲日同例。是王亥确为殷人以辰为名之始，犹上甲微之以日为名之始也。然观殷人之名，即不用日辰者，亦取于时为多。自契以下，若昭明，若昌若，若冥，皆含朝、莫、明、晦之意，而王恒之名亦取象于月弦。是以时为名或号者，乃殷俗也。夏后氏之以日为名者，有孔甲，有履癸，要在王亥及上甲之后矣。（同上）

丁　山：我很相信王亥即是竖亥。其最大的功业是测算大地的面积，如：

帝令竖亥步自东极至西极，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山海经·海外东经》）

禹乃使大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五步。（《淮南子·地形训》）《后汉·郡国志》引《山海经》文与《淮南子》略同……而竖亥之竖，正同《天问》所谓“有扈牧竖”。意者竖亥即《史记·天官书》所谓“西宫咸池，奎曰封豕，为沟渎”吧！襄公三十年《左传》：“史赵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也。士文伯曰，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二万六千”正合《管子·地数》云“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则《淮南子》言“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之说，较今本《山海经》为合算。然则王亥本是经天纬地之神，不必为“玄冥”，更不必为“蓐收”了。（《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社稷与五祀·王亥与竖亥》）

【汇评】

陈梦家：王氏说“卜辞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者皆以辛亥。……是王亥确为殷人以辰为名之始，犹上甲微之为以日为名之始也”。又说昭明、昌若、冥、王恒四名“是以时为名或号者，乃殷俗也”。这是不确的。《明续》477、478于乙未祭王亥，《粹》76于辛酉祭王亥，可为反证。卜辞只以十干（日）为庙名，绝无以十二支（辰）为庙名的。卜辞云：

辛巳贞王上甲即于河　　　《佚》888

其告于高且王三牛——其五牛　　　《掇一》455

此可证王亥之“亥”是一种鸟名，而非以辰为名。《大荒东经》“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此条说明了王亥与鸟的关系。以上两条卜辞，一则以王亥与上甲并列，一则称王亥为高祖，是最可注意的。卜辞称王亥为高祖者，尚不止此，而与先王并列于一辞而称高祖者，在武乙卜辞中有之：

乙未高且亥〔羌□牛□〕，大乙羌□五牛三，且乙羌□牛□，小乙……羌三牛二，父丁羌五牛三　　　《明续》477

于乙未高且亥，匚卯于上甲　　　《明续》478

此可证王亥是上甲、大乙以前的高祖。这个顺序符合了《殷本纪》“振—微—天乙”的顺序，也符合《天问》“喾—季—该—恒—昏—微—汤”的顺序。

上所引《山海经》和《竹书》说王亥“仆牛”，《世本》说“胲作服牛”，《天问》说“该秉季德……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仆、服、牧都是一声之转，指王亥始牧牛羊。《管子·轻重戊》曰“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亦指此事。王亥捕鸟而食，牧夫牛羊，则其从事佃猎与初为畜牧，是很显然的。他好像应该属于商之早世，不能像《殷本纪》所说是上甲微之父。

卜辞的先公中，王亥的祭祀是隆重的，他既称高祖又称为王，较之河、夏之但称高祖与恒、夭之但称王者自有不同。他与上甲、大乙等先王并列于一辞之中，不同于其他的先公。他从来不和山川之神祗混杂在一处。在传说上他是始服牛羊者，其居处近于东土之有易，凡此种种，皆使我们倾向于王亥为殷之主要的始祖，即契。（《殷墟卜辞综述》）

又：王亥：王国维说：“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卜辞中之）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实系一人。”《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这个发现是极重要的。后出的卜辞有“高且亥”“高且王亥”之称。则王亥为商先公之说，乃成定论。

《初学记》卷廿九“胲作服牛”，《太平御览》卷八九九引作，《吕氏春秋·勿躬篇》“王冰作服牛”。、冰皆胲、亥之讹。《汉书·古今人表》作垓，《天问》作该，《竹书》作亥。凡此亥、该、核、胲、垓，是同一个来源的，以亥为正；、冰、振都是由亥、核而致讹的。（同上）

⑨ 【汇校】

宋镇豪：王恒是王亥之弟，只见《楚辞·天问》而不见《殷本纪》。今甲骨文及《楚辞·天问》相印证，上甲微与其父王亥之间，当有王恒一世，这是《殷本纪》需要订补之处。王亥、王恒、上甲微是商族在先商时期的重要先公，其史事既见于先秦文献，其名又得到甲骨文证明，有关这一段先商历史的真实可靠性当毋庸置疑。（《商代史论纲》，第196页）

【汇注】

司马贞：皇甫谧云：“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为名，盖自微始，谯周以为死称庙主曰“甲”也。（《史记索隐》）

吴其昌：按“报甲”，即“甲”亦即“上甲”，亦即“上报甲”，亦即“上甲微”，亦即“微”，亦即“方甲”，亦即“祊甲”，亦即“甲”也。以乙、丙、丁《史记》译作“报乙”“报甲”“报丁”之例例之，则定名宜以“报甲”为较正。今已出版甲骨文卜辞书辞，计凡锲有“报甲”或“上报甲”者，多至八十余片。……按“报甲”，在当时称之，则亦名“大甲”而已。此盖与“报乙”当时亦但名“且乙”及“报丁”当时亦但名“父丁”者，正同一例。（《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报甲》，载《燕京学报》第十四期）

宋镇豪：自上甲至示癸六世先公中，上甲是甲骨文中商王周祭的第一位先公，说明商族自上甲六世时已进入信史时代。上甲受到各种祭祀，不仅单独受祭，又有与其他先公或先王一起合祭，他既可以赐福人间，也可以降灾，兼具祖先神和自然神的神威与功能。（《商代史论纲》，第197页）

泷川资言：《考证》：“《国语·鲁语》“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亲焉。”《白虎通》：殷道尚质，故直以生日名子。”梁玉绳曰：“《鲁语》展禽曰：‘上甲微能帅契者。’”《孔丛子》引《书》曰：“高宗报上甲微。则商家以日为名自微始。而史缺之，不始于报丁也。然窃疑商人自契至振，并别制名，何以上甲微至帝辛，改名十日，而以日为名之外，又未尝无名，如上甲名微，天乙名履，帝辛名受。疑诸君具有二名，今缺不具，盖名以日者殷之质，生之于死，皆以此，臣民之所称亦以是。别立名者殷之文，非有大典礼不用，故成汤告天，始名曰予小子履，而微子庶不为嗣，遂只告其名启而已。（《史记会注考证·殷本纪第三》）

【汇评】

梁玉绳：案：《鲁语》展禽曰“上甲微能帅契者”，《孔丛子》引《书》曰“高宗报上甲微”，则商家以日为名自微始，而《史》缺之，不始于报丁也。然窃疑商人自契至振，并别制名，何以上甲至帝辛改名十日？而以日为名之外又未尝无名，如上甲名微，天乙名履，帝辛名受（《竹书》诸君皆有名）。疑诸君俱有二名，今缺不具。盖名以日者殷之质，生之与死皆以是，臣民之所称亦以是。别立名者殷之文，非有大典礼不用，故成汤告天始名曰“予小子履”，而微子庶不为嗣，遂只传其名启而已。（《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编者按：近人王国维，据卜辞考证出“振”即王亥，而在“振”即王亥与“微”之间，尚有“王恒”一代，言之凿凿，乃史学一大功臣。《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王恒》云：“王恒”，卜辞人名。……王恒之为殷先祖，惟见于《楚辞·天问》，《天问》自“简狄在台，喾何宜？”以下二十韵，皆述商事。其问王亥以下数世事曰：“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干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此十二韵，以《大荒东经》及郭注所引《竹书》参证之，实记王亥，王恒，及上甲微三世之事。……《天问》所说，当与《山海经》及《竹书纪年》同出一源。而《天问》就壁画发问，所记尤详。恒之一人，并为诸书所未载。卜辞之王恒与王亥，同以王称，其时代自当相接，而《天问》之该与恒，适与之相当，前后所陈，又皆商家故事，则中间十二韵自系述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事，然则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又当有王恒一世。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海经》《竹书》所不详，而今于卜辞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说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者也。

⑩ 【汇注】

王国维：《鲁语》：“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殷之祭先，率以其所名之日祭之，祭名甲者用甲日，祭名乙者用乙日，此卜辞之通例也。……《鲁语》称商人报上甲微，《孔丛子》引《逸书》，惟高宗报上甲微。报者，盖非常祭，今卜辞于上甲，有合祭，有专祭，皆常祭也。又商人于先公皆祭，非独上甲。可知周人言殷礼已多失实，此孔子所以有文献不足之叹欤！（《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上甲》）

⑪ 【汇注】

吴其昌：王亥之下有报甲，报甲之下有父丁，则此“父丁”之即为“报丁”，亦既明白矣。报甲得兼称太甲，报乙得兼称祖乙，斯报丁得兼称父丁尔。（《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报丁》，载《燕京学报》第十四期）

⑫ 【汇注】

吴其昌：按“报乙”当时亦但称“乙”而已。惟报祭之时，斯得“报乙”之称。既但称“乙”，故亦得称“且乙”。凡子孙之称其先公先王之名乙，或次乙者，固皆得称“且乙”也。其卜辞中称“王宾报乙”而后云“贞祖乙”，则“且乙”之即为“报乙”明白甚矣。（《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报乙》），载《燕京学报》第十四期）

⑬ 【汇注】

王国维：自上甲至汤，《史记·殷本纪》《三代世表》《汉书·古今人表》有报丁、报丙、报乙、主壬、主癸五世，盖皆出于世本……惟卜辞丙、丁之后，即继以示字。盖谓示壬，殆以乙丙丁为次，与《史记》诸书不合。然何必《史记》诸书是而卜辞非乎？又报乙、报丙、报丁称报者，殆亦取报上甲微之报以为义，自是后世追号，非殷人本称，当时但称乙、丙、丁而已。（《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报丁、报丙、报乙》）

⑭ 【汇注】

吴其昌：按“示壬”即“宗壬”也。亦即经传之“主壬”也。先师考之云：“殷之祭先，率以其所名之日祭之。祭名甲者用甲日，祭名乙者用乙日，此卜辞之通例也。”此通例窃亦盖常明确承认，决不容人轻率怀疑，且历试先公先王之祭日，曾未有爽忒；而独于示壬，则有例外。卜辞中示壬之祭日，或以壬戌，或以壬子，或以壬申，或以壬寅，此固未越通例之外。亦有以庚申，庚辰，庚戌祭者，此则因示壬之爽为妣庚，其所祭本在妣庚；示壬不过附带连及，亦未越通例也。然如“辛亥，卜□贞，翌壬子，示壬”，止祭示壬一人，何以而独不用壬日？此真非吾侪今日之智所能解答者已。（《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示壬》，载《燕京学报》第十四期）

⑮ 【汇注】

王国维：卜辞屡见示壬、示癸，罗参事谓即《史记》之主壬、主癸，其说至确。……卜辞曰：“辛巳卜大贞之自田元示三牛，二示一牛。”又曰：“乙未贞其求，自甲十又三示牛，小示羊。”自上甲以降，均谓之“示”，则主壬、主癸，宜称示壬、示癸。又卜辞有示丁，盖亦即报丁……又作示丁，则自上甲至示癸，皆卜辞所谓元示也。又卜辞称自田十有三示，而《史记》诸书自上甲至主癸，历六世而仅得六君，疑其间当有兄弟相及而史失其名者，如王亥与王恒疑亦兄弟相及，而《史记》诸书皆不载。盖商之先公，其世数虽传而君数已不可考。又商人于先王先公之未立者，祀之与已立者同，故多至十有三示也。（《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主壬·主癸》）

⑯ 【汇校】

王国维：汤名天乙，见于《世本》及《荀子·成相篇》，而《史记》仍之。卜辞有大乙，无天乙。罗参事谓天乙为大乙之讹。观于大戊卜辞亦作天戊，卜辞之“大邑商”，《周书·多士》作“天邑商”。盖天、大二字形近，故互讹也。且商初叶诸帝，如大丁、如大甲、如大庚、如大戊，皆冠以大字，则汤自当称大乙。又卜辞曰：癸酉卜贞，大乙伊其。伊即伊尹，以大乙与伊尹并言，尤大乙即天乙之证矣。（《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大乙》）

【汇注】

赵　翼：《周易·乾凿度》谓《易》“帝乙归妹”，所以彰汤之美，能顺天地之道，立嫁娶之义也，因引孔子之说，谓《尚书》自成汤至于帝乙，此汤之元孙之孙也，而“归妹”之帝乙即汤也。殷尚质，故以生日名元孙之孙，亲尽矣，故不嫌同名而亦曰帝乙。《易》之帝乙为成汤，《书》之帝乙则汤六世孙也。按《世本》及《史记》，汤本名“天乙”，至将受命乃改名“履”，故有二名。皇甫谧巧欲附会，乃谓汤名履，字天乙，误矣。据此数说，则汤名天乙无疑。后人以其有天下，而称之曰“帝乙”，则《乾凿度》所云帝乙即成汤者，非妄也。《尚书》所云帝乙本亦名祖乙，因嗣帝位，故亦称帝乙，然则因其有天下而以帝冠于名，故汤亦称帝乙，祖乙亦称帝乙也。（《陔余丛考》卷一《帝乙即成汤》）

徐　鼒：周人以讳事神，周尚文也。夏、殷尚质，则不然。桀名履癸，汤亦云“予小子履”，是天子诸侯同名也。《尚书中候》：“契十三世生主癸，主癸之妃曰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以乙日生汤，号天乙。”又按：《乾凿度》：“孔子曰：自成汤至帝乙。帝乙，汤之玄孙之孙也。”此帝乙，即主癸之妃所生之汤也。殷以生日为名，同以乙日生，同名汤，盖玄孙之孙，亲绝，得同名也。故曰：“《易》之帝乙为成汤，《书》之帝乙六世王同名。”（《读书杂释》卷二《帝乙》）

【汇评】

郭嵩焘：子天乙立，是为成汤。案：《论语》“予小子履”，朱子以为汤名，亦别无可徵，疑汤即名也。（《史记札记·殷本纪》）

王宇信：上甲以后，商部族奴隶制国家又经过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五王的守成，在大乙汤继位到灭夏前的十八年期间，对外扩张和征伐不断。《逸周书》有商汤伐“有洛氏”，据今本《竹书纪年》“商师征有洛，克之”，发生在夏桀二十一年（即商汤继位第七年）。同年“遂征荆，荆降”，《越绝书》也记有此役。商方国势力的发展，引起中央王朝夏桀的疑惧，借故“召汤而囚之夏台”。一年以后，即今本（竹书纪年》夏桀“二十三年，释商侯履（即汤）”，汤被放回。商汤被释以后，更加紧了对一些夏朝附属方国部落的军事行动。三年以后，即夏桀二十六年，“商灭温”。其后，又进行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孟子·滕文公下》说，“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赵氏注说：“一说言当作再字。再十一征，而言汤再征十一国。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国也。”《帝王世纪》说，“诸侯有不义者，汤从而征之”，“凡二十七征，而德施于诸侯”。

商汤灭夏前的频繁军事行动，不仅使商族首领获利大批财富和俘虏奴隶，而且使商族早期奴隶制方国的国家机器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从而为商汤灭夏以后，得以顺利实现“为夏方伯”的地方强制性暴力机构，向号令全国的商王朝的庞大国家机器的顺利转变。（《谈上甲至汤灭夏前商族早期国家的形成》，《殷都学刊》，2007年第1期）

张光直：商王室的世系在司马迁的著作中被分为两部分，自契至商王朝的建立者成汤的先公时代和自成汤至纣的王朝时代。普遍认为商朝建立以前共有十四位先公，他们属于连续的十四代。有些名字见于甲骨文，但甲骨文中还有其他可能是商先公的名字。司马迁列举的十四位先公名字的出处现已不可考。然而文献和甲骨文有一共同点是清楚的：自微（上甲）起所有王名都有天干中的一个字。商代的历法用天干来记录周而复始的旬的日期：每旬十天，由甲开始。传统的解释是商代人们给新生婴儿以他降生日期的天干名来命名。也有其他不同的解释，包括作者的看法。（《商文明》，第5页）

⑰ 【汇注】

鬻　熊：汤之治天下也，得庆辅、伊尹、湟里且、东门虚、南门蝡、西门疵、北门侧。……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二十七世，积岁五百七十六岁，至纣。（《鬻子·汤政天下至纣》）

刘　向：河间献王曰：汤称学圣王之道者，辟如日焉，静居独思，辟如火焉。夫舍学圣王之道，若舍日之光，何乃独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见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学问可以广明德慧也。（《说苑》卷三）

应　劭：汤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轨，改亳为商，成就王道，天下炽盛，文武皆以其所长。夫擅国之谓王，能制割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王者，往也，为天下所归往也。（《风俗通义》卷一《三王》）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殷出自帝喾，子姓也。主癸之妃曰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以乙日生汤，故名履，字天一，是为成汤帝。丰下锐上，皙而有髯，倨身而扬声，长九尺，臂四肘，有圣德，诸侯不义者，汤从而征之，将伐桀，先灭韦、顾、昆吾，遂战于鸣条之野，桀奔于南巢之山，汤乃即天子之位，以水承金，始居亳，为天子十三年，年百岁而崩。（《帝王世纪辑存·殷商第三》）

裴　骃：张晏曰：“禹、汤皆字也。二王去唐、虞之文，从高阳之质，故夏、殷之王皆以名为号。”《谥法》曰：“除虐去残曰汤。”（《史记集解》）

司马贞：汤名履，《书》曰“予小子履”是也。又称天乙者，谯周云“夏、殷之礼，生称王，死称庙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汤，故曰天乙”。从契至汤十四代，故《国语》曰“玄王勤商，十四代兴”。玄王，契也。（《史记索隐》）

李　昉：汤者，禳也。言其禳除不轨，改亳为商，成就王道，天下炽昌，文、武皆以其长。夫擅国之谓王，能制杀生之威之谓王。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也。（《太平御览》卷七七《皇王部二》）

司马光：殷汤，子姓，曰履。其先出于高辛氏。帝喾生契，契为舜司徒，封于商（原注：商在大华之阳，今商州）。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居商丘（原注：今应天府）。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报丁，报丁生报乙，报乙生报丙，报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世为诸侯。天乙是为成汤。（《稽古录》卷六《殷上》）

郑　樵：汤，亦曰成汤，亦曰履，亦曰天乙，以其用武得天下，故号曰“武王”，为商家创业之祖，故庙曰烈祖。（《通志》卷三《商》）

陈　栎：汤革夏而立国号商，亦号殷，舜司徒契之后也，为夏方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自是，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历朝通略》卷一《商》）

陈士元：汤：名天乙，一名履。《易》称帝乙，《诗》称武王。（《孟子杂记》卷三《辨名》）

李　贽：成汤。契事唐虞为司徒，封于商，传十三世，生天乙，是为成汤。是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汤使人以币聘之，进之于桀，桀不能用，尹复归汤。……桀无道暴戾，残虐万姓，尹相汤伐桀，放于南巢，诸侯大会，汤退而就诸侯之位，诸侯皆推汤为天子，于是即位，都于亳。（《史纲评要》卷一《商纪·成汤》）

又：汤即位，反桀之事，以宽治民，除其邪虐，顺民所喜，远近归之。乃改正朔，以建丑之月为正月，色尚白，牲用白，以白为徽号。（同上）

又：大旱七年，太史占，当以人祷。汤曰：“吾所为请雨者民也。若以人祷，吾请自当。”遂斋戒、剪发、断爪，素车白马，身婴白茅，以为牺牲。祷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欤？民失职欤？宫室崇欤？女谒盛欤？苞苴行欤？谗夫昌欤？”言未已，大雨，方数千里。作乐曰《大濩》。在位十三年崩，孙太甲立。（同上）

袁　黄：成汤名履，一名天乙，主癸之子，黄帝之后也。姓子氏。初，帝喾次妃简狄，祈于高禖，有玄鸟之祥，遂生契。契事唐、虞，为司徒，教民有功，封于商。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宜，宜生振，振生微，微生报丁，报丁生报乙，报乙生报丙，报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娶扶都氏，见白气贯月，意感而生天乙，是为成汤。（见《纲鉴合编》卷一《商纪·成汤》）

又：蔡氏曰：汤顺天应人而放桀，其武功成，故曰成汤。（同上）

梁玉绳：汤娶有氏为妃，始见《列女传》。本作莘，又作莘，亦曰吉妃。案：《列女传》言有氏生外丙、仲壬，《御览》百三十五引《列女传》云，生三子：太丁、外丙、仲壬，各不同。（《汉书人表考》卷二《有氏》）

徐文靖：《笺》按：汤名帝乙，见《易纬》；名天乙，见《世本》；名履，见《鲁论》；名祖乙，见《白虎通》，曰成汤，曰武王，见《诗》。是七名也。（《竹书纪年统笺》卷五《汤有七名》）

朱孔阳：成汤名履，一名天乙，主癸子。母扶都氏，感白气贯月而生，自商邱迁都南亳（按：谷熟为南亳，在今河南归德府商邱县东南四十里，又蒙为北亳，即景亳。皇甫谧以为汤受命之地，在今商邱县北四十里大蒙城），与葛为邻（按：葛即今归德府葛乡）。伐桀后自南亳迁都西亳（按：偃为西亳，在今河南府偃师县西十里广乡），即王位十有三祀，崩（按：汤十八祀三月践天子位，三十祀而崩），寿一百岁，陵在今山西蒲州府荣河县。元癸未岁（世祖二十年），沦于河。国朝载入祀典（《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方诗铭：汤有“七名”，古有此说，《金楼子·兴王篇》云：“（成汤）凡有七号：一名姓生，二云履长，三云瘠肚，四云天成，五云天乙，六云地甲，七云成汤。”或出于纬书，不尽可信。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云：“按：《太平御览》八十三引古本《竹书纪年》云：‘汤有七名而九征。’今汤名可知者，汤（卜辞作唐）、太乙、履三名而已。”《孟子·滕文公下》：“（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帝王世纪》：“（成汤）凡二十七征，而德施于诸侯。”（《御览》卷八三引）《广弘明集》卷一一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所云“汤凡九征二十七战”，则综合《纪年》《世纪》之文。所谓“九征”“十一征”“二十七征”，皆言其征伐之频繁，朱右曾《竹书纪年存真》一一为之从典籍勾稽“九征”之名，以征葛、有洛、豕韦、顾、昆吾、夏、三朡当之，而以“余二征未详”，似泥。（《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殷纪》）

泷川资言：《考证》：《荀子·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崔述曰：“《尚书·酒诰》、《多方》、《立政》等篇皆称为成汤，无但称汤者，盖履，名也；成汤，号也。”古多以一字名，未闻以一字号者。然则成汤乃其本号，汤则后世之省文也。《商颂·殷武》，亦称成汤，《玄鸟》称武汤，《长发》或但称汤，或称武王。盖史册主于纪实，诗人主于颂美，故其称参差不一。武王者，子孙追崇之称，即后世谥法所自仿，既或者文为汤，因以武加之为武汤耳。梁玉绳曰：“汤非名也，以地为号，故称成汤武汤。《路史·发挥》注云‘汤特商国中一邑名，成汤者犹成周’。”（《史记会注考证卷三·殷本纪第三》）

【汇评】

李　昉：《帝王世纪》曰：成汤，一名帝乙，丰下兑上，指有胼。倨身而扬声，长九尺，臂四肘，有圣德。诸侯有不义者，汤从而征之。诛其君，吊其民，天下咸悦。故东征则西夷怨，南征则北狄怨。曰：“奚为而后我！”故《仲虺诰》曰“傒我后，后来其苏”者也。凡二十七征，而德施于诸侯焉。及夏桀无道，汤使人哭之，桀囚汤于夏台而后释之。诸侯由是咸叛桀附汤。同日贡职者五百国。三年，而天下悉服。汤自伐桀后，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于山川曰：“欲不节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宫室营耶？女谒行耶？何不雨之极也！”殷史卜曰：“当以人祷。”汤曰：“吾所为请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祷，吾请自当。”遂斋戒剪发断爪，以己为牲，祷于桑林之社曰：“唯予小子履，敢用玄牲，告于上天后土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无及万方。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言未已而大雨至，方数千里。（《太平御览》卷八十三《皇王部八》）

范祖禹：商王成汤，不迩声色，不殖货利，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昧爽丕显，坐以待旦。作《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帝学》卷一）

陈士元：元按商汤子姓，契之后。《商本纪》云：“天乙立，是为成汤。”自契至汤十四代，凡八迁。汤始居亳，放桀于南巢，归于亳，践天子位，号曰商。自盘庚迁殷，张晏云：“禹、汤皆字也。”《谥法》云：“除残去虐曰汤。”然汤名履，《书》云“予小子履”是也。孔安国云：“汤初名天乙，为王时改名履。”谯周云：“夏殷之礼，生称王，死称庙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汤，故曰“天乙”，又《易》曰：“帝乙归妹。”《易·传》亦以帝乙为汤名。是“天乙”即“帝乙”也。若然，纣之父亦曰帝乙，是祖孙同名矣。商王多以十干取名，汤之父曰主癸，主癸之父曰主壬，主壬之父曰报丙，报丙之父曰报乙，汤之后王，又有祖乙、有小乙、有武乙，然则帝乙为汤名，岂有后世称庙主而始有帝乙之名哉？（引自陈春辑刻《湖海楼丛书·论语类考》卷七《汤》）

梁玉绳：案：汤非名也（有谓汤是字及谥者，并非），以地为号，故称成汤、武汤。《路史·发挥》注云：汤特商国中一邑名，今相之汤阴。成汤者，犹成周然。其名有二：曰天乙者，商例以生日名子，质也；曰履者，别制嘉名，文也。《尧典》《疏》及《白虎通·姓名》章谓汤为王后改名，恐非。（《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成汤①，自契至汤八迁②。汤始居亳③，从先王居④，作《帝诰》⑤。

① 【汇校】

王叔岷：《考证》：成汤二字衍。“枫”“三”“南本”“洞本”旧刻本皆无。案：《御览》八三引《逸本》云：“成汤，自契至汤，八迁。”与此本同。《书·帝诰》《釐沃》序云：“自契至子成汤，八迁。”自上亦无“成汤”二字。（《史记斠证·殷本纪第三》）

【汇评】

司马光：自契至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帝喾居。汤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原注：迩，近也；殖，生也：言清洁不贪），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原注：勉于德者则勉之以官，勉于功者则勉之以赏，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过则改，无所吝惜，所以能成王业），居上克明（原注：言理恕），为下克忠（原注：事上竭诚），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原注：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过）。（《稽古录》卷六《殷上》）

罗　愿：圣人之用心，有卓然至到常情所不能测者，不惟天下后世之所不知，虽当世亲炙与之共事者，盖未必尽知也。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于是其臣仲虺乃为之道：天曰民生欲必生，聪明者治之。有夏昏德，天乃锡汤以勇智，而使之代夏。次又道：商邦之在夏时，如稂莠糠粃之见播除，小大战战不能以自安。末又道：成汤之德，始于征葛伯，东征西怨，而民之戴商已久。呜呼！仲虺果以此晓天下后世耶？亦将以慰夫汤之心也？若以晓夫天下后世，则汤之举，以仁伐不仁，以义伐不义，天下忻然戴之，盖不容后世之议矣。若以慰夫汤，则汤固非若言者之所慰也。世之君子，惟其责轻而虑近，幸人之不能议已，斯以为足于其心而已矣。若夫圣人之举措，不患不能慰天下之心，唯夫天下悦之太深，信之太笃，不复置疑于其间，则圣人方且以此为惧。且夫汤之为此，天下安有议之者哉？然而不释然者，岂以桀之罪，虽足以致之，而君臣长防名分之间，犹有可念者耶？方其得一伊尹而进之，此岂有意于伐桀者哉？然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盖君臣长防天下之大顺，与夫除残去贼天下之大利，其势有时，而不能兼。古之圣人不幸而当之，必得名世之士相与立，同异是非，通彼我之情，以更相发明，然后于情义为尽。鸣条之事，前此所未有，使当世之士有若伯夷者一，为天下明君臣大义，使少有所泄，宁在我者无全德之名，而使彼得戴义之半，则圣人犹有所安于其心。……圣人之无已一至于此，故夫成汤之惭，仲虺所为作书者，世以为能掩汤之惭，而不知夫所谓惭德，最圣人用心至到之处。季札观舞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呜呼！世皆以备道全美为圣人，孰知夫所谓惭，乃圣人之所难者欤？（《罗鄂州小集》卷二《汤论》）

② 【汇校】

梁玉绳：附案：此仍《书·序》元文，“成汤”二字，传写误增，故《史诠》谓“洞本无此二字，当衍之”。而所云“八迁”者，《本纪》止言汤一迁，余皆不载。考《书》《疏》曰“《世本》昭明居砥石”，《荀子·成相》曰“昭明居砥石，迁于商”，《左传》“相土居商邱”，是三迁也（商与商邱不同，见《左·襄九年》疏）。《竹书》“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冥之子振也），帝孔甲九年，殷侯复归商邱”，是五迁也。《路史·国名纪》云“上甲居邺”，是六迁也。而《水经注》十九又引《世本》云“契居蕃”，是七迁也。并汤为八。《经典释文》谓八迁惟见四，孔仲达数砥石、商邱及亳为三，而连契之居商为四迁，非也。（《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汇注】

张　衡：殷人之屡迁，前八而后五。（《西京赋》）

裴　骃：孔安国曰：“十四世凡八徙国都。”（《史记集解》）

王国维：《尚书序》，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正义》仅举其三，今考之古籍，则《世本·居篇》云：契居蕃（疑即《汉·志》鲁国之番县，观相土之都在东岳下可知）。契本帝喾之子，实本居亳，今居于蕃，是一迁也。《世本》又云：昭明居砥石，由蕃迁于砥石，是二迁也。《荀子·成相》篇云：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是昭明又由砥石迁商，是三迁也。《左氏襄九年传》云，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是以商邱为昭明子相土所迁。又《定九年传》，祝论周封康叔曰：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则相土之时曾有二都，康叔取其东都以会王之东蒐，则当在东岳之下，盖如泰山之祊为郑有者，此为东都，则商邱乃其西都矣。疑昭明迁商后，相土又东徙泰山下，后复归商邱，是四迁、五迁也。今本《竹书纪年》云，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山海经》郭璞注引真本《纪年》有殷王子亥、殷王甲微称殷不称商，则今本《纪年》此事或可信），是六迁也。又孔甲九年，殷侯复归于商邱，是七迁也。至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则为八迁。汤至盘庚五迁，《书·序》纪其四，而前之八迁，古未有说，虽上古之事若存若亡，《世本》《纪年》亦未可尽信，然要不失为古之经说也。（《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

王　恢：汤前八迁，始于《书序》《胤征》，《史记》录其文而未有说。唐初杨炯《少室山少姨庙碑序》：“殷帝八迁，未卜王城之地。”孔颖达《书·正义》始据《商颂》，契居商。《世本》昭明居砥石，《左传》相土居商丘，及汤居亳，凡得四迁。《路史·国名纪丁》以为可考者六：契居番，昭明居砥石，复迁于商，相土处商丘，上甲居邺，而汤居亳。近代王国维《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观堂集林》卷十二）前四迁同《路史》，后四迁据《左》定四，《竹书》异。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以为王氏据今本《竹书》，所谓商侯迁殷，殷侯复归商丘，六迁、七迁，实难置信。又谓商丘与商，本为一地；昭明、阏伯，疑即一人。认为王氏所考，惟契居蕃，昭明迁商，与相土东都，可补苴《孔疏》，而止有契居蕃，昭明居砥石，迁商，相土东都，王亥居有易附近或即砥石，与汤之居亳，实凡六迁。（《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汤前八迁》）

又：赵铁寒《汤前八迁的新考证》，说帝喾所居可能在癏水，契居（即蓟）为一迁，契由迁蕃（即潘——今怀来）为二迁，其说穿凿附会，甚无谓，其他为砥石、商、东都、癏水附近、亳，凡八处。（同上）

又：予以为契本居亳，蕃在鲁国，砥水不明所在，商邱，相在内黄，复归商丘，是为东都，以相为西也，汤复居亳，得六处七迁。（同上）

胡厚宣：成汤以后的五迁与以前的八迁在性质上有明显的不同。汤以后的五迁，是指商王在统治区内的迁都，即统治中心的迁移，而契至于成汤的八迁，则是商族在建国以前，由于自然的缘故以谋求生存空间或者出于政治原因，整个部族的迁徙。（《殷商史》，第33页）

王玉哲：我们已经说过先商的氏族还在过着游牧或游农经济生活。这个时期他们尚停滞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游牧或游农氏族社会与城郭居民的社会不同，他们随水草而居，不能长期定居于一处，这恐怕就是“殷人屡迁，前八后五”的原因。（《中华远古史》，第195页）

晁福林：尽管八迁之数非必如此，但商族曾频繁迁徙还是可以肯定的。成汤以前的迁徙，是商族的移动，当时还没有都邑的概念，所谓“八迁”并不具备后世的迁都的含义。（《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第75页）

徐中舒：殷人的都邑，是经过多次迁徙的。王静安先生在《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一文中，论证自契至于成汤，都邑迁徙过八次。这可以备一说，但不一定就是准确的，应该根据考古发掘来进一步研究。成汤以后五迁，张守节在《殷本纪》的《正义》中说：“汤自南亳迁西亳，仲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盘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迁也。”这种都邑的迁徙，是因为农业不发达，需要改变地理条件来维持生产。所以，成汤以前的八迁也可能只在几个固定的地方往返耕种，而不是真正迁移了八个地方。从时间上来看，前八次迁徙所占的时间短，后五次迁徙所占的时间长，这说明农业生产有一些发展，用不着多迁徙来改变地理条件了。（《先秦史论稿》，第58页）

【汇评】

王　恢：予尝以为考古史地，须以古观古——默察“当时、此地”的情况。否则，虽凿穿文字，恐将失之千里。如以“殷人禘喾”，肯定契为帝喾子，帝喾居亳，其子何乃一徙千里，弃温暖之中原，北之严寒之荒野？除非商本北方别一氏族，渐向温暖的南方，游牧于河济之间，依附于帝喾之族。商代前期和中期，不过河济间一较强之游牧部落，推“不常厥居”之义，断不止于八迁。非有“宫室之美，百官之富”，安土而重迁也。即汤使民为葛耕，由游牧渐进于农业，故前八后五，徙次渐稀。（《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汤前八迁》）

游　寿：殷人所活动的地方，以黄河中游河南为中心，西到山西、陕西，东至山东，北到河北邯郸，这是近年考古发掘证明了的。它说明殷人文化影响所及，范围很广。史载：自盘庚迁殷至纣灭亡之年，不徙都。但纣时，南据朝歌，北邯郸，及沙丘，均建有离宫、别馆。这个说法，联系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也是可信的。

汤先代自契以下所迁地方，有的重回故居，多是黄河泛滥之处，有的是让给夏的统治者，再看他所迁的有嚣、相、耿、庇、（邢）奄等地，前后反复迁邑。所谓都城，是汤统治后，成为大一统政权，称都，在汤以前不是都城。所以称五迁八迁，而主要是“亳”，历史文献对“亳”争论很盛，近年考古发掘的展开，所得资料丰富，又重提这个问题，而从契居“亳”到春秋，“亳”就有五六处。

一、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史记集解·殷本纪》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从先王居。

二、三亳：1. “亳”偃师（即帝喾之墟），西亳。

2. 北亳，汤所盟地（宋州北五十里）。

3. 汤徙居为南亳（谷熟、汤都）。

三、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周代）

四、秦宁公三年与亳王战，亳王奔戎。（《史记·秦本纪》）

五、许氏《说文》“亳”字下云：京兆杜陵亭。（汉）

以上几个“亳”都是指地方，一个到了北疆，二个在西面，而春秋有三个“亳社”是在鲁国，不是地名，是先代历史留下的纪念物。因之“亳”就成为中国从汉至今地名学上争论不休的问题。

近年陶文出土，有的是单字，我看到三个完整的陶印章，“陈造南左里所亳区”，文在器口。“右薄抹”，调查是临淄所出的陶器，实测“重今秤三斤二两”，这是战国陈齐的国家法定量器。再从“薄”二字研究，“亳”字在此处，不是地名，而是指定词，说这量器，经齐国秤定的，粮食买卖以此量作标准，“薄”的抹印，是国家管粮食机构的印。

亳字从，在文字上代表高、亭、京，是较高的一个建筑目标，下从，象“斗概”形，我幼年在农村，看到升斗量粮，都用“斗概”平一下，这个斗概表达在一定场所，进行物品交换的意义。周时亳都写作“薄”，《逸周书·殷祝解》说：“汤放桀，而复薄，三十诸侯大会。”《左传·哀公四年》记载：“亳社灾。”《公羊传》和《谷梁传》上之亳字，均为“薄”。“薄”在先秦时是多义字，《广雅·释诗》：“薄，习也。”我们认为，“亳”与“薄”一样，在商代是专门进行物品交换的场所。这个交换场所，选择在比较高的台地上。亳，是商代专门进行物品交换的固定名称。

以上，我们从地望、字形和量器等方面，考证了殷代的几处毫，是商品交换的场所。（《略说商亳》，《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2月）

曲英杰：商人之兴，始于契。“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尚书》序云：“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传曰：“十四世凡八徙国都。”“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对于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之所在，史书多无明确记载。孔颖达云：“契至成汤十四世凡八迁国都者，《商颂》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传》称相土居商丘；及今汤居亳，事见经传者有此四迁。其余四迁，未详闻也。……孔言汤自商丘迁焉，以相土之居商丘，其文见于《左传》，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则？相土，契之孙也。自契至汤凡八迁，若相土至汤都遂不改，岂契至相土三世而七迁也？相土至汤必更迁都，但不知汤从何地而迁亳耳，必不从商丘迁也。”梁玉绳云：“考《书》疏曰：《世本》昭明居砥石，《荀子·成相》曰昭明居砥石，迁于商，《左传》相土居商丘，是三迁也（商与商丘不同，见《左》襄九年疏）。《竹书》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冥之子振也）。帝孔甲九年，殷侯复归帝丘，是五迁也。《路史·国名纪》云：上甲居邺，是六迁也。而《水经注》十九又引《世本》云：契居蕃，是七迁也。并汤为八。”王国维以契本居亳，迁于蕃为一迁，以相土迁东都代替上甲居邺，而凑成八迁。丁山又以《古本竹书纪年》所载“殷王子亥宾于有易”代替《今本竹书纪年》所载“商侯迁于殷”，以《路史·国名纪》所载“上甲微居邺”代替《今本竹书纪年》所载“殷侯复归于商”，而修正王国维之八迁说。对此诸说，似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商榷。此外，有吕思勉的“汤身凡五迁，汤以前只三迁”之说，对“八迁”的理解与众不同。（《先秦都城复原研究》，第31页）

又：商人在相土时东迁东都、商丘。《左传·定公四年》记祝语叙周初封卫康叔云：“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杜预注：“为汤沐邑，王东巡守，以助祭泰山。”王国维云：“祝论周封康叔曰：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则相土之时曾有二都，康叔取其东都以会王之东蒐则当在东岳之下，盖如泰山之祊为郑有者。此为东都，则商邱乃其西都矣。疑昭明迁商后，相土又东徙泰山下，后复归商邱，是四迁、五迁也。其以相土先迁于东都，再迁商丘，或有可能。如此，则相土自商迁东都当为三迁，再迁商丘当为四迁。

相土之东都所在，除有可能如王国维所推定在泰山之下外，亦有可能在卫之东界，今河南濮阳以东某地。春秋时期，卫国东部边境地带有莘、鄄等地。《左传·桓公十六年》载：卫惠公命急子使于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杜预注：“莘，卫地。阳平县西北有莘亭。”在今山东莘县境。《春秋·庄公十四年》载：“冬，单伯会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杜预注：“鄄，卫地，今东郡鄄城也。”在今山东鄄城县境。据此，今莘县、鄄城一线，大致可视为春秋时期卫之东境。卫为周初所封大国，与之接境的齐、鲁等国在西周时期似不可能向西兼并太多，因而春秋时期卫、齐、鲁等交界线亦很可能就是卫初封时之东境。如此，则相土之东都又很有可能即在今莘县、鄄城一线附近，西距今濮阳不远。此一带周时称“小东”，秦又置“东郡”。小屯商代卜辞中单称东而指为地名者，如《殷墟文字乙编》第2093片载“贞，王勿入于东”等，或有可能即指原为相土东都之地。

相土迁都商丘，见于《左传·襄公九年》，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世本》亦载：“相（土）徙商丘，本颛顼之虚。”

商丘地望所在，自汉以来学者或以其在卫地，如贾逵曰：“商丘在漳南。”其当指古颛顼之墟，在今河南濮阳县境。或以其在宋地，如班固云：“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阳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虚也。”其指今河南商丘市境。所谓商丘在宋地乃是出于对商人主祀大火之星的误解。杜预云：“传曰：迁阏伯于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为宋星。然则商丘在宋地。”孔颖达云：“《尔雅》以大火为大辰，是辰为大火也。昭十七年传云：宋，大辰之虚。是大火为宋星也。”阏伯已居商丘，祀大火。今大火为宋星，则知宋亦居商丘，以此明之，故云然则商丘在宋地也。《释例》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国睢阳县也。”其将商人主祀大火之星与宋之星野为大火联系起来，以此推断商丘在宋地，理由是极不充分的。阏伯为火正，商主大火，未必其所居之地的星野即为大火。相土以后商人所迁居之地的星野亦并不为大火。宋为商之后裔，其所居之地的分野恰为大火，这只能说是一种巧合，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不可将商人主祀大火理解为相土所居之商丘的分野即为宋地。

商丘在卫地说，与其“本颛顼之虚”相合，当是可信的。《水经注·瓠子河》载：“河水旧东河，迳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墟。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之相土又都之，故《春秋传》曰：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也。卫成公自楚丘迁此。秦始皇徙卫君角于野王，置东郡，治濮阳县。濮水迳其南，故曰濮阳也。”此“河水旧东河（或据戴改作‘决’，赵改作‘流’）”，或有可能为古商河之河道。《水经注·漯水》载：“（漯水）又东北过杨墟县东，商河出焉。《地理志》杨墟（今本《汉书·地理志》作楼虚），平原之隶县也。汉文帝四年，以封齐悼惠王子将庐为侯国也。城在高唐城之西南，经次于此，是不比也。商河首受河水，亦漯水及泽水所潭也，渊而不流，世谓之清水。自此虽沙涨填塞，厥迹尚存，历泽而北，俗谓之落里坈。迳张公城西，又北，重源潜发，亦曰小漳河。商、章声相近，故字与读移耳。商河又北迳平原县东。”（《先秦都城复原研究》，第35页）

又：商人居商丘后再迁之地，梁玉绳、王国维俱依《今本竹书纪年》所载为殷及复归商丘，丁山则以“殷王子亥宾于有易”代替迁殷，以“上甲微居邺”代替复归商丘。其以商人后又复归商丘，很明显是为了牵合《尚书序》传所云汤自商丘迁亳之说，似并无任何史实根据。从“汤尝约于郼、薄”等记载来看，成汤是从郼地迁亳，而非自商丘迁亳。所谓“殷王子亥宾于有易”，乃是去有易之地为宾客，不得视为迁都。而所谓商侯所迁之殷与上甲微所居之邺，当同指今河南安阳小屯之地，唯其在商周时期当称为郼。而在商人迁郼之前，似当有冥迁邺。

《国语·鲁语上》记展禽语曰：“冥勤其官而水死。……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韦昭注：“冥，契后六世孙，根圉之子也，为夏水官，勤于其职而死于水也。”宋忠亦曰：“冥为司空，勤其官事，死于水中，殷人郊之。”是冥治河水当确有其事。翦伯赞推断“冥”即所谓“河伯”。小屯商代卜辞中有：“辛巳卜，贞，来辛卯酒河十牛，卯十牢；王亥尞十牛，卯十牢；上甲尞十牛，卯十牢。”其“河”，当即指“冥”。此可证冥确是因死于治水而被后人尊为“河伯”。《水经注·浊漳水》载：漳水过邺县，“漳水又北迳祭陌西。战国之世，俗巫为河伯取妇，祭于此陌。”此祭陌在古邺城北，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后世既于此地祭“河伯”，则“河伯”冥所居或有可能即在此地。其在古邺城北，与上甲微所居的在古邺城西南的郼不为一地。如此，则自契以后商人第五次迁都当为冥迁邺。（《先秦都城复原研究》，第41页）

又：冥以后商人再迁之地，《今本竹书纪年》载：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王国维云：“《山海经》郭璞注引真本《纪年》，有殷王子亥、殷主（据宋本当为上）甲微，称殷不称商，则今本《纪年》此事或可信。”《路史·国名纪》卷三邺条载：“上甲微居，即桐也。《世纪》云邺西南有上司马，太甲之居。今汤阴有司马泊、司马村。或云太甲。盖以邺西桐有离宫，商之墓地，而缪以上甲为太甲尔。”雷学淇以为“罗氏以太甲为上甲，甚是。据《竹书纪年》，殷在邺之西南四十里。夏后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故帝泄纪曰殷侯子亥、殷侯微。微即上甲微也。微既处殷，或又营其地之名司马者以为下都，故曰上甲徙司马。晋初《世本》转写多误，士安据之，遂曰太甲徙上司马，且载于成汤居亳之后。罗氏议之是矣”。其殷、邺当同指今河南安阳小屯之地。证之以小屯出土的商代卜辞，可知王亥、上甲微被商人尊为高祖，许多场合祭先公先王以王亥、上甲微为首，如“甲午，贞，乙未酒高祖亥〔羌〕□〔牛〕□，大乙羌五牛三，祖乙羌□〔牛〕□，小乙羌三牛二，父丁羌五牛三。亡。兹用”。“庚辰，贞，其陟用高祖上甲。兹用”。“自上甲六示（至示癸）”“自上甲十示又二（至中丁）”“自上甲十示又三（至祖乙）”“自上甲廿示（至文丁）”等，或可表明商人在王亥、上甲微以后确曾迁于此地，故自王亥、上甲微以后先公先王于此地受祭。而冥之受祭，则很可能是由于其为王亥之父，又为河伯，其所居邺地距此较近的缘故。小屯卜辞中不见有冥以前昭明、相土、昌若、曹圉等先公名号，或有可能是由于其不曾居此、而受祭于其原居之地。既如此，罗泌以上甲微居邺，当有所本。唯其以此而否定太甲亦曾居邺地，似不妥。

王亥、上甲微所居与成汤所居既然同为一地，在此期间亦无其他线索表明商人曾有迁徙之举，则自王亥、上甲微至成汤时期，商人当一直是以郼地为都。此为自契以来商人第六次迁徙。自王亥至成汤，凡八世。商人居郼当在二百年以上。

从小屯一带的考古发掘来看，已发现了一些颇值得注意的线索。侯家庄北地1号墓，位于1003号大墓之南，1217号大墓之东北，墓道的南端被1217号墓的东墓道打破，墓室上部被一个殷代大灰坑所破坏。墓圹平面呈甲字形，墓口距地表深1米，墓底距地表深7.2米，呈长方竖穴形，长7.7米，北宽5.4米，南宽5米。墓底有南北二层台，中部有一腰坑。墓室曾遭多次盗掘，葬具已被破坏，棺槨被焚烧。出土遗物主要有白陶器、玉器、石器、骨器、蚌器以及鹿角、贝、铜器残片、象牙雕刻器残片等共400余件。其中白陶器残片820片，可辨器形者有簋、豆、斝、瓿、瓮、大口尊和罍等，大多仿照青铜礼器而制。白陶器是商代所特有的一种珍贵艺术品，其贵重程度并不逊于青铜器。发掘者推断此墓属殷墟文化早期，墓主人很可能是殷王室的成员。此墓所出土木炭经碳十四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810±131年（经树轮校正）。发掘者认为此一数据与殷墟地区其他地点所测数据相比年代偏高，远远超过殷代纪年，故不可靠。这一推断似有不妥之处。此一墓内遗迹及出土器物与小屯地区所发现的商代中晚期墓葬相同或相近，表明其墓主人的族属为商人；而其所属时代大大提前，与传统所认为的成汤时期接近，则又可表明商人（殷王族成员）在此一带修造陵墓的时间范围并不局限于武丁时期以后。从地望上讲来，此地正位于汉魏时期的邺县西南，为文献中记载的汤冢、桐宫等所在。这当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虽不能判定侯家庄北地1号墓即为汤冢，但据此一线索判定此一带在成汤前后曾为商先公先王及其族属之墓地应该说是没有多大问题的。而成汤之陵墓不可能是脱离商先公先王墓区而孤立地存在，以此为线索或有可能找到汤冢。除此大墓外，在小屯、梅园庄等地还发现有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的文化遗存，其时代为公元前1800—前1500年。二者联系起来正可互相印证，表明洹水之南的小屯一带当为商人所都之郼地，故其有择洹水之北侯家庄西北冈一带为陵区之举。（《先秦都城复原研究》，第42页）

又：成汤自郼迁亳，中经赞茅。《商君书·赏刑》载：“昔汤封于赞茅，文王封于岐周，方百里。”邹衡以为即《左传·隐公十一年》所载之“茅”，杜预注：“在修武县北。”在今河南修武县境。其为成汤自北而南迁徙途中暂居之地，是很有可能的。此似可视为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中第七次迁徙之地。今修武县京里村、北俎近村、王村、李固村等均发现有商代遗存，或可为商人曾在此一带居住和活动之佐证。（《先秦都城复原研究》，第59页）

③ 【汇注】

裴　骃：皇甫谧曰：“梁国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史记集解》）

张守节：《括地志》曰：“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地，因景山为名。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盘庚亦徙都之。”（《史记正义》）

徐文靖：《笺》按：《书·叙》曰：汤既黜复命，复归于亳，作《汤诰》。又《周书·殷祝解》曰：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汤退，再拜，从诸侯之位。汤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处之，天子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惟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宜久处之。汤以此让，三千诸侯莫敢即位，然后汤即天子之位。古薄与亳通。此即《孟子》所谓汤居亳与葛为邻。《后汉·郡国志》梁国谷熟县有南亳，宁陵县有葛乡者也。皇甫谧曰：《孟子》称葛伯不祀，汤使亳众为之耕，若汤住偃师，去宁陵八百余里，岂当使民往为之耕乎？《竹书》汤即位，居亳，盖南亳也。（《竹书纪年统笺》卷五《殷商成汤居亳》）

王　恢：毫：《胤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伪孔传》：“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按亳在商丘北约五十里，曹县南可三十里，为商代中期都邑（汤后虽五迁，大多居亳；犹之汤前八迁，大多居商）。又以亳为商宗邑，间亦称亳（《谷梁传》哀四年）。亳之所在，最多纠纷。汤之所都，不外三亳：（一）《汉志》说在偃师尸乡；（二）徐广（《货殖传集解》）、臣瓒（《汉志·山阳郡·薄县》颜注）皆云薄县；（三）《睢水注》说在谷熟。谷熟与薄县，在商丘南、北各约四五十里，偃师则远在八百里外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亳》）

又：亳、薄同音通假，见《春秋》僖二十一年及《左传》。《礼·郊特牲》：“薄社北牖。”《郑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亳。”薄社，即宗庙、宗邑也。出征时必告祭先公先王及群神（如《周纪》：武王东观兵上祭于毕，载文王木主以行。及诛纣，尚修社及商纣宫。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殷固“尚鬼”，董作宾《卜辞中的亳与商》所附《帝辛征人方日表》，卜征“告于大邑商”，卜夕“王今夕无祸”，凡四见，卜行“今日步于亳，无灾”，卜旬“旬无祸”，凡二见。军行所止，盖问卜于社；其立社处，多以亳名其地。即汤十一征，其孳乳之亳盖广，不能不冠地名，此三亳、群亳之名所由起。（同上）

又：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曰：“以亳为城郭宫室具备之都邑，则汤之亳自当有一个。如以其为兵站而有所以祷之所，则正不知一地。商之先世，或竟逆济水而西上拓地，凡建社之处，皆以旧名名之。”此系前人所未发。（同上）

又：亳，原只一个，在商丘北，（见上）汉为亳县，属山阳郡。晋时废，属之梁国蒙县。（汉亦为梁国蒙县，薄近蒙也。）《左》庄十二年，杜注“宋邑，蒙县西北有亳城”。……《左》哀十四年：“桓魋先谋宋景公，请以鞍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王国维《说亳》（《观堂集林》卷十二）提出三证，论丁薄为汤都，略谓薄为宋宗邑，尤足征为汤所都。两汉为薄县，晋时县治虽废，而尚有亳城。若谷熟之南亳，偃师之西亳，不独古籍无征，即汉以后亦不见有亳名。又《孟子》言“汤居亳，与葛为邻”，皇甫谧、孟康、司马彪、杜预、郦道元均以宁陵县之葛乡为葛伯国，正与汤都相接。（同上）

钱　穆：案：南亳城，今商丘县西南。景亳亦作“薄”，今商丘县西北。孟子云：“汤居亳，与葛邻”，皇甫谧云：“宁陵葛乡去汤地七十里。”若汤居偃师，则去宁陵八百余里。又孟子曰：“伊尹放太甲于桐。”桐在今虞城县，去偃师亦八百余里。汤亳仍属榖熟方近。（《史记地名考》，第271页）

胡厚宣：商汤都亳为史家所公认，但关于汤亳的地望问题，始终未能达到共识。亳都的地望，自《史记集解·殷本纪》引皇甫谧云、《正义》引《括地志》都说在宋州谷熟县南，即今河南商丘境。而汉以来大体有几种说法，即长安杜陵杜亳说，谷熟南亳说，王国维《说亳》一文又提汉山阳薄县说。20世纪50年代董作宾先生在台湾发表卜辞中的亳与商，主张在安徽之亳县。郑州商城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后，邹衡先生首先提出了《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考》，即为“郑亳说”，“郑亳说”一经提出，便引发众多争论，安金槐先生即有郑州商城为中丁所迁之“隞都说”的不同主张。1983年偃师商城发现后，许多学者结合文献记载，又祭起了“偃师商城为汤亳都”大旗，即为偃师西亳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郑亳说与西亳说之间发生了激烈而漫长的论战，迄今并无结果，期间也有人试图调和二说，似乎亦难取得共识。殷墟考古前辈高去寻先生对于亳都论争问题甚为关切，曾撰有《商汤都亳的探讨》，认为“成汤最初所都的亳，是后世所谓南亳，汤灭夏以后，为了镇抚新征服的夏土，才在偃师尸乡修筑了一个城池，被后世传称为西亳，这种情形与西周初年平定东方殷人后，在今日洛阳建立了东都洛邑，为镇抚东方的一个前进指挥所的情形相同”。汤亳地望的考证至今不能得到解决，而殷都屡迁问题则又是一个论争不休的焦点。（《殷商史》，第36页）

晁福林：关于成汤所居的地方，古代文献均谓亳（或通假作薄），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以亳为称的古地甚多，所以汤居之亳的地望有多种说法。主要有杜陵说（《史记·六国年表》《集解》引徐广说）、谷熟说（《帝王世纪》《水经注》）、山阳薄县说（《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说）、偃师说（《汉书·地理志》）等。近年随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考古发掘重要成果的公布，有些专家又认为郑亳为成汤所居，或谓偃师商城是成汤一处别都。成汤时代，由于还没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出现，所以尚没有后世那样的首都的概念出现。若以帝王之都的观点衡量成汤之居，那就未免失之于偏颇。如果说当时以商为核心的方国部落联盟的中心就是所谓的都，那么成汤之都就不止一处。成汤时期，商的势力迅速增长。为了筹划灭夏大业，联合诸方国部落的势力，以成汤为首的商族曾频繁迁徙，灭夏以后，为了制服夏的残余势力和巩固方国联盟，商汤曾在一些地区建筑城邑。商族特别重视祭祀神灵和先祖，成汤所居之处当有社坛一类祭祀场所，因此这些地方都可以称为亳。亳都数量很多，原因盖在于此。（《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第76页）

朱彦民：“景亳”是商汤灭夏建国之前会盟诸侯之地，是商汤霸业的根基所在，是商汤的“始居都亳”，也是后世商王纪念先祖、乞求福佑的圣都。“景亳”地望，向有异说。以商族迁徙方向和入主中原的进军路线为线索，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考证，“景亳”很可能就在今河南省浚县大伾山附近。商代后期的商王盘庚、武丁都可能来此圣都瞻仰圣迹、追先怀古。“景亳”今之不存，可能圮于黄河洪水，也可能缘于周人焚毁。（《商汤“景亳”地望及其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2期）

宋镇豪：汤始居亳，其地望历来多有争论，但从文献记载来看，以曹亳的可能性最大，它既远离夏王朝的腹心地带，又处于四达之冲，既利于保存发展自己，又便于进取中原。（《商代史论纲》，第406页）

【汇评】

王　恢：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曰：“以亳为城郭宫室俱备之都邑，则汤之亳自当有一个。如以其为兵站而有所以祷之所，则正不止一地。商之先世，或竟逆济水而西上拓地，沿途所迁，凡建社之处，皆以旧名名之。”此系前人所未发。（《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亳》）

田昌五：1983年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县发现了一座商代城址，这不仅是考古学上的一大收获，对我国历史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这座城的南墙已被洛水冲去，现存北、东、西三面墙址。北城墙长1240米，西城墙现长1710米，东城墙现长1640米，城的东西宽度不一致，北部1215米，南部704米。尸乡沟横贯其间，其下流地势低洼，是南半部东城墙内收的主要原因。城南部有三座小城，居中的一座经探明为宫城。另外两座分处宫城之西南面和东北面，当是宫城的辅助建筑。城内有若干条纵横交错的大道，宫城前面的一条大道直通城南。目前，我们对这座城的全貌及其周围的情况尚不十分清楚，但即此已可想见这座古城在当年的壮观景象了。

经初步钻探和对一座西城门的发掘，得悉城内考古文化层中包涵的基本上是郑州二里岗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如这座西城门，因当时废弃不用，内侧变成一片墓地。墓葬分三层，上、中层墓葬出土的陶器鬲、簋、罐等，器形与二里岗上层的同类器相似。下层墓葬出土的鬲、斝、盆、罐等，与二里岗下层的相似。探掘所获遗物也差不多。郑州商城已可定论，故据此可断定这座古城也是商城。从这批墓葬出土的陶器上看是这样，而这批墓葬又埋在城门路土之上，据此又可断明：这座城的始建年代比二里岗期要早一些。

过去，除二里头文化三、四期西亳说外，还有一个郑亳说，这二说是相互对立而提出的。现在偃师商城如为汤居西亳，对郑亳说又应如何看待呢？郑亳说主要是根据郑州白家滩出土战国时期陶豆柄上有“亳丘”二字提出来的，较之偃师商城西亳说就大为减色了。没有任何史料根据，仅仅根据这两个字就判定郑州南城为商汤所都之亳，是缺乏说服力的。

郑州之地在汉代为管县，其前据班固《汉书·地理志》在“河南郡·中牟县”下自注：管叔邑，当为周初管叔鲜之封地。管叔受封于管以监殷，则管城之名在商代就有了。果然，在甲骨卜辞中有此地名官，即官城。据此，说郑州商城是商代之官城，是说得通的。仲丁迁敖，也可能都于官城。

最后回到偃师商城上来，既然它与郑州商城同为商灭夏后的都城，为什么说只有它才是汤居西亳而郑州商城却被定名为官城呢？偃师西亳之说确属后起，班固只说此地为“尸乡，殷汤所都。”在此之前，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五月戊午，刘人败王城之师于尸氏。”杜预注：“尸氏在巩县西南偃师城。”是此地在周代名尸氏。后称尸乡。地何以命尸氏，必有来源。按：古尸与夷通用。甲骨卜辞中的“尸其臣商”即“夷其臣商”。夷与衣、殷均可通，故尸乡即殷乡，乃商人故都曰殷。这样，偃师商城就可以称做古殷城了。如果我们嫌偃师西亳之说后起，称偃师商城为偃师殷都亦未尝不可。盘庚迁于殷，说不定就是这个地方。

商汤始居之亳尚未发现，根据史籍所载，它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大体上处在一条东西线上，与今陇海路东段相一致。偃师商城有其重要意义，没有它就不能控制夏人故土和西方。郑州商城在这条线上处于中枢地位，又是南北必经之地，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商汤灭昆吾、夏桀之后，有了这两座都城，才可能把商朝的统治巩固下来，并为商代“载祀六百”奠定巩固的基础。（《谈偃师商城的一些问题》，《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2月）

曲英杰：成汤迁亳，为八迁。商人自成汤始居亳，见于先秦典籍，如《墨子·非命上》载：“古者汤封于亳，绝长继短，方地百里。”“亳”又作“薄”，如《荀子·议兵》载：“古者汤以薄、武王以镐，皆百里之地也。”亳字，有些学者认为其最初之义应是共名，或具有“京城”“社稷亭”等这样泛指的含义，似未必恰当。古时称亳之地不止一处，当是由于原居亳地之人不断迁徙所致。

亳地所在，自汉以来有河南偃师（西亳），京兆杜县（杜亳）、梁国谷熟（南亳）、山阳薄县（北亳）、河南郑州（郑亳）等说，而以西亳说最早出。《汉书·地理志上》载河南郡属县：“偃师，尸乡，殷汤所都。”后有郑玄云：“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左传·昭公四年》：“汤有景亳之命。”下杜预注：“河南巩县西南有汤亭。或言亳即偃师。”阚骃曰：“汤都也。亳本帝喾之墟，在《禹贡》豫州河洛之间，今河南偃师城西二十里尸乡亭是也。”又有《晋太康地记》云：“尸乡南有亳阪，东有城，太甲所放处也。”是知偃师确曾为汤所都，其时名亳，当是因临近亳阪的缘故。《孟子·滕文公下》载：“汤居亳，与葛为邻。……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偃师之亳在周初已废或改名。《元和郡县图志》卷五载河南府偃师县：“本汉旧县，帝喾及汤、盘庚并都之。商有三亳，成汤居西亳，即此是也。至盘庚又自河北徙理于亳；商家从此而改号曰殷，武王伐纣，于此筑城，息偃戎师，因以名焉。”在先秦典籍和器物铭文中不见有偃师之名，其说或有可能出于附会；然在周时此地不再称亳，似当属实。

由此可知，商时只有一亳，在河南偃师。周初亳人分散，分别居于今河南郑州（古荥阳县之薄亭，非今郑州城）、陕西长安、河南商丘，而皆以亳名地，故有“三亳”之称。汉时于今商丘之亳地置薄县，后又迁移至今山东曹县境。后世在此五处皆有亳地，其演变过程当如此。

偃师之亳为成汤之都，至仲于迁隞。后又有盘庚、武丁迁亳。……则商人居亳自成汤至大戊五代十王，自盘庚至康丁四代八王（中有武丁曾迁河北，后又迁亳），先后共九代十八王，占自汤至纣十七代三十一王之大半。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云：“汤受命而王，作宫邑于下洛之阳。”《后汉书·逸民列传》载，野王二老言：“昔汤即桀于鸣条，而大城于亳。”可知汤灭夏后曾在亳地大筑其城；亳地所在之具体方位，除上引《汉书·地理志上》外，《后汉书·郡国志一》亦载河南尹属县“偃师，有尸乡，春秋时曰尸氏”。刘昭注引《帝王世纪》曰：“尸乡在县西二十里。”其后，《水经注·谷水》《括地志》等都有大体与之相同的记载。

此亳城现已被发现。其位于今河南偃师县城之西，北倚邙山，南濒洛水，所在为洛水北岸一片稍稍隆起的高地。城址残垣已绝大部分深埋于地下。经考古勘探得知，其平面略呈长方形，方向为北偏东7度（以城西垣为准）。城墙为夯土修筑，西垣长约1710米，基宽约17—24米，有的地段宽近40米；北垣长约1240米，基宽约16—19米，有的地段宽达28米；东垣长约1640米，基宽约20—25米；南垣没有发现，或有可能已被洛水冲毁。南部自西垣南端至东垣南端之间长约740米。其西北城角、东北城角略呈直角形。东垣南段向西南折曲，呈『角状。整座城面积约为190万平方米。发掘者判断此城始建年代有可能早于二里头四期，约在公元前17—前16世纪，这与传统的商纪年开始的年代是吻合的。而据北垣上发现有二里岗期上层时期的修补痕迹，又可知其沿用时间较长。

对于偃师商城，大多数学者已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肯定其为汤都亳城所在；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其不当为汤都亳，而当为太甲所修筑的桐宫，或只为盘庚至武丁时期的亳城等，然理由似均不充分。（《先秦都城复原研究》，第59页）

④ 【汇注】

裴　骃：孔安国曰：“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史记集解》）

张守节：按：亳，偃师城也。商丘，宋州也。汤即位，都南亳，后徙西亳也。《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本帝喾之墟，商汤之都也。”（《史记正义》）

郑　樵：契之封商，本上洛。后世迁于亳，故京兆杜县亳亭是也。司马迁云：“禹兴西羌，汤起亳，俱在西也。”及汤有天下，始居于商邱，复命以亳，梁之谷熟是也。本帝喾之都，故曰“汤始居亳，从先王居”。（《通志》卷三《商》）

吕思勉：造《伪孔传》者，见战国之魏，曾都安邑，遂以为夏都亦在安邑；又不知《史记》所谓“汤始居亳，从先王居”者，先王为契，亳为契本封之商，而以为即后来所都之偃师；于是解先王为帝喾；凿空，谓帝喾亦都偃师。（《中国民族史》第二章《汉族·夏都考》）

⑤ 【汇校】

司马贞：一作“俈”。上云“从先王居”，故作《帝诰》。孔安国以为作诰告先王，言己来居亳也。（《史记索隐》）

徐文靖：《笺》按：《书·叙》曰：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从先王居，作《帝告》《沃釐》。此则从克夏归亳之后，复迁于偃师之亳，为帝喾旧居，故曰从先王居也。孔氏疏曰：《序》所言《帝告》，不知告讹，正未审《帝告》之告，当读为喾，古作俈，告即喾从俈省也。《帝告》《沃釐》者，以其因帝俈旧居沃土未迁，釐亦来也。若汤时代夏称王，何由称《帝告》乎？《史记·殷本纪》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诰乃俈字之讹，传写者误耳。《孔传》以为作“诰”告先王，则已误矣。（《竹书纪年统笺》卷五《殷商成汤居亳》）

【汇注】

梁玉绳：案：此是《逸书》篇名，凡百篇，几逸其半，而名目见于《书·序》。汉儒并以《书·序》为孔子作，盖据《孔子世家》及《汉艺文志》也（《尧典》疏谓依纬文而知者，妄）。然独怪史公作《史》，既兼采《逸书》，而百篇之名目有不尽录者，未知其去取何在？信《书·序》不得不议《史记》之疏，信《史记》不得不疑《书·序》之伪。余尝反复参究，知《史》所载书之篇名原有漏略……《殷纪》无《釐沃》《疑至》《臣扈》《伊陟》《仲丁》《河亶甲》《祖乙》……而《尚书》实不止百篇。宋儒力排《书·序》非出自孔氏，朱子谓周、秦间低手人所作，虽执不知问，要是先秦古书。窃意《尚书》原序汉初已不全，后人传写又不免脱失耳。奚以明之？如《左传·定（公）四年》有《伯禽》《康诰》二篇乃孔子所断不删者，而《序》无之，此残缺不全之证也。《殷纪》有《太戊》一篇必《书·序》之所载者，而不列其目，此汉以后脱失之证也。然则《书》岂止百篇哉（赵岐注《孟子·宋小国》章云古《尚书》百二十篇）。（《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傅元恺：《帝诰》：已亡佚。言自己已来亳定居。（《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张大可：《帝诰》：古文《尚书》中有《汤诰》。汤作诰，告示天下，与民更始。（《史记全本新注》卷三《殷本纪第三》）

马持盈：汤伐夏，归于亳，诸侯来朝，汤作《诰》，以大告天下，表示与民更始。古文《尚书》有《汤诰》，今文《尚书》无此篇。但此篇之言，亦有为当时之其他经传所引用者，故未可据以为全伪也。（《史记今注》，第80页）

汤征诸侯①。葛伯不祀②，汤始伐之③。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曰④：“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⑤。

① 【汇注】

袁　康：汤献牛荆之伯。伯者，荆州之君也。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当是时，荆伯未从也。汤于是乃饰牺牛以事。荆伯乃愧然曰“失事圣人礼”，乃委其诚心。此谓汤献牛荆之伯也。（《越绝书》卷三《越绝吴内传》）

裴　骃：孔安国曰：“为夏方伯，得专征伐。”（《史记集解》）

② 【汇注】

苏　辙：葛伯不祀，汤使人问之，曰：“无以共牺牲也。”汤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无以共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邀其有酒肉黍稻者夺之，不受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故汤征。（《古史》卷四《殷本纪》）

王　恢：葛，《孟子》：“汤一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又曰：“汤居亳，与葛为邻。”（《滕文公下》）《郡国志》：“梁国宁陵有葛乡，故葛伯国。”《汳水注》：“汳水东迳葛城北，故葛伯国也。”又《睢水注》：“睢水东迳宁陵县故城南，故葛伯国。”《元和志》：“葛城在宁陵县北十五里。”宁陵故在今县南关外。（《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汤征诸侯与伐夏》）

张大可：葛伯：汤的邻国，其地在今河南睢县北。（《史记全本新注》卷三《殷本纪第三》）

③ 【汇注】

孔安国：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作《汤征》。（《尚书序·汤征》）

裴　骃：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伯为邻。”《地理志》曰葛今梁国宁陵之葛乡。（《史记集解》）

马持盈：汤之势力范围与葛伯为邻，葛地即河南之宁陵县，皆在河南东部。（《史记今注》，第81页）

【汇评】

司马光：为夏方伯。葛伯不祀，夺饷者黍肉，汤始征之。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居而恤其民。自是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原注：西夷、北狄，举远以言，则近者著矣），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傒予后，后来其苏！”（原注：汤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来，其可苏息”）（《稽古录》卷六《殷上》）

郑　樵：汤为夏方伯，得专征诸侯。与葛为临，葛伯放而不祀，汤使问之，答以“牺牲粢盛不给”。汤使遗之牛羊，复使亳众往为之耕。其不祀自若。有饷者，葛伯杀之而夺其食。汤始征之。故曰：汤征自葛始，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皆曰“奚独后予，后来其苏！”民之戴商久矣，夷狄且怀之，况中国乎！（《通志》卷三《商》）

龚自珍：王者取天下，虽曰天与人归，然亦必有阴谋焉。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不祀，汤教之祀，遗以粢盛，可也；乃使亳众，往为之耕，何哉？亳众者何？往者也，策为内应者也。老弱馈者何？往来为间谍者也。葛虽小，土可兼，葛伯放而柔，强邻坚敌，旦夕虎视，发众千百人，入于其国，屯于其野，其能以无惧乎？惧而未肯即以葛降，率其民以争之，而又不足以御，乃杀其间谍者耳。（《定盦集》补编三《葛伯仇饷解》）

陈登原：葛伯纵曰不祀，又关邻人底事；葛人岂尽不耕，何至劳及亳众，由此论其所以伐桀，《说苑·权谋》之说，反为可信。两国间之兼并，有如伐葛固不必以君臣关系说明之也。（《国史旧闻》三六《汤伐桀伐葛》）

王玉哲：汤征夏，首先灭葛。此盖因战略上、地理上的需要，必须如此。孟子称其原因为葛伯不祀、葛伯杀童子，实为假托之辞。孟子又说汤使人为葛伯耕田，尤为不近情理。（《中华远古史》，第198页）

沈长云：葛为活动于今豫东宁陵附近的酋邦，成汤迁居此地后与其毗邻而居。大概在成汤联合东方诸国时，葛伯始终处于观望状态，未曾加盟，因而成汤便以各种借口，屡次问罪于葛伯，最终引发了灭葛战争。

依孟子的说法，汤之所以兴师问罪，是因为葛伯“放而不祀”。祭祀一事，原本是各个酋邦内部的事务，别个酋邦是不应该插手此事的，可是成汤却公然前去问罪，这显然是干涉到葛的内部事务。尽管成汤口口声声称发动这场战争，并不是因为葛伯不进行祭祀，而是“为其杀童子而征之”，但纵观商与葛伯发生摩擦的整个过程，我们还是觉得战争的起因，概在于葛伯未能如其他东方诸侯一样向成汤投怀送抱，才引起成汤的不满。至于“葛伯仇饷”，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第271页）

又：如果说此前的成汤在与众多部落和酋邦的联合过程中，使他作为酋邦联合体首领的角色合法化，并在这个联合体内部树立了一种权威，当然这种权威有时会利用宗教作为掩护，那么，灭葛前成汤已与以前大为不同，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一种强制性暴力已经出现。对于葛伯的责问和讨伐，显示出成汤已拥有了强制性的权力，这个强制性的权力包括祭祀权、兵权等。“暴力一旦使用，权威本身即已失效”，也就是说，处于酋邦阶段之时，酋长是依靠着个人的权威，靠着众人对权威的服从，来维护其统治，但一旦“武力合法地掌握在社会的某一部分人手上，他们在不断的使用武力或者威胁要用武力，以此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那么酋邦首领到天下共主的转变就宣告完成。（《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第272页）

宋镇豪：居亳之时，发生“葛伯仇饷”，汤以“为匹夫妇复雠”的名义灭葛，检阅了自己的军事力量，麻痹夏后氏的警觉，更赢得了人心和声誉，汤伐葛与夏桀为私欲伐有施氏、岷山氏形成鲜明的对比，为“奉桀众以克有夏”奠定下基础。（《商代史论纲》，第406页）

④ 【汇注】

宋镇豪：伊尹一名阿衡，是商朝开国功臣和建国后的辅弼大臣。传说伊尹母居伊水之畔，生伊尹于空桑。伊尹相汤伐桀代夏，建立了商王朝，任小臣，地位显赫，放大甲，摄政以朝，保证了商王朝初期王室政权的平稳过渡，为商王朝初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也见于甲骨文中，一称伊，受到隆重祭祀。（《商代史论纲》，第205页）

又：甲骨文所见商的官僚臣正中，有一批名为黄尹、黄奭、伊尹、伊奭、学戊、咸戊、戊及蔑等的旧先臣，或群称为“我旧臣”（英藏1186）、“我家旧老臣”（合集3522），是受到商王朝世代祭祀的先王时期的名臣。其中黄奭即黄尹、伊奭即伊尹，这些商旧先臣因有功于商王朝而受祭，正如尚书盘庚所说，“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商代史论纲》，第207页）

⑤ 【汇注】

陈蒲清：《汤征》：今佚。《尚书·胤征》篇后一部分曾讲到汤征葛的事。（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三《殷本纪》）

编者按：《汤征》已佚。《古文尚书》只留下一个《序》，其文曰：“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

又：《尚书·仲虺之诰》有征葛伯事：“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傒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

《孟子·滕文公下》对“葛伯仇饷”不义之行有详细记载：“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

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①，乃为有莘氏媵臣②，负鼎俎，以滋味说汤③，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④，汤使人聘迎之⑤，五反然后肯往从汤⑥，言素王及九主之事⑦。汤举任以国政。伊尹去汤适夏⑧。既丑有夏⑨，复归于亳⑩。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⑪，作《女鸠》《女房》⑫。

① 【汇校】

施之勉：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汤受命而王，名相官曰甲。”是尹为殷相官也。《文选·潘安仁杨荆州诔文》，殷凭太阿。注，太阿，阿衡，谓伊尹也，则伊尹又有太阿之称矣。（《史记会注考证订补·殷本纪第三》）

【汇注】

孙　武：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孙子·用间》）

吕不韦：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烰（原注：犹扈也）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于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吕氏春秋》卷十四《本味篇》）

司马贞：《孙子兵书》：“伊尹名挚。”孔安国亦曰“伊挚”。然解者以阿衡为官名。按：阿，倚也；衡，平也。言依倚而取平。《书》曰“惟嗣王弗惠于阿衡”，亦曰保衡，皆伊尹之官号，非名也。皇甫谧曰：“伊尹，力牧之后，生于空桑。”又《吕氏春秋》云：“有侁氏女采桑，得婴儿于空桑，母居伊水，命曰伊尹。”尹，正也，谓汤使之正天下。（《史记索隐》）

苏　辙：伊尹者，有莘之逸民也，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无求于诸侯。汤以币聘之，三反而后从汤。（《古史》卷四《殷本纪》）

梁玉绳：案：《索隐》言伊尹名贽。阿衡是官，非名也。其说良是，但所谓名者非姓名之名，乃名号之名，后世因伊尹官阿衡，遂以为号，《史》随称之耳。然不书伊尹名亦疏。（《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王士俊：伊尹城：在卢氏县栾川伊水之滨，伊尹耕莘处。址尚存。（《河南通志》卷五十二《古迹下》）

席奉乾：明巡抚王曰尧过之，有记。又曰：村南即旧秦庄，有伊尹墓。国朝康熙间，学使陆德元，立石表之，邑令钱万选，复修其墓焉。墓前有御道，直达三河，相传前代命官省祭道也。旧有墓田数十顷，久为人侵，今存者仅数亩。（《合阳县全志》卷一）

又：秦庄头，亦有伊尹墓。是后人误传者。邑丞叶公竖碑墓前，殆未之详考耳。按里语云生尹庄，葬秦庄。谓元圣也。而邑有秦庄及秦庄头二村，后人误以秦庄头为秦庄，故谓伊尹墓在此。今秦庄已废，而伊尹真墓，岿然独存，不可诬矣。（同上）

梁玉绳：伊尹始见《商书》。伊，氏；尹，字，名挚（《孙子·用间》《墨子·尚贤中》《楚辞·离骚·天问》），力牧之后（《史·索隐》引《世纪》，而《路史·后纪》四以为伊耆国之后），母居伊水上（《吕览》），生于空桑（《列子·黄帝》，空桑，地名。详《路史·前纪》三。《水经·洭水注》所谓“挚呱空桑也”。《吕览·天问》言伊尹母溺死化为空桑，妄矣）。墨而短，蓬而髯，丰上兑下，偻身下声（《晏子春秋·谏上》《论衡·死伪》，而《荀子·非相》言伊尹之状，面无须，《抱朴子·博喻》言形若槁骸，不同也）。为汤右相（《困学纪闻》二），亦曰伊子，亦曰伊伯（《易林否之解》《归妹之剥》），亦曰伊生（《文选》陆机《豪士赋序》），亦曰伊公（《后汉书·文苑·崔琦传》，《文选》晋张协《七命》），亦曰伊挚（《书·君奭传》），亦曰阿衡（《书·太甲》《诗·长发》），亦曰猗衡（《隶释·高彪碑》），亦曰太阿（《文选》潘岳《杨荆州诔》），亦曰保衡（《书·君奭·说命》），亦曰元圣（《书·汤诰》），亦曰小臣（《墨子·尚贤下》《天问》《吕氏春秋·尊师》《知度》），亦曰小子（《天问》小臣、小子，盖以其初为媵臣言也。然伊尹处士，汤聘迎之，媵臣之说，与割烹同妄）。年百余岁，以沃丁八年卒，大雾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礼（《书序》《沃丁疏》《殷纪·正义》《水经·泗水注》并引《世纪》，据《论衡·感类》，出张霸《百两篇》。至《竹书》谓太甲杀伊尹，谬甚）。冢在济阴己氏平利乡（《诗·商颂》疏引臣瓒《殷纪·集解》，《续郡国志注》，《水经注》并引《皇览》《书·序》《殷纪》云葬亳者，亳近己氏）。（《汉书人表考）卷二《伊尹》）

顾祖禹：莘城……又县南十五里有空桑城，相传伊尹生此，盖亦因莘城而名。（《读史方舆纪要·河南·开封府·陈留县》）

孙诒让：《诗·商颂·长发》孔疏引郑康成《书注》云：伊尹，名挚，汤以为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然解者以阿衡为官名，非名也。按《孙子·用间篇》云“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即小司马所本也。伊挚亦见《楚辞·离骚》《天问》。（《墨子间诂》卷二《尚贤中》）

郭嵩焘：按周人始有字有谥而讳其名，殷以前所传皆名也。阿衡，官名，史公以为伊尹名，误也。（《史记札记》卷一《殷本纪》）

崔　适：按：尹亦官名，周之师尹，楚之令尹，义即本此。曰“尹”、曰“阿衡”、曰“保衡”，皆以官名名之，而其人名，则曰挚也。（《史记探源》卷二《殷本纪》）

方诗铭：伊尹，甲骨文有“伊尹”“伊”“伊奭”诸称。又有“黄尹”，亦即伊尹。郭沫若同志云：“黄尹，余谓即阿衡伊尹。或说阿衡与伊尹乃二人，举《君奭》以伊尹隶于成汤，以保衡隶于大甲为证。然《商颂·长发》‘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叙在成汤伐夏之次，则又非伊尹莫属。旧说为一人，恐仍不能易。”先秦典籍记伊尹者至多。（《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殷纪》）

陈　直：直按：《殷墟前编》卷上二十二页，皆有以酒祭伊尹之记载，推之仲虺、汝鸠等人，当亦可信，疑古之喙，可以稍息矣。（《史记新证》）

王玉哲：伊尹大概名为“伊”，官为“尹”。一直到春秋时的楚国尚有令尹之官。《史记·殷本纪》称“伊尹名阿衡”，《毛诗·长发》也说“阿衡，伊尹也”。伊尹是不是又名阿衡？恐未必。《尚书·君奭》：“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若保衡即指阿衡，则伊尹阿衡是两个人，而且一在汤时，一在太甲时。《诗经·商颂·长发》：“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全诗所述，由有娀氏说到玄王、相土，然后说到汤灭夏，最后才说到中叶。这个中叶当然是指汤之后……阿衡即保衡，“保”是官名，“衡”是其私名，这个中叶的阿衡、保衡，当然不会是汤时的伊尹了。卜辞中除了有祭祀伊尹的内容，还有致祭黄尹的内容，见于武丁时的卜辞。郭沫若谓：“黄乃假为衡，黄尹，即阿衡。”衡、黄古音通用。所以这个说法可能是正确的。这就更可以证明汉时的经说，包括司马迁在内，以伊尹、保衡为一人之说的错误了。（《中华远古史》，第204页）

【汇评】

陆　贾：夫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先修于闺门之内，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纤微之事。是以伊尹负鼎，居于有莘之野，修道德于草庐之下，躬执农夫之作，意怀帝王之道，身在衡门之里，志图八极之表，故释负鼎之志，为天子之佐，尅夏立商，诛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残贼之类，然后海内治，百姓宁。（《新语·慎微》）

苏　轼：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义也。虽禄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动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为异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将以自广其心，使穷达利害，不能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为耳。（《苏东坡集·伊尹论》）

苏　轼：古之君臣，有如二君而不相疑者。汤之于伊尹，刘玄德之于诸葛孔明是也。……故孔子曰：伊尹相汤，伐桀，太甲不明而废之，思庸而复之，君臣相安，此圣人之事也。……世多疑伊尹之事，至谓太甲为杀伊尹者，皆以常情度圣贤也。（《东坡书传》卷七《商书·汤誓》）

② 【汇注】

王士俊：伊尹城，在卢氏县栾川伊水之滨，伊尹耕莘处。址尚存。（《河南通志》卷五十二《古迹下》）

马持盈：阿衡欲奸汤而无由：奸者，干也，求也，言伊尹初时欲求汤而没有路线、门径。（《史记今注》，第81页）

裴　骃：《列女传》曰：“汤妃有莘氏之女。”（《史记集解》）

张守节：《括地志》云：“古莘国在汴州陈留县东五里，故莘城是也。《陈留风俗传》云陈留外黄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媵，翊剩反。《尔雅》云：“媵，将，送也。”（《史记正义》）

王　楙：说者谓古之媵，犹今之从嫁者也。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谓妾为媵。……考《毛诗·正义》，凡送女适人者，男女皆谓之媵。僖五年《左传》，晋人袭虞，执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传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虽男亦名媵也。（《野客丛书》卷十六《古之媵者》）

余懋学：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谓妾为媵。及考《毛诗·正义》，凡送女适人者，男女皆谓之媵也。（《丽事馆余氏辨林》一集《媵》）

焦　竑：媵，《说文》：送也。史载汤壻有莘，以伊尹为媵送女，故称有莘媵臣。《楚辞》“鱼鳞鳞兮媵予”，《尔雅》亦云“媵，将送也”，即不指为妾。今考“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及“鲁共姬嫁于宋，而卫与齐、晋三国来媵”。传云：“媵，浅事也。”胡氏引《公羊》，谓诸侯有三归，嫡夫人行则姪娣从，二国来媵亦以姪娣从。凡一娶九女，所以广继嗣。三国来媵，非礼也，遂以为从嫁之女。夫鲁与卫敌，而晋盟主，齐大国也。共姬虽贤，其肯以姪娣为妾，以承事之？为传之言，则伊尹为媵送女，与鱼之媵予，亦谓之妾，可乎？至于《江有汜》之诗，注因以为美媵。《释名》又附益之，以姪娣曰媵，谓“媵，承也”，“承，事适也”。今二品曰姬，五品媵，以陈人之妇与三国之于共姬，曰可若是疑乎？（《焦氏笔乘续集》卷五《媵》）

刘于义：“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孟子》）按《路史》陈留有辛城、辛虚。《周语》作莘城，《地记》作莘虚。《吕氏春秋》有侁之女，采得婴儿于空桑，后居伊水，命之曰伊尹。又《书序》葬伊尹于亳。据此则伊尹似非秦人。而《括地志》云：古国在今河西县南二十里，其夏阳村为伊尹耕处。谿田马氏谓郃阳东境为有莘故址，钱万选《宰莘退食录》则确指有莘为今郃阳，力诋陈留非是。而并以《吕览》空桑伊水之说为荒诞。至《元和志》又云“济阴县东南三十里为古莘国，伊挚耕处。众说参差，未审孰是。姑并识之以备考。（《陕西通志》卷五十五《人物一·伊尹》）

王　恢：有莘：莘或作侁、辛、……《集解》引《列女传》：“汤妃，有莘氏女。”《吕氏春秋·本味》：“汤请娶妇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媵女。”《孟子》：“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元和志》（二一）曹州济阴县：“莘仲故城在县东南三十里，盖古之莘国也。伊尹耕于有莘。”《寰宇纪》（一三）同。济阴故治在今曹县西北。《纪要》（三三）“莘城在曹县北十八里，今名莘仲集。”又《大戴礼·帝系》《世本》“鲧娶有辛氏女”，《世纪》云“生禹”（《夏纪》），《寰宇记》（见上）以为“即此城”。又《左》僖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城濮约当今濮县临濮集，“晋师陈于莘北”，皆当近莘仲集。（《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伊尹与传说》）

又：《括地志》“河南陈留县东五里有莘城，即古莘国”，如鲧取有莘女，至春秋有莘之虚，千余年来，自多迁徙演变，如陈槃《春秋大事表撰异》（一八二）有莘所考见，陕西一，河南有五，山东有二，无足异。（同上）

又：《诗·大雅·大明》“缵女维莘”，《列女传》一《周室三母》篇：“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后有莘姒氏之女。”《括地志》同州河西县：“古国，在县南二十里，《世本》云：莘国姒姓，夏禹之后，即散宜生等求有莘女献纣者。”在今陕西郃阳县东南。（同上）

【汇评】

吕不韦：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妇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为媵。故贤主之求有道之士，无不以也。有道之士求贤主，无不行也。相得然后乐，不谋而亲，不约而信，相为殚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欢乐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吕氏春秋》卷十四《本味》）

刘　向：邹子说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汤立以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说苑》卷八《尊贤》）

刘　向：汤妃有莘，质行聪明。媵从伊尹，自夏适殷。勤悫治中，九嫔有行。化训内外，亦无愆殃。（《古列女传》卷一《汤妃有莘颂》）

曹　植：殷汤令妃，有莘之女。仁教内修，度义以处。清谧后宫，九嫔有序。伊为媵臣，遂作元辅。（见《全三国文》卷十七《母仪颂》）

③ 【汇注】

墨　子：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墨子》卷二《尚贤中》）

孟　子：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孟子·万章上》）

吕不韦：汤得伊尹，祓之于庙，薰以萑苇，爝以爟火，釁以牺猳。明日设朝而见之，说汤以至味。汤曰：“可得而为乎？”对曰：“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然后可具。”（《吕氏春秋》卷十四《本味》）

王　圻：伊尹负鼎以于（干）汤，谓尹亦鼎鼐之才也。犹《书·洛诰》曰“迓衡”云耳。横议者遂谓伊尹为庖人。若然则“衡”，秤也。尹曰“迓衡”，其亦舞秤权之市魁乎！（《稗史汇编》卷一一三《文史门·辟况》）

赵　翼：伊尹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按战国以后为此说者甚多，不特《史记》也。《庄子》：“汤以庖人笼伊尹。”《楚词·涉江篇》：“伊尹烹于庖厨。”《韩诗外传》：“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负鼎操俎调五味而立为相。”《淮南子》亦言伊尹之负鼎。其言之最详者，莫如《吕氏春秋·具备篇》云“伊尹尝居于庖厨”，又《本味篇》云：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中，献之其尹，即伊尹也。长而贤，汤使人请之有侁氏，有侁氏不肯，汤乃娶妇于有侁氏，有侁氏喜，遂以尹为媵，汤乃祓之于庙，爝以爟火，釁以牺猳，设朝而见之。尹说汤以至味曰：“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乃可具。”因言肉之美者，有猩猩之唇，獾獾之炙之类。鱼之美者，有洞庭之鳟，东海之鲕之类。菜之美者，有昆仑之，寿木之华之类。和之美者，有招摇之桂，越骆之菌之类。饭之美者，有元山之禾，不周之粟之类。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昆仑之井之类。果之美者，有沙棠之实，云梦之柚之类。而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此所谓说汤之辞也。然当时诸说亦有不同者，屈原《离骚》云：“绿鹄饰玉，后帝是飨。”王叔师注：“后，殷汤也。伊尹始仕，因烹鹄鸟之羹，修饰玉鼎以事汤也。”《天问篇》云：“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王叔师注：“小臣，谓尹也。汤东巡，从有莘乞得尹，因得吉善之妃也。其解水滨数，则云小子，谓尹也，尹母娠身，梦神女告之，见灶生蛙则急去，已而灶果有蛙，母遂东走，回顾其邑，尽为大水，母因溺死，化为空桑之林。水干后有小儿啼，人取养之，既长有才，有莘氏恶其从木中出，因以媵女嫁于汤也。”由吕氏之说，则有莘不肯以尹与汤，汤结以姻好，始以尹为媵也。由王氏之说，则有莘以其非人所生，故恶之以为媵也。以“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句观之，则吕说为是，以“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句观之，则又王说为是。盖本无稽之事，言人人殊，因无从究其是非也。（《陔余丛考》卷四《伊尹割烹要汤》）

【汇评】

韩　非：伊尹为宰，百里奚为虏，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圣人也。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韩非子集解》卷四）

又：上古有汤，至圣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说至圣，然且七十说而不受，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说至圣，未必至而见受，伊尹说汤是也。（《韩非子集解》卷一）

吕不韦：汤师小臣（高诱注：小臣谓伊尹）。（《吕氏春秋》卷四《尊师》）

马持盈：辅助汤王使之走上王道政治之路。（《史记今注》，第82页）

④ 【汇注】

马持盈：处士：有贤德而处于田野的知识分子。（《史记今注》，第82页）

【汇评】

李　冶：《史记》，伊尹处士，汤迎之，五反，然后往从。汤以为相。李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然则必有道而不肯以轻出者，谓之处士可也。中无所有，而尸处士之名者，索隐而行怪者也。故杜牧之《送薛处士序》云：“处士之名何哉？潜山隐市，皆处士也，其在山也，非顽如木石也。其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盖有大智不得用，故羞耻不出，宁与市人木石为伍也。国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国病也。盖有处士之名，自负也，谤国也，非大君子其孰能当之。”论人若牧之，则所谓不失名实者矣。而今也，画工镊师，人人得而称之，人人得而与之，彼其画工镊师，果皆伊尹之徒哉？（《敬斋古今注》卷六）

方濬师：《荀子》云：“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谓处士者，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为险秽而强高言谨慤者也，以不俗为俗，离踪而跋訾者也。”此言切中士弊。昔三士以二桃自杀，秦散三千金而士斗，叔孙通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喜谓叔孙先生真圣人。甚矣，虚声之可鄙也。（《蕉轩随录》卷五《处士》）

⑤ 【汇注】

蒋廷锡：《贵义篇》，汤将往见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问曰：“君将何之？”汤曰：“将往见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贱人也，君若欲见之，亦令召问焉。彼受赐矣！”汤曰：“非汝所知也。今有药于此，食之则耳加聪，目加明，则吾必说而强食之。今夫伊尹之于我国也，辟之良医善药也，而子不欲我见伊尹，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成汤本纪》）

【汇评】

范祖禹：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汤三往币聘之。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如己推而内之沟中，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汤学于伊尹而后臣之。《商颂》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是汤之德也。（《帝学》卷一）

孙　淼：对伊尹的情况，这里保存了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他“负鼎俎以滋味说汤”。另一种说法就是“或曰”，认为处士是伊尹，“汤使人聘迎之”。可见司马迁对伊尹的情况也不太清楚，所以把两种说法都记载下来。（《夏商史稿》，第307页）

⑥ 【汇注】

马持盈：五反：因为伊尹不肯轻于出仕，汤王使人往返五次恳切请求，而后伊尹肯出仕。这是孟子的说法。（《史记今注》，第82页）

徐仁甫：按，“或曰”之前，叙阿衡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至于王道。即《孟子列传》之“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是则此“或曰”之前，亦“或曰”也。古人记事有两义传疑而并存者。详俞樾《古书疑议举例》，此则史事之传疑而并存者。（《史记注解辨正》，第3页）

晁福林：早商时期方国联盟的核心是商与有莘氏的结盟。有莘氏，又称有洗氏，是个历史悠久、活动地域甚广的部族。它的著名首领叫做伊尹，又称伊挚。商汤曾经竭力与之结盟。由于商汤被后人塑造成圣明君王的典范，所以结盟也就变成了纳后妃、得贤臣的热闹场面。战国秦汉间人对此很有些娓娓动听的叙述，《墨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均有所载，司马迁撮其要，说伊尹“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或谓“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殷墟卜辞中的商王名号与商代王权》，《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

【汇评】

孟　子：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孟子》卷二《公孙丑下》）

柳宗元：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汤之仁闻且见矣，桀之不仁闻且见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恶，是吾所以见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圣人也，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为尧舜，而吾生人尧舜人矣。’退而思曰：‘汤诚仁，其功迟；桀诚不仁，朝吾从而基及于天下可也。’于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从汤。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早被其泽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从汤，以至于百一、千一、万一，卒不可，乃相汤伐桀，俾汤为尧舜，而人为尧舜之人：是吾所以见伊尹之大者也。仁至于汤矣，四去之；不仁至于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其功如此。不然，汤、桀之辨，一恒人尽之矣，又奚以憧憧圣人之足观乎？吾观圣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五就桀。”（《河东先生集·伊尹五就桀赞》）

胡　宏：下士而上天位也，天位圣人之大宝也。义则贵，利则贱。伊尹之所以不从汤命者，恐其以为利也。三聘幡然而起者，知其非为利也。居天位者，慎毋以爵禄期人哉！其有弃天下如敝屣，视富贵如浮云者，必望望然去之矣。所得而官使者，皆冀事功，求温饱之士，亡国败家，率由于此矣。（《五峰集》卷四《皇王大纪论·伊尹幡然》）

邵泰衢：“阿衡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三聘迎，五反然后肯往”：割烹，孟子辨之详矣。此又曰“干”，曰“媵臣”“负俎”，不足深置喙也。夫既曰“干汤”“负俎”，又何俟聘迎五反哉？前何其卑屈，后何其崖岸与！（《史记疑问》卷上《殷纪》）

张　位：“五反然后肯往”，则尹之乐道耕莘，而自重见矣。诬以割烹，何为哉！（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殷本纪》）

⑦ 【汇注】

裴　骃：刘向《别录》曰：“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图画其形。”（《史记集解》）

司马贞：按：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质素，故称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或曰，九主谓九皇也。然按注刘向所称九主，载之《七录》，名称甚奇，不知所凭据耳。法君，谓用法严急之君，若秦孝公及始皇等也。劳君，谓勤劳天下，若禹、稷等也。等君，等者平也，谓定等威，均禄赏，若高祖封功臣，侯雍齿也。授君，谓人君不能自理，而政归其臣，若燕王哙授子之，禹授益之比也。专君，谓专己独断，不任贤臣，若汉宣之比也。破君，谓轻敌致寇，国灭君死，若楚戊、吴濞等是也。寄君，谓人困于下，王骄于上，离析可待，故孟轲谓之“寄君”也。国君，国当为“固”，字之讹耳。固，谓完城郭，利甲兵，而不修德，若三苗、智伯之类也。三岁社君，谓在襁褓而主社稷，若周成王、汉昭、平等是也。又注本九主，谓法君、劳君、等君、专君、授君、破君、国君，以三岁社君为二，恐非。（《史记索隐》）

［日］广濑薰雄：最后探讨一下“素王及九主之事”的“素王”。对此司马贞云“按：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质素，故称素王”。看他的“九主”解释，显而易见“素王”的说明也不足信。虽然“素王”一词不见于《九主》，但汉代的文献中却有不少例子。例如《庄子·天道》云：“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乡，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间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进为而抚世，则功大名显而天下一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姚鼐《庄子章义》云“素王、十二经是汉人语”。就是说，《庄子·天道》所见“素王”和“十二经”是汉代的词汇。其说可从，此一节当是汉代人所作。关于“素王”之意，郭象注云：“有其道为天下所归而无其爵者，所谓素王，自贵也。”从文章的前后关系来看，其解释毫无疑义。与此相同的“素王”的例子也见于《贾谊新书·过秦论》：“诸侯起匹夫，以利会，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名未附，名曰亡秦，其实利之也。”此一条的意思大概是说，诸侯的出身都是匹夫，是为了利益而结合的，根本没有合乎帝王的行为。此“素王”也是“有其道为天下所归而无其爵者”之意。从此可见汉代“素王”一般指的是此义。随着公羊学的盛行，“素王”成为专门用于孔子的名词。例如《淮南子·主术》：“孔子之通，智过于苌弘，勇服于孟贲，足蹑郊菟，力招城关，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闻，伎巧不知，专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汉书·董仲舒传》：“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说苑·贵德》：“是以孔子历七十二君……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泽不洽，于是退作《春秋》，明素王道，以示后人，思施其惠，未尝辍忘。”《论衡·超奇》：“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诸子之传书，素相之事也。”《论衡·定贤》：“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孟子·公孙丑上》：“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赵岐注：“以为孔子贤于尧舜，以孔子但为圣，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赵岐注“世衰道微，周衰之明也。孔子惧正道遂灭，故作《春秋》因鲁史记，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之事也”等等。通观以上“素王”之例，可以确认汉代“素王”有固定的用法。其实《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也引用了贾谊的《过秦论》，包括“非有素王之行”一文在内。以此推测，《殷本纪》“素王”有可能与《秦始皇本纪》所见“素王”相同，即意为“有其道为天下所归而无其爵者”。根据《殷本纪》，伊尹对成汤讲“素王及九主之事”时，成汤还没有讨伐桀王，也就是说他还是一个诸侯。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所以，伊尹对成汤讲“素王”之事是说得通的。就是说，当时成汤只是一个诸侯，所以伊尹对他讲解“素王”之道。后来成汤实践了“素王”之道，为天下诸侯所归。若以上推测基本不误，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当时有一部诸子书，其内容是伊尹对成汤讲解“素王”之道。司马迁看过这部文献，以为这是成汤还在做诸侯时的事。所以《殷本纪》会有“素王及九主之事”一句。“素王”是汉代的常见词，意为“有其道为天下所归而无其爵者”。既然“素王”是汉代的常见词，很有可能这部文献是汉代（最早也是战国末期到秦代）形成的。至于“素王”的具体内容，现在不得而知。但是，若佚书的思想倾向与《九主》相同，《庄子·天道》所见“素王”或许可以成为参考。（《〈史记·殷本纪〉与〈马王堆帛书·九主〉》，引自《司马迁与史记论集》，2006年）

【汇评】

刘　敞：或问人有言曰：“伊尹五就桀，五就汤，太公三就纣、三就西伯，有诸？”曰：“有之。”曰：“然则为仵而合者欤？”曰：“否，不然也。昔者伊尹避桀耕于有莘之野，不以耒耜为可贱也，以须天下之平，卒不可得，汤闻其贤，往聘而起焉。太公避纣，钓于渭水之上，不以渔之事为可薄也，以须天下之平，卒不可得，文王闻其贤，往猎而起焉。二子者，皆圣人之仇也，知不以久幽为不贤，而曾纷纷以求合为贤乎？且吾闻之，伊尹归于商而为之相，太公归于周而为之师，二子者，法尧舜者也。以尧舜之道，不可以臣伐君，可以臣辅君，成汤察焉。古者诸侯岁一贡士于天子，汤因是焉而贡之，故伊尹入于夏。夏不能用。古者士不得其职则去，谏不用其言则去。伊尹数谏而不入，识夏之可丑也。归于亳，汤又贡之，贡而反者五，知其不足与有为，然后终相之。当此之时，伊尹乃自亳之北门入，遇汝鸠、汝方于徐，而作《汝鸠》《汝方》之书。伊尹、太公，其臣，均也；成汤、文王，其主，均也；夏桀与纣，其乱，均也。以伊尹之入于夏，故亦知太公之入于商；以伊尹之入于夏为汤贡之，故亦知太公之入于商由文王贡之也，则二子者，皆愿为而不得者，非仵之而后合者也，且仵而后合者，若苏秦者乎？昔者苏秦尝为燕谋齐，而伪得罪于燕者，以纳于齐；齐人剥而裂之，天下莫不笑，故图为仵合者，苏秦也，不免于死，而谓伊吕之圣人为之乎哉？”曰：“伊吕之不求于合，则吾信之矣。若乃汤贡之、文王贡之者，非间欤？”曰：“恶是何言也！且以汤之得天下也，为得桀而得欤，为得道而得欤？文王之得天下也，为得纣而得欤，为得道而得欤？汤之得天下也，自其伐葛；文王之得天下也，自其伐崇。汤伐葛而莫之逆者，而桀丧其天下矣；文王伐崇而莫之违者，而纣丧其天下矣。且子谓汤之得桀也，伊尹间之，其得葛也，孰间之乎？文王得纣也，太公间之；其得崇也，孰间之乎？圣人之为圣也，为其正而已矣。是以众人为不可及，必以间而有天下，则其所以为圣也，不亦众人而可为之欤？”曰：“然则世之有是言也，何出？”曰：“出乎贪势而好利者，贪势者乐纵横，好利者喜用兵，其于术犹号而售之也，是以私自托圣人。”（《公是集》卷四十七《伊吕问》）

⑧ 【汇注】

孙　武：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梅尧臣注曰：伊尹、吕牙，非叛于国也。夏不能任，而殷任之；殷不能用，而周用之。其成大功者为民也）。（《孙子集注》卷十三《用间篇》）

伏　生：《汤誓》云：夏人饮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归于亳！盍归于亳！”（原注：亳，汤之都也）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闲居，深听歌声，（原注：思其故也。是时伊尹在桀）。更曰：“觉兮较兮，吾大命格兮（原注：觉兮，谓先知；较兮，谓直道者。格，至也。吾，谓桀也），去不善而就善，何不乐兮！”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僴然叹，哑然笑，曰：“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乃亡矣（原注：自比于天，言常在也。比于日，言去复来也）！”是以伊尹遂去夏适汤。（《尚书大传》卷一《汤誓》）

苏　辙：是时夏桀为虐，而诸侯韦氏、顾氏、昆吾氏皆为乱，汤使伊尹适夏以观桀之政。可辅辅之，不可辅伐之。伊尹入夏，知桀之不可为也，复归于亳。汤遂与伊尹伐韦、顾、昆吾，克之。遂伐桀。（《古史》卷四《殷本纪》）

【汇评】

李元度：昔者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卒说汤以伐夏救民，实古今未有之创局，不特放太甲而不疑，为非常之举也。尹为圣之任，有定论矣。近世愗儒，乃谓征诛之局始于汤，事两姓之君若循环则始于尹。尹说始事之君，以伐所尝事之君，尤不可为训。……然而征诛之局自汤始。汤岂乐开其端？所以既得尹即荐之于桀，汤盖谓桀能用尹，即可救民于水火，与己之用尹一也。尹亦谓见用于桀，即可救民于水火，与见用于汤一也。就桀至于五则苟有一线之机可转，犹不绝望于桀矣，惟其下愚不移，乃终从而放之，不放不足救天下之民也，曷尝利天下哉！……呜呼！欲知人者，诚不可不先论其世也。（《天岳山馆文钞》卷一《伊尹论》）

⑨ 【汇注】

刘　向：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群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薄兮，薄亦大兮。”又曰：“乐兮乐兮，四牡兮，六辔沃兮，去不善而从善，何不乐兮！”伊尹知天命之去，举觞而告桀曰：“君王不听臣之言，亡无日矣！”桀拍然而作，唾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于是接履而趣，遂适汤。汤立为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亡。（《新序》卷六《刺奢第六》）

马持盈：既丑有夏：以夏桀之政治为丑恶，不愿意立身夏朝，故往就商。（《史记今注》，第82页）

⑩ 【汇注】

鬼谷子：伊尹五就汤，五就桀，然后合于汤。（《鬼谷子·忤合》）

韩　婴：昔者桀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而牛饮者三千，群臣皆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于亳，亳亦大兮！”又曰：“乐兮乐兮！四壮骄兮！六辔沃兮！去不善兮善，何不乐兮！”伊尹知大命之将去，举觞造桀曰：“君王不听臣言，大命去矣，亡无日矣。”桀相然而抃，盍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犹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于是伊尹接履而趋，遂适于汤，汤以为相。可谓适彼乐土，爰得其所矣。（《韩诗外传》）

司马光：伊尹有元圣之德，耕于有莘之野，以乐尧舜之道。汤使人币聘之，三返然后至。汤任之以政，伊尹以为桀虽无道，君也；汤虽有圣德，臣也。不可舍君而辅臣，乃去亳适夏。既而知桀不可辅，复归于亳，乃与汤谋伐桀，胜之，放桀于南巢。（《稽古录》卷六《殷上》）

郑　樵：汤举伊尹任以国政。伊尹乃进君国子民之人，皆在王官，汤以伊尹为贤而荐于桀。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通志》卷三《商》）

【汇评】

苏　轼：圣人之所能有绝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无。孔子为鲁司寇，堕郈、堕费，三桓不疑其害己，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伊尹为政于商，既贰于夏矣，以桀之暴戾，处其执政而不疑，往来两国之间，而商人父师之，非圣人能如是乎？是以废太甲，太甲不怨，复其位，太甲不疑，皆不可以常情断其无也。后世惟诸葛亮近之。玄德将死之言，乃真实语也，使孔明据刘禅位，蜀人岂有疑辞哉？读柳宗元《五就桀赞》，终篇皆言伊尹往来两国之间，岂其有意教诲桀而全其国耶？不然，汤之当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过而免于诛，可庶几也。能用伊尹而得志于天下，虽至愚知其不然矣。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从王叔文之罪也。（《东坡全集》卷九十二《伊尹五就桀》）

苏　辙：《书》称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盖伊尹耕于莘野，既以处士从汤矣，及其适夏，非其私行也。汤必与知之。其君臣之心，以为从汤伐桀，以济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乱，虽使夏不亡，商不兴，无憾也。及其不可复辅，于是舍而归耳。其后文王事纣，亦身为之三公，至将囚而杀之，然后弃之而西。盖汤之于桀，文王之于纣，其不欲遽夺之者如此。此其所以为汤、文王，而后世之所不及也。（《古史》卷四《殷本纪》）

王　圻：伊尹、周公，非纯臣也，非经行也，不可以为后世法。夫跖犬吠尧，各护其主。臣无二主，天之制也。伊尹去汤就桀，丑桀归汤，去就之罪，迹同奸谋，使兵家引为反间，伊尹自取之也。桐宫之放与羿、奡等耳，此岂人臣所当为者哉？冢宰居摄，召公不悦，非谓敢遂有之也，亦意其起当时之衅，开后世之端耳。是以效伊尹而不尽其心者为霍光，效霍光而不得尽其心者为王莽、董卓。曹氏代汉，司马代魏，刘裕代晋，纷纷至于五代，未尝不托迹伊周以阶乱。故曰伊尹、周公，非纯臣，非经行也。（《稗史汇编》卷八十九《人事门·伊周》）

张光直：有些文献说伊尹曾一度离开成汤而为夏臣，但因不满其所见所闻而回到成汤身边。许多根据东周人的记载编撰的史料是相互矛盾和不可靠的，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是伊尹和成汤的关系是时离时合的。（《商文明》，第10页）

李裕民：关于伊尹的出身及其姓名，陈奇猷先生曾作文考证，结论是：“伊尹姓‘伊尹’，氏‘小臣’，亦作‘小子’，名‘挚’，出身为媵臣，掌庖宰之事，后为汤相，官称为阿衡。”（文载《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3期）我认为上述结论除了“名挚”二字尚可商讨外，都是错误的，今作考辨如下：

一、伊尹不是姓，陈先生以伊尹为姓的主要根据是《吕氏春秋·本味篇》的记载，原文说：“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陈先生说：“此叙述伊尹得姓的神话正与殷契得姓子氏相类似。‘命曰伊尹’亦犹殷契之‘赐姓子氏’。伊尹为所命的一个复姓是显而易见的。”今按“命之曰伊尹”之“命”释成赐姓是没有根据的，“命”是命名之意，命名与赐姓是两回事。

二、小臣不是氏，按甲骨文中常见的小臣是官名，而不是氏。

三、小子与小臣不同义，从“官名”角度说，小子与小臣有相同之处，但他们不是同一官名的别称，（从称呼角度“小子”）或指年龄的尚小，或为谦称，或为对下属的称呼，其义均由“小孩”之本义引申而来，与“小臣”无同义之处。

四、伊尹不是媵臣，战国典籍所记，有伊尹为媵臣和小臣二说，媵臣之说在金、甲文中找不见证据，小臣之说，见于金文。“小臣”之说比“媵臣”说更近事实。

五、伊尹不是汤相，按甲骨文有相字，但都不是官名。周代有相，其初只是诸侯朝聘宴享时辅导行礼的小官。以后世的制度作比喻，说伊尹为汤相，尚可，如肯定伊尹在商代的官职就是相，那就违背历史事实了。

六、伊尹不是阿衡，陈梦家曾举出三条证据，说明伊尹与可衡（保衡）不是一人，足以纠正汉人谬说，不但伊尹、保衡是两个人，而且一立于汤时，一立于太甲时。

七、伊尹的真实含义，关于“伊尹”的含义，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中已指出：“伊为人名，尹是官名。”我认为，这个解释是正确的。伊尹，甲骨文有“伊尹”和“伊”两种称呼，叔夷钟称为“伊少（小）臣”，伊字从人从尹，各家均释“伊”，左旁为人形，绝无可疑，陈奇猷先生释此字为“尹”，不知有何根据？“伊小臣”与“伊尹”的叫法相同，都是先人名后官名。甲骨文中有尹和多尹之官，金文之尹分师保之尹与册命之尹两类，师保之尹为作册之尹的首长，伊尹之尹应是师保之尹。伊尹大约当过“小臣”之官，但他不是媵臣，也非小子。他是汤的主要助手，故甲骨文中称之为旧臣，祀典特别隆重，其权势与后世的宰相相仿，但商代无相，伊尹并没有当汤相或右相。至于《孙子·用间》说伊尹名“挚”，古文字中，尚无佐证，甲骨文中已有挚字，但均非人名，此说未必可靠。（《伊尹的出身及其姓名考辨》，《山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⑪ 【汇注】

马持盈：女鸠、女房：汤之二贤臣之名。（《史记今注》，第82页）

宋镇豪：女鸠、女房，成汤时臣正，一说先为夏桀臣。（《商代史论纲》）

⑫ 【汇注】

裴　骃：孔安国曰：“鸠房二人，汤之贤臣也。二篇言所以丑夏而还之意也。”（《史记集解》）

伏　生：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乃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尚书大传·书序》）

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①，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②。”诸侯闻之③，曰：“汤德至矣④，及禽兽⑤。”

① 【汇评】

刘　向：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罹吾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汤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网，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四十国，非徒网鸟也。”（《新序》卷五《杂事第五》）

李　昉：《傅子》曰：汤去三面之网，归之者四十国。……天下怀其仁，所惠者小，所感者大，仁心先之也。（《太平御览》卷七七《皇王部二》）

高　登：天之生物，以养斯人。先王仁政所以使之，咸若禁其暴殄而已。网罟之利，以畋以渔，尚矣。夫网去三面，知终日而不获一也，且从而祝之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近类异端之所谓仁，非吾圣人之所谓仁。曾以汤之懋德如天而为是区区哉！后世之君，推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其效此也耶？子长爱奇，吾所不取。（《东溪集》卷下《史记汤祝网》）

② 【汇评】

李　贽：汤视天下不如禽兽邪？亦是不用命者入吾网耳！（《史纲评要》卷一《商纪·成汤》）

③ 【汇注】

郑　樵：汉南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一时归商者三十六国，或言四十国。（《通志》卷三《商》）

④ 【汇评】

戴　圣：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礼记·祭法》）

⑤ 【汇注】

马持盈：汤的仁德真是达于极点了，爱及于禽兽。（《史记今注》，第84页）

【汇评】

尸　佼：尧养无告，禹爱辜人，汤武及禽兽，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怀远也；圣人于大私之中也为无私，其于大好恶之中也为无好恶。（《尸子·绰子》）

李　昉：《吕氏春秋》曰：汤见祝贺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吾网罗。”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能为此。”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网罟，今之人学杼，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于是四十国同时归之。夫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三面，以网四十国，非徒鸟也。（《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①，而诸侯昆吾氏为乱②。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③，汤自把钺以伐昆吾④，遂伐桀⑤。汤曰：“格女众庶⑥，来，女悉听朕言⑦。匪台小子⑧，敢行举乱；有夏多罪。予维闻女众言⑨，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⑩。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众，女曰：‘我君不恤我众，舍我啬事而割政⑪。’女其曰⑫：‘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众力⑬，率夺夏国⑭。有众率怠不和⑮，曰：‘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⑯！’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罚⑰，予其大理女⑱。女毋不信，朕不食言⑲。女不从誓言，予则帑僇女⑳，无有攸赦㉑。”以告令师㉒，作《汤誓》㉓。于是汤曰：“吾甚武㉔。”号曰武王㉕。

① 【汇注】

伏　生：桀杀刑弥厚，而民弥暴，故尔梁远，遂以是亡（原注：故尔，穷其近也；梁读为掠。按曰：传及注“故”字有误）。汤之君民，听宽而狱省。（《尚书大传》卷一《汤誓》）

编者按：《荀子·解蔽篇》：“桀蔽于末喜、斯观，而不知关龙逢，以惑其心而乱其行。”杨倞注曰：末喜，桀妃。斯观，未闻。韩侍郎云：斯当为斟，斟观，夏同姓国，盖其君当时为桀佞臣也。《国语》史苏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贾侍中云“有施，喜姓国也”。

② 【汇注】

张守节：帝喾时陆终之长子，昆吾氏之后也。《世本》云“昆吾者，卫氏”是。（《史记正义》）

傅元恺：昆吾氏：夏的同盟部落，居地在今河南省濮阳西南。（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陈蒲清：昆吾氏：部族名。住地在今河南省濮阳县一带，或曰在许昌一带。（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三《殷本纪》）

宋镇豪：昆吾，据近世考古学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很可能就在新郑附近，这里在古代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它西去是夏都阳城（告城镇）所在，东去是广阔的豫东平原，当先商势力已经发展到豫东平原的北部之时，昆吾锁住豫东之敌进入夏王朝腹心地区的门户，建立起第三道防线。（《商代史论纲》，第406页）

③ 【汇注】

刘　向：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供贡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而残之，迁桀南巢氏焉。（《说苑·权谋》）

④ 【汇注】

王　恢：昆吾：《左》昭十二年，楚灵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杜注》：“陆终氏生六子，长曰昆吾，少曰季连，楚之祖。故谓昆吾为伯父。昆吾尝居许地，故曰旧许是宅。”今本《竹书》：夏仲康六年，锡昆吾命作伯。《郡国志》：“东郡濮阳县，古昆吾国。”即帝丘。《瓠子河注》误为商丘，相土又都之也。《括地志》：故城在今濮阳县西二十五里。又《竹书》帝芒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苏，林春浦《补证》引《唐书·世系表》：有苏，在邺西苏城。恢按：其后忿生为周司寇，迁于温，故亦曰温。原在濮阳者，帝厪四年迁于许，在今许昌西南。《左》昭十八年《杜注》：“昆吾同以乙卯日与桀同诛。”（《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汤征诸侯与伐夏》）

⑤ 【汇注】

郑　樵：夏末，昆吾氏伯而为乱，汤为景、亳之会，以征兵于诸侯，汤亲秉钺伐韦顾及昆吾。韦顾，昆吾之与国也，复党与桀，汤既克三国，伊尹遂相汤伐桀。（《通志》卷三《商》）

蒋廷锡：按《说苑·权谋》：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赋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犹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供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而残之。迁桀南巢，氏焉。（《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八《商·成汤之本》）

【汇评】

韩　非：汤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为贪也，因乃让天下于务光，而恐务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说务光曰：“汤杀君而欲传恶声于子。”务光因自投于河。（《韩非子·说林上》）

刘　安：所为立君者，以禁暴讨乱也。今乘万民之力，而反为残贼，是为虎傅翼，曷为弗除？夫畜池鱼者必去猵獭，养禽兽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论虑之，以策图之，以义扶之，非以亡存也，将以存亡也。故闻敌国之君有加虐于民者，则举兵而临其境，责之以不义，刺之以过行。兵至其郊，乃令军师曰：“毋伐树木，毋扣坟墓，毋爇五谷，毋焚积聚，毋捕民虏，毋收六畜。”乃发号施令曰：“其国之君，傲天侮鬼，决狱不辜，杀戮无罪，此天之所以诛也，民之所以仇也。兵之来也，以废不义而复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帅民之贼者，身死族灭。以家听者禄以家，以里听者赏以里，以乡听者封以乡，以县听者侯以县。”尅其国不及其民，废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显其贤良，振其孤寡，恤其贫穷，出其囹圄。赏其有功，百姓开门而待之，淅米而储之，唯恐其不来也。此汤武之所以致王，而齐桓晋文之所以成霸也。（《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训》）

⑥ 【汇注】

马持盈：格女众庶：你们大家都到我面前来。格，来也。（《史记今注》，第84页）

【汇校】

傅元恺：格：来。与下“来”字重，疑是衍文。（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⑦ 【汇校】

郭嵩焘：按：“来、女”二字，系史公改易《尚书》“格汝众庶”之文而删削未尽，故相连为文。（《史记札记》卷一《殷本纪》）

瞿方梅：方梅案：当是旧本旁记，以释“格女”义者，后世转写入正文，故遂衍之。与下文至于泰卷陶，衍“陶”字，同谬。（《史记三家注补正·殷本纪第三》）（广文书局印行，1973年版）

⑧ 【汇注】

裴　骃：马融曰：“台，我也。”（《史记集解》）

⑨ 【汇注】

傅元恺：维：通“惟”，虽。言：指殷民不愿从军征讨夏桀的怨言。（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⑩ 【汇注】

裴　骃：孔安国曰：“不敢不正桀之罪而诛之。”（《史记集解》）

马持盈：正：同“征”字。（《史记今注》，第84页）

⑪ 【汇校】

王叔岷：《考证》：枫、三本“政”下有“夏”字，案：《汤誓》“啬”作“穑”，穑、啬正、假字，古写本“政”下亦有“夏”字（写在下文“女其曰”上，中隔《集解》之文），盖后人据《汤誓》妄加。据《伪孔传》，则《汤誓》本无夏字（详见段玉裁《尚书撰异》），《集解》既引《伪孔传》以释此文，则此文本亦无“夏”字。“割政”犹“夺征”（参见屈万里《尚书释义·汤誓》篇），《汤誓》下文“率割夏邑”，史公说割为夺，即割、夺同义之证。（《史记斠证·殷本纪第三》）

【汇注】

裴　骃：孔安国曰：“夺民农功，而为割剥之政。”（《史记集解》）

瞿方梅：方梅案：《尚书》“啬”字作“穑”，啬穑古今字，言收敛谷稻也。啬字从来从（注意，此字须造字！！一点一横，下面一个回字）会意，亦言来必（注意，此字须造字！！一点一横，下面一个回字）而藏之，故《礼记·郊特牲》疏，敛曰啬也。《说文》，啬，爱濇也。犹是引之义，不可不知。（《史记三家注补正·殷本纪第三》）

傅元恺：啬事：农事。啬，通“穑”。割政：害民之政。割，害。（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⑫ 【汇注】

傅元恺：其：将要。这句是成汤代众民设问之词。（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⑬ 【汇注】

傅元恺：率：“聿”的假借字，语助词，无义。止：绝。（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⑭ 【汇注】

裴　骃：孔安国曰：“桀之君臣相率遏止众力，使不得事农，相率割剥夏之邑居。”（《史记集解》）

⑮ 【汇注】

裴　骃：马融曰：“众民相率怠惰，不和同。”（《史记集解》）

⑯ 【汇注】

裴　骃：《尚书大传》曰：“桀云‘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史记集解》）

⑰ 【汇注】

傅元恺：尚：语气词，表示命令、劝勉。予一人：古代天子自称之词。致：施加。（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⑱ 【汇校】

裴　骃：《尚书》“理”字作“赉”。郑玄曰：“赉，赐也。”（《史记集解》）

【汇注】

傅元恺：理：通“厘”，赏赐。（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⑲ 【汇注】

司马贞：《左传》云：“食言多矣，能无肥乎？”是为妄言为食言。（《史记索隐》）

王骏图撰、王骏观续：食言者，自食其言，谓出口反口，若吐物而复食之也。《尔雅》虽有训食为伪一说，然《索隐》既引《左传》能无肥乎作证，自当以自食义为长。又《汉书·匈奴传》“而不食言”，小颜亦谓弃其前言如食而尽也，可证小司马之谬。（《史记旧注平议·殷本纪》）

⑳ 【汇注】

傅元恺：帑：通“孥”，妻子。僇：通“戮”。（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汇评】

崔　述：按：夏、商之书皆有“孥戮”之文，而孟子述文王治岐之政则云“罪人不孥”，将夏、商之法与周互异乎？盖不孥者国之常法；孥戮者乃一时权宜之制。天下盖有罪孽深重，妻子皆预其谋；亦有贪冒无厌，妻子皆享其乐者。此而但诛其身，使其妻子安然无事，仍得享其余泽，不足以服人心而惩将来，故有孥戮之法。至于战陈，尤非寻常可比，一人退走，万夫为之夺气，所关甚钜，故以孥戮警之，使知进不必死，而退且有不止于死者，欲其致果毅以胜敌耳。且所谓孥戮者，非杀之也，但致之于罪耳。观《春秋传》称夷之蒐，贾季戮臾骈，申之会，越大夫戮焉，其后臾骈，越大夫皆仍见于《传》，此可以知戮之非杀也。（《崔东壁遗书·考古续说》卷一《孥戮为权宜之制》）

㉑ 【汇注】

陈蒲清：自“汤曰，格女众庶”至此，摘自《尚书·汤誓》。（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三《殷本纪》）

王玉哲：《汤誓》：“予则孥戮女，罔有攸免。”这句话已充分反映出商王对人民具有生杀予夺之权，逐渐超出了氏族酋长的权限，进一步发展，就快要正式过渡到第一个阶级社会了。（《中华远古史》，第199页）

㉒ 【汇注】

陈蒲清：令师：疑为传令官。甲骨文、金文未见有此官名。（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三《殷本纪》）

㉓ 【汇注】

刘绍攽：今文《商书》五篇，史迁并著其词。（《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古文十三篇，弗一及焉。（《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盘庚》三篇）《索隐》谓迁不见古文。夫其述儒林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起其家逸书，以迁之博览，为安国传而不读安国之书乎？又乌知安国所读非迁所称《帝诰》《汤征》诸篇。《帝诰》《汤征》，迁既称之，胡不比于今文而载之，别于经也。”天宝诸儒，乃取迁所不载者，以溷经师之传，学之相去倍蓰云尔哉！（《九畹古文》卷十《书殷本纪后》）

张大可：《汤誓》：《尚书》中篇名，即汤王在鸣条发布的誓师之辞。以上文字就采自《汤誓》。（《史记全本新注》卷三《殷本纪第三》）

【汇评】

张九成：余读尧舜二典以还，初见《甘誓》而怅然曰：“去尧舜未远而有此举，尧舜之风不复有矣！”既又读《胤征》，则有异焉，去尧舜未远，已有篡誓、挟天子令诸侯之事。使章怀读之，必不忍闻；使贾谊读之，必至于痛哭流涕。尚有说者曰：“羿凶人也，安知义理？”今读《汤誓》，乃公然以臣伐君，取天下而有之。其惊骇耳目，震动心志，益有甚矣。伊尹、成汤皆圣人也，圣人而为此举，此所以愈可怪骇也。呜呼！使启知太康不肖择圣贤而授之，使尧舜之风相踵不绝，安得有《胤征》《汤誓》之事乎？此余所以深悲也。（《橫浦集》）

晁福林：在军国大事决策时，子姓族众有相当大的发言权，他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发表意见。灭夏以前，商汤召集“众庶”计议，众庶说：“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抱怨商汤舍弃农事，而让族众伐夏。汤解释说：“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众庶又追问：“夏罪其如台？”让汤将伐夏的理由解释明白。《尚书·汤誓》所云的这些情况可以看成是族众会议的记录。（《殷墟卜辞中的商王名号与商代王权》，《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

㉔ 【汇注】

佚名撰、刘向整理：王不闻汤之伐桀乎？试之弱密须氏以为武教，得密须氏而汤之服桀矣。（《战国策·魏策四》）

㉕ 【汇注】

裴　骃：《诗》云：“武王载旆，有虔秉钺。”《毛传》曰：“武王，汤也。”（《史记集解》）

陈士元：又汤亦称武王。《诗》云“武王载旆”，《毛传》云：“武王，汤也。”又《尚书·璇玑钤》云：汤受金符帝箓，白狼衔钩。《世纪》云：汤有圣德，诸侯不义者，汤从而征之，一时归者三十六国。践位十三年，寿百岁卒，葬亳北之济阴。（引自陈春辑刻《湖海楼丛书·论语类考》卷七《汤》）

【汇评】

袁　康：殷汤遭夏桀无道，残贼天下，于是汤用伊尹行至圣之心，见桀无道虐行，故伐夏放桀，而王道兴跃。革乱补弊，移风易俗，改制作新，海内毕贡，天下承风，汤以文圣，此之谓也。（《越绝书》卷三《越绝吴内传》）

王若虚：《诗·颂》言古帝命武汤，又曰“武王载旆”，谓之“武”者，诗人之所加也。《殷纪》乃云“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圣人决无此语。（《滹南遗老集》卷九《史记辨惑·采摭之误辨》）

邵泰衢：《汤誓》曰：“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曰“吾甚武”，曰“武王”，是敢行称乱，非不敢不正也。（《史记疑问》卷上《殷纪》）

郭嵩焘：按此因《长发诗》“武王载旆”之文而为之词，诗人之意但以表明成汤之武功，当时实未有此王号也。《史》文此等自具一种逸趣，与《尧本纪》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同一叙法也。（《史记札记》卷一《殷本纪》）

崔　述：夏自太康失道，已非禹之旧矣，况至于桀，善政尚有复存者乎？且汤之事与禹不同，汤承先世之业，崛起一方，自相土、上甲微以来，必有良法善政宜于民而不当变者，此固不得改之而复遵夏政也。盖汤心异以异于尧舜禹之心，然汤之事不能不异于尧舜禹之事，汤所处之势然也。（《考信录提要》卷下《商考信录》）

陈　直：直按：王静安先生谓周代谥法，皆生前之称，非死后追加，其说至确。商代汤自号武王，亦其显例。（《史记新证》）

桀败于有娀之虚①，桀奔于鸣条②，夏师败绩③。汤遂伐三④，俘厥宝玉⑤，义伯、仲伯作《典宝》⑥。汤既胜夏⑦，欲迁其社⑧，不可⑨，作《夏社》⑩。伊尹报⑪。于是诸侯毕服⑫，汤乃践天子位⑬，平定海内⑭。

① 【汇注】

傅元恺：虚：山丘。（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陈蒲清：虚：同“墟”，旧址。（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三《殷本纪》）

② 【汇校】

李吉甫：故莘城在（陈留）县东北三十五里，古莘国地也。《国语》汤伐桀，桀与韦、顾之君拒汤于莘之墟，遂战于鸣条之野。（《元和郡县图志·卷七》）

吴锐：鸣条：传统上认为在陈留，陈留在今河南开封市附近。《帝王世纪》载禹摄政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鸣条，年百岁。葬苍梧九疑山之阳，是谓零陵。谓之纪市，在今营道县”。鸣条应该接近苍梧、九疑。九疑、零陵原来都是丹水流域的地名，后来被带到湖南。则鸣条也在丹水流域。丹水发源陕西，流经陕西、河南、湖北，流入汉水，是三苗的聚居地。《吕氏春秋·召类》《淮南子·兵略》都说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从〈容成氏〉所记桀逃亡路线看夏文化与西部的关系》，《人文杂志》，2007年第2期）

【汇注】

荀　子：桀死于亭山。（《荀子·解蔽篇》）

编者按：唐杨倞注“亭山”云：“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按《汉书·地理志》庐江有县，当是误以为鬲，传写又误为亭。音潜。”王念孙又补注曰：“按：作鬲山者是也。鬲读与历同字，或作歷。”《太平御览》皇王部七引《尸子》曰：桀放于历山。《淮南·修务篇》：“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高注曰：‘历山，盖历阳之山。’”历山即鬲山也。《史记·滑稽传》“铜历为棺”，《索隐》曰：“历即釜鬲也。”是鬲、历古字通。杨以鬲山为山之误，非也。王念孙又注曰：《鲁语》“桀奔南巢”。韦注曰：南巢，扬州地，巢伯之国。今庐江居巢县是。是南巢地在汉之居巢，不在县也。且庐江有县而无山，今以鬲山为山之误，则是以县名为山名矣，尤非。

刘　安：汤夙兴夜寐，以致聪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穷。吊死问疾，以养孤孀。百姓亲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高诱注：鸣条，地名。南巢，今庐江居巢是。谯，责也，让夏桀之罪过也。历山，盖历阳之山，是汤为之也）。（《淮南子》卷十九《修务训》）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安邑）县西有鸣条陌，汤伐桀战昆吾亭。《左传》，昆吾与桀同日亡。（《帝王世纪辑存·殷商第三》）

孔颖达：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谓放桀于南巢也。（《礼记正义·祭法》）

张守节：《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县北三十里南阪口，即古鸣条陌也。鸣条战地，在安邑西。”（《史记正义》）

钱　穆：案：《太平御览》八二引许慎《淮南》注：“鸣条在今陈留平邱。”《尚书》疏：“陈留平邱有鸣条亭是也。”桀败于有娀之虚，奔于鸣条，在此为合。又旧说昆吾、夏桀同以乙卯日亡。昆吾宅旧许，亦与陈留平邱接壤。桀自此奔三，则在定陶。（《史记地名考》上，第218页）

傅元恺：鸣条：古地名，在今山西省运城县安邑镇北。（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③ 【汇注】

黄灵庚：夏桀兵败有娀之虚之后，便一路亡命不暇，始至鸣条，次至南巢。鸣条、南巢皆在长江之北，楚简文献与传世文献所记载的地貌是一致的。终至“苍梧之野”。则为传世文献所阙如。夏桀终后的驻跸地即帝舜所葬之处。《离骚》“朝发轫于苍梧兮”，王逸注：“苍梧，舜所葬也。”洪兴祖《补注》：“《山海经》云：‘苍梧山，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礼记》曰：‘舜葬于苍梧之野。’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苍梧于周，南越之地，今为郡。’”如淳云：“舜葬九疑。九疑在苍梧冯乘县，故或曰舜葬苍梧也。”《史记·苏秦列传》：“南有洞庭、苍梧。”《索隐》：“地名，《地理志》有苍梧郡。”《正义》：“苍梧山在道州南。”即在今湖南的衡阳一带，说明夏桀最后一次逃亡，则越过长江，深入到了沅、湘以南地区。（《楚简与楚辞研究二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汇评】

韩　非：或曰，天子失道，诸侯伐之，故有汤、武。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齐晋。臣而伐君者必亡，则是汤、武不王。晋、齐不立也。孙子君于卫，而后不臣于鲁。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于有失之君，而命亡于有得之臣，不察。（《韩非子·难四》）

王　圻：君，天也，父也，亦元首也：无不常雨泽而潦旱，为下土者倾而陷之可乎？父不理生产而博饮，为子孙者鸩而战之可乎？头目昏重，一身之累，为腹心股肱者，谋而易置之可乎？其不可者必矣！汤武之罪，当无所逃。彼其自恕，与天下后世恕之者，不过曰诛一贼而拯亿兆于涂炭耳。《夏书》：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夷齐仇周而饿死，君子曰“义士：则不义之名将有归矣。若曰：“应天顺人“，汤武岂得已哉？此书生之所知也。（《稗史汇编》卷八九《人事门·汤武》）

④ 【汇注】

裴　骃：孔安国曰：“三，国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俘，取也。”（《史记集解》）

郦道元：“济水又东北，经定陶县故城南，侧城东注。县故三朡国，汤追桀，伐三朡，即此。”（《水经注》卷七）

张守节：《括地志》云：“曹州济阴县即古定陶也，东有三鬷亭是也。”（《史记正义》）

郑　樵：汤以费昌为御，与桀战于鸣条之野，夏师败绩。桀走保三裈，遂伐三裈，俘厥宝玉，而放桀焉。（《通志》卷三《商》）

王　恢：三：《伪孔传》：“国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孔》疏误桀都安邑，从略）《郡国志》：“济阴定陶，有三鬷亭。”《续山东考古录》（二二）定陶县：“《元和志》济阴县，三鬷亭在县东北四十九里。是亭在定陶故城东北二里也。”今本《竹书》帝癸三十一年：“夏师败绩，桀出奔三鬷。商师征三鬷，战于郕，获桀于焦门，放之南巢。”三在定陶，近汤都。虽《汤征》摩灭，律以《仲虺》之诰，兼弱攻昧之义，即使不与葛、荆、韦、顾同被征服，亦必在其卵翼之下，桀何反走避之？予疑三或携贰，桀被执，汤归伐之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汤征诸侯与伐夏》）

钱　穆：案：当在金曹县西南。（《史记地名考》上，第240页）

傅元恺：三：古国名，在今山东省定陶县。（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陈昌远：三朡就是朡山，应在山西“闻喜今县东五十里”。这是西进伐夏桀的必经之路。（《商族起源地望发微——兼论山西垣曲商城发现的意义》，《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张富祥：春秋、战国时，商丘、开封一带尚有古泽薮名逢，当亦是夏商时逢氏的散居地，可见“三朡”地兼跨豫东鲁。（《寒国考》，《烟台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汇评】

王坤鹏：据简文，汤在三朡的征伐对象并非逃亡的桀，而是“平定海内”，征伐其他诸侯，对应于简文“汤于是乎征九州之师，以四海之内，于是乎天下之兵大起，于是乎亡宗戮族残群焉服”。历代学者把三朡作为汤追桀中的一个地点，是对《史记》的误解，观《容成氏》简文以及《左传》《国语》《纪年》《吕氏春秋·简选》《墨子·明鬼下》等文献关于汤伐桀的记载，俱没有提到“三朡”这一地点，应当不是巧合。（《楚简〈容成氏〉新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期）

⑤ 【汇注】

杜金鹏：桀无庇于不齐与鲁，复又南投三朡，三朡企图拒汤卫桀，为汤伐诛，商师掠取了大量的玉石宝物。（《商汤伐桀之史实与其历史地理问题》，《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

【汇评】

邵泰衢：“汤伐三，俘厥宝玉”：伐夏救民者，汤也。夫岂若俘货者为哉？《仲虺之诰》曰：“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岂虚语哉！（《史记疑问》卷上《殷纪》）

⑥ 【汇注】

裴　骃：孔安国曰：“二臣作《典宝》一篇，言国之常宝也。”（《史记集解》）

钱　时：谊伯、仲伯，汤之二臣也。典，常也。明此宝乃国之常宝，世代相传，所不可无；藏之祖庙，所不可失者。桀不能守，而汤得之，必当有以寓其惊戒之意矣。若非有国之常宝，是乃桀之所亡者，汤必不取也。且一举兵而首利其宝玉，虽张良、萧何亦所不屑，而谓吊民伐罪，顺天应人者为之乎？（《融堂书解》卷五《汤誓·注》）

⑦ 【汇注】

孟　子：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孟子·万章上》）

【汇评】

黄灵庚：夏桀逃亡南下至苍梧，必将夏朝的宗庙社稷、文物典章制度及大量的文献材料等等从有夏之居搬迁到江南、沅、湘流域及其苍梧地区。如，崇山即今之中岳嵩山，是有夏氏的发源地，禹之父鲧称“崇伯”。可是这个“崇山”，后来又出现在沅、湘以南。最有可能是在夏桀南逃苍梧之后，夏人将中原的祖庙崇山也随之移入了衡、岭之间。这样，夏后氏颂祖祭天的《九歌》，随着夏桀王朝的南逃，最终流传到了江南、沅、湘流域及其苍梧地区。（《楚简与楚辞研究二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⑧ 【汇注】

班　固：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万物，天下之所主也。（《白虎通》卷二《社稷》）

唐仲友：先王之于地也，亲之；亲之，故有社焉。有社，故有稷。社，五土之神，稷，五谷之神。人非土谷不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亲而事之。（《帝王经世图谱》卷五《祭社稷旁通之谱》）

王　圻：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偏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谷之长，故封稷而祭之也。……社何示有存亡也？明为善者得之，恶者失之。故《春秋公羊传》曰：亡国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丧国之社，屋之，言与天地绝也。（《稗史汇编》卷一三一《祠祭门·社稷》）

⑨ 【汇注】

裴　骃：孔安国曰：“欲变置社稷，而后世无及句龙者，故不可而止。”（《史记集解》）

苏　轼：《春秋传》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是汤以弃易柱，而无以易句龙者，故曰：“欲迁其社，不可。”（《苏氏书传》卷七《商书·汤誓》）

徐文靖：《笺》按：《书·叙》曰：汤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程子曰：亡国之社，迁之，礼也。汤存之以为后戒。故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春秋》书亳社灾，皆自汤之不迁始也。（《竹书纪年统笺》卷五《殷商成汤始屋夏社》）

【汇评】

钱　时：汤既胜夏，尝欲迁其社于商矣，已而又不忍使夏之社竟废，故不可。不可者，非欲之而不可得之谓也，所以见汤忠厚之意也。（《融堂书解》卷五《汤誓》）

徐绍峰：足可见夏虽亡国，势力犹在。（《从“汤始居亳”试论汤都郑亳》，《中国古都研究》，第15辑）

江林昌：商汤的部落联盟共主地位是依靠修德与用武而建立起来的，但没有通过行政分层管理来维护。汤既胜夏之后，曾有意“迁其社”，也就是要把象征夏族政治血脉的庙主社稷搬走，以示夏族不复存在，而彻底归商人统治。但是有人劝说“不可”，商汤便没有这么做。结果是如《逸周书·殷祝解》所说：“汤不能止桀，汤曰：‘欲从者从君’。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夏族仍复存在，只不过共主地位不被众部落诸侯承认而已。（《商代前期：部落联盟共主向方国联盟共主的过渡》，《殷都学刊》，2006年第2期）

⑩ 【汇注】

裴　骃：孔安国曰：“言夏社不可迁之义。”（《史记集解》）

赵芝荃：夏社，是夏人敬神或祖先的宗庙祭坛之类的设置，古人常把它当作国家或国的象征看待，神圣不可侵犯。汤既灭夏，曾想去掉夏社，但由于夏之先人功绩盖世，后人不能相比，故保留之，以收拢人心，结果正如《竹书纪年》所说“商汤始屋于夏社”。商王朝一方面保留夏社，另一方面则在夏人的统治中心地区建立自己的社稷，其所建立的新城必设“亳社”，后世称其为“西亳”，即偃师商城。（《夏社与桐宫》，《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4期）

编者按：作《夏社》，《尚书·汤誓》于《夏社》之下尚有《疑至》《臣扈》二篇名。宋钱时《融堂书解》释云：“《夏社》《臣扈》三书虽亡，要无非陈述其始之欲迁，与夫所以不可之旨耳。丧国之社屋之，先儒谓此制恐始于汤，容有此理。使汤之前已有此制，则必无欲迁之议。三书亦不必作也。《疑至》未详，或谓同臣扈为迁社之议者。然经传无考，难遽信也。臣扈，汤臣，逮事太戊。”

【汇评】

邵泰衢：《仲虺之诰》曰：“缵禹旧服，奉若天命。”《汤诰》曰：“王归，自克夏至于亳。”《伊训》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于其子孙弗率，皇天降灾。”是汤之吊民伐罪，放桀而已。夏禹何罪，而灭其社乎！（《史纪疑问》卷上《殷纪》）

⑪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一云‘伊尹报政’。”（《史记集解》）

【汇评】

王宇信：汤右相伊尹应主要负责军事。他投奔商汤以后，被派往夏中央王朝为官，《国语·晋语》“末喜与伊尹比而亡夏”，古本《竹书纪年》说，“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为商汤探听到不少夏朝治乱的消息。而汤建议“请阴乏贡职，以观其动”，即以“九夷之师”能“起”否，以判断伐夏决战时机的就是伊尹。一旦灭夏军事行动展开，《史记·殷本纪》载：“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可见伊尹在汤伐夏前选择战机和在灭夏决战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伊尹为汤“右相”，当主要负责军事战略的咨询和军事行动方面的事宜。（《谈上甲至汤灭夏前商族早期国家的形成》，《殷都学刊》，2007年第1期）

⑫ 【汇注】

李　昉：《尚书大传》曰：“汤之君民，听宽而狱省。”（《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又：《越绝书》曰：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之民皆一心归之。（同上）

编者按：《诗·商颂》：“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即歌颂“诸侯毕服”之盛况。

⑬ 【汇注】

伏　生：汤放桀而归于亳，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之于天子之座左，复而再拜，从诸侯之位，汤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处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之有也。唯有道者宜处之。”汤以此三让，三千诸侯莫敢即位，然后汤即天子之位。（《尚书大传》卷一《汤誓》）

戴　圣：君天下，曰天子。（《礼记·曲礼》）

班　固：“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白虎通·爵篇》）

郑　樵：伊尹报于诸侯，诸侯大会，汤再拜，而从诸侯之位，曰“天命无常，惟归有道”。三辞，诸侯莫敢当，乃践天子位。（《通志》卷三《商》）

徐文靖：《笺》按：沈约注：帝癸十五年，成汤始为诸侯之元年。癸在位三十一年，汤放之南巢。明年，汤始代夏为天子，从汤为诸侯元年计之，十八年也。《竹书》起尧元年丙子，至汤十八年癸亥，共五百八十八年。故《孟子》谓由尧舜至汤五百有余岁也。（《竹书纪年统笺》卷五《殷商成汤十八年癸亥王即位》）

胡厚宣：在卜辞里，商王称“王”，称“余一人”。（《释“余一人”》，《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汇评】

荀　子：成汤监于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荀子·解蔽篇》）

郑慧生：“天子”一词，产生于西周。西周之前，商人不称“天子”。司马迁的这种说法，乃是根据后人的观念称呼古人的。（《“天子”考》，《历史教学》，1982年第11期）

江林昌：据《殷祝解》可知，汤接共主地位时，还退让再三，最后又“与诸侯誓”。这说明，商族与诸侯部落之间的关系还只能用起“誓”来维系，而不能真正实行政治控制。因此一旦商族也像夏族那样失德，或者武力软弱到不足以征伐他族时，即使盟过“誓”的诸侯，也同样可以起来反对商族的共主权威。（《商代前期：部落联盟共主向方国联盟共主的过渡》，《殷都学刊》，2006年第2期）

⑭ 【汇注】

李　昉：《淮南子》曰：“汤夙兴夜寐，以致聪明。轻赋薄敛，以宽民命。布德施惠，以赈困穷。吊死问疾，以养孤孀。百姓亲附，政令流行。”（《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汤归至于泰卷陶①，中壨作诰②。既绌夏命③，还亳，作《汤诰》④：“维三月⑤，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⑥，四渎已修⑦，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⑧。三公咸有功于民⑨，故后有立⑩。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⑪，有状⑫。先王言不可不勉⑬。’曰：‘不道，毋之在国⑭，女毋我怨。’”以令诸侯⑮。伊尹作《咸有一德》⑯，咎单作《明居》⑰。

①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一无此‘陶’字。”孔安国曰：“地名。汤自三壨而还。”（《史记集解》）

司马贞：邹诞生“卷”作“坰”，又作“泂”，则卷当作“坰”，与《尚书》同，非衍字也。其下“陶”字是衍耳。何以知然？解《尚书》者以大坰今定陶是也，旧本或傍记其地名，后人转写遂衍斯字也。（《史记索隐》）

【汇注】

张守节：坰，古铭反。（《史记正义》）

傅元恺：泰卷：即大垌，在今山东省定陶县。陶：衍文。（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汇评】

汪之昌：据《索隐》，则“陶”为衍文。而《史记志疑》引杨慎云：泰坰即太行，《正义》以陶为古铭反者，音坰也。又似《史记》本是泰陶而衍卷字，是卷陶二字必有一误衍。江声《尚书集注》引《殷纪》释大坰云：此叙大坰，即彼文泰卷，大当读为泰，坰声转为卷也。钱大昕《史记考异》亦同江说，则泰卷即《书·序》大坰，当无可疑。（《青学斋集》卷十三《史记殷本纪泰卷陶说》）

又：窃谓陶亦不定为衍字也。……《殷纪》之汤归，即《书·叙》“汤归自夏，至于泰卷”四字自为句，即《书·叙》至于大坰也。“陶”当连中壨读。壨，《尚书》作虺，孔疏定元年，《左传》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正，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是薛乃仲虺累世所居，《春秋大事表》，薛在山东兖州府滕县，南越王《勾践世家》止于陶，徐广曰：今之济阴定陶。《禹贡锥指》陶邱今山东兖州府定陶县西南有定陶故城，汉济阴郡治。是定陶古址名陶，与春秋时薛国同在山东兖州府，即非一地，亦当不甚相远。《书》家以大坰为定陶，则于时归归，道所经，适在仲虺封内，因以诰进。仲虺系以陶者，犹说得诸傅险，称傅说也。读者见《书·序》之仲虺作诰，谓《殷纪》句绝，当同。又以泰卷陶连文，与《书·序》至于大坰，参差不合，不得不减卷若陶迁就之，不思《书·序》之汤归自夏，《殷纪》不嫌节去“自夏”二字，《书·序》之仲虺作诰，《殷纪》又何妨增一仲虺所居之“陶”字乎？然则《殷纪》之泰卷陶，卷为坰之通假，陶亦非必字之误衍。读《史记》者，慎毋凭臆增减哉！（同上）

王　恢：泰卷陶，《仲虺之诰序》：“汤归自夏，至于大坰。”《世纪》谓汤“迁九鼎于亳，至大坰而有惭德。”是大坰当在亳西。卷，魏邑，汉置卷县，在今原武西北，正当自夏归亳之路，史公作卷，或有所据。小司马说或傍记其地名，后人转写衍“陶”字，是一误又再误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汤征诸侯与伐夏》）

杜金鹏：《书序》曰：“汤归自克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浩》。”显然，大坰亦即泰卷陶，大坰与泰卷，乃同名异字，陶为大坰之小地名。坰，古代都邑远郊之称。此指汤都亳邑之郊。则言大坰，是泛称；云泰卷陶，是专称，指处于大坰范围内的陶地，亦即今山东定陶一带。“汤归自克夏”，无疑是由西往东而行。那么，定陶既是亳之坰地即西郊，则亳自当在定陶之东，恰与上面所说亳在定陶东、成武北之推断，正不谋而合。（《先商济亳考略》，《殷都学刊》，1988年第3期）

张国硕：对于《殷本纪》“汤归至于泰卷”中“归”字的解释，传统观点释为“回归、返回”，意即泰卷是商汤灭夏之后返回亳都途中的一站。笔者认为，对“归”字含义应重新认识。仲虺在泰卷“作诰”，说明此地地位十分重要，不应简单地把其看作是“还亳”途中之一站，“汤归至于泰卷”与商汤和东方诸侯会盟有关，夏商时期，为了安抚周边诸部落、邦国，并向他们示威，统治者往往要在都城之外某地举行会盟。（《商汤“还亳”考辨》，《殷都学刊》，1997年第3期）

张国硕：《殷本纪》所谓的“泰卷陶”当为“泰卷”，即《尚书》所说的“大坰”，在今山东省定陶县境内……笔者曾撰文认为，“汤归至于泰卷陶”与商汤和东方诸侯会盟有关，汤在这里发布诰词，意在安抚、宣威诸部族。现在看来，“泰卷之会”也应有庆贺灭夏之捷、加强商夷联盟之目的。定陶一带位于鲁西南地区，这里为考古学上的岳石文化分布区，夏末商初为东夷控制区。在定陶周围，分布着与夏王朝有矛盾的有缗氏以及有仍等东夷部族。商汤选择非商族固有控制区的东夷诸部分布区举行“泰卷之会”，只能说明商族与这些东夷诸部族原本有着良好的关系。（《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3月，第35卷第2期）

② 【汇校】

司马贞：仲虺二音。壨作“壘”，音如字，《尚书》又作“虺”也。（《史记索隐》）

陈　直：直按：仲虺作中壨，太史公盖依古文传写，壨篆形当作壨，象虺在田间形。（《史记新证》）

【汇注】

裴　骃：孔安国曰：“仲虺，汤左相奚仲之后。”（《史记集解》）

郑　樵：汤归自夏，至于大坰，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予为口实！”盖以臣伐君，以干戈取天下，自汤始，所以惭也。故仲虺作诰以释之。（《通志》卷三《商》）

傅元恺：中壨：即仲虺，汤的左相。（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来新夏、王连升：中壨：即汤臣仲虺。相传是夏车正奚仲后裔，居于薛（今山东滕州南），夏桀时奔商，汤用为相，佐汤灭夏。诰：指《仲虺之诰》，《尚书》篇名。亡。（《史记选注》）

【汇评】

耿定向：吾闻陆敬兴曰：“成汤圣君也，仲虺圣辅也，以圣辅赞圣君，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有味哉！有味哉！圣人之可学也，于此益信矣。（《仲虺赞》，引自《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卷一二八《书经部·艺文二》）

③ 【汇注】

裴　骃：孔安国曰：“绌其王命。”（《史记集解》）

④ 【汇注】

苏　辙：汤遂与伊尹伐韦、顾、昆吾，克之，遂伐桀，升自陑，从桀于安邑，战于鸣条之野，胜之，将易置夏社，而后世莫及句龙者，乃止。夏师大败，汤从之，桀奔南巢而死。汤自为继虞、夏之后，而以兵取天下，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盖有惭德焉。还自夏，至大坰，仲虺乃作《诰》言桀之不可不伐者释之，汤归于亳，复作《汤诰》，以伐桀大义告天下。（《古史》卷四《殷本纪》）

【汇评】

墨　子：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贵、干福禄、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此即禹“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禹求焉。且不惟《禹誓》为然，虽《汤说》即亦犹是也。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即此言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以祠说于上帝鬼神，即此汤“兼”也。（《墨子·兼爱下》）

梁玉绳：附案：《滹南集·辨惑》云：“此皆不成文理，今《汤诰》具在，曷尝有此，迁何所据而载之？”余以上文《汤征》例观，知史公曾见孔壁真古文，决非无据。今之《汤诰》伪作也，故阎氏《疏证》卷二曰：“迁亲从安国问古文，所见必孔壁中物，其为真古文《汤诰》无疑。”然则此《汤诰》可与《汤征》补伏生今文《书》，《滹南》误以真为伪耳。（《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⑤ 【汇注】

傅元恺：维：语首助词，无义。（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⑥ 【汇校】

傅元恺：东为江四句：当作东为淮，南为江，北为河，西为济。（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汇注】

殷涤非：殷代遗址，目前仍以殷墟为突出，河南地区如辉县、郑州、洛阳等地亦有发现，除此以外的地区则尚罕闻。安徽淮河北岸太和县六十里倪邱集之茨河河湾，被水冲刷成断层，在断层的灰土层中，包含着极丰富的文化遗存。经治淮工作队掘出的遗物有：灰陶片、鬲足和腹、条纹罐、斜方格纹、绳纹罐，觚及蚌、蛤蜊、锯痕的鹿角等，都具有小屯殷代遗物的作风。这一发现，是研究殷商文化延及淮北地区的重要资料。（《安徽地区四年来发现的考古材料》，《文物考古资料》，1954年第四期）

李德方、吴倩：“济”，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云“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的“济”。荥阳北邙一带的古济水今已湮灭或沦为今河水下游的一段水道。据郦道元《水经注》卷七《济水》所记，“济水出河东垣县东王屋山，为沇水”，东南流“注于河”，“与河合流，又东过成皋县北，又东过荥阳县北，又东至北砾溪南，东出过泽北”，“南泆为荥泽”，“又东过荥泽”，“东南流注于浦”。济水出河后“南泆”之荥泽，陈隆文博士《古荥泽考》一文认为，“荥泽位置应在今广武山以北，黄河北岸御坝、秦场、老田庵、大茶堡一线”至“黄河大堤之南区域”，“郦注中明确告诉我们，荥泽实际上构成了济水河道中一个段落”。陈文所言的古荥泽位置即在今广武山东、古荥镇以北的今黄河南堤一带，而济水出荥泽后约在黄河花园口一带，“东南流注于浦”。据此，古济水出黄河后大抵顺着广武山——黄河花园口一线东南流，此当为《汤诰》之“北为济”的济水。（《夏末商汤居亳与韦地同域说——议新郑望京楼二里头文化城址性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0期）

又：《汤诰》云禹与皋陶“西为河”，应泛指黄河在广武山外明显北折后向北流向今辉县一带的河水，唯此合于汤亳“西为河”的方位。（同上）

侯仰军：江，一般人认为即长江，其实不对。现在考古学已有铁证为据。古代所谓江并非长江之专称，如《韩诗外传》云：“江水沛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于亳，亳亦大兮。”其“江”与长江毫不相干。有学者认为，“东为江”，乃指古沂水。杜金鹏先生说：“若云系指古泗水，也许更妥切些。”北为济，古济水自荥阳北东流，在定陶西南折而东北流，贯穿巨野泽入于海。“西为河”，古黄河由荥阳北折向东北方流入海，白马、濮阳均在河东。“南为淮”，中原文化推进到淮河沿岸，是在商代中期以后的事情，此“淮”不是今淮河故渎。据载，今豫东地区古时亦有淮水。《春秋经》僖公十六年云：“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同年《左传》则云：“会于淮，谋鄫且东略也。城鄫。”杜预曰：“鄫，郑地，在陈留襄邑县东南。”……尽管人们对先商文化的考古学界定有争议，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古“四渎”之内是先商版图最重要的一部分。（《商族起源考》，《殷都学刊》，2006年第1期）

⑦ 【汇注】

王　恢：四渎：《史》称“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后人以四渎独流达海。独流入海，岂止江河淮济）“江”盖“泗”之讹。商汤领域，于此可见其概，亦足为汤都亳（薄）之佳证。又谓“后稷降播，农殖百谷”，更为始有农业之资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汤征诸侯与伐夏》）

韩　鹏：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江、河、淮、济“四渎”之说。它们是四条独自流入大海的河流。一般人认为，“四渎”中的“江”，是指长江；“河”，是指黄河；“淮”，是指淮河；“济”，是指济水。但是，据有关资料记载，最早的“四渎”出自中原，而“江”又是“四渎”之中最早的水系。就是说，在“长江”的名称出现之前，江、河、淮、济“四渎”就已经在中原出现了。……关于商汤的“薄（亳）”地，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在山东曹县南部的“北薄（亳）”；而夏王桀的王都斟寻，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在河南封丘“鸣条之野”（一说“鸣条”在山西东南部）西部的开封“九层台”瑶台倾宫，或河南偃师一带。因此，夏桀群臣“相持而歌”的“江水”，只可能在此范围以内，不可能在千里之外的南方之地，自然也不可能是指现在的“长江”。可见，夏、商时期存在的“四渎”之一的“江”，是指帝王天国之内的一条大河，而不是指远在中原“淮河”之南的“长江”。（《汴河——华夏历史上最早的“江”水》，《开封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侯仰军：上江、济、河、淮四渎之内，属《禹贡》兖州之地，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泰山以西，濮阳以东、聊城以南、商丘以北，即豫东、鲁西南地区。契帮助大禹治水的地方，就在今天的豫东、鲁西南地区。（《商族起源考》，《殷都学刊》，2006年第1期）

⑧ 【汇注】

傅元恺：农：努力，勉力。（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汇评】

曹书杰：“后稷”是一定历史阶段涌现出来的最伟大的先进农耕者的代表，是从事农业生产者的象征。（《后稷传说与稷祀文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5月）

⑨ 【汇注】

刘　向：汤问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对曰：“三公者，知通于大道，应变而不穷，辩于万物之情，通于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风雨，如是者举以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也。”（《说苑》卷二《臣术》）

虞万里：诰文明言古禹、皋陶、后稷三公有功于民，故上天立之，此以三公自况，谓能得天相。（《由清华简〈尹诰〉论〈古文尚书·咸有一德〉之性质》，《史林》，2012年2期）

⑩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一作‘土’”。（《史记集解》）

【汇注】

司马贞：谓禹、皋陶有功于人，建立其后，故云有立。（《史记索隐》）

【汇评】

刘　向：汤问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对曰：“昔者尧见人而知，舜任人然后知，禹以成功举之。夫三君之举贤，皆异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无法度而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贡其能，则万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选贤？夫王者得贤材以自辅，然后治也。虽有尧舜之明，而股肱不备，则主恩不流，化泽不行，故明君在上，慎于择士，务于求贤，设四佐以自辅，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禄，贤者进以显荣，罢者退而劳力，是以主无遗忧，下无邪慝，百官能治，臣下乐职，恩流群生，润泽草本。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说苑》卷一）

⑪ 【汇注】

裴　骃：音与。（《史记集解》）

傅元恺：予：通“与”，赞助。（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⑫ 【汇注】

司马贞：帝，天也。谓蚩尤作乱，上天乃不佑之，是为弗与。有状，言其罪大而有形状，故黄帝灭之。（《史记索隐》）

⑬ 【汇注】

司马贞：先王指黄帝、帝尧、帝舜等言。禹、咎繇以久劳于外，故后有立。及蚩尤作乱，天不佑之，乃致黄帝灭之。皆是先王赏有功，诛有罪，言今汝不可不勉。此汤诫其臣。（《史记索隐》）

⑭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之，一作‘政’。”（《史记集解》）

王叔岷：案：政借为征，征与之意近。《尔雅·释言》：“征，行也。”又案：徐注云云，古写本（无“之”字）在“之”字下。（《史记斠证·殷本纪第三》）

【汇注】

司马贞：不道犹无道也。又诫诸侯云，汝为无道，我则无令汝之在国。（《史记索隐》）

葛志毅：“不道，毋之在国”，是商汤对“诸侯群后”，申明自己对他们有决定其地位的予夺主宰权。（《分封制与原初政体》，《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9期）

⑮ 【汇评】

王若虚：《殷本纪》云汤“还亳，作《汤诰》……以令诸侯”，予谓此皆不成文理。今《汤诰》之书具在，曷尝有此？迁何所据而载之也？（《滹南遗老集》卷九《史记辨惑》）

⑯ 【汇注】

裴　骃：王肃曰：“言君臣皆有一德。”（《史记集解》）

司马贞：按：《尚书》伊尹作《咸有一德》在太甲时，太史公记之于斯，谓成汤之日，其言又失次序。（《史记索隐》）

江　灏：伊尹把太甲从桐宫迎回亳以后，交还了权力，想回到自己的封地去，退隐终老，又担心太甲德不纯一，就作《咸有一德》，训诫太甲。……本篇是伊尹训太甲，文中有“今嗣王新服厥命”可证。《史记·殷本纪》认为作于成汤还亳的时候，则与经文相背，无怪乎司马贞《史记索隐》说：“《尚书》伊尹作《咸有一德》在太甲时，太史公记之于斯，谓成汤之日，其言又失次序。”（《今古文尚书全译·咸有一德·题解》）

张大可：《咸有一德》：古文《尚书》篇名，是伊尹在太甲时所作，告诫太甲君臣应具纯一之德，非汤时所作，司马迁误置于此，或错简。（《史记全本新注》卷三《殷本纪第三》）

李学勤：《尹诰》为《尚书》中的一篇，或称《咸有一德》。据《书·尧典》孔颖达《正义》所述，西汉景帝末（或武帝时）曲阜孔壁发现的古文《尚书》即有此篇，称《咸有一德》。《史记·殷本纪》和今孔传本《尚书》及《尚书序》，也都称《咸有一德》。（《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

杜　勇：《尹诰》与《咸有一德》为同一篇文献，只是篇名有所不同罢了。《尹诰》又称《咸有一德》的文献依据亦来自《缁衣》郑注：“《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然考《书序》，仅言“伊尹作《咸有一德》”，并未说《咸有一德》或称《尹诰》。加之《咸有一德》已亡，郑玄自不可见，他又何以得知《尹诰》与《咸有一德》必为一事呢？所以郑玄的说法是否可靠，就不免引起学者的怀疑。如清程廷祚说：“《缁衣》两引《尹诰》，此必古有其书而《序》阙焉。……篇名《尹诰》，何为又以《咸有一德》名篇，此亦《序》之误也。”康有为说：“所引虽有‘咸有一德’之言，而明曰《尹吉》，篇名显异。即以吉为告，亦不能以辞句偶同即断为《咸有一德》。郑注不足据。”看来，这个问题尚须进一步研究，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清华简〈尹诰〉与晚书〈咸有一德〉辨伪》，《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汇评】

范　浚：伊尹既复政太甲，将告归，陈戒于德，而终篇以一为言，所以启迪其君者，可谓要矣。所以望于其君者，可谓重矣。……今伊尹所以告诫其君，恳恳以一为言，是以治天下之本启迪之也，岂不要哉！是以圣人之事望之也，岂不重哉！（《香溪集》卷十《咸有一德论》）

时　澜：太甲悔过既力，入道既深，故伊尹于此篇讲究实理。以入道之至极者告之。前圣后圣，入道各有自得之地，在尧舜禹，谓之执中，在伊尹，谓之一德，在孔子，谓之忠恕；在子思，谓之中庸；在孟子，谓之仁义；皆所以发明不传之蕴，此篇终始言一德，“一德”之名，立于伊尹。盖明百圣之所未明，大抵圣人之于道，各有所受用，因其所受用而名其道，以诏天下后世。（《增修东莱书说》卷十《咸有一德·注》）

邵泰衢：《书·咸有一德》云“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是复政于太甲而作也。今于克夏作《汤诰》之后，其然乎？（《史记疑问》卷上《殷纪》）

梁玉绳：附案：康成序《书》以《咸有一德》篇在《汤诰》后，咎单作《明居》前，与《本纪》同，史公亲受壁中古文者，则其系此篇于《成汤纪》内，必古《书》次序如是，本于太甲无涉也。自伪《书》以伊尹归政所陈，辄移于《太甲》三篇之下，《索隐》不察，反援变易之本，咎史公序《书》失次，岂不悖哉。（《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张碧波：《咸有一德》是又一篇君主文化论。这篇训辞集中阐发了上天——德——人的关系：“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伊尹认为上天保佑有德的人。“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经常修德，才可保住权力；不修德，国家就灭亡。在这里，伊尹把君王的修德、国家的安定与上天（帝）的意志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互动关系。君王的权力“得到了宗教意义上的证明”，上帝与君王紧密结合，君王的行为就是上帝的意志，“给予佑助者便由上帝而变为祖先”。“因此，殷商的神，不仅是自然暴力和社会暴力的化身，而且被当作了殷商的祖先（即所谓先公先王）”。正基于此，伊尹认为君王修德才会“克馁先王之禄，永底承民之生”，他的最后结论是“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从历代祖先的宗庙上，可以看到（历代）君王的功德史；从万民之长的君王身上，可以看到（历代）君王的政绩史。

伊尹所坚持的“德政”是殷商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变革。韩非所谓：“伊尹毋变殷，太公毋变周，则汤、武不王矣。”（《韩非子·南面》）在充满神学与暴力的奴隶制的文化氛围中，打破绝对化的上帝与君主一体观念，强调修德用人，观德观政，强调人间秩序的安排。这些新的文化因素虽然还不能改变殷商奴隶制的实质，但这是一种变革思潮，它必将对殷商社会有所推动。伊尹继承并发展了尧舜以来的“德”观念与“道”观念，德是君主文化论的最高准则；道是君主文化论的最高境界。以德为美，以道为美，德道交融、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民族最具特点的人生价值观念与宇宙观念的基本内涵。（《伊尹论——兼论中国古代第一代文化人诸问题》，《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2期）

⑰ 【汇校】

王若虚：《尚书·汤诰》篇末云：“咎单作《明居》”，而《咸有一德》乃伊挚复政将归时所陈，在《太甲》三篇之下，次第明甚，不可乱也。《史记》乃谓《咸有一德》作于汤时，而列之《汤诰》之后，《明居》之前，岂非误欤？（《滹南遗老集》卷九《史记辨惑》）

【汇注】

裴　骃：马融曰：“咎单，汤司空也。明居民之法也。”（《史记集解》）

钱　时：先儒谓咎单为汤司空，作《明居》一篇。《明居》，民之法也。不知何所据。《书》自明白，无可叙者。故直书曰咎单作《明居》，与伊尹作《咸有一德》之类同。（《融堂书解》卷五《汤誓注》）

【汇评】

刘德杰：伊尹和咎单辅佐成汤建立了商朝政治制度，防范了夏朝残余势力的反扑，为巩固殷商政权奠定了根基。（《伊尹史迹考述》，《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汤乃改正朔①，易服色②，上白③，朝会以昼。

① 【汇注】

苏　辙：改正朔服色。以十二月为岁首，色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轮，牲用白牲，乐曰《大濩》。其后，大旱七年，汤剪发断爪，祷于桑林之社而雨，作《桑林之乐》。（《古史》卷四《殷本纪》）

郑　樵：汤为天子，反桀之事，逐其贤良，以宽治民。除其邪虐，徇民所欲，顺天革命，改正朔，以建丑为正月。或言汤作历，不以正月朔旦为节，更用十一月冬至为元首，至周从之，服色尚白，朝会以昼。社用柏，或云社用石，葬植松，牲用白，以白为徽号。朝燕服，哻冠而缟衣。十二寸为尺。（《通志》卷三《商》）

来新夏、王连升：正：正月。朔：初一，相传古代新朝代建立，往往要改变正朔，实行新历法，如夏正以建寅月（今阴历正月）为岁首，商代改为建丑之月（今阴历十二月）为岁首。（《史记选注》，第4页）

陈蒲清：改正朔：改变历法。正朔：新年的第一天（正，第一月；朔，第一日）。古代新王朝代替旧王朝后，便要改变岁首月份，以表示自己“应天承运”。夏历建寅（正月为寅月），殷历改建丑（正月为丑月），周历又改建子（正月为子月），秦历则改建亥（正月为亥月），相继提早了一个月。汉武帝以后又采用夏历。（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三《殷本纪》）

② 【汇校】

施之勉：按：景祐本无“易”。《金楼子》与《玉篇》，亦无“易”字，又无“上白”二字。（《史记会注考证订补·殷本纪第三》）

【汇注】

陈蒲清：易服色：改变器物（包括车马、祭祀用的牲畜、官员服饰等）所崇尚的颜色。每个新王朝都崇尚不同颜色，以表示制胜旧王朝。（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三《殷本纪》）

③ 【汇注】

吕不韦：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吕氏春秋·应同》）

戴　圣：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牲用骍。（《礼记·檀弓上》）

又：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绥，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夏后氏骆马黑鬣，殷人白马黑首，周人黄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骍刚。（《礼记·明堂位》）

刘　安：殷人之礼，社用石，祀门，葬松树，其乐《大护》，其服尚白。（《淮南子·齐俗训》）

班　固：十二月之时，万物始牙而白。白者，阴气，故殷为地正，色尚白也。（《白虎通·三正》）

【汇评】

朱　桢：“殷人尚白之说”在《三礼》、谶纬之书中被吹得玄乎其玄，但见于多书从不同的方面记载，决不是没有根据的，也不会是偶然的。综观古代文献记载、甲骨卜辞以及考古学资料，我们认为“殷人尚白”的观念在商代的确存在。本文也想从甲骨卜辞入手，结合考古材料，从文献中所记“殷人尚白”表现在马、车、旗、牲、服等几个方面爬梳整理，综合分析，以企为“殷人尚白”找到一定证据。……综上所述，通过对文献记载的“殷人尚白”所表现的车、马、旗、牲、服等方面进行的考察，以及对龟甲、祭器、白陶、田猎、种族等方面的辅助性论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殷人尚白”不是一句空泛虚语，而是在商代确实是存在的一种奴隶主贵族们的时尚和观念，反映在“国之大事”的战争与祭祀中，反映商人事事时时都离不开的占卜文化中，也反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反映在婚嫁喜庆中。尽管这其中有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众多文献典籍从不同角度记载，甲骨材料的力证，考古材料的佐证，都在强有力地证明着这一观念的实际存在。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后世方士们利用了这一古人观念以宣传他们的学说而完全抹杀此原始思想的存在。我们也不能因为甲骨卜辞中用牲毛色除白色外偶尔也用其他毛色牺牲，就否定文献对殷人尚白的记载。

其实，多种色彩的存在与“尚白”并不矛盾，“尚白”并不排斥商代有其他颜色的存在，在众多颜色中，商代人喜欢、尊崇白色，是很可能、很自然的事。因为与周人相比，“周人尚文”，“殷人尚质”。“质”为朴质，指事物的质地、本来面目。白色是众多色彩之中的底色、原色，从崇尚朴质之一观念出发，商代人自然喜欢无彩的原色，进一步形成观念，崇尚众多色彩中的白色。

当然，“殷人尚白”的观念形成很可能还有其强烈的宗教意识方面的因素，如殷人多祭，祭祀祖先、神灵时，心怀敬畏，祭祀祭品以洁白干净为上，祭器是洁白干净的为宜，故白色的祭牲，白色的祭器，祭者穿着白色的服装，便被认为是祭祀祖先最圣洁合宜的东西。但追溯这一观念产生的渊源，也似与殷商民族曾是

一个游牧民族有一定关系。古代游牧民族以牧羊为业，从对羊的肤色的熟悉而喜尚白色或淡色东西，因而都有尚白的共同习俗，如羌族崇敬白石、匈奴族刑白马为盟、契丹族以白马祭天、满族献二白马于神、拓跋族祭用白羊等等，可能都属于这一类。（《“殷人尚白”问题试证》，《殷都学刊》1995年第3期）

汤崩①，太子太丁未立而卒②，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③，是为帝外丙④。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⑤，是为帝中壬⑥。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⑦。太甲，成汤適长孙也，是为帝太甲⑧。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⑨，作《肆命》，作《徂后》⑩。

① 【汇注】

裴　骃：《皇览》曰：“汤冢在济阴亳县北东郭，去县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处平地。汉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长卿，案行水灾，因行汤冢。刘向曰：‘殷汤无葬处。’”皇甫谧曰：“即位十七年而践天子位，为天子十三年，年百岁而崩。”（《史记集解》）

司马贞：长卿，诸本多作劫姓。按：《风俗通》有御氏，为汉司空御史，其名长卿，明劫非也。亦有劫弥，不得为御史。（《史记索隐》）

张守节：《括地志》云：“薄城北郭东三里平地有汤冢。”按：在蒙，即北薄也。又云：“洛州偃师县东六里有汤冢，近桐宫。”盖此是也。（《史记正义》）

李　昉：《韩诗内传》曰：汤为天子十三年，年百岁而崩，葬于征，今扶风征陌是也。（《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郑　樵：汤二十七征而天下服，在位十三年（原注：元年庚戌），年百岁，葬济阴。（《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殷汤，契之十四世孙，姓子氏，名履。以夏桀之三十五年丁丑即诸侯位，自商邱徙都亳，以乙未代桀，灭夏，即天子位，十三年丁未崩，寿百岁。（《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号历年》）

朱孔阳：《商书》“营于桐宫”。桐，成汤墓寝之地。《地理今释》案桐宫，汤墓所在，《元和志》云，殷汤陵在河中府宝鼎县北四十三里，即今山西平阳府荣河县也。《荣河县志》云：殷汤陵在百祥村西，元时沦入汾河。以石柩迁葬。明洪武初，建寝于其东。而江南凤翔府亳州北相传有汤陵，陵东有桐宫，当属附会。（《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王国维：《御览》八十三引《韩诗内传》：“汤为天子十三年，百岁而崩。”《汉书·律历志》：“成汤方即世崩没之时，为天子用事十三年矣。”商十二月乙丑朔冬至，故《书序》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训》。”《伊训》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据此，则自汤元年至太甲元年为十三年，汤在天子位凡十二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殷商成汤”条）

又：卜辞又屡见唐字，亦人名，其一条有唐、大丁、大甲三人相连，而下文不具。……据此则唐与大丁、大甲连文，而又居其首，疑即汤也。《说文》口部，，古文唐，从口易，与汤字形相近。《博古图》所载齐侯镈钟铭曰：“虩虩成唐，有严在帝所，尃受天命。”又曰：“奄有九州，处禹之都。”夫受天命，有九州，非成汤其孰能当之？《太平御览》八十二及九百一十二引《归藏》曰：“昔者桀筮伐唐，而枚占荧惑曰‘不吉’。”《博物志》六亦云，案唐亦即汤也。卜辞之唐，必汤之本字。后转作，遂通作汤。然卜辞于汤之专祭必曰“王宾大乙”，惟告祭等乃称唐，未知其故。（《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唐》）

【汇评】

朱孔阳：崔骃、薛瓒俱云济阴亳县今有汤冢。《皇览》曰：在亳城北郭东三里，高七尺。韩婴所谓帝乙墓者，何谓无耶？按伏韬《北征记》博望城内有汤伊尹及箕子冢，今悉成邱，而杜征南亦云梁国蒙县北薄伐城中有汤冢，其西有伊尹箕子冢，今城内有古冢、方城，宜其为是，而记乃称王子乔墓，亳之汤冢，已氏之伊尹冢，颜籀固已疑之。爰求征地，则又别有汤冢。汉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长卿按录水灾，行汤冢者，于汉来扶风地、有汤池、征陌，何谓无耶？然汤之都亳与葛比邻，似亦不在兹土，及考《秦宁公本纪》，二年伐汤，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汤（按汤，《史记》作“荡”）。则知周穆桓之时，别自有汤，亦号亳王，为秦所灭乃西戎之君，葬于征者，而非成汤之墓。继观《圣贤成冢记》，则汤之冢，后魏天赐中已圮矣。是知成汤之窆，久已沦没，至是已不复存。子政之言为不苟矣，一于戏！太古尊庐、祝融、阴康、华胥之陵尚犹历历，可知如此，而成汤之藏不寿，独何与？良可叹也！（《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② 【汇注】

梁玉绳：太丁始见《孟子》《史·殷纪》，汤太子，未立而卒。案：太丁当与外丙、仲壬居第四，不当与殷三宗并列二等。（《汉书人表考》卷二《大丁》）

郭嵩焘：子帝太丁立，《札记》云：“《纪年》作‘文丁’。”（《史记札记·殷本纪》）

【汇评】

郑慧生：“太子”一说是不确的。商制以兄终弟及践帝祚，当无“太子”名号。未立而卒而又列入祀谱及《本纪》世系内，可能因其为直系血亲之故。不管如何，他是被列入商王数内的，这倒是事实。（《从商代的先公和帝王世系说到他的传位制度》，《史学月刊》，1985年第6期）

又：太丁，《殷本纪》说他“未立而卒”，但仍然把他计入王位，故其所载共三十一王。（同上）

③ 【汇校】

陈　直：直按：《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竹书纪年》，作外丙名胜，沃丁名绚，小庚名辨，小甲名高，雍己名仲，河亶甲名整，祖己名滕，小辛名颂，小乙名敛，祖庚名曜，祖甲名载，商代帝王之名，多不见于其他文献，当有所本。至于甲骨文与《史记·殷本纪》，名称不同者，亦综述如下：上甲微甲骨文只简称上甲，报乙作匚乙，报丙作匚丙，报丁作匚丁，主壬作示壬，主癸作示癸，天乙作大乙，外丙作卜丙，南壬作中壬，沃丁作羌（？）丁，外壬作卜壬，河亶甲作戔甲，沃甲作羌（？）甲，阳甲作甲，廪辛作且辛，庚丁作康且丁，武乙作武且乙，太丁作文武丁，应当以甲骨文为正（甲骨文祖甲作且甲，盘庚作般庚，为古今字，非商代帝王之异名，故不具引）。（《史记新证》）

【汇注】

郑　樵：有莘氏生太丁、外丙、仲壬。太丁为太子，早卒，而立其弟外丙。（《通志》卷三《商》）

方诗铭：（外丙），甲骨文作“卜丙”，郭沫若同志云：“罗振玉云：‘卜丙，《孟子》及《史记》均作外丙。《尚书序》云：成汤既没，大甲元年。不言有外丙、仲壬，太史公采《世本》有之。今卜丙之名屡见于卜辞，则孟子与史公为得实矣。’按此片以卜丙、大甲、大庚、大戊为次，卜丙之为外丙无疑。”《广弘明集》卷一一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伊尹立汤子胜”，胜即外丙，似亦据《纪年》。（《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殷纪》）

【汇评】

郑宏卫：商代社会的政治结构与夏朝一样，是由众多方国结成的联盟。在方国联盟中，普通成员国与领袖国之间的关系，“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因此，殷人取代夏后氏后，商王仅为“诸侯之长”，未成“诸侯之君”。当时，不但王权微弱，而且“国之不服者五十三”，势力较为强大的方国企图争夺联盟最高权力的斗争随时随刻威胁着他们。为了保持商族在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势必要求殷王既能上马征战，又能下马理政，具备运筹帷幄、统驭八方、经略天下的能力和才干。这种能力和才干，一般来说只有成年人才有可能具备。殷王能力的大小和才干的有无关系到商王朝的盛衰和安危。因此，殷王死后，子壮才传子，子幼则不得不立弟或传兄之子。汤死后，由于太丁早卒，太甲未成年，殷人便扶立外丙、中壬两兄弟先后为王。中壬死后，殷人又不立外丙或中壬之子为君，而由太丁之子太甲继统。这说明外丙、中壬、太甲三王的相继即位，无疑都出于年龄长幼方面的考虑。于是，政权未稳之时和王权微弱之际须立长君，便成为有商一代巩固政权、加强王权的一项有力措施。这可以从殷王在位年限和王位继承者的身份两方面加以综合考察。（《商代王位继承之实质——立壮》，《殷都学刊》，1991年第4期）

④ 【汇校】

涂白奎：周祭卜辞的祭序与商代各王即位的世序是严密相合的。外丙既是太甲的叔父，如果他继位确在太甲之前，那么在周祭卜辞所反映的祭序中，他绝不应该排在太甲之后。太甲之祭既在外丙前，则其即位就一定在外丙前。（《从卜辞看商王朝的继统制度》，《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汇注】

郑　樵：帝外丙（原注：元年，癸亥）：外丙在位二年，崩。立其弟仲壬。（《通志》卷三《商》）

王国维：外丙名胜（《御览》八十三引《纪年》：“外丙胜居亳”）。元年乙亥，王即位，居亳。二年，陟。（《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⑤ 【汇校】

瞿方梅：方梅案，《孟子》云：“外丙三年。”《纪年》亦云：“二年陟。”与《孟子》合。此云三年，误也。（《史记三家注补正·殷本纪第三》）

涂白奎：太丁之弟只有卜丙（即《殷本纪》之外丙），而无中壬，且卜丙即位在太丁之子太甲之后。（《从卜辞看商王朝的继统制度》，《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汇注】

张守节：仲任二音。（《史记正义》）

雷学淇：《史记·本纪》《汉书·人表》《殷历》《竹书纪年》《帝王世纪》皆有外丙、仲壬，谓汤崩之后，相继而立，证以《孟子》之言，固可深信而无疑矣。惟刘歆《三统历》，有太子外丙而无仲壬，又谓太子、外丙皆未得立，汤崩之后，即太甲践位。《尚书伪传》《皇极经世》等书从之。孔颖达附会《伪传》，而反以《史记》为妄，班固为谬，皇甫谧为疏。宋之程子，亦有古人谓岁为年之说，谓汤崩之时，外丙二岁，仲壬四岁，惟太甲差长，故伊尹立之。此殊非是。考汤崩之时，年已百岁（原注：见《世纪》及《韩诗内传》，韩昌黎《谏迎佛骨表》），岂汤以九十七岁生仲壬，九十九岁生外丙乎？果尔，则仲壬乃外丙之兄，何《孟子》反序于后。（《介庵经说》卷九《孟子·外丙仲壬》）

方诗铭：甲骨文无仲壬，董作宾云：“卜辞中不见中壬，疑南壬即是中壬。卜辞中帝王名称，日干上一字，多与后世所传者异，如示之与主，虎之与沃，羌之与阳，康之与庚，皆是，而其他先祖皆有祭，中壬不能独无。《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引《纪年》‘仲壬即位，居亳’，亳在殷南，称曰南壬，或即以此。”（《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殷纪》）

来新夏、王连升：中壬：又作“仲壬”。或说甲骨文中的“南壬”就是中壬。（《史记选注》，第6页）。

【汇评】

吴浩坤：商代处于方国林立的时期，频繁的战争和武装冲突所构成的外部压力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王朝的生存，而其时商王兄弟相及位的次数是那样众多，倘若全是争位的结果，势必引起内部的极大混乱、空虚、乃至国力衰竭而导致灭亡。可是商王朝的统治能继续维持下去并得到发展的事实就是一个有力的否定。恰恰相反，商朝王位继承中尽管以子继为主为常，而每当前王“无子或子幼及不肖”的时候，即采取“兄终弟及”的补充形式以健全领导机构，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传统的力量和政治手段来主观调整国家最高统治者的人选，使在位者始终保持强有力的政治、军事地位，这或许正是商朝国祚能长达五六百年和政治、经济、文化得到高度发展的奥秘所在。张秉权先生曾撰文认为，殷商的巩固发展，与其中央朝政稳定有莫大关系。王位的继承，兄终弟及与父子相继并行，故殷商虽时有兴衰，但数百年间，王室政权，维持不替。其统治机构，在制度上、方法上，都有其独到的长处。张氏认为殷商王位继承是兄终弟及与父子相继并行，其间没有主辅之分，这与我们的意见略有差别，但他认为殷商政权数百年维持不替，关键在于其“统治机构，在制度上、方法上都有其独到的长处”，则和我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汉代的司马迁，有鉴于商王继承制中出现众多兄弟相继的事实，但又不了解所以出现兄弟继位的真正原因，因而与后世的情况相类比，得出所谓“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的结论，不过是一种揣测之辞。（《商朝王位继承制度论略》，《学术月刊》，1989年12期）

江林昌：在氏族社会，部落酋长仅与同部族成员共同劳动生产，而且必须是最优秀最勇猛者。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全体部族成员的拥护爱戴。年幼体弱者，自然不能当酋长。这种部落酋长的选举法，到了氏族社会晚期父系制时代，往往表现为同辈兄弟共同生产，共同战斗，团结成一个有力量的队伍，部落的财产也是兄弟相传。这就是兄终弟及制产生的社会基础。当最后一位弟弟去世的时候，长兄的长子往往已长大成人，有能力担当部族的重任。因此，兄终弟及制的下一轮往往是回传给长兄之子。商代前期的族位继承制正是如此。如成汤死后，族位本应传给长子太丁，但是由于“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当外丙死后，又“立外丙之弟中壬”。当中壬死后，已没有弟弟可传，于是“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这种兄终弟及制的存在，说明商代前期正处于由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在氏族社会，全体同辈氏族成员都有权力被推举为酋长。而商代前期的王位选举只局限于贵族阶层，是氏族贵族选举制。被选举者由广大氏族成员缩小到氏族贵族，表明社会权力的集中化，是其文明进步的表现；但王位毕竟还是选举产生，仍保留着氏族社会的传统。徐中舒先生对此有很精辟的分析：“商代的兄终弟及制，应该说不仅是帝位的递传，而实质上是财产继承的制度。财产传给兄弟，虽然已经不是母系而是父系的现象，但是，终究和嫡长子继承制有着迥然的区别，所以，他们那时可能还是贵族选举制。”商代前期这种“兄终弟及”继统法，大概是从祖甲的时候开始改制为“父死子继”制的。（《商代前期：部落联盟共主向方国联盟共主的过渡》，《殷都学刊》，2006年第2期）

⑥ 【汇校】

王骏观撰、王骏图续：《正义》：《尚书》孔氏序云：“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不言有外丙仲壬。而太史公采《世本》有外丙仲壬，二书不同。图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史公言与孟子合，自可信也。梁氏玉绳亦谓此事当以《孟子》《史记》为定。注家误认之耳，可证其失。（《史记旧注评议》）

【汇注】

郑　樵：帝仲壬（原注：仲，一作中。元年，乙丑）：仲壬在位四年崩，伊尹立太丁之子太甲，实成汤之嫡长孙也。（《通志》卷三《商》）

王国维：仲壬，名庸。元年丁丑，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引《纪年》：“仲壬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书·咸有一德》疏，《通鉴外纪》引“命”作“其”），四年，陟（《孟子·万章上》：“仲壬四年。”《史记》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汇评】

吴浩坤：王国维先生在甲骨学商代史的研究方面曾经作出过重要贡献。他在1917年探讨殷周制度时指出：与周代立子立嫡之制大异的是“商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其以子继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为弟之子。”又说：“故商人入祀其先王，兄弟同礼，即先王兄弟之未立者，其礼亦同，是未尝有嫡庶之别也。”正因为王氏是很有声望的学者，所以他的意见能为不少人接受。

四十年代初期，胡厚宣先生撰写《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等文，阐明“殷代制度大体与周代相近，周代制度乃自殷代而来”，较早地起来订正王氏《殷周制度论》之缺失。胡先生的看法是：殷人实行一夫一妻制，但帝王地位特殊，为生子有后广嗣重祖，故常多妻，“因妻子既多，乃有传子之制，由是而渐有嫡庶之分，渐生宗法之制。试观殷代后期，自小乙迄帝辛，九代之中，七代传子，是已非兄终弟及之制矣”。

范文澜先生通过对商王世系的分析，认为夏帝和商先公都是父子相继（兄弟相继是例外），商汤子大丁早死，孙大甲年幼，大丁弟外丙、中壬相继立，创继统法的变例。范老的结论是：“商朝继统法是以长子继为主，以弟继为辅。”

陈梦家先生据《殷本纪》和卜辞世系，对王氏的论述提出四点修正意见：1. 子继与弟及是并用的，并无主辅之分；2. 传兄之子与传弟之子是并用的，并无主辅之分；3. 兄弟同体而有长幼之别，兄弟及位以长幼为序；4. 虽无嫡庶之分而凡子及王位者其父得为直系。李学勤先生根据文献和卜辞有太子、小王等记载，肯定当时有了立储制度，否定王氏“弟及为主”和陈氏“弟及子继并用”之说，而提出“子继为常，弟及为变”的观点。近年来，赵锡元、裘锡圭、杨升南等学者相继著文，也都指出商代王位继承制度的实质是父子继承制，且有嫡庶之分和宗法之制。（《商朝王位继承制度论略》，《学术月刊》，1989年第12期）

⑦ 【汇注】

张守节：《尚书·孔子序》云：“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不言有外丙、仲壬，而太史公采《世本》，有外丙、仲壬，二书不同，当是信则传信，疑则传疑。（《史记正义》）

袁　黄：太甲，汤之嫡孙太丁之子。孟子曰：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伊川曰：太丁死，外丙方一岁，仲壬方四岁，故太甲立。（见《纲鉴合编》卷一《商纪·太甲》）

梁玉绳：太甲始见《商书》及《君奭》，太丁子，始见《书·伊训》疏引《世本》《史·殷纪》《世表》，汤適长孙也。名至，在位十二年，称太宗，葬济南历城山上。按：《书·无逸》祖甲即帝甲。《史记》《竹书》可据。马、郑诸儒皆从之，而传疏《御览》八十三引《世纪》《外纪》《通志》等书，并仍王肃之误，以为太甲。非也。《蔡传》辨之极为明确，王光禄鸣盛作《尚书后案》，亦申论之。（《汉书人表考》卷二《太甲》）

朱孔阳：《大纪》曰：成汤娶有莘氏，生子太丁，蚤卒。太丁子曰太甲，为世嫡孙。以伊尹为太保。汤崩，伊尹奉太甲即位，葬成汤于亳北。……太宗太甲，汤嫡孙，太丁子也。在位三十有三祀，陵在今山东济南府城南。《舆图备考》：太甲旧都在邺城。（《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汇评】

张九成：呜呼！传子之弊乃至是哉？禹再传而得太康，以畋猎失邦；汤一传而得太甲，太甲以纵欲被放。使启与汤复举尧舜故事，择天下大圣贤而授之，安得有此危事哉！噫！太甲非伊尹，事其去矣。盖君天下自有君天下之姿，如太康太甲之姿，乃如世禄之家不肖之子耳，岂有君天下之器局乎！然传子之法既行，虽伊尹亦无如之何，特恃圣贤于其间造化之耳。伊尹知太甲姿质下中，非人君之质，然亦知其有善端可引，而纳之于善。故于即位之始，当祖宗群后百官前，以《伊训》一篇警动之，又有《肆命》之篇，又有《徂后》之篇，是皆开大其为善之路，而沮其为恶之机也。太甲善端浅薄，恶气闳大，不能自还，故于伊尹之言漠然不省。伊尹又陈先王求贤之说，以感发之；又陈越命自覆之言，以震动之。而太甲又不省。夫其所以不省者，恶气也。然而善端融融，非困于心，衡于虑不能作，非征于色、发于声不能喻。此所以伊尹放于桐宫，以造化之，使其屏远小人，以杀其恶；密迩先王，以大其善，悲辛感怆，恶念潜消。此所以克终允德，而卒为有商之贤君也。呜呼！伊尹其巧妙哉？其亦不幸矣哉？首相汤以放桀，终摄位而逐君，使其有一毫奸心，天下其肯帖首妥尾，以听其所欲为，而无异辞乎？古之人其过人远矣，此余所以三叹而不能自已矣。（《横浦集》卷七《太甲论上》）

又：此一篇载伊尹以太甲克终允德，以冕服奉之以归；又作书以庆太甲之改过；太甲又自陈往昔失路，而今日自新之意。伊尹又陈允德必有实效，如先王子惠困穷而民悦之，邻邦徯之。其所以望太甲者，无已。既又指允德之实在孝恭聪明，使上念祖宗，下见臣民，所见远大，而不为一时快意之计所，听仁义而不听悖道害德之言，则允德协于下，而为明明之君矣，岂不休哉！呜呼！天下乐事，其复有过，人主改过，复归朝廷，百官群后皆退就诸臣之位，以听新政者乎。此余所以想见商家君臣有无穷之乐也。（《横浦集》卷七《太甲论中》）

又：呜呼！伊尹爱君之心岂有纪极哉！伊尹于《伊训》《肆命》《徂后》《太甲上》《太甲中》，其所以开导太甲亦至矣。今下篇方申诰以敬仁诚之说，其要欲太甲修德不已。而所以修德者，正在于用君子虔虔恳恳，如富家老翁以诏告其子孙者，丁宁再三，喋喋不已，其爱君之心，可谓极矣。且又使太甲修德，当有其惭，不可凌节躐等以自欺也。第听君子之苦言，而绝小人之美语，使深思力行，一到元良之地，则万国正矣。万国正可以已乎，学岂有止法哉？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岂在多谈哉？申公曰：“治道无多谈，顾力行如何尔。”故戒以辩言乱旧政。伊尹之心，期于太甲悔过修德法先王而已。使太甲元良而万国皆正，则伊尹之职办矣。成功不去，此贪位也。故又自誓，以罔以宠，利居成功，君臣两尽其道，则汤之天下国家其太平岂有纪极哉！伊尹拳拳之意，真可谓臣子之法。（《横浦集》卷七《太甲论下》）

胡　宏：太史公记汤崩，太丁早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继而崩。然伊尹立太甲，非其实也。何以知非其实？二帝官天下，定于与贤；三王家天下，定于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亲亲也。兄死弟及，不敬宗尊祖，本支乱而争夺起矣，岂亲亲之道也哉？且成汤、伊尹以元圣之德，戮力创王业，乃舍嫡孙而立诸子，乱伦坏制，大开争夺之端乎？故公仪仲子舍孙而立子，言偃问曰：“礼欤？”孔子曰：“否。立孙。”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为是，此以素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贤君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贤之君反是者也。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盘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岂有诸贤圣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诸中才之君反皆遵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阳甲之纪曰：自仲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诸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阳甲，立弟者九世，则知仲丁之名误也。沃丁既以废嫡立诸弟子，生乱为罪，则成汤未尝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汤首为乱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实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风通于小数，犹能逆知帝王世数多少，邵康节极数知来，非淳风比也，其作《皇极经世》书亦无外丙、仲壬名，此以历数知其非者，四也。经所传者，义也；史所载者，事也。事有可疑，则弃事而取义可也；义有可疑，则假事以诬义可也。若取事而忘义，则虽无经史可也。（《五峰集》卷四《皇王大纪论·史记谬妄》）

郑慧生：太甲，祀谱做大甲。《本纪》说：“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周原卜辞说：“贞，王其又（佑）大甲，周方白（伯）。”周人祭祀大甲，说明“诸侯咸归殷”是靠得住的。（《从商代的先公和帝王世系说到他的传位制度》，《史学月刊》，1985年第6期）

⑧ 【汇校】

涂白奎：太甲之即位是在外丙、中壬之后。可是据周祭卜辞所见王世，文献记载的世系和世次是有问题的。根据周祭祀谱，太丁弟只有外丙继承过王位，而更重要的是卜辞证明了太甲即位是在其叔父外丙（卜辞作卜丙）之前。请看《甲骨文合集》（下引简称《合集》）35406片：

甲戌翌上甲乙亥翌报乙丙子翌报丙丁丑翌报丁壬午翌示壬癸未翌示癸

［乙酉翌大乙］［丁亥］翌大丁甲午翌［大甲］［丙申翌卜丙］［庚子］翌大庚

这段卜辞所记为翌祭上甲至大庚十一世先王。这类祭祀的特点是每旬的十天以甲乙丙丁为顺序，又依各王即位的世次及他们的日干名为序，每日祭一位日干名与日序相合的先王，如“甲戌翌上甲、乙亥翌报乙”。后世的先王如与前世日干名重合则在其下一旬或间隔若干旬仍以日序与日干名相合之日致祭，如祭报乙、报丁在这一旬的乙亥、丁丑，则祭大乙、大丁即在次旬的乙酉日和丁亥日。如此可知“甲午翌”后缺文只能是“太甲”，而且它和“翌大庚”之间的缺文也只能是“丙申翌卜丙”，而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外丙之祭序在太甲之后、太庚之前，这还有另外的卜辞证明：

甲申卜贞：王宾大甲［肜］无［尤］

乙酉卜贞：王宾卜丙肜夕无尤　　　5合集635552

这是在同旬甲日祭大甲，第二天乙日祭卜丙，可知卜丙之祭确凿无疑是在大甲之后的。一般来说卜丙当于丙日受祭，但这是提前到前一天夜间的肜夕祭，所以与上述祭日之日序当与所祭先王日干名合的原则并无龃龉。（《从卜辞看商王朝的继统制度》，《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汇注】

李　昉：《璅语》曰：仲壬四年崩，伊尹放太甲。（《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朱　熹：赵氏曰：太丁，汤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谓岁为年，汤崩时，外丙方二岁，仲壬方四岁，惟太甲差长，故立之也。二说未知孰是。（《孟子集注》卷五《万章》）

蒋廷锡：按《通鉴前编》，太甲元祀，冬十有二月，伊尹祠告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百官总己以听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德，以训于王。王徂桐宫居忧。（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太宗太甲本纪》）

【汇评】

李龙海：“子继为常，弟及为变”。持此观点的学者能正确地认识到商代继承制度的一个方面。他们认为殷商时期的婚姻制度为一夫一妻制，从而并决定了在继承制度上当为父死子继。而对世系表上存在的“兄终弟及”现象，他们则提出此为“变例”。吴泽先生就说：“我疑当父王死时，王子年幼，不能担任军国重任，因此传弟。例如……大丁未立早死，子太甲年幼，接位弟外丙，外丙接位二年即死，再传弟中壬，两传后，太甲年长，中壬死，便传太甲。此后兄终弟及便成为一种王位继承制度而沿袭下去，达到十几次之多。”（《商代的继承制度》，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5月）

⑨ 【汇注】

班　固：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书序》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训》。《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言虽有成汤、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岁也。’”（《汉书·律历志》）

时　澜：伊尹当太甲在丧之始而作训，乘其初心之虚也。……伊尹奉嗣王祗见厥祖，正始之事，自古莫不以为重，舜受终于文祖，禹受命于神宗，况太甲中材，故伊尹尤以为谨。……伊尹逆知太甲资质未必可保，故于是时作书以戒之。（《增修东莱书说》卷八《伊训第四》）

【汇评】

范　浚：为人君者必鉴前古，然后可以知兴替，必法先王然后可以继统业。伊尹训太甲，称有夏先后禹、启、少康，德足以格天地，宁鬼神，微及于鸟兽鱼鳖，咸遂其生，逮桀弗率，天降祸灾，假手于汤，讨而伐之，是欲太甲鉴前古而知兴替之由也。（《香溪集》卷十《伊训论》）

⑩ 【汇注】

裴　骃：郑玄曰：“《肆命》者，陈政教所当为也。《徂后》者，言汤之法度也。”（《史记集解》）

郑　樵：太甲嗣位，伊尹为之作《伊训》《肆命》《徂后》，明言烈祖成汤之德，以训于王。（《通志》卷三《商》）

江　灏：太甲继承帝位以后，伊尹作《伊训》《肆命》和《徂后》，用汤的成德教导太甲。《肆命》《徂后》今已不传。在《伊训》中，伊尹要太甲汲取桀灭亡的教训，发扬汤的美德，“三风十愆”（原注：“三风”指巫凡、淫风、乱风。“十愆”指舞、歌、货、色、游、畋、侮、逆、远、比。愆，过错）是失位亡国的重要原因，邦君卿士，一开始就要注重自身的品德修养，要从谏如流，勿以善小而不为。伊尹的教导，虽然是对太甲而言，目的是为了维护殷商的统治，但客观上，对缓和各种矛盾，促使社会进步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今古文尚书全译·伊训》）

来新夏、王连升：《伊训》《肆命》《徂后》：均为《尚书》篇名，亡。（《史记选注》，第6页）

帝太甲既立三年①，不明②，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③。三年④，伊尹摄行政当国⑤，以朝诸侯。

① 【汇校】

施之勉：《考证》：梁玉绳曰：“立下‘三年’二字，疑衍。”按：《书序》：立下无“三年”二字。《孔丛子·执节篇》：“太甲在丧，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于是伊甲使之居桐。近汤之墓，处忧哀之地。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后反之。”《论衡·感应》篇：“伊尹相汤伐夏，为民兴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汤死，复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宫。摄政三年，乃退复位。”据“三年服竟”“摄政三年”“然后反之”，立下“三年”二字，误衍无疑。（《史记会注考证订补·殷本纪第三》）

【汇评】

梁玉绳：按：《书·咸有一德》疏曰“《殷本纪》太甲归亳之岁已为即位六年，与《经》相违，马迁之妄也”。《绎史》曰“太甲居桐即在元年，《史》‘三年’字误耳”。而阎氏《疏证》四力主六年之论，谓“太甲被放后三年始悔过，又三年惟伊尹训是听，援《孟子》述此事两用‘三年’字为据，以见古大臣格君非之难。《殷本纪》首‘三年’字指初即位后，不指被放之后，与《孟子》少异，要为六年之久复辟亲政，则与《孟子》无异。伪作古文者依傍《书·序》，遂将放桐之事撰于上篇，三年复归事撰于中篇，以合《书·序》，而不知不合《孟子》也”。孙侍御驳之曰：“伊尹放太甲必在即位之初，若迟至三年之久始放于桐，恐无此理。《史》‘太甲既立三年不明’，‘三年’二字误衍也。至《孟子》两‘三年’字，上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下云‘太甲于桐处仁迁义三年’，处仁迁义即放桐之时，并非前后六年。倘如阎氏说，则《史记》下云‘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又云‘帝太甲居桐宫三年’，将谓前后统计九年乎？”（《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② 【汇注】

江　灏：昏庸。（《今古文尚书全译·太甲上·注》）

【汇评】

时　澜：孔子序《书》，断以“不明”。原太甲之过也，盖欲纵之败度礼，皆昏蔽之病，咎在不明耳。况君道常明，不明则反为君之道，故孔子断以“不明”二字，指太甲之过，大抵为恶虽不止于一端，本原其有外于“不明”者乎？（《增修东莱书说》卷八《太甲上·注》）

③ 【汇校】

李德方：桐宫只能仅指偃师商城的宫城，考古发现的偃师商城宫城的年代、位置及文化内涵均与文献记载的桐宫相合，并且可直称其为汤宫，而桐宫亦有可能为汤宫的音转。正是基于以上理由，偃师商城的宫城应即桐宫。（《偃师商城之宫城即桐宫说》，《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

【汇注】

孟　子：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孟子·万章上》）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桐宫，盖殷之墓地。有离宫可居，在邺西南。（《帝王世纪辑存·殷商第三》）

裴　骃：孔安国曰：“汤葬地。”郑玄曰：“地名也，有王离宫焉。”（《史记集解》）

张守节：《晋太康地记》云：“尸乡南有亳阪，东有城，太甲所放处也。”按：尸乡在洛州偃师县西南五里也。（《史记正义》）

李　昉：《帝王世纪》曰：桐宫，盖殷之墓地。有离宫可居，在邺西南。杜预《春秋后序》曰：《纪年》称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司马光：王太甲既立，不明。欲败度，纵败礼，伊尹屡谏不听。恐王习不义，遂成性，欲困苦以革其心，乃放王于桐宫。（《稽古录》卷六《殷上》）

王　恢：桐宫：《郡国志》梁国虞县：“有桐地，有桐亭。”桐宫，郑玄云“王离宫也”，盖“密迩先王”，于迁义复归为顺。所谓放之者，退之思过而已，《孔疏》等之四凶，盖窃取《竹书》太甲杀伊尹之义耳。桐，《伪孔传》以为“汤葬地”，《集解》引《皇览》曰：“汤冢在济阴亳县北东郭，去县三里。”杜预亦云“蒙县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汤冢”。《御览》（八三）引《韩诗内传》曰：“汤葬于徵。今扶风徵陌是也。”《汳水注》引《皇览》、杜说以驳之，以为“《秦本纪》宁公二年伐汤（荡），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汤。然则周桓王自有亳王号汤，乃西戎之国，葬于徵者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伊尹与传说》）

方诗铭：《纪年》云：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尚书·咸有一德》正义）《御览》卷八三引《琐语》云：“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乃自立四年。”所引过简，但所反映之史事，与《纪年》同，可证战国时有此种传说存在。汤死后，其长子太丁已前卒，伊尹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死，继立其弟仲壬，政权皆为伊尹所控制。仲壬死，按商朝继承之制，应由太丁之子太甲即位。伊尹囚太甲篡立。伊尹统治七年，太甲从被囚之桐宫潜出，杀死伊尹，恢复王位。太甲不承认伊尹篡立七年，故其杀伊尹时称为“太甲七年”。（《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殷纪》）

朱孔阳：《日知录》：《太甲之书》曰：王徂桐宫居忧，此古人庐墓之始。（《历代陵寝备考》卷六《商》）

又：《广舆记》，山东曹州府曹县有汤陵，云即放太甲之处。（同上）

钱　穆：案《左哀》二十六年，宋北门曰桐门。因虞城南五里有桐邑，门以所向之邑命。《郡国志》：“虞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是也，太甲桐宫在此。（《史记地名考》上，第242页）

张大可：桐宫：离宫名，在汤墓附近，在今河南偃师县西南。伊尹放太甲于此，令其目睹先王有感而自省。（《史记全本新注》卷三《殷本纪第三》）

邹　衡：最近在河南省偃师县城关镇尸乡沟一带发现了一座商代早期都城遗址，即“偃师商城”，论者皆以为汤都西亳。我却不以为然，该遗址实为太甲所放处桐宫，乃早商时期商王之离宫所在。商朝初年，伊尹曾放太甲于亳都之外的桐或桐宫，见于《孟子·万章上》《孟子·尽心上》《古本竹书纪年》《书序》《史记·殷本纪》和《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杜预注等记载，其事可信无疑。惟于桐或桐宫之地望，自汉以来，注说各异，归纳起来，主要有五说：一为《帝王纪》邺西南说；二为《韩诗内传》扶风徵陌说；三为《元和志》宝鼎说和《隋图经》桐乡说；四为杜预、臣瓒、阎若璩等梁国亳城说，或梁国虞县空桐、桐、桐亭说以及凤阳亳州说；五为《晋太康地记》《括地志》和《史记正义》偃师说。此五说中，前四说历代学者多已证说其非，不可信据；笔者亦曾详加考辨，断定其多为汤冢误传所致。惟偃师一说，自清以来多数学者信而不疑；今偃师商城之发现，更可证实此说不可易移了。《史记·殷本纪·正义》汤崩条引《括地志》云：“洛州偃师县东六里有汤冢，近桐宫。”《史记·殷本纪·正义》桐宫条云：《晋太康地记》云：“尸乡南有亳坂，东有城，太甲所放处也。”按：尸乡在洛州偃师县西南五里也。以上唐人关于桐宫所在的两条记载，里数相近而方位不同。按《括地志》为初唐的疆域志，其时的偃师县或在今新砦村一带，故言县东。张守节乃开元时人，唐中期的偃师县曾迁至今老城镇，故云县西南。是二说所指当为一地。现在新发现的偃师商城恰在此方位内，且里数亦大体相符。因此，偃师商城当即亳坂东之城，即太甲所放处桐宫。（《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汇评】

孔　鲋：赵孝成王问曰：“昔伊尹为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顺答曰：“伊尹执人臣之节，而弼其君以礼，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为名，而先生称礼，何也？”子顺曰：“以礼括其君，使入于善也。”曰：“其说可得闻乎？”答曰：“其在《商书》，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旧行不义，习与性成，予不狎于不顺。’王姑即桐，迩干先王，其训罔以后人。迷王往，居忧，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丧，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于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汤之墓，处忧哀之地放之，不得知政。三年服竟，然后反之。即所以奉礼执节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义，强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见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闻也。”（《孔丛子》卷五《执节》）

苏　轼：夫太甲之废，天下未尝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为惊，以臣放君，天下不以为僭，即放而复立，太甲不以为专。何则？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视天下，眇然不足以动其心，而岂忍以废放其君求利也哉。（《苏东坡集·伊尹论》）

苏　轼：汤放桀，伊尹放太甲，古未有是，皆圣人不得已之变也。故汤以惭德受恶曰：“此我之所以甚病也。乱臣贼子庶乎其少衰矣。”汤不放桀，伊尹不放太甲，不独病一时而已，将使后世无道之君，谓天下无奈我何！此其病与口实之惭均耳。圣人以为宁惭己以救天下后世，故不得已而为之，以为不得已之变则可，以为道固当尔则可。使太甲不思庸，伊尹卒放之而更立主，则其惭有大于汤者矣。（《苏氏书传》卷七《商书·太甲上》）

梁玉绳：孔安国曰“汤葬地”。《疏证》谓：“《殷纪》注引康成曰‘桐地名，有王离宫焉’。初不指桐为汤葬地，魏、晋间孔《传》出，始有是说。此说果真，汉武帝时已知汤葬处矣，奈何博极群书如刘向，告成帝犹曰‘殷汤无葬处’乎？赵岐注桐为邑，亦不云葬地。《后汉书·郡国志》梁国有虞县、有薄县，虞则有空桐地、有桐亭，薄下注有汤冢（非成汤也，辨见《水经注》二十三卷，‘有汤冢’为刘昭补注引杜预说，非《郡国志》本注）。虽相去未远，判然各为一县所有，岂得指桐为汤陵墓地耶？缘孔《传》欲附会太甲居近先王，致生此说。后儒见有‘居忧’字，并谓桐宫乃谅阴三年之制，非关放废，显悖《孟子》，尤为怪矣。”阎氏之言甚核。至《路史·发挥》谓伊尹无废立事，宋孙奕《示儿编》复以“放”为“教”字之讹，谓《书·序》是“教诸桐”，皆妄欲回护伊尹，而反昧于事情也。（《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郭嵩焘：帝太甲即立……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案：史公此等句法，惟昌黎善效之。（《史记札记·殷本纪》）

涂白奎：他的失位，或确因暴虐为伊尹所放，而由外丙承王位；此外，也很可能因年幼羽翼不丰，而被外丙夺位。后以年长，又为太丁子，外丙既死，则不管他是否悔过自艾，伊尹也不能不复其位或不能阻挡其复位。或以“颠覆汤之典刑”，是指商代继统当为幼弟承位制，而太甲用非法手段夺取王位，因此伊尹就不得不起来维护汤法，把太甲放逐了。这似乎是先有“幼弟承位”的成见之后才可能有的曲说。因为这种“典刑”既不见于汤之前辈世系中有其端倪，又不见汤没后即有所实践，因此即便是外丙的继位果真在太甲之前，他也是子继父位，而与“兄终弟及”无干，更扯不上是什么幼弟承位。若太甲果真不具备继承王位的资格，即便能夺位于前，也不能再经伊尹之手复位于后。（《从卜辞看商王朝的继统制度》，《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王宇信：在灭夏以前，商部族奴隶制方国为了保护贵族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和特权，还产生了“汤法”。……这个“汤法”，当即商汤死后七年（太甲元年）伊尹所作《徂后》的内容。集解引郑玄说：“《徂后》者，言汤之法度也。”伊尹所整理的“汤之法度”，当亦是他在辅佐商汤多年的过程中，耳濡目染汤在创业阶段和成功时期的为政牧民准则加以规范和阐释而成。法律是强制性暴力，连已即位为帝的“嫡长孙”太甲都因“不遵汤法”而获如此下场，又遑论一般贵族与社会下层平民和广大奴隶了。（《谈上甲至汤灭夏前商族早期国家的形成》，《殷都学刊》，2007年第1期）

徐喜辰：在甲骨卜辞中，伊尹既能祈雨、祈禾，又能宁风、禘祀，与当时的自然诸祇和高祖神等相同，可知其身份地位，绝不低下……卜辞中的伊尹非但不是先秦时代所传的农夫或奴隶，而是位身近先公的重臣，他与成汤的关系亦颇复杂，当非后世传言的君臣上下之单纯。（《论伊尹的出身及其在汤伐桀中的作用》，《人文杂志》，1990年第3期）

④ 【汇注】

李　昉：《尚书》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原注：念帝道也）。（《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⑤ 【汇注】

王　肃：子张问曰：“《书》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诸？”孔子曰：“胡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则世子委政于冢宰三年。成汤既没，太甲听于伊尹。武王既丧，成王听于周公，其义一也。”（《孔子家语》卷九《正论解第三十八》）

【汇评】

陈　栎：伊尹耕于莘野，使人以币聘之，使三返乃至。伊尹以为，桀，君也；汤，臣也，舍君助臣，不可也。去亳适夏，既而知桀终不可辅，复归汤，与谋伐桀焉。汤以尧舜禹以揖让有天下，而己乃以征伐，曰“予有惭德”，仲虺乃作诰，释其惭。盖桀之虐，天人弃之，汤亦顺天命应人心耳，以臣放君，虽非顺天地之经，顺天应人，要亦达古今之权，汤不得而已也。乃改夏政，代虐以宽，显遂之忠良，旁求之俊彦，今不能一二数。其大者伊尹、莱朱、仲虺之徒是也。伊尹以天民之先觉佐汤，开六百年之基。言三代相业者，以伊尹为首称焉。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外丙生方二年，仲壬生方四年，太甲以嫡孙立。既立不明，欲败度，纵败礼。伊尹屡谏不听，恐王习于不义，将与性成，不得已放王于桐宫，尹摄行政事。三年，王悔过迁善，尹复奉王归而相之。太甲由是能保惠于庶民，克终汤业，享国三十三年而崩。伊尹可谓处君臣之变而不失其正矣。（《历代通略》卷一《商》）

梁玉绳：案：摄行政当国是也，朝诸侯则妄矣，此必仍战国好事者之言。至《纪年》谓“伊尹放太甲，自立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之”，尤为乖诞，《咸有一德》疏已斥之矣。《文选》陆机《豪士赋·序》云“伊生抱明允而婴戮”，亦谬。（《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潘敏、孙全满：杜预《左传集解》说：“《纪年》又称殷仲壬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不管如何说法，伊尹放太甲及太甲复位的这个流传颇广的史传反映了大甲为帝是经过多次反复的。我认为，这实际上隐藏着一个重大的事实：帝太甲的王位是经过争夺而得到的；其“颠覆汤之典刑”似乎是说太甲为帝破坏了殷商之继统惯例。（《商王庙号及商代谥法的推测》，《河北学刊》，1995年第1期）

张碧波：这一段史料，有四点需注意：1. 伊尹有择立王位继承人的权利。从太丁至外丙至中壬，是兄弟相继。“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是从兄终弟及又回到父子相继。这就是周公在《君奭》中所说的“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保衡即阿衡，太甲时伊尹已被尊称为保衡或阿衡。2. 伊尹有放逐君王的权力。“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孟子》则记为“太甲颠覆汤之典刑”。这是伊尹所以放逐太甲的主要理由。这时殷商已有“汤法”“汤之典刑”——文物典章与礼法制度。“不遵汤法”，就被放逐或被杀。这当是从氏族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法，而且它具有世界性。“他（指国王）的命运，他的生死，他的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世界的兴亡，直接影响着他的臣民，他的疆域中的一切牲畜”。许多古代希腊国王在位的年限只有八年，要重新举行就任圣职的仪式，要重新接受神所恩赐的新的活力。这样可使国王能履行他的行政和宗教的职务。“在非洲，国王如果求雨失败便常被流放或被杀死”。伊尹之放逐太甲，正因其“不遵汤法”，影响了“行政与宗教的职务”。这当是氏族的国王（或酋长）的王位继承法的某种遗留。3. “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伊尹当了摄政王。这与“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史记·周本纪》）是相同的行为。一个是因放逐国王，而“摄行政当国”，一个是因新君年少，“乃摄行政当国”。这是商、周历史上两件大事。伊尹是大巫，是国相；周公其实也是大巫，也是国相。当政的国王因各种原因而不能履行国王职责时，就有权放逐国王，自己“摄行政当国”，以便使国家的行政与宗教职务可以正常进行下去。伊尹“摄行政当国”为摄政王，这使伊尹的身份地位达到高峰。4. “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摄行政当国”三年之后，还政于太甲。伊尹卒于沃丁之时，“沃丁以天子礼葬之”。《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沃丁是太甲之子，沃丁葬伊尹以“天子礼”。说明太甲及其子沃丁是承认伊尹之“摄行政当国”这一段史实的，这也应是历代商王“总是特祀伊尹，几乎比于先王”的根本原因所在。由上可知，伊尹是以政治家的主体身份出现在殷商历史上的，文化人的身份是附带的，并隐藏在政治家身份之中的。（《伊尹论——兼论中国古代第一代文化人诸问题》，《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2期）

张启成、傅星星：一、伊尹是商代最著名的大功臣。在《商颂》中，他是陪祭的名臣。所以《吕氏春秋·慎大览》说：“祖伊尹世世享商。”高诱注：“祖用伊尹之贤，世世享商，享之尽商世也。”所谓“世世享商”，就是每一世代的商王，在祭祀成汤之时，伊尹都是陪祭的对象，“世世”，自然包括太甲在内。从这些资料来看，伊尹辅佐太甲之时，显然不存在有“篡权夺位”的政治污点，以伊尹之贤能，也不可能如《纪年》之所载，无缘无故把太甲放逐到桐宫。二、伊尹在成汤之世，他是帝王之师，一如吕尚之于文王；在太甲之世，伊尹一如周公，曾亲自掌握王权三年。应该说周公旦是最了解伊尹的人。周公的《君奭篇》说：“我闻在昔，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成汤对伊尹，太甲对伊尹，太戊对伊陟，都是明王与贤相相匹配。周公旦对殷代的历史最清楚。《君奭篇》如此叙说，可证太甲杀伊尹之说根本不可靠。三、据甲骨文学者的考证，陕西周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了周文王作为方伯时，在祭祀周代的祖先时，还要祭祀成汤与太甲，可见，太甲在殷王中大体能与成汤相比。说明太甲之为明王是殷、周都公认的，若太甲有诛杀贤相的过错的话，他怎么可能得到如此隆重的祭祀。四、《史记·殷本纪》，经学者以甲骨文资料与之对比，发现《殷本纪》资料基本可信，是司马迁根据大量文献资料而写成的力作之一。故司马迁对此事的评价是很关键的。从文献资料与地下出土的甲骨文来看，太甲杀伊尹说乃是后人的捏造，是不可信的。（《商初贤相伊尹新论》，《贵州文史丛刊》，2009年第1期）

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①，反善②。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③。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④，褒帝太甲⑤，称太宗⑥。

① 【汇注】

伊　尹：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类。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于厥初，尚赖匡救之德，图惟厥终。（引自《尚书·太甲中》）

【汇评】

项安世：《太甲》之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于厥初，尚赖匡救之德，图惟厥终。”成王之诗曰：“闵予小子，遭家不造……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二君虑患求教，哀痛诚切如此。此其所以抚商、周之初定，成汤、武之大业也。商六百年，周八百年，盖由于此，正如汉兴之得文帝也。若皆如惠帝，则已矣。唐则太宗自抚定之。晋武帝、隋文帝、周世宗，后皆无人，故不敢望汉、唐。然太甲、成王，本皆中主乃尽心于学如此，阿衡、周公之功，岂不大哉！（《项氏家说》卷十《说政篇·商周》）

② 【汇评】

孔　鲋：《书》曰“其在祖甲，不义惟王。”公西赤曰：“闻诸晏子，汤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为王，居丧行不义，同称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于人，计功而除过。太甲即位，不明居丧之礼，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忧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复位，谓之明王。以此观之，虽四于三王，不亦可乎！”（《孔丛子·论书》）

③ 【汇校】

来新夏、王连升：此事有二说：一见《尚书·太甲》《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孟子·万章上》，说伊尹流放了太甲，太甲悔过，又迎立他为商王，《史记·殷本纪》本于此。一见《古本竹书纪年》，谓仲壬死后，伊尹流放太甲，篡位自立，七年后太甲自桐潜回，杀伊尹。《孟子》之说较可信。（《史记选注》，第6页）

【汇注】

伊　尹：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作书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休。”（引自《尚书·太甲中》）

杜　预：《纪年》称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春秋经传集解·后序》）

郑　樵：太甲居桐三年，悔过迁善。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乃作《太甲》三篇而申训之。伊尹即复政，告老将归，又作《咸有一德》。（《通志》卷三《商》）

方诗铭：按《纪年》太甲唯得十二年。（朱右曾《竹书纪年存真》）据此作“大甲十二年，陟”，（王国维《竹书纪年辑校》）无“大甲”二字。《尚书·无逸》：“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伪孔传》以祖甲为“汤孙太甲”。王肃说同。马融、郑玄则以为“武丁子帝甲”。《无逸》述祖甲事在武丁之次，当非太甲。《广弘明集》卷一一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引《陶公纪年》“太甲治十年”，近于《纪年》。（《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殷纪》）

【汇评】

苏　轼：圣人之所以能绝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无。孔子为鲁司寇，堕郈、堕费，三桓不疑其害己。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伊尹为政于商，既贰于夏矣，以桀之暴戾，处其执政而不疑，往来两国之间，而商人父师之。非圣人，能如是乎？是以废太甲，太甲不怨，复其位，太甲不疑。皆不可以常情断其有无也。……读柳宗元《五就桀赞》，终篇皆妄，伊尹往来两国之间，岂其有意欲教诲桀而全其国耶？不然，汤之当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过而免于讨，可庶几也。能用伊尹而得志于天下，虽至愚知其不然，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从王叔文之罪也。（《苏轼文集》卷六十五《柳子厚论伊尹》）

时　澜：太甲既克终允德，伊尹复辟，以冕服奉嗣王复于亳，即君位，乃作书曰：民苟非君，则不能相匡以生；君苟非民，亦何以君万方。言君民之势，不可一日相无也。桐宫之迁，岂得已哉？赖天之灵，克终允德，乃皇天之眷佑默俾之，实万世无疆之休！味此数语，伊尹痛定之辞也。使太甲终于不变，尹将若何？既克终矣，喜慰如何哉？实云者，尹之心可想矣，然太甲始改过，伊尹即许其克终厥德何哉！盖太甲居桐，动心忍性，自怨自艾之深，必知其能终也。（《增修东莱书说》卷九《太甲中第六·注》）

朱　熹：伊尹之志，公天下以为心，而无一毫之私者也。（《四书集注·孟子·尽心上》）

许　谦：王文宪谓伊尹于太甲，善用权者也。孟子明其事而言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善语权者也。倘使孟子居于彼时，则必行伊尹之事业。（《读四书丛说·孟子下》）

李元度：汤既无利天下之心，而尹之禄以天下弗顾，系马千驷弗视，又早足见信于人，故能犯天下之不韪而无所疑。其后放太甲，迎太甲，皆断然行之，与始就桀，继放桀，其义一也。使以三代后之情事度之，则五就五去，无异朝秦暮楚之仪、秦矣。既事之，旋伐之，无异放弑义帝之项籍矣，即其放太甲于桐，亦无异操、卓之挟迁汉帝矣。充斯类也，尧取兄位，律以《春秋》之义近于篡，皋陶、稷、益，历事三朝，绳以后世史法，当入杂传，而岂其然哉？古之人至公无私，无形迹可避，亦无积渐宜防，故不可以三代下之情事概之也。（《天岳山馆文钞》卷一《伊尹论》）

④ 【汇校】

施之勉：《考证》：《书序》无“训”字。按：《御览》八十三引，无“训”字。（《史记会注考证订补·殷本纪第三》）

【汇评】

范　浚：太甲既立，不惠于阿衡。伊尹时为受遗大臣，惧其失道，以危基业，乃作书以示训戒，《太甲上篇》是也。王能自艾，克终允德，伊尹又作书，《太甲中篇》是也。伊尹精忠笃诚，喜君悔过，丁宁申诰，冀其大善，故又作书，《太甲下篇》是也。历考三篇旨义。大要以终始钦慎为戒。夫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况太甲不克于厥初悔过而反善，得不以终始为戒乎？（《香溪集》卷十《太甲三篇论》）

【汇评】

陈越石：殷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后能改过，亦为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臣，必当如是。”浅于国者之为论也。至若承汤之教，全殷之统，立臣之节，岂如是邪？君上之不肖与贤智，岂臣下之有不知邪？择其嗣，当求贤而立之，不知其非贤，以为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日蚀不吐，河清难俟，中原之鹿将轶，时乘之龙待驾，于臣之业何如哉？况乎体非金石，而冒雾露，如怀失国之诟，以损其身，则弑君之谤，消无日矣。陈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如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浞浞接踵，羿羿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后新取于西，魏成于东，司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尝不伊不周，其终也，未尝不羿不浞，皆取伊、周以为嚆矢也。孟子曰：“无伊尹之心，则篡也。”有旨哉！（《太甲论》，载《涵芬楼古今文钞》卷一）

时　澜：太甲居丧之时，有欲纵之败，故伊尹放之。三年之丧毕，悔过允德，复归于亳。人君居丧，听于冢宰，礼也。太甲居丧于桐宫，丧毕已归亳矣。不谓之放君，亦可也。孔子崇居忧之义，证尹无放君之事，夫岂不可？而直云“放诸桐”，何也？伊尹、孔子，以大公存心，质之天地而无疑，诏之百世而无愧。太甲之昏迷，愤悱而后可以启发，尹之心对越成汤而为之，何嫌于形迹？孔子之心对越伊尹而书之，何嫌而讳避？桐宫之营，密迩先王，先王之严，朝夕临之，在上，质之在旁。而败度、败礼之习，不得肆焉。然则放云者，非放其身也，放其纵欲之心也。使孔子序《书》委曲而盖之，是伊尹之为，实于理有所不安，则何以对天地而下报成汤乎？孔子亦且欺其心矣。三年后，思念常道，伊尹乃作《太甲》三篇。（《增修东莱书说》卷八《太甲上第五·注》）

张九成：此一篇乃太甲即位之初，伊尹以太甲继汤之后，其任甚重，其责亦重，一失其机，天下事去矣，而吾乃成汤谋臣，相与伐桀有天下者也。其忧不得不深，其防不得不预，故于告庙之际、侯甸群后之前，称说夏之先君有德如此，而桀弗率，遂亡天下。汤伐桀有天下，以宽除其虐，犹秦苛法，而汉祖入关，止约法三章，以收天下之心也。太甲守成，当以爱敬为主。汤如此盛德，犹从谏好古，故为君为臣，皆尽其道，而以忠恕为归。所以有天下，又为子孙无穷之计，所以敷求明哲之士以辅相之，又制官刑使群臣匡正之。先王之意如此，太甲宜自爱重，况天之福善祸淫如此，而吾之善恶所系如此，其可少忽乎？余深味其言，谆谆如富家老翁，惟恐其子孙忘其平生劳苦而失其基业也。夫成王即位，周公作《立政》；太甲即位，伊尹作《伊训》。伊周之见，其过人远矣。想见伊周见太甲成王皆非有天下之姿，特以天下不可无主、祖宗不可无嗣，故立之尔。心知太甲必不义、成王必听谗，故于即位，首训以祖宗之业，首告以知人之事；亦心知太甲必悔过，成王必悔寤，故断然立之，使其有过，或放于桐以救药之，或居东以款待之，终无不如其意者。其规模造化为如何哉！使学者不至伊周其殆矣夫。（《横浦集》卷七《伊训论》）

⑤ 【汇评】

王若虚：夫三篇之书，虽曰伊尹作，然自始至终皆史氏所录，岂独伊尹褒嘉而作乎？（《滹南遗老集》卷九《史记辨惑》）

⑥ 【汇注】

李　昉：《帝王世纪》曰：太甲返位，又不怨。故更尊伊尹曰保衡。即《春秋传》所谓“伊尹放太甲，卒为明王”是也。太甲修政，殷道中兴。号曰太宗。《孔丛》所谓“忧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即政，谓之明王”者也。一名祖甲，享国三十三年。（《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司马光：伊尹摄行天子事，王于是悔过，迁善，三年，伊尹复奉王归于亳，复王位，还其政。太甲不怨而德之，伊尹申戒于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原注：人以言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原注：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太甲由是能保惠于庶民，克终汤业。（《稽古录》卷六《殷上》）

来新夏、王连升：太宗：第二代帝王的称号。太甲父未立而卒，太甲以汤之嫡长孙而立，故称太宗。（《史记选注》，第6页）

【汇评】

晁福林：这个记载和《孟子》《左传》《尚书》序等相合，应属可信。分析这个记载可以看到，作为最高执政伊尹有以下几种权力。第一，选立商王。汤死后，其诸子不继位，而由其孙太甲继位，实由伊尹所决定。第二，摄政当国。按照古本《竹书纪年》的说法，伊尹不仅摄政，而且即王位而“自立”。第三，处罚或褒奖商王。太甲的被放逐于桐和迎立授政，均决定于伊尹。伊尹执政是原始民主精神在上古时代政治史上一次光彩熠熠的表现，它真实地反映了商代王权被原始民主精神制约的情况。在卜辞里，对伊尹祭祀的辞例甚多，且和成汤一样多享用相同规格的祭典（合集32103），并附祭于著名的商先王上甲（合集27057）。卜辞有“伊五示”（合集32722）、“伊尹五示”（合集33318）、“伊二十示又三”（合集34123）等记载，这说明伊尹后人也受到尊崇。由此可见，《天问》谓伊尹“尊食宗绪”，《吕氏春秋·慎大》谓“祖伊尹世世享商”，良非虚语。在商王朝前期，实际上存在着一国二主的“两头制度”，而且两巨头不分轩轾，只是在后代人们的想象里，一个被尊为圣明君王，另一个才不得不屈居于臣位。（《殷墟卜辞中的商王名号与商代王权》，《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

冯治利：这与《竹书纪年》记载伊尹与太甲的事迹完全相反。为什么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呢？笔者认为，《史记·殷本纪》记载伊尹与太甲的关系，可能是后人对此事进行了加工。这可从《尚书·书序》和《孟子·万章上》找到依据。《尚书·书序》中记载：“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按照《尚书·书序》注文中司马迁、马融、郑康成的说法，“《书序》为孔子所作”。《孟子·万章上》记载：“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所以，司马迁在写《殷本纪》时沿用了这一说法。因为在历史上，伊尹是圣人汤之贤臣，曾辅佐汤灭夏，功劳显赫。又经过战国诸子的加工，伊尹的贤臣地位不可动摇，所以，后世便不愿承认《纪年》中所记伊尹与太甲的事实。而《纪年》中所记伊尹与太甲的关系，可能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因为从后代君权和相权的矛盾斗争来看（虽然商代并没有“相”这一官制），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存在的。主幼臣强，这便给伊尹夺权创造了条件。《史记·周本纪》中记载：“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兄弟之间都能起疑，更何况是异姓辅政呢？在早期国家阶段，家族权力盛行，为维护本家族的利益，防止权力落入旁人之手，太甲杀伊尹也是可能的。这样分析，《纪年》中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那么，为什么人们相信太甲悔过，伊尹还政于太甲呢？这可能与儒家将此事掩饰有关，《孟子》一书中已将伊尹称为圣人，而圣人怎么会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呢？所以，我们在面对史料时，一定要认真分析史料，不被史料本身所迷惑。（《试论伊尹与汤、太甲的历史关系》，《西安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太宗崩①，子沃丁立②。帝沃丁之时，伊尹卒③。既葬伊尹于亳④，咎单遂训伊尹事⑤，作《沃丁》⑥。

① 【汇校】

郑慧生：沃丁，依沃甲作羌甲例，卜辞应作羌丁。但是卜辞无羌丁。旧说《卜通》309之“羌丁”乃“父丁”之误；《前》5.8.5“于羌丁”系一断残片，“于”乃“示”之误，“示羌丁”三字横列于断片之上，可能是“示百羌于丁”之残，刘体智善斋旧藏系未刊拓本，余不能见。据陈梦家说，其2331片有辞为“羌丁用”（《殷虚卜辞综述·庙号》），是否“百羌于丁牢用”之残，存疑。

沃丁一名，在卜辞中踪迹难见，祀谱更无其名。郭沫若考释《粹》113片时，因大甲与大庚间尚空一王，就依《本纪》之说补入沃（羌丁）丁。现在看来，那是错了，应该补入的是卜丙而不是沃（羌）丁。即令善斋旧藏2331是羌丁之名，他也不过是一个南壬之类的一般先祖，未入祀谱，没有即过王位。（《从商代的先公和帝王世系说到他的传位制度》，《史学月刊》，1985年第6期）

涂白奎：太甲之子继承王位者只有太庚而无沃丁。（《从卜辞看商王朝的继统制度》，《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汇注】

司马光：享国三十三年崩，号祖甲。（《稽古录》卷六《殷上》）

郑　樵：太甲在位三十三年，庙曰太宗。商家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后世以祖宗称之。太甲崩，子沃丁立。（《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太甲，汤孙，以戊申嗣立，三十三年庚辰崩。（《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号历年》）

徐文靖：《笺》按：《郡国志》：济阴历城县，《皇览》曰：太甲有冢在历山上。（《竹书纪年统笺》卷五《太甲·十二年陟》）

② 【汇注】

李　昉：《纪年》曰：沃丁绚即位，居亳。（《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朱孔阳：沃丁名绚，太甲子，在位二十有九祀。（《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方诗铭：《纪年》曰：沃丁绚即位，居亳。按：甲骨文作“丁”，或释“羌丁”。郭沫若同志云：“丁此片仅见，以沃甲作甲例之，则此乃沃丁也。”陈梦家以此片丁为父丁误释，别举《殷虚书契前编》五·八·五及善斋旧藏甲骨二三三一片为说，认为“可能是沃丁”。（《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殷纪》）

③ 【汇校】

涂白奎：但是卜辞无沃丁，则知太庚应是直接继承其父太甲的王位或从其叔父手中接过王位，而非及兄位，此又为“弟及说”之反证。商代真正意义上的“兄终弟及”应该是在太庚死后，他的三个儿子的相继。太庚三子的行序在《殷本纪》中作小甲、雍己、太戊，而周祭卜辞则为小甲、太戊、雍己。通过对周祭卜辞的研究，还可以知道在雍己死后继位的仲丁是太戊的儿子，而不是雍己的儿子。如此，则持“弟及为主”或“幼弟继承制”说的学者所主张的商代继统制度以幼弟之子承位为常的说法也就无从立足了。太戊既排行第二，那么无论是长兄之子继位抑或是幼弟之子继位，则他的儿子仲丁都不应该具备继承王位的资格。（《从卜辞看商王朝的继统制度》，《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帝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余岁，大雾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礼，祀以太牢，亲自临丧三年，以报大德焉。（《帝王世纪辑存·殷商第三》）

郦道元：崔骃曰：殷帝沃丁之时，时伊尹卒，葬于薄。《皇览》曰：伊尹冢在济阴己氏平利乡。（《水经注》卷二十五《泗水》）

郑　樵：沃丁八年，伊尹卒。伊尹于太甲之时，告老而归于其邑，至是沃丁乃葬之于亳，在汤冢之西，从先王也。后世尊之曰“先正”“保衡”。咎单相沃丁，遂训伊尹事，而作《沃丁》之篇。（《通志》卷三《商》）

陈士元：《一统志》云：“伊尹墓在开封府归德州城东南四十里。又河南府偃师县西亦有伊尹墓。”（引自陈春辑刻《湖海楼丛书·论语类考》卷七《伊尹》）

袁　黄：辛巳元祀，沃丁嗣立。委任贤臣咎单，咎单一顺伊尹所行之事。八祀伊尹卒。（见《纲鉴合编》卷一《商纪·沃丁》）

王士俊：商伊尹墓：在府城谷熟南五里。（《河南通志·归德府》卷四十九《陵墓》）

又：旨特建伊尹庙有二：一在陈留县东南，明正统间迁于县西门外；一在杞县西三十五里。（《河南通志》卷四八《礼祀》）

又：伊尹庙在南阳城东南四十五里。（同上）

王国维：《尚书》疏、《初学记》二引《帝王世纪》：“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余岁，大雾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礼，祀以太牢，亲自临丧三日，以报大德。”（《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汇评】

王　充：难之曰：“伊尹相汤伐夏，为民兴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汤死复相大甲，大甲佚豫，放之桐宫，摄政三年，乃退复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时，天何以不为雷雨（以彰其德）？”应曰：“以《百雨篇》曰：‘伊尹死，大雾三日。’”大雾三日乱气矣，非天怒之变也。（《论衡·感类篇》）

袁　黄：成汤播告于众，以元圣称伊尹。愚考其大用，诚圣人也。有大德量，有大见识，故能数用权而略无沮御捍格之患。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汤而汤不疑。知桀之终不悛也。创此大义，主此大谋，相成汤而伐放之，天下不惊，如探诸囊取物之易也。汤学于伊尹，尹之相汤，格言至论宜不少矣，而不传于后。至汤崩，相太甲；始有五篇之书，典谟之后四百余年，再有此精微之论……古今善用权者莫如伊尹，善论权者莫如孟子。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孟子亦不敢以此自任也。况余人哉！（见《纲鉴合编》卷一《商纪·沃丁》）

④ 【汇注】

裴　骃：《皇览》曰：“伊尹冢在济阴己氏平利乡，亳近己氏。”（《史记集解》）

张守节：《括地志》云：“伊尹墓在洛州偃师县西北八里。又云宋州楚丘县西北十五里有伊尹墓，恐非也。”《帝王世纪》：“伊尹名挚，为汤相，号阿衡，年百岁卒，大雾三日，沃丁以天子礼葬之。”（《史记正义》）

王　恢：《括地志》：“伊尹墓在宋州楚丘县西北十五里。”楚丘在今曹县东南，近亳，当是也。并桐、汤陵、伊尹冢，说在偃师者，皆“西亳”误会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伊尹与传说》）

【汇评】

李　塨：伊尹、周公，德宜有天下者也，而屈于太甲、成王，故殷以天子之礼葬伊尹，周以天子之礼葬周公。非过分也，宜也。（《阅史郄视》卷一）

⑤ 【汇注】

徐文靖：《笺》按：《书·叙》曰：咎单作《明居》。《孔传》曰：咎单，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马融曰：咎单为汤司空，是历仕四世，至沃丁命为卿士，与尹为左右也。（《竹书纪年统笺》卷五《沃丁元年·命卿士咎单》）

江　灏：咎单：殷时的贤臣。（《今古文尚书全译·沃丁》）

⑥ 【汇注】

徐文靖：阚骃曰：殷帝沃丁之时，伊尹卒，葬于亳。皇甫谧曰：伊尹为汤相，号阿衡。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余岁，大雾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礼。《书·叙》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竹书纪年统笺》卷五《沃丁八年》）

沃丁崩①，弟太庚立②，是为帝太庚③。帝太庚崩④，子帝小甲立⑤。帝小甲崩⑥，弟雍己立⑦，是为帝雍己⑧。殷道衰，诸侯或不至⑨。

① 【汇注】

郑　樵：沃丁在位二十九年崩，弟太庚立。（《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沃丁，太甲子，以辛巳岁嗣立，二十九年己酉崩。（《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系历年》）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沃丁元年癸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咎单。八年，祠保衡。十九年，陟（按《通志》作在位二十九年）。（《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沃丁本纪》）

② 【汇校】

梁玉绳：附案：《竹书》作“小庚”，疑非。（《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董　份：按兄死弟及，自太庚始，谓为殷礼，非也。伊尹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父子相传为一世，若兄弟则昭穆紊矣，后世循袭，遂济乱源。是以圣人立法，不立异以为高。（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殷本纪》）

朱孔阳：太庚，《竹书》作小庚，名辨。沃丁弟，在位二十有五祀。（《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王国维：小庚（案：《史记》作“太庚”）名辨（《御览》八十三引《纪年》：“小庚辨即位，居亳”）。元年壬子，王即位，居亳。五年，陟（《御览》八三引《史记》：“帝太庚在位二十五年崩。”《外纪》从之。案：《史记》商诸帝无在位年数，盖系他书补之）。（《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方诗铭：《纪年》曰：小庚辩即位，居亳（即太庚也）。《史记·殷本纪》作“太庚”。《吉石盦丛书》影印日本高山寺藏古钞本《殷本纪》作“大庚”。甲骨文作“大庚”。（《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殷纪》）

③ 【汇注】

李　昉：《史记》曰：帝太庚在位二十五年，崩，子帝小甲立。（《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④ 【汇注】

郑　樵：帝太庚（原注：元年，辛未）：太庚在位二十五年崩，子小甲立。（《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太庚，沃丁弟，以庚戌嗣立，二十五年甲戌崩。（《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系历年》）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小庚（注：按《史记》作太庚，名辨）元年壬子，王即位，居亳。五年，陟（按《通志》作在位二十五年）。（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太庚本纪》）

齐召南：太庚：沃丁弟。元祀，庚戌。在位二十五祀崩。子小甲嗣。（《历代帝王年表·商世表》）

宫梦仁：太庚，沃丁弟，在位二十五年。（《读书纪数略》卷一五《统纪类》）

编者按：《太平御览》卷八三于“帝太庚”之后，又引《纪年》曰：“小庚辩即位，居亳。”原注又称：“小庚辩，即太庚也。”准此，则帝太庚名辩矣。

⑤ 【汇注】

裴　骃：徐广曰：“《世表》云，帝小甲，太康弟也。”（《史记集解》）

方诗铭：《纪年》曰：小甲高即位，居亳。按：甲骨文作“小甲”。（《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殷纪》）

王国维：小甲，名高。元年丁巳，王即位，居亳。十七年，陟（《御览》八三引《史记》：“帝小甲在位十七年。”《外纪》：“在位三十六年。”又引《帝王本纪》云“五十七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朱孔阳：小甲，名高，太庚子，在位十有七祀。（《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⑥ 【汇注】

李　昉：《史记》曰：帝小甲在位十七年，崩，弟雍己立。（《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又：《纪年》曰：小甲高即位，居亳。（同上）

郑　樵：帝小甲（原注：元年，丙申）：小甲在位三十六年（原注：《帝王本纪》云：五十七年）崩，弟雍己立。（《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小甲，太庚子，以乙亥嗣立，十七年辛卯崩。（《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系历年》）

⑦ 【汇注】

朱孔阳：雍己名伷，小甲弟，商道衰微，诸侯或不朝，在位十有二祀。（《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方诗铭：《纪年》曰：雍己伷即位，居亳。按：甲骨文作“邕巳”。（《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殷纪》）

⑧ 【汇注】

李　昉：《史记》曰：“帝雍己在位十二年，崩，弟太戊立。（《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又：《纪年》曰：雍己伷即位，居亳。（同上）

王国维：雍己，名伷。元年甲戌，王即位，居亳（《御览》八三引《纪年》：“雍己伷即位，居亳”）。十二年，陟（《御览》八三引《史记》“帝雍己在位十二年崩”。《外纪》作“十三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⑨ 【汇注】

蒋廷锡：按《大纪》，王尸君位，不能纲纪庶政，号令不行，诸侯或不朝。（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雍己本纪》）

【汇评】

王冠英：外服是殷的服属国，这些服属国的“邦伯”，就是殷名义上的属臣……但在邦外服王事的邦伯，说是殷的什么官，就很勉强。因为这些邦伯，从身份上，从为王负担的义务上，和内服的差别都很大。他们虽然服属于殷，对殷有拱守藩屏之责，但他们与殷的关系，大多数还是国与国的关系，其本身并不和殷的各级官僚相从属，再则，他们对殷的服属是相对的，有条件的。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可以“服”，也可以“叛”；可以“朝”，也可以“不至”，跟殷国内以奴隶制大家族管家或奴仆身份出现的官僚不同，跟后世受中央机构管理的外官、地方官差别更大。（《殷周的外服及其演变》，《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

帝雍己崩①，弟太戊立②，是为帝太戊③。帝太戊立，伊陟为相④。亳有祥桑榖共生于朝⑤，一暮大拱⑥。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⑦。伊陟赞言于巫咸⑧。巫咸治王家有成⑨，作《咸艾》⑩，作《太戊》。帝太戊赞伊陟于庙⑪，言弗臣，伊陟让，作《原命》⑫。殷复兴⑬，诸侯归之，故称中宗⑭。

① 【汇注】

郑　樵：帝雍己（原注：元年，壬申）：雍己之时，商道始衰，诸侯或不至。在位十三年崩。弟太戊立。（《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雍己，小甲弟，以壬辰嗣立，十二年癸卯崩。（《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号历年》）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雍己，元年甲戌，王即位，居亳。十二年，陟（按《通志》作在位十三年）。（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雍己本纪》）

② 【汇校】

郑慧生：太戊，卜辞称大戊，《本纪》说他是雍己之弟，祀谱却把他排在雍己之前，他是雍己之兄。这两种说法哪一种对呢？太戊、雍己既是同辈，则无论如何，太戊都是雍己的哥哥。商人以日干为庙名，如果日干是不论长幼均以死亡先后为序的庙主排列，则戊死己前。那样的话，戊就不能为弟了，因为兄终弟才能及，弟死兄前弟不能及王位，太戊曾及王位就不当为弟。如果日干是生前或死后以长幼为序的排列，那么太戊在前更是兄长无疑。太戊是雍己的兄长，但为什么《本纪》会以之为弟呢？我想问题的产生是这样的：甲骨文有父某、兄某、子某而没有弟某，说明弟在兄中包括着。兄是兄弟之称，既可以称呼哥哥，又可以称呼弟弟。因此，太戊称呼弟弟伷，就该呼之为兄。后人不察，以为兄即哥哥，于是太戊反成伷弟了。现在弄清了其中原委，就要按祀谱的次序把它纠正过来。（《从商代的先公和帝王世系说到他的传位制度》，《史学月刊》，1985年第6期）

【汇注】

朱孔阳：中宗太戊，名密。雍己弟……殷道复兴。在位七十有五祀，陵在河南彰德府内黄县。（《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王叔岷：案：《御览》引作：“帝雍己在位十二年，崩。弟太戊立。”古写本“太”作“大”，下同。《汉书》《人表》《艺文志》《金楼子》与《玉篇》皆作“大”。《书·君奭》孔疏云：“《殷本纪》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为太甲之孙，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己，太戊，又是小甲弟。则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纪》《世表》，具出马迁，必有一误。（《史记斠证·殷本纪第三》）

③ 【汇注】

李　贽：太戊三年，远方重译而至者七十六国。有贤臣巫咸、臣扈等共辅佐之，商道复兴，号称中宗。崩，子仲丁立。（《史纲评要》卷一《商纪·太戊》）

王国维：太戊，名密。元年丙戌，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陟、臣扈。（《书·君奭》：“在大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七年，有桑榖生于朝。（《尚书·序》：“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榖共生于朝。”）十一年，命巫咸祷于山川。二十六年，西戎来宾，王使王孟聘西戎。（《海外西经》注：“殷帝大戊使王孟采药，从西王母。”）三十一年，命费侯中衍为车正。（《史记·秦本纪》：“大费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三十五年，作寅车。（《诗·小雅·六月》传：“殷曰寅车，先疾也。”）四十六年，大有年。五十八年，城蒲姑。六十一年，东九夷来宾。七十五年，陟。（《书·无逸》：“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御览》八十三引《史记》：“中宗在位七十有五年崩。”）（《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④ 【汇注】

裴　骃：孔安国曰：“伊陟，伊尹之子。”（《史记集解》）

陈　栎：太甲而后五世而为太戊，伊尹之子陟为相，巫咸共佐之……殷道复兴，享国七十五年，为商中宗。（《历代通略》卷一《商》）

徐文靖：《笺》按：《书·叙》曰：太戊赞于伊陟，作《伊陟》《原命》，《周书·君奭》曰：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是也。《孔传》：伊陟，伊尹子。《伊陟》《原命》二篇皆亡。今据《竹书》，伊陟始见于太甲七年，至此凡六十二年，命为卿士。（《竹书纪年统笺》卷五《太戊元年》）

【汇评】

启良、文青：商代的师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相职……伊尹、伊陟、傅说都是位居师保职务的权臣，司马迁在《殷本纪》中花如此多的笔墨陈述他们三人的政绩，足以说明师保在商代统治阶级内部地位和作用之重要。从司马迁这些记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归纳。一、师保是国之重臣，深得商王重视。汤五顾茅庐才把伊尹请出山，并“举以国政”。《吕氏春秋》说“汤染于伊尹仲虺”，高诱训解：“伊尹，汤相。《诗》云‘实惟阿衡’，实左右商王。”伊陟善于为政，善于用人，商王太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即在祖庙里为伊陟歌功颂德，并说没有其他官吏可以比拟。武丁求贤相辅政，终日闷闷不乐，甚至不理朝政，命百官“营求之野”，才得到傅说为相。《册府元龟·命相一》载，武丁梦傅说，“乃审其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爰立为相。王置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山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二、师保大多是当时的贤人，具有经邦治国之才。文可治国，武可领兵。一方面对商王晓之以政，明之以理；一方面随商王出征，掌管军队事务。如伊尹对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以滋味说汤，致以王道。”所谓“九主”，刘向《别录》曰：“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索引》按：“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质素，故称素主。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一言之，是伊尹教商王如何为政，如何当好一个贤明的君主。《吕氏春秋·先己》载：“汤问于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对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将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刘向《说苑·君道》曰：“汤问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对曰：‘昔者尧见人而知，舜任人然后知，禹以成功举之。夫三君之举贤，皆异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无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贡其能，则万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选贤？夫王者得贤才以自辅，然后治也。虽有尧舜之明，而股肱不备，则主恩不流，化泽不行。故明君在上，慎于择士，务于求贤。’”而且“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尚书·汤誓》：“伊尹相汤伐桀。”《说苑·权谋》又载：“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供贡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而残之，迁桀南巢氏焉。”由于伊尹伊陟等师保精于文治武功，所以他们辅政时，都是商王朝的繁荣时代。伊尹为相，“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陟为相……殷复兴，诸侯归之”；傅说“举以为相，殷国大治。”三、师保是商王以下最高的行政长官，同时具有商王以下的最高权力。汤把国家的军政大权委之伊尹；武丁因一时得不到贤相，把国家事务暂时交给冢宰，由他代管国事。待访到傅说后，他又把国之大权委任给傅说。而且，对于政府官员的任免，商王往往听之于师保的意见。“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最为我们熟知的是师保有时还具有废立国君的权力。帝太甲为政不善，暴虐乱德。伊尹把他流放到桐宫。等到太甲悔过自新以后，才让他复位。从以上分析，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商代的师保完全具备了后世宰相的职位和权力。中国宰相制度的沿革始于商代立国之初。（《初置宰相年代新证》，《甘肃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⑤ 【汇校】

王　筠：“祥桑榖”下文云“妖不胜德”，可见“祥”即“妖”也。所谓散则通也。又案《郊祀志》颜注：“榖”即今之楮树也，其字从木。（《史记校》卷上《殷本纪》）

陈寿祺：按曰：《外纪》，刘恕曰：按伏生、刘向以武丁有桑榖，而向著《说苑》，以大戊、武丁时俱有桑榖。《吕氏春秋》：“汤时榖生于廷，比旦而大拱。”《韩诗外传》“三日而大拱”，皆与《书序》不同。寿祺按：《尚书·咸乂正义》引《帝王世纪》，亦以为大戊时，郑注所引刘氏说，乃刘向《五行传》论语，见《汉书·五行志》。（《尚书大传辑校》卷一《高宗肜日》）

【汇注】

韩　婴：有殷之时，榖生汤之廷，三日而大拱，汤问伊尹曰：“何物也？”对曰：“榖树也。”汤问：“何为而生于此？”伊尹曰：“榖之出泽，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汤曰：“奈何？”伊尹曰：“臣闻妖者祸之先，祥者福之先。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臻。”汤乃斋戒静处，夙兴夜寐，吊死问疾，赦过赈穷，七日而榖亡。妖孽不见，国家昌。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韩诗外传》卷三）

伏　生：武丁之时（原注：《外纪》卷二，此句上有“成汤之后”四字，下有“王道亏”三字。《困学纪闻》卷二，此句下有“先王道亏，刑罚犯”七字），桑榖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问焉。其相曰：“吾虽知之，吾不能言也。问诸祖己，曰桑榖，野草也（原注：此木也。而云草，未闻。刘向以为草妖）。野草生于朝，亡乎！”武丁惧，侧身修行，思惜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之礼，重译来朝者六国（原注：九州之外国也）。（《尚书大传》卷一《高宗肜日》）

司马光：祥，妖怪也。（《稽古录》卷六《殷上原注》）

郑　樵：臣谨按：《大传》曰，汤之后，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榖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问诸祖己，祖己曰：“桑榖野草，而生于朝，朝必亡。”武丁惧，侧身忧行，思先王之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之道。三年之后，重译而朝者六国。又按刘向曰：“高宗承商敝而起，尽谅阴之哀，天下应之，既获安定，而怠于政，乃有桑榖之异。”（《通志》卷三《商》）

【汇评】

钟　年：所谓“祥”，据《玉篇·示部》：“妖怪也。”妖怪之物生于朝，是殷道中衰之兆，难怪“帝太戊惧”。在这里，帝咨询的是相国伊陟，但幕后真正起作用的是巫咸。司马贞《史记索隐》曰：“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之灾，所以伊陟赞巫咸。”（《巫的原始及流变》，《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

⑥ 【汇校】

司马贞：此云“一暮大拱”，《尚书大传》作“七日大拱”，与此不同。（《史记索隐》）

梁玉绳：案：桑榖之祥，记载各异。《史》本《书·序》，《汉·艺文志》《家语·五仪》篇及《孔疏》引皇甫谧同，《古史》《大纪》因之，则为太戊时事审矣。乃《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皆云汤时生之，《书大传》谓生于武丁时……凡此诸说，疑莫能明。惟称“一暮大拱”，则近于怪，理所难信……考《大传》《汉·五行志》《说苑·敬慎》《论衡·异虚》、伪孔《传》《家语》《古史》并作“七日大拱”，《韩诗外传》三作“三日”，当以“七日”为是。（《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王叔岷：案：《封禅书》作“一暮大拱”，（又见《汉书·郊祀志》），与此同。《吕氏春秋·制乐》篇作“昏而生，比旦而大拱”。《说苑·君道》篇两载此事，一作“昏而生，比旦而拱”，即本《吕氏春秋》，“拱”上盖脱“大”字。《帝王略论》作“旦而大拱”，亦本《吕氏春秋》，与“一暮大拱”同旨。《论衡·状留篇》、《感类》篇、《家语·五仪》解、《书·咸》序，《伪孔传》皆作“七日大拱”，与《索隐》引《尚书大传》同，《汉书·五行志》，《御览》八三引《尚书大传》并作“七日而大拱”。又案：《书·咸》序《孔疏》“七日大拱”，伏生《尚书》有其文。……《殷本纪》云：“一暮大拱。”言一夜即满拱。所闻不同，故说异也。似即《索隐》所本。（《史记斠证·殷本纪第三》）

【汇注】

裴　骃：孔安国曰：“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罚。”郑玄曰：“两手搤之曰拱。”（《史记集解》）

司马光：两手搤之曰拱。（《稽古录》卷六《殷上原注》）

⑦ 【汇注】

韩　婴：有殷之时，榖生汤之廷，三日而大拱。汤乃斋戒静处，夙兴夜寐，吊死问疾，赦过赈穷，七日而榖亡，妖孽不见，国家其昌。《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韩诗外传》卷三）

司马贞：刘伯庄言枯死而消去不见，今以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史记索隐》）

【汇评】

王　充：殷高宗之时，桑榖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问之。相曰：“吾虽知之，弗能言也。”问祖己。祖己曰：“夫桑榖者，野草也。而生于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骇，侧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养老之义，兴灭国，继绝世，举佚民。桑榖亡。三年之后，诸侯以译来朝者六国，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贤君也，而感桑榖生而问祖己，行祖己之言，修政改行，桑榖之妖亡，诸侯朝而年长久。修善之义笃，故瑞应之福渥。此虚言也。祖己之言“朝当亡哉！”夫朝之当亡，犹人当死；人欲死怪出，国欲亡期尽。人死命终，死不复生。亡不复存。祖己之言政，何益于不亡？高宗之修行，何益于除祸？夫家人见凶修善，不能得吉；高宗见妖改政，安能除祸？除祸且不能，况能招致六国，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于命之夭寿，不在行之善恶；国之存亡，在期之长短，不在政之得失。按祖己之占，桑榖为亡之妖，亡象已见，虽修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鲁昭公之时，鸲鹆谷来巢。师己采文、成之世童谣之语，有鸲鹆之言，见今有来巢之验，则占谓之凶。其后昭公为季氏所逐，出于齐，国果空虚。都有虚验，故野鸟来巢。师己处之，祸竟如占。使昭公闻师己之言，修行改政为善，居高宗之操，终不能消。何则？鸲鹆之谣已兆，出奔之祸已成也。鸲鹆之兆，已出于文成之世矣。根生，叶安得不茂？源发，流安得不广？（《论衡·异虚篇》）

编者按：帝太戊时祥桑榖共生于朝故事，以及伊陟主张修德禳妖之言论，与《吕氏春秋》所载成汤之事如出一辙，其文曰：“成汤之时，有榖生于庭。夜而生，比旦，而大拱。史请卜其故。汤曰：‘吾闻祥者福之先也。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至；妖者，祸之先也，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于是早朝晏退，问疾吊丧，镇抚百姓，三日而榖亡。”（引自《太平御览》卷八三）

⑧ 【汇注】

裴　骃：孔安国曰：“赞，告也。巫咸，臣名也。”（《史记集解》）

张守节：按：巫咸及子贤冢皆在苏州常熟县西海虞山上，盖二子本吴人也。（《史记正义》）

徐文靖：《笺》按：《书·叙》曰：亳有祥桑榖共生于朝。伊陟赞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孔传》曰：二木合生，七日大拱。赞，告也。巫咸，臣名。皆亡。又按《小雅·鹤鸣篇》：爰有树檀，其下维榖。朱注：榖，一名楮，恶木也。《焦氏笔乘》曰：《史记》桑榖共生。榖，树名，皮可为纸。榖从木，音构，穀从禾，音谷，糓从米，音叨，今多混。（《竹书纪年统笺》卷五《太戊七年有桑榖生于朝》）

⑨ 【汇评】

王若虚：《封禅书》举殷太戊时殷陟赞巫咸事，云巫咸之兴自此始。按《尚书·咸乂》四篇，不见其文，莫晓何义，孔氏但以巫咸为臣姓名，而迁遂以为巫觋，据周公作《君奭》，言巫咸乂王家，与伊尹、伊陟、臣扈、甘盘等同列，盖一代之勋贤，而谓巫觋之类可乎？且其间又有曰巫咸者，正使为巫觋，亦是其名为咸，安得谓自此而兴乎？《索隐》引《楚词》为证，彼楚词何足稽也？《列子》言有神巫字季咸，自齐来，能言人死生寿夭，岂因而乱乎？（《滹南遗老集》卷九《史记辨惑》）

⑩ 【汇注】

裴　骃：马融曰：“艾，治也。”（《史记集解》）

孔颖达：伊陟辅相大戊于亳都之内，有不善之祥桑榖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处，是为不善之征。伊陟以此桑榖之事告于巫咸，使录其事，作《咸乂》四篇。乂，训治也，言所以致妖须治理之，故名篇为《咸乂》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奭》云：“在太戊时，则有若巫咸乂王家。”则咸是贤臣，能治王事。大臣见怪而惧，先共议论而后告君。下篇序云：“太戊赞于伊陟。”明先告于巫咸，而后告太戊。（《尚书注疏》）

【汇评】

王若虚：《书·序》云：伊陟赞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君奭》云，巫咸乂王家，夫赞而作书者，一时之事耳；乂王家者，总言其功业也。而《殷本纪》云伊陟赞之于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何也？（《滹南遗老集》卷九《史记辨惑》）

⑪ 【汇注】

江　灏：赞：告诉。太戊当政时，出现了楮桑合生在一起的不吉祥征兆，显示太戊有过错。这里是太戊告诉伊陟将改过自新。（《今古文尚书全译·伊陟·注》）

⑫ 【汇注】

裴　骃：马融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汤之道我所修也。”（《史记集解》）

江　灏：太戊赞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今古文尚书全译·伊陟·原命·序》）

编者按：《咸艾》，又作《咸乂》，与《太戊》《原命》均亡佚。

⑬ 【汇评】

刘　向：殷王武丁之时，先王道缺，刑法弛，桑榖俱生于朝，七月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榖者，野物也；野物生于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骇，侧身修行，思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之道；三年之后，远方之君，重译而朝者六国，此迎天时得祸反为福也……至治之极，祸反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说苑》卷一〇《敬慎》）

⑭ 【汇校】

郑慧生：《甲骨文合集》26991、27239—27244均有“中宗祖乙”（康辛卜辞）字样，卜辞从无一片道及中宗为大戊者。所以说，中宗是祖乙而不是太戊。（《从商代的先公和帝王世系说到他的传位制度》，《史学月刊》，1985年第6期）

【汇注】

毛　亨：中宗，殷王大戊，汤之玄孙也。有桑榖之异，惧而修德，殷道复兴，故表显之，号为中宗。（《诗·商颂·烈祖·序》）

李　昉：《诗序》曰：烈祖，祀中宗也（原注：祀中宗，殷王大戊，汤之玄孙也）。“嗟嗟烈祖，有秩斯祜（原注：秩，常也。嗟嗟，叹美之深也）”。（《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苏　辙：弟帝太戊立，任伊陟、臣扈。伊陟者，伊尹之子也。亳有祥桑榖生于朝，七日大拱。伊陟赞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惧而修德，赞于伊陟，作《伊陟》《原命》。桑榖死，殷复兴，诸侯归之，享国七十五年而崩，是为中宗，子仲丁立。（《古史》卷四《殷本纪》）

徐文靖：《孔传》曰：太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称宗。（《竹书纪年统笺》卷五《太戊·七十五年陟》）

王国维：大戊遇祥桑，侧身修行。三年之后，远方慕明德，重译而至者七十六国。商道复兴，庙为中宗（原注：《竹书》作“太宗”。案：《史记·殷本纪》以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御览》八三引《纪年》以祖乙为中宗，则大戊或有称太宗之理。然作此注者固不能见汲冢原书，或见他书所引《纪年》有此说与）。（《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编者按：此称中宗者，为帝太戊也。而《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引《纪年》曰：“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却又以祖乙为中宗。帝太戊被尊为中宗之理由，显系“殷复兴，诸侯归之”，功勋卓著之所致。而《史记·殷本纪》下文亦谓“帝祖乙立，殷复兴”。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引《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汤、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为依据，论之曰：“祖乙之称‘中宗’或即以此。”由于文献不足，仍应从司马迁之说，以帝太戊为中宗。

中宗崩①，子帝中丁立②，帝中丁迁于隞③。河亶甲居相④。祖乙迁于邢⑤。帝中丁崩⑥，弟外壬立⑦，是为帝外壬⑧。《仲丁》书阙不具⑨。帝外壬崩⑩，弟河亶甲立⑪，是为帝河亶甲⑫。河亶甲时，殷复衰⑬。

① 【汇校】

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中有断片，存六字，曰：中宗祖乙牛，吉。称祖乙为中宗，全与古来尚书学家之说违异，惟《太平御览》引《竹书纪年》曰“祖乙滕即位，是为中宗，居庇”。今由此断片知《纪年》是，而古今尚书家说非也。《史记·殷本纪》以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此本《尚书》今文家说。（《观堂集林》，第443页）

王国维：且据此，则太甲之后有太庚，则太戊自当为太庚子，其兄小甲、雍己亦然。知《三代世表》以小甲、雍己、太戊为太庚弟者非矣。（《观堂集林》，第447页）

郑慧生：《书·无逸》说：“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中宗为谁？《本纪》说，太戊之世，“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但是，《甲骨文合集》26991、27239—27244均有“中宗祖乙”（康辛卜辞）字样，卜辞从无一片道及中宗为大戊者。所以说，中宗是祖乙而不是太戊。（《从商代的先公和帝王世系说到他的传位制度》，《史学月刊》，1985年第6期）

【汇注】

孔颖达：“中宗”，庙号。“太戊”，王名。商自成汤已后，政教渐衰，至此王而中兴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庙不毁，故称“中宗”。（《尚书正义》卷十六）

司马光：太戊治民祗惧，不敢荒宁，殷复兴。享国七十五年崩，号中宗。（《稽古录》卷六《殷上》）

郑　樵：帝太戊（原注：元年，乙酉）：臣主皆贤，商道复兴。在位七十五年崩，庙曰中宗。子仲丁立。（《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大戊，雍己弟，以甲辰嗣立，七十五年戊午崩。（《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号历年》）

李学勤：《说命下》有一段是武丁追述太戊的功绩：昔在太戊，克渐（训进）五祀，天章之用九德，弗易（训轻）百（姓）。惟时太戊盍（谦）曰：“余不克辟万民，余罔絉（坠）天休，弋（式）惟参（三）德赐我，（吾）乃尃（敷）之百（姓），余惟弗（雍，意为闭塞）天之叚（嘏）命。”（《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

【汇评】

刘宝才：太戊是商上代开创者大乙（汤）的四代孙，以三十年一代计，太戊在位时离商代开国约百年。这一百年间，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纷争时伏时起。伊尹放太甲那个历史事件的性质，历来被剥削阶级粉饰着，伊尹被说成忠实于殷王室的贤臣。而《史记·殷本纪》却透露出一点消息：“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返然后肯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虽有两说，无论怎样，伊尹臣汤为不得已而求其次是明白的。故太甲继位后伊尹起来争夺王位并不难理解。“伊尹寻找借口把太甲放逐到叫做桐（今河南虞城东北）的地方，囚禁起来，自立为王。伊尹统治了七年，得不到商朝奴隶主贵族的拥护，太甲乘机从桐逃回王都，杀掉伊尹，恢复了王位。”（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第161页）这才是伊尹放太甲事件的历史真相。

太戊时又发生了类似事件，当事人是殷王太戊和伊尹的儿子伊陟，巫咸被牵连进去，并对事件的结局起了决定作用。现在看看这个未被历史学家重视的历史事件的材料：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赞于巫咸，作《咸乂》四篇。（《书序》）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作《太戊》。帝太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伊陟让，作《原命》。殷复兴，故称中宗。（《史记·殷本纪》）至帝太戊，有桑穀生于庭，一暮大拱，惧。伊陟曰：“妖不胜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赞巫咸，巫咸之兴自此始。（《史记·封禅书》）

三则材料大同小异。有几个问题：第一，伊陟制造妖祥的目的是什么？伊陟要太戊修德，太戊却到祖先面前去要伊陟“弗臣”。透过温良的辞语，不难看出事情的实质。第二，既有妖祥，伊陟作为太戊之相，为何不先告于太戊而先告于巫咸？或说：“大臣见怪而惧先共议而后以告君。”（《书序》孔疏）这个“先共议”就有文章。第三，为什么说“巫咸之兴自此始”，或说：“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灾，所以伊陟赞巫咸，故云‘巫咸之兴自此始’也。”（《史记·封禅书》索隐）说得莫名其妙。

其实，三则材料反映的是同一次政治危机。伊陟欲行其父伊尹之故事，寻找借口逼迫太戊而夺取政权，他既以妖祥为借口，就需要取得巫教大臣巫咸的支持，所以不先告太戊而先告巫咸。这就造成政治危机。危机如何结局，很大程度取决于巫咸站在哪一边。如果巫咸支持伊陟，以神权反对太戊，太戊的王位就难保了。但是巫咸站到太戊一边，作《咸乂》四篇，向祖先报告太戊把天下治理得很好。于是伊陟失势，不能让太戊像太甲那样去“修德”“悔过”了。不过，太戊并没有杀掉伊陟，而是到宗庙去揭露伊陟，迫使他表示了不能“弗臣”的态度。这样，一场政治危机得到解决，太戊巩固了王位。（《巫咸事迹小考》，《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吴新勇：关于殷王中宗是商代哪位贤王的问题，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指商汤玄孙、太甲孙、太庚之子，即商代第五世贤王太戊。另一说是指商王祖乙。前一种说法主要依文献记载，《史记·殷本纪》载太戊即位之前“殷道衰，诸侯或不至”，而太戊称帝后，立伊陟为相，修德行善，“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汉书》引刘歆说，太宗为太甲，中宗为太戊，高宗为武丁，加之郑玄《尚书注》及《诗经·烈祖·笺》也谓中宗为太戊，于是长期以来对此说几无异议。但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尤其是甲骨文的出土和甲骨学研究的发展，上述前一种说法逐渐被怀疑，认为中宗是祖乙的观点逐渐占据上风。先是著名学者王国维根据《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第三页）“中宗祖乙牛吉”一条卜辞，考证出中宗是指祖乙。王氏还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有详述此辞称祖乙为中宗，全与古今《尚书》家之说违异，惟《太平御览》（八十三）引《竹书纪年》曰：“祖乙滕即位，是为中宗，居庇。”今出此断片，知《纪年》是而古今《尚书》家说非也。（《〈尚书·无逸〉探赜》，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5月）

② 【汇注】

李　昉：《史记》曰：帝仲丁迁于敖。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耿。帝仲丁在位十一年。（《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又：《纪年》曰：仲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同上）

又：《帝王世纪》曰：仲丁徙嚣，或曰敖。今河南之敖仓是也。（同上）

王钦若：大戊生仲丁，在位十一年，一云十二年。（《册府元龟·帝王部》）

马端临：仲丁，大戊子。以己未嗣立，十三年辛未崩。（《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系历年》）

李　贽：时亳有河决之害，乃迁都于嚣。亳崩，弟外壬立。（《史纲评要》卷一《商纪·仲丁》）

朱孔阳：仲丁名庄，大戊子。亳有河患，迁都于嚣，即敖仓，今河南开封府荥泽县西北，在位十有三祀。崩，国内乱。（《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汇评】

陈梦雷：按：《竹书纪年》，仲丁六年，征蓝夷；按《通鉴前编》，仲丁六祀，蓝夷作寇；按《后汉书》，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见《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边裔典》第十二卷）

张国硕：商代早期的商夷军事联盟终结于仲丁时期。从文献材料可知，商王朝与东夷之间在仲丁时期发生了军事冲突。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仲丁即位，征于蓝夷。”《后汉书·东夷列传》云：“至于仲丁，蓝夷作寇，或畔或服。”“蓝夷”是东夷之一支，丁山先生考证其居地在今山东省滕州市东南。这场商、夷战争至少延续至河甲时期，且商王朝与另一支夷人也发生了冲突，此即古本《竹书纪年》所云：“河甲整即位……征蓝夷，再征班方。”“班方”之居地，丁山先生考证在山东省东南部。从考古材料来看，仲丁时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二期（即白家庄期），这个时期商王朝确实对东夷进行了征伐。证据是岳石文化（属东夷文化）的方孔石器（或曰圭，属礼器）在郑州小双桥这个与商王室生活有关的遗址中也有较多出现，而这些石器应为战利品性质。从商文化的分布范围来看，仲丁时期是商文化东向大扩展时期，白家庄期遗存东向分布于山东济南市至滕州市一线，整个泰沂山脉以西的山东西部地区皆已纳入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商文化在这些地区取代了东夷文化。显然，这种文化上的取代应与商夷关系恶化、商夷联盟终结有着直接关系。（《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江达智：仲丁之父太戊，在卜辞世系中为小甲之弟、雍己之兄，论资格仲丁绝无继位之可能。然而，或许由于太戊在位时间太久，仲丁累积了日后夺位的实力；即使太戊如《史记·殷本纪》所载，为小甲、雍己之弟，在商王朝早期合法继承人为长兄之子的规则下，仲丁亦无资格为王。可见仲丁之立，是由篡夺而来。（《祖乙生父考》，《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又：由于仲丁破坏了商王朝原有的继统制度，为了要巩固其篡夺而来的政权，于是乃有迁都之举。其后至阳甲诸王等九世，只要是破坏（祖乙、南庚）、或是企图破坏（河亶甲）继统制度者，也都是为着同样的目的，均进行都城的迁移。阳甲将王位自南庚处夺回之后，也曾有过迁都的计划，但因故未能如愿，因此造成了政权的不稳，于是乃有日后其弟盘庚在位时的迁殷之举。若是祖乙的生父为仲丁，其合法的继承权应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从殷都的屡迁对应于商王朝的继统制度，可知自仲丁之后商王朝的屡次迁都，实均与继统制度的遭受破坏有关。因此，若是以迁都与继统制度破坏之关联性来看，祖乙亦是在破坏了商王朝的王位继统制度后，才有着迁都之举。由此可见，商王祖乙的生父为河亶甲之可能性极高。（同上）

③ 【汇校】

司马贞：隞亦作“嚣”，并音敖字。（《史记索隐》）

郭嵩焘：帝中丁迁于隞……《仲丁》书阙不具，案：此仲丁迁隞而汇叙之，以后有盘庚迁殷一节最为商政之可纪者，故于此总叙三迁以为之引，亦所以醒眉目也。此可悟文家叙事之法。“仲丁书阙不具”，当在“子帝仲丁立”下，言仲丁事无可纪，惟传言其迁隞而已，因并列三迁事以附之传闻之后。（《史记札记·殷本纪》）

【汇注】

裴　骃：孔安国曰：“地名。”皇甫谧曰：“或云河南敖仓是也。”（《史记集解》）

张守节：《括地志》云：“荥阳故城在郑州荥泽县西南十七里，殷时敖地也。”（《史记正义》）

苏　辙：仲丁迁于嚣。（《古史》卷四《殷本纪》）

王　恢：隞，《括地志》：“荥阳故城，在郑州荥泽县西南十七里，殷时敖地也。”荥阳县北有敖山，秦置仓于山之西，因名敖仓。1952年，郑州发现一座商代城址，安金槐《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都》，以为是仲丁的都城。（《史纪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隞》）

安金槐：根据文献记载，商代自成汤居亳到盘庚迁隞，曾有过五次迁都，其中仲丁迁都于“嚣”或“隞”。古本《竹书纪年》载：“仲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史记·殷本纪》载：“仲丁迁都于隞。”“隞”和“嚣”为同音字，所指的应该是一个地方。隞都，据《括地志》载：“荥阳古城在荥泽西南十七里，殷（即商）时隞都也。”古荥泽即今郑州市西北约十五公里的古荥镇一带。如果按《括地志》所记载的“隞”都的地点，应该在今古荥镇的西南约十七里一带。但是并没有发现商代的城市遗址，甚至连较大规模的商代文化遗址也没有发现。可是，我们在配合郑州市近郊的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中，却在郑州的旧城内外发现了一处面积约有25平方公里的商代文化遗址，并于1955年秋，又在遗址的中心区，发现了商代城垣遗迹。根据郑州商代文化遗址分布范围之大，文化层堆积之厚，遗址中包含的遗迹、遗物之丰富来判断，显然是一处城市遗址，而绝不是一般的村落遗址。同时就郑州与古荥泽相距很近，以及从遗址的相对时代来分析，很可能就是仲丁迁隞的都城遗址……商代城垣的四周呈不甚规则的南北纵长方形。城墙周长约7100米，城内面积约320万平方米，较汉唐以后的郑州旧县城约大1/3强。城墙是用土分层夯筑起来的。（《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都》，《文物》，1961年第4、5期）

又：就成汤居亳到盘庚迁殷的五次迁都中，如果也按商代的早、中、晚三期去划分的话，汤居亳应属于商代早期，盘庚迁殷应属商代晚期，而仲丁迁隞，河亶甲迁相和祖乙迁耿，都应该是属于商代中期。结合郑州商代城址的试掘材料，城垣遗迹也是属于商代中期，因而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材料是正好吻合的。同时就仲丁迁隞到河亶甲迁相的中间，也是有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和郑州商代文化遗址的文化层堆积情况，以及商代中期的前后两期的遗物发展演变来看，也是比较吻合的。又文献记载“隞都”就在郑州附近。因之郑州商代城市遗址，很可能就是商代的“隞都”。至于《括地志》上所记载的隞都在古荥泽西南17里，很可能是东南之误。（同上）

严文明：商代早期的都城有两个，一个位于河南省偃师县尸乡沟，学术界多以为它就是成汤所都的西亳。更大的一处在郑州市，人们相信它是仲丁所迁的隞都，但都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中国王墓的出现》，《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期）

【汇评】

刘启益：按现有的材料讲，郑州商城年代的断代证据是不足的，没有绝对年代的证据，据我所知目前肯定了绝对年代的殷商文化层只有武丁层；相对年代的证据也不足。迄今为止，一个完整的商代遗址分期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不能确指什么样的文化层相当于仲丁或其前后。（《“隞都”质疑》，《文物》，1961年第10期）

曲英杰：商自仲丁迁隞。《古本竹书纪年》载：“仲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尚书》序亦载：“仲丁迁于嚣。”《史记·殷本纪》作“帝中丁迁于隞”。古音嚣、隞相通，故嚣即隞。

隞地所在，或以为在河北，或以为在河南敖仓。皇甫谧云：“仲丁自亳徙嚣，在河北也。或曰在河南敖仓。二说未知孰是也。”从后河亶甲自嚣迁于相（今河南内黄县境）来看，商人这一时期的迁徙路线循于河水（古河道）而在河外。如此，则隞地似不当在河北，而当在河南敖仓。此外，亦有以为隞“在陈留浚仪县”，即在今河南开封。此地古有鸿沟。所谓隞在陈留浚仪说，很可能是将秦末楚汉二军在古荥阳西北敖山筑东、西广武城对垒以为界的鸿沟与这里的鸿沟相混，而比附隞地当在此。近世丁山又认为隞当在今山东蒙阴西北敖山。然所据史料较晚，亦不足信。

隞地又见于《诗经·小雅·车攻》：“建旐设旄，搏兽于敖。”郑玄注：“兽，田猎搏兽也。敖，郑地，今近荥阳。”此荥阳在今河南郑州西北古荥镇，存有古荥阳城址。《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晋楚邲之战，师楚“次于管以待之。晋师在敖、鄗之间”。杜预注：“荥阳京县东北有管城，敖、鄗二山在荥阳县西北。”《括地志》载：“荥阳故城在郑州荥泽县西南十七里。殷时敖地，周时名北（当为此字之讹或衍字）制，在敖山之阳。”《左传·隐公元年》载：“及（郑）庄公即位，为之（指共叔段）请制。公曰：‘制，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杜预注：“虢叔，东虢君也，恃制险而不修德，郑灭之。恐段复然，故开以佗邑。虢国，今荥阳县。”《水经注·济水》载：“济水又东迳西广武城北。《郡国志》：荥阳县有广武城。城在山上，汉所城也。高祖与项羽临绝涧对语，责羽十罪，羽射汉祖中胸处也。山下有水，北流入济，世谓之柳泉也。济水又东迳东广武城北，楚项羽城之……济水又东迳敖山北，《诗》所谓‘薄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迁也。皇甫谧《帝王世纪》曰‘仲丁自亳徙嚣于河上’者也。或曰敖矣。秦置仓于其中，故亦曰敖仓城也。”由此可见，隞地所在，周时有敖山（当是相沿于商）；建有制邑，先属东虢，后属郑；秦汉时期又置敖仓于此。此三者所在位置虽未必重合，然彼此相距当不会太远，可谓承传有序。

隞地所在之具体方位，据《括地志》载：“东广武、西广武在郑州荥阳县西二十里。戴延之《西征记》云：‘三皇山上有二城，东曰东广武，西曰西广武，各在一山头，相去二百步。汴水从广武涧中东南流，今涸无水。城各有三面，在敖仓西。’敖仓在郑州荥阳县西15里石门之东，北临汴水，南带三皇山，秦时置仓于敖山，故名敖仓云。”唐时荥阳县治已在今河南荥阳县。其所记东、西广武城及敖仓距荥阳县的距离当是指荥阳故城即今古荥镇，今古荥镇西北约20里广武山上犹存广武二城（或称汉王城、楚王城），可为此证。据此，敖仓当在此广武二城以东约5里处，今黄河铁桥南桥头附近。商都隞亦当在此一带，或已被河水淹没。《元和郡县图志》卷八记广武山在荥泽县西20里，敖山在荥泽县西15里，当为误载。后人又据《括地志》所载，以唐时荥阳县治所在推指敖山地望，以为当在明清河阴县（即今广武镇）西20里，亦误。此外，近些年来多有人主张郑州古城址即商都隞所在，然此说与古文献所记之隞地望不符。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亦不能肯定其整座城修筑于商代前期，且为王都所在。今郑州之地，周初为管叔封地，郑州古城址当为古管城所在。（《先秦都城复原研究》，第73页）

江林昌：一部分学者认为，偃师商城即历史上所说的西亳，而郑州商城则是仲丁所迁之都。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郑州商城乃历史上的汤亳，而偃师商城只是早商时期的军事重镇或太甲之桐宫。（《〈商颂〉与商汤之“亳”》，《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方酉生：前有人认为郑州商城是商汤始居之亳，郑州北郊的小双桥遗址是仲丁所迁的隞都，即郑州两为商都，这一看法值得商讨。众所周知，国王迁都是国家的一件大事，迁都必有重要原因，必须经过慎重选择。从仲丁迁都来说，原因有二：一是避开内部争夺王位的矛盾，如《史记·殷本纪》所载：“自仲丁以来，废適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二是便于征伐蓝夷，如《古本竹书纪年》载：“仲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征于蓝夷”，蓝夷是东夷族的一支，约在今鲁南苏北一带。所以，仲丁只能将王都从西边的偃师商城往东迁到郑州去，而不可能从郑州商城迁向与东夷相反方向，位处郑州西北面，相距只有20公里的小双桥去。再从小双桥遗址的地理位置、文化内涵等各方面来看，都不足以具备作为王都的条件。商王朝建国以后共有五次迁都，即汤居亳，仲丁迁隞，河甲迁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盘庚迁殷。抛开仲丁迁隞先不说，其它各次迁都，每次迁都皆超过百里以上。由上推知，仲丁迁隞也不会例外。从商王的各次迁都，也反映出商夷之间势力的盛衰消长情况。笔者认为，郑州商城及附近，包括小双桥遗址在内，都是隞都的范围，除有以上考古资料可以得到证实外，在文献方面也是有记载的。如《诗经·车攻篇》记载：“东有甫草，驾言行狩。之子于苗，选徒嚣嚣，建旐设旄，搏兽于敖。”甫草即甫田之草，甫田在今郑州市东郊，把甫草和敖并列在诗内，证明甫田与敖距离相近。另据《郑县志》记载：在城东约2.5公里有“城湖”，在城东约10公里有“梁子湖”，在城东约6.5公里有“螺蛳湖”等。以上记载，与《诗经》上所说的在郑州东边有大片甫草的情况相符。由此可以证明，郑州商城及附近，包括小双桥遗址在内，都属于隞都的范围之内，而作为隞都的中心，是在郑州商城及附近，小双桥遗址只是一处商代仲丁、外壬、河甲都隞时期的王室的祭祀场所或郊区城镇。（《从郑州白家庄期商文化说到仲丁都隞》，《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李　锋：近50年的研究成果证明，郑州商城处于隞都地望之内的文献记载是可信的。丰富的二里岗下层二期的考古学内涵显示出修建郑州商城的物质基础，二里岗上层一期的各类遗迹、遗物所蕴含的文化景观和此时早商文化遗存在山东济南大辛庄东夷族文化中心的突然出现，很可能与仲丁迁隞、仲丁征蓝夷的历史事实密切相关。早商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主要在偃师商城，二里岗上层一期因北扩、东征之需而迁都至郑州商城。凡此种种均显示出郑州商城隞都说的合理性。（《郑州商城隞都说合理性辑补》，《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李　锋：郑州商城始建年代问题是决定隞都说和郑亳说合理与否的关键问题，故而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隞都说的创始人安金槐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指出郑州商城是一座商代二里岗时期的城址。此后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加，他又在1997年提出郑州商城始建于二里岗下层二期的学术观点。

隞都说的主要论据有五：1. 商城夯土墙底部下面叠压少量洛达庙文化三期（即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存。2. 商城底部的城墙基础槽挖破了一个约相当于南关外期（约早于二里岗下层一期）的灰坑。3. 城墙内外发现的二里岗下层一期遗存很少，城墙内外侧近底根处，没有发现二里岗下层一期的文化层或灰坑与墓葬直接或间接叠压，说明二里岗下层一期时城墙还没有开始兴建。4. 城墙中、下部夯土层内包含的碎陶片最晚的属二里岗下层二期。（和《郑州二里岗》已发表的灰坑CIH17内出土的主要陶器类同）5. 城墙内侧近底根处，发现有二里岗下层二期的文化层或灰坑与墓葬直接或间接叠压城墙内侧夯土层和护城坡堆积。而隞都说将郑州商城确定为隞都的主要文献依据有二：1. 《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荥阳故城，在郑州荥泽西南十七里，殷时敖地也。”2. 《水经注》济水条载：“济水又东通敖山北，《诗》所谓‘薄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迁也。秦置仓于其中，故亦曰敖仓城也。”邹衡先生认为隞都说的主要文献皆出自西晋皇甫谧之说，并且有证据认为皇甫谧自己对此也有怀疑，并指出：“今按其所记，敖仓城大概在距今黄河铁桥不很远处，估计其距商城已有约五十里，可见敖仓城与商城并非一地。”同时引用《左氏春秋经》襄公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同盟于亳”的记载和郑州商城出土东周陶文“亳”或“亳丘”作为证据将郑州商城确定为商汤亳都。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郑州商城西北约20千米的小双桥遗址发现了大型商代二里岗期的祭祀遗迹以后，陈旭先生同样引隞都说所引文献，将其确定为仲丁隞都。而曾对隞都说所引文献持怀疑态度的邹衡先生，也运用前述傲都说所引之文献，并结合《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八荥泽县条“敖仓城，县西十五里。北临汴水，南带三皇山，秦所置。仲丁迁于嚣，此也。《诗》曰‘薄狩于敖’，即此也”，及《太平寰宇记》卷九郑州荥泽县条“敖仓城在县西十五里。北临汴水，南带三皇山。殷仲丁迁于嚣，《诗》曰：‘薄狩于敖。’皆此也。秦置城以屯粟。《汉书》曰：‘郦生说高祖曰：据敖仓。’即此也”等唐代以后的文献记载，全面支持陈旭先生的观点。由此我们则不难发现隞都说所引文献还是相当可信的，只不过隞都说与郑亳说对隞都地望的推断上相差区区20千米罢了。即隞都说所考证的隞都地望在郑州商城，而郑亳说所考证的隞都地望在小双桥遗址而已。然而，正如李民先生所言，上古行政区划初创之时并不像后世那样严格，古人所说某地往往是指一大片地区。唐兰先生也曾指出，仲丁所迁的隞是以隞山得名，可以包括东面的管国故地，与殷墟在文献中包括朝歌是相同的。因此，将郑州商城放置在当时人口少、村落稀的商代早期的地理环境中，显然难以将郑州商城排除在殷时隞地范围之外。至于隞山名于何时，现今难以究明。但是，从文献记载看，隞山之名当早于仲丁迁隞之前。从近年的考古研究成果看，仲丁之前在隞山周围除郑州商城之外还不曾发现有其他具有都城规模的商代城址。因此，在隞山周围，以隞山而得名隞都的非郑州商城莫属。郑州商城作为隞都虽然只经历仲丁、外壬两王，时间不过30年左右，但在其以后的二千多年却还会被汉代学者追记在此，足见隞都地名的影响力有多么深远。然而，如果说郑州商城是商汤亳都的话，那么以其曾历经9王、为都193年之久的名气，肯定要大于只经历仲丁和外壬两王、时间不过30年左右的隞都的名气。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直到隋代，郑州荥泽西南十七里的荥阳故城还被称为殷时隞地而不是亳地，这就足以说明郑州商城不是亳都。（《郑州商城隞都说与郑亳说合理性比较研究》，《中原文物》，2005年第5期）

④ 【汇注】

裴　骃：孔安国曰：“地名，在河北。”（《史记集解》）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内黄县东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筑都之，故名殷城也。”（《史记正义》）

李　昉：《史记》曰：帝河亶甲时，殷复衰。河亶甲在位九年，崩，子帝祖乙立。（《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又：《纪年》曰：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征蓝夷，再征班方。（同上）

方诗铭：《纪年》曰：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征蓝夷，再征班方。《吕氏春秋·音初》：“殷整甲徙宅河西，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整甲”即“河亶甲整”，“徙宅河西”即“迁于相”，“故处”即“嚣”，所记为一事。甲骨文作戋甲，郭沫若同志云：“戋甲当即河亶甲，河亶者，戋之缓言也。”（《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殷纪》）

王　恢：相：《吕览》“整甲宅西河”，“整”或“亶”之讹。《孔传》“在河北”。《世纪》“安阳西北五里”，《通典》“相城在安阳”。按秦昭襄王五十年，拔魏新中，更名安阳，故城在今治东南四十三里；晋徙治西南，隋又移今治。禹河约当今卫河，所谓河北也。《括地志》：“故殷城在相州内黄县东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筑都之，故名殷城也。”内黄，隋自今治西北十九里徙今所。《禹贡锥指》，邺东禹河，行于相城与殷城之间，今内黄县东一里，有古金堤。《元和志》又说故殷城在成安东南十里。皆近河，《伪孔传》所谓“圮于相”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相》）

张大可：相：故城在今河南内黄县东南。（《史记全本新注》卷三《殷本纪第三》）

陈　淳：安阳花园庄遗址则被认为是“河亶甲居相”的“相”。（《安阳小屯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纪念殷墟发掘八十周年》，《文史哲》，2008年第3期）

【汇评】

刘　绪：花园庄遗址规模甚大，面积达150万平方米，有青铜器窖藏，特别是有大片夯土基址，绝非一般的聚落，颇具王都之相。遗址位于殷墟附近，地理位置与文献中所记河亶甲所居之相在安阳的说法相合。据此，我们认为花园庄遗址的性质，虽不排除盘庚、小辛、小乙所居之可能，但早期是河亶甲所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洹北花园庄遗址与河亶甲居相》，《文物世界》，1999年第4期）

胡洪琼：洹北商城的考古学年代，较郑州二里冈期上层偏晚阶段要晚，且二者间尚有一定的缺环；而早于殷墟大司空村一期，二者紧密相连。由于洹北商城的年代与属武丁居殷之时的殷墟大司空村一期紧密相连，如此上溯，则洹北商城的年代与盘庚、小辛、小乙居殷的年代相符合。而河甲居相之时与盘庚居殷的年代相距甚远，因而洹北商城不可能为河甲居相之所。（《洹北商城与中商文化》，《殷都学刊》，2009年第3期）

杨育彬：从大的角度讲，位于洹河南岸的小屯宫殿区，洹河北岸王陵区，洹河北岸的洹北商城均属殷墟范围，不大可能一部分称相都，另一部分称殷都。不会是两个称谓并存，也就是说，如果是相就不可能是殷，如果称殷就不可能称相，不可能同时既叫殷又叫相。小屯既然称殷，洹北商城就不可能称相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与夏商考古学的发展》，《中原文物》，2007年第6期）

⑤ 【汇校】

司马贞：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东皮氏县有耿乡。（《史记索隐》）

【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帝祖乙以乙日生，故谓之帝乙。孔子所谓五世之外，天之赐命疏，可同名者也。是以祖乙不为讳，盖殷礼也。（《帝王世纪辑存·殷商第三》）

张守节：《括地志》云：“绛州龙门县东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国也。”（《史记正义》）

王国维：《尚书·序》：“祖乙迁于耿。”《史记·殷本纪》作邢。《索隐》以为河东皮氏县之耿乡。然仲丁迁隞，河亶甲居相，其地皆在河南北数百里内。祖乙所居，不得远在河东。且河东之地，自古未闻河患，耿乡距河稍远，亦未至遽圮也。段氏《古文尚书撰异》引《说文》：“邢，郑地，有邢亭，疑祖乙所迁。”当是此地。然《说文》邢字下云：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内怀。其云周公子所封，则指邢茅胙祭之邢（杜注在广平襄国县），然又云地近河内怀，则又指《左传》（宣六年）、《战国策》（《魏策》秦固有怀地邢邱。《史记·魏世家》作怀地邢邱）之邢邱（杜注在河内平皋县）也。邢邱即邢虚，犹言商邱殷虚，祖乙所迁，当即此地。其地正滨大河，故祖乙圯于此也。（《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耿》）

张大可：邢：故城在今河南温县东。（《史记全本新注》卷三《殷本纪第三》）

【汇评】

曲英杰：商人自祖乙时迁于邢，见于《史记·殷本纪》。《尚书》序载：“祖乙圮于耿。”《古本竹书纪年》载：“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居庇。”司马贞《索隐》云：“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东皮氏县有耿乡。”是知耿即邢。然以其在河东皮氏县，恐不确。此一带原有耿国。《通志·氏族略二》云：“商时侯国。”周时为晋国所灭。祖乙所迁地不当在此。《通典》卷一七八钜鹿郡邢州条以为邢当在襄国，亦不确。《汉书·地理志下》载赵国属县“襄国，故邢国”。然此为周时邢国所在，与祖乙所迁之邢似亦无关。丁山以为邢当是耿的音讹，邢亦为庇字的形讹，所谓迁耿与迁庇当为一事。其说很有启示性，然其以所迁之地在今山东定陶、鱼台一带，则证据并不充分。

邢地所在，当如王国维所云，在河内邢丘。《左传·宣公六年》载：“秋，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杜预注：“邢丘，今河内平皋县。”在今河南温县境。《韩诗外传》卷三载：“武王伐纣，到于邢丘，轭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乃修武勒兵于宁，更名邢丘曰怀，宁曰修武。行克纣于牧之野。”可知邢丘在武王伐纣时已存在，其名邢丘，当如王国维所释为邢虚，即商都邢城之墟，武王更其名曰怀。古音怀在微部，庇在脂部，可通转，故庇当即为怀。《古本竹书纪年》云祖乙“居庇”，是以后起之名指称其地。《国语·晋语四》载：周襄王赐晋文公南阳、阳樊等地，阳樊人仓葛呼曰：“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韦昭注：“典，法也。旅，众也。言有夏、商之后嗣及其遗法与周室之师众。”阳樊在今河南济源县境，与夏都原（今河南济源县境）、老王（即野王，今河南沁阳县境）、商都邢等地临近，故仓葛有此语。此亦可为商都邢当在此地之一佐证。在今温县梁所村、小南张村，武陟县赵庄、商村、任徐店、保安庄等地均发现有商代遗存，小南张村还出土有商代青铜器多件，或可为寻找商都邢提供线索。（《先秦都城复原研究》，第77页）

程　峰：史载祖乙迁邢。但邢是邢丘还是邢台，学术界说法不一。本文从三个方面考证了祖乙的迁居地是温县邢丘。从商代诸王迁都趋势来看，是从夏人的统治中心向商人的活动区（洹、漳流域）迁徙，祖乙迁至邢丘是合理的，不可能跳跃地迁至邢台；从地理环境来看，邢丘的地理环境远比邢台优越，迁都邢丘是理想的选择；从甲骨文记载来看，以“衣”（即故邢丘）为中心的“大邑商”是殷商王朝的三大政治中心之一，其基础乃祖乙所奠定，从而印证了祖乙迁邢，邢即温县邢丘。（《祖乙迁都邢丘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又：河北邢台说，即文献中的“襄国之邢”。其主要见于唐杜佑《通典》、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罗泌《路史·国名纪》、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以及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其中，《太平寰宇记》卷五十九，“邢州”条云：“《书》云古祖乙迁于邢，即此地。”《汉·地理志》云：“故邢侯国也。”《史记》云：“周成王封周公旦子为邢侯，后为狄所灭。齐桓公迁邢侯于夷仪。”按邢国，今州城内西南隅小城是也。《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四，“顺德府”条下云：“《禹贡》冀州地，殷祖乙迁于邢即此，周为邢国，春秋时并入卫，后入于晋，战国时属赵。”该府邢台县有“襄国城”，其历史沿革情况为：“在今城西南。祖乙迁都于邢，即此城也。春秋时邢侯都于此，为卫之与国。隐四年，石碏杀州吁，卫人逆公子晋于邢而立之；闵元年，狄伐邢，齐人救邢；僖元年，狄复伐邢，齐侯帅诸侯之师以救邢，迁邢于夷仪；二十五年，卫侯毁灭邢；二十八年，晋伐卫，是时邢为晋所取；哀四年，齐国夏伐晋取邢，既而邢复入于晋。战国为赵邑，秦灭赵置信都县。秦末赵王歇都此，项羽使张耳都之，改为襄国，自是历汉及晋皆为襄国县治。”实际上，依文献所记“襄国之邢”为祖乙所都，其地点即今邢台市区，即邢州城内西南之小城。（同上）

又：商代邢都河南温县说，即“河内之邢”。其主要是因为在东周时期这里为邢丘之邑。关于邢丘，多见于先秦文献，如《左传·宣公六年》：“秋，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又，《左传·襄公八年》：“季孙宿会晋侯、郑伯、齐人、宋人、卫人、邾人于邢丘。”传云：“五月甲辰，会于邢丘，于命朝聘之数，使诸侯之大夫听命。季孙宿、齐高厚、宋向戌、卫宁殖、邾大夫会之。”《左传·昭公五年》：“晋侯送女于邢丘，子产相郑伯，会晋侯于邢丘。”在《史记》中，也有邢丘的记载，如《史记·秦本纪》：昭襄王“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怀”。《史记·魏世家》：“秦固有怀、茅、邢丘，城垝津，以临河内，河内共、汲必危。”《史记·韩世家》：“昭侯六年，伐东周，取陵观、邢丘。”邢丘，在先秦文献中较为常见，尤其是在东周时期，这里是由玉门津（成皋）北上渡河后黄河北岸的桥头堡，因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便引起了列国对邢丘的反复争夺。实际上，这条交通要道早在武王伐纣时便已形成，很可能是武王伐纣北渡黄河的重要地点之一。而据《左传·隐公元年》：“王取邬、刘、蒍、邘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郕、欑茅、向、盟、州、陉、聩、怀。”其中，陉，考释者多释为邢，而对苏忿生十二邑的地点研究后可知，其地均在今焦作、济源，以及新乡的西部范围之内。由此可知，当时的邢丘可称之为“邢”。关于邢丘的地点，史料多有记载。如《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十六：”隋开皇十六年，改州为邢丘县，遥取古邢丘为名也。”这是指的武德县，而该县即今之温县武德镇，其范围含今温县东部与武陟西部等区域。《括地志辑校》卷二，在“武德县”条下，专列有“邢丘”：“平皋故城，本邢邱邑，汉置平皋县，在怀州武德县东南二十里，以其在河之皋地也。”此外，在《水经注》以及其他的地理丛书中均记录有邢丘城。对于“祖乙迁邢”与“河内之邢”关系的认识，最关键的人物便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他在《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耿》一文中有这样的研究结论：“《尚书·序》：祖乙迁于耿。《史记·殷本纪》作邢，《索隐》以为河东皮氏县之耿乡。然仲丁迁隞，河亶甲居相，其地皆在河南北数百里内，祖乙所居不得远在河东，且河东之地，自古未闻河患，耿乡距河稍远，亦未至遽圮也。段氏《古文尚书撰异》引《说文》：邢，郑地有邢亭，疑祖乙所迁，当是此地。然《说文》邢字下云：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内怀。其云，周公子所封，则指邢、茅、胙、祭之邢。然又云地近河内怀，则又指《左传》《战国策》之邢邱也。邢邱即邢虚，犹言商邱殷虚。祖乙所迁，当即此地，其地正滨大河，故祖乙圯于此也。”（同上）

段宏广：“祖乙迁于邢”考辨，第一种说法为河东皮氏（今山西河津县）说，河东皮氏县有耿乡是此说的主要依据。文献有载，《左传》云：“晋灭耿，灭魏，灭霍。”（卷十一《闵公元年》）又云：“赐赵夙耿，赐毕万魏。”（卷十一《闵公元年》）杜预注曰：“平阳皮氏县东南作‘耿’，今河东皮氏县有耿乡。”《左传》“晋灭耿”乃春秋时期晋献公事，且杜预认为，“耿、魏、霍”皆姬姓；《汉书·地理志》云：‘皮氏，耿乡，故耿国，晋献公灭之。’”故文献亦有“故耿国”，此处的耿（今山西河津一带）应是井方的活动范围（这一点将在本节下文重点论述），而与祖乙所迁之邢无涉（详下文将具体考证）。笔者简单将“耿”之脉络梳理，认为河东皮氏之“耿”的出现可能也比较早，且因为“邢”音通“耿”，有学者就断定祖乙迁于耿（邢）为河东皮氏（今山西河津县）一带。另其它地方也有谓耿者，《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绛州龙门县东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国也。”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现代的地名与古地名对应，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失之偏颇。再则，从考古工作来看，这一带未有规模较大的商人活动遗迹的发现，不能在考古上提供有力的证据。因此有学者指出：“祖乙以前的王都均在大河两岸，不出今豫鲁冀境，所以祖乙不可能将国都迁出其疆域，而定都于荒服之中。况且祖乙之时，商王朝‘比九世乱’，内外交困，国势式微，在自己控制的地盘上尚不暇自顾，更不用说迁到域外了。”综上所论，从不同角度来看，祖乙所迁之地决不可能是河东皮氏（今山西河津）一带。第二种说法为河内平皋（今河南温县）说，这种说法和者甚多。《左传》有记载：“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卷二十二《宣公六年》）杜预注：“邢丘，今河内平皋县。”《说文》：“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内怀。”近人王国维亦以为商祖乙迁邢之“邢”，即此“地近河内怀”的“邢丘”。又《史记》《战国策》《汉书》《纪年》皆记此地为邢丘。一地若名丘者，必有其因，“丘”盖为古之都城因时代久远所留下来的历史遗迹（这种城市遗迹，大多已失其原貌，久之则成为墟），若帝丘，若商丘。河内平皋所以名“邢丘”者，必有其因。但此“邢丘”与祖乙所迁之“邢”无涉，有些学者（主要是当地一些考古文化工作者）至今还坚持“邢丘”（河南温县北平皋一带）乃商代遗存的错误说法。今本《竹书纪年》记载：“祖乙，元年己巳，王即位，自相迁于耿。二年，圮于耿。”（伪孔《传》云“河水所毁曰圮”；《汉书》师古注：“圮，毁也。”）据此他们认为祖乙迁于邢（耿），一是时间短，迁都仅一年，还没有修建好都城；二是圮于耿，都城为河水所毁，这两个原因导致没有在北平皋发现商代遗址。这种说法未免牵强，我们在前边谈到，祖乙乃“仁人”，他不可能选择一个河水如此容易泛滥的地方作为都城吧！遑论仅迁都一年就为“河水所圮”。况避开河水泛滥可能是祖乙迁都之动因，“良禽择木而栖”，“择地而居”，祖乙会如此不审慎、不明智吗？198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在北平皋进行调查时，认为此地“决非商祖乙所都”；邹衡先生也曾指出“……经过我们（对北平皋）踏查，在遗址范围内尚未见到任何商文化遗物……因此，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东周怀地邢丘的确切地点已经找到，但决非商祖乙所都”。可见，“邢丘”如作为祖乙所迁之“邢（耿）”，是找不到丝毫考古学上的依据的。至于河南温县北平皋一带为什么又有“邢丘”，可能与东周时期的邢国有关，且北平皋发现有东周遗存。但此“邢丘”与祖乙所迁之“邢”是完全扯不上关系的。第三种说法为河北邢台说。学术界目前较倾向于这种说法，笔者也持此观点。文献有记，古代之邢台隶属各朝不尽相同，秦置信都，东汉置襄国县，隋有龙冈县之称，直至宋宣和二年才改名邢台县，从上列有关“祖乙迁于邢”邢台说的文献可以看出，其大多出于“方舆地志”，可信度是颇高的。众所周知，将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历史研究，是目前史学研究的趋势，而对邢都地望的考证，更须如此。近年来，在河北邢台一带发现了多处与祖乙迁邢年代相当的考古遗址，以东先贤、曹演庄等遗址为代表，为祖乙迁邢之邢台说提供了考古学上的证据，由此可证，当年祖乙所迁之地应在今邢台；且这一带商文化遗址分布密集，说明这里非一般的村落居址，很可能与一代王都有关。另邹衡先生也认为：“邢都地望很有可能就在今天的邢台市。”尽管目前尚未发现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城墙，但也是言之有据的，称其为商代都城是无碍的。再则，豫北冀南可能是商族先商、早商时期经略之地。《大荒东经》引《竹书》载“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有学者认为“有易”为河北的易水流域，如果先商早商时期冀中南已属商的经营活动范围，那么祖乙所迁之邢为邢台说就更为可信。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会发掘出面积更多、规模更大的商代遗存，以期待为“祖乙迁于邢”邢台说提供更有力的依据。综上，可以看出，“祖乙迁于邢”之邢台说，无论从文献还是考古资料上来看，证据都较为充分，我们有理由相信祖乙所迁之都就在今河北邢台一带。前边我们已经简单提到，豫北冀南曾是商族早期比较活跃的区域，有“祖乙迁于邢”地望的指实和近年在河北境内发现的多处遗址可证，以邢台最具代表性：“邢台及其周围的商文化遗址的下层大都属于早商文化的第四段，绝对年代约在武丁之前，与祖乙至祖丁居邢的年代并不矛盾。”可见，早商时期商族在北方经营的范围很广。（《先秦邢地综合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5月）

⑥ 【汇注】

郑　樵：帝仲丁（原注：元年，庚子）：仲丁自亳迁于嚣（原注：嚣亦作敖，今河南敖仓是也）。蓝夷为寇，仲丁征之。在位十一年崩，弟外壬立。（《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仲丁，大戊子，以己未嗣立，十三年辛未崩。（《文献通考》卷二五〇《帝号历年》）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仲丁（注：名庄）元年辛丑，王即位，自亳迁于嚣，于河上。九年，陟（按《通志》作在位十一年）。（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仲丁本纪》）

齐召南：仲丁：太戊子。元祀，己未。六祀，自亳迁嚣。在位十三祀崩。国内乱，弟外壬嗣。（《历代帝王年表·商世表》）

宫梦仁：仲丁，大戊子，在位十三年。（《读书纪数略》卷十五《统纪类》）

⑦ 【汇校】

张富祥：日名前冠以外字。属于这一类的有外丙、外壬，卜辞作卜丙、卜壬。卜辞中已有“卜”“外”通用之例，如“于卜乃土”（《合集》34189）、“在卜有咎”（《屯南》550），“卜”字皆读作“外”，是知史籍所记外丙、外壬之名不误。“外”字从夕、卜，说文云：“外，远也。卜尚平旦，今若夕卜，于事外矣。”卜辞有“夕卜”（《后编下》16.21），实指远日之卜。《礼记·曲礼上》：“凡卜筮日，旬之外曰远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合观“卜”“外”二义，外丙、外壬可能原属王室外婚群，由卜选而入继王位者，其身份则入于内婚群的丙宗、壬宗，并由此而得日名。值得注意的是，大乙有妣丙，大戊有妣壬，外丙、外壬之入宗可能即因妣丙、妣壬为主母之故，商王与上代先妣同日名者实少见。（《商王名号与上古日名制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汇注】

朱孔阳：外壬名发，仲丁弟。在位十有五祀，崩，国内复乱。（《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⑧ 【汇注】

王国维：外壬，名发。元年庚戌，王即位，居嚣（《御览》八十三引《纪年》“外壬居嚣”）。邳人、侁人叛（《左·昭元年传》“商有姺、邳”）。十年，陟（《御览》八十三引《史记》：“帝外壬在位一十五年。”《外纪》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⑨ 【汇校】

梁玉绳：附按：《逸书》有《仲丁》篇，故云然。此句当在前文“帝仲丁崩”之上，不应置外壬时也，必是错简。（《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崔　适：按：各本中云“《仲丁》书阙不具”，此岂记言之书，而泛语及此？文不列于“仲丁崩”下，而在“帝外壬”下，亦可为妄窜之证。（《史记探源》卷二《殷本纪》）

【汇注】

司马贞：盖太史公知旧有《仲丁》书，今已遗阙不具也。（《史记索隐》）

郭嵩焘：按此仲丁迁隞而汇叙之，以后有盘庚迁殷一节最为商政之可纪者，故于此总叙三迁以为之引，亦所以醒眉目也。此可悟文家叙事之法。“《仲丁》书阙不具”，当在“子帝仲丁立”下，言仲丁事无可纪，惟传言其迁隞而已，因并列三迁事以附之传闻之后。（《史记札记》卷一《殷本纪》）

江　灏：仲丁迁于嚣，作《仲丁》。（《今古文尚书全译·仲丁·序》）

⑩ 【汇注】

郑　樵：帝外壬（原注：元年，辛亥）：外壬在位十五年崩。帝河亶甲立。（《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外壬，仲丁弟，以壬申嗣立，十五年丙戌崩。（《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系·历年》）

齐召南：外壬，仲丁弟。元祀，壬申。在位十五祀崩。复乱。弟河亶甲嗣。（《历代帝王年表》）

⑪ 【汇校】

江林昌：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中指出：“殷人祭祀中，有特祭其所自出之先王，而非所自出之王不与者。”根据这一规律，王国维对《殷虚书契后编》中的一片残辞进行拟补（《合集》1474）：

（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牛）一，羊一，（南庚，羌甲）。在这一片卜辞中，所祭均为直系先王。大丁传位给大甲，大甲传位给大庚，大庚传位给大戊，由此类推，可知中丁传位给祖乙。也就是说，祖乙是中丁的儿子。但在《殷本纪》世系中，祖乙之位由河亶甲所传，祖乙成了河亶甲之子，据卜辞可知，是错误的。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中指出：“由此观之……自大丁至祖丁皆其所自出之先王，以《殷本纪》世数次之，并以行数求之，其文当如是也。惟据《殷本纪》则祖乙乃河亶甲子而非中丁子。今此片中有中丁而无河亶甲，则祖乙自当为中丁子，《史记》盖误也。”（《如何订补《殷本纪》商王世系》，《文史知识》），2010年12期）

【汇注】

朱孔阳：河亶甲名整，外壬弟。嚣有河决之患，徙都于相。今河南彰德府安阳县。商道渐衰，在位九祀，陵在河南彰德府。（《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⑫ 【汇注】

李　贽：时嚣又有河决之害，迁都于相。崩，子祖乙立。（《史纲评要》卷一《商纪·河亶甲》）

王国维：河亶甲，名整。元年庚申，王即位，自嚣迁于相。三年，彭伯克邳（《郑语》“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四年，征蓝夷。五年，侁人入于班方。彭伯、韦伯伐班方，侁人来宾（《御览》八三引《纪年》“河亶甲再征班方”）。九年，陟（《御览》八三引《史记》：“河亶甲在位九年。”《外纪》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⑬ 【汇注】

苏　辙：河亶甲居相，殷复衰。（《古史》卷四《殷本纪》）

河亶甲崩①，子帝祖乙立②。帝祖乙立③，殷复兴。巫贤任职。

① 【汇校】

王叔岷：案：《御览》引作“河亶甲在位九年，崩”。（《史记斠证·殷本纪第三》）

【汇注】

郑　樵：帝河亶甲（原注：元年，丙寅）：亶甲迁于相（原注：今邺都也），商复衰，在位九年崩。子祖乙立。（《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河亶甲，外壬弟，以丁亥嗣立，九年乙未崩。（《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系·历年》）

齐召南：河亶甲，外壬弟。元祀，丁亥。迁于相。在位九祀崩。子祖乙嗣。（《历代帝王年·商世表》）

徐文靖：《笺》按：商彝器有足迹罍。薛尚功曰：此器在洹水之滨亶甲墓旁得之。铭作亚形，中有左足迹，是河亶甲之陟葬此也。（《竹书纪年统笺》卷五《河亶甲》）

胡厚宣：按河亶甲居相，见《太平御览》八三引古本《竹书纪年》。据《史记·殷本纪》引《括地志》说相在内黄县东南13里，并不在安阳。说安阳是河亶甲城，虽错误，但这块地方是殷都，也有墓葬，由殷墟发掘看来，则是事实。（《殷墟发掘》第一章《早期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

② 【汇校】

梁玉绳：案：《史》及《书》疏引《世本》皆以祖乙为河亶甲子，而《人表》谓是弟，未知孰是。（《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汇注】

李　昉：《史记》曰：祖乙迁于邢。（《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又：《书叙传》曰：祖乙圮于耿（原注：曰圮于祖，迁于耿也。河水所毁曰圮也。《帝王世纪》曰：今河东皮氏有耿乡）。（同上）

又：《纪年》曰：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

又：《帝王世纪》曰：帝祖乙以乙日生，故谓之帝乙。孔子所谓五世之外，天之锡命疏可同名者也。是以祖乙不为讳，盖殷礼也。（同上）

李　贽：时相又有河决之害，迁都于耿。崩，子祖辛立。（《史纲评要》卷一《商纪·祖乙》）

朱孔阳：祖乙名胜，河亶甲子，元祀圮于相，徙都于耿。九祀，复圮于耿，徙都于邢。巫咸作相，商道复兴，在位十有九祀。（《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王国维：祖乙，名滕。元年己巳，王即位，自相迁于耿。命彭伯、韦伯。二年，圮于耿（《尚书序》“祖乙圮于耿，作《祖乙》”）。自耿迁于庇（《御览》八十三引《纪年》“祖乙滕即位，是为中宗，居庇”）。三年，命卿士巫贤（《书·君奭》“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八年，城庇。十五年，命邠侯高圉。十九年，陟（《御览》八十三引《史记》：“祖乙在位十九年。”《外纪》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又：祖乙之世，商道复兴，庙为中宗（原注：《史记》与《无逸》皆无之）。按：《御览》引《纪年》：“祖乙滕即位，是为中宗。”（同上）

③ 【汇注】

苏　辙：帝祖乙立，圮于相，复迁于耿，任巫贤，殷复兴。巫贤者，巫咸之子也。（《古史》卷四《殷本纪》）

江　灏：祖乙圮于耿，作《祖乙》。（《今古文尚书全译·祖乙·序》）

祖乙崩①，子帝祖辛立②。帝祖辛崩③，弟沃甲立④，是为帝沃甲⑤。帝沃甲崩⑥，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为帝祖丁⑦。帝祖丁崩⑧，立弟沃甲之子南庚⑨，是为帝南庚⑩。帝南庚崩⑪，立帝祖丁之子阳甲⑫，是为帝阳甲⑬。帝阳甲之时，殷衰。

① 【汇注】

郑　樵：帝祖乙（原注：元年，乙亥）：祖乙迁于耿（原注：河中龙门县南二里，故耿城是也），为水所圮，迁于邢（原注：今邢台治也）。或云迁于奄。巫贤任职，商道复兴。在位十九年崩，子祖辛立。（《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祖乙，河亶甲子，以丙申嗣立，十九年甲寅崩。（《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系·历年》）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祖乙（注：名滕）元年己巳，王即位，自相迁于耿，命彭伯、韦伯。二年，圮于耿，自耿迁于庇。三年，命卿士巫贤。八年，城庇。十九年，陟。（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祖乙本纪》）

② 【汇注】

李　昉：《史记》曰：帝祖辛在位十六年，崩，帝沃甲立。（《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徐文靖：《笺》按：商彝器中有祖辛卣。薛尚功曰：祖辛，沃甲之兄，祖丁之父也。（《竹书纪年统笺》卷五《祖辛》）

朱孔阳：祖辛名旦，祖乙子，在位十有六祀。（《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王国维：祖辛，名旦。元年戊子，王即位，居庇。十四年，陟（《御览》八三引《史记》：“祖辛在位十六年。”《外纪》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③ 【汇注】

郑　樵：帝祖辛（原注：元年，甲午）：祖辛在位十六年崩，弟沃甲立。（《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祖辛，祖乙子，以乙卯嗣立，十六年庚午崩。（《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系·历年》）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祖辛（注：名旦）元年戊子，王即位，居庇。十四年，陟（按《通志》作在位十六年）。（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祖辛本纪》）

④ 【汇校】

徐文靖：《世本》作“开甲”，与《竹书》同。（《竹书纪年统笺》卷五《开甲》）

朱孔阳：沃甲，《竹书》作开甲，名逾。祖辛弟，在位二十有五祀，崩，国乱。（《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王国维：开甲（原注：《史记》作“沃甲”。《史记》索隐“沃甲，《系本》作开甲也”），名逾。元年壬寅，王即位，居庇。五年，陟（《御览》八十三引《史记》：“沃甲在位二十五年。”《外纪》“在位二十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⑤ 【汇校】

司马贞：《系本》作“开甲”也。（《史记索隐》）

梁玉绳：附案：《书·盘庚》疏引《史》，《索引》引《世本》均作“开甲”，《纪年》亦作“开”，疑“沃”字非。又《书》疏以开甲为祖辛子，未知谁误。（《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王叔岷：案：《御览》引《纪年》“沃甲”亦做“开甲”，云：“帝开甲踰即位，居庇。”《书·盘庚》疏引此文作“开甲”，盖与《世本》或《纪年》之文相乱，未可据以正正文“沃”字之非也。（《史记斠证·殷本纪第三》）

【汇注】

李　昉：《史记》曰：帝沃甲在位二十五年，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又：《纪年》曰：祖丁即位，居庇。（同上）

⑥ 【汇注】

郑　樵：帝沃甲（原注：一作开甲。元年，庚戌）：沃甲在位二十年崩，祖辛之子祖丁立。（《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沃甲，祖辛弟，以辛未嗣立，二十五年乙未崩。（《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系·历年》）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开甲（注：名逾）元年壬寅，王即位，居庇。五年陟（按《通志》作在位十六年）。（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沃甲本纪》）

⑦ 【汇校】

王叔岷：案：《御览》引《纪年》云：“祖丁即位，居庇。”（《史记斠证·殷本纪第三》）

【汇注】

朱孔阳：祖丁名新，祖辛子，在位三十有二祀，崩，国乱。（《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王国维：祖丁，名新。元年丁未，王即位，居庇。九年，陟（《御览》八十三引《史记》：“祖丁在位三十二年。”《外纪》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⑧ 【汇注】

郑　樵：帝祖丁（原注：元年，庚午）：祖丁在位三十三年崩，沃甲之子南庚立。（《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祖丁，沃甲兄（祖辛之子），以丙申嗣立，三十二年丁卯崩。（《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系·历年》）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祖丁（注：名新）元年丁未，王即位，居庇。九年，陟（按《通志》作在位三十三年）。（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祖丁本纪》）

⑨ 【汇校】

王国维：案祖丁之前一帝为沃甲，则帝甲即沃甲，非《周语》“帝甲乱之”之帝甲也。又曰祖辛一牛，祖甲一牛，祖丁一牛，案祖辛祖丁之间惟有沃甲，则祖甲亦即沃甲，非武丁之子祖甲也。（《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祖某》）

⑩ 【汇注】

李　昉：《史记》曰：帝南庚在位二十九年，崩。立祖丁之子阳甲。（《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又：《纪年》曰：南庚更自庇迁于奄。（同上）

朱孔阳：南庚名更，沃甲子，在位二十有五祀，崩，国乱。（《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王国维：南庚，名更。元年丙辰，王即位，居庇。三年，迁于奄。六年，陟（《御览》八十三引《史记》：“南庚在位二十九年。”《外纪》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曲英杰：商人自南庚时迁奄。《古本竹书纪年》载：“南庚更自庇迁于奄。”（此奄地，人多据《左传·定公四年》所载伯禽就封于鲁，“因商奄之民”，以为在今山东曲阜市，不确）所谓“因商奄之民”，是指鲁国兼领有原奄国之地，而不是以原奄都为都。奄都所在，当在今山东沂水县西北一带。其地距商人活动之中心区域遥远，商人迁都，不可能至此。

从商人多次迁徙不离河水来看，此奄地当在近河之地求之。王国维云：“余谓鄘与奄，声相近。《书·雒诰》‘无若火始焰焰’，《汉书·梅福传》引作‘毋若火始庸庸’。《左文十八年传》‘阎职’，《史记·齐太公世家》《说苑·复恩》篇均作‘庸职’。奄之为鄘，犹焰、阎之为庸矣。”然其以此推指鄘当在奄（即鲁），则不确。奄既可通鄘，则当即为周灭商后分其畿内为邶、鄘、卫三地中之鄘。郑玄《邶鄘卫谱》云：“自纣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服虔、王肃等又以为“鄘在纣都之西”。《通典》卷一七八载卫州新乡县“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即鄘国”。在今河南新乡市西南。《左传·定公四年》记康叔之封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杜预注：“有阎，卫所受朝宿邑，盖近京畿。”此有阎之土，亦当指奄（同鄘）。今新乡北站区火电厂附近潞王坟遗址已发现商代早、中期文化遗存，马小营村和台头村等地亦发现有商代遗迹，或可为寻找商都奄提供线索。（《先秦都城复原研究》，第78页）

⑪ 【汇注】

郑　樵：帝南庚（原注：元年，壬寅）：南庚在位二十九年崩，祖丁之子阳甲立。（《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南庚，沃甲子，以戊辰嗣立，二十五年壬辰崩。（《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系·历年》）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南庚（注：名更），元年丙辰，王即位，居庇。三年，迁于奄，六年，陟（按《通志》作在位二十九年）。（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南庚本纪》）

⑫ 【汇注】

王国维：卜辞有羊甲，无阳甲。罗参事证以古乐阳作乐羊，欧阳作欧羊，谓羊甲即阳甲。今案：卜辞有曰“南庚曰羊甲”六字，羊甲在南庚之次，则其即阳甲审矣。（《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羊甲》）

⑬ 【汇校】

王叔岷：案：《御览》引《纪年》云：“阳甲即位，居奄。”（《史记斠证·殷本纪第三》）

【汇注】

朱孔阳：阳甲，一作和甲，名和。祖丁子。仲丁以来，子弟争立，比乱九世，商道复衰，诸侯莫朝，在位七祀。（《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王国维：阳甲（原注：一名和甲），名和。元年壬戌，王即位，居奄。三年，西征丹山戎（《大荒北经》注引《竹书》曰：“和甲西征，得一丹山。”案：隶书“和”“祖”二字形相近，和甲疑祖甲之讹。此据郭注讹字，乃有阳甲名和之说矣）。四年，陟（《御览八十三引《史记》：“阳甲在位十七年。”《外纪》“七年”，又引《帝王本纪》云：“十七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方诗铭：《纪年》曰：阳甲即位，居庵。杨树达云：“今本《纪年》云：‘阳甲名和。’”按《山海经·大荒北经》郭注引古本《纪年》云：“和甲西征，得丹山。”按和甲之称，与《吕氏春秋》称河亶甲为整甲者辞例同，非后人所能杜撰，此可证今本《纪年》阳甲名和之说为可信……甲骨文作“象甲”，或释“兔甲”。郭沫若同志云：“象、与阳同部，则象甲若甲即阳甲矣。”（《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殷纪》）

自中丁以来，废適而更立诸弟子①，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②，于是诸侯莫朝③。

① 【汇注】

陈蒲清：更：交替，连续。（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三《殷本纪》）

② 【汇注】

张大可：比九世乱：接连九代政乱。从中丁至阳甲为五代九主。（《史记全本新注》卷三《殷本纪第三》）

编者按：从中丁至阳甲为五代九王，具体为中丁、外壬、河亶甲一代三王，祖乙一代一王，祖辛、沃甲一代二王，祖丁、南庚一代二王，及阳甲，计为五代九王，泛言之为“比九世乱”。

【汇评】

梁玉绳：按：《大纪》云“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阳甲，立弟九世，中丁之名误也”。《史铨》非之云：“仲丁至阳甲，正合九世之数，若沃丁以来则不止九世矣。”《大纪》专就立弟及立兄弟子数之，故以仲丁为误，《史铨》数一帝是一世，故仍依《史》作“中丁”，而皆不考史公斯言之失。夫沃丁之后有太戊中兴，仲丁之后有祖乙复兴，岂得言九世乱乎？况沃丁而上有外丙、仲壬，阳甲而降有盘庚、小辛、小乙、祖甲、庚丁，所谓废嫡更立者，何独咎沃丁、仲丁哉。盖一代有一代之礼，殷道亲亲立弟，周道尊尊立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此褚先生续《梁孝王世家》袁盎语也。若殷亦立子，周亦立弟者，权耳）。此殷、周殊礼也，故文王当伯邑考死，虽有伯邑考之子在，舍之而立武王，先儒以为殷礼，孔子曰立孙，自为周言之耳。（《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③ 【汇校】

王叔岷：《考证》：《南本》无“于是”二字。案：《古写本》亦无“于是”二字，《御览》引同。（《史记斠证·殷本纪第三》）

【汇评】

安　东：值得注意的是殷代帝位的传衍以“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为主，辅之以叔侄相袭，与历代父子相袭的继统方法不同。殷人曾屡次迁都，自契至成汤凡八迁，又谓“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前后合计，迁都达十三次之多。表明殷代社会尚处在氏族社会向宗法社会，血族团体向区域集团过渡的转型时期，国家制度尚在完善之中，这同春秋时代的楚国有相似之处。至于司马迁说：“帝阳甲之时殷衰，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将殷商中期的衰败归咎于殷人兄终弟及的继统制上，则说明司马迁赞成主张维护古代社会统治秩序的嫡长子继承制，这也是大一统观念的体现。（见《史记题评·殷本纪》）

帝阳甲崩①，弟盘庚立②，是为帝盘庚③。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④，乃五迁⑤，无定处⑥。殷民咨，胥皆怨⑦，不欲徙⑧。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⑨，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⑩，治亳⑪，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① 【汇校】

王叔岷：案：《御览》引作“帝阳甲在位十七年，居奄”。“年”下盖略“崩”字。（《史记斠证·殷本纪第三》）

【汇注】

李　昉：《史记》曰：阳甲在位十七年。（《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又：《纪年》曰：阳甲即位，居奄。（同上）

郑　樵：帝阳甲（原注：元年，辛未）：阳甲之世，商道衰微，自仲丁以来，废嫡而立诸弟。弟子争立，比九世乱，诸侯莫朝。在位七年崩（原注：《帝王本记》云：十七年）。弟盘庚立。（《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阳甲，祖丁子，以癸巳嗣立，七年己亥崩。（《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系·历年》）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阳甲（注：名和）元年壬戌即位，居奄。三年，西征丹山戎。四年，陟（按《通志》作在位七年）。（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阳甲本纪》）

② 【汇注】

朱孔阳：盘庚，名旬，阳甲弟。复都西亳。改号曰殷。在位二十有八祀。（《历代陵寝备考》卷九《商》）

③ 【汇注】

李　昉：《史记》曰：在位十八年。（《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又：《纪年》曰：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同上）

又：《帝王世纪》曰：帝盘庚徙都，始改商曰殷……亳殷，今偃师是也。然则殷有三亳：二亳在梁国，一亳在河南。谷熟为南亳，即今都也。蒙为北亳，即景亳，汤所盟地。偃师为西亳，即盘庚所徙者。（同上）

李　贽：盘庚，时商道寖衰，耿又有河决之害，臣民安土重迁，盘庚作书以告谕臣民，复迁都于亳，从汤所都，改商曰殷。行汤之政，商道复兴。崩，弟小辛立。（《史纲评要》卷一《商纪·盘庚》）

王国维：盘庚，名旬。元年丙寅，王即位，居奄。七年，应侯来朝。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御览》八三引《纪年》“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十五年，营殷邑。十九年，命邠侯亚圉。二十八年，陟（《御览》八三引《史记》：“盘庚在位二十八年。”《外纪》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④ 【汇校】

王叔岷：《考证》：《枫》《三》《南本》“故居”作“故都”。案《古写本》“渡”作“度”，“故居”亦作“故都”。渡、度正、假字。《御览》引“故居”作“故园”。（《史记斠证·殷本纪第三》）

【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盘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来，奢淫不绝，盘庚乃南渡河，将徙都亳之殷地。人咨嗟相怨，不欲徙，盘庚乃作书三篇，以告谕之。今为《尚书·盘庚》三篇是也。亳在偃师。（《帝王世纪辑存·殷商第三》）

又：帝盘庚徙都殷，始改商曰殷。（同上）

又：亳殷，今偃师是也。然则殷有三亳：二亳在梁国，一亳在河、洛之间，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蒙为北亳，即景亳，汤所盟地。偃师为西亳，即盘庚所徙者。（同上）

【汇评】

梁玉绳：按：汤都南亳，盘庚都西亳，判然两地。自史公有复故居之说，而班固作《地理志》，遂于河南偃师县注云“殷汤所都”，康成注《经》亦仍之云“汤居偃师”，而张守节引《括地志》言汤先居南亳，后迁西亳。晋臣瓒又云“汤居济阴薄县”，孔仲达于《商书》《商颂》并载其说，而云“经无正文，未知孰是”。窃谓仲达所述皇甫谧之辨极为精核，谧曰“《孟子》称汤居亳与葛为邻，今梁国宁陵之葛乡。汤地七十里耳，若汤居偃师，计宁陵去偃师八百余里，岂当使亳众为之耕乎？梁国自有二亳，南亳在谷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师也，盘庚迁偃师。然则殷有三亳，谷熟为南亳，即汤都；蒙为北亳，即景亳，汤所受命；偃师为西亳，即盘庚所徙者”。（《竹书》谓盘庚迁北蒙，非也）阎氏《疏证》复申之曰：“南亳是汤所都，皇甫谧据《孟子》以正之。《史记》注谓汤于后徙西亳，予即如谧以正之曰：放太甲于桐，桐在今虞城县，去偃师八百余里，伊尹既以身当国于偃师，又焉能时时于桐训太甲乎？仍属谷熟方近。自《史》云复故居，注遂为汤亦曾都偃师，不知《盘庚》三篇，一则曰新邑，再则曰新邑，曷尝有复故居字面，止下篇云‘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本泛言先王徙都山险之处，如上所迁五邦多是，非必定指汤。或汤曾有意亳殷山险往视之，如武王告周公营洛邑，仍都丰、镐，商或类此。故当日三亳鼎称，不出邦畿千里之外，非必汤亲身徙西亳。凡此皆商有天下规模形胜之大者，不可不论。”阎氏之辨亦确，余因考《书序》“盘庚将治亳殷”，《疏》引束皙据孔壁中《尚书》作“将始宅殷”。夫谓之始宅，则非复故明甚，可补前贤所未及。臣瓒之说最谬，不足辨也。（《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⑤ 【汇注】

焦　竑：商都亳，后盘庚迁都，亦曰亳。《书》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盖自汤至盘庚五迁也。祖乙迁景，盘庚复迁于亳。（《焦氏笔乘续集》卷六《古今都会》）

王　恢：盘庚迁殷，有《盘庚》三篇可证。而“盘庚时殷已都河北”，如雷学淇《竹书义证》谓“盘庚以前上甲居殷”。但亦非盘庚时。史公盖因《书序》“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治亳”乃“始宅”形讹误也。孔颖达《尚书正义》引束晳说：“壁中《尚书》作‘将始宅殷’。”而孔氏阿附《书传》，谓“‘亳’字摩灭，容或为‘宅’。壁内之书，安国先得，‘治’皆作‘乱’，其字与‘始’不类，无缘误作‘始’字”。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虞书》有治忽之训，《禹贡》有治梁之文，后出《尚书》，治字尤众，孔氏未见壁中书，安知其皆作乱耶？”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谓“‘治’之作‘乱’，乃伪古文”。王国维《说殷》：“《隋书·经籍志》，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束晳所见自当不诬。且‘亳殷’二字未见古籍，《商颂》言‘宅殷土芒芒’，《周颂·召诰》言‘宅新邑’，宅殷连言，于义为长。且殷之于亳，截然二地。《书疏》引《汲冢古文》云：盘庚自奄迁于殷，在邺南三十里（《索隐》引作‘迁于此冢曰殷墟，去邺三十里’。今本《竹书》作‘迁于北蒙曰殷’。《正义》引《括地志》‘冢’作‘蒙’，误）。束晳以《汉书·项羽传》之洹水南殷虚释之，今龟甲兽骨出土皆在此地，盖即盘庚之旧都。”又曰：“《史记》既以盘庚所迁为亳殷在河南，而受辛之亡又都河北，乃不得不以去亳徙河北归之武乙，今本《纪年》袭之。然《史记正义》引《古本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当作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虽不似《竹书》原文，必栝本书为之，较得事实。乃今《纪年》于武乙三年书自殷迁于河北，又于十五年书自河北迁于沫，则又剿《史记》及《帝王世纪》之说，必非汲冢本文也。”赵铁寒《殷商群亳地理方位考实》：“事实上，盘庚自西元前一三八四自奄迁殷，直到一一一二年亡国，居殷二百七十三年，再不迁都，有殷虚卜辞的实物为证。在载籍中，又有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自盘庚至于帝辛亡国，十二王中除武丁外，俱有居殷之文（见《御览》八十三引），何有渡河而南治于西亳之事？”赵又引董作宾之言曰：“今存《盘庚》三篇，很明白的是建设了一个新的都邑，所以才一再言及‘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器非求旧惟新’，‘予若吁怀兹新邑’。‘无俾易神于兹新邑’……‘宅殷’而再三称之曰‘新邑’，就决不会是河南古老的亳邑了。”

汤时由游牧已渐进于农业，汤后仍不常厥居，而又五迁，及盘庚迁殷之前，农业盖已发达，故安土重迁，“民咨胥怨”，反复开陈，“永建乃家”。《书序》“祖乙圮于耿”，可能为“荡析离居”而“适于山”。但耿与殷，都在河北，不须“涉河”。如自奄迁殷，既远又无适当理由。

自迁殷后，“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安居乐业，经济文化遂有高度之发展。从小屯文化看来，农业已成为主要生产，衣丝饰玉，乘辂货宝，可见其交通与商业之盛，青铜器制作之精美，历法之精密，其技术与天算，大为惊人。再就殷虚发现版筑之遗迹，《竹书》称纣都“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或未太过夸饰。（《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汤后五迁》）

⑥ 【汇注】

裴　骃：孔安国曰：“自汤至盘庚凡五迁都。”（《史记集解》）

张守节：汤自南亳迁西亳，仲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盘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迁也。（《史记正义》）

⑦ 【汇校】

王若虚：《盘庚篇》云：“民咨胥怨”，言咨嗟而相怨也。《史记》乃曰“咨胥皆怨”，何等语耶？（《滹南遗老集》卷九《史记辨惑》）

【汇注】

傅元恺：咨：嗟叹。胥：互相。（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编者按：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为“殷民咨胥皆怨”。

⑧ 【汇注】

裴　骃：孔安国曰：“胥，相也。民不欲徙，皆咨嗟忧愁，相与怨其上也。”（《史记集解》）

⑨ 【汇注】

傅元恺：高后，对成汤的敬称。（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⑩ 【汇评】

谢肇淛：殷世常苦河患，故自仲丁以至盘庚，或渡河而南，或渡河而北，当时未闻其求治水之方，而但迁徙以避。计其迁徙，当不费于开凿，盖民未稠密，故河未为大害。（《五杂俎》卷一三）

⑪ 【汇校】

王鸣盛：按：《尚书》疏引郑注，以亳在偃师，若皇甫谧则以亳为梁国谷熟县，此妄谈也（详《尚书后案》），安肯遵郑注乎？“皇甫谧曰”四字，裴骃妄加。（《十七史商榷》卷二《史记二》）

【汇注】

裴　骃：郑玄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号曰殷亳。”皇甫谧曰：“今偃师是也。”（《史记集解》）

郑　樵：臣谨按：皇甫谧曰：孟子称汤居亳，与葛为邻，亳即梁国谷熟县也。实汤之所都，是为南亳。又汤有景亳之命，梁国蒙县北有亳城，实汤所受命朝诸侯处，是为北亳。盘庚所治亳，在河南偃师，是为西亳。三地皆名亳，《立政》所谓三亳也。然亳之名本在西，商人初作邑于商，实上洛也。后迁于亳，故京兆杜县有亳亭是也。三亳之名，皆自此亳始。（《通志》卷三《商》）

徐文靖：《笺》按：《书·叙》曰：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郑氏曰：商家自此徙，而改国号曰殷。《殷本纪》曰：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郡国志》：梁国蒙县有北亳。《昭四年传》：椒举曰：商汤有景亳之命。《括地志》曰：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地。因景山为名。皇甫谧曰：蒙为北亳，即景亳。《商颂》：陟彼景山。山在曹县东南四十里。《蔡氏书传》以盘庚迁殷，在于偃师；又以自祖乙都耿，圮于河水，盘庚欲迁于殷。据《竹书》，南庚三年，自庇迁奄，阳甲亦居奄。至是凡二十二年。盘庚又自奄迁于北蒙，则非自耿，并非偃师矣。其他又有讹北蒙为北冢，讹北蒙为此遂者。《水经注》洹水又东北迁邺县南。洹水出洹山，径殷墟北，《竹书纪年》：盘庚即位，自奄迁于此，遂曰殷。则是北讹为此，蒙讹为遂也。《史记索隐》曰：汲郡古文，盘庚自奄迁于北冢，则殷墟去邺三十里。是殷虚南旧地号北冢，则是蒙讹为冢也。殊不审北蒙之亳在梁国蒙县。《书·叙》曰：盘庚将治亳殷。邺岂有亳之名乎？种种谬误，殊属可笑，不有《竹书》，乌从而证之！（《竹书纪年统笺》卷五《盘庚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

又：《笺》按：盘庚曰：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即《纪年》所谓营殷邑也。周希圣曰：商人称殷，自盘庚始。据《竹书》夏后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世本》冥往河治水，子亥迁殷，是商之称殷，始自夏世。“殷土芒芒”，岂谓盘庚以后乎？（《竹书纪年统笺》卷五《盘庚十五年营殷邑》）

【汇评】

曲英杰：商人在盘庚时曾一度迁都于殷。殷地所在，人多以为即洹水南殷墟。实则此殷墟乃王亥至成汤时期商人所居之地，盘庚所迁之殷不当在此，盘庚以后诸王亦不曾以此为都。

……

盘庚在迁亳前既曾迁于殷，那么，殷当在何处呢？《水经注·沁水》载：“朱沟自枝渠东南迳州城南，又东迳怀城南，又东迳殷城北。郭缘生《述征记》曰：河之北岸河内怀县有殷城。或谓楚汉之际殷王卬治之。非也。余按《竹书纪年》云：秦师伐郑，次于怀，城殷。即是城也，然殷之为名久矣，知非从卬始。”《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六载怀州武陟县有“故殷城，在县东南十里”。在今河南武陟县境。小屯商代卜辞中有“衣”字可指为田猎区地名者，郭沫若以为“衣当读为殷。《水经·沁水注》又东迳殷城北，注引《竹书纪年》云秦师伐郑，次于怀，城殷。地在今沁阳县”。又以同版卜辞所见噩、义、盂、雍等相关地名推之，衣即殷地，亦当在此一带。由此可知，其地在商代已称衣即殷。盘庚所迁之殷，极有可能是在此地。此殷地在河北，亳地即今河南偃师县在河南，由殷地迁往亳地需涉河，亦正与《盘庚中》所载“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相合。《水经注》引《述征记》云：“或谓楚汉之际殷王卬治之。”然据《史记·项羽本纪》载：“赵将司马卬定河内，数有功，故立卬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并无殷王卬都此殷地之事。郭缘生为晋时人，其所云河内怀县有殷城与《竹书纪年》所记“城殷”之事，汉时或已不为学者所注意；或虽知此地有殷城而为盘庚所迁之地为亳说所囿，不再做此种推想。晋以后学者虽可从《汲冢古文》中获知战国时河内怀地有殷城，然又多为盘庚所迁之地当在洹水南殷虚说所囿，亦不再顾及此一殷城。

盘庚迁亳后，当仍有一部分商人长期居住于殷。由小屯商代卜辞可知，商代后期，商王经常来此地田猎。此地在战国时犹称殷，可见相沿之久。（《先秦都城复原研究》，第80页）

李　民：盘庚迁殷，以往大多数学者认为是自奄迁于今之安阳洹南之殷墟，即今之小屯村一带。然而在今之洹南的考古发掘中，很难找到盘庚、小辛、小乙三王时期的文化遗存和遗物。随着考古发掘的扩大和发展，我们认为，盘庚始迁为漳南洹北的殷墟，历经小辛、小乙时期，至武丁时，都城稍稍南移，遂移至今洹南殷墟。盘庚始迁之漳南洹北，文献上称之为漳南之商丘，又可称亳、殷。它与洹南之殷墟合则称之为殷（后世称之为殷墟），析则分别称亳与殷。由于盘庚、小辛、小乙居洹北仅二十多年，析称的史实遂被“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记载所湮没，致使人们忽略了盘庚始迁的这段历史。（《盘庚迁都新议》，《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

张国硕：有关盘庚从奄都或邢都迁殷的观点，疑窦颇多。盘庚曾以奄、亳、殷三地为其政治中心，盘庚并非直接从奄或邢迁往殷地，而是经历了从奄迁“河南”之亳、又从“河南”之亳直接迁殷等两次迁都。“河南”之亳可能在郑州商城，而非偃师商城。其中第一次迁都的原因与盘庚意欲振兴商王朝有关，长期洪水泛滥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可能是盘庚第二次迁都的主要原因。（《盘庚自何地迁殷探索》，《中原文物》，2003第4期）

张国硕：与盘庚有关的商都，文献材料主要有奄、邢、亳、殷等，考古发现至少包括洹北商城和殷墟。研究发现，盘庚既非直接从邢都迁往殷地，也不是直接从奄都迁往殷地；在盘庚为王期间，经历了从奄迁“河南”之亳（郑州商城）、又从河南之亳迁往殷地两次迁都。其中第一次迁都可能与阳甲时期商王朝国势变衰、盘庚意欲振兴商王朝有关；长期洪水泛滥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可能是盘庚第二次迁都的主要原因。郑州商城的发现表明，这里不仅是商汤之亳都所在，而且整个商代前期该城并没有被废弃，而是作为主要的政治中心一直存在着，故盘庚“复居成汤之故居”应为此地。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殷都位于今安阳西北郊一带是毋庸置疑的。洹北商城发现有大型城垣和宫殿区遗存，性质为商代都城无疑，其年代与盘庚迁殷的年代及小辛、小乙的年代相合，故其为盘庚所迁殷都的可能性甚大。殷都经历了由“盘庚之殷”（洹北商城）向“武丁之殷”（小屯殷墟）之变迁。从洹北商城宫殿区普遍存在烧土块堆积、小屯宫殿区临近洹河而建、宫殿区及周围开挖有多条水沟等现象推断，“盘庚之殷”被废弃的原因与武丁初期的一场毁灭性的火灾有关。（《盘庚迁都来龙去脉之推断》，《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陈　旭：“盘庚迁殷”的第一个地点应是安阳洹水北岸的洹北商城。这里发现有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时代的殷墟文化第一期的宫殿建筑基址、宫城墙、外城内外基槽及居民点等遗存。其后，由于洹北商城的宫殿建筑毁于火灾，商王室即迁洹南小屯之殷都。这里有殷墟一期的祭祀场所和随葬青铜器的贵族墓等遗存，透露出小屯是盘庚迁殷的第二个地点。（《关于“盘庚迁殷”问题的一点想法》，《中原文物》，2011年第3期）

刘义峰：《盘庚》三篇体现了盘庚的忧患意识和战略眼光，体现了他心系臣民、实行德治的品质以及利用宗教和刑罚进行统治的策略。盘庚之政是中国德政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尚书·盘庚〉与盘庚之政》，《殷都学刊》，2009年第4期）

李玲玲：经过商代前期近三百年的发展，到盘庚时期商代王权已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基本控制了族权，并且控制了部分神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为武丁时期商代的全面兴盛奠定了基础。（《从〈盘庚〉看商代中期的王权》，《殷都学刊》，2002年第2期）

帝盘庚崩①，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②。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③。帝小辛崩④，弟小乙立，是为帝小乙⑤。

① 【汇校】

王叔岷：案：《御览》引云：“在位十八年，居奄。”据所引上下每帝崩之文验之，则此文当作“帝盘庚在位十八年，崩”。（《史记斠证·殷本纪第三》）

【汇注】

郑　樵：帝盘庚（原注：元年，戊寅）：盘庚之前，作都在河北，水泉污溺，荡析民居，盘庚将涉河以民迁。商自成汤以来，凡五迁都邑。臣民重迁，而相咨怨。盘庚为是谕诸侯大臣，言其先祖佐我高后成汤，法则可修之事以晓众志，乃渡河治亳，修汤之德，行汤之政，诸侯来朝，在位二十八年崩。弟小辛立。（《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盘庚，阳甲弟，以庚子嗣立，二十八年丁卯崩。（《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系·历年》）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盘庚（注：名旬）元年丙寅，王即位，居奄。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十五年，营殷邑。二十八年，陟。（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盘庚本纪》）

朱孔阳：小辛名颂，盘庚弟，殷道复衰。在位二十有一祀。（《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② 【汇注】

李　昉：《史记》曰：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小辛在位二十一年。（《太平御览》卷八十三《皇王部八》）

王国维：小辛，名颂。元年甲午，王即位，居殷。三年，陟（《御览》八十三引《史记》：“小辛在位二十一年。”《外纪》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方诗铭：《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引《纪年》曰：小辛颂即位，居殷。按：甲骨文作“小辛”。（《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殷纪》）

③ 【汇注】

司马贞：《尚书》“盘庚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此以盘庚崩，弟小辛立，百姓思之，乃作《盘庚》，由不见古文也。（《史记索隐》）

江　灏：伏生《尚书大传》中《盘庚》只作一篇，《史记》《十三经注疏》都分为三篇。上篇有“盘庚迁于殷”，是记迁都之后；中篇有“今予将试以女迁”，是记迁都之前；下篇有“盘庚既迁”，显然也是记迁都之后。据此，俞樾认为有错乱，说中下两篇应当为上中两篇，上篇应当为下篇。其实，三篇都是盘庚死后后人的追记，后人完全可以不必按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记录，完全可以用插叙、倒叙的手法。（《今古文尚书全译·盘庚上·题解》）

【汇评】

张九成：异哉！商家之君，皆以迁都为家法。夫迁都岂细事哉！周有天下八百余年，后稷封于有邰，太王避狄居于岐，文王徙于丰，平王避狄迁于洛，不过三迁而已。而商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自仲丁至盘又五迁，朝廷宗庙烦费劳动，人民生业经营破坏，何苦而为此举耶？盖商自有玄鸟之祥，其家法颇信神怪，往往如西汉夏贺良陈阳九之厄，东汉杨厚预言三百五年之厄，故有迁都之说，以禳其祸乎。何以知其然哉？自亳有桑榖之祥，太戊一传至仲丁，即有嚣之迁。再传至河亶甲，见殷复衰，故有相之迁。又一传至祖乙，有耿之迁。太史公曰：“自仲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阳甲崩，盘庚立，盘庚复迁殷。九世之乱事几亡国，而迁都纷纷，皆桑榖之祥也。岂商家君臣见商绪渐衰，而桑榖生朝，将有亡国之祸，故为迁都，以应其变乎？其间又有造化之意，试一言之。自汤以前，虽为诸侯所迁，不过百里之内，其事为轻。自仲丁以来，以至盘庚，已有天下矣。王者以天下为家，京师为室，其迁为重。盖朝廷宗庙、百官人民，一动劳费，公私皆然。其所以区区如此者，盖宅都既久，风俗寖衰，事势寖大，恭俭久而奢侈生，勤劳久而简慢起；以德率之，既未易化；以法齐之，又拂人情。非大有以劳动之，使之一变其心术，一易其耳目，未可以言治也。惟是迁都，上下劳动，跋履山川，升降险阻，风餐而水宿，露居而野处；耋艾既欲其安也，孩幼又欲其适也；忧惊迫乎内，纷纭变乎外，一家之情如此，况上自天子，下至小民，散漫乎山泽，交横乎道路，薪水之给，其能如所求乎？器用之资，其能必所愿乎？此特其途路之苦尔。至于已至新都，山川异处，风土异宜，昔时之处所便安者，今无矣；昔时之所往来劳苦者，今变矣。上下一切，失其故步，奢侈变而为恭俭，简慢蹙而为勤劳。以德率之，则易以从；以法齐之，则无不听。此商家祖宗以迁都一变弊俗之意也。至于盘庚，不特俗弊，又有圮毁之患，因时而迁，其意在此。然迁都太数，上自百官，下至庶民，无不惮劳而怨咨者。余以董卓迁都事观之，盘庚亦可谓贤君矣。董卓谓杨彪曰：“百姓何足与议，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驱之，可令诣沧海。”呜呼！此盗贼之说也，岂可施之庙堂哉！且盘庚人主也，福威在我，生杀在我，欲迁则迁，欲止则止，有何不可？而三篇之意，丁宁反复详尽周悉，言祸乱将临，而新都之可乐，必使上下之心皆通畅，快适晓然，知利害所在而后已。其与贼卓所为，岂止云壤哉！上篇之意大抵主在群臣，其意以谓自先王以来，皆灼见天命，即有迁都之法，岂我私意创为此举哉！傥当迁不迁，将有非常之祸。今我此迁，乃延将绝之命于永久也。盘庚之教，既出矢言，又教于民，委曲尽情，不为暴厉，以谓教民当自在位始。今君臣乃不循商家旧事，不禀祖宗法度，不从君命，不听人言，而私图适意，岂臣下之道哉！使此时复生一董卓，则斯民其殆矣。惟圣王之心，悯时俗之衰敝，矜愚下之无知，委曲周全，谆复训谕，犹父母之于子，于再于三而不以为病。又命众悉至于庭，其意专主于群臣而已。盖倡为浮言以摇撼众心者，群臣也。故呼之使前曰告汝训汝等谋，黜私僻之心，无傲而不听上命，无从康而不肯迁都。我念先王所与共政，惟图任旧人而已。旧人能与先王同心，凡先王播告之下，旧人能宣其指意，使民晓然知上之心。是以先王每事不敢慢易出言，不敢轻忽迁都之命，一下民皆变动，而为行计。今汝等乃不然，不体上心，聒聒喧啾，起造无根之语，不知讼谁之短也。非我自大此德，以遂此行，则为汝中辍矣。今不有以警动，惟汝等是含容，使汝不畏人主，是我观火之燎原而不扑灭也；如此不已，是我拙谋，以成汝过也。汝不悛此心，我将诛汝矣。必使汝等知君臣之分，如网之在纲，知他日安定之功，如农之力田而后已。汝等能黜此私僻之心，毋为哗言以取虚誉，其务迁都，以实利施于民，以至于尔亲属。果能如此，我方敢对众大言，称汝有积累之德，非一日造作，以要虚名也，乃不畏人主，不听我命，是傲上也。是施大害于远迩之民，使皆傲上，不肯迁都，是惰农自安以从康也。不昏作劳，不服田亩，使皆怠惰从康也。农不力田，罔有黍稷？将饥而死矣。今不迁都，罔有安利？将自丧其生矣。汝等今造险肤，不和吉言于百姓，是乃汝自生毒害，自入祸败奸宄，以断汝命，以受诛罚，自灾于厥身。汝自先以恶率民，罪有所归，汝受诛罚之痛，虽悔何及哉！观此憸民，小人以口舌为事，汝等颇似之。然憸民闻箴言尚知畏惧，盖箴言既来，傥不改惧，其祸败之发，有过于口舌之倾覆者。箴言尚可畏，矧予有生杀之权，能制汝短长之命，乃不知畏乎？汝等所见，有未便于心者，汝何不别白，为我言之，而造此浮言恐动，沉溺于众人，汝何心乎？我观汝浮言胥动，相煽而起，若火之燎于原，虽不可向迩然，而岂不可扑灭乎？事至扑灭则亦已矣，无可救矣，岂有好为苛虐哉！则惟汝众，自作非谋，非我之咎也。顾汝等所为如此，宜速摈绝矣！然念古人有人惟求旧之语，故我未敢自决。又有器非求旧惟新之语，故我决欲迁都。又念我先王及汝祖汝父，相与同其劳逸，今一旦敢动用非罚，遽戮其子孙乎？是以我世迁尔家之功劳，不掩汝等之善，汝岂不见大享于先王，时汝祖皆得配享乎然。我作福作灾，一循天理，虽念汝祖父，不敢动用非罚及其子孙，而汝等自作弗靖，亦岂得动用非德，而妄贷汝等乎？我告尔迁都之难，不可轻易，若射之有志，审详参订，一发破的可也。今朝廷老成人知先王典故，皆以谓当迁，汝不肯迁，是侮老成人也。孤儿幼子待父兄以有生，汝不肯迁，是弱孤有幼也。汝等不可顾目前所居之利，不谋所居长久之利。长久之利无若迁都，胡不勉？出汝力，无或从康，听予一人之祚猷，无或傲上。顾汝等所为，私僻如此不已，有死之道，我当有以劝沮之。今无有远迩亲疏，有罪即攻之，不养汝至于死地；有德即彰之，必使汝同于善道。如此，迁都而善，则是汝众之力；迁都而不善，则是我有余罚。盘庚自任如此，必其所见出乎群臣之上也。凡尔众臣，其致我此意，遍告斯民，使下民通晓上意，无或以尔浮言疑惑民心。太史公曰：“自仲丁以来，比九世之乱，诸侯莫朝。”盘庚之立，适当其时。是时风俗衰败，无复知君臣之分，亦不闻贤哲之风，各弛慢职事，各紊乱名位，各喧嚣多口，故盘庚总其过而目之曰：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而不可弛慢；各齐乃位，而不可紊乱；各度乃口，而不可喧嚣。倘或不循，罚及尔身，其可悔哉！呜呼！观盘庚丁宁勤苦如此，亦费辞矣。余于谆复之中，独见先王忠厚之心。商鞅变法，志在必行；项羽行兵，尽阬秦众。夫民心未晓，当委曲详尽以告诫训谕之，使之心安气平可也。不是之问，曰我君也，汝臣也，我所欲为，汝当听命，汝何人而敢疑，何事而敢与？有不吾听命，杀之坑之耳。此以犬彘草菅视民也，哀哉！董卓曰：“天下之事，岂不由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盗贼之言，类皆如此。盘庚为臣下如此傲惮，乃从容训谕，略无忿疾之心。与《多士》《多方》之篇相为映照，乃知圣王之心在此而不彼矣。东坡先生曰：“不仁者鄙慢其民，曰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为一切之政，若雷霆鬼神然，使民不知其从出，其肯敷心腹肾肠，以与民谋哉？”可谓深见先王之心，后世之暴矣，故并录之。（《横浦集》卷七《盘庚论上》）

又：此盘庚将迁，又恐民当道涂跋履艰难辛苦，将有怨咨吁叹之事，故先委曲开喻，使之忘其勤劳，而晓其志意也。自盘庚作，至登进厥民，皆史官形容其当日之举动与精神而传录之也，言盘庚之去耿，非玩游逸豫也，惟涉河以民迁而已。又以善言诱弗率之民，大告本心，用诫其有众。盖众心为浮言所动，务为闭匿，多不以诚事上，今盘庚布腹心以起其诚心，使众皆尊严其心，毋敢轻易列在庭下也。则又登之，使升进之，使前委曲告知之曰：汝明听我之训诲，我有命，令汝毋或荒失，以取祸咎也。则又嗟叹而语之曰：古我先王，以心相传，而不以敬民为心，而先王之民，亦以保君为心，上下一心，相与同其忧戚，故凡一动一作，少有不视天时而行止者，浮如物之浮水，一听水之行止，亦如先王动作之顺天时，一听天时之行止，岂敢容心于其间哉！自太戊有桑榖之祥，是天亦降大虐于商也，故仲丁以来，随天时以行止，而不以旧邑为怀，故至于今五迁也。然其所作岂快一己之嗜欲哉？一视民所利而迁耳。汝今何不念我先王之事所以闻于后世者，惟以敬民为心，故其迁都，意使汝民相与底于喜庆康宁之地，非如有罪而投诸四裔之比也。我所以如此呼召汝众怀此新邑者，非我自快耳目之玩也，亦以汝民之故而已。盖汝民之志，志在喜庆康宁。今此邦将有荡析离居之灾，故我从汝志，徙于喜康之地，是以今我将用汝迁之亳殷，以为安定之计，汝其可慢乎？然我心所困苦者，以耿邑将有非常之灾，而汝等俨然自安，不以我心之困苦者为忧，乃皆听险肤之说，包藏于心，不肯宣露，不生尊君亲上之念，动皆疑贰，无复以至诚感动于人主者，然而汝何能为哉？汝乃自穷自苦而已。我观汝心，犹若乘舟，理在济涉，而靳固留恋，坐观所载，日向臭败，如耿邑理当迁徙，而怀安恋旧，日待非常，与之俱毙。所以如此者，无他，亦诚心易间。或进或退，进闻我言，则有迁意；退受浮言，则又怀安，往往沉溺于大祸而后已。略不稽考先王故事以从迁徙，至大祸已临，乃方自怒其不迁，不知其何所济乎！据汝目前之利，不谋长久之计，不思灾患之来，是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岂非大劝忧乎？倘如汝意而不迁，是止有今日而无后日也，汝将相与沦于幽阴，陷于死地，何得复生在人上乎？我今再训诰汝：汝当一其心，勿听险肤之言，起秽恶之念，以自臭污其所为。予恐险肤之人，倡险肤之说，倚乃身以为奸，迂乃心以为恶，将陷汝于死亡之地。予怜悯汝为小人所劫如此，故丁宁训诰以迓续。汝今之命于天，我虚心下意以劝谕，使汝回心向道，改过自新耳，岂胁以刑戮之威乎！以此诚心敬汝、养汝，所以然者，以我念先王曾劳汝祖先，汝乃先正子孙，岂当摈绝汝而不收乎？所以大能进汝于爵位者，用仁心以怀汝耳，非以威也。倘我徇汝之意而不敢迁，权柄自下，纲纪纷如，是失于政也。我倘如汝见眷恋久安于此耿邑，是陈于兹也，则幽冥之中，决不我贷，先王在天将降罪，疾于我曰：汝胡得怯懦愚暗，以吾之民纳之于死地，而虐之乎？汝万民乃不以生生之计为念，止以目前为利，乃不与我同心，是非我之罪也。罪有所归，则我先王将大降与汝罪，疾曰：何不与我幼孙同心，致我国家有失德乎？夫显明之中，倘有罪罚，尚可哓哓也；幽冥之中，鬼神责罚自天而降，汝复能聒聒道说乎？且人主断罪以刑，鬼神断罪以疾，曰降罪疾者，谓断罪以疾也。古我先王，与汝祖父，同其劳苦，以养斯民。今汝亦与我畜养此民，汝不惟民之念，乃有戕贼在心，传曰：毁则为贼，戕毁也；戕则在心，是贼心也。包藏贼心，陷害斯民，使之趋于死地，汝所为在此。我先王与汝祖父，其肯已乎？盖先王与汝祖父相安，国家不安则先王不安，先王不安则汝祖父不安矣。汝祖父不安则将如之何？将断汝、弃汝、不救汝，使之以疾而死也。且迁都之举，民平时藏畜，不免暴露，将有见之而动心者，则有作誓于鬼神，曰凡我乱政同位之臣，敢怀奸心，乘权挟势贪饕，兼有他人贝玉者，则汝祖父当大告于先王，曰作大刑于朕孙，开道高祖，大降不祥，非特使汝疾病而已，将使汝家有非意之祸，仓卒之变，凡人间不祥，皆当萃于汝矣。则又总而告之曰：呜呼！今我告汝不可易也，汝当久敬之，无或懈怠大忧之，无或轻忽，使我与汝同心一德，无相绝远矣，相绝远则死生异路矣。汝不可并为一党，牢不可破，当各分其心，谋长久之计，从我以迁也。汝人人自有中道，今所见偏颇，中道掩没，倘如我训，各求长久，则中道自见，惟理是趋，是设中于心之义也。乃有不吉不道凶残小人，不守常分而颠越，不畏刑法而不恭，暂遇一时之利，而为奸于外，为宄于内，以相结约，将为盗贼，以掠夺人之所有者，我岂贷汝哉！小罪劓之，大罪殄灭之，无遗子孙，无易种类于此新邑。今我此迁，将大变斯民为士君子，岂容凶残小人盗贼遗类杂于其间哉！则以迁徙之间，必有此事，不可不预防也。往矣哉！将为生生长久之计，故今我用汝以迁，永建汝家国矣。且盘庚告诫，动以鬼神，警动之何也？此风既行，得无有奸人倚此以为奸乎？盖各一时风俗，不可以后世之见而可否之也。商人敬鬼，盘庚以风俗衰弊，训诲不能遽革之，故因其所畏而警戒焉，然亦岂诳误之哉？幽明一理也，古人有言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是明之礼乐，即幽之鬼神也。得罪于人者，必得罪于天；而民爱之者，天亦必爱之也。兹理之自然，无足怪者，学者其深思而谨取之。（《横浦集》卷八《盘庚论中》）

又：此盘庚已在新都所作之篇也，专为士大夫设。盖未迁涉河时，则并臣民而告之，欲其上下一心，以从我之号令也。今既在新都，民各安业无他心也，所以图天下之治者，正有赖于士大夫，不可少失其心焉，故此篇勤勤恳恳告饬在位，不复以刑罚为言，第陈所以迁都之意，而劝谕安慰之。呜呼！盘庚之心，可谓忠厚矣。其未迁将迁时，多苦切严厉之言，而其既迁也，其辞语乃安平深厚，是知下篇乃盘庚之本心，而上篇、中篇之言，皆不得已，以济事也。上、中二篇，譬如拯焚救溺，焦体濡足、纷呶叫呼，岂暇为雍容之言？至于下篇，则如拯救之后，各有生意，率皆嬉怡欢笑，互相庆贺戒劝而已，岂复为此急迫之态乎？观书者识其意，则三篇之说，涣然冰释矣。（《横浦集》卷八《盘庚论下》）

王若虚：《盘庚》三篇，凡以告谕臣民之不欲迁者。《史记》既略言其大旨矣，而复云“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而作”，不亦乖乎？（《滹南遗老集》卷九《史记辨惑》）

梁玉绳：按：三篇乃盘庚告民之词，史臣所录，安得谓百姓思盘庚而作于小辛之世乎？《书》疏非之是也。至康成谓盘庚为阳甲之臣，谋徙都殷，以上篇盘庚为臣时事。一先一后，其妄正同。（《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④ 【汇注】

郑　樵：帝小辛（原注：元年，丙午）：小辛不能绍盘庚之业，商家微矣。百姓思盘庚之治，作《盘庚》三篇。在位二十一年崩。弟小乙立。（《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小乙，小辛弟，以己丑嗣立，二十八年丙辰崩。（《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系·历年》）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小辛（注：名颂）元年甲午，王即位，居殷。三年，陟（按《通志》作在位二十一年）。（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小辛本纪》）

宫梦仁：小辛，盘庚弟，在位二十一年。（《读书纪数略》卷一五《统纪类》）

⑤ 【汇注】

李　昉：《史记》曰：帝小乙在位二十年，崩，子武丁立。（《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又：《纪年》曰：小乙敛居殷。（同上）

徐文靖：“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学于甘盘”。《笺》按：《书·说命》王曰：来，汝说！台小子旧学甘盘。既乃迁于荒野，入宅于河。《无逸》曰：其在高宗，旧劳于外，爰暨小人。《楚语》白公子张曰：昔殷武丁能耸其德，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此盖言武丁未即位时出居河上，就学于甘盘。既乃自河而往于亳殷为天子也。韦昭谓武丁迁于河内，往亳都。盖非也。当是时，武丁尚为世子，何得自迁于河内乎？（《竹书纪年统笺》卷五《小乙六年》）

朱孔阳：小乙名敛，小辛弟，在位二十有八祀。（《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王国维：小乙，名敛。元年丁酉，王即位，居殷。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学于甘盘（《书·无逸》“其在高宗，旧劳于外”。伪《书·说命》“余小子旧学于甘盘，既乃遁于荒野，入宅于河”）。十年，陟（《御览》八三引《史记》：“小乙在位二十八年。”《外纪》“二十一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方诗铭：《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引《纪年》曰：小乙敛居殷。按：甲骨文作“小乙”。（《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殷纪》）

帝小乙崩①，子帝武丁立②。帝武丁即位③，思复兴殷④，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⑤，政事决定于冢宰⑥，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⑦，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⑧，得说于傅险中⑨。是时，说为胥靡⑩，筑于傅险⑪。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⑫。”得而与之语⑬，果圣人⑭。举以为相⑮，殷国大治⑯。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⑰。

① 【汇注】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小乙（注：名敛）元年丁酉，王即位，居殷。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学于甘盘。十年，陟（按《通典》作在位二十年）。（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小乙本纪》）

宫梦仁：小乙，小辛弟，在位二十八年。（《读书纪数略》卷一五《统纪类》）

施之勉：按：《御览》八十三引，“武”上无“帝”字。《孟子·公孙丑》篇疏引，亦无“帝”字。（《史记会注考证订补·殷本纪第三》）

② 【汇注】

李　贽：武丁立，恭默思道，梦帝赉以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于天下，得傅说于版筑之间，命以为相。进谏，论列天下之事，君臣道合，政事修举……殷道复兴，号称高宗。崩，子祖庚立。（《史纲评要》卷一《商纪·武丁》）

朱孔阳：高宗武丁，名昭。小乙子，恭默思道，帝赉良弼。在位五十有九祀。陵在河南陈州府西华县，国朝载入祀典。（《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王国维：武丁，名昭。元年丁未，王即位，居殷。命卿士甘盘。三年，梦求傅说，得之（《尚书序》“高宗梦得说”。伪《书·说命》“王宅忧，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曰：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六年，命卿士傅说。视学养老（《王制》：“凡养老，殷人以食礼。”又“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又“殷人缟衣而养老”）。十二年，报祀上甲微（《鲁语》：“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孔丛子·论书篇》：“《书》曰‘惟高宗报上甲微’”）。二十五年，王子孝己卒于野（《尸子》“殷高宗之子曰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后妻言，放之而死”）。三十二年，伐鬼方（《易·下经》“高宗伐鬼方”）。次于荆（《诗·商颂》“挞彼殷武，奋伐荆楚”）。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易·下经》：“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氐、羌来宾。四十三年，王师灭大彭（《郑语》“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五十年，征豕韦，克之。五十九年，陟（《古文尚书·无逸》：“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御览》八三引《帝王世纪》：“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此从之。《隶释》录汉石经“肆高宗之享国百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曲英杰：商人在武丁时曾一度迁沬，后又返亳，至武乙前后又再次迁都于沬。《国语·楚语上》记白公语曰：“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韦昭注：“迁于河内。”“从河内往都亳也”。此事又见于所谓古文《尚书·说命》。《帝王世纪》亦云：“武丁徙朝歌，于周为卫，今河内县也。”《史记·三代世表》载：“帝庚丁（依小屯卜辞当为“康丁”），廪辛弟，殷徙河北。”《殷本纪》载：“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路史·国名纪丁》引《帝王世纪》云：“朝歌，武乙徙之。”《括地志》引《帝王世纪》云：“帝乙复济河北，徙朝歌。其子纣仍都焉。”据《殷本纪》载：“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皇甫谧或据之以为武乙时又徙河渭之间，故有“帝乙复济河北，徙朝歌”之说。又《三代世表》载徙都河北者为康丁，与《殷本纪》等所载不同。或有可能商人在康丁时已有徙都河北之想，而至武乙时正式徙都于朝歌。后至商末，商人一直是都于此地。

武丁、武乙所迁朝歌，原名沬。《水经注·淇水》载：“其水南流，东屈迳朝歌城南，《晋书地道记》曰：本沬邑也。《诗》云：爰采唐矣，沫之乡矣。殷王武丁始迁居之，为殷都也。《禹贡》纣都在冀州大陆之野，即此矣。有糟邱酒池之事焉。有新声靡乐，邑号朝歌。晋灼曰：《史记·乐书》：纣为朝歌之音。朝歌者，歌不时也。故墨子闻之，恶而回车，不迳其邑。《论语撰考谶》曰：邑名朝歌，颜渊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独顾，由雕堕车。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顾视凶地，故以足雕之，使堕车也。今城内有殷鹿台，纣昔自投于火处也。《竹书纪年》曰：武王亲禽帝受于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南单之台，盖鹿台之异名也。”是知此地名朝歌当在纣为朝歌之后。朝歌即晨起而歌，于时俗不合，且所歌者为靡靡之音。《史记·殷本纪》载：纣“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乐书》载：“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其地原名沬当是由临沬水而得。王应麟《诗地理考》卷一引黄氏曰：“沬水在卫之北。”沬又作妹。《尚书·酒诰》载，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郑玄注：“妹邦，纣之都所处也。于《诗》国属鄘。故其《风》有‘沬之乡’，则‘沬之北’‘沬之东’，朝歌也。”周初铜器康侯簋铭文记征讨武庚之事曰：“王来伐商邑，征令康侯啚于卫，司土逘众啚，乍厥考彝。”其即湈，亦即沬。由此可知，此地至周初犹称沬。朝歌可能只是其别名而已。其正式称为朝歌当在春秋时期归属晋国以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齐侯遂伐晋，取朝歌。”《战国策·秦策五》载姚贾曰：“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当是以其别名或后起之名称沫邑。又《尚书·多士》载王曰：“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白虎通·京师》云：“天子所都，夏、商曰邑，周曰京师。”孔颖达云：“郑玄云：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肃云：言商今为我之天邑。二者其言虽异，皆以天邑商为殷之旧都。言未迁之时，当（阮元《校勘记》引浦镗云：‘当’疑‘尚’字误）求往迁后有德任用之必矣。”此“天邑商”，或作“大邑商”，亦见于小屯出土之帝乙、帝辛时期卜辞，当均指商都沬邑而言。

沬邑所在，《汉书·地理志上》载河内郡属县“朝歌，纣所都”。《括地志》载：“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妹邑，殷王武丁始都之。”“朝歌故城在卫县西二十三里，卫州东北七十二里，谓之殷虚”。在今河南淇县境，这里已发现有商代遗存多处，然较大规模的商代城址或聚落遗址尚未发现，沬邑的原貌尚无法搞清。《史记·殷本纪》载：纣“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新序·刺奢》载：“纣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吕氏春秋·过理》载：纣“作为琁室，筑为顷宫。”高诱注：“琁室，以琁玉文饰其室也。顷宫，筑作宫墙满一顷田中，言博大也。”由此可见，沬城内外的宫殿台苑建筑是十分宏伟和奢侈豪华的。

沬邑作为商都，在经济上亦十分发达，《尚书·酒诰》载，王若曰：“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其“艺黍稷”，即种植农作物。“远服贾”，即远为商贾之事。由此可知，沬邑居民既有务农者，又有经商者，其务农、经商之习由来已久，至周初犹然，故周公有此语。又《左传·定公四年》记祝佗语云周初封鲁公，分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封康叔，分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其索氏，可能为绳索之工；长勺氏、尾勺氏，可能为酒器之工；陶氏，可能为陶工；施氏，可能为旌旗之工；繁氏，可能为马缨之工；锜氏，可能为锉刀工或釜工；樊氏，可能为篱笆工；终葵氏，可能为锥工。这些世代从工之族，当均居于沬邑，由此可知其地从工者之众多。

沬邑之北百余里今河南安阳小屯，为成汤发兴之地。武丁时期可能为子渔所居。小屯西北，洹水北岸，建有商王陵。丁山以为武丁徙河北所居之地不在沬，而当在此小屯之地，不确。沫邑之南七十里有牧野，为周武王率师伐纣，大败商师之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第90页）

【汇评】

刘　向：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号高宗。成汤之后，先王道缺，刑法违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问焉。其相曰：“吾虽知之，吾弗得言也。闻诸祖己：桑穀者，野草也。而生于朝，意者国亡乎？”武丁恐骇，饬身修行，思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三年之后，蛮夷重译而朝者七国。此之谓存亡继绝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说苑》卷一）

编者按：《诗经·商颂·玄鸟》颂武丁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陈子展译曰：“商代的先王，受了天命不至危殆，有武丁这孙子在，武王汤的事业没有不能胜任。”毛《传》云：“武丁，高宗也。”“胜，任也”。郑《笺》云：“后，君也。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孙子。言高宗兴汤之功，法度明也。”

③ 【汇注】

伏　生：武丁之时（原注：《外纪》卷二此句上有“成汤之后”四字，下有“王道云”三字。《困学纪闻》卷二此句下有“先王道亏，刑罚犯”七字），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原注：两手搤之曰拱，生七日而见其大满两手也）。武丁召其相而问焉。其相曰：“吾虽知之，吾不能言也。”问诸祖己曰：“桑榖，野草也（原注：此木也，而云草，未闻，刘向以为草妖）。野草生于朝，亡乎？”武丁惧，侧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之礼，重译来朝者六国（原注：九州之外国也）。（《尚书大传》卷二《殷传》）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武丁即位，谅暗居凶庐，百官总己，听于冢宰。三年不言。既免丧，犹不言。群臣谏武丁，于是思建良辅，梦天赐贤人，姓傅名说，乃使百工写其像，求诸天下。见筑者，胥靡衣褐带索，执役于虞、虢之间，傅岩之野，名说，登以为相。享国五十有九年，年百岁。初，高宗有贤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后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帝王世纪辑存·殷商第三》）

苏　辙：武丁少学于甘盘，已而遁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欲以习知民事之艰难。及父没，亮阴三年，既免丧，犹弗言也。群臣疑而问焉。武丁曰：“以台正四方，台恐德弗类兹，故弗言，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乃以其形求之于天下。说为胥靡，筑于傅岩，惟肖。乃立为相，号之曰傅说，任以保衡之事。殷复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而崩，是为高宗。（《古史》卷四《殷本纪》）

编者按：据胡厚宣《殷墟发掘》一书第二章《解放前的殷墟发掘工作》称，1936年春季，由郭宝钧主持，进行第十三次发掘，发现一未经翻扰的藏满甲骨的圆坑。其中龟甲17088片，牛骨8片，共计甲骨17096片。“时代属于盘庚到武丁，尤以武丁时的为多，知为武丁时所埋藏”，加上这次发掘所得的其他零星甲骨，有字之甲达17756片，有字之骨约48片，总共甲骨17804片，这些宝藏，可谓是武丁时代为我们留下的巨大的文化遗产。

④ 【汇注】

司马光：王武丁思复兴殷道，亮阴三年不言。群臣咸谏，王曰：予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原注：梦天与我良佐），乃以形求于天下。傅说筑傅岩之野，惟肖（原注：傅岩在今陕州平陆界。傅说贤而隐，代胥靡刑人筑此道以供食。肖，似也）。王召与语，果圣人也。爰立作相，置诸左右。曰：“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原注：开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药，必瞑眩极，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原注：跣必视地，足乃无伤。言欲为己视听）。”说曰：“天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原注：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王使治民）。”又曰：“惟治乱在庶官（原注：言所官得人则治，失人则乱）。”又曰：“无耻过作非（原注：耻过，误而文之，遂成大非）。”又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王曰：“若作酒醴，尔惟曲蘖；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原注：酿酒者，曲过太苦，蘖过太甘。调羹者，盐过太咸，梅过太酸，必求和适为难。良相治国，惩劝宽猛，凡区处施设，若大酋之酿酒，膳夫之调羹，曲尽其宜乃为善）。尔交修予、罔予、弃予，惟克迈乃训（原注：交，非一之义也。迈，行也，言我能行政教）。”说曰：“王人惟学于古训，乃有获（原注：有所得），道积于厥躬。”王曰：“股肱惟人，良臣惟圣（原注：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圣）。惟后非贤不乂，惟贤非后不食（原注：言君须贤治，贤须君食）。”（《稽古录》卷七《殷下》）

⑤ 【汇注】

武　丁：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类，兹故弗言，恭默思道。（引自《尚书·说命上》）

白公子张：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于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引自《国语·楚语上》）

伏　生：《书》曰：“高宗梁暗，三年不言，何为梁暗也？”传曰：高宗居凶庐，三年不言，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而莫之违，此之谓梁暗。子张曰：“何谓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听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听焉，（王闿运补曰：三年，吉凶不相干，故不敢也。有终身之慕，非在服位）以臣民之义，则不可一日无君矣。不可一日无君，犹不可一日无天也。以孝子之隐（原注：隐，痛也。子或为殷）乎？则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义者，彼也；隐者，此也。远彼而近此，则孝子之道备矣。”（《尚书大传》卷四《盘庚》）

又：高宗有亲丧，居庐三年，然未尝言国事，而天下无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为太子之时，尽已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恶，是以虽不言国事也，知天下无背叛之心。（同上）

高　诱：高宗，殷王盘庚之弟，小乙之子也。德义高美，殷人尊之，故曰“高宗谅暗，三年不言”。在小乙之丧也。《论语》曰：“高宗谅暗，三年不言，何谓也？”孔子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听于冢宰三年。”此之谓也。（《吕氏春秋注·重言》）

李　昉：《帝王世纪》曰：武丁即位，谅暗居凶庐，百官总己听于冢宰。三年不言，既免丧，犹不言。群臣谏。武丁于是思建良辅，梦天赐贤人，姓傅名说，乃使百工写其像，求诸天下。见筑者胥靡，衣褐带索，执役于虞、虢之间，傅岩之野，名说，登以为相。享国五十有九年，年百岁。（《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顾颉刚：《论语·宪问》：子张曰：“《书》曰：‘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此以孔子之言释《尚书》之义，谓“谅阴”为国君居丧之礼，于礼当三年不言，其时一切政事悉委之于冢宰也。所引《书》文出于《无逸》篇，云：“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塈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又按：三年云者，非真三年也，状其久也。《左传》昭二十八年：“昔贾大夫恶，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此不言、不笑之三年，岂真如丧服之有定制乎！《史记·滑稽列传》：“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何鸟也？”又《楚世家》：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伍举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亦以三年状不蜚、不鸣之久，与上所记不言、不笑同。然则高宗之“三年不言”岂必果为三年哉！（《史林杂识初编·“高宗谅阴”》）

【汇评】

时　澜：君薨，百官总己以听冢宰三年，此为君之常也。免丧之后，则发号施令，与天下更始，当臣民拭目观化，耸然听命之时，高宗犹且弗言，弗言者，恭默深思为君之难，不敢易其言也。非柔懦暗弱，胸中无所主而不能言也。中无所主而不言，则柔懦暗弱之形已见于外，惟中有所主者，虽未尝言，其至诚发越，自不可掩，此高宗之群臣默窥于不言之表而有明哲之说也。（《增修东莱书说·说命上·注》）

⑥ 【汇注】

裴　骃：郑玄曰：“冢宰，天官，卿贰王事者。”（《史记集解》）

傅元恺：冢宰：辅佐天子治国的大臣，相当于后来的丞相。（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⑦ 【汇评】

时　澜：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高宗旧学于甘盘，恭默思道，至诚所召，必有以开其先矣，故形于梦。大抵诚则一，一则通。不诚则二，二则隔。惟至诚者，志为气之帅，见之于梦，无非兆朕之先，故梦得说，遂信之而不疑，使百执事营求诸野，而果得之。常人诚不存，志为气之役，心志不定，所形于梦，颠倒错乱，其敢自信乎！其后如武王言“朕梦协朕卜”，皆《周礼》之所谓“正梦”也。（《增修东莱书说·说命上·注》）

陆可教：武丁尝居民间，已知说之贤矣，一旦欲举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听也。故征之于梦焉。盖商俗质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导之，是圣人所以成务之几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殷本纪》）

⑧ 【汇注】

傅元恺：百工：百官。（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⑨ 【汇校】

司马贞：旧本作“险”，亦作“岩”也。（《史记索隐》）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尸子》云傅岩在北海之洲。”（《史记集解》）

张守节：《地理志》云：“傅险，即傅说版筑之处，所隐之处，窟名圣人窟，在今陕州河北县北七里，即虞国虢国之界。又有傅说祠。《水经注》云：沙涧水北出虞山，东南迳傅岩，历傅说隐室前，俗名圣人窟。”工，官也，营，谓刻画所梦之形像，于野外求之。墨子云“傅说衣褐带索，傭筑于傅岩”。（《史记正义》）

李　昉：《书·叙传》曰：高宗梦得说（武丁，盘庚弟小乙子也，名武丁。梦得贤相，其名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吕　柟：傅岩在平陆县东二十里，曰商贤；有水曰圣人涧。为说版筑之所……今年七月，送谷泉储公南还，已而随内滨子北谒岩祠。展拜既毕，登眺冈陵，顾瞻原隰，见群山四围，大河东绕，郁郁苍苍，浑浑灏灏。内滨子曰：此真圣贤所产之地乎！（《续刻吕泾野先生文集》卷二《谒傅说祠诗序》）

王　恢：傅险：险、岩古通。《伪孔传》：“傅氏之岩，在虞虢之界。”《水经注》：“沙涧水北出虞山，东南迳傅岩，历傅说隐室前，俗名圣人窟。”《清统志》（一五四）“傅岩，在平陆县东二十五里。傅岩穴，今名隐贤社，在县东北二十五里。两山之峡，为筑版故处。”（《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伊尹与傅说》）

傅元恺：傅险：一作傅岩，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东。（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汇评】

墨　子：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武丁之举傅说也，岂以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哉？唯法其言、用其谋、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墨子·尚贤下》）

⑩ 【汇校】

王叔岷：案：《吕氏春秋·求人》篇：“傅说，殷之胥靡也。”高诱注：“胥靡，刑罪之人也。”（《史记斠证·殷本纪第三》）

陈　直：《正义》：胥靡，腐刑也。直按：《史记·申公传》云“乃胥靡申公”，徐广注亦为腐刑。《隶释》卷十《汉幽州刺史朱龟碑》云：“永昌太守曹鸾上□解党以不纠摘，获戾胥靡，潜于家巷。”可证东汉人解胥靡为禁锢之义，本文则又似指为普通犯刑之人，皆不作腐刑解。徐广解胥靡为腐刑，盖因薰胥二字而误，《汉书·司马迁传》赞云：“乌乎史迁，薰胥以刑”是也。（《史记新证》）

【汇注】

泷川资言：《考证》：胥靡解见《贾生传》。中井积贵曰：“靡縻通，刑人以索相连，累累相属也。”（《史记会注考证卷三·殷本纪第三》）

傅元恺：胥靡：古代奴隶的一种，汉时用作一种刑徒的名称。（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汇评】

郑　樵：又按《墨子》曰：“傅说居北海之州，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臣按：筑者，筑室也。依岩筑室，其隐者与怀才抱道应时而起，非役徒也。以士君子之身，何自苦而衣胥靡之衣，为刑人之事乎？（《通志》卷三《商》）

⑪ 【汇注】

裴　骃：孔安国曰：“傅氏之岩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经，有涧水坏道，常使胥靡刑人筑护此道。说贤而隐，代胥靡筑之，以供食也。”（《史记集解》）

王　圻：秦汉以前书籍之文言多辟况，当求于意外。如《尚书》云“说筑傅岩之野”，“筑”之为言居也。后世犹有上筑之称。求其说而不得，遂谓傅说起于版筑，虽孟子亦误矣。（《稗史汇编》卷一〇三《文史门·辟况》）

孙诒让：孔安国《书传》云：“傅岩在虞、虢之界。”《史记索隐》云：“在河东太阳县。”又夏靖书云：“猗氏六十里，河西岸吴阪下，便得隐穴，是说所潜身处也。”按：今在山西平陆县东二十五里。诒让按：《书叙》云：“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孔疏》引马融云：“高宗始命为傅氏。”又郑康成云：“得诸傅岩，高宗因以傅命说为氏。”《说文·部》引《书叙》释之云：“傅岩，岩穴也。”伪《古文·说命》云：“说筑傅岩之野。”伪《孔传》云：“傅氏之岩，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经，有涧水坏道，常使胥靡刑人筑护此道。说贤而隐，代胥靡筑之以供食。”《孔疏》引皇甫谧云：“高宗梦天赐贤人，胥靡之衣，蒙之而来，且曰：‘我徒也。’姓傅，名说。明，以梦示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写其形象，求诸天下，果见筑者胥靡，衣褐带索，执役于虞、虢之间，傅岩之野，名说。以其得之傅岩，谓之傅说。”《水经河水注》云：“沙涧水出虞山，东南迳傅岩，历傅说隐室前，俗谓之圣人窟。”《史记·殷本纪》傅岩作傅险，音近字通。（《墨子间诂》卷二《尚贤中》）

钱　穆：案：今山西平陆东二十五里。（《史记地名考》上，第248页）

⑫ 【汇注】

佚名撰、孔子整理：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尚书·说命上·序》）

⑬ 【汇注】

左丘明：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必交修余，无余弃也。”（《国语·楚语上》）

⑭ 【汇注】

傅　说：呜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义。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兹，允兹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有其善，丧厥善，矜其能，丧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无启宠纳侮，无耻过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黩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引自《尚书·说命中》）

⑮ 【汇评】

墨　子：傅说，被褐带索，庸筑乎傅岩，武丁得之，举以为三公，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贱卒而贵，始贫卒而富？则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是以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者。（《墨子》卷二《尚贤中》）

孟　子：傅说举于版筑之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卷六《告子下》）

傅　玄：贤者，圣人所与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举贤为急。举贤之本莫大正身而一其听。身不正，听不一则贤者不至，虽至不为之用矣。古之明君，简天下之良才，举天下之贤人，岂家至而户阅之乎？开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执大象而致之，亦云诚而已矣。夫任诚天地可感，而况于人乎？傅说，岩下之筑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吕尚，屠钓之贱老也，文武尊而宗之；陈平，项氏之亡臣也，高祖以为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贱而自疑，其建帝王之业，不亦宜乎！（《傅子·举贤篇》）

⑯ 【汇校】

梁玉绳：按：殷不当称“国”，疑是羡文。（《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汇注】

墨　子：傅说被褐带索，庸筑乎傅岩，武丁得之，举以为三公，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墨子》卷二《尚贤中》）

陈　栎：太戊崩，子仲丁立，迁都于嚣，其孙河亶甲迁于相，殷复衰。祖乙迁于耿，又六世而为盘庚，避水灾，复迁于亳。又三世而为武丁，梦帝赉之良弼，乃以形旁求于天下，傅说筑野，肖焉。王召与语，果贤，立以为相。殷以中兴，享国五十九年。后世谓武丁得一傅说而为高宗，信矣。（《历代通略》卷一《商》）

孙诒让：《国语·楚语》云：“武丁使以象梦求四方之贤圣，果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韦注云：公，三公也。《史记·殷本纪》云武公“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墨子间诂》卷二《尚贤中》）

【汇评】

李　观：殷之哲王，唯政是恤。夜分而寝，梦获良弼……说之居兮山之幽，云峨峨兮水浩浩。彼人兮何斯，欻中心兮梦之。如渴兮在兹，如饥兮在兹，想遗眷兮索隐，抚空怀而叹思。思之未得，端扆沈默。其梦也则诚，其寝也则惑。其收之于野，而寄之以国。有唐时雍，上明下恭，君与之同日，臣与之比踪。事不惟旧，今之斯从，斐而成章，有愧雕龙。（引自《全唐文》卷五三二《高宗梦得说赋》）

刘　刚：武丁是商朝中后期的一位君主，庙号高宗，在商诸王中颇负盛名。《诗经》的五篇《商颂》，其中《玄鸟》和《殷武》都是为颂美武丁而作。《殷武》是专门祭祀高宗之乐，其中称赞武丁时期的兴盛：“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朱熹注解这几句说：“言高宗中兴之盛如此。”《尚书·无逸》：“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由于武丁曾居民间，多少能知道一点民间疾苦。《史记》说：“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殷道复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兢兢业业、不敢荒宁，励精图治、国力强盛，史称“武丁中兴”。

武丁在位时征服了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也有了突破性进展。此外，在纺织、医学、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不小成就。武丁开创的盛世局面，为商代晚期社会生产的发展乃至西周文明的繁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武丁成就卓著，因而后人将他与成汤并提。他死后，被尊为高宗。

武丁时期之所以走上中兴道路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　盘庚迁殷

国王盘庚在位时，克服重重困难迁都于殷（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使商王朝终于找到了一个最理想的定都地点。殷地处黄河中游的冲积平原，水土肥沃，利于农业的发展，同时地理位置盘踞天下之中，既便于控制东部平原的诸侯各国，又便于进攻西北高原的游牧民族。盘庚实现迁都大计不久，就出现了“百姓安宁，殷道复兴”的政治局面，从此，商王朝结束了“荡析离居、不常厥邑”的动荡岁月，国力国势开始上升。盘庚迁殷后，商王国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了发展，特别在武丁统治的五十几年间，可说是商朝最强盛时期。《竹书纪年》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由于殷墟发掘得到从武丁至帝辛的历代王室的不少占卜刻辞，这证明“更不徙都”之说是可靠的。盘庚迁殷以后社会经济方面一定有了较大变化，才会一变过去长期以来经常迁都的局面。

二　根本原因在于武丁的英明

武丁的父亲小乙（即商朝第二十一代君主）对武丁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武丁年少时，他的父亲小乙曾让他到民间，隐去自己贵族身份，与平民一起参加劳作，使他有机会了解一些民间的疾苦和稼穑的艰辛。武丁在民间发现了许多治国贤才，曾破格提拔出身低微的傅说举以为相。武丁能接受臣下的谏言，傅说等臣属又经常给他出谋划策，才使商朝的政治十分稳定，上至贵族，下至平民，对武丁没有任何怨言。此外，武丁还利用商朝的军事优势，先后发起一系列战争，从周边少数民族获得大量人口和财富。在武丁继位后的五十九年间，武丁曾派兵四处出征，讨伐侵扰其境的外方邦。武丁对西土的羌方，北部的方、土方，东土的人方，南部的荆楚，西南的巴、蜀等都曾进行过征战。这些征伐，使商王朝域内的百姓得到安定的生活环境，也使这些方国宾服于商。与此同时，武丁也进行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诸侯各国纷纷融入商王朝，使商王朝的版图和政治影响空前扩大，终出现了“武丁中兴”的局面。

三　贤相傅说和王后妇好的功劳

傅说原为刑徒，被武丁发现后，加以重用，“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史记·殷本纪》记载：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后来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这件事在《墨子》《国语》《吕氏春秋》《帝王世纪》《尚书》等书中均有记载，内容也大同小异。当然，武丁托梦得圣人，是不可信的。合理的解释是，武丁在民间时，就已经访得傅说这个贤人，但傅说的地位太低下，武丁恐怕众人不服，于是利用众人迷信的心理，用托梦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傅说为相辅佐武丁五十九年，大力改革政治，实行“治乱罚恶、畏天保民、选贤取士、辅治开化”等一系列政治措施，缓解了各王室宗亲、国家与奴隶之间矛盾，使殷商出现政治开明，国泰民安，百废俱兴的局面，史称“殷国大治”“殷道复兴”。武丁一朝，成为商代后期的极盛时期。考古资料也说明武丁在位的五十九年间，是商朝最繁盛的时期。傅说因此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中兴名相。关于傅说从政经历的说法，东晋时期的伪《古文尚书》中有《说命》上中下三篇。上篇叙述傅说初见武丁的过程及劝武丁虚心纳谏的言论；中篇为傅说向武丁陈述治国方略，其中有传颂不绝的名言：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下篇为君臣共勉之辞。以上传说虽非信史，却可以反映出傅说这位上古时期的政治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像所有被后人景仰的英雄一样，在不少史料中，傅说死后也变成了神，化成了一颗星宿，叫“傅说星”。屈原的《远游》中说：“奇傅说之托辰星兮，羡韩众之得一。”《庄子·大宗师》中说：“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车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晋书·天文志》中说：“傅说一星，在尾后，傅说主章祝，巫官也。”可见，在人们的心中，傅说是真的上天做了神，这是当时人们对圣人的一种崇敬。

武丁的另一个得力助手是妇好。她是武丁的王后，又是一位杰出的军事领袖。武丁时期，商王朝周围有许多被称为“某方”的部族，这些部族有的臣属于商或与商结成同盟，有的则与商敌对。在武丁继位之初，就曾平定荆楚之乱。《易经》还有记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武丁一朝，征伐不断，在一连串的对外战争中，妇好担任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她多次作为远征军的统帅，率领商王朝的千军万马驰骋于沙场。有这样一条卜辞：

辛巳卜，争贞：今载王登人，呼妇好伐土方，受有佑？五月。

这条卜辞是问，王征集兵员，命令妇好率兵征伐土方，能否取得上天的保佑。很清楚，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妇好被授予指挥权。土方是北方的一个强悍部族，在武丁时代屡与商王朝兵戎相见，但武丁以后的卜辞就不再记与土方交战之事，这说明土方在武丁生前已受到沉重打击，不复成为商王朝的边患。我们可以想见统兵出征的妇好曾为此立下赫赫战功。

妇好还曾指挥商王朝的大军与西北方的游牧民族羌方作战：

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羌？

为这次伐羌的战事，动员了一万三千人，这是卜辞中动员军队人数的最高纪录。在那个时代，一万三千人是一个庞大的军队，而这支军队的最高指挥正好是妇好这个女性将领。妇好还曾经率领商王朝的诸侯们出兵打仗，这些诸侯都受妇好的管制。有时武丁亲征，妇好就为王前驱，先期去征集兵员，组织军队。妇好死后，卜辞记载武丁曾祈祷妇好的阴魂帮助他震慑和战胜敌方，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妇好生前威名之盛。

卜辞的资料为我们勾勒了一位女将军的形象，而妇好墓中的出土文物又可作为卜辞的旁证。妇好墓中曾发掘出四件青铜钺，最大的重九公斤，是同类文物中罕见的。铜质或玉质的钺在商周时代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周武王伐纣时就手执黄钺。可见妇好在生前是极重要的一位将领。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得出这一结论，武丁在父亲的精心培育下，借先王迁都之利，又凭自己通晓民情、知人善任的优点，在傅说、妇好等贤臣的帮助下，终于让商王朝成为当时国力最强盛的奴隶制大国之一。武丁的文治武功有利于奴隶社会的繁荣和多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武丁中兴和盘庚中兴、光武中兴、贞观之治等辉煌时代一起谱写了中国光辉的历史进程。（《武丁中兴的原因初探》，《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⑰ 【汇注】

郑　樵：又按皇甫谧曰：高宗梦天赐贤人，胥靡之衣，蒙之而来，曰：“我徒也，姓傅名说，得我者岂徒也哉！”武丁寤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说者，欢悦也。天下当有傅我而说民者哉？”明日审梦以视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写其形象，求诸天下，果见筑者胥靡，衣褐带索，执役于虞、虢之间，傅岩之野，名说。以其得之傅岩，谓之傅说。（《通志》卷三《商》）

徐文靖：《笺》按：《书·叙》曰：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孔传》曰：傅氏之岩，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经，有涧水坏道，常使胥靡刑人筑护此道。说贤而隐，代胥靡筑之以供食。……《括地志》：傅说筑版之处，在今陕州河北县北七里，即虞虢之界。《水经注》：沙涧水注之，水出虞山东南，迳傅岩，历傅说隐室前，俗名之为圣人窟。或问：高宗之于傅说，文王之于太公，知之熟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之梦卜，以重其事。程子曰：然则是伪，圣人无伪。（《竹书纪年统笺》卷六《武丁三年，梦求傅说，得之》）

郭嵩焘：按此史公取《国语·楚语》《孟子·告子》申明《尚书》之文，便曲尽一种逸趣。（《史记札记》卷一《殷本纪》）

【汇评】

范祖禹：高宗得傅说以为相。王曰：“来，汝说！台小子，旧学于甘盘（原注：甘盘，贤臣，有道德者）。”说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惟斅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帝学》卷一）

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①，武丁惧②。祖己曰③：“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己乃训王曰：“惟天监下，典厥义④。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绝其命⑤。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附命正厥德⑥，乃曰：‘其奈何？’呜呼！王嗣敬民⑦，罔非天继⑧；常祀毋礼于弃道⑨。”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⑩。

① 【汇校】

王叔岷：案：《古写本》“飞”作“蜚”，《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引《书·高宗肜日》序同。今本《书》序作“飞”。师古注：“蜚，古飞字。”（本篇下文“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治要》引“蜚”作“飞”，《楚世家》“三年不蜚不鸣”，《御览》四五一引“蜚”作“飞”。并同此例。）《诗·商颂·玄鸟》孔疏引“登”作“升”义同。本书《三代世表》《帝王略论》皆作“升”。《汉志》引《书序》作“登”，《御览》引“呴”作“雊”，《说文》：“雊，雄鸡鸣也。”雊、呴正假字。《三代世表》《封禅书》《书序》《尚书大传》《汉书·郊祀志》上《帝王略论》皆作“雊”。（《史记斠证·殷本纪第三》）

【汇注】

伏　生：武丁祭成汤，有雉飞升鼎耳而雊。武丁问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鸟也。不当升鼎。今升鼎者，欲为用也。远方将有来朝者乎？”故武丁内反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编发重译来朝者六国。（《尚书大传》卷二《殷传》）

张守节：音构。呴，雉鸣也。《诗》云：“雉之朝呴。”（《史记正义》）

王国维：武丁……二十九年，肜祭太庙，有雉来。（《尚书序》：“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傅元恺：呴：雉鸟鸣叫。古代认为野鸟入室是不祥之兆。（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汇评】

班　固：野鸟居鼎耳，小人将居公位，败宗庙之祀。（《汉书·五行志》）

又：野鸟入庙，败亡之异也。（同上）

郑　玄：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鸣，象视不明，天意若云：“当任三公之谋以为政。”（《尚书注》）

吕祖谦：灾异有二，人君之过，形见暴露，然后出灾异以警惧之，此无道之君与天地隔绝不通，飞潜动植皆失其宜，如是者灾异之应当迟。贤君至诚，与天地合为一体，性情之差，少有过失，灾异立见。如是者灾异之应常速，高祖登祢庙而有飞雉之变。以高宗之为君，岂其有异？盖高宗恭默思道，梦帝赉以良弼，精神与天地相通久矣，又继之以宪，天之功德与天合，故于祭祀之间略有过厚，飞雉随而应之，此虽高宗近厚之过，过于厚亦过也。（《古今人物论》卷一《武丁》）

时　澜：高宗祭成汤，而有飞雉升鼎直而雊，以高宗之为君，岂其有异？盖高宗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精与天地相通久矣。又继之以宪天之功，德与天合，故于祭祀之间，略有过厚，飞雉随而应之。此虽高宗近厚之过，过于厚，亦过也。傅说中篇言：“黩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已知高宗之偏在此。旨哉惟艰，领略警者之次第深矣，而此心终难除，于肜祭之间，复有过厚之意，人之气质偏于厚处最为难变，乃知行之果为艰也……古人祭祀，诚意纯一，虽祭罢之后，诚意犹不散，故于明日又祭，又以祭祀养我之诚意。如《采蘩诗》言“僮僮祈祈”，祭祀时，诚意固如此，至于归时，又且舒徐和缓，正此之谓。若常人乍作乍辍，何足对越天地哉！（《增修东莱书说·高宗肜日·注》）

刘起釪：要知在祭祀大典中，发生雉鸟鸣叫的事，这在商代是有特殊意义的大事。由于商代统治者的宗教迷信观点特别强烈，在历史上形成为“殷人尚鬼”的特点，而原始时期商族又以鸟作为图腾，在这渊源久远的图腾崇拜的传统意识和心理素质下，殷人认为雉是一种神鸟，因此鸣雉的事不能不成为一件大事。

在文献中，早就透露了商族原始的鸟图腾遗迹。《诗·商颂·玄鸟》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又《长发》的“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以及《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等，早就成了人所共知的商族遵奉鸟图腾的明证。上帝命令玄鸟下来和有玄之女简狄生下了商的始祖，这一故事自商代传到汉代，演变得越详备越完整，其实只反映商族曾经过母系氏族阶段并以玄鸟为图腾这一历史遗影。于省吾先生《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一文，举出商代青铜器有“玄鸟妇壶”，表示作器的贵妇为鸟图腾族的后裔。又举乙、辛时卜辞中有“娶毓篲”之文，娀即有娀氏。显见商代自先世契母简狄直到乙、辛时期，还与有娀氏保持婚媾关系。这些地下史料与文献记录交验互证，证实了早期商族母系阶段与图腾崇拜的确切存在。

我们很高兴又看到胡厚宣先生《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一文，对此作了更详细地阐释，并考释了玄鸟就凤，而雉是凤属的一种，或称丹鸟。文中举出卜辞中在王亥名字旁加一鸟形，因王亥是商代第一位先公上甲微之所自出，在他名字旁加上本族祖先鸟图腾的符号，看出商族对鸟图腾形迹的珍视。特别是卜辞中有很多祭祀神鸟的记录。如武丁时数祭“帝史凤”（《通》398、《续补》918等》，又有三条禘祭雉鸟，而且武丁给了很隆重的祀典（用三牛三豕三犬等），这都是对凤鸟对雉鸟的尊重。较早卜辞有一条报祭“祥鸟”的事（《甲》2904），则与《殷本纪》载祖己称雉为“祥雉”同。同时武丁不仅要祭鸟，还要祭天上的鸟星（《殷墟文字乙编》有多片），武丁时卜辞更有好几条关于鸣雉的记录，说明了武丁时代商王朝统治者是如何以一种戒慎恐惧的心理状态对待着鸣雉的事，这就直接可悟《高宗肜日》篇中鸣雉一事的原有意义。不仅《高宗肜日》篇郑重其事地记载了鸣雉的事，其他文献中记及鸣雉、雊雉的还所在多有（如胡先生文中即引到《小雅·小弁》《邶凤·匏有苦叶》《楚辞·九怀》《夏小正》《月令》《淮南·时则要略》《洪范五行传》《法言·先知》等），《左传·襄三七年》还记“鸟鸣于亳社，如曰‘喜喜’。甲午，宋大灾”。可见鸟鸣灾异深种于商族心里的程度，晚至春秋时期犹且如此，则当武丁父子之世，基于祖先图腾崇拜的传统心理的影响，对于一向认为神异的雉鸟的鸣叫，自然会非常敏感，非常警觉，非常畏惧的。在平常状态下，听到鸣雉，都要发生这种戒慎恐惧的心理，如胡先生在最近《重论“余一人”问题》文中引到两条卜辞（《安明》140），记有鸟在鸣，就反复卜问，对武丁这个人有什么祸患？平时犹如此，遇到肜祭大典中忽然发生鸣雉的事，对他们来说，当然是非常可怕的大事！于是战战兢兢地以为是不是自己的行为招致了上帝及祖先神灵的谴责而要降下罪罚来，因此才引起祖己那一段劝诫的话。（《谈〈高宗肜日〉》，《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2月）

② 【汇评】

王　充：高宗祭成汤之庙，有飞雉升鼎而雊，祖己以为远人将有来者。说《尚书》家谓雉凶，议驳不同。且从祖己之言，雉来吉也。雉伏于野草之中，草覆野鸟之形，若民人处草庐之中，可谓其人吉而庐凶乎？民人入都，不谓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雉则民人之类，如谓含血者吉，长狄来至，是吉也，何故谓之凶？如以从夷狄来者不吉，介葛卢来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为凶，朱草蓂荚出，是不吉也。朱草蓂荚皆草也，宜生于野，而生于朝，是为不吉，何故谓之瑞？一野之物来，或出，吉凶异议。朱草蓂荚，善草，故为吉，则是以善恶为吉凶，不以都野为好丑也。（《论衡·异虚篇》）

③ 【汇注】

裴　骃：孔安国曰：“贤臣名。”（《史记集解》）

【汇评】

刘起釪：《高宗肜日》所载的这一篇话是祖己讲的。祖己是什么人呢？伪《孔传》云：“贤臣也。”朱骏声《尚书古注便读》则引汉人说云：“祖己，王之宗族也”。魏源《书古微》据《家语》及《帝王世纪》云：“孝己，祖己是也。”按，甲骨文中祖庚、祖甲时代的卜辞有兄己（《殷契粹编》第308至310片），廪辛、康丁时卜辞有父己（《殷虚文字甲编》2695、2141，《粹编》311—318片等），武乙至帝乙，帝辛时卜辞有祖己（《殷虚书契前编》一卷19·1，23·3—6），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论定卜辞中此人即武丁之子孝己，郭沫若《卜辞通纂》同意王说，并据其书第六七片祖己与祖庚同列，证明祖己确即孝己。总之，卜辞中的祖己，就是武丁之子孝己，已成定论无疑了。

此说遇到的问题是，甲骨中有武丁时祭小王或与小王有关的卜辞，如：“小王□田夫”（《库》一二五九），“小王”（《铁》九〇二《南南》三、一四六），“令……小王……臣”（《京》二〇九九），“□小王（《明》二二二〇）等等及其他有“小王”字样者四五条，论者遂以为祖己已死于武丁时。其实所有这些卜辞都只称“小王”，并没有一条称“小王子己”，怎么就能确定小王必然是祖己呢？《殷契骈枝三编》载明义士藏有刻着“小王父己”之辞的龟甲，这是人们据以断定小王即祖己的论据。其实这也不是十分有力的，安知他不是指别一人。何况文献中关于祖己的传说很不少，也有“孝己”等称呼，却一点也没有露出过他曾称“小王”的线索，因此我们认为即使武丁时果然有一个小王死了，也不能绝对肯定他就是祖己。所以我们认为王国维谓孝己不死于武丁时之说仍是可信的。

因此，我们认为《高宗肜日》这篇讲话的主讲者祖己就是孝己，他当祖庚肜祭父王武丁宗庙的时候，因鸣雉之异，对祖庚讲了这篇话。（《谈〈高宗肜日〉》，《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2月）

【汇注】

裴　骃：孔安国曰：“言天视下民，以义为常也。”（《史记集解》）

傅元恺：监：审视。下：下民。典：常道，准则。（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④ 【汇注】

时　澜：义，理也。谓天监视下民，其所主自有常理，至公而无私，厚薄高下善恶皆合其宜，即常理也。理无偏全，气有厚薄，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安有一人不同于此理者？（《增修东莱书说·高宗肜日·注》）

⑤ 【汇校】

陈蒲清：《尚书·高宗肜日》作“非天夭民，民中绝命。”（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三《殷本纪》）

⑥ 【汇注】

裴　骃：孔安国曰：“不顺德，言无义也。不服罪，不改修也。天以信命正其德，谓其有永有不永。”（《史记集解》）

司马贞：附，依《尚书》音孚。（《史记索隐》）

傅元恺：附：付予，给予。正：修治。（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⑦ 【汇注】

傅元恺：民：指先王，对天而言王亦为民。（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⑧ 【汇注】

傅元恺：天继：上天的子嗣。（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⑨ 【汇注】

裴　骃：孔安国曰：“王者主民，当敬民事。民事无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当特丰于近也。”（《史记集解》）

司马贞：祭祀有常，无为丰杀之礼，于是以弃常道。（《史记索隐》）

【汇评】

时　澜：“既”字最当看，言民虽不听罪，天既有定命，无毫厘之差矣，乃曰其如我何！祖己言之而复叹，乃指高宗而告之曰：王所主者，止有敬民，君职所主，在于此耳。司（同嗣）字下得有力。司者，存之谓也。天下之民，无非天之胤嗣，不可有一毫私心间之于其中，而分其疏远，天下之理，所以立天下之宜，于大公之中，司民之际，知天胤之均一，典祀而可以丰于昵乎？苟有所丰，则此心私矣，此篇为雉雊而作进戒之言，不及灾异，独指大公之道以示之。盖高宗天资聪明，非如昏昧之君，必于其过而提之。大公之道既明，高宗已省知其胸中有不合理者矣，此古人之善正君者。后人谓祖己讽谏，不敢直言，不知高宗乃从谏之君，而祖己与高宗皆已尝用力者也。（《增修东莱书说·高宗肜日·注》）

⑩ 【汇注】

伏　生：武丁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武丁问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鸟也。不当升鼎。今升鼎者，欲为用也。远方将有来朝者乎？故武丁内反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编发重译来朝者六国。（《尚书大传》卷一《高宗肜日》）

程　楷：商懋昭大德，而建中于民，以义制事，而表正万邦。汤之明断卓矣。一传而为太甲也，则处仁迁义，而克修乎厥德，数传而为武丁也，复兴殷道，而肆伐乎鬼方，盖求先美以自振者也。（《明断编》）

王国维：王，殷之大仁也（《汉书·贾捐之传》）。力行王道，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四语出《书·无逸》）。是时舆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朔方，而颂声作（《汉书·贾捐之传》）。礼废而复起，庙为高宗。（《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汇评】

高　拱：天变诚可畏。然天心仁爱人君，亦是曲说。求其理而不得，则亦不之信矣。今只云：“天灾流行，祸乱将作，必须谨修政事，爱恤人民，以保固国家，则灾可无害。不然，将不可救药而祸乱成矣。此自实言，自可使人君知惧。”（《本语》卷五）

帝武丁崩①，子帝祖庚立②。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③，遂作《高宗肜日》及《训》④。

① 【汇注】

郑　樵：帝武丁（原注：元年，戊午）：在位五十九年崩。祖己嘉武丁之祥雉，为立庙，为高宗，子祖庚立。（《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武丁，小乙子，以丁巳嗣立，五十九年乙卯崩。（《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系·历年》）

蒋廷锡：按《书经·无逸》：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高宗武丁本纪》）

又：按《竹书纪年》，武丁（注：名昭）元年丁未，王即位，居殷，命卿士甘盘。三年，梦求傅说，得之。六年，命卿士傅说视学养老。二十九年，肜祭太庙，有雉来。五十九年，陟。（同上）

吉德炜（周端昭译）：妇好在辛日获得祭祀（合集32757）），就好像是她的庙号所指示的日子，无论是母辛或是妣辛都是以辛为庙号，可参见李学勤以《论“妇好”墓的年代及其有关问题》，载于《文物》（1977年11月，第35页）。至于关于配偶逝世的次序，可参见常玉芝《商代周祭》（第105页注2），她引用李学勤《“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编”选择》，载见于《古文字研究论集》10，1982年，第41页。亦见于吉德炜《起源：中国新石器时代与商代女性》的地位，第41—42页。（伊沛霞、姚平主编《当代西方汉学家研究集萃》上古文史卷，第43页）

中科院考古所：安阳殷墟妇好墓（五号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1976年发掘的。墓葬埋在一座殷代房基下面，规模不太大，但墓室未遭破坏，随葬器物极其丰富精美，是殷王室墓中最完整的一批资料。本书（按：本书即《殷墟妇好墓》一书）即是妇好墓的一部全面综合性的报告。

妇好圈足觥

根据墓中所出的铜器铭文和器物形制，参照甲骨卜辞中的有关记载，此墓墓主应是殷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庙号“辛”，死于武丁时期。妇好墓的发现，对于研究殷代的历史，尤其是武丁时期的政治、经济、手工业、文化艺术、方国、礼制以及铜器断代、殷墟布局等问题，都有重要价值。（《殷墟妇好墓·内容简介》）

司母辛方鼎

中科院考古所：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城，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横跨洹河两岸，范围相当广阔，据目前所知，大致有二十四平方公里。

据《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近代学者多以为“七百”当为“二百”之误。殷王朝在殷墟的建都时间约当公元前十四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历时二百七十三年。

洹水南岸的小屯村，是殷墟的中心，这里分布有极其丰富的殷代文化遗存。著名的宫殿宗庙遗址以及与这一建筑群相关的各种遗迹，就是在小屯村东北地发现的。

在宫殿宗庙遗址的西南侧，即小屯村北略偏西约100米处，有一片高出周围地面约0.8米的岗地，这里公布有相当丰富的殷代文化遗存，解放前、后都未曾发掘。

岗地略呈三角形，东窄西宽，东西长140余米，东端宽28米，西端宽110余米，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岗地的北缘是一条由西北流向东南的现代灌溉水渠，南边是历年取土形成的断崖，西边为稍低于岗地的农田，东边是一条现代水沟，在水沟之东有一条由小屯村通向洹河南岸的小路，路东为小屯大队第四、五生产队的场院，也是一片高地，较平坦，面积约两万平方米，从地形观察，两者原可能是连成一片的，后被水沟及小路分隔为二。由此，我们估计这一遗址的范围大约有三万平方米。

1975年冬，当地社员群众计划平整这片岗地。为了做到既有利于农业生产，又有利于殷墟的保护工作，从11月20日起，我们对其进行了较全面的勘查。

开始，我们铲探了岗地的四缘，发现东部有较厚的夯土，往西夯土渐薄。11月23至25日，铲刮了岗地南缘140余米长的断崖，从剖面上观察到，靠东70米的一段有较密的夯土房基，并有路土和打破房基的灰坑。这时，五号墓（编号：76AXTM5，即妇好墓）南端的填土已暴露了出来，但当时没有与压在它上面的房基土分开，只记录了它的土质特征。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片岗地的文化层堆积以及基址的分布情况，为第二年的正式发掘作好准备，12月1日起，我们在岗地的东南隅开挖了5×10米的探方六个，并揭露出殷代房基数座。后因天气严寒，不宜清理，12月15日，予以覆盖。

1976年春秋两季，继续在此进行发掘。春季参加的工作人员三人，秋季参加的两人。两季共发掘了1000余平方米，发现殷代房基十余座，殷墓十余座，殷代灰坑八十个以及唐墓等，并发掘出相当数量的文化遗物。五号墓是春季发掘的主要收获。本报告只报道五号墓以及与其有关的遗迹现象，其余将另行报道，此处从略。

司母辛四足觥

这座墓被压在一座殷代房基（编号：76AXTF1）之下，而一号房基又被一个殷代灰坑（编号：76AXTH1）破坏，清理灰坑与房基后，露出墓口。由于墓坑较深，经三次铲探，都未到底。5月16日是星期天，集中有经验的技工，再度铲探，开始在墓坑北端打了两个探孔，但没有发现重要现象；又在墓坑西北角向东、向南各2米处打了一孔，终于在探孔里带上了较厚的漆皮和一个完整的绿色玉坠，由此证实这是一座较重要的墓葬。当时因临近麦收，加之天气逐渐炎热，于是决定暂停其他遗迹的清理，集中力量发掘此墓。

发掘工作从5月17日开始，6月4日挖到潜水面，6、7两日用水泵抽水，7日下午清理完竣。稍事整理后，我们选出了一部分标本，在当地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接待来自各条战线的参观者约两万人次。

五号墓发现于这次发掘范围内最东南部位的T10、T11两个探方内，墓东壁距岗地东边缘约13米；东北距解放前发掘的C区基址（或称丙组基址）西南边缘200余米，东距1975年冬发掘的F10、F11约106米。墓的规模不算太大，但墓室保存完好，随葬品极其丰富精美，其中铜器铭文和玉、石器刻文十一种，当是殷代大、中型墓中最完整而且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批资料。

根据随葬器物（不是全部）的形制特征，墓葬的层位关系，出有大量铭“妇好”的铜器、铭“司母辛”的重器，结合甲骨卜辞中的有关记载，我们认为，此墓年代属于分为四期的殷墟文化中的第二期；墓主人应是殷王武丁的配偶妇好，死于武丁在世时（大约在武丁晚期），庙号称“辛”，即乙辛周祭祀谱中武丁三个法定配偶之一的“妣辛”。像这样能确切断定墓主人和墓葬年代的殷墓，在殷墟发掘史上还是第一次。

由于此墓墓主与墓葬年代均较清楚，出土器物丰富，组合完整，因此，它对于研究殷代的历史，尤其是武丁时期的政治、经济、手工业、文化艺术与方国或族的关系，以及殷代铜器断代，殷墟布局等问题都有重要价值。（《殷墟妇好墓·前言》）

② 【汇注】

李　昉：《史记》曰：帝祖庚在位七年，崩，弟祖甲立。（《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又：《纪年》曰：祖庚曜居殷。（同上）

朱孔阳：祖庚名曜，武丁子，在位七祀。（《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王国维：祖庚，名曜（《御览》八十三引《纪年》：“祖庚曜居殷”）。元年丙午，王即位，居殷，作《高宗之训》。十一年，陟（《御览》八十三引《史记》：“祖庚在位七年。”《外纪》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方诗铭：《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引《纪年》曰：祖庚曜居殷。……甲骨文作“且（祖）庚”。（《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殷纪》）

③ 【汇注】

戴　圣：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贤王也。继世即位。而慈良于丧，当此之时，殷衰而复兴，礼废而复起，故善之。善之，故载之书而高之，故谓之高宗。（《礼记·丧服四制》）

孔颖达：高宗者，殷王武丁之号也（《周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之）。（《尚书正义》）

李　昉：《史记》曰：武丁崩，祖己嘉其德，立其庙，为高宗。（《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司马光：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原注：言至道之王，遭变异，正其事，而异自消）”高宗从之，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原注：善谋殷国，至于小大之故人，无是有怨者。言无非）享国五十九年崩，号高宗。（《稽古录》卷七《殷下》）

王又俊：高宗陵在西华县城北长平乡。（《河南通志·陈州》卷四九《陵墓》）

【汇评】

王若虚：《殷本纪》云：“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而雊，武丁惧，祖己乃训王曰。”“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武丁崩，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训》。考之于《书》，此篇即祖己训王之词。其曰“高宗”者，史氏追称耳，诸篇之体皆然，而云武丁既没，祖己嘉之而作，谬矣。且立庙称宗，自国家之事，岂独出祖己之意哉？（《滹南遗老集》卷九《史记辨惑》）

蒋廷锡：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道，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大小，无时或怨。是时舆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朔方，而颂声作，礼废而复起，庙号高宗。（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高宗武丁本纪》）

④ 【汇校】

崔　适：按：各本中云“作《高宗肜日》及《训》”。《高宗肜日》上既录其文矣，不当复录其篇名。上文系祖己亲对武丁语，此谓武丁崩后作，亦自相冲决，可为妄人窜入之证。（《史记探源》卷二《殷本纪》）

【汇注】

伏　生：武丁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武丁问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鸟也，不当升鼎。今升鼎者，欲为用也。远方将有来朝者乎？”故武丁内反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编发重译来朝者六国。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见德之有报之疾也。（《尚书大传·殷传》）

裴　骃：孔安国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绎。”（《史记集解》）

徐文靖：《笺》按：《书·叙》曰：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孔疏》曰：《高宗之训》，所以训高宗也。蔡仲默曰：于肜日有雉雊之异，盖祭祢庙也。《序》言祭汤庙者，非是。按二说皆谬。盖高宗，武丁之庙号也。若是《书》作于武丁未陟之前，岂可云《高宗之训》乎？《竹书》殷武丁二十九年陟，庙号高宗。祖庚元年即位，居殷，作《高宗之训》。《殷本纪》帝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作《高宗肜日》及《训》。意是时祖庚绎祭于高宗之庙，每过于丰，故戒以无丰于昵，因作《高宗之训》，以训祖庚耳。《孔疏》以为训高宗，谬矣。《书·序》高宗祭成汤，《竹书》武丁祭太庙，并有证据，而《蔡传》云祭祢庙，以《序》言祭汤庙，非。意以丰于昵，昵为近，庙则不得为汤庙也。不审丰于昵者，祖庚也。祭汤庙者，高宗也。《书》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训于王。格王者，至道之王高宗也。训于王者，训于祖庚也。何转以《叙》为非？又按：格王，成帝建始元年，诏作假王。师古曰：《高宗肜日》载武丁之臣祖己之辞也。假，至也。以祖己为高宗之臣时所作亦误。嗟乎！《竹书》未出，天下之以不狂为狂者，将胡底也？（《竹书纪年统笺》卷六《武丁二十九年肜祭大庙有雉来》）

又：《笺》按：《书·叙》祖己训诸王，作《高宗之训》。《孔氏传》曰：所以训也亡。今据《竹书》，祖己作《高宗之训》在祖庚元年。则高宗之崩已逾年矣。《孔疏》以为训高宗，失其旨矣。又按商彝器有祖己爵，薛尚功曰：商之君有雍己，无祖己。据《书·叙》祖己训诸王，作《高宗之训》，商器又有祖己甗，疑即此祖己也。（《竹书纪年统笺》卷六《祖庚元年丙午即位居殷作《高宗之训》）

俞正燮：《史记·殷本纪》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己乃训王曰“唯天监下”云云，“王嗣敬民，罔非天继，常祀毋礼于弃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训》。史迁从孔安国问故，载其说如此。孔知典祀无丰于昵为无礼于弃道者。丰是盛礼，昵是弃道也。《书·序》言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孔知是祖庚时立庙，始作《书》者，以经文首称高宗，是已立庙也。《书·序》《史记》俱言祭成汤，而马融以昵为考，谓祭近庙，《左传》以妻为昵。古者严父，岂得以父为昵？今枚、孔用马说，与安国故训适相反。（《癸巳存稿》卷一《高宗肜日》）

江　灏：高宗，殷商的第二十三代君主武丁。肜日，肜祭之日。按照《书序》和《史记·殷本纪》，都说是高宗武丁祭成汤，有只山鸡飞到祭器上鸣叫，武丁恐惧，他的贤臣祖己作《高宗肜日》训王。近人根据甲骨卜辞的记载，认为肜日之上的人名，是被祭祀的祖先，而不是主持祭祀的人。那么《高宗肜日》应该是后人祭高宗，不是高宗祭成汤。本文可能是武丁死后，他的儿子祖庚继承帝位，在肜祭武丁时，祖己训导祖庚的记录。（《今古文尚书全译·高宗肜日·题解》）

又：肜日：肜，殷商时的祭名。祭祀后的第二天再举行祭祀。《尔雅·释天》：“绎，又祭也。周曰绎，商曰肜，夏曰复胙。”（《今古文尚书全译·高宗肜日·注》）

又：《高宗之训》与上篇《高宗肜日》共序，也可能是祖庚肜祭武丁时，祖己训导祖庚的训辞。无正文。（《今古文尚书全译·高宗之训·解题》）

【汇评】

孔　鲋：孔子曰：《书》之于事也，远而不阔，近而不迫，志尽而不怨，辞顺而不谄，吾于《高宗肜日》见德有报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则远方归志而致其敬焉。（《孔丛子》卷上《论书》）

戴　圣：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小戴礼记·祭义》）

李　昉：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见德有报之疾。（《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帝武丁》）

王若虚：《高宗之训》乃《书》篇名，自当全著，而但云“及《训》”，此复失之太简矣。（《滹南遗老集》卷九《史记辨惑》）

朱之蕃：观《纪》中历叙所以作书之故，而商家一代君臣之贤概可见矣。（见《百大家评注史记·殷本纪》）

陈士元：孔安国氏曰：“高宗，殷之中兴王武丁也。”元按：《商本纪》云：帝武丁，帝小乙之子也。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复兴。在位五十九祀，武丁崩，子祖庚嗣，立武丁之庙，为高宗。作《殷武》乐章以颂之。《礼记·丧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贤王也，继世即位而慈良于丧。当此之时，殷衰而复兴，礼废而复起，故善之。善之，故载之书中而高之，故谓之高宗。（引自陈春辑刻《湖海楼丛书·论语类考》卷七《高宗》）

帝祖庚崩①，弟祖甲立②，是为帝甲③。帝甲淫乱④，殷复衰⑤。

① 【汇注】

郑　樵：帝祖庚（原注：元年，丁亥）：祖庚在位七年崩，弟辛甲立。（《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祖庚，武丁弟，以丙辰嗣立，七年壬戌崩。（《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系·历年》）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祖庚（注：名曜）元年丙午，王即位，居殷，作《高宗之训》。十一年，陟（按《通志》作在位七年）。（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祖庚本纪》）

宫梦仁：祖庚，武丁子，在位七年。（《读书纪数略》卷一五《统纪类》）

② 【汇注】

蒋廷锡：按《书经·无逸》：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祖甲本纪》）

又：《蔡传》：《史记》“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则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郑元曰：“高祖欲废祖庚，立祖甲。祖甲以为不义，逃于民间，故云‘不义惟王’。按汉孔氏以祖甲为太甲，盖以《国语》称‘帝甲乱之，七世而陨’，孔氏见此等记载，意为帝甲必非周公所称者。又以‘不义惟王’与太甲，兹乃不义文似，遂以此称祖甲者为太甲，然详此章‘旧为小人，作其即位’与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势正类。所谓小人者，皆指微贱而言，非谓憸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见太甲复政思庸之意。”又按邵子《经世书》：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历年，皆与《书》合，亦不以太甲为祖甲。况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阳、以祖别之，不应二人俱称祖甲。《国语》传讹承谬，旁记曲说，不足尽信，要以周公之言为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后次第而枚举之辞也，则祖甲而非太甲明矣。（同上）

又：按《竹书纪年》，祖甲（注：名载）元年丁巳，王即位，居殷。十二年，征西戎；冬，王返自西戎。十三年，西戎来宾。命邠侯组绀。二十四年，重作《汤刑》。三十三年，陟（按《通志》作在位十六年）。（同上）

朱孔阳：祖甲，《国语》作帝甲，名载。祖庚弟。初，高宗以祖甲为贤，欲废祖庚立之，祖甲以为不义，逃于民间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在位三十有三祀。（《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王国维：祖甲（原注：《国语》作帝甲），名载。元年丁巳，王即位，居殷。十二年，征西戎。冬，王返自西戎（原注：祖甲西征，得一丹山。案：此《大荒北经》注引《竹书》。“祖甲”原注作“和甲”）。十三年，西戎来宾。命邠侯组绀。二十四年，重作汤刑（《左·昭五年传》：“商有乱政而作汤刑”）。二十七年，命王子嚣、王子良（《西京杂记》：“霍将军妻产二子，疑所为兄弟。霍光闻之，答书曰：‘昔殷王祖甲，一产二子，曰嚣曰良’”）。三十三年，陟（《书·无逸》：“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案：昔人多以祖甲为太甲，郑玄以为武丁子帝甲。《御览》八十三引《史记》：“祖甲在位十六年。”《外纪》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③ 【汇校】

施之勉：按：《御览》八十三引：“帝甲作‘帝祖甲’。”今本《竹书纪年》：“帝甲二十四年，重作《汤刑》。”（《史记会注考证订补·殷本纪第三》）

【汇注】

李　昉：《史记》曰：帝祖甲淫乱，殷复衰。在位十六年崩。子廪辛。（《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又：《纪年》曰：祖庚曜居殷。（同上）

又：《帝王世纪》曰：《春秋外传》所谓“玄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乱之，七世而殒”是也。（同上）

方诗铭：《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引《纪年》曰：帝甲载居殷。……《尚书·无逸》作“祖甲”。《国语·周语下》：“帝甲乱之，七世而殒。”韦昭注：“至纣七世而亡也。”祖甲至纣正当七世，是“帝甲”即“祖甲”。《史记·殷本纪》：“祖甲立，是为帝甲。”《三代世表》作“帝甲”。甲骨文作“且（祖）甲”。（《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殷纪》）

【汇评】

周　公：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弗敢侮鳏寡。（引自《尚书·无逸》）

④ 【汇注】

徐文靖：《笺》按：《昭五年传》，叔向诒子产书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杜注》：夏、商之乱，著禹、汤之法。周之衰，亦为刑书，谓之《九刑》。（《竹书纪年统笺》卷六《祖二十四年重作汤刑》）

⑤ 【汇注】

司马贞：《国语》云“帝甲乱之，七代而陨”是也。（《史记索隐》）

蒋廷锡：王旧在野，及即位，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鳏寡。迨其末也，繁刑以携远，殷道复衰。（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祖甲本纪》）

【汇评】

梁玉绳：按：周公以祖甲与中宗、高宗、文王并称迪哲，安得以为淫乱衰殷，《纪》及《世表》同误。然其误从《国语》来，《周语》曰“帝甲乱之，七世而殒”，犹云孔甲乱夏也。此卫彪傒之谬谈，何史公不信周旦之语而反信卫傒耶？《滹南集》五《辨惑》曰：“《书》，圣经也；《史》《传》，出于杂说者也。周公去殷为近，知其事训，左氏、马迁为远，其传闻容有妄焉，与其变易迁就，宁舍《史》《传》而从《经》可也。”惠氏《左传补注》曰：“汲郡古文云‘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汤刑’，昭六年《传》‘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外传》‘帝甲乱之’。祖甲贤君，事见《尚书》止以改作汤刑，故云乱也。”此说甚通。而《滹南》所谓“变易迁就”者，盖指伪孔《传》及王肃邪解，以祖甲为太甲耳。乃孔《疏》力主之，以康成言武丁子帝甲事为妄造。试问太甲称祖，谁所传说？出何典籍耶？若谓《无逸》以德优劣、年多少为先后，岂太甲之德逊于后嗣，文王之圣逊于三代，而武丁五十九年之后胡以不计数文王之五十年乎？于是祖甲一人忽上冒太甲之贤，忽变而为乱殷之主，歧头诡见，坐令矛盾两伤，蔡《传》辨之极明。（《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帝甲崩①，子帝廪辛立②。帝廪辛崩③，弟庚丁立④，是为帝庚丁⑤。帝庚丁崩⑥，子帝武乙立⑦。殷复去亳，徙河北⑧。

① 【汇注】

郑　樵：帝辛甲（原注：亦曰祖甲。元年，甲午）：《无逸》言祖甲者，太甲也。在位十六年崩，子廪辛立。（《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祖甲，祖庚弟，以癸亥嗣立，三十三年乙未崩。（《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系·历年》）

② 【汇校】

司马贞：《汉书·古今人表》及《帝王世纪》皆作“冯辛”。（《史记索隐》）

徐文靖：《笺》按：《殷本纪》：帝甲崩，子帝廪辛立。《索隐》《古今人表》及《帝王世纪》皆作凭辛。（《竹书纪年统笺》卷六《凭辛》）

【汇注】

李　昉：《史记》曰：帝廪辛在位六年，崩，弟庚丁立。（《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又：《纪年》曰：冯辛先君殷。（同上）

朱孔阳：廪辛，《竹书》作冯辛，名先。祖甲子，在位六祀。（《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王国维：冯辛（原注：《史记》作廪辛。《汉书·古今人表》亦作冯辛），名先。元年庚寅，王即位，居殷。四年，陟（《御览》八十三引《史记》：“廪辛在位六年。”《外纪》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③ 【汇注】

郑　樵：帝廪辛（原注：亦曰冯辛。元年，庚戌）：廪辛在位六年崩，弟庚丁立。（《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廪辛，祖甲子，以丙申嗣立，六年辛丑崩。（《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系·历年》）

宫梦仁：廪辛，（祖）甲子，在位六年。（《读书纪数略》卷一五《统纪类》）

徐文靖：《笺》按：《书·无逸》自是厥后，亦罔或克寿。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如沃甲五年，南庚六年，小辛三年，仲壬、阳甲、凭辛皆四年。（《竹书纪年统笺》卷六《凭辛四年陟》）

④ 【汇注】

朱孔阳：庚丁名嚣，祖甲次子，在位二十有一祀。（《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⑤ 【汇注】

李　昉：《史记》曰：帝庚丁在位三十一年崩，子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又：《纪年》曰：庚丁居殷。（同上）

王国维：庚丁，名嚣。元年甲午，王即位，居殷。八年，陟（《御览》八十四引《史记》：“庚丁在位三十一年。”《外纪》：“六年。”又《帝王本纪》云“二十三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方诗铭：（《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引）《纪年》：庚丁居殷。按：甲骨文作“康且（祖）丁”或“康丁”，郭沫若同志云：“康祖丁或作康丁，罗振玉云：‘《史记》作庚丁，为康丁之讹，商人以日为名，无一人兼用两日者。’”（《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殷纪》）

⑥ 【汇注】

郑　樵：帝庚丁（原注：元年，丙辰）：庚丁在位六年（原注：《帝王本纪》曰：十一年）崩，子武乙立。（《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庚丁，廪辛弟，以壬寅嗣立，二十一年壬戌崩。（《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系·历年》）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庚丁（注：名嚣）元年甲午，王即位，居殷。八年，陟（按《帝王世纪》作二十一年，《通志》作在位六年）。（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庚丁本纪》）

⑦ 【汇注】

朱孔阳：武乙名瞿，庚丁子。元祀，迁都河北。无道，射天。在位四祀，畋于河渭，暴雷震死。（《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王国维：武乙，名瞿。元年壬寅，王即位，居殷。三年，自殷迁于河北（《史记·殷本纪》：“武乙立，殷复去亳迁河北。”案：《正义》引《纪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更不迁都。”此妄取《史记》乱之）。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十五年，自河北迁于沬（《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帝乙复济河北，徙朝歌”）。三十五年，王畋于河、渭，暴雷震死。（《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又：案武乙以前四世，为小乙、武丁、祖甲庚丁，则祖乙即小乙，祖丁即武丁，非河亶甲之子祖乙，亦非祖辛之子祖丁也。又此五世中名丁者有二，故于庚丁云康祖丁以别之。否则亦直云祖而已。然则商人自大父以上皆称曰祖，其不须区别而自明者，不必举其本号，但云祖某足矣。即须加区别时，亦有不举其本号，而但以数别之者。如云“□□于三祖庚”，按商诸帝以庚名者，大庚第一，南庚第二，盘庚第三，祖庚第四。则三祖庚即盘庚也。又有称四祖丁者，按商诸帝以丁名者，大丁第一，沃丁第二，中丁第三，祖丁第四，则四祖丁即《史记》之祖丁也。以名庚者皆可称祖庚，名丁者皆可称祖丁，故加三、四等字以别之，否则赘矣。（《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祖某》）

方诗铭：（《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引）《纪年》曰：武乙即位，居殷。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珏，马八匹。按：甲骨文作“武且（祖）乙”，晚殷金文《肄殷》《丰彝》作“武乙”。（《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殷纪》）

⑧ 【汇注】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武乙（注：名瞿）元年壬寅，王即位，居殷。邠迁于岐周。三年，自殷迁于河北。十五年，自河北迁于沫。（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武乙本纪》）

帝武乙无道①，为偶人②，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③。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④，命曰“射天”⑤。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⑥。子帝太丁立⑦。帝太丁崩⑧，子帝乙立⑨。帝乙立，殷益衰⑩。

① 【汇评】

俞　樾：《殷本纪》，武乙无道，为革囊，盛血而仰射之，名曰射天；《宋世家》，宋偃王盛血以革囊，悬而射之，名曰射天；《龟策传》纣杀人、六畜，以革囊盛其血，与人悬而射之，与天帝争强。三君所为，如出一辙，何哉？子贡不云乎？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湖楼笔谈》卷三）

② 【汇注】

司马贞：偶音寓。亦如字。（《史记索隐》）

张守节：偶，五苟反。偶，对也。以土木为人，对象于人形也。（《史记正义》）

③ 【汇注】

张守节：为，于伪反。行，胡孟反。（《史记正义》）

④ 【汇注】

陈蒲清：卬即“仰”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三《殷本纪》）

⑤ 【汇评】

王奇伟、何宏波：商代的鬼神信仰保留有较多的原始性，殷人的敬鬼事神还没有后世人的欺骗成分。从商代晚期武乙射天开始，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慢于鬼神的现象，这是社会发展、殷人认识水平提高后的进步现象。传统观点认为殷人尊神是神道设教、愚弄民众，慢于鬼神是商王的无道行为，这些观点是不符合商代社会的实际情况的。（《从武乙射天看商代的人神关系》，《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⑥ 【汇注】

李　昉：《纪年》曰：武乙即位，居殷。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珏，马八匹。（《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又：《帝王世纪》曰：帝武乙复济河，北徙朝歌。（同上）

郑　樵：帝武乙（原注：元年，壬戌）：武乙复去亳，都河北。中国微弱，东夷盛强，分迁淮岱，渐居中土。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令人为行与之博，天神不胜，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猎于河渭之间，震死。在位四年。子太丁立。（《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武乙，庚丁子，以癸亥嗣立，四年丙寅崩。（《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系·历年》）

【汇评】

王　充：或曰：“纣父帝乙，射天殴地，游泾、渭之间，雷电击而杀之（按语：雷电击杀者为武乙，武乙乃帝乙之父也）。斯天以雷电诛无道也。”帝乙之恶，孰与桀纣。邹伯奇论桀纣恶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然而桀纣秦莽之地，不以雷电。……书家之说，恐失其实也。（《论衡·感类篇》）

⑦ 【汇校】

瞿景淳：按“太丁”重见，疑误。（见《百大家评注史记·殷本纪》）

郭嵩焘：《札记》云：“《纪年》作‘文丁’。”（《史记札记》卷一《殷本纪》）

王国维：文丁（今本《竹书纪年》）原注：《史记》作大丁，非。案：《后汉书·西羌传》注：《太平御览》《通览外纪》引《纪年》皆作“大丁”。惟《北堂书钞》四十一引《纪年》作“文丁”。《御览》八十三引《帝王世纪》“文丁一曰大丁”。（《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太丁之世，王季伐诸戎。（《帝王世纪》辑存《殷商第三》）

李　昉：《史记》曰：帝太丁在位三年，崩。子帝乙立。（《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八》）

又：《纪年》曰：太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绝。（同上）

又：《帝王世纪》曰：帝文丁一曰大丁。（同上）

朱孔阳：太丁，《竹书》作文丁，名托。武乙子，在位三祀。（《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王国维：文丁，名托。元年丁丑，王即位，居殷（原注：自沬归殷邑）。三年，洹水一日三绝。十一年，周公季历伐翳徙之戎，获其三大夫，来献捷（《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纪年》：“十一年，周人伐翳徙之戎，捷其三大夫。”《外纪》引作“十三年”）。王杀季历（《晋书·束晳传》《史通》《疑古篇》《杂说篇》引《纪年》：“文丁杀季历。”《书钞》四十一引“文丁杀周王”云云）。十三年，陟（《御览》八十三引《史记》：“太丁在位三年。”《外纪》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方诗铭：《竹书纪年》曰：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殷纪》）

又：《纪年》曰：太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绝。……洹水在殷都之旁。甲骨文有“洹其乍（作）兹邑祸”。谓洹水泛滥，殷都受灾，此武丁时所卜。“其尞于洹泉大三牢”。谓以牛羊尞祭于洹水，祈其不为灾祸，此武乙、文丁时所卜。洹水固可以泛滥，亦可以因旱而绝流，此次祭祀洹水，与《纪年》所记“洹水一日三绝”，可能为一事。（同上）

又：《竹书纪年》曰：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同上）

又：《竹书纪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同上）

⑧ 【汇注】

马端临：太丁，武乙子，以丁卯嗣立，三年己巳崩。（《文献通考》卷五二〇《帝号历年》）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文丁（注：《史记》作太丁，非。名托）元年丁丑，王即位，居殷。十三年，陟（按《通志》作在位三年）。（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太丁本纪》）

⑨ 【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帝乙复济河北，徙朝歌，其子纣仍都焉。（《帝王世纪辑存·殷商第三》）

又：帝乙有二妃，正妃生三子：长曰微子启，中曰微仲行，小曰受。庶妃生箕子，年次启，皆贤。初启母之生启及行也，尚为妾，及立为后，乃生辛。帝乙以启贤且长，欲以启为太子，史据法争之，帝乙乃立辛为太子。帝乙即位三十七年。（同上）

朱孔阳：帝乙名羡，太丁子，在位三十有七祀。（《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王国维：帝乙，名羡。元年庚寅，王即位，居殷。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诗·小雅》：“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传：“王，殷王也。”）九年，陟。（《御览》八十三引《帝王世纪》：“帝乙在位三十七年。”《外纪》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方诗铭：（《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引）《纪年》曰：帝乙处殷。二年，周人伐商。……金文《其卣》作“文武帝乙”。（《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殷纪》）

⑩ 【汇注】

李　昉：帝乙处殷。二年，周人伐商。（《太平御览》卷八十三《皇王部八》）

【汇评】

梁玉绳：按：《书·酒诰》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多士曰：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易》也屡称帝乙（非汤也），是固殷之贤君也，奈何以为殷由之益衰乎？此《纪》及《世表》同误。然其误必因错会《左传》来，文二年《传》曰：“子虽齐圣，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传》不过杂举以明不先祖父之义，乃史公见其与厉王并言，遂以为衰殷之主。杜预仍其误而甚其词云：“二国不以帝乙、厉王不肖，犹尊尚之”。未知帝乙不肖何在？上文鲧、契亦并言，可谓契是不肖乎？（《人表》置帝乙于下中，亦是沿误也）（《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帝乙长子曰微子启①，启母贱，不得嗣②。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③。帝乙崩④，子辛立⑤，是为帝辛⑥，天下谓之纣⑦。

① 【汇注】

司马贞：微，国号。爵为子。启，名也。《孔子家语》云“微”或作“魏”，读从微音。邹本亦然也。（《史记索隐》）

【汇注】

陈士元：微子，名启。《家语》，微作魏。《史记》，启作开。（《孟子杂记》卷三《辨名》）

陈士元：朱子曰：“微子，纣庶兄。”元按：微子启，《家语》及《路史》皆作“魏子启”。《史记》云：“微子开者，殷帝乙首子而纣之庶兄也。纣既立，不明，淫乱于政。微子数谏，不听，乃问于太师、少师，遂亡。”然《尚书》作微子启而《史记》作微子开者，避汉景帝讳也。食邑于微，故曰微子。《吕氏春秋》云：“纣母生微子与仲衍，其时尚为妾，改而为妻，生纣，纣父欲立微子启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纣为后。”《史记》云“启母贱”，“辛母正后”，是二母也。若谓启、辛同母，则妻从夫贵，而所生之子亦从而贵，启不得称嫡长子乎？此吕氏之谬也。《论语》谓“微子去之”，未尝明言其何往，而孔安国氏乃有奔周之说，《左传》又有面缚衔璧衰绖舆榇之说，《史记》又有“持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膝行而前”之说，真厚诬微子也。罗泌、王柏、金履祥辈皆有辨矣。《一统志》云墓在归德州西南二十二里。（引自陈春辑刻《湖海楼丛书·论语类考》卷七《微子》）

王士俊：微子墓，在府城西南一十里。微子，帝乙元子。（《河南通志·归德府》卷四十九《陵墓》）

江　灏：微子名叫启。微是封号，子是爵位。微子是帝乙的长子，纣的同母庶兄。按《吕氏春秋》，启的母亲生启的时候还没有被帝乙立为正妃，生纣的时候才立为正妃，因此，启年长是庶出，纣年小是嫡出。（《尚书今古文全译·微子·题解》）

傅元恺：帝乙：武丁死后，传七帝至帝乙。（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张大可：微子启：微：国号；子：爵位；启：人名，即纣兄。启母生启时身份未正，生纣时才为妃，故启长而庶，纣小而嫡。（《史记全本新注》卷三《殷本纪第三》）

编者按：《孔子家语》卷一〇《本姓解第四十二》云：微子启，帝乙之元子，纣之庶兄，以圻内诸侯，入为王卿士。初，武王尅殷，封纣之子武庚于朝歌，使奉汤祀。武王崩而与管、蔡、霍三叔作难，周公相成王东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代殷后，作《微子之命》申之。与国于宋，后殷之子孙，惟微子先往，故封之贤。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嗣微子后，故号微仲。

② 【汇注】

司马贞：此以启与纣异母，而郑玄称为同母，依《吕氏春秋》，言母当生启时犹未正立，及生纣时始正为妃，故启大而庶，纣小而嫡。（《史记索隐》）

【汇评】

马　骕：《吕氏春秋》：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仲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后生纣。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纣故为后。用法若此，不若无法。（《绎史》卷十九《文王受命》）

③ 【汇注】

李　诩：《吕氏春秋》曰：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次曰仲衍，次曰受德即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启与仲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后生纣，纣之父母欲置微子启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纣故为后。《史记》载帝乙长子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立。是微子与纣异母也。郑玄论启、辛，亦曰同母，盖本之吕氏。玄去迁世不远，当从同母之说。此《索隐》亦略著。（《戒庵老人漫笔》卷五《纣启同母》）

【汇评】

梁玉绳：附按：马融注《论语》云“微子纣之庶兄”，此本于《史·宋世家》，与《纪》言微子及纣异母同。自康成注《尚书》据《吕氏春秋·仲冬纪》，言“微子生时母犹为妾，及为后生纣”，遂以微子为纣同母庶兄。孔，邢《经》，《疏》及《索隐》并宗其说。夫帝乙贤君，不应废子之长且贤者，而立晚生不肖之子。如谓先妾后后，遂分嫡庶，则当立后时，何以不即立太子，必待纣之生乎？况其为母一耳，庶不可为嗣，妾乃可为后欤？太史之争，宜在立后时，不宜在欲立太子时也。准情揆理，《吕子》殊不足据。《余冬叙录》云“妾既得为后矣，而所生之子不得从亲称嫡长子乎？”此语真足破疑。然则帝乙之欲立微子者，知纣之不肖，思废之而立贤子也。太史争之者，执嫡庶子分，泥于经而不达于权也。若《公都子》引当时人言，以微子与比干为纣之叔父，则误矣。至启当时讳“开”，史例也，说在《周纪》中。（《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李元度：古有一言丧邦，且贻祸天下万世者，殷太史之争立纣是也。《吕氏春秋》曰：“纣母生微子仲衍，其时尚为妾，及为妻，生纣。”《通鉴外纪》曰：帝乙及后以启贤，欲立为太子，太史据法争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因立纣。是殷祀六百。丧于太史一言也。较平、勃之许王吕氏，勣、敬宗之赞立武氏，贻祸为尤烈矣。夫谓不可立妾子者，尊嫡之常法，然仍当视其贤不肖何如，岂有明知嫡子不肖而必立之者哉？况启、衍，纣一母之子也，何贵何贱？而必谓前所生为妾之子，继所生乃妻之子耶？万一既立为后，不复生子，则将谓所生者皆不足为子耶？抑皆舍之，别求子以立为后耶？公羊氏有母以子贵，子以母贵之说，母以子贵，礼也，若子以母贵，则曲说耳。夫为妻纲，子皆统于其父，不当以母分贵贱，然使后、妃并存，贵贱犹可言也，一人则何贵贱之有？……且夫立嫡不立庶，盖惩并后匹嫡之祸，而一以前定者杜争端耳，若一母之子，又以先后分嫡庶，此何理乎？（《天岳山馆文钞》卷一《殷太史论》）

④ 【汇注】

郑　樵：帝乙（原注：亦曰辛乙。元年，己巳）：乙之子三人，长曰微子启，次曰仲衍，季曰纣。启母贱，而立纣焉。嫡故也。或言三人同母，母本妾也。以为后生纣。纣尚幼，乙及后谓启贤，欲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废嫡立庶，不可。”乙在位三十七年，商家日微，崩。少子纣立。（《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帝乙，太丁子，以庚午嗣立，三十七年丙午崩。（《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系·历年》）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帝乙（注：名羡）元年庚寅，王即位，居殷。九年，陟（按《通志》作在位三十七年）。（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乙本纪》）

宫梦仁：帝乙，太丁子，在位三十七年。（《读书纪数略》卷一五《统纪类》）

徐文靖：《笺》按：《文二年传》：宋祖帝乙，犹上祖也。杜预曰：帝乙，微子父。宋不以帝乙为不肖而犹尊尚之。（《竹书纪年统笺》卷六《帝乙九年陟》）

⑤ 【汇注】

司马光：王乙崩，子受德立。受德一曰辛，是为纣王。（《稽古录》卷七《殷下》）

⑥ 【汇注】

徐文靖：《笺》按：《周书·克殷解》：尹逸策曰：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祇不祀。孔晁曰：纣字受德也。又按《吕氏春秋·当务篇》，纣之同母三人，长曰微子启，次曰仲衍；三曰受德，乃纣也。（《竹书纪年统笺》卷六《帝辛名受》）

王国维：卜辞于诸先王本名之外，或称“帝某”，或称“祖某”，或称“父某”“兄某”。罗参事曰：“有商一代帝王，以甲名者六，以乙名者五，以丁名者六，以庚辛名者四，以壬名者二，惟以丙及戊、己名者各一。其称大甲、小甲，大乙、小乙，大丁、中丁者，殆后来加之以示别。然在嗣位之君，则径称其父为父甲，其兄为兄乙，当时已自了然。故疑所称父某、兄某者，即大乙以下诸帝矣。”余案：参事说是也。非独父某，兄某为然，其云帝与祖者，亦诸帝之通称。（《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祖某》）

⑦ 【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帝纣能倒曳九牛，抚梁易柱。有苏氏叛，纣因伐苏，苏人以美女妲己奉纣，纣大悦，赦苏而纳妲己为妃，常与沉醉于酒。所誉者贵，所憎者诛。淫纵愈甚。始作象箸，箕子为父师，叹曰：“象箸必不更于圭匦，必将犀玉之杯；食熊蹯豹胎，必不衣短褐，处茅茨之下，必将衣文绣之衣，游于九层之台，居于广室之中矣。”居五年，纣果造倾宫，作琼室瑶台，饰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三里，其高千丈，其大宫百，其小宫七十三处。宫中九市，车行酒，马行炙，以百二十日为一夜，六月发民，猎于西山。居期年，天下大风雨，飘牛马，坏屋树，天火烧其宫，两日并尽，或鬼哭，或山鸣。纣不惧，愈慢神，诛谏士，为长夜之饮，七日七夜，失忘历数，不知甲乙。问于左右莫知。使问箕子，箕子谓其私人曰：“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天下危矣。一国不知，而我独知之，我其危矣。”宰人以醢熊蹯不熟，纣怒，杀宰人。斮朝涉之胫而视其髓，刳孕妇之腹而观其胎，又杀人以食虎。诸侯或叛，妲己以罚轻。纣欲重刑，乃先为大熨斗以火爇之，使人举，辄烂手不能胜，纣怒，乃更为钢柱以膏涂之，加于爇炭之上，使有罪者缘焉。足滑，遂跌堕火中。纣与妲己笑为乐，名曰炮烙之刑。武王乃率诸侯来伐纣，纣有亿兆夷人，起师自容闾至浦水，与同恶诸侯五十国，凡七十万人，距周于商郊之牧野，纣师皆倒戈而战。纣即位三十三年，正月甲子败绩，赴宫登鹿台，蒙宝衣玉席，自投于火而死。周武王封其子武庚为殷后。（见《帝王世纪辑存·殷商第三》）

裴　骃：《谥法》曰：“残义损善曰纣”。（《史记集解》）

陈士元：纣：一作蛰，《周书》称受，《史记》称辛，《经世书》称受辛。（《孟子杂记》卷三《辨名》）

李　贽：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禽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以为天下皆出己之下。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而远方珍怪之物，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矣。”……纣淫泆益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杀身以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解衣被发，佯狂而去之。西伯发举兵伐纣，纣乃衣宝衣，自焚而死。殷亡。箕子过殷墟，伤宫室毁坏生禾黍，乃作麦秀之歌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殷民闻之，皆流涕。……桀不过饮酒食肉，纣才智过人，其恶愈甚矣。然向与难之臣，独此为甚，至今犹有悲风。求之有夏，不可得矣。（《史纲评要》卷一《商纪·纣》）

朱孔阳：帝辛，名受，即纣也。曰纣辛。帝乙子。八祀，伐有苏氏，获妲己，嬖之，纵淫乐，重刑辟，百姓颤怨。三十有二祀，商亡。明年，周武王十有三年，大会诸侯于孟津，誓师伐商，会于牧野，商师溃，受反奔鹿台，衣珠玉自燔而死。（《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汇评】

梁玉绳：附按：纣有二名，曰辛者，殷以生日名子也；曰受者，别立嘉名也。犹天乙又名履，上甲又名微也。《史》不书名受，偶不及也。（《竹书》云名辛受）而纣、受音近，故天下共称之，盖即以为号矣。先儒谓“纣”为谥，非。至康成谓“纣字受德”则不足信。盖德为虚位，有凶有吉，受德云者，犹《汤誓》言“夏德”，《立政》言“桀德”，非字之谓也。然其所以致误之由，固自有说。《立政》曰“其在受德暋”，《周书·克殷》篇曰“殷末孙受德”，吕不韦作书误解，遂于《仲冬纪》著之曰“其次受德”。康成过信吕书，取以释《经》，后儒又过信康成，故晋孔晁注《周书》，张守节《周本纪·正义》并云“纣字受德”。伪孔《传》于《戡黎》篇从马融读受为纣，谓“声转相乱”，于《立政》篇依康成作“受德”，谓“帝乙爱焉”，为作善字，更属歧说。而仲达曲为之疏曰：“或言‘受’或言‘受德’，呼有单复耳。”岂其然哉？《周本纪》录《克殷》篇改“末孙受德”为“季受”。季者少子也，岂史公有意更之欤？（《立政》“受德”，《释文》引马云“受所为德也”。金陵本《周本纪》作“殷之末孙季纣”，不作“季受”）（《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帝纣资辨捷疾①，闻见甚敏；材力过人②，手格猛兽③；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⑤，妲己之言是从⑥。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⑦，北里之舞⑧，靡靡之乐⑨。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⑩，而盈钜桥之粟⑪。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⑫。益广沙丘苑台⑬，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冣乐戏于沙丘⑭，以酒为池⑮，县肉为林⑯，使男女倮相逐其间⑰，为长夜之饮⑱。

① 【汇注】

傅元恺：辨：通“辩”，聪慧。（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② 【汇注】

马　骕：《论衡》：纣力能索铁伸钩，抚梁易柱。（《绎史》卷十九《文王受命》）

又：《帝王世纪》：纣倒曳九牛，抚梁易柱。（同上）

傅元恺：材力：气力。（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汇评】

王　樵：史称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纣惟恃此而狎侮五常，荒怠弗敬，所以败汤之徳而覆其宗也。（《尚书日记》卷十）

③ 【汇注】

张守节：《帝王世纪》云“纣倒曳九牛，抚梁易柱”也。（《史记正义》）

④ 【汇注】

马　骕：《荀子》：古者桀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绎史》卷十九《文王受命》）

【汇评】

李　贽：纣以天下皆出己下，故人得视之如腐鼠耳。（《史纲评要》卷二《周纪·武王》）

⑤ 【汇注】

刘　向：妲己者，殷纣之妃也。嬖幸于纣。纣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智足以拒谏，辨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不离妲己。妲己之所誉贵之，妲己之所憎诛之。作新淫之声，北鄙之舞，靡靡之乐，收珍物积之后宫，谀臣群女，咸获所欲。积糟为丘，流酒为池，悬肉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诸侯有畔者。纣乃为炮烙之法，膏铜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辄堕炭中。妲己乃笑。比干谏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妃言，祸至无日。”纣怒，以为妖言。妲己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于是剖心而观之，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遂受命，兴师伐纣，战于牧野，师倒戈，纣乃登廪台，衣宝玉衣而自杀。于是武王遂致天之罚，斩妲己头悬于小白旗。以为亡纣者，是女也。《书》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诗》云：“君子信盗，乱是用暴。匪其止共，维王之功。”此之谓也。（《古列女传》卷七《殷纣妲己》）

裴　骃：皇甫谧曰：“有苏氏美女。”（《史记集解》）

司马贞：《国语》有苏氏女，妲字己姓也。（《史记索隐》）

郑　樵：纣伐有苏氏，有苏氏以妲己女纣。纣惑之，言无不听。所好者贵，所恶者诛。使师延（原注：一作涓）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乐，造鹿台而为琼室玉门，台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原注：其台今在朝歌城中），厚赋敛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玩充牣宫室。以人食兽，广沙邱、苑台，多取鸟兽之异者置其中，大聚乐戏于沙邱，以酒为池，以糟为邱，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大宫百里，宫中九市，与崇侯、费中，戏于离宫，以百二十日为一夜，谓之长夜饮。车行酒，骑行炙，以绳羁人头，引就酒池，醉而溺死。纣醉而忘其日辰甲子。……百姓怨望，诸侯有畔者。妲己以为威不立耳，乃说纣重刑辟。（《通志》卷三《商》）

马　骕：《纪年》帝辛九祀，伐有苏，获妲己以归。（《绎史》卷十九《文王受命》）

俞　樾：国朝刘廷玑《在园杂记》云：妲己姓钟名妲字己，此说未知所本。按《晋语》云：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韦注曰：有苏，己姓之国，妲己其女也。《史记索隐》亦云妲字，己姓，然则姓钟之说当是俗传，不足据也。（《茶香室丛钞》卷四《妲己》）

又：明杨慎《升庵外集·字说》云：己即妲己。引《字统》云：黑而有艳曰。按《说文·黑部》白而有黑也。从黑，旦声。五原有莫县。今据此说，则即妲己之本字矣。不特得其字，且可想见其容，亦奇闻也。（《茶香室续钞》卷五《妲己亦作己》）

【汇评】

刘　向：妲己配纣，惑乱是修。纣既无道，又重相谬。指笑炮炙，谏士刳囚。遂败牧野，反商为周。（《古列女传》卷七《殷纣妲己颂》）

李百药：或受讥于妲己，且自悦于从禽；虽才高而学富，竟取累于荒淫。（见《文苑英华》卷六十《赞道赋》）

林紫秋：在中国人的眼里，妲己是一个标准的“红颜祸水”“一代妖后”；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历史著作，妲己都不曾正面生存过；妲己负面形象的形成，是一个典型的“被祸水”“被妖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儒家的“妇道”以及成王败寇的理论和古代文人借古讽今的传统产生了重要作用。（《论妲己妖魔形象的形成》，《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夏增民、迟明霞：在传统上，一直认为是末喜、妲己和褒姒导致了夏商周三代的灭亡，“女祸论”或“女祸史观”即由此产生，然而她们的历史形象以及她们被当成三代灭亡的原因，是先秦秦汉时期社会不断进行历史建构的结果。对末喜、妲己和褒姒祸国的史事建构，实质是政治和历史观上的“厌女症”，通过这种社会性别的理论建构，而欲建立起父权制的社会性别制度。由于先秦秦汉在中国文化中的源头地位，“女祸论”成为中国传统性别制度和文化中的重要表征。（《儒学与汉代社会性别制度的理论建构——以“女祸史观”下末喜、妲己和褒姒的史事撰述为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⑥ 【汇评】

罗　泌：人主有大惑九，材者处其四，而不材者处其五。好货、贪仙、悦女色而事四夷，此材者之所惑也。为游观，喜符瑞，好乐，便佞而谀佛，此不材者之所惑也。是九者皆足以丧身亡国，而女色为尤急。子曰：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天下之物，好之斯惑之矣。小惑易好，大惑易性，是故攫金者不见市贾，逐兔者不见泰山，而况女色之移情乎？当此之时，敌国奚求而不得哉？（《路史》卷三《发挥·青阳遗姝》）

⑦ 【汇校】

梁玉绳：按：《韩子·十过》《释名》《水经注》八，《拾遗记》皆作“师延”，是也。此与《人表》并误作“涓”。师涓出于晋平公、卫灵公之世，亦见《韩子·十过》及《吕子·长见》，补《乐书》者曾引之（《淮南·泰族训》又误以师延为师旷时）。（《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傅元恺：师涓：应作师延，纣时乐师。师涓是晋平公时乐师。（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汇注】

马　骕：《拾遗记》：师延者，殷之乐人也。设乐以来，世遵此职。至师延精述阴阳晓明象纬，莫测其为人。世载辽绝，而或出或隐，在轩辕之世，为司乐之官，及殷时，总修三皇五帝之乐，抚一弦琴，则地祇皆升，吹玉律，则天神俱降。当轩辕之时，年已数百岁，听众国乐声以审兴亡之兆，至夏末抱乐器以奔殷，而纣淫于声色，乃拘师延于阴宫，欲极刑戮。师延既被囚系，奏清商流徵涤角之音，司狱者以闻于纣，纣犹嫌曰：“此乃淳古远乐，非余可听说也。”犹不释。师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欢修夜之娱，乃得免炮烙之害。（《绎史》卷十九《文王受命》）

黄　伦：孔颖达云“纣使师延作靡靡之乐”，靡靡者，相顺从之意。纣拒谏饰非，恶闻其短，惟其靡靡相随顺、利口捷给、随从上意者，以之为贤。商人效之，遂成风俗。（《尚书精义》卷四十七《毕命》）

惠士奇：所谓淫乐者，郑卫桑间濮上师延所作新声之属。王肃云“凡作乐而非其所，则谓之淫。”淫，过也。（《礼说》卷七《春官二》）

⑧ 【汇注】

傅元恺：北里舞：一种放荡的舞蹈。（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⑨ 【汇注】

孔颖达：奸声谓奸邪之声，感动于人；逆气谓违逆之气，即奸邪之气也。奸声感动于人而逆气来应，二者相合而成象，淫乐遂兴，纣作靡靡之乐是也。（《礼记正义》卷五十一《乐记》）

毛奇龄：殊不知古人所谓郑声淫、商纣靡靡之乐，皆以其乐章与乐声多淫荡不雅驯耳，非谓与五声十二律之法有踰轶也。（《经问》卷十三）

【汇评】

史　徵：纣作靡靡之乐，天下为之离叛，必须饮食以宜，而不失贞正之道，可以获吉，故曰贞吉也。（《周易口诀义》卷一《需》）

丘　濬：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古之善观人国者，不观其政治而观其声音。其音安以乐者，其政必和；其音怨以怒者，其政必乖；其音哀以思者，其民必困。政之和者，治国也；政之乖者，乱国也；民之困者，将亡之国也。国之将亡，其政必散，其民必流。政散则诬罔其上，罔上则民无诚心矣；民流则肆行其私行，私则无公心矣。如此行之不已，则靡靡之乐所由作焉。是以自古人君必致谨于礼乐刑政之施，以为感化斯人之本，恒使吾之政咸和而不乖，吾之民咸安而不困。采民之歌诗，顺民之情性，协比以成文，播奏以为乐，使天下之人闻吾之声者，知吾之徳；聆吾之音者，感吾之治；审吾之乐者，得吾之政。（《大学衍义补》卷四十二《治国平天下之要》）

⑩ 【汇注】

高　诱：鹿台，纣钱藏府所积也。（《淮南子注·主术训》）

裴　骃：如淳曰：“《新序》云鹿台，其大三里，高千尺。”瓒曰：“鹿台，台名，在今朝歌城中。”（《史记集解》）

张守节：《括地志》云：“鹿台在卫州卫县西南三十二里。”（《史记正义》）

马　骕：《新序》：纣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绎史》卷十九《文王受命》）

王　筠：“鹿台之钱”似欠妥。古曰泉，曰货，曰币，似周景王铸大钱，即其始矣。庤乃钱镈，盖其本义。钱币则借义。按《孟子》以粟易械器，是七国犹不改交易而退之遗。钱特从而权之耳。《秦始皇本纪》曰：惠文王二年，初行钱，或第指秦耶？则九府圜法在其先矣。或谓但用钱买物，无复“抱布贸丝”遗风耶？则《越绝书》云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伤末，直至终篇，皆以钱计也，当问立。（《史记校》卷上《殷本纪》）

王　恢：鹿台，臣瓒曰：“在朝歌城中。”《汉志》：“朝歌纣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卫。”《括地志》：“在卫县西南三十二里。”《纪要》（四九）：“在淇县东北。《志》云，今县之南阳社有鹿台，县东北吴里社有钜桥，皆纣积粟处。”《清统志》（二〇〇）：“鹿台，即今淇县治。”（《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纣之不善》）

⑪ 【汇注】

高　诱：钜桥，纣仓名也。一说，钜鹿漕运之桥粟。（《淮南子注·主术训》）

裴　骃：服虔曰：“钜桥，仓名。许慎曰钜鹿水之大桥也，有漕粟也。”（《史记集解》）

司马贞：邹诞生云：“钜，大；桥，器名也。纣厚赋税，故因器而大其名。”（《史记索隐》）

王　恢：钜桥，《纪要》（一六）：“在浚县西五十里。鹿台在焉。今有钜桥镇。”今淇县东北——淇水东岸。《浊漳水注》：“许慎曰：钜鹿水之大桥也。今临侧水湄左右方一二里中，中若丘墟，盖遗囤故窖也。”《纪要》（一五）因而又曰：“在曲周县西。”《清统志》（三三）从其说曰：“仓在今曲周县东北。”诸说无非因“钜”字即以为钜桥而附会。倘知钜桥故城宋大观二年被黄河淹没，民国十年夏秋间发现在二丈以下，则诸说可信与否，不待智者而知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纣之不善》）

钱　穆：案：今濬县西五十里有钜桥乡。（《史记地名考》上，第252页）

【汇评】

管　仲：所谓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纣，士卒往者，人有书社。入殷之日，决钜桥之粟，散鹿台之钱，殷民大说，此所谓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管子》卷二十一《版法解》）

朱国祚：鹿台钜桥，纣积之以敛怨，而武散之以得民。财聚民散，财散民聚之说征矣。（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殷本纪》）

⑫ 【汇注】

傅元恺：充仞：充满。（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汇评】

韩　非：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盛羹于土铏，则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则必锦衣九重，高台广室也。称此以求，则天下不足矣。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故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韩非子集解》卷七《说林上》）

⑬ 【汇注】

裴　骃：《尔雅》曰：“迤逦，沙丘也。”《地理志》曰在钜鹿东北七十里。（《史记集解》）

张守节：《括地志》云：“沙丘台在邢州平乡东北二十里。《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史记正义》）

王　恢：沙丘：《汉志》：“钜鹿郡钜鹿，纣作沙丘台在东北七十里。”《清统志》（三〇）：沙丘台在平乡县东北。《水经注》：衡漳迳沙丘台东。《括地志》：台在平乡县东北二十里。旧志，今平乡东北有王固冈，冈东北十余里有太平台村，东去广宗乡八里，其东又有小平台村，即故沙丘台遗址也。《正义》所谓“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者也。《寰宇记》（五九）：“卫县北四十里宛城有沙丘台，俗称妲己台。”卫县故治，今滑县西南五十里卫县集。离宫别馆，不限远近。其后赵武灵王、秦始皇并死沙丘平台。（《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纣之不善》）

傅元恺：沙丘：古地名。在今河北省广宗县西北太平台。（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汇评】

王骏观撰、王骏图续：正义：沙丘台在邢州。《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图按：下文封武庚以续殷嗣，《正义》又引《纪年》云：“汤灭夏，以至于受，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前后矛盾如此，《竹书》之妄可知，不知《正义》何以深信，且于不相涉者亦引之耶？（《史记旧注评议》）

⑭ 【汇校】

裴　骃：徐广曰：“冣，一作‘聚’。”（《史记集解》）

郭嵩焘：按：大聚乐，《泰誓·疏》引作“聚”。《考异》云：“当作‘冣’，《说文》冖部：‘冣，积也。从冖、从取。’部：‘冣，犯而取也。’是此当作‘大冣乐’读才句切。”（《史记札记》卷一《殷本纪》）

瞿方梅：方梅案：古“罪”“聚”音义皆同。《公羊传》曰：“‘会’犹‘最’也。”何注：“‘最’之为言‘聚’也。”（《史记三家注补正·殷本纪第三》）

【汇注】

傅元恺：冣：同“聚”。（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⑮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酒池在卫州卫县西二十三里。《太公六韬》云纣为酒池，回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史记正义》）

马　骕：《论衡》：纣沈湎于酒，以糟为丘，以酒为池，牛饮者三千人。长夜之饮，忘其甲子。车行酒，骑行炙，百二十日为一夜。（《绎史》卷一九《文王受命》）

王　恢：酒池：《括地志》“酒池在卫县西二十三里。《太公六韬》云纣为酒池，回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此即《周书·酒诰》“群饮”之夸词。（《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纣之不善》）

【汇评】

刘　敏：商末的酗酒，不是统治阶级中个别人的行为，而是以最高统治者为代表的集团行为，具有社会性。所以，它关系和影响到国家的存亡。这不但从文献史料中，而且从考古资料中均得到了证明，如殷墟发现的器皿中，有相当大的部分都是酒器。当一个统治集团的大多数人都陷于醉生梦死之中，弃国家安危、民众生死于不顾，那么，这个政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中国王朝兴衰史十七讲》，第10页。）

⑯ 【汇注】

张守节：县，户眠反。（《史记正义》）

【汇评】

马　骕：《韩非子》：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故箕子见象箸以知天下之祸，故曰“见小曰明”。（《绎史》卷一九《文王受命》）

⑰ 【汇注】

张守节：倮，胡瓦反。（《史记正义》）

⑱ 【汇评】

林之奇：纣好酒淫乐，不离妲己，为长夜饮，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妲己曰“罚轻诛薄，威不立耳”，纣乃重刑辟为炮烙之法，妲己乃笑。则知纣之所以肆志于民上而恣其淫欲，百姓离散而无复有爱上之诚，诸侯携贰而无复有尊王之义者，惟其为长夜之饮故也。则商之祸，岂不自于酒乎？（《尚书全解》卷二十九《酒诰》）

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①，于是纣乃重刑辟②，有炮格之法③。以西伯昌、九侯④、鄂侯为三公⑤。九侯有好女⑥，入之纣。九侯女不憙淫⑦，纣怒，杀之，而醢九侯⑧。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⑨。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⑩，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⑪。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⑫，纣乃赦西伯⑬。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⑭，以请除炮格之刑⑮。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⑯。而用费中为政⑰。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⑱。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

① 【汇注】

马　骕：《新序》：作炮烙之刑，戮无辜，夺民力，冤暴施于百姓，惨毒加于大臣，天下叛之，愿臣文王。（《绎史》卷一九《文王受命》）

② 【汇注】

马　骕：《帝王世纪》：纣欲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热之，使人举，不能胜，辄烂手。与妲己为戏笑。（《绎史》卷十九《文王受命》）

③ 【汇校】

施之勉：按：《景祐本》作“炮格”，《黄善夫本》作“炮烙”。（《史记会注考证补订·殷本纪第三》）

【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纣作铜柱，令男女裸形缘之，落则妲己笑。（《帝王世纪辑存·殷商第三》）

裴　骃：《列女传》曰：“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坠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史记集解》）

司马贞：邹诞生云“格，一音阁”。又云“见蚁布铜斗，足废而死，于是为铜格，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与《列女传》少异。（《史记索隐》）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帝辛（注：名受，即纣也，曰受辛）元年乙亥，王即位，居殷。四年，大蒐于黎，作炮烙之刑。（《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辛本纪》）

马　骕：《列女传》：为炮烙之法。膏铜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辄堕炭中。（《绎史》卷一九《文王受命》）

徐文靖：《笺》按：《淮南·俶真训》迨至殷纣，燔生人，辜谏者，为炮烙，铸铜柱。《汉书》莽作焚如之刑，犹是也。（《竹书纪年统笺》卷六《帝乙四年作炮烙之刑》）

郭嵩焘：有炮烙之法。《札记》云：“‘炮烙’，《宋本》作‘炮格’。《索隐》引邹诞生‘格音阁’。《吕氏春秋》‘肉圃为格’，高诱《注》‘以铜为之’。诸书皆为后人改作‘烙’矣。说见卢氏《钟山札记》，余详《杂志》。”（《史记札记·殷本纪》）

【汇评】

林之奇：夫纣为暴虐之甚矣，而妲己尚且以为罚轻。炮烙之刑，使人遭枉刑至痛于膏火之中，而才足以供其一笑，则其为不道，又在纣之上矣。（《尚书全解》卷二十三《牧誓》）

沈廷芳：纣有炮烙之刑云云，是纣罪过于桀也。（《十三经注疏正字》卷七《泰誓》）

④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一作‘鬼侯’。邺县有九侯城。”（《史记集解》）

【汇注】

司马贞：九亦依字读，邹诞生音仇也。（《史记索隐》）

张守节：《括地志》云：“相州滏阳县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盖殷时九侯城也。”（《史记正义》）

王　鏊：按徐注云：“（九侯），一作鬼侯。”然则《吕氏春秋》所谓纣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酺之，即此事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殷本纪》）

王　恢：九侯：《礼记·明堂位》作鬼侯。《竹书》：“帝辛元年命九侯、周侯、鄂侯。”徐文靖《统笺》：“按《战国策》鲁仲连曰：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鬼一作九。”盖九鬼同声。《集解》徐广曰：“一作鬼侯，邺城有九侯城。”（《郡国志》同）《括地志》：“相州滏阳县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盖殷时九侯城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纣之不善》）

又：九侯之国疑即鬼方。《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诗·大雅·荡》：“内奰（音备）于中国，覃及鬼方。”王国维《鬼方考》：“后人读《易》，见鬼方之克，时需三年，则知其为强国；见方与中并举，则知其为远方。然均未能质言其地。”乃以今藏之小盂鼎、梁伯戈，皆铭有“鬼方”两字，以为盂鼎出陕西郿县，郿西北为盂封地，鬼方必在汧陇之间。恢以为古器物可随人为转移，如宣城李氏所藏小盂鼎，潍县陈氏所藏梁伯戈，若干年后现于宣城、潍县，其可谓为盂梁封地乎？窃疑纣醢鬼侯，其族西窜，周时至于山陕，汉更及于陇海，与羌种合。如谓殷高宗伐及关陇，无异黄氏《日钞》据《竹书》“次于荆州”，以鬼方即荆楚；杨慎《丹铅总录》据《汉书·严助传》“小蛮夷也”，以贵州当之矣。（同上）

⑤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一作‘邘’，音于。野王县有邘城。”（《史记集解》）

【汇注】

王　恢：邘侯：徐广曰：“音于，野王县（沁阳）有邘城。”京相璠曰：“县西北三十里有故邘城、邘台。”《志疑》以徐说为非。谓“《路史·国名纪》云，邢侯亦纣三公。《世纪》，邢侯事纣以忠谏死。而邘为文王所伐，文王岂伐贤哉！则知《史记》异本是邢字，徐误为邘，而鄂即邢也。”如邢侯死，邘侯不可以为三公乎！甲骨“井”“盂”并见，徐说是。《周纪》作“邘”。（《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纣之不善》）

编者按：《太平御览》所引《史记》，“九侯”作“鬼侯”，“鄂侯”作“邢侯”，与今本《史记》不同，文亦互有异同，录之如下：《史记》曰：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受妲己，使师涓作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原注：鹿台，台名；钜桥，仓名）。以西伯昌、鬼侯、邢侯为三公，鬼侯有女，入之纣。鬼侯女不憘淫，纣杀之而醢鬼侯，邢侯争之，并脯之。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及武王伐纣，纣兵败绩，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起火而死。

⑥ 【汇注】

马　骕：《潜夫论》：昔纣好色，九侯闻之，乃献厥女。纣乃大喜，以为天下之丽莫若此也。以问妲己。妲己惧进御而夺己爱也，乃伪俯而泣曰：“君之年即耆耶？明既衰邪？何貌恶之若此而复谓之好也？”纣于是渝而以为恶。妲己恐天下之愈进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诛，何以革后！”纣则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后，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昼闭，惟恐纣之闻也。（《绎史》卷一九《文王受命》）

⑦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一云无‘不喜淫。’”（《史记集解》）

⑧ 【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纣以鬼侯为三公。鬼侯有女美而进之于纣，悦之，妲己乃泣而谮之，纣怒鬼侯女，遂杀之，而醢鬼侯。（《帝王世纪辑存·殷商第三》）

傅元恺：醢：肉酱。这里是指古代的一种酷刑，把人剁成肉酱。（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⑨ 【汇注】

司马迁：九侯有子而好，献之于纣，纣以为恶，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故脯鄂侯。（《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曹淑琴：噩，典籍中又写作鄂、咢。这个国家立国的时间可能很早。徐中舒说鄂之立国当远在殷商之世，这是有道理的。《史记·殷本纪》提到，商代晚期，鄂侯与西伯昌、九侯一起为“三公”。纣王无道，辟重刑，施炮烙，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并脯鄂侯”。这说明鄂侯在商代的诸侯国中拥有特殊的地位，敢于对商纣之无道进行抗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鄂在晚商时期已是雄踞南方的一个大国，如同周人在西方那样。武王伐纣，周人灭商的事变，鄂侯很可能是支持的。周王朝建立以后，周人为巩固政权，必与鄂侯加强联系。鄂国也从与周王室的友好关系中，巩固它对周围小国间的盟主地位。所以前面介绍的铜器铭文中看到的噩侯公室与周王室通婚等的融洽关系，当并非偶然。这种关系从其它实例中也得到证明。（《噩器初探》，《江汉考古》，1993年第2期）

徐少华：徐广两说均为可疑．其一，鄂与邘邢两字虽古音相近，然形体区别甚明，无由致误；其二，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商代晚期，周文王为剪除商之羽翼而“伐邘”（亦见《韩非子·难二》，“邘”作“盂”，所指实一），则邘为商代与鄂并存的诸侯之一，两者不能混同。西周时期，鄂国尚存，而邘为“武之穆”，邢为“周公之胤”，三国并为周王朝的重要诸侯，更不能将其混为一谈。甲骨卜辞中，鄂作噩（金文亦同，为统一起见，文中皆隶作“鄂’）、邘作盂（与《韩非子》所载相同），两者多为地名，虽常并称，但分为两地是十分明显的。……卜辞之鄂，当是《史记·殷本纪》所载纣之三公之一的鄂侯之国，为商代后期商王室在沁水流域的重要据点之一。裴骃《集解》所引徐广关于鄂一作“邘’，又作“邢’的说法虽不尽可信，但其认为商之鄂侯在沁水下游地带，是有见地的，或因商鄂之地西周时期并属姬姓邘国所有而将两者混一。（《鄂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综考》，《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2期）

李学勤：西周曾有姞姓鄂国，于厉王时被王师攻灭，是熟悉金文研究的学者都知道的。最近出现的一件鄂侯鼎，进一步证明周初已有鄂侯存在。从鄂国青铜器的出土地点，以及昭王南征时金文地名的考证，可以推定鄂国确在江汉会合处的今湖北鄂城一带。西周时有姞姓诸侯鄂国，金文作“噩”。鄂侯西周晚期曾与王室通婚，于厉王用兵南方归途中觐见纳醴，得到厚赏，但不久叛变，成为南淮夷、东夷侵犯王朝境土的带头人，结果被王师攻灭。这段历史不见于传世文献，然而却是熟悉金文研究的人们稔知的。鄂国在西周史上相当重要，当时也颇强盛。但这个诸侯国在何时始封，地理位置在哪里，一直没有定论。《史记·殷本纪》载，纣“以西伯昌、九侯（一作鬼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憙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由此看来，商末的鄂侯世系于周朝建立后得以继续，是非常可能的。2008年春季，在澳门出现了一件周初的青铜器鄂侯鼎。虽系流散文物，不知其出土所在和有关情况，但由于是已知最早的鄂侯自作器物，还是值得加以讨论。这是一件中型大小的圆鼎，通高43厘米，口径34厘米。立耳深腹，口沿下饰饕餮纹，有小扉棱。腹部光素，近底处略显膨出。三柱足，足上端有兽首及扉棱。2006年，我们在研究自海外回归的子龙大鼎时，曾经专门分析过像鄂侯鼎这种类型的圆鼎。该类型鼎的年代跨度是从商末到周初，代表性的例子有子龙鼎、戍嗣鼎等，一直到周康王二十三年的大盂鼎。鄂侯鼎由器形轮廓看，显然晚于戍嗣鼎而早于大盂鼎。和鄂侯鼎形制、纹饰都非常近似的，是1997年出土的河南鹿邑太清宫M1:9鼎。对看这两件鼎，后者高50.8厘米，稍大一些，形制轮廓全同。两器饕餮纹的构造尤其一致，如其爪后有长距，背上有立羽，在饕餮旁边都加有小的倒置夔纹，无疑是同一期间的作品。我前此指出，太清宫M1很可能是宋国始封君微子启未继位的长子之墓，正说明鄂侯鼎的年代属于周初。……过去虽然不曾发现周初鄂侯自作的器物，但当时有鄂侯存在则是已知的。（《论周初的鄂国》，《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4期）

【汇评】

王　圻：徐广于九侯下注云：一作鬼侯。然则《吕氏春秋》所谓纣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之，即此事也。但二书同载一事而所云醢、脯不同。予观《明堂位》亦云纣脯鬼侯以享诸侯，则鬼侯当是初脯，其被醢者或鄂侯也。梅伯之死于直谏，《皇王大纪》《楚词集注》为说略，高诱乃谓梅伯尝劝纣纳九侯之女，至是纣怒而醢之，此不知何据而云，诚厚诬矣。（《稗史汇编》卷一一二《文史门·辨讹上·梅伯鬼侯》）

⑩ 【汇注】

卢元骏：崇，国名，唐虞之时，封鲧于崇。舜杀鲧后，将其国又封别的诸侯，地在今陕西省户县东。（《说苑今注今译》卷一五《指武》）

又：崇侯虎，崇侯是崇国的国君，虎是名。（同上）

陈　直：直按：《殷墟书契菁华》二页大龟甲，有“王曰侯虎母归”之记载，疑即指崇侯虎而言。（《史记新证》）

王　恢：崇侯，《诗·大雅·传》：“崇在鄠县；丰在鄠县杜陵西南。”《纪要》（五三）：“鄠县北二里鄠城，古扈国，殷为崇国地，周为丰邑，秦为鄠。甘亭、扈、鄠，一也。汉置鄠县。甘亭在县西南五里。夏启伐有扈，誓师于甘，即此。”恢以为皆非也：扈、甘见《夏纪》，在今河南。崇亦在河南嵩山境。其所以并说在鄠者，把《大雅》之诗“既伐于崇，作邑于丰”，误为一地或相近。又以“于崇”“于丰”非对文，说于为国，而于在河内（见上鄂侯），崇在河南，同近商畿之侯国，文王翦商，伐之，归而作丰也。汉置崈高县于今登封，盖有所因。《左》宣元年，晋赵穿侵崇，又后徙或其苗裔之居近秦国者——王船山以为居渭北河湄，不能详也。……崔适《丰镐考信录》（二）亦谓《周纪》谓崇侯以积善累德谮之纣，《殷纪》又谓崇侯以窃叹九侯告之纣，司马氏己自无定说矣，乌可信哉！（《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纣之不善》）

马世之：关于崇之具体地望，俞樾《俞楼杂纂》二十八谓在今河南嵩县。张荫麟《中国史纲·上古篇》也说在今嵩县附近。新编《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则主张在今河南禹县北。嵩县古名陆浑，位于伊水流域，距离登封不远；禹县古称阳翟，与登封毗邻，夹颍水而连属。崇为大国，所辖疆域非耆、邘可比，似应包括今河南登封、禹县及嵩县等地在内。崇是周人向商殷进攻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一道防线，文王伐崇为后来武王灭商时长驱直入扫除了障碍。因而从地理位置来分析，金景芳先生断言：“这个崇国肯定在嵩山附近。”（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第109页）这种说法是可取的。（《文王伐崇考——兼论崇的地望问题》，《史学月刊》，1989年第2期）

⑪ 【汇校】

王　恢：羑里，羑或作牖。《汉志》：“河内郡荡阴，有羑里城，西伯所拘。”《荡水注》：“羑水东流迳羑城北，故羑里也。至内黄入荡。”《正义》“羑城在汤阴县北九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纣之不善》）

【汇注】

伏　生：散宜生、南宫括、闳夭三子，相与学讼于太公。遂与三子见文王于羑里，献宝以免文王。（《尚书大传》卷一《西伯戡耆》）

又：太公之羑里，见文王。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马，駮身，朱鬣，鸡目，之两海之滨，取白狐、青翰（原注：翰，毛之长大者），之于陵氏，取怪兽（原注按曰：《吴中本》“取怪兽”下有“大不避虎狼间”六字），尾倍其身，名曰驺虞。之有参氏，取姜女。之江淮之浦，取大贝，如车渠，陈于纣之廷。纣出见之，还而观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趋而进曰：“吾西番之臣，昌之使者。”纣大悦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同上）

刘　向：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予闻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长老，听狱不中，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予将来征之，惟为民乃伐崇，令毋杀人，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崇人闻之，因请降。（《说苑》卷一五《指武》）

裴　骃：《地理志》曰河内汤阴有羑里城，西伯所拘处。韦昭曰“音酉”。（《史记集解》）

张守节：牖，一作“羑”，音酉。羑城在相州汤阴县北九里，纣囚西伯城也。《帝王世纪》云：囚文王，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纣烹为羹，赐文王，曰“圣人当不食其子羹”。文王食之。纣曰“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史记正义》）

郑　樵：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亦谓鬼侯（原注：今邺县有九侯城是也。鄂，徐广谓“一名邗”，野王县有邗城。今怀州治。然晋地亦有名鄂者）。九侯之女美，纳之于纣。其女贤而不淫，纣恶而杀之，醢九侯，鄂侯争之，脯鄂侯。又剖孕妇而视其胎，斮朝涉之胫，而视其髓。西伯闻而窃叹。崇侯虎以告，且曰：“昌仁而有谋，太子发勇而不疑，中子旦恭俭而知时。冠虽弊，礼加头，履虽鲜，位在足，彼将易置焉。请及未成形图之。”纣于是囚西伯于羑里（原注：今河内汤阴）。（《通志》卷三《商》）

郝　经：相之南属邑曰汤阴，去朝歌五十里，而远故殷纣畿内地也。汤阴之北道右有古城，圮覆之余，犹峻绝，屹然以其隘小而逼，故土实其中，畿与堞平，乃纣拘文王羑里之库也。前有文王庙，只存数楹，一碑断碎不可读，然过者望见，必披荆棘拜谒，咨嗟而去，莫不尤纣之凶，闵圣之厄。（《羑里周文王庙碑》，载《郝文忠公陵川文集》）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辛本纪》）

马　骕：《淮南子》：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归之。纣闻而患之，曰：“余夙兴夜寐，与之兢行，则苦心劳形；纵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义而善谋，太子发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俭而知时，若与之从，则不堪其殃。纵而赦之，身必危亡。冠虽弊，必加于头，及未成，请图之。”屈商乃拘文王于羑里。（《绎史》卷十九《文王受命》）

又：《帝王世纪》：纣既囚文王，文王长子曰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纣烹以为羹，赐文王，曰：“圣人当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纣曰：“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同上）

徐文靖：《笺》按：《赵策》鲁连子曰：纣醢鬼侯、脯鄂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于羑里之库。又《淮南·道应训》，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义而善谋，若与之从，则不堪其殃。纵而赦之，身必危亡。及未成，请图之。屈商乃拘文王于羑里。高诱曰：屈商，纣臣也。皇甫谧云：纣二十年囚文王，少三年也。又按《地理志》：河内荡阴县西山羑水所出，至内黄入荡，有羑里城，西伯所拘也。《水经注》曰：昔纣王纳崇侯虎之言，囚西伯于此。散宜生、南宫括见文王乃演《易》，用明否泰终始之义焉。（《竹书纪年统笺》卷六《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

王　筠：囚西伯事，《殷本纪》以为缘九侯之女，《周本纪》以为缘积善累德。而出于崇侯虎则同，或以西伯之“窃叹”，即其积善累德耶？（《史记校》卷上《殷本纪》）

刘毓庆：戡黎为文王图商的最后一举，而文王的被囚也正在戡黎一役。《周本纪》谓纣听信崇侯虎的谗言而囚文王，郑玄注《尚书》引《大传》则云：文王三伐皆胜，纣始畏而恶之。拘于羑里。《赵策》则说纣醢鬼侯，脯鄂侯，文王因“喟然长叹”而被囚，惟独《尚书大传》雅雨堂刊本云：“西伯既戡耆（黎），纣囚之羑里。”此说最为在理。文王伐黎，目的就是向商王国进攻。纣王“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英勇好斗，岂能听到祖伊告急，竟无动于衷？难道他会忘记文王曾经为父报仇出兵伐商吗？实际上，纣是早有准备的，他一面回答祖伊：“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一面又积极准备反击。《左昭四年传》：说“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所谓蒐，就是通过田猎检阅军队，是将要用兵的表示，而“纣为黎之蒐”，我认为此正是为了到黎去擒文王。“西伯既戡耆，纣囚之羑里”，则是纣一战而擒文王的曲折反映。东夷之叛，可能与周人在东南的活动有关，说不定东夷是配合文王的进攻而采取的行动。《左昭十一年传》云“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纣搜于黎，一战而擒文王。“东夷叛之”，则又恃其“百克”之勇，穷兵黩武征伐东夷，结果为周人复仇的军人抄了后路，落了个身死国亡。（《雅颂新考·文王之什新考·文王死于纣手考》）

【汇评】

胡一桂：当纣之杀九侯、醢鄂侯而囚文王也，文王自视亦同劓刖之人尔。然文王小心翼翼，不敢怨纣且不敢明言其君之困，已而但云左右大夫之相困。至圣不死，实中正之大德使然，及出而为西伯，得专征伐，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未尝稍踰。臣职不过仅仅自守侯邦之祭祀而已，臣之大义，虽圣人复起，不可易也。或言？子先抱祭器归周者，非也。《书》所谓“我不顾行遯”者，去而避纣，曷尝有去商即周之事哉？归周以全宗祀，自是商亡以后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佯狂，意柳宗元之论亦深有以察乎其心。（《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二《殷》）

王　樵：昔司马迁谓西伯阴行善，后儒皆笑其陋，然以事势言之，当时若行迹显，显必不见容。观纣醢九侯，脯鄂侯，文王只一窃叹便至羑里之囚，而况日有足听闻之声入于凶人所恶闻之耳乎？但谓文王为此而韬晦其迹则不可尔。（《尚书日记》卷七《仲虺之诰》）

方　燕：崇侯虎正是站在保护自身和翼卫商王朝立场上，提醒纣王重视周族势力的增长，并力主纣王囚禁西伯。《淮南子·道应训》载：“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义而善谋……若与之从，则不堪其殃。纵而赦之，身必危亡……及未成，请图之。’屈商（纣臣名）乃拘文王于羑里。”而商纣王对于周族势力的强大也并非视而不见，纣王在太行山的黎地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其目的在于向周及各诸侯显示军威。由此可见，纣拘文王并非崇侯虎单方面建议所致，而是崇侯虎所言正巧击中了纣王的心病，君臣一拍即合，从而一手导演了这出政治剧。崇侯虎是“纣囚西伯”事件的策划者，但同时也是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纣王在释放西伯时告知：“谮西伯者，崇侯虎也。”是纣王推出崇侯虎这个关系人物来顶罪，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对周人表示安抚，另一方面转移周人的视线，将羑里之囚的责任归于崇侯虎，从而消弭政治危机。崇侯虎因“谮西伯”而被周人视为仇敌，后来周伐崇既是为了搬掉东进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也是为了报文王被囚之仇。（《“纣囚西伯”发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⑫ 【汇校】

瞿方梅：方梅案：《左氏》襄公三十一年传：“卫北宫文子曰：‘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说与此异。”（《史记三家补正·殷本纪第三》）

【汇注】

马　骕：《古今乐录》：文王囚于羑里，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括之属往见文王，文王为矉右目者，言纣之好色，柎桴其腹者，言欲得其宝也。蹀躞其足者，使迅疾也。于是周流求之以献纣。（《绎史》卷一九《文王受命》）

⑬ 【汇注】

姜　望：商王拘周伯昌于羑里，太公与散宜生以金千镒，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于是得犬戎氏之文马，毫毛朱鬣，目如黄金，名鸡斯之乘，以献商王。（《六韬·逸文》）

左丘明：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惧而归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钱　穆：案：今汤阴县北；亦名牖里。（《史记地名考》上，第254页）

【汇评】

吕不韦：昔者纣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之，以礼诸侯于朝，文王流涕而咨之。纣恐其畔，欲杀文王而灭周。文王曰：“父虽无道，子敢不事父乎？君虽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纣乃赦之。天下闻之，以文王为畏上而哀下也。（《吕氏春秋·行论》）

郑　樵：周臣散宜生、南宫适、闳夭患之，而问于吕尚。三子旧学于尚，尚知其贤，相与见西伯羑里。乃求有莘之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之九驷，西海滨之白狐，林陵怪兽，江淮大贝，因嬖臣费中而献之。散宜生趋而进曰：“西藩之臣昌命其行人敢效其宝，以免其辜。”纣大说曰：“一物足以释其辜，况多乎！”（《通志》卷三《商》）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帝辛二十九年，释西伯，诸侯逆西伯归于程。（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辛本纪》）

徐文靖：《笺》按：《襄二十一年传》：卫北宫文子曰：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惧而归之。此言为得其实。《殷本纪》：纣囚西伯，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亦传闻之辞也。（《竹书纪年统笺》卷六《帝辛二十九年释西伯》）

刘毓庆：纣囚文王，囚后如何，众说不一。《左襄十一年传》云：“纣囚文王七年，诸侯从之囚，纣于是惧而归之。”《赵策》说：纣将文王“拘之之羑里之库百日，而欲之死”。《尚书大传》说：“纣乃囚之（文王），四友献宝，乃得免于虎口。”《殷本纪》说：“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羑里之事，百家之言，不会无据。《诗》《书》不载，是因为事不光彩，周人避讳，但事情还是传下来了。周人及儒家之徒于是想方设法，让文王“出狱”，造出了种种“出狱”的方案，结果矛盾重重，欲盖弥彰。《春秋传》说文王囚七年而被释，以《大传》《史记》受命七年而崩推之，所谓被释之年，正是所死之年，于是不得不怀疑文王到底是受命七年被囚死呢，还是囚七年而被释呢？由此推论，西伯被囚，死于羑里，这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作出此结论，种种疑问，便可迎刃而解了。

西伯戡黎，《诗经》不言，《周书》不载。正因为这次战役文王被擒而囚死，实为国之大耻，周人羞言的缘故。

“文王受命，惟中身”乃是周公对成王的私房话。“惟中身”者谓文王未能得其天年也。

武王之所以“父死不葬”，匆匆伐商，是因为急于为父报仇，而且文王之尸未曾归国，武王也无法埋葬。

武王之所以伐纣，自称“太子发”，是因为文王死的突然，没有来得及交班。武王急于替父报仇，服丧伐纣，未及即位，因此他们沿用文王改元后的纪年。直至伐商胜利，才正式称王改元。

武王伐纣誓师，之所以一再说文王无罪者，是因为文王死于纣手。他的目的，无非是说文王伐黎与商无关，纣杀无罪的文王是无道的行为。

武王之所以要把已死的纣王碎尸枭首，是因为非此无法解杀父之仇。周是带有浓厚的氏族社会意识的奴隶制社会，报仇则是氏族社会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大戴礼·首子制言》说：“父母之仇，不与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武王对纣采取的残忍手段，正是氏族意识的反映。（《雅颂新考·文王之什新考·文王死于纣手考》）

聂玉海：商纣王把周文王囚羑里后没有把他杀掉而释放了，其决定性的原因是当时商王朝面临的内外形势，即外部条件及内部因素。外部条件是纣王正集中全部力量攻伐东夷，而西部势力强大的周族严阵以待，纣王为了稳住周族，以便全力专心攻伐东夷，而把周文王释放了。阶级斗争日益尖锐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激烈展开，是纣王释放周文王的内部因素。（《商纣王释放周文王的原因》，《史学月刊》，1990年第4期）

编者按：孔颖达《疏》曰：“传言囚文王七年，文王必七年为囚矣。”《尚书·无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则文王在位历年多矣。未知何时被囚也。《周本纪》称，纣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求美女珍宝而献之纣，纣大说。乃赦西伯，赐之弓矢，使之得征伐，其下乃云虞芮争狱，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受命之君也。”如司马迁所云：“虞芮质狱之前被囚也。”《尚书传》称：“文王一年，质虞芮；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纣乃囚之。四友献宝乃得免于虎口，出而伐耆。”郑玄《尚书·注》据《书·传》为说，云：“纣闻文王断虞芮之讼，后又三伐皆胜，始畏而恶之，拘于羑里。纣得散宜生献宝而释文王。文王释而伐黎。以为四年囚之，五年释之。”即如所言，被囚不盈一年……司马迁之言，当得其实。在质虞芮之前囚之，故囚之得七年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疏）

⑭ 【汇注】

张守节：洛水一名漆沮水，在同州洛西之地，谓洛西之丹、坊等州也。（《史记正义》）

郑　樵：西伯归而献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请除炮烙之刑。纣许之。（《通志》卷三《商》）

王　恢：洛西：《正义》以为陕西洛水西丹坊等州。吕思勉《读史札记·毕郢》说伊洛之洛。《志疑》（二）谓“《韩子·难》二篇云：文王请入洛西之地千里，以请解炮烙之刑。并承讹袭妄”。或然也。以《吕氏春秋·顺民篇》云：纣赐之千里之地，文王辞，愿为民请炮烙之刑。不言洛西，似得其实。古代部落林立，殷不过中原较强大、有组织之政府。周则据有关中，以小事大，非显如后之大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其时河洛之间有大荔，洛西翟人充斥，彭戏居今白水，安得慷他人之慨而赐之、献之也。吕思勉疑伊洛之洛，较近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纣之不善》）

张大可：洛西之地：陕西中部洛水流域之地。（《史记全本新注》卷三《殷本纪第三》）

⑮ 【汇注】

姜　望：纣患刑轻，乃更为铜柱，以膏涂之，加于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缘焉，滑跌堕火中，纣与妲己笑以为乐，名曰炮烙之刑。（《六韬·逸文》）

韩　非：昔者文王侵盂克莒举丰，三事举而纣恶之，文王乃惧，请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国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说。仲尼闻之曰：“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韩非子·难二》）

范　晔：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后汉书·王畅传》）

杜　佑：膏铜柱加之以炭，令有罪者行焉，名曰炮烙之刑。（《通典》卷一七〇《刑八·峻酷》）

【汇评】

吕不韦：文王处岐事纣，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纣喜，命文王称西伯，赐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辞曰：“愿为民请炮烙之刑。”文王非恶千里之地，以为民请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则贤于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吕氏春秋·顺民》）

⑯ 【汇注】

王慎行：文王为纣臣，按君臣之义乃千古之洪范；臣下的被囚、获释或受封为侯，皆在君主喜怒与好恶的旦夕之间。故文王为纣臣之说，最初是以纣囚文王于羑里之事为论据的形式，从战国时代一直流传至西汉，有典籍可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上引诸史料，当以成书于战国时期（前403年—前386年）的《春秋左传》为最早，其次为《战国策》（鲁仲连生卒约前305年—前245年），再次为《韩非子》（韩非生卒约前280年—前233年）。《贾谊新书》以下为西汉早期史料，当无疑义。可见文王为纣臣说，在战国秦汉时代是以纣囚文王为论据开始流布，并为史书所载。最早记录此事的《左传》仅载纣囚文王之期限，而未记囚于何处，亦未曾言文王立于殷商之朝，为纣三公之一。其后，晚于《左传》而出的《战国策》始为文王被囚一事，大加渲染铺陈，遂有文王窃叹殷廷二公相继醢脯惨死而获罪被囚于羑里之事，开创了文王为纣三公之一，即文王事纣为臣说之先河；尽管如此，尚无献宝贿赂之事。迨至西汉早期成书的《淮南子》《尚书大传》又为之演绎，始有文王之臣散宜生等以千金求取珍怪、善马、美玉、大贝等宝物，通过商臣费仲贿赂纣而后文王获释，然而尚未有殷纣赐斧钺、文王献洛西之事。逮乎西汉鸿儒司马迁撰述《史记》时，遂依据战国故史旧闻，综合西汉早期文献所载文王史事，为之增益，又添加了上引《殷本纪》《周本纪》所谓“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纣“赐之弓矢斧钺”，“使得征伐”，封为“西伯”。至此，文王事纣为臣之说，在战国至西汉的流布与辗转记载中，逐步臻于完善；又经太史公加工润色撰述于《史记》之中，遂成千古之定谳，此乃文王为纣臣说之形成。正因为文王事纣为臣说系汉儒据战国旧闻粉饰增益而成，故上引诸史料相互扞格，纰漏层出。《左传》始载纣囚文王七年，《贾谊新书》及明代伪书《今本竹书纪年》因袭之；《战国策》则以为拘之百日；然《淮南子》《尚书大传》《史记·周本纪》及《齐太公世家》所言皆不足七年，亦无《左传》“诸侯皆从之囚”之事，可见文王被囚期限在上述典籍中，已自相矛盾，纰漏如是。《尚书大传》以为断虞、苗之讼，伐邘，伐密须，伐犬戎在文王被囚之前；而《史记·周本纪》则认为断讼、征伐在文王获释之后，此乃两种记载所反映同一事件而前后次序之抵牾与舛误。《左传》所载诸侯皆欲陪伴文王坐牢，纣惧而释文王；《淮南子》《尚书大传》《史记》则认为纣接受散宜生之宝物贿赂而释文王，此乃文王获释之由不一其说而生纰漏之处。通过对古文献中文王事纣为臣史料之考辨，提出质疑，分析传统旧说的形成及纰漏，其中的疑窦与舛误已使纣囚文王之事，不足凭信。论据已失，文王为纣臣说不攻自破，文王非纣臣不辨自明。足见上古本无信史，古人又不知求实，往往误以后世之事而度前人；去古愈远，则史事讹误者益多，辗转误载，以讹传讹，则真实性亦愈失，此乃附会之由也。（《文王非全纣臣考辨——兼论文王的文治武功》，《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汇评】

梁玉绳：按：史公说文王出羑里及专征二事，《殷纪》《周纪》及《齐世家》所载虽有详略，而大概相同，盖本伏生《大传》而增损之，然皆战国好事者意构之词，非其事之实也。太公、闳夭、散宜生并周公所称修和迪教之臣，《孟子》所称见而知之者，则欲脱君于难，必有道矣，何至藉美女等物如勾践之豢吴耶？除去炮烙，是太师、少师从容燕语之所不得于纣者，乃以羑里之囚一请而即许之，决无此理。况洛西本纣地，文王乌从献之耶？美女奇物仅足赎窃叹之罪，请去炮烙方抱有善归之疑，安能缘兹两端，便赐征伐耶？《后汉书·史弼传》陶丘洪云“文王牖里，闳、散怀金”，《韩非子·难》二篇云“文王请入洛西之地千里以解炮烙之刑”，（洛西宁有千里？）并承讹袭妄而敷衍之耳。（《路史·发挥·论太公》篇亦辨之）然则文王何以出羑里？曰：《左传·襄三十一年》卫北宫文子曰，“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惧而归之”。《吕氏春秋·行论》篇云：“纣欲杀文王而灭周。文王曰：‘父虽无道，子敢不事父乎？君虽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纣乃赦之。”此文王出狱之故也。然则何以得专征伐？曰：文王之为西伯，因于王季，纣加赐文王弓矢斧钺得专征伐耳，《竹书》可证矣。《竹书》谓文王降密而得赐专征，则非也。因得专征，故可以伐密。然则何以请除刑？曰：亦见《吕氏春秋》，其《顺民》篇云：“文王处岐事纣，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纣喜，赐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辞，愿为民请炮烙之刑。”是地为纣赐之，非文王献之，亦不言洛西也。而炮烙之刑，许不许未可知也。（《后汉书·王畅传》言：“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是未许矣）《吕子》必有所据，似得其实，惟言赐地千里太过。（《淮南子·道应训》亦言献纣事，以纣为炮烙在出羑里之后，以剖比干、剔孕妇、杀谏者在文王之时，皆谬也）宋李觏《盱江集》谓诸侯从囚与请除炮烙，是得众卖恩，适足以起纣之疑而激之怒，盖未知文明柔顺之道，自有不可得而害者。（《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⑰ 【汇注】

张守节：费音扶味反。中音仲。费，姓；仲，名也。（《史记正义》）

李元春：《殷本纪》费仲作费中，《周本纪》复作费仲，中亦读作仲，此用字参差法。（《诸史闲论·史记》）

⑱ 【汇注】

司马贞：秦之祖蜚廉子。（《史记索隐》）

【汇评】

荀　子：世之灾，妒贤能，飞廉知政任恶来。卑其志意，大其园囿高其台。（《荀子》卷一八《成相篇》）

路国权：“恶来”是秦族先祖之一，其名称和生平事迹可参见《史记·秦本纪》的记载：“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此外，《吕氏春秋·当染》云：“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尸子》云：“武王亲射恶来之口。”从上述文献记载可知，“恶来”主要活动在商代晚期的殷纣王时期。“恶来”是保留在今传《史记·秦本纪》等文献中的称谓，流传至今字词已经发生了讹变。通过与考古出土的地下材料尤其是文字材料的比较研究，可以大致梳理出其讹变的原因和本来的面貌。于省吾先生曾经指出，“恶来”应当是“亚来”之讹误，“亚来，亚其官，来其名也”。查《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云：“孝景中六年，卢绾孙他之，以东胡王降，封为亚谷侯。”南朝刘宋裴骃《集解》引徐广注曰：“亚，一作恶。”由此可以证明，《史记》传本中“恶”“亚”二字讹误（或曰通假）的情况绝非孤例。因此，于省吾先生指出“恶来”应为“亚来”之误是有可能的。从甲骨文和金文材料来看，“亚来，亚其官，来其名”这种称谓确是属于商代晚期比较习见的“官职+私名”称谓方式，在商代晚期金文中能够找到大量例证，而且商代晚期以“亚”作为官职名称组成“官职+私名”式称谓的例子屡见不鲜。例如，与“恶（亚）来”大约同时处于殷纣时期的人物“亚鱼”“亚告”等，已经发现有很多件铭刻着他们名字的青铜器。虽然迄今还没有发现铭刻有“亚来”的青铜器，但这并不能否定“亚来”称谓的合理性、时代特征和客观存在。“亚”是商代晚期殷墟卜辞中比较常见的武官名称，陈梦家、张亚初等先生根据殷墟卜辞中记载的“亚”可以“保王”“保我”“立吏”的例子，指出“亚”在商代晚期官职系统中具有较高的等级。从考古发现来看，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中已经发掘出几座商代晚期曾担任“亚”这一官职的武官的墓葬，墓葬的规模都比较大，而且都随葬有大量高规格的青铜礼器和青铜兵器，如殷墟西区M1713、花园庄东M54、郭家庄M160等。“亚”作为官职名称在西周早期虽然仍见沿用，如《尚书·酒诰》云：“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但这应该是西周早期文化中遗留的商人传统因素，而非周人西土集团的传统。迄今发现的大量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中还没有以“亚”作为官职名称组成“官职+私名”式称谓的例子。即便今后有所发现，也很有可能属于西周时期的殷遗民系统。师询簋（《殷周金文集成》4321）记载的“成周走亚”并列在诸夷之后，地位低下，可能也出自东方商人系统，反映了“亚”这种官职在整个职官系统中的地位已经降得很低。从地下出土的商周甲骨文、金文材料来看，“恶（亚）来”这一称谓属于商代晚期习见的“官职+私名”称谓方式，“亚”作为官职名称属于商人传统，西周中期以后已经罕见。因此可以认为，“恶（亚）来”这个属于商代晚期商人传统的称谓方式，应该不是生活在西汉早期的司马迁能够杜撰出来的。有学者认为秦在非子以前的世系是伪造的，到非子居犬丘以后才是信史，“恶（亚）来”这一称谓的时代特征恰恰可以证明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前文已经指出，“亚”在商代晚期是一种比较高的官职。周革殷命之时，秦族的领袖恶（亚）来罹难，被周人杀死，蜚廉守卫北方还无所报，死后葬于霍太山，他们都失去了原来的官职，其族人也只能沦落为殷遗民集团中的一部分，地位低下。直到西周中期，才因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立下“一日千里以救乱”的功劳得封于赵城，是谓“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这段由恶（亚）来被杀失官至造父受封之前的历史，正是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所说的“秦之先……及殷夏之间微散”的写照。笔者曾经根据考古发掘出土的墓葬材料，通过对秦族贵族埋葬习俗渊源的考察来查证《史记·秦本纪》所记载的秦族源于东方殷商系统的真实性，结论认为：“殷商时期秦族先祖附属于商人，属于商王朝统治集团的一部分。”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也进一步支持了这种观点和论证视角的有效性。例如在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李崖遗址2010年的首次主动考古发掘中，就发现三座具有腰坑、殉狗等典型殷遗民墓葬特征，同时也是具有典型秦宗族墓葬特征的西周中期墓葬。尤其是三座墓中都随葬有多件商式分裆鬲，墓主人来源于殷商文化传统无可置疑。从由北京大学、国家博物馆、甘肃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北大学等五家单位组成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所作的区域系统调查和研究的成果来看，李崖遗址很有可能是非子封邑所在。这无疑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观点。现在，从“恶（亚）来”这个时代特征鲜明、属于商人传统的秦族先祖的称谓来论证，也可以进一步证明先前的观点，即“秦族渊源于东方殷商系统”。我们赞同“把秦族的渊源与秦文化的渊源区分开来……秦族的渊源是指以秦国君主为代表的秦国统治民族的族源”，因此，“秦族”这一概念应界定为“秦国君主代表的最高等级贵族，即秦国君主的宗族”，以与表示秦政权统治下的人群的概念——“秦人”相区别。其实，至迟在西汉早期，人们便已经注意到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在使用中进行了比较严格的区分，如贾谊《过秦论》云：“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秦人开关延敌”“秦人阻险不守”；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云：“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项籍为纵长，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史记·高祖本纪》云：“秦人喜”“秦人大失望”等等。后来的学者中间之所以产生“东来说”与另据《孟子·滕文公下》的记载，飞廉（即蜚廉）死于周公东征时期，与《史记·周本纪》的记载矛盾。近年发现的《清华简·系年》简文支持《孟子·滕文公下》的说法，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的这段记载可能另有所本。（参见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载于《文物》2010年第3期）周人自称为夏人之后，尝称“有夏”，如在《尚书》中，《康诰》云“（文王）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君奭》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多方》云“天惟五年须暇（夏）之子孙”；《立政》云“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等。这里的“夏”实际都指“周”。“西来说”的持久纷争，关键就在于对“秦族”和“秦人”两个概念的混淆。总之，本文从考查秦族先祖“恶（亚）来”这一称谓的时代特征出发，再次论证了司马迁《史记·秦本纪》关于秦族起源于东方商人系统的记载的可靠性。（《说“恶来”——秦族起源再探》，《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①。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②，西伯滋大③，纣由是稍失权重。王子比干谏④，弗听。商容，贤者，百姓爱之⑤，纣废之。及西伯伐饥国，灭之⑥，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⑦，恐，奔告纣曰：“天既讫我殷命，假人元龟⑧，无敢知吉⑨。非先王不相我后人⑩，维王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⑪，今我民罔不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⑫？’今王其奈何？”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⑬！”祖伊反，曰：“纣不可谏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⑭，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

① 【汇注】

刘　向：周文王作灵台，及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闻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闻之，皆曰：“文王贤矣，泽及朽骨，又况于人乎？”或得宝以危国，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归心焉。（《新序》卷五《杂事第五》）

郑　樵：（西伯）于是阳为玉门，筑灵台，列侍女，撞钟鼓为乐，纣闻之曰：“西伯改行，吾无忧矣。”西伯阴修德行善，诸侯多畔纣而归周。（《通志》卷三《商》）

【汇评】

梁玉绳：案：《殷》《周》两纪及《齐世家》皆言西伯、吕尚阴谋修德行善以倾商。夫德非倾人之事，亦非阴谋所能为，若果如是，又何以为文王、太公？《古史》削去阴行，止称修德，足明圣人之心，其见卓矣。伪孔《传》于《戡黎》云“文王事纣，内秉王心”，孔疏遂有“貌虽事纣，心有将王”之语。《困学纪闻》卷二折之曰，“文王之德之纯，岂心与貌异乎？”盖见迁《史》说文、武志在倾商，累年伺间，虚言成实，遂发此谬谈耳。（《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焦　竑：西伯阴修德，古史止称修德，足明圣人之心。至斩纣之事则《古史》不载，为贤者讳也。读史者当合而观之。（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殷本纪》）

② 【汇注】

袁　康：文王以务争者。纣为天下，残贼奢佚，不顾邦政，文王百里。见纣无道，诛杀无刑，赏赐不当。文王以圣事纣，天下皆尽诚，知其贤圣，从之。此谓文王以务争也。纣以恶刑争，文王行至圣，以仁义争，此之谓也。（《越绝书》卷三《越绝吴内传》）

③ 【汇注】

苏　辙：西伯益大，举兵戡黎。黎近于殷，殷臣祖伊恐，奔告于纣曰：“呜呼！天既讫我殷命，今我氏罔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至？今王其如？’”纣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乃罪多参在上，安能责命于天乎？”是时殷之耆旧大臣皆弃不用，微子启、箕子、王子比干皆忧惧，莫能救。商容废居于家。纣之卿士大夫皆四方多罪逋逃之人也。西伯既已受命，称王九年而没。武王终三年之丧，以诸侯东伐，至于孟津，观政于商，欲以惧纣改过为善。师还，纣盖长恶不悛，微子与其父师箕子、少师比干谋而归周。箕子佯狂，纣囚以为奴，比干谏而死，纣剖其心观之。周之十三年，武王遂帅诸侯伐纣，一月戊午，师渡孟津，癸亥，陈于商郊，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昧爽，纣兵败，走登鹿台，衣其宝衣赴火而死。（《古史》卷四《殷本纪》）

④ 【汇注】

陈士元：或云胥余，比干名。或云比干字也。王子干封于比，故曰比干。（《孟子杂记》卷三《辨名》）

⑤ 【汇注】

高　诱：文王为西伯，遭纣之虐，三分天下有二，受命而王，故曰百姓所亲也。（《淮南子注》卷十九《修务训》）

⑥ 【汇校】

裴　骃：徐广曰：“饥，一作‘’，又作‘耆’。”（《史记集解》）

梁玉绳：按：“饥”《周纪》作“耆”，《宋世家》作“”，盖古今字异，其实一耳。（《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又：《左传·定公四年》分卫殷民有饥氏，盖饥国之后。（同上）

王　恢：饥国：《周纪》饥作“耆”，《宋世家》作“”，《商书·西伯戡黎》《大传》黎作“耆”。《志疑》（二）据《竹书》《路史》，谓“耆与黎为二国。史公误以《西伯戡黎》之篇载于伐耆下，并为一案，于是《传》《注》皆以为文王，失之矣”。陈槃《春秋大事表撰异》（一二二）谓“史公说本《尚书大传》。……《六韬》似亦是文王灭黎，而武王复以封汤后。然则《殷本纪》之说，非无所据而云然矣。梁氏引证《竹书》，分耆与黎为二，然今本《竹书》，其说未详所据。又引《路史》，然《路史》亦云文王戡黎，是其说矛盾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说·殷本纪·周武王伐纣》）

【汇注】

王　筠：“伐饥国”，《周本纪》败耆国、《宋世家》“灭、国”皆即《书》之戡黎也。惟所云是何能为？似指文王而言。与《殷本纪》及《尚书》皆不同。（《史记校》卷上《殷本纪》）

傅元恺：饥国：《尚书》作“黎”，是纣畿内的封国，在今山西省黎城；一说在山西省长治县西南，距纣都朝歌均在千里之内。（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⑦ 【汇注】

佚名撰、孔子整理：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尚书·西伯戡黎·序》）

裴　骃：孔安国曰：“咎，恶也。”（《史记集解》）

⑧ 【汇校】

裴　骃：徐广曰：“元，一作‘卜’。”（《史记集解》）

【汇注】

傅元恺：假人：《尚书》作“格人”，能知天地吉凶的人。元龟：大龟。古代用炙龟壳以占吉凶。（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⑨ 【汇注】

裴　骃：马融曰：“元龟，大龟也，长尺二寸。”孔安国曰：“至人以人事观殷，大龟以神灵考之，皆无知吉者。”（《史记集解》）

⑩ 【汇注】

裴　骃：孔安国曰：“相，助也。”（《史记集解》）

⑪ 【汇注】

裴　骃：郑玄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逆乱阴阳，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者。”（《史记集解》）

傅元恺：迪：由。率：法。（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⑫ 【汇注】

傅元恺：大命：指受天命的人。（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⑬ 【汇评】

韩　婴：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则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谓之小人。……《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则天也。不知所以则天，又焉得为君子乎？（《韩诗外传》卷六）

⑭ 【汇注】

陈蒲清：盟津：又称孟津。黄河的重要渡口。在今河南省孟津县东，洛阳市东北黄河边。（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三《殷本纪》）

【汇评】

王　和：这其实是一次对“大邑商”的武力侦察试探，所以文献称此次行动为“观兵于孟津”。“观兵”二字正揭示出“大邦殷”与“小邦周”二者关系的实质。由此不难看出，殷周之间的关系绝非君臣关系。（《中国早期国家史话》，第124页。）

孟世凯：可以认为周人灭商想法，是“官逼民反”所造成的，自商王文丁囚古公之子季历后，周才与商结仇，此时才可能有报仇的想法。（《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商史与商代文明》，第137页。）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孟津之会的意义在于通过盟津之誓，显示众多方国首领愿意听从周的号令，表明商王朝统治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文物夏商周史》，第69页。）

纣愈淫乱不止①。微子数谏不听②，乃与大师、少师谋③，遂去④。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⑤。”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⑥。”剖比干⑦，观其心⑧。箕子惧⑨，乃详狂为奴⑩，纣又囚之⑪。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⑫。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⑬。纣亦发兵距之牧野⑭。甲子日，纣兵败⑮。纣走入，登鹿台⑯，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⑰。周武王遂斩纣头⑱，县之大白旗⑲。杀妲己。释箕子之囚⑳，封比干之墓㉑，表商容之闾㉒。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㉓，令修行盘庚之政㉔。殷民大说㉕。于是周武王为天子㉖。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㉗。而封殷后为诸侯㉘，属周㉙。

① 【汇注】

姜　望：武王伐殷，得二大夫而问之，曰：“殷国将亡亦有妖乎？”一人曰：“殷国常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鸡子，大者如箕。尝六月而雨雪，深尺余。”武王曰：“大哉，妖也。”一人对曰：“非殷国之大妖也。殷国大妖三十七章；殷君喜射人，喜以人食馋虎，喜剖人心，喜杀孕妇，以信者为不信，以诬者为真，以忠者为不忠。忠谏者死，阿谀者赏。以君子为下，以小人为上。以佞辩为相，以女子为政，急令暴取，万民愁苦。喜田弋走狗，试马，出入不时，不避大风甚雨，不避寒暑，喜修治池台，日夜无已，喜为酒池糟丘。饮者三千，饮人为辈坐，起之以金鼓，无长幼之序，贵贱之礼。听谗用誉，无功者赏，无德者富，所爱专制擅令，无礼义，无圣人，无贤士，无衡概，无升斛，无尺寸，无锱铢，有罪放，无罪诛，此殷国之大妖者。其余不可胜数，臣言不能尽。”（《六韬》）

郑　樵：纣在位以来，夷羊在牧，梓化为松，有燕口爪俱句，天雨肉、雨血于亳，大旱、大水，河竭山鸣，两日见，天火焚宫，宫中鬼夜哭，女化为男，龟生毛，兔生角，纣尝六月猎于西土，发民逐兽，谏者曰：长育之时，不可逆天道，绝地德。君践一日之苗，民食百日之食，纣杀之。后数月，大风飘牛马，发屋拔木，飞扬数十里。有雀生鹯。占曰：“以小生大，国家王而名昌。”纣闻是占而益忲。又按：武王平商，有二虏，问之曰：“是国有妖乎？”一虏曰：“昼见星，天雨血、雨灰、雨石，大如瓮。六月雨雪。”一虏曰：“商有大妖，此不与也。子不听父，弟不从兄，信者为欺，欺者为忠。妇人为政。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急令暴取，以人餧虎。田猎毕弋，走狗试马，不避风雨。好治池台宫室，百里之宫七十三所，坐起以金鼓。无长幼贵贱，无礼义忠信，无斗尺权衡，此妖之大者也。”武王贵其言，再拜。（《通志》卷三《商》）

【汇评】

左丘明：纣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陨，周是以兴。（《左传》昭公四年）

子　贡：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引自《论语·子张》）

何晏集解、邢昺疏：孔（子）曰：纣为不善以丧天下，后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恶归之于纣。（《论语注疏解经》卷一九《子张》）

编者按：北宋真宗时，邢昺《疏》曰：“纣，名辛，字受德，商末世之王也。为恶，不道，周武王所杀。《谥法》：‘残义损善曰纣。’言商纣虽为不善以丧天下，亦不如此之甚也。乃后人憎甚之耳。……纣为恶行，居下流，对人皆以天下之恶归之于纣也。”

② 【汇注】

姚苏杰：（一）微子与殷王族的血缘关系，目前所见先秦与汉初文献，总共有三种说法。本文经过比较认为，《史记》的说法虽然时代并非最早，但最合理可信。微子为纣异母长兄的观点，能比较好的解释微氏家族在殷的地位以及归降周朝后的待遇等问题。（二）微子在殷的封地，典籍所载有东、西之别。结合甲骨文和传世文献分析，本文确定微地不应该在殷都以东，而应该在以西。甲骨文中的“微”可能就是微子的封地，而这个“微”在地理方位上与后世的“微子城”相合。但因为微子归降周朝后被封于宋，后世关于微子的遗迹、传说便多集中在这一带，山西的“微子城”是否真实可靠，抑或只是后人的附会，限于材料有限现在无法证实。（三）微子的爵位问题与殷商的爵位制度密切关联，本文总结了前人研究成果，利用甲骨文、金文的材料，认为殷代的爵位是侯、伯等，而子、妇则并非爵位。因此微子称“子”不是因为受封子爵。（四）甲骨文中有微伯和微侯，结合对殷代侯、伯性质的考察，本文认为伯和侯最初是有明确分工的，而这种分工到晚期则不大明显。微地的诸侯可能最先封伯，晚期改封为侯。如果此“微”即微子所封，那么微子也应该是侯爵。（《微子在殷身份考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增2期）

【汇评】

姜　望：武王问太公曰：“桀纣之时，独无忠臣良士乎？”太公曰：“忠臣良士，天地之所生，何为无有？”武王曰：“为人臣而令其主残虐为后世笑，可谓忠臣良士乎？”太公曰：“是谏者不必听，贤者不必用。”武王曰：“谏不听，是不忠，贤而不用，是不贤也。”太公曰：“不然。谏有六不听，强谏有四必亡，贤者有七不用。”武王曰：“愿闻六不听，四必亡，七不用。”太公曰：“主好财利，巧夺万民，谏者不听；主好珠玉奇怪异物，谏者不听；……是谓六不听。四必亡：一曰强谏不可止，必亡；二曰强谏知而不肯用，必亡；三曰以寡正强、正众邪，必亡；四曰以寡直强、正众曲，必亡。七不用：一曰主弱亲强，贤者不用；二曰主不明，正者少，邪者众，贤者不用；三曰贼臣在外，奸臣在内，贤者不用；四曰法政阿宗族，贤者不用；五曰以欺为忠，贤者不用；六曰忠谏者死，贤者不用；七曰货财上流，贤者不用。”（《六韬·逸文》）

③ 【汇注】

傅元恺：大师、少师：纣时乐师。（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编者按：大师，《尚书·微子》作“父师”，苏轼《苏氏书传》卷八《微子》注曰：“父师，箕子，纣之诸父；少师，比干也。”

④ 【汇注】

伏　生：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皆率其党曰：盍归乎？吾闻西伯昌善养老，此二人者，盖天下之大老也。往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曷往？（《尚书大传》卷二《殷传》）

马　骕：王子比干者，亦纣之亲戚也。见箕子谏不听而为奴，则曰：“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乃直言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信有诸乎？”乃遂杀王子比干，刳视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于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据此，比干之死在箕子为奴之后）。（《绎史》卷二〇《武王克殷》）

【汇评】

张九成：呜呼！观《微子》一篇，则人臣去就之义见矣。商之乱至此极矣，无可为者，然三人之心尚庶几其万一焉，故微子之去国，以警纣；比干则直谏以警纣，纣杀比干；至箕子，独佯狂而不死者，尚庶几纣之警悔，吾可以成就之也。纣终不悔而死。此三人者，一存宗祀，一守死节，一陈《洪范》；去者非叛，死者非迂，生者非偷。故孔子表而出之，曰：“殷有三仁焉。”以此知臣子之处心当究。观《微子》一篇可也。又以知所谓仁者，或去或死或留，皆仁也。倘以去为是而留为非，以死为是而生为非，皆常人之客气，而非圣人之道也，第顾其心于宗社如何尔？（《横浦集》卷八《微子论》）

⑤ 【汇注】

韩　婴：纣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见过即谏，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谏，三日不去朝，纣囚杀之。《诗》曰：“昊天大怃，予慎无辜！”（《韩诗外传》卷三）

傅元恺：争：通“诤”，诤谏。（见《史记纪传选译·殷本纪》）

⑥ 【汇注】

俞　樾：梁元帝《金楼子》云：殷帝纣淫虐，王子比干谏，弗听，剖其心，十二穴，破而观之。按《史记》但言有七窍，此云十二穴，亦异闻也。（《茶香室丛钞》卷二《比干心十二穴》）

⑦ 【汇注】

郑　樵：王子比干，纣之诸父也。曰：“为大臣者不谏，非忠也；不死，非勇也。”谏三日，不去。纣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乃剖比干之心而视之。或言刳剔孕妇，即比干之妻也。（《通志》卷三《商》）

王士俊：比干墓：在府城北一十五里，即武王所封者。有石题曰“殷太师比干之墓”。河南偃师县西北亦有墓，盖唐开元中土人耕地得铜盘铭，因以立之，其铭篆文甚奇古，云“左林右泉，后冈前道，万世之藏，兹焉是宝”。后魏文帝南巡，亲幸吊祭，刻文墓上。（引自《河南通志·彰德府》卷四十九《陵墓》）

徐文靖：《笺》按：《宋微子世家》王子比干者，亦纣之亲戚也。直言谏纣，纣怒，遂杀比干而剖视其心。《水经注》曰：淇水迳顿丘县故城西，东北迳枉入山东。《隋书·地理志》曰：汲郡黎阳有枉人山。《图经》曰：枉人山，谷名也。或曰纣杀比干于此，因以为名。《世纪》曰：武王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祀享祀于军。《寰宇记》：比干墓在汲县十里。《世族谱》：殷比干子坚逃难长林山，因以林氏。《唐书·地理志》：江陵府有长林县。（《竹书纪年统笺》卷六《帝辛五十一年杀王子比干》）

【汇评】

韩　婴：王子比干杀身以成其忠……岂不爱其身哉！为夫义之不立，名之不显，则士耻之，故杀身以遂其行。由是观之，卑贱贫穷，非士之耻也。（《韩诗外传》卷一）

刘　向：昔者费仲、恶来革、长鼻决耳，崇侯虎顺纣之心，欲以合于意。武王伐纣，四子身死牧之野，头足异所，比干尽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祸，欲合人心，恐有头足异所之患。由是观之，君子道狭耳。诚不逢其明主，狭道之中，又将险危闭塞，无可从出者。（《说苑》卷一七《杂言》）

又：夫桀杀关龙逄，而纣杀王子比干，当是时，岂关龙逄无知，而比干无慧哉？此桀纣无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学修身端行，以须其时也。（同上）

萧良有：余读史至殷少师比干死事，而恻然悲之也。夫仁固不必以杀身成，节固有不必以殉生著者，惟其心焉止耳。必以杀身成仁，殉生著节也，若比干者，可悲哉！……疑干者曰：微、箕不均贵戚乎？可以去则去，可以奴则奴。计不出此，而轻以片言触祸，无益人国，只贻其主以杀直臣之名，过矣！恶！是何言也？是何言也？此又与偷生惜死为人臣而怀二心之甚者也。夫臣同也而疏戚殊。爵同也而委任殊；时同也而彼此先后殊，可执一校邪？殷德且衰，独夫正稔，情关休戚，身系安危，当是时，所恃者独三子耳：微而去以虑宗社；箕而奴以图后功；干不以此时极谏而安所虑且图哉？谏，干职也，亦干意也。谏而死，非干所知也。及其怒出不测，祸成剖心，干以为吾得死所，然犹觊夫天未厌殷，纣或悔祸，幡然而悟，悟而改，盖愆增美，吾且含笑九泉，一死庸伤乎？即不然，昌言论列，慷慨就义，庶几哉有面目见六七君地下。故夫比干之心所以异于人者，非七窍之异，异乎偷生，异乎惜死，异乎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古之时，有贞而不利者，伯宗是已；有其心无其术者，鬻拳是已；有贻其君杀直臣之名者，洩冶是已。干若是班乎？嗟嗟，宇宙万形，斯须磨灭，所恃以蔽天壤、贯日星，愈久而弥彰者，独此。为子尽死孝，为臣尽死忠，一念耳。比干以前仗节死义之士，靡得而记云。干而后彰彰较著，若屈左徒死楚，伍相国死吴，岳将军、文丞相死宋，于肃愍、杨忠愍死昭代，虽其遇暗遭谗、抗疏任事不必同，其心可以蔽天壤、贯日星一也。（《明萧良有碑记》，载《河南通志》卷四十八《祠祀》）

马　骕：《中论》：殷有三仁：微子介于石，不终日；箕子内难而能正其志，比干谏而剖心。君子以微子为上，箕子次之，比干为下，故春秋大夫见杀，皆讥其不能以智自免也。（《绎史》卷二〇《武王克殷》）

⑧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比干见微子去，箕子狂，乃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进谏不去者三日。纣问：‘何以自持？’比干曰：‘修善行仁，以义自持。’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诸？’遂杀比干，刳视其心也。”（《史记正义》）

【汇评】

傅　玄：正道之不得行，常由佞人乱之也。……纣信其佞臣恶来，以剖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傅子·矫违篇》）

⑨ 【汇注】

陈士元：箕子：舜裔。《史记》云：箕子，纣之亲戚。盖外亲耳。而郑玄、王肃、马融以为纣之诸父。伏虔、杜预以为纣之庶兄，均误。《尸子》云：箕子胥余，《庄子注》云：箕子名胥余。（《孟子杂记》卷三《辨名》）

卢元骏：箕子，商纣王的诸父，名胥余。（《说苑今注今译》卷一七《杂言·注》）

【汇评】

陈蒲清：我们认为，比孔子早600年的箕子是总结夏商文化成果的中国的第一位思想家。孔子整理六经，创立儒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周公是孔子思想的先驱，也是大多数学者公认的。《淮南子·要略》说：“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然而，人们往往忽视了周公、孔子对夏商思想的继承。其实，周公、孔子都继承了夏、商两代的思想，特别是商代思想成就。周公的文诰反复提到殷商的先王，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明德保民”直接来源于商代思想的精华。孔子明确地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论语·为政》）所以，儒家的先王不仅有周朝的文王、武王，还有夏朝的禹，商朝的汤，而且有夏商所直接继承的唐尧、虞舜。那么，夏商文化的代表人物在儒家心目中是谁呢？个人以为，应该是箕子。孔子把箕子与微子、比干称为殷商的“三仁”（《论语·微子》）。微子、比干是单纯的政治家，没有著作传世，而箕子既是政治家，又是有著作传世的思想家。儒家经典《周易》与《尚书》，都给箕子突出的地位。《周易》的卦爻辞，指名道姓提到的真实历史人物，只有殷高宗、帝乙、箕子和康侯，这四人中只有箕子以思想家的面目出现。《周易·明夷·六五》云：“箕子之明夷，利贞。”《周易·彖辞》云：“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儒家在这里把箕子与周文王并列，可见箕子在儒家心目中地位的崇高。《尚书》有《微子》《武成》《洪范》等三个篇章，提到箕子。《洪范》中的“王道”，直接启发了周公的“德政”和孔子的“仁”。所以，我们认为，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儒学史的第一个阶段是殷周之际，那是周文化吸收、改造、发展夏商文化的阶段，也是儒学的萌芽阶段，其代表人物是箕子和继承箕子的周公。（《箕子与箕子的文化地位》，《长沙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⑩ 【汇注】

屈　原：梅伯受醢，箕子佯狂。（《楚辞·天问》）

韩　婴：比干谏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杀身以彰君之恶，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为之，不祥莫大焉。”遂解发佯狂而去。君子闻之曰：劳矣箕子！尽其精神，竭其忠爱，见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韩诗外传》卷六）

郑　樵：纣之淫虐滋甚。微子数谏，不从。欲死与亡，未能决。问于太师疪、少师强，对曰：“死而能安社稷、利国家，不恨为死。死不能安社稷、利国家，不如亡。”箕子又谏，不听。人曰：可以去矣。对曰：“知不用而言之，不智也；杀身以彰君之恶，不忠也；为人臣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披发佯狂，为奴隶，鼓琴以见志。传之者为《箕子操》。（《通志》卷三《商》）

马　骕：《古今乐录》：箕子佯狂，痛宗庙之为墟，乃作歌曰：“嗟嗟，纣为无道，杀比干。嗟复重嗟，独奈何？漆身为厉，被发以佯狂，今奈宗庙何！天乎天哉，欲负石自投河。嗟复嗟，奈社稷何！”后传以为《操》。（《绎史》卷二〇《武王克殷》）

又：《尸子》：箕子胥余，漆体以为厉，被发佯狂，以此免也（胥余，箕子名）。（同上）

又：《楚辞·注》：梅伯，纣诸侯也。忠直而数谏纣。纣怒，乃杀之，葅醢其身。箕子见之，则被发佯狂。（同上）

【汇评】

韩　婴：比干谏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杀身以彰君之恶，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为之，不祥莫大焉。”遂解发佯狂而去。君子闻之，曰：“劳矣！箕子！尽其精神，竭其忠爱，见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韩诗外传》卷六）

刘　安：纣杀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斮朝涉者之胫，而万民叛，再举而天下失矣。（《淮南子》卷九《主术训》）

刘　向：箕子弃国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皆见远识微，而仁能去富势，以避萌生之祸者也。夫暴乱之君，孰能离絷以役其身，而与于患哉？故贤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为杀身无益而明主之暴也。比干死纣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吴而不能存其国；二子者强谏而死，适足以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贤人闭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后合。（《说苑》卷一七《杂言》）

陶渊明：去乡之感，犹有迟迟；矧伊代谢，触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凄然其悲。（《陶渊明集·读史述九章·箕子》）

沈德潜：箕子者，圣人也，而不在圣人之列，缘孔孟未尝定论，而后世遂无敢加以圣人之称也。然吾闻开天明道者为圣人。故执中之旨，危微之辨，精一之功，尧舜发之，安止之论，大禹发之，而咎鹞则言天，成汤则言降衷、言恒性、言绥猷，伊尹则言一德，而天人相与之故，无人起而明之者，而《洪范》《九畴》，则自箕子演之，今夫《洪范》一书，以天治人者也，以天治人，若在人之所为，即在天之道，而天道之变化昭明，总不外乎在人之理，故以皇极居中，而前四畴为建极之本，治天下之大要也。后四畴为建极之用，治天下之节目也。夫人之于天，视为窅冥荒远，因而弃天亵天者多矣。及观《洪范》之言，其理气相感，捷如影响。而后知位天地育万物之功，初不在吾心，吾性之外，此尧舜以来所未发者，而箕子言之，其为圣人无疑也。乃其不列于圣人者，何故？当箕子之时，文王为圣人，武王为圣人，周公为圣人，又皆会合于兴王之一家，而箕子以囚奴之余，列于亡国大夫之伍，及后封于朝鲜，又以裔夷之远目之，故后世论圣人者，均未之及。即韩子序道统，则云文、武、周公，若以武王之道受之家庭者，抑知武王之心法，固受文王；而《洪范》《九畴》，箕子实遥传于禹而亲授之武王者哉？且夫商、周之交，文王演《易》，箕子演《畴》。演《易》穷卦爻以尽天地万物之理，演《畴》叙彝伦以尽感通之理，其理同其功同也。演《易》者为圣人，演《畴》者独非圣人乎哉？（引自《古今人物论》卷一《箕子论》）

⑪ 【汇注】

王士俊：箕子台：在西华县学宫后，昔箕子谏纣不听，囚于此。后人筑台以祀。（《河南通志》卷五十二《古迹下》）

【汇评】

韩　婴：纣杀比干，而囚箕子，为炮烙之刑，杀戮无时，群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师至，令不行乎左右，而岂其无严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诚爱而时使之，则下之应上，如影响矣；有不由命，然后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罚竞消，而威行如流者，无他，由是道故也。……何也？仁刑义立，教诚爱深，礼乐交通故也。《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韩诗外传》卷四）

⑫ 【汇校】

梁玉绳：按：《周纪》作“太师疵、少师强”，殷之乐官也，此似缺“疵、强”二字，不然则与上文称箕子、比干为太师、少师相混矣。“祭”字衍，《周纪》无“祭”字。（《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王骏观撰、王骏图续：考证：王若虚《辨惑》曰：《尚书·微子》篇，所谓太师少师即箕子比干也。今乃言奔周，与《书》所载异矣。而《周纪》又云：“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则迁所谓太师少师者，其乐工耶？若《殷纪》所称亦止于乐工，则微子何至与此辈谋决去就？而此辈之奔，亦为何并持祭器乎？至《宋世家》则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于军门。”前后参差，殆不可晓。观按：此亦何不可晓之有？若误以太师少师为箕子比干，则前后纰谬，而不可晓矣。盖奔周之太师，乃殷之贤臣微子，何不可与之谋决去就？且太师之典乐与祀事相为表里，其乐器，大都祭祀所用者居多。奔周之举，本以存古礼乐为重，故特表其持祭乐器也。况礼乐为一朝制治之原，所以虞廷命官，特重典乐。太师一奔，所关非浅，安可以此辈而忽之耶？又《志疑》云：“《周纪》作太师疵少师强，殷之乐官也。此缺疵强二字，不然，则与上文称箕子比干为太师少师相混矣。”可为确证。且《类聚》十二，于《周纪》“抱其乐器而奔周”，引作祭器，亦二师可持祭器之一证。余有长辨在《宋世家》“太师少师”下，兹不具载。（《史记旧注平议》）

【汇注】

司马光：纣王都朝歌，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智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以能，以为皆出己下，播弃黎老，昵比罪人（原注：播弃，不礼敬；昵，近也），为天下逋逃之，萃渊薮。平居弗祀上帝神祗宗庙，恃其强大，喜用兵，百战皆克。伐有苏，得其女妲己，惟妲己之言是用，作奇技淫巧以悦之，淫湎肆虐，作炮烙之法，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以取妲己笑。刳剔孕妇，斮朝涉之胫（原注：冬日见朝涉水者，谓其胫耐寒，斩而视之），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于羑里，久乃赦之。既而西伯戡黎（原注：近王圻之诸侯。戡，胜也）。祖伊恐，奔告于王。王曰：“呜呼，我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原注：反，报纣也。言汝罪恶众多，参列在上，天诛且至，乃恃命于天乎）！”纣终不悛，比干强谏，纣怒曰：“吾闻圣人之心有窍。”剖比干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微子恐殷绝祀，遂奔周。（《稽古录》卷七《殷下》）

郑　樵：微子曰：“父子有骨肉之恩，而臣主以义属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君有过，臣三谏不听，义可以去矣。”太师、少师抱其祭器、乐器奔周。内史向挚载其图法亦奔周。（《通志》卷三《商》）

王骏观撰，王骏图续：《集解》孔安国曰：太师，三公箕子也；少师，孤卿比干也。观按：此解大误也。太师、少师皆乐部之官，即抱乐器奔周之太师疵、少师强也。（《史记旧注平议》）

【汇评】

陈　直：直按：《史记·礼书》云：“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太史公是以太师挚等为鲁哀公以后时人，与伪《孔传》相合。又《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呜呼师挚见之矣。”是太史公又以师挚等为周厉王时人，与郑注周平王时人略合。而本文又以师挚等为殷末时人，与《汉书·古今人表》相合。但以太史公一人之书，盖皆采摭原文，不加改正，故有此差异也。（《史记新证》）

颜克述：《史记辨惑》：“《殷纪》云：‘纣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强谏纣。纣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佯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器奔周。’按《尚书·微子篇》，所谓太师少师即箕子比干也。今乃言奔周，与《书》所记异矣。而《周纪》又云：‘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奔周。’则迁所谓太师少师者，其乐工邪？若《殷纪》所称亦止于乐工，则微子何至与此辈谋，决去就，而此辈之奔亦何为并持祭器乎？至《宋世家》则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于军门。’前后参差，殆不可晓。”（同书第57页）按：史迁自叙其书之作，乃“述故事，整齐其世传”，“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自序》）。此种情况，殆即“整齐”不够所致，亦可能是成书后修饰未尽之迹。然古时有所谓“师箴”，“瞽史教诲”，使天子斟酌行政之事（《周本纪》载召公谏厉王之言）。《正义》云：“师，乐太师也。”韦昭云：“瞽，乐太师。史，太史也。”则微子“与此辈谋，决去就”，于理并不悖，于事亦可能。古时又有所谓“大夫三庙二坛”，“大夫立三祀”。（《礼记·祭法》）又有所谓“凡家造，祭器为先”。郑注：“大夫称家。”“大夫士去国，祭器不逾境”。（均见《礼记·曲礼下》）是太师、少师之家必自有祭祀之礼，亦必自有其祭器。云“不逾境”，则是亦有逾境之事。这就是说太师少师并持其祭器奔周，其事亦有可能，不足为疑。谓此处所载之事“前后参差”可，谓“不可晓”则不可。（《王若虚〈史记辨惑〉质疑（上）》，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

⑬ 【汇注】

姜　望：武王伐殷，先出于河。吕尚为后将，以四十七艘船济于河。（《六韬·逸文》）

吕不韦：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武王使人候殷，反报岐周曰：“殷其乱矣。”武王曰：“其乱焉至？”对曰：“谗慝胜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复往，反报曰：“其乱加矣。”武王曰：“焉至？”对曰：“百姓不敢诽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对曰：“谗慝胜良命曰戮，贤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诽怨命曰刑胜。其乱至矣。不可以驾矣。故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纣为禽。则武王固知其无与为敌也。”（《吕氏春秋》卷一五《贵因》）

【汇评】

孟　子：“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卷一《梁惠王》）

刘　安：所为立君者，以禁暴讨乱也。今乘万民之力，而反为残贼，是为虎傅翼，曷为弗除？夫畜池鱼者必去猵獭，养禽兽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论虑之，以策图之，以义扶之，非以亡存也，将以存亡也。故闻敌国之君有加虐于民者，则举兵而临其境，责之以不义，刺之以过行，兵至其郊，乃令军师曰：“毋伐树木，毋抉坟墓，毋爇五谷，毋焚积聚，毋捕民虏，毋收六畜。”乃发号令曰：“其国之君，傲天侮鬼，决狱不辜，杀戮无罪，此天之所以诛也，民之所以仇也。兵之来也，以废不义而复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帅民之贼者，身死族灭。以家听者禄以家，以里听者赏以里，以乡听者封以乡，以县听者侯以县。”克国不及其民，废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显其贤良，振其孤寡，恤其贫穷，出其囹圄，赏其有功，百姓开门而待之，淅米而储之，惟恐其不来也，此汤、武所以致王，而齐桓之所以成霸也。故君为无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饮，夫有谁与交兵接刃乎？故义兵之至也，至于不战而止。（《淮南子》卷一五《兵略训》）

张九成：及纣脯鄂侯，烹九侯，拘文王，杀比干，囚箕子，听妇人之言，行炮烙之刑，王道至此而绝矣。武王不忍王道之绝，故起而伐之。（《孟子传》卷六《公孙丑章句上》）

张广志：（祝中熹认为）此说既不合情理——“伐商大事只能暗中准备且要求一举成功，决不允许事前即大肆张扬”，又无任何先秦文献可资证明，且太史公诸处所言亦每相龃龉，故此说实不成立。之所以会产生这个问题，是太史公为了调和伏生弟子们因为《尚书大传》和武帝时新出《泰誓》的不同记载，把作为一次军事行动两个阶段的“观兵”（大战前休整、检阅与政治动员）和“伐纣”误为时隔两年的两次军事行动了。我们认为，祝氏所论颇有道理，可能是太史公搞错了。（《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55页）

⑭ 【汇注】

裴　骃：郑玄曰：“牧野，纣南郊地名也。”（《史记集解》）

张守节：《括地志》云：“今卫州城即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纣筑也。”（《史记正义》）

李大武：《帝王世纪》武王伐纣，纣起师自容闾至浦水，与同恶诸侯五十国，凡七十万人，距周于牧野。《六韬》曰：纣之卒，握炭流汤者十八人。（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殷本纪》）

王　恢：牧野，《郡国志》：“朝歌纣所都居，南有牧野。”《清水注》：“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牧野矣。”按：即牧畜之野。（《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周武王伐纣》）

张大可：牧野：古地名，在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南）南郊七十里。牧野即殷都南郊之总称。古称邑外为郊，郊外为牧，牧外为野。（《史记全本新注》卷三《殷本纪第三》）

【汇评】

左丘明：恃才与众，亡之道也。商纣由之，故灭。（《左传》宣公十五年）

⑮ 【汇注】

姜　望：武王至殷，将战，纣之卒握炭流汤者十八人，以牛为礼以朝者三千人；举百石重沙者二十四人，趋行五百里，而矫矛杀百步之外者五千人，介士亿有八万。武王惧曰：“夫天下以纣为大，以周为细；以纣为众，以周为寡；以周为弱，以纣为强；以周为危，以纣为安；以周为诸侯，以纣为天子。今日之事，以诸侯击天子，以细击大，以少击多，以弱击强，以危击安，以此五短，击此五长，其可以济功成事乎？”太公曰：“审天子不可击，审大不可击，审众不可击，审强不可击，审安不可击。”王大恐以惧，太公曰：“王无恐且惧。所谓大者，尽得天下之民；所谓众者，尽得天下之众；所谓强者，尽用天下之力；所谓安者，能得天下之所欲；所谓天子者，天下相爱如父子，此之谓天子。今日之事，为天下除残去贼也。周虽细，曾残贼一人之不当乎？”王大喜曰：“何谓残贼？”太公曰：“所谓残者，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钱彩帛，狗马谷粟，藏之不休，此谓残也。所谓贼者，收暴虐之吏，杀天下之民，无贵无贱，非以法度，此谓贼也。”（《六韬·逸文》）

司马光：纣专任嬖臣飞廉、恶来知政事。于是周武王伐纣。殷之士女皆赍其币帛迎周师，纣率其众如林，会战于牧野。纣卒皆不战，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纣走登鹿台，自焚死。周遂灭殷。自成汤受命，至是凡六百二十九年。（《稽古录》卷七《殷下》）

【汇评】

姜　望：夫纣无道，流毒诸侯，欺侮群臣，失百姓之心，秉明德以诛之，谁曰弗克？（《六韬·逸文》）

韩　婴：传曰：闻其末而达其本者，圣也。纣之为王，劳民力，冤酷之令加于百姓，僭悽之恶，施于大臣，群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愿为文王臣，纣自取之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师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当是之时，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韩诗外传》卷五）

杜　预：《大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言纣众亿兆，兼有四夷，不能同德，终败亡。（《左传》“昭公二十四年”注）

编者按：孔颖达《疏》曰：孔安国云：“夷人”谓平人。杜为夷狄之人者。按四年《传》曰：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孔、杜各自为义，其意俱通，刘炫以杜为过而规其短，非也。按孔安国与刘炫之说为长。

⑯ 【汇校】

裴　骃：徐广曰：“鹿，一作‘廪’。”（《史记集解》）

编者按：“纣走入，登鹿台”。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为“纣走，入登鹿台”。

【汇注】

刘　向：纣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作炮烙之刑，戮无辜，夺民力，冤暴施于百姓，惨毒加于大臣，天下叛之，愿臣文王，及周师至，令不行于左右。悲夫！当是时求为匹夫不可得也，纣自取之也。（《新序》卷六《刺奢》）

韩兆琦：按：“走”“入”“登”三动词连用，“走”是向着鹿台的方向跑；“入”是进了鹿台所在的宫苑；“登”是上了台子，三个字表明了三个过程，一气直下，殷纣王无可挽救的败亡情景和盘托出。今有的本子在“走”字下断句，则方向不明，非司马迁原意。（《史记博议·史记的艺术性》四）

⑰ 【汇注】

左丘明：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左传·昭公七年》）

杜　佑：周武王伐纣，师至汜水牛头山，风甚雷疾，鼓旗毁折。王之骖乘惶震而死。太公曰：“用兵者，顺天之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智将不法，而愚将拘之。若乃好贤而用能，举事而得时，此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祷祀而福从。”遂命驱之前进。周公曰：“今时逆太岁，龟灼告凶，卜筮不吉，星变为灾，请还师。”太公怒曰：“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所知乎？”乃焚龟折蓍，援枹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从之，遂灭纣。（《通典》卷一六二《兵十五·推人事破灾异》）

【汇评】

列　子：天下之善，归之尧舜；天下之恶，归之桀纣。（《列子·杨朱篇》）

孟　子：桀纣逆天暴万物，故天下弃之，故民去之，汤武从天理万物，故天下欲之，故民归之。纣昏昏以亡，武王谔谔以昌。（《孟子》）

荀　子：汤、武之诛桀、纣也，拱挹指麾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诛桀、纣若诛独夫。故《泰誓》曰“独夫纣”，此之谓也。（《荀子》卷十《议兵篇》）

王　符：汤、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纣非一恶而亡也。三代之所废兴也，在其所积，积善多者，虽有一恶，是谓过失；积恶多者，虽有一善，是谓误中。（《潜夫论·慎微篇》）

梁玉绳：按：此乃史公轻信《逸书》之语也。说见《周纪》。（《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

⑱ 【汇注】

班　固：故《书·序》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训》。”《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言虽有成汤、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岁也。后九十五岁，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亡余分，是为孟统。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岁，故传曰殷“载祀六百”。（《汉书·律历志下》）

又：凡殷世继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岁。（同上）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纣造鹿台，饰以美玉，七年乃成。大三里，高千仞，余址宛然，在卫县城内，即纣自投火处。（《帝王世纪辑存·殷商第三》）

张守节：《周书》云：“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以自焚。”（《史记正义》）

郑　樵：纣（原注：亦曰辛，亦曰受，亦曰受德）：纣在位三十三年，身灭国亡。（《通志》卷三《商》）

马端临：受辛，帝乙子，是为纣，以丁未嗣立，无道，三十二年戊寅，周武王伐之，战于牧野，师败，受死，殷亡。（《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系·历年》）

蒋廷锡：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起癸亥，终戊寅。（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辛本纪》）

朱孔阳：商自成汤十八祀乙未代夏有天下，至纣三十二祀戊寅，凡二十八王，共六百四十有四年。（《历代陵寝备考》卷七《商》）

王国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原注：始癸亥，终戊寅。《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纪年》，《文选·六代论》注、《通鉴外纪》分引。原注“戊寅”乃“庚寅”之讹。案：自癸亥至庚寅，实五百八年，而以诸帝积年计之亦同，并与都数不合。盖以汤元年为癸亥，本于《唐书·历志》张说《历议》，而以周始伐商为庚寅，则本《历议》所引《纪年》，二者本不同源，无怪与古《纪年》积年不合也。原注见其不合，乃改为戊寅，然不免与本书诸帝积年及岁名相龃龉。盖书与注亦非尽出一人之手，而前后未照也。古《纪年》“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与《易纬·稽览图》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陈登原：《史记·夏本纪·集解》：“贼人多杀曰桀。”《史记·殷本纪·集解》：“残义损善曰纣。”《缠子》（《御览》卷九〇八）：“桀为天子，酒浊而杀厨人；纣为天子，熊掌不熟而杀庖人。”（《国史旧闻》第一分册《桀纣事迹类比》）

又：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后桀伐珉山。珉山进女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而弃其元妃末喜氏于洛，末喜氏与伊尹交，遂以亡夏。”《晋语》一：“夏桀伐有施，有施以末喜女焉。末喜有宠，于是与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苏，有苏以妲己女焉，于是与胶鬲比而亡殷。《左》昭十一年：“桀伐有姄，以亡其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同上）

又：《帝王世纪》（《御览》卷一七三）：“桀作倾宫，七年乃成，大十里，高十丈。”《新序·刺奢篇》：“纣为鹿台，大十里，高十丈，临望云雨，故天下叛。”《文选》（卷七）《甘泉赋》注：“夏之衰也，其王桀筑为璇台；殷之衰也，其王纣筑为倾宫。”《汲冢地下古文册书》（《文选·甘泉赋》注）：“桀作倾宫，而饰瑶台，纣作琼室，而立玉门。”贾谊《新书》（《御览》卷四六六）：“纣谓为天王，而桀自谓天父。既亡之后，民以相骂。”（同上）

泷川资言：《考证》：周武王以下，采《尚书·牧誓》篇，《诗·大雅·大明》篇，纣走以下，采《逸周书·克殷解》。古钞·三·南本：“白旗”上有“大”字。张文虎曰：“《洪范·序》疏引作‘太白旗’。《周纪》云‘县大白之旗’，此脱‘大’字。”愚按：儒者多不信武王斩纣之事，然见于诸家之说尤多。《墨子·明鬼》篇云“武王以择车百两，虎贲之卒四百人与殷人战于牧之野，王手禽费中、恶来，众叛百走，武王遂奔入宫，斩纣而系之赤环，载之白旗，以为天下诸侯戮。”《荀子·正论》篇云：“武王伐有商诛纣，断其首县之赤旆。”《尸子》云：“武王亲射恶来之口，亲碎殷纣之颈，手汙于血不温不食。”当此之时，犹猛兽者。呜呼！亦甚矣。武王虽非圣人，必不至残暴如此也。（《史记会注考证卷三·殷本纪第三》）

⑲ 【汇评】

荀　子：昔者武王伐有商，诛纣，断其首，县之赤旆。夫征暴诛悍，治之盛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书》曰：“刑罚世轻世重”，此之谓也。（《荀子·正论》）

编者按：《荀子·解蔽篇》云：“纣县于赤旆。”杨倞注曰：“《史记》武王斩纣头县于太白旗，此云赤旆，所传闻异也。”

⑳ 【汇注】

伏　生：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郑玄注：诛我君而释己，嫌苟免也）。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郑玄注：朝鲜，今乐浪郡）。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尚书大传》卷二《洪范》）

司马迁：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史记·宋微子世家》）

【汇评】

柳宗元：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併命，诚仁矣。无益吾祀，故不为委身以存祀，诚仁矣。与亡吾国，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与之俯仰，晦是謩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难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即《洪范》），用为圣师。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故在《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法授圣也。及封朝鲜，推道训俗，惟德无陋，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藂于厥躬，天地变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欤！（《河东先生集·箕子碑》）

㉑ 【汇注】

刘　向：纣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谏，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见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遂进谏，三日不去朝。纣因而杀之。《诗》曰：“昊天太怃，予慎无辜。”无辜而死，不亦哀哉！（《新序》卷七《节士》）

洪　适：朝歌县牧野有殷大夫比干冢，前有石铭，题隶云“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记惟此，今已中折，不知谁所志也。（《隶释》卷二〇《比干碑》）

赵明诚：右后魏孝文《吊比干文》，其首已残缺，惟“元载”字可识，其下云：“岁御次乎阉茂，望舒会于星纪。十有四日，日惟甲申。”按《尔雅》云：“岁在戌曰阉茂。”又郑康成注《月令》：“仲冬者，日月会于星纪。”《后魏书》孝文以太和十八年十一月甲申经比干墓，亲为吊文树碑而刊之，是岁甲戌，其说皆合，其未尝改元而称元载者，孝文以是岁迁都洛阳，盖以迁都之岁言之也。（《金石录》卷二一《后魏孝文吊比干文》）

郑　瑗：汲郡城北有比干墓，偃师县西北亦有比干墓。唐开元中，偃师人耕地得铜盘，篆文云：“右林左泉，后冈前道，万世之藏，兹焉是宝。”予观其文奇峻匀丽，与三代钟鼎彝敦诸款识不类，辞语亦不似魏晋以前文字，其出于后世无疑。（《井观琐言》卷二）

毕　沅：《水经注》：清水东南历坶野，有殷大夫比干墓。太和中，高祖孝文皇帝南巡，亲幸其坟而加吊焉。刊石树碑，列于墓隧矣。《魏书》：太和十八年十一月，车驾幸邺，甲申，经比干之墓，亲为吊文，树碑而刻之，即此。（《中州金石记》卷一《孝文帝吊比干文并阴》）

又：殷比干墓题字：隶书，在汲县墓上。《金石略》有后魏比干墓刻，即此。《水经注》：清水东南历坶野，有殷大夫比干冢。前有石铭，题隶云“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记惟此，今已中折，不知谁所志也。按：今惟云殷比干墓，是又非郦道元所见之刻矣。汉隶字原云：石公弼跋云：上世传孔子书。然道元、郑樵俱不谓然。周时亦无隶字，足证世俗流传之妄也。其字当有旧刻，魏人复书之，故又脱“大夫”二字。汉隶字原谓当是汉人书，玩其笔迹亦非也。（《中州金石记》卷一《殷比干墓题字》）

【汇评】

韩　婴：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纣残贼百姓，绝逆天道，至斮朝涉、刳孕妇，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执囚为奴，比干谏而死，然后周加兵而诛绝之。（《韩诗外传》卷十）

班　固：（班伯侍成帝），“时乘舆座张屏风，画纣醉踞妲己，上顾伯问曰：‘纣为无道，一至此乎？’‘乃用妇人之言，何至醉踞于此？所谓众恶归之，不若是之甚焉’”。（《汉书》卷一〇一上《序传》）

王　充：孔子曰：“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世常以桀纣与尧舜相反，称美则说尧舜，言恶则举纣桀。孔子曰：“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则知尧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论衡·齐世篇》）

又：邹伯奇谓桀纣之恶，不如亡秦，亡秦之恶，不如王莽。（《论衡·感类篇》）

应　劭：世之毁誉，莫能得实。审形者少，随实者多，或至以有为无。故曰尧舜不胜其善，桀纣不胜其恶。（《风俗通》卷二）

梁玉绳：按：纣死无定说，《史》与《周书·克殷解》言自焚于火，而《尸子》言武王杀纣于鄗宫，（见《御览》八十二卷）贾子《连语》言纣斗死，其言死固已殊矣。《竹书》称“武王亲禽受于南单之台”（南单疑鹿台之异名，犹《周书》廪台），《淮南·汜论训》称“纣拘于宣室，不自反其过，而悔不诛文王于羑里”。又似但见拘禽，未尝即死。诸说不同，莫知其实。（《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张新斌：比干的事迹是震撼人心的，因而先秦史籍保存了诸多先哲们对比干精神的体会。比干精神的核心是舍生忘死的果敢实践，杀身成仁的理想境界，精忠报国的高尚情操。比干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精忠报国、杀身成仁的楷模。对屈原、岳飞等民族精神有着深刻的影响。比干精神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中极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对它的认真研究与挖掘，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殷比干三论》，《殷都学刊》，1998年第4期）

㉒ 【汇注】

司马贞：皇甫谧云“商容与殷人观周军之入”，则以为人名。郑玄云：“商家典乐之官，知礼容，所以礼署称容台。”（《史记索隐》）

王　筠：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商容之为人名瞭如矣。郑注《礼记》“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乃以为商容貌之官，是郑君犹不免疏急也。后学可不敬慎乎？”（《史记校》卷上《殷本纪》）

【汇评】

刘　安：武王伐纣，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钱，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朝成汤之庙，解箕子之囚，使各处其宅，田其田，无故无新，惟贤是亲，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是观之，则圣人之志大也。文王、周公观得失，遍览是非，尧舜所以昌，桀纣所以亡者，皆著于明堂。于是略智博问，以应无方，由此观之，则圣人之智圆矣。（《淮南子》卷九《主术训》）

徐莉莉：《汉书·张良传》“表商容闾、式箕子门、封比干墓”，记述的是武王克殷后对殷贵族中的商容、箕子、比干等所谓贤人智士表示尊崇的做法。这段史实，《荀子》《吕氏春秋》《礼记》《史记》《新序》《逸周书》《尚书·武成》《后汉书》等古籍中都有记载或援引，而所述略有参差。如“表商容闾”，《尚书·武成》作“式商容闾”，《后汉书·卢植传》作“封商容之闾”等。对于其中“表”“式”“封”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历来不得确解，因而妨碍了对史实及古代习俗的了解及研究，有必要加以考释。先将有关旧注略述于下：表，释为表彰、显异。《汉书·张良传》“表商容闾”，颜师古注：“里门曰闾，表谓显异之。”《荀子·大略》“表商容之闾”，王先谦《集解》云：“表，筑族之。”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说》说得比较具体，《留侯世家》“表商容之闾”注：“在商容所住过的里巷口上立表以彰显之。表，标也，如碑碣匾额之类，用以彰显善行者也。”式，《尚书·武成》“式商容闾”，孔颖达《疏》释“式”为轼敬，谓：“式者，车上横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则俯而凭式，遂以式为敬名。”颜师古注《汉书》取两可说，《张良传》“式箕子门”注：“式亦表也。一说，至其门而抚车式，所以敬之。”后世注家则沿袭孔氏轼敬之说。封，诸家皆释为在墓上增土加高。《吕氏春秋·慎大》：“封比干之墓。”高诱注：“封崇其墓以彰贤也。”《礼记·乐记》“封比干之墓”，郑玄注：“积土为封。”《逸周书·克殷解》：“封比干之墓”，孔晁注：“益其缘也。”后世释“封”皆从旧注，未见新说。按释“表”为抽象的表彰并不很贴切，而释“式”为轼敬、“封”为在墓上积土的说法则是不对的。若如旧注所说，“表”“式”“封”是三种不同的做法，且不说同是殷商遗贤何以礼遇不同而厚此薄彼，更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是“商容之闾”，而有的书用“表”，有的书用“式”，有的书则作“封”。对于意义不同的做法，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是不会随便乱用名称的。至若对闾门采用封积其土的做法，更是不可思议。由此观之，旧注对“表商容闾、式箕子门、封比干墓”的解释大有可疑之处。其实，“表商容闾、式箕子门、封比干墓”中的“表”“式”“封”说的是同一回事，都指竖立某种标志，用来标榜、彰显这些前代遗贤。（《“表商容闾、式箕子门、封比干墓”新诠》，《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

㉓ 【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商之享国也，三十一王，是见居位者，实三十王。而言三十一王者，兼数太子丁也。自汤得位至纣，凡六百二十九年。成汤一、外丙二、仲壬三、太甲四、沃丁五、太康六、小甲七、雍己八、太戊九、仲丁十、外壬十一、河亶甲十二、祖乙十三、祖辛十四、沃甲十五、祖丁十六、南庚十七、阳甲十八、盘庚十九、小辛二十、小乙二十一、武丁二十二、祖庚二十三、祖甲二十四、廪辛二十五、庚丁二十六、武乙二十七、太丁二十八、帝乙二十九、纣三十。《商书》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孔安国注云：太甲，太丁子，汤孙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汤没而太甲立，称元年。《谥法》：残义损善曰纣。败于牧野，悬首白旗，从黄帝至纣，三十六世。纣二年，纳妲己，二十年，囚文王，三十年，武王观兵于孟津。（《帝王世纪辑存·殷商第三》）

司马贞：谯周曰：“殷凡三十一世，六百余年。”《汲冢纪年》曰：“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右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史记索隐》）

郑　樵：商之世，起汤元年庚戌，终纣三十三年戊寅，三十君十七世，六百二十九年（原注：《商历》曰，起丙戌，终癸亥，四百五十八年。《汲冢纪年》曰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通志》卷三《商》）

王国维：有商一代二十九帝，其未见卜辞者，仲壬、沃丁、雍己、河亶甲、沃甲、廪辛、帝乙、帝辛八帝也。而卜辞出于殷墟，乃自盘庚至帝乙时所刻辞，自当无帝乙、帝辛之名，则名不见于卜辞者，于二十七帝中实六帝耳。又卜辞中人名，若□甲、若祖丙、若小丁、若祖戊、若祖己、若中己、若南壬、若小癸，其名号与祀之之礼与先王同。而史无其人。又卜辞所见父甲、兄乙等人名颇众，求之迁殷以后诸帝之父兄，或无其人，曩颇疑《世本》及《史记》于有商一代帝系不无遗漏，今由种种研究，知卜辞中所未见之诸帝，或名亡而实存。至卜辞所有而史所无者，与夫父某，兄某等之史无其人以当之者，皆诸帝兄弟之未立而殂者。或诸帝之异名也。试详证之。一事，商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自汤至于帝辛二十九帝中，以弟继兄者凡十四帝；其传子者，亦多传弟之子，而罕传兄之子。盖周时以嫡庶长幼为贵贱之制，商无有也。故兄弟之中有未立而死者，其祀之也与已立者同。王亥之弟王恒，其立否不可考，而亦在祀典。且卜辞于王亥王恒外又有王夨，亦在祀典，疑亦王亥兄弟也。又自上甲至于示癸，《史记》仅有六君，而卜辞称自甲十有三示，又或称九示，十示，盖亦并诸先公兄弟之立与未立者数之；逮有天下后亦然。孟子称大丁未立，今观其祀礼则与大乙、大甲同。……然则上所举祖丙、小丁诸人名，与礼视先王无异者，非诸帝之异名，必诸帝兄弟之未立者矣。周初之制犹与之同。《逸周书·克殷解》曰：王烈祖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盖周公未制礼以前，殷礼固如斯矣。（《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祖某、父某、兄某》）

又：《史记·殷本纪》《三代世表》及《汉书·古今人表》所记殷君数同，而于世数则互相违异。据《殷本纪》，则商三十一帝，共十七世。《三代世表》以小甲、雍己、大戊为大庚弟，则为十六世。《古今人表》以中丁、外壬、河亶甲为大戊弟，祖乙为河亶甲弟，小辛为盘庚子，则增一世，减二世，亦为十六世。今由卜辞证之，则以《殷本纪》所记为近。……惟据《殷本纪》，则祖乙乃河亶甲子，而非中丁子，今此片中有中丁而无河亶甲，则祖乙自当为中丁子，《史记》盖误也。且据此，则大甲之后有大庚，则大戊自当为大庚子，其兄小甲，雍己亦然。知《三代世表》以小甲、雍己、大戊为大庚弟者非矣。大戊之后有中丁，中丁之后有祖乙，则中丁、外壬、河亶甲自当为大戊子，祖乙自当为中丁子，知《人表》以中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皆为大戊弟者非矣。卜辞又云：“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甲为阳甲，庚则盘庚，辛则小辛，皆武丁之诸父，故曰父甲，父庚、父辛，则《人表》以小辛为盘庚子者非矣。凡此诸证，皆与《殷本纪》合，而与《世表》《人表》不合。是故殷自小乙以上之世数，可由此二片证之；小乙以下之世数，可由祖乙、祖丁、祖甲、康祖丁、武乙一条证之。考古者得此，可以无遗憾矣。

附殷世数异同表

（《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商先王世数》）

方诗铭：（《文选·六代论》注引）《纪年》曰：殷自成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晋书·束皙传》：“（《纪年》）夏年多殷。”夏年为四百七十一年，而殷年为四百九十六年，非“夏年多殷”，而是殷年多夏，与束皙语不合。（朱右曾《〈竹书纪年〉存真》）云“夏年多殷”，今据诸书所引，乃殷年多夏。疑今所见《纪年》夏殷年数，为和峤、荀勖所释，故与束皙之语不合。《存真》云：“《易纬·稽览图》亦云‘殷年四百九十六’与此同。今所见《稽览图》，收《右经解汇函·易纬八种》，称郑康成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殷纪》）

㉔ 【汇评】

梁玉绳：附按：武庚之封，何以不告其遵成汤之法，三宗之道，而云盘庚之政乎？《吕子·慎大》篇：“武王命周公旦进殷之遗老，问众之所说，民之所欲。殷遗老曰：‘欲复盘庚之政。’武王于是复盘庚之政。”《史》盖本此。（《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艾　兰：周克商之时，他们并没有与商截然不同的宗教意识形态，且他们的礼仪在前一百年也与商的相似，即他们采纳了商的宫廷文化。然而，商与周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甲骨文所揭示的商的政治关系网络都有点随意性、偶然性，表明这种关系是逐渐地出于实用目的发展起来的；而周则承袭了一个现存的政治结构。于是，周能够建立一个较系统的关系网与政权权力。青铜礼器在这个系统中很重要，而把铭文刻于容器上，以将这种关系神圣化，这是周的一个创造。周王建立了一个系统，地方权威被“命”为宗族的首领。这些诰封载于青铜器上。（《二里头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一种新的思维》，引自荆志淳、唐际根、高岛谦一编：《多维视角——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第25页。）

㉕ 【汇注】

伏　生：武王与纣，战于牧之野。纣之卒辐分，纣之车瓦裂，纣之甲鱼鳞下。贺乎武王。纣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问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闻之也，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不爱人者及其骨余（原注：骨余，里落之壁），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趋而进，曰：“有罪者杀，无罪者活，咸刘厥敌，毋使有余烈，如何？”武王曰：“不可。”周公趋而进，曰：“臣闻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亲，何如？”武王旷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财，归倾宫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于仁人也，死者封其墓，况于生者乎？王之于贤人也，亡者表其闾，况于在者乎？王之于财也，聚者散之，况于复藉乎？王之于色也，在者归其父母，况于复徵乎？（《尚书大传》卷三《大战篇》）

刘　向：武王将伐纣。召太公望而问之曰：“吾欲不战而知胜，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为之有道乎？”太公对曰：“有道。王得众人之心，以图不道，则不战而知胜矣；以贤伐不肖，则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虽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问焉，曰：“天下之图事者，皆以殷为天子，以周为诸侯，以诸侯攻天子，胜之有道乎？”周公对曰：“殷信天子，周信诸侯，则无胜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说乎？”周公对曰：“臣闻之，攻礼者为贼，攻义者为残，失其民制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众举师，与殷战于牧之野，大败殷人。上堂见玉，曰：“谁之玉也？”曰：“诸侯之玉。”即取而归之于诸侯。天下闻之，曰：“武王廉于财矣。”入室见女，曰：“谁之女也？”曰：“诸侯之女也。”即取而归之于诸侯。天下闻之，曰：“武王廉于色也。”于是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财、金钱以与士民，黜其战车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纵马华山，放牛桃林，示不复用。天下闻者，咸谓武王行义于天下，岂不大哉？（《说苑》卷一五《指武》）

郑　樵：武王命周公访商之遗老，而知民之所欲，乃修盘庚之政，亲商如周，视仇如戚，裂鼓折枹，弛弓绝栝，去舍宿露，解剑带笏，商人忘亡。（《通志》卷三《商》）

彭裕商：周初迁居洛地的“殷遗”，主要是两部分人，“殷多士”“殷士”是与商王有血缘关系的殷代贵族，相当于甲骨文的“王族”和“多子族”，“有方多士”是一些在殷代较有势力的异姓贵族，相当于甲骨文的“多生”族。至于《召诰》提到的“庶殷”，他们从事具体的劳作，以理推之，应是属于各殷代贵族的族人。这些众多的殷代贵族，就是本文最前面提到的“名民三百六十夫”。（《周初的殷代遗民》，引自《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72页）

【汇评】

姜　望：武王胜殷，召太公问曰：“今殷民不安其处，奈何使天下安乎？”太公曰：“夫民之所利，辟之如冬日之阳夏日之阴。冬日之从阳，夏日之从阴，不召自来。故生民之道，先定其所利，而民自至。民有三几，不可数动，动之有凶。明赏则不足，不足则民怨生，明罚则民慑畏，民慑畏则变故出。明察则民扰，民扰则不安其处，易以成变。故明王之民，不知所好，不知所恶，不知所从，不知所去，使民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静矣。乐哉圣人，与天下之民皆安乐也。”武王曰：“为之奈何？”太公曰：“圣人守无穷之府，用无穷之财，而天下仰之。天下仰之，而天下治矣。神农之禁，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谨修地利，以成万物。无夺民之所利，而农顺其时矣。任贤使能，而官有其材，而贤者归之矣。故赏在于成民之生，罚在于使人无罪，是以赏罚施民，而天下化矣。”（《六韬·逸文》）

㉖ 【汇注】

王　圻：武王克殷，得二虏，问之曰：“若国有妖乎？”一虏曰：“昼见星，天雨血、雨灰，雨石如瓮。六月雨雪，此妖也。”一虏曰：“殷有大妖，此不与也。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又喜刑杀。割人心，以人馈虎，以信为欺，欺者为忠。忠为不忠，阿谀者赏，女子为政，君子为下，小人为上，急令暴取，万民愁苦。田猎毕弋，走狗试马，不避风雨寒暑。好治宫室，修池台。大宫百里者七十三所，坐起以金鼓，无长幼贵贱之序。无礼义忠信，无尺寸权衡。此妖之大者也。”王善其言，避席而拜之。（《稗史汇编》卷一七二《志异门·殷有大妖》）

【汇评】

苏　辙：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复兴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复兴者宣王一人而已。盖商之多贤君，宜若其世之过于周，周之贤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于商者乃数百岁，其故何也？周公之治天下，务以文章繁缛之礼，和柔驯扰刚强之民，故其道本于尊尊而亲亲，贵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爱，兄弟相悦，以无犯上难制之气，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刚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诸侯内侵，京师不振，卒于废。为至弱之国，何者？优柔和易，可以为久，而不可以为强也。若夫商人之所以为天下者，不可复见矣。尝试求之《诗》《书》。《诗》之宽缓而和柔，《书》之委曲而繁重者，皆周也；而商人之《诗》，骏发而严厉，其《书》简洁而明肃，以为商人之风俗，盖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刚强不屈之俗也，故其后世有以自振于衰微，然至其败也，一散而不可复止。盖物之强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于不胜。强者易以折，而其末也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长，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呜呼，圣人之为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无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强，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远，此二者存乎其后世之贤与不贤矣。（《古史》卷四《殷本纪》）

㉗ 【汇注】

司马贞：按：夏、殷天子亦皆称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贬帝号，号之为王，故本纪皆帝，而后总曰“三王”也。（《史记索隐》）

张大可：贬帝号，号为王：夏、殷天子皆称帝，故本纪称帝。周人自称王，并以夏、殷德薄不及五帝，贬称王，故后世总称三代为“三王”。（《史记全本新注》卷三《殷本纪第三》）

【汇评】

梁玉绳：按：夏、殷、周三代本皆称王，间亦杂称后，从未闻有帝称，《史》谓夏、殷称帝，故以为贬号为王耳。夫皇帝皇后者，俱有天下之通号，本无甚分别，《尔雅》云“天、帝、皇、王、后、辟，君也”，安得有升降褒贬之说哉。《礼运》曰“先王未有宫室”，是皇亦称王。《大禹谟》曰“四夷来王”，《吕刑》曰“皇帝哀矜”，“皇帝请问”，是帝亦称皇王。《洪范》曰“五皇极”，《文王有声》之诗曰“皇王烝哉”，是王亦称皇。《诗·玄鸟》曰“商之先后”，《盘庚》曰前后、古后、先后、神后，《礼·内则》曰“后王命冢宰”，是商、周亦称后，不独夏称之，其义一也。然自三皇、五帝、三王之递嬗异称，遂若因世会而有高下之殊，于是皇与帝之号容或互称，而三代之称王一定不易。稽之经传，无称三王为帝者。司马光《稽古录》称夏、殷为王，是也。既不称帝，尚何贬号，史公之说奚据乎？《索隐》乃顺非而为之词云“夏、殷天子皆称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贬号为王，故本纪皆帝，而后总曰‘三王’”。《旧唐书·沈既济传》云“夏、殷为帝，周名之曰王”，何其诞也。若以周初贬之，则武王不过卑以自牧，如夏称后之比，改帝为王而已，安得贬及夏、殷。若以周末贬之，则战国齐、秦犹称帝，更不应贬及先代。且即云后世贬之，则如《甘誓》“王曰六事之人”，此真《夏书》也，其谁贬之？《汤誓》“王曰格尔众，夏王率遏众力”，《盘庚》三篇，“王”凡十一见，《高宗肜日》篇“王”三见，《戡黎》篇“王”五见，《微子》一举“先王”，三呼“王子”，此真《商书》也；《玄鸟》之诗曰“武王靡不胜”，《长发》曰“玄王桓拨”，“武王载旆”，“实左右商王”，《殷武》曰“莫敢不来王”，此《商颂》也，又谁贬之？况史公于《夏纪》特著之曰“国号夏后”，即汤为创业之祖亦未尝书曰“帝”，则与称帝贬号之说自相矛盾。而既云贬号，何以夏、殷二代无不号之为帝耶？可知其妄加之矣。或曰：迁见《周易》《尚书》屡称“帝乙”，故谓夏、殷称帝，非凿空附会也。曰：不然。帝乙乃其名，不得错认为号，（《左传·哀九年》注“立为天子，故称帝乙”，而《人表》但书曰“乙”，去“帝”字，并误以为号也。魏崔鸿《十六国春秋》西秦乞伏炽磐有折冲将军信帝，后世人臣犹有以帝为名者）尤不得因一帝乙概商之诸王，并上概夏氏。盖《史》之误由《国语》来，《周语》卫彪傒以祖甲为帝甲，祭公谋父以纣为帝辛（《人表》书曰“辛”，去“帝”字，《史》亦曰“子辛立”，韦注“帝辛纣名”，非），并属载笔之失，不可为训。倘欲援作典据，则《左传》辛甲《虞箴》曰“在帝夷羿”，以篡乱僭窃之贼而号之为帝，亦将信之耶？《穆天子传》“河伯号帝曰穆满”，又将谓周亦称帝耶？他若唐刘长卿《隋州集·送荀八过山阴》诗“空山禹帝祠”，宋欧阳修《文忠集·应天以实不以文赋》“雉鸣于鼎，成商帝之功勋”，虽行文趁笔，然固本于《史记》，未曾细考耳。后世僭称王者自徐偃始，僭称帝者自秦昭、齐闵始，合称皇帝则自秦始。汉以下封王为臣位之极，而王之名替矣。或又曰：《曲礼》“措之庙立之主曰帝”，故谯周有夏、殷庙号为帝之论，未知是否？曰：非也。孔仲达引崔灵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称，生称帝死亦称帝，生称王死亦称王”。斯言极为精核。观《盘庚》三篇可见。若果袝庙称帝，则盘庚何以称先王、先后，而不称先帝乎？《曲礼》汉儒所记，必周末变礼，如秦昭、齐闵辈忽王忽帝，或追尊其祖考而题帝于木主，或卒哭袝庙而子孙题称为帝，违经背制，何所不有，记者特以著礼之变，乌得例诸夏、殷哉。《战国策》称赵襄子为“王”，称秦、赵之先王为“先帝”（说在《六国表》），夫大夫也而谓之王，诸侯也而谓之帝，岂非衰周乱礼，入庙称帝之的证欤？（《竹书》于夏俱称帝，于商或帝或王。《左传·襄四年》疏云“后人之称先代，或以王言帝”。《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篇言“《春秋》作新王之事，黜夏改号禹谓之帝”，并不足信）（《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㉘ 【汇注】

马端临：右殷二十八世，共六百四十四年。首乙未，尽戊寅。（《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系·历年》）

㉙ 【汇注】

张守节：即武庚禄父也。（《史记正义》）

【汇评】

焦　竑：虽无几句言语，而悲思感慨之情俱发于笔端。（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殷本纪》）

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①。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②，以续殷后焉③。

① 【汇注】

伏　生：武王杀纣，而继公子禄父（郑玄注：继者以武庚为商后也）。使管叔、蔡叔监禄父（郑玄注：不及霍叔者，盖赦之也）。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养成王（郑玄注：盛，犹长也）。使召公奭为傅。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为政。管叔疑周公，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王。”奄君薄姑（郑玄注：元或疑焉。薄姑，齐地，非奄君名也），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世之将乱也。请举事（郑玄注：言周弱且不和，欲伐之而复政也）。”然后禄父及三监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杀禄父。遂践奄，践之云者，谓杀其身，执其家，潴其宫。（《尚书大传》卷四《金縢》）

司马迁：文王长子曰伯邑考，次子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武王平天下，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为之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作乱。周公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史记·管蔡世家》）

【汇评】

嵇　康：昔文、武之用管蔡以实：周公之诛管蔡以权。权事显，实理沈。……夫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是以文王列而显之，发旦二圣举而任之，非以情亲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礼贤，济殷弊民，绥辅武庚，以与顽俗，功业有绩，故旷世不废，名冠当时，列为藩臣。逮至武卒，嗣诵幼冲，周公践政，率朝诸侯。思光前载，以隆王业。而管蔡服教，不达圣权；卒遇大变，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甘心毁旦。斯乃愚诚愤发，所以徼福也。（《嵇康集》卷六《管蔡论》）

梁玉绳：附按：监殷者为管、蔡、霍，所谓三监也。《史记》诸处但言管、蔡而不及霍叔，《书序》《左传》亦然，以管、蔡为主，遂略之耳。盖叔处以罪轻不废，仍国于霍，《竹书》及《穆天子传》有霍侯旧，后为晋献公所灭，故康成谓《书序》不言霍叔，是赦之也（见《卫诗谱·疏》）。若孔仲达谓其时霍叔在京邑，（见《蔡仲之命·疏》）。《路史·后纪十》谓与管叔同经死，皆臆造之词，而伪古文复有“降为庶人，三年不齿”之说，不足信也（《商子·赏刑》篇云“周公流霍叔”，亦未可据）。（《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孟世凯：这些论述，都认为是武庚主动联络管、蔡二叔。我认为，从当时的情况看，武庚据有一隅之地，兵少势弱，又在蔡、管、霍三叔的包围、监视之下，他不敢先去主动联结，而是管、蔡二叔从反对周公与谋取王位的企图出发，主动去联络武庚，并通过武庚再去联合东夷。三叔中又以管叔最为激烈，蔡叔次之，霍叔更次之。因此说管叔是这次叛乱的元凶。（《商周文化比较研究》，引自《西周文明论集》，第59页。）

② 【汇校】

梁玉绳：按：《书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启代殷后”，盖谓成王命微子代殷后为上公，非谓成王始封微子于宋也。《乐记》曰：“武王下车，投殷之后于宋。”《韩诗外传》三同。（《越绝书》谓“未下车封宋”）《荀子·成相》篇曰“武王克殷，封殷于宋”。《文选》张士然《表》曰“武王入殷而建宋”。《潜夫论·氏姓》篇曰“微子开，武王封于宋”。又《吕氏春秋·慎大》篇曰：“武王下辇，命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而《诚廉》篇载武王使召公盟微子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俱可证武王已封微子，并知初封宋为侯爵。自史公误读《书序》，以封微子在成王时，后儒多从其说，殊不知微子归周即封于宋矣。郑注《乐记》云“武王所徙者微子，后周公更封而大之”，想必以《史记》为非，故不从耳。（《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汇注】

王　恢：宋，《汉志》：“梁国睢阳，故宋国，微子所封。”《睢水注》：“睢水东迳睢阳故城南，周成王封微子启于宋以嗣殷后为宋都也。”睢阳，即今商丘，以其为殷宗邑，足证与上洛之商无涉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殷本纪·周武王伐纣》）

【汇评】

贾　至：昔者高宗既殁，殷始错命，政有斁伦败纪，事有梗神虐天，迄于独夫，稼慝乃稔。武庚不化，茅土再血，元鸟之祀，宜其忽诸。噫！汤之德未衰，故微子复兴于宋矣。微子讳启，实帝乙元子。帝乙懵贤之故，而神器不集于君，肃恭神人，恪慎克孝，才兼八元之伟德，首三仁之列。始在择嗣，箕子赞焉。尹兹东夏，周公嘉焉。殁而不朽，仲尼称焉。睹其进思尽忠，则忤主以竭谏，退将保祀，则全身以避难，去就生死之途，沈吟出处之域，有以见圣达之情也。若乃受为不道，暴殄天物，剖谏辅之心，解忠良之骨，亿兆坠于涂炭，宗祧困于臲卼。而君崎岖险阻，避迹藏时。……卒能修复旧物，统承先祀七百余年，歆我神祇，非明德至仁，其孰能与于此？於戏！国之兴亡，不独天命，向使帝乙舍受而立启，前箕子而后少师，则文王未可专征于诸侯，武王未可誓师于牧野，虽周公之圣，不过子户之相矣；太公之贤，不过穰苴之法矣。是太王立季历而昌，帝乙舍微子而亡。成败系本，不其昭彰乎？皇帝三十有一载，余作吏于宋，思其先圣遗事，求于故老舆人，则得君之祠庙存焉。盛衰纷纶，年祀超忽，乔木老矣，灵仪俨然。檀栾茨塈者月继，苹蘩牲币者日接，何百代之后而仁风独扬乎？留连庙庭，乃作颂曰：“天革元命，皇符在木。元天降灾，上惨下黩，人怨神怒，川崩鬼哭。赫赫周邦，如临深谷。逖矣微子，逢时颠沛。居亡念存，处否求泰。谏以明节，仁而远害。作诰父师，全身而退。龙战于野，鸟焚其巢，桓桓周王，奄有商郊。面缚就执，牵羊投庖。祀商修器，启宋分茅。嗟尔宋人，来苏是仰。穆如雨润，霭若春阳。以戴以翼，是宗是长。芒芒旧封，千载余响。我来祠庙，永挹遗芬。荒阶蔓草，古木重云，惆怅怀贤，徘徊日黑。镌石纪德，用流斯文。”（《唐贾至碑记》，载《河南通志》卷四十八《祠祀》）

崔　述：唐、虞、夏、商之天子，其与上古异者，在相承不绝；而与上古同者，皆起于一国之君，既治其一国，又治天下之国。《大学》曰：“古以天下授舜而其子君于丹，舜以天下授禹而其子君于商，桀放而其子孙君于，纣诛而其子君于殷，殷畔而微子君于宋。”则犹循上古圣人既为天子而没，其子仍君一国之风焉。（《崔东壁遗书》附录《览古》）

陈立柱：微子启助周武王伐纣，被封于孟渚之滨（今山东曹县），筑庙曰薄（亳）邑，奉祀其父帝乙，不久老死其地，曹县因有微子墓以及亳邑之设。周公成王东征后，迁微子之侄、微仲之子稽于宋（今河南商丘），立为宋公亦即商公，奉殷先祀，另建宗庙于其国都，即南亳，以备日常之祀。后世附会汤之“景亳”或“景亳之会”在曹县，即北亳，以及成王封微子国于宋等，都非事实，而且造成商汤之亳与微子封邑的长期混淆不清……商朝末年，纣王暴政不得人心，周族乘机发展起来。微子启等殷贵族为使殷族不被夷灭，祖先得以血食，纷纷投奔周，助其伐纣，企图得到周王的谅解，以达其“自献于先王”的目的。古人以祭祀事大，存其族的具体表示就是能祭其祖，故而不惜一切成全之。微子去商投周时年已在耄耋，武王伐纣后置于孟渚之滨，既是安抚也是保护，不久老死其地。纣子武庚不愿臣周，复又起事，三年后败北。周公成王改变了以往的统治政策，分崩离析殷族，层层包围宋国，只让微子之侄、微仲之子稽于宋掌其先祖之祀，命为宋公。宋之宗邑不在国都商丘，微子兄弟不称宋公，稽第一个称名宋公，以及微子死于薄邑而不是宋国都，所有这一切都已暗示微子不曾封宋。但是，因为孔子说过微子是仁人，《管子》《孟子》也说他是大贤德长之人，他和周人联手倒纣的事，儒家之徒便讳言之，因而其去纣后的作为也就视而不见。此事不明，则其“存殷之祀”之心不能落实，宋初之史实也就隐晦不明。现代学者多忙于考古文献的整理、研究，而宋国出土的铜器文物很少且直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有早期的，这也影响了对于宋初之史事的关注，是以近些年来出版的一些研究周初封邦建国的论著，对微子之封多是一笔带过，加之有关于当时情况的文献记载大多模糊不清，只有《史记》所述整齐有序，是以也多误从《史记》，相信成王封微子国于宋。（《微子封建考》，《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刘　敏：不管纣王是否如周人所记载的那样“暴虐无道”，但身死国亡却是事实，死与亡的原因也许不止一条，但有一条是明确的，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商朝贵族内部的矛盾，特别是纣王和其兄微子启之间的矛盾。有几个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一是微子启是兄而没有继立为王，纣王为弟却做了王；二是微子启屡谏纣王，纣王不听，反映出二人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三是在商朝败亡的过程中，微子启投降了周，后来周朝还分封他为诸侯，建立了宋国。毛泽东认为微子启是内奸，我们虽然不敢如此肯定，但以他为代表的政治反对派和纣王的矛盾斗争，却肯定是促使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中国王朝兴衰史十七讲》，第11页。）

③ 【汇注】

刘　坦：殷帝纪年，既多不详，故殷历年总数，亦无可考。但据《楚世家》庄王八年，载王孙满谓殷载祀六百，其文云：“昔虞、夏之盛，远方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于周。”（《史记纪年考》卷二《唐虞夏商纪年考》）

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①。契为子姓，其后公封，以国为姓②，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③、北殷氏④、目夷氏⑤。孔子曰⑥：“殷路车为善⑦。”而色尚白⑧。

① 【汇注】

陈蒲清：按：商代从汤到纣，共十七代三十王（太丁早死不在内），其中兄死弟继位的十四王。《竹书纪年》说共四百九十六年，《三统历》说六百二十九年，具体年代难以查考。有人据《纪元通谱》列出殷代君主继承表：汤（12年）——太甲（33年）——沃丁（29年）——太庚（25年）——小甲（17年）——雍己（12年）——太戊（75年）——仲丁（13年）——外壬（15年）——河亶甲（9年）——祖乙（19年）——祖辛（16年）——沃甲（25年）——祖丁（32年）——南庚（25年）——阳甲（7年）——盘庚（28年）——小辛（21年）——小乙（28年）——武丁（59年）——祖庚（7年）——祖甲（33年）——廪辛（6年）——康丁（21年）——武乙（4年）——太丁（3年）——帝乙（37年）——纣（32年）。以汤即位为公元前1766年，纣亡在公元前1123年，共二十八帝（无外丙、中壬），六百四十三年。可供参考。（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殷本纪》）

【汇评】

安　东：论赞表述《殷本纪》所依据的资料……考之本文，汤以前事迹采《大戴礼记·帝系姓》《诗经·商颂·玄鸟》《尚书·尧典》，汤以后事迹所采除《诗经·大雅·大明》《国语》《逸周书·南殷解》《墨子·尚贤》，《孟子》之《万章》《告子》，《吕氏春秋·异同》等外，仍以《尚书》为主。《尚书》之《帝诰》《汤征》《汝鸠汝方》《典宝》《夏社》《仲虺之诰》《汤诰》《咸有一德》《明居》《伊训》《肆命》《徂后》《太甲》《沃丁》《威艾》《太戊》《原命》《盘庚》《高宗肜日》《高宗之训》《大诰》《微子之命》诸篇之序，及《汤誓》《高宗肜日》《高宗之训》《牧誓》《微子》《西伯戡黎》诸篇之文，均被采摭征引。采辑时作者摒弃门户之见，不论今文、古文（真壁中古文），均酌加引用。原文中古涩难通的地方也被作者译成当时通用的书面语言，与作者的叙述语融为一体，“文庄而不苟，辞复而不烦”（李景星语），可为作史者垂范。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观堂集林》卷九）两文中曾将《殷本纪》《三代世表》与殷墟甲骨文所载殷代帝王人名、世系进行考释对勘，均能吻合，从而证明司马迁所引据的材料是真实、准确的。虽然所引《尚书》，部分已经亡佚，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和《史记》一书的史料价值却由此得到有力证明。（见韩兆琦编《史记题评·殷本纪》）

② 【汇校】

梁玉绳：按：“姓”字误，当作“氏”。（《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③ 【汇校】

司马贞：按：《系本》子姓无稚氏。（《史记索隐》）

④ 【汇校】

司马贞：《系本》作“髦氏”，又有时氏、萧氏、黎氏。然北殷氏盖秦宁公所伐亳王，汤之后也。（《史记索隐》）

⑤ 【汇校】

郑　樵：目夷，公子鱼之字也，安得为国？空桐氏、稚氏，并非国号。（《通志》卷三《商》）

梁玉绳：案：《史》所述子姓分氏，据《潜夫论》以较《索隐》所引《世本》，则《史》有缺略。而稚氏又《世本》《潜夫论》所无，疑“稚氏”乃“时氏”之讹，音相近也。北殷氏，《潜夫论》作“北段”，《世本》作“髦氏”，《索隐》谓“秦宁公所伐亳王”，即是北殷。《路史·国名纪》四谓“庚丁徙河北号北殷”，疑莫能定矣。（《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

【汇注】

陈梦家：陕西邠县于1951年出土一件卜骨，凡九钻九兆而无凿。侯外庐先生摹图见告，并说：“同时出土者尚有绳纹陶及石斧，现存西北大学地质系。”《史记·殷本纪》有“北殷氏”，即《秦本纪》所述秦宁公所伐的亳王，《正义》以为在“三原始平之界”，去邠县不甚远。这块卜骨，其形制与殷的卜骨相近，可能是北殷的遗物。豫、鲁两省以外所出的卜骨，这还是第一次。（《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第4期）

⑥ 【汇注】

张大可：《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章，孔子说：“乘殷之辂。”《礼记·檀弓》：“殷人尚白。”司马迁综述孔子大意，自铸新词。辂，又作“路”，殷代天子用车，又叫大辂。周代的车比商代的华丽，以“殷路车为善”，就是说朴质要比华丽好。（《史记论赞辑释》之《殷本纪赞》）

⑦ 【汇注】

刘咸炘：“太史公曰”著“殷辂”，与《夏本纪》著《小正》同意。（《太史公书知意·殷本纪》）

⑧ 【汇注】

崔　适：按：各本作“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曰”字误。车即路也；“色尚白”纪已言之，此何复言，皆衍文也。（《史记探源》卷二《殷本纪》）

【汇评】

司马贞：《论语》孔子曰“乘殷之辂”，《礼记》曰“殷人尚白”，太史公为赞，不取成文，遂作此语，亦疏略也。（《史记索隐》）

【篇评】

司马贞：简狄吞乙，是为殷祖。玄王启商，伊尹负俎。上开三面，下献九主。旋师泰卷，继相臣扈。迁嚣圮耿，不常厥土。武乙无道，祸因射天。帝辛淫乱，拒谏贼贤。九侯见醢，炮格兴焉。黄钺斯杖，白旗是悬。哀哉琼室，殷祀用迁。（《史记索隐述赞》）

宫梦仁：《孟子》：“殷贤圣六七作”：汤、太甲、太戊、祖乙、盘庚、武丁。（《读书纪数略》卷一八《称号类·殷贤圣》）

安　东：作者在殷朝兴衰的历史叙述中主张举贤任能，向往贤人政治，突出股肱辅弼的重要作用。文章记述殷始祖契曾佐禹治水有功，被大禹任命为司徒，功业著于百姓，从而形成殷人举贤任能的好传统。至汤时有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太戊时殷王朝人才济济，有伊陟、巫咸等为贤佐，君臣相敬，殷道复兴；其后，帝祖乙有巫贤任职；武丁礼贤下士，举傅说于傅险中，“殷国大治”，而商纣却用善谀好利的费中与善毁谗的恶来为政，殷人弗亲，诸侯益疏，至于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废商容，使微子去，比干剖，箕子佯狂为奴，大师少师持祭器奔周，则是殷商灭亡的直接原因。本篇的记述为历代统治者提供了有关贤人政治的正反两方面的优秀例则，用来说明统治者如果自毁长城，则亡国灭祀。这是司马迁“原始察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通古今之变”所得出的重要结论。（见韩兆琦编《史记题评·殷本纪》）

郭沫若：靠着殷墟的发现，我们得到一大批殷代的第一手资料，是我们现代考古者的最幸福的一件事。就靠着这一发现，中国古代的真面目才强半表露了出来。以前由后世史家所累积构成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已被证明全属子虚，即是夏代的有无，在卜辞中也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但至少殷代的存在是确实被保证着了。（《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关于卜辞的处理》）

又：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它们的讹传。如上甲之次为报乙、报丙、报丁，而非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本作示壬、示癸，中宗乃祖乙而非大戊，庚丁乃康丁之讹，大丁以文丁为是，均抉发了三千年来所久被埋没的秘密。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同上）

洪家义、王贵民：（一）商代是奴隶社会，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滥刑思想方面。这种思想从汤到纣，贯彻始终。这在军事民主制时期，或是封建社会——除了个别时期和个别帝王的特例，都不可能具有这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只能适应中国的奴隶社会。

（二）商朝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一神教和宗亲观念方面。上帝的威灵便是君主的权威。这种权威不仅施加于奴隶和平民，也施加于统治阶级内部。君主的权威是君主专制的表现。但商代的君主专制是以内外贵族联合为基础的。这一点主要反映在宗亲观念上。

（三）商代的社会组织是以宗族、家族、家长制家庭为特征的。这一点主要反映在孝道方面。孝道是维护宗主、族长、家长的权威的。

（四）商代的奴隶社会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从不发达的奴隶制到发达的奴隶制。这在意识形态上有多方面的反映。从总体上看，各种意识形态的出现有早有晚，利用的程度有多有少。一神教和宗亲观念出现最早，利用也最多，其次是孝道，最后才是德和忠。这种层次反映了历史发展由低到高的动态，从个别意识形态看，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从宗教看，开始“王”是“帝”之子，“王”死后上宾于“帝”。后来，教主称“上帝”，人王称“下帝”，逐渐形成了上帝——祖灵——时王三位一体的结构，共同主宰着天上人间，完成了神权与王权一体化，实现了神道设教的完整体系。同时也反映了神权下降和王权上升的趋势。从宗亲观念看，先是普遍祭祀先公、先王、诸父、诸母……后来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祀典。宗庙有大宗、小宗之分，神主有大示、小示之别，合祭先王只提直系祖先，周祭祀典中只特祭直系先妣。这反映了王位继承制的不断完备。从滥刑思想看，在殷墟早期，简直是杀人如麻。到了晚期，滥杀之风逐渐有所收敛，殷墟发掘的人殉、人牲和甲骨文记载的伐祭数量，不断减少，便是明证。在滥刑思想中开始渗入了“德”的观念。这反映了人的价值在不断提高。（《从意识形态看商代社会状况》，《殷都学刊》1984年第4期）

宋　建：《史记·殷本纪》所载帝王名字与甲骨文中所载殷帝王的名谥，差不多完全符合，就是世代的次序，也大体一致，无何差异。《殷本纪》所载殷帝王名谥，世次等，甲骨文字差不多都可以证明不误了。（《超越疑古走出迷茫》，《光明日报》，1996年5月21日）

胡厚宣：殷墟甲骨文发现至今，历年已出土约在15万片以上。几十年来，研究甲骨文并有著述的学者先后将近500人，专著和论文达3000余种。如今甲骨学在全世界已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

殷墟发掘，解放前在1928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共发掘了15次。在小屯村殷代都城中心区进行了12次发掘；在侯家庄西北岗殷代王陵区发掘了3次。另外还在洹河两岸属于殷墟范围的12处遗址进行了发掘。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并在安阳殷墟建立工作站。35年来，几乎年年都有发掘，单是重要的地点就有一二十处，重要的发掘共有二三十次之多。另外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和安阳市文化局也作了不少工作。

殷墟发掘是我国近代考古学上的重要工作之一，它的成绩是辉煌的。它不仅解决了这里乃是商朝后期的都城，而且发现了殷代王室的大墓及其附属的小墓、王朝的宫殿和各种作坊遗址，并使我们明确了殷代的社会发展和阶级关系。殷墟发掘出土了非常丰富的青铜器、玉器、灰陶、白陶和釉陶，极为精致的石骨象牙雕刻和绚丽无比的贝蚌猪牙绿松石镶嵌，以及各种各样文化水平很高的遗迹和遗物，更重要的是还发现了大量的地层坑位清楚的甲骨文。（《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前言》，《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2月）

研究综述

司马迁《史记》问世两千余年以来，历代持续不断对其所记载的史事予以研究探讨，索隐勾陈，成就斐然，使我们对先人开创的璀璨历史文化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及更深层次的认识，由此也充分证实司马迁的确是一位令人钦敬而伟大的信史学家。对《史记·殷本纪》的研究探索，同样也获得了令人瞩目且振奋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下列六个方面，扼要综述有关对《史记·殷本纪》的研究状况。

一、商王朝是历史的真实存在

“三代”——夏、商、周，体现在司马迁《史记》中，就是三篇“本纪”。狭义的历史是人类曾经走过的历程，“三代”应该是中国先人曾经走过的历程。过去的历史认识者无法亲历其中，只能间接认识——透过史料这个中介。一般认为，文字形成之后，人类才有了记载自身发展变化的确切历史。文字记载是公认最重要的系统的史料（实际上也会受到多重因素影响而导致偏离真实），再辅以实物、遗迹等，则最终可以确定某一历史是否真实存在，或者仅仅是“传说”。对《史记·殷本纪》的研究探索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殷本纪》记述商王朝的历史极为简略，加之《尚书》中的“今文”《汤誓》《盘庚》（3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等篇，总字数仅5000余字；其它先秦典籍仅有零星的只言片语。因此，无法让人相信曾经有一个存在了数百年的商王朝是真实的历史存在。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应数张元济初建编译所特聘夏曾佑编著的《中国古代史》。此书最初名为《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于1904年6月出版。全书三册，至1906年出齐。1933年商务印书馆辑印大学教科书，将本书升格为《大学丛书》之一，易名《中国古代史》，此后多次重印（20世纪50年代由三联书店重印一次，而后至90年代才再度重印）。[1]《中国古代史》作为“新式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限于史料的匮乏，不得不将商王朝放在上古“传疑期”。这种局面的打破，得益于甲骨文的发现和将西方考古学引入历史研究。

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后（发现者至今仍有争议），逐渐引起重视，形成了一个收求、整理、出版、研究的热潮。其中，王国维研究成果突出，尤为令人瞩目，也格外使人振奋。王国维利用甲骨文史料先后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2]等论文。首先从世系、庙号进行考证，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殷商先公先王世系可信无疑，又从礼制等宏观角度比较殷、周的彼此差别。夏、商、周三代世系的确定对研究中国上古文明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王国维利用甲骨史料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殷商先公先王世系可信无疑，既直接证明司马迁确为一名信史学学家，所言不虚，言必有据，由是也间接证明被商汤灭掉的夏王朝的真实存在。此后，王国维在清华大学讲授《古史新证》时，提出“二重证据法”，此研究方法曾广泛影响几代学人。随之，新老几代学人共同努力，将甲骨文运用于对商王朝的全方位历史研究之中。

为了在文献基础上更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史及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1921年在瑞典汉学家安特生协助下，中国历史学者将西方考古学引入中国古代史研究，通过考古发掘、实地实物验证补充文献之不足，并于1921年、1927年分别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些考古发掘成果，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历史学界。历史学家从1928年开始了对殷墟长达10年的考古发掘，并且成果喜人。[3]历经数代学人的持续研究，甲骨学已成为一门专业的学科，且研究名家辈出，相关著述丰富。[4]中国考古学者在对商王朝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如殷墟的考古发掘，郑州、盘龙、偃师、洹北等地商城的考古发掘。[5]借助于甲骨文的发现、发掘、整理、研究，以及将考古学引入历史研究，在文字史料及实物、遗址发掘的多重证据下，可以证明商王朝曾是真实的历史存在，这是毋庸置疑的。并且，伴随着考古发掘新成果的发现，我们对商王朝的认识会更加清晰、深入、全面。由宋镇豪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一卷本700余万字的《商代史》就是对以往商王朝历史研究成果的阶段性汇总和升华，并为人们展示了目前所知晓的商王朝的一幅恢弘立体历史画卷。

二、殷、商名称的辨析

商王朝现在已经被确证为是历史的真实存在。“经过部分先秦史、古文字、考古、天文学史等二百余位学者的共同努力，在2000年公布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将夏王朝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前1600年；将商王朝定为公元前1600年至前1046年；将周武王伐商纣定在公元前1046年，即周灭商之年，也是周王朝建立之年”。[6]这虽然是大致推定的夏商存亡时间，但由此推定可知，商王朝大约曾经历了五百余年的发展变化历程。可是，这个由汤灭夏之后建立并且存在五百余年的统一王朝，却在名称上一直存在着异议与纷争。

商王朝在先秦历史典籍上有时被称为“商”，有时被称为“殷”，有时又连称为“殷商”，司马迁则选择以“殷”命名其“本纪”。究竟何者为是，种种异称是否具有某种特别含义，还是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别称，历来存有不同的认识，直至目前仍然莫衷一是。

关于商王朝名称的古今争议，概括言之有所谓盘庚迁都（殷）前称商，其后称殷，其名称源自于地名，持此说者以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为代表。此说较早，历史影响也比较大，受朱熹等人编撰的《资治通鉴纲目》的启发与影响，清代学者吴乘权编辑的简明中国通史读本《纲鉴易知录》，是一部记载从传说时代至明末历史的纲目体通史。该书初刻于康熙五十年（1711）。三百多年以来，此书重版了二十余次，并且译成外文，传播海外。吴乘权在该书中，将盘庚之前的商王朝称商，将盘庚迁殷及其后称为殷。其说法影响十分巨大。

近代学者关于对商王朝的称谓，虽然也分别依据某些史料各陈己见，然而，仔细考察，并无实质性分歧。即使有人偶尔标新立异、故出惊人之语，如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比类商人自称“商”而不称“殷”，有如楚国自称“楚”，而被别国称之为“荆”，“大约是出于敌忾，……也是应该出于敌忾”。[7]但因缺乏实据，也仅仅是主观推测而已。

在关于商人始终自称“商”而不称“殷”的问题认识上，诸多学者的认识是趋同的。如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序》中说：“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而遍搜卜辞，既不见殷字，又屡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独言入，可知文丁帝乙之世，虽居河北，国尚号商。”郭沫若也认为：“殷人自己自始至终都称为商而不称为殷的，在周初的铜器铭文中才称之为殷，起先是用‘衣’字，后来才定为殷……殷代无所谓盘庚以前称商，盘庚以后称殷的事实，旧式历史中的殷、商之分是毫无根据的。”（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第19页）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目前基本趋向于达成共识。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写作所依据的史料，其自言是“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实际上，汤以前事迹采用《大戴礼·帝系姓》《诗经·商颂·玄鸟》《尚书·尧典》，汤以后事迹所采用的除《诗经》《国语》《逸周书》《墨子》《孟子》《吕氏春秋》等之外，仍是以《尚书》为主。据朱彦民统计，《尚书》中称“商”者共16次，称“殷”者共13次。在《诗经》中，“殷商”合称者，共17次。此外，《诗经》中，既有《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又有“殷受命咸宜”的混合称谓。

综括有关殷、商名称辨析的古今学者论述，“商”为商人始终的自称，“殷”及“殷商”为商亡后周人对他们的称谓，且在传世文献中沿袭，所以，司马迁选择尊重传统，将商王朝的世系政绩历史名之为“殷本纪”。本质上，无论称“商”、称“殷”，还是称“殷商”，都是同体异名之别。目前，既然已经确知商王朝是历史的真实存在，因此，在称谓上，正在向真实的历史还原靠近，称“商”是认同共识趋势，例如将对商王朝的整体叙述或探寻的著述称为“商史”“商代史”“商文化”“商文明”等等，当然，这种趋同整合统一的实现还需要假以时日。

三、商族起源的探讨

契是商人的始祖。《史记·殷本纪》记载，契因为“佐禹治水有功”，被舜任命为负责教化的司徒并“封于商，赐姓子氏”。契的始封之地，涉及到商族的起源问题。有关商族的起源问题，目前仍处于不断探讨之中。综括古今学者主要观点，大略有如下五种。

第一为陕西说。认为商族起源于今陕西渭水流域，此说出现最早。《史记·六国年表》记载：“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实功者常在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地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书序》言“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东汉郑玄、西晋皇甫谧二人都认为汤从先王所居之亳在今“太华之阳”。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则认为：“亳，京兆杜陵亭也。”徐广在《史记·封禅书》之《索隐》引文中，也持同样见解，认为“京兆杜县有亳亭”。如上所言，陕西说又可细分为二，具体凿实，则其地一是“太华之阳”——华山之南，一是杜亳——今陕西西安长安区。

第二为山东说。认为商的起源地当在今河南东部和山东一带，主要是山东。此说首倡者是王国维，他在《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一文中认为：“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又说：“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8]经考证认为，“商”即今河南商丘；“亳”即今山东曹县。此即所谓“北亳说”。此说得到较多学者支持。徐中舒早在1930年《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一文中，就曾提出商族起于环渤海地区，并有由东西渐之势。后来又在《殷商史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重申了自己的观点。郭沫若、王玉哲等人也均赞同此说。[9]

第三为河北说。认为商族起源于河北中部。李亚农在《殷代社会生活》一书中认为：“殷人的发祥地是在易水流域和渤海湾。”丁山在《商周史料考证》一书中认为：“商人发祥地在今永定河与滱河之间。”朱彦民在《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一书中认为：“商族发源于河北燕山以南，今京津唐一带渤海湾地区的观点，河北唐山大城山遗址可能就是商族发展初期的考古学文化。”王震中在《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一书中认为“契封于商”之“商”，即是今河北的磁县。

第四为东北说。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一文中提出商族发迹于东北、建业于渤海及古兖州的观点。1978年，金景芳考证文献，认为契居北方，昭明所居之砥石在辽水发源处，即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从而明确提出商族起源于东北说。[10]近年以来，辽西红山文化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学术界高度重视，于志耿等人在《商先起源于幽燕说》一文认为：“只有在红山文化中才能找到商先文化的基因、主干和渊源。”

第五为山西说。此说认为商族起源于中国中部或南部。邹衡在对考古资料做了缜密细致的类型学分析后，指出商文化来源于先商文化漳河型，分布于豫北、冀南，而漳河型“来自黄河西边的冀州之域，是沿着太行山麓逐步南下的。”[11]李民则认为，商族发源地在今永济县至华县之间，后沿黄河北岸向东迁徙，昭明时到达今沁水县，相土时迁到豫北并在那里兴旺发达。[12]具体详情请参阅其刊载于《郑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关于商族的起源》一文。

以上所列有关对商族起源问题认识的分歧，主要是由于各位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解释不同。要研究解决商族起源问题，必须将文献与考古资料相互结合，全面深入综合考察，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

四、商王朝建国前后迁徙问题的探索

有关商王朝建国前后迁徙问题的探索，学界一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现择其要者，予以概略叙述如下。

张衡《西京赋》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史记·殷本纪》记载：“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帝仲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古本竹书纪年》说：“南庚自庇迁于奄。阳甲即位，居于奄。”后“五迁”顺序依次为仲丁迁于隞，河亶甲迁于相，祖乙迁于邢，南庚迁于奄，盘庚迁于殷。学界围绕着商王朝建国前的“八迁”之地，汤始居之“亳”，建国后都城“五迁”之地，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

王国维在《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一文中，引用《世本》《左传》《荀子》今本《竹书纪年》等文献典籍进行考据，认为八迁顺序如下：一迁为契自亳迁于蕃，二迁为昭明自蕃迁于砥石，三迁为昭明自砥石迁于商，四迁为相土自商迁于商丘，五迁为相土自商丘迁于泰山下之东都，六迁为上甲微自商丘迁于殷，七迁为上甲微自殷又迁于商丘，八迁为汤始居亳。“王国维的考证虽也凑成了‘八迁’之数，但其疑点也是很多的”。[13]此外，不少学者撰文或著书考证“八迁”之地，异说纷呈，但皆能自圆其说。[14]

关于商族建国前频繁迁徙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如丁山、王玉哲持游牧迁徙说。张了且持水患迁徙说。朱彦民等持半游农迁徙说及政治迁徙说。

商汤灭夏桀，建立商王朝。“汤始居亳”——定都于亳。“商汤都亳为史家所公认，但关于汤亳地望问题，始终未能达到共识”。[15]从古至今，围绕“亳”的具体地望所在，形成了众多的观点。有关“商汤都亳”研讨争论，扼要言之，主要可以归纳如下几种。

第一种，长安杜陵杜亳说。此说源于《史记·六国年表》。杜亳所在即今西安市长安区。第二种，谷熟南亳说。此说源于《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皇甫谧语及《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所言。谷熟所在即今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第三种，汉山阳薄县说。此说源于《汉书·地理志》山阳郡薄县下颜师古之注文，汉之薄县即今山东省曹县南。王国维《说亳》亦持此说。第四种，郑亳说。最早提出郑地有亳者，见之于《左传·襄公十一年》西晋杜预注，杜预所本亳城条目也见于东汉服虔《史记·晋世家》《集解》引文与三国韦昭《国语·晋语》注。“郑亳”即1950年考古发现并多次发掘的郑州商城。邹衡在《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考》中主张此说且影响较大，如彭邦炯在《商史探微》中赞同此说。第五种，西亳说。此说源于《汉书·地理志》。1983年发现并多次发掘河南偃师商城。曲英杰在《先秦都城复原研究》、王震中在《商代都邑》亦持此说。

商王朝建国后的都城“五迁”，历来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纷纷著书立说，阐释自己的见解。“五迁”从仲丁至盘庚，其间经历五世十王（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据《尚书·盘庚》记载：“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说是到盘庚时代，商王朝已经五次迁都。《书序》则明确说：“盘庚五迁，将治亳殷。”于是自汉代以来，历代学者纷纷考证，其说颇多分歧。有的认为盘庚一人在位时就有五次迁都。但多数以为是指到盘庚之间的历次迁徙。至于每次所迁的地方，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记载商王朝都城迁徙的可信文献，有《尚书》《古本竹书纪年》《史记·殷本纪》等。仲丁迁于隞之“隞”，《书序》和《古本竹书纪年》皆为“嚣”，二字音近相通。据考其地在今山东沂蒙地区的新泰县境。丁山在《商周史料考证》中认为仲丁所迁隞即是此地。河亶甲居相之“相”，《书序》《古本竹书纪年》与之相同。大多数人以为其地在今河南安阳东的内黄县境。祖乙迁于邢之“邢”，《书序》为“耿”，《古本竹书纪年》为“庇”。“邢”、“耿”古音相同，实为一地。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认为，“庇”与“耿”也是同地异名。其地所在多有分歧，一般倾向于河北邢台说。《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南庚自庇迁于奄。”《书序》和《史记·殷本纪》无记载。南庚所迁之“奄”，历来没有分歧，历代学者都认同其地即今山东曲阜。

商都“五迁”之中，盘庚迁殷最重要，对商王朝此后的发展意义重大，对其争议也最多。学界关于盘庚迁殷存在诸多见解。[16]值得注意的是，本来因为殷墟考古发掘的重大成果，学界已经逐渐趋于共识而认同“殷墟”即是盘庚所迁之“殷”，但是由于某些考古成果证据不足，还不能完全证实此说。如甲骨文记载始于武丁，往上到盘庚还缺乏有力证据。洹北商城的发掘对“殷墟”即是盘庚所迁之“殷”的说法提出了挑战。洹北商城遗址的发掘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1999年秋，发掘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洹北商城遗址从原先认为的150万平方米扩大到300万平方米，随后又钻探出一段夯土城墙的墙槽遗迹，洹北商城遗址于当年12月份完成对全部城墙基槽的钻探，确认这是一处中商时期的城址，实际面积约4.7平方公里。目前，更多学者倾向于认同洹北商城可能是盘庚所迁的都城——殷。至于商王朝建国后都城“五迁”的原因，除前述商族“八迁”的原因之外，学者们还提出“去奢行俭说”“水患所迫说”“战争需要说”等观点。此不赘述。

五、商王朝历史人物的研究评价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说：“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古书中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断言也。”“百年来甲骨文的发现、研究成果及殷商考古遗迹的发掘，由地下出土的新材料，印证文献记载的商史，为订补《史记·殷本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殷本纪》在研究商史的价值、其引用史料的可靠性及存在的局限性分析后，充分吸收百年来商史研究的新观点，订补《史记·殷本纪》已具备了条件”。[17]

《〈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一书，是十一卷本《商代史》的第二卷。该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商王世系的主线，分为前、中、后三段历史时期，对《殷本纪》予以订补，并对涉及相关人物予以评价。现简述如下：

前期订补。一是对成汤史实的订补。这对正确认识成汤立国的必然性，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对太丁、妣戊、外丙、妣甲、中壬、（沃丁）、太庚、妣壬、小甲、雍己、大戊史实的订补。据此，可以更加正确认识商王朝建国之初的宗法制度。

中期订补。一是对大戊——雍己——中（仲）丁的王位传承的订补，一是对中（仲）丁——河亶甲——祖乙的王位传承订补。订补后，可以清楚地看出（嫡）长子继承制破坏后，王位争夺的激烈程度，以及商王朝中期国势衰弱的历史——“比九世乱”。这对正确认识商后期重新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及西周建立后实行严密的宗法制度具有重要作用。

后期订补。分别是盘庚迁殷地望的补充，武丁时期史实的补充，祖乙、祖庚、祖甲时期史实的订补，（廪辛）、康丁世系的订补，武乙及其以后史实的订补。廪辛一世，不见于甲骨文，对此进行订补后，可以看出自祖甲改制后，商代后期已经初步建立起严密的宗法制度。武乙后史实的订补，可以看出至帝辛时期，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分裂成以“微子”为首和以“纣王”为首的两大政治派系。因为商纣王是亡国之君，不仅背负着“千古罪人”恶名，而且成就了其反对派“微子”的“圣贤”。据《尚书·微子》《诗经·周颂·有客》《吕氏春秋·诚廉》《吕氏春秋·贵因》《国语·晋语》《韩非子·喻老》《史记·殷本纪》《史记·宋微子世家》及朱公叔鼎铭文等的记载，微子在助周灭商的重大事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牧野之战的“前徒倒戈”，是微子策划的结果。

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论文，涉及到对商史中人物的研究与评价，因为数量浩繁，在此不一一列举。不过，有一点新的研究动向值得留意，即是利用新出史料对商史进行研究，譬如利用“清华简”史料对商代史实进行更深一步评价。所谓“清华简”，系清华大学校友赵伟国于2008年7月，向母校捐赠的2388枚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竹简是由赵伟国从境外拍卖所得后捐赠给清华大学的。至于这批竹简的出土时间、流散过程，如今已不得而知。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曾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的李学勤评价说，“这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古史研究的面貌，价值难以估计”。“清华简”目前正在陆续整理、发表，其中有些史料涉及到对一些商代人物的研究评价。

六、商王朝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商王朝历时五百余年，在夏、商、周“三代”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商王朝的社会性质，学界至今仍存在诸多分歧。中国古史分期从20世纪30年代纷争讨论至今，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框架内，仍然诸说林立，各据一是。[18]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分期观点，即夏、商、周均为奴隶社会，春秋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战国各个诸侯国先后进入封建社会。[19]郭说曾进入教材，历时长久，影响广泛。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认为夏、商、周是宗族制国家。[20]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认为商处于“方国联盟”之“盟主”阶段。王震中《商代都邑》认为商建国前后是由“邦国”到“王国”。然而，无论商王朝社会性质定位如何，其在夏、商、周“三代”中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是确定无疑的，其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职官制度。商汤灭掉夏桀，建立商王朝之后，首先加强并突出王权，此后，历代商王一直延续此传统。“根据甲骨卜辞，殷代的最高统治者称王，在天上的至上神，则称为帝”。[21]有时，王又称“余一人”或“予一人”。王称谓的独特性，体现了其地位的特殊性。由是，强化了王的权威性。各项制度的建立与相应完善，也是加强王权的必要措施。如在王位继承制方面，经历了父死子继，辅以兄终弟及，过渡到嫡子继承制。在史官制度上也在逐步完善。据《世本·作篇》：“沮诵、苍颉，并黄帝时史官。”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史官制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周礼·春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周礼》六官所属，又都有史官。一般而言，史官为“记事之官”，属于文官系列。据考证，甲骨文中的“史”也是武官。加之巫觋贞卜职官系列、教化刑罚制度等，商王朝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职官制度，这为西周礼乐制度的完备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甲骨文字。先秦传世文献较之后世而言，不但数量上相对少，而且因为时间久远，变劫迭起，导致真伪参半，杂糅难辨。先秦传世文献作为史料，除上述缺失之外，在流传的过程中，又辗转历经多重人为的加工润色，导致逐渐偏离历史真实。诚如《孟子·尽心下》所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甲骨文的发现、收求、发掘、整理、研究，弥补和丰富了传世文献的不足之处。甲骨文作为商王朝沟通人神的中介“档案”记录，保存下来后，没有经过人为的二次及以上加工，成为极其可贵的信史史料。“甲骨文的发现为20世纪中国上古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初，王国维等学者利用甲骨文，把其中的殷先公先王剔发出来，从而使《史记·殷本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同时也纠正了《史记》对个别殷代王世记载的失误。因此，甲骨文的发现，一下子便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提了一千年。这对以往学术界的‘东周以上无史’论和某些外国学者主张‘中国文明只能上溯至公元前七八世纪’的错误看法，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反驳”。[22]考之许慎“六书”造字法，甲骨文属于已经成熟的文字。它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文字。除却史料价值外，甲骨文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三）青铜文化。商王朝是中国青铜文化高度发达时期。商王朝传世和发掘出土的各种青铜器已有近万件，且种类繁多，如按用途可以分为礼器、乐器、工具、兵器、车马器等。礼器是商王和贵族举行祭祀、宴会等重要仪式时所用的器物，是身份、等级与地位的象征。历年出土的礼器已经多达数千件，其器形主要有鼎、簋、彝、鬲、甗、卣、尊、觥、觚、斝、爵、盉、角、盘、盂等，其中又可以分成食器、酒器、水器等。乐器有铃、铙等。工具有斧、锛、刀、凿、铲等。兵器有戈、矛、戚、钺、刀、箭镞等。青铜器文饰主要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蟠龙纹、蝉纹等。商王朝的青铜器造型奇巧，工艺高超，制作精良，文饰精美，具有高度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商王朝后期的部分青铜器上有铭文，但内容价值不大。商王朝的青铜文化对西周有直接影响，而西周铜器铭文又继甲骨文之后，成为中国文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并且保留了大量的宝贵的信史文字史料。[23]商王朝在农业生产、畜牧业、房屋建筑、陶器制造、原始青瓷、社会生活、饮食医药、宗教观念等众多方面，都曾对西周产生了直接影响，并且对其后世也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其历史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以上从六个方面对《史记·殷本纪》研究状况做了概略的回顾与叙述。因为历史跨越度时间段较长，其中所涉及认识研究对象众多，并且其内部门类复杂，专业性较强，又独具特色，所以，难以详细全面予以叙述阐释，仅能尽“窥豹”“见斑”之力而已。假如读者能够从中对《史记·殷本纪》的古今研究状况叙述中有所获益，则足以慰笔者之初衷。

商国君

2017年10月于陕西师范大学

[1]王家范：《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史林》，2003年第6期。

[2]吴浩坤、潘悠著：《中国甲骨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0、381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及研究》，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4]参见吴浩坤、潘悠著：《中国甲骨学史》。孟世凯等编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王宇信、宋镇豪主编：《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5]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文物出版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6]孟世凯：《商史与商代文明·前言》，见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丛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7]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中华书局2004年版。

[9]见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56页。王玉哲：《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10]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东北说》，《中华文史论从》，1978第7辑。

[11]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12]李民：《关于商族的起源》，《郑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13]王震中：《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14]参阅《商族八迁之地诸家观点异同一览表》，朱彦民：《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44页。

[15]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16]郭倩：《20世纪80年代以来盘庚迁殷地点研究综述》，《殷都学刊》，2015年第3期。

[17]韩江苏、江林昌：《〈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18]参见《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林甘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9]郭沫若：《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20]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1]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22]王宇信、宋镇豪主编：《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3]具体请参阅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朱凤瀚：《中国古代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朱凤瀚著：《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附录

鼎　耳：著名的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最近统计，大陆各机关收藏95880片，私人收藏1731片，台湾省收藏30204片，香港地区收藏85片，合计127904片。

龟甲骨片

国外收藏甲骨情况是：日本12443片，加拿大7802片，英国3359片，美国1882片，西德715片，苏联199片，瑞典100片，瑞士99片，法国64片，新加坡28片，比利时7片，南朝鲜6片，12国共收藏甲骨26700片。

国内外总共收藏的甲骨154604片。举成数而言，我们可以说，85年来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总共约有15万片。其数量之丰富，大为可观。这对于殷商考古、殷商史、中国古文字学、甲骨学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关于甲骨文收藏之数字》，引自《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2月）

兽甲骨片

孟世凯：甲骨学是我国近代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我国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的分支学科。它产生于清朝光绪末年，即1898至1899年（清朝光绪二十四至二十五年）“殷墟”甲骨文被发现之时。自1928年开始对“殷墟”进行考古发掘以后，甲骨学逐渐形成一种专门学科，八十多年来发展较快，不但研究刻在甲骨上之文字，也研究发现甲骨之历史，甲骨出土情况，甲骨文流传过程，著录出版和论述；对龟甲、兽骨的种属、来源、采用部位、占卜过程、契刻工具、分期断代、碎片拼兑、著录缀合、重片校对、真伪辨别等都作了不少研究。参加研究的国内外学者中不仅有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还有古生物学家、动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天文学家等等。运用“殷墟”甲骨文资料研究古代问题亦日渐广泛，不但研究古代社会历史，也研究古代自然现象，为我国科技史的研究提供了更早的证据。目前甲骨学在国内外学术活动中可以说是较活跃的学科之一。

甲骨学的产生源于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小屯村发现商代后半期遗物——甲骨。而甲骨上所刻的文字是商朝当时通行文字的一部分。小屯村及其周围地区是商王朝后半期之王都。经过1928年至1936年对此地区的考古发掘，从出土大量的文物和发现的遗址，证明此地就是史籍中所记载之“殷墟”。截至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出土四千多片有字甲骨，先后在“殷墟”出土有字甲骨有十万片之多。所以八十多年来甲骨学的研究主要是“殷墟”甲骨、甲骨文字及其有关问题。1977年以来，“周原”地区出土一万七千余片甲骨。目前所知刻有文字者，只有二百余片。近五十年来在北京、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辽宁、吉林、陕西、甘肃、江苏、湖北、四川、云南等省市考古发掘中，出土不少古代占卜所用之甲骨。最早为新石器时代，但尚未发现刻有文字。其中极少数刻有文字者皆为商周时代遗物。所以目前论述甲骨学之问题仍以“殷墟”出土之商代甲骨和甲骨文字为主。故甲骨学之产生、形成体系和发展，与商代史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和大量出土，不但将我国文字可证之历史提前数百年，而且将一部商代社会史较具体地展现出来。《论语·八佾》中记载有：“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是春秋末期之人，去商约五百年，对商代史已感文献之不足，难以言之。司马迁编写《史记》时，博览群籍，阅百家著述，以二千八百六十字写成《殷本纪》，算是对商代约六百年历史的系统著述。其后流传下来之秦典籍中保存商之史料较多者，如《尚书》中之《盘庚》三篇，《高宗肜日》和《微子》各一篇。即使五篇皆可信，亦不足两千字。其他如《易经》《诗经》《春秋》三传，《三礼》《国语》《楚辞》《国策》和先秦诸子以及《山海经》等书中虽保存有商代之史料，然多为片言只语。而《世本》《竹书纪年》此类书中也只有商王朝世系简略记载。迄至清末，叙述商代史仍然是一个概况。经八十多年来对“殷墟”的多次考古发掘和甲骨学的研究，现在叙述商代史就较为全面而具体。

郭沫若说：“靠着殷墟的发现，我们得到一大批研究殷代的第一手资料，是我们现代考古者的最幸福的一件事，就靠着这一发现，中国古代的真面目才强半表露了出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由于对甲骨文的研究，不但对商王朝之先王世系有了系统了解，而且对商先公远祖亦有所了解，这主要因甲骨卜辞是商王朝祭祀鬼神时占卜记事文录，而商王朝统治者又最迷信，凡事必占卜而后决，故《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尽管卜辞中掺杂有迷信之成分，但因反映之事非常广泛，为我们今天研究商代各方面的问题提供了可靠之资料。周谷城先生对此作了全面分析，他说：“人类既有历史，终于发明历史的记录。我国记录历史事迹的文字，最早出世而留存至今的，当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字。这等文字，虽大多数系古人举行贞卜之后，得到吉凶的朕兆，而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却可视为历史事迹的记录。因古人行事，不能自决，常迷信鬼神，故贞人以求吉凶之兆的办法几乎适用于一切行为，因之甲骨文字所涉及的范围，几乎达到了古人日常活动的任何方面。而且甲骨文字亦有不著贞卜二字而纯为记事用的，如帚矛刻辞即其例。我们凭常识判断，古人于贞卜之后，既能用文字把吉凶记下，甲骨文之纯记事的实例，是可以承认的。”（《中国通史·导论》，1981年版）所以甲骨学自产生以后，从对甲骨文字研究开始，就一直是和商代史研究紧密结合。有的论著就是以甲骨学商史命名。如宋芳圃的《甲骨学商史编》（1935年2月出版）、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论丛》（1944年3月出版）。

甲骨学和商代史研究八十多年来的历史，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

“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刘鹗编著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铁云藏龟》，次年孙诒让写成了第一部甲骨文考释专书《契文举例》。刘铁云和孙诒让是甲骨学之开创者，他们都为甲骨学和商代史的研究作出了创建之贡献。刘鹗于《铁云藏龟》自序中明确指出：“不意二千余年后转得目睹殷人刀笔文字，非大幸与！”“龟板虽皆残破，幸其卜之爻辞文本甚简，往往可得其概”。“以天干为名，实为殷人之确据也”。刘鹗是第一个将甲骨文字公诸于世，又是指出商代占卜文字的第一人。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所著录之甲骨文字，作了考释，为甲骨文字研究之先导，虽有未确之处，但对于商代的卜法、祭祀、官制、方国等的考论，已见商史研究之端倪。

继刘、孙之后，在甲骨学和商代史研究上，以罗振玉和王国维之贡献最大。罗振玉在甲骨文的搜集、流传、著录出版和考释文字方面用力最勤，成果最多。他自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在刘铁云家中看见甲骨文之后开始搜集，至1910年先后得到有字甲骨约有二至三万片之多。自1913年至1933年先后著录出版了《殷墟书契前编》（1913年）、《殷墟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墟书契后编》（1916年）、《殷墟古器物图录》（1916年）和《殷墟书契续编》（1933年）。他的《殷商贞卜文字考》（1910年）和《殷墟书契考释》（1915年）可以说是甲骨学一个雏形。在商代史研究上虽只证补史籍记载之遗，但已初见其概貌。王国维自1915年先后发表了《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1915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殷周制度论》《古史新证》（1925年）、《殷礼征文》（1927年）等论文。为运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古代史开创一个范例，将商代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郭沫若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它们的讹传。如上甲之次为报乙、报丙、报丁，而非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本作示壬、示癸，中宗乃祖乙而非大戊，庚丁乃康丁之讹，大丁以文丁为是，均抉发了三千年来所久被埋没的秘密。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自1898年至1928年这一阶段为甲骨学创建时期，也是商代史研究的初期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除刘铁云、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之外，王襄、叶玉森、商承祚、容庚、刘邦怀、柯昌济和加拿大的明义士，美国的方法敛，日本的林泰辅、富冈谦藏、内藤虎次郎，英国的金璋等人都为甲骨学之创建、商代史之研究作出了不少的贡献，都是甲骨学的奠基者。

二

1928年秋至1937年6月，中央研究所在“殷墟”进行十五次考古发掘；1929年秋至1930年春，原河南省博物馆在“殷墟”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在这十七次考古发掘中不仅出土了二万三千多片有字甲骨，还出土了大批商代其他文物和发现商王朝后半期之宫殿遗址及其陵墓。因是科学的考古发掘就更加具备了对甲骨、甲骨文字和商代史之全面研究。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殷墟”考古发掘虽中断，但到1949年的二十多年间，甲骨学和商代史的研究一直未中断。甲骨学形成为有体系的学科也是在这一阶段。运用“殷墟”甲骨文，结合其他考古资料对商代社会史作全面研究，亦始自这一阶段。

这一阶段中在山东、河南、辽宁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一些占卜甲骨，虽无一片刻有文字，但为更广泛地研究甲骨提供了资料。尤其是1930至1931年在山东省历城县城子崖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十五片“龙山式”的占卜兽骨，将甲骨学的研究时间上溯至新石器时代。

这一阶段“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著录发表增至三十多种，如《新获卜辞写本》（1928年12月）、《殷墟文字存真》（1931年）、《大龟四版考释》（1931年）、《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1935年）、《甲骨文录》（1935年）、《殷墟文字甲编》（1948年）、《殷墟文字乙编》上、中辑（1949年）都是新出土之资料，至此在甲骨学研究上，由文字之考释发展为对龟甲、兽骨、古代占卜术和“殷墟”的地理沿革等全面展开研究。

一批甲骨学的工具书如《甲骨文论著目录》《殷契目录》《甲骨学文字编》《甲骨文编》《甲骨年表》等等，亦先后发表，为甲骨学的研究提供了方便条件。

董作宾在这一阶段关于甲骨学的一系列著述，形成了甲骨学研究体系，促进了甲骨学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1932年他写成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为研究“殷墟”甲骨文和商代史之时代，奠定了一个系统的基础。他根据已出土的甲骨文资料，提出十个标准，将“殷墟”甲骨文分为五个时期的断代法，在甲骨学中是一个重大贡献。

胡厚宣先生有关甲骨学和商代史的论述以及《甲骨学商史论丛》的出版，体现了这一阶段甲骨学全面研究之成果，推动了甲骨学和商代史研究进一步的发展。

……

继《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郭沫若又先后出版和发表了《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殷契余论》（均1933年）、《古代铭刻汇考续编》（1934年）、《殷契粹编》（1937年）、《殷周是奴隶社会考》（1942年）、《论古代社会》（1943年）、《十批判书》（1944年）、《青铜时代》（1945年）等著述。他的这些著述给甲骨学和古代史研究开创了一条发展的新道路。

对于商代社会性质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中还有许多学者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发表了许多论述。用甲骨卜辞的资料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状况亦自这一阶段开始，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在这方面进行了探讨。

商代的天象和历法也是这一阶段开展研究而争论最多的一个内容。自1931年6月董作宾发表《卜辞中所见之殷历》（刊于《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同年12月刘朝阳发表《殷历质疑》（刊于《燕京学报》第十期）以后，国内不少的历史学家、天文学家和日、英、法、德等国的学者，根据甲骨卜辞中所记载的天象和历法的资料，发表各自的看法，其研究之内容有商代之日食、月食、日珥、岁星、二十八宿之起源、干支起源、纪年、置闰、大小月、旬、纪时法、年岁称谓、四时考辩等等。

总之，在这一阶段的二十年中运用甲骨文资料，对商代的阶级关系、社会生产、文化制度、自然现象等都作了全面的研究。虽然有些问题的研究还仅仅是一个开始，但为后一个阶段的继续深入研究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在这一阶段中如王襄、商承祚、容庚、唐兰、朱芳圃、孙海波、于省吾、陈梦家、陈邦怀、李亚农、张政烺、金祖同、丁山、吴其昌、杨树达、胡光炜、石璋如、屈万里、李孝定、曾毅公、刘朝阳、闻一多、周传儒和加拿大的明义士、美国的白瑞华等学者，都在甲骨学的发展和商代史研究中作出过不少贡献，还有许多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天文学家、地质学家，也先后撰写过有关论述，为推动甲骨学之发展和商代史的研究作出过不同的贡献。今天他们中的许多人虽已谢世，但他们的成果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他们的贡献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的。

三

最近三十多年来，甲骨学不但发展较快，而且在国际学术研究活动中也是一种较活跃之学科。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后，结束了前五十年中“殷墟”甲骨被私挖滥掘、任意盗卖、经常流散于国外之状况。许多分散在私人手中的有字甲骨陆续集中到博物馆、图书馆、研究所等单位。如北京图书馆现在收藏的三万二千多片有字甲骨中有二万八千二百多片（其中有伪刻一百一十二片），就是解放初由上海的收藏家刘体智捐献给文化部的。由分散在私人手中到集中到公家保存，为全面整理、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自五十年代以来，“殷墟”甲骨文资料的编著共出版了四十二种，虽然有的是缀合重著，如曾毅公的《甲骨缀合编》（1950年）、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的《殷墟文字缀合》（1955年）、张秉权的《殷墟文字丙编》（1957—1972年）、严一萍的《甲骨缀合新编》（1975年）等，但其内容更加完整。特别是郭沫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甲骨文合集》是集七十年代以前“殷墟”出土甲骨文之大成。它是从约十万片有字甲骨中选编为41956片（包括缀合版在内），全部十三册，将已出土的商代甲骨文资料绝大部分集中起来，为甲骨学和商代史之研究提供了方便，预料将会起到推动甲骨学和商代史研究深入发展的作用。

这一阶段不仅有关甲骨和甲骨文的著述超过前五十年，而且出版了如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1956年）、严一萍的《甲骨学》（上下册1978年）这样甲骨学的大型专著。又如日本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研究》（1958年初版，1975年再版）、饶宗颐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1959年）都是专门研究商代甲骨文的综合专著。在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工具书方面，也出版了如金祥恒的《续甲骨文编》（1959年）、孙海波的《甲骨文编》（修订本，1965年）、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1965年初版，1970年再版）、日本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1967年初版，1977年增订再版）这样一类工具书，给研究甲骨学和古代史的人们提供了使用甲骨文资料之方便。

关于“殷墟”出土甲骨的分期断代，在这三十年中伴随新资料的不断发现，有了新的发展，如陈梦家、胡厚宣、李学勤、贝塚茂树、岛邦男等先生都先后发表过一些论述，提出新的见解。但尚未有重大突破，有的问题仍有很大的分歧，如关于“历组卜辞”的讨论就是其中之一。除了根据甲骨文字来研究分期断代外，近十多年来还开始研究甲骨上钻凿形态来作为标准进行分期断代。如许进雄的《钻凿对卜辞断代的重要性》（1970年）、《卜骨上的钻凿形态——断代分期的重要标准》（1973年）等著述，就是在董作宾建立的“五期”法标准之外发展的一条新径，虽然仅仅是一个开端，但也预示着有发展之前途。

这一阶段中有关甲骨学之论述，不但超过前一阶段，而且自五十年代初期就开始陆续产生了专门研究甲骨学或包括甲骨文在内之古文字刊物，如日本于1952年成立了甲骨学会，当时会员达二百多人，出版了不定期的《甲骨学》杂志。1960年台湾大学文学院古文字研究室主编出版了《中国文字》。中国古文字学会主办的《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先秦史研究室主编的《甲骨文与殷商史》也相继出版。这些国内外刊物的出版，为甲骨学提供了交流研究成果的园地，推动着甲骨学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碎片的缀合、重著的校对、伪片的辨认在这一阶段中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除前述几部缀合专著外，研究者还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甲骨碎片拼兑，如童恩正、张升楷、陈景春同志的《关于使用电子计算机缀合商代卜甲碎片的初步报告》（刊《考古》1977年第三期）。这虽仅仅是作一些初步之试验，但它预示着在甲骨学发展进程中，借助现代科学技术之方法，终会突破一些难题。著录书中重著之甲骨文，是到目前为止都存在的问题，它给整理工作增加一些困难，也给研究中使用资料带来一些有利因素，如重片相互比较后会得到更准确的资料，目前尚无一本完备的“校重”专书，但《甲骨文合集》编辑组已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伪片的辨认大多无分歧，只有极少数真伪难辨，研究者各持己见，如《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书中的伪片问题就是如此。

商代史的研究在近三十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虽然甲骨学的发展，主要是“殷墟”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并不能完全代替商代社会史，但是在考古发掘和民族调查方面近三十年来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运用三方面的资料结合着史籍记载，对商代社会史进行综合研究，就显示出这一阶段商史研究的特点。对于商代的社会性质，国内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能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去进行探讨。

商代阶级关系的探讨，是这一阶段商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甲骨卜辞中有“众”和“众人”两词的记载，这是一个集合名词？还是一种身份？是奴隶、自由民、公社成员，或“众人”是奴隶、“众”是奴隶主？这些分歧至今仍在继续探讨中。

商代阶级斗争的问题，在近十年来是商代史研究中探讨较多的问题之一。甲骨卜辞中确实记载有奴隶反抗压迫斗争的资料，也有商王朝镇压奴隶的资料，有不少用人作牺牲祭祀的资料，但是否就是天天在杀人、遍地是监狱，对于商代这样一个社会经济较发达，尤其是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的发展都是比较突出的奴隶社会，不适当地夸大阶级斗争，许多问题是难以探讨清楚的。何况甲骨卜辞中许多是占辞，并不是每一条都是验辞。所以这方面的问题也是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

商代地理的研究，较之前五十年有新的发展。较系统的研究商代疆域和地名的论著也较前增多，如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研究》、丁山的《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1956年）、李学勤的《殷代地理简论》（1959年）、饶宗颐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等著述中都有较多的研究。但根据目前所见，甲骨文中所记载的商代方国、地名有一千零几十个，其地望大多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商代社会经济的研究，在讨论商代社会性质中有较多的探讨，大多认为农业、畜牧业、田猎、手工业和商业都比较发达。还有许多问题尚需继续研究，如田制、生产者的身份、商业中的交换形式、货币问题等都要充分运用有关商代的各种资料具体探讨。

商代科技史的研究也是近三十年来的新课题，目前研究我国古代科技史大多要从甲骨文中追根寻源。尤其是近几年来，研究我国的医学史、古代动物、植物、纺织、酿酒、水利、气象和体育等等都十分注重甲骨文中的资料。这给甲骨学和商代史的研究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增添了研究的新内容。

这一阶段在甲骨学和商代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尽管产生了一些曲折，碰到了不少的困难，但是研究队伍还是逐渐在扩大。老一辈的专家不仅作出了许多新贡献，还培养了一些中青年的研究工作者。尤其可喜的是近几年来在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有志于此的青年业余研究者，他们好学、肯钻研；在图书、资料极端缺乏的困难条件下，在有限的业余时间中，还写出了一些较好的论述。其中有的就是通过自修而考上了研究生，得到进一步深造的机会。据我们目前不完全的统计，国内外专门从事甲骨学和商代史研究的人，包括业余自修的青年在内，约近百人，对这门既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来说，应当说是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

总之，自从“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发现以后，八十多年来甲骨这门新兴学科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自1898年至1899年发现甲骨文，至1928年冬对“殷墟”考古发掘的三十年为甲骨学产生的初期阶段。1929年至1949年的二十年为甲骨学成为有体系之专门学科阶段。1949年以后至今的三十多年为甲骨学全面发展阶段。（《甲骨学的发展与商代史研究》，《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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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姓氏笔画及朝代先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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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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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本纪／尹盛平，赵光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3

（史记研究集成／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徐卫民主编．十二本纪）

ISBN 978-7-5604-4044-6

Ⅰ．①周…　Ⅱ．①尹…②赵…　Ⅲ．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传体②《史记》－研究　Ⅳ．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2168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周本纪

尹盛平　赵光勇　编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邮　　编　71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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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　029-88303593　883025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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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9

字　　数　554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4044-6

定　　价　16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西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联系调换。电话：029－8830296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史记研究集成》

总主编　袁仲一　张新科　徐　晔　徐卫民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

主　编　赵光勇　袁仲一　吕培成　徐卫民

《史记研究集·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顾问　张岂之

主　任　安平秋　徐　晔

副主任　张新科　马　来　徐卫民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子今　尹盛平　田大宪　吕培成　吕新峰

李　雪　李颖科　杨建辉　杨海峥　吴秉辉

何惠昂　陈俊光　张　萍　张　雄　张文立

赵生群　赵建黎　骆守中　高彦平　郭文镐

徐兴海　商国君　梁亚莉　彭　卫　程世和

主　编　赵光勇　袁仲一　吕培成　徐卫民

总序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195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巨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历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展现了中华民族维护统一、积极进取、坚韧不拔、革故鼎新、忧国爱国等民族精神。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突破传统，大胆创新，开辟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正如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序》所说：“由《史记》以上，为经为传诸子百家，流传虽多，要皆于《史记》括之；由《史记》以下，无论官私记载，其体例之常变，文法之正奇，千变万化，难以悉述，要皆于《史记》启之。”在世界文化史上，《史记》作为巨幅画卷，也是当之无愧的。苏联学者图曼说：“司马迁真正应当在大家公认的世界科学和文学泰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和古希腊史学名著比较，其特点在于它的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生活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集中到一个战争，重视政治、军事。普鲁塔克的传记汇编所收的人物也限于政治家和军事家，即使是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也没有一字提到，更没有一个关于从事生产活动者的传记了。”(1)《史记》在唐以前传至海外，18世纪开始传入欧美，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汉学界研究和关注的对象。毋庸置疑，《史记》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

据《汉书》记载，西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史记》公之于众。但当时史学还没有应有的独立地位，加之在正统思想家眼里，《史记》是离经叛道之作，是“谤书”，因而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东汉中期，《史记》才逐渐流传。魏晋以后，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史记》的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抄写、学习《史记》的风气逐渐形成。谯周《古史考》等书对《史记》史实的考证，揭开了古史考辨的序章。裴骃的《史记集解》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史记》注本。此一时期，扬雄、班氏父子、王充、张辅、葛洪、刘勰等人对《史记》发表过许多评论，他们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肯定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由于史论的角度不同，班彪、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出“史公三失”问题。随之，以王充和张辅为开端，开始了“班马异同”的学术讨论，也即开《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之先河。

唐代由于史学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记》在史学史上备受尊崇，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成为修史之宗。唐代编纂的《晋书》《梁书》《陈书》等八部史书全部采用纪传体的写法。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对纪传体的优点也予以肯定：“《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2)史学家杜佑发展了《史记·八书》的传统，著《通典》一书，成为政书体的典范。唐代注释《史记》，成就最大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与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两部书和南朝刘宋年间裴骃所作的《史记集解》，被后人合称为《史记》“三家注”。“三家注”涉及文字考证、注音释义、人物事件、天文历法、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典章制度等，是《史记》研究总结性、系统性的成果，因而也被认为是《史记》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司马贞、张守节、刘知幾、皇甫湜等人，对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的创新精神作出了许多肯定性的评论。如皇甫湜《皇甫持正集》认为，司马迁“革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将以垂不朽”。特别是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使《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宝藏得到空前的认识和开发，奠定了《史记》的文学地位。

宋代的《史记》研究步入一个新阶段。由于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加之印刷技术的发展，《史记》得以大量刊行，广为研读。宋人特别注重《史记》的作文之法。如文学家苏洵首先发明司马迁写人叙事的“互见法”，即“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3)，开拓了《史记》研究的领域。郑樵在《通志·总序》中称《史记》为“六经之后，惟有此作”，肯定司马迁前后相因，会通历史的作史之法，这也是第一次在理论上从“通”的角度评论《史记》。本时期的评论，还把“班马优劣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苏洵、郑樵、朱熹、叶适、黄履翁、洪迈等人都发表过评论，涉及思想、体例、文学等方面的比较，乃至于出现了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娄机的《班马字类》这样的专门著作，把《史记》比较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元代除了在刊刻、评论《史记》方面继承前代并有所发展外，主要贡献在于把《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搬上舞台。元代许多杂剧的剧目取材于《史记》，仅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就有180多种，如《渑池会》《追韩信》《霸王别姬》等，这些剧目的流传，又扩大了《史记》的影响。

明代是《史记》评论的兴盛期。印刷技术进一步提高，给刻印《史记》提供了有利条件，尤其是套版印刷的兴起，给评点《史记》提供了方便。明代从文学角度评论《史记》取得的成就最大，对于《史记》的创作目的、审美价值、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多样化的艺术风格等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4)。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王慎中、钟惺、陈仁锡、金圣叹等人都是评点《史记》的大家。同时，由于《史记》评点著作大量出现，辑评式研究应运而生。凌稚隆《史记评林》搜集整理万历四年（1576）之前历代百余家的评论，包括“三家注”及各家评点和注释，并载作者本人考辨，给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后来李光缙对该书进行了增补，使之更加完备。明代晚期，《史记评林》传入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对《史记》的研究。另外，朱之蕃《百大家评注史记》，葛鼎、金蟠《史记汇评》，陈子龙、徐孚远《史记测义》等也进行了辑评工作。明代由于小说的繁荣，人们对《史记》的认识也开辟了新的角度，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系，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成就。在《史记》历史事实的考辨方面，杨慎《史记题评》、柯维骐《史记考要》、郝敬《史记愚按》等，以及一些笔记著作，均颇有新意。

清代迎来了《史记》研究的高峰期。专门著作大量涌现，如吴见思《史记论文》、汪越《读史记十表》、杭世骏《史记考证》、牛运震《史记评注》、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王鸣盛《史记商榷》、邵泰衢《史记疑问》、赵翼《史记札记》、钱大昕《史记考异》、梁玉绳《史记志疑》、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郭嵩焘《史记札记》、李慈铭《史记札记》、吴汝纶《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等，都是颇有特色的著作。这些著作最大的成就在于考据方面。清人考据重事实，重证据，大至重要历史事件，小至一字一句、一地一名，对《史记》史事和文字的考证极为精审。钱大昕为梁玉绳《史记志疑》作序，称其“足为龙门之功臣，袭《集解》《索隐》《正义》而四之矣”。许多学者是考中有评，如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自此例一定，历来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5)其他非专门研究《史记》的著作如顾炎武《日知录》、刘大櫆《论文偶记》、章学诚《文史通义》以及一些古文选本等，也对《史记》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评论。

近现代以来，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史记》研究呈现出继承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问题不断深入的特点。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文化、从史学到地理、从文学到美学、从伦理到哲学、从天文到医学、从军事到人才，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诸如李笠的《史记订补》、王叔岷的《史记斠证》、钱穆的《史记地名考》、瞿方梅的《史记三家注补正》、陈直的《史记新证》、王恢的《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等，从《史记》文本文字、地理名物及《史记》研究的再研究等方面进行考证或订补。另外，杨燕起等编纂的《历代名家评史记》，精选1949年前的《史记》评论资料；近年来，由张大可、丁德科主编的《史记论著集成》汇辑当代学者的专题研究成果；赵生群主持修订的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使《史记》校勘更上层楼。同时，各种不同类型的《史记》选注本、全注本、选译本、全译本相继问世。

《史记》在日本影响很大，近现代以来颇具影响的《史记》研究专家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宫崎市定等。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之后水泽利忠对该书进行校补，使之成为《史记》研究总结集成式的成果，该书在辑佚、校勘、对《史记》史实的考证、对司马迁所采旧典的考证、对“三家注”的再考证、对词句的训释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施之勉的《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严一萍的《史记会注考证斠订》等均针对缺憾专门作了订正。欧美学者对《史记》的研究，诸如法国的沙畹、康德谟，美国的华兹生、倪豪士，以及汉学家高本汉、崔瑞德、鲁惟一、陆威仪等，在关注《史记》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以西方思维、理论及方法，将《史记》与西方传统的史学著作进行比较研究，亦颇具特色。

从以上简单勾勒《史记》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呈现出“历代不辍、高潮迭起”的状态。不仅如此，海外汉学界特别是日本的《史记》研究亦有突出的表现。

二

《史记》研究积累了大量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不同时期承前启后、不断深化的学术成果，这其中有就个别问题的深入探究，有零散的评论，亦有专题式的系统研究。除此之外，系统整理前代研究成果、提出新见的集成式整理方式，更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南朝刘宋至唐代形成的《史记》“三家注”和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完成的《史记会注考证》，被视为《史记》研究系统、全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甚至被称为《史记》研究的两座里程碑。

今天，《史记会注考证》出版已经八十余年，《史记》研究又经过了一个不凡的历程，海内外《史记》研究新见迭出，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新的变化，突出特征是由“史料学”向“史记学”发展，即从史料的整理和挖掘中分析司马迁的思想，通过具体史料探讨《史记》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其价值。这也在客观上对《史记》研究成果再次进行集成式整理提出了新的学术要求，《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正是顺应这一学术发展的重要尝试。

《史记研究集成》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关心、指导和支持下，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和西北大学出版社具体组织实施。集成规模浩大，搜罗宏富；分类选目，采摭众家；纵横有序，类别集成。在总体架构上，分别形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各部分研究集成。集成以汇校、汇注、汇评为编纂体例，总体编纂表现出资料搜集的全面性、类别整理的学术性，以及体例设置的科学性和出版所具有的实用性特点，具体如下：

首先，资料翔实完备，涉及古今中外所有研究成果，是近两千年来《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集成所收资料，上自汉魏六朝下至21世纪初，不仅包括中国历代《史记》研究形成的资料，亦广泛涉及海外研究成果，特别注重对新材料、新观点的采撷吸收。近现代以来，《史记》研究呈现出以史学、文学为主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地理、天文等多学科的特点，相关的研究成果自然也就成为本集成的组成部分。同时，遴选搜集所能见到的《史记》研究的相关资料，又针对性地搜集补充海外研究资料，充分显示了《史记研究集成》资料搜集的全面性。

其次，观点采摭众家，厘定甄选，兼及考古资料补正，充分体现了《史记研究集成》的学术性。《史记》研究者之众，多不胜数；成果之丰，可谓汗牛充栋。经过了汉魏六朝开启至唐代的注释繁盛期，两宋传播和品评期，明代评论兴盛期，清代考据高峰期，以及近现代的拓展深入期这些不同阶段，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料，这些资料就观点看，前后相继，但会通整理难度之大超乎想象。编纂者一要质其要义，二要考其先后，三要会通甄选以厘定条目，除此之外，还要参酌考古新发现作深入补正或提出新见解，这也体现出集成的学术性特点。

再次，体例设置科学，出版具有实用性。《史记研究集成》以汇校、汇注、汇评分类，以观点先后列目，类编得当，条贯秩然。一方面网罗《史记》研究多学科、多层次、全方位之学术观点，另一方面完整呈现《史记》研究的学术脉络，每篇前有题解，后有“研究综述”，在收集历代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一些有争议的或者重大的学术问题加以编者按语。本集成系统全面，方便使用，具有工具书的性质。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辑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一，它为《史记》研究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有价值的资料，古今中外的重要成果尽收眼底，为理论研究铺路搭桥，为立体化的研究提供依据。第二，它既是历代资料的精选荟萃，又是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史的全面呈现，具有学术史的认知价值。第三，它与前代的《史记》“三家注”、《史记会注考证》等里程碑式的著作相比，体现了编纂者的创新精神和力争超越前代的学术追求，有助于推动《史记》研究向纵深发展，有助于推动“史记学”的建立。第四，《史记》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集成的编辑出版，一方面可以为史学、文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于有关的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有益的资料，有助于促进这些学科的发展，繁荣当代学术；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入挖掘《史记》中蕴含的至今仍有现代意义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与治国智慧，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是一项基础性文化工程，资料的搜集与会通整理不仅需要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也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储备，更需要学术界的通力合作。书稿在编纂和审定过程中，得到了著名史学家、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中国《史记》研究会原会长、北京大学安平秋先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彭卫研究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诸位大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谢忱。

限于体例和篇幅，以及资料的限制，前贤时彦的成果难以全部吸收，颇有遗珠之憾，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史记研究集成》编辑出版委员会

（张新科执笔）

2019年3月18日

(1)齐思和：《〈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载《光明日报》1956年1月19日。

(2)［唐］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二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8页。

(3)［宋］苏洵著，曾枣庄等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4)详参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第四章“明人评点史记的杰出成就”，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5)［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作为《史记研究集成》的一部分，《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以下简称“集成”）编纂工作实际始于1994年。它是在赵光勇教授审择资料，构设体例的基础上，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组织启动编纂的。对于这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实施，时任陕西省省长白清才、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董继昌、陕西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李绵等人高度重视，并给予重要支持。在几近十年的编纂中，十余位专家勤勉有为，爬梳浩如烟海的资料，会通比较，厘定条目，汇校、汇注、汇评出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发展的学术脉络，至2003年形成初稿。

2013年，书稿经过十年“周转沉淀”，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支持下，西北大学出版社接手编辑出版，并邀纳资深编审郭文镐等组建《史记研究集成》编辑部，组织项目的编辑加工。从2013年至今，在六年的精心组织与实施中，编辑部的同志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资料核查工作，其中不乏深入的校雠勘误；在内容处理上，听取专家意见，同样进行了庞杂的“考量删繁以求简练”的编辑加工。在此基础上，各位编纂者又进行了系统的补遗与增订。《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至此完成编辑审定。这期间，2015年，《史记研究集成》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16年、2018年，出版社和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先后组织了两轮专家审定，形成了系统的修改意见，从增删与补遗等方面有力的保证了“集成”的全面性与学术性，从而提高了“集成”出版的代表性与权威性。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项目实施前后25年，十余位专家，淡泊名利，潜心以为，他们以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而为，成一家之言”的精神为榜样，砥砺前行，在此我们感念良多。殚精竭虑、因病辞世的吕培成教授，年愈九旬、依旧念兹的赵光勇教授，耋老鲐背、勉力而为的袁仲一先生等，他们都是司马迁精神不衰的实践与体现。已故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原副会长张登第先生在“集成”编纂的组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书稿的编、审、校前后持续六年，这期间，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承担着大量繁重的工作，他们珍视与编纂者的合作，在工作上与编纂者并肩前行，在专业上不断历练提高，受益良多。可以说，“集成”的编辑出版，是编纂者与出版者密切合作的结果，也充分体现着双方致力于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与使命意识。

值此《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付梓之际，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杨海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彭卫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专家学者所提供的重要的学术支持。同时，感谢社会各界给予的关心和指导。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年3月19日

凡例

1. 本书《史记》正文以中华书局1959年版点校本为底本，参考《史记》新校本（修订本），汇集历代兼及国际汉学界《史记》研究资料，简体横排。凡古今字、通假字、俗字等，以及人名、地名中的异体字，均一仍其旧。各卷编排：卷前为题解，卷末为综述，正文分段，每段为单元，标示注码，段后依次排列汇校、汇注、汇评资料。

2. 本集成遴选的资料，录自古代文献和近现代学术专著，有参考价值的今人研究成果也予酌录。汇校部分，以他校为主（点校本已作版本校）。汇注部分，不限于字词义诠释，句义段义以及天文地理等考释也包括在内。所有部分，皆不惮其繁，一一罗列各家之言。

3. 本集成引录的资料中使用的书名简称依旧，个别生僻者，首次出现时，随文加“编者按”予以说明。如：《锥指》（编者按：《禹贡锥指》）；《经典》（编者按：《经典释文》）。

4. 本集成引录的资料中的原有夹注，改为括注，字体字号同正文。为方便读者解读研究资料中的个别问题，本书编者间或加有“编者按”，按语相应随文或置于该条资料文末。

5. 每条研究资料于文末括注出处，录自古代文献和近现当代学术专著者括注书名、卷名或章名，连续两条或三条出处相同者，后条简注“同上”；录自现当代期刊者括注篇目及期刊年次期次。书末附《引用文献及资料》，详注版本信息。

目录

总序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凡例

周本纪第四

研究综述

引用文献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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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本纪第四

【题解】

刘知幾：按：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王，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若以西伯、庄王以上，别作周、秦世家，持殷纣以对武王，拔秦缪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昭然有别，岂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简约，别加一目，不足成篇。则伯翳之至庄王，其书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辄与本纪同编，此尤可怪也。（《史通》卷二《本纪》）

张守节：因太王所居周原，因号曰周。《地理志》云右扶风美阳县岐山在西北中水乡，周太王所邑。《括地志》云：“故周城一名美阳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北二十五里，即太王城也。”（《史记正义》）

陈栎：周之先，始于弃，为唐虞后稷。佐禹治水，播时百谷，封于邰，其曾孙公刘，能修后稷之业，迁国于豳，民多归之。又数世而为古公亶父，是为太王，修后稷公刘之业，去豳，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国始号周，肇基王迹，周业寖盛。（《历代通略》卷一《周》）

刘咸炘：《史通·本纪篇》谓“西伯以上，当为世家”。王拯曰：“是过论也。溯自先公，史例至当。”按：此语不足以破知幾，特三代纪述先世缘起，事文简略，寄在篇首，尚无害耳。（《太史公书知意·周本纪》）

朱孔阳：周，姬姓，后稷之后，帝喾元妃姜嫄生稷，封于邰，四传至公刘，修后稷之业，周道之兴实始于此。至太王去邠，居岐，武王伐纣有天下，以王德王，都镐。（《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马持盈：周：太王居于周原，因号曰周。周故城一名美阳城，在陕西武功县西北二十五里。（《史记今注·周本纪》）

王恢：周：周姬姓，黄帝苗裔，后稷之后，世业农官（参《左传》昭二十九年）。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其孙公刘徙邠，太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周原，因号曰“周”。王季居京——京即程。文王作邑于丰，武王徙镐，称为宗周，迄幽王为犬戎所弑，史称“西周”。平王东迁洛邑，是为“东周”。东周后又分东西，秦庄襄王灭之，周亡。（《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周初都邑》）

刘毓庆：前人认为，周的命名始于太王。《史记集解·周本纪》引皇甫谧云：“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意思是，因为古公迁居周原，所以称国曰周了。近代和现代的学者，还有人继续沿用这种观点，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武丁时甲骨文中，就已有了周的称谓。据《西羌传》，古公迁周是在武乙之世。武丁距武乙，中间尚有四王。据《尚书·无逸》，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汉石经作百年），《太平御览》引《史记》：祖庚七年，祖甲十六年（今本《尚书·无逸》作三十三年，此属错简，不可据），廪辛六年，康丁三十一年（《古本竹书纪年》记有武乙三十五年事。《帝王世纪》即作三十五年）。如果不连武丁、武乙在位的年数，中间尚隔六十年，也就是说，古公比武丁最少要晚六十年。就是退一百步说，若《西羌传》的记载不可靠，那么，从武丁到帝辛共是九王。《古本竹书纪年》记文丁为十一年，甲骨文记帝乙为三十年，帝辛为二十二年。九王所历约二百多年，而古公到武王仅四世，必须每人在位五十多年以上，方可充够其数，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说，周之为号，远在古公之前。可是有的学者却认为，武丁甲骨文所记之周，因在太王之前，当与周族无关。这种观点是欠妥当的。周族世代从事农业，周字甲骨文作，像播谷田中之状，即显示了它与农业国——周的密切关系。再则甲骨文中犬戎与周常发生关系，此与太王因犬戎寇边而徙岐的记载，也相吻合。参之《山海经》“西周之国”的记载，恐怕在公刘之前，就有了周的称号。古代部族的迁徙，往往要把旧称带到新地，如商迁到那里也叫商，周也当如此。周原当因周族而得名，不是周族因周原而有称。（《雅颂新考·〈大雅·绵〉诗新考·太王迁周为失去商之保护考》）

［日］泷川资言：《史公自序》云：“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幽厉昏乱，既丧丰镐，陵迟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纪》第四。”愚按：《周纪》，穆王以前，多采《诗》《书》《逸周书》，穆王以后，多采《国语》《左传》；威烈王以后，多采《战国策》。叶适曰：以迁所纪五帝三代考之，尧舜以前固绝远，而夏商残缺无可证，虽孔子亦云。独周享国最长，去汉未久，迁极力收拾，然亦不过《诗》《书》《国语》所记而已。他盖不能有所增益也，是则古史法止于此矣。（《史记会注考证》卷四）

又：《周本纪》概括地记述了周王朝兴衰的历史，勾画出一个天下朝宗、幅员辽阔的强大奴隶制王国的概貌，以及其间不同阶级不同君王厚民爱民或伤民虐民的不同政治作风，君臣之间协力相助共图大业或相互倾轧各执己见的不同政治气氛。（同上）

张大可：这是《史记》中一篇宏大的史传，记述了周朝一代八百年的兴衰历史，包括西周及春秋、战国时代。本篇重点是写西周史，平王东迁后“政由方伯”，事详各诸侯世家。周朝之兴，是积德累善得天下的典型。周祖先后稷是唐尧时的农师，他改进了农业耕作技术，受到人民的爱戴。周民族一直重视农业，公刘迁豳，古公亶父居岐，都是发展生产有贡献的革新型人物。古公亶父正式建立了国家，设官分职，广行仁义，周事业方兴未艾。又经过季历、文王的招抚人民，到了武王一举灭纣而有天下。周幽王被犬戎杀灭，又恰似纣王的自焚于鹿台，是自己暴虐人民的结果。司马迁写夏、殷、周三本纪，对创业的开国之君与败家的亡国之主，对比强烈，表现了作者同情人民疾苦，颂扬贤君，鞭笞暴君的儒家政治理想。周代历运，据本篇《集解》引《汲冢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七年。”据此，上据武王伐纣是公元前1027年。秦并东周在公元前249年。周代共历七百七十九年，西周传十一世，十二王，东周传二十世，二十五王。（《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题解》）

编者按：关于周族的得名，旧说倒果为因。古公亶父居邠时，其族就称为周族。殷墟甲骨卜辞中，有关周族的记录七十余条，除单称“周”以外，还有称“周方”“周侯”的。这些卜辞的时代，武丁时期的居多，也有祖庚、祖甲、武乙、文丁时期的。武丁、祖庚，甚至祖甲，都早于太王迁岐。这就是说，太王迁居周原以前，其族就被称为周族了。周族不是因居地而得名，而是因为善于农耕而被称为“周”。徐中舒在《周原甲骨初论》中指出：“周就是一个发达的农业区，像农田整饬，中有农作物之形。”（《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集）《周本纪》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周道之兴自此始。”“周道”就是农业之道，其族得名为周，很可能是从公刘开始，或稍后。田昌五在《对周灭商前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估计》中说：“现在看来，姜原当是一个姜姓氏族部落居住之原，如前述姬原一样。在这个原上居住的姜姓氏族部落的女子统称姜原。”（《华夏文明》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姜姓部族属于西戎的一支，与羌族同源，即文献中的四岳族，其后世称为姜氏之戎，起源于宝鸡与天水东部的陕甘一带。扶风刘家姜戎墓地的发掘（《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使我们得知，周太王迁岐之前，周原本来是姜戎族居住的高原。古代女子未必都有名有姓，周后稷弃的母亲，很可能因为是居住在姜原上的姜姓女子，所以才被称为姜原。周原原本当叫姜原，后来因为周族迁此居住，因此称为周原。刘毓庆认为“周原当因周族而得名，不是周族因周原而有称”，此说甚是。

周后稷[1]，名弃[2]。其母有邰氏女[3]，曰姜原[4]。姜原为帝喾元妃[5]。姜原出野，见巨人迹[6]，心忻然说[7]，欲践之[8]，践之而身动如孕者[9]。居期而生子[10]，以为不祥，弃之隘巷[11]，马牛过者皆辟不践[12]；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13]，飞鸟以其翼覆荐之[14]。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15]。

[1]【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周后稷，始封邰，今扶风是也。及公刘徙邑于豳，今新平漆水之东北有豳亭是也。故《诗》称，笃公刘，于豳斯馆。至太王避狄，循漆水，逾梁山，徙邑于岐山之阳，西北岐城旧址是也。故《诗》称，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南有周原，故始改号曰周。（《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陈士元：稷名弃。……及为成人，好耕农，尧举为农师，天下得其利，舜封之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路史》云：弃字曰庚辰，勤百谷而死于黑水之山，娶姞生漦、蠒，世为后稷。《周礼·大司徒》注云：“弃为尧稷官，立稼穑，死配稷，名为田正。诗人谓之‘田祖’。”（引自《湖海楼丛书·论语类考》卷七《稷》）

陈士元：后稷：名弃，字庚辰，见《楚辞》。《路史》作度辰。（《孟子杂记》卷三《辨名》）

陈蒲清：后稷：周始祖。古公亶父曾大力开辟周原（今陕西省岐山南部大片原野），故以“周”为国号。（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汇评】

牛运震：周后稷，名弃，按篇首“名弃”二字，似无紧要，却预为下文伏笔，妙！（《史记评注·周本纪》）

[3]【汇注】

康海：夫武功，古有斄氏之国也。有斄氏有女曰姜原，为帝喾元妃。生弃。教民稼穑有功，尧封于斄，号曰后稷。（《武功县志》卷一《地理志》）

又：古斄城，在县南八里漆村东，古有斄氏之国也。今县西南三十里亦有斄城者，前汉徙置之尔。（同上）

陈蒲清：有邰氏：部族名。邰是其居地，在今陕西省武功县西南。据说是炎帝之后，故姓姜。（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赵生群：有邰氏原作“有吕氏”，据凌本、殿本改。绍兴本、耿本、黄本、彭本、柯本作“有台氏”，“台”同“邰”。按，《说文·邑部》：“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国。”（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

编者按：秦汉时的邰县城遗址位于扶风县揉谷乡法禧村一带，这里发现大量灰坑、秦汉粗绳纹砖瓦、云纹瓦当、五角陶水管、铸铁作坊遗址等。村南稻田以北，东从杨陵区永安村，西到揉谷乡小村之间，1978年发现有宽约十米左右的秦汉城墙墙基。尤为重要的是这里出土了刻有“邰”字铭记的秦代铜鼎和铜温壶等，证明这里就是邰县城，亦即后魏之武功县城所在（参见《扶风县文物志·古遗址》）。

邰亭遗址，清嘉庆《扶风县志》记载“在东南三十里”，以里程方位看，当在姜嫄嘴一带。这里出土过“邰林”铜鼎，也有面积很大的秦汉遗址和墓葬区，出土过大量秦汉粗绳纹砖瓦、云纹瓦当、五角陶水管道和青铜器。县志记载，这里是邰城，可能是邰亭之误。另外，扶风县法门镇和眉县境内都出土过刻有“邰亭”的陶罐等（参见《扶风县文物志·古遗址》）。

《武功县志》卷一《地理志》，康海云：“今县西南三十里亦有斄城者，前汉徙置之尔。”扶风县揉谷乡法禧村一带的方位、里程与康海所云三十里正合，这一带当是汉代的邰县城址。

[4]【汇注】

刘向：弃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当尧之时，行见巨人迹，好而履之，归而有娠，浸以盖大，心怪恶之。卜筮禋祀，以求无子。终生子，以为不祥而弃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践，乃送之平林之中，后伐平林者咸荐之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飞鸟伛翼之。姜嫄以为异，乃收以归，因命曰弃。姜嫄之性，清静专一，好种稼穑，及弃长而教之种树桑麻。弃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尧使弃居稷官，更国邰地，遂封弃于邰，号曰后稷。乃尧崩，舜即位，乃命之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其后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贵为天子。君子谓姜嫄静而有化，《诗》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丞民。”此之谓也。（《列女传》卷一《弃母姜嫄》）

裴骃：《韩诗章句》曰：“姜，姓。原，字。”或曰姜原，谥号也。（《史记集解》）

张守节：邰，天来反，亦作“斄”，同。《说文》云：“邰，炎帝之后，姜姓，封邰，周弃外家。”（《史记正义》）

宋世荦：斄城在（扶风）县东南三十五里，有姜嫄庙（今姜嫄嘴是也）。（《扶风县志》卷八《古迹·斄城》）

又：《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故斄城一名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古斄国也。《水经注》斄城东北有姜嫄祠。宋敏求《长安志》：姜嫄祠在武功西南二十二里，今以道里按之，适当姜嫄嘴无疑。（同上）

编者按：《正义》引《说文》云：“邰，炎帝之后，姜姓，封邰，周弃外家。”《正义》又引《括地志》云：“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国，后稷所封也。有后稷及姜嫄祠。”邰原作吕，赵生群《史记》修订本中的《周本纪》，末尾所附《校勘记》［二］说：“有邰氏原作‘有吕氏’，据凌本、殿本改。”由此可知，古代的吕地在今宝鸡市，包括漆水下游武功县、杨凌区一带的区域，是姜姓四岳国的封地。这一带正是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分布的密集区。

【汇评】

朱孔阳：姜嫄者，炎帝之后，有邰氏之女，姓姜字嫄。帝喾之元妃，后稷之母也。……夏有天下，载祀四百，禹之祚也；商有天下，载祀六百，契之祚也；周有天下，载祀八百，稷之祚也。……昔者，周文、武之烈，本于后稷，后稷之生，本于姜嫄，故《诗》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是知姜嫄有德于周。（《历代陵寝备考》卷三《五帝》）

编者按：《诗经·大雅·生民》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姜嫄”即“姜原”。“姜原”本为地名，是姜姓部落居住的黄土高原，后来周族徙此立国，因名周原。“姜原”其人原本当无名，因为她是居住在姜原的姜姓部落的女子，所以指地为名称之为“姜原”，后世加女旁称为“姜嫄”。西汉的刘向说：“弃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东汉许慎的《说文》说：“邰，炎帝之后，姜姓，封邰，周弃外家。”可见汉代人都认为邰地是姜姓部族有邰氏的居住地，姜嫄当属于姜姓四岳国的女子。

[5]【汇注】

司马贞：谯周以为“弃，帝喾之胄，其父亦不著”，与此纪异也。（《史记索隐》）

康海：姜原墓，《旧志》云在上南门外，南去三百六十步，又西四十步，有三坎，墓在坎上，与东原梅家庄直。（《武功县志》卷一《地理志》）

马持盈：有云后稷为帝喾之后裔，非即其子。（《史记今注·五帝本纪》）

张大可：元妃：元配，嫡妻。（《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

【汇评】

牛运震：按：后稷为帝喾子，而《诗·大雅》溯厥本始，推自姜嫄，殆以著其母生之异也。《史记》述稷母为有邰氏而带及帝喾，极有手法，正与《诗·大雅》同旨。（《史记评注·周本纪》）

[6]【汇注】

朱孔阳：郑氏云：祀郊禖时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遂有身而生子。说殊怪诞，盖出于司马子长本纪。欧阳公谓稷弃非高辛之子。毛公于《史记》既不取其履足之怪，而取其讹谬之世次第。毛公赵人，为河间献王博士，在司马子长之前数十年，未必见《史记》世次，而世次之说出于《世本》，其书在宋时已亡矣。（《历代陵寝备考》卷三《五帝》）

于省吾：在我国典籍之外，世界其他各地，也往往有“巨迹”的传说。近代民俗学家曾经这样说过：“巨形的鸟与兽，如在各处所发现者，其成为化石的足迹，可以说是，虽然不过为幻想的解释，与在岩石面上所有的空陷处及印迹为相同；所以我们便有了无数的关于神道们或有大力的人们的足迹印入岩石上的神话。锡兰岛神圣的足迹，在亚当峰的巅顶上者乃是岩石的一个陷迹，量之有一公尺半长，八公寸阔。婆罗门教徒、佛教徒及回教徒至今仍爬上山，对此圣迹致敬。”这与我国古籍所说的“大人迹”，恰好可以互相验证。大迹的来历不外乎二端：一、据地质学家说，中生代的巨大爬虫和巨大兽类，在岩石上曾留下较大的足印；二、由于各处岩石经过若干年的风雨剥蚀，往往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陷坑，有的很像大人所履的足迹。原始人们看到这样的异形奇迹，因而在思想上就有着一定的推测。至于后代宗教徒们称“大迹”为“圣迹”，向它致敬，这与原始人们对于大迹由来的理解，由于时代的不同而不同。（《诗“履帝武敏歆”解》，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

[7]【汇注】

陈蒲清：忻：同“欣”。忻然：喜欢的样子。说：同“悦”，高兴。（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8]【汇注】

杨延祐：履迹坪：见《一统志》，在州南门外，姜嫄出祀郊禖，履巨人迹于此。（引自《邠州志》卷一《古迹》）

[9]【汇注】

列御寇：“后稷生于巨迹”。（张湛注：“传记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见大人迹，好而履之，如有人感己者，遂孕，因生后稷。”）（《列子·天瑞篇》）

闻一多：《春秋元命苞》：“周本姜嫄，游宫，其地扶桑，履大迹，生后稷。”宫即禖宫。上云禖祀，下云履迹，履迹乃祭祀仪式之一部分，疑即一种象征的舞蹈。所谓“帝”实即代表上帝之神尸。神尸舞于前，姜嫄尾随其后，践神尸之迹而舞，其事可乐，故曰“履帝武敏歆”，犹言与尸伴舞而心甚悦也。“攸介攸止”，介，林义光读为盚，息也，至确。盖舞毕，而相携止息于幽闲之处，因而有孕也。《论衡·吉验篇》曰：“后稷之时，履大人迹，或言衣帝喾衣，坐息帝喾之处，有妊。”此说当有所本。其云“坐息帝喾之处”，则与《诗》“攸介攸止”合，此可证与帝同息，犹前此之舞亦与帝同舞也。（《神话与诗·姜嫄履大人迹考》）

［日］泷川资言：《诗·生民》疏引“居”作“及”。崔述曰：是因《诗·大雅·生民》篇“履帝武”之文而附会之者，郑氏笺《诗》，遂用其说。至宋欧阳修、苏洵出，皆从毛氏，以为从帝喾之行，而驳《史记》，然后经义始明，圣人之诬始白。胡一桂曰：后稷后世王天下数百年，学者欲神其事，故附会其说，不知血气之类，父施母生，圣贤所同也，何必有谈诡谲诞之事，然后为圣且贤哉？（《史记会注考证》卷四）

【汇评】

王圻：巨迹之说，如苏子麒麟、蛟龙之喻，固足以破群疑矣。以予言之，先儒之疑，未能以意逆高辛氏妃。谓之妃，有夫之称也。盖姜嫄之祀郊禖，当在有家之后，非谓为处子时也。使为处子，无人道之感，感巨迹而生稷，是诚怪异。然天下岂有无父之人哉？况未嫁而求子，是乃淫滥无耻之女，使姜嫄有此，诗人宜为之讳，安有形之歌咏以告于神明哉？今人致疑于有无之间，止泥于无人道而有子一句耳，后世史臣叙帝王之生，往往附会立异，多神其事，如汉高母与龙遇之类，未必非巨迹有以启之也。姜嫄庙在邠州道中，因过此而评之。（《稗史汇编》卷一一二《文史门·辨讹上·巨迹神异》）

牛运震：“欲践之，践之而身动”。按此处叠二字，有态。（《史记评注·周本纪》）

崔述：凡不本于雄，则必不孕于雌；若孕于雌，必本于雄；无古今，无灵蠢，皆若是而已矣。且鸟卵者，气耶？形耶？人之精血为人道，鸟之卵何以独为天地之气乎！巨人者何耶？鬼神耶，则不得有足迹；有迹，是有形也；有形，是迹一物而已，安得为天地之气乎！凡物皆以同类相交为正，异类相交为妖；况不待交而但以卵与迹，是戾气之所钟耳。……甚矣说之贵于怪也，怪则人信之，不怪则人不信之矣！嗟乎，斯诚理之不可解者矣！（《崔东壁遗书·丰镐考信录》卷一《辨践迹孕弃之说》）

[10]【汇校】

张文虎：居期而生子，《生民疏》引作“及期而生弃”。（《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张照：《毛诗·生民·疏》曰：司马迁之言，未可信也。（《钦定史记·周本纪·考证》）

梁玉绳：居期而生子，附按：《诗》“诞弥厥月”，《疏》曰：“人十月而生，此言终月，必终人之常月。《周本纪》云‘及期而生子’，则终一年矣，司马迁之言未可信也。”《巵林》驳之曰：“人十月而生，往往有不然者。颖达《诗·白华》疏曰‘《帝王世纪》以为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则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岁为五十年，流彘时童妾七岁，则生女时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后尚四十二年而生，作为妖异，不与人道同，此妇人之最异者’。孔氏信五十年处胎之褒姒，而不信离里之邰公，何欤？”所驳甚当。然余谓期宜读如字，言及十月之期也，与《诗》弥月合，读者误为期年耳。又疏引《周纪》作“及期”，疑此“居”字是传写之误。（《史记志疑·周本纪》）

吴国泰：居者，至之借字。古读居如诸。至、诸同为纽双声，故可相假。居期即至期也。（《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汇评】

严粲：古无巨迹之说，特列于异端，司马迁好奇，郑氏信谶讳，以帝武疑似之辞，藉口而为是说耳。至谓姜嫄无人道而生子，谬于理而妨于教，莫此为甚。……今依毛以敏为疾，而不用其帝为高辛之说，依郑以帝为上帝，而不用其敏为拇指之说。合二家而去取之，可以折衷矣。（《诗辑》）

方回：紫阳方氏曰：帝王之生，固不偶。然好事者多从而附益之，则怪以传怪，《生民》之诗谓姜嫄之生后稷也，履大人之迹，歆然身动如孕，不假人道而生，《列子》《史记》皆有是言。朱文公则疑“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歆”字在上下句之间，皆不成文，盖心不然之也。文公又按毛公之说，不过谓姜嫄出祀郊禖，履帝喾之迹而行，将事齐敏而已，然无如郑玄之笺，本诸《列子》《史记》之妄何？文公谓诸儒多是毛公而非郑，亦谓郑非臆说，以其有所本也。因则谓《列子》《史记》皆不足信，惟诞寘之隘巷、平林、寒冰一章，若姜嫄尝弃后稷而不子者故，或者得以神其说。四谓姜嫄当时恐不无郑庄公寤生之惊而恶之，故有不举之意。厥初祀郊禖以求子焉，得无人道而虚求之？《诗》有“先生如达”一句足证也。盖以其生之时，忽然而堕，故其家异之耳。以敏字训为足大指，岂非好怪而至于此欤？回断然以为稷之名“弃”，不过有如庄姜之恶而弃之，所以招此怪说也。（《古今考》卷一《母媪梦与神通》）

崔迈：大抵人情，子孙于其先世，往往表其奇异以为夸诩震耀之端；而后世诞妄者则又好因近似之语，造事以惑人。（《崔德皋先生遗书·尚友堂文集》卷上《〈生民〉诗〈集传〉辨》）

于省吾：感生之说的历史背景，是由于母权制时代，人们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诗·宫》传笺和《周礼·大司乐》郑注，都说周人特立先妣姜嫄之庙，而不及后稷之父，是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之证。周族当时僻处西方，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当系母权制社会，还意识不到妇女怀孕系由于“男女构精”，遂产生了妇女感图腾童胎入居体内而妊娠的虚幻想法。到了父权制和阶级社会时代仍有感生之说，而旧籍由于辗转传说和附会，遂以感生为感神灵或感上帝而生子，但是前者出于蒙昧无知，而后者则逐渐加以神化。尤其是阶级社会的统治者，不过想利用感生之说，神化其所自出，以愚惑民众而已。总之，原始人们对于妇女怀孕，无论中外，都有着不谋而基本上相合的理解，如果用后人眼光以推测初民精神生活，一概斥为妄诞不经，那就不合乎历史的实际情况了。（《诗“履帝武敏歆”解》，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

[11]【汇注】

司马贞：已下皆《诗·大雅·生民篇》所云“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是其事也。（《史记索隐》）

杨延祐：隘巷：在州治南，生后稷之所。《生民》之诗曰“诞育之隘巷”，即此地。（引自《邠州志》卷一《古迹》）

【汇评】

梁玉绳：以为不祥，弃之隘巷。按：践迹之妄，已说在《殷纪》中。而稷之弃，实非以不祥也。苏洵《喾妃论》曰：“稷之生无灾无害，或者姜嫄疑而弃之乎？郑庄公生寤生，姜氏恶之，事固有然者。吾非恶夫异也，恶夫迁之以不祥诬圣人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12]【汇校】

张文虎：“马牛”：《御览》“牛羊”。（《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梁玉绳：“马牛过者皆避不践”，案：《诗》言“牛羊腓字之”，此所说又异。（《史记志疑·周本纪》）

陈蒲清：辟：通“避”。（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3]【汇注】

陈蒲清：迁之：变换丢弃他的地方。“迁”与上句“徙”同义。（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汇评】

牛运震：隘巷、林中、冰上，三弃，叙次极错落。弃之隘巷，徙置之林中，迁之而弃渠中冰上，覆荐之，遂收养长之，屡用“之”字句法，摇曳作致。（《史记评注·周本纪》）

[14]【汇注】

马持盈：覆荐：鸟以翼覆之，以翼垫之，而使之温暖。荐，草席，所以垫物。言鸟以其羽翼把他上边盖着，下边垫着，使其得到温暖。（《史记今注·周本纪》）

[15]【汇注】

张守节：《古史考》云“弃，帝喾之胄，其父亦不著”，与此文稍异也。（《史记正义》）

马骕：《吴越春秋》：弃为儿时，好种树禾黍、桑麻、五谷，相五土之宜，青赤黄黑，陵水高下，粢、稷、黍、禾、蕖、麦、豆、稻，各得其理。尧遭洪水，人民泛滥，逐高而居。尧聘弃使教民山居，随地造区，研营树之术。三年余，行人无饥乏之色，乃拜弃为农师，封之台。（《绎史》卷十八《周室始兴》）

【汇评】

张之象：前详叙弃之之事，从容委曲，文势舒缓，末复著“初欲弃之”一语，接下“因名曰弃”，则文势紧峭有力。（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孙琮：前既详叙弃之之事，此复结以初欲弃之一语，接下“因名曰弃”，文势紧峭。（《山晓阁史记选·周本纪》）

吴见思：句法错落古峭。以七“之”字作致。（《史记论文·周本纪》）

牛运震：“初欲弃之，因名曰弃”。按：上文详叙弃之隘巷、林中云云，文势舒缓，却用“初欲弃之”一语接下文，便紧峭有力。（引自《史记评注·周本纪》）

又：“因名曰弃”一语，收截。遥与篇首“名弃”二字相应，遂成一片结构，此文家情法相生，妙手！（同上）

顾颉刚：《诗经》里却没有“弃”这名字。那时还是母系社会，妇女是氏族的主人，人们只知道有母而不知道有父，所以《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宫》说“鸟翼覆之”，正是表现后稷初生时的种种奇迹，说明周族以农立国的伟业。到了父权社会，妇女成了男子的附属品，才把无夫而孕看做不道德的事而有弃儿的行为，这就是后稷名弃的由来。例如《左传》宣四年：“若敖娶于，生斗伯比。若敖卒，从其母畜于，淫于子之女，生子文焉，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子田，见之，惧而归。夫人以告，遂使收之……以其女妻伯比。”这才清楚表现了父权社会中对于私生子的残酷处理！《尧典》称稷为“弃”，正是它晚出的证据。（《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虞初小说回目考释》）

于省吾：自汉以来，关于姜嫄履大迹而怀孕，以为无夫而生子，后稷被弃后，鸟兽庇护之，事属怪异，于是纷纭揣测，呶呶不休。其实，这都是不了解原始社会的实际生活情况而妄生异议。各原始民族由于生活困难和属于宗教上某些禁忌的关系，弃子是时常见到的事。根据各民族志所记，有的只养二男一女，过此则杀之；有的以双生子为不祥，因而杀之；有的投诸野外，或置之路旁；有的溺而毙之；有的投诸水中，浮则取之，沉则弃之。像这类的事实，不烦备述。至于被弃后，有的出现一些神异事迹，古籍中往往有这类的记载。《左宣四年传》叙楚令尹子文之生，“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子田，见之，惧而归。夫人以告，遂使收之”。原始社会弃子并不稀奇，但是，如果被弃者为后世统治阶级的远祖或始祖，则多神化其事，显示他们来历的非凡。《国语·楚语》所谓“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无非是借以迷惑群众，想要长久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而已。由此可见，姜嫄之生后稷，既弃而复取之，当系实有其事。但是，被弃后的一些神异事迹，则是属于姜嫄后世子孙的周人“踵事增华”以附会之者。至于后稷因被弃而名弃，弃子既然是原始社会常见的事，则“弃”字这种抽象称名，也系周人所追加，并非后稷的本名。（《诗“履帝武敏歆”解》，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

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1]。其游戏，好种树麻、菽[2]，麻、菽美[3]。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4]，宜谷者稼穑焉[5]，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6]，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7]，尔后稷播时百谷[8]。”封弃于邰[9]，号曰后稷[10]，别姓姬氏[11]。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12]。

[1]【汇校】

郭嵩焘：“忔如巨人之志”。《札记》云：“游、王、柯本并作‘屹’，凌、毛本论作‘忔’，吴校改作‘仡’。”（《史记札记·周本纪》）

【汇注】

马持盈：屹如巨人之志：卓然有大人的志气。屹音意，独立不群，出类拔萃的样子，言与普通一般儿童不同。（《史记今注·周本纪》）

[2]【汇校】

张文虎：种树麻菽：《生民疏》“树”作“殖”，“菽”作“麦”，下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马持盈：种树两个字，合在一起作动词用，即种植之意，不是种树木之意。（《史记今注·周本纪》）

[3]【汇注】

陈蒲清：种树：栽种。菽：豆类。（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4]【汇注】

陈蒲清：相：观察。（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5]【汇注】

张守节：种曰稼，敛曰穑。（《史记正义》）

陈蒲清：稼穑：种植和收割。这里泛指从事农业生产。（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张大可：谷：黍、稷作物之总称。稼：播种。穑：收割。（《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

[6]【汇评】

程大昌：后稷以播种启封，后世竟以农事王天下。周公封鲁，周之礼、乐在焉。夫子实出其地，惟圣与贤，固天生德，然随其地见闻所甚著者而精之，故周之农政，鲁之礼、乐，遂冠万世而造极焉。则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何怪哉？（《考古编》卷九《土风》）

［日］泷川资言：举弃者舜，非尧也。（《史记会注考证》卷四）

[7]【汇注】

裴骃：徐广曰：“《今文尚书》云‘祖饥’，故此作‘始饥’。”祖，始也。（《史记集解》）

[8]【汇注】

马持盈：时，同“莳”字，即言播种这些百谷。（《史记今注·周本纪》）

张大可：时：同莳，栽种。（《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

[9]【汇注】

裴骃：徐广曰：“今斄乡在扶风。”（《史记集解》）

司马贞：即《诗·生民》曰“有邰家室”是也。邰即斄，古今字异耳。（《史记索隐》）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国，后稷所封也。有后稷及姜嫄祠。”毛苌云：“邰，姜嫄国也。后稷所生。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于邰也。”（《史记正义》）

钱穆：案：注家皆以陕西之斄说邰，亦由邠、岐地望已失而误。今山西稷山县南五十里有稷山，一名稷神山，俗呼稷王山，相传为后稷始教稼穑地。《左》宣十五“晋侯治兵于稷”，是也。周阳城在闻喜县东二十九里。古山、古水在绛县西北。盖古公所居董泽，在闻喜县东北四十里。疑《诗》云“笃公刘”，“笃”“董”声转而讹。《左传》：“魏、骀、芮、岐、畢，吾西土也。”岐、畢近在河西，魏、芮则在河东；骀即有邰，不能独至武功之斄。疑骀之得名，以古臺骀氏之所处，则正与上述稷山、周阳、古水、董泽地望相近。谕周人之始起者，当于此寻之。（《史记地名考·邰》）

曲英杰：弃之所居在邰。《诗经·大雅·生民》载：“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毛传曰：“邰，姜嫄之国也。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国后稷于邰，命使事天以显神，顺天命耳。”郑玄笺云：“尧改封（后稷）于邰，就其成国之家室，无变更也。”孔颖达疏云：“此邰为后稷之母家，其国当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时君绝灭，或迁之他所也。”《史记·周本纪》亦载：帝尧“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弃与尧既不同时，则所谓尧封弃于邰当非史实，然弃所居在邰当确有其事。邰亦作骀。……文王以前归顺周人者，然似不得早至夏世。弃所居之邰，其时或有可能仍为姜姓之国。《国语·周语上》载祭公谋父语曰：“乃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不窋为弃之子。由此可知，不窋虽继弃之业，然并未继弃为农官和居于邰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周都邰》）

编者按：邰地在今陕西武功县境内，本无异说，但是1931年钱穆首创周族起源山西晋南说，他认为邰即晋南的骀地，并结合晋南有关周族早期历史的传说史迹，得出结论说：“周人盖起源于冀州，在大河之东，后稷之居邰，公刘之居豳，皆今晋地，及大王避狄居岐山，始渡河而西。”（《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10期）此说对后来的学术界影响极大，至今尚有学者信从。陈梦家认为：豳、邠古今字耳，皆得名于汾。并引《水经·汾水注》为证，谓《汾水注》的汾山就是《说文》的豳山，乃古公迁岐以前的豳邑，古公得名于汾水支流的古水、古山等等。（《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

关于周族的起源，周人自已的说法是：“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诗·大雅·生民》）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六说：“沮，当为徂；徂，往也。”他还释“土”为杜，认为杜即陶唐氏之后唐杜氏之杜，在晋南临汾地区。邹衡认为：“土即卜辞所见土方，也就是今天山西西南部的石楼县。据此，更可直接证明周人来自山西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论先周文化》，文物出版社，1980年）王玉哲也说：“这个‘土’实即古史上经常提到的‘土方’。《诗·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土方既是与禹发生关系，其地望应当距夏墟不远，而夏墟古在山西南部。一直到商时山西南部仍居有土方之族。”（《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辑）方述鑫认为：“姬周族本属夏族，原为夏族中的一支。殷墟卜辞和古文献中的土方当即夏族，其所居中心唐土（今山西南部）当即姬周族所居。”（《姬周族出于土方考》，《西周史论文集》上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释“土”为“土方”或“唐土”，文字方面固然可通，但是山西省境内，特别是晋南地区，至今未发现先周文化遗存，考古上未得到证实。

王引之释“土”为杜是对的，但是杜不是“唐土”，即唐杜之杜，而是指杜水。杜水是漆水的上游，在今陕西省麟游县西部。“沮”虽然可以释为徂，但是古代每以漆、沮连言，“漆”为漆水，“沮”自然应该是指沮水，而且沮水必与漆水相关。《禹贡锥指》以为麟游之漆，当是沮水之讹。史念海《论西周时期黄河流域的地理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4期）中说：“岐山之下的沮水就是现在的河。”河是雍水的下游，自西向东流经周原扶风县境，在武功县的讲西村东注入漆水。如是，沮水是漆水下游的支流。“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是说周族最初起源于杜水、沮水、漆水流域。这不仅与后稷封邰的传说吻合，而且在杜水、漆水、沮水流域的武功郑家坡等地已大量发现先周文化遗址，其文化遗存的年代上限不晚于殷墟文化一期，甚至可以早到商代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时代早于古公亶父迁岐。目前漆水流域虽然还没有发现夏代的先周文化，但已可证实在古公亶父迁岐以前，漆水流域就有周人居住。另外，在泾水上游的古豳地断泾等遗址，已发现时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的先周文化，证明古公亶父确是从泾水上游的豳地迁徙至岐山之下，而不是从大河之东的晋南“始渡河而西”。后稷居邰的说法当有所据，是可以信从的。（参见尹盛平：《从先周文化看周族的起源》，《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1984年。《再论先周文化与周族起源》，《周文化考古研究论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

[10]【汇注】

张照：“号曰后稷”，《困学纪闻》曰：“《诗·正义》曰：稷之功成，实在尧时，其封于邰，必是尧之封，故笺传皆以为尧本纪，以后稷之号，亦起舜时，其言不可信也。”臣照按：弃为农师，固在尧时，而《舜典》明有“汝后稷，播时百谷”之言，《本纪》之言，何不可信？（《钦定史记·周本纪·考证》）

闻一多：周祖后稷，字当作畟，稷乃谷之类名。《说文》“畟，治稼畟畟进也”，畟当从田从夋省，畟畯一声之转，本为一字。周人称其田神曰田畯，实即后稷也。传言弃为帝喾子，帝喾者，一曰帝俊，俊亦与畯同。古周字从田，而周畴音复同，周即田畴本字。天神曰俊，田神曰畯，先祖曰后稷，氏曰有周，义皆一贯，然则郊祀而有象耕之舞，又何疑哉？（《神话与诗·姜嫄履大人迹考》）

编者按：“号曰后稷”，是以官为号。稷是古代的农官、农神。“号曰后稷”，是因为在弃之前已有农官、农神。《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国语·鲁语上》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礼记·祭法》说：“柱为后稷，自夏以上祀之。”烈山氏即厉山氏，是炎帝氏族的名号，其子柱先为农师，夏代以前就被祀为稷，即农神，所以是前稷。弃在夏代开始为农师，商代开始被祀为稷，即农神，所以是后稷。后稷弃幼年生活在炎帝之后四岳国有吕氏之中，受善于经营农业的姜姓有吕氏的影响，自幼喜爱农业种植，所以《诗·大雅·生民》云：“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有相”，谭戒甫认为是“有柱”之误。（《先周族与周族的迁徙及其社会发展》，《文史》，1979年第6期）

[11]【汇校】

梁玉绳：“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按：弃之封国赐姓与禹、契同时，皆出于尧，非舜也，已说见《殷纪》。而尧封稷于邰，《刘敬传》明载之，何史公自相抵牾耶？又《生民诗》疏曰：“本纪以后稷之号亦起舜时，其言不可信。”（《史记志疑·周本纪》）

【汇注】

裴骃：《礼纬》曰：“祖以履大迹而生。”（《史记索隐》）

闻一多：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弃，故弃为姬姓。……独迹姬字形字义，了不相涉，履大人迹而姬姓，其故难详，故王充疑其非实。其言曰：“失意之遵，还反其字。苍颉作书，与事相连。姜嫄履大人迹，迹者基也，姓当为‘其’下‘土’，乃其‘女’旁‘臣’，非基迹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实也。”（《论衡·奇怪篇》）按王说非是。姬字从臣，臣古颐字，颚骨也。古语臣齿通称，齿从止声，故臣声字或变从止。……则姬亦可作。汉碑姬作姃，从正与从止同，是其确证。止为趾之本字，古通称足为止，足迹亦为止。姬从臣犹从止，是姬姓犹言足迹所生矣。王氏构于字形，不知求之于声，因疑乎周初以来所不以为疑者，而斥为“不合本事”，不亦诬乎？而王氏知迹训基，而不知姬基音同，音同则义同，故姬亦可训基。《广雅·释言》“姬，基也”。《史记·三代世表》褚先生曰“姬者本也”，本亦基也。王氏训诂逊褚张辈远远矣。……然则谓“姬之为言赜也，赜、、迹一字，故履迹而生即得姬姓”亦无不可。王氏必执女旁姬之字与迹无涉，岂其然乎？（《神话与诗·姜嫄履大人迹考》）

[12]【汇注】

马持盈：令德：良好的德行。（《史记今注·周本纪》）

【汇评】

孙琮：一语该约，为有天下根本。（《山晓阁史记选·周本纪》）

编者按：“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这说明“令德”不是后稷弃一人所为。古代世官，弃被举为农师后，其后世代代为农官，世世称后稷。所以后稷不是弃一代，而是有十几代后稷。不窋不是第一代后稷弃的儿子，而是末代后稷的儿子。周人世系中确有缺代。《毛诗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岁，每位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史记·周本纪》索隐云：“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以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实也不合事情。”《汉书·娄敬传》说：“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由此可知有十多代后稷，除第一代后稷弃以外，都以官为号，失去名姓，也失去代数。周族世系中自不窋以下不缺代，所缺的十几代皆在夏代，即后稷时代。不窋是自弃以下十几代后稷中最后一代后稷的儿子。十几代后稷加上自不窋至文王的十四世，与夏商两代王世的总数基本相符。

后稷卒[1]，子不窋立[2]。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3]，去稷不务[4]，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5]。不窋卒[6]，子鞠立[7]。鞠卒，子公刘立[8]。公刘虽在戎狄之间[9]，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10]，自漆、沮度渭[11]，取材用[12]。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13]。周道之兴自此始[14]，故诗人歌乐思其德[15]。公刘卒[16]，子庆节立，国于豳[17]。

[1]【汇校】

浦起龙：按：《史记·周本纪》，后稷以下，曰不窋，曰鞠，曰公刘，曰庆节，曰皇仆，曰差弗，曰毁蚗，曰公非，曰高圉，曰公叔祖类，曰古公亶父，曰公季，曰西伯。凡十五世，文幅甚简。附按：罗氏《路史》云：夏十七世，商三十世，盖四十七世而后有周文王。此叙止十五世，疏脱甚矣。（《史通通释》卷二《本纪》）

【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弃恤民勤稼，盖封地百里，巡教天下，死于黑水之间，潢渚之野。（《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裴骃：《山海经·大荒经》曰：“黑水青水之间有广都之野，后稷葬焉。”皇甫谧曰：“冢去中国三万里也。”（《史记索隐》）

马骕：《山海经·海内经》卷十三云：“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种）。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绎史》卷十八《周室始兴》）

张文虎：“后稷卒”：《集解》“黑水青山之间有广都之野”，按：今见《海内经》云“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文小异。疑此因下“若木”条黑水青山之间而误，抑今本《山海经》非邪？又《海内西经》“之葬，山水环之”，注云“广都之野”，与此注合。（《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曲英杰：古之称稷者有二：一为烈山氏之子柱，一为弃。《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晋大史蔡墨曰：“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杜预注：“烈山氏，神农氏诸侯。”《国语·鲁语上》载鲁大夫展禽语亦云：“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韦昭注：“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礼·祭法》以烈山为厉山也。”“柱为后稷，自夏以上祀之”。“夏之兴，谓禹也。弃能继柱之功，自商已来祀也”。其以“夏之兴，谓禹也”恐不确。《国语·周语下》载太子晋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韦昭注：“基，始也。靖，安也。自后稷播百谷，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循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国语·周语下》又载卫大夫彪茎语云：“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韦昭注：“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也。”如此，则自后稷至文王只有十五世，与商代自成汤至纣十七世大体相当。以此推之，周弃继起为稷当在夏末之世。所谓“夏之兴”，不当解为夏之初兴，而当解为夏人称帝，为盟主之时。《礼记·祭法》载：“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丁山据《国语·周语下》所载“孔甲乱夏，四世而陨”，以为“夏衰于孔甲，弃为后稷，实在孔甲之世”。较为有理。（《先秦都城复原研究·周都邰》）

[2]【汇校】

徐喜辰：这里把不窋作为后稷之子的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据《周本纪》载后稷相当于“陶唐、虞、夏之际”，不窋相当于“夏后氏政衰”，即夏代末年。《国语·周语》说：“及夏之衰也，弃稷（指农官）弗务，我先王不窟（与《周本纪》的“不窋”同）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崔述《丰镐考信录》云：“《国语》所称夏衰，盖谓孔甲以后。”可见，不窟绝非后稷之子，在后稷之后，不窟之前，可能失传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传闻。《史记·周本纪》也说：“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戎狄是春秋时期周人对周边氏族部落的通称。可见那时候的周族，仍然是一个民族部落的组织。（《历史人物论集·周文王及其在周族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汇注】

司马贞：《帝王世纪》云“后稷纳姞氏，生不窋”，而谯周按《国语》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以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实亦不合事情。（《史记索隐》）

张守节：《括地志》云：“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毛诗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史记正义》）

陈允锡：禹、稷同时，不窋亦应与启同时。夏后氏政衰，是太康尸位，非夏之末造也。（《史纬》卷一《周》）

戴震：周自公刘始居豳，书传阙逸，莫能详其时世。考《国语》《史记》所录祭公谋父谏穆王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盖不窋已上，世为后稷之官，不知凡几，传至不窋，然后失官也。夏之衰，疑值孔甲时，《史记》称：孔甲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殆后稷之官，及有邰之封，此时乃相因而失。诸侯侵夺，天子不正之，是以远窜。禹至孔甲三百余年，《史记》十一世十四君，则有邰始封。至不窋亦且十余世。……《史记》不曰弃卒，而曰后稷卒，且上承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此书法也。世次中阙，莫知其名。继弃而为后稷，谨修其官守，以至不窋，是不一人，故曰皆有令德。及最后为后稷者卒，其子不窋立。末年而失其世世守官，微窜之际，殆不绝如缕。典文牒记，一切荡然。虽公刘复立，国于豳，后已无旧人能追先世之代系，故《国语》称十五王，不数其皆有令德。而世后稷者，汉刘敬对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所谓积德累善十有余世，与本纪皆有令德之文，是汉初相传，咸知不窋已上代系中隔矣。（《戴东原集》卷一《周之先世不窋已上阙代系考》）

又：据《国语》《史记》，公刘至文王十二世（《世本》十六世），孔甲之后，帝皋、帝发、帝桀，不窋之后鞠、公刘，此代系不相远者。昔人致疑于自契至汤十四世，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汤、文相去隔商之六百祀，使知周之先，自不窋上阙代系，不得而数，斯可无惑也。（同上）

梁玉绳：不窋始见《左文二》《周语上》。弃子，始见《史·周纪》《世表》，葬庆阳之安化州东三里。按：不窋非后稷亲子，说在《史记志疑》三。《路史发挥》引杜《释例》作仆窋，恐误，不窋之玄孙为皇仆，故知误也。（《汉书人表考》卷三《不窋》）

王骏图撰、王骏观续：《索隐》《正义》之说，可谓辨矣，虽然，其谓不窋非弃子，毋乃失考。无论谯周所云，世稷官以服事虞夏，不窋犹逮事虞，固知去弃非远，即下文云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注》指太康失国。以年考之，亦为弃子无疑。盖弃与禹同时，而少于禹，以弃子之末年，当禹之孙，中间只隔启一代，启在位仅十载，则年数正合。何得谓非弃子哉！后文所谓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唐团曰：父子相继曰世。韦昭曰：谓弃与不窋也。皆与此合，其中间脱漏者，盖在不窋失官以后，奔于戎狄，则其世数难稽。故史公莫得而著之，直至鞠与公刘，复修稷业，公刘又内迁于邠，故可稽耳。不然，考《古今人表》，公刘已在夏末，子庆节则入商初，岂有夏历四百余载，而弃后只三代之理，此不待辨而自明者。然则其所略者在不窋之后，不得并疑其他也。或又曰：不窋卒，子鞠立，此又何说？曰史公文省，不窋之后，已失其官，无所谓立。至鞠立而亦称为子者，直子孙之子耳。《五帝纪》，黄帝者，少典之子，《注》谓其后代子孙也。《索隐》亦引《左传》高阳氏才子八人，贾逵注以为后代子孙也。与此正同。《毛诗》后稷之孙，实推太王，孙字岂得作子之子耶？又杨氏慎据《台梁碑》，谓后稷生台玺，台玺生叔均，叔均而下数世，始至不窋，不窋下传季历，犹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纪》，拘于《国语》十有五王之说，乃合二人为一人，又删缩数人以合十五之数，亦甚迂矣云云。按杨说虽有《吕梁碑》可据，然谓弃后六七世始至不窋，殊与《帝王世纪》诸书年代不合，又且未悟子之训为子孙之子耳，又据《帝系》谓后稷十三传为王季，更与杨氏二十五六世之说参差太甚，足征升庵所论非实也。（《史记旧注评议·周本纪》）

齐思和：《国语·周语》：“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史记》称不窋为稷子，然《国语》称稷事虞舜，不窋当夏末，其非父子，极为显然。（《中国史探研·西周地理考》）

张天恩：史书所记的周世系，后稷至不窋之间是缺代的，司马贞和张守节也早都疑“失其代数”。《路史·后纪·高辛纪》“后稷勤百谷而山死，取姞人是生漦蠒……漦蠒生叔均”，《山海经·海内经》“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为牛耕，是始为国”。因而，后稷之后可查者尚有两代，谭戒甫先生说“恐怕不止二代”，此说不错。（《周秦文化论集·周人早期历史的传说与郑家坡先周遗址》）

曲英杰：不窋所居，据《太平寰宇记》庆州安化县引《水经注》云：“尉李城，亦曰不窋城。洛水南径尉李城东北，合马岭水，号白马水。”谢钟英《补泾水》谓《寰宇记》所引洛水为泥水之误。泥水即今马莲河。尉李城，汉为郁郅县，属北地郡。唐时名弘化。《括地志》载：“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在今甘肃庆阳县境。不窋子鞠仍居此地，至鞠子公刘方开始东迁豳地。从弃学农艺于炎姜部族，不窋窜居于戎、狄之间来看，周人文化在其初始阶段当接近于姜戎文化，其本身特征不会十分明显。近些年来，关于先周文化曾有学者从各方面进行探讨，先后有光社文化、郑家坡类型文化、刘家类型文化和斗鸡台类型文化等为先周文化说。其各自主张虽不相同，但都是以周文化为基点向前推溯，强调某一种文化内涵与西周早期的周文化承袭关系密切。这对于探讨自公刘以后周人势力开始强大、文化面貌已显出其独特性之时的先周文化，虽可以说理由是充分的，但对于探讨公刘以前的先周文化则似不太合适。既如此，似亦不能以其中所主张的某一类型文化的分布范围来判定周人早期活动中心区域及邰或不窋所居当在何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周都邰》）

【汇评】

祭公谋父：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引自《国语·周语下》）

崔述：按《国语》：“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谯周云：“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余岁，惟十四代，亦不合事情。”《史记正义》又引《毛诗》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以此二说观之，则不窋之父，乃弃之裔孙袭为后稷者，不窋非弃子也。《国语》所称“夏衰”，盖谓孔甲以后，谓在太康之时，误矣。故今不从《本纪》《世纪》之说。（《崔东壁遗书·丰镐考信录》卷一《不窋非弃子》）

[3]【汇注】

陈蒲清：夏后氏：此指夏禹的后代帝王。（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4]【汇注】

裴骃：韦昭曰：“夏太康失国，废稷之官，不复务农。”（《史记集解》）

司马贞：《国语》云“弃稷不务”。此云“去稷”者，是太史公恐“弃”是后稷之名，故变文云“去”也。言夏政衰，不窋去稷官，不复务农者也。（《史记索隐》）

马持盈：去稷不务：废弃稷谷之事，不以为务。去，废弃也。（《史记今注·周本纪》）

【汇评】

牛运震：去稷不务句古甚。（《史记评注·周本纪》）

[5]【汇注】

马骕：谯周按：《国语》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世数也。若以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余岁，惟十五代，实不合事情。又欧阳公、洪容斋、罗长源皆辨其非。（《绎史》卷一八《周室始兴》）

梁玉绳：按：不窋之非稷亲子。先儒历辨之，词繁语杂，不能悉载，窃取其精确者申而明之，曰《国语》祭公谋父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昭事虞、夏”，则《本纪》《世表》书四世之误可知。斯本罗泌说也。余因考《竹书》，“少康三年复田稷。后稷之后不窋失官，至是而复”。以不窋为后稷之后，亦一的证。又《路史发挥》言稷生斄蠒，斄蠒生叔均。虽谱牒散亡，叔均至不窋之世系无征，而不窋之不得为稷子，更有明验矣。史公惑于《国语》十五王之说，直以不窋继后稷，即仅有可征之斄、叔均亦省削弗录，而岂晓《国语》之不能无误也。先儒俱就年之远近代之修短置辨，都不论及《国语》。夫年代之悬殊何待辨哉，所可疑者太子晋、卫彪傒称十五世耳。《前编》云“《史》谓周道之兴始于公刘，自公刘数至文王为十五。不然则以数有德者，犹殷言圣贤之君六七作，汉言七制之主”。此两解又与《国语》原文不合。窃疑“十五”当是“廿五”，简素屡易，篆隶递更，遂致讹舛。二十为廿音入。《说文》本字也，始皇石刻“廿有六年”足以证已。不窋，《路史·发挥》引杜《释例》作“仆窋”，恐非。（《史记志疑·周本纪》）

[6]【汇注】

王在晋：“不窋墓”，府城东三里，碑久剥落，上有片石，大书“周祖不窋氏陵”，后稷之子，奔戎翟居此。（《历代山陵考》卷上《庆阳府》）

[7]【汇校】

梁玉绳：鞠，不窋子。惟见《史·周纪》《世表》。有文在手曰鞠。按：《周语下》注、《酒诰·释文》《路史》引《世本》并作“鞠陶”，《豳诗谱》疏引《史》同，疑今本脱“陶字”，此《表》似亦缺。（《汉书人表考》卷四《鞠》）

又：“子鞠立”，附按：《国语》韦注、《酒诰·释文》及《路史》引《世本》皆作“鞠陶”，《豳诗》谱疏引此纪亦作“鞠陶”，则今本《史记》于《纪》《表》并脱“陶”字。（《史记志疑·周本纪》）

郭嵩焘：“子鞠立”，《札记》云：《诗·豳》谱疏引作“鞠陶”，《国语》韦昭注、《路史》引《世本》并作“鞠陶”，然《三代世表》《汉书人表》亦只作“鞠”。（《史记札记·周本纪》）

[8]【汇注】

班固：郇邑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汉书·地理志》）

张文虎：“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诗》豳谱疏引“鞠”作“鞠陶”，《公刘》疏引作“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刘”。《酒诰》疏、《国语》韦注、《路史》引《世本》并作“鞠陶”，疑今本脱“陶”字。然《三代世表》《汉书·人表》亦只作“鞠”。（《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评】

司马光：鞠生公刘，能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行者有资，居者有积，民赖其庆。多徙而归保焉，故诗人歌乐思其德。（《稽古录》卷八《周》上）

马骕：《吴越春秋》：公刘慈仁，行不履生草，运车以避葭苇。公刘辟夏桀于戎狄，变易风俗，民化其政。（《绎史》卷十八《周室始兴》）

编者按：据《史记·五帝本纪》载，周始祖后稷弃和商始祖契，与夏族的大禹同时代或稍早一些。《史记·匈奴列传》说：“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后百有余岁，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后十有余年，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据此，商代周族自公刘至武王十三世历四百余年，再加上不窋和鞠二世约六十年，自不窋至武王十五世，总积年在五百年以上，与商代的总积年大体相当，所以，周族世系中自不窋以下不缺代，缺代是在不窋以上，即夏代。夏代世系为十七世，商族自契至成汤十四世，那么周族自后稷弃以下，还应有至少十三世的后稷，才能与夏代世系和夏代商族世系相符。这就是说，夏代周族的世系至少缺载了十三代。《史记·周本纪》所说的“后稷卒，子不窋立”，此“后稷”不是指周族的始祖后稷弃，而应是夏代最后一代后稷，即末代后稷。故太史公司马迁在此之前，用“后稷之兴，在陶康、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对弃以下历尧、舜、禹及夏朝数百年的历代后稷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而且对不窋之父未称弃，仅以官名称“后稷”。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夏代周族的先公每一代都以官名称后稷，失去了私名，也失去了代数，而到了不窋时，因为不再担任农官，不能再称后稷，只能称私名，所以留下了不窋这一私名，因此司马迁只能用“后稷卒，子不窋立”这种笼统的手法交代夏商交替时周族的世系。这种一笔带过的手法，可谓高明，但是也给后世造成了误解。

[9]【汇注】

赵本植：西姬峪，在（庆阳）府西南三里，相传为公刘子民之居。（《庆阳府志》卷七《山川·西姬峪》）

[10]【汇校】

张文虎：“行地宜”：《诗·大明》疏引“行”作“相”。（《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11]【汇注】

王恢：漆沮：《汉志》《说文》，扶风有二漆水而无沮水。《寰宇记》邠州新平（邠）县，《水经注》云：“漆水自宜禄（长武）界来，又东过扶风漆（邠）县北。（按今本《水经注》无此文）以《水经》验之，《汉志注》云‘漆水在县西’，今县西九里有白土川水（今黑河），东北流注于泾水，或是汉之漆水也。”又凤翔府普润（麟游）县漆水“水出县东南漆溪。按许慎《说文》曰：‘出杜阳岐山，东入渭。’也。”一入泾，一入渭，皆在泾水西。《锥指》以为麟游之漆，当是沮水之讹。或是也。程大昌《雍录》谓踰梁山以达岐，与漆、沮无干。按去邠，度漆沮，踰梁山，至岐下，当西南行，邠西之漆，正当去岐下之道。《绵》之诗“自土沮漆”，“土”为杜，杜山在麟游西北，杜水所出，东南流合麟游之漆（沮），于义为顺。说者以扶风无沮水，以“沮”作“徂”义为顺，但《云汉》之诗“自郊徂宫”，《皇矣》“以按徂旅”，《周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我徂维求定”，皆不作沮。或又据“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谓其时尚在“穴居”，不知晋陕甘陇，今犹图冬暖夏凉而乐穴居者。观《公刘》之诗，称几筵、鞞琫，厉锻之属，服用且备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周初都邑》）

又：漆水出铜川县东北大神山，西南流至耀县，古时盖折而东流入洛。洛水下流本有沮名，因纳漆入渭，并称漆沮，或称沮漆。后漆南入渭，沮水亦北移其名于黄陵县境。（《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雍州》）

陈蒲清：漆、沮：皆渭水支流，在陕西耀县合流后称石川河，南流入渭水。（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刘毓庆：古今学者都把渭认为是今之渭水。……以渭为现在的渭河，起码有两点不通。其一，依旧说，渭水是古邰国的所在地，公刘既离渭水迁至豳，为何至豳以后又返回来，渡渭水取“厉锻”？其二，豳距渭水200余里，公刘为何要跑那么远去取材用？此实有可疑。《西山经》有关于渭水的特殊记载：“榆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水经注》也说：“漆水出扶风杜阳县俞山，东北入于渭。”渭水本在漆水之南，为何二书俱云北流入渭呢？原来泾西有二漆水，一北流注泾以入渭，一南流入渭。《山海经》《水经注》所说的北流入渭者，显然是指北流入泾的漆水，因泾水入渭，所以有时泾水也可叫做渭水，如同湖北境内汉水与夏水合流，而汉水也兼称夏水一样。《大明》写文王娶有莘氏之女时说：“亲迎于渭，造舟为梁。”文王在岐周（或说在毕郢），莘国在合阳，都在渭水之北，何故要在渭水上“造舟为梁”作浮桥呢？这里的渭，显然也是指泾水。因为莘国在泾东，周在泾西。比舟而渡，于理为顺。（《雅颂新考·〈大雅·公刘〉新考》）

[12]【汇注】

张守节：公刘从漆县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木为用也。《括地志》云：“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也。漆水出岐州普润县东南岐山漆溪，东入渭。”（《史记正义》）

【汇评】

牛运震：“务耕种……取材用”云云，按数语隐括《公刘》全篇，最妙！（《史记评注·周本纪》）

【汇评】

孙琮：段段提起世德，束到人心，见周家得人心，全由世德，通篇关键在此。（《山晓阁史记选·周本纪》）

[13]【汇注】

吴国泰：保者，坿之借字。坿，依也。言民多依归之也。《高帝本纪》“踰城保刘季”与此同意。（《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14]【汇校】

张文虎：“自此始”：王本“始”，宋本、中统、旧刻、游、柯、毛作“后”，《书·武成》疏引作“自此之后”，《御览》作“盖自此始也”。（《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15]【汇注】

司马贞：即《诗·大雅篇》“笃公刘”是也。（《史记索隐》）

【汇评】

郭嵩焘：“公刘虽在戎……故诗人歌乐思其德”。按此据《诗·大雅·公刘》篇、《孟子·梁惠王》篇为文，较《夏》《殷本纪》采《诗》《书》所载以叙一代时事者，为有陶炼之功。（《史记札记·周本纪》）

[16]【汇注】

杨延祐：公刘祠，在州东八十里王陵村。（引自《邠州志》卷一《古迹》）

[17]【汇注】

裴骃：徐广曰：“新平漆县之东北有豳亭。”（《史记集解》）

司马贞：豳即邠也，古今字异耳。（《史记索隐》）

张守节：《括地志》云：“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诗》豳国，公刘所邑之地也。”（《史记正义》）

王恢：豳：《旧唐书·地理志》云，开元十三年改作邠。《纪要》（五四）“陕西三水（旬邑）县西三十里有古豳城”。《清统志》（二四八）“《括地志》县西三十里（今本《史记》落‘三’字）有豳原，豳城在原上。《元和志》豳国在陇川水西，盖公刘之邑。豳，谷名也，与故旬邑相去约五十里。（秦旬邑在东北）《县志》，县西南三十里为古公乡，亦谓之古公原。上连土墙，迤南即公刘墓”。按当今邠县东北，旬邑县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周初都邑》）

齐思和：《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旬邑下自注曰：“有豳都，《诗》豳国，公刘所都。”按汉旬邑旧治在今陕西邠县北之旬邑县东二十五里。古豳城在县东三十里，相传为公刘始都之处。后世之说豳地望者，率本班氏之说。郑玄《诗谱》：“豳，今属右扶风旬邑。”又《郑志》答张逸问曰：“豳地今为旬邑县，在广山北，沮水西，北有泾水，从此西南行，正东乃得周，故言东西云。岐山在长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史记集解》引徐广曰：“新平漆乡县之东北有豳亭。”杜预《左传集解》：“豳，周之旧国，在新平漆县东北。”按晋代之旬邑，并入漆县，故二氏俱云豳在漆县也。《续汉书·郡国志》：“旬邑有豳乡。”刘昭注：“郑玄《诗谱》曰，豳者，公刘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括地志》：“豳州新平县，即汉漆沮县豳国，《诗·公刘》所邑之地也。”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按漆县今邠州，旬邑今三水，邠州东北有豳亭、豳谷，三水有豳谷，又有古公城，今为古公乡。”按民国以来，又改三水为旬邑，故清之三水，即今之旬邑也。（《中国史探研·西周地理考》）

曲英杰：《诗经·大雅·公刘》叙公刘迁都之事云：“……笃公刘，于豳斯馆。”毛《传》曰：“公刘居于邰，而遭夏人乱，迫逐公刘。公刘乃辟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民，邑于豳焉。”其说恐不完全合于史实。周人在不窋时已离开邰地，公刘不当是自邰而迁，而当是自不窋所居地而迁。自周人始祖弃至公刘为四世，以弃之时相当于夏孔甲之世，孔甲至桀为四世推之，公刘之世当在夏末商初。所迁缘由不当是为人迫逐，而当是周人已开始形成一种较大的势力，为寻求进一步的发展而迁。而后直至商代后期古公亶父迁居周原，周人皆居此地。自公刘至古公亶父，凡十世。（《先秦都城复原研究·豳》）

编者按：关于周族的起源，除过我们在前面的“按语”中提到的起源于晋南和关中土著两种说法外，史学界还有一种周人出于白狄说。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在《周王朝的兴起》一节中，开篇就提出周人出于白狄说：

向来认为周人是农业民族，古代关中农业由于周人的经营，已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所以诗人称其农稼所获乃有“千斯仑”“万斯箱”的丰裕景象（见《诗·小雅·甫田》）。金文周作，从田即象界划分明的农田，其中小点象田中禾稼之形，从口与“君”“商”等字同意，示国家政令所从出。但是周人是否向来农业就很发达呢？这就不一定了。周人本来是白狄一支，并不是农业民族。周人初居邠，后来古公亶父迁于岐山下的周原，才称为周。《史记·周本纪》称周祖后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如果说后稷作为我国最早的农神，其时周人已达到高等农业阶段，他的儿子不窋却倒退到粗耕农业与戎狄同俗，传至不窋的孙子公刘又能在戎狄之间恢复到后稷的高等农业水平，这是不太合理的。周之先祖应自不窋始，从不窋到公刘他们世居邠，属于黄土高原地带的粗耕农业民族。

《尔雅·释地》“西至于邠国”，邠，《说文·水部》引作汃，汃即汾之省文。据此知古代邠地极为辽阔，从今甘肃庆阳以东至于山西汾水流域，皆属古代长林丰草野猪出没的黄土高原地带。居民营粗耕农业的复合经济，春夏以采捕游猎为生，居徙无常，秋冬始还旧居。

沈长云受徐中舒的启发，近年来发表《周族起源诸说辨正——兼论周族起源于白狄》一文（《中国史研究》，2009年3期）。沈文在内容提要中说：周族非起源于晋南，亦非出自关中土著，而是出自居住在今陕西东北部及山西西部黄河两岸一带的戎狄族人，也就是以后文献所称的白狄。文献记载周人与这些戎狄族人都奉黄帝为其祖先，而黄帝氏族正发祥于我国北方晋陕冀交界一带。今考古发现分布于陕西东北与山西西部黄河两岸一带的李家崖文化与先周文化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亦可为此提供证明。

正文中，沈长云对上述论点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周族起源于白狄，虽然可以备一说，但是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先周文化虽然受到李家崖文化的一些影响，但是李家崖文化并不能为周族起源于白狄提供证明，因为先周文化并不是来源于李家崖文化，先周文化自有渊源。确定先周文化是有标准的，标准就是西周文化，李家崖文化与西周文化二者不属于同一谱系的文化。总之，研究周族的起源问题，还是要围绕着先周文化问题。

我们认为：周族的信史虽然应该从不窋开始，但是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踪迹不详，所以周族的信史从公刘开始比较靠谱。《诗经·大雅·公刘》说：“笃公刘，于豳斯馆。”毛传曰：“公刘居于邰，而遭夏人乱，迫逐公刘。公刘乃避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民，邑于豳焉。”《续汉书·郡国志》说：“旬邑有豳乡。”刘昭注：“郑玄《诗谱》曰：‘豳者，公刘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公刘果真由邰迁豳，那么他到了豳地“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也就合情合理了。总之，从公刘时代开始，周族就成为一个善于经营农业的部族，所以得名为周族。

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1]。差弗卒，子毁隃立[2]。毁隃卒，子公非立[3]。公非卒，子高圉立[4]。高圉卒，子亚圉立[5]。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6]。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7]。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8]。薰育戎狄攻之[9]，欲得财物，予之[10]。已复攻[11]，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12]。古公曰：“有民立君[13]，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14]。”乃与私属遂去豳[15]，度漆、沮[16]，踰梁山[17]，止于岐下[18]。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19]。及他旁国，闻古公仁[20]，亦多归之[21]。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22]，而营筑城郭室屋[23]，而邑别居之[24]。作五官有司[25]。民皆歌乐之，颂其德[26]。

[1]【汇注】

梁玉绳：“子差弗立”，附按：《路史》引《世本》作“弗差”，以“差弗”为非，恐不足据。别本作“羌弗”，形近而讹。（《史记志疑·周本纪》）

[2]【汇注】

裴骃：（隃），音踰。《世本》作“榆”。（《史记集解》）

司马贞：《系本》作“伪榆”。（《史纪索隐》）

梁玉绳：“子毁隃立”，附按：《人表》及《国语》韦注与此纪同，而《世表》作“毁渝”，《索隐》引《世本》作“伪榆”，《路史》引作“伪隃”，它本《集解》又引《世本》作“揄”。宋宋庠《国语补音》云或作“愉”，今有作“伪揄”者。余考《酒诰释文》云“毁揄为昭。揄音投”。则隃、渝、榆、愉皆揄之误，盖因揄有踰音，且字相近故也。伪，亦当作“毁”。（《史记志疑·周本纪》）

[3]【汇注】

司马贞：《系本》云：“公非辟方。”皇甫谧云：“公非字辟方也。”（《史记索隐》）

[4]【汇注】

裴骃：宋衷曰：“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报之。”（《史记集解》）

司马贞：《系本》云“高圉侯侔”。（《史记索隐》）

马骕：宋衷云：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报之。（《绎史》卷一八《周室始兴》）

又：《纪年》：殷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同上）

[5]【汇注】

裴骃：《世本》云：“亚圉云都。”皇甫谧云：“云都，亚圉字。”（《史记集解》）

司马贞：《汉书·古今表》曰：“云都，亚圉弟。”按：如此说，则辟方侯侔亦皆二人之名，实未能详。（《史记索隐》）

马骕：盘庚十九年，命邠侯亚圉。（《绎史》卷一八《周室始兴》）

[6]【汇校】

张照：“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路史·发挥》曰：杜预《释例》云：高圉，仆窋九世孙，而《史·索》亦以辟方侯侔为皆二人斯得之矣。独《史记》乃无辟方侯侔云都诸盩，至皇甫谧，遂以为公非高圉亚圉祖绀之字，盖牵于单穆公十四世之说，乃合二人以为一耳。臣照按：三代以还，典籍湮没，非《诗》《书》所载，但可存而弗论，必欲伸此绌彼，有如捕风。（《钦定史记·周本纪·考证》）

【汇注】

司马贞：《系本》云：“太公组绀诸盩。”《三代世表》称叔类，凡四名。皇甫谧云“公祖一名组绀诸盩，字叔类，号曰太公”也。（《史记索隐》）

梁玉绳：“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按：《人表》公非后有辟方，高圉后有夷竢。亚圉后有云都，《史》注引《世本》同。史公不知《国语》十五王之误，既以不窋为后稷子，又删缩辟方三世不书，以求合于《国语》，皇甫谧附会其词，遂以辟方等为公非诸君之字，《路史·发挥》及《前编》俱纠其谬也。又《路史》谓侯侔是亚圉父，恐非。余疑亚圉乃高圉之弟，并未是高圉之子，不然，则父子同名“圉”矣。晋杜预《春秋释例·世族谱》云都作“灵都”。公叔祖类，《竹书》作“组绀”，《世本》作“太公组绀诸盩”，《国语》韦注依《人表》作“公祖”，宋庠《补音》云“本或作‘公组’”，《稽古录》作“公叔祖赖”，此处《索隐》引《世表》作“叔类”，而《礼·中庸》疏引此纪作“太公叔颖”，以一人而有数名，增损改易，疑莫能定。盖其中传写之讹，亦所不免，故《索隐》《礼疏》引《史记》皆与今本异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吴汝纶：《索隐》“组绀诸盩”，钱云：“盩”当作“”，“”“类”声相近也。，绿色。绀，青赤色。故又谓之绀组。梁云：《索隐》引《世表》作“叔类”，《中庸》疏引此作“太公叔类”。（《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周本纪》）

钱大昕：子公叔祖类立。《索隐》云：“《系本》云：‘太公组绀诸盩。’”“盩”当作“盭”，音戾，“盭”“类”声相近也。盭，绿色；绀，青赤色，与绿相似，故又云“组绀”。（《廿二史考异》卷一《周本纪》）

[7]【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古公亶父，是为太王，以修德为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以皮币事之，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玉帛，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遂策杖而去，止于岐山之阳，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豳人闻之曰：仁人不可失也。东循而奔，从之者如归市焉，一年而成三千户之邑，二年而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王于是改戎俗，筑城郭，立宗庙，设官司，即《诗》所谓：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筑之登登，削屡冯冯。周道之端，盖自此始。（《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陈士元：古公亶父，《史记》云公叔祖类子也。《路史》云：叔祖绀是为祖类，子诸盩是为太公。太公子亶父，是为古公。太王世表云：太公即祖绀，诸盩即叔类。皇甫谧云：公祖一名组绀诸盩，字叔类，号太公。诸说不同。（《孟子杂记》卷三《辨名》）

顾炎武：《祭义》，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古，先祖也。《诗》曰“以似以续，续古之人”，亦谓其先人也。近曰先，远曰古。故周人谓其先公曰古公。（《日知录·先古》）

梁玉绳：大王始见《书·武成》《诗·周颂·天作》《鲁颂·宫》，亶父始见《诗·大雅·绵》、大王亶父始见《庄子·让王》《吕氏春秋·审为》。公祖子，始见《史·周纪》，大又作泰，父又作甫。亦曰古公，单称古，亦曰豳公，亦曰周公，亦曰豳王，去邠邑岐，其南有周原，始改国曰周，寿百二十。（《汉书人物考》）卷二《大王亶父》

崔述：按：《索隐》所引《世本》之文，自公非至大王凡九世。《史记·周本纪》则云“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仅五世耳。《帝王世纪》以“辟方”为公非字，“云都”为亚圉字。“组绀诸盩”为一人名，即公叔祖类也。余按：不窋下至文王，据《本纪》仅十有四世，其数之不符，前已辨之矣。然即使不窋当夏末造，其世数亦仍不止于是也。不窋之窜在夏桀时，至文王时不下六七百岁，安得每君皆享国五十年之久乎？《汉书·古今人表》以云都为亚圉弟，然则辟方、侯牟、诸盩皆当别为一人，非其字矣。况毁隃以前皆但举其名，何以公非以后四世皆兼举其字？盖《史记》因《国语》之文而遗此四世，《世纪》又因《史记》之文而强为说以曲全者也。《世本》之文虽亦不能保无漏误，然多此四世则较之《史记》于事理为近。（《崔东壁遗书·丰镐考信录》卷一《世本世数较史记可信》）

乔松年：“古公亶父”，“古公”非其称也。“公亶父”三字当连文如“公刘”耳。“古”者，昔也，犹言“昔公亶父”。不可以“古公”相连。此崔东壁说，极允。（《萝藦亭札记》卷五，引自《崔东壁遗书》附录《古公亶父》）

[8]【汇校】

［日］泷川资言：《国语·鲁语》“太王帅稷者也”，古钞、南本“复”上无“亶父”二字。（《史记会注考证》卷四）

[9]【汇注】

陈蒲清：薰育：又作“獯鬻”。古代北方部族名。夏代称薰育，周代称猃狁，战国秦汉称匈奴。（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美］帕克：中史谓匈奴之先出于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以失行遁入北荒，建国称王。自是以迄西元前二世纪，中国北方诸邦，屡遭此辈游牧民族侵寇之害；然其世代年系绝少纪述，今日钩稽古籍，于此辈往略迹窥一二；顾其蒙昧之状，比之希罗多德之纪塞种，无以异也。斯时东胡民族尚未为中国所知，两者接触，犹在数百年后。唯匈奴以泱泱大国，故知之甚悉。后来屡用突厥人或突厥塞种（Turko—Scythian）之名以称匈奴帝国中各同种部落；然在西元后第五世纪以前，犹无突厥之名，漫以此称往昔匈奴，将不免通人之讥矣。（《匈奴史·匈奴之古史》）

[10]【汇评】

孙琮：和戎始此。（《山晓阁史记选·周本纪》）

[11]【汇注】

陈蒲清：已：已而，不久。（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2]【汇评】

吴见思：作民怒，欲战，添一倍色泽。（《史记论文·周本纪》）

[13]【汇注】

陈蒲清：有民：民众。“有”是名词词头，无义。（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4]【汇注】

牛运震：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云云，按此数语，较《孟子》所载为繁，然特明透，曲折有情。（《史记评注·周本纪》）

【汇评】

孙琮：此一念，为周家享国长久之本。（《山晓阁史记选·周本纪》）

[15]【汇校】

张文虎：“乃与”，《御览》作“以”。（《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16]【汇注】

裴骃：徐广曰：“水在杜阳岐山。杜阳县在扶风。”（《史记集解》）

赵生群：水在杜阳岐山，“在”，《水经注》卷一六《渭水》引徐广《注》作“出”，疑是。（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

[17]【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梁山在雍州好畤县西北十八里。”郑玄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则梁山横长，其东当夏阳，西北临河，其西当岐山东北，自豳适周，当逾之矣。（《史记正义》）

王恢：梁山，《汉志》：“右扶风好畤有梁山宫，秦始皇起。”吴卓信《补注》：“此太王所踰之梁山，非《禹贡》梁山也。”《清统志》（二四七）：山在今乾县西北五里。又（二三五）云，在扶风东北接乾县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周初都邑》）

齐思和：胡渭《禹贡锥指》：“《尔雅》曰‘梁山晋望也’，正谓夏阳之梁山。夏阳故少梁，秦地也。《左传》文十年，晋人伐秦，取少梁，梁山由是入晋。成五年，梁山崩，晋侯所以问伯宗而行降服彻乐之礼。下逮战国，少梁犹属魏，故梁山虽在雍域而实为晋望，蔡氏以为在冀州，即离石之吕梁，何其考之不详也？”按：胡氏所驳正者甚是。梁山自以夏阳之梁山为是。……《孟子》谓去邠逾梁至岐，则梁山自在邠、岐之间。按梁山甚多。《禹贡》：“治梁及岐。”《诗》：“奕奕梁山。”此梁山在陕西韩城县。至太王所逾之梁山，则在岐山县界。胡渭谓：“雍州有二梁山，一在韩城县西北，《诗》所谓‘奕奕梁山’者，《禹贡》之梁山也。一在乾州西北，西南接岐山县界，即《孟子》所云‘太王去邠逾梁山者，非禹贡之梁山也’。”按胡氏之说是矣。（《中国史探研·西周地理考》）

[18]【汇注】

裴骃：徐广曰：“山在扶风美阳西北，其南有周原。”骃按：皇甫谧云“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史记集解》）

徐文靖：《笺》按：《汉书·匈奴传》，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岐山下。《地理志》右扶风美阳西北中水乡，周太王所邑。林氏曰：邠在岐西北四百余里。《括地志》：故周城一名美阳城。雍州武功北七里。《郡县志》：岐山，一名天柱山。在凤翔府岐山县东北十里。徐广曰：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竹书纪年统笺》卷六《康丁元年，邠迁于岐周》）

梁玉绳：“遂去豳，渡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四书释地》曰：“程大昌《雍录》谓渭水实在梁山之南，循渭西上，可以达岐，与漆、沮无干。”（《史记志疑》）

雷学淇：古公迁岐之事，《通鉴前编》系于小乙二十六年，误也。按《庄子》《吕览》《尚书大传》《吴越春秋》，皆谓太王杖策去邠，盖太王时已耆艾矣。果如《前编》之说，以小乙二十六年迁岐，以祖甲二十八年薨，是自迁岐至卒，已九十五年，岂杖乡、杖国之人又历九十五年而后卒乎？此必不然矣。《竹书》云：武乙元年，邠迁于岐，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汉书·西羌传》曰：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逾梁山而避于岐下。（《介庵经说》卷九《孟子·续说》）

编者按：前人多认为周文王迁都丰邑后，分岐周地为周公旦、召公奭采邑。岐周是指古公亶父迁岐后所建立的都邑“周”，即周邑，史称岐邑。周文王作邑于丰后，不是把故都周邑分给周公旦、召公奭为采邑，而是在岐周，也就是在周邑的近畿为周、召二公分封了采邑。西周早期，周邑是周王室的故都，西周中晚期，周邑成为实际的王都。

周邑，也就是岐周故址，今称周原遗址，位于岐山县与扶风县北部交界一带的岐山之下，分布在岐山县的京当乡、扶风县的黄堆乡和法门镇三个乡镇内，遗址的中心位置在畤沟河的东西两岸。周公、召公的采邑都在今岐山县城以西，与周原遗址之间的东西距离约为六十华里。

庞怀靖说：“大体说来，岐周地方的东半部属周公旦的采地……岐周地方的西半部，属召公奭的采地。”（《跋太保玉戈——兼论召公奭的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曹玮认为：“周公采邑当在今岐山县的北郭乡和周公庙附近。”（《太王都邑与周公封邑》，《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3期）

《史记·鲁周公世家》正义引《括地志》说：“周公城，在岐山北九里，此地周之畿内，周公食采之地也。”此说可信。近年在岐山北郭乡周公庙西周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这里确是西周周公的采邑。这里不仅有周公采邑的遗址，而且还有周公家族的墓地陵园。周公庙西周遗址位于今岐山县城西北约5公里，正因为这里是周公旦的采邑，所以唐代在其西侧西周称之为“卷阿”的地方创建了周公庙。

召公奭的采邑在今岐山县城西南约4公里的刘家原村一带，该村旧名召亭村，著名的太保玉戈清代出土于刘家原村西约2.5公里处。今岐山县城以东不远，北面有北吴邵村，南面有南吴邵村，都保留了“召”这一地名。今岐山县城西南当是召公奭的采地，县城西北当是周公旦的采地。周公旦与召公奭的采邑在今岐山县城附近，不是东西分布，而是呈南北布局。

王恢：岐山，徐广曰：“在右扶风美阳西北，其南有周原。”《渭水注》：“小横水历周原下，水北即岐山。”《清统志》（二三五）“在岐山县东北五十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周初都邑》）

又：《史地考》（三）：“邠盖山西汾旁之邑。古公者，山西绛县西北有古山古水，其流入汾。古公盖自此渡河津，逾韩城县梁山，而耕植于漆沮二水间，即今洛水与石川河之平原也。”又曰：“旧说去邠踰梁至岐下，在乾县西北五里，然按之地势事情均不合。盖邠地望皆误，因并梁山而不得其处。”又曰：“《汉志》右扶风安陵，惠帝置。阚骃曰：本周之程邑。《括地志》：安陵故城在咸阳县东二十一里。《周书》称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字又作郢，即《孟子》所谓毕郢也。又名鲜原。《诗·大雅》‘度其鲜原，居岐之阳’，然则文王居岐，正在咸阳。上推古公，亦复如此，不当远在凤翔岐山。今就岐阳、鲜原之说求之，岐山断为九嵕嵯峨无疑。”钱穆先生对周初居邑破旧立新，只以两千年来积非成是，仅存其说而已。（同上）

编者按：《史记集解》引皇甫谧云：“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古公亶父迁至岐山之下，并没有改国号和族名，而是把都邑名称改称为“周”。周族居豳时，族称为“周”，而都邑名称为“京”。《诗·公刘》云“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是公刘居邑的名称。古公迁岐后，沿袭先王居邑名称不变，仍把自已居住的小地名叫“京”，但是把整个的都邑却以其族名称之为“周”。《诗·大明》云：“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周”是指整个都邑，即周邑、岐邑，“京”是指王宫，所以《诗·思齐》云“思媚周姜，京室之妇”。“京室”即周族王室居住的宫室。郑笺：“太姜言周，太任言京，见其谦恭自卑小也。”以大地名称太姜为“周姜”，以小地名称太任为“京室之妇”，所以，“见其谦恭自卑小也”。

成王五年以前，西周金文中，包括《尚书》中，称镐京为“蒿”或“周”。成王五年建成东都雒邑后，定名为“成周”，表示是成王自已建立的“周”，或者是表示王业成功的意思；又把镐京定名“宗周”。这是因为周人“祖文王宗武王”，尊文王为祖，敬武王为宗，定名镐京为“宗周”，就是表示镐京是宗，也就是武王所建的“周”。“宗周”“成周”之名，表明周人沿袭先王都邑名称不变，证明古公亶父在岐山之阳所建的都邑确实称之为“周”，所以成王五年以后，金文中仍称岐邑为“周”。

“周”，后世史家多称为“岐邑”“岐周”。《后汉书·匈奴列传》说：“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司马贞《史记索隐·述赞》说：“后稷居邰，太王作周。”古公亶父迁岐，并未改族名、国名，而是以自已原有的族名，始改都邑名称为“周”，表示是周族居住的地方。周原本不叫周原，而是由于周族迁去居住，从此才叫周原。关于周原与周族的名称，传统的说法是倒果为因。（参见尹盛平：《试论金文中的“周”》，《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收入《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三号，1983年）

1976年至1981年，在岐山（箭括岭）之南略偏东的周原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在岐山县京当乡凤雏村西南、贺家村北，发掘出周王室早期宗庙遗址，出土从文王时期到西周康王时代的卜甲碎片21000多片，有字者293片，共计900多字。这些甲骨卜辞，记录了文王到西周早期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在扶风县法门镇召陈村北，发掘了几组西周中晚期的大型宫室建筑基址，又在庄白村南发掘了一处大型西周铜器窖藏，出土从西周初期至西周晚期微氏家族七代人所作的青铜礼乐器103件，有铭文的74件，铭文最长的284字。这批铜器铭文，记载了西周微氏家族的先祖原是商末微子启的史官，商亡后投奔了周武王，武王命周公在“周”（岐邑）给予了居所，从此这个家族世代担任周王朝的“作册”（史官），主管威仪。在扶风黄堆乡云塘村南发掘了西周制骨作坊遗址。还在岐山贺家村、扶风庄白村、齐家村、黄堆村等地，发掘了从太王迁岐后至西周晚期数百座墓葬。这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证明古公亶父迁岐所建的“周”，就在岐山县与扶风县北部的交界处。遗址中心区东西约5公里，南北约4公里，其间包括岐山县京当乡的凤雏、董家、贺家、礼村、王家咀；扶风县黄堆乡强家、云塘、齐镇、下樊；法门镇召陈、齐家、任家、庄白等二十几个村庄。遗址的位置正在岐山以南（即所谓的岐山之阳）周原的腹地，今称之为周原遗址。

通过周原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可知文王迁丰后，“周”并未废弃，也没有分封给周、召二公作“采邑”。西周的周邑，不仅周王室的“京宫”未毁，而且还营建了新的王宫“康宫”，特别是西周中期又建造了新王宫，因为是在周邑建造的王宫，所以称之为“琱宫”。“琱”字从王从周，是周邑的王宫。当时管理“琱宫”的王臣，例如“琱宫”的大总管“宰琱生”，其家族的铜器窖藏发现于召陈村西南的齐家村、任家村一带；膳夫克的铜器窖藏发现于任家村；统领“琱宫”禁卫军的将领师家族的铜器窖藏，发现于召陈村西北的强家村西。所以，召陈村一带的西周中晚期大型建筑基址群，应该就是“琱宫”的遗存。正因为如此，所以西周中晚期铜器铭文中，周王常在“周”朝见、册命、赏赐大臣。

《汉书·地理志》引臣瓒说：“穆王以下都于西郑。”这与西周中晚期金文中周王经常在“周”的记载是吻合的。“西郑”是指周原西部的凤翔一带，周原遗址当包括在“西郑”的范围之内。

总之，西周时“宗周”“成周”“周”三都并立。西周早期至穆王时代，西周的王都是“宗周”，在丰、镐地区。周穆王以下的西周中晚期，西周的王都实际是在“周”，即周邑（岐周）。当然岐周是故都，“宗周”并未废弃，只是周王很少到“宗周”，而是常在“周”，也就是常在岐周。终西周一代，“成周”虽是陪都，但是它作为周王室在东方的一个经济和军事重镇，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刘毓庆：考商王武丁时代，当是周先祖高圉时代。武丁至帝辛是七世，而高圉至武王也是七世。周从公刘至太王，中间八世，俱无事迹传世，惟《鲁语》云：“高圉、太王，能帅稷者也。”所谓帅稷，当指能兴后稷之业，发展农业。参之甲骨文则不难推想：高圉是由于有商人的保护，才能在戎狄之间，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雅颂新考·〈大雅·绵〉诗新考·太王迁周为失去商之保护考》）

又：《西羌传》云：“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逾梁山而避于岐下。”这条记载，有两个意思，一是太王迁周是因犬戎寇边；二是犬戎寇边是因武乙暴虐。换句话说，太王迁周，是因武乙暴虐，不能保周，周受到了游牧部落侵扰的缘故。此正好与甲骨文的记载相印证。武丁时征伐多方，“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至祖甲后诸王，由于政衰，以前从属于商的犬戎，也开始摆脱商人的控制，为害西北。与犬戎为邻的农业国——周，原靠商人作后盾，现在也失去依靠，受害于犬戎，因此在古公时，只好被迫南逃了。（同上）

编者按：《诗·鲁颂·宫》云：“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太王即古公亶父。多年来关中西部商代考古发掘证明：商代殷墟文化二期以后，周原地区发生了考古学文化的更迭。商代二里岗上层偏晚阶段至殷墟文化二期时，岐山、扶风境内的周原地区，分布着关中西部的商文化地方类型——京当型商文化。约当殷墟文化二期时，中心区原在宝鸡市周围的刘家文化，即姜姓四岳族的姜戎文化进入了岐山、扶风境内的周原地区。殷墟文化三期后段时，早周文化，或称先周文化进入了岐山、扶风一带的周原，而京当型商文化从殷墟文化二期以后，在岐山、扶风一带的周原完全消失了，当地成为早周文化与姜戎文化的分布区。这一现象与古公亶父迁岐，与当地的姜姓部族结盟，从此周族在周原发祥的历史不无关系。刘军社认为：“古公亶父，‘迁于岐阳，实始翦商’，就是指将壹家堡类型文化为代表的商文化势力从关中西部赶走的情形，因为商人是不会主动让出经营多年的地盘，又因为这是先周人第一次对商人的宣战，故称之为‘始翦商’。”（《太王“翦商”史事辨》，《西周史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壹家堡类型商文化即京当型商文化，很可能是商代入居邠、岐之间的畎夷的文化遗存，商代畎夷是亲商的势力，其君犬侯经常奉商王之命率军扑伐周族。畎夷为秦人的先祖，所以西周金文中秦人被称为“秦夷”。畎夷被从周原和关中西部赶走以后，西迁甘肃天水地区的礼县一带，即所谓的“西犬丘”一带。

【汇评】

齐思和：太王迁居周原之后，其民族始得周之名称，故此民族之称周，实自太王迁岐后始，而周人后来富强之基，亦即始于是，故太王之迁周，实周民族早年迁徙最重要之大事。（《中国史探研·西周地理考》）

[19]【汇注】

马骕：《庄子》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币而不受，事之以犬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因杖策而去之。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绎史》卷一八《周室始兴》）

[20]【汇评】

唐锜：夫上之爱民至于宁弃其国，而民之从之亦至于自弃其家，则太王之德于是为至，其神明尸祝之道，皆天命人心之不容自已者，盖不俟追王而已然矣。（引自《邠州志》卷四《周太王祠记》）

[21]【汇注】

［日］泷川资言：“薰育戎狄攻之”以下采《孟子·梁惠王》篇，参以《诗·大雅·绵》篇。又见《庄子·让王》篇、《吕氏春秋·审为》篇、《尚书大传》与《淮南子·道应训》。《后汉书·郡国志》，美阳有周城。美阳故城在今陕西凤翔府岐山县。崔述曰：《史记·周本纪》称太王曰“古公”，朱子《诗传》因之，曰“古公号也”。按周自公季以前，未有号为某公者，微独周，即夏、商他诸侯亦无之，何以太王乃独有号？《书》曰“古我先王”，古犹昔也，故《商颂》曰“自古在昔”。“古我先王”者，犹“昔我先王”也。“古公亶父”者，犹言“昔公亶父”也。“公亶父”相连成文，而冠之以“古”，犹所谓公刘、公非、公叔类者也。（《史记会注考证》卷四）

徐文靖：《笺》按，《书·传》说太王迁岐，民束脩奔而从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户之邑。则是岐山之下始未有邑，至是成邑。而武乙因赐之也。《鲁颂》曰：至于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毛传》曰：翦，齐也。《郑笺》曰：翦，断也。《说文》作戬商。戬，福也。三说皆非也。《尔雅·释诂》曰：劳来强事谓翦鋆，勤也。实始翦商，盖谓实始勤商耳。与《周书》太王其勤王家之意正自符合。齐、断、勤三训，皆见《尔雅》，注《诗》者未之考也。（《竹书纪年统笺》卷六《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

【汇评】

马骕：方獯鬻之来侵也，太王曰：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吾不忍以所用养害所养，遂杖策而去之。夫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土，土之所以为土者以有人也。弃人与土，宁必有以立吾国者？惟太王弗欲以土地之故，残民于锋镝，国之存亡不计焉。于是豳人相帅负老携幼而从之，遂居于岐山之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旁国亦多归之，其民五倍。《诗》所谓“爰契我龟，憎其式廓”者也。（《绎史》卷一八《周室始兴》）

[22]【汇注】

马持盈：贬戎狄之俗：变革戎狄的风俗。（《史记今注·周本纪》）

陈蒲清：贬：损减。这里有部分地加以改变的意思。戎狄之俗：指西北部族的游牧风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3]【汇注】

张文虎：“室屋”：中统本作“宫室”。（《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曲英杰：周城所在，在今陕西扶风、岐山二县交界地带。《汉书·地理志上》载右扶风属县“美阳，《禹贡》岐山在西北。中水乡，周大王所邑”。《后汉书·郡国志一》载右扶风属县“美阳，有岐山，有周域”。……自古公亶父营筑周城至周文王徙居丰邑，周城为周人之都凡历三世，当在百年上下。由于其北倚岐山，人亦多以岐周称之。如《墨子·非命上》云：“昔者文王封于岐周，绝长继短，地方百里。”《孟子·离娄下》云：“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文王徙丰后，以其地为周公采邑。（《先秦都城复原研究·周》）

[24]【汇注】

裴骃：徐广曰：“分别而为邑落也。”（《史记集解》）

陈蒲清：邑别：分别成邑落。（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5]【汇注】

裴骃：《礼记》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郑玄曰：“此殷时制。”（《史记集解》）

陈蒲清：作五官有司：建立各种官职，使各有管理的职责。《礼记·曲礼下》：“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解惠全：有司，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所以称有司。（《全译史记·周本纪》）

【汇评】

牛运震：“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作五官有司”，按此又隐括《绵》诗，妙！（《史记评注·周本纪》）

[26]【汇注】

司马贞：即《诗颂》云“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是也。（《史记索隐》）

陈蒲清：颂其德：指《诗》对古公亶父的称颂。如《周颂·天作》云：“天作高山，大王荒之。”《鲁颂·宫》云：“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太王，是武王灭商后追尊古公亶父的称号。（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汇评】

牛运震：“故诗人歌乐，思其德”，“民皆歌乐之，颂其德”，两以诗歌结，极古雅。（《史记评注·周本纪》）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1]，季历娶太任[2]，皆贤妇人[3]；生昌[4]，有圣瑞[5]。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6]？”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7]，文身断发[8]，以让季历[9]。

[1]【汇注】

张守节：《国语注》云：“齐、许、申、吕四国，皆姜姓也，四岳之后，太姜之家。太姜、太王之妃，王季之母。”（《史记正义》）

张之象：太姜固太伯、虞仲、季历母也。此独曰“太姜生少子季历”者，盖季历取太任，妇姑相继，故下以皆贤妇人一句统之。（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朱之蕃：《国语》云：齐、许、申、吕四国，皆姜姓也。四岳之后，太姜之家，太姜，太王之妃，王季之母。（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周本纪》）

梁玉绳：“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附按：《左传·僖五年》疏曰，“如《史记》之文，似王季与太伯别母，司马迁之言疏谬”。而《评林》引明张之象谓妇姑相继皆贤妇，故曰“太姜生少子季历”。张评所以著太姜系季历之故，解颇明白，史公本不以季历与太伯为异母也，《孔疏》自误耳。（《史记志疑·周本纪》）

吴汝纶：《左传》疏如《史记》之文，似王季与太伯别母。（《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周本纪》）

【汇评】

刘向：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吕氏之女，太王娶以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贞顺率道，靡有过失。太王谋事迁徙，必与太姜。君子谓太姜广于德教，德教本也，而谋事次之。《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此之谓也。盖太姜渊智非常，虽太王之贤圣，亦与之谋，其知太王仁恕，必可以比国人而景附矣。（《列女传》卷一《周室三母》）

杨慎：尝见《吕梁碑》所载：后稷生台玺，台玺生叔均，叔均而下数世始至不窋，不窋下传季历犹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纪》，拘于《国语》十有五王之说，乃合二人为一人，又删缩数人，以合十五之数，不知《国语》之说十五王，皆指其贤而有闻者，非谓后稷至武王千余年而止十五世，太史公亦迂哉！（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张天恩：仔细研究这一段历史，我们发现，太王更换继承人的原因，并不在于季历有一个好儿子，而在于他有一个好母亲。《史记正义》引《列女传》云“太姜，太王娶以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这是秦汉以后儒家的观念，是不想让季历作为一个庶出的儿子，硬要画蛇添足地去注《周本纪》后，把一个清楚的问题搞糊涂了。其实《周本纪》说得很明白：“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说明三个儿子并非一母所生。（引自《周秦文化研究论集·试论太王传位季历的目的和意义》）

[2]【汇注】

裴骃：《列女传》曰：“太姜，有邰氏之女。太任，挚任氏之中女。”（《史记索隐》）

张守节：《国语注》云：“挚、畴二国，任姓。奚仲，仲虺之后，太任之家。太任，王季之妃，文王母也。”（《史记正义》）

梁玉绳：大任（王季妃，生文王），大任嫔于王季，生文王。始见《诗·大明》《思齐》，所谓挚仲氏任，文王之母也（《毛传》云：挚国任姓之中女，《国语》中注以挚为仲虺后，《唐书》任氏、薛氏世系表，《路史·后纪》五《国名纪》一谓仲虺后祖己七世孙成，徙封于挚），任又作妊（《潜夫》五《德志》）。（《汉书人表考》卷二《大任》）

【汇评】

刘向：太任者，文王之母，挚任氏中女也。王季娶为妃。太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溲于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君子谓太任为能胎教。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令瞽叟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故妊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人生而肖父母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意肖之。文王母可谓知肖化矣。（《列女传》卷一《周室三母》）

[3]【汇注】

张守节：《列女传》云：“太姜，太王娶以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太姜有色而贞顺，率导诸子，至于成童，靡有过失。太王谋事必于太姜，迁徙必与。太任，王季娶以为妃，太任之性，端一诚庄，维德之行。及其有身，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子，而生文王。”此皆有贤行也。（《史记正义》）

【汇评】

牛运震：“皆贤妇人”句，质古。（《史记评注·周本纪》）

[4]【汇注】

李昉：《帝王世纪》曰：文王昌，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太平御览》卷八四《周文王》）

【汇评】

司马光：昌有圣德，在傅弗勤，处师弗烦，不闻亦式，不谏亦入。古公知其必兴周家，欲立季历以传昌。太伯、仲雍知其指，自窜于句吴，以让季历。太伯犹服端委，仲雍遂从夷俗，断发文身，以示不可用。古公薨，季历立，是为王季，王季笃行于仁义，诸侯顺之。王季薨，昌立，是为文王，都丰。文王徽柔懿恭，怀保小民。发政施仁，必以鳏寡孤独为先。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稽古录》卷八《周》上）

[5]【汇注】

张守节：《尚书·帝命验》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衔丹书入于酆，止于昌户。其书云：‘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不敬则不正。枉者废灭，敬者万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不仁守之，不及其世。’”此盖圣瑞。（《史记正义》）

[6]【汇注】

孙琮：说破，何等光明！（《山晓阁史记选·周本纪》）

[7]【汇注】

张守节：太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县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见存。而云“亡荆蛮”者，楚灭越，其地属楚，秦灭楚，其地属秦，秦讳“楚”，改曰“荆”，故通号吴越之地为荆。及北人书史加云“蛮”，势之然也。（《史记正义》）

王恢：荆蛮：楚为《禹贡》荆州之域，本称荆。周初南方文化低落，贱称曰荆蛮。鲁僖公元年始见楚称。楚灭越，故吴越又称西楚、东楚。（《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荆蛮孤竹》）

又：太伯奔吴，相传居无锡梅里。《清统志》（八七）：“泰伯城在无锡县东南三十里，今曰梅里乡。”《吴越春秋》：“泰伯之荆蛮，自号为句吴。起城周三里，名曰故吴。刘昭《后汉志·注》：‘无锡县东（五十里）皇山（西麓吴王墩）有泰伯冢（按《元和志》卷二五，葬县东三十九里梅里山）。去县十里有旧宅，井犹存。’《史记·吴世家》正义：自泰伯至寿梦俱居梅里村，在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苏州北五十里，诸樊始徙吴。《寰宇记》云：泰伯城西去县四十里，平地高三丈。顾野王《舆地记》：吴筑城于梅里平墟，即此。”《吴世家》：“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穆天子传》大王封其元子太伯于东吴，妄也）。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晋献公灭之。《世本》谓吴越皆楚族。近人疑太伯、仲雍所逃即夏虚。（《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周初都邑》）

王骏图撰、王骏观续：泰伯逃于荆蛮，经史皆同，是周初时即谓之荆，非因秦讳子楚始改称荆也。《诗》言荆舒是惩，岂亦避秦讳乎？盖吴楚地属荆州，彼时又在南方蛮夷之列，故通号吴楚为荆蛮，《正义》解未达其旨。（《史记旧注评议·周本纪》）

陈蒲清：亡：逃走。荆蛮：即楚。吴越原属楚，秦灭楚后，改称荆，以避秦庄襄王子楚之讳。太伯、虞仲奔吴越事，详《吴太伯世家》。（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编者按：吴太伯、仲雍奔“荆蛮”问题，唐代人的解释，前人多有怀疑，以古文献为证据，提出太伯之奔，在今陕西陇县。关于这个问题，今有地下考古资料以为证。故探讨如下：20世纪80年代以前，陕西汉中洋县、城固县就发现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由于青铜器群所显示的文化面貌，与宝鸡市西周国文化面貌有一些相似之处，因此引起考古学界的关注。关于城固商代青铜器群的文化性质，原《简报》认为是羌方文化（唐金裕、王寿之、郭长江：《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考古》，1980年第3期，第211—218页），上世纪70年代末，笔者在研究宝鸡市区发现的西周氏墓葬的族属时，读了刘和惠《荆蛮考》一文，他指出：“句吴，过去多释为地名，这是不确的……句吴，为族名，在考古资料中也得到论证，出土和传世吴器中的工、攻敔铭文，即是文献所说的句吴（句音勾）。”他认为古代南方多用复音语，所以吴国诸王自称其族名为工和攻敔（刘和惠：《荆蛮考》，《文物集刊》第3期，文物出版社，1980年）。由于受到他上述论述的启发，所以笔者悟出：字用复音语可以读为弓鱼，春秋时代金文中吴王自称的工、工、攻敔、攻吴等族名，都是由弓鱼这一族名而来，西周的氏家族是文献中的句吴族。氏家族所作的铜器铭文中，字早期作或，晚期字多数作，有的已简化为。字早期为什么从自、从弓、从鱼，这是因为其族以渔猎为生，所以自称为弓鱼（句吴）族。弓、工、攻与句（音勾）为一声之转，、、敔、吴与鱼音同字通。从音韵方面来说，弓鱼氏族就是吴太伯、仲雍奔“荆蛮”所投奔的句吴族，并在文章中顺便指出：“汉中城固发现的殷商时代的青铜武器呈现出巴蜀文化的特征，当是商代巴人的遗物。”（尹盛平：《西周的国与太伯、仲雍奔“荆蛮”》，《陕西省文物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选集》，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编印，1981年，第133页。又见尹盛平：《周文化考古研究论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20页）后来又指出其文化性质是早期的巴文化（尹盛平：《巴文化与巴族的迁徙》，《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是早期蜀文化（李伯谦：《城固铜器群和早期蜀文化》，《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第66—70页）。由于宝鸡市氏文化中有马鞍形口罐，所以还有研究者认为是氐文化，很可能是商周之际氐人居徙、活动所留下的遗迹（卢连成等：《宝鸡茹家庄、竹园沟墓地有关问题的试探》，《文物》，1983年第2期）。

为了解决汉中商代文化的性质，揭开其文化之谜，从1998年开始，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连续数年对城固县宝山村遗址的发掘，终于揭示出该遗址文化遗存的真实面貌：其房屋为地面建筑，房屋附近多有烧烤坑；陶器以圜底釜、高柄豆、小底杯、高柄器座、小底尊、高圈足杯等为主，也有少量釜形鼎、分档鬲等炊器。由于宝山遗址的文化遗存面貌独特，与相邻地区同时期其他的考古学文化有明显的不同，所以发掘报告命名为宝山文化。

湖北宜昌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年代为商代二里岗下层至殷墟早中期。宝山文化的年代约从二里岗上层偏晚延续到殷墟三期或略晚。宝山文化虽然略晚于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但是二者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与宝山文化，二者之间有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宝山遗址发掘报告在结语中，将宝山文化与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比较之后说：

三星堆文化既为早期蜀文化的代表，那么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当为巴文化则是可以推断的。……而从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分化而来的宝山文化，也理应属于巴文化的性质。……使用宝山文化的人类共同体，应为巴人的一支。

宝山文化与西周早中期的“国”墓地文化面貌有颇多相似点。……它们有相同的文化根源，“国”文化当源自宝山文化，即它们同为不同时期的巴人所创造的文化（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城固宝山—1998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83—187页）。

关于汉中商代文化、西周氏文化的性质，争论了20年后终于水落石出，有了一个结果。既然宝山文化与氏文化，都属于巴文化，那么使用宝山文化的族群和西周的氏人群都是巴人。关于巴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引《世本》说：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

武落钟离山据说在湖北省长阳县西北七十八里，又据《水经·夷水注》，夷水即今湖北省的清江，所以过去学界认为巴族起源于清江上游地区。岂不知最早的夷水在今湖北省的荆山之下。巴族是廪君蛮，又称武夷。湖北江陵九店56号墓出土的楚简简43云：

口敢告口口之子武。尔居復山之巸，不周之梦（野）。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指出：“巴国东境之鱼复，即是复山所在，武夷旁作，演化为后来板楯蛮之与白虎复夷。”（饶宗颐：《说九店楚简之武夷与复山》，《文物》，1997年第6期）这说明巴族又称武夷，那么巴族，也就是武夷，早期在哪里呢？《左传》桓公十三年说：“楚屈瑕伐罗，及鄢，乱次以济。”杜注：“鄢水，在襄阳宜城县入汉。”鄢水又称夷水，《水经注·沔水注》说：

（沔水）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出自房陵，东流注之。夷水，蛮水也，桓温父名夷，改曰蛮水。夷水导源中卢县界康狼山，山与荆山相邻，其水东南流，历宜城西山，谓之夷谿。又东南经罗川城，故罗国也，又谓之鄢水，春秋所谓楚人伐罗渡鄢者也。

沔水就是汉水，夷水是宜城县境内汉水的支流。鄢水古代为什么称为夷水、蛮水呢？这是因为这条水，与今称清江的那条夷水一样，都是因为武夷在此居住过而得名。

顾颉刚说：“‘巴’，《左传》记它的事情都和楚、邓发生关系，当在邓之南、楚之北；邓为今河南西南角的邓县，计巴国当在汉水流域；其后为楚所迫，迁入夔门，立国于今四川重庆市，见童书业《古巴国辨》。刘钧仁作《巴国考》，证明春秋时的巴都即《汉书·地理志》所载南郡的邔县，原来巴为楚灭，属楚为邑，书‘巴’为‘’，后人误省一笔作‘邔’。汉的县，今湖北宜城县北五十里是。”（顾颉刚：《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七》，《古史考》第六卷《帝系的偶像》，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40页）

据上述，巴人句吴族的原居地，是在湖北荆山下今宜城市境内的夷水流域，因此被称为“荆蛮”，又称为武夷。关于太伯、仲雍奔“荆蛮”，《史记·周本纪》说：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虞仲就是仲雍，昌就是季历的少子，即后来的周文王姬昌。《史记·吴太伯世家》说：

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自号句吴”，就是自称为句吴（弓鱼）族。屈原《离骚》中的《天问》说：“南岳是止”，是说吴太伯奔荆蛮，是在“南岳”（吴岳、吴山）停止了下来，建立了虞国。这件事有《诗》为证，《诗经·大雅·绵》云：“虞芮质厥成，文王蹶蹶生。”关于虞、芮两国的地望，前辈学者齐思和在其所著《中国史探研·西周地理考》中指出：虞之地望，自来说《诗》者皆以为在山西平陆县。……余考古虞本在今陇县境，汉之汧县也。《地理志》“吴山在西”。古虞、吴通。《水经注·渭水注》：“《国语》所谓虞也。”是古虞在雍州之证。《地理志》：“芮水出西北，东入泾。”是虞、芮同在陇县，地相毗连，地在岐山西北，古之虞、芮当即在是。

张筱衡在发表于《人文杂志》1958年第3、4期的《散盘考释》中又指出：

虞国就是陇县一带的吴国，芮就是《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下的“芮水，出西北，东入泾”之芮，地点在今甘肃华亭县。

以上所引学者关于虞、芮两国地望的论述，与《天问》所说“南岳是止”吻合，可知虞国早期在陕西的陇县境内，而芮国早期在甘肃的华亭县境内。两国耕地相邻，因此发生了矛盾而争执不下，两国之君去找周文王断案，他们到了文王的国度内，被民众的礼让之风所感动，自觉惭愧，主动返回后，互相礼让解决了纠纷，这就是所谓的周文王断虞芮之讼。周文王时，虞国之君已不是吴太伯、仲雍二人，很可能是仲雍的儿子季简或者是仲雍的孙子叔达。

综上所述，可知吴太伯、仲雍奔“荆蛮”不是到了江浙一带的蛮族地区，而是投奔了当时在陕南洋县、城固一带的句吴（弓鱼）族，然后有一千多户句吴族人，受太伯、仲雍的义举所感动，因此追随太伯、仲雍在古代的夨地內，即今宝鸡市汧水上游的陇县境内建立了虞国。至于太伯、仲雍为什么要到汧水上游夨地內的陇县建国，很可能是因为汧河下游今宝鸡市区一带有其盟友“姜氏之戎”，可以接纳他们。

汧水流域古代的地名称为“夨”，虞国宗室以居地为氏称夨氏族。江苏省原丹徒县出土的宜侯夨簋铭文中，周康王改封虞国之君时，称其为虞侯夨，改封后称为宜侯夨。唐兰认为“夨”是人名，是指虞国之君周章，理由是“夨”与周章读音相近（唐兰：《宜侯夨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后来学者指出：“宜侯夨即周章之说并无真正可靠的依据。”（李伯谦：《吴文化及其渊源初探》，《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周章是武成时代的人物，而宜侯夨簋是康王时代的铜器，所以铭文中的虞侯，也就是宜侯不可能是周章，只能是周章之子熊遂。铭文中虞侯改封后称宜侯，他死去的父亲“虞公”才是周章。“夨”是氏族名称，而不是人名。虞侯夨的含义是虞侯夨氏族。改封仪式结束后，铭文中虞侯夨自称为宜侯夨，含义是宜侯夨氏族。我们说虞国宗室称夨氏族有以下证据：

1974年陇县曹家湾乡南坡村出土一批西周早期铜器，其中M6：5青铜戈，形制古朴，有“夨仲”二字，时代为周初武成时期，有人认为夨仲戈就是虞仲戈，并说：“这件戈就是虞仲未分封到山西以前在陇县活动时的遗留。”（刘启益：《西周夨国铜器的新发现与有关历史地理问题》，《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

1981年宝鸡市纸坊头伯墓两件夨伯鬲，铭文为“夨伯作旅鼎”。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101有夨伯甗，铭文为“夨伯作旅彝”。以上三件夨伯器，时代均为周初武成时期，是虞国之君周章所作的铜器。

1984年岐山县青化乡出土一件夨叔簋，铭文为“夨叔作旅簋”，时代为西周中期（庞文龙等：《陕西岐山近年出土的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2015年7月—2016年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枣阳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共清理春秋早期墓葬二十七座，其中曹门湾M43保存完整，出土的太保簠、夨叔匜是研究曾国官制以及曾国政治联姻关系的重要资料。夨叔匜（M43：2）有铭文23字：“唯九月初吉壬午，夨叔（？）父媵孟姬元女匜盤（盘），其永寿用之。”（《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2015）M43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5期）。夨叔匜铭文证明夨氏族是姬姓，与虞国宗室的姓相同，这说明原在陇县一带的虞国宗室确实是以居地为氏，称夨氏族。

传世的夨令彝、夨令簋铭文中有作册夨令，过去都误认为“夨令”是人名，但是按照金文通例，“夨”是氏名，“令”才是人名。夨令属于姬姓的夨氏族，担任西周王室的史官“作册”。有学者认为夨令与宜侯夨是同一个人（曹定云：《古文“夏”字考》，《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曹定云：《古文“夏”字再考》，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这是不正确的。夨令与宜侯夨的时代虽然基本相同，但是二人的身份不同，而且私名也不同。夨令是王臣作册，私名为“令”；宜侯夨是诸侯，私名是熊遂，这二人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1975年12月，河南省襄县丁营乡霍庄村古墓，出土四件西周初期有铭文的青铜器，其中鼎、尊、卣三件铜器铭文中有一个字当时未能释出（河南省博物馆：《河南襄县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8期）。近年有学者将这三件铜器铭文释为：“父辛夏夨”（鼎）、“夏夨作父辛宝彝”（尊、卣），并指出：“这是西周初年，夨封于‘夏’地的文字见证”（曹定云：《古文“夏”字考》，《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曹定云：《古文“夏”字再考》，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周武王灭商后，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此时周章已是吴国之君，因而追封为诸侯，史称其国为西虞、西吴。又分封周章之弟虞仲于故夏虚的平陆县为诸侯，史称北虞、北吴。夏夨，是指故夏虚的夨氏族；虞侯夨，去掉“侯”字就是虞夨；宜侯夨，去掉“侯”字，就是宜夨。西虞、北虞、宜侯（吴国）宗室都称“夨”，说明“夨”只能是氏名，而不可能是人名。我们明白了“夨”为氏族名称，那么虞夨只能是虞国（西虞、西吴）宗室的夨氏族；夏夨只能是故夏虚的北虞、北吴宗室的夨氏族；宜侯夨只能是后世东南吴国宗室的夨氏族。

宜侯夨簋铭文中，虞字作“”，从虍从夨。《说文》云：“虞，驺虞也。白虎黑文，尾长于身，仁兽也。从虍吴声。”巴族是以白虎为图腾崇拜的民族，虞国的国民有一千多家巴族“句吴”人，所以“”字从虍，表明其国民是巴人。

过去误将夨氏族归入了夨王之国（简称夨国）是错误的（卢连成、尹盛平：《古夨国遗址、墓地调查记》，《文物》，1982年第2期），其实夨氏族属于姬姓的虞国，其国在陇县境内；夨王之国是“姜氏之戎”建立的一个姜姓方国，所以其君西周时自称“夨王”，其国在今宝鸡市贾村塬一带。

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有巴人的军队参加，参战的巴人当是句吴族，也就是弓鱼族。“荆蛮”句吴族因为参加武王伐纣有功，因此周武王灭商后封功臣谋士时，将其首领的采邑封在今宝鸡市区，所以西周早、中期伯家族的墓葬在今宝鸡市区。正因为伯是畿内的采邑主，所以他既不称王，也不称侯，而是称伯，使用五鼎四簋。“伯”，是西周畿内采邑主担任周王室伯爵一级大臣的称谓，所以有学者认为伯的级别不够国君，属于卿大夫一级。

周太王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奔“荆蛮”，是周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以及《吴太伯世家》中，并没有说明奔“荆蛮”是奔到了哪里，也没有说明“荆蛮”是什么蛮族，而唐代的史家不知道吴国有改封之事，而吴国春秋时却是在江苏苏州市，所以张守节《史记正义·周本纪》说：

太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县梅里村，其城及冢见存。而云“亡荆蛮”者，楚灭越，其地属楚，秦灭楚，其地属秦，秦讳“楚”，改曰“荆”，故通号吴越之地为荆。及北人书史加云“蛮”，势之然也。

今天看来，上述说法完全是附会之言。吴太伯奔“荆蛮”，是投奔了当时迁徙在陕南的句吴族，也就是弓鱼族，然后在宝鸡市的陇县境内建立了虞国。西周康王时，虞国之君被改封到江苏宁镇地区为宜侯。春秋时国君诸樊南徙吴，将国都迁徙到吴地（今苏州市），从此称吴国。虞国宗室的氏名为“夨”，所以“”字早期从“夨”，读“吴”声，而吴字本作呉，也从夨，读“吴”声。《水经·渭水注（上）》引《汉书·地理志》说：“吴山在县西，古之汧山也，《国语》所谓虞矣。”由此可知，古代吴与虞音同字通，吴国、虞国，其国名都是来源于其国宗室氏族名称“夨”字的读音。

[8]【汇注】

裴骃：应劭曰：“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史记集解》）

梁玉绳：“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按：断发文身，未知其事之有无，即有其事，亦何害为泰伯、仲雍。但此及《吴世家》并谓二人，而《左传》哀七年载子贡之言，以“泰伯端委，仲雍裸饰”，《孔疏》谓《史》作二人谬。诸书或从《史》，或依《传》，惟《黄氏日抄》卷二辩之曰：“泰伯、仲雍始入吴而断发文身者，随其俗也。泰伯果端委于其先矣，仲雍继之为君而方断发文身，岂人情耶？且断发文身者，始入吴之事也，端委而治者，吴人尊信之后，泰伯君吴之事也。发虽断何妨复长，身虽文何妨被衣，两义固不相害。其始随俗，及得位则临之以礼，理固然也；若谓泰伯端委，至仲雍继位而复断发文身，是谓仲雍不肖也。”黄氏之辩如此，余谓仲雍在吴必早已断发文身，至其嗣位仍而不改耳。《左传》乃子贡对吴之言，非如《墨子》公孟说越王勾践翦发文身可比，不得斥以为妄。（《史记志疑·周本纪》）

王骏观撰、王骏图续：吴楚之地，风俗如此，与《赵世家》所谓被发左衽，黑齿雕题，同一时尚装饰以为美观，故泰伯、仲雍亦随俗为之，无所谓象龙避害也。且二人皆为吴君，非必下同民庶，常在水中，有何蛟龙之害乎？应氏之说，亦好怪异！（《史记旧注评议·周本纪》）

[9]【汇注】

梁玉绳：大伯，大伯始见《诗·皇矣》《左僖》五，大又作泰（《论语》），大王嫡子（《左闵元》注），季历之兄（《史记·吴世家》，亦曰吴大伯（《闵元》《晋语》一），其名先阙（《世家·索隐》）。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大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世家》），大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本书《地理志》，《吴越春秋》一云古公病，托名采药衡山），文身断发，以避季历，自号句吴，荆蛮义而归之千余家（《世家》），后武王追封为吴伯（《晋语》注），葬吴郡无锡县东皇山（《续郡国志注》，而《吴越春秋》及《世家·集解》引《皇览》谓冢在吴县北梅里聚，非也）。宋哲宗元符三年封至德侯。（《汉书人表考》卷二《大伯》）

又：王季始见书于《武成》《诗·大明》《皇矣》，泰伯少弟。大王以王季之可立，易其名为历。历者，适也。亦曰季历，亦曰周公季历，亦曰公季，作程邑，文王迁焉（《竹书》）；寿百岁，葬鄠县南山，在涡水之尾。（《汉书人表考》卷二《王季》）

马骕：《传》曰：太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从，是以不嗣。说《诗》者可谓以文害辞矣。《诗》称“至于太王，实始翦商”，谓太王避狄迁岐，百姓归其仁。周家代商之业，实始基于此云尔。文王犹勤服事之节，岂太王遽有图商之志？且是时受辛未作，商命未改，太王方弃国于可御之狄，乃欲取天于未乱之商，岂不厚诬哉！（《绎史》卷一八《周室始兴》）

刘绍攽：古注谓王季贤，又生圣子文王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让于王季，《集注》从《史记》，谓太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从，因逃去之。于是有让商、让周之说。于泰伯则得，太王、王季皆不免不臣之心，文王之服事亦虚矣。泰伯所处，当与伯夷同。当时所让者国，事后追论，乃曰天下尔，不察乎此，则经义之不明，所失犹小，权奸之藉口，所关岂细哉？（《九畹古文》卷八《三以天下让辩》）

古公卒[1]，季历立[2]，是为公季[3]。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4]。

[1]【汇注】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武乙本纪》）

又：按《竹书纪年》，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历来朝，王赐地三十里，玉十瑴，马十匹。三十五年，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同上）

又：按《竹书纪年》，文丁二年，周公季历伐燕京之戎，败绩。四年，周公季历伐余无之戎，克之，命为牧师。七年，周公季历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公季历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来献捷。十二年，有凤集于岐山。（《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太丁本纪》）

徐文靖：《笺》按：自组绀以上，皆曰邠侯，自亶父迁于岐周，始命为公，故曰周公亶父也。武乙元年，文王生。至是年二十一矣。太王以文王生有圣德，欲传位季历以及文王，此也。（《竹书纪年统笺》卷六《武乙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

[2]【汇注】

马骕：《论衡》：太王薨，太伯还，王季避之。太伯再让，王季不听。三让，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权而受之。（《绎史》卷一八《周室始兴》）

[3]【汇注】

梁玉绳：季历立是为公季，按：《竹书》云“季历作程邑，文王迁程”。《周书·大匡解》所谓“周王宅程”也。而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宋宋敏求《长安志》皆谓王季迁都栎阳，盖误以迁都为王季，又误以程为栎阳耳。程在咸阳东之安陵城，伯休父于此得姓，地属右扶风。栎阳属左冯翊，非一地也。《史》不书文王先迁程，必是疏脱，而宋程大昌《雍录》不信宅程之事，谓“《孟子》明曰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若王季既已去岐，则文王之生安得在岐周”。斯言殊失考。毕郢即程，王季元未去岐，且文王固生于太王时，将不生岐而生程哉。（《史记志疑·周本纪》）

刘咸炘：“是为公季”，从其本爵，史家通例也。《汉书·高纪》初称沛公，继称汉王，后乃称帝、称上，即此例。（《太史公书知意·周本纪》）

[4]【汇注】

马骕：《后汉书》：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逾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历，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时，季历复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师。后二年，周人克余无之戎。于是太丁命季历为牧师，自是之后，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绎史》卷一八《周室始兴》）

又：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四翟王。（同上）

又：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同上）

又：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同上）

又：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同上）

又：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同上）

又：王嘉季历之功，赐之圭瓒秬鬯，九命为伯，既而执诸塞库，季历困而死。（同上）

公季卒[1]，子昌立[2]，是为西伯[3]。西伯曰文王[4]。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5]，笃仁[6]，敬老[7]，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8]。伯夷、叔齐在孤竹[9]，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10]。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11]。

[1]【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王季）葬鄠县之南山。（《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又：楚山，一名潏山，鄠县之南山也。（同上）

又：南山曰商山，又名地胏山，亦谓楚山。（同上）

裴骃：皇甫谧曰：“葬鄠县之南山。”（《史记集解》）

徐昂发：《国策》：惠子曰“昔王季历葬于楚山之尾，栾水齧其墓”。姚宏续注云：“楚山，《吕氏春秋》作涡山、栾水。《后语》作蛮水。注：盛弘之《荆楚记》曰宜都县有蛮水，即乌水也。今襄州南有乌水。”按：古公亶父以修德为百姓附，与太姜逾梁山，而止于岐山之阳。故《诗》曰：“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是生季历，卒，葬鄠县南，今之葬，山名也。而皇甫谧云：楚山一名潏山，鄠县南山也。纵有楚山之名，不宜得蛮水齧。惠子之书五车，未为稽古也。续云：栾音鸾，《说文》云：漏流也。一曰渎也。墓为漏流所渎，故曰：“栾水齧其墓。”（《昭代丛书》壬集卷四《畏垒笔记》）

徐文靖：《笺》按：《吕氏春秋·首时篇》“王季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丑，时未可也”。高诱曰：季历勤劳国事以至薨没，故文王哀思苦痛也。时《竹书》未出，诱不知有文丁杀季历事也。刘知幾《史通·杂说上》曰：《竹书纪年》出于晋代，学者始知后启杀益、太甲诛伊尹，文王杀季历，则与经典所载乖剌甚多。李氏维祯曰：群书芜秽，典训凌迟，杀益诛尹，犹曰颇刑，季历之弑，古今大恶，而以之污蔑至圣，不忧舌过鼻乎？是皆不知《史记》太丁即文丁误，以文丁为文王，由不见《竹书》本文故也。又按：《晋书·束皙传》亦言文丁杀季历。（《竹书纪年统笺》卷六《文丁十一年王杀季历》）

朱孔阳：《魏策》，昔王季历葬于楚山之尾，栾水齧其墓，见棺之前和。文王曰：“噫！先君必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栾水见之。”于是出而为之张朝，百姓皆见之。三日而后更葬。《注》栾，漏流也。《春秋后语》作蛮水，《注》引《荆楚记》宜都鸟水，按季历卒，葬鄠县之南。皇甫谧云：楚山一名潏山，鄠之南山，虽有楚山之名，不宜得蛮水所齧。栾音鸾，《说文》云“漏流也，一曰溃也”。墓为漏流所溃故云。《吕氏春秋》作葬于涡水之尾，后云天故使明水见之。《初学记》引一作涡山，《论衡》作滑山。（《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2]【汇校】

郭嵩焘：“子昌立……西伯曰文王”，《杂志》云：“衍‘曰’字，脱‘也’字，此是承上句而申明之，故曰‘西伯，文王也’。《文选·报任少卿书》注引此正作‘西伯，文王也’。”（《史记札记·周本纪》）

【汇注】

朱孔阳：《大纪》曰：昌为世子，娶于有莘氏，曰太姒。太姒不妒忌，而西伯有内行，此德政之所以流行而风化之所以大兴也。太姒有子十，长曰伯邑考，蚤卒。次曰发，西伯以为世子。（《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钱穆：《史记》言周文王以前世系，不如殷商之详。惟《周语》太子晋谓：“自后稷始基，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卫彪傒谓：“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皆与《史记》合。今自文王上推十五世，仅与商汤略同时，则《史记》谓周先后稷子不窋适当夏后氏政衰者近是，谓后稷在陶唐、虞、夏之际则非矣。似周乃文化后起之族，而强上推其先世至虞代以与夏、商并比耳。（《国史大纲》）第一编第三章《封建帝国之创兴》）

[3]【汇注】

司马光：古之王者，择诸侯之贤者，分掌天下诸侯，文王为西伯，掌西方诸侯。（《稽古录》卷八《周》上《注》）

马骕：《孔丛子》：羊容问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谓之二伯。周自后稷封为王者，后子孙据国，至太王、王季、文王，此固世为诸侯矣，焉得为西伯乎？”子思曰：“吾闻诸子夏，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瓒秬鬯之赐，故文王因之，得专征伐。此以诸侯为伯，犹周、召之君为伯也。”（《绎史》卷一八《周室始兴》）

刘绍攽：《史》称文王为西伯，不言其详。孔颖达据屈原《天问》：疑伯号始于文王（《天问》曰：“伯昌号哀，秉鞭作牧。”王逸注曰：伯谓文王也）。郑康成《诗谱》：商王帝乙之初，命王季为西伯。至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淮、汝坟之诸侯，则文王继父业为西伯也。与《孔丛子》同。且以《史》言之，其曰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顺之则长诸侯矣。又曰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其词若相袭然，况王瑞自太王兴。一传而长诸侯，不亦宜乎！益知郑说之信也。（《九畹古文》卷八《西伯辩》）

梁玉绳：“子昌立，是为西伯”。按：文王之为西伯，因于王季，《竹书》可证，非文王始为之也。《史》不书季之为伯，失之。（《史记志疑·周本纪》）

顾颉刚：西伯——周文王。“伯”，《释文》云：“亦作‘柏’。”惠栋《九经古义》谓郭璞《穆天子传·注》云“古‘伯’字多从‘木’”。今观《汉书·古今人表》，“伯”大多作“柏”，可证明其说的合于事实。“伯”古读bà，音义同“霸”。古时称诸侯中强大者为“伯”，即“霸”。周为西方强国，故称“西伯”。（《〈尚书·西伯戡黎〉校释译论》，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集）

【汇评】

刘咸炘：《史通·本纪篇》谓西伯以上当为世家。王拯曰：“是过论也。溯自先公，史例至当。”按：此语不足以破知幾。特三代纪述先世缘起，事文简略，寄在篇首，寄无害耳。（《太史公书知意·周本纪》）

[4]【汇校】

张文虎：“西伯曰文王”：《杂志》云衍“曰”字，脱“也”字。《文选·报任少卿书》注作“西伯，文王也”。（《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郭嵩焘：按：史公称诗人道西伯受命之年而断虞、芮之讼，然《大雅·长发》诗传但云“诸侯归西伯者四十余国”，不云尊西伯为王也。圣人言“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若受命称王，尚可“服事”之有乎？史公于《伯夷列传》云“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最为得其实。盖伐纣而明正其罪，不当以臣礼自处，而奉文王以临之；号为文王者，至是始尊号为文王也。《大传》叙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在牧野之后，允矣。而《中庸》云“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不言文王，盖文王当牧野誓师时已尊为王矣。此尤书传之信而有征者也。汉世儒者竟据《文王》诗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遂谓受命称王，而援诸侯归周者四十余国，断为受命之据，实由史公之误发之，而并“改法度、制正朔”。皆在文王之世，即追王太王，王季亦在武王未即位以前，其诬谬亦甚矣。（《史记札记·周本纪》）

吴汝纶：“西伯曰文王”，依《选·注》无“曰”字，句下有“也”字。（《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周本纪》）

【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周，姬姓也，文王始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归之。入为纣三公，年十五，而生太子发。文王九十七而崩。（《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编者按：“文王龙颜虎肩”，黄善夫本作“文王龙颜虎眉”。

张守节：《帝王世纪》云“文王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雒书·灵准听》云：“苍帝姬昌，日角鸟鼻，高长八尺二寸，圣智慈理也。”（《史记正义》）

朱孔阳：文王，讳昌，太王孙，王季子也。母太任，挚氏仲女，能以胎教。生有圣德，自受命为西伯，得专征伐，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九年而崩。凡享国五十年，寿九十有七。武王定鼎，尊为文王。墓在陕西西安府咸阳县。国朝载入祀典。（《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汇评】

刘向：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后有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亲迎于渭，造舟为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劳，以进妇道。太姒号曰文母。文王理阳道而治外，文母理阴道而治内，太姒生有十男，长伯邑考，次则武王，次则周公，次则管叔鲜，次则蔡叔度，次则曹叔铎，次则霍叔武，次则成叔处，次则康叔封，次则聃季载。太姒教诲十子，自少及长，未尝见邪辟之事。及其长，文王继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盖十子之中，惟武王、周公成圣。要其安民以播烈光，制礼以广达孝而言之，则盛德自然著矣。若管、蔡监殷而叛，乃人才质不同，有不可以少加重任者。《易》曰：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反思其受教之时，未必至于斯也。岂可以累太姒耶？故君子谓太姒仁明而有德，《诗》曰：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又曰：太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此之谓也。（《列女传》卷一《周室三母》）

杨慎：据《太史公书》，契至汤十三世，后稷至文王十四世。夫稷、契同时，而其子孙传世之长短可疑也。契至汤四百余年，而传世十三，是矣；稷至文王一千一百年，而传世止十四，有是理乎？凡史传所纪世次，皆不可信。（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5]【汇注】

陈蒲清：则：法则。这里用如动词，效法。（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6]【汇注】

陈蒲清：笃：真诚，纯一。这里用如动词，专心实行。（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7]【汇注】

马骕：《亢仓子》：文王之为太子也，其孝大矣。寺人言疾，太子肃冠而斋，膳宰之馔必敬视之，汤液之贡必亲尝之。尝馔善则太子亦能食，尝馔寡则太子亦不能饱，以至于复初，然后亦复初。君后有过，怡声以讽，君后所爱，虽小物必严龚，是以孝成于身，道治天下。（《绎史》卷一九《文王受命》）

[8]【汇注】

马骕：《墨子》：文王封于岐周，绝长继短，方地百里，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则是以近者安其政，远者归其德。闻文王者，皆起而趋之。（《绎史》卷十九《文王受命》）

编者按：作于西周共王世的墙盘铭文，对文、武、成、康、昭、穆六位先王一生中主要的业绩进行了概括性地颂扬，对周文王的颂词是：“曰古文王，初（盭）龢（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匍（敷）有上下，（合）受万邦。”

“盭”读戾，《广雅·释诂》云：“戾，善也。”贾谊《新书·道术篇》云：“刚柔得适谓之和。”“初戾和于政”，是颂扬文王能开始善于刚柔相济治于政事。“”，《说文》省作，读屏，保定也。“上帝降懿德大”，是说上帝降下美德屏定王位，这与《诗》《书》“文王受天命”，大盂鼎铭“文王受天有大命”的说法一致。“敷有上下”，大盂鼎、师克、钟铭均作“敷有四方”，是指文王广有四方臣民。“合受万邦”，是说文王受众多诸侯、方国的拥戴。史墙对文王的颂词，内容与《史记·周本纪》，以及《诗经》《尚书》关于文王的德政和受天命的说法一致。（陕西周原考古队：《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墙盘铭文考释》，文物出版社，1992年）

[9]【汇注】

裴骃：应劭曰：“在辽西令支。”（《史记集解》）

张守节：《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胎氏也，姓墨。”（《史记正义》）

王恢：孤竹，《汉志》：“辽西令支有孤竹城。”乾隆御制《热河考》，滦河过迁安县西，四十三里，经孤竹城，入卢龙县界。《清统志》（一九）：“孤竹城在卢龙县南。《水经注》：孤竹城在濡口之东，元水之南。旧《志》谓在县西十五里，转在滦河之西，盖后人所附会。”又（一八）云：“孤竹山在卢龙县西，城在山侧，肥如县南二十里，水之会也。”按即青龙河入滦河处。（《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周初都邑》）

[10]【汇注】

王好问：伯夷、叔齐，墨胎氏九世孙，孤竹君之子，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夷、齐其谥也。君薨，遗命立叔齐，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立而逃之。率乎天理之常，以全性命之情，证在《论语》卫君之问：“夷知有父，齐知有兄，国何有焉，大故陨越，食不下咽，仓卒而逃，糗粮安备？饿于首阳所必至矣。以齐景观之，奚啻鸱枭之视鸾凤，民不称彼而称此，在仁不在国也。”孔子叹曰：“嗟哉！斯人彼有内求于心，弃国不顾如夷齐者独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岂以贵贵哉？”《诗》曰：“采苦采苦，首阳之下。”在河东之蒲坂，盖晋地也。国人立君之中子，终丧，三年夷还，而居北海之滨于稽，其地乃渤海之北，燕齐之交，为夷所居。汉时于此置郡，是为幽分。夷岂比迹箕山而欲成其为逸耶？避纣故耳。一闻文王起为西伯，遂欣然喜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而归之。”当不为口体计，诚欲佑文王以清天下。而身为天民，故孟子以大老称夷。考其时，宜在文王为西伯之初年。《世纪》：文王专征伐，质虞芮，伐犬戎，五十年间之事，而夷、齐之归为首，以是知之然，竟不得与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太公之徒同其用，无亦老之，故或病且死，民不夭而逸之，亦命也。归周时称为天下之大老，五十年之后夷盖殁焉。不及如师尚父之谅武王也。而齐之存殁，先后已不可考。（《夷齐考》，引自涂国柱纂《永平府志》）

梁玉绳：“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按：《刘敬传》言伯夷归周在断讼后，当是也。此与《竹书》以为在囚羑里前，似抵牾未确。而《伯夷传》又依《庄子·让王篇》《吕氏春秋·诚廉篇》谓伯夷之归在武王初年，尤非，盖欲以实其“父死不葬”之说耳。至宋王安石《临川集·伯夷论》，疑夷、齐不及武王之世而死，则凿空之言，不足信也。又“盍”字当衍。（《史记志疑·周本纪》）

【汇评】

林有望：孟子于避纣之事，尝屡言之，使果有扣马之谏，岂有置古今之奇节于绝口不道者！（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11]【汇校】

郭嵩焘：楚建国当在唐、虞之世，周有天下而降为子。《楚世家》叙为重黎后，云“鬻熊事文王，早卒；其后熊绎当成王时始封于楚”，据昭十二年《左传》为词。其实《左传》叙熊绎跋涉之艰，以明楚之所以大，非谓其始封时然也。世传《鬻子书》，而谓文王实师事之，其谬诞不足信。刘向《别录》以为鬻熊封楚，已与史公异。大抵周以前载籍多无可征，而楚为重黎后，其建国必在周以前无疑也。（《史记札记·周本纪》）

【汇注】

裴骃：刘向《别录》曰：“鬻子名熊，封于楚。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长子，今上党所治县是也。（《史记集解》）

陈士元：散宜生，朱注云：散姓，宜生名。盖从赵注。然《姓谱》诸书有散宜复姓。尧取散宜氏，见《帝王世纪》并《人表》。（《孟子杂记》卷三《辨名》）

马维铭：散宜生，周之贤臣也。文王为西伯时，宜生与太颠、闳夭、鬻熊、辛甲大夫之徒往归之。值崇侯虎谮西伯于纣，囚之于羑里，宜生与闳夭之徒，求美女、文马、奇货以献，乃赦西伯。及武王伐商，至纣宫，宜生执剑以卫。（《史书纂略·周臣列传》卷一《散宜生》）

马骕：《荀子》：闳夭之状，面无见肤。（《绎史》卷一九《文王受命》）

又：《鬻子》：昔文王见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矣，坐策国事，臣年尚少。”（同上）

又：刘向《别录》：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同上）

又：《汉书》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小说家《鬻子说》十九篇。（同上）

又：《帝王世纪》：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之属咸至，是为四臣。文王虽在诸侯之位，袭父为西伯。（同上）

徐文靖：《笺》按，刘向《别录》曰：辛甲事纣，七十五谏而不听之，去，周文王以为公卿。《襄四年传》，魏庄子曰：辛甲之为周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汉书·艺文志》：《辛甲》二十九篇。《地理志》上党长子县，周史辛甲所封。（《竹书纪年统笺》卷六《帝辛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

编者按：唐代裴骃《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说：“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卷六《帝辛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说：“《地理志》上党长子县周史辛甲所封。”

《吕氏春秋·诚廉》说：“武王即位……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于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西周初年长子口大墓，发掘报告推测墓主可能是辛甲或箕子（见《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我们认为长子口有可能是西周宋国的始封君微子开，也就是微子启（见《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墓主研究》，《华夏考古》，2009年第3期）。微子启的始封地在山西潞城县东南，周武王灭商后，微子启降周，被封为长侯，封地应该在长子县，与潞城县的始封地邻近。周公与成王东征平叛后，又把微子启徙封到河南商丘，成为宋国国君。辛甲所封与微子启改封长侯有矛盾之处，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梁玉绳：大颠始见《史·周纪》，大本作泰，泰氏，颠名。按：墨子言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此《兔罝》之诗所为作也。吴氏《刊误补遗》谓太颠即太公，诞甚。（《汉书人表考》卷二《大颠》）

又：闳夭始见《书·君奭》《逸书·克殷》《晋语》四。闳氏，夭名，其状面无见肤，亦曰闳公。（《汉书人表考》卷二《闳夭》）

又：散宜生始见《书·君奭》，散氏，宜生名。有文德而为相。按：《帝系》言尧娶散宜氏之子，此表亦云尧妃散宜氏女，《困学纪闻》二据之，谓散宜生当以散宜为氏，但历考诸书，皆云氏散，未有言复姓散宜者。孔、马之外，如《公羊定六年》疏举散宜生与虑不齐对，以证二名，《后汉·史弼传》闳、散、怀、金注，引《世纪》称宜生，《广韵》散字注言散姓，《通志·氏族略》四有散氏，宋赵明诚《金石录》散季敦引宋吕大临《考古图》云：是武王时器，其时散氏惟有宜生，季疑其字，朱文公《孟子集注》亦依其说，则以为复姓者恐非也。（《汉书人表考》）卷二《散宜生》）

又：南宫适始见《书·大传》，南宫又作南君，适本作括，南宫氏，括名。按：《逸书·克殷解》有南宫忽、南宫百达，《史记》作南宫括，明《杨升庵集》谓即《论语》八七中之伯达、伯适、仲忽，皆南宫氏也。《表》于第四等列八士，而别出南宫适于上中，似属复见。但《晋语》四，胥臣曰：文王询于八虞，谋于南宫，分作二科，《表》盖本此，当是别一人，不为重出。至《路史·后纪》十四注，谓禹后有南氏宫括为文王臣，封南阳侯，妄矣。四友见《书大传·四八目》。（《汉书人表考》卷二《南宫适》）

编者按：西周有散氏，夨人盘（旧称散氏盘）铭文记载，夨国因损害了散邑，“迺即散用田”，就是在靠近散邑的地方拿出土地，付给散氏两块田作为赔偿，一块田叫眉田，另一块田叫井邑田，即靠近井邑的一块田。眉田之眉，即河湄之湄，指水边的崖地。眉田因在“水”岸边，所以称之为眉田，即湄田。考古发掘与考古调查已证实西周的夨国在今陕西凤翔县的汧水沿岸（见《古夨国遗址、墓地调查发掘记》，《文物》，1982年2期），因此夨人盘铭文中的“水”就是汧水，而“井邑”在今凤翔县城以南的“下淢”，即雍水上游一带，所以“井邑田”当在今凤翔县汧水东岸，靠近“井邑”。那么，“散邑”应在今凤翔县城以北。五祀卫鼎铭中的“散田”，即散氏之田，在周原。据散伯簋、散姬鼎、散季诸器和夨王簋盖等铜器铭文，知散氏为姬姓，与姜姓夨国通婚。散宜生可能是西周金文中散伯车父、散季的先祖，即使散宜生与散伯车父、散季没有血缘关系，那么散宜生也应当是以居地为氏，所以散宜生一称，散是氏名，宜生是其私名或字。夨人盘铭文中的散邑当是散宜生的采邑，在今陕西凤翔县汧水东岸。

西周有南宫氏，康昭时期有伐鬼方和虎方的统帅南宫盂（见小盂鼎、中方鼎铭），康王二十三年向其授民授疆土，可能是封为畿内诸侯（采邑主），其祖为“南公”（见大盂鼎铭），可能就是南宫括。夷王世有南宫柳，周王册命其掌管西六师有关农牧的事务（见南宫柳鼎铭）。宣王世有南宫乎，官为司土（徒），当为南宫柳之孙，而南宫柳应是南宫盂的后人，他们都应是南宫括的后裔。总之，南宫是氏名，括是其私名。西周时期，南宫是一个显赫的氏族。

【汇评】

马骕：周室以仁厚始基，开国承家，世有令德。历夏、商千有余载，王业始成，祚年八百，本固者其枝茂，源深者其流长也。后稷在陶唐虞夏之际，播时百谷，受封有邰，功诚伟矣。使其世嗣农官，守土保邦，俾无废先人之业，宜足以报其厚德矣。顾不数传而不窋失官，窜于戎翟，公刘际夏桀之虐，亶父遭獯鬻之偪，转徙播迁，如是其艰难也。曰：非忧患无以启贤圣，非积累无以基崇高。史称公刘修后稷之业，生聚再繁，邦家再盛，周道之兴自此。故诗人歌思其德，当其相宜取材，行有资而居有积，可想其度地建国和辑人民之规焉。（《绎史》卷一八《周室始兴》）

牛运震：“士以此多归之”“盍往归之”“皆往归之”，叠三“归之”，有法有态。（《史记评注·周本纪》）

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1]：“西伯积善累德[2]，诸侯皆向之[3]，将不利于帝[4]。”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5]。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6]，骊戎之文马[7]，有熊九驷[8]，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9]。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10]，况其多乎？”乃赦西伯[11]，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12]。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献洛西之地[13]，以请纣去炮烙之刑[14]。纣许之。

[1]【汇注】

陈蒲清：崇侯虎：崇国的诸侯，名虎。崇国，在今陕西省户县东，西安市西南。谮：诬陷、中伤。（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汇评】

崔述：谗言何以能使人信也？盖有巧术存焉，其始托为无心，微示其意，使听之者涵之于心；渐而增之累之，听之者遂信以为实。故孔子曰：“浸润之谮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向使其谮之初而即平心核其真伪，其实邪，则致之罪——孟子所谓“见不可焉，然后去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者也——其诬邪，则治言者之罪，此后谁复敢诪张为幻者！（《丰镐考信别录》卷一《〈巧言篇〉之“信谗”》）

[2]【汇评】

吕不韦：文王曰：“父虽无道，子敢不事父乎？君虽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纣乃赦之。天下闻之，以文王为畏上而哀下也。（《吕氏春秋·行论》）

[3]【汇注】

马持盈：向，归向也。（《史记今注·周本纪》）

[4]【汇注】

梁玉绳：崇侯之谮，羑里之赂，洛西之献，阴行之诈，皆乖事实，已辨在《殷纪》中。而此又谓纣告西伯是崇侯谮之，盖因《大传》而误也。文之伐崇，固奉纣命，岂有命之修怨乎？纣亦必无此语。又此处两“帝”字及下文“以告帝纣”“帝纣闻武王来”“以大卒驰帝纣师”三“帝”字，《史诠》谓“皆当作‘商’字之讹也”。据徐广云“帝一作‘商’”，则《史诠》是。（《史记志疑·周本纪》）

[5]【汇注】

刘安：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归之。纣闻而患之曰：“余夙兴夜寐，与之竞行，则苦心劳形，纵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义而善谋，太子发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俭而知时，若与之从则不堪其殃，纵而赦之，身必危亡。冠虽弊，必加于头，及未成，请图之。”屈商乃拘文王于羑里。（《淮南子》卷一二《道应训》）

李昉：桓子《新论》曰：文王修德，百姓亲附。是时崇侯虎与文王列为诸侯，德不能及文王，常嫉妒之，乃谮文王于纣曰：西伯昌，圣人也，长子发、中子旦，皆圣人也。三圣合谋，君其虑之。乃囚文王于羑里。（《太平御览》卷八四《周文王》）

马骕：《新书》：纣作梏数千，睨诸侯之不谄己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于羑里，七年而后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撒桎梏而流之于河。民输梏者，以手撒之，弗敢坠也；跪入之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常拥此。”故爱思文王，犹敬其梏，况其法教乎！（《绎史》卷十九《文王受命》）

崔述：《封州闻见记》一则：“相州汤阴县北有羑里城，周回可三百余步；其中平实，高于城外丈余。相传文王演《易》之所。按：此东顿邱、临黄诸县多有古小城，或周一里，或三百步，其中皆实。然则小城而实，皆古人因依立家，以为保固耳。”余按：汤阴之西为林县，其北为安阳，又北为磁州。距余乡近者百里，远者二百余里。其在山中者，山上多垒石为城寨。在平地者，其村外往往有高广如封氏所言者。其城或尚存，或已颓，或半颓。余数往来于诸县间，问之土人，皆云前代避乱之所。然则汤阴此台亦如是而已矣。封氏之言是也。盖筑城自保，势须据险，以高临下，有山则据山，无山则筑平地使高，筑城其上，方足以制仰攻，本理之常，无足异者。但临大道者少，人或不之见，见亦不为意。而汤阴之台东逼驿道，人皆知之。既莫考其所始，而其地近殷墟，故好事者遂以羑里之事附会之耳。余又尝居开州，即唐顿邱之南境也。城以南如汤阴此台者不下数十，盖即封氏所谓“古小城”者。其城率已颓，古人呼为“骨堆”。（《丰镐考信别录》卷二《羑里城》）

【汇评】

韩非：或曰，仲尼以文王为智也，不亦过乎？夫智者，知祸难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于患也。使文王所以见恶于纣者，以其不得人心邪？则虽索人心以解恶可也。纣以其大得人心而恶之，己又轻地以收人心，是重见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于羑里也。郑长者有言：体道无为无见也，此最宜于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为智，未及此论也。（《韩非子·难二》）

崔述：按羑里之事本战国人所述。既相传为有此事矣，秦、汉以后因以演《易》附会之。既复相传有演《易》之事矣，魏、晋以后因又以古小城附会之。证据既多，遂成牢不可破之说。市有虎而曾参杀人，三人言之，未有不信者矣；而孰知其说皆相因而生者乎？邠州山上，有水自洞口下，名水帘洞；山下果树甚繁，好事者遂以为《西游记》孙悟空发祥之所，而建猴王庙焉。呜呼，古所言古迹者，大率皆如此矣！故今并附辨之。（《丰镐考信别录》卷二《羑里城·古迹相因而生》）

刘毓庆：纣囚文王，囚后如何，众说不一。《左襄十一年传》云：“纣囚文王七年，诸侯从之囚，纣于是惧而归之。”《赵策》说：纣将文王“拘之于牖里之库百日，而欲之死”。《尚书大传》说：“纣乃囚之，四友献宝，乃得免于虎口。”《殷本纪》说：“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历史学家们总想把纣描写成一个荒淫无道的昏君，而将文王说成深得众心的圣王。结果是越传越离奇，难怪崔东壁要说：“去圣盖远则诬亦多”了。请听他的这段论辩：“且《春秋传》以为囚之七年，《战国策》以为拘之百日，其久暂固已悬殊矣。《尚书大传》以为在西伯戡耆之后，《史记》以为在虞芮质成之前，其先后亦复抵牾矣。《春秋传》以为诸侯从之而纣归之，《尚书大传》认为散宜生赂之，而纣释之。其所以得出之故，又不一说矣。学者将何所取信乎？尤可异者，《殷本纪》以为窃叹九侯而被囚，《周本纪》则以为积善累德而见谮；《殷本纪》以为献洛西而赐斧钺，《周本纪》以为赐斧钺而献洛西。此一人之书也，而先后矛盾亦如是，其尚可信以为实邪？”崔东壁对群儒的讹说大胆怀疑，十分可取。但他干脆否定文王被囚之事，未免过于武断。牖里之事，百家不言，不会无据。（《雅颂新考·文王之什新考·文王死于纣手考》）

[6]【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古国城在同州河西县南二十里。《世本》云莘国，姒姓，夏禹之后，即散宜生等求有莘美女献纣者。”（《史记正义》）

王恢：有莘：《河水注》：“河水迳郃阳城东，周威烈王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郑，还筑汾阴郃阳，即此城也；故有莘邑矣。”《清统志》（二四四）：“莘国故城在今郃阳县治东南。《县志》云：县东南有有莘里，即古莘国。”（《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西伯文王》）

[7]【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骊戎故城在雍州新丰县东南十六里，殷、周时骊戎国城也。”按：骏马赤鬣缟身，目如黄金，文王以献纣也。（《史记正义》）

马骕：《尚书大传》：“散宜生之犬戎氏，取良马，骢身朱鬣鸡目者，陈于纣之庭。纣出见之，还而观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趋而进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注》云：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吕尚有勇谋而为将，散宜生有文德而为相。（《绎史》卷一九《文王受命》）

王恢：骊戎，《汉志》：“京兆尹新丰，骊山在南，故骊戎国，秦曰骊邑。”《渭水注》：“戏水迳骊戎城东。”《清统志》（二二八）故城在临潼县东二十四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西伯文王》）

陈蒲清：骊戎：部族名，姬姓。居地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一带。文马：漂亮的骏马。传说这种马赤鬣缟身，目如黄金。（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8]【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郑州新郑县，本有熊氏之墟也。”按：九驷，三十六匹马也。（《史记正义》）

[9]【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散宜生、南宫括、闳夭学乎吕尚。尚知三人贤，结朋友之交，及纣囚文王，乃以黄金千镒与宜生，令求诸物与纣。（《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梁玉绳：费中始见《晏子春秋·谏上》《墨子·明鬼》，亦作费仲。费，姓；仲，名。费昌之后，武王禽之，死牧之野。（《汉书人表考》卷九《费中》）

王世贞：文王之安于囚也，臣道也；太公、散宜生之以术陷纣也，亦臣道也。（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又：以纣之囚西伯，而闳夭之徒以有莘美女献纣，纣大悦，乃赦西伯。或曰西伯之圣，闳夭之徒之贤，乃以不正之赂而求赎，有此事乎？呜呼！纣之不可以君，久矣！此圣人权道所系也，谓有此事可也。（同上）

【汇评】

王世贞：宋儒曰：毋也，西伯必不赂免。王子曰：否。西伯必以赂免。于何知之？曰：纣知之。纣也尝醢九侯而脯鄂侯，于西伯何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且纣庸俟罪乎？以圣德请也。圣人之心有七窍，请视诸，夫纣何圣之恤？嗜艳妖色，骋骏奇技淫巧，其素也。骤赦而骤喜，其所欲戮之人，此必有以探其素而深中其嗜明矣。然则闳夭之徒非欤？曰：何可非也。曰：内文明外柔顺，俟命正志，生死不易，文王之德也。委曲万变，以出其主，而任其过，颠夭之德也。文王之德，臣德也，身谋之也。颠夭之德，亦臣德也，为君谋之者也。……夫子赞曰：巽以行权，呜呼至哉！（《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一《闳夭不赂纣》）

瞿方梅：案：《殷本纪》言：纣醢九侯、脯鄂侯，西伯窃叹，故囚之。《赵策》鲁连子说亦然。大率《殷纪》本《赵策》而《周纪》本《淮南》，故不同也。《淮南子·道德训》：崇侯曰：“周伯昌行仁义而善谋，未及成，请图之。”是也。（《史记三家注补正·周本纪第四》）

[10]【汇注】

裴骃：一物，谓氏之美女也。以殷纣淫昏好色，故知然。（《史记集解》）

陈蒲清：此一物：这样的一件东西。旧说，指有莘氏之美女。（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1]【汇注】

司马光：时纣方无道，诸侯多去纣归文王。纣怒，囚文王于羑里，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惧而归之。（《稽古录》卷八《周》上）

【汇评】

吕不韦：昔者纣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之，以礼诸侯于庙。文王流涕而咨之，纣恐其畔，欲杀文王而灭周。文王曰：“父虽无道，子敢不事父乎？君虽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纣乃赦之。天下闻之，以文王为畏上而哀下也。《诗》曰：“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吕氏春秋》卷二〇《达郁》）

方孝孺：羑里之事不经见，《史》所称献美女、善马之说，皆好事者意搆之词，恐非其实也。（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12]【汇注】

沈约：文王受命九年，大统未集，盖得专征伐。受命自此年始。（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孙之騄：沈约曰：按文王受命九年，大统未集，盖得专征伐，受命自此年始。《伏湛传》“文王受命征伐五国”注：“伐犬夷、密须、耆、邘、崇。”《史通》曰：“按《尚书·西伯戡黎》始咎周，此犹之荆蛮之灭诸姬，季氏之伐颛臾也。”又曰：“文王受命称王，此犹之楚及吴越僣号而陵天子也。夫戡黎伐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要亦犹之司马文王害权臣，黜少帝，坐加九锡，行加六马。及其殁也，而荀勗犹谓人臣，终未可知也。至昔《泰誓》三篇，数纣过失，亦犹之吕相为书绝秦，陈琳为袁檄魏，欲加之罪，患无辞乎！”（《考定竹书》卷七《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

徐文靖：《笺》按，《韩非子》曰：文王侵盂、克莒、举丰，三举事而纣恶之。文王乃惧。请入洛西之地赤壤千里，以请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说。《史记·殷本纪》曰：西伯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纣许之，赐弓矢斧钺，得专征伐，为西伯。徐坚曰：《周礼》，其川洛汭，洛一名漆沮，出冯翊，此左辅之洛，非河南洛也。（《竹书纪年统笺》卷六《帝辛三十三年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

【汇评】

司马光：于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狁之难，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将帅，遣戍役，以守卫中国。远近之人，皆畏而爱之，则而象之，诸侯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稽古录》卷八《周》上）

[13]【汇注】

刘绍攽：《史》云：西伯献西洛，以除炮烙。徐笔峒疑之。谓尺地莫非其有，西洛岂文王私物？不知天下虽统于纣，有邰实封于舜，五帝子孙至周犹存，纣虽虐，不能并无名之土。西伯所以献，炮烙所以除乎？（《九畹古文》卷八《西伯献地除炮烙辩》）

[14]【汇注】

马骕：《吕氏春秋》：文王处岐事纣，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纣喜，命文王称西伯，赐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辞曰：“愿为民请炮烙之刑。”文王非恶千里之地，以为民请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则贤于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绎史》卷一九《文王受命》）

又：《越绝书》：文王以务争者，纣为天下残贼奢佚，不顾邦政。文王百里，见纣无道，诛杀无刑，赏赐不当，文王以圣事纣，天下皆尽诚，知其贤圣从之，此谓文王以务争也。纣以恶刑争，文王行至圣以仁义争，此之谓也。（同上）

解惠全：炮烙，商纣时酷刑之一。《列女传》：“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法。”（《全译史记·周本纪》）

【汇评】

韩非：昔者文王侵盂、克莒、举丰。三举事而纣恶之，文王乃惧，请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国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天下皆悦。仲尼闻之曰：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韩非子·难二》）

刘安：人能遵道行义，喜怒取予，欲如草之行风。……文王辞千里之地，而请去炮烙之刑。故圣人之举事也，进退不失时。（《淮南子·缪称训》）

司马光：纣疑文王之得民，故囚之。既释而又献地以止其虐刑，是正信崇侯虎之谮于纣也。岂所谓遵养时晦以蒙大难者哉？且纣惟不胜其淫虐之心，故为炮烙之刑。若能自止而不为，则不待受西伯之地，若不能自止，虽受地于西伯而为之如故，谁能禁之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三《周文王》）

李维桢：西伯自羑里既释，如鸟脱笼，翻然翱翔，不可复制。而昌黎《文王操》曰：“臣罪当诛，天王圣明兮。”可谓得圣人之心？而昧其迹者矣？（《史通评释》卷一三《疑古》）

方孝孺：为史者之言曰：西伯之囚羑里，崇侯实谮之。及西伯得赐斧钺，专征伐，而归五年，果伐崇侯虎。果若其言，是西伯挟天子之柄，而报私怨也。此必不然。圣人之于赏罚，岂尝容心于其间哉？观人之善恶何如耳！……崇侯之事远，不可知其详矣。吾意其人必比凶党恶，不供臣职于天子，而侵害其舆图，杀虐其民人，弃蔑其宗庙，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谮己也。苟憾其谮己，是微量浅智之人，齐桓、晋文之流之所为，岂足为圣人哉？且羑里之事不经见，史所称献美女、善马、珍怪之说，皆战国之末，好妄言者意构之辞，非其事之实也。妄言者见诗歌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诬其谮西伯，以为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谬也。西伯尝伐犬戎、密、耆及邘矣，则此四国者又岂皆谮西伯者邪？故谓西伯伐崇者是也，谓崇侯谮西伯，以女马赂纣得脱者，皆非也。曰：然则史氏所述西伯之事，亦有足信者欤？曰：惟献地请去炮烙之刑者近之，余皆无足取焉耳。（引自《皇明文衡》卷五四《西伯伐崇》）

西伯阴行善[1]，诸侯皆来决平[2]。于是虞、芮之人[3]有狱不能决[4]，乃如周[5]。入界[6]，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7]。虞、芮之人未见西伯[8]，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9]。”遂还[10]，俱让而去[11]。诸侯闻之[12]，曰：“西伯盖受命之君[13]。”

[1]【汇注】

李昉：《傅子》曰：文王葬城隅之枯骨，天下怀其仁。（《太平御览》卷七七《皇王部二》）

马持盈：阴行善：暗暗地行善，而不声张。（《史记今注·周本纪》）

【汇评】

刘重华：伯之所谓阴者，非恐纣知之，恐天下知之耳。恐天下知之者，恐天下德我而仇纣，附我而去商。盖纯圣之心，惟伯自知之，惟天地神鬼知之，岂特不求人知，且也尝恐人知矣。夫是以名之曰“阴”也。而他说不甚谬乎哉？或曰：千古而遥，子何以洞伯之心，亦有所本乎？曰“善则归君，过则归己”，经言伯矣。又曰“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韩子亦尝言之矣。此文王之所以为文王也，世儒不暇知也。（引自《人物论》卷二《西伯阴行善辨》）

王世贞：按灵台、灵沼戒令，勿亟七十里之囿，与民同之，皆文王事也。以是为阴执谓之阳，战国策士以私意窥圣人一至于是，而马氏信之，谬矣！（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周本纪》）

陈士元：史迁云“西伯阴行善”，岂文王以服事殷之心哉！（引自《湖海楼丛书·论语类考》卷七《文王》）

王圻：西伯阴行善，此史迁之谬也。孔安国论《西伯戡黎》而曰文王貌虽事纣，内秉王心。夫迁之不知文王，固也。安国号称儒者，乃亦为是言陋矣，按商纣之世袭称西伯，故胡五峰、吕成公、陈少峰、薛季龙、金仁山诸儒皆以戡黎为武王事，详见《通鉴前编》，若武王称西伯，则见《吕氏春秋》，固为学者当知也。（《稗史汇编》卷一二〇《文史门·辨讹上·西伯》）

赵南星：史称西伯归，乃阴行善修德，“阴”字莫作不好字看。阴者是妙用，不是私心。辟如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率殷叛国以事纣。夫除刑，行善也，献洛西之地则阴矣。事纣，行善也，率殷叛国则又阴矣。诸如此类，恐蹈九侯、鄂侯之辙，身且不保，何有于善？所以不得不出于阴，阴也者，“明夷”所谓晦也。阴行善者，“明夷”所谓用晦而明也。圣人妙用，正在于此。（引自《增定二十一史韵》末卷《读史小论·周文王》）

牛运震：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纪，周家世德相承，层累回环，不厌其复，此太史公手法之妙也。（《史记评注·周本纪》）

[2]【汇注】

马持盈：诸侯皆来决平：诸侯之间，如有争端，皆来文王处，请其仲裁决定，以求其平。这就是《尚书·尧典》所谓“平章百姓”之意，“平章”就是仲裁、裁判，主张公道。平章百姓，就是仲裁许多部落间之争执事件，与文王之“诸侯皆来决平”，同一意义。（《史记今注·周本纪》）

【汇评】

胡一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史》乃谓其“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毋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乎？愚尝读《周颂》至“太王实始翦商”，读《鲁论》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未尝不慨后之论者皆不能不以辞害意也。盖太王当祖甲之时，去高宗中兴未远也。“翦商”之云太王非但不出于口，亦决不萌于其心，特以其有贤子圣孙有传立之志，于以望其国祚之绵远焉，岂有一毫觊觎之私心哉？议者乃谓太王有是心，太伯不从，遂逃荆蛮。则是太王固已尝形之于言矣。……《诗》称“实始翦商”，谓王季、文王之立，由于太王以至武王有天下，推原其故，则“翦商”实自太王始尔，非谓太王真有“翦商”之心也。夫文王虽大圣，诸侯也；纣虽下愚，天子也。安得以诸侯而有天子三分有二之天下哉！纵使果有之，以纣暴恶，肯容之乎？以崇侯虎之鸷害，乃不谮毁之乎？此必无之事也。而夫子有是言者，特以文王之圣，道化所及，极其形容之广云尔，岂谓天下三分有二之版图，诚归之于周哉！（引自《纲鉴合编》卷二《周纪·文王》）

[3]【汇注】

裴骃：《地理志》，虞在河东大阳县，芮在冯翊临晋县。（《史记集解》）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陕州河北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国也。故芮城在芮城县西二十里，古芮国也。《晋太康地记》云虞西百四十里有芮城。”《括地志》又云：“闲原在河北县西六十五里。《诗》云‘虞芮质厥成’。毛苌云：‘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君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乃相让所争地以为闲原’。至今尚在。”注引《地理志》芮在临晋者，恐疏。然闲原在河东，复与虞、芮相接，临晋在河西同州，非临晋芮乡明矣。（《史记正义》）

陈蒲清：虞：在今山西省平陆县境内。芮：在今陕西大荔县东南。一说在今山西省芮城县境内。（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4]【汇校】

张文虎：有狱，《御览》作“讼”。（《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马持盈：虞：国名，在山西平陆县。芮：国名，在山西芮城县。音纳。（《史记今注·周本纪》）

王恢：虞、芮，《正义》引《括地志》：“故虞城在陕州河北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上，古虞国也。故芮城在芮城县西二十里，古芮国也。晋《太康地记》云：虞西百四十里有芮城。《括地志》又云：‘闲原在河北县西六十里，乃虞芮相让所争地以为闲原，至今尚存。’注引《地理志》芮在临晋者恐疏（按：指《集解》）。然闲原在河东，复与虞芮相接，临晋在河西，非临晋芮乡明矣。”《清统志》（一五四）：“虞城在平陆县东北；古芮国在芮城县西二十里郑村。闲原在平陆县西四十里。《水经注》（四）：‘河水又有左右二水，二源疏引，俱导薄山，南流会成一川，其二水之内，世谓之闲原，言虞芮所争之田。’《元和志》（六）：闲原在平陆县西六十五里。《寰宇记》（六）：闲原在平陆县西六十里，东西七里，南北十三里。《县志》：（闲原）在县西南侯涧仪家沟之间，俗名让畔城。”按河西之芮，与周同姓，周初所封，国于今朝邑县，近年出土芮公钟，据考古家推测，可能是公元前八百年的制品。（《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虞芮质厥成》）

齐思和：虞之地望，自来说《诗》者皆以为在山西平陆县。朱右曾《诗地理征》：《郡县志》故虞城在陕州平陆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国。闲原在平陆县西六十五里，即虞、芮让为闲田之所。右曾按：“平陆县今属解州，在州东南九十里。闲原今让畔城。”又曰：“芮城县今属解州，在州西九十里。”按此乃春秋时之虞，而非周初之虞国也。平陆距岐山，远在数百里之外，是时周室初兴，崇、墉未服，声威所及，恐不能若是之远。余考古虞本在今陇县境，汉之汧县也。《地理志》：“吴山在西。”古虞、吴通。《水经注·渭水注》：“《国语》所谓虞矣。”是古虞在雍州之证。《地理志》：“芮水出西北，东流泾。”是虞、芮同在陇县，地相毗连，地在岐山西北，古之虞、芮，当即在是。（《中国史探研·西周地理考》）

编者按：齐说甚是，张筱衡《散盘考释》（《人文杂志》，1958年第3、4期）也认为虞国在陇县境内，指出芮就是《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下的“芮水，出西北，东入泾”之芮，地点在今甘肃华亭县。另外，陇县城的北河发源于华亭县境内，西南流经陇县城北，于城东注入汧河。乾隆《陇州志》称此水为芮水，当与古芮国在陇县、华亭一带有关。山西平陆的虞国史称北虞、北吴，是周武王灭商后，分封陇县虞国之君周章弟虞仲为诸侯时所建立的诸侯国，春秋时为晋国所灭；芮国当是周初由华亭、陇县徙封至山西芮城县一带，后来迁至黄河西岸的朝邑，最后有一支迁至韩城县，与韩城县境内的梁国邻近，战国时同为秦国所灭。陇县周章之虞国史称西虞、西吴，西周康王时将其改封到江苏镇江一带的宜地为宜侯，春秋时徙都苏州，史称东吴，后来被越国所灭。闲原之说是后人的附会之言，不可信。

[5]【汇校】

张文虎：“如”，《御览》作“诣”。（《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马持盈：乃如周：如，往也，往周国也。（《史记今注·周本纪》）

【汇评】

刘向：虞人与芮人质其成于文王。入文王之境，则见其人民之让为士大夫；入其国，则见其士大夫让为公卿。二国者相谓曰：“其人民让为士大夫，其士大夫让为公卿，然则此其君亦让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国者未见文王之身，而让其所争以为闲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动而变，无为而成，敬慎恭已，而虞芮自平。”故《书》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谓也。（《说苑》卷一《君道》）

[6]【汇校】

张文虎：“入界”，《御览》作“入其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7]【汇评】

班固：及至周文，开基西郊。杂遝众贤，罔不肃和。崇推让之风，以销分争之讼。（《汉书》卷三十六）

[8]【汇评】

吴见思：作“未见西伯”妙！潜移默夺，又胜在朝让列一层。（《史记论文·周本纪》）

牛运震：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按此处插“未见西伯”四字，妙有神理！（《史记评注·周本纪》）

[9]【汇评】

牛运震：“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语极古练；“只取辱耳”，赘一句，神情毕露。（《史记评注·周本纪》）

[10]【汇校】

张文虎：“遂还”，旧刻无“还”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赵生群：遂还俱让而去，景祐本无“还”字，《后汉书》卷五六《王畅传》李贤注引《史记》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

[11]【汇评】

赵南星：文王时，国人耕者让畔，行者让长，此固渐陶于圣德，相化而不自知也。若夫虞芮争田，则彼一是非，此一曲直，两争未决。周人之礼让，与彼何与？奚以入境之后，遂皆愧悦。且曰：“我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觉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一时俱现。并恻隐亦跃然矣。四端并发，是岂寻常易得者乎？可见良知本心，人人备具。……虽然，虞芮不易得也。若在近世，则浇凌成习，且将笑让畔者为荣，嗤让长者为迂。安能有观感而兴如虞芮者乎？故虞芮者亦圣贤之徒也。（引自《增定二十一史韵》）末卷《读史小论·虞芮》）

[12]【汇注】

司马光：天下闻之而归周者四十余国。（《稽古录》卷八《周》上）

[13]【汇注】

马骕：《家语》：虞芮二国争田而讼，连年不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之。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朝，士让为（于）大夫，大夫让于卿。虞芮之君曰：“嘻！吾侪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与而退，咸以所争之田为闲也。孔子曰：“以此观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从，不教而听，至矣哉！”（《绎史》卷一九《文王受命》）

梁玉绳：虞、芮之事，当时必有成文，今无可考。然以《大传》《毛传》及《说苑·君道篇》较之，《史》所载颇缺略不全，复有异同之语，疑史公所增损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马持盈：受命之君，受上天之命而为君。（《史记今注·周本纪》）

【汇评】

孙琮：应圣瑞。（《山晓阁史记选·周本纪》）

吴见思：轻轻点出“受命”二字，为下文作引。势已积，机已动，遥遥挑逗，事势如此，文势如此。（《史记论文·周本纪》）

牛运震：“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此二句衬贴作收结，妙！（《史记评注·周本纪》）

明年，伐犬戎[1]。明年，伐密须[2]。明年，败耆国[3]。殷之祖伊闻之，惧[4]，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5]。明年，伐崇侯虎[6]，而作丰邑[7]。自岐下而徙都丰[8]。明年，西伯崩[9]。太子发立[10]，是为武王[11]。

[1]【汇校】

张文虎：“犬戎”：《文王诗疏》引作“犬夷”。（《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赵生群：融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犬，二“并明”，本书卷一〇〇《匈奴列传》“周西伯昌伐畎夷氏”，《索隐》引《山海经》作“弄明”。按：《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颜师古注引《山海经》亦作“弄明”，与《山海经·大荒北经》合。（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

【汇注】

裴骃：《山海经》曰：“有人，人面兽身，名曰犬戎。”（《史记集解》）

张守节：又云“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是为犬戎”。《说文》云“赤狄本犬种”，故字从犬。又《后汉书》云“犬戎，槃瓠之后也”，今长沙武林之郡太半是也。又《毛诗疏》云“犬戎昆夷”是也。（《史记正义》）

［日］泷川资言：《尚书大传》“文王四年，伐畎夷，纣乃囚之，四友献宝，乃得免于虎口，出而代耆”。愚按：《尚书·西伯》戡黎盖武王事，说见《殷纪》。（《史记会注考证》卷四）

王恢：犬戎：《诗》称畎夷、昆夷。种族繁杂，游牧无定所。盖即黄帝所逐之荤粥，商高宗所伐之鬼方，周太王所事之獯鬻，曾被迫去邠邑于岐之下，而文王事之犹谨，今奋而伐之，武王复逐之泾洛之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征伐》）

又：穆王时，“犬戎以其职来王”，而王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小说家乃神其说，撰为《穆天子传》，卫挺生著为“今考”，按日锥指行程计之，远至中亚，以合穆王告庙之三万五千里。予谓“研究《穆传》著作时代内容的尽多，对穆王何以有此远征？却无令人满意的解释”。卫曾为文答解，无非空言不著实际。前人限于时代地理知识不足怪，今犹视为实录，殊可怪耳）。（同上）

又：春秋以后，史称为“狄”“狄之广漠，于晋为都”（《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与西方之戎相呼应，诸夏皆受其患。齐桓“尊王攘夷”，始杀其猾夏之势，孔子所以有“微管”之叹。由于攘夷，促进彼族之同化；其顽固者，秦、赵、燕迸诸塞外，筑长城以限之。至汉而称匈奴，为汉劲敌。其后降汉之一部虽曾统治北方，但终为中华民族的大熔炉所同化。其逃于漠北者，或为突厥及今蒙古。数千年来，惟满清一代以其同为少数民族，怀抚统治无边患。（同上）

齐思和：据《史记》，虞、芮成后之明年，文王又伐犬戎。《尚书大传》则以为伐畎夷，在虞、芮成后四年。而《诗·大雅·绵》篇：“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矣，维其喙矣。”又似在服虞、芮之前。孰先孰后，已难详考。郑《笺》谓：“混夷，夷狄国也。见文王之使者将士众过己国，则惶怖惊走突奔，入此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剧也。”余考《孟子》称：“文王事崑夷。”又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文王也。”赵注：“言文王不殄灭畎夷之愠怒，亦不陨文王之善声问也。”则混夷即昆夷，昆夷即畎夷，故《史记》《尚书大传》皆作犬戎。是则文王初年，犹有夷患，直至文王国富兵强，夷始惊走，不敢再犯焉。（《中国史探研·西周地理考》）

赵生群：今长沙武陵之郡太半是也，“武陵”原作“武林”，据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改。按：《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犬戎）今长沙武陵蛮是也。”又曰：“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

编者按：集解引《山海经》曰：“有人，人面兽身，名曰犬戎。”正义又云：“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犬。白犬有二，是为犬戎。”《说文》云“赤狄本犬种”，故字从犬。又《后汉书》云：“犬戎，槃瓠之后也。”今长沙武林之郡太半是也。又《毛诗疏》云“犬戎昆夷”是也。

古代文献中，战国以后犬戎又与犬夷、畎夷相混，所以又称为昆夷、混夷、昆戎、绲戎。《孟子·梁惠王下》说：“文王事昆夷。”《毛诗·小雅·采薇》正义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说：“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愬（朔），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东门，文王闭门修德，不与战。”《史记·周本纪》说：“（文王）明年伐犬戎。”正义引《毛诗疏》说：“犬戎，昆夷是也。”《史记·匈奴列传》说：“西伯昌伐畎夷氏。”索隐引韦昭云：“《春秋》以为犬戎。”又引大颜云：“即昆夷也。”可见后世犬戎与畎夷相混。

犬戎是何种民族呢？我们认为：犬戎为“允姓之戎”，是三苗的后裔，即后世的氐族。俞伟超推测洞庭、鄱阳之间，北抵伏牛山麓，南达江西修水一带的古文化为三苗遗存，并指出：“无论是江汉平原东部的涢水流域还是西部的沮漳河流域，原有文化系统的去向，到二里头时期就很不清楚。”（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第10期）三苗的考古学文化虽然不知了去向，但是三苗族人的去向在文献中却有线索。《左传·文公十八年》说：

舜与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混沌、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尚书·尧典》说：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左传·昭公九年》说：

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

杜预注：“‘允姓’，阴戎之祖，与三苗俱放三危者。”

《史记·五帝本纪》说：

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

由以上所引，可知“瓜州”与“三危”是同一个地方，居于瓜州的“允姓之奸”，即“允姓之戎”，是三苗的后裔。但是杜预将“允姓之戎”与“姜氏之戎”混为一谈。《左传·襄公十四年》说：“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杜注：“四岳之后皆姜姓，又别为允姓。‘瓜州’，地在今敦煌。”杨伯峻说：“瓜州之戎本有两姓，一为姜姓，此戎是也；一为允姓，昭九年《传》‘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是也，杜注混而一之，不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105页）此说正确，但是我们要指出的是：不是瓜州之戎有两姓，而是瓜州有两处。允姓所居的瓜州在今甘肃省渭源县以南的洮河流域；而春秋时期“姜氏之戎”所在的瓜州，在今陕西关中西部的汧陇一带，处于秦、晋的西北。（见顾颉刚《史林杂识·瓜州》，中华书局，1963年）

姜戎氏就是“姜氏之戎”，与“允姓之奸”本来是居于两地的两个不同的族体。“姜氏之戎”是姜姓的羌族，而“允姓之戎”是犬戎，就是后来的氐族。因为两者的居地都称“瓜州”，杜预就混二为一，既说姜戎氏是“四岳之后皆姜姓”，又说“别为允姓”，自相矛盾。

杜预错将“姜氏之戎”与“允姓之戎”二者所居的“瓜州”混为一地，而且误指“瓜州”在敦煌，把两个不同的族别混为一谈，可是他的错误是有所本的。《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可见《后汉书·西羌传》就将西羌与“允姓之奸”混在一起，错指西羌为三苗之后，说什么“姜姓之别也”。杜预不明《后汉书·西羌传》的说法是错误的，只好跟上说姜戎氏既是姜姓，“又别为允姓”。

对于《后汉书·西羌传》的错误，徐旭生早已指出：“姜与羌本属同源，为西方著名的氏族。把南方的‘允姓之奸’迁到那里，使姜姓的酋长管理生业，也是可以有的事情……因为三苗氏族窜到西北的一部分曾同姜姓发生过关系，就说他们的氏族完全属于姜姓，这种用偏概全的办法是很不对的。”（徐旭生：《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23页）姜与羌同族，是西北的土著民族，与南方的三苗没有族源上的关系。

《太平御览》卷五十引《河图括地象》曰：“三危山在鸟鼠山之西南，与泣（岷）山相接。”鸟鼠山即鸟鼠同穴山，在今甘肃省渭源县以西，所以“三危”就是“瓜州”，在今甘肃的渭源县西南，四川的岷山以北，今陇南洮河流域的临洮县一带正可当之。

寺洼文化，是因为最早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寺洼山而得名。寺洼文化虽然具有羌文化色彩，但是在文化面貌上它与卡约、辛店、刘家等羌戎文化差异很大。寺洼文化的典型器物马鞍形口罐最具有文化特征，而这类陶器在卡约、辛店、刘家等羌文化中都没有发现。甘青地区的马家窑、齐家、卡约、辛店、刘家等古文化器类中均没有陶鼎，而唯独寺洼文化有陶鼎。夏鼐指出：

就文化的全貌而论，自然以辛店文化较为接近马家窑文化。但辛店和寺洼可能是同一时代的两种文化，前者是承袭马家窑文化一系统，后者是从外界侵入洮河流域的外来文化。（夏鼐：《考古学论文集·临洮寺洼山发掘记》，科学出版社，1961年，第44页）

寺洼文化有陶鼎、高圈足器，而且陶土中有羼和料，这些特征与长江中游的古文化，也就是三苗文化有某些渊源关系，很有可能是三苗文化侵入洮河流域后形成的外来文化。所以我们曾提出：寺洼文化是“允姓之戎”，也就是犬戎的文化遗存（尹盛平：《猃狁、鬼方的族属及其与周族的关系》，《人文杂志》，1985年第1期）。后来赵化成通过在甘肃东南部的考古调查也提出：“对寺洼文化族属的考察可以看出，这一文化与商周时期活动于周西北部的犬戎有关。”（赵化成：《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探索》，俞伟超主编：《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74页）

夏鼐根据寺洼山的火葬墓并结合古代文献记载，推论寺洼文化为古代氐羌族的文化遗留（见《临洮寺洼山发掘记》，《考古学论文集》，第10—11页）。甘肃省博物馆在《甘肃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一文中，认为寺洼文化“或许是古代氐族的遗留”（《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39—153页）。卢连成、胡智生也主张寺洼文化是早期氐人的遗存（卢连成、胡智生：《宝鸡茹家庄、竹园沟墓地有关问题探讨》，《文物》，1983年第2期）。《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说：

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其种非一，称槃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

《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后汉书》云：“犬戎，槃瓠之后也。”今本《后汉书》无此语。槃瓠，是南方苗民的图腾崇拜，犬戎是三苗的后代，所以称槃瓠之后也。氐族，也“称槃瓠之后”，所以我们在《猃狁、鬼方的族属及其与周族的关系》一文中，也认为犬戎是后来的氐族。关于氐族的起源、分布和移动，马长寿指出：

氐族的原始分布地和秦汉时氐族分布中心大体是一致的。自冉駹（嘉戎）以东北，是西汉水、白龙江、涪水上游等地，这些地区自古就是氐族分布的所在。（马长寿遗著：《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页）

文献中氐族的原始分布地西汉水、白龙江流域，正是寺洼文化拦桥类型的分布区域，而寺洼文化拦桥类型是商周时期犬戎的文化遗存，这说明秦汉时期的氐族是犬戎的后世。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氐族的分布地域后来又向东移动了，主要分布在汉代的武都郡（今甘肃陇南地区），东边到达陕西汉中的略阳县和宝鸡市的凤县一带。羌族与氐族是西戎的两大民族，所以《后汉书·西羌传》引《诗经》说：“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

【汇评】

牛运震：“明年，伐犬戎”以下，凡六用“明年”字，只见其庄，未觉其复。（《史记评注·周本纪》）

[2]【汇注】

裴骃：应劭曰：“密须氏，姞姓之国。”瓒曰：“安定阴密县是。”（《史记集解·周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阴密故城在泾州鹑觚县西，其东接县城，即古密国。”杜预云姞姓国，在安定阴密县也。（《史记正义》）

马骕：《说苑》：文王曰：“吾欲用兵，谁可伐？密须氏疑于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义。”太公望曰：“臣闻之，先王伐枉不伐顺；伐崄不伐易，伐过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须氏，灭之也。（《绎史》卷一九《文王受命》）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帅师伐密。三十二年，密人降于周师，遂迁于程，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辛本纪》）

徐文靖：《笺》按：《大雅·皇矣》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旅，是其事也。皇甫谧曰：文王问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须氏疑于我，我可先伐之。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须。密须之伐，《书传》以为在文王受命之四年，今据《竹书》是在殷未锡命文王之前一年也。（《竹书纪年统笺》卷六《帝辛三十二年西伯帅师伐密》）

又：《笺》按，《杜注》：密须，姞姓国也。在安定阴密县东，故密城是也。（《竹书纪年统笺》卷六《帝辛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师》）

王恢：密须，《汉志》：“安定郡阴密，《诗》密人国。”应劭曰：“密须姞姓之国。”《清统志》（二七二）：“阴密故城在甘肃灵台县西五十里。”简称密。《诗·大雅·皇矣》：“密人不恭，侵阮徂共。”文王灭之以封姬姓。本纪“共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共王灭密”。（《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征伐》）

齐思和：此事《诗·大雅·皇矣篇》记之甚详：“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读此诗，则与密交战之原因，出兵之路线，皆可以知矣。盖阮、共乃二小国，臣服于周者。密乃周西北之强国，且侵二小国，周制止之不听，所谓“敢拒大邦”也。其侵阮、共也，乃自京出师，自阮侵入，而及于周之高冈。周人大怒曰：“勿阵于我陵，此我之陵也。勿饮我泉，此我之泉也。”而文王亦遂整其师旅，以遏止其众焉。密即《左传》之密须。《吕氏春秋·用民篇》“密须之民，自缚其主，而与文王”。盖密人终败而献其君。《左传》昭公十五年传：“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此盖伐密之战利品也。（《中国史探研·西周地理考》）

赵生群：即古密国。“密国”，疑当作“密须国”。按：本书卷五《秦本纪》“迁阴密”，《正义》引《括地志》作“密须国”。《左传·昭公》十五年“密须之鼓”，杜预注：“密须，姞姓国也，在安定阴密县。”（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

陈蒲清：密须：部族名。姞姓。居地在今甘肃省灵台县西。（《史记注译·周本纪》）

[3]【汇注】

裴骃：徐广曰：“一作‘’。”（《史记集解》）

张守节：即黎国也。邹诞生云本或作“黎”。孔安国云黎在上党东北。《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国也，在潞州黎城县东北十八里。《尚书》云‘西伯既戡黎’是也。”（《史记正义》）

孙之騄：耆，侯爵，一曰仉黎也。《史记》言文王伐邘，又曰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东坡《书传》“周人乘黎，黎在上党壶关”。《路史》“崇，鲧国，伯爵。今崇有崇城，崇侯坟”。《九域志》“虎也”。文王伐崇，迁其重器，有崇鼎、贯鼎、贯亦国名，《春秋繁露》曰：“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诗》曰：“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其下曰：“周王于近，六师及之。以是见文王之先郊而后伐也。文王受命则郊，郊乃伐崇。”（《考定竹书》卷七《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邘，遂伐崇，崇人降》）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帝辛三十四年，周人取耆及邘，遂伐崇，崇人降。（《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辛本纪》）

徐文靖：《笺》按：《殷本纪》西伯伐饥国，灭之。徐广曰：饥一作肌，又作耆。即饥国也。《左传》僖二十九年：祝曰：分康叔以殷民七族，有饥氏是也。《周本纪》谓西伯败耆国，《正义》曰：即黎国也。然《尚书·西伯戡黎》乃武王袭封西伯后三年事也，安在文王所伐之耆即黎乎？（《竹书纪年统笺》卷六《帝辛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邘遂伐崇》）

顾颉刚：黎，汉代古文本作“”，汉代今文本作“耆”。亦作“饥”（见《史记·殷本纪》）。又作“”（见《史记正义·殷本纪》《史记正义·周本纪》）。或作“阞”（见《史记·宋世家》。《集解》“阞音耆”）。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及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都说这些是今文三家异文，然罗泌《路史》、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则说“”“阞”为“饥”的误字。其说是。按《说文》，“、殷诸侯国，在上党东北”。《续汉书·郡国志》“上党郡·壶关”条，“有黎亭，故黎国”，注云：“文王戡黎即此。”其地在今山西省长治县西南。（《〈尚书·西伯戡黎〉校释译论》，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集）

又：我们可以肯定西伯所戡的“黎”就在今山西长治市南面壶关境内。（同上）

又：由甲骨文中有“”及《商书》作“黎”，而承先秦博士伏生之说的《尚书大传》作耆及《史记·周本纪》亦作“耆”来看，似乎有可能是商人读“黎”，周人读“耆”，同是指壶关附近这一地方。（同上）

王恢：《周纪》饥作“耆”，《宋世家》作“”，《商书·西伯戡黎》，《大传》黎作“耆”。《志疑》（二）据《竹书》《路史》，谓：“耆与黎为二国。史公误以《西伯戡黎》之篇载于伐耆下，并为一案，于是传注皆以为文王，失之矣。”

陈槃《春秋大事表撰异》（一二二），谓：“史公说本《尚书大传》……《六韬》似亦是文王灭黎，而武王复以封汤后。然则《殷本纪》之说，非无所据而云然矣。梁氏引证《竹书》，分耆与黎为二，然今本《竹书》，其说未详所据。又引《路史》，然《路史》亦云文王戡黎，是其说矛盾矣。”

《清统志》（一四二）：“黎国本在长治县黎侯岭下。至晋立黎侯，或徙于今黎城县地，故《寰宇记》（四五）于上党县则曰本黎国，即西伯戡黎之所；于黎城县则曰古黎国，引晋荀林父灭潞立黎侯，是春秋以后之黎，非商周黎国故地也。”按：《左》宣十五年，晋景公立黎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武王伐纣》）

齐思和：伐密灭崇之外，文王又尝侵黎，此事详见《西伯戡黎》篇。黎，《尚书大传》《史记》俱作耆，盖一音之转。黎国，《伪孔传》谓在上党东北。《正义》：“黎国，汉之上党郡壶关所治黎亭是也。”师古引应劭亦谓黎国在汉上党郡壶口黎亭。《续汉书·郡国志》：壶关有黎亭，故黎国。刘注：“文王戡黎即此。”《说文》“癶”下：“殷诸侯国，在上党东北。”《水经注·漳水注》“迳壶关县故城西，又屈迳其城北，故黎国也，有黎亭，县有壶口关”，则黎在汉之上党郡壶关，为汉以来之古说。按汉壶关在今山西长治县东南。《读史方舆纪要》：黎亭在山西长治县西南三十五里。至《括地志》则谓“故黎城，黎侯国也，在潞州黎城县东北十八里，《尚书》云‘西伯既戡黎’是也”。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采其说。按黎城县隋置，原属汉潞县，乃春秋时之黎国，非《伪孔传》所释古黎国之地望。惟是汉儒黎在壶口之说，是否可信，亦是疑问。若汉儒之言果信，则周之势力，已由陕西而伸至山西，宜乎商臣之震惊而力诤殷纣矣。（《中国史探研·西周地理考》）

【汇评】

陈世隆：考亭云：“西伯戡黎，看来只不伐纣，其他事亦都做了。若说文王终守臣节，何故有此？只是后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护如此。”其说然否？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孝？多少诚心委曲？至此便是至德。其伐崇戡黎，只因纣赐弓矢斧钺，得专征伐。故不道之国，西伯得而伐之耳。然则祖伊之奔告谓何？盖臣子之心，有见于兴亡之会，故因戡黎之事，恐而奔告，虑纣之必亡，欲其改过以图存，非谓文王取纣之天下也。观其奔告之词，只称殷之不德，而不及周，则其本情可知矣。若曰文王伐崇、戡黎都做了，只不伐纣，是谓曹操东征西讨都做了，只未取汉，是一样，然则孔子何私于文王，特为溢美？后人何私于孔子，曲为回护？若以孔子之言未可信，则天下更有可信之言乎？或曰：武王继文王为西伯，戡黎者武王也，纣使胶鬲视师，而曰西伯何来？盖武王将欲伐纣而先戡黎也。若然，则文王之心事愈益明白，使西伯而文王也，则祖伊之恐，徒以其理；使西伯而武王也，则祖伊之恐，明见其势。可恐而卒不如所恐，文之所以为文也。可恐而即如其所恐，武之所以为武也。而考亭于武之伐纣，则曰武王于此，自是住不得，于文王以服事殷，则曰只不伐纣。是以文王之不伐纣，反不如武王之伐纣为直截也。失之矣。（《北轩笔记》）

徐孚远：上党潞州，河北之地，近纣都矣。故祖伊恐惧也。先伐黎，后伐崇，黎远崇近，虽为殷倖臣，力不及援矣。（《史记测议·周本纪》）

[4]【汇注】

范晔：及文王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宾服。乃率四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后汉书·西羌传》）

[5]【汇注】

裴骃：徐广曰：“邘城在野王县西北，音于。”（《史记集解》）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邘城在怀州河内县西北二十七里，古邘国城也。《左传》云‘邘、晋、应、韩，武王之穆也’。”（《史记正义》）

徐文靖：《笺》按，《地理志》河内野王县。孟康曰：故邘国，今邘亭是也。又《大戴记》曰：纣不说诸侯之听于周昌，别嫌于死，乃退伐崇、许、魏，以客事天子。注：许、魏不在五伐。盖时小伐也。客事者，谓忍而臣之也。《尚书大传》曰：文王既受命，专征，一年断虞、芮之质，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今据《竹书》，取耆伐邘、遂伐崇，皆一年事也。《明堂位》曰：崇鼎，天子之器也。郑注曰：文王伐崇，迁其重器。（《竹书纪年统笺》卷六《帝辛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邘遂伐崇》）

齐思和：伐黎之外，《尚书大传》《史记》又载文王伐邘之事。崔述《丰镐考信录》以其不见于经传，疑而不取。余考伐邘事亦《韩非子·难二篇》，则亦系先秦故说，非汉人之杜撰也。徐广谓邘在野王县西北。《说文解字》：“邘，周武王所封，在河内野王是也。”《汉书·地理志》，野王在河内郡，师古注引孟康曰：“故邘国也，今邘亭是也。”《续汉书·郡国志》“野王有邘城”。其地在今河南怀庆。按《左传》：“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其地似为武王征服后以封其子者，未必文王所伐者也。（《中国史探研·西周地理考》）

【汇评】

陈子龙：周之东伐，先繇泽潞据太行之春，以临河内，根本拔矣。其后则繇孟津济师，倾之易也。（《史记测议·夏本纪》）

[6]【汇注】

张守节：皇甫谧云夏鲧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国，崇国盖在丰、镐之间。《诗》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国之地也。（《史记正义》）

梁玉绳：文王伐国先后之次本不可考，故《大传》《竹书》及《古史》《大纪》诸书并与《史》异，未详孰是。至以祖伊告纣事系伐耆下，乃《史》之误，说在《殷纪》。（《史记志疑·周本纪》）

马持盈：崇，国名；虎，崇侯之名也。崇国盖在丰、镐之间，诗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可见是伐崇之后而始建设丰邑也。（《史记今注·周本纪》）

【汇评】

方孝孺：崇侯之事，远不可知其详矣。吾意其人必比凶党恶，不供职于天子，而侵害其舆图，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谮己也。不然，西伯尝伐犬戎、密及耆矣，则此四国者，又岂皆谮西伯者耶？（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7]【汇注】

裴骃：徐广曰：“丰在京兆鄠县东，有灵台。镐在上林昆明北，有镐池，去丰二十五里。皆在长安南数十里。”（《史记集解》）

张守节：《括地志》云：“周丰宫，周文王宫也，在雍州鄠县东三十五里。镐，在雍州西南三十二里。”（《史记正义》）

王恢：丰，《诗·大雅·文王有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前人误为一地。崇在河南崇山境，丰故址在陕西鄠县东北五里丰水岸平等寺西，秦渡镇西北，大原村与小丰村附近，东北距西安四十里，常掘出陶器及丰宫瓦，四周列四神像，中间作篆书“丰”字。文王自岐下徙都之（《世纪》先徙程，再徙丰）。武王再徙丰水东岸之镐，相去二十五里，封其弟为丰侯。《竹书》成王十九年“黜酆侯”，其后为戎所据，《秦本纪》“襄公元年，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故平王谓襄公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逐戎，即有其地。”（《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都丰》）

张永禄：丰京：丰亦作酆，与镐京同为西周国都。周文王末年伐灭崇国，于崇国故地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沣河以西而建。《诗·大雅·文王有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又《史记·周本纪》：周文王“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经考古勘察，丰京遗址在今沣水以西，南起秦渡镇，北至客省庄、马王村，西至灵沼河的方圆六七平方公里范围内。据《诗·大雅·文王有声》“筑城伊淢，作丰伊匹”，“王公伊濯，维丰之垣”。《长安志》“酆宫，文王宫也”。《三辅黄图》“周灵囿，文王囿也”，“文王灵囿，在长安县西四十二里”等记载，可知丰京筑有城垣，修有护城沟，建有丰宫，京邑周围有供周王渔猎游玩的苑囿。解放后，曾在丰京遗址一带发现大量的铜器、陶器、骨器密集的居住遗址、墓葬坑及殉葬的车马坑。文王于迁都丰京的第二年去世，武王继位虽迁都于沣河东岸的镐京，而丰京并未放弃，仍作为周王祭祀宗庙和处理国事之处。西周时期，丰京与镐京，同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故西周都城，以丰镐并称。（《汉代长安词典》三《都城》）

[8]【汇校】

梁玉绳：“自岐下而徙都丰”：当做“自程徙”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汇注】

马骕：《纪年》：周大饥，西伯自程迁于丰。按《逸周书》称：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此文王所以都丰欤？（《绎史》卷一九《文王受命》）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帝辛三十五年，周大饥，西伯自程迁于丰。三十六年，西伯使世子发营镐。（《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九《商·帝辛本纪》）

曲英杰：丰邑所在，《说文》云：“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郑玄曰：“丰邑在丰水之西。”徐广曰：“丰在京兆鄠县东，有灵台。”《括地志》云：“周丰宫，周文王宫也。在雍州鄠县东三十五里。”汉杜陵县在今西安东南，隋以前鄠县在今户县城北二里。隋唐时期鄠县即在今户县城。依此，丰邑当在今户县东秦渡镇一带。秦渡镇北，今存灵台遗址，石璋如以为即丰邑所在，当是对的。（《先秦都城复原研究·丰》）

编者按：关于丰邑的位置，沣西地区经过近八十年的考古调查、发掘，特别是为配合西咸新区规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丰京遗址进行了钻探，现已查明丰京遗址位于今西安市沣水中游西岸，遗址东界为沣水，西至灵沼河（今名沧浪河），北至马王镇的客省庄、马王村、张家坡和海家坡村北，南至曹家寨、西王村和冯村，总面积8平方公里多一点。遗址区内以马王镇的客省庄、张家坡、马王村、冯村、曹家寨、新旺村等地的周人遗址和墓葬最为密集，特别是文王时期的早周晚期遗迹多集中在客省庄、张家坡一带。经钻探得知，丰京遗址分布在称为郿坞岭的一片高岗地上，遗址北界客省庄村以北，南界冯村等村庄以南，都是低洼地，不适合人居；而遗址东邻沣河，西邻灵沼河。这种地形限制了丰京向四周的扩展，这可能也是周武王迁都镐京的原因之一。

【汇评】

顾炎武：“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为此言，以证王之不待大尔。其实文王之国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迁丰，其国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举属之周。至于武王，而西及梁、益，东临上党，无非周地。纣之所有，不过河内殷墟，其从之者，亦但东方诸国而已。一举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书》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尝不藉力哉？（《日知录·文王以百里》）

齐思和：文王之迁丰，不徒便于向东发展，与商争霸，抑丰、镐之间川渠纵横，土地肥饶，自古号称膏腴之地。汉东方朔称其“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薑、芋，水多琨鱼，贫者得以人给足，无饥寒之忧，故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是其地肥美，至汉犹然。文王以前，周之建都，多在渭北，自是文王都丰，武王都镐，皆在渭南，渭之支流，多在渭南，其地较渭北尤为富饶。（《中国史探研·西周地理考》）

马正林：周人把他们的国都迁到沣水流域，也是和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分不开的。沣水是渭水的重要支流，它流经关中平原中央地区，恰好也是关中平原最开阔的地带。根据考古发掘，沣水两岸是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最密集的地方，今天位于这里的所有村庄几乎都是建筑在古代遗址的基地上。这说明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关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周人建都于丰，既可以控制东来西往的水陆交通要道，又便于发展农业生产，比较周原显然要优越得多。周原虽美，但却地势高亢，容易受到旱灾的袭击。周人是一贯经营农业的部族，从发展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周原是不如沣水两岸优越的。这里地势低平，一望无垠，而且又靠近沣、渭，容易解决城市用水和发展农田水利。同时，国都所在，用粮必多，也需要选择自然条件更优越的地方进行生产。好在崇国对沣水两岸的经营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当然易于收到成效。（《丰镐—长安—西安》二《周原和周都丰镐》）

[9]【汇注】

裴骃：徐广曰：“文王九十七乃崩。”（《史记集解》）

张守节：《括地志》云：“周文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原上也。”（《史记正义》）

司马光：文王为诸侯四十二年，更称元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九年崩，寿九十七。太子发立，是为武王。（《稽古录》卷八《周》上）

章衡：享国五十年，寿九十七。（《编年通载》卷一《周》）

又：武王追尊古公为太王，西伯为文王。（同上）

马骕：《吕氏春秋》：周文王立国八年，岁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百吏皆请曰：“臣闻之，地之动为人主也。今王寝疾五日，而地动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请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对曰：‘兴事动众，以增国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见妖也，以罚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罚我也。今故兴师动众，以增国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请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于是谨其礼秩皮革以交诸侯，饰其辞令币帛以礼豪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群臣。无几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已动之后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绎史》卷一九《文王受命》）

徐文靖：《笺》按，《汉书·刘向传》：文、武、周公葬于毕。臣瓒曰：《汲郡古文》毕西于丰三十里。师古非之曰：毕陌在长安西北四十里也。《礼·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终。《尚书·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孔传》曰：文王即位，年四十七，言中身，举全数。今据《竹书》，文王生武乙元年庚寅，以文丁十二年戊子嗣父即位，年四十六，故曰受命惟中身。又按《通典》曰：文王葬毕。初，王季都之，后毕公高封焉。《后汉书·苏竞传》武王上祭于毕。注以为古无墓祭，此盖上祭于毕星。若然，文王初禴于毕，亦可谓上禴于毕星乎？知不然矣。（《竹书纪年统笺》卷六《受辛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

又：又成汤自帝癸十五年始为诸侯，十八年而代夏有天下，至帝辛四十一年而文王卒，共计五百零二年。故《孟子》云由汤至文王五百有余岁。《通鉴前编》谓始汤终纣共六百六十一年，与《孟子》殊舛，当依《竹书》为是。（同上）

惠栋：周文王立国八年，岁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又曰：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已动之后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九矅斋笔记》卷下《文王》）

梁玉绳：“西伯崩”，按：天子曰崩，古之制也，以西伯而僭称为崩，岂误解受命之言乎？（《史记志疑·周本纪》）

陈梦家：《尚书大传》谓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史记·周本纪》曰“盖受命七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七年而崩”，实本《大传》。然《大传》以受命之“六年伐崇则称王”，《文王世子·正义》引《殷传》称王一年而崩。凡此均与《书·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之战国传说不合。按《大传》述文王受命后伐邘、伐密、伐畎夷、伐耆、伐崇凡五伐，而《荀子·仲尼篇》曰“文王诛四”，似《大传》起于秦、汉之际，稍晚于此则有《逸周书》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之说。（《西周年代考》第三部）

荣孟源：文王，公元前1065—1059年，共七年。（《历史笔记·试谈西周纪年》）

李仲操：文王受命年数，从汉以来存在有九年和七年两种说法。查二说的主要依据：九年说是《尚书·武成》和《逸周书·文传》，七年说是《尚书大传》和《史记》，二者相比，《尚书·武成》是最权威的文献。《尚书大传》和《史记》的时代已晚，应以《武成》的记述为准。所以文王受命后九年崩是可靠的。（《西周年代》四《文武两世年数及其历日》）

[10]【汇评】

林亦之：古之人有不幸而处君臣杌隉之际，而终焉无可愧之事者，其惟文王乎！商之季年，天地如膏火，生民如麋鹿，父食子之骸，兄饮弟之血，仁人君子，痛心疾首，孰不引领而属之文王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江汉之国，汝坟之域，莫非文王之民也，文王一举手则易死而为生，更乱而为治，去憔悴而为欢欣，文王何惮而不为之乎？文王之事纣，方且如舜之事尧，战战惕惕，不敢少慢，德弥盛而身弥屈，民愈归而心愈畏，君益昏而臣益恭者，文王之心也。文王之心，苟或不然，则天地其易位也久矣。……舜不以天下而动其心，文王亦不以天下动其心。故尝谓武王似汤，文王似舜，其是之谓也，非其所学俱至于是，则其出处何以如是之同也？（《网山集》卷三《文王论》）

郭孔延：孔子称文王为至德。……第据《史记》，西伯受命，今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改法度，制正朔。夫崇侯虎非恶西伯于纣者邪？事类修怨，迹嫌投鼠，不奉正朔，何名事殷？诸如此类，理不可晓，此祖伊之所以惧，而子玄所以疑也。（引自《史通评释》卷一三《疑古·附评》）

齐思和：周至文王而始大，实开灭殷之基。《论语》称：文王之时，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朱熹《集注》因谓盖天下归文王者六州，雍、梁、荆、豫、徐、扬也，惟青、兖、冀，尚属纣耳。今按九州之说不足信，抑殷、周之疆域，亦不若是之广也。崔述驳之曰：“余按：三分有二，但大略言之，以见周盛商微，无庸服事殷耳，不必取九州而缕分之也。《诗》曰‘虞、芮质厥成’，虞、芮在冀州境。成王世始践奄，奄在徐州境，是西北固不止于雍、豫，而东南犹未逮夫徐、扬也。即所余一分，亦不尽属纣。商政既衰，诸侯多叛。叛商者自叛商，归周者自归周，不得以宋、金之画疆而守，例商、周也。”按崔述所驳正者极是。大抵至文王之时，周之势力已达于陕西全省、甘肃、山西、河南之一部，似可断言。（《中国史探研·西周地理考》）

[11]【汇注】

司马迁：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载。冉季载最少。同母昆弟十人，惟发、旦贤，左右辅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及文王崩而发立，是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史记·管蔡世家》）

刘于义：武王，讳发，以岁己卯春二月克商，即天子位。定都镐。在位七年。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陕西通志》卷四八《帝系一·武王》）

田惟均：武王，商帝乙二十有三祀壬辰，武王生。（《岐山县志》卷八《人物·武王》）

荣孟源：武王，公元前1058—1053年，共六年。（《历史笔记·试谈西周纪年》）

【汇评】

康海：史迁历言文王、武王志在倾商，累年伺间，备极形容。文字既工，烫人耳目，学古之士，无所折衷，则或两是之，曰武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齐则为万世立君臣之大义也。昌黎韩公之论是矣。其偏信者，则曰夷齐于武王谓之弑君，孔子取之，盖深罪武王也。眉山苏公之论是矣。呜呼！此事孔、孟未尝言，而史迁安得此欤！（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周本纪》）

王圻：又他碑所载后稷生台玺，台玺生叔均，而下数世始至不窋，不窋下至季历犹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纪》，拘于《国语》，遂有十五王之说，乃合二人为一人，又删数人，以合十五之数，不知《国语》之语十五王，皆指其贤而有闻者，非谓后稷至武王千余年而止十五世。太史公亦迂哉！（《稗史汇编·人物门·统系·虞周世系》）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1]。其囚羑里[2]，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3]。诗人道西伯[4]。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5]。后十年而崩[6]，谥为文王[7]。改法度，制正朔矣[8]。追尊古公为太王[9]，公季为王季[10]；盖王瑞自太王兴[11]。

[1]【汇注】

刘坦：文王为西伯四十三年。至四十四年，断虞、芮之讼，始受命。四十五年伐犬戎，四十六年伐密须，四十七年败耆国，四十八年伐邘，四十九年伐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丰，五十年崩。（《史记纪年考》卷二《周共和以前纪年考·文王》）

张家英：连用“盖”字或用“盖若”“盖……云”以传疑，此应为太史公的一项创造。清人刘淇亦注意到这一点，在其所著《助字辨略》中说：“太史公每遇传疑，多用‘盖’字。”（《〈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周本纪》）

【汇评】

孙琮：此已过接武王矣。复覆文王一段，最是奇突不可捉摸处。（《山晓阁史记选·周本纪》）

[2]【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文王居于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与《连山》《归藏》为三《易》。（《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3]【汇校】

陈允锡：六十四卦，伏羲已具，文王演卦辞耳。（《史纬》卷一《周》）

李景星：按：“六十四卦”，夏、商之《易》皆有之，此云文王所益，非是。（《史记评议·周本纪》）

【汇注】

张守节：《乾凿度》云“垂黄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易·正义》云伏羲制卦，文王《卦辞》，周公《爻辞》，孔《十翼》也。按：太史公言“盖”者，乃疑辞也。文王著演《易》之功，作《周纪》方赞其美，不敢专定，重《易》故称“盖”也。（《史记正义》）

周洪谟：按《系辞》下《传》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言文王因有忧患而后作《易》也。观下文迭陈九卦之德以明处忧患之道，与《史》所谓昌退而修德者合，则知文王演《易》不在羑里，明矣。（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马骕：按《易·正义》：伏羲制卦，文王《卦辞》，周公《爻辞》，孔子《十翼》，非文王盖为六十四卦也。《史》说误。（《绎史》卷一九《文王受命》）

梁玉绳：“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按：此及《世表》皆言文王益卦，其实非也，盖与世俗言文王作爻词同谬。孔氏《易·正义》论重卦之说有四：王弼以为伏羲，康成以为神农，孙盛以为夏禹，司马迁以为文王。四说惟弼最当。以《系辞》考之，十三卦体已具于羲、农、黄帝、尧、舜之世。以《洪范》考之，其七卜筮贞、悔已见于禹锡九畴之时。以《周礼》考之，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四。注以别为重，则不但可为伏羲因重之验，并知夏、殷之《易》亦有因重。先儒多以司马迁等为臆说，故自唐陆德明以至宋程、朱，并依王辅嗣定为伏羲重卦，《路史·余论》亦有伏羲重卦辨，至《论衡·齐世》《对作》两篇既误以为文王益卦，而《正说篇》又云“伏羲得河图，周人因曰《周易》。其经卦皆六十四，非伏羲作之，文王演之”。此王充之歧见也。又文王之演卦辞，因囚羑里而后作，非在羑里中作之，向来亦有误解者。若《大纪》谓《易》爻辞乃周公居东时所作，未敢为信矣。（《史记志疑·周本纪》）

编者按：西周广泛使用一种记录八卦卦象的数字符号，这种数字符号及其记录的卦象在西周甲骨文、金文、陶文中都能见到。1950年在殷墟四盘磨发现一片兽骨，横刻三行小字：一行为“曰隗”；一行为“曰魁”；另一行为“”（《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1956年长安沣西张家坡出土三块刻有数字符号的卜骨（《沣西发掘报告》），第一片刻辞为：、（释为：五一一六八一、六八一一五一）；第二片刻辞为：（释为：一一六一一一）；第三片刻辞为、（释为：六六八一一六、一六六六六一）。李学勤最早提出：“这种纪数的辞和殷代卜辞显然不同，而使我们联系到《周易》的‘九’‘六’。”（《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张政烺经过多年研究，特别是1977年周原发现大量西周甲骨文之后，他结合周原甲骨文此类刻辞和铜器中数字符号铭文材料，释出此类刻辞是“易卦”。他按照奇数是阳爻、偶数是阴爻的原则，写出《周易》的卦名（《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周人发明了记录“易卦”的数字符号，增加了周文王“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的可信性。

【汇评】

牛运震：“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云云，按此处已点出武王复将文王事亹亹道之，缭绕往复，总括作结，笔法极妙！（《史记评注·周本纪》）

[4]【汇注】

陈蒲清：诗人：指《诗》中歌颂文王诗篇的作者们。（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5]【汇校】

方苞：“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文王无受命称王之事，欧阳公、朱子辨之甚详。太史公盖据《大雅·有声》之诗，文王受命，而误为此说也。其实伐崇，断虞、芮之讼，乃方伯之职，《诗》所谓受命，乃受方伯之命耳，其曰“文王”，则诗人所追称，观其于文王称王后，于武王称皇王，即此可证受命称王之说为妄矣。

又：王莽之篡，刘歆辈窜经诬圣以为之徵，至增《康诰》篇首，谓周公称王，或此篇亦为所伪乱，今删去“之年称王及改法度、制正朔矣”十一字，辞义相承，浑成无间。（《史记注补正·周本纪》）

李景星：“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按《书》言“诞受厥命”，《诗》言“其命维新”，皆指文王得专征伐而以为默受天命，非真有受命称王之事也。此云“受命之年称王”，亦非是。（《史记评议·周本纪》）

【汇注】

张守节：二国相让后，诸侯归西伯者四十余国，咸尊西伯为王。盖此年受命之年称王也。《帝王世纪》云：“文王即位四二年，岁在鹑火，文王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又《毛诗》云：“文王九十七而终，终时受命九年，则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也。”（《史记正义》）

凌稚隆：按《考要》云，《诗》曰：虞芮质厥成。又曰文王受命，并未尝言称王也。若其改元之事在列国亦有然者，非自谓受命辄改王号也。（《史记评林·周本纪》）

马骕：其称盖者疑辞耳。文王实无称王改元事也。《正义》曰：若文王称王改正朔，则是功业成矣；武王何复云“大勋未集也”。《礼记》云：牧之野、武王成大事，退而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据此文，乃是追王为王也。（《绎史》卷一九《文王受命》）

马持盈：文王断虞、芮二国之讼，二国感受其化而相让，于是诸侯归西伯者四十余国，咸尊西伯为王，盖此年即其受命之年而称王也。（《史记今注·周本纪》）

【汇评】

梁肃：太史公曰：诗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遂追王太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谓《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征二经以实其说，予以为反经非圣，不可以训，莫此为甚焉。（引自《唐文粹》卷四二《西伯受命称王议》）

吴汝纶：此总结文王而神气趋注；武周之定天下，如水盘旋将落，如苍鹰侧翅下视。（《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周本纪》）

[6]【汇校】

陈蒲清：十：或为“九”之误，后文有“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之说。（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汇注】

张守节：十当为“九”，其说在后。（《史记正义》）

孙之騄：“（帝乙）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徐广曰：“文王九十七乃崩。”《吕览》：“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沈约曰：“周文王葬毕，毕西于丰三十里。”阎百诗《释地》曰：“周文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在唐名毕原，在殷则名毕郢。”孙疏竟以郢为楚故都，在南郡。大非。宋太祖诏祭文王于咸阳县西北毕陌中大冢，亦非。此秦悼武王陵，皇甫谧所谓葬毕者是。（《考定竹书》卷七）

【汇评】

刘毓庆：《春秋传》说文王囚七年而被释，以《大传》《史记》受命七年而崩推之，所谓被释之年，正是所死之年，于是不得不怀疑文王到底是受命七年被囚死呢？还是被囚七年而被释呢？由此推论，西伯被囚，死于羑里，这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作出此结论，种种疑问，便可迎刃而解了。（《雅颂新考·〈文王之什〉新考·文王死于纣手考》）

[7]【汇注】

张守节：《谥法》：“经纬天地曰文。”（《史记正义》）

王圻：王昌，姬姓，裔出帝喾，在商为西伯，武王即位，追谥“文”。（《谥法通考》卷二《周王及后谥》）

朱孔阳：文王讳昌，太王孙，王季子也。母太任，挚氏仲女，能以胎教，生有圣德，自受命为西伯，得专征伐，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九年而崩，凡享国五十年。寿九十有七，武王定鼎，尊为文王。墓在陕西西安府咸阳县。国朝载入祀典。（《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钱穆：何以言周文王与殷纣有君臣大小上下之分也？曰，此周人自言之，若于《诗》《书》，历有其徵。《诗·大明》：“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此殷周早相闻接之证也。《书·召诰》曰“大国殷”，此康王之言也；《多士》曰“天邑商”，此周公言之也。以此合之于三代受命之说，当时殷、周国际往还，其为有君臣大小上下之分显然矣。今出土甲文乃有“命周侯”一片，不是证《诗》《书》之非无稽乎！（引自《崔东壁遗书》附录《钱穆序》）

李学孔：古史以文王冠《周纪》，武王次之。夫文王，纯臣也。生前率殷之叛国以服侍殷，殁后十三年，犹是殷之天下。及武王克殷为天子，周公始追谥曰“文王”。曾谓有殷已死之忠臣，而可以冠《周纪》乎？今以文王历行善政，详载纣史中，至武王践祚，始改号为周。极知狂僣罪大，然而文、武在天之灵，或以我为知己也。（《皇王史订》卷四《周纪》）

【汇评】

左丘明：《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言畏而爱之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又：周之兴也。其诗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言刑善也。（《左传》襄公十三年）

墨子：《皇矣》道之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善其顺法则也，故举殷以赏之，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誉至今不息。故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既可得而留已。（《墨子·天志中》）

班固：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乐，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乐周之征伐行武，故乐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当此之时，天下乐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乐其武也。”（《白虎通·礼乐》）

[8]【汇注】

解惠全：改法度、制正朔：改变殷之法律制度，制定新的历法，即废除殷历，改用周历。正，一年的开始，即正月。朔，一月的开始，即每月的第一天。正朔就是一年开始的时候。古代改朝换代，都要改法度，制正朔。夏代以建寅之月（即冬至后二月，相当于现今阴历正月）为岁首，殷代以建丑之月（即冬至后一月，相当于现今阴历十二月）为岁首，周代以建子之月（即包括冬至的月份，相当于现今阴历十一月）为岁首。按：《正义》以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的记载亦误。（《全译史记·周本纪》）

[9]【汇注】

崔述：《史记·周本纪》称大王曰“古公”；朱子《诗传》因之，曰：“古公，号也。”余按：周自公季以前未有号为某公者；惟独周，即夏、商他诸侯亦无之，何以大王乃独有号？《书》曰：“古我先王。”古，犹昔也；故《商颂》曰“自古在昔”。“古我先王”者，犹言“昔我先王”也。“古公亶父”者，犹言“昔公亶父”也。“公亶父”相连成文，而冠之以“古”，犹所谓公刘、公非、公叔类者也。故今以公季例之，称为公亶父云。（《丰镐考信录》卷一《“古公”非号》）

[10]【汇注】

张守节：《易纬》云“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号于天下”。郑玄信而用之，言文王称王，已改正朔布王号矣。按：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岂殷纣尚存而周称王哉？若文王自称王，改正朔，则是功业成矣，武王何复得云大勋未集，欲卒父业也？《礼记·大传》云“牧之野，武王成大事而退，追王太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据此文，乃是追王为王，何得文王自称王改正朔也？（《史记正义》）

【汇评】

牛运震：“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此为古公、公季作结案也。盖“王瑞自太王兴”句，倒煞最有力。（《史记评注·周本纪》）

梁玉绳：“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大王，公季为王季”。按：娄敬当汉初，其告高帝已有质成受命之说，盖其说起于战国好事之口，史公亦仍而载之。但受命二字，实本于《诗》《书》，《诗》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书》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受命云者，一受殷天子之命而得专征，一受天西眷之命而兴周室。凡《经》言文王，并后世追述之，曷尝有改元称王之说哉。自有此说，而改元称王之论纷如聚讼，独不思改元始于秦、魏两惠王，称王始于徐偃，皆衰周叛乱之事，奈何以诬至德之文王。《逸书·文传》言“受命九年”，《大传》言“受命七年”，皆谓受命得专征伐之年也，今妄以文王为改元，遂指诸《经》所追述之文王，概以为生前之称矣。既改元称王，自应定法度，易正朔，追王先代，其殁也书崩，其谥也书王，俨然商、周之际有二天子焉，不亦乖诞之甚乎！（《史记志疑·周本纪》）

[11]【汇注】

张守节：古公在邠，被戎狄攻战夺民。太王曰“民之在我，与彼何异，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遂远去邠，止于岐下。邠人举国尽归古公。他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乃贬戎狄之俗，为室屋邑落，而分别居之。季历又生昌，有圣瑞。盖是王瑞自太王时而兴起也。然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以下至“太王兴”，在西伯崩后重述其事，为经传不同，不可全弃，乃略而书之，引次其下，事必可疑，故数言“盖”也。（《史记正义》）

凌稚隆：按《考要》云：文王之得谥，太王王季之追王，皆武王克商以后事。旧史所传不同，而史迁失于参考耳。（《史记评林·周本纪》）

【汇评】

吴见思：就文王总序一遍，借追王事，结到太王、王季，是前一段大收束处。（《史记论文·周本纪》）

牛运震：《周本纪》自篇首至“盖王瑞自太王兴”，叙周家世德，质古笃雅，提挈过接，收裁照应，无法不备，可悟史家纪事用笔之妙！（《史记评注·周本纪》）

编者按：周原甲骨H11:82号卜辞的大意为：“在文武……其邵祭，大戊典册告周方伯未有乖戾的灾祸，王受有保祐。”H11:84号卜辞的大意是：“贞：王其求侑大甲，告周方伯光明正大，不佐受有祐。”（参见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三秦出版社，1978年）

这两条卜辞中的“周方伯”是周文王，“伯”，霸主也，“方伯”指一方的霸主，证明太史公称周文王为“西伯”，是有根据的，文献中“赐之弓矢斧，使西伯得征伐”，也应当是可信的。上述卜辞中的“王”，有人认为是商王，也有人认为是指周文王。如果是指周文王，那么文王生前已称王。但是《礼·大传》说：“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殊徽号。”由此可知，文王生前并没有称王。方苞已指出：“《诗》所谓受命，乃受方伯之命耳，其曰‘文王’，则诗人所追称。”（引自《史记注补正·周本纪》）

武王即位[1]，太公望为师[2]，周公旦为辅[3]，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4]，师修文王绪业[5]。

[1]【汇注】

张守节：《谥法》“克定祸乱曰武”。《春秋元命苞》云“武王骈齿，是谓刚强也”。（《史记正义》）

曲英杰：《说文》云：“武王所都，在长安西上林苑中。”郑玄云：“镐京在丰水之东。”《后汉书·郡国志一》载京兆尹属县长安，“镐在上林苑中”。《古史考》曰：“武王迁镐，长安丰亭镐池也。”徐广曰：“镐在上林昆明北，有镐池，去丰二十五里。”《水经注·渭水》载：“渭水又东北与镐水合。水上承镐池于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所都也。……自汉帝穿昆明池于是地，基构沦褫，今无可究。”据胡谦盈考察，汉昆明池在今北常家庄之南；东缘在孟家寨、万村之西；南缘在细柳原北侧，即今石匣口村；西界在张村和马营寨之东，池址总面积约十平方公里。今北常家庄“石婆庙”内“牛郎”石像以北至“千龙岭”（南丰镐村至上泉北村之间土堤）之间的洼地原是镐池旧址。镐为周都，自武王至周幽王，凡十二王，历时三百余年。在此期间，曾有穆王居西郑、懿王居犬丘、厉王居彘等，皆为临时出居，不得视为迁都。……后宣王即位，仍以镐为都，直至犬戎攻杀幽王，平王即位，方东迁洛邑。（《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镐》）

【汇评】

于慎行：《本纪》曰：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号称王。盖夏殷天子亦皆称帝故也。然考之《商颂》，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则汤亦号为武王矣。其时曰帝曰王，亦随时称号不同，非以为王卑于帝，帝卑于皇也。《史记》记事，多所舛误，如云诗人道西伯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则文王已经称王矣。及详诗语，不过谓虞、芮质成而已，安得有受命称王之事邪？（《读史漫录》卷一）

李学孔：从来践祚必改元。而武王独不改元，何也？盖以易侯而王，非武王志也。乃圣人之不幸也。故仍西伯之年，而不忍改其常耳。此圣人仁孝之至意，常情恶足以知之？（《皇王史订》卷四《周纪·武王》）

[2]【汇注】

陈士元：太公望：姓吕，名尚，一名涓，字子牙。谯周云：姓姜，名牙。盖太公本太岳之后。太岳之先炎帝，姓姜也。虞舜以太岳有功，封之吕，故又为吕姓。（《孟子杂记》卷三《辨名》）

编者按：杨宽推定西周中央有两大官署，即卿事察和太史察（《西周中央政权机构剖析》，《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他认为：“卿事察主管‘三事四方’，即管理王畿以内三大政事和四方诸侯的政务；卿事察的长官，早期是太保和太师，中期以后主要是太师，其属官主要是‘三有司’，即司马、司土、司工。太史察主管册命、制禄、祭祀、时令、图籍等，其长官即是太史，所属有后稷、膳夫、农正等官。”（《西周王朝公卿的官爵制度》，见《西周史研究》，载《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西周早期金文中卿事察的长官为太保，不见太师一职。西周中晚期金文中出现太师。“为师”当如姚南青所云：“师太公”，即以太公为师。师，当不能以官名太师解之。

[3]【汇注】

解惠全：辅：天子左右大臣的通称。《尚书大传》：“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全译史记·周本纪》）

[4]【汇注】

梁玉绳：召公始见《逸书·克殷》《书·序》《诗·序》。与周同姓，始见《史记·燕世家》，召，采地，又作邵。为三公，名奭，封于北燕，死谥康，故称曰召伯，亦曰太保，亦曰太保奭，亦曰保召公，亦曰君奭，亦曰保奭，亦曰姬奭，亦曰伯相，亦曰燕公，亦曰召康公，寿百九十余乃卒。（《汉书人表考》卷二《召公》）

又：毕公始见《周书》，名高，封于毕。按：《左侯世四》毕为文昭，则是文王子也，惟世家言与周同姓，不依《左氏》说。（《汉书人表考》卷二《毕公》）

[5]【汇注】

吴汝纶：方文辀以“师”属下，是也。姚南青乃云“王，武王；师太公”。以师属上，殊误。（《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周本纪》）

【汇评】

孙琮：自后稷而公刘，而古公、而文王、武王，蝉联递接，有一步一回头之景。（《山晓阁史记选·周本纪》）

九年[1]，武王上祭于毕[2]，东观兵[3]，至于盟津[4]。为文王木主[5]，载以车，中军[6]；武王自称太子发[7]。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8]：“齐栗[9]，信哉[10]！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11]。毕立赏罚[12]，以定其功。”遂兴师。师尚父号曰[13]：“总尔众庶[14]，与尔舟楫[15]，后至者斩[16]。”武王渡河[17]，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18]，武王俯取以祭[19]。既渡，有火自上覆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20]，其色赤[21]，其声魄云[22]。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23]。诸侯皆曰[24]：“纣可伐矣[25]。”

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1]。

[1]【汇注】

陈蒲清：九年：文王九年。文王于九年逝世后，武王继续采用文王年号。（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汇注】

裴骃：马融曰：“毕，文王墓地名也。”（《史记集解》）

司马贞：按：文云“上祭于毕”，则毕，天星之名。毕星主兵，故师出而祭毕星也。（《史记索隐》）

张守节：上，音时掌反。《尚书·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惟九年，大统未集。”《太誓篇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太誓篇》云：“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大戴礼》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则武王少文王十四岁矣。《礼记·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按：文王崩时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崩，武王即位适满十年。言十三年伐纣者，续文王受命年，欲明其卒父业故也。《金縢篇》云：“惟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按：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一年武王服阙，观兵孟津，十三年克纣，十五年有疾，周公请命，王有瘳，后四年而崩，则武王年九十三矣。而太史公云，九年王观兵，十一年伐纣，则以为武王即位年数，与《尚书》违，甚疏矣。（《史记正义》）

程大昌：《孟子》曰：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岐周既为一地，则毕郢之名设尝两出，亦当同在一地矣。《书》曰：周公薨，成王葬于毕。则单言葬毕，不云毕郢也。毕之为地，或云在渭之北，或云在渭之南。其主渭北者，则汉刘向言文武周公葬于毕。而师古释之曰：在长安西北四十里也。长安西北四十里即咸阳矣。故《元和志》曰：咸阳县治毕原也。此皆以毕在渭北者矣。至其命为渭南者，《皇览》曰：文武周公冢皆在京兆长安镐聚东杜中。又曰：秦武王冢在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人以为周文王冢者，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按杜中即杜县之中也。杜县在镐之东，于长安县为东南二十里。此说如果不谬，则毕陌又在渭南也。予于是取此数说而参求之，长安有毕陌，咸阳又有毕原，则原之为地，亘渭南北有之。故古记于毕皆著文武葬地者，因毕名两出，而亦两传也。此其误之所起也。若以人情言之，文都丰，武都镐，丰镐与杜相属。则《皇览》谓文王葬于渭南者，其理顺也。文王既葬渭南，则周公葬毕必附文墓矣。《刘向传》臣瓒引汲郡古文为据曰：毕西于丰三十里，则地在渭南甚明。安陵有大冢，《皇览》明指其为秦文王墓，则渭北之“文”冢，其不为周文而为秦文亦可据矣。……至于毕原也者，语出左氏，曰毕原酆郇文之昭也。是文王四子分封四国而为四侯者也。毕之与原既非一国，则毕原之语，必因其地有原名毕，故名之以为毕原。而夫原、毕西国未必同在此地也。通《元和》一志，皆李吉甫为之。而周公之墓亦遂两出，一云在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一云在咸阳县北十三里，则是自相殊异，可以见其不确矣。予故知其辗转生误皆起于毕名之两出也。（《雍录》卷七《毕陌》）

林有望：毕谓毕星，古无墓祭。（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牛运震：“武王上祭于毕”，谓祭毕星也。马融注云祭文王墓，按古不墓祭，墓祭不得为上祭。（《史记评注·周本纪》）

梁玉绳：“九年，武王上祭于毕”，附按：此以下疑即汉时伪《泰誓》文，其曰“九年”，乃武王即位为西伯之九年，下文曰“十有一年”，乃武王之十一年，与《书序》合，甚为明划，其言亦必有所据，与文王不相涉。师行载主，亦古之制，无足异者。乃自改元称王之说兴，于是以武王之年为文王之年，而反斥《史记》为误，真所谓不狂为狂矣。夫《泰誓》伪书也，尚无武继文年之语，奈何以之释经乎？至祭毕之解有二：《集解》引马融曰“毕，文王墓地名”；赵岐注《孟子》“毕郢”同。欧公《泰誓论》云“祭文王之墓”，从马、赵说也。《后汉·苏竟传》曰“毕为天网，主网罗无道之君。武王将伐纣，上祭于毕，求天助也”。《索隐》谓“文云‘上祭’，则毕天星之名”。从苏说也。二者当以前为是，古不墓祭之论殊未然。（《史记志疑·周本纪》）

赵翼：古无墓祭，先儒备言之，其最明切者，晋博士傅纯曰：“圣人制礼，以事缘情。制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以庙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墓庙之大分，形神之异制也。至于宗庙寝祊，所以广求神之道，而独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处也。”韩昌黎《丰陵行》亦云：“臣闻神道尚清静，三代旧制存诸书，墓藏庙祭不可乱，欲言非职知何如？”又程子谓：“生不野合，死不墓祭。”唐顺之亦云：“墓祭非古也。”《史记》“武王上祭于毕”。马融以毕为文王墓地名，其后武王、周公亦皆藏此。然司马贞、林有望以为祭毕星而非祭墓，又按《竹书纪年》，纣六祀“文王初禴于毕”，则文王已祭毕，非墓祭可知也。（《陔余丛考》卷三二《墓祭》）

朱孔阳：《史记·周本纪》武王上祭于毕。马融曰：毕，文王墓地名也。《日知录》：“此纬书之言，不可信。”《索隐》按文：“上祭于毕，则毕天星之名，毕星主兵，故师出而祭也。”（《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王恢：毕有二说，一云天星，见《后汉书·苏竟传》。马融曰：“文王墓地名。”毕原是也。惟毕原又有二：一在渭南，一在渭北。在渭南者，史称“周公葬于毕，毕在镐东南杜中”。《郡国志》刘昭注引《皇览》曰：“文王、周公冢皆在镐聚杜中。”古本《竹书》毕西于丰三十里。《括地志》：“毕原在万年（长安东区）县西南二十八里。”《魏世家》：“周文王、武王墓在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韩愈《南山诗》：“前寻径杜墅，岔蔽毕原陋。”杜即古杜伯国。汉室帝葬其地，因名杜陵。杜中，对下杜伯冢言，在长安东南。在渭北者，《孟子》云：“文王卒于毕郢。”郢即程，又作京。《世纪》“文王徙宅于程。”《括地志》：“安陵故城在咸阳县东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周公墓在咸阳北十三里毕原上。”渭北亦有杜，白起死杜邮，即唐咸阳县治。刘台拱《经传小纪》曰：“毕者程地之大名，程者毕中之小号。毕地有二：其一文王墓地，在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在渭南。其一为王季所邑之毕程，后文王卒于此，毕公高封于此，在渭北。异所同名，往往相乱。”《清统志》桥山黄陵考证纰漏，而于毕原周陵（二二九）说得甚是：“文王陵、武王陵，俱在咸阳县北十五里。文王陵在南，武王陵在北，成王陵在文王陵西南，康王陵在东南，周公墓在东，太公墓在东北。以《史记·周本纪赞》证之，当从《皇览》《括地志》，在今咸宁（长安）县西南为是。惟遗迹无可考。自《元和志》《寰宇记》以文王陵、周公墓俱在咸阳，诸志从之，其实非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武王伐纣》）

赵生群：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原上，“原”上疑脱“毕”字。按：下文云“九年，武王上祭于毕”。《集解》：“马融曰：毕，文王墓地名也。”本书卷三三《鲁周公世家》“葬周公于毕，从文王”，《正义》引《括地志》：“周公墓在雍州咸阳北十三里毕原上。”本书卷四四《魏世家》“而高封于毕”，《正义》引《括地志》：“毕原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

又：社中，疑当作“杜中”。按：《周本纪》赞语：“所谓‘周公葬于毕’，毕在镐东南杜中。”本书卷五《秦本纪》“武王死”，《集解》引《皇览》：“周文王冢在杜中。”（同上）

刘毓庆：《周本纪》据《太誓》述意云：“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马融云：“毕，文王墓地名也。”所谓文王墓地的毕，就是孟子说的毕郢。实际上毕郢并没有文王的墓，武王出师，伯夷谏阻时说：“父死不葬，爰乃干戈，可谓孝乎？”分明文王没有安葬，毕郢怎会有文王之墓？武王“上祭于毕”，显然是上祭毕星。《史记索隐》云：“则毕，天星之名，毕星主兵，故师出而祭毕星也。”《史记·天官书》云：“毕为罕车，为边兵，主弋猎。”《后汉书·苏竟传》云：“毕为天网，主网罗无道之君，故武王将伐纣，上祭于毕，求天助也。”此说正可以正孟子之误。另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文王葬于汤山，并非毕郢。《经》说：“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吁咽、文王皆葬其所。一曰汤山。”汤、狄古俱属舌尖音，为一声之转。据《五帝本纪索隐》引《皇览》云：“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南台阴野中。”《集解》引《括地志》云：“尧陵在濮州雷泽县西三里。”又云：“雷泽县本汉城阳县也。”顿丘在今河南濮阳北，雷泽在今山东鄄城南，二地相距约百余里。《山海经》说尧、喾、文王葬于一地，虽不甚确，但必有所因。由其意推之，文王葬地距尧喾冢当不会甚远。由音求之，汤当为荡之假。《地理志·河内郡》云：“（荡阴）西山，羑水所出，亦至内黄入荡。有羑里城，西伯所拘也。”羑里即牖里。疑汤山即荡阴县之西山，荡、羑二水并出于此。《水经·荡水》云：“荡水出河内荡阴县西山东。”《注》云：“荡水出县西石尚山。”是荡之西山，亦名石尚山。“石尚”即“荡”缓言，荡阴有牖里城，此地与《山海经》所言虽不全合，但大范围仍不甚误，而且与文王所囚之地暗暗相合。此正可证孟子之误了！（《雅颂新考·文王之什新考·文王死于纣手考》）

编者按：裴骃《史记集解》引马融曰：“毕，文王墓地名。”《周本纪》末太史公曰：所谓“周公葬（于）毕”，毕在镐东南杜中。宋代程大昌《雍录》卷七《毕陌》引《皇览》说：“文武周公冢皆在京兆长安镐聚东杜中。……按杜中即杜县之中也。杜县在镐之东，于长安县为东南二十里。”

王恢《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武王伐纣》说：“《郡国志》刘昭注引《皇览》曰：文王、周公冢皆在镐聚杜中。古本《竹书》：毕西于丰三十里。《括地志》：毕原在万年（长安东区）县西南二十八里（《魏世家》）。周文王、武王墓在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杜即古杜伯国。汉宣帝葬其地，因名杜陵。杜中，对下杜伯冢言，在长安东南。”

杜地在今西安市南山门口乡与长安区交界一带，这里有杜城村，其西北有沈家桥村，著名的杜虎符就出土于此。《元和郡县志》：万年县“毕原，在县西南二十八里”。1989年，长安区韦曲北东韦村出土唐代韦豫、韦最两通墓志，都记载其葬地在毕原。长安区文管会还藏有一方墓志，也记载墓主人的葬地为毕原。唐代的毕原在今西安市长安区当无可疑。

1992年，在长安区进行黑河引水工程时，长安区以南约两公里神禾塬申店乡的徐家寨村南，出土了西周的吴虎鼎。铜鼎铭文记载周宣王在岐周康宫中的夷宫（周夷王庙）册命善夫丰生、司工（空）雍毅，重申厉王的命令：在邻近吴萾（可能是吴虎的父、祖辈人）旧疆域的地方付给吴虎田地。铭文记载了所付田地的四界：其南界是毕人的田界；其西界是姜的田界。姜是京的姜姓之人，京是指西周时丰京的王室宗庙、宫室区（尹盛平：《西周史征》第二章第二节《西周的都邑——丰镐遗址与宗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付给吴虎的田地，西与京的姜姓人的田地搭界，那么这块田地在神禾塬上，应该是合理的解释。果真如此，西周时的毕原当是今西安市长安区神禾塬，这里的方位与“毕西于丰三十里”大体符合。

【汇评】

刘绍攽：永叔之论《春秋》曰：司马迁作《周本纪》，谓武王即位九年，祭于文王之墓，然后治兵于盟津，至《伯夷列传》，则又载父死不葬之说，皆不可为信。是说也，余尝以疑史迁，三复之而知其义之各有所主也。九年观兵，太史之文也，父死不葬，古传之辞也。夷齐事无可考，所据者鲁论，而古传特详其父子兄弟之事，史迁故述及之，以资尚论之参考。而特书“其传曰”以别之，明非己说也。观《齐世家》《鲁世家》，俱称武王即位九年，观兵盟津，此当时之实录，固与本纪相发明也。若其斩纣头、悬太白，与夫白鱼跃舟皆出于伪《泰誓》，武帝所增，迁固因之，非有取焉，此诵《诗》、读《书》者之所以必论世也。（《九畹古文》卷一〇《书周本纪后》）

[3]【汇注】

邢云路：《史记》云：九月观兵，说者疑人臣无观兵胁君之理。……夫时世既远，记年之误诚有之。观兵不见经传，其有无亦不足信。（《古今律历考》卷三《尚书考》）

[4]【汇注】

裴骃：徐广曰：“谯周云，史记武王十一年东观兵，十三年克纣。”（《史记集解·周本纪》）

李尤：洋洋河水，赴宗于海。经自中州，龙图所在。黄函自神，赤符以信。昔在周武，集会孟津。鱼入王舟，乃往克殷。（引自《涵芬楼古今文钞·孟津铭》）

孙之騄：“（帝乙）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师渡盟津而还”。谯周云：“《史记》武王十一年东观兵，至于盟津。十三年克纣。盟，古孟字，孟津在河阴。”《十三州记》云：“河阳县在于河上，孟津是也。”《郡县释名》云：“孟津县。《禹贡》东至于孟津，周武王观兵于孟津，是。”郭颁《世语》曰：“晋文王之世，大鱼见孟津，长数百步，高五丈，头在南岸，尾在中渚。上有河平侯祠，即斯祠也。汉为孟津关。金以名县。徙治孟津渡。渡在县东，一名富平津。”（《考定竹书》卷七）

徐文靖：《笺》按：是年己丑，周武王即位之十年也。《唐·天文志》云：武王十年夏正十月戊子，周师始起，则《竹书》称十一月戊子，盖犹是商正也。《一统志》孟津在怀庆府城南六十里，周武王令诸侯于孟津，即此。《史记正义》曰：孟津在洛州河阳县南门外。《孔氏书传》曰：武王观兵孟津，以卜诸侯伐纣之心。诸侯佥同，乃退以示弱，是渡盟津而还之事也。王充《论衡》曰：武王与八百诸侯咸同此盟，故曰盟津。又《水经注》曰：河南有钩陈垒，世传武王伐纣八百诸侯所会处。河水至此有盟津之目。（《竹书纪年统笺》卷六《受辛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师渡盟津而还》）

郭嵩焘：“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按《泰誓》“维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明谓武王即位之十三年。《洪范》“维十有三祀”，且改“年”称“祀”，以从殷礼，示不敢变殷也，岂有文王受命称王，而武王用以纪年之礼？《大戴礼》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汉儒因之定为武王在位十年，不得有十三年……于是创为文王受命称王九年之说以强合之。《武成》古文伪书有云“惟九年，大统未集”，则或据为西伯时言之，必不以受命称王而犹谓之“大统未集”也。周秦之世载籍传疑者多矣，受命称王则由汉儒附会以证成其说，未足为确证也。（《史记札记·周本纪》）

[5]【汇注】

［日］泷川资言：事又见《伯夷传》。师行载主，古之制，见《礼记·曾子问》。《桃源抄》引师说云，“车”当作“居”，车、居声同而讹。皇甫谧《帝王世纪》曰“作文王木主，以居中军”。（《史记会注考证》卷四）

解惠全：木主：神主，即牌位。用木做成，书死者谥号以供祭祀。古代帝王出军、巡狩或去国，载庙主及社主以行。（《全译史记·周本纪》）

【汇评】

马骕：《史·本纪》称武王观兵载木主矣，而《伯夷列传》又有父死不葬之说，此皆非实也。自文王有受命改元之诬，说者遂谓武王嗣立，不改元，即上接文王之年，而《泰誓》称十一年者，毕丧伐纣也。此等妄说，皆不可信。欧阳氏辨之详矣。（《绎史》卷二〇《武王克殷》）

[6]【汇注】

马骕：《淮南子》：武王伐纣，载尸而行，海内未定，故不为三年之丧。（《绎史》卷二〇《武王克殷》）

马持盈：载以车，中军：载于中军之车上。古时行军，以中军为发号施令之所，主帅自将之。武王将兵伐纣，即居于中军之车，故奉文王木主亦载于其车之上。（《史记今注·周本纪》）

陈蒲清：中军：主帅所在的部队。（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7]【汇注】

王圻：唐虞而上，皆传之贤，故无太子之文。夏、商之王虽传之子，其文略矣，至周始见“文王世子”之目，武王继之称“太子发”，此其始也，汉天子号皇帝，故其嫡称皇太子，此其始也。（《稗史汇编·人物门·帝王下·太子》）

李光缙：《尚书中侯》曰：太子发以纣存三仁，虽即位，不称王，与太史公所谓“武王自称太子发”互相印证，夫武王且不称王，安有西伯称王之理哉？（《增订史记评林·周本纪》）

[8]【汇注】

裴骃：马融曰：“诸受符节有司也。”（《史记集解》）

马持盈：诸节：各受符节之军事人员。（《史记今注·周本纪》）

[9]【汇注】

马持盈：齐栗：齐者，疾也，捷也，齐栗，即行动迅速庄敬之意。（《史记今注·周本纪》）

[10]【汇注】

马持盈：信哉：信实。（《史记今注·周本纪》）

[11]【汇注】

裴骃：徐广曰：“一云‘予小子受先公功’。”（《史记集解》）

[12]【汇校】

张文虎：“毕立”：宋本、毛本作“力”。（《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13]【汇注】

裴骃：郑玄曰：“号令之军法重者。”（《史记集解》）

李光缙：按《诗》曰：“维师尚父。”《诗说》曰：“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增订史记评林·周本纪》）

编者按：《史记·齐太公世家》说：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

集解引《吕氏春秋》曰：“东夷之土。”姜姓四岳国封于吕地，因此太公望称为吕尚。关于“或封于申”的问题，《史记·周本纪》说：“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周武王封功臣谋士不是分封诸侯，而是为功臣谋士封采邑。所以师尚父，也就是姜太公的采邑封在申地，史称西申，在今陕西周至县城关镇与眉县青化镇之间。（尹盛平：《西周史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5—86页）《诗经·大雅·嵩高》云：“申伯信迈，王践于郿。”“郿”，又作湄，是指河边的高地。“郿”，今作眉，即今陕西眉县。渭河南岸的周至县城关镇与眉县青化镇一带，是一片隆起的高地（高原），因此《嵩高》说：“王践于眉”，是指宣王改封申伯到河南南阳为申侯时，宣王到申邑，在渭河南岸的高原上为申伯送行。《左传·襄公十四年》说：

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

这段话印证了吕尚是四岳的后裔，也证明姜子牙属于“姜氏之戎”。西周金文中有一个姜姓的夨国，是“姜氏之戎”建立的一个古国，在今宝鸡市陈仓区贾村塬一带，其君从西周早期一直到西周晚期自称夨王，姜子牙当是姜姓的夨国之人。关于“姜氏之戎”、姜姓夨国的来历，《国语·周语下》说：

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共之从孙四岳佐之……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

韦昭注：引贾侍中云：“共工，诸侯，炎帝之后，姜姓也。”“共”，就是共工。“从孙”，是指旁系孙辈。《诗经·大雅·嵩高》云：“嵩高惟岳，骏极于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嶽”，就是“岳”。顾颉刚指出：

按：“岳”为山名（《周官·职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山镇曰岳山。”《尔雅·释山》：“河西，岳”）。在今陕西陇县西，即吴山，是姜姓一族的发源地（《国语·周语下》“祚四岳国，……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周人居岐山，在吴山东，相去密迩，因此姬和姜成为世通婚姻的两族，和辽的耶律氏和萧氏一样（顾颉刚：《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旺——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七》，见《古史考》第六卷，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249页）。

吴山又称吴岳，原在陕西陇县的西南，今划归宝鸡市陈仓区，位于宝鸡市区西北约35公里。陇县川口河村发现一批齐家文化陶器，属于齐家文化中晚期的遗存（尹盛平：《陕西陇县川口河齐家文化陶器》，《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其年代相当于虞夏时期，是姜姓四岳国的文化遗存。商代早期，姜姓四岳国的后裔“姜氏之戎”在今宝鸡市区兴起，其文化遗存是刘家文化。我们指出：刘家文化“可能是在齐家文化川口河类型的基础上，与甘肃的董家台、山家头类型，特别是与有鸭嘴形足尖的袋足分档鬲、鼓腹双耳罐的刘家坪类型接触、交流后形成的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尹盛平、尹夏清：《姜氏之戎与宝鸡》，《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23页）。

《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吕尚是东海上（东夷之土）的人，但是有关姜子牙的史迹都在今宝鸡市区。《吕氏春秋》说：“太公钓于兹泉，遇文王。”郦道元在《水经·渭水注》说：“磻溪中有泉，谓之兹泉。……东南隅有石室，盖太公所居也。”姜太公的钓鱼台，在今宝鸡市区的伐鱼河上游。宝鸡市石鼓山三号墓出土的中臣鼎铭文说：“中臣（登）鼎。帝后（姤）。”“帝姤”，是周武王妃姜太公的女儿邑姜。铭文中的“帝姤”相当于族徽，因知中臣属于姜太公的族人，所以宝鸡市石鼓山商周墓地，很可能是商末周初姜太公家族的墓地。总之，姜太公应是西土之人，《史记》中说他是东海上人，很可能是因为他曾客居东夷的海滨一带。

[14]【汇注】

陈蒲清：总：集合。众庶：众人，指各自统领的军队。（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5]【汇注】

马持盈：总尔众庶，与尔舟楫：集合你们的众庶和你们的舟楫。（《史记今注·周本纪》）

[16]【汇评】

牛运震：“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云云，至“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按此段极有节制声势。（《史记评注·周本纪》）

[17]【汇注】

马骕：《宋书·符瑞志》：渡孟津，中流，白鱼跃入王舟，王俯取鱼，长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纣可伐，王写以“世”字，鱼文消，燔鱼以告天。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为赤乌，乌衔谷焉。谷者，纪后稷之德。火者，燔鱼以告天。天火流下，应以吉也。（《绎史》卷二〇《武王克殷》）

[18]【汇校】

李笠：“白鱼跃入王舟中”，按：《索隐》无“王”字。（《史记订补》卷一《周本纪》）

【汇注】

裴骃：马融曰：“鱼者，介鳞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众与周之象也。”（《史记集解》）

孔颖达：《太誓》止云“白鱼”，不言鱼之大小，《中候合符后》云：“鱼长三尺，赤文，有字题之目下。”（《诗·周颂·思文疏》）

司马贞：此已下至火复王屋为乌，皆见《周书》及《今文泰誓》。（《史记索隐》）

[19]【汇注】

陈蒲清：俯取以祭：殷尚白，武王斩白鱼祭天象征伐殷。（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0]【汇注】

陈蒲清：乌：乌鸦。《尚书·泰誓》作“流为雕”。（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解惠全：流为乌：不断变化，最后现出乌的形象。流，往来不定或运转不停。（《全译史记·周本纪》）

【汇评】

孙琮：用白鱼、赤乌一事以为点缀，忙中闲笔。（《山晓阁史记选·周本纪》）

崔德皋：伪《泰誓》之言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司马迁载之《史记》，而董仲舒亦引其语，以为王者受命之符。幸而已黜其书；使其书至今存，而无今书《泰誓》，则亦将旁引曲说，同于巨迹、卵之事矣。（《崔德皋先生遗书·尚友堂文集》卷上）

[21]【汇注】

马骕：《吕氏春秋》：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绎史》卷一九《文王受命》）

[22]【汇注】

裴骃：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郑玄曰：“《书说》云，乌有孝名。武王卒父大业，故乌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史记集解》）

司马贞：按：《今文泰誓》“流为雕”。雕，鸷鸟也。马融云“明武王能伐纣”，郑玄云“乌是孝鸟，言武王能终父业”，亦各随文而解也。（《史记索隐》）

郭之奇：占者曰：乌为孝鸟。赤者，周所尚之色。魄者，安定之意。武王之承父志而集大统，莫显著于此矣。（《稽古篇》卷三八《占验总传》）

钱锺书：“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集解》：“魄然，安定意也。”《考证》：“魄然，状其声也。”按《后汉书·五行志》一载桓帝初童谣：“城上乌，尾毕逋。”即“魄”；与古乐府《两头纤纤》之“腷腷膊膊鸡初鸣”皆一音之转，将鸟之振羽拍翼声。（《管锥篇》第一册《周本纪》）

瞿方梅：按：即《周礼·幕人》所云“帷幕幄帟”是也。郑注曰：“王出宫则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布为之。四合象宫室，曰帷。帟，坐上承尘，皆缯为之。”（《史记三家注补正·周本纪第四》）

吴国泰：《经传释词》云：“云：犹然也。”“其声魄云”者，犹言其声魄然也。魄然者，状其声也。凡云字在句尾不作曰字解者，皆应借作然。（《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张家英：《经传释词》卷三“云”字条引家大人曰：“云，犹‘然’也。”需要补充的是，此“魄云”之“魄”，应读为bō，是个象声词，是用以形容声音的响亮的。（《〈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周本纪》）

【汇评】

吴见思：是伪《太誓》，文法隽永可观。（《史记论文·周本纪》）

牛运震：“其色赤，其声魄云”，魄字奇，笔法亦古隽可喜！（《史记评注·周本纪》）

梁玉绳：按：白鱼赤乌之说，乃汉初民间所得伪《泰誓》文，详见《书序》及《诗·思文》两疏中，西京诸儒信以为真，董仲舒为汉儒宗，其贤良策对犹言之，况史公之爱奇者乎？其书唐初尚存，故孔仲达、颜籀、小司马、章怀太子皆见之，不知亡于何时也。《吕氏春秋·名类篇》言“文王之时，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盖战国末有此妄谈，何足信哉。（《史记志疑·周本纪》）

[23]【汇校】

陈蒲清：八百诸侯：“诸侯”两字与上文重复，疑涉下文而衍。（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汇注】

毛晃：孟津，《水经》：河水又东迳平县故城北，郦《注》云：河南有钩陈垒，世传武王伐纣，八百诸侯所会处。《尚书》所谓不期同时也。紫微有钩陈之宿，主斗讼兵陈，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神与钩陈并气，下制所临之辰，则秩禽敌，是以垒资其名矣，河水于斯，一有盟津之目。（《禹贡指南》卷三《孟津》）

【汇评】

王充：纣为至恶，天下叛之。武王举兵，皆愿就战；八百诸侯，不期俱至。（《论衡·恢国篇》）

[24]【汇校】

李笠：按“八百”以下，疑衍“诸侯”二字。《论语·微子》疏引《本纪》，“诸侯”二字亦不重。（《史记订补》卷一《周本纪》）

[25]【汇注】

梁玉绳：纣始见《易·系下》。辛，帝乙子，始见《史·殷纪》，是为纣，始见《世表》，又作受。受、纣音相乱。长巨姣美，垂腴尺余，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倒曳九牛，索铁伸钩，抚梁易柱，自谓天王。亦曰殷辛，亦曰商辛，亦曰后辛，亦曰帝辛，亦曰王纣，亦曰商王受，亦曰商王纣，亦曰商纣，亦曰殷王纣，亦曰商王帝辛，亦曰辛纣，亦曰受辛，亦曰季纣，亦曰受德，亦曰暴辛，亦曰人螭，在位五十二年，以甲子日兵败，取天智玉环身，自蟠于火而死。武王斩纣头，悬太白之旗。按：桀、纣，名也，先儒已言之，而《独断》：“残人多垒曰桀，残义损善曰纣。”《吕氏春秋·功名》注：“残义损善曰桀，贱仁多累曰纣。”《史·集解》：“贼人多杀曰桀，残义损善曰纣。”《通典·礼六十四》遂以桀、纣为谥，皆不足据。《书·戡黎》疏云：殷时未有谥法，后人见其恶，为作恶谥耳。（《汉书人表考》卷九《辛》）

[26]【汇评】

熊尚文：无连帅之命而东观兵孟津，此举意欲何为？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此言奚为而至曰“女未知天命”，曷不曰“女未知天伦”。可惜此时无有个夷、齐扣马之谏。（《读史日记·周武王》）

居二年[1]，闻纣昏乱暴虐滋甚[2]，杀王子比干[3]，囚箕子[4]。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5]。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6]：“殷有重罪[7]，不可以不毕伐[8]。”乃遵文王[9]，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10]，甲士四万五千人[11]，以东伐纣[12]。十一年十二月戊午[13]，师毕渡盟津[14]，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15]！”武王乃作《太誓》[16]，告于众庶[17]：“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18]，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19]，离逷其王父母弟[20]；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21]。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22]。勉哉夫子[23]！不可再，不可三[24]！”

[1]【汇注】

梁玉绳：“乃还师归，居二年”，按：班师再伐，说在《殷纪》。（《史记志疑·周本纪》）

又：按《殷》《周》两纪、《月表》《齐世家》《汉·律历志》《竹书》俱称武王观兵孟津而归，居二年乃伐纣，故《礼乐记》云“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盖本于汉初伪《泰誓》也，而晚出之《泰誓》遂撰为“观政于商”之语。然《中庸》称“一戎衣而有天下”，即《史》载刘敬说高帝亦云“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遂灭殷”。故宋儒均言武王无还师再举之事。（《史记志疑·殷本纪》）

陈蒲清：居二年：指文王十一年。据《尚书》记载，武王观兵孟津是十一年，伐纣是十三年。比《史记》所记载的迟两年。（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汇注】

陈士元：邢昺氏曰：“纣名辛，字受，商末世之王也。”冯猗氏曰：“纣，谥也，残义损善曰纣。”元按：《尚书》称商王受。《史记·殷本纪》云：“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又《帝王世纪》云“纣倒曳九牛，抚梁易柱”，而《泰誓》举纣之罪，更不言其绝力也。曰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曰秽德彰闻，曰罪浮于桀。又甚，则称之仇，称之为独夫，今观史鉴所载，淫虐之行，天下之恶何加焉。而子贡乃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何也？窃疑《周书》之过其实也。希写有言：文王拘羑里，武王羁玉门，《吕氏春秋》云：“季历困死，文王告之，不忘羑里之丑，至武王事之，亦不忘玉门之辱。”罗泌氏云：文王见辱玉门，颜色不变，而武王卒擒纣于牧野，释谅而即戎，载木主而示述。武王于纣，盖有怨辞焉，岂谓《泰誓》耶？孔子云：“武未尽善。”子贡云：“纣恶未甚。”其意将以儆戒于君臣之际而苏氏遂以武王非圣人，吁！非所以论世矣。（引自《湖海楼丛书·论语类考》卷七《纣》）

马骕：《春秋繁露》：桀、纣皆圣王之后，骄逸妄行。侈宫室，广苑囿，穷五采之变，极饰材之工，困野兽之足，竭山泽之利，食类恶之兽，夺民财食、高雕文刻镂之观，画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族之饰，穷白黑之变，深刑妄杀以陵下，听郑卫之音，充倾宫之志。虎兕文采之兽，以希见之意，赏佞赐谗。以糟为丘，以酒为池，孤贫不养，杀圣贤而剖其心，生燔人闻其臭，剔孕妇见其化（《帝王世纪》，纣剖比干妻，以视其胎），斮朝涉之足察其拇，杀梅伯以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环。诛求无已，天下空虚，群臣畏恐，莫敢尽忠。纣愈自贤。（《绎史》卷二〇《武王克殷》）

崔述：《战国策》称纣醢九侯，脯鄂侯。《史记》称纣有酒池肉林，倮逐之戏，炮烙之刑。《新序》称纣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帝王世纪》称纣剖比干妻以视其胎，烹伯邑考为羹以赐文王。《水经注》称老人晨将渡水而沉吟难济，左右曰：“老者髓不实故也。”纣乃斮胫而视髓。由是伪《古文尚书》遂以“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斮朝涉之胫”等语入《泰誓》篇中。余按：纣之不善，《尚书·微子》《牧誓》等篇言之详矣。约其大概有五。一曰听妇言，《牧誓》所谓“牝鸡之晨”者也。二曰荒酒，《酒诰》所谓“酣身”，《微子》所谓“酗酒”者也。三曰怠祀，《牧誓》所谓“昏弃肆祀”，《微子》所谓“攘窃牺牷牲”者也。四曰斥逐贵戚老成，《牧誓》所谓“昏弃王父母弟”，《微子》所谓“耄逊于荒，咈其耇长”者也。五曰牧用憸邪小人，《牧誓》所谓“多罪逋逃是信，是使”，《立政》所谓“羞刑暴德同于厥邦”，《微子》所谓“草窃奸宄，罪合于一”者也。《论语》之称“三仁”，《晋语》之述妲己，皆与此合。即《大雅·荡》之篇为后人之托言，而其讥切纣失亦不外此五端。盖惟迷于酒色，是以不复畏天念祖，以致忠直逆耳，谗人倖进，故《牧誓》必推本于“妇言”，《酒诰》悉归咎于“荒腆”；惟仁贤不用而掊克在位，是以民罹其殃，故《召诰》于“徂亡出执”必推本于“智藏瘝在”也。经传之文互相印证，纣之不善了然可见，初无世俗所传云云也。（《崔东壁遗书·商考信录》卷二《纣之不善五端》）

刘宝楠：《正义》曰：《列子·杨朱篇》：“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之桀纣。”《汉书·叙传》：“班伯以侍中起睧事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上因顾指画而问伯：‘纣为无道，至于是乎？’伯对曰：‘《书》云乃用妇人之言，何有踞肆于朝？所谓众恶归之，不如是之甚者也。’”《杨敞传》恽书曰：“下流之人，聚毁所归。”《后汉书·窦宪传·论》：“宪率羌胡边杂之师，一举而空朔庭。列其功庸，兼茂于前多矣。而后世莫称者，章末釁以降其实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恶焉。”诸文皆以天下之恶为恶名，此注与之同也。皇《疏》引蔡谟曰：“圣人之化，由群贤之辅。阍主之乱，由众恶之党。是以有君无臣，宋襄以败，卫灵无道，夫奚其丧。言一纣之不善，其乱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恶人皆归之，是故亡也。”此以天下之恶为恶人，其说亦通。《左昭七年传》：“楚芋尹无宇曰：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杜《注》：“天下逋逃，悉以纣为渊薮，集为归之。”《孟子·滕文公篇》言纣臣有飞廉，《墨子·非乐》有费中、恶来、崇侯虎。《淮南·览冥训》有左强，《道应训》有屈商：见纣时恶人皆归之证。（《论语正义·子张篇》）

【汇评】

王充：传语又称“纣力能索铁伸钩，抚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恶来之徒，并幸受宠”，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纣，兵不血刃。夫以索铁伸钩之力，辅以蜚廉恶来之徒，与周军相当，武王德虽盛，不能夺纣素所厚之心；纣虽恶，亦不失所与同行之意。虽为武王所擒时，亦宜杀伤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纣多力之效，蜚廉、恶来助纣之验也。……夫以索铁伸钩之力当人，则是孟贲、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则三皇五帝之属也。以索铁之力，不宜二全。不得二全，则必一非。孔子曰：“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衡·语增篇》）

崔述：世所传纣之事，犹今人语谶必归之诸葛孔明、刘伯温，语奸诈必归之曹操也；犹以周新折狱之事尽加之海瑞也。其意不过欲甚纣之恶耳，不知君子之论贵于持平，不但当为圣王辩其诬，亦不必为暴主增其罪。且使人知纣之恶未至如世所传而已足以亡国，其为后世烱戒不更大乎！（《崔东壁遗书·商考信录》卷二《纣之不善五端》）

李慈铭：“子贡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吾尝三复斯言，而叹圣贤救世之心何其深且切也。夫言纣之不善者，《伪尚书古文》之言不足据，若《西伯戡黎》《微子》《坶誓》《大诰》《酒诰》《多士》《多方》之篇，《史记·周本纪》所载《太誓》古文及《论语》《孟子》所言，不过谓其淫戏酗酒，遗弃耆旧，崇信奸回，喜用妇言，暋弃肆祀，指为天丧，名为独夫，而其事之显著者，则比干之死，箕子之囚，妲己之宠，崇侯之谮，及文王之拘而已。较之后世孙皓、刘聪、石虎、苻生、慕容熙、刘子业、刘彧、刘昱……之穷凶极暴，堕灭三纲，其罪固百不逮一；即以视秦始皇、汉武帝、后汉灵帝、宋孝武、魏太武、明成祖、世宗之诛杀臣下如刈草菅，亦为少胜焉。而亡国罪独具以为百世之鉴，子贡乃犹原之，以为下流归恶者。呜呼，此圣贤之立言，其苦心无一不系于君与民者也。（《越缦堂文集》卷一《纣之不善论》）

顾颉刚：我们若把《尚书》中纣的罪恶聚集起来，结果，便可以看出他的最大的罪名是酗酒。……其实酗酒是那时的风气，并不是纣的独特的罪恶，所以《酒诰》又说“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而武王对于妹土，竟命康叔“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我们只要看周朝用了死刑来禁酒，便可知道商人的喝酒正似现在人的吸鸦片，已经成了有普遍性的深入骨髓的痼癖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

[3]【汇校】

张文虎：“杀王子比干，《御览》引作‘剖比干’”。（《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马维铭：王子比干者，纣之亲戚也。见纣淫佚，作炮烙之刑，乃陈先王艰难，天命不易，国家将亡之明征，请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门。纣大怒曰：“比干自谓圣人。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乎？”乃遂杀比干，刳视其心。武王伐纣，克殷，乃封比干之墓。（《史书纂略》卷一《商列传·比干》）

[4]【汇注】

荀子：比干剖心，箕子佯狂。（《荀子·尧问篇》）

马维铭：箕子名胥余，纣诸父，食采于箕，故曰箕子。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纣又淫泆，作炮烙之刑，箕子谏不听，乃解衣披发佯狂，而去之，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及武王克殷，访问箕子，箕子乃为之陈《洪范》。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其后箕子朝周，过殷墟，感唐室尽为禾黍，箕子伤之，欲哭不可，欲泣不可，乃作《麦秀之诗》以歌之。（《史书纂略》卷一《商列传·箕子》）

陈士元：朱子曰：箕子，纣诸父。元按：《宋世家》云：箕子，纣亲戚也。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乃披发佯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是为《箕子操》。《世家》以箕子为纣之亲戚，未尝言其为父为兄。郑玄、王肃皆言纣之诸父，《朱子集注》从之。而服虔、杜预则又以为纣之庶兄，其说不同如此。箕子名无考，惟司马彪注《庄子》云：箕子名胥余，不知何据。（引自《湖海楼丛书·论语类考》卷七《箕子》）

孙之騄：“王囚箕子，杀王子比干，微子出奔”，《易林》曰：“渊涸龙忧，箕子为奴。干叔陨命，殷破其家。”东坡曰：“父师箕子。纣之诸父，少师比干也。微子，纣兄也。”《通雅·尸子》云：“箕子名咠余。比干名胥余。”庄注：司马彪曰“箕子名胥余，于庄本文不复耶？”唐徐彦伯《过比干墓》诗云：“哲妇亦同殉，骊龙暴双骨。”按纣刳剔孕妇，皇甫谧以为即比干妻，武王封比干之墓。而邹阳书云“封孕妇墓”。《世纪》云“殷纣杀比干妻以视其胎”是也。（《考定竹书》卷七）

【汇评】

陈子柽：按微子、箕子、比干尚在，犹足维系人心。迨微子奔，比干杀，箕子囚，民望既绝，无复可冀，故伐之耳。（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5]【汇校】

王若虚：《殷纪》云：纣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强谏纣，纣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佯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按《尚书·微子篇》所谓太师、少师，即箕子、比干也。今乃言奔周，与《书》所记异矣。而《周纪》又云：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则迁所谓太师、少师者，其乐工邪？若《殷纪》所称，亦止于乐工，则微子何至与此辈谋决去就，而此辈之奔，亦何为并持祭器乎？至《宋世家》则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于军门。前后参差，殆不可晓。（《滹南遗老集》卷九《史记辨惑》）

张文虎：“乐器”：《类聚》十二引作“祭器”。（《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李笠：“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按：马骕《绎史》武王克殷，引《太公金匮》云“太师、少师抱其祭器乐器奔周”，与《殷本纪》乃持其祭乐器奔周正合。疵强虽乐官，然庙堂之上，礼动乐应，春官太师、小师（“大小”与“太少”古字通）并掌大祭祀登歌，是乐师之设，所以明祀典，乐师亡则祭祀废矣。疵、强惧礼器散失，典制遂亡，故抱乐器而并及祭器与微子之抱祭器用心各不同也。后人疑抱祭器者为微子，故于乐上删“祭”字，校者审以《周纪》为是，《殷纪》为衍“祭”字矣。《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史记》“乐器”作“祭器”，盖足证《史记》“乐”上当有“祭”字，《类聚》脱“乐”字耳。（《史记订补》卷一《周本纪》）

【汇注】

徐孚远：太师疵、少师强，二人名也。抱乐器归周，此是实事，至微子抱祭器归周，微子亦称太师，相类而讹也。（《史记测议·周本纪》）

顾炎武：古之官有职异而名同者，太师、少师是也。比干之为少师，《周官》所称三孤也。《论语》之少师阳则乐官之佐，而《周礼》谓之山师者也。故《史记》言纣之将亡，其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奔周，而后儒之传误以为微子也。（《日知录·少师》）

马骕：《吕氏春秋》：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悦，以告诸侯曰：“商王大乱，沉于酒德，避远箕子，爰近姑与息。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国。”（《绎史》卷二〇《武王克殷》）

又：《太公金匮》：太师、少师抱其祭器、乐器奔周，内史向挚载其图法亦奔周。武王问太公曰：“殷已亡三人，可伐乎？”太公曰：“臣闻之：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且天与不取，反受其殃，非时而至，是谓妄成。故夏条可结，冬冰可释，时难得而易失也。”（同上）

梁玉绳：太师疵，少师强：二师惟见《史·周纪》，殷纣昏暴，抱其乐器奔周。按：二师乃纣乐官，虽明于择主，比较师挚诸伶之避乱守正为少逊，乃挚等八人在第三，而疵、强列第二，岂不傎乎！（《汉书人表考》卷二《太师疵、少师强》）

孙国仁：“太师疵、少师强”，仁按：此二师列上中，次师尚父、毕公后，同为周武王臣，则是周之太师、少师也。《表》又有太师挚、少师阳，与干、缭、缺等同列上下。师古曰：自太师以下八人皆纣时奔走分散而去。此即《周书·微子篇》所云父师、少师也，则又殷之乐师。《论语·微子篇》记太师挚、少师阳去国之事，当是记者追记之笔，且事隶于《微子篇》，亦以挚、阳为殷之乐师也。视疵、强当有别。近人或以疵、挚、强、阳并同声，疑即一人，恐误。（《汉书人表略校》）

[6]【汇注】

孙琮：暗对“诸侯皆曰”。（《山晓阁史记选·周本纪》）

[7]【汇评】

夏曾佑：中国言暴君，必数桀纣，犹言圣君，必数尧舜汤武也。今按各书中，所引桀、纣之事多同，可知其间必多附会。盖既亡之后，其兴者必极言前王之恶，而后己之伐暴为有名，天下之戴己为甚当，不如此不得也。今比而观之，桀宠妹喜，纣宠妲己，一也；桀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纣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二也；桀为琼台瑶室，以临云雨，纣造倾宫瑶台，七年乃成，其大三里，其高千仞，三也；桀杀关龙逄，纣杀比干，四也；桀囚汤于夏台，汤行赂，桀释之，纣囚文王于羑里，西伯之徒，献美女、奇物、善马，纣乃赦西伯，五也；桀曰“时日曷丧”，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六也。故一为内宠，二为沉湎，三为土木，四为拒谏，五为贿赂，六为信命，而桀纣之符合若此，夫天下有为善而相师者矣，未有为恶而相师者也。故知必有附会也。（《中国古代史·桀纣之恶》）

[8]【汇注】

裴骃：徐广曰：“（伐）一作‘灭’。”（《史记集解》）

梁玉绳：“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附按：徐广谓伐一作“灭”，恐非。而《后汉书·袁术传》引《史》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与今本异。（《史记志疑·周本纪》）

[9]【汇注】

马持盈：乃遵文王：以遵奉文王之遗志。（《史记今注·周本纪》）

张家英：“毕伐”之“毕”，非常用义。《淮南子·览冥训》：“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投足调均，劳逸若一；心怡气和，体便轻毕。”高诱注：“毕，疾也。”《墨子·非乐上》：“老与迟者耳目不聪明，股肱不毕强。”孙诒让《闲诂》：“毕，疾也。”此“毕”字应解为“迅速，快捷”。武王之所以说“不可不毕伐”殷，是因为两年之前，八百诸侯齐集盟津，主张“纣可伐矣”，武王的回答是：“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可是，“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而且“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奔周”，于是武王才发出了“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的号召。此“毕”字表示了不能再有任何延缓的意思，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修饰“伐”的词语。（《〈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周本纪》）

[10]【汇校】

丁晏：“虎贲三千人”，何云“当从《书·序》作‘三百人’”。“千”字谬改。（《史记毛本正误·周本纪》）

【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虎贲，勇士称也。若虎贲兽，言其猛也。”（《史记集解》）

程大昌：沈约《宋·志》“虎贲，旧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贲，故以奔为贲。此说非也。《书》“虎贲三千人”，奔之为贲久矣，古贲奔通，不必取孟贲为义。（《演繁露》卷一四《虎贲》）

梁玉绳：按：《孟子》亦言“武王伐纣，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苏秦传》依《国策》言“武王卒三千人，革车三百乘”，《韩子·初见秦篇》，《吕氏春秋》之《简选》《贵因》二篇，《淮南》之《本经》《主术》《兵略训》，《风俗通·正失篇》并同，然皆非也，当依《书·牧誓序》以“虎贲三百人”为断。《示儿编》谓《孟子》引《经》之误，是已。考《周礼》虎贲氏之官，其属虎士八百，安得有三千之多？古车战之法，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临敌制变，更以甲士配车而战，一车实有百人，每乘以虎贲一人为右。武王时尚侯国，未备六军，故《牧誓》称“司徒、司马、司空”三卿。百乘为一军，一卿主之，是以车三百乘，虎贲三百人。《周书·克殷解》作“三百五十乘”，《墨子·明鬼》下篇作“车百辆，虎贲之卒四百人”，俱孤文歧说，不足取证。若甲士之数兼步卒在内，以三百乘计之，一车七十五人，止有二万二千五百人，即一车百人，亦止三万人，何云“四万五千人”耶？下文“大卒”，《正义》云“大卒，谓戎车三百五十乘，士卒二万六千二百五十人，有虎贲三千人”。（《史记志疑·周本纪第四》）

［日］泷川资言：《书·牧誓序》云“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与此异。何焯曰：“三千人”当从《书序》作“三百人”，“千”字不知何时谬改。梁玉绳曰：《孟子》亦言武王伐纣，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苏秦传》依《国策》言“武王卒三千人，革车三百两”，《韩子·初见秦篇》，《吕氏春秋》之《简选》《贵国》二篇，《淮南》之《本经》《主术》《兵略训》，《风俗通·正失篇》并同，然皆非也，当依《书序》以“三百人”为断。说详于《志疑》。（《史记会注考证》卷四）

[11]【汇注】

高锐：车兵（主力部队）称“甲士”，是从“国人”平民（自由民）阶级中征集的。（《中国军事史略》第四章第三节《西周的军事制度·等级兵役制度》）

编者按：“虎贲”西周金文中称为“虎臣”，是周王的禁卫部队，编制分为左右两支，所以西周金文中有“左右虎臣”之称。“虎贲”取如虎奔走之义，古代贲与奔通用。“虎贲”“虎臣”是指勇猛敢死的战士。

[12]【汇注】

韩婴：武王伐纣，到于邢丘，楯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惧，召太公而问曰：“意者纣可伐乎？”太公对曰：“不然。楯折为三者，军当分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爱其人及屋上乌，恶其人者憎其骨。余咸刘厥敌，靡使有余。”武王曰：“於戏！天下未定也。”周公趋而进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无获，旧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戏！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于宁，更名邢丘曰怀宁，曰修武，行克纣于牧之野。《诗》曰：牧野洋洋，檀车皇皇，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既反商，及下车，封黄帝之后于蒯，封帝尧之后于祝，封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闾，济河而西，马放华山之阳，示不复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复服也。车甲衅而藏之于府库，示不复用也。于是废军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驺虞，然后天下知武王不复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以敬，坐三老于大学，天子执酱而馈，执爵而酳，所以教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亦宜乎？《诗》曰“胜殷遏刘，耆定尔功”，言伐纣而殷亡武也。（《韩诗外传》卷三）

荣孟源：武王伐纣是哪一年，各家说法不同：1. 刘歆《世经》作己卯年，即公元前1122年。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从之。2. 皇甫谧《帝王世记》作乙酉年，即公元前1116年。3. 僧一行《历度议》作庚寅年，即公元前1111年。4. 唐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年代问题》作公元前1075年。5. 《易乾凿度》作辛未年，即公元前1071年。6. 姚文田《周初年月日岁星考》作甲戌年，即公元前1066年。日本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从之。7. 张钰哲《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作公元前1057年。8. 章鸿钊《中国古历析疑》作公元前1055年。9. 《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作“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陈梦家《西周年代考》据此从武王克殷作公元前1027年。（《历史笔记·试谈西周纪年》）

【汇评】

马骕：《晋书》：纣之无道，天下离心，八百诸侯，不谋而至。武王犹曰殷有人焉，回师返旆。三仁诛放，然后奋戈牧野。金仁山曰：诸贤尚在，犹足维系人心，迨民望既绝，无复可冀矣，故伐之。（《绎史》卷二〇《武王克殷》）

[13]【汇注】

欧阳修：《书》之《泰誓》称十有一年，说者因以谓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丧二年并数之尔。遂以西伯听虞芮之讼谓之受命，以为元年，此妄说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称元年，常事尔，不以为重也。后世曲学之士，说《春秋》，始以改元为重事，然则果常事欤？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欤？西伯即位，果改元矣。中间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丧称十一年，及其灭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听讼远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谓西伯以受命之年为元年者妄说也。后之学者，知西伯生不称王，而不间不再改元，则《诗》《书》所载，文、武之事，灿然明白而不诬矣。（引自《纲鉴合编》卷二《周纪·武王》）

徐文靖：《笺》按：是年庚寅，周武王即位十一年矣，周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盟津，作《泰誓》三篇。《书》曰：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陆氏《释文》曰：惟十有三年，或作十有一年。后人妄看《序》文辄改之。今据《竹书》，则《书·叙》十有一年是也。张子南轩曰：《书·叙》称十有一年，而《书》复称十有三年者，字之误也。（《竹书纪年统笺》卷六《受辛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

[14]【汇注】

张守节：毕，尽也。尽从河南渡河北。（《史记正义》）

梁玉绳：“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附按：十一年者，武王之十一年。十二月者，即十一年之十二月。自晚出《泰誓》有“十三年”之文，与《书·序》“十一年”异，伪《孔传》遂以月份系于十三年，而以年为武继文，违经背义，莫斯为甚。《史》同《书序》，本无讹谬，故欧阳子《泰誓论》、邵子《经世书》、胡氏《大纪》并作“十一年”，以“十三年”为非也。《竹书》纣四十二年武王嗣为西伯，五十二年十二月伐殷，亦与《史》合，惟《吕氏春秋·首时篇》言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盖并其为天子之年数之耳。至此作“十二月”，《书序》作“一月”者，殷之十二月，周之一月，《序》就周言之，其实改正在克商后，当依商作“十二月”为是。《诗·文王》疏谓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岁，殷正月六日杀纣，凿空之论，未知何据？（《史记志疑·周本纪》）

[15]【汇注】

陈蒲清：孳孳：通“孜孜”，勤奋不懈。（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6]【汇注】

马骕：《书·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绎史》卷二〇《武王克殷》）

吴见思：《太誓》虚，下乃概括《太誓》《牧誓》，而自为章法。（《史记论文·周本纪》）

梁玉绳：“武王乃作《泰誓》”，按：伏生《尚书》本有《泰誓》，合三篇为一，故今文有二十九篇，《大传》载《泰誓》篇目可证。其后伏生之《泰誓》亡，即以民间伪《泰誓》三篇充伏生之数，孔仲达所谓上篇观兵时事，中、下二篇伐纣时事也。今虽佚不传，而以《史》考之，疑上文“九年，武王上祭于毕”，至“乃还师归”，与《齐世家》所载“苍兕”诸语，皆是上篇文。“居二年”至“孳孳无怠”，与《殷纪》所载“剖心”诸语，皆是中篇。此下所载“告于众庶”至“不可再，不可三”，乃是下篇。其中或有删省，不全登录。至《困学纪闻》卷二谓“《大誓》与《大诰》同，卫包改定今文，始作‘泰’”，恐不尽然。《九经古义》曰：“顾彪《古文尚书义疏》云‘泰者，大之极也。此会中之大，故称《泰誓》’。彪字仲文，隋炀帝时为秘书学士，当时已改为‘泰’，非始于卫包。”余因惠氏之言考之，古大、泰、太三字音义并通，俱可通写，如董仲舒《策》“阳居太夏，阴居大冬”，实用《管子·山国轨篇》泰春、泰夏、泰秋、泰冬之语。《庄子·应帝王篇》以大庭氏为“泰氏”，《淮南子·诠言训》以太王为“泰王”，以太羹为“泰羹”，《汉书·袁盎传》以太常为“泰常”，《后汉书·班固传·东都赋》以太师为“泰师”，《隶释·凉州刺史魏元丕碑》以太夫人为“泰夫人”。而一部《史记》俱作“太”字，范蔚宗《后汉书》避其家讳改“太”作“泰”，盖本于此。是乃通用之证。有谓后人加点为“太”，以别大小字者，非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吴汝纶：《困学纪闻》：《泰誓》与《大诰》同。梁云：古大、太、泰三字并通。（《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周本纪》）

[17]【汇评】

王若虚：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晦庵曰：“卑下之处，众流之所归；不善之地，恶名之所聚。言人当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于不善之地，非谓纣无罪而虚被恶名也。”其说甚佳。东坡以为子贡言此者，盖不许武王伐纣之事。而张无垢亦称其有恕纣之心，贤于孟子贼仁残义之说：皆谬见也。子贡之意在使人慎所居，而二子乃为恕纣而甚武王，不亦异乎！子贡虽恶称人之恶者，亦何至湔洗桀纣以为忠厚哉！汤、武大义，圣人固有定论矣。今乃妄坐訾毁，而为独夫，是亦惑之甚也。（《滹南遗老集》卷七《论语辨惑》四）

牛运震：“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云云，此与今所传《泰誓》下篇词旨略同，足征孔安国《古文尚书》太史公未尝不见也。乃于原文字句略加点窜，便古雅绝伦。（《史记评注·周本纪》）

[18]【汇评】

孙觉：《泰誓》言纣之恶终于悦妇人。《牧誓》之言纣之恶始于用妇言，岂非纣之始终出于此乎！（引自《增订史记评林·周本纪》）

[19]【汇注】

裴骃：马融曰：“动逆天地人也。”（《史记索隐》）

张守节：按：三正；三统也。周以建子为天统，殷以建丑为地统，夏以建寅为人统也。（《史记正义》）

马持盈：三正：三位正士，微子、箕子、比干，即孔子谓“殷有三仁”。言纣王毁坏其三位正士而不用。又有人解释天、地、人，为三正，似涉于空虚。又有人解释为夏、商、周之三家正朔，亦不妥，纣王当时是天子，周家之正朔，纣王亦不承认。（《史记今注·周本纪》）

[20]【汇注】

裴骃：郑玄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举亲者言之也。”（《史记集解》）

马持盈：离逷其王父母弟：逷，音踢，疏远也。即言纣王离开而疏远其至亲至近之人也。王父母弟，即祖父母之族，关系至近的人。（《史记今注·周本纪》）

[21]【汇注】

裴骃：徐广曰：“怡，一作‘辞’。”（《史记集解》）

【汇评】

刘知幾：又按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无辞乎？而后来诸子，承其伪说，竟列纣罪，有倍五经。故子贡曰：桀、纣之恶不至是，君子恶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据妇人临朝！刘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纣不至是，而天下恶者必以桀、纣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将非厚诬者乎？（《史通》卷一三《疑古》）

[22]【汇注】

马持盈：共行天罚：共，即“恭”字，恭敬的执行上天的惩罚。（《史记今注·周本纪》）

[23]【汇注】

裴骃：郑玄曰：“夫子，丈夫之称。”（《史记集解》）

[24]【汇校】

马骕：“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不可三”：此伪《泰誓》之文，其辞旨亦与古文相出入。（《绎史》卷二〇《武王克殷》）

二月甲子昧爽[1]，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2]，乃誓[3]。武王左杖黄钺[4]，右秉白旄[5]，以麾[6]。曰：“远矣，西土之人[7]！”武王曰：“嗟！我有国冢君[8]，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9]，及庸、蜀、羌、髳、微、、彭、濮人[10]，称尔戈[11]，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12]。牝鸡之晨，惟家之索[13]。’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14]，昏弃其家国[15]；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16]，是信是使[17]，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18]。今予发维共行天之罚[19]。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20]，夫子勉哉！不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21]，勉哉夫子[22]！尚桓桓[23]，如虎如罴，如豺如离[24]；于商郊，不御克奔[25]，以役西土[26]，勉哉夫子[27]！尔所不勉[28]，其于尔身有戮[29]。”誓已[30]，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31]，陈师牧野。

[1]【汇校】

梁玉绳：“二月甲子昧爽”，附按：二月误，当依徐广注作“正月”为是。《齐世家》作“正月”，此乃后人传写妄改也。盖周之改正在克殷后，斯时周师初发，不得遽改殷建丑之正月为二月。况上文依殷言十二月，不用周建子之月称正月，何以此依周正作“二月”乎？（《史记志疑·周本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二月）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史记集解》）

又：孔安国曰：“昧，冥也；爽，明，蚤旦也。”（《史记集解》）

徐孚远：《吕氏春秋》，殷使胶鬲侯周师、武王期以甲子，冒雨而行以救胶鬲之死，此言非也。武王虽在军中，指麾自尚父主之，且冒雨疾行，非用师之道也。（《史记测议·周本纪》）

马骕：《书》既戊午，师渡孟津。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绎史》卷二〇《武王克殷》）

编者按：1976年陕西省临潼县南罗村出土的利簋铭文曰：“珷（武）征商，唯甲子朝，泧（）鼎克昏，夙又（有）商。”证实周武王是在甲子日早晨向纣王发起攻击，到了晚上就完全占领了商都，从而印证了《尚书·牧誓》和《周本纪》关于武王在甲子日克殷灭商的记载是可信的。

[2]【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武王军至鲔水，纣使胶鬲候周师，见王问曰：西伯将焉之？王曰：将攻薛也。胶鬲曰：然，愿西伯无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将之殷，胶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报矣。胶鬲去而报于纣，而雨甚。军卒皆谏王曰：卒病，请休之。王曰：吾已令胶鬲以甲子报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胶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郊。（《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又：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同上）

马骕：《说苑》：武王伐纣，过隧斩岸，过水折舟，过谷发梁，过山焚莱，示民无返志也。至于有戎之隧，大风折旆，散宜生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风霁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啬。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龟熸，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不利以祷祠，利以击众，是熸之已。”故武王顺天地，犯三妖而禽纣于牧野，其所独见者精也。（《绎史》卷二〇《武王克殷》）

徐文靖：周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笺》按《书叙》曰：“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与纣战于牧野，作《牧誓》。”《武成》曰：“既戊午，师渡孟津，癸亥，陈于商郊，甲子朝誓。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国有敌于我师。”“牧”，《说文》作“坶”，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博物志》：武王伐纣，会于几，逢大雨焉。蓑舆三百乘，甲三千，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战于牧野。孔晁注曰：牧野，商郊。纣出朝歌二十里而迎战也。戎车三百五十乘，则士卒三万六千三百五十人，有虎贲三千五百人也。（《竹书纪年统笺》卷七）

俞樾：此当以郊牧野三字连文。《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此正释《尚书》郊牧野三字之义。合言之曰“郊牧野”，从省则但曰“牧野”。《诗·大明篇》“牧野洋洋”是也。又从省，但曰“牧”。《国语·周语》曰：“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也。此篇以《牧誓》名篇，是武王作誓，实在郊外之牧，而史臣并举郊野者。是时诸侯会者八百，车徒众多，其所屯聚，必非一处，前军及郊，后军至野，中军在牧，亦情事所应尔也。……盖野者对邑而言，邑外郊，郊外牧，牧外野，野外林，林外坰，虽分五名，然郊、牧、林、坰实皆野也。故亦有称“牧之野”者。《诗·宫篇》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礼·大传》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牧称“牧之野”，犹坰称“坰之野。”《篇》曰：“牡马，在坰之野”是也。“坰之野”即林之坰，牧之野即郊外之牧，若以牧为地名，岂坰亦鲁之地名乎？（《群经平议》卷五《尚书三》）

马持盈：朝：早晨。商郊牧野，《括地志》谓：纣都朝歌在河南卫辉东北七十三里之处。牧野即朝歌以南平原之地。（《史记今注·周本纪》）

吴树平：“牧”或作“坶”。《说文》云：“坶，朝歌南七十里地。《周书》：武王与纣战于坶野。”故地在今河南淇县境内。（《风俗通义校释》第一《三五》）

于省吾：《汲冢周书·世俘》：“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接于商。”据王国维考证，月之二十三日至晦为“既死霸”，则“越五日甲子”当为二月二十七日。盖周师于是日朝，与商师会战于牧野。故《诗·大雅·大明》云：“牧野洋洋，檀车煌煌，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利簋铭文考释》，载《文物》1977年第8期）

王恢：牧野，《郡国志》：“朝歌纣所都居，南有牧野。”《清水注》：“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牧野矣。”按：即牧畜之郊野。（《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武王伐纣》）

梁友尧：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场战争，通过这场战争，推翻了商王朝，建立了周王朝，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但是，周武王克殷年代在今人诸家著述中，众说纷纭，分歧很大。大致有公元前1130年、1122年、1117年、1116年、1111年、1078年、1075年、1067年、1066年、1055年、1051年、1050年、1047年、1027年等十四种说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三说：一是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主张的公元前1066年说；二是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一书中主张的公元前1122年说；三是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一书主张的公元前1027年说。（《中国史问题讨论及其观点·关于周武王克殷的年代》）

赵光贤：另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天象的研究，武王克殷是在公元前1057年。其推算方法和主要根据是：第一，《淮南子·兵略训》记载：“武王伐纣，东西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国语·周语》记载：“武王伐殷，岁在鹑火。”这说明武王伐殷之时，哈雷彗星与木星晨见东方，而且木星正在鹑火之次。根据天文记载推算，“哈雷彗星于公元前1057年3月7日到近日点时，木星黄经为127°2，在张宿中运动，正当鹑火之次”。又据推算，公元前1057年初三个月里，岁星都在鹑火之次。可见，公元前1057年武王克殷已为天象所证实。第二，新出土的《利簋》铭文记载：“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贞）克昏夙又（有）商。”这说明武王克殷在甲子日的清晨。看到木星，这是武王克殷时见到岁星的最有力的证明，与天象完全相合。第三，《史记·周本纪》虽未载明共和以前的各代周王在位年数，但《史记·鲁世家》却记载着除伯禽以外各代周王的在位年数，并被史学界公认为是正确的。通过《鲁世家》的各个君王在位年数与周朝历代君王换算，记明武王克殷正好在公元前1057年。（《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

编者按：武王伐纣之年，众论纷纭，莫可折中。鲁实先在《史记会注考证驳议》四中指出：“《国语》伶州鸠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其记载可谓详明矣，而后人于武王伐纣之年，异论滋多，卒无定说。”“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武王伐纣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

美国学者夏含夷说：据现代天文学之推算，公元前11世纪的五星聚合现象只能发生在公元前1059年，对此毫无置疑之余地。公元前1059年如果是帝辛二十八年，他的元年就可推为公元前1086年，这与上文帝辛征人方卜辞所推出的年代，又刚可以与所复原的《竹书纪年》之载帝辛在位四十二年及公元前1045年武王克商这两个数据相配合。（夏含夷：《〈竹书纪年〉与周武王克商的年代》，见陈致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上古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8页）夏含夷的研究，得出的周武王灭商的年代仅比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的年代早了一年，难能可贵。

[3]【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癸亥夜陈，甲子朝誓之。”（《史记集解》）

张守节：《括地志》云：“卫州城，故老云周武王伐纣至于商郊牧野，乃筑此城。郦元注《水经》云自朝歌南至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牧野也。”《括地志》又云：“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妹邑，殷王武丁始都之。《帝王世纪》云帝乙复济河北，徙朝歌，其子纣仍都焉。”（《史记正义》）

吴见思：下乃《牧誓》全文。（《史记论文·周本纪》）

刘坦：《齐太公世家》载：“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又载：“居二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按此云武王即位九年，东伐以观诸侯，居二年遂行伐纣，与《周本纪》合。至谓“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则与《周纪》十二年“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商郊牧野，乃誓”之说相谬。又《鲁周公世家》亦谓：“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说与《齐太公世家》合。然以事无足征，殊难决定孰是。（《史记纪年考》卷二《周共和以前纪年考·武王》）

【汇评】

王鏊：孟子于《太誓》不尽信，太史公乃取异书入此，更难信。（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4]【汇注】

陈蒲清：钺：大斧。（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5]【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钺，以黄金饰斧。左手杖钺，示无事于诛；右手把旄，示有事于教令。”（《史记集解》）

陈蒲清：旄：装饰有牦牛尾的大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编者按：1976年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西周共王时代的墙盘铭文曰：“盕（络）围武王，遹征四方，达（挞）殷（畯）民，永不巩（恐）狄虘，镸（髟）伐尸（夷）童（僮）。”不仅证实了周武王克殷灭商的史实，而且形象地描绘了武王“秉白旄”指挥周军攻打殷纣王以东夷奴隶组成的军队。“白旄”，是指白色的旄牛尾。“髟”，即“髟鼬”之髟，《后汉书·马融传》“羽毛纷其髟鼬”，注：“髟鼬，羽旄飞扬貌。”“髟鼬”即“飘摇”。《说文》“髟，长发猋猋也”，猋猋，即飘飘。“髟伐”，是形容武王手握着白色的旄牛尾迎风飘摇着指挥作战。“白旄”，也有学者认为是指装饰有旄牛尾的白色大旗。

[6]【汇注】

解惠全：麾：挥动，指挥。（《全译史记·周本纪》）

[7]【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劳苦之。”（《史记集解》）

[8]【汇校】

张文虎：“有国”：游本“友国”。（《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裴骃：马融曰：“冢，大也。”（《史记集解》）

马持盈：冢君：大君，乃尊称各国诸侯之词。（《史记今注·周本纪》）

编者按：《华阳国志·巴志》云：“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淩，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尚书·牧誓》中参加武王伐纣的八个少数民族有蜀而没有巴，但《巴志》说巴参加了武王伐纣，“著乎《尚书》”。我们认为，参加武王伐纣的“巴”就是周初封于今宝鸡市区一带的弓鱼国族。弓鱼族就是太伯、仲雍奔“荆蛮”所投奔的“句吴”族，也就春秋时代金文中吴国诸王自称的工、攻敔、攻吴族，其族属于原居于湖北荆山之下的武夷，是巴人的一支，商代迁居于陕南洋县、城固县一带。周初因为参加武王伐纣有功，因此其君长伯的采邑封在今宝鸡市区清姜河东岸的茹家庄一带。“嗟！我有国冢君”，《尚书·牧誓》作“嗟！我友邦冢君”。因为国之君属于“友邦冢君”，故没有列入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少数民族之中。由于巴族国隐于“友邦冢君”之中，所以《牧誓》没有提到巴。（详见尹盛平：《再论西周的国与吴太伯、仲雍奔“荆蛮”》，《周文化考古研究论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

[9]【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亚，次。旅，众大夫也，其位次卿。师氏，大夫官，以兵守门。”（《史记集解》）

又：孔安国曰：“师率，卒率。”（同上）

马持盈：司徒：掌民政之官。司马：掌兵事之官。司空：掌土地之官。（《史记今注·周本纪》）

又：亚旅：众大夫。师氏：率兵之官。千夫长：千夫之帅。百夫长：百夫之帅。（《史记今注·周本纪》）

编者按：西周金文中司徒称司土，是主管土地和农业的长官，同时又是主管民事，包括土地纠纷的长官。金文中司空称司工，顾名思义是主管工匠的长官，主要是主管建筑和建材。金文中司工、司马经常协同司土裁决民事，包括土地诉讼案件。司土、司工、司马是卿事察的“三有司”，是三个管理民事的长官，司马在金文中不见担任军事长官。师氏是率领氏族军队的将领，故称师氏。

[10]【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马融曰：“武王所率，将来伐纣也。”（《史记集解》）

张守节：髳音矛。《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泸、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髳州、微、濮州、泸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诸州伐纣也。”（《史记正义》）

王夫之：庸、蜀、羌、髳、微、、彭、濮，按此八国传注多有疏失，今考庸，上庸也，在今郧阳竹溪县西。蜀国本在成都，帝喾支庶所封，世为侯国。羌者参狼白马之羌，汉为武都之羌道，今文县千户所其地也。髳，按《说文》云“汉令有髳长”。大县曰令，小县曰长。今考汉《郡国志》无髳县，惟羌郡属国有旄牛县。《华阳国志》云：“旄，地也，在今黎州安抚司。微者，《华阳国志》上庸郡之微阳县也。计其为国，当在竹山、房县之间。者，汉《郡国志》南郡有中卢县。”《襄阳耆旧传》曰：“古戎也。”《春秋传》：“罗与戎两军之。”卢地近罗，罗在宜城西山中，今南漳县地。则戎之国当在谷城保康之间矣。彭，苏氏以为武阳之彭亡聚，则是眉州之彭山县。苏说非也。彭之为国滨于彭水，当在上津县之南也。濮与麇为邻，故《春秋传》云：“麇人率百濮聚于选。”麇，今郧阳府治，其东则楚也，其西则濮也。是濮之为国夹汉水而处，居郧阳之上流，在白河之东南矣。（《诸经稗疏·书经稗疏》卷四《牧誓》）

徐文靖：《笺》按：《孔氏书传》曰：八国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国名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泸、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也。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国之地。戎府以南，古微、、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左传》昭元年，赵孟曰：吴濮有釁。杜注：建宁郡南有濮夷，是也。（《竹书纪年统笺》卷六《受辛五十二年庸蜀羌髳微彭濮从周师伐殷》）

顾颉刚：自楚营濮，濮人当散处武当、荆、巫诸山脉中。其北接麇，其东北邻楚，故能为麇所率，与楚对垒。集诸证观之，濮地在楚之西南，可以论定。（《史林杂识初编》）

又：《牧誓》之“濮”，自应从《左传》所记，在楚国附近，今湖北省境，无疑也。（同上）

马持盈：庸：湖北郧阳一带之地。蜀：四川北部一带之地。羌：西戎之地。髳：山西南部濒河之地。微：与眉通，即陕西郿县。：即春秋时之戎，在湖北襄阳以南之地。彭：四川彭县。濮：湖北荆州府之地。以上八国，皆蛮夷戎狄之族。（《史记今注·周本纪》）

王恢：庸：《伪孔传》：“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括地志》张其说曰：“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西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云南姚安）以南，古髳国之地。戎府（四川宜宾）之南，古微、、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髳州、微州、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诸州伐纣也。”庸说在汉之滨，尚近是。《左》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灭庸，秦置上庸县。今湖北竹山县东四十里。其他偏远之地，盖昧于地理环境、时代背景，汉武开西南夷其艰困为何如？其史地知识之幼稚毋庸辨。（《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武王伐纣》）

编者按：传世的宗周钟不是西周昭王时代的铜器，而是厉王铸造的青铜乐器。铭文中的“服子”也不是“濮子”，而是指淮夷。

西周厉王时代，南淮夷入侵成周洛阳的王畿之地，周厉王命虢仲率军征伐。今本《竹书纪年》云：“厉王无道，淮夷侵洛，王命虢仲长父伐之，不克。”厉王时代的虢仲铭文说：“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以《竹书纪年》证之，虢仲的征伐没有取得击退南淮夷的胜利。

周厉王十三年，王亲率大军征伐南淮夷。厉王十三年的憀生铭文说：“王征南淮夷，伐角準，伐桐遹，憀生从，执讯斩首，俘戎器，俘金。”鄂侯驭方鼎铭说：“王南征，伐角、劀（遹），惟还自征，在坯。噩（鄂）侯驭方内（纳）丰（礼）于王，乃祼之。”厉王亲征取得了胜利，归途中鄂侯驭方献上了礼物。但是后来鄂侯驭方反叛了，率领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侵入到成周洛阳的王畿以内，厉王倾全力征伐。禹鼎铭文说：“乌虖（呼）哀哉！用天降丧于下或（国），亦惟噩（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至于历内。王逎（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噩（鄂）侯驭方，勿遗寿幼。’……禹（师）武公徒驭至于噩，敦伐噩，休，（师）获厥君驭方。”

这次战争很惨烈，战前厉王对西六师与殷八师下达了扑伐鄂侯驭方，对其国民老少全部杀光的残暴命令。禹率领当时执政大臣武公的步兵和战车驭手，首先攻入鄂国的都城，抓获了鄂侯驭方。正因为有了这次胜利，所以传世的宗周钟铭文说：

王肇遹省文武勤疆土。南国（服）孳（子）敢臽（陷）处我土，王敦伐其至，扑伐厥都，孳遣间来逆邵王，南夷、东夷具视二十又（有）六邦……

鄂侯驭方率领的南淮夷，是指成周洛阳以南的淮夷，东夷是指成周洛阳以东的淮夷。他们“广伐南国，至于历内”，正是“南国服子敢陷处我土”的所指；禹率军首先攻入鄂国都城，抓获鄂侯驭方，正是“扑伐厥都”的所指。宗周钟铭文中的“王”是厉王无疑。

“服子”，杨树达认为是濮子，也是不正确的。“服子”是指淮夷，而不是指濮族。宣王时代的兮甲盘铭说：“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母（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师簋铭文说：“淮夷（旧）我（帛）畮（贿）臣。”“”是指布帛，“责”是指积蓄，“进人”是指要进献的奴隶等人。“帛贿臣”就是“帛贿人”，说明西周时淮夷要向周王朝献纳布帛之类贡品，这是淮夷的职责，也就是他们的服事，所以宗周钟铭称其为“服子”。

为了加强对淮夷地区服物的征收，宣王曾选派官员去南淮夷催征布帛之类的贡品。驹父盖铭文说：

惟王十又（有）八年正月，南仲邦父命驹父殷南诸侯，率高父见南淮夷厥取厥服，堇（谨）夷俗，劀不敢不苟（敬）畏王命，逆见我厥献厥服。我乃至于淮，小大邦亡敢不殾（储）鼎（具）王命……

南仲邦父即《诗经·大雅·常武》中的“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是宣王的卿士，即执政大臣，官为太师。南仲命驹父去视察南国诸侯，并率领高父去见南淮夷各邦国的酋长，催促他们献纳布帛之类的服物，这就是“厥取厥服”。他们到了淮水流域，大小邦国没有敢不储备好服物以便满足王命的。总之，“服子”是指交纳服物的人，不是指“濮子”。

西周王朝对淮夷布帛之类贡品的征收，是引起西周中晚期淮夷不断反叛的主要原因。

[11]【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称，举也。”（《史记集解》）

[12]【汇评】

吴见思：起如风雨，亦有千人万人之势，如见当日军容。（《史记论文·周本纪》）

[13]【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索，尽也。喻妇人知外事，雌代雄鸣，则家尽也。”（《史记集解》）

解惠全：惟家之索：等于说“惟索家”，意思是只能使家破败。惟，用“唯”，只。索，尽，这里有破败、毁败的意思。（《全译史记·周本纪》）

吴国泰：索者，祟之借字。《说文》：“祟，神祸也。”引申训祸。见《庄子·天道》篇“其鬼不祟”李注。又，“祟为祸咎之征也”。（《汉书·江充传》注）索、祟双声，故得以相假。（《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编者按：《国语·晋语》云：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已女焉（韦昭注：殷辛，汤三十世，帝乙之子，殷纣也。有苏，已姓之国，妲已，其女也）。妲已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韦昭注：胶鬲，殷贤臣也。自殷适周，佐武王以亡殷也）。

[14]【汇注】

裴骃：郑玄曰：“肆，祭名。答，问也。”（《史记集解》）

郭嵩焘：“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札记》云：“《集解》‘问’字疑误，《元龟》五引作‘报也’。”按《鲁语》韦昭注云：“报，报德，谓祭也。”（《史记札记·周本纪》）

马持盈：肆：祭享宗庙也。不答：不理，不顾。（《史记今注·周本纪》）

[15]【汇注】

解惠全：昬弃：弃去。昬，同“泯”，蔑（用王引之说）。（《全译史记·周本纪》）

张家英：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昏弃”条：《牧誓》“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引之谨按：昏，蔑也，读曰泯。昏弃即泯弃也。“泯、蔑”，声之转耳。《传》以“昏”为“乱”，失之。（《〈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周本纪》）

[16]【汇注】

解惠全：多罪逋逃：指罪恶多端的逃犯。逋逃：逃亡。是崇是长：即“崇是长是”，抬高这些人，重视这些人。崇，高，这是指使高、抬高的意思。长，以为长，即重视的意思。（《全译史记·周本纪》）

[17]【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言纣弃其贤臣，而尊长逃亡，罪人信用之也。”（《史记集解》）

【汇评】

吴见思：四“是”字，俊。（《史记论文·周本纪》）

[18]【汇注】

马持盈：以奸轨于商国，作奸轨之事以祸乱于商国。（《史记今注·周本纪》）

[19]【汇注】

李仲操：受命十三年，即武王即位之第四年伐商。故《泰誓》曰：“十三年春，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师毕会。”同年，即克商，释箕子囚，以箕子归，作《洪范》。故《洪范》曰：“惟十又三祀，王访于箕子。”（《西周年代》四《文武两世年数及其历日》）

[20]【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今日战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相齐。言当旅进一心也。”（《史记集解》）

[21]【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伐谓击刺也。少则四五，多则六七，以为例也。”（《史记集解》）

王炎：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使止齐者，使三军之手足如一人。然上“止齐”，戒其轻进；下“止齐”，戒其贪杀。（引自《增订史记评林·周本纪》）

[22]【汇评】

吴见思：夫子两句，颠倒成法。（《史记论文·周本纪》）

[23]【汇注】

裴骃：（桓桓）郑玄曰：“威武貌。”（《史记集解》）

[24]【汇注】

裴骃：徐广曰：“此训与‘螭’同。”（《史记集解》）

[25]【汇注】

裴骃：郑玄曰：“御，强御，谓强暴也。克，杀也。不得暴杀纣师之奔走者，当以为周之役也。”（《史记集解》）

陈蒲清：不御克奔：不拒绝能奔来投降的殷纣士兵；或说不强暴地杀戮战败奔跑的殷纣士兵。御：强暴。克：杀戮。（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6]【汇注】

马持盈：不御克奔，以役西土：不要抵制那些前来投降的人，以使他们到西方为我们服劳役。御：抵制，拒绝。克奔：能够奔来投降的人。以役西土，使之服役于西土。（《史记今注·周本纪》）

【汇评】

陈大猷：兵贵武勇，又贵节制。武王虑其拘，故喻以虎貔之勇。又虑过于勇而妄杀，故以杀降为戒。言能奔来降者，勿迎击之以劳役我西土之人也。注非。（引自《增订史记评林·周本纪》）

吴见思：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如虎、如羆等俱以叠句应还前段。（《史记论文·周本纪》）

[27]【汇注】

张家英：古之所谓“丈夫”，可以用于指称男子，可以用于妻子称夫，也可以用于指称有作为的人。而古之所谓“夫子”，也是一个多义词，可以用作对男子的敬称，对孔子的尊称，对功业有成者的敬称，还有妻子对丈夫的称呼。在作词语训释时，如果不加以限定，是不能用一个多义词去作另一个多义词的解释语的。《尚书·泰誓》与《牧誓》中，三次使用了“勖哉夫子”句，还用了一次“夫子勖哉”句。孔安国都训解为“‘夫子’谓将士”。《周本纪》中的一个“夫子勉哉”和三个“哉勉夫子”，都是源于《尚书》的。它们都出现于武王在进攻商纣之前的誓师会上发表的训词中。明白了这个，就能明白孔安国的“谓将士”和郑玄的“丈夫之称”的意思了。这个“夫子”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男子汉们、好汉子们、好男儿们”一类的褒义词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之前，“夫子”是只限于对大夫以上的男子作为敬称的。如果那样，则武王所一再鼓励的“夫子”，其对象就只含有“将”而不含有“士”了。（《〈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周本纪》）

【汇评】

吴见思：又叠一句，精神之极！（《史记评注·周本纪》）

[28]【汇注】

陈蒲清：所：若，如果。（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9]【汇校】

张文虎：“其于”：游、凌作“予”。（《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裴骃：郑玄曰：“所言且也。”（《史记集解》）

[30]【汇注】

董鼎：此临战誓师之词。先仗钺秉旄肃己之容，称戈比干立矛，肃人之容，然后发命。自“古人有言”至“共行天罚”，所以声罪致讨而激士卒之义。自“今日”至“止齐焉”，所以明审法令，而示行阵之礼。自“勉哉”以下，又勉之临阵之勇，抚众之仁，盖谨畏戒惧如此！蔡沈曰：此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誓·诰》相表里，真圣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尽出一个之口，岂独此篇为全书乎？（引自《增订史记评林·周本纪》）

[31]【汇注】

孟子：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孟子·尽心下》）

梁玉绳：“诸侯兵会者四千乘”，附按：自此以下至“罢兵西归”，皆录《逸书·克殷解》，颇有次第可观，惟斩纣一节系后人窜入，不足信也。史公所载，较今本《周书》字句各殊，短长互见，《吹景集》曾疏其异同辨之，然尚有漏略，所说亦有未安，余更加考订，条列于后。其文异而义同者，则弗论矣。四千乘并诸侯兵言之，武王止三百乘而已，《周书》言“三百五十乘”，非，说见前。（《史记志疑·周本纪》）

帝纣闻武王来[1]，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2]。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3]，以大卒驰帝纣师[4]。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5]，纣师皆倒兵以战[6]，以开武王[7]。武王驰之[8]，纣兵皆崩畔纣[9]。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10]，自燔于火而死[11]。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12]，诸侯毕拜武王[13]；武王乃揖诸侯[14]，诸侯毕从[15]。武王至商国[16]，商国百姓咸待于郊[17]。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18]，武王亦答拜[19]。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20]，以黄钺斩纣头[21]，县大白之旗[22]。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23]，二女皆经自杀[24]。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25]，县其头小白之旗[26]。武王已乃出复军[27]。

[1]【汇注】

于省吾：《史记·周本纪》裴骃集解引《汲冢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257年也。”幽王之末年为公元前771年，由此上推257年，则武王征商，当在公元前1027年。（《利簋铭文考释》，载《文物》1977年第8期）

[2]【汇注】

陈子龙：纣止发畿内之兵，疑无七十万之众也。且三代用兵，亦无近百万者。（《史记测议·周本纪》）

梁玉绳：“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按：三代用兵无近百万者，况纣止发畿内之兵，安能如此其多。《书·武成》疏曰，“纣兵虽众，不得有七十万人，《史》虚言之”。（《史记志疑·周本纪》）

[3]【汇注】

裴骃：《周礼》：“环人，掌致师。”郑玄曰：“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也。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春秋传》曰：“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菆，代御执辔，御下，掚马掉鞅而还。’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执俘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史记集解》）

梁玉绳：师尚父始见《诗·大明》《逸书·克殷》，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炎帝之裔伯夷，掌四岳有功，封之于吕，子孙从其封姓。本姓姜，师尚父其后也。名望，字子牙，号太公。又名涓，故曰太公望，亦曰吕太公望，亦曰吕望，亦曰周望、亦曰吕牙，亦曰姜牙，亦曰吕尚，亦曰太公尚，亦曰望尚，亦曰姜望，亦曰师望，亦曰姜公，亦曰姜老，河内汲人，封于齐，卒年百余岁，葬镐京，陪文、武之墓。唐上元元年尊为武成王，宋大中祥符元年加谥昭烈武成王。（《汉书人表考》卷二《师尚父》）

王叔岷：《正义》：致师，挑战也。案：《逸周书·克殷解》百作伯，古字通用；又：孔晁“致师”下注云：“挑战也。“即《正义》所本。（《史记斠证》卷四《周本纪第四》）

马持盈：致师：单车挑战，谓之“致师”，致其决心作战之意于敌人也。（《史记今注·周本纪》）

[4]【汇校】

张文虎：“驰帝纣师”：《大明诗疏》引无“帝”字。《元龟》四十四作“商”。（《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帝，一作‘商’。”（《史记集解》）

张守节：大卒，谓戎车三百五十乘，士卒二万六千二百五十人，有虎贲三千人。（《史记正义》）

郝敬：按百人为卒。“大卒”，谓天子六军，“左右”，谓将帅。（《批点史记琐琐》卷一《周本纪》）

于省吾：《汉书·律历志》引《周书·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据王国维考证，月之二十五日为“旁死霸”，则武王兴师，当在一月二十六日。（《利簋铭文考释》，载《文物》1977年第8期）

[5]【汇注】

陈蒲清：亟：同“急”。（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汇评】

孙琮：古练处，本汲书旧文，其明快却由史公笔。（《山晓阁史记选·周本纪》）

[6]【汇校】

张文虎：“倒兵”：《大明·疏》作“戈”。《类聚》作“干戈”。（《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马骕：《淮南子》：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师起容关，至浦水，士亿有余万，然皆倒戈而射，傍戟而战。武王左操黄钺，右执白旄以麾之，则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纣有南面之名，而无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绎史》卷二〇《武王克殷》）

又：《鬻子》：武王率兵车以伐纣，纣虎旅百万，陈于商郊，起自黄鸟，至于赤斧。三军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纣军反走。（同上）

又：《新书》：纣将与武王战，纣阵其卒，左肊右肊，鼓之不进，皆还其刃，顾以向纣也。（同上）

[7]【汇注】

荀子：武王之诛纣也……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旦压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荀子·儒效》）

马持盈：以开武王：为武王作开路之先锋。（《史记今注·周本纪》）

【汇评】

吴见思：忙处偏用闲笔。（《史记论文·周本纪》）

牛运震：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写情事明透。（《史记评注·周本纪》）

[8]【汇评】

苏轼：武王，非圣人也。昔者孔子罪汤、武。顾自以为殷之子孙，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数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尧舜也。”“禹，吾无间然”。其不足于汤、武也，亦明矣。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齐之于武王也，盖谓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国之存亡，民之死生，将于是乎在，其孰敢不严！而孟轲乃乱之曰：“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杀君也。”自是，学者以汤、武为圣人之正，若当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当时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书；牧野之事，必以弑书。而汤、武，仁人也，必将为法受恶。（《武王论》）

[9]【汇校】

张文虎：“纣兵皆崩畔纣”：《类聚》引作“纣军溃畔”。《元龟》引作“纣军皆溃畔纣”。（《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礼·周本纪》）

[10]【汇校】

张文虎：“殊玉”，按：据《逸周书》“天智玉”云云，疑“殊”字是。各本作“珠玉”。（《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张守节：衣音於既反。《周书》云：“甲子夕，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以自焚。”注：“天智，玉之善者，缝环其身自厚也。凡焚四千玉也，庶玉则销，天智玉不销，纣身不尽也。”（《史记正义》）

高似孙：《汤誓》曰：遂伐三朡，俘厥宝玉。谊伯、中伯作《典宝》。《周书》曰：武王俘商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其多如此。《韩子》曰：周有玉版，纣令胶鬲索之。文王不予。文王有一玉版，纣尚欲得之，宝玉可知矣。《汤诰》曰：不殖货利。《盘庚》曰：无总货宝，兹所以戒也。《帝王世纪》曰：纣败绩，登鹿台，蒙宝衣玉席，投于火而殁。《汲冢书》曰：纣取天智玉自焚，玉不销。（《纬略》卷三《商宝玉》）

[11]【汇注】

梁玉绳：“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按：《周书·世俘解》：“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殷纪》所云“衣其宝玉衣”也，此“珠”字疑“宝”字之误，余说在《殷纪》。（《史记志疑·周本纪》）

钱大昕：武王克殷，《国语》以为岁在鹑火，古法岁星与太岁恒相应。星在鹑火，则太岁必在未。孔颖达《诗正义》谓是岁辛未，此用古法超辰之率定之。后世不用超辰，则断以为己卯。干支虽有不同，于积算元无多少，似异而实非异也。《竹书》周武王十二年辛卯伐纣，十七年陟，皇甫谧云：武王定位元年，岁在乙酉，六年庚寅崩。唐一行以康王十一年岁在甲申，上溯武王克商之岁，当在壬辰，三说皆非是。（《十驾斋养新余录》卷上《武王克殷之年》）

【汇评】

方孝孺：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圣人之不幸也。《武成》载其时事，但曰“壹戎衣”，不书纣之死者，为武王讳，故不忍书也。他书谓纣自焚死，意为近之。盖武王之于纣，非有深仇宿怨，特为民去乱耳。当斯时，使纣悔过迁善，武王必不兴兵而逾孟津。及纣兵已北，使纣不死而降，武王必将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庙，必不忍加兵于其身也，况纣已死乎！吾意武王见纣之死也，必踊而哭，则命商之群臣以礼葬之矣。岂复有余怒及其既死之身乎？迁史乃谓武王至纣死所三射之，躬斩其首，悬于太白之旗，此战国薄夫之妄言，迁取而信之，谬也。（引自《纲鉴合编》卷二《周纪·武王》）

顾炎武：自古国家，承平日久，法制废弛，而上之令不能行于下，未有不亡者也。纣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谓不尽然。纣之为君，沉湎于酒，而逞一时之威，至于刳孕剒胫，盖齐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变而《盘庚》之书，则卿大夫不从君令，再变有《微子》之书，则小民不畏国法，至于攘窃神祇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可谓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即以中主守之，犹不能保，而况以纣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文、宣之恶，未必减于纣，而齐以强。高纬之恶，未必甚于文、宣，而齐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余，纪纲粗立，而又有杨愔辈为之佐，主昏于上，而政清于下也。至高纬而国法荡然矣。故宇文得而取之。然则论纣之亡，武之兴，而谓以至仁伐不仁者，偏辞也，未得为穷源之论也。（《日知录·殷纣之所以亡》）

[12]【汇校】

吴汝纶：“武王持大白之旗”，“之”字依《通志》补。（《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周本纪》）

[13]【汇评】

孙琮：极写人心竞劝。（《山晓阁史记选·周本纪》）

[14]【汇注】

张守节：武王率诸侯伐天子，天子已死，诸侯毕贺，故武王揖诸侯，言先拊循其心也。（《史记正义》）

[15]【汇注】

朱孔阳：河南卫辉府获嘉县同盟山有武王庙。相传武王伐纣，与诸侯盟此。（《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16]【汇注】

张守节：谓至朝歌。（《史记正义》）

[17]【汇注】

解惠全：百姓：百官。在战国以前，百姓是贵族的总称，因为当时只有贵族才有姓，一般平民没有姓。（《全译史记·周本纪》）

【汇评】

吴见思：一路四诸侯，两商国字连络而下。（《史记论文·周本纪》）

牛运震：“武王持太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云云，至“商国百姓咸待于郊”，按此处四诸侯，两商国，联叠而下，极有势。（《史记评注·周本纪》）

[18]【汇注】

解惠全：稽首：叩头到地。古时九拜礼仪中最恭敬的一种。（《全译史记·周本纪》）

编者按：墙盘铭对武王的颂词有“达（挞）殷（畯）民”，大盂鼎铭有“畯正厥民”。“畯民”为“畯正厥民”的省略语。“挞殷畯民”，是指周武王挞伐了殷王朝，恢复了殷民正常的生活，使殷贵族改恶向善。“民”指殷族“百姓”和殷贵族。由于纣昏乱殷族“百姓”，武王挞伐了殷纣，殷“百姓”生活恢复了正常，殷贵族改恶从善，所以墙盘铭云：“挞殷畯民。”正因为如此，所以武王在进入商都前，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

2003年1月19日，陕西省眉县马家镇杨家村发现的西周铜器窖藏，出土西周单氏家庭窖藏的青铜礼器27件，件件有铭文，铭文最长的是作于宣王四十三年的盘，共有372字。其铭曰：

曰：“丕显朕皇高祖单公，克明哲厥德，夹召文王、武王挞殷，膺受天鲁命，敷有四方，并宅厥堇疆土，用配上帝。”（《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

这是自述其家族的始祖单公，追随文王、武王的左右，帮助他们父子挞伐了殷王朝，接受了上天授予的美好命运，普有了四方（天下），并且在殷商王朝的国土上建立了国家（西周王朝），所以他们父子都能德配上帝，也就是都能成为天神。这说明挞伐殷王朝，推翻殷王朝，建立西周政权的大业，是文王、武王父子两代人完成的。

[19]【汇注】

司马贞：武王虽以臣伐君，颇有惭德，不应答商人之拜，太史公失辞耳。寻上文，诸侯毕拜贺武王，武王尚且报揖，无容遂下拜商人。（《史记索隐》）

梁玉绳：“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按：《索隐》云“武王不应答商人之拜，太史公失辞耳。寻上文诸侯毕拜贺，武王尚且报揖，无容遂下拜商人”。但《周书》作“群宾佥进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索隐》依《史》误文说之，故以为失辞也。明胡应麟《三坟补遗》曰：“诸侯毕拜之时，武王方在师旅，未暇答拜，至入商郊，群臣佥进稽首，武王乃答拜。《周书》之文自明。其答拜者，盖前诸侯及商臣子皆在其中，《史记》但言商人再拜，注遂谓武王不应止揖诸侯而答拜商人。《史记》固讹，注者亦失考。”（《史记志疑·周本纪》）

[20]【汇注】

张守节：《周书》作“轻吕击之”。轻吕，剑名也。（《史记正义》）

[21]【汇评】

荀子：汤、武之诛桀、纣也，拱揖指麾，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诛桀、纣，若诛独夫。故《泰誓》曰“独夫纣”，此之谓也。（《荀子·议兵》）

王直：史迁历言文王武王志在倾商，累年伺间，备极形容。文字既工，荡人耳目。学古之士，无所折衷。则或两是之。曰：武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齐则为万世立君臣之大义也，昌黎韩公之论是已。而偏信者则曰：夷齐于武王谓之弑君，孔子取之，盖深罪武王也，眉山苏公之论是矣。呜呼！此事孔孟未尝言，而史公安得此欤！（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方希古：司马迁之为《史记》，其志以作《春秋》自拟，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于记载往昔之事，奇闻怪说，无所不录。而于三代之本纪，多背经而信传，好立异而诬圣人。其他微者未足论，若武王与纣之事，见于《书》最详，而迁乖乱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圣人之不志也。《武成》载其时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书纣之死者，为武王讳，且不忍书也。他书谓纣自焚死，意为近之。武王之于纣，非有深仇宿怨，特为民去乱耳。当斯时，使纣悔过迁善，武王必不兴师而逾孟津。及纣兵已北，使纣不死而降，武王必将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庙，必不忍加兵于其身也，况纣已死乎？吾意武王见纣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则命商之群臣以礼葬之矣，岂复有余怒及其既死之身乎？迁乃谓武王至纣死所三射之，射斩其首，悬于大白之旗，又斩其二嬖妾，悬于小白之旗。此皆战国薄夫之妄言，齐东野人之语，非武王之事，迁信而取之，谬也。……苟信迁之言，是使后世强臣凌上者葅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祸君臣之大义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为好奇信怪者之戒。（引自《皇明文衡》卷五十四《武王诛纣》）

[22]【汇评】

汤滨尹：武王伐纣为天下除暴也。纣已死矣，又斩以黄钺而悬之白旗，何悖耶？贾子言纣死，弃王门之外，观者皆近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犹不止也，此近于事理矣，太史公之轻信汲冢之书，误之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周本纪》）

又：自此以后，曰“王道微缺”，曰“王道衰微”，曰“王室遂衰微”，皆关键处。（同上）

华庆远：张和仲曰：武王既丧，商民不靖，武庚挟殷畿之众，东至于奄，南及淮徐，相挺而起。自秦、汉之势言之，所谓山东大抵皆反者也。盖汤之放桀，亦听其自屏一方而终耳。未至黄钺、白旗之甚者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当是时若非周公之圣，消息弥缝其间，商周之事未可知也。且汤既胜夏，犹有惭德，慄慄危惧，若将陨于深渊。至武王则全无此等意思矣。由是论之，汤武岂可并言哉！（引自《论世编》卷四《周》）

张尔岐：信如此言，武王岂特非圣人已也。《新语》云：纣死，纣之官卫，举纣之躯，弃之王门之外，民之观者，皆进蹴之，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此为近情。《史》乃舍此而录彼，何也？（《蒿庵闲话》卷二）

陈允锡：《史》言“武王斩纣头，县太白之旗”，夫汉高犹以王礼葬项羽，武王乃为此乎？且不见《尚书》。（《史纬》卷一《周》）

[23]【汇校】

张文虎：“至纣之嬖妾二女”，“至”，《元龟》作“致”，义较胜。然《克殷解》作“乃适二女之所”，则《史》文作“至”，非误。（《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24]【汇评】

孙琮：写事，一一有次第，一时光景宛在目，如扮如画。（《山晓阁史记选·周本纪》）

[25]【汇注】

裴骃：《司马法》曰：“夏执玄钺。”宋均曰：“玄钺用铁，不磨砺。”（《史记集解》）

陈蒲清：玄钺：黑色的大斧，铁制。（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6]【汇注】

梁玉绳：“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县其头小白之旗”。按：此乃战国时不经之谈，窜入《逸书·克殷解》，史公误信为实，取入《殷》《周》二纪及《齐世家》。三代以上无弑君之事，讵圣如武王而躬行大逆乎？《世表》于帝辛下书“弑”，盖因误信悬旗一节，故书弑字。《孟子》称武王诛一夫纣，未闻弑君，奈何妄加以弑哉！武之伐纣，非有深仇宿怨，特为民除暴耳。纣之死，武之不幸也。吾意武王当日必以礼葬焉，于何征之！《贾子·连语篇》言“纣斗死，纣之官卫舆纣躯弃王门之外，民之观者皆进蹴之，蹈其腹，蹶其肾，践其肺，履其肝。武王使人帷而守之”。夫仓卒之际，尚使人帷守，则事定而必以礼葬可知，宁忍亲戮其身耶？汤之于桀，放之而已。《竹书》谓“汤放桀三年而卒，禁弦歌舞”，不失旧君之道。武之待纣，岂遂不知汤之待桀，奚至以已焚之枯骨，矢射剑击，斩钺悬旗，复分尸枭首之惨哉。孟子读《武成》不信“血流漂杵”之语，悬旗之诬悖百倍于敌师，其可信乎？《论衡·恢国篇》云：“齐宣王怜衅钟之牛，楚庄王赦郑伯之罪，君子恶不恶其身。纣尸赴于火中，所见悽怆，非徒色之觳觫，袒之暴形也，就斩以钺，悬乎其首，何其忍哉！”又《雷虚篇》云“纣至恶也，武王将诛，哀而怜之，故《尚书》曰‘予惟率夷怜尔’”。此与帷守一端，足明武王之心。先儒之辨甚繁，不及尽录，余窃取其要而论之。由斯以推，则《离骚》云“后辛菹醢”，《周书·世俘解》云“武王在祀，太师负纣悬首白旗、妻二首赤旗，先馘入燎于周庙”。《荀子·正论》及《解蔽篇》云“纣悬于赤旆”，《韩子·忠考篇》云“汤、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墨子·明鬼》下篇云“武王入宫，万年梓株折纣而系之赤环，载之白旗”。《淮南子·本经训》云“武王杀纣于宣室”。褚生《补龟策传》云“纣自杀宣室，身死不葬，头悬车轸，四马曳行”。歧词诡说，同为诬矣。至《殷纪》但言杀妲己，此依《周书》言二女自经。一杀一经，已属参差，而又增“嬖妾”二字，不知嬖妾之即妲己欤？抑妲己之外更有二女欤？即《史记》所载，未免乖错，射、击、斩、悬，亦事之所必无者，斯皆害义伤教，令后世叛乱之臣，进刃于其君，戕及骨肉，而援武王以藉口，直是此等记载开之，《古史》不书，其见卓矣。又《史》不言武庚之母，而《史通·疑古篇》云：“禄父，商纣之子也，父首枭悬，母躯分裂，仰天俯地，何以为生？”以武庚为妲己子，不知何据？它若《后汉书》孔融与曹操书，谓武王以妲己赐周公，乃诙嘲之语，非其事实。（《史记志疑·周本纪》）

[27]【汇校】

张文虎：“乃出复军”：《御览》引作“复于军”。按：《克殷解》作“乃出场于厥军”，“场”即“复”字之讹，下当有“于”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马持盈：复军：还于军中。（《史记今注·周本纪》）

孙琮：连写武王，字面不觉重复，是文家得头脑处。（《山晓阁史记选·周本纪》）

牛运震：“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云云，至“已乃出复军”，按此皆汲冢书文，太史公采据以作本纪，昔人尝辨之以为当日情事未必然者也，然笔致精峭，写一时光景如画。（《史记评注·周本纪》）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1]。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2]。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3]，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4]，以夹武王[5]。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6]。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左］右毕从[7]。毛叔郑奉明水[8]，卫康叔封布兹[9]，召公奭赞采[10]，师尚父牵牲[11]。尹佚筴祝曰[12]：“殷之末孙季纣[13]，殄废先王明德[14]，侮蔑神祇不祀[15]，昏暴商邑百姓[16]，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17]。”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18]，革殷[19]，受天明命[20]。”武王又再拜稽首[21]，乃出[22]。

[1]【汇注】

解惠全：社：祭祀土神的地方。（《全译史记·周本纪》）

[2]【汇校】

陆伯焜：“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汲冢周书》作“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引自《史记考证·周本纪》）

【汇注】

裴骃：蔡邕《独断》曰：“前驱有九旒云罕。”《东京赋》曰：“云罕九旒。”薛综曰：“旒，旗名。”（《史记集解》）

陈蒲清：罕旗：即云罕旗。旗上有九条飘带。古代作为仪仗队的前驱。（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赵生群：旒旗名，疑当作“旌旗名”。按：《文选·东京赋》“云罕九斿”薛综注：“云罕，旌旗之别名也。九斿亦旗名也。”《后汉书·志》第二十九《舆服志》上“前驱有九斿云罕”刘昭注：“《东京赋》曰：‘云罕龙斿。’薛综回：‘旌旗名’。”绍兴本作“旍旗名”，“旍”同“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

[3]【汇校】

梁玉绳：“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按：《周书》作“叔振奏拜假又陈常车”，此脱“拜假”二字。（《史记志疑·周本纪》）

张文虎：“叔振铎奉陈常车”，按：《克殷解》云“叔振铎奏拜假又陈常车”，此“奉”字疑作“奏”。奏，进也，见《廉蔺传》。《杂志》云孔晁训为行，非。（《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张家英：《逸周书·克殷》：“叔振奏拜假，又陈常车，周公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王）。”孔晁注：“常车，威仪车也。”《尚书·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笃忠贞，服劳王家，厥有成绩，纪于太常。”孔安国《传》：“王之旌旗，画日月曰太常。”《释名·释兵》：“九旗之名，日月为常，画日月于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据此，则所谓“常车”，是指一种载有“太常”旗帜的车。这种旗帜上画有日月的形象，是象征着王的地位及其威严的。（《〈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周本纪》）

[4]【汇校】

梁玉绳：“毕公把小钺”，按：毕公乃召公之误，《周书》及《鲁世家》是召公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张文虎：《志疑》云“毕公”误，《周书》及《鲁世家》是“召公”。（《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郭嵩焘：毕公把小钺：按汲冢《周书》及《鲁世家》并作“召公把小钺”。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毕、原、酆、郇，文之昭也”，是毕公为武王异母弟。成王顾命，毕公始见于传，此时尚未有毕公之名也。（《史记札记·周本纪》）

李景星：“毕公把小钺”，按“毕公”乃“召公”之误，《周书》及《鲁世家》皆作“召公”。（《史记评议·周本纪》）

[5]【汇注】

解惠全：夹：在左右侍卫。（《全译史记·周本纪》）

[6]【汇注】

吴见思：一段，是外边卤簿辅卫。（《史记论文·周本纪》）

【汇评】

蒋廷锡：按《帝王世纪》商容与殷民观周师之入，见毕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视其为人，严乎，将有急色。君子临事而惧。”见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视其为人，虎踞而鹰趾，当敌将众，威怒自信，见利即前，不顾其后。故君子临众，果于进退。”见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视其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贼，是非天子，则周之相国也。故圣人临众不恶而严，是以知之。”见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圣人为海内讨恶，见恶不怒，见善不喜，颜色相副，是以知之。”（《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一〇《周·武王本纪》）

[7]【汇校】

梁玉绳：“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按：《周书》云“王入，即位于社大卒之左，群臣毕从”，此误增“右”字，脱“群臣”字。或云，但“之”字下脱一“左”字耳。（《史记志疑·周本纪》）

【汇注】

张家英：《国语·楚语上》韦昭注：“大卒，王士卒也。”“卒”在古代系指步兵而言，“大卒”之“大”，是对王的褒称。所谓“王士卒”，是指王的直属武装或者警卫武装。在上古时代，一个国家的常规武装，其人数是很有限的。……窃以为所谓“大卒”，主要指此“虎贲”而言。而在《逸周书》中，此“大卒”正是作“虎贲戎车”的。（《〈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周本纪》）

[8]【汇注】

裴骃：《周礼》曰：“司烜氏以鉴取明水于月。”郑玄曰：“鉴，镜属也。取月之水，欲得阴阳之絜气。陈明水以为玄酒。”（《史记集解》）

司马贞：明，明水也。旧本皆无“水”字，今本有“水”字者多，亦是也。若惟云“奉明”，其义未见，不知“奉明”何物也。烜音毁。（《史记索隐》）

梁玉绳：“毛叔郑”，按：此与《周书》并云毛叔名郑。《四八目》作“毛叔圉”，未知孰是。至杜注定四年《左传》作“毛叔聃”，则误也。明陆粲《左传附注》曰“聃季是毛叔弟，何容乃取兄名为封国之号，斯必不然”。（《史记志疑·周本纪》）

马持盈：明水：清洁之水，用以为玄酒，以奉祭祀。月夜之时，用镜取所得之水，谓之明水。（《史记今注·周本纪》）

[9]【汇注】

裴骃：徐广曰：“兹者，籍席之名。诸侯病曰‘负兹’。”（《史记集解》）

司马贞：兹，一作“苙”，公明草也。言“兹”，举成器，言“苙”，见絜草也。（《史记索隐》）

李笠：按《尔雅·释器》，蓐谓之兹。徐说是也。（《史记订补》卷一《周本纪》）

马持盈：布兹：布者，铺也。兹者，席也。即铺席之谓也。（《史记今注·周本纪》）

[10]【汇注】

张守节：赞，佐也。采，币也。（《史记正义》）

李笠：按《尔雅·释诂》采，事也。《尚书·皋陶谟》载采采，《夏本纪》作“始事事”。此“赞采”者，亦谓赞事也。张说非（《礼记注疏》三十九《乐礼》疏引作“召公奭责兵”）。（《史记订补》卷一《周本纪》）

【汇注】

马持盈：赞采：赞：进也。采：币也，谓进币物也。（《史记今注·周本纪》）

张大可：赞采：奉献五色的彩帛。（《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

[11]【汇注】

李笠：按《乐记》疏引“牵”作“率”。（《史记订补》卷一《周本纪》）

[12]【汇注】

张守节：尹佚读筴书祝文以祭社也。（《史记正义》）

张大可：筴祝：读策书祝文祭告土地之神。（《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

[13]【汇注】

张守节：《周书》作“末孙受德”。受德，纣字也。（《史记正义》）

[14]【汇注】

陈蒲清：殄废：抛弃干净。（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5]【汇注】

陈蒲清：神祇：泛指神鬼。祇，地神。（引自王利器主编《全译史记·周本纪》）

[16]【汇注】

解惠全：暴：欺凌。（《全译史记·周本纪》）

[17]【汇注】

马持盈：章显：章，同“彰”。言其罪恶彰明显著，上天都听到了。（《史记今注·周本纪》）

[18]【汇校】

李笠：更、受，古字通用。（《史记订补》卷一《周本纪》）

张家英：“膺”有“受”义。《尚书·毕命》：“予小子永膺多福。”孔氏《传》：“我小子亦长受其多福。”《文选》班固《东都赋》：“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李善注：“膺，犹受也。”（《〈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周本纪》）

又：“受”亦可作“更”。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谓“游、王、柯、凌本‘膺更’下注‘监本作受’四字”，即其一例。又云：“‘更’古‘明’，每与‘受’相混。”又，《夏本纪》中有：“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集解》引徐广曰：“受，一作‘更’。”（同上）

又：“膺更”，《尚书大传》作“膺受”。“膺受”之义同于“承受”。《尚书·君陈》：“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孔氏《传》：“惟我一人亦当受其多福，无凶危。”（同上）

【汇注】

张文虎：“膺更大命革殷”：游、王、柯、凌本“膺更”下注“监本作受”四字，盖校者所加，今删。按：此文亦本《克殷解》。《文选》王元长《曲水诗注序》引《周书》云“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与《史》同。今本《逸周书》失此十字，而其注犹存。“更”古作“明”，每与“受”相混。（《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19]【汇注】

章衡：武王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为左右。九年，观兵至于盟津，十一年一月戊午伐纣，遂战于牧野，革商受命，天下号曰周，都镐京。（《编年通载》卷一《周》）

赵生群：膺受大命，“受”原作“更”，耿本、黄本、鼓本、柯本、凌本、殿本“膺更”下皆注曰：“监本作‘受’。”今据改。张文虎《札记》卷一：“按：此文亦本《克殷解》。《文选》王元长《曲水诗注序》引《周书》云：“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与《史》同。今本《逸周书》失此十字，而其注犹存。‘更’古作‘夏’，每与‘受’相混。”（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

[20]【汇校】

郭嵩焘：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札记》云：“《游》《王》《柯》《凌本》‘膺更’下注‘《监本》作受’四字。《文选》王元长《曲水诗》《注》引《周书》云‘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与《史》同，今本《逸周书》失此十字。”（《史记札记·周本纪》）

[21]【汇注】

吴汝纶：此读祝未终，武王拜稽。而祝读前词曰“膺更大命”云云者，仍祝词也。至祝词既终，武王又拜稽也。（《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周本纪》）

【汇评】

牛运震：“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按此用夹叙法，甚奇。（《史记评注·周本纪》）

[22]【汇注】

吴见思：拜、稽作两层写，读祝至“上帝”句，武王拜稽，又读完，武王又拜稽也，是夹序法。（《史记论文·周本纪》）

梁玉绳：“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附按：此史佚祝辞，《周书》无之，但云“周公再拜稽首乃出”。《吹景集》曰：“史佚祝王，何缘周公再拜。若周公出，召公、尚父当皆出矣，何独书周公出耶？盖《书》误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汇评】

孙琮：诸侯，商人稽首武王，武王稽首天命，见天命由于人心，总前作结。（《山晓阁史记选·周本纪》）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1]。武王为殷初定未集[2]，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3]。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4]；命毕公释百姓之囚[5]，表商容之闾[6]；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7]，发钜桥之粟[8]，以振贫弱萌隶[9]；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10]；命闳夭封比干之墓[11]；命宗祝享祠于军[12]。乃罢兵西归[13]。行狩[14]，记政事，作《武成》[15]。封诸侯，班赐宗彝[16]，作《分殷之器物》[17]。武王追思先圣王[18]，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19]，黄帝之后于祝[20]，帝尧之后于蓟[21]，帝舜之后于陈[22]，大禹之后于杞[23]。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24]。封尚父于营丘[25]，曰齐[26]；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27]；封召公奭于燕[28]；封弟叔鲜于管[29]；弟叔度于蔡[30]。余各以次受封[31]。

[1]【汇注】

凌稚隆：按《尚书大传》云：商民曰王之于人也，死者犹封其墓，况其生者乎？王之于贤也，亡者犹表其庐，况其存者乎？王之于财也，聚者犹散之，况其复籍之乎？（《史记评林·周本纪》）

徐文靖：按《周书·克殷解》：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史记·卫世家》：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此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白虎通》曰：《春秋》讥二名，何？所以讥者，乃谓其无常者也，若乍为名，禄父元言武庚。（《竹书纪年统笺》卷七《立受子禄父是为武庚》）

【汇评】

苏轼：殷有天下六百年，贤圣之君六七作，纣虽无道，其故家遗俗未尽灭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诛其君，夷其社稷，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岂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圣人也。”（《苏文忠公全集·东坡后集·武王论》）

[2]【汇注】

马持盈：初定未集：初次平定，尚未和聚。（《史记今注·周本纪》）

王恢：《管蔡世家》：“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卫世家》复重之曰：“令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盖周方克殷，而殷之“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孟子语）殷之“顽民”，自多故国之思，未洽新朝之化，故区其国为三而怀柔之，“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汉志》）当然，管叔、蔡叔之“傅相”，更负有监视防范双重任务。《尚书大传》乃误解“使管叔、蔡叔监禄父”，“禄父及三监叛”。于是郑玄不数武庚而数霍叔。后人从其谬说，乃以管、蔡、霍为三监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三监以殷叛》）

【汇评】

王恢：武王克殷，史云“初定未集”，盖未能将殷人在东方深厚的势力彻底消灭，乃采怀柔政策，封纣子禄父以殷之余民，而使管、蔡相以治之。已而释箕子、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封比干之墓，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可见安抚怀柔之至意。（《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怀柔与褒封》）

又：周之继绝存亡，治乱持危，对胜国之敬慎戒惧，可从《荡》之诗，《书·召诰》召公称“大国殷”，《多士》周公自称“我小国”，《大诰》成王称“小邦周”及《康诰》《酒诰》《梓材》等篇见之。苏轼《书传·多士》有曰：“《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八篇，虽所诰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读《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读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难也。《多方》所诰，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纷纷焉不心服者，非独殷人也。予乃今知汤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之中，归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虽以武王、周公之圣，相继抚之，而莫能御也。……使无周公，则亦殆矣。”（同上）

[3]【汇注】

张守节：《地理志》云河内，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邶、鄘、卫是。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帝王世纪》云：“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鄘，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是为三监。”按：二说各异，未详也。（《史记正义》）

朱鹤龄：郑氏《诗谱》云：武王封纣子武庚为殷后，乃三分其国，置二监，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为之鄘，东谓之卫。三监导武庚叛，成王讨之，更于此建诸侯，以殷遗民封康叔于卫，使为之长。子孙稍并彼二国混而名之。按邶、鄘始封不详，以事理揆之，二国盖不与卫同封也。武王既克殷，其封武庚必以大国，又虑武庚不靖，乃使三叔为之监。监者，监而治之，盖以殷之畿内渐纣化日久，未可建国，且使三人为之监领，如王制使大夫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之类，非所封也。封国则管、蔡、霍是已。管即今管城，蔡即今上蔡，霍即今霍邑，皆不在殷旧都之内。蔡仲改行率德，周公复邦之蔡，此可证三叔各有所封，邶、鄘、卫非其国明矣。（《愚庵小集》卷一二《邶鄘卫三国辨》）

［日］泷川资言：崔述曰：《春秋传》云“管、蔡启商，惎间王室，王于是乎杀管叔而放蔡叔。”又云“管、蔡为戮，周公右王”，无有一言及霍叔者。《史记·殷周本纪》，亦但言管、蔡，不言霍叔，皆与《左传》合。《管蔡世家》称“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下云“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称封叔鲜、叔度，于霍则不言，是然则霍叔未尝监殷明矣。《尚书·大传》《汉书·地理志》所云亦皆与《左传》《史记》说同，不言霍叔。由是言之，以殷畔者，止管、蔡二叔，而无霍叔，故《左传》云“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不称三叔也。至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始称“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伪尚书》缘此，采《左传》语而增之，遂有“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粼，以车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齿”之文。无稽之说，不足据也。陈启源曰：殷既三分，三叔当分治，《汉志》既言管蔡卫鄘，则霍叔邶，不言可知，又与武庚同国，故略而弗著，非谓武庚亦一监也。盖二叔监之于外，以戢其羽翼，霍叔监之于内，以定其腹心，当日制殷方略想当如此。愚按：《书·金縢篇》云“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既言“群弟”，其非蔡叔一人可知。《书序》《汉志》《大传》有“三监”之语，《逸周书·作雒解》云“武王克殷，乃立五子禄父俾守殷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据此，则言霍叔监殷者不始于皇甫谧，《正义》后说近是。（《史记会注考证》卷四）

编者按：西周大规模地分封有两次，一次是周武王灭商后的分封；另一次是成王、周公东征以后的分封。武王灭商以后的分封，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追封先代圣王之后，二是“封功臣谋士”。

《史记·周本纪》说武王灭商以后，“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又封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以“殷之余民”。《史记·吴太伯世家》说：“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

《史记·周本纪》说：“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晁福林指出：“大致而言，武王时期的‘分封’，只是夏商时代以来传统的分封现象的继续；周公东征以后大规模的封邦建国才是周代分封制的真正开始。”（晁福林：《试论西周分封制的若干问题》，《西周史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此说正确，武王追封先代圣王之后，只是追封而已，给个名份罢了；武王“封功臣谋士”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周分封制，是在王畿以内为功臣谋士封“采邑”。周公的采邑在今陕西岐山县周公庙；召公的采邑在今陕西岐山县刘家原村；姜太公的采邑在今陕西周至县城与眉县青化镇之间。武王“封功臣谋士”，不同于周公东征平叛以后在新占领的土地上和王畿以外的土地上分封诸侯，齐、鲁、燕等都是周公东征后成王所分封（详见尹盛平：《西周史征》第二章第一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4]【汇校】

裴骃：徐广曰：“释，一作‘原’。”（《史记集解》）

【汇注】

高诱：箕子，纣之庶兄。《论语》云：箕子为之奴。武王伐纣，赦其囚，执问以《洪范》，封之于朝鲜也。（《淮南子注·主术训》）

徐文靖：《笺》按：《泰誓》曰：囚奴正士。《孔传》曰：箕子正谏，而以为囚奴。《世纪》曰：武王命召公释箕子之囚。赐贝千朋。又按《书·叙》：武王胜殷，杀纣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司马彪注《庄子》曰：箕子名胥余，《汉官仪》曰：纣时胥余为太师。又按庾信《周齐王宪神道碑》：囚箕子于塞库。据《纪年附注》，塞库纣祖文丁囚季历处，纣因以囚箕子耳。（《竹书纪年统笺》）

梁玉绳：箕子始见《明·明夷》《书·武成》《洪范》。箕又作萁，箕，国名。子，爵。纣之诸父，名胥余，为纣太师，微子称曰父师，亦曰箕伯，亦曰箕仁，武王封之朝鲜，葬梁国蒙县北亳城西，宋徽宗大观三年追封辽东公，元封仁献公。（《汉书人表考》卷二《箕子》）

【汇评】

柳宗元：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并命，诚仁矣，无益吾祀，故不为。委身以存祀，诚仁矣，与亡吾国，故不忍。且是二道，有仁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与之俯仰。晦是谟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难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为圣师。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故在《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法授圣也。及封朝鲜，推道训俗，惟德无陋，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聚于厥躬，天地变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欤？（《河东先生集·箕子碑》）

[5]【汇注】

陈士元：《姓书》云：毕公，文王少子。《魏世家》云：武王伐纣，而高封于毕。其苗裔曰毕万，乃魏之祖也。杜预氏云：毕在长安县西北，《括地志》云：毕原在雍州万年县西南。《周本纪》云：武王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路史》云：周公薨，毕公高入职焉。盖高食采于毕，入为天子公卿也。《毕命篇》云：命毕公保厘东郊。又云：以周公之事往哉！又称为父师，是毕公代周公父师之职，治陕以东之郊也。（引自《湖海楼丛书·论语类考》卷七《乱臣十人》）

[6]【汇注】

高诱：商容，殷之贤人，老子师。故表显其里。《穆称篇》又云老子业于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是也。（《淮南子注·主术训》）

邓名世：“商”，出自商王之后，以国为氏。纣时有贤人商容，周武王式其闾。孔子弟子有鲁人商瞿，字子木；泽，字子季。《元和姓纂》曰：“卫鞅封商君，子孙氏焉。”误矣。《左传》，齐大夫商子车、商子游皆为戎御，郑大夫商成公，儆司宫者。唐贞观所定扬州广陵郡四姓，其一曰商。（《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一三《商》）

马维铭：商容，不知何许人也。《书·牧誓》载武王克纣，式其闾。皇甫谧《高士传》以为老子师。容有疾，老子曰：“先生无遗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将语子。过故乡而下车，知之乎？”老子曰：“非谓不忘故耶？”容曰：“过乔木而趋，知之乎？”老子曰：“非谓其敬老耶？”容张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齿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谓其刚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尽矣。”（《史书纂略》卷一《周本纪·商容》）

梁玉绳：商容始见《书·武成》，《礼·乐记》亦曰商先生。（《汉书人表考》卷四《商容》）

梁玉绳：“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附按：《吹景集》云：“《周书》毕公下有卫叔，无表闾事，当依《史记》。”（《史记志疑·周本纪》）

王先谦：商容：殷之贤人，纣所贬退也。（《荀子集解》卷一九《大略篇》注）

[7]【汇校】

张照：“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汲冢周书》作南宫忽。（《钦定史记·周本纪·考证》）

张文虎：“鹿台之财”：《治要》作“钱”，《武成疏》引同。《杂志》云作“财”者，后人依晚出《古文》改。（《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吴汝纶：王校，“财”当为“钱”。（《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周本纪》）

【汇注】

王世贞：鹿台，在直隶浚县西五十里，纣筑以聚财。（引自《通鉴合编》卷二《周纪·武王》）

陈士元：南宫适，亦姓名，即八士之伯适。……《国语》晋胥臣云：文王之即位，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重之以周、召、毕、荣。韦昭注曰：南宫，即南宫适也。（引自《湖海楼丛书·论语类考》卷七《乱臣十人》）

梁玉绳：“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按《人表》“括”作“适”，古字通用，然《周书》作“南宫忽”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编者按：《汉书·古今人表》中南宫括作南宫适。2009年为配合工程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在随州水东岸义地岗墓地群，抢救性地发掘了春秋时代的三座曾国墓葬，编号为：M1、M2、M3。本次发掘所获资料十分重要，尤其是M1出土的曾侯與编钟铭文，为研究曾国的分封提供了重要的证据。1号、2号曾侯與编钟铭文说：

唯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與曰：“伯括上庸，左右文武。达（挞）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纳）土，君此淮夷，临此江（夏）。”

这是曾侯與追述其先祖南宫括辅佐文王、武王灭商，取得天下的功绩，并被分封于淮夷（南淮夷）所在的江汉地区。铭文中的“王”当是成王，南宫括可能是周成王分封诸侯时，分封为汉阳诸姬中曾国的始封君。3号曾侯與编钟铭文说：

唯王十月，吉日庚（？）午，曾侯與曰：“余稷之玄孙。”

由此可知，南宫氏族是姬姓后稷族群中的一个分支，他们与周王室虽为同姓，但是不同宗（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M1（曾侯與墓）、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

曾国是汉阳诸姬中第一个知道其始封君的封国，其他的汉阳诸姬，目前均不知道是什么人的封国，有待地下资料揭晓。南宫氏族除了南宫括为曾国的始封君外，周王室中尚有其分支。康王二十三年的大盂鼎铭文说：

王曰：盂，廼召夹死（尸）司戎，敏谏罚讼，夙夕召我一人（烝）四方。粤我其遹省先王，受（授）民受（授）疆土。易（锡）女（汝）鬯一卣、冂（冕）衣、市（绂）舃、（车）马。易（锡）乃且（祖）南公旂用□。易女邦司四伯，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尸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自厥土。

“南公”是指南宫括，是南宫盂的祖父。大盂鼎铭虽然没有明言封南宫盂为诸侯，但是铭文记载：康王查看了先王授民授疆土的资料后，赏赐南宫盂鬯酒、服饰、车马，并赏赐南公（南宫括）旗帜，还赏赐“邦司四伯”，就是赏赐四个管理官员，及其手下驾驭车马的驭手到庶人等家内奴隶与农业生产奴隶659人。赏赐属于王室的管理官员13名，及其单身奴隶1050人。从康王对南宫盂的赏赐物品，以及“授民授疆土”来看，大盂鼎铭文所记，完全像是分封南宫盂为诸侯，但是铭文中又说，康王册命南宫盂担任周王室的“司戎”之官，就是管军队与战争的官员。所以南宫盂应该是被康王册封为畿内诸侯，也就是采邑主，成为曾国的一个分支。西周金文中有南宫柳（见南宫柳鼎铭文）、南宫乎等王臣，南宫乎钟铭文说：“司土南宫乎作大林协钟，兹钟名曰无斁。……先祖南公、亚祖公仲必父之家。”南宫乎的先祖南公，就是南宫盂的祖父南公，也就是南宫括。南宫柳、南宫乎等应该是南宫盂的后辈。

由于康王册命南宫盂担任“司戎”之职，所以南宫盂成为康、昭时期率军作战的主帅。据康王二十五年的小盂鼎铭文记载，康王晚年，南宫盂曾奉命率军征伐鬼方，前后进行过两次战役，斩获甚众，归来后献俘聝于周庙（文王庙）。昭王时代的钟鼎铭文说：“唯王令（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南宫”是指南宫盂，虎方是昭王伐楚前命南宫盂征伐的方国。虎方有可能是在今安徽一带的南淮夷，但是也有可能与巴方有关。巴人以白虎为图腾崇拜，其国与楚国相邻，在今湖北宜城市一带，昭王伐楚途中巴方是必经之地，欲伐楚国，先要征服巴方。所以昭王在伐楚之前，命南宫盂征伐反叛的虎方。虎方，有可能就是以白虎为图腾崇拜的巴方。

[8]【汇注】

高诱：巨桥，纣仓名也。一说巨鹿漕运之桥。鹿台，纣钱藏府所积也。武王发散以振疲民。（《淮南子注·主术训》）

司马光：纣所积之府仓，皆散发以赈贫民。（《稽古录》卷八《周上·注》）

王世贞：钜桥在卫辉。（引自《通鉴合编》卷二《周纪·武王》）

[9]【汇注】

解惠全：振：同“赈”，赈济、救济。萌隶：指民众。萌，通“氓”，外来的百姓，也泛指老百姓。隶，奴隶。（《全译史记·周本纪》）

[10]【汇校】

张照：“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汲冢周书》作“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注云：三巫，地名）”。（《钦定史记·周本纪·考证》）

吴汝纶：“南宫括”，《周书》作南宫伯达。（《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周本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保”，一作“宝”。（《史记集解》）

王世贞：九鼎，夏禹贡金九牧，铸九鼎以象九州之物，乃三代传国宝也。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成王定之于郏鄏，秦昭王取之。（《通鉴合编》卷二《周纪·武王》）

郝敬：“保玉”，按“宝”“保”，古字通用。（《批点史记琐琐》卷一《周本纪》）

梁玉绳：“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吹景集》云：《周书》“括”作“伯达”，当从《周书》。“展”作“迁”，“保玉”作“三巫”。孔晁注“三巫，地名”，按鼎迁于洛邑，三巫未详。（《史记志疑·周本纪》）

崔述：九鼎之铸，世皆以为禹事；然《传》既不称禹，而禹在位不久，恐亦未暇及此，或启或少康未可知也。（《崔东壁遗书·夏考信录》卷二《九鼎未必禹铸》）

唐兰：周人伐商而得鼎，最早见于《逸周书·克殷解》，《史记·周本纪》也有这段记载，只是“南宫伯达”作“南宫括”，“迁九鼎三巫”作“展九鼎保玉”。徐广注“保一作宝”。看来三巫两字是宝玉两字的形讹。《尚书·汤誓》说：“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俘厥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商汤伐桀时俘宝玉；武王伐纣，当然也不会放过。《世俘解》说：“凡武王俘商，得旧宝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可证。《书序》又说：“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是伐殷之后，武王曾经把从殷王朝掠夺来的青铜彝器作为赏赐之用，但九鼎不在此内，显然是把它们作为重器的。（《关于“夏鼎”》，载《文史》第七辑）

[11]【汇校】

张文虎：“命闳夭封比干之墓”：《武成疏》引句在“表商容”下，疑今本错。（《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高诱：比干，纣诸父也，谏纣之非，纣杀之，故武王封崇其墓以旌仁也。（《淮南子注·主术训》）

张守节：封，谓益其土及画疆界。《括地志》云：“比干墓在卫州汲县北十里二百五十步。”（《史记正义》）

王世贞：比干墓在卫辉府城北三十里，即武王所封者，有石题“殷太师比干之墓”。（引自《纲鉴合编》卷二《周纪·武王》）

梁玉绳：比干始见《书·武成》《论语》，纣诸父，以四月四日生，为少师，亦曰王子比干，亦曰干叔。谏纣，剖心而死。葬朝歌县南牧野，在汲县北十里，武王封其墓，唐贞观十九年赠太师，谥忠烈，元封仁显忠烈公。（《汉书人表考》卷二《比干》）

解惠全：封：聚土筑坟。此处指在墓上添土。（《全译史记·周本纪》）

【汇评】

王若虚：孟子对齐宣：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而说者疑焉。予以为警时君之语耳。（《滹南遗老集》卷八《孟子辨惑》）

[12]【汇注】

陈蒲清：宗祝：管祭祀的官名。享祠：祭祀鬼神，当指祭奠阵亡将士。（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3]【汇注】

吴见思：多少“命”字，层虚句写。自“陈师牧野”至此，本汲冢书。（《史记论文·周本纪》）

编者按：《逸周书》卷四《克殷解》曰：“尹逸策曰：‘殷末孙受德，述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昊天上帝。’武王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卫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宫忽散鹿台之财，巨桥之粟。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于三巫（地名）。乃命闳夭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祝崇宾饷祷之于军。乃班。”与《史记·周本纪》在内容上略有出入。

【汇评】

刘安：武王伐纣，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钱，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朝成汤之庙，解箕子之囚，使各处宅其宅，田其田，无故无新，惟贤是亲，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志大也。（《淮南子·主术训》）

王世贞：微子、胶鬲皆委质为臣。殷人咸喜曰：“王之于人也，死犹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于仁贤也，亡者犹表其闾，况存者乎？王之于财也，聚者犹散之，况肯复籍乎？”（引自《纲鉴合编》卷二《周纪·武王》）

姚允明：还丰，诸侯大会，告《武成》，示之崇文德也。（《史书》卷一《周》）

[14]【汇注】

梁玉绳：“行狩”，附按：《书·序》作“归兽”，与《史》异。盖“狩”为古“兽”字，非讹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吴汝纶：梁云：《书·序》作“归兽”。“狩”，古“兽”字。（《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周本纪》）

[15]【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武功成也。”（《史记集解》）

马持盈：作《武成》：记武功之成就。《古文尚书》有《武成篇》，《今文尚书》无。（《史记今注·周本纪》）

[16]【汇注】

陈蒲清：班：同“颁”，分。宗彝：宗庙祭祀用的宝器。（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7]【汇校】

张文虎：“作《分殷之器物》”，此句文不成义，疑本云：分殷之器物，作《分器》。《分器》，《书》篇，《集解》引郑《注》可证。（《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郭嵩焘：“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札记》云：“疑本云：分殷之器物，作《分器》，《分器》，《书》篇，《集解》引郑《注》可证。”按“作”字当在“分殷之器物”句下，又脱“分器”二字。（《史记札记·周本纪》）

【汇注】

裴骃：郑玄云：“宗彝，宗庙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史记集解》）

王若虚：《书·序》云：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分器》自是篇名，而《周纪》乃云作《分殷之器物》，失其名矣。（《滹南遗老集》卷九《史记辨惑》）

马骕：《书·序》：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绎史》卷二一《周建诸侯》）

梁玉绳：“作《分殷之器物》”，《滹南集·辨惑》曰：“《书序》作《分器》，是篇名，失其名矣。”（《史记志疑·周本纪》）

陈蒲清：《分殷之器物》：根据《尚书·分器序》，“殷之”“物”三字当为衍文。《分器》，已亡佚。（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张大可：《分殷之器物》，即《逸周书》中的《分器篇》。（《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

[18]【汇注】

杜佑：周武王追尊王太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原注：卢植曰：太王，王季之父也。美大，故号之。王季，文王之父也。太王实始翦商，王季绥和，文王怀保，王业所兴，故追王也。三妣亦同尊其号），所以追之，不以卑临尊也（原注：不用诸侯之号临天子也。追王太王、王季以下者，以王迹之所由也。文王称王早矣，于殷犹为诸侯，于是著焉）。（《通典》卷七二《天子追尊祖考妣》）

[19]【汇注】

裴骃：《地理志》弘农陕县有焦城，故焦国也。（《史记集解》）

王恢：焦：《汉志》弘农郡陕县：“有焦城，故焦国也。”《河水注》：“武王以封神农之后于此。”《正义》从之，误也。《左》襄二十九年：“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周封异姓，无过成周西者。《汇纂》“周封神农之后于焦，后改为谯”是也。即今安徽亳县，与相传神农氏生于厉乡连境。（《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褒封圣王之后》）

[20]【汇注】

张守节：《左传》云：“祝其，实夹谷。”杜预云：“夹谷即祝其也。”服虔云：“东海郡祝其县也。”（《史记正义》）

王恢：祝：应即祝融之虚，亦即有熊之虚，黄帝之所都也。《郑语》：郐，祝融后。子男之国，虢郐为大。韦《解》：“陆终第四子曰求言，为妘姓，封于郐。”王肃曰：“武王封之于济、洛、河、颍之间，为桧子。”《诗·桧风》毛《谱》：“桧者，祝融之墟。祝融氏名黎，其后妘姓处其地。”郐城，《元和志》（八）在新郑东北三十二里。《清统志》（一八七）说在密县东北五十里。《汇纂》说在山东长清县丰齐镇北祝柯城；《正义》引服虔、杜预说在江苏赣榆县之祝其，无非以“祝”字而臆度之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褒封圣王之后》）

[21]【汇校】

陆伯焜：“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乐记》：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与此异。（引自《史记考证·周本纪》）

【汇注】

王符：（炎帝）后嗣庆都与龙合婚，生伊尧，代高辛氏，其眉八彩，世号唐。作乐《大章》，始禅位，武王克殷，而封其后于铸。（《潜夫论·五德志》）

裴骃：《地理志》燕国有蓟县。（《史记集解》）

吴汝纶：梁云《吕览·慎大篇》，封黄帝之后于铸，尧之后于黎。祝、铸同音，字亦得通。《乐记注》，祝或为铸。《淮南子·俶真训》“冶工铸器”，注云：铸读作祝。黎与蓟音相近。（《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周本纪》）

王恢：蓟：《汉志》：“广阳国蓟，故燕国，召公所封。”班氏直以蓟为召公封国，《漯水注》承其误，而略其本封于无终之燕山，其后并蓟而徙居之也。《清统志》（二）《京师古迹》：“《长安客话》：今都城德胜门外有土城关，相传古蓟门遗址，亦曰蓟邱（按今白云观西琴台）。旧有楼馆，并废。但门存二土阜，旁多林木，蓊郁苍翠，燕京八景，有‘蓟门烟树’，即此。”又（八）《顺天府古迹》：“蓟县故城在大兴西南。《史记》周武王克商，封召公奭于北燕，即此。……按《礼记·乐记》，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陆德明《释文》，今蓟县即燕国都。孔安国、司马迁及郑康成皆以蓟、燕为一；而召公即黄帝之后，班固《汉志》亦谓召公封此。或又谓成王时黄帝后封蓟者已绝，故更封召公于蓟为燕，其说与《史记》封帝尧之后，及封功臣召公之文皆不合。张守节《史记正义》，召公始封，盖在北平无终县，以燕山为名，后渐强盛，乃并蓟徙居之，其说是也。又按《明统志》，旧燕城在府西南，辽金故都也。”按《清统志》说本顾氏《日知录》。顾氏并云：“《唐书·地理志》，幽州范阳郡治蓟。开元十八年析置蓟州渔阳郡，治渔阳。及辽改蓟为析津县，因此蓟之名遂没于此而存于彼。今人乃以渔阳为蓟，而忘其本矣。”《正义》引《括地志》：“燕山在渔阳县东南六十里。徐才宗《国都记》云：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张守节曰：“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今蓟县，古燕国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褒封圣王之后》）

[22]【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陈州宛丘县在陈城中，即古陈国也。帝舜后遏父为周武王陶正，武王赖其器用，封其子妫满于陈，都宛丘之侧。”（《史记正义》）

王恢：陈，《汉志》：“淮阳国陈，故国，舜后胡公所封，为楚所灭。”《括地志》：“宛丘县，即古陈国。帝舜后遏父为周武王陶丘，武王赖其器用，封其子妫满于陈，都宛丘之侧。”即今河南淮阳县治。秦昭王二十九年，取郢，楚襄王东北保陈城。始皇二十三年，王翦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即此。（《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褒封圣王之后》）

马骕：舜之后，周武王封之陈，至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绎史》卷二一《周建诸侯》）

[23]【汇注】

司马迁：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楚惠王之四十四年，灭杞。（《史记·陈杞世家》）

又：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楚惠王灭陈。（同上）

张守节：《括地志》云：“汴州雍丘县，古杞国。《地理志》云古杞国理此城。周武王封禹后为杞，号东楼公，二十一代为楚所灭。”（《史记正义》）

杜佑：周武王克商，而封夏后于杞，殷后于宋，皆爵公。封舜后于陈，爵侯，以备三恪（原注：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后，又封舜后，谓之三恪。恪，敬也。义取王之所敬也。并二王后，为三国。其后转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通典》卷七四《三恪二王后》）

梁玉绳：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按：《乐记·疏》云“未及下车者，言速封诸侯。二代之后其礼大，故待下车而封之。《周本纪》武王追思先圣乃封，与未及下车义反，当以《礼记》为正”。但余考《乐记》，蓟为黄帝后，祝为帝尧后，《韩诗外传》三同。《潜夫论·五德志》亦言武王封尧胄于铸，而《史记》祝、蓟二国互易，岂以尧祖黄帝，可通言之欤？亦当依《乐记》为是。《吕览·慎大》云“武王封黄帝之后于铸，封帝尧之后于黎”，《史》盖仍其误。而黎与蓟以音近致伪，曰祝曰铸，其地不殊。古铸、祝同音，字亦得通，故康成注《乐记》云“祝或为‘铸’”。又高诱注《淮南·俶真训》“冶工铸器”云，“铸读作祝”。《续郡国志》济北蛇邱有铸乡城，梁刘昭注云“武王未及下车封尧后于铸”。张守节以为东海祝其县，非也。《路史·国名纪》云“铸侯爵，祝也”。今兖之龚邱治古蛇丘至杞国，非武王始封之，说在《夏纪》矣。（《史记志疑·周本纪》）

崔述：《乐记》云：武王克商，未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帝尧之后于祝，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吕氏春秋》云：“武王胜殷，未下车，命封黄帝之后于铸，帝尧之后于黎，帝舜之后于陈；下车命封夏后氏之后于杞，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余按：此二书所载，与《史记》国名互异，古书散佚，不可考矣。惟所云“未下车而封”者，于事理殊未允。古者王畿之外，莫非侯国，灭一国始封一国，今武王始克殷王城，安所取地而封之！封国，大典也，当先寻求其后，然后备礼而命之于庙中，又岂车中所能为者！而宋之封在成王世，尤不得属之克殷日也。（《丰镐考信别录》卷二《辨未下车而封国之说》）

【汇评】

苏轼：昔武王既克商，散财发粟，使天下知其不贪，礼下贤俊，使天下知其不骄，封先圣之后，使天下知其仁，诛飞廉、恶来，使天下知其义，如此，则其教化天下之实，固已立矣。天下耸然皆有忠信廉耻之心，然后文之以礼乐，教之以学校，观之以射飨，而谨之以冠婚丧祭，民是以目击而心喻，安行而自得也。（《苏轼文集》卷八《策别安万民一》）

[24]【汇注】

解惠全：首封：在分封的各诸侯王之中，位次第一。（《全译史记·周本纪》）

[25]【汇注】

陈蒲清：营丘：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西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6]【汇注】

裴骃：《尔雅》曰：“水出其前而左曰营丘。”郭璞曰：“今齐之营丘，淄水过其南及东。”（《史记集解》）

张守节：《水经注》今临菑城中有丘云。青州临淄县古营丘之地，吕望所封齐之都也。营丘在县北百步外城中。《舆地志》云秦立为县，城临淄水故曰临淄也。（《史记正义》）

马持盈：山东临淄县古营丘之地，吕望所封于齐之都也。（《史记今注·周本纪》）

王恢：《汉志》齐郡临淄：“师尚父所封。”临淄，山东今县。《齐世家》略谓“太公望吕尚，其先祖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吕尚之封，《国语·周语》“齐、许、申、吕由太姜”的外戚关系。《左》成七年，申公巫臣曰：“此申、吕之国也。”《郑语》：“当成周者，南有申、吕。申、吕方强。”《清水注》，申在宛城东，吕在宛城西。申在今河南南阳县北二十里，吕在县西三十里董吕村。齐太公始封是否于吕？仍不能无疑。如傅氏所云：“吕既东迁而为齐，吕之故地犹为列国，其后且有称王者。其世系是否出之太公望，则不可知，其为诸侯则信矣。”……傅氏之结论曰：“雒邑之形势，至今日犹有足多者。在当年实为形胜之要地，周人据之以控南方东方之诸侯也。齐、燕、鲁初封于此，以为周翰，亦固其所。循周初封建之疆，南不逾于陈、蔡，毛郑所谓文王化行江汉者，全非事实，开南国者召伯虎也。东方者，殷商之旧，人文必高，而物质必丰，平定固难。若平定之后，佐命大臣愿赐土于其地，以资殷富，亦理之常。夫封邑迁移，旧号不改，在周先例甚多，郑其著者。鲁、燕移封，不失旧号。吕以新就大国，定宅济水，乃用新号。”（《史记本纪·周本纪·封宗室功臣》）

编者按：齐、鲁、燕分别是太公姜尚、周公旦、召公奭长子的封国，均为成王所封。武王并没有分封师尚父、周公旦、召公奭为诸侯，而是留他们在王室为官，其爵位为公，所以称其为太公、周公、召公。三人在王畿内都封有采邑，周、召二公的采邑在周原，在今岐山县境内。太公的采邑在镐京以西，即今周至县城关镇、竹峪乡、眉县青化镇一带。周至竹峪乡下车峪出土一件太师簋，其铭曰：“太师作孟姜毁。”城关镇出土一件王簋，其铭曰：“王作姜氏尊毁。”刘启益推定“姜氏”是厉王妃（《西周金文中所见的周王后妃》，《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师尚父官为太师，其后世“世胙大师”（见《左传》襄公十四年），也就是世袭为太师，所以西周晚期为“孟姜”作器的“太师”必为太公的后代。“孟姜”与“姜氏”是同一个人。据《史记·周本纪》，厉王妃曰申姜，“孟姜”，也就是“姜氏”为厉王妃申姜无疑。眉县青化镇出土一件王鼎，时代为西周中期穆王世，其铭曰：“王作仲姜宝鼎。”金文中穆王妃曰“王俎姜”，“仲”与“俎”同音，“王仲姜”即“王俎姜”。穆王、厉王均与申通婚，穆王妃也应称其为申姜。申的初封地在今周至县城关镇至眉县青化镇一带，原为师尚父的采邑，西周宣王时改封申伯到河南省南阳北，是为申国，列为诸侯（见《诗·大雅·崧高》）。

现在看来，武王封师尚父、封周公旦、封召公奭，不是封齐、封鲁、封燕，而是在畿内封采邑，曰申、曰周、曰召。武王只追封了一些先王之后，其中包括追封太伯、仲雍之后周章为虞侯，并没有分封诸侯。周初分封的诸侯，都是在周公、召公平定了东方之乱后，由成王所封，有些则是康王将内服王臣改封的，所以《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关于周初分封诸侯，《左传》定公四年、僖公二十四年，《汉书·王莽传》都说得很明白，加之有西周金文资料证明无须多辩。

齐国是师尚父长子吕伋的封国，不是吕尚的封地，但是齐国尊太公为祖，其分封也因太公有功。关于齐国的分封，清代学者崔述早已指出：“太公至成王时犹在王室，是太公未尝亲就国也，安有夜衣而行之事乎！此文绝类战国策士之言，盖其所假托。”（《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7]【汇注】

裴骃：应劭曰：“曲阜在鲁城中，委曲长七八里。”（《史记集解》）

张守节：《帝王世纪》云：“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颛顼始都穷桑，徙商丘。”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又为大庭氏之故国，又是商奄之地。皇甫谧云：“黄帝生于寿丘，在鲁城东门之北。居轩辕之丘，《山海经》云‘此地穷桑之际，西射之南’是也。”《括地志》云：“兖州曲阜县外城即周公旦子伯禽所筑古鲁城也。”（《史记正义》）

王恢：鲁，傅斯年《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谓“三国初封皆在成周东南，鲁之至曲阜，燕之至蓟丘，齐之至营丘，皆后来事”。此说今为史家所认同。傅氏据《鲁颂·宫》：“嘉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此叙鲁之始封，其下乃云：“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此则初命伯禽于鲁，继命鲁侯于东，文义显然。如无迁移之事，何劳重复其辞？又：“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谓许为鲁附庸；成周东邻周公之宇，本在今河南鲁山县，后迁山东之曲阜。曲阜，本奄国，成王残奄以封伯禽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封宗室功臣》）

编者按：成王时代的方鼎铭文曰：惟周公弙（于）征伐东尸（夷）、丰伯、尃（蒲）古（姑），咸。公归，（获）弙（于）周庙。

唐兰说：“《汉书·地理志》说：‘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与此铭正合。前人误信《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克殷后，‘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因而解释《书序》‘迁其君于薄姑’，为把奄君迁至齐地，并说《汉书·地理志》是错了。不知《史记》这一段所封齐、鲁、燕三国都是错的。武王还没有践奄，如何能封周公于鲁，武王根本没有讨伐到殷以北，如何能封召公于燕。这三国实际上都是周公东征以后才封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唐兰此说甚是。《诗·鲁颂·宫》云：“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这是周成王封鲁时对周公说的话，证明鲁国为成王分封的。

[28]【汇注】

张守节：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燕，观其文稍似重也。《水经注》云蓟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取名焉。《括地志》云：“燕山在幽州渔阳县东南六十里。《宗国都城记》云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按：周封以五等之爵，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今幽州蓟县，古燕国也。（《史记正义》）

马持盈：《括地志》谓：“燕山在幽州渔阳县东南六十里。”即今河北蓟县之地。（《史记今注·周本纪》）

王恢：燕，《汉志》广阳国蓟：“故燕国，召公所封。”蓟，今北平，乃后徙。傅氏（斯年）谓“‘燕’字今经典皆作燕翼之燕，而金文则皆作‘郾’，历春秋战国初无二字。经典作燕者，汉人传写之误也，今河南之郾城，实括汉郾、召陵二县境。曰郾曰召，不为孤证，其为召公初封之燕无疑也。”陈槃《春秋大事表撰异》补其师说曰：“北燕之始国当在郾城，后乃徙玉田县之燕山。山系以燕者，因燕国移殖而得名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封宗室功臣》）

编者按：考古发掘证实，燕国都城在北京市琉璃河。琉璃河1193号西周大墓出土的克罍、克盉铭文曰：

王曰：太保，惟乃明（盟）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命克侯于匽（燕），旆（事）羌、马、皻、雩、驭、微。克窋匽（燕），入（纳）土眔（逮）厥又（有）眜（司）。用作宝彝。

“太保”是召公奭的官名。“明”即“盟”，是指盟誓。“鬯”是指鬯祭，是指用黑黍米酿造的酒进行祭祀。“享于乃辟”，是指太保向其君王献酒。“克”是人名，当是太保召公奭的长子。“旆（事）羌、马、皻、雩、驭、微”，与《左传》定公四年所载封鲁时分“殷民六族”、封卫时分“殷民七族”、封晋时分“怀姓九宗”是一样的，是授民六族。这篇铭文记述分封召公奭的长子克为燕侯，授民授疆土的史实。由于克是代替召公奭就封，所以分封时，是由召公奭进行盟誓、鬯祭，并向周王献酒。克罍、克盉的时代为成王世，证明分封燕国不是武王所为，而是成王所封。

唐兰首先提出燕国是成王所封，他说：“召公封匽，不知在何时，当在成王伐录之后……但《左传·昭公九年》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从燕亳这个名称来说，显然与殷商有关，可能是伐录之后，接着就北进，一直歼灭燕亳。当时召公之子应在军中，所以随着被封在燕国了（《西周铜器铭文分代史徵》）。成王伐录子咠，见于余簋（旧称太保簋）铭文。不管封燕是不是在伐录之后，但是燕国是成王分封的。鲁、燕为成王所封，齐国也必为成王分封，分封的时间必在周公东征灭掉薄姑之后，所以齐国都营丘，在东夷薄姑国的旧都内。

[29]【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郑州管城县外城，古管国城也，周武王弟叔鲜所封。”（《史记正义》）

马持盈：管：在今河南郑县。（《史记今注·周本纪》）

王恢：管，《汉志》：“河南郡中牟，有管叔邑。”《渠水注》，管，即今郑州。（《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三监以殷叛》）

[30]【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豫州北七十里上蔡县，古蔡国，武王封弟叔度于蔡是也。县东十里有蔡冈，因名也。”（《史记正义》）

马持盈：蔡：河南上蔡县为古蔡国。（《史记今注·周本纪》）

王恢：蔡，《汉志》：“汝南郡上蔡，故蔡国，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度放，成王封其子胡，十八世徙新蔡。”上蔡，河南今县西南。《汉志》：“汝南郡新蔡，蔡平侯自蔡徙此，故名。”即今新蔡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三监以殷叛》）

[31]【汇注】

左丘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夫举无他，惟善所在，亲疏一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又：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陆唐老：立七十一国，封兄弟之国十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周之子孙不狂惑者皆为诸侯。（《陆状元通鉴》卷二〇《外纪·周纪上·文武》）

王世贞：武王追思元圣，乃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于营邱曰齐，封周公于曲阜曰鲁，弟叔鲜于管，召公奭于北燕，毕公高于毕，叔度于蔡，叔振铎于曹，叔武于郕，叔处于霍，康叔封于聃，季、载皆少未封，兼制天下，皆立七十一国。封兄弟之国十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周之子孙不狂惑者，皆为诸侯，班赐宗彝，分殷之器物于诸侯。（引自《纲鉴合编》卷二《周纪·武王》）

【汇评】

吴见思：以上四段，一段翼卫，一段赞襄，一段命召，一段分封，皆逐人点次，一样文法，济济楚楚，班次而前。（《史记论文·周本纪》）

武王征九牧之君[1]，登豳之阜[2]，以望商邑[3]。武王至于周[4]，自夜不寐[5]。周公旦即王所[6]，曰：“曷为不寐[7]？”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8]，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9]，麋鹿在牧[10]，蜚鸿满野[11]。天不享殷，乃今有成[12]。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13]，不显亦不宾灭[14]，以至今[15]。我未定天保[16]，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17]。悉求夫恶[18]，贬从殷王受[19]。日夜劳来定我西土[20]，我维显服[21]，及德方明[22]。自洛汭延于伊汭[23]，居易毋固[24]，其有夏之居[25]。我南望三涂[26]，北望岳鄙[27]，顾詹有河[28]，粤詹雒、伊[29]，毋远天室[30]。”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31]。纵马于华山之阳[32]，放牛于桃林之虚[33]，偃干戈[34]，振兵释旅[35]：示天下不复用也[36]。

[1]【汇注】

陈蒲清：征：召集。九牧之君：九州的长官。（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汇校】

陆伯焜：“登豳之阜，以望商邑”，“登豳之阜”，《汲冢周书》作“升汾之阜”。（引自《史记考证·周本纪》）

【汇注】

吴汝纶：《史诠》云：“豳”，《度邑篇》作汾。因汾与邠相近，遂误为豳。梁云，作“汾”者是也。汾近朝歌。即《郡国志》颍川、襄城之汾邱。若栒邑之豳，何从望商邑乎？（《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周本纪》）

钱穆：案：唐三水县乃陕西栒邑县，岂能登此以望商邑？且按《史》文，其时武王尚未还至镐。据《周书》，作“升汾之阜”。《后汉·郡国志》“颍川襄城县有汾丘”，殆武王登此以望河南之故商邑耳。武王克纣，盖渡河南至商宋之野，而至成周，自此返镐。（《史记地名考·豳》）

王恢：豳阜：《正义》以为即公刘之豳原。《志疑》（三）：“《周书·度邑篇》作汾。汾近朝歌，即《郡国志》襄城之汾丘。若在旬邑之豳，何从登其阜以望商邑乎？”按此本《逸周书·度邑解》：“九牧之师见王于殷郊，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明言殷郊，固不远在旬邑——太王去豳，复何有于豳；襄城虽非殷郊，又远不当路。其阜盖在获嘉、修武之境。二县本宁邑。《韩诗外传》：“周武王伐纣，勒兵于宁，因名修武。”甲骨文有泞阜、鞶。疑传写泞省汾，又以汾为邠而作豳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经营洛邑》）

[3]【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豳州三水县西十里有豳原，周先公刘所都之地也。豳城在此原上，因公为名。”按：盖武王登此城望商邑。（《史记正义》）

梁玉绳：“登豳之阜，以望商邑”，附按：此下本《周书·度邑解》，亦有异同，兹据《吹景集》及他书考定列后，其文之详略弗论也。豳，《周书》作“汾”，《吹景集》曰“汾水在太原，从《史记》作‘豳’是”。或云汾当作“邠”，即古“豳”字。《说文》引《尔雅》“西至于汃国”，今《尔雅》作“邠”字，汾岂汃之转讹耶？《史诠》曰“《度邑篇》》作‘汾’，盖因汾与邠相近，遂误为‘豳’耳”。余谓《史诠》从《周书》作“汾”，是也，即《郡国志》颍川襄城县之汾丘，若在栒邑之豳，何从登其阜以望商邑乎？（《史记志疑·周本纪》）

[4]【汇注】

马持盈：周：镐京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史记今注·周本纪》）

【汇评】

马正林：丰、镐尽管只有一河之隔，但把国都从丰迁到镐应该说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是对当地形势作过详细考察的。丰京和镐京遗址虽都位于沣河两岸的二级高地上，但丰京位于沣河与灵沼河之间，要建设一个大的国都，显然会受到当地自然条件的制约。向北、向南和向沣水西岸发展，由于地势较低，均会受到沣水泛滥的影响，而向西发展则又受到灵沼河的限制。灵沼河本是平地起水，它的水源就是一个海子（灵沼）。该河两岸地势低平，每当阴雨连绵，平地即积水成涝，潮湿异常。由此可见，在沣河与灵沼河之间这样一个南北狭长的地带上扩建丰京，显然是会受到限制的；要扩大国都，只有向沣水东岸发展才是惟一的出路。“武王都镐京，为四方来朝者丰不以容之”（《诗地理考》卷四《镐京》），我们认为这是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的。丰京不足以容四方之众，而又无法扩建，就不得不向地势开阔、平畴沃野的沣水东岸发展，另建镐京。（《丰镐—长安—西安》二《周原和周都丰镐》）

[5]【汇注】

张守节：周，镐京也。武王伐纣，远至镐京，忧未定天之保安，故自夜不得寐也。（《史记正义》）

[6]【汇注】

陈士元：周文公，名旦，文王第三子，武王之弟也。采于周，故称周公，文其谥也。周在岐下，《国名纪》云：黄帝时有周昌，商有周任，是周国久矣。自太王迁岐，而《竹书》《东汉书》及《孔丛子》俱称周公季历，是王季亦尝称周公也。杜预氏云：扶风雍东北有周城，盖即周，原岐之小地名，而太王所迁之岐，则在美阳之南，故《汉书》及《说文》俱谓文王封岐，在美阳中水乡，盖即周公之采邑。故谯周氏云：以太王所居之周公采邑是也。周公长子伯禽，成王封之鲁，次凡伯，次伯龄，封于蒋，男爵。次靖渊，封于邢，侯爵，次祭伯，事文王，受商之命，次胙，次茅。故《路史》云：凡、蒋、邢、茅、胙、祭，皆周公之裔也。（引自《湖海楼丛书·论语类考》卷七《周公》）

[7]【汇评】

牛运震：“曷为不寐”，此句改汲冢《周书》本文，最爽妙。（《史记评注·周本纪》）

[8]【汇注】

陈蒲清：天不飨殷：上天不享用殷商的祭祀，意即上天抛弃了殷。（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9]【汇注】

陈蒲清：六十年：指从帝乙至伐纣的六十年间。这是殷代日益衰亡的年代。《史记会注考证》据此考定武王此时年未过六十岁，驳斥了武王八十四岁即位的说法。（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0]【汇注】

裴骃：徐广曰：“此事出《周书》及《随巢子》，云‘夷羊在牧’。牧，郊也。夷羊，怪物也。”（《史记集解》）

徐文靖：《笺》按，《周书·度邑解》王曰：呜呼！旦惟天不享于殷，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飞鸿遍野。又《周书》内史过曰：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韦昭注：夷羊，神兽。牧，商邑。曰：自发未生六十年，麋鹿在牧，飞鸿满野。徐广引内史过之言曰：夷羊在牧。张华以为文王之辞，曰：不知何物。《史记·货殖传》：其民羯羠不均。徐广：羯音兕，一音囚几反，皆健羊名。当即是夷羊也。（《竹书纪年统笺》卷六《受辛四十八年夷羊见》）

[11]【汇注】

司马贞：按：高诱曰“蜚鸿，蠛蠓也”。言飞虫蔽田满野，故为灾，非是鸿雁也。《随巢子》作“飞拾”，飞拾，虫也。（《史记索隐》）

张守节：蜚，音飞，古“飞”字也。于今，犹当今，“于今六十年”，从帝乙十年至伐纣年也。“麋鹿在牧”，喻谗佞小人在朝位也。“飞鸿满野”，喻忠贤君子见放弃也。言纣父帝乙立后，殷国益衰，至伐纣六十年间，谄佞小人在于朝位，忠贤君子放迁于野。故《诗》云“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毛苌云“之子，侯伯卿士也”。郑玄云“鸿雁知避阴阳寒暑，喻民知去无道就有道”。（《史记正义》）

杨慎：注中三说皆如眯目而道黑白者。详此文，据实事言，非喻也。蜚鸿，马名，言其养无用而害有用也。此说为近。（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郝敬：按杨慎云：蜚鸿，马名，言养无用害有用也。愚谓此田野荒废，闾里萧条之状，即《小雅》“鸿雁于飞”，注误信《冢书》为古，不欲以《小雅》解，故为凿说耳。若以蜚鸿为马，马在野，亦是常事。《诗》云：“鸿雁于飞，集于中泽”，即满野之谓，流民之比。（《批点史记琐琐》卷一《周本纪》）

梁玉绳：“麋鹿在牧，蜚鸿满野”：按：麋鹿二字，《周书》《国语》《淮南·本经训》《博物志》及《集解》引《随巢子》皆作“夷羊”，《竹书》“夷羊见”是也。蜚鸿二字，《淮南》作“飞蛩”，《索隐》引《随巢子》作“飞拾”，《博物志》作“飞蝗”，又不同。前贤所解各殊，具详《吹景集》中。余谓“麋鹿”乃“夷羊”之误，“蜚鸿”乃“飞蝗”之误。董斯张以《孟子》言“园囿汙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史记》言“纣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谓当作“麋鹿”“蜚鸿”。但苑囿之禽兽是纣所畜养，与此言天灾不合，郊牧田野，亦非苑囿可拟。（《史记志疑·周本纪》）

马持盈：蜚鸿：蠛蠓也，食谷物之害虫。满野：满于田野。以上两句，言麋鹿游于郊区，飞鸿满于田野，表示天降灾异，农事不修，民无所食。（《史记今注·周本纪》）

[12]【汇注】

司马贞：言上天不歆享殷家，故见灾异，我周今乃有成王业者也。（《史记索隐》）

[13]【汇注】

陈蒲清：“维天建殷”句：指殷朝初建立时，曾任用贤人三百六十人。登：任用。名民：贤人。三百六十形容众多。（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4]【汇注】

裴骃：徐广曰：“一云‘不顾亦不宾成’，一又云‘不顾亦不恤’也。”（《史记集解》）

司马贞：言天初建殷国，亦登进名贤之人三百六十夫，既无非大贤，未能兴化致理，故殷家不大光昭，亦不即摈灭，以至于今也。亦见《周书》及《随巢子》，颇复脱错。而刘氏音破六为古，其字义亦无所通。徐广云一本作“不顾亦不宾成”，盖是学者以《周书》及《随巢子》不同，遂音改易耳。《随巢子》曰“天鬼不顾，亦不宾灭”，天鬼即天神也。（《史记索隐》）

[15]【汇校】

张照：“维天建殷……以至今”：臣照按：向以“宾灭”断句，而又不可得其解，故《索隐》改“宾”为“摈”，言不即摈灭，若然，则是武王灭殷之后，又以纣子武庚未殄而不暇寐也，岂圣人之心哉？且于上文“登名民三百六十”句，又如何可通？窃谓“灭”字应从下句读，言惟天建殷，而登名民三百六十，可谓济济多士矣。殷王不能显之，亦不能宾之，是故灭以至今，即《诗》“殷鉴不远”之意，故下文云：“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求贤以自辅，而辗转反侧也。“三百六十”断句，“夫不显亦不宾”断句，乃可通。（《钦定史记·周本纪·考证》）

吴国泰：国泰按：当以“不显亦不宾”五字为句。宾者，摈字之省，谓摈弃也。显谓显用。显用、摈弃，意正相对也。灭字属下“以至今”四字为句。灭，假作蔑。蔑，无也。言殷室对于名民三百六十夫，即不显用又不摈弃，故遂亡国而无以至于今焉矣。（《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于薇：“不显示不宾灭”是《史记·周本纪》中的关键文句，对理解西周武王时期的活动至关重要。但文本正写尚有争议，已有解释也不够完善。与《逸周书》及《随巢子》对校，此句应正写为“不顾亦不宾灭”，其含义为武王认为商既没有充分照顾先代遗留的旧势力，又没有及时伐灭他们，所以一直到周初都还留有隐患。依此解，《周本纪》后文“志我其恶贬从殷王受”与“存亡国宜”两处长期存在争议的文句也可相应读通。由此可知，周武王立国之初即深知旧族总是政治隐患，除了安抚之外，也考虑过威服的方面。（《〈史记·周本纪〉“不显示不宾灭”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6]【汇注】

马持盈：定天保：确定天命对我们的保佑。（《史记今注·周本纪》）

解惠全：定：确定，稳固。天保：皇统，国运。（《全译史记·周本纪》）

[17]【汇注】

马持盈：依天室：使四方之人都依从于中央政府。天室，代表京都之地，中央政府所在之地。（《史记今注·周本纪》）

张家英：陆（宗达）先生还说：“周代把政治中枢比做北极星，又把雒邑看做政治中枢，这是由周王朝的政治形势决定的。”事实确实如此。武王是在眺望商邑，来到镐京以后才夜不能寐的。周公问他原因，武王说：“我未定天保，何暇寐！”还说“定天保”是要“依天室”的。而所谓“天室”，是指天上星宿的布列位置。这也证明“天保”是由天的中枢引申来指人间的政治中枢的。具体来说，即指兴建新都雒邑。《小雅·天保》中的“天保”，也应该这样来作理解。（《〈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周本纪》）

[18]【汇注】

陈蒲清：“悉求”二句：把恶人全部找出来，像惩罚纣一样惩罚他们。夫（fú）：语气词，无义。受：殷纣的表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9]【汇注】

司马贞：言今悉求取夫恶人不知天命不顺周家者，咸贬责之，与纣同罪，故曰“贬从殷王受”。（《史记索隐》）

梁玉绳：“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附按：《索隐》云：“言今悉取夫恶人不知天命不顺周家者，咸贬责之，与纣同罪。”钱塘邵氏泰衢《史记疑问》曰：“悉求不顺，罪并殷王，孰谓武王圣德，竟等暴秦之坑诛哉。”《吹景集》依《周书》作“志我共恶，从殷王纣”。其论曰：“《索隐》之说非也。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曾圣人而淫刑以逞乎？言志我之所共恶者，亦惟从纣为虐，如费仲，恶来辈，余固无问也。《书·多方》曰‘我惟大降尔命，尔罔不知’，降宥也，即其义。”钱塘王孝廉庚期曰：“从，由也。谓当日指以为恶而贬斥者，乃由于殷王受之不明黜陟，今悉求其人而昭雪之。”王说是。（《史记志疑·周本纪》）

汪之昌：孟子述周公相武王，灭国者五十。赵岐注：灭与纣共为乱政者五十国也。赵氏初未分析五十国之名，考诸《周书》《史记》，均亦未载。……所灭之国见于《左氏传》者十有三，见于《逸周书》二十九，见于《竹书》者五，《吕氏春秋》一，《韩非子》二，适得五十国。考《春秋》昭二十八年《左氏传》，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荀子·君道篇》立七十一国，姬姓五十有三人，使非先灭此五十国，亦安得有如许空闲土地以分封哉？此不足为旁证者矣。（《青学斋集》卷一〇《武王灭五十国考》）

吴国泰：天保犹天佑，天室犹天险，谓天然奥区也。此武王言天佑必据天险，固矣。而又宜尽取彼恶人而摈黜之，一从殷王之例始可也。意盖谓祈天永命，非尽关于山河之固，而必以进贤退不肖为贵也。旧解非是。（《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20]【汇校】

吴汝纶：“定我西土”，“定”字校删。（《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周本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一云‘肯来’。”（《史记集解》）

司马贞：八字连作一句读。（《史记索隐》）

梁玉绳：“日夜劳来我西土”，附按：别本“我”上有“定”字，是。劳来乃定也，徐广谓“一云‘肯来’”，恐非。余姚卢学士文弨曰：“《周书·度邑解》作‘四方赤宜未定我于西土’，文讹难晓。”窃以字形求之，“四方”与此“日夜”相近，“赤”疑“兀”，或“亦”之讹，《史记》无此字。“宜未”与此“劳来”相近。《周书》“定我于西土”，本有“定”字。（《史记志疑·周本纪》）

[21]【汇注】

解惠全：显服：办好各种事情。显，明。服，事。（《全译史记·周本纪》）

[22]【汇注】

张守节：服，事也。武王答周公云，定知天之安保我位，得依天之宫室，退除殷纣之恶，日夜劳民，又安定我之西土。我维明于事，及我之德教施四方明行之，乃可至于寝寐也。自此已上至“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问之，故先书。（《史记正义》）

方苞：“我维显服，及德方明”：“显服”与《尚书》“自服于士”中同义，言我思修明政事，当及我德方明，四方归往之日，而大营土中为朝会之地也。（《史记注补正·周本纪》）

[23]【汇注】

王恢：伊汭：“自洛汭延于伊汭”，曰“粤詹洛伊”，又曰“有夏之居”，洛汭，当指斟，伊汭正指近年发掘的遗址及大量文物之二里头。而其地平易无险固，乃卜居洛阳瀍涧之间也。《括地志》说着了一半，他皆失之。（《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经营洛邑》）

[24]【汇校】

张文虎：“居易毋固”：“易”字，《度邑解》作“阳”，据《集解》《正义》，疑所见本亦作“阳”。（《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25]【汇注】

裴骃：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史记集解》）

司马贞：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无险固，是有夏之旧居。（《史记索隐》）

张守节：《括地志》云“自禹至太康与唐、虞皆不易都城”，然则居阳城为禹避商均时，非都之也。《帝王世纪》云：“禹封夏伯，今河南阳翟是。”《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括地志》云：“故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也。”（《史记正义》）

陈蒲清：其有夏之居：正是夏代定居的地方。（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编者按：偃师县城以西，洛河北岸尸乡沟汤都西亳故城（偃师商城）的发现，证明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在洛河与伊水之间的平原上，正可谓“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当是夏都斟。

[26]【汇注】

王恢：三涂：《左》昭四年服虔注：太行、辕、崤函三处道。此云“南望”，当从杜说“在河南陆浑县南”。《伊水注》：“伊水历崖口山峡北流，即古三涂也。《春秋》（昭十七）晋伐陆浑，请有事三涂，知是山明矣。”崖口在嵩县西南八里滩。（《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经营洛邑》）

陈蒲清：三涂：指河南省嵩县西南的三座名山，即太行山、辕山、崤渑山。（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7]【汇注】

王恢：岳鄙：与岳阳同义，即太岳之麓，南阳（河内）之域。《索隐》《正义》说太行山、恒山边鄙之邑，转嫌迂阔失其意旨。（《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经营洛邑》）

[28]【汇注】

裴骃：徐广曰：“《周书·度邑》曰‘武王问太公曰，吾将因有夏之居也，南望过于三途，北詹望于有河’。”（《史记集解》）

司马贞：杜预云三涂，在陆浑县南。岳，盖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谓近岳之邑。《度邑》，《周书》篇名。度，音徒各反。（《史记索隐》）

张守节：《括地志》云：“太行、恒山连延，东北接碣石，西北接岳山。”言北望太行、恒山之边鄙都邑也。又“晋州霍山，一名太岳，在洛西北，恒山在洛东北”。二说皆通。《释例·地名》云“三涂，在河南陆浑县南五十里”。（《史记正义》）

[29]【汇注】

陈蒲清：粤：语首助词，无义。（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30]【汇校】

王恢：天室，顾颉刚《史林杂识·四岳与五岳》：“其地之水，北有大河，南有伊、洛，山则南有三涂，北有岳鄙，东南有太室——天室为‘太室’讹文，犹太邑商之误为“天邑商”，极擅形胜，故武王拟建都于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经营洛邑》）

【汇注】

张守节：粤者，审慎之辞也。言审慎瞻雒、伊二水之阳，无远离此为天室也。（《史记正义》）

马持盈：希望各方面对于中央都要接近，不可疏远。（《史记今注·周本纪》）

编者按：“毋远天室”，就是不要远离太室山。出土于宝鸡市贾村原的何尊铭文说：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这是说，周武王攻克了商王朝的都城殷都以后，就在广廷之中祷告于天说：“我要建住宅于此中国（指洛阳），在这里治理民众。”由此可见，后来周公奉成王之命营建周洛邑，是为了实现周武王的遗愿，是为了在洛阳建立西周王朝的都城。成王曾迁居成周洛邑，但不知何种原因，他不久后又回到故都宗周的丰邑，从此成周洛邑成为陪都。所以《史记·周本纪述赞》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鼎焉，而周复都沣、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毋远天室”，就是武王告诉周公不要远离太室山，也就是不要远离崇山，可见武王是要迁都洛阳。

【汇评】

马持盈：以上是武王告诉周公的话，读此可见其忧国之切，安民之殷，心计之远，气魄之壮，可惜不数年而死，使其壮志不得展现。（《史记今注·周本纪》）

[31]【汇校】

郭嵩焘：“武王征九牧之君……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按：此段文义出《逸周书·度邑解》，史公缀辑于此，以见武王保国安民之意。自始有天下，规模智虑固远矣；文气亦特俊爽，一直贯下百余字。“日夜劳来我西土”，金陵本作“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札记》引索隐本、宋本、中统本、游本、毛本并有“定”字，此脱。“居易毋固”，《逸周书》作“居阳毋固”。（《史记札记·周本纪》）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郏鄏，周公新筑，在洛州河南县北九里苑内东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迁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帝王世纪》云‘王城西有郏鄏陌’。《左传》云‘成王定鼎于郏鄏’。京相璠《地名》云‘郏，山名。鄏，邑名’。”（《史记正义》）

马骕：《吕氏春秋》：然后济于河西，归报于庙，乃税马于华山，税牛于桃林，马弗复乘，牛弗复用，衅鼓旗，甲兵藏之府库，终身不复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户不闭，示天下不藏也。惟不藏也，可以守至藏。（《绎史》卷二〇《武王克殷》）

陈允锡：言之未及营也。（《史纬》卷一《周》）

陈梦家：在洛阳东关泰山庙东北隅也发现了殷遗址……根据历史记载，周武王灭殷以后，周公成王迁殷顽民于成周，分九里以居之。因此今天洛阳附近的成周近郊，当有西周初期的殷人遗址。（《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载《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

王恢：雒邑，《书·洛诰》：“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又卜瀍水东，亦为洛食。”盖周公于洛水北岸、瀍水东西营二雒邑：

西洛邑，朝诸侯，谓之王城，战国以后称河南。故址在今洛阳市西郊涧水东岸。《汉志》：“河南郡河南，故郏鄏（《左》宣三年），周武王迁九鼎（《左》桓二年），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王城，至平王居之。”

东洛邑，在瀍水东。《汉志》：“河南郡雒阳，周公迁殷民，是为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原误二十一年），晋合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又称下都，战国时始称洛阳，东西六里，南北九里，故址今洛阳市东北三十里，城的西墙，西距白马寺三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经营洛邑》）

又：周代三十七王，武至幽十二王居镐，平至悼十三王居王城，子朝之乱，敬以下十二王居下都，赧王复西居卫城。周之开国规模，坐西朝东，以西都镐京为宗周，建东都于洛阳以临制东方之诸侯，故能稳建空前之大国。（同上）

曲英杰：周人灭商以后营建东都洛邑，而称成周。其当是取周人成功之义。《公羊传》曰：“成周者何？东周也。”何休曰：“名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洛邑即今河南洛阳市。周人之所以要择此地营建东都，原是由于其以此为天下之中，想以此为东方的统治据点来加强对四方的控制。……《左传·桓公二年》载臧哀伯语曰：“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杜预注：“武王克商，乃营雒邑而后去之，又迁九鼎焉。时但营洛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营雒邑，谓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史记·卫康叔世家》载：“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当国。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亦可表明成周城的营建在武王时已初具规模。（《先秦都城复原研究·洛》）

【汇评】

牛运震：“武王至于周”云云，至“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按此段《汲冢书·度邑篇》文也。看其改易约括处，眉目一新，意味深长。（《史记评注·周本纪》）

编者按：《逸周书·度邑解》：维王克殷……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咏叹曰：呜呼，不淑兑天对，遂命一日，维显畏弗忘。王至于周，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寝。王小子御告叔旦，叔旦亟奔，即王曰：“久忧劳问，害不寝！”曰：“安！予告女。”王曰：“旦！惟天不享于殷，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飞鸿满野，天不享于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厥征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顾亦不宾灭，用戾于今。呜呼，于忧兹难，近饱于恤辰是不室。我未定天保，何寝能欲？”……录此片断，已知《度邑解》佶屈聱牙，辞意艰涩，经史公整理抉择，确实“眉目一新”，耐人寻味。牛运震之评点不诬。

[32]【汇注】

张守节：华山在华阴县南八里。山南曰阳也。（《史记正义》）

[33]【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桃林在华山东。”（《史记索隐》）

张守节：《括地志》云：“桃林在陕州桃林县西。《山海经》云‘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广员三百里，中多马，湖水出焉，北流入河也’。”（《史记正义》）

【汇评】

程大昌：春秋时，晋侯使詹嘉处瑕守桃林之塞。杜预曰：“桃林塞，潼关是也。”《三秦记》曰：“塞在长安东四百里。”按《元和志》：汉关在长安东正三百里。若更增百里，即为虢之阌乡矣，不得云在潼关也。《志》于阌乡县曰：东南十里有桃原焉。古之桃林，周武王放牛之地也。以此言之，桃原为桃林，虽去长安不啻四百里，而方向为顺，可云应古矣。而《元和志》于陕州灵宝县，则又有所谓桃林塞者焉，盖《元和》一书，其于桃林之名自始至此，凡三变其地也。一以为潼关，一以为阌乡，一以为灵宝，则三者竟孰是也？《志》于灵宝又该为之说曰：“灵宝县西至潼皆是桃林塞。”此其为说，虽若泛漫，而实有理也。《书》著武王之事曰：“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盖桃林者，武王尝著放牛之迹，后人辗转攀慕，故一名而该地如此其多也。既有此名，后人因而传疑，不敢改定。故三地同分一名者，不云羡溢也。若夫华山之阳，则在华州华阳县南为甚明矣。其于潼关不甚相远。然尝思而求之：塞以阨塞为义，野以平旷为义，函关之间凡数百里，其中行路皆阨束河山，状皆数函，故名之为塞。如《元和志》所著桃原之地则在阌乡县南，正在阨束之内，则安得夷旷之地而名之为野也？孔颖达引杜预语亦以桃林塞为在关矣，且曰：华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长养牛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以示战时牛马不复乘耳。孔之此言深得事情之衷，则虽桃林无野，理亦长也。（《雍录》卷六《桃林、华阳》）

王世贞：“纵马”“放牛”云者，盖官不复录为兵车用，置之民间，听其耕牧而已。程大昌因其地在河山阨束，取孔颖达引杜预为证云：华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长养牛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腐儒穿凿，一至于此，不知革车三百辆，为马千二百匹，所须地几何，可发一叹！（引自《增订史记评林》）

王恢：桃林之虚，《书·武成·伪孔传》：“在华山东。”《左》文十三年：“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杜注“桃林在弘农华阴县东潼关”。隋置桃林县。唐改灵宝。旧治今治东北古函谷关。函谷至潼关皆桃林之虚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经营洛邑》）

[34]【汇注】

司马迁：殷事已毕，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史记·留侯世家》）

马持盈：偃干戈：偃，息也，不用也。（《史记今注·周本纪》）

[35]【汇注】

裴骃：《公羊传》曰：“入曰振旅。”（《史记集解》）

解惠全：振兵释旅：整顿部队，然后解散。振，整顿。释，解散。旅，古代以士卒五百人为一旅。这里泛指军队。（《全译史记·周本纪》）

[36]【汇注】

班固：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戎马、车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狝，冬大阅以狩，皆于农隙以讲事焉。（《汉书·刑法志》）

编者按：“示天下不复用也”，苏辙《古史》作“示天下弗服”，其意大有出入，并自注云：“天下虽安，兵不可戢。武王始诛纣，而遂归马、放牛，何也？商之亡也，天下诸侯盖有助为无道者矣。纣既灭，恐兵以次及之，必有不安之心，武王恐其自疑，而沮兵以自救，故为之归马、放牛，盖以权示天下弗服而已。”

武王已克殷[1]，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2]。箕子不忍言殷恶[3]，以存亡国宜告[4]。武王亦丑[5]，故问以天道[6]。

[1]【汇注】

张习孔：按武王克殷之年，《尚书·牧誓》仅记日，无年代，故史家推算，其说达十余种，范文澜《中国通史》作前1066年，兹从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远古至东汉·西周·武王克殷》）

又：武王既克殷，乃分兵征伐诸侯，征服九十九国，臣服者六百五十二，商区遂定，班师西归，定都镐京（今陕西长安西北），号称宗周，西周建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远古至东汉·西周·武王都镐》）

[2]【汇注】

陆唐老：武王既胜殷，乃改正朔，以建子为正月，色尚赤，服从冕。王亲虚己问箕子殷所以亡？曰：“吾杀纣是与？非与？”箕子不忍言殷恶，而王亦丑之，乃问以天道，作《洪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余各以次受封。（《陆状元通鉴》卷二〇《外纪·周纪上·文武》）

马骕：《吕氏春秋》：武王入殷，闻殷有长者，武王往见之，而问殷之所以亡。殷长者对曰：“王欲知之，则请以日中为期。”武王与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则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恶告王，不忍为也。若夫期而不当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绎史》卷二〇《武王克殷》）

张习孔：约前1064年，周武王六年，武王访问箕子，咨以国事，箕子陈《洪范》（《尚书》篇名，讲治天下之法）。（《中国历史大事编年——远古至东汉·西周》）

【汇评】

崔述：按：武王“乱臣十人”莫非贤圣，乃复访于胜国遗贤者，何？盖圣人之心常自以为不足；好问好察，舜、武王无以异也。此所以继唐、虞而成成周之盛治也。（《丰镐考信别录》卷三《访箕之故》）

[3]【汇注】

张守节：箕子殷人，不忍言殷恶，以周国之所宜言告武王，为《洪范》九类，武王以类问天道。（《史记正义》）

[4]【汇校】

裴骃：徐广曰：“（存），一作‘前’。”（《史记集解》）

【汇注】

司马贞：六字连一句读。（《史记索隐》）

王鏊：“存亡国宜告”，此句疑有误，不可解。（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方苞：此隐括《洪范》而为言也。鲧殛禹兴，存亡之迹也。《九畴》皆有国者所宜用也。（《史记注补正·周本纪》）

梁玉绳：“以存亡国宜告”，附按：《评林》王鏊曰“此句疑有误，不可解”。方氏《补正》曰“此隐括《洪范》而为言也。鲧殛禹兴，存亡之迹，《九畴》皆有国者所宜用”。说本《正义》。王孝廉曰“依方氏说，则下文不可接，盖下文问天道乃陈《洪范》耳。窃意存亡国即兴灭继绝之意，宜者义也，以义所当行者告武王”。《左传》云“存三亡国”，语亦类比，盖谓当时灭国五十之事。《正义》非。（《史记志疑·周本纪》）

郭嵩焘：“以存亡国宜告”：按存亡国宜告者，言国所以存亡之事宜也。（《史记札记·周本纪》）

张家英：“存亡国”的“存”并非常用的“保存”或“生存”之义。《说文·子部》：“存，恤问也。”……则所谓“存亡国”，并不是箕子向武王提出“兴灭继绝”即恢复已灭亡的殷商王朝的要求，而是箕子代表殷商王族所提出的温和而又柔弱的抗议。本篇上文记载：灭殷之后，“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遗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正义》《帝王世纪》谓以管叔、蔡叔、霍叔即“三监”监视殷民与殷王族。武王杀纣之后，曾释箕子之囚，箕子因此而有接近武王的机会。当武王问“殷所以亡”时，“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宜即对“三监”举动表示不满，希望武王能改变措施，以表示对亡国者后代的体恤。此当为武王所始料未及。武王向以“行仁义”标榜，听到这委婉的劝告，故有“亦丑”的特殊反应。此“丑”字，《庄子·德充符》“寡人丑乎”，《释文》：“李云‘丑，惭也’；崔云‘愧也’。”武王听了箕子的委婉劝告，虽有短暂的惭愧心理状态，但他很快改变战术，以攻为守，向箕子“故问以天道”。《考证》谓“一本无‘故’字”。窃以为此“故”乃“故意”之意，是不可少的一个字。武王故意提出“天道”问题，实即暗示殷商之亡乃违反天道使然，亦即使二人的交谈又回到了“殷所以亡”的主题上。看来，《周本纪》中的这段记载虽然着墨无多，仍不失为古代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中的绝好史料。（《〈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周本纪》）

[5]【汇注】

陈沂：“武王亦丑”，即《殷记》“既丑有夏”之意也。（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吴国泰：丑犹耻也。《吕氏春秋·不侵》篇：“欲丑之以辞。”高注：“丑或作耻。”盖丑耻二字双声相通，假丑为耻也。谓武王有惭德也。（《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6]【汇校】

郭嵩焘：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按问以天道，即《洪范》一书是也。疑此当作“武王故丑，亦问，问以天道”，于此遗一“问”字。（《史记札记·周本纪》）

【汇注】

司马迁：武王曰：“於乎？维天阴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伦所序。”箕子对曰：“在昔鲧陻鸿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从鸿范九等，常伦所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鸿范九等，常伦所序。”（《史记·宋微子世家》）

邢云路：十有三年，武王胜殷，释箕子之囚，即四月以箕子归镐京，访问天道。（《古今律历考》卷三《尚书考》）

又：武王知箕子贤，不可得而臣，而其道则当师，于是访问天道。（同上）

吴汝纶：此言箕子不忍言殷恶，以武王存殷后，于义宜告，见箕子踌躇于中也。武王因此亦以殷事为耻。于是改问天道，此文无误，而熙父疑之，何也？（《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周本纪》）

【汇评】

牛运震：按此段写得笃厚深古得情得体，以存亡国宜告，言箕子劝武王恤商以存亡国之义相告也，诸解多误。（《史记评注·周本纪》）

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1]，周公乃祓斋[2]，自为质[3]，欲代武王[4]，武王有瘳[5]。后而崩[6]，太子诵代立[7]，是为成王[8]。

[1]【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穆，敬也。”（《史记集解》）

马持盈：穆卜：恭敬而卜之。（《史记今注·周本纪》）

编者按：西周的“京宫”太庙里始祖是太王，按照西周的昭穆制度，宗庙中始祖以下的次序：子为昭，孙为穆，所以王季是昭，文王是穆，武王是昭，成王是穆。《尚书·酒诰》中成王对康叔说：“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周颂·载见》云：“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寿。”《诗序》说：“载见，诸侯始见乎武王庙也。”《毛传》：“昭考武王也。”可见，文王在宗庙中的次序是“穆”，武王在宗庙中的次序是“昭”。《尚书·金縢》说：“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唐兰说：“过去都不懂得‘穆卜’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说要卜武王的‘穆’。二公认为武王的病已经好不了，所以要卜下一代，周公阻止了他们，自已来告太王、王季、文王，请求替武王的死，所以说‘其勿穆卜’。因为武王的次序是‘昭’，那未，卜他的下一代，就应该是‘穆卜’了。”（《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穆卜”以唐说为是。

[2]【汇注】

张守节：祓，音废，又音拂。齐，音札皆反。祓，谓除不祥求福也。（《史记正义》）

王圻：《左氏·注》曰“除地为，筑土为坛”。《书·金縢》“武王有疾，周公为三坛”，同。《黄帝内传》乃有筑坛事，是其制起自黄帝。（《稗史汇编·地理门·街衢·坛》）

马持盈：祓斋：祓，音拂，除不祥以求福也。周公斋戒沐浴，祷告于鬼神，请求保佑武王之健康。（《史记今注·周本纪》）

[3]【汇注】

张守节：质音至。周公祓斋，自以贽币告三王，请代武王，武王病乃瘳也。（《史记正义》）

梁玉绳：“周公乃祓斋，自为质”，附按：《鲁世家》亦作“质”，如《周礼》“质剂”之“质”，《正义》解作“贽”非。明徐孚远《史记测议》曰“《书》作‘自以为功’，此改作‘质’字，义胜”。（《史记志疑·周本纪》）

[4]【汇注】

方苞：“自为质”，以身为质于神也。即书所谓“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也”。（《史记注补正·周本纪》）

[5]【汇注】

马持盈：瘳音抽，病愈也。（《史记今注·周本纪》）

[6]【汇注】

裴骃：徐广曰：“《封禅书》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皇甫谧曰：“武王定位元年，岁在乙酉，六年庚寅崩。”骃按：《皇览》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长安镐聚东社中也”。（《史记集解》）

张守节：《括地志》云：“武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也。”（《史记正义》）

司马光：武王即位四年克商，克商七年而崩，寿九十三。（《稽古录》卷八《周上》）

章衡：在位七年，寿九十三。（《编年通载》卷一《周》）

陈士元：元按：武王名发，西伯昌之子也。昌娶子有莘氏曰太姒，生十子，长曰伯邑考，早卒。次曰发，发生于帝乙之二十三祀壬辰。西伯薨，子发嗣，为西伯，乃伐纣，践天子位，七年而崩。墓在京兆长安东社。《礼记·文王世子》篇，文王谓武王曰：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且如其言，则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有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后此又生唐叔虞焉，此理所无者，盖《戴记》之附会也。《竹书纪年》云，武王年五十四而卒，似为近理。（引自《湖海楼丛书·论语类考》卷七《武王》）

李学孔：乙酉十九年（在王位之七年）冬十二月，王崩。……寿九十有三，葬于毕，西去丰三十里。太子诵立，时年十三。（《皇王史订》卷四《武王》）

孙之騄：“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九十四”，《论衡》：“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路史》曰：“武王之寿乌有九十三邪？按《竹书》武王五十四，今作九，非。”（《考定竹书》卷八）

又：“夏六月，葬武王于毕”，《逸周书》“夏六月，葬武王于毕”。注云，弭，安，毕也。毕陌在长安西北四十里，文王墓地，武王亦葬之。（同上）

徐文靖：按《诗·清庙》疏，武王以成王年十岁十二月崩，今据《竹书》，武王九十四陟。是年丙申。以甲子计之，则武王生于武乙二十二年之癸亥。是时文王一十二岁生武王。盖武乙在位三十五年，加武王十四岁，加文丁十三年，则武王二十七岁，加帝乙九年，帝辛五十二年，则武王八十八岁，加伐商六年，武王九十四岁，岁在丙申。旧说文王十五生武王，而又有伯邑考为之兄，此大谬也。观《关雎》思得贤后以为之配，“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若文王十二三时，岂应作此语乎？（《竹书纪年统笺》卷七《王陟年九十四》）

梁玉绳：“武王有瘳，后而崩”，按：“后”字下有阙，《史》文未必如是。（《史记志疑·周本纪》）

朱孔阳：《逸周书》，乃岁十有二月，王崩于镐，殡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汲冢周书》，毕西于丰三十里。（《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王国维：文王之年，据《尚书·无逸》及《孟子》，自当至九十余。至武王之年则明见于《史记》。《史记》载武王克殷至于周，自夜不寝，告周公曰，惟天不饷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周书·度邑解》具有其文。此篇渊懿古奥，类宗周以前之书，与《文王世子》等秦汉间之书，文体大异，自为实录。据此则克商之前六十年武王尚未生，又二年而崩，年当近六十。自注：“《路史》引真本《竹书纪年》谓武王崩年五十四，事较近之。”（《周开国年表》，引自《观堂集林·别集》卷一）

刘坦：武王即位九年，东观兵盟津，十二年克殷，克殷后二年而崩，通凡十四年。（《史记纪年考》卷二《周共和以前纪年考·武王》）

陈梦家：武王克殷后在位年数有三说：一年说，《逸周书·作雒篇》曰“武王克殷……乃岁十二月崩”，此或有脱文。三年说，《书·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武王既丧”；《史记·周本纪》曰“既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所以亡……武王有瘳而后崩”；又《封禅书》曰“武王克殷后二年天下未宁而崩”。计克殷一年，克殷后二年而崩，共在位三年。七年说，《逸周书·明堂位》曰“既克殷六年而武王崩”；《管子·小问篇》曰“武王伐殷既克之，七年而崩”。克殷一年，克殷后六年而崩，共在位七年。今采用三年说。文、武、周公均在位七年之说，系误读《尚书》而来。（《西周年代考》第三部）

赵光贤：武王（前1055—前1043）：武王十一年克商，时当公元前1045年，克商后二年而崩，据历表知连克商之年为三年，在位共十三年。（《先秦史论集·西周诸王年代考》）

李仲操：《尚书·金縢》载：“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史记·封禅书》亦载：“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宁而崩。”按克商年为受命十三年，则克商二年，应为受命之十五年，亦即武王即位之第六年。因此，武王的在位年数共为六年。（《西周年代》四《文武两世年数及其历日》）

编者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的西周年表：周武王姬发在位，约前1046年—约前1043年，共4年。

李裕民：武王年寿，旧有三说：一、《小戴礼记·文王世子》云：“武王九十三而终。”《帝王世纪》同。二、《路史·发挥》卷四、金履祥《通鉴前编》卷六引《竹书纪年》：“武王年五十四。”今本《竹书纪年》同。三、《真诰》卷一五注引《竹书》云：“年四十五。”（《周武王年寿考》，载《文史》第二十五辑）

【汇评】

李学孔：王丕承文烈，建官唯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敦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皇王史订》卷四《周纪·武王》）

龙体刚：武王归马放牛，散财发粟，此在后世开创贤君，犹能行者，若褒封五帝之后，不杀夷、齐、茅土十乱，旌比干、封箕子，至成王，又封微子于宋，坦荡公心，毫无私意，其视殷民如子，昭之以德，化之以道，以视后之戮忠谏、杜功勋、忌先朝胜国之嗣若虎狼然，天理人欲之判，迥然远矣。（《半窗史略》卷五《西周·武王》）

[7]【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于内，生太子诵。（《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8]【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成王元年，周公为冢宰，摄政。王年少未能治事，故号曰孺子。八年，春，正月朔，王始躬政事。以周公为太师，封伯禽于鲁，父子并命。周公拜于前，鲁公拜于后。王以周公有勋劳于天下，故加鲁以四等之上，兼二十四附庸，地方七百里。既营都洛邑，复居酆、镐。淮夷、徐戎及叛，王乃大搜于岐阳，东伐淮夷。（《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司马贞：“成王诵”，或作“庸”，非。（《史记索隐》）

潘永圜：成王名诵，武王元子，丙戌即位，制礼作乐，颁度量，营洛邑，成明堂，为有周令主，在位三十七年。《谥法》：安民立政曰成。（《读史津逮》卷一《周》）

孙之騄：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摄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庙，祝雍辞曰：“使王近于民，远于年，近于义，啬于财，亲贤而任能。”其颂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职，钦若昊天，六合是式。率是祖考，永永无极。”（《考定竹书》卷八《秋王加元服》）

蒋廷锡：按郑樵《通志·三王本纪》：成王元年，周公位冢宰，以天下初定，王年少，恐诸侯畔，周公摄政，当国南面。黻扆以朝诸侯。（《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一〇《周·成王本纪》）

成王少[1]，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2]，公乃摄行政当国[3]。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4]，与武庚作乱[5]，畔周[6]。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7]，放蔡叔[8]。以微子开代殷后[9]，国于宋[10]。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11]。晋唐叔得嘉谷[12]，献之成王，成王以归周公于兵所[13]。周公受禾东土，鲁天子之命[14]。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15]，三年而毕定[16]，故初作《大诰》[17]，次作《微子之命》[18]，次《归禾》[19]，次《嘉禾》[20]，次《康诰》《酒诰》《梓材》[21]。其事在《周公》之篇[22]。周公行政七年[23]，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24]，北面就群臣之位[25]。

[1]【汇注】

梁玉绳：成王始见《周书》《周颂》。名诵，始见《史·周纪》《世表》。武王太子，始见《周纪》。诵又作庸，亦曰文子文孙，亦曰昭子；亦单称成，在位三十七年，葬咸阳。（《汉书人表考》卷二《成王诵》）

[2]【汇注】

张习孔：商之属国奄（今山东曲阜旧城东）君，蒲姑（一作薄姑，今山东博兴东南）谓武庚曰：“武王死矣，成王尚幼，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武庚从之，于是“三叔及殷（武庚）、东徐（今山东临沂一带）、奄及熊、盈以叛”，周公乃奉命兴师东征。（《中国历史大事编年——远古至东汉·西周》）

编者按：反映武庚作乱的铜器铭较多，印证了周公东征的史实。小臣单觯铭文曰：

王后坂（反），克商。在成师，周公易（锡）小臣单贝十朋，用作宝尊彝。

陈梦家认为“王后坂（反），克商”，是“成王第二次克商，即克武庚之叛”（《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年9期），此说至确。

禽簋铭文说“王伐（奄）侯，周公某（谋）”，这是说成王伐奄侯，是周公的谋略。唐兰：“即葢字……所以去与盇通，隶书盇字即从去作盍。葢，国名，古书多作奄。葢、奄声近通用。《墨子·耕柱篇》《韩非子·说林》均作商葢，《左传》昭公九年和定公四年则作商奄。那么，‘王伐葢侯’，即是《书序》所说成王践奄之事。奄在今山东曲阜。记载伐奄的还有犅刦尊铭文。成王封鲁，正是在伐奄之后。周公伐奄时，还征伐了东夷的丰伯、薄姑等，见方鼎铭文。”（《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

[3]【汇注】

司马迁：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早终，成王少，所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史记·鲁周公世家》）

郑玄：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称王。（《尚书注·大诰》）

司马光：成王年十三，周公为冢宰，摄行天子事。管叔、蔡叔、霍叔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遂奉武庚禄父、淮夷作乱。周公帅师东征，居东二年，罪人斯得，杀武庚禄父及管叔，囚蔡叔于郭邻。降霍叔于庶人，灭淮夷，三年而归。卜宅洛邑为王城，使四方入贡道里均，又作下都于瀍水东，命曰成周。迁殷顽民教治之。然天子犹往来常居镐京，曰宗周。（《稽古录》卷八《周》上）

唐汝询：周公名旦，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仁孝异于群子，武王十一年伐纣，周公佐武王，作《牧誓》。武王已破殷践阼，封公于少昊之墟曲阜，是为鲁公。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叛，乃摄行政当国，于是管蔡流言，而成王疑之，公乃避位，居东二年。其后成王感风雷之变，而迎公，公遂东征，诛叔、武庚，还而相成王，制礼作乐，兴成周之制焉。（《诗史》卷一《周公·序》）

李学孔：丙戌元年，王谅阴，周公位冢宰，总百官摄政。（《皇王史订》卷四《周纪·成王》）

孙之騄：“成王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总百官”。《淮南子》：周公践东宫，履乘石，摄天子之位，负扆而朝诸侯。邢邵曰：“周公摄政，在明堂，南面朝诸侯。”（《考定竹书》卷八）

编者按：1976年周原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商尊、商卣铭文曰：

惟五月，辰（晨）在丁亥，帝后（姤）（赏）庚姬贝卅朋，絲（丝）甘寽。商用作文辟日丁宝尊彝。

“帝后”，金文中首次出现。“后”或释“祠”不确。商代武丁以后，称死去的直系先王为“帝”，例如卜辞中祖庚、祖甲称亡父武丁为“帝丁”；廪辛或康丁称其亡父为“帝甲”；帝乙称其亡父文丁为“文武帝”；四祀其卣铭文中纣王称其亡父帝乙为“文武帝乙”。“帝姤”中的“帝”是指已死去的武王，“姤”，是指武王的王妃，就是姜太公的女儿邑姜。宝鸡市石鼓山商周墓地3号墓，出土的中臣鼎铭末有“帝姤”二字，也是指邑姜。由此可知，武王死后，成王的母亲还活着，年龄可能还不大，因此成王还是个少年。

【汇评】

吴竞：《书》所谓（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与《诗》所谓摄政，皆在成王谅阴之时，非以幼冲而摄也。其摄亦不过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谓摄天子之事也。三年之丧，二十五日而毕。方其毕时，周公固未尝摄，亦非有七年而后还政之事也。百官总己以听冢宰，在殷之高宗已然，岂特周公行之哉？此皆论周公者所当先知也。（引自《纲鉴合编》卷二《周纪·成王》）

陈栎：周公辅成王，制礼作乐，经制大备。与召公夹辅周室，以致太平。古今相业，莫如周、召盛矣。（《历代通略》卷一《周》）

钱穆：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此乃周初一个最严重的局面。不得已乃有周公之摄政。（《国史大纲》第一编第三章《封建帝国之创兴》）

[4]【汇注】

孙之騄：郑注《金縢》曰：文王崩后，明年生成王，则武王崩时，成王年九岁。服丧三年毕，成王年十二，明年将践祚，周公欲代之摄政，群叔流言，周公辟之居东都，时成王年十三也。居东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属党，时成王年十四也。《书》称“罪人斯得”，谓周公之属党。《蒙恬传》周公旦走而奔于楚。（《考定竹书》卷八《周文公出居于东》）

[5]【汇注】

郭之奇：武庚者，纣子禄父，封于殷。三叔监之。周公摄政。三叔流言，奄君请举事，武庚从之，与管叔以殷畔。成王命周公东征，灭武庚，诛奄君，辟管叔。不言二叔畔者，恕之也。恕二叔，所以罪管叔也。周之畔，殷之顽也。（《稽古篇》卷四三《叛人总传》）

[6]【汇注】

顾应祥：丙戌（元年）周成王，三监以殷叛。淮夷叛。（《八代纪要》卷三）

又：周公居东，郑玄以为避位，孔安国以为东征。二说不同，今依《史记》书之以存疑。（同上）

袁黄：三叔非叛也。夫武庚，商家元子也，少康复国，君子贤之，岂独不许武庚耶？三叔诚至戚，同为商之遗臣也，审去就而忘亲狥国，质之天地鬼神而生死无憾焉。周公之笃于亲，三叔之笃于君，纲常名教均无愧者也。（引自《增订史记评林·周本纪》）

孙之騄：“武庚以殷叛”，《史通》曰：按禄父，纣之子也。属社稷倾覆，怨耻难言，而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躯以保妻子，仰天俯地，何以为生？既而合谋，二叔殉节，三监虽亲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诚可见。苟以其功业不成，便以顽人为目。是则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向若众败身灭，亦履迹丑徒，编名逆党者耶？（《考定竹书》卷八）

[7]【汇校】

张文虎：“伐诛武庚管叔”：《类聚》《御览》引“管叔”上有“杀”字，《杂志》云后人删之。（《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吴汝纶：王念孙依《类聚》《御览》“管”上增“杀”字。某按：王说非是，《通志》无。（《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周本纪》）

【汇注】

顾应祥：戊子，三监平，杀武庚。（《八代纪要》卷三）

又：封微子于宋，康叔于卫，箕子于高丽。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降霍叔为庶人。东平淮夷。（同上）

孙之騄：荥阳京县东北有管城，即管叔鲜所封之管国也。管除属桧，桧灭属郑。《左》宣十二年，晋师救郑，楚子次于管以待之。《逸周书》曰：“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惟十有三祀，王在管也。”（《考定竹书》卷八《命监殷遂狩于管》）

【汇评】

范祖禹：象日以杀舜为事，舜为天子则封之，管、蔡启商以叛周，周公为相则诛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将杀己也，故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尽其诚以亲之而已矣。象得罪于舜，故封之。管、蔡流言于国，将危周公以间王室得罪于天下，故诛之。非周公诛之天下之所当诛也。周公岂得而私之哉？后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则当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乱天下之兄如管、蔡，则当如周公诛之是也。舜处其常，周公处其变，此圣人之所以同归于道也。（引自《纲鉴合编》卷二《周纪·成王》）

梁玉绳：“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按：周公杀管叔一事，千古厚诬。夫周公宁有杀兄之事哉！自《左传》言之，《史记》著之，诸子述之，遂构虚成实，于是说《尚书》者谬解《金縢》“弗辟”为“刑辟”，伪作“蔡仲之命”者又谬解《周书》“降辟三叔”为周公致辟管叔，圣如周公，岂忍假王命以推刃同气乎？大义灭亲之说，亦后世藉口周公者所造耳。至《说苑·指武》载周公诛管、蔡，由于齐人王满生，尤属诞妄。然则管叔何以死？曰：《周书·作洛》云“管叔经而卒”，知罪自缢，未尝杀也。使管叔不死，当亦与蔡同放焉，杀云乎哉。（《史记志疑·周本纪）

[8]【汇评】

刘知幾：《尚书·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左传》云：“周公杀管叔而放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按《尚书·君奭》篇《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斯则旦行不臣之礼，挟震主之威，迹居疑似，坐招讪谤。虽奭以亚圣之德，负明允之才，目睹其事，犹怀愤懑。况彼二叔者，才处中人，地居下国，侧闻异议，能不怀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误我。而周公自以不，遽加显戮，与夫汉代之赦淮南，明帝宽阜陵，一何远哉！斯则周公于友于之义薄矣。而《诗》之所述，用为美谈，何哉？（《史通》卷一三《疑古》）

田锡：管、蔡流言，周公诛之，大义灭亲之断，自周公始也。（引自《涵芬楼古今文钞》卷二《断论》）

[9]【汇注】

马维铭：微子名启，帝乙之首子，而纣之庶兄也。食采于微，故曰微子。纣既立，淫乱于政，微子数谏，不听，遂亡。及周武王伐纣，克殷，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使三叔监殷。周公当国，三叔胁武庚以叛。周公承王命，诛武庚，乃求微子而封之于宋，以代殷后。微子卒，嫡子早亡，立其弟为微仲。《礼》曰：“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史书纂略》卷一《商列传·微子启》）

张志淳：或问朱子“以武王既诛纣矣，时微子为纣兄，又贤，立以为君，夫岂不可？”朱子不答。愚以为使武王如或人之见，则武王不足以为圣人矣。盖圣人之心，大公无我，圣人之道，与时偕行。天之生纣，已绝商命矣，武王复立微子，则八百之诸侯，可能听武王以立微子哉？借曰听武王而立微子矣，则四海之民仇纣者，可能帖然而安乎？况已诛天子，再复臣位，虽以武王之圣，能处之无嫌，而周之公刘、后稷之业，子孙百世之计，九州四海之乱，有不自我而作乎？或曰：观《书经》旅商士之文告，则民犹思商，自苏氏以为在周为顽，在商为良，遂沿习莫考。夫不靖者皆纣之党也，溺纣之荒淫逸乐，以有位于朝者，何啻飞廉辈数人而已哉？此其党与，实繁有徒，所以诱惑齐民，又不可胜计也。乃指为在商为良，岂不误哉？夫民则去恶归善也，士则假善恣恶也，若以为真而与之，则乱从兹起，不但公刘、后稷不血食，而贻祸罔极，武王殆亦宋襄之流矣。天命人心之去留，圣人精义入神之大用于斯焉在此，岂胶固浅见所能测乎？（《南园漫录》卷六《微子》）

[10]【汇校】

梁玉绳：“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按：微子封宋在武王时，不在成王诛武庚后也，说在《殷纪》。（《史记志疑·周本纪》）

【汇注】

荀子：武王怒，师牧野，纣卒易乡启乃下，封之于宋立其祖。（《荀子》卷一八《成相篇》）

张守节：今宋州也。（《史记正义》）

李学孔：既诛武庚，乃封微子以代殷，国号宋。用殷之礼乐，作宾于周而不臣。（《皇王史订》卷四《周纪·成王》）

马持盈：宋：在河南商丘县。（《史记今注·周本纪》）

[11]【汇注】

张守节：《尚书·洛诰》云：“我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以居邶、鄘、卫之众。”又《多士篇序》云：“成周既成，迁殷顽民。”按：是为东周，古洛阳城也。《括地志》云：“洛阳故城在洛州洛阳县东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筑，即成周城也。《舆地志》云‘以周地在王城东，故曰东周。敬王避子朝乱，自洛邑东居此。以其迫阨不受王都，故坏翟泉而广之’。”按：武王灭殷国为邶、鄘、卫三监尹之。武庚作乱，周公灭之，徙三监之民于成周，颇收其余众，以封康叔为卫侯，即今卫州是也。孔安国云“以三监之余民，国康叔为卫侯。周公惩其数叛，故使贤母弟主之”也。（《史记正义》）

余有丁：按武王灭殷国，为邶、鄘、卫三监尹之。武庚作乱，周公灭之，徙三监之民于成周，颇收其余众以封康叔为卫侯，即今卫州是也。（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梁玉绳：康叔封始见《周书·序》及《康诰》《酒诰》《梓材》，封为卫，始见《史·周纪》。文王子，始见《史·管蔡世家》，康，圻内国名。叔，字；封，名。卫，国；侯，爵。故曰卫侯，亦曰孟侯，亦曰怀侯，亦曰卫叔，亦曰卫伯，为卫烈祖，称亚圣大贤。葬直隶大名府顿丘县东北九十里。（《汉书人表考》卷三《卫康叔封》）

又：“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按：康叔封卫，《经》《史》皆以为成王时事，《大传》亦有“成王四年建侯卫”之文。但成王为康叔犹子，而《康诰》称“朕弟寡兄穆考”，又屡呼“小子封”，有是理乎？此或周公代王之辞，然《康诰》《酒诰》诸篇无一语及武王。亦无一语及武庚之叛，抑又何耶？考《竹书》“武王十五年诰于沫邑”，褚生《续三王世家》载丞相奏云“康叔扞禄父之难”，《后汉书·苏竟传》言“周公善康叔不从管、蔡之乱”，是武庚作叛，康叔守邦于卫，斯言未必无据，故先儒定为武王封康叔。《前编》谓成王灭三监之后，以殷余民益封康叔，义或然欤？宋车若水《脚气集》别有一说，云“当是武王已作诰命将封康叔，继思以旧地存武庚。既平武庚，成王始宣武王之诰以封康叔”。此臆解，不足凭。窃意纣畿内千里之地，武王以郑封武庚，孔晁注《周书·作洛解》云“封以郑祭成汤是已。又分其余地为三国，纣城朝歌以东曰卫，北曰邶，南曰鄘”。此所谓卫，因后益封康叔追系之，当时必别有名，使三叔各尹而监之也。《汉·地理志》言但分殷畿内为三国，邶以封武庚，管叔尹鄘，蔡叔尹卫，诛叛之后，尽以其地封康叔，而迁邶、鄘之民于洛邑。殊不然，《诗·疏》已辨之。郑《谱》以三监为管、蔡、霍，甚是，而谓以纣京师封武庚，恐非。纣京师封康叔，不封武庚耳。此纪《正义》引《世纪》云“管叔监卫，蔡叔监鄘，霍叔监邶”。《路史·国名纪》云“霍叔尹邶，管叔尹鄘，蔡叔尹卫”。所说各异。《作洛解》曰“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注以东为卫，以殷为邶、鄘，霍叔相禄父，亦非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马持盈：武王灭殷国为邶、鄘、卫，使三监监视之。武庚作乱，周公灭之，徙三监之民于成周，颇收其余众，以封康叔为卫侯，今河南卫辉、怀庆一带之地。（《史记今注·周本纪》）

王恢：卫：康叔封于卫，居故殷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三监以殷叛》）

又：康，《卫世家·索隐》云：“康畿内国名。宋忠（《世本》）曰：康叔从康徙封卫，卫即殷墟定昌之地。畿内之康不知所在。”《路史·国名纪》五：“康叔都康，在颍川。孔安国、宋忠以为畿内国。”《颍水注》：“颍水又东出阳关，历康城南。”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襄二十九年传：“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今按康叔始食采于康，后徙封卫。”《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许州阳翟县西北三十五里。”阳翟，今禹县，合于所谓“邦畿千里”，亦为第一期之封管、蔡、鲁诸国同在“小东”之弧内。蔡沈《书传》，盖承师说，以为“周公东征，叔虞已封于唐，岂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后，必无是理”。即不知先封于康，更徙于卫也。（同上）

张习孔：约前1060年，周成王四年，周公封康叔于卫。康叔，名封，初封于康（今河南禹县西北），故称康叔。是时，周公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康叔，居黄河、淇河间故商墟，仍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国号卫。周公以康叔年少，乃作《康诰》，告诫康叔：“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并要惩治奸恶不法之徒。又作《酒诰》，命其戒酒。又作《梓材》，告康叔为政之道，亦如梓人之治材，惟有实行德政，才能保住禄位。康叔至国，执行周公教诲，故能和集其民，民大悦。（《中国历史大事编年——远古至东汉·西周》）

编者按：洛阳出土有康伯壶盖，蔡运章引《三国志·魏书·卫臻传》：“明帝即位，进封康乡侯。”《水经注·颍水》云：“颍水又东出阳关，历康城南。魏明帝封尚书右仆射卫臻为康乡侯，此即臻封邑也。”《太平寰宇记》卷七《阳翟县》云：“康城，《洛阳记》云：‘夏少康故邑也。’”《路史·国名记》卷五：“康，《姓书》：‘康叔故都，在颍州。’孔安国、宋忠以为畿内国。”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禹州》云：“康城在州西北三十五里。今为安康城。”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说：“今按康叔始食采于康，后徙封卫。”《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许州阳翟县西北三十五里。”据考证，康叔的始封地当在今河南禹州市西北，位于洛阳东南约80公里，正在西周陪都洛邑的王畿之内。（蔡运章：《康伯壶盖跋》，《文物》，1995年第11期）

又，刘起釪《古史续辩》一书中，也考证康叔的初封地当在今河南省禹州市西北。卫康叔是指卫地的康叔，知先有氏名康，后徙卫也，王恢、张习孔、刘起釪、蔡运章之说至确。

[12]【汇注】

裴骃：郑玄曰：“三苗同为一穗”。（《史记集解》）

陈蒲清：唐叔：成王弟叔虞，封于唐（今山西省冀城县一带）。唐后改称晋。事详《晋世家》。嘉谷：象征吉祥的谷物。郑玄认为嘉谷是“二苗同为一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张习孔：约前1054年，周成王十年，封叔虞于唐。叔虞，武王子，成王弟。唐，古国，传说乃尧之后裔所建。是时，唐有乱，成王灭之，遂封叔虞于唐，都翼（今山西翼城西，河、汾二水东，方百里）。其子燮（一作燮父）徙居晋水旁，改唐为晋，称晋侯。（《中国历史大事编年——远古至东汉·西周》）

[13]【汇校】

张文虎：“鲁天子之命”：按：依《书传》当有“作嘉禾”三字，后人以其与下复而删之，然文义不完。《鲁世家》有。（《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归，一作‘’。”（《史记集解》）

马持盈：归，馈送也。（《史记今注·周本纪》）

[14]【汇校】

裴骃：徐广曰：“《尚书序》云‘旅天子之命’。”（《史记集解》）

杨慎：“鲁”，当从《尚书》作“旅”。（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汇注】

梁玉绳：“鲁天子之命”：附按：《书序》作“旅天子之命”，《释诂》云“旅，陈也”。《鲁世家》作“嘉天子命”，疑史公以意改之。然徐广谓“嘉一作‘鲁’”，此又明作“鲁”字，则《索隐》以“鲁”为误者非矣。考宋丁度《集韵》：“旅古作‘鲁’。而字之所以通用者，古文旅、鲁字皆作‘’，故旅亦作‘鲁’，见《说文》及《左传》首篇《疏》。”又宋董逌《广川书跋》云：“《秦和钟》曰‘以受毛鲁多釐’，鲁，古文旅。”然则秦时已写旅为鲁，史公袭秦之旧文耳。（《史记志疑·周本纪》）

马持盈：鲁天子之命：《尚书序》云“旅天子之命”，序说天子之命令。当以旅字为是。（《史记今注·周本纪》）

吴国泰：鲁，假作胪，实为敷（胪、敷声近相假，故吕刑亦作甫刑也），敷者，布也。字亦假旅为之。《尚书·微子之命》云：“旅天子之命。”（《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15]【汇注】

李学孔：管叔鲜及蔡叔度、霍叔处挟武庚以叛，王命周公东征，杀武庚，囚度，降处为庶人。（《皇王史订》卷四《周纪·成王》）

高锐：东征军的兵力，进军路线，史无记载。但知第一步是“伐诛武庚”，而武庚被封在邶，即原商都朝歌以北地区。因此，周公东征走的仍然是武王伐纣的路线，首先将矛头指向邶地（朝歌北）。周师一到，“殷大震溃”，武庚被杀死（一说逃走了）。与此同时，周公分兵一路直取管叔驻地鄘（朝歌东），并迅速击破了管叔的武装，占领了城邑，管叔也被杀死。周师接着攻克蔡叔驻地，捉住了蔡叔，把他囚禁在郭凌（一作郭邻）。武庚与三叔的叛乱，很快平息了。东征之战第一步胜利结束。（《中国军事史略》第四章《西周军事》）

[16]【汇注】

李仲操：成王五年是平定武庚、管、蔡等叛乱，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是开始对殷顽民实行迁而治之的一年。从这一年起西周政权开始趋于稳固。所以它是西周初期的一个历史转折点。（《西周年代》四《成王年数及其历日》）

[17]【汇注】

解惠全：《大诰》：《尚书》篇名。伪《孔子传》：“陈大道以诰天下。”（《全译史记·周本纪》）

[18]【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封命之书。”（《史记集解》）

周洪谟：按《书》云：《微子之命》，谓“肃恭神人”，指微子实德，而言抱祭器归周亦其一也。（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马持盈：《微子之命》：《古文尚书》有，《今文尚书》无。（《史记今注·周本纪》）

解惠全：《微子之命》：古文《尚书》篇名。《集解》引孔安国曰：“封命之书。”封命指封命微子代殷后。（《全译史记·周本纪》）

[19]【汇注】

解惠全：《归禾》：《尚书》篇名。书序云：“唐叔得禾，异苗同颖，献诸天子。天子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归，《鲁周公世家》作“馈”。（《全译史记·周本纪》）

[20]【汇注】

解惠全：《嘉禾》：《尚书》篇名。书序云：“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全译史记·周本纪》）

[21]【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告康叔以为政之道，亦如梓人之治材也。”（《史记集解》）

梁玉绳：《梓材》，按：此篇本出伏生，而一篇之中前后语意不类，未定是否告康叔，存疑可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汇评】

顾颉刚：商代末叶，饮酒的风气极盛，故传世青铜器中属于酒器的特多。周人继起，虽有意遏抑酒风，但礼节不可废，酒器继续制造。其大的为尊、壶、罍、彝，有如现今的酒瓮；小的为爵、觚、角、斝、觥、卮，有如现今的酒杯；其有提梁的叫卣，有如现今的酒壶。据王国维《宋代金文著录表》所记，全部四二〇五件，酒器一五五二件，占百分之三七弱。即此可知在彼时人的生活中，喝酒是何等一件大事。（《酒诰校释译论·评论》，载《文史》第三十三辑）

又：在此篇中可见周公的政治方案。第一，他要继承文王的教训，又要摹仿商的先哲王，因为当时是不贪饮酒的。第二，要切实以商王纣为鉴戒，不要再为了酒弄到亡国。第三，要宽猛相济，先教后诛。要劝人努力生产，并知道稼穑的艰难，不该浪费食料作刺激品，更要从孝父、敬兄、事神之中饮酒，即把饮酒和伦理相配合。第四，禁酒要从官吏作起，官吏中又要分别殷、周人，对殷人尚可宽，对周人必须严。（同上）

[22]【汇校】

张文虎：“其事在《周公》之篇”，《志疑》云“公”是“书”之误。（《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郭嵩焘：其事在《周公》之篇。梁玉绳《史记志疑》云：“‘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是《周书》之误。”（《史记札记·周本纪》）

【汇注】

梁玉绳：“其事在周公之篇”，按：“周公”二字不可解，必是《周书》之误。（《史记志疑·周本纪》）

张大可：其事在《周公》之篇：此为司马迁自注互见法，谓周公辅政，事详《鲁周公世家》。（《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

[23]【汇注】

左丘明：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姑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以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犹多而不获。是分也，唯不尚年也。（《左传》定公四年）

田惟均：周公，文王子，武王同母弟，佐文、武有大勋劳。制礼作乐，教化大行。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岁即位，周公相，践祚而治南面，负扆以朝诸侯。《书·大诰》《君奭》《无逸》《立政》诸篇皆公所作，《周礼》《周官》，皆公所定。（《岐山县志》卷八《人物·周公》）

荣孟源：周公，公元前1052—前1046年，共七年。（《历史笔记·试谈西周纪年》）

[24]【汇注】

司马光：周公摄政凡七年，制礼作乐，致太平，乃复政成王而告老。王曰：“公无困我哉！”留周公为太师，与召公共辅王室。周公作《无逸》以戒成王，曰：“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又作《立政》，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惟兹后矣。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左右携仆，百司庶府。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又作《周官》，命太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六卿，各帅其属，分掌天下之务。（《稽古篇》卷八《周》上）

章衡：成王诵：武王太子，即位年少，其叔父周公旦摄政当国，管叔、蔡叔流言曰：公将不利于孺子，乃与武庚作乱。周公奉王命征之。诛武庚、管叔，放蔡叔。天动威以彰公之德，成王悟，逆公，卒相。乃营洛邑，制礼作乐，七年，归政于王。（《编年通载》卷一《周》）

凌稚隆：按《尚书中侯》云：周公归政于成王，天下太平，制礼作乐。凤凰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凤凰翔兮于紫庭，余何德兮以感灵，赖先王兮恩泽臻，十胥乐兮民以宁。”（《史记评林·周本纪》）

孙之騄：“七年，周公复政于王”，《书传》“七年，致政时，成王年二十一”。《淮南子》：“成王既壮，周公属籍致政，北面委质而臣事之。”（《考定竹书》卷八）

又：“八年春正月，王初蒞阼亲政”，《书传》所谓明年乃即政，时年二十二也。（同上）

徐文靖：按《周书·明堂解》：夫维商纣暴虐，脯鬼侯以享诸侯，天下患之。四海兆民，欣戴文、武，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夷定天下。既克纣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践天子之位。周公摄政、弥乱，六年而天下大治。乃会方国诸侯于宗周，大朝诸侯明堂之位，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各致其方贿。七年，致政于成王。……又《鲁周公世家》曰：七年，还政成王。睧睧如畏然。徐广曰：睧睧，敬慎貌也。《蔡氏书传》曰：先儒谓成王，周公代王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复子明辟。夫有失然后有复。武王崩，成王立，未尝一日不居君位，何复之有哉？今据《竹书》云：成王七年，周公复政于王。盖七年之前，成王尚幼，天下之政，皆听于冢宰。至是复政于王，令自亲政耳。岂曰我先为明辟，至是复子明辟哉？《书》义自明，传《书》者误耳。（《竹书纪年统笺》卷七《周公复政于王》）

钱穆：“周公反政成王”：非成王至是始长，乃大局至是始定也。（《国史大纲》第一编第三章《封建帝国之创兴》）

又：周公摄政七年，而始归政于成王，于是周人传子之制亦因而确定。（同上）

李仲操：按周公摄政当国是辅佐成王的，摄政年数应包括在成王纪年之内。摄政不是一代王世，它本身没有单独的纪年。《史记·周本纪》载：“武王有瘳，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明确记载代武王而立的是成王。又载“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可知周公摄政是以成王的名义在行使职权。西周穆王时代的《史墙盘》，记载了文、武、成、康、昭、穆六代王世。而周王的纪年则是按王位继统排列的。所以把周公摄政年数与成王年数分开是不正确的。（《西周年代》四《成王年数及其历日》）

【汇评】

王圻：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道格君而化之者，大忠也。周公于成王是也。（《稗史汇编·人物门·忠良类上·忠有次第》）

[25]【汇注】

解惠全：北面：古代君主面南而坐，臣子朝见君主则面北，所以谓称臣为北面。就：归就。（《全译史记·周本纪》）

成王在丰[1]，使召公复营洛邑[2]，如武王之意[3]。周公复卜申视[4]，卒营筑[5]，居九鼎焉[6]。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7]。成王既迁殷遗民[8]，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9]。召公为保[10]，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11]，迁其君薄姑[12]。成王自奄归，在宗周[13]，作《多方》[14]。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15]，作《周官》[16]。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17]，而民和睦，颂声兴[18]。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19]，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20]。

[1]【汇注】

陈蒲清：丰：地名。即丰邑。在沣水西岸，周文王都城。后周武王迁都沣水东岸，称镐京。故址在今陕西省长安县。（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编者按：丰邑也称丰京，遗址的中心区域在今西安市长安区马王镇沣河西岸的客省庄、张家坡、马王村、大原村、冯村、曹家寨、新旺村一带，总面积约8.9平方公里。西周时，特别是成、康时期，周王常在丰京朝见诸侯，举行礼仪大典。《尚书·序》：“成王既绌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左传》昭公四年：“康有丰宫之朝。”金文中也常有“王在丰”之语。另外，金文中的“京”当在丰邑，成、康时把文王的王宫、太庙、灵台辟雍作为居息、朝见诸侯，举行礼仪大典的地方，因其在镐京近傍，所以被称为“旁”（见成王时代的高卣铭），康王时称为“京”（见康王世的麦尊、臣辰盉铭）。穆王时代“京”礼仪活动更加兴盛（见遹簋、静簋、静卣、小臣静彝铭）。“京”还见于懿王时代的史懋壶、宣王时代的召伯虎簋等铜器铭文。西周一代，丰京作为宗周（镐京）的一部分，经久不衰。

[2]【汇注】

李学孔：壬辰七年，营东都。（《皇王史订》卷四《周纪·成王》）

又：镐京为西都，谓之宗周，以王业所由起也。洛邑为东都，谓之成周，以王业所由成也。（同上）

孙之騄：“（十四年）冬，洛邑告成”，《周书·作雒解》：周公立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郛方七十二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乎邙山，以为天下大凑。（《考定竹书》卷八）

张习孔：约前1057年，周成王七年，成王营成周。成周原名洛，亦称洛师，居“天下之中”。初，武王都镐京，是为西都；后欲营成周而未果。至是，王欲如武王之志，乃使召公先至洛视察地形，后使周公亲往营建，修筑成周于瀍水东岸，兴建王城于瀍水西岸（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一带），总称洛邑。是为东都（从《史记》《尚书大传》系于成王五年）。（《中国历史大事编年——远古至东汉·西周》）

编者按：宝鸡贾村原出土的何尊铭文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珷（武）王丰（礼）……惟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成王“初迁宅成周”以前，金文与文献中，镐京与成周都曾单称“周”。何尊为成王五年器，铭文证实营建洛邑作为都城确是武王的愿望，成王完成了武王的遗愿，营筑了洛邑，并定名为“成周”，表示是成王营建的“周”，或者说是表示王业始成。称镐京为“宗周”，表示是“宗”的“周”，即武王的“周”（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武王是“宗”）。周原岐邑仍称为“周”，史称“岐周”。“营洛邑”，一说为成王七年，《尚书大传》系于周公摄政五年，当以《尚书大传》为是。

[3]【汇注】

李学孔：初，武王以洛为天下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迁九鼎于洛邑，有宅洛之志。至是，成王命周公、召公营之，既成，谓之东都，以朝诸侯，定鼎于郏鄏（即洛池也）。卜曰“传世三十，历年八百”。又卜瀍水东为下都，曰成周。以处殷遗民。作《洛诰》《召诰》。（《皇王史订》卷四《周纪·成王》）

解惠全：如：顺，遵从。（《全译史记·周本纪》）

[4]【汇注】

解惠全：申：重复，多次。（《全译史记·周本纪》）

[5]【汇注】

姚允明：七年，周公承武王志营洛。是惟地中，达德于四方，定鼎焉，曰成周，王则俾公以东伯，留抚其民。（《史书》卷一《成王》）

[6]【汇注】

宋应星：凡铸鼎，唐虞以前不可考。唯禹铸九鼎，则因九州贡赋壤则已成，入贡方物岁例已定，疏浚河道已通，《禹贡》业已成书。恐后世人君增赋重敛，后代侯国冒贡奇淫，后日治水之人不由其道，故铸之于鼎：不如书籍之易去，使有所遵守，不可移易，此九鼎所为铸也。年代久远，末学寡闻，如蠙珠、暨鱼、狐狸织皮之类，皆其刻画于鼎上者，或漫灭改形，亦未可知，陋者遂以为怪物。故《春秋传》有使知神奸、不逢魑魅之说也。此鼎入秦始亡。而春秋时邰大鼎、莒二方鼎，皆其列国自造，即有刻画，必失《禹贡》初旨，此但存名为古物。后世国籍繁多，百倍上古，亦不复铸鼎，特并志之。（《天工开物》卷八《冶铸·鼎》）

孙之騄：“（十五年）冬，迁九鼎于洛”。王伯厚《地理通释》曰：武王初都镐，及伐纣，营洛邑而定鼎焉。今洛阳西洛水之北有鼎中观，是也。《逸周书》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公羊疏》曰：殷衰之时，鼎没于泗水，及武王克殷之后，鼎乃出见。《汉·艺文志》有《尹佚》二篇，尹佚，周太史，即史佚也。（《考定竹书》卷八）

徐文靖：《左传》宣三年王孙满劳楚子曰：成王定鼎于郏鄏。杜注曰：郏鄏，今河南也。武王迁之，成王定之。（《竹书纪年统笺》卷七）

［日］泷川资言：《书·召诰序》云“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洛诰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崔述曰：《左传》宣公三年云“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则迁鼎于洛者成王也。而桓二年《传》云“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与此异者，盖古人之文多大略言之，迁鼎由于克商，克商，武王之事，不可云成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故统之于武王耳。（《史记会注考证》卷四）

编者按：记载武王克商的利簋铭文说：“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有商。”可知夺得殷王朝的九鼎是周武王。据何尊铭文记载，建都洛阳是周武王的遗愿。而《史记·周本纪》说：“（武）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无远天室。’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由此推测，武王克商时夺得的九鼎，很可能先放置在周武王营建的周居内。后来成王在丰邑命召公到洛阳经过考察、占卜，为成王选择了居址，周公去洛阳为成王营建的住宅（王城）建成后，把九鼎又正式迁入王城内。所以《左传》中既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又有“成王定鼎于郏鄏”，这两种看起来是矛盾的，但是实际上又合理的说法。

【汇评】

王直：鲁臧哀伯曰：武王克殷，迁九鼎于洛邑，义士犹或非之。杜元凱以为伯夷之属也，此在孔孟之间，岂亦非欤？曰：非也。武成之后，岁月无几，散财、发粟、释囚、封墓、列爵、分土、崇德、报功，亟为有益之事，则吾闻之迁鼎恐非急务也，灭人之国，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强暴者之所为，谁谓武王为之？使果有所谓鼎，则天下一家，无非周地，在彼犹在此矣，岂必皇皇汲汲负之以去，而后为快乎？况罪止纣身，为商立后，宗庙不毁，而重器何必迁乎？《书》称营洛乃成王、周公时事，在武王无之。自克商至于周衰，然后左氏载此语，盖已四五百年，四五百年之间岂无一士心非武王者，得称为义亦各有见也，而何必以夷齐实之乎？况左氏之近诬，未必斯言果出于哀伯乎？（《夷齐十辨》，引自《皇明文衡》卷十五）

[7]【汇注】

李仲操：《尚书大传》载：周公摄政“五年营成周”。摄政五年为成王七年，故《史记·鲁周公世家》载：“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可知《召诰》为成王七年作。（《西周年代》四《成王年数及其历日》）

[8]【汇注】

杨一奇撰、陈简补：或谓周之顽民，殷之忠臣也。夫殷之臣孰有忠于微子、箕子者乎？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武庚及余党耳，谓殷之忠臣，然耶？（《史谈补》卷一）

白玉：周公感到摄政以来，殷人虽然种田生活，但是殷人的心里没有完全归服于周朝，武庚叛乱就是明显的例证。周公鉴于东部地区的人民受商殷统治多年，一旦叫他们归服于周朝，是很不容易的，况且周又是新兴的西方小国，在殷民中威信不太高，西部和东部交通又不太方便，在镐京这里管理中原地区有很多困难。而殷民多半居住在东部地区。周公为了使周朝更好地统治殷民，巩固周朝政权，奉成王诵之命，继续兴建洛阳。工程分两个部分，一部分在涧水的东边，瀍水的西边，名叫王城，作朝会用。一部分是在涧水和瀍水的东边，名叫下都，是专门给殷民居住的地方，两地相距四十里，合起来叫成周。所使用的劳役，全是殷人和庶邦人民，经过几年营建，把洛阳城建造完了，周公这才安下心来。逐步地把大量的殷民迁到洛阳下都附近，进行集中管理。由周王朝直接派人到这里进行监督。把剩下的殷民仍然留在原来的地方，但派有重兵防守。从此殷朝的原有势力被周朝分散，再也无力反抗，使周王朝进一步控制天下。（引自《中国古史论集·简论周公的历史作用》）

[9]【汇校】

王若虚：《周本纪》云“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逸》”。《鲁世家》云“周公恐成王有所淫逸，乃作《多士》《无逸》”。自今考之，《多士》为殷民而作者也，《无逸》为成王而作者也；在《本纪》则并《无逸》为告殷民，在《世家》则并《多士》为诫成王，混淆差互，一至于此！盖不惟牴牾于经，而自相矛盾亦甚矣。至《世家》杂二篇之旨，支离错乱，不成文理，读之可以发笑。（《滹南遗老集》卷九《史记辨惑》）

李景星：“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按《多士》为殷民作，《无佚》为成王作，似不宜混而为一。（《史记评议·周本纪》）

【汇注】

陈蒲清：《多士》《无佚》：《尚书》篇名。（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张习孔：约前1056年，周成王八年。周公作《多士》，洛邑既成，周在王城驻兵八师，监管殷顽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警告殷顽民，只要顺从周朝，就给以生活之路，否则将“致天之罚”。（《中国历史大事编年》）

又：周公作《无逸》，周公恐成王有所淫佚，乃作《无逸》以诫王；要成王勤于政务，不要过度游乐。（同上）

【汇评】

梁玉绳：《滹南遗老集·辨惑》曰：“《多士》为殷民而作，《无逸》为成王而作，在《本纪》则并《无逸》为告殷民，在《鲁世家》则并《多士》为诫成王，不惟牴牾于《经》，而自相矛盾亦甚矣。”（《史记志疑·周本纪》）

崔述：周公何以作《无逸》也？大凡人立值四方多难之日，则忧勤惕厉之心生；当太平无事之时，则骄奢安佚之念渐启。方成王之初政，商、奄迭叛，王室不靖，成王之不自暇逸，固也。商、奄既定，天下宗周，飞廉戮，淮夷服，肃慎来，越裳贡，此正人主逸乐将萌之时也。然人主一有逸乐之念，则于庶政必有略不经意之时；一有逸乐之念，则左右臣僚之窥伺我者，必有逢迎意旨以惑君心而自固其宠者。昔梁武帝以开国之君，及其晚节，百度废弛，竟致侯景之乱。唐明皇帝躬戡大难，致开元之盛治，其后亦以荒淫无度，驯致安史之乱，播迁于蜀。周公知其如是，是以作此诫王以预遏其萌也。故《周颂》云：“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惟成王能服习周公之言，是以不敢荒宁，克基天命于无穷也。唐魏征谓“创业易，守成难”；宋李沆数以四方水旱入奏，以为太平无事，恐启人主泰侈之心，其意盖皆本之此篇。此治忽兴亡之大要，故古人皆兢兢于是也。（《崔东壁遗书·丰镐考信录》卷四《周公作〈无逸〉宗旨》）

[10]【汇注】

唐汝询：召公，名奭，周之同姓也。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主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卒而百姓怀之，作《甘棠》之诗焉。（《诗史》卷一《召公·序》）

[11]【汇注】

裴骃：郑玄曰：“奄国在淮夷之北。”（《史记集解》）

张守节：奄音于险反。《括地志》云：“泗水（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即淮夷也。兖州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也”。（《史记正义》）

孙之騄：《括地志》：“兖州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杜注：徐、奄二国，皆嬴姓。孔安国曰：淮浦之夷与徐州之戎，并起为寇。（《考定竹书》卷八《奄盖、徐人及淮夷入于以叛》）

陆伯焜：《尚书·疏》引郑云：“奄盖在淮夷之地，故孔颖达以为亦未能详。”（引自《史记考证·周本纪》）

吕思勉：周公之践奄也，杀其身，执其家，潴其宫。而邾娄定公之时，有弑其父者，公瞿然失席曰：寡人尝学断斯狱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杀无赦。杀其人，坏其室，汙其宫而潴焉，然则周公伯禽之所行，皆东夷之法也。（《论学集林·陈志良〈奄城访古记〉跋》）

顾颉刚：《孟子·滕文公下》：“周公……伐奄三年讨其君。”按周公东征时，奄是最大的敌国，平奄是东征的结束，所以孟子说“伐奄三年”。实际上，三年是平定东方的年数总计。（《奄和蒲姑的南迁》，载《文史》第三十一辑）

又：《尚书大传》：“禄父及三监叛也，周公……杀禄父，遂践奄。践之云者，谓杀其身，执其家，潴其宫。”（《诗·豳风·破斧·疏》《释文·成王政·序》下引）按把敌方的人杀了，把他的宫室毁了，在原基础上挖掘成一个池塘，是最严重的刑罚。由此可见破奄的不易和恨奄的独深，所以既杀了奄君，还这样地破坏奄宫。《礼记·檀弓下》：“邾娄公之时，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尝学断斯狱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官者弑无赦。杀其人，坏其室，汙其宫而潴焉。’”郑玄《注》：“明其大逆，不欲人复处之。”这和《大传》所述是同样深恶痛绝的处理。邾娄（即邾）是陆终的后裔，亦周人所谓东夷之一，但幸而未被迁徙。然则《大传》所云如为实事，恐怕周公即用东夷灭国后的处理方法来对付奄人吧？（同上）

又：《说文·邑部》：“‘’，周公所诛，国在鲁。”……今山东兖州府曲阜县县城东二里有“奄城”，云故奄国，即《括地志》之“奄里”。（同上）

王恢：奄：《书·多士》“昔朕来自奄”，《伪孔传》：“先诛三监，后伐奄、淮夷。”《多方》又曰：“周公归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鲁征淮夷，见《费誓》；王亲征奄，灭其国。”《左》定四年云：“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郡国志》：“鲁国，古奄国。”《括地志》：“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清统志（一六六）》：“奄里在曲阜县城东。”奄盖东夷大国，周公定之，徙鲁以镇之？今又联淮夷以叛，乃灭其国，迁其君于薄姑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成王东征》）

编者按：盘铭文说：“朕皇高祖公叔，克（佐）匹成王，成（承）受大命，方狄（剔）不享，用奠四或（国）万邦。”公叔是西周单氏家庭的始祖单公之子，“公”当是谥称，“叔”当是排行。公叔当有伯、仲等同辈兄长，公叔可能是老三。公叔辅佐周成王承受大命、剔除了不享，也就是征服了那些反叛的、不纳贡的方国，从而奠定了四方万国。他可能参加了成王东征的战争，所以才能说他帮助成王承受大命，剔除不享，奠定四国万邦。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周初成王面对的是反叛势力的挑战。

张家英：此“残”字为“摧毁，消灭”之义。《战国策·秦策五》：“昔智伯瑶残范、中行，围逼晋阳，卒为三家笑。”高诱注：“残，灭也。”又《中山策》：“魏文侯欲残中山。”高诱注：“残，灭之也。”（《〈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周本纪》）

[12]【汇注】

裴骃：马融曰：“齐地。”（《史记集解》）

张守节：《括地志》云：“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薄姑氏，殷诸侯，封于此，周灭之也。”（《史记正义》）

孙之騄：薄姑故城在临菑县西北五十里，近济水。（《考定竹书》卷九《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齐》）

又：“（十六年）秋，王师灭蒲姑”。蒲姑，商诸侯。《路史》云：蒲城在乐安，隋博昌北，唐博兴，武王时伐之，未全灭也。晏子云：“昔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正义》曰：“《括地志》云：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薄姑氏，殷诸侯，封于此。周灭之也。”（《考定竹书》卷八）

又：沈约曰：“薄姑与四国作乱，故周文公伐之。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殷遗民，迁于九毕。”高诱曰：“东夷八国，附从二叔，不听王命。周公伐奄，八国之中最大，余七国小，又先服，故不载于经。”（同上）

又：“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于薄姑”，《书序》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同上）

顾颉刚：《书序》：“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作《成王政（征）》。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薄姑》。”《伪孔传》：“已灭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恶者于蒲姑。‘蒲姑’，齐地，近中国，教化之。言将徙奄新立之君于蒲姑，告召公，使作册书告令之。”（《奄和蒲姑的南迁》，载《文史》第三十九辑）

又：陈志良《奄城访古记》：“今常州城南二十里许有奄城遗址，亦作‘淹城’。……遗址外观，高出地面丈许。城有三道：外城（原注：俗称外罗城）、内城（原注：俗称里罗城）、子城（原注：俗称紫禁城）。城用黄土筑成，未见版筑之迹。外城、内城各有河绕之，不相通流，深丈许，宽十一二丈。三城出入口只一道：外城在正西，内城在西南，子城在正南。全城直径一里半；外城周六里，内城周三里，子城周里许。……淹城当为古代奄族南迁后的居留地。……汉代又在淹城故址扩而充之，设立毗陵县。”按周公伐奄，直把奄人从今山东曲阜县赶到了江苏常州市，可以想见当时全力穷追的情状。这个奄城遗址，规模如此阔大，又可以想见奄国人数的众多，力量的雄厚，虽武力已失败，而仍有建设国家的能力。他们原居于殷的旧都，文化颇高，其向南迁徙，在一定的程度上必然为后起的吴国文化打下了基础。（同上）

王恢：薄姑：《郡国志》：“乐安国博昌，有薄姑城。”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十五）青州府博兴县：“薄姑城在东南十五里柳桥。”又云：“县东北十许里有奄城，俗曰嫌城，即奄君所迁。”雷学淇《竹书义证》：“武王克商，削其地以封太公，蒲姑氏因以为乱，王乃灭之，尽以其地与齐，而以其君为附庸，至成王三年，又与奄同叛，遂绝其国，后乃以其地居奄君也。”盖综《左传》（昭九年）、《孟子》（《滕文公》）、今本《竹书》说也。古本《竹书》无，《汉志》辑论齐地，蒲姑氏成王灭之；惟《左》昭九年，泛言“及武王克商”云云，要当以《孟子》为可信据。（《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成王东征》）

编者按：成王时代的犅刦尊铭文说：“王征奄，赐犅刦贝朋。”禽簋铭文说：“王伐奄侯，周公谋，禽祝。”方鼎铭文说：“唯周公征伐东夷，丰伯、蒲姑咸。公归，荐于周庙。”这些西周成王时代的金文资料，都印证了成王以“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的史实。

[13]【汇注】

张守节：伐奄归镐京也。（《史记正义》）

裴骃：孔安国曰：“告众方天下诸侯。”（《史记集解》）

马持盈：在宗周：周公伐奄而归于长安。（《史记今注·周本纪》）

王恢：《召诰》：“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丰、镐隔丰水，相去二十五里当不误。后东迁雒邑，亦谓之宗周。宗周，盖随周室所在而称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成王东征》）

[14]【汇注】

孙之騄：顾炎武曰：“《多方》之诰曰：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来自奄。”是《多方》当在《多士》之前，后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诛而惧，遂与淮夷、徐戎并兴，而周公东征，乃至于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讨其君”是也。“既克而成王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是也。《孔传》以为奄再叛者，拘于篇之先后，而强为之说。《考定竹书》卷八《夏五月王至自奄》）

解惠全：《多方》：《尚书》篇名。《集解》引孔安国曰：“言国家设官分职用人之法。”（《全译史记·周本纪》）

李仲操：《尚书·多方》载：“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释诂》谓：“监，视也。”监五祀是鉴察了五年的意思。自名这年是“五祀”。《尚书大传》载：周公摄政“三年践奄”。摄政三年为成王五年，与《多方》“五祀”的记述相合。则《多方》必为成王五年所作。（《西周年代》四《成王年数及其历日》）

又：《尚书·多方》作于成王七年三月十九日甲子这天。《多士》载：“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此即践奄归来时所作的《多方》。《多士》作于七年，《多方》作于五年，故《多士》称《多方》这次为“昔”。（同上）

[15]【汇注】

焦竑：周都丰镐，今陕西西安府长安县，关中也。徐广曰：“丰、镐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长安南。”《诗》曰：“文王有声，作邑于丰。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盖都丰而迁镐也。又曰都洛阳者，洛阳今河南府洛阳县也。太史公曰：“学者多称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之，居九鼎焉，而复都丰镐。至平王，乃迁洛。”（《焦氏笔乘续集》卷六《古今都会》）

[16]【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言周家设官分职用人之法。”《古文尚书序》，《周官》，《书》篇名。（《史记集解》）

马持盈：《周官》：《尚书》篇名，言周家设官分职用人之法。（《史记今注·周本纪》）

[17]【汇校】

张文虎：“度制”：中统、游本倒。（《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18]【汇注】

裴骃：何休曰：“颂声者，太平歌颂之声，帝王之高致也。”（《史记集解》）

[19]【汇注】

张大可：息慎：东夷名。郑玄认为息慎即肃慎，在今东北吉林省地区。（《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

吴国泰：息慎即肃慎。息肃双声相通。（《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20]【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贿，赐也。”马融曰：“荣伯，周同姓，畿内诸侯，为卿大夫也。”（《史记集解》）

孙之騄：《书序》云：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氏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荣，国名，同姓诸侯，为卿大夫。（《考定竹书》卷八《肃慎氏来朝，王使荣伯赐肃慎氏命》）

马持盈：息慎：东夷名。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故赐（贿）之以命。（《史记今注·周本纪》）

陈蒲清：荣伯，人名。周同姓诸侯。《贿息慎之命》，《尚书》篇名。今亡佚。“息慎来贺”等句，《尚书序》作“王俾荣伯作《贿息慎之命》”，文意较明。（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1]，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2]。成王既崩[3]，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4]，作《顾命》[5]。太子钊遂立[6]，是为康王[7]。康王即位[8]，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9]。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10]，刑错四十余年不用[11]。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12]，成周郊[13]，作《毕命》[14]。

[1]【汇注】

张守节：钊音招，又古尧反。任，而针反。（《史记正义》）

李昉：《帝王世纪》曰：周公居冢宰，摄政。成王年少，未能治事，故号曰“孺子”。八年，王始躬亲王事，以周公为太师，封伯禽于鲁。父子并命。周公拜于前，鲁公拜于后。王以周公有勋劳于天下，故加鲁以四等之上，兼二十四附庸。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王既营都洛邑，复居酆、镐，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王乃大蒐于岐阳，东伐淮夷。七年，王崩，年十六矣。太子钊代立。（《太平御览》卷八四《成王》）

[2]【汇注】

陆唐老：初，召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请召民，召公曰：“不劳一身，而劳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乡邑，听断于陇陌阡亩之间，庐于棠树之下。以蚕桑耕种之时，乃泄狱出拘民，使得反业，自侯伯至庶人，无失职者。（《陆状元通鉴》卷二〇《外纪·周纪上·文武》）

李学孔：壬戌三十有七年，王作《顾命》。（《皇王史订》卷四《周纪·成王》）

又：四月甲子，王不怿，作《顾命》，命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保元子钊。次日王崩。（同上）

[3]【汇注】

班固：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鲁之岁也。后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顾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沬水。”作《顾命》。翌日乙丑，成王崩。（《汉书·律历志下》）

章衡：成王在位四十七年。（《编年通载》卷一《周》）

李学孔：成王名诵，武王子，在位三十七年，按《谥法》：“安民立政曰成。”（《皇王史订》卷四《周纪·成王》）

徐文靖：按《书·叙》曰：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书》曰：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云云，王曰：兹予审训命汝。越翼日乙丑，王崩。《汉·志》曰：成王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其说谓周公摄政七年，成王即政三十年，共三十七年。郑康成谓此年为成王之二十八年，章子平编年《通载》谓成王在位四十七年。今据《竹书》，“成王在位三十七年，陟”，是《汉·志》不谬也。（《竹书纪年统笺》卷七）

齐召南：成王：武王子，元年丙戌。……在位三十七年崩，子钊嗣。召公奭相。（《历代帝王年表·周世表·成王》）

编者按：西周共王时代的史墙盘铭文说：“宪圣成王，左右绶会刚鲧，用肇彻周邦。”“绶”，通授。“会”，指计谋。“刚鲧”，为梗直。“肇”，是开始的意思。“彻”，含义为治理。《诗经·公刘》云：“彻田为粮。”郑笺：“度其原隰与原田多少，彻之使出税，以为国用。什一而税谓之彻。”《诗经·崧高》云：“彻申伯土田。”毛传：“彻，治也。”郑笺：“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赋税。”史墙对成王的颂词是：成王左右的大臣出谋划策耿直无私，成王用他们来治理周王朝的土地。

西周真正的分封制度开始于成王，是成王东征灭国以后，开始在新占领的领土上，分封诸侯，建立诸侯国，首先分封了齐、鲁、燕三国，并将武庚禄父的封地改封给康叔，建立卫国。

成王一生主要的政绩是分封诸侯，所以《左传》定公四年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成王在王畿以外的领土上分封诸侯，向外殖民的政策，被康王所继承，康王时改封了原在陕西陇县的虞侯夨氏族，到江苏的宜地为侯，故称为宜侯夨氏族（见宜侯夨簋铭文）。春秋时期宜侯夨氏南迁苏州建都。后世因为其国宗室的氏族名称为“夨”，而古代“夨”的读音为“吴”，所以称其国为吴国，史称东吴。康王还改封周公一个儿子到河北邢台市一带为诸侯，称为邢侯（见邢侯簋铭文）。邢侯原来的封邑在陕西凤翔县（详见尹盛平：《邢国改封的原因及其与郑邢、丰邢的关系》，原载《三代文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1999年。又见《周文化考古研究论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

赵光贤：成王（公元前1035年—公元前1009年）在位二十七年。（《先秦史论集·西周诸王代考》）

荣孟源：成王，公元前1045年—公元前1014年，共三十二年。（《历史笔记·试谈西周纪年》）

李仲操：《世纪》又载：“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鲁之岁也。后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顾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沬水’，作《顾命》。翌日乙丑，成王崩。”这里记周公摄政后，成王的在位年数是三十年。则加摄政七年，成王的实际年数为三十七年。（《西周年代》四《成王年数及其历日》）

编者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的西周年表：成王在位约前1042年—约前1021年，共22年。

[4]【汇注】

解惠全：临之，指临朝政，治理国政。（《全译史记·周本纪》）

【汇评】

牛运震：“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按此段缜括《顾命》大旨，古质简老，可补《书·序》所未及。（《史记评注·周本纪》）

[5]【汇注】

裴骃：郑玄曰“临终出命，故谓之顾。顾，将去之意也。”（《史记集解》）

王若虚：今其书但载成王末命，使之率循天卞，燮和天下，以答扬文、武之训而已。曷尝有二公申告之事哉？（《滹南遗老集》卷九《史记辨惑》）

马持盈：《顾命》：《古文尚书》《今文尚书》皆有。言成王将死，召卿相大臣托以辅其后主之命也。（《史记今注·周本纪》）

解惠全：《顾命》：《尚书》篇名。《集解》引郑玄曰：“临终出命，故谓之顾。顾，将去之意也。”又《尚书易解》引黄生《义府》云：“书以《顾名》名。顾，眷顾也。命大臣辅嗣主，郑重而眷顾之也。”（《全译史记·周本纪》）

李仲操：《尚书·顾命》“惟四月哉生魄”，郑玄注：“此成王二十八年。居摄六年为年端。”《顾命》为成王死年所作，郑玄说这年是成王二十八年，当然也就是成王在位共二十八年。……实际摄政时间没有七年，摄政起于成王三年，止于成王七年十二月，共五年时间。……所以成王年数应为三十七年。（《西周年代》四《成王年数及其历日》）

【汇评】

张照：王若虚《辨惑》曰：今其书但载成王末命，使之率循天卞，燮和天下，以答扬文、武之训而已，曷尝有二公申告之事哉？臣照按马迁之意，即指《康王之诰》上半篇所言，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曰：“敢告天子云云耳。”盖《顾命》与《康王之诰》本相连属，或古本于“惟予一人钊报”诰以下为《康王之诰》，以上皆属《顾命》，亦未可定，不得据以訾迁也。（《钦定史记·周本纪·考证》）

颜克述：《史记辨惑》：“《周纪》云：‘成王既崩，召、毕二公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今其书但载成王末命，使之率循天卞，燮和天下，以答扬文、武之训而已，曷尝有二公申告之事哉！”（同书第58页）按：《尚书·顾命》载以成王末命告太子钊之事为：“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太宗奉同瑁，由阼阶；太史秉书由宾阶，御王册命。”其前并有“成王不怿”，召太保奭与毕公等接受顾命之文，有“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尔尚明时朕言，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大段文字。细玩其义，实与“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等语相近。而《顾命》于“御王册命”之后，有“道扬末命，命汝嗣训”语，实即此意。《史记》关于成王末命之记载，基本上与《尚书》一致。史迁为求通俗，往往改写“周诰殷盘”之文，此亦其例。王氏于《尚书》既未细考，又泥守《尚书》片断文字以非难《史记》，殊欠切当。（《王若虚〈史记辨惑〉质疑（上）》，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

[6]【汇注】

朱孔阳：《纲目前编》：成王三十七年夏四月甲子，王命太保奭及群臣受顾命，乙丑，王崩。太保迎元子钊于毕门外，入翼室恤宅宗。癸酉元子钊麻冕黼裳即位，朝见诸侯于应门内，诸侯听命，出，王释冕反丧服。（《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7]【汇注】

司马贞：“康王钊”，（钊），古尧反，又音招。（《史记索隐》）

司马光：康王修文、武、成王之业，四海治安，成康之世，刑措不用者四十余年。（《稽古录》卷八《周上》）

潘永圜：康王，名钊，成王元子。癸亥即位。克遵洪业，敬恭神人，四彝宾服，囹圄空虚。在位二十六年。成康之世，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谥法》：温柔好乐曰康。（《读史津逮》卷一《周》）

刘于义：康王，讳钊，成王太子，以岁壬戌即位，在位二十六年。太子晋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八王而康克安之。”（《陕西通志》卷四八《帝系一·康王》）

梁玉绳：康王钊，成王子，始见《书·顾命》，亦单称康。在位二十六年，年五十七，葬咸阳。（《汉书人表考》卷三《康王钊》）

【汇评】

沈长云：对于康王在西周王朝建设中的作用，其实是周人自己表述得最清楚。《国语·周语下》引灵王太子晋的话说：“自后稷以来宁乱，及文、武、成、康而仅克安之。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难也如是。”这里不仅以文、武、成、康并提，而且视康王为周人基业的最终奠立者：从后稷开始打下治民的基础，过十五世到文王时期才始显出有些成就，过十八世到康王之手才终于定下了周家天下的规模，可见创业的艰难！（《西周史论文集》下册《论周康王》）

又：古本《竹书纪年》有“晋侯作宫而美，康王使让之”等语，岂非善自约束，不使个人及臣下沉湎于安乐之举！就金文资料来说，《大盂鼎》铭记康王对盂的训诰，谆谆教诲他要汲取殷亡教训，畏惧天威，不得酗酒，以免丧失百姓；又教导他要勤敏政事，朝夕入谏。这些，都表现了康王勤于政事，时刻戒惧自己，并采纳臣下建议的作风。故《周颂·执竞》云：“丕显成康，上帝是皇。”颂成、康二王受上帝之嘉美；又云“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赞成、康治理四方，具有明察秋毫般的英明，可见康王与成王同样受到周人的称许，后人艳称的“成康之治”，亦是有根据的说法。（同上）

编者按：自汉代以来，儒学经士认为康王是一位贪图安逸的君主，诬其好色淫乐，致使周道衰微。其实康王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王。康王的业绩主要有两方面：一、改封诸侯。例如改封原为内服的邢叔为外服的邢侯（见邢侯簋铭文），改封原在关中西部陇县境内的虞侯夨氏族之君虞侯到江苏的宜地（今镇江一带）为宜侯（见宜侯夨簋铭文）。还分封南宫盂为诸侯（见大盂鼎铭文）。二、征服鬼方族。从成王中后期至康王晚年以前，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治世，号称“成康之治”。根据小盂鼎铭文记载，康王二十五年，南宫盂率军征伐鬼方。经过两次战役，斩获甚众，捉到敌酋4人，杀死近5000人，活捉俘虏14000人以上，获得牛、马、羊480多头，战车100多辆，取得了空前的大捷。从此鬼方被彻底征服，直到西周晚期以前，金文中不见鬼方入侵的记载。关于康王的政迹，墙盘铭文颂扬说：“肃哲康王，遂尹亿疆。”“遂尹亿疆”，就是通过分封、改封诸侯，扩大领土，从而统治着广大的疆域。

[8]【汇注】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康王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召康公总百官，诸侯朝于丰宫。……二十六年秋九月己未，王陟。（引自《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一〇《周·康王本纪》）

[9]【汇校】

王若虚：以《书》考之，此篇乃《康王之诰》耳。若《康诰》，则成王以命康叔者也。其谬误如此。且《本纪》既先序周公作《康诰》《酒诰》等篇，而于此复云，《书》岂有两《康诰》邪？（《滹南遗老集》卷九《史记辨惑》）

梁玉绳：“作《康诰》”，《滹南遗老集·辨惑》曰：“此乃《康王之诰》，若《康诰》则命康叔者也，《书》岂有两《康诰》耶。”（《史记志疑·周本纪》）

张文虎：“作康诰”，按：当作“康王之诰”。（《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郭嵩焘：作《康诰》，《札记》云：“当作‘《康王之诰》’。”（《史记札记·周本纪》）

【汇注】

左丘明：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左传》定公四年）

李学孔：癸亥元年，诸侯来朝，王作《康诰》，宣示文武之功，由是诸侯率服。（《皇王史订》卷四《周纪·康王》）

孙之騄：《左传》，康有酆宫之朝，酆在始平鄠县东。康王于是朝诸侯。《康王之诰》曰：“大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疏》云：“于是太保召公领冢宰。”张超《诮青衣赋》：“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但愿周公，好以窈窕。防微诮渐，讽喻君父。”齐、韩、鲁三《诗》皆以为康王晏朝，《关雎》刺之。（《考定竹书》卷九《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召康公总百官朝诸侯于酆宫》）

张照：王若虚《辨惑》曰：以《书》考之，此篇乃《康王之诰》耳。若《康诰》，则成王所以命康叔者也。其谬误如此。且《本纪》既先序周公作《康诰》《酒诰》等篇，而此复云书，岂有两《康诰》耶？臣照按马迁或本作《康王之诰》，而相传之讹，致脱“王之”二字，或此篇本亦名《康诰》，后世以两《康诰》而改此为《康王之诰》，俱未可定，不得指为惑而强辨也。（《钦定史记·周本纪·考证》）

徐鼒：《诗谱》疏引王肃《康诰》注云：“唐，国名，在千里之畿内。既灭管、蔡，更封为卫侯。”又《史记·卫世家》注引《世本》云：“康叔居康。”《诗地理考》亦引《世本》云：“康叔居康，从康徙卫。”宋衷注云：“康叔从畿内之康，徙封卫。卫即殷虚定昌之地。畿内之康，未知何在也。”鼒按《左传》：“命以康诰”，“命以唐诰”。唐为国名，知康亦国名也。管叔、蔡叔、霍叔同是一例，蔡、霍亦国名也。（《读书杂释》卷二《康诰》）

【汇评】

吴汝纶：大顿束，笔力千钧。（《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周本纪》）

[10]【汇评】

姚允明：继德累世矣，而惟靖民以致刑措，故虞周媲治也。（《史书》卷一《康王》）

[11]【汇注】

裴骃：应劭曰：“错，置也。民不犯法，无所置刑。”（《史记集解》）

司马光：康王修文、武、成王之业，四海治安。成、康之世，刑措不用者四十余年。（《稽古录》卷八《周》上）

陈梦家：《太平御览》八五引《纪年》曰：成、康之世，天下安宁，刑错四十年不用。（《西周年代考》第三部）

陈蒲清：刑错：刑法停止不用。形容民不犯法，社会安定。错：通“措”，废止。（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汇评】

董仲舒：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狠为俗，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引自《资治通鉴》卷一七《汉纪九》）

丁南湖：四十余年刑措不用，其果然乎？王充《论衡》云：尧舜虽优，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虽盛，不能使一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刑措不用，后儒之增饰也。虽增饰，亦足为人主钦恤之劝矣。（引自《纲鉴合编》卷二《周纪·康王》）

龙体刚：再考古来革命，若商纣之败亡何易？以遇周家之父子兄弟，祖孙皆圣贤也。然灭商虽易，而周之创垂保定，又觉甚难。以商承六七世贤圣之君，数百年养士之泽，忠臣义士，亦唯商为多耳。受辛无道，商人咸以诛纣为幸。及商既灭，人思先泽，又莫不以亡国为悲，以故三监河、洛、奄、淮、徐、戎五十国，终不肯附，若非《破斧》《东征》，营都迁洛，廓清摧陷，殚厥心力，则成、康之际，何能永定大清若此耶？然则殷多忠义，而周乃视为顽者，何也？曰：此孔安国《书序》之言，非公之言也。《康诰》《酒诰》《洛诰》《多方》《多士》诸书，并无此语。若公诋殷士为顽，则首阳高节，安能廉立为百世师哉？今观《酒诰》曰“殷献（贤）臣”，《多士》曰“商王士”，曰“天邑商”，《多方》曰“殷多士”，自称曰“予小子”，唯圣人卑以自牧，无亦殷士之贤，大惬圣心，故每敬而矜之，宁肯诋殷为顽民乎？然则迁殷民于洛又何也？曰：此迁殷世臣故家之在朝歌者，如后世徙大姓以实京师园陵之类耳，朝歌距洛四百里，移其大族于新城，朝夕劝诲，以训其不率，岂尽取而禁锢之耶？如尽取而禁锢之，则与后世之新安、长平何异？周公宁肯为之？盖自武王崩后，公两奉伐奄，抚驭十有余年，其归洛以告多方，成王时已二十四龄，而奄犹反侧靡常，非公之经营惨淡，镇静东方，则成康五十年刑错，皞皞乎若唐虞气象，岂易得哉？夫子删书，备录诸诰，以见文、武、成、康之业，绵世八百，其借公之抚绥保义，后世莫与京矣！（《半窗史略》卷五《西周·康王》）

[12]【汇注】

陈蒲清：分居里，成周郊：分出成周的一部分民众迁往郊区居住，作为成周的屏藩。（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解惠全：策：策书，古代帝王对臣下使用的一种文书，用以书教令。（《全译史记·周本纪》）

[13]【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分别民之居里，异其善恶也。成定东周郊境，使有保护也。（《史记集解》）

[14]【汇注】

班固：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毕命丰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丰刑》。”（《汉书·律历志下》）

孙之騄：《毕命》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保釐东郊。”王肃曰：“毕公，代周公为东伯。”（《考定竹书》卷九《十一年夏六月壬申王如丰锡毕公命》）

解惠全：《毕命》：古文《尚书》篇名，伪孔氏传：“言毕公见命之书。”（《全译史记·周本纪》）

李仲操：《毕命》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保釐东郊。”庚午朏为一日，则壬申为三日，是康王至丰的时间，未记命毕公之日。《史簋》载：“乙亥，王（诰）毕公，迺易（锡）史贝十朋，（）占于彝，其于之朝夕监。”此记命毕公是在乙亥日。按《毕命》一日为庚午，则乙亥在六日。（《西周年代》四《康、昭、穆三世年数及其历日》）

【汇评】

方希古：余读《周书》，至于康王之命毕公，然后知周公之忠厚也。殷之顽民可谓顽矣，大者作乱，小者骄淫奢侈，不率法度，礼不得而齐之，德不得而服之，周公知其不可旦夕治也，既欲加兵诛之，又举而迁之于洛，其怒殷民亦甚矣……周公以王士义民待之，彼欲不修士君子之行，得乎？圣人之待人也恕，如此宜乎未历三纪而皆化也。至于康王不知圣人导民之微权，命毕公继周公之职，辄称之为顽民，举洛邑之民岂无善者哉？概而谓之顽，殷民闻之，得无怨且怒乎？号之以为顽，而欲责其不为顽不可得矣。然则周公婉辞和色，化殷民为君子，康王发片言而诬殷民为顽民，文王、武王忠厚之意至是销铄殆尽矣。不然，世之庸主无典则以遗后嗣者，子孙蒙其遗烈，犹可传数世无乱，以文、武、周公之大德，曷为不二三传而遽微乎？史称成康为至治，余谓周之衰，康王基之。（引自《皇明文衡》卷五四《毕命》）

牛运震：“晋唐叔得嘉谷献之成王”云云至“作《毕命》”，按此处点次《书·序》以叙事迹，有删有润，笔法古雅绝伦。（《史记评注·周本纪》）

编者按：盘铭文说：“雽朕皇高祖新室仲，克幽明厥心，柔远能迩，会召康王，方怀不廷。”《诗·大雅·民劳》云：“柔远能迩，以定我王。”传曰：“柔，安也。”笺云：“能，犹如也。迩，近也。安远方之国，顺如其近者。”“方怀不廷”，是说方使那些不入朝拜见的反叛者归来。解决反叛问题，不会象盘铭说得那样轻松，据康王时代的金文资料，康王晚年就进行过征伐鬼方的战争。

康王卒[1]，子昭王瑕立[2]。昭王之时[3]，王道微缺[4]。昭王南巡狩不返[5]，卒于江上[6]。其卒不赴告[7]，讳之也[8]。立昭王子满[9]，是为穆王[10]。穆王即位[11]，春秋已五十矣[12]。王道衰微[13]，穆王闵文武之道缺[14]，乃命伯冏申诫太仆国之政[15]，作《冏命》[16]。复宁[17]。

[1]【汇注】

李学孔：康王，名钊，成王子。癸亥嗣立，在位二十六年。按《谥法》：“温柔好善曰康。”（《皇王史订》卷四《周纪·康王》）

浦起龙：《公羊》隐三：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史通通释》卷五《因习·曰薨曰卒》）

齐召南：康王：成王子，元年癸亥。……在位二十六年崩，子瑕嗣。（《历代帝王年表·周世表·康王》）

朱孔阳：康王讳钊，成王元子。成、康之世，海内晏然，刑错不用四十余年，有唐、虞之风焉。二十六年戊子，王崩。陵在咸阳文王陵东南。（《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赵光贤：康王（公元前1008—前984年）在位二十五年。（《先秦史论集·西周诸王年代考》）

荣孟源：康王，公元前1013—前985年，共二十九年。（《历史笔记·试谈西周纪年》）

李仲操：康王在位年数，《史记》和《汉书》均无记载。《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曰：“康王元年释丧冕，作诰申诸侯。命毕公作策分民之居里于成周之郊。王在位二十六年崩。子瑕代立，是谓昭王。”《竹书纪年》亦记康王“二十六年秋九月己未，王陟”。则康王的在位年数应是二十六年。从《史记》等有关记载看，这个二十六年是接近实际的。《周本纪》载：“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太平御览》引《纪年》亦有与此相同的话。可知此话是有所本的。此成康两世的“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当包括康王全部年数和成王后期的二十余年。《毕命》载：“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式化厥训，即历三纪，世变风移，四方无虞”的政治局面。一纪为12年，三纪36年。则从康王十二年作《毕命》时起，上溯36年，为成王十三四年。知迁殷顽民于成周，从成王五年起，至十三四年，才最后完成。此后约有四五年的巩固时间，即进入天下安宁，刑措不用的成康盛世。这样至康王末年正是“四十余年”。可见康王在位确有26年。（《西周年代》四《康、昭、穆三世年数及其历日》）

编者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的西周年表：康王在位为前1020年—前996年，共25年。盘铭文说：“雽朕皇高祖惠仲盠父，盩龢于政，又（有）成于猷，用会邵（昭）王、穆王，欲政四方，扑伐楚荆。”《国语·齐语》记载管仲的话说：“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据上述，可知昭穆两代，都是想向四方推行其政治，学习文王、武王经营四方而成名。康王死后，东夷大反，昭王派遣几路大军征伐东夷。昭王时代的小臣速簋铭文说：“皻东夷大反，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唯十又一月，遣自相师，述（经）东滕，伐海眉（湄）。雽氒（厥）复归，在牧师。”过去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伯懋父是成康时期的康伯髦，也就是王孙牟。近来出现第二种意见，彭裕商认为伯懋父是祭公谋父（彭裕商：《伯懋父考》，见《述古集》，巴蜀书社，2016年）。此说不仅新颖，而且可从。夨令簋铭文说：“唯王子伐楚，伯在炎。”这是昭王第一次伐楚时，伯懋父率领殷八师征伐海边的东夷，驻军在今山东郯城县的驻军之所。这就证明伯懋父是昭穆时代的大臣，而不是成康时代的康伯髦。昭王时代的鲁侯簋铭文说：“唯王令（命）明公遣三族伐东国，在费。”明公是第二代周公君陈之子，是昭王时代的执政大臣。费是鲁国都城曲阜东郊的地名。昭王时代的旅鼎铭文说：“唯公太保来伐反夷年，在十有一月庚申，公在盩师。”“公太保”，就是明公太保。总之，昭王早年有一次伐东夷的战争，平息了东夷的叛乱。但是这一史实，文献缺载，今以西周金文资料补充。

【汇评】

刘知幾：古者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传》称楚邓曼曰：“王薨于行，国之福也。”又郑子产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吊。”即其证也。按夫子修《春秋》，实用斯义。而诸国皆卒，鲁独称薨者，此略外别内之旨也。马迁《史记》西伯已下，与诸列国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称，此岂略外别内邪？何贬薨而书卒也？（《史通》卷五《因习》）

黄逊淳：王名钊，即文王之曾孙，武王之孙，成王之元子也。在位二十六年，布政和平，抚民安乐，故谥曰康。（引自《金石续编》卷十三《大宋新修周康王庙碑》）

梁玉绳：“康王卒”，按：史公诸《本纪》天子皆书“崩”，而有书“杀”者五，周幽王、哀王、思王及秦二世父子也。有书“死”者五，夏桀、殷武乙、辛受、周厉王、秦武王也。或残虐无道，或伤戕短命。其贬之固宜，而《周纪》又杂书“卒”者三，未晓何故？昭王不返，赧王遂亡，则降书以“卒”，犹可言耳；若康王之贤，与成并称，岂得下同昭、赧乎？夫前之文王，当书“卒”者也，而僭书曰“崩”；此之康王，当书“崩”者也，而降书曰“卒”，失义例矣。（《史记志疑·周本纪》）

[2]【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昭王在位五十一年，以德衰南征，及济于汉，舡人恶之，乃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解，王及祭公俱没水而崩。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极得王，周人讳之，王室于是乎大微。王娶于房，曰房后，生太子满，代立，是谓穆王。（《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潘永圜：昭王，名瑕，康王子，己丑即位，南巡济汉，汉滨人载以胶舟，中流溺死。在位五十一年。《谥法》：仪容恭美曰昭。（《读史津逮》卷一《周》）

刘于义：昭王，讳瑕，康王太子。以岁戊子即位，在位五十一年。（《陕西通志》卷四八《帝系一·昭王》）

梁玉绳：昭王始见《逸书·祭公解》《左僖四》《周语上》《齐语》，名瑕。（《汉书人表考》卷九《昭王瑕》）

朱孔阳：昭王讳瑕，康王子，五十一年己卯巡狩至汉崩，陵在河南之少室山。（《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3]【汇注】

张习孔：约前985年，周昭王十六年，昭王南征，涉汉水，伐楚荆、振旅凯旋而归。（《中国历史大事编年——远古至东汉·西周》）

[4]【汇注】

解惠全：微缺：衰微，衰落。“微”“缺”同义。（《全译史记·周本纪》）

【汇评】

姚允明：以楚始大，南巡，崩于涉汉，不问也。柔至于不振，不可积矣。（《史书》卷一《昭王》）

吴汝纶：由盛入衰。（《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周本纪》）

[5]【汇注】

王恢：昭王南巡，实为荆蛮。《史墙盘》：“弘鲁邵（昭）王，广纰楚荆，隹狩南行。”据《竹书》，昭王南征凡三次：（一）五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二）五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三）末年（前1024），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反。昭王失败，周室遂衰；楚则快速发展。继其先“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勤奋开创精神，周夷王时（前924—前879），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三子王江上：长子康为句亶王（湖北江陵），中子红为鄂王（鄂城马绩乡），少子执疵为越章王（江西九江）。周厉王暴虐，楚为保其实力，避免冲突，暂时取消三子王号。（《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昭王南巡》）

编者按：“南巡狩不返”，是指昭王伐楚死于汉江。墙盘铭文对昭王的颂词是“宖（弘）鲁邵（昭）王，广（惩）楚荆，唯寏（焕）南行”。

“弘鲁”是溢美之词，意思是宏伟嘉善。“广”，陈世辉读为广惩，他引《诗·宫》所云“荆舒是惩”为证（《墙盘铭文解说》，《考古》，1980年5期）。于省吾：“焕为奂的后起字。《汉书·韦玄成传》的‘惟懿惟奂’，颜注谓‘奂，盛也’。《礼记·檀弓》的‘善哉奂焉’，郑注谓‘奂言众多’。总之，奂训大，训盛，训众多，意义相涵。”（《墙盘铭文十二解》，《古文字研究》第五辑）“唯奂南行”，是形容昭王南征荆楚时，士卒众多，军容盛大。盘铭只言南征盛况，而讳言结果，与伪称“南巡狩不返”是一致的。昭王在位十九年，两次南征，一次是十六年，一次是十九年。

[6]【汇注】

陆唐老：王巡狩，返，济汉，汉滨人以胶胶船，王至中流，胶液，王及祭公皆溺死，在位五十一年崩，子满立。（《陆状元通鉴》卷二〇《外纪·周纪上·昭王》）

章衡：在位五十一年。（《编年通载》卷一《周·昭王瑕》）

王在晋：周昭王陵，登封县少室山阳城西谷。（《历代山陵考》卷上《河南府》）

李学孔：昭王，名瑕，康王子，己丑嗣立。在位五十一年。按《谥法》：“仪容恭美曰昭。”（《皇王史订》卷四《周纪·昭王》）

梁玉绳：“卒于江上”，附按：《正义》引《世纪》谓胶船液解，溺于汉水。杜预亦云“涉汉船坏而溺”。《吕氏春秋·音初篇》谓“昭王征荆，涉汉梁败，抎于汉中，其右辛余靡振王北济”。《竹书》言“天大曀，丧六师于汉”，无船解梁败之说，似《竹书》为可信。至所云“振王北济”者，振王之尸也，《左》《谷》二《疏》据高诱说以振王为非，未免错会。（《史记志疑·周本纪》）

朱孔阳：《史记》昭王之时，王道微缺。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崩，不赴告，讳之也。《左传》管仲曰：“昭王南征不复。”《外纪》，昭王南巡狩，反，济汉，汉滨之人以胶船进。王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皆溺焉。《大纪》曰：王征荆蛮，军旅旋涉汉、梁败，王及祭公抎于汉中。王右辛余靡振王北济，反振祭公。王因是发疾。诸说不同，未详孰是。今按少室山有昭王陵，似《大纪》之说为长。抑亦如黄帝桥陵群臣葬以衣冠耶？（《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陈梦家：《竹书纪年》曰：“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又曰：“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以上《初学记》七引）又曰：“周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太平御览》八七四引）似昭王亡于十九年。（《西周年代考》第三部）

王恢：江，《世纪》：“昭王南征济于汉，中流与祭公俱没。”《沔水注》：“沔水又东，迳左桑（按近今沔阳东北仙桃），昔周昭王南征，船人胶舟以进之，昭王渡沔，中流而没，死于是水。庾仲雍言，村老云，百姓佐昭王丧事于此，成礼而行，故曰佐丧——左桑字失体耳。沔水又东得合驿口，庾仲雍言：须导，村耆旧云，朝廷驿使合丧于是，因以名焉。今须导村正有大敛口，言昭王于此殡敛矣。沔水又东，谓之横桑，言得昭王丧处也。”虽附会野语，可略推其地理。（《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昭王南巡》）

荣孟源：昭王，公元前984—前966年，共十九年。（《历史笔记·试谈西周纪年》）

李仲操：古本《竹书纪年》载：“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今本《竹书纪年》亦载：“十六年伐楚，涉汉遇大兕。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祭公章伯从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王陟。”古、今本《竹书纪年》都记昭王在位十九年。今本又在十九年下，加一“春”字，则昭王死时尚不足十九年。此说应是秦灭以前的记载，与实际必很接近，但还须证明。（《西周年代》四《康、昭、穆三世年数及其历日》）

又：得《卫毁》历日日序为穆王二十七年三月九日既生霸戊戌。月相、干支正合。证明《竹书纪年》所记昭王在位十九年是正确的。（同上）

编者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的西周年表：昭王在位为约前995年—约前977年，共19年。

【汇评】

龙体刚：按《大纪》云：王陨于汉，有王右辛余靡振王北济，因发疾死。是岂胶舟溺崩？出后人之讹传耶？然考昭王时，月有光五色贯紫微，井水沸溢，已见天道之乖异矣，而十有四年，鲁侯弟沸即弑君幽公而自立，王不能讨，篡逆已造端于此，则汉人胶舟一事，未敢云无，但陨时未崩，北济后病殂之说，亦未必妄。（《半窗史略》卷五《西周·昭王》）

[7]【汇注】

解惠全：赴告：讣告，报丧。（《全译史记·周本纪》）

[8]【汇注】

张守节：《帝王世纪》云：“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公讳之。”（《史记正义》）

马持盈：昭王之死所以不赴告于天下诸侯，是因为周人以此事为不光明，故讳言之。（《史记今注·周本纪》）

【汇评】

陈栎：康王没，昭王继之，南征济汉，沉没不返，周人讳之，不赴告诸侯，周纲陵夷，渐见于此。（《历代通略》卷一《周》）

[9]【汇注】

司马贞：宋衷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为右，涉汉中流而陨，由靡承王，遂卒不复。周乃侯其后于西翟也。”（《史记索隐》）

[10]【汇注】

李昉：《帝王世纪》曰：昭王在位五十一年，以德衰南征。及济于汉，舡人恶之，乃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解。王及祭公俱没水而崩。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拯得王，周人讳之。王室于是乎大微。王娶于房，曰房后，生太子满，代立，是谓穆王。（《太平御览》卷八五《昭王》）

刘于义：穆王，讳满，昭王太子。以岁己卯即位，在位五十五年。（《陕西通志》卷四八《帝系—穆王》）

朱孔阳：穆王讳满，昭王子。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卒能听《祈招之诗》以自克，五十五年甲戌崩于祇宫，寿百有四岁。陵在西安府长安县。（《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张习礼：约前964年，周穆王十三年，穆王伐徐（不知何年，据《今本纪年》系此）。《中国历史大事编年》）

【汇评】

胡宏：史有谓昭王以楚人不朝，南征济汉，楚人密以胶舟进，中流舟解，王没于水。审若是，则楚有不赦之罪，嗣王所当寝苫枕戈，誓弗与共天下也。愚观穆王命君牙、伯冏之文，典雅弘奥，克己求善，盖贤君也。岂有忽弃君父，而不动天下之兵，以讨荆楚者乎？疑好事者为之，如尧幽囚、舜野死之类也，是以不取彼而取此。（《五峰集》卷四《皇王大纪论·昭王南征》）

吕祖谦：穆王之书三篇：《君牙》《冏命》，初年之书也。《吕刑》，末年之书也。观诸《君牙》《冏命》，其所望臣仆者深且长矣。然此心不继，造父为御，周游天下，将必有车辙马迹，导其侈者果出于仆御之间，抑不知伯冏犹在职否也。然中虽放逸，不克保始，而暮年哀敬，初心复还，谓之全德不可，犹不失为周之令主也。（《古今人物论》卷一《穆王》）

[11]【汇注】

潘永圜：穆王，名满，昭王子，庚辰即位，乘八骏周游，固征犬戎，至是荒服不至。作《吕刑》，在位五十五年。《谥法》布德执义曰穆。（《读史津逮》卷一《周》）

[12]【汇注】

梁玉绳：“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按：《竹书》言穆王以下都于西郑，臣瓒《汉·地理志》注亦云。《诗·小雅·谱疏》引《世本》《汉志》又言懿王徙犬邱，《竹书》谓迁槐里在十五年。槐里即犬邱。迁都大事，纪表皆不书，何也？然则东迁以前已再徙都矣。至史公言穆王即位已五十，必非无征，伪作孔《传》者变其文曰“穆王即位过四十”，孔《疏》谓“不知出何书”。迁若在孔后，当各有所据，而岂知其即据《史记》乎。（《史记志疑·周本纪》）

[13]【汇校】

张文虎：“王道衰微”，《御览》引句上有“而”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蒋廷锡：按郑樵《通志·三五纪》：穆王即位，王宠盛伯之女盛姬，为之筑重璧之台，怠于政治。徐夷作乱，帅九夷以伐宗周。西至于河上。穆王患其炽也，乃分东之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嬴姓，处潢池之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通渠陈、蔡之间，欲舟行上国。得朱弓朱矢，以为天瑞，自号偃王。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皋陶之裔曰造父，以善御幸于穆王。王得八骏，日行千里，使造父御之，欲车辙马迹周于四方八极。西与王母宴于瑶池，作《白云》《黄竹》之歌，乐而忘归。闻徐偃王僭窃，复御八骏长驱而还。使造父告楚，令伐徐。王孙厉谓楚子曰：“徐王好仁义，其志大矣。君若不伐，楚必事徐。”楚子曰：“若有道，不可伐！”对曰：“大伐小，强伐弱，犹石之投卵，虎之噬豚也。”楚子于是伐徐。偃王不忍斗，故败，乃北走彭城东山下，民从之者以万计。因名其山曰徐山。徐子将死，曰：“吾为不忍，以至于此！”（引自《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一〇《周穆王本纪》）

赵生群：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泗州”原作“泗水”。本书卷五《秦本纪》、卷四三《赵世家》、卷九一《黥布列传正义》引《括地志》皆作“泗州”，《元和志》卷九《河南道》五泗州属县有徐城县，今据改。（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

【汇评】

牛运震：“王道微缺”“王道衰微”“王室遂衰”，此等政与“周道初兴”遥对，有关键，有次第。（《史记评注·周本纪》）

[14]【汇注】

解惠全：闵：忧伤。（《全译史记·周本纪》）

[15]【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伯冏，臣名也。”（《史记集解》）

又：徐广曰：“‘（诫）’，一作‘部’。”（同上）

又：应劭曰：“太仆，周穆王所置。盖太御众仆之长，中大夫也。”（同上）

梁玉绳：伯媐始见此。本作伯冏，又作臩……钱宫詹曰：媐当作臩，班史多古文，转写舛谬，失其旧矣。（《汉书人表考》卷四《伯媐》）

[16]【汇校】

张守节：《尚书序》云：“穆王令伯臩为太仆正。”应劭云：“太仆，周穆王所置。盖太御众仆之长，中大夫也。”（《史记正义》）

郝敬：按“臩”，《书》作“冏”，周之仆正也。音拱，与冏声近。（《批点史记琐琐》卷一《周本纪》）

【汇评】

吕祖谦：穆王之命，望于伯冏者深且长矣。此心不继，造父为御，周游天下，将必有车辙马迹导其侈者，果出于仆御之间，抑不知伯冏犹在职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忧思深长，犹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无常，可惧哉！（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17]【汇校】

吴国泰：“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诫太仆国之政，作《臩命》。复宁”。国泰按：疑此有夺误，当作“乃命伯臩为太仆，申诫国之政，作《臩命》，复宁”。太仆上疑夺一“为”字。申诫二字复误书在太仆上，遂不可通矣。复宁上，以意度之，当有“国以”二字。（《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汇注】

梁玉绳：“乃命伯臩申诫太仆国之政，作《臩命》。复宁”。附按：此云太仆国之政，则非太仆正矣。史公亲受古文，不应与《书·序》违异如此。盖太仆之官，其系于国政最重，太仆得其人，而国以永宁也。“复宁”二字，承上“文武之道缺”而言，史公意中有穆王周行天下一事，故为斯语耳。八骏远游之时，伯冏必已去位，穆王殆忘申诫太仆之心欤？王若虚斥为“不成文理”，粗莽之甚。（《史记志疑·周本纪》）

马持盈：复宁：国局又安定。（《史记今注·周本纪》）

编者按：盘铭文说：“雽朕皇高祖惠仲盠父，盭龢（和）于政，有成于猷，用会昭王、穆王，政四方，扑伐楚荆。”“”为的繁文，从次从皿。“”字训为欲，《六书正讹》说：“次即涎字，欲也。欲皿为，会意，从次，欲从次，误。”秦公镈和王姬镈有“百蛮，具即其服”，就是想叫百蛮都履行其服事，交纳贡品。“欲政四方”，就是想向四方推行其政治，这是昭、穆两代周王极力想做的事情。“扑伐楚荆”，是昭王所为。由于昭王第二次伐楚死于汉江，周人不讣告，造成了政局不稳。穆王即位以后，太行山间的戎人大出于国，威胁成周的安全，穆王开始北征。臣谏簋铭文说：“唯戎大出（于），邢侯搏戎，诞命臣谏以师氏、亚旅处于，（从）王（征戎）。”铭文中的邢侯，不是周公之子第一代邢侯，而是周公之孙第二代邢侯。穆王北征，最重要的将领是伯懋父，也就是祭公谋父。师旅鼎铭文说：“唯三月丁卯，师旅众仆不从王征于方雷，使厥友弘以告于伯懋父。”国在今河北省元氏县，方雷是国族名，可能在国附近。吕行壶铭文说：“唯四月，伯懋父北征，唯还，吕行哉（载）爰（锾）马，用作宝尊彝。”伯懋父三月北征方雷，四月回来，吕行在载地（今河南兰考县）用铜交换马匹，受到奖赏。穆王北征文献失载，今以金文补此。

属于西周单氏世族，根据盘铭文记载，其氏族八代人历经文、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厉、宣十二王。经考证，单氏世族八代人从其始祖单公开始，其后分为三个家族，单公长子一支为大宗，世代称为单伯。单公家族传至第三代，单公之孙新室仲从大宗单伯家族中分出来另立宗室，成为小宗单仲家族。惠仲盠父是第二代单仲，单名盠，惠是谥号，仲是排行，父是尊称。单仲家族传到第五代，共叔（可能是单叔五父）又从单仲家族分出来，另立宗室，形成小宗单叔家族。是第二代单叔。（详见尹盛平：《西周史征》第三章第二节《单氏世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西周单氏世族的封邑，也就是他们的“采邑”，是在今陕西眉县渭河北岸的马家镇杨家村、李村一带。1956年眉县李村出土盠器6件，其中驹尊甲铭说：“王弗忘厥旧宗小子，皇盠身。”这说明单氏世族是周王室的姬姓宗亲。单氏世族，是目前发现的最完整的一个西周金文世族，对于研究西周的世族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

【汇评】

王若虚：《周纪》云：“穆王闵文、武之道缺……复宁。”绝不成文理。（《滹南遗老集》卷九《史记辨惑》）

颜克述：《史记辨惑》：“《周纪》云：‘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诫太仆国之政，作《冏命》，复宁。’绝不成文理。”（同书第59页）按：此是文有舛误，王氏疑之是，而未知其所非。《尚书·冏命》序云：“穆王命伯冏为周太仆正，作《冏命》。”《史记》此文之“国之政”三字与“作冏命”三字盖倒，应以正为“作《冏命》，国之政复宁”。则于文无害。《史记》之失，在于“乃命伯冏申诫太仆”语与《尚书》之文不合。（《王若虚〈史记辨惑〉质疑（上）》，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

编者按：《史记·周本纪》说：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诫太仆国之政，作臩命。复宁。

昭王第二次伐楚死于汉江，对周王室的权威损害很大，所以说“王道衰微”。周穆王即位以后，徐偃王乘政局动荡之机，率东方九夷反叛。《后汉书·东夷传》说：

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后得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

“徐夷”又称“徐戎”。《太平寰宇记》卷十六泗州下引《都城记》说：

伯益有二子，大曰大廉，封鸣（鸟）俗氏，秦为其后也；小曰若木，别为费氏，居南裔为诸侯，至夏氏末，其君费昌去夏归商，佐汤伐桀，有功入为卿士，……汤更封费氏之庶子于淮泗之间徐地，以奉伯益之祠，复命为伯，使主淮夷。

《史记·秦本纪》称伯益为柏翳，并说：

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

《汉书·地理志》临淮郡下有徐县，注云：“故国，盈姓。”盈姓即赢姓。唐代的《括地志》云：“徐城县北四十里有大徐城，即古徐国。”汉代的徐县隋代改为徐城县，即今安徽省泗县。九夷，即《后汉书·东夷传》所说的“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礼记·檀弓》记载徐国使者容居说：“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河。”说明《后汉书·东夷传》的说法可信。

共王时代的史墙盘铭文对穆王的颂词是：“祇显穆王，井（型）帅宇诲，緟（重）宁天子。”“緟宁天子”，于省吾读为“重宁天子”。“重宁”与“复宁”同义，都是说使天下重新安宁的意思。墙盘铭文对穆王的颂词是说：显赫的穆王，能够遵循、效法文王、武王久远的教诲，使天下重新安宁。周穆王成为“重宁天子”，决不是一道“臩命”就能使天下重新安宁，而是经过了东讨西征的多年战争。

一、成周阻击战

徐夷反叛时，成周洛邑以南的南淮夷，也北上入侵成周地区，周王朝动用“成周八师”，分几路进行狙击。出土于周原遗址的录卣铭文说：

王命曰：“淮夷敢伐内国，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叶师。”伯雝（雍）父蔑录暦，锡贝十朋。录拜稽首，对扬伯休。……

录是氏名，录又称录伯，他可能是周初太保召公征伐的录子圣的后裔，属于殷遗。伯雍父又见于鼎、甗、臤尊等铜器铭文，是成周洛邑抵御淮夷入侵的主帅，又称师雍父。录簋铭文有“伯雍父来自（甫）”，鼎铭文记伯雍父到地“省道”，即到国考察军事路线。淮夷攻伐的“内国”，可能是指王畿之内的诸侯国。从夫声，与胡、甫等字音同字通。国即甫国，在今河南省偃城县一带。《说文》云：“郙，汝南上蔡亭名。”郙亭应是甫国之亭，可能（甫）国之地包括上蔡的一部分，故上蔡县有郙亭。“成周师氏”，是指率领“成周八师”各个氏族军队的将领。叶师在汝水流域，在今河南省叶县，位于国西北不远。方鼎铭曰：

曰：“乌虖（乎）！王念辟刺（烈）考甲公，王用肇吏（使）乃子（率）虎臣御（淮）戎。”……

“虎臣”，文献称为“虎贲”，是指勇猛敢死之士，是周王的警卫部队。录伯率领的是一支精锐之师，用来抵御淮夷对成周洛邑的入侵。“戎”，是指徐戎。徐国是淮夷中的大国，淮夷始见于古本《竹书纪年》，据此书记载：“夏后相元年征淮夷、畎夷。”淮夷与畎夷都属于东夷集团，是少昊氏族的后裔。夏代末年，淮夷、畎夷等东夷族归商灭夏，其中畎夷的一支进入了关中西部的邠、岐之间，商代甲骨文中称为犬夷，畎夷、犬夷很可能是秦人的先祖。淮戎就是潍戎。据顾颉刚考证，潍水之“潍”，是因为淮夷居住而得名（顾颉刚：《徐和淮夷的迁留——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五》，《文史》，1990年总23期）。反过来讲，淮夷是因为居住在潍水流域而得名。《后汉书·东夷传》说：“武乙衰敝，东夷寖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淮夷当是起源于潍水流域，商代后期迁徙到淮河流域，因此称为淮夷。商代殷墟卜辞中称淮夷为“隹（wei）夷”，隹戎就是潍夷，是淮夷的旧名。簋铭文说：

惟六月初吉乙酉，在堂（师），戎伐。率有司、师氏奔追，御戎于（棫）林，搏戎（胡）。……

堂师应是《春秋·定五年》吴大夫概奔楚所封之堂溪。《水经·灈水注》：“吴房县西北有堂溪城”。《史记·正义》引《地理志》云：“堂溪故城在豫州郡偃城县西八十五里。”

“棫”字来源于今陕西省凤翔县的棫山，由于棫山在周原的西北部，所以棫字早期从周，作，所以唐兰说“”在周原附近（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文物》，1978年第3期）。录伯与淮夷作战的战场棫林，即许地之棫林，距离堂师、叶师都很近。杨伯峻指出：“棫林，许地，今河南叶县东北。与十四年传秦地棫林同名异地。”（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027页）竞卣铭文说：“唯伯屖父以成师即东，命戍南夷。”

“成师”指成皋驻军之所的军队。“南夷”即“南淮夷”，是指淮河以南的淮夷，当时安徽一带的群舒就属于“南夷”、南淮夷。由競卣铭可知徐偃王反叛时，淮河以南的群舒等南淮夷可能也反叛了，所以伯屖父率“成师”向东，去防守南淮夷的入侵。

穆王命伯屖父、伯雍父分两路狙击淮夷的入侵，伯屖父一路从成皋向东，去狙击南淮夷；伯雍父一路戍守叶师、堂师一带，狙击淮夷。录伯是伯雍父属下的主要将领，在棫林一战中，他率领的军队取得了胜利，杀死淮夷一百人，捉住敌酋二人，俘获盾、矛、戈、弓、箭袋、箭头、甲胄等135件，夺回被淮夷捉住的人114名。

二、三年静东国

《史记·秦本纪》说“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徐偃王是徐夷之君，偃与赢为一声之转，徐偃王即徐赢王。周穆王伐东国，已有西周金文资料印证。穆王时代的标准器班簋铭文说：

唯八月初吉，在宗周。甲戍，王命毛伯更（赓）虢（城）公服，甹（屏）王位，乍（作）四方亟极，秉緐（繁）、蜀、巢命。……王命毛公以邦冢君土（徒）御、戜人伐东国（偃）戎，咸。王命吴（虞）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命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命曰：“以乃族从父征，（出）（城）卫父身。”三年静东国，亡不咸（斁）天畏（威）……

虢城公为城虢公的倒文，城与郑音近字通，城虢公即郑虢公。郑虢是郑地之虢，即西虢，是虢仲的封邑，可能在今凤翔县的彪角镇、虢王乡一带。西周时汧水东岸的周原西部统称为郑，所以春秋时，秦德公在今凤翔县的秦雍城遗址內修建有大郑宫。西虢在郑地內，所以称为郑虢。郑地內还有一个井邑，所以西周金文中有一个郑井叔氏族。

班簋铭文中，穆王的第一道命令，是命令毛伯“赓虢城公服，甹（屏）王位，乍（作）四方亟（极），秉緐繁、蜀、巢命。”“赓虢城公服”，就是接替虢城公的职务和爵位。“甹（屏）王位，作四方亟（极）”，是让毛伯屏障（夹辅）王位，作为四方诸侯首领，掌握繁、蜀、巢三国军队的指挥权。“繁”，可能是《左传·襄公四年》“楚师犹在繁阳”的繁阳，杜注：“楚地，在汝南铜阳县南。”“蜀”，是《左传·成公二年》“楚侵晋至蜀”的蜀地，在今山东省泰安市西。“巢”，当在今巢湖市一带。总之，三国都在东方。毛伯《穆天子传》中称为毛班。

穆王的第二道命令，是命令毛公率领各个邦国的步兵和车兵，以及拿特殊兵器（可能是梃）的徒兵，征伐东国戎。毛伯因为代替了城（郑）虢公的职务，官升了级，爵位也升了，所以穆王称他为毛公。唐兰说：“字疑与偃通，戎即徐戎，《书·费誓》说：‘淮夷徐戎并兴。’可见徐是戎。”（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第351页）

穆王的第三道命令是：王命吴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命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这是命令吴伯带领自已的军队作为毛父的左军，命令吕伯带领自已的军队作为毛父的右军。很显然毛父是中军主帅。穆王时代的小臣静簋铭曰：“八月初吉庚寅，王以吴□、吕（犅）合（豳）、盩师邦君，射于大池”。吴可能就是吴伯；吕犅可能就是吕伯。

穆王的第四道命令，即“命曰：‘以乃族从父征，（出）（城）卫父身’”。郭沫若说：“虢城公当即下文‘令曰’之，别有虢生殷者可为证。又有虢仲殷出土于凤翔，凤翔乃古西虢之地，《汉书·地理志》‘西虢在雍州’，是知虢即西虢。”（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8年，释文，第21页）

近年来有学者对郭沫若的说法提出质疑，彭裕商说：“班应即是，其人与毛公同族。”（彭裕商：《班簋补论》，原载《追寻中华文明的踪迹——李学勤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年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又见彭裕商：《述古集》，巴蜀书社，2016年，第131页）如果“班应即是”，“命曰”下面的“以乃族从父征，（出）（城）卫父身”就讲不通了。“班”是毛班，他是周初毛叔郑的后代，毛叔郑的封邑是在成周洛邑附近。而“命曰：以乃族从父征，（出）（城）卫父身”这句话是穆王命令（郑虢生）说：率领你自已氏族的军队随从毛父出征，从郑地出发保卫毛父（毛公）的人身安全。（郑虢生）的封邑在郑地（西郑），因此穆王命令从郑地出发去保卫毛父的人身安全。我们认为郭沫若的说法是正确的。丰京遗址张家坡村发现的铜器窖藏，其中有一件西周穆王时代的孟簋，其铭文说：

孟曰：（朕）文考眔（暨）毛公、遣仲征无需，毛公易（锡）朕文考臣自氒（厥）工（功）……

毛公就是班簋铭文中的毛伯、毛公、毛父，也就是《穆天子传》中的毛班。遣与通用，遣仲就是郑虢生，是一代虢仲，因此称遣仲。“无需”，是方国首领的名子。商代帝辛（纣王）时期的般甗铭文说：

王宜（俎）人方无敄，咸。王赏作册般贝，用作父已尊。来册。

“俎”者，案也。“王宜（俎）人方无敄”，是说商王（殷纣王）砍下人方首领无敄的头颅放在案上，进行祭祀活动。孟簋铭文所记，当是毛伯接替了郑虢仲的职务以后，与孟的父亲、郑虢仲共同去征伐戎（徐戎）的史实，所以称为毛公。“无需”当是人方首领“无敄”的后代，很可能是徐戎之君，也就是徐偃王的私名。徐戎在今安徽省泗县附近，与商代甲骨文中人方的所在相符。孟的父亲随从毛公、遣仲征伐的徐国，当是商代的人方。

“三年静东国，亡不咸斁天威”，是说经过三年时间平定了叛乱，东国安静了，没有不敬畏天威的方国了。周穆王征讨徐偃王的战争，又见于《史记·赵世家》：“赵氏之先，与秦共祖。……缪（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这次战争，从时间、规模、性质来说，足可以与成王东征，也就是周公东征相提并论，所以西周共王时代的史墙盘铭文，称颂周穆王为“重宁天子”。

三、西征犬戎

西周穆王时，西北的犬戎不向周王朝交纳贡品，所以周穆王不听祭公谋父的劝告，发动了西征犬戎的战争。《国语·周语上》说：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史记·周本纪》采录了《国语》这段话的全文。祭公谋父，据学者考证，就是西周金文中的伯懋父，是昭穆时代的大臣。穆王没有听从祭公谋父的劝告，于是西征犬戎。《后汉书·西羌传》说：“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可知穆王西征犬戎，活捉了犬戎五个部落的酋长，并且将其部众迁居于陇东高原。

据以上所述，可知周穆王经过东讨西征，然后才使西周王朝的天下重新得到安宁，因此史墙盘铭文颂扬他“重宁天子”，说明周穆王的主要政绩是让天下“复宁”。

穆王将征犬戎[1]，祭公谋父谏曰[2]：“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3]。夫兵戢而时动[4]，动则威；观则玩[5]，玩则无震[6]。是故周文公之颂曰[7]：‘载戢干戈，载櫜弓矢[8]，我求懿德[9]，肆于时夏[10]，允王保之[11]。’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12]，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13]，明利害之乡[14]，以文修之[15]，使之务利而辟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16]。昔我先王世后稷[17]，以服事虞、夏[18]。及夏之衰也[19]，弃稷不务[20]，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21]，而自窜于戎狄之间[22]。不敢怠业，时序其德[23]，遵修其绪[24]，修其训典[25]，朝夕恪勤[26]，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27]，不忝前人[28]。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29]，事神保民[30]，无不欣喜[31]。商王帝辛大恶于民[32]，庶民不忍，载武王[33]，以致戎于商牧[34]。是故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35]。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36]，邦外侯服[37]，侯卫宾服[38]，夷蛮要服[39]，戎翟荒服[40]。甸服者祭[41]，侯服者祀[42]，宾服者享[43]，要服者贡[44]，荒服者王[45]。日祭[46]，月祀[47]，时享[48]，岁贡[49]，终王[50]。先王之顺祀也[51]，有不祭则修意[52]，有不祀则修言[53]。有不享则修文[54]，有不贡则修名[55]，有不王则修德[56]，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57]。于是有刑不祭[58]，伐不祀，征不享[59]，让不贡[60]，告不王[61]。于是有刑罚之辟[62]，有攻伐之兵[63]，有征讨之备[64]，有威让之命[65]，有文告之辞[66]。布令陈辞而有不至，则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67]。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68]，犬戎氏以其职来王[69]。天子曰[70]：‘予必以不享征之[71]。且观之兵[72]。’无乃废先王之训[73]，而王几顿乎[74]！吾闻犬戎树敦[75]，率旧德而守终纯固[76]，其有以御我矣[77]。”王遂征之[78]，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79]。自是荒服者不至[80]。

[1]【汇注】

韦昭：征，正也，上讨下之称。犬戎，西戎之别名也，在荒服之中。（《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裴骃：徐广曰：“犬，一作‘畎’。”（《史记集解》）

李学孔：甲寅三十五年，征犬戎。（《皇王史订》卷四《周纪·穆王》）

马持盈：犬戎：西戎种族名，亦名畎夷，又名昆夷，大概在今陕西凤翔之北境。（《史记今注·周本纪》）

张习孔：约前965年，周穆王十二年，穆王征犬戎：犬戎诸部居西北地区，周初以来，被列为荒服（古五服最远的地方），常贡于宗周。穆王时，势益强，穆王欲征之，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示也）兵。”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或系氏族徽号）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中国历史大事编年》）

编者按：犬戎为西戎之一，允姓，因为崇拜犬图腾而得名。西周晚期称“太原”一带的犬戎为狁，春秋时称其为允姓之戎，即后世的氐族。畎夷、昆夷为东夷之一，嬴姓，因居地犬丘和昆吾之虚而得名，是秦人的先祖。犬戎不是畎夷、昆夷。西周时畎夷的居地在西犬丘、西垂，即今甘肃的礼县一带。西周中期以前，犬戎的居地失载。犬戎的考古学文化是寺洼文化，赵化成区分寺洼文化为三个地方类型：早期为寺洼山类型，分布在甘肃的洮河流域；中期为栏桥——徐家碾类型，分布在白龙江、西汉水流域和葫芦河的上游；晚期为九站类型，过去称为安国类型，分布在固原、平凉、庆阳等陇东地区。（《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出自《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寺洼山类型的时代为商代晚期偏早；栏桥——徐家碾类型的时代约相当于商代晚期（帝乙、帝辛）至西周早期；九站类型约相当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初年。陇东高原即古代的“太原”，因此我们曾提出九站类型晚期，即安国类型文化是狁的文化遗存。（尹盛平：《狁、鬼方的族属及其与周族的关系》，《人文杂志》1985年第1期，又见尹盛平：《犬夷与犬戎》，出自《周秦社会与文化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犬戎最早的居住地当在甘南的洮河流域，后来向白龙江、西汉水，以及葫芦河流域迁徙。西周穆王所征的犬戎，其居地很可能是在天水以北的葫芦河上游地区。

[2]【汇校】

梁玉绳：《表》列祭公在文王之世，而祭为周公子所封，后文于成王时书凡、蒋、邢、茅、胙、祭六侯是也。文王时安得有之？《路史·后纪》十、《国名记》五谓祭事文王，受商之命，以祭为商代国，不知何据。儿子学献疑曰：马融注《论语》乱有荣公，《晋语》四亦并称周、召、毕、荣，而表独缺，则祭字必荣之误，《礼·缁衣篇》祭公，《顾命》作叶公，《困学纪闻》五言其误，此又误荣作祭，皆因形近致讹也。荣公当即《书·序》荣伯，周同姓诸侯，《周语》上荣夷公是其后。（《汉书人表考》卷二《祭公》）

【汇注】

裴骃：韦昭曰：“祭，畿内之国，周公之后，为王卿士。谋父，字也。”（《史记集解》）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祭城在郑州管城县东北十五里，郑大夫祭仲邑也。《释例》云‘祭城在河南，上有敖仓，周公后所封也’。”（《史记正义》）

孙之騄：“十一年，王命卿士祭公谋父”，《释例》曰：祭城，在河南，上有敖仓。周公后所封也。（《考定竹书》卷九）

徐文靖：穆王“十一年，王命卿士祭公谋父”，笺按《书·序》曰：周公云殁，王制将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询某守位，作祭公。又《周书》有《祭公解》，王曰：祖祭公，次予小子，虔虔在位，昊天疾威，予多时溥愆，公其告予懿德。祭公稽首曰：天子！谋父疾维不瘳，朕魂在于天。孔晁曰：祭公，周公之后，昭穆于穆王在祖列。（《竹书纪年统笺》卷八）

【汇评】

邹泉：穆王愍文武之道缺，乃命君牙为大司徒，伯冏为太仆正，周以复宁，岂不称贤君哉？此心不继，造父为御，周游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虽祭公忠恳之谏，悉置弗听，君心操舍之无常，可惧哉？（《尚论编》卷二《穆王》）

余诚：谋父此谏，前半在征字上起议；后半在犬戎上起议。前半在征字上起议，故于征字对面指出德字来，而以“耀德不观兵”一语，作通体立言。骨子历叙周家前王，无非自耀其德，即武王之用兵也，亦仍是耀德耳，并未尝有意观兵，语语皆与穆王之征相对。后半在犬戎上起议，故备评五服之制，见犬戎无可征处，亦终以见先王耀德不观兵意。末说到有以御我，尽情极谏，本欲冀其谏之行，而征可罢也。孰意王不听，而卒成无益有损之举耶！屡提先王处，典重有体，其言耀德处，归重勤恤民隐，措语亦有实际。（《古文释义新编》卷三《国语·谋父谏伐犬戎》）

刘咸炘：录祭公谏语，以其陈周德也。（《太史公书知意·周本纪》）

[3]【汇注】

韦昭：耀，明也。观，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示兵者，有大罪恶，然后致诛，不以小小示威武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编者按：唐兰说：“按《穆天子传》穆王东征曾至于房，即房子，那么此器（师旂鼎）或是周初。据此，则伯懋父的活动，可能是昭末穆初，也未必是康伯髦了。疑伯懋父为祭公谋父，谋懋声近。祭公谋父的昭穆之际，时代正合。”（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公代史征》，第317页）

刘启益说：“召圜器中的伯懋父即祭公谋父，1977年我曾就此问题向唐兰师请教，得到唐老首肯。”（刘启益：《西周康王时期铜器的初步清理》，《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

彭裕商说：“以上本文从年代、地位方面综合考察，得出的结论是金文中的伯懋父不是周初的康伯髦、王孙牟，而应是昭穆时的祭公谋父。”（《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又见彭裕商：《述古集》，巴蜀书社，2016年）

金文中的伯懋父，应该就是祭公谋父，他是昭王早年征东夷的主师之一，而且也是穆王初年征伐北戎方雷氏的主帅。他是周公旦之孙，是穆王的祖父辈，所以在班簋铭文中穆王称他为毛父。

[4]【汇注】

韦昭：戢，聚也。时动，谓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守则有财，征则有威。（《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陈蒲清：戢：收藏。时动：适时出动。（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汇评】

赵伯雄：为了劝谏对方不要做某件事，以“先王”不做此类事为最充分的理由；同时，“先王”的作法和规定，似乎又是应当绝对效法和遵守的。这是一种明显的“先王崇拜”。对于周王以及近支贵族来说，先王也就是祖先，因此对先王的崇拜必然带有祖先崇拜的色彩；但先王又不仅仅是祖先，还曾经是周人的最高政治领袖，因此对先王的崇拜更多地表现为对先王的政治行为、政治原则以及政治品德的崇拜。而且这种崇拜，往往集中在周初的几位王，特别是开国的文、武二王身上。（引自《西周史论文集·周人的先王崇拜》）

[5]【汇注】

韦昭：玩，黩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6]【汇注】

裴骃：韦昭曰：“震，惧也。”（《史记集解》）

[7]【汇注】

韦昭：文公，周公旦之谥也。颂，《时迈》之诗也。武王既伐纣，周公为作此诗，巡守告祭之乐歌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8]【汇注】

韦昭：载，则也。干，楯也。戈，戟也。櫜，韬也。言天下已定，聚敛其干戈，韬藏其弓矢，示不复用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裴骃：唐固曰：“櫜，韬也。”（《史记集解》）

马持盈：櫜：韬也，弓箭之衣也。（《史记今注·周本纪》）

[9]【汇注】

韦昭：懿，美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10]【汇注】

韦昭：肆，陈也。时，是也。夏，大也。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陈其功德，于时夏而歌之。乐章大者曰夏。（《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马持盈：乐章大者曰夏。时夏即是夏，时者，是也，此也。（《史记今注·周本纪》）

陈蒲清：肆于时夏：推广到全中国。肆：呈现；扩张。时：是，此。夏，华夏，指中国。（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1]【汇注】

裴骃：韦昭曰：“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陈其功于是夏而歌之。信哉武王能保此时夏之美。乐章大者曰夏。”（《史记集解》）

余诚：“载戢干戈”五句：见《诗·周颂·时迈篇》。戢，聚；櫜，韬；肆，陈也。时，是；夏，中国；允，信也。（《古文释义新编》卷三《国语·谋父谏征犬戎》）

[12]【汇注】

韦昭：懋（茂），勉也。性，情性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解惠全：茂：通“懋”，勉力，尽力。正，端正。厚：宽厚。这里是使宽厚的意思。（《全译史记·周本纪》）

[13]【汇注】

韦昭：阜，大也。大其财求，不障壅也。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属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李笠：按汪远孙云：“求”，古“赇”字，赇亦财也。马融本《吕刑》“惟求”，云有求，请赇也。（《释文》）此古求、赇相通之证。“财赇”与下“器用”作对文。笠按：汪说是也。（《史记订补》卷一《周本纪》）

解惠全：阜：物资多，丰富。这里是使多的意思。（《全译史记·周本纪》）

吴国泰：求者，“赇”之借字。《说文》：“赇，以财物枉法相谢也。一曰载质也。”求，裘之古文，与财贿之义无涉。（《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14]【汇注】

韦昭：示之以好恶也。乡，方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15]【汇注】

韦昭：文，礼法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16]【汇注】

韦昭：保，守也。滋，益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17]【汇注】

韦昭：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继曰世。谓弃与不窋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裴骃：韦昭曰：“谓弃与不窋也。”唐固曰：“父子相继曰世。”（《史记集解》）

方苞：世后稷，谓世为农官也。（《史记注补正·周本纪》）

[18]【汇注】

韦昭：谓弃为舜后稷，不窋继之于夏启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19]【汇注】

张守节：谓太康也。（《史记正义》）

[20]【汇注】

韦昭：弃，废也。衰，谓启子太康，废稷之官，不复务农也。《书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张守节：言太康弃废稷官。（《史记正义》）

[21]【汇注】

韦昭：失稷官也。不窋，稷之子也。周之禘给，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谓之王。《商颂》亦以契为玄王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梁玉绳：“昔我先王世后稷……我先王不窋”，附按：此仍《国语》也。不曰先公而曰先王者，韦昭谓子孙通称先世为王，如契称元王之比。伪《武成传·疏》亦言之。（《史记志疑·周本纪》）

[22]【汇注】

韦昭：窜，匿也。尧封弃于邰，至不窋失官，去夏而迁于邠，邠西接戎，北近狄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余诚：窜，匿也。豳地西接戎，北近翟。（《古文释义新编》卷三《谋父谏征犬戎》）

[23]【汇注】

陈蒲清：序：继承。（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解惠全：序：布舒、宣扬。（《全译史记·周本纪》）

[24]【汇注】

韦昭：绪，事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裴骃：徐广曰：“遵，一作‘选’。”（《史记集解》）

马持盈：遵从而修明其绪业。（《史记今注·周本纪》）

[25]【汇注】

韦昭：训，教也。典，法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26]【汇注】

陈蒲清：恪勤：恭谨而努力。（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7]【汇注】

韦昭：奕，前人也。载，成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张守节：前人谓后稷也。言不窋亦世载德，不忝后稷。及文王、武王，无不务农事。（《史记正义》）

马持盈：不忝前人：不至于遗辱于前人。（《史记今注·周本纪》）

[29]【汇注】

解惠全：昭：使光大。（《全译史记·周本纪》）

[30]【汇注】

韦昭：保，养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31]【汇注】

吴见思：此是耀德不观兵。（《史记论文·周本纪》）

[32]【汇注】

韦昭：商，殷之本号也。帝辛，纣名。大恶，大为民所恶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梁玉绳：“商王帝辛”，按：既曰商王，又曰帝辛，岐而复矣。此仍《国语》之失，有说在《殷纪》中。（《史记志疑·周本纪》）

[33]【汇校】

张文虎：“载”，柯、凌作“戴”。（《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吴汝纶：“载”作“戴”。（《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周本纪》）

陈蒲清：：同“欣”。载：拥护，尊奉。载或作“戴”。（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编者按：《国语》，载作戴，二者形近。韦昭注曰：“戴，奉也。”

[34]【汇注】

韦昭：戎，兵也。牧，商郊牧野。（《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张守节：纣近郊地，名牧野。（《史记正义》）

[35]【汇注】

韦昭：恤，忧也。隐，痛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吴见思：此是兵以时动。（《史记论文·周本纪》）

[36]【汇注】

韦昭：邦内，谓天子畿内千里之地。《商颂》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王制》曰：“千里之内曰甸。”京邑在其中央，故《夏书》曰：“五百里甸服。”则古今同矣。甸，王田也。服，服其职业也。自商以前，并畿内为五服。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弼除甸内，更制天下为九服。千里之内，谓之王畿。王畿之外曰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今谋父谏穆王，称先王之制，犹以王畿为甸服者。甸，古名，世俗所习也。故周襄王谓晋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是也。《周礼》亦以蛮服为要服，足以相况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解惠全：邦内：国都郊外四周五百里以内。甸服：国都郊外四周五百里的地区。服，服侍，服役，指为天子服役。按：古代把天子所居京都以外的地方按远近分为五等地区，每个地区五百里，叫“五服”，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全译史记·周本纪》）

[37]【汇注】

韦昭：邦外，邦畿之外也。方五百里之地，谓之侯服。侯服，侯圻也。言诸侯之近者，岁一来见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梁玉绳：“邦内甸服，邦外侯服”，按：《礼》“卒哭乃讳，已祧不讳”，春秋以降，虽生时亦已讳之，故鲁隐公名息姑，而《春秋》隐元年《经》云“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不言姑蔑者，讳也。定公名宋，而《左传》昭八年云“自根牟至于商、卫”，盖昭公事纪于定公之世，讳“宋”为“商”也。嗣后讳名甚严，汉法触讳者有罪，如高帝讳邦，之字曰国；惠帝讳盈，之字曰满；文帝讳恒，之字曰常；景帝讳启，之字曰开，武帝讳彻，之字曰通。马班作史，咸遵此典。又史公以父名谈，遂私讳为“同”，或改用“谭”字。乃余读两史，其余君父之名往往有不尽讳者，甚且文帝，武帝，直书其名，不一而足，岂非疏乎？邦内邦外，当作“国内”“国外”，其余犯讳之处，俱分见各条。或问《史》亦有不避讳者否？曰：有。夏后启则不讳，盖不敢以今之天子易古天子之名也。是以微子之名改称“开”，而禹之子不称“夏后开”。《汉书》武帝元封元年诏称“启母石”，不因父景帝而改呼“开母石”。高后名雉亦不讳，《史》《汉》中雉字甚多，均所不避。魏如淳与师古未曾详考，谬从其说，并以误韩昌黎，其作《讳辨》云“汉讳吕后名雉为野鸡”，而所以为兹说者，只缘《汉·郊祀志》本《封禅书》有“野鸡夜雊”一语耳。殊不知雉本一名野鸡，如《逸书·王会解》之称“皋鸡”，非关避讳改称，故《杜邺传》亦言“野鸡著怪，高宗深动”，全部《史》《汉》，惟此两见“野鸡”字，安得尽没数十见之“雉”不论，而反以单文只句为征耶？即以《封禅书》观之，曰“有雉登鼎耳雊”，曰“有物如雉”，曰“白雉诸物”，何故不皆改称“野鸡”，则汉不讳“雉”甚审，必以僭乱黜之矣。唐《石经·明皇月令》曰“野鸡入大水为蜃”，“野鸡始雊”，乃以讳高宗嫌名改，非礼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38]【汇校】

凌稚隆：按《考要》云：“宾服”本《国语》，《禹本纪》不曰宾服，而曰“绥服”，依《尚书》之旧也。孔颖达谓诸侯安王，则谓之绥，王敬诸侯则谓之宾。若乃夷蛮，谓之要服，孔安国谓要束以文教也。（《史记评林·周本纪》）

【汇注】

韦昭：此总言之也。侯，侯圻也；卫，卫圻也。言自侯圻至卫圻，其间凡五圻。圻，五百也。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国之界也。谓之宾服，常以服宾见于王也。王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卫圻。《周书·康诰》曰：侯、甸、男、采、卫，是也。凡此服数，诸家之说，皆纷错不同。唯贾君近之。（《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余诚：甸服：甸，王田也。服其职业也。侯，侯圻也。卫，卫（圻）也。言自侯圻至卫圻，其间凡五圻，圻各五百里。常以服贡宾见于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卫圻也。圻，界也，宾，从也。（《古文释义新编》卷三《谋父谏征犬戎》）

张大可：侯卫宾服：指侯国以外的卫星国是宾服地区。宾，有外交关系而非隶属。（《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

[39]【汇注】

韦昭：蛮，蛮圻。夷，夷圻也。《周礼》，卫圻之外曰蛮圻，去王城三千五百里，九州之界也。夷圻去王城四千里，《周礼》，行人职卫圻之外谓之要服，此言夷蛮要服，则夷圻朝贡，或与蛮圻同也。要者，要结好信而服从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余诚：五服之外曰蛮圻，曰夷圻。要者，要结约信而服从之。（《古文释义新编》卷三《谋父谏征犬戎》）

[40]【汇注】

韦昭：戎狄去王城四千五百里，至五千里也。四千五百里为镇圻，五千里为蕃圻，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与戎狄同俗，故谓之荒，荒忽无常之言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余诚：九州之外，荒夷之地，与戎翟同俗，故谓之荒。荒服者言荒野也。（《古文释义新编》卷三《谋父谏征犬戎》）

[41]【汇注】

韦昭：供日祭也。此采地之君，其见无数。（《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马持盈：甸服的国家，参加日祭。（《史记今注·周本纪》）

解惠全：祭：指供给祭祀天子祖父和父亲的祭品。（《全译史记·周本纪》）

[42]【汇注】

韦昭：供月祀也。尧、舜及周，侯服皆岁见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马持盈：侯服的国家，参加月祀。（《史记今注·周本纪》）

解惠全：祀：指供给祭祀天子高祖、曾祖的祭品。（《全译史记·周本纪》）

[43]【汇注】

韦昭：供时享也。享，献也。《周礼》：“甸圻二岁而见。男圻三岁而见。采圻四岁而见。卫圻五岁而见。其见也，必以所贡助祭于庙，《孝经》所谓‘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者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马持盈：宾服的国家，参加四季之贡献。（《史记今注·周本纪》）

解惠全：享：献，指供给祭祀天子远祖的祭品。（《全译史记·周本纪》）

[44]【汇注】

韦昭：供岁贡也。要服六岁一见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解惠全：贡：纳贡，指供给天子祭神的祭品。（《全译史记·周本纪》）

[45]【汇注】

韦昭：王，王事天子也。《周礼》：“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宝为贽。故《诗》云‘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46]【汇注】

韦昭：日祭，祭于祖考，谓上食也，近汉亦然。（《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47]【汇注】

韦昭：月祀于曾、高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48]【汇注】

韦昭：时享于二祧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49]【汇注】

韦昭：岁贡于坛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50]【汇注】

韦昭：终，谓终世也。朝嗣王，及即位而来见。（《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凌稚隆：按“日祭”，谓祭于祖考，“月祀”谓祀于曾、高，“时享”谓享于二祧，“岁贡”谓贡于坛，“终”谓世终也。（《史记评林·周本纪》）

余诚：“日祭”，祭于祖考；月祀，祀于高、曾；时享，享于二祧；岁贡，贡于坛；终王，终，世终也，谓嗣王即位一见，以此终其身也。（《古文释义新编》卷三《谋父谏征犬戎》）

[51]【汇校】

梁玉绳：“先王之顺祀也”，按：顺祀非，当依《国语》作“先王之训”，盖此句与下文“废先王之训”相对也。其余与《国语》异处，皆义得两通，故不论。（《史记志疑·周本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外传》云‘先王之训’。”（《史记集解》）

陈蒲清：顺祀：指推行以上祭祀的制度。（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解惠全：先王之顺祀：《集解》引徐广云：“《外传》云‘先王之训’。”顺，通“训”，教诲，教导。祀，当是衍文。（《全译史记·周本纪》）

[52]【汇注】

裴骃：韦昭曰：“先修志意以自责也。畿内近，知王意也。”（《史记集解》）

[53]【汇注】

裴骃：韦昭曰：“言号令也。”（《史记集解》）

[54]【汇注】

裴骃：韦昭曰：“文，典法也。”（《史记集解》）

[55]【汇注】

韦昭：名，谓尊卑职贡之名号也。《晋语》曰：“信于名，则上下不干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56]【汇注】

裴骃：韦昭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史记集解》）

[57]【汇注】

裴骃：韦昭曰：“序成，谓上五者次序己成，有不至者有刑罚也。”（《史记集解》）

陈蒲清：序成：上面诸事都依次办到了。修刑：用刑罚。（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58]【汇注】

陈蒲清：刑：惩治。（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59]【汇注】

解惠全：征：征讨，讨伐。按：古代天子有讨而不伐的说法。这两句“伐”与“征”对举，伐指命诸侯去征伐，征指天子派去征讨。（《全译史记·周本纪》）

[60]【汇注】

韦昭：让，谴责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61]【汇注】

韦昭：谓以文辞告晓之也。地远者罪轻。（《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62]【汇注】

韦昭：刑不祭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63]【汇注】

韦昭：伐不祀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64]【汇注】

韦昭：征不享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65]【汇注】

韦昭：责不贡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66]【汇注】

韦昭：告不王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67]【汇注】

韦昭：勤，劳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吴见思：谓耀德不观兵。（《史记论文·周本纪》）

[68]【汇注】

韦昭：大毕、伯士，犬戎氏之二君也。终，卒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裴骃：徐广曰：“犬戎之君。”（《史记集解》）

[69]【汇注】

韦昭：以其职，谓其嗣子以其贵宝来见王。（《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张守节：贾逵云：“大毕，伯士，犬戎氏之二君也。白狼、白鹿，犬戎之职贡也。”按：大毕、伯士终后，犬戎氏常以其职来王。（《史记正义》）

[70]【汇注】

张守节：祭公申穆王之意，故云“天子曰”。（《史记正义》）

[71]【汇注】

陈蒲清：天子：指穆王。（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又：以不享征之：按不享的要求（对宾服的要求）来征伐它。（同上）

[72]【汇注】

韦昭：享，宾服之礼，以责犬戎，而示之兵法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73]【汇注】

陈蒲清：训：教诲。（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74]【汇注】

韦昭：几，危也。顿，败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张守节：几，音祈。（《史记正义》）

[75]【汇注】

韦昭：树，立也。言犬戎立性淳朴。（《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裴骃：徐广曰：“树，一作‘樕’。”骃按：韦昭曰“树，立也。言犬戎立性敦笃也”。（《史记集解》）

李笠：按汪远孙云：韦氏训“树”为立，立惇二字，文不成义，复增性字以解之。《旧音》云鄯州界外羌中，见有树惇，盖是犬戎主名。其说是矣。而亦不了。宋公序诋为臆说。《北史·史宁传》，宁谓突厥木汗曰：“树敦、贺真二城，是吐谷浑巢穴，今若拔其本根，余种自然离散，此上策也。”《新唐书·王难得传》从哥舒翰击吐蕃，拔树惇城，吐谷浑旧都，盖周时犬戎树惇所居，因以为名。今在甘肃西宁府西曼头山北。笠按汪说是。树一作樕者，盖与敦字相混致误也。（《史记订补》卷一《周本纪》）

吴国泰：树敦者，戎君之名。韦昭释树为“立”，言“犬戎立性敦笃”，失之远矣。上文“大毕伯士之终也”大毕伯士既为戎君名，则此当为戎之新君名，审矣。《通鉴·魏恭帝三年》：“突厥袭吐谷浑，宇文泰使史宁追之。宁曰：‘树敦、贺真二城，吐谷浑之巢穴也。’”胡三省注：“树敦城在头曼山北，吐谷浑之旧都也。周穆王时，犬戎树敦居之，因以名城。”可以为证。中纯者，忠惇之借，《说文》：“惇，厚也。”若解为纯一，则当假作“嫥”。“嫥，一也。”（《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76]【汇注】

韦昭：帅，循也。纯，专也。固，一也。言犬戎循先王之旧德，奉其常职，天性专一，终身不移，不听穆王责其不享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77]【汇注】

韦昭：御，犹距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78]【汇注】

孙之騄：（穆王）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逄公固帅师伐犬戎。《山海经》“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穆天子传》曹奴之人戏献良马，天子使逄固受之，即逄公固也。（《考定竹书》卷九》）

徐文靖：穆王“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逄公固帅师从王伐犬戎”，《笺》按《穆传》曰：天子至于钘山之队，东升于三道之隥，命毛班、逄固，先至于周，即此毛公班、逄公固也。又按共公利，疑作井公。《穆传》曰：天子西征，至于人，柏絮且逆天子于智之□，先豹皮十、良马二六，天子令井利受之。又《穆传》曰：天子大朝于燕然之山，河水之阿，乃命井利、梁固聿将六师。又天子北入于邴，与井公博三日而决，即井公利也。（《竹书纪年统笺》卷八）

又：穆王“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笺》按：《山海经》黄帝曾孙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白犬，人名也。（同上）

[79]【汇注】

韦昭：白狼、白鹿，犬戎所贡。（《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范晔：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太原，今甘肃东部）。（《后汉书·西羌传》）

孙之騄：《列子》：“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献昆吾之剑，火烷之布。其剑长尺有咫，炼钢赤刀，用之切玉如泥焉。”《北堂书抄》西胡献杯。《十洲记》云“周穆王征戎，戎献杯，是百玉之精”。（《考定竹书》卷九）

[80]【汇注】

韦昭：穆王责犬戎以非礼，暴兵露师，伤威毁信，故荒服者不至。（《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汇评】

余诚：谋父之谏如此，穆王不听，遂竟征犬戎。及询其征之所获，仅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而已。然自是而诸戎之在荒服者，佥不来王矣。谋父所谓王之顿坏，岂不信哉！（《古文释义新编》卷三《谋父谏征犬戎》）

编者按：《后汉书·西羌传》说：“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

清人顾栋高、崔述认为：“犬戎即猃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华书局，1993年，第2162页；崔述：《丰镐考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39页）。后世大多数学者都持有类似观点，当然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意见，例如段连勤认为：犬戎、姜戎、狁戎（猃狁）是西戎三大支派，他们是民族渊源、经济生活、图腾崇拜等方面具有不同特点的民族共同体（段连勤：《犬戎历史始末述》，《民族研究》，1989年第5期）。他把犬戎与猃狁看作是两个不同的族体。沈长云也认为猃狁是“姜氏之戎”的一支，犬戎属于姬姓，二者并不是同族（沈长云：《先秦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9页）。周伟洲认为猃狁是商代的鬼方，属于后来北方狄的系统，犬戎属于西戎系统（周伟洲：《陕西通史》民族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31页）。我们认为猃狁是犬戎的后世。

西周晚期金文中，出现了允一称，例如多友鼎铭文说：“唯十月，用允放（方）兴，广伐京（师）。”根据多友鼎铭文等金文资料，允多次沿着泾水河谷南下侵周。《诗经·小雅·六月》云：“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焦获即焦获泽，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位于泾水东岸，故云“至于泾阳”。金文资料中，允也曾沿北洛水南下侵周。

由上述可知，允的发源地在泾水上游，即古代的太原，也就是甘肃平凉、庆阳、宁夏固原一带的陇东高原。《说文》云：“，崟也，一曰地名。”《说文》又云：“山之岑崟也，凡地高险者曰崟。”可知陇东高原因为地形地貌高而险，古代被称为崟（）地。允是指地的“允姓之戎”。所以西周晚期金文中的允，就是被周穆王迁到古代的太原，也就是陇东高原的犬戎，后世因为允是所谓的犬种（以犬为图腾崇拜），加犬旁称为玁狁，简化为猃狁。由于允的兴起与入侵，西周中期自懿王开始，形成了戎狄交侵的局面。戎是指徐戎等淮夷，狄是指允。

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于王[1]，作修刑辟[2]。王曰：“吁，来！有国有土[3]，告汝祥刑[4]。在今尔安百姓[5]，何择非其人[6]，何敬非其刑[7]，何居非其宜与[8]？两造具备[9]，师听五辞[10]。五辞简信[11]，正于五刑[12]。五刑不简，正于五罚[13]。五罚不服[14]，正于五过[15]。五过之疵[16]，官狱内狱[17]。阅实其罪[18]，惟钧其过[19]。五刑之疑有赦[20]，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21]。简信有众[22]，惟讯有稽[23]。无简不疑[24]，共严天威[25]。黥辟疑赦[26]，其罚百率[27]，阅实其罪[28]。劓辟疑赦[29]，其罚倍洒[30]，阅实其罪。膑辟疑赦[31]，其罚倍差[32]，阅实其罪。宫辟疑赦[33]，其罚五百率[34]，阅实其罪。大辟疑赦[35]，其罚千率，阅实其罪[36]。墨罚之属千[37]，劓罚之属千，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38]，五刑之属三千[39]。”命曰《甫刑》[40]。

[1]【汇校】

李景星：“甫侯言于王”，按：《尚书》“甫”作“吕”。（《史记评议·周本纪》）

【汇注】

梁玉绳：吕侯始见此，本作甫侯。又作郙，炎帝之裔伯夷掌四岳，为禹心吕之臣，故封吕侯。吕是其后，宣王时改甫。按：《竹书》穆王五十一年作《吕刑》，命甫侯于丰，吕乃甫侯氏也。（《汉书人表考》卷四《吕侯》）

又：“甫侯言于王”，按：《尚书》，“甫”作“吕”。孔《疏》曰：“《礼记·书传》引此篇多称‘甫刑’，《诗·崧高》云‘生甫及申’，《扬之水》云‘不与我戍甫’，明子孙改封甫侯，不知因吕国改作甫名？不知别封而为甫号？然子孙封甫，穆王时未有甫名，后人以子孙之国号名之，宣王以后，改吕为甫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同其说，则宜称“吕侯”为是。而《通志·氏族略》曰“吕、甫声相近，未必改也”。但《竹书》云“穆王五十一年作《吕刑》，命甫侯于丰”，以分吕、甫为二。又《说文》云“，甫侯所封”。即许字，疑莫能定矣。（《史记志疑·周本纪》）

吴汝纶：《通志·氏族略》云：“吕”“甫”声相近。（《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周本纪》）

王叔岷：《集解》：“郑玄曰：《书说》云：‘周穆王以甫侯为相。’”《考证》：“《尚书》甫作吕。孔疏云：《礼记》书传引此篇多称为甫刑。……宣王以后改吕为甫也。”案：《汉书人表》作吕侯，《御览》八五引《帝王世纪》亦作吕侯，云：“或谓之甫侯。”（《史记斠证》卷四《周本纪第四》）

[2]【汇注】

班固：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轻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乱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所谓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杀人者，踣诸市。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完者使守积。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槁。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龀者，皆不为奴。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时作刑，以诘四方。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髌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盖多于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谓刑乱，邦用重典者也。（《汉书·刑法志》）

裴骃：郑玄曰：“《书说》云周穆王以甫侯为相。”（《史记集解》）

马持盈：作修刑辟：制作刑法。（《史记今注·周本纪》）

【汇评】

吕祖谦：世衰则情伪繁，人老则经历熟。穆王之时，文武成康之泽浸微，奸宄日胜，其作书于既髦，阅世故而察物情者，亦熟矣。故古今扦狱言之略尽，用刑者所宜尽心焉。是书哀矜明练，固夫子存以示后世而微见其意者，亦不可不察也。（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3]【汇注】

解惠全：有国：有国者，指诸侯。有土：有土者，指有采地的大臣。（《全译史记·周本纪》）

[4]【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告汝善用刑之道也。”（《史记集解》）

马持盈：告汝祥刑：告诉你们以良善而有利的刑法。（《史记今注·周本纪》）

张大可：祥刑：善刑，指不专靠处罚而注重德教。（《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

【汇评】

胡宏：穆王耄荒，德虽下衰，然犹曲尽典狱之情伪，以训诫天下后世，其仁民之意厚矣。孔子所以有取也。亦不得中行而与之，故思狂狷之意欤？（引自《纲鉴合编》卷二《周纪·穆王》）

[5]【汇注】

吴国泰：尔者，之借字。《说文》：“，治也。”言治安百姓也。（《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6]【汇注】

裴骃：王肃曰：“训以安百姓之道，当何所选择乎？非当选择贤人乎？”（《史记集解》）

[7]【汇注】

陈蒲清：敬：慎重。（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8]【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当何所敬，非唯五刑乎？当何所居，非唯及世轻重所宜乎？”（《史记集解》）

[9]【汇校】

张文虎：“具备”：中统、游本倒。（《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造，一作‘遭’。”（《史记集解》）

梁玉绳：“两造具备”，附按：徐广谓“造，一作‘遭’”。考《书》曰“弗造哲，予造天役”，王莽作《大诰》云“予未遭其明悊，予遭天役”。《文侯之命》曰“嗣造天丕愆”，伪孔《传》亦训为遭，盖古通用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吴汝纶：《集解》：“‘造’一作‘遭’。”钱云：“‘两遭’犹言‘两曹’。”《说文》：曹，狱之两曹也。（《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周本纪》）

吴国泰：造者，“告”之借字。《列子·杨朱》篇：“密造邓析而谋之。”《释文》：“造，本作告。”两告，即所谓原告与被告也。孔安国训“至”失之远矣。（《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10]【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两谓囚证。造，至也。两至俱备，则众狱官听其入五刑辞。”（《史记集解》）

张守节：《汉书·刑法志》云：“五听，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周礼》云“辞不直则言繁，目不直则视眊，耳不直则对答惑，色不直则貌赧，气不直则数喘”也。（《史记正义》）

解惠全：师：士师，典狱官。听：治。五辞：旧注以为是五种审讯方法。《尚书易解》以为“辞”即五刑之辞。（《全译史记·周本纪》）

[11]【汇注】

解惠全：简信：确凿无疑。简，诚实。信，确实。（《全译史记·周本纪》）

[12]【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五辞简核，信有罪验，则正之于五刑矣。”（《史记集解》）

解惠全：正于五刑：按五种刑罚判决。正，定罪。五刑，即下文的墨、劓、膑、宫、大辟。（《全译史记·周本纪》）

[13]【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不简核。谓不应五刑，当正五罚，出金赎罪也。”（《史记集解》）

马持盈：五刑不简，正于五罚：如果依照五刑所定的罪，并不能核实恰当，就要从轻发落，依照五罚的法律来处罚。（《史记今注·周本纪》）

[14]【汇注】

陈蒲清：不服：不能使犯者心服。（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5]【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不服，不应罚也。正于五过，从赦免之。”（《史记集解》）

马持盈：五罚不服，正于五过：如果依照五罚而定罪，犹不能使犯者心服口服，就要依照五过的法律来定罪。（《史记今注·周本纪》）

陈蒲清：五过：五种过失。《尚书·吕刑》：“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蔡沈注释说，五过即倚仗威势，报私人德怨，通过受宠女人来求取名利，行贿，找私人门路办事。（《史记注译·周本纪》）

吴国泰：简者，“”之借字。从佥声，佥简声同，故简得假作。信，实也。正者，置之借字。服者，报字之借。“报，当罪人也”。言五刑之辞既已证实，则置之于五刑之罪。如五刑无证据者，则置之于五罚之科。如五罚不抵罪者，则置之于五过之赦。旧解穿凿不通。（《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16]【汇注】

解惠全：疵：毛病，弊病。《索隐》：“按：《吕刑》云‘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今此似阙少，或从省文。”按：《吕刑》即《尚书·吕刑》。“官”指依仗官势，“反”指报恩报怨，“内”指通过宫中受宠女子来干预。“货”指行贿受贿，“来”，《尚书易解》据《释文》以为当作“求”，指受人请求。（《全译史记·周本纪》）

[17]【汇注】

陈蒲清：官狱：利用做官的权势以假公济私的罪行。内狱：求情行贿等罪行。（《史记注译·周本纪》）

解惠全：官狱内狱：《会注考证》引孙星衍曰：“官狱内狱者，举其重也。官狱，谓贵官之狱；内狱，谓中贵之狱。或畏高明，或畏投鼠忌器也。”（《全译史记·周本纪》）

[18]【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使与罚名相当。”（《史记集解》）

司马贞：按：《吕刑》云：“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今此似阙少，或从省文。”（《史记索隐》）

马持盈：五过之疵，官狱内狱，阅实其罪：五过的毛病，或由于假公行私（官狱），或由于勾通内谒（内狱），要检核其有无犯罪的实证。（《史记今注·周本纪》）

陈蒲清：阅实：察看核实。（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9]【汇注】

裴骃：马融曰：“以此五过出入人罪，与犯法者等。”（《史记集解》）

陈蒲清：钧其过：使处罚与过失相当。钧：同等；相当。或据《尚书·吕刑》马融注，执法的人如果不按事实而随便加重或包疵，他的罪过便与犯人相等。（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0]【汇注】

陈蒲清：疑：可疑之处。赦：赦免，从轻发落。（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1]【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刑疑赦从罚，罚疑赦从免，其当清察，能得其理也。”（《史记集解》）

马持盈：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依照五刑所判的罪，如有可疑之处，则有赦免的办法。依照五罚所判的罪，如有可疑之处，也有赦免的办法。希望你们能够慎重处理。（《史记今注·周本纪》）

陈蒲清：审克之：周密考虑便能得其理。（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2]【汇注】

解惠全：简信有众：意思是在众人中加以核实。（《全译史记·周本纪》）

[23]【汇校】

李景星：“惟讯有稽”，按：《吕刑》“讯”作“貌”。（《史记评议·周本纪》）

【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简核诚信，有合众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之至也。”（《史记集解》）

司马贞：讯，依《尚书》，音貌也。（《史记索隐》）

梁玉绳：“惟讯有稽”：按：《吕刑》讯作“貌”，此作“讯”，恐非。稽貌，犹《周礼》色听也，而《索隐》谓“讯音貌”则谬甚，讯安得有貌音乎？（《史记志疑·周本纪》）

马持盈：简信有众，惟讯有稽：要想检核确实而取信于民众，必须要有事实可查的口供。（《史记今注·周本纪》）

解惠全：讯：讯问。稽：合，同，即与事实相符。（《全译史记·周本纪》）

[24]【汇校】

梁玉绳：“无简不疑”，附案：疑字乃湖本讹刻，它本是“不听”。（《史记志疑·周本纪》）

又：今本《史记》多作“不疑”，《集解》孔安国云“不听治其狱”。（同上）

张文虎：“无简不疑”，《经》作“听”。《撰异》以为作“疑”乃《今文》。按：《集解》但引《书传》，《索隐》《正义》亦无辨，是所见本皆作“听”，今本传写误；否则如上句“惟讯”，小司马作音矣，段说殆非。又疑裴时“讯”亦本作“貌”，故亦但引《传》文。（《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25]【汇注】

裴骃：孔安国曰：“无简核诚信，不听治其狱，当严敬天威，无轻用刑。”（《史记集解》）

陈蒲清：共严天威：严敬天威。意思是不要轻易判决。表示对审判的极端重视。共，通“恭”。（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6]【汇注】

颜师古：墨，黥也。凿其面以墨湮之。（《汉书注·刑法志》）

[27]【汇注】

裴骃：徐广曰：“率即锾也，音刷。”孔安国曰：“六两曰锾。锾，黄铁也。”（《史记集解》）

司马贞：锾，黄铁。锊亦六两，故马融曰“锊，量名，与《吕刑》锾同”。旧本“率”亦作“选”。（《史记索隐》）

[28]【汇注】

马持盈：黥辟疑赦，其罚百率，阅实其罪：犯了黥刑之罪而有可疑时，则罚他一百个锾，但是要核实他的罪过。（《史记今注·周本纪》）

吴国泰：王氏引之以阅为脱，其言是也。而以实字为语词，则犹未审。盖实寔同声。《诗·大雅·荡之什·韩奕》“实亩实藉”笺：“赵魏之东，实寔同声。”实，假作寔。《说文》：“寔，止也。”又《易》（姚信本）：“寔于丛棘”注：“寔，置也。”止，已也。“置，赦也”。是“脱寔其罪”者，谓脱已其罪也。而王氏以为语词，失之矣。（《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29]【汇注】

颜师古：劓，截鼻也。（《汉书注·刑法志》）

[30]【汇校】

吴玉搢：倍洒，倍蓰也。《史记·周本纪》“劓罚疑赦，其罚倍洒。”按，此即《尚书·吕刑》之文，而用字有异。“洒”有蓰音，此盖用洒为蓰也。《书》云“其罚惟倍”，而此云倍蓰。倍，一倍；蓰，五倍。其义不同，盖古人传本或异也。（《别雅》卷三）

梁玉绳：“其罚倍洒”，按：洒即蓰也。然考蓰者五倍之名，膑刑重于劓形，罚止倍差，岂有劓刑加罚倍蓰之理，当依《吕刑》作“惟倍”为是，盖罚二百锾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裴骃：徐广曰：“（洒）一作‘蓰’。五倍曰蓰。”孔安国曰：“倍百为二百锾也。”（《史记集解》）

司马贞：洒音戾。蓰音所解反。（《史记索隐》）

马持盈：劓辟疑赦，其罚倍洒：犯了劓刑之罪而可疑时，他的罚款比黥刑要加一倍。（《史记今注·周本纪》）

[31]【汇注】

颜师古：髌罚，去膝盖骨。（《汉书注·刑法志》）

[32]【汇注】

裴骃：马融曰：“倍二百为四百锾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之一，凡五百三十三三分一也。”（《史记集解》）

张守节：倍中之差，二百去三分一，合三百三十三锾二两也。宫刑，其罚五百，膑刑既轻，其数岂加？故知孔、马之说非也。（《史记正义》）

马持盈：膑辟疑赦，其罚倍差：犯了膑刑之罪而有可疑时，他的罚款比劓刑要加一倍而减三分之一。（《史记今注·周本纪》）

解惠全：倍差：于加倍之外又加差数，这里就是加一倍半，指比劓刑加一倍半，为五百锾。（《全译史记·周本纪》）

[33]【汇注】

颜师古：宫，淫刑也。男子割腐，妇人幽闭。（《汉书注·刑法志》）

[34]【汇校】

裴骃：徐广曰：“一作‘六’。”（《史记集解》）

梁玉绳：“其罚五百率”附按：徐广云“一作‘六’”，是也，《吕刑》作“六百”。（《史记志疑·周本纪》）

李景星：“其罚五百率”，按：《吕刑》“五百”作“六百”。（《史记评议·周本纪》）

[35]【汇注】

颜师古：大辟，死刑也。（《汉书注·刑法志》）

[36]【汇注】

吴国泰：黥辟疑赦，其罚百率，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倍洒，阅实其罪。膑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五百率，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率，阅实其罪。

《集解》：孔安国曰：“倍百为二百锾也。”徐广曰：“（洒）一作‘蓰’。五倍曰蓰。”马融曰：“倍二百为四百锾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三分一也。”

国泰按：果如其说，则劓辟之罚，当为千锾，膑辟之罚为五百三十三锾矣。五等之刑，膑重于劓，而宫更重于膑，今劓罚千锾，膑罚五百锾，是罪轻者罚重，而罪重者反罚轻矣，又岂有是理哉！故必有以知其不然矣。诸家之误皆缘不求诸字音，而逞其臆说，致有此失也。盖倍者，皕之借字，洒、差、蓰皆卅之借字。《说文》：“皕，二百也。”二百比一百，恰多一倍，故引申为倍数之倍。“卅，三十并也”。膑刑“其罚倍差”者，谓罚二百三十锾也。劓刑“其罚倍洒”者，当从《尚书》“其罚惟倍”惟倍者，为皕也。盖二百锾也。盖劓膑之刑，同为小残肢体，而不至如宫刑之伤及人道，故其罚亦略相等，所以一罚二百锾，一罚二百三十锾，惟后人不识洒差之义本同，以为一作差而一作洒，其义必有异也。于是改《尚书》惟倍之言而作“倍洒”。洒、蓰音同，故又作“蓰”，又因赵尔岐注《孟子》有“五倍为蓰”之言，于是训洒为五倍而义乃愈不可通矣。张守节、江声等心知其非，于是训差为“倍中之差”“二百去三分一”或“三百三十锾，三分锾之一”，亦皆不明差字之本义，望文生训者也。又“其罚五百率”之“五”，徐广曰：“一作六。”按：作五百者是，作六百者，伪古文所妄改。盖伪孔训倍差为倍之又半为五百锾。膑刑之罚为五百锾，宫刑之罚亦为五百锾，其言不可通，故改五百为六百耳。今《尚书》作六百，正为伪孔改本，惜无人发其覆耳！当依《史记》正之。盖五刑之罚大辟最重，故其罚为千锾。宫刑次之，故半于大辟为五百锾。膑刑又半于宫刑，为二百三十锾。劓、膑相近，故相差三十锾而为二百锾。墨刑最轻，故其罚又半于劓，而为百锾。自来解者，因不识“倍”“差”之义，故说来致难通也。世有好学深思之士，当不以余言为臆说也夫。（《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汇评】

李光缙：每条必言“阅实其罪”，恐听者或不详其意，止阅验核实其一，而忽其他，故不嫌其费辞也。（《增订史记评林·周本纪》）

[37]【汇注】

马持盈：墨罚之属千：墨罚的种类，共有一千条。属：种类也。（《史记今注·周本纪》）

[38]【汇注】

解惠全：“墨刑之属”五句：五句中的数目为刑罚的条目。《尚书易解》引孙星衍曰：“罪之条目必有定数者，恐后世妄加之。”（《全译史记·周本纪》）

[39]【汇注】

李光缙：上言罚，下言刑者，罪实而加以法谓之刑，罪疑而赎以金谓之罚。互见其义，以明刑罚之条其数不同也。（《增订史记评林·周本纪》）

刘咸炘：录《吕刑》，独泽罚数者，以此法始于《穆王传》，至后世不改也。（《太史公书知意·周本纪》）

[40]【汇校】

陈梦家：《史记》误《吕刑》为穆王作，又误以王为穆王，其实非也。（《西周年代考》第三部）

【汇注】

班固：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时作刑，以诘四方。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髌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盖多于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谓刑乱邦用重典者也。（《汉书·刑法志》）

颜师古：穆王，昭王之子也。享国既百年，而王眊乱荒忽，乃命甫侯为司寇，商度时宜，而作刑之制，以治四方也。甫，国名也。（《汉书注·刑法志》）

李昉：《帝王世纪》曰：穆王修德教，会诸侯于涂山，命吕侯为相，或谓之甫侯。五十一年，王已百岁，老耄，以吕侯有贤能之德，于是乃命吕侯作《吕刑之书》。（《太平御览》卷八五《穆王》）

李学孔：己巳五十年，命吕侯作《吕刑》。（《皇王史订》卷四《周纪·穆王》）

孙之騄：“五十一年，作《吕刑》，命甫侯于丰”，《书序》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书说》曰：周穆王以吕侯为相。《孔书传》吕侯后为甫侯，故称《甫刑》。扬雄《廷尉箴》云：“天降五刑，惟夏之绩。乱兹平民，不回不僻。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宁。穆王耋荒，甫侯伊谋。”（《考定竹书》卷九）

徐文靖：穆王五十一年作《吕刑》。马端临曰：《吕刑》一书，蔡氏谓《舜典》赎刑，施于官府、学校耳。五刑未尝赎也。穆王赎及大辟，盖巡游无度，财匮民劳，为此一切敛财之计。夫子录之，盖以示戒。愚以为未然。熟读此书，哀矜恻怛之意，千载之下犹使人感动。且拳拳乎富货之戒，其不为敛财设也，审矣。鬻狱，末世暴君污吏之所为，而谓穆王为之，夫子取之乎？且其所谓赎之意自有在。学者惟不详考之耳。其曰“墨辟疑赦，其罚百锾”，盖谓犯墨法之中，疑其可赦者，不遽赦之，而姑取其百锾以示罚耳。继之曰“阅实其罪”，盖言罪之无疑，则刑可疑，则赎，皆当阅其实也。其所谓疑者何也？盖唐、虞之世，刑法简，是以赎金之法，止及鞭、扑，至于周，而文繁俗弊矣。五刑之属，至于三千，若一按之律尽从而刑之，何莫非投机触罟者？天下之人无完肤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赎论。姑以大辟言之，夫所犯至死而听其赎金以免，诚不可矣。然大辟之属二百，岂无疑赦而在可赎之列者？如汉世将帅出师失期之类，于法皆死，而赎为庶人，亦其遗意也。或曰：罪疑则降等施行可矣，何必赎乎？曰：古之议疑罪者降等，一法也；罚赎，亦一法也。《虞书》罪疑惟轻，此书上下比罪，上刑适轻，下服降等，法也。《虞书》金作赎刑，此书五刑之赎，罚，赎法也。固并行而不悖也。又按徐锴曰：《书》金作赎刑，古赎皆用铜，汉始用黄金，少其斤两。（《竹书纪年统笺》卷八）

解惠全：《甫刑》：即《尚书·吕刑》。周穆王采纳吕侯的意见，制定刑律，布告天下，谓之《吕刑》。因吕侯又为甫侯，所以又名《甫刑》。（《全译史记·周本纪》）

【汇评】

姚允明：远狩多不度，徐子偃以王于东，祭公谏而后回车。然偃虽诛，而不能革其僭号，耄而作《吕刑》，罪赎而多锾，不死矣。（《史书》卷一《穆王》）

华庆远：金仁山曰：《吕刑》不失哀矜之旨，然繁而宽，衰世之法也。（《世论编》卷四《周》）

李学孔：金丹曰：穆王肆心巡游，财困民穷，无以为计，乃作《吕刑》，以赎大辟，以敛民财，以济荒亡之欲，不仁甚矣！大辟而可赎，则凡有千锾之赀者，无所往而不可杀人矣。乌得不启后世之乱哉？但尽折狱之情伪曲折，而哀矜恻怛，犹有三代之遗风焉。圣人删《书》而存《吕刑》，亦以见世之变法之变，非以赎刑为可取也。（《皇王史订》卷四《周纪·穆王》）

龙体刚：至于《吕刑》，本“金作赎刑”之典，今亦疑焉？谓《舜典》所赎，官府、学校之刑耳，若五刑，则未尝赎也。五刑之宽，惟处以流，鞭扑之宽，方许其赎。穆王赎辟，实开利端而伤治化，为王政所不取。如张敞以讨羌兵食不继，建议入谷赎罪之法，并未尝议及盗与杀人；而萧望之等尚且非之，曾谓唐虞之世而有赎辟之典哉？第玩《吕刑篇》云：“貌稽简听，具严天威，制刑唯中，元命配享。”皆敬慎刑狱之训诰。其可以人而废其言耶？至谓《舜典》赎刑，专为官教而设，岂官府学校之间，不论轻重，可尽入金赎条乎？而下文“怙终贼刑”又何以说？盖大辟不赎，必非疑案。疑则无不可赎，《禹谟》曰：“罪疑惟轻，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夫圣人岂有疑而不经者哉？毋亦哀矜之意耳。且周之刑狱，视前代加密，时使然矣。如《大诰》《康诰》《立政》诸篇，兢兢言之，已虑末路之将无已，康王后五刑之属，多至三千，穆以既难尽去，择其疑者赎之，哀矜恻怛，曲尽乎忠厚之道，实有三代之遗意焉。以故享国永年，寿逾百岁，未必非仁慈之报，而必执法为不可赎，岂圣人祥意刑哉？（《半窗史略》卷五《西周·穆王》）

穆王立五十五年，崩[1]，子共王繄扈立[2]。共王游于泾上[3]，密康公从[4]，有三女奔之[5]。其母曰[6]：“必致之王[7]。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8]。王田不取群[9]，公行不下众[10]，王御不参一族[11]。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12]，而何德以堪之[13]？王犹不堪，况尔之小丑乎[14]？小丑备物[15]，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共王灭密[16]。共王崩[17]，子懿王囏立[18]。懿王之时[19]，王室遂衰[20]，诗人作刺[21]。

[1]【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穆王修德教，令诸侯于涂山，命吕侯为相。或谓之甫侯。五十一年，王已百岁老耄，以吕侯有贤能之德，于是乃命吕侯作《吕刑之书》。五十五年，王年百岁，崩于祗宫。（《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李昉：《归藏》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必皆有车辙马迹焉。祭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殁于祗宫。（《太平御览》卷八五《穆王》）。

章衡：“穆王满”：昭王子，即位年已五十。犬戎荒服者不至，命甫侯训夏赎刑。在位五十五年，年百四岁。（《编年通载》卷一《周》）。

李学孔：甲戌五十五年，王崩于祗宫。（《皇王史订》卷四《周记·穆王》）。

又：初，王得八骏，造父以善御得幸，王欲肆心，周行天下，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是以获殁于祗宫。（同上）

齐召南：穆王：昭王子，元年庚辰。……在位五十五年崩，子繄扈嗣。（《历代帝王年表·周世表·穆王》）

梁玉绳：“穆王立五十五年崩”，附按：此与《竹书》同，韩昌黎《佛骨表》依《吕刑》称百年，恐非是。《吕刑》所云享国百年者，指书所作之年，而从其生年数之也。《御览》引《史》曰“年一百五岁”。（《史记志疑·周本记》）

又：穆王始见《书·序》，穆王满，昭王子，始见《史·周纪》。穆又作缪，亦曰周穆，亦曰穆满，亦单称穆。昭王娶房后，丹朱冯之生穆王，即位已五十，立五十五年崩。年百五岁，都南郑。（《汉书人表考》卷四《穆王满》）

赵生群：陈仑县东四十里，“四”原作“西”。本书卷五《秦本纪》“灭小虢”《正义》引《括地志》作“四”，今据改。（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

编者按：南郑当为西郑之误，西郑在今凤翔县一带。金文中有郑井氏、郑虢仲，郑井的“采邑”在散氏盘铭中称为“井邑”，在凤翔县的城南秦雍城遗址一带，郑虢即西虢，在凤翔县的彪角镇、虢王镇一带，可证西周时凤翔县一带为古代的郑地，史称西郑，南郑在汉中。穆王或共王世长甶盉铭中的“下淢”，学者认为是周王的行屋，可知穆王在西郑，即今凤翔县雍水上游设有行宫，这可能就是穆王都西郑的来历。西周自穆王以下，实际上是都于岐周。（详见尹盛平：《邢国改封的原因及其与郑邢、丰邢的关系》《周原遗址为什么大量发现西周青铜器窖藏》，《周文化考古研究论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

陈梦家：《晋书·束皙传》记，隐括《竹书纪年》曰“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年也”，若此百年包括穆王，则《竹书纪年》以成康之际四十余年，昭王十九年，穆王在位似在二十年左右。《竹书纪年》谓穆王三十七年伐越，此据《文选·江赋》注、《艺文类聚》九、《初学记》七、《太平御览》九三二、《通鉴外纪》三诸书所引。然《太平御览》三〇五及《路史·国名纪》已引作四十七年，《广韵》元部鼋下引作十七年，《太平御览》七三引作七年。诸书所引年数不一，又事涉故事，非史实；故穆王在位三十七年以上之说，今暂不取。（《西周年代考》第三部）。

赵光贤：穆王（公元前964—公元前937）在位二十八年。（《先秦史论集·西周诸王年代考》）

荣孟源：穆王，公元前965—公元前912年，共五十四年。（《历史笔记·试谈西周纪年》）

李仲操：穆王在位年数，《史记·周本纪》载：“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曰：“五十五年，王年百岁，崩于祗宫。”《竹书纪年》亦载：穆王“五十五年，王陟于祗宫。”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史无异说。运用历日资料按此年数推算，均完全符合。证明穆王年数绝对正确。（《西周年代》四《康、昭、穆三世年数及其历日》）

编者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的西周年表：穆王在位约前976年—约前922年，共55年。

【汇评】

龙体刚：穆王巡游见王母一事，本于汲冢，经史则不载也。考诸左氏，有“欲肆其心，周行天下”之语，《史记》仅言其略，《列子》则甚为形容，而杂书遂多附会，唐韩昌黎则云“穆王无道，好方士说，得八骏骑之西游，同王母宴于瑶池，讴歌忘归，四方诸侯争辩者，无所质正，咸宾祭于徐。王恐，命造父御归，与楚连谋伐徐。徐走彭城五原山”。故先儒谓穆王巡游无度，其作《吕刑》，非祥刑也，无非敛民财以济荒亡。孔子于《书》，宁真以仁民而取之乎？特示戒耳。然考瑶池歌宴诸事，经史既未有载，而王能闻《诗》止御，祗宫考终，岂与流连忘反者等耶？大抵先得八骏，御有造父，故西游时，曾有周行天下之想，厥后归而伐徐，又听《祈招》而止，亦为善补过者。迄今观伯礒之命，申戒仆御，忧深思远，其亦闻善而自克者乎？（《半窗史略》卷五《西周·穆王》）

[2]【汇注】

司马贞：《系本》作“伊扈”。（《史记索隐》）

潘永圜：共王，名翳扈，穆王子。乙亥即位。在位十二年。《谥法》：既过能改曰共。（《读史津逮》卷一《周》）

梁玉绳：“子共王繄扈立”，附按：《世表》及《世本》《人表》作“伊扈”，此作“繄”字，古通也。而《竹书》单名繄，则是竹简烂脱，不可从。（《史记志疑·周本纪》）

朱孔阳：共王讳繄扈，穆王子。十二年丙戌王崩，寿八十有四，陵在咸阳文王陵南。（《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3]【汇注】

顾应祥：丁丑（三），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人代纪要》卷三）

[4]【汇注】

裴骃：韦昭曰：“康公，密国之君，姬姓也。”（《史记集解》）

张守节：《括地志》云：“阴密故城在泾州鹑觚县西，东接县城，故密国也。”（《史记正义》）

孙之騄：密康公，密国之君，姬姓也。城阳淳于县东北有密乡。《括地志》：阴密故城，在泾州鹑觚县西，东接县城，故密国也。《汉志》：密人国，有嚣安亭，汉之阴密。《盟会图》云：周圻内国，宣王灭之，此河南密也。《晋志》：密故周畿内。（《考定竹书》卷九《四年，王师灭密》）

梁玉绳：密康公始见《周语上》，姬姓畿内国。共王灭之，墓在泾州灵台。《汉书人表考》卷八《密康公》）

[5]【汇注】

郭嵩焘：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按《国语》记此以见密康公之所以亡，由渔色之故也，无当于周氏之兴衰，史公引此文，故为无谓。（《史记札记·周本纪》）

【汇评】

胡一桂：密康公从受三女之奔，其母曰：“必致之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粲，美物也，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德之小丑乎！”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女色之倾人国，固如此夫！（引自《纲鉴合编》卷二《周纪·共王》）

[6]【汇注】

刘向：密康公之母，姓魏氏。（《列女传》卷三《密康公母》）

王叔岷：案：今本《列女传·仁智篇》《密康公母传》隗氏作魏氏，隗、魏古通。（《史记斠证》卷四《周本纪第四》）

梁玉绳：密康公母，始见《周语上》，隗氏。（《汉书人表考》卷四《密母》）

【汇评】

柳宗元：康公之母诚贤耶？则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惧之以数，且以德大而后堪，则纳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则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灭密微求之，无足取者。（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7]【汇注】

马持盈：必致之王：必献之于王。（《史记今注·周本纪》）

[8]【汇注】

陈蒲清：三：表多数。粲：美女。这里指美女众多为“粲”。（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9]【汇注】

张守节：曹大家云：“群，众，粲，皆多之名也。田猎得三兽，王不尽收，以其害深也。”（《史记正义》）

马持盈：王田不取群：王者田猎不可以取尽全群之兽。（《史记今注·周本纪》）

[10]【汇校】

吴见思：《国语》无“不”字，是。（《史记论文·周本纪》）

梁玉绳：“公行不下众”，按：《国语》当衍“不”字。（《史记志疑·周本纪》）

张文虎：“公行下众”，各本作“公行不下众”，注云“《国语》《列女传》皆无‘不’字”。按：据韦昭《注》、刘向《颂》及《正义》引曹大家，则“不”字衍，今删。《志疑》说同。（按：看上下文语气，“不”非衍字。朱骏声云：“盖公行则人宜下车以避，有三人则下车较缓，且恐仍不及避以致罪也，此曲体人情也。”见朱氏《经史答问》卷二。中华本仍作“公行不下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郭嵩焘：“夫兽三为群……公行不下众”。《札记》云：“‘公行不下众’，《国语》《列女传》皆无‘不’字。据韦昭《注》《刘向颂》及《正义》引曹大家，‘不’字衍。”按行，谓行路也。下者，下车行而遇三人当路，则为之下也。群也，众也，粲也，皆据三而为之辞。（《史记札记·周本纪》）

李景星：“公行不下众”，按《国语》无“不”字。（《史记评议·周本纪》）

解惠全：公：指诸侯。下众：对众人谦下。按：此句《国语》无“不”字。梁玉绳、张文虎皆以为“不”字衍。（《全译史记·周本纪》）

【汇注】

张守节：曹大家云：“公，诸侯也。公之所行与众人共议也。”（《史记正义》）

李笠：按：此文上句云“王田不取群”，下句云“王御不参一族”，疑此以“不”字为语势也。《国语·周语》《列女传》虽无“不”字，但不可例。此《尚书》“试可乃已”。《五帝纪》作“试不可用而已”。《世本》帝降，《夏纪》作帝不降，岂可尽以字义律之哉！（《史记订补》卷一《周本纪》）

马持盈：公行不下众：公者（诸侯）行道不可以使众人俱为下车。（《史记今注·周本纪》）

张大可：公：指诸侯。公行遇众，公先下车让道以示谦虚。（《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

[11]【汇注】

裴骃：韦昭云：“御，妇官也。参，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姪娣，以备三，不参一族之女也。”（《史记集解》）

方苞：娶虽一国三女，而进御之夕，则不使一族之人偕，所以养其廉耻也。（《史记注补正·周本纪》）

马持盈：王御不参一族：王娶妃嫔，不可使三女（王御之数三）尽出于一家。（《史记今注·周本纪》）

[12]【汇注】

解惠全：归：通“”，赠予，送给。女：你。（《全译史记·周本纪》）

[13]【汇注】

陈蒲清：堪，受得住。（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4]【汇注】

解惠全：小丑：等于说小人物。丑，类。（《全译史记·周本纪》）

【汇评】

杨慎：《国语》“况尔小丑”，语意更完足。（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15]【汇评】

黄省曾：天子一娶九女，所以重国广继嗣也。九女者，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无所不生也。一娶者，娶而无再，恐其弃德嗜色，防淫佚也。天子且然，况其下乎！密康公室家久矣，又滥取奔女，以小丑备物而勿受，厥母之诫，则其覆宗宜然也。（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16]【汇注】

徐文靖：共王“四年，王师灭密。”《笺》按：（密），《汉·志》：安定阴密县。（《竹书纪年统笺》卷八）

瞿方梅：“一年共王灭密”，方梅按：一年者，谓踰年也。适当共王之四年。《纪年》曰：共王四年，王师灭密。（《史记三家注补正·周本纪第四》）

【汇评】

杨一奇辑、陈简补：得奔女者，当询其主还之，受之则不可，不献斯亦已矣，以此灭人之国，尤不可。（《史谈补》卷一《共王》）

王在晋：“密康公墓”，灵台县西五十里。（《历代山陵考》卷上《平凉府》）

龙体刚：康公不自度德，聚三女以胎倾国之祸，淫且愚矣。恭王因女色而灭同姓之国，淫虐益炽，其去幽、厉又何以寸？（《半窗史略》卷五《西周·恭王》）

又：《史记》谓懿王政衰，《诗》人作刺。考是时，王风未作，变风变雅中，均未有序，不知刺王者何诗？庸或删而逸之者耶？（同上）

[17]【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恭王能庇昭穆之阙，故《春秋》称之。周自恭王至夷王四世，年纪不明，是以历依鲁为正。王在位二十年崩，子坚代立。（《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李昉：《帝王世纪》曰：恭王能庇昭穆之阙，故《春秋》称之。……王在位二十年崩，子坚代立。（《太平御览》卷八五《恭王》）

章衡：“共王扈”，穆王子，在位十二年。（《编年通载》卷一《周》）

顾应祥：丙戌（十二），王崩，子囏即位。（《人代纪要》卷三）

李学孔：共音恭，名繄扈，穆王子，乙亥嗣立，在位十二年。按《谥法》：“既过能改曰共。”（《皇王史订》卷四《周纪·共王》）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共王元年甲寅春正月，王即位。四年，王师灭密。……十二年，王陟（按《通志》，作在位十年）。（《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一〇（《周·共王本纪》）

齐召南：共王：穆王子，元年乙亥。在位十二年崩，子艰嗣。（《历代帝王年表·周世表·共王》）

赵光贤：共王（公元前936—公元前922）在位一十五年。（《先秦史论集·西周诸王年代考》）

荣孟源：共王，公元前911—公元前896年，共十六年。（《历史笔记·试谈西周纪年》）

编者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的西周年表：共王在位为前922年—前900年，共23年。

李仲操：懿王年数，《太平御览》引《史记》曰：“懿王时王室遂衰，懿王在位二十五年崩。恭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竹书纪年》亦载：“懿王二十五年陟。”《通鉴外纪》也作二十五年，知懿王年数史无异说。（《西周年代》四《恭、懿两世年数及其历日》）

编者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的西周年表：懿王在位为前899年—前892年，共8年。

【汇评】

姚允明：恭以辅昭穆之缺，周之所以不遂衰也。（《史书》卷一《恭王》）

[18]【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周懿王二年，王室大衰，自镐徙都犬邱，生非子。因居犬邱，今槐里是也。（《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司马贞：《系本》作“坚”。（《史记索隐》

顾应祥：丁亥，周懿王徙都槐里。（《人代纪要》卷三）

李学孔：丁亥元年，徙都槐里（今西安府兴平县）。（《皇王史订》卷四《周纪·懿王》）

潘永圜：懿王，名囏，共王子，丁亥即位，徙都槐里，王室遂衰。在位二十五年。《谥法》：温柔贤善曰懿。（《读史津逮》卷一《周》）

孙之騄：“懿王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旦于郑”，再旦，夜再明也。《春秋感精符》曰：“人主排斥，则日夜出。”《遂古篇》云：“白日再中，谁使然兮。北斗不见，藏何所兮。”《诗谱》：“郑，宗周，畿内咸林之地，今京兆郑县。”《齐地记》：“古有日夜出，见于东莱。”（《考定竹书》卷九）

梁玉绳：懿王始见《史·周纪》《世表》。名坚，始见《索隐》引《世本》及《世表》，诗人作刺始见《纪》《表》，在位二十五年，年五十。按：懿王为共王子，此云穆，误也。《纪》《表》谓懿王时周衰，诗人作刺，不言何诗？本书《匈奴传》以《采薇》为懿王时诗，岂谓是欤？（《汉书人表考》卷八《懿王坚》）

梁玉绳：“子懿王囏立”，附按：囏字误，《索隐》曰“一作‘坚’”，是也，各处皆作“坚”。（《史记志疑·周本纪》）

【汇注】

朱孔阳：懿王讳囏，共王子，王室始衰。徙都槐里，二十五年辛亥王崩，年五十岁。（《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19]【汇注】

李昉：《帝王世纪》曰：懿王二年，徙都犬丘。（《太平御览》卷八五《懿王》）

[20]【汇注】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懿王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旦于郑。……二十五年，王陟。懿王之世，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共其职，诸侯于是携德。（《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一〇《周·懿王本纪》）

编者按：《汉书·匈奴传》：“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懿王时，周王室衰微的标志首先是淮夷重新反叛，其次是狁不朝贡。懿王时代的史密簋铭文曰：

隹（惟）十又二月，王令（命）师俗、史密曰：“东征。”（）南尸（夷）：（膚）、虎；会杞尸（夷）、舟尸（夷），雚（观），不阶（折），广伐东国。齐师、族徒、述（遂）人，乃执啚（鄙）、寡、亚。师俗率（率）齐师、述（遂）人左，周伐长必；史密右，率（率）族人、釐（莱）伯、僰、居，周伐长必，（获）百人。

师俗，又称师俗父、伯俗父，见于共王五年卫鼎、永盂和懿王时的师晨鼎，以及南季鼎等铜器铭文，是共、懿时的大臣之一。史密可能即伯密父鼎铭中的伯密父，他和师俗一个为左路军将领，一个为右路军将领，率军去长必这个地方围攻南淮夷膚、虎为首的叛军。史密簋铭文证实懿王时淮夷等又开始叛乱。懿王徙都犬丘，或许与淮夷反叛有关。

《后汉书·西羌传》：“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太原之戎”即狁，夷王时开始兴盛，厉王时大规模侵入邠地。多友鼎铭文曰：

惟十月，用严允放（方）（兴），（广）伐京师，告追于王，命武公：“遣乃元士，羞追于京师。”

京师即《诗·公刘》“京师之野”之京师，在邠地。西周金文中的武公为夷王、厉王时代的军事统帅，他很可能是文献中率军伐淮夷、狁的虢公长父。多友鼎虽为厉王时代的铜器，但是仍然可以印证懿王、夷王时狁不朝贡，产生叛意的史实。淮夷与狁侵周，就是所谓的“戎狄交侵”。

【汇评】

吴汝纶：节节顿挫。（《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周本纪》）

[21]【汇注】

司马贞：宋忠曰：“懿王自镐徙都犬丘，一曰废丘，今槐里是也。时王室衰，始作诗也。”（《史记索隐》）

陆唐老：全《诗》无懿王之诗，史记所载，孟逸诗也。（《陆状元通鉴》卷二〇（《外纪·周纪上·懿王》）

徐文靖：“懿王之时，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共其职，诸侯于是携德”。《笺》按：《周礼》挈壶氏掌悬壶，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注》曰：悬壶以为漏。分以日夜者，异昼夜漏也。又按《齐风》序《东方未明》，刺无节也。朝廷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掌其职焉。（《竹书纪年统笺》卷八）

刘咸炘：“诗人作刺”，著变风之始，盖以诗纬其中。（《太史公书知意·周本纪》）

陈蒲清：诗人作刺：诗人作诗讽刺。《索隐》：“宋忠曰：懿王自镐徙都犬丘，暴虐中国，一曰废丘，今槐里是也。时王室衰，始作诗也。”《史记会注考证》：“《汉书·匈奴传》云：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囏：人名，通“艰”。（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汇评】

牛运震：“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按：此二语，正与前篇“诗人歌乐思其德，民皆歌乐之颂其德”遥遥对映，有情有法。（《史记评注·周本纪》）。

懿王崩[1]，共王弟辟方立[2]，是为孝王[3]。孝王崩[4]，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5]，是为夷王[6]。

[1]【汇注】

章衡：“懿王艰”，共王子，王室衰，诗人兴刺，在位二十五年。（《编年通载》卷一《周》）

李学孔：懿王，讳囏，共王子，丁亥嗣立。在位二十五年。按《谥法》：“温柔贤善曰懿。”（《皇王史订》卷四《周纪·懿王》）

赵光贤：懿王（公元前922—公元前900）在位二十三年。（《先秦史论集·西周诸王年代考》）

荣孟源：懿王，公元前895—公元前880年，共十六年。（《历史笔记·试谈西周纪年》）

【汇评】

孙之騄：“二十五年，王陟”，懿王之世，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共其职，诸侯于是携德。（《考定竹书》卷九）

[2]【汇注】

梁玉绳：“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按：高圉之父名辟方，是孝王与十六世祖同名矣，殊不可解，疑有误。（《史记志疑·周本纪》）

[3]【汇注】

陆唐老：自懿王以来，德政不修，诗人作诗讥刺。至是，王室愈微。七年，大雹，牛马死，江汉俱冻。有非子者，善养马，王封为附庸之君，邑于秦。在位十五年崩，寿年六十五，子燮立。（《陆状元通鉴》卷二〇《外纪·周纪上·孝王》）

潘永圜：孝王，名辟方。懿王弟。壬子即位。嬴秦始封，大雹，江汉冰，牛马死。周道凌迟，在位十五年。《谥法》：慈惠爱亲曰孝。（《读史津逮》卷一《周》）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孝王元年辛卯春正月王即位，命申侯伐西戎。五年，西戎来献马。……九年，王陟（按《通志》作在位十五年，年六十五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一〇《周·孝王本纪》）

陈梦家：共王、懿王、孝王：今所存之《古本竹书纪年》记此三王之事仅一条，《开元占经》卷三：“《汲冢纪年》书曰懿王元年天再启。”（《太平御览》二、《事类赋》注一引作“天再旦于郑”）皇甫谧既谓共王以下四世无年纪，故其所录共、懿年数实系拟作，彼所定共25、懿20，与《太平御览》所引《史记》定懿25、孝15均取整数，可知其为拟作矣。（《西周年代考》第三部）

张习孔：约前878年，周孝王七年，非子封秦。非子，传说是帝颛顼之后裔。其先世大费（即伯翳，又作伯益）佐禹平水土，佐舜驯鸟兽，舜赐姓嬴氏。是时，非子居犬丘（今甘肃天水西南），善养马。孝王命非子主管养马于汧水、渭水间，马大蕃息，乃封非子于秦（今天水西南），使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为秦国始祖（《史记》未系年，从《历代帝王年表》）。（《中国历代大事编年·西周》）

【汇评】

龙体刚：非子始封，即于江汉冰雹之异变，知天之恶秦暴虐者早矣，履霜之象，不可不深察也。（《半窗史略》卷五《西周·孝王》）

[4]【汇注】

章衡：“孝王辟方”：共王弟，在位十五年。（《编年通载》卷一《周》）

李学孔：孝王名辟方，懿王弟，壬子嗣立，在位十五年。按《谥法》：“慈惠爱亲曰孝。”（《皇王史订》卷四《周纪·孝王》）

赵光贤：孝王（公元前899—公元前889）在位十一年。（《先秦史论集·西周诸王年代考》）

荣孟源：孝王，公元前879—公元前869年，共十一年。（《历史笔记·试谈西周纪年》）

编者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的西周年表：孝王在位为前891年—前886年，共6年。

[5]【汇注】

梁玉绳：“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附按：《人表》独以夷王名摺，与诸书异，恐讹。（《史记志疑·周本纪》）

【汇评】

姚允明：王崩，立者懿之子。何失序也！（《史书》卷一《孝王》）

[6]【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夷王即位，诸侯来朝，王降与抗礼，诸侯德之。三年，王有恶疾，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群望，以祈王身，十六年，王崩。（《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张守节：《纪年》云：“三年，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帝王世纪》云“十六年崩”也。（《史记正义》）

李昉：《礼》曰：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已下也。（《太平御览》卷八五《夷王》）

又：《纪年》曰：“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宾于河，用介皀。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同上）

又：《帝王世纪》曰：夷王即位，诸侯来朝，王降与抗礼，诸侯德之。（同上）

司马光：夷王时，王室卑，下堂而见诸侯。（《稽古录》卷九《周》下）

方回：《正义》释天子无客礼，按觐礼，天子负扆依南面，侯氏执玉入，是不下堂见诸侯也。若春朝夏宗，以客礼待诸侯，以车出迎。熊氏云：春夏受三享之时，乃有迎法，义或然也。故齐仆云：各以其等为车送迎之节。《注》节谓王乘车迎宾客及关相去远近之数。紫阳方氏曰：觐礼亦下堂而迎诸侯，自周夷王始，《周礼》齐仆有朝宗下堂以车迎送之节。《正义》有或然之疑，则《周礼》之不可信者，多矣！（《续古今考》卷三五《附论天子下堂不下堂》）

李学孔：丁卯元年，觐礼废，王始下堂见诸侯。（《皇王史订》卷四《周纪·夷王》）

又：夷王不立于父，而立于诸侯之手，故王加礼，下堂见之。自此，王室愈衰，永为例矣。（同上）

潘永圜：夷王，名燮，懿王子，诸侯立之，丁卯即位，始下堂见诸侯，德其立己也。楚僭称王，荒服不至。在位十六年。《谥法》：安心好静曰彝。（《读史津逮》卷一《周》）

孙之騄：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共伐楚，亦去其王号，后为熊毋康。毋康早卒，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攻厉王，王出奔彘。（《考定竹书》卷九《六年，楚子延卒》）

朱孔阳：夷王讳燮，本懿王太子。孝王崩，诸侯复立之，始下堂见诸侯，觐礼废，荒服不朝。十六年壬午，王崩，寿六十岁。（《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汇评】

胡一桂：王始下堂而见诸侯，纲常自此紊矣。时熊绎五世孙熊渠，甚得江汉民和，西伐庸，东征扬、粤，僭立三子为王。卫康公七世孙顷公，首坏王制，并邶、鄘之地。孟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孔子曰：“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况灭人之国而有之乎？斯二者皆凌迟解纽之事，何夷王之不能问也？可为三叹息矣！（引自《纲鉴合编》卷二《周纪·夷王》）

夷王崩[1]，子厉王胡立[2]。厉王即位三十年[3]，好利，近荣夷公[4]。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5]：“王室其将卑乎[6]？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7]。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8]，而有专之，其害多矣[9]。天地百物皆将取焉[10]，何可专也[11]？所怒甚多[12]，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13]，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14]。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15]，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16]。故《颂》曰‘思文后稷[17]，克配彼天[18]，立我蒸民[19]，莫匪尔极[20]’。《大雅》曰‘陈锡载周[21]’。是不布利而惧难乎[22]？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23]？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24]，其归鲜矣[25]。荣公若用，周必败也[26]。”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27]，用事[28]。

[1]【汇注】

章衡：“夷王燮”，懿王太子，在位十六年。（《编年通载》卷一《周》）

姚允明：北伐戎太原，南则熊渠以楚子僭王，周之衰，非一事矣。始下堂见诸侯。盖愆于厥身，王政多缺。（《史书》卷一《夷王》）

李学孔：夷王名燮，懿王子。丁卯嗣立。在位十六年。按《谥法》：“安心好静曰夷”。（《皇王史订》卷四《周纪·夷王》）

孙之騄：李善曰：夷王立四年薨，《世纪》云十六年崩。（《考定竹书》卷九《王陟》）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夷王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即位。……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八年，王有疾，诸侯祈于山川，王陟（按《通志》作在位十五年，年六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十《周·夷王本纪》）

齐召南：夷王：懿王子，元年丁卯。……在位十六年崩，子胡嗣。（《历代帝王年表·周世表·夷王》）

赵光贤：夷王（公元前888—公元前872）在位十七年。（《先秦史论集·西周诸王年代考》）

荣孟源：夷王，公元前868—公元前857年，共十二年。（《历史笔记·试谈西周纪年》）

李仲操：夷王在位年数，《御览》引《帝王世纪》曰：“夷王即位，诸侯来朝，王降与抗礼，诸侯德之。三年，王有恶疾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群望以祈王身。十六年王崩。”《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亦云：“‘十六年崩’也。”今本《竹书纪年》载：“夷王八年，王有疾，诸侯祈于山川，王陟。”此二说均据“鲁历”加减推出，由于当时缺乏西周实际历日资料，证据不足，不足为信。因此夷王年数也尚待推求。（《西周年代》四《孝、夷两世年数及其历日》）

又：夷世历日资料有《舀鼎》《起毁》《五年师簋》《虢季子白盘》《十三年壶》等。……证明夷王在位是十三年。（同上）

编者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的西周年表：夷王在位为前885年—前878年，共8年。

[2]【汇注】

司马光：厉王淫昏无道，召穆公作诗刺之，不敢斥言，借商纣以言之，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稽古录》卷九《周》下）

潘永圜：厉王，名胡，彝王子，癸未即位，暴虐侈傲，淮夷入寇，国人叛袭王，王出奔彘，在位三十七年。《谥法》：杀戮无辜曰厉。王出奔时，太子静匿召公家，国人围之，召公以其子代之，得脱。周公、召公二相共理国事，号曰“共和”。起庚申，终甲戌，摄位十四年。（《读史津逮》卷一《周》）

刘于义：厉王，讳胡，夷王太子。以岁壬子即位，在位五十一年。（《陕西通志》卷四八《帝系一·厉王》）

梁玉绳：厉王始见《大雅·民劳》诸序，《左》文二、《周语上》，名胡。夷王子，始见《周纪》《世表》，亦单称厉。以戾虐流彘死。亦曰汾王，亦曰周厉，葬晋州霍邑县东二十九里。按：厉王之年，据《本纪》是三十七年奔彘，五十一年崩，《外纪》《通志》谓在位四十年，通共和五十四年，《竹书》作十二年奔彘，二十六年陟，未知孰是。（《汉书人表考》卷九《厉王胡》）

魏娥：陕西出土时代最早的编钟，都是三枚一组，如长安县的长甶钟，宝鸡市茹家庄和竹园沟出土的云纹钟，都是三枚。西周中期的钟有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五、六、七式钟和1984年长安县张家坡出土的井叔钟等。西周晚期的中义钟和柞钟，都是八枚一组，它是至今发现西周编钟枚数最多的两组。另外，还有周王与王室自铸的钟，如解放前岐山县出土的“宗周钟”（又名钟，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和1982年扶风县白家村出土的“五祀钟”，都是周厉王自铸的钟。“”，唐兰先生考证是西周厉王的名字，自从“簋”出土以后，许多专家学者已认可。（引自《西周史论文集·陕西周代青铜乐器初探》）

编者按：厉王名胡，西周金文皆作“”。《后汉书·东夷传》说：“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虢仲铭曰：“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在成周。”虢仲为西虢之君（采邑主），在王室为卿士，其封邑在今凤翔县虢王镇。西周时，“成周”是淮夷攻击的首要目标。钟铭云：“王肇遹省文、武勤疆土。南或（国）服子敢陷处我土。王敦伐其至，扑伐厥都，服子乃遣间来逆邵王，南夷、东夷、具见二十有六邦。……其万年，畯保四域。”“服子”，过去有学者认为是“濮子”，即濮族之人，这是不对的。宣王时代兮甲盘铭说：“淮夷归我畮人。”师寰簋铭说：“淮夷归我畮臣。”这说明淮夷过去一直是向周王朝交纳贡品的人（臣），也就是说向周王朝交纳贡品是淮夷的“服”（职事），因此厉王称淮夷为“服子”。“邵王”，即《孟子·滕文公》所云“绍我周王见休”之义，不是指周昭王。铭文记叙王开始巡视文王、武王开辟的疆土，发现南方贡纳布帛的人（淮夷）敢攻陷我周朝的疆土，王率大军征伐，到了其国都所在的地方，贡纳布帛的人（淮夷）派中间人来迎接周王，南夷、东夷都来见王，共有二十六国。钟铭文证明，厉王将淮夷征服了。

【汇评】

金履祥：厉王好利，用荣夷公，又以监谤而杀言者。虽芮良夫、召穆公交有陈谏，又皆有《大雅》之刺，而皆不听，卒以流亡，身死于彘。嗜好用舍之间，可不谨诸？赖诸大臣弥缝其间，王室不坠。卒立宣王相之舍，粲然复兴。盖其时周室尚可振也。至幽王再祸，而宗周为墟，讫不复振。悲夫！（《古今人物论》卷一《厉王》）

[3]【汇注】

梁玉绳：“厉王即位三十年”：按厉王在位之年，汉初已无考，故史公作表，断自共和。而据《本纪》所书，是三十七年流彘，五十一年崩，后儒皆从之。其实此《纪》载芮良夫谏用荣夷公与召公谏王监谤二事，俱《国语》文，《国语》无年，但云监谤之后，三年王流于彘而已。史公以良夫之谏系于三十年，以召公之谏系于三十四年，未知何据？《竹书》谓厉王十二年奔彘，二十六年陟，而以命荣夷公为元年事，监谤为八年事。《外纪》又谓厉王在位四十年，恐俱难信。（《史记志疑·周本纪》）

[4]【汇注】

孙之騄：荣，国名。夷，谥也。（《考定竹书》卷九）

【汇评】

杨一奇辑、陈简补：公其利者，不利而利；私其利者，利而不利。荣夷不公其利而私之，厉王不屏其人而任之，宜诸侯不来享也。（《史谈补》卷一《厉王》）

【汇评】

熊尚文：《传》曰：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始。其用荣夷公之谓乎？诸侯不享，凛然鉴矣。（《读史日记》卷一《厉王》）

[5]【汇注】

张守节：（芮良夫），芮伯也。（《史记正义》）

陈蒲清：芮良夫：人名。封地在芮（今陕西省大荔县东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又：芮良夫关于荣夷公专利的这段议论，出自《国语注·周语上》。（同上）

[6]【汇注】

韦昭：卑，微也。（《国语注·周语》）

解惠全：其：恐怕，大概。卑：衰微。（《全译史记·周本纪》）

[7]【汇注】

韦昭：专，擅也。（《国语注·周语》）

郭之奇：荣夷公者，厉王卿士。荣公好利，既为卿士，诸侯不享。《桑柔之什》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芮伯所刺也。（《稽古篇》卷四二《四恶总传》）

[8]【汇注】

韦昭：载，成也。地受天气，以成百物也。（《国语注·周语》）

[9]【汇注】

韦昭：害，谓恶害荣夷公者多也。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国语注·周语》）

[10]【汇注】

陈蒲清：天地百物皆将取焉：指自然财物人人都可以取得一分。（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1]【汇注】

韦昭：天地成百物，民皆将取用之，何可为专其利也。（《国语注·周语》）

[12]【汇注】

陈蒲清：所怒：触怒的人，招来的怨恨。（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3]【汇注】

陈蒲清：王人，作天下人的王。（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4]【汇注】

韦昭：导，开也。布，赋也。上谓天神，下谓人物也。（《国语注·周语》）

[15]【汇注】

裴骃：韦昭曰：“极，中也。”（《史记集解》）

[16]【汇校】

郭嵩焘：犹曰怵惕，按：金陵本“曰”作“日”。《札记》云：“‘日’，‘官本’及‘天圣本国语’同，各本作‘犹曰’。”（《史记札记·周本纪》）

[17]【汇注】

陈蒲清：《颂》：指《诗·周颂·思文》。思：发语词。文：文德。后稷：指周始祖弃。（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8]【汇注】

陈蒲清：克：能够。配：相配。（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9]【汇注】

陈蒲清：立我蒸民：使我们众人能够立足生存。蒸：《诗经》作“烝”，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0]【汇注】

韦昭：“颂”，《周颂·思文》也。谓郊祀后稷以配天之乐歌也。经纬天地曰文。克，能也。蒸，众也。莫，无也。匪，不也，尔，女也。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后稷，其功乃能配于天。谓尧时洪水，稷播百谷，立我众民之道，无不于女时得其中者，功至大也。（《国语注·周语》）

解惠全：匪：同“非”，不。尔极：等于说“极尔”，意思是把你当做榜样。（《全译史记·周本纪》）

[21]【汇注】

韦昭：《大雅·文王》之二章也。陈，布也。锡，赐也。言文王布赐施利，以载成周道也。（《国语注·周语》）

裴骃：唐固曰：“言文王布锡施利，以载成周道也。”（《史记集解》）

马持盈：《大雅》曰“陈锡载周”，《大雅》上说：“由于能够普遍的（陈）赐福利（锡）于人民，所以能支持（载）周家的天下。”（《史记今注·周本纪》）

陈蒲清：《大雅》：指《诗·大雅·文王》。陈锡：普遍地赐给福利。陈，普遍地。锡，赐给。载周：载成周道，指成就了周朝天下。《文王》原作“陈锡哉周，侯文王子孙”。（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2]【汇注】

韦昭：言后稷文王，既布利，又惧难也。（《国语注·周语》）

[23]【汇注】

韦昭：“其可乎？”言不可也。（《国语注·周语》）

[24]【汇注】

陈蒲清：而：如果。（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5]【汇注】

韦昭：鲜，寡也。归附周者鲜矣。（《国语注·周语》）

[26]【汇评】

黄省曾：百官专利，则天下怀；胥史专利，则百官怀。何也？百官所操者，天子之功也。胥史所奉者，百官之政也。惟颠覆其功，迷乱其政，而后货贿崇焉，功隳政倾，非怀而何！虽然，百官视天子者也；胥史视百官者也。苟天子采英秀，亲骨鲠，放逋荡，黜饕波，则百官诋节，胥史肃矣。芮良夫以荣公专利而人王之败，何洞明治乱之原也！（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27]【汇注】

李学孔：壬子三十年，以荣夷公为卿士。（《皇王史订》卷四《周纪·厉王》）

编者按：卿士，是后世的称谓，是指西周最高的执政大臣。西周王室的官署分为卿事尞、太史尞。卿事尞的长官由太师或太保担任，例如周初周公官为太师、召公官为太保，先后是卿事尞的长官；太史尞的长官为太史。西周中晚期，太史尞的长官是作册尹，亦单称尹氏。卿事尞的属官有司土（徒）、司马、司工（空）等，太史尞的属官是作册。后世所谓的卿士，是指西周卿事尞的长官，是当时周王室民事方面最高的执政大臣。

西周确实有五等爵位，但是不是像春秋战国以来所说的那样：诸侯爵分公、侯、伯、子、男五等，而是分为王臣和诸侯两部分，王臣中爵分二等，诸侯中爵分三等，合为五等。当时王臣中，卿事尞、太史尞的长官太师、太保、太史等高官，爵位是公，例如太公、周公、召公、毕公等，公是爵称。卿事尞、太史尞的属官司土、司马、司工、作册等爵位是伯，例如金文中的邢伯、单伯、定伯、微伯等，伯是爵称。诸侯爵分侯、甸（子）、男三等。正因为如上所述，所以西周金文中，凡王臣无一称侯者，凡诸侯无一称公、称伯者。

荣夷公是王臣，其先祖成王时称荣伯，说明荣氏爵为伯。厉王命荣夷公为卿土，爵升为公，所以称其为荣夷公、荣公。由于西周卿土的爵位是公，所以后世“公卿”连言。

“国人暴动”未必是发生在西安丰、镐地区，西周自穆王以后至厉王时代，当时的都城实际是在“周”，即岐周，所以“国人暴动”很可能是发生在周原地区。周原遗址发现的西周铜器窖藏，大部分窖藏内所藏青铜器年代下限为西周厉王时期，例如庄白一号窖藏。这一现象可能与“国人暴动”有关。

[28]【汇校】

张文虎：“用事”，《小大雅谱疏》引作“使用事焉”。（《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解惠全：用事：主管国事，掌权。（《全译史记·周本纪》）。

王行暴虐侈傲[1]，国人谤王[2]。召公谏曰[3]：“民不堪命矣[4]！”王怒，得卫巫[5]，使监谤者[6]，以告则杀之[7]。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8]，道路以目[9]。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10]，乃不敢言[11]。”召公曰：“是鄣之也[12]。防民之口，甚于防水[13]。水壅而溃[14]，伤人必多；民亦如之[15]。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16]，为民者宣之使言[17]。故天子听政[18]，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19]，瞽献曲[20]，史献书[21]，师箴[22]，瞍赋[23]，矇诵[24]，百工谏[25]，庶人传语[26]，近臣尽规[27]，亲戚补察[28]，瞽史教诲[29]，耆艾修之[30]，而后王斟酌焉[31]，是以事行而不悖[32]。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33]；犹其有原隰衍沃也[34]，衣食于是乎生[35]。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36]，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37]。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38]？”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39]，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40]。

[1]【汇注】

李昉：《帝王世纪》曰：厉王荒沉于酒，淫于妇人。（《太平御览》卷八五《厉王》）

[2]【汇注】

钱宗范：“国人”是居于“国”（都城）及其近郊之人。……“国人”即“国”中之人，他包括了能向王提意见的公、卿、大夫以下的列士、瞽、史、师、瞍、矇、百工、庶人、近臣、亲戚、耆父等，但公、卿等不包括在“国人”之内，因为这里提到的“民不堪命”“防民之口”“民亦如之”“为民者”“民之有口”“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中的“民”，就是指“国人谤王”“国人莫敢言”“国（人）莫敢出言”中的“国人”，“民”和“国人”是等同的。民在周代是与贵族相对而言的，不包括王、公、卿、大夫等贵族，在封建社会中民是与官相对而言的，指社会上各行各业之人。故从《国语》《史记》的记载来看，“国人”指的是当时的“民”，即卿、大夫以下各阶层的人。（引自《西周史论文集·“国人”试说》）

[3]【汇注】

裴骃：韦昭曰：“召康公之后穆公虎，为王卿士也。”（《史记集解》）

唐德宜：穆公虎，康公后。（《古文翼·召公谏止谤》）

【汇评】

唐德宜：中间正说求言，简而赅，前后喻言止谤，婉而劲。其章法两两照应，尤有罗浮二山风雨离合之致。（《古文翼·召公谏止谤》）

[4]【汇注】

韦昭：邵公，邵康公之孙，穆公虎也。为王卿士。言民不堪暴虐之政令。（《国语注·周语》）

[5]【汇注】

裴骃：韦昭曰：“卫国之巫也。”（《史记集解·周本记》）

林云铭：“莫敢言”，与下文“乃不敢言”，篇末“莫敢出言”相呼应。“道路以目，恨尤甚也”。（《古文析义》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梁玉绳：卫巫始见《周语上》。（《汉书人表考》卷九《卫巫》）

【汇评】

陈仁锡：卫巫，卫国之巫也。监，察也。以巫有神灵，有谤必知之。厉王怒谤，已非，至使卫巫监谤，而以生杀之权寄之于巫祝之口，则将何所不至哉？（《史品赤函》卷二《召虎谏监谤》）

[6]【汇注】

张守节：监音口衔反。监，察也。以巫人神灵，有谤毁必察也。（《史记正义》）

李学孔：乙卯十三年，使卫巫监谤。（《皇王史订》卷四《周纪·厉王》）

【汇评】

林云铭：以巫能役使鬼神，探知造谤者。（《古文析义》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八年，初监谤。芮伯良夫诫百官于朝。（《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一〇《周·厉王本纪》）

[7]【汇注】

韦昭：巫言谤王，王则杀之。（《国语注·周语》）

[8]【汇注】

张文虎：“国人莫敢言”，《小大雅谱疏》引“莫”作“不”。（《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9]【汇校】

梁玉绳：“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按：“其谤鲜矣”至“王益严”十五字，《国语》所无，当是误增。《外纪》曰：“三十年王杀谤者，三十四年始道路以目，事不相接。”（《史记志疑·周本纪》）

【汇注】

裴骃：韦昭曰：“以目相盼而已。”（《史记集解》）

【汇评】

金圣叹：“道路以目”：四字，写愈不堪，愈益谤；如画。（《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10]【汇注】

唐德宜：弭，止也。（《古文翼·召公谏止谤》）

【汇评】

钱大昕：止谤莫如自修，王文舒之言也。何以止谤？曰：无辩。文中子之言也。谤之无实者，付之勿辩可矣；谤之有因者，非自谤弗能止。（《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八《止谤》）

[11]【汇评】

金圣叹：大愚人语。为此四字，所以必画“以目”四字。（《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林云铭：既言能止谤，又加“乃不敢言”四字者，所以笑民无甚伎俩也。（《古文析义》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12]【汇注】

林云铭：“鄣”即是防，非民无言，是“鄣”之使不得宣也。（《古文析义》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唐德宜：鄣，防也。（《古文翼·召公谏止谤》）

【汇评】

金圣叹：一字断住。（《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13]【汇校】

陈蒲清：水：《国语·周语上》作“川”。（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汇注】

金圣叹：以民比川。（《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汇评】

陈仁锡：防川之论，切至。子产不毁乡校，意亦为此。（《史品赤函》卷二《召虎谏监谤》）

熊尚文：防口甚于防川，召公反复数十言，可谓剀切痛快！（《读史日记》卷一《厉王》）

[14]【汇注】

解惠全：壅：水流堵塞。溃：水冲决堤防。（《全译史记·周本纪》）

[15]【汇注】

韦昭：民之败乱，害于上也。（《国语注·周语》）

【汇注】

林云铭：民怨日积，日多，一发不可御止。（《古文析义》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16]【汇注】

韦昭：为，治也；导，通也。（《国语注·周语》）

林云铭：所以平其流。（《古文析义》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唐德宜：为，治也。导之则不至于决。（《古文翼·召公谏止谤》）

[17]【汇注】

韦昭：宣，犹放也；观民所言，以知得失。（《国语注·周语》）

【汇评】

林云铭：为：治也。所以平民心。此段言止谤所以蓄祸，见王弭谤之非。（《古文析义》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唐德宜：宣之则不至含怒。（《古文翼·召公谏止谤》）

崔述：治国之务，莫要于开言路。人主以一人而抚有四方，虽天亶之聪明，其势不能尽知，故以明目达聪为先务也。然非但人主然也；虽大臣，虽群臣，虽一县一邑之长，其才岂能靡不长，其事岂能靡不知，惟能受善言则政皆无失。所以孟子不以“有智虑，多闻识”为贵，而惟欲“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也。所患者，自以为智而不能受人言，则好人得以迎合其心而转其意，甚至听谗而妄害贤人者有之；况于其政尚可问之！（《崔东壁遗书·丰镐考信别录》卷一《周政盛衰续考·〈续考〉序意》）

[18]【汇注】

陈蒲清：听政：处理国家大事。（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9]【汇注】

韦昭：献诗，以讽也。列士，上士。（《国语注·周语》）

张守节：上诗讽刺。（《史记正义》）

林云铭：陈其美刺。（《古文析义》卷三《召公谏谤王止谤》）

[20]【汇校】

梁玉绳：“瞽献典”，附按：《左传》襄十四年“瞽为诗”，《疏》引《周语》作“瞽陈曲”，韦昭云“瞽陈乐曲，献之于王”。余舅氏元和陈大令树华有依宋本校定《国语》亦作“曲”，韦注“曲，乐曲也”。则知今本《国语》《史记》并讹为“典”字，典与瞽何涉？（《史记志疑·周本纪》）

郭嵩焘：瞽献典：按《国语》“瞽献曲”，韦昭《注》：“曲，乐曲。”《集解》引韦昭《注》不误，知《史》文本作“曲”也。典，非瞽之所能献也。（《史记札记·周本纪》）

【汇注】

韦昭：无目如瞽。瞽，乐师。曲，乐曲也。（《国语注·周语》）

裴骃：韦昭曰：“曲，乐曲。”（《史记集解》）

林云铭：乐典，陈其邪正。（《古文析义》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21]【汇注】

韦昭：史，外史也。《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国语注·周语》）

张守节：史，太史也。上书谏。（《史记正义》）

林云铭：三王五帝之书，治体存焉。（《古文析义》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唐德宜：史，外史；书，三皇五帝之书。（《古文翼·召公谏止谤》）

[22]【汇注】

韦昭：师，少师也。箴，针刺王阙，以正得失也。（《国语注·周语》）

张守节：音针。师，乐太师也。上箴戒之文。（《史记正义》）

[23]【汇注】

韦昭：无眸子曰瞍。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也。（《国语注·周语》）

裴骃：韦昭曰：“无眸子曰瞍。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也。”（《史记集解》）

[24]【汇注】

裴骃：韦昭曰：“有眸子而无见曰矇。《周礼》矇主弦歌，讽诵箴谏之语也。”（《史记集解》）

林云铭：赋所献之诗，诵典书与箴中之语，欲其不忘。（《古文析义》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25]【汇注】

林云铭：以艺事通于道。（《古文析义》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陈蒲清：百工：百官。（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6]【汇注】

裴骃：韦昭曰：“庶人卑贱，见时得失，不得达，传以语王。”（《史记集解》）

张守节：传音逐缘反。庶人微贱，见时得失，不得上言，乃在街巷相传语。（《史记正义》）

林云铭：卑贱不能达，以次相传，而语于王。（《古文析义》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27]【汇注】

韦昭：近臣，谓骖仆之属也。尽规，尽其规计以告王也。（《国语注·周语》）

裴骃：韦昭曰：“近臣，骖仆之属。”（《史记集解》）

唐德宜：尽其规讨以告王。（《古文翼·召公谏止谤》）

[28]【汇注】

韦昭：补，补过。察，察政也。传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过也。（《国语注·周语》）

张守节：言亲戚补王过失，及察是非也。（《史记正义》）

林云铭：同休戚者。补其阙而察其几。（《古文析义》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唐德宜：父兄子弟，各补察其过。（《古文翼·召公谏止谤》）

[29]【汇注】

韦昭：瞽，乐太师。史，太史也。掌阴阳天时礼法之书，以相教诲者。单襄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国语注·周语》）

裴骃：韦昭曰：“瞽，乐太师。史，太史也。”（《史记集解》）

林云铭：太师奏乐，太史掌礼，礼乐教诲之具。（《古文析义》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30]【汇注】

韦昭：耆艾，师傅也。师傅修理瞽史之教，以闻于王也。（《国语注·周语》）

林云铭：师传乃合众职而修治之。（《古文析义》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姚鼐：“瞽献典……耆艾修之”，此文再言“瞽史”，韦注以前“瞽”为乐师，后为太师。前“史”为外史，后“史”为太史。吾谓此皆兼言太师、太史以下官也。而自“矇诵”以上，言常时也。自“百工谏”以下，言临事王有过而谏诲之。（《惜抱轩笔记》卷四《国语》）

[31]【汇注】

韦昭：斟，取也；酌，行也。（《国语注·周语》）

【汇评】

吴见思：多以短句，错落可听。（《史记论文·周本纪》）

[32]【汇注】

韦昭：悖，逆也。（《国语注·周语》）

【汇评】

金圣叹：“故”字起，“之”字止，“而后”字转，“是以”字证，只是一句文字。（《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林云铭：所行之事，皆合于理。以上言天子听政，当斟酌于众言以考得失，“庶人传语”四字最重，见民言不可壅，然连类并主（举），不见侧重之迹，妙！（《古文析义》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33]【汇注】

韦昭：犹，若也。山川所以宣地气而出财用，口亦宣人心而言善败也。（《国语注·周语》）

[34]【汇注】

韦昭：广平曰原，下湿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国语注·周语》）

裴骃：唐固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史记集解》）

【汇评】

金圣叹：前说民谤不可防，则比之以川，后说民谤必宜敬听，则比之以山川原：凡作两番比喻。后贤务须函番细读之，真乃精奇无比之文，不得止作老生常诵而已。（《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35]【汇评】

金圣叹：上曰民口犹川，言谤口也；此曰民口犹山川原，言斟酌之口也，不惟不犯重，须知正欲如此用笔，以力辩民口必宜敬听，不宜怒而监之。（《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36]【汇注】

韦昭：民所善者行之，民所败者备之。（《国语注·周语》）

陈仁锡：“行善而备败”，即子产所谓“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之意。（《史品赤函》卷二《召虎谏监谤》）

[37]【汇校】

梁玉绳：“成而行之”，按：《国语》此句下有“胡可壅也”四字，似当补入，否则语意未了，盖《史》脱耳。（《史记志疑·周本纪》）

[38]【汇注】

韦昭：与，辞也。能几何？言不久也。（《国语注·周语》）

【汇评】

林云铭：此段言，民之有言，原非易发于口，乃素筹之于心，可以见之施行者，如何阻遏得住，若阻遏焉，不久亦当决发伤人，是不得其利，即受其害矣。“壅”字，应上“川壅而溃”，回顾警密。（《古文析义》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吴见思：作商量语结，不说煞，意味无尽。（《史记论文·周本纪》）

编者按：“其与能几何？”不是商量语，非不定之意，乃反诘句，答案在其反面，是抱着否定态度的。

[39]【汇校】

李笠：按：《国语·周语》“国”下有“人”字，此疑脱。上文“国人莫敢言”，亦与“国人莫敢出言”语同。《小大雅谱疏》引《史记》作“国人不敢出言”，不，莫义通，足证此脱“人”字也。（《史记订补》卷一《周本纪》）

陈蒲清：《国语》公序本在“国”下有“人”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40]【汇注】

裴骃：韦昭曰：“彘，晋地，汉为县，属河东，今曰永安。”（《史记集解》）

张守节：《括地志》云：“晋州霍邑县本汉彘县，后改彘曰永安。以鄗奔晋也。”（《史记正义》）

章衡：“厉王胡”，夷王子，好利，近荣夷公。暴虐，弭谤，国人叛，袭之，出奔于彘而死，在位三十七年。（《编年通载》卷一《周》）

王恢：彘，《汉志》河东郡彘，“周厉王所奔”。《清统志》（一五三）：“彘城在霍州东北。”即今山西霍县治。（《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厉王奔彘》）

赵光贤：厉王（公元前871—公元前828）在位四十四年。（《先秦史论集·西周诸王年代考》）

荣孟源：厉王，公元前856—公元前827年，共三十年。（《历史笔记·试谈西周纪年》）

编者按：厉王出奔于彘，是国人暴动的结果，这在金文中有反映。宣王时代的铭文曰：

邦人、正人、师氏人又（有）辠（罪）又（有）故（辜），迺倗即汝，逎岩，俾复虐逐厥君厥师，逎作余一人咎。

这篇铭文是宣王告诫其大臣说：有些官吏平时懈怠于职，不善检查约束其下属，等到僚属有进退，或“邦人、正人、师氏人有罪有错，只派员报告给你，而自已却照样淫怠，就会重新酿成驱逐国君和官长的事件”。邦人即国人；正指官员中的正长，正人即部门长官属下的人；师氏人指率领氏族军队的将领属下的人。“虐逐厥君厥师”，是指国人暴动赶走厉王及其大臣的事件。此铭不仅证实了国人举行暴动赶跑了厉王及其臣下，使他们流亡于彘的史实，而且透露出参加国人暴动有国都中以士及其子弟为主体的所谓邦人（国人）、官府的下层、工匠、胥徒之类，以及军人等。其声势必然很大，所以宣王以此为戒，用来告诫其大臣。

编者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的西周年表：厉王在位为前877年—前841年，共37年。

【汇评】

孟子：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孟子》卷四《离娄上》）

朱熹：幽，暗；厉，虐，皆恶谥也。苟得其实，则虽有孝子慈孙，爱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废公义而改之，言不仁之祸，必至于此，可惧之甚也。（《四书集注·孟子·离娄上》）

陈仁锡：与上国人莫敢言相照应，见王之监谤适自取祸耳。（《史品赤函》卷二《召虎谏监谤》）

林云铭：厉王虐政之行，谤者非一人，何可尽诛？卫巫岂真能分别谤不谤者？不过借神道设教名色，偶杀一二人以示警耳。“道路以目”，不敢言而敢怒也。厉王之喜，盖以民之愚不能出其彀中。作用如此，可谓痴绝。召公所谏，语语格言……融成一片，警使绝伦。（《古文析义》卷三《召公谏厉王止谤》）。

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曰：“昔吾骤谏王[1]，王不从，以及此难也。今杀王太子，王其以我为仇而怼怒乎[2]？夫事居者，险而不仇怼[3]，怨而不怒[4]，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5]，太子竟得脱。

[1]【汇注】

陈蒲清：骤：多次。（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汇注】

陈蒲清：怼：怨恨。（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3]【汇注】

韦昭：君，诸侯也。在险之中不当怼怒，谓若晋庆郑怨惠公愎谏违卜，弃而不载。（《国语注·周语》）

裴骃：韦昭曰：“在危险之中。”（《史记集解》）

马持盈：怼，音对。怼，怨。事君者，虽在危险之中，也不应当有仇怨之心，更其不应当有恨怨之意。（《史记今注·周本纪》）

[4]【汇注】

韦昭：怨，心望也。怒，作气也。（《国语注·周语》）

[5]【汇注】

陈蒲清：召公以其子代太子事，出自《国语·周语上》。（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汇评】

熊尚文：召公以子代王太子，忠矣，乃其言曰：“今杀王太子，王其以我为仇而怼怒？”则又似有自全之念在。（《读史日记》卷一《宣王》）

郭之奇：穆公以其子代君之子，难于婴、臼之取他人子为赵孤矣。厉王虽虐，犹使谏者无辜，故以十七年流彘之躯，而衍卜年八百之旧都。穆公之忠，不难自弃其孥，是以成二相共和之盛理，而开式四方之远图。（《稽古篇》卷九《召虎列传第二》）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1]，号曰“共和”[2]。共和十四年[3]，厉王死于彘[5]。太子静长于召公家[6]，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7]。宣王即位[8]，二相辅之，修政[9]，法文、武、成、康之遗风[10]，诸侯复宗周[11]。十二年，鲁武公来朝[12]。

[1]【汇校】

张文虎：“二相行政”：《御览》引“二相”下有“共”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陆唐老：不是周公旦、召公奭，相周室者，皆号周公、否（召）公。（《陆状元通鉴》卷二〇《外纪·周纪上·厉王》）

马维铭：召公奭，姓姬氏，仕文王。王为西伯时，辟国最广，于是徙都于丰而分岐周故地，以为周公、召公之采邑，且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内，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时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作《甘棠之诗》以美之。西伯卒，相武王，伐纣有功，为太保。王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底贡厥獒，太保乃作《旅獒》。武王崩，相成王。成王将崩，召太保奭受顾命立康王。薨，元子就封于北燕，子孙在畿内者，食采于召，世为召公。召穆公虎其贤胤也。虎，周畿内诸侯，佐厉王。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使人监谤者，召公谏，弗听，三年，王出居于彘。召公与周公共理国事，号曰二相。宣王立，命召公平淮南之夷，诗人作《江汉之诗》以美之。（《史书纂略·周臣列传》卷一《召公》）

又：周公旦者，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仁孝，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东伐，至孟津，公辅行伐纣。封公于少昊之虚曲阜。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公制礼作乐以致太平，因典章文物之盛，著为六典，实周家一代之礼，是为周礼。……薨，葬于毕。长子伯禽封于鲁。子孙在周畿内者，世为诸侯，俱名周公。（《史书纂略·周臣列传》卷一《周公》）

张大可：召公、周公：武王时召公奭、周公旦，他们的长子分别封于燕和鲁，他们的次子留宰周室，世为召公、周公。（《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

【汇评】

耿定向：吾读《召诰》中语，丁宁反复，言“敬”者凡七八焉。成王享百年之寿，而周家卜世过于夏、商，有以也。及读《君奭篇》，周公殷殷一体之义，至今犹可想见。后世儒生疑召公所不悦于周公者，陋矣！按史，共和之际，时事亦孔艰矣。二公之裔，犹能同心翼蔽元储，镇定王室，况当时哉！（《召公赞》，引自《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卷一二八《书经部·艺文二》）

[2]【汇校】

房玄龄等：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厉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引自《晋书·束晳传》）

编者按：徐文靖《笺》云：按幽王当作厉王，共伯国即今之辉县也。见引自《竹书纪年统笺·竹书纪年杂述》，关于周文王徙都于丰，而分岐周之地，以为周公、召公之采邑，今天看来不可信。周原地区的考古发掘已证实，西周时周公的采邑在今天岐山县城西北不足5公里的周公庙一带；而召公的采邑在今岐山县城西南4公里的刘家原村一带，二者与岐周遗址即周原遗址东西相距均为近30公里。另据扶风县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墙盘、钟铭文记载，周初岐周为周王室支配的地方，所以当微国史臣入周见武王时，武王则命周公为其在岐周安排宅基地，为其建房居住，因此其家庭几代人的铜器同出于庄白一号窖藏。正因为西周时岐周之地仍属周王室所有，所以西周中晚期，岐周成为周王室实际的都城。

【汇评】

龙体刚：厉王己未奔彘，至甲戌宣王立，世传周室无君，赖周公、召公协和共理王政，故号曰周召共和。此自史迁以至温公，无异词也。《路史》乃考据司马彪《鲁连子》及《人表》《十三州志》，皆云厉王在彘，有共城伯，名和，修行仁义，以德和民，诸侯请立为王。和辞，弗获克遂，乃立，至十四年，大旱，庐火，卜曰“厉王为祟”，共伯始归其宗，逍遥得意于共山之首。且是时，周、召皆痿弱不足有为。宣王时，始有召穆公虎，而周公并无有闻。然尝考《荡荡民劳》，为虎所作，非召公乎？《板荡》作于凡伯，《桑柔》作于芮伯，皆姬姓也，非周公乎？既各痛伤周室之大坏，岂不和衷共理乎王室哉？但以二相协理，而号为“共和”，则文义浅鄙，殊有牵合之痕。惟两说共载于书，未可此是而彼非也。有共和之摄政，不可无周召之寅恭，有周召之协和，未必无共伯之代御。大抵宣王中兴，赖周、召协和以赞理共伯。记传特错乱其词为周、召“共和”者尔。至谓和之纂位为“篡”，则后此宣王之立，和安能得意于共山者乎？若谓并无周、召，则凡伯、芮伯之与穆公，岂俱避世而罔所闻耶？（《半窗史略》卷五《西周·厉王》）

吕不韦：共伯和修其政，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吕氏春秋·开春论》）

[3]【汇注】

韦昭：彘之乱，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号曰“共和”。凡十四年，而宣王立。（《国语注·周语》）

司马贞：共音如字。若《汲冢纪年》则云“共伯和干王位”。共音恭。共，国；伯，爵；和，其名；干，篡也。言共伯摄王政，故云“干王位”也。（《史记索隐》）

又：周、召二公共相王室，故曰共和。皇甫谧云“共伯和干王位”，以共国，伯爵，和其名也。干王位，言篡也。与史迁之说不同，盖异说耳。（《史记索隐·三代世表》）

张守节：共音巨用反。韦昭云：“彘之乱，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号曰共和也。”《鲁连子》云：“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世家》云：“釐侯十三年，周厉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余立为君。共伯弟和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杀，卫人因葬釐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按此文，共伯不得立，而和立为武公。武公之立在共伯卒后，年岁又不相当，年表亦同，明《纪年》及《鲁连子》非也。（《史记正义》）

司马光：大臣共和行政，自是以后，年始可谱。（《稽古录》卷九《周下》）

陆唐老：王在彘，不敢归。二相周公、召公以太子静尚幼，乃相与和协共理国事，故称“共和”。王崩于彘，在位四十年。（《陆状元通鉴》卷二〇《外纪周纪上·厉王》）

罗泌：夷王崩，厉王立，无道。三十有七年，王流于彘。共和十四年，宣王立。说者曰：周室无君，周公、召公共和王政，故号之曰共和。自史迁至温公，无异议也。敢问所安？曰：予不敢以为然也。夫厉王之时，周公、召公非昔日之周、召也。予闻厉王之后，有共伯和者，修行而好贤，以德和民，诸侯贤之，入为王官四十有四年，天旱庐火，归还于宗，逍遥共山之首，宣王乃立，是以王子朝告于诸侯，犹曰“厉王戾虐，万民弗忍，流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是宣王之前，诸侯有释位，问于天子之事者矣。然则所谓共和者，吾以为政自共伯尔。若曰周、召共和，吾弗信也。……和之贤也，盖干王政而非其得已者也。向秀、郭象援古之说以为共和者，周王之孙也。怀道抱德，食封于共、厉王之难，诸侯立之，宣王立，乃废。立之不喜，废之不怒，斯则得其情矣。和之非篡，顾亦有知之者。厉王之后，或朝廷之故哉？吾观圣人之书，王子虎卒，而盖知共和之不易也。（《路史·发挥》卷二《共和辩》）

凌稚隆：按沈约云：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废之不怒，逍遥得意于共山之首。（《史记评林·周本纪》）

陈子龙：王以得罪于民，不敢入国，共和为政，王号固在也。故王死而后太子立也。（《史记测议·周本纪》）

孙之騄：《吕氏春秋》：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请矣。（《考定竹书》卷九《共伯和摄行天子事》）

徐文靖：厉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笺》按，《鲁连子》曰：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史迁以为周、召二公行政，号共和，非实录也。（《竹书纪年统笺》卷八）

又：又按徐广曰：自共和元年，岁在庚申，迄敬王四十三年，凡三百六十五年。共和在春秋前一百一十九年，刘恕作《资治通鉴外纪》，起共和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今据《竹书》厉王元年戊申，则十三年为共和元年庚申。（同上）

梁玉绳：共伯和始见《庄子·让王》《吕氏春秋·开春》，《史·周纪正义》引《鲁连子》，商后国，行政十四年。按：《史》以共和为周、召行政之号，子长之单解也。辨见《史记志疑》三。（《汉书人表考》卷四《共伯和》）

翟云升：“共伯和”，师古曰：“共，国名。伯，爵也。和，共伯之名也。共音恭。而史迁以为周、召二公行政，号曰共和，无所据也。”颜说是也。《竹书纪年》周厉王十三年，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吕览·开春》所谓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即其人也。高注以为夏时诸侯，亦非。（《校正古今人表》第四《共伯和》）

郭庆藩：共伯名和，周王之孙也。怀道抱德，食封于共。厉王之难，天子旷绝，诸侯知共伯贤，请立为王。共伯不听，辞不获免，遂即王位。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生火。卜曰：“厉王为祟。”遂废共伯而立宣王。共伯退归，还食本邑。立之不喜，废之不怨，逍遥于丘首之山。丘首山今在河内。（《庄子集释·让王篇》）

又：卢文弨曰：按今《蜀书》作“摄行天子事”。（同上）

钱穆：《史记·三代世表》：“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月日，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今按：《春秋》托始鲁隐公元年，实周平王四十九年，而《史记·三代世表》则始于西周共和元年，相距百十有九年。史公既极称孔子传疑之慎，则史公纪年自必有所本。故知中国古史纪年，至迟造始于西周末叶，必已明确可依据也。（《国史大纲》第二编第四章《霸政时期》）

夏曾佑：共和行政有二说：一说以召公、周公，二相行；一说以为共国之伯名和者摄政。二说未能定论，然以后说为长。固古人曾言共伯和得道也。（《中国古代史·周之列王》）

王恢：中国历史悠久，而真实有年可数，始于共和元年（前841）。郑玄《诗谱序》：“幽厉以上，岁数不明，太史公《年表》，自共和始。”钱大昕《武王克殷》之年（《养新余录》卷上）：“《史记年表》断自共和，共和以前，周诸王年历盖已难考。班氏《汉书》载刘歆《三统历》，依《鲁历》及《世家》，推知周初以来纪年，序而次之。夏殷以来，经典无其文也。子长、孟坚之所不论，后儒妄说，皆未可信。”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亦谓“万斯同撰《纪元汇考》，断自共和庚申始。今本亦从此逆溯至唐尧元年甲辰者，乃后人所附益也。”崔适《史记探源》（卷四）：“共和元年庚申，至敬王四十四年甲子（公元前477年）共计三百六十五年；年数可考，实始于此。……晋人伪造《竹书纪年》，尽记黄帝以下年数，即使真出魏冢，岂魏末史臣通知古事，过于孔子乎！后世编历代总史，究当以《史记》为法。”（《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共和行政》）

又：共和凡三说：

一、共伯名和，见《竹书》《庄子·让王》“共伯得乎共首”，《吕氏春秋·孝行览》及《开春论》《梁伯子》《鲁连子》《世纪》《汉书·古今人名表》皆以为人名。按《卫世家》有太子共伯与其弟和相攻杀，其人亦无德业见称于经传。

二、大臣共同行政，见于齐、晋《两世家》及《本纪·正义》引韦昭云：“彘之乱，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号曰共和也。”

三、史称“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师古注《古今人名表》，谓“迁摄而称之；传之既久而失其详，遂误以为共伯和摄之，撰《纪年》者因从而载之耳”。又谓《竹书》盖战国时人所撰，东迁以后本之晋魏旧史，而东迁以前简策多逸，或旁采异端之说以补之，是以不能无谬。至于今世所传《纪年》一书，则又不知何人所撰，唐人所引大事无之，而其文往往反采之《汉书·律历志》及《伪古文尚书经传》，此尤不足论矣。

今本《竹书》即综合三说“厉王亡奔彘，共伯行天子事。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其国，逍遥乎共山之首”云云（《汉志》共北山，淇水所出。今辉北九里九峰山）。《志疑》盖从其说：“盖厉王流彘，诸侯皆往宗共伯，若霸主然。其时宣王尚幼，匿不敢出，周、召居守京师，辅导太子。及汾王没而民厌乱，太子年亦加长，共伯乃率诸侯会二相而立之。参核情实，必是如此。凡有言共伯至周摄政者，有言共伯干位篡立者，有言共伯卫侯者。尽属不经之谈尔。”（同上）

荣孟源：共和，公元前841—公元前827年，共十五年。（《历史笔记·试谈西周纪年》）

【汇评】

王恢：梁玉绳怪史公以共和纪年，大违《春秋》天王出居，公在乾侯之义。《志疑》又曰：“夫厉以得罪于民，流彘不返，共和摄政，王号固在也；奈何削之？史公作史，往往有不可解处。共和为诸侯，而取以纪元，韩之武子，赵之简、襄、桓、献，身为大夫，而纪其年于晋存百年之前。惠帝不立本纪，反以吕代刘。睹斯众论，咸成乖越。后世如孺子犹在，班《书》附居摄之中。中宗见存，《唐史》著则天之纪。他若宋吕祖谦《大事记》，以义帝纪元，刘氏《外纪》惑于汉人周公践祚之说，别列周公摄位七年，岂非踵仍乱例耶？欧阳公《春秋论》有言，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尝摄矣，不闻商周之人谓之王也。此足以定载笔之失。”详史公以共和纪年，最为特识，与天王出居迥异；以吕代刘，盖纪其实（新莽不纪，官史失其实）。若吕《纪》、刘《纪》，乌得与迁《史》并论。（《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共和行政》）

[4]【汇注】

司马光：十四（年），厉王死，周公、召公举太子靖而立之，共和罢。先是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百姓离散，四夷交侵。宣王即位，侧身修行，劳来安集其民，至于鳏寡，靡不得所，赐命诸侯，会之蒐狩。天下喜于王化复行，诗人美之焉。（《稽古录》卷一〇《周》下）

章衡：“共和十四年”：厉王出，召公虎、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凡十四年。（《编年通载》卷一《周》）

李学孔：癸酉五十一年（共和十四年），王崩于彘。周公、召公奉太子静即位。（《皇王史订》卷四《周纪·厉王》）

陈梦家：《竹书纪年》曰“共伯和干王位”（《古史考》卷五引）而无年数。《史记》本纪、世家、年表均作十四年，《太平御览》引《史记》亦作十四年。（《西周年代考》第三部）

编者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的西周年表：共和（一说为共伯和摄行天子政）公元前841年—公元前828年，共14年。

[5]【汇校】

张文虎：“王死于彘”，《小大雅谱疏》引“死”作“崩”。（《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顾应祥：癸酉，王崩于彘，周、召二伯立太子靖，仲山甫、尹吉甫、方叔、申伯为辅，大修文武之功。（《人代纪要》卷三）

王在晋：“周厉王陵”：霍州东北。厉王出奔彘而崩，因葬此。（《历代山陵考》卷上《平阳府》）

李学孔：厉王名胡。夷王之子。癸未嗣立。在位三十七年，又共和十四年，共五十一年。按《谥法》：“杀戮无辜曰厉。”（《皇王史订》卷四《周纪·厉王》）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其国，遂大雨。大旱既久，庐舍俱焚。会汾王崩，卜于太阳，兆曰厉王为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归国（按《通志》，厉王在位四十年，流于彘，并共和十四年，共五十四年，崩于彘）。（《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一〇《周·厉王本纪》）

梁玉绳：“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按：以共和为周、召行政之号，史公之单说也，而韦注《国语》、孔《疏》《左传》及《史通》独宗之，后儒并依斯解。其实不然。昭二十六年《传》云“厉王戾虐，方民弗忍，流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则知厉、宣之间，诸侯有代王行政者矣。周、召本王朝卿士，倘果摄天子之事，不可言释位，别立名称，若后世之年号，古亦无此法，故颜师古以史公之说为无据也。考《竹书纪年》《庄子·让王篇》《吕氏春秋·开春篇》及《索隐》引《世纪》《正义》引《鲁连子》，并以“共和”为共伯和。共，国；伯，爵；和其名。《人表》厉王后有共伯和。其地近卫，即汉河内郡之共县，周时亦谓之共头，《吕氏春秋·诚廉篇》“武王使召公盟微子于共头之下”是矣。《古史》从《竹书》，《路史》有《共和辨》，可互相证明。盖厉王流彘，诸侯皆宗共伯，若霸主然。其时宣王尚幼，匿不敢出，周、召居京师，辅导太子，及汾王没而民厌乱，太子年亦加长，共伯乃率诸侯会二相而立之。参核情实，必是如此，凡有言共伯至周摄政者，有言共伯干位篡立者，有言共伯即卫侯者，尽属不经之谈耳。然窃怪史公以“共和”纪年，大违《春秋》“天王出居，公在乾侯”之义，遂使逍遥共首之贤侯，几疑其与羿、浞、莽、卓等，岂不诬哉！夫厉以得罪于民，流彘不返，共和摄政，奈何削之？史公作《史》，往往有不可解处。共和为诸侯，而取以纪元。韩之武子，赵之简、襄、桓、献，身为大夫，而纪其年于晋存百年之前。惠帝不立本纪，反以吕代刘。睹斯众论，咸成乖越。后世如孺子犹在，班《书》附居摄之中。中宗见存，《唐史》著则天之纪。他若宋吕祖谦《大事记》以义帝纪元，刘氏《外纪》惑汉人周公践祚之说，别列周公摄位七年，岂非踵仍乱例耶？欧阳公《春秋论》有言，“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尝摄矣，不闻商、周之人谓之王也。此足定载笔之失”。（《史记志疑·周本纪》）

刘垣：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起自周、召共和，无厉王年数，即《周本纪》，于厉王在位年数，亦无明文。然据《周本纪》载：“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又载：“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又载：“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衅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又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按厉王三十年，近荣夷公三十四年，国人莫敢言，后三年奔彘，是厉王在位三十七年，并卒于共和十四年，通凡五十一年。（《史记纪年表》卷二《周共和以前纪年考·穆王》）

【汇注】

王恢：《元和志》（一二）：“厉王陵在霍邑县东北二十五里。”《清统志》云“在州城西南隅”。（《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厉王奔彘》）

[6]【汇注】

孙之騄：（厉）王亡奔彘国人围王宫，执召穆公之子，杀之。彘本《禹贡》岳阳，汉为彘县，属河东郡，东汉改永安县，宋为霍州，属平阳州。南有彘水，有彘城，东南有厉王墓。韦昭曰：召康公之后，穆公虎为王卿士。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吕览》曰：“厉王有仇而众，故流于彘，祸及子孙。”微召公虎，而绝无后嗣。（《考定竹书》卷九）

姚允明：刚于为暴，废典行意。齐侯不辰，烹，而诸侯骇焉。猃狁淮徐，东西交寇，更专利而恣虐。怨诅兴，而诛谤以防民言也。召公尽谏而不听。三十七年，国人攻王，出诸彘。召公匿宣王以其子代也。与周公共和行政者复十四年，王崩于彘，而太子立。（《史书》卷一《厉王》）

[7]【汇注】

潘永圜：宣王，名静，厉王太子，共和十四年，厉王殂于彘。二相立之，周室中兴，在位四十六年。《谥法》：圣善周闻曰宣。（《读史津逮》卷一《周》）

孙之騄：“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其国，遂大雨”。沈约曰：大旱既久，庐舍俱焚，会汾王崩，卜于太阳，兆曰：厉王为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归国。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废之不怒，鲁连子云：共伯后归于国，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郡县志》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国。共伯奉王子靖，立为宣王，共伯复归于国。《独异志》：周厉王时，北斗与三台并流，不知其所。厉王没后，两主星复见。陈晦伯《学圃藘苏》云：《汉书古今人表》云共伯和。孟康云：入为三公。师古曰：和，共伯名。迁史以为周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无所据也。张守节《正义》辩纪年，鲁连子为非，误。（《考定竹书》卷九）

又：“宣王”名靖。《史记》作静。高诱曰：厉王流彘，周无天子十一年，故曰天子旷绝也。（同上）

梁玉绳：宣王始见《诗·小雅大雅·序》《左昭二十六》《周语上》《郑语》。厉王太子，始见《周语》。名静，始见《史·周纪》，亦曰周宣。王杀杜伯不辜，后二年，畋于圃田，见杜伯执朱弓矢射王，中心折脊而死，在位四十六年。（《汉书人表考》卷二《宣王靖》）

朱孔阳：宣王讳靖（一作静），厉王太子。周、召辅政。二十二年，王后姜氏脱簪珥待罪永巷以谏王，王遂勤于政事，卒成中兴，为周世宗。四十六年己未，王崩。（《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汇评】

司马光：厉王死，周公、召公举太子靖而立之，共和罢。先是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百姓离散，四夷交侵。宣王即位，侧身修行，劳来安集其民，至于鳏寡，靡不得所锡，命诸侯会之蒐狩，天下喜于王化复行，诗人美之焉。（《稽古录》卷一〇《十四》）

陈栎：宣王能内修外攘，南征北伐，复文武之境土，周以中兴。（《历代通略》卷一《周》）

[8]【汇注】

司马迁：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庄公居其故西犬丘。（《史记·秦本纪》）

[9]【汇注】

崔述：“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按：此文即本《诗》《春秋传》所述而言。“二相”，谓周公、召公也。盖宣王初政，皆由大臣匡赞而成。然《二雅》多称召公者，而周公无闻焉；或者亦如唐苏之于宋璟乎？藉使周公不贤，召公亦未必能独行其志也。（《崔东壁遗书·丰镐考信录》卷七《二相辅政但称召公》）

【汇评】

赵与时：周宣王，中兴之君也。然考之于《诗》，曰“箴”、曰“规”、曰“诲”、曰“刺”，不一而足。第序《诗》者不能直书其事，故后世儒者无敢訾议。余观《国语》所载，如不籍千亩，拒虢文公之谏，而致姜戎之败，舍括立戏激鲁人之变而致诸侯之不睦，及丧师之后，复为料民之举，虽仲山甫之言且不用焉。文武成康之治岂如是哉？周之东迁，焉得尽委其责于幽、平二王乎！其所由来者渐矣。《史记》但书不籍千亩，料民太原二事之目，不若《国语》之详也。（《宾退录》卷一）

[10]【汇注】

牛运震：“法文、武、成、康之遗风”，按此又与前篇“复修后稷、公刘之业”“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等语遥作应答，结构精细，真无懈笔。（《史记评注·周本纪》）

[11]【汇校】

张文虎：“复宗周”，《小大雅谱疏》引“复”下有“归”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评】

杨一奇辑、陈简补：人以姜为宫中之贤后，而余以姜为女中之谏官，可为万世后夫人之程也。（《史谈补》卷一《宣王》）

徐孚远：宣王中兴之业，俱载《毛诗》，其失德则见《国语》，《史记》不详，《毛诗》亦为疏漏。（《史记测议·周本纪》）

姚允明：周、召辅治靖内，而后尹吉甫之师北出。方叔之服荆，自猃狁之回戈也。秦仲伐西戎，召虎平江淮，王亦在徐师中。四国以平，初称中兴也。盖群贤聚朝，仲山甫、申伯、韩奕之属，尤《大雅》所歌咏也。姜后之内政修，尝脱簪以谏晏起，至其倬忧旱，维戊太蒐，武丁之朝诸侯有天下，岂有让焉。（《史书》卷一《宣王》）

又：然周人犹以革典之王，与厉同讥，大者，若废籍堕农，导鲁于乱，立其少也。败绩姜戎，忿丧南国之师，而料其民。……岂谓仁传而弱也，骤振于刚而蹶乎？抑满矣，忘其初之艰，遂恣也！幽昏而习其末路，乱斯湛矣！（《史书》卷一《宣王》）

汪越：太史公云：周自厉王始乱，共和行政。此后以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则是时天下大势在诸侯，不在王室。宣王中兴之业，虽见于《诗·车攻》《吉日》诸章，据小序，《祈父》《白驹》《黄鸟》《行野》诸篇，则皆为刺宣王之诗。而《国语》所载，不籍千亩，败绩姜戎，建少夺长，诸侯不睦，料民太原，卒及幽王乃废灭，则时事亦可知矣。（《读史记十表》卷一《读三代世表》）

[12]【汇注】

蒋廷锡：按郑樵《通志·三王纪》：十二年春，鲁武公与子括、戏来朝。王爱戏，命鲁舍括而立戏。仲山甫谏，不听。卒立戏，是为鲁懿公。……三十一年，鲁括之子伯御杀懿公而自立。（《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一〇《周·宣王本纪》）。

宣王不修籍于千亩[1]，虢文公谏曰[2]：“不可。”王弗听[3]。三十九年，战于千亩[4]，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5]。

[1]【汇注】

韦昭：籍，借也。借民力以为之。天子田籍千亩，诸侯百亩。自厉王之流，籍田礼废，宣王即位，不复古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张守节：应劭云：“古者天子耕籍田千亩，为天下先。”瓒曰：“籍，蹈籍也。”按：宣王不修亲耕之礼也。（《史记正义》）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二十九年，初不籍千亩。（《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一〇《周·宣王本纪》）

又：按郑樵《通志·三王本纪》，王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民之大事在农，故稷为大官，今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可乎？”王不听。（同上）

王恢：千亩，《国语》：“宣王即位（前827年），不籍千亩（籍与藉通）。”《本纪》书于“十二年（前816年）鲁武公来朝”之后，今本《竹书》则云：“二十九年（前799年）初不籍千亩”，究为何年？无关宏旨。关键是千亩究在何处？

《本纪》“不籍千亩”，《赵世家》奄父在“周宣王时伐戎，为御，及千亩战，脱宣王”，《正义》并引《括地志》：“千亩原在岳阳（今安泽县东）北九十里。”《元和志》（十二）从之，并云“周迴四十里”。

《本纪》“战于千亩”，《索隐》盖据《左》桓二年杜《注》：“在介休南。”《寰宇记》（四三）则从《括地志》，并申其说曰：“《左传》晋穆侯夫人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即此。今原下有沁水所经。”《纪要》（四一）“即此”又增其词曰：“盖晋侯尝破狄于是原也。”近人程发轫《春秋左氏传地名图考》谓顾氏《日知录》（二七）说“穆侯时晋境不得至介休”，以为“姜戎依中条山而居”，盖据僖三十三年杜《注》“姜戎居晋南鄙”（按当在河南伊阳、嵩县），而误说在“今平陆、垣曲之间”。

安泽与介休，中隔灵石与霍县——一在霍山西北之汾东，一在霍山东南之沁西，皆晋地，与宣王“不籍千亩”远不相关。千亩所在，当即籍田所在。籍田所在，虢文公谏宣王就是最好的说明：“立春先九日，太史告掌农事的稷官转告于王，王即斋戒；并告主管耕耨籍田的司徒，掌地的司空，除坛于籍，农大夫备农具。先五日，王即斋宫，治事的百官各即其斋所三日。及籍，后稷监之，膳夫农正陈籍礼，太史导王，王敬从之。王耕一坺（发土也），班（公卿）三之，庶民终于千亩。……廪（神仓）于籍东南，钟而藏之，以奉粢盛。”是所谓“籍田”者——如今之破土典礼，义在劝农。历代籍田故事，史不绝书（详《通考》八七），无不行之于附郭。周之籍田，当在镐京东南之郊，其不远在千里之外之山西安泽或介休，可以断言。（《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

【汇评】

柳宗元：古之必籍千亩者，礼之饰也。其道若曰：吾犹耕云尔，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庙，则存其礼诚善矣，然而存其礼之为劝乎农也，则未若时使而不夺其力，节用而不殚其财，通其有无，和其乡闾，则食固人之大急，不劝而劝矣，启蛰也得其耕，时雨也得其种，苗之猥大也得其耘，实之坚好也得其获，享庾得其贮，老幼得其养，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优以固，则三推之道，存乎？亡乎？皆可以为国矣。彼之不图，而曰我特以是劝，则固不可。今为书者曰：将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乐以死也。败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何怪而不属也！又曰战于千亩者，吾益羞之！（《河东先生集·非国语上·石籍》）

[2]【汇注】

左丘明：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王不听。（《国语·周语上》）

韦昭：贾侍中云：“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后，为王卿士。”昭谓虢叔之后，西虢也。及宣王都镐在畿内也。（《国语注·周语》）

裴骃：贾逵曰：“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后，为王卿士也。”韦昭曰：“文公，虢叔之后，西虢也。宣王都镐，在畿内也。”（《史记集解》）

司马贞：《国语》曰：“虢文公谏曰‘夫人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人之繁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事具载《国语》。（《史记索隐》）

张守节：《括地志》云：“虢故城在岐州陈仓县东西（四）十里。”又云：“千亩原在晋州岳阳县北九十里也。”（《史记正义》）

马持盈：虢：在陕西宝鸡县东，为畿内之地，因宣王都于镐也。文公乃文王母弟虢仲之后。（《史记今注·周本纪》）

王恢：虢，《汉志》弘农郡陕：“故虢国。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虢本有二，皆文王弟，《左》僖五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逸周书·王会解》《国策·秦策》《新序五》，虢并作郭）”。杜《注》：“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马融谓“虢叔，同母弟，虢仲，异母弟（《左传正义》《晋世家·正义》引）”。其封地，并其徙居，后人以其方位，别为五虢（东、西、南、北、小）。但仲与叔，孰封于东，谁封在西？诚如孔氏《正义》所云：“各以意断，不可审知（见陈槃《春秋大事表撰异》东虢、西虢）。”今但据《左》隐元年：“制，严邑也，虢叔死焉。”如《世纪》说，定为虢叔封于东，西虢则为虢仲。

（一）东虢：今河南荥阳东。《郑世家》：周宣王庶弟友，初封于郑（前806），是为桓公，为幽王司徒，以王室多故，从太史伯说，东徙其民雒东、河、济之南，而虢、郐十邑（《国语》：虢、郐、鄢、蔽、补、丹、历、莘也），后武公竟国之，故传曰：“虢叔死焉。”（参《左》昭十六年子产说）《郡国志》：“河南尹荧（荥）阳，有虢亭，虢叔国。”《济水注》：“索水又东迳虢亭南，应劭曰，荥阳，故虢公之国也，今虢亭是矣。”《世纪》、杜氏《世族谱》《春秋释例》九、《路史·国名纪戊·后纪》（九下）：并云叔，东虢；惟韦昭以为叔，西虢也。

（二）西虢：今陕西宝鸡市东五十里，渭水北岸虢镇。《左》隐三年，郑武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杜云“西虢公也”。《本纪》谏宣王之虢文公，贾逵云：“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后，为王卿士。”《渭水注》，雍县“《晋书·地道记》以为西虢地。《太康地记》曰：虢叔之国，有虢宫。平王东迁，叔自此之上阳为南虢矣”。以为虢叔之国则与《左传》异。又《晋世家》，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马融以为夏阳之国，是也。

（三）南虢与北虢：即虢仲之西虢，实一国也。《竹书》：“晋文侯六年（前775）虢人（石甫）灭焦（焦在陕县南）。”并见《国语》。是虢之东迁在平王东迁（前770）之前四年，一如郑之先东迁二年而徙其民于虢、郐也。西虢既灭焦而居之，国跨大河，别都河北之大阳（山西平陆东五十里），扼茅津之要津。以其在河下流，故曰下阳；又以在夏虚之阳，亦称夏阳。而河南陕县则称上阳。于是后人称河南为南虢，河北为北虢。1956年，黄河水库考古队在三门峡市上村岭的一座古墓中，发现两件铜戈，戈上有“虢太子元徒戈”铭文。于是在其周围进行大规模发掘，终于找到虢都上阳，位置在三门峡市李家窑村一带，遗址长一公里余，从出土的瓦类建筑物和器物中看出，晋陷上阳，城址未被全毁。又在一处墓群中，从发现的西周时代器物看，证明虢国确实建立在东迁稍前。这二百三十八座墓葬，又发掘到车马坑，有二十辆车和四十匹马的遗骸，保存最为完整。车用木造，是两马拉的双轮独辕车，全长三公尺，车的各部，有青铜制的零件和装饰品。（一九五九年《文物》第三期）

（四）小虢：西虢东迁，遗族留居宝鸡者，乃称为小虢。（《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宣王千亩之战》）

[3]【汇注】

李学孔：“乙酉十二年，王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共给于是乎在。故稷为大官，惟农是务，今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王弗听。（《皇王史订》卷四《周纪·宣王》）

张习孔：前827年，甲戌，周宣王靖元年，楚熊霜元年，燕惠侯三十八年，宣王不籍田。宣王时，“不籍（籍，周王亲耕的传统仪式）千亩”。虢文公谏曰：“民之大事在农，古人三时（春夏秋）务农而一时（冬）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而困民财，将何以求福用民？”王不听。（《中国历史大事编年·西周》）

又：前789年，壬子，周宣王三十九年，宣王伐申戎（即西申，今陕西、山西间地），破之。（同上）

又：宣王伐姜氏之戎，战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南），周军大败，尽丧“南国之师”。（同上）

又：宣王“料民”，宣王末年，“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民卒流亡”，于是，料民（调查户口人丁）于太原。仲山甫（亦作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王不听，卒料民。（同上）。

[4]【汇注】

司马贞：地名也，在西河介休县。（《史记索隐》）

印鸾章：千亩，地名，在辽州城东南，州境多山，惟此地高平，广可千亩，故名。（引自《纲鉴合编》卷二《周纪·宣王》）

[5]【汇注】

韦昭：姜氏之戎，西戎之别种，四岳之后也。《传》曰：我诸戎，四岳之裔胄。言宣王不纳谏务农，无以事神使民，以致弱败之咎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孙之騄：“三十九年，王师伐姜戎，战于千亩，王师败逋”，姜氏之戎，西戎别种，四岳之后也。杜注：西河介休县南，有地名千亩，非也。穆侯时，晋境不得至介休。《括地志》：“千亩原在晋州岳阳北九十里。”（《考定竹书》卷九）

【汇评】

牛运震：“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按此突点“战于千亩”，下云“败绩于姜氏之戎”，则知其与姜戎战也，此古文纪事简妙法。（《史记评注·周本纪》）

编者按：周宣王时期与姜氏之戎的千庙之战，先秦重要史籍如《左传》《国语》《竹书纪年》《史记·周本纪》及《晋世家》《十二诸侯年表》皆有记载。但是关于这次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及战争的胜负结果等，诸书暨前人的说法很不一致。

关于千亩之战发生的时间，《国语·周语上》记载的是在周宣王三十九年，《史记·周本纪》采用了这一说法，然而《史记·晋世家》说：“（晋穆侯）七年，伐条，生太子仇，十年，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师。”《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晋穆侯十年“以千亩战，生仇弟成师”。晋穆侯十年相当于周宣王二十六年，与《国语》《周本纪》的说法相差了十三年。

沈长云引《后汉书·西羌传》所引《竹书纪年》云：“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后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五伐条戎，王师败绩。后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他指出，从《纪年》之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算起，王伐申戎之年，刚好是宣王三十九年……宣王三十九年，应是可信的千亩之战发生的年份。（沈长云：《关于千亩之战的几个问题》，《周秦社会与文化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关于千亩之战发生的地点，《左传》桓公二年杜预注最早提到千亩这一地名说：“西河介休县南有地，名千亩。”后来《史记索隐》从其说，认为千亩“地名也，在西河介休县”。据上述，西河介休县在山西省晋中，千亩当在汾河流域的中游。然而学者怀疑此说，清代阎若璩《潜邱札记》文中提出千亩“离镐京应不甚远”。近代学者蒙文通提出：“《周语》言，宣王不籍千亩，虢文公之谏，弗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是明以千亩之战，即不籍之千亩。”认为千亩之地在“王畿之近地”。（蒙文通：《古族甄微》，巴蜀书社，1993年，第59页）沈长云推测千亩之战发生的地点应考虑在距周镐京不远处（同上）。千亩之战发生的地点究竟是在那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宣王所征伐的申戎。

申是周初功臣姜太公姜子牙的初封地，在陕西周至县城关镇与眉县青化镇之间。（详见尹盛平：《西周史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5—86页）因为周初姜太公官为太师，所以其采地的后辈子孙世代称太师。西周宣王时将姜太公的后辈申伯改封到河南南阳一带为诸侯（见《诗经·大雅·崧高》），自称“南申”（见南阳地区出土的申爯父簋铭文）。宗周镐京畿内未迁徙的申伯族史称其为“西申”，所以《左传·正义》引《竹书纪年》说“平王奔西申”。除西申、南申外，西周还有一个北申。

作册睘卣铭文说：“唯王十又九年，王在。王姜命作册睘安尸（夷）伯，尸（夷）伯宾贝、布，扬王休，用作文考癸宝尊彝器。”作册睘尊铭文说：“在，君命余作册睘安尸（夷）伯，尸（夷）伯宾贝、布，用作联文考日癸旅宝。。”“君”，又称“天君”。《礼记·玉藻》说“君命屈狄”，注：“君，女君也。”上述尊铭中的“君”就是卣铭中的“王姜”，是西周康王之妃、昭王之母。以上两件铜器均作于昭王十九年。《诗经·葛覃篇》云“归宁父母”，毛传：“宁，安也。”“安尸（夷）伯”，是王姜派作册睘去向夷伯问安，属于“归宁父母”性质的问安，夷伯当是王姜之父。《左传》桓公十六年说“卫定公蒸于夷姜”，可知夷氏为姜姓。姜姓夷伯的封地当在山西境内。《左传》庄公十六年说：“晋武公伐夷，执夷诡诸。”杜注：“夷诡诸，周大夫；夷，采地名。”《左传》文公六年说：“晋蒐于夷，舍二军。”杜注：“夷，晋地。”前述“后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姜侯之邑”，就是夷伯之邑；“申戎”，就是姜姓的夷氏之戎。姜氏之戎夷氏称申戎，说明夷氏与姜子牙有关，因此我们认为姜姓的夷氏当是姜子牙所封采邑西申的一个分支，应称其为北申。（详见尹盛平：《西周史征》第二章第五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山西省灵石县旌介村出土过铸有商周之际姜氏之戎族徽的铜器（山西省考古所等：《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第11期）。灵石在介休县以南，当距千亩之地不远。

综上所述，可知西周晚期申分为三支：西申、南申、北申。宣王千亩之战所伐的申戎当是北申，而不是西申，千亩之战发生的地点当在山西介休县，而不在周镐京附近的周至、眉县一带。

宣王既亡南国之师[1]，乃料民于太原[2]。仲山甫谏曰[3]：“民不可料也[4]。”宣王不听，卒料民[5]。

[1]【汇注】

韦昭：败于姜戎氏时所亡也。南国，江汉之间也。故《诗》云：“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王恢：既亡南国之师，韦昭解：“败于姜戎时所亡也。南国，江汉之间也。”唐固曰：“南国，南阳也。”皆是也。《周语》：“齐、许、申、吕由太姜。”《诗·大雅·崧高》：“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申伯之先，四岳之后，故姜姓也。谢在今河南泌阳南，申在南阳北二十里，西距吕三十里（《周语》：吕，姜姓，穆王封。宣王改称甫）。《周语·郑语》，史伯曰：“当成周者，南有申吕。”以在周南，故称南国、南邦、南土；周东迁洛，或称西申。以其姻亲，故封于周南，以御荆楚。戍申、戍甫、戍吕，见于《扬之水》。盖亲附则“命以侯伯”（《周语》），叛离则目之为戎狄。……然则“败绩于姜氏之戎”，紧接“既亡南国之师”，姜戎即申戎，与晋穆侯千亩之战生成师，根本不相关。因于此役的败亡，明年，遂料民于太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宣王千亩之战与南国之师》）

[2]【汇注】

裴骃：韦昭曰：“败于姜戎时所亡也。南国，江汉之间。料，数也。”唐固曰：“南国，南阳也。”（《史记集解》）

孙之騄：“（宣王）四十年，料民于太原”，《国语》：“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考定竹书》卷九）

又：《后汉书·西羌传》：“宣王遣兵伐太原，不克。”《汉书》：“宣王征伐，诗人美其功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毛氏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九域志》：“古京陵在汾州。周宣王北伐狁时立。”《日知录》云：“‘薄伐狁，至于太原’，毛郑皆不详其地，其以为今太原阳曲县者，始于朱子。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此诗则必先求泾阳所在，而后太原可得而明也。《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泾阳县，笄头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后汉书·灵帝纪》段颖破先零羌于泾阳。注：泾阳县属安定，在原州。《郡县志》原州平凉县本汉泾阳县地，今县西四十里泾阳故城是也。然则太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太原之名尔。计周人之御狁，必在泾、原之间。若晋阳之太原在大河之东，距周京千五百里，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国语》周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边，而为御戎之备，必不料之于晋国也。又按《汉书》贾捐之言，秦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而天下溃叛。亦是平凉，而非晋阳也（汉武帝始开朔方郡，故秦但有陇西、北地、上郡而止。若晋阳之太原，则其外有雁门、云中、九原，不得言不过也）。若《书·禹贡》既修太原至于岳阳。《春秋》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太原，及子产对叔向‘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则是今之晋阳，而岂可以晋之太原为周之太原乎？”（同上）

徐文靖：又按《春秋传》：子产对叔向曰：“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太原。”《谷梁传》曰：“中国曰太原，夷狄曰大卤。”此太原在平阳东北也。（《竹书纪年统笺》卷九《料民于太原》）

王恢：太原，《说文》：“高平曰原。”《尔雅·释地》：“广平曰原。”太原，本通名，自秦庄襄四年（前246）于今山西太原境置郡，始为专名。《禹贡》所称之太原，实环今安邑之四周，北带汾川，南襟盐池。《左》昭元年，子产曰：“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何等明白，杜预深于《左传》尚以晋阳说之，浅学承谬袭误又何足怪。此云：“料民于太原”，最好即从（前823）宣王命尹吉甫“薄伐狁，至于太原”的《六月》之诗取证。顾氏《日知录·三·太原》条辨颇详，略谓“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此诗则必求泾阳所在，而后太原可得而明。汉泾阳故城在今县西四十里，然则太原当即今之平凉，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若晋阳之太原，在大河之东，距周京千五百里，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国语》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边，而为御戎之备，必不料之于晋国也。关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间，而陕东之申侯，至与之结盟而入寇。盖宣王之世，其患如汉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晋之怀帝也”。宣王中兴，诗人颂扬过情，孟子不信《云汉》之诗，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崔述《丰镐考信录·七》谓《二雅》多溢美，小事张皇，城方城申，区区之事，而一若威震万里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宣王千亩之战与南国之师》）

马持盈：料民：调查人口，计算人口之多少、年龄、性别，以为服兵役之用。（《史记今注·周本纪》）

编者按：西周早中期有东西二虢，东虢在河南荥阳，西虢在陕西宝鸡。《史记·集解》引贾逵曰：“文公母弟虢仲之后，为王卿士也。”韦昭曰：“文公，虢叔之后，西虢也。宣王都镐，在畿内也。”由于有以上二说，所以东虢与西虢的归属历来争论不休，没有结论。

清代宝鸡县东乡出土一件厉王时代的虢仲盨：1958年岐山县京当乡征集一件厉王时代的虢仲鬲（王光永：《介绍新出土的两件虢器》，中华书局，《古文字研究》，第七集）。另外传世有厉王时代的虢仲簋。清代宝鸡县司川出土一件虢季子白盘，凤翔县出土有虢季子组所作簋、鬲、盘、壶等铜器。虢仲与虢季属于同一个家庭的两个分支，他们的铜器出土于宝鸡县、凤翔县，说明虢仲的封邑是西虢，在今宝鸡县、凤翔县一带。近年发掘的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1虢季墓、M2009虢仲墓，以及发现的虢国上阳城址，说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代西虢已迁往河南三门峡，史称南虢。

根据穆王时代的班簋、郑虢遣生簋、孟簋铭文的记载，西虢又称郑虢，表明西虢在郑地。郑地史称西郑，在今凤翔、宝鸡县的周原西部，可能包括岐山、扶风县交界一带的周原遗址。春秋时代，秦德公在凤翔县雍城遗址内建立大郑宫，就是因为建在郑地内而得名。西周金文中西郑的采邑除了有郑虢外，还有一个郑井（邢）。根据散氏盘和长田盉铭文，郑井在今凤翔县秦雍城遗址一带，郑虢很可能是在凤翔县的彪角镇、虢王镇一带。

虢仲在班簋铭文中称为虢城（郑）公，在郑虢遣生簋铭文中称为郑遣生，在孟簋铭文中称为遣仲。虢城（郑）公，是郑虢公的倒文，因知虢仲是公爵。《吕氏春秋·当染》说：“周厉王染于虢公长父、荣夷终。”虢公长父当是一代虢仲。厉王时代的虢仲盨盖铭文说：“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在成周作旅盨，兹盨友十又（有）二。”今本《竹书纪年》云：“厉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仲长父伐之，不克。”由此可知，虢仲盨盖铭文中的虢仲就是虢仲长父，他是厉王的卿士。周幽王的卿士虢石父，很可能也是一代虢仲。总之，历代的虢仲，多数为西周王朝的卿士，即主政大臣。

李学勤根据周原遗址内强家村西周铜器窖藏出土的师鼎、师丞钟等，以及传世的师望鼎铭文，排出虢季家族的世系为：

第一世：虢季易父

第二世：师（虢季公）

第三世：师望（幽叔）

第四世：师即（德叔）

第五世：师丞（李学勤：《师鼎剩义》，《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师丞的时代约相当于夷厉时期，而虢季子白盘是宣王十二年，其子代其所作的铜器，故其铭文说：

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功，经维四方，搏伐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动。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嘉子白义，王格周庙宣射爰飨。王曰：“伯父，孔有光。”

根据兮甲盘铭文的记载，宣王五年三月在今陕西白水县的洛水之阳，进行了一次阻击允的战争，虢季子白当是参加了这次战争，取得了胜利，献俘馘于周庙，因此宣王在周庙的宣榭宴飨他。20世纪50年代，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有虢季子段鬲，郭沫若认为子段即虢文公之子（郭沫若：《三门峡出土铜器二、三事》，《文物》，1959年第1期）。虢文公很可能是虢季子白，因为他有战功，因此成为宣王的卿士，封为北虢之君。金文中的虢季子组、子段当是虢季子白的子孙。

《国语·周语上》说：“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韦昭注：“贾侍中云：‘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后，为王卿士。’”昭谓：虢叔之后，西虢也。及宣王都镐，在畿内也。贾逵的说法是正确的，而韦昭之说错误，虢文公是文王母弟虢仲的后裔。虢仲的始封地是西虢，而虢叔的封地是东虢。

《汉书·地理志》说：“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北虢所在的大阳，即今山西平陆县，当是虢文公的封地。南虢当是周平王东迁洛邑时，西虢随之东迁后建立的采邑。至于北虢虢季家族为什么死后葬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南虢）墓地，这可能是因为虢季家庭属于小宗，所以他们死后要归葬于大宗家族墓地。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应当是大宗虢仲宗室的墓地。关于在今宝鸡市虢镇的小虢，《史记·秦本纪》说：“武公元年……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正义引《括地志》云：“故虢城在岐州陈仓县东四十里。次西十余里又有城，亦名虢城。”按：此国灭时，陕州之虢犹谓之小虢。又云，小虢，羌之别种。因知小虢是古夨国的后裔，是西虢迁走以后，“姜氏之戎”建立的小方国，具体位置应当在今宝鸡市虢镇附近。

[3]【汇注】

韦昭：仲山父，王卿士，食采于樊。（《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张守节：毛苌云：“仲山甫，樊穆仲也。”《括地志》云：“汉樊县城在兖州瑕丘县西南三十五里，古樊国，仲山甫所封也。”（《史记正义》）

马维铭：仲山甫，河南华川人，佐宣王，为太师。食采于樊。鲁武公以括与戏，见王立戏，樊仲山甫谏曰：“不可立也。不顺必犯。”王卒立之。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谏，不听。王命仲山甫筑城于齐，尹吉甫作《天生烝民》诗以送之。（《史书纂略》卷一《周臣列传·仲山甫》）

孙之騄：樊侯，仲山甫也。食采于樊，在东都畿内。……《潜夫论》曰：昔仲山甫姓樊，谥穆仲，封于南阳。南阳者，在今河南。（《考定竹书》卷九《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齐》）

马持盈：仲山甫：周之樊侯。古樊国在山东兖州瑕丘县西南三十五里。宣王时，仲山甫为卿士，辅佐中兴，诗人美之。（《史记今注·周本纪》）

【汇评】

王恢：樊，《正义》“毛苌云：仲山甫，樊穆仲也”。《括地志》云：“汉樊县城在兖州瑕丘县西南三十五里，古樊国，仲山甫所封也。”盖据《大雅·蒸民》“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之推测。然仲山甫往城临淄。周且望其速归，何反定居滋阳？《沔水注》：“沔水又迳平鲁城南……东对樊城，樊，仲山甫所封也。”樊城与襄阳夹汉水南北对峙；《路史·国名纪丁》又说在邓县樊城镇。陈槃《春秋大事表撰异》，据《樊君鬲》以襄、邓、宜城之间，乃（芈）姓之樊君所居，楚之支族、属国，非仲山甫之国，而主阳樊。顾栋高盖据《郡国志》修武、阳樊《注》。服虔曰：“樊仲山之所居。”《左》隐十一年杜《注》：“野王县西南有阳城。”《清统志》（二〇三）：“《府志》：阳樊城在济孟之交，溴水南岸，今呼皮城。”高士奇《地名考略》，以为仲山甫食采于杜陵樊乡，东迁后，子孙再封于河北。姑备其说。（《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宣王千亩之战与南国之师》）

崔述：余考宣王之事，据《诗》则英主也，据《国语》则失德实多，判然若两人者。……古之人君，勤于始者多，勉于终者少。……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始勤终怠，固宜有之。故《国语》所称伐鲁在三十二年，千亩之战在三十九年，皆宣王晚年事；而《诗》称封申伐淮夷皆召穆公经理之，穆公，厉王大臣，又历共和之十四年，其相宣王必不甚久，则此皆宣王初年事无疑也。且使宣王果能忧勤振作四十余年，何至幽王之世无道十一年而遽亡其国！由是言之，《诗》固多溢美，《国语》固专纪其失，要亦宣王之始终本异也。（《崔东壁遗书·丰镐考信录》卷七《国语记宣王与诗不同之故》）

[4]【汇注】

左丘明：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审之以事，王治农于籍，蒐于农隙，耨获亦于籍，狝于既烝，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不谓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恶事也。临政示少，诸侯避之，治民恶事，无以赋令。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废灭。（《国语》卷一《周语上》）

【汇评】

柳宗元：吾尝言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故孔子不语怪与神。君子之谏其君也，以道不以诬，务明其君，非务愚其君也。诬以愚其君，则不臣。仲山氏果以职有所协，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尨也。姑云尔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恶事为哉？况为大妄以诿乎后嗣，惑于神怪愚诬之说，而以是征幽之废灭，则是幽之悖乱不足以取灭，而料民者以祸之也。仲山氏其至于是乎？盖左氏之嗜诬斯人也已，何取乎尔也！（《河东先生集·非国语上·料民》）

牛运震：“宣王不修籍于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王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谏曰：民不可料也”。按此二段，括省《国语》，不载全文，详略有法。（《史记评注·周本纪》）

[5]【汇注】

司马光：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王乃料民于太原。樊穆仲谏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若立其官，使之时修其职，则少多生死，出入往来，皆可知也，又何料焉？”王不听。（《稽古录》卷一〇《周》下）

【汇评】

陈允锡：宣王善恶半者也。（《史纬》卷一《周》）

四十六年，宣王崩[1]，子幽王宫湦立[2]。幽王二年[3]，西周三川皆震[4]。伯阳甫曰[5]：“周将亡矣[6]。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7]；若过其序[8]，民乱之也[9]。阳伏而不能出[10]，阴迫而不能蒸[11]，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12]，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13]。阳失而在阴[14]，原必塞[15]；原塞，国必亡[16]。夫水土演而民用也[17]。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18]？昔伊、洛竭而夏亡[19]，河竭而商亡[20]。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21]，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22]，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川竭必山崩[23]。若国亡不过十年[24]，数之纪也[25]。天之所弃，不过其纪[26]。”是岁也，三川竭[27]，岐山崩[28]。

[1]【汇注】

张守节：《周春秋》云：“宣王杀杜伯而无辜，后三年，宣王会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冠，操朱弓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国语》云：“杜伯射王于鄗。”（《史记正义》）

司马光：王崩。王能慎微接下，用贤使能，群臣无不自尽以奉其上。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命尹吉甫北伐狁，方叔南征蛮荆，复文武之境上，周室中兴焉。（《稽古录》卷十《四十六》）

李学孔：宣王，名静。厉王子。甲戌嗣立，在位四十六年。按《谥法》：“圣善周闻曰宣”。（《皇王史订》卷四《周纪·宣王》）

蒋廷锡：按郑樵《通志·三王纪》：四十六年，王崩。初，王将杀杜伯，而非其罪。杜伯之友左儒争之于王，九复不许。王曰：“汝别君而异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友道君逆，则帅友以违君。”王怒曰：“易尔言则生，不易则死。”儒曰：“士不枉义以从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过，以正杜伯之无罪。”王杀杜伯，左儒死之。后宣王畋于圃田，见杜伯执弓矢射王，王竟死，崩于田所。（《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十《周·宣王本纪》）

梁玉绳：“宣王崩”，按：《国语》内史过曰“杜伯射王于鄗”，韦注引《周春秋》云：“宣王杀杜伯不辜，后二年，王田于囿，杜伯射王，中心折脊而死。”《史》但言崩，亦似略。《封禅书》有杜主祠，即杜伯，《索隐》引《墨子》说此事，大同小异。《正义》袭韦注亦云《周春秋》，而不知韦昭本于《墨子》，未尝见《周春秋》。盖《墨子·明鬼》下篇引《周春秋》语，世无其书，韦虚诧其博耳。杜伯射王事，隋颜之推《还冤志》最详。（《史记志疑·周本纪》）

陈梦家：《史记》本纪、世家、年表均谓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后汉书·西羌传》曰：“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乃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却。”“后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后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戎人灭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后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注云“并见《竹书纪年》”，伐申戎在宣王既立之三十八年，后十年而幽王伐六济之戎，是《竹书纪年》宣王在位在三十九年与四十八年之间。（《西周年代考》）

荣孟源：宣王，公元前826—前782年，共四十五年。（《历代笔记·试谈西周纪年》）

编者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的西周年表：宣王在位为公元前827年—前782年，共46年。

【汇评】

金履祥：周自厉王乱政日久，纪纲板荡，宣王初年有志拨乱。董子谓其周道灿然复兴，然考之诸书，似不克终者。（引自《纲鉴合编》卷二《周纪·宣王》）

王世贞：周宣王，中兴之令君也。而弗克终，何？居曰：激衰而后国治故也。其于中也未纯，其于政也非学。（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李学孔：丁南湖曰：姜后谏王乐色忘德。今观王之于后，既倾欢以听之。且自责以答之；其于虢公之谏不籍千亩，仲山甫之谏料民，则执愎以拒之。……所谓乐色忘德，不即此而弥彰乎？故宣王若无周、召之相，未必其中兴也！（《皇王史订》卷四《周纪·宣王》）

龙体刚：尝读《毛诗》，而叹宣王之美德不终，大负贤卿大夫之辅相为可惜矣。当乃父奔彘十四年，幸嗣洪基，而复振宗周，北伐南征，赫赫业业，外攘内修，常德示武。……其废鲁嫡而酿成弑逆，则廓清摧陷之功，又何能补生平之过举哉？噫！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当王为德不卒，美刺杂揉，山甫忠谏不纳，反出而城彼东方，则王之远贤拒谏，愧于殷高之旁求多矣，惜夫！（《半窗史略）卷五《西周·宣王》）

[2]【汇校】

张文虎：“宫湦”，王、柯、凌、毛作“湟”。（《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湦），一作‘生’。”（《史记集解》）

司马光：王沉湎淫泆，谗谄并进，赋役烦重，百姓愁怨。不以礼信待诸侯，赏罚不当，诸侯怨叛。（《稽古录》卷十《周》下）

潘永圜：幽王，名宫湦，宣王太子。庚申即位，三年，泾、渭、洛竭，岐山崩。嬖褒姒，废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申侯召犬戎，杀王于骊山下，尽取周宝赂而去。在位十一年。《谥法》：动静失常曰幽。（《读史津逮》卷一《周》）

梁玉绳：幽王始见《大小雅》诸序、《左昭二十六》《周语上》《晋语一》《郑语》。宣王子，始见《周纪》，亦曰周幽。亦单称幽，亦与厉王称幽、厉。在位十一年，申、缯、犬戎攻王骊山下，灭于戏。按：字书无湦字，而幽王之名，《竹书》单作湦，《皇王大纪》单作湦，此表及杜《世族谱》《周语》《晋语》注作宫涅，《周纪》作宫涅，《诗·王风谱》疏引《纪》作宫皇，《吕氏春秋·当染》作官皇，疑当依《外纪》《古史》《通志》作宫湦为是。《集解》徐广曰：一作生，惟名湦，故又作生。《说文》腥、并作胜，知古字凡从星者恒为生也。（《汉书人表考》卷九《幽王宫湦》）

又：“子幽王宫涅立”，附按：幽王之名，此作“宫涅”，《纪年》作“湦”，无“宫”字，《人表》及《世族谱》《国语》注作“宫湦”，《吕子·当染篇》注作“官皇”，《诗·王风·谱疏》引纪作“宫皇”，而《大纪》又只作“涅”。《国语·补音》曰：“今官本《史记》作‘宫湦’，遍检字书无此字。又或作‘宫湟’，然并与‘涅’字相乱，皆非是。据《人表》作‘宫涅’，宜从‘涅’。余谓‘湦’乃‘涅’之讹，而涅、湦、皇三字亦误，当从《外记》《古史》作‘宫湦’为是也。”知者，徐广曰“一作‘生’”，盖湦与生通借耳。若果名涅，安得别作“生”字乎？且更有两确证：鲁惠公名弗湦，一作“弗生”；曹桓公名终生，一名“终湦”。观鲁、曹二公之名，可以定幽王之名矣。（《史记志疑·周本纪》）

朱孔阳：幽王讳湼，《史记》作宫湦。宣王太子嬖宠褒姒，生伯服，废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十一年庚午伐申。申侯与犬戎入寇，戎弑王于骊山下。陵在西安府临潼县。（《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吴汝纶：徐广云：湦一作生。梁云：湦、生通借。鲁惠公名弗湦，一作弗生。曹桓公名终生，一作终湦。《说文》，腥、并作“胜、”。古文从星者恒作生。（《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周本纪》）

赵生群：子幽王宫湦立“宫湦”，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作“宫涅”，《汉书》卷二〇《古今人表》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

印鸾章：《谥法》：动静乱常曰幽。（引自《纲鉴合编》卷二《周纪·幽王》）

[3]【汇校】

陆伯焜：《国语》作幽王三年。（《史记考证·周本纪》）

张文虎：“幽王二年”，《国语》作“三年”。（《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4]【汇注】

韦昭：西周，谓镐京也，幽王在焉，邠、岐之所近也。三川，泾、渭、洛，出于岐山也。震，动也。地震，故三川亦动也，川竭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裴骃：徐广曰：“泾、渭、洛也。”骃按：韦昭云“西周镐京地震动，故三川亦动”。（《史记集解》）

张习孔：前780年，辛酉，周幽王二年。晋文侯仇元年，陈夷公说元年，镐京大地震，泾、渭、洛三川竭，岐山崩。是时，“百川沸腾，山冢肳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中国历史大事编年·西周》）

[5]【汇注】

张守节：按：泾渭二水在雍州北。洛水一名漆沮，在雍州东北，南流入渭。此时以王城为东周，镐京为西周。（《史记正义》）

梁玉绳：伯阳父始见《周语上》。（《汉书人表考》卷四《伯阳父》）

翟云升：“伯阳父”，幽王大夫，见《国语·注》，非老子也。自《史记·周纪》唐周注以老子字伯阳乱之。（《校正古今人表》第四）

【汇评】

凌约言：幽王未得褒姒而地震。伯阳曰：“周将亡矣。”幽王既得褒姒而川竭山崩，伯阳曰：“周亡矣。”其后幽王废嫡立庶而国本摇，伯阳曰：“祸成矣，无可奈何！”然则灾变之叠见，岂偶然启哉？知机其神，伯阳以之。（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6]【汇注】

裴骃：韦昭曰：“伯阳父，周大夫也。”唐固曰：“伯阳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史记集解》）

【汇评】

牛运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太史伯阳曰：“祸成矣，无可奈何！”按此三段顿挫慨叹，复述遥答，迴旋飞动，文情极妙。（《史记评注·周本纪》）

[7]【汇注】

韦昭：序，次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8]【汇注】

韦昭：过，失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9]【汇校】

张文虎：“乱之”，《御览》倒。（《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韦昭：言民者，不敢斥王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马持盈：序：常态的秩序，地震乃是变态。所以发生地震的变态，是由于人们的破坏。（《史记今注·周本纪》）

[10]【汇注】

陈蒲清：阳：阳气。这是用阴阳二气来解释自然现象的较早的资料。阳伏：阳气在下（阳气本应在上）。（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1]【汇注】

裴骃：韦昭曰：“蒸，升也。阳气在下，阴气迫之，使不能升也。”（《史记集解》）

[12]【汇注】

解惠全：实：句中语气记号，表示肯定。（《全译史记·周本纪》）

[13]【汇注】

裴骃：韦昭曰：“为阴所镇笮也。”（《史记集解》）

李笠：按《国语》及韦注：填俱作镇。填、镇，古今字。《高祖纪》“镇国家，抚百姓”，《汉书》镇作填。《吴王濞传》“无壮王以填之”，《索隐》填作镇。考《一切经音义》二四引《仓颉篇》云：“压，镇也，笮也。”盖韦注所本。（《史记订补》卷一《周本纪》）

马持盈：填：即“镇”字，阳气失所而为阴气所镇压。（《史记今注·周本纪》）

[14]【汇注】

裴骃：韦昭曰：“在阴下也。”（《史记集解》）

马持盈：阳失其位而在于阴下。（《史记今注·周本纪》）

[15]【汇校】

李笠：“原必塞”：按《国语》作“川原必塞。”与下文“川原又塞”合。《史记》似脱“川”字。然《汉书·五行志》上下俱无“川”字，《汉书》承袭《史记》，则《史记》之误旧矣。或云师古注曰“原谓水泉之本也”，原固含川字在内，不必有“川”字。（《史记订补》卷一《周本纪》）

编者按：“原”，《国语》作源，相通，下同。

[16]【汇注】

韦昭：国依山川，今源塞，故国将亡也。（《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17]【汇注】

裴骃：韦昭曰：“水土气通为演。演犹润也。演则生物，民得用之。”（《史记集解》）

马持盈：演：衍也，水土通气而润湿，曰衍。（《史记今注·周本纪》）

[18]【汇注】

韦昭：水气不润，土枯不养，故乏财用。（《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19]【汇注】

韦昭：竭，尽也。伊出熊耳，洛出冢岭，禹都阳城，伊洛所近。（《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陈蒲清：伊：伊水。洛：洛水（河南洛水）。两水流域是夏王朝的活动中心。（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0]【汇注】

裴骃：韦昭曰：“商人都卫，河水所经也。”（《史记集解》）

[21]【汇注】

韦昭：二代之季，谓桀、纣也。（《国语注·周语》）

[22]【汇注】

韦昭：依其精气利泽也。（《国语注·周语》）

[23]【汇校】

张文虎：汪云《国语》《汉志》“必山”字倒。（《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李笠：“川竭必山崩”：按《国语》《五行志》并作“山必崩”，此疑误倒。（《史记订补》卷一《周本纪》）

【汇注】

裴骃：韦昭曰：“水泉不润，枯朽而崩也。”（《史记集解》）

[24]【汇校】

张文虎：“国亡”：《国语》《汉志》同。中统、旧刻、游、毛倒。（《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25]【汇注】

裴骃：韦昭曰：“数起于一，终于十，十则更，故曰纪也。”（《史记集解》）

[26]【汇评】

柳宗元：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彼固有所逼引而认之者，不塞则惑。夫釜鬲而爨者，必涌溢蒸郁以糜百物；畦汲而灌者，必冲荡愤激以败土石，是特老圃者之为也，犹足动乎物，又况天地之无倪，阴阳之无穷，以洞乎其中，或会或离，或吸或吹，如轮如机，其孰能知之？且曰：“源塞，国必亡。”“人乏财用，不亡何待！”则又吾所不识也。且所谓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则吾既陈于前矣；人也，则乏财用而取亡者，不有他术乎？而曰是川之为尤！又曰“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愈甚乎哉！吾无取乎尔也。（《河东先生集·非国语上·三川震》）

[27]【汇注】

徐文靖：韦昭曰：三川，泾、渭、汭。今据《竹书》乃泾、渭、洛也。洛，漆、沮水也。《汉·志》曰：泾水出安定泾阳县笄头山东南，至冯翊阳陵县入渭，行千六十里。渭水出陇西首阳县西南鸟鼠同穴山，东至船司空入河。行千八百七十里。《水经注》，按《尚书·禹贡》、太史公《禹本纪》云：导渭水东北至泾，又东经漆、沮。孔安国曰：漆、沮一名矣。一曰洛水也。《山海经》：白于之山，洛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渭。《汉书·匈奴传》：武王放逐戎夷泾、洛之北。《注》云：洛即漆、沮水也。出上郡雕阴泰昌山东南，入于渭。《周礼》雍州之浸曰渭、洛。《殷本纪》西伯献洛西之地于纣。《正义》曰：洛水一名漆沮水，在同州。是泾、渭、洛为三川，韦昭以为泾、渭、汭，非也。（《竹书纪年统笺》卷九《泾渭洛竭》）

[28]【汇注】

班固：刘向以为阳失在阴者，谓火气来煎枯水，故川竭也。山川连体，下竭上崩，事势然也。时幽王暴虐，妄诛伐，不听谏，迷于褒姒，废其正后，废后之父申侯与犬戎共攻杀幽王。一曰：其在天文，水为辰星，辰星为蛮夷，月食辰星，国以女亡。幽王之败，女乱其内，夷攻其外。京房《易·传》曰：“君臣相背，厥异名水绝。”（《汉书·五行志》卷下）

徐文靖：按《地理志》：扶风美阳县，岐山在西北。郭璞曰：漆水出岐山。《地理通释》：岐山亦曰天柱山。《一统志》：岐山在凤翔府岐山县北一十里。（《竹书纪年统笺》卷九《岐山崩》）

三年[1]，幽王嬖爱褒姒[2]。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3]，而为后。后幽王得褒姒，爱之[4]，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5]，以伯服为太子[6]。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7]：“周亡矣[8]。”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龙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9]，褒之二君[10]。”夏帝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11]，莫吉[12]。卜，请其漦而藏之[13]，乃吉。于是布币而策告之[14]，龙亡而漦在，椟而去之[15]。夏亡，传此器殷。殷亡，又传此器周。比三代，莫敢发之[16]。至厉王之末[17]，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厉王使妇人裸而譟之[18]，漦化为玄鼋[19]，以入王后宫。后宫之童妾既龀而遭之[20]，既笄而孕[21]，无夫而生子[22]，惧而弃之。宣王之时童女谣曰[23]：“弧箕服[24]，实亡周国[25]。”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卖是器者，宣王使执而戮之。逃于道，而见乡者后宫童妾所弃妖子出于路者[26]，闻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妇遂亡，奔于褒[27]。褒人有罪，请入童妾所弃女子者于王以赎罪[28]。弃女子出于褒，是为褒姒[29]。当幽王三年，王之后宫，见而爱之[30]，生子伯服。竟废申后及太子，以褒姒为后[31]，伯服为太子[32]。太史伯阳曰：“祸成矣[33]，无可奈何[34]！”

[1]【汇注】

司马光：王娶申女以为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嬖之，生子伯服。乃废申后，放太子于申，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褒姒骄纵，王惑之，诗人知其必亡，刺之曰：“燎之方扬，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稽古录》卷一〇《周》下）

[2]【汇注】

司马贞：褒，国名；夏同姓，姓姒氏。礼妇人称国及姓。其女是龙漦妖子，为人所收，褒人纳之于王，故曰褒姒。（《史记索隐》）

张守节：《括地志》云：“褒国故城在梁州褒城县东二百步，古褒国也。”（《史记正义》）

孙之騄：“三年，王嬖褒姒”，褒国故城在褒城县东二百步。褒国，姒姓。《郑语》褒人褒姁有狱，而以女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论衡》曰：夏将衰，二龙战于庭，吐漦而去。夏王椟而藏之，夏亡，传于殷。殷亡，传于周，皆莫之敢发。至厉王之时，发而视之，漦流于庭，化为玄鼋，走入后宫，与妇人交，遂生褒姒。“褒姒归周，幽王惑乱，国遂灭亡”。幽厉王之去夏世以为千数岁，二龙战时，幽厉褒姒等未为人也，周亡之兆，已出久矣。（《考定竹书》卷一〇）

徐文靖：按：《后汉书·注》，无德而宠曰嬖。（《竹书纪年统笺》卷九《王嬖褒姒》）

梁玉绳：褒姒始见《诗·正月》《白华亭》《晋语》一、《郑语》，褒，国；姒，姓。以龙龆之妖所生，褒人养而献之。幽王黜申后而使为后，《诗·瞻卬》所谓“哲妇倾城，长舌厉阶”也。不好笑。亦曰艳妻，亦曰褒艳，犬戎攻杀幽王，虏褒姒而去。按：艳亦作剡。《诗》疏引《申侯》云：剡者配姬以放贤，又师古引《鲁诗》作阎，本书《谷永传》阎妻骄扇，外戚《班倢伃传》褒阎为邮，盖古今字异耳。毛以艳妻为褒姒，而郑以为厉王后，谓后姓艳。谷永《对策》：褒姒与阎妻并举。左雄上疏：幽、厉与褒、艳对称，郑仍此解，当是三家之说。师古于《五行志》下注从毛，于《永传》注从郑，李贤于《文苑·崔琦传》注从毛，《左雄传》虽从《毛传》训褒姒美，后又言厉王用妻党，不免歧见。然以《韩奕》《常武》之蹶父、皇父例观，郑义似有未合。故孔仲达不敢强为予夺。（《汉书人表考》卷九《褒姒》）

【汇评】

焦竑：太史公叙事，每一人一事，自成一片境界，自用一等文法。观此叙褒姒一段可见。又曰布币而策告之，椟而去之，莫敢发之，发而观之，裸而譟之，既龁而遭之，惧而弃之，执而戮之，哀而收之，见而爱之，此文法之一也，后可以例观矣。（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周本纪》）

[3]【汇注】

梁玉绳：申侯始见《史·周纪》，申伯之后。按：厉、幽二王皆娶于申，故申伯为宣王之舅，申侯为平王之舅。但使言幽王后是申后女，则申侯乃平王外祖，非舅也。故《小序》只云平王母家，韦昭于《晋语》注从之，较合。（《汉书人表考》卷九《申侯》）

王恢：申：申之先，四岳后，国于今河南南阳县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幽王死骊山》）

[4]【汇校】

张文虎：“爱之”：《御览》引作“而笃爱之”。（《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5]【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幽王三年，纳褒姒；八年，立以为后。（《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6]【汇注】

崔述：按：伯服，字也；太子名之，伯服何以字之？况王之幼子亦不礼字以伯也。此事不见于他传记，即《周语》亦无之，独《晋》《郑》二语史苏、史伯之言有是。然观所载二子之言，荒诞殊甚；伊尹、胶鬲之事既诬，安见此文之独为可信也！大抵西周之亡，载籍缺略，其流传失实，以致沿讹踵谬者，盖亦有之；撰《国语》者闻有此说，遂从而采之耳。又按：《左传》称“携王奸命，诸侯替之”，杜氏《集解》以“携王”为伯服。考《竹书纪年》云“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则携王乃余臣，非伯服也。事固有在疑似之间，而揣度言之致失其真者。安知《晋语》之不亦类是也！《崔东壁遗书·丰镐考信录》卷七《立伯服事可疑》）

[7]【汇注】

张守节：诸国皆有史以记事，故曰史记。（《史记正义》）

[8]【汇评】

吴见思：先点褒姒，伯服后乃补入，《史记》夏后事妙矣，乃供伯阳一叹，亦曰“周亡矣，祸成无可奈何！”只一句耳，乃分作两半，中嵌《史记》夏后氏一段，作夹序法，关锁前后，不益奇耶？（《史记论文·周本纪》）

[9]【汇注】

陈蒲清：余：龙自称。它自言是褒国的两位先君。（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0]【汇注】

裴骃：虞翻曰：“龙自号褒之二先君也。”（《史记集解》）

[11]【汇注】

陈蒲清：去：赶跑。止：留住。（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汇评】

冯梦祯：自“卜杀之”至此“见而爱之”，用“之”字凡十有五字而不觉复。（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周本纪》）

[12]【汇评】

梁玉绳：“有二神龙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按：《郑语》帝庭作“王庭”，夏帝作“夏后”，史公妄谓夏、殷称帝，故改《国语》以信其说耳。然《国语》不尽可据，龙漦一事，更怪丹朱生穆王。《述异记》言“夏桀宫中有女子化龙，复为妇人，桀命曰蛟妾”，盖从此事影撰也。《白华诗·疏》以为“褒生妖异”，亦是受奇轻信耳。邵氏《疑问》曰：“三代建都异地，且经历千年，宝鼎尚难稽问，矧兹木椟漦函。既非传世重珍，何为藏勿敢发？卜云其吉，竟得亡周之姒。玄鼋新化，触非宜孕之人。吐沫几何，千年始变。七龄童妾，难与鼋交。左右思之，殊增迷惑。”（《史记志疑·周本纪》）

[13]【汇注】

裴骃：漦，龙所吐沫。沫，龙之精气也。（《史记集解》）

[14]【汇注】

裴骃：韦昭曰：“以简策之书告龙，而请其漦也。”（《史记集解》）

[15]【汇注】

裴骃：韦昭曰：“椟，匮也。”（《史记集解》）

钱大昕：“龙亡而漦在，椟而去之”，去，藏也。俗作弆。（《三史拾遗·周本纪》）

马持盈：椟，音读，柜也。以柜藏其漦而清除其迹。（《史记今注·周本纪》）

张家英：《国语·郑语》作“椟而藏之”。《汉书·五行志》下之上作“乃去之”，颜师古注：“去，藏也。”总之，此“去”字为“保藏、收藏”一类的意思，古籍中用此义的例子为数很有限。（《〈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周本纪》）

[16]【汇校】

张文虎：“莫敢发之”，《杂志》云《文选·幽通赋注》《运命论注》引并作“莫之敢发”，《列女传》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吴汝纶：“莫敢发之”，依《选·注》，当作“莫之敢发”。（《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周本纪》）

【汇注】

赵生群：莫敢发之，王念孙《杂志史记·第一》：“‘莫敢发之’，本作‘莫之敢发’，浅学人改之耳。《郑语》作‘莫之发也’。《文选幽通赋》注、《运命论》注引《史记》并作‘莫之敢发’。”（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

马持盈：比三代，莫敢发之：比，连也。一连三代，没有人敢打开的。（《史记今注·周本纪》）

[17]【汇注】

裴骃：虞翻曰：“末年，王流彘之岁。”（《史记集解》）

[18]【汇注】

裴骃：韦昭曰：“譟，欢乎也。”唐固曰：“群呼曰譟。”（《史记集解》）

[19]【汇注】

司马贞：亦作“蚖”，音元。玄蚖，蜤蜴也。（《史记索隐》）

马持盈：玄鼋：亦作玄妧，蜤蜴。（《史记今注·周本纪》）

[20]【汇校】

张文虎：“既龀”：《志疑》云《国语》作“未既龀”，此缺。未既龀者，齿未尽毁也。（《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李景星：“既龀而遭之”，按《国语》“既”字上有“未”字。（《史记评议·周本纪》）

【汇注】

裴骃：韦昭曰：“毁齿曰龀。女七岁而毁齿也。”（《史记集解》）

梁玉绳：“既龀而遭之”，按：《国语》“既龀”有“未”字，似此缺。未既龀者，齿未尽毁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21]【汇注】

张守节：笄音鸡。《礼记》云：“女子许嫁而笄。”郑玄云：“笄，今簪。”（《史记正义》）

方苞：《内则》：十有五年而笄。（《史记注补正·周本纪》）

【汇评】

司马迁：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祥不法。（《史记·天官书》）

张彦士：史云：褒人之神，化为二龙，既曰人而神矣，何又化龙，一异也；又曰卜请其漦而藏之，漦何物也，而藏之于柜，二异也；又云：历殷周未发，厉王发之，漦流于庭，不可除。漦有几何，至流而难除，三异也；又使妇人不帏而譟之，化为玄鼋，神既化龙，龙化漦，漦又化鼋，何变幻至是？四异也；童妾遭之，胡为而孕，五异也。此亘古未有之妖也。（《读史矕疑·褒姒》）

[22]【汇注】

王恢：《丰镐考信录》谓史公采《郑语》龙漦生褒姒之说最为荒唐。（《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幽王死骊山》）

[23]【汇注】

陈蒲清：谣：歌谣。此处特指一种预示吉凶的歌谣，往往通过小儿之口唱出。（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4]【汇注】

裴骃：韦昭曰：“山桑曰。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也。”（《史记集解》）

李学孔：箕似荻而细，可结为服以盛箭，即今之弓箭袋也。（《皇王史订》卷四《周纪·幽王》）

马持盈：，音厌，山桑。山桑所制之弓，曰弧。箕，木名。服，矢套。箕服，箕木所制之矢套。（《史记今注·周本纪》）

[25]【汇注】

班固：刘向以为夏后季世，周之幽、厉，皆悖乱逆天，故有龙鼋之怪。近龙蛇孽也。漦，血也，一曰沫也。弧，桑弓也。箕服，盖以萁草为箭服，近射妖也。女童谣者，祸将生于女国，以兵寇亡也。（《汉书·五行志》卷下）

俞樾：梁元帝《金楼子》云：周幽王嬖爱褒姒，生子伯服，废太子而立之。褒姒者周宣王时歌云“皎皎白服，实亡周国”，宣王下“国内有白服者杀之”。时褒姒初生，父母不养而弃，白服者闻婴儿啼，因取以奔褒。后褒人以姒赎罪，因名褒姒焉。按此与《史记》所载“弧箕服”之歌异。（《茶香室丛钞》卷四《褒姒事异说》）

[26]【汇注】

裴骃：徐广曰：“妖，一作‘夭’。夭，幼少也。”（《史记集解》）

张守节：夫妇卖弧者，宣王欲执戮之，遂逃于路，遇此妖子，哀而收之。（《史记正义》）

马持盈：乡者：即向者，以前，昔日。妖子，即夭子，幼儿也。（《史记今注·周本纪》）

[27]【汇注】

王恢：褒：《沔水注》：“褒水迳褒县故城东，古褒国矣。又南流入汉。”《括地志》：“故城在褒城县东二百步。”《清统志》（二三八）：“在县东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幽王死骊山》）

[28]【汇注】

张守节：《国语》云：“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与虢石甫比也。”（《史记正义·周本纪》）

马持盈：周幽王伐褒，褒人以褒姒献之。（《史记今注·周本纪》）

[29]【汇评】

牛运震：“昔自夏后氏之衰也”云云，至“是为褒姒”，按此段叙事甚奇，屡用“之”字，摇曳摆宕，极有别趣。（《史记评注·周本纪》）

[30]【汇注】

吴见思：一段文法，另出手裁，似《史记》原文：杀之、去之、止之、藏之、告之、去之、发之、观之、譟之、遭之、弃之、闻之、戮之、收之、爱之，十五“之”字住，句以为章法。（《史记论文·周本纪》）

【汇评】

凌约言：“布币而策告之”，“椟而去之”，“莫敢发之”，“发而观之”，“裸而譟之”，“既龀而遭之”，“惧而弃之”，“执而戮之”，“哀而收之”，“见而爱之”，此文法之一也。后可以例观矣。（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王维桢：自“卜杀之”至“见而爱之”，用“之”凡十有五字而不觉复。（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31]【汇评】

邹德溥：褒氏事甚奇，《国语》文又奇。（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周本纪》）

[32]【汇注】

司马贞：《左传》所谓“携王奸命”是也。（《史记索隐》）

王圻：幽王太子称携。按罗泌《路史》谓天子之元子，士也。士无谥，故太子无谥。然幽王次子则谥携矣。他如西周公之共太子，陈之悼太子之类，又不止一人，则泌所谓太子无谥，殆未之考耳。（《谥法通考》卷二《周王及后谥》）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幽王八年，王锡司徒郑伯多父命。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为太子。（《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一〇《周·幽王本纪》）

【汇评】

牛运震：“当幽王三年”云云，至“伯服为太子”，按此段重提复叙，以起下文，《史记》往往如此，不知者必以为衍文矣。（《史记评注·周本纪》）

[33]【汇注】

章衡：壬戌，三年，王娶申侯女为后，生太子宜臼；又嬖褒姒，生子伯服，及废申后（及）太子于申，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褒姒骄纵，王惑之。诗人兴刺，伯阳父曰：“祸成矣。”（《编年通载》卷一《周》）

[34]【汇评】

王充：夏将衰也，二龙战于庭，吐漦而去。夏王椟而藏之。夏亡传于殷，殷亡传于周，皆莫之发。至幽王之时，发而视之，漦流于庭，化为玄鼋，走入后宫，与妇人交，遂生褒姒。褒姒归周，厉王惑乱，周遂灭亡。幽、厉王之去夏世，以为千数岁。二龙战时，幽、厉、褒姒等未为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祸安得不就？瑞见，福安得不至？若二龙战时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则褒姒当生之验也。龙称褒，褒姒不得不生；生则厉王不得不恶，恶则国不得不亡。征已见，虽五圣十贤相与却之，终不能消。善恶同实，善祥出，国必兴；恶祥见，朝必亡。谓恶异可以善行除，是谓善瑞可以恶政灭也。河源出于昆仑，其流播于九河。使尧、禹却以善政，终不能还者，水势当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龙不可除……今详修改行，何能除之？（《论衡·异虚篇》）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1]，故不笑[2]。幽王为烽燧、大鼓[3]，有寇至则举烽火[4]。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5]。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6]。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7]。

[1]【汇注】

李学孔：褒姒好闻裂缯声，王发缯裂之，以适其意。（《皇王史订》卷四《周纪·幽王》）

印鸾章：方，计也。万方者，谓设计至于万般以诱其笑也。（引自《纲鉴合编》卷二《周纪·幽王》）

[2]【汇注】

钱锺书：“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按：贵主不笑，人君悬重赏，求启颜之方，乃西方民间故事习用题材。如《五日谈》中即三见；格林童话，亦有其事。祖构之作，故为翻案，有谓女君善笑，触事哑哑不能自已，正指褒姒或妹喜，即庾信《谢赵王赍丝布启》：“妻闻裂帛，方当含笑。”或李商隐《僧院牡丹》：“倾城惟待笑，要裂几多缯？”海涅或自英译俗书《百美新咏》得知此典也。（《管锥篇》第一册）

[3]【汇注】

张守节：峰遂（烽燧）二音。昼日燃烽以望火烟，夜举燧以望火光也。烽，土橹也。燧，炬火也。皆山上安之，有寇举之。（《史记正义》）

郝敬：按：大盾曰橹，城上守御露屋亦曰橹。边方避寇，作高土橹，橹上作桔槔，常低之，寇至，夜则燃火举之以相告，曰烽；昼则积薪焚之，远望其烟，曰燧。（《批点史记琐琐》卷一《周本纪》）

[4]【汇注】

印鸾章：烽，堠表也。边火曰烽，有急则于高处举之以为号。（《国语注·周语》）

[5]【汇注】

李学孔：戊辰九年夏六月，陨霜。张南轩曰：当盛夏生长之时而陨霜，是阴盛阳衰之变也。褒姒之灭周，于斯见矣。（《皇王史订》卷四《周纪·幽王》）

[6]【汇评】

王恢：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亦谓举烽乃委巷小人之谈，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幽王死骊山》）

[7]【汇评】

司马光：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资治通鉴》卷二《周纪·显王》）

西门豹：与民约信，非一日之积也。一举而欺之，后不可复用也。（引自《淮南子·人间训》）

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1]，善谀好利，王用之[2]。又废申后，去太子也[3]。申侯怒[4]，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5]。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6]，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7]。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8]，是为平王[9]，以奉周祀[10]。

[1]【汇校】

张守节：徐广曰：“佞，一作‘谄’。”（《史记正义》）

【汇注】

陈蒲清：佞巧：会说话而奸诈。一作“谄巧”。（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汇注】

吴见思：补明国人怨之之故。（《史记论文·周本纪》）

[3]【汇注】

孙之騄：《汲冢琐语》：幽王欲杀太子宜臼，立伯服，释虎将执之，宜臼叱之，虎弭耳而伏。申，姜姓。幽王前后太子宜臼舅也。唐申州之南阳，汉之苑县。（《考定竹书》卷一〇）

【汇评】

牛运震：“又废申后，去太子也”，此又缨带前事，笔法甚妙！（《史记评注·周本纪》）

刘咸炘：“石父为人佞巧”至“去太子也”：王拯谓重笔复述，史公极用意处。然王念孙《读书杂志》校删“用”“又”二字，作起下语势。张文虎《札记》谓“王”上依《册府元龟》引加“而”字。据皇甫谧言虢石父与褒姒比，而谮申后太子，则“王用之”三字，专指此一事。“又”字衍，其说尤当。拯说姑为之词耳。（《太史公书知意·周本纪》）

[4]【汇校】

张文虎：“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杂志》云：“‘王用之’与上‘用事’复，本作‘王之废申后去太子也’，因衍‘用’字，后人遂加‘又’字。《治要》引作‘王之废后去太子也’，《御览》引作‘幽王之废申后去太子也’。”按：《王风谱疏》引与《治要》同，王说近是。然《元龟》百八十引“王用之”上有“而”字，《小大雅谱疏》引皇甫谧云褒姒与虢石比而谮申后及太子，八年竟以石父谮废申后，逐太子。则“王用之”三字专指此一事，与上泛言“用事”不同，非复衍。“又”字则或误或衍耳。《雅谱疏》引“申侯怒”上有“故”字，文气自贯。古人引书容有删节，未定今本之必非。（《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孙之騄：《竹书纪》宣王四十一年，王师败于申，则宣王之末，申侯已叛。《考定竹书》卷九）

又：《括地志》：故申城在邓州南阳县北二十里。《日知录》云：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于周，而吉甫作《崧高》之颂。其孙女为幽王后，无罪见黜，申侯乃与犬戎攻设（杀）幽王。（同上）

周建国：申，姜姓，西周初分封的诸侯国，第一任君主相传是伯夷的后代，建国于申（今陕西与山西间）。西周末，一部分往东迁徙，被周宣王封于谢（今河南南阳），称为申国。春秋初，是汉水之北小国之一。公元前682年，被楚国消灭。一部分留于原地，曾联结犬戎攻进周，杀死周幽王，拥立周平王，事后退还原地。后被秦国消灭。（《东周列国大观·列国概貌·申》）

编者按：我们在周初武王封功臣谋士的按语中已指出：申原为周初功臣吕尚，即姜太公的封邑，在今陕西周至县与眉县之间，史称西申，是王畿以内的采邑。西周宣王时，改封申伯于河南南阳一带，成为西周王畿以外的诸侯国，称为南申（见南阳地区出土的申爯父簋铭文）。宣王之末，王师败于申，是败于北申，与南申无涉。

[5]【汇校】

张文虎：“与缯”：《治要》《王风谱疏》引“与”上有“乃”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又：“攻幽王”：《治要》《王风谱疏》《小大雅谱疏》《御览》引并作“共攻幽王”。（同上）

【汇注】

司马贞：缯，国名，夏同姓。（《史记索隐》）

张守节：缯，自陵反。《国语》云“缯，姒姓，夏禹后”。《括地志》云：“缯县在沂州承县，古侯国，禹后。”（《史记正义》）

孙之騄：缯，申之与国。西戎亦党于申。（《考定竹书》卷一〇《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

徐文靖：按王符《潜夫论》，申城在宛北序山之下。《汉·地志》东海缯县，故缯国，禹后。《郑语》史伯曰：申、缯、西戎方强，周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韦昭曰：申，姜姓。幽王前后太子宜臼之舅也。缯，姒姓，申之与国也。西戎亦党于申。周衰，故戎翟强也。时太子宜咎在申，申后聘西戎及鄫者，正以为太子谋耳。（《竹书纪年统笺》卷九《申侯聘西戎及鄫》）

钱穆：西周三百年来之力征经营，其面向常对东南，不对西北（因其时周人之敌，多在东南，不在西北也），幽王遭犬戎之难，见杀于骊山下，似犬戎居地亦在周之东南。（《国史大纲》第一编第三章《幽王见杀与平王东迁》）

又：《左传》昭公四年，“周幽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此等戎狄正近在河南省西南太室山一带，证一。犬戎由申侯召来，申在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有申城故址。宣王时申迁于谢，在今南阳稍南。大率其国在周东南千数百里，如犬戎在周西北，相距辽远，申侯何缘越周附戎？戎亦何缘越周合申？形势不合，证二。据《郑语》，当时申、西戎、缯相结。《左传》“楚人致方城之外于缯关”。则缯近方城，与申接壤，证三。幽王与申、缯、西戎之联军遇于骊山，其地在周镐京与申、缯之间，证四。（同上）

王恢：缯：缯或作曾、鄫，今河南方城县境。《郑语》史伯曰：“申、缯、西戎方强，周室方骚。”又曰：“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晋语》：“太子出奔申，申人、缯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竹书》幽王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时宜臼亡在申，申侯之聘，为太子谋也。故十年王师伐申。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杀幽王。又云“先是申侯、曾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立平王而后伐周，知灭周者乃姜氏、申、许之属，而犬戎附之。此时之犬戎当邻近周、申，缯又近申，《左》哀四年，“夏，楚人致蔡于负函（信阳），致方城之外于缯关”。方城在叶县南，缯当近其境。后臣属于楚，楚惠王五十六年徙之西阳。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见薛尚功《钟鼎款识曾侯钟》（《文物考古三十年》页二九九）。一九七〇年前后，湖北京山县平坝苏家垅，发现“曾侯中子斿父”器物一组。一九七八年又在随县擂鼓墩发现了曾侯乙墓。据推断与南阳一带的申国相近，缯国活动范围，从新野到随、枣走廊乃至京山、安陆一带（宋代曾在安陆出土楚王赠与曾侯的铜钟）。《汉志》：“东海郡缯，故国，禹后。”缯故城在今山东峄县东八十里，与申风马不相及，当别为一国，旧说沿《汉志》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幽王死骊山》）

编者按：“西夷犬戎”是西戎犬戎之误。犬戎是“戎”而不是“夷”。由于战国以后把犬戎与犬夷混二为一，所以称犬戎为西夷。西周晚期的犬戎就是严允，大本营在陇东高原，即所谓的“太原”。《汉书·西羌传》说：“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太原之戎”，即穆王“迁犬戎于太原”之犬戎，西周中晚期被称为严允，春秋时加犬旁称为狁。西周厉王时严允开始强大，侵扰周的边境。厉王时代的多友鼎铭曰：“惟十月，用严允方兴，广伐京师，告追于王，命武公：‘遣乃元土，羞追于京师。’”“京师”，即公刘居邠时王室的所在地，与陇东固原、平凉、庆阳一带的严允邻近，因此首先受到侵扰。

西周晚期，严允，也就是犬戎成为周的北方强敌，《诗·小雅·采薇》云：“靡家靡室，狁之故；不遑启居，狁之故。”宣王时曾派尹吉甫率军反击狁的入侵，《诗·小雅·六月》云：“薄伐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诗·小雅·出车》云：“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赫赫南仲，狁于夷。”金文中《兮甲盘》《不簋》《虢季子白盘》，都记载了宣王时代伐严允的史实。与申侯、缯联合举兵攻杀幽王掳走褒姒的犬戎就是狁，其居地在泾水上游的固原、平涼、庆阳一带的陇东高原。

【汇评】

崔述：“邦君诸侯，莫肯朝夕”。（《诗·小雅》）“今也日蹙国百里”。（《诗·大雅》）世皆谓申侯启戎，戎遂克周，杀幽王骊山下。夫周之王畿号为千里，有百二山河之险，关东诸侯皆堪征调；戎虽强大，岂能一旦而遂破之！盖其来有渐矣。观《雨无正》之二章，则诸侯固已多不至者矣。观《召旻》之卒章，则戎之蚕食亦非一日矣。周已衰微不振，是以戎得一举而灭之。但《尚书》无宣、幽之篇，而传记复多缺佚，无从考其详耳，故今采此二篇之文以补其缺。（《崔东壁遗书·丰镐考信录》卷七·《周之衰微由来者渐》）

编者按：《诗·小雅·雨无正》是讽刺幽王的诗。其第二章云：周宗既灭，靡所止戾。《毛诗正义》云：戾，定也。笺云：周宗，镐京也。是时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于彘，无所安定也。正大夫离居，莫知我。《毛诗正义》云：勚，劳也。笺云：正，长也。长官之大夫于王流于彘而皆散处，无复知我民之见罢劳也。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居诸侯，莫肯朝夕。笺云：王流在外，三公及诸侯随王而行者，皆无君臣之礼，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庶曰式臧，复出为恶。《毛诗正义》云：复，反也。笺云：人见王之失所，庶几其自改悔，反出教令，复为恶也。观此，则幽王之怙恶不悛，众叛亲离的形象，诚跃然纸上。此而不亡，实无天理。恶有恶报，乃咎由自取也。在《诗·大雅·召旻》之卒章，直指问题之症结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毛诗正义》云：辟，开；蹙，促也。笺云：先王受命，谓文王、武王时也。召公，召康公也。言“有如”者，时贤臣多非独召公也。“今”，今幽王臣。於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笺》云：哀哉，哀其不高尚贤者，尊任有旧德之臣，将以丧亡其国。

[6]【汇校】

张文虎：“骊山下”，“骊”，《王风谱疏》引作“丽”，《小大雅谱疏》《御览》引作“骊山之下”，《字类》引作“郦”。盖本作“丽”，俗增邑旁。郦读邻知切者，乃鲁县，非丽山字，各本他篇亦杂出，不能悉改也。（《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褒姒，周时褒国之美女也。褒人献于周幽王。王耽之，遂逐申后，立褒姒为皇后。其一笑，有百廿种媚。然褒姒非集大众不笑。幽王于是举烽打鼓，诸侯闻之，谓言有贼，皆赴殿前。王曰：无贼。欲使褒姒笑耳。如是非一。后犬戎来伐，王使放烽，诸侯谓言无贼，止为褒姒笑也。遂皆不往。犬戎来至，王及褒姒，并皆被杀。（《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司马贞：在新丰县南，故骊戎国也。旧音黎。徐广音力知反。（《史记索隐》）

张守节：《括地志》云：“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六里。《土地记》云骊山即蓝田山。”按：骊山之阳即蓝田山。（《史记正义》）

李昉：《史记》曰：幽王得褒姒而笃爱之。……幽王在位凡一十一年。（《太平御览》卷八五《幽王》）

章衡：庚午，十一年，申侯与西戎攻杀幽王于骊山下，虏褒姒，郑桓公死之。申侯复立太子宜臼，迁都洛邑，以避狄难。自是王室微弱，诸侯交争，而齐、楚、秦、晋始大。（《编年通载》卷一《周》）

王在晋：“幽王陵”，临潼县东北二十五里。（《历代山陵考》卷上《河南府》）

姚允明：十一年，王弑于戏。以求太子故，伐申，申连犬戎，亢而灭之也。（《史书》卷一《幽王》）

又：是时也，伯服以乱立，曰王。（同上）

齐召南：幽王：宣太子，元年庚申。……在位十一年，申侯以犬戎入寇，弑王骊山之下。（《历代帝王年表·周世表·幽王》）

朱孔阳：《汲冢纪年》：自武王灭殷至幽王，凡二百五十有七年。（《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陈梦家：《竹书纪年》曰“幽王十年九月，桃李实”（《太平御览》九六八引），是《竹书纪年》幽王至少十年也。幽王在位年数，《史记》世家、年表及《国语·周语上》均作十一年。《晋书·束皙传》曰：“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杀。”与《史记》西周之终同。（《西周年代考》第三部）

王恢：骊山：骊或作丽，又作郦。在陕西临潼县南二里许。《鲁语》幽王灭于戏。《渭水注》：“戏水出丽山，东北流迳丽戎城东，又迳鸿门东，又北迳亭东，幽王举烽火戏诸侯者也。”戏盖以之得名。（《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幽王死骊山》）

赵光贤：如自武王克商算起至宣王以前，除去康、懿二王各一年，共二百一十八年，加上宣、幽二世，西周共二百七十五年。（《先秦史论集·西周诸王年代考》）

编者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的西周年表：幽王在位为前781年—前771年，共11年。

【汇评】

陈栎：《诗》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可哀也已。夏之兴以涂山，其亡以妹喜；商之兴以有篲，其亡以妲己；周之兴以太妊（文王妃）、邑姜（武王妃），其亡以褒姒。人君不能修身以齐家，信不能治国平天下也。平王感申侯立己之德，而忘其报君父之仇，不抚其民，远戍母家，知有母不知有父，纲常绝矣。《黍离》降为国风，王室列于诸侯，《诗》亡而《春秋》作焉，孔子盖不得已也。自是周室微弱，政令不行，诸侯交争，更相吞并，而齐、晋、秦、楚始大矣。（《历代通略》卷一《周》）

杨慎：周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五年，然自武王灭殷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而昭王之时，王道已微，懿王之时，王道遂衰，昭王南巡不反，厉王死于彘，盖此二百五十七年之内，变故多矣，东迁以后，不足言也。大莫盛于治，而治日之少如此，有国者其慎之。（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刘体智：幽王之世，去成周盛时未远。井牧之田，卒伍之兵，郊关之限，沟洫之防如故也，北伐狁，南征荆楚，东取淮夷之威犹在也，吾不知天下有道何以万举而万成，一或不慎，则亡也忽焉。自今观之则信之道得焉尔。理之允者，无所疑于心，令之允者无所贰于民，非虑一事之不可复也，人主以一人之身而行诈虞之术于天下，天下之大，遂悉用诈欺之术以对一人。以一敌万，其始见以为有可胜，其终常患于不可欺，而君心之二三，后虽有至，信彼且以为复然者，亦终于必亡而已矣。幽王之举烽火，犹其显而易见者也。（《辟园史学四种·十七史说》）

[7]【汇注】

裴骃：《汲冢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史记集解》）

张守节：按：《汲冢书》，晋咸和五年汲郡汲县发魏襄王冢，得古书册七十五卷。（《史记正义》）

徐文靖：“犬戎杀王子伯服，执褒姒以归。”（《竹书纪年统笺》卷九）

陈梦家：西周纪年自《竹书纪年》以下共有四说：

一、二百五十七年，裴骃《周本纪集解》曰：“《汲冢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通鉴外纪》三、《汲冢纪年》曰：自武王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又曰：《汲冢纪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志》卷三下同。

二、三百余年，严安《言世务书》曰：“臣闻周有天下，其治三百余岁，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及其衰亦三百余年，故五伯更起。”（《史记·平津侯主父偃列传》）此三百余年似指西周而言。

三、四百余年，《史记·匈奴列传》曰：“武王伐纣而营洛邑……其后二百有余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穆王之后二百有余年周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与申侯有郤，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杀幽王骊山之下。”穆王前后各二百余年，则西周似为四百余年。

四、三百五十二年，《汉书·律历志》述刘歆之《三统》，其《世经》曰：“春秋、殷历皆以殷、鲁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数，故据周公伯禽以下为纪。鲁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故《左传》（《左》昭十二）曰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又曰：“凡伯禽至《春秋》凡三百八十六年。”按西周终于幽王十一年（公元前七七一年），《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是西周之终至春秋之始中间尚有四十八年。又据《世经》伯禽即位于成王元年，此以前尚有武王及周公执政各七年，共十四年。是《世经》之西周纪年当如下述：

（《西周年代考》第一部）

陈蒲清：赂：财物。《竹书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以上为西周。（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张大可：周赂：周王室所藏财货。（《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

[8]【汇注】

徐文靖：按：时镐京残破，宜臼在申，因就而立子。（《竹书纪年统笺》卷九《申侯鲁侯许男郑子立宜臼于申》）

陈梦家：《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曰：“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正义》云：“汲冢书《纪年》曰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以本非商，故曰携王。”《太平御览》八五引《纪年》曰“幽王立褒姒之子伯盘为太子”。《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束晳云按《左传》携王奸命，旧说携王为伯服，古文作伯盘，非携王，伯服立为王，积年诸侯始废之而立平王，其事或当然”。据此则伯盘非携王。盘古作般，与服形近而讹，故《国语·晋语》及《史记·周本纪》并作伯服。（《西周年代考》第三部）

[9]【汇注】

李学孔：王欲杀故太子宜臼，求之于申，申侯弗与，王伐之。申侯与缯人召西夷犬戎伐王。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犬戎遂杀王骊山下，虏褒姒。郑伯死于战，秦襄公力战破戎。晋侯仇，卫侯和，合诸侯师，逐戎，黜伯服。郑世子掘突收父散兵，从诸侯东迎太子宜臼立之，是为平王，西周遂亡。（《皇王史订》卷四《周纪·幽王》）

潘永圜：平王，名宜臼，幽王太子。辛未，郑武公从诸侯即申国立之。以丰、镐逼近犬戎，东迁于洛，谓之东周。王室微弱。始命秦列为诸侯。取岐、丰之地，齐、晋、楚渐大。在位五十一年。春秋始于四十九年。《谥法》：执事有制曰平。（《读史津逮》卷一《周》）

梁玉绳：平王始见《书·文侯之命》《诗·王风序》《左隐三》《郑语》。宜臼，始见《周纪》。幽王子，始见《小弁序传》《周纪》。臼，本作咎。母，申侯女，东迁洛邑。五十一年崩。按：《学林》三讥表不当列平王在愚人之等，非也。避戎东徙，不得谓之中兴，而始奔于申，既立于申，复为之戍申，借手叛人，无殊推刃，弃父奉仇，不孝莫大。班氏置之下愚，宜矣。又《左昭二十六》有携王，《竹书》幽王弑后，宜臼立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二王并立者二十年，晋文侯杀之，其立较宜臼为正，乃《史》《汉》并不书，何耶？《晋语》韦注、杜《昭二十六》注及《世族谱》，以携王为伯服，并误。（《汉书人表考》卷九《平王宜臼》）

【汇评】

朱熹：申侯与犬戎杀幽王，乃王法必诛不赦之罪。平王与其臣子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为有德，而不知其杀父为可怨。致使复仇讨贼之师反为报施酬恩之举，则其忘亲逆理而得罪于天，已甚矣。昔项安世曰：自天理观之，则申侯为平王不共戴天之仇，而自平王观之，则申侯乃其贾充、成济也。戍之宜矣。愚亦曰自幽王观之，则平王真所谓乱臣贼子，无复人心天理之存者矣。夫子删诗而存《扬之水》，其刺之固宜。由是论之，则《春秋》托始于平王，可以深长思矣！（引自《纲鉴合编》卷二《周纪·平王》）

徐孚远：申侯既伐周，必与救周诸侯为水火，何以共立平王而申侯为主议也？余意申侯阴令戎攻周，而身不与其事，故以兴周之名立平王也。（《史记测议·周本纪》）

李学孔：朱子曰：申族与犬戎杀幽王，乃王法必诛之贼，平王与臣子，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立己为有德，而不知杀父之为可怨，则其忘亲逆理而得罪于天，甚矣！（《皇王史订》卷四《周纪·幽王》）

[10]【汇注】

解惠全：奉周祀：继承周朝的祭祀。（《全译史记·周本纪》）

平王立[1]，东迁于雒邑[2]，辟戎寇[3]。平王之时，周室衰微[4]，诸侯强并弱[5]，齐、楚、秦、晋始大[6]，政由方伯[7]。

[1]【汇注】

蒋廷锡：按：郑樵《通志·三王纪》，平王即位，当幽王之亡，丰、镐荡然。犬戎侵逼近郊。于是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夹辅平王于申，而迁于王城，即成王所营之东都也。王劳晋、郑，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命晋文侯为侯伯赐秬鬯圭瓒，封秦襄公为诸侯，赐岐以西之地。秦始通于上国。命郑武公为司徒，郑于是取郐、虢十邑之地而迁焉，是为新郑。自是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天子微弱，赖秦人为西堡障，故秦文公伐戎，收周之余民，而得岐内之地，自岐以东献之周。（《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一〇《周·平王本纪》）

印鸾章：《谥法》：执中有制曰平。（引自《纲鉴合编》卷二《周纪·平王》）

【汇评】

范光宙：周自（平）王以上，为文武，为成康，是治之终。自王以下，为春秋，为战国，是乱之始。治乱交会，此春秋所以始平王也。然王之不王，非只乱政，不得于父，而假手于人，以杀其父，是己无父。子母废黜，亲遭褒姒之难，而又娼人宠妾，是又无母。忘父母，灭彝伦，此何等人也！始逃于申，而天下怜之，兹反于镐，而天下罪之。其《春秋》已在人心矣。吾故谓周非衰于迁洛，而在于伐幽王之时。（《史评》卷一《周·平王》）

姚允明：晋文侯、卫、郑武公、秦襄公，平戎，诛奸命者，而立王。姚伯子曰：四贤侯首义，天下应之，戎攘，周地固全也。公卿借外致勤，夫亦以保其私邑，顾弃而东窜，幸生甚矣。且秦属新造，齐、晋仍固封也。楚强，蛮耳而未大，建国力敌，莫适相下，复旧宇而修其政，中兴之业，当未之艾。乃迁成周，委秦以畿地，而誓之曰：“苟却戎，自有也。”命晋归宁。惟王志，地削势去，而并兼者莫之畏，邻弱者，食小以益强。至权在五霸，周遂不复振。（《史书》卷一《平王》）

孙之騄：周平受国于贼而不能讨，诸侯强而莫能制，故不书即位。（《考定竹书》卷一〇）

[2]【汇校】

张文虎：“东迁于雒邑”，《黍离疏》引作“东徙雒邑”。《御览》引作“乃东徙雒邑”。（《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周平王元年，郑武公为司徒，与晋文侯，股肱周室，夹辅平王，率诸侯，勠力一心，东迁洛邑。（《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又：平王时，王室衰微，诗人怨而为刺，今《王风》自《黍离》至《中谷有蓷》是也。（同上）

张守节：即王城也。平王以前号东都，至敬王以后及战国为西周也。（《史记正义》）

胡一桂：平王东迁洛邑之王城，即周公定鼎之所，是为东都。（引自《纲鉴合编》卷二《周纪·幽王》）

陈栎：自武王至幽王十二世，都镐京，是为西周；自平王东迁洛阳以后，谓之东周。平王至元王十四世，春秋时也；后有贞王、考王、威烈王至赧王六世，战国时也。（《历代通略》卷一《周》）

朱鹤龄：太史公记三代事多疏谬，本纪尤甚。其有可考者，当据《尚书》《左传》《国语》正之；又不妨取《汲冢纪年》《帝王世纪》及秦汉以上之书，参伍其说。如幽亡平立，本纪不载岁月。《诸侯年表》骊山之祸在庚午，平王东迁洛邑在辛未，世家则连书于一年。以愚考之，西周亡后，不即东迁。《本纪》云“犬戎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诸侯乃即申侯共立故太子宜臼，是为平王”。据此，则平王先逃在申，诸侯求而立之，立后乃迁洛也。又《左传》云：幽王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携王不言何人，曰“奸命”，必不当立而立者。杜预以为幽王少子伯服，非也。幽王在位十一年，三年嬖褒姒，伯服之生，不过数龄。且幽王以褒姒亡国。褒姒既为犬戎虏去，必无复立其子之理。考《竹书纪年》，幽王见弑，申侯、鲁侯、许男、郑子立太子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是谓携王。《竹书》之言，虽未可深信，而携王则不妄；当是幽王既殒，携王僭位，诸侯乃共举兵黜之，而迎立太子宜臼。其迁洛未定何时，大抵自犬戎发难，至平王东迁，必非一二年事。《正月》诗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又云：“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乃西周既亡，王位未定时作也。《竹书》又云：携王为晋文侯所杀。观《文侯之命》，有用“会绍乃辟，多修磗于艰”等语，以此验之，正合其时。卫武公、郑武公、秦襄公同襄王室，而平王于文侯独加殊礼，有秬鬯弓矢之赐，殆以杀携王之故与？太史公纪幽、平间事甚略，故为考之如此。（引自《昭代丛书》壬集卷四〇《畏垒笔记》）

孙之騄：《日知录》引《竹书》云：“幽王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周，弑王及王子伯盘。申侯、鲁侯、许男、郑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申国在今信阳州。犬戎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于是平王却酆、鄗而东徙雒邑。”（《考定竹书》卷一〇）

又：沈约曰：武王灭殷，岁在庚寅，二十四年，岁在甲寅，定鼎雒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按：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盖二百九十二年矣。（同上）

徐文靖：按《史记正义》曰：雒邑即王城也。平王以前号东都。又按《地道记》，王城去雒城四十里。《地理志》：河南郡有雒阳县，成周也。有河南县郏鄏，王城也。卜涧水东，瀍水西，平王居之，王城是也。又卜瀍水东，是为成周，故雒城是也。《郡国志》，河南周公所城雒邑也，春秋谓之王城，东城门谓之鼎门，北城门名乾祭。注引《博物记》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望洛水，北望郏山，当平王东迁之初，尚未有王城之名，故《竹书》谓东徙洛邑也。（《竹书纪年统笺》卷一〇《平王元年辛未，王东徙洛邑》）

张习孔：前770年，辛未，周平王宜臼元年，鲁孝公三十七年，秦襄公八年，平王东迁。镐京残破，迫近西戎，平王由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夹辅，东徙洛邑（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一带）。东周开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

【汇评】

苏轼：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苏子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者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昔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复增营之，周公既没，盖君陈、毕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迁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毕，皆岂有意于迁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终不可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幽、厉，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则不鬻田宅之效也。盘庚之迁也，复殷之旧也。古公迁于岐，方是时，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岂所难哉？卫文公东徙渡河，特齐而存耳。齐迁临菑，晋迁于绛、于新田，皆其盛时，非有所畏也。其余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春秋时楚大饥，群蛮叛之，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蔿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灭庸，而楚始大。苏峻之乱，晋几亡矣，宗庙宫室尽为灰烬。温峤欲迁都豫章，三吴之豪欲迁会稽，将从之矣，独王导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丰俭移都，若弘卫文大帛之冠，何适而不可？不然，虽乐土为墟矣。且北寇方强，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望实皆丧矣！”乃不果迁，而晋复安。贤哉导也，可谓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虽不如楚强，顾不愈于东晋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导，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东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都；顷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征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者也。（《东坡志林·周东迁失计》）

洪垣：平王东迁之失，苏子论之详矣。然以平王言之，使其不迁，独能免于微乎？其既迁也，又独无可兴乎？丰镐逼近犬戎，迁而远之，以图弘业，未为失也。何于既迁之后，君臣晏然自便，如平康之世，置仇贼于不问，无以纪纲乎天下，乃以救周立己功，命秦列为诸侯，取丰镐之地赐晋侯，以文侯之命，取河内。于是秦、晋、齐、楚渐大，而周室愈微。此周之盛衰一大机会也。故夫子《春秋》首之，而重致意焉。果如苏子，一败而鬻田宅也，夫子东周之志虚矣。予尝谓西周文武之兴也以言，言亦政也。东周与西周并《春秋》之言，与文武之功并然哉！（《说史》卷一《平王》）

又：周宣、平、襄王之世，并重秦以御西戎，至定王，秦执义渠以归，自是中国无戎患，可谓得策矣。而秦由是日以强盛，卒灭六国，有天下而无仁义之风。盖后稷树艺而非子善养马，三代之吏以佩玉，而秦令吏以带剑，其所尚弗端矣。则强盛者乃其所以败亡也。（《说史》卷一《秦非子》）

崔述：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复都酆、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苏氏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崔述曰：甚矣，崔氏之诬也！夫国之盛衰在德不在势，周之所以不振由其无贤圣之君，不以迁都故也。王之神圣，诸侯服享，此子朝之谀词耳；考之经传，曾无一善可纪。岂得归咎平王哉？且平王初未尝有迁都之事也。周之王畿，号为千里；然当幽王之初，诗人已有“蹙国百里”之伤。至骊山之变，宗周之地尽没于戎，所存者唯郏鄏耳；然后晋文侯迎太子宜臼而立于洛，是为平王。非平王本都宗周，无故而弃千里之畿以东迁于洛也。平王遭家国之变，不能尝胆卧薪，修德立政，以恢复文、武、成、康之业，诚不为英主矣，然遂谓其弃岐、酆而东迁，岂不诬哉！（《崔东壁遗书·无闻集》卷二《周平王论》）

[3]【汇校】

张文虎：“辟戎寇”：《御览》引末有“也”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日］泷川资言：枫、三、南本“戎寇”下有“当此明秦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襄公以为诸侯，赐之以岐以西地，从武王尽幽王，凡十二世”三十六字。《通鉴辑览》云：“苏轼谓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此言诚然。但谓平王若不迁，以行（形）势东临诸侯，诸侯尚未敢贰，此则不然。平王本非拔乱反正之才，并无奋发有为之志，纵使仍都丰镐，亦唯苟安旦夕，终于不振，其能西却犬戎，东抚诸夏乎？且当时亦必有不得不迁之势矣。”吕祖谦曰：由此而止，则为成康，为言语武，由此而下，则为春秋，为战国，乃消长升降之交会。（《史记会注考证》卷四）

【汇评】

胡宏：幽王无道，虽天下所不与；其见杀于犬戎，则天下所不忍。而平王乃子也，所宜坐薪尝胆，养民训兵，帅天下诸侯，披其巢穴，诛其宗党，复居镐京，继迹文武成康，以盖前人之愆，则可谓人子矣。愚观其命秦晋之词，语平而不切，志舒而不惨，忘不共戴天之仇，轻弃旧都，以西事委之于秦，而即安于洛邑，亡三纲矣，孔子定《书》而取《文侯之命》何哉？平王虽不自饬励，而晋侯不失藩宣之道，逐西戎，黜伯服，扶立冢嗣，定都成周，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使平王稍有仁心义气，而辅之以晋文、卫武，则周室中兴矣。圣人心广道大，权轻重，不失毫厘，是以深取晋文，而于平王犹有望也。及其末年，怠堕放纵，不可救药，日以衰微，名号虽存，其实与杞、守等矣。圣人据事实，本天命，而作《春秋》，固非众人之所识也。（《五峰集》卷四《皇王大纪论·文侯之命》）

梁玉绳：“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按：《竹书》“幽王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杀王子伯服，执褒姒以归。申侯、鲁侯、许男、郑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是为携王。二王并立。平王元年，东徙洛邑。二十一年，晋文侯杀余臣”。史公不录携王，疏矣。尝论申侯者，平王不共戴天之仇也，乃始奔于申，继立于申，终且为之戍申，不可谓非与闻乎弑矣，借手腥羶，无殊推刃。虢公明冠履大义，独立余臣，辅相二十年之久，真疾风劲草哉！使当时晋、许、郑皆如虢公，则废宜臼而奉携王，周有祭主，世有人伦，岂不伟欤！余方怪当时群侯之替余臣，而《史》并削余臣不书，毋亦昧于《春秋》之义乎？《日知录》云：“《文侯之命》，平王报其立己之功，而望以杀余臣之效也。当时诸侯但知冢嗣当立，而不察其与闻乎弑为可诛，虢公之立余臣，或亦有见于此。后人徒以成败论，遂谓平王能继文、武之绪，而惜其弃岐、丰七百里之地，岂当日之情哉？孔子生于二百年之后，有所不忍言，而录《文侯之命》于《书》，录《扬之水》于《诗》，其旨微矣。《传》言平王东迁，盖周之臣子美其名耳，综其实不然。凡言迁者，自彼之此之词，盘庚迁殷是也。幽王之亡，宗庙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荡然皆尽，镐京为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东保于洛，天子之国，与诸侯无异，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兴耶？”此辨甚确。杜《世族谱》及昭二十六年《传注》、韦注《晋语》一并误以携王为伯服，言诸侯废伯服立宜臼。孔《疏》引刘炫说褒姒之党立之，引束皙说伯服立积年始废，又以为余臣非嫡，故称携王。均未考《竹书》伯服已见杀，妄生异端，奚足为据。（《史记志疑·周本纪》）

[4]【汇注】

钱穆：平王宜臼乃申侯甥，申侯为其甥争王位，故联犬戎杀幽王，凡拥护平王诸国，如许、申、郑、晋、秦、犬戎等，皆别有野心，形成一非正义之集团，为东方诸侯所不齿。因此周室东迁后，政令亦骤然解体。（《国史大纲》第一编第三章《幽王见杀与平王东迁》）

【汇评】

王恢：《日知录》（二）：《文侯之命》，平王报其立己之功，而望以杀余臣之效也。今平王既立于申（原注：在今信阳州。按唐州治义阳，宋改信阳，顾氏沿朱子《诗集传》误），自申迁于雒邑，而复使周人为戍申（原注：《竹书纪年》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戍申），则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谓非出于平王之志者矣。当日诸侯但知其冢嗣当立，而不察其与闻乎弑为可诛。虢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见乎此也。自文侯用师替携王以除其偪，而平王之位定矣。后之人徒以成败论，而不察其故，遂谓平王能继文武之绪，而惜其弃岐丰七百里之地，岂为能得当日之情者哉！传言平王东迁，盖周之臣子美其名尔。综其实不然：凡言迁者，自彼而之此之辞，盘庚迁于殷是也。幽王之亡，宗庙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荡然皆尽；镐京之地，已为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东保于雒，天子之国与诸侯无异；而又有携王与之颉颃，并为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兴哉（原注：如东晋元帝，不可谓之迁于建康）！（《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平王迁洛邑》）

又：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又曰：“骊山之役，由幽王举兵讨申。史公对此番事变，大段不甚了了。及东王东迁，以弑父嫌疑，不为正义所归附，而周室为天下共主之威信亦扫地以尽，以下遂成春秋之霸局——如拥护平王诸国如许、申、郑、晋、秦、犬戎等，皆别有野心，形成一非正义之集团，为东方诸侯所不齿（平王崩，鲁不奔丧）。因此周室东迁后，政令亦骤然解体。”（同上）

[5]【汇校】

张文虎：“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黍离疏》引作“周室微弱，诸侯以强并弱”，《御览》引作“王室”，余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6]【汇注】

钱穆：自周室东迁，西周封建一统之重心顿失，诸侯如网解纽，内外多事，亟亟不可终日。自有霸政，而封建残喘再得苟延。霸政可以说是变相的封建中心。其事创始于齐，赞助于宋，而完成于晋。（《国史大纲》第二编第四章《霸政时期》）

[7]【汇注】

裴骃：《周礼》曰：“九命作伯。”郑众云：“长诸侯为方伯。”（《史记集解》）

陈蒲清：方伯：诸侯中势力强大的首领。（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汇评】

李凤雏：按：武王既定天下，都于镐京，则千里王畿，自在陕服。周公营洛邑，为东都，以朝诸侯，谓此天下之中，四方攸同，不过规地数百里以为陪京，未必再有千里之畿也。自西京沦没，播迁东都，地隘民贫，仅亦守府，区区手掌之地，复屡割之以劳有功之诸侯，惠王遭子带之难，割虎牢以东予郑；割酒泉予虢，襄王遭子带之难，割阳樊、温、原、攒茅以予晋，东披西裂，剩此弹丸。夫周之先王，建侯树屏，本以夹辅王室，扶危定倾，非异人任。而朝奏勤王之功，暮披神州之邑，则何异于翦阙宗周乎？桓、文迭兴，大势屡变。桓之伯也，仗义正名，内安外攘，首止以定储，宁毋以通贡，葵丘以申禁，率天下诸侯以事周；文之伯也，东征西伐，报怨报德，威行四出，胁天下诸侯以事晋而已。自是而后，朝贡之事，绝迹于王廷，任上之贡，悉输于伯国。致天子感鲁壶而兴叹，求金车而乞怜。天下之乱，以有盟主也。然春秋自平至敬，凡十二王，皆久安孱弱，未有发愤自强，克绍文武前烈者。（《春秋纪传》卷一《周本纪》）

牛运震：按此下入东迁以后春秋时事，数句提掇，大纲最为简要。（《史记评注·周本纪》）

钱伯城：平王东迁，周朝事实上就名存实亡了，司马迁用“政由方伯”一句话，概括了东周五百年的历史。东周以后，历史的重点就是春秋史、战国史了。（《史记纪传选译·周本纪·解题》）

四十九年[1]，鲁隐公即位[2]。

[1]【汇注】

司马光：四十九，鲁隐公姑息元（年）。（《稽古录》卷一〇《周》下）

徐文靖：平王“四十九年”，己未，鲁隐公元年，春秋始此。（《竹书纪年统笺》卷一〇）

[2]【汇注】

司马迁：四十六年，惠公卒，长庶子息摄当国，行君事，是为隐公。初，惠公嫡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史记·鲁周公世家》）

司马贞：《世本》隐公名息姑。（《史记索隐·鲁周公世家》）

吴见思：借春秋为提纲，后世家同。（《史记论文·周本纪》）

牛运震：按：《春秋》一书托始隐公，此纪鲁隐公即位，正以标春秋之始也。（《史记评注·周本纪》）

刘咸炘：书“鲁隐即位”，纬以《春秋》也。（《太史公书知意·周本纪》）

【汇评】

陆唐老：隐之立，为桓立也。《谷梁》曰：君之不取，为公将以让桓也。夫非己有而总其事谓之摄。己有之而推于人谓之让。摄则非让，让则非摄也。惠公爱少子，立为太子，公薨，国人不与而立隐公，隐承袭有国，尝曰：“先君有太子矣，吾将让焉。”虽有是语，非诚而伪。眷恋君位，莫能践言，桓公径望十年，隐不推避，羽父伺其间隙，遂成篡夺。虚词兆祸，隐实为之。桓公立，而曰隐，摄也。久不归政，而吾取之。后世惑焉。《春秋》诛意，故不书即位，谓之公而无异辞，明其当立也。左氏取桓之说，则曰隐摄，《公羊》《谷梁》信隐诈妄乃曰让国，俱失之也。（《陆状元通鉴》卷二〇《外纪周纪上·平王》）

五十一年[1]，平王崩[2]，太子洩父蚤死[3]，立其子林，是为桓王[4]。桓王，平王孙也。

[1]【汇注】

司马光：五十一年，夏，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稽古录》卷一〇《周》下）

[2]【汇校】

姚允明：五十一年崩，诸侯缓赙，弱王室矣。（《史书》卷一《平王》）

王士俊：平王陵，在太康县城西金堆乡。（《河南通志》卷四九《陵墓》）

【汇注】

徐文靖：平王“五十一年，春三月庚戌，王陟”，《笺》按：是年辛酉，《春秋》鲁隐公三年春三月庚戌，平王崩。《传》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杜氏曰：周平王也。实以壬戌崩，欲诸侯之速至，故远日以赴，《春秋》不书实崩日，而书远日者，即传其伪，以惩臣子之过也。（《竹书纪年统笺》卷一〇《三月庚戌王陟》）

张习孔：前720年，辛酉，周平王五十一年，三月，周平王宜臼卒，太子泄父早死，太孙林立，是为桓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东周》）

又：四月，周、郑交恶。初，周、郑相依，郑之桓公、武公、庄公辅周室，为周卿士。桓王立，欲授虢公政以分郑伯之权。郑伯遂命祭仲（亦称祭仲足）率师取周温（今河南温县西）地之麦。周、郑始交恶。（同上）

又：秋，郑又取成周（今洛阳市东）之禾。（同上）

[3]【汇注】

张守节：（父），音甫。（《史记正义》）

[4]【汇注】

潘永圜：桓王，名林，平王孙。父太子泄早死，故立之。壬戌即位，在位二十三年。《谥法》：克敬勤民曰桓。（《读史津逮》卷一《周》）

朱孔阳：桓王讳林，平王孙，《王后纪》季姜十七年归于京师，二十三年甲申三月乙未，王崩，至庄王六年夏五月始葬。（《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桓王三年，郑庄公朝[1]，桓王不礼[2]。五年，郑怨[3]，与鲁易许田[4]。许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5]。八年[6]，鲁杀隐公[7]，立桓公[8]。十三年，伐郑[9]，郑射伤桓王[10]，桓王去归[11]。

[1]【汇注】

司马光：三年，冬，郑伯朝王，王不礼焉。周桓公曰：“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至，况不礼焉，郑不来矣。”（《稽古录》卷一〇《周》下）

[2]【汇注】

司马贞：在鲁隐公六年。（《史记索隐》）

张习孔：前717年，甲子，周桓王三年，鲁隐公六年，郑庄公二十七年。（《中国历史大事编年·东周》）

又：周告饥于鲁，鲁隐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同上）

编者按：《左传》隐公三年载，“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刘文淇于《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隐公六年按曰：“桓王怒郑禾，故弗礼也。”桓王冷遇郑庄公，非无因也。

【汇评】

左丘明：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蔇。况不礼焉，郑不来矣。”（《左传》隐公六年）

[3]【汇校】

张文虎：“郑怨”，据《正义》云“宛，郑大夫”，似所见本作“宛”，与《经传》合，然今各本皆作“怨”。《志疑》云：“《说文》宀部有‘惌’字，云宛或从心。则‘怨’当为‘惌’。”按：《郑世家》“庄公怒周弗礼，与鲁易祊、许田”，疑“怨”是“怒”之讹。又怨怒义亦相近，或不烦改字。《正义》经合刻窜乱，未足为据。（《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4]【汇校】

梁玉绳：“五年，郑怨，与鲁易许田”。按：是年郑但归祊耳，易许田在后四年也，此与《十二侯表》及《鲁郑世家》同误。《说文》宀部有惌字，云“宛或从心”，则怨当为“惌”。（《史记志疑·周本纪》）

李景星：“五年，郑怨，与鲁易许田”。按《春秋》，是年郑但归祊耳，易许田在后四年，此与《十二侯表》及《鲁》《郑世家》皆误。（《史记评议·周本纪》）

【汇注】

左丘明：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不祀泰山也。（《左传·隐公八年》）

刘文淇：《寰宇记》：鲁城在许州颍昌县南四十里。郑伯易许田，即此城也。（《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隐公八年）

王恢：许田：《左》隐八年（前七一五），“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杜云：“成王营王城有迁都之志，故赐周公许田，以为鲁国朝宿之邑。郑桓公友，周宣王之母弟，封郑，有助祭泰山汤沐之邑在祊，郑以天子不复巡狩，故欲以祊易许田，各从本国所近之宜。许田，近许之田。”《括地志》，许昌县南四十里有鲁城。《清统志》（二一八），鲁城在许州东南。《左》隐八年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而鲁未即以许田与许（郑）。至鲁桓元年（前七一一），“郑伯以璧假许田”，以祊不足当许田，故复加璧，而卒易祊。《谷梁传》曰：“非假而曰假，讳言易也。”祊邑，杜云“郑祀泰山之邑，在费县东南”。《郡国志》：泰山郡费县有祊亭。《括地志》：祊田在费县东南。《续山东考古录》：“费县东南祊水南岸有许田城。”《清统志》（一七七）许田城在兰山（临沂）县西北五十五里。按祊即许，盖易名耶？（《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许田》）

【汇评】

姚允明：五年，鲁、郑易祊、许。姚伯子曰：于郑有祊，知方有邑也，以给狩。于鲁有许，知畿有邑也，以给朝会朝所，以致天下之聚而无扰也。然于易祊以郑，知天下不复望王狩也。于易许以鲁，知天下不复思朝王也。（《史书》卷一《桓王》）

[5]【汇校】

司马贞：《左传》郑伯以璧假许田，卒易祊。祊是郑祀太山之田，许是鲁朝京师之汤沐邑，有周公庙，郑以其近，故易取之。此云“许田天子用事太山田”，误。（《史记索隐》）

梁玉绳：“许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索隐》曰：“祊是郑祀太山之田，许是鲁朝京师之汤沐邑，有周公庙，郑以其近，故易取之。此云许田天子用事太山田，误矣。”（《史记志疑·周本纪》）

【汇注】

张守节：杜预云：“成王营王城，有迁都之志，故赐周公许田，以为鲁国朝宿之邑，后世因而立周公别庙焉。郑桓公友，周宣王之母弟，封郑，有助祭泰山汤沐邑在祊。郑以天子不能复巡狩，故欲以祊易许田，各从本国所近之宜也。恐鲁以周公别庙为疑，故云已废泰山之祀，而欲为鲁祀周公，逊辞以求也。”《括地志》云：“许田在许州许昌县南四十里，有鲁城，周公庙在城中。祊田在沂州费县东南。”按：宛，郑大夫。（《史记正义》）

马持盈：鲁国有汤沐邑在许昌，郑有祀泰山之田在祊。郑与许近，而鲁与祊近，故欲各得近地而交换也。（《史记今注·周本纪》）

[6]【汇注】

张习孔：周桓王取邬、刘、芳、邘四邑（散处今河南偃师、孟津、沁阳等县）于郑，而予郑以温、原、、樊、郕、芋、向、盟、州、陆、、怀十二邑（散处温县、修武、孟县、获嘉、武陟、济源等县）。十二邑本为苏氏封地，苏氏不封王命，郑实丧四邑。（《中国历史大事编年·东周》）

张家英：这个“用事”，古人也称“有事”，即“有所事”。《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刘康公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礼·春官·大祝》：“过大山川，则用事焉。”郑氏注：“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因此这个“用事”实际是指行祭祀之事。（《〈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周本纪》）

[7]【汇注】

张守节：子允令公子翚杀隐公也。（《史记正义》）

司马光：冬，鲁公子翚请杀桓公，将求太宰，隐公不许。翚惧，反谮隐公于桓公而弑之。（《稽古录》卷一〇《周》下）

印鸾章：己巳八年，冬十一月，鲁公子轨弑其君隐公而自立。初，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太宰。隐公曰：“为其少也，吾将授之矣。”使莒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芳氏，立桓公而讨芳氏，有死者。（引自《纲鉴合编》卷二《周纪·桓王》）

梁玉绳：翚始见《春秋》隐四，公子翚始见《公》《谷》隐四，《春秋》桓三经传又作挥，字羽父，亦曰大夫翚。（《汉书人表考》卷九《公子翚》）

张习孔：前712年，己巳，周桓王八年，鲁隐公十一年……鲁公子翚杀隐公。鲁隐公以庶兄子允主国政。公子翚欲为相，谄谓隐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为相。”隐公不许。翚惧为允所知，所谮隐公于允，请杀之。允许诺。遂杀隐公。允立，是为桓公。（《中国历史大事编年·东周》）

【汇评】

梁玉绳：隐公始见《左传》首篇，惠公子，始见《鲁世家》。惠公继室声子生隐公，名息姑，亦单称息。立十一年，为羽父（为公子翚之字）所弑。按：隐长而又贤，不幸遇弑，而与羽父、桓公，同居第九，则臣可弑君，弟可杀兄乎？升盭《人表论》、郭延年《史通释》尝讥之，《广弘明集》二《教论》谓隐既未自全，陷弟不义，《汉书》之评，于是乎得。殆非也。（《汉书人表考》卷九《鲁隐公》）

[8]【汇评】

吴见思：弑君附见周政，从此不纲矣。（《史记论文·周本纪》）

张习孔：前707年，甲戌，周桓王十三年，鲁桓公五年，郑庄公三十七年……葛之战。周桓王夺郑庄公政，庄公不朝。王率王师及蔡、卫、陈之师伐郑。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卫之师属焉；周公黑肩（周桓公）将左军，陈师属焉。郑庄公纳公子元谋，列三队以迎战，以太子忽为右拒（即矩，方形战阵），祭仲为左拒，自为中军。战于葛（即长葛，郑邑，今河南长葛东北）。郑先以二拒鼓而进，蔡、卫、陈之师皆溃，王师亦乱。继而郑三军会攻王师，祝聃射王，中肩，王卒大败。（《中国历史大事编年·东周》）

[9]【汇注】

司马贞：在鲁桓五年。（《史记索隐》）

【汇评】

杨一奇撰、陈简补：鲁桓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则遣使聘焉而莫之讨，郑伯不朝，贬其爵可耳，顾乃自将以攻之，亦足见桓王之不君。（《史谈补》卷一《东周》）

[10]【汇注】

左丘明：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枝，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从之。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葛，命二拒曰：“旍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不）能军。祝聃请从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夜，郑伯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左传》桓公五年）

司马光：十三（年），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战于葛，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稽古录》卷一〇《周》下）

张大可：郑射伤桓王：周桓王伐郑，战于葛，郑祝聃射中王肩，事详《左传》鲁桓公五年，即公元前707年。诸侯敢抗王师而射中王肩，政由方伯也。（《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

【汇评】

刘恕：西周至昭王始衰，至厉王而大坏，宣王振修纪纲，天下翕然宗周。幽王无道，平王东迁，晋、郑夹辅，诸侯宾从。自桓王伐郑，师败王伤，天子威令，下同列国。吴、越、楚本小国而迭为盟主。东周之王无中材之主，历二十世至赧王卒灭亡。《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宁。”言天下乱日益甚也。（引自《纲鉴合编》卷二《周纪·桓王》）

熊尚文：郑人射王中肩，仅遣使谢劳而已，是尚有王法耶？周道之不振，郑伯之无君，于此判矣。（《读史日记》卷一《桓王》）

华庆远：钟伯敬曰：郑伯射中王肩，乃犹曰“君子不欲多尚人，况敢陵天子乎！”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此何异司马懿拒其君于伊水，送大官食具诣行在乎？乱贼面目，不甚相远。（《论世编》卷四《周》）

龙体刚：桓王时，五国弑逆，无兴问罪之师，郑祝聃射中王肩，未闻王命之讨。孔子《春秋》之作，虽始于平，而其意实寓于桓。先儒陈氏云：“《春秋》不始于平王，而始于桓王。”其信然乎！（《半窗史略》卷六《东周·桓王》）

[11]【汇注】

司马贞：《左传》葛之役，祝聃射王中肩是也。（《史记索隐》）

姚允明：一十三年，王以政畀虢庄公不朝，伐诸葛，王中肩而还。（《史书》卷一《桓王》）

二十三年，桓王崩[1]，子庄王佗立[2]。庄王四年[3]，周公黑肩欲杀庄王而立王子克[4]。辛伯告王[5]，王杀周公[6]。王子克奔燕[7]。

[1]【汇注】

梁玉绳：桓王始见《诗·兔爰序》《左隐六》，名林。平王孙泄父子，始见《史·周纪》。平王太子泄父早死，故立孙，二十三年崩，葬河南渑池县东北百二十里。（《汉书人表考》卷七《桓王林》）

孙之騄：“（庄王）六年五月，葬桓王”，《春秋》五月葬桓王。《谷梁传》曰“改葬也”。《春秋感精符》云：“恒星不见，夜中星殒如雨，而王不惧。使荣叔政葬桓王，冢奢丽太甚。”杜注云：鲁桓十五年，经书桓王崩。庄三年，经书葬桓王。自此以来，周有庄王，又有僖王，崩、葬皆不见于经传，王室微弱，不能复自通于诸侯。（《考定竹书》卷十一）

[2]【汇校】

张文虎：“庄王佗”：《王风谱疏》《御览》引作“他”。（《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潘永圜：庄王，名佗，桓王太子，乙酉即位，在位十五年。《谥法》：武而不遂曰庄。（《读史津逮》卷一《周》）

朱孔阳：庄王讳佗，桓王子，十五年己亥冬崩。（《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3]【汇校】

李景星：“庄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杀庄王而立王子克”，按事在三年，非“四年”也。（《史记评议·周本纪》）

[4]【汇校】

梁玉绳：“庄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杀庄王而立王子克”。按：事在三年，非四年也，说见《表》。（《史记志疑·周本纪》）

张习孔：前694年，丁亥，周庄王三年……周公黑肩谋杀庄王，而欲以王子克代之。周大夫辛伯告庄王，庄王杀黑肩。王子克奔南燕（从《左传》，《史记》系于庄王四年）。（《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汇注】

裴骃：贾逵曰：“庄王弟子仪也。”（《史记集解》）

郭之奇：周公黑肩者，周之三公。初，庄王弟克有宠于桓王，属诸周公。辛伯谏曰：“并后匹敌，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弗从。庄王立黑肩，欲弑之而立克，辛伯告王，遂杀黑肩，王弟克奔燕。（《稽古篇》卷四三《叛人总传》）

梁玉绳：王子克始见《左桓十八》，即子仪，庄王弟，桓王子。（《汉书人表考》卷七《王子克》）

[5]【汇注】

裴骃：贾逵曰：“辛伯，周大夫也。”（《史记集解》）

[6]【汇注】

姚允明：诛周公黑肩，谋弑王而立王子克也。（《史书》卷一《庄王》）

【汇评】

司马贞：《左传》曰：“初，子仪有宠于桓王，桓王属诸周公。辛伯谏曰：‘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周公不从，故及于难。”然周公阿先王旨，自取诛夷，辛伯正君臣之义，卒安王业，二卿优劣诚可识也。（《史记索隐》）

[7]【汇注】

张守节：杜预云：“南燕，姞姓也。”（《史记正义》）

王恢：燕：此与下“谋召燕、卫师”之燕，同为南燕，与召公之北燕异。《汉志》“东郡南燕，南燕姞姓，黄帝后。”《王补》（编者按：指王先谦《汉书补注》）：“王念孙曰：南字涉下南字而衍。国有南北燕，而县无南北燕。燕县于战国时为魏地，秦置燕县，而汉因之。《魏策》苏秦说魏王曰：大王之地，北有河外燕。又《秦策》王举甲而攻魏，拔燕，高《注》（编者按：指高诱《汉书注》）：燕，南燕也。《史记·高祖纪》：复击破楚军燕郭西，《索隐》：故南燕国也。《曹丞相世家》：程处反于燕，《集解》：徐广云：东郡燕县。《灌婴传》：击破柘公王武军于燕西。《郡国志》：东郡本南燕国。《河水注》：河水又东迳燕县故城北。《济水注》：濮渠东北迳燕城南，故南燕姞姓之国也。有北燕，故以南氏国。《通典》《元和志》所见《汉志》，皆衍‘南’字。《一统志》：故城今延津县北三十五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王子克奔燕》）

又：《纪要》（四九）：晋省县而城犹存，谓之东燕。后为东燕北。祖逖在豫州，置东燕郡，后魏为县，隋改置胙城县，唐初于县置胙州，又析置南燕县于此。州旋废，仍省南燕入胙城。胙城在县南，古胙国也。（同上）

徐文靖：桓王“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笺》按：是年甲申，《春秋》桓公十五年三月乙未，王崩。林尧叟曰：桓王至庄三年葬。《一统志》，桓王陵在渑池县北九十七里桓王山上。（《竹书纪年统笺》卷一〇《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

又：庄王“六年五月，葬桓王”，《笺》按：桓王之崩七年矣，至是始葬。林注谓桓王至庄三年葬者，庄王之六年，鲁庄公之三年也。（《竹书纪年统笺》卷一〇《庄王六年五月葬桓王》）

十五年，庄王崩[1]，子釐王胡齐立[2]。釐王三年[3]，齐桓公始霸[4]。

[1]【汇注】

徐文靖：庄王元年乙酉……十五年，王陟。（《竹书纪年统笺》卷一〇）

【汇评】

龙体刚：克恃宠而阴谋篡逆，颓恃宠而开衅乱国，致他日惠王出奔，祸延三世，要皆因未能修齐，几危周室，庄之不庄，可为龟鉴。（《半窗史略》卷六《东周·庄王》）

[2]【汇注】

梁玉绳：“子釐王胡齐立”，按：厉王名胡，釐王何以又名胡？不可晓。（《史记志疑·周本纪》）

张守节：釐，音僖。（《史记正义》）

李昉：《帝王世纪》曰：僖王自即位以来，变文、武之制，作玄黄华丽之饰，宫室峻而奢侈，故孔子讥焉。（《太平御览》卷八五《僖王》）

潘永圜：釐王，名胡齐，庄王太子。庚子即位，在位五年。元年，齐桓公会于北杏而霸诸侯。《谥法》：有罚而还曰釐。（《读史津逮》卷一《周》）

[3]【汇注】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釐王三年，曲沃武公灭晋侯缗，以宝献王，王命武公以一军，为晋侯。（《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一〇《周·釐王本纪》）

[4]【汇注】

司马迁：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七年，诸侯会桓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史记·齐太公世家》）

司马光：春，诸侯会于鄄，齐侯霸也。（《稽古录》卷一〇《周》下）

陆唐老：三年，齐桓公始霸。会诸侯，为盟主。桓公用管仲为政，四民不使杂处，制国为二十一乡，作内政，而寄军令，谨正盐策。桓公专任管仲，号曰仲父，国事皆令问仲父。故管仲得以尽其材，故能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成霸功者，管仲之力也。（《陆状元通鉴》卷二〇《外纪周纪上·釐王》）

姚允明：三年，齐桓公会诸侯于鄄，始霸。（《史书》卷一《僖王》）

龙体刚：元年庚子，齐桓公会诸侯于北杏，遂人不至，遂灭遂。又侵郑与宋。（《半窗史略》卷六《东周·僖王·注》）

又：齐桓公伐楚，责其不贡包茅以供王祭，楚使屈完乞盟于召陵，而齐师乃还。（《半窗史略》卷六《东周·惠王·注》）

孙之騄：（僖王）四年，晋犹不与齐桓公之盟（《左传注》晋侯缗是年灭）。（《考定竹书》卷一一）

印鸾章：初，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牙为宰。辞曰：“君加惠于臣，使不冻馁，则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则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管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鼙鼓立于军门，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于是专任管仲，号曰仲父，国事皆令问仲父。而管仲得以尽其材，故能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成霸功者，管仲之力也。（引自《纲鉴合编》卷二《周纪·庄王》）

张大可：齐桓公始霸，会诸侯于鄄，事在周釐王三年，即公元前679年。（《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

张习孔：前679年，壬寅，周僖王三年，鲁庄公十五年，齐桓公七年……齐桓公称霸。齐桓公再会宋桓公、陈宣公、卫惠公、郑厉公于鄄，诸侯咸服，齐始称霸。（《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解惠全：霸：称霸。霸，即春秋战国时诸侯国的盟主。（《全译史记·周本纪》）

【汇评】

吴见思：插齐桓事。王衰而霸起，世运变易之大端也。（《史记论文·周本纪》）

牛运震：“齐桓公始霸”，按此为春秋大关目，故特记之。（《史记评注·周本纪》）

五年，釐王崩[1]，子惠王阆立[2]。惠王二年，初，庄王嬖姬姚[3]，生子颓[4]，颓有宠。及惠王即位，夺其大臣园以为囿[5]。故大夫边伯等五人作乱[6]，谋召燕、卫师[7]，伐惠王[8]。惠王奔温[9]，已居郑之栎[10]。立釐王弟颓为王[11]。乐及徧舞[12]。郑、虢君怒[13]。四年[14]，郑与虢君伐杀王颓[15]，复入惠王[16]。惠王十年[17]，赐齐桓公为伯[18]。

[1]【汇注】

梁玉绳：釐王胡齐，庄王子，始见《史·周纪》，五年崩。（《汉书人表考》卷七《釐王胡齐》）

【汇评】

龙体刚：按宋林少颖曰：王风绝于庄，齐霸起于僖。王霸兴衰之机，在此二王也。夫考北杏一会，遂以是灭。陈、宋、蔡、邾皆称人，而齐独书爵，盖予齐之能安中国，免斯民于涂炭也明矣。但此后晋文、宋襄、秦穆、楚庄，递相效尤，以为盟长。霸道兴而王纲尽废，东周其何可为哉？（《半窗史略》卷六《东周·僖王》）

[2]【汇注】

司马贞：《系本》名毋凉。（《史记索隐》）

张守节：谧作“毋凉”也。（《史记正义》）

潘永圜：惠王，名阆，釐王太子，乙巳即位。二年，庄王嬖姚所生子颓，与大夫边伯等作乱，自立，王出奔温。已而居郑之栎。郑伯虢公，共伐子颓，杀之。奉王归国，共在位二十五年。《谥法》：柔质慈民曰惠。（《读史津逮》卷一《周》）

梁玉绳：“子惠王阆立”，附案：《世本》《人表》并名毋凉，《国语》韦注亦然，疑名、字之别。（《史记志疑·周本纪》）

[3]【汇注】

张守节：杜预云：“姚姓也。”（《史记正义》）

[4]【汇注】

司马贞：庄王子，釐王弟，惠王之叔父也。（《史记索隐》）

[5]【汇注】

裴骃：《左传》曰大臣，蔿国也。（《史记集解》）

张文虎：“夺其大臣园以为囿”，《御览》《元龟》引作“夺其大臣蔿国之田以为囿”。（《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6]【汇注】

裴骃：《左传》曰五人者，蔿国、边伯、詹父、子禽、祝跪也。（《史记集解》）

司马光：二（年），秋，蔿国等五大夫奉庄王子颓以伐王，弗克，出奔温。苏子奉子纲以奔卫。燕师、卫师伐周。冬，立子颓。（《稽古录》卷一〇《周》下）

[7]【汇校】

张文虎：“燕卫师”：《御览》引作“燕卫之师”。（《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张守节：南燕，滑州胙城。卫，澶州卫南也。（《史记正义》）

[8]【汇注】

张习孔：前675年，丙午，周惠王二年……王子颓伐惠王。王子颓，周庄王之子，惠王异母弟。初，周庄王嬖宠子颓，以大夫蔿国为之师。惠王即位，黜子颓，取蔿国之圃。惠王又取大夫边伯之宫，夺子禽祝跪、詹父二大夫之田，收膳夫之禄。是以五大夫共奉王子颓以攻惠王，不克，出奔于温（从《左传》，《史记》以惠王奔温）。温，苏氏之邑，苏氏奉子颓至卫，用卫师、燕（南燕，《史记》误为北燕）师伐惠王，惠王自王城（王都，今河南洛阳市瀍水之西）出奔。（《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9]【汇注】

张守节：《左传》云苏忿生十二邑，桓王夺苏子十二邑与郑，故苏子同五大夫伐惠王。温，十二邑之一也。杜预云河内温县也。（《史记正义》）

梁玉绳：“惠王奔温”，按：《左传》奔温者子颓五大夫，非惠王也，说在《表》。（《史记志疑·周本纪》）

又：“惠王二，燕、卫伐王，王奔温，立子颓”。按：《左传》庄十九年，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燕、卫复伐周，遂立子颓。明年，王处于郑之栎。则燕、卫其再伐也。奔温乃子颓也，非王也。即王之处栎亦在三年也，非二年也。此与《本纪》及《卫郑世家》言奔温同谬。以燕、卫为首，又此所误说。夫伐王大逆，《表》所必书。……子颓之篡立既书矣，而叔带、子朝之篡立俱不书，何欤？（《史记志疑·十二诸侯年表》）

王恢：温，边伯等作乱，谋召燕、卫师。《卫世家》云：“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与燕伐周。”惠王奔温，已，居郑之栎（前六七五）。《汉志》河内郡温：“古国，己姓，苏忿生所封。”《王补》：“苏忿生见《左隐》《成传》。狄灭之，周以与晋，见《僖传》。战国分属魏，宋王偃死焉。安釐王元年予秦，并见《魏世家》。《济水篇》：沇水东，至温县西北为济水，又东过其县北。《一统志》：故城今温县西南三十里。”按温与今济源县南之轵，不仅是“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的经济都会，同时扼山东西，河南北的枢纽。在春秋战国占有军事重要地位。（《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惠王奔温》）

[10]【汇注】

裴骃：服虔曰：“栎，郑大都。”（《史记集解》）

张守节：杜预云：“栎，今河南阳翟县也。”（《史记正义》）

王恢：栎：音力。《左》桓十五年秋，郑伯因栎人杀檀伯而遂居栎。服虔云：“栎，郑之大都。”杜云：“郑别都，今河南阳翟县也。”按郑都新郑，栎邑大，以为别都也。战国属韩，周末，韩景侯自郑徙此。秦为阳翟县，置颍川郡治焉。汉初封韩王信，信徙太原，复为颍川郡。明万历改为禹州，即今禹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惠王奔温》）

[11]【汇注】

左丘明：秋，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苏子奉子颓奔卫。卫师、燕师伐周。冬，立子颓。（《左传》庄公十九年）

韦昭：子颓，庄王之少子，王姚之子。王姚嬖于庄王，生子颓。子颓有宠，国为之师。及惠王即位，取蔿国之圃，及边伯之宫，又收石速之秩，故三子出王而立子颓。（《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张习孔：前675年，丙午，周惠王二年……冬，边伯、石速、蔿国等在王城立子颓为周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12]【汇校】

郭嵩焘：乐及遍舞，《杂志》：“《太平御览·皇王部》引此‘乐及遍舞’上有‘遂享诸大夫’五字，今本脱此五字。《左传》庄二十年‘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周语》‘王子颓饮三大夫酒，乐及遍舞’，皆其证。”（《史记札记·周本纪》）

【汇注】

韦昭：遍舞，六代之乐。谓黄帝曰《云门》，尧曰《咸池》、舜曰《箫韶》，禹曰《大夏》，殷曰《大护》，周曰《大武》也。一曰：诸侯大夫遍舞。（《国语注》卷一《周语上》）

裴骃：贾逵曰：“徧舞，皆舞六代之乐也。”（《史记集解》）

刘文淇：杜《注》：皆舞六代之乐，用贾说也。《周语》“乐及遍舞”《注》：遍舞六代之乐也。谓黄帝曰《云门》、尧曰《咸池》、舜曰《大招》、禹曰《大夏》、殷曰《大护》、周曰《大武》；一曰诸侯大夫遍舞也。韦当用贾义。……《宋书·乐志》魏王肃议曰：说者以周家祀天，唯舞《云门》，祭地唯舞《咸池》，宗庙唯舞《大武》，似失其义矣。《周礼》宾客皆作备乐。《左传》五大夫乐及遍舞，六代之乐也。然则一会之日，具作六代乐矣，天、地、宗庙，事之大者，宾客燕会，比之为细。《王制》曰：“庶羞不逾牲，燕衣不逾祭服。”可以燕乐而逾天地宗庙之乐乎？王肃说“遍舞”亦同于贾。（《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庄公二十年）

[13]【汇注】

左丘明：冬，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郑伯闻之，见虢叔曰：“寡人闻之，哀乐失时，殃咎必至。今王子颓歌舞不倦，乐祸也。夫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而况敢乐祸乎？奸王之位，祸孰大焉。临祸忘忧，忧必及之。盍纳王乎？”虢公曰：“寡人之愿也。”（《左传》庄公二十年）

【汇评】

梁玉绳：“乐及遍舞，郑、虢君怒”。按：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郑伯谓其哀乐失时，必及于祸，何言怒也。（《史记志疑》）

[14]【汇注】

司马光：四（年）夏，虢公、郑伯同伐王城，杀王子颓及五大夫，而纳王。（《稽古录》卷一〇《周》下）

[15]【汇注】

左丘明：郑厉公见虢叔，曰：“吾闻之，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乐），而况敢乐祸乎？今吾闻子颓歌舞不息，乐祸也。夫出王而代其位，祸孰大焉。临祸忘忧，是谓乐祸，祸必及之。盍纳王乎？”虢叔许诺。郑伯将王自圉门入，虢叔自北门入，杀子颓及三大夫，王乃入也。（《国语·周语上》）

张守节：贾逵云：“郑厉公突，虢公林父也。”（《史记正义》）

孙之騄：《左·庄》十九年，初，王姚嬖于庄王，生子颓。子颓有宠，蔿国为之师。及惠王即位，取蔿国之圃以为囿，边伯之宫近于王宫，王取之。夺子禽、祝跪与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国，边国、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乱，因苏氏。秋，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苏子奉子颓以奔卫。卫师、燕师伐周。冬，立子颓。庄二十年春，郑伯和王室，不克。执燕仲父夏，郑伯遂，以王归。王处于栎（栎，今河南阳翟县）。秋，王及郑伯入于邬，遂入成周，取其宝器而还。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郑伯将王自圉门入，虢叔自北门入，杀子颓及五大夫。（《考定竹书》卷一一）

[16]【汇注】

姚允明：二年，王子颓介庄王宠，以卫师、燕师入立。三年，郑厉公奉王于栎。四年，会虢公诛颓，复王。（《史书》卷一《惠王》）

刘文淇：《年表》周惠王二年，诛颓，入惠王。郑厉公七年，救周乱入王。……《郑世家》，厉七年，春，与虢叔袭杀王子颓，而入惠王于周。（《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庄公二十一年）

【汇评】

范光宙：王惛愦不辨苍素者，王子颓奸王之位，乐祸而为乱，边伯、石速、蔿国等六人，出王立颓，相党恶而助乱，皆冒不臣之辜，于罔赦之律者。一时廷臣莫敢振旅以匡王室，而独郑伯倡义，虢叔勠力，相与诛子颓，戮石速，尸五大夫于朝，其纳王复辟，皆郑与虢力也。义均功等而王顾与虢以酒泉，与郑以虎牢，及爵与鞶鉴，其庆赏不明，一至于此，奚怪郑之恶于王，而遗其隙也。（《史评》卷一《惠王》）

[17]【汇注】

姚允明：十年，齐服陈郑，盟幽，以王命伐卫，赂不卒事。（《史书》卷一《惠王》）

[18]【汇注】

左丘明：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左传》庄公二十七年）

编者按：清末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云：“杜注：召伯廖，王卿士。召康公之封召也，当在西都畿内。”《释例》曰：“扶风雍县东南有召亭也。春秋时召伯犹是召公之后，西都既已赐秦，则东都别有召地，不复知其所在。”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云“在今绛州垣曲县之召原”。《寰宇记》云：“召原在王屋山下。”西都畿内的召亭在今陕西岐山县城西南约4公里的刘家原村，清代称为召亭村。《年表》云：“惠王十年，赐齐侯命。”《周本纪》云：“惠王十年，赐齐桓公为伯。”

解惠全：伯：诸侯之长。（《全译史记·周本纪》）

张习孔：前667年，甲寅，周惠王十年，鲁庄公二十七年，齐桓公十九年……周以齐桓公为侯伯。周惠王命其卿士召伯廖赴齐，赐命齐桓公为侯伯（诸侯首领）。周王以卫助王子颓之乱，命齐讨之。齐桓公会鲁庄公于城濮（卫地，今山东鄄城西南），谋伐卫。（《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又：前666年，周惠王十一年……三月，齐桓公伐卫，败卫师，责之以王命，取赂而还。（同上）

二十五年[1]，惠王崩[2]，子襄王郑立[3]。襄王母蚤死，后母曰惠后[4]。惠后生叔带[5]，有宠于惠王[6]，襄王畏之。三年[7]，叔带与戎、翟谋伐襄王，襄王欲诛叔带，叔带奔齐[8]。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9]，使隰朋平戎于晋[10]。王以上卿礼管仲。管仲辞曰[11]：“臣贱有司也[12]。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13]。若节春秋来承王命[14]，何以礼焉[15]？陪臣敢辞[16]。”王曰：“舅氏[17]，余嘉乃勋[18]，毋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礼而还[19]。九年，齐桓公卒[20]。十二年[21]，叔带复归于周[22]。

[1]【汇校】

陆伯焜：《年表》在二十四年。（引自《史记考证·周本纪》）

[2]【汇校】

张习孔：前653年，戊辰，周惠王二十四年……闰十二月，周惠王卒，太子郑立，是为襄王。襄王患其弟带争立，秘不发丧而求助于齐。明年，襄王始以惠王之丧讣告诸侯（《左传》从实，系于本年，《春秋》从讣，系于下年）。（《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又：前652年，己巳，周襄王郑元年，鲁僖公八年，齐桓公三十四年……正月，齐桓公率鲁、宋、卫、许、曹之君及陈世子与襄王之大夫盟于洮（曹邑，今山东鄄城西南），以固襄王王位。襄王定位而后发丧。（同上）

【汇注】

司马光：二十四（年），冬，王崩，襄王畏太叔带之难，不发丧，而告难于齐。（《稽古录》卷一〇《周》下）

孙之騄：《左传》僖七年闰月，惠王崩。襄王恶太叔带之难，惧不立，不发丧，而告难于齐。《春秋》书僖八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告。《周本纪》：“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郑立。”《水经注》：“晋襄城郡，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也。”（《考定竹书》卷一一《襄王》）

徐文靖：《笺》按：僖公七年秋七月，盟于宁母。闰月，惠王崩。林氏曰：惠王实以前年闰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传》曰：“王人来告丧，难故也，是以缓。”杜氏曰：有叔带之难。（《竹书纪年统笺》卷一〇《二十五年春王陟》）

梁玉绳：“二十五年，惠王崩”。附按：《春秋》书惠王崩于僖八年十二月，《左传》谓崩于僖七年闰月，疑《左传》有误。从《传》则二十四年，从《经》则二十五年，今依《左传》考之，闰月惠王崩，襄王恶叔带之难惧不立，故不发丧而告难于齐。次年正月盟于洮，定襄王位发丧。则秘丧仅逾月，安得缓至十二月乎？或者惠王有疾弗瘳，襄王恐一旦大故，叔带篡立，先告难于齐，于是桓公合诸侯于洮以定其位，至冬，王乃崩耳。此元吴澄《春秋纂言》之说。又《竹书》惠王之陟在二十五年。（《史记志疑·周本纪》）

刘文淇：“闰月，惠王崩，襄王恶太叔带之难”。《春秋分纪历书传》于岁尾书闰月，盖十二月也。《经》两书闰，皆于岁末，此后世所以有“归余于终”之较。盖《春秋》闰法不正尔。贵曾曰：“此说非也。《传》次于秋，盟于宁母下。”按是年，闰余十四，以十二乘之，得一百六十八，加七者九，得二百三十一。盈章中二百二十八而余三，正处暑闰在八月后，是年闰八月，《周本纪》：“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郑立，襄王母蚤死，后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带，有宠于惠王，襄王畏之。”《年表》“襄王立，畏太叔”，亦系于二十五年。《集解》徐广曰：“皇甫谧云‘二十四年惠王崩’。”谧盖据传为说，《本纪》《年表》从八年经也。（《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僖公七年）

[3]【汇注】

司马光：二十五（年），春，诸侯盟于洮，谋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后发丧。（《稽古录》卷一〇《周》下）

潘永圜：襄王，名郑，惠王太子，庚午即位。母早卒，后母惠后生叔带，叔带与戎翟谋攻王，畏诛奔齐。十二年，复归于周。王纳翟后，复绌之，翟人来问罪，王出奔郑，居于汜。狄人立叔带为王，取王所绌翟后与居温。王告急于晋，晋文公乃纳王，诛叔带。共在位三十三年。元年，齐桓公盟于葵丘。二十年，晋文公盟于践土。《谥法》：辟地有余曰襄。（《读史津逮》卷一《周》）

朱孔阳：襄王讳郑，惠王太子，十五年以狄女隗氏为后。十六年，王废狄后。王子带以狄入寇，王出居郑。十七年，晋侯逆王入于王城。三十三年壬寅八月，王崩。（《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4]【汇注】

裴骃：《左传》曰：“陈妫归于京师，实惠后也。”（《史记集解》）

张守节：按：陈国，舜后，妫姓也。（《史记正义》）

[5]【汇注】

司马贞：惠王子，襄王弟，封于甘，故《左传》称甘昭公。（《史记索隐》）

张守节：惠王子，襄王弟，封之于甘。《括地志》云：“故甘城在洛州河南县西南二十五里。《左传》云甘昭公，王子叔带也。《洛阳记》云河南县西南二十五里，甘水出焉，北流入洛。山上有甘城，即甘公采邑也。”（《史记正义》）

陆伯焜：“襄王母早死，后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带”，《左传·疏》曰：二十四年。《传》曰：不谷不德，得罪于母氏之宠子带。《书》曰“天王出居于郑”，辟母弟之难也。如彼传文，则襄王与子带俱是惠后所出，但是母钟爱其少子，故欲废太子而立之，《周本纪》云：“襄王母早死，后母曰惠后，生叔带。”与传不同。（引自《史记考证·周本纪》）

[6]【汇评】

陈允锡：子颓因宠生乱，惠王失位。返国，乃不以为戒，复宠子带。甚矣，殷鉴之难也！（《史纬》卷一《周》）

[7]【汇校】

李景星：“三年，叔带与戎、翟谋伐襄王，襄王告急于晋”。按《左传》，事在十六年。（《史记评议·周本纪》）

【汇注】

司马光：三（年），夏，戎伐京师，王子带召之也。（《稽古录》卷一〇《周》下）

刘文淇：《年表》周襄王三年，戎伐我，太叔带召之。……《齐世家》，桓公三十八年，周襄王弟与戎翟合谋伐周。（《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僖公十一年）

[8]【汇注】

陆唐老：初，惠王少子叔带有宠，惠后欲立之而不克。叔带欲与戎狄伐周，王知之，将诛叔带，叔带奔齐。（《陆状元通鉴》卷二〇《外纪周纪上·襄王》）

又：在惠王三年奔齐，乃鲁僖公十一年。（同上）

陆伯焜：“叔带奔齐”，襄王四年，鲁僖十二年也。叔带奔齐，在四年，此入三年，《年表》亦然，皆与《左传》不符。（引自《史记考证·周本纪》）

[9]【汇校】

梁玉绳：“三年，叔带与戎、翟谋伐襄王，襄王欲诛叔带，叔带奔齐。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按：《左传》带奔齐在僖十二年，当襄王四年，此与《表》并误在三年。平戎亦在四年。（《史记志疑·周本纪》）

【汇注】

裴骃：服虔曰：“戎伐周，晋伐戎救周，故和也。”（《史记集解》）

姚允明：带以戎焚王城、伊洛之间者也。齐平戎，而不诛带。（《史书》卷一《襄王》）

刘文淇：《杜注》：“平，和也。”前年，晋救周伐戎，故戎与周晋不和。即用服说。（《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僖公十二年）

[10]【汇注】

陈蒲清：齐桓公叫晋国伐戎救周，故派管仲使周，派隰朋使晋，平定戎乱。（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1]【汇评】

吴见思：词命佳。（《史记论文·周本纪》）

[12]【汇注】

陈蒲清：贱有司：地位低下的小臣。（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3]【汇注】

裴骃：杜预曰：“国子、高子，天子所命为齐守臣，皆上卿也。”（《史记集解》）

张大可：国、高：国子、高子皆齐之上卿，受周王室之命，世代为齐相，故称天子之二守。（《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

解惠全：守：守臣。天子任命的大臣。《礼记·王制》：“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齐为次国，二卿为天子所命，即国、高二氏，为上卿。一卿为桓公所命，即管仲，为下卿。（《全译史记·周本纪》）

[14]【汇注】

裴骃：贾逵曰：“节，时也。”王肃曰：“春秋聘享之节也。”（《史记集解》）

马持盈：节：时也，春秋聘享之时节也。（《史记今注·周本纪》）

[15]【汇注】

刘文淇：《王制》：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大行人》：“殷眺以除邦国之慝。”注：殷眺一服朝之岁。五服，诸侯皆使卿以聘礼来天子。诸侯使卿聘皆有定期，故贾以节为时，王书申贾义耳。（《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僖公十二年）

[16]【汇注】

裴骃：服虔曰：“陪，重也。诸侯之臣于天子，故曰陪臣。”（《史记集解》）

刘文淇：《杜注》“诸侯之臣曰陪臣”，用服说，而未得服意。《曲礼》：“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自称曰陪臣某。”按《疏》云：“其君已为王臣，己今又为己君之臣。故自称对曰重臣。”是服注诸侯之臣于天子，谓诸侯已臣于天子，乃释陪臣为重臣之意也。（《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僖公十二年）

[17]【汇注】

裴骃：贾逵曰：“舅氏，言伯舅之使也。”（《史记集解》）

张守节：武王娶太公女为后，故呼舅氏，远言之。我善汝有平戎之功勋。（《史记正义》）

刘文淇：《杜注》：“伯舅之使，故曰舅氏。”杜用贾说。《周本纪·正义》：“武王娶太公女为后，故呼舅氏。”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云：“诸侯既异姓，其臣虽与我同姓，且同出，穆王之后如管仲者，亦只谓之舅氏，则同姓诸侯之臣之称从可知已。或伯父之使，则曰伯氏；或叔父之使，则曰叔氏。一以国之大小而分伯叔，不以其人之字而伯氏、叔氏焉。斯协乎礼矣。”（《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僖公十二年）

解惠全：舅氏：管仲为周之同姓，此处周王称他为舅氏，是据齐与周的关系。周武王娶齐太公女为后，故齐、周世代为舅甥关系。（《全译史记·周本纪》）

[18]【汇注】

马持盈：余嘉乃勋：我非常之嘉赏你的功劳。（《史记今注·周本纪》）

吴国泰：“舅氏余！嘉乃勋，毋逆朕命”。国泰按：“余”字与舅氏连读，若“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之“余”。舅氏，惠王称管仲也。贾逵曰“‘舅氏’言伯舅之使也”者，非是。“余”者，语词也。《说文》：“余，语之舒也。”舅氏余者，犹舅氏乎也。乃，假为汝，实假为也。（《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19]【汇注】

张守节：杜预云：“管仲不敢以职自高，卒受本位之礼也。”（《史记正义》）

刘文淇：《年表》齐桓公三十八年，使管仲平戎于周，欲以上卿礼，让，受下卿。（《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僖公十二年）

[20]【汇注】

张习孔：前643年，戊寅，周襄王十年，鲁僖公十七年，齐桓公四十三年……齐诸公子争立。初桓公以昭为太子。桓公疾，无亏、元、潘、商人、雍五公子皆争立；及卒，五公子互相攻伐。易牙人与寺人貂因内宠以杀群吏，立无亏。太子昭奔宋。桓公之尸在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而后殡。（《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21]【汇校】

陆伯焜：《左传》，叔带复归在鲁僖二十二年，于襄王为十四年，《年表》亦然，此作“十二年”，盖误。（引自《史记考证·周本纪》）

【汇评】

金履祥：按五伯，桓公为盛。而周室戎狄之祸自若。王子带以戎伐周，天下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讨而平戎于王，岂以受王子带之奔为此姑息耶？桓公身不能容子纠，而为王容叔带，固将曲全襄王兄弟之爱，不免卒酿王室异日之祸云。（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22]【汇注】

左丘明：富辰言于王曰：“请召太叔。《诗》曰：‘协比其邻，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协，焉能怨诸侯之不睦？”王说。王子带自齐复归于京师，王召之也。（《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裴骃：《左传》曰：“王召之。”（《史记集解》）

梁玉绳：“十二年，叔带复归于周”。按：事在十四年，《表》与《传》合，此误。（《史记志疑·周本纪》）

张习孔：前638年，癸未，周襄王十五年，鲁僖公二十二年……周襄王纳大夫富辰之请，召其弟太叔带自齐反京师。（《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十三年，郑伐滑[1]。王使游孙、伯服请滑[2]，郑人囚之。郑文公怨惠王之入不与厉公爵[3]，又怨襄王之与卫滑[4]，故囚伯服[5]。王怒，将以翟伐郑。富辰谏曰[6]：“凡我周之东徙[7]，晋、郑焉依[8]。子颓之乱，又郑之由定。今以小怨弃之[9]！”王不听。十五年，王降翟师以伐郑[10]。王德翟人[11]，将以其女为后[12]。富辰谏曰[13]：“平、桓、庄、惠皆受郑劳[14]，王弃亲亲翟，不可从。”王不听。十六年[15]，王绌翟后[16]，翟人来诛，杀谭伯[17]。富辰曰：“吾数谏不从，如是不出[18]，王以我为怼乎？”乃以其属死之[19]。

[1]【汇校】

陆伯焜：《春秋经》伐滑，在鲁僖二十年，于襄王为十二年。（引自《史记考证·周本纪》）

梁玉绳：“十三年，郑伐滑”。按：《国语》以伐滑为襄王十三年，与《左传》违。实仍《国语》之误，当作“十六年”。（《史记志疑·周本纪》）

【汇注】

左丘明：郑之入滑也，滑人听命。师还，又即卫。郑公子士、泄堵俞弥帅师伐滑。（《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裴骃：贾逵曰：“滑，姬姓之国。”骃按：《左传》曰“滑人叛郑而服于卫”也。（《史记集解》）

张守节：杜预云滑国都费，河南缑氏县，为秦所灭，时属郑、晋，后属周。事在鲁釐公二十年。《括地志》云：“缑氏故城本费城也，在洛州缑氏县（南）东二十五里也。”（《史记正义》）

张习孔：前640年，辛巳，周襄王十三年……夏，郑文公之子公子士、郑大夫泄堵寇率师入滑（今河南偃师境，都费，又称费滑），讨其叛郑亲卫。（《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2]【汇注】

裴骃：贾逵曰：“二子，周大夫。”（《史记集解》）

马持盈：滑：在河南偃师县南。请滑：为滑国讲情。（《史记今注·周本纪》）

[3]【汇注】

裴骃：服虔曰：“惠王以后之鞶鉴与郑厉公，而独与虢公玉爵。”（《史记集解》）

张守节：《左传》云：“庄公二十一年，王巡虢狩，虢公为王宫于蚌，王与之酒泉，郑伯之享王，王以后之鞶鉴与之。虢公请器，王与之爵。郑伯由是怨王也。”杜预云：“后鞶带而以镜为饰也。爵，饮酒器也。蚌，地。酒泉，周邑。”（《史记正义》）

[4]【汇注】

裴骃：服虔曰：“滑，小国，近郑，世世服从，而更违叛，郑师伐之，听命，后自愬于王，王以与卫。”（《史记集解》）

吴见思：以滑与卫事补出。（《史记论文·周本纪》）

张大可：与：偏袒。郑文公又怨周襄王偏向卫、滑两国。按：滑为郑之属国，滑诉于襄王，襄王以滑与卫，故郑怨。（《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

[5]【汇注】

梁玉绳：“故囚伯服”，按：《左传》云郑伯执二子，则此脱游孙一人。（《史记志疑·周本纪》）

[6]【汇注】

裴骃：服虔曰：“富辰，周大夫。”（《史记集解》）

【汇评】

黄省曾：《传》称平王以来，臣皆从君于惛靡，能为无有。独辰为有力自信哉！观襄王初以狄师伐郑，惟辰以为不可，至登叔隗为后，又惟辰以为不可，卒之竟遇狄祸而播越焉。君子以其谏为忠矣，至于吁嗟慷慨，率其属而死国之难，岂非卓然烈丈夫也哉！（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7]【汇注】

陈蒲清：东徙，指平王避乱东迁洛邑。（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8]【汇注】

马持盈：晋、郑焉依：即晋、郑是依。焉字在此处，不作疑问词用。（《史记今注·周本纪》）

[9]【汇校】

张文虎：“今以小怨弃之”，《志疑》云节录《国语》，疑脱“不可”二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梁玉绳：“今以小怨弃之”，按：《史》节录《国语》文，不用《左传》。疑此句下脱“不可”二字，否则此语未了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10]【汇校】

梁玉绳：“十五年，王降翟师以伐郑”。按：此以伐郑在十五年，《国语》作十七年，俱误，当依《春秋》书于襄王十六年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汇注】

张习孔：前636年，乙酉，周襄王十七年……夏，周出狄师伐郑。滑叛郑亲卫，郑师伐之。周襄王遣使赴郑，为滑请命。郑以襄王右袒卫、滑，执王使。襄王遂出狄师伐郑，取栎（郑邑，今河南禹县）。襄王纳狄女隗氏为后。（《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吴国泰：国泰按，降者，共之借字。《左哀二十六年传》：“六卿三族降听政。”杜解：“降，和同也。”即假降为共也。（《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汇评】

陈允锡：郑固应伐，但不当使狄伐之也。（《史纬》卷一《周》）

[11]【汇注】

刘文淇：荷其恩者谓之为德，古人有此说也。（《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僖公二十四年）

[12]【汇注】

陆伯焜：“十五年，王降翟师以伐郑，王德翟人，将以其女为后”。《左传》鲁僖二十四年夏，狄伐郑，取栎，于襄王为十六年，《国语》作十七年，此与王绌翟后，玩《左传》文，似一年事，《史记》分载两年。（引自《史记考证·周本纪》）

[13]【汇评】

魏昭士：能谏之臣，在乎先事，事势既成而后谏，则非有贤明之君不能听也。周襄王以狄伐郑，富辰谏之事是矣。然使辰果能谏则当在于遣伯服、游孙（伯）请滑之时。何则？周室东迁数十年，列国诸侯无强于郑者，葛之役可见矣。且《传》有之曰：“周之东迁，晋、郑是依。惠王奔虢，而郑纳之，其功莫大。郑屡有功于王室而无报，反为卫请滑。其执二子也，虽郑之不臣，而王室实开其衅也。呜呼！辰能谏，于此时，则郑不至于失臣，王不至于失君，狄师可以无出，而叔带之祸可不作矣。惜哉！”（《宁都三魏全集·魏昭士先生文集》卷一《富辰论》）

[14]【汇评】

牛运震：“富辰谏曰：‘凡我周之东徙’”云云，“富辰谏曰：‘平、桓、庄、惠’”云云，按此二谏，括约《左传》，最简妙。（《史记评注·周本纪》）

[15]【汇校】

陈蒲清：十六年，《国语·周语》作“十八年”。（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汇注】

章衡：乙酉十六年夏，王使狄伐郑，因以其女隗氏为后，王子带通于隗氏，王替之。秋，狄人奉大叔以攻王，王出适郑，处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温。（《编年通载》卷一《周》）

[16]【汇注】

马持盈：绌：降低其地位或取消其地位。（《史记今注·周本纪》）

张习孔：前636年，乙酉，周襄王十七年，襄王王后隗氏私通王子带，襄王废之。狄怒，与王子带共攻襄王，败王师，获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襄王出奔于汜（今河南襄城南）。（《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17]【汇注】

裴骃：唐固曰：“谭伯，周大夫原伯、毛伯也。”（《史记集解》）

司马贞：按，《国语》亦云：“杀谭伯”，而《左传》太叔之难，获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唐固据《传》文读“谭”为“原”，然《春秋》有谭，何妨此时亦仕王朝，预获被杀？《国语》既云“杀谭伯”，故太史公依之，不从《左传》说也。（《史记索隐》）

梁玉绳：“杀谭伯”，按：《集解》引唐固曰“谭伯，周大夫原伯、毛伯也”。《索隐》谓“《国语》谭伯，而《左传》原伯，唐固据《传》文读‘谭’为‘原’，然《春秋》有谭，何妨此时亦仕王朝，预获被杀。《国语》既云‘杀谭伯’，故太史公依之，不从《左传》也”。《索隐》甚谬。唐固引《传》文，正以著“谭”“原”之异，未尝读“谭”为“原”。而谭久为齐桓公所灭，此时安得有之，盖《国语》误。小司马不纠《史》之误从《国语》，而妄为之征。（《史记志疑·周本纪》）

[18]【汇注】

马持盈：出：挺身而出与敌人作战。（《史记今注·周本纪》）

[19]【汇注】

刘文淇：《周语》又云：“富辰曰：‘昔吾骤谏王，王弗从，以及此难。若我不出，王其以我为怼乎？’乃以其属死之。”《周本纪》所载与《周语》同。（《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僖公二十四年）

【汇评】

范光宙：语云：“天之所坏，不可支也。”周至襄王，坏云极矣。郑人不从请滑，远出狄师伐郑；又取狄女为后，是时崇狄为前茅，而不虞养虎遗后患者。辰以国桢，鲠鲠进谏，欲出狄师，曰“不可”，欲后狄女，又曰“不可”。其危言激论，无非欲竭诚以支所坏者。乃王一不见听，而卒焉叔带发难，内乱滋起，曩以狄攻郑者，遂反戈而周矣。天王至尊，触尘而蒙，岂天之所坏，即桢干如辰者，终莫之干邪！（《史评》卷一《富辰》）

陈允锡：无怼君之心，可取！（《史纬》卷一《周》）

初，惠后欲立王子带[1]，故以党开翟人[2]，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郑[3]，郑居王于氾[4]。子带立为王，取襄王所绌翟后，与居温[5]。十七年[6]，襄王告急于晋[7]，晋文公纳王而诛叔带[8]。襄王乃赐晋文公珪、鬯、弓矢[9]，为伯[10]，以河内地与晋[11]。二十年[12]，晋文公召襄王[13]，襄王会之河阳、践土[14]，诸侯毕朝。书讳曰：“天王狩于河阳[15]。”

[1]【汇注】

梁玉绳：王子带始见《左僖十一》《周语中》。母惠后陈妫。襄王弟，亦曰太叔，亦曰太叔带，亦曰叔带，亦曰昭公，亦曰甘昭公，亦曰昭叔，亦曰甘公，晋文公勤王，杀之于城。（《汉书人表考》卷九《王子带》）

又：王子带，亦曰叔带，见《左传》昭二十六年。（《汉书人表考·补》）

王恢：王子带，甘昭公也。封于甘，故城在洛阳西南二十五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天王狩于河阳》）

[2]【汇校】

梁玉绳：“初，惠后欲立王子带，故以党开翟人”。按：《史》著一初字，似非此时事，然《匈奴传》亦云“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破逐襄王”。考僖二十四年《传》“初，惠后欲立子带，未及而卒，子带奔齐”。而奔齐在僖十二年，则惠后已卒十余年，故襄王称“先后”也，安得有惠后开翟为内应之事哉，《纪》《传》皆误。（《史记志疑·周本纪》）

【汇注】

韦昭：言初者，惠后已死，以其党者，谓颓叔、桃子，缘惠后欲立子带，故以子带为党，开狄人伐周也。（《国语注》卷二《周语中》）

张大可：党：党徒，部属。惠后欲立子带为王，以自己的徒属为翟人开路，即指使徒属引入翟人。（《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

[3]【汇注】

张守节：《公羊传》云：“王者无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事母也。”（《史记正义》）

[4]【汇注】

裴骃：杜预曰：“郑南氾在襄城县南。”（《史记集解》）

张守节：氾，音凡。《括地志》云：“故氾城在许州襄城县一里。《左传》云‘天王出居于郑，处于氾’是。”（《史记正义》）

刘文淇：《郡国志》：颍川郡襄城有氾城。《水经注》：襄城县南对氾城。《一统志》：氾城在开封府氾水县南三十五里，今名周村。氾水在许州府襄城县北七里，亦名七里河。（《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僖公二十四年）

王恢：氾：《左》僖二十四年，杜云：“郑南氾，在襄城县南。”《说苑》：“襄城南对氾城。”《汝水注》：“襄二十六年杜注，涉汝水于氾城下。京相璠曰：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也。”按襄城今河南襄城县西郭外，氾在县南一里临汝水。（《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天王狩于河阳》）

[5]【汇注】

韦昭：黜，废也。狄后既立，而通王子带，故王废之也。（《国语注》卷二《周语中》）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温城在怀州温县西三十里，汉、晋为县，本周司寇苏忿生之邑。《左传》云周与郑人苏忿生十二邑，温其一也。《地理志》云温县，故国，己姓，苏忿生所封也。”（《史记正义》）

[6]【汇校】

李景星：“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晋”。按《左传》，事在十六年。（《史记评议·周本纪》）

【汇注】

章衡：丙戌十七年，晋文公用狐偃言。三月，以右师围温，左师纳王。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杀之于隰城，王与之南阳之田。（《编年通载》卷一《周》）

[7]【汇校】

梁玉绳：“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晋”。按：《左传》王使简师父告晋，在鲁僖二十四年，为襄王之十六年，此作“十七”，亦误。（《史记志疑·周本纪》）

[8]【汇注】

左丘明：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温，杀之于隰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吕不韦：晋文公欲合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义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带之难，出居于郑，君奚不纳之以定大义？且以树誉。”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继文之业，定武之功，辟土安疆，于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补周室之阙，勤天子之难，成教垂名，于此乎在矣！君其勿疑。”文公听之。遂与草中之戎，骊二之翟，定天子于成周。于是天子赐之南阳之地，遂霸诸侯。举事义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谓智矣。此咎犯之谋也。（《吕氏春秋》卷一五《不广》）

【汇注】

郭之奇：叔带者，周惠王少子，有宠于惠后，将立之而不克。食采于甘，为甘昭公。襄王立，叔带奔齐。居齐十年，王复之，又通于王后隗氏。初，王怒郑伯，使颓叔、桃子出狄师伐郑，取栎。故以狄女为后，王替狄后。颓叔、桃子曰：“我实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师攻王。鲁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郑。太叔以隗氏居于温。王使告难于诸侯。晋文乃帅诸侯右师围温而杀叔带。左师迎王于郑归周。（《稽古篇》卷四三《叛人总传》）

徐文靖：《笺》按，《周语》曰：惠后之难，王出在郑。韦昭曰：惠后，周惠王之后，襄王继母陈妫也。陈妫有宠，生子带。将立，未及而卒。子带奔齐，王复之。又通于襄王之后隗氏。王废隗氏。周大夫纲叔桃子奉带以翟师伐周王，出适郑，处于氾，在鲁僖公二十四年。《史记·郑世家》，郑文公三十七年，襄王出奔郑，郑文公居王于氾。三十八年，晋文公入襄王成周。（《竹书纪年统笺》卷一〇《襄王元年庚午》）

[9]【汇校】

张文虎：“珪鬯”，《御览》引作“秬鬯”。（《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马持盈：珪：音圭，玉也。鬯：音唱，祭祀所用酒也。（《史记今注·周本纪》）

[10]【汇校】

梁玉绳：“襄王乃赐晋文公珪鬯弓矢，为伯”。按：赐晋为伯是二十年狩河阳时事。此误书于十七年也。或云此十三字当在后文“狩于河阳”之下，错简于十七年。（《史记志疑·周本纪》）

[11]【汇校】

陆伯焜：“襄王乃赐晋文公珪鬯弓矢，为伯，以河内地与晋”。《左传》鲁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赐晋文公珪弓矢为伯。此是后事。（引自《史记考证·周本纪》）

【汇注】

张守节：贾逵云：“晋有功，赏之以地，杨樊、温、原、攒茅之田也。”（《史记正义》）

王恢：河内：春秋以前称南阳，以其居太行山之南，大河之阳也。故亦曰河阳。《本纪》“秦召西周君，将以使攻王之南阳”即此。《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35年），与晋“阳樊、温、原、攒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得以直达中原之捷径，制楚北窥之基地，以故霸业常在晋。战国以后称河内，见《孟子》。汉高二年，更殷国为河内郡，辖怀十八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天王狩于河阳》）

【汇评】

范光宙：晋文请隧以自宠，王弗予隧，予以阳樊、温、原、攒茅之田，夫周自平及惠，割岐丰畀秦，割虎牢畀郑，割酒泉畀虢，而今又捐四邑于晋，疆土已去半矣。夫王非轻视土也，谓晋方挟功以请隧，其心即问鼎之心，王即辞隧而予田，其意即孔子供缨予邑之意，亦不得已也。即是时，阳樊民不归，则大搜以威之；民不服，则举兵以围之，其无王甚矣。故王宁予田以馈其欲，无予隧以酿其，非得已也。噫！晋知受田，讵知三家分晋者，已兆于此乎！（《史评》卷一《襄王》）

[12]【汇注】

章衡：己丑二十年五月，王命晋侯为侯伯。冬，晋侯召王狩于河阳，以诸侯见。（《编年通载》卷一《周》）

又：乙未二十六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同上）

[13]【汇注】

张习孔：前632年，己丑，周襄王二十一年，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五年……晋文公召周王。晋以卫、许未服，欲会诸侯讨之。惧诸侯不奉命，乃召周王（诸侯召王非礼，《春秋》讳之，书曰“天子狩于河阳”），以朝天子名义会诸侯。晋、齐、宋、鲁、蔡、陈、郑、莒、邾之君及秦人会于温（晋邑，今河南温县西）。晋侯率诸侯朝王于践土。（《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14]【汇注】

裴骃：贾逵曰：“河阳，晋之温也。践土，郑地名，在河内。”（《史记集解》）张守节：《括地志》云：“故王宫在郑州荥泽县西北十五里王宫城中。《左传》云晋文公拜楚于城濮，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践土也。”按王城，则所作在践土，城内东北隅有践土台，东去衡雍三十余里也。（《史记正义》）

陈蒲清：河阳：晋地，在今河南省孟县西。践土：郑地，在今河南原阳县东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5]【汇注】

左丘明：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裴骃：《左传》曰：“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狩’。”（《史记集解》）

郦道元：《春秋经书》天王狩于河阳，壬申，公朝于王所，晋侯执卫侯而归于京师。《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冬，会于温，执卫侯，是会也，晋侯召襄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狩地。服虔、贾逵曰：河阳，温也。班固《汉书·地理志》，司马彪、袁崧《郡国志》，《晋太康地道地》《十三州志》河阳别县，非温邑也。汉高帝六年，封陈涓（绢）为侯国，王葬之河亭也。《十三州志》曰：治河上，河，孟津河也。郭缘生《述征记》曰：践土，今治坂城，是名异春秋焉，非今河北见者，河阳城故县也，在治坂西北，盖晋之温地，故群儒有温之论矣。《魏土地记》曰：治坂城旧名汉祖渡，城险固，南临孟津河。（《水经注》卷五《河水》）

孙之騄：“二十年，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杜预曰：“《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是也。”武王会诸侯于盟津地，后归晋，谓之河阳。战国属魏。《史记》赵惠文王十一年，董叔与魏氏伐宋，得河阳，汉置河阳县，属河内郡。古河阳城在县西南三十里。按：周襄王以翟女为后，翟入周，王出奔郑。扬雄所谓周讥戎女也。（《考定竹书》卷一一）

徐文靖：《笺》按：《春秋》僖二十八年冬，王狩于河阳。壬申，公朝于王所。杜注：河阳，晋地，今河内有河阳县，晋实召王，为其辞逆而意顺，故《经》以“王狩”为辞。……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一统志》，河阳城在孟县西南三十里，《春秋》“天王狩于河阳”即此。（《竹书纪年统笺》卷一〇《二十年，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

郭嵩焘：书讳曰：天王“狩”于河阳。按此释《春秋》之义而不详其原始，以古书简，《春秋》行世昭著，可以一见而知为释《春秋》之文也。（《史记札记·周本纪》）

王恢：河阳，《集解》：“贾逵曰：河阳，晋之温也。”阚骃《十三州志》：“河阳别县，非温邑。”张澍云：“服虔、贾逵曰：‘河阳，温也。’而班固、司马彪、袁山松、《晋太康地道志》，皆与阚氏说同。盖河阳故城在今孟县西三十五里；温故城在今温县西三十里。”贾说是。《春秋》僖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十八日），公会（诸侯）盟于践土，公朝于王所。冬，公会（诸侯）于温，天王狩于河阳。壬申（十月十日）公朝于王所。一在五月朝于郑之践土，一在十月朝于晋之温邑——河阳乃其地望——亦即河内、南阳，汉置河阳县，因故名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天王狩于河阳》）

又：践土：《左》僖二十八年四月，晋师还至衡雍，作王宫于践土。杜注“郑地”。《正义》“《括地志》云：‘故王宫在郑州荥泽县西北十五里王宫城中。’按：王城则所作在践土城内，东北隅有践土台，东去衡雍三十余里”。衡雍在今原武县西北五里，践土今当沦于河中。（同上）

【汇评】

李光缙：“天王狩于河阳”，义举也。《春秋》犹且惜之掩然。居其国而召其君，令致韩师以求免，纪纲紊乱，莫此为甚。（《增订史记评林·周本纪》）

龙体刚：襄王时，晋文会诸侯于温，欲因以朝王，而难其名。遣使请王狩河阳。《左传》谓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第以臣召君，其何可训。故《春秋》书曰：“天王狩于河阳”，名正而义斯严矣。（《半窗史略》卷六《东周·襄王》）

二十四年，晋文公卒[1]。

[1]【汇注】

左丘明：冬，十有二月己卯，晋侯重耳卒。（《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司马迁：九年冬，晋文公卒，子襄公欢立。是岁郑伯亦卒。（《史记·晋世家》）

徐文靖：《笺》按：《春秋》僖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晋侯重耳卒。《传》，楚子曰：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杜氏曰：晋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是卒年四十四也。（《竹书纪年统笺》卷一〇《晋文公卒》）

【汇评】

金履祥：晋文霸功不及齐桓之盛，而晋世主夏盟。齐桓霸止其身，盖齐桓之家不治而晋文之家治也。有国者不可不知治乱之本也。（引自《纲鉴合编》卷二《周纪·襄王》）

三十一年，秦穆公卒[1]。

【汇注】

司马迁：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史记·秦本纪》）

刘文淇：《年表》：秦缪公三十九年，缪公薨。葬，殉以人。从死者百七十人。君子讥之，故不言卒。此左氏旧说，《经》不书秦伯“卒”义。（《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公六年）

【汇评】

司马迁：君子曰：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史记·秦本纪》）

三十二年[1]，襄王崩[2]，子顷王壬臣立[3]。顷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4]。匡王六年，崩[5]，弟瑜立，是为定王[6]。

[1]【汇校】

陆伯焜：“三十二年，襄王崩”，此是三十三年之误，合《左传》及《年表》证之自知。（引自《史记考证·周本纪》）

梁玉绳：“三十二年，襄王崩”，按：“二”当作“三”。（《史记志疑·周本纪》）

[2]【汇注】

左丘明：秋，襄王崩。（《左传》文公八年）

章衡：“襄王”，壬寅三十三年八月戊申，王崩，子顷王即位。（《编年通载》卷一《周》）

齐召南：襄王：惠王子。……在位三十三年崩，子任臣嗣。（《历代帝王年表·周世表·襄王》）

【汇评】

姚允明：三十三年，王崩，终眷二伯以保，守法之令主也。仁胜于武，忠厚之遗传乎？（《史书》卷一《襄王》）

[3]【汇注】

潘永圜：顷王，名壬臣，襄王子。癸卯即位，在位六年。《谥法》：甄心动惧曰顷。（《读史津逮》卷一《周》）

梁玉绳：“子顷王壬臣立”，按：《人表》作“王臣”，当是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孙之騄：《左》文十四年春，顷王崩，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考定竹书》卷一一）

齐召南：顷王：襄王子，元年癸卯。在位六年崩，子班嗣。（《历代帝王年表·周世表·顷王》）

刘文淇：《杜注》：“四月而葬。”速。（《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宣公三年）

【汇注】

刘文淇：《年表》：周顷王六年崩，公卿争政，故不赴。（《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公十四年）

[4]【汇注】

陆唐老：三年，使甘歜败戎于邥垂。（《陆状元通鉴》卷二〇《外纪周纪·匡王》）

潘永圜：匡王，名班，顷王子，己酉即位，在位六年。《谥法》：贞心大度曰匡。（《读史津逮》卷一《周》）

朱孔阳：匡王讳班，顷王子。六年甲寅十月，王崩。定王元年正月，葬。（《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又：胡氏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礼略也。（同上）

[5]【汇注】

孙之騄：“六年王陟”，宣二年冬十月乙亥，匡王崩。（《考定竹书》卷一一）

齐召南：匡王：顷王子，元年己酉。……在位六年崩，弟瑜立。（《历代帝王年表·周世表·匡王》）

[6]【汇注】

潘永圜：定王，名瑜，匡王弟，乙卯即位。在位二十一年。三年，老聃生。《谥法》：安民法古曰定。（《读史津逮》卷一《周》）

梁玉绳：“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为定王”。按：《通志》以瑜为匡王子，非也。定王之名，《国语》韦注作“揄”，宋庠《国语补音》云“本或作‘渝’，或作‘瞉’”，《人表》又作“榆”，未知孰是。（《史记志疑·周本纪》）

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1]，次洛[2]，使人问九鼎[3]。王使王孙满应设以辞[4]，楚兵乃去[5]。十年[6]，楚庄王围郑，郑伯降，已而复之[7]。十六年，楚庄王卒。

[1]【汇注】

裴骃：《地理志》，陆浑县属弘农郡。（《史记集解》）

陆唐老：定王元年，楚庄王始霸。楚本子爵，夷王之世已僭称王。厉王暴虐乃去王号。东迁之后，王室微弱，遂僭号称王。（《陆状元通鉴》卷二〇《外纪周纪·定王》）

又：三年，楚伐陆浑之戎，观兵于周郊。王使王孙满劳之。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欲逼周，取其鼎。满对曰：“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大小，未可问也。”楚子羞惧而退。（同上）

张守节：浑音魂。杜预云：“允姓之戎居陆浑，在秦、晋西北，二国诱而徙之伊川，遂从戎号，今洛州陆浑县，取其号也。”《后汉书》云陆浑戎自瓜州迁于伊川。《左传》云：“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王矣’。”按：至僖公二十二年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计至辛有言，适百年也。《括地志》云：“故麻城谓之蛮中，在汝州梁县界。《左传》‘单浮余围蛮氏’，杜预云‘城在河南新城东南，伊洛之戎陆浑蛮氏城也。俗以为麻蛮声相近故耳’。”按：新城，今伊阙县是也。（《史记正义》）

刘文淇：服云：陆浑在洛西南。《疏证》《僖十一年传》：扬、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即陆浑戎居伊、雒之间者。《二十二年传》：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其部落盖已东徙。故服谓陆浑在洛西南也。《地理志》：客众上洛。《禹贡》：洛水出冢岭山，东北至巩入河，杜注用《汉志》说。江永云：今按上洛，陕西商州也。巩县属河南府，古洛口在巩县，近世乃过开封之氾水县北入河。据江说，则楚师所次，为今河南府巩县也。《年表》，楚庄王八年，伐陆浑，至雒。《楚世家》，伐陆浑戎，遂至洛。（《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宣公三年）

王恢：陆浑，《汉志》弘农郡陆浑：“春秋迁陆浑于此，有关。”《嵩县志》：“陆浑故城在县东北五十里。陆浑关在县北七十里，即伊阙关。”《左》僖二十二年（前六三八），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昭九年（前五三三），景王使詹伯桓伯辞于晋曰：“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襄十四年（前五五九），范宣子“将执戎子驹支，亲数诸朝曰：“姜戎氏！昔秦人偪逐乃祖于瓜州，乃祖吾离，来归吾先君。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汝剖分而食之……”驹支对曰：“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殽之师，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庄二十八年（前六六六），“小戎子生夷吾”，《杜注》：“小戎允姓之戎。”姜戎种姓实繁，此居瓜州者，犹曰“诸戎”。瓜州，当在陕西洛水下流，惠公以其母家为秦所偪，乃并诸戎迁之伊川，盖秦利其地，晋利其民也。殽之役，晋以其仇秦而征之以尾塞秦师，晋南渡河正面攻击，南北夹攻，所谓“晋御其上，戎亢其下”也。晋之南鄙，《左》宣二年（前六〇七），秦围焦，晋赵盾救之，遂自阴地及诸侯之师侵郑，杜注“阴地，晋河南、山北，自上洛以东至陆浑”。程发轫《春秋左氏传地名图考》，僖三十三年，以为羌戎“居今山西平陆、垣曲之间”。似未彻底了解此段史实。（《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楚子问鼎》）

编者按：允姓之戎与犬戎、猃狁为同一种族，其考古学文化为寺洼文化。《左传》昭公九年说：“先王居祷杌于四裔，以御魑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杜注：“‘允姓’，阴戎之祖，与三苗俱放三危者。”《左传》襄公十四年说：“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杜注：“四岳之后皆姜姓，又别为允姓。‘瓜州’，地在今敦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指出：“瓜州之戎本有两姓，一为姜姓，此戎是也；一为允姓，昭公九年《传》‘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是也，杜注混而一之，不确。”依杜注，允姓与三苗共同被流放于“三危”，因知“瓜州”与“三危”为一地。“三危”在甘肃渭源县西，“瓜州”也在这一带，所以允姓之戎的原居地在今甘南洮河流域，这一带正是寺洼文化的起源地。曾与姜氏之戎共同居住在洮河流域的允姓之戎，因受到兴起于甘肃礼县一带秦人的迫逐，曾向天水市以北的葫芦河流域迁徙。西周穆王时，这一部犬戎受到周穆王的征伐，被迁往陇东平凉一带的“太原”。西周中晚期金文中，称宁夏固原、甘肃平凉、庆阳一带“太原”的允姓之戎为严允（猃狁），所以本居陇东高原的陆浑之戎，在秦晋西北，秦秋时被二国引诱迁往伊川，居于河南伊水流域，因此称为陆浑之戎。陆浑县因陆浑之戎的居住而得名。（详见尹盛平：《猃狁、鬼方的族属及其与周族的关系》，《人文杂志》1985年第1期，又见《周文化考古研究论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

[2]【汇注】

马持盈：次：住止。（《史记今注·周本纪》）

[3]【汇注】

程大昌：武王伐商，迁九鼎于洛邑，故洛阳南有定鼎门及郏襷陌，此之九鼎乃夏鼎也。既尝自夏入商，又遂自商入周也。春秋时世与之相近，所记必不误也。《史记》言周王入秦献其九鼎，则是鼎尝入关矣。然自汉以后，不闻关中有鼎，不知已入关后竟复何在也？《史记》始皇十八年过彭城，使千人没泗水，求周鼎不得，东坡曰：“此周人惩问鼎之祸，沉之泗水以缓祸。”此说非也。泗水属彭城，彭城非商都，亦非周都，何缘周鼎可反此水也？或是周别有鼎，而人误传耶？（《演繁露》卷七《周鼎》）

章衡：乙卯定王瑜元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观兵于周疆，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满曰：“在德不在鼎。昔成王定鼎于郏襷，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编年通载》卷二《周》）

刘文淇：《年表》：楚庄王八年，问鼎轻重。《楚世家》：楚王问鼎大小轻重。江永云：“今按《水经注》：王城东南门名曰鼎门，盖九鼎所从入也。故谓是地为鼎中。楚子问鼎于此。然则，楚子观兵于周疆，而问鼎在王城东南鼎中之地，逼近王城矣。”按江说是也。（《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宣公三年）

【汇评】

贺详：楚子问鼎，罗泌以为妄。谓楚庄贤君，孙叔敖贤相，灭陈且复于申叔之对，入郑且舍郑伯之服，非复前日之顽犷也。周为共主，彼且遽然而窥之，又谓“鼎非传国之物，问之何益？”亦似有见。第左氏所载王孙满之言，未必皆妄。按：九鼎在周，乃上代所宝者，故周公卜洛，亦以安九鼎为首称，楚居汉南，尝闻鼎之名，欲一见而不可得。故过周之疆，问周之鼎，亦向慕之私耳。王孙满恶其强梗，遂切责之，谓其窥伺神器。而楚子问鼎初心，未必遽至是也。若谓楚实未尝问鼎，而以左氏为罔，则又尽信书之过矣。（《留余堂史取》）

姚允明：元年，楚庄伐戎于周，薄洛观兵，且问鼎焉。而后知桓、文之能臣也，楚德凉齐、晋，而志代王中国无霸，有虎噬而已。（《史书》卷一《定王》）

程廷赞：“先王耀德不观兵”，楚子观兵周疆，盖恃其强也。因而问鼎，盖有觊觎天命之心。王孙满开口便说“在德不在鼎”，已足夺其所恃。末假抬出天命二字来，愈见天下非人力所能争。中间论鼎，还他“大小轻重”四字，而实从德上发论，绝不着意于鼎。楚子此时一片跋扈雄心，不觉消归何有？词严义正，不激不随，而笔法短峭警拔，又足起衰式靡。（《古文集解》）卷一《楚子问鼎》）

编者按：《太平御览》卷八五《定王》引《史记》“使人问九鼎”下有“之轻重”三字，文义较显豁。

[4]【汇注】

左丘明：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

裴骃：贾逵曰：“王孙满，周大夫也。”（《史记集解》）

梁玉绳：王孙满始见《左僖三十二》《周语》中。按《杜谱》，王孙满列杂人，不详其系。《通志·氏族略》四王史氏注则云：周共王生圉，圉曾孙生满，世传史职。《略》五王孙氏注又云：“满，顷王孙。”恐不可信。（《汉书人表考》卷四《王孙满》）

【汇评】

吕祖谦：一夫而抗强敌，一言而排大难，此众人之所喜，而识者之所忧也。楚为封豕长蛇，荐食上国，陈师鞠旅，观兵周郊，问九鼎之轻重，其势岌岌，若岱华嵩岳，将覆而未压，王孙满独善为说辞，引天援神，折其狂僭，使楚人卷甲韬戈，逡巡自却，文昭武穆，钟簴不移，瀍水雒都，城阙无改，其再造周室之功，实在社稷，是固众人之所同喜也。夫何忧忧之云者，非忧一时之功也，喜在今日，而忧在他日也。天下之祸不可狃，而幸不可恃。问鼎大变也，国几亡而祀几绝，王孙满持辩口以御之，所以楚子退听者，亦幸焉耳，周人遂以为强楚之凶焰如是，尚畏吾之文告，而不敢前，异时复有跳梁畿甸者，正烦一辩士足矣。是狃寇难为常，而真以三寸舌为可恃也。由东迁以来，周之君臣，上恬下嬉，奄奄略无立志，身不见骊彘之衅，口不诵《板荡》之诗，玩于宴安，渐以偷堕，君子犹意倘遇祸变，庶几儆惧，改前之为。今三代所传之大宝镇器，蛮夷跋扈，乃敢睥睨荡摇，欲以腥膻污浸之侈，然有改玉改步之意。祸变孰大于此？使王公卿士怵惕，祇畏怀覆亡之虞，则后稷、公刘之业，犹有望也。适王孙满之说，偶行其君臣相与高忱，遂谓吾舌尚存，寇至何畏？狃其祸而恃其幸，开之者非满欤？自是之后，相袭成俗，问其治国，则先文华，而后德政；问其御寇，则先辩说，而后甲兵；问其抚邦，则先酬对，而后信义。内观其实，日薄月纲，外观其辞，日新月巧。典册绚丽，尚如在成、康之间，形势陵迟，固已若夏、商之季矣。下逮战国吞噬之际，犹用满之余策，虚张九九八十一万之数以谲齐，左欺右绐，自矜得计，一旦秦兵东出，辩不能屈，说不能下，缓颊长喙，噤无所施，稽首归罪，甘为俘虏，始知浮语虚辞，果有时而不可恃也。晚矣哉，人有疾病者，偶得刀匕之剂而获瘳，乃凭借余剂，酣纵跌荡，以自投死地，是愈之于先，所以杀之于后也。故吾尝谓王孙满却楚之功，不足偿其怠周之罪。（《东莱先生左氏博议》卷二四《楚子问鼎》）

刘文淇：《梁书·处士传》：何胤谓王果曰：鼎者，神器，有国所先。故王孙满斥言，楚子顿尽。（《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宣公三年）

[5]【汇注】

郭嵩焘：“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楚兵乃去”，按：《左传》叙此为“次于洛，观兵于周疆。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详其问鼎之意亦偶及之而已，而亦足见其偃蹇无王之实，王孙满以义折之，可谓严正矣，要只是因事而为之词，楚之无王固不必系乎问鼎也。史公作“使人问九鼎。王使王孙满应设以辞，楚兵乃去”，恐失当时事实。（《史记札记·周本纪》）

刘文淇：《周本纪》：王使王孙满应说以辞，楚兵乃去。《传》不言楚师即去，史公采他书也。（《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宣公三年）

[6]【汇注】

章衡：“定王”，甲子十年，春，楚子围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楚子退三十里，许之评。（《编年通载》卷二《周》）

又：丁卯十三年，王孙苏与召氏、毛氏争政，使王札子杀召戴公、毛伯卫，王室乱。（同上）

又：戊辰十四年春，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三月，献俘于王，请王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晋国之盗逃奔于秦。夏，成周宣榭火。秋，王孙苏奔晋，晋人复之。冬，晋侯使士会平王室。（同上）

又：己巳十五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同上）

[7]【汇注】

司马迁：十七年春，楚庄王围郑，三月克之。入自皇门，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宾之南海，若以臣妾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若君不忘厉、宣、桓、武，不绝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群臣曰：“王勿许。”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绝乎！”庄王自手旗，左右麾军，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许之平。（《史记·楚世家》）

二十一年，定王崩[1]，子简王夷立[2]。简王十三年，晋杀其君厉公[3]，迎子周于周[4]，立为悼公[5]。

[1]【汇注】

章衡：乙亥二十一年十一月己酉，王崩。《春秋》不书葬。子简王即位。（《编年通载》卷二《周》）

又：丁亥十二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同上）

孙之騄：“二十一年，王陟”，《春秋》成五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是年，梁山崩，遏河水，三日不流。前定王五年，河徙固渎。班固曰：商碣周移，谓碣石沦于海水。（《考定竹书》卷一一）

齐召南：定王：匡王弟，元年乙卯。在位二十一年崩，子夷嗣。（《历代帝王年表·周世表·定王》）

梁玉绳：定王始见《左宣二》《周语中》。匡王弟，始见《史·周纪》，二十一年崩。按：定王之名，《史》作瑜，《周语·注》作揄，宋庠《补音》云：本作渝，或作褕，皆与此异，未知孰是。（《汉书人表考》卷七《定王榆》）

[2]【汇注】

潘永圜：简王，名夷，定王子，丙子即位。在位十四年。《谥法》：平易不訾曰简。（《读史津逮》卷一《周》）

朱孔阳：简王讳夷，定王子，十四年己丑九月，王崩，灵王元年正月葬。（《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又：杜氏曰：五月而葬，速也。（同上）

[3]【汇注】

姚允明：厉公将尽易其大夫，杀三郤，而劫栾中行于朝。十三年，书偃因弑公，而立悼公。悼公有治才，然唯抚诸卿以自定也。（《史书》卷一《简王》）

徐文靖：《笺》按：《左传》成十七年，厉公游于匠丽氏，栾书、中行偃遂执公焉。十八年春王正月庚午，晋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弑厉公，葬之于翼东门之外，以车一乘。《晋世家》厉公死十日，公子周立，是为悼公。（《竹书纪年统笺》卷一一《晋厉公卒》）

[4]【汇注】

韦昭：谈，晋襄公之孙，惠伯谈也。周者，谈之子，晋悼公之名也。晋自献公用骊姬之谗诅，不畜群公子，故（子）周适周事单襄公。（《国语注》卷三《周语下》）

张习孔：前573年，戊子，周简王十三年……晋悼公即位。栾书、中行偃杀晋厉公，而迎晋襄公玄孙周子（一作子周）于洛邑，是为悼公，时年十四岁。悼公任官命职，使吕相、士鲂、魏颉、赵武等皆为卿；整顿内政，辅助贫乏，救济灾患，减轻赋敛，使民以时。于是晋势复振。（《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5]【汇注】

左丘明：晋孙谈之子周，适周，事单襄公。立无跛，视无远，听无耸，言无远，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义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辩，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让必及敌。晋国有忧，未尝不戚；有庆，未尝不怡。襄公有疾，召顷公而告之，曰：“必善晋周，将得晋国。”顷公许诺，及厉公之乱，召周子而立之，是为悼公。（《国语·周语下》）

司马迁：厉公多外嬖姬，归，欲尽去群大夫而立诸姬兄弟。宠姬兄曰胥童……公使胥童为卿。闰月乙卯，厉公游匠骊氏，栾书、中行偃以其党袭捕厉公，囚之，杀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为悼公。（《史记·晋世家》）

蒋廷锡：按郑樵《通志·三王纪》，简王十三年春，晋人弑厉公，逆襄公之曾孙周而立之，是为悼公。（《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一〇《周·简王本纪》）

徐文靖：《笺》按：悼公名周。其大又捷，晋襄公少子也。号为桓叔。子惠伯谈生悼公周。《周语》曰：既杀厉公，栾武子使如周迎悼公。庚午，大夫迎于清原，乃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宫。二月乙亥，公即位，三年公始会诸侯。四年，诸侯会于鸡丘。五年，诸戎来请服，使魏庄子盟之。于是乎始复伯。（《竹书纪年统笺》卷一一《定王十四年》）

又：按《春秋》襄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癸亥，晋侯周卒。《晋世家》悼公十五年卒，子平公彪立。（《竹书纪年统笺》卷一一《灵王十五年》）

【汇评】

陆唐老：十三年，晋悼公立。悼公年方十四而甚贤明。乃命百官施舍己责，逮鳏寡，振废滞，匡困乏，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使魏鲂、魏颉、赵武为卿，凡六官之长，皆民誉也。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逾德，旅不翨师，民无谤言，所以能复霸业。（《陆状元通鉴》卷二〇《外纪周纪·简王》）

十四年，简王崩[1]，子灵王泄心立[2]。灵王二十四年，齐崔杼弑其君庄公[3]。

[1]【汇注】

章衡：己丑十四年，九月辛酉，王崩，子灵王即位（王生而有髭）。（《编年通载》卷二《周》）

又：癸巳四年，春，王使王叔陈生信戎于晋。晋人执之。士鲂如京师，言王叔之贰于戎也。（同上）

又：戊戌九年，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王右伯舆王叔奔晋。（同上）

又：癸卯十四年，七月丁巳，日有食之。（同上）

又：戊申十九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同上）

又：辛亥二十二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同上）

又：壬子二十三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同上）

又：冬，齐人为王城郊。（同上）

又：乙卯二十六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同上）

齐召南：简王：定王子，元年丙子。在位十四年崩，子泄心嗣。（《历代帝王年表·周世表·简王》）

梁玉绳：简王始见《春秋襄二》《周语中》，名夷。定王子，始见《史·周纪》，十四年崩。（《汉书人表考》卷七《简王夷》）

[2]【汇校】

陆伯焜：（泄心），《晋语》作“大心”。（引自《史记考证·周本纪》）

张文虎：“泄心”：官本云《晋语》作“大心”。按：“泄”疑当作“世”，古世大同用。（《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潘永圜：灵王，名泄心，简王太子。始生有髭而神，人称髭王。庚寅即位。在位二十七年。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孔子生。《谥法》：乱而不损曰灵。（《读史津逮》卷一《周》）

蒋廷锡：按郑樵《通志·三王纪》：灵王生而有髭髯，甚神圣，东迁之后，王室衰微，至灵王始振。（《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一〇《周·灵王本纪》）

印鸾章：《谥法》：乱而不损曰灵。（《纲鉴合编》卷二《周纪·灵王》）

梁玉绳：“子灵王泄心立”，附按：灵王之名，《周语》韦注亦作“大心”。（《史记志疑·周本纪》）

钱大昕：“子灵王泄心立”，梁氏玉绳曰：按《晋语》作“大心”。《周语》韦注亦作“大心”，疑此“泄”字误。大昕谓“泄心”即“世心”也。《礼记·杂记》下“泄柳之母死”，唐石经作“世柳”，岳氏刊本亦作“世”。《春秋三传》“世”与“大”多相通。如《乐》“大心”作“世心”，与此可互证。《夏本纪》帝泄，《左传》疏引《世纪》作“世”，盖泄从世声，亦可读如世。（《三史拾遗·周本纪》）

【汇评】

姚允明：七年，晋会诸侯于邢丘，听命者大夫。姚伯子曰：下移之势畜矣。悼安决防以趋之，增积成重，而政弗可返已。（《史书》卷一《灵王》）

[3]【汇注】

司马迁：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赐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晋，欲与晋合谋袭齐而不得间。庄公尝笞宦者贾举，贾举复侍，为崔杼间公以报怨。五月，莒子朝齐，齐以甲戌饷之。崔杼称病不视事。乙亥，公问崔杼病，遂从崔杼妻。崔杼妻入室，与崔杼自闭户不出，公拥柱而歌。宦者贾举遮公从官而入，闭门，崔杼之徒持兵从中起。公登台而请解，不许；请盟，不许；请自杀于庙，不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争趣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射中公股，公反坠，遂弑之。（《史记·齐太公世家》）

张习孔：前548年，癸丑，周灵王二十四年，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庄公六年……崔杼弑其君。齐庄公私通崔杼之妻，崔杼杀之，立庄公异母弟杵臼，是为景公。崔杼自为右相，以庆封为左相。齐太史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为杼所杀。太史二弟、三弟嗣书之，又皆为崔杼所杀。其四弟又嗣书，南史氏亦执简以位。闻已书，乃还。崔氏无奈，不敢再杀。晏婴哭庄公，崔氏以晏子民心所向，亦不敢问。（《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汇评】

姚允明：二十四年，晋问罪于齐，崔杼弑庄公以为说。所谓有邦皆崔子者也。（《史书》卷一《灵王》）

二十七年，灵王崩[1]，子景王贵立[2]。景王十八年，后太子圣而蚤卒[3]。二十年[4]，景王爱子朝[5]，欲立之[6]。会崩[7]，子丐之党与争立。国人立长子猛为王，子朝攻杀猛[8]。猛为悼王[9]。晋人攻子朝而立丐[10]，是为敬王[11]。

[1]【汇注】

裴骃：《皇览》曰：“灵王冢在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盖以灵王生而有髭，而神，故谥灵王。其冢，民祀之不绝。”（《史记集解》）

章衡：丙辰二十七年，十二月甲寅，王崩。《春秋》不书葬。子景王即位。（《编年通载》卷二《周》）

又：辛酉五年，晋韩起，代赵武为政，诸大夫强，政出多门。公室始卑。（同上）

又：庚辰二十四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同上）

王在晋：“灵王陵”，府城西南西周山上。（《历代山陵考》卷上《河南府》）

孙之騄：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灵王崩。（《考定竹书》卷一一）

齐召南：灵王：简王子，元年庚寅。……在位二十七年崩，子贵嗣。（《历代帝王年表·周世表·灵王》）

徐文靖：《笺》按：《春秋》襄公二十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林尧叟曰：实十一月癸巳崩，而以十二月甲寅告，此缓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竹书纪年统笺》卷一一《灵王十四年，王陟》）

又：《皇览》曰：周灵王葬于河南城西周山上。（同上）

梁玉绳：灵王始见《左襄十二》《周语下》。名泄心，始见《左昭二十六》疏引《世本》。简王子，始见《史·周纪》，又名大心，生而有髭，时号髭王。二十七年崩，葬河南王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汉书人表考》卷七《灵王泄心》）

[2]【汇注】

班固：灵王崩，景王立二年，儋括欲杀王而立王弟佞夫。佞夫不知，景王并诛佞夫。及景王死，五大夫争权，或立子猛，或立子朝，王室大乱。京房《易传》曰：“天子弱，诸侯力政。”（《汉书·五行志》卷下）

司马贞：名贵。按《国语》景王二十一年铸大钱及无射，单穆公及泠州鸠各设辞以谏。今此不言，亦其疏略耳。（《史记索隐》）

姚允明：（十四年），晋会平阴，甲车四千。姚伯子曰：吾于以知其时之军数，又以知其民数也。楚、晋车匹也，而徒有加。吴、越收扬之众，如楚也，齐、秦、晋敌而让焉，使全有青、雍，不让矣。豫、徐、兖，冠带以十数，多千乘者，州当一晋，则夫四万乘者，中国之车数也。外者，梁之巴、蜀，幽、辽之燕，未通。楚南不逾岭，而冀北犹广漠，又古歉今盈之数也。然则知其民数者，若何？曰：以井旬出车，故质之《周礼》，而民数可知也。（《史书》卷一《景王》）

孙之騄：灵王崩，太子晋早卒。《周书》“太子晋”解：王子曰：“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注云：王子年十七而卒也。按《列仙传》云：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次子贵立，是为景王。（《考定竹书》卷一一《景王》）

潘永圜：景王，名贵，灵王次子。太子晋早卒，以次立。丁巳即位。在位二十四年。太子圣早卒，王爱子朝，欲立之。会崩，子丐之党与争立，国人立长子猛。《谥法》：由义而济曰景。（《读史津逮》卷一《周》）

朱孔阳：景王讳贵，灵王子，太子晋之母弟也。二十五年辛巳四月乙丘（丑）崩，太子寿先卒，次子猛立，六月葬王，王室乱。（《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又：按：王有心疾，崩于荣锜氏。陵在今洛阳县。《皇览》曰：冢在洛阳太仓中。秦封吕不韦洛阳十万户，故大其城，并围景王冢也。（同上）

[3]【汇校】

梁玉绳：“后、太子圣而蚤卒”，按：昭十五年《左传》，云“六月乙丑，王太子寿卒。八月戊寅，王穆后崩。王子朝告诸侯曰：穆后及太子寿早夭即世”。则“圣而”二字乃一“寿”字之误，不然，岂穆后与太子俱圣乎？《经》无所考也。又后似不可言卒，《表》书“后太子卒”，亦非。（《史记志疑·周本纪》）

徐孚远：太子圣而早卒，疑指王子晋也，而不详其名。（《史记测议·周本纪》）

王圻：周时王后皆从王谥，《诗》云“亦右文母”，可见。然景王后独谥穆。（《谥法通考》卷二《周王及后谥》）

[4]【汇校】

张文虎：“二十年”：官本云《左传》及《年表》“景王二十五年”，脱“五”字，《志疑》说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刘坦：景王纪年，《周本纪》载二十年，《年表》载二十五年。据《周本纪》载：“灵王二十四年，齐崔杼弑其君庄公。”《十二诸侯年表》载：“崔杼以庄公通其妻，杀之，立其弟景公。”亦在周灵王二十四年。考《齐年表》及《世家》，崔杼弑庄公，在庄公六年。是则周灵王二十四年，与齐庄公六年同年。复据《周本纪》载：敬王“三十九年，齐田常杀其君简公”。《十二诸侯年表》载：“田常杀简公，立其弟为平公，常相之，专国权。”亦在周敬王之三十九年。考《齐年表》及《世家》，田常弑简公，皆在简公四年。是则周敬王之三十九年，与齐简公四年同年。按《齐年表》及《世家》，自庄公六年，至简公四年，同为六十八年。则周，自灵王二十四年，至敬王三十九年，亦应为六十八年。然依《周纪》景王二十年数之，仅六十三年。更依《周表》景王二十五年数之，则其年适为六十八。是《本纪》载景王历年，明阙五年也。（《史记纪年考》卷二《周共和以后纪年考·景王》）

[5]【汇注】

裴骃：贾逵曰：“景王之长庶子。”（《史记集解》）

[6]【汇注】

张守节：《左传》云：“子朝用成周之宝珪沈于河，津人得诸河上。”杜预云：“祷河求福也，珪自出水也。”按：河神不敢受故。（《史记正义》）

[7]【汇校】

陆伯焜：《左传》及《年表》景王二十五年崩，此云“二十年”，盖脱“五”字。（引自《史记考证·周本纪》）

编者按：杜预注之曰：“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乱，故速。”

【汇注】

韦昭：景王，周灵之太子，晋之弟也。宠人，子朝及其臣宾孟之属也。（《国语注》卷三《周语下》）

又：景王无嫡子，既立子猛，又许宾孟立子朝。未立而王崩，单子、刘子立子猛，而攻子朝，王室大乱。（同上）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景王遇心疾，崩于荣锜氏。单穆公与刘文公，立太子猛，是为悼王，景王在位二十五年。（《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裴骃：《皇览》曰：“景王冢在洛阳太仓中。秦封吕不韦洛阳十万户，故大其城并围景王冢也。”（《史记集解》）

章衡：辛巳二十五年，景王爱长庶子朝，刘献公（狄）、单穆公（旗）恶之。四月，王与宾孟谋杀刘、单而立朝，未及而崩。五月，刘、单杀宾孟立王子猛。六月，葬景王。王子朝攻刘、单，王室乱。王猛居于皇，秋，入于王城。十月，悼王猛卒，刘、单立其母弟王。（《编年通载》卷二《周》）

又：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同上）

孙之騄：昭二十二年夏四月，景王崩。太子寿先卒，国人立王子猛，是为悼王。七月，王子朝弑之，王室乱。景王弟敬王立，二十三年，敬王居于狄泉，曰东王。尹氏立王子朝，据王城，曰西王。二十六年冬十月，敬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春秋考异邮》曰：“刘子、单子折猛人（入）城，天王奔走。尹氏立朝。国有三王，天下两主，周分为二，莫能救讨。”（《考定竹书》卷一一）

齐召南：景王：灵王子，元年丁巳。……在位二十五年崩，子猛嗣，王室乱，王猛早卒，弟丐立。（《历代帝王年表·周世表·景王》）

梁玉绳：景王始见《左昭十一》《周语下》，名贵，灵王子，始见《史·周纪》。太子晋之弟，在位二十五年，以心疾崩，葬洛阳太仓中。（《汉书人表考》卷八《景王贵》）

又：“二十年，景王爱子朝，欲立之，会崩”，按：“二十”下脱“五”字，景王在位二十五年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8]【汇校】

陈允锡：《春秋》王子猛卒，不言杀。（《史纬》卷一《周》）

【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悼王以景王二十五年四月，始即位，十一月崩。王立凡二百日，故《春秋》称王子猛卒，不成丧，故不言天王崩也。立王母弟，是为敬王。（《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陆唐老：（周之相）单子、刘子立（景）王次子猛为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帅要、饯之甲以逐刘子，刘子奔扬。单子奉子猛于庄宫，子朝之徒夜使人取猛以归，单子出奔，子朝之徒奉王猛以追单子。晋人帅师纳王猛于王城。王猛卒。诸大夫奉王猛母弟丐为王。（《陆状元通鉴》卷二〇《外纪周纪·景王》）

[9]【汇注】

潘永圜：悼王，名猛，景王庶长子，辛巳即位，在位一年，子朝之徒攻而杀之。晋人攻子朝而立丐。《谥法》：恐惧从处曰悼。（《读史津逮》卷一《周》）

蒋廷锡：按郑樵《通志·三王纪》，悼王立，未及一年，王子朝攻杀之。（《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一〇《周·悼王本纪》）

梁玉绳：悼王猛始见《春秋·昭二十二》经传。景王子，始见《周纪》，十五年，太子寿卒，王立猛为太子。猛又作邑，亦曰子猛，亦曰王猛，立七月而卒，冢在南阳鄂县西。（《汉书人表考》卷九《悼王猛》）

朱孔阳：悼王讳猛，景王子，辛巳四月嗣位，十月崩。（《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陈蒲清：悼王：因在位不久即被杀，故谥悼王。《谥法》：“年中早夭曰悼。”（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编者按：《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载：“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杜预注曰：“乙酉在十一月，经书十月，误。虽未即位，周人谥曰悼王。”

[10]【汇注】

徐文靖：《笺》按：丐，一作匄。《春秋》昭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林尧叟曰：居于狄泉，言未得京师也。于是王猛卒，敬王即位，即王猛之母弟也。居于狄泉，谓之东王。子朝入于王城，谓之西王。《书》曰天王居于狄泉，出子朝也。（《竹书纪年通笺》卷一一《敬王》）

[11]【汇校】

梁玉绳：“子丐之党与争立，国人立长子猛为王。子朝攻杀猛，猛为悼王。晋人攻子朝而立丐，是为敬王”。按：昭二十二年《春秋·经》《传》，王子朝之党与王子猛争立，非子匄争立也。王猛次正，为太子寿之弟，故单穆公、刘文公立之，非国人所立也。猛立七月而卒，虽未即位，周人谥曰悼王，非子朝杀之也。匄为敬王名，各本讹“丏”，或作“丐”。而匄乃猛之母弟，猛卒而后匄立，安得此时匄与朝争乎？《史》皆误。《广宏明集》法琳《破邪论》引陶公《年纪》，言悼王一百一日，殊不足据。法琳又曰悼王立一百一日，为庶弟子朝所害，谓出齐秘书阳玠《史目》。陶公《年纪》盖依此纪而误者。子朝为景王长庶子，亦不可云庶弟。（《史记志疑·周本纪》）

【汇注】

姚允明：初，太子寿早逝，宾喜傅王子朝而求立。惟单旗，刘狄以为不顺也。王崩，悼王立，诛宾喜，朝呼其党谋篡，持胜而未定。晋勤王，居之王城也，则崩矣。敬王嗣立，乱犹未定也。（《史书》卷一《景王》）

裴骃：贾逵曰：“敬王，猛母弟。”（《史记集解》）

潘永圜：敬王，名丐，悼王同母弟。壬午即位。十五年，杀子朝于郢。十六年，子朝之徒复作乱，多在王城。王出居姑莸（晋地），使晋率诸侯城成周，居之。成周在王城东，故曰东周。而王城在成周西，故曰西周。非以镐京洛阳为东、西也。在位四十四年。四十一年四月，孔子卒。《谥法》：合善典法曰敬。（《读史津逮》卷一《周》）

梁玉绳：敬王始见《左昭二十二》，名匄。景王子，始见《周纪》，亦曰东王，四十四年崩，葬河南三王陵。按：《史记集解》引贾逵、《周语下》韦注、杜《世族谱》及《左注》皆言敬王是悼王母弟，独此以敬为悼兄，恐误。悼殂于乱，君子伤之，敬王能终其世，亦无失德，安得贬居末等，反在子朝之下乎？（《汉书人表考》卷九《敬王匄》）

翟云升：“敬王丐”：景王子，悼王兄，兄当作弟。（《校正古今人表》第九）

朱孔阳：敬王讳匄，景王子，悼王母弟也。以王子朝之乱徙都成周，即下都，在今洛阳县东三十里。四十四年乙丑，王崩。（《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张习孔：前519年，壬午，周敬王丐元年……夏，京之役，王子朝受挫，晋师遂还。及晋师返，王子朝之势复振，败敬王之师，入居王城。（《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又：秋，周敬王居于狄泉。狄泉在王城东，人称东王。王子朝亦在王城称王，人称西王，周东王、西王并立。（同上）

敬王元年[1]，晋人入敬王；子朝自立[2]，敬王不得入，居泽[3]。四年[4]，晋率诸侯入敬王于周[5]，子朝为臣[6]。诸侯城周[7]。十六年，子朝之徒复作乱[8]，敬王奔于晋[9]。十七年，晋定公遂入敬王于周[10]。

[1]【汇注】

章衡：壬午，恭王（匄）元年，秋，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于王城。（《编年通载》卷二《周》）

[2]【汇注】

姚允明：元年，辞晋师，王之战多败绩矣。出居狄泉。朝入，而尹氏立之也。（《史书》卷一《敬王》）

[3]【汇注】

裴骃：贾逵曰：“泽邑，周地也。”（《史记集解》）

王恢：泽：《春秋》昭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左传》：“王师在泽邑。”贾逵曰：“泽即狄泉。”《谷水注》：“无渊池水又东流入洛阳之南池，池即故翟泉也。”《地理通释》：“翟泉地在成周东北，晋率诸侯之徒，修缮其城；以成周小，不受王都，故坏翟泉以广焉。”按今为翟泉镇。又按其时敬王居翟泉称东王，子朝入居王城谓之西王。晋入敬王于周，《春秋》曰“子朝奔楚”（敬王十五年春，王人杀子朝于楚）。（《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敬王居泽》）

曲英杰：春秋时期，周敬王元年（前519），为避王子朝之乱，周敬王出居狄泉。学者多以此时周王曾有迁都并筑新城之举，不确。《春秋·昭公二十三年》载：“天王居于狄泉。”杜预注：“敬王辟子朝也。狄泉，今洛阳城内大仓西南池水也。时在城外。”《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又载：“天王入于成周。”《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此事为“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宫。晋师使成公般戍周而还。十二月癸未，王入于庄宫”。杜预注：“庄宫，在王城。”由此可知，周敬王此次出居避乱，不久即返回成周。其成周、王城是同指一城，即洛邑。《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襄）王入于王城。”《国语·晋语四》作“（襄）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郏”。亦可表明这一点。（《先秦都城复原研究·洛》）

[4]【汇注】

章衡：乙酉四年，秋，晋知跞、赵鞅帅师纳王，十月，王起师于滑，十一月召伯盈逐王子朝，尹氏、召氏、毛伯以朝奔楚。十一月癸酉，王入于成周，晋使成公般戍周而还。（《编年通载》卷二《周》）

又：丙戌五年，冬，诸侯之师戍于周。（同上）

又：戊子七年，三月，王杀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鲁之子，皆子朝之党。（同上）

又：辛卯十年，八月，王使富辛、石张请城于晋。冬，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城成周。（同上）

又：丙申十五年，春，王人杀子朝于楚。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同上）

[5]【汇注】

张习孔：前516年，乙酉，周敬王四年……王子朝奔楚。晋知跞、赵鞅率师助敬王伐王子朝，克巩（今河南巩县西南）。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奔楚。敬王还入成周（洛邑）。晋师使成公般戍周而还。（《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6]【汇注】

裴骃：《春秋》曰：“子朝奔楚。”《皇览》曰：“子朝冢在南阳西鄂县。今西鄂晁氏自谓子朝后也。”（《史记集解》）

梁玉绳：“子朝为臣”，按：《春秋》经传子朝奔楚，为敬王臣乎哉？（《史记志疑·周本纪》）

[7]【汇校】

梁玉绳：“诸侯城周”，按：《春秋》城周在昭三十二年，当敬王十年，此书于四年，岂因是岁晋戍周而误欤？（《史记志疑·周本纪》）

【汇注】

韦昭：成周在瀍水东，王城在瀍水西。初，王子朝作乱，于鲁昭二十三年夏，王子朝入于王城，敬王如刘。秋，敬王居于狄泉。狄泉，成周之城，周墓所在也。鲁昭二十六年四月，敬王师败，出居于滑。十月，晋人救之，王入于成周。子朝奔楚。其余党檐扁之徒，多在王城，敬王畏之，于是晋征诸侯成周，用役烦劳，故苌弘欲城成周，使富辛、石张为主，如晋，请城成周。（《国语注》卷三《周语下》）

姚允明：三年，晋会黄父，期纳王。……四年，晋师纳王，朝奔楚，王室乱者五年。……八年，晋以诸侯城成周。（《史书》卷一《敬王》）

曲英杰：《春秋·昭公三十二年》载：“仲孙何忌会晋韩不信、齐高张、宋仲幾、卫世叔申、郑国参、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其时敬王既早已入居成周，则此次“城成周”只能是修补旧城，而不可能是另筑新城于其外。由于此城多年失修，完全丧失了防御能力，以致于需诸侯国派兵“戍周”，因而有必要对成周城做一次全面的修复。……《左传·定公元年》载：“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将以城成周。魏子涖政。……魏献子属役于韩简子及原寿过，而田于大陆，焚焉，还，卒于宁。范献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复命而田也。孟懿子会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乃执仲幾以归。三月，归诸京师。城三旬而毕，乃归诸侯之戍。齐高张后，不从诸侯。”《国语·周语下》载此事为：敬王十年，刘文公与苌弘欲城周，为之告晋。魏献子为政，说苌弘而与之。将合诸侯。卫彪傒适周，闻之，见单穆公曰：“苌、刘其不殁乎？周诗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坏也。其所坏，亦不可支也。……今苌、刘欲支天之所坏，不亦难乎？自幽王而天夺之明，使迷乱弃德，而即慆淫，以亡其百姓，其坏之也久矣。而又将补之，殆不可矣。”由周王所言“今我欲徼福假灵于成王，修成周之城”，士弥牟营成周唯计丈数等而不选址“攻位”，“城三旬而毕”，卫彪傒所言“今苌、刘欲支天之所坏”，均可表明此次“城成周”是修复旧的成周城而非另筑新城。此次“城成周”，以晋魏舒为首，有十个侯国参加，本是一件很勉强的事。在修筑过程中，主事者极不负责任，诸侯国或不受功，或后至，前后时间只有一个月，可谓是草草从事。（《先秦都城复原研究·洛》）

[8]【汇注】

吴澄：子朝据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狄泉，曰东王。（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姚允明：十六年，王子朝戮于楚，其余党以郑师入寇，王辟之姑莸。（《史书》卷一《敬王》）

[9]【汇校】

梁玉绳：“敬王奔于晋”，按：《左传》定六年，“天王处于姑莸”，杜注周地，则王未尝奔晋也。此与《表》并误。（《史记志疑·周本纪》）

【汇注】

张习孔：前504年，丁酉，周敬王十六年，鲁定公六年，郑献公十年，晋定公八年……郑伐周，鲁伐郑。王子朝之余党儋翩将在周作乱，郑助之，为之伐周六邑：冯（今洛阳市近郊）、滑、胥靡（皆在今偃师东南）、负黍（今登封西南）、狐人（今临颍）、阙外（伊阙之南）。鲁奉晋命伐郑，讨其攻周，取郑之匡邑（今长垣）。（《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又：夏，晋以大夫阎没率师助周戍守，且为周筑城于胥靡。（同上）

又：周儋翩作乱，周敬王自成周出走，居于姑莸（周邑）。（同上）

[10]【汇注】

陆唐老：十七年，晋侯帅师纳王，王入于王城。（《陆状元通鉴》卷二〇《外纪周纪·敬王》）

姚允明：十七年，齐景公盟郑于咸，盟卫于沙，间晋之失诸侯而收之。晋定王室。（《史书》卷一《敬王》）

张习孔：前503年，戊戌，周敬王十七年……晋籍秦（籍谈之子）迎敬王入居王城。（《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又：周敬王之大夫单武公、刘桓公伐儋翩之党于谷城、简城（两城皆在今洛阳市附近）、仪栗（今地不详）、盂（今沁阳西北），以稳定王室。（同上）

【汇评】

王鏊：晋入敬王始终，历十七年间，不数语而自详尽。（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三十九年[1]，齐田常杀其君简公[2]。

[1]【汇注】

章衡：庚申三十九年，夏，齐田常执其君简公于舒州，弑之，立其弟骜，田常遂专齐政。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编年通载》卷二《周》）

[2]【汇注】

司马迁：庚辰，田常执简公于徐州。……甲午，田常弑简公于徐州。……田氏卒有齐国，为齐威王，强于天下。（《史记·齐太公世家》）

解惠全：“齐田常”句：田常于齐简公四年杀简公，立平公，自任齐相，齐国之政由此归田氏。至周安王时，命田常曾孙田和为诸侯，齐由田氏代替了姜氏统治。事详《田敬仲完世家》。（《全译史记·周本纪》）

张习孔：前481年，庚申，周敬王三十九年……齐陈恒杀简公。陈恒（田成子）与阑止（一作监止）为左右相。相简公。阚止有宠于简公，陈恒忌之。恒修其父田僖子之政，大斗贷，小斗收，国人歌曰：“妪乎乎芑，归乎田成子。”陈恒知国人附己，遂杀简公、阚止。……陈恒立简公弟骜，是为平公。（《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四十一年[1]，楚灭陈[2]。孔子卒[3]。

[1]【汇校】

张文虎：“四十一年”，《志疑》云：按《左传》在哀十七年，为敬王四十二年。（《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2]【汇校】

章衡：癸亥四十二年，楚白公之乱，陈入侵楚。秋，楚围陈，杀闵公，遂灭陈。（《编年通载》卷二《周》）

吕祖谦：《史记·年表》（楚灭陈）在前一年。今从左氏（在四十二年）。（《大事记解题》卷一）

【汇注】

司马迁：（惠王）灭陈而县之。（《史记·楚世家》）

吕祖谦：朝，子西之子，武城尹也。陈，舜之后，姓妫氏。自胡公至尽公凡二十三世，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武王，武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以元女大姬配其子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按《前汉·地理志》：陈、郑之国，与韩同星分。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大事记解题》卷一）

梁玉绳：“四十一年，楚灭陈”。按：《左传》楚灭陈在哀十七年，为敬王四十二年，此误作“四十一”。《史记》各处所书灭陈之年，惟《秦纪》《吴》《蔡》《陈世家》不误，其余《周纪》《年表》及《杞》《宋》《楚》《郑世家》俱误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3]【汇校】

吕祖谦：《鲁史》《左传》皆书己丑，杜预曰：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大事记解题》卷一）

【汇注】

司马迁：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贡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史记·孔子世家》）

又：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同上）

章衡：壬戌四十一年，夏，孔子卒，年七十三。（《编年通载》卷二《周》）

【汇评】

姚允明：四十一年，孔子卒。王道穷而师道立矣。（《史书》卷一《敬王》）

陆唐老：恕曰：包牺以来，圣王兴利，知者创物。生民日用，资而仰之。然其祠冢苗裔，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宗奉，历千余年未有如孔子之盛者，岂非君臣父子、仁义礼乐之教，虽蛮貊之邦，不可斯须拾乎！（《陆状元通鉴》卷二〇《外纪周纪·敬王》）

四十二年，敬王崩[1]，子元王仁立[2]，元王八年[3]，崩[4]，子定王介立[5]。

[1]【汇校】

张文虎：“四十二年，敬王崩”：《御览》引作“四十三年”，与《年表》合。（《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李景星：“四十二年，敬王崩”。按“四十二年”当作“四十四年”，此与《表》皆误。（《史记评议·周本纪》）

刘坦：敬王纪年，《周本纪》载四十二年，《年表》载四十三年。据《晋年表》顷公六年载：“周室乱，公平乱，立敬王。”又《晋世家》载：“顷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争立，晋六卿平王室乱，立敬王。”是则敬王元年，与晋顷公七年同年。复据《周本纪》载：“定王十六年，三晋灭智伯，分有其地。”《六国表》载魏桓子、韩康子、赵襄子败知伯于晋阳，三分其地，亦在周定王十六年。考智伯之灭，《六国表》载在晋哀公四年。《鲁世家》亦载云：“哀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是则周定王之十六年，与晋哀公四年同年。按晋历年，自顷公七年，至哀公四年，凡为六十七年。则周自敬王元年，至定王十六年，亦应为六十七年。然依《年表》载敬王四十三年，适为六十七年。更依《本纪》载敬王四十二年，则仅六十六年。而《本纪》载敬王以下，元王八年，与《年表》同。则其自敬王元年，至定王十六年，为六十六年，所以与《年表》六十七年，不能相符者，实以纪敬王，误阙一年。而敬王历年，亦固以四十三年为是也。（《史记纪年考》卷二《周共和以后纪年考·敬王》）

编者按：《太平御览》卷八五《敬王》“四十二年”引作“四十三年”，文曰：《史记》曰：晋定公遂入敬王于周。四十三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

【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经》终。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贞定王立。（《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裴骃：徐广曰：“皇甫谧曰敬王四十四年，元己卯，崩壬戌也。”（《史记集解·周本纪》）

王鸣盛：《史记·十二诸侯》及《六国表》纪年历然分明，然自敬王以下，年代世次诸说互异。窃谓《史记》为得其实。《年表》敬王元壬午，崩甲子，凡四十三年。其三十九年为鲁哀公十四年，则获麟之年也。四十一年为鲁哀公十六年，则孔子卒之年也。敬王实崩于哀公十八年，敬王子元王，元乙丑，崩壬申，凡八年。元王子定王，元癸酉，崩庚子，凡二十八年，其元年为鲁哀公二十七年，《左传》尽此，明年哀公卒，其说如此。《左传》哀十九年，“叔青如京师，敬王崩故也”。按其事，似敬王有四十四年，与《史记》异，又《汲郡纪年》敬王元壬午，崩乙丑，凡四十四年，元王元丙寅，崩壬申，凡七年，较之《史记》，敬王多一年，元王少一年，是敬王以哀公十九年崩矣。然《正义》云：“叔青如京师，自为敬王崩，未知敬王何年崩也。”考之鲁事，隐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至秋来求赙，以鲁不会葬，又不共奉王丧也。文公八年八月襄王崩，明年二月，叔孙得臣如京师，其怠缓也若是，况哀公之季乎？逾年始往，固无足怪，不得执此以疑《史记》也。《世本》则以定王为贞王，且以敬王崩，贞王介立，贞王崩，元王赤立。其元王之名与《史记》名仁互异，及以敬王亦为崩于哀十九年，皆姑置勿论，惟《史记》元王为定王父，《世本》元王为贞王子，则迥不相合矣。宋忠为《世本注》亦疑而不能定。夫年代既远，世次颠倒，理固有之，但《本纪》定王有三子争立事，长子去疾立，是为哀王，立三月，弟叔杀哀王自立，是为思王，立五月，弟嵬杀思王自立，是为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元王既无此事，则马迁于此不应亦误，《世本》未足信也。杜预《世族谱》又以为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传终矣，如此则敬王崩于癸亥，元王元甲子，崩癸酉，其说与《史记》及《左传》《纪年》《世本》诸书皆不同，不知所据云何，恐未足信，且如此则敬王之崩，叔青逾三年而会葬，殊觉远于情事矣。最后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又谓敬王元己卯，崩壬戌，凡四十四年，贞定王元癸亥，崩壬申，凡十年，元王元癸酉，崩庚子，凡二十八年。公子争立，立嵬为考王，《年表》己卯为景王之二十三年，景王崩于辛巳，凡二十五年。如谧说，则景王当削去三年，以二十二年戊寅崩矣。《国语》：“景王二十三年，将铸元射，单穆公谏，不听。二十四年，钟成。二十五年，王崩。”则谧之言妄矣。且如此，则敬王之崩，叔青逾四年而往，此尤必无之理也。其以定王为元王父亦袭《世本》，而遂以三子争立皆移为元王以就其说，但从十一年癸未三晋灭知伯，则灭知伯乃十六年戊子事，是年为晋哀公四年，鲁悼公十四年，在春秋后二十七年。杜预引《世家》及《年表》以解《左传》，其事甚明，吴师道校鲍彪《战国策注》亦同，安得以为癸未争乎？又《索隐》亦从《世本》，以“定”当为“贞”字之误，而曰：“岂周家有两定王，代数又非远乎？”皇甫谧见此疑而不决，遂通于《史记》《世本》之错谬，因谓为“贞定王”，未为得其实。按《国语》：“景王崩，王室大乱，及定王，王室遂卑。”又：“敬王十年，刘文公、苌弘欲城成周，卫彪傒曰：‘苌、刘其不没乎。’二十八年，杀苌弘。及定王，刘氏亡。”是《国语》与《史记》合，周有两定王明矣。韦昭强改为“贞”，抑思《国语》所纪，何容两处并误耶？若所谓贞定王者，据《索隐》，系谧妄造，今《纪年》亦作“贞定”，而海宁周广业云：班氏《古今人表》亦作“贞定”，则非谧妄造，年代久远，纪载错互，但当缺疑，不可强说。（《十七史商榷·周敬王以下世次》）

杭世骏：“四十二年，敬王崩”，臣世骏按：陆德明《左传·释文》曰：按《传》敬王崩在此年。《世本》亦尔。《世族谱》云：“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传终矣。据此则敬王崩当在哀公十七年。《史记·周本纪》及《十二诸侯年表》，敬王四十二年崩，子元王仁立。则敬王是鲁哀公十八年崩也。《六国年表》起自元王，及《本纪》皆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鲁哀公之二十七年，与杜预《世族谱》为异。又《世本》云：鲁哀公二十年，是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则定王之崩年，是鲁哀公二十七年也。众说不同，未详孰是。（引自《史记考证·周本纪》）

齐召南：敬王：景王子，元年壬午。……在位四十四年崩，子仁嗣。（《历代帝王年表·周世表·敬王》）

徐文靖：《笺》按：《左传》哀十九年，冬，叔青如京师，敬王崩故也。《史记·年表》敬王四十三年崩，则少一年。徐广曰：岁在甲子，从《史记》也。据《竹书》则在乙丑。（《竹书纪年统笺》卷一一《敬王四十四年，王陟》）

梁玉绳：“四十二年，敬王崩”，按：《左传》哀十九年书敬王崩，而《春秋》昭二十二年书景王崩，则敬王在位四十四年明甚，《竹书》及《集解》引皇甫谧说俱合。此作“四十二”，表作“四十三”，并误也。但《御览》八五卷引《史记》作“四十四”。（《史记志疑·周本纪》）

[2]【汇校】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周本纪》云：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世本》云：元王赤。贞定王，考据二文，则是元有两名，一名仁，一名赤。如《史记》则元王为定王父，定王即贞王也。依《世本》则元王是贞王子，必有一乖误。然此“定”当为“贞”字误耳。岂周家有两定之，代数又非远乎？（《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吕祖谦：《世本》作贞王介。（《大事记解题》卷一）

【汇注】

裴骃：徐广曰：“《世本》云贞王介也。”（《史记集解》）

陆唐老：三年，越伐吴，灭之。……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元王使人赐祚，命为伯。诸侯毕贺。（《陆状元通鉴》卷二〇《外纪周纪·元王》）

姚允明：元年，越围吴，三年，灭之。吴之毒于齐、楚也，怨有厚，赵襄子顾盟，而不敢远征，以内有知也，故遂无援而亡。越乃霸上国，朝鲁定邾，出师于卫、齐、晋、秦、楚不敢与争诸侯者，当其时也。（《史书》卷一《元王》）

潘永圜：元王，名仁，敬王太子。壬申即位。在位六年。《谥法》：行义说民曰元。（《读史津逮》卷一《周》）

梁玉绳：“子元王仁立”，附按：《人表》依《世本》元王名赤，《索隐》曰元有两名。（《史记志疑·周本纪》）

[3]【汇校】

李景星：“元王八年，崩”。按：元王只七年，此与《六国表》皆误。（《史记评议·周本纪》）

[4]【汇校】

梁玉绳：“元王八年，崩”，按：元王七年，此与《六国表》言八年并误。杜《世族谱》作“十年”，亦误。盖谬减敬王之年以益元王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汇注】

齐召南：元王：敬王子，元年丙寅。……在位七年崩，子介嗣。（《历代帝王年表·周世表·元王》）

徐文靖：《笺》按《六国表》起自元王，皆云元王八年崩。今据《竹书》是七年也。（《竹书纪年统笺》卷一一《元王七年，王陟》）

[5]【汇校】

张文虎：“定王介”：《御览》引作“贞定王”。（《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夏燮：按《史记·周本纪》，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崩，子定王介立。《索隐》引《世本》作元王赤。而《世本》所叙世次则敬王子为贞王，贞王子为元王，贞王名介，与《史记》之以介为定王名者异。《索隐》谓《史记》《世本》父子倒置，必有一乖误。周家两定王，代数非远，不应复谥。因疑《史记》“定”字当为“贞”字之误，皇甫谧见《世本》有贞王，《史记》有定王，疑不能决，遂弥缝两家之错谬，因谓为贞定王，亦未为得云云。今考此表元王为敬王子，贞定王为元王子，即《史记》本纪之说。惟《史记》元王名仁，班从世本作赤耳。贞定王之称，已见班氏表中。疑班氏即据《史记·周本纪》文，而本纪“定王介立”，不云“贞定”，省文耳。《史记》多据《世本》，而《世本》展转沿讹，误分贞定为二世，又倒误元王于贞王下。证以介之名，《世本》以为贞王，《史记》以为定王，明是贞、定本一王，而其名为介，其谥为贞定。《索隐》不察，乃以称“贞定”者出自皇甫谧之杜撰，冤哉！再考“贞定王”以后有考哲王、威烈王、元安王、夷烈王，俱见此表中，皆以两字为谥。司马贞不考前后谥法之例，横生臆说，今特条辨之。（《校汉书人表》卷八《古今人表》）

又：《史记》似非漏去“贞”字，而其言“定王”者，即“贞定王”，犹之下文称考王即考哲王，称安王即元安王，称烈王即夷烈王。班氏则并以双谥具载表中，而徐广乃引考哲王谓为皇甫谧说，毋乃失考。（同上）

【汇注】

裴骃：徐广曰：“《世本》云元王赤也。”皇甫谧曰：“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晋灭智伯，二十八年崩，三子争立，立应为贞定王。”（《史记集解》）

司马贞：《系本》云元王赤，皇甫谧云贞定王。考据二文，则是元有两名，一名仁，一名赤。如《史记》，则元王为定王父，定王即贞王也；依《系本》，则元王是贞王子。必有一乖误。然此“定”当为“贞”字误耳。岂周家有两定王，代数又非远乎？皇甫谧见此，疑而不决，遂弥缝《史记》《系本》之错谬，因谓为贞定王，未为得也。（《史记索隐》）

章衡：丁亥十五年，晋知伯专决国政，并范中行地，最强。（《编年通载》卷二《周》）

潘永圜：贞定王，名介，元王太子。壬申即位，在位二十八年。《谥法》清白守节曰贞，纯仁不爽曰定。（《读史津逮》卷一《周》）

梁玉绳：“子定王介立”，附按：周不应有二定王，韦注《国语》《后书·西羌传》，陶公《纪年》并据《世本》作“贞王”，而《竹书》《人表》《世纪》均作“贞定王”，《御览》引《史记》亦作“贞定”，则固有两字谥也。《索隐》不考，妄谓皇甫谧弥缝《史记》《世纪》《世本》之错因谓为贞定，可嗤之甚。至《世本》以元王为贞王子，互易代系，孤文单义，不足取证。《左传》哀十九年《疏》及《释文》两存其说而不能定，未免歧见，岂其信《世本》《世纪》，更胜于信《史记》《竹书》《人表》乎？又《集解》引皇甫谧言王名应，不知何出，殆非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朱孔阳：贞定王讳介，元王太子。二十八年庚子春，王崩，子去疾践位，是为哀王。弟叔弑王自立，是为思王。秋八月，王子嵬杀叔而自立。（《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定王十六年[1]，三晋灭智伯[2]，分有其地[3]。

[1]【汇注】

章衡：戊子，十六年。赵襄子与韩康子、魏桓子合攻晋知伯，灭之，而三分其地。（《编年通载》卷二《周》）

[2]【汇注】

司马贞：韩、赵、魏、范、中行及智氏为六卿。后韩、赵、魏为三卿，而分晋政，故曰三晋。（《史记索隐》）

徐文靖：《笺》按：《史记·六国年表》三晋灭知伯，在周定王十六年，上距获麟二十七年。皇甫谧曰：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晋灭知伯。据《竹书》则元王七年陟，不得十一年也。又按《晋世家》，晋哀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索隐》曰：如《纪年》之说，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又按《秦本纪》，知开与邑人来奔。《正义》曰：开，知伯子与从属来奔秦。《晋世家》及《秦本纪》互相矛盾，皆误。（《竹书纪年统笺》卷一一《贞定王十六年》）

[3]【汇注】

司马迁：当是时，晋国政皆决知伯……哀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史记·晋世家》）

又：出公十七年，知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当是时，晋国政皆决知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强。哀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同上）

【汇评】

姚允明：知主亡赵氏，连师围之。而自取灭者，骄见，而成韩、魏、赵之合也。地既三分，臣也皆君矣。（《史书》卷一《贞定王》）

二十八年[1]，定王崩[2]，长子去疾立，是为哀王[3]。哀王立三月，弟叔袭杀哀王而自立[4]，是为思王[5]。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杀思王而自立[6]，是为考王[7]。此三王皆定王之子[8]。

[1]【汇注】

章衡：庚子二十八年，天王崩，太子去疾立，是为哀王，在位三月，弟叔袭杀去疾而自立，是为思王。在位五月。少弟嵬攻杀叔而自立，是为考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东周桓公。（《编年通载》卷二《周》）

[2]【汇注】

裴骃：徐广曰：“皇甫谧曰贞定王十年，元癸亥，崩壬申。”（《史记集解》）

龙体刚：贞定王，名介，元王子。癸酉至己亥二十八年。戊子，韩、赵、魏三家，共灭智氏之族。戊戌，昼晦星见。（《半窗史略》卷六《东周·贞定王·注》）

齐召南：贞定王，元王子，元年癸酉。……在位二十八年崩，国乱，子嵬立。（《历代帝王年表·周世表·贞定王》）

徐文靖：《笺》按：《春秋》成公五年冬十一月己酉，定王崩。（《竹书纪年统笺》卷一一）

[3]【汇注】

潘永圜：哀王，名去疾，贞定王太子。庚子即位，三月，弟叔袭弑之。《谥法》：早孤短折曰哀。（《读史津逮》卷一《周》）

编者按：李昉注《太平御览》卷八五《贞定王》条下，曰“哀王”，皇甫谧曰“贞定王”。

[4]【汇注】

梁玉绳：思王叔袭，定王子，惟见《史·周纪》。定王崩，长子哀王去疾立。三月，弟叔袭杀哀王自立，五月，少弟嵬杀思王。（《汉书人表考》卷八《思王叔袭》）

[5]【汇注】

潘永圜：思王，名叔，哀王弟。庚子，弑兄自立。五月，弟嵬攻而杀之。《谥法》：追悔前过曰思。（《读史津逮》卷一《周》）

[6]【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思王即位五月，弟嵬攻杀王而代之，是为考哲王。（《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又：考哲王元年辛丑，崩乙卯。（同上）

潘永圜：考王，名嵬，思王弟。辛丑，弑兄自立。在位十年。封其弟偈（按语：《正义》为“揭”）于河南王城，是为桓公，以续周公之官职，为东周之始。（《读史津逮》卷一《周》）

龙体刚：考敬王之世，以王子朝余党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洛阳之成周。至是考王仍敬王旧都，号为东周。又封其弟揭于郏鄏王城，号为西周，使续周公之职，分地而治者也。（《半窗史略》卷六《东周·考王》）

梁玉绳：考王始见《周纪》《六国表》，名嵬。思王弟，始见《周纪》，又作隗，十五年崩。按：此表于考王曰孝哲，安王曰元安，烈王曰夷烈，显王曰显圣，皆二字谥，不知何出？（《汉书人表考》卷八《考哲王嵬》）

[7]【汇注】

梁玉绳：“是为考王”，附按：《人表》考王以下皆二字谥，《史》惟威烈、慎靓同，它若考王曰考哲，安王曰元安，烈王曰夷烈，显王曰显圣，皆不知何出？陶公《年纪》作“静王”，又一字谥，何也？至《法言·渊骞篇》“周之顺、赧，以成周而西倾”，慎、顺古通，犹靓之为静耳。（《史记志疑·周本纪》）

[8]【汇注】

姚允明：二十八年，王崩，子哀王立。三月而弑。五月考王又弑思王也，皆弟弑其兄也。考王既立，分地揭河南地以靖乱，削益甚，诸侯愈慢之。（《史书》卷一《贞定王》）

【汇评】

牛运震：“此三王皆定王之子”，按此复注一笔，明晰有法。（《史记评注·周本纪》）

考王十五年[1]，崩[2]，子威烈王午立[3]。

[1]【汇注】

朱孔阳：考王讳嵬，思王弟，十五年乙卯，王崩。（《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2]【汇校】

章衡：乙巳二十六年，天王崩，子烈王即位。（《编年通载》卷二《周》）

【汇注】

裴骃：徐广曰：“皇甫谧曰考哲王元辛丑，崩乙卯。”（《史记集解》）

齐召南：考王：贞定王少子，元年辛丑。……在位十五年崩，子午立。（《历代帝王年表·周世表·考王》）

印鸾章：乙卯，十有六年，王崩。（引自《纲鉴合编》卷二《周纪·考王》）

[3]【汇注】

胡三省：《谥法》：猛以刚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沈约曰：诸复谥，有谥人，无谥法。（《资治通鉴·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注）

朱孔阳：威烈王讳午，考王太子，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周室衰微，徒拥虚器，号为天下共主。司马公《通鉴》托始于此。二十四年己卯，王崩。陵在河南府城东北洛阳县境。（《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又：《史记·注》裴骃按：宋衷曰威烈王葬洛阳城中东北隅也。（同上）

考王封其弟于河南[1]，是为桓公[2]，以续周公之官职[3]。桓公卒，子威公代立[4]。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巩以奉王[5]，号东周惠公[6]。

[1]【汇注】

张守节：《帝王世纪》云：“考哲王封弟揭于河南，续周公之官，是为西周桓公。”按：自敬王迁都成周，号东周也。桓公都王城，号西周桓公。（《史记正义》）

归有光：王城河南，在成周西，即定鼎郏鄏之处。平王以下十三王都。敬王避子朝之乱，迁成周，至赧王复来居。考王封其弟桓公于此。是时考王又都成周，故以封其弟。此西周桓公也。成周洛阳在王城东，即迁殷顽民之处。敬王以下九王都。至赧王复居王城。西周惠公封少子于巩，是时威烈王犹都于此，故云以奉王，而号东周惠公也。（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曲英杰：“河南”，学者多以为即汉时河南县治，原东都洛邑所在，恐不确。其时周王既仍以原东都洛邑为都，似不可能又将其地封于桓公，而另择地为都。因而，“河南”之地只能在此洛邑之外，具体所指已无法推知。河南惠公封其少子于巩之事，《史记·赵世家》记为赵成侯八年“与韩分周为两”。史家多以此为分东、西周之始，不确。其时河南惠公以河南为其采地，而供职仍在周都，即所谓“续周公之官职”。其封少子于巩，是以“奉王”的名义，并非脱离周王而独立。（《先秦都城复原研究·洛》）

[2]【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考哲王封弟揭于河南，续周公之官，是为西周桓公。按自敬王迁都成周，号东周也。桓公都王城，号西周桓公。（《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王圻：河南公，名揭，贞定王子，考王所封，谥桓公。（《谥法通考》卷二《周宗室谥》）

徐文靖：《笺》按：《世本》：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东周惠公名班，居洛阳，盖平王东迁，以丰镐为西周，洛邑为东周，至考王之后，更以河南为西周，显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于巩，号为东周，于是有东西二周。吕氏曰：东西周各为列国，不复相关，自是而后，称东西周者，皆谓二周君也。（《竹书纪年统笺》卷一一《考王》）

梁玉绳：西周桓公始见《史·周纪索隐》引《世本》。考王弟，始见《周纪》，名揭，封于河南。（《汉书人表考》卷七《西周桓公》）

[3]【汇注】

陈蒲清：周公：周公旦的次子留在京城辅佐周王，世袭周公之职。周庄王杀周公黑肩之后，周公之职便空缺了很久。（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4]【汇注】

梁玉绳：周威公始见《庄子·达生》《吕氏春秋·先识》《博志》。桓公子始见《史·周纪》，名灶。（《汉书人表考》卷七《周威公》）

[5]【汇注】

裴骃：徐广曰：“惠公之子也。”（《史记集解》）

张守节：巩，音拱。郭缘生《述征记》巩县，周地，巩伯邑。史记周显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班于巩，以奉王室，为东周惠公也。子武公，为秦所灭。（《史记正义》）

王恢：巩，《汉志》：“河南郡巩，东周所居。”《王补》：“战国属周，后分为韩地。”《韩策》，苏秦云：韩北有巩也。庄襄王时（前二四八）以献秦，见《秦纪》。《河水注》：“河水自平来，东过巩县北，又合洛水，下入河内平皋。”又《洛水注》：“洛水自偃师来，东北历中，迳訾城西，合水，东迳訾城北，又东迳巩县故城南，东周所居也。本周畿内巩伯国，《左传》尹文公涉于巩，即此。洛水又东北入河，谓之洛汭。”《清统志》（二〇六）：“故城今巩县西南三十里。县本与成皋中分洛水，西则巩，东则成皋，后魏并焉。城周五里，基址尚存。西南至河南府西四十里。隋移今治。”（《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东西周》）

［日］泷川资言：巩故城，在今河南巩县西南。据《正义》惠公封少子，在显王二年，此因封桓公类叙耳。赵翼曰：武王定鼎于郏鄏，周公营以为都，是为王城，则河南也。周公又营下都，以迁殷顽民，是为成周，则洛阳也。平王东迁，定都于王城，其时所谓西周者丰镐也，东周者王城也。及王子朝之乱，敬王徙成周，《公羊传》云：“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东周也。”是时王城为西周，而成周为东周矣。及考王封其弟揭于王城，是为河南桓公，桓公之孙惠公又自封其少子班于巩，号曰东周，则此东周又自西周之王城分出，而并非敬王所都之成周矣。分封于巩者曰东周，而河南惠公本在王城，则仍西周之号，此东周、西周皆在河南，而周王之都于成周，自若也。战国所谓周王者，都于成周之王也，所谓东周君、西周君者，则河南之都于王城，及分封于巩者也。东周谓韩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国也。曰故天子国，明乎是时西周已非天子所都也。显王二年，赵与韩分周为二，于是东西各为列国者，即河南之东西周也。而显王抱空名尚在成周，直至赧王始灭，则仍是敬王所迁之东周也。愚按：二周之辩，鲍彪《国策注》、吕祖谦《大事记》、吴澄《东西周辩》、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崔述《考信录续篇》各有出入。赵说近是。又按：《史记》云“王赧时，东西周分治”，又云“王赧徙都于西周”，恐非。（《史记会注考证》卷四）

[6]【汇注】

司马贞：考王封其弟于河南，为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长子曰西周公。又封少子于巩，仍袭父号曰东周惠公。于是有东西二周也。按：《系本》“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东周惠公名班，居洛阳”。是也。（《史记索隐》）

江贽：威公卒，子惠公立。惠公乃封其少子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而东西周之称又起于此。（《少微通鉴节要》卷一《周纪·东周君》）

又：复斋胡氏曰：其后揭没而长子成公袭有其地，小子班专制洛阳，兄弟角立，史册逸其世数名氏，至赧王三十四年，楚谋入寇，王使东周君喻止之，盖班之后也。至赧王入秦，秦迁西周公于狐聚，而河南亡。庄襄元年，迁东周君于阳人聚，而洛阳之巩亡。（同上）

姚允明：河南周桓公，封其少子班为东周君，以奉王。（《史书》卷一《考王》）

吕祖谦：此东西周之始分也。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河南桓公。桓公卒，子惠公立。河南惠公复自封其少子于巩，以奉王，号东周（少子没，亦谥惠公，盖父子同谥也）。自河南桓公续周公之职而秉政，二世益专，所以别封少子，使奉王者殆益独擅河南之地，而不复奉王欤？《前汉·地理志》曰：“巩，东周所居，非也。东周者，指威烈王所居之洛阳也。巩，班之采邑也。”《世本》曰：“东周惠公名班，居洛阳，是班秉政于洛阳，而采邑则在巩，安得遂指巩为东周乎？当是时，东、西周虽未分治，然河南惠公既号奉王者为东周，亦必自号为西周矣。”（《大事记解题》卷一）

孙之騄：“十五年，王陟”，《国策》注《周纪》，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是为桓公。桓公子威公，威公子惠公，封其少子班于巩，号东周惠公。然则河南、巩父子同谥也。《汉志》河南、巩，东周君所居。于是周有东、西之名。《水经注》洛水东迳巩县故城南，东周所居也。本周之畿内巩伯国也。《左传》所谓尹文父涉于巩，即于此也。归有光曰：“王城、河南在成周西，即定鼎郏鄏之处，平以下十三王都。敬王避子朝之乱，迁成周，至赧王，复来居。考王封其弟桓公于此。是时，考王又都成周，故以封其弟，此西周桓公也。成周洛阳在王城东，即迁殷顽民之处，敬王以下九王都。至赧王，复居王城。西周惠王封少子于巩，是时威烈王犹都于此，故云以奉王，而号东周惠公也。”（《考定竹书》卷一二）

梁玉绳：东周惠公始见《周纪索隐》引《世本》，名班，又作子班，又名根。按：《纪》，威公子惠公，封其少子于巩，号东周惠公，则父子同谥惠，而班乃威公孙也。此作威公子，误。（《汉书人表考》卷七《东周惠公》）

又：“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桓公，以续周公之官职。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附按：考王初立，封西周桓公，而东周惠公之封，自在显王二年，盖即《赵世家》所云“与韩分周以为两”也。《史类》叙于考王崩后者，特因封桓公而连及之，史家多有此法。然《正义》引《括地志》《述征记》俱言显王二年封东周惠公，谓出《史记》，而今本《周纪》殊不然，何也？岂唐《史记》本有异乎？又《索隐》引《世本》谓西周桓公名揭，东周惠公名班。而《韩子·内储下篇》曰“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宠于君，君死遂以东周叛，分为两国”。然则西周武公名朝，而东周惠公又名根矣。盖西周历桓、威、惠、武四世而为秦所灭，东周仅惠、文两世而灭。《国策》有文君，即《吕氏春秋》《淮南子》《人表》所称昭文君，《皇极经世》以为名傑，《史》不纪文君，缺也。《索隐》因《史》不及文，遂谓西周武公之太子为文公，殊失考。第所疑者，东西两惠公，并当显王初年，至为秦灭时，凡历一百十余岁，而各以父子两代延之，年寿何长，岂非小司马所谓“周室衰微，略无纪录，二国代系，甚不分明”者乎？（《史记志疑·周本纪》）

郭嵩焘：按史公叙东、西周情事全未分明。据《书·召诰》“攻位于洛汭”，《传》谓“治都邑之位于洛水北”，所谓东都也，名曰王城。又于其南建城以处殷顽民，名曰成周，《多士》所谓“新邑洛”是也。《传》言“成周，洛阳下都”，以在洛水南，故亦曰河南；考王封其弟河南，即成周城也。其后赧王微弱失其政，而东周惠公、武公代起，相继立国，因而有东、西周之名，而王城因周东都在成周西，至是谓之西周。赧王虽弱，固天子之都也，犹建号为王，其后五十九年尽献其地于秦而周遂亡；秦复归赧王于周，赧王亦旋卒，于是东、西周并建号为东周君、西周君；至秦庄襄元年始并东、西周灭之。赧王之归，其地皆已入秦，犹王城存耳。自巩以东皆东周地，盖东周又后七年乃亡。东、西周地势、事情，史公不加深考，一以传疑言之，亦失之疏矣。（《史记札记·周本纪》）

张大可：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河南，即洛阳。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以续周公官，号西周桓公。西周桓公三传至惠公，西周惠公封少子班于巩（今河南巩县），是为东周惠公。于是有东、西二周，西周居河南，东周居巩县。惠公长子袭位为武公。西周武公、东周惠公均为秦所灭。世系如下：两周桓公揭——威公——西周惠公——西周武公（前256并入秦）——西周惠公少子班为东周惠公（前249并入秦）。（《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

威烈王二十三年[1]，九鼎震[2]。命韩、魏、赵为诸侯[3]。

[1]【汇注】

胡三省：“二十三年”，上距《春秋》获麟七十八年，距《左传》赵襄子惎智伯事七十一年。（《资治通鉴·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注）

潘永圜：威烈王，名午，考王太子，丙辰即位。二十三年，九鼎震，初命三晋赵、韩、魏为诸侯。坏法乱纪，实始王朝。《通鉴》《纲目》俱始此。在位二十四年。《谥法》：强义执正曰威，秉德尊业曰烈。（《读史津逮》卷一《周》）

[2]【汇注】

王嘉：禹铸九鼎，五者以应阳法，四者以象阴数。使工师以雌金为阴鼎，以雄金为阳鼎。鼎中常满，以占气象之休否。当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将末，九鼎咸震，皆应灭亡之兆。（《拾遗记》卷二《夏禹》）

【汇评】

吕祖谦：九鼎，大禹所铸，三代所传王室之大宝，镇也。是岁，大夫篡盗，受王命者三国，盖天下之大变也。九鼎安得不震乎？天下之战国七，秦变于戎者也，楚变于蛮者也，燕变于狄者也，魏、赵、韩、齐皆大夫窃国者也。今一旦而顿命其三焉，三代之礼乐刑政，自是而废。古先圣贤之后，周室所褒封者，自是而尽戎狄。盗贼自是而横行中国。人事之变如此，天地之气岂得不为之动哉？天人之际，可谓无间矣。所以告人者，可谓深切著明矣。（《大事记解题》卷二）

[3]【汇注】

司马光：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资治通鉴》卷一《威烈王二十三年》）

吕祖谦：此司马氏《通鉴》之所始也。《稽古录》曰：先是，大夫之专国者多矣，未有敢自君者。至是，三大夫始受天子之命，礼之纪纲尽矣。（《大事记解题》卷一）

江贽：春秋之世，晋有范氏、中行氏、智氏及韩、魏、赵，是为六卿，后三家皆为韩、魏、赵所灭，三分晋地而有之。至此，始请命于天子为诸侯。（《少微通鉴节要》卷一《周纪·威烈王》）

龙体刚：晋三卿韩、赵、魏废幽公，而三分其地，至威烈时请为诸侯，许之。（《半窗史略》卷六《东周·威烈王·注》）

徐文靖：盖春秋之季，晋有范氏、中行氏、知氏，是为六卿。后三家为韩、魏、赵所灭，三分晋地而有之。至是魏斯、赵籍、韩虔始请命于天子为诸侯。司马温公作《资治通鉴》始于是年。胡三省曰：上距春秋获麟七十八年，距《左传》赵襄惎知伯事七十一年。（《竹书纪年统笺》卷一一《威烈王二十三年王命晋卿魏氏赵氏韩氏为诸侯》）

【汇评】

司马光：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枝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王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资治通鉴》卷一《威烈王二十三年》）

陆唐老：林之奇曰：世之论封建诸侯以为非，往往借周、唐以为说。盖周、唐之亡也以藩镇，愚独以为不然。诸侯之封建非能亡周、唐也，而周、唐之所以亡者，实自乱也。威烈王不能讨韩、魏之罪，而反封之以为诸侯，唐自肃、代以降，藩镇戮主帅者，因而授以节钺，周、唐之乱实在于此。（《陆状元通鉴》卷二一《周纪·威烈王》）

胡三省：魏之先，毕公高后，与周同姓；其苗裔曰毕万，始封于魏。至魏舒，始为晋正卿；三世至斯。赵之先，造父后；至叔带，始自周适晋；至赵夙，始封于耿。至赵盾，始为晋正卿；六世至籍。韩之先，出于周武王；至韩武子事晋，封于韩原。至韩厥，为晋正卿；六世至虔。三家者，世为晋大夫，于周则陪臣也。周室既衰，晋主夏盟，以尊王室，故命之为伯。三卿窃晋之权，暴蔑其君，剖分其国，此王法所必诛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诛之，又命之为诸侯，是崇奖奸名犯分之臣也。《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资治通鉴·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注）

杨一奇辑、陈简补：晋之三家，弁髦其君，瓜分其国，正天诛所宜加，王法所不赦者。周不能讨亦已矣，反从而命之，何耶？《纲目》于此大书而首揭之，所以继《鲁史》之绝笔，犹托始于隐公之意耳。（《史谈补》卷二《通鉴·威烈王》）

洪垣：三家分晋，而欲为侯也久矣。惟失其始而不治，此王纲之所由废也，又何威烈之为病乎？夫使威烈而不之许也，彼固无以自安，而亦何敢遽称兵上指哉？上无中兴之君，下无齐桓之霸，既不能止其欲于先，而又无以应其所求于后，废置由彼，是唐藩镇之弊也。因其势而以天子之命命之，以收其权于上，是胡氏所谓不得已之意也。噫，周之强弱也，此其又一机矣！（《说史》卷一《威烈王》）

姚允明：命赵、魏、韩为侯，二十三年也。《纲目》始是以续《春秋》，而后年复可纪也。姚伯子曰：晋以其全，亢楚而服齐、秦，故周弱而纲犹存焉。三晋命，天下并敌为战国，无霸以无王矣。斗力，而民命尽。各更制，而法度坏，人争异说以角名，而道术分裂。魏、韩邻秦而分弱，秦蚕食之以广地，而兼并成。故古今一大升降，三晋之命也。（《史书》卷一《威烈王》）

张溥：晋分则秦强，秦强则周亡，此周、秦之端也。是故晋悼公合诸侯之众，败秦于棫林，君子美之。三家受幽公之朝，废俱酒为家人，君子恶之。尤而效焉，则安王十六年，齐田和为诸侯矣，显王五年，秦献公有黼黻之服矣，然未若韩、赵、魏氏之甚也。田和之得为诸侯也，犹会魏、楚、卫于浊泽，求之于王也。秦败三晋之师，受衮黼之锡，王之失，止于妄赏也。韩、赵、魏氏则胡为乎？考之世家，无请命之文，列国无会求之牧，三家为侯，直天子自命尔，尤作史者所痛也。（《历代史论二编》卷一《三家分晋》）

孙之騄：《史通》云：史称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贼臣，天下不附矣。按周当战国，微弱尤甚，故君疑窃斧，台名逃债，正比夫泗上诸侯、附庸小国者耳，至如三晋跋扈，欲为诸侯，虽假王命，实由己出，辟夫近代莽称安汉，非平帝之至诚，卓号太师，岂献皇之本愿？而欲苟责威烈，以妄施爵，尝岂原情之论乎！（《考定竹书》卷一三《二十三年，王命晋卿魏氏、赵氏、韩氏为诸侯》）

二十四年[1]，崩[2]，子安王骄立[3]。是岁，盗杀楚声王[4]。

[1]【汇注】

江贽：威烈王在位二十四年。周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世。自平王至威烈王，又十八世。是时周室衰微，徒拥虚器，号为天下共主。传至赧王五世，为秦所灭。（《少微通鉴节要》卷一《周纪》）

[2]【汇注】

裴骃：徐广曰：“皇甫谧曰元丙辰，崩己卯。”骃按：宋衷曰“威烈王葬洛阳城中东北隅”也。（《史记集解》）

章衡：己卯二十四年，天王崩葬洛阳城东北，子安王即位。（《编年通载》卷二《周》）

王在晋：“威烈王陵”，府城东北隅。（《历代山陵考》卷上《河南府》）

[3]【汇校】

李昉：《帝王世纪》曰：威烈王崩，子耽立，是为元安王（与《史记》有异）。（《太平御览》卷八五《威烈王》）

【汇注】

江贽：“安王”，在位二十六年。（《少微通鉴节要》卷一《周纪·安王》）

又：十三年，齐田和求为诸侯。魏文侯为之请于王及诸侯，王许之。（同上）

又：十六年，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同上）

又：二十三年，齐康公薨，无子，田氏遂并齐而有之。（同上）

陆唐老：十三年，齐田和会魏文侯、楚人、卫人于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为之请于王及诸侯，王许之。（《陆状元通鉴》卷二一《周纪·安王》）

胡三省：《谥法》：好和不争曰安。（《资治通鉴·周纪一》“安王元年”注）

徐文靖：《笺》按：《周本纪》威烈王崩，子安王骄立。《古今人表》云“元安王”。（《竹书纪年统笺》卷一一《安王》）

梁玉绳：安王，威烈王子，始见《周纪》，二十六年崩。按：《史》，安王名骄，疑之误。（《汉书人表考》卷八《元安王》）

梁玉绳：“子安王骄立”，附按：《人表》名，疑《史》伪“骄”。（《史记志疑·周本纪》）

朱孔阳：安王讳骄，威烈王子，十六年，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二十六年乙巳，王崩。（《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编者按：“子安王骄立”，《帝王世纪》“骄”作“躭”。皇甫谧《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云：“威烈王崩，子躭立，是为元安王。”

[4]【汇注】

司马迁：二十四年，简王卒，子声王当立。声王六年，盗杀声王，子悼王熊疑立。（《史记·楚世家》）

张守节：《谥法》云“不生其国曰声”也。（《史记正义》）

章衡：威烈王“己卯二十四年，盗杀声王，国人立其子类（一名疑）”。（《编年通载》卷二《周》）

胡三省：周成王封熊绎于楚，始芈氏，居丹阳。今枝江县故丹阳城是也。《括地志》曰：“归州秭归县丹阳城，熊绎之始国，其后强大，北封畛于汝南，并吴越地方五千里。自熊绎至声王，三十世。”《索隐》曰：“声王名当，悼王名疑。《谥法》：‘不生其国曰声。’注曰：生于外家。‘中年早夭曰悼’，注云：年不称志。又云：‘恐惧从处曰悼。’注云：从处，言险圮也。”（《资治通鉴·周纪一》“威烈王二十四年”注）

安王立二十六年[1]，崩[2]，子烈王喜立[3]。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4]：“始周与秦国合而别[5]，别五百载复合[6]，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7]。”

[1]【汇注】

吕祖谦：“周安王二十六年，魏、韩、赵共徙晋靖公，食一城而分其地”。《解题》曰：按《世家》，靖公二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灭晋，而三分其地。所分者，绛与曲沃之地也。其后，又书赵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于端氏。赵肃侯元年，又书夺晋君端氏，徙处屯留。《水经注》《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元年，韩共侯、赵成侯迁晋桓于屯留，《竹书》所谓晋桓即《史记》所谓晋靖公也。徙屯留之岁，《史记》《竹书》所载虽不同，要之，三晋既分晋地，尚奉靖公以一城，其后夺其城，徙之屯留，始夷于编户矣。田氏篡齐，而徙康公食一城，三家篡晋，而徙靖公食一城，事体略同，然田氏犹待康公死，无后，而收其城。三晋不待靖公之死，而生夺其城，使为庶人，则又不如田氏也。（《大事记解题》卷二）

[2]【汇注】

裴骃：皇甫谧曰：“安王元庚辰，崩乙巳。”（《史记集解》）

齐召南：安王：威烈王子，元年庚辰。……在位二十六年崩，子喜嗣。（《历代帝王年表·周世表·安王》）

[3]【汇注】

潘永圜：烈王，名喜，安王子。丙午即位，在位七年。《谥法》，秉德尊业曰烈。（《读史津逮》卷一《周》）

姚允明：元年，韩灭郑而都焉，故或谓郑王。（《史书》卷一《烈王》）

徐文靖：《笺》按：《周本纪》：“安王崩，子烈王喜立。”《古今人表》云：“夷烈王喜，元安王子。”（《竹书纪年统笺》卷一一《烈王》）

梁玉绳：烈王喜，安王子，始见《周纪》，七年崩。（《汉书人表考》卷八《夷烈王喜》）

【汇评】

龙体刚：安王之时，田和以大夫求为诸侯，效尤三晋，周无词矣。第是时魏文侯斯尚能师礼卜子夏、田子方，四方贤士归之，而反为之请，岂气求而声应哉？烈王时，六国争噬，如虎如狼，侵肌及肤，谁问西归而怀之好音，惟齐威一人，特举朝觐之礼，真空谷足音、晦明之日月矣。《纲目》大书其事，实与人为善之至意也夫！（《半窗史略》卷六《东周·烈王》）

编者按：周宣王母弟友的封地“郑”，也就是郑桓公的初封地，旧说是在今陕西省华县。然而西周都城宗周畿内的郑地是在关中西部的周原一带。

宝鸡市贾村原出土的夨王簋盖铭文说：“夨王作郑姜尊簋。”（卢连成、尹盛平：《古夨国遗址、墓地调查记》，《文物》1982年第2期）西周金文中还有“郑井（邢）”“郑虢”两个姬姓氏族，其封邑均在周原的西部凤翔县、宝鸡市陈仓区。

李峰提出郑桓公始封的郑地在今关中西部的凤翔县一带（李峰：《西周金文中的郑地和郑国东迁》，《文物》，2006年第9期）。

《汉书·地理志》说“穆王以下都于西郑”，我们认为周穆王以后的西周中晚期西周诸王实际是都于岐周（遗址在今天岐山县、扶风县北部交界一带，今称周原遗址），“西郑”很可能是指关中西部的周原一带。“西郑”的范围虽然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周原西部的凤翔县、原宝鸡县（今为陈仓区）一带，西周时称为郑地是没有问题的，而华县西周时是否称为郑地并无证据，所以郑桓公的初封地有待于研究。

[4]【汇注】

司马贞：《老子列传》曰“儋即老子”耳，又曰“非也”，验其年代是别人。（《史记索隐》）

张守节：幽王时有伯阳甫。唐固曰：“伯阳甫，老子也。”按：幽王元年至孔子卒三百余年，孔子卒后一百二十九年，儋见秦献公。然老子当孔子时，唐固说非也。（《史记正义》）

[5]【汇校】

张家英：此类“始”字，用之于叙述句句首，并非通常的“开始、第一”之类的意义，而是与表“起始”之义的“初”字相当。据统计，在整个《史记》中，此类“始”字用了六十多次，依诵读惯例，遇有此类“始”字时，须作较长之停顿，此示此“始”字有“初”或“始初”之义。（《〈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周本纪》）

【汇评】

牛运震：“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云云”，按此段空中着笔，似与前后事迹不属，却早为西周献邑、秦迁九鼎张本。（《史记评注·周本纪》）

[6]【汇注】

裴骃：应劭曰：“周孝王封伯翳之后为侯伯，与周别五百载。至昭王时，西周君臣自归受罪，献其邑三十六城，合也。”韦昭曰：“周封秦为始别，谓秦仲也。五百岁，谓从秦仲至孝公强大，显王致伯，与之亲合也。”（《史记集解》）

颜师古：应劭曰：“秦伯翳之后也。始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邑诸秦。平王东迁洛邑，襄公以兵卫之，嘉其勋力，列为侯伯，与周别五百载矣。昭王时，西州（周）君自归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城，此复合也。”孟康曰：“谓周封秦为别，秦并周为合。此襄王为霸，始皇为王也。”韦昭曰：“周显王致伯，与之亲，合也。”师古曰：“诸家之说皆非也。自非子至西周献邑，凡六百五十三岁，自仲至显王二十六年。孝公称伯止有四百二十六岁，皆不合五百之数也。”按：《史记·秦本纪》及《年表》并云周平王封襄公始列为诸侯，于是始与诸侯通。又《周本纪》及吴、齐、晋、楚诸系家皆言幽王为犬戎所杀，秦始列为诸侯，正与此《志》符合，是乃为别。至昭襄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自归献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为合也。言五百者，举其成数也。（《汉书注·郊祀志上》）

司马贞：按：周封非子为附庸，邑之秦，号曰秦嬴，是始合也。及秦襄公始列为诸侯，是别之也。自秦列为诸侯，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献邑三十六城以入于秦，凡五百一十六年，是合也。云“五百”，举其大数。（《史记索隐》）

张守节：《秦本纪》云献公十一年见，见后十五年，周显王致文武胙于秦孝公，是复合时也。（《史记正义》）

【汇评】

王鏊：至始皇果验。（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7]【汇校】

张文虎：“合十七岁”：《封禅书》同。《考异》云：“《秦纪》‘七十七岁’，《老子列传》‘七十岁’，皆传写之误。”《志疑》云：“《汉郊祀志》《水经注》十九皆作‘七十’。”按：颜师古注《郊祀志》已辨之。（《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从此后十七年而秦昭公立。”骃按：韦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史记集解》）

司马贞：霸王，谓始皇也。自周以邑入秦，至始皇初立，政由太后、嫪毐，至九年诛毐，正十七年。（《史记索隐》）

张守节：周始与秦国合者，谓周、秦俱黄帝之后，至非子未别封，是合也。而别者，谓非子末年，周封非子为附庸，邑之秦，后二十九君，至秦孝公二年五百载，周显王致文武胙于秦孝公，复与之亲，是复合也。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谓从秦孝公三年至十九年周显王致胙于秦孝公，是霸也，孝公子惠王称王，是王者出也。然五百载者，非子生秦侯以下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都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之后十四年，则成五百。（《史记正义》）

杭世骏：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应劭、孟康、徐广、裴骃、司马贞诸家，解此者多非是，独《正义》之说得之。第其计五百岁之数，则《正义》与《索隐》皆为不合。《索隐》云“自秦列为诸侯，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献邑三十六城以入于秦，凡五百一十六年。是合也，云百，举其大数（此说本颜师古）”。按五百岁之后，复云十七岁，则必不盈不歉，恰当五百之数，然后再计之为十七岁。若以举大数而言，则十七岁为无凭矣。《正义》云“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之后十四年，则成五百岁。按《秦本纪》及《十二诸侯》及《六国年表》，自非子始封已后，秦侯十，公伯三，秦仲二十三，庄公四十四，襄公十二，文公五十，宁公十二，出公六，武公二十，德公二，宣公十二，成公四，穆公三十九，康公十二，共公五，桓公二十七，景公四十，哀公三十六，惠公十，悼公十四，厉共公三十四，躁公十四，怀公四，灵公十（从《年表》，《秦本纪》作十三，误），简公十五（《本纪》作十六，误），惠公十三，出子二，献公二十三（《本纪》作二十四，误），迄孝公二年，凡四百九十八年，其二年意必非子始封之岁也，恰当五百之数。则《正义》所云，亦缪戾而不可从矣。然太史公之称此言者凡四，皆错杂不出于一。其称十七岁者，惟《封禅书》与《周本纪》同。《秦本纪》则云七十七岁，《老子列传》则云七十岁，诸家皆无所纠正，独颜师古注《汉·郊祀志》，始以十七岁为正。（《道古堂文集》卷二七《书史记周本纪后》）

梁玉绳：“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按：此语凡四见，《封禅书》同《周纪》，《秦纪》“七十七岁”，《老子传》“七十岁”。三处各异，不免乖讹，注家咸自立解，疑莫能明。夫出者非其初生，则其立也。孟康曰“襄王为霸，始皇为王”。考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惠文君十四年改元称王，不可以襄为霸，以政为王；且但言襄王，不知昭襄耶？庄襄耶？核其生立之年，甚不相合。韦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考武王生十九年立，在位四年；昭王亦生十九年立，在位五十六年；始皇生十三年立，在位三十七年，俱不合年数。且武、昭蒙孝公之余业，而武享国尤浅，不可以霸归之。颜师古及司马贞以十七岁为定，谓伯王指始皇。自昭王灭周至始皇初立，政由太后，未得称伯，九年诛嫪毐，恰十七年。《古史》从之。考昭王五十一年乙巳取西周，嫪毐作乱，岁在癸亥，计十九年，并非十七，况必诛毐而乃称伯，则前此始皇为未出乎？张守节谓孝公二年显王致胙后，从三年至十九年显王致伯，是霸也。子惠王称王，是王者出也。考孝公三年迄惠文改元，共三十六年，数更不合。独周婴《卮林》以七十七年为定，谓孟增幸于成王，造父幸于缪王，非子幸于孝王，始于周合也。宣王以秦仲为大夫，与周别也。宣王元年为秦仲十八年，自此至惠王十四年，依《年表》凡五百二年，于时秦始称王改元，是别五百岁复合也。自惠文王元年至始皇立之载，得七十七年，所云合七十七年而伯王出也。比较诸说，周氏似胜。然考秦仲十八年至惠文十四年，凡五百三年，盖惠文于十四年更元，如欲合五百二年之语，当云“十三”年耳。又惠文更元至始皇立，乃七十九年，周所说年数颇差。余谓始皇生于周赧王五十六年，秦昭襄王四十八年，自始皇初生逆数至惠文改元之岁，为六十六年，而后四年西周亡，鼎入秦。以此准之，恰得七十年，史儋之言，庶不爽矣。（《史记志疑·周本纪》）

十年[1]，烈王崩[2]，弟扁立[3]，是为显王[4]。显王五年[5]，贺秦献公[6]，献公称伯[7]。九年，致文武胙于秦孝公[8]。二十五年[9]，秦会诸侯于周[10]。二十六年，周致伯于秦孝公[11]。三十三年，贺秦惠王[12]。三十五年，致文武胙于秦惠王[13]。四十四年，秦惠王称王[14]。其后诸侯皆为王[15]。

[1]【汇校】

张文虎：“十年”：《志疑》云烈王在位七年，此传写误。（《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李景星：“十年，烈王崩”。按元王只七年，此作“十年”，非。（《史记评议·周本纪》）

刘坦：烈王纪年，《周纪》载十年，《年表》载七年，据《周本纪》载：“威烈王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骄立。是岁，盗杀楚声王。”考《楚年表》及《世家》，盗杀声王，在声王六年，是则周威烈王之二十四年，与楚声王六年同年。复据《楚世家》载：“宣王六年，周天子贺秦献公。”按周贺秦献公，《周本纪》及《周年表》，同载在显王五年。是则周显王之五年，与楚宣王六年同年。更数楚历年，自声王六年，至宣王六年，为三十九年。则周自威烈王二十四年，至周显王五年，亦应为三十九年。然参以《周纪》烈王十年，及《周表》烈王七年两说，《年表》适为三十九年，而《本纪》则为四十二年。是《本纪》多出三年，而烈王纪年，亦固以七年之文为是也。（《史记纪年考》卷二）

[2]【汇注】

章衡：壬子七年，天王崩，弟显王即位。（《编年通载》卷二《周》）

徐文靖：《笺》按：《赵策》，周烈王崩，诸侯皆吊，齐后至，周怒，赴于齐。（《竹书纪年统笺》卷一一《烈王七年，王陟》）

齐召南：烈王：安王子，元年丙午。……在位七年崩，弟扁立。（《历代帝王年表·周世表·烈王》）

[3]【汇注】

张守节：扁，边典反。（《史记正义》）

[4]【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显王元年，赵成侯、韩哀侯来攻周，二年，西周威公之嗣，曰惠公，始封惠公子班于巩，以奉王，是为东周惠公，周于是始分为东西，王微弱，政在西周。（《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胡三省：《十一家谥法》：行见中外曰显；受禄于天曰显；百辟惟刑曰显。周公盖未有此谥，而周之末世谥显王曰显，意谓后传写周公《谥法》者遗之。（《资治通鉴·周纪二》“显王元年”注）

江贽：“显王”，在位四十八年。（《少微通鉴节要》卷一《周纪·显王》）

又：四十四年夏四月，秦初称王。（同上）

徐文靖：《帝王世纪》作显圣王。（《竹书纪年统笺》卷一一《显王》）

潘永圜：显王，名扁，烈王弟。癸丑即位。九年，秦孝公始霸。其后诸侯皆僭称王。在位四十八年。《谥法》：施勤无私曰显。（《读史津逮》卷一《周》）

梁玉绳：显王扁始见《周纪》，四十八年崩。按：《史》及《广弘明集·破邪论》以显王为烈王弟，此作子，似误。又扁字元有平上二音，《史正义》音边典反亦与师古异。（《汉书人表考》卷八《显圣王扁》）

梁玉绳：“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为显王”。附按：烈王在位七年，此作“十年”，非。盖传写误直其下耳，《史》《汉》中“七”、“十”两字多讹易。《广宏明集·破邪论》谓“烈王弟显王篡立”，以为出《史目》《年纪》二书，不知何据而言篡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翟云升：“周显圣王扁”，夷烈王子。师古曰：扁音篇。《史记·周纪》作显王。（《校正古今人表》第八）

[5]【汇注】

陆唐老：五年，秦献公败三晋之师于石门，斩首六万。王赐以黼黻之服。（《陆状元通鉴》卷二一《周纪·显王》）

[6]【汇注】

司马迁：（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史记·秦本纪》）

[7]【汇注】

姚允明：五年，秦败三晋之师于石门，斩首六万，始播虐也，而王赐献公服。（《史书》卷一《显王》）

[8]【汇注】

裴骃：胙，膰肉也。《左传》曰：“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史记集解》）

吕祖谦：祭文武归其胙，异姓诸侯之殊礼也。襄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大事记解题》卷三）

[9]【汇注】

司马光：二十五年，诸侯会于京师（胡三省：时天下宗周。以洛阳为京师。京，大也；师，众也）。（《资治通鉴》卷二《周纪·显王》）

吕祖谦：“周显王二十五年，秦会诸侯于京师”。《解题》曰：孝公求霸，而为尊周之名也。观逄泽之会，使公子少官会诸侯，朝天子，则今年之会者，孝公亦不亲往欤？（《大事记解题》卷三）

[10]【汇注】

张习孔：前344年，丁丑，周显王二十五年，魏惠王二十六年，秦孝公十八年……逄泽之会。魏惠王以朝天子为名，纠合小国谋攻秦，秦使卫鞅入魏游说魏王曰：“不如先行王服，然后图谋齐楚。”魏王从之，遂自称为王。同时，召集宋、卫、邹、鲁等国会于逄泽（今河南开封市南），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之后，魏率诸侯朝见周天子，是为“逄泽之会”（按：逄泽之会的年代、盟主、参加国记载不一，今从《战国史》关于逄泽之会的考订）。（《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11]【汇注】

司马迁：（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史记·秦本纪》）

司马光：二十六年，王致伯于秦。诸侯皆贺秦。秦孝公使公子少官帅师会诸侯于逄泽以朝王。（《资治通鉴》卷二《周纪·显王》）

姚允明：二十六年，命秦孝公为侯伯。秦专其民以耕战，政既成矣，方谋敝魏而抑其蔽以开东征之路，而山东莫之知也。（《史书》卷一《显王》）

陈蒲清：致伯：送给方伯（诸侯首领）的称号。（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2]【汇注】

司马迁：（秦惠文君）二年，天子贺。（《史记·秦本纪》）

吕祖谦：“周显王三十三年，天子使人贺秦”。《解题》曰：贺亦聘也。（《大事记解题》卷三）

[13]【汇注】

司马迁：（惠文君）四年，天子致文、武胙。（《史记·秦本纪》）

[14]【汇注】

张守节：《秦本纪》云惠王十三年，与韩、魏、赵并称王。（《史记正义》）

司马光：四十四年夏四月戊午，秦初称王。（《资治通鉴》卷二《周纪·显王》）

吕祖谦：“周显王四十四年戊午，秦初称王”。《解题》曰：按《张仪传》，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盖张仪之请也。《秦纪》书四月戊午，魏君称王。按《周纪》《齐、楚世家》，是岁皆书秦惠王称王。盖《秦纪》本书君，称王如《韩世家》十一年，君号为王之比，今本衍一“魏”字耳。惠王之未称王也，天子犹致文武胙自称王之后，迄于周亡，史不复书，盖称王，则不复事周矣。（《大事记解题》卷一）

程元初：丙申四十四年（赵武灵王元年）夏四月，秦初称王。（《历年二十一传》卷二《季周传·显王》）

[15]【汇注】

司马贞：谓韩、魏、齐、赵也。（《史记索隐》）

梁玉绳：“四十四年，秦惠王称王。其后诸侯皆为王”。按：秦惠称王，《秦纪》《秦表》均不书，而《楚世家》《田完世家》附书之。《张仪传》亦云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与此《纪》书于显王四十四年正合，乃秦惠十三年也。秦惠在位二十七年，改十四年为元年，岂非以称王之故欤？然此谓诸侯皆王在秦惠称王之后，则误矣。其时称王者，燕、秦、楚、齐、赵、魏、韩七国，宋、中山二小国亦称之。凡兹九国，惟楚僭王远在春秋之前，说见《十二侯表》，其余八国，齐最先，宋次之，魏次之，秦次之，燕、韩、中山次之，赵最后。齐为王始于威王二十六年，当显王十六年也。魏为王始于惠王后元年，当显王三十五年也。《秦纪》于惠王四年书“齐、魏为王”，十三年复书“魏君为王”，《表》亦书魏为王于十三年，俱谬也。宋为王始于偃王十一年，当显王三十三年，以为慎靓三年者误也。燕为王始于易王十年，韩为王始于宣惠王十年，中山不知何君？俱当显王四十六年也。赵武灵为王之年无考，《赵世家》武灵八年“五国相王，赵独否，令国人谓己曰君”。武灵八年为慎靓王三年，是岁无五国相王事，殊不足据，《大事纪》改书于显王四十六年，云“韩、燕、中山皆王，赵独称君”，《大纪》因之。而考《世家》武灵十一年书“王召公子职于韩”，则赵之王，其在慎靓之三年乎？《索隐》《正义》及元吴师道《国策》注言称王之年，皆未详核。（《史记志疑·周本纪》）

张习孔：前325年，丙申，周显王四十四年，赵武灵王雍元年，秦惠文王十三年，魏惠王后元十年，韩宣惠王八年，齐威王三十二年，卫平侯八年。（《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汇评】

牛运震：“秦惠王称王，其后诸侯皆为王”，按此纪周道日衰，战国割据，真老笔。（《史记评注·周本纪》）

四十八年，显王崩[1]，子慎靓王定立[2]。慎靓王立六年，崩[3]，子赧王延立[4]。王赧时，东西周分治[5]。王赧徙都西周[6]。

[1]【汇注】

蒋廷锡：按《竹书纪年》，显王十九年，王如卫，令公子南为侯。……四十二年，九鼎沦泗，没于渊。四十八年，王陟。（《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一〇《周·显王本纪》）

齐召南：显王：烈王弟，元年癸丑。……在位四十八年崩，子定立。（《历代帝王年表·周世表·显王》）

[2]【汇注】

江贽：“慎靓王”，在位七年。（《少微通鉴节要》卷一《周纪·慎靓王》）

又：三年，楚、赵、魏、韩、燕同伐秦，攻函谷关，秦人出兵逆之，五国之师，皆败走。（同上）

胡三省：“慎靓王”，讳定，显王之子也。此复谥也。以《谥法》言之，敏以敬曰慎；柔德安众曰靖。（《资治通鉴·周纪三》“慎靓王元年”注）

潘永圜：慎靓王，名定，显王子。辛丑即位，在位六年。（《读史津逮》卷一《周》）

印鸾章：《谥法》：丧国心恤曰赧。（引自《纲鉴合编》卷三《周纪·赧王》）

梁玉绳：慎靓王，显王子，始见《周纪》。名定，亦曰慎王，亦曰静王，亦曰顺王，亦单称顺，六年崩。（《汉书人表考》卷八《慎靓王》）

梁玉绳：“子慎靓王定立”，附按：晋常璩《华阳国志》作“慎王”，而《路史·前纪·注》引志作“静王”，又作“顺王”，盖单称之耳。靓即静字，顺与慎通。（《史记志疑·周本纪》）

[3]【汇注】

章衡：丙午六年，天王崩，子赧王立。（《编年通载》卷二《周》）

齐召南：慎靓王：显王子，元年辛丑。……在位六年崩，子延立。（《历代帝王年表·周世表·慎靓王》）

[4]【汇注】

司马贞：皇甫谧云名诞。赧非谥，《谥法》无赧。正以微弱，窃逃债，赧然惭愧，故号曰“赧”耳。又按《尚书中候》以“赧”为然，郑玄云“然读曰赧”。王劭按：古音人扇反，今音奴板反。《尔雅》曰面惭曰赧。（《史记索隐》）

江贽：赧王，在位五十九年。（《少微通鉴节要》卷一《周纪·赧王上》）

胡三省：刘伯庄曰：赧，惭之甚也。轻微危弱，寄住东、西，足为惭赧，故号之曰赧；《谥法》本无赧字也。（《资治通鉴·周纪三》“赧王元年”注）

姚允明：二十七年，秦称西帝，以齐闵王不东帝也而去之。（《史书》卷一《赧王》）

潘永圜：赧王，名延，慎靓王子。丁未即位，称西周始此。在位五十九年。乙巳，秦昭襄王灭之，取其宝器，迁西周公于狐之聚（在洛阳南），西周亡。《谥法》：丧国心恤曰赧。周亡后，七国争雄，正统不续者凡三十四年。（《读史津逮》卷一《周》）

梁玉绳：“子赧王延立”，按：《竹书》称隐王，是也。隐王卒于西周武公、东周文君之前，安得无谥。沈约《竹书注》谓赧、隐声相近，非也。《索隐》云：“《谥法》无赧。正以微弱、窃逃债、赧然惭愧，故号曰‘赧’耳。又皇甫谧云名诞，恐误。”（《史记志疑·周本纪》）

[5]【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以王城为东周，以巩为西周，其子武公为秦所灭。（《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司马贞：西周，河南也。东周，巩也。王赧微弱，西周与东周分主政理，各居一都，故曰东西周。按：高诱曰西周王城，今河南。东周成周，故洛阳之地。（《史记索隐》）

李昉：《帝王世纪》曰：显王元年，赵成侯、韩哀侯来攻周。二年，西周威公之嗣曰惠公。始封惠公少子班于巩以奉王，是为东周惠公，周于是始分为东西。王微弱，政在西周。（《太平御览》卷八五《显王》）

王维桢：此又东西周也。（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吴澄：敬王四年，子朝奔楚，王遂返国。然以子朝余党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废。至考王封其弟揭于王城以续周公之官职，是为周桓公。自此以后，东有王，西有公，而东西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别封于巩以奉王，是为东周惠公。父子同谥，以巩与成周皆在王城之东，故班之兄则仍袭父爵，居于王城，是为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后，西有公，东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为一也。显王二年，赵、韩分周地为二，二周分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东西自此始。九年，东周惠公卒，子杰嗣，慎靓以上皆在东，赧王立，始迁于西周，即王城旧都也。《史记》云：“王赧时东西周分治。”今按显王二年已分为二，不待此时矣。前建都以镐京为西周，对洛邑为东周。后二公封邑以王城为西周，对成周为东周。（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王圻：威公子杰，谥惠公。是时与赧王东西分治。（《谥法通考》卷二《周宗室谥》）

又：惠公长子西周公，谥武公。失名。《战国策》作东周武公。（同上）

又：惠公少子东周公，名巩，谥惠公。父子同谥，恐讹。（同上）

张照：《大事记》曰：周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初立，封其弟揭于河南，是为河南桓公，河南即郏鄏，武王迁九鼎，周公营以为都，是为王城，洛阳周公所营下都，以迁顽民，是为成周。平王东迁，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乱，敬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桓公焉。平王东迁之后，所谓西周者，丰、镐也。东周者，洛阳也。何以称河南为西周，自洛阳下都视王城，则在西也。何以称洛阳为东周，自河南王城视下都，则在东也。河南桓王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考王十五年，河南惠公复自封其少子班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没，亦谥惠，是时东西周虽未分治，河南惠公既号奉王者为东周，亦必自号西周矣。显王二年，赵与韩分周为二，于是东西各为列国，显王虽在东周，特建空名，是后史传所载，致伯赐胙之类者，周王也。征伐谋策称东西周君者，皆谓二周也。《周本纪》云：赧王时东、西周分治，非也。赧王特徙都西周耳，当以《赵世家》为正。（《钦定史记·周本纪·考证》）

梁玉绳：“王赧时东西周分治”，附按：东西周之分治，始于显王二年赵与韩分周为两之时。显王虽在东周，徒建空名。至赧王复徙都西周，此言王赧时分治，追言之也。而东西周之分，《大事记》考之最详，元苏天爵《元文类》亦有吴澄《东西周辨》。盖周西都镐京，而河南郏鄏，周公以居九鼎，谓之王城，洛阳下都，周公以居顽民，谓之成周。平王居王城，东迁之始，至敬王因子朝之乱徙都成周。及考王初年，以王城故墟封其弟揭，实为西周桓公，而桓公之孙惠公复封其少子于巩，号东周惠公。是西周惠公独擅河南之地，而东周惠公食采于巩，秉政洛阳焉。故平王之后，所谓西周者丰、镐也，东周者洛阳也。显王之后，所谓西周者河南也，东周者洛阳也。《公羊传》以王城为西周，成周为东周，说亦甚明。（《史记志疑·周本纪》）

崔述：《赵世家》：成侯“七年……与韩攻周”。“八年，与韩分周以为两”。按：《战国策》但有西周君、东周君，而绝无有所谓王者，则周之分无可疑矣。《史记·周本纪》所谓“东西周分治”是也。成侯八年乃显王之二年，而《本纪》此文载于赧王时，又未言所以分之故。盖周自贞王以后，国史散佚，文献无征，故无可考，而但旁见于他国之简策；《史记》但因下文叙东、西周二君之事，故补此文以为后文张本，非至此时始分为东、西周也。（《崔东壁遗书·考古续说》卷二《周分为两》）

王骏观撰、王骏图续：《考证》之意谓王城为西周，洛阳为东周，以《索隐》之说为非，其实未为得也。周自幽王之乱，东徙洛邑，而以丰镐为西周，是以前之东、西京也。自河南桓公都王城，传至河南惠公，复自封其少子班于巩，以奉王号东周，则以巩为东周，以河南王城为西周，是同时之东西二周也。王赧徙都于西周，即河南也。《索隐》谓西周，河南也；东周，巩也。实无疑义，《考证》驳之，误矣。又考东、西周自夷为列国，二君分治，各理疆土，所历年多矣。周君王赧十九年，西周为秦所灭，卒后七岁，二周皆为秦庄襄王所灭。《考证》谓王赧时东、西周无分治事，亦不足据之论也。细玩《索隐》分王政理，文法未洽，王字应是“主”字之讹。（《史记旧注平议·周本纪》）

王恢：东西周：据《汉志》，其时二周疆域，不过河南、洛阳、谷城、平阴、偃师、巩、缑氏七县，即今洛阳、偃师、巩、孟津四县。东尽于巩，西极洛阳，北距大河，南凭伊阙，错及宜阳、登封而已。敬王四年（前五一六），子朝奔楚，王虽返国，然以子朝余党多在王城，而居成周——下都。洛阳，仍称东都也。王城则称河南矣。考王初（前四四一），封其弟揭于王城，以续周公之官职，是为西周桓公，又以成周为东周矣。自此东有王，西有公，而东西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又封其少子班于巩，以奉王于成周，是为东周惠公；而班之兄仍父爵居王城为西周武公：是时西有公，东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为一也。显王二年（前三六七），韩赵分周地为二——河南、缑氏、谷城三邑属西周，洛阳、平阴、偃师、巩四邑属东周，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周之分东西，实自此始。（《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东西周》）

又：《纪要》谓“《史记》以赧王（前三一四）时东西周分治，非是。盖东西周之名前后凡三变：初言东西周者，以镐京对洛邑言也。中间言东西周者，以王城对成周言也。最后言东西周者，则以河南对巩言也。”其说为当。（同上）

【汇评】

崔述：按两周之分，战国时一大关目也。不分则周为有王，分则周为无王；不分则周为正统，分则天下无统，此岂可以略者！而温公《通鉴》、朱子《纲目》皆不载此事，竟如周未尝分然者，所以西周君之事皆移之于赧王，盖误以赧王即西周君也。大抵《通鉴》于战国之世采摘颇杂，疏漏亦多，《纲目》但就《通鉴》原文录之，未尝一一考其首尾，是以如此。昔人尝言《纲目》义例，朱子所定，而《纲目》之文非朱子之笔，乃其徒共成之；以今观之，理或然也。（《崔东壁遗书·考古续说》卷二《通鉴与纲目不载分周之误》）

[6]【汇注】

张守节：敬王从王城东徙成周，十世致王赧，从成周西徙王城，西周武公居焉。（《史记正义》）

吕祖谦：赧王虽徙都西周，特主其祭耳。土地、人民、政事，皆西周武公专之，赧王无预焉。西周武公乃惠公之长子，宋忠谓王赧谥曰西周武公，非也。按《楚世家》，楚欲图周，周王赧使武公谓楚相昭子曰：“西周之地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攻之名为弑君。”则武公为赧王之臣明矣，岂可合为一人乎？（《大事记解题》卷四）

郭嵩焘：王赧徙都西周。按《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敬王避子朝之乱处于狄泉。二十六年，晋师克巩，王入于成周。定公六年，周儋翩因子朝之徒作乱，王处于姑莸。八年，单子、刘子逆王，王入于王城。是当敬王时，处成周者十七年，盖因王子朝处王城，尹氏为周世臣巨族，亦推奉之，敬王心慑焉，不敢入王城也。定公五年子朝已死，周儋翩犹因子朝之徒作乱，其余党之盛可知。至定公七年单子、刘子始逆王入王城，则经再乱之后，人心亦稍定矣。自平王东迁以后世处王城，未尝有迁徙也。史公于赧王初立云周“徙都西周”，而不详其原始，张氏守节遂推敬王徙成周、赧王徙王城为辞，其诬甚矣。（《史记札记·周本纪》）

张习孔：前315年，丙午，周慎靓王六年……周慎靓王定卒，子延（一作诞）立，是为赧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赧王徙都。时东周、西周分治，赧王从成周（今河南洛阳白马寺之东）西徙王城（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一带）。（同上）

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1]，有五庶子[2]，毋適立[3]。司马翦谓楚王曰[4]：“不如以地资公子咎，为请太子。”左成曰[5]：“不可。周不听，是公之知困而交疏于周也[6]。不如请周君孰欲立，以微告翦[7]，翦请令楚（贺）资之以地[8]。”果立公子咎为太子。

[1]【汇校】

郭嵩焘：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按此当依《战国策》作“东周武公”，《史记》“西”字误。（《史记札记·周本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惠公之长子。”（《史记集解》）

司马贞：按《战国策》作东周武公。（《史记索隐》）

梁玉绳：西周武公始见《史·周纪》《楚世家》。威公子惠公，惠公子武公，亦曰西周君，亦曰周武君。（《汉书人表考》卷四《西周武公》）

[2]【汇注】

解惠全：庶子：非王后所生的儿子。（《全译史记·周本纪》）

【汇评】

牛运震：“西周武王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云云，按此下摘录《战国策》十余条，简明疏快，皆关周事得失者。（《史记评注·周本纪》）

[3]【汇注】

陈蒲清：毋適立：没有嫡子可立。（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4]【汇注】

张守节：翦，音子践反，楚臣也。（《史记正义》）

[5]【汇注】

张守节：楚臣也。（《史记正义》）

[6]【汇注】

张守节：言以地资公子咎请为太子，周若不许，是楚于周交益疏。（《史记正义》）

[7]【汇注】

马持盈：微：微言以暗示之。（《史记今注·周本纪》）

[8]【汇校】

张文虎：“贺之”：《志疑》云《国策》“贺”作“资”，上文亦云“以地资公子”，“贺”字传写误。（《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李景星：“翦请令楚贺之以地”。按《国策》“贺”作“资”。（《史记评议·周本纪》）

【汇注】

张守节：楚命翦适周，讽周君欲立谁，以微言告于翦，翦令楚贺（资）之以地，周果立咎为太子也。此以上至“西周武公”，是楚令周立公子咎为太子也。（《史记正义》）

梁玉绳：“翦请令楚贺之以地”，附按：《国策》贺作“资”，即此处上文亦云“以地资公子咎”，则“贺”字是传写之讹。（《史记志疑·周本纪》）

八年，秦攻宜阳[1]，楚救之。而楚以周为秦故，将伐之[2]。苏代为周说楚王曰：“何以周为秦之祸也[3]？言周之为秦甚于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谓‘周秦’也[4]。周知其不可解，必入于秦，此为秦取周之精者也[5]。为王计者，周于秦因善之，不于秦亦言善之[6]，以疏之于秦[7]。周绝于秦[8]，必入于郢矣[9]。”

[1]【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韩城一名宜阳城，在洛州福昌县东十四里，即韩宜阳县城也。”（《史记正义》）

王恢：宜阳，《索隐》：“宜阳，韩地，秦攻而楚救之，周为韩出兵，而楚疑周为秦，因加兵伐周。”时在赧王之八年（前三〇七），赧王还居西周之河南。……《洛水注》：“洛水迳宜阳故城南。”《清统志》（二〇六）：“故城在河南今县西五十里。”说在东或东北十四里者，并非。（《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赧王衰亡》）

陈蒲清：宜阳：地名，属韩国。今河南宜阳县。（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张习孔：前307年，甲寅，周赧王八年，秦武王四年，韩襄王五年……秦拔韩宜阳。甘茂攻宜阳，五月而不下，秦王悉起兵佐茂，斩首六万；又涉河取武遂（今山西垣曲东南），筑城。韩相公仲侈入秦请和。（《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汇评】

王恢：《国策·东周篇》，东周君谓赵累曰：“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甘茂传》：“宜阳大县，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曰县，其实郡也。”秦武王四年（前三〇七）拔之。昭襄王十七年（前二九〇）之宜阳；二十三年（前二八四）会魏王于此（《秦本纪》）。秦不得宜阳，无以尽殽函之险，通三川之道。韩则以宜阳通上党，宜阳失，则韩断而为二。秦越二周而与韩争成皋之险，成皋失，则韩无以为国矣：故为秦韩所必争。秦两取之（前三九一，前三三五），而不能守者，惧魏之塞阴晋、焦、瑕也。今阴晋、焦、瑕既皆入秦，故必取宜阳，东争伊阙、成皋，包二周而临韩魏之郊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赧王衰亡》）

[2]【汇注】

司马贞：宜阳，韩地，秦攻而楚救之，周为韩出兵，而楚疑周为秦，因加兵伐周。（《史记索隐》）

[3]【汇注】

司马贞：苏代为周说楚王，王何以道周为秦，周实不为秦也。今王责周道为秦，周惧楚，必入秦，是为祸也。（《史记索隐》）

张大可：何以周为秦之祸也？凭什么说周助秦为楚祸呢？按：周助秦即为楚之祸。周秦相近，秦欲并周，周恐惧，阳为秦而内实疏。外人不知，从表面看号为“周秦”，楚若信而伐周，恰恰是逼周亲秦，倒不如楚亲近周，周必疏秦。这是苏代替周见楚王的说辞。（《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

[4]【汇注】

司马贞：周秦相近，秦欲并周而外睦于周，故当时诸侯咸谓“周秦”。（《史记索隐》）

马持盈：说周家之为秦甚于为楚者，就等于使周家入于秦的怀抱，所以一般人都说是“周秦”联合。（《史记今注·周本纪》）

吴国泰：国泰按：“何以周为秦之祸也”不可通。疑“何”应假作“葢”，“葢”从“盇”声，与“何”声同。故得以相假。“之”“者”双声，“之”假作“者”；“祸”“过”同从“呙”声，此祸字应假作“过”。“何以周为秦之祸也”者，言“葢以周为秦者过也”。意谓盇以周为秦者，其言有过也。“言周”句言人谓周为秦甚于为楚者，葢欲使周入秦耳。故谓周为秦也。“周”下“秦”上当有一“为”字夺失者也。《索隐》以为“周秦相近，秦欲并周，而外睦于周，故当时诸侯咸谓‘周秦’”者，失之远矣。（《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5]【汇注】

张守节：解音纪买反。代言周若知楚疑亲秦，其计定不可解免，周必亲于秦也。是为秦取周精妙之计。（《史记正义》）

[6]【汇注】

吴国泰：国泰按：“周于秦”“不于秦”两“于”字皆借作“为”（见《释词》），《仪礼·聘礼》“贿在聘于贿”，注：“于，读曰为。”于、於同声，故於亦可读为“为”也。言周若为秦，因而善之；即不为秦，亦言善之。言楚善周者何，盖欲使之离间于秦也。旧解非是。（《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7]【汇注】

张守节：代言为王计者，周亲秦，因而善之；周不亲，亦言善之。楚若善周，周必疏于秦也。（《史记正义》）

[8]【汇注】

解惠全：绝于秦：与秦断交。（《全译史记·周本纪》）

[9]【汇注】

张守节：郢，楚都也。楚即亲周，秦必绝周亲楚矣。以上至“八年”，苏代说楚合周。（《史记正义》）

【汇评】

吴见思：结得委蛇，与上一样文法。（《史记论文·周本纪》）

秦借道两周之间，将以伐韩[1]。周恐借之畏于韩，不借畏于秦。史厌谓周君曰[2]：“何不令人谓韩公叔曰：‘秦之敢绝周而伐韩者[3]，信东周也。公何不与周地，发质使之楚[4]？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韩不伐也。’又谓秦曰：‘韩强与周地，将以疑周于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无辞而令周不受[5]，是受地于韩而听于秦[6]。”

[1]【汇注】

张守节：上“借”音精夕反，下音子夜反。（《史记正义》）

解惠全：两周之间：东周与西周之间，为秦伐韩必经之路。（《全译史记·周本纪》）

[2]【汇校】

陆伯焜：“史厌”，《战国策》作史黡。（引自《史记考证·周本纪》）

【汇注】

司马贞：周君，西周武公也。时王赧微弱，不主盟会，寄居西周耳。（《史记索隐》）

张守节：（厌），乌减反，又于点反。（《史记正义》）

[3]【汇注】

裴骃：徐广曰：“（韩），一作‘何’。应劭（曰）《氏姓注》云以何姓为韩后。”（《史记集解》）

陈蒲清：韩公叔：一作“何公叔”，韩国当政者。（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又：绝：穿过。（同上）

[4]【汇注】

张守节：质，音竹利反。使音所吏反。质使，令公子及重臣等往楚为质，使秦疑楚，又得不信周也。质平敌不相负也。（《史记正义》）

[5]【汇注】

张守节：又谓秦曰：“韩强与周地，令秦疑周亲韩，则周不敢不受，秦必无巧辞而令周不敢（不）受韩地也。”（《史记正义》）

[6]【汇注】

司马贞：此史厌说韩，令与周地，使质于楚，令秦疑楚不信周，得不假道伐韩，而犹听命于秦。（《史记索隐》）

凌稚隆：按一本注云：此皆史厌教周君，谓韩出地，又谓“秦必无辞令周不受”，故曰：是受地于韩，既不畏韩听于秦，亦不畏于秦也。（《史记评林·周本纪》）

【汇评】

吴见思：住语孤峭。（《史记论文·周本纪》）

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恶往[1]，故令人谓韩王曰[2]：“秦召西周君，将以使攻王之南阳也[3]，王何不出兵于南阳[4]？周君将以为辞于秦[5]。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逾河而攻南阳矣[6]。”

[1]【汇注】

李光缙：“恶往”，意不欲往也。（《增订史记评林·周本纪》）

[2]【汇注】

司马贞：按：《战国策》云或人为周君谓魏王云者也。（《史记索隐》）

[3]【汇注】

陈蒲清：南阳：在今河南获嘉县。非指宛。（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4]【汇校】

梁玉绳：“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恶往，故令人谓韩王曰：秦召西周君，将以使攻王之南阳也，王何不出兵南阳？”按：《国策》“或为周君谓魏王曰：秦召周君，将以攻魏之南阳，王何不出兵于河南？”盖《策》所云河南是也，《史》言南阳非。《史》所云韩王是也，《策》言魏王非，西周与韩近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5]【汇注】

司马贞：高诱注《战国策》曰：“以魏兵在河南为辞，周君不往朝秦也。”（《史记索隐》）

[6]【汇注】

张守节：南阳，今怀州也。杜预云在晋山南河北。以上至“秦召西周君”，是西周君说韩令出兵河南谋秦也。（《史记正义》）

马持盈：南阳：在河南黄河以北之沁阳，不是黄河以南之南阳。（《史记今注·周本纪》）

【汇评】

吴见思：短尽简俊，是一篇小文字。（《史记论文·周本纪》）

东周与西周战[1]，韩救西周。或为东周说韩王曰[2]：“西周故天子之国，多名器重宝。王案兵毋出，可以德东周[3]，而西周之宝必可以尽矣[4]。”

[1]【汇评】

陈允锡：二周此时尚争战耶？（《史纬》卷一《周》）

[2]【汇注】

张守节：为，音于伪反。乃或人为东周说韩王，令按兵无出，则周德韩矣。（《史记正义》）

[3]【汇注】

张守节：韩按兵不出伐东周，而东周甚媿韩之恩德也。（《史记正义》）

马持盈：可以德东周：韩王按兵不动，可以使东周感激韩之恩德。（《史记今注·周本纪》）

[4]【汇注】

张守节：韩出兵助西周，虽不攻东周，西周媿其佐助，宝器必尽归于韩。以上至“东周与西周战”，是或人说韩令无救西周也。（《史记正义》）

王赧谓成君[1]。楚围雍氏[2]，韩征甲与粟于东周[3]。东周君恐[4]，召苏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于是？臣能使韩毋征甲与粟于周，又能为君得高都[5]。”周君曰：“子苟能，请以国听子。”代见韩相国曰[6]：“楚围雍氏，期三月也[7]。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8]。今相国乃征甲与粟于周，是告楚病也[9]。”韩相国曰：“善。使者已行矣[10]。”代曰：“何不与周高都[11]？”韩相国大怒曰：“吾毋征甲与粟于周亦已多矣[12]，何故与周高都也？”代曰：“与周高都，是周折而入于韩也[13]。秦闻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獘高都得完周也[14]。曷为不与？”相国曰：“善。”果与周高都[15]。

[1]【汇注】

梁玉绳：“王赧谓成君”，《集解》徐广曰：“《国策》‘韩兵入西周，西周令成君说秦求救’，当是说此事而脱误也。”（《史记志疑·周本纪》）

陈蒲清：成君：意即名义上的周王。（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汇注】

裴骃：徐广曰：“阳翟雍氏城也。《战国策》曰‘韩兵入西周，西周令成君辩说秦求救’，当是说此事而脱误也。”（《史记集解》）

司马贞：如徐此说，自合当改而注结之，不合与“楚围雍氏”连注。（《史记索隐》）

张守节：雍，音于恭反。《括地志》云：“故雍城在洛阳阳翟县东北二十五里，故老云黄帝臣雍父作杵臼所封也。”按：其地时属韩也。（《史记正义》）

王恢：雍氏，《郡国志》：颍川郡阳翟县有雍氏城。又名雍梁。《左》襄十八年杜注，在县东北。《括地志》：故城在禹县东北二十五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赧王衰亡》）

[3]【汇校】

张文虎：“韩征甲与粟于东周”，按：《国策》在《西周策》，文无“东”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李景星：“韩征甲与粟于东周”，《国策》作“西周”。按西周已见灭于赧王五十九年，即秦昭王五十一年，此与表及《燕世家》皆误，多一“西”字。（《史记评议·周本纪》）

【汇注】

梁玉绳：“韩征甲与粟东周”，按：《策》作“西周”。（《史记志疑·周本纪》）

解惠全：征：求。（《全译史记·周本纪》）

[4]【汇注】

潘永圜：东周君：东周自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是为桓公，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惠公立长子曰西周武公，又封少子班于巩以奉王。仍袭父号曰东周惠公，于是又称东西二周。惠公卒，子杰嗣。西周亡后七年，壬子，秦庄襄王灭东周，迁其君于阳人聚，东周亡。（《读史津逮》卷一《周》）

[5]【汇注】

裴骃：徐广曰：“今河南新城县高都城也。”（《史记集解》）

司马贞：高诱云：“高都，韩邑，今属上党也。”（《史记索隐》）

张守节：《括地志》云：“高都故城一名郜都城，在洛州伊阙县北三十五里。”（《史记正义》）

王恢：高都，《郡国志》：河南尹新城县有高都。《伊水注》：“伊水自陆浑来，东北迳新城东，又迳高都城，下入洛阳。”《括地志》：“高都一名郜城，在伊阙县北三十五里。”当今伊川县西南，伊水西岸，北直洛阳。《竹书》：梁惠成王十七年（前三五四），东周君与郑高都，郑即韩也。高诱误为蒙骜所攻上党之高都。（《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赧王衰亡》）

马持盈：高都：在河南洛阳县南。（《史记今注·周本纪》）

[6]【汇注】

裴骃：《汉书·百官表》曰：“相国，秦官。”骃谓韩亦有相国，然则诸国共仿秦也。（《史记集解》）

司马贞：相国，公仲侈也。（《史记索隐》）

[7]【汇校】

梁玉绳：“期三月也”，按：《策》云“不过一月必拔之”，作“一月”为是。（《史记志疑·周本纪》）

【汇注】

解惠全：期：约期，预期。（《全译史纪·周本纪》）

[8]【汇注】

张守节：谓楚兵弊弱也。（《史记正义》）

解惠全：病：疲。（《全译史记·周本纪》）

【汇评】

吴见思：两“楚病也”，激转相应。（《史记论文·周本纪》）

[9]【汇注】

李光缙：“是告楚病”，犹以饥疲告之也。（引自《增订史记评林·周本纪》）

[10]【汇注】

司马贞：已，止也。（《史记索隐》）

徐孚远：“使者已行矣”，言既已发使，故虽善代之言，而不可止，因言宜与周高都也。《索隐》云“已，止也”，非是。（《史记测议·周本纪》）

[11]【汇评】

丘浚：苏代说韩，始惕之害，终诱之利，反得高都。非舌辩之士，故未易能。（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12]【汇注】

张守节：言幸甚也。（《史记正义》）

陈蒲清：多：足够。（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3]【汇注】

陈蒲清：折而入于韩：转而投靠韩国。（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4]【汇注】

马持盈：以獘高都得完周：以破烂的高都换得了一个完整的周国。（《史记今注·周本纪》）

陈蒲清：獘：通“弊”，疲惫，凋敝。得完周：得到一个完整的周国。（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5]【汇注】

张守节：以上至“楚围雍氏”，是苏代为东周说韩，令不征甲而得高都。（《史记正义》）

徐文靖：《笺》按：《赵世家》，赵成侯七年，与韩攻周。八年，与韩非周以为两。……《史记音义》曰：河南新郑县有高都。《括地志》：高都故城在洛州伊阙县北。又按《国策》曰：雍氏之役，苏代谓周君曰：代能为君令韩不征粟与甲于周，又能为君得高都。遂往见韩相公仲而与高都。是高都卒归周也。（《竹书纪年统笺》卷一一《显王十五年东周与郑高都》）

【汇评】

许相卿：是时，周已折于秦而小，韩故欲以弊高都得周而绝秦，绝秦则周折，周折则韩重，代之策相国以是夫！以是夫！（引自《增订史记评林·周本纪》）

吴见思：两纵之后，分两层写，两山迤逦，一起一伏，峰回岫转，各成奇观。（《史记论文·周本纪》）

三十四年[1]，苏厉谓周君曰[2]：“秦破韩魏，扑师武[3]，北取赵蔺、离石者[4]，皆白起也[5]。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将兵出塞攻梁[6]，梁破则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说白起乎[7]？曰：‘楚有养由基者[8]，善射者也[9]。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而百中之。左右观者数千人，皆曰善射[10]。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养由基怒，释弓搤剑[11]，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诎右也[12]。夫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而百中之，不以善息[13]，少焉气衰力倦，弓拨矢钩[14]，一发不中者，百发尽息[15]。”今破韩、魏，扑师武，北取赵蔺、离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将兵出塞，过两周，倍韩[16]，攻梁，一举不得，前功尽弃。公不如称病而无出[17]。’”

[1]【汇注】

程元初：庚辰三十四年，秦伐赵，拔石城。（《历年二十一传》卷七《季周传·赧王》）

又：“楚谋入寇，王使东周公喻止之。”楚欲与齐、韩联和伐秦，因欲图周，周王赧使武公谓楚相昭子曰：“三国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输而南器以尊楚，以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国不亲；以众胁寡，小国不附。大国不亲，小国不附，不可以致名实。名实不得，不足以伤民。夫有图周之声，非所以为号也。”昭子曰：“乃图周则无之。虽然，周何故不可图也？”对曰：“军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围。夫一周为二十晋，公之所知也。韩尝以二十万之众辱于晋之城下，锐士死，中士伤，而晋不拔。公之无百韩以图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结于两周以塞邹鲁之心，交绝于齐，声失天下，其为事危矣。夫危两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为韩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劲兵。虽无攻之，名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发号用兵，未尝不以周为终始。是何也？见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乱，今韩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仇楚也。臣请辟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犹攻之也。若使泽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万之于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国，诎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将以欲诛残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传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贪而何？《周书》曰‘欲起无先’，故器南则兵至矣。”于是楚计辍不行（同上）。

[2]【汇注】

陈蒲清：苏厉：著名策士。（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3]【汇注】

裴骃：徐广曰：“扑，一作‘仆’。《战国策》曰秦败魏将犀武于伊阙。”（《史记集解》）

陈蒲清：扑：打败。师武：魏将名。一作“犀武”。（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4]【汇注】

裴骃：《地理志》曰西河郡有蔺、离石二县。（《史记集解》）

张守节：蔺，音力刃反。《括地志》云：“离石县，今石州所理县也。”蔺近离石，皆赵二邑。（《史记正义》）

马持盈：蔺：县名，在今山西离石县西。离石：县名，在山西。（《史记今注·周本纪》）

王恢：蔺：赵地。魏败赵于此，秦攻之，肃侯时秦取之，复入赵。武灵王十三年（前三一三），为秦将白起所取，并见《赵世家》。亦称北蔺，见《魏世家》。《清统志》（一四四）：故城今山西离石县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赧王衰亡》）

又：离石：赵肃侯时（前三二八）秦取之，见《赵世家》。《清统志》，即今离石县治。《府志》：东关北隅有街道遗址，古井尚存。（同上）

[5]【汇注】

梁玉绳：“三十四年，苏厉谓周君曰：秦破韩、魏，扑师武，北取赵蔺、离石者，皆白起也”。按：此语最为可疑，《策》与《史》皆不免有误。考伊阙之战，秦败韩、魏，虏韩将公孙喜，杀魏将犀武，其事固属白起，若秦取赵离石在显王四十一年，取蔺在赧王二年，皆非白起之功，盖其时起未出也，此何以称焉？又《策》作“取蔺、离石、祁”，祁属太原。（《史记志疑·周本纪》）

[6]【汇注】

张守节：谓伊阙塞也，在洛州南十九里。伊阙山今名钟山。郦元《注水经》云：“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故谓之伊阙。”按：今谓之龙门，禹凿以通水也。（《史记正义》）

王恢：塞：《正义》“谓伊阙塞”是也。亦称陆浑关，又名伊阙关，在洛阳西南三十里。《伊水注》：“两山相对，望之如阙，伊水历其间，北流，故谓之伊阙，春秋之阙塞也。”宋祈曰：“伊阙，洛阳南面之险也。自汝、颍北去，必道伊阙。其间山谷相连，阻扼可恃。汉灵帝置八关都尉以备黄巾，伊阙居其一。”（《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赧王衰亡》）

[7]【汇评】

陆深：武安君（白起）杜邮之祸，盖基之于善息矣。（引自《增订史记评林·周本纪》）

[8]【汇注】

张文虎：“楚有养由基者”：中统、游本、吴校金本无“者”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9]【汇注】

凌稚隆：按《说山训》云：“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则猿搏矢而熙；使养由基射之，始调弓矫矢，未发而猿拥柱号矣。”《幽通赋》曰：“养由射而猿号”是也。（《史记评林·周本纪》）

[10]【汇评】

刘黄裳：先誉其善射，乃不然之词，后可教射，正欲正其射耳。（引自《增订史记评林·周本纪》）

[11]【汇注】

马持盈：搤：音厄，握也。（《史记今注·周本纪》）

[12]【汇校】

张文虎：“诎右”：宋本、毛本“诎”作“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司马贞：按：《列女传》云“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发之，左手不知，此射之道也”。又《越绝书》曰“左手如附泰山，右手如抱婴儿”。（《史记索隐》）

郝敬：形容开弓引弦之法。搤、握同。（《批点史记琐琐》卷一《周本纪》）

[13]【汇注】

司马贞：言不以其善而且停息。息，止也。（《史记索隐》）

[14]【汇注】

李光缙：拨，弓反也。钩，矢锋屈也。（引自《增订史记评林·周本纪》）

[15]【汇注】

司马贞：息犹弃。言并弃前善。（《史记索隐》）

[16]【汇注】

陈蒲清：倍：通“背”，背对。（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17]【汇注】

张守节：以上至“三十四年”，是苏厉为周说白起无伐梁也。（《史记正义》）

【汇评】

许应元：称病不出，卒成杜邮之祸，所谓有天命者，天亦蹶之。（引自《增订史记评林·周本纪》）

徐孚远：白起破邯郸，坚意不出，是亦欲善息也。而卒以谗死，然应侯已用事于秦，白起内危，可以止之。（《史记测议·周本纪》）

陈允锡：攻梁而使周止之者，恐有虞虢之忧也。（《史纬》卷一《周》）

吴见思：养由基事虚写，说白起事亦虚写，即此便住，妙。（《史记论文·周本纪》）

四十二年，秦破华阳约[1]。马犯谓周君曰：“请令梁城周[2]。”乃谓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则犯必死矣[3]。犯请以九鼎自入于王，王受九鼎而图犯[4]。”梁王曰：“善。”遂与之卒，言戍周[5]。因谓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将伐周也。王试出兵境以观之[6]。”秦果出兵。又谓梁王曰[7]：“周王病甚矣，犯请后可而复之[8]。今王使卒之周，诸侯皆生心[9]，后举事且不信。不若令卒为周城，以匿事端[10]。”梁王曰：“善。”遂使城周[11]。

[1]【汇注】

裴骃：徐广曰：“一作‘厄’。”（《史记集解》）

张守节：司马彪云：“华阳，亭名，在密县。秦昭王三十三年，秦背魏约，使客卿胡伤击魏将芒卯华阳，破之”。《六国年表》云：“白起击魏华阳，芒卯走。”《括地志》云：“故华阳城在郑州管城县南四十里，是。”按：马犯见秦破魏华阳约，惧周危，故谓“请梁城周”也。（《史记正义》）

王恢：华阳：春秋郑邑，战国属韩。《韩世家》：“赵、魏攻我华阳，韩告急于秦。”《秦纪》，昭王“三十三年（前二七三），客卿胡伤攻魏卷、蔡阳、长社，取之。击芒卯华阳，破之”。《六国年表》：是年“白起击华阳军，芒卯走”。《索隐》《正义》并引司马彪云：“华阳，亭名，在密县。”（按：非《郡国志》文）《括地志》：“故城在郑州管城县南四十里。”管城，即今郑州。《清统志》（一八七），城在新郑东南三十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赧王衰亡》）

[2]【汇注】

司马贞：华阳，地名。司马彪曰：“华阳，亭名，在密县。秦昭王三十三年，秦背魏约，使客卿胡伤击魏将芒卯华阳，破之。”是马犯见秦破魏约，惧周危，故谓周君请梁城周，而设诡计也。（《史记索隐》）

[3]【汇注】

张守节：马犯，周臣也。乃说梁王曰，秦破魏华阳之军，去周甚近，周王忧惧国破，犹身之重病，若死，则犯必死也。（《史记正义》）

陈蒲清：犯必死矣：马犯身为周臣，国破君亡，惟有一死。（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4]【汇注】

司马贞：图，谋也。犯谓梁王，我方入鼎于王，王当谋救援己也。（《史记·周本纪·索隐》）

[5]【汇注】

张守节：戍，守也。周虽未入九鼎于梁，而梁信马犯矫言，遂与之卒，令守周。（《史记正义》）

[6]【汇注】

张守节：梁兵非戍周也。将渐伐周而取九鼎宝器，王若不信，试出师于境，以观梁王之变也。（《史记正义》）

[7]【汇注】

张守节：马犯说秦，得秦出兵于境，又重归说梁王也。（《史记正义》）

[8]【汇注】

司马贞：按：《战国策》“甚”作“瘉”。犯请后可而复之者，言王病愈，所图不遂，请得在后有可之时以鼎入梁也。（《史记索隐》）

张守节：复音扶富反。复，重也。秦既破华阳军，今又出兵境上，是周国病秦久矣。犯前请卒戍周，诸侯皆心疑梁取周，后可更重请益卒守周乎？（《史记正义》）

吴国泰：国泰按：复者，白之借字。《曲礼上》“愿有复也”注：“复，白也。”《说文》：“白，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词言之气从鼻出与口相助。”引申为说白义，与复之古音相近故可相借也。可犹止也。《礼记·少仪》“即席曰可矣”注：“可，犹止也。”谓病已止也。此马犯言周君病甚重请待异日病势稍止，然后再以此言白周君也。《索隐》《正义》说皆非。（《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9]【汇注】

解惠全：生心：产生疑心。（《全译史记·周本纪》）

[10]【汇注】

司马贞：梁实图周九鼎，且外遣卒戍周和合。秦举兵欲侵周，梁不救周，是本无善周之事，止是欲周危而取九鼎，故诸侯皆心不信梁矣。故不如匿事端，使卒为周城。（《史记索隐》）

张守节：既诸侯生心，不如令卒便为筑城，以隐匿疑伐周之事端，绝诸侯不信之心。梁王遂使城周，解诸侯之疑也。（《史记正义》）

马持盈：以匿事端：以隐藏内幕的真情。（《史记今注·周本纪》）

[11]【汇注】

张守节：以上至“四十二”年，是马犯说梁王为周筑城也。（《史记正义》）

【汇评】

吴见思：先一纵，此一挽，与前一样文法。（《史记论文·周本纪》）

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谓周冣曰[1]：“公不若誉秦王之孝，因以应为太后养地[2]。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为公功；交恶，劝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3]。”秦攻周，而周冣谓秦王曰[4]：“为王计者不攻周。攻周，实不足以利，声畏天下[5]。天下以声畏秦，必东合于齐。兵弊于周[6]，合天下于齐，则秦不王矣。天下欲弊秦，劝王攻周。秦与天下弊[7]，则令不行矣[8]。”

[1]【汇注】

司马贞：最（冣）音词喻反，周之公子也。（《史记索隐》）

梁玉绳：翟教授曰：景当为最之讹。周最屡见《战国策·西周策》《史·周纪》，亦作周聚，详《策》《史》，又言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将立最为太子而不肯，卒立公子咎，则最是武公之子也。（《汉书人表考》卷六《周景》）

[2]【汇注】

裴骃：徐广曰：“《地理志》云应，今颍川父城县应乡是也。”（《史记集解》）

司马贞：《战国策》作“原”。原，周地。太后，秦昭王母宣太后芈氏也。（《史记索隐》）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应城，殷时应国，在父城。”按：应城此时属周。太后，秦昭王母宣太后芈氏。（《史记正义》）

王恢：应：应有二，一在今山西临晋县，见《魏世家》；一在今河南宝丰县西南，鲁山县东二十余里，武王第四子封国，见《左》僖二十四年，大约无后，地入周。今（前二七〇）如以为秦宣太后养地，后范睢说秦昭王废太后，夺其地以封睢（前二六六），睢又失之于韩也（前二五七）。

《索隐》曰：“应，《战国策》（二）作‘原’。原，周地”。不知所在。河内之原，早已赐晋。（《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赧王衰亡》）

解惠全：养地：即食邑，供养之地。（《全译史记·周本纪》）

[3]【汇注】

张守节：客谓周冣曰，周君与秦交善，是冣之功也。与秦交恶，劝周君入秦者周冣，今必得劝周君之罪也。以上至“四十五年”，是周客说周冣，令周君以应入秦，得交善而归也。（《史记正义》）

[4]【汇评】

袁黄：当战国时，王纲不振，区区以犬戎之秦，敢于召周，又敢于攻周，上下之分荡然矣。周最说秦王，而不言天王不当攻之义，是习于战国之俗者也。（引自《增订史记评林·周本纪》）

[5]【汇注】

解惠全：声：名声，声势。畏：使害怕。（《全译史记·周本纪》）

[6]【汇注】

解惠全：弊：疲，这里是使疲惫的意思。（《全译史记·周本纪》）

[7]【汇注】

解惠全：秦与天下弊：《战国策·西周》作“与天下俱罢（疲）”。（《全译史记·周本纪》）

[8]【汇注】

张守节：令，音力政反。秦欲攻周，周冣说秦曰，周天子之国，虽有重器名宝，土地狭少，不足利秦国。王若攻之，乃有攻天子之声，而令天下以攻天子之声畏秦，使诸侯归于齐，秦兵空弊于周，则秦不王矣。是天下欲弊秦，故劝王攻周，令秦受天下弊，而令教命不行于诸侯矣。以上至“秦攻周”，是周冣说秦也。（《史记正义》）

【汇评】

吴见思：数句中多少转折。（《史记论文·周本纪》）

五十八年，三晋距秦。周令其相国之秦；以秦之轻也，还其行[1]。客谓相国曰：“秦之轻重未可知也[2]。秦欲知三国之情[3]，公不如急见秦王曰：‘请为王听东方之变。’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4]；齐重，则固有周聚以收齐[5]；是周常不失重国之交也[6]。”秦信周，发兵攻三晋[7]。

[1]【汇校】

凌稚隆：按《战国策》作“留其行”。《注》：留不进也。此“还”字恐是“迟”字之误。宋本作“还”。（《史记评林·周本纪》）

【汇注】

张守节：以秦轻易周相，故相国于是反归周也。（《史记正义》）

陈蒲清：还其行：中途返回。（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2]【汇注】

张守节：言秦之轻相国，重相国，亦未可知。（《史记正义》）

[3]【汇注】

陈蒲清：三国：指三晋（韩、赵、魏）。（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4]【汇注】

陈蒲清：周以取秦：周因你而取得秦的重视。（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5]【汇校】

裴骃：徐广曰：“一作‘冣’，冣亦古之聚字。”（《史记集解》）

李笠：“齐重，则固有周聚以收齐”：按上文客谓周最曰，《索隐》最言词喻反，则裴本作“聚”，小司马本作“最”一也。刊史者当宗一本，不宜前后歧出，以徇注家。《国策》《文选》《过秦论》并作“周最”，则作为“最”为是也。《左传》有郭最（《襄公十八年传》），盖亦取聚义。最依字当作冣，与聚同。诸书多误，惟姚本《战国策·魏策》作“冣”，兹据正。（《史记订补》卷一《周本纪》）

[6]【汇注】

张守节：按：周聚事齐而和于齐周，故得齐重。今相国又得秦重，是相国收秦，周聚收齐，周常不失大国之交也。（《史记正义》）

[7]【汇注】

张守节：三晋，韩、魏、赵也。以上至“五十八年”，是客说周相国，令报三国之情，得秦重也。（《史记正义》）

五十九年[1]，秦取韩阳城、负黍[2]。西周恐，倍秦，与诸侯约从[3]，将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4]，令秦无得通阳城[5]。秦昭王怒，使将军摎攻西周[6]。西周君奔秦[7]，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8]，口三万[9]。秦受其献[10]，归其君于周[11]。

[1]【汇注】

司马光：五十九年，秦将军摎伐韩，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伐赵，取二十余县，斩首虏九万。赧王恐，背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令无得通阳城。秦王使将军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赧王于周。是岁，赧王崩。（《资治通鉴》卷五《周纪·赧天下》）

章衡：乙巳五十九年，赧王恐，倍秦，与诸侯合纵。秦攻之，王赧如秦。周武王自戊寅建国，尽乙巳，三十一世，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而亡。（《编年通载》卷三《周》）

程元初：乙巳五十九年，秦伐韩、赵，王命诸侯讨之，秦遂入寇，王入秦，尽献其地，归而卒。（《历年二十一传》卷九《周纪·赧王》）

[2]【汇注】

裴骃：徐广曰：“阳城有负黍聚。”（《史记集解》）

张守节：《括地志》云：“阳城，洛州县也。负黍亭在阳城县西南三十五里。故周邑。《左传》云‘郑伐周负黍’是也。”今属韩国也。（《史记正义》）

马持盈：阳城：在河南登封县东南三十五里。负黍：在河南登封县西南。（《史记今注·周本纪》）

王恢：阳城：今河南登封县东南三十五里告成镇。王赧五十九年（前二五六），秦取韩阳城、负黍，西周恐，将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令秦无得阳城。秦昭王怒，攻西周。西周君奔秦，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王赧卒，秦取九鼎，迁西周公于狐。后七岁（前二四九），秦庄襄王灭东周。（《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赧王衰亡》）

又：负黍：《清统志》（二〇六），今河南登封县西南。故周邑，后属韩。《左》定六年（前五〇四），王子朝之乱，敬王奔晋，郑伐负黍，《杜注》“阳城县西南有负黍亭”。《颍水注》：“颍水有三源，中水导源少室通阜，东南流，迳负黍亭东。京相璠曰：负黍在颍川阳城县西南二十七里，世谓之黄城也。”（同上）

[3]【汇注】

裴骃：文颖曰：“关东为从，关西为横。”孟康曰：“南北为从，东西为横。”瓒曰：“以利合曰从，以威势相胁曰横。”（《史记集解》）

张守节：按：诸说未允。关东地南北长，长为从，六国共居之。关西地东西广，广为横，秦独居之。（《史记正义》）

王应麟：《韩非子》云：周去秦为从，期年而灭；卫离魏为衡，半载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郝敬：按六国南北交合为从，西向摈秦为横。犹织布之有经纬也。《诗》“横从其亩”。（《批点史记琐琐》卷一《周本纪》）

【汇评】

梁玉绳：“西周恐，倍秦，与诸侯约从”。按：王应麟《通鉴答问》有《赧王倍秦与诸侯约从攻秦》一条，云“《左氏》谓王贰于虢，王不可言贰。此谓王倍秦，王不可言倍。周之空名犹在诸侯之上，天下谓之共主，作史者当有君臣之分也”。余按《左传》有云“王叛王孙苏”，并属载笔之失。（《史记志疑·周本纪》）

[4]【汇注】

张守节：西周以秦取韩阳城、负黍，恐惧，倍秦之约，共诸侯连从，领天下锐师，从洛州南出伊阙攻秦军，令不得通阳城。（《史记正义》）

[5]【汇注】

陈蒲清：阳城：地名。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告城镇。负黍：亭名。在阳城西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6]【汇注】

裴骃：《汉书·百官表》曰：“前、后、左、右将军，皆周末官也。”（《史记索隐》）

张守节：摎，音纪虬反。（《史记正义》）

[7]【汇注】

张守节：谓西周武公。（《史记正义》）

郭嵩焘：西周君奔秦：按秦灭周固当自西周始，以西周近距秦，犹能翼蔽东周也。此西周君即赧王也，史公不明著赧王而称西周君，张守节《正义》遂以西周武公当之，而事情、地势益淆混不可辨矣。（《史记札记·周本纪》）

[8]【汇评】

王鏊：以君求善于臣，而以应为太后养地，是策虽善，非大道也。夫始裂地以封之，终割地以媚之，虽秦之罔上哉，实召侮者周耳！（引自《增订史记评林·周本纪》）

[9]【汇注】

司马贞：秦昭王之五十二年。（《史记索隐》）

解惠全：口三万：人口三万。（《全译史记·周本纪》）

[10]【汇评】

张大龄：周平王东迁，告诸侯曰：有能驱犬戎为我复不共戴天之仇者，以岐周八百里之地与之。秦伯应命而起，逐犬戎出塞，遂有西京。当其时，嬴氏必有天下，不待智者而知也。故周之亡也，不在赧王入秦之岁，而在平王东迁之时。（《玄羽外编》卷三《支离漫语·周秦汉》）

[11]【汇注】

马维铭：秦使将军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户三万，秦受其献，而归赧王于周。是岁卒，周氏遂亡。秦取宝器而迁西周公于狐，丙午，东周君一年，秦徙周民于咸阳。（《史书纂略》卷一《周本纪》）

【汇评】

崔述：按此文，则倍秦者西周君，非赧王也；顿首献地者亦西周君，非赧王也。周室既分，王无地矣，何献之有？唯“周君、王赧卒”一句殊欠分晓。《索隐》谓“西周武公与王赧皆卒，故连言之”。不知其果然邪？抑《史记》即谓赧王为周君耶？或“君”字为衍文邪？然要之顿首献地者必非赧王。《通鉴》乃云：“赧王恐，倍秦，与诸侯约从。”又云：“赧王入秦，顿首受罪。”《纲目》亦书云：“秦伐韩、赵，王命诸侯讨之，秦遂入寇；王入秦，尽献其地；归而卒。”皆以西周君事移之赧王，误矣。（《崔东壁遗书·考古续说》卷二《西周之亡》）

周君、王赧卒[1]，周民遂东亡[2]。秦取九鼎宝器[3]，而迁西周公于狐[4]。后七岁[5]，秦庄襄王灭东周[6]。东西周皆入于秦[7]，周既不祀[8]。

[1]【汇校】

梁玉绳：“周君王赧卒”，附按：《集解》引宋忠谓王赧谥西周武公，固误，《索隐》谓周君即西周武公，斯时武公与王赧皆卒，亦误。盖东西二周各自有君，王赧特居西周耳，乌得合为一人。且果是西周，不应连书君王，《国策》吴注辨之矣。而西周武公并未偕卒，故下文云“迁西周公于狐”也。《索隐》谬以武公与王赧同卒，遂移东周之文君，指为武公太子，以当下文之西周公，李代桃僵，岂不乖乎？《史诠》又据徐广说东周惠公薨于显王九年，惠公于武公兄弟，计武公当卒于显王世，此周君乃别一人，《史》失其名谥。亦未然。东周只惠公、文君两代，而历一百十九年之久，本有可疑。但东周惠公是西周惠公之少子，虽与武公为兄弟，年岁悬殊。而《六国表》中徐广所引《纪年》，今《纪年》所无。竹简出于汲冢，断烂倒错，其岁次年数大半不足信，兼有伪乱，当慎取之，《史诠》据以为断，谬矣。然则《史》何以书“周君赧王卒”？曰《史诠》引吴文学云“君”字羡文，是也，盖后人传写羼入。奚以征之？《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周王赧使武公说楚相昭子毋图周，此称周王赧之明验也。《论衡·儒增篇》述《史记》云“王赧卒”，《御览》八十五卷引《史记》云“周王赧卒”，此《史记》元本无“君”字之的证也。惟“赧”非谥，不书其谥“隐”，而书号曰“赧”，以失国贬书“卒”，未免失史法。（《史记志疑·周本纪》）

陈蒲清：周（君）王赧：即周王赧，“君”字衍文。旧说指西周武公和周王赧。《史记会注考证》：“周下‘君’字衍文……西周君此时未死，下文可证。”（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赧王二十七年，冬，十月，秦昭襄王仍僭号西帝，齐闵王称东帝，十一月，齐各复去帝号为王，四十五年，王如秦，得罪于秦，秦攻周，或说秦王乃止。王虽居天子之位，为诸侯之所侵逼，与家人无异。多贳于民，无以归之，乃上台以避之，故周人因名其台曰“逃债之台”。洛阳南宫台，是也。五十九年，秦攻韩、赵、魏大破之。王惧，乃背秦，与诸侯合纵，将天下锐师，出伊门攻秦，秦昭襄王大怒，使将军樛攻周王，王恐，乃入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秦尽纳其献，使赧王归于周，降为庶人，以寿终。（《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又：赧王尽献其邑三十六于秦，秦昭襄王纳其献，立为三川郡，初理洛阳，后徙荥阳，自平王东迁至赧王，凡二十叶，而周氏灭矣。（同上）

裴骃：宋衷曰：“谥曰西周武公。”（《史记集解》）

司马贞：非也。徐以西周武公是惠公之长子，此周君即西周武公也。盖此时武公与王赧皆卒，故连言也。（《史记索隐》）

张守节：刘伯庄云：“赧是惭耻之甚，轻微危弱，寄住东西，足为惭赧，故号之曰赧。”《帝王世纪》云：“名诞。虽居天子之位号，为诸侯之所役逼，与家人无异。名负责于民，无以得归，乃上台避之，故周人名其台曰逃责台。”（《史记正义》）

陆唐老：周自武王以来，凡三十六主，八百六十七年。《通鉴》断自威烈王二十三年，至赧王之亡，凡六王，一百四十八年。（《陆状元通鉴》卷二三《周纪·赧王下》）

王在晋：“周赧王冢”，陇州西北三十里。（《历代山陵考》卷上《凤翔府》）

孙之騄：“隐王”，《史记》作赧王，名延。盖赧、隐声相近，正以微弱，窃逃责，赧然惭愧，故号曰赧耳。又按《尚书中侯》以赧为然。郑玄曰：“然读曰赧。”《国策》有赧王，注云：《周纪》慎靓王子，岁丁未立，徙都西周，即王城，今河南也。东周、巩，洛阳也，是时王赧微弱，西周与东周分王政理，各居二都，故曰东、西周，王赧仅仅寄居西周耳。（《考定竹书》卷一三）

齐召南：赧王：慎靓王子，元年丁未。……五十九年乙巳，入秦，献其地，邑三十六，口三万于秦。秦归王于周而卒。（《历代帝王年表·周世表·赧王》）

又：东周起平王己未，终赧王乙巳，共传二十三王，凡五百十五年。（同上）

梁玉绳：赧王延，慎靓王子，始见《史·周纪》，是为隐王。又名诞，谥法无赧。政以轻微危弱，寄住东西，窃逃债，赧然惭愧，故号赧耳。亦曰王赧，亦曰周王赧，亦曰然王。立五十九年，数极德尽，降为庶人，用天年终。钱宫詹曰：周自思王以后，七传皆在第八，赧王失国之君，当在九等。盖刊本差错，误超两格。（《汉书人表考》卷六《赧王延》）

[2]【汇注】

马持盈：东亡：向东逃亡。（《史记今注·周本纪》）

【汇评】

陈允锡：周民宁东亡，不愿入秦，文、武之遗泽也。（《史纬》卷一《周》）

[3]【汇注】

章衡：丙午，（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取九鼎宝器入秦。（《编年通载》卷三《周》）

梁玉绳：“秦取九鼎宝器”，附按：九鼎者，一州一鼎，凡有九也。《国策》颜率谓齐王曰：“昔周伐殷得九鼎，一鼎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左传》桓二年《疏》云“颜率挽鼎人数，或是虚言，要知其鼎有九，故称‘九鼎’”。《子华子·问鼎篇》“黄帝之铸一，禹之铸九”。《拾遗记》“禹铸九鼎，五以应阳法，四以象阴数”。惟鼎有九，是以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显王三十三年鼎沦于泗，赧王五十九年鼎入于秦，然一鼎已沦于泗渊，秦所取者八鼎，非九也，此云九者，亦犹上文马犯之言九鼎，统称焉耳。或疑沦泗近于诞，《困学纪闻》十一载水李氏说，“泗水在彭城，九鼎无缘至宋”。斯又误以鼎为迁时所沦，因疑从周至秦，不应道经宋地，遂有谓沈泗水者是周鼎非禹鼎，微子封宋，赐以周鼎，宋亡沦于泗。殊不知先沦后迁，相隔八十一年，不得合为一事。鼎沦于宋亡四十一年之前，与宋无涉。而鼎之神异，诚有如《墨子》所称“不举而自藏，不迁而自行”者，夫岂汾阴膺鼎之比哉。《三国志·魏明帝纪·注》言“秦所铸铜人，潸然泪下于将徙”。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言“尔朱荣入洛，平等寺金像悲泪三日”。《晋书·张华传》言“汉祖之剑，或飞合于水，或飞出于火”。灵爽少矣，尚能若是，况神禹之鼎乎！《史·正义》及《通考》并云一飞入泗水，余八入于秦中。盖犹太丘社之能自亡也。始皇令千人没泗求鼎，欲以完九鼎之旧，未免于愚。而汉得秦宝器，不闻有鼎，抑独何欤？《论衡·儒增篇》既误以九鼎为一鼎，故谓此处秦取九鼎为误，而又谓鼎不能神，俱是妄论。（《史记志疑·周本纪》）

[4]【汇注】

裴骃：徐广曰：“音惮。狐聚与阳人聚相近，在洛阳南百五十里梁、新城之间。”（《史记集解》）

司马贞：西周，盖武公之太子文公也。武公卒而立，为秦所迁。而东周亦不知其名号。《战国策》虽有周文君，亦不知灭时定当何主。盖周室衰微，略无纪录，故太史公虽考众书以卒其事，然二国代系甚不分明。（《史记索隐》）

张守节：《括地志》云：“汝州外古梁城即狐聚也。阳人故城即阳人聚也，在汝州梁县西四十里，秦迁东周君地。梁亦古梁城也，在汝州梁县西南十五里。新城，今洛州伊阙县也。”按：狐、阳人傍在三城之间。（《史记正义》）

梁玉绳：“而迁西周公于狐”，按：史公书西周之迁，而不书东周之迁阳人聚，殊为疏漏。（《史记志疑·周本纪》）

王恢：狐：《汉志》河南郡梁：“狐聚，秦灭西周，徙其君于此。阳人聚，秦灭东周，徙其君于此。”《志疑》：“史公不书东周之迁阳人聚，殊为疏漏。”《集解》徐广曰：“狐聚与阳人聚相近，在洛阳南百五十里，梁、新城之间。”《汝水注》：“汝水又东得鲁公水口，水上承阳人城东鲁公陂，城，古梁之阳人聚也，秦灭东周，徙其君于此。……南流注于汝。汝水迳梁县北，春秋周小邑也，于战国为南梁矣。汝水又左合三里水，水出梁县西北，而东南流迳其县故城西，故狐聚也，秦灭西周，徙其君于此，因乃县之。”据《郦注》《括地志》《清统志》（二二五），古梁城，即狐聚，在今临汝县西北四十里。阳人聚，亦在县西北四十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赧王衰亡》）

[5]【汇注】

张大可：后七岁：西周亡后第七年，即公元前249年东周亡。（《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

[6]【汇校】

梁玉绳：“秦庄襄王灭东西周”，按：西周已见灭于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五十一年，此与《年表》及《燕世家》皆误多一“西”字，《田完世家》又但言“秦灭周”，少一“东”字，惟《春申君传》言“取东周”，不误也。《史诠》曰“西”字衍。（《史记志疑·周本纪》）

张文虎：“灭东西周”：《志疑》云西周已灭于赧王五十九年，此与《年表》皆多“西”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周比亡之时，凡七县，河南、洛阳、穀城、平阴、偃师、巩、缑氏。”（《史记集解》）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穀城在洛州河南县西北十八里苑中。河阴县城本汉平阴县，在洛州洛阳县东北五十里。《十三州志》云在平津大河之南也。魏文帝改曰河阴。”（《史记正义》）

江贽：南宫氏靖一曰：周自武王至东周君灭，而周始亡于秦，斯实录也。后有秉《春秋》之笔者，盍改而正诸！（《少微通鉴节要》卷一《周纪·东周君》）

崔述：《秦本纪》庄襄王元年：“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按：此文即《周本纪》中“秦庄襄王灭东西（‘西’字疑衍）周”事也。以此篇较详，故采之以补其缺。前条西周之亡，此条东周之亡，至是而两周皆尽矣。（《崔东壁遗书·考古续说》卷二《东周之亡》）

朱孔阳：东周君七年壬子，与诸侯谋伐秦，秦使相国吕不韦灭之，迁东周君于阳人聚，周遂不祀。周比亡，凡有七邑。时秦庄襄王元年也。嗣后七国无统者二十八年。《一统志》，阳人聚在河南南阳府汝州西。（《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汇评】

吴澂：东西周有二：一以前后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昔武王西都镐京，而东定鼎郏鄏，周公相成王宅洛邑，营涧水东、瀍水西以朝诸侯，谓之王城，又谓之东都。实郏鄏，于今为河南，又营瀍水东以处殷顽民，谓之成周，又谓之下都，于今为洛阳。自武王至幽，皆都镐京，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又嬖褒姒，生伯服，欲立之，黜宜臼。申侯以鄫及犬戎入寇，诸侯逐犬戎与申侯共立宜臼，是为平王。畏戎之逼，去镐而迁于东都，平以下都王城曰东周。幽以上都镐京曰西周。此以前后建都之殊而名也。（《东西周辨》，引自《涵芬楼古今文钞》卷七）

又：自平东迁，传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长子朝，与王猛争国，猛东居于皇，晋师纳之，入于王城。入之次日，猛终丐及，逾半期而子朝又入。王辟之，东居于狄泉。子朝据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狄泉，曰东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王虽得返国，然以子朝余党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废。至考王封其弟揭于王城，以续周公之官职，是为周桓公。自此以后，东有王，西有公。而东西周之名未立也。（同上）

又：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别封于巩以奉王，是为东周。惠公以巩与成周皆在王城之东，故班之兄则仍袭父爵，居于王城，是为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后，西有公，东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为一也。（同上）

又：显王二年，赵、韩分周地为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东西，自此始。（同上）

又：九年，东周惠公卒，子杰嗣，慎靓以上皆在东周，赧王立，始迁于西周。即王城旧都也。其后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王五十九年，秦灭西周，西周公入秦，献其邑而归，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民东亡，秦迁西周公于狐聚，又六年，秦灭东周，迁东周公于阳人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同上）

又：前后建都之殊者，以镐京为西周，对洛邑为东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于洛邑二城之中，以王城为西周，对成周为东周而言也。（同上）

又：大概周三十六王，前十二王都镐京，中十有三王都王城，王城对镐京，则镐京在西，而王城在东，其东西之相望也远。季十三都成周，赧一王都王城，王城对成周，则成周在东，而王城在西，其东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也，昔以东周称，今以西周称，夫周末东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都而名。王则或东或西，东西之名系乎公，不系乎王也。（同上）

[7]【汇注】

徐克范：周赧王五十九年，西周君奔秦，尽献其邑。秦受献，归其君于周。周君王赧卒。《索隐》《正义》皆谓西周君，即西周武公也。《通鉴纲目》则书王入秦，尽献其地，归而卒。是西周君即周赧王，非西周武公。按周自敬王迁都成周，号东周，至考王封弟揭于河南，都王城，是为河南桓公，实西周之始。时则东有王，西有公，而东西之名未立。至桓公孙惠公，别封其少子班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是则有东西二周公。二公虽各有食邑，而周尚为一。显王二年，赵成侯与韩攻周，分周以为两，事载《赵世家》。《周本纪》云：王赧时，东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则为西周王，或以其微弱，亦称西周君。而《索隐》释本纪周君王赧卒，云周君指武公，此时与王赧皆卒，故连言之。于文义未安。秦昭王五十二年表书取西周王，明指赧王，庄襄元年表书取东西周，明指二周公。又《周本纪》云：王赧卒，周民东亡，秦迁西周公于狐。后七岁，秦庄襄王灭东西周，东西周皆入于秦。《秦本纪》则云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是时西周公已迁狐，见于《周本纪》，故《秦本纪》略之也。且本纪载王赧徙都西周，既云徙都，必有国邑。《索隐》寄居西周之说，亦未当也。（《读史记十表补》卷三《读六国表补·存疑》）

【汇评】

潘永圜：《周历年图》曰：周自平王东迁，日以衰微。至于战国，又分而为二，其土地人民，不足比强国之大夫。然天下犹尊而事之以为共主，其故何哉？植本固而发源深也。昔周之兴也，仁以为源，民习于耳目，浃于骨髓，虽后世衰弱，其民将有凌慢之心，则畏先王之礼而不敢为，将有离散之心，则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国长久之道也。不然，以区区数邑，处于七暴国之间，一旦不可存，况于数百年乎！（《读史津逮》卷一《周》）

朱孔阳：陈仁锡曰：周亡，犹有七邑，即后之河南洛阳、新城、平阴、偃师、巩、缑氏，亦有千里余，可见周之不能自强也。（《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8]【汇校】

王鏊：此下当有缺文，不应如《索隐》注。（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汇注】

皇甫谧撰、徐宗元辑：自尅殷至秦灭周之岁，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武王一、成王二、康王三、昭王四、穆王五、恭王六、懿王七、孝王八、夷王九、厉王十、宣王十一、幽王十二、平王十三、桓王十四、庄王十五、釐王十六、惠王十七、襄王十八、顷王十九、匡王二十、定王二十一、简王二十二、灵王二十三、景王二十四、悼王二十五、敬王二十六、贞定王二十七、元王二十八、哀王二十九、思王三十、考王三十一、威烈王三十二、元安王三十三、夷烈王三十四、显灵王三十五、慎靖王三十六、赧王三十七。（《帝王世纪辑存·周第四》）

裴骃：皇甫谧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史记集解》）

司马贞：既，尽也。日食尽曰既。言周祚尽灭，无主祭祀。（《史记索隐》）

张守节：按：王赧卒后，天下无主三十五年，七雄并争。至秦始皇立，天下一统，十五年，海内咸归于汉矣。（《史记正义》）

齐召南：东周起平王己未，终赧王乙巳，共传二十三王，凡五百十五年，又东周君七年，至壬子为秦所灭，周遂不祀。周起武王己卯，总共三十五王，凡八百七十四年。（《历代帝王年表·周世表》）

又：周起武王己卯，总共三十五王，凡八百七十四年。（《历代帝王年表·周世表·赧王》）

朱孔阳：周三十七王，并东周君，共计八百七十有三年。（《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马持盈：周既不祀：既，尽也。周朝的国运尽了，没有人主祭祀了。（《史记今注·周本纪》）

唐嘉弘：两周上限或说是公元前1122年，下限在公元前771年；或说上限为前1066年，或说为前1027年。（《先秦史论集·先秦史概论》）

【汇评】

陈栎：秦自孝公用商鞅以来，内立法度，外修征战，斩刈六国之民，首虏以数十万计者不知其几十战也。当是时，周徒建空名，不绝如线。春秋之时，诸侯犹知以尊周为名，至战国末，诸侯不复知有周，且各僭称王矣。至秦昭襄王五十三年，赧王入秦，而周始亡。周之历世三十有五，历年八百六十有七年，卜年卜世，卒过其历。自有天地以来，享国最为长久，等百世之王，悉不能及之者，非文、武、成、康之泽，入人之深，孰能致是哉！（《历代通略》卷一《周》）

龙体刚：三代历年，惟周为永。然自成康而降，贤哲鲜继。中间虽有宣王能拨乱反正，而又坠节末年，自张而自弛之。故西周三百五十二祀，治有成、康，乱有幽、厉。以十数圣兴之为甚难，以一褒姒灭之则甚易，良可鉴也。东周自平王后，政在列国，贼子乱臣，接踵而作……凌夷至哀、思、考王，三晋互起，七雄渐炽，周之历数，旦夕苟延。迨至威烈时，九鼎一震，如瘫痪人寝处床笫，奄奄一息。慎、靓、显、赧虽无凶淫如幽、厉者比，而积病日久，神消气尽。议者谓周惟封建，一任诸侯之篡弑争夺，互逞其强，而自处于弱，止图姑息而苟安焉。周室之病，在封建耳。不知周之传世三十八君，历年八百七十，实赖封建之势分。势分而诸侯各自吞噬，狼顾胁息，无暇肆志于周矣。此周家有道之长，今古无两。否则，秦矫而郡县之，何至二世而即亡耶？盖周以封建而王室不振，亦以封建而国祚始绵。论世者维之。（《半窗史略》卷六《东周·东周君班》）

牛运震：“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按此结周亡，最老。“周既不祀”，泠然黯然！（《史记评注·周本纪》）

又：一“既”字所谓已矣、邈矣，不胜亡国之痛也。《索隐》解“既”为尽，以为如日食之“既”，失之。（同上）

太史公曰[1]：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2]。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3]，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4]。所谓“周公葬我毕[5]”，毕在镐东南杜中[6]。秦灭周[7]。汉兴九十有余载[8]，天子将封泰山[9]，东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10]，封其后嘉三十里地，号曰“周子南君[11]”，比列侯[12]，以奉其先祭祀[13]。

[1]【汇注】

张大可：本篇论赞，重点补充作者考证西周、东周王都的所在。（《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

编者按：周武王伐纣灭商以后，确实想要建都于洛邑。出土于宝鸡市贾村原的周成王五年铸造的何尊铭文说：

“惟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

这段铭文是说：周武王攻克了殷都（大邑商）以后，曾在庭院中向天神祷告说：“我要居住在中国（洛邑），在这里治理民众。”由此可知，武王灭商以后，曾想建都洛邑。但是武王灭商后不久，大约是两年以后就病死了，未能亲自完成迁都的意愿，所以建都洛邑成了周武王的遗愿。武王之子成王，完成了武王建都洛邑的遗愿，所以何尊铭文开篇就说“王初迁宅于成周。”但是他在洛邑居住了不久，又回到故都丰京。“成王使召公卜居”，是经过占卜，选择为成王建立王宫的地方。成王在洛邑建立的王宫，最初称为“王”（见夨令簋、夨令彝铭文），后来称为王城，周初迁九鼎于此，所以说“居九鼎焉”。太史公关于周都的考证，未提及成王迁都“成周”洛邑，是一处缺失。

【汇评】

叶适：以迁所纪五帝、三代考之，尧舜以前固绝远，而夏商残缺，无可证，虽孔子亦云独周享国最长，去汉未久，迁竭力收拾，然亦不过《诗》《书》《国语》所记而已。他盖不能有所增益也。是则古史法止于此矣！及孔子以诸侯之史，时比岁次，加以日月，以存世教，故最为详密。左氏因而作传，罗络诸国，备极妙巧，然尚未有变史法之意也。至迁窥见本末，勇不自制，于时无大人先哲为道古人所以然者，史法遂大变，不复古人之旧。然则岂特天下空尽而为秦，而斯文至是亦荡然殊制，可叹矣！（《习学纪言》卷一九《五帝三代本纪》）

[2]【汇注】

解惠全：综：综合考察。（《全译史记·周本纪》）

【汇评】

牛运震：赞语辨居济事，而穆然敦古，无辩驳之迹。（《史记评注·周本纪》）

[3]【汇校】

张文虎：“卜居居九鼎焉”：《王风谱疏》引作“卜居之，迁九鼎焉”。（《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4]【汇评】

刘鸿翱：周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平王东迁于洛。苏子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也。武王迁九鼎于洛邑，以重王室而已，岂有意于迁哉？刘子曰：周之东迁，未为失计也。武王克商，南望三途，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何得谓无迁志？夫洛居天下之中，四方朝聘贡赋，道里维均，天地四时，阴阳风雨之所会合，真王者之都也。召公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中绵。祖宗营之，子孙居之，何为不可？”苏子又以周弃丰镐，比以富家之子孙鬻田宅，不幸有败，当乞假以生，终不当议田宅。余则曰：富家不一，田宅无败则已；有败，鬻其一，居其一，勤俭居积，以致丰盈，未害其为富也，不愈于乞假以生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以丰镐畀秦，使之列藩，服卫神京，尤非富家之鬻田宅比也。……平王能修文、武、成、康之政，既无王导，即不以形势东临诸侯，齐、晋必不敢贰。周之弱而不复振也，平王不能修文、武、成、康之政也，非形势之失也。虽有王导何益？王者贵自强而已矣。不能自强，而有所畏于人，迁不迁等耳。九州之险，是不一姓，有德者昌，无德者亡。秦都咸阳，二世而失，汉光武起南阳，居河洛，遂有天下，又何形势之足云乎？呜呼！苏子之论，所谓据其末而遗其本者也。（《绿野斋文集》卷一《苏东坡平王论辩》）

[5]【汇校】

张文虎：“葬我毕”：《志疑》云“我”是“于”之误，盖引《书序》。（《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周本纪》）

【汇注】

刘绍攽：今咸阳原上，有文王、武王墓。程大昌《雍录》据《皇览》谓文、武、周公冢，皆在京兆长安镐聚东杜中，与今不合（徐广谓镐去酆二十五里，皆在长安南数十里，今咸阳在长安北，故云）。因谓今所祀者，秦之文王、武王。顾宁人、王沣川，皆是其言。余按赵岐注《孟子》，第曰毕郢。地名，不言何方。马融曰：毕，文王墓地名也。《南越志》云：郢，故楚都，在南郡，则知毕在郢之地，故曰毕郢。若然，文王之卒与墓，又在江汉之间矣。盖古者墓而不封，久而失其处，又遭秦火，典籍零落，是以诸儒考之而闻见异辞如此也。（《九畹古文》卷八《周文武墓辩》）

[6]【汇校】

裴骃：徐广曰：“（杜），一作‘社’。”（《史记集解》）

【汇注】

方苞：忽出此语，以正书传之伪也。公欲葬毕，近文王之兆也。《书·传》乃谓“公欲葬成周，成王背公垂死之言而葬公于毕”，谬悠极矣。（《史记注补正·周本纪》）

梁玉绳：“所谓周公葬我毕，毕在镐东南杜中”。按：“我”字不可解，当是“于”字误，史公盖引《书·序》也。毕有二，在渭南者名毕郢，文、武、周公之墓在焉，所谓“镐东南杜中”，韩昌黎《南山诗》“前寻径杜墅，坌蔽毕原陋”是也。在渭北者名毕陌，秦惠文、悼武两陵及汉诸陵在焉，唐刘沧《咸阳怀古诗》“渭水故都秦二世，咸原秋草汉诸陵”是也。毕公高之封亦在渭南。向来注家多混，即程大昌《雍录》辨文王葬毕，尚疑不能明。此本《四书释地又续》，其详别见《日知录》二十二卷。（《史记志疑·周本纪》）

朱孔阳：按刘向曰：文、武、周公葬于毕。《史记·周本纪》太史公曰：“毕镐东南杜中。”《皇览》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长安镐东杜中。郭璞《山海经》注同书《序》，“周公薨，成王葬于毕”。《传》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正义》曰，按《帝王世纪》曰：“文武葬于毕，毕在杜南。”《晋书·地道记》亦云：毕在杜南，与毕陌异。《史记·周本纪》引《括地志》曰：“文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此其在渭水之南杜县之中甚明，而今乃祭于渭北咸阳县之北十五里，盖据颜师古《刘向传·注》毕陌在长安西北四十里之误。按《史记·秦本纪·集解》引《皇览》曰：秦武王冢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人以为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秦始皇本纪》末《正义》曰：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是昔人已辨之甚明。今祭周之文王、武王而于秦惠文王、悼武王之墓，不亦诬乎？（《历代陵寝备考》卷八《周》）

马持盈：杜中：一作社中。在陕西长安县东南十五里。（《史记今注·周本纪》）

编者按：经考古工作者勘探研究，认为咸阳原上的周文王陵和周武王陵实为战国时期秦惠文王、秦武王陵。

[7]【汇注】

刘坦：复考周代自武王至赧王之历年总数，已不可知。其概见于《世家》《列传》中者，兹列举于下。然亦约略之辞，不足为据，聊以备闻云耳。按《楚世家》载王孙满云：“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又《匈奴列传》载：“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后百有余岁，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后十有余年，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其后二百有余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于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后，二百有余年，周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与申侯有郤，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按是文，自武王伐纣至穆王二百余年，自穆王至幽王亦二百余年，而周自幽王以下至赧王，凡五百余年，是谓周代，凡历九百余年也。然据《鲁纪年》，真公十五年，与周共和元年同年。从真公十五年，上溯至考公，凡一百五十余年。按鲁考公，约与周康王同时。因《鲁世家》纪年，真公十五年，与周共和元年同年。从真公十五年，上溯至考公，凡一百五十余年。按鲁考公，约与周康王同时。因《鲁世家》纪年，考公以上，仅伯禽一公未详。伯禽封于周成王之时，考公在位四年，时间短促，而《周本纪》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则康王历年，虽未能遽定，然总不短。故鲁公伯禽之卒，以及考王在位之四年，似皆在康王时。而周自康王以后，至于共和，亦应为一百五十余年。更按周自共和以后至赧王，凡五百八十余年。益以自康王以后，至于共和之一百五十余年，约凡在七百四十年间。又周自成王以上，武王历年，据考为十四年。并上自康王至赧王七百四十余年，约为七百五六十年，其间仅成康之际未明。假使自武王至赧王，凡历九百余年之说可征，则成、康之际，非实有二百余年之久，无以充其数矣。故本《传》载周自武王至幽王，四百余年，盖未可信。又《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严安上书曰：‘臣闻周有天下，其治三百余岁，成康其隆也，刑错四十余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余岁。’”按周自厉王至赧王已六百二十三年，则此谓周有天下通凡六百余岁，又不免失之于少矣。（《史记纪年考》卷二《周共和以后纪年考·总结》）

[8]【汇注】

陈蒲清：汉兴九十有余载：指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周本纪》）

[9]【汇注】

马持盈：天子：指汉武帝而言。（《史记今注·周本纪》）

张大可：“汉兴”二句：汉武帝封周子南君在元鼎四年东巡至洛阳途中。元鼎四年即公元前113年，上距汉建国之公元前206年是九十三年，下距武帝封禅之公元前110年是三年。（《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

[10]【汇注】

解惠全：求：访求。苗裔：后裔，后代。（《全译史记·周本纪》）

[11]【汇注】

裴骃：瓒曰：“《汲冢古文》谓卫将军文子为子南弥牟，其后有子南劲，朝于魏，后惠成王如卫，命子南为侯，秦并六国，卫最为后，疑嘉是卫后，故氏子南而称君也。”（《史记集解》）

张守节：《括地志》云：“周承休城一名梁雀坞，在汝州梁县东北二十六里。《帝王世纪》云‘汉武帝元鼎四年，东巡河、洛，思周德，乃封姬嘉三千户，地方三十里，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元帝初元五年，嘉孙延年进爵为承休侯’，在此城也。平帝元始四年，进为郑公。光武、建武十三年，封于观，为卫公。”颜师古云：“子南，其封邑之号，为周后，故总言周子南君。”按：自嘉以下皆姓姬氏，著在史传。瓒言子南为氏，恐非。（《史记正义》）

马持盈：周子南君，颜师古云：“子南，其封邑之号，为周后，故总言周子南君。”（《史记今注·周本纪》）

王恢：承休城：周亡一百四十四年，汉元鼎四年也，武帝将封泰山，至河南，求周后裔嘉，封三千户，地方三十里，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元帝初元五年（前44）嘉孙延年进爵为承休侯，即此城也。《汝水注》：“汝水又东，黄水注之；水出梁山，东南迳周承休县故城东，县故子南国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赧王衰亡》）

[12]【汇注】

马持盈：比列侯：与列侯之地位相等。（《史记今注·周本纪》）

[13]【汇注】

裴骃：徐广曰：“自周亡乙巳至元鼎四年戊辰，一百四十四年，汉之九十四年也。汉武元鼎四年封周后也。”（《史记集解》）

【汇评】

徐孚远：平王东迁，曰“以奉周祀”，《纪》末以“周既不祀”终焉，赞语复封周后，盖自相应，以明汉家继绝之义也。（《史记测议·周本纪》）

牛运震：《纪》以迁周结，而赞语附封周事，此正笔法错综变换处。若载封周后裔于纪末，不惟与《殷纪》无别，而周之亡国不见可痛，神致亦为索然矣。（《史记评注·周本纪》）

【篇评】

司马迁：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幽、厉昏乱，既丧酆、镐；陵迟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纪》第四。（《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贞：后稷居邰，太王作周。丹开雀录，火降乌流。三分既有，八百不谋。苍兕誓众，白鱼入舟。太师抱乐，箕子拘囚。成、康之日，政简刑措。南巡不还，西服莫附。共和之后，王室多故。厌弧兴谣，龙漦作蠹，颓、带荏祸，实倾周祚。（《史记索隐述赞》）

刘知幾：按：《太史公书》上起黄帝，下尽宗周，年代虽存，事迹殊略。（《史通》卷一六《杂说上》）

又：子长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赅，其文阔略，无复体统，自秦汉以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观矣。（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司马光：周自平王东迁，日已衰微。至于战国，又分而为二，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强国之大夫，然而天下犹尊而事之以为共主，守文、武之宗祧，绵绵焉久而不绝，其故何哉？植本固而发源深也。昔周之兴也，礼以为本，仁以为源。自后稷已来，至于文、武、成、康，其讲礼也备矣，其施仁也深矣。民习于耳目，浃于骨髓，虽后世微弱，其民将有陵慢之志，则畏先王之礼而不敢为，将有离散之心，则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国长久之道也。不然，以区区数邑，处于七暴国之间，一日不可存，况数百年乎！（《稽古录》卷一一）

苏辙：及周之亡，天下大坏，强凌弱，众暴寡，而后世乃以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于商，而入于文，至周，而文极于天下。当唐虞夏商之世，盖将求周之文，而其势有所未至，非有所谓质与忠也。自周天下，天下习于文，非文则无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势然也。今夫冠、昏、丧祭而不为之礼，墓祭而不庙，室祭而无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于其中，而曰不文以从唐虞夏商之质。夫唐虞夏商之质，盖将求周之文而未至，非所以为法也。（《古史》卷五《周本纪》）

程楷：周文王之明也，则明德有以顺上帝之则；断也，则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三分天下，肇建有邦，宜也。武王之明也，则明义而建极，断也则大介以灭商。一戎大定，永清四海，宜也。斤斤其明，则成康绩文武之德，奄有万方，则屡世袭咸和之休。然而力可以胜铁，桀非不明断也，夏以之而亡；知足以饰非，勇足以拒谏，纣非不明断也，商以之而灭。则为强梁暴戾，沦于凶恶，适所以为明断之累也。王礼不明，始下堂而见诸侯，夷王之陵替甚矣。王令不行，始归谓而及仲子，平王之衰微极矣，则为昏弱庸懦陷于柔恶，诚所以为明断之羞也。（《明断编》）

陈仁锡：周事独详，以《周书》之多有故。《周纪》文有三体：幽王以前多采《国语》，其文奥；平王以后多采《春秋》，其文简；威烈王以后多采《战国策》，其文肆。（《陈评史记》卷四）

凌约言：太史公始纪后稷曰：“民皆法则之”；继纪公刘；则曰“复修后稷之业，百姓怀之”；纪古公则曰“复修后稷、公刘之业，国人皆戴之，旁国亦多归之”；纪公季则曰“修古公遗道，诸侯顺之”；纪文王则曰“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刘之法，士以此多归之”，“盖往归之”，“皆往归之”，“诸侯皆来决平”；纪武王则曰“修文王绪业，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诸侯毕从”，“武王百姓咸待于郊”：见周家世德相承，人心固结，以培八百年之基业有如此。（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凌稚隆：按此纪或烦词，或简语，或倒说，或直叙，或出己见，或引成书，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引自《史记评林·周本纪》）

又：苏子《古史》曰：《传》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质，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余读《诗》《书》，历观唐虞，至于夏商，以为自生民以来，天下未尝一日而不趋于文也。文之为言，犹曰万物各得其理云尔。父子君臣之间，兄弟夫妇之际，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无义，君臣无礼，兄弟不相爱，夫妇不相保，天下纷然而淆乱，忿斗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伦不明，然后反而求其所安，属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联其兄弟，而正其夫妇，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鄙野之制，然犹以天子之尊，饭土塯，啜土，土三尺，茅茨不翦，至于周而后大备。其粗始于父子之际，其精布于万物。其用甚广而无穷。盖其当时莫不自谓文于前世。而后之人，乃更以为质也。后世乃以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于商，渐而入于文，至周而文极于天下。当唐虞夏周之世，盖将求周之文而其势所未至，非有所谓质与忠也。君子有曰：不文以从唐虞夏商之质。夫唐虞夏商之质，盖将求周之文而未至，非所以为法也。（同上）

宋存标：周家祖孙父子兄弟，俱有一段至性，而皆自艰辛中来。后稷为农师。公刘务耕种，开千古粒食之原。周道之兴，自此两人始也。太王于流离播迁中，何独恋恋一姜女？其营筑城郭宫室，勤恤民人老幼，实内助之力居多。嗣是而思齐、思媚妇德，世美宜才难之，致慨于妇人矣。他若泰伯之让王季之任，文王之柔顺，武王之耆定，周公之制作，管、蔡之达忠，各自行其志，而总以求其安。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成、康刑措四十余年，不失为守成令主。昭王南狩，问诸水滨。穆王东巡，乃获八骏。神仙、封禅，实开端于此。然不犹愈于防川止谤，索笑兴戎乎？女谒为祸，竟使周家有道之长，一旦不振。平王东迁，竟以亡周也。呜呼，可不鉴欤！（《秋士史疑》卷一《周本纪》）

朱鹤龄：太史公记三代事多疏谬，本纪尤甚。其有可考者，当据《尚书》《左传》《国语》正之。又不妨取《汲冢纪年》《帝王世纪》及秦、汉以上之书，参伍其说，如幽亡平立，本纪不载岁月，诸侯年表骊山之祸在庚午，平王东迁洛邑在辛未，世家却尽连书于一年。以愚考之，西周亡后，不即东迁，本纪云：犬戎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诸侯乃即申侯，共立故太子宜臼，是为平王。据此，则平王先逃在申，诸侯求而立之，立后乃迁洛也。又《左传》云：幽王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携王不言何人，曰“奸命”，必不当立而立者。杜预以为幽王少子伯服，非也。幽王在位十一年，三年嬖褒姒，伯服之生，不过数龄，且幽王以褒姒亡国，褒姒既为犬戎虏去，必无复立其子之理。考《竹书纪年》，幽王见弑，申侯、鲁侯、许男、郑子立太子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是谓携王。《竹书》之言虽非可深信，而携王则不妄。当是幽王既陨，携王潜位，诸侯乃共举兵黜之而迎立太子宜臼。其迁洛未定何时，大抵自犬戎发难，至平王东迁，必非止一二年事。……其时，卫武公、郑武公、秦襄公同奖王室，而平王于文侯独加殊礼，有秬鬯弓矢之赐，殆以杀携王之故欤？（《愚庵小集》卷一三《读周本纪》）

孙琮：读子长文，当从详略处讨消息，周业开自后稷，而公刘振之，王迹基自太王，而王季绍之。文王、武王成之，其间宜详宜略，分寸都不苟，至咬定世德，看出人心，尤见周之受命非弋取天下者比。（《山晓阁史记选·周本纪》）

凌约言：此纪或烦词，或简语，或倒说，或直叙，或出己见，或引成书，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引自《山晓阁史记选·周本纪》）

吴见思：世运至周，文盛事烦矣，乃八百余年，收入于丈尺之简牍，而或烦或简，或正说，或倒序，或自出己裁，或泛引他书，行自为行，队自为队，分之各为一章，合之共为一篇，抟捖之妙，有神力存焉。岂非大手笔乎！前段引《尚书》，古奥离奇，后段引《国策》，流利简净，而删裁之中，自出手眼，所当细看。（《史记论文·周本纪》）

潘永圜：盖尝考夫三代之道，大本相因，其所损益变更，不过制度文为，名号细故而已。自今观之，夏商周之王，有天下者一千六百六十有九年，其间贤圣之君，未尝接踵而生，夏有禹、启、少康，商有成汤、太甲、大戊、盘庚、武丁，周有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此外无闻焉。然后之言至治者，必以三代为称首，巍巍皇皇，夐冠千古而莫与京者，禹、汤、文、武以圣人之道，立纲陈纪，创法定制，其尤卓然者，如井田、封建，学校、兵师之要，靡不备具，而又固结之以仁，维持之以礼，端本澄源，自足与天地无极。故其后世子孙，非有刚戾如桀纣，柔弱如共、赧者，皆足以世守而勿失也。岂偶然哉！（《读史津逮》卷一《周》）

李凤雏：吴莱曰：秦之兴始于孝公之用商鞅，成于惠王之取巴、蜀，蚕食六国，并吞二周，战国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又云：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诗，故列秦诗，谓夫子逆知天下之将并于秦而存之者，小之乎而知圣人矣。（《春秋纪传》卷一〇《秦世家》）

印鸾章：右周三十七王，并东周君，按经世书，始武王己酉，终东周君壬子，该八百七十三年。（引自《纲鉴合编》卷三《周纪·东周君》）

牛运震：周代年从（久）事繁，旧古文多有故本纪，不得不详。篇首自后稷以迄成、康，叙周家世家，兴王皆约《诗》《书》之旨，融会成文，而质古笃厚。则太史公独出手法也。共和以来，春秋、战国之间，多用《国语》《左传》《战国策》之文，或备录其令，或节采其要，错综安顿有法，而典雅奇肆，复各极其妙。（《史记评注·周本纪》）

丁晏：按史公《周纪》，刺取《尚书》《左传》《国语》《国策》《孟子》《吕览》诸书为之，煌煌大篇，叙次秩然有条理，自成史公之文。（《史记余论·周本纪》）

吴汝纶：周事兴于仁义，亡于积弱，自成康以前叙其盛，由积善累仁；自幽厉以后叙其衰，即以政由方伯，摄起强侯行政，以为卒亡于秦作势。上下八百年始末，具于一篇之中，体势闳远。（《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卷一《周本纪》）

李景星：作《周本纪》比《夏》《殷》二纪为难，盖夏、殷国祚不及周长，而传记所载事迹亦不繁多，是以叙述少易。周传世既远，又以文胜，凡《诗》《书》《三礼》及《春秋内外传》《国策》所著，几于采不胜采。试问此时如何下手？乃太史公以抟捖见长，将前后千余年事缩入尺幅之间，随手点窜，各得其宜。前叙周家世德，约《诗》《书》之旨，融合无迹。共和以来，多采《左传》《国语》《国策》之文，或备录其全，或节采其要，典雅奇肆，无美不具。尤妙者，中间连引伯阳甫等言，曰“周将亡矣”，曰“周亡矣”，曰“祸成矣”，以叹息为叫应，使通篇骨节皆灵。正如常山，率然击中间则首尾皆应。然长篇文字中，脱是一病，后竭又是一病。看他历点世次以后，于周家极衰极弱，他手到此一点即完处，偏又连引《国策》蹴起波澜，使读者精神为之一振。最后却用“周既不祀”，四字陡然收住，如夜半临池，如悬崖勒马，警绝险绝。赞语辨居洛及封周事，则又以谈远胜矣。（《史记评议·周本纪》）

刘咸炘：王拯《归方评点史记合笔》按语，谓《国语》芮良夫与召公语虽佳文，于本纪不甚关要是也。周史缺略，史公只据《尚书》《国语》《国策》，故未能割爱而谥载之。《国策》语尤滥。方式谓当略举事实，芟其蔓词是也。至王谓伯阳甫：“夫天地之气”数语，“亦不关要”，则太苛。古人原不徒删语句，以为简也。（《太史公书知意·周本纪》）

夏炯：《史记·周本纪》于威烈王二十三年书命韩、魏、赵为诸侯，定王十六年书三晋灭智伯，显王二十六年书王致伯于秦，四十四年书秦惠王称王，皆一书再书以见笔削之意，独于田齐无文，惟敬王三十九年书齐田常弑其君简公而已。按温公《通鉴》安王十三年田和会魏文侯，楚人卫人于浊泽求为诸侯，文侯为之请于王，王许之，《本纪》于此既脱而不书，而于显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称王后书云，其后诸侯皆为王。《索隐》以为指韩、魏、齐、齐、赵，则所谓齐称王者，未知指姜齐乎！指田齐乎？其前后矛盾如此。（《夏仲子集》卷五《读史记周本纪》）

汪之昌：东西二周，《大事记》说最明。谓考王初立，封其弟揭于河南，是为河南桓公，河南即郏鄏，武王迁九鼎，周公以为都，是为王城。洛阳，周公所营下都，以迁殷顽民，是为成周。平王东迁，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乱，敬王徙都成周。至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桓公。平王东迁之后，所谓西周者，丰镐也；东周者，东都也。威烈王以后，所谓西周者，河南也，东周者，洛阳也。考王十五年，河南惠公复自封其少子班于巩，显王二年，赵与韩分周为二，于是东西各为列国，是二周都所瞭如。考《晋书·地理志》河南郡巩注，战国时有东西周，芒山、首阳其界也。则东西二周分界，《晋志》固尝确指其处。（《青学斋集》卷一三《东西周世系都邑考》）

又：《周纪集解》徐广曰：周比亡之时，凡七县：河南、洛阳、谷城、平阴、偃师、巩、缑氏，殆谓周亡时仅此七邑，非谓分此七邑以为二周。《国策》鲍彪注：河南止缑氏。按西周虽微，俨然与于列国，当不独缑氏一县。西周之亡，纪言献其邑三十六，此尤明证。杜佑《通典》，洛阳、平阴、偃师、巩四邑属东周，河南、缑氏、谷城三邑属西周，亦就七号约其概考之。（同上）

钱锺书：《考证》：叶适曰：“迁极力收拾，然亦不过《诗》《书》《国语》所记而已。”按叶氏之所憾，正《史通·采撰》等篇之所许，适见马迁载笔之慎也。朱鹤龄《愚庵小集》卷一三《读〈周本纪〉》谓马迁“记幽、平间事甚略，为考订之”；其文有足刺取者。（《管锥篇》第一册《周本纪》）

张大可：司马迁作史，运用了考证的方法。《五帝本纪赞》所述《史记》上限的扩展，夏、商、周、秦诸本纪赞载各王朝祖先统系，均是他对古史考证的成果。西汉学者对殷周之际的历史已不甚了然，认为武王定都洛邑，司马迁作了廓清，有重大的意义。司马迁用历史典籍与实地考察互相参证，纠正误说，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的考信精神及其方法，在今天仍有借鉴的意义。（《史记全本新注·周本纪·简论》）

解惠全：在这篇本纪里，司马迁明显地是以儒家的思想观点来看待周朝历史的，宣扬的是仁义兴邦的道理。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文王、武王、成王、周公的叙写上。这几个人都是儒家理想中圣主贤臣的典范，周初那种君臣和睦、偃戈释旅的局面也正是儒家理想中的政治环境。篇中对武王着意进行了刻画，在叙写了他灭殷的过程之后，又写了他日不暇食、夜不安寐，立社稷，改正朔，实行分封、以殷制殷等安邦定国、攘边安内的政策策略，给读者展示了一个有宏图大略、有经营之术的古代政治家形象。（《全译史记·周本纪·说明》）

又：周朝自成王以后，没有出现贤圣君主，却出现了几个昏庸暴君，所以司马迁对一般君主都轻轻几笔带过，而对几个昏庸暴君则给以重墨。如厉王的专利塞言、幽王的宠妇戏臣，都写得像精彩的戏剧，既有历史背景的铺排，又有人物性格的展现，于严峻的形势之中，突出了他们的昏庸暴虐，刚愎拒谏，给文学史的人物画廊中增添了几个精彩形象。与此同时，司马公还为读者展示了几位尽忠敢谏的辅臣形象。如穆王将伐犬戎时，祭公谋父对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厉王贪图财利，重用专擅财利的荣夷公，芮良夫则直言相劝；厉王以杀戮禁止国人批评朝政，召公不但反复劝谏，在危难之时还舍子救险，与周公一起代行国政，即历史上有名的“共和行政”。这些也都写得精彩感人。（同上）

又：这篇本纪选材精审，详略得当，间或用小说笔法渲染环境，烘托气氛，于细行微言之中突出人物性格，使得一篇约八百年的王朝史简明扼要，跌宕生姿，令人回味。（同上）

研究综述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自传说时代的五帝至西汉武帝时期近三千年的中国历史，而且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史记·周本纪》的研究，自汉代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著名的三家注，就形成于这一时期。但是唐代去古已远，因此三家注中的《索隐》与《正义》错误较多。

宋代至清代，由于学者多沿袭旧说，《周本纪》的研究无突破性的进展。近代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的考古进入了黄金时代，铸有长篇重要铭文的西周青铜器、甲骨文等地下周代文献资料不断出土，为研究周代历史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周本纪》的研究，出现了历史上第二次高潮，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

一、周族起源研究

关于周族的起源，太史公司马迁在《周本纪》中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集解》引《说文》云：“邰，炎帝之后，姜姓，封邰，周弃外家。”由上述可知周族的父系始祖叫弃，生于母系氏族社会的末期，因此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其母有邰氏女，叫姜原。有邰氏为姜氏之戎，因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封于邰，因此周族的后稷弃也生于邰。关于邰地，《集解》引徐广曰：“今斄乡在扶风。”《索隐》说：“即《诗·生民》曰‘有邰家室’是也。邰即斄，古今字异耳。”《正义》引《括地志》云：“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国，后稷所封也。有后稷和姜嫄祠。”毛苌云：“邰，姜嫄国也，后稷所生。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于邰也。”

周族起源于陕西关中西部的武功县一带，历来别无异说，但是二十世纪初期，在当时疑古思潮的推动下，钱穆先生于1931年首创周族起源于山西晋南说，他认为“邰”为晋南的邰地，在今山西省南部的新绛、闻喜一带，而且他把与周族起源有关的一些山名、水名，以及氏族、方国都考证在山西晋南，并得出结论说：“周人盖起源于冀州，在大河之东，后稷之居邰，公刘之居豳，皆今晋地，及大王避狄居岐山，始渡河而西。”(1)

晋南说影响极大，后来响应的学者群起而随者众多，时至今日仍有个别学者重提周族起源于白狄说，认为“周族非起源于晋南，亦非出自关中土著，而是出自居住在今陕西东北部及山西西部黄河两岸一带的戎狄族人，也就是以后文献所称的白狄”(2)。

周族起源于晋南的说法今天看来难以成立，因为在山西省境内至今未发现先周文化，但是却推动了为解决周族起源问题而进行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1933年，前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在渭河两岸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并于1934—1937年，对宝鸡市斗鸡台沟东区的墓地进行重点发掘。1943年，前中央研究院的石璋如先生，在陕西长安、武功、岐山、旬邑、彬县等地，对传说的周都邰、邠、周原、丰、镐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这些工作都是从考古学角度探索周族起源的早期尝试，而在宝鸡市斗鸡台沟东区的考古发掘最有成效，于1948年出版了发掘报告《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54年又出版了《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图说》。

《图说》的作者苏秉琦先生在所附《瓦鬲的研究》一文中，依据器物类型学，将墓葬出土的陶鬲分为锥脚袋足（高领袋足）、联裆、折足、矮足四类，并指出斗鸡台瓦（陶）鬲分为前后互相衔接的初、中、晚三期，估计中期年代为商周之际，初期的年代在周武王灭商以前，因此后辈学者赞誉苏先生为探索先周文化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1955—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市沣河西岸的丰京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并于1962年出版了《沣西发掘报告》，揭示了西周的文化面貌。1959—1960年，在沣西马王村的发掘中，发现了H10打破H11的地层，这是第一次发现西周早期灰坑打破先周灰坑的地层关系，可惜当时未能认识到这一点，错把H11当作了西周早期灰坑(3)。同样的问题在《沣西发掘报告》和彬县下孟村的发掘中都有，当时均未能及时识别出先周文化遗存。1967年在沣西张家坡发现了先周时期的墓葬，后来才被识别出来(4)。

沣西遗址、彬县下孟村遗址，发现的先周文化遗存，尽管当时未被及时识别出来，但是却推动了先周文化的研究工作，而研究先周文化，是解决周族起源问题最可靠的手段。

20世纪60年代后期，有学者开始研究先周文化，当时研究先周文化的学者以邹衡和徐锡台为代表。70年代末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开始陆续发表。邹衡首先提出了“先周文化”的命题(5)，后来被学术界普遍采用。先周文化是指周武王灭商以前周族的早期文化，徐锡台称之为“早周文化”(6)。

进入80年代，在先周文化研究初步成果的推动下，先周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出现了高潮。这一时期是先周文化的大发现、大讨论阶段。当时发掘的与先周文化有关的最重要的遗址和墓葬有三处：

一是从1980—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了陕西长武县碾子坡遗址(7)。

二是从1981—1984年，原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发掘了武功县郑家坡遗址(8)。

三是1981年，陕西周原考古队清理发掘了周原遗址内扶风法门镇刘家村商代墓葬20座(9)。

这一时期发掘的与先周文化有关的遗址、墓葬，除以上三处外，还有凤翔县南指挥西村墓地(10)、扶风县北吕村墓地(11)、周原遗址内贺家村墓地(12)，以及沣西遗址内发现的几座先周墓葬。

上述与先周文化有关的遗址和墓葬的发现，推动先周文化的研究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考古学界围绕着与先周文化有关的课题展开了空前热烈的大讨论。当时提出来的代表性观点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认为郑家坡的文化遗存年代属于西周早期，以刘家墓葬为代表的文化不是先周文化，只有包括碾子坡在内的以斗鸡台瓦鬲墓初期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才是先周文化(13)。

第二种：认为以联裆鬲为代表的郑家坡遗存是先周文化，将遗址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年代推测为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商代初期二里岗下层。晚期年代约在太王迁岐前后。

为什么说以联裆鬲为代表的郑家坡遗存是先周文化？这是因为研究先周文化应以西周文化为基础，而以沣西遗址为代表的西周文化中，普遍使用联裆鬲。西周个别陶鬲虽然为袋足，但是与高领袋足鬲比较，已演变得面目全非。郑家坡遗址中虽然发现几件高领袋足鬲，但是绝大多数陶鬲是联裆鬲，因此联裆鬲才是先周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陶器。

刘家墓葬中全为高领袋足鬲，没有一件联裆鬲，文化面貌与郑家坡文化遗存截然不同，两者不属于同一个文化谱系，因此高领袋足鬲不是先周文化中所固有的因素，而是周族从姜氏之戎文化中吸收来的文化因素。因此笔者主张以刘家墓葬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包括宝鸡市姬家店、晁峪等早于刘家墓葬的文化遗存，应从先周文化中分出来，称之为刘家文化，从族属上说是姜氏之戎文化，简称姜戎文化(14)。

邹衡先生根据新资料，对先周文化的内涵、分期、年代、以及文化来源等问题，进行了再研究，认为郑家坡遗存是典型的先周文化，刘家墓地可以命名为姜戎文化，碾子坡遗存可能属于姜戎文化或其分支，提出郑家坡遗址年代的上限不超过殷墟二期(15)。张忠培等先生认为：郑家坡遗存的年代可到殷墟一期，很有可能是周文化的来源(16)。

第三种：认为碾子坡、郑家坡和刘家墓地的文化遗存，都是先周文化。并把先周文化划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姬家店、石嘴头、晁峪——刘家——斗鸡台类型；二是郑家坡——北吕类型(17)。

李峰认为：现知最早的先周文化是碾子坡遗存，年代大约是古公迁岐之前，较晚的先周文化遗存可以郑家坡、北吕、斗鸡台、贺家墓葬为代表，年代相当于古公亶父、王季、文王三世。刘家墓地可归于晁峪、石嘴头类型，是古羌人遗留(18)。

这一时期的大讨论中，观点为什么如此不同？这是因为先周文化研究的初期，学者多以斗鸡台瓦鬲墓提供的线索为依据，所以个别学者只承认高领袋足鬲为先周时期，而把联裆鬲统统划归西周陶器。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讨论中，少数学者仍然把以联裆鬲为代表的郑家坡先周文化，认定为西周早期遗存。

俞伟超、张忠培先生在《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的编后记中指出：“在这种意见（指《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图说》结语中的意见）发表后的三十多年中，许多人显然对这一推断的方法论根据的深刻性认识不足，纷纷想从锥脚袋足鬲的发展系统来寻找周文化渊源，但总是不成功。不久前，宝鸡市文管会的同志在武功尚家坡开始找到了折足类鬲从联裆到瘪裆的中间阶段典型标本，终于看到其前身的确不同于锥脚袋足鬲的前身；而他们在扶风刘家发掘的一处墓地，又说明那种锥脚袋足鬲，原来是源自陕甘邻境地区另一支属于羌戎系统的青铜文化。”(19)

20世纪90年代前后至今，先周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进入了验证期。为了验证郑家坡先周文化的年代等问题，1986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对扶风壹家堡商代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20)。1991—199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宝鸡市考古队联合对麟游县蔡家河、史家塬、园子坪三处遗址进行了发掘(21)。1991年，北京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武功县岸底遗址进行了发掘(22)。1995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对礼泉县朱马嘴进行了发掘，初步订正了郑家坡先周文化年代的上限约为商代二里冈上层文化时期(23)。1995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彬县断泾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报告将遗址分为两期：第一期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左右，是周人居豳时的先周文化。第二期的年代“与迁岐以后的先周文化相当”，个别器物“可以晚到先周末期或西周初年”，很可能是戎狄文化(24)。

1997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丰镐遗址分期与与年代测定”专题组，在沣西遗址马王乳品厂北进行发掘，发现居址和墓葬，其中H18等灰坑单位被认定为文王居丰至武王伐商以前的先周文化遗存(25)。1996—1997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先周文化的研究与年代测定”专题组，对周原岐山王家嘴、武功郑家坡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岐山王家嘴遗址发现：约相当于殷墟一期的商式分裆鬲与先周的高领联裆鬲共存于同一个灰坑，说明郑家坡遗址早期年代上限不会晚于殷墟一期。

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上述重要收获之后，曾在西安召开了先周文化的讨论会，与会专家集体参观了沣西马王乳品厂北出土的先周晚期陶器，围绕着改革开放以后发现的先周文化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由于沣西马王村发现的先周晚期文化遗存，既有数量较多的联裆鬲，又有一定数量的高领袋足鬲，所以会上取得了一个共识，即先周文化中既有高领袋足鬲，又有联裆鬲，已不再有学者坚持联裆鬲统统属于西周时期。

从目前发现的先周文化遗存来看，邰地郑家坡遗址的高领袋足鬲数量最少，只发现了个别的几件。豳地彬县断泾、旬邑孙家遗址的高领袋足鬲数量也少。周原、沣西遗址的先周文化中高领袋足鬲较多，特别是这两地遗址中发现随葬一鬲一罐的先周墓葬，多随葬高领袋足鬲。这似乎说明古公亶父迁岐后，虽然“乃贬戎狄之俗”，但是由于周人和当地的姜氏之戎结为政治、军事同盟，所以先周晚期文化中姜戎式高领袋足鬲增多。正因为如此，所以至今仍有学者认为以高领袋足鬲居多的长武碾子坡遗存是先周文化。

为解决周族起源而进行的先周文化探索，如今已走过了80年的历程，虽然邰地发现的郑家坡类型先周文化，学术界对其年代上限认识上仍有分歧，甚至个别学者还否认其为先周文化，认为是商文化京当类型的延续(26)。但是由于沣西马王村先周晚期遗存，包括豳地的断泾遗址中的先周文化遗存，文化面貌与郑家坡先周文化相同，而且郑家坡遗址的年代上限显然早于断泾遗址、沣西马王村遗址，证明郑家坡文化遗存是典型的先周文化，而且是沣西马王村先周文化的来源。分布于关中西部的商文化京当类型，是以商式分裆鬲、假腹豆等陶器为特征，而这类器物在郑家坡遗址中根本不见，那么郑家坡遗存怎么就成了商文化京当型的延续呢？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周原、沣西遗址发现的先周文化遗存，证明古公亶父迁岐、文王居丰是历史事实，而周人早期都邑邰地的郑家坡遗址、豳地的断泾遗址发现的先周文化，年代都早于古公亶父迁岐，这说明《周本纪》关于周族起源的记载是可信的。关于周族的起源，周人自己的说法是：“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诗·大雅·绵》）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六释“土”为杜，是正确的，但是他认为杜是陶唐氏之后唐杜氏之杜，却是错误的。杜指杜水，是漆水的上游，在今麟游县西部山区。他还说：“沮，当为徂，徂，往也。”沮虽然可以释徂，但是古代每每以漆、沮连言，漆为漆水，沮当为沮水。诗中是说周族起源于杜水、沮水、漆水流域，这可以与泾水、杜水、漆水流域发现的先周文化互相印证。总之，周族是起源于泾渭之间。

二、周族名称来源研究

周族的得名，南朝刘宋裴骃《周本纪·集解》引皇甫谧云：“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唐代张守节《周本纪·正义》说：“因太王所居周原，因号曰周。”此后学者均沿袭这种说法，但是这种说法是倒果为因。笔者指出：太王古公亶父迁岐后，不是称族名为周，而是改都邑名称为周。周族居豳时，王室的居住地名为“京”。太王迁岐后，仍称王室的居住地为“京”，而称其都邑为“周”(27)。《后汉书·匈奴列传》说：“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周本纪·索隐述赞》说：“后稷居邰，太王作周。”由此可知，太王迁岐后，是改其都邑（岐邑）为“周”。另外，周族不是因居住地而得名，而是因为其族善于农业而称“周”。徐中舒先生指出：周就是一个发达的农业区，像农田整饬，田中有农作物之形(28)。

刘毓庆先生说：“前人认为，周的命名始于太王。《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皇甫谧云：‘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意思是，因为古公迁居周原，所以称国曰周了。近代和现代的学者，还有继续沿用这种观点，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武丁时甲骨文，就有了周的称谓。……因此可以说，周之为号，远在古公之前。可是有的学者却认为，武丁甲骨文所记之周，因在太王前，当与周族无关。……周原当因周族而得名，不是周族因周原而有称。”（《雅颂新考·大王迁周为失去商之保护考》）此说正确。

殷墟甲骨卜辞中，族名“周”出现于武丁时代，而周原最早出现于《诗经》。古公迁岐以前，周原本不叫周原。田昌五先生指出：“现在看来，姜原当是一个姜姓氏族部落居住之原，如前述姬原一样。在这个原上居住的姜姓氏族部落的女子统称姜原。这在氏族社会中是很自然的现象，后人不明，误以为是指专人了。顺便提一下，在今周原附近，仍有一地名姜原，可资旁证。”(29)笔者也曾提出：“古公亶父迁岐以前，周原是姜戎的居地，周人视之为姜原，而周族迁岐以后因周族居住才始称为周原。”(30)

三、先周族世系研究

夏、商、周三族，从建立王朝来说是有先后，但是从其历史来说同样悠久，是三个并行发展的族体。《周本纪》所载先周族世系，也就是从夏代至商代周族的世系，从其始祖弃算起至文王共十五世。夏王朝传十三世十六王，商族夏代共传十四代，所以《国语·国语下》说：“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夏代周族从其始祖后稷弃至夏末商初的最后一代后稷不窋，只有两代，所以《毛诗疏》关于先周的世系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每位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皆八十载，子必将老死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周本纪·索隐》也说：“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从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实也不合事情。”清代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说：“不窋之父，乃弃之裔孙为后稷者，不窋非弃子也。”《戴震文集·周之先世不窋以上阙代系考》中也说：“盖不窋以上，世为后稷不知凡几，传至不窋，然后失其官也。”

以上历代学者的论述说明先周时期周族的世系中有缺代。周族从公刘到武王，共传十三世，加上不窋和其子鞠两代，共传十五世，这与商王朝传十七世相差不多，所以商代周族的世系应当不缺代，而缺代是在夏代。汉初娄敬对刘邦说：“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余世。”（《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19页）由此可知周族担任后稷官职的人有十几代，而《周本纪》记载的夏代周族世系只有两代。徐喜辰先生在《历史人物论集·周文王及其在周族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中指出：“不窋绝非后稷之子，在后稷之后，不窋之前，可能失传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传闻。”夏代应有十几代后稷，他们都以官名相称，所以隐去了私名，也失去了代数，因此太史公司马迁只好一笔代过，含糊其辞地说：“后稷卒，子不窋立。”由于没有交代，不窋之父是末代后稷，所以不窋成了第一代后稷弃之子，于是先周族早期（夏代）的世系与夏王朝相比，缺了十一、二代。

四、太伯、仲雍奔“荆蛮”研究

太伯、仲雍奔“荆蛮”，又称太伯奔吴，是周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太伯、仲雍所奔之“荆蛮”，本来是在陕西陇县境内建立的虞国，西周康王时改封到今江苏省的丹徒县一带，春秋时徙都于苏州，后世以其氏族名称其为吴国。但是《周本纪》没有载明“荆蛮”是什么族，在什么地方，也没有记载虞国的改封与迁都，所以三家注遂以后世吴国都城的所在地，注解吴太伯、仲雍奔“荆蛮”之地。

唐代张守节《周本纪·正义》说：“太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县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见存。而云‘亡荆蛮’者，楚灭越，其地属楚，秦灭楚，其地属秦，秦讳‘楚’改‘荆’，故通号吴越之地为荆。及北人书史加云‘蛮’，势之然也。”《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南朝刘宋裴骃《吴太伯世家·集解》引宋忠曰：“句吴，太伯始所居地名。”并引《皇览》曰：“太伯冢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唐代司马贞《吴太伯世家·索隐》云：“荆者，楚之旧号，以州而言之曰荆，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又引《吴地记》曰：“太伯居梅里，在阖闾城北五十里。”并说：“仲雍冢在吴郡常熟县西海虞山上，与言偃冢并列。”这些注解显然是以后世吴国的所在，进行推理性的附会之言，并无证据，因此引起学者的质疑。通过对古代文献的梳理，学者提出了新说。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卫聚贤引《诗经·大雅·皇矣》所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提出：“王季友其兄太伯之国，是太伯之国当距王季之国不远。”又引“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乃眷西顾，此维与宅”，提出：“太伯的封地当在陕西的岐山以西。”并进一步指出：“太伯的封国在陕西的陇县的吴山。”(31)何天行也说：“则太伯仲雍所奔之吴，又明为雍之吴山矣。”(32)蒙文通提出：“《穆天子传》又言：‘赤乌氏其先出自周，太王亶父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则赤乌之吴，即《封禅书》之吴岳，《尔雅》之岳山也，实为岍山。太伯之奔固在于此。”(33)顾颉刚也认为：“吴者何？吴岳也，《史记·封禅书》记其山于岐山之西，明即《禹贡》之岍，《周礼》《尔雅》之岳也。”(34)

以上诸位先生关于太伯、仲雍奔“荆蛮”所建的虞国，是在陕西陇县的论断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考古资料的缺乏，其中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是“荆蛮”为何种民族？居地在哪里？二是太伯、仲雍所建之国既然是在陇县吴山一带，那么后来吴国为什么是在东南的江苏省境内？

1974—1975年，宝鸡市博物馆发掘了宝鸡市区茹家庄伯墓及其妻井（邢）姬墓。1980年发掘了宝鸡市竹园沟季墓及其氏族墓地。1981年又发掘了宝鸡市区纸坊头伯墓(35)。

笔者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研究氏的族属，发现氏固有的文化是巴蜀文化，而且茹家庄车马坑出土的三件铜车辕饰，铸有“文身断发”人的形象。《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太伯之奔荆蛮，文身断发，自号句吴，荆蛮义之，而归之者千余家。”这使我认识到氏可能与“荆蛮”有关。

当时读到刘和惠先生《荆蛮考》一文，他指出：“句吴，过去多释为地名，这是不正确的。……句吴为族号，在考古资料中也得到论证，出土和传世吴器中的工、攻敔铭文，即是文献中所说的句吴（句音勾）。”他还指出：古代南方多用复音语，所以吴国读其族名为工和攻敔，而北方多用单音语，读为吴。这使我深受启发，因此悟出“”字应当按南方古代的复音语读为弓鱼。

王国维先生指出：“工亦即攻吴，皆句吴之异文，古音工在东部，句在侯部，二部之字阴阳对转，故句吴亦读攻吴。”(36)童书业先生说：“春秋吴国的铜器铭文中，吴人自称的国名很不一致，有称‘攻吴’的（攻吴王夫差鉴），有称‘攻敔’的（攻敔王光剑），也有称‘工’的（者减钟），‘攻吴’‘攻敔’‘工’该即是一名之变，亦即古书中所谓‘句吴’。”(37)陈直先生在《史记新证》中说：“勾吴亦作攻吴。《左》宣八年传疏作工吴，工与攻古字通用。战国陶器中，工人名皆作攻某可证。而金文中国皆作攻吴，无作勾吴者。如攻吴王夫差鉴，攻敔王光剑，攻吴王元启剑，皆其显例。盖勾攻二字，为一声之转。”

以上诸位先生的论述，使我悟出春秋时代金文中吴国诸王自称的国名、族名工、工、攻吴、攻敔等，都是沿袭太伯奔吴自称的“句吴”，也就是弓鱼。工、攻与弓音同字通，、、吴、敔与鱼音同字通。吴国诸王自称的国名、族名，都是的同音假借字，而文献中的“句吴”，是“荆蛮”的国族名，为弓鱼的一声之转。

研究表明，“荆蛮”是指居住在荆山地区的巴族廪君蛮，商代溯汉水北上，迁徙至汉中洋县、城固县一带。后来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人员在城固县宝山遗址的发掘，证实了国族的文化是商代的巴文化(38)。太伯、仲雍奔“荆蛮”就是投奔了当时在洋县、城固县一带的族，但是他们所建的虞国是在陇县境内，史称西虞、西吴。武王灭商以后，由于巴人族参加武王伐商有功，武王封其君在宗周畿内的宝鸡市区为采邑主，称伯。武王又追封太伯、仲雍的四世孙周章为诸侯，封周章之弟虞仲于山西的故夏墟为诸侯，史称北虞、北吴。根据1954年江苏丹徒出土的宜侯夨簋铭文记载，西周康王时，太伯、仲雍的五世孙西虞之君熊遂，被改封到江苏省丹徒一带的宜地为宜侯，春秋时南迁都于苏州，史称东吴。

笔者还指出：太伯、仲雍奔“荆蛮”，在陕西陇县古代的夨地内建立虞国，其宗室遂以居地为氏称夨氏族。宜侯夨簋铭文中，西虞之君熊遂在改封以前康王称其为“虞侯夨”，即虞候夨氏，也可简称为“虞夨”。康王册命虞侯夨改封为宜侯后，称其为宜侯夨，即宜侯夨氏，也可简称为“宜夨”。河南襄县出土的金文中北虞、北吴自称为“夏夨”，表示是故夏虚的夨氏。春秋时期“宜夨”南迁苏州后，因为“夨”字古代的读音为“吴”，所以后世以其氏名的读音称其国号为“吴”，但是吴国诸王仍沿袭太伯奔吴自称的族名，称为工王、工王、攻吴王、攻敔王(39)。

五、西周分封诸侯研究

《周本纪》说：“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晁福林指出：“大致而言，武王时期的‘分封’，只是夏商时代以来传统的分封现象的继续；周公东征以后大规模的封邦建国才是周代分封制的真正开始。”(40)笔者也认为：“周武王封诸侯，只是名义上的追认，目的是安抚天下先代之后。”例如《史记·吴太伯世家》说：“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这种分封，只是名义上的追认而已。武王封功臣谋士，是为他们封“采邑”，不是分封他们为诸侯。例如封周公、召公、太公（师尚父），是为他们封“采邑”，都封在宗周王畿之内。(41)

西周真正意义上的分封，是在周公东征以后。例如齐国的分封，《汉书·地理志》说：“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唐兰先生说：“前人误信《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克殷后，‘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营丘曰齐’，因而把《书序》‘迁其君于薄姑’解释为把奄君迁至齐地，并说《汉书·地理志》是错了。不知《史记》这一段所封齐、鲁、燕三国都是错的。成王没有践奄，如何能封周公于鲁，武王根本没有讨伐到殷以北，如何能封召公于燕。这三国实际都是周公东征以后封的。”(42)此说甚是。《诗·鲁颂·宫》云：“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诗中“王”是周成王，所以称周公为叔父，“元子”是指周公长子伯禽，证明鲁国是成王分封的，而不是武王分封的。北京琉璃河193号大墓出土的克罍、克盉铭文说：“王曰：‘太保，惟乃明（盟）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命）克侯于匽（燕）。’”铭文中“王”是成王，“太保”是召公奭，“克”是太保召公的长子，证明燕国也是成王分封的，而不是武王所封。

除齐、鲁、燕三国以外，蔡国也是成王改封的。《史记·管蔡世家》说：“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蔡叔度既迁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训善。周公闻之，而举胡以为鲁卿士，鲁国治。于是周公言于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集解》引宋忠曰：“胡徙居新蔡。”新蔡县在蔡叔度所迁之上蔡县东南不足百公里。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说：“今按康叔始食采于康，后徙封卫。”据此，管、蔡、卫等原本都是采邑，后来成王改封为诸侯国。总之武王封功臣谋士，是为其建立“采邑”，成王的分封，才是建立周王畿以外的诸侯国，所以墙盘铭文对成王的颂词是：“用肇彻周邦。”《诗经·大雅·崧高》云“彻申伯土田”，毛传：“彻，治也。”郑笺：“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赋税。”“用肇彻周邦”，是指成王开始对周王朝的土地进行治理。成王治理土地的办法就是分封诸侯，向外殖民，将新占领的土地分而治之。康王时继续执行成王的政策，分封和改封诸侯，所以墙盘铭文对康王的颂词是“分尹亿疆”。

关于《周本纪》研究的进展与成果，除上述以外，西周金文的出土，还证实了不少史实。例如：利簋铭文证实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是在甲子日早晨开始，当时岁星在天空正中央，到了晚上就占领了商都（殷）；例如犅刦尊、禽簋、方鼎等铭文，印证了成王东征践奄的史实；再例如：墙盘、逨盘铭文证明昭王南征荆楚而不返是真实的史实；墙盘、逨盘铭文证实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厉、宣、幽十三王的世次是正确的。还有一些西周铜器铭文，补充了文献关于史实的缺载。例如小臣速簋、鲁侯簋、旅鼎等铭文记载了昭王早期征伐东夷叛乱的史实；再例如臣谏簋、师旅簋、吕行壶等铭文记载的穆王初期征伐北戎、方雷的战争，都是文献中缺载的史实。总之，《史记·周本纪》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和进展。

尹盛平

2017年8月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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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本纪／张新科，赵光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3

（史记研究集成／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徐卫民主编．十二本纪）

ISBN 978-7-5604-4045-3

Ⅰ．①秦…　Ⅱ．①张…②赵…　Ⅲ．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传体②《史记》－研究　Ⅳ．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2390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秦本纪

张新科　赵光勇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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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装　西安华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97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4045-3

定　　价　1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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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史记研究集成》

总主编　袁仲一　张新科　徐　晔　徐卫民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

主　编　赵光勇　袁仲一　吕培成　徐卫民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顾问　张岂之

主　任　安平秋　徐　晔

副主任　张新科　马　来　徐卫民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子今　尹盛平　田大宪　吕培成　吕新峰

李　雪　李颖科　杨建辉　杨海峥　吴秉辉

何惠昂　陈俊光　张　萍　张　雄　张文立

赵生群　赵建黎　骆守中　高彦平　郭文镐

徐兴海　商国君　梁亚莉　彭　卫　程世和

主　编　赵光勇　袁仲一　吕培成　徐卫民

总序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195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巨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历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展现了中华民族维护统一、积极进取、坚韧不拔、革故鼎新、忧国爱国等民族精神。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突破传统，大胆创新，开辟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正如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序》所说：“由《史记》以上，为经为传诸子百家，流传虽多，要皆于《史记》括之；由《史记》以下，无论官私记载，其体例之常变，文法之正奇，千变万化，难以悉述，要皆于《史记》启之。”在世界文化史上，《史记》作为巨幅画卷，也是当之无愧的。苏联学者图曼说：“司马迁真正应当在大家公认的世界科学和文学泰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和古希腊史学名著比较，其特点在于它的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生活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集中到一个战争，重视政治、军事。普鲁塔克的传记汇编所收的人物也限于政治家和军事家，即使是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也没有一字提到，更没有一个关于从事生产活动者的传记了。”(1)《史记》在唐以前传至海外，18世纪开始传入欧美，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汉学界研究和关注的对象。毋庸置疑，《史记》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

据《汉书》记载，西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史记》公之于众。但当时史学还没有应有的独立地位，加之在正统思想家眼里，《史记》是离经叛道之作，是“谤书”，因而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东汉中期，《史记》才逐渐流传。魏晋以后，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史记》的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抄写、学习《史记》的风气逐渐形成。谯周《古史考》等书对《史记》史实的考证，揭开了古史考辨的序章。裴骃的《史记集解》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史记》注本。此一时期，扬雄、班氏父子、王充、张辅、葛洪、刘勰等人对《史记》发表过许多评论，他们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肯定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由于史论的角度不同，班彪、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出“史公三失”问题。随之，以王充和张辅为开端，开始了“班马异同”的学术讨论，也即开《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之先河。

唐代由于史学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记》在史学史上备受尊崇，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成为修史之宗。唐代编纂的《晋书》《梁书》《陈书》等八部史书全部采用纪传体的写法。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对纪传体的优点也予以肯定：“《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2)史学家杜佑发展了《史记·八书》的传统，著《通典》一书，成为政书体的典范。唐代注释《史记》，成就最大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与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两部书和南朝刘宋年间裴骃所作的《史记集解》，被后人合称为《史记》“三家注”。“三家注”涉及文字考证、注音释义、人物事件、天文历法、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典章制度等，是《史记》研究总结性、系统性的成果，因而也被认为是《史记》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司马贞、张守节、刘知幾、皇甫湜等人，对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的创新精神作出了许多肯定性的评论。如皇甫湜《皇甫持正集》认为，司马迁“革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将以垂不朽”。特别是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使《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宝藏得到空前的认识和开发，奠定了《史记》的文学地位。

宋代的《史记》研究步入一个新阶段。由于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加之印刷技术的发展，《史记》得以大量刊行，广为研读。宋人特别注重《史记》的作文之法。如文学家苏洵首先发明司马迁写人叙事的“互见法”，即“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3)，开拓了《史记》研究的领域。郑樵在《通志·总序》中称《史记》为“六经之后，惟有此作”，肯定司马迁前后相因，会通历史的作史之法，这也是第一次在理论上从“通”的角度评论《史记》。本时期的评论，还把“班马优劣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苏洵、郑樵、朱熹、叶适、黄履翁、洪迈等人都发表过评论，涉及思想、体例、文学等方面的比较，乃至于出现了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娄机的《班马字类》这样的专门著作，把《史记》比较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元代除了在刊刻、评论《史记》方面继承前代并有所发展外，主要贡献在于把《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搬上舞台。元代许多杂剧的剧目取材于《史记》，仅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就有180多种，如《渑池会》《追韩信》《霸王别姬》等，这些剧目的流传，又扩大了《史记》的影响。

明代是《史记》评论的兴盛期。印刷技术进一步提高，给刻印《史记》提供了有利条件，尤其是套版印刷的兴起，给评点《史记》提供了方便。明代从文学角度评论《史记》取得的成就最大，对于《史记》的创作目的、审美价值、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多样化的艺术风格等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4)。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王慎中、钟惺、陈仁锡、金圣叹等人都是评点《史记》的大家。同时，由于《史记》评点著作大量出现，辑评式研究应运而生。凌稚隆《史记评林》搜集整理万历四年（1576）之前历代百余家的评论，包括“三家注”及各家评点和注释，并载作者本人考辨，给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后来李光缙对该书进行了增补，使之更加完备。明代晚期，《史记评林》传入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对《史记》的研究。另外，朱之蕃《百大家评注史记》，葛鼎、金蟠《史记汇评》，陈子龙、徐孚远《史记测义》等也进行了辑评工作。明代由于小说的繁荣，人们对《史记》的认识也开辟了新的角度，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系，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成就。在《史记》历史事实的考辨方面，杨慎《史记题评》、柯维骐《史记考要》、郝敬《史记愚按》等，以及一些笔记著作，均颇有新意。

清代迎来了《史记》研究的高峰期。专门著作大量涌现，如吴见思《史记论文》、汪越《读史记十表》、杭世骏《史记考证》、牛运震《史记评注》、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王鸣盛《史记商榷》、邵泰衢《史记疑问》、赵翼《史记札记》、钱大昕《史记考异》、梁玉绳《史记志疑》、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郭嵩焘《史记札记》、李慈铭《史记札记》、吴汝纶《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等，都是颇有特色的著作。这些著作最大的成就在于考据方面。清人考据重事实，重证据，大至重要历史事件，小至一字一句、一地一名，对《史记》史事和文字的考证极为精审。钱大昕为梁玉绳《史记志疑》作序，称其“足为龙门之功臣，袭《集解》《索隐》《正义》而四之矣”。许多学者是考中有评，如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自此例一定，历来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5)其他非专门研究《史记》的著作如顾炎武《日知录》、刘大櫆《论文偶记》、章学诚《文史通义》以及一些古文选本等，也对《史记》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评论。

近现代以来，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史记》研究呈现出继承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问题不断深入的特点。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文化、从史学到地理、从文学到美学、从伦理到哲学、从天文到医学、从军事到人才，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诸如李笠的《史记订补》、王叔岷的《史记斠证》、钱穆的《史记地名考》、瞿方梅的《史记三家注补正》、陈直的《史记新证》、王恢的《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等，从《史记》文本文字、地理名物及《史记》研究的再研究等方面进行考证或订补。另外，杨燕起等编纂的《历代名家评史记》，精选1949年前的《史记》评论资料；近年来，由张大可、丁德科主编的《史记论著集成》汇辑当代学者的专题研究成果；赵生群主持修订的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使《史记》校勘更上层楼。同时，各种不同类型的《史记》选注本、全注本、选译本、全译本相继问世。

《史记》在日本影响很大，近现代以来颇具影响的《史记》研究专家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宫崎市定等。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之后水泽利忠对该书进行校补，使之成为《史记》研究总结集成式的成果，该书在辑佚、校勘、对《史记》史实的考证、对司马迁所采旧典的考证、对“三家注”的再考证、对词句的训释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施之勉的《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严一萍的《史记会注考证斠订》等均针对缺憾专门作了订正。欧美学者对《史记》的研究，诸如法国的沙畹、康德谟，美国的华兹生、倪豪士，以及汉学家高本汉、崔瑞德、鲁惟一、陆威仪等，在关注《史记》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以西方思维、理论及方法，将《史记》与西方传统的史学著作进行比较研究，亦颇具特色。

从以上简单勾勒《史记》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呈现出“历代不辍、高潮迭起”的状态。不仅如此，海外汉学界特别是日本的《史记》研究亦有突出的表现。

二

《史记》研究积累了大量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不同时期承前启后、不断深化的学术成果，这其中有就个别问题的深入探究，有零散的评论，亦有专题式的系统研究。除此之外，系统整理前代研究成果、提出新见的集成式整理方式，更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南朝刘宋至唐代形成的《史记》“三家注”和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完成的《史记会注考证》，被视为《史记》研究系统、全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甚至被称为《史记》研究的两座里程碑。

今天，《史记会注考证》出版已经八十余年，《史记》研究又经过了一个不凡的历程，海内外《史记》研究新见迭出，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新的变化，突出特征是由“史料学”向“史记学”发展，即从史料的整理和挖掘中分析司马迁的思想，通过具体史料探讨《史记》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其价值。这也在客观上对《史记》研究成果再次进行集成式整理提出了新的学术要求，《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正是顺应这一学术发展的重要尝试。

《史记研究集成》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关心、指导和支持下，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和西北大学出版社具体组织实施。集成规模浩大，搜罗宏富；分类选目，采摭众家；纵横有序，类别集成。在总体架构上，分别形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各部分研究集成。集成以汇校、汇注、汇评为编纂体例，总体编纂表现出资料搜集的全面性、类别整理的学术性，以及体例设置的科学性和出版所具有的实用性特点，具体如下：

首先，资料翔实完备，涉及古今中外所有研究成果，是近两千年来《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集成所收资料，上自汉魏六朝下至21世纪初，不仅包括中国历代《史记》研究形成的资料，亦广泛涉及海外研究成果，特别注重对新材料、新观点的采撷吸收。近现代以来，《史记》研究呈现出以史学、文学为主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地理、天文等多学科的特点，相关的研究成果自然也就成为本集成的组成部分。同时，遴选搜集所能见到的《史记》研究的相关资料，又针对性地搜集补充海外研究资料，充分显示了《史记研究集成》资料搜集的全面性。

其次，观点采摭众家，厘定甄选，兼及考古资料补正，充分体现了《史记研究集成》的学术性。《史记》研究者之众，多不胜数；成果之丰，可谓汗牛充栋。经过了汉魏六朝开启至唐代的注释繁盛期，两宋传播和品评期，明代评论兴盛期，清代考据高峰期，以及近现代的拓展深入期这些不同阶段，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料，这些资料就观点看，前后相继，但会通整理难度之大超乎想象。编纂者一要质其要义，二要考其先后，三要会通甄选以厘定条目，除此之外，还要参酌考古新发现作深入补正或提出新见解，这也体现出集成的学术性特点。

再次，体例设置科学，出版具有实用性。《史记研究集成》以汇校、汇注、汇评分类，以观点先后列目，类编得当，条贯秩然。一方面网罗《史记》研究多学科、多层次、全方位之学术观点，另一方面完整呈现《史记》研究的学术脉络，每篇前有题解，后有“研究综述”，在收集历代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一些有争议的或者重大的学术问题加以编者按语。本集成系统全面，方便使用，具有工具书的性质。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辑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一，它为《史记》研究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有价值的资料，古今中外的重要成果尽收眼底，为理论研究铺路搭桥，为立体化的研究提供依据。第二，它既是历代资料的精选荟萃，又是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史的全面呈现，具有学术史的认知价值。第三，它与前代的《史记》“三家注”、《史记会注考证》等里程碑式的著作相比，体现了编纂者的创新精神和力争超越前代的学术追求，有助于推动《史记》研究向纵深发展，有助于推动“史记学”的建立。第四，《史记》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集成的编辑出版，一方面可以为史学、文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于有关的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有益的资料，有助于促进这些学科的发展，繁荣当代学术；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入挖掘《史记》中蕴含的至今仍有现代意义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与治国智慧，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是一项基础性文化工程，资料的搜集与会通整理不仅需要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也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储备，更需要学术界的通力合作。书稿在编纂和审定过程中，得到了著名史学家、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中国《史记》研究会原会长、北京大学安平秋先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彭卫研究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诸位大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谢忱。

限于体例和篇幅，以及资料的限制，前贤时彦的成果难以全部吸收，颇有遗珠之憾，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史记研究集成》编辑出版委员会

（张新科执笔）

2019年3月18日

(1)齐思和：《〈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载《光明日报》1956年1月19日。

(2)［唐］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二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8页。

(3)［宋］苏洵著，曾枣庄等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4)详参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第四章“明人评点史记的杰出成就”，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5)［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作为《史记研究集成》的一部分，《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以下简称“集成”）编纂工作实际始于1994年。它是在赵光勇教授审择资料，构设体例的基础上，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组织启动编纂的。对于这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实施，时任陕西省省长白清才、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董继昌、陕西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李绵等人高度重视，并给予重要支持。在几近十年的编纂中，十余位专家勤勉有为，爬梳浩如烟海的资料，会通比较，厘定条目，汇校、汇注、汇评出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发展的学术脉络，至2003年形成初稿。

2013年，书稿经过十年“周转沉淀”，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支持下，西北大学出版社接手编辑出版，并邀纳资深编审郭文镐等组建《史记研究集成》编辑部，组织项目的编辑加工。从2013年至今，在六年的精心组织与实施中，编辑部的同志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资料核查工作，其中不乏深入的校雠勘误；在内容处理上，听取专家意见，同样进行了庞杂的“考量删繁以求简练”的编辑加工。在此基础上，各位编纂者又进行了系统的补遗与增订。《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至此完成编辑审定。这期间，2015年，《史记研究集成》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16年、2018年，出版社和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先后组织了两轮专家审定，形成了系统的修改意见，从增删与补遗等方面有力的保证了“集成”的全面性与学术性，从而提高了“集成”出版的代表性与权威性。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项目实施前后25年，十余位专家，淡泊名利，潜心以为，他们以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而为，成一家之言”的精神为榜样，砥砺前行，在此我们感念良多。殚精竭虑、因病辞世的吕培成教授，年愈九旬、依旧念兹的赵光勇教授，耋老鲐背、勉力而为的袁仲一先生等，他们都是司马迁精神不衰的实践与体现。已故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原副会长张登第先生在“集成”编纂的组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书稿的编、审、校前后持续六年，这期间，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承担着大量繁重的工作，他们珍视与编纂者的合作，在工作上与编纂者并肩前行，在专业上不断历练提高，受益良多。可以说，“集成”的编辑出版，是编纂者与出版者密切合作的结果，也充分体现着双方致力于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与使命意识。

值此《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付梓之际，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杨海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彭卫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专家学者所提供的重要的学术支持。同时，感谢社会各界给予的关心和指导。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年3月19日

凡例

1. 本书《史记》正文以中华书局1959年版点校本为底本，参考《史记》新校本（修订本），汇集历代兼及国际汉学界《史记》研究资料，简体横排。凡古今字、通假字、俗字等，以及人名、地名中的异体字，均一仍其旧。各卷编排：卷前为题解，卷末为综述，正文分段，每段为单元，标示注码，段后依次排列汇校、汇注、汇评资料。

2. 本集成遴选的资料，录自古代文献和近现代学术专著，有参考价值的今人研究成果也予酌录。汇校部分，以他校为主（点校本已作版本校）。汇注部分，不限于字词义诠释，句义段义以及天文地理等考释也包括在内。所有部分，皆不惮其繁，一一罗列各家之言。

3. 本集成引录的资料中使用的书名简称依旧，个别生僻者，首次出现时，随文加“编者按”予以说明。如：《锥指》（编者按：《禹贡锥指》）；《经典》（编者按：《经典释文》）。

4. 本集成引录的资料中的原有夹注，改为括注，字体字号同正文。为方便读者解读研究资料中的个别问题，本书编者间或加有“编者按”，按语相应随文或置于该条资料文末。

5. 每条研究资料于文末括注出处，录自古代文献和近现当代学术专著者括注书名、卷名或章名，连续两条或三条出处相同者，后条简注“同上”；录自现当代期刊者括注篇目及期刊年次期次。书末附《引用文献及资料》，详注版本信息。

注：文中出现的“□”同原版纸书

目录

总序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凡例

秦本纪第五

研究综述

引用文献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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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本纪第五

【题评】

司马贞：秦虽嬴政之祖，本西戎附庸之君，岂以诸侯之邦而与五帝三王同称本纪？斯必不可，可降为秦系家。（《史记索隐》卷三十）

刘知幾：然迁之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斯诚谠矣。但区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后之学者罕详其义。按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若以西伯、庄襄以上，别作周、秦世家，持殷纣以对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昭然有别，岂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简约，别加一目，不足成篇。则伯翳之至庄襄，其书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辄与本纪同编，此尤可怪也。（《史通》卷二《本纪》）

归有光：《秦本纪》与《始皇本纪》当合为一，如《周纪》始后稷也，以简帙多，始皇自为纪。（《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五）

王维桢：《史记》本纪十二，世家三十。本纪者，叙其功德，而表其政化者也。世家者，纪其事业，而尊其功勋者也。如《秦本纪》《项羽本纪》，当降作世家者，何哉？夫秦自穆公始霸西戎，及孝公蚕食六国，至庄襄灭周，不三载而嬴亡于吕，则秦之为秦，概可知也。《史记》以为战国之雄，天命有在，不知秦至庄襄，未得及身而帝，成一统者。及吕政也，此不得列于本纪者一也。且秦在列国一列侯耳，素无功德之积累，所用者如商鞅、张仪、范睢辈，不过以富国强兵，约纵连横之术已耳，安有功德之可歌，政化之可述乎？其可并列于五帝三代之本纪也欤？若以宗主天下而言，既始皇列于本纪，而秦之不必以本纪称也明甚，然则降作世家，谁曰不宜？……吾以为秦、项之际，无分彼此，故秦以强暴亡其国，项以强暴亡其身，其不得列于本纪则一也。则降作世家者，不过如萧、曹、韩、彭辈，纪其事业，尊其功勋已耳。故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如秦、项者立功之次也。秦以侯国而成帝业，项以匹夫而号霸王，功则有余，而德则不足，安得以本纪称之哉！（引自《历代史事论海》卷八《史记秦本纪项羽本纪当降作世家论》）

凌稚隆：按《史通》云：嬴自伯翳至于庄王，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合以庄王以上别作《秦世家》。（《史记评林·秦本纪》）

又：按《秦本纪》为《战国策》所掩。（同上）

仇俊卿：按秦本嬴姓，帝颛顼之苗裔，伯翳之后，在西戎，保西陲。其后造父为周穆王御，封赵城为赵氏。非子居犬丘，周孝王使主马汧、渭之间，马大蕃息，遂邑之秦，为附庸，尚微也。宣王元年，命秦仲为大夫，征西戎，于是有《无衣》之诗。幽王十一年，秦襄公力战，逐犬戎，黜伯服，方命为诸侯。犹未肆也。显王致伯于孝公，始僭称公。孝公太子立，为惠文君，后为西帝；时齐闵王亦僭称东帝，寻惧而皆去之。在庄襄之日，迁西周君于惮狐聚，迁东周君于阳人聚，周祀未绝。是庄襄以前，周君犹存，秦虽日强，陵夷二周，然则侯职也，臣也。有君在则礼然。始皇并天下，追尊庄襄为太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庄襄以上，讵当入本纪，拟若商、周先世，与稷、契之积德者同称乎？秦史庄襄以前，必当为世家；庄襄嗣姓，始皇而下，姑可厕诸本纪。（《通史它石》卷上）

黄淳耀：子长为本纪者三，后世皆不与焉。秦也，始皇也，项籍也。以是继五帝三王之后，可乎？曰：不可。则曷为纪之？曰：此即正统之说也。欧阳子有言，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苏子有言，孔子删书而虞、夏、商、周皆曰《书》，汤、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为正统之说，其谁曰不可？子长之本纪，其即欧阳子、苏子之论所从出也。夫子长岂不知秦、项为天下之公恶也哉！以为政固尝继周而有天下矣，籍固尝专天下之约矣，吾从其继周而有天下，与夫专天下之约者而为之本纪，非进秦、项于三代也。虽然，秦自始皇以前，固西戎附庸之国尔。虽专天下之约，未尝一天下而称帝也。为有天下之始皇立纪则可，为西戎之国与未一天下之项籍立纪则不可，故秦与始皇宜为一。（《陶庵集》卷七《史记论略秦本纪》）

德　龄：臣德龄按：殷、周之兴，以先积德，始皇之帝，则以先世积强所致。太史公作《殷》《周本纪》，皆推原先世功德，以昭一代之统系，至秦则分而二之，曰《秦本纪》，曰《始皇本纪》，其褒贬之意显然。或曰：秦与始皇分纪，所以别嬴、吕也，其论虽纤，理亦不诬。（《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孙德谦：《史记》之有《秦本纪》，为人訾议者久矣。吾则知其意在叙述先世也。本纪之例，所以纪天子也。秦在始皇以前，未立天子之位，其不得入本纪，似矣。然诚如此，殷之为天子，汤也；周之为天子，武王也。今《殷本纪》则始契，《周本纪》则始稷，何哉？契之与稷，在唐虞时，只分封之国，非天子也；非天子而在本纪，盖以契、稷者汤、武之先世耳。且《殷本纪》之首曰殷契，《周本纪》之首曰周后稷名弃，并不先言汤、武，是直从契、稷顺序而降，又非与追溯先世者比。则殷之本纪，不列汤而列契；周之本纪，亦不列武而列稷，皆叙述先世。《秦本纪》自帝颛顼后，亦记其先世耳，况篇首明明称秦之先乎？其称秦之先者，因始皇已为天子，遂由后数先，明秦本是颛顼苗裔也。但分为二纪者，殷、周事简，非若秦之繁多，故别裁为纪，而其意则与殷、周同为叙述先世也。彼以法《春秋》十二公，故秦有此专纪。又或谓秦与始皇析之为二者，所以别嬴、吕，此岂足知子长之意哉？（《古书读法略例》卷一《知意例》）

牛运震：按《索隐》云“秦本西戎附庸之君，不宜与五帝三王同称本纪，可降为秦世家”，刘知幾《史通》亦云“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王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应自西伯、庄王以上别作周秦世家”，二说似皆近理，然以《史记》之编次条理考之，则有不得不纪秦者。盖秦伯王之业，章于缪、孝，成于昭、襄，此始皇因之所以并吞混一而称帝号也。故太史公于《秦本纪》末详载秦取蜀及南阳郡，又北定太原、上党，又初置三川、太原等郡，而于《始皇本纪》开端复作提挈云。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此正与《秦纪》末联合照应，针线相接，以为始皇并一天下之原本也。如欲降《秦本纪》为世家，则史家无世家在前、本纪在后之理，势必次《始皇本纪》于《周本纪》之后，而列《秦世家》于十二诸侯之中，将始皇开疆辟土席卷囊括之类，政不知从何处托基，其毋乃前后失序，而本末不属乎？如拘诸侯不得为本纪之例，则始皇称帝后已尊庄襄为太上皇，而惠文以来，帝者之形已成，若泛泛列之，诸侯世家中亦恐非其伦等也。至《史通》以姬、嬴并论，乃谓后稷以下、西伯以上亦应降为世家，尤事理之不可通者。周不可降，何独降秦耶？此其持论非不有见惜，徒为局外闲观而未察乎太史公编次之苦心也。读太史公《秦本纪》小序曰：“昭、襄业帝”，则纪秦之旨太史公已自发之，后之读《史记》者特未之深思耳。（《史记评注·秦本纪》）

吴见思：秦与始皇纪应作一篇，止因事太多，篇牍太长，不能尽收，故分作两篇耳，诸先生以为不应为秦立本纪者，未免太泥。（《史记论文·秦本纪》）

王　筠：三代本纪皆叙远祖于前而以禹汤文武继之，惟《秦本纪》另作一篇者，则以前面不可太略，然较之始皇则略，合之则重累，不成体裁也。然分之而文仍是世家体，故篇末总序始皇以下三世作结，此亦不得已之极思也，然割此篇入世家则尤不妥矣，是纪传家苦处，若编年家无此窒碍。（《史记校》卷上《秦本纪》）

程馀庆：司马《索隐》云：秦本诸侯之国，而与五帝三王同称本纪，可降为世家。吴齐贤先生云：秦与《始皇纪》，原应作一篇，止因事太多，篇牍太长，不能尽收，故分作两篇。按：殷周之先皆诸侯，未尝别列为世家也。与《始皇纪》为一篇，自是正法。其分为两篇者，亦非为事太多篇牍太长也。揣史公之意，盖别其为吕秦非嬴秦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郭嵩焘：按：《周本纪》纪事胜于《夏》《殷》二篇，《秦本纪》又胜于周，事近则记载为详，史公修饰润色易为力也。又按《殷本纪》始契，《周本纪》始稷，皆溯原有天下之始以著其本末；以秦事近，叙述为详，故析《始皇本纪》别为一篇，秦不得有《世家》明矣，此《索隐》误也。（《史记札记·秦本纪》）

刘咸炘：黄淳耀《史记论略》曰：“子长为秦及始皇、项籍三本纪，以继五帝三王之后，此即正统之说也。欧阳子有言：‘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子长岂不知秦、项为天下之公恶也哉？以为政固尝继周而有天下矣，籍固尝专天下之约矣，吾从其继周而有天下，与夫专天下之约者，而为之本纪，非进秦、项于三代也。虽然，秦自始皇以前，固西戎之国耳。籍虽专天下之约，未尝一天下而称帝也。为有天下之始皇立纪则可，为西戎之国与未一天下之项籍立纪则不可。故秦与始皇宜合而为一，籍宜降而为传。”按：黄氏谓从其有天下与专天下之约，是也。谓即正统之说则非。古史之纪，仅取事势所归，以为一时之纲领，初无正统之辨。后世举“正统”二字，则于事势之外加一义理评衡，而又须兼顾事势，遂使中多矛盾纠纷。黄氏徒知从其专天下之约，而不知羽称伯王，伯固亦可立纪。……《秦纪》诚有未安，但非黄氏西戎之谓。（《史记知意》）

又：《索隐》及《史通·本纪篇》，谓庄襄已上当为世家。梁氏曰：“三王事简，不别其代。秦则分列二纪与三王殊例，当并始皇作一篇，倘因事繁，则当依《索隐》《史通》之说，拔始皇以承周赧。《水经注》引薛瓒称为《秦世家》，《史通》之所本矣。”此说是也。归有光谓本如《周纪》，以简帙多，始皇自为纪。说似是而非。苟止为简帙多，则分上、下可也，不宜别立。王拯又非归说，谓史公纪秦汉间事，非专为汉纪，此说尤谬。盖谓秦亦当详，而不知非王、伯不得为纪也。何焯《读书记》（编者按：《义门读书记》）曰：“在襄之世，秦已尽取周也，固继周而王矣。然六国未亡，犹存封建之制，至始皇并吞，而尽有之，三代规模一变。此《秦本纪》所以离而为二。”此说亦曲。秦未并六国，则伯亦未成，何云继王乎？然此说实有见，庄襄虽未统一，而周固已灭，始皇统一又在后，编年不可有空。若如刘、梁之说，则周灭以后，始皇并六国以前，将何所寄？如刘、梁说，将截自庄襄之灭周为始邪？将截至始皇之灭齐为始邪？无论何从，皆无首，不便叙事。史公殆亦因此难，不得已而并庄襄以前，通叙之耳。章实斋《匡谬篇》谓十二本纪，隐法《春秋》十二公，故《秦纪》分割庄襄以前，别为一卷，而未终汉武之世，为作《今上本纪》，明欲分占篇幅，欲副十二之数，乃拘迹之谬，此说亦凿，非史公本意。（同上）

齐树楷：秦自为纪，不与始皇本纪合。以秦诸侯也，列国时代也，始皇统一时代之君也。其世不同自不能合为一。周则始终为诸侯之世，篇幅虽大，毋庸分矣。（《史记意·秦本纪第五》）

朱希祖：本纪者，述其宗祖本意，奉其正朔曰纪。周自后稷至于西伯，秦自伯翳至于庄襄，爵虽诸侯，而实为天子之宗祖，必欲置之世家，是欲臣其宗祖，昧其本源也。自赧王亡至秦始皇称帝，中间无统者三十四年，而灭周者秦，故列秦为本纪。自秦子婴亡至汉高祖称帝，中间无统者四年，而杀子婴封诸王者项羽，故列项羽为本纪。必欲称项羽为僭盗，则刘邦何尝非僭盗乎？必欲以称王为非天子，则夏商周何称帝乎？（《中国史学通论》）

梁　勇：犬戎发难，平王东迁，襄公护驾有功，秦始侧身诸侯之列。后嗣君王励精图治，选贤用能辟土开疆，使其基业彰于缪孝，成于惠昭。始皇因之，囊括宇内，成就亘古帝业。司马迁不将秦国列入十二诸侯中，而使其与《秦始皇本纪》针线相接，联属相应，编次于《周本纪》之后，表明作者视秦国为正统的历史观，完整地勾勒了春秋至秦末数百年间华夏大地上的政治军事形势和社会概貌。（《中国历史读本·史记·秦本纪·提要》）

韩兆琦：司马迁不受任何教条和模式的束缚，能从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出发记述历史，体现了一个杰出史家的卓识和勇气。他不拘泥于“天子称本纪”（《五帝本纪·正义》引裴松之《史目》语）的思维定势，毅然将秦列入“本纪”。他认为第一，秦“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已经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二，秦国在战国时期左右局势，纲纪天下，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如果不为秦作“本纪”，战国时期的大局就不能提挈。既然写《秦本纪》，秦在战国以前的发展过程当然也要包括进去。参之《六国年表》，表名“六国”，实列八国，首栏序周，以尊共主，次即序秦，以明“常雄诸侯”之意，周与秦不在六国之内，其用意与《秦本纪》是一样的。（《史记题评·秦本纪》）

泷川资言：此纪以《秦记》为经，以《左传》《国语》《国策》为纬，比诸吴、齐、鲁、晋诸世家，其事大备者为此也。（《史记会注考证》卷五《秦本纪》）

藤田胜久：从《史记》卷四《周本纪》的范围看，战国末年周国被秦国灭亡后，直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元年为止，出现了历史的遗漏。为此需要补充这段历史的本纪，而从历史进程来看，这非秦莫属。另外，《周本纪》中几乎没有战国时代的资料，而多见于和“秦记”有关的《秦本纪》中，因此，从《史记》的结构来看，有战国时代纪年资料的秦史成为本纪绝不奇怪。（《＜史记＞战国史料研究》）

又：司马迁的论赞在评价秦史时，将穆公时期和献公时期、昭襄王时期作为转变期。其中穆公时期虽然是秦国的发展期，但他没能充分继承先祖的功绩，不过到了献公时期，司马迁将秦国视作能够承周的国家，而且为突出这一点，《秦本纪》中有一条纪年资料，记周祝福秦国之事，这一纪年资料也见于《六国年表》周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秦国作为承周之国，具有值得为其制作本纪的地位。而且从史料的角度来讲。秦国有王者的纪年资料，这也是秦史成为本纪的一个理由吧。（同上）

秦之先，帝颛顼[1]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2]。大业取少典之子[3]，曰女华。女华生大费[4]，与禹平水土[5]。已成，帝锡玄圭[6]。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7]，赞禹功，其赐尔皁游[8]。尔后嗣将大出[9]。”乃妻之姚姓之玉女[10]。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11]，是为柏翳[12]。舜赐姓嬴氏[13]。

[1] 【汇校】

王叔岷：按《路史·发挥》三引颛顼作高阳，盖据《正义》改。（《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黄帝之孙，号高阳氏。（《史记正义·秦本纪》）

陈蒲清：颛顼：高阳氏。见《五帝本纪》。《左传》认为秦是少昊氏之后。（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牛运震：开端叙秦功德世系，古茂处直，与三代本纪同一格体。（《史记评注·秦本纪》）

[2] 【汇注】

司马贞：女修，颛顼之裔女，吞子而生大业。其父不著。而秦、赵以母族而祖颛顼，非生人之义也。按：《左传》郯国，少昊之后，而嬴姓盖其族也，则秦、赵宜祖少昊氏。（《史记索隐·秦本纪》）

张守节：《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是皋陶。（《史记正义·秦本纪》）

陈蒲清：玄鸟：燕子。吞燕卵生子这一传说与商代一致，曲折地反映了氏族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现实。（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牛运震：秦之先大业，史推大业出自女修，而不著其父，此史家缺略处，或亦世远难稽耶？（《读史纠谬》卷一《史记·秦本纪》）

梁玉绳：吞卵之妄，同于简狄。（《史记志疑·秦本纪》）

崔　述：孔氏《尚书正义》称益为皋陶之子。张氏《史记正义》云：“《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是皋陶。”近世有人据此立说，遂谓朱子《论语集注》，蔡氏《书传》之有缺略。且云，“舜五臣，禹让稷、契、皋陶而不及益者，实因益为皋陶子也”。余按：鲧用于尧世，禹用于舜世，前后不相及也；而益与皋陶同时登用，比肩授职，绝不类为父子者然。禹为鲧之子，《尚书》言之，《春秋传》言之，《大戴记》《史记》皆言之；益果皋陶之子，何以传记绝无言及者乎？刘向之书，诬者多矣，而《列女传》尤为纰谬；药酒之覆，馀光之分，皆以策士喻言记为实事，唐刘知幾讥之详矣；而五岁佐禹亦必无之事。藉令向果明言益为皋陶之子，犹不可信；况向但言“陶子”，何以见其当为皋陶之子？而禹之佐亦不一人，又何以见言佐禹者之必为益也？此特注家屈曲猜度之言，岂得遂以为实！朱子、蔡氏盖已深知其妄，故不之采；而今反用此为讥议，人之无识何至于此！（《崔东壁遗书·唐虞考信录》卷三《益非皋陶子》）

俞　樾：《秦本纪》曰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生子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按：颛顼为黄帝之孙，女修既为颛顼苗裔，则去黄帝远矣。况大业又其子乎？而少典者，黄帝之父也，女华为少典之子，则与黄帝兄弟也，而谓大业得娶之乎？以《五帝纪》及《秦纪》参观，其谬殊甚。（《湖楼笔谈》卷三）

施之勉：五帝纪《索隐》：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黄帝，少典氏后代之子孙，贾逵亦谓然。然则女华，亦少典氏后代之子孙也。何得谓女华与皇帝为兄弟，大业不得娶之乎？（《史记会注考证订补·秦本纪》）

丁　山：俞樾《湖楼笔谈》驳得很妙，曰：“颛顼为黄帝之孙，女修既为颛顼苗裔，则去黄帝远矣，况大业又其子乎？而少典者，黄帝之父也。女华为少典之子，则与黄帝兄弟也；而谓大业得娶之乎？以《五帝本纪》及《秦纪》参观，其谬殊甚！”《秦纪》之与《五帝纪》叙事矛盾，现在姑不论其谁是谁非。尝阅严如煜《苗疆风俗考》，书中有谓湘西苗语，“呼黄牛曰大跃，呼水牛曰大业”。何以古今语言如是的妙合！假定我们承认湘西苗语所谓“大业”，即是古代秦语的遗存，那么，“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可能即《天官书》所谓“织女，天女孙也”。……我相信女修大业母子两人故事，正是男耕女织社会生产的反映，不像是原始神话，必然是“秦文公初有史以纪事”后，秦国的史官将织女、牵牛的神话编入《秦纪》，太史公不加考虑抄入《本纪》，所以与儒家所传述的正统史料，世次颠倒，引起《湖楼笔谈》的纠弹。（《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自古代祭典说起·秦祖大业即水牛》）

又：拿社会发展过程来考察，伯翳以后，非子以前的秦国世系与先公名号如大廉、若木、孟戏、中衍、蜚廉、造父、大骆、非子一类事迹考察，他们不是风神，便是马祖，完全反映那时秦人的生活尚在游牧时代；秦国的生产如何会在伯翳以前转而进步到“男耕女织”的阶段？由社会发展规律以论女修大业故事，当然是神话；由宗教发展过程看，应该先有地祗然后宗仰到天神，《秦本纪》一开头就从天神叙起，那必然是后世史家所追加的新帽子。（同上）

刘宝才：依照通例，传说中的各族始祖皆有显赫功绩，夏禹治平洪水，殷契辅佐夏禹平洪水，周弃教民稼穑。然而大业的功绩却渺茫难寻，其子大费才是辅佐虞舜驯养鸟兽、辅佐夏禹治平洪水的人物。另一个传说人物皋陶，在先秦文献中地位相当突出，《左传》《诗经》《论语》《管子》《离骚》《竹书纪年》都有关于他的记载。诸书记述，皋陶是舜、禹时代人，为人正直无私，明察人情，沉默寡言，善于断狱，被舜举为士（法官）。（《关于女修吞玄鸟卵生大业的讨论》，载《秦文化论丛》第二辑）

泷川资言：古重氏族，托名圣贤，以华其所自出者，不独嬴秦，其为颛顼之裔，既已不可知，伯益柏翳异同，不问而可也。（《史记会注考证》卷五《秦本纪》）

[3] 【汇注】

凌稚隆：按：《考要》（编者按：《史记考要》）云：《大戴礼》少典生黄帝，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之孙何，其子大业得上娶六世少典之子！或曰少典国号，或曰子者，本其所自出，犹《左氏》颛顼之子犁，辛、阳之才子元、恺也。（《史记评林·秦本纪》）

陈蒲清：少典：部族名。子：此指女儿。“取”同“娶”。（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王　筠：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生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按《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而颛顼者，黄帝之孙。大业既为颛顼之女孙之子，不应少典是时有女可嫁也。然按《五帝纪》曰：“神农氏世衰”，又曰：“炎帝欲侵陵诸侯”，盖唐虞以前未有国号，即以祖宗之号为国号，此少典亦谓其后世也。（《史记校》卷上《秦本纪》）

[4] 【汇校】

张文虎：《秦风谱疏》“大”作“太”，下又重“太费”二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王叔岷：按：《秦诗谱疏》《说文系传》十三、《御览》八六、《路史》引“取”皆作“娶”。娶、取，正、假字。《五帝本纪·索隐》引此“取”亦作“娶”，“大费”作“柏翳”（黄善夫本、《殿本》并作栢翳，栢，或柏字），与此《索隐》作伯翳合。柏、伯古通，下文“昔伯翳为舜主畜”，南宋初重刊北宋《监本》，“伯”作“柏”（黄善夫本、《殿本》并作栢），与此同例。《初学记》九引《帝王世纪》亦作“伯翳”。（《史记斠证·秦本纪》）

赵生群：“大费”二字高山本重，《诗秦风谱》孔颖达疏引《秦本纪》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

【汇注】

司马贞：扶味反，一音秘。寻费后以为氏，则扶味反为得。此则秦、赵之祖，嬴姓之先，一名伯翳，《尚书》谓之“伯益”，《系本》《汉书》谓之“伯益”是也。寻检《史记》上下诸文，伯翳与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陈杞系家》即叙伯翳与伯益为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決邪？抑亦谬误尔？（《史记索隐·秦本纪》）

吴国泰：国泰按：一音者是也。扶味反者后世之俗读也。秘从必声，读如必。盖大费即是伯益也。伯者，长也。大亦有长义，故二字可以互用。如大禹亦称伯禹是。盖伯即大也。费本从弗声。弗、福等字古音皆读如畐。畐、益音近，可以相假，故知大费即伯益也。伯益又以声近借为“栢翳”，盖本一人一名，后文是为柏翳。似史公犹以大费为名，而柏翳为号也。（《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5] 【汇校】

王叔岷：按：《秦诗谱疏》《说文系传》引“与”上并有“大费”二字，是也。（《史记斠证·秦本纪》）

[6] 【汇校】

王叔岷：按《御览》八六、六三三引“圭”并作“珪”。“珪”，古文“圭”。（《史记斠证·秦本纪》）

[7] 【汇评】

梁玉绳：按：费是国名，《竹书》“费侯伯益”，是，《史》误以大费为名，故不曰咨益而曰咨费，舜果有斯语哉？秦、赵同祖，其所说神怪事，俱自傅会以衒世，史公信而纪之，失之芜矣。（《史记志疑·秦本纪》）

[8] 【汇校】

王叔岷：按：《御览》六三三引“赐”作“锡”。《说文系传》引“尔”作“女”。（《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司马贞：游音旒。谓赐以皂色旌旆之旒，色与玄玉色副，言其大功成也。然其事当有所出。（《史记索隐·秦本纪》）

陈蒲清：皁游：黑色的旌旗飘带。皁：皂。游：通“旒（liú）”，旗帜边缘上悬挂的装饰品。（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9] 【汇注】

司马贞：出犹生也。言尔后嗣繁昌，将大生出子孙也。故《左传》亦云“晋公子姬出也”。（《史记索隐·秦本纪》）

陈蒲清：后嗣：后代。大出：繁盛兴旺。（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牛运震：“尔后嗣将大出”，按：此句古甚。（《史记评注·秦本纪》）

[10] 【汇校】

裴　骃：徐广曰：“皇甫谧云赐之玄玉，妻以姚姓之女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文虎：《秦风谱疏》引“乃”作“遂”。（《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李　笠：“乃妻之姚姓之玉女”：按：皇甫氏诠释，与史文迂远不相属。依此说“玉”字应在妻上，别为一句，不当缀女字上也。其有舛误甚明。玩上文云“帝赐玄圭”，此注“赐之玄玉”四字。盖为“帝赐玄圭”作注，疑徐广本《史记音义》与单木《集解》出正文“帝赐玄圭”四字，注引“赐之玄玉”。又女上疑无“玉”字，又出“乃妻之姚姓之女”七字，注引“妻以姚姓之女也”，后误并于此，遂妄于女上增“玉”字耳。梁氏《志疑》顾以为“玉女者珍之”，误矣。（《广史记订补》卷二《秦本纪》）

王叔岷：玉字非衍文，《御览》三八一引《六韬》云：“宛、怀条涂之山（未详），有玉女三人。”“玉女”亦谓美女也。皇甫谧云云，“赐之玄玉”为一事，犹上文“锡玄圭”。“妻以姚姓之女”为一事，犹此文“妻之姚姓之玉女”。“赐之玄玉，”与此文玉字无涉，梁氏未达；李笠以为“上文‘锡玄圭’《集解》误并于此”，亦臆说也。（《史记斠证·秦本纪》）

牛运震：“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徐广曰：“皇甫谧云：‘赐之玄玉，妻以姚姓之女也。’”按：玉女，或是姚姓女名，或以其出自帝族，贵重之，而称玉女。徐广引皇甫谧分玉女为二而添出赐之玄玉一层，似非正解。（《史记评注·秦本纪》）

梁玉绳：玉女者，珍之也。《礼记》曰“请君之玉女”，《吕氏春秋·贵直篇》亦有“身好玉女”语，而徐广引皇甫谧云“赐之玄玉，妻以姚姓之女”，殆妄说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程馀庆：姚，舜姓。玉女，言比德于玉也。按舜三妃癸比生二女，长曰宵明，次曰烛光。（《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汇评】

刘　绩：余读《史记·秦本纪》，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皁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徐广引皇甫谧云：“赐之玄玉，妻以姚姓之女也。”余以为不然。按《礼》：诸侯取天子之女，辞曰：“请君之玉女，与寡君共有敝邑。”事盖尊贵之耳。何广、谧皆不之考，而妄为是臆说耶。即为玄玉，当与赐皁游连书，何故于妻女之间赘一玉字？世称太史公善叙事，其深僻又如此哉！（《霏雪录》卷上）

[11] 【汇评】

吴见思：为后好马畜伏案。（《史记论文·秦本纪》）

[12] 【汇校】

金仁山：《尚书》之伯益，即《秦纪》之伯翳也。秦声以入为去，故谓益为翳也。《秦纪》谓柏翳佐禹治水，驯服鸟兽，岂非《书》所谓随山刊木，暨益庶鲜食，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鸟兽者乎？其事同，其声同，而太史公遂以《书》纪字异，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谓误矣。唐虞功臣，独四岳不名，其余未有无名者，夫岂别有柏翳，其功如此，而《书》反不及乎？太史公于二帝本纪言益，见《秦本纪》为翳，则又从翳，岂疑而未决，故于陈、杞世家叙伯益与柏翳为二乎？抑出于谈、迁二手，故其前后谬误也？罗氏《路史》因之，遂以益、翳为二人，又以柏翳为皋陶之子，果若是，则楚人灭蓼之时，秦方盛于西，臧文仲安得云皋陶不祀乎？（引自《历代陵寝备考》卷九《秦》）

程馀庆：柏翳，《尚书》作伯益。而《陈杞世家》序柏翳与伯益为二人，误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汇注】

颜师古：柏益，一号伯翳。盖“翳”“益”声近故也。（《汉书注·地理志下》）

凌稚隆：柏翳为舜主畜。（《史记评林·秦本纪》）

黄淳耀：世以秦为伯益之后，以伯益、柏翳为一人。盖据《秦本纪》，大费辅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之语，而以《尚书》《孟子》之文推之，舜时自益外，无平水土及调驯鸟兽者，遂以为即益也。按《杞东楼公世家》云，柏翳之后，至周平王封为秦，项羽灭之，垂、益、夔、龙其后不知所封，不见也。是则益、翳为两人，而秦非伯益之后，明矣。世儒读《史》沿误，此其一端。（《陶庵全集》卷七《秦本纪》）

陈允锡：大费即伯翳，伯翳即伯益，五臣之后，宜迭起为王。按：伯益，皋陶之子；大业即皋陶也。（《史纬》卷一《秦》）

萧　昙：《秦本纪》大费辅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是为柏翳。而以《尚书》《孟子》推之，舜时自益外，无平水土及调驯鸟兽者，遂以为即益也。余按：《杞东楼公世家》云，柏翳之后，至周平王封为秦，项羽灭之。垂、益、夔、龙其后不知，所封不见也。是则益、翳为两人，而秦非伯益之后明矣。（《昭代丛书》壬集卷三十九《经史管窥》）

赵　翼：《史记》“伯益佐禹”。而《秦本纪》，秦之先大业，娶女华，生大费。大费佐禹平水土，辅舜驯鸟兽，舜妻以姚之玉女，是曰柏翳，而不言伯益，是以后人皆以柏翳、伯益为二人。然使佐大禹平水土者，另有柏翳一人，则《尚书》载之，当与稷、契、皋陶同列，乃《尚书》所载有伯益，无柏翳，而伯益作虞，其职在若上下草木鸟兽之伯益无疑。惟《史记》之伯益实封于费，可见伯翳即伯益也。又按《国语》，嬴，伯益之后也。韦昭注：“即伯益也。”《汉书·地理志》又曰：“秦之先为伯益，佐禹治水，为舜虞官。”则伯翳、伯益为一人，尤明白可证。盖翳与益声相近之讹也。（《陔余丛考》卷五《伯益、伯翳一人》）

又：《路史》以伯翳、伯益为二人，谓翳乃少昊后皋陶之子，益乃高阳之第三子。金仁山则云伯翳即伯益，秦声以入为去，故谓益为翳也。（同上）

梁玉绳：柏益……又作伯翳，字虞佘，禹举益于阴方之中，舜封之费，故曰大费，亦曰费侯，亦曰百虫将军，赐姓嬴。父大业，母少典之子女华。益知禽兽之言，能与鸟语，年过二百，以夏启六年薨，子恩成。按：《左文十八》注、《水经·洛水》注，以益在八恺中，非也。伯翳即伯益，声转字异，自是一人，《诗·秦风》疏、《汉书·地理志》注、《后书·蔡邕传》注甚明，惟《史记·陈杞世家》误叙为二。汉刘秀《校山海经表》仍其说，罗泌遂分伯翳为少昊后，嬴姓，封费；伯益为高阳后，姬姓，封梁，不足信尔。（《汉书人表考》卷二《柏益》）

傅斯年：伯翳（按即伯益）为秦赵之祖，嬴姓之所宗。秦赵以西方之国，而用东方之姓氏，盖商代西向拓土，嬴姓东夷在商人旗帜下入于西戎。《秦本纪》说此事本甚明白。少皞在月令系统中为西方之帝者，当由于秦赵先祖移其传说于西土，久而成土著，后世作系统论者，遂忘其非本土所生。（《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田　静、史党社：秦祖柏翳，《秦本纪》作柏翳，《古文尚书》《列子·汤问》《汉书·百官表》宋娄机《班马字类》等作伯益，《易》井卦释文引《世本》《吕氏春秋·求人》《汉书·律历志》等又作化益，战国楚简益又写作塧。在古籍中，柏翳的事迹之记载非常多，如《古文尚书》《墨子》《孟子》《列子》《世本》《吕氏秦秋》《史记》《大戴礼记》《汉书》《后汉书》《竹书纪年》《诗谱》《水经注》《路史》《列女传》等。这些古籍记载柏翳为舜臣。关于其职掌，《国语·郑语》说：“伯翳，能议百物而佐舜者也。”“百物”韦注云即“草木鸟兽”；《秦本纪》载柏翳“佐舜调驯鸟兽”；《汉书·百官表》云“益作朕虞，育草木鸟兽”；《后汉书·蔡邕传》言其“能与鸟语”；《诗·秦风谱》云“益知禽兽之言”。由这些记载来看，柏翳是为舜掌草木鸟兽之官，相当于《周礼》中的山虞泽虞之类。柏翳之柏为木名，翳为鸟名，正与其职掌相合。因此，在柏翳的不同写法中，柏翳乃其正读，余皆为其假借或讹变。正是由于秦祖与草木鸟兽的密切关系，世为鸟兽之官，因而其名多与草木鸟兽有关。如，鸟俗氏以鸟名之、若木以木名之、蜚以兽名之、大骆以马名之，这里柏翳又以木与鸟名之。柏翳之翳是五彩之鸟，一说凤属，一说玄鸟，若是后者，则其又反映了秦祖与玄鸟的密切关系。总之，无论如何，《海内经》等记载，给我们提供了秦祖与鸟兽关系密切的又一证据。（《山海经与秦人早期的历史探索》，载《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8年第1期）

[13] 【汇注】

班　固：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颛顼。尧时助禹治水，为舜朕虞，养育草木鸟兽。赐姓嬴氏。（《汉书·地理志下》）

谯　周：穷桑氏嬴姓也。以金德王，故号金天氏。或曰宗师太皞之道，故曰少皞。（《古史考》，章宗源辑）

【汇评】

吴见思：大业至此一结。（《史记论文·秦本纪》）

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1]，实鸟俗氏[2]；二曰若木，实费氏[3]。其玄孙曰费昌[4]，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5]。费昌当夏桀之时[6]，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7]。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8]，鸟身人言[9]。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10]，吉，遂致使御而妻之[11]。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12]，遂世有功[13]，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14]，遂为诸侯[15]。

[1] 【汇校】

张文虎：《秦风谱疏》引作“太廉”。（《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2] 【汇校】

张文虎：“俗”，《秦风谱疏》引作“谷”。（《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李　笠：按：依小司马说，盖以“实”训“为”也。《周本纪》“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亦当与此同义。盖“实”通作“寔”，寔从是声。《尔雅·释诂》“寔，是也”。又作“实”。亦同《诗·頍弁》“实维伊何”，郑氏笺“实犹是也”。《楚辞·抽思》“实沛徂兮”，王逸注：“实，是也。”“实鸟俗氏”，犹云“是鸟俗氏也”。下云“实，费氏，说同”。小司马云“俗一作‘洛’”，“洛”字当依《通志·氏族略》作“浴”。何以证之？《秦诗谱疏》引《史记》作“鸟谷”，谷与“俗”古字通用，《老子》“谷神不死”。《释文》：“‘谷’，河上本作‘浴’”，谷即俗之省文，俗、浴又同。从谷得声，故可互用也。若作“洛”，则声义胥戾矣。（《史记订补》卷二《秦本纪》）

【汇注】

司马贞：以仲衍鸟身人言，故为鸟俗氏。“俗”，一作“浴”。（《史记索隐·秦本纪》）

梁玉绳：《秦诗谱·疏》引此作“鸟谷”。《通志·氏族略》云鸟浴氏，又讹为路洛氏，未知谁是。（《史记志疑·秦本纪》）

[3] 【汇注】

司马贞：若木以王父字为费氏也。（《史记索隐·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秦世系自大业至此，分作两枝。（《史记论文·秦本纪》）

程馀庆：以王父字为费氏。秦世系自大业至此，分作两枝。（《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4] 【汇注】

陈蒲清：其：指若木。（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吴见思：单顶费氏一枝。（《史记论文·秦本纪》）

[5] 【汇评】

牛运震：“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按：此叙世族，约略之词，然正是《史记》笔法妙处。（《史记评注·秦本纪》）

[6] 【汇注】

司马贞：殷纣时费仲，即昌之后也。（《史记索隐·秦本纪》）

[7] 【汇评】

吴见思：费氏一枝至此止，下单顶大廉一枝。（《史记论文·秦本纪》）

[8] 【汇注】

司马贞：旧解以孟戏、仲衍是一人，今以孟仲分字，当是二人也。（《史记索隐·秦本纪》）

梁玉绳：孟戏始见《史·秦纪》，又作亏。柏翳子大廉，其玄孙孟戏，作土于萧，是为萧孟亏。（《汉书人表考》卷四《孟献》）

梁玉绳：中衍始见《史·秦纪》《赵世家》，亦曰费侯仲衍，人面鸟噣，为殷太戊车正。按：《史》以孟戏、仲衍为弟兄，而伯益卒于夏启时，其五世孙已及殷戊，中间几阅六百年，何寿之寿也？《路史》谓孟亏当夏中世，至仲衍臣太戊，理或然欤？乃《后纪》七又谓舜封孟亏于萧，则其说仍无定据，故《表》但云益后而已。（《汉书人表考》卷四《中衍》）

夏　夔：按：《史记·秦本纪》作孟戏、中衍，皆益后也。《索隐》言旧解孟戏、中衍是一人，今以孟、仲分字，当是二人。今检《史记·赵世家》云：仲衍，嬴姓。是仲衍又一人，与孟献兄弟行也。献与戏以形似互异。（《校汉书八表》卷八《孟献·中衍》）

[9] 【汇校】

梁玉绳：按：《索隐》云“旧解以孟戏仲衍是一人，今以孟仲分字，当是二人名也”。《索隐》是，《人表》亦分作二人（《人表》戏作“献”，《路史》作“亏”），但“鸟身”上似脱“中衍”二字，不然，太戊妻之当何属？而下文所谓中潏者，又谁之元孙？（《路史·后纪》七辨孟亏当夏中世，非仲衍兄）然鸟身之说似诞（《赵世家》作“中衍人面鸟噣”）。（《史记志疑·秦本纪》）

李　笠：按：《志疑》据《人表》，从小司马说，以孟戏、中衍为二人，疑“鸟身”上脱“中衍”二字，是也。方氏《补正》以为一人名号并举，引郭解翁伯为证。且曰“果二人，则其下玄孙中潏，当为何人之裔？”不知“中潏”之上，已明云“自太戊以下，仲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则中潏不患无属。惟“太戊卜御而妻之”云云无指归耳。今补“中衍”二字，则“鸟身人言”“为太戊御者”，皆中衍矣。《赵世家》云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至中衍为帝太戊御，又云“中衍人面鸟噣，降佐殷帝大戊”可知。秦、赵世系并承中衍，不承孟戏，故史公亦单叙中衍也。又“鸟身”“鸟噣”，并谓形略似鸟，《正义》后说近是。《世家》云“降佐殷帝”，则韩厥附会“鸟噣”以神其说，欲感悟景公耳。读者幸勿以辞害意可也。（《史记订补》卷二《秦本纪》）

王叔岷：按：《御览》三六五引此“言”亦作“面”。《新序·节士篇》亦作“中衍人面鸟噣”（今本中下衍“行”字。又见《说苑·复恩篇》，“噣”作“喙”，义同）。（《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身体是鸟而能人言。又云口及手足似鸟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口及手足似鸟。如今《相书》所云鹤形凤目者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10] 【汇校】

王叔岷：按：《说文系传》引“太”作“大”，《赵世家》《新序》《说苑》并同。作“大”是故书，下同。（《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陈蒲清：太戊：商朝第七代的君主。（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1] 【汇校】

王叔岷：按《秦诗谱·疏》引“致使御”作“使为御”。（《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前有女修、女华、姚姓玉女，故以“妻之”。接上；下有造父之御，故以使御启下。（《史记论文·秦本纪》）

[12] 【汇评】

牛运震：“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云云，至“遂为诸侯”，按：此用虚叙，《周本纪》中每同此法。（《史记评注·秦本纪》）

[13] 【汇校】

张文虎：《御览》八十五引无“遂”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施之勉：按《秦诗书谱》《元龟》二百三十七引，并有“遂”字。（《史记会注考证补订·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谓费昌及仲衍。（《史记正义·秦本纪》）

[14] 【汇校】

张文虎：王本“多”作“为”。《王风谱疏》引作“名”。（《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汇评】

杨　慎：此必秦人自附会其说以神其姓裔耳。与下蜚廉石棺同。（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牛运震：秦诸君名，不可知者阙之，可考者应载其名，《本纪》往往有阙漏，亦一失也。（《读史纠谬》卷一《史记·秦本纪》）

[15] 【汇评】

吴见思：一结秦初盛。（《史记论文·秦本纪》）

吴汝纶：秦先以御显，以主马分土，皆大费调训鸟兽之遗风，又见秦之兴无他功德也。（《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

其玄孙曰中潏[1]，在西戎[2]，保西垂[3]。生蜚廉[4]。蜚廉生恶来[5]。恶来有力[6]，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7]，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8]，得石棺[9]，铭曰[10]：“帝令处父不与殷乱[11]，赐尔石棺以华氏[12]。”死，遂葬于霍太山[13]。蜚廉复有子曰季胜[14]。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15]。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駵、耳之驷[16]，西巡狩，乐而忘归[17]。徐偃王作乱[18]，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19]。缪王以赵城封造父[20]，造父族由此为赵氏[21]。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后也[22]。恶来革者，蜚廉子也，蚤死[23]，有子曰女防[24]。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25]，太几生大骆[26]，大骆生非子[27]。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

[1] 【汇校】

裴　骃：徐广曰“（潏），一作‘滑’”。（《史记集解·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中，音仲。潏，音决。宋衷注《世本》云：仲滑生飞廉。（《史记正义·秦本纪》）

[2] 【汇注】

王　恢：西戎，华戎杂居，古今犹然。“狄之广莫，于晋为都”（《左》庄二十八年）。骊戎、姜戎、大荔、义渠、犬戎之属，皆环丰、镐而居，承平之世，相安无事，一有龊龉，不免战争。前人一若凡狄非我族类，并诸四夷，不与同中国，如言西垂，便以为陇西。如昭五年《公羊传》曰：“秦者，夷也。”不知华夷非绝对的种族不同，而是文化之别。《本纪》云：“秦之先，颛顼之苗裔。”《商君传》：“始秦戎狄之教。”庶为得之。（《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秦先居今山西》）

[3] 【汇注】

王国维：按“西垂”之义，本谓西界。……“西垂”殆泛指西土，非一地之名。然《封禅书》言“秦襄公既侯，居西垂”；《本纪》亦云“文公元年，居西垂宫”，则又似特有“西垂”一地。《水经·漾水注》以汉陇西郡之西县当之，其地距秦亭不远；使“西垂”而系地名，则郦说无以易矣。……《本纪》又云：“庄公居其故西犬丘。”此“西犬丘”实对“东犬丘”之槐里言。《史记》之文，本自明白，但其余‘犬丘’字上均略去“西”字。余疑犬丘、西垂本一地；自庄公居犬丘号西垂大夫，后人因名西犬丘为西垂耳。（《观堂集林》卷十二《秦都邑考》）

程馀庆：今甘肃秦州西南百二十里有西县故城。（《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西垂：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其后庄公为西垂大夫，故居西犬丘。文公居西垂宫。西垂，随其国势、国都而言。商居太行山东朝歌，西垂，不过今山西。周都丰镐，其西则岐西、陇东。西垂宫，西垂大夫之所居，庄公居西犬丘，文公初居汧，后亦居汧渭之会，则宝鸡之秦邑与汧，皆得称西垂。（《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秦先居今山西》）

张家英：“西垂”在《史记》之《秦本纪》中出现五次（174、177、178、179），《秦始皇本纪》出现四次（276、285），均未注明所在。惟有《封禅书》：“秦襄公既侯，居西垂。”《正义》云：“汉陇西郡西县也。今在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也。”（1358）算是作了一个交代。

《秦本纪》中，“西犬丘”只出现过一次（178），“犬丘”则出现五次（177、178、179）。如“非子居犬丘”句，《集解》引徐广曰：“今槐里也。”《正义》引《括地志》云：“犬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废丘，在雍州始平县东南十里。《地理志》云：扶风槐里县，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丘，高祖三年更名槐里也。”（177）实际上，《集解》与《正义》所云，均应对“东犬丘”而言；而“非子居犬丘”者为“西犬丘”，所以，说得不合实际了。王国维认为：“西垂”即“西犬丘”，这是对的（《秦本纪》中“西犬丘”只用了一次，其余的“犬丘”实指“西犬丘”而言）。现代已故学者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图22—23将“西犬丘”标于汉陇西郡之西县，在“西犬丘”之后加括号标上了“西垂”二字，把这个见解表达得已经十分明确了。（《〈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本纪》）

伍士谦：我以为秦族是东方民族，与殷民族关系亲密。其迁西垂，在周灭殷以后。《秦本纪》：“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又云：“其玄孙中潏，在西戎，保西垂。”根据这二条记载，嬴姓诸侯，究竟分布在哪些地域？据《秦本纪赞》：“秦之先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栗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再据王符《潜夫论·志氏族》云：“梁、葛、江、黄、徐、莒、蓼、六、英，皆皋陶之后也。钟离、运掩、菟裘、将梁、脩鱼、白冥、飞廉、密如、东灌、梁畤、白巴、公巴、剡、复蒲，皆嬴姓也。”王符比《史记》多出了几姓，并把皋陶与嬴分开。究竟皋陶与嬴是否有关系呢？《史记正义》引《列女传》：“陶生子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即秦之先公伯翳。《秦本纪》，伯翳即大费，为大业之子，故大业即皋陶。《史记·夏本纪》称：“皋陶之后，封于英、六，为英、六诸国之祖，伯翳之后为嬴，为嬴姓诸国之祖。”《左传·文公五年》：“楚人灭江，秦穆为之降服出次曰：‘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由这些材料可证皋陶与嬴实为一族。他们分布的地区，俱在东方。如：莒，今山东莒县；徐，今安徽泗县一带；黄，今湖北光化；江，今河南汝南；六，今安徽舒城；钟离，今江苏宿迁；英，今安徽六安；奄，今山东临沂。大概都分布在淮水以北、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区。周初，管蔡及殷东、徐、奄、熊盈以畔。《鲁世家》云：“武庚率淮夷以叛。”看来所谓淮夷，应指嬴姓诸族。西周二百七十年间，与淮夷常常发生战争。铜器录卣、虢仲盨、兮甲盘、生盨、曾伯簠、禹鼎、敔簋，以及近来出土之驹父盨等器的铭文，俱有周王室征淮夷的记录，可与《周本纪》《鲁世家》《齐世家》等文献史料互相参证，说明周灭殷以后，嬴姓各族诸侯，长期与周为敌。铜器中有班簋，成王时器，铭文有云“三年静东国”，这与孟子记载“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可以互相证明。所灭之国，奄与飞廉，俱嬴姓。所谓五十国，应皆为殷商属国。

再从殷、嬴二代的先世传说及神话故事探讨。《秦本纪》谓：“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此与殷商先世传说之祖相同。《殷本纪》：“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孔安国曰：“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五帝本纪》：“帝喾高辛氏，高辛于颛顼为族子。”《商颂》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郑笺云：“天使下生商者，谓遗卵，有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又《秦本纪》：“大费生大廉，实鸟俗氏。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又《海外东经》：“东方勾芒，鸟身人面。”《大荒东经》：“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喙。”看来神话传说，可以代表一定的地域性。秦族之祖先，起于东方，与殷商民族祖先相同，同出于高辛氏，以后秦人西迁，而神话传说仍留传下来。鸟的神话，与殷民族同。由以上的材料，可以证明秦民族与殷商族关系密切。秦民族起源于东方，是华夏族属，决不是西方的戎族。（《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读秦本纪札记》）

李　零：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有秦人是“东来”还是“西来”的争论。人们争论的其实并不是秦人本身。秦人本身，居住活动范围很清楚，他们争论的是秦人的族属来源和文化来源。诚然，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很远：司马迁说，秦与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亦作钟离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等东方嬴姓部族有着姓氏同源关系（它们大多属于东夷和淮夷系统）。但秦人不属于东方各支，他们是来自早在殷代末年即已定居在西戎地区的中潏一支。因此至少从殷末起，秦的直系先祖先是受西戎文化后则受周文化影响，在这些影响下形成自己的文化面貌，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史记〉中所见秦早期都邑葬地》，《文史》第二十辑）

【汇评】

吴见思：此二句一篇之根。（《史记论文·秦本纪》）

[4] 【汇校】

王叔岷：“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按：《文选》刘孝标《辨命论·注》引“中潏”作“仲矞”。“潏”“矞”古亦通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前陆离而后潏湟。”《汉书》“潏湟”作“矞皇”，即其比。《孟子·滕文公篇》为孙奭《疏》引“蜚廉”作“飞廉”，下同。《文选》郭景纯《江赋注》、《荀子·成相篇》杨倞注、《御览》四十及五五一引下文亦并同。“蜚”“飞”古、今字。（说已见《殷本纪》）《御览》三八六引《尸子》《荀子·臣道篇》《解蔽篇》《成相篇》《汉书·人表》《吕氏春秋·当染篇》高诱注，《文心雕龙·铭箴篇》《文选》郭景纯《江赋》及刘孝标《辨命论》亦皆作“飞廉”。（《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杨　慎：“飞廉”，纣之臣。《列子》有飞卫。飞与蜚同。（《希姓录》卷一《王微》）

又：“飞廉氏”，秦之后，今省为廉。（《希姓录》卷二）

王　恢：蜚廉城：中潏生蜚廉，《元和志》（七）：“蜚廉城在河津县南七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秦先居今山西》）

【汇评】

赵南星：人臣事君，如妇之从夫，妇不以夫之不肖而异其心，臣不以君之无道而渝其志，古今之正则也。尝读《孟子》，驱飞廉海隅而戮之，是飞廉固容于圣世者。读《史》，飞廉、恶来父子，俱以才力事纣。其时君臣相遇之殷，岂不谓一堂喜起。迨武王伐纣，乃杀恶来，时飞廉为纣求石棺北方，身不在殷，纣死之后，还无所报，廉乃为坛于霍太山，而报得石棺。居于与节概之臣，受命不辱者何异？夫武王当文王之死，载木主以示不背父，飞廉当纣之死，祭太山以示不背君。当时事有邪正，心无异同也。夫飞廉助纣为虐，真不可以对天之事，而实则有可以对天之心，上世恶人尚有一长之可取如此，以故飞廉之玄孙曰造父，得幸于周穆王而封于赵，廉子恶来五世曰非子，得幸于周孝王，而封于秦。厥后，秦竟代周，谓非能忠于纣，而能若是。汉高诛彭越，枭其首，下诏“有收视者，辄捕之”。梁大夫栾布使于齐，还奏事，越头下，祠而哭之，事与飞廉之报石椁相似，此岂闻风而起者耶？且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由此观之，飞廉不能保纣生前之乐，尚欲致纣死后之华。二世、隋炀，其淫暴不过如纣，而亡国之臣，未闻有如飞廉者。至五代褚渊、冯道之辈，则弃旧国以阶荣，卖故君而纳宠，忍客瞷面，又安有如飞廉者乎？我故表而出之，以愧人臣之首鼠两端者。（《增定二十一史韵》末卷《读史小记·飞廉》）

梁玉绳：飞廉始见《孟子》及《荀子·儒效》《解蔽》《成相》，飞又作蜚，又作非，中衍曾孙戎胥轩生中潏，中潏生飞廉，别号处父，善走。戮于海隅。按：《墨子·耕柱》言夏后开使蜚廉铸九鼎，是先有一蜚廉矣。（《汉书人表考》卷九《飞廉》）

田　静、史党社：秦祖在殷末乙、辛时期，有蜚廉，“以材力事殷纣”。蜚廉，《荀子》作飞廉，《路史》蜚又作非，故蜚通飞，亦通非。以后又有秦祖非子。从几个人名来看，蜚廉，蜚其氏，廉其名，《史记·正义》又云其号处父，乃其字。非子，非其氏，子其爵，子即公子之义。如后世秦子戈、秦子矛之子皆指公子。又如春秋鲁公子季友，又称季子，乃其证。因而，蜚是秦人早期氏名，即族称，是没有疑问的。就是说，在秦人早期历史中，曾经有一个以蜚为氏的阶段。上古氏制，有一套严格的规定，都要经过命赐的手续，按照《左传》隐公八年的记载，命氏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以字命氏，主要是祖父字，也有以父字命氏的；二是世官，则其族以官为氏；三是以国（邑）为氏，其实就是以地为氏。举几个例子，秦祖伯益字大费，其后一支称费氏，属于第一类以父字命氏者；另一秦祖非子被封于秦（今甘肃清水县），以秦为氏，称秦氏，属于第三种以地为氏者。秦人世为三代之鸟兽官，因而其一支便称鸟俗氏，这属于第二种以官为氏者。我们这样说是有证据的，鸟俗为氏名，其既非地名，又非祖或父之字，其必属于另一种情况即以官为氏者。正是由于其养鸟兽，为鸟兽官而熟知鸟兽习性，故可称“鸟俗”，鸟俗为氏名是由世官而来。再由此联想到秦早期的氏名蜚，司马迁在《秦本纪》及《赵世家》中都写作蜚，这应是蜚廉之蜚的本字，《荀子》《路史》之飞、非乃其假借字。蜚，先秦时其指一种食稻类庄稼的小飞虫，是一种害虫的称呼。《山海经》言其为怪兽，乃其另一义。秦人早期名号，多与草木鸟兽有关，盖与其祖先世为鸟兽官有关。因此，蜚氏的来源应即东方传说中这个有名的怪兽蜚，在上述命氏的三种情况中，其属因官得氏。至少从商末蜚廉或更早期，秦人称蜚氏，一直到非子，才改蜚（非）为秦，以地名秦为氏。《山海经》中有关蜚的记载，说明了秦人早期历史上称蜚氏的来历，同时也反证了秦人与鸟兽的密切关系。《东山经》大致指今山东半岛一带，地域必不出“东至成山角，北起莱州湾，南抵安徽濉河”这一范围。这正是蜚这一怪兽传说的起源地。秦人以东方怪兽名命氏，再一次说明，秦人来自东方。（《山海经与秦人早期历史探索》，载《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8年第1期）

[5] 【汇注】

梁玉绳：恶来始见《晏子春秋·谏上》；《墨子·所染》《明鬼》，名革，飞廉之子，有力，能手裂兕虎，亦曰来革，武王杀之牧野。（《汉书人表考》卷九《恶来》）

[6] 【汇校】

王叔岷：“恶来有力”。按：《记纂渊海》四八引力下有“手裂虎兕”四字，盖据注文加。今本《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作“手裂兕虎”。《御览》三八六引《尸子》云：“飞廉、恶来力角犀兕，勇搏熊虎。”（《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尸　佼：飞廉、恶来，力角犀兕，勇搏熊犀也。（《尸子》卷下）

裴　骃：《晏子春秋》曰：“手裂虎兕。”（《史记集解·秦本纪》）

[7] 【汇校】

梁玉绳：《集解》徐广曰“皇甫谧云作石椁于北方”。《索隐》曰：“‘石’下无字，则不成文，意亦无所见，必是《史记》本脱。皇甫谧尚得其说。徐虽引之，而竟不云是脱何字，专质之甚。”余考《水经注》六述此事言“飞廉先为纣使北方”，《御览》五百五十一卷引《史记》亦曰“时飞廉为纣使北方”，“使”字甚确，当因传写讹“使”为“石”，非字有脱，皇甫说不足据，因下有“石棺”而妄言之，徐广引之以著异同，元非以补《史》缺，而亦不知其误也。至《御览》四十卷引《史》又言“蜚廉先为纣作石椁”，必兼采徐注以臆增改耳。《古史》于“石”下加“棺”字，亦非。（《史记志疑》卷四《秦本纪》）

吴忠匡：按《太平御览》五五一《礼仪部》三〇引《史记》《水经·汾水》“南过永安县西，历唐城”条注引《史记》均作“飞廉为纣使北方”。据此可知石字乃“使”字之误。《集解》《索隐》均误。（《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订误》，载《文史》第七辑）

辛德勇：今检核《水经注》和《太平御览》，知梁氏所说诚是。《水经注》虽然不是辑录《史记》原文，但两相比较，可知其相关记述，必是直接出自《史记·秦本纪》，故稍后洪颐煊、沈涛、张文虎乃至近人顾颉刚等人也表述了相同的看法（《史记新本校勘》第四篇《再印纸皮本补斠》）

【汇注】

裴　骃：徐广曰：“皇甫谧云作石椁于北方。”（《史记集解·秦本纪》）

郭嵩焘：按“为石北方”，当是令蜚廉求石霍太山。纣都朝歌，霍山正在其北，是时纣方益广沙邱苑台，求石以为宫室也。会武王灭纣不得还，乃即霍山为坛而祭报纣，以得石棺，示将以死殉也，故径为铭词以见志，而终死于霍山。其言“还无所报”者，虚词也。前后叙次甚明，在善读者之自通之。皇甫谧直以为“作石椁于北方”者，误也。又按《始皇本纪》“隐宫、徒刑七十余万人，分作阿房宫；或作郦山。发北山石椁。”石椁，始皇盖亦为之。《志疑》云：“《水经注》述此事言‘飞廉先为纣使北方’，《御览》五百五十一引《史记》亦曰‘时飞廉为纣使北方’，传写误为石。《水经注》亦云：‘乃坛于霍太山而致命焉，得石棺。’彼文‘致命’，即此云‘报’也。皇甫谧以‘而报得石棺’五字为句，误也。”（《史记札记·秦本纪》）

张文虎：《志疑》云：“《水经注》述此事，言飞廉先为纣使北方。《御览》五百五十一引《史记》，亦曰时飞廉为纣使北方。传写误为‘石’。”《丛录》说同。按：据《集解》，则皇甫谧所见本已误。（《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汇评】

牛运震：“蜚廉为纣石北方”，“石”字字法古。（《史记评注·秦本纪》）

[8] 【汇校】

王叔岷：“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按：《说文系传》引“还”作“归”。《御览》四十引“为坛”作“坛乃为于”四字。《正义》云云，似所据本“石棺”作“石椁”。上文徐广注引皇甫谧云：“作石椁于北方。”《文心雕龙·铭箴篇》云：“飞廉有石槨之锡。”（槨，或椁字）并本此文，则旧本盖作“石椁”矣。（《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裴　骃：《地理志》：霍太山在河东彘县。（《史记集解·秦本纪》）

王　恢：霍太山：即霍县东之霍山，在纣都朝歌西北。《世纪》（编者按：《帝王世纪》）云：“冢去彘县十五里。”《汾水注》：“墓在霍太山上。”而《孟子》云：“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与此说异。（《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秦先居山西》）

陈蒲清：为坛：筑祭坛。霍太山，即霍山，也称太岳山，在山西省霍县东南。报：报祭，向死者致命。（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9] 【汇注】

张守节：纣既崩，无所归报，故为坛就霍太山而祭纣，报云作得石椁。（《史记正义·秦本纪》）

张文虎：按：《水经·汾水注》云飞廉先为纣使北方，还无所报，乃坛于霍太山而致命焉，得石棺，铭曰云云，盖与《史》文大同。彼文“致命”，即此文“报”字，《史》当以“为坛霍太山而报”绝句。《正义》惑于皇甫谧说，以“而报得石棺”五字为句，注谓“报云作得石棺”，非《史》义。（《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吴国泰：国泰按：本文惟言石北方，何以知其即为作石椁于北方乎？此因下文有得石椁一语，附会之言也。盖石者，“”之借字。《说文》：“，开张屋也。”引伸为开拓义，即拓之本字也（“拓，拾也”。义别）。石北方者，言蜚廉为纣开拓北方也。“还，无所报”句，《正义》云“纣既崩，无所归报，故为坛就霍太山而祭纣，报云作得石椁”。颇穿凿不可通，盖缘于不明于句读故也。当以“还无所报”为句，“为坛霍太山而报”为第二句，“得石棺”三字自为一句。盖蜚廉受纣命出使，比返而纣已死，故无处报命，乃于霍太山除地为坛，以为纣之朝廷而覆焉。当其为坛时，于土中得一石椁，铭曰云云盖谶语也。（《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汇评】

杨　慎：蜚廉助纣为虐，《孟子》明言戮之海隅矣，焉得天降石棺之诞？（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10] 【汇评】

牛运震：铭词质峭可诵。（《史记评注·秦本纪》）

[11] 【汇注】

司马贞：“处父”，蜚廉别号。（《史记索隐·秦本纪》）

[12] 【汇校】

张文虎：“尔”，《御览》作“汝”。（《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汇注】

陈蒲清：华氏：使氏族增添光彩。《孟子》：“驱蜚廉于海隅戮之。”与此处记载不同。（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方　苞：蜚廉所自为也。盖虽报得石椁，而纣已死，无所用，故蜚廉以为天实赐己，而窽言以欺世耳。（《史记注补正·秦本纪》）

程馀庆：铭词古质有态，“帝令”二字尤奇。按蜚廉助纣为虐，孟子明言戮之海隅矣，安得有天降石棺之事？此必秦人所附会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13] 【汇校】

王叔岷：“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按：《御览》五五一引“帝”作“天”，与《索隐》合；又引“尔”作“汝”。《御览》四十引“尔”亦作“汝”。（《史记斠证·秦本纪》）

赵生群：“遂”下高山本有“以”字，《水经注》卷六《汾水》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秦本纪》）

辛德勇：《水经·汾水注》记载蜚廉筑坛霍太山所得石棺的铭文为：“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汝石棺以葬。”顾颉刚以为据此可以推断，今本《史记·秦本纪》“赐尔石棺以华氏”之“华”，乃为“葬”之误文，“氏”则为衍文也。……关于这段文字，另外需要适当参考的是，《太平御览》卷五五一引录的《史记》，其石棺铭文乃书作：“天令处父与发乱，赐汝石棺。”这里的“与”字显然不如今本《史记》的“不与”合乎逻辑，同时在“石棺”之下也有阙文，但“天令”与“帝令”孰优孰劣，孰正孰误，却还可以进一步斟酌。……更为重要的是，“发乱”与“殷乱”文意截然相反，即“发”字可以解释称周武王姬发，清人沈涛即持此说，且谓应以“发”字为是。……“发”字应属“殷”字的形讹，沈涛所说不宜信从。（《史记新本校勘》第四篇《再印纸皮本补斠》）

【汇注】

裴　骃：皇甫谧云：“古彘县十五里有冢，常祠之。”（《史记集解·秦本纪》）

司马贞：言处父至忠，国灭君死而不忘臣节，故天赐石棺，以光华其族。事盖非实，谯周深所不信。（《史记索隐·秦本纪》）

程馀庆：在平阳府霍州东南三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汇评】

牛运震：“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云云至“死，遂葬于霍太山”。按：此事最奇，太史公叙次尤古。（《史记评注·秦本纪》）

梁玉绳：按：《孟子》言“飞廉戮于海隅”，而此言天赐石棺以葬于霍太山，妄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14] 【汇注】

张守节：“胜”，言升。（《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叔岷：“蜚廉复有子曰季胜”。按：《赵世家》云：“恶来弟曰季胜。”（《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又分出一枝。（《史记论文·秦本纪》）

[15] 【汇校】

李　笠：按：《赵世家·索隐》云：“按如此说，是名孟增，号宅皋狼。而徐广云‘皋狼地名，在河西者’。按《地理志》，皋狼是西河郡之县名，盖孟增幸于周成王，成王居之于皋狼，故云皋狼。”是小司马亦以宅训居，与张守节说同。其云“名孟增号宅皋狼者”，宅盖衍字，不然，其说前后牴牾矣。若以为宅之皋狼，遂号“宅皋狼”，则无此称法。故黄帝居轩辕之邱，不闻号曰“居轩辕也”。鄙意“是为宅皋狼者”，是犹于是，为犹使也，谓幸于成王，于是使居皋狼也。既居皋狼，遂号皋狼，故下句云“皋狼生衡父也。”方氏之说未确。（《广史记订补》卷二《秦本纪》）

【汇注】

司马贞：……孟增号宅皋狼。而徐广云“或曰皋狼地名，在西河”。按：《地理志》，皋狼是西河之县名，盖孟增幸于周成王，成王居之于皋狼，故云皋狼。（《史记索隐·赵世家》）

张守节：《地理志》云西河郡皋狼县也。按：孟增居皋狼而生衡父。（《史记正义·秦本纪》）

方　苞：《正义》“孟增居皋狼而生衡父”，非也。盖宅皋狼，孟增别号耳。下“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则人而非地明矣。河西有皋狼县，则以皋狼居之而得名耳。（《史记注补正·秦本纪》）

张　庚：《集览》云：“皋狼，赵邑。本蔡地，故曰蔡皋狼。”按：鲍氏云：“蔡当作蔺。”《赵世家》：“成侯三年，卫败我蔺。”又武灵王曰：“先王取蔺郭狼。”郭狼即皋狼矣。蔺故城在山西汾州府永宁州西。皋狼故城在永宁州西北。（《通鉴纲目释地纠谬》卷一《蔡宅狼》）

程馀庆：今汾州府永宁州西北有皋狼故城。成王居孟州于此，故曰宅皋狼。（《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皋狼，《汉志》：“西河郡皋狼县。”《清统志》（一四四）：“故城在今离石县西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秦先居今山西》）

[16] 【汇校】

王叔岷：“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按：《穆天子传》郭璞注、《后汉书·东夷传注》《列子·周穆王篇·释文》《御览》八九四、《记纂渊海》九八引“缪”皆作“穆”，古字通用。下文“既虏百里奚，以为秦缪公夫人媵于秦”。《李斯列传·索隐》引“缪”作“穆”，亦其比。（《史记斠证·秦本纪》）

又：“得骥、温骊、骅駵、耳之驷，”按：《后汉书·注》《列子·释文》引“骥”上并有“赤”字，疑是。《穆天子传》一亦以“赤骥、盗骊”连文。郭璞注引此“温骊”作“盗骊”，《水经·河水注》同。“温”即“盗”之形误。又《穆天子传》一“骅駵、耳”作“华骝、绿耳”。注引此文同，并云：“华骝，色如华而赤。”《汉书·地理志》亦作“华骝、绿耳”。师古注：“绿耳，耳绿色。”“骅”、“”并俗字，“駵”乃“骝”之省。《御览》八九四、《记纂渊海》引此“駵”亦并作“骝”，《后汉书·注》《列子·释文》引并同，“”亦作“绿”。《穆天子传》四、《荀子·性恶篇》《列子》、本书《赵世家》皆同。（同上）

泷川资言：南本重“穆王”二字，“温”当从一本作“盗”，《世家》及《穆天子传》《列子·周穆王》《后汉书·东夷传》李贤注可证。（《史记会注考证》卷五《秦本纪》）

【汇注】

古史官：（穆）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穆天子传》卷一）

列御寇：（穆王）肆意远游，命驾八骏之乘：右服骅骝而左绿耳，右骖赤骥而左白仪。主车则造父为御，泰丙为右。次车之乘，右服渠黄而左逾轮，左骖盗骊而右山子，柏夭主车，参百为御，奔戎为右。（《列子·周穆王篇》）

郦道元：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其中多野马，造父于此，得骅骝、绿耳、盗骊之乘，以献周穆王，使之驭以见西王母。（《水经注》卷四《河水》）

裴　骃：徐广曰：“温，一作‘盗’。”骃按：郭璞云“为马细颈。骊，黑色”。（《史记集解·秦本纪》）

又：（骅駵），郭璞曰：“色如华而赤。今名马骠赤者为枣駵。駵，马赤也。”（同上）

又：（耳），郭璞曰：“《纪年》（编者按：《竹书纪年》）云‘北唐之君来见以，一骊马，是生绿耳’。八骏皆因其毛色以为名号。”骃按：《穆天子传》穆王有八骏之乘，此纪不具者也。（同上）

司马贞：（温骊），温音盗。徐广亦作“盗”。邹诞生本作“”，音陶。刘氏《音义》云：“盗骊，靬骊也。，浅黄色。”八骏既因色为名，骊为得之也。（《史记索隐·秦本纪》）

又：（八骏），按：《穆王传》曰赤骥、盗骊、白义、渠黄、骅骝、轮、耳、山子。（同上）

张守节：音录。（《史记正义·秦本纪》）

杨　慎：“泰豆氏”，造父之师。（《希姓录》卷四《二十六宥》）

梁玉绳：附按：穆王八骏，《史》不全具，盖皆因其毛物以命名。而《赵世家》云“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较此纪又异也。温字误，徐广云“一作‘盗’”是，《世家》及《穆天子传》《列子·穆王篇》《博物志》并作“盗”，乃浅青色马。《索隐》直以温音盗，非。邹诞生本作“”，亦非。《荀子·性恶篇》作“纤离”。（《史记志疑·秦本纪》）

王　圻：《穆天子传》书八骏之名，一曰赤骥、二曰盗骊、三曰白义、四曰轮蹄、五曰山子、六曰渠黄、七曰骅骝、八曰绿耳。《王子年拾遗记》载穆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越影，五名逾辉，六名超光，七名腾雾，八名挟翼。二说不同如此。（《稗史汇编》卷一百五十六《禽兽门·八骏》）

又：绝地（足不踏土）、翻羽（行越飞禽）、奔霄（夜行万里）、越影（逐日而行）、逾辉（毛色炳耀）、超光（一形十影）、腾雾（乘云而趋）、挟翼（身有肉翅）：并周穆王者。（《稗史汇编》卷一百五十六《禽兽门·马名》）

洪颐煊：（逾轮）《史记·秦本纪索隐》引《穆王传》作“”。《玉篇》云“，紫色马。”（《校正穆天子传》卷一《注》）

张文虎：“耳”，今《穆天子传》作“踰轮绿耳”，《御览》八百九十六引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编者按】：梁玉绳谓穆王八骏之名，《史》不全具。查西晋王子年《拾遗记》卷三《周穆王》则云：“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驭黄金碧玉之车，傍气乘风，起朝阳之岳，自明及晦，穷宇县之表。有书史十人，记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瑶华之轮十乘，随王之后，以载其书也。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越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肉翅。”此固方士及小说家言，难以凭信，所记八骏之名，除“逾辉”尚表毛色，其他七种，皆以性能而命名。

[17] 【汇校】

王叔岷：按：《穆天子传·注》引作“御以西巡游，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列子·释文》引作“御以游巡，往见西王母，乐而忘归”。《赵世家》作“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之”与“而”同义。《御览》八九四引此“狩”作“守”，古字通用。（《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王　嘉：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驭黄金碧玉之车，傍气乘风，起朝阳之岳，自明及晦，穷宇县之表，有书史十人，记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瑶华之轮十乘，随王之后以载其书也。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越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肉翅。递而驾焉。按辔徐行，以匝天地之域。王神智远谋，使迹毂遍于四海，故绝异之物，不期而自服。（《拾遗记》卷三《周穆王》）

裴　骃：郭璞曰：“《纪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于昆仑丘，见西王母。”（《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十六国春秋》云前凉张骏酒泉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丘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玑镶饰，焕若神宫。”按：肃州在京西北二千九百六十里，即小昆仑也，非河源出处者。（《史记正义·秦本纪》）

赵与时：《穆天子传》书八骏之名，一曰赤骥，二曰盗骊，三曰白义，四曰逾轮，五曰山子，六曰渠黄，七曰华骝，八曰绿耳。《王子年拾遗记》载穆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越影，五名逾辉，六名超光，七名腾雾，八名挟翼。二说不同。（《宾退录》卷一）

【汇注】

徐孚远：后人谓西王母是西夷之长，非必神仙，疑指此也。（《史记测议·秦本纪》）

俞　樾：西王母见于《山海经》，《汲冢周书》《史记》亦有造父御穆王西巡守，见西王母之事。按：《尔雅》：“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然西王母之所在，迄无知之者。《汉书·西域传》：“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也。”故汉世相承，皆以西王母为女仙人。相如《大人赋》“吾乃今日见西王母，皓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鸟为之使”，扬雄《甘泉赋》“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宓妃”，此可见汉人皆以西王母为女仙也。故哀帝时，民间相传行西王母筹，而王莽作《大诰》曰：太皇太后“配元生成，兴我天下之符，遂获西王母之应”，则并托之为符命矣。至《大宛传》宛人斩其王母寡首，献马三十匹，《李广利传》宛贵人谋曰：“王母寡匿善马，杀汉使，今杀王而出善马，汉兵宜解。”此自谓大宛之王名母寡者，《陈汤传》又作母鼓，与西王母初不相涉。世儒强作晓事，曰西王母方国名，汉时尝得西王母之头，岂不谬哉！（《湖楼笔谈》）

[18] 【汇注】

范　晔：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砮、楛矢，管、蔡叛周，乃召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康王之时，肃慎复至。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后汉书·东夷列传》）

裴　骃：《地理志》曰临淮有徐县，云故徐国。《尸子》曰“徐偃有筋而无骨”。骃谓号偃由此。（《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也。”《博物志》云：“徐君宫人有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于水滨洲。孤独母有犬鹄苍，衔所弃卵以归，覆煖之，乃成小儿。生时正偃，故以为名。宫人闻之，更取养之。及长，袭为徐君。后鹄苍临死，生角而九尾，化为黄龙也。鹄苍或名后苍。”《括地志》又云：“徐城在越州鄮县东南入海二百里。夏侯《志》（编者按：夏侯曾先《会稽地志》）云翁洲上有徐偃王城。传云昔周穆王巡狩，诸侯共尊偃王，穆王闻之，令造父御，乘騕袅之马，日行千里，自还讨之。或云命楚王帅师伐之，偃王乃于此处立城以终。”（《史记正义·秦本纪》）

龚颐正：退之《徐偃王庙碑铭》“秦桀以颠，徐由邈绵”，盖用扬雄《廷尉箴》“殷以刑颠，秦以酷败”之语，而意义尤远。（《芥隐笔记·退之徐偃王铭》）

王在晋：“徐偃王墓”，府城西北复礼乡。周穆王时诸侯，名诞。（《历代山陵考》卷上《嘉兴府》）

孙之騄：《荀子》：“徐偃王之状，目可瞻焉。”《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无骨。”注云：“其状偃仰而不俯，故谓之偃王。周穆王使楚诛之。”刘子《新论》：“徐偃王软而国灭。”注云：“周穆王西巡狩，闻徐子僭号，命楚伐徐。徐子爱民无权，不忍斗，北走彭城。将死曰‘吾赖于文德而不明武备，故至此’。”《韩非子》：“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国名纪》：“穆王时灭偃以封姬姓，遂为姬姓之徐。”（徐偃王名诞，见《青藤路史》（编者按：徐渭《青藤山人路史》））（《考定竹书》卷九《徐戎侵洛》）

又：徐，隗姓。《费誓》：“徐戎。”孔氏注：“徐州之戎。”《后汉书·东夷传》：“时淮夷僭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于河上。穆王畏其势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同上）

朱　忻：徐偃王墓在城南六十里。周时徐偃王作乱，穆王命楚伐之。偃王战败，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随之者万数。偃王死，民因凿山为石龛祀之。（《徐州府志》卷十八《古迹考·徐偃王墓》）

崔　适：按：《后汉书·东夷传》谓周穆王命楚文王伐徐偃王，灭之。直以为楚文王与周穆王同时，虽欲为二史作调人，其如世次太远何？今按：《楚世家》无文王伐徐事，入春秋后，徐夷甚微，安得有称王而朝三十六国之事？《常武》之诗曰：“徐方绎骚”，曰“濯征得国”，曰“徐方来庭”，可见徐夷之乱在春秋前，宣王时特其余焰，穆王时乃为极盛，此事亦载于《赵世家》，亦足为此纪之证。《正义》引异说以驳本师，蠹生于木而寇木矣。（《史记探源》卷三《十二本纪》）

王　恢：徐：伯益之后，与秦同祖（盈，嬴姓），穆王灭之，复封其裔为子国。《汉志》：“临淮郡徐，故国，盈姓，至春秋时，徐子章禹为楚（南监本作‘吴’）所灭。”按：昭三十年（前512）吴灭徐，徐子章禹奔楚。楚城夷（城父）使处之。此后不复见。《济水注》，故徐子国，“今徐州城外有徐君墓，延陵季子解剑于此”。《括地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之徐国也。”《清统志》（一四三）：故城在今泗县东南百八十里。清康熙十九年汜于水，今沦于洪泽湖。（《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秦先居今山西》）

【汇评】

何孟春：史称偃王行仁义，诸侯归之。及败，则曰不忍斗其民，乃仁义而亡国者，其信然耶？闻之《尸子》曰：偃王好怪，得怪鱼、怪兽，多列于庭，则知偃王之亡国而丧身，必他有以致之，非仁义之罪也。始之归之，值天下适无君耳，非行仁义之所感也。（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19] 【汇校】

张守节：《古史考》云：“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去周穆王远矣。且王者行有周卫，岂得救乱而独长驱日行千里乎？”并言此事非实。按：《年表》穆王元年去楚文王元年三百一十八年矣。（《史记正义·秦本纪》）

凌稚隆：按：造父、赵衰、蜚廉，皆嬴秦之祖。一本“归周”下有“一日千里”四字。（《史记评林·秦本纪》）

张文虎：“一日千里”：毛本有此四字。据《正义》引《古史考》，则《史》文当有。（《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吴汝纶：《通志》无“一日千里”四字。（《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

郭嵩焘：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以救乱。按：《金陵本》“归周”下有“一日千里”四字。《札记》云：“据《正义》引《古史考》，则《史》文当有‘一日千里’四字。”（《史记札记·秦本纪》）

王叔岷：“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按：重刊北宋监本、黄善夫本并脱“一日千里”四字。《赵世家》亦称“缪王日驰千里”（今本里下衍马字）。（《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陆唐老：（穆）王立之后，徐夷作乱，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逼，分命东方诸侯徐子主之。徐子，嬴姓，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得朱弓矢，自以为得天瑞，乃称偃王，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王正西巡狩，乐而忘返。闻徐子僭号，乃命造父为御而归，以救偃王之乱。（《陆状元通鉴》卷二十《外纪周纪上·穆王》）

孙之騄：“（穆王十三年）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镐京谓之宗周，是为西都。《史记》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駵、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一日千里。（《考定竹书》卷九《徐戎侵洛》）

梁玉绳：按：《三坟补逸》曰：“《竹书》‘穆王北征犬戎而徐夷侵洛，造父御王归定其乱，乃复西征见西王母’，与《史》不同，未详孰是。”《正义》曰：“《古史考》云‘偃王与楚文王同时，去周穆王远矣。且王者行有周卫，岂得救乱而独长驱日行千里乎？’并言此事非实。《年表》穆王元年去楚文王元年三百一十八年。”余谓此事详载《后汉书·东夷传》，真伪莫考，诚如谯周所疑。而以为徐偃与楚文同时，则仍韩子之误也。（《五蠹篇》云：“徐偃王行仁义，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伐徐灭之。”）三百十八年之数亦未确，厉王以上，《年表》无年，不识守节从何按验。据《世表》穆王时之楚子是熊胜。（《史记志疑·秦本纪》）

程馀庆：徐，嬴姓，若木之后。今江南泗州北八十里，有古徐城，徐偃王所筑。《竹书》：穆王六年，春，徐子诞来朝，锡命为伯。十三年春，祭公帅师从王西征。秋七月，西戎来宾。徐戎侵洛。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十四年，王帅楚子伐徐戎，克之。《博物志》：徐君宫人生卵，弃之水滨，独孤母有犬，名鹄苍，得所弃卵，衔归。独孤母覆暖之，遂成儿。生时正偃，故以为名。徐君闻之，乃更录取。长而仁智，袭君徐国，仁义著名。得朱弓矢，以己得天瑞，遂自称徐偃王。江淮诸侯伏从者三十六国。周王闻，遣使乘驷，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害其民，为楚所败，逃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后遂名其山为徐山。（《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汇评】

崔　述：《史记·秦本纪》云：“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一日千里以救乱。”《后汉书》云：“偃王处潢地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韩文公《衢州徐偃王庙碑》亦本此以为说。余按：前乎穆王者有鲁公之《费誓》，曰：“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后乎穆王者有宣王之《常武》，曰：“震惊徐方，徐方来庭。”则是徐本戎也，与淮夷相倚为边患，叛服不常，其来久矣，非能行仁义以服诸侯，亦非因穆王远游而始为乱也。且楚文王立于周庄王之八年，上距共和之初已一百五十余年，自穆王至是不下三百年，而安能与之共伐徐乎！故张氏《史记正义》引《古史考》文云：“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去周穆王远矣。且王者行有周卫，岂得救乱而独长驱日行千里乎！并言此事非实。”是前人固已非之矣。盖穆王本巡游无度者，故《传》称“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后世称造父者，欲神其技，因取偃王之事附会之，以见其有救乱之功；称偃王者欲表其美，因又取偃王之事附会之，以见其有救乱之功；称穆王者欲表其美，因又取穆王之事附会之，以为能行仁义而诸侯归之耳。初未暇计其乖舛于事理，刺谬于经传也。韩子之文虽出于酬应不得已而作，然采邪说以惑后世，亦非大贤所宜为也。（《崔东壁遗书·丰镐考信录》卷六《辨造父御穆王灭徐偃王之说》）

吕思勉：东方之国，徐、奄为大。徐虽败于鲁，其后有驹王者，尝西讨济于河。驹王盖即偃王也？偃王行仁义，朝者三十六国，将乘周穆王之好游，复东方之王业焉。秦之先造父，实御穆王东归，致楚师以败徐。然秦实徐同姓。楚之先，亦与徐同类。故《大戴记》述季连，《博物志》述徐偃王，皆坼副而生，与玄鸟之生商相类，知其先皆东南之族也，而忘受辛、飞廉、禄父之大耻，助姬姓以亡其宗国，亦可仇忿矣。（《论学集林·陈志良〈奄城访古记跋〉》）

[20] 【汇注】

裴　骃：徐广曰：“赵城在河东永安县。”（《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赵城，今晋州赵城县是。本彘县地，后改曰永安，即造父之邑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孙之騄：“王命造父封于赵”，晋州赵城县南三十里故赵城，造父封邑。《寰宇记》：今赵州其地也。（《考定竹书》卷九）

程馀庆：故赵城在平阳府赵城县南三十五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纪要》（编者按：《读史方舆纪要》）（四一）：“故赵城在今县南三十五里”，“周穆王封造父之地”，“春秋时，赵简子居此”。《赵世家》曰：“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蜚廉有子二人：恶来，事纣，为所杀，其后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秦先居今山西》）

陈蒲清：赵城：地名。故址在今山西省洪洞县。（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张大可：赵城，在今山西赵城县西南。（《史记全本新注·秦本纪》）

【汇评】

熊尚文：造父得封赵城，不知其功德安在？（《兰曹读史日记》卷一《穆王》）

[21] 【汇注】

司马迁：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至中衍，为帝大戊御。其后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事纣，为周所杀，其后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史记·赵世家》）

又：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时伐戎，为御。及千亩战，奄父脱宣王。奄父生叔带。叔带之时，周幽王无道，去周如晋，事晋文侯，始建赵氏于晋国。（同上）

陆唐老：“由此为赵氏”，即战国赵氏之祖也。（《陆状元通鉴》卷二十《外纪周纪上·穆王》）

梁玉绳：按：上文言造父封赵城，族由此为赵氏，是也；乃又谓非子蒙赵城，则非（《索隐》又谓始皇生于赵故姓赵，尤非，说本魏张晏）。盖秦、赵同祖，后人或可互称，故《陆贾传》曰“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汉书·武五子传》曰：“赵氏无炊火焉。”左思《魏都赋》曰“二嬴之所曾聆”。《三国志》陈思王《疏》曰“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楚世家》及《越绝书·外传记地》《淮南子·人间》《泰族》二训称始皇为赵政，《南越传》称苍梧王赵光为秦王，《文选》王融《策秀才文》云“访游禽于绝涧，作霸秦基”。若以造父之赵蒙非子之秦，未免碍理。（《史记志疑·秦本纪》）

李学孔：徐夷率九夷伐周，西至河上。王畏其逼，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得朱弓赤矢，自以为天瑞，乃僭称偃王。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时王得造父为御，西巡，乐而忘返，闻徐子僭号，乃长驱而归，命楚伐徐，偃王走死。王以赵城封造父。其族由此为赵氏。（《皇王史订》卷四《周纪·穆王》）

牛运震：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著此以见秦、赵一家，乃非无端牵合。（《史记评注·秦本纪》）

张习孔：穆王以赵城（今山西洪洞北）封造父，其族由此为赵氏（《史记》未系年，从《今本纪年》）。（《中国历史大事编·远古至东汉·西周》）

【汇评】

牛运震：“蜚廉复有子曰季胜”云云，至“造父族由此为赵氏”。按：此段插入赵事作陪，此文字有生发处。“造父族由此为赵氏”，此句小结。（《史记评注·秦本纪》）

[22] 【汇注】

陈蒲清：赵衰：晋国著名大夫，赵国的奠基人。事迹见《赵世家》《晋世家》。（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自季胜以下一枝至此收，另作一段。（《史记论文·秦本纪》）

牛运震：自“蜚廉生季胜”云云，至“赵衰其后也”。按此总括上文，笔力简劲，“赵衰其后也”，点逗极有精神。（《史记评注·秦本纪》）

[23] 【汇校】

余有丁：按恶来革者，岂即恶来耶？但不宜复曰蜚廉子；既为武王诛死，又不宜曰“早死”。（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张　照：余有丁曰：“恶来革者，岂即恶来耶？但不宜复曰蜚廉子。既为武王诛死，又不宜曰‘早死’。臣照按：史迁纪秦、赵之同出蜚廉，上文云“蜚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之后为赵，乃云“恶来革者，蜚廉子也”。言子则宜为嗣者也。大宗也。言“早死”，则宜若无子矣，而“有子曰女防”，其后为秦，且言为武王所诛，时年尚少也。余有丁之言过矣。（《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王叔岷：“恶来革者，蜚廉子也。蚤死”。按：重刊北宋《监本》、黄善夫本、《殿本》“蚤”并作“早”，《御览》八六引同。作“蚤”是故书，《周本纪》已有说。（《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方　苞：恶来其号，革其名；或恶来其名，而革其号也。古有以一字为号者，如张释之字季是也。（《史记注补正·秦本纪》）

郭嵩焘：按：上文“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先叙费氏一派。“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至“赵衰其后也”，叙赵氏一派。此最后叙秦氏一派。而非子之封秦，又别是一派。史公叙秦家世凡分三派，而同出于大费。大费次子为费氏，其长子大廉实分二派，而同出于蜚廉：其一恶来，五传而至非子为秦氏；其一季胜，五传而至造父为赵氏。蜚廉、恶来同事纣，武王伐纣诛恶来，而蜚廉方为纣使求石北方，则恶来固早卒也。史公叙事参差，互文见义，而于此先叙费氏，次叙赵氏，最后乃及秦氏。秦氏之先，固嫡长也，而从费氏倒叙而入，亦是借宾定主之义。（《史记札记·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间接。（《史记论文·秦本纪》）

[24] 【汇校】

梁玉绳：《秦诗谱疏》引此作“女妨”，《人表》同，疑此讹写。（《史记志疑·秦本纪》）

张文虎：“防”，《秦风谱疏》引作“妨”，与《汉书人表》合，下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王叔岷：“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梁玉绳云：《秦诗谱疏》引此作“女妨”，《人表》同，疑此讹写。按“防”“妨”并谐方声，古盖通用。（《史记斠证·秦本纪》）

[25] 【汇校】

张文虎：“太几”，《秦风谱疏》《元龟》百八十二引作“大几”，与《人表》合，下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26] 【汇校】

张文虎：“骆”，《秦风谱疏》引作“雒”，与《人表》合，下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王叔岷：“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按：《秦诗谱疏》引“太”并作“大”，《汉书人表》同。作“大”是故书。《文选》卢子谅《赠崔温诗注》引下文“骆”亦作“雒”。（《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梁玉绳：《诗·疏》引此作“大雒”，《人表》同，盖古通用，雒亦马名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程馀庆：（骆），辂同。主车驾官。（《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27] 【汇校】

王叔岷：按：“非”亦作“飞”，《文选》卢子谅《赠崔温诗》：“恨以驽蹇姿，徒烦飞子御。”注引此文，并云：“非与飞古字通。”（《史记斠证·秦本纪》）

梁玉绳：“大骆生非子”，始见《秦纪》。非又作“扉”。居犬丘，周孝王邑之秦，使续嬴氏祀，号曰秦嬴。按：非子始封秦，则前之称秦，是追加之。（《汉书人表考》卷五《秦非子》）

非子居犬丘[1]，好马及畜[2]，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3]。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適嗣[4]。申侯之女为大骆妻[5]，生子成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6]，为戎胥轩妻[7]，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適子成[8]。申骆重婚，西戎皆服[9]，所以为王[10]。王其图之[11]。”于是孝王曰[12]：“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13]。”邑之秦[14]，使复续嬴氏祀[15]，号曰秦嬴[16]。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適者[17]，以和西戎[18]。

[1] 【汇注】

皇甫谧：秦非子始封于秦，故《秦本纪》称，周孝王曰：“朕分之土，邑秦。”本陇西秦谷亭是也。玄孙庄公，徙废丘，周懿王之所都，今槐里是也。及襄公，始受酆之地，列为诸侯。文公徙汧，故《秦本纪》曰：“公事猎至汧，乃卜居之。”今扶风郿县是也。宁公又都平阳，故《秦本纪》曰：“宁公二年徙居平阳。”今扶风郿之平阳亭是也。故《秦本纪》曰：“德公元年，初居雍。”今扶风雍是也。至献公即位，徙治栎阳，今冯翊万年是也。孝公自栎阳徙咸阳，《秦本纪》曰：“作为咸阳，筑冀阙徙之。及汉元年，更名新城，属扶风。后并于长安。故太史公传曰：长安，故咸阳也。元鼎三年，复别为渭城，今长安西北，渭水阳，有故城，故《西京赋》曰“秦里其朔，实为咸阳”，是也。（《帝王世纪辑存·秦第六》）

又：秦自非子受封，至昭王灭周之岁，在大梁前后七迁，皆在《禹贡》雍州之域，荆山、终南敦物之野，东井、舆鬼之分，鹑火之次也。（同上）

裴　骃：（犬丘），徐广曰：“今槐里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犬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废丘，在雍州始平县东南十里。《地理志》：‘云扶风槐里县，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丘，高祖三年更名槐里。’”（《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故城在西安府兴平县东南十一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犬丘：非子居犬丘，善养马。《汉志》：“右扶风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丘。高祖三年更名。”《清统志》（二二八）：“故城在今兴平县东南十里。”《渭水注》孙校云，渭水南去县二十九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非子始居关中》）

又：王观堂《秦都邑考》：“懿王所居之犬丘为东犬丘，大骆非子所居之犬丘为西犬丘。”观堂误也。造父以善御幸于缪王，而非子禄造父之宠，以侍御之裔，得以附畿养马，设不近在槐里，犬丘人何能言之孝王？孝王乃使主马汧渭之间，因在犬丘之西，故曰西犬丘也（斯地沿用故名，别以方位，不胜举）。其后西戎反王室，随之灭犬丘大骆之族，复虏世父，犬丘废矣，故称废丘也。（同上）

王学理等：西犬丘城邑的具体地点，《水经注·漾水》条下有详细记载：“西汉水又西南会杨廉（廉为广之误）川水，水出西谷，众川泻流，合成一川，东南流，迳西县故城北。秦庄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与其大骆、犬丘之地，为西垂大夫，亦西垂宫也。”《水经注》所说的杨廉川水，又名西谷水。据考证即今礼县盐关堡东北的红河。西犬丘城邑在盐关堡东南2.5公里的西犬丘城邑的良好条件，但1958年调查发现的周代遗址，多公布在今礼县县城周围的西汉水两岸，而距离县城东北十余公里的盐关川一带却发现较少。（《秦物质文化史》第三章《都邑》）

[2] 【汇注】

张守节：好，火到反。畜，许救反。（《史记正义·秦本纪》）

[3] 【汇注】

张守节：汧音牵。言于二水之间，在陇州以东。（《史记正义·秦本纪》）

孙之騄：“（孝王）八年初，牧马于汧、渭。”汧渭二水，在陇州以东，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郑氏《谱》（编者按：郑玄《毛诗谱》）曰：“秦者，陇西谷名，于《禹贡》近雍州鸟鼠之山。尧时有伯翳（伯益）者，实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鸟兽，赐姓曰嬴。历夏、商兴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孙非子养马于汧、渭之间，孝王为伯翳能知禽兽之言，子孙不绝，故封非子为附庸，邑之于秦谷。”（《考定竹书》卷九）

陈蒲清：汧（qiān）：渭河支流，源于陕西陇县西，今名千河。（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牛运震：按：“主马”二字，新而古。（《史记评注·秦本纪》）

[4] 【汇校】

凌稚隆：按“骆”与“辂”同。主车驾之官。（《史记评林·秦本纪》）

陈蒲清：適（dí）嗣：继承人。適，通嫡。非子不是正妻所生，本不能作继承人。（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5] 【汇校】

王叔岷：“申侯之女为大骆妻”。按：《秦诗谱疏》引“大骆妻”，作“大雒之妻”。（《史记斠证·秦本纪》）

[6] 【汇注】

张守节：申侯之先，娶于郦山。（《史记正义·秦本纪》）

陈蒲清：昔我先郦山之女：意即我祖先居住郦山时生下的一个女儿。（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7] 【汇注】

张守节：胥轩，仲衍曾孙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8] 【汇校】

张文虎：中统（编者按：元中统本《史记》）无“適”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9] 【汇注】

马非百：西戎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嫠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王政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其天性然也。（《秦集史·西戎传》）

[10] 【汇注】

张守节：重，直龙反。言申骆重婚，西戎皆从，所以得为王。王即孝王。（《史记正义·秦本纪》）

李　笠：按：“为”宜读于反，与《吕后纪》“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之“为”同。张氏增一“得”字，释之迂矣。（《史记订补》卷二《秦本纪》）

【汇评】

牛运震：“所以为王”，“为”当作去声，言我所以复与大骆妻申骆重婚者，皆以为王也。《正义》注“所以得为王”，难通。（《史记评注·秦本纪》）

[11] 【汇评】

程馀庆：言亦可听。（《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12] 【汇评】

牛运震：“于是孝王曰”云云，至“号曰秦嬴”。按：此秦国封建之始，故以孝王言郑重出之，且复提伯翳主畜，赐姓遥与篇首“大费佐舜”一段作应。前后缨拂，极有章法。（《史记评注·秦本纪》）

又：纪申后、孝王语古质，简峭有致。（《史记评注·秦本纪》）

[13] 【汇注】

李学孔：甲子十三年，封非子于秦，为附庸。（《皇王史订》卷四《周纪·孝王》）

陈蒲清：附庸：附属于大国的小国。（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崔　述：《史记》称孝王欲以非子为大骆嗣，以申侯言，乃分土为附庸。按：秦本周畿内国邑，故秦仲为宣王大夫，伐西戎，庄公为西垂大夫，居犬丘，非附庸也。《诗》曰：“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曰：“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今秦不惟直达于天子，且为王官矣，安得复属诸侯而为之附庸乎！盖秦与郑、虢其初皆王朝之卿士大夫，食采于畿内；周室东迁，各君其国，乃列于诸侯会盟。子长以其初未成为诸侯，未暇详核，遂疑以为附庸，至襄公乃受王命而为诸侯，失之矣！且所载申侯语亦浅陋不足信；而是时申亦未封为诸侯。（《崔东壁遗书·丰镐考信录》卷六《史记以秦非子为附庸之非》）

[14] 【汇注】

裴　骃：徐广曰：“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秦州清水县本名秦，嬴姓邑。《十三州志》云秦亭，秦谷是也。周太史儋云‘始周与秦国合而别’，故天子邑之秦。”（《史记正义·秦本纪》）

熊尚文：“元年壬子。自懿王以来，德政不修，诗人作诗讥刺，至是王室愈微。恶来之后有非子者，好马，善养息之，王命主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王封为附庸之君，邑于秦，使续伯益后。是时大雹，牛马死，江汉俱冻。”（《兰曹读史日记》卷一《孝王》）

郭之奇：（周）孝王之世，恶来之后，有非子者，王命主马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封为附庸之君，邑于秦。是时大雹，牛马死，江汉俱冻。夫当嬴氏始封之日，而灾异之见，杀气若兹，未观牝马之贞，已召战龙之厄。履霜坚冰，有其象矣。天道之倚伏，君天下者，可不深察乎！（《稽古编》卷三十八《占验总传》）

钱　穆：非子邑秦，在汧、渭之会，汧水在今宝鸡县东入渭。《元和志》“秦城在陇州东南二十五里”，是也、旧说天水秦亭，误也。（《史记地名考》卷八《秦地名》）

顾颉刚：秦的始封，是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而邑之秦，地在今甘肃天水县的秦亭，秦本夷族，在周公东征后西迁，只因那边是戎族的大本营，不容许这新封的君主占有特殊的势力，所以秦仲一族既被灭于先，秦仲自身又被杀于后，直到他的儿子庄公世里，得到了宣王的援助才站得住。（《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王学理等：清乾隆《清水县志》卷二秦亭山条下说：“东四十里，俗名亭乐山。”又清乾隆《甘肃通志》卷六亭乐山条下说：“在县东三十里有秦亭遗迹，即非子始封处。”以上县志、省志所说的秦亭遗迹，当地群众也都这样传闻。但据考古工作者实地勘察，很难相信这些记载是靠得住的。调查说：“从今清水县向东，溯牛头河（即古清水）而上约十余公里，再向北翻过几道山梁即可到达。这里确有名之为亭乐山的小山堡，山下有秦亭大队。但这一带地势狭窄，一条无名小溪仅宽一二米，溪流两岸无发育较好的台地，我们在这一带做过仔细调查，没有发现任何较早的陶片和文化堆积，由此看来，此处作为非子封邑当属误传。”……另据《水经注》等较早的记载看，非子封邑——秦，并不在县城以东，而应在县西。《水经注·渭水》：“其水（指东亭水，即清水）……又迳清水城南，又西与秦水合，水出东北大陇山秦谷。……而历秦川，川有育故亭，秦仲所封也。秦之为号，始自是矣。”今清水县城一带（包括古清水城），古亦谓之秦川，这里地势开阔，有发育较好的台地，考古调查中曾发现过周代遗址。据记载，非子所居之宫叫秦川宫。《七国考》引《郡国志》：“秦川宫者，昔非子封秦，于此筑宫室。”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现城邑遗存，但从自然地理环境的角度看，作为非子的封邑之地似有可能。（《秦物质文化史》第三章《城邑·秦》）

李　零：非子受封于秦，从此他的后代便以秦为氏，这正像周之称周是始于太公迁居周原一样。秦邑地望的确定对研究秦史来说，正像周史研究中的岐周一样重要。……徐广等人把秦邑定在天水东北的清水一带，清水一带当时有秦亭、秦谷大概不会有问题，但他们说秦亭、秦谷就是非子所邑之秦却明显是附会。因为此说与《秦本纪》的原文全然不符。……司马迁虽没有直接说非子所邑之秦究竟在哪里，但明确讲到文公四年，“至汧渭之会”，文公追述说：“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在该地卜居营邑。这个重筑的城邑显然与非子所邑之秦是同一地点，它应当就是非子当年为周孝王养马的“汧渭之间”。所以，秦邑应在“汧渭之会”而绝不在甘肃清水一带。

……

今天的“汧渭之会”，即千河和渭水交会处，地点在宝鸡县千河公社西、宝鸡市卧龙寺东。渭水以北的塬区至此为千河截断，东面是凤翔塬，西面是贾村塬。千河就是穿过这两个塬由西北流注入渭。秦人是“养马世家”，他们逐水草而居，这一带当然很理想。非子当年在这里筑有秦邑，后来秦文公又重新回到这里筑城，都不是偶然的。文公筑的城，我们估计很可能就是陈仓（详见下文），非子所邑之秦既与文公所筑城邑为一地或者相近，则其地亦当在陈仓附近。（《〈史记〉中所见秦早期都邑葬地》，《文史》第二十辑）

雒江生：通过分析“秦”字的形义及验证实物，说明“秦”的本义是“密植丛生的谷子”，它的形象，就是后代民间种植的“草谷”。……“秦”（草谷）这种密植丛生的谷子，在今天看来，它不过是一种普通的饲料作物，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三千年以前，秦人的祖先非子种植它的时代，问题就不那么简单。在那个时代，“秦”（草谷）也曾经是一种了不起的谷类饲料作物，它的大量种植，可以说是秦人从漫长的游牧部族时代向文明发达的民族之林过渡的里程碑，不过它在嬴秦创业立国史上所起的作用，被后来秦人赫赫的国威声名掩盖了。……由上面所述嬴秦创业立国的史实看，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秦人的祖先是靠种植“秦”（草谷）养马而受封立国的，为了标志立国根本，因而把国名就叫做“秦”，把被封之地叫“秦”邑。

我们所以这样认为秦人是用“禾”类字的“秦”称国名的，除了根据上面所述的史实，还根据前此一些国家用“禾”类字称国名的成例。也就是说，我们在分析认定这个问题时，没有把秦人用“禾”类字称国名看成是历史上出现的一个孤立现象或偶然现象。其实从当时的社会思想意识和其他一些国家立国称名的情形看，用“禾”类字称国名，在秦人立国以前已成风气，秦人只不过是受其遗风影响而已。而要具体说明这个问题，还得从古代中国的国情说起。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发展很早的国家，尤其周人自始祖后稷以来，就是一个重农的民族。经过殷周之际的大变革时代，到了西周，中国就已进入了农业社会。由于尚农思想的兴起以至占统治地位，在周人建族立国时至西周初期，曾经出现过一种用“禾”类字称国名的社会风尚。而开其历史风气的，首先是周人，后来还有受周王朝分封的一些诸侯国和附庸国。（《秦国名考》，《文史》第三十八辑）

【汇评】

杨一奇：养马非可封之功，秦国非可轻之地，周之陵夷，秦之强大，已于此乎决矣。（《史谈补》卷一《东周》）

陈　简：当嬴秦之始封，大雹，牛马死，江汉俱冻，履霜之象业兆于此，天道之倚伏可畏也。（同上）

熊尚文：非子以善养马得封附庸君，为秦始祖，原非有功德于民，固宜其始不齿于中国，而后虽强大，易斩也。维时大雹，牛马死，江汉俱冻，岂偶然哉？（《兰曹读史日记》卷一《孝王》）

华庆远：胡双湖曰：孝王封非子时，大雹，牛马死，江汉俱冻，至襄已百四十年，至始皇则又五百余年，天变易测耶？（《论世八编》卷四《周》）

[15] 【汇校】

王叔岷：“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按：《说文系传》引“分”下有“之”字，“邑”上有“而”字，“祀”作“后”。（《史记斠证·秦本纪》）

[16] 【汇注】

程馀庆：故秦城在秦州西。秦字始见于此。（《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学理等：周灭殷，武王杀了助纣为虐的秦恶来。秦人同原来臣服于殷的各族一样，都成了周人的氏族奴隶。周公姬旦辅佐周成王，平定了武庚叛乱之后，曾迁徙和分散“殷顽民”，其中有相当的一部分人是东来的嬴姓氏族。而这部分人同原居于殷商西部边陲的秦人，又统统地被赶到周人的“西垂”去，即今天以甘肃天水为中心的陇东高原沟谷一带。长期的游牧生活和政治处境，固然减缓了它内部的阶级分化，但却使秦人掌握了养马、驭马的技术。秦人“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成了一名高级奴隶。周孝王时，非子受召，在“汧渭之间”为周王室养马，“马大蕃息”。周王竟“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从此，秦人由游牧转向定居，有了正式名称，也奠定了发展壮大的基业。（《秦物质文化史·绪论》）

【汇评】

马非百：关于嬴秦一族之来源，历来学者间有两种不同之意见，其一为西来说，王国维、蒙文通主之。……其二为东来说，卫聚贤、黄文弼等主之。……二说当以东来说为符合史实。秦为颛顼之后，与殷商同属于鸟系祖先传说系统。而其祖先柏翳，佐舜调驯鸟兽，及佐禹平治水土，与伯益同为一人。其子孙或在中原，或在夷狄，司马迁在《秦本纪》《赵世家》中固明言之。其在中原者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等，大多数皆在东方。又费昌助汤灭夏，孟戏、中衍与太戊缔结婚姻，中衍之后世为殷国诸侯。蜚廉父子均以材力事纣。皆其证也。而秦在西戎，保西垂，则所谓“或在夷狄”者也。中原人固有本为华族，而以或在夷狄之故，因而有变为夷狄之俗者，如赵佗本真定人，而一入南越，遂染其习。陆贾使越，佗弃冠带，椎髻箕倨以见之。且其上文帝书，至自称“蛮是夷大长”。则秦有戎之称号，岂得遽目为戎？况公羊、谷梁皆为汉人，《管子》书亦多汉人手笔。汉人对于亡秦，例无褒词。则其骂秦为戎，亦不过如周人之骂商人为“蠢戎”，为“戎殷”，与南北朝人之互骂为“北虏”“岛夷”而已！事实上蒙氏所举西戎各族，皆为吾国少数民族，其地点不出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范围，亦不得以之与域外民族同日而语也。（《秦集史·国君纪事一》）

林剑鸣：秦人的祖先与殷人的祖先，最早可能同属于一个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既然殷人早起活动于我国东方已成不疑之论，那么秦人的祖先最早也应生活在我国东海之滨，大约在今山东境内，这也是可以肯定的。”（《秦史稿》）

黄留珠：（东来与西来说）就前者而言，它敏锐地捕捉到了秦文化与西戎文化融合的历史事实：就后者而论，它成功地揭开了中潏以前秦人活动于东方的秘密。二者对于深化秦文化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而这一点，恰恰也正是二说相统一相结合的基础之所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思路，那就是“源于东而兴于西”。（《秦文化二源说》，《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17] 【汇校】

王叔岷：“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適者”，按：《秦诗谱疏》引骆作大雒。（《史记斠证·秦本纪》）

[18] 【汇评】

吴见思：“女妨”至此又分出一枝。秦再盛。（《史记论文·秦本纪》）

牛运震：“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適者，以和西戎”。按：此小结有法。（《史记评注·秦本纪》）

秦嬴生秦侯[1]。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2]。

[1] 【汇校】

梁玉绳：“秦嬴”，按：嬴即非子，此乃重出，误分为父子也。（《汉书人表考》卷五《秦嬴》）

[2] 【汇校】

王叔岷：按：《艺文类聚》九十、《御览》九一四并引《史记》云：“秦仲知百鸟之音，舆之语皆应焉。”（《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邓名世：公伯生秦仲，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国人作《车邻》之诗美之。（《古今姓氏书辩证》卷十六《嬴》）

梁玉绳：秦仲始见《诗·车邻序》《郑语》。公伯生秦仲，始见《秦纪》，亦曰大夫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汉书人表考》卷五《秦仲》）

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1]。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2]。周宣王即位[3]，乃以秦仲为大夫[4]，诛西戎[5]。西戎杀秦仲[6]。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7]。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8]。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9]，为西垂大夫[10]。

[1] 【汇校】

张文虎：《元龟》引“或”作“咸”。（《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2] 【汇评】

吴见思：完大骆一枝。（《史记论文·秦本纪》）

[3] 【汇注】

裴　骃：徐广曰：“秦仲之十八年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4] 【汇注】

郦道元：其水西南合东亭川，自下亦通之谓之清水矣。又经清水城南，又西与秦水合，水出东北大陇山秦谷，二源双导，历三泉合成一水，而历秦川，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秦之为号，始自是矣。（《水经注》卷十七《渭水上》）

曲英杰：秦庄公为大夫，当居于西。襄公时秦列为诸侯，亦都于此。《水经注·漾水》载：“西汉水又西南合杨廉川水。水出西谷，众川泻流，合成一川，东南流经西县故城北。秦庄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与其先大骆犬丘之地，为西垂大夫。亦曰垂宫也。王莽之西治矣。”《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是也。”其地在今甘肃天水西南。《尚书·尧典》载：帝尧“分命和仲，宅西”。郑玄曰：“西者，陇西之西，今人谓之兑山。”徐广曰：“以为西者，今天水之西县也。”……《索隐》云：“西即陇西之西县，秦之旧都，故有祠焉。”又表明其在秦都迁徙以后犹称西。秦汉时期于此地设西县，是沿用旧称。有的学者以为此地当称西垂；更有以其与犬丘或西犬丘为一地者，似均不确。（《先秦都城复原研究·西》）

[5] 【汇注】

孙之騄：“（宣王）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史记》周宣王即位，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国人美之，秦之变风始作。（《考定竹书》卷九）

李学孔：（甲戌元年）命大夫秦仲征西戎。（《皇王史订》卷四《周纪·宣王》）

又：王室衰弱，西戎久叛，王命秦仲讨之，于是有《无衣》之诗。（同上）

[6] 【汇注】

范　晔：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乃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却。（《后汉书·西羌传》）

孙之騄：“西戎杀秦仲”，王立其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与其先大骆、犬丘之地。（《考定竹书》卷九）

[7] 【汇注】

裴　骃：《毛诗序》曰：“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8] 【汇注】

梁玉绳：襄公始为诸侯，襄公之先不过大夫而已，称庄公者，《诗·秦风谱·疏》云“盖追谥之”，理或然也。或曰承非子之初封，僭称为公，犹非子之子称秦侯耳（《十二侯表·索隐》本作“庄公其”，以其为名，非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曲英杰：秦继秦仲者为秦庄公，名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先秦都城复原研究·西》）

又：西周晚期铜器不其簋铭载：“惟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其，驭（朔）方严允广伐西俞，王命我羞追于西，余来归献禽。余命汝御追于西，汝以我车宕伐严允于高（陶），汝多折首执讯。’……不其拜稽首，休，用作朕皇祖公伯、孟姬簋。”其“不其”很可能即是秦庄公，“伯氏”为其长兄（由此可知秦庄公不为最年长者）。（同上）

[9] 【汇校】

陈　直：《陶斋吉金续录》下，二十七页，有大权，刻秦始皇二十六年，及二世元年两诏书，大疑为地名，《秦本纪》之“大骆”，即为大误文。（《史记新证·秦本纪》）

【汇注】

泷川资言：“复予”一下十六字一气读，言赐以秦仲旧封及大骆所有犬丘之地，使并有之也。（《史记会注考证》卷五《秦本纪》）

【汇评】

程馀庆：秦始合而大。（《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10] 【汇注】

张守节：《注水经》云：“秦庄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与大骆犬丘之地，为西垂大夫。”《括地志》云：“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曲英杰：西垂一词，当以《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纪》所载为最早见。其文为“襄公立，享国十二年。初为西畤。葬西垂。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宫。五十年，死，葬西垂”。其“垂”义为边。西垂，用为特称，当指西邑之旁；用为泛称，则当指西土边陲之地。《秦纪》为较为原始的秦国史实记录，其所言西垂，当用为特称。而《秦本纪》所言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封禅书》所言“秦襄公既侯，居西垂”。明显是用为泛称。其二者实不能相混。故司马迁于《秦本纪》中记文公葬地改为“西山”。至于“西垂宫”，可解为西邑之垂宫（上引《水经注》即只称垂宫）；“西垂大夫”为官称，并非一定要与地称完全相同。（《先秦都城复原研究·西》）

【汇评】

吴见思：一结。秦三盛。（《史记论文·秦本纪》）

庄公居其故西犬丘[1]，生子三人，其长男世父[2]。世父曰：“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3]。”遂将击戎，让其弟襄公。襄公为太子[4]。庄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5]。襄公元年，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6]。襄公二年[7]，戎围犬丘，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岁余，复归世父。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適，数欺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8]。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9]。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10]，襄公以兵送周平王[11]。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12]。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13]。”与誓，封爵之[14]。襄公于是始国[15]，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16]。乃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三[17]，祠上帝西畤[18]。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19]。生文公[20]。

[1] 【汇注】

李　零：关于西犬丘，应当说明一下。第一，《史记集解》和《史记正义》把它定为周懿王所都犬丘是不对的。王国维据《水经·漾水注》指出，它的地望应在汉代的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礼县东北一带），当时属于西戎之地。第二，西犬丘又名西垂，西垂是具体地名而不是泛指西方边陲，王国维等人读西垂为西陲是不对的。因为春秋卫国也有一个叫垂而别名犬丘的地方（在今山东曹县北），《春秋》隐公八年：“春，宋公、卫侯遇于垂。”《左传》“垂”作“犬丘”，杜预注：“犬丘，垂也，地有两名。”可见西垂是指西方的垂，正像西犬丘是指西方的犬丘一样，它是个具体地名。（《〈史记〉中所见秦早期都邑葬地》，《文史》第二十辑）

陈蒲清：西犬丘：即西垂，在今甘肃省天水县西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曲英杰：关中之地称犬丘者只有一处。《汉书·地理志上》载右扶风属县“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丘。高祖三年更名”。《括地志》载：“犬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废丘，在雍州始平县东南十里。”据此，犬丘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非子曾居此犬丘，然在周孝王使其主马于汧渭之间时即已离开此地。周厉王时，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占据此地。周宣王即位，命秦仲诛西戎，此地又归于周。……《秦本纪》云“故犬丘”，于理为顺；而“故西犬丘”，殊不可解。联系其上下文，当在述秦庄公为西垂大夫后述其居地，而后再述其以前曾居犬丘生子及世父守犬丘、后为戎所围虏之事；故其原文当为秦庄公“为西垂大夫，庄公居西。其于故犬丘生子三人”。如此，则并无“西犬丘”之称，也就不存在所谓西犬丘与西垂、西犬丘与犬丘是否同指一地的问题。（《先秦都城复原研究·西》）

王学理等：现存秦器最早的是西周晚期的不。铭文曰：“不，驭方狁广伐西俞。王命我羞追于西，余来归献禽。余命女御追于西，女以我车宕伐狁于高陶，女多折首执讯。……伯氏曰：‘不女小子，女肇诲于戌工。锡女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永乃事。’”李学勤先生说，不其的“不”，就是秦庄公，《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秦庄公名其，不字常用为无义助词。西是地名，原先可能为西戎所居，庄公破西戎，周宣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兄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秦并天下曾于此置县，汉因之不改，西县治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南。此器年代为秦庄公即位之前数年内（约公元前822年），记述庄公及其先伯氏奉周王之命讨伐狁的事，内容十分重要。该铭字体同西周晚期其他金文字体完全一致，还未形成秦人自己的文字风格。（《秦物质文化史》第八章《文化艺术·金文》）

[2] 【汇注】

吴汝纶：某按世父非名，殆文公时初有史纪事由文公称之为世父也。（《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

[3] 【汇注】

曲英杰：秦仲立十八年，周宣王即位，以秦仲为大夫，命诛西戎。秦仲立二十三年（公元前822年），西戎杀秦仲。至此，秦人居秦邑，凡四世，历周孝、夷、厉、宣四王，当在五十年以上。（《先秦都城复原研究·秦都秦》）

又：秦邑所在，《集解》引徐广曰：“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汉、晋均无陇西县。汉时有陇县，西汉时属天水郡，东汉时属汉阳郡。魏时有天水郡，是否统陇县不得知。晋时陇县废。《后汉书·郡国志五》载汉阳郡陇县“豲坻聚有秦亭”。刘昭注：“秦之先封起于此。”徐广所云当是指此陇县而言。《水经注·渭水》载：“（清水）又迳清水城南，又西与秦水合。水出东北大陇山秦谷，二源双导，历三泉合成一水，而历秦川。川有故秦亭，非子所封也。秦之为号，始自是矣。”《括地志》云：“秦州清水县本名秦，嬴姓邑。《十三州志》云秦亭，秦谷是也。周太史儋云‘始周与秦国合而别’，故天子邑之秦。”据此，秦邑在今甘肃清水县北。其名为秦，当源于秦水。（同上）

泷川资言：戎王之王，犹言长，非帝王之王。（《史记会注考证》卷五《秦本纪》）

【汇评】

王维桢：世父之志，壮哉！孝矣！（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4] 【汇评】

程馀庆：世父之志，壮哉孝矣！让弟尤为难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5] 【汇注】

梁玉绳：襄公始见《诗·驷》诸序，庄公子始见《秦纪》，周平王封为诸侯，十二年卒。（《汉书人表考》卷五《秦襄公》）

陈蒲清：代：更替；以后续前。（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6] 【汇校】

凌稚隆：按：周无丰王，《闽本》作“幽王”。盖“幽”“丰”字相近而又适其时，作“幽”似矣。然幽王妻申后，何以有“缪嬴”耶？（《史记评林·秦本纪》）

张文虎：“元年以”，宋本无此三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吴汝纶：宋本无“元年以”三字，周广业云“丰王”疑是戎王之号，与亳王一例，非幽王也。（《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

王叔岷：“襄公元年，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按：重刊北宋监本、黄善夫本并有“元年以”三字。（《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方　苞：不曰“后”而“妻”，盖夫人嫔妇之类，时秦僻陋，故史以妻书耳。（《史记注补正·秦本纪》）

梁玉绳：《评林》曰“周无丰王，《闽本》作‘幽王’，盖幽、丰字相近，而又适其时，作‘幽’似矣。”然幽王妻申后，何以有缪嬴耶？方氏《补正》曰“不后而妻，盖夫人嫔妇之类。时秦僻陋，故《史》以妻书耳”。方氏虽据《曲礼》天子有妻有妾为解，然何以不直言纳女耶？海宁周孝廉广业曰：“丰王疑是戎王之号，荐居岐、丰，因称丰王，与亳王一例，非幽王也。上下文周厉王、周宣王、周幽王、周平王皆连‘周’字，知此必非幽王。秦襄以女弟妻戎王，即郑武公妻胡之计耳。”说甚惬。（《史记志疑·秦本纪》）

[7]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汧城在陇州汧源县东南三里。《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学理等：《帝王世纪》：“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但由于这次迁徙《史记》正文之中没有记录，因此，后世学者或有所言，或置而不论，常在疑是之间。近十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及一些重要遗迹的发现，襄公迁居汧城之事大体可以信而有之。（《秦物质文化史》第三章《都邑·汧城》）

又：《史记·秦本纪》襄公二年下《正义》引《括地志》云：“故汧城在陇州源县东南三里。《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清康熙五十三年所修《陇州志》亦有“襄公，庄公子，二年徙都汧城，在陇州汧源县”的记载。今陇县县城所在地为故州县之治所，始于北周，早于《括地志》成书的唐代早期，因此《括地志》所说的陇州汧源县治，即今陇县县城的所在地。（同上）

又：汧城的具体位置究竟在什么地方？陇县边家庄春秋早期秦国墓地的发现为寻找这座湮没了二三十个世纪的古城提供了重要线索。……磨儿塬遗址位于边家庄墓地东南3里，与后者处于汧河西岸同一片台地上。遗址东滨汧河，南临川口河。两河交汇的塬地当即邑城址。汧城原有多大，尚不清楚，在东南部的台地断崖上可以见到部分夯土城墙。其中东墙的南段保存约200米，东南角亦保存了部分残墙，残高1～2米不等。（同上）

[8] 【汇校】

王叔岷：《御览》二百引“郦”作“骊”，古字通用。《秦始皇本纪》：“自极庙道通郦山。”《御览》八六、五三一引“郦”并作“骊”，与此同例。（《史记斠证·秦本纪》）

[9] 【汇注】

程馀庆：此《小戎》之诗所由作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10] 【汇校】

张文虎：“雒邑”。《秦风谱·疏》引作“洛邑”。（《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王叔岷：按《御览》八六引作“周平王避犬戎之难，东徙洛邑。”《秦诗谱疏》引“雒”亦作“洛”。作“雒”是故书。（《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周平王徙居王城，即《雒诰》云“我卜涧水东，瀍水西”者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郭嵩焘：按幽王废申后及太子宜臼，《史》不详太子出居何地，疑周礼出妻归适母氏，然则申后与太子皆当适申。杜预注《左传》云“申，国，今南阳宛县”，其距东都为近。《周本纪》称申与缯、西戎、犬戎攻幽王，尽取周赂而去。是时残毁，西戎、犬戎逼处郊几，申侯奉平王即位东都，然则非平王之东迁也，去申近而因奉之以处东都也。东坡《志林·平王论》言“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者也”，亦未达当时情事矣。（《史记札记·秦本纪》）

[11] 【汇注】

王学理等：1978年，宝鸡县太公庙出土的秦公镈钟包括甲、乙、丙、丁、戊五件编钟及三件鐏，铭文130字，内容十分重要。“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商（赏）宅受或（国），刺二邵（绍）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邵合皇天，以虩事（蛮）方。’公及（以上甲钟钲部）王姬曰：‘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克明又心。盭（以上甲钟左鼓部）胤士，咸畜左右，（蔼蔼）允义，翼受（以上甲钟顶篆部）明德，以康奠协朕或（国），盗百（蛮），具即其（以上甲钟左篆部）服，作毕钟，音瑞瑞雍雍，以匽（燕）皇公，以受大（以上乙钟钲篆部）福，屯鲁多膺，大寿万年。’秦公其吮才（在）立（位），雁（膺）（以上乙钟左鼓部）受大命，眉寿无疆，匍有四方，其康宝。”（以上乙钟左篆部）铭文中的“先祖”，既“受天命”，又“赏宅受国”，即接受了周王给予的土地，则非秦襄公莫属。襄公因将兵救周及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周平王封为诸侯，被赐以“岐西之地”，“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先祖”之下紧接文公，亦与秦世系相合。铭只叙述到宪公，则作器的秦公是宪公之子。宪公三子即武公、德公、出子，均曾即位，一般认为作器者是有赫赫战功的秦武公，“王姬”即其母后，武公初立年幼，由母后临朝执政。（《秦物质文化史》第八章《文化艺术·金文》）

[12] 【汇校】

张文虎：“岐”，《秦风谱·疏》引作“岐山”，下文又引无“山”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汇注】

张　照：《毛诗·秦风疏》孔颖达云：“《本纪》曰：赐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如《本纪》之言，则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以郑言，横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则是全得西畿。言与《本纪》异者，按终南之山，在岐之东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终南为喻，则襄公亦得岐东，非唯自岐以西也。即如《本纪》之言，文公收周余民，又献岐东于周，则秦之东境，终不过岐。而春秋之时，秦境东至于河，襄公已后更无功德之君，复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纪》之言，不可信也。（《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汇评】

牛运震：“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山以西之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按：此屡纪秦开地拓土，正以著其强大之渐也。（《史记评注·秦本纪》）

章　潢：钟伯敬曰：平王封秦襄公，赐之岐西之地，虑戎之夺之也而掷之秦，真同小儿戏具。秦灭周，平实基之。呜呼，丰镐重地而为赏功之物乎！（《论世编》卷四《周》）

崔　述：人之情莫不知爱土地，人有土地犹思夺之，况己之所有乎！平王之所以畀秦者，盖其地已尽为戎有，自度其力不能恢复，又惧戎之东侵，而秦适有拥戴血战之功，是以因而与之，使之自为战守以卫王室。不然，关中天府之国，沃野千里，文武所以成王业也，一旦无故而捐之以与秦，平王虽下，不至若是愚也！自平王之立四十有九年为鲁隐公之元年，又七十余年而秦穆公始大，则当赐秦以后，秦虽日与戎战，犹未能有其地，况平王乎！（《崔东壁遗书·无闻集》卷二《周平王论》）

[13] 【汇评】

陈允锡：宁知秦祸，不戒于戎哉？（《史纬》卷一《秦》）

[14] 【汇注】

陈子龙：文公十六年，始以兵伐戎，而收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乃知周是时已失地，令秦自以兵力取之，即安得不以畀秦也。（《史记测议·秦本纪》）

[15] 【汇注】

章　衡：“秦”，其先伯翳，佐舜有功，赐姓曰嬴。后有非子，事周孝王，使之养马于汧渭间，封为附庸，邑于秦。非子曾孙秦仲，宣王命为大夫。至襄公，始列为诸侯。（《编年通载》卷一《周》）

曲英杰：《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而据《史记·封禅书》载：“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暤之神，作西畤，祠白帝。”《秦纪》载：“文公立，居西垂宫。”《秦本纪》载：“文公元年，居西垂宫。”则皇甫谧之说有误。秦人徙都汧，当在秦文公四年（公元前762年）。至此，秦人居西邑，历庄公、襄公、文公三世，凡六十一年。文公徙都汧，死后“葬西垂”，当是从祖而葬。（《先秦都城复原研究》）

李　零：这时襄公的都邑在什么地方？《封禅书》说“秦襄公既侯，居西垂”，他仍然是住在西犬丘。其葬地，据《始皇本纪》，也在“西垂”。可见当时秦人活动的中心还是在犬丘一带。

襄公居葬均在西垂即西犬丘，这一点本来很清楚，但过去却流行一种“襄公徙都汧”的说法。这种说法……其实是靠不住的。（《〈史记〉中所见秦早期都邑葬地》，载《文史》第二十辑）

【编者按】秦襄公被周天子封为诸侯，时为平王元年，前770年，这是秦国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6] 【汇校】

王叔岷：“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按：《书钞》（编者按：《北堂书钞》）四七引“始”下无“国”字，（《御览》八六引同，“始”字属下读）“与”下有“中国”二字，疑是。（《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由更新、史党社：所谓“聘享之礼”，考之《左传》，主要指聘、享、媵、盟、会、朝、逆（迎）、归（嫁）等。聘指诸侯国之间使者的往来。享即宴飨。媵指同姓国嫁女，要出女陪嫁。盟指盟誓，有一定仪式。会指诸侯国君之间的会见。逆归指娶嫁，反映了诸侯国之间的婚姻关系。（《从考古材料看周秦礼制之关系》，《秦文化论丛》第四辑）

【汇评】

牛运震：“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按：此纪襄公开国列于诸侯之始，一篇关目，结构特老。（《史记评注·秦本纪》）

[17] 【汇校】

梁玉绳：按：《年表》及《封禅书》，“各三”当作“各一”。（《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班　固：幽王无道，为犬戎所败。平王东迁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列为诸侯而居西。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一云。（《汉书·郊祀志上》）

裴　骃：徐广曰：“赤马黑髦曰駵。”（《史记集解·秦本纪》）

泷川资言：按《六国年表》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与此纪合则不改作“白”。但五行五帝之说，始盛于战国，春秋之前，未之有也。秦之西畤、鄜畤、密畤，亦只为坛祭神，犹中土诸侯祭社稷耳，其曰祠上帝祠白帝黄帝者，盖后来附会之说，何必问其异同。（《史记会注考证》卷五《秦本纪》）

[18] 【汇校】

梁玉绳：按：《年表》及《封禅书》……“上帝”当作“白帝”。（《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年表》云立西畤，祠白帝。”（《史记集解·秦本纪》）

程馀庆：羝，牡羊。畤，音市。封土而祀天也。今凤翔府南二十里有西畤。汉以后帝王举动。（《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陈蒲清：祠：祭祀。西畤：秦祭天地的地方，在西县（故址在今甘肃省天水西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方　回：乃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西畤，本县名，为坛以祭天，僭也。诸侯祭境内山川，侯爵祭天，襄公之为十羊、九牲，非中国之礼也。（《续古今考》卷十八《附论秦本纪书初者十七》）

吴见思：一结。秦四盛。（《史记论文·秦本纪》）

[19] 【汇注】

司马贞：襄公，秦仲孙，庄公子，救周，周始命为诸侯。初为西畤，祠白帝。立十三年，葬西土。（《史记索隐·始皇本纪》）

释文莹：长安一巨冢坏，得古铜鼎，状方而四足，古文十六字，人莫之晓。命句中正辨其篆，曰：“此鸟迹文也。其词曰：‘天王迁洛，岐、鄷锡公。秦之幽宫，鼎藏其中。’”命杜镐考其事，曰：“武王克殷，都于丰镐，以雍州为王畿。及平王东迁洛邑，以岐、丰之地赐秦襄公。篆曰‘岐、鄷锡公’，必秦襄之墓也。”后耕人果得折丰碑，刻云“秦襄公墓”。（《玉壶清话》卷一）

马非百：十二年，公伐戎，至岐而薨。葬西垂，享国十二年。（《秦集史·国君纪事二·襄公》）

[20] 【汇注】

梁玉绳：秦文公，襄公子，始见《史·秦纪》《侯表》，立五十年，葬西山。（《汉书人表考》卷七《秦文公》）

文公元年，居西垂宫[1]。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2]。四年，至汧渭之会[3]。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4]，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5]，即营邑之[6]。十年，初为鄜畤[7]，用三牢[8]。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9]，民多化者[10]。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11]。十九年，得陈宝[12]。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13]。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14]。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赐谥为竫公[15]。竫公之长子为太子，是文公孙也。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16]。竫公子立，是为宁公[17]。

[1] 【汇注】

张守节：即上西县是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陈蒲清：西垂宫：宫殿名，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2] 【汇校】

王叔岷：按：《秦诗谱疏》引“东”作“冬”。（《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陈　直：石鼓文第五鼓第四行，有“游汧殹洎洎”等字，当即记文公东猎汧渭事。石鼓文自郑樵疑为秦刻，近人更发挥其说，确不可易。但在秦某公时所刻，尚未有定论，比较以文公时为适合。（《史记新证·秦本纪》）

[3] 【汇注】

张永禄：“汧渭之会”：秦先世都邑之一。秦文公四年（公元前762年）营。秦文公曾于元年（公元前765年）由汧邑（今陕西陇县南）迁都回西垂（今甘肃天水西南），于三年（公元前763年）亲率军队七百人东伐戎狄。《史记·秦本纪》：秦文公“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汧渭之会在今陕西扶风和眉县一带。《括地志》：“秦文公东猎汧渭之会，卜居之，乃营邑焉，即此城（眉县东北十五里故城）也。”秦文公在位50年，公元前716年卒，宁公立。宁公二年（公元前714年）徙都平阳。计秦在汧渭之会为邑约48年。（《汉代长安词典》一《地理环境·汧渭之会》）

王学理等：汧渭之会的地望，“注疏”均以为在今眉县西北的渭水北岸。但揆以今日之地点，汧河与渭河交会处，即今宝鸡县汧河乡西、宝鸡市卧龙寺东。渭水以北的塬区在此为汧河截断，东是凤翔塬，西是贾家塬，汧河即穿过两塬由西北流注入渭。《秦本纪》说文公至此之后即“卜居之”“营邑之”，所造的都邑，当即史书所说的陈仓。（《秦物质文化史》第三章《都邑·汧渭之会》）

[4] 【汇注】

程馀庆：盖非子息马时所食邑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秦邑：《本纪》，孝王使非子“主马于汧渭之间，分土为附庸（前897），邑之秦，号曰秦嬴”。又曰：“文公三年，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秦邑于此，后卒为诸侯，乃卜居。”《竹书》，平王十年（前761），秦迁于汧渭，正文公之五年也。是秦邑之在汧渭之会，何等明确。《元和志》（二）：“陈仓故城在今宝鸡县东二十里，秦文公筑”是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非子始居关中》）

又：郑《诗谱》谓非子养马于汧渭之间，邑于陇西之秦谷。《世纪》《郡国志》《渭水注》以下，殆无不承其谬。王观堂之勇于疑古，犹乃旧说，惟钱穆先生《史地考》及《西周戎祸考》，说在汧渭之会，不远至陇西。按汧塬未过陇头，则汧渭之“间”，之“会”，非宝鸡而何？不知前贤何以轻弃文公三年东猎之文，辄取陇西西县为说。江永《地理考实》：“疑非子始食邑于汧渭，后封之清水。”盖慑于众说而调停之也。秦之逾陇，当自武公之县絡、冀（前688）。（同上）

又：若谓“文公既东猎，则秦邑在西可知”。是又未知襄公二年（前776）徙居汧，见于《竹书》；又《封禅书索隐》引皇甫谧云：“文公徙都汧也。”曰：“自何徙？”曰：“自故西犬。庄公居故西犬丘也。”《正义》：“《括地志》云：故汧城在陇州汧源县东南三里。《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按此与《竹书》合），即此城。”《清统志》（二三六）所谓秦城也。张光远《先秦石鼓存诗考》，以贞观年间在今凤翔县南二十余里出土之石鼓，考定为秦襄公八年（前770）得歧西之地，建造“北国”后作。其《零雨》，赋猎罢归汧；《汧渔》，疑渔于弦蒲薮，或龙鱼川：统观石鼓之仆，皆以汧为归去。（同上）

[5]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郿县故城在岐州郿县东北十五里。毛苌云郿，地名也。秦文公车猎汧渭之会，卜居之，乃营邑焉，即此城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6] 【汇注】

郦道元：（汧）水出汧县之蒲谷乡弦中谷，决为弦蒲薮。《尔雅》曰“水决之泽为汧”，汧之为名，实兼斯举。水有二源，一水出县西山，世谓之小陇山，岩嶂高险，不通轨辙，故张衡《四愁》诗曰：“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坂长。”其水东北流，历涧注以成渊。潭深不测，出五色鱼，俗以为灵，而莫敢采捕，因谓是水为龙鱼水，自下亦通谓之龙鱼川。川水东径汧县故城北，《史记》秦文公东猎汧田，因遂都其地是也。（《水经注》卷十七《渭水上》）

程馀庆：郿县故城在凤翔府眉县东北十五里，即秦文公所营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曲英杰：秦文公时，营汧邑而居。《世本》云：“文公徙汧。”《史记·秦本纪》载：文公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据此，秦人以汧为都，当始于秦文公四年（公元前762年）。至秦宪公二年（公元前714年）徙都平阳，汧邑为秦都，凡四十九年。（《先秦都城复原研究·汧》）

又：文公所营汧邑，从其所云“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来看，当距非子所居秦邑（今甘肃清水县北）不远。《史记·封禅书》载：“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与非子养马于“汧渭之间”亦同。《秦本纪》所载“至汧渭之会”，当是其此次东猎之最东点，而非卜居营邑之地。《汉书·地理志上》载右扶凤属县“汧，吴山在西，古文以为汧山。雍州山。北有蒲谷乡弦中谷，雍州弦蒲薮。汧水出西北，入渭”。《水经注·渭水》载：“汧水之源龙鱼川，川水东径汧县故城北。《史记》秦文公东猎汧田（当为‘东猎汧渭之间’），因遂都其地是也。”其在今陕西陇县境，汉时为汧县。其名为汧，当源于汧水。（同上）

[7] 【汇注】

司马迁：作鄜畤后九年，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陈宝。（《史记·封禅书》）

【编者按】班固《汉书·郊祀志》文同。唯“命曰陈宝”下，尚存“作陈宝祠”四字。马非百于《秦集史·国君纪事三·文公》云：陈宝唐初改凤翔县，后改宝鸡县，亦取陈宝鸣鸡之义。然陈宝之真，失之久矣。《史记·索隐》引苏林云：“质如石似肝。”《水经注》卷七十云：“其色如肝。”意最近之。吾读《唐书》载：“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三月戊戌日晡天阴寒，有流星大如一斛器，坠于兖、郓间。声震数百里，野鸡皆雊。所坠之上，有赤气如立蛇，长丈余，至夕乃灭。”又载“十二年（公元817年）九月己亥夜，有流星起中天，首如瓮，尾如二百斛舡，长十余丈，声如群鸭飞，明若火炬，过月下西流，须臾有声，砻砻坠地。有大声如屋坏者三。在陈、蔡间”。又《史记·天官书》称：“旬始状如雄鸡，枉矢类大流星，望之如有毛羽然。”是古人描写陨石震声之大，多有用“野鸡夜雊”者，与《封禅书》言“野鸡夜雊”，情形正同。又所谓“从东方来，若雄鸡，其声殷云”，则与《唐书》之“声如群鸭飞，砻砻坠地”，及《天官书》之“状如雄鸡”，亦无二致。盖“若石”者，陨星即石也。“其色似肝”者，陨石成分多含铁质也。“光辉若流星”者，即星初陨时，与空气相摩擦，而发光之景象也。此论至章鸿钊氏始发之。吾以其极合于科学之解释。诚哉斯言，以作详解。

班　固：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汉书·郊祀志上》）

裴　骃：徐广曰：“鄜县属冯翊。”（《史记集解·秦本纪》）

司马贞：（鄜），音敷，亦县名。于鄜地作畤，故曰鄜畤。故《封禅书》曰“秦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史敦以为神，故立畤也。（《史记索隐·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三畤原在岐州雍县南二十里。《封禅书》云秦文公作鄜畤，襄公作西畤，灵公作吴阳上畤，并此原上，因名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　恢：鄜畤：文公五年（前761），东徙秦邑，十年（前756），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作鄜畤。《索隐》说即后之冯翊县是也。亦即今之“黄陵”。（《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襄公始国》）

又：远在秦襄公初立西畤（前770年），祠白帝，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止于鄜衍，于是作鄜畤（前756年），祭白帝，德公都雍，祠之。其后灵公作吴阳上畤（前422年），祭黄帝。献公徙栎阳，作畦畤（前368年），复祠白帝，盖因鄜畤祠黄帝而为黄陵，故王莽改阳周为上畤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五帝本纪·桥山黄陵》）

陈蒲清：鄜畤：设立在鄜（故址在今陕西省富县）的祭天地之处。（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张大可：《索隐》谓立畤于鄜县，《正义》谓立畤于雍县南二十里的三畤原上。三畤原在今陕西凤翔县，而鄜县在陕西洛川东南。其时文公势力未达陕北，应从《正义》，鄜畤在雍。（《史记全本新注·秦本纪》）

[8] 【汇注】

陈蒲清：牢，祭祀用的牲畜。三牢，指牛、羊、猪。（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9] 【编者按】：“初有史以纪事”，把史官的设置特写一笔。这是秦国史官记录的开始，亦可见文公在历史上的重要贡献。作为史官的司马迁，对历史记载特为重视，此亦可见一斑。

[10] 【汇注】

程馀庆：举止不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11] 【汇注】

司马光：平王二十一（年），秦文公大败戎师，收周余民有之，北至岐。岐以东归之王。（《稽古录》卷十《周》下）

梁玉绳：郑《秦诗谱》云“横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孔《疏》曰：“如郑言，是全得西畿，与《本纪》异。按终南山在岐之东南，大夫戒襄公已引终南为喻，则襄公亦得岐东，非唯自岐以西也。如《本纪》之言，秦之东境终不过岐。而春秋之时，秦境东至于河，襄公已后，更无功德之君，复是何世得之，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纪》不可信。”余谓郑《谱》固误，孔《疏》尤误。终南隔渭相望，诗人起兴，不必定是得岐东。秦地至河在晋惠公献地后，乃穆公创霸时事，《左传》及《本纪》甚明，不得言襄公后无功德之君，秦地即至河也。至献岐东之说，或者秦献之而周不能有，遂仍入于秦乎？（《史记志疑·秦本纪》）

张习孔：前750年辛卯，周平王二十一年，鲁惠公十九年，秦文公十六年……秦文公伐戎，败之于岐，收周余民而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于周（从《史记·秦本纪》，今本《纪年》系于平王十八年）。（《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汇评】

吴见思：一结。秦五盛。（《史记论文·秦本纪》）

[12] 【汇注】

班　固：作鄜畤后九年，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方来，集于祠城，若雄雉，其声殷殷云。野鸡夜鸣，以一牢祠之，名曰陈宝。（《汉书·郊祀志上》）

司马贞：按：《汉书·郊祀志》云：“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来，若雄雉，其声殷殷云，野鸡夜鸣，以一牢祠之，号曰陈宝。”（《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国维：《史记·秦本纪》：“文公十九年，获陈宝。”而《封禅书》言：“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坂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雉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雊，以一牢祠，名曰陈宝。”是秦所得陈宝，其质在玉石间，盖汉益州金马碧鸡之比。秦人殆以为《周书·顾命》之陈宝，故以名之。（《观堂集林》一《陈宝说》）

王　圻：秦文公十九年，陈仓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怪，将献之，道逢二童子，谓之曰：“子知彼乎？名曰，常在地中食死人脑，若欲杀之，以柏东南枝插其首，则死矣。”亦语曰：“此二童子名为陈宝，得其雄者王，得其雌者霸。”于是陈仓人遂弃而逐二童子。童子化为雉，飞入平林。陈仓人以告文公，文公发徒大猎，得其雌者，化而为石，置之汧渭之间，立为祠，名曰陈宝。雄飞南阳，今南阳雉县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县。每陈仓祝时，有赤光长十余丈，从雉县来，入陈仓祠中，有声如雄雉，世谓之宝夫人祠。（《稗史汇编》卷一百五十九《禽兽门·二童化雉》）

王　恢：陈宝：《渭水注》：“陈仓县有陈仓山，山上有陈宝鸡鸣祠。”《括地志》：“宝鸡神在陈仓县东二十里故陈仓城中。”唐改陈仓为宝鸡。（《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襄公始国》）

[13] 【汇注】

裴　骃：张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汇评】

黄淳耀：三族之罪，始于秦文公，而商鞅因之，汉祖名为除秦苛政，然始定天下，即族信、越。文帝甫除收孥相坐律令，旋族新垣平，是后武帝数兴大狱，而秦法遂终汉世不变。吾故谓汉非杂霸也，杂秦耳。呜呼！秦之遗孽毒甚矣哉！秦自穆公三置晋君，以后尝与晋更相强弱，至六卿内相攻，晋始不能有加于秦。然晋尚为一也。至智伯死，分其国为韩、赵、魏，而晋析为三矣。夫以全晋之势，尚与秦更相强弱，析而为三，则安望其能支秦哉？吾故曰：三晋为诸侯，秦取天下之大窾也。（《陶庵集》卷七《秦本纪》）

程馀庆：秦法自来惨刻如此。（《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编者按】“法初有三族之罪”，特写一笔，亦见秦法严酷之源。司马迁对秦文公时期“初有史以纪事”“法初有三族之罪”等重大事件特别提示，显示出史学家的敏锐眼光。

[14] 【汇注】

裴　骃：徐广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本，有牛从木中出，后见于丰水之中。”（《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大梓树在岐州陈仓县南十里仓山上。《录异传》云‘秦文公时，雍南山有大梓树，文公伐之，辄有大风雨，树生合不断。时有一人病，夜往山中，闻有鬼语树神曰：“秦若使人被发，以朱丝绕树伐汝，汝得不困耶？”树神无言。明日，病人语闻，公如其言伐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其后牛出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有骑堕地复上，发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头。汉、魏、晋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按：今俗画青牛障是。（《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　恢：南山：《渭水注》，山在宝鸡县南十里渭水北岸。孙星衍谓为大散关之陈仓山，盖据《明统志》说。（《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襄公始国》）

泷川资言：大梓、丰、大特，盖戎名。（《史记会注考证》卷五《秦本纪》）

施之勉：按：《续书舆服志》曰：皇后簪珥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九华（《晋志》作“为支相缪，八爵九华”）。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诗所谓副笄六珈者。是丰大特，为六兽之一也。《玉篇》：特，牡牛也。则大特，为大牡牛。丰，则丰水也。大梓，牛神，《录异传》是也。《考证》以大梓、丰大特为戎名，其误甚矣。（《史记会注考证订补·秦本纪》）

[15] 【汇校】

裴　骃：徐广曰：“文公之四十四年，鲁隐之元年。”（《史记集解·秦本纪》）

顾炎武：古人主但有追尊其父兄，无尊其子弟者，唯秦文公太子卒，赐谥为竫公。（《日知录·追尊子弟》）

吴见思：未立而谥公，故曰赐也。（《史记论文·秦本纪》）

王叔岷：按：《秦始皇本纪·赞》后所附《秦纪》竫亦作静。《秦诗谱·疏》引竫作靖，下同。竫、静、靖古并通用。（《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评】

俞　樾：文公四十八年，太子卒，赐谥为竫公。又哀公卒，太子夷公早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为惠公。夫太子而爵之以公，非礼也。当时诸侯所未有也。至唐而高宗谥太子宏为孝敬皇帝，玄宗谥其兄宪为让皇帝，德宗谥其兄琮为奉天皇帝，代宗谥其弟絯为承天皇帝，皆非可为典要也。（《湖楼笔谈》卷三）

[16] 【汇注】

司马迁：文公立，居西垂宫。五十年死，葬西垂。（《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纪附》）

裴　骃：徐广曰：“皇甫谧云葬于西山，在今陇西之西县。”（《史记集解·秦本纪》）

王在晋：秦文公墓：麦积山下秦岭。《史记》秦文公、宁公皆葬于西山，今陇西西县，盖此地也。（《历代山陵考》卷上《巩昌府》）

程馀庆：在西县。后宁公亦葬此，故号秦陵山。（《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钱　穆：汉西县，今甘肃天水县西南。西周秦地皆在今陕西境，文公卜居汧渭之会，岂有远葬陇西之理？《正义》之辨是也。今宝鸡县西北。（《史记地名考》卷八《秦地名》）

王　恢：《始皇纪》：襄公、文公葬西山，《括地志》：“宁公墓在陈仓西北三十七里秦陵山。”《正义》曰：“文公亦葬西山，盖秦陵山也。”西山，盖西垂之西山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秦先居今山西》）

陈蒲清：西山：在今甘肃省天水县西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7]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一作‘曼’。”（《史记集解·秦本纪》）

梁玉绳：《始皇本纪》末《秦纪》作“宪公”，《人表》同，即《索隐》于《秦记》引《秦本纪》亦作“宪公”，则“宁”字以形近致讹，此与《年表》并当改为“宪公”。徐广谓“宁一作‘曼’”，非。（《史记志疑·秦本纪》）

梁玉绳：宪公始见《史·始皇纪》，末《秦纪》。生十岁立，徙平阳。立十二年。葬西山（而《秦纪》言居西新邑，葬衙）。按：《史》文公生竫公，不享国而死。竫公太子宪公立，是文公孙也。此以为子，误。又《史·秦纪》《侯表》宪并作宁，二字形近。疑今本《纪》《表》讹，观《索隐》引《秦纪》称“宪公”可验。至《集解》一作“曼”，尤非。（《汉书人表考》卷六《秦宪公》）

张文虎：“宁公”，《志疑》（编者按：梁玉绳《史记志疑》）云：“《秦记》作‘宪公’，《索隐》引《秦本纪》亦作‘宪公’，则‘宁’字以形近致讹。”按：《汉书·人表》亦作“宪公”，梁说似是。然《秦风谱·疏》《水经汳水注》《元龟》百八十二引《史》皆作“宁公”，则作“宁”之本已久。（《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马非百：宪公，《史记·秦本纪》及《十二诸侯年表》均作宁公，据1978年1月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出土秦公钟、秦公镈铭文均记有文公、竫公、宪公三代人之世系，与《秦始皇本纪》所附《秦记》相符。证明《本纪》及《年表》作宁公者实有讹误。竫与静通，见《后汉书·崔骃传》朱骏声说。《集解》云宁一作曼，尤非。（《秦集史·国君纪事四·宪公》）

赵生群：出土秦公钟、秦公镈皆作“宪公”，今据改。下“宁公二年”“宁公生十岁立”及注文皆同改。（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秦本纪》）

宁公二年，公徙居平阳[1]。遣兵伐荡社[2]。三年，与亳战[3]，亳王奔戎，遂灭荡社[4]。四年，鲁公子翚弑其君隐公[5]。十二年，伐荡氏，取之。宁公生十岁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6]。生子三人，长男武公为太子。武公弟德公[7]，同母。鲁姬子生出子[8]。宁公卒，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9]。出子六年，三父等复共令人贼杀出子[10]。出子生五岁立，立六年卒[11]。三父等乃复立故太子武公[12]。

[1] 【汇校】

王叔岷：按：《水经·渭水注》《秦诗谱疏》引“徙”上并无“公”字，疑涉上文而衍。又《诗疏》引徐注作“今郿县平阳亭是也”。《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郦道元：汧水东南历慈山东南，径郁夷县，径平阳故城南，《史记》秦宁公二年徙平阳，徐广曰：故眉之平阳亭也。（《水经注》卷十七《渭水上》）

裴　骃：徐广曰：“郿之平阳亭。”（《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帝王世纪》云秦宁公都平阳。按：岐山县有阳平乡，乡内有平阳聚。《括地志》云：“平阳故城在岐州岐山县西四十六里，秦宁公徙都之处。”（《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　恢：平阳：宁公二年（前714），徙居平阳。宁公，《始皇纪》作宪公，居西新邑。是平阳即西新邑，以其新邑于秦邑之西，故有是称。《渭水注》：“汧水是郁夷来，迳平阳故城南，《秦纪》宁公二年徙居平阳，徐广曰：眉之平阳亭也。汧水又东入渭。”故城在今凤翔西南、汧水北岸。《本纪》武公居平阳封宫。卒，葬雍平阳。其子白，封于平阳。按汉置眉县，后魏复曰平阳。《括地志》说在岐山县，非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奠基关陇》）

张永禄：“平阳邑”，春秋时期秦国的都城。在今陕西省宝鸡县东阳平镇附近。从秦宪（宁）公二年（公元前714年）经出子和武公，到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共38年。“宁公二年（公元前714年），公徙居平阳”。“武公享国二十年，居平阳封宫”。阮氏《积古斋钟鼎款识》卷九有平阳封宫铜器。《集解》平阳：“眉之平阳亭。”《正义》引《帝王世纪》：“秦宁公都平阳。按：岐山县有平阳乡，乡内有平阳聚。”《括地志》：“平阳故城在岐州岐山县西四十六里，秦宁公徙都之处。”据上述记载，秦平阳应在今宝鸡县东阳平镇附近。1978年在阳平镇西太公庙出土窑藏秦公钟等八件铜器，是历来发现春秋秦国铜器最重要的一批，这是一个春秋时期的遗址。1964年曾在阳平镇西北秦家沟发掘了分布密集的春秋秦国墓，出土许多春秋秦国陶器、铜器。根据太公庙与秦家沟遗址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层与文献记载的秦都平阳是符合的。（《汉代长安词典·地理环境·平阳邑》）

王学理等：秦自襄公起，基本是沿着渭水向东发展的。如果说汧渭之会的陈仓是秦人东进过程中在渭水北岸建立的第一个据点，那么平阳就是第二个据点。（《秦物质文化史》第三章《都邑·平阳》）

又：《史记·秦本纪》载：“宁（宪）公二年，公徙居平阳。”平阳是宪公新立的都邑，又叫西新邑。（《秦始皇本纪》）武公“居平阳封宫”，如此则宪公、武公均以平阳为都邑。……平阳封宫，战国秦汉间作为离宫长期存在过。《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九有“平阳封宫”铜器一件，刻“平阳封宫”四字。可能属于汉平阳宫的用器。又有衡器“平阳斤”（《考古图》）上刻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及秦二世补刻诏辞，当为平阳宫或平阳城中之物。《汉书·郊祀志》：汉成帝时“雍大雨，坏平阳宫垣”。平阳宫北倚今凤翔塬，故宫墙被来自塬上的洪水冲毁。1978年1月下旬宝鸡县杨家沟乡太公庙出土了一窖青铜器，内有铜钟五件，镈三件。钟、镈均铸有长篇铭文。根据铭文开首“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或（国）。剌剌邵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邵合皇天，以虢事蛮方”，可推知铜器的主人乃东伐彭戏氏而至华山，诛三父夷三族、西伐邽、冀之戎、县杜、郑，灭小虢的秦武公。太公庙村西距古岐州岐山县城近五十里，西距今阳平镇五里余，钟、镈出土之处发现不少灰坑，显系长期居住之故，由于秦武公钟、镈等公室重器在这里出土，故宪公、武公所居之平阳可能就在这一带。至于《集解》与《太平寰宇记》所说的郿县故城，是由北魏改郿县为平阳县，后人未加详辨，以致误托成说。（同上）

又：（秦宪公徙居）平阳，故址在今宝鸡县太公庙。建都时间37年（公元前714～前677年）。（同上）

曲英杰：平阳所在，据《水经注·渭水》载：“汧水东历慈山东南，迳郁夷县北、平阳故城南。《史记》秦宁公二年徙平阳。徐广曰：故郿之平阳亭也。城北有汉邠州刺史赵融碑，灵帝建宁元年立。汧水又东流，注于渭水。”……惟“郁”下当补一“夷”字，原文为“故郁夷之平阳亭”。据此，平阳当在今陕西宝鸡县（虢镇）西北，汧水北岸，隔汧水与汉郁夷县地相望。《括地志》云：“平阳故城在岐州岐山县西四十六里，秦宁公徙都之处。”《史记正义》按：“岐山县有阳平乡，乡内有平阳聚。”当即指其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平阳》）

[2] 【汇注】

裴　骃：徐广曰：“荡音汤。社，一作‘杜’。”（《史记集解·秦本纪》）

司马贞：西戎之君号曰亳王，盖成汤之胤。其邑曰荡杜。徐广云一作‘汤社’，言汤邑在杜县之界，故曰汤杜也。（《史记索隐·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雍州三原县有汤陵。又有汤台，在始平县西北八里。”按：其国盖在三原始平之界矣。（《史记正义·秦本纪》）

梁玉绳：余谓荡即“汤”，古字通用。西戎亳王号汤，“社”乃衍文，“杜”字亦非。《水经注》二十三卷引此纪作“汤”，无“社”字，可证。汤在杜县之界，后人以“杜”字注其下，混入本文，而又讹为“社”耳。《周本纪》论杜中，徐广云“一作‘社’”。亦讹“杜”为“社”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陈蒲清：荡社：地名。《史记索隐》：“西戎之君，号曰亳王，盖成汤之胤，其邑曰荡社。”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一说在今陕西省兴平县附近。（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3] 【汇注】

皇甫谧：亳王号汤，西夷之国也。（《帝王世纪辑存·秦第六》）

裴　骃：皇甫谧云：“亳王号汤，西夷之国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王　恢：亳：皇甫谧曰：“亳王号汤，西夷之国也。”《渭水注》从其说：“《秦纪》宁公灭汤。周桓王时有亳王号汤，乃西戎之国，葬于徽（徽，故城在今澄城县西南二十五里）者也。”杜在长安东南。《括地志》：“三原县有汤陵，始平县西北八里有汤台。”《纪要》（五三）：“荡社在三原县西南。”毕沅《长安志校正》：“其国盖在三原、始平界。”傅斯年：“亳乃西戎君长，居杜县，当由犬戎之乱，入据畿甸。”（见陈槃《不见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国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奠基关陇》）

陈蒲清：亳：西戎中的一支；或说是汤的后裔；或谓地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4] 【汇注】

程馀庆：在西安府富平县西南。按西戎之君号亳王，盖成汤之裔。其邑曰荡社，一作“汤杜”，言汤邑在杜县之界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荡社：宁公二年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徐广曰：“一作汤杜，言汤邑在杜县之界，故曰汤杜也。”《封禅书》徐又曰：“京兆杜县有亳亭，则‘社’字误。合作‘于杜亳’，且据文列于下皆是地邑，则杜是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奠基关陇》）

又：顾按其实，为云：“……伐亳。三年，与亳战，亳王汤奔戎，遂荡其社。”（同上）

[5] 【汇注】

张守节：（翚），音晖，即羽父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弑君附见，同世家体。（《史记论文·秦本纪》）

刘咸炘：书鲁翚弑隐公，盖亦以《春秋》讳之。尚镕谓伤鲁不能讨贼，不如秦武公，凿矣。（《太史公书知意·秦本纪》）

[6] 【汇校】

泷川资言：枫、三、南本，“西”上有“岐”字。（《史记会注考证》卷五《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秦宁公墓在岐州陈仓县西北三十七里秦陵山。《帝王世纪》云秦宁公葬西山大麓，故号秦陵山也。”文公亦葬西山，盖秦陵山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7] 【汇注】

梁玉绳：秦德公，武公弟，始见《秦纪》《侯表》《封禅书》。居雍城。生三十三岁而立，二年卒。葬阳。（《汉书人表考》卷六《秦德公》）

[8] 【汇注】

张守节：德公母号鲁姬子。（《史记正义·秦本纪》）

郭嵩焘：武公弟德公，同母。鲁姬子生出子。按德公与武公同母，出子自出鲁姬子，文义甚明，《正义》误。（《史记札记·秦本纪》）

陈蒲清：同母：指德公与武公同母。鲁姬子：宁公之妾。鲁或作“曾”。（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因下有三人事先于此总提法好。（《史记论文·秦本纪》）

[9] 【汇校】

郭嵩焘：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按：大庶长，秦爵名。疑威垒亦秦所置官，《汉书·百官表》武帝平南越增七校，一曰中垒。威垒，或秦校尉之属。（《史记札记·秦本纪》）

【汇注】

陈　直：《考证》：冈白驹曰：大庶长、威垒官名，弗忌、三父人名。（《史记新证·秦本纪》）

又：直按：秦爵二十级，一级曰公士，至十九级为关内侯，二十级为通侯，一般人以为商鞅创法。证以本文，秦当春秋初年，即有此制度。威垒疑官名，冈白驹之说是也。威垒虽不见于其他文献，当与汉代中垒校尉相似，又《秦始皇本纪》后附记作“威累”，与本文相异。（同上）

马非百：出子，一曰出公（《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汉书·古今人表》）。宪公之子也。宪公生子三人，长男武公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鲁姬子生出子。宪公死，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居西陵。（《秦集史·国君纪事五·出子》）

[10] 【汇注】

马非百：六年，弗忌、威垒、三父复共令人贼杀出子于鄙衍。（《秦集史·国君纪事五·出子》）

[11] 【汇注】

王学理等：另据《秦始皇本纪》载：“出子享国六年，居西陵。”《索隐》“一云居西陂”，这个“西陵”在什么地方，今已无法稽考，但根据出子是“三父”废掉太子武公而改立的小孩子，并在位仅六年，如果说一个小孩子在六年之内能更立新都，则完全无此可能。因此，这个“西陵”很可能是平阳内的一个宫室名，如同平阳封宫一样。（《秦物质文化史》第三章《都邑·平阳》）

[12] 【汇注】

梁玉绳：秦武公始见《史·秦纪》《侯表》。立二十年。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六十六人。按《史》言武公是太子，为宪公长男。武公弟德公、出子，故云出公兄。（《汉书人表考》卷六《秦武公》）

武公元年，伐彭戏氏[1]，至于华山下[2]，居平阳封宫[3]。三年，诛三父等而夷三族[4]，以其杀出子也[5]。郑高渠眯杀其君昭公[6]。十年，伐邽、冀戎[7]，初县之[8]。十一年，初县杜、郑[9]。灭小虢[10]。

[1] 【汇校】

王叔岷：王国维云：“，古文鱼字。古鱼、吾同音，故往往假、䱷为吾。衙从吾声，亦读如吾。《秦本纪》：‘武公元年，伐彭戏氏。’《正义》曰：‘戎号也。盖同州彭衙故城是也。’戏盖之伪字矣。”（《鬼方昆夷狁考》，《观堂集林》十三）按：“戏”盖“”之形误，世人少见“”，多见“戏”，故致误耳。（《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戏音许宜反，戎号也。盖同州彭衙故城是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戏，戎号。今同州府白水县东北六十里彭衙故城是。（《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张永禄：衙县，一名彭衙。县名。在今陕西省白水县。春秋时为秦彭衙邑。《左传》文公二年：“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即此。《史记》秦武公元年伐彭戏氏。《史记正义》：“戏，戎号也，盖同州彭衙故城是也。”汉置衙县，属左冯翊。……今白水县城东北30公里彭衙村（南彭衙，北彭衙）即故衙县县城。（《汉代长安词典》一《地理环境·衙县》）

[2] 【汇注】

张守节：即华岳之下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3]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一云居平封宫。”（《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汇注】

程馀庆：在郿县故平阳城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4] 【汇校】

吴汝纶：“父等”一作“庶长”。（《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

【汇注】

司马光：周庄王二年，秦武公讨三父，夷三族。（《稽古录》卷十《周》下）

【汇评】

凌稚隆：按“夷三族”与上“初有三族之罪”相叫应。（《史记评林·秦本纪》）

[5] 【汇评】

徐孚远：诛三父，不以废太子为罪，而以杀出子为罪，武公不私也，刑正其名矣。（《史记测议·秦本纪》）

牛运震：“以其杀出子也”。点逗明白有法，且见武公用刑之正。（《史记评注·秦本纪》）

程馀庆：诛三父不以废太子为罪，而以杀出子为罪，武公不私也。刑正其名矣！鲁竖牛为叔孙氏杀二子，立昭子。然讨竖牛者即昭子也。三父为秦杀出子，而立武公；然讨三父者即武公也。假手藏机天人之间妙有微意。使二人枉作贼臣，巧哉！（《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6] 【汇注】

司马贞：高渠眯《春秋》鲁桓公十七年《左传》作“高渠弥（原按：眯、弥同音通假）”也。（《史记索隐·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弑君附见。（《史记论文·秦本纪》）

[7] 【汇注】

裴　骃：《地理志》陇西有上邽县。应劭曰：“即邽戎邑也。”冀县属天水郡。（《史记集解·秦本纪》）

程馀庆：上邽故城在秦州西六十里，故冀城在巩昌府伏羌县东。（《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邽：武公续向东拓展，元年（前607）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为除后顾忧，十年（前688）逾陇县邽、冀，旋复县杜、郑；号小虢。《汉志》陇西郡上邽县，应劭曰：“《史记》故邽戎邑也。”《渭水注》：“渭水历县北邽山之阴。上邽，故邽戎国也，秦武公十年县之。”杨（守敬）：“《秦州志》，上邽故城在州南五十里街子口，故址犹存，土人掘土，往往得古器。”（《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奠基关陇》）

又：冀：《汉志》天水郡冀县。《渭水注》：“渭水北迳冀县城北，秦武公十年伐冀戎，县之。”冀县故城在今甘谷县南。此为国史“初县”之始。（同上）

陈蒲清：邽：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县西南），当时戎地。冀：在今甘肃省甘谷县东南，当时戎地。（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8] 【汇注】

瞿方梅：此时于鲁为庄公六年，去周东迁未远，当为后世置县之始。（《史记三家注补正·秦本纪》）

童书业：《秦本纪》载武公所立县，或即“县鄙”之意，以春秋时秦国尚甚落后，未必能有县制。《史记·秦本纪》及《商君传》载商鞅变法，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在此之前，似未有真正之县制也。（《春秋左传研究·春秋左传考证》第一卷）

张家英：县的设置，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当时的大国如晋、楚、秦等，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为了加强边境防守，常常把新兼并来的小国或地方设置为县。最初的县都设置在边境地区，其防卫守护作用是明显的。当然，由于这些县直接受制于君主，也便于君主的直接控制与统治。秦武公十年初县邽、冀，这是在其西部边境置县。后来，直到战国初期，置县的范围扩展到了东部边境。例如武公“十一年，初县杜、郑”（182）；厉共公“二十一年，初县频阳”（199）；献公六年，“初县蒲、蓝田、善明氏”（715）。

春秋末期，晋国出现了郡。最初的郡，其地位较县为低。《左传·哀公二年》所载赵简子语：“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就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战国时期，郡的地位大为提高，郡统管县的制度就固定下来了。

秦国的县，每县设有县令，其下设有主管民政的县丞和主管军事的县尉，还设有县啬夫、县司马、县司空等官职。与县平行的“道”，则设于少数民族居住集中的地区（见《云梦秦简》《睡虎地秦墓竹简》）。（《〈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本纪》）

[9] 【汇注】

裴　骃：《地理志》京兆有郑县、杜县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下杜故城在雍州长安县东南九里，古杜柏国。”“郑，华州郑县也。《毛诗谱》云郑国者，周畿内之城。宣王封其弟于咸林之地，是为郑桓公。”按：秦得皆县之。（《史记正义·秦本纪》）

牛运震：“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按：此即秦设郡县之始。（《史记评注·秦本纪》）

程馀庆：下杜故城在西安府东南十五里，古杜伯国。同州府华州北故郑城，郑桓公所封国。今秦得皆县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杜：《汉志》：“京兆尹杜陵，故杜伯国。”《渭水注》：“泬水西北迳下杜城，即杜伯国也。”又，“狗枷川北迳杜陵东。元帝初元元年，葬宣帝杜陵，北去长安五十里，陵之西北有杜县故城，秦武公十一年县之。汉宣帝元康元年以杜东原上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括地志》：“下杜故城在长安县东南九里，古杜伯国。”《清统志》（二二八）：“下杜城在长安南杜、鄠二县之间。应劭以为杜陵之聚落者最合。”按：近年考古考定：杜陵故城在今西安市东南二十里少陵原上，即乐游原。其东，即杜曲；其南即秦二世所葬，史称杜南；陵西，即杜甫旧宅。（《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奠墓关陇》）

又：郑：《汉志》：“京兆尹郑，周宣王弟郑桓公邑。”《世本》云：“郑桓公居棫林，徙拾。”宋衷注曰：“棫林与拾皆旧地名，自封桓公乃改名郑耳。”《清统志》（二四四）“故城在华县北二里。《郡国县道记》云：古城连接今城，官路经其中。”按：华县东属晋阴晋地。拾即，王子余臣之所居。晋灭王，以其地为阴晋。秦惠王六年（前332）魏始纳于秦。秦遂改曰宁秦。（同上）

张永禄：杜城，又称下杜城、杜县，在今西安市西南十五里杜城村。《汉书·高帝纪》赞文颜师古注：“西周成王灭唐，迁至为杜柏国。”周宣王杀杜伯，至秦武公十一年（公元前687年）置杜县。在杜城曾出土“秦杜虎符”。汉代杜县隶京兆尹，汉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在杜县东原（少陵原）上营建杜陵，置县为杜陵县，改故杜县为下杜城。《长安志》：“杜县故城在长安县南十五里，其城周三里一百七十三步。”（《汉代长安词典》一《地理环境·杜城》）

又：郑县，即今陕西省华县。西周为周宣王母弟郑桓公封邑，秦武公十一年（公元前687年）置郑县，北魏于郑县置东雍州，西魏改设华山郡华州，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撤销郡州，唐复设华州，也曾改设过镇国军，宋改镇潼军，金改金安军，元撤销郑县，地入华州。《元和郡县志》：郑县“本秦旧县，汉属京兆，后魏置东雍州，其县理移在州西七里。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州废移入州城，隶属雍州。至三年，以州城屋宇壮丽，置太华宫，县即权移县东，四年宫废，又移入城”。古郑城在县理西北三里，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新筑罗城及古郑城，并在罗城内。（同上）

郭盼生：杜氏，相传本姓祈，是帝尧的后裔，至周为唐杜氏。成王灭唐，改封唐氏子孙于杜城，为杜伯国。今西安市雁塔区的杜城堡、杜城庵，即杜伯国京城之遗址。秦武公十一年（前687年），秦灭杜，设杜县，这就是秦国最早的县，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设置的两个县之一。1978年，杜城之西的沈家桥村出土“杜虎符”，就是秦惠文君时调动杜县地方军队使用的信物，上面有40个错金字：“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殹！”这一珍贵文物，现存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载《陕西史志》1995年第1期）

张习孔：前687年，甲午，周庄王十年，鲁庄公七年，秦武公十一年，四月，《春秋》：“辛卯（五日），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此为世界有关天琴座流星雨之最早记载。（《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王学理等：《正义》引《括地志》：“下杜故城在雍州长安县东南九里，古杜伯国。”秦在虎符出土地北沈家桥的东南尚有“杜城村”。在秦的诸公、诸王中，以至到秦始皇称帝，称“君”的只有秦惠文王。而且是在“公”之后、“王”之前唯一的一个过渡称号。可知秦杜虎符是秦惠文王初年颁发给杜地的兵符。（《秦物质文化史》第四章《军事·军权》）

[10] 【汇注】

裴　骃：班固曰西虢在雍州。（《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虢音古伯反。《括地志》云：“故虢城在岐州陈仓县东四十里。次西十余里又有城，亦名虢城。《舆地志》云此虢文王母弟虢叔所封，是曰西虢。”按：此虢灭时，陕州之虢犹谓之小虢。又云：小虢，羌之别种。（《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虢仲之后，留于岐，为小虢，故城在宝鸡县东五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十三年，齐人管至父、连称等杀其君襄公[1]，而立公孙无知。晋灭霍、魏、耿[2]。齐雍廪杀无知、管至父等而立齐桓公[3]。齐、晋为强国[4]。

[1] 【汇校】

梁玉绳：《左传》事在秦武公之十二年。（《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弑君附见。（《史记论文·秦本纪》）

[2] 【汇校】

张　照：《左传》，弑襄公，秦武十二年事；立齐桓公，秦武十三年事。与《年表》同，与此异。（《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又：《晋世家》献公之十六年，灭霍、魏、耿，据《年表》，是年为秦成之三年，此作武公十三年，相隔二十四年。（同上）

梁玉绳：晋灭三国在秦成公三年，此书于武公十三年，相隔二十四载，宋叶大庆《考古质疑》纠之矣。（《史记志疑·秦本纪》）

张文虎：“晋灭霍、魏、耿”，按：《十二诸侯年表》及《晋世家》，事在晋献公十六年，当秦成公三年，疑此文错简，非记载之误。《索隐》系“曲沃”条上，则已同今本。（《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郭嵩焘：按：《晋世家》晋灭霍、魏、耿在献公十六年，当秦成公三年，《年表》所载同；此独误书于武公十三年。（《史记札记·秦本纪》）

俞　樾：“晋灭霍、灭耿、灭魏”，在献公十六年，为鲁闵公元年，《晋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并与《左氏》合，而《秦本纪》乃系之武公十三年。按：武公十三年为鲁庄公九年，是时曲沃未并晋，晋侯湣二十二年，曲沃武公三十一年，尚非献公也。（《湖楼笔谈》卷三）

【汇注】

司马贞：《春秋》鲁闵公元年《左传》云“晋灭耿，灭魏，灭霍”，此不言魏，史阙文耳。又《传》曰：“赐毕万魏，赐赵夙耿。”杜预注曰：“平阳皮氏县东南有耿乡，永安县东北有霍太山。三国皆姬姓。”（《史记索隐·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霍，晋州霍邑县，又春秋时霍伯国。”韦昭云“霍，姬姓也。”《括地志》云：“故耿城，今名耿仓城，在绛州龙门县东南十二里，故耿国也。《都城记》云，耿，嬴姓国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故霍城在平阳府霍州西十六里，故耿城在绛州河津县南十二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成·秦本纪》）

[3] 【汇校】

王念孙：“雍廪”本作“雍林人”，此后人依《左传》改之也。《齐世家》曰：“齐君无知游于雍林，雍林人尝有怨无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袭杀无知。”是史公误以雍林为邑名。……此文亦当云“齐雍林人杀无知”，故《正义》曰“雍林邑人”，此正释“雍林人”三字也。后人改“雍林”为“雍廪”，又删去“人”字，非史公之意矣。又按《正义》内有“雍，于宫反；廪，力甚反”八字，亦后人所加。“雍”字不须作音……且《正义》既作“雍林”，则又不当有“廪，力甚反”之音。故知此八字皆后人所加也。（《读书杂志·史记第一》）

张文虎：“雍廪”，《齐世家》作“雍林人”。《杂志》云本作“雍林人”，此后依《左传》改。（《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张家英：王念孙氏以为“‘雍廪’本作‘雍林人’”，其论据有三。而细察之，皆不甚确实。（《〈史记〉十二本纪疑诂·读〈读书杂志·史记杂志〉札记》）

【汇注】

张守节：雍，于宫反。廪，力甚反。是雍林邑人姓名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陈士元：朱子曰：齐桓公名小白。元按：《左传》小白，齐僖公庶子也。《齐世家》云：僖公卒，太子诸儿立，是为襄公。僖公同母弟夷仲之子曰公孙无知，弑襄公而自立为齐君。未几，为雍林人所杀。初，襄公无道，群弟恐祸及，故次弟小白奔莒，鲍叔傅之。次弟纠奔鲁，管仲、召忽傅之，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于莒。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小白佯死，管仲使报鲁，鲁送纠者行益迟。六日至齐，则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为桓公。发兵距鲁，秋，与鲁战于乾时，鲁败走，齐绝鲁归道，遗其书曰：“子纠，兄弟，弗忍诛，请鲁自杀之。召忽、管仲，仇也，请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将围鲁。”鲁人患之，遂杀子纠于笙渎，召忽自杀。管仲请囚以往，鲍叔牙迎管仲及堂阜，而脱桎梏，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引自《湖海楼丛书·论语类考》卷九《齐桓公》）

[4] 【汇注】

郭嵩焘：按晋自文公霸诸侯始为强国，献公以前固不逮齐、楚之强也。（《史记札记·秦本纪》）

马非百：十三年，晋灭霍、魏、耿。齐雍廪杀无知、管至父等而立齐桓公。鲁欲与纠入齐，后桓公，桓公距之，生致管仲。鲍叔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从之。于是齐、晋为强国。（《秦集史·国君纪事五·武公》）

十九年，晋曲沃始为晋侯[1]。齐桓公伯于鄄[2]。

[1] 【汇注】

司马贞：晋穆侯少子成师居曲沃，号曲沃桓叔，至武公称，灭晋侯缗，始为晋君也。（《史记索隐·秦本纪》）

马非百：十九年，曲沃武公灭晋侯缗，以宝献周。周命武公为晋君，并其地。（《秦集史·国君纪事五·武公》）

张习孔：前678年，癸卯，周僖王四年，鲁庄公十六年……秦武公二十年，周命曲沃武公为诸侯。曲沃武公灭翼，尽以其宝器赂献周僖王。僖王使卿士虢公命武公以一军为晋侯，是为晋武公（从《左传》，《史记》系于上年）。（《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2] 【汇校】

王叔岷：按：重刊北宋“监本”、黄善夫本齐并作亝，下文“齐桓公伐山戎”，亦并作亝。亝，古齐字。（《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伯”音“霸”。（《史记正义·秦本纪》）

瞿方梅：鲁庄十四五年，齐桓公再会诸侯于鄄地，《齐世家》所谓诸侯会桓公于鄄而桓公始霸是也。鄄甄同声通用，段氏《说文》鄄字注曰：今山东曹州府濮州，州东二十里，有鄄城废县，即此。（《史记三家注补正·秦本纪》）

陈蒲清：鄄（juàn）：今山东鄄城县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齐晋事插序。（《史记论文·秦本纪》）

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阳[1]。初以人从死[2]，从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阳[3]。立其弟德公。

[1] 【汇注】

司马迁：武公享国二十年，居平阳封宫，葬宣阳聚东南。（《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纪附》）

[2] 【汇注】

陈蒲清：从死：以活人殉葬。（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牛运震：“初有史以纪事”。“法初有三族之罪”。“初以人从死”。此皆志其大事与其始虐，所以为本纪体也。（《史记评注·秦本纪》）

【编者按】“初以人从死”，此乃春秋时期历史大事，特笔点醒。可与后文“献公元年，止从死”参看。

[3] 【汇注】

张守节：即雍平阳也。平阳时属雍，并在岐州。解在上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1]。以牺三百牢祠鄜畤[2]。卜居雍[3]。后子孙饮马于河[4]。梁伯、芮伯来朝[5]。二年，初伏[6]，以狗御蛊[7]。德公生三十三岁而立，立二年卒[8]。生子三人[9]：长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长子宣公立[10]。

[1] 【汇注】

班　固：作陈宝祠后七十一年，秦德公立。卜居雍，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汉书·郊祀志上》）

皇甫谧：秦德公徙都雍。（《帝王世纪辑存·秦第六》）

裴　骃：徐广曰：“今县在扶风。”（《史记集解·秦本纪》）

郦道元：（岐）州居二水之中，南则两川之交会也，世亦名之为淬空水。东流，邓公泉注之，水出邓艾祠北，故名曰邓公泉，数源俱发于雍县故城南。县，故秦德公所居也。《晋书地道记》以为西虢地也，《汉书·地理志》以为西虢县，《太康地记》曰：虢叔之国矣。（《水经注》卷十八）

张守节：《括地志》云：“岐州雍县南七里故雍城，秦德公大郑宫城也。”（《史记·秦本纪·正义》）

王先谦：故城今在陕西凤翔县南。（《汉书补注·郊祀志上》）

程馀庆：故雍城在凤翔府南七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

王　恢：雍：德公初居雍城大郑宫。梁伯、芮伯来朝。秦自徙雍，国势益强。《汉志》：“右扶凤，秦德公都之。”《括地志》：“岐州雍（凤翔）县南七里故城，大郑宫城也（1986年发现城墙东西长三千三百公尺，南北长三千二百公尺。宫殿和五院落，二万平方公尺，宫殿五门。又占地七千平方公尺一此庙宇）。”（《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奠基关陇》）

陈　直：大郑宫遗址，在今凤翔东乡，出土有“王干”二字瓦当，四周有云纹，瓦为圆形，非半规式，最早在战国末期。（《史记新证·秦本纪》）

王学理等：大郑宫应是雍城内最早的建筑。雍城遗址内有六七处大型建筑遗址，位于姚家岗的那片遗址，当地居民称之为“殿台”，白起河由其西向南流入雍水，这片建筑遗址原来面积很大，1973年冬至1977年1月曾在遗址内出土三批共64件青铜建筑构件——金缸。这些金缸制作精妙，纹饰美观。设计别致新颖，反映出此地建筑物的豪华宏伟。1977年我们还于此地发掘了一座古代用以藏冰的冰库——凌阴。由发掘出土文物与雍城其他遗址的内涵比较，玉璧所饰之花纹为勾连云纹，金缸为蟠螭纹，都是秦国春秋前期通行的纹饰，都早于其他遗址，这与大郑宫为德公所居正相符合。因此，姚家岗遗址当是《史记·秦本纪》大郑宫的所在地。（《秦物质文化史》第三章《都邑·雍城·大郑宫》）

又：秦德公“卜居”雍城，遗址在今凤翔县城南。建都时间294年（公元前677～前383年）。（同上）

韩　伟：钻探证实：雍城位于今凤翔县城南，雍水河之北，纸坊河以西的黄土台原之上。此地北濒雍山，东趋岐周之地，西接甘陇，南经宝鸡可抵巴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载《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

[2] 【汇注】

梁玉绳：《封禅书·索隐》曰：“百当为‘白’，秦君西祀少昊，牲尚白。虽奢侈僭祭，郊本特牲，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盖字误耳。”徐氏《测议》曰：“吴子征会百牢，秦人僭侈，既用郊畤，未必臻特牲之礼，百字不为误也。”二说徐是。此《纪》及《封禅书》《汉·郊祀志》固并云“三百牢”，若改为白，句法不顺。（《史记志疑·秦本纪》）

陈　直：《正义》及《考证》，解者皆以“三百牢”为“三白牢”之误字，不可用三百牢祭天，其实非也。殷墟甲骨文，既有以二百牢、三百牢祭王亥、上甲微之纪载矣，何独于秦人祭神用三百牢而疑之。（《史记新证·秦本纪》）

[3] 【汇注】

王学理等：秦国雍城位于东经107°27′北纬34°24′之间，北枕汧山山脉，南濒雍水，西依灵山（或称雍山），东接广袤的关中平原。其西有大道直通甘青，南经宝鸡可抵巴蜀，东流的渭水能泛舟楫，形胜冲要，易守难攻。此外，雍城四周宽阔平坦，土地肥沃，河水密布，植被茂盛，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生活、繁衍。西周时代为周畿腹地，人文荟萃。雍城的建置是经过精心选择的。……由于年代久远，雍城的地面设施已荡然无存，埋在地下的遗迹亦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勘探表明，雍城的东南两面依河构筑城垣，南之雍水与东之塔寺河于城东南角汇合，东南流入渭水。雍水的上游流经城之西郊，白起河穿城而过，由西北流向东南，于城之南垣外注入雍水。雍城坐北朝南，为长方形，方向北偏西14°，南临雍水北岸，北伸入今凤翔县城南墙之北约150米，东起塔寺河，西至西古城村东约500米。城址东西长3480米，南北宽3130米，总面积10892400平方米。（《秦物质文化史》第三章《都邑·雍城》）

曲英杰：秦武公既以其子白封平阳，则其弟德公即位自当另择地为都。《史记·封禅书》载：“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秦本纪》亦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是秦人都雍，始自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自德公元年至灵公元年（公元前424年），秦人都雍，凡历十三世，十六君，二百五十四年。雍地为秦国史上为都时间最长者。（《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雍》）

【汇评】

王学理等：雍城是秦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座都城，秦自“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至献公二年，城栎阳止，历时294年。司马迁在记述德公居雍后，接着说“后子孙饮马于河”，《正义》也说：“卜居雍之后，国益广大，后代子孙得东饮马于龙门之河。”足见雍城非同寻常，它是秦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如果说秦襄公受封立国是秦国历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事件的话，那么，秦建都雍城则是在此之后的又一件具有时代意义的大事。秦国只有在建都雍城以后，才真正揭开了其争霸中原、称雄海内的历史画卷，也只有在此以后，秦族才真正跨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行列，创造中国历史，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发达、进步、昌盛作出杰出贡献。（《秦物质文化史》第三章《都邑·雍城》）

[4] 【汇注】

张守节：卜居雍之后，国益广大，后代子孙得东“饮马于龙门之河”。（《史记正义·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一结。秦六盛。（《史记论文·秦本纪》）

牛运震：“后子孙饮马于河”，按：此繇词，奇。（《史记评注·秦本纪》）

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子孙饮河是占卜之辞。愚按是伏后段晋君献河西地。（《史记会注考证》卷五《秦本纪》）

[5] 【汇注】

司马贞：梁，嬴姓。芮，姬姓。梁国在冯翊夏阳。芮国在冯翊临晋。（《史记索隐·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南芮乡故城在同州朝邑县南三十里，又有北芮城，皆古芮伯国。郑玄云周同姓之国，在畿内，为王卿士者。《左传》云桓公三年，芮伯万之母芮姜恶芮伯之多宠人，故逐之，出居魏。”今按：（陕）州芮城县界有芮国城，盖是殷末虞、芮争田之芮国是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编者按】2005年韩城梁带村考古被列为该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梁带村墓地经考古勘探，共发现两周时期墓葬1300余座，车马坑64座，其中诸侯级大型墓葬7座，士大夫级中型墓100余座，一般平民墓1100余座。已发掘的5座诸侯级大墓，出土数量惊人的青铜器、金器、玉器、车马器等。被确认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芮国墓地。

[6] 【汇注】

张守节：六月三伏之节起秦德公为之，故云初伏。伏者，隐伏避盛暑也。《历忌释》云：“伏者何？以金气伏藏之日也。四时代谢，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颜师古：伏者，谓阴气将起，迫于残阳，而未得升，故为臧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后，以金代火，金畏于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汉书注·郊祀志上》）

方　回：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时无，至此乃有，以伏御蛊。（《续古今考》卷十八《附论秦本纪书初者十七》）

徐昂发：《史记》秦德公二年，初伏。孟康曰：“周时无，至此始有之。”诸家说伏字义颇为晦滞，惟《历忌释》云：“伏者何？以金气伏藏之日也。四时代谢，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唯立秋以金代火，相剋而不生，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小颜曰：“伏者，谓阴气将起，迫于残阳而未得升，故为伏藏，因名伏也。”《汉旧仪》谓伏者厉鬼行，故闭昼日，不干求。乃妄说耳。（《昭代丛书》壬集卷四十《畏垒笔记》）

张永禄：伏，古时“伏”与“腊”，均为民间重要祭祀，每每连称作“伏腊”。《汉书·杨恽传》记杨恽《报会宗书》：“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呜呜”，“是日也（指伏日或腊日），拂衣而喜，奋褒低卬，顿足起舞”。足见伏日之祭，是老百姓欢庆高兴的日子。（《汉代长安词典》十一《岁时风俗·伏》）

张家英：《史记·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中，两次言及德公“二年，初伏”一事。《汉书·郊祀志上》记此一事为：“秦德公……用三百牢于鄜畤，作伏祠。”可见“初伏”的原义应为“初作伏祠”或“初行伏祭”。……秦德公于何月何日“初作伏祠”，历史上无明文记载。《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风俗通》曰：“汉中、巴蜀自择伏日。”伏日既然可以自行选择，自无统一固定之时日。《风俗通义·祀典·杀狗磔邑四门》引《礼记·月令》：“九门磔禳，以毕春气。”此为“季春之月”所行之事。此又见《吕氏春秋·季春纪》与《淮南子·时则训》。《风俗通义·祀典》又引《太史公记》即《史记》之说：“秦德公始杀狗磔邑四门，以御蛊灾。今人杀白犬以血题门户，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于此也。”此说亦未将“伏日”与“杀狗磔禳”作具体之联系。

《秦本纪》“初伏”句下《正义》将“初伏”与“五行生克说”相联系，《汉书·郊祀志上》颜师古注亦类似之。然张守节、颜师古均为唐初人，他们以后起之五行生克说，解释距他们已有一千年以上之历史现象，实有悖于历史的客观实际。对此，《考证》所引之中井积德语已予指出，无烦辞费。

“伏日”当起源于汉初。《风俗通义·祀典》中已有“以戌日腊”之说，“以庚日伏”之说亦可相应而生。《汉书·东方朔传》中，有“伏日当蚤归”与“伏日诏赐从官肉”之记载。而此二“伏日”语，《史记·滑稽列传·东方朔传》中不见。在《史记》中，“伏”字凡169见，除“初伏”二见、“初作伏”“作伏祠”“上冢伏腊”各一见外，未见“伏日”之任何迹象。

要之，秦德公之“初伏”义为“初行伏祭”，虽亦可追溯为“伏日”之早期起源，但如将此“初伏”直释为“头伏”或“节候名”，甚或以后起之“庚日必伏”之说以实之，实则有所未安也。（《〈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本纪》）

[7] 【汇注】

班　固：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汉书·郊祀志上》）

裴　骃：徐广曰：“《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门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故磔狗以御之。《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门”。按：磔，禳也。狗，阳畜也。以狗张磔于郭四门，禳却热毒气也。《左传》云皿虫为蛊。顾野王云谷久积变为飞蛊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凌稚隆：按：《风俗通》云：俗说狗别宾客，善守御，故著四门，以辟盗贼。今人杀白犬以血题门户，辟除不祥，取法于此。（《史记评林·秦本纪》）

王先谦：沈钦韩曰：《风俗通》，俗说狗别宾主，善守御，故著四门，以辟盗贼。（《汉书补注·郊祀志上》）

又：周寿昌曰：《正义》，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故磔狗以御之。按《说文》，枭，桀死之鬼，亦为蛊。《左传》昭元年“是谓近女室，疾如蛊”。注：“蛊惑疾是。凡厉气传疾者皆可谓之蛊也。”《礼·月令》“季春之月，九门磔禳，以毕春气。”《说文》“磔禳，祀除厉殃也。”（同上）

程馀庆：磔狗禳邪气使退伏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史党社：《说文》蛊在部，乃之总名，其云蛊，“腹中虫也”。段注：“谓腹中虫，食之毒也。”“于文，皿虫为蛊者，造字者以虫在皿中而饮入，即以人为皿而蚀其中”。谷虫一类毒虫，通过饭食吃入人肚中，使人生病，称为毒蛊。《声类》：“蛊，虫物病害人也。”《周礼·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之，以嘉草攻之。凡驱蛊，则令之比之。”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列举数种毒蛊所致之病及驱除之法。此皆以蛊为毒虫，盖蛊字本义。毒蛊食入肚中，会造成腹痛一类疾病，因而古人认为毒蛊是疾病的重要来源，要驱除它。如前引《周礼·庶氏》，《风俗通义·祀典》：“东门鸡头可以御蛊。”还有马王堆帛书等。又有人利用毒蛊为害于人。顾野王《舆地志》云：“江南数郡有毒蛊者，主人行之以杀人，行食饮中，人不觉也。”王筠《说文解字句读》：“人行蛊者，聚渚虫于一器中，互相噉食，所余一虫即蛊也。”（《以狗御蛊解》，载《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6年第3期）

[8] 【汇注】

司马迁：葬阳。（《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

王学理等：《史记正义·秦本纪》引《括地志》云：“秦宁公（应为宪公）墓在岐州陈仓县西北三十七里秦陵山。”又曰《帝王世纪》云：“秦宁（宪）公葬西山大麓，故号秦陵山也。”并指出：“文公亦葬西山，盖秦陵山也。”根据这些记载，颇疑位于凤翔县西约30余里的“灵山”就是秦陵山的讹传，于是雍城考古队于1976年夏秋之际，便往灵山勘探。（《秦物质文化史》第七章《陵墓》）

又：雍城陵园已探明的13座分陵园占地面积为2000万平方米。……秦自德公居雍到献公迁栎阳近300年中，在雍城享国的君主共计19位，加上未享国的哀公（毕公）子夷公，应有20位。已发现的陵墓属诸侯级的中字形大墓18座，似还有两座中字形大墓未能探出。但M41的墓主可能即早死的夷公。如果是这样，则雍城陵地还应有一座中字形大墓没有发现。（同上）

[9] 【汇注】

梁玉绳：秦宣公，德公子，始见《史·秦纪》《秦纪》《侯表》。立十二年。葬阳。（《汉书人表考》卷六《秦宣公》）

【汇评】

凌约言：总叙于首而后词不烦。前武公亦如此。太史公笔力，太率于乱处极明净。此等当玩。（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牛运震：“生子三人：长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长子宣公立。”按：此等叙法，所谓乱处见整。叙德公三子，先总点，后分应，章法尤整而变。（《史记评注·秦本纪》）

[10] 【汇注】

吴见思：总提法与前同。（《史记论文·秦本纪》）

宣公元年，卫、燕伐周[1]，出惠王，立王子颓；三年，郑伯、虢叔杀子颓而入惠王[2]。四年，作密畤[3]。与晋战河阳[4]，胜之。十二年，宣公卒[5]。生子九人，莫立[6]，立其弟成公[7]。

[1] 【汇注】

张守节：卫，惠公都，即今卫州也。燕，南燕也。周，天王也。《括地志》云：“滑州故城，古南燕国。应劭云南燕，姞姓之国，黄帝之后。”（《史记正义·秦本纪》）

[2] 【汇校】

梁玉绳：此宣公四年事。（《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洛州汜水县，古东虢国，亦郑之制邑，汉之成皋，即周穆王虎牢城。《左传》云宫之奇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陈蒲清：见《周本纪》及《左传·庄公十九年》。（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周事插叙。（《史记论文·秦本纪》）

[3]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汉有五畤，在岐州雍县南，则鄜畤、吴阳上畤、下畤、密畤、北畤。秦文公梦黄蛇自天而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作畤，郊祭白帝，曰鄜畤。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祠炎帝。汉高祖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待我而具五’。遂立黑帝，曰北畤是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方　回：宣公立四年，作密畤。作亦初也。（《续古今考》卷十八《附论秦本纪书初者十七》）

崔　适：按：《本纪》但载此三畤，惟于初言畤曰“祠上帝”，则筑畤之地殊耳，所祠之帝一也。《封禅书》曰：“襄公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文公作鄜畤，郊祭白帝。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则畤名同，而帝有青、白之异矣。下云：“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献公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则又增三畤，加二帝矣。皆于此纪如骈拇枝指。且少皞为人帝，此纪云上帝。《周官·大宗伯》“牲壁皆如其方之色”，然则襄公若祠白帝不当用駵驹、黄牛。《封禅书》所言，乖谬特甚。此刘歆所撰，详《序证·五德节》及《封禅书》下。后人据《封禅书》以改《年表》，详《年表》。《集解》引误改之，《年表》注此纪“西畤”，《正义》亦引五色帝之说以注“密畤”，故详驳之。（《史记探源》卷三《十二本纪》）

王　恢：密畤：宣公四年（前672），作密畤。与晋战河阳。《渭水注》《密畤注》，密畤在渭南。《明统志》，渭南县西南有密畤台。（《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奠基关陇》）

又：河阳：《会注考证》：“河阳之战。《春秋传》《世家》《年表》皆不载。”按：其时秦地尚不及河，晋献公又正强，其年，伐骊戎，得姬。骊戎如居郑西骊山，因而战于渭阳耶？然证以献公卒，夷吾赂以河外五城，既入，背约，穆公尚怡然以为“调”，晋饥且输之粟。此与以下穆公伐茅津，战河曲，并疑有误。（同上）

[4] 【汇注】

陈蒲清：河阳：晋地，在今河南孟县西这一带地区。（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王重九：秦自武公元年（前697年），东“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又于十一年，初置郑县于今陕西华县。是今华县以西，业已为秦所有。另一方面，晋自献公即位，大事扩张，渡过黄河，向西蚕食，深入河西，与秦接界。是年，秦、晋之战，实由献公偷入秦境为“伐骊戎”而引起。事见于《晋世家》，正为献公五年。秦国发觉之后，发兵追击，而战场只能近在渭河之北（阳），绝不会远在河南孟县西一带。况河南之“河阳”迟至晋文公二年（前635年），杀叔带，纳襄王于周时，方才占有，前后相距近40年。（《史记公案发微·读史记秦本纪献疑》）

[5] 【汇注】

司马迁：宣公享国十二年，居阳宫。葬阳。初志闰月。（《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

[6] 【汇评】

孙　琮：奇。（《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7] 【汇评】

梁玉绳：秦成公始见《史·秦纪》《秦纪》《侯表》，宣公弟，亦见《秦纪》。立四年。葬阳。（《汉书人表考》卷六《秦成公》）

成公元年，梁伯、芮伯来朝[1]。齐桓公伐山戎[2]，次于孤竹[3]。

[1]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同州韩城县南二十二里少梁故城，古少梁国。《都城记》云梁伯国，嬴姓之后，与秦同祖。秦穆公二十二年灭之。”（《史记正义·秦本纪》）

张　照：《正义》（佚文）“今按州芮城县界有芮国城”，州上脱一字。《唐书·地理志》，芮城县武德，初属芮州，贞观时属陕州，当是“陕”字。（《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程馀庆：梁，嬴姓，故城在同州府韩城县东（西南）二十二里；芮，姬姓，故城在解州芮城县西三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梁：《汉志》：“左冯翊夏阳，故少梁。”《清统志》（二四三）：“《括地志》云，少梁故城在韩城县南二十二里。县志，夏阳故城在县南二十里芝川镇北，基址犹存（近史公故里），其地曰西少梁里。东少梁里在县东澽水东，即故少梁城也。”按：梁嬴姓，与秦同祖，与芮毗邻，相率朝秦。缪公十九年（前641），并灭之。为少梁邑。康公四年（前617），晋取之，灵公六年（前615），城少梁。战国属魏，文侯城之；惠王与秦战，败于此，遂入秦，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27），改名夏阳。又按：少梁者，别于开封大梁，临汝南梁也。隋开皇分郃阳置韩城县，后迁今治。（《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奠基关陇》）

又：芮：《汉志》：“左冯翊临晋，芮乡，故芮国。”芮、周同姓，周初所封，取河东故芮名也。故城在朝邑县南，渭水北岸。近年出土有芮公钟，据考古家测定，可能是公元前八百年的制品。（同上）

马非百：梁国在战国时为魏之少梁，秦置为夏阳县，即今陕西省韩城（县）［市］境。芮为今陕西省（朝邑）［大荔］县境。自出子元年，秦人纳芮伯万于芮以后，芮国即已成为秦之外府。梁伯、芮伯于德公、成公即位时，皆来朝。是两国均已归附于秦。秦之东境，以北洛水为界，陕西中部除洛水以东至黄河东岸西地区外，均为秦人势力范围所及之地矣！（《秦集史·国君纪事六·宣公、成公》）

[2] 【汇注】

陈蒲清：山戎：也称北戎或无终，即后来的匈奴。居住在今河北省东部，与齐国、郑国、燕国接界。（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3]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卢龙县十二里，殷时诸侯竹国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颜师古：“孤竹”，应劭曰：伯夷国也。在辽西令支。师古曰：令音即定反。支音神祇之祇。（《汉书注·郊祀志上》）

【汇评】

吴见思：齐事插叙。（《史记论文·秦本纪》）

成公立四年卒[1]。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缪公[2]。

[1] 【汇注】

司马迁：成公享国四年，居雍之宫。葬阳。（《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

[2] 【汇注】

司马贞：秦自宣公已上，皆史失其名。今按《系本》《古史考》，得缪公名任好。（《史记索隐·秦本纪》）

缪公任好元年[1]，自将伐茅津[2]，胜之。四年，迎妇于晋，晋太子申生姊也。其岁，齐桓公伐楚，至邵陵[3]。

[1] 【汇校】

张文虎：“缪公任好”，按：上节《索隐》云“宣公已上史失其名”，今按《系本》《古史考》得缪公名任好，则此《史》文“任好”字系后人据《索隐》增。（《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2] 【汇注】

张守节：刘伯庄云：“茅津，戎号也。”《括地志》云：“茅津及茅城，在陕州河北县西二十里。《注水经》云，茅亭，茅戎号。”（《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茅津及茅城，在解州平陆县东南三十五里傅岩前，即茅戎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茅津：《清统志》（一五四）：“茅津镇在平陆东二十里傅岩前。茅城在县西南二里。”《河水注》：“茅城，茅戎邑也。”按黄河自风陵渡东至孟津六百里间，惟茅津为渡河要津。《本纪》穆公三十六年（前624），自茅津渡河，封殽师而还。今穆公刚即位（前659），何无端自将越晋袭远，伐此小邑？胜亦不武。渭域又从未见有茅津，甚可疑。（《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奠基关陇》）

陈蒲清：茅津：今名茅津渡。在山西省平陆县西南黄河北岸。当时是戎族居地。（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张大可：茅津：河津名，又称大阳渡，在黄河三门峡西。（《史记全本新注》）

[3] 【汇注】

陈蒲清：邵陵：在今河南省郾城县东。邵陵之盟，见《左传·僖公四年》。（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齐事插叙。（《史记论文·秦本纪》）

五年，晋献公灭虞、虢，虏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傒[1]，以璧马赂于虞故也。既虏百里傒[2]，以为秦缪公夫人媵于秦[3]。百里傒亡秦走宛[4]，楚鄙人执之[5]。缪公闻百里傒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6]，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7]，请以五羖羊皮赎之[8]。”楚人遂许，与之[9]。当是时，百里傒年已七十余[10]。缪公释其囚，与语国事[11]。谢曰：“臣亡国之臣，何足问！”缪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问。语三日，缪公大说，授之国政[12]，号曰五羖大夫[13]。百里傒让曰：“臣不及臣友蹇叔[14]，蹇叔贤而世莫知[15]。臣常游困于齐，而乞食人[16]，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齐君无知，蹇叔止臣，臣得脱齐难[17]，遂之周。周王子颓好牛，臣以养牛干之[18]，及颓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诛[19]。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诚私利禄爵[20]，且留。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虞君难[21]。是以知其贤[22]。”于是缪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23]。

[1] 【汇注】

邹　泉：百里奚，虞人也。少时家甚贫，流落不偶。出游以于诸侯，久之不返，其妻无以自给，乃西入秦，为澣妇，遂与奚相失。后奚归虞，事虞公，为大夫。及晋献公伐虢，假道，意在并虞。宫之奇语奚曰：“是不可以不谏也。”奚曰：“贪赂玩寇，公盖不可与言者也。”奇曰：“然则将遂已乎？”奚曰：“子尽子心，吾行吾志耳。”及晋伐虢，遂灭虞，虏虞公及奚以归。（《尚论编》卷四《秦百里奚蹇叔》）

徐象梅：秦穆公得百里奚，公孙友归，取雁以贺，曰：“君得社稷之臣，敢贺社稷之福。”公不辞，再拜而受。（《琅环史唾》卷二《哲辅上》）

梁玉绳：百里奚始见《孟子》及诸子书，百又作伯，奚又作傒，虞之公族，号五羖大夫。亦曰百里子，亦曰百里氏，亦曰百里，亦单称百。秦穆公杀之而非其罪。按：余第《左》《通》曰：《僖十三年传》：百里。《通志·氏族略三》云：百里奚家于百里，因氏焉。此说未敢信。果以所居为氏，传不应单举其氏，愚谓百乃氏，里其字，奚名也。《荀子·成相》亦只称百里，亦得谓单举其氏乎？观《广韵》百字下引百里奚，不言复姓，可证。（《汉书人表考》卷三《百里奚》）

俞　樾：国朝洪亮吉《晓读书斋二录》云：《南史·明僧绍传》其先吴太伯之裔，百里奚子孟明，以名为姓，因悟百里奚与虞公本同大宗。按孟子但言虞人，近人乃推其为虞公之族。然其说自碻。（《茶香室续钞》卷三《百里奚为虞公之族》）

【汇评】

孟　子：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贤则亡。（引自《说苑》卷十七《杂言》）

王　充：儒书言：“禽息荐百里奚，缪公未听，禽息出，当门仆头碎首而死。缪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贤者荐善，不爱其死，仆头碎首而死，以达其友也。世士相激，文书传称之，莫谓不然。夫仆头以荐善，古今有之：禽息仆头，盖其实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头，痛者血流，虽忿恨惶恐，无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能自碎也。执刃刎颈，树锋刺胸，锋刃之助，故手足得成势也。言禽息举椎自击，首碎不足怪也。仆头碎首，力不能自将也。有扣头而死者，未有使头破首碎者也。此时或扣头荐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头而死，世空言其首碎也。（《论衡·儒增篇》）

苏　轼：孟子曰：“百里奚智者也，其智足以知虞公之不足谏也。”呜呼！虞公之不可谏，宫之奇亦知之矣。知而犹谏，奇之忠也；谏不从而去，以免于祸，奇之智也。且夫赤子匍匐将入井，则途之人号呼而救之矣，百里奚于父母之国，其曾不如途之人乎？故其始当谏而不谏，其忠不若宫之奇也；其后当去而不去，以至虏于晋，而媵于秦，其智不若宫之奇也。秦穆公之霸，以用孟明，岂以百里奚哉？且使穆公果以百里奚霸，而穆之功未及乎齐桓，则奚之不大乎管仲，孟子不为管仲，而何取乎奚也？孔子于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孟子于奚，则亟称其贤焉。故论舜、禹、伊尹、孔子，而终之以奚，是何异于汉之学者，侪仲尼于墨翟，匹伊尹于管仲哉？盖奚为战国所重，商君相秦，视尧、舜、禹、汤、文、武无足法者，而曰“吾孰与五羖大夫贤？”此可见当时之重奚也，孟子其未免乎战国之见也。（《百里奚论》，引自《历代史事论海》卷六）

童　轩：当年自粥五羊皮，饭得牛肥辱不辞。却笑有官居鼎鼐，都忘临别为烹雌！（《清风亭稿》卷八《百里奚饭牛》）

焦　竑：王应麟曰：“《秦本纪》载穆公以五羖羊皮赎百里奚，《商鞅传》又载穆公举之牛口之下，《史记》所传自相矛盾如此。”按《吕氏春秋》云：“百里奚未遇时，饭牛于秦，传鬻以五羊之皮，公孙枝得之，献诸缪公，请属事焉。公曰：‘买之五羊之皮而属事，无乃为天下笑乎？’枝曰：‘信贤而任之，君之明也；让贤而下之，臣之智也。境内将服，夫谁暇笑哉？’遂用之。谋无不当，举必有功。”据此则奚饭牛而秦以五羊皮赎之，正举于牛口之下也，何矛盾哉？（《焦氏笔乘》卷二《纪传自相矛盾》）

[2] 【汇校】

张文虎：“以璧马赂于虞故也既虏百里傒”。宋本无此十三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汇注】

王　筠：百里傒：《晋世家》祁傒，皆不同《左传》。盖古人学皆口授，不拘字形。郝敬云：古人用字尚音，诚旷论也。（《史记校》卷上《秦本纪》）

[3] 【汇校】

张　照：《困学纪闻》曰：朱文公曰：按《左氏》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太原阎若璩曰：按《孟子》言百里奚，先去虞，自不至为晋所虏，益知井伯者，另一人，且史载缪公四年乙丑，迎妇于秦，《左传》僖五年丙寅，以媵秦缪姬，亦差一年。（《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程馀庆：细读《孟子》《左传》，奚之去虞，当于僖之二年宫之奇谏不听之日，不待僖五年宫之奇复谏以其族行之日，故曰先去，安得有奚为晋虏以媵秦之说？且媵秦穆姬者，乃虞大夫井伯，非百里奚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叔岷：“虏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傒，以璧马赂于虞故也。既虏百里傒，以为秦缪公夫人媵于秦”。按：《文选》李斯《上书秦始皇》注、《李斯列传·索隐》、《孟子·万章篇》伪孙奭疏、《通鉴·秦纪》一注引“傒”皆作“奚”，下同。《文选》扬子云《解嘲注》、王子渊《四子讲德论注》、《白帖》二九、《御览》六百三十引下文亦皆作“奚”。“傒”与“奚”同，《晋世家》：“祁傒举解狐。”《左襄三年传》“傒”作“奚”，与此同例。重刊北宋《监本》、黄善夫本并有“以璧马赂于虞故也。既虏百里傒”十三字。又《李斯列传·索隐》引“缪”作“穆”，下同。《通鉴注》引下文亦作“穆”。“缪”、“穆”古通，说已见前。（《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司马迁：晋灭虢……袭灭虞，虏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史记·晋世家》）

梁玉绳：《孟子》言百里傒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安得有被执为媵之事。被执为媵者，虞大夫井伯也。《史》误合为一人，故于《晋世家》连书虏井伯、百里奚，而于此《纪》直以百里奚替井伯。《路史·后纪》四《注》妄谓“井伯奚邑于百里”，然误从《韩子·说难》《吕子·慎人篇》来。或问以井伯为别一人奚据？曰：《人表》百里奚在第三等，井伯在第六等，斯乃的证，况朱子已曾辨其非一人矣。（《史记志疑·秦本纪》）

俞正燮：百里奚之自卖也，以为卖于养牲者。《孟子·万章》云：“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癸巳类稿》卷十一《百里奚事异同论》）

又：《说苑·臣术篇》云：贾人买百里奚以五羊皮，使将监车之秦。（同上）

又：《说苑·善说篇》云：百里奚自卖五羊之皮，为秦人虏。（同上）

又：《史记·商君列传》云：自卖于秦客是也，谓即卖于秦穆公者。（同上）

又：《韩诗外传》云：百里奚自卖五羊皮，为秦伯牧牛。（同上）

又：《管子·小问篇》云：百里奚，秦之饭牛者也。（同上）

又：《韩非子·说难》云：百里奚为虏，以干上也。《难一》云：为虏干穆公，不辞卑辱。《难二》云：自以为虏干穆公，虏所辱也。蒙辱而接君上，贤者之忧世急也。虏即是奴。（同上）

又：《盐铁论》御史云：百里奚以饭牛要穆公，始为苟合，何言不从？何道不行？是韩非之余论。（同上）

又：谓卖于公孙枝者。《吕氏春秋·慎人》云：百里奚之未遇时也，亡虢而虏晋，饭牛于秦，传鬻以五羊之皮。公孙枝得而说之，献诸缪公。则卖于秦客，卖于缪公，卖于公孙枝，有三说也。（同上）

又：谓系奴者：《史记·孔子世家》云“起缧绁之中，与语三日。”《吕氏春秋·慎人篇》云：“百里奚，虞亡，虏缚。”《知度篇》云：“百里奚，霸主之船骥也。任仆虏。”《鹖冠子·世兵篇》云：“百里奚，官奴，或为晋所虏系。或在秦，又自陷于刑科。”《说苑·尊贤篇》云：“亲举五羖大夫于系缧之中。”又《文选·演连珠》注引《韩诗外传》“禽息云：奚陷刑臣之罪也。”则奚于秦以罪为奴。《周官·司厉》注云：“今之奴婢，古之罪人。”《晏子春秋·杂上》云：“越石父为人臣仆。”《史记·晏子列传》云“在缧绁中”是也。（同上）

又：其卖也：《秦策》云：“百里奚，虞之乞人，传卖以五羊之皮。”《韩非子·难言》云：“百里奚，道乞。”《韩诗外传》云：“百里奚逐于齐，自卖五羊之皮，为一轭之车入秦。”《淮南子·修务训》云：“百里奚转卖。”《说苑·杂言篇》云：“自卖取五羊皮。”《尊贤篇》云：“导之于路，转卖五羊之皮。”《汉书·王褒传》云：百里为自卖。王逸《九思》云：“百贸易兮传卖。”《北堂书钞》引《风俗通》云：奚妻歌曰：“初娶我时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羊皮。”依《杂言》，则自卖取五羊皮以西入秦；依《尊贤》则为人略卖；依《修务训》注，转行自卖，则以智自脱，转资秦客入秦。依《风俗通》则奚好羊皮，事事资之。《庄子·庚桑楚》篇《释文》云：百里奚好秦而拘于宛。故秦穆公以五羖皮赠之于楚。或曰奚好五色羊裘，故穆公因其好也。此庄子所谓笼百里奚者。《韩诗》及《九思》亦言奚贩羊裘也。《秦策》云“奚，虞之乞人”，《史记·邹阳传》云：“百里奚乞食于道路。”注应劭云：“闻穆公贤，欲往干之，乏资乞食以自致。”《孟子》云：“百里奚举于市。”注云“奚之秦，隐于都市”。都市固贩裘之所，亦乞食所也。（同上）

又：其饭牛也：《庄子·田子方》云：“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故饭牛而牛肥。”《说苑·臣术篇》云：穆公观盐见其牛肥，问之。《艺文类聚》张温自理云：“百里奚贤秦穆公，欲之。穆公好牛，奚因赁养牛。”刘孝标《世说·注》云：“《相牛经》曰：牛经出宁戚，传百里奚。相牛亦一艺，不试，故艺不为非也。”（同上）

又：其举也：《孟子》云“于市”。《史记·孔子世家》云“于缧绁之中”，《商君列传》云“于牛口之下”。按：魏李康《运命论》云：“伊尹、太公、百里奚、张良，名在于箓图，事应乎天人。”《北齐书·樊逊传》云：“百里奚相秦，名存雀箓。”则是谶纬所著。《史记·赵世家》云：“秦谶于是出矣。”当穆公时，是穆公披图求贤，志在必得其人（《文选》李善注引《春秋感精记》，文非是）。故李斯云：东得百里奚于宛，扬雄云：百里入而秦喜为秦相之求奚也。（同上）

又：其进奚者：《后汉书·朱晖传》注，《文选·演连珠》注，并引《韩诗外传》云：禽息荐百里奚于穆公，以为私而加刑焉。后禽息以首触楹而死。《汉书·杜邺传》注，应劭云：穆公出，禽息当车以头击，脑乃播出，穆公感悟，乃用百里奚。《论衡·儒增篇》云：“儒言禽息碎首，当是扑头。”《韩非子·说林上》则云：“公孙友自刖而尊百里。”《说苑·臣术篇》“公孙支致上卿以让百里奚，奚为上卿以制之，支为次卿以佐之。”《吕氏春秋·慎人篇》云：“公孙枝得而说之。”知“友”即“支”“枝”，所荐为百里视，非奚也。奚实贤者，后人喜称说之，增加事迹，不能强同。（同上）

【汇评】

孙　琮：下段分明是百里傒一小传。（《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马非百：经过我个人的初步研究，认为《史记·秦本纪》所载关于此一问题之错误，其最大者约有三端：

第一，百里奚未为秦穆夫人之媵，为媵者是虞大夫井伯而非百里奚。

第二，伐郑之役，谏而哭送其子者止蹇叔一人。

第三，《史记》以孟明视为百里奚子，西乞术为蹇叔子。谓二人哭送其子，就是哭送孟明视和西乞术二人，尤为荒谬已极。（《百里奚与孟明视为一人辨》，《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又：百里奚就是孟明视，是一人而非二人，经过以上的论证，殆已无可怀疑。大概百里奚，是姓百里，名视，字孟明。其所以又名曰奚者，考奚之本义为隶役。《礼记》有《疏》：“有才能曰奚，无才能曰奴。”《周礼·酒人》：“奚三百人。”注：“犹今官婢”。百里奚曾自鬻于秦客，被褐食牛。后又传鬻以五羊之皮，为公孙枝所得。可见百里奚最初乃一卖身为奴之人，故秦人特称之曰奚，亦犹其传鬻以五羊之皮，而号曰“五羖大夫”，用意是一样的。《后汉书·西羌传》言“羌人谓奴为无弋。以其祖爰剑尝为奴隶，故名之曰无弋爰剑”。然则秦人之名视为奚，也许是他们的习俗有以使然，未可知哩！（同上）

[4] 【汇注】

裴　骃：《地理志》南阳有宛县。（《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宛，于元反，今邓州县。（《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宛），今南阳府治是，时属楚。（《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俞　樾：《水经·淯水篇注》云：淯水又南，梅溪水注之，出县北紫山。南迳百里奚故宅。奚，宛人也。按百里奚故宅在紫山，亦世所罕知。（《茶香室丛钞》卷十九《百里奚故宅》）

[5] 【汇注】

陈蒲清：鄙：边境。（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张家英：“鄙”指国都之外的郊野。《国语·齐语》：“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韦昭注：“鄙，郊以外也。”鄙人即居住在郊野地区的人，是与“国人”即居住在国都以内的人相对而言的。国人不包括君主贵族与公卿大夫，而只包括士人与工商业者。鄙人是远离国都的人，所以《商君列传》说“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2234）；苏秦、苏代是东周雒阳人，《苏秦列传》记他俩见燕王时，都自称“臣，东周之鄙人也”（2264、2266）。（《〈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本纪》）

[6] 【汇校】

王叔岷：“恐楚人不与”。按：《文选·四子讲德论注》引作“予”，下“遂许与之”，亦作“予”，古字通用。下文“请割晋之河西八城与秦”，《金楼子·说蕃篇》“与”作“予”，亦同例。（《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评】

牛运震：“缪公闻百里傒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按：此数语写缪公求贤爱才之意曲至。（《史记评注·秦本纪》）

[7] 【汇评】

牛运震：“吾媵臣”三字，口吻如生。（《史记评注·秦本纪》）

孙　琮：“吾媵臣”，三字妙！（《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8] 【汇校】

王应麟：《秦本纪》载穆公以五羖羊皮赎百里奚，《商鞅传》又载穆公举之牛口之下。《史记》所传自相矛盾如此。（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王叔岷：“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按：《孟子疏》引“羊”下有“之”字。（《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评】

孙　琮：具见惜才苦心。（《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9] 【汇注】

梁玉绳：《后汉书·循吏传》注、唐李善《文选》陆机《演连珠》注引《韩诗外传》《论衡》并言秦大夫禽息荐百里奚，当是也。此言缪公赎于楚，《吕氏春秋·慎人篇》言公孙枝以五羊皮买之而献诸穆公，《说苑·臣术篇》言贾人买以五羖羊皮，使将盐车，与《万章》言自鬻于秦，皆好事者为之，言人人殊，不足辨已。战国时造词以诬圣贤，何所不有。《韩子·难言篇》称傅说转鬻矣，况百里奚乎？或曰：此亦井伯事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程馀庆：《孟子》云“五羊之皮食牛，盖言衣此食牛也”。《扊扅歌》云：“百里奚，新娶我兮五羊皮。”又云：“西入秦，五羊皮。”然则盖服五羊之皮入秦矣。今赎之必以五羖羊皮者。盖奚之在秦，五羖其素所被服，穆公虑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与之。不然，五羖微物，楚岂贪之乎？若夫吾媵臣云者，则缪公托辞以诳楚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10] 【汇注】

王又俊：百里奚墓在府城西北。按百里奚仕秦而卒，此非秦地，安得葬此？又《水经》云，梅溪水出于紫山南，迳百里奚故宅，与墓相近，或者其父祖葬此也。（《河南通志·南阳府》卷四十九《陵墓》）

【汇评】

牛运震：当是时，“百里傒年已七十余”，按此一提，波澜生动，太史公最长于此等笔法。（《史记评注·秦本纪》）

孙　琮：波澜。（《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11] 【汇校】

王叔岷：按《孟子疏》引“公”下有“乃”字。《文选·上书秦始皇》注引“语”作“议”。（《史记斠证·秦本纪》）

[12] 【汇注】

刘　向：秦穆公使贾人载盐，征诸贾人。贾人买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将车之秦。秦穆公观盐，见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远以险，而牛何以肥也？”对曰：“臣饮食以时，使之不以暴，有险，先后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为衣冠与坐，公大悦。异日与公孙支论政。公孙支大不宁，曰：“君耳目聪明，思虑审察，君其得圣人乎？”公曰：“然。吾悦夫奚之言，彼类圣人也。”公孙支遂归，取雁以贺曰：“君得社稷之圣臣，敢贺社稷之福！”公不辞，再拜而受。明日，公孙支乃致上卿以让百里奚。曰：“秦国处僻民陋，以愚无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处其上，请以让之。”公不许。公孙支曰：“君不用宾相而得社稷之圣臣，君之禄也。臣见贤而让之，臣之禄也。今君既得其禄矣，而使臣失禄，可乎？请终致之。”公不许。公孙支曰：“臣不肖而处上位，是君失伦也。不肖失伦，臣之过。进贤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处位，废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将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为上卿以制之，公孙支为次卿以佐之也。（《说苑》卷二）

【汇评】

荀　子：世之祸，恶贤士，子胥见杀百里徙。穆公任之，强配五伯六卿施。（《荀子》卷十八《成相篇》）

刘　向：齐景公问于孔子曰：“秦穆公其国小，处僻而霸，何也？”对曰：“其国小而志大，虽处僻而其政中，其举果，其谋和，其令不偷。亲举五羖大夫于系缧之中，与之语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霸则小矣！”（《说苑》卷八《尊贤》）

王维桢：叙用百里奚、蹇叔二段，词意隽永，须玩之。（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13] 【汇校】

王叔岷：按：《孟子·疏》引“之”下有“以”字。《书钞》三九引“曰”作“为”，义同。（《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吴国泰：此当是民间称之，非穆公称之也。（《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汇评】

司马光：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一救荆祸。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资治通鉴》卷二《周纪二·显王三十一年》）

孙　琮：妙事妙称！（《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俞　樾：百里奚事，当孟子时已不得其详，故曰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止以空言反复辨论，实无以折服好事者之心也。夫秦穆之功不大乎齐桓，则百里奚之贤不过乎管仲。孟子不为管仲而何予百里奚之深也。盖战国时惟秦为强，而秦之强自穆公始，故百里奚在战国时甚见尊重，商君相秦，视尧、舜、禹、汤无足法者，而曰“吾孰与五羖大夫贤？”可知当时之重奚也。《万章》一篇，首论舜，次禹，次伊尹、孔子，而以百里奚终焉。孟子其未免乎战国之见也夫！（《湖楼笔谈》卷一）

程馀庆：妙事，佳话！（《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14] 【汇校】

王叔岷：按：《李斯列传·索隐》引“及”作“如”。（《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田惟均：蹇叔，（岐山）高店里蹇家沟人。春秋时仕秦，称为贤相。秦将潜师伐郑，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矣，无乃不可乎！”穆公不听，遂起师，卒为晋师败于殽。（民国《岐山县志》卷八《人物·蹇叔》）

又：今（岐山）五星堡有蹇叔祠，堡在蹇家沟上。（同上）

【汇评】

赵南星：朋友相知之深，莫如管鲍，然吾以为不如蹇叔之于百里奚也。……然则管仲三战三败，谋数左，鲍叔知其时不利。今百里奚自齐至周，至虞，谋亦数左，蹇叔不但知其时不利，其数代为谋皆中，朋友之间，真有在于意言形迹之外者。是以齐得管仲，而霸功由鲍叔，秦得百里奚，而霸功由蹇叔。信友得君，若合符节，未可诬也。（《增定二十一史韵》末卷《读史小记·蹇叔由余》）

牛运震：“臣不及臣友蹇叔”云云，至“是以知其贤”。按：此段借百里傒荐蹇叔，而百里傒之出处与蹇叔之贤俱见。语意朴至详细，极有格法。（《史记评注·秦本纪》）

[15] 【汇注】

孙　琮：详不及之故。（《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16]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一作‘铚’。”（《史记集解·秦本纪》）

王叔岷：按：《李斯列传·索隐》引世作代，避太宗讳改。《御览》四七四引世作时，亦承唐人避太宗讳改。重刊北宋《监本》常作甞。甞，或尝字。《正义》云云，是所据本作铚。《御览》六百三十引此常亦作甞，亦作铚。（《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音珍栗反。，地名，在沛县。（《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县故城在宿州南四十六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郭嵩焘：按：百里傒虞臣，蹇叔秦臣，何以百里傒之齐、之周。又事虞，而蹇叔皆为之谏止？据《春秋》僖公五年《左传》：“晋灭虞，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杜预《注》以为屈辱之，不云百里傒。《战国策》以百里傒荆之鄙人；《孟子》以为虞人；而当时传闻皆以为自鬻于秦食牛，亦见流传之失实者多矣。史公好奇，遂不一详考其本末耳。（《史记札记·秦本纪》）

[17] 【汇注】

陈蒲清：齐难：指雍廪杀无知而立齐桓公事。（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孙　琮：全从识上看出。（《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18] 【汇注】

李元春：百里奚食牛干主，乃于周王子颓，非穆公也。然皆乌有事。（《诸史闲论·史记》）

【汇评】

梁玉绳：此即食牛要秦之说，《孟子》已辨其妄。变秦言周，其诬一矣。宁戚未遇，亦尝饭牛，则鬻牛羊于市，奚未遇时或为之，故《孟子》曰“举于市”。《庄子·田子方篇》曰：“奚饭牛而牛肥，穆公忘其贱，与之政。”赵良曰“举牛口之下”，而世又号为五羖大夫，盖非尽无因也，特未若好事者之诞耳。史公好聚旧记，时插杂言，不惟与《经》相戾，且与《商鞅传》矛盾。（《史记志疑·秦本纪》）

[19] 【汇注】

王　圻：万章问百里奚五羊之皮，食牛以干秦穆公。孟子亦既据理辩之矣。今读《史记》，晋献公既虏百里奚，以为秦缪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缪公闻奚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人遂许与之。又百里奚荐蹇叔于缪公曰：周王子颓好牛，臣以养牛干之，及颓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诛。据此则羖五羊皮乃秦设计以赎奚，非自鬻也。食牛干用，乃初年干子颓，非干缪公也。（《稗史汇编·文史门·事考上·五羊食牛》）

陈蒲清：得不诛：能不被杀掉。指郑伯、虢叔杀王子颓而立周惠王事。（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20] 【汇注】

王叔岷：按：“诚”犹“但”也。（《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评】

孙　琮：真人真话，人不肯说。（《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21] 【汇校】

王叔岷：按：《御览》六百三十引“难”上有“之”字。（《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评】

王维桢：只此三言，蹇叔之贤自见。（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吴见思：上三段此以两语结文峭净。（《史记论文·秦本纪》）

牛运震：“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虞君难”。按：此总一笔作收，笔法峭炼，神吻亦恣生。（《史记评注·秦本纪》）

孙　琮：笔情疏宕，波波折折。（《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梁玉绳：奚先去虞矣，何云及虞难？此即见虏为媵之说也。《孟子》称奚智且贤，若私利禄爵，岂特不智不贤已哉。（《史记志疑·秦本纪》）

[22] 【汇评】

钟　惺：观傒与蹇叔交，步步看其为人，为他日共事之地；非平日无心中，紧着心目，临时安排应乎！（引自《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评》）

张　墉：王维桢曰：只此三言，蹇叔之贤自见。（《廿一史识余》卷九《赏誉》）

程馀庆：百里论蹇叔之事，皆从识上看出。可谓观其大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23] 【汇注】

陈蒲清：上大夫：仅次于卿的官职。（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牛运震：叙缪公用百里傒、蹇叔，详《左》《国》所略。（《史记评注·秦本纪》）

秋，缪公自将伐晋[1]，战于河曲[2]。晋骊姬作乱，太子申生死新城[3]，重耳、夷吾出奔[4]。

[1] 【汇评】

陈允锡：缪公以甥伐舅，秦之无亲久矣。（《史纬》卷一《秦》）

[2] 【汇校】

梁玉绳：按：《春秋》河曲之战在鲁文十二年，乃秦康公时事，下文书之，而此忽出斯语，相隔四十余年，且战在冬十二月，非秋也，盖十一字是羡文。（《史记志疑·秦本纪》）

王叔岷：按：《金楼子·说蕃篇》“曲”作“西”。（《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裴　骃：（曲），徐广曰：“一作‘西’。”骃按：《公羊传》曰：“河千里而一曲也。”服虔曰：“河曲，晋地。”杜预曰：“河曲在蒲阪南”。（《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按：河曲在华阴县界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在蒲州府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郭嵩焘：按：据《春秋》河曲之战在鲁文公十二年，乃秦康公六年，下文亦著其事；此河曲之战未详所本，《志疑》疑此为衍文。（《史记札记·秦本纪》）

王　恢：河自永济北来，触华山之麓东流，过芮城而东去，形成直角，河以东、以北，谓之河曲。《本纪》康公六年（前651），取羁马，战于河曲，并见《年表》。《左》成十三年（前578），吕相绝秦，说甚明白。何以误隔四十年？《志疑》谓“秋缪公自将伐晋战于河曲”十一字是洐文。疑是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奠基关陇》）

王重九：按：所谓“河曲”，本指黄河由龙门直泻而南，至于潼关北折而东流之地。史言“战于河曲”，令人无从理解。或云战于河曲之东，秦军东进，未见“渡河”；若云战于河曲之西，西为芮国所在，芮曾数朝于秦，又不属晋。况复“穆公自将”，势必车多人众，晋国迎击，或盛于秦，此由未书战果，可想而知。加之河曲正为黄、洛、渭三河交汇之地，水大泥深，布阵无从，两雄相遭，将何以为战？而此百思不解之际，细味《集解》所引“徐广曰：‘（曲）一作西’”，真有“柳暗花明”之喜！是早在晋时，徐广曾见“河曲”写作“河西”之另一抄本，两相对校，“河西”为胜。徐广之功，自不可没。（《史记公案发微·读史记秦本纪献疑》）

[3] 【汇校】

张　照：僖四年《左传》，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是年据《年表》为秦缪之四年，此入于五年后。（《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汇注】

左丘明：（僖公四年）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左传》僖公四年）

张守节：韦昭云：“曲沃新为太子城。”《括地志》云：“绛州曲沃县有曲沃故城，土人以为晋曲沃新城。”（《史记正义·秦本纪》）

刘文淇：《晋语》：“申生乃雉经于新城庙。”《吕览·上德篇》：“太子遂以剑死”，乃异说。（《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僖公四年）

[4] 【汇注】

张守节：重耳奔翟，夷吾奔少梁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梁玉绳：按：此从《春秋》书申生死于穆公五年，表从《左传》书于四年，然二公子之出奔，《春秋》不书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因伐晋带序晋，即起下送夷吾等事，文法神化。（《史记论文·秦本纪》）

九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1]。

[1] 【汇注】

左丘明：夏，会于葵丘，寻盟，且修好，礼也。（《左传》僖公九年）

张守节：《括地志》云：“葵丘在曹州考城县东南一里一百五十步郭内，即桓公会处。又青州临淄县有葵丘，即《传》连称、管至父所戍处。”（《史记正义·秦本纪》）

张习孔：前651年，庚午，周襄王二年，齐桓公三十五年……秦穆公九年，九月，葵丘之盟。齐桓公与宋、鲁、卫、郑、许、曹之君及王使盟于葵丘。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不要废立太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公家职务不要兼摄）。取士必得（得贤、得人），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不要到处筑堤），无遏籴（不要禁止邻国来采购粮食），无有封而不告（不报告盟主）。”（从《孟子·告子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陈蒲清：葵丘：宋地名。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北。《考城县志》：“葵丘东南有盟台，其地名盟台乡。”考城今与兰封县合并名兰考县。（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齐事插叙。（《史记论文·秦本纪》）

晋献公卒。立骊姬子奚齐[1]，其臣里克杀奚齐。荀息立卓子[2]，克又杀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请秦，求入晋。于是缪公许之，使百里傒将兵送夷吾[3]。夷吾谓曰：“诚得立，请割晋之河西八城与秦[4]。”及至，已立，而使丕郑谢秦，背约不与河西城，而杀里克[5]。丕郑闻之，恐，因与缪公谋曰：“晋人不欲夷吾，实欲重耳。今背秦约而杀里克，皆吕甥、郤芮之计也。愿君以利急召吕、郤，吕、郤至，则更入重耳便。”缪公许之，使人与丕郑归，召吕、郤。吕、郤等疑丕郑有间[6]，乃言夷吾杀丕郑。丕郑子丕豹奔秦，说缪公曰：“晋君无道，百姓不亲，可伐也。”缪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诛其大臣？能诛其大臣，此其调也[7]。”不听，而阴用豹[8]。

[1] 【汇评】

吴见思：间接。（《史记论文·秦本纪》）

[2]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一作‘倬’。”（《史记集解·秦本纪》）

王叔岷：《集解》：“徐广曰：一作倬。”按：倬疑悼之误，《晋世家》作悼子。《齐世家》：“里克杀奚齐、卓子。”《集解》引徐广曰：“《史记》卓多作悼。”《鲁世家》：“晋里克杀其君奚齐、卓子。”《集解》引徐广曰：“卓，一作悼。”并其证。（《史记斠证·秦本纪》）

[3] 【汇注】

梁玉绳：《传》是齐隰朋会秦师纳惠公，不言秦帅何人，此以百里傒实之，未知所出。（《史记志疑·秦本纪》）

[4] 【汇校】

王叔岷：按：《金楼子·说蕃篇》，“诚”作“若”，“诚”犹“若”也。《淮南子·氾论篇》：“诚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刘子·妄瑕篇》“诚”作“若”，亦其比。（《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八城），谓同、华等州地。（《史记正义·秦本纪》）

梁玉绳：《传》言许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此言河西八城，当误以虢略等，又为三城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王　恢：河西八城：按：《左》僖十五年：“贻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国语》亦云“且入河外列城五”，而不内及解梁（山西临晋县西南八里）。河外虢略之地，盖东自新安及潼关五百里，皆古殽函地，亦称桃林之塞，晋之险隘亦关西与中原之孔道，秦所亟欲得之者。而夷吾急于得国，投其大欲，贻以求入；既入，背约，烛之武所谓“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是以有韩原之师，生得夷吾；夷吾乃献河西地。今言河西八城者，盖自前后两事计之也。又按：《本纪》出子二年（前385）迎献公于河西而立之；又曰：“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并见孝公元年）。”皆即此。《正义》以迎献公于河西为“秦州西县”，大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奠基关陇》）

王重九：史公所言夷吾献秦之河西八城，依我看，实皆秦师三败晋军于韩原时已经占夺之地，夷吾既归晋，只是追认既成事实，并非出于甘心。且晋在河西之地，并不仅此八城，此由穆公三十七年（前626年）“复使孟明视等将兵伐晋，战于彭衙（在今陕西白水县东北）”，可作证明。而秦、晋争夺河西，于晋文公卒后，更加激化矣。（《史记公案发微·读史记秦本纪献疑》）

[5] 【汇注】

司马迁：（晋）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郑谢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许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许秦者？’寡人争之弗能得，故谢秦。”亦不与里克汾阳邑，而夺之权。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会齐、秦大夫共礼晋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为变，赐里克死。（《史记·晋世家》）

【汇评】

吴见思：简序处文法严净。（《史记论文·秦本纪》）

[6] 【汇注】

张家英：“有间”指进谗言，说坏话。“吕、郤等疑丕郑有间”，即吕、郤等怀疑丕郑在夷吾面前说了不利于自己的坏话。下文“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193）这个“有间”是有嫌隙，闹别扭。这两个“有间”的“间”，应该读jiàn。它们的意义都是从《说文·门部》的“间，隙也”引申而得出的。（《〈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本纪》）

[7] 【汇注】

张守节：调音徒聊反。言能诛大臣丕郑，云是夷吾于百姓调和也。刘伯庄音徒吊反。按：调，选也。邪臣诛，忠臣用，是夷吾能调选。两通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汇评】

徐孚远：丕郑已诛，是秦无内应，晋未可以阍也，故缪公益厚晋以骄之。（《史记测议·秦本纪》）

牛运震：按：此《左氏》作“失众焉能杀？违祸谁能出君？”支曰：“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按：此《左氏》作“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而以为百里语，前段《左氏》约，而《史记》畅之，笔法极明快；后段《左氏》文且繁，而《史记》以质语约之，语意极简透。（《史记评注·秦本纪》）

程馀庆：捷甚，妙在从不好处看出好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8] 【汇注】

陈蒲清：阴用豹：缪公表面不听从丕豹之计，意在麻痹晋国，暗中却任用丕豹以图晋。（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程馀庆：尤妙！缪公于此，又别有机权。是时丕郑已诛，秦无内应，晋未可以间也。故缪公益厚晋以骄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十二年[1]，齐管仲、隰朋死[2]。

[1] 【汇校】

张　照：《齐世家》秦穆公虏晋惠公，复归之。是岁管仲、隰朋卒。据《年表》，是年为秦穆公之十五年也，此入于十二年。（《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梁玉绳：按：《齐世家》在齐桓公四十一年，当鲁僖、秦穆之十五年，此误书于十二年也。是年桓公方使管仲平戎于王，隰朋平戎于晋，何以死哉？然其误从《谷梁传》来，《谷梁》于鲁僖十二年楚人灭黄《传》言管仲死耳。（《史记志疑·秦本纪》）

[2] 【汇注】

陈士元：朱子曰：“管仲，齐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诸侯。”元按：《史记》云：管仲夷吾，颍上人也，少时尝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尝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霸诸侯，管仲之谋也。著书五十八篇，名曰《管子》。仲卒，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一统志》云：管仲墓在牛山之阿。（引自《湖海楼丛书·论语类考》卷九《管仲》）

晋旱，来请粟[1]。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饑而伐之[2]。缪公问公孙支[3]，支曰：“饥穰更事耳[4]，不可不与。”问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5]？”于是用百里傒、公孙支言，卒与之粟[6]。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7]。

[1] 【汇校】

张　照：《左传》僖十三年，冬，晋荐饥，使乞籴于秦。据《年表》，是年为缪公之十三年，此入十二年。（《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梁玉绳：“晋旱，来请粟。”按：此句上失书“十三年”。（《史记志疑·秦本纪》）

[2] 【汇校】

王叔岷：按：“饑”字，《国语·晋语》三、《左》僖十三年《传》并同。重刊北宋《监本》、黄善夫本、《殿本》并作“饥”，下同。“饑”“饥”义别，古多相乱，当以作“饑”为正。《尔雅·释天》：“谷不熟为饑。”（郭璞注：五谷不成）（《史记斠证·秦本纪》）

[3] 【汇校】

王叔岷：按：《晋语》三、《吕氏春秋·不苟篇》《尊师篇》《汉书人表》“支”皆作“枝”，古字通用。（《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裴　骃：服虔曰：“秦大夫公孙子桑。”（《史记集解·秦本纪》）

[4] 【汇校】

张家英：此“更”字读ɡēnɡ，而“更事”非只一个意思。“饥穰更事”，是说灾荒与丰收为交替发生的事，亦即经常发生的事。《天官书》：“木星与土合，为内乱，饥，主勿用战，败；水则变谋而更事。”（1320）这意思是说：木星与土星相合，将有内乱与饥荒，不能用兵，打仗会打败；木星与水星相合，就应变更谋略和行事。《魏世家》：“秦非无事之国也，韩亡之后必将更事；更事必就易与利，就易与利必不伐楚与赵矣。”（1857）这个“更事”与上一个相似，是“换策略、生新事”的意思。（《〈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本纪》）

【汇评】

凌稚隆：按“饥穰更事（耳）”五字，句法、字法俱工。（《史记评林·秦本纪》）

孙　琮：五字句法、字法，但觉简妙！（《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程馀庆：言更相有也。简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5] 【汇注】

牛运震：“傒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按：《左传》载此作秦伯语，而《史记》以为百里奚语。（《读史纠谬》卷一《史记·秦本纪》）

梁玉绳：“傒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按：《晋世家》依《内、外传》以此为穆公语，非百里傒之言也。然《外传》不及奚而以《左传》所载奚语并入穆公口中，元是不同。（《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评】

董　份：“更事”，言更相有也。同一劝与，而奚之言大！（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孙　琮：同一劝与，而奚之言大！（《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6] 【汇注】

左丘明：冬，晋荐饥，使乞籴于秦。秦伯谓子桑：“与诸乎？”对曰：“重施而报，君将何求？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谓百里奚：“与诸乎？”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丕郑之子豹在秦，请伐晋。秦伯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秦于是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杜预注：从渭水运入河、汾）。（《左传》僖公十三年）

[7] 【汇注】

裴　骃：贾逵曰：“雍，秦国都；绛，晋国都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程馀庆：雍临渭，绛临汾，渭自雍而东，至华阴入河，从河至汾，又逆流北行，而通绛，所谓泛舟之役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绛：《晋世家》，献公九年（前668，误八年。从《左》庄，年《表》）“城聚都之，命曰绛，始都绛”。杜注：“今平阳绛邑县。”按后汉改绛县为绛邑县，在今曲沃县西南。阎若璩《潜邱札记》：“献公九年都绛，即今太平（汾城）县南二十五里故晋城是，前说尽错。至景公十五年（前585），迁于新田。”《左》桓二年：“晋，甸侯也。”邑皆在汾、涑与浍之间：成王灭唐始封叔虞，即今虞乡、临晋，其子变父改唐为晋。成侯徙曲沃，在今闻喜县东二十里。穆侯迁翼，翼在今翼城东南三十五里。献公城聚，曰绛。在今汾城南，新绛北。景公迁新田，即今侯马市；而称旧都为故绛。旧说迷混。（《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奠基关陇》）

童书业：秦穆公时雍都所在，疑离所谓“王城”（今陕西朝邑县境）不甚远。《晋语》：“穆公归，至于王城，合大夫而谋。”足见王城乃秦经营东方之重地，君及大夫时至于此，必离国都不甚悬远。……如春秋时穆公以后之雍都不在今凤翔，则其地果在何处？是颇难详。据《左传》及《诗经》测之，当在渭水之南、今西安附近一带。《左传》成公十三年：“晋师以诸侯之师及秦师战于麻隧，秦师败绩……师遂济泾，及侯丽而还。”侯丽在今泾阳县境，其地或已邻近秦都。……又《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郑笺：“秦是时都雍，至渭阳者，盖东行送舅氏于咸阳之地。”按晋在秦东北，如由凤翔往，似无缘至“渭阳”，（若云取水路，则何以言“路车乘黄”）此亦彼时秦都在渭南之证，由渭南西安附近向晋境则必至渭阳也。《渭阳》之诗，旧说为穆公时作，殆近之。秦之雍都盖随地迁名，犹晋之“绛”，楚之“郢”，不指一也。如穆公以后之“雍”仍在凤翔，则其后迁泾阳，复返雍，再由雍迁临潼，更迁咸阳，奔走往复于数百里之间，果何故耶？（《春秋左传研究·春秋左传考证》第一卷）

【汇评】

吴见思：倒句好。（《史记论文·秦本纪》）

王　恢：史称“晋旱（前647），秦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而绛”。实为中国最早之漕运，由渭达河，河入汾，车转至绛，所谓“泛舟之役”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奠基关陇》）

十四年，秦饑[1]，请粟于晋。晋君谋之群臣。虢射曰[2]：“因其饑伐之，可有大功[3]。”晋君从之[4]。十五年[5]，兴兵将攻秦。缪公发兵，使丕豹将，自往击之[6]。九月壬戌，与晋惠公夷吾合战于韩地[7]。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鷙[8]。缪公与麾下驰追之，不能得晋君，反为晋军所围[9]。晋击缪公，缪公伤。于是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10]，晋军解围，遂脱缪公而反生得晋君[11]。初[12]，缪公亡善马[13]，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14]，吏逐得，欲法之。缪公曰：“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15]。”乃皆赐酒而赦之[16]。三百人者闻秦击晋，皆求从。从而见缪公窘，亦皆推锋争死[17]，以报食马之德[18]。于是缪公虏晋君以归[19]，令于国：“齐宿，吾将以晋君祠上帝[20]。”周天子闻之，曰“晋我同姓”，为请晋君[21]。夷吾姊亦为缪公夫人，夫人闻之，乃衰绖跣[22]，曰：“妾兄弟不能相救[23]，以辱君命。”缪公曰：“我得晋君以为功，今天子为请，夫人是忧。”乃与晋君盟[24]，许归之，更舍上舍，而馈之七牢[25]。十一月，归晋君夷吾，夷吾献其河西地，使太子圉为质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26]。是时，秦地东至河[27]。

[1] 【汇注】

张习孔：前646年，乙亥，周襄王七年，齐桓公四十年，秦穆公十四年，晋惠公五年……冬，晋辞秦籴。秦饑，乞籴于晋，惠公谋之群臣。虢射以晋背河西之约，秦、晋隙深，虽许秦籴，不足以解怨，适足以强秦。惠公遂辞秦籴。（《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2] 【汇注】

司马迁：秦饑，请籴于晋。晋君谋之，庆郑曰：“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约。晋饑而秦贷我，今秦饑请籴，与之何疑？而谋之！”虢射曰：“往年天以晋赐秦，秦弗知取而贷我。今天以秦赐晋，晋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谋，不与秦粟，而发兵且伐秦。秦大怒，亦发兵伐晋。（《史记·晋世家》）

张守节：射音石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3] 【汇评】

程馀庆：丕豹阻籴劝伐，为父仇也。虢射何为者？晋臣不及秦远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4] 【汇评】

王维桢：秦与晋粟，是。晋不与，非是。晋君终为秦虏，听臣计可不慎与！（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魏际瑞：晋惠公背五城之赂，秦饥而闭籴，以为无损于怨而厚寇，此悔而怙过者也。（《先轸论下》，引自《历代史事论海》卷五）

程馀庆：丧心！（《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5] 【汇注】

张习孔：前645年，丙子，周襄王八年……秦穆公十五年，晋惠公六年……秦晋战于韩原。秦以晋背己，伐之。秦师三败晋戍边之卒，渡河而东，晋惠公迎战于韩原（今山西河津、稷山间）。晋师大败，惠公被俘。（《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又：秦、晋盟于王城。穆公自伐晋归，至于王城（今陕西大荔东），与群臣谋，曰：“杀晋君，与逐出之，与以归之，与复之，孰利？”大夫子桑曰：“归之而质其太子，必得大成。”是时，穆公夫人亦为其弟惠公请。穆公乃许晋和，与晋侯盟于王城。秦许释惠公，晋以太子圉质秦，许秦以河东之地（《左传》《史记·秦本纪》以为河西）。（同上）

[6] 【汇校】

梁玉绳：“十四年，秦饥，请粟于晋。晋君谋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君从之。十五年，兴兵将攻秦。缪公发兵，使丕豹将，自往击之。”按：《晋世家》亦谓惠公用虢射谋不与秦粟，而发兵伐之。考《内、外传》晋但不与粟而已，未尝有因饥伐秦之事。秦之伐晋，为其三施无报，岂因晋来攻而秦击之乎？且未尝使丕豹将也。又秦饥请粟在十四年冬，战于韩原在十五年九月，宁有兴兵阅四时而始交战者。此及《世家》皆误。（《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评】

孙　琮：不数语，两君战，反覆如见。（《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7] 【汇注】

张守节：《左传》云僖公十五年，秦晋战于韩原，秦获晋侯以归。《括地志》云：“韩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十八里。《十六国春秋》云魏颗梦父结草抗秦将杜回，亦在韩原。”（《史记正义·秦本纪》）

孙之騄：“（周襄王）七年，秦伯涉河伐晋”，僖十五年十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括地志》：“韩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十八里”，又“县南十八里，为古韩国”。《地名考》：“今韩原在韩城县东南二十里。”（《考定竹书》卷十一）

程馀庆：韩原，晋地。在河东。（《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汇评】

王　恢：秦晋世婚也，晋以怨报德，轻开韩原衅端，今又以为“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不忍一朝之忿，而召数世之患矣。自殽之战以迄迁延之役，六十九年（前627至559）之间，凡十七战，晋伐秦者七，秦伐晋者十：秦穆与晋交兵五（僖二三，文二，文二冬，文三，文四），秦康与晋交兵五（文七、文八、文十春、文十夏、文十二），秦共与晋交兵一（宣二），秦桓与晋交兵三（宣八，宣十五，成九），秦景与晋交兵三（襄九，襄十一冬，襄十四）。大率修怨负气相报复，秦绌则转而联楚；晋楚世敌也，晋两面受敌而威日替，及晋秦为成（前580），两国共长河之险，而楚已坐大，早观兵于周疆，问鼎之轻重矣（前606）。（《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韩原之战》）

[8] 【汇校】

王叔岷：按：《说文》：“鷙，马重貎。”《晋世家》作“惠公马鷙不行”。《索隐》：“谓马重而陷之于泥。”《金楼子》“鷙”作“絷”。（《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鷙音致，又敕利反。《国语》云：“晋师渍，戎马还泞而止。”韦昭云：“泞，深泥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吴国泰：《说文》：“鷙，马重貌。”又为。《广雅》：“，止也”。即也。（《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9] 【汇评】

孙　琮：文势淋漓。（《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10] 【汇评】

孙　琮：突生波澜。（《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11] 【汇评】

王　鏊：不数语，而两君战，反覆如画。（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孙　琮：二“反”字极有情。（《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吴见思：繁冗之处序得简妙。（《史记论文·秦本纪》）

牛运震：“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鷙”云云，至“遂脱缪公而反生得晋君”。按：此数行，不满七十字，笔势如拗坂回流，中藏无数曲折，一时战情，兵势如画。（《史记评注·秦本纪》）

又：凡太史公采用《左传》处，能剪裁《左氏》，而又脱出《左氏》间架，所以为妙。（同上）

[12] 【汇注】

韩　婴：秦缪公将田，而丧其马，求三日而得之于茎山之阳，有鄙夫乃相与食之。缪公曰：“此驳马之肉，不得酒者死。”缪公乃求酒，遍饮之然后去。明年，晋师与缪公战，晋之右路石者围缪公而击之，甲已堕者六札矣。食马者三百余人，皆曰：“吾君仁而爱人，不可死。”还击晋之右路石，免缪公之死。（《韩诗外传》卷十）

【汇评】

孙　琮：先言食善马者三百人，后详叙食马之报，用一“初”字发之，先略后详之法。（《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13] 【汇注】

李　笠：按：《韩诗外传》卷十云：秦缪公将田而丧其马，求三日而得之于茎山之阳，有鄙夫乃相与食之。（《广史记订补》卷二《秦本纪》）

【汇评】

牛运震：“初，缪公亡善马”云云，按此处有此闲笔，带作波折，更有妙趣。（《史记评注·秦本纪》）

[14]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野人坞在岐州雍县东北二十里。”按：野人盗马食处，因名焉。（《史记正义·秦本纪》）

张永禄：野人坞，今名义乌堡。在陕西省凤翔县城东南二里。《括地志》野人坞在雍县东北二十里。（《汉代长安词典》一《地理环境·野人坞》）

张家英：《说文·里部》：“野，郊外也。”段玉裁注：“《邑部》曰：‘距国百里曰郊。’《冂部》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冂。’《诗·召南》《邶风》传皆曰：‘郊外曰野。’《郑风》传曰：‘野，四郊之外也。’”所谓“野人”，指生活、劳动在郊外地区的人，这也是与居住在国都中的“国人”相对而言的。与“鄙”相比，“野”离国都要近一些。《说文·邑部》“鄙”字下段玉裁注：“盖《周礼》都鄙距国五百里，在王畿之边，故鄙可释为边。”由于“野人”生活在农村地区，他们大多从事农业或狩猎活动。例如《管蔡世家》中的“曹野人公孙强亦好田弋，获白雁而献之”（1573）。又如《晋世家》中的公子重耳“过五鹿，饥而从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进之”（1657）。“野人”多指农民或平民，也可指缺乏教养或不讲礼貌的人，因而可以作为“士人”的自我谦称。在这些方面，它与“鄙人”是有一些类似之处的。（《〈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食善马”一句，不明，而忙时不及回笔，故于此插入一段，《史记》正于此等处见才。（《史记论文·秦本纪》）

[15] 【汇注】

方　回：《汉书》“食肉无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然则马肉无毒，而马肝有毒。人珍之味……惟马为人主之膳牲第一，而庖烹燔渍之法无所闻，岂王馔不食此物而虚存其名乎？《周礼》马官之多，马政之密如此。驽马给宫中之用亦千余匹，而王膳之牲，三郑略不解一二，回所以不信《周礼》也。（《续古今考》卷三十一《马肝毒》）

【汇评】

程馀庆：带戏，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16] 【汇注】

刘　向：秦缪公尝出而亡其骏马，自往求之。见人已杀其马，方共食其肉，缪公谓曰：“是吾骏马也。”诸人皆惧而起，缪公曰：“吾闻食骏马肉不饮酒者，杀人。”即以次饮之酒。杀马者皆惭而去。居三年，晋攻秦缪公，围之。往时食马肉者相谓曰：“可以出死报食马得酒之恩矣。”遂溃围。缪公卒得以解难，胜晋，获惠公以归。此德出而福反也。（《说苑》卷六《复恩》）

[17] 【汇校】

方　苞：“推”当作“摧”。“摧锋”者，乘胜之辞，时穆公见窘，晋师得隽，争死以摧其锋也。（《史记注补正·秦本纪》）

[18] 【汇校】

王叔岷：按：亦犹又也。《书·周书·洛诰》：“我又卜瀍水东。”敦煌本又作亦，即亦、又同义之证。事又见《韩诗外传》十、《淮南子·氾论篇》《说苑·复恩篇》；亦略见《淮南子·泰族篇》《列女传·辩通篇·弓工之妻传》及《金楼子》。（《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尸　佼：秦穆公明于听狱。断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教不至，使民入于刑，寡人与有戾焉！二三子各据尔官，无使民困于刑。”穆公非乐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尸子》卷下）

【汇评】

吕不韦：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吕氏春秋·爱士》）

【汇注】

高　诱：食马肉人为缪公死战，不爱其死，以获惠公是也。（《吕氏春秋·爱士》注）

[18] 【汇评】

王维桢：人种德，缓急终有赖。（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吴见思：结完食马事。（《史记论文·秦本纪》）

[19] 【汇注】

左丘明：壬戊（杜预注：九月十四日）战于韩原。晋戎马还泞而止（杜预注：泞，泥也。还，便旋也。小驷不调，故堕泥中），公号庆郑。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韩简，虢射为右，辂秦伯，将止之（杜预注：辂，迎也。止，获也）。郑以救公误之，遂失秦伯。秦获晋侯以归。（《左传》僖公十五年）

吕不韦：昔者秦缪公乘马而车为败，右服失而野人取之。缪公自往求之。见野人方将食之于岐山之阳，缪公叹曰：“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余恐其伤女也。”于是遍饮而去。处一年，为韩原之战，晋人已环缪公之车矣，晋梁由靡已扣（高诱注：扣，持）缪公之左骖矣，晋惠公之右路石奋投而击缪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野人之尝食马肉于岐山之阳者三百有余人，毕力为缪公疾斗于车下，遂大克晋，反获惠公以归。（《吕氏春秋·爱士》）

【汇评】

劳孝舆：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惠公在秦，谓韩简子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对曰：“龟，象也；筮，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职竞由人！”天人之理，曲尽幽微，惜彼昏而不悟耳。（引自《春秋诗话》卷三）

吴见思：间接，即以“于是”二字兜转，何等敏捷。（《史记论文·秦本纪》）

[20] 【汇校】

梁玉绳：按《内、外传》秦有杀惠公之议，而无祀上帝之言，此与《晋世家》并非。（《史记志疑·秦本纪》）

王叔岷：按《晋世家》作“秦将以祀上帝”。祠、祀古通。此与《晋世家》或别有所本。《列女传·贤明篇·秦穆公姬传》作“扫除先人之庙，寡人将以晋君见”。（《史记斠证·秦本纪》）

[21] 【汇注】

牛运震：“周请晋君”，不见经传，未知太史公何据？（《读史纠谬》卷一《史记·秦本纪》）

王　筠：秦获晋惠公，将以祠上帝，而周王为之请，此事《左传》所无，且道里颇远，恐无及也。（《史记校》卷上《秦本纪》）

【汇评】

徐孚远：《左传》周无请晋君之文，初获晋君，亦未能遽及，当得缪姬力也。（《史记测议·秦本纪》）

[22] 【汇注】

陈蒲清：衰绖：泛指丧服。衰，同“缞”，披在胸前的麻布条。绖，结在头上或腰间的麻带。跣：光着脚。（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23] 【汇校】

王叔岷：按：《列女传》救亦作教（《颂》文作教）。（《史记斠证·秦本纪》）

[24] 【汇注】

左丘明：秦获晋侯以归。晋大夫反首拔舍（杜预注：反首，乱头发下垂也。拔草舍止，坏形毁服）从之。秦伯使辞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寡人之从君而西也，亦晋之妖梦是践（杜预注：狐突不寐而与神言，故谓之妖梦。申生言帝许罚有罪，令将晋君而西，以厌息此言。践，厌也）。岂敢以至！”晋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风。”穆姬闻晋侯将至，以太子罃、弘与女简璧，登台而履薪焉（孔颖达疏：此言登台履薪，是自囚之事）。使以免服衰绖逆，且告（杜预注：免、衰、绖，遭丧之服，令行人服此服，迎秦伯，且告将以耻辱自杀）曰：“上天降灾，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而以兴戎。若晋君朝以入，则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则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诸灵台。大夫请以入，公曰：“获晋侯，以厚归也。既而丧归，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晋人戚忧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图晋忧，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难任，背天不祥，必归晋君。”……子桑曰：“归之而质其大子，必得大成。晋未可灭，而杀其君，只以成恶。且史佚有言：‘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重怒难任，陵人不祥。”乃许晋平。（《左传》僖公十五年）

又：十月，晋阴饴甥会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国谓君何？”对曰：“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纳而不定，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馆晋侯，馈七牢焉。（同上）

[25] 【汇校】

王叔岷：按：《列女传》“之”作“以”，“之”犹“以”也，前已有说。（《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裴　骃：贾逵曰：“诸侯雍饩七牢。牛一、羊一、豕一，为一牢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汇评】

孙　琮：收局最紧。（《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26] 【汇校】

梁玉绳：按：《晋语》秦伯曰：“寡人之嫡此为才”，则怀嬴是穆公之女也，此与《晋世家》言“宗女”非。（《史记志疑·秦本纪》）

王叔岷：按：《晋世家》云：“缪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与往。”《六国年表·序》云：“太史公读《秦记》。”又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独有《秦记》。”史公记秦事不能不参验《秦记》。窃疑此文及《晋世家》之称“宗女”，乃本之《秦记》，盖怀嬴既妻子圉，又妻重耳，《秦记》讳言穆公女也。（《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程馀庆：缪公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27] 【汇注】

张守节：晋河西八城入秦，秦东境至河，即龙门河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陈蒲清：东至河：东面直抵黄河。照应了前面“子孙饮马于河”的预言。（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一结。秦七盛。（《史记论文·秦本纪》）

十八年[1]，齐桓公卒[2]。二十年[3]，秦灭梁、芮[4]。

[1] 【汇校】

梁玉绳：齐桓卒于秦穆十七年，此误。（《史记志疑·秦本纪》）

张　照：《春秋》经：僖十七冬十有二月乙亥，齐侯小白卒。是年，于秦穆亦为十七年。（《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2] 【汇注】

陈士元：桓公多内宠，五公子皆求立，桓公病卒，五公子争立，相攻，桓公尸在床六十七日，尸虫出户。孝公元年八月，始葬桓公。（引自《湖海楼丛书·论语类考》卷九《齐桓公》）

【汇评】

吴见思：齐事插序。（《史记论文·秦本纪》）

[3] 【汇校】

梁玉绳：《书》书秦灭梁于十九年，是此误在二十年也。至芮国之灭，则不可考。《左传》桓四年《疏》曰“不知谁灭之”。无锡顾氏栋高《春秋大事表》引《汲冢书》，灭芮在秦穆公二年（今《竹书》无之，当是引《路史·国名纪》注也，见卷五），亦与《史》不合。《通志·氏族略》云芮为晋所灭，又未知何据。（《史记志疑·秦本纪》）

张　照：僖十九年《左传》，秦遂取梁。《年表》亦载入秦穆十九年，与《传》同。（《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4] 【汇注】

左丘明：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左传》僖公十九年）

司马迁：梁伯好土功，治城沟，民力罢，怨，其众数惊，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灭之。（《史记·晋世家》）

张守节：梁、芮皆在同州。秦得其地，故灭二国之君。（《史记正义·秦本纪》）

刘文淇：《年表》：秦穆公十九年，灭梁，梁好城，不居，民罢，相惊。《晋世家》：十年，秦灭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沟，民力罢怨，是其事也。《新序》梁伯湎于酒，淫于色，心胮而耳塞。好为高城而不居，民罢甚。此刘子政说。湎酒淫色，心胮耳塞，乃《谷梁》说。好为土功，则《左》《谷》意同者。子政盖取《左氏》说证《谷梁》。（《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僖公十九年）

张永禄：“芮”古国名。姬姓。一作“内”。周文王时建立的诸侯国。在今陕西大荔县南。《诗·大雅·绵》“虞芮质厥成”。公元前640年为秦所灭。《朝邑县志》载：“古芮国，在雷首山正西，今洛河西岸是，半入于河。”（《汉代长安词典》一《地理环境·芮》）

【汇评】

凌稚隆：按：上两书梁伯、芮伯来朝。至此书“秦灭梁、芮”，不特文字叫应，有深意在。（《史记评林·秦本纪》）

顾栋高：秦国以西陲小国，乘周之乱，逐戎有岐山之地，是时兵力未盛，西周故物，未敢觊觎也。值平、桓懦弱，延及宁公、武公、德公，以次蚕食，尽收虢郑遗地之在西畿者，垂及百年。至穆公遂灭芮，筑垒为王城，以塞西来之路，而晋亦灭虢，东西京隔绝。由是据丰镐故都，判然为敌国，与中夏抗衡矣。然灭滑，而滑为晋有，不能越崤函以东一步，灭鄀，而鄀为楚有，不能越武关以南一步，其地有凤翔府、延安府、平凉府、秦州、西安府、商州、同州府、乾州，不越陕西一省，其同州府与商州之地，犹与晋秦错壤。（《春秋大事表》卷四《春秋列国疆域表·秦疆域论》）

牛运震：“二十年，秦灭梁、芮”。按：上文两纪梁、芮来朝，则灭梁、芮之失自见，此书法之妙也。（《史记评注·秦本纪》）

刘咸炘：“秦灭梁、芮”：凌稚隆曰：上两书梁伯、芮伯来朝，此书灭梁、芮，不特文字叫应，有深意在。按此乃事之本然，文之当然，即非史公，亦必如是书者也。以为特笔则赘。明人所拈书法多类此，今悉不取。（《太史公书知意·秦本纪》）

二十二年，晋公子圉闻晋君病，曰：“梁，我母家也[1]，而秦灭之。我兄弟多，即君百岁后[2]，秦必留我，而晋轻[3]，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归晋。二十三年，晋惠公卒，子圉立为君[4]。秦怨圉亡去，乃迎晋公子重耳于楚，而妻以故子圉妻[5]。重耳初谢，后乃受。缪公益礼，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晋大臣，欲入重耳。晋许之，于是使人送重耳[6]。二月，重耳立为晋君，是为文公[7]。文公使人杀子圉[8]，子圉是为怀公。

[1] 【汇注】

张守节：子圉母，梁伯之女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2] 【汇注】

陈蒲清：即：若，如果。百岁后：指死。（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3] 【汇注】

吴见思：而“晋轻”者，盖曰晋以我无母家而轻我也。映上方有情。（《史记论文·秦本纪》）

郭嵩焘：按：晋轻者，盖虑其薄视己，以兄弟多，惟所立视己之去留为轻也。（《史记札记·秦本纪》）

[4] 【汇校】

李　笠：按：“是为怀公”四字，疑在“子圉立为君”之下，与“重耳立为晋君，是为文公”，语正相似，后人误移于此，而衍“子圉”二字耳（下文“是为康公”“是为惠公”“是为简公”等俱紧承“立”字，可证此误）。（《广史记订补》卷二《秦本纪》）

[5] 【汇注】

杜　预：怀嬴，子圉妻。子圉，谥怀公，故号为怀嬴。（《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三年）

[6] 【汇评】

吴见思：序事简净。（《史记论文·秦本纪》）

[7] 【汇注】

陈士元：朱子曰：“晋文公名重耳。”元按：晋文公，献公之子。《晋世家》云：献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岁矣。献公伐骊，得骊姬，生子奚齐。献公有意废太子申生，乃使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献公与骊姬子奚齐居绛。骊姬谗申生，申生自杀。重耳、夷吾来朝，骊姬又谗之，于是重耳走蒲，夷吾走屈。献公使兵伐蒲，重耳遂奔翟，夷吾奔梁。献公卒，属奚齐于荀息。里克欲纳重耳，乃杀奚齐。齐使人迎重耳，重耳畏杀，不敢入，乃迎夷吾而立之，是为惠公。惠公欲使人杀重耳，重耳闻之，如齐。惠公卒，子圉立，是为怀公。秦怨子圉，乃发兵纳重耳，使人告栾郤之党为内应，杀怀公于高梁。重耳立，是为文公。重耳自少好士，有贤士五人，曰赵衰、狐偃咎犯、贾佗、先轸、魏武子，重耳出亡十九岁而得入，年六十二即位。（引自《湖海楼丛书·论语类考》卷九《晋文公》）

【编者按】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在秦穆公帮助下返回晋国，立为国君，其过程详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及《史记·晋世家》。

[8] 【汇注】

左丘明：戊申，使杀怀公于高梁。不书，亦不告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司马迁：杀怀公于高梁。（《史记·晋世家》）

杜　预：怀公奔高梁。高梁在平阳杨县西南。再发不告者，言外诸侯入，及见杀，亦皆须告，乃书于策。（《春秋左传注》僖二十四年）

其秋，周襄王弟带以翟伐王，王出居郑[1]。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难于晋、秦。秦缪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杀王弟带[2]。二十八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3]。三十年，缪公助晋文公围郑[4]。郑使人言缪公曰[5]：“亡郑厚晋，于晋而得矣[6]，而秦未有利。晋之强，秦之忧也。”缪公乃罢兵归。晋亦罢。三十二年冬，晋文公卒[7]。

[1] 【汇注】

张守节：王居于氾邑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张习孔：前636年，乙酉，周襄王十七年，鲁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二十四年……襄王奔氾。襄王王后隗氏私通王子带，襄王废之。狄怒，与王子带共攻襄王，败王师，获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襄王出奔于氾（今河南襄城南）。（《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又：周襄王遣使告难于晋、秦、鲁等诸侯。（同上）

【编者按】《周本纪》云：“初，惠后欲立王子带，故以党开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郑，郑居王于氾。”郑邑有南氾与东氾之别。南氾在今河南襄城之南；东氾在今河南中牟县。《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王出适郑，处于氾”，《注》曰：“郑南氾也，在襄城县南。”

[2] 【汇校】

梁玉绳：“秦缪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杀王弟带”。按：《左传》云“晋侯辞秦师而下”，《晋语》子犯云“秦将纳之，则失周矣”，是秦未尝助晋纳王也。《晋世家》与《左氏》合，此误。（《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左丘明：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杜预注：勤，纳王也）。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正义》言欲继文侯之功业，而使信义宣布于诸侯，今日纳王是为可矣）。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晋侯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司马迁：秦军河上，将入王。赵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晋同姓，晋不先入王，后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晋之资也。”三月甲辰，晋乃发兵至阳樊，围温，入襄王于周。四月，杀王弟带。周襄王赐晋河内阳樊之地。（《史记·晋世家》）

【汇评】

程馀庆：缪公生平之事，惟此举足传。（《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3] 【汇注】

张守节：卫地也，今濮州。（《史记正义·秦本纪》）

张习孔：前632年，己丑，周襄王二十一年，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五年……楚成王四十年，秦穆公二十八年，春，晋伐曹、卫。晋侯将救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遂伐曹、卫，取卫五鹿（今河南濮阳南）；入曹，执曹共公。是时，齐侯、秦小子憗皆来会晋师；鲁亦背楚附晋。楚成王“知难而退”，入居于申（今南阳市）；命申公叔侯自谷撤军；命子玉解宋围。子玉不肯。（《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又：城濮之战。楚将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君，曰：“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晋私许曹、卫以间楚：而执宛春以激子玉。子玉怒，以逼晋师。晋师退避三舍，至于城濮（卫地，今山东鄄城西南）。以车七百乘而与楚师战。子玉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晋胥臣以虎皮蒙马，先犯陈、蔡。陈、蔡军奔，楚右师溃（陈、蔡属右师）。晋栾枝率下军伪遁诱敌，楚左师追之，先轸、郤溱以中军横击之，狐毛、狐偃又以上军夹攻，楚左师溃。子玉收兵而止，故中军不败。楚师归，子玉自杀。（同上）

【汇评】

吴见思：晋事插序。晋之盛乃秦之力也，且与上下文映照。（《史记论文·秦本纪》）

[4] 【汇注】

张守节：《左传》云，僖公三十年，晋侯、秦伯围郑。杜预云：“文公过郑，郑不礼之。”（《史记正义·秦本纪》）

[5] 【编者按】“使人”，人即郑大夫烛之武也。《左传·僖公三十年》载曰：“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倍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6] 【汇注】

李　笠：按：上“而”字与“则”同。王引之《经传释词》七云：“而犹则。《易·系传》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言见几则作也。僖十五年《左传》曰：‘何为而可？’言何为则可也。”准此，则于晋而得矣，亦言于晋则得也。或疑上“而”字为衍，未然。（《广史记订补》卷二《秦本纪》）

王叔岷：按上“而”字与“为”同，“于晋而得”犹言“于晋为得”。《李斯列传》：“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而亦与为同义。（《史记斠证·秦本纪》）

张家英：“而”字是一个用得广泛而且灵活的虚词；上引例句中即用了两个，关键是上一个。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七“而”字条有：“而，犹‘则’也。《易·系辞传》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言见几则作也。僖十五年《左传》曰：‘何为而可？’言何为则可也。襄十八年《传》曰：‘若可，君而继之。’言君则继之也。《楚语》曰：‘若防大川焉，溃而所犯必大矣。’言溃则所犯必大也。”又：“《丧服小记》有‘五世而迁之宗’，《大传》‘而’作‘则’。《乐记》：‘喜则天下和之，怒则暴乱者畏之。’《荀子·乐论》篇‘则’作‘而’。《孟子·公孙丑》篇：‘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万章》篇‘则’作‘而’。《燕策》：‘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穷齐之说说秦？’《史记·苏秦传》‘然而’作‘然则’。”《史记》中也有这类例子。现在且举二例：

（1）《樗里子甘茂列传》：秦武王三年，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2311）

（2）《季布栾布列传》：当是之时，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而楚破（2734）。前一例“而寡人死不朽矣”，即“则寡人死不朽矣”；后一例中，上下句“则”与“而”对举。它们都说明：“而”犹“则”也。（《〈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本纪》）

[7] 【汇注】

左丘明：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出而不出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汇评】

李　廉：晋文以二十四年入国，至二十八年城濮始主伯。迄三十二年，凡五年。李氏曰：晋有二文之业，盖文侯、文公也。《书》录《文侯之命》，捍王于艰，锡以秬鬯，为东周贤侯。《春秋》详文公之伯，盖文侯家法也。文公之兴，其事易于齐桓，固有自来矣。然文公既入国，而事之不载于经者，凡四年。虽以纳王之懿功，削而不见，至二十八年，一简之中，乃五挈晋侯不以为繁，何哉？盖自武公以支代宗，并吞专立读《无衣》之诗，虽晋之臣民，不能自安也。《春秋》为是黜晋不书。文公奔而复国，内何所承？上何所禀？经复略之。勤王固为大美，然特以求诸侯之利心而为之，岂真知有君臣之义哉？至二十八年，晋楚之事，乃关中外之盛衰，非系一国之得失。《春秋》抑楚之深，故与晋之亟，则晋亦不为元绩于列国矣。此其与桓公并称欤！大抵桓、文虽并称，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余年，蓄威养晦，始能问罪于楚；文公一驾，而城濮之功多于召陵，桓公屡盟屡会，迟迥晚岁，始会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温之事敏乎葵丘。桓公会鄄失鲁，盟幽失卫，首止失郑，葵丘失陈，文公三会，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诸侯，又盛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文公之功多于桓公者，罪亦多于桓公也。事速就乎桓公者，义尤坏乎桓公者也。名盛乎桓公者，实衰乎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盖罪，不以事掩义，不以名诬实，此其非桓匹欤！桓公得江黄而不用于伐楚，文公谓非致秦，则不可与楚争，楚抑而秦兴矣。此桓公之所以不肯为也！桓公会则不迩三川，盟则不加王人，文公会畿内，则伉矣，盟子虎则悖矣！此桓公之不敢为也。桓公宁不得郑，不纳子华，惧其奖臣抑君，不可以训；文公为元咺执君，则三纲五常于是废矣。此又桓公不忍为也。夫子正谲之辨，独不深切著明哉！（《春秋诸传会通》卷六《冬十有二月己卯晋侯重耳卒》）

吴见思：晋事插叙，伏下灭滑事。（《史记论文·秦本纪》）

郑人有卖郑于秦曰[1]：“我主其城门，郑可袭也。”缪公问蹇叔、百里傒[2]，对曰：“径数国千里而袭人，希有得利者。且人卖郑，庸知我国人不有以我情告郑者乎？不可[3]。”缪公曰：“子不知也，吾已决矣。”遂发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视、蹇叔子西乞术及白乙丙将兵[4]。行日，百里傒、蹇叔二人哭之[5]。缪公闻，怒曰[6]：“孤发兵，而子沮哭吾军[7]，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军[8]。军行，臣子与往[9]，臣老，迟还恐不相见，故哭耳[10]。”二老退谓其子曰：“汝军即败，必于殽阨矣[11]。”三十三年春，秦兵遂东[12]，更晋地[13]，过周北门。周王孙满曰：“秦师无礼[14]，不败何待[15]！”兵至滑[16]，郑贩卖贾人弦高[17]，持十二牛将卖之周，见秦兵，恐死虏[18]，因献其牛[19]，曰：“闻大国将诛郑，郑君谨修守御备，使臣以牛十二劳军士[20]。”秦三将军相谓曰：“将袭郑，郑今已觉之[21]，往无及已[22]。”灭滑[23]。滑，晋之边邑也。

[1] 【汇校】

牛运震：袭郑之谋，发自杞子，《史记》作“郑人卖郑于秦”，似无所据。（《读史纠谬》卷一《史记·秦本纪》）

程馀庆：按《左传》，“卖郑者”即秦所使戍郑之杞子。此云“郑人”，误。（《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汇注】

梁玉绳：卖郑者即戍郑之秦大夫杞子也，而此与《晋世家》以为郑人，何欤？据《郑世家》或者郑司城缯贺与杞子比而卖郑乎？（《史记志疑·秦本纪》）

【编者按】《史记·郑世家》曰：“往年郑文公之卒也，郑司城缯贺以郑情卖之，秦兵故来。三年，郑发兵从晋伐秦，败秦兵于汪。”而《左传》则云卖郑者则为秦大夫杞子。《僖公三十二年》曰：“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缯贺、杞子或皆为坐探。”

[2] 【汇注】

王士俊：百里奚庙，在通许县西三十里。（《河南通志》卷四十八《祠祀》）

梁玉绳：蹇叔始见《左·僖三十二》，蹇姓，亦曰蹇叔子，岐州人。（《汉书人表考》卷四《蹇叔》）

【汇评】

蔡　云：百里奚，按蒙毅言缪公罪奚耳，应劭直云杀之，诬甚。穆能悔违蹇叔，不罪孟明，而于社稷之圣臣，独置之死地邪？若奚之去虞相秦，孟子盛称其知，乃以耄年就戮，见几者果如是邪？考为古人辩诬多矣，何此则大书之？（《汉书人表考校补》）

又：又按：《索隐述赞》，称为里奚，亦可证百里非复姓也。（同上）

又：又按：僖十三年，百里语老成厚重，足愧子桑，若谓此即孟明，恐仡仡勇夫，无此语气。（同上）

[3] 【汇注】

王叔岷：按：径借为经，《释名·释道》：“径，经也。”（《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评】

魏　禧：秦人之袭郑也，与二三大臣，阴谋于戟门之内。千里袭人，然晋人知其出师之故，其君臣之谋议，所以从违之意，皆得而知之，如耳闻而面命然。古人之于敌，固未有不用间而能成功也。……夫用间而仅谍事以告，争胜负于一时，此亦策之最下者。世之为将者，则并举其下策而弃之也。（《殽之战论》其二，引自《历代史事论海》卷六）

牛运震：“庸知我国人不有以我情告郑者乎？”按：此长句脱换《左氏》，极有笔力！（《史记评注·秦本纪》）

孙　琮：补《左传》，妙！（《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4] 【汇校】

王叔岷：按：梁氏所引杜预《世族谱》，本《左》僖三十二年《传》孔疏。《淮南子·人间篇》孟明作孟盟，明、盟古通，许慎注：“孟盟，伯里奚之子也（伯、百古通）。”与此合。《晋世家》西乞术作西乞秫（《御览》三二三引秫作术），術、秫古通。《御览》三八三引日上亦重行字，“使百里傒”至“将兵行”为句。“行日”为句。（《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徐孚远：《左传》不言西乞术为蹇叔子也，但云蹇叔哭其子耳，未知史迁何所本。（《史记测议·秦本纪》）

牛运震：百里孟明视，《左传》本有明文，则孟明，百里奚子也。西乞术无所见为蹇叔子。袭郑之役，《左传》但言蹇叔之子与师，亦未执是西乞术，《史记》直以西乞术为蹇叔子，未知何据？（《读史纠谬》卷一《史记·秦本纪》）

张　照：《吕氏春秋》：蹇叔有子曰申，与视与师偕行。高诱注曰：申，白乙丙也。视，孟明视也。《左传·疏》曰：《世族谱》以百里孟明视为百里奚之子，则姓百里，名视，字孟明也。古人言名字者，皆先字手名而连言之。其术、丙必是名西乙，白乙或字或氏，不可明也。或以为西乞术、白乙丙为蹇叔子，按传称蹇叔之子与师，言其在师中而已。若是西乞、白乙则为将帅，不得云与也。或说必妄记异闻耳。王若虚《辨惑》曰：秦穆公伐郑之役，考之《左传》，其谏而止之，哭而送其子者，独蹇叔而已。故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穆公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何尝有百里奚预其间哉？而司马迁记此，以为二老同辞，不知其何据也。《左氏》云：“公召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使出师。”又云：“蹇叔之子与师，蹇叔谓孟子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哭送其子曰：‘吾收尔骨焉。’”盖孟明辈自为将帅，而蹇叔之子，则士卒之属也。此亦不相涉，而迁以孟明为百里奚子，西乞、白乙为蹇叔子，又何邪？或曰：孔《疏》引《世族谱》云：“或谓西乞术、白乙丙为蹇叔子，安知子长别无所据，而必以《左氏》为质乎？曰：此或有之。然是役也，主其谋者，孟明也。再败不沮，卒以得逞，使果为百里奚子，何奚能苦谏其君而无一言以罪其子也？以《书》观之，穆公自殽败归，即作《秦誓》，以自悔而迁，以为取王官封殽尸之后，不亦异乎？又云：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曰：“嗟乎！秦穆之与人周也。”按：《左氏》曰：“君子是以知秦穆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一也，至于孟明子桑，皆有赞美之辞。凡《左》氏所谓君子者，盖假之为褒贬之主，而非指乎当时之士也。安有所谓闻之垂涕者哉？（《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梁玉绳：孟明始见《左·僖三十三》、孟明视始见《文二》，亦曰百里孟明视，亦曰孟子，亦曰子明，又作孟盟，姓百里，名视，字孟明。（《汉书人表考》卷四）

又：西乞始见《僖三十二》，术始见《春秋·文十二》，西乞术始见《僖三十三》，术是名，又作遂，又作秫。西乞复姓，又作西乙。按《史·秦纪》以术为蹇叔子，杜《世族谱》辨其妄，盖与《唐书·世系表》以西乞为孟明子同谬。又《表》于秦三帅无白乙丙，必转写脱落也。（同上）

梁玉绳：史公叙袭郑之事依《公》《谷》，故与《左传》异，然《公》《谷》但云二老哭送其子而已，未尝谓三帅即其子也，乃《史》取而实之。《杜世族谱》以术、丙、蹇叔子为妄记异闻，甚是，而杜因《左传》称百里孟明视，《谱》遂以孟明是奚之子，亦未可全信。《吕氏春秋·悔过篇》蹇叔有子曰申与视（注申，白乙丙），又以孟明视为蹇叔子。《唐书·宰相世系表》更以西乞、白乙为孟明子，踵谬仍讹，真《史通》所谓“李代桃僵”者矣。（《史记志疑·秦本纪》）

郭嵩焘：使百里傒子孟明视，蹇叔子西乞术及白乙丙将兵。按《左传》不言孟明为百里傒子，西乞为蹇叔子，以有“蹇叔之子与师”之文，而于殽之役称“百里孟明视”，因从而为之词，此特史公附会以成文耳。（《史记札记·秦本纪》）

【汇评】

汪之昌：秦穆违蹇叔之忠言，信杞子之诡计，远袭郑国，轻挑晋衅，卒致匹马只轮无还者，咎由自取。适以为率尔用兵者戒，吾谓此犹未离乎成败论事之见。秦穆袭郑之失计，不待言；而所以启秦之觊觎，则郑亦不得辞其责。秦僻在西戎，自入春秋来罕与东诸侯交涉。至城濮之战，晋文一用之以胜楚，犹可谓藉以制强悍之楚也。再用之以围郑，蕞尔郑国，亦有若藉于秦之声威，吾知秦由是而始有轻量霸国，而益启其窥东夏之图。即围郑之役，郑用烛之武说秦穆，背晋而与秦盟，一似晋不足恃而求庇于秦，秦穆闻越国鄙远之难，遽与郑盟，初无得郑之心，并使杞子、逢孙、杨孙成之，则且谋所以保郑，而唯恐他国之有不利于郑，焉有不旋踵而思袭郑之理？乃郑无端以北门管钥付诸秦戍卒，有所为而为之欤？抑无所为而为之欤？夫郑与秦非若唇齿之相依也，又非有婚姻之旧也，前年军于函陵，虽为晋讨，非秦本谋然。既与郑相见以干戈，则亦寇仇矣，幸烛之武善为说辞，得释重困，即曰盟而置戍，庸讵知非以戍守为名隐以伺郑国之隙？敌所谓利则进，何盟之有？当日大灭小、强陵弱，居心设谋，正不独嬴秦为然。（《青学斋集》卷九《秦穆袭郑论》）

又：是秦穆此举，为秦计未可全谓之非。且郑亦幸而弦高使遽告耳，否则杞子、逢孙、杨孙等厉兵秣马束载以俟于国之内，孟明西乞术、白乙丙等率出秦东门，过周北门之师，及超乘之三百乘，突攻于外，起仓猝而合声势，恐郑将岌乎难支。郑即不终为秦有，郑要已为秦灭矣。且亦幸而孟明尚思全师而还，姑灭滑而止耳。设孟明计此行之业已入险，断难幸脱，异日洛河焚且之志即用诸袭郑之时。兵法有之：“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既一战而灭滑者，夫安见乘胜而不能败郑？破敌旋归，士气自信，晋虽御师于殽，胜负之数未可知。所惜戍郑者无谋，而袭郑者又不能军，多遗晋禽，适以贻后来口实已！虽然，袭郑之役在秦穆，无解于轻举妄动而启袭郑之心者，谁为之哉！（同上）

[5] 【汇校】

王若虚：秦穆公伐郑之役，考之《左传》，其谏而止之，哭而送其子者，独蹇叔而已。故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穆公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何尝有百里奚预其间哉？而司马迁记此以为二老同辞，不知其何据也。《左氏》云：父召孟明、西乞术、白乙丙，使出师。又云：蹇叔之子与师。蹇叔谓孟子曰：“孟子！见吾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哭送其子曰：“吾收尔骨焉。”盖孟明辈自为将帅，而蹇叔之子则士卒之属也。此亦不相涉，而迁以孟明为百里奚子，西乞、白乙为蹇叔子，又何邪？或曰：《孔疏》引《世族谱》云：或谓西术、白乙丙为蹇叔子，安知子长别无所据而必以左氏为质乎？曰：此或有之。然是役也，主其谋者，孟明也。再败不沮，卒以得逞，使果为百里奚子，何奚能苦谏其君而无一言以罪其子也。以《书》观之，穆公自殽败归，即作《秦誓》以自悔，而迁以为取王官、封殽尸之后，不亦异乎？又云：“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曰：‘嗟乎！秦缪之与人周也’。”按《左氏》云：“君子是以知秦穆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壹也。”至于孟明、子桑，皆有赞美之辞。凡《左氏》所谓君子者，盖假之以为褒贬之主，而非指乎当时之士也。安有所谓闻之垂涕者哉？（《滹南遗老集》卷九《史记辨惑》）

【汇评】

苏　辙：秦穆公东平晋乱，西伐诸戎，有伯者之风矣。然听杞子之计，违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袭郑，覆师于殽，虽悔过自誓，列于《周书》，而不能东征诸夏，以终成伯业。於乎！穆公贤君也。兵一不义，而几至于狼狈，不能与桓文齿，而况其下乎！（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6] 【汇校】

张文虎：“缪公闻，怒曰”，《御览》三百八十三引作“缪公闻而怒曰”。（《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7] 【汇注】

张守节：沮，自吕反。沮，毁也。《左传》云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不见其入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8] 【汇评】

牛运震：“臣非敢沮君军”云云。按：此又参用《谷梁传》语，然略一改换，确是《史记》语脉。（《史记评注·秦本纪》）

[9] 【汇注】

张守节：与，音预。（《史记正义·秦本纪》）

[10] 【汇校】

王叔岷：按：《御览》三八三引“见”作“及”。（《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吕不韦：昔秦缪公兴师以袭郑。蹇叔谏曰：“不可。臣闻之，袭国邑，以车不过百里，以人不过三十里，皆以其气之趫与力之盛至，是以犯敌能灭，去之能速。今行数千里，又绝诸侯之地以袭，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图之。”缪公不听也。蹇叔送师于门外，而哭曰：“师乎，见其出，而不见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与视，与师偕行。蹇叔谓其子曰：“晋若遏师必于殽，女死不于南方之岸，必于北方之岸，为吾尸女之易。”缪公闻之，使人让蹇叔曰：“寡人兴师，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师也。”蹇叔对曰：“臣不敢哭师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与师行。此其反也，非彼死则臣必死矣。是故哭。”（《吕氏春秋·先识览·悔过》）

张家英：《卫将军骠骑列传》有：“迟明，行二百余里，不得单于。”《集解》引徐广曰：“‘迟’，一作‘黎’。”《索隐》：“上音值，待也。待天欲明，谓平明也。诸本多作‘黎明’。邹氏云‘黎，迟也’。”（2935～2936）《正义》亦谓：“迟，音值。”是此“迟”字当读为zhì。《广雅·释诂》亦有“黎，迟也”。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四上引《史记·高祖本纪》《卫将军骠骑列传》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证明“黎”与“迟”有“比、待”之义，即“比及，等到”的意思。（《〈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本纪》）

[11] 【汇注】

郦道元：（崤水）出河南崤山，西北流，水上有梁，俗谓之鸭桥也。历涧水东北流，与石崤水合，水出石崤山，山有二陵，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风雨矣。言山径委深，峰阜交荫，故可以避风雨也。秦将袭郑，蹇叔致谏而公辞焉。蹇叔哭子曰：“吾见其出，不见其入，晋人御师必于崤矣，余收尔骨焉。”孟明果覆师于此。（《水经注》卷四《河水》）

张守节：殽音胡交反。阨，音厄。《春秋》云鲁僖公三十三年，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括地志》云：“三殽山，又名嵚岑山，在洛州永宁县西北二十里，即古之殽道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东崤山在河南府永宁县北六十里，西崤山在陕州东南七十里，二崤相去三十五里，路极险峻，即殽阨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叔岷：按：即犹若也。（上文“即君百岁后，秦必留我。”即亦与若同义，王氏《释词》八已有说）（《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评】

邹　泉：夫见其师之必败，以告其子，而不以情告君，又为儿女子哭泣，恋恋之态何为者耶？故君子谓殽之败百里奚，蹇叔亦有罪焉。不然，岂乘穆公之怒，二子亦有难于犯颜者耶？其视孙叔敖之谏庄王伐晋，不逮远矣（原注：庄王时，兴师伐晋，曰：“敢谏者死。”叔敖不惧，谏之，遂寝兵。此据《史记》，并论二子。按《左传》独有蹇叔之哭对其子，有“收尔骨于二陵间”之语）。（《尚论编》卷四《秦百里奚蹇叔》）

曹射侯：余读二陵风雨之言，情结词惨，殆难为怀，是何异宫之奇“不腊”一语，特秦穆悔之不早耳。君子谓殽之役，穆远蹇叔也，非叔之咎。（引自《史评》卷一《穆公·附》）

[12] 【汇注】

章　衡：“襄王”，癸巳二十四年，十二月己卯，晋文公薨，杞子自郑告于秦，使袭郑，蹇叔以为不可。秦伯不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蹇叔哭之曰：“吾见师之出，不见其入。”又曰：“晋人御师必于崤。”秦师遂东。（《编年通载》卷一《周》）

颜克述：《史记辨惑》：秦穆公伐郑之役，考之《左传》，其谏而止之，哭而送其子者，独蹇叔而已。故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穆公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何尝有百里奚预其间哉！而司马迁记此，以为二老同辞，不知其何据也？（同书第六七页）按：此役经过，不独《左传》载之，亦见于《公羊》《谷梁》二传。《公》《谷》固明载“谏而止之，哭而送其子者”，有百里子与蹇叔。又《公羊传》载此役秦败之事云：“晋人与姜人要之殽而击之，匹马只轮无反者。”《谷梁传》则为：“晋人与姜戎要而击之殽，匹马倚轮无反者。”与《史记》所载“（晋）遮秦兵于殽击之，大破秦军，无一人得脱者”正是一致。《史记》亦据《公》《谷》甚明。王氏泥于《左传》，而谓史迁所载“不知其何据”，疏甚。（《王若虚〈史记辨惑〉质疑〈上〉》，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

[13] 【汇注】

李　笠：按《广雅·释诂》三，“更，过也”。《汉书·张骞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师古注曰：“更，过也，音工衡反。”《司马相如传·上林赋》“丹水更其南”，义同。（《广史记订补》卷二《秦本纪》）

[14] 【汇注】

张守节：《左传》云：“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杜预云：‘王城北门也。’谓过天子门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谓过天子门，不卷甲束兵，而超乘示勇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15] 【汇评】

孙　琮：两“败”字相顾。（《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16] 【汇注】

张守节：滑，为八反。《括地志》云：“缑氏故城在洛州缑氏县东二十五里，滑伯国也。韦昭云，姬姓小国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故城在河南府偃师县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滑：在今河南偃师县南缑氏镇。《左》僖二十年（前640）“滑人叛郑而服于卫”，疑襄王使之，明年，郑伐滑。今秦灭之而不能有也。后属于周。（《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韩原之战》）

又：滑，姬姓，国于费，《左》成十三年，晋吕相绝秦曰：“殄灭我费滑。”即指此。（同上）

[17] 【汇注】

皇甫谧：弦高者，郑人也。郑穆公时，高见郑为秦、晋所逼，乃隐不仕，为商人。及晋文公之返国也，与秦穆公伐郑，围其都。郑人私与秦盟而晋师退，秦又使大夫杞子等三人戍郑，居三年，晋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强，使百里、西乞、白乙率师袭郑，过周反滑，郑人不知。高将市于周，遇之，谓其友蹇曰：“师行数千里，又数经诸侯之地，其势必袭郑，凡袭国者以无备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进矣。”于是乃矫郑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师，且使人告郑为备。杞子亡奔齐，孟明等返，至都，晋人要击，大破秦师。郑于是赖高而存，郑穆公以存国之赏赏高，而高辞曰：“诈而得赏，则郑国之政废矣。为国而无信，是败俗也。赏一人而败国俗，智者不为也。”遂以其属徙东夷，终身不返。（《高士传》卷上《弦高》）

张守节：卖，麦卦反。贾音古。《左传》作“商人”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叔岷：按：僖三十三年《左传》及《公羊传》《淮南子·道应篇》《氾论篇》《晋世家》《郑世家》并载此事（又见《金楼子·说蕃篇》）。所称贾人仅弦高一人。《吕氏春秋·悔过篇》则为弦高、奚施二人，《淮南子·人间篇》为弦高、蹇他二人。许注：“蹇他，弦高之党。”蹇他，疑即奚施也。（《史记斠证·秦本纪》）

[18] 【汇评】

牛运震：弦高智士，能泄敌谋以弭国患，此非常贾人也。《史记》以为弦高“见秦兵，恐死虏”，岂不误看弦高耶！又《左氏》载弦高将市于周，不言卖牛，即使卖牛，亦牛必止持十二牛。今《史记》因《左氏》有“先牛十二”之语，遂以为弦高持十二牛卖之周，更误。（《读史纠缪》卷一《史记·秦本纪》）

[19] 【汇评】

孙　琮：急智！（《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20] 【汇注】

程馀庆：按《淮南子》：孟明袭郑，贾人弦高、蹇他相与谋曰：“凡袭国者，以为无备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进。”乃矫郑伯之命，以十二牛劳之。秦果还师，郑伯以存国之功赏高，高辞曰：“诞而得赏，则郑国之信废矣。以不信得厚赏，义者弗为也。”遂与属徙东夷，终身不反。然则高诚贤者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21] 【汇校】

王叔岷：按：《金楼子·说蕃篇》无“御”字，“使”作“令”。“御”字疑因“守”字联想而衍，《淮南子·人闲篇》下文云：“三率（同帅）相与谋曰：凡袭人者，以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备必固。”彼言“守备”，犹此言“守备”也。（《史记斠证·秦本纪》）

[22] 【汇校】

王叔岷：按：《金楼子》“今”作“人”。《吕氏春秋·悔过篇》作“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淮南子·道应篇》作“未至而人已知之”。（《史记斠证·秦本纪》）

[23] 【汇注】

左丘明：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杞子奔齐，逢孙，杨孙奔宋。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灭滑而还。（《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梁玉绳：《谷梁》曰“滑，国也。”考《春秋》庄十六年，滑伯始见于《经》，至此为秦所灭，故《经》书“秦人入滑”。其后成十三年晋使吕相绝秦，所谓“殄灭我费、滑”者，边邑云乎哉？（杜预《春秋释例·卷五·土地名》云“滑国都于费，河南缑氏县”）（《史记志疑·秦本纪》）

程馀庆：按是晋同姓国。（《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汇评】

胡　宁：秦人灭滑而书“入”者，不能有地，非未灭之也。而肆其悖心，无故灭人之罪著矣。（《春秋传》卷六《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吴见思：用近调，全不袭《左》，收束简净。（《史记论文·秦本纪》）

当是时，晋文公丧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1]：“秦侮我孤，因丧破我滑。”遂墨衰绖，发兵遮秦兵于殽[2]，击之，大破秦军，无一人得脱者[3]。虏秦三将以归。文公夫人，秦女也[4]。为秦三囚将请曰：“缪公之怨此三人入于骨髓[5]，愿令此三人归，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晋君许之，归秦三将[6]。三将至，缪公素服郊迎，向三人哭曰[7]：“孤以不用百里傒、蹇叔言，以辱三子[8]，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耻，毋怠[9]。”遂复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10]。

[1] 【汇评】

牛运震：击秦之谋，出自先轸，《史记》但云“太子襄公怒曰”云云，则为襄公之谋矣。（《读史纠谬》卷一《史记·秦本纪》）

[2] 【汇校】

王叔岷：按：《金楼子》衰作缞，缞、衰正、假字。（《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评】

魏　禧：王者之师，计义而后动，伯者之师，计利而后动。苟有以自利其国，而卒免于后害，则违德拂义，顾有所不暇论，是则伯者之图也。昔者晋与秦有数大惠而无毫发之怨，晋无故而败秦师于殽，以先衅于强国。当是时，先轸以不哀吾丧而伐同姓为秦罪，且夫灭曹分卫，晋身为不道矣，而顾秦是责，何哉！夫予人者骄人，受人者制于人，此以知因人者之必不能免于自祸也。……且夫文公复国，既又用秦人之力，文公死而襄公立，是故以分则秦大父也，以德则造国者也。父死而孤立，则国家多难，安危治乱之一日也。晋之君臣，以为不立威则无以声诸侯，而詟秦人，非望之心，不战胜强国则无以立威。昔者齐桓公死，其子孝公因宋襄以定位，齐之后无复能伯诸侯者，则以孝公因人定位，不能立威故也。山西之国，最强莫如秦，秦有卢柳之恩，而又有韩原之威，今方过轶于殽，乘其阻而之，制胜万全，而无后虑，此先轸所谓天奉之一时，不可失也。于是卒败秦师，而伯诸侯，虽然悖天道，绝人理，足以动天下之兵，晋之不终覆于秦也，盖亦幸哉！（《殽之战论》，引自《历代史事论海》卷六）

彭　翊：晋襄公伐秦，师于殽，获其三帅，原轸之谋也。于是秦晋构兵者数世。或以为先轸咎。彭子曰：善哉，先轸之谋国也，可谓见祸于未形矣！秦西戎之国也，自晋多故，始通华夏，文公感纳己之恩，使与于盟会，于是秦始有轻晋之心，而出兵于山东诸国。夫晋为盟主，东诸侯所恃为保障也。秦之敢于越晋而袭郑，而灭滑者，恃其有功于晋也。且其轻晋之心，已见于围郑、置戍时矣。故子犯请击于前，先轸兴师于后，老成谋国，计数世之患而不贪旦夕之安也。如是吾观秦之强弱，视乎晋之盛衰，而天下之安危系焉。全晋之时，力足以制秦，故春秋之天下，不知有秦；三晋之时，力不足以拒秦，故战国之天下，无不畏秦。终春秋，而天下不被秦兵者，先轸之力也。藉无先轸，则蚕食之祸，不待孝公商鞅之世矣。秦，强国也，穆公，英主也，得蹇叔、百里为之内，得孟明为之外，其雄长诸侯之心，岂尝一日而忘？晋遏其冲也。先轸深悉其祸，故毅然背秦施，弃死君而不讳。呜呼，轸亦人杰也哉！（《晋败秦于殽论》，引自《历代史事论海》卷六）

王赠芳：甚矣，伯者之爱名也！殽之役何名焉？“以伐吾同姓为名”，则昔者围郑之役，晋实会秦，今何以责秦？“以不哀吾丧为名”，则秦所袭者郑也，非晋也，何名之有？无名而动，而觊一胜以为利，是忿兵也，而秦于晋诚有大惠而无怨，何忿之有？故春秋无义战，而其无名可令，无忿可争，自挑其衅，以失大援者，则惟殽之战为甚，乌在其为伯者之师哉？夫利国者必量彼我之形，度远近之势，明成败之所终，究德怨之相寻，然后可以言利；若规尺寸之效，徒逞一日之欲，是则目不见睫者也。夫山西之国，秦为大，秦晋匹也，邻也，非若楚之风马牛不相及也。穆公非失德之君也，其臣亦谋人良士也，其为德于晋，宗庙社稷以之，非楚子女玉帛之小惠也；今过轶于殽，乘其阻而之，诚易易耳。试思一胜之后，秦果晏然而已乎？抑将悉其精锐，以期得一当乎？其尚能释两国之怨，而复修旧德乎？抑将世世为仇，而祸结无已时乎？迨秦伐晋，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晋辱而秦霸矣。秦犹未已，即楚谋晋，日寻干戈，以相征讨，终春秋之世，以迄战，折入于秦而后已。是我弃力与言也，是我虐邻而召衅也，是我合秦与楚之交也，是我遗子孙之忧也。一无所利，而后害无穷。先轸之为此谋也，不但德义之弗讲，抑亦利害之罔顾，乃犹以为天奉之一时，不可失也，不亦谬哉！（《书魏叔子殽之战论后论》，引自《历代史事论海》卷六）

又：且夫先轸之快意一举，而不惮于始乱者，获秦三帅耳。文嬴请之，襄公许而舍之。先轸怒，至不顾而唾。吾谓幸有文嬴一请耳，设用先轸之谋，而甘心焉，是重秦怒也。始乱不祥，重怒难任。秦之为秦自若也，而故倡不祥之举，且干难任之怒，其为害孰大焉。是役也，文公而在，必不为之。城濮之役，子犯请战，公曰：“若楚惠何？”小惠之不忘，况秦惠之大者乎？与秦围郑，而秦与郑盟，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夫秦背晋盟郑，犹不欲失其所与，况无衅而动乎？是文伯者，并不违德拂义之明验也。（同上）

[3] 【汇注】

左丘明：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曰：“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遂发命，遽兴姜戎，子墨衰绖，梁弘御戎，莱驹为右。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始墨。（《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汇评】

范光宙：穆公以郑子杞之言，兴师袭郑，夫信卖国者而袭人国，非义也。潜师以掠乱，非策也。勤而无所，绩必败乎！乃叔知其败必于殽，不当车断，纼力阻其行，而缓词微讽，哭送之郊，不以其哭哭于公所而哭于行次，其无迂乎？吾谓叔与百里子友，其不力谏，即不谏虞公意也。讵知兵发而机露，郑未袭而晋已乘矣。三帅者胥而俘矣。主北门者何在？说袭郑者谓何？楚庄伐晋，令谏者死，叔敖以一言遽寝其兵，叔之不为叔敖，吾重有责云。（引自《史评》卷一《蹇叔》）

[4] 【汇校】

泷川资言：南本“文公”上有“晋”字。（《史记会注考证》卷五《秦本纪》）

【汇注】

裴　骃：服虔曰：“缪公女。”（《史记集解·秦本纪》）

王叔岷：按：《金楼子》文公上亦有晋字；又“秦女”，作“穆公女”，与服注合。（《史记斠证·秦本纪》）

陈蒲清：文公夫人：文嬴，晋文公在秦时所娶秦国宗女（或说乃秦穆公亲生女）。（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5] 【汇校】

王叔岷：按：《金楼子》“怨”上无“之”字，《淮阴侯列传》：“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与此句法同。（《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梁玉绳：《史诠》云“时穆公未卒，不宜以谥称，当如下文称我君”。……后人载笔或可先称其谥，若述当时人语，则是生而谥矣。（《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评】

孙　琮：与穆公夫人同，此则狡矣。（《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6] 【汇校】

王叔岷：按：《文选》曹子建《求自试表·注》引“归”作“还”。（《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左丘明：文嬴请三帅，曰：“彼实拘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厌。君何辱讨焉。使归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许之。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7] 【汇注】

孙　琮：与前二人哭之相照应。（《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8] 【汇校】

王叔岷：按：上“以”字疑涉下“以”字而衍，《金楼子》“孤”下无“以”字，“言”上有“之”字。《吕氏春秋》作“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谏，”亦有“之”字。（《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评】

李元春：《本纪》孟明视为百里奚子，西乞术、白乙丙为蹇叔子，后缪公迎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傒、蹇叔言以辱三子。”殊非对其子语，此亦见杂集不自掩饰处。（《诸史闲论·史记》）

俞　樾：有进说于其君者，而君不听，则亦已矣。必哓哓然语于众曰：“君之为此也，吾知其不可也。吾言于后，而君不用也。”则似幸其有失，以中其言，不幸而其言果中，则人主将有所甚愧。且夫愧而能悔者，贤主也。岂可望之中主以下者哉？是故古之大臣，入以语其君，出不以告其子，使异日者，君无所愧于我。君无所愧于我，则今日弃之，明日收之，略不芥蒂于其胸。昔秦穆公使孟明袭郑，蹇叔以为不可。及秦师既败，穆公益用孟明，而不及蹇叔。岂蹇叔已死欤？呜乎，蹇叔年虽高，有少年之气，才识有余而不能藏，虽不死，犹不用也。《书》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古君臣之间，岂好为此戋戋小让哉？惧伤君心也。今夫朋友之过，犹必忠告而善道之，而况君臣之间乎？蹇叔一言不用，则悻悻之气不能自默，既哭其师，又哭其子，必使通国皆知而后已。秦师一败，崤、函以西，无不称蹇叔之智，而笑秦穆之愚。秦穆何如主，而肯屈于其臣乎？一战不胜，则再战；再战不胜则三战。不责孟明以偾事之罪，乃不欲自任失人之咎，而使蹇叔受知言之名也。夫王官之役，晋人厌兵自不出耳，非孟明之能胜晋也。以两败易一胜，两战之败，不以为罪；一战之胜，遂以为功。此秦穆之所以自解于国人也。其后晋以一旅拒桃林之塞，而秦遂不能东征诸侯。癰一时之功，贻数世之祸，秦穆君臣不足惜，然而激而成之者，何人哉？向使蹇叔谏而不用，则杜门不出，深自讳匿，穆公始虽不用，终必能悔，悔而复用，成功名于天下，甚未晚也。惜乎蹇叔才识有余，而不能藏也。（《蹇叔论》，引自《历代史事论海》卷六）

[9] 【汇注】

王叔岷：按：雪、刷古通，《楚世家》：“王虽东取地于越，不足以刷耻。”《货殖列传》：“范蠡既雪会稽之耻。”《汉书》雪作刷（师古《注》：刷，谓拭除之也），并其比。本字作，《说文》：，拭也（段注本改拭为饰，饰、拭古今字）。《越王句践世家》：“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伍子胥列传》：“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雪亦并借为。（《史记斠证·秦本纪》）

[10] 【汇注】

章　衡：“襄王”甲午二十五年，春，秦师及滑，郑人知之，杞子奔齐。孟明灭滑而还。夏，晋原轸曰：“秦不哀吾丧，伐吾同姓。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四月，及姜戎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文嬴请三帅而免之。秦穆悔过，自责，作《秦誓》，不替孟明。（《编年通载》卷一《周》）

【汇评】

吕祖谦：秦穆惩殽之败，仍用孟明增修国政，竞刷大耻。夫子骤列其悔过之誓，于二帝三王之后者，抑有意焉。一悔可以破百非，一善可以涤百利。……自时厥后，晋有邲之败，齐有鞍之败，楚有鄢陵之败，其余败军者，未易概举。如秦之惩败而悔过者，则无闻焉。此《书》之所以止于秦也。继秦穆而有悔过自誓之举，则夫子之序书，讵终于秦耶？（《东莱先生左氏博议》卷二十一《秦使孟明为政》）

吴见思：同上，收束简净。（《史记论文·秦本纪》）

三十四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1]。

[1] 【汇注】

司马迁：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四十六年，初，成王将以商臣为太子，语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而又多内宠，绌乃乱也。楚国之举常在少者。且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王不听，立之。后又欲立子职而绌太子商臣。商臣闻而未审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实？”崇曰：“饷王之宠姬江芈而勿敬也。”商臣从之。江芈怒曰：“宜乎王之欲杀若而立职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宫卫兵围成王，成王请食熊蹯而死，不听。丁未，成王自绞杀。商臣代立，是为穆王。（《史记·楚世家》）

【编者按】此事详见《左传·文公元年》。杜预注：“江芈，成王妹妹嫁于江。”司马迁则以江芈为成王宠姬，两说不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文公元年》云：“据《秦本纪》太史公赞及《陈杞世家》索隐引《世本》，江为嬴姓。江芈若为成王宠姬，则当称为江嬴，今称为江芈，明是芈姓，杜注是。”

【汇评】

吴见思：楚事插序。（《史记论文·秦本纪》）

缪公于是复使孟明视等将兵伐晋，战于彭衙[1]，秦不利，引兵归[2]。

[1] 【汇注】

裴　骃：杜预曰：“冯翊郃阳县西北有衙城。”（《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彭衙故城在同州白水县东北六十里。”（《史记正义·秦本纪》）

张习孔：前625年，丙申，周襄王二十八年，晋襄公三年，秦穆公三十五年……二月，秦、晋战于彭衙。秦以孟明视率师伐晋，以报殽之役。晋襄公御之，先且居将中军，赵衰佐之。秦师、晋师战于彭衙（秦地，今陕西澄城西北），秦师败绩。秦穆公仍以孟明视主持秦国军、政。（《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2] 【汇校】

梁玉绳：《年表》依《春秋》书彭衙之战于三十五年，此在三十四年，误。又是役也，秦师败绩，何云不利引归？必秦史讳之，史公仍其误耳。（《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左丘明：二年，春，秦孟明视帅师伐晋，以报殽之役。二月，晋侯御之，先且居将中军，赵衰佐之；王官无地御戎，狐鞠居为右。甲子，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左传》文公二年）

【汇评】

吴见思：且顿住，下插由余事。（《史记论文·秦本纪》）

戎王使由余于秦[1]。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2]。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3]。由余曰：“使鬼为之[4]，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5]。”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6]！”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7]。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8]，身以先之，仅以小治[9]。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10]，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11]，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12]，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13]。夫戎夷不然[14]。上含淳德以遇其下[15]，下怀忠信以事其上[16]，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17]，此真圣人之治也[18]。”于是缪公退而问内史廖曰[19]：“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20]。今由余贤[21]，寡人之害，将奈之何[22]？”内史廖曰：“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23]。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24]；为由余请，以疏其间[25]；留而莫遣，以失其期[26]。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27]。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28]。”缪公曰：“善。”因与由余曲席而坐[29]，传器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势，尽詧[30]。而后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31]。戎王受而说之，终年不还[32]。于是秦乃归由余[33]。由余数谏不听[34]，缪公又数使人间要由余[35]，由余遂去，降秦[36]。缪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37]。

[1] 【汇注】

张守节：（由余），戎人姓名。（《史记正义·秦本纪》）

梁玉绳：由余始见《韩子·十过》《吕氏春秋·不苟》《韩诗外传》九《史·秦纪》《李斯传》，姓由，繇读与由同。缪公西取于戎。（《汉书人表考》卷四《繇余》）

【汇评】

孙　琮：此段分明是由余一小传。（《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2] 【汇校】

吴汝纶：某疑“闻”上脱“戎王”二字。（《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

【汇注】

刘　向：秦穆公闲问由余，曰：古者明王圣帝，得国失国，当何以也？由余曰：“臣闻之：当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愿闻奢俭之节。”由余曰：“臣闻尧有天下，饭于土簋，啜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尧释天下，舜受之，作为食器，斩木而裁之，销铜铁，修其刃，犹漆黑之以为器，诸侯侈国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释天下，而禹受之，作为祭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缯帛为茵褥，觞勺有彩，为饰弥侈，而国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没，殷周受之，作为大器，而建九傲，食器雕琢，觞勺刻镂，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弥侈，故曰‘俭，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内史廖而告之曰：“寡人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圣人也。寡人患之，吾将奈何？”内史廖曰：“夫戎辟而辽远，未闻中国之声也。君其遗之女乐以乱其政，而厚为由余请期以疏其间。彼君臣有间，然后可图。”君曰：“诺。”乃以女乐三九遗戎王，因为由余请期，戎王果见女乐而好之，设酒听乐，终年不迁，马牛羊半死。由余归，谏。谏不听，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为上卿。问其兵势与其地利，既以得矣，举兵而伐之，兼国十二，开地千里。穆公奢主，能听贤纳谏，故霸西戎。西戎淫于乐，诱于利，以亡其国，由离质朴也。（《说苑》卷二十《反质》）

赵　翼：李义山《咏史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按《韩诗外传》，戎王使由余于秦穆公，问以得失之要。对曰：“古有国者，未尝不以恭俭也。失国者，未尝不以骄奢也。”义山之诗盖本此，不得以其明白易晓，遂以为无来历也。（《陔余丛考》卷二十四《李义山咏史诗》）

[3] 【汇注】

柯维骐：李善注《西京赋》引《史记》谓：“缪公示之以宫室，引之登三休之台，由余曰：‘臣国土阶三尺，茅茨不剪，寡君犹谓作之者劳，居之者逸。此台若鬼。’”云云，其语比此为详。今所传《史记》本无之，岂为后人所删省，或指秦时之史乎？（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4] 【汇评】

孙　琮：奇论。（《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牛运震：按“使鬼为之”，奇语，最警快，若单言“使人为之”，便平直无味。（《史记评注·秦本纪》）

[5] 【汇注】

李　笠：按《文选·西征赋》注引《史记》，“使鬼”作“役鬼”；“劳神”作“神怒”；“亦告民”作“人亦苦”。疑所据本异。其民字作“人”，则避唐太宗讳改耳。（《广史记订补》卷二《秦本纪》）

王叔岷：按：“则”“亦”互文，“亦”犹“则”也。《文选》潘安仁《西征赋》注引此作“役鬼为之，则神怒矣；使人为之，则人亦苦矣”。“则人”盖本作“则民”，避太宗讳改也。《御览》四七四引此“苦民”作“苦人”，亦承唐人避太宗改。（《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评】

程馀庆：奇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6] 【汇评】

李　笠：按此二语故作曲折，与《五帝纪·赞》“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文情逼肖，若以浅人为之，则此必无“不亦难”三字，彼必无“浅见寡闻者”五字矣。不伤繁重，益形古茂，此类为近之。（《广史记订补》卷二《秦本纪》）

[7] 【汇评】

叶　适：由余言治，类老子，偏驳不概于道，然能行其意耳。（《习学记言》卷十九《秦本纪》）

孙　琮：全是老庄学问。（《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梁玉绳：《史剡》曰：“所贵乎有贤者，为其能治人国家。治人国家，舍诗书礼乐法度无由也。今由余曰是六者中国之所以乱，不如戎夷无之为善，而穆公用之，则亡国无难，若之何其能霸哉！是特老庄之徒设为此言以诋先正之法，太史公遂以为实而载之，过矣。”（《史记志疑·秦本纪》）

郭嵩焘：史公当武帝时，法令烦苛，心有所郁结，而藉由余以发之。要之自汉以来，夷狄侵陵中国，其势常胜，中国常不足以自给，其原实由于此，莫能易其说也。（《史记札记·秦本纪》）

韩兆琦：文帝时叛降匈奴之中行说，曾有为匈奴诋毁汉王朝之妄自尊大事，亦有“（匈奴）君至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中国）礼义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云云，大体与此相同，见《匈奴列传》。（《史记笺证·秦本纪》）

[8] 【汇注】

张家英：此“自”字为让步连词，表示“虽然、即使”一类的意思。此义于《史记》中亦多用之。

（1）《礼书》：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1159）

（2）《律书》：自含血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1420）

（3）《平准书》：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1417）。（《〈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本纪》）

[9] 【汇注】

王叔岷：按：《长短经·运命篇》自注“以”作“可”，义同。（《史记斠证·秦本纪》）

[10] 【汇注】

吴国泰：阻，负恃也。《左·隐公四年传》：“阻兵而安忍。”《正义》曰“阻恃诸国之兵以求胜”可证。阻，恃也，亦阻险之引申义。（《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11] 【汇注】

张守节：罢，音皮。（《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叔岷：按：《治要》引“罢”作“疲”，疲、罢正、假字。“望”借为“”，《说文》：“，责望也。”“怨望”连文，本书习见。（《史记斠证·秦本纪》）

[12] 【汇评】

孙　琮：笑尽外为仁义之失。（《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13] 【汇校】

王叔岷：按：“以”字疑涉上下文而衍，《长短经注》作“皆此类也”。（《史记斠证·秦本纪》）

[14] 【汇评】

孙　琮：转句有力。（《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15] 【汇注】

王叔岷：按：《长短经注》“其”作“于”，义同。（《史记斠证·秦本纪》）

[16] 【汇评】

孙　琮：两段似对非对，一反一正。（《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17] 【汇评】

牛运震：“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按：此数语，亦摹写老庄治理精神出。（《史记评注·秦本纪》）

[18] 【汇评】

郭立山：《史记·秦本纪》缪公问由余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时尚乱，今戎狄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益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其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夷狄不然，上含纯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夷人诋中国始见于此。史公愤时民穷财殚而帝饰以儒术，故有取焉。然后世中国之所以弱，夷狄之所以强，举由于此，莫能易其说也。（引自《沅湘通艺录》卷二）

程馀庆：此种议论，全是老、庄学问，大旨在简易以便民而无强之。其意自妙。而商君遂丑诋先王之法而尽废之，以为所欲为。秦用以帝，亦以此亡。简易流弊，一至于此。由余之论，一变为商君，申、韩原于《道德》，至言哉！（《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19] 【汇注】

裴　骃：《汉书百官表》曰：“内史，周官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梁玉绳：按：《韩诗外传》九作“王缪”。（《史记志疑·秦本纪》）

王叔岷：按：《御览》四百一引“问”作“谓”。《文选》王子渊《四子讲德论·注》引《外传》王缪作王廖，廖、缪古通。（《史记斠证·秦本纪》）

施之勉：《文选》王子渊《四子讲德论》注引《外传》作内史王廖。《说苑·尊贤篇》作王子廖。（《史记会注考证订补·秦本纪》）

[20] 【汇注】

王叔岷：按：《晏子春秋·外篇·不合经术者第八》云：“仲尼相鲁，景公患之，谓晏子曰：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孔丛子·诘墨篇》引《墨子》略同）与缪公所闻同。（《史记斠证·秦本纪》）

[21] 【汇评】

苏　洵：古之取士，取于盗贼，取于夷狄，非以盗贼夷狄之士可为也，以贤之所在焉而已矣。……穆王霸秦，贤也，而举由余焉。是其能果于是非而不牵于众人之议也，未尝有以用盗贼夷狄而鄙之也。（引自《人物论》卷六《由余》）

[22] 【汇校】

王叔岷：按：《文选》卢子谅《赠刘琨诗注》《御览》四百一引此亦并无“贤”字，《长短经·昏智篇注》同。（《记纂渊海》七二引贤下有“戎人”二字，恐非此文之旧）《御览》引“害”作“患”，《韩非子·十过篇》《说苑·反质篇》并作“寡人患之。”《治要》《文选注》引奈下并无“之”字，《韩非子》《说苑》《长短经注》并同。《御览》引“奈之”作“如奈”，“如”字衍，鲍刻本无）（《史记斠证·秦本纪》）

[23] 【汇校】

王叔岷：按：《治要》引“辟”作“僻”，《韩非子》同。僻、辟正、假字。《外传》《长短经注》，“辟”亦并作“僻”，“未”下并有“尝”字。（《史记斠证·秦本纪》）

[24] 【汇校】

裴　骃：徐广曰：“夺，一作‘徇’。”（《史记集解·秦本纪》）

【汇注】

王叔岷：按：《韩非子》《说苑》“其”并作“之”，义同。（《史记斠证·秦本纪》）

陈蒲清：夺其志：使他丧失志气。（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25] 【汇评】

俞思学：余有丁曰：按太史公采传多略节，至若传所无，杂见他书，及旧所得闻者独详之，以传自成书也。（《史概》卷一《秦本纪》）

[26] 【汇评】

俞思学：王韦曰：夺其志，疏其间，失其期，鼎足文法。（《史概》卷一《秦本纪》）

[27] 【汇注】

王叔岷：按：《记纂渊海》七二引“间”作“隙”，义同。“虏”疑“虑”之误，《韩非子》《外传》《说苑》并作“图”，虑、图同义。《诗·小雅·雨无正》：“弗虑弗图。”郑笺“虑、图，皆谋也”。（《史记斠证·秦本纪》）

[28] 【汇评】

牛运震：“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按此用引申之笔，顿折作致，政与《左》《国》笔法同。（《史记评注·秦本纪》）

又：用由余一段补《左》《国》所未及，故详叙之。（同上）

[29] 【汇注】

张守节：按：床在穆公左右，相连而坐，谓之曲席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李　笠：按：张说未明。“曲”，折也。古者席地折席而坐，令近己也。下句“传器而食”，则推食食我之意。（《广史记订补》卷二《秦本纪》）

陈蒲清：曲席：席一纵一横，相连如矩尺，叫做曲席。指穆公叫由余经常挨在自己左右而坐。（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30] 【汇校】

李　笠：“问其地形与其兵势尽詧”。按：十字疑误衍。其时戎王未受女乐，由余未降秦，由余贤者，安肯以曲席传器之私惠而持其国之地形兵势卖人哉！使由余不贤，有意降秦，则女乐之受，焉能数谏？穆公亦何庸数使人间方得之哉！《韩子·十过篇》于“由余之秦”之后有“穆公问其兵势与其地形，既以得之”云云，盖后人取之而妄缀于此耳！（《广史记订补》卷二《秦本纪》）

【汇注】

程馀庆：詧，察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31] 【汇校】

张　照：“二八”，《说苑》作“三九”。（《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32] 【汇注】

王叔岷：按：重刊北宋《监本》“後”作“后”，作“后”是故书（说已详《夏本纪》及《周本纪》）。《韩非子》《说苑》《长短经注》“不还”并作“不迁”。《御览》五六八、《记纂渊海》七八并引《墨子》亦云：“秦缪（一作穆）公之时，戎强大。缪公遗之女乐二八与（一作及）良宰，戎王大喜，以其故，数饮食，日夜不休。”（又见《吕氏春秋·壅塞篇》及《不苟篇》）（《史记斠证·秦本纪》）

陈蒲清：不还：不返，乐而不返。（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33] 【汇评】

孙　琮：妙在此！（《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34] 【汇校】

王叔岷：按：《通鉴·秦纪》一注引作“由余谏戎王而不听”。（《史记斠证·秦本纪》）

[35] 【汇注】

陈蒲清：间要：暗中邀请。要，通邀。（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36] 【汇校】

王叔岷：按：《通鉴注》引“去”下有“戎”字。（《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评】

赵南星：由余与百里奚同时，初臣于戎，为戎使于秦，未尝有蹇叔之荐也。穆公知其足任，留而不遣，遂令委质为臣，秦遂因以强大。楚材晋用，乃如是哉？（《增定二十一史韵》末卷《蹇叔由余》）

[37] 【汇校】

王叔岷：按：《御览》三百四引“形”作“利”。（《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评】

徐孚远：由余，晋人也，晋乱入戎，君臣之义浅矣，故归秦不为贰心。（《史记测义·秦本纪》）

吴见思：由余事又顿住。（《史记论文·秦本纪》）

三十六年，缪公复益厚孟明等，使将兵伐晋，渡河焚船[1]，大败晋人，取王官及鄗[2]，以报殽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3]，封殽中尸[4]，为发丧，哭之三日[5]。乃誓于军曰[6]：“嗟，士卒[7]！听无哗[8]，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9]，则无所过。”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谋[10]，故作此誓，令后世以记余过[11]。君子闻之，皆为垂涕[12]，曰：“嗟乎！秦缪公之与人周也[13]，卒得孟明之庆[14]。”

[1] 【汇校】

王叔岷：按：《记纂渊海》六十引“孟明”下亦有“视”字，“船”作“舟”。《左》文三年《传》“船”亦作“舟”。（《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间接孟明事。（《史记论文·秦本纪》）

程馀庆：示必死也。写出气焰。（《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2] 【汇校】

梁玉绳：“鄗”字讹，当依《左传》作“郊”。《正义》“鄗，音郊”，非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左传》作‘郊’。”骃按：服虔曰“皆晋地，不能有”。（《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鄗，音郊。《左传》作“郊”。杜预云：“书取，言易也。”《括地志》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县西北九十里。又云南郊故城在县北十七里。又有北郊故城，又有西郊古城。《左传》云文公三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也。”《括地志》云：蒲州猗氏县南二里又有王官故城，亦秦伯取者。上文云“秦地东至河”，盖猗氏王官是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王官），故城在蒲州府临晋县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又：（鄗），《左传》作“郊”，谓晋郊也。（同上）

罗石麟：王官，（永济县）城东十里，即王官故垒。《左传》文公三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杜预注，王官，晋地。（《山西通志》卷五十九《古迹·永济县》）

王　恢：王官：穆公三十四年（前626），取晋彭衙。后三年（前624）复取王官及郊。《涑水注》：“涑水自左邑城西来，迳王官城北，城在南原上。”《元和志》（十二）：王官故城在闻喜南十五里。又云在虞乡。又（二）云：澄城西北；《括地志》云：蒲州猗氏县南二里王官故城。又云：在同州澄城县西北。南郊故城在县北十七里。又有北郊故城。又有西郊古城。秦师“济河焚舟”，王官必不在河西。吕相绝秦，明曰“伐我涑川，虏我王官”。当以闻喜为是。澄城之王官，盖置俘之所，因其旧名。（《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韩原之战》）

又：本纪取王官及鄗，《左》文三年，鄗作郊。《括地志》所谓南郊、北郊、西郊，未尝见于史。阎若璩《四书释地》，以“及郊”为晋都绛城之郊，则东北行百数十里，再转而南，必非行军之宜，郊即王官之郊，晋人不出，秦师遂折而南渡茅津封崤中尸也。（同上）

[3]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在大阳。”（《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茅津在陕州河北县、大阳县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又：自茅津南渡河也。（同上）

程馀庆：自茅津南渡河也。盖初渡河，是自西而东，此渡河则自北而南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4] 【汇注】

裴　骃：贾逵曰：“封识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左传》云：“秦伯伐晋，济河焚舟，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杜预云：“封，埋藏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　恢：殽：穆公袭郑，灭滑而还，晋遮秦兵于殽，覆其军，俘其三帅。殽有二，故称二崤，亦有分为三段而称三崤者。《战国策》“渑隘之塞”，又称崤渑。东口在洛宁西北（南道），而歧出渑池、新安之函谷关（北道）。北道险，南道远，陕县居中，西南旧灵宝县有汉武帝以前故函谷关，异常险要，通称“崤函”。崤盖状其岩峻，函则形其深险。潼关其西口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韩原之战》）

又：《元和志》（五）：“自东崤至西崤三十五里，东崤长坂数里，峻阜绝涧，车不能方轨。西崤纯是石阪，险绝不异东崤。”（同上）

又：《纪要》（四六）“洛阳西至新安，道路平旷。自新安西至潼关，殆四百里，重冈叠阜，连绵不绝，终日走硖中，无方轨列骑处。其间硖石（陕县东）及灵宝、阌乡，尤为险要，古之崤函在此，真所谓百二重关。《水经注》：崤有盘崤、石崤、千崤之山（是谓三崤）。……汉以前率多由此道。建安中，曹公西侵巴汉，恶南路之险，更开北山高道（今观音堂一带），嗣后遂以北道为大路（今陇海路）。自新安以西，历渑池、硖石、陕州、灵宝、阌乡，而至潼关，凡四百八十里，其地皆河流翼岸，巍峰插天，绝谷深委，峻坂迂回，崤函之险，实甲天下。（同上）

王子今：秦穆公“封殽尸”，绝不仅仅是简单地掩埋4年前阵亡士卒的尸骨，如杜预所谓“埋葬之”，而是修建了高大的夯土建筑，以作为国耻的永久性的纪念。秦穆公“令后世以记”的用心，是期望通过这种“封”来实现的。（《史记的文化发掘》第二章《秦史与秦文化》）

[5] 【汇评】

孙　琮：又应哭之。（《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6] 【汇校】

梁玉绳：《秦誓》《书序》谓败崤还归而作，先儒多从之，而史公系于封殽尸之后，《前编》依以为说。《考古质疑》谓《史》误，《四书释地》又续曰：“王伯厚亦莫能折衷，但云二书各不同。以《左传》考之，《誓》当作于僖三十三年夏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之日，不作于文三年夏封殽尸将霸西戎之时，盖霸西戎则其志业遂矣，岂复作悔痛之词哉。”（《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孙星衍：《春秋左氏》僖三十三年夏四月，晋襄公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晋文公夫人文嬴，秦女也，请三帅，使归，公许之。秦伯素服郊次，向师而哭，于是悔过，作《秦誓》。则《秦誓》作于三帅归时也。《秦本纪》：“三十六年，缪公大败晋人，取王官及鄗，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于军曰云云。”则是三十六年败晋渡河始作此誓，与《左传》不合。或孔氏古文说也。《序》云：“还归，作《秦誓》。”与《左传》同。（《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十下《秦誓·疏》）

李元春：《秦誓》作于封殽后，以本纪为正。（《诸史闲论·史记》）

【汇评】

牛运震：“乃誓于军曰”云云。按此引《书》括其大意，而情旨忾然以深，孙鑛议之非也。（《史记评注·秦本纪》）

[7] 【汇注】

江　灏：士：指群臣。（《今古文尚书全译·秦誓》）

[8] 【汇注】

江　灏：（无）通毋，不要。（《今古文尚书全译·秦誓》）

[9] 【汇校】

张文虎：“人谋”，《考证》云《秦誓》作“谋人”，疑此误倒。（《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番），音婆。字当作“皤”。皤，白头貌。言发而更黄，故云黄发番番，（以申思）谓蹇叔、百里奚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江　灏：（黄发）指老人。老人发白复黄，所以黄发皆指老人。这里是指像蹇叔那样有丰富经验的忠实老臣。（《今古文尚书全译·秦誓》）

又：（番）通皤（pó鄱）。《说文》：“皤，老人发白貌也。”皤皤，白发苍苍的样子。（同上）

[10] 【汇注】

陈蒲清：申思：再次思考。（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孙　琮：秦之有天下，议者谓招致游士，用人之力，自商鞅以下，张仪、魏冉、范雎、吕不韦、李斯，莫不举国而听之，然皆倾危之士耳。惟其始，百里傒、蹇叔，实心为国，缪公悔过而自强，由余虽自戎来，亦非刻深刑名之术，秦其始基与兹篇多为国策所掩，故取此而弃彼。（《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蔡　云：“百里奚”，按蒙毅言缪公罪奚耳。应劭直云杀之，诬甚。穆能悔违蹇叔，不罪孟明，而于社稷之圣臣，独置之死地邪？若奚之去虞相秦，孟子盛称其知，乃以耄年就戮，见几者果如是邪？《考》为古人辩诬多矣，何此则大书之？又按《索隐·述赞》称为里奚，亦可证百里非复姓也。又按僖十三年，百里语老成厚重，足愧子桑。若谓此即孟明，恐仡仡勇夫，无是语气。（《汉书人表考校补·百里奚》）

【编者按】百里奚原为虞大夫，为楚人所执，秦缪公闻其贤，以五羖羊皮赎之，授以国政，号曰五羖大夫。五羖羊皮者，即五牡羊皮也。百里奚不因地位改变而作威作福，《战国策·秦策》云：“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史记·商君列传》称：“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然百里奚如何死亡，尚无明确结论，东汉应劭于《风俗通义》第一《五伯》直云：秦穆公“杀贤臣百里奚”，《史记·蒙恬列传》亦称昔缪公“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似百里奚之死，或系一大冤案。

[11] 【汇注】

陈蒲清：余：指穆公，这句是用穆公原话的口气；但前句又是司马迁的解释。行文不严密。（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范光宙：秦初不与盟会者。自公起而威望震熠，并桓文为霸长。与晋为邻，日相攻击，如吴、越然。当晋受秦之三施而不报，晋毒秦矣。乃秦始以贪，继以愤，为所败者三，而卒悔修政，虽济河焚舟，而封尸殽函，终不穷武，其去晋远矣。故秦穆兴霸，微独蹇叔辈襄翼之力，亦公之悔过省愆者成之也。但其登良兴治，以《秦誓》并列于《尚书》，而殉良从俗，以无法见哀于《诗》什，秦之不复东征，亦有自哉。（《史评》卷一《穆公》）

贝聿修：《尚书》终《秦誓》者，取其能悔过修政，举人之周也。故知举善为翼治之要，而悔过尤为兴治之基。惜其贻后无法，难以在上也。（引自《史评》卷一《穆公·附》）

[12] 【汇评】

叶　适：太史公言秦穆公作“誓”，君子闻之，皆为垂涕，不知此语何所据来尔。其次于书，有以也。百里奚、蹇叔皆且百岁，故曰“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盖深悔之也。（《习学记言》卷十九《史记·秦本纪》）

张之象：既叙悔过之事，又为君子言赞之，此《左氏》法也。（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牛运震：“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曰”云云，君子曰“秦缪公广地益国”云云。按此二处善约《左氏》语，较原文更为顿挫。（《史记评注·秦本纪》）

[13] 【汇注】

尸　佼：秦穆公明于听狱。断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教不至，使民入于刑。寡人与有戾焉。二三子各据尔官，无使民困于刑。”缪公非乐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尸子》卷下）

裴　骃：服虔曰：“周，备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王叔岷：按：《左》文三年《传》与作举，古字通用。《吕后本纪》：“苍天举直。”《集解》引徐广曰：“举，一作与。”即其比。（《史记斠证·秦本纪》）

陈蒲清：与人：成全人。《左传》作“举人”。周：完备。（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4] 【汇注】

章　衡：“襄王”：丁酉二十八年夏，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编年通载》卷一《周》）

梁玉绳：《滹南集·辨惑》曰：“《左氏》云‘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一也’。至于孟明、子桑皆有赞美之词。凡《左氏》所谓君子者，盖假之以为褒贬之主，而非指当时之士也，安有所谓闻之垂涕者哉。”（《史记志疑·秦本纪》）

韩兆琦：“闻之垂涕”的确为史公所增益，但作为一种抒情、表意的方式，此与《刺客列传》写时人之赞豫让、聂荣，《李将军列传》之痛惜李广等相同。（《史记笺证·秦本纪》）

【汇评】

凌稚隆：按秦之能伯，穆公之贤而秦故强耳。世乃以焚舟之勇为美谈！不知秦、晋报复，暴兵千里，更四君而不休，皆孟明启之耳，谓其有功于晋（秦）哉！（《史记评林·秦本纪》）

邵　宝：《书》载《秦誓》大缪公之悔过也，盖悔用杞子之言，云史称学著人，著人微矣，蹇叔邪？抑杞子邪？由杞子则危，由蹇叔则安。徒曰“著人”而不指其人，则是非将安执哉？虽然，老成典刑，何国蔑有？乃含焉而著人，是学裁截谝言，其亦有以来之矣。史迁之书褒邪？贬邪？（《学史》卷十《史记·秦本纪》）

劳孝舆：秦伯伐晋，晋人不出，封殽尸而还，遂霸西戎。君子以是知秦穆公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一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惧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诗》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贻厥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春秋诗话》卷三）

又：三引《诗》各有至理，孟明之有，显而易见；子桑之有，遽至贻谋，可知荐贤者庆流子孙，则蔽贤者毒流后世矣。识见极高，议论极大。若秦穆之有，乃至以用人之事，谋及祖宗。微哉，微哉！非神明于诗而不泥其解者，岂见及此！（同上）

吴见思：序法简净。（《史记论文·秦本纪》）

程馀庆：既序悔过之事，又引君子之言赞之，此《左氏》法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1]，益国十二[2]，开地千里[3]，遂霸西戎[4]。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5]。三十九年，缪公卒[6]，葬雍[7]。从死者百七十七人[8]，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9]，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10]。秦人哀之[11]，为作歌《黄鸟》之诗[12]。君子曰[13]：“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14]，然不为诸侯盟主[15]，亦宜哉！死而弃民[16]，收其良臣而从死[17]。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18]？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19]。”穆公子四十人，其太子罃代立，是为康公[20]。

[1] 【汇评】

穆文熙：观由余应对之辞，似亦贤者，然堕穆公之术，而即为之伐灭本国，则视钟仪之操南音，乐毅之终身不忍谋燕者，相去远矣。乌得谓之贤乎？（《四史鸿裁》卷一《史记·缪公因由余以伐秦》）

俞思学：康海曰：戎使由余观秦，终竭谋虑，灭其旧疆，岂钟仪操南音、乐毅不谋燕国之士哉？秦缪公之用由余而辟戎王也，失君君臣臣之训矣。（《史概》卷一《秦本纪》）

吴见思：间接由余事。（《史记论文·秦本纪》）

[2] 【编者按】：“益国十二”：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作“八国服秦”。《史记·李斯列传》作“并国二十”，萧统《文选·李斯上书秦始皇》作“并国三十”，班固《汉书·韩安国传》作“并国十四”。惟韩非《韩非子·十过篇》作“益国十二”，与《秦本纪》相同。

【汇注】

金履祥：按：伐灭西戎，益国十二，此非一时，盖《史记》总叙于此年之下，以见天子赐赉之由。（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汇评】

韩　非：奚谓耽于女乐？昔者戎王使由余聘于秦。穆公问之曰：“寡人尝闻道而未得目见之也。愿闻古之明主，得国失国何常以？”由余对曰：“臣尝得闻之矣。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问道于子，子以俭对寡人何也？”由余对曰：“臣闻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没，殷人受之，作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觞酌刻镂，四壁垩墀，茵席雕文。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弥少。臣故曰：俭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内史廖而告之，曰：“寡人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圣人也。寡人患之，吾将奈何！”内史廖曰“臣闻戎王之居，僻陋而道远，未闻中国之声。君其遗之女乐，以乱其政。而后由余请期，以疏其谏。彼君臣有间，而后可图也。”君曰：“诺”。乃使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因为由余请期。戎王许诺。见其女乐而说之。设酒张饮，日以听乐，终岁不迁，牛马半死。由余归，因谏戎王，戎王弗听。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问其兵势与其地形，既以得之，举兵而伐之，兼国十二，开地千里。故曰：耽于女乐，不顾国政，亡国之祸也。（《韩非子集解》卷三《十过》）

[3] 【汇注】

张守节：韩安国云“秦穆公都地方三百里，并国十四，辟地千里”，陇西、北地郡是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梁玉绳：按千里之地，或能开辟，而益国十二，则未敢为信。《匈奴传》言“八国服秦”，当是，此误仍《韩子·十过篇》，非其实也。《李斯传》云“并国二十”，《文选·上始皇书》作“并国三十”，《汉书·韩安国传》“秦穆公并国十四”，并非。子书中如《荀子·仲尼篇》“齐桓公并国三十五”，《韩子·有度篇》“荆庄公并国二十六，齐桓公并国三十”，《难二篇》“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吕氏春秋·贵直篇》“晋献公兼国十九”，《直谏篇》楚文王兼国三十九”，《说苑·正谏篇》“荆文王兼国三十”，同一妄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李　笠：“益国十二，开地千里”。按：《李斯传》云“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索隐》云“或为十二，误也”。《文选·上始皇书》作“并国三十（疑是二十之误）”，注引《史记》作“益国十二，开地千里”。李善所引，盖即《秦纪》，非《斯传》也。《斯传·索隐》以十二为误者，亦以斯书作“十二”为误，非以《秦纪》十二为误也。《秦纪》本《韩子》，《斯传》即袭李斯《书》，故互异也。然则史公何不折中，一是以为实录，故为歧异，从人无所适从乎？曰“益国”“开地”，盖子书夸张，由余之辞未必尽为事实。前后不同，所以明其为寓托耳。（《广史记订补》卷二《秦本纪》）

王叔岷：按：《文选·四子讲德论注》《通鉴注》引益並作并，《外传》作“遂并十二国”。《说苑》作“兼国十二”，与《韩非子》同。诸书皆言“十二”，窃疑作“十二”近确（《金楼子·说蕃篇》亦作“十二”）。《李斯传》作“并国二十”，乃都言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之功，与此单言由余者异，《索隐》已有说；《文选》作“并国三十”，三乃二之误。《匈奴传》之言“八国服秦”，《汉书·韩安国传》之作“并国十四”，则又传闻之异。盖古人言“十二”，亦非实数，故传闻有异耳。（《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评】

顾栋高：秦与晋以河为界，河以东为晋，河以西为秦，然秦当春秋时疆域褊小，非特隔于函关之外，为晋所限阂而不得出也。考《史记》缪公立五年而晋献灭虞虢，是时新立，初起岐雍，基业未固，而晋武献已绝盛，而桃林已举，秦之门户在晋肘腋中矣。后晋文公初伯，攘白翟，开西河，魏得之为西河上郡。白翟之地为今陕西延安府，东去山西黄河界四百五十里。至战国惠王六年，魏纳阴晋，八年，纳河西地，十年纳上郡十五县。阴晋，今华阴县。河西，孔氏曰：同、丹二州。丹州今延安府宜川县。上郡为延安以北。又惠公之世，韩之战曰“寇深矣”，若之何可见？晋之幅员广远，斗入陕西内地，不始于文公时，此亦可为秦晋疆域之一证也。故终穆公之世，未尝一日忘东向。其援立惠公也，实贪河内列城之赂，盖欲图虢之故地，以为东出之谋。既而韩之战，秦始征晋河东，未几复属于晋，秦之不得志可知也。……至其季年，日暮途远，背晋与盟，已复袭郑，悬师深入，年老智昏，而穆公之始终不忘东向，其情盖汲汲矣。其后绝晋，日寻干戈，少梁北征，彭衙刳首，迭有胜负，然不终能越河以东一步。盖有桃林以塞秦之门户，而河西之地复犬牙于秦之境内，秦之声息，晋无不知，二百年来，秦人屏息而不敢出气者，以此故也。至孝公发愤，东向渡洛，魏人纳地恐后，而河西始悉为秦有。吴起去西河而泣，岂无故哉？（引自《湖海文传》卷五《秦疆域论》）

[4] 【汇注】

童书业：盖秦之东征，为晋所阻，乃向西发展，灭戎狄而“霸西戎”也。（《春秋左传研究·春秋左传札记》）

【汇评】

司马迁：齐景公与晏子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史记·孔子世家》）

刘　向：齐景公问于孔子曰：“秦穆公其国小，处辟而霸，何也？”对曰：“其国小而志大，虽处僻而其政中，其举果，其谋和，其令不偷；亲举五羖大夫于系缧之中，与之语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霸则小矣。”（《说苑》卷八《尊贤》）

苏　轼：秦穆公，春秋之贤侯也。骊姬之乱，晋国君数弑，国几亡。穆公立夷吾，及夷吾背德，有韩原之战，执晋侯以归，而卒反之。晋饥，又输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则又置文公以定其难。襄王之未入也，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以晋文公纳之而止，此其天资仁厚，举动光伟，加于人一等矣。生平之失，惟贪烛之武东道主之言而背晋，惑杞子、逢孙、杨孙之说而袭郑，则皆利令智昏之所致耳。然自败殽之后，素服郊次，深自怨艾，作悔过之誓，圣人序《书》，特列于百篇之末，日月之更，殆难以一眚掩矣。至其报恨王官，封尸殽陵，成济河焚舟之功焉。其举人之周，与人之一，天下称之。孟明之始败也，曰“孤实贪以祸夫子，夫子何罪？”及再败彭衙，三败取汪，犹不替孟明，因而增修国政，使赵成子闻声而知惧，子桑知人而终信，以视楚用得臣，晋人窃喜，鲁用曹沫，齐桓反地，其得失不深著明哉？百里奚，虞之俘囚也，举之牛口之下，蹇叔贤而世莫知，五羖大夫荐达之，迎以为上大夫。由余，戎之贤臣也，及其来归，以客礼之，爰是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贺以金鼓。当是时，秦国之强，侪于齐晋，荆楚则亦改过不吝，用人惟己之所致矣。独其僻在西陲，礼未同于中国，而用子车氏之三子以殉，《黄鸟》之诗作焉。秦自此不复能东征矣。君子是以惜其盛德之累也。（《秦穆公伯西戎论》，《历代史事论海》卷六）

司马光：剡曰：所贵乎有贤者，为其能治人国家也，治人国家，舍诗、书、礼、乐、法度无由也。今由余曰“是六者中国之所以乱也，不如我戎夷无此六者之为善”。如此，而穆公以为贤而用之，则虽亡国无难矣。若之何其能霸哉？是特老、庄之徒设为此言以诋先王之法，太史公遂以为实而载之，过矣！（《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十三《史剡·由余》）

康　海：戎使由余观秦，终竭谋虑，灭其旧疆，岂钟仪操南音、乐毅不谋燕国之士哉？秦穆公之用由余而辟戎土也，失君君臣臣之训矣。（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韩兆琦：在政治上，司马迁非常重视“事异备变”的辨证法则，与五帝、三代本纪不同的是，司马迁不在本篇中进行有关德政、仁义方面的记载和议论，将秦国写成完全是凭武力统一中国的诸侯。文中所载秦穆公与由余关于“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的对话颇耐人寻味。由余认为黄帝作礼乐法度，仅以“小治”，后世运用的结果是“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说明礼治在一定条件下的局限性。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更明确指出虞夏之兴、汤武之王是“以德”，而秦之统一则是“用力”的结果，表明必须以力治取代礼治的时势上的变化和司马迁思想体系中的另外一个方面。联系列国世家可以发现，中原诸国在进入春秋之后，公族、卿士的暴乱不断，而分别享有天子礼乐、祭器的鲁、卫尤甚。反观秦国，自立国至始皇继位前，仅发生过三次大臣暴乱（一是春秋初年，大臣三父等令人贼杀秦君出子，复立故太子武公；二是战国初庶长晁与大臣围怀公，怀公自杀；三是六十二年后，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其君出子及其母，沉之渊旁），而无公室之争，这在列国中是绝无仅有的。终春秋之世，秦国没有发生过类似三桓专政、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的历史悲剧。观春秋诸强或在卿族暴乱中受到削弱（晋、齐、鲁）或在与邻国交战中苟安一时（楚），而辟在西戎的秦国则在悄悄地崛起，这是立国基础不同与时势各异使然。（《史记题评·秦本纪》）

[5] 【汇校】

梁玉绳：召公谥武名过，湖本误以“过”字属下句。但考《国语》召武公过为召昭公之父，而《左传》僖十一年书召武公之后不复见，至文五年书“召昭公来会葬”，则武公已前卒矣。缪公金鼓之贺在鲁文四年，其为召昭公无疑，岂有父子同名之理，必此误耳。（《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唐嘉弘：比晋文公早一点即位的秦穆公，也曾踏踏实实地作了不少工作，希望能够成为霸主；秦晋世为婚姻，成语“秦晋之好”就由此产生；他曾两次拥立晋君，一是晋惠公，一是晋文公，并任用贤才和客卿，决心向东边发展，“逐鹿中原”；但是，当时晋文公的霸业如日中天，秦穆公东向受阻，转而向西扩张，成为西戎的霸主，把西部统一起来，对周王朝也是一个安定的因素，周襄王奖励他，特派王室召公祝贺秦穆公，并赏赐金鼓。这类金鼓可能就是西南地区流行的铜鼓或用铜作成的鼓，历史上少数民族的部落首领用它作为权力的象征，用以发号施令。（《先秦史论集·先秦史概论》）

陈蒲清：金鼓：作战用具，为指挥讯号，鸣金是止兵或退兵讯号，擂鼓是前进攻击讯号。金，又名钲或镯，狭长似钟，有柄，敲击作声。（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孙　琮：结得气力。秦风之雄，于此略见。（《山晓阁史记选·秦本纪》）

吴见思：一结。秦八盛。（《史记论文·秦本纪》）

[6] 【汇注】

钱大昕：“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据此，则秦缪公之谥，则当读如谬，所谓名与实爽曰缪也。蒙恬秦人，其言必有所自。（《廿二史考异》卷五《蒙恬列传》）

俞正燮：《蒙恬列传》云：“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故立号曰‘缪’。”此又蒙恬传闻之异。《风俗通·五霸》云：秦穆公杀贤臣百里奚，以子车氏为殉，故谥曰“缪”。则以古时民间无史，多异说。（《癸巳类稿》卷十一《百里奚事异同论》）

【汇评】

司马迁：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史记·蒙恬列传》）

皮日休：当晋献骊姬之乱后，奚齐、卓子之死，余重耳在霍，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晋，其能必矣。夫重耳之贤也，天下知之，又其从者，皆足以相人国，如先立之，必能诛乱公子，去暴大夫，翼德于成周，宣化于汾晋，而穆公乃取公子挚之言，乃先置夷吾，是为惠公。公之入也，背内外之赂，诛本立之臣，蒸先父之室，故生民兴诵，死者无报，卒身获于秦，而子杀于晋。呜呼，致是也，非晋人之罪，秦人之罪也！夫挚立八年，不善而去，鲧用三载，弗绩而诛，况晋惠公之在位，作宗庙之蠹蝎，为社稷之稂莠，一立十五年，其为害也大矣。今之学者，以秦穆为缪，尚疑其谥，得斯文也，可以谥“缪”为定。（引自《涵芬楼古今文钞》卷二《秦穆谥缪论》）

【汇评】

张志淳：古君臣多有缪谥。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然秦缪公称五伯，何以谥缪？《史记》蒙毅谓杀三良以从死，退百里奚非其罪，故号曰“缪公”。又宋改谥秦桧曰缪丑，则缪为恶谥明矣。然汉昭烈谥张翼德曰桓，谥关云长为北缪，则固以缪为美矣。若恶谥，昭烈为之伐吴，不可谏止？关之忠勇盖世，昭烈肯以加之乎？在宋之先，晋秦秀欲以缪，丑谥何曾？而武帝不从，则以缪为恶，又不止宋矣。或古者假借以缪为穆欤？然《谥法》缪穆各异，固不俟假借也。今人书秦穆，或书秦缪，竟不可辨。（《南园漫录》卷四《缪谥》）

徐昂发：《史记》蒙毅曰：“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故立号曰‘缪’。”《风俗通》谓“秦缪违黄发之计，而遇殽之败，杀贤臣百里奚，以子车氏为殉，故谥曰缪”。其言颇为诞怪。《论衡》亦曰：“秦缪、晋文：文者，德惠之表；缪者，误乱之名。”汉人之学，各有师承，必非臆说。然愚按：赵良曰：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见杀之说，殆流传之误。（引自《昭代丛书》壬集卷四十《畏垒笔记》）

俞　樾：元黄溍《日损斋笔记》云：邓名世上进《姓氏辨证》，有两缪姓，音穆者宋穆公之后，音谬者秦缪公之后，二字盖通用。秦缪可音谬，安知宋穆不音谬乎？唐皮日休追咎秦伯舍重耳，置夷吾，而作《秦穆公谥缪论》，乃后世文人出奇立说，安可遂以为据乎。按邓氏分别两缪姓，虽未可据，然秦穆公之谥，则固非美名也。《史记·蒙恬传》曰：“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以秦人论秦谥，宜得其实。黄氏但知有皮日休之论，未知《史记》固有是说也。（《茶香室四钞》卷三《秦穆公谥》）

[7] 【汇注】

裴　骃：《皇览》曰：“秦缪公冢在橐泉宫祈年观下。”（《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庙记》云：“橐泉宫，秦孝公造。祈年观，德公起。盖在雍州城内。”《括地志》云：“秦穆公冢，在岐州雍县东南二里。”（《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在晋：“秦穆公墓”，府城内东南隅橐泉宫祈年观下。（《历代山陵考》卷上《凤翔府》）

王叔岷：按《诗·秦风·黄鸟》疏引葬下有于字。《水经·渭水注》中云：“裴骃曰：‘穆公冢，在橐泉宫，祈年观下。’《皇览》亦言是矣。”（《史记斠证·秦本纪》）

张文立：穆公墓，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城南。凤翔秦叫雍，为秦都。其先公墓亦多在此。穆公，即秦穆公，名任好，秦德公的小儿子，公元前659年嗣秦公位，在位39年，公元前621年逝世，都于雍（陕西凤翔县南）。穆公在位时期，向西发展，攻取西戎之地，“益国二十，开地千里”，西界达到西宁、敦煌。秦国有了坚固的大后方，便谋求南向和东向，与中原各国并峙。秦国的强大，其基础实从穆公所建。（《咏秦诗·穆公墓注》）

【汇评】

马非百：秦以西垂小国，乘周之乱，逐戎有岐丰之地。是时兵力未盛，西周故物，未敢觊觎也。值平、桓懦弱，延及宪公、武公、德公，以次蚕食，尽收虢、郑遗地之在西畿者。垂及百年，至于穆公，遂灭梁芮，筑垒为王城，以塞西来之路。而晋亦灭虢，东西京隔绝。由是据丰、镐故都，蔚为强国，与中夏抗衡矣。总观穆公之力征经营，盖有东进、西进、南进三大政策之分。其始也，致全力于东进政策之推行。及东进受挫于晋，则改而从事于西进。西进既成，又转而南进，而穆公已衰老矣。然秦人异日统一之基，实自穆公建之，此不可不知者也。（《秦集史·国君纪事七·穆公》）

又：穆公自始立时，即以东进为急务。……及由余来降，告秦以伐戎之形，乃暂放弃其东进政策，改而西进。先后灭繇诸、允姓、陆浑等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秦之西界，遂至今西宁、敦煌等地。天子贺以金鼓，国际地位为之增高。是穆公虽不能得志于东方，而尚能逞意于西土也。然而穆公之雄心，实并不以此为足。西戎既服，后顾无忧。于是又转而为南进政策之试探。南进者，以直接出函谷关既不可得，遂欲另出武关，以间接向东发展。其事始于二十五年之与晋伐鄀，而终于三十八年之秦师入鄀。而穆公遂于次年死矣。使天假之年，秦人势力之膨胀，正不知伊于胡底。吾观楚之灭江，穆公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曰：同盟灭，敢不矜乎？吾自惧也。江者，《杜注》云：在汝南安阳县。即今河南省正阳县地，与秦相去数百里。盖亦穆公东进政策中之东道主也。江灭而内应无人，东进政策之实现益感无望。自惧云云，岂真无病呻吟者哉！（同上）

[8] 【汇校】

张文虎：“百七十七人”，《黄鸟诗》疏引此文作“七十人”，与《十二诸侯年表》合。（《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王叔岷：按“百七十人”，乃举成数。《水经注》引此仍作“百七十七人”。（《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李元春：据《秦本纪》，以人从葬，始于武公，不始穆。（《诸史闲论·史记》）

韩　伟：春秋和战国早期的（秦墓）墓葬中，存在着殉奴现象。春秋早期和中期的墓葬，宽度在2.5米以上的均有壁龛以置殉奴，壁龛中的殉奴均盛殓在小木匣中，一匣一奴或一匣二奴。殉奴多采用仰身或侧身屈肢葬。另外，在有的墓室填土中亦发现有殉葬者及牛、羊肢骨等，估计是埋葬时祭祀的牺牲。（《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四《秦公陵区的钻探和秦公一号大墓的发掘》，载《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

王学理：秦国墓葬殉人之风十分盛行，时代愈早，殉人愈多。……已经发掘的雍城秦公一号大墓共有殉人186名，其中有20名是在墓室的填土中发现的。其中166名均置于环绕墓主椁室的二层台上，最里边一圈有94人，盛于用枋木叠砌的箱子里，称为“箱殉”，殉箱比较考究，外涂黑漆，并绘有精美的花纹图案，并有绿松石、串珠、玉璧、玉璜等随葬。箱殉外圈另有72名殉人，均用薄木匣子盛殓，称为“匣殉”，随葬品多是生产工具。秦公墓以如此众多的人殉葬可与史篇记载相互印证。从各地发掘的考古资料看，秦国墓葬除秦公及重要宗室成员那些较大陵墓多有殉人外，其他类型的墓也盛行殉人。根据殉人所处的位置有龛殉、二层台及填土殉三种形式。春秋时期的秦墓，殉人较普遍，战国早期似有减少。（《秦物质文化史》第七章《陵墓·殉人》）

[9] 【汇注】

张守节：毛苌云：“良，善也，三善臣也。”《左传》云：“子车氏之三子。”杜预云：“子车，秦大夫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叔岷：按：《水经注》引舆作车，《左》文六年《传》同。《诗·黄鸟》疏引《左传》作舆，云：“舆、车字异义同。”《黄鸟序》疏引《左传》作车。（《史记斠证·秦本纪》）

陈蒲清：子舆氏：《诗·秦风·黄鸟》及《左传》皆作“子车氏”。（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0] 【汇注】

张守节：行音胡郎反。鍼音其廉反。应劭云：“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黄鸟》诗所为作也。”杜预云：“以人葬为殉也。”《括地志》云：“三良冢在岐州雍县一里故城内。”（《史记正义·秦本纪》）

【汇评】

左丘明：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左传》文公六年）

柳宗元：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柳河东集》卷四十三《咏三良》）

苏　轼：橐泉在城东，墓在城中无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以泉识公墓。昔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身。今人不复见此等，乃以所见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伤。（《苏轼诗集》卷三《凤翔八观·秦穆公墓》）

吕祖谦：三良之殉君，古今之论是者半，非者半。是之者，壮其忘身之勇也；非之者，议其忘身之轻也。是非之论，虽不一，至论其忘身，则一而已矣。吾独以为三良，惟不能忘其身，然后殉君。使其果能忘身，必不至于殉君也，杀身以殉其君，非忘身者不能，今反谓不能忘身者独何欤？殉葬非厚也，是从君之昏也，是纳君于邪也，是陷君于过也。以三良之明，非不知也，知之而不敢辞者，为其嫌于爱身也，以爱身自嫌者，未能忘其身者也。使三子果能忘其身，则视人如己，视己如人，君欲以我为殉，吾亦争之，所争者殉葬之失也。不知其在己也，吾尚不知有吾身，又安有爱身之嫌哉？身天下之身，理天下之理，苟强认其身而有之，凡事之涉于吾身，明知天下之正理，避嫌而不敢言，是横私天下之身，而横私天下之理也。吾方欲救吾君万世之恶名，岂暇置一身之嫌于其间哉？三子果不置一身之嫌于胸中，则论己事，如论人事，居之不疑，言之不怍，必不至黾勉而受秦穆之命矣。其所以宁杀身而不忍爱身之嫌者，惟其未能忘身也。人徒见三子奋然捐躯，骈首就死，共指之为忘身，孰知其所以死，实生于不能忘身也欤？或曰：三子之不能忘身则诺，要不可谓之不厚其君也。吾又以为不然。为君计者，厚其君者也；为身计者，厚其身者也。三子若为君计，必思殉葬为吾君无穷之累，吾身纵不自惜，岂不为吾君惜乎？惟其专为身计，而不为君计，故当秦穆命殉葬之际，谓不从则受偷生之责，从之则君受害贤之责，吾知免吾夷耳，彼君之责吾何罪焉。是心也果厚于君乎？果厚于身乎？然则三子之厚其君，乃所以薄其君也。（《东莱先生左氏博议》卷十七《秦穆公以子东氏之三子为殉》）

赵　翼：东坡《凤翔诗》云：“昔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和陶咏三良》亦云：“此生太山重，忽作鸿毛遗。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是盖以三良之死为出于自殉，而非穆公之乱命也。按《汉书·匡衡传》：“秦穆重信而士多死。”应劭注云：“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魏人《哀三良诗》亦云：“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残。生时等荣乐，既殁同忧患。”坡诗实本诸此。杨循吉亦谓“穆公不杀败军之三将，岂有以三良为殉之理？”则又本东坡之说。（《陔余丛考》卷二十四《东坡诗〈咏三良〉》）

程馀庆：缪公之谥为“缪”也以此。（《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魏际瑞：善莫大于悔过。虽然，悔之而不善，则其过或因悔而愈增。秦穆公违蹇叔，覆师于殽，作誓以自怨。然其死也，殉子车氏焉。此悔而频过者也。（《先轸论下》，引自《历代史事论海》卷五）

[11] 【汇评】

凌稚隆：按魏人哀三良云：“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残。生时等荣乐，既殁同忧患。谁言捐躯易，杀身诚独难！”味诗人之旨，则知三良下从穆公，实出其感恩徇主之谊，初非有遣之者！然后知东坡之论所谓三子之殉君，亦犹齐二客之从田横，其说固有所本也。（《史记评林·秦本纪》）

[12] 【汇校】

王叔岷：按：《水经·注》引作“为赋《黄鸟》焉”。《左传》作“为之赋《黄鸟》”。（《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评】

阮　瑀：误哉秦穆公，身没从三良。忠臣不违命，随躯就死亡。低头窥圹户，仰视日月光。谁谓此何处？恩义不可忘。路人为流涕，黄鸟鸣高桑。（《咏史诗》，引自《艺文类聚》卷五十五《史传》）

陈廷敬：秦起西陲，习用故俗，法最惨刻，然至取无罪之人而迫之以从其死，此果何理也哉？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俑像人而用之，孔子以为无后，至于用生人，当如何耶？武公从死者六十六人，缪公从死者百七十七人，其良臣子车氏三人：奄息，仲行，鍼虎，秦人哀之。《黄鸟》之诗所为作也。（《午亭文编》卷三十二《秦论》）

[13] 【汇评】

应　劭：缪公受郑甘言，置戍而去。违黄发之计，而遇殽之败，杀贤臣百里奚，以子车氏为殉，《诗·黄鸟》之所为作，故谥曰“缪”。（《风俗通义》第一《五伯》）

方　回：秦之贤君，莫如缪公，有《秦誓》，入百篇末，而有三良之《黄鸟歌》，太史公“君子曰”一段深惜之。（《续古今考》卷十八《附论秦本纪书初者十七》）

[14] 【汇注】

赵本植：秦霸岭，在（庆阳）府城南一百二十里，旧名安化原，即秦穆公会西戎、北戎之地。（《庆阳府志》卷七《山川·秦霸岭》）

[15] 【汇评】

陈允锡：不为盟主，无其德也。（《史纬》卷一《秦》）

[16] 【汇评】

程大昌：古今罪秦穆公，以人从死，非也。此自其国俗尝有愿殉者，而三良亦在愿中耳。田横死，其二臣亦穿冢以从，是时横已失国，岂能强之使殉乎？《诗》曰：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者，伤其自欲从殉；不可救止更代也。恐非穆公遗命使然也。秦献公元年，下令止从死者，然则自穆公以至康、共，其国俗既愿殉为义，国亦不立法禁，故献公既葬出子，知非令典，始以国法绝之。（《考古编》卷十《秦穆公以人从死》）

杨循吉：当时称贤君，固未有出穆公之右者，而其亡也，三良殉而《黄鸟》之诗哀，或以为此穆公之遗命也。其言过矣。缪公之于晋也，怨其君而矜其民，不忍其饥而死也；穆公之于秦也自悔其过，不忍杀败军之三大夫，岂以无罪之三良而命之从死？必不然也。惟孙泰山止责康公而不及其他，此为得其情者。（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17] 【汇评】

梁玉绳：史公所说本于《左传》《文选》王仲宣所谓“临殁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也。然考《汉书·匡衡传》注，应劭曰：“穆公与群臣饮酒，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奄息等许诺。及公薨，皆从死。”则是三良下从穆公，出于感恩戴德之私，而非穆公命之殉也。曹子建诗“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残。生时等荣乐，既殁同忧患”。苏东坡诗“昔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俱本应氏说，乌得云穆公夺之善人哉。昔贤谓三良死非其所，欲与梁邱据、安陵君同讥，非偏论已。柳子厚诗“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东坡晚年和陶诗又云“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刺三良而责康公，所见益高。（《史记志疑·秦本纪》）

易白沙：穆公杀殉，至百七十七人之多，秦人仅哀三良。《左传》《史记》所论，亦惟三良。是杀殉乃天下所同认。但不可杀善人良臣而已。不知三良之殉，实践酒酣时约，由于自动，而非强迫，后人不责三良自身，而追咎已死之穆公，是谓张冠李戴。（《帝王春秋·人祭第一》）

[18] 【汇注】

刘文淇：洪亮吉云：“《史记·蒙恬列传》：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王充《论衡》：缪者，误乱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晋文之谥，美于缪公。按：此则‘穆’当读曰‘缪’，所谓名与实爽曰缪也。”按：洪说是也。《秦本纪》君子曰：“秦缪公广地益国，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即衍传意为说。（《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公六年》）

陈蒲清：之：犹“其”。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即百姓所同情的善人良臣。（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9] 【汇注】

陈允锡：不能东征，以当时言。（《史纬》卷一《秦》）

【汇评】

徐孚远：孝公复霸业，在后，左氏不及见也，故有不复东征之语。左氏断语，皆以后事为证验也。（《史记测议·秦本纪》）

吴见思：间入论赞一段，结上起下。（《史记论文·秦本纪》）

梁玉绳：《日知录》曰：“秦至孝公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其后始皇遂并天下，《左氏》此言不验，史公何以并录之乎？”（《史记志疑·秦本纪》）

程馀庆：此以理断之耳，后却不验。间入论赞一段，结上起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童书业：（《左传》）文六年传：“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按：此末一语有预言性质。春秋之世，惟穆公时为强大，其后即渐衰弱，如春秋末吴伐楚入郢，昭王出奔，秦为昭王外家，乃止以五百乘救楚，足证其无力东顾，固不待入战国后“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史记·秦本纪》）也。文十二年传：“秦伯使西乞术来聘……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国无陋矣。”秦为“陋国”，此春秋时东方国家之传统观念。秦势复张，实在入战国百年后惠文王时，约为公元前三三〇年左右，亦即《左氏》所记预言之下限。《左传》非一时所成（大体为公元前四世纪初），其大部分撰作时间在秦惠文前，故多保存东方国家原对秦国之传统观念，而出此“知秦之不复东征”之预言。（《春秋左传研究·春秋左传札记续》）

[20] 【汇注】

梁玉绳：秦康公始见《诗·晨风》诸序，《左文七》，缪公子，始见《史·秦纪》，母晋献公女，名罃。立十二年，葬竘社。（《汉书人表考》卷五《秦康公》）

【汇评】

韦协梦：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传》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余曰：秦康之不复东征也，宜哉！虐而不仁。杀三良者，非穆公，乃康公也。何以言之？观穆公之不杀孟明，则未必欲以三子殉。即穆公能命于生前，亦不能行于身后。穆公即世，康公即位，穆之国，康之国也；穆之臣，亦康之臣也。康苟知三子之良，加之上位，畀之国政，以缵先人之绪，而垂后世之业，岂不盛哉？康纵不用三子，亦当使之各得其所，奈何从乱命，以彰父恶乎？夫康公亦知从父之命，与继父之志，为孝孰大？向使穆公病革，以国让嬖臣，康公亦从之耶？吾故曰：康公之罪也！（《秦康公论》，引自《历代史事论海》卷六）

又：昔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武子卒，颗嫁之。陈乾昔寝疾，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则必大为我棺，使我二婢子夹我。”陈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礼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杀。夫颗与尊己，岂不知父命当从，第疾病则乱，若从其乱命，是亦乱耳，安得为孝乎？且武子所欲为殉，与乾昔所欲同棺者，婢妾耳，而其子尚不忍从乱命以杀无罪之人，况三子者，皆秦之良耶？呜呼，二人之智过康公矣！（同上）

【编者按】缪公事记载特详，以显出霸主功业。缪公既刚愎自用，又知错能改；既残暴，又仁慈。史公关于秦国春秋史，采《左传》及其他典籍，重点突出缪公，记事中刻画人物形象。

康公元年。往岁，缪公之卒，晋襄公亦卒。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1]，在秦。晋赵盾欲立之，使随会来迎雍[2]，秦以兵送至令狐[3]。晋立襄公子，而反击秦师，秦师败[4]，随会来奔[5]。二年，秦伐晋[6]，取武城[7]，报令狐之役[8]。四年[9]，晋伐秦[10]，取少梁[11]。六年[12]，秦伐晋，取羁马[13]。战于河曲[14]，大败晋军[15]。晋人患随会在秦为乱，乃使魏雠余详反[16]，合谋会[17]，诈而得会，会遂归晋[18]。康公立十二年卒[19]，子共公立[20]。

[1] 【汇注】

张守节：雍母，秦女，故言秦出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雍母，杜祁也。史误。（《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2] 【汇注】

张守节：（随会），韦昭云：“晋正卿士蔿之孙，成伯之子季武子也。食采于随范，故曰随会，或曰范会。季，范子字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3] 【汇注】

裴　骃：（令狐），杜预曰：“在河东。”（《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令音零。《括地志》云：“令狐故城在蒲州猗氏县界十五里也。”（《史记·秦本纪·正义》）

王　恢：令狐：《涑水注》：“涑水自安邑来，西迳猗氏县故城北，春秋晋败秦令狐，至于刳首，阚骃（《十三州志》）曰：令狐即猗氏。刳首在西三十里。南对盐泽，即猗顿之故居也。”《纪要》（四一）：“故城在今猗氏县西十五里令狐村。”《清统志》（一四〇）：“临晋县东北十五里亦有令狐村。”（《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康公景公与晋交兵》）

陈蒲清：令狐：故城在山西临猗县西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4] 【汇注】

张习孔：前620年，辛丑，周襄王三十三年，鲁文公七年，晋灵公夷皋元年，秦康公罃元年，晋灵公之立。赵盾遣使迎公子雍于秦。襄公夫人日抱太子夷皋啼哭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将焉置此？”赵盾与大夫皆患夫人穆嬴，乃背公子雍而立夷皋，是为灵公。（《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5] 【汇注】

左丘明：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晋，曰：“文公之入也，无卫，故有吕、郤之难。”乃多与之徒卫。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将焉置此？”出朝，则抱以适赵氏，顿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属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赐；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虽终，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逼，乃背先蔑而立灵公，以御秦师。箕郑居守，赵盾将中军，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军，先蔑将下军，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为右。及堇阴，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则宾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复缓师，秦将生心。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逐寇如追逃，军之善政也。”训卒，利兵，秣马，蓐食，潜师夜起，戊子，败秦师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会从之。（《左传》文公七年）

[6] 【汇注】

左丘明：秦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晋，取羁马。晋人御之。赵盾将中军，荀林父佐之；郤缺将上军，臾骈佐之；栾盾将下军，胥甲佐之。范无恤御戎，以从秦师于河曲。臾骈曰：“秦不能久。请深垒固军以待之。”从之。秦人欲战，秦伯谓士会曰：“若何而战？”对曰：“赵氏新出其属曰臾骈，必实为此谋，将以老我师也。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壻也，有宠而弱，不在军事，好勇而狂，且恶臾骈之佐上军也。若使轻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战于河。十二月，戊午，秦军掩晋上军，赵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粮坐甲，固敌是求；敌至不击，将何俟焉？”军吏曰：“将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谋，将独出。”乃以其属出。宣子曰：“秦获穿也。获一卿矣。秦以胜归，我何以报？”乃皆出战。交绥。秦行人夜戒晋师曰：“两君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请相见也。”臾骈曰：“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将遁矣。薄诸河，必败之。”胥甲、赵穿当军门呼曰：“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乃止。秦师夜遁，复侵晋，入瑕。（《左传》文公十二年）

【汇评】

胡　宁：按：秦伐晋以号举，先儒多以为罪秦者，此不易之定论也。夫秦晋互相侵伐，而经独罪秦何耶？晋为盟主，尊周攘楚，天下赖焉。城濮之战，秦实辅之，既而背盟以结郑，又袭郑而灭滑，是衅起自秦也。殽之役，则方伯之职所不容己者，乃因是相仇，连兵不已，且结楚以为援。而向之辅晋以攘楚者，今且附楚以谋晋矣。秦晋之衅深，而晋人力疲于西陲，秦楚之交合，而楚人逞志于南服，以致陈、蔡、郑、许，震慑相从，江蓼庸萧，灭亡相继，晋之所以不竞，而楚之所以终强者，秦为之也。（《春秋传·文公十年·夏秦伐晋》）

[7] 【汇注】

张文虎：“取”误“於”，吴校改，与《左传》及《年表》合。（《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武城一名武平城，在华州郑县东北十三里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钱　穆：今陕西华县东北。（《史记地名考》卷八《秦地名》）

王　恢：武城：《汉志》左冯翊武城县，王补：“本晋地入秦，厉共公时晋复取之，见《秦纪》。战国属魏，秦败我武下，见《魏世家》。郦商食邑于此，见《商传》。《渭水注》：东石桥水出马岭山，故沈水也，北流迳武平城东，《地理志》之武城也，下入京兆郑。《清统志》，故城今华州东北十七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康公景公与晋交兵》）

呼林贵：武城，也叫武平城，是春秋战国时期秦晋边界上的一个重城。……《水经注·渭水》载：“渭水又东与东石桥水会，故沈水也，水南出马岭山，北流迳武平城东。”在今华县东南山群之中仍有一山名为马岭山。其山内有一水北流注于渭，其名叫构峪河水。《重修华县县志》说：“右构峪河，即古沈水，源出马岭山，北流注于渭……始入方山河（在峪构水之东，引者按）。”这就划定了武城的方位：故武城应在今构峪河水之西，华县县城之东十三华里的地区。

依据上述文献材料，1982年10月中旬，笔者曾在华县境内考察，在柳枝镇孙家庄村北原头上发现一座故城。故城依原而建，高出渭河河床约60米左右。城西有一条南北向的沟道，形成天然的壕沟屏障。当地人称之为“老娃沟”。东边和北边是断崖削壁，仅只南边与山原连接。地势高险，易守难攻。站在北边城上，北望渭水如带环绕；渭水下游平原尽收眼底。

城址的南边是孙家庄村，西边隔老娃沟是骞家沟村，东北原下三华里左右即是柳枝镇。城址平面基本上呈长方形，约东西400米，南北300米。东城墙的北段还保留在地面上，残高1.5—2米；残宽2—3米不等。西边和南边城墙当地农民说前些年平整土地时挖掉了，现今地面已无遗迹可寻。城墙夯打坚实，夯层一般为8—10厘米厚，夯窝呈圆形，夯窝直径3—5厘米。城内发现大量的春秋战国时细绳纹的半高足鬲和矮足鬲的残片，也有灰陶罐的残片，豆和盆的残片也散见于城内地面上。瓦内有泥条盘制痕迹，有的也有麻点纹（也叫圆窝纹）。据当地人讲，城西和城南有墓葬，从农民拿到家中的一些陶器看，时代有春秋和战国的，也有相当于汉时的陶罐，说明城西和城南为当时的墓葬区。由于城内取水太多，布局及其他情况已不能详知，甚是可惜。

这座故城，当地农民叫“武不城”，又说它原来叫“武平营”。把“平”叫成“不”当是传误，而把“城”叫“营”，也可能是转音所致。在西北地区一般习惯上将古城称为“营”、“寨”、“堡”。所以说“武不城”或“武平营”也就是武平城（即武城）。所以可以断定，华县县城东孙家庄村北原头的故城址，就是春秋及战国早期的重城——武城遗址。（《踏察春秋战国时秦晋武城遗址》，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8] 【汇评】

王维桢：上报殽之役，此报令狐之役，俱有收拾。（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9] 【汇注】

张习孔：前617年，甲辰，周顷王二年，鲁文公十年，晋灵公四年，秦康公四年……晋伐秦，取少梁（即梁，今陕西韩城南）。（《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又：秦伐晋，取北征（今陕西澄城西南）。（同上）

[10] 【汇注】

韩　非：秦康公筑台，三年，荆人起兵将欲以兵攻齐。任妄曰：饥召兵，疾召兵，劳召兵，乱召兵。君筑台三年，今荆人起兵将攻齐，臣恐其攻齐为声，而以袭秦为实也。不如备之。戍东边，荆人辍行。（《韩非子·说林上》）

[11] 【汇注】

张守节：前入秦，后归晋，今秦又取之。（《史记正义·秦本纪》）

陈蒲清：少梁：古梁国地，在今陕西韩城县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2] 【汇注】

张习孔：前615年，丙午，周顷王四年，秦康公六年，晋灵公六年……秦晋战于河曲。秦康公伐晋，取羁马（今山西永济南）。晋军御之，两军对峙于河曲（在羁马之南，黄河至此，折而向东，成一曲，故名）。赵盾纳臾骈之谋，深垒固军以疲秦军。秦师患之。赵盾昆弟赵穿好勇而狂，秦师激之。穿独以所部出战。盾惧穿有失，乃命全师跟进（从《左传》，《史记》说法略异）。秦师退，晋师亦还。秦师复出，入瑕（今河南灵宝西）。（《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13] 【汇注】

裴　骃：服虔曰：“晋邑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程馀庆：故城在蒲州府南三十六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羁马：《清统志》（一四〇）：“据《寰宇记》，在今永济县南三十六里。”又（二四四）云：“陕西合阳县东北二十六里有羁马城。”江永《地理考实》以为“秦取晋邑当在河东，不得在河西（按江言不实，时河西尚有晋地）。成十三年传，俘我王官，翦我羁马，盖秦迁其民于河西，是以澄城、合阳亦有王官、羁马耳。”（《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康公景公与晋交兵》）

【汇评】

王　恢：羁马：顾氏《大事表》（三一）：“殽战之怨已终，至此欲解仇结好，忽然中变（见《左》文七年）。乘其不意，弃玉帛之欢，而构兵戈之惨。……衅开自晋，七十年之兵连祸结，皆赵盾一人尸之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康公景公与晋交兵》）

【汇注】

王重九：穆公五年，正晋献公二十二年。据《晋世家》献公二十五年下云：“当此时，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河西地面较广，关于“羁马”所在，迄今说法不一，或言在河东芮城县之西，或云在河西合阳县东北。两相比较，我自赞同故城在今陕西合阳东北之说。（《史记公案发微·读史记秦本纪献疑》）

[14] 【汇评】

公羊高：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公羊传·文公十三年》）

【汇评】

刘　敞：河曲者，亦地名耳。岂谓“千里一曲”乎？若千里一曲，悉可名之河曲，是三河之间无他地名，直曰河曲而已，不亦妄乎！（《春秋传》卷七《晋人秦人战于河曲》）

又：殽之役，秦不哀晋丧，而伐其同姓，晋未报秦施而伐其师，故彼此有辞。比者，秦屡兴师，何义乎？使晋疲于西，而楚得乘间以翦小国，病天下，实秦为之也。故《春秋》于其无名兴师，伐晋不已，而一以号举焉。今河曲之战，秦、晋俱称“人”，而不书“晋及”，盖以连兵构怨，秦晋皆在所贬，而秦曲为甚也。（同上）

[15] 【汇校】

梁玉绳：文十二年《左传》云“战交绥，秦师夜遁”，此以为“大败晋军”，妄矣。《年表》及《晋世家》言大战亦非。杜注古名退军为绥。秦、晋两退，故曰交绥。（《史记志疑·秦本纪》）

[16] 【汇注】

裴　骃：（魏雠余），服虔曰：“晋之魏邑大夫。”（《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雠音受。又作“犫”，音同。详音羊。（《史记正义·秦本纪》）

胡三省：详，读曰佯，诈也。（《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赧王二年》注）

张　照：“雠馀”，《左传》及《晋世家》皆作寿馀。（《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梁玉绳：（雠馀）：《晋世家》作“寿馀”，与《左传》合，而此独以“寿”为“雠”者，盖古通借用字。《春秋繁露·循天道篇》云“寿之为言雠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郭嵩焘：“详”通“佯”，《淮南子·兵略训》：“此善为诈佯者也。”《殷本纪》亦云：“箕子惧，乃详狂为奴。”史公言“诈佯”皆作“详”。（《史记札记·秦本纪》）

[17] 【汇注】

陈蒲清：合谋会：与随会相见，共谋归计。事详见《左传》文公十三年。（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8] 【汇注】

左丘明：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夏，六卿相会于诸浮（晋地）。赵宣子曰：“随会在秦，贾季在狄，难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请复贾季，能外事，且由旧勋。”郤成子曰：“贾季乱，且罪大。不如随会，能贱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无罪。”乃使魏寿馀伪以魏叛者，以诱士会。执其帑于晋，使夜逸，请自归于秦。秦伯许之，履士会之足于朝。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馀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使士会。士会辞，曰：“晋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为戮，无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归尔帑者，有如河！”乃行。绕朝赠之以策，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既济，魏人躁而还，秦人归其帑。其处者为刘氏。（《左传》文公十三年）

[19] 【汇注】

司马迁：康公享国十二年。居雍高寝。葬竘社。（《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

[20] 【汇注】

司马贞：名貑。十代至灵公，又并失名。（《史记索隐·秦本纪》）

梁玉绳：秦共公，康公子，始见《史·秦纪》《秦记》。名稻，又名和，又名貑，葬竘社康公墓南。按《史》谓在位五年。考《春秋》文十八年书秦伯卒，宣四年书秦伯稻卒，则共公止四年，不得云五年也。（《汉书人表考》卷六《秦共公》）

马非百：共公名稻（《春秋宣四年经文》），又名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又名貑（《秦本纪索隐》）。即位后，居雍高寝（《秦纪》）。（《秦集史·国君纪事八·共公》）

【编者按】按：《春秋》宣公四年，共公名稻。

共公二年，晋赵穿弑其君灵公[1]。三年，楚庄王强，北兵至雒，问周鼎[2]。共公立五年卒[3]，子桓公立[4]。

[1] 【汇注】

左丘明：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河内温山也）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乎！‘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左传》宣公二年）

【汇评】

吴见思：弑君附见。（《史记论文·秦本纪》）

[2] 【汇注】

左丘明：楚之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左传》宣公三年）

【汇评】

吴见思：楚事插叙。（《史记论文·秦本纪》）

[3] 【汇校】

张　照：《春秋》宣四年，秦伯稻卒。则共公立四年，非五年矣。考《春秋》自明。（《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梁玉绳：《年表》及《秦记》并作“五年”。考秦共四年当鲁宣四年，而《春秋》宣四年书“秦伯稻卒”，则共公不得有五年也，《史》误以秦桓元年为共公五年耳。（《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司马迁：共公享国五年，居雍高寝。葬康公南。生桓公。（《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

刘文淇：（《春秋》“秦伯稻”），《谷梁》疏引《世本》，秦共公也。《秦本纪》“共公立五年，卒。子桓公立”。《索隐》谓共公名豭，《年表》作和，皆与经异。和与稻，或字形相涉。共公卒年，《年表》逸之。（《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宣公四年）

[4] 【汇注】

梁玉绳：秦桓公始见《左》宣十五，共公子始见《史·秦纪》《秦记》。名荣。亦单称桓。立二十七年。葬义里丘北。（《汉书人表考》卷六《秦桓公》）

马非百：桓公名荣（《春秋分记》《皇王大纪》）共公之子也。共公薨，公即位，居雍太寝（《秦纪》）。（《秦集史·国君纪事九·桓公》）

【编者按】据秦嘉谟辑补本《世本·秦世家》，谓桓公名和。

桓公三年，晋败我一将[1]。十年[2]，楚庄王服郑，北败晋兵于河上。当是之时，楚霸，为会盟合诸侯。二十四年，晋厉公初立，与秦桓公夹河而盟[3]。归而秦倍盟，与翟合谋击晋[4]。二十六年，晋率诸侯伐秦[5]，秦军败走，追至泾而还。桓公立二十七年卒[6]，子景公立[7]。

[1] 【汇注】

梁玉绳：案：《晋世家》作“虏秦将赤”。考《年表》，书“获谍”，即《左传》宣八年杀秦谍之事也。《索隐》云“赤即斥，谓斥候之人。彼谍即此赤也”。然既称为谍，不得号曰将。欲称为将，不得复曰赤。岂秦将名赤者，诈为细作，而被晋获之欤？《史》必别有所据，故《纪》《表》《世家》所书各异，盖互见耳。《索隐》谓赤为斥，疑古字通。《水经》洹水注“县南角有斥邱”，明朱谋《笺》云“旧本作‘赤邱’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2] 【汇校】

梁玉绳：十年乃“七年”之讹。（《史记志疑·秦本纪》）

王叔岷：按：十盖本作十，汉隶七字皆如此作（古文同，说已详《夏本纪》）。后人不识，误为十字耳。下文“十月，宣太后薨”。《考证》引古钞、《南本》“十月”作“七月”。十亦本作十，与此同例。（《史记斠证·秦本纪》）

【编者按】十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列在七年，与《左传》相同。应以七年为是。

[3] 【汇注】

左丘明：秦晋为成。将会于令狐。晋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颗盟晋侯于河东；晋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齐盟，所以质信也；会所，信之始也。始之不从，其可质乎？”秦伯归，而背晋成。（《左传》成公十一年）

又：秦桓公既与晋厉公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与楚，欲道以伐晋，诸侯是以睦于晋。（《左传》成公十三年）

[4] 【汇评】

马非百：康公、共公二代，在位十六年间，与晋战者凡九次。盖仍是一本穆公之东进政策也。总其所以制晋之术，尤莫妙于康公十年之助楚灭庸。此事王夫之论之甚详。其言曰：“庸者，秦、楚之争地也。秦得庸，则蹑楚之背；楚得庸，则窥秦之腹。秦得庸，则卷商、析以临周；楚得庸，则通武关以间晋。楚方病，秦人扶之。西为之通巴，南为之距戎，俾楚获安足矣。得庸不有，而授之楚，秦之亲楚，何其至也。秦、楚之相亲，晋故焉耳。秦戒晋而楚挠其南，则晋掣；楚争晋而秦挠其西，则晋疾。视楚而不敢争。故秦之谋此甚深也。举庸以通秦、楚之径，相为肘臂而屈伸喻，可无问其在楚之异于在秦也。抑秦惟委庸于楚，而后楚无忌于秦，则益东争陈、郑而弃西略，则西鄙之戍守已堕，庸且为瓯脱之壤，若有若无，匏系于楚，而唯秦之取舍矣。（《秦集史·国君纪事八·康公、共公》）

[5] 【汇注】

左丘明：秦桓公既与晋厉公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与楚，欲道以伐晋，诸侯是以睦于晋。晋栾书将中军，荀庚佐之；士燮将上军，郤锜佐之；韩厥将下军，荀罃佐之；赵旃将新军，卻至佐之。郤毅御戎，栾鍼为右，孟献子曰：“晋帅乘和，师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晋师以诸侯之师，及秦师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师。师遂济泾，及侯丽而还。（《左传》成公十三年）

【汇评】

马非百：麻隧之役，发生于桓公二十七年。东方诸侯，除楚及其属国蔡、叶、陈、薛、鄫等国外，其余几全部加入。虽周室亦有刘康公、成肃公代表参加。计有晋、周、鲁、齐、宋、卫、郑、曹、邾、滕等共十国之多。而据吕相所宣布之对秦宣战一文，则楚及白狄，似亦皆同情于晋，至少是保守中立。真可谓春秋时代秦、晋之间第一大战矣。（《秦集史·国君纪事九·桓公》）

[6] 【汇校】

梁玉绳：《史》误减桓之一年以益共公，故作“二十七”，其实二十八年也，《纪》《表》俱误。（《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司马迁：桓公享国二十七年。居雍太寝。葬义里丘北。生景公。（《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

[7] 【汇校】

梁玉绳：桓、景之名，《春秋》《史记》皆失书。宋程公说《春秋分记》及《皇王大纪》谓桓公名荣，当别有据。至《集解》《索隐》皆引《世本》谓景公名后伯车，则误甚。考《左传》景公母弟鍼字伯车又字后子，安得移作景公之名？《春秋分记》谓景公名石也。又景公，《索隐》引《始皇纪》作“哀公”，而《始皇纪》无哀公之文，况秦别自有哀公乎？盖《秦记》误称景公为僖公，小司马欲两存之，复误以“僖”作“哀”耳。（《史记志疑·秦本纪》）

马非百：景公名石（《春秋分记》。按《史记集解》《索隐》皆引《世本》名“后伯车”，非是。后伯车者，景公之弟鍼之字也。又景公，《秦本纪·索隐》误哀公，而《秦记》又误僖公）。（《秦集史·国君纪事十·景公》）

【汇注】

裴　骃：徐广曰：“《世本》云景公名后伯车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司马贞：景公已下，名又错乱，《始皇本纪》作哀（僖）公。（《史记·秦本纪·索隐》）

梁玉绳：秦景公始见《左襄九》《春秋昭六》《晋语八》。桓公子，始见《史·秦纪》《秦记》，名石，立四十年。（《汉书人表考》卷五《秦景公》）

程馀庆：《世本》：景公名后伯车。按《左传》，是桓公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陈　直：1919年，天水西南乡，出土秦公敦，文略云：“秦公曰：丕显朕皇且，受天命，鼏宅禹绩，十又二公”云云。与薛氏《钟鼎款识著录》之盄龢钟辞句相似，十有二公盖自秦仲起算。王静安先生考为德公以后物，或有以为景公时物者，文皆打字，与始皇瓦量手法相同。（《史记新证·秦本纪》）

王学理等：春秋晚期的秦国铜器铭文有民国初年甘肃秦州出土的秦公鼎，以及宋人著录的秦公钟。秦公铭文一百零五字，分铸在器与盖上。……铭说其皇祖“鼏（宓）宅禹迹”，禹同夏有关系，是则秦人自诩为华夏族，居住在华夏的范围内。凤翔秦景公大墓残磬铭提到“高阳有灵”，乞求其保佑，高阳是帝颛顼的号，传说夏禹为颛顼孙，秦亦颛顼之后，铭对探讨秦的族源很有意义。该铭提到“十又二公”，又见宋人著录的秦盉和镈钟。十又二公起自何公，包括不包括未即位的文公太子鼏公及虽即位未成年即被杀的宪公之子出子，自宋以来争论不休。对照前述秦武公编钟、镈钟铭文，我们以为十二公当起自文公（襄公为皇祖，不包括在内），包括文、竫、宪、出、武、德、宣、成、穆、康、共、桓十二公，作器者为景公。这对秦史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秦物质文化史》第八章《文化艺术·金文》）

景公四年，晋栾书弑其君厉公[1]。十五年，救郑，败晋兵于栎[2]。是时，晋悼公为盟主。十八年，晋悼公强，数会诸侯，率以伐秦，败秦军。秦军走，晋兵追之，遂渡泾，至棫林而还[3]。二十七年，景公如晋，与平公盟[4]，已而背之。三十六年，楚公子围弑其君而自立，是为灵王[5]。景公母弟后子鍼有宠[6]，景公母弟富[7]，或谮之，恐诛，乃奔晋，车重千乘。晋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对曰：“秦公无道[8]，畏诛，欲待其后世乃归。”三十九年，楚灵王强，会诸侯于申[9]，为盟主，杀齐庆封[10]。景公立四十年卒[11]。子哀公立[12]。后子复来归秦[13]。

[1] 【汇注】

左丘明：晋厉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公游于匠丽氏。栾书、中行偃遂执公焉。召士匄，士匄辞。召韩厥，韩厥辞。曰：“昔吾畜于赵氏，孟姬之谗，吾能违兵。古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左传》成公十七年）

又：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晋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弑厉公，葬之于翼东门之外，以车一乘，使荀罃、士鲂逆周子于京师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左传》成公十八年）

【汇评】

吴见思：弑君附见。（《史记论文·秦本纪》）

[2] 【汇注】

左丘明：诸侯之师观兵于郑东门。郑人使王子伯骈行成。甲戌，晋赵武入盟郑伯。冬，十月，丁亥，郑子展出盟晋侯。十二月，戊寅，会于萧鱼。庚辰，赦郑囚，皆礼而归之。纳斥候，禁侵掠。晋侯使叔告于诸侯。……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伐晋以救郑。鲍先入晋地，士鲂御之。少秦师而弗设备。壬午，武济自辅氏（杜注：自辅氏渡河），与鲍交伐晋师，己丑，秦晋战于栎。晋师败绩，易秦故也。（《左传》襄公十一年）

裴　骃：（栎），杜预曰：“晋地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栎音历。《括地志》云：“洛州阳翟县，古栎邑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　恢：栎：《左》襄十一年（前562），秦济自辅氏，败晋师于栎。《杜注》：“从辅氏渡河。栎，晋地。力的反，又失灼反。”沈钦韩《补注》以为渡渭。《纪要》（五三）：“栎阳在临潼县北三十里渭水北。或曰：本晋之栎邑。晋悼公十一年，秦取我栎是也。杜氏《释例》云：栎盖在河北。《史记》秦献公二年自雍徙都之。”又（五四）曰：“或云栎在蒲州北。辅氏在朝邑县西北十三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康公景公与晋交兵》）

[3] 【汇校】

梁玉绳：襄十四年《左传》，棫林之军，是晋迁延之役也，未尝交兵，有何败走追逐之足云？乃此与《晋世家》言晋败秦，而《年表》又言秦败晋，并妄。（《史记志疑·秦本纪》）

梁玉绳：按：《左氏》襄二十六年《经》文前《传》，“会于夷仪之岁，秦晋为成，晋韩起如秦涖盟，秦伯车如晋涖盟，成而不结”。杜注云“在二十四年，而特跳此者，传写失之”。鲁襄二十四年，当秦景二十八年，乃《年表》既误书此事于二十九年，而《纪》又误在二十七年。且是盟也伯车如晋，非秦景自行，《纪》《表》皆言“景公如晋”，岂史公亦谬以伯车为景公名耶？成而不结，故后二年伯车如晋修成，秦未尝背晋，此又《纪》之误。（《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裴　骃：徐广曰：“棫音域。”骃按：杜预曰“秦地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司马迁：（晋悼公）十四年，晋使六卿率诸侯伐秦，度泾，大败秦军，至棫林而去。（《史记·晋世家》）

张　照：是役也，襄十四年，《左传》，诸侯之师济泾而次，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晋人诸帅不和，谓之迁之役，此云“败秦军，秦军走”，《年表》亦然，与《左传》相反。（《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程馀庆：（棫林），今华州。（《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瞿方梅：棫林即周幾内咸林地，为旧郑国，今华州沿也。（《史记三家注补正·秦本纪》）

王　恢：棫林：《左》襄十四年（前559），晋人报栎之败，六卿帅诸侯之师渡泾。“秦毒泾上流，师人多死。郑司马子帅郑师以进，师皆从之，至于棫林”。是棫林当在泾水下流西岸也。是役也，晋之诸帅又不和，故谓之“迁延之役”。《志疑》以为“未尝交兵，有何败走追逐之足云。乃此与《晋世家》言晋败秦，而《年表》又言秦败晋，并妄”。《左传》虽无交兵之明文，非秦退而诸侯之师无以渡泾也。于此当知其时洛川东西秦晋得失不常，华戎尚杂处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康公景公与晋交兵》）

张永禄：棫林，古代关中西部古地名。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城南劝读村西南。……棫林的位置，传统的说法认为在京兆尹郑县，即今华县。由于考古学的发掘，唐兰认为应在今扶风宝鸡一带，泾河之西。有说在凤翔县，有说在凤翔县南故雍城内。因棫林地理位置特别，从木，从水，亦可从周（），因多有林木，该地从周穆王时就是方国的都邑，桓公封郑后又为桓公都邑，秦德公建大郑宫于雍城，战国时秦昭王起棫阳宫于雍，因在棫山之南，故名棫阳，汉仍利用。（《汉代长安词典》一《地理环境·棫林》）

王学理：“棫林”：劝读村位于凤翔北山（即古伐棫山）南麓的原地上，南临源于棫山的横水北岸，东与周族发祥地周原遗址遥相呼应，距原腹地岐山京当约50余里，并与之同处一个原地。……此地位于棫山之阳，山上多棫树，故经传此字从木，为棫林；此地近水，故字又可从水，为“淢”。此处不仅靠近周原，又有周王宫室，庙寝之类重要建筑，故字又可从周，作“林”。凤翔境内早在西周时期就有棫山之山名，又有下域，域、林、棫林等地名。（《秦物质文化史》第三章《都邑·棫阳宫》）

[4] 【汇注】

张　照：三传皆无此盟。（《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5] 【汇评】

吴见思：弑君附见。（《史记论文·秦本纪》）

[6] 【汇注】

张守节：（鍼）音钳。（《史记正义·秦本纪》）

马　理：秦公子鍼，秦桓公之子，景公之弟，食邑北征（原注：征，今澄城县）。（［嘉靖］《澄城县志·官师志》）

马非百：公子鍼，字伯车，又曰后子，桓公子，景公母弟也。桓公时，封于徵衙（徵即汉徵县，衙即彭衙）。景公二十九年，秦、晋为成。晋韩起莅盟，鍼如晋莅盟，成而不结。明年，鍼再如晋修成。（《秦集史·人物传二》之二《公子鍼》）

[7] 【汇注】

陈蒲清：景公母弟富：另本无“景公母弟”四字，疑复衍。（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8] 【汇注】

牛运震：“对曰：秦公无道”云云，按此约《左氏》两段语为一，亦有变换。（《史记评注》）

马非百：所谓无道云云，其事已不能详。惟其母有“弗去惧选”之言，鍼对赵武及辞与子干齿，亦曰“鍼惧选”。吾观《左氏庄二十三年传》载：“晋桓、庄之族逼，献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公曰：尔试其事。士蔿与群公子谋谮富子而去之。”《杜注》：“富子，二族之富强者。”鍼在国时，“如二君于景公”。及其奔晋，“其车千乘”。而以羁旅享晋君，至“造舟于河，十里含车，自雍及绛，归取酬币，终事八反”。想见其千仓万箱故逞豪华之富强气概。又《国语·楚语》：范无宇对楚灵王云：“国为大城，未有利者。昔郑有京栎，卫有蒲戚，宋有萧蒙，鲁有弁费，齐有渠丘，晋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庄公，郑几不克，栎人实使郑子不得其位，卫蒲戚实出献公；宋萧蒙实弑昭公；鲁弁费实弱襄公，齐渠丘实杀无知；晋曲沃实纳齐师；秦徵衙实难桓景；皆志于诸侯，此其不利者也。”然则惧选云者，岂景公当日亦有选国中之富强者而去之之政策，如晋献公之所为耶？鍼又云：“此之谓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见？”盖足证吾上述意见之非谬。然鍼能自知其过，卒免于祸，而复归于秦，贤于郑叔段等远矣！（《秦集史·人物传二》之二《公子鍼》）

[9] 【汇注】

张守节：（申），在邓州南阳县（北）三十里。（《史记正义·秦本纪》）

[10] 【汇注】

陈蒲清：庆封：齐崔杼之党，乱齐。楚灵王杀庆封，是为了取得人心，称霸诸侯。（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楚事插叙。（《史记论文·秦本纪》）

[11] 【汇注】

王学理：（雍城）秦公一号大墓位于一号陵园南部，无封土堆，墓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刻有文字的石磬。……石磬中有一件篆刻27字，其中16字是“天子匽喜，龚是嗣，高阳有灵，四方以鼏”，为研究这座墓的墓主人提供了一定依据。这是一句赞颂天下太平的颂辞，西周金文多见。“天子”指东周国王，“龚是嗣”的“龚”即共，“”与“桓”通，是秦共公、秦桓公的嗣君，即秦穆公的四世孙秦景公——这座大墓的主人。“高阳”即史籍中之“高阳氏”。石磬此句意为天子举行宴饷，作磬者是共公、桓公的嗣子，因高阳氏在天之灵的庇护，国内四方升平。《史记·秦本纪》开头第一句话就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正义》以为“颛顼”是“黄帝之孙，号高阳氏”。（《秦物质文化史》第七章《陵墓·雍城墓地》）

【汇评】

马非百：景公一代，最可记之事迹，厥为继桓公之志，仍与楚国联盟，以共同对晋，且更进而以婚姻结楚。其后哀公亦一本此策。秦、楚间之和好关系，前后几及百年，未或稍衰。盖春秋之末，晋楚争强，互不相下。适秦、吴兴起，其势甚骤。而吴处楚东，秦处晋西，各是以扰晋、楚之后。故晋欲胜楚，则东联吴以制楚。楚欲胜晋，则西联秦以制晋。同时，吴、秦亦皆早有插足中原之雄心，非先将晋、楚之势力大行削弱，决不能实现其最后之目的。于是在此种情形之下，遂造成秦、楚与晋、吴之两大势力的对立，而尤以景、哀二代之表现为最著明。自此以后，在吴、晋方面，吴强而晋弱，晋反为吴所制。秦、楚方面，亦秦强而楚弱，楚反为秦所制。国际变化之无常，岂不信哉！（《秦集史·国君纪事十·景公》）

[12] 【汇校】

司马贞：（哀公），《始皇本纪》作“公”。（《史记索隐·秦本纪》）

【汇注】

梁玉绳：秦哀公始见《左定四》《春秋定九》。景公子，始见《史·秦纪》，又作毕公，又作柏公，立三十六年，葬车里北。（《汉书人表考》卷七《秦哀公》）

[13] 【汇注】

左丘明：秦后子复归于秦（杜预注：元年奔晋），景公卒故也。（《左传》昭公五年）

哀公八年，楚公子弃疾弑灵王而自立[1]，是为平王。十一年[2]，楚平王来求秦女为太子建妻。至国，女好而自娶之[3]。十五年，楚平王欲诛建，建亡[4]；伍子胥奔吴[5]。晋公室卑而六卿强[6]，欲内相攻，是以久秦晋不相攻[7]。三十一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随[8]，吴遂入郢[9]。楚大夫申包胥来告急[10]，七日不食，日夜哭泣[11]。于是秦乃发五百乘救楚[12]，败吴师[13]。吴师归，楚昭王乃得复入郢。哀公立三十六年卒[14]。太子夷公，夷公早死[15]，不得立，立夷公子，是为惠公[16]。

[1] 【汇评】

吴见思：弑君附见。（《史记论文·秦本纪》）

梁玉绳：按：昭十三年《春秋》，弑灵王者是公子比，而《史》于《秦纪》及吴、鲁、蔡、曹、陈、卫、宋、郑八世家皆称弃疾，斯乃史公特笔，虽与《春秋》异词，不免背《经》信《传》，而与诛首恶之旨固合，故小司马于《吴世家》云：“《史记》以平王遂有楚国，故曰弃疾弑君，《春秋》以子干为王，故曰比弑其君，彼此各有意义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2] 【汇校】

张　照：《楚世家》及《年表》，在秦哀之十年。（《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梁玉绳：按：《年表》及《楚世家》在平王二年，为秦哀公十年，此在十一年，并误。考《左传》在鲁昭十九年，为秦哀十四年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3] 【汇注】

赵　晔：楚平王有太子，名建。平王以伍奢为太子太傅，费无忌为少傅。平王使无忌为太子娶于秦，秦女美容。无忌报平王曰：“秦女天下无双，王可自取。”王遂纳秦女为夫人而幸爱之，生子珍，而更为太子娶齐女。（《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第三）

[4] 【汇注】

左丘明：楚子之在蔡也，郹阳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为之师。费无极为少师，无宠焉，欲谮诸王，曰：“建可室矣。”王为之聘于秦，无极与逆，劝王娶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左传》昭公十九年）

又：费无极言于楚子曰：“晋之伯也，迩于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与争。若大城城父（杜预注：城父今襄城城父县），而置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说，从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同上）

又：费无极言于楚子曰：“建与伍奢，将以方城之外叛，自以为犹宋、郑也，齐、晋又交辅之，将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问伍奢。伍奢对曰：“君一过多矣（杜预注：一过，纳建妻）！何信于谗？”王执伍奢（杜预注：忿奢切言）。使城父司马奋扬杀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左传》昭公二十年）

赵　晔：无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深念平王一旦卒，而太子立，当害己也。乃复谗太子建。建母蔡氏无宠，乃使太子守城父，备边兵。顷之，无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无怨望之心。愿王自备。太子居城父，将兵外交诸侯，将入为乱。”平王乃召伍奢而按问之，奢知无忌之谗，因谏之曰：“王独奈何以谗贼小臣而疎骨肉乎？”无忌承宴，复言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见禽。”平王大怒，因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马奋扬往杀太子。奋扬使人前告太子急去，不然将诛。三月，太子奔宋。（《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第三）

张守节：太子建亡之郑，郑杀之。（《史记正义·秦本纪》）

[5] 【汇注】

左丘明：无极曰：“奢之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来，不然将为患。”王使召之，曰：“来，吾免而父。”棠君尚谓其弟员（杜预注：棠君，奢之长子尚也，为棠邑大夫。员，尚弟子胥）曰：“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伍尚归，奢闻员不来，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杀之。员如吴。（《左传》昭公二十年）

陈蒲清：伍子胥：伍员，字子胥。其父伍奢为太子建太傅，平王杀其父伍奢与其兄伍尚，子胥因而奔吴。（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6] 【汇注】

陈蒲清：六卿：晋国的范氏、中行氏、智氏、赵氏、韩氏、魏氏六大家族，世代为晋卿，称六卿。（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王　韦：以下叙秦晋之势。盖秦之所以强者，以晋分为三也。（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7] 【汇评】

吴见思：结上秦晋相伐之案。（《史记论文·秦本纪》）

牛运震：“晋公室卑而六卿强，欲内相攻，是以久秦、晋不相攻”。按：此数语，为秦晋相攻收结，手法极好。（《史记评注·秦本纪》）

程馀庆：盖秦之所以强者，以晋分为三而力不敌故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8] 【汇注】

左丘明：斗辛与其弟巢，以王奔随。（《左传》定公四年）

陈蒲清：随：地名。在今湖北省随县。（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9] 【汇注】

左丘明：伯州犁之孙嚭，为吴大宰以谋楚。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蔡侯因之，以其子乾与其大夫之子为质于吴。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左司马戌谓子常曰：“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阨，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既谋而行。武城黑谓子常曰：“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战。”史皇谓子常：“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乃济汉而阵，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战，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难而逃之，将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尽说。”十一月庚午，二师陈于柏举。阖庐之弟夫王，晨请于阖庐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弗许。夫王曰：“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子常奔郑。史皇以其乘广死。吴从楚师，及清发，将击之，夫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又败之。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五战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与王同舟，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左传》定公四年）

章　衡：“敬王”乙未十四年，十一月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楚昭王奔随、申包胥如秦乞师，哭于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师乃出。（《编年通载》卷二《周》）

又：丙申十五年，夏，秦师救楚，大败吴师。九月，吴夫王归，自立，以与吴子战而败，奔楚。十月，楚子入于郢，申包胥逃赏。（同上）

陈蒲清：郢：楚国都城。故址在今湖北省江陵县东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0] 【汇注】

张守节：包胥姓公孙，封于申，故号申包胥。《左传》云：“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场之患也。逮吴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史记正义·秦本纪》）

[11] 【汇注】

张守节：《左传》云：“申包胥对秦伯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史记正义·秦本纪》）

[12] 【汇注】

张守节：《左传》鲁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败吴师于军祥。（《史记正义·秦本纪》）

[13] 【汇注】

左丘明：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场之患也。逮吴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左传》定公四年）

又：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吴道，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自稷会之。”大败夫王于沂。吴人获薳射于柏举。其子帅奔徒以从子西。败吴师于军祥。秋，七月，子期、子蒲灭唐。九月，夫王归，自立也。以与王战而败，奔楚为堂谿氏。吴师败楚师于雍澨，秦师又败吴师。（《左传》定公五年）

程馀庆：《左传》，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败吴师于军祥。（《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14] 【汇注】

司马迁：毕公（《集解》：徐广曰《春秋》作“哀公”）享国三十六年。葬车里北，生夷公。（《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

[15] 【汇注】

司马迁：夷公不享国。死，葬左宫。生惠公。（《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

【汇评】

许应元：多一“夷公”字，文气自好。（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16] 【汇注】

胡三省：《谥法》：爱民好与曰惠。（《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安王二年”注）

梁玉绳：秦惠公，简公子，始见《秦纪》《秦记》《六国表》。立十三年。葬陵圉。按《秦纪·索隐》引《纪年》，简公卒，次敬公立十二年，乃立惠公。恐异说难凭矣。（《汉书人表考》卷六《秦惠公》）

梁玉绳：秦惠公始见《春秋》哀四，哀公太子。夷公子，始见《史·秦纪》，立十年，葬车里。（《汉书人表考》卷七《秦惠公》）

惠公元年，孔子行鲁相事[1]。五年，晋卿中行、范氏反晋[2]，晋使智氏、赵简子攻之，范、中行氏亡奔齐[3]。惠公立十年卒[4]，子悼公立[5]。

[1] 【汇注】

梁玉绳：相乃傧相，即会夹谷之事，非当国为相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编者按】梁玉绳于《史记·孔子世家》“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条下辨“相”乃傧相而非当国为相，尤为明晰，文曰：“按摄相者，乃傧相会盟之事。盖孔子自相会夹谷，后遂以司寇而摄行人之职，《索隐述赞》曰‘摄相夹谷’是也，乃史公以当国为相，故于《秦纪》及《吴》《齐》《晋》《楚》《魏世家》《伍子胥传》直书孔子相鲁，岂不误哉！鲁之相季氏尸之，孔子安得摄乎？然其误非始史公，《晏子春秋》外编‘孔子圣相’，《荀子·宥坐》云‘孔子为鲁摄相’，宋薛据《孔子集语》引《尹文子》云‘孔子为鲁相’，《史》妄仍之，王充遂有孔子为相国之说，而《经史问答》六人辨孔子以卿当国，余未敢以为然。”

【汇评】

吴见思：以孔子相鲁提纲。后诸世家皆然。（《史记论文·秦本纪》）

[2] 【汇注】

张习孔：前497年，甲辰，周敬王二十三年，鲁定公十三年……秋，晋荀寅、范吉射攻赵鞅。荀寅（中行寅）、范吉射（士吉射）与邯郸午为姻亲。二卿攻赵鞅，赵鞅战败，退保晋阳（赵鞅封邑，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春秋》）

又：冬，晋逐荀氏、范氏。韩简子（不信）与魏襄子（曼多）分别和荀寅、范吉射不睦。知文子（荀跞）欲以为卿。于是韩、魏、知三氏以晋定公之命伐范氏、荀氏，国人亦助三家。荀（中行）寅、范（士）吉射奔朝歌（今河南淇县）叛。赵鞅返绛。（同上）

[3] 【汇校】

梁玉绳：“五年，晋卿中行、范氏反晋，晋使智氏、赵简子攻之，范、中行氏亡奔齐”。按：此所书有三误，事在秦惠公四年，非五年事，一也。伐范、中行者知、韩、魏三家，赵简子已奔晋阳，并不与攻范、中行氏，二也。范、中行之奔齐在秦悼公二年，首尾相去八岁，是时但奔朝歌耳，三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晋事插叙。（《史记论文·秦本纪》）

[4] 【汇校】

梁玉绳：按：此与《秦纪》及《侯表》皆以为十年，然考《春秋》哀三年书“秦惠公卒”，鲁哀三年当秦惠九年，则秦惠无十年明矣，《史》皆误。（《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司马迁：惠公享国十年。葬车里（康景）。生悼公。（《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

张　照：《春秋经》哀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总计在位，只得九年。此与《年表》及《始皇本纪》皆作十年。（《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5] 【汇注】

孔　子：（悼公元年），春，王二月，葬秦惠公。（《春秋》哀四年）

梁玉绳：秦悼公始见《史·秦纪》《秦记》《侯表》。立十五年。按《史》悼公乃惠公之子，此误作弟。（《汉书人表考》卷六《秦悼公》）

夏　燮：按《史记·秦本纪》，惠公卒，子悼公立。此云悼公，惠公弟。或“弟”为“子”之误，抑别有据欤？（《校汉书八表》卷八《古今人表·秦悼公——惠公弟》）

悼公二年，齐臣田乞弑其君孺子，立其兄阳生，是为悼公。六年[1]，吴败齐师[2]。齐人弑悼公，立其子简公[3]。九年，晋定公与吴王夫差盟，争长于黄池[4]，卒先吴[5]。吴强，陵中国[6]。十二年[7]，齐田常弑简公[8]，立其弟平公[9]，常相之。十三年，楚灭陈[10]。秦悼公立十四年卒[11]，子厉共公立[12]。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13]。

[1] 【汇校】

梁玉绳：按：哀十年《左传》乃齐败吴师也，此误。（《史记志疑·秦本纪》）

[2] 【汇校】

张文虎：《志疑》云哀十年《左传》乃“齐败吴师”。按：《吴》《齐世家》并与《左》同，疑此“吴”“齐”互误。（《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3] 【汇评】

吴见思：弑君附见。（《史记论文·秦本纪》）

[4] 【汇注】

陈蒲清：黄池：在河南封丘县西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5]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外传》云吴王先歃。”（《史记集解·秦本纪》）

[6] 【汇评】

吴见思：吴事插叙。（《史记论文·秦本纪》）

[7] 【汇校】

梁玉绳：按：事在秦悼十年，此误书于十二年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张　照：事在秦悼之十年，今此作十二年，与《春秋》及《年表》不合。（《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8] 【汇注】

左丘明：甲午，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杜预注：壬，简公也）。（《左传》哀公十五年）

[9] 【汇注】

陈蒲清：平公：名骜。（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弑君附见。（《史记论文·秦本纪》）

[10] 【汇评】

吴见思：楚事插叙。（《史记论文·秦本纪》）

[11] 【汇校】

梁玉绳：秦悼公始见《史·秦纪》《秦记》《侯表》，立十五年。按《史》，悼公乃惠公之子，此误作弟。（《汉书人表考》卷六《秦悼公》）

梁玉绳：按悼公享国十五年，《秦记》可证，《史》谬加惠公在九年为十年，遂减悼公十五年为十四年，此与《表》同误。（《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司马迁：悼公享国十五年。葬僖公西。城雍。生剌龚公。（《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

刘　坦：悼公纪年，《本纪》及《年表》，同为十四年，而《始皇本纪》为十五年。因《始皇本纪》所录，无事可据，兹故仍以《秦本纪》考之。据《秦本纪》载：悼公“九年，晋定公与吴王夫差盟，争长于黄池，卒先吴。吴强，凌中国”。《年表》载吴、晋争长于黄池，亦当秦悼公九年。按《晋年表》载：定公三十年，“与吴会黄池，争长”。又《晋世家》亦载：定公“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会黄池，争长。赵鞅时从，卒长吴”。是则秦悼公之九年，与晋定公三十年同年。复据《秦本纪》载，厉共公“二十四年，晋乱，杀知伯，分其国，与赵、韩、魏”。按：《晋世家》载：“哀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又《年表》载：晋哀公四年，魏桓子、韩康子、赵襄子败知伯晋阳，三分其地，亦当秦厉共公二十四年。是则秦厉共公之二十四年，与晋哀公四年同年。以晋历年考之，自定公三十年，至哀公四年，凡为三十年。则秦自悼公九年，至厉共公之二十四年，亦应为三十年。今依《秦本纪》及《年表》谓悼公十四年数之，适得三十年。更以《始皇本纪》谓悼公十五年数之，则为三十一年，故以晋历年为征，则《始皇本纪》载悼公十五年，实衍一年。（《史记纪年考》卷二《秦纪年考·悼公》）

[12] 【汇注】

梁玉绳：厉共公始见《史·秦纪》《六国表》，悼公子始见《秦纪》《秦记》。又作剌龚公。剌又作利。亦曰厉公。立三十四年。葬人里。按龚、共古通，剌与厉义同音近，而利字又因形声相邻致讹耳。（《汉书人表考》卷六《秦厉共公》）

[13] 【汇评】

吴见思：插序法变。（《史记论文·秦本纪》）

牛运震：齐桓公始霸及晋楚更霸，春秋大事也；列国弑君，春秋大恶也；孔子相鲁及孔子卒，圣人事迹本末也；田氏篡齐、三卿分晋，春秋所以变为战国也；《秦本纪》及十二诸侯世家往往及此数者，想见古史书法之意。（《史记评注·秦本纪》）

梁玉绳：按孔子之卒，止宜书于周、鲁，馀可不书也。若以为天下一人，不可不书，则各国皆宜书，又何以仅书于周、秦两《纪》，鲁、燕、陈、卫、晋、郑六《世家》乎？《史记》中斯类甚多，亦体例之参错可议者。（《史记志疑·秦本纪》）

韩兆琦：史公于《周本纪》《秦本纪》及春秋诸国世家中屡节“孔子生”“孔子相鲁”“孔子卒”云云，以见其对孔子的崇重。（《史记笺证·秦本纪》）

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十六年，壍河旁[1]。以兵二万伐大荔[2]，取其王城[3]。二十一年，初县频阳[4]。晋取武成[5]。二十四年，晋乱，杀智伯[6]，分其国与赵、韩、魏[7]。二十五年，智开与邑人来奔[8]。三十三年，伐义渠[9]，虏其王[10]。三十四年，日食。厉共公卒[11]，子躁公立[12]。

[1] 【汇校】

王叔岷：按：《六国年表》壍作堑，下文“壍洛城重泉”。亦作堑，《初学记》八引同。壍，或堑字。（《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吕祖谦：以备晋也。（《大事记解题》卷一）

陈蒲清：堑：挖壕沟。（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2] 【汇注】

范　晔：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至周贞王八年，秦厉公灭大荔。……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汧陇，自是中国无戎寇，惟馀义渠种焉。（《后汉书·西羌传》）

王　恢：大荔：《汉志》：“左冯翊临晋，故大荔，秦获之更名。”《清统志》（二四四），即今大荔县治。《匈奴传》：“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或疑大荔恐不近在临晋，何缘有王城介于秦晋之间？按古今中外小国幸存于两大间，何可胜数。大荔耕牧洛渭之野，当秦东进之路，故取之而更名临晋也。大可疑者，百二十余年后，“大荔围合阳”耳（《年表》秦孝公二十四年——前338）。（《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厉公伐大荔、义渠》）

[3] 【汇注】

裴　骃：徐广曰：“今之临晋也。临晋有王城。”（《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荔，音戾。《括地志》云：“同州东三十里朝邑县东三十步，故王城。大荔近王城邑。”（《史记正义·秦本纪》）

吕祖谦：“周贞定王八年，秦伐大荔，取其王城”。《解题》曰：大荔，戎之别种也。徐广曰：今之临晋也。按：《匈奴传》，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大事记解题》卷一）

又：《外纪》曰：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大事记解题》卷一《本注》）

[4] 【汇注】

裴　骃：《地理志》，冯翊有频阳县。（《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频阳故城，在雍州同官县界，古频阳县城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故城在西安府富平县东北六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频阳：《汉志》：“左冯翊频阳，秦厉公置。”王补：“频阳北当上郡、西河，为数县凑，见《薛宣传》。县人王翦，见《傅介子传·赞》。《一统志》，故城在陕西富平县东北五十里。”《沮水注》：“沮循郑渠东迳当道城南，城在频阳县故城南。频阳宫，秦厉公置。城北有频山，故曰频阳也。应劭曰：在频水之阳。今县之左右无水以应之。”吴卓信曰：“余尝过此，频水出频山，微甚，出山二里即涸。前有通川，名锦川，王翦求美田即其地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厉公伐大荔、义渠》）

[5] 【汇注】

吕祖谦：《史记正义》曰：《括地志》云：武成在华州郑县东北三十里。（《大事记解题》卷一）

[6] 【汇注】

张习孔：晋献公之时杀群公子，从此晋无公室，大臣执政，为正卿。春秋末期，晋国六卿逐渐强大。前458年，晋四卿灭范氏、中行氏。前453年，韩、赵、魏灭知氏，“三家分晋”局面形成。晋幽公时，晋侯反朝于三家之君。至是年，周王始正式册命韩虔、魏斯、赵籍列为诸侯，史家称为“三家分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陈蒲清：杀智伯：《左传》记事至此止。韩、赵、魏在公元前403年列为诸侯，为战国的开始。（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7] 【汇校】

梁玉绳：“杀智伯分其国”。按：智伯不可言国，当改曰“分其邑”。（《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牛运震：“晋乱，杀智伯，分其国与韩、赵、魏”。按三家灭智伯而分其地，则三家自分之耳，更谁与之？（《读史纠谬》卷一《史记·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晋事插序。（《史记论文·秦本纪》）

夏　骃：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马氏编《通鉴》托始于此。若曰此周之所以亡也，大夫蔑其君，分其地，天子不能讨，又使得列于诸侯。夏子曰：此秦并天下之始也。如周之亡始于此，则前乎此者有矣，曲沃武公弑晋侯缗，厘王不既命之为诸侯哉？秦自穆公益国十二，辟地千里，称霸西戎，天子致贺，已日骎骎强大。而自穆公，以迨于献、孝，二百余年，终不能越河山尺寸，以得志于东诸侯者，以晋为之捍也。盖当时山东之诸侯，地大力侔，能与秦为难者，惟齐、楚与晋。齐东边海，去秦绝远，楚西北与秦界，仅武关一路。其循河抵殽南北千数百里，舟车接而刁斗闻者惟晋。计秦之出兵而东也，莫便于函谷，河东次之。若出武关，以走淅川、均、邓，则皆崇山幽谷，秦欲多出师，则道险粮绝；少出师，则不足以制楚，秦必不为也。方三晋未分之时，河山以东皆晋地，秦既不能越晋以攻东诸侯，使其有事于晋，则举晋之全力，固是以敌秦，而晋主盟中夏者几二百年，诸侯多与晋而不直秦，此秦之所以历六世，而终不敢出兵以害山东也。自晋分为三，而秦以全力攻其一，始不支矣。且三晋之中，韩为弱。而当全秦之冲，莫如三川。以至弱之韩，而当秦之最冲，其势必敝。韩敝而折于秦，而秦与山东侯，直相搏于四达九衢之区，而无有制之者矣。（《三晋论》，引自《历代史事论海》卷七）

又：或曰晋分而弱，固已，然三晋亦尝合从以攻秦。而终为秦所破灭，何也？曰：天下之势，自合而之分也易，自分而之合也难。当三晋之初杀智伯而分晋也，其欢不啻若兄弟，然坐席未暖，遽相攻击，以至于并灭而不悟，故其合从者，形也，非心也。夫以形合之三晋，而攻上首功，与勇于公斗之强秦，岂有济乎？且秦攻魏，而韩大三之虞；秦攻韩，而魏有安邑之患。必皆不敢全师以赴难，所恃一赵，又恐燕、齐之犄其虚。以视会晋之时，九合三驾，诸侯毕从之日，其势为何如哉？夫岐丰弃，周失天下之始，三晋分，秦并天下之始。后虽有论者，弗能易也。（同上）

又：按晋国肇封于周，先王社稷之臣也。韩、赵、魏三家，以世卿北面而臣之久矣，乌敢灭之哉！今焉弁髦其君，瓜分其国，是无上之臣，其奸与叛孰甚焉？正天诛所宜加，王法所不容者。威烈王以共主之尊，念股肱之祸，固宜声罪于友邦，命帅于卿士，而归狱于司刑，诛其身，灭其室，洿其宫而瀦焉可也。乃法之不加，因其请而命之侯，是以天命施之于天讨，无亦自丧其尊，名分安在哉？或者姬祚既降，威烈微乎微者也，三晋之强，若之何其拒之？是不然。姬之微者势也，而犹有名分在焉。名分系于天，乌得而私诸人。以三晋之凭陵跋扈，岂不能自侯耶？而必请于周者，非惮于周，惮名分之在人心，而天下不吾直也。君子谓兴衰起替，此其一机耳。威烈既不能讨之于始，独不能正其名于终焉？告之以训辞，昭之以顺逆，却其请而杜其求。吾不轻爵人之意，使三晋无知也，亦不过违欲而拂心，怀忿而蓄怨，未必遽淫用以逞也。而名分岂不昭明于天下哉！今一举而侯之，比何法与？夫先王之典，祗敬六德则侯，以功定国则侯，三晋之于周，果功耶？德耶？非功而命，是党奸也；非德而命，是赏叛也！威烈奚昧于此乎？此无他，以名分为私，而苟焉以取媚于人也。昔晋文请隧，襄王以王章却之；亦以名分所守，不敢假人故耳。今三晋之叛，非晋文有功；而侯爵之荣，非特一隧，威烈从而授之，非惟不是以使人畏，且有以起人贪。贪心无厌，灭晋而侯，亦当灭周而帝。履霜坚冰渐不可长也。故自是而后，七雄争强，嬴秦肆虐，周室遂不振而至于亡矣。先儒有言曰：三晋非能弱周，周自弱也。其知本之言欤？（同上）

【编者按】：三家分晋，不只是晋国内部的分裂，同时也成为中国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也被史学界认为是由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8]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一本二十六年城南郑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开，智伯子。伯被赵襄子灭其国，其子与从属来奔秦。（《史记·秦本纪·正义》）

吕祖谦：开，荀瑶之族也。荀氏自晋以来，或谓智氏。按：《年表》：“晋大夫智开率其邑人来奔。”（《大事记解题》卷一）

张　照：臣照按：赵襄子曰：“智伯死无后”，又《史》载，唯辅果在。《正义》以开为智伯子，无据也。盖智伯之族人。（《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9] 【汇注】

范　晔：至贞王二十五年，秦伐义渠，虏其王。（《后汉书·西羌传》）

裴　骃：应劭曰：“义渠，北地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宁、庆二州，春秋及战国时为义渠戎国之地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吕祖谦：义渠，西戎之别也。应劭曰：义渠，北地也。（《大事记解题》卷一）

又：《史记正义》曰：《括地志》云：周先公刘、不窋居之。义渠乃宁州、庆州西戎，乃刘拘邑，秦为北地郡。（《大事记解题》卷一《本注》）

程馀庆：义渠故城在庆阳府宁州西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义渠：古戎国也。《竹书》商武乙三十年（约当西元前一千一百五十年左右），周师伐义渠，获其君以归，周之先不窋奔戎狄之间，盖居其国，故太王事獯鬻。《汉志》，北地郡有义渠道。班彪《北征赋》曰：“登赤须之长坂，入义渠之故城。”赤须谷在今正宁。《括地志》：宁、夏、庆三州，春秋战国为义渠戎国也。秦厉公既取大荔王城（前461），三十三年（前444），伐义渠虏其王。躁公十三年（前430），义渠来伐，至渭南。后百许年——秦惠王之七年（前331），义渠内乱，秦庶长将兵定之，（《年表》）十一年（前327），县义渠，义渠君为臣。惠王后八年（前317），义渠“大败秦人李柏之下”（《张仪、犀首传》）。后四年（前314），伐义渠，取二十五城。武王元年（前310），伐之。《后汉书·西羌传》曰：“及昭王立（前306），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前272），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本纪》惠文君十年——前328，魏纳上郡）义渠既灭，其族并于秦，即居义渠道。而余众西北流散，北入朔方匈奴，西入河西月支，后皆不闻于史。（《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厉公伐大荔、义渠》）

[10] 【汇注】

章　衡：“定王”丁酉二十五年，秦伐义渠，虏其王。（《编年通载》卷二《周》）

吕祖谦：按：《外纪》，秦伐义渠，虏其王。是时韩魏共灭伊、洛阴戎，其遗脱者皆走，西逾汧陇，自此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大事记解题》卷一）

[11] 【汇注】

司马迁：剌龚公享国三十四年。葬入里。生躁公、怀公。（《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

[12] 【汇注】

梁玉绳：秦躁公，厉共公子，始见《秦纪》《秦记》《六国表》。躁又作。立十四年。（《汉书人表考》卷六《秦躁公》）

躁公二年，南郑反[1]。十三年[2]，义渠来伐，至渭南[3]。十四年[4]，躁公卒[5]，立其弟怀公[6]。

[1] 【汇注】

张守节：南郑，今梁州所理县也。春秋及战国时，其地属于楚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吕祖谦：《水经》，汉水东过南郑县南。郦道元注。《耆旧传》云：南郑之号，始于郑桓公。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为称，即汉中郡治也（郡因水名）。按：《本纪》，秦惠王始取楚汉中，置汉中郡。今躁公之时，已书南郑反，岂地之往来不常，先尝属秦。今属兴元府。（《大事记解题》卷一）

梁玉绳：《大事记》曰：“《水经注》南郑县即汉中郡治也。秦惠王始取楚汉中置汉中郡。今躁公之时已书南郑反，岂地之往来不常，先尝属秦欤？”（《六国表》厉共公二十六年已先书“城南郑”矣）（《史记志疑·秦本纪》）

[2] 【汇注】

司马迁：（魏文侯）伐秦，筑临晋元里。（《史记·魏世家》）

[3] 【汇校】

梁玉绳：卢学士曰：“渭南，《六国表》作‘渭阳’。水北曰阳，若据《表》则‘渭南’为非矣。”（《史记志疑·秦本纪》）

施之勉：按：《后汉书·西羌传》，渭南，作渭阴。（《史记会注考证订补·秦本纪》）

【汇注】

章　衡：“考王”辛亥十一年，义渠伐秦，至渭南。（《编年通载》卷二《周》）

[4] 【汇注】

司马迁：（魏武侯）西攻秦，至郑而还，筑雒阴、合阳。（《史记·魏世家》）

[5] 【汇注】

司马迁：躁公享国十四年。居受寝。葬悼公南。（《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

[6] 【汇校】

夏　燮：按：怀公，《史记·秦本纪》云：躁公卒，立其弟怀公。此表以怀公为躁公子，疑别有据。（《校汉书八表》卷八《古今人表·秦怀公——躁公子》）

【汇注】

司马贞：厉共公子也。生昭太子，未立而卒。太子之子，是为灵公。（《史记索隐·秦本纪》）

章　衡：“孝王”壬子十二年，秦躁公薨，国人立其弟怀公。（《编年通载》卷二《周》）

吕祖谦：《秦记》曰：怀公从晋来，享国。（《大事记解题》卷一）

梁玉绳：秦怀公始见《史·秦纪》《秦记》《六国表》，立四年自杀，葬栎圉氏。按：《纪》以怀公为躁公弟，《秦记》亦云。剌龚公生躁公、怀公，则元注子当作弟。（《汉书人表考》卷八《秦怀公》）

怀公四年，庶长晁与大臣围怀公[1]，怀公自杀[2]。怀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为灵公[3]。灵公，怀公孙也[4]。

[1] 【汇注】

张守节：长，丁丈反。晁，竹遥反，晁，人名也。刘伯庄音潮。（《史记·秦本纪·正义》）

陈蒲清：庶长：秦爵名，有大庶长、左庶长、右庶长等。晁：人名。（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2] 【汇注】

司马迁：怀公从晋来。享国四年。葬栎圉氏。生灵公。诸臣围怀公，怀公自杀。（《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

[3] 【汇校】

吕祖谦：《秦记》作肃灵公，居泾阳。（《大事记解题》卷一）

张文虎：《索隐》“生昭”至“灵公”，单本、中统本并无此十六字，盖合刻所增。（《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汇注】

司马贞：生献公也。（《史记索隐·秦本纪》）

梁玉绳：秦灵公，怀公孙，始见《史·秦纪》，怀公太子昭子之子。又作肃灵公，居泾阳，立十年。（《汉书人表考》卷七《秦灵公》）

[4] 【汇评】

徐孚远：既围杀怀公，而复立其孙。灵公既立，亦不闻讨弑君之贼，当如赵沙丘之事耶？故宜数世乱矣。（《史记测议·秦本纪》）

灵公六年，晋城少梁[1]，秦击之[2]。十三年[3]，城籍姑[4]。灵公卒[5]，子献公不得立[6]，立灵公季父悼子，是为简公[7]。简公，昭子之弟而怀公子也[8]。

[1] 【汇注】

吉　春：少梁在韩城县（市）南十八里。（《韩城市司马迁研究文集·史记中的韩城地名注释·少梁》）

[2] 【汇校】

任喜来：公元前419年，《六国年表·魏文侯六年》：“魏城少梁。”《魏世家》：“魏文侯六年，城少梁。”《秦本纪》：“秦灵公六年，晋（魏）城少梁，秦击之。”“表”与“世家”未记“秦击之”。公元前413年，《六国年表》：“秦灵公七年，与魏战少梁。”而“本纪”与“世家”却未记载。说明魏城少梁时，秦魏未战。因此“秦击之”是秦魏战少梁，当为秦灵公七年，即公元前418年。（《从史记考证韩城春秋战国的历史》，《史记与司马迁论集》第三辑）

【汇注】

梁玉绳：《六国表》战在七年。《大事记》云“出师在六年，而战在七年”。（《史记志疑·秦本纪》）

[3] 【汇校】

梁玉绳：按灵公在位止十年，即卒于城籍姑之岁也，安得十三年乎？“三”字衍。（《史记志疑·秦本纪》）

赵生群：“十三年”疑当作“十年”。……本书卷六《秦始皇本纪》：“（肃灵公）享国十年。”卷十五《六国年表》云灵公十年“补庞，城籍姑，灵公卒。”（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秦本纪》）

[4] 【汇校】

王叔岷：按梁说是也。《秦记》言肃灵公“享国十年”，《六国年表》秦灵公十年云：“补庞、城籍姑。灵公卒。”并其证。（《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籍姑故城在同州韩城县北三十五里。”（《史记·秦本纪·正义》）

钱　穆：今韩城县北。（《史记地名考》卷八《秦地名》）

吉　春：籍姑城，秦灵公六年（公元前419年）、七年攻打魏城少梁，魏文侯斯八年（公元前417年）复取少梁。这样，秦灵公未能在此夺取少梁，就在少梁北边十五里的籍姑（今城固村）修筑城池驻扎下来，又经公元前354年、330年两次战争较量，秦国终于在秦惠王八年打败了魏国，攻占了少梁，十一年将少梁更名夏阳。（《韩城市司马迁研究文集·史记中的韩城地名注释·籍姑》）

又：籍姑城即今之韩城市城池，城东城固村是其旧址。（同上）

[5] 【汇校】

张文虎：《志疑》云：“灵公在位十年，即卒于城籍姑之岁，三字衍。”按：《元龟》百八十二引作“灵公十年卒”，与《秦纪》及《年表》合。中统、游本“籍”作“藉”。（《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钱　穆：《秦始皇本纪》“肃灵公享国十年”，《索隐》云：“《纪年》及《系本》无肃字。立十年，表同，《纪》十二年。”然今《秦纪》作“灵公十三年”，三说相歧。余考《秦纪》灵公前怀公为诸臣所围，自杀。灵公承之，盖亦不逾年而改元，故前后共得十一年。《年表》则于怀公四年见杀之明年，再书灵公元年，故为十年。今《秦纪》作十三年，《索隐》引《秦纪》作十二年，皆为十一年之字讹。（《先秦诸子系年·自序》）

【汇注】

司马迁：肃灵公，昭子子也。居泾阳。享国十年。葬悼公西。生简公。（《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

章　衡：“考王”丙寅十一年，秦灵公薨，国人废其子献公而立灵公季父悼子，是为简公。（《编年通载》卷二《周》）

张　照：《六国年表》及《始皇本纪》，灵公在位十年卒。（《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6] 【汇注】

司马贞：（献公），名师隰。（《史记索隐·秦本纪》）

[7] 【汇校】

王叔岷：“立灵公季父悼子”。按：《通鉴·周纪二注》引“公”下有“之”字。（《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吕祖谦：简公，怀公子，而昭子之弟也。《秦记》曰：简公从晋来享国。（《大事记解题》卷一）

[8] 【汇校】

张文虎：“昭子之弟”，《索隐》本、宋本、中统、王、柯并无“子”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编者按】秦嘉谟辑补本《世本·秦世家》谓“简公悼子，厉龚公子，怀公弟也”，与此异。又雷学淇校辑本《世本》谓“简公名悼子，即剌龚公子，怀公弟也。”剌与厉音通，亦与《史记》不同。

【汇注】

司马贞：简公，昭之弟，而怀公子。简公，怀公弟，灵公季父也。《始皇本纪》云灵公生简公，误也。又《纪年》云，简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十二年卒，乃立惠公。（《史记索隐·秦本纪》）

张守节：刘伯庄云简公是昭子之弟，怀公之子，厉公之孙。今《史记》谓简公是厉（灵）公子者，抄写之误。（《史记正义·秦本纪》）

夏　燮：按：《史记·秦本纪》，厉共公卒，子躁公立。躁公卒，立其弟怀公。《索隐》曰：怀公，厉共公子也。怀公为大臣所围，自杀，有太子曰昭子，早死，大臣乃立昭子之子，是为灵公。灵公，怀公孙也。灵公卒，子献公不得立，立灵公季公悼子，是为简公。简公，昭子之弟，而怀公子也。据此，则简公乃厉公之孙。然据《正义》引刘伯庄云：简公是昭子之弟，怀公之子，厉公之孙。今《史记》谓简公是厉公子者，抄写之误。据伯庄说，则所云简公，昭子之弟，怀公之子，乃后人改《史记》而正其误者。此表亦云简公，厉公子，盖班氏所据乃未改以前史迁之原本也。（《校汉书八表》卷八《古今人表·秦简公——厉公子》）

王叔岷：“简公，昭子之弟，而怀公子也。”按：《索隐》“简公，昭之弟，而怀之子”九字，涉正文而衍，黄善夫本、殿本并无，是也；黄善夫本、殿本“季父也”下并有“子惠公立”四字，涉下文正文而衍，《考证本》无，是也。《索隐》云：“简公，怀公弟。”与正文作“怀公子”异。据上文则当作“怀公子”；惟据《秦纪·索隐》：“《本纪》简公名悼子，即剌龚公之子，怀公弟也。”则《索隐》所据此文正文盖本作“怀公弟”。《正义》引刘伯庄云：“今《史记》谓简公是厉公子者，抄写之误。”所谓“今《史记》”，盖指此文正文言之。“厉公子”，亦即“怀公弟”也。今各本作“简公，昭子之弟，而怀公子也”。乃据刘说“简公是昭子之弟，怀公之子”改之。改之与上文符，然非此文之旧也。张文虎谓“《正义·史记》字，当作《秦记》，厉公当作灵公”。盖未深思耳！（《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陈蒲清：《始皇本纪》云：“肃灵公，昭子子也。……生简公。”与此处的记载不一致。应以此处为是。（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世系明白。（《史记论文·秦本纪》）

简公六年[1]，令吏初带剑[2]。壍洛[3]。城重泉[4]。十六年卒[5]，子惠公立。

[1] 【汇校】

陈蒲清：六年：《六国年表》作“简公七年”。（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编者按】《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记》作“其七年，百姓初带剑”。百姓，即百吏也。“百姓初带剑”与“令吏初带剑”意同。

[2] 【汇注】

张守节：春秋官吏各得带剑。（《史记正义·秦本纪》）

【汇评】

魏了翁：《史记·秦纪》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东莱《大事记》书于周威烈十七年，鲁缪公元年。东莱曰：佩玉，三代也；佩剑，秦也。秦与三代之分无他，观其所佩而已矣。（《古今考》卷二《附广剑考》）

[3] 【汇注】

张习孔：前408年，癸酉，周威烈王十八年，晋烈公八年，赵烈侯籍元年，韩景侯虔元年，魏文侯三十八年，秦简公七年……魏取秦河西地。魏伐秦，尽占河西地（今秦、晋两省间黄河南段以西、北洛水以东以北之间地区）；筑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郃阳（亦作合阳，今陕西合阳东南）两城。秦退守洛水，沿洛水筑防御工程；并修筑重泉（今陕西蒲城东南）城。（《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秦“初租禾”（即效法中原各国，实行实物地租）。（同上）

彭　曦：“壍”，此字亦作“堑”，加水旁乃秦人之创意。《说文》“堑，阬也”。段玉裁注曰：“堑则与阬之深广同义。”《左氏传注》，堑，沟堑也。《广韵》曰：“绕城水也。”长期以来，人们未曾理解“堑河旁”“城堑河濒”“堑洛”的内涵，故言长城诸多论著中皆未涉及。史念海先生首揭其义，他在《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一文中说：“堑洛的堑是掘的意思，这里所谓的堑洛，是削掘洛河岸边的山崖。这是修长城的一种方法。”笔者自1985年连年考察了内蒙古的秦始皇长城、汉武帝长城、战国秦昭王长城、秦简公堑洛等遗迹。证实了史先生推论之确，考察结果也使我认识到秦国早期沿河、沿洛所有的“堑”，皆为长城。这些长城的城、烽、障的遗迹至今仍大量存在，已无任何疑义。这也进一步揭示了秦沿黄河、洛河修筑长城时不用长城之名而曰“堑河旁”“城堑河濒”“堑洛”，正是取“沟堑”“绕城水也”之义。以堑技修筑长城，不但沿河沟有，就是在山地，亦多采用此法。因为这确是巧用地形事半功倍的施工技术，充分体现出秦人的聪明智慧，更体现了秦文化中秦人特有的审美意识。（《秦长城、秦都城与秦文化》，载《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5年第2期）

张家英：“壍”同“堑”，读qiàn，指挖掘为防御用之壕沟。《史记》中“壍”字使用5次，“堑”字使用9次。本例中的“壍洛”，《六国年表》即作“堑洛”。《蒙恬列传》前文作“壍山堙谷”（2570），后文作“堑山堙谷”。《秦本纪》之“壍河旁”（199），《六国年表》作“堑阿旁”（693）。《蒙恬列传》有“城壍万余里”（2570），《六国年表》有“城堑河濒”（705）。这些异文的出现，不易作出圆满的解释。（《〈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本纪》）

[4] 【汇注】

裴　骃：《地理志》重泉县属冯翊。（《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重，直龙反。《括地志》云：“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县东南四十五里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　恢：重泉：简公七年（前408），堑洛，盖加强洛川防御工事，亦可见河西之有晋地。重泉，《括地志》，故地在蒲城县东四十五里。《寰宇记》，县南五十里有重泉里。按：在洛水西岸。见《河渠书》。（《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灵公简公固守河西》）

张永禄：重泉，县名。在陕西省蒲城县。《史记·秦本纪》简公六年（公元前409年）“堑洛，城重泉。”秦汉时为重泉县，北魏时县废。《括地志》：“重泉故城在县东南四十五里。”今蒲城县东南22公里铃铒乡重泉村即重泉县址。（《汉代长安词典》一《地理环境·重泉》）

[5] 【汇校】

裴　骃：徐广曰：“表云十五年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余有丁：按：《纪年》云：简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十三年卒，乃立惠公，与此不同。（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梁玉绳：按：《表》及《秦记》皆作简公在位十五年，是也，此言十六年误。但《索隐》引《纪年》云“简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十二年（《秦记》引作“十三年”），乃立惠公”。与《史》不同，所谓“词即难凭，时参异说”者矣。（《史记志疑·秦本纪》）

钱　穆：《秦始皇本纪》“简公享国十五年”，《年表》同。《秦本纪》简公十六年。余考简公前承灵，灵公卒，子献公不得立，简公乃灵公季父，为怀公之子。灵公既承怀公之弑而自立，不逾年而改元。今简公亦篡灵公之统，上溯其父怀公之绪，则亦不俟逾年而改元矣。《年表》《始皇纪》作十五年，仍依逾年改元之常例计之也。《秦纪》作十六年，本当时不逾年而改元之变例计之也。（《先秦诸子系年·自序》）

【汇注】

司马迁：简公从晋来。享国十五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

张习孔：前395年，丙戌，周安王七年，魏武侯元年，秦惠公五年……秦攻绵诸（古戎国，今甘肃天水东）。（《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前393年，戊子，周安王九年，魏武侯三年，郑康公三年，秦惠公七年……魏败秦于注城（或作“汪”，今陕西澄城境，洛水东岸）。（同上）

又：前389年，壬辰，周安王十三年，秦惠公十一年……秦攻魏阴晋（今陕西华阴东）。（同上）

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1]。十三年[2]，伐蜀，取南郑[3]。惠公卒[4]，出子立[5]。

[1] 【汇校】

梁玉绳：按：《表》谓十一年生，未知孰是。但秦之先已有出子矣，不应复以称惠公太子，《表》及《秦记》并称为出公，是也。《世本》作“少主”，《吕氏春秋》作“小主”。（《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程馀庆：又一出子。（《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2] 【汇注】

张习孔：前387年，甲午，周安王十五年，齐康公十八年，魏武侯九年，秦惠公十三年……蜀攻秦，取南郑（今陕西汉中）；同年，秦伐蜀，夺回南郑。（《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魏伐秦，秦败魏于武下（今陕西华县东），获其将识。（同上）

[3] 【汇校】

梁玉绳：按：《纪》《表》前此书“秦城南郑”及“南郑反”矣，则南郑非蜀土也。《史诠》曰：“《史·表》‘蜀取我南郑’，当从《史·表》为是。”（《史记志疑·秦本纪》）

马非百：按：《六国表》谓“蜀取我南郑”，《本纪》则云“伐蜀，取南郑”，当是先为蜀取，后又取还耳。故两系之。（《秦集史·国君纪事》十二《惠公》）

【汇注】

吕祖谦：“周安王十五年，秦伐蜀，取南郑”。《解题》曰：《本纪》书“秦伐蜀，取南郑”；《年表》书“蜀伐秦，取南郑”，今从《本纪》。（《大事记解题》卷二）

王　恢：南郑：惠公十三年（前387），伐蜀，取南郑。按《六国年表》，厉共公二十六年（前451），城南郑。躁公二年（前441），南郑反。今《本纪》“伐蜀，取南郑”，而《年表》作“蜀取我南郑”，疑“我”讹“伐”，又倒误也。证以孝公元年（前361），云：“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惠王后十三年（前312），庶长章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年表》是也。盖本属蜀，秦初取之，蜀策反焉，而中为楚有，卒归于秦也。《华阳国志》（二）：“其地东接南郡，南接广汉，西接陇西阴平，北接秦川。”《水经》，汉水“东过南郑县南”，郦注：“县故褒之附庸也。周显王之世（前368—321），蜀有褒汉之地。至六国，楚人兼之（《六国表》起元王元年，下距显王百余年，说不妥），怀王衰弱，秦略取焉。周赧王三（原误二）年（前312），秦惠王置汉中郡，因水名也。”《耆旧传》云：南郑之号，始于郑桓公。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郑为称。即汉中郡治也。汉高祖入秦，项羽封为汉王。萧何曰：天汉，美名也。遂都南郑。大城周四十二里，城内有小城。南凭津流，北结环雉，金墉漆井，皆汉所修筑。地沃川险，魏武方之鸡肋，曰：释骐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求（按时讨张鲁），遂留杜子绪镇南郑而还。（《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惠公取南郑》）

[4] 【汇注】

司马迁：惠公享国十三年。葬陵圉。生出公。（《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

梁玉绳：秦惠公，简公子，始见《秦纪》《秦记》《六国表》，立十三年，葬陵圉。按《秦纪·索隐》引《纪年》，简公卒，次敬公，立十二年，乃立惠公。恐异说难凭矣。（《汉书人表考》卷六《秦惠公》）

[5] 【汇注】

皇甫谧：秦出公徙平阳。（《帝王世纪辑存·秦第六》）

胡三省：出非谥也。以其失国出死，故曰出公。（《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安王十五年》注）

梁玉绳：秦出公始见《史·秦纪》《六国表》。惠公子，始见《秦纪》，亦曰少主，亦曰小主，亦曰出子，立二年见杀。（《汉书人表考》卷七《秦出子》）

出子二年[1]，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2]。杀出子及其母[3]，沉之渊旁[4]。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5]，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6]。

[1] 【汇注】

章　衡：丙申十七年，（秦出公）二年，秦庶长改逆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沉出子及其母于渊旁。秦数有乱，益弱，晋夺其河西地。（《编年通载》卷二《周》）

[2] 【汇校】

赵生群：“西”上原有“河”字，据高山本删。（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

【汇注】

吕不韦：秦小主（高诱注：小主即出子也）夫人用奄变，群贤不说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公子连（毕沅注：公子连即献公，于小主为从祖昆弟。《索隐》云名师隰，殆据《世本》）亡在魏。闻之，欲入。因群臣与民，从郑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高诱注：右主然，秦守塞吏也。弗内公子连也）。曰：“臣有义不两主，公子勉去矣。”公子连去，入翟，从焉氏塞。菌改入之。夫人闻之大骇，令吏兴卒，奉命曰“寇在边”。卒与吏其始发也，皆曰往击寇，中道因变曰：“非击寇也，迎主君也。”公子连因与卒俱来。至雍，围夫人，夫人自杀。是为献公。（《吕氏春秋·当赏》）

张守节：西者，秦州西县，秦之旧地，时献公在西县，故迎立之。（《史记·秦本纪·正义》）

吕祖谦：《史记正义》曰：河西，谓同、华等州。（《大事记解题》卷二《本注》）

胡三省：“庶长改”，秦制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师古曰：庶长言众列之长。（《资治通鉴》卷一“安王十七年”注）

陈蒲清：改：人名。河西：“河”字涉下文而衍。西即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3] 【汇注】

吕祖谦：“周安王十七年，秦庶长弑出公及其母”。《解题》曰：庶长失其名，按《吕氏春秋》秦小主夫人（小主即出公夫人，即其母也）用奄变，群贤不悦，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公子连亡在魏（是时河西在魏），闻之，欲入，因郡臣与民，从郑所之塞（郑，关中之郑也）。右主然守塞，弗入（高诱曰：右主然，秦守塞吏也。弗内公子连也）。曰：“臣有义不两主，公子勉去矣。”公子连去，入翟，从焉氏塞（塞在安定）菌改（亦守塞吏也）入之（内公子连也）。夫人闻之，大骇（不言出公，其母专政也），令吏兴卒。卒与吏其始发也，皆曰“往击寇”，中道因变曰：“非击寇也，迎君主也。”公子连因与卒俱来，至雍，围夫人。夫人自杀（不言出公，从可知也）。子连立，是为献公。怨右主然，而将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赏之，监突争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众，若此，则人臣争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于主。”献公以为然，故复右主然之罪，而赐菌改官大夫（秦爵，非高秩也）。赐守塞者人米二千石（右主然所部之卒也）。《史记》载庶长弑出公及其母，乃迎献公，《吕氏春秋》载献公既入，乃弑之，先后虽不同，然右主然、菌改所载事，不韦以秦相著书，所载必可据也。（《大事记解题》卷二）

[4] 【汇注】

梁玉绳：《吕氏春秋·当赏篇》称献公为公子连，高诱注一名元，非也，则献公名连，《史》何以不书？《索隐》谓名师隰，未知所出。又《秦纪·索隐》引世本作“元献公”疑《史》脱“元”字，盖两字谥也。《越绝书·外传记地》谓之“元王”，秦追尊之耳。（《史记志疑·秦本纪》）

[5] 【汇评】

马非百：《秦本纪》孝公下令曰：“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所谓“不宁”“内忧”，自是指内政人事有摩擦而言。庶长晁与大臣围杀怀公，而拥立怀公之孙灵公。灵公死，太子献公居中不得立，反从晋国迎立灵公之季父简公。及《吕氏春秋·当赏篇》所述奄变之乱，即可知其梗概。而厉、躁两公时事，不见记载者盖国史有讳，不能尽书耳。然厉、躁二代，武功显著，而及其死也，群臣竟以恶谥谥之。此非其君臣不睦之又一旁证耶？又躁公死后，弟怀公自晋来，灵公死后，简公亦从晋来。献公则从河西来，河西亦晋地也。然则怀公、简公、献公之得立为君，皆与晋人有极密切之关系。与秦穆公之三置晋君，情形殆完全相同矣！（《秦集史·国君纪事》十二《厉共公、躁公、怀公、灵公、简公、惠公、出子》）

[6] 【汇校】

张文虎：“河西”，《正义》：西者，秦州西县，《杂志》云如《正义》则正文无“河”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夺前所上八城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陈蒲清：河西地：夷吾献给缪公的同州（今陕西大荔）、华州（今陕西华县）等地。（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秦晋事又作一束。（《史记论文·秦本纪》）

牛运震：“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按此括叙秦晋事，又为下文孝公下令原本。（《史记评注·秦本纪》）

献公元年[1]，止从死[2]。二年[3]，城栎阳[4]。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5]。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献公曰[6]：“周故与秦国合而别[7]，别五百岁复合[8]，合十七岁而霸王出[9]。”十六年[10]，桃冬花[11]。十八年[12]，雨金栎阳[13]。二十一年[14]，与晋战于石门[15]，斩首六万[16]，天子贺以黼黻[17]。二十三年[18]，与魏晋战少梁[19]，虏其将公孙痤[20]。二十四年[21]，献公卒[22]，子孝公立[23]，年已二十一岁矣[24]。

[1] 【汇注】

裴　骃：徐广曰：“丁酉。”（《史记集解·秦本纪》）

梁玉绳：献公始见《吕氏春秋·当赏》，灵公子始见《秦纪》。名连，又名师隰。亦曰元献公，亦曰元王。立二十三年。葬嚣圉。（《汉书人表考》卷六《秦献公》）

[2] 【汇注】

吕祖谦：“周安王十八年，秦止从死”。《解题》曰：秦自武公以人从死之后，遂以为常，至献公即位，而始止之也。（《大事记解题》卷二）

王学理等：虽然秦国政府严禁殉人，然而实际上并未彻底废绝。考古发掘中这个时期仍还可以见到殉人现象。咸阳任家嘴一座铜器墓，时代相当于战国中期，殉两人，一为龛殉，盛以木匣，是一成年男子。另一为二层台殉，是个小孩。山西侯马乔村发掘了20座战国晚期秦墓，一般为两两相并的夫妇并穴合葬墓，其中10座殉人，共55人。这些墓外均挖以护墓沟，殉人就埋在护墓沟内。这一现象与一般秦墓的殉人大不相同，可能与当时残酷的兼并战争有关。（《秦物质文化史》第七章《陵墓·殉人》）

【汇评】

赵与时：《史记·秦本纪》：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至献公元年，方止从死。则知武公而下十有八君之葬，必皆有从死者矣，不独缪公也。《黄鸟》之诗特以奄息、仲行、鍼虎为秦之良臣，故国人哀之耳。夫一君之葬，使六十六人无罪而就死地，固已可骇，而缪公至用百七十七人，习俗之移人，虽缪公不能免。则献公亦贤矣哉！（《宾退录》卷八）

王维桢：秦献公“止从死”，仁哉！（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马非百：秦自武公二十年（公元前678年）开以人从死之风，计从死者六十六人。中经德、宣、成、穆、康、共、桓、景、哀、僖、悼、厉、躁、怀、灵、简、惠、出子以至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凡十九君，历时共294年。各代从死人数，史无记载。然《武公纪》既云“初以人从死”，《献公纪》又云“止从死”，可知其事在十九君中，实为国家定制。以穆公之贤，从死者竟达百七十七人之多。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国人所爱戴者，亦在其内，规模较武公为更大。吾人今日读《黄鸟》之诗，尚不禁发生阴森惨毒之感！献公即位之初，竟能毅然废而止除之。此实由于社会进化之趋势有以使然，然献公在人类史上之贡献，固不在林肯解放黑奴之下矣！然吾观《国策》载昭襄时，宣太后将死，令曰必以魏丑夫为殉。又《始皇本纪》亦称始皇葬时，后宫无子者皆殉，从死者甚众。则献公止从死之后，殉葬之风仍未全绝也！（《秦集史·国君纪事》十三《献公》）

【编者按】与前文“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呼应，秦国用人殉葬之史清晰可见。

[3] 【汇注】

章　衡：戊戌十九年，（秦献公）二年，城栎阳，徙都之。（《编年通载》卷二《周》）

[4] 【汇校】

王叔岷：“二年，城栎阳”。《集解》：“徐广曰：徙都之。今万年是也。”按徐注“徙都之”三字，疑是正文误入注文者。《水经·渭水》下注引此作“城栎阳，自雍徙居之”。《御览》一六四引云：“献公徙居栎阳。”并略存其旧。下文“（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本或无秦字，详后）与此文例同。又案：徐注“今万年是也”。《通鉴·周纪二注》引作“即汉万年县”。（《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皇甫谧：秦献公都栎阳是也。（《帝王世纪辑存·秦第六》）

裴　骃：徐广曰：“徙都之，今万年是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栎阳故城，一名万年城，在雍州东北百二十里。（栎阳）汉七年，分栎阳城内为万年县，隋文帝开皇三年，迁都于龙首川，今京城也。改万年为大兴县。至唐武德元年，又改曰万年，置在州东七里。”（《史记正义·秦本纪》）

吕祖谦：“周安王十九年，秦城栎阳，徙都之”。《解题》曰：汉之万年也，属左冯翊。按：孝公令：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河西地。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大事记解题》卷二）

王　恢：栎阳：《汉志》：“左冯翊栎阳，秦献公自雍徙此。”《渭水注》：“五丈渠水自高陵来，东南入万年县。又白渠自高陵来，迳栎阳城北，又迳秦孝公陵北，下入莲勺。”《括地志》：“故城在今栎阳县东北二十五里，雍州（长安）东北百二十里。汉七年分栎阳城内为万年县。”《纪要》（五三）：“或本晋之栎邑，晋悼公十一年秦取我栎是也。项羽立秦将司马欣为塞王，都此。汉二年汉王因都之，七年徙长安。十年七月葬太上皇栎阳北原，因置万年县于栎阳大城内以奉陵邑。”《清统志》（二二八）：“故城今临潼县东北七十里。”按：今高陵县东北有栎阳镇。秦自入战国，国势中衰，魏夺河西地，以吴起为守，秦不敢东向，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孝公所谓“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按献公自雍徙栎（前383），魏以安邑近秦，徙大梁（前365），韩亦先魏十年自阳翟徙新郑。秦于是始强大，魏韩自此转弱。历代建都不敢面对敌方，时存戒惧，退求安逸，未有不若韩魏而终为秦并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献公徙都栎阳》）

王学理等：从公元前383年至前350年，献公孝公父子曾对栎阳经营33年，开始了秦国的社会变革，收复河西地。自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徙都咸阳至秦亡150多年间，栎阳作为秦都咸阳的主要门户，既是交通要冲，军事重镇，又是商贾云集的经济中心之一。秦末，起义军入咸阳，项羽三分关中，栎阳又是塞王司马欣的都城。楚汉相争之时，萧何营筑长安城，栎阳又是西汉的临时政治中心。此后一直沿用至东汉后始废弃。（《秦物质文化史》第三章《都邑·栎阳》）

又：栎阳故城位于陕西临潼县武屯乡关庄、玉宝屯一带，石川河流经故城北部及东部，地势平坦纵横。（同上）

又：栎阳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开始于60年代中期。1964年6月，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其进行了初步勘探。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又对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勘探和发掘。了解了城址的分布范围，南、西二城墙，三处门址，十三条秦、汉干道，十五处建筑遗址，一般居址和手工作坊遗址，并重点发掘了南门遗址。此外还对城墙、道路和部分遗址进行了部分试掘。……栎阳故城应为一座东西长约2500米，南北宽约1600米的长方形城址，这与《长安志》卷十七栎阳故城“东西五里，南北三里”的约数相符。（同上）

曲英杰：秦献公徙都栎阳。《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语曰：“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又载献公二年“城栎阳”。《集解》引徐广曰：“徙都之。今万年是也。”据此，秦徙都栎阳在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世本》载：“献公徙治洛阳。”“洛阳”当即“栎阳”。《荀子·王霸》曰：“栎然扶持心国。”杨倞注：“栎读为落，石貌也。”是知栎又读落，而落与洛通，故亦有以洛阳称之者。至秦孝公十三年（公元前349年）徙都咸阳，栎阳为秦都凡三十五年。（《先秦都城复原研究·栎阳》）

又：1964年勘探的结果是，探出了3条街道，6个城门和500多米夯土城墙，发现7处重点建筑。……1980—1981年勘探的结果是，发现了南、西二城墙和3处门址，道路13条，建筑基址等15处。（同上）

[5] 【汇注】

马非百：四年，公元前381年。（《秦集史·国君纪事》十三《献公》）

【汇评】

吕祖谦：是年秦献公之四年，《本纪》书“正月庚寅，孝公生”。兴邦之主，秦人重而记之。《本纪》盖采秦史也。（《大事记解题》卷二）

方　回：秦史谨书之，以国之强，始此也。（《续古今考》卷十八《附论秦本纪书初者十七》）

[6] 【汇注】

司马迁：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史记·老子申韩列传》）

司马贞：《老子列传》曰“儋即老子”耳，又曰“非也”，验其年代是别人。（《史记索隐·周本纪》）

颜师古：孟康曰，太史儋谓老子也。师古曰，此亦周之太史名，非必老聃。老聃，非秦献公时。儋音丁甘反。又吐甘反。（《汉书注·郊祀志上》）

【编者按】王先谦《汉书补注》谓叶德辉曰：《封禅书·索隐》引韦昭按《年表》，儋在孔子后百余年，非老聃也。

“周太史儋见献公曰”以下三句，已见于《周本纪》“烈王二年”，此为重出。张守节在《周本纪》中《正义》曰：“周始与秦国合者，谓周、秦俱黄帝之后，至非子未别封，是合也。而别者，谓非子末年，周封非子为附庸，邑之秦，后二十九君，至秦孝公二年五百载，周显王致文、武胙于秦孝公，复与之亲，是复合也。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谓从秦孝公三年至十九年周显王致胙于秦孝公，是霸也。孝公子惠王称王，是王者出也。然五百载者，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都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之后十四年，则成五百。”司马贞在《索隐》亦释曰：“霸王，谓始皇也。自周以邑入秦，而始皇初立，政由太后、嫪毐，至九年诛毐，正十七年。”

【汇评】

归有光：周太史儋语已见《周纪》，而此重出，此虽当载《秦纪》，《周纪》亦不可少。（《归方评点史记合笔·秦本纪》）

牛运震：“周太史儋见献公曰”云云。按：此数语系周、秦兴衰离合之故，故于《周、秦本纪》俱载之。（《史记评注·秦本纪》）

[7] 【汇注】

张守节：周始与秦合者，谓周、秦俱黄帝之后，至非子未别封，是合也。而别者，谓非子末年，周封非子为附庸，邑之秦，后二十九君，至秦孝公二年五百载，周显王致文武胙于秦孝公，复与之亲，是复合也。（《史记正义·周本纪》）

[8] 【汇注】

裴　骃：应劭曰：“周孝王封伯翳之后为侯伯，与周别五百载。至昭王时，西周君臣自归受罪，献其邑三十六城，合也。”韦昭曰：“周封秦为始别，谓秦仲也。五百岁，谓从秦仲至孝公强大，显王致伯，与之亲合也。”（《史记集解·周本纪》）

张守节：五百载者，非子生秦侯己下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都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之后十四年，则成五百。（《史记正义·周本纪》）

颜师古：应劭曰：“秦，伯翳之后也。始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邑诸秦。平王东迁洛邑，襄公以兵卫之，嘉其勋力，列为侯伯，与周别五百载矣。昭王时，西周君自归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城，此复合也。”孟康曰：“谓周封秦为别，秦并周为合。此襄王为霸，始皇为王也。”韦昭曰：“周封秦为始别，谓秦仲也。五百岁谓秦仲至孝公强大，显王致伯，与之亲合也。”师古曰：诸家之说皆非也。自非子至西周献邑，凡六百五十三岁；自仲至显王二十六年，孝公称伯，止有四百二十六岁，皆不合五百之数也。按：《史记·秦本纪》及《年表》，并云周平王封襄公，始列为诸侯，于是始与诸侯通。又《周本纪》及吴、齐、晋、楚诸《系家》皆言幽王为犬戎所杀，秦始列为诸侯，正与此《志》符会，是乃为别。至昭襄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自归献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为合也。言五百者，举其成数也。（《汉书注·郊祀志上》）

[9] 【汇校】

王　筠：“合七十七岁而霸王出”，《周本纪》亦有此语，但作“十七岁”（《封禅书》同。《汉·郊祀志》作“七十”，颜《注》曰“七十”当为“十七”。又按：《老庄申韩传》亦作“七十”）。《索隐》曰：“自周以邑入秦（在秦昭襄王五十一年），至始皇初立，政由太后嫪毐，至九年诛毐，正十七年。”按：昭襄王五十六年卒，孝文王即位，三日而卒，庄襄王四年卒，加以始皇九年，计十九年，而《索隐》云“十七年”者，盖不循逾年即位之礼，则昭襄王十六年之十月，即庄襄元年，庄襄四年之五月，即始皇元年也。三代本纪皆叙远祖于前，而以禹、汤、文、武继之，惟《秦本纪》另作一篇者，则以前面不可太略，然较之始皇则略，合之则重累不成体裁也。然分之，而文仍是世家体，故篇末总序始皇以下三世作结，此亦不得已之极思也。然割此篇入世家，则尤不妥矣。是纪传家苦处，若编年家无此窒碍。（《史记校》卷上《秦本纪》）

张文虎：“合七十七岁”，吴云上“七”字衍。（《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俞　樾：《秦本纪》“周太史儋见献公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七十七岁而霸王出’。”《周本纪》及《封禅书》并作“合十七岁”。按秦昭王五十一年使将军摎攻西周，西周君走来自归，尽献其邑。自是至始皇元年，适十七年，无七十七年也。《秦纪》衍上“七”字，《汉书·郊祀志》误从之。（《湖楼笔谈》卷三）

马非百：《封禅书》作合七十年而霸王出，《汉书·郊祀志》作合七十年而霸王出焉。韦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颜师古曰：七十当为十七，今《史记》旧本皆作十七字。伯王者，指谓始皇。始皇初立，政在太后、嫪毐，未得称伯。自昭王灭周后，至始皇九年诛嫪毐，正十七年。《本纪》《年表》其义显，而韦氏乃合武王、昭王为数，失之远矣。（《秦集史·国君纪事》十三《献公》）

王叔岷：按：《周本纪》《封禅书》合下亦并无七字。《老子列传》作“七十岁”，（《汉书·郊祀志》作“七十年”）《索隐》引《周本纪》及此文并作“合七十岁而霸王者出”。作“七十岁”近确。（《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谓从秦孝公三年至十九年周显王致胙于秦孝公，是霸也。孝公子惠王称王，是王者出也。（《史记正义·周本纪》）

颜师古：韦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师古曰：“七十”当为“十七”。今《史记》旧本皆作“十七”字。“伯王”者，指谓始皇。始皇初立，政在太后、嫪毐，未得称伯。自昭王灭周后至始皇九年诛嫪毐，止十七年。《本纪》《年表》其义显，而韦氏乃合武王、昭王为数，失之远矣。（《汉书·郊祀志上》注）

张　照：此与《周本纪》及《封禅书》不同。（《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郭嵩焘：周太史儋见献公曰：“合七十七岁而霸王出。”按：此数语亦见《周本纪》《封禅书》及《老子列传》。《周本纪》作“合十七年而霸王出”，《正义》以为“起孝公三年至十九年天子致胙，是为十七年而霸；孝公之子惠王称王，是王也。”然史儋明言合十七年而霸王出，不得谓孝公三年周、秦始合也、疑此当作“七十七年”，累七以加之十七年之上，凡得一百一十九年始云合也。在商之中叶，仲衍玄孙中潏保有西陲在西戎，周自不窋以降亦窜于戎、狄之间，其后仲衍氏微而周以兴，是别也。平王东迁，赐秦襄公岐以西之地，于是周地并入于秦，是又合也。自襄公列为诸侯，历一百一十九年，而后穆公立，秦遂以霸。秦氏之强自穆公始，史儋谓霸王之业由此递嬗而兴，以著秦之将日盛也，不应以霸王二字以计其中之年数也。殆后读《老子列传》，始恍然悟史儋之言通秦兴亡始终之数言之；霸王自指项、刘，非谓秦也。（《史记札记·秦本纪》）

韩兆琦：开始的所谓“合”，应该是指孟增的幸于周成王，造文的幸于周穆王，非子的幸于周孝王等。所谓“离”，应该指秦仲被周宣王封为西垂大夫和秦襄公被周平王封为诸侯，秦国成为独立国家。所谓再“合”，应该是指周国被秦所灭。所谓“霸王”，应该是指秦始皇。（《史记笺证·秦本纪》）

[10] 【汇注】

张习孔：前369年，壬子，周烈王七年，魏惠王元年，楚宣王良夫元年，燕桓公元年，韩懿侯六年，赵成侯六年，秦献公十六年……秦民大疫，日蚀。（《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11] 【汇注】

司马迁：民大疫，日蚀。（《史记·六国年表》）

[12] 【汇注】

梁玉绳：前灵公作上下畤，献公此年又作畦畤，《纪》中诸畤皆书，而独缺三畤何耶？《表》亦失书。（《史记志疑·秦本纪》）

[13] 【汇注】

司马迁：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史记·封禅书》）

班　固：儋见后七年，栎阳雨金，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汉书·郊祀志上》）

张守节：言雨金于秦国都，明金瑞见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陈蒲清：雨金：天上落黄金（乃龙卷风形成），古人以为吉利；或说是天上出现金宝气之类。（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4] 【汇注】

吕祖谦：“周显王五年，秦章伐魏”。《解题》曰：献公之遣章伐魏，意在于复河西之地也。自是秦之势浸强矣。《左氏》纪诸侯侵伐，虽大战犹未尝书斩首几万也，以万计级，自石门之战始。《秦纪》石门之战不纪将兵之人，惟于年表记之。徐广曰：或又云，秦以车骑与晋战于石门。天子闻其胜，而贺之石门，一作“石阿”。（《大事记解题》卷二）

[15] 【汇注】

司马迁：章与晋战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史记·六国年表》）

张守节：《括地志》云：“尧门山俗名石门，在雍州三原县西北三十三里。上有路，其状若门。故老云尧凿山为门，因名之。武德年中于此山南置石门县，贞观年中改为云阳县。”（《史记正义·秦本纪》）

胡三省：《水经注》：冯翊云阳县有石门山。《括地志》：在雍州三原县西北三十二里。又曰：尧门山俗名石门，上有路，其状若门。故老云：尧凿山为门，因名之。武德中，于此山南置石门县，贞观中改云阳县。（《资治通鉴》卷二“显王五年”注）

张　照：《赵世家》作石阿。（《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钱　穆：尧门山，今三原县西北。又栒邑县东，接淳化县北境，有石门山。（《史记地名考》卷八《秦地名》）

王　恢：石门：二十一年（前346），与晋战于石门，不见《魏世家》；《赵世家》作石阿，《正义》说在山西石隰等州界，而《本纪》又引《括地志》说在陕西三原西北。《纪要》（五四）又疑在旬邑东南，按秦攻魏，时魏地不及泾域。《涑水注》：山西盐池南有石门，未知是否？（《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献公徙都栎阳》）

陈蒲清：石门：在陕西省旬邑县东南。或说在今山西省运城县，一名径岭，左右壁立，间不容轨，是通陕西的险要之道。（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编者按】天下称石门者多矣，举凡今之四川省巴中县北、庆符县南、平武县东南；广东省番禺县西北、中山县西南；河北省邢台县西南、涞源县西北；辽宁省辽阳县南；吉林省延吉县西；山东省曲阜县东北、蓬莱县西、即墨县东南；安徽省黟县东南、含山县南；江西省靖安县北、临川县南；浙江省安吉县东北、青田县西、永嘉县北、嵊县西北、天台县天台山慧明寺之东北；湖北省鄂城县东；湖南省石门县西、宝庆县北、澧县西南、桂阳县西南；甘肃省导河县西南；云南省陆良县西、建水县东北；在陕西省也有旬邑县东北、三原县西北、安塞县西、泾阳县北诸处。《读史方舆纪要·陕西·西安府·邠州·三水县》云：“石门山，县东南六十里，南入淳化县界，冈峦纠纷，干霄秀出，顶上石岩容数百人。《甘泉赋》‘封峦石关、施廉延属’谓此也。或云：唐石门县盖以山名，今两山壁立，其状如门。《史记》秦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疑即此地云。今有石门巡司。”

[16] 【汇注】

方　回：紫阳方氏曰：秦献公在位二十四年，石门战胜在孝公未立三年前。《史记》书与晋战者，三晋也。其实以章嶠伐魏，欲复河西地，故下文又曰“与魏晋战”。后世史书“首级”二字自此始。细考之，秦献公犹未有一首一级之赏。孝公用商鞅立法，战斩一首赐爵一级，首级之名，自孝公始。秦孝公七年，虏公子卬，与魏战，斩首八万；孝公后七年，条鱼之战，破五国及匈奴，斩首八万二千（匈奴之名始见此）；十三年丹阳之战，虏楚将屈匄，斩首八万；秦武王四年，拔宜阳，斩首六万；昭襄王六年，伐楚，斩首二万；十四年白起攻韩、魏伊阙，斩首二十四万；三十三年击芒卯，斩首十五万；四十七年，白起破赵长平，杀四十余万；五十年，攻晋，斩首六千，流尸于河二万人；五十一年，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攻赵取首虏九万；秦始皇二年，攻卷，斩首三万；十三年，攻赵平阳，斩首十万；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大约计之，秦斩杀山东六国之民一百六十余万人，其得天下不仁甚矣。（《续古今考》卷二十一《垓下斩首八万》）

【汇评】

凌稚隆：按太史公纪秦斩首之数凡十一处，以秦之尚首功也。不言其暴，而其暴自见。（《史记评林·秦本纪》）

[17] 【汇校】

梁玉绳：宋娄机《班马字类》引《史》作“颛”，又引《正义》曰“虽非字体，历代《史记》本同”。然则今本改为“黹”旁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裴　骃：《周礼》曰：“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文虎：“黼黻”，《字类》引二字与《正义·论例》合，桓十四年《谷梁传·释文》及《干禄字书》亦引之，盖当时有此俗字，张谓邹诞生前已从“耑”是也。今本多从“黹”，盖人所改。（《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汇评】

陈子龙：晋为同姓方伯之国，而反贺秦胜，周亡征见矣。（《史记测议·秦本纪》）

[18] 【汇注】

司马迁：十三年，秦献公使庶长国伐魏少梁，虏其太子、痤。（《史记·赵世家》）

张习孔：前362年，己未，周显王七年，越王无余之元年，韩昭侯武元年，魏惠王八年，赵成侯十三年，燕桓公八年，卫声公十一年，秦献公二十三年，秦魏之战。秦献公派庶长国大败魏师于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禽魏将公叔痤，取魏庞城（即繁庞，今韩城东南）。（《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秦孝公发愤强秦。秦献公师隰卒（从《史记·六国年表》），子渠梁立，是为孝公。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皆以夷狄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会盟”。于是，孝公发愤修政，欲以强秦。（同上）

[19] 【汇注】

胡三省：《班志》：冯翊夏阳县故少梁。师古曰：本梁国，为秦所灭。至惠文王十一年，更名夏阳。康曰：魏有大梁，故此称少以别之。（《资治通鉴》卷二“显王七年”注）

王念孙：“魏”字后人所加也。“与晋战少梁”者，“晋”即“魏”也。三家分晋，魏得晋之故都，故魏人自称“晋国”，而韩、赵则否。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周霄曰：“晋国亦仕国也（原注：周霄，魏人）。”《魏策》曰：“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称曰：‘河山之险，岂不亦信固哉！’王钟侍王，曰：‘此晋国之所以强也。’”是“晋”即“魏”也。上文云：“晋城少梁，秦击之。”此云：“与晋战少梁，虏其将公孙痤。”《魏世家》云：“与秦战少梁，虏我将公孙痤。”此尤其明证也。后人不达，又于“晋”上加“魏”字，其失甚矣。（《读书杂志·史记第一》）

陈蒲清：魏晋：即魏。秦献公九年（前376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因魏从晋分出，故称魏晋，亦称晋。（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张家英：如王念孙氏所言，战国时期之“魏”可称为“晋”，不但他所举之《孟子》与《国策》中有此用例，即在《史记》亦有之。然而，肯定这一点，并不能证明《秦本纪》中之“魏晋”定为“晋”字无疑。摆在我们面前的两个问题，须首先明确回答：

一、是否《史记》中所有指称战国魏国之“魏”都可代之以“晋”？答曰：显然不能。

二、《史记》述及战国魏国时，是用“魏”者居多？还是用“晋”者居多？答曰：前者显然多于后者。

《史记》中“魏”字出现1328次。对以上两点，如一一举例示之，势将不胜其烦。下文以《秦本纪》《魏世家》《六国年表》为例。

《秦本纪》记：厉共公“二十四年，晋乱，分其国与韩、赵、魏”。（199）“灵公六年，晋城少梁（《六国年表》作‘魏城少梁’），秦击之”。（200）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石门”。（201）“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202）“七年，与魏惠王会杜平。八年，与魏战元里，有功。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203）此下涉及“魏”事甚多，言“晋”者惟有三例。孝公“二十四年，与晋战雁门”。（204）昭襄王五十年，“攻晋军，斩首六千，晋、楚流死河二万人”。（214）

《魏世家》于三家伐灭智伯之前概称“晋”，其后则统称“魏”。叙事中甚至记有“魏文侯元年、魏武侯元年”（1838、1841）以及“魏伐赵、魏败韩于马陵”（1845、1844）之类，与其他世家中省称国名者迥异。

《六国年表》中晋君纪年附见于魏。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始列为诸侯（709）。此前之记事，有“与晋战，败郑下”（707）一例与“魏诛晋幽公、与魏战少梁”（704、705）二例。此后，国名称“晋”者惟有秦“与晋战武城”（713）及“与晋战石门”（719）二例。后一事见《秦本纪》，前一事则不见于他篇。

如果以三家分晋之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秦简公十二年。此事《秦本纪》未载）为线，则此后以“晋”为“魏”者不过《秦本纪》与《六国年表》各三例而已。如果再考虑到《史记》中有关战国魏事的记载多有错乱（参见杨宽《战国史》附录《战国大事年表中有关年代的考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则我们宁可相信上述六个例外的“晋”字应该订正为“魏”字了。如是，则《秦本纪》中之“魏晋”，应正为“魏”，亦属不言而自明矣。（《史记十二本纪疑诂·读〈读书杂志·史记杂志〉札记》）

[20] 【汇校】

梁玉绳：《年表》于秦、魏二《表》皆言“虏太子”盖因齐虏魏太子申而误，事在后二十一岁。而此《纪》及《魏世家》作“公孙痤”，《赵世家》作“太子痤”，皆误。盖秦虏公孙痤，非太子也，魏无二太子。太子名申，不名痤也。痤字公叔，非公孙也，当依《国策》称“公叔痤”为是。《商君传》与《策》同。所有可疑者，痤既被虏矣，而《商君传》仍《国策》载公叔痤病荐卫鞅之事，岂秦虏之而复归之欤？（《史记志疑·秦本纪》）

任喜来：在公元前362年秦战少梁的事件上。《六国年表》：“秦虏其太子。”“魏，虏我太子”。《赵世家》：“虏其太子痤。”《魏世家》：“虏我将公孙痤。”《秦本纪》：“虏其将公孙痤。”太子名申，被齐所虏，痤非太子。“表”和《赵世家》误为“太子”。公孙痤是魏“相”，非魏“将”，《魏世家》《秦本纪》误为“将”。（《从史记考证韩城春秋战国的历史》，《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三辑）

【汇注】

吕祖谦：“秦庶长国伐魏，获其将公孙痤”。《解题》曰：《古史》曰：《史记·秦本纪》及《魏世家》云“虏公孙痤”耳，惟《赵世家》及秦、魏、韩《年表》皆云虏太子痤。按《孟子》梁惠王言“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盖太子申战没于齐，而未尝为虏于秦也。凡《史记》言是年秦虏太子痤者，皆非。《前汉·地理志》左冯翊夏阳县，故少梁，秦惠王十一年更名禹贡，梁山在西北，龙门山在北，故韩国也。今同州韩城县。（《大事记解题》卷三）

又：“周显王八年，公孙痤卒”。《解题》曰：痤去年为秦所获，寻归之，而终于相位也。今年卫鞅以痤将死，荐之，魏惠王不能用，故自魏适秦，则痤之死必在今年。（同上）

张　照：《魏世家》同，《六国年表》作“虏其太子”，《赵世家》作“太子痤”，《商君传》作“公孙痤”。（《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编者按】《史记·魏世家》云，魏惠王九年，“与秦战少梁，虏我将公孙痤，取庞”。

[21] 【汇校】

裴　骃：徐广曰：“表云二十三年。”（《史记集解·秦本纪》）

刘　坦：献公纪年，《秦本纪》载二十四年，《始皇本纪》及《年表》，载二十三年。据《秦本纪》载：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又载：孝公“二年，天子致胙”。按《周本纪》载：“显王五年，贺秦献公，献公称伯。九年，致文、武胙于秦孝公。”据此由显王五年至九年，其间凡为五年，则秦自献公二十一年，至孝公二年，其间亦凡为五年。……献公固无缘更有二十四年也。……秦献公在位，止二十三年也。（《史记纪年考》卷二《秦纪年考·献公》）

【编者按】“二十四年”，《六国表》作二十三年，《秦始皇本纪》附《秦纪》亦然，《秦纪》系原始档案资料，以“二十三年”为是。瞿方梅认为：《表》无二十四年，此云二十四年，即孝公立之元年，与上十一年灵公卒、十六年简公卒，皆以新旧君卒立一年事为二年也（见《史记三家注补正》），可备一说。

【汇注】

梁玉绳：献公始见《吕氏春秋·当赏》，灵公子，始见《秦纪》，名连，又名师隰，亦曰元献公，亦曰元王，立二十三年（《秦记》及表。而《秦纪》作二十四年，《世本》作二十二，《越绝》作二十，并非）。葬嚣圉。（《汉书人表考》卷六《秦献公》）

[22] 【汇校】

梁玉绳：献公在位年数《秦记》《六国表》并称二十三年，是也。此作“二十四”，《世本》作“二十二”，《越绝书》作“二十”，皆误。（《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司马迁：献公享国二十三年。葬嚣圉。生孝公。（《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

章　衡：“显王”己未七年，献公薨，子孝公立，年二十一。时六国强大，皆斥秦，以夷狄遇之。孝公发愤修政，兴穆公之业。（《编年通载》卷二《周》）

[23] 【汇注】

司马贞：名渠梁。（《史记索隐·秦本纪》）

江　贽：（周显王）七年，秦孝公立。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皆以夷狄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于是孝公发愤，布德修政，欲以强秦。（《少微通鉴节要》卷一《周纪·显王》）

梁玉绳：《索隐》云孝公名渠梁，而《越绝》称为平王，盖秦称王之后，加谥追尊，若献公之称王矣。（《史记志疑·秦本纪》）

[24] 【汇评】

牛运震：“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岁矣”。秦并兼之谋发于孝公，故谨记其立时年岁。（《史记评注·秦本纪》）

孝公元年[1]，河山以东强国六[2]，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3]。淮泗之间小国十余[4]。楚、魏与秦接界[5]。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6]。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7]。周室微，诸侯力政[8]，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9]，夷翟遇之[10]。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11]，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12]：“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13]，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14]，西霸戎翟[15]，广地千里，天子致伯[16]，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17]。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18]，国家内忧，未遑外事[19]，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20]，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21]。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22]，与之分土[23]。”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24]，西斩戎之獂王[25]。

[1]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庚申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编者按】据秦嘉谟辑补本《世本·秦世家》，孝公名渠梁。

[2] 【汇注】

胡三省：河自龙门上口，南抵华阴而东流，秦国在河之西。山自鸟鼠同穴连延为长安南山，至于泰华。秦国在山之西。韩、魏、赵、齐、楚、燕六国皆在河山以东。（《资治通鉴》卷二“显王七年”注）

程馀庆：黄河，太行山之东。（《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陈蒲清：河：指黄河。山：指崤山。古代以崤山、函谷关为界，东方称山东。（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牛运震：“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云云，按此段列叙山东诸国分争割据形势，正为春秋变为战国一大关键，且为秦人蚕食并吞原本，此一篇精神凝结处。（《史记评注·秦本纪》）

[3] 【汇校】

梁玉绳：案：是时燕乃文公非悼公也，韩乃懿侯非哀侯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吴汝纶：《通志》句上无“与”字，某按《通志》无“与”字疑是也。此言河山以东六强国之盛，淮泗间十余小国皆为人所吞并也，至下秦僻在雍州，乃言秦为中国所摈，此处不得先言秦盛与山东强国并也。（《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

【编者按】“燕悼”，《六国表》作燕文公。“韩哀”，《六国表》作“庄侯”，《索隐》谓《系家》作“懿侯”。燕悼应为燕文，“韩哀”应为韩懿。

【汇注】

张守节：并，白浪反。谓淮泗二水。（《史记正义·秦本纪》）

张　照：据《年表》，孝公元年，燕为文公，韩为懿侯。（《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陈蒲清：与……并：句法上不衔接，疑有脱衍。（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吴汝纶：为孝公致强作势。（《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

[4] 【汇注】

张守节：（淮泗），谓淮泗二水。（《史记正义·秦本纪》）

胡三省：南阳郡平氏县东南有桐柏、大复山，淮水所出，东南至淮陵入海。泗水出鲁国卞县西南，至方与入沛。宋、鲁、邹、滕、薛、郳等国，国于其间。齐威王所谓“泗上十二诸侯”。（《资治通鉴》卷二“显王七年”注）

凌稚隆：按小国十余，谓鲁宋邾滕等国。（《史记评林·秦本纪》）

[5] 【汇注】

张守节：楚北及魏西与秦相接，北自梁州汉中郡，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也。魏西界与秦相接，南自华州郑县，西北过渭水，滨洛水东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筑长城以界秦境。洛即漆沮水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6] 【汇注】

胡三省：郑县，周宣王母弟郑桓公封邑。《班志》属京兆。洛，水名，非伊、洛之洛也。《水经注》：渭水东过华阴县北，洛水入焉。洛水，古漆、沮之水也。又有长涧水，南出泰华之山侧长城东而北流注于渭。《史记》所谓“魏筑长城，自郑滨洛”者也。宋白曰：今华州东南魏长城是也。上郡，汉属并州，隋、唐之绥州，延州、秦汉之上郡地也。（《资治通鉴》卷二“显王七年”注）

程馀庆：魏西界与秦相接。南自华州郑县西北过渭水，滨洛水东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筑长城，以界秦境。（《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陈蒲清：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从陕西郑县（今华县）始，西北过渭河，沿洛河东岸，向北直抵上郡（今陕西省延安、榆林一带）。（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7] 【汇校】

梁玉绳：附按：《史诠》曰“一本‘巴’作‘巫’。巴地属秦，非属楚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胡三省：汉中郡，汉属益州。自晋以后，为梁州。（《资治通鉴》卷二“显王七年”注）

又：巴，即春秋巴子之国，汉为巴郡，属益州，唐为巴、渝、渠、果诸州之地。黔中，汉为牂柯郡之地。唐为黔中节度。（同上）

程馀庆：楚北界与秦相接，自汉中郡，南有巴、渝，过江南而黔中，巫郡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陈蒲清：楚自汉中：楚在汉中（今陕西省南郑县），与秦接壤。巴：今四川省东部一带。黔中：相当今湖南省西部、贵州东部及川鄂南角。（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8] 【汇注】

程馀庆：（政），征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9] 【汇注】

胡三省：与，读曰预。（《资治通鉴》卷二“显王七年”注）

【汇评】

牛运震：“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按此与前篇襄公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遥应。（《史记评注·秦本纪》）

[10] 【汇注】

胡三省：翟与狄同。（《资治通鉴》卷二“显王七年”注）

郭嵩焘：“孝公元年……夷翟遇之”。按：忽于此指尽天下大势，以明秦之兴僻在夷狄，自孝公创霸而后得与中国盟会，其后乃益昌盛。然“孝公元年”四字，似改作“当是之时”为妥。（《史记札记·秦本纪》）

陈蒲清：遇：对待。（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另作议论一段起下。（《史记论文·秦本纪》）

[11] 【汇注】

陈蒲清：振：通“赈”。（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2] 【汇注】

吕祖谦：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之会盟，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公孙鞅闻是令下，乃西入秦，因嬖臣景监以求见。按《商君传》，鞅初见孝公，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后五日复求见，犹未中旨。三见，孝公善之而未用。卫鞅复见，公与语，不自知其膝之前于席也。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其间虽有辩士增饰之辞，然战国之时，指以为帝王之道者，类皆迂阔而难行者也。知王道之近且易者，惟孟子一人而已。（《大事记解题》卷三）

胡三省：令，力正翻，号令也，命令也。令者，出于上而行于下者也。（《资治通鉴》卷二“显王八年”注）

【汇评】

叶　适：城周之役，晋执政不能记践土之盟，既而晋亡。秦孝公出令，上距穆公二百五十年矣。穆公旧事，常镜观之，宜其兴也。人未有自求强而不获者，彼不幸而得商鞅，百余年秦亦亡。遗患万世，悲夫！（《习学记言》卷十九《秦本纪》）

[13] 【汇注】

胡三省：岐山，周太王所邑。《班志》，岐山在扶风美阳县西。雍县属扶风。（《资治通鉴》卷二“显王八年”注）

【汇评】

牛运震：“昔我缪公”云云。按：此令质古雄峭，为秦汉诏令开端。想先秦文字，自有之耶？抑太史公采其意而润色之耶？（《史记评注·秦本纪》）

[14] 【汇注】

张守节：即龙门河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15] 【汇注】

胡三省：秦穆公娶晋献公之女。献公卒，晋国乱。穆公纳惠公。惠公立而背河外之赂，又闭秦糴，穆公伐晋，执惠公，既而归之；始征河东，置官司。惠公卒，子怀公立。穆公纳文公而晋乱平。又能用由余及孟明，以霸西戎。（《资治通鉴》卷二“显王八年”注）

[16] 【汇注】

胡三省：天子致伯者，《周礼》九命作伯；古有九州，一为王畿，八州八伯，各主其方之诸侯；致伯者，以方伯之任致之穆公也。（《资治通鉴》卷二“显王八年”注）

【汇评】

牛运震：《秦本纪》自缪公以来，凡事涉周王者，皆称天子，如“周天子闻之曰”云云，“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天子致胙”“天子致伯”等类，盖秦已用本纪侪于帝王，若复称“周王”，嫌于并王无别，故称“天子”以别之。后世史记如《三国志·魏武本纪》内称汉帝为天子，《五代史·梁太祖本纪》内称唐帝。于本纪皆用此法。（《史记评注·秦本纪》）

[17] 【汇评】

王维桢：叙先世缪公政绩，词简而壮。（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18] 【汇注】

胡三省：《史记》：秦厉公卒，子躁公立。躁公卒，立其弟怀公。四年，庶长晁围怀公，公自杀，乃立灵公。灵公卒，子献公不得立，立灵公之季父，是为简公。公卒，而惠公立。惠公卒，子出子立。二年，庶长改杀出子，迎立献公于河西。河西地，即魏所有西河之外。《史记正义》曰：自华州北至同州，并魏河西之地。（《资治通鉴》卷二“显王八年”注）

[19] 【汇注】

陈蒲清：遑：闲暇。（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20] 【汇注】

胡三省：《史记》：秦献公二年，始治栎阳。徐广《注》曰：即汉万年县。余按：《汉志》，栎阳、万年为两县，皆属冯翊，后汉始省并。宋白曰：栎阳，秦旧县。汉高祖既葬太上皇于万年陵，仍分栎阳置万年县以为陵邑，理栎阳城中，故栎阳城亦名万年城。后汉省栎阳县入万年县。后魏大统中，分万年置鄣丘、宣武，又分置广阳县。周明帝省万年入高陵、广阳二县，更于长安城中别置万年县。唐武德元年，又改广阳为栎阳，元和十五年，并移隶奉先县以奉景陵。栎、音药。（《资治通鉴》卷二“显王八年”注）

[21] 【汇评】

程馀庆：霸王之本。（《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22] 【汇评】

洪　迈：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独秦不然。始与谋国开伯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有天下者，诸人之力也。（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编者按】秦国重用外来之人，对秦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李斯《谏逐客书》最能说明问题。“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齐，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23] 【汇注】

胡三省：“与之分土”：谓裂地以封之，使有分土。（《资治通鉴》卷二“显王八年”注）

陈蒲清：分土：指赐给封邑。分，通“颁”。（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24] 【汇注】

吕祖谦：按：《本纪》，孝公既下令，于是乃出兵，东围（魏）陕城，西斩戎之獂王。獂，戎邑也。《地理志》：天水有獂道县。（《大事记解题》卷三）

程馀庆：（陕城），魏邑，今陕州。（《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陕：《燕世家》，周、召分陕于此，西南有陕原。汉置县以至今。《汉志》：“弘农郡陕，故虢国。有焦城，故焦国。”《河水注》：“大城东北隅有小城，故焦国也。城南倚山原，北临黄河。”焦姬姓国，与武王封神农之后于焦者异，先并于虢，晋又灭虢。《本纪》《魏世家》称焦或称陕。居崤函之中，扼河山之吭。西南三十二里有瑕邑——或曰湖县，晋惠许秦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者也。瑕西南八里——今灵宝县曲沃街，即曲沃；曲沃本在闻喜，《左》文十三年（前614），“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河水注》：“处此以备秦。时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为积古之传矣。”前此称桃林之塞（二四九），此后则称函谷关。故关在灵宝县故治西南里许。张仪屡称函谷关之险以慑诸侯，益孝公筑也。汉元鼎三年（前121），宜阳杨仆耻为关外人，乞以家财东徙三百里于今新安县东二里。以故关城置弘农县为弘农郡治。隋析置桃林县。唐天宝初于县南得天宝灵符，改元天宝，县曰灵宝。今灵宝治古虢略关，《左》僖十五年所称晋惠“赂秦伯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者也。按：汉献帝初平二年（西元191），董卓出函谷关，新关也。潼关之名，始见于建安十六年（西元211）曹操破马超。此后潼关之名显，函谷渐堙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孝公变法图强》）

[25] 【汇注】

裴　骃：《地理志》天水有獂道县。应劭曰：“獂，戎邑，音桓。”（《史记集解·秦本纪》）

程馀庆：獂道城在巩昌府东南二十五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獂：《汉志》天水郡有獂道，《匈奴传》所谓陇西有翟獂之戎也。《水经》：“渭水东北过襄武县北，又东北过獂道南。”《纪要》（五九）：“獂道故城在今陇县西县东南二十五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孝公变法图强》）

陈蒲清：獂（huán）：地名。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南，当时是戎族的居地。獂是戎族的一支。（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卫鞅闻是令下[1]，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2]。

[1] 【汇注】

陈蒲清：卫鞅：即商鞅，事详《商君列传》。（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间接。（《史记论文·秦本纪》）

[2] 【汇注】

张守节：监，甲暂反，阉人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司马光：于是卫鞅闻是令下，乃西入秦。公孙鞅者，卫之庶孙也，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贤，未及进，会病，魏惠王往问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卫鞅，年虽少，有奇才。愿君举国而听之。”王默然。公叔曰：“君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召鞅谢曰：“吾先君而后臣，故先为君谋，后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杀臣乎？”卒不去。王出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卫鞅也。既又劝寡人杀之，岂不悖哉？”卫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监求见孝公，说以富国强兵之术，公大悦，与议国事。（《资治通鉴》卷二《周纪二·显王八年》）

胡三省：康曰：景，姓。楚之族。（《资治通鉴》卷二“显王八年”注）

韩兆琦：景监：秦孝公宠用的太监。（《史记笺证·秦本纪》）

二年，天子致胙[1]。

[1] 【汇注】

司马迁：显王九年，致胙于秦。（《史记·六国表》）

吕祖谦：“周显王九年，致文武胙。”《解题》曰：祭文、武，归其胙，异姓诸侯之殊礼也。襄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大事记解题》卷三）

陈蒲清：胙（zuò）：祭肉。致胙：送来祭肉，表示祝福。（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韩兆琦：这是周天子对诸侯霸主的一种特殊礼遇。（《史记笺证·秦本纪》）

三年[1]，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2]，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3]。乃拜鞅为左庶长[4]。其事在《商君》语中[5]。

[1] 【汇注】

章　衡：“安王”壬戌十年，（秦孝公）三年，以卫鞅为左庶长，用其言，变法令，务耕战，居三年，乡邑大治。（《编年通载》卷二《周》）

[2] 【汇校】

李　笠：“外劝战死之赏罚”。按：“战死”不可行罚，罚亦不得云“劝”。“罚”字盖误衍。《汉书·食货志》：秦孝公用商鞅，急耕战之赏，《商君传·赞·集解》引《新序》论曰：“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并足证此无“罚”字也。（《广史记订补》卷二《秦本纪》）

王叔岷：按：“罚”字非衍，此有脱文。《文选》李斯《上书秦始皇注》引此作“外励战死之士赏罚。”《御览》引作“外劝战士，明行赏罚。”此文盖本作“外劝战死之士，明行赏罚”。各本并脱“士明行”三字耳。（《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陈蒲清：劝：勉励。赏罚：指赏，偏义复合。或以为“罚”字衍。（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吕祖谦：“周显王十年，公孙鞅变法”。《解题》曰：法始于伏羲，而备于周。虽其间有略有详，要之，皆本于伏羲也。法变于秦，而极于五代，虽其间有革有因，要之，不能大异于秦也。学者苟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法与商鞅变法之令并观之，大略可睹矣。（《大事记解题》卷三）

牛运震：“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按：此数语，可括商君之法。（《史记评注·秦本纪》）

卜　德：（爵位）这个制度从秦一直延续到汉代，那时商鞅的17或18级爵位增加到20级，其中最低9级的名称与商鞅所定的名称相同。通过论功行赏，这个制度是削弱传统贵族的权力和降低其威信的又一个措施。（［英］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第一章《秦国和秦帝国》）

[3] 【汇评】

牛运震：“孝公善之”，“相与争之”，“百姓苦之”，“百姓便之”。此数语连用“之”字句法，缨带有情。（《史记评注·秦本纪》）

[4] 【汇注】

张习孔：前356年，乙丑，周显王十三年，齐威王因齐元年，秦孝公六年……秦第一次变法。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陆续所下法令其要者有五：（一）编造户籍，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实行连坐，告奸者赏，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伍什同罪，以降敌论处。（二）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居者倍其赋。（三）奖励军功，按军功授爵位，定秦爵二十级，凡斩敌首一个，赐爵一级，依爵位等级占有田宅和奴婢，享受特定衣服车骑；宗室无军功者，不得列入宗室属籍，虽富亦不得逾制芬华；为私斗者，按其轻重处罚。（四）鼓励耕织，生产粟帛多者“复其身（即免除徭役）”；从事末业（经商）及怠惰而贫者连同妻子没为官奴婢。（五）烧毁《诗》《书》，禁私门请托，游说求官活动（《史记·秦本纪》记变法始于秦孝公三年；六年，拜鞅为左庶长。《史记·商君列传》记变法始于鞅任左庶长之后，当以后说为是）。（《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卫鞅立木为信。卫鞅为取信于民，于法令未布之先，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逐赏五十金。百姓皆信卫鞅令出必行，乃下变法令。（同上）

陈蒲清：左庶长：秦爵第十级。（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吕祖谦：“秦以公孙鞅为左庶长”。《解题》曰：《秦记》凡废立者，官多称庶长，盖辅相之尊爵也。按《本纪》，孝公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所谓百姓便之者，鞅之法，使贫弱者失职，豪滑者固便之也。法之始行，豪滑未能遽兴功利，仆妾服用皆就损抑，盖亦苦之。及其久也，能攻战者得志焉。能告奸者得志焉。损下益上者得志焉。踊跃称叹，合为一辞。宜孝公以为百姓果便之，而尊其位，重其任也。彼贫弱者日以失职，余息奄奄，怨气满腹而不敢吐，孝公安得而知之哉！（《大事记解题》卷三）

[5] 【汇评】

牛运震：“其事在《商君》语中”，此句可省。《史记》中诸如此等极多，非记事法也。后世史书，沿而效之，不亦甚乎！窃意此等俱宜细文旁注，不必入正文中，似为得之。（《读史纠谬》卷一《史记·秦本纪》）

【编者按】此乃史公叙事之“互见法”。此处略写商君事，一则秦史大事，不可缺少，二则“本纪体”叙事所限制。而《商君传》详写变法始末，以突出其人物形象。两者互参，人、事俱见。史公此处提醒一笔，并非多余。

七年，与魏惠王会杜平[1]。八年[2]，与魏战元里[3]，有功[4]。十年[5]，卫鞅为大良造[6]，将兵围魏安邑[7]，降之[8]。十二年[9]，作为咸阳[10]，筑冀阙[11]，秦徙都之[12]。并诸小乡聚[13]，集为大县[14]，县一令[15]，四十一县[16]。为田开阡陌[17]。东地渡洛[18]。十四年，初为赋[19]。十九年，天子致伯[20]。二十年，诸侯毕贺[21]。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22]，朝天子[23]。

[1] 【汇校】

梁玉绳：按：《年表》亦称“魏王”，非也，当衍“王”字，《大事记》曰：“魏是时未称王。”（《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在同州澄城县界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吕祖谦：“秦孝公、魏侯会于杜平”。《解题》曰：魏书本爵而秦书僭称者，魏是时未称王。秦之僭称公，自春秋以来非一日矣。孝公明年为元里之役，今年尚未好会，其商君之谋与？（《大事记解题》卷三）

胡三省：《班志》，京兆有杜陵县，故周之杜伯国也。《史记·灌婴传》；婴以昌平侯食邑于杜平乡。《正义》曰：杜平在唐之同州澄城县界。《魏世家》作社平。（《资治通鉴》卷二“显王十四年”注）

王　恢：杜平：《纪要》（五四）：“陕西澄城县有杜平乡，秦孝公会魏惠王于此。汉昌平侯灌婴食邑杜平乡是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孝公变法图强》）

[2] 【汇注】

吕祖谦：“周显王十五年，秦取少梁”。《解题》曰：此秦孝公复河西地之始也。（《大事记解题》卷三）

又：“周显王十六年，魏拔赵邯郸，服十二诸候，遂称王。齐败魏，亦称王”。（同上）

[3] 【汇注】

张守节：祈城在同州澄城县界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张文虎：“元里”，《正义》祈城在同州澄城县界。此复衍上“杜平”注，盖误。按：《元和郡县志》太原府祈县故祈城在县东南五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程馀庆：故城在同州府东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郭嵩焘：“与魏王会杜平。八年，与魏战元里”。《札记》云：“元里，《正义》：‘祁城在同州澄城县界。’此复衍上杜平《注》，盖误。《元和郡县志》：‘太原府祁县，故祁城，在县东南五里。’”（《史记札记·秦本纪》）

王　恢：元里，《纪要》（五四）：“澄城县东北二十里新城，亦曰新里，秦取之。文四年晋伐秦围邧、新城。”沈钦韩《左传地名补注》：“邧即元里。”《清统志》（二四四）：“在澄城县南十五里。魏文侯十六年筑。新城在县东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孝公变法图强》）

张永禄：元里城，故址在陕西省澄城县南二十五里，今名元里村。战国时属魏国。《史记·魏世家》：“文侯十六年（前430）筑临晋元里。”“惠文王十七年（前354）与秦战元里”。即指此。（《汉代长安词典》一《地理环境·元里城》）

[4] 【汇注】

司马光：秦败魏于元里，斩首七千级，取少梁。（《资治通鉴》卷二《周纪二·显王十五年》）

[5] 【汇注】

张习孔：前352年，己巳，周显王十七年，鲁康公屯元年，秦孝公十年……卫鞅率兵围安邑。秦升卫鞅为大良造（秦最高官职，相当相国兼将军），率兵围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安邑降秦。（《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前351年，庚午，周显王十八年，秦孝公十一年……秦筑关塞于商（今陕西丹凤西南）。（同上）

又：秦卫鞅围魏固阳，固阳降秦。（同上）

又：秦攻赵蔺（今陕［山］西离石西）。（同上）

[6] 【汇注】

胡三省：《索隐》曰：大良造即大上造。余谓大良造，大上造之良者也。（《资治通鉴》卷二“显王十七年”注）

陈　直：直按：《小校经阁金文》卷十一、十九页，有大良造商鞅量云：“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尊□为升。临，重泉。”底另刻始皇廿六年诏书四十字，十八年当为秦孝公纪年，正商鞅行新法之时，至二十二年封鞅始为列侯，号商君。此器底刻始皇廿六年诏书者，因始皇所颁行之权量，与商鞅所定之权量，完全相同。故虽时隔百年，仍然可用。仅加刻秦诏书，以示遵行法令。可见始皇之制度，大部分因于商鞅也。又量文首行云：“齐率卿大夫众来聘。”观其语气，似齐国率众来秦观光，亦有仿效变法之意，此事为文献所未纪载。（《史记新证·秦本纪》）

[7] 【汇注】

裴　骃：《地理志》曰河东有安邑县。（《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安邑故城在绛州夏县东北十五里，本夏之都。”（《史记·秦本记·正义》）

程馀庆：故城在解州安邑县西二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陈蒲清：安邑：地名。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北。战国初魏的国都。（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8] 【汇校】

梁玉绳：按：安邑魏之都，其君在焉。考魏惠王三十一年自安邑徙大梁，是秦孝公二十二年也。魏昭王十年献安邑于秦，是秦昭王二十一年也。而此时为魏惠王十九年，秦孝公十年，岂得围而便降。且使此时已降，则惠王徙都不待十二年之后，而安邑旧都又何烦魏昭再献乎？盖“安邑”二字乃“固阳”之误，据《表》及《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筑长城塞固阳”。二十年“秦商鞅围固阳，降之”。即此事也，《纪》《表》与《商君传》俱误作“安邑”，惟《魏世家》无之。固阳之役必围在十年，而降在十一年。（《史记志疑·秦本纪》）

胡三省：按：《史记·秦纪》：孝公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又按：《六国年表》，秦孝公之十年，显王之十七年，所谓大良造伐魏，即卫鞅将兵也。是时魏都安邑，其兵犹强，庞涓、太子申、公子卬未败，安邑不应遽降于秦。至显王二十九年，卬军即败，魏献河西之地于秦，始去安邑徙都大梁。《史记·六国表》不书徙大梁而世家书之，《魏世家》于是年不书安邑降秦而《秦纪》孝公十年书之。《通鉴》从《魏世家》，于显王二十九年书魏去安邑，徙大梁，而是年不书魏安邑降秦，盖亦疑而去之。（《资治通鉴》卷二“显王十七年”注）

韩兆琦：据齐、魏桂陵之战（前353年）的情形看，魏国当时似早已都于大梁。今杨宽《战国史年表》系魏迁都大梁于秦孝公元年（即魏惠王九年，前361年），陈梦家据《水经·渠水注》引《竹书纪年》系魏之迁都于惠王六年（前364年），如此则史文言卫鞅此年“围魏安邑，降之”不误。（《史记笺证·秦本纪》）

【汇注】

牛运震：孝公十年，卫鞅“将兵围魏安邑，降之”。或曰，此误也，魏都安邑，安得遂降？按：秦取安邑，在梁惠王十九年。考《汲冢纪年》，惠王九年四月，已徙都大梁矣。安邑，外城下邑也，何不可降邪？（《读史纠谬》卷一《史记·秦本纪》）

[9] 【汇注】

章　衡：辛未十九年，（秦孝公）十二年，徙都咸阳。（《编年通载》卷二《周》）

张习孔：前350年，辛未，周显王十九年，魏惠王二十年，秦孝公十二年……魏攻秦，围定阳（今陕西延安东），迫秦孝公与魏惠王修好于彤（今陕西华县西南）。（《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秦第二次变法。卫鞅二次下令变法，其要者有五：（一）徙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按鲁、卫国都规模建筑冀阙（古时宫廷门外一种高建筑，用以悬示教令；人臣至此，必思其所阙失）和宫廷。（二）并诸小乡聚（村落）为县，凡四十一县（从《史记·秦本纪》。《商君列传》作三十一县；《六国年表》作三十县）；县置令（一县之长）、丞（县长助手）、尉，分掌全县民政和军事；令、丞、尉皆由国君任命。（三）废井田，开阡陌，“以尽人力垦决辟，弃地悉为田畴”，使民得买卖。（四）颁布标准度量衡器，统一斗、桶（yǒng勇，即斛）、权、衡、丈、尺。（五）革除戎翟陋习。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上述法令，非颁之于一年，如“平斗桶权衡丈尺”，乃孝公十八年所布，为便于查阅，故列此）。（同上）

又：前349年，壬申，周显王二十年，赵肃侯语元年，秦孝公十三年……秦初在县置秩史。秦国初在县置有定额之秩史（秩，俸禄；史，疑为“吏”字之误）：县令（万户以上设县令）俸禄六百石至一千石；县长（不满万户设县长）俸禄三百石至五百石；令、长以下丞和尉，俸禄二百石至四百石。以上皆称“长吏”。百石以下之官称“少吏”。秦县级组织日趋完备。（同上）

[10]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咸阳故城亦名渭城，在雍州咸阳县东十五里，京城北四十五里，即秦孝公徙都之者。今咸阳县，古之杜邮，白起死处。”（《史记正义·秦本纪》）

吕祖谦：“周显王十九年，秦徙都咸阳”。《解题》曰：商君筑冀阙，宫廷于咸阳，秦自栎阳徙都之。商君语赵良治秦之功曰：“大筑冀阙宫，如鲁卫。则秦昔未有此制，至是始筑之也。”咸阳在今京兆府咸阳县。秦故城在县东十五里。（《大事记解题》卷三）

胡三省：《三辅黄图》曰：山南为阳，水北为阳，山水皆在阳，故曰咸阳。汉高帝更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属右扶风。《括地志》：咸阳故城，在雍州咸阳县东十五里，在长安城北四十五里。宋白曰：咸阳县本周王季所都，本周王季所都，秦又都之。《三秦记》秦都在九嵕山南，渭水北，山水俱阳，故名咸阳。（《资治通鉴》卷二“显王十九年”注）

王　恢：咸阳：《三秦记》：“地在九嵕之南，渭水之北，山水皆阳，故曰咸阳。”《渭水注》：“渭水又东北迳渭城南，文颖以为故咸阳，秦孝公之所居，离宫也。太史公曰：长安，故咸阳也。汉高更名新城，武帝元鼎三年别为渭城，在长安西北渭水之阳。”《纪要》（五三）：“志云：咸阳有三故城：一在今县东三十里，秦所都。一在今县东北二十里，苻秦咸阳郡城。一在今县东二十里，唐县城。元时置县于今治。秦咸阳，汉初改新城，其后改曰渭城，又为石安。西魏仍曰咸阳郡。隋郡县俱废，唐复置咸阳县，初治鲍桥，后移治杜邮。志云：今治明洪武四年建。”《清统志》（二二八）：“秦故城在县东二十里。隋故城在县东十三里。唐故城在渭河北杜邮馆西。《县志》，明洪武四年县丞孔文郁移治今所。杜邮馆在县东五里。《白起传》，出咸阳西门十里，死杜邮。”按：咸阳遗址，在今县城东三十里窑店镇，城垣遗迹，尚断续可辨。城内北部有渭城湾村，即汉武时渭城县。南部有城南村。两村四周，阡陌纵横，其中多土堆，时掘得碎砖瓦。城外北坂上，有小丘五座，疑即秦仿造六国宫殿故址。（《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孝公变法图强》）

又：秦开基凤翔，献公东徙栎阳声威始大。孝公又西徙百里之咸阳，朝八川而负九嵕，自都此百三十年（前350—221）而统一中国，又十五年而国亡（前206）。始皇建章台、上林、信宫、朝宫、阿房宫、长乐宫于渭南长安乡，承丰镐之遗风，开汉唐之盛业。（同上）

林剑鸣：咸阳，为秦国首都。自秦孝公十三年（前349）正式徙都于此，至秦二世三年（前206年）咸阳被焚，这里作为秦国首都达140余年之久。但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咸阳城的城墙至今仍未被发现。……尽管在咸阳地区发现了数量甚多的宫殿、桥梁、道路、作坊遗址，但也未有任何线索显示其城墙遗址今在何方。从而，这个问题也构成了秦文化之谜的一个内容。（《朱雀楼札记·咸阳城址今何在》，载《秦文化论丛》第二辑）

又：事实上此时秦并未修筑咸阳城。其证据就是《秦本纪》载“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这里，明明写的是“筑冀阙”，而并非“筑城”或“筑城墙”之类。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记此事时也仅有“作为筑冀阙”几个字，意义与《秦本纪》相同。此后的年代中，也查不出有筑咸阳城的记载。（同上）

又：至秦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以后。根据秦人好大喜功的特点和秦始皇重功利，求大贪多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以为自古莫及己”，他的视野早超出首都咸阳及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秦始皇决不可能在关中的渭河两岸修建一个咸阳城。如果要修，他将以东海为门，以大漠为后院，以南疆为户，建一个包括全中国领土在内的特大城墙。这并非夸张之词；试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廿六年“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正义》引《三辅旧事》云：“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秦始皇三十五年“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史记·秦始皇本纪》）“表南山之颠以为阙”。这只是说的阿房宫的门阙。而阿房宫仅系秦国“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七百多座宫殿中的一座，且尚未完成，可以想见秦始皇心目中的城应是多么恢宏、庞大。若拘于关中的渭河两岸去寻觅咸阳城，大概永远不会找到它的踪迹！（同上）

王学理等：秦孝公变法图强，十二年（前350）迁都咸阳。（《秦物质文化史》第五章《交通·秦都咸阳》）

又：早期的秦都咸阳位于今咸阳市东的窑店镇一带。以后扩大城市规模，其范围据有的学者研究，西起今咸阳市东刘家沟，东至柏家嘴，北至高干渠，南跨渭河南岸，包括今西安市北郊至西郊三桥镇及其附近一带地区。著名的咸阳宫在渭水之北，兴乐宫、章台宫及诸庙、上林在渭水南，规模宏大而又富丽堂皇，隔水相望。早期来往全靠渡船，很不方便。据《三辅故事》说：昭襄王造桥，长二百八十步，使二宫以桥相连，这座桥就是秦汉时期的中渭桥，属于长安渭河三桥中最早的一座交通桥。由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中的渭桥图像和四川汉代画像砖上的汉代桥梁图形及咸阳王道村秦汉桥梁遗址来分析，中渭桥当是一座大型的木结构长桥，桥柱为木质，一排四根为一组，梁柱结合，梁枋上再铺设桥面板和栏杆，桥两端建亭阁，这样就构成了一座完整、宏伟的桥梁。长桥飞架，将南北两处主要宫殿区连接起来，犹如鹊桥方便了织女牛郎一样。“渭水贯都以像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三辅黄图》语），就是极典型的比喻。（同上）

曲英杰：秦孝公徙都咸阳。《史记·秦本纪》载：“（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秦始皇本纪》后附《秦纪》载：“其十三年，始都咸阳。”《商君列传》载，孝公十年“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当以孝公十三年（前349）为是。《秦本纪》于孝公十二年后接记十四年之事，“十二年”或有可能为“十三年”之抄误。其当自栎阳徙都之。《世本》即载：“孝公自栎阳徙咸阳。”后至秦二世三年（前207）秦亡，咸阳为秦都，凡历七世，八君，一百四十三年。（《先秦都城复原研究·咸阳》）

又：秦都咸阳位于今陕西咸阳市东，因其在九嵕山之南，渭水之北，山水俱为阳，故名咸阳。其具体方位所在，史载不一。近些年来，今咸阳市东长陵车站、窑店一带曾陆续发现有战国秦汉时期的遗迹遗物。今长陵车站附近的长兴村，滩毛村和店上村等渭河北岸的断崖上有2米厚的秦代灰层堆积，发现有许多陶窑、制骨作坊、水井和地下排水道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印有“咸阳”“咸里”“咸亭”等戳印。在长陵车站北面、南面和西南面发现有铜器或铜器与铁器共存的三个窑藏，其北沙坑、南沙坑窖藏中出土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版，西南沙坑窖藏中出土有秦二世元年诏版。在聂家沟发现有制砖瓦、冶铜、铸铁作坊遗址。在胡家沟及其西北发现有制砖瓦作坊遗址。在牛羊村至姬家道北塬发现有夯土墙基址，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刘庆柱推测秦都咸阳的位置，东自柏家嘴，西至毛王沟；北由高干渠，南到西安市草滩农场附近。其东西长12里，南北长15里。聂家沟到刘家沟一带的夯土建筑群为都城的主要宫殿咸阳宫所在。王学理则认为秦都咸阳仅有宫城，而不曾形成真正的外廓城。聂家沟至刘家沟一带的夯土建筑群当为秦宫城之“冀阙宫廷”所在。（同上）

张家英：“作”和“为”是两个含义广泛的实词；“作”和“为”同义组合之后，这样的特色仍然没有改变。

《商君列传》：（孝公）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2232）。

上引《秦本纪》之“作为咸阳，筑冀阙”与此《商君列传》之“作为筑冀阙宫廷于咸阳”是同义的。“作”与“为”可以分别具有“筑”义，“作为”同义合成之后亦可以共同具有“筑”义。“作为筑”可以说三词同义，亦可以说是“作为”与“筑”的二词同义。它们是修建或建造一类的意思。这种三音节同义复用的现象，与《李将军列传》“就善水草屯舍止”（2869）、《滑稽列传》“民人以给足富”（3213）相似。（《〈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本纪》）

[11] 【汇注】

张守节：刘伯庄云：“冀犹记事，阙即象魏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吕祖谦：秦东迁后，始建国，逼于戎狄，未备朝市之制。故献公为市，而商鞅筑冀阙也。（《大事记解题》卷二）

又：《索隐》曰：“冀阙即魏阙也。冀，记也，记列教令于此门阙。（《大事记解题》卷三）

胡三省：《索隐》曰：冀阙，即魏阙也。《尔雅》：观谓之阙。郭璞曰：宫门双阙也。《释名》：阙在门两旁中间，阙然为道也。《三辅黄图》曰：人臣至此必思其所阙少。（《资治通鉴》卷二“显王十九年”注）

程馀庆：冀，记也，记列教令于北门阙，即象魏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陈　直：《正义》：刘伯庄云：冀犹记事，阙即象魏也。考证：冀读为魏……阙巍然而高，故谓之巍阙。（《史记新证·秦本记》）

又：直按：冀谓冀州也。《淮南子·泰族训》云：“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邱以归，故得道则以百里之地，令于诸侯；失道则以天下之大，畏于冀州。”《盐铁论·论功篇》云：“凡伯囚执而使不通。”又云：“先帝为万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屈子《九歌·云中君》云：“猋远举兮云中，览冀州兮有余。”据此举冀州之名，即可以代表九州，此为先秦两汉人之习俗语。又秦代阙与门二字，皆包含有四至之义。《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隶释》卷二《汉东海庙碑》碑阴云：“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足证冀阙犹言冀门，谓以冀为门户也，是时秦未有冀州，特托名以自雄，与普通宫阙之名称不同。（同上）

林剑鸣：“冀阙”是什么？它只是宫廷外的门楼而已。据《史记·商君列传》《索隐》云：“冀阙即魏阙也。冀，记也。出列教令，当记于此门庭。”《史记·秦本纪》《正义》引刘伯庄云：“冀犹记事，阙即象魏也。”这两条解释根本没有说清“冀阙”是什么，只说它可作为布告栏。以致后人往往把它们当做城墙，实际它是立在宫门外的二台，上作楼观，上圆下方，两观双植，谓之象魏。（《朱雀楼札记·咸阳城址今何在》，载《秦文化论丛》第二辑）

[12] 【汇校】

王叔岷：“秦徙都之。”按《白帖》《御览》一六四引此并无“秦”字。（《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司马光：秦商鞅筑冀阙、宫庭于咸阳，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资治通鉴》卷二《周纪二·显王十九年》）

王学理等：秦孝公徙都咸阳，故址在今咸阳市东20里窑店镇一带。建都时间143年（前356—前207）。（《秦物质文化史》第三章《都邑》）

[13] 【汇注】

张守节：万二千五百家为乡。聚，犹村落之类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胡三省：《周礼》，六乡，乡万二千五百家。又百家之内曰乡。五鄙为县，县二千五百家，此六遂之县也。四甸为县，此州里之县也。……《汉书音义》所谓“大曰乡，小曰聚”，亦秦制也。《广雅》曰：“聚，聚居也，音慈谕翻。”（《资治通鉴》卷二“显王十九年”注）

方　苞：万二千五百家，乃《周官》六乡六遂之乡。此并诸小乡聚而为县，则非万二千五百家之乡明矣。（《史记注补正·秦本纪》）

陈　直：《淮南子·说林训》云：“橘柚有乡，萑苇有聚。”《盐铁论·论诽篇》云：“檀柘而有乡，萑苇而有聚。”乡聚连称，为先秦两汉人之习俗语。（《史记新证·秦本纪》）

陈蒲清：乡聚：乡邑和村落。（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4] 【汇注】

胡三省：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左传》赵鞅所谓“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者也。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以监天下之县，自是始统于郡矣。《释名》曰：县，悬也。悬于郡也。（《资治通鉴》卷二“显王十九年”注）

王　圻：《周礼》四甸为县。《史记·秦本纪》曰：“孝公十二年，并诸小乡聚为县”，则名县之始自秦孝公也。（《稗史汇编·地理门·郡邑·县》）

[15] 【汇注】

裴　骃：《汉书·百官表》曰：“县令、长皆秦官。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史记集解·秦本纪》）

胡三省：令，命也，告也，律也，法也，长也；使为一县之长，以行诰命法律也。（《资治通鉴》卷二“显王十九年”注）

[16] 【汇校】

梁玉绳：按：“四”字疑误，《年表》及《商君传》并作“三十一”。（《史记志疑·秦本纪》）

俞　樾：《秦本纪》孝公十二年并诸小乡聚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六国表》孝公十二年，初取小邑为三十一县，其数不同。按《商君传》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疑本纪“四”字误也。古三四字多积画，往往致误。（《湖楼笔谈》卷三）

【编者按】“四十一县”、《六国表》作三十一县。又《六国表》十二年云：“初取小邑为三十一县令。”三十一县凡两见。

【汇注】

吕祖谦：此废都邑为郡县之始也。（《大事记解题》卷三）

凌稚隆：按孝公时已变封建矣。（《史记评林·秦本纪》）

[17] 【汇注】

司马贞：《风俗通》曰：“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河东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史记索隐·秦本纪》）

胡三省：刘伯庄曰：开田界道，使不相干。（《资治通鉴》卷二“显王十九年”注）

陈蒲清：开阡陌：废除阡陌，辟为田地。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阡是田间南北车路，陌是东西车路。”（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王叔岷：按：卷子本《玉篇·阜部》《文选》潘安仁《藉田赋注》《一切经音义》五六并引《史记》云：“秦孝公坏井田，开阡佰。”（《文选注》又引《风俗通》云云，与《索隐》同）《御览》一九五亦引《史记》云：“商鞅相秦孝公，坏井田，开阡陌。”此文“为田”二字，是否原作“坏井田”，未敢遽断。（《初学记》九引《帝王世纪》亦作“坏井田”）《商君列传》作“为田开阡陌封疆”。《通鉴·周纪二》作“废井田，开阡陌”。废与坏同义。《汉书·食货志》上亦云：“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师古注：“南北曰仟，东西曰佰。”本《风俗通》）“仟佰”与“阡陌”同。（《史记斠证·秦本记》）

张家英：《商君列传》中说：商君“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正义》：“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按：谓驿塍也。……封，聚土也，疆，界也，谓界上封记也。”（2232）《范睢蔡泽列传》中载蔡泽与应侯曰：“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2422）这两条材料有助于我们对“开阡陌”的理解。

首先是“开阡陌”的含义。按照传统的说法，“开”是垦辟开掘，创置建立之义，而非朱熹所谓“破坏划削之意”。“阡陌”是田间的界道，古籍中又可写作“千佰”“千伯”或“仟伯”。《汉书·成帝纪》颜师古注：“阡陌，田间道也。南北曰阡，东西曰陌。”南宋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把“阡陌”解释为“千亩之畔”与“百亩之畔”，朱熹认为“陌”指百亩之间和百夫之间的道，“阡”指千亩之间和千夫之间的道，可能是“阡陌”一语的古义。“阡陌”一语，开始出现于战国及其以后的古籍如《墨子·杂守》《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中。到了汉代，“阡陌”经常以“田地之界”的意义使用”。《汉书·食货志》：“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此语常为人们所引用。《汉书·游侠传》：“初，武帝时，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谓其道为京兆阡。（原）涉慕之，乃买地开道，立表，署曰南阳阡；人不肯从，谓之原氏阡。”《史记·陈涉世家》之末，褚先生引贾谊《过秦论》，谓陈涉“蹑足行伍之间，俯仰仟佰之中”（1964），这个“阡陌”写作“仟佰”，它已由地界之义转而作为田亩的代称了。从上引《汉书·游侠传》的“买地开道”与前引《史记》的“决裂阡陌”与“开阡陌封疆”中，可以肯定“开”有垦辟与开创一类的含义。

其次是“开阡陌”的意义或作用。“开阡陌”是开辟田间通道，实际上是重新划分田地之界。《汉书·地理志下》：“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仟伯。”此“辕田”，古代亦作“爰田”，是一种田亩换耕的制度。师古注引张晏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恶。商鞅始割列（裂）田地，开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这即是说，把原有的田地，按照新的办法，一百亩一块、一千亩一块地重新划分，建立地界标志，分给秦国民众固定耕种，这就是蔡泽所说的“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的意义。把土地分给民众耕种，当然不可能是无偿的，也不可能是土地私有。但是，它开始固定了土地的耕种使用权，为土地私有制的形成，创造了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秦始皇本纪》三十一年（251）《集解》引徐广曰：“使黔首自实田也。”大约到这时（前216），秦国才从法律上承认土地的私人占有权；它距商鞅“开阡陌”时的孝公十二年（前350），已经经历了一百年以上的时间了。（《〈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本纪》）

【汇评】

吕祖谦：“秦坏井田开阡陌”。《解题》曰：阡陌，田间之道也。南北曰阡，东西曰陌，商君变法，至是十年矣，始能坏井田，开阡陌。蔡泽称商君之功，亦曰“决裂阡陌”。“决裂”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规画坚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决裂之，不能遽扫灭其迹也。毁之之难如此，则成之岂一朝一夕之积哉？商君必欲变井田为阡陌者，其意果安在欤？井田之制，六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一夫之地，环之以遂（一亩之间，广尺深尺曰亩，百亩之间，广二尺，深二尺曰遂。皆小沟也）。遂上有径。九夫为井，一井之地，环之以沟（广四尺，深四尺），沟上有畛。自沟而为洫，自洫而为浍，自浍而为川，经纬错综，若置棋局。虽有强者，百亩之外，不容兼并也。虽有弱者，百亩之内，不至侵夺也。强弱愚智，各得其所。天生民而立之君，凡以为此。商鞅不知代天理物之意，徒欲鼓舞奸猾，以利吾国。故除沟洫之限，立卖买之法，工于耕战金多赀厚者，虽兼十夫、百夫、千夫之地，曾莫之禁。彼愚弱之民，不能趋事赴功，以利吾国，虽殍死中野，于我何加损哉？其设心如是，特盗贼之长雄耳，非可与论君道也。班固有言曰：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钜万，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者兼州域，而弱者丧社稷，盖得之矣。（《大事记解题》卷三）

又：“春弛虞衡之禁”。《解题》曰：古者，虞衡皆有厉禁，其详见于《周官》，所以公天施而育庶物也。至商鞅始撤之。按《前汉·食货志》董仲舒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然则弛虞衡之禁，与除井田，盖同时也。（同上）

程馀庆：开，决裂也。孝公时已变封建井田矣，此世界一大机局关目。（《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吴国伦：按阡陌，田间之道，即《周礼》遂上之径。沟上之畛，洫上之涂，浍上之道也。盖陌之为言百也，遂、洫纵而经涂亦纵，则遂间百亩，洫间百夫而径涂为陌阡之为言千也。沟浍横而畛道亦横。则沟间千亩，浍间千夫，而畛道为阡，此其水陆占地颇多，先王非虚弃之，所以正疆界，止侵争，时蓄泄，备水旱，计永久也。商鞅开之，不亦深可怪哉！（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卜　德：（开阡陌）此举似乎意味着他废除了旧的固定的占地制度（井田制）……而代之以单位面积可以不同的更为灵活的制度。用西方的农业术语来表达，可以说商鞅废除了分封土地的田埂和畦头地。（［英］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第一章《秦国和秦帝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8] 【汇注】

陈蒲清：东地渡洛：东部边境已越过陕西省洛水。（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9]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制贡赋之法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司马贞：谯周云：“初为军赋也。”（《史记索隐·秦本纪》）

吕祖谦：“周显王二十一年，秦初为赋”。（《大事记解题》卷三）

胡三省：井田既废，则周什一之法不复用，盖计亩而为赋税之法。（《资治通鉴》卷二“显王二十一年”注）

程馀庆：井田但借民力助耕公田，不复税民之私田。至此废之，但税其私田，每亩科粮几多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张习孔：秦初为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前346年，乙亥，周显王二十三年，赵肃侯四年，齐威王十一年，卫成侯十六年，秦孝公十六年，商鞅刑太子师傅。太子驷犯法，卫鞅以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故刑（劓刑，割鼻）其傅公子虔，黥（面上刺花）其师公孙贾，于是“法大用，秦人治”（《史记·商君列传》。称太子犯法两次，杨宽《战国史》考证：“太子犯法当在秦孝公十六年，只有一次。”今从之）。（同上）

张永禄：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商鞅在秦国颁布的一项赋税制度。《史记·商君列传》：“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人头税。后来，这种人头税不但继续使用，而且还不断增加。《汉书·食货志》：秦朝的“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说明口赋的数量是很沉重的。（《汉代长安词典》二《社会经济·初为赋》）

陈蒲清：初为赋：开始制定赋税新法，承认土地私有，按面积征收赋税。（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张家英：《广雅·释诂》有：“贡、赋，税也。”据《尚书·禹贡》蔡沈《集传》：“贡，夏后氏田赋之总名。”徐广与谯周用“贡赋”与“军赋”来释“初为赋”，不甚贴切。

《春秋·宣公十五年》：鲁国“初税亩”，即实行按亩征税的制度。据杜预注，是实行十取其二的办法。《春秋·成公元年》：鲁国“作丘甲”，即实行按田亩征收军赋的办法。据《史记·六国年表》，到简公七年（前408），秦国才实行“初租禾”（前408）。这比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已经晚了一百八十多年了。

孝公十二年“为田开阡陌”之后，“十四年，初为赋”，即开始按户征收人口税，古代叫户赋或口赋。《汉书·食货志上》载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这虽不免有些夸张，但秦国征收的赋税，是很繁重的。“初为赋”三个字说得平平淡淡，既可以包含很多内容，也可以掩盖很多内容的。（《〈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本纪》）

【汇评】

刘体仁：夫一国之大典，祖宗之定制，举之先王，行之已久，虽有圣哲，不敢轻议。以三代之仁君，治三代之天下，大经大法之所在，固不能加乎往昔。而所以相其时宜，适其世道，以使当代之民安之，必断然以为一朝之制度。至今日求之于残编断简存什一于千百，观大略所在，犹可想见其当然而追。按其时事，岂易言哉？秦孝公举数百年封建井田成法，一旦而改为郡县阡陌，在当时之人观之，所谓裂冠毁冕拔本塞源者非与？然而封建井田之变而为郡县阡陌也，犹之乎沧海之变为桑田也，令行之后，足以惊人耳目，而震荡其心思，固也。及夫郡县阡陌之后，而又欲返之井田、封建也，是犹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虽有令焉，有必不可行者，何也？民利便之也，盖民之趋于利便也，如水之走下也，彼始未尝利便焉，故安于迂拙而不辞，今吾日示之以机事，而导之以机心，而欲使复结绳之治，其可乎？秦孝公之法较之周公之制，行之为尤远，非孝公之贤乎周公，世风之趋势使然也，至今日天下大势之所趋将终于此耶？抑等而下之耶？弗可知也已！（《辟园史学四种·十七史说》）

[20] 【汇校】

王叔岷：按：《文选·上书秦始皇注》引“致伯”作“致胙”，《商君列传》亦云：“天子致胙于孝公。”惟“天子致胙”，乃孝公二年事，详上文及《六国年表》。此文及《商君列传》所云，为孝公十九年事。《六国年表》孝公十九年，仍作“天子致伯”（《初学记》九引《帝王世纪》作“天子命为伯”）。孝公十九年，当周显王二十六年。《周本纪》载显王“二十六年，周致伯于秦孝公”。《六国年表》显王二十六年，亦云“致伯秦”。则此文“致伯”不当作“致胙”；而《商君列传》之“致胙”，必“致伯”之误矣。（《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伯，音霸，又如字。孝公十九年，天子始封爵为霸，即太史儋云“合（七）十七岁而霸王出”之年，故天子致伯。桓谭《新论》云：“夫上古称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伯，此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理，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伯以权智。其说之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而刑罚谓之帝；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兴兵约盟，以信义矫世谓之伯。”（《史记正义·秦本纪》）

胡三省：伯者，周二伯、九伯之任。（《资治通鉴》卷二“显王二十六年”注）

[21] 【汇校】

张文虎：“二十年”。中统无此三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汇注】

吕祖谦：以去年天子致伯而贺也。（《大事记解题》卷三）

牛运震：“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二语排列，不类记叙中语，且已载孝公令中，可不必复见。（《读史纠谬》卷一《史记·秦本纪》）

[22] 【汇校】

裴　骃：徐广曰：“开封东北有逢泽。”（《史记集解·秦本纪》）

吕祖谦：《战国策》载：魏惠王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天下皆从。按：魏克邯郸，即为齐、楚所袭，天下未尝皆从也。今从《史记》。（《大事记解题》卷三）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逢泽亦名逢池，在汴州浚仪县东南十四里。”（《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逢泽），在开封府东南二十四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逢泽：《括地志》：“逢泽亦名逢池，在汴州浚仪县（开封）东北十四里。”《汉志》：“河南郡开封（今县南五十里），逢池在东北。或曰宋之逢泽也。”《左》哀十四年注：“《地理志》言逢泽在开封东北，远，疑非。”谭其骧《汉志选释》：“据《左》哀十四年记载，宋之逢泽，在宋都商丘近旁，不可能远在数百里外汉开封境内。此逢泽当即战国之逢陂，一称逢泽。至春秋时宋之逢泽，当即《睢水注》睢阳城南的逢洪陂。”（《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孝公变法图强》）

徐文靖：《笺》按：秦孝公名渠梁，秦献公子也。《地理志》：开封县有逢池，在西北，即逢泽也。《秦世家》孝公二十年，诸侯毕贺，秦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于逢泽，朝天子。《秦策》：魏拔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皆是地也。《后汉·西羌传》：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正一时事。（《竹书纪年统笺》卷十《显王二十三年，秦孝公会诸侯于逢泽》）

[23] 【汇注】

顾炎武：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之后事乃可得而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日知录·周末风俗》）

又：《史记·秦本纪》：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于逢泽，以朝王，盖显王时。（同上）

【汇评】

吴见思：一结。秦九盛。自缪公卒不复能东征至此又盛。（《史记论文·秦本纪》）

程馀庆：秦至是盖益强矣。致伯于秦，周之取客也。率师会诸侯，秦之协制也。比而书之，周、秦之情见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二十一年[1]，齐败魏马陵[2]。

[1] 【汇注】

张习孔：前341年，庚辰，周显王二十八年，魏惠王二十九年，齐威王十六年，秦孝公二十一年……九月，秦卫鞅攻魏西鄙。（《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十月，魏攻卫鞅，魏师败绩。（同上）

[2] 【汇注】

张守节：虞喜《志林》云：“濮州甄城县东北六十余里有马陵，涧谷深峻，可以置伏。”按：庞涓败即此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胡三省：司马彪《志》：魏郡元城县。《注》云：《左传》成七年，会马陵；杜预《注》：在县东南，庞涓死处。（《资治通鉴》卷二“显王二十八年”注）

马非百：二十一年，马生人。魏伐赵。赵与韩亲，共击魏。赵不利，韩求救于齐。齐宣王用孙子计，救赵击魏。魏遂大兴师，使庞涓将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与齐人战，败于马陵。齐虏魏太子申，杀将军庞涓。（《秦集史·国君纪事》十四《孝公》）

陈蒲清：事详见《孙子吴起列传》。马陵，在今河南省范县西面。（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齐事插序。（《史记论文·秦本纪》）

二十二年[1]，卫鞅击魏。虏魏公子卬[2]。封鞅为列侯[3]，号商君[4]。

[1] 【汇注】

张习孔：前340年，辛巳，周显王二十九年，魏惠王三十年，秦孝公二十二年……卫鞅诱执魏公子卬。卫鞅劝孝公伐魏：逼魏东徙，然后“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成帝王之业。孝公从之。乃使卫鞅率兵攻魏，魏使公子卬将兵御之。两军遇，鞅致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欲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为然，乃与会。盟而饮，鞅伏甲士袭卬，虏之，遂大破魏师。魏王恐，乃献部分河西地与秦和。（《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秦封卫鞅于邬。卫鞅既破魏师，因功被封于邬，改名曰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从《水经·漳水注》引《古本纪年》。《史记·商君列传》作封于於、商十五邑）。故称卫鞅为商君或商鞅。（同上）

[2] 【汇注】

司马光：卫鞅言于秦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公从之。使卫鞅将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御之。军既相距，卫鞅遗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为然，乃相与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卬，因攻魏师，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资治通鉴》卷二《周纪二·显王二十九年》）

吕祖谦：“周显王二十九年，秦公孙鞅袭虏魏将公子卬。魏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解题》曰：秦图河西之地久矣，至是，因马陵之败，始用师而得之也。按《魏世家》：秦、赵、齐共伐我。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大事记解题》卷三）

[3] 【汇注】

吕祖谦：赏虏公子卬，取河西地之功也。《楚世家》书秦封卫鞅于商，南侵楚。盖商与楚接境，鞅之封邑，南侵楚地耳。《正义》曰：商洛县在商州东八十九里，本周之商国，於林在邓州内乡县东七里，於邑也。（《大事记解题》卷三）

[4] 【汇校】

张文虎：按《商君列传·正义》作“商洛县在商州东八十九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商州商洛县在州东八十九里，鞅所封也。契所封地。（《史记正义·秦本纪》）

胡三省：《班志》：弘农郡商县，商君邑。裴骃曰：商於之地在今顺阳郡南乡、丹水二县，有商城在於中，故谓之商於。《史记正义》曰：丹水及商皆属弘农，今言顺阳，是魏、晋始分置顺阳郡，商及丹水皆属之也。《水经注》丹水迳南乡、丹水二县之间，历於中之北，所谓商於者也。杜佑曰：今邓州内乡县东七里有於村，盖秦所谓商州。商洛县，古商邑，卨所封也；汉为商县。於如字。（《资治通鉴》卷二“显王二十九年”注）

程馀庆：故商城在商州东九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汇评】

郭嵩焘：按商鞅建远交近攻之策以强秦，其后卒能兼并六国，由用商鞅之策也。此为六国所以兴衰之故，史公削而不书，岂当时尚未有见及此者耶？（《史记札记·秦本纪》）

二十四年，与晋战雁门[1]，虏其将魏错[2]。

[1] 【汇校】

司马贞：《纪年》云与魏战岸门，此云“雁门”，恐声误也。又下云“败韩岸门”，盖一地也。寻秦与韩、魏战，不当远至雁门也。（《史记索隐·秦本纪》）

梁玉绳：按《表》在二十三年。又雁门乃“岸门”之误，小司马已辨之。（《史记志疑·秦本纪》）

张文虎：“雁门”，《正义》“二十八里”，《韩世家·正义》作“十八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王　恢：雁门：《竹书》《年表》并作岸门，此作雁门，声同字误。《汉书·功臣表》武帝元朔二年封张次公为岸头侯，注云皮氏。《魏世家》哀王五年，《索隐》引刘昭注：“皮氏县有岸头亭。”魏罢吴起，起至岸门，回望西河而泣。必在河东。韩之岸门，当如《括地志》说在长社，《索隐》误为一地。（《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孝公变法图强》）

[2] 【汇评】

牛运震：纪秦入战国，战伐并兼诸事，多从简约，其详则别见于六国、世家及秦将相诸列传，盖提纲挈要，正本纪体也。（《史记评注·秦本纪》）

孝公卒[1]，子惠文君立[2]。是岁，诛卫鞅[3]。鞅之初为秦施法[4]，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5]，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6]。”于是法大用，秦人治[7]。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徇秦国[8]。

[1] 【汇注】

司马迁：（赵肃侯）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寿陵（张守节《正义》徐广曰：“在常山”）。（《史记·赵世家》）

【汇评】

郭沫若：使商鞅成了功的秦孝公，我们也不好忘记，他确实是一位法家所理想的君主。他能够在二十余年间让商君一人负责，放手做去，不加以干涉，真是难能可贵的。古时候的政治家要想成功，最难得的是这种君臣的际遇。（《十批判书》）

王学理等：由于秦孝公时期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进一步增强了秦国的社会国威，在取得东进的胜利之后，将国都由栎阳迁至咸阳，为秦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物质文化史》第二章第二节《手工业门类》）

[2] 【汇校】

司马贞：名驷。（《史记索隐·秦本纪》）

梁玉绳：按：《越绝书》谓孝公立二十三年，与《史》言二十四年异，疑误也。至《秦纪·索隐》引《本纪》云“十二年”，乃下文“十三年都咸阳”注错入于“孝公享国二十四年”句下耳。《索隐》云惠文名驷，本《后书·西羌传》《吕览·首时》《去宥篇》注，必别有据，《史》失书。（《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吕祖谦：《本纪》书“惠文君立”，是时未称王也。《战国策》止称惠王，盖略举其谥。如卫公叔文子，本谥贞惠文子，而后人但称文也。（《大事记解题》卷三）

梁玉绳：秦惠王始见《秦》《燕策》，孝公子始见《秦纪》《秦记》。名驷。亦曰惠文君，亦曰惠文王，亦曰文王，亦追称为帝。生十九年而立，更十四年为元年。立二十七年。葬公陵，在咸阳县西北十四里。（《汉书人表考》卷六《秦惠王》）

[3] 【汇注】

司马光：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复内之秦。商君乃与其徒之商於，发兵北击郑。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资治通鉴》卷二《周纪二·显王三十一年》）

【汇评】

吴见思：先提纲，下倒序，又是一法。（《史记论文·秦本纪》）

[4] 【汇注】

张守节：为，于伪反。（《史记正义·秦本纪》）

[5] 【汇注】

王叔岷：按：必犹若也。《项羽本纪》：“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御览》一八四引《楚汉春秋》必作若，与此同例。《孝武本纪》：“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有亲属。”《燕世家》：“王必欲致士，先以隗始。”《李牧传》（附见《廉颇蔺相如列传》）：“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诸必字亦并与若同义。（《史记斠证·秦本纪》）

[6] 【汇校】

王叔岷：考证：可下黥字，枫、三本作黜。“傅、师”作“师、傅”。按：《商君列传》作“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此文“不可黥”，疑本作“不可刑”，涉下黥字而误也。枫、三本并作“不可黜”。黜非刑也，盖又黥之误耳。《商君列传》言“刑其傅”，“黥其师”，与此合言“黥其傅、师”者异，刑未必即黥也；惟先言傅，后言师，则与此合。《枫》《三本》作“师、傅”，盖误倒矣。（《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陈蒲清：黥：墨刑，以刀刻面涂墨。（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7] 【汇校】

王叔岷：按：人本作民，此唐人避太宗讳改之也。《商君列传》作“明日秦人皆趋令”。《御览》六四八引人作民，与此同例。又《商君列传》“秦民大说”“秦民初言令不便者”，字并作民，亦其证。（《史记斠证·秦本纪》）

[8] 【汇校】

张文虎：“而卒”，吴云宋板无二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王叔岷：考证：“古钞本‘反’下无‘而卒’二字。吴春熙曰：宋板亦无。”按：“鞅亡”二字，疑本在“因以为反”下，今本误倒。盖宗室以鞅为反，鞅乃逃亡也。《商君列传》作“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是其证。重刊北宋监本、黄善夫本‘反’下并有“而卒”二字。又按：《集解》引“徐广曰”，重刊北宋监本、黄善夫本并作“《汉书》曰”。殿本作“骃案《汉书》曰”。“其爵名，一为公士”以下，并《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之文。（《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裴　骃：《汉书》曰：“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其爵名，一为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史记集解·秦本纪》）

吕祖谦：按：《战国策》《史记》，惠王莅政有顷，商君告归，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惠王车裂之，秦人不怜。（《大事记解题》卷三）

胡三省：车裂，古之刑。，户串翻。（《资治通鉴》卷二“显王三十一年”注）

凌稚隆：按《秦策》云：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而大王反为臣矣。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讐也，愿大王图之。”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史记评林·秦本纪》）

【汇评】

吕祖谦：“秦车裂公孙鞅，灭其族”。《解题》曰：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于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大事记解题》卷三）

徐孚远：以其亡也，因坐之以反罪，明商君无二心于秦也。（《史记测议·秦本纪》）

陆威仪：商鞅变法摧毁了周朝形成的城市与乡村的社会和制度障碍，他把整个农村分成了矩形的方格，全国人口以军事单位划分，国家管理以军事地区划分，由此，他把全国人口的个人财产与军工或者农耕联系在一起，这种对军事和秩序的认同，以及发动整个社会致力于军事征服，是战国时代的显著特征，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建立的基础。商鞅变法彻底终结了周朝的礼制社会，也终结了半独立城邦中的血缘家族，这些家族依靠于手中的武装和宗教崇拜力量，从所控制的农村抽取生存物资。（陆威仪著，王兴亮译《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

【编者按】关于商鞅变法及其最终结局，可参看《商君列传》。时至今日，对于商鞅的功过是非应有一个公允评价。司马迁对商鞅的态度，在《商君列传》中既有肯定亦有批评，甚至还有偏颇之处。

惠文君元年，楚、韩、赵、蜀人来朝[1]。二年，天子贺[2]。三年[3]，王冠[4]。四年，天子致文武胙[5]。齐、魏为王[6]。

[1] 【汇注】

吕祖谦：“周显王三十二年楚、韩、赵、蜀朝秦”。《解题》曰：以惠王新立而朝之也。（《大事记解题》卷三）

[2] 【汇注】

吕祖谦：“周显王三十三年，天子使人贺秦”。《解题》曰：贺亦聘也。（《大事记解题》卷三）

又：“秦初行钱”。《解题》曰：秦前此未以钱为币也。（同上）

又：“秦兴师求九鼎”。《解题》曰：按《战国策》，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周君使颜率说齐王曰：“秦为无道，欲兴兵临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内自计，与秦不若归之大国。齐王大说。发师五万人，使陈臣思将以救周，而秦兵罢。齐将求九鼎，以颜率解之而止。（同上）

[3] 【汇注】

张习孔：前335年，丙戌，周显王三十四年，秦惠文王三年……秦惠文王举行冠礼。（《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秦伐韩，取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同上）

又：义渠败秦师于洛水。（同上）

[4] 【汇校】

梁玉绳：按：惠文称王在十三年，此与《表》俱于前三年书“王冠”，虽是追书，然于《史》例不合。又《大事记》曰：“《秦纪》惠文王、昭襄王皆生十九年而立，若二十而冠，则当在元年，而《本纪》皆书于三年，两书必有一误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王　晖：《史记·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附节和《六国年表》皆言秦惠文王在位享国年数为27年；《秦始皇本纪》附节及《索隐》都说秦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按照这些说法，秦惠文王的年寿是很容易算出来的，即位时的年龄加上享国年数为45岁，而《秦本纪》谓秦惠文王三年“王冠”，推算则为21岁。然而这个年数年寿的记载和推测是不正确的，因为秦惠文王即位时的年龄决不止19岁，加冠时也决不在21岁。（《秦惠文王行年问题与先秦冠礼年龄的演变》，载《秦文化论丛》第二辑）

又：秦惠文王加冠时按30岁推算，也才能合理地安排秦惠文王在做太子时触犯商鞅新法的年龄。按照《秦本纪》《六国年表》《商君列传》的记述，太子驷触法是在秦孝公四年，孝公在位24年，至秦惠文王三年行加冠礼时，共有22年，若以秦惠文王加冠时30岁计，那么触法时的年龄也仅有8岁。这是战国以来诸侯君王卿大夫嫡子入学的最低年限。而且秦惠文王行加冠礼也只能按30岁去计算，否则他做太子时入学而有师傅，触法都会成为不可思议的事了。……秦惠文王行加冠礼时的年龄确定了，他的年寿也就可以重新确定了。依《史记·六国年表》和《秦本纪》等，秦惠文王在位27年，以惠文王之年行加冠礼时30岁来看，则可知他的年寿是55岁。他大约出生于秦献公二十年，即公元前365年。（同上）

【汇注】

张守节：冠音馆。《礼记》云年二十行冠礼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吕祖谦：“周显王三十四年，秦君冠”。《解题》曰：是时未称王也。冠礼之尚存者也，即汉所谓加元服也。（《大事记解题》）卷三）

[5] 【汇校】

钱大昕：“惠文君四年，齐魏为王，十三年四月，魏君为王，韩亦为王”。按：《六国表》惠文四年，即魏襄王元年，齐宣王九年也。《表》与《世家》俱书“齐魏会徐州，诸侯相王”。至十三年，魏君为王，则《魏世家》无之，《表》亦但书于秦，不书于魏，此可疑也。《韩世家》宣惠王十一年，君号为王，《表》则在十年，当惠文王后二年较《世家》先一岁，然与此纪十三年之文，总不合，此又可疑也。（《三史拾遗·秦本纪》）

【汇注】

司马迁：（楚）威王六年，周显王致文、武胙于秦惠王。（《史记·楚世家》）

司马迁：秦取我曲沃、平周。（《史记·魏世家》）

章　衡：“显王”丁亥三十五年，（秦惠文王）四年，致文武胙于秦。（《编年通载》卷二《周》）

陈蒲清：致文武胙：送来祭祀文王武王的祭肉，这是一种特别的优礼。（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6] 【汇校】

梁玉绳：按：《田完世家》威王二十六年自称为王，当秦孝公九年，已先二十年为王矣。而此书于惠文四年，岂因魏而误连言之欤？宜衍“齐”字。（《史记志疑·秦本纪》）

崔　适：按：各本作“齐、魏为王”，误也。《年表》是年为周显王三十五年，魏襄王元年，与诸侯相王，《魏世家》同，皆于此合。《田敬仲完世家》：威王二十六年称王，与《年表》同，当周显王十六年，前此十九年矣！何待此年？此衍“齐”字而脱“君”字也，今正。（《史记探源》卷三《十二本纪》）

【汇注】

司马贞：齐威王、魏惠王。（《史记索隐·秦本纪》）

张　照：齐威二十六年，自称为王以令天下，于秦为孝公九年，此因魏连言之耳。（《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陈　直：直按：1948年，户县出土有秦右庶长歜封邑陶券。文两面刻，正面六行，背面三行，连重文共119字。文云：“四年周天子使卿大夫辰来致文武之酢……”此券叙周天子致文武胙事，与本文正合。当即惠文君时制作。（《史记新证·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齐魏事插序，下即称齐王魏王矣。（《史记论文·秦本纪》）

五年[1]，阴晋人犀首为大良造[2]。六年[3]，魏纳阴晋，阴晋更名宁秦[4]。七年[5]，公子卬与魏战[6]，虏其将龙贾[7]，斩首八万[8]。八年[9]，魏纳河西地。九年[10]，渡河，取汾阴、皮氏[11]。与魏王会应[12]。围焦[13]，降之[14]。十年[15]，张仪相秦。魏纳上郡十五县[16]。十一年，县义渠[17]。归魏焦、曲沃[18]。义渠君为臣。更名少梁曰夏阳[19]。十二年，初腊[20]。十三年四月戊午[21]，魏君为王[22]，韩亦为王[23]。使张仪伐取陕[24]，出其人与魏[25]。

[1] 【汇注】

章　衡：戊子三十六年，（秦惠文王）五年，苏秦激怒张仪，使入于秦，秦王以为客卿。（《编年通载》卷二《周》）

[2] 【汇注】

裴　骃：犀首，官名。姓公孙，名衍。（《史记集解·秦本纪》）

司马贞：（犀首），官名，若虎牙之类。姓公孙，名衍，魏人也。《史记索隐·秦本纪》）

张守节：犀音西。《地理志》云华阴县，故阴晋，秦惠王五年，更名宁秦，高祖八年更名华阴。（《史记正义·秦本纪》）

胡三省：犀首，魏官名。公孙衍为此官，因号犀首，犹虎牙将军之称。（《资治通鉴》卷二“显王三十六年”注）

王　恢：阴晋：《汉志》：“京兆尹华阴，胡阴晋，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宁秦，高帝八年（前199）更名华阴。”《纪要》（五四）：“故城今陕西华阴县东南五里。后赵迁今治。”《清统志》（二四四）云：“隋大业五年移今治。”华阴在潼关未筑之前，首当崤函之冲，左控河洛，右制蓝武，最隘秦之东出。自魏纳于秦，秦喜以宁，而三晋旦夕不安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惠王之开拓》）

吴国泰：犀首二字，不类官名，疑是人名，姓犀名首耳。证以魏将师武，《战国策》作“犀武”，则师可作“犀”，犀首或即师武之后人欤？（《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3] 【汇注】

章　衡：乙丑三十七年，（秦惠文王）六年，魏纳阴晋于我，更名秦。（《编年通载》卷二《周》）

梁玉绳：附按：《汉地理志》谓在五年，疑非。（《史记志疑·秦本纪》）。

[4] 【汇校】

张文虎：“阴晋”，二字中统、游本不重。（《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汇注】

裴　骃：徐广曰：“今之华阴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吕祖谦：“魏以阴晋与秦。”《解题》曰：魏纳阴晋以和，秦更名曰宁秦。盖阴晋乃华阴函谷关之所在（《左传》桃林之塞，即此地），故喜得之也。（《大事记解题》）卷三）

胡三省：《班志》，华阴，故阴晋，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宁秦，汉高帝改曰华阴县，属京兆，以其地在华山之阴也。宋白曰：华阴分秦、晋之境：边晋之西，则曰阴晋；边秦之东，则曰宁秦。（《资治通鉴》卷二“显王三十七年”注）

程馀庆：故城在同州府华阴县东南五里。阴晋乃华阴、函谷关之所在，故喜得之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5] 【汇注】

章　衡：庚寅三十八年，（秦惠文王）七年，公子卬与魏战，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编年通载》卷二《周》）

吕祖谦：“周显王三十八年，义渠内乱”。《解题》曰：义渠，西戎之属于秦者也。不乘其乱而灭其国，乃谓出师讨定之，犹有大国之义焉。（《大事记解题》卷三）

张习孔：前331年，庚寅，周显王三十八年，秦惠文王七年，义渠内乱，秦派庶长操将兵定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6] 【汇注】

陈　直：《考证》秦无公子卬，当为公孙衍之讹，《苏秦传》作犀首。直按：上文五年阴晋人犀首为大良造。《苏秦传》《战国策》《史记》传皆作犀首，不称为公孙衍。只有《楚世家》以公孙衍、樗里疾并称，景春以公孙衍与张仪并称。犀首之官，任者不止公孙衍一人，而犀首之名，几为公孙衍之代表。本文之公子卬，当为秦代之公子，不能定为公孙衍之误字也。（《史记新证·秦本纪》）

[7] 【汇注】

司马光：秦使犀首伐魏，大败其师四万余人，禽将龙贾，取雕阴。（《资治通鉴》卷二《周纪二·显王三十六年》）

胡三省：龙姓出于龙伯氏，或云出于御龙氏。（《资治通鉴》卷二“显王三十六年”注）

[8] 【汇校】

梁玉绳：按：此即所谓雕阴之战也。惠文七年为魏襄四年（襄当作“惠”，下同），《表》又书于魏襄二年，当惠文五年，皆误，宜依《魏世家》在襄五年，当惠文八年为是。至斩首之数，亦宜依《世家》作“四万五千”，盖秦尚首功，《纪》仍秦史之虚语耳。余因考之，秦自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斩首六万，孝公八年与魏战斩首七千，惠文八年与魏战斩首四万五千，后七年与韩、赵战斩首八万，十一年败韩岸门斩首万，十三年击楚丹阳斩首八万……计共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人，而《史》所缺略不书者尚不知凡几。从古杀人之多，未有如无道秦者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9] 【汇注】

章　衡：辛卯三十九年，（秦惠文君）八年，魏纳河西地于我。（《编年通载》卷二《周》）

张习孔：前330年，辛卯，周显王三十九年，秦惠文王八年……秦继续攻魏，进围焦（今河南三门峡西）与曲沃（今三门峡西南），魏割河西地与秦。（《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10] 【汇注】

张习孔：前329年，壬辰，周显王四十年，秦惠文王九年，……张仪入秦。张仪魏人。初，事鬼谷先生（姓名不闻，以其所隐地自号），学纵横之术；后游说诸侯。（《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公孙衍自秦赴魏，魏以为将。（同上）

又：秦伐魏，取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皮氏（今山西河津）、焦与曲沃等地。（同上）

又：秦与魏会于应（今河南宝丰南）。（同上）

[11] 【汇注】

裴　骃：《地理志》二县属河东。（《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渡河东取之。《括地志》云：“汾阴故城俗名殷汤城，在蒲州汾阴县北也。皮氏在绛州龙门县西一里八十步，即古皮氏城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胡三省：《班志》，汾阴县属河东郡。皮氏县，故耿国，晋献公以封赵夙者也，亦属河东郡。《括地志》：汾阴故城，在蒲州汾阴县北九里，皮氏故城，在绛州龙门县西百八十步。（《资治通鉴》卷二“显王四十年”注）

程馀庆：汾阴故城，在蒲州府荣河县北八里。皮氏，今绛州河津县。（《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汾阴：汉置县，高帝侯周勃，武帝得宝鼎于此，改元元鼎。唐开元改名宝鼎。宋更名荣河。故城今治北九里，北去汾水三里。《汾水注》：“汾水南有长阜，背汾带河，《汉书》谓之汾阴雕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惠王之开拓》）

又：皮氏：秦置县。因河滨龙门山，后魏改名龙门，并置龙门郡（《县志》误太史公晋人）。《清统志》（一五五）：“宋宣和二年更名河津县。旧城圮于汾水，元皇庆初移于县西北一里姑射山麓，即今治。皮氏故城在城西二里许杨村，二城相对，遗址犹在。”（同上）

陈蒲清：汾阴：邑名。在今山西省万荣县西。皮氏：邑名。在今山西省河津县西。（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2] 【汇注】

张守节：应，乙陵反。《括地志》云：“故应城因应山为名，古之应国，在汝州鲁山县东三十里。《左传》云‘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13] 【汇校】

梁玉绳：按：秦兼降曲沃，故后三年归魏焦、曲沃也，此与《六国表》内《秦表》及《魏世家》俱失书“曲沃”二字。（《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焦城在陕州城内东北百步，因焦水为名。周同姓所封，《左传》云虞、虢、焦、滑、霍、阳、韩、魏皆姬姓也。”杜预云八国皆为晋所灭。按：武王克商，封神农之后于焦，而后封姬姓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司马光：秦伐魏，围焦、曲沃。（《资治通鉴》卷二《周纪二·显王三十九年》）

胡三省：《班志》，弘农郡陕县有焦城，《左传》所谓“晋与秦焦、瑕”者也。……宋白曰：焦，古焦国。《括地志》：焦城在陕城东北百步，因焦水为名；周同姓所封。（《资治通鉴》卷二“显王三十九年”注）

[14] 【汇注】

吕祖谦：“周显王四十年，取汾阴、皮氏、拔焦”。《解题》曰：汾阴城在蒲州汾阴北，皮氏在绛州龙门县西，焦去年所围者也。按：魏《年表》《世家》，后年书秦归我焦、曲沃，则曲沃，亦尝拔矣。（《大事记解题》卷三）

[15] 【汇注】

司马迁：（赵肃侯二十二年），赵疵与秦战，败，秦杀疵河西，取我蔺，离石。（《史记·赵世家》）

章　衡：癸巳四十一年，（秦惠文王）十年，张仪说魏王尽入上郡十五县于秦。以张仪为相。（《编年通载》卷二《周》）

[16] 【汇注】

张守节：今鄜、绥等州也。魏前纳阴晋，次纳同、丹二州，今纳上郡，而尽河西滨洛之地矣。（《史记正义·秦本纪》）

吕祖谦：“周显王四十一年……魏纳上郡”。《解题》曰：张仪既取蒲阳，而复归之，故魏以上郡为谢也。《魏世家》书尽入上郡于秦，岂上郡所统不止十五县，前此有为秦析取者与春秋之时，郡属于县。赵简子誓众，所谓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是也。战国之时，县属于郡，此所谓上郡十五县是也。方孝公商鞅，并小乡为大县，县一令，尚未有郡及守称。及魏纳上郡之后，十余年，《秦纪》始皇置汉中郡。或者山东诸侯先变古制，而秦效之欤？《史记正义》曰：魏前纳阴晋，次纳同、丹二州，今纳上郡，而尽河西滨洛之地矣。《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绥州上县东南五十里。按丹、鄜、延、绥等州北至胜州。固阳，并上郡地。（《大事记解题》卷三）

【汇评】

程馀庆：秦取天下，大约先却戎，北收河东西之地，据上党以东临诸侯，此善于自广者也。若先争三川二周之地，则拙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17] 【汇校】

梁玉绳：按：“县义渠”三字乃羡文，是年义渠为臣，非为县也。其后十年五国伐秦，义渠袭秦于李帛之下，见《犀首传》。其后四年，秦伐义渠取二十五城，至秦武王元年复伐义渠，见《本纪》及《年表》。又《范睢传》秦昭王曰“义渠之事，寡人旦暮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匈奴传》曰“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太后诈杀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盖是时始县之。《大事记》谓赧王四十四年秦灭义渠，当是已。而于此年云“虽以为县，犹令其君主之”，则非也。若如此所书，惠文前十一年已灭为县，则必更置令长丞尉，惟命是听，安得后此有如许事乎？（《史记志疑·秦本纪》）

张文虎：“县义渠”，《志疑》云羡文，是年义渠为臣，非为县也。（《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地理志》云北地郡义渠道，秦县也。《括地志》云：“宁、原、庆三州，秦北地郡，战国及春秋时为义渠戎国之地，周先公刘、不窋居之，古西戎也。”（《史记·秦本纪·正义》）

吕祖谦：“周显王四十二年，秦县义渠”。《解题》曰：义渠后复见，盖虽以为县，犹令其君主之，故其后复国也。（《大事记解题》卷三）

杭世骏：臣世骏按：此时义渠不得为县，《犀首传》云：“其后五国伐秦，阴以文绣千纯妇人百人造义渠君。义渠君起兵袭秦，大败秦李伯之下。”若义渠已为县，必更置令长，何至十年之后，反为所败。《年表》云“义渠君为臣”，似可据。（引自《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18]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曲沃在陕州（陕）县西南三十二里，因曲沃水为名。”按：焦、曲沃二城相近，本魏地，适属秦，今还魏，故言归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胡三省：《括地志》：焦在陕城东百步。曲沃在陕西南三十二里，因曲沃水为名，郦道元曰：案《春秋》文公十三年，晋侯使詹嘉处瑕，守桃林之塞以备秦，时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为积古之传。（《资治通鉴》卷二“显王三十九年”注）

梁玉绳：按：前二年秦攻取汾阴、皮氏、焦、曲沃四邑，今归魏焦、曲沃，则是秦只取汾阴、皮氏两县也。但此《纪》昭王十七年书“秦以垣为蒲坂、皮氏”（“为”当作“易”），《年表》《魏世家》《樗里甘茂传》并言昭王初年秦攻皮氏，未拔去。《竹书》“隐王八年，秦公孙爰伐皮氏，翟章救皮氏。九年，城皮氏”。余因疑秦归魏焦、曲沃之时，并皮氏亦归之，《纪》《表》《世家》俱脱不书耳。不然，皮氏已为秦取久矣，尚何烦用师乎？（《史记志疑·秦本纪》）

程馀庆：故焦城在陕州南二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19] 【汇注】

程晓杰：夏阳在何处？在韩城地区有三种说法：一说在今芝川镇一带（即少梁城），一说在高门原堡安村一带，一说今夏阳府一带。近年来，我们查阅有关资料，对照有关事实，初步得出较实际的答案：夏阳城有向西、向北迁徙的过程，惠文君十一年秦占少梁后将其名称改为夏阳，当时城未迁，是原来的少梁城所在地——今芝川镇一带。汉初夏阳城向西迁至高门原堡安村一带（其原因待考）。西汉末年夏阳城又向北迁至澽水南岸，即今之夏阳府一带。（《司马迁研究·释“更名少梁曰夏阳”》）

又：查《史记》，关于少梁更名夏阳的记载有三处：《秦本纪》中有“更名少梁曰夏阳”，《太史公自序》中有“而少梁更名曰夏阳”。《张仪列传》中有“惠王乃以张仪为相，更名少梁曰夏阳”。三条文字都说明夏阳是由少梁更名而来的，当时并无迁城之举。再看《韩城市志》对少梁、夏阳的记载：少梁“位于韩城市区以南9公里处……旧城址在韩城市城南10公里处，包括有东、西少梁、芝川等十余个自然村”。夏阳“秦汉时，故城遗址在今韩城市城南二十里”，也从地理位置上说明了少梁、夏阳故城是一处，秦代的夏阳城就是原少梁城所在地，只是更名而已。（同上）

[20] 【汇注】

张守节：腊，卢盍反，十二月腊日也。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故云初腊。猎禽兽以岁终祭先祖，因立此日也。《风俗通》云：“《礼传》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蜡，汉改曰腊’。《礼》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史记正义·秦本纪》）

吕祖谦：“周显王四十三年，秦初腊”。《解题》曰：腊者，蜡之别名也。《风俗通》云：按《礼传》，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秦、汉曰腊。春秋时，宫之奇已称虞不腊矣，则非始于秦也。特秦前此未尝为腊，惠王始讲之耳。如始皇更名腊曰嘉平，亦复用夏之旧名也。蔡邕《独断》云：腊者，岁终大祭，纵吏民宴饮。《后汉志》亦曰：季冬之月，劳农大享腊与《礼记》蜡祭之义略同。秦《年表》书初腊会龙门，意者劳农宴饮于此地欤？龙门山属同州韩城县。（《大事记解题》卷三）

张永禄：腊，古代十二月的岁终大祭。《风俗通·祀典》：“谨按《礼传》‘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汉改为腊’。腊者，猎也，言田猎取兽以祭祀先祖也。或曰腊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报功也。”《玉烛宝典》：“腊者祭先祖，蜡者报百神，同时异祭也。”《礼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初学记》：“八蜡者，一先啬、二司啬、三农、四邮表畷、五猫虎、六防、七水庸、八昆虫。”秦人自惠文君十二年（前326年）“初腊”，始皇三十一年（前216）更名腊为“腊平”。汉代则以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为腊日。《说文》：“腊，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汉代长安词典》十一《岁时风俗·腊》）

[21] 【汇注】

司马迁：（楚怀王）四年，秦惠王初称王。（《史记·楚世家》）

章　衡：丙申四十四年，四月戊午，（秦惠文王）始称王。（《编年通载》卷二《周》）

汪　越：秦惠文王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为王。按《周本纪》及《齐世家》俱载秦惠王称王在十三年。……谓是年秦初称王为是。（《读史记十表》卷三《存疑》）

王关成：一般认为杜虎符制作于秦惠文君称王前的13年之间，即公元前338至公元前325年间。……杜虎符是立虎形状，造型生动，典重有力，寓动于静，虎的形象给人以迈步行走的动态感。现存的半个虎符上刻有40字的错金铭文：“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子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殹。”铭文从虎颈背部向腹部成上下竖行排列，共九行，行三字至六字不等，字大多采用小篆，偶用古文。字迹谨严遒劲，但字迹的大小及行款布局显得不够齐整美观，给人以美中不足之感。（《漫说秦汉虎符》，载《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5年第一期）

[22] 【汇校】

吕祖谦：“周显王四十四年夏四月戊午，秦初为王”。《解题》曰：按《张仪传》，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盖张仪之请也。《秦纪》书“四月戊午，魏君称王”，按《周纪》《齐楚世家》，是岁皆书秦惠王称王，盖《秦纪》本书“君称王”，如《韩世家》十一年“君号为王”之比，今本衍一“魏”字耳。惠王之未称王也，天子犹致文、武胙，自称王之后，讫于周亡，史不复书，盖既称王则不复事周矣。（《大事记解题》卷四）

梁玉绳：按：魏惠称王在惠文四年，此《纪》已书之，而是年《纪》与《秦表》复书“魏君为王”何欤？《周纪·正义》引《秦纪》云“惠王十三年与韩、魏、赵并称王”，所引与此异，且《秦纪》无其文，当必有误。盖是年秦惠称王，故书月书日以别之。“魏”字乃“秦”字之误，《燕世家》书“燕君为王”是其例也。若《表》中“魏”字乃羡文，《表》例但书君为王也，不然魏君为王奚以入于《秦表》乎？至韩宣惠为王在秦惠更元之二年，误书于是年耳。（《史记志疑·秦本纪》）

程馀庆：“魏”字衍文。按：《周纪》《齐楚世家》，是岁皆书秦惠王为王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崔　适：按：监本误作“魏君为王”。汲古阁本、《年表》无“魏”字，是也。谓惠文君称王尔，故上文皆称君，下文皆称王。《周本纪》：“显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称王。”《正义》：“《秦本纪》云：‘惠王十三年，与韩、魏、赵并称王。’”《楚世家》：“威（怀）王四年，秦惠王称王。”《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十八年，秦惠王称王。”《张仪传》：“秦惠王十年为相，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皆即惠王十三年也。此“魏”字与下文“韩亦称王”句皆衍，今正。韩称王，《世家》谓在宣王十一年，《年表》在十年，即周显王四十六年，后此二年也。（《史记探源》卷三《十二本纪》）

【汇注】

张习孔：前325年，丙申，周显王四十四年，赵武灵王雍元年，秦惠文王十三年，魏惠王后元十年……四月，秦继齐、魏之后，始称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23] 【汇注】

张守节：魏襄王、韩宣惠王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杭世骏：臣世骏按：惠文君四年，齐魏为王。《索隐》曰：“齐威王、魏惠王。”《魏世家》云：“惠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为王。”与此互异。岂惠王始尝称王，后又降号，如称帝归帝之说耶？否则《秦纪》但应有十三年之书，不应有四年之书矣。《魏世家》于惠王时亦不著称王事。（引自《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王叔岷：“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为王。韩亦为王”。按：“魏君为王”，梁氏谓“魏字乃秦字之误”。疑是。《六国年表》之例，但书“君为王”。而《秦表》惠文十三年四月戊午仍书“魏君为王”者，魏字疑后人据已误之此文补入。景祐本《秦表》魏字在“君为王”君字右旁，颇似补入者。又据《周本纪·正义》引《秦本纪》云：“惠王十三年，与韩、魏、赵并称王。”窃疑此文本作“十三年四月戊午，秦君为王，韩、魏、赵亦为王”。（是年为赵武灵王元年）此史公所特书者也。魏惠称王，虽在秦惠四年，此则总前文言之。据《表》，韩宣惠为王，在秦惠更元之二年。以此文证之，或本当列在秦惠十三年也。（《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魏韩事插序。魏前已为王矣，因韩而重序也。（《史记论文·秦本纪》）

[24] 【汇校】

梁玉绳：按：《表》及《仪传》事在惠文后元年，此误书于十三年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陈蒲清：陕：地名，属魏。在今河南省陕县境内。（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25] 【汇校】

程馀庆：按《张仪传》，此事当在明年。（《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十四年，更为元年[1]。二年[2]，张仪与齐、楚大臣会啮桑[3]。三年，韩、魏太子来朝。张仪相魏[4]。五年，王游至北河[5]。七年[6]，乐池相秦[7]。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8]。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9]，虏其将申差[10]，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11]，斩首八万二千[12]。八年[13]，张仪复相秦。九年[14]，司马错伐蜀[15]，灭之[16]。伐取赵中都、西阳[17]。十年，韩太子苍来质[18]。伐取韩石章[19]。伐败赵将泥[20]。伐取义渠二十五城[21]。十一年[22]，里疾攻魏焦[23]，降之。败韩岸门[24]，斩首万[25]，其将犀首走[26]。公子通封于蜀[27]。燕君让其臣子之[28]。十二年[29]，王与梁王会临晋[30]。庶长疾攻赵[31]，虏赵将庄[32]。张仪相楚[33]。十三年[34]，庶长章击楚于丹阳[35]，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36]。楚围雍氏[37]，秦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38]，到满助魏攻燕[39]。十四年[40]，伐楚，取召陵[41]。丹、犂臣[42]，蜀相壮杀蜀侯来降[43]。

[1] 【汇注】

吕祖谦：“周显王四十五年，秦惠王后元年”。《解题》曰：《本纪》书“更为元年”，盖如《竹书纪年》魏惠王复改元也。（《大事记解题》卷四）

王维桢：后世改元，仿此。（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王　圻：《史记·秦本纪》曰：“秦惠文王十四年更为元年。”又《六国表》云：“初更元年”也。检历代人君，即位为元年，中间无改元之制。至秦惠王乃始有之。汉兴，多因秦故，故文帝因之，亦有后元之改，迄今以为常。故改元之始，由秦惠王也。章衡《编年通载》曰：“魏惠王五十年更为元年。”又曰：“以襄王初改元称一年。”《太史公书》误分为二王之年数。后十年秦始更元年也。（《稗史汇编》卷七十三《杂述·改元》）

陈　直：直按：秦惠王始创改元之纪年，西汉文景之中元后元，盖仿于此。（《史记新证·秦本纪》）

陈蒲清：元年：指后元元年（前324年）。（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编者按】改元后之叙事，称呼由“惠文王”改为“王”、“惠王”，亦见秦国之雄心。

[2] 【汇注】

张习孔：前323年，戊戌，周显王四十六年，秦惠文王更元二年……“五国相王”。魏将公孙衍行“合纵”之策，因使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王”以抗秦。赵、燕、中山始称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3] 【汇校】

梁玉绳：按：此与《表》及《仪传》皆缺书魏，《楚世家》云：“张仪与楚、齐、魏相盟。”是也，齐、魏二《世家》但言诸侯执政而已。（《史记志疑·秦本纪》）

程馀庆：故城在徐州府沛县西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啮桑：《魏世家》，徐广云：“在梁与彭城之间。”《纪要》（二九）：“徐州沛县西南有啮桑亭。”《河渠书》云：“啮桑浮兮淮泗满。”《纪要》说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惠王之开拓》）

[4] 【汇注】

吕祖谦：“周显王四十七年，秦张仪免相相魏”。《解题》曰：按《公孙衍传》，魏王相张仪，犀首弗利，令人谓韩公叔曰：“张仪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阳，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贵张子者，欲得韩地也。且韩之南阳已举矣，子何不少委焉以为衍功，则秦、魏之交可错矣，然则魏必图秦而弃仪，收韩而相衍。”公叔以为便，因委之犀首以为功，果相魏。然则魏王不听张仪之说者，公孙衍闻之也。《衍传》又称，衍相魏，张仪去，则不然。以《仪传》考之，仪惭无以归报，留魏四岁，而魏王卒，复说其嗣君久之，始去魏，复相秦耳。（《大事记解题》卷四）

[5] 【汇校】

张文虎：“北河”。中统、游本倒。（《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汇注】

裴　骃：徐广曰：“戎地，在河上。”（《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按：王游观北河，至灵、夏州之黄河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吕祖谦：“秦惠王游北河”。《解题》曰：“巡北边也。”徐广曰：戎地，在河上。秦始皇使蒙恬斥逐匈奴，拓地至北河。方惠王时，固未尽属秦也。（《大事记解题》卷四《本注》）

又：《正义》曰：“王游观北河，至灵、夏州之黄河也。”《音义》曰：河千里一曲，此在龙门河上，盖在夏州北。（同上）

禾　子：“北河”有二义：黄河自宁夏北流过磴口折而东流，西东流向一段对南北流向一段而言，彼为“西河”，此为“北河”，是为广义。广义北河之西段古代歧分为二派，一为经流，约当今乌加河，一为支流，约当今黄河，经流对支流而言，彼为“南河”，此为“北河”，是为狭义。（《北河》上，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

又：《史记·秦本纪》惠文王后五年“王游至北河”，昭襄王二十年王“又之上郡北河”，皆系广义。其时秦地未属今乌加河，惠文、昭襄所至，当为上郡北界今托克托附近一带黄河。今托克托一带战国以来有“榆中”之称，赵武灵王西略胡地至此，见《赵世家》。是则《始皇本纪》三十六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卫将军列传》“按榆谿旧塞，绝梓岭，梁北河”，所谓“北河”，正当与惠文、昭襄所至“北河”同，亦属广义，所指具体地区则为北河之东段。《水经·河水注》系卫青梁北河事于对“南河”而言之“北河”即狭义北河下，非也。（同上）

陈蒲清：北河：指今内蒙古河套地区黄河以北的支流乌加河，当时为黄河主流。（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王叔岷：《集解》：“徐广曰；戎地在河上。”按：《文选》袁阳源《效古诗注》、邹阳《上书吴王注》引徐注“在”并作“之”，之犹在也（拙著《古书虚字新义》有说）。（《史记斠证·秦本纪》）

[6] 【汇注】

张习孔：前318年，癸卯，周慎靓王三年，魏襄王嗣元年，宋君偃十一年，秦惠文王更元七年……五国攻秦。公孙衍发动魏、赵、韩、燕、楚五国伐秦，推楚怀王为纵约长，秦迎战于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北），五国之师皆败走。（《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义渠攻秦。初，义渠君朝魏，公孙衍谓义渠君曰：“中国无事（即关东六国不攻秦），秦得烧掇焚杅（焚烧侵掠）君之国；有事（即关东六国共伐秦），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是岁，五国攻秦，会陈轸谓秦王曰：“义渠者蛮夷之贤也，不如赂之以抚其志。”王曰：“善。”乃以“文绣千匹，好女百人”赂之，义渠君召群臣而谋曰：“此公孙衍所谓邪！”乃起兵袭秦，大败秦人于李伯（一作帛）之下。（同上）

[7] 【汇注】

张守节：乐，音岳。池，徒何反。裴氏音池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梁玉绳：按：后此五年赵武灵王使乐池送燕公子职为燕王，则池是赵人，与乐毅为一族，何缘为相于秦乎？疑。（《史记志疑·秦本纪》）

张文虎：“乐池，《正义》音池”。疑作“沱”。（《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8] 【汇校】

梁玉绳：按：此事诸处所载互有不同，余详校之，攻秦者实燕、楚、赵、魏、韩、齐六国，而匈奴不与焉。考《楚世家》云“六国攻秦，楚怀王为从长”。楚为从长，所书自当不谬，《大事记》据之是也。此纪不及，《楚年表》及《燕世家》不及，《齐》《赵世家》但言与韩、魏击秦，《魏世家》及《犀首传》俱言五国攻秦，《乐毅传》不及，《燕》《楚》《韩》《齐世家》并略之，皆错失不足凭。而贾生《过秦论》又称“九国之师”（《索隐》曰“六国之外，更有宋、卫、中山”）。岂攻秦一役，宋、卫、中山共以兵从，如匈奴之属六国欤？是时义渠亦伐秦，若并数之则为十一国矣（司马光《资治通鉴》依《年表》作“五国”，非。而高诱《国策》注以齐、宋、韩、魏、赵为五国，尤非）。（《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司马迁：（楚怀王）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十二年，齐湣王伐败赵、魏军，秦亦伐败韩，与齐争长。（《史记·楚世家》）

杭世骏：臣世骏按：《战国策补注》曰：按《秦纪》书韩、赵、魏、燕、齐帅匈奴伐秦。《年表》“韩、魏、赵、楚、燕五国伐秦，不胜”。《楚世家》书“苏秦约从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纵长，至函谷关。秦击之，六国皆引归。齐独后”。互有不同。《通鉴》据《年表》，《大事记》据《楚世家》。按：《楚世家》特详者，以从长、故当以为正。《年表》，诸国皆书“不胜”齐独后而不败，故略不书。与《纪》不书楚者，岂以《世家》文已明与修鱼之战，虏韩申差，《年表》在次年，而《纪》与此连书之，则《纪》诚有误也。高诱注“五国作齐、宋、韩、魏、赵”尤误。（引自《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9] 【汇校】

张文虎：“秦使庶长”。宋本无“秦”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修鱼，韩邑也。《年表》云秦败我修鱼，得韩将军申差。（《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修鱼，韩邑，今怀庆府原武县西北武修亭是。按战修鱼，虏申差，《年表》在明年，此连书之，误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修鱼：《左》成十年，晋郑盟于修泽，杜注：“荥阳卷县东有修武亭，亦名修鱼。”《清统志》（二〇三）：“修武亭在原武县东，春秋郑地，战国韩邑。”按：“七年，韩、赵、魏、齐帅匈奴共攻秦”，此事《世家》《年表》所载互有不同，《志疑》曾详校之。（《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惠王之开拓》）

[10] 【汇注】

司马迁：（韩宣惠王）十六年，秦败我修鱼，虏得韩将、申差于浊泽。（《史记·韩世家》）

[11] 【汇校】

梁玉绳：秦之战败韩、赵在次年（秦惠八年），不与攻秦同岁，《年表》、各《世家》可证，此《纪》并入七年误。盖六国虽同出师，不相应领，故惟韩、赵战秦。韩、赵既败，四国遂引归不战。而齐乘赵、魏之弊，复败之于观泽，齐真叵测哉！赵公子渴、韩太子奂乃是主帅，申差特韩之一将耳，以后文韩太子仓推之，知奂已死矣。意彼时渴、奂均败没，申差其生获者也。然《韩世家》谓秦虏、申差，则生获不止一将，乃何以此《纪》既失书，而又混称虏其将申差，几莫辨为赵将为韩将。《六国表》及《张仪传》皆不书主帅，亦不书，而但言申差，《韩世家》书二将而反失书主帅，未免乖驳。（《史记志疑·秦本纪》）

[12] 【汇注】

梁玉绳：至斩首之数，《表》及《赵世家》《张仪传》皆云八万，此《纪》增多二千，因《纪》仍秦史之旧，而秦尚首功，虚加其级耳。（《史记志疑·秦本纪》）

[13] 【汇注】

司马迁：（秦惠文王后元八年，即赵武灵王九年，赵）与韩、魏共击秦，秦败我，斩首八万级。（《史记·赵世家》）

吕祖谦：张仪留魏六年，而襄王始听其说。则秦之服魏，其用力亦劳矣。（《大事记解题》卷四）

[14] 【汇注】

张习孔：前316年，乙巳，周慎靓王五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秦灭巴蜀。巴、蜀二国居今四川：蜀国都成都，为“戎狄之长”；巴国都巴（今四川重庆嘉陵江北岸），犹今四川东部地区。是岁，巴蜀相攻，俱告急于秦，秦王欲伐蜀，以道险难至，韩又来攻，犹豫未决。张仪主“攻韩”，“下兵三川（河、洛、伊三水），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建王业。司马错主“伐蜀”，因“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且可“利尽西海”，从蜀道通楚，“得蜀则得楚，楚亡由天下并矣！”故不如伐蜀。惠文王从之，使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带兵经牛石道（又称金牛道，自今陕西勉县西南行，越七盘岺，入四川境，经朝天驿趋剑门关）伐蜀。十月取之。贬蜀王为侯，令陈庄相蜀，以张若为蜀国守；又以“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以实之。是时，又灭巴国，虏巴王，封为“君长”；置巴郡，郡治江州（今四川重庆北）。巴、蜀乃定，秦益富强。（《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秦攻赵，取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西阳（一作中阳，今山西中阳）、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同上）

[15] 【汇注】

程馀庆：蜀，西南夷，旧有君长。故昌意娶蜀山氏女。周衰，蜀先称王，曰蚕丛，次柏灌，次鱼凫。至杜宇，号曰望帝。禅位于其相开明，号丛帝。子卢帝，生保子帝，凡王蜀十二世，而秦灭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陈蒲清：司马错，秦国将军。事详见《战国策·秦策一》。（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6] 【汇注】

司马贞：蜀西南夷旧有君长，故昌意娶蜀山氏女也。其后有杜宇，自立为王，号曰望帝。《蜀王本纪》曰：“张仪伐蜀，蜀王开战不胜，为仪所灭也。”（《史记索隐·秦本纪》）

王叔岷：按：《索隐》：“其后有杜宇，自立为王，号曰望帝。”亦本《蜀王本纪》（见《御览》八八八）。《艺文类聚》九四引《蜀王本纪》云：“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养卒，以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秦道得通，石牛力也。后遣丞相张仪等，随石牛道伐蜀。”（又见《书钞》一一六、《白帖》九六、《御览》三百五、八八八、九百）《水经·沔水注》引来敏《本蜀论》亦云：“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路灭蜀。”（《刘子·贪爱篇》亦载此事）其事妄诞，姑录之以存异闻。（《史记斠证·秦本纪》）

[17] 【汇校】

梁玉绳：按：此与《表》同误，惟《赵世家》作“西都中阳”是也。考《汉志》地属西河郡，若中都属太原，西阳属山阳，名异地殊，未可相混。《正义》谓中都即西都，西都即中阳，谬甚。（《史记志疑·秦本纪》）

张文虎：“中都、西阳”。《志疑》云此与《表》同误，《赵世家》作“西都、中阳”，是。《汉志》地属西河郡，若中都属太原，西都属山阳，未可相混，《正义》谬。（《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郭嵩焘：“伐取赵中都、西阳”。按：《赵世家》作“西都、中阳”，属西河郡，秦所取赵地当属此；若中都属太原，西阳属山阳，未可相混。（《史记札记·秦本纪》）

王　恢：中都、西阳：应从《赵世家》作“西都、中阳”，旧说不知是正，《志疑》知其谬，而未指出“中、西”二字之错误。《年表》同误；《赵表》并衍“安邑”二字。《汉志》西河郡有西都县，钱坫云：“在今孝义县北。”《后汉》省。《集解》《正义》误以为太原郡中都说之。太原中都，因文帝为代王，自晋阳徙都之，其名后起，故城在今平遥县西北十二里（参《汾水注》）。《汉志》西河郡又有中阳县。秦取之，后昭襄王与赵惠文会于此。《说文》：“冯水出西河中阳北沙，南入河。”《文水注》：“文水自太原兹氏来，东迳中阳县故城东，又东南合胜水入汾。胜水出狐岐山东，合阳泉水，又东迳中阳故城南入汶水。”《清统志》（一四四）：“中阳故城在宁乡县西。战国赵邑，汉置县，后汉废。曹魏改置于兹氏（汾阳）县界，在今孝义县西北。”……按：《水经》云：“河水过中阳县西。”注曰：“中阳故城在东，东翼汾水，不滨于河也。”而不知西河郡前汉治富昌，后汉治离石，所领诸县，皆夹黄河两岸，从无东附汾水者。汉末寇乱，故乡荒芜，曹魏时始移郡东出，县亦随之。《元和志》云：“曹魏移中阳其于兹氏界，是已。郦注所云，是反以魏所移之城，为两汉故县，误。”董皊诚云：“《水经》所称河水过中阳西者，西汉之中阳也。《文水注》所称文水迳中阳故城者，曹魏之中阳，在今孝义县北。注于彼下，仅引晋代地理，初不以为二汉之中阳，此误证以驳经。”（《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惠王之开拓》）

【汇注】

裴　骃：《地理志》太原有中都县。（《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中都故县在汾州平遥县西十二里，即西都也。西阳即中阳也，在汾州隰城县东十里。《地理志》云西都、中阳属西河郡。”此云“伐取赵中都西阳”。《赵世家》云“秦即取我西都及中阳”。《年表》云：“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取赵中都、西阳、安邑。赵武灵王十年，秦取中都安阳。”《本纪》《世家》《年表》其县名异，年岁实同，所伐惟一处，故具录之，以示后学。（《史记正义·秦本纪》）

吕祖谦：“秦伐赵，取中都、西阳”。《解题》曰：《史记正义》曰：中都在汾州平遥县西，即西都也。西阳，即中阳也，在汾州、隰城县南。（《大事记解题》卷四）

程馀庆：中都故城，在汾州府平遥县西北十一里。西阳，今孝义县西北故中阳城是。（《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18] 【汇校】

张　照：《韩世家》在宣惠十九年，据《年表》是年为秦惠后十一年。（《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梁玉绳：按：《韩世家》太子之质在破岸门后，当在十一年。（《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司马迁：（韩宣惠王）十九年，（秦）大破我岸门。太子仓质于秦以和。（《史记·韩世家》）

[19] 【汇注】

张守节：韩地名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　恢：石章：《正义》：“韩地名”，不详的所。《韩世家》及《年表》皆无伐取石章之文。韩太子仓为质于秦，《世家》在明年败于岸门以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惠王之开拓》）

[20] 【汇校】

裴　骃：徐广曰：“将，一作‘庄’。”（《史记集解·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赵将名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梁玉绳：按：徐广曰“‘将’一作‘庄’”，则是姓庄名泥也。而《表》作“将军英”，姓乎名乎，不可详矣。（《史记志疑·秦本纪》）

张文虎：“将泥，《集解》‘将’一作‘庄’。按：《六国表》赵武灵王十一秦败我将军英，此注“将一作庄”，疑“泥一作英”之误。或后人误忆十三年虏赵庄而妄改。（《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陈　直：《六国年表》作赵庄是也，莊字汉代或写作庄，与尼字相似，后人又变作泥。（《史记新证·秦本纪》）

[21] 【汇注】

吕祖谦：“周赧王元年，秦侵义渠，取二十五城”。《解题》曰：报李帛之役也。（《大事记解题》卷四）

【编者按】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四曰：“周慎靓王三年，即秦惠文王更元七年，义渠袭秦，大败秦人于李帛。”时过四年，秦乃给于反击，取其二十五城，以示惩罚。

张　照：《六国年表》在十一年。（《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梁玉绳：按：《表》在十一年，此在十年，未知孰是。（《史记志疑·秦本纪》）

[22] 【汇注】

司马光：魏人叛秦。秦人伐魏，取曲沃而归其人。（《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赧王元年》）

张习孔：前314年，丁未，周赧王延元年，鲁平公叔元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秦攻义渠，蚕食其徒泾（在河西郡）等二十五城，广拓西北地。（《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秦抚蜀。秦封蜀王之子公子通为蜀侯（从《史记·秦本纪》。《六国年表》系于下年，作公子繇通；《索隐》作秦之公子；杨宽《战国史》第八章称公子通乃蜀王之子非秦王子弟，今从之）。（同上）

又：秦攻魏。秦使樗里疾（秦孝公子，惠文王异母弟，名疾。为人多智，秦人称为“智囊”）攻魏，取曲沃（今河南三门峡西南），而归其民；又降焦（今三门峡西）。（同上）

[23] 【汇注】

吕祖谦：“秦樗里疾伐魏，取焦及曲沃，又大破韩师及魏公孙衍于岸门，韩太子仓入质于秦以和”。《解题》曰：张仪归，相秦三岁，而魏复背秦为从，故秦伐魏。初，韩既败于浊泽，公仲谓韩王曰：“不如因张仪为和于秦，与之伐楚。”韩王将使公仲西讲于秦，楚王闻之，大恐，召陈轸告之。轸曰：“王警四境之内，起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使信王之救己也。韩听我，绝和于秦，秦必大怒，是因秦韩之兵而免楚国之患也。”楚王乃兴师，言救韩、发信臣，谓韩王曰：“不谷国虽小，已悉发之矣。”韩王大说，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以实告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虚名，而轻绝强秦之敌，必为天下笑。”韩王弗听，遂绝和于秦。秦怒，兴师与韩师战于岸门，楚救不至。韩师大败。魏《年表》又书秦人走犀首岸门，意者其救韩欤？按《后汉·地理志》，颍川郡颍阴有岸门，徐广曰：“岸门即岸亭。”（《大事记解题》卷四）

张文虎：“里疾”。《六国表》《樗甘》《穰侯《传》并作“樗”，惟此纪独作“”，各本皆同，《字类》亦引之，姑仍其旧。（《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陈蒲清：樗里疾：秦将名。事详《樗里子甘茂列传》。（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24] 【汇注】

胡三省：《续汉志》，颍川郡颖阴县有岸亭。《注》引徐广云：岸亭，即岸门。《括地志》：岸门在今许州长社县东北二十八里，今名长武亭。（《资治通鉴》卷三“赧王元年”注）

程馀庆：今绛州河津县南有岸头亭是。（《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岸门：《韩世家》，宣惠王十九年，“大破我岸门。太子仓质于秦以和。”徐广曰：“颍阴有岸亭。”《潩水注》：“潩水又迳东西武亭间，两城相对，疑是古之岸门，史迁所谓走犀首于岸门者也。”《括地志》：“岸门在许州长社县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矣。”《纪》云“樗里疾攻魏焦，降之。败韩岸门，斩首万，其将犀首走。”《志疑》曰：“‘其将犀首走’五字，当在‘降之’句下，盖犀首魏官，即公孙衍，与韩无关。”按：《魏世家》：“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门。”是“岸门”二字衍，《年表》因而挂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惠王之开拓》）

陈蒲清：岸门：在今河南许昌市北，非指河东岸门。犀首：当时是魏将（因与张仪不和而离秦至魏），事附《张仪列传》。《魏世家》作“走犀首岸门”，此处在败韩之下，句倒。（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25] 【汇校】

张文虎：“斩首万”，宋本下有“级”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26] 【汇校】

梁玉绳：附按：“其将犀首走”五字当在“降之”句下，盖错简耳。犀首魏官，即公孙衍，与韩无涉，故《魏表》及《魏世家》云“走犀首岸门”。（《史记志疑·秦本纪》）

俞　樾：夫犀首，即公孙衍，魏人也。而以为韩将，是《本纪》之误也。（《湖楼笔谈》卷三）

【汇注】

陈子龙：犀首：秦官也，韩亦有之耶？（《史记测议·秦本纪》）

[27] 【汇校】

蒋家骅：《史记·秦本纪》载：“惠王十一年（前314），公子通封于蜀。”《史记·六国年表》又载：“惠王十二年（前313），公子繇通封蜀。”《史记·索隐》又载：“繇，音由，秦之公子。”《本纪》与《年表》虽在封侯年代上记载自相抵牾，在人名上有“通”与“繇通”之别，然秦公子封蜀则是一致的。《索隐》特别强调秦之公子，却不知其所本。《华阳国志·蜀志》载：“周赧王元年（前314），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庄为相。”这在蜀侯世系上，比起《史记》的记载更具体明确，蜀侯不仅是秦之公子，而且是秦惠王的公子了。公子之名为“通国”，与《史记》所载则略有出入，然也不妨碍秦公子封蜀为侯的一致意见。孙楷《秦会要·世系》载：“公子通，惠王子，后十一年（前314），封于蜀，以陈庄为相。”“公子，亦惠王子，蜀相陈庄反，杀通，又封为侯。”《华阳国志》关于蜀侯史事的资料来源，多半采自《史记》的记载。而《秦会要》的编写资料又多半采录《史记》和《华阳国志》。蜀侯的世系不见于《史记》和《华阳国志》，而《秦会要》则确有所据地断定公子亦惠王子，不知其所本。司马迁编写《史记》，关于秦国史事，大都以《秦记》为蓝本，而《秦记》今已成为佚书。（《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秦蜀侯非秦人考辨》）

又：《战国策·秦策》的记载，与《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史记·索隐》《华阳国志·蜀志》《秦会要·世系》的记载，却出入很大。《战国策·秦策》载：“秦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史记·张仪列传》与此却有大同小异的记载：“秦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虽然《秦策》记载“蜀王更号为侯”，《张仪列传》记载：“贬蜀王更号为侯。”在主动更号与被动更号语态上有所不同，而其内容含义则是一致的，即蜀侯乃蜀王之后，并非秦人。《史记》记载蜀侯史事，有此为秦人，彼又为蜀人，此为侯，彼又为令的自相抵牾。因此，遂造成后来史籍记载蜀侯史事混乱不清。追溯其根源也就在这里。高诱《战国策·注》载：“陈庄，秦臣也。”从这条注释看来，蜀侯与陈庄在民族成分上是不相同的。设使蜀侯亦为秦人，则高诱何必加上注释来特指陈庄为秦臣？其所以特指陈庄为秦人，也就是特指蜀侯为蜀人了。不注释蜀侯，而蜀侯身份自明。《资治通鉴》的编纂者，关于蜀侯史事，亦只援用“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为相”这一记载。而《史记》及《华阳国志》所记载的蜀侯为秦公子的史事，则削而不取。据此，可以断言《资治通鉴》的编纂者亦不认为蜀侯是秦之公子。《资治通鉴》的编纂者舍彼取此，自然是有所根据的。蒙文通先生说：“根据秦汉的制度来看和闽越的事例来看，可见蜀侯之封，决不是秦的子孙，而必然是蜀的子孙。”我们亦认为《史记·秦本纪》及《华阳国志·蜀志》所记载的蜀侯为秦之公子的史事，没有反映历史事实，并有作进一步辨明的必要。（同上）

又：秦国兼并天下的最大敌国是楚国，从军事形势看来，以蜀制楚最为有利。《华阳国志·蜀志》载司马错论伐蜀之利说：“得蜀则得楚，得楚则天下并矣！”蜀国的物质力量，对秦国兼并天下的重要性，于此可以见其大概。同时，蜀国沃野千里，号称陆海，潜在的经济实力很雄厚，而秦国若要很好地利用这一潜力，就必须妥善地安抚原蜀王下面那批人员。依靠他们来治理蜀国。设使秦国在治理蜀国的体制上推行郡县制，实行直接统治，在当时中原移民甚少，设郡县的条件还不成熟，则势必招来蜀人的强烈反抗。同时，权衡当时的国际形势，秦国前面有六国合纵的严重威胁，亟须以全力防御，若一旦大后方的蜀国发生动乱，要从关中运兵弹压，则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并且，秦蜀之间，途程辽远，山河险峻，运兵入蜀弹压，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秦国采用封侯置相的体制，利用前蜀王的子孙治理蜀国，这是个妥善安稳的措施，若说蜀侯是秦国公子，则难于置信。（同上）

又：从秦国分封功臣子弟的传统政策看来，蜀侯为秦国公子，也有不少可疑之点。因为，秦国各王朝分封子弟，都毫不例外地封在关中一带，后来秦国的地盘扩张了，关东已有秦国的领地，因此，分封在关东一带的也有了。然而，分封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则除了以讹传讹的蜀侯外，就没有其他的实例。《史记·樗里子列传》载：“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樗里子为秦惠王异母弟，因其被封于严道（即今四川荣经县一带），所以得了“严君”的爵位称号。樗里子是以严道为食邑，并不是严道的临民封君，如果，以此来说明秦之子孙有分封为蜀侯的可能，那是不足引以为据的。（同上）

【汇注】

裴　骃：徐广曰：“是岁王赧元年。”（《史记集解·秦本纪》）

司马贞：《华阳国志》曰：“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为蜀侯，以陈庄为相。”徐广所云，亦据《国志》而言之。（《史记索隐·秦本纪》）

吕祖谦：“秦封公子通于蜀”。《解题》曰：按《华阳国志》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庄为相。则公子通代故蜀王为侯也。（《大事记解题》卷四）

张　照：《六国年表》在十二年，作公子繇通。（《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梁玉绳：附按：《表》作“繇通”非，公子繇乃别一人，见《张仪传》。《华阳国志》作“通国”。（《史记志疑·秦本纪》）

李玉宣等修，衷兴鉴等纂：赧王元年，秦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六年，陈壮反，杀蜀侯通国。秦遣甘茂、张仪、司马错复伐蜀，诛陈壮，封子恽为蜀侯。十四年，蜀侯恽祭山川，献馈于秦孝文王，恽后母害其宠，加毒以进王，王将尝之，后母曰：“馈从二千里来，当试之。”王与近臣，近臣即毙。王大怒，赐恽剑，使自裁。恽惧自杀。秦诛其郎中令婴等二十七人。蜀人葬恽郭外。十五年，王封恽子绾为蜀侯。十七年，闻恽冤死，使丧入葬之郭内。三十年，疑绾反，复诛之。但置蜀守。（《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十六《纪事志·封建》）

[28] 【汇校】

梁玉绳：按：事在后九年，此误书于后十一年。（《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张　照：《六国年表》此事在后九年。（《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陈蒲清：让：禅让。事详《燕召公世家》。（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燕事插叙。（《史记论文·秦本纪》）

[29] 【汇注】

章　衡：戊申二年，（秦惠文王）十二年，秦患齐楚从亲，使张仪说楚王，令绝齐，许赂以地六百里，楚王许之。（《编年通载》卷三《周》）

【汇注】

张习孔：前313年，戊申，周赧王二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秦庶长樗里疾攻赵，虏其将赵庄，拔取蔺（今山西离石西）。（《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秦王会魏王于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魏依秦意立公子政为太子。（同上）

又：齐助楚攻秦，取曲沃。（同上）

又：张仪诳楚。秦王欲伐齐，患齐、楚之纵亲，乃使张仪至楚，说楚王曰：“大王诚能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悦而许之。群臣皆贺，惟陈轸独吊。王怒曰：“寡人不兴师而得六百地，何吊也？”对曰：“夫秦之所以重楚，以其有齐也，今绝齐则楚孤，两国之兵必俱至。为王计者，不若阴合而阳绝于齐，使人随张仪，苟与吾地，绝齐未晚也。”王曰：“愿子闭口勿复言，以待寡人之得地！”乃以相印授张仪，厚赐之。楚遂绝齐，使人随张仪至秦。仪佯堕车，不朝三月。楚王闻之曰：“仪以寡人绝齐未甚耶？”乃使勇士宋遗至齐，北骂齐王。齐王大怒，折节而事秦，齐、秦之交合。仪乃朝，见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使者还报，楚王大怒，欲发兵而攻秦。陈轸曰：“攻之不如赂之一名都，与之并兵攻齐，是吾亡地于秦，而取偿于齐也。”王不听，使屈匄率师伐秦，秦亦发兵使庶长章击之。（同上）

【编者按】《史记·魏世家》称：（魏襄王）“五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围我焦、曲沃。予秦河西地。”按，此与上文秦惠文君八年“魏纳河西地”不一致。

[30] 【汇注】

吕祖谦：“秦惠王会魏襄王于临晋，立魏公子政为太子”。《解题》曰：按《张仪传》，秦取曲沃之明年，魏复事秦，盖既和而为会也，制人之父子而立其所厚，秦之无道甚矣。襄王之子昭王，史失其名，意者即政欤？（《大事记解题》卷四）

程馀庆：《年表》，立魏公子政为太子。临晋故城，在同州府朝邑县西南二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陈蒲清：临晋：地名。在今陕西省大荔县。（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牛运震：“王冠，王游至北河”，“王与梁王会临晋”。按：《秦纪》自惠文王以后俱书“王”以纪事，如称“上”，称“帝”者，此俨然本纪体也。（《史记评注·秦本纪》）

[31] 【汇注】

吕祖谦：“秦庶长樗里疾伐赵，虏赵将庄豹，拔蔺”。《解题》曰：庄豹《世家》作赵庄。苏代曰：龙贾之战（显王三十六年）、岸门之战（赧王元年）、封陵之战（赧王十一年）、高商之战（史不书）、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此所谓赵庄之战也（《史记正义》云：蔺属西河郡）。（《大事记解题》卷四）

[32] 【汇注】

司马迁：（赵武灵王）十三年，秦拔我蔺，虏将军赵庄。（《史记·赵世家》）

张　照：《赵世家》及《樗里子传》，作虏赵将军庄豹。（《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梁玉绳：按：《表》及《赵世家》作“赵庄”（《正义》谓一作“芘”，非），则庄其名也。而《樗里传》又作“庄豹”，则庄其姓也。疑莫能定。（《史记志疑·秦本纪》）

程馀庆：虏赵庄，拔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33] 【汇注】

程馀庆：说楚绝齐亲秦。（《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汇评】

王维桢：书张仪相魏、相楚，秦之谲计尽露矣，魏、楚何事乃为所愚哉！（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34] 【汇注】

司马迁：（楚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屈匄、裨将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于邓。楚闻，乃引兵归。（《史记·楚世家》）

吕祖谦：“周赧王三年，秦魏章、樗里疾、甘茂大破楚师于丹阳，虏其将屈匄及裨将逢侯丑等七十余人，斩首八万，取汉中地六百里，置汉中郡”。《解题》曰：《本纪》《年表》皆书庶长章败楚屈匄，《樗里疾传》云助魏章攻楚，败楚屈匄，取汉中地。《甘茂传》云：因张仪，樗里子而求见惠王，王使将而佐魏章略定汉中地。是疾与茂为魏章之副也。丹阳，按《后汉志》南郡枝江有丹阳聚。《张仪传》又云：“秦、齐共攻楚，杀屈匄，斩首八万，取丹阳、汉中之地。”盖齐怨楚而助秦耳。李斯上书曰：“惠王用张仪之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大事记解题》卷四）

又：“楚怀王悉兵袭秦，秦大败之于蓝田，韩、魏袭楚，至邓”。《解题》曰：《史记正义》云：“蓝田在雍州东南，从蓝田关入蓝田县。”故邓城在襄州安养县北。（《大事记解题》卷四）

章　衡：己酉三年，（秦惠文王）十三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取汉中郡。楚复来袭，又败之于蓝田。（《编年通载》卷三《周》）

张习孔：前312年，己酉，周赧王三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楚怀王十七年，……秦大败楚师。秦使魏章、樗里疾、甘茂攻楚，韩助秦，大破楚师于丹阳（今河南西丹水以北地区），虏其将屈匄及裨将逢侯丑等七十余人，斩首八万，取汉中地六百里，置汉中郡（初，楚置；秦再建，郡治南郑，今陕西汉中）。楚怀王悉发国内兵复袭秦，秦败之于蓝田（今湖北钟祥西北）。韩、魏乘楚之困再袭楚，至邓（今湖北襄樊北）。楚乃引兵归，割两城与秦和。（《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楚攻韩。楚柱国景翠围韩雍氏（今河南禹县东北），秦助韩攻楚，围景翠（一作“围景座”）。（同上）

又：秦、魏攻齐至濮水，虏其将声子（或作赘子），逐齐将匡章。（同上）

又：魏与秦攻燕。（同上）

[35] 【汇注】

胡三省：《索隐》曰：此丹阳在汉中。刘昭曰：南郡枝江县有丹阳聚，即秦破楚处。李《舆地纪胜》曰：丹阳在今归州秭归县东八里屈沱楚王城是也。余按楚遣屈匄伐秦，秦发兵逆击之，枝江之丹阳则距郢逼近，秭归之丹阳则不当秦、楚之路。《索隐》因下文遂取汉中，即谓丹阳在汉中，皆非也。此丹阳谓丹水之阳。班《志》：丹水出上洛冢岭山，东至析入钧水，其水盖在弘农丹水、析两县之间，武关之外也。秦、楚交战当在此水之阳。楚师既败，秦师乘胜取上庸路西入以收汉中，其势易矣。（《资治通鉴》卷三“赧王三年”注）

程馀庆：丹水之阳。章，渭章。（《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丹阳，《丹水注》：丹水自商县东南流注，历少习出武关，又东南经三户故城南，又经丹水县故城西南，又南经南乡县故城东北，又东经南乡县北，丹水流经两县之间，历于中之北，所谓商於者也。张仪诳楚许商於之地六百里，谓此。又南合均水，谓之析口。丹析之间，是为丹阳。《屈原传》谓“大破楚师于丹析”也。《汉高纪》，王陵起兵丹水以应高祖。丹水故城在今淅川县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惠王之开拓》）

陈　直：直按：《金石索·石索一》四十一页，《诅楚文》略云：“有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鼛，布檄告于不显大神巫咸，及大沈久湫，以底楚王熊相之多辠。”又云：“使介老将之，以自救也。”《集古录》跋尾引王伯顺云：《诅楚文》凡三，曰久湫、曰巫咸、曰亚驼，其词则一，惟告于神者随号而异。此石当刻于惠文王十三年左右，介老为将，亦足以补史之阙文。（《史记新证·秦本纪》）

陈蒲清：丹阳：丹水北岸。丹水在陕西南部。不可误解为湖北省的丹阳。（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36] 【汇注】

司马光：（赧王二年，楚怀王使屈匄帅师伐秦。秦亦发兵使庶长章击之）。春，秦师及楚战于丹阳，楚师大败；斩甲士八万，虏屈匄及列侯、执珪七十余人，遂取汉中郡。（《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赧王三年》）

程馀庆：故城汉中府东北三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37] 【汇注】

吕祖谦：“楚景翠围韩雍氏。韩宣惠王薨，子仓立，是为襄王。秦庶长樗里疾帅师救韩，败楚、齐、宋，围魏煑棗。秦樗里疾与魏伐齐，虏其将声子于濮，遂伐燕”。《解题》曰：雍氏在赧王时，楚尝两间围焉。按《后汉志》在颍川阳翟。徐广曰：《秦本纪》惠王后十三年书楚围雍氏，纪年于此。亦说楚景翠围雍氏，韩宣王卒。（《大事记解题》卷四）

又：“秦惠王、魏襄王会于蒲坂”。《解题》曰：按《水经注》《竹书纪年》，魏襄王七年（秦惠王后元十三年），秦王来见于蒲坂关。今河中府河东县。（同上）

又：“秦伐楚，取召陵”。《解题》曰：《史记正义》云：召陵故城在豫州偃城县东四十五里。（同上）

梁玉绳：按：雍氏之役，莫定何年，《六国表》不书也，《楚世家》不书也，惟周、秦二纪及齐、韩二世家《甘茂传》书之，然时既各殊，事颇不合，《秦纪》书于惠文王后十三年，与《齐世家》书于湣王十二年同，是周赧王三年。《韩世家》书于襄王十二年，是赧王十五年。皆误也。而注《国策》、注《史记》者，不复详考，遂谓楚两度围韩雍氏，以赧王三年为前所围，取秦与韩败楚，丹阳事当之。以赧王十五年为后所围，取秦败楚新城事当之。夫丹阳之与雍氏，相去远矣，《策》及传称秦宣太后，考赧王三年为惠文后十三年，惠文未薨，昭王未立，安得有宣太后耶？新城之与雍氏亦甚远矣，《策》及世家称甘茂，考茂之惧谗出奔在秦昭元年，而赧王十五年为昭王七年，茂久去秦相位，尚何收玺之言哉？盖注者之误，由于《策》《记》错乱，因生此异端耳。其实围雍止有一役，楚未尝再举，《策》《纪》未免交混。而其事非丹阳、新城也，其时非赧王三年、十五年也，《周纪》《茂传》固可据也。《周纪》书于赧王八年以后，次年即秦昭元年，故《茂传》云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韩，茂为言于王，乃下师殽以救之。而救韩之师《传》叙于茂伐魏蒲坂之先，蒲坂未拔，茂亡奔齐，皆昭王元年事也。然则围雍一役，其在赧王九年，秦昭元年，韩襄六年，楚怀二十三年乎？（《史记志疑·秦本纪》）

程馀庆：此一围雍氏也，在周赧王三年。（《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陈蒲清：雍氏：韩地。在今河南禹县东北。楚败于丹阳，怨韩助秦，进行报复。（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38] 【汇注】

程馀庆：（庶长疾助韩），败楚将屈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又：与魏攻齐，虏其将赘子。（同上）

[39] 【汇校】

梁玉绳：按：《表》及《魏世家》乃助魏攻齐耳，是时无韩伐齐事。《正义》“满”或作“蒲”，非。（《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满，或作“蒲”。秦将姓名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汇评】

杨　慎：此散纵之深计。（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程馀庆：燕与齐邻，秦、魏既胜齐，乘燕之无君而攻之也。此散从之深计。（《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40] 【汇注】

章　衡：庚戌四年，（秦惠文王）十四年，伐楚，取召陵。惠文王薨，子武王立。丹、犁臣蜀相杀蜀侯来降。（《编年通载》卷三《周》）

[41] 【汇注】

梁玉绳：按：其时秦、楚复亲，不相攻伐，此役无考，当属误文。（《史记志疑·秦本纪》）

程馀庆：故城在许州郾城县东四十五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召陵：即齐桓伐楚盟于之召陵。汉召陵县属汝南郡，故城今郾城县东三十五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惠王之开拓》）

[42] 【汇注】

张守节：二戎号也，臣伏于蜀。蜀相杀蜀侯，并丹、犁二国降秦。在蜀西南姚府管内，本西南夷，战国时蜀、滇国，唐初置犁州、丹州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方　苞：言二国臣属于秦也，与下“蜀相壮杀蜀侯来降，韩、魏、齐、楚、赵皆宾从”文正相类。《正义》：“丹犂臣蜀”句，则下文“相壮”不知何国之相，且二国臣蜀亦无为载于秦纪。蜀相壮杀蜀侯来降，据九年伐蜀灭之十一年公子通封于蜀，则秦所立也。此年蜀相壮杀蜀侯来降，则故蜀侯也。《史记》多一事而异书，非自相牴牾，乃传闻异辞，莫由得其实故，并存而不废。（《归方评点史记合笔·秦本纪》）

王　恢：丹、犁：方苞《评点》曰：“《正义》‘丹犂臣蜀’则下文‘相壮’，不知何国之相。且二国臣蜀，亦无为载于秦史。”言丹犁臣属于秦也。《正义》既误“丹、犁臣蜀”，遂以为“丹犁在蜀西南姚府管内，本西南夷，战国时蜀、滇国，唐初置犂州、丹州也”。而明年武王伐丹犁。或曰虢郐间有小国曰丹。岂以旃然水名耶？盖丹犁相近，犁或西伯戡黎之黎之遗裔，居太行山间？丹水出高平至沁阳入沁，丹或居丹水流域之部落？抑犁居于丹淅者？其时秦正急图关东，何事僻远西南之小国！（《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惠王之开拓》）

[43] 【汇校】

裴　骃：（壮），徐广曰：“一作‘状’。”（《史记集解·秦本纪》）

司马光：巴、蜀相攻击，俱告急于秦。……司马错请伐蜀。……十月取之。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慎靓王五年》）

吕祖谦：“蜀相壮杀蜀侯降秦。秦以王子为蜀侯”。《解题》曰：壮即陈庄也。所杀者公子通也。意者通叛秦，故庄杀之，以降。与壮明年为甘茂所诛。《茂传》书蜀侯相壮。则通既死，即代之也。《华阳国志》曰：“秦封王子为蜀侯。”（《大事记解题》卷四）

梁玉绳：按：《华阳志》陈壮反，杀蜀侯通国，秦遣甘茂、张仪、司马错伐蜀，诛壮。是壮未尝来降，二说以志为实。庄、壮二字古通用……惟徐广谓“一作‘状’”，乃讹本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程馀庆：蜀侯，公子通也。壮即陈庄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陈蒲清：壮：陈壮。司马错伐蜀后，将蜀王降为蜀侯，秦派陈壮为蜀相。武王元年被诛。（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蒋家骅：蜀国在蜀王统治时期，社会矛盾就异常尖锐复杂，到了秦灭蜀后，原有的社会矛盾不惟没有缓和，而且加上了秦人与蜀人之间的民族矛盾，废除奴隶占有制与建立新兴地主封建制的矛盾。虽然秦王朝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封侯置相，移民入蜀，以期借此安定政局，缓和重重矛盾，然而，终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短短的十余年间，就有过两次最大的奴隶主叛乱。一次是前311年，因蜀相陈庄杀蜀侯而引起的秦王朝出兵镇压。另一次是前301年，蜀侯的叛乱，再次引起了秦王朝出兵镇压。《史记》与《华阳国志》对于这两次叛乱都有记载。我们就这两次的叛乱性质进行分析，亦足以弄清楚蜀侯为蜀人，并非秦人。《史记·秦本纪》载：“蜀相壮杀蜀侯来降。”“武王元年诛蜀相壮”。虽不明言蜀侯被杀的原因，然从蜀相壮来降的文意看来，其叛乱的过程亦大致清楚，即蜀相先则追随以蜀侯为首的叛乱，后来又背叛蜀侯，反戈一击，杀了蜀侯，意图将功赎罪，则向秦王请降。（《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秦蜀侯非秦人考辨》）

惠王卒[1]，子武王立[2]。韩、魏、齐、楚、越皆宾从[3]。

[1] 【汇注】

梁玉绳：秦惠王始见《秦·燕策》，孝公子，始见《秦纪》《秦记》，名驷，亦曰惠文君，亦曰惠文王，亦曰文王，亦追称为帝，生十九年而立，更十四年为元年，立二十七年，葬公陵，在咸阳县西北十四里。（《汉书人表考》卷六《秦惠王》）

[2] 【汇注】

司马贞：名荡。（《史记索隐·秦本纪》）

梁玉绳：按：武王之谥此与《表》同，而《秦记》及《正义》引《括地志》《法言·渊骞篇》作“悼武”，《索隐》引《世本》及高诱《吕氏春秋·序》作“武烈”，《越绝书》又作“元武”，未知孰是，疑“悼武”为定也。《索隐》云名荡。（《史记志疑·秦本纪》）

[3] 【汇校】

裴　骃：（越）徐广曰：“一作‘赵’。”（《史记集解·秦本纪》）

梁玉绳：附按：“越”字误，徐广谓一作“赵”，是也。《竹书》载越世次最详，然七国时越不与攻伐盟会之事，故知越宾从秦为误。（《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陈蒲清：宾从：归服。（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武王元年[1]，与魏惠王会临晋[2]。诛蜀相壮[3]。张仪、魏章皆东出之魏[4]。伐义渠、丹、犂[5]。二年[6]，初置丞相[7]，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8]。张仪死于魏[9]。三年[10]，与韩襄王会临晋外[11]。南公揭卒[12]，里疾相韩[13]。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14]，窥周室[15]，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长封伐宜阳[16]。四年[17]，拔宜阳[18]，斩首六万。涉河，城武遂[19]。魏太子来朝。武王有力好戏[20]，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21]。王与孟说举鼎[22]，绝膑[23]。八月，武王死[24]，族孟说[25]。武王取魏女为后[26]，无子。立异母弟，是为昭襄王[27]。昭襄母楚人[28]，姓芈氏，号宣太后[29]。武王死时[30]，昭襄王为质于燕，燕人送归，得立[31]。

[1] 【汇注】

张习孔：前310年，辛亥，周赧王五年，秦武王荡元年……秦伐蜀及丹、犁。秦武王使庶长甘茂、张仪、司马错伐蜀，杀蜀相陈庄（《华阳国志》）；伐丹、犁，定蜀乱。（《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张仪诡说秦王而相魏。武王即位，张仪惧诛，乃谓王曰：“为王计者，东方有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闻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齐必伐之。故仪愿乞其不肖之身往魏，齐必伐魏。齐魏交兵而不能相去，王可乘其间伐韩，入三川，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秦王以为然，乃使仪入魏，魏以为相。齐果伐魏，魏王恐，仪曰：“王勿患也，请令齐罢兵。”仪乃使其舍人冯喜至楚，借楚人为使至齐，楚使者曰：“甚矣！王之托仪于秦也。”王曰：“何故？”对曰：“张仪之去秦也，固与秦王谋矣，欲使齐、魏相攻，而令秦取三川也。今王果伐魏，是王内疲国而外伐与国而托仪于秦王也。”齐王闻之，乃解兵还。张仪相魏一年卒。（同上）

又：秦伐义渠。（同上）

又：秦王会魏王于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同上）

[2] 【汇校】

裴　骃：（魏惠王），徐广曰：“《表》云哀王。”（《史记集解·秦本纪》）

梁玉绳：按：“惠王”乃“襄王”之误，《年表》所谓哀王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程馀庆：按魏惠王卒已十一年，《表》云哀王，实襄王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汇注】

胡三省：班《志》，临晋县属冯翊，故大荔也，秦取之，更名临晋。应劭曰：临晋水，故名。臣瓒曰：晋水在河之东，此县在河之西，不得临晋水。旧说，秦筑高垒以临晋国，故曰临晋。章怀太子贤曰：临晋故城，在今同州朝邑县西南。余按《唐书·地理志》，蒲州有临晋县。宋白曰：汉临晋县在今临晋县东南十八里，故解城是也。后魏改为北解县。周省。隋分猗氏县，置桑泉县。唐天宝十二载，改临晋县。天宝之改县，必有所据，则应劭临晋水之说，未可厚非。秦之临晋在河西，臣瓒、章怀之说皆是也。（《资治通鉴》卷三“赧王五年”注）

[3] 【汇注】

徐孚远：按《华阳国志》，陈壮反，杀蜀侯通，秦遣甘茂、张仪、司马错伐蜀诛壮，则非因壮自来降而诛之也。（《史记测议·秦本纪》）

吕祖谦：“秦蜀相壮反秦，使甘茂定蜀，诛壮”。《解题》曰：按《甘茂传》：蜀侯相壮反秦，使甘茂定蜀。《秦本纪》云：“诛蜀相壮。”虽侯蜀，壮实掌其柄，故壮反而不诛也。（《大事记解题》卷四）

[4] 【汇注】

吕祖谦：“秦出张仪、魏章于魏”。《解题》曰：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恶张仪未已，而齐让又至。张仪惧诛，请之魏。秦王乃具革车三十乘入魏。按《战国策》，秦惠王死，公孙衍欲穷张仪。李讐谓公孙衍曰：“不如召甘茂于魏，召公孙显于韩，起樗里子于国。三人者，皆张仪之仇也。”然则仪之函，其公孙衍之力与？魏章亦魏人，惠王时数将兵，盖仪之党也。（《大事记解题》卷四）

程馀庆：魏章，亦魏人，仪之党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5] 【汇注】

吕祖谦：丹、犁，西戎之别也。（《大事记解题》卷四）

[6] 【汇注】

高　敏：四川省博物馆与青川县文化馆的同志，于1979年1月，在川、甘、陕三省交界处的青川县双坟梁发现了一百座战国墓。经过他们从1979年2月到1980年7月先后对其中七十二座古墓的发掘和整理，在第五十号墓中发现了墨书木牍二件。其中第十六号木牍残损较少，字迹清晰，计一百二十一字，释文为：“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日，王命丞相茂、内史匽，□□更修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陌道。百亩为顷，一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埒，正疆畔，及阡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除浍。十月为桥，修陂盽，利津□。鲜草，虽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相为之□□。”此简之系年，据考为秦武王二年。这一木牍所记，主要涉及秦的《田律》内容，把它与云梦秦简的有关秦律简文结合起来研究，是了解秦的土地制度、阡陌划分和封埒形制等的最好资料。（《秦简、汉简与秦汉史研究》第二章《秦简的内容及其同秦史研究的关系》）

[7] 【汇校】

王叔岷：按：《御览》二百四引“初”作“始”。（《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裴　骃：应劭曰：“丞者，承也。相，助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习孔：前309年，壬子，周赧王六年，秦武王二年……秦初置丞相，以樗里疾为右丞相，甘茂（下蔡人，经张仪、樗里疾而入秦）为左丞相。（《中国历史大事编年》）

[8] 【汇注】

吕祖谦：“周赧王六年，秦初置丞相，以樗里疾为右丞相，甘茂为左丞相”。《解题》曰：丞相之名始于此。疾、茂并相，虽出于公孙衍之力，然当世辨士，不过此数人，迭盛迭衰，亦理势之常也。衍特随时上下，仆其已颠，迎其将至，以为己利耳。（《大事记解题》卷四）

胡三省：应劭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荀悦曰：秦本次国，命卿二人，故置左右丞相，无三公官。樗里疾，秦惠王之弟也。高诱曰：疾居渭南之阴乡，其里有大樗树，故号樗里子。（《资治通鉴》卷三“赧王六年”注）

任　隆：秦武王立左右丞相各一人；秦统一后，亦分设左右丞相。《汉书·百官公卿表》云：“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史记·秦本纪》：“武王二年（前309年），初置丞相，以甘茂为左丞相，以樗里子为右丞相。”尔后，又有屈盖、向寿、金受、芈戎、徐洗为左丞相；魏冉、薛文、楼缓、寿烛、杜仓、范睢、蔡泽、吕不韦为右丞相。秦始皇时代，昌平君、王绾、李斯为左丞相；吕不韦、隗状、冯去疾为右丞相，《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七年“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秦二世时，冯去疾为右丞相，李斯为左丞相。李斯死后，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取决于高。“中”当为宫中宦者之称，宦者亦叫“中人”，因赵高为宦官，故在丞相之上冠以“中”字，实为一官而异名。（《秦封泥官印考》，载《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7年3期》）

【编者按】“右丞相印”与“左丞相印”封泥，系1994年在陕西西安市秦章台遗址附近出土。“右丞相印”见《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7年第1期；“左丞相印”见该刊1997年第3期。

[9] 【汇评】

吕祖谦：按：《魏世家》，张仪归于魏，魏相田需死，楚相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苏代北见梁王，告之曰：“张仪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韩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齐而左魏。莫若太子自相。”梁王从之。十年，张仪死。仪本传称相魏一岁卒，非也。颍滨苏氏曰：战国之为从横者，皆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污贱无耻，莫如张仪，而其成功，莫如仪之多。仪之未信于楚也，乱而之晋，谓怀王曰：“王无求于晋国乎？”王曰：“黄金珠玑犀象，楚产也。吾何求于晋？”仪曰：“王独不好色耳。周、郑之女，粉白墨黑，立于衢闾，不知而见者以为神也。王独不好色耳！”王说，资之珠玉而遣之。南后郑袖闻而忧之，奉之以金帛。仪将行，谓王曰：“天下关闭不通，未知见日也。愿王觞臣，中饮。”仪谓王召所便习，王召郑袖，仪见之，跪请罪曰：“仪行天下，未尝见人如此其美也。而仪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与后大喜。而仪言得行。仪之所以求用者，其术至此！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大事记解题》卷四）

[10] 【汇注】

班　固：《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刘向以为近火沴水也。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横出，残贼邻国，至于变乱五行，气色谬乱。天戒若曰：“勿为刻急，将致败亡。”秦遂不改，至始皇灭六国，二世而亡。（《汉书·五行志》卷下）

又：秦居渭阳而渭水数赤，瑞异应德之效也。京房《易·传》曰：君湎于酒，淫于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流水赤也。（同上）

郦道元：《史记·秦本纪》云：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秦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大赤三日，《洪范·五行传》云：赤者，火色也，水尽赤，以火沴水也。渭水，秦大川也，阴阳乱，秦用严刑败乱之象。后项羽入秦，封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董翳为翟王，都高奴，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居槐里，为三秦，汉祖北定三秦，引水灌城，遂灭章邯。（《水经注》卷十九《渭水下》）

张习孔：前308年，癸丑，周赧王七年，秦武王三年，魏襄王十一年，韩襄王四年，秦攻韩宜阳。初，秦王欲“车通三川，窥周室”，使甘茂约魏以伐韩，而令向寿辅行。茂至魏，乃使向寿还，谓秦王曰：“魏听臣矣，然愿王勿伐。”王迎茂于息壤（秦邑），问其故，对曰：“宜阳大县，其实郡也，今倍数险，行千里，攻之难。臣闻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母织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则其母投杼下机，逾墙而走。臣之贤不若曾参，王之信臣不若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今臣羁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孙奭挟韩而议之，王必听之，故臣愿王之勿伐也。”王曰：“寡人勿听也，请予子盟。”乃盟于息壤。秋，秦王使甘茂、庶长封率师攻宜阳（今河南宜阳西）。（《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魏王会秦王于应（今河南宝丰南）。（同上）

又：秦王会韩王于临晋城外。（同上）

又：秦王封子为蜀侯。（同上）

[11] 【汇注】

张守节：外谓临晋城外。“外”字一作“水”。（《史记正义·秦本纪》）

[12] 【汇校】

王叔岷：按：“南公揭卒”四字，重刊北宋《监本》、黄善夫本、《殿本》并在下文“与韩襄王会临晋外”下，此误错。《刘子·九流篇》：“阴阳者，子韦、邹衍、桑丘、南公之类也。”所称南公，即著《南公》三十一篇者也。是否南公揭，则未敢遽断矣。（《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梁玉绳：附按：南公揭不知何人，《项羽纪》称南公，《汉·艺文志·阴阳家》有《南公》三十一篇，注云“六国时”，盖当时有道之士，揭岂其人欤？（《史记志疑·秦本纪》）

马非百：按：《史记·秦本纪》：“武王三年，南公揭卒。”南公揭为何许人？注家皆无释，又不见于他处。而史公于其卒，竟大书而特书之，必系一有重要关系之人可知。颇疑《南公》三十一篇，即此南公揭所作。据《项羽本纪》范增云：“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集解》徐广曰：“楚人也，善言阴阳。”《正义》：“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识废兴之数，知亡秦者必于楚。《汉书·艺文志》云：‘《南公》三十一篇，六国时人，在阴阳家流。’”或南公虽楚人，而死于秦；或不死于秦，而以其辨阴阳、识兴废之数，知秦必亡于三户，故史公特为著之于《本纪》。与周太史儋同例，未可断也。盖犹后世之预言家。（《秦集史·艺文志·南子》）

[13] 【汇注】

吕祖谦：“周赧王七年，秦樗里疾免相，相韩”。《解题》曰：疾相韩，未几，复归秦。按《甘茂传》，秦武王使甘茂伐宜阳。茂曰：“臣羁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孙奭二人者，挟韩而议之，王必听之。是时，疾已归秦矣。”（《大事记解题》卷四）

梁玉绳：按：疾无相韩事，时疾以右丞相出使于周，见本传。疑“相韩”二字是“使周”之误。（《史记志疑·秦本纪》）

程馀庆：疾，樗里子也。封于严郡严道县，故号严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14] 【汇注】

王叔岷：按：“欲容”复语，义并同“若”，《文选》李斯《上书秦始皇·注》引此无“容”字，《国策·秦策》二同。“欲容”同义，故可略其一。“欲容车通三川”犹言“若车通三川”也（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一引此文，释“欲”为“若”，未释“容”字）。《秦策》二、本书《甘茂传》“窥”上并有“以”字，“恨”并作“朽”。（《史记斠证·秦本纪》）

泷川资言：安井衡曰：车通三川者，欲容车之广，通三川之路也不必须广。愚按：三川，伊水、洛水、河水。（《史记会注考证》卷五《秦本纪》）

施之勉：按：《秦策》无容字。王引之曰，“庸”，词之用也。吴昌莹曰：“庸”字亦作“容”。《秦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谓欲用车也。高诱《秦策》下兵三川注：三川，宜阳也。又，《齐策》王以其间代韩如三川注：三川，宜阳邑也。据《甘茂传》，甘茂拔宜阳，武王竟至周而卒于周。则三川，即宜阳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秦本纪》）

陈蒲清：容车：有威仪之貌的游车。三川：这里指周王都洛阳。（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张家英：《樗里子甘茂列传》中亦引用秦武王此语（2311），三家亦未作注。《战国策·秦策二》亦引及之，惟只说“车通三川”，而无“容”字。

《释名·释车》：“容车，妇人所载小车也。其盖施帷，所以隐蔽其形容也。”《周礼·巾车》亦谓：王后所乘之五路，重翟、厌翟、安车三者皆有容盖。由于这种“容车”只为女子所乘，用在武王身上自不合适。《考证》所引之安井衡语，也没有把“容车”解释得清楚。

《后汉书·祭遵传》：“至葬，车驾复临，赠以将军、侯印绶，朱轮容车，介士军陈送葬，谥曰成侯。”李贤注：“容车，容饰之车，象生时也。”这样，“容车”是丧葬时运载死者衣冠与画像的车。上引秦武王语不过是说：他死了之后，如能乘上容车，通过三川，窥望周的王都，就死无遗憾了。（《〈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本纪》）

[15] 【汇注】

鲍　彪：窥，小视也。周室、洛邑。盖欲取之，不正言耳。言三川知其志，不止镐京也。（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16] 【汇注】

张守节：（宜阳），在河南府福昌县东十四里，故韩城是也。此韩之大郡，伐取之，三川路乃通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陈蒲清：宜阳：韩的重要城市，通洛阳的要道。故址在今河南省宜阳县。（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7] 【汇注】

张习孔：前307年，甲寅，周赧王八年，秦武王四年，韩襄王五年……秦拔韩宜阳。甘茂攻宜阳，五月而不下，秦王悉起兵佐茂，斩首六万；又涉河取武遂（今山西垣曲东南），筑城。韩相公仲侈入秦请和。（《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18] 【汇注】

吕祖谦：“秦拔宜阳，斩首六万。又取武遂，城之。韩使公仲侈入谢于秦以请平”。《解题》曰：宜阳在秦属三川郡，在汉属弘农郡，在今河南府福昌县。县城东、南、北三面峭绝天险。黾池、二崤，皆在境内。盖控扼之地也。秦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请之魏，约以伐韩，而令向寿辅行。”甘茂至魏，谓向寿曰：“子归，言之于王：‘魏听臣矣，然愿王勿伐。’事成，尽以为子功（向寿，武王所亲幸也，故茂以诿之）。”向寿归，以告王，王迎甘茂于息壤，问其故。对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曰县，其实郡也。始张仪西并巴、蜀之地，北开西池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张子，而以贤先王。今臣羁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孙奭二人者挟韩而议之，王必听之，王与之盟。”甘茂攻宜阳，三鼓而卒不下。甘茂曰：“我羁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阳饵王。今攻宜阳而不拔，公孙衍、樗里疾挫我于内，而公仲以韩穷我于外，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阳之郭为墓。”于是出私金以益公赏。明日鼓之，宜阳拔。（《大事记解题》卷四）

[19] 【汇注】

裴　骃：徐广曰：“韩邑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按：此邑本属韩，近平阳。《韩世家》云：“贞子居平阳，九世至哀侯，徙郑。”《楚世家》云：“而韩犹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阳。”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故知近平阳。（《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　恢：武遂：一说近平阳（山西临汾），一说近宜阳。说近平阳者：《正义》：“按：此邑本属韩，近平阳。《韩世家》云：‘贞子居平阳，九世至哀侯，徙郑。’《楚世家》云‘而韩犹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阳，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故知近平阳。’”《通鉴》（三）胡注从其说。《纪要》（四一）：“孔颖达曰：城东去平阳七十里。”《清统志》（一三八）：“平阳故城在今临汾西南，武遂又在临汾西南。”张琦《国策·释地》说在平阳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惠王之开拓》）

又：《正义》既说在平阳，而又说在宜阳，《韩世家》：“襄王六年（前306），秦复与我武遂。九年（前303），秦复取我武遂。十六年，（前296），秦与河外及武遂。釐王六年（前290），与秦武遂地二百里。”《正义》曰：“此武遂及上武遂皆宜阳近地。”（同上）

又：诸说以平阳为有据。试推言之，秦既拔宜阳，韩已半为其控制；而上党半韩国也，乃涉河以扰之。自取南阳（前263），绝太行，韩以上党与赵，不复为国矣。（同上）

陈蒲清：武遂：韩邑。近平阳，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20] 【汇注】

皇甫谧：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齐孟贲之徒并归焉。孟贲生拔牛角，是谓之勇士也。（《帝王世纪辑存·秦第六》）

吴国泰：《晋语》：“闻牛谈有力，请与之戏。”注：“戏，角力也。”好戏者，谓好斗力也。“戏，三军之偏也。一曰兵也”。皆非其义。（《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张家英：“戏”，《国语·晋语》：“少室周为赵简子之右，闻牛谈有力，请与之戏。”韦昭注：“戏，角力也。”《李将军列传》说：“广为人长，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竟死。”（2872）《白起王翦列传》：“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2341）李广与人“射阔狭以饮”，王翦军中士卒“投石超距”，都是一种“戏”的行为，即一种“角力”的表现。秦武王由于自己力气大，喜欢与人角力，即同力士们较量。下文说：“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族孟说。”武王因“有力好戏”，“举鼎绝膑”而死，孟说因能与武王戏而至大官，又因与武王戏而至族诛，都是令人哭笑不得的。（《〈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本纪》）

[21] 【汇注】

梁玉绳：任鄙始见《史·秦本纪》《樗里子传》，秦力士。（《汉书人表考》卷四《任鄙》）

梁玉绳：乌获始见《孟子》《秦·燕策》《荀子·富国》，秦武王力士，于洛阳举周鼎，两目出血，举千钧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按《文子·自然篇》：“《老子》曰：用众人之力者，乌获不足恃。”是古有乌获，后人慕之以为号也。（《汉书人表考》卷五《乌获》）

又：孟说惟见《史·秦纪》《赵世家》，秦力士，武王与举鼎，绝膑死，族孟说。按，孟说或疑即孟贲，未知是否？（《汉书人表考》卷六《孟说》）

梁玉绳：按：乌获已见《文子·自然篇》，此何以称焉。岂古力士有两乌获，如善射之名羿欤？孟说未知郡孟贲否（后书《盖勋传》有护羌校尉夏育，《王商传》有中常侍孟贲，亦类此）。（《史记志疑·秦本纪》）

王叔岷：按：《孟子·告子下》篇《疏》引《帝王世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乌获之徒并皆归焉。”《公孙丑上》篇《疏》引《帝王世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齐孟贲之徒并归焉。孟贲生拔牛角。”是孟说盖即孟贲矣。（《史记斠证·秦本纪》）

[22] 【汇注】

司马迁：（赵武灵王）十八年，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赵王使代相赵固迎公子稷于燕，送归，立为秦王，是为昭王。（《史记·赵世家》）

胡三省：按《史记·甘茂传》云：武王至周而卒于周。盖举鼎者，举九鼎也。《世家》以为龙文赤鼎。（《资治通鉴》卷三“赧王八年”注）

[23] 【汇校】

裴　骃：（膑），徐广曰：“一作‘脉’。”（《史记集解·秦本纪》）

【汇注】

皇甫谧：秦武，六国时秦武王也，而王壮多力，好有力之人。时齐人孟贲及任鄙，乌获之徒，皆往归焉。秦王与之举鼎，两月出，绝膑而死。孟贲能生拔牛角。（《帝王世纪辑存·秦第六》）

张守节：膑音频忍友。绝，断也。膑，胫骨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叔岷：按：《赵世家》云：“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御览》三八六引此文举下亦有“龙文赤”三字，盖据《赵世家》增。《论衡·书虚篇》《效力篇》膑并作脉，与徐注所称一本合；《通鉴·周纪》三作脈，脈、脉正、俗字。胡三省注：“《史记·甘茂传》云‘武王至周而卒于周’，盖举鼎者，举九鼎也。《世家》以为‘龙文赤鼎’。”又据《孟子·告子》篇《疏》引《帝王世纪》云：“秦王于洛阳举周鼎，乌获两目血出。”则与王举鼎者，非仅孟说而已。（《史记斠证·秦本纪》）

陆唐老：秦武王好以力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八月，王与孟说举鼎，绝脉而薨。（《陆状元通鉴》卷二十二（《周纪·周赧王上》）

梁玉绳：秦武王始见《秦》《齐策》。惠王子，始见《史·秦纪》，名荡，亦曰悼武王，亦曰武烈王，亦称为帝，生十九年而立。有力好戏，举鼎绝膑而死。在位四年，葬永陵，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陌。钱宫詹曰：秦孝公、惠王、昭襄王皆在第六，武王好勇轻生，又其下者，岂当赵居四等？此转写之误，非孟坚意也。秦武、任鄙、乌获，皆宜与孟说同等。（《汉书人表考》卷四《秦武王》）

张文虎：“举鼎，绝膑”。《御览》三百八十六引作“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又五百四十八又七百五十六引同，惟无“赤”字，疑今本有脱文。（《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陈蒲清：绝膑：折断腿骨。一作“绝脉”。（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24] 【汇注】

裴　骃：《皇览》曰：“秦武王冢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人以为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十五里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章　衡：甲寅八年，（秦武王）四年，武王好力，扛龙文赤鼎，绝脉而薨。无子，秦人逆其异母弟稷于燕而立之。（《编年通载》卷三《周》）

梁玉绳：按：史公于武王独变卒称死，岂以绝膑故欤？徐广膑作“脉”，似较胜。但《甘茂传》言武王至周而卒于周，与此《纪》及《赵世家》异，何也？武王在位四年，《索隐》于《秦记》引《世本》作“三年”，非。（《史记志疑·秦本纪》）

王叔岷：按：《文选》班孟坚《东都赋注》、《御览》八六引此死并作卒；《通鉴·周纪》作薨。作死，盖此文之旧。《赵世家》《论衡·书虚》《效力》二篇亦并作死。惟据《秦始皇本纪》：“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本纪》称“庄襄王卒”）则史公非于武王独变卒称死矣。《甘茂传》言“武王至周而卒于周”。参证此《纪》及《赵世家》，则举鼎盖在周，亦无不合。《帝王世纪》云：“秦王于洛阳举周鼎。”是其验矣。又按《御览》五九亦引《史记》云：“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大赤三日。”（又见六二，大作又，《五行志》同）《秦记》云：“悼武王立三年，渭水赤三日。”虽与上一条合，而《水经注》明引此为《秦本纪》之文，今本无之，张氏疑为佚文，盖是。（《史记斠证·秦本纪》）

陈　直：直按：《集解》之说，本于《皇览》是也。现俗称之周文王陵为秦惠文君冢，周武王陵为秦武王冢，两冢形式与秦庄襄王冢相同，确皆为秦制。（《史记新证·秦本纪》）

王学理等：毕陌陵地，位于咸阳市东北周陵中学内，为两座堆有大型封土的陵墓，传统说法以为它们是周文王、周武王的陵墓，但据文献及有关考古资料，学术界普遍认为所谓之周陵实际上是秦惠文王与秦武王的陵墓。惠文王陵史称“公陵”，武王陵称“永陵”，皆有高大之封土堆。现存封土虽远非原貌，但仍高11.6米，周围地面也留有战国时期的建筑物。毕陌陵地北距秦咸阳城西北数公里。是作为国都早期建设中所规划的王陵区。（《秦物质文化史》第七章《陵墓》）

【汇评】

王　充：秦武王与孟说举鼎不任，绝脉而死。举鼎用力，力由筋脉，筋脉不堪，绝伤而死，道理宜也。（《论衡·书虚篇》）

刘咸炘：梁曰：“变卒称死，岂以绝膑故与。”又曰：《始皇本纪》庄襄王死。变言死，何以贬也？当书曰“卒”。按史公此书，不似《春秋》，名称参差甚多，固由未及修整，亦本不以此为褒贬，故《周纪》诸王书“崩”，康王、昭王书“卒”，厉王书“死”，后人斤斤致辨，皆非也。尚镕谓孝公书生，以朝天子，武王书死，以窥周室。妄矣。（《太史公书知意·秦本纪》）

[25] 【汇注】

司马光：秦武王好以力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八月，王与孟说举鼎，绝脉而薨；族孟说。（《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赧王八年》）

[26] 【汇注】

陆友仁：秦羽阳宫在凤翔宝鸡县界，岁久不知其处。宋元祐六年正月，直县门之东百步，居民权氏浚地，得古筒瓦五，独一尚完，面径四寸四分，瓦面隐起四字，曰“羽阳千载”，篆字随势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阳旧址也。其地北负高原，南临渭水，前对群峰，形势雄壮，真胜地也。按《西汉·地理志》陈仓下注云“羽阳宫，秦武王起也”。（《研北杂志》卷下）

[27] 【汇校】

王叔岷：按：《通鉴·周纪》作“异母弟稷”。稷字盖据《赵世家》及此《索隐》增。黄善夫本、《殿本索隐》稷下并有“武王弟”三字。（《史记斠证·秦本纪》）

王　晖：《史记》记述秦昭襄王即位时的年龄为19岁，但这一记述不在《六国年表》与《秦本纪》中，也是附记在《秦始皇本纪》末节。（《秦惠文王行年问题与先秦冠礼年龄的演变》，载《秦文化论丛》第二辑）

【汇注】

司马迁：秦武王卒，无子，立其弟为昭王。昭王母故号为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号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号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为华阳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泾阳君。而魏冉最贤，自惠王、武王时任职用事。武王卒，诸弟争立，惟魏冉力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为将军，卫咸阳。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振秦国。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为政。（《史记·穰侯列传》）

司马贞：名则，一名稷。（《史记索隐·秦本纪》）

司马光：武王无子，异母弟稷为质于燕，国人逆而立之，是为昭襄王。（《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赧王八年》）

胡三省：昭襄王，名稷，惠文王庶子也。西周既亡，天子莫适为王。《通鉴》以秦卒并天下，因以昭襄王系年。《谥法》：昭德有劳曰昭，辟地有德曰襄。（《资治通鉴》卷六“昭襄王五十二年”注）

梁玉绳：按：《赵世家》昭襄名稷，《纪》《表》皆失书。《甘茂传·索隐》引《世本》名侧（此《纪·索隐》讹“则”），盖音相近，若齐稷门之为侧门矣。（《史记志疑·秦本纪》）

梁玉绳：昭襄王始见《秦纪》《秦记》，武王弟始见《秦纪》《甘茂传》。名稷，又作侧。亦曰昭王。母楚芈氏，号宣太后。生十九年而立。立五十六年。葬茞阳。（《汉书人表考》卷六《秦昭襄王》）

朱孔阳：昭襄王名则，一名稷，惠文王子悼武王之弟也。母宣太后五十一年，周赧王入秦献地，司马公《通鉴》遂以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继周，是年周民东亡，秦取其宝器，迁西周公子狐之聚（在汝州之外古梁城），五十六年秋薨，葬阳，《索隐》曰葬芷阳。（《历代陵寝备考》卷九《秦》）

[28] 【汇校】

王叔岷：按：重刊北宋《监本》昭襄下有王字，《文选》班叔皮《北征赋注》、范蔚宗《后汉书·皇后纪论注》引并同。（《史记斠证·秦本纪》）

[29] 【汇注】

司马光：昭襄王母芈八子，楚女也，实宣太后。（《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赧王八年》）

吕祖谦：秦惠王正后是为惠文后，实生武王。徐广以为楚女。今宣太后亦楚同姓，其惠文后之妾媵与？按《穰侯传》：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事。后世妇人预政始于此。（《大事记解题》卷四）

[30] 【汇注】

皇甫谧：（悼武王）葬毕，今安陵西毕陌。（《帝王世纪辑存·秦第六》）

[31] 【汇注】

吕祖谦：“八月，秦武王举鼎，绝膑而薨。无子，异母弟稷立，实昭王”。《解题》曰：按《甘茂传》：武王竟至周，而卒于周。盖践通三川以窥周室之言也。昭王之立，《本纪》云：“昭襄王为质于燕，燕人送归，得立。”《赵世家》云：赵王使代相赵固迎公子稷于燕，燕送归，立为秦王。《穰侯传》云：“武王卒，诸弟争立。惟魏冉力为能立昭王。”然则赵、燕为之外主，魏冉为之内主也。（《大事记解题》卷四）

【汇评】

吴见思：补序明净。（《史记论文·秦本纪》）

昭襄王元年[1]，严君疾为相[2]。甘茂出之魏[3]。二年[4]，彗星见[5]。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6]，悼武王后出归魏[7]。三年[8]，王冠[9]。与楚王会黄棘[10]，与楚上庸[11]。四年[12]，取蒲阪[13]。彗星见。五年[14]，魏王来朝应亭[15]，复与魏蒲阪[16]。六年[17]，蜀侯反[18]，司马错定蜀[19]。庶长奂伐楚[20]，斩首二万[21]。泾阳君质于齐[22]。日食，昼晦。七年[23]，拔新城[24]。里子卒[25]。八年[26]，使将军芈戎攻楚，取新市[27]。齐使章子，魏使公孙喜，韩使暴鸢，共攻楚方城[28]，取唐眛[29]。赵破中山[30]，其君亡，竟死齐[31]。魏公子劲、韩公子长为诸侯[32]。九年[33]，孟尝君薛文来相秦[34]。奂攻楚，取八城[35]，杀其将景快[36]。十年[37]，楚怀王入朝秦，秦留之[38]。薛文以金受免[39]。楼缓为丞相[40]。十一年[41]，齐、韩、魏、赵、宋、中山五国共攻秦[42]，至盐氏而还[43]。秦与韩、魏河北及封陵以和[44]。彗星见。楚怀王走之赵，赵不受[45]，还之秦，即死[46]，归葬[47]。十二年[48]，楼缓免，穰侯魏冉为相[49]。予楚粟五万石[50]。

[1] 【编者按】

“昭襄王”，湖北睡虎地秦墓秦简《大事记》作“昭王”。《史记·六国年表》及韩、赵、楚诸《世家》亦作“昭王”。秦嘉谟辑补本《世本·秦世家》昭襄王作“昭王”，名侧。

【汇注】

章　衡：乙卯九年，（秦昭襄王）元年，秦昭襄王稷母宣太后弟魏冉，自惠王时任职用事，力能立王，王以冉为将军，卫咸阳。（《编年通载》卷三《周》）

王　圻：诫剑，秦昭王稷元年丙午，铸一剑，长三尺。名曰“诫”。（《稗史汇编》卷一百三十八《器用门·历代剑名》）

张习孔：前306年，乙卯，周赧王九年，秦昭王稷元年，韩襄王六年……秦昭王使向寿（宣太后外族，昭王与寿“少与之同衣，长与之同车”）平宜阳，以武遂复归韩。（《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2] 【汇注】

张守节：盖封蜀郡严道县，因号严君。疾，名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徐孚远：樗里子名疾，此严君疾或即樗里子，前作庶长者也。（《史记测议·秦本纪》）

[3] 【汇校】

梁玉绳：按：《传》茂奔齐复至楚而终于魏，此言茂出之魏，恐是“齐”之误。《大事记》曰：“时方伐魏，自魏而奔齐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吕祖谦：本传、《战国策》皆言甘茂亡秦之齐，盖时方伐魏，自魏而奔齐也。（《大事记解题》卷四）

[4] 【汇注】

章　衡：丙辰十年，（秦昭襄王）二年，彗星见。秦庶长壮与大臣诸公子谋作乱，魏冉诛之。王年少，太后临朝，冉任政，封为穰侯。（《编年通载》卷三《周》）

马非百：“二年（前305）攻皮氏”。皮氏，魏邑。故城在今山西省河津县。此事《魏世家》列在魏哀王十三年，即秦武王四年。《六国表·魏表》则列在魏哀王十三年，即秦昭王元年。《樗里疾传》：“昭王元年，樗里子击皮氏。皮氏未降，又去。”亦昭王元年，与《魏表》同。又《甘茂传》：“秦使向寿守宜阳，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据此，则攻皮氏者乃樗里疾与甘茂二人。而其时间则当开始于昭王元年，至二年才告结束。此列在二年，盖指战事结束而言。（《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张习孔：前305年，丙辰，周赧王十年，赵武灵王二十一年，秦昭王二年……秦魏冉平“季君之乱”。初，秦武王死，无子，诸弟争立。大臣及惠文后（即武王母）、武王后拥立公子壮（武王弟）即位，称“季君”（《六国年表》作“桑君为乱”）。而芈八子（芈，楚姓，八子，妃嫔称号，惠文王妃，后称宣太后）及其异父长弟魏冉则迎立公子稷（宣太后子）。内乱三年。是岁，将军魏冉尽诛公子壮、惠文后、昭王异母兄弟及大臣，逐武王后（魏女）回魏，“季君之乱”平。昭王年少，宣太后及魏冉遂专国政，威震秦国。（《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秦楚亲善。秦昭王初立，厚赂于楚。楚乃背齐而善秦。秦迎妇于楚，秦楚“合婚而欢”。（同上）

马　雍：按《编年记》于秦昭王二年下记“攻皮氏”，此役不见于《史记》的《秦本纪》和《六国年表》秦栏而见于《魏世家》《六国年表》魏栏和《樗里子甘茂列传》，《魏世家》载于哀王十二年；《六国年表》魏栏载于哀王十三年，与秦昭王元年相值；《樗里子甘茂列传》亦作昭王元年。此役又见于《竹书纪年》，据《水经·汾水注》所引，《纪年》载此役于魏哀王十二年。（《西域史地文物丛考·读〈云梦秦简编年纪〉书后》二）

又：就秦国的纪年言，这次战役或记在昭王元年，或记在昭王二年，这个矛盾是容易解决的。按《樗里子甘茂列传》，秦国这次出兵，原来的目的是伐蒲，蒲在今河南省东北部。后蒲守请胡衍行说于樗里子，秦军遂解蒲之围而去，还击皮氏，皮氏在今山西省西南部。皮氏未降，秦军又归。由此可见，此役以伐蒲始，经历了一段时间才攻皮氏，而攻皮氏的时间并不长久。樗里子出兵伐蒲当在昭王元年，等到回师攻皮氏时候已到该年十月以后，秦历以十月为岁首，所以按秦国纪年，攻皮氏已经属昭王二年了。这次战役跨了两个年度，所以《樗里子甘茂列传》记在昭王元年者，乃就其初出兵而言；《编年记》记于昭王二年者，乃就其攻皮氏而言。记年虽异，都是正确的。（同上）

[5] 【汇注】

张守节：彗，似岁反，又先到反。（《史记正义·秦本纪》）

[6] 【汇注】

裴　骃：（惠文后），徐广曰：“迎妇于楚者。”（《史记集解·秦本纪》）

陈蒲清：及：牵连到。惠文后：惠文王的王后。良死：正常寿命。（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7] 【汇注】

吕祖谦：“秦庶长壮及大臣，诸公子作乱，魏冉诛之，遂弑惠文后，出悼武后于魏”。《解题》曰：惠文后，昭王之嫡母也。悼武王后，昭王尝所事君母也。自昭王、宣太后之立，魏冉独擅国事，二后及大臣、诸公子皆失职，不平，故相与为变。事既不克，昭王之位始定。而宣太后、魏冉之权始固矣。（《大事记解题》卷四）

陈允锡：惠文即惠王，悼武即武王。（《史纬》卷一《秦》）

陈蒲清：悼武王后：武王的王后。武王死不久，故加“悼”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8] 【汇注】

陈允锡：三国攻秦，入函谷。秦王谓楼缓曰：“三国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东而讲。”对曰：“割河东，大费也。免于国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他而问焉？”王召公子他而问之，对曰：“讲亦悔，不讲亦悔。”王曰：“何也？”对曰：“王割河东而讲，三国虽去，王必曰：‘惜矣，三国且去，吾特以三城从之！’此讲之悔也。王不讲，三国入函谷，咸阳必危。王又曰：‘惜矣，吾爱三城而不讲！’此又不讲之悔也。”王曰：“钧吾悔也，宁亡三城而悔，无危咸阳而悔也。寡人决讲矣。”使公子他以三城讲于三国，三国之兵乃退。（《史纬》卷一《秦》）

张习孔：前304年，丁巳，周赧王十一年，秦昭王三年，楚怀王二十五年……秦王与楚王盟于黄棘（今河南南阳南），秦归楚上庸（今湖北竹山西）。（《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秦初置上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同上）

[9] 【汇注】

吕祖谦：“周赧王十一年，秦昭王冠”。《解题》曰：按《秦记》，惠文王、昭襄王皆生十九年而立，若二十而冠，则当在元年，而《本纪》皆书于三年，两书必有一误也。（《大事记解题》卷四）

王　晖：《秦本纪》谓昭襄王三年时“王冠”，也不一定是21岁。谓昭襄即位时19岁是否是史迁据秦始皇加冠时21岁的年龄而进行的类推，目前尚无资料，只能存疑。（《秦惠文王行年问题与先秦冠礼年龄的演变》，载《秦文化论丛》第二辑）

[10] 【汇注】

张守节：棘，纪力反。盖在房、襄二州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故城在南阳府新野县东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陈蒲清：黄棘：又名棘阳。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1] 【汇注】

裴　骃：《地理志》，汉中有上庸县。（《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上庸，今房州竹山县及金州是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吕祖谦：上庸，本庸国地，属汉中（今为房州竹山县），楚庄王始灭之。屈匄之败，为秦所出（甘茂数张仪之功曰“南取上庸”，盖上庸汉中之要地也），至是，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故秦复归之也。（《大事记解题》卷四）

程馀庆：故城在郧阳府竹山县东四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12] 【汇注】

马非百：“四年（前303）攻封陵”。《六国表·魏表》：哀王十六年（秦昭王四年）“秦拔我蒲坂、晋阳、封陵”。《魏世家》同，惟晋阳误作阳晋，《正义》已言之。《秦本纪》仅言“取蒲坂”。《正义》云：“封陵在古蒲坂县西南河曲之中。”按：即今之风陵渡。蒲坂，今山西永济县东南。晋阳，今山西省永济县虞乡镇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13] 【汇校】

高　敏：（湖北睡虎地秦墓秦简）《大事记》载秦昭王“四年攻封陵”；《史记·秦本纪》同年条作“取蒲阪”，无“攻封陵”事；而《六国年表·魏表》作魏襄王十六年（即秦昭王四年）“秦拔我蒲阪、晋阳、封陵”，《魏世家》除“晋阳”作“阳晋”外，余悉同，《史记索隐》则谓“《纪年》作晋阳、封谷”。由此可见，《魏表》及《魏世家》和《纪年》所载，均与《大事记》部分相同，可证不误，只是“封谷”当作“封陵”而已；《秦本纪》则漏载“攻封陵”事。（《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蒲阪故城在蒲州河东县南二里，即尧舜所都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吕祖谦：“周赧王十二年，秦取魏蒲阪、阳晋、封陵”。《解题》曰：“阳晋”《本纪》《年表》作“晋阳”。晋阳，赵地也，今从《世家》。（《大事记解题》卷四）

又：《史记正义》云：蒲坂，河东县也。阳晋在曹州乘氏县西北。杜预曰：“曹、魏，下邑也。封陵，在蒲州。”（《大事记解题》卷四《本注》）

梁玉绳：按：《年表》《魏世家》是年秦拔魏蒲坂、晋阳、封陵，此缺。（《史记志疑·秦本纪》）

陈　直：直按：西安西南乡战国秦时墓中出有“蒲阪”方足币一枚，知蒲坂货币，当时已在秦流通。（《史记新证·秦本纪》）

[14] 【汇注】

马非百：“五年（前302）归蒲反”，蒲反即蒲坂，见《秦本纪》及《六国表》。亦作蒲阪，见《魏世家》。《秦本纪》：“（昭王）五年，魏王来朝应亭，复与魏蒲阪。”《六国表·魏表》及《魏世家》皆作“与秦会临晋”。但年代皆同。临晋，魏邑，今陕西省大荔县治。《方舆纪要》：“应亭即临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15] 【汇校】

裴　骃：徐广曰：“《魏世家》云会临晋。”（《史记集解·秦本纪》）

梁玉绳：按：“应亭”乃“临晋”之误，《年表》《魏世家》可证。（《史记志疑·秦本纪》）

程馀庆：《魏世家》云：会临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16] 【汇注】

吕祖谦：“周赧王十三年，魏襄王、韩太子婴朝秦，秦昭王会之于临晋，以蒲坂归魏”。《解题》曰：临晋，秦地，臣瓒曰：在河之西。旧说曰：秦筑高垒以临晋国，故曰临晋。（《大事记解题》卷四）

陈蒲清：蒲阪：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西（相传为虞舜都城）。（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编者按】“复与魏蒲阪”，湖北睡虎地秦墓秦简《大事记》作“（昭襄王）五年归蒲阪”，二者全同。

[17] 【汇注】

章　衡：庚申十四年，（秦昭襄王）六年，庶长奂伐楚，斩首二万，取重丘。（《编年通载》卷三《周》）

马非百：“六年（前302）攻新城”。《秦本纪》：“（昭王）六年，庶长奂伐楚，斩首二万。”《六国表·秦表》：“（昭王）六年，伐楚。”两处皆未言伐楚何地。据《秦本纪》下文有“七年拔新城”之文，则此处“攻新城”，与《纪》《表》所言“伐楚”，当即一事。新城，今河南襄城县。又案是年，据《六国表》，除《秦表》有“伐楚”之文外，《韩、魏表》都说“与秦击楚”。《楚表》则说：“秦、韩、魏、齐败我将军唐昧于重丘。”《韩世家》说：“与秦伐楚，杀楚将唐昧。”《齐世家》也说：“与秦击败楚于重丘。”《乐毅传》亦说：“南败楚相唐昧于重丘。”而且《韩世家》列在韩襄王十一年，《魏世家》列在魏哀王十八年，《楚世家》列在楚怀王二十八年，《齐世家》列在齐湣王二十二年（据《齐表》当在二十三年）均相当于秦昭王六年，与年表全相合。惟《秦本纪》则云：“齐使章子、魏使公孙喜、韩使暴鸢共攻楚方城，取唐昧。”且列之于昭王八年。年代与此不同。这事《吕氏春秋》也有记载，但仅言齐与韩、魏而无秦。又唐昧作唐蔑，疑当时联军似分两路进攻。大概秦军以庶长奂为主将攻新城为一路，齐、韩、魏则以章子为主将攻方城为一路。进攻结果，方城一路打到重丘，取得了很大胜利。方城，即楚长城。《汉书·地理志》：“叶县南有长城，号曰方城。”盛弘之云：“叶东界有故城，始犨县（今河南省鲁山县），东至瀙水，达比阳（今河南省鲁山县）界。南北蝉联数百里，号为方城。”重丘，《荀子·议兵篇》作垂沙，《史记·礼书》作垂涉。胡三省《通鉴》注云：“即是茈丘。”在今河南省泌阳境内。因为这一战，打败了楚国的主力军，又杀了大将唐昧，所以这次战争在当时就很有名。故《吕氏春秋·处方篇》《荀子·议兵篇》《韩诗外传（三）》《淮南子·兵略篇》《史记·礼书》《乐毅传》及《水经·比水注》多称之。《六国表·齐表》称“与秦击楚，使公子将，有功”。“公子”当是“章子之误。”（《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18] 【汇注】

司马贞：音晖。《华阳国志》曰：“秦封王子为蜀侯。蜀侯祭，归胙于王，后母疾之，加毒以进，王大怒，使司马错赐剑。”此不同也。（《史记索隐·秦本纪》）

梁玉绳：按：《华阳国志》赧王十四年蜀侯恽祭山川，献馈于秦。恽后母害其宠，加毒以进。王大怒，遣司马错赐恽剑自杀。据此则《纪》《表》言反者，乃仍秦史诬词，而非其实也。“恽”此作“”字形相近，未知孰是。（《史记志疑·秦本纪》）

[19] 【汇注】

吕祖谦：“周赧王十四年，秦蜀郡守反，司马错定蜀，诛之”。《解题》曰：《本纪》云：“蜀侯反。”《年表》云：“司马错往诛蜀守。”盖始为侯而终为守也。（《大事记解题》卷四）

程馀庆：《华阳国志》：秦封公子为蜀侯，蜀侯祭，归胙于王。后母疾之，加毒以进。王大怒，使司马错赐剑。与此不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汇评】

蒋家骅：这次叛乱为司马错所平定，可毋庸置疑。其诛杀蜀侯官员二十七人，由此可见，蜀侯的统治机器已彻底摧毁，其统治特权，可以断言，亦就此取消了。对秦国来说，这次叛乱倒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因为，从此废除了蜀侯蜀相临民治事的体制，建立了蜀郡蜀守直接统治的体制，扫除了进一步开发蜀郡的阻力。（《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辑《秦蜀侯非秦人考辨》）

[20] 【汇注】

司马光：秦庶长奂会韩、魏、齐兵伐楚，败其师于重丘，杀其将唐眜；遂取重丘。（《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赧王十四年》）

[21] 【汇注】

程馀庆：楚太子杀秦大夫而亡，故伐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22] 【汇校】

吕祖谦：“秦泾阳君为质于齐”。《解题》曰：《年表》载于明年。（《大事记解题》卷四）

梁玉绳：按：《年表》《田完世家》在七年，此误书于六年。（《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司马贞：（泾阳君），名巿。（《史记索隐·秦本纪》）

[23] 【汇注】

章　衡：辛酉十五年，（秦昭襄王）七年，樗里疾卒，魏冉为相。华阳君伐楚，斩首三万。（《编年通载》卷三《周》）

马非百：“七年（前300）新城陷”。《秦本纪》：“（昭王）七年，拔新城。”《楚世家》：“（怀王）二十九年，秦复伐楚，大破楚，楚军死二万，杀我将军景缺。”《六国表·秦表》：“（昭王）七年，击楚，斩首三万。”《楚表》：“（怀王）二十九年，秦取我襄城，杀景缺。”襄城，据《史记·正义》，当作“新城”，皆与此处“新城陷”者不同。当是七年拔新城之后，又为楚人所攻陷，故下文又言“新城归”，归就是收复的意思。惟《秦本纪》列“奂攻楚取八城，杀其将景缺”于昭王九年，似有误。（《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张习孔：前300年，辛酉，周赧王十五年，齐湣王地元年，秦昭王七年……秦相樗里疾卒，魏冉为相。（《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秦攻楚。秦华阳君（即芈戎，宣太后同父弟，初封华阳，号华阳君）伐楚，大破楚师，斩首三万，杀其将景缺，取襄城（今河南襄城）。楚王恐，使太子为质于齐以请和。（同上）

又：秦使泾阳君（即公子巿，秦昭王同母弟，初封泾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号泾阳君）质于齐。（同上）

又：秦昭王封蜀侯之子绾为蜀侯。（同上）

[24] 【汇校】

泷川资言：“年”下当有“楚”字。（《史记会注考证》卷五《秦本纪》）

施之勉：“拔”下当有“楚”字。（《史记会注考证订补·秦本纪》）

【编者按】

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掘出的秦墓竹简《编年纪》对昭王时攻拔楚国新城记载较详。文曰：“六年，攻新城；七年，新城陷；八年新城归。”正可补《秦本纪》的缺略。

昭王元年　　　五十四年

二年攻皮氏　　五十五年

三年　　　　　五十六年后九月昭死正月速产

四年攻封陵　　孝文王元年立即死

五年归蒲反　　庄王元年

六年攻新城　　庄王二年

七年新城陷　　庄王三年庄王死

八年新城归　　今元年喜傅

九年攻析　　　二年

十年　　　　　三年卷军八月喜揄史

十一年　　　　□□□军十一月喜□安陆史

十二年　　　　五年

（《云梦睡虎地秦墓》图版五〇释文）

【汇注】

张守节：《楚世家》云：“怀王二十九年，秦复伐楚，大破楚军，楚军死二万，杀我将军景缺。”《年表》云：“秦败我襄城，杀景缺。”《括地志》云：“许州襄城县即古新城县也。”按《世家》《年表》，则“新”字误作“襄”字。（《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故城在河南府南七十五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高　敏：（湖北睡虎地秦墓秦简）《编年记》载秦昭王六年“攻新城”，《史记·秦本纪》《六国年表》及《韩世家》等，均不载是年秦“攻新城”事，而《秦本纪》昭王七年条，却有“拔新城”的记载，且与《编年记》的昭王“七年新城陷”完全一致。若无昭王六年之“攻新城”，何能有昭王七年之“拔新城”？因此，《编年记》所载，是关于新城战役的全过程，是对《史记》只记攻拔、不载始攻的很好补充。（《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又：（湖北睡虎秦墓秦简）据《编年记》可证《史记·正义》以“新城”作“襄城”之误。《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七年“拔新城”，张守节《正义》曰：“《楚世家》云：‘怀王廿九年，秦复伐楚，大破楚军，楚军死二万，杀我将军景缺。’《年表》云：‘秦败我襄城，杀景缺。’《括地志》云：许州襄城县古新城县也。按《世家》《年表》，则‘新’字误，作‘襄’字。”按照张守节的意思，是说秦昭王七年曾败楚军于襄城，而《括地志》又认为襄城即古新城，因此，《秦本纪》的昭王七年“拔新城”，应作“拔襄城”。实则张守节的这一解释是错误的。原因在于：首先，据《史记·白起列传》云：昭王十三年，“白起为左更，将而击韩之新城”，可见新城属韩，与楚之襄城非一地；其次，《括地志》云“洛州伊阙县本是汉新城县”，其地“在洛州南七十里”，可见伊阙所在地也叫新城县；其三，秦昭王七年，既可败楚于襄城，又可拔韩之新城，可能是两次战役，不可混为一谈；其四，今《编年记》连载昭王六年“攻新城”、七年“新城陷”、八年“新城归”，三处均作“新城”而不作“襄城”，确证《秦本纪》昭王七年的“拔新城”，决非“拔襄城”之误，张守节误。（同上）

【编者按】《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纪》载秦昭王“六年，拔新城”。李学勤注曰：“新城，楚地，今河南襄城。《史记·秦本纪》记昭王六年伐楚，‘七年，拔新城’。《正义》引《括地志》认为新城即襄城。”

[25] 【汇注】

司马光：秦樗里疾卒，以赵人楼缓为丞相。（《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赧王十五年》）

吕祖谦：“周赧王十五年，秦樗里疾卒。以楼缓为相。赵使仇液之秦，请以魏冉为相。秦免缓而相冉”。《解题》曰：冉内挟太后之重，外结邻国之交，此所以代缓为相也。《冉传》云：赵人楼缓来相秦，赵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请以魏冉为秦相。然则赵亦恶缓识其国之虚实欤？（《大事记解题》卷四）

[26] 【汇注】

司马迁：（楚怀王）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我重丘而去。（《史记·楚世家》）

司马迁：（赵武灵王二十七年），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史记·赵世家》）

章　衡：壬戌十六年，（秦昭襄王）八年，使芈戎攻楚，取八城。楚怀不用昭睢言而会秦王。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怀王大怒，因留之。（《编年通载》卷三《周》）

[27] 【汇注】

裴　骃：《晋地记》曰：“江夏有新市县。”（《史记集解·秦本纪》）

吕祖谦：《史记正义》曰：江夏有新市县。（《大事记解题》卷四）

梁玉绳：附按：《年表》《楚世家》云“取八城”，而此言“新市”，盖新市为八城之大者，举其重言之，犹《世家》所谓“取析十五城也”（实取十六城）。（《史记志疑·秦本纪》）

程馀庆：故城在安陆府京山县东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28] 【汇注】

司马贞：（暴鸢），韩将姓名。（《史记索隐·秦本纪》）

梁玉绳：按：事在秦昭六年，《表》及诸《世家》可证，此误书于八年也。又此以为方城，而《表》及楚与田完二《世家》《乐毅传》并作“重丘”。元胡三省《通鉴》注辨之。……据胡所说，但辨重丘而不及方城，今河南南阳裕州，楚方城地，内乡县东亦有方城也。余又考《荀子·议兵篇》云“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唐杨倞注“垂沙未详所在”，《汉志》沛国有垂乡，岂垂沙乎？胡注亦未及。（《史记志疑·秦本纪》）

刘咸炘：归曰：“《秦本纪》方城一篇文字，当时有所本也。”方曰：“《秦纪》多夸语其世系，事迹独详于列国，盖秦史之旧。”又曰：“不载《国策》一语，遂觉峻洁，由国史具存也。”吴曰：“篇中叙春秋、战国事，多与他篇相出入，皆史公所自为，决非秦史之语。惟篇首不见他书，史公所采者博，不得谓全本史文也。”按：《秦记》具存，见《六国表》，与他篇出入，正是本秦史之证。但固非全本耳。中间字句颇冗散，且事宜直叙者，偏多迂回斡补，盖秦史本编年，史公联之，有未及改窜者也。（《太史公书知意·秦本纪》）

王　恢：方城：《左》僖四年，楚屈完对齐桓公曰：“楚国方城以为城。”《汉志》南阳郡叶县，误解“南有长城，号曰方城”。乃倒转其文义——变“山”为“城”，更“方”为“长”。《左传》杜注正其是曰：“方城山在叶县南……言其险固，以当城池。”后于山之西麓为城，因名方城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略楚地过半》）

又：按《楚世家》取八城，此云方城，他或传闻。（同上）

陈蒲清：方城：山名。在今河南省方城县东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29] 【汇校】

张　照：《楚世家》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我重丘而去。《年表》及各《世家》俱同。是年于秦昭为六年。（《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程馀庆：事在楚怀王二十八年，乃秦昭王六年也。此作八年，误。（《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叔岷：按：重刊北宋监本、黄善夫本、殿本“眛”并作“昧”。“眛”当作“眜”，梁玉绳云：“眜、蔑古通，字从目、从末，各本讹昧。”是也。考证本改为眛（从未），非也。《屈原列传》：“杀其将唐昧。”考证本亦改为眛；《楚世家》：“杀楚将唐昧。”《考证》云：“昧当作眜。”而《礼书》：“唐昧死焉。”《考证》引《荀子》（《议兵篇》）杨注：“昧与蔑同。”不复改字；《韩世家》：“败楚将唐昧。”《考证》又无说。不知何所适从邪？又按《商君书·弱民篇》亦作唐蔑。《汉书人表》作唐薎。蔑、薎正、俗字。（《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陈蒲清：唐昧：楚将名。取：取胜。《楚世家》：怀王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眛”。按：楚怀王二十八年相当秦昭襄王六年而非八年。见《六国年表》。（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30] 【汇注】

陈蒲清：中山：国名。在今河北省定县、唐县一带。（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31] 【汇校】

梁玉绳：按：事在秦昭六年，当赵武灵王廿五年，此误书于昭王八年也。言死齐亦非。说见《表》。（《史记志疑·秦本纪》）

张　照：《赵世家》及《年表》，攻中山，在秦昭六年。灭中山，在秦昭十二年。《田完世家》亦同。此叙入八年内。（《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32] 【汇注】

司马贞：别封之邑，比之诸侯，犹商君、赵长安君然。（《史记索隐·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齐、魏、韩、赵等事插序。（《史记论文·秦本纪》）

[33] 【汇注】

司马迁：（楚怀王）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史记·楚世家》）

章　衡：癸亥十七年，（秦昭襄王）九年，楼缓为相，伐楚，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编年通载》卷三《周》）

马非百：“九年（前298）攻析”。《楚世家》：“顷襄王横元年（秦昭王九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六国表·楚表》：“顷襄王元年，秦取我十六城。”世家言“十五城”，表言“十六城”者，《集解》徐广曰：“既取析，又并取十五城也。”《方舆纪要》：“析，楚邑。秦置中阳县，属南阳郡。汉置析县，属弘农郡。”即今河南省内乡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34] 【汇校】

梁玉绳：按：相薛文在八年。（《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司马光：秦（昭襄王）闻孟尝君之贤，使泾阳君为质于齐以请。孟尝君来入秦，秦王以为丞相。（《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赧王十六年》）

吕祖谦：“秦以田文为相”。《解题》曰：昭王闻孟尝君贤，乃先使泾阳君为质于齐，以求见孟尝君。孟尝君将入秦，苏代止之。齐湣王十五年，复卒使孟尝君入秦，昭王即以为相。（《大事记解题》卷四）

牛运震：“孟尝君薛文来相秦”。按孟尝君田文，薛，其封地，不得为薛文。（《读史纠谬》卷一《史记·秦本纪》）

张　照：《年表》及《田完世家》，薛文相秦，在秦昭王八年。（《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35] 【汇注】

高　敏：（湖北睡虎地秦墓秦简）《编年记》载昭王“九年攻析”；《史记·秦本纪》只说是年“奂攻楚，取八城”；《六国年表·楚表》谓是年“秦取我十六城”，均不言“攻析”事。独《楚世家》载是年秦攻楚，“取析十五城而去”，与《编年记》同。这既说明《楚世家》所载不误，又证明《秦本记》及《楚表》所载“八城”或“十六城”，均应包括“析城”在内。（《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36] 【汇校】

程馀庆：按：《年表》，昭王七年，取楚襄城，杀景缺。八年，取楚八城，楚王来，因留之。与《楚世家》合。此作九年，误。（《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汇注】

张　照：《楚世家》怀王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军，楚军死二万，杀我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齐以求平。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据《年表》，为秦昭七、八两年事也。各记不同。（《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梁玉绳：“奂攻楚，取八城，杀其将景快”。按：秦昭八年取楚八城，九年取楚十六城，此书于九年，不知误以八年事为九年欤？抑误以十六城为八城欤？前二年秦杀楚将景缺此又杀景快，二景必弟兄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张文虎：“景快”。《六国表》《楚世家》并作“景缺”，上文“拔新城”《正义》引同，今本惟此文作“景快”，各本皆同，或传写误。然杀景缺在昭襄七年，而此在九年，疑是错简，抑别有“景快”耶？今仍其旧。（《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37] 【汇校】

张　照：《楚世家》《年表》，皆在秦昭八年。（《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梁玉绳：案：怀王入秦在八年。（《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章　衡：甲子十八年，（秦昭襄王）十年，楚怀王亡归，秦遮楚道，乃之赵。赵不敢内，欲走魏，秦追及之，以归。（《编年通载》卷三《周》）

[38] 【汇校】

程馀庆：按：此当在昭王八年。（《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汇注】

吕祖谦：“秦昭王诱楚怀王会武关，至则执之，楚大臣共立公子横为王，是为顷襄王”。《解题》曰：怀王将入秦，昭睢、屈平皆谏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王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按《水经注》，丹水自商县东南流注，历少习，出武关，秦之南关也，通南阳郡。（《大事记解题》卷四）

[39] 【汇校】

梁玉绳：按：《正义》以金受为秦丞相姓名，谓秦相金受故免薛文也。而方氏《补正》曰：“薛文相秦，中间无金受相秦事。金受名别无所见，恐传写之误。盖薛文以受金免耳。”余考《孟尝传》，秦昭王以为相，人或说昭王曰：“孟尝君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矣。”于是昭王乃止，囚孟尝君。疑金受即说昭王之人，未知是否？又文之免相在九年，此亦误在十年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金受，秦丞相姓名。免，夺其丞相。（《史记正义·秦本纪》）

方　苞：九年，薛文来相秦，十年，免。中间无金受相秦事，金受名别无所见，恐传写之误。盖薛文以受金免，而楼缓代相耳。（《史记注补正·秦本纪》）

张文虎：“金受”。疑倒，《正义》云“秦丞相”，未知所据。（《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郭嵩焘：“薛文以金受免”。按：《孟尝君列传》：齐湣王二十五年孟尝君入秦，昭王以孟尝君为秦相。人或说秦昭王，昭王乃止；囚孟尝君，谋欲杀之。《正义》或即据说秦昭王者为金受，而谓为“秦丞相姓名”，则尤舛也。孟尝君既相秦矣，其代为丞相者楼缓也，安得有名金受于时为丞相耶？疑此二字当有误，《正义》说非。（《史记札记·秦本纪》）

[40] 【汇注】

吕祖谦：“周赧王十七年，秦以楼缓代田文为丞相。囚文，欲杀之。文亡归齐，齐以文为相”。《解题》曰：《本纪》在明年，临川王氏安石曰：“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狼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大事记解题》卷四）

[41] 【汇注】

章　衡：乙丑十九年，（秦昭襄王）十一年，楚怀王发病，死于秦。楚人怜之。诸侯由是不直秦。（《编年通载》卷三《周》）

[42] 【汇注】

张守节：盖中山此时属赵，故云五国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陈蒲清：中山：当为衍文。有“中山”则不合五国之数。（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43] 【汇校】

裴　骃：徐广曰：“盐，一作‘监’。”（《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　照：以诸世家证《年表》，为秦昭之九年。（《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盐故城一名司盐城，在蒲州安邑县。”按：掌盐池之官，因称氏。（《史记正义·秦本纪》）

胡三省：《括地志》：盐氏故城，一名司盐城，在蒲州安邑县，掌盐池之官，因称盐氏。徐广曰：“盐”，一作“监”。（《资治通鉴》卷四“赧王十九年”注）

王　恢：盐氏，《正义》：“《括地志》：‘盐氏故城一名司盐城，在蒲州安邑县。’按：掌盐池官，因称氏。”《涑水注》：“涑水过安邑县西，西南迳监盐县故城，城南有盐池。”赵一清曰：“故城在今安邑西南十五里，即运城。”（《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昭王之业绩》）

[44] 【汇校】

程馀庆：按此事当在昭王九年。（《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年表》云：“秦与魏封陵，与韩武遂以和。”按：河外陕、虢、曲沃等地。封陵在古蒲阪县西南河曲之中。武遂，近平阳地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司马光：秦取魏蒲阪、晋阳、封陵；又取韩武遂。（《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赧王十二年》）

吕祖谦：“齐、韩、魏伐秦，败秦军于函谷关。河、渭绝一日，秦使公子池割河东三城，以讲于三国，三国之兵乃退”。《解题》曰：按《史记》《战国策》，孟尝君怨秦，与韩、魏攻秦。三国攻秦，入函谷。秦昭王谓丞相楼缓曰：“三国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东而讲。”对曰：“割河东，大费也。免于国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问焉？”王召公子池而问焉，对曰：“讲亦悔，不讲亦悔。”王曰：“何也？”对曰：“王割河东而讲，三国虽去，王必曰：‘惜矣，三国且去，吾特以三城从之。’此讲之悔也；王不讲，三国入函谷，咸阳必危。王又曰：‘惜矣，吾爱三城而不讲！’此不讲之悔也。”王曰：“钧吾悔也。宁亡三城而悔，无危咸阳而悔也。寡人决讲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讲于三国。（《大事记解题》卷四）

又：初，孟尝君欲借兵食于西周。苏代为西周谓孟尝君曰：“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年，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今复攻秦以益之，韩、魏南无楚忧，西无秦患，则齐危矣。韩、魏必轻齐，畏秦，臣为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阴合于秦，而君无攻，又无借兵食。君临函谷关而无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谓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强韩、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东国以与齐，而秦出楚王以为和。君令敝邑以此告秦，秦得无破而以东国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齐，齐得东国益强，而薛世世无患矣。”孟尝君从其计。会公子池来讲解，遂罢兵。三国之兵既退，秦不果出楚怀王。颍滨苏氏曰：战国以诈力相侵伐二百余年，兵出未尝有名。秦昭王欺楚怀王而囚之，要之割地。诸侯孰视，无敢以一言问秦者。惟田文免相于秦，几不得脱，归而怨之，仍借楚为名，与韩、魏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予韩、魏。仅乃得免。自山东难秦，未有如此其壮者也。夫兵直为壮，曲为老，有名之兵，谁能御之？使田文能奋其威，则是役也齐可以伯。惜其听苏代之计，临函谷而无攻，以求楚东国，而出师之名索然以尽。东国既不可得，而怀王卒死于秦。由此观之，秦唯不遇桓文，是以横行而莫之制耳，世岂有大义而屈于不义者哉！（同上）

胡三省：《水经注》：函谷关直北隔河有崇阜，巍然独秀，世谓之风陵。郦道元所谓函谷，则潼关也。《史记正义》曰：封陵在蒲州。《唐志》：河中府河东县南有风陵关。（《资治通鉴》卷三“赧王十二年”注）

又：（赧王）十二年，秦取魏封陵，又取韩武遂，今皆归之以和。（《资治通鉴》卷四“赧王十九年”注）

梁玉绳：“十一年，齐、韩、魏、赵、宋、中山五国共攻秦，至盐氏而还。秦与韩、魏河北及封陵以和”。按：《纪》有五误，伐秦止韩、魏、齐，《策》所云“三国攻秦”者，《六国表》《孟尝传》同，乃此增赵、宋、中山为五国，一也。攻秦临函谷关，《策》所云“入函谷”者，《韩》《魏》《田完世家》《孟尝传》同，乃此谓至盐氏，二也。秦和三国，以武遂与韩，封陵与魏，齐城与齐，《策》所云“秦以三城讲于三国”者，乃此及《表》皆不言齐，《田完世家》亦不言与我齐城，反载与韩河外，又不及魏，三也。武遂、封陵在河外，故三国《世家》俱称河外，《策》作“河东”，此作“河北”，盖自秦言之曰东，自三国言之曰北，而统言之曰河外，乃此以为“河北及封陵”，四也（当改“河北”为“武遂”）。是役在秦昭九年，乃此书于十一年，五也。又伐秦讲和本一时事，而《表》与各《世家》分伐秦在秦昭九年，讲和在十一年，尤误，《大事记》纠之矣。（《史记志疑·秦本纪》）

王　恢：河北：韩、魏《世家》并作“河外”，《年表》则并无“河外”二字。诚如《志疑》所云：“河北当改为武遂”，以为既言“与韩魏”，不应偏举魏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昭王之业绩》）

又：封陵：《正义》：“在古蒲坂县西南，河曲之中。”《河水注》：“潼关直北，隔河有层阜，巍然独秀，孤峙河阳，世谓之风陵，戴延之所谓风陵堆也。”《纪要》（四）：“风陵堆在永济县南五十五里。杜佑曰：‘与潼关相近。’”此所谓风陵，即堆南五里之风陵渡。（同上）

[45] 【汇校】

梁玉绳：按：怀王亡赵在秦昭十年，非十一年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司马迁：楚怀王亡逃归，秦觉之，遮楚道，怀王恐，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与秦使复之秦。怀王遂发病。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绝。（《史记·楚世家》）

[46] 【汇评】

吕祖谦：“周赧十九年，楚怀王薨于秦”。《解题》曰：是后八十六年，楚戍卒陈胜称大楚，首难于蕲，郡县豪杰皆应之，遂以灭秦。范增说项梁立怀王孙心也，其言曰：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终之，降子婴灞上，覆秦社稷者，实义帝所遣之沛公也。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其不可诬盖如此。怀王庸主耳，使没于楚，民岂以其存亡系心哉？及秦遇之无道，则举国如悲亲戚，积怨深怒，传百年而不衰，又以见天理人心至公，而初无定在也。（《大事记解题》卷五）

[47] 【汇注】

司马光：（赧王十六年）秦人伐楚，取八城。秦王遗楚王书曰：“……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楚王患之，欲往恐见欺，欲不往恐秦益怒。昭睢曰：“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诸侯之心，不可信也！”怀王之子兰劝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将军诈为王，伏兵武关，楚王至则闭关劫之，与俱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藩臣礼，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欲盟，秦王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因不复许。秦人留之。

（赧王十八年）楚怀王亡归。秦人觉之，遮楚道。怀王从间道走赵。赵主父在代，赵人不敢受。怀王将走魏，秦人追及之，以归。

（赧王十九年），楚怀王发病，薨于楚，秦人归其丧。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资治通鉴》卷三、卷四）

[48] 【汇注】

张习孔：前295年，丙寅，周赧王二十年，韩僖王咎元年，鲁文公贾元年，魏昭王遫元年，秦昭王十二年……秦楼缓免相，复以穰侯魏冉代之。秦予楚粟五万石。（《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秦尉错伐魏，取襄城（今河南襄城）。（同上）

[49]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穰，邓州所理县，即古穰侯国。”（《史记正义·秦本纪》）

[50] 【汇注】

吕祖谦：“周赧王二十年，秦予楚粟”。《解题》曰：楚饥而归之粟也。是时秦、楚已通矣。（《大事记解题》卷五）

【汇评】

吕祖谦：楚之视秦，盖不共戴天之仇，绝之，正也。明年，已受秦粟，又三年，而迎归于秦，可胜诛哉！（《大事记解题》卷五）

十三年[1]，向寿伐韩，取武始[2]。左更白起攻新城[3]。五大夫礼出亡奔魏[4]。任鄙为汉中守[5]。十四年[6]，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7]，斩首二十四万，虏公孙喜[8]，拔五城。十五年[9]，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10]，复予之[11]。攻楚，取宛[12]。十六年[13]，左更错取轵及邓[14]。冉免[15]。封公子巿宛，公子悝邓，魏冉陶[16]，为诸侯。十七年[17]，城阳君入朝，及东周君来朝[18]。秦以垣为蒲阪、皮氏[19]。王之宜阳。十八年[20]。错攻垣、河雍，决桥取之[21]。十九年[22]，王为西帝[23]，齐为东帝，皆复去之[24]。吕礼来自归。齐破宋，宋王在魏，死温[25]。任鄙卒[26]。二十年[27]，王之汉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28]，错攻魏河内[29]。魏献安邑[30]，秦出其人[31]，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32]。泾阳君封宛[33]。二十二年[34]，蒙武伐齐[35]。河东为九县[36]。与楚王会宛。与赵王会中阳[37]。二十三年[38]，尉斯离与三晋、燕伐齐，破之济西[39]。王与魏王会宜阳，与韩王会新城[40]。二十四年[41]，与楚王会鄢[42]，又会穰[43]。秦取魏安城[44]，至大梁[45]，燕、赵救之[46]，秦军去[47]。魏冉免相[48]。二十五年[49]，拔赵二城[50]。与韩王会新城[51]，与魏王会新明邑[52]。二十六年[53]，赦罪人迁之穰[54]。侯冉复相。二十七年[55]，错攻楚[56]。赦罪人迁之南阳[57]。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58]。又使司马错发陇西[59]，因蜀攻楚黔中[60]，拔之。二十八年[61]，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62]，赦罪人迁之。二十九年[63]，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64]，楚王走[65]。周君来。王与楚王会襄陵[66]。白起为武安君[67]。三十年[68]，蜀守若伐楚[69]，取巫郡，及江南[70]为黔中郡[71]。

[1] 【汇注】

马非百：“十三年（前294）攻伊（阙）”。《秦本纪》：“（昭王）十三年，左更白起攻新城。”《白起传》：“昭王十三年，白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案此新城与上“六年攻新城”之新城不是一地。上新城是楚地，此新城是韩地。《正义》：“《括地志》云‘今洛州伊阙’。”与此正合。伊阙，今河南省洛阳市南，即龙门。新城，《汉书·地理志》河南郡有新成县，王先谦补注以为即《秦纪·白起传》“攻韩新城”之新城，故城今洛阳县南。（《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2] 【汇注】

裴　骃：《地理志》魏郡有武始县。（《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武始故城在洛州武始县西南十里。”（《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　恢：武始：《集解》《正义》以《汉志》魏郡武始县说之；武始故城在邯郸西南五十里，韩何有此地在赵魏之间？秦何越南阳而远取此孤城？详同时白起攻新城，新城今伊川，两地相去当不远。（《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败韩伊阙》）

韩兆琦：武始，韩县名，在今河北邯郸市西南。（《史记笺证·秦本纪》）

[3] 【汇校】

梁玉绳：按：此是昭王十三年，考《起传》十三年为左庶长，明年迁左更也。左庶长为第十爵，左更第十二。（《史记志疑·秦本纪》）

王叔岷：按：“左更”盖本作“左庶长”，涉下文“左更白起”而误耳。《正义》引《白起传》“将兵”，今本“兵”作“而”。（《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白起传》云：“白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括地志》云：“洛州伊阙县本是汉新城县，隋文帝改为伊阙，在洛州南七十里。”（《史记正义·秦本纪》）

吕祖谦：“秦左庶长白起，击韩新城”。《解题》曰：《秦纪》作左更白起。（《大事记解题》卷五）

又：《史记正义》云：新城在洛州伊阙县。（《大事记解题》卷五《本注》）

张　照：《白起传》，昭王十三年，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其明年，乃为左更。（《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高　敏：（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秦简）《编年记》载昭王八年“新城归”；而《史记·秦本纪》《六国年表》及《韩世家》均无是年“归新城”事。但是，《史记·白起列传》却载昭王十三年，白起“将而击韩之新城”；如果昭王八年无“归新城”事，何以昭王十三年又攻新城呢？因此，从《白起列传》推论，昭王十三年前应有“归新城”之事。今证以《编年记》所载，则知昭王八年确曾归还韩之新城，《史记》实漏载此事。（《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又：《编年记》载昭王十三年“攻伊阙”“十四年伊阙”；据《编年记》载昭王“六年攻新城”“七年新城陷”的体例，此处《编年记》“十四年伊阙”后应脱一“陷”字，即“十四年伊阙陷”。查《史记》各卷，均不载昭王“十三年攻伊阙”事，只说是年“向寿伐韩取武始，左更白起攻新城”（《史记·秦本纪》），《白起列传》也载是年白起“击韩之新城”，据《括地志》，谓洛州南七十里有新城县，“伊阙在洛州南十九里”，可见伊阙正在新城县境内，因此，“攻新城”即“攻伊阙”。至于昭王十四年伊阙陷，却在《史记》中有明确反映，如《秦本纪》谓是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六国年表》中《秦表》《韩表》《魏表》及《韩世家》均谓是年秦攻伊阙获胜，这既证《编年记》的昭王“十四年伊阙”后确漏一“陷”字；又说明《编年记》的这两条是对《史记》的很好印证和补充。（同上）

陈　直：《考证》：据传是年白起未为左更。直按：《秦本纪》十四年又纪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白起在十三年疑已官左更，此本纪与本传之异同，不能决定为孰是。（《史记新证·秦本纪》）

[4] 【汇校】

梁玉绳：按：《穰侯传》言吕礼奔齐，《孟尝传》有礼相齐事，此误也。《大事记》亦以奔魏为非。（《史记志疑·秦本纪》）

吕祖谦：“吕礼奔齐”。《解题》曰：按《穰侯传》，魏冉相秦，欲诛吕礼，礼出奔齐（《本纪》云礼出奔魏，非也）。然则礼未尝得罪于昭王，特避穰侯之祸耳。后六年，《秦纪》复书“吕礼来归”，则其权宠能与穰侯相轩轾可知矣。（《大事记解题》卷五）

程馀庆：魏，当作齐。（《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汇注】

张　照：礼姓吕，见《穰侯传》，彼云出奔齐。（《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陈蒲清：五大夫：秦爵名，第九级。礼：人名，即吕礼。（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5] 【汇注】

裴　骃：《汉书·百官表》曰：“郡守，秦官。”（《史记集解·秦本纪》）

程馀庆：（守），郡守，以备楚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6] 【汇注】

司马迁：（韩）安釐王三年，使公孙喜率周魏攻秦。秦败我二十四万，虏喜伊阙。（《史记·韩世家》）

章　衡：戊辰二十二年，（秦昭襄王）十四年，穰侯荐白起为将，大破韩、魏之师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级，诸侯大恐。（《编年通载》卷三《周》）

马非百：“十四年（前293），攻伊（阙）”。《秦本纪》：“（昭王）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公孙喜，拔五城。”《魏、韩、楚世家》《六国表·秦、魏、韩表》及《穰侯、白起传》皆同。《韩世家》参加攻秦者还有周。据此，则“伊阙”之战前后共进行了两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7]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伊阙在洛州南十九里。《注水经》云：‘昔大禹疏龙门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故谓之伊阙。’”按：今洛南犹谓之龙门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吕祖谦：“周赧王二十二年，白起败韩魏犀武公孙喜伊阙干河”。《解题》曰：按《穰侯传》，昭王十四年，魏冉举白起，使代向寿，将而攻韩、魏，败之伊阙。起既代寿，每战必克，遂成秦并吞六国之势。冉之是举，可谓有大功于秦矣。起之谢疾不肯伐赵也，昭王使应侯责之曰：“韩、魏相率兴兵甚众，君所将之卒，不能半之，而与战之于伊阙，大破二国之军，流血漂橹，斩首二十四万，韩、魏以故至今称东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闻。今赵卒之死于长平者，已十七八，君尝以寡击众，取胜如神，况以强击弱，以众击寡乎？”起曰：“伊阙之战，韩孤，顾魏，不欲先用其众，魏恃韩之锐，欲推以为锋，二军争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设疑兵以待韩阵，专军并锐触魏之不意。魏军既败，韩军自溃。乘胜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论伊阙之胜，莫详于此。（《大事记解题》卷五）

又：《史记正义》：干河源出绛州绛县东南殽山，南流注河。是水冬干夏流，故曰干河。《水经注》又云：“《左传》赵鞅使汝宽守阙塞。”即伊阙也。（《大事记解题》卷五《本注》）

【汇评】

马　雍：回顾昭王即位以前……当时秦国的势力范围，东面刚刚达到黄河沿岸和宜阳一线，南面刚刚夺取了蜀和汉中，从地理条件来说，仅初步取得有利于进攻的位置。但军事上获得成功却是在昭王时期。昭王十四年，伊阙之战，是对韩国最沉重的打击，从此韩国无险可守，几乎成为秦国的附庸。（《西域史地文物丛考·读云梦秦简〈编年记〉书后》）

[8] 【汇注】

梁玉绳：按：上文言魏使公孙喜攻楚，则喜是魏将也，故《穰侯传》称“虏魏将公孙喜”，乃此《纪》及《白起传》不言喜为何国之将，而《六国表》书虏喜于《韩表》中，《韩世家》谓“使公孙喜攻秦，秦虏喜”，似喜又为韩将矣。盖伊阙之役，韩为主兵，而实使魏之公孙喜将之，故所书不同，未定是误耳。但《周、魏策》云“战于伊阙，杀犀武”，《周本纪》曾及之，而《史》叙战伊阙事，各处皆不及杀魏将犀武，岂以武非主帅欤？又此及《起传》言“拔五城”，未知所拔者魏城乎？韩城乎？殊欠分明。（《史记志疑·秦本纪》）

[9] 【汇注】

马非百：“十五年（前292》攻魏”。《秦本纪》：“（昭王）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复予之。”垣，魏邑，故城在今山西省垣曲县西北二十里。（《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10] 【汇注】

张守节：垣音袁。前秦取蒲阪，复以蒲阪与魏，魏以为垣。今又取魏垣，复与之，后秦以为蒲阪、皮氏。（《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　恢：垣：《汉志》河东郡垣县，故城在今垣曲县西二十里。魏武侯城之。垣在太行山西麓，县东王屋山其状如垣，故又名王垣、东垣，汉称武垣，宋改今名。（《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昭王之业绩》）

[11] 【汇校】

梁玉绳：按：下文十七年书“秦以垣易蒲阪、皮氏”，十八年书“攻垣取之”，则起未尝以垣予魏也，当衍“复予之”三字，《白起传》但言“拔垣”可据。（《史记志疑·秦本纪》）

高　敏：《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复予之”，张守节《正义》曰：“前云取蒲阪，复以蒲阪与魏，魏以为垣，今又征取魏垣，复予之，后秦以为蒲阪、皮氏。”按照张氏的解释，显然是说当秦昭王五年“复与魏蒲阪”以后，魏国便把蒲阪改名为“垣”了；所以，自昭王五年以后，“垣”与“蒲阪”便是一个地方了。今证以《编年记》，此说实误。《编年记》载昭王“十七年攻垣、轵”，“十八年攻蒲阪”。在这里，“垣”与“蒲阪”之名同时存在，且“攻蒲阪”还在“攻垣”之后，这就确证“垣”与“蒲阪”到昭王十七、八年仍是两地，并未以蒲阪为垣，则张守节所谓昭王五年秦以蒲阪予魏之后，“魏以为垣”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臆测。（《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又：据《史记·秦本纪》云：昭王十五年“攻魏取垣”后，“复予之”，即把“垣”归还了魏国；自此年后到昭王十七年前，《秦本纪》并无再次“攻魏取垣”事；但是，到了昭王十七年，突然冒出了“秦以垣为蒲阪、皮氏”一事，殊不可解。司马贞《索隐》认为“为”字当是“易”字之误，实则“垣”既已于昭王十五年予魏，又何以易之？今查《史记·白起列传》，昭王十六年“起与客卿错攻垣城拔之”，可见在“秦以垣为蒲阪、皮氏”之前，秦国确已把昭王十五年归还给了魏国的“垣”再次攻取了，因此，才有可能把魏之垣城改为秦之蒲阪、皮氏。今《编年记》载昭王“十七年攻垣、轵”，这就确证“秦以垣为蒲阪、皮氏”一事，是在昭王“十七年攻垣、轵”以后不久发生的。由于《史记·秦本纪》漏载昭王十七年再度“攻魏取垣”事，才造成了上述不可解释的矛盾现象。因此，根据《编年记》所载昭王“十七年攻垣、轵”一事，一则可以订正《史记·白起列传》的昭王十六年“攻垣城拔之”，应作昭王十七年；二则说明司马贞的解释确不足信；三则证明《史记·秦本纪》漏载昭王十七年再度攻魏取垣事。（同上）

【汇注】

方　苞：《正义》，魏以蒲坂为垣，非也。果尔，则十七年不当书“秦复以垣易蒲坂、皮氏矣”。（《史记注补正·秦本纪》）

[12] 【汇校】

高　敏：据湖北睡虎地秦墓秦简，《史记·秦本纪》昭襄王十五年“攻楚取宛”，应为昭王十六年攻韩取宛之误。《编年记》载昭王“十五年攻魏”，“十六年攻宛”，是秦之攻魏与攻宛分别为昭王十五年与十六年，而非一年事，但是，《史记·秦本纪》却把二事合于一年，谓昭王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复予之；攻楚，取宛”。然而，查《白起列传》，则只说是年“白起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却无同年白起“攻楚取宛”事。又据《六国年表·韩表》，谓韩釐王五年（即秦昭王十六年）“秦拔我宛”，《韩世家》同此；张守节《正义》曰：“宛，邓州县也，时属韩也。”由此可见，秦昭王十六年确曾攻韩取宛，《编年记》所载昭王十六年“攻宛”，与此正合；且此次战役是攻韩而非攻楚。因此，《秦本纪》的昭王十五年“攻楚取宛”之说，在年代与国别上都是错误的，应作昭王十六年攻韩取宛。（《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13] 【汇注】

司马迁：（韩釐王）五年，秦拔我宛。（《史记·韩世家》）

章　衡：庚午（周赧王）二十四年，（秦昭襄王）十六年，攻韩取宛。（《编年通载》卷三《周》）

马非百：“十六年（前291）攻宛”。《韩世家》：“（厘王）五年（秦昭王十六年）秦拔我宛。”《六国表·韩表》同。《正义》：“宛，邓州县，时属韩。”《秦本纪》《穰侯传》皆作“攻楚取宛”，又系于昭王十五年者，王先谦《汉书补注》以为“楚地，秦昭王攻楚取之。又入韩，秦拔之以封公子巿”。故城即今河南省南阳市。（《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张习孔：前291年，庚午，周赧王二十四年，秦昭王十六年……秦伐魏。秦左更司马错攻魏取轵（今河南济源东南），与白起再拔垣城（今山西垣曲东南）。（《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秦伐韩，秦司马错攻韩取邓（今河南孟县西）；又使白起攻韩取宛（今河南南阳。原属楚，前301年“垂沙之役”之后为韩所夺取。邓、宛为当时冶铁中心）。（同上）

又：魏冉复相秦。秦相寿烛免，魏冉复为相，封于穰（今河南邓县），号穰侯。又改封昭王同母弟公子巿（一作池）于宛，改封昭王同母弟公子悝于邓（初封高陵，今陕西高陵。号高陵君）。是时，宣太后专权，故皆封于富庶之地。（同上）

[14] 【汇注】

裴　骃：《地理志》河内有轵县，南阳有邓县。（《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轵城在怀州济源县东南十三里，故邓城在怀州河阳县西三十一里，并六国时魏邑也。”按：二城相连，故云及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　恢：轵：今济源县南十三里轵城镇。春秋名原，战国时改称轵。县北有轵关，为通上党孔道，太行八陉第一陉也。三家分晋属韩。苏秦曰：“秦下轵道则南阳动，劫韩包围则赵自销铄。”（《国策·赵策二》）《纪年》，梁惠成王十三年（前358），韩使许息致地，以轵道易鹿（鹿鸣城，即白马津。在今滑县西）。盖韩自河内通鹿，魏自河东通邺，中又有卫，地恒交错，时相侵夺，致地修好，巫沙之盟，因归厘（厘城在荥阳东四十里）于韩。（《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昭王之业绩》）

又：《正义》：“《括地志》：‘故邓城在怀州河阳县西二十一里，并轵，六国时魏邑。’按：二城相连，故云及也。”《清统志》（二〇三），故城今孟县西南三十里。（同上）

[15] 【汇校】

梁玉绳：按：穰侯魏冉凡三相三免，《纪》《表》皆不尽书，而《纪》与《传》所书之年亦多舛戾不合。余综考之，冉初为相在昭王十二年，至十五年免，此书冉免于十六年，误也。再相在十六年，至二十一年免，此《纪》下文于廿四年书“魏冉免相”者，误也。三相在二十六年，至四十二年免相出就封邑，《传》所谓“免二岁复相秦”者，乃免四岁之误也。《传》称“复相四岁拔郢”，故知其误。若免二岁复相，则当云“六岁拔郢”矣。（《史记志疑·秦本纪》）

郭嵩焘：按后二十四年魏冉免相，此处“冉免”二字疑衍。（《史记札记·秦本纪》）

张　照：《六国年表》及《穰侯传》，冉谢病免相，在昭十五年，此入十六年内。（《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陈蒲清：冉免：魏冉在后二十四年免相。此二字疑衍。（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6] 【汇注】

司马贞：悝号高陵君，初封于彭，昭襄王弟也。（《史记索隐·秦本纪》）

吕祖谦：“周赧王二十四年封魏冉、公子巿、公子悝”。《解题》曰：冉、巿、悝之封，皆取于邻国，非秦地也。公子悝以《本纪》考之，乃叶阳君，然则公子巿必泾阳君也。非昭王之亲母弟，岂得与穰侯同封乎？巿之宛，去年所取；悝之邓，今年所取。冉之穰与陶史，虽不载何年得之，盖亦近岁取之耳。穰今邓州穰县，陶乃汉之定陶，今之曹州济阴。（《大事记解题》卷五）

张　照：《穰侯传》：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泾阳君。《索隐》曰：高陵名显，泾阳名悝，两注（与本篇《索隐》）自相牴牾）。（《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梁玉绳：附按：巿者泾阳君也，悝者高陵君也。《索隐》于此处不误，而于《苏秦》《穰侯传》谓泾阳为悝，误矣。又云“高陵名显”，则是误以秦末齐王田巿之使者高陵君显为秦公子也（显见《项羽纪》）。张冠李戴，可哂之甚。（《史记志疑·秦本纪》）

程馀庆：悝号高陵君，初封于彭，昭襄王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17] 【汇注】

司马迁：（韩釐王）六年，与秦武遂地二百里。（《史记·韩世家》）

章　衡：辛未二十五年，（秦昭襄王）十七年，魏入河东地四百里，韩入武遂地二百里于我。东周君来朝。（《编年通载》卷三《周》）

马非百：“十七年（前290）攻垣、枳”。《秦本纪》：“（昭王）十八年，错攻垣、河雍，决河取之。”又云：“（昭王）十六年，左更错取轵及邓。”《六国表·秦表》：“（昭王）十八年，客卿错击魏，至轵，取城大小六十一。”《魏表》：“（昭王）七年（秦昭王十八年）秦击我，取城大小六十一。”《魏世家》同。《白起传》则列“攻垣城”于“取城大小六十一”之后，皆与此列“攻垣、枳”于十七年者不同。又案：垣已于昭王十五年攻取后，复以予魏，今又攻取之。枳即轵，故城在今河南省济源县南。邓故城在今河南省孟县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18]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濮州雷泽县本汉郕阳县，古郕伯姬姓之国，周武王封弟季载于郕，其后迁城之阳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梁玉绳：附按：成阳君是韩人，《魏策》有之，《史》《汉》中成与城多通用，注家皆略，故著之。（《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评】

吕祖谦：“周赧王二十五年，东周君朝秦”。《解题》曰：两周之君，自别为国，各事大国以自固，非王赧所能制也。（《大事记解题》卷五）

[19] 【汇校】

司马贞：“为”当为“易”，盖字讹也。（《史记索隐·秦本纪》）

梁玉绳：附按：《索隐》云“‘为’当为‘易’，盖字讹也”。而《水经注》四引薛瓒曰：“《秦世家》以垣为蒲反。”作如字读，非，称《秦本纪》为《秦世家》亦创。师古注《汉地理志》亦不取瓒说。（《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蒲阪，今河东县也。皮氏故城在绛州龙门县西一里八十步。（《史记正义·秦本纪》）

方　苞：十五年攻魏取垣，《索隐》谓垣即蒲坂也。复谓以垣易蒲坂、皮氏，其说自相矛盾，盖垣亦魏邑。秦既取之，复以易魏之蒲坂、皮氏也。前书取垣复予之，而此书以垣易者，疆场之邑，一彼一此，攻夺无常，不可悉书，书以垣易，则复取垣于魏可知矣。犹前书取魏皮氏，而此书以垣易蒲坂、皮氏，则皮氏复为魏取，可知矣。（《史记注补正·秦本纪》）

[20] 【汇注】

章　衡：壬申二十六年，（秦昭襄王）十八年，客卿错伐魏，至轵，取城大小六十一。（《编年通载》卷三《周》）

马非百：“十八年（前289）攻蒲反”。《秦本纪》：“（昭王）十七年，秦以垣为蒲坂、皮氏。”《索隐》：“‘为’当为‘易’，盖字讹也。”案蒲坂原属魏邑，昭王四年，取之。五年，复以与魏，今又攻之者，当是秦以垣易蒲坂皮氏，魏不同意的缘故。（《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21] 【汇校】

高　敏：秦昭王十七年已再度攻魏取垣并改名为秦之蒲阪、皮氏，则魏已无垣城甚明。但是，《史记·秦本纪》却又载昭王十八年“（司马）错攻垣、河雍，决桥取之”，何以魏国又有了垣城呢？为了解释这个矛盾，张守节《史记·正义》说：“盖蒲阪、皮氏又归魏，魏复以为垣，今重攻取之也。”然而，遍查《史记·秦本纪》《六国年表》及《魏世家》等篇，均不载秦又以蒲阪、皮氏归魏一事，可见张守节的解释只是想当然耳。今据《编年记》云：昭王“十八年攻蒲阪”，然则《秦本纪》的昭王十八年“攻垣”，应为“攻蒲阪”之误。如果把《史记·秦本纪》的昭王十八年“攻垣”改为“攻蒲阪”，则不仅不会发生上述矛盾，而且同昭王五年“复与魏蒲阪”后并无“攻蒲阪”之事的情况正相吻合。因此，从《秦本纪》及《编年记》所载攻战城邑的前后情况来推断，也说明昭王十八年“攻垣”应为“攻蒲阪”之误。（《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汇注】

裴　骃：徐广曰：“《汲冢纪年》云魏哀王二十四年，改宜阳曰河雍，改向曰高平。向在轵之西。”（《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盖蒲阪、皮氏又归魏，魏复以为垣，今重攻取之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河雍故城，在济源县西南十五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河雍：故城今河南济源东南三十八里皮城。甲骨文曰雍。《纪年》，慎靓王六年（前315），郑使韩辰归晋阳及向。更名阳为河雍，向为高平。徐《统笺》：“《晋语》，襄王赐文公南阳阳樊之田，杜注：野王西南有阳城。又《十三州志》，轵县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徐广曰：《纪年》云：魏哀王二十四年（前295，魏襄元年），改宜阳曰河雍，改向曰高平。今据《纪年》，但云城阳、向，乌知为宜阳也。况阳、向并在河内，其必非宜阳明矣。至以襄王为哀王，承史迁误。”徐说是。宜阳，韩邑也，秦已取之，韩魏安得而改名。此攻魏垣，非攻韩也。《河水注》，向在轵县西南，皆在河北岸，“决河桥取之”，河桥即孟津。晋杜预造河桥于富平津是其处。（《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昭王之业绩》）

韩兆琦：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与杨宽《战国史》皆以为“河雍”在今孟县西，与《集解》说异。（《史记笺证·秦本纪》）

[22] 【汇注】

张习孔：前288年，癸酉，周赧王二十七年，魏昭王八年，秦昭王十九年……十月，秦齐称帝。秦昭王自称西帝于宜阳（今河南宜阳西），遣魏冉立齐王为东帝，欲约共伐赵。时有苏秦者自燕适齐，齐王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为何如？”对曰：“愿王受之而勿称也。夫称帝，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故臣愿王不如释帝以收天下之望，发兵以伐桀宋。宋举，则楚、赵、梁、卫皆惧矣！”齐王从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十二月，齐、秦复称王。齐去帝号，背约摈秦。吕礼自齐入秦，秦亦去帝号复称王。（同上）

又：秦伐赵，取梗阳（今山西清徐。从《史记·赵世家》《六国年表》作桂阳，今河南长垣西北）（同上）

[23] 【汇注】

张文虎：“王为西帝”，按：《表》书“十月为帝”，疑先秦改十月为岁首当始此。（《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24] 【汇注】

司马迁：（魏昭王）八年，秦昭王为西帝，齐湣王为东帝，月余，皆复称王归帝。（《史记·魏世家》）

司马光：（赧王二十七年），冬，十月，秦王称西帝，遣使立齐王为东帝，欲约与共伐赵。苏代自燕来，齐王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为何如？”对曰：“愿王受之而勿称也。秦称之，天下安之，王乃称之，无后也。秦称之，天下恶之，王因勿称，以收天下，此大资也。且伐赵孰与伐桀宋利？今王不如释帝以收天下之望，发兵以伐桀宋，宋举则楚、赵、梁、卫皆惧矣。是我以名尊秦而令天下憎之，所谓以卑为尊也。”齐王从之，称帝二日而复归之。十二月，吕礼自齐入秦。秦王亦去帝，复称王。（《资治通鉴》卷四《周纪四》）

王叔岷：按：《穰侯列传》作“秦称西帝，齐称东帝”。为犹称也。《初学记》九引《帝王世纪》：“秦……至昭襄王自称西帝。”《御览》八五引《帝王世纪》：“赧王二十七年冬十月……齐湣王称东帝。”亦并作称。《魏世家》：“秦昭王为西帝，齐湣王为东帝。”两为字亦并与称同义（此义前人未发）。“皆复去之”上，当补“月余”二字，文意乃明。《魏世家》作“月余皆复称王归帝”。《穰侯列传》作“月余吕礼来，而齐、秦各复归帝为王”。（一作“称王，”一作“为王，”亦可证为、称同义）并其证。（《史记斠证·秦本纪》）

陈蒲清：皆复去之：事见《田敬仲完世家》。（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程馀庆：以帝为戏，可笑！（《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编者按】秦称西帝，齐称东帝，时间虽然不长，但影响颇大。由此可看出战国时代纵横消长的局面，亦可见大国欲称霸天下之野心。秦国自孝公后，势力日益强大，遂有王号之称，此时王号亦不能满足其欲望，“帝”之号虽昙花一现，但其最终还是实现了，即秦始皇帝。

[25] 【汇注】

张　照：《田完世家》，齐湣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死于温。《魏世家》，魏昭十年，齐灭宋，宋王死我温。《年表》亦同。是年在秦为昭之二十一年，此入于十九年内。（《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梁玉绳：按：事在秦昭二十一年，此误书于十九年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陈蒲清：温：魏地。在今河南省温县西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吴见思：齐事插序。（《史记论文·秦本纪》）

[26] 【汇注】

吕祖谦：“任鄙为汉中守”。《解题》曰：以备楚也。按《白起传》，穰侯相秦，举任鄙为汉中守。鄙、乌获、孟说以力事秦武王，至大官。孟说之徒，必尝中废，至是穰侯复举之也。秦人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樗里。”《秦本纪》及《年表》后六年，皆书“任鄙卒”。盖鄙之守边，秦之所倚也。（《大事记解题》卷五）

【汇评】

程馀庆：本纪及年表，皆书“任鄙卒”。盖鄙之守边，秦之所倚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27] 【汇注】

裴　骃：徐广曰：“秦地有父马生驹。”（《史记集解·秦本纪》）

马非百：“廿年（前287）攻安邑”。《秦本纪》：“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六国表·秦表》：“魏纳安邑及河内。”两处皆列在秦昭王二十一年。此独列在二十年者，此言“攻”，纪、表言“纳”，言“献”。先一年攻，次年纳、献，并不矛盾。又案魏安邑，即今山西省夏县及运城县地。又河内辖地甚广，自秦连年攻拔垣、轵等六十一城及新垣、曲阳（《魏世家》及《六国表·魏表》《正义·括地志》云“曲阳故城在怀州济源县西十里。新垣近曲阳”）。后，河内之西半部已大体为秦所有。至是则魏尽以西河内入之于秦。至共（今河南省辉县）、汲（今河南省汲县）等地，亦曰河内，则仍为魏有。后信陵君云：“秦临河内，河内、共、汲必危。”上河内，即秦河内；下河内，则指共、汲等地，乃魏河内。梁玉绳不明此理，妄疑魏此时无入河内之事（见《史记志疑》），未免失考。（《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汇评】

牛运震：昭襄王二十年，徐广云“有父马生驹”；二十一年，“有牡马生牛而死”。按：此俱可编入正文，亦《春秋》记灾异之意也。（《读史纠谬》卷一《史记·秦本纪》）

[28] 【汇注】

裴　骃：徐广曰：“有牡马生牛而死。”（《史记集解·秦本纪》）

章　衡：乙亥二十九年，（秦昭襄王）二十一年，魏纳安邑及河内。（《编年通载》卷三《周》）

张文虎：“二十一年，《集解》徐广曰‘有牡马生牛而死’。”吴云宋板“牛”作“羊”。按：《汉书·五行志》引《史记》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马生子而死。上条今见《六国表》，而下条纪、表皆无，疑《史》有逸文。牡马即父马，子即驹，子字与牛羊字形近致讹。疑此文本作“有牡马生子而死”，则《史记》正文与《汉志》合，当在上二十年下。其“秦地有父马生驹”，乃《集解》所引徐广语，后人不察，误以正文入注，校者又移入二十一年，岐之中又有岐矣。（《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马非百：“廿一年（前286）攻夏山”。《韩世家》：“（釐王）十年（秦昭王二十一年），秦败我师于夏山。”《六国表·韩家》同。《方舆纪要》河南府偃师县河阳仓条下云：“夏台在县西。相传夏桀囚汤于此。《史记》韩釐王十年，秦败我师于夏山，或曰：即夏台也。司马贞曰：夏台亦曰钧台，夏狱名。台在巩县西南，与永安故城相近。”又巩县永安城条下云：“永安城在县西南四十里。”（《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29] 【汇注】

吕祖谦：“秦将司马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解题》曰：《史记正义》曰“河内即怀州也”。在河南之北，西河之东，东河之西，秦前后取三晋地，多出其人。非特三晋之民不乐为秦，秦亦欲自置其腹心以守新边也。平民应募者，既赐之爵，又徙罪人以实之。赦云者，既迁，则与平民齿也。《战国策》：或谓韩王曰：“秦王欲出事于梁，而欲攻绛、安邑，韩计将安出矣。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与古同事之，虽如子之事父，犹将亡之也。行虽如伯夷，犹将亡之也。行虽如桀、纣，犹将亡之也。虽善事之，无益也。”其论秦最得其情。（《大事记解题》卷五）

陈蒲清：河内：治所怀，在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30] 【汇注】

陈蒲清：安邑：魏旧都。地在今山西省夏县（非今之安邑）。（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31] 【汇注】

陈蒲清：出其人：赶走安邑的魏人。然后招募秦国人迁到安邑居住，并赐给爵位；再就是把犯人赦免，让他们迁居安邑。（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33] 【汇校】

梁玉绳：按：泾阳、高陵二公子已于十六年同封，此误重出。（《史记志疑·秦本纪》）

程馀庆：泾阳君，即巿也。重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汇注】

张　照：十六年，已封公子巿宛矣，此复封泾阳君，疑有一误。（《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王　恢：宛：今河南南阳县治。《括地志》：“南阳故城在宛大城南隅，其西南二面皆故宛城。”宛，周之申国，楚文王（前688）灭以为宛，百里奚（前272）亡秦走宛；白起取楚宛；明年以封泾阳君。而《韩世家》，是年“秦拔我宛”。秦刚取之楚，何又拔之韩？韩之宛，《年表》作宛城；疑新郑之宛陵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略楚地过半》）

[34] 【汇注】

章　衡：丙子三十年，（秦昭襄王）二十二年，蒙武伐齐，取列城九。（《编年通载》卷三《周》）

[35] 【汇注】

梁玉绳：按：《蒙恬传》蒙武乃蒙骜之子，骜事昭王至始皇四世，则此时击齐者必是骜而非武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36] 【汇校】

凌稚隆：按《古史》，“河东”上有“取”字。（《史记评林·秦本纪》）

梁玉绳：“河东”上疑有脱字，《古史》作“取河东”。（《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张　照：徐孚远曰：古《史》河东上有“取”字。（《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张文虎：“伐齐，河东”，《志疑》云“河东”上疑有脱字，古史作“取河东”。（《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程馀庆：今平阳府，战国魏河东地。（《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37] 【汇注】

裴　骃：《地理志》，西河有中阳县。（《史记集解·秦本纪》）

吕祖谦：《史记正义》曰：《括地志》云在汾州隰城县南。（《大事记解题》卷五）

程馀庆：（中阳），即西阳。（《历代名家评注史纪集说·秦本纪》）

陈蒲清：中阳：在今山西省中阳县。（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38] 【汇注】

章　衡：丁丑三十一年，（秦昭襄王）二十三年，尉斯离代齐。与魏王、韩王会。（《编年通载》卷三《周》）

[39] 【汇注】

司马贞：尉，秦官。斯离，其姓名。（《史记索隐·秦本纪》）

张守节：尉，都尉，斯离，名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吕祖谦：“周赧王三十一年，乐毅破齐济西、临藺、昌国”。《解题》曰：按《赵世家》，是岁，书燕昭王来见，盖乐毅劝昭王约赵、楚、魏伐齐，又令赵啗秦以伐齐之利。伐齐之举，其重在赵，故昭王身约之也。又按《战国策》，燕举兵使乐毅将而击齐。齐使向子将而应之。齐军破，向子以一舆乘亡。达子收余卒，复振，与燕战，求所以偿者。湣王不肯与，军破，王奔莒。……济西，谓济州已西，临淄，青州临淄县，古营丘之地，城临淄水，故曰临淄。昌国，在淄川县东北。延平陈氏曰：乐毅之下齐也，止侵略，宽赋敛，除暴令，修旧政，求逸民显而礼之，祀威公、管仲于郊，表贤者之闾，封王蠋之墓，凡可以悦其民者无不为也。此孟子所以教齐宣王者。齐王不能用之于燕，而乐毅能用之于齐。（《大事记解题》卷五）

又：《乐毅传》称：毅于是并获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破之济西。《田敬仲世家》亦称燕、秦、楚、三晋各出锐师败我济西。《通鉴》脱“楚”字。（同上）

又：《吕氏春秋》曰：齐使子将，以迎天下之兵于济上。齐王欲战，使人赴，触子耻而訾之曰：“不战必刬若类，掘若垄。”触子苦之，欲齐军之败于是。以天下兵战，战合击，令而却之。卒北。天下兵乘之。触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闻其声。达子又率其余卒以军于秦周，无以赏，使人请金于齐王。齐王怒曰：“若残竖子之类，恶能给若金？”与燕人战，大败。达子死，齐王走莒。燕人逐北，入国，相与争金于齐王，甚多。此贪于小利以失大利者也。触子，《战国策》所谓向子也。秦周，齐城门也。美唐，金藏所在也。（同上）

梁玉绳：按：伐齐之役，实秦、楚、燕、赵、韩、魏六国也，燕、齐、楚三《世家》可证。比《纪》与《赵》、《魏世家》失书，《楚》、《韩世家》止言“与秦攻齐”，《孟尝君传》失书韩、楚，《乐毅传》失书秦，《年表》六国皆有击齐及取齐某地之文，元未尝误，然或称“与韩、魏、燕、赵”，或称“与秦”，或称“与秦、三晋”，或称“五国”，参错不一，《自序传》亦言“连五国兵”，盖并属脱误耳。《荀子·王制篇》“闵王毁于五国”，注云“《史记》齐闵王四十年，乐毅以燕、赵、楚、魏、秦破齐”，非也，当依《王霸篇》注“燕、秦、楚、三晋伐齐”为是。《吕览·权勋篇》“五国攻齐”，注谓“燕、秦、韩、魏、赵”，亦非。（《史记志疑·秦本纪》）

[40] 【汇注】

司马迁：（韩釐王）十二年，与秦昭王会西周而佐秦攻齐。（《史记·韩世家》）

吕祖谦：“秦、韩会新城。”《解题》曰：韩《年表》《世家》书与秦昭王会两周间，所谓新城，盖两周间地名也。（《大事记解题》卷五）

又：《史记正义》云：《括地志》云：许州襄城县即古新城县也。”（《大事记解题》卷五《本注》）

[41] 【汇注】

章　衡：戊寅三十二年，（秦昭襄王）二十四年，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赵救之，乃还。（《编年通载》卷三《周》）

马非百：“廿四年（前283）攻林”。《秦本纪》：“（昭王）二十四年，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赵救之，秦军去。”《魏世家》：“（魏昭王）十三年（即秦昭王二十四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六国表·魏表》同。此言“攻林”，林者，疑即《魏世家》范痤《上信陵君书》中“从林乡军以至于今”之林。《索隐》刘氏云：“林，地名。盖春秋郑地之棐林，在大梁之西北。”《方舆纪要》：“在今河南省新郑县东二十五里。”安城，《方舆纪要》：“《括地志》：‘原武有安城。’”案故城在今原阳县南。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42] 【汇注】

张守节：鄢，于建反，又音偃。《括地志》云：“故偃城在襄州安养县北三里，古郾子之国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故城在襄阳府宜城县西南九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鄢：此会不知为陈留郡之莏（河南柘城北廿九里），抑颍川郡之莏陵（河南莏陵西北十五里）？郑伯克段之鄢（荥阳县治）？与楚会鄢，秋又会穰，疑鄢或即鄢郢之鄢，故城在湖北自忠县十五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其他》）

又：鄢：《汉志》：“南郡宜城，故鄢，惠帝三年更名。”《清统志》（三四七），故城今自忠县南十五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略楚地过半》）

陈蒲清：鄢：楚之别都，即鄢郢。在今湖北省宜城县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43] 【汇注】

王　恢：穰：《括地志》：即今河南邓县外城东南隅。……苏秦说韩：“韩北有巩、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商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苏传》）是宛、穰在韩之东，近洧水。昭王十五年，白起攻楚取宛，而《韩世家》云：“秦拔我宛。”疑宛为郑州之宛陵（《年表》作宛城），穰则不知所在。说者从未深考，因之并误韩亦有南阳郡，南郡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其他》）

[44] 【汇注】

裴　骃：《地理志》，汝南有安城县。（《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安城在豫州汝阳县东南十七里。（《史记正义·秦本纪》）

胡三省：班《志》，安成县属汝南郡。司马彪《志》作“安城”。时魏地南至汝南，秦自武关出兵攻拔之。《括地志》：安城在豫州汝阳县东南十七里。一曰：在豫州吴房县东南。（《资治通鉴》卷四“赧王三十二年”注）

陈蒲清：安城：在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45] 【汇校】

王　恢：大梁：故城今开封市西北隅。春秋时郑地，战国属魏。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秦属三川郡，汉置浚仪县为陈留郡冶。后仍为郡或为国。东魏置梁州及陈留、开封二郡，后周改为汴州。朱梁建都，升为开封府，历代因之，民国废府为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昭王之业绩》）

【汇评】

马　雍：昭王二十四年，林之战，是对魏国最严重的威胁，从此秦军连续不断地兵临大梁城下。（《西域史地文物丛考·读云梦秦简〈编年记〉书后》）

[46] 【汇校】

梁玉绳：按：各处皆不言燕、赵救魏。考是年为燕昭二十九年，赵惠文王十六年。燕昭新破齐湣，方围莒、即墨未下，何暇出兵救魏。而赵时为秦之细，自守不足，又何敢出一旅为魏抗秦？此之不实，了然可知。（《史记志疑·秦本纪》）

[47] 【汇注】

高　敏：湖北睡虎地秦墓秦简中《编年记》载昭王廿四年“攻林”；而《史记·秦本纪》只说是年“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赵救之，秦军去”，不载“攻林”事；《六国年表·魏表》及《魏世家》均谓是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或“兵至大梁而还”），也没有讲到“攻林”。《战国策·魏策》谓魏国确在林这个地方驻扎了军队，秦曾七次攻打其地。那么昭王廿四年“攻林”，即为其中之一次。据《括地志》云：“故安城在郑州原武县东南二十里”，则“攻林”在“拔安城”之后，是以知秦国此次用兵是从原武县向东南攻魏之大梁，首先攻下了安城，接着又进攻魏国驻有重兵的林，可能在这里受到了狙击，又因为燕、赵援救魏国，所以秦军攻林不克而还，这就是“兵至大梁而还”的具体情况，是对《史记》的很好补充。（《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48] 【汇校】

梁玉绳：案：此在二十一年，《传》所谓“六岁而免”也。非二十四年免。（《史记志疑·秦本纪》）

[49] 【汇注】

马非百：“廿五年（前282）攻兹氏”。《秦本纪》：“（昭王）二十五年，拔赵二城。”《六国表·赵表》：“（赵惠文王）十七年，秦拔我两城。”《赵世家》同。此言“攻兹氏”，不识与两城有关否？兹氏，赵邑。秦置兹氏县，见《水经·原公水注》。汉因之，属太原郡。故城，今山西省汾阳县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50] 【汇注】

吕祖谦：“周赧王三十三年，秦伐赵，拔两城”。《解题》曰：《赵世家》，前年书秦与赵数击齐，齐人患之。苏厉因遗赵王书，赵乃辍，谢秦，不击齐。今年，又书，乐毅将赵师攻魏伯阳，而秦怨赵不与己击齐，伐赵，拔我两城。是时，齐地皆入于燕，独有莒、即墨仅存耳。苏厉之书皆不及之，恐非此时耳。况乐毅方为燕经略全齐，岂得为赵将攻魏哉？《年表》所书秦伐赵，拔两城，必有所因。《世家》所载，未可据也。（《大事记解题》卷五）

高　敏：（湖北睡虎地秦墓秦简）《编年记》载昭王“廿五年攻兹氏”；《史记·夏侯婴列传》曾以“击项籍，追至陈，卒定楚”功，“益食兹氏”。按汉之兹氏在今山西汾阳，属赵地。《史记·秦本纪》谓是年“拔赵二城”，《赵世家》作是年秦“伐赵攻我两城”，《六国年表·赵表》亦同。可见兹氏属于此年秦“攻赵二城”中之一城，既可印证《史记》所载是年秦曾攻赵，亦可补兹氏之缺。（《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51] 【汇注】

司马迁：（韩釐王）十四年，与秦会两周间。（《史记·韩世家》）

[52] 【汇注】

凌稚隆：按新明邑，不详其邑，或新所取者，故赦罪人，迁之。（《史记评林·秦本纪》）

梁玉绳：按：此《纪》前二年书“与魏会宜阳，韩会新城”而《年表》及《魏、韩世家》并作“会西周”，今二十五年《纪》书“与韩会新城”，而《韩表》《韩世家》言“会两周间”，夫曰西周曰两周间，即指河南之宜阳、新城也。而新明邑独无考，《年表》《世家》俱不及。（《史记志疑·秦本纪》）

王　恢：新明邑：不可考。《魏世家》《年表》皆未载。（《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其他》）

[53] 【汇注】

马非百：“廿六年（前281）攻离石”。《战国策·西周策》：苏厉谓周君云：“秦破韩、魏，杀犀武。攻赵，取蔺、离石、祁者皆白起。”《史记·周本纪》同。但无“祁”字。案秦取赵蔺，不止一次。赵成王二十四年（秦孝公十一年，前351）秦取赵蔺。赵肃侯二十二年（秦惠王十年，前328）又取赵蔺、离石。见《赵世家》。赵武灵王十三年（秦惠王后十二年，前313）秦拔赵蔺。见《六国表·赵表》。都非白起所及。苏厉既言白起所取，而《周本纪》又列苏厉言于周赧王三十四年，当秦昭王二十六年，与此正合。可见此次所取者，除离石外，还有蔺和祁。当时赵王对此，实甚懊丧。观公孙龙与赵王讨论偃兵问题时，公孙龙就有“今蔺、离石入秦，而王缟素布总”（高诱注：“缟素布总，丧国之服。”）的话（见《吕氏春秋·审应篇》），可以为证。蔺，今山西省离石县西。离石，今山西省离石县。祁，今山西省祁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54] 【汇注】

梁玉绳：按：但言迁罪人，不知迁于何地？《评林》谓迁于新明邑，亦臆说无据。盖明年“赦罪人迁之南阳”，《史》误重也。《古史》无此五字。（《史记志疑·秦本纪》）

[55] 【汇注】

程馀庆：新明邑，不详其邑名。盖新取者。故赦罪人迁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56] 【汇注】

章　衡：癸酉二十七年，（秦昭襄王）十九年，十月，王为西帝。十二月，复为王。（《编年通载》卷三《周》）

又：辛巳三十五年，（秦昭襄王）二十七年，白起击败赵兵，斩首二万，取代光狼城。司马错拔楚黔中地。（同上）

马非百：“廿七年（前280）攻邓”。此邓与昭王十六年错攻轵及邓之邓不是一处。后者是魏地，解已见十七年条。此邓乃楚地，即今河南省邓县。《秦本纪》：“（昭王）廿七年，错攻楚。”《楚世家》：“（顷襄王）十九年（即秦昭王廿七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及汉北地予秦。”《六国表·楚表》同。《正义》：“谓割房、金、均三州及汉水之北与秦。”案唐房州，今湖北省房县。金州，今陕西省安康县。均州，今湖北省均县。汉水之北，也包括邓县在内。《纪》《表》《世家》皆不言攻楚何地，此言攻邓，足补史书之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集传》）

[57] 【汇注】

张守节：南阳及上迁之穰，皆今邓州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吕祖谦：以备楚也。《史记正义》曰：南阳，今邓州。（《大事记解题》卷五）

程馀庆：今怀庆府修武县，以备楚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58] 【汇校】

李　笠：“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按：《白起传·正义》“二十里”作“二十五里。”《札记》引柯、凌本无“二十里”三字，疑此或是后人妄增，当以《白起传》为正。（《广史记订补》卷二《秦本纪》）

王　恢：《纪》云“白起取代光狼城”，《白传》无“代”字。代与光狼窎远，光狼又不属代。其时秦军亦无深入代地之理。疑系衍文。（《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败赵长平》）

韩兆琦：《六国表》《赵世家》《白起传》皆言此年白起“取光狼城”，而不言取“代”，而光狼城又不属代郡，故疑此句之“代”字为衍文。（《史记笺证·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光狼故城在今泽州高平县西二十里。”（《史记·秦本纪·正义》）

吕祖谦：《史记正义》曰：在泽州高平县西二十五里。（《大事记解题》卷五）

胡三省：《索隐》曰：《地志》不载光狼城，盖属赵国。《史记正义》曰：光狼故城，在泽州高平县西二十里。康曰：本中山地，赵武灵王取之，其地在代。余考史以代光狼城联而书之，康以为其地在代可也。又云本中山地；中山与代旧为两国，代在山之阴，中山在山之阳；既云在代，不当又云本中山地。如康意，抑以为光狼本代地，赵襄子灭代而中山侵有光狼地；武灵王既灭中山，始有光狼之地。白起自上郡、九原、云中下兵，始能败赵军，取光狼。史既不先序其兵行之路，后又无考，光狼城之所，阙疑可也。（《资治通鉴》卷四“赧王三十五年”注）

王　恢：光狼城：《括地志》：“故城在高平县西二十里。”《清统志》（一四五）：“今山西高平县西三十里强营村。”与长平相望。（《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败赵长城》）

[59] 【汇注】

吕祖谦：陇西，今秦阶熙河、凉沙等州之地。（《大事记解题》卷五）

胡三省：扶风、汧县之西有大陇山，名陇坻，上者七日方越。自陇以西，本冀戎、戎、氐、羌之地，秦累世攘拓，以其地置陇西郡。（《资治通鉴》卷四“赧王三十五年”注）

[60] 【汇注】

张守节：（黔中），今黔府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吕祖谦：黔中，今黔辰、施沅等州之地。（《大事记解题》卷五）

胡三省：按秦兵时因蜀出巴郡轵县路以攻拔楚之黔中。（《资治通鉴》卷四“赧王三十五年”注）

程馀庆：黔中故城，在辰州府西二十里。后世每从益州取荆者，盖始此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61] 【汇注】

章　衡：壬午三十六年，（秦昭襄王）二十八年，白起攻楚，拔西陵。（《编年通载》卷三《周》）

马非百：“廿八年（前27年）攻鄢”。《秦本纪》：“（昭王）廿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六国表·楚表》：“（顷襄王）二十年，秦拔鄢、西陵。”《白起传》：“后七年（此年代不可靠）白起拔楚鄢、邓五城。”《楚世家》：“（顷襄王）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除《楚世家》不言鄢外，余皆与此同。惟简文列攻邓于二十七年，攻鄢于二十八年，《本纪》及《白起传》则皆列之于二十八年。盖并二年事为一年事，与下文攻怀、攻邢丘书法一例。鄢，今湖北省宜城县南。邓，河南省邓县，解已见上条。西陵有三，一为汉西陵，在今湖北省黄冈县西北。一为孙吴西陵，在湖北省蕲水县西南。一为白起所攻西陵，《荆州记》云：“自夷陵县泝江二十里入峡口，名西陵者也。”即今湖北省宜昌市。见王先谦《汉书补注·江夏郡·西陵》条。当白起攻鄢时，曾有引水灌城之事。

《水经注·沔水》云：“夷水又东，注于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长谷水，即是水也。旧堰去城百里许。水从城西灌城东，入注为渊。今熨斗陂是也。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北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因名其陂为臭池。后人因其渠以结陂田……灌田三千顷。”

又《方舆纪要》云：“长渠在宜城县西四十里。亦曰罗川，又曰鄢水，亦曰白起渠，即蛮水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为渠以灌鄢。鄢入秦而起所为渠不废，今长渠是也。”

这两段文字，足补史书之所未及。这一战最为重要。鄢是楚的别都，离首都郢很近。楚国的主力军一定驻守在这里，作为抵抗秦军保卫京城的最后一道防线。攻破后，竟有随水流而死者达数十万人之多。证明在当时这个别都不是一个普通城市。所以当时的人提到此事者就有不少人。《荀子·议兵篇》说：“楚人汝颍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限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然而秦师至而鄢郢举，若振槁然。”《史记·平原君传》载毛遂说楚王也说：“白起率数十万之众，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战国策·秦策》载蔡泽也说：“白起一战举鄢郢，再战烧夷陵。”便是明证。这主力军被击破后，楚军就再也没有能力在大别山以南作战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62] 【汇校】

梁玉绳：按：此二十八年楚为秦所取者鄢、邓、西陵三城，《纪》失书西陵，《表》失书邓，《楚世家》失书鄢、邓。而《白起传》言“拔鄢、邓五城”，乃拔鄢、邓、西陵三城之误。考《汉志》邓属南阳，与昭王十六年取魏邓别，魏之邓城在河内，地近轵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高　敏：（湖北睡虎地秦墓秦简）《编年记》载昭王“廿七年攻邓”“廿八年攻鄢”；而《史记·秦本纪》却作昭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六国年表·楚表》作楚顷襄王二十年（即秦昭王二十八年）“秦拔我鄢、西陵”；《白起列传》作昭王二十八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三者均与《编年记》所载有相同部分，也有不同部分；则《编年记》此条，既可印证《史记》关于昭王二十八年“取鄢”事，又可订正其二十八年“取邓”，应作二十七年。（《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又：（湖北睡虎地秦墓秦简）《编年记》可以订正《史记》关于伐楚攻邓的年代。《史记·秦本纪》《六国年表》《楚世家》及《白起列传》，把伐楚攻邓、攻鄢均系于昭王二十八年，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编年记》却载昭王二十七年“攻邓”，二十八年“攻鄢”，可见秦伐楚取鄢、邓等五城的这次大战役，实开始于昭王二十七年。《史记》漏载始攻，故推迟了一年。（同上）

王叔岷：按：《通鉴·周纪》四作“秦白起伐楚，取鄢、邓、西陵”。可证成梁说。《国策·秦策》四载楚顷襄王二十年（即秦昭王二十八年），白起所拔楚城，亦有西陵。（《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鄢、邓二城并在襄州。（《史记正义·秦本纪》）

吕祖谦：“周赧王三十六年，白起伐楚，取鄢、邓、西陵”。《解题》曰：鄢，楚之别都也。在今襄州之宜城县。南丰曾氏巩曰：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间，东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传》：鲁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罗，及鄢，乱次以济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将，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为渠以灌鄢，遂拔之。秦既得鄢以为县，汉惠帝三年，改曰宜城。西陵属江夏郡，在西汉为郡治，有云梦宫，今之安州云梦县也。（《大事记解题》卷五）

胡三省：《史记正义》：鄢、邓二州并在襄州。《括地志》：故鄢城在襄州安养北三里，古鄢子之国。又按《水经注》，鄢城当在宜城南，有鄢水。《左传》楚屈瑕伐罗及鄢，乱次而济，即其地。（《资治通鉴》卷四“赧王三十六年”注）

王　恢：邓：《汉志》：“南阳郡邓，故国。”《水经》：“淯水南过邓县东，南入于沔。”《郦注》：“故邓侯吾离之国，楚文王灭之（前678），秦以为县。淯水（白河）右合浊水（今吕堰镇之水），水上承白水于朝阳县东（豫鄂界上近黄渠铺），南流经邓县故城南。”习凿齿《襄阳记》曰：“楚王至邓之浊水，去襄阳二十里，即此水也。浊水又东经邓塞北，即邓城东南小山，孙文台破黄祖于其下。浊水东流注于淯。淯水又南经邓塞东，又经城东，古子国也，盖邓之南鄙也。”（见《左》桓九年）《寰宇记》，故城在襄阳北二十三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略楚地过半》）

[63] 【汇注】

司马迁：（赵惠文王）十七年，乐毅将赵师攻魏伯阳。而秦怨赵不与己击齐，伐赵，拔我两城。（《史记·赵世家》）

章　衡：癸未三十七年，（秦昭襄王）二十九年，白起伐楚，拔郢，置南郡。（《编年通载》卷三《周》）

马非百：“廿九年（前278）攻安陆”。《秦本纪》：“（昭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白起为武安君。”《楚世家》：“（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六国表·秦表》：“（昭王）二十九年，白起击楚，拔郢，更东至竟陵以为南郡。”《楚表》：“（顷襄王）二十一年，秦拔我郢，烧夷陵，王亡走陈。”《魏世家》：“（魏昭王）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陈。”《白起传》：“其明年（指拔鄢、邓之后一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总上述各种记载，提到白起所攻取的地方，只有郢、夷陵、竟陵三处而无安陆。郢，楚首都，今湖北省江陵县。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东。竟陵，王先谦《汉书补注》云：“《一统志》：今天门县西北，钟祥、京山、天门并汉竟陵地。潜江半入竟陵境。”安陆，王先谦云：“《一统志》：故城今安陆县北，安陆、云梦、应城、孝感并汉县地。汉川、黄陂，半入安陆境。”陈，今河南省淮阳县。习凿齿《襄阳记》云：“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据此，则安陆乃南郡一大县。白起击楚时，安陆自亦在被攻取之列。（《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高　敏：湖北睡虎地秦墓秦简中《编年记》载昭王廿九年“攻安陆”。而《史记》既无楚国有安陆之记载，又无秦国设置安陆县的记载。今《编年记》明言昭王廿九年“攻安陆”，则确证安陆之名早在昭王廿九年之前便有了，属于楚国重镇；昭王廿九年设置南郡之后，安陆之名仍用未改，故《编年记》连载始皇四年十一月“喜为安陆□史”“六年四月为安陆令史”及始皇二十八年“今（指始皇）过安陆”。这是对秦、楚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补充。（《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64] 【汇注】

吕祖谦：《史记正义》云：《括地志》云郢城在荆州江陵县东北，楚平王筑都之地也。夷陵峡州夷陵县是也。在荆州西。应劭云：夷山在其北，竟陵在郢州长寿县南，今复州亦是其地。武安在潞州武安县西南。（《大事记解题》卷五《本注》）

程馀庆：故城在荆州府东北三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郢：今湖北江陵北五公里纪南城，楚文王自丹阳迁都此，成为楚国历史上长达四百余年之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略楚地过半》）

又：楚都既失，襄王亡走东北之陈城（河南淮阳），秦昭王五十四年，迫再东徙钜阳（安徽阜阳西北四十里。《纪要》二一云，后讹为细阳），始皇六年，再东徙寿春，仍名曰郢。（同上）

又：南郡：《汉志》：“南郡，秦置，领县十八，治江陵，故楚都郢。”（同上）

高　敏：（湖北睡虎地秦墓秦简）《编年记》载昭王“廿九年攻安陆”；《史记·秦本纪》同年条作“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六国年表·秦表》作是年“白起击楚拔郢，更东至竟陵”；《白起列传》亦作是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此外，《春申君列传》《魏世家》《楚世家》及《六国年表·楚表》，均与上述记载大致相同，即均不载是年秦攻楚安陆事。据《编年记》，则既可印证是年秦“攻楚取郢为南郡”确是事实，又可证明攻取楚国的安陆，也是这次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足以补《史记》所失记。（《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65] 【汇注】

吕祖谦：“白起攻楚，取郢。楚顷襄王徙都陈”。《解题》曰：按《战国策》，应侯谓武安君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君前率数万之众，入楚拔鄢、郢，焚其庙，东至竟陵，楚人震恐。东徙而不敢西向。”武安君曰：“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心。掠于郊野，以足军食。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楚所以败，秦所以胜，略见于此矣。又按《穰侯传》，复相秦四岁，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白起者，穰侯之所任举也，相善，于是穰侯之富，富于王室。庄辛告楚襄王，亦谓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黾塞之内，而投已乎黾塞之外。然则战胜者虽白起，主谋者实穰侯也。（《大事记解题》卷五）

【汇评】

马　雍：昭王二十九年，郢之战，一举摧毁了楚国的根据地，逼迫楚王东迁，从此楚国一蹶不振，不再成为可以与秦国对抗的力量。（《西域史地文物丛考·读云梦秦简〈编年记〉书后》）

[66] 【汇校】

梁玉绳：按：是年秦攻楚取郢，烧其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遁保于陈，安得楚与秦为好会乎？必非二十九年事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裴　骃：《地理志》，河东有襄陵县。（《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襄陵在晋州临汾县东南三十五里。”阚骃《十三州志》云襄陵，晋大夫犨邑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　恢：襄陵：今河南睢县西一里。《魏世家》，魏文三十五年（前390），齐取我襄陵；惠十九年（前353），诸侯围我襄陵；《楚世家》，怀王六年（前322），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孟子所谓“南辱于楚”也）；又移兵而攻齐；《田齐世家》，威王二十六年（前344），救赵，南攻魏襄陵。此与楚会，亦当在此。旧注河东襄陵，盖误；谓在南平阳（邹县）亦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其他》）

又：襄陵：在春秋宋承匡城东，宋襄公所葬，故名。战国属魏。秦始皇时，以承匡地卑湿，徙县于襄陵，更名襄邑（《淮水注》）。（同上）

[67] 【汇注】

张守节：言能抚养军士，战必克，得百姓安集，故号武安。故城在潞（洺）州武安县西南五十里。七国时赵邑，即赵奢救阏与处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崔　适：按：此名号侯之滥觞也。名号侯之名，始自《魏志·武帝纪》，裴注以为今之虚封。今按：无封邑，但有名号而已。七国时或有封邑而别为名号，如赵以尉文封廉颇为信平君，封乐毅于观津号望诸君，秦相吕不韦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此如汉世之列侯，而别为名号者也。或有名号而无封邑，如秦相蔡泽为纲成君，赵赐赵奢为马服君，汉初封刘敬为奉春君，叔孙通为稷嗣君，则位下于列侯，《始皇本纪》谓之伦侯，汉曰关内侯，即名号侯之类也。赵有两武安君，始苏秦，终李牧，而秦亦以是名封白起，亦但有名号耳。《正义》“故号武安”以上是也，“故城”以下，又以为封邑，一名而两释之，乖矣。秦攻韩阏与，军武安西，大为赵奢所破，在秦昭王三十七年，则前此秦安得有武安以封白起耶？（《史记探源》卷三《十二本纪》）

[68] 【汇注】

司马迁：（赵惠文王）十八年，秦拔我石城（张守节：《括地志》云“石城在相州林虑县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史记·赵世家》）

章　衡：甲申三十八年，（秦昭襄王）三十年，白起定巫、黔中，置黔中郡。封起为武安君。（《编年通载》卷三《周》）

马非百：“卅年（前277）攻□山”。《秦本纪》：“（昭王）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楚世家》：“（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白起传》：“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水经·江水注》云：“江水又东经巫县故城南。县故楚之巫郡。秦省郡立县，以隶南郡。城缘山为墉，周十二里百一十步，东西北三面皆傍深谷，南临大江。……郭仲产云：《地理志》：巫山在县西南。而今县东有巫山，将郡县居治无恒故也。”又《盐铁论·险固篇》大夫云：“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扞关以拒秦。”疑此处“攻□山”，当即“攻巫山”之缺。攻巫山，即指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事而言，和上条“攻安陆”即指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事而言，书法是一样的。巫，今四川省巫山县东。黔中，今湖南省沅陵县西。从此以后，楚国西自巫郡、黔中，东至竟陵，北至武关以南及汉水以南以北，遂尽入于秦之版图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69] 【汇校】

王叔岷：按：重刊北宋监本、黄善夫本、殿本并无“楚”字，“伐”字连下读。（《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陈蒲清：若：人名。《华阳志》作“张若”。（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70] 【汇注】

张守节：《华阳国志》，张若为蜀中郡守。《括地志》云：“巫郡，在夔州东百里。”（《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巫郡故城在夔州府巫山县东北。《华阳国志》，张若为蜀郡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巫郡：《纪要》（八一）施州，战国楚巫郡地；又（六九）云：“巫山县，楚之巫郡也。”按楚之巫郡，约当今四川黔江以东，长江以南，及江北之巫溪、巫山，湖江清江上流地区。秦析入南郡、黔中、巴郡。（《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略楚地过半》）

陈蒲清：江南：即楚黔中郡。治所在今湖南省常德市。《括地志》以为在湖南省沅陵县西。《白起王翦列传》《春申君列传》说攻巫郡和江南郡的主将是白起。（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71] 【汇校】

梁玉绳：按：《史诠》谓“若伐楚，今本缺‘楚’字”，是也。但《白起》及《春申君传》言起取之，非蜀守张若，岂代巫之役起与若共之欤？《华阳志》是张若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西二十里。江南，今黔府亦其地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吕祖谦：“周赧三十八年，巫、黔中”。《解题》曰：《史记正义》云：《括地志》云：巫郡在夔州东，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东，今黔府亦其地。（《大事记解题》卷五）

王　恢：黔中郡：司马错取黔中，后三年——三十年（前277）“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白起传》言起“定巫，黔中郡”。是错初取，若复取，起再定也。……黔中之地，其初不过长江以南湖北恩施，四川涪陵及湘、黔交界之一隅。后渐拓展，约凭长江（四川江北有长寿），南及广西融江（龙胜、三江、宜北、思恩、南丹），东抵长沙（《元和志》云：潭州为楚黔中南境。《湘州记》：始皇分黔中以南长沙乡为长沙郡），西及贵州中部（黔西、黔阳、黔水、黔山、黔安寨，皆当因以为名）；湖南之沅陵为其治所（今治西二十里）。贵州继擅黔称。（《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略楚地过半》）

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两城。楚人反我江南[1]。三十二年[2]，相穰侯攻魏[3]，至大梁，破暴鸢[4]，斩首四万，鸢走，魏入三县请和[5]。三十三年[6]，客卿胡阳攻魏卷、蔡阳、长社[7]，取之[8]。击芒卯华阳[9]，破之，斩首十五万。魏入南阳以和[10]。三十四年[11]，秦与魏、韩上庸地为一郡[12]，南阳免臣迁居之[13]。三十五年[14]，佐韩、魏、楚伐燕[15]。初置南阳郡[16]。三十六年[17]，客卿竈攻齐，取刚、寿[18]，予穰侯[19]。三十八年[20]，中更胡阳攻赵阏与[21]，不能取[22]。四十年，悼太子死魏[23]，归葬芷阳[24]。

[1] 【汇注】

司马光：楚王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江南十五邑。（《资治通鉴》卷四《周纪四·赧王三十九年》）

张文虎：“反我江南”，毛本“反”作“伐”。（《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王　恢：江南：指今四川、湖北接壤（地区）之长江以南。明年（前276）“楚人反江南”，《楚世家》云：“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正义》谓黔中郡反归。按之“江旁”，宜有南郡县邑。（《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略楚地过半》）

张习孔：前276年，乙酉，周赧王三十九年，魏安僖王圉元年，赵惠文王二十三年，秦昭王三十一年，楚顷襄王二十三年……十二月，楚王收东地兵十余万，收复黔中十五邑，重新建郡以拒秦。（《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汇评】

王　恢：楚自吴起去魏来相（前386），捐不急之官，废公族以养战士，于是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吴传》及《吕氏春秋》）。起虽死而楚政一新，越四十年（前334），威王灭越，盛极一时。自怀王见欺于张仪，丧师于丹析（前312），遂一蹶不振。秦师入郢，江汉间尽入于秦，虽春申游说，移秦祸于韩魏，复江旁十五邑以拒秦，然上游已失，强弩之末不入鲁缟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略楚地过半》）

[2] 【汇注】

马非百：“（秦昭王）卅二年（前275）攻启封”。《韩世家》：“（韩釐王）二十一年，使暴鸢（《正义》：音捐，韩将姓名）救魏，为秦所败，鸢走开封。”《六国表·韩表》同。案《汉书·景纪》注引荀悦曰：“讳启之字曰开。”疑开封在汉以前本名启封，汉人讳景帝名启，故改为开。此役《秦本纪》《魏世家》《六国表·魏表》及《穰侯传》亦有记载，内容略有不同。《秦本纪》云：“（昭王）三十二年，相穰侯伐魏，至大梁破暴鸢，斩首四万。鸢走，魏入三县请和。”《魏世家》云：“（安釐王）二年，秦拔我三城，军大梁下。韩来救，予秦温（今河南省温县西南）以和。”《魏表》同《世家》。《穰侯传》云：“昭王三十二年，穰侯为相国，将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正义》：《竹书》云宅阳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阳故城在郑州荥阳县西南十七里），遂围大梁。梁大夫须贾说……乃解梁围。明年，魏背秦，与齐从亲。秦使穰侯伐魏，斩首四万，走魏将暴鸢（案鸢本韩将，因兼统韩、魏联军，故又称魏将），得魏三县，穰侯益封。”或言“军大梁下”，或言“至大梁”，皆不言“开封”。因开封为魏小邑，与大梁相去不远。秦国大梁，暴鸢走开封，故追攻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3] 【汇注】

陈蒲清：相穰侯：魏冉二十六年复为丞相。（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4] 【汇注】

陈蒲清：暴鸢：韩将名。参见《六国年表》。（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5] 【汇校】

梁玉绳：“三十二年……魏入南阳以和”按：此所书战最误，即《年表》《世家》《列传》亦误。考秦昭三十二年，当魏安釐二年，韩釐二十一年，秦攻魏，拔两城，军大梁下。韩使暴鸢救魏，为秦所败，鸢走开封，魏予秦温以和。是秦昭三十二年之战也。而此云魏入三县，《穰侯传》云割八县，并误。盖二县秦拔之，一县魏予之，共止三县耳。明年魏背秦与齐从亲，秦使穰侯复伐魏，拔四城，斩首四万。是秦昭王三十三年之战也。而此以斩首四万并入大梁之役，书于三十二年，误矣。秦昭王十四年赵、魏攻韩华阳，韩告急于秦，穰侯又与白起、客卿胡阳攻赵、魏以救韩，走魏将芒卯，斩十三万人，败赵将贾偃，沉其卒二万人于河，取魏卷、蔡阳、长社，取赵观津，魏予秦南阳以和，秦且与赵观津，益赵以兵伐齐。是秦昭王三十四年之战也，而此在三十三年，误一。止言客卿胡阳，反遗却主帅穰侯、大将白起，较之《年表》《赵世家》《白起》及《春申传》但举白起更觉失伦，误二。斩魏卒十三万，沉赵卒二万，乃合赵与魏作十五万人，与《六国表》《魏世家》俱非，《穰侯传》云十万亦非，误三。赵、魏同破，何以单说魏而不及赵，《表》亦单说魏，又云“得三晋将”，《魏世家》云“秦破我及韩、赵”，《穰侯传》云“攻赵、韩、魏”，《白起传》云“得三晋将”，《春申传》云“攻韩、魏”，述一事而各异如此，误四。至暴鸢，《国策》暴作“睪”，其字讹也。《韩世家》鸢作“”，其字同也。芒卯，《西周策》及《韩子·说林》《显学》《淮南·汜论》作“孟卯”，音之转也。而《韩子·外储说左》作“昭卯”，《吕览·应言》作“孟卬”，皆误。又此《纪》“胡伤”两见，当是传写之讹，依《穰侯传》作“阳”为是。《赵策》作“胡易”，即古“阳”字。（《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司马光：秦相国穰侯伐魏。韩暴鸢救魏，穰侯大破之，斩首四万。暴鸢走开封。魏纳八城以和。穰侯复伐魏，走芒卯，入北宅。魏人割温以和。（《资治通鉴》卷四《周纪四·赧王四十年》）

瞿方梅：魏《表》云秦拔我两城，军大梁下，韩来救，与秦温以和。三县即两城、温也。（《史记三家注补正·秦本纪》）

高　敏：（湖北睡虎地秦墓秦简）《大事记》载昭王三十二年“攻启封”，也可补《史记》之缺。查《史记·秦本纪》昭王三十二年秦“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鸢，斩首四万，鸢走，魏入三县请和”；《魏世家》作魏安釐王二年（即秦昭王三十二年）秦“又拔我二城，军大梁下，韩来救，予秦温以和”；《六国年表·魏表》除“三城”作“二城”外，余悉同。这就是说，《史记》无大梁城名启封的记载。《史记·韩世家》及《六国年表·韩表》均载韩釐王二十一年（即秦昭王三十二年）“使暴鸢救魏，为秦所败，鸢走开封”，与《史记》上述记载是一回事，则这里的“开封”就是大梁城，也就是《大事记》所说的“启封”。可见开封本来名为启封。《史记》因避景帝名讳而改为开封。这是《史记》所缺载的。（《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6] 【汇校】

王叔岷：按：梁氏所谓“赵、魏攻韩华阳，韩告急于秦”。本《韩世家》；“穰侯又与白起、客卿胡阳攻赵、魏以救韩”。本《穰侯列传》；“走魏将芒卯，斩十三万人；败赵将贾偃，沉其卒二万人于河”。本《白起列传》；“取魏卷、蔡阳、长社；取赵观津”。本《穰侯列传》；“魏予秦南阳以和”。本《魏世家》及《六国年表》；“秦且与赵观津，益赵以兵伐齐”。本《穰侯列传》。梁氏合年表，世家、列传，以证“三十三年，”为“三十四年”之误；“斩首十五万，”为“斩首十三万”之误。考《白起列传》云：“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华阳，走芒卯，而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其卒二万人于河中。”《考证》：“沈家本曰：此言‘十三万’，又言‘二万’，《纪》《表》统言之耳。《穰侯传》则夺五字。”而《水经·洧水注》引“昭王三十四年”，作“三十三年”。正与此《纪》合；又引“斩首十三万”，作“十五万。”亦与此《纪》及《六国表》《魏世家》并合。则“斩首十五万”，乃专就魏卒言之，非合沉赵卒二万言之也。今本《白起传》作“十三万”，盖涉上文两三字而误。梁说未审（沈家本说亦同）。（《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校】

高　敏：（湖北睡虎地秦墓秦简）《编年记》可以订正《史记·秦本纪》关于击魏华阳军的年代。《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三十三年“击芒卯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魏入南阳以和”；但《史记·六国年表·秦表》作昭王三十四年“白起击魏华阳军，芒卯走，得三晋将，斩首十五万”；《魏表》及《魏世家》，也都系此事于魏安釐王四年，即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列传》也明言“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华阳，走芒卯”；可见在击魏华阳军的问题上，《史记·秦本纪》同《年表》《列传》及《魏世家》矛盾，未审孰是，今《编年记》亦作昭王三十四年“攻华阳”，足证《史记·秦本纪》误而《年表》《魏世家》及《白起列传》不误。（《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汇注】

章　衡：丁亥四十一年，（秦昭襄王）三十三年，魏复叛，穰侯伐之。（《编年通载》卷三《周》）

马非百：“卅三年（前274）攻蔡、中阳”。《秦本纪》：“（昭王）三十三年，客卿胡伤攻魏卷、蔡阳、长社，取之。”《魏世家》及《六国表·魏表》均作“秦拔我四城，斩首四万”。卷，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北七里。蔡阳，即此处之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十里。与《汉志》南阳郡蔡阳之在湖北枣阳县西南者不是一地。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县西一里。共只三城。所谓“四城”，当合此处“中阳”言之。中阳有四，一为燕中阳。齐田单拔燕中阳，见《赵世家》及《六国表·燕表》。《正义》以为燕无中阳。当作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县东北四十一里。一为赵中阳，《史记·秦本纪》昭王二十二年与赵王会中阳。《集解》引《地理志》：“西河有中阳县”，汉置县，故城在今山西省孝义县西北。一为秦中阳，即由析县改置者，已见上九年攻析条。此处中阳，则为魏地。《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七年（秦孝公八年），郑朝中阳。据《水经》卷二十二《渠水》注，上言“中牟县故魏任城玉台下池中有汉时铁锥，长六尺……而今不知所在”。下言“或言在中阳城。池台未知焉”。案《清一统志》：中牟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六里。中阳必与中牟相距不远，而与卷及蔡阳、长社亦极相近。惟今地未详。（《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7] 【汇校】

张文虎：“胡伤”。《志疑》云《穰侯传》作“阳”，《赵策》作“易”，即古阳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编者按】《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纪》载秦昭王“卅三年，攻蔡、中阳”。李学勤注曰：“蔡，当即上蔡，魏地，今河南上蔡西南。中阳，魏地，今河南中牟西。《史记·六国年表》和《魏世家》载此年秦拔魏四城。《秦本纪》说秦“客卿胡伤攻魏卷、蔡阳、长社”，只有三城，疑《秦本纪》“蔡阳”系“蔡、中阳”之误。

【汇注】

裴　骃：《地理志》，河南有卷县。（《史记集解·秦本纪》）

又：《地理志》，颍川有长社县。（同上）

张守节：卷音丘袁反。《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郑州原武县西北七里，即衡雍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又：《括地志》云：“蔡阳，今豫州上蔡水之阳，古城在豫州北七十里。长社故城在许州长社县西一里，皆魏邑也。”（同上）

程馀庆：故卷城在怀庆府原武县西北七里，蔡阳故城在汝宁府北七十里，长社故城在许州长葛县西一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卷：《河水注》：“河水自荥阳来，东北迳卷县北，下入河内武德。”据《清统志》（二〇三）故城在河南原武县西北七里圈厢城。（《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昭王之业绩》）

又：蔡阳：《括地志》：“上蔡水之阳，古城在豫州北七十里。”唐豫州治今汝南，是蔡阳当在今上蔡县南境。（同上）

又：长社：《潩水注》：“潩水自河南密县来，经长社城西北。”《括地志》：“故城今长葛县西一里。”按三十二年至南阳以和，《志疑》：“案：此所书战最误；即《年表》《世家》《列传》亦误。”（同上）

陈　直：直按：胡伤为人名，非姓名连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有封斯侯刘胡伤。《小校经阁金文》卷十五、五十一页，有周仲镜，末纪吴胡伤里，皆可证胡伤为先秦两汉人之习俗语。（《史记新证·秦本纪》）

陈蒲清：胡阳：原作“胡伤”，误，依《穰侯列传》改。卷：卷城。故址在今河南省原阳县。蔡阳：在今河南省上蔡县东南。长社：在今河南省长葛县西。（《史记注译·秦本纪》）

[8] 【汇注】

高　敏：（湖北睡虎地秦墓秦简）《编年记》载昭王“卅三年攻蔡、中阳”。《史记·秦本纪》载此事作昭王“三十三年，客卿胡伤攻魏卷、蔡阳、长社，取之”；《魏世家》作是年“秦拔我四城，斩首四万”，《六国年表·魏表》全同。但是，《史记·穰侯列传》谓昭王三十四年“取魏卷、蔡阳、长社”，既与《纪》《表》《世家》不合，又同《编年记》不符，可见《史记·穰侯列传》系年有误。再说《魏世家》及魏表所说“四城”，在《秦本纪》及《穰侯列传》中只见卷、蔡阳与长社三城，今《编年记》作昭王三十三年“攻蔡、中阳”，则知“四城”之中有“中阳”一城，《史记》漏载。又《水经·渠水注》中讲到“中阳城”，说明“中阳”确系地名；《竹书纪年》载“梁惠成王十七年郑朝中阳”，说明“中阳”确是魏地。因此，昭王三十三年攻魏取四城，除《史记》已载卷、蔡阳及长社外，还有中阳。则《编年记》此条既可正《穰侯列传》系年之误，又可补中阳之缺，还可证明“蔡”即“蔡阳”而非两地。（《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9] 【汇注】

裴　骃：司马彪曰：“华阳，亭名，在密县。”（《史记集解·秦本纪》）

司马贞：芒卯，魏将。谯周云孟卯也。（《史记索隐·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华城在郑州管城县南三十里。《国语》云史伯对郑桓公，虢、郐十邑，华其一也。华阳即此城也。”按：是时韩、赵聚兵于华阳攻秦，即此矣。（《史记正义·秦本纪》）

胡三省：司马彪曰：华阳，山名，在河南密县。《括地志》：在郑州管城县南四十里。《水经注》：黄水出新郑县太山黄泉，东南流迳华城西。史伯谓郑桓公曰：“华，君之土也。”韦昭曰：华，国名也。（《资治通鉴》卷四“赧王四十二年”注）

程馀庆：华阳，亭名，在禹州新郑县东南三十里，时聚兵华阳攻韩，秦魏冉、白起救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陈　直：《索隐》：芒卯魏将，谯周云：孟卯也。直按：《周金文存》卷六，九十一页，有立事剑云：“王立事岁命孟卯右军师司马尉执剂。”盖即芒卯之物，谯周作孟卯是也。（《史记新证·秦本纪》）

[10] 【汇注】

裴　骃：徐广曰：“河内修武，古曰南阳，秦始皇更名河内，属魏地。荆州之南阳郡，本属韩地。”（《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怀获嘉县即古之南阳。杜预云在晋州山南河北，故曰南阳。秦破芒卯军，斩首十五万，魏入南阳以和。”（《史记正义·秦本纪》）

司马光：赵人、魏人伐韩华阳。韩人告急于秦，秦王弗救。韩相国谓陈筮曰：“事急矣，愿公虽病，为一宿之行！”陈筮如秦，见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来。”陈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何也？”陈筮曰：“彼韩急则将变而他从；以未急，故复来耳。”穰侯曰：“请发兵矣。”乃与武安君及客卿胡阳救韩，八日而至，败魏军于华阳之下，走芒卯，虏三将，斩首十三万。……魏段干子请割南阳予秦以和。（《资治通鉴》卷四《周纪四·赧王四十二年》）

胡三省：南阳实修武。班《志》，修武县属河内郡。应劭曰：晋始启南阳，今南阳城是也。其地在晋山南、河北，故曰南阳。刘原父曰：修武即晋之宁邑，武王伐纣名之。《韩诗外传》：武王伐纣，勒兵于宁，故曰修武。有古南阳城。（《资治通鉴》卷四“赧王四十二年”注）

程馀庆：魏南阳故城，在怀庆府修武县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陈蒲清：南阳：即魏国修武（故址在今河南省获嘉县），非韩国的南阳（韩之南阳早已被秦吞并）。（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1] 【汇注】

马非百：“卅四年（前273）攻华阳”。攻华阳事，各书记载不尽一致。第一，从参战国说，《秦本纪》只有魏国，《韩世家》说是赵、魏攻韩华阳而秦救之。《魏世家》《穰侯传》皆言秦攻韩、赵、魏，《赵世家》言赵与魏共击秦，而无韩，《春申君传》则只有韩、魏而无赵。《秦表》只言击魏而无韩、赵。第二，从时间说，《六国表·秦表》《韩世家》《白起传》《魏世家》皆列在秦昭王三十四年，与此相合。而《秦本纪》《赵世家》《穰侯传》则皆列在昭三十三年，比此处提前了一年。第三，从主将说，《秦本纪》说是客卿胡伤，《六国表·秦表》《白起传》《赵世家》《春申君传》说是白起。《韩世家》只说穰侯。《穰侯传》则说是穰侯与白起、胡伤三人。《魏世家》未说秦将姓名。第四，从斩首人数说，《秦本纪》《秦表》及《魏世家》皆言“斩首十五万”，《穰侯传》言“斩首十万”，《白起传》言“斩首十三万”，又“沉晋卒二万人于河中”。《赵、韩世家》未言斩首人数。第五，从对方主将说，《秦本纪》《秦表》《穰侯传》《白起传》及《魏世家》《春申君传》都说是魏将芒卯，《赵世家》无主将名。但《白起传》有赵将贾偃。第六，从战果说，《秦本纪》《穰侯传》说破芒卯，《秦表》《白起列传》说芒卯走，得三晋将，《赵世家》说得一晋将，独《春申君传》说擒魏将芒卯。又《秦本纪》《魏表》《魏世家》皆说魏入南阳（《正义》引《括地志》：怀州获嘉即古南阳）以和，《穰侯传》独言取魏之卷、蔡阳、长社、赵氏观津（赵乐毅封邑，今河北省武邑县有观津镇即此）。似是将三十三年事误合为一。但以华阳为这次战争的主要阵地，则各书及此处完全一致。《史记·韩世家·正义》：司马彪云：“华阳，山名，在密县。”郑州管城县南四十里。按即今河南省密县东南三十里。（《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研究集传》）

又：“卅七年（前270）耤寇刚”。《齐世家》：“（襄王）十四年（秦昭王三十七年）秦击我刚、寿。”《六国表·齐表》同。《秦本纪》：“（昭王）三十六年，客卿灶攻齐，取刚、寿，予穰侯。”《穰侯传》：“（昭王三十六年）相国穰侯言客卿灶，欲伐齐，取刚、寿，以广其陶邑。”《范睢传》：“（昭王三十六年）穰侯为秦将，且欲越韩、魏而伐齐刚、寿，欲以广其陶封。”《正义》：“《括地志》云：故刚城在兖州袭丘县界。寿，郓州之县。”此言“耤寇刚”，当与伐刚、寿有关。耤寇刚者，可能做两种解释：一种，藉或是灶之别名，或为灶之副将。寇即攻取的意思。又一种，据《史记·范睢传》穰侯越韩、魏而攻齐刚、寿，范睢讥之为“借贼兵而赍盗粮”，此本古兵书中语，《李斯传》作“藉寇兵而资盗粮”。作者对其他战役，或曰攻，或曰某军，独对于这次战役大书特书曰“耤寇刚”，说明他对“越人之国而攻”的战役，是持反对的态度的。又此役所记年代与《史记·齐世家》及《齐表》相合。惟《秦本纪》《穰侯传》《范睢传》皆作昭王三十六年，较此提早了一年。（同上）

[12] 【汇注】

陈蒲清：上庸：原为楚地。在今湖北省竹山县。（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3] 【汇注】

吕祖谦：“周赧王四十二年，秦魏冉、白起救韩，败魏、赵华阳”。《解题》曰：华阳，亭名，在密阳。秦属河南郡。蔡阳今蔡州上蔡水之阳。长社属颍川郡，观津属津河郡。南阳即河内修武，非邓州之南阳。晋始启南阳，即此地也。免臣，盖秦之臣，以罪免者，迁以守新边。秦不信敌国之民，故徙其国人使错居之也。秦华阳之役，盖救韩而击赵、魏，《年表》《列传》或云得三晋将，或攻赵、韩、魏，皆记之者误耳。（《大事记解题》卷五）

程馀庆：免臣，秦之臣以罪免者，迁以守新边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陈蒲清：免臣：指已降服的南阳臣民。韩魏服于秦，秦以楚地上庸为一郡，迁南阳免臣居之。这段话疑有脱误。（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4] 【汇注】

司马迁：（韩釐王）二十三年，赵、魏攻我华阳。韩告急于秦，秦不救。韩相国谓陈筮曰：“事急，愿公虽病，为一宿之行。”陈筮见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来。”陈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为公之主使乎？夫冠盖相望，告敝邑甚急，公来言未急，何也？”陈筮曰：“彼韩急则将变而佗从，以未急，故复来耳。”穰侯曰：“公无见王，请今发兵救韩。”八日而至，败赵、魏于华阳之下。（《史记·韩世家》）

[15] 【汇校】

梁玉绳：案：秦无佐伐燕之事，而伐燕是齐、韩、魏，非韩、魏、楚，此与《燕世家》同误，说在六国表中。（《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吕祖谦：“韩魏与秦楚伐燕”。《解题》曰：按《燕世家》燕惠王七年卒，韩、魏、秦、楚兵伐燕。盖乘燕之丧也。《楚世家》书使三万人助三晋伐燕。《秦本纪》亦书佐韩、魏、楚伐燕。然则是役也，韩、魏为兵主，秦、楚助之而已。（《大事记解题》卷五）

[16] 【汇注】

张守节：今邓州也。前已属秦，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释名》云：“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焉。”张衡《南都赋》云：“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史记·秦本纪·正义》）

胡三省：凡山南、水北皆谓之南阳。晋南阳在修武，以在太行之南，大河之北也。秦置南阳郡，以在南山之南，汉水之北也。（《资治通鉴》卷五“赧王四十三年”注）

[17] 【汇校】

梁玉绳：案：《年表》及《田完世家》皆云三十七年，此与《穰侯传》并误在前一年。（《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张习孔：前271年，庚寅，周赧王四十四年，燕武成王元年，赵惠文王二十八年，齐襄王十三年，秦昭王三十六年，秦筑长城。秦灭义渠后，置北地郡（郡治义渠，今甘肃庆阳西南），至此，“秦有上郡、陇西、北地，筑长城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按秦昭王时之长城，西起今甘肃岷县之西南，北经皋兰，东越陇山，入今陕西之富县境，北行经延安、绥德，东达黄河西岸而止。（《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前270年，辛卯，周赧王四十五年，秦昭王三十七年，赵惠文王二十九年……秦围赵阏与。秦派中更（秦爵十三级）胡阳伐赵，越过韩之上党，进围赵之险要——阏与（今山西和顺）城，阏与之役开始。（同上）

又：秦取齐刚寿。秦客卿灶言于魏冉：“攻齐之事成，陶为万乘，长小国，率以朝，天下必听，五伯之事也。”冉从之，使灶攻齐，取其刚（今山东宁阳东北）、寿（今山东东平西南），冉封地陶邑（今山东定陶北）因以扩大。（同上）

[18] 【汇校】

高　敏：（湖北睡虎地秦墓秦简）《史记·秦本纪》及《穰侯列传》，均载秦攻齐取寿刚在昭王三十六年，唯《六国年表·齐表》作齐襄王十四年（即秦昭王三十七年）秦“击我寿刚”，与上矛盾，今《大事记》亦作昭王三十八年“□□刚”，显然是“攻寿刚”，证明《齐表》正确。（《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刚城在兖州龚丘县界。寿，郓州之县。”（《史记正义·秦本纪》）

吕祖谦：《解题》曰：《秦本纪》书“客卿灶攻齐，取刚、寿、予穰侯”。按：范睢今年说昭王之辞曰：“穰侯越韩、魏而攻齐刚、寿，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齐《年表》书秦、楚击我刚、寿，是今岁攻而未能下也。（《大事记解题》卷五）

胡三省：余据《唐志》：郓州寿张县，武德初置寿州。（《资治通鉴》卷五“赧王四十五年”注）

程馀庆：故刚城在兖州府宁阳县东北二十五里，故寿城在寿张县东南五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刚、寿：《汉志》：“秦山郡刚，故阐。”《汶水注》：“《禹贡》汶水自蛇丘来，西南过刚县北。”《括地志》：“故刚城在龚丘（宁阳）县界。寿，郓州之县。”《清统志》（一六六）：“刚故城在宁阳县东三十五里。”按：今郓城县，本汉寿良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其他》）

陈蒲清：刚：《括地志》云：“在兖州龚丘县界。”故址在今山东省宁阳县北。寿：即张县。故址在今山东省东平县西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9] 【汇注】

司马光：穰侯言客卿竈于秦王，使伐齐，取刚、寿以广其陶邑。（《资治通鉴》卷五《周纪五·赧王四十五年》）

[20] 【汇注】

马非百：“卅八年（前269）阏与”。这是指有名的秦赵阏与战争而言。惟关于阏与战争，历来说者多不一致。从战争起因说：一说是因为赵背秦约，不肯以应犁、牛狐之地和秦所攻取的蔺、离石、祁相交换，故秦怒而伐之。见《战国策·赵策》。又一说则说是秦、韩相攻而围阏与，赵使赵奢救之。见《史记·赵世家》及《赵奢传》。《六国表·赵表》仅书秦拔我阏与，赵奢将击秦，大败之。《秦本纪》亦只书中更胡伤攻赵阏与不能拔。而皆不叙其事之所由起。从阏与所属国说，《赵表》既言“秦拔我阏与”，又言“秦击我阏与城”，《秦本纪》也说“中更胡伤攻赵阏与”。《赵奢传》：“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魏世家》信陵君谏魏王云：“越山逾河，绝韩上党而攻赵，是复阏与之事，秦必不为也。”都说阏与是赵地。但《赵世家·正义》说：“又仪州和顺县城亦云韩阏与邑。”王先谦《汉书补注·上党军沾县》条下引《元和志》：“即韩阏与邑。”又《赵奢传》秦伐韩，军于阏与。王召廉颇、乐乘“问可救否”，两人皆答以“道远险狭难救”。如果是赵地，则不是“可救否”与“难救”的问题。据此，也证明阏与是韩地而非赵地。从阏与所在地说：《赵世家·正义》说：“《括地志》云：‘阏与，聚落，今名乌苏城，在潞州铜鞮县西北二十里。又仪州和顺县城，亦云韩阏与邑。二所未详。又有阏与山在洺州武安县西五十里，盖是也。’”这是说阏与就是阏与山，其地则在洺州武安县西五十里。即今河北省武安县。《赵奢传·正义》却又说：“按《括地志》云，言拒秦军在阏与山。疑其太近。既去邯郸三十里而军，又云趋之二日一夜，至阏与五十里而军垒城。据今洺州去潞州三百里间而隔相州，恐潞州阏与聚城是所拒据处。”这是说阏与乃阏与聚，其地则在潞州铜鞮县，即今山西省沁县西南。《方舆纪要》沁州阏与城条下云：“州西北二十里，战国时赵奢大破秦军，解阏与之围。其地在河南武安县。秦始皇十一年王翦攻阏与及阳。又汉二年，韩信破代，擒代相夏说于阏与，即此处也。”这是把阏与山和阏与城分为两处，而谓前者在武安，后者则在沁县西北。又王先谦《汉书补注·上党郡沾县》条下云：“《元和志》：即韩阏与邑。故城今平定州南八十里。”又涅氏条下云：“此涅县，非涅氏也。《续志》有阏与聚，刘注：赵奢破秦兵阏与。据此，沾、涅皆阏与地。《一统志》：‘涅故城今武乡县西五十里。’”这是说阏与又在今山西平定县和武乡县境。从战争发生年代说：各书皆列在秦昭王三十七年，惟《秦本纪》书“中更胡伤攻赵阏与不能取”于昭王三十六年，《六国表·赵表》于赵奢大破秦军之后，也在赵惠文王三十年（即秦昭王三十八年）大书“秦击我阏与，不拔”，与此相合。根据以上各种记载分析归纳，约可得结论如后：

①阏与战争，是秦军越山逾河，绝韩上党以攻赵所引起，因要经过上党，当然和韩有矛盾，但主要目的，还是攻赵。

②阏与是赵地不是韩地。

③从赵奢“去国三十里而军，又趋之二日一夜至阏与五十里而军”和廉颇、乐乘言“道远险狭难救”，合而观之，则阏与所在地必不是武安而当在武安以西，今山西省晋中地区范围内。

④至于年代，大概进行了两次。赵奢大败秦军在昭王三十七年。中更胡伤攻赵不能取当是反攻，则在三十八年，此所记当属第二次，但结果仍然没有取得胜利。故上引信陵君谏魏王云：“越山逾河，绝韩上党而攻强赵，是复阏与之事，秦必不为也。”（《魏世家》）可见阏与战争，在秦人心目中，确实是一次很惨痛的教训。（《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又：“卅九年（前268）攻怀”。《魏世家》：“（安釐王）九年（秦昭王卅九年），秦拔我怀。”《六国表·魏表》同。《范睢传》作“卒听范睢谋，使五大夫绾伐魏拔怀”。怀，《方舆纪要》：“在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十一里。”（同上）

[21] 【汇校】

胡三省：“胡伤”，意谓即上卷客卿之“胡阳”。（《资治通鉴》卷五“赧王四十六年”注）

【汇注】

裴　骃：（阏与）孟康曰：“音焉与，邑名，在上党湼县西。”（《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阏，于达反。与音预。阏与聚城一名乌苏城，在潞州铜鞮县西北二十里，赵奢破秦军处。又仪州和顺县即古阏与城，亦云赵奢破秦军处。然仪州与潞州相近，二所未详。又阏与山在洺州武安县西南五十里，赵奢拒秦军于阏与，即山北也。按：阏与山在武安故城西南，又近武安故城，盖仪州是所封故地。（《史记正义·秦本纪》）

司马光：秦伐赵，围阏与。赵王召廉颇、乐乘而问之曰：“可救否？”皆曰：“道远险狭，难救。”问赵奢，赵奢对曰：“道远险狭，譬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王乃令赵奢将兵救之。……赵奢纵兵击秦师，秦师大败，解阏与而还。赵王封奢为马服君，与廉、蔺同位。（《资治通鉴》卷五《周纪五·赧王四十五年》）

胡三省：司马彪《志》：上党郡湼县有阏与聚。《水经注》：上党沾县有梁榆城，即阏与故城。卢谌《征艰赋》曰：访梁榆之虚郭，乃阏与之旧平。《史记正义》曰：阏与在潞州铜鞮县西北二十里。又仪州和顺县亦有阏与城。仪、潞相近，二所未详。又阏与山在潞州武安县西南五十里，赵奢拒秦军于阏与，即山北也。《河东图》：辽州和顺县，晋大夫梁余子养邑；秦伐阏与，赵奢救之。是此辽州即唐之仪州。（《资治通鉴》卷五“赧王四十五年”注）

程馀庆：阏音焉。阏与故城在山西沁州西北三十里，按赵奢破秦军阏与，在三十七年，此盖秦再攻阏与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阏于：当今山西沁县东北，武乡县之西南，正韩赵之分野，沿浊漳出河北之捷径。……其地分属韩、赵（一地两属，所在多有），故《六国表》赵曰：“拔我”，韩曰“击我”，赵故不待韩请而救之也。及韩以上党与赵，王翦乃攻赵阏与与橑阳。橑阳，《十三州志》在上党（壶关）西北百八十里；亦足证阏于之在武乡西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败赵长平》）

又：武安在今武乡，属赵。《廉颇传》“秦军阏与”，又曰：“秦军军武安西，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其词虽夸，要当近于阏与。（同上）

[22] 【汇校】

司马迁：秦韩相攻，而围阏与。赵使赵奢将，击秦，大破秦军阏与下，赐号为马服君。（《史记·赵世家》）

高　敏：《史记·赵世家》《六国年表·韩表》及《廉颇列传》均谓与秦军战于阏与，时在秦昭王三十七年，唯《史记·秦本纪》作昭王“三十八年，中更胡伤攻赵阏与，不能取”，与表、传矛盾，今《编年记》有昭王“三十八年阏与”，可证《秦本纪》不误，而表、传、世家关于与秦战于阏与的年代有误。（《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23] 【汇注】

司马光：秦悼太子质于魏而卒。（《资治通鉴》卷五《周纪五·赧王四十八年》）

[24] 【汇注】

裴　骃：（芷阳），徐广曰：“今霸陵。”（《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芷阳在雍州蓝田县西六里。《三秦记》云（白）鹿原东有霸川之西阪，故芷阳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故城在西安府东南三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芷阳：《汉志》：“京兆尹霸陵，故芷阳，文帝更名。”……芷阳，县境跨灞水两岸；西岸白鹿原（以浐水与少陵、杜陵及长安分界），东岸为骊山（界蓝田与临潼），南抵南山，北凭渭水。汉文九年起陵芷阳，以地处灞上，更名灞陵。陵在西岸，城在东岸。（《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其他》）

四十一年夏[1]，攻魏，取邢丘、怀[2]。四十二年[3]，安国君为太子[4]。十月[5]，宣太后薨[6]，葬芷阳郦山[7]。九月，穰侯出之陶[8]。四十三年[9]，武安君白起攻韩，拔九城[10]，斩首五万。四十四年[11]，攻韩南（郡）阳，取之[12]。四十五年[13]，五大夫贲攻韩[14]，取十城[15]。叶阳君悝出之国[16]，未至而死。四十七年，秦攻韩上党[17]，上党降赵，秦因攻赵，赵发兵击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18]，四十余万尽杀之[19]。四十八年十月[20]，韩献垣雍[21]。秦军分为三军[22]。武安君归。王龁将伐赵武安、皮牢[23]，拔之[24]。司马梗北定太原[25]，尽有韩上党。正月，兵罢，复守上党[26]。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赵邯郸[27]。四十九年正月，益发卒佐陵。陵战不善[28]，免，王龁代将[29]。其十月[30]，将军张唐攻魏，为蔡尉捐弗守[31]，还斩之。五十年十月[32]，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33]，迁阴密[34]。张唐攻郑[35]，拔之。十二月，益发卒军汾城旁[36]。武安君白起有罪，死[37]。龁攻邯郸，不拔，去[38]，还奔汾军二月余。攻晋军，斩首六千，晋楚流死河二万人[39]。攻汾城，即从唐拔宁新中[40]，宁新中更名安阳[41]。初作河桥[42]。

[1] 【汇注】

章　衡：乙未四十九年，（秦昭襄王）四十一年，范睢益亲用事，乃言太后、穰侯将不利于国，王乃废太后，逐穰侯，出之陶，以睢为丞相，封应侯。（《编年通载》卷三《周》）

马非百：“四十一年（前266）攻邢丘”。《秦本纪》：“（昭王）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怀。”案：怀已于昭王卅九年入秦。此又言“取怀”者，《史记·考证》云：“此两年事并入一年。”简文分列，与《魏世家》《六国表·魏国》及《范睢传》同。邢丘，《范睢传》亦作邢丘。《魏世家》作“丘”。《六国表·魏表》作“廪丘”。《集解》：徐广曰：“丘一作廪丘，又作邢丘。”据此处所记，则作“邢丘”为是。邢丘，今河南省温县东有平皋故城，即此。又案邢丘和怀隔河南对成皋。成皋以东为荥阳，以西为巩县。这三地在当时最为重要。因为北边渡河可由邢丘以达上党，由邢丘和怀北行，至太行山上的少曲，尤为绾毂南北的冲要。范睢说秦昭王说：“举兵而攻荥阳，则成皋之路不通。北斩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兵不下。一举而攻荥阳，则其国断而为三。”（《范睢传》）上年的攻怀，本年的攻邢丘，和卌二年的攻少曲，卌四年的攻太行，卌五年的攻野王，便是范睢对此计划的具体实践。（《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2] 【汇校】

吕祖谦：《解题》曰：（邢丘），《年表》作廪丘，《世家》作丘。（《大事记解题》）卷五）

梁玉绳：按：《六国表》《魏世家》秦取魏怀在昭三十九年，魏安釐九年，在取邢丘二年前，故《范睢传》云“使五大夫绾伐魏，拔怀。后二岁，拔邢丘”也，此误并在四十一年内。而“邢丘”当依《魏世家》作“丘”，此与《范睢传》作“邢丘”同误，《表》作“廪丘”尤误。廪丘乃齐地，时属于赵。丘为汝南郡新县，春秋时属齐，六国时属魏，《汉志》应劭注云“秦伐魏取丘”，可为确据矣。若邢丘之地，久入于秦，不待是时始取，故魏襄王时苏秦说魏，历数魏地不及邢丘而《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信陵君谓魏王曰“秦固有怀茅邢丘也”，则非是时始取可知（是时即安釐王十一年）。《国策》吴注谓廪丘即邢丘，谬甚。裴骃引《韩诗外传》谓“武王伐纣至其地，更名邢丘曰怀”，诞不足信。（《史记志疑·秦本纪》）

高　敏：（湖北睡虎地秦墓秦简）《编年记》昭王四十一年“攻邢丘”；《史记·秦本纪》载昭王“四十一年攻魏邢丘、怀”；《史记·范睢列传》则谓拔怀“后二岁拔邢丘”，按《编年记》拔怀在昭王三十九年，则攻魏邢丘确在四十一年，可见几者所载相同。（《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又：（湖北睡虎地秦墓秦简）《编年记》载昭王卅九年“攻怀”，四十一年“攻邢丘”；而《史记·秦本纪》却把二者合于一年，作昭王四十一年“攻魏取邢丘、怀”，其“攻怀”事较《编年记》推迟了两年。但《史记·六国年表·魏表》及《魏世家》，均作魏安釐王九年（即秦昭王三十九年）“秦拔我怀”，《范睢列传·集解》引徐广语，谓秦使五大夫绾伐魏拔怀在昭王三十九年，与《编年记》正合。因此，《史记·秦本纪》把攻魏取怀事系于昭王四十一年，是错误地推迟了两年。（同上）

又：秦昭王四十一年“攻魏取邢丘”事，《编年记》与《史记·秦本纪》均作“邢丘”，而《魏世家》作“拔我丘”，《六国年表·魏表》则作“秦拔我廪丘”；《史记·集解》引徐广语曰：“或作邢丘”。今《编年记》作“邢丘”，又出土秦律的治狱案例中两次提到战“邢丘”，可见徐广的解释不误，而《年表》及《魏世家》的“郪丘”及“廪丘”都错误了。（同上）

【编者按】《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纪》昭王四十一年“攻邢丘”。李学勤注曰：邢丘，魏地，今河南温县东，此年秦取邢丘，与《史记·秦本纪》相合。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四主张《秦本纪》邢丘“当依《魏世家》作郪丘，此与《范睢传》作邢丘，同误”，则是错误的。

【汇注】

裴　骃：徐广曰：“邢丘在平皋。”骃按：《韩诗外传》武王伐纣，到于邢丘，勒兵于宁，更名邢丘曰怀，宁曰修武。（《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平皋故城本邢丘邑，汉置平皋县，在怀州武德县东南二十里。故怀城，周之怀邑，在怀州武陟县西十一里。”（《史记正义·秦本纪》）

胡三省：班《志》，怀县属河内郡。《括地志》曰：怀县在怀州武陟县西十一里。（《资治通鉴》卷五“赧王四十七年”注）

张　照：《魏世家》，安王九年，秦拔我怀。是年为秦昭之三十九年。十一年，拔我邢丘，即秦四十一年也。此两年事并入一年。（《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程馀庆：邢丘故城在怀庆府东南七十里，故怀城在武陟县西南十一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邢丘：河南温县东二十里平皋故城。春秋晋邑（见《左》宣六年），战国属魏。《韩诗外传》（三）：“武王伐纣，更邢丘曰怀。”《禹贡》“覃怀氐绩”，汉置怀县于武陟西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昭王之业绩》）

又：怀：周取苏忿生邑以与郑，见《左》隐十一年。晋启南阳，遂属晋。《左》宣六年，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战国分属魏。傅宽从击项羽待高祖于此，见《宽传》。《水经》，沁水“又东过怀县之北”。《河水注》：“河水自洛口又东，左迳平皋县南，又东迳怀县南，济水故道之所入，成皋分河。”邢丘近怀，明非一地，《韩诗外传》误。（同上）

陈　直：直按：《双剑吉金图录》下，第三十二页，有相邦冉戟云：“廿一年相邦冉之造雍工师叶（正面），雍坏德（背面）。”坏德即怀德。此戟为魏冉当秦昭王二十一年复相时所铸，怀县已入秦国版图，本文谓昭王四十一年，始攻魏取怀，与戟文互异。（《史记新证·秦本纪》）

【编者按】《通鉴》取魏之邢丘与怀，非一年事。赧王四十七年，司马光谓“秦用范睢之谋，使五大夫绾伐魏，拔怀”。而“秦拔魏邢丘”，则至赧王四十九年矣。

[3] 【汇注】

马非百：“四十二年（前265）攻少曲”。《范睢传》：“范睢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东伐韩少曲、高平，拔之。”《方舆纪要》：“《括地志》：‘高平故城在河阳县西北四十里。少曲当与高平相近。苏代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断太行，是也。刘伯庄曰：少曲在太行西南。’”案河阳即今河南省孟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专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4] 【汇注】

吕祖谦：按《史记索隐》，安国君名柱。（《大事记解题》卷五）

[5] 【汇校】

梁玉绳：按：十月乃“七月”之误，下文书“九月”可见。《大事记》及《尚书疏证》六反据此以为秦未并天下已改用十月为岁首，恐未然。（《史记志疑·秦本纪》）

赵生群：“十月”，高山本作“七月”。（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

[6] 【汇注】

裴　骃：（宣太后），徐广曰：“干氏。”（《史记集解·秦本纪》）

[7] 【汇注】

张守节：郦，力知反，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陈蒲清：骊山：秦属芷阳。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南。（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8] 【汇注】

吕祖谦：“秦免魏冉相国，夺宣太后权”。《解题》曰：《范睢传》书“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按《本纪》，明年“宣太后葬芷阳郦山。九月，穰侯出之陶”。是宣太后之没，书薨、书葬，初未尝废。魏公子无忌谏魏王亲秦之辞，止曰：“太后母也，而以忧死。”亦未尝言废也。穰侯虽免相，犹以太后之故，未就国，及太后既葬之后，始出之陶耳。《范睢传》所载，特辩士增饰之辞，欲夸范睢之事而不知，甚昭王之恶也。邵氏《皇极经世书》曰：罢穰侯相国及宣太权，以客卿范睢为相，封应侯，盖得其实矣。（《大事记解题》卷五）

郭嵩焘：“四十二年……，穰侯出之陶”，按昭襄王四十二年先叙十月，后叙九月，距昭襄王十九年僭称帝凡三十四年。（《史记札记·秦本纪》）

王　恢：陶：《清统志》（一八一），定陶故城在今治西北四里（凤珠山前），明洪武四年徙今治。（《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其他》）

又：周武王弟封于曹，以陶为都邑。《春秋》哀公八年（前487）宋灭曹，遂为宋邑。昭王二十一年，齐与魏、楚灭宋，齐分得陶。昭王怒，乃联魏、韩、赵、楚、燕攻齐，秦夺以“益”穰侯魏冉。（同上）

【汇评】

司马光：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灾害；荐白起为将，南取鄢、郢，东属地于齐，使天下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强大者，穰侯之功也。（《资治通鉴》卷五《周纪五·赧王五十年》）

王　恢：陶：范蠡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货殖传》）遂居之治产至巨万，称陶朱公。子贡尝鬻财于曹、陶之间。盖陶居临藺、洛阳、卫、梁、宋、鲁、赵、楚之间，国际交通之衢，所谓当午道者也。四面平原千里，鸿沟四达，物产辐凑，战国时代一大经济都会也。秦更据以为应扬四面，虎视八方之军事基地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其他》）

[9] 【汇注】

司马迁：（韩桓惠王）九年，秦拔我陉，城汾旁。（《史记·韩世家》）

[10] 【汇校】

梁玉绳：按：《韩世家》云“秦拔我陉，城汾旁”，《范睢传》云“秦攻韩汾、陉，拔之，因城河上广武”，则知秦所拔只陉城耳，陉在汾阳，遂城汾旁一带至广武。其曰“河上”者，即“广武”涧，《水经注》所谓“夹城之间有绝涧断山”是也。《六国表》云“秦拔我城汾旁”，“我”下缺“陉”字。《白起传》云“攻韩陉城，拔五城”，“五城”二字误，当云“拔之”。此《纪》云“九城”尤误，当云“拔陉城”。（《史记志疑·秦本纪》）

张　照：《白起传》，昭王四十三年卒。白起攻韩陉城，拔五城。《韩世家》，惠王九年，秦拔我陉，城汾旁。（《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11] 【汇注】

司马迁：（韩桓惠王）十年，秦击我于太行，我上党郡守以上党郡降赵。（《史记·韩世家》）

章　衡：戊戍五十二年，（秦昭襄王）四十四年，攻韩，拔南郡。（《编年通载》卷三《周》）

马非百：“四十四年（前263）攻太行。□攻”。《韩世家》：“（桓惠王）九年（秦昭王四十三年）秦拔我陉城汾旁。十年（秦昭王四十四年）秦击我于太行。”《六国表·韩表》同。《正义》：“秦拔陉城于汾水之旁。陉故城在绛州曲沃县西北二十里汾水之旁。”又云：“太行山在怀州河内县北二十五里。”《白起传》：“（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阳太行道，绝之。”《集解》：“此南阳，河内修武是也。”《正义》：“案南阳属韩。秦攻之，则韩太行羊肠道绝矣。”按太行，即太行山。起自河南省济源县，北入山西省境，东北走，经晋城、平顺、潞城、昔阳等县，再入河南省境经辉县入河北省境，经武安、井陉等县，至获鹿为止。若断若续，随地异名，主峰在晋城县南。羊肠道，王先谦《汉书·地理志补注》“壶关有羊肠阪”条云：“羊肠阪有三，此及凤台、阳曲。战国时之羊肠，凤台近之。《纪要》：‘阪长三里，盘曲如羊肠。’”案清凤台即今山西省晋城县。据《范睢传》：睢说秦昭王云：“北守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又同书蔡泽说睢云：“今君相秦，计不下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利施三川，以实宜阳。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又斩范中行之涂，六国不得合从。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知“攻太行”也是范睢所主持。缺字未详。（《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12] 【汇校】

梁玉绳：按：《年表》及《白起传》作“南阳”，甚是。独此称“南郡”，谬耳。南郡乃楚地，秦昭廿九年攻楚取郢为南郡，韩安得有之。盖南阳是总统之名，韩、魏分有其地。魏之南阳是河内、修武等处，已于秦昭三十四年尽入于秦。韩之南阳是荆州宛、穰等处，其地大半为秦所取，故秦于前十年置南阳郡矣。此后所攻者皆韩之南阳，不过取而附益之，至始皇十六年而韩南阳之地全纳于秦。《韩表》及《世家》不书取南阳，但云“秦击我太行”，盖互见之，《白起传》所谓“攻南阳太行道，绝之”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郭嵩焘：“四十四年，攻韩南郡，取之”。《考异》云：“南郡非韩地。”《志疑》云：“《年表》及《白起传》作‘南阳’，是。”（《史记札记·秦本纪》）

王　恢：南郡：《汉志》：“南郡，秦置，领县十八，治江陵，故楚都郢。”王补引全祖望云：韩亦有南郡，《秦纪》昭襄四十四年攻韩南郡，取之，是也。盖与楚接境，后殆并入。”钱大昕《潜研堂集》（十二）又以秦汉之南阳郡曲为之说。按四十四年攻韩南郡，“郡”乃“阳”之讹。《年表》《白起传》可证。全、钱、王三氏，似不知河内之南阳，韩魏共之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略楚地过半》）

司马光：秦武安君伐韩，取南阳。（《资治通鉴》卷五《周纪五·赧王五十二年》）

【汇注】

吕祖谦：“周赧王五十二年，秦白起攻韩，取南阳，绝太行道”。《解题》曰：“南阳，河内修武也。昭王三十四年，尝取之魏矣。今岁又书取之韩，或者中间尝属韩也。”范睢尝献谋于昭王曰：“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斯役也，其上党之渐欤？（《大事记解题》卷五）

又：《史记正义》云：太行在怀州河内县北。（《大事记解题》卷五《本注》）

胡三省：韩之南阳，即河内野王之地。（《资治通鉴》卷五“赧王五十二年”注）

钱大昕：“昭王四十四年，攻韩南郡，取之”。“南郡”，《六国表》作“南阳”。考江陵之南郡，楚地，非韩地，当以“南阳”为是。但昭王十六年，拔韩宛城，又魏冉封穰侯，皆南阳郡地，是南阳属秦已久。至昭王三十九年置南阳郡，何以四十四年攻韩，又取南阳？盖战国时大郡，或领十数城，非一时所能尽拔。秦虽置南阳，尚未全有其地，至是始悉取之。如上党亦韩郡，桓惠王十年，郡守冯亭以郡降赵，十四年为秦所拔矣。而二十六年又云“秦拔我上党”，亦其类也。（《三史拾遗·秦本纪》）

陈蒲清：南阳：地区名。相当今河南省西南部一带。因地处中原的南方，位于伏牛山、汉水之阳，故名。（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3] 【汇注】

马非百：“卌五年（前262）攻大野王。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白起传》：“（秦昭王）四十五年，伐韩之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索隐》：“《地理志》：‘野王县，属河内，在太行东南。’”《汉书·地理志》：“野王，太行山在西北。”王先谦《补注》：“《禹贡·山水泽地篇》：‘太行山在野王县西北’，与志合。《纪要》：‘今怀庆府城北二十里。’”又云：“野王，《一统志》：‘故城今河内县治。’”案即今河南省沁阳县。韩无大野王。疑当作“攻太行、野王”，写者脱一“行”字。上党道绝，韩国被截为二段，上党郡就成为孤岛。魏国的信陵君竟想乘人之危，从中捞一把。他向魏王提出“通韩上党于共（今河南省辉县）、甯（今河南省修武县东），使道安成（今河南省原阳县南），出入赋之”，“使魏得韩以为县”的卡住韩国脖子的恶毒阴谋。（《魏世家》）魏王是否采纳了他的意见，史无明文。但当时一国分为两半，彼此无法交通。对韩国来说，确实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又按：喜，人名。产，即《史记·高纪》“已而有身，遂产高祖”之产。犹言诞生。这是说喜是这一年十二月甲午日鸡鸣时诞生的。

又：“卌六年（前261）攻□亭”。案“□亭”当是“冯亭”之缺。冯亭，韩上党守。当秦攻野王时，上党与韩都新郑之交通已绝。韩王大恐，使阳成君入谢于秦，请效上党之地以为和。令韩阳告上党守靳，使其效地于秦。靳不奉命。韩王以已诺于秦王，未便中变。因使冯亭代靳。冯亭不仅不肯遵办，反而以上党郡及所属城市十七降赵。而赵孝成王也不自量力，居然派平原君前往受地，并以万户都三封冯亭，千户都三封县令，皆世世为侯。诸吏都加爵三级，民能相安者，都赐之六金。秦以全力攻韩，已将到口的一块肥肉，忽被冯亭把它作为升官发财的礼物轻轻地送给赵国去了。正如平阳君赵豹所说：“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小弱，小弱顾能得之于强大乎？”（《赵世家》及《战国策·赵策》）这实在使秦国难堪。因此要激起秦王派兵攻击冯亭，自是意料中事，而且历史上用人名作为战役名称者，也并不希罕。苏厉说燕王，就曾以“赵庄（《史记·樗里子传》作庄豹，《秦本纪》作庄。此据《赵表》《赵世家》及《苏秦传》）之战”（赵肃侯二十二年，秦惠王十年）、“龙贾之战”（魏襄王五年，秦惠王八年）和“岸门（今河南省许昌市西北）之战”（韩宣惠王十九年，秦惠王后十一年）、“封陵（今山西省风陵渡）之战”（魏哀王十六年，秦昭王四年）及“高商之战”（《集解》：此战事不见）并称。那么，这里把“攻上党”称“攻冯亭”就不是什么创举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14] 【汇注】

张守节：（贲），音奔。五大夫，官。疑贲，名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叔岷：按五大夫，秦之第九爵。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史记斠证·秦本纪》）

[15] 【汇校】

高　敏：（湖北睡虎地秦墓秦简）《编年记》载昭王四十五年“攻大野王”；《史记·秦本纪》及《六国年表》都只说是年秦攻韩，“取十城”；《韩世家》连失十城事也未载；唯独《白起列传》谓昭王“四十五年，伐韩之野王，野王降秦”，与《编年记》略同。故知《白起列传》不误，而《秦本纪》及《年表》《韩世家》等均漏载攻野王即取十城中之一。（《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汇注】

吕祖谦：“周赧王五十一年，秦城广武”。《解题》曰：按《范睢传》昭王四十二年，秦攻韩汾、陉，拔之，因城河上广武。（《大事记解题》卷五）

又：《史记正义》云：陉城在绛州曲沃县西北汾水之旁也。广武在郑州荥阳县西。（《大事记解题》卷五《本注》）

[16] 【汇校】

裴　骃：（叶阳），一云华阳。（《史记集解·秦本纪》）

梁玉绳：按：一本“叶阳”下有“君”字。而叶阳，《集解》谓一云“华阳”，盖华阳君是也。华形近叶，故传写致讹。《范睢传》“华阳”，徐广曰“一作‘叶’”。《赵策》谅毅对秦王有母弟叶阳之语，并误。（非母弟也，尤误）华阳君乃昭王舅芈戎（又号新城君），悝乃昭王母弟高陵君，此《纪》有脱误，不然，将以芈戎为公子悝矣。考穰侯、华阳、高陵、泾阳，时称为四贵，皆于昭王四十二年同出就国。《纪》既脱缺，复误书于四十五年耳，当移在上文“穰侯出之陶”句下，而补之曰“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出之国。高陵君悝，未至而死”。（《史记志疑·秦本纪》）

王叔岷：按叶阳君，重刊北宋监本、殿本并同。《汉书人表》亦作叶阳君。《穰侯列传》作华阳君。梁氏以叶为华之误，是也。（《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叶，书涉反。（《史记正义·秦本纪》）

陈蒲清：悝（kuī）：昭王母弟，封高陵君。叶（旧读shè）阳君：疑为“高陵君”之误。或以为“华阳君”之误。华阳君乃昭王之舅芈戎。（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7] 【汇校】

梁玉绳：案：事在四十五年，《赵世家》《白起传》可证。此因说长平事而并书于四十七年，非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马非百：“四十七年（前260）攻长平。十一月，敢产”。《秦本纪》：“（昭王）四十七年，秦攻韩上党，上党降赵。秦因攻赵。赵发兵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长平，赵地，今山西省高平县北。此事，《六国表·秦表》《六国表·赵表》《韩世家》《赵世家》《白起传》《廉颇传》《赵奢传》及《范睢传》都有记载。战争的发生，当然是由于上党守冯亭以上党降赵，而赵又派廉颇将军军长平以拒秦所引起（《赵世家》）。秦军主将则为左庶长王龁。中间，应侯范睢用反间计，使赵王撤换了廉颇，而使赵奢子赵括代将。同时，秦军方面也暗中进行了改组，以白起为上将军，王龁则降为副将。战争结果，赵军大败，除全军士卒四十余万人皆被坑杀（《白起传》《范睢传》《赵奢传》）外，赵括和随军的上党守冯亭也都在战场中被秦军打死了（《汉书·冯奉世传》）。（《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又：敢当是喜的弟弟。喜生于昭王四十五年，敢生于四十七年，敢比喜小两岁。（同上）

陈蒲清：上党：今山西长治市。秦攻上党在昭王四十五年，此因长平事而追述。（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8] 【汇注】

泷川资言：长平：河南陈州西华县。（《史记会注考证》卷五《秦本纪》）

施之勉：按：《一统志》，长平故城，在山西泽州府高平县西，战国赵邑。……又，长平故城，在河南陈州府西华县东北十八里，本魏地。《战国策》魏芒卯曰：秦王欲魏长平。《史记》秦始皇六年，蒙骜攻魏拔长平。《考证》以魏长平当赵长平，谬甚。（《史记会注考证订补·秦本纪》）

王　恢：长平：《郡国志》泫氏县有长平亭。《沁水注》：“《上党记》曰：长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城西，二军共食流水涧，相去五里。秦坑赵众，收集头颅筑台垒中，因山为台，崔嵬桀起，今仍号之曰白起台。城之左右沿山亘隰，南北五十许里，东西二十余里，悉秦赵故垒，遗壁犹存焉。”《清统志》（一四五）：“故城今高平县西北二十里王报村，犹见旧县。”又赵壁垒云：“赵西壁在高平县北六里，即廉颇坚壁以待秦，王龁夺之者。秦壁一名秦垒，今名秦长垒（按高平县西今有秦城村）。又赵壁今名赵东壁，一名赵东长壁，在高平县北五里，即赵括筑处。”此役合两军兵数当逾百万，相持将一年，战事之惨烈，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赵自武灵王略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赵人习武善战，阏於之战，挫秦自孝公以来九十年战无不克之锋；恰十年，而有长平之惨败。向使魏不附秦弱韩，秦岂得并力于赵；赵如坚任廉颇持久策，不临阵易将，何至为秦所乘。赵自此精壮尽丧，一蹶不振，秦遂稳建统一大业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败赵长平》）

[19] 【汇注】

司马迁：秦拔赵上党，杀马服子卒四十余万于长平。（《史记·韩世家》）

司马光：赵师大败，卒四十万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资治通鉴》卷五《周纪五·赧王五十五年》）

梁玉绳：按：秦尚首功，斩一首赐爵一级，岂容混书，此“余”字当作“五”。（《史记志疑·秦本纪》）

王叔岷：按：《御览》引长平下有注云：“长平，在高平县西北，有长平故城。”《白起列传》“赵军长平”下《正义》亦云：“长平故城，在泽州高平县西二十一里也。”“四十余万”，《赵世家》《韩世家》并同，梁说拘泥。《六国年表》作“四十五万”。《白起列传》作“四十万”，又云：“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考证》引胡三省云：此言秦兵自挫廉颇至大挫赵括，前后所斩首虏之数耳）《廉颇蔺相如列传》亦云：“赵前后所亡四十五万。”则“四十五万”，非专计长平之役所阬杀之数矣。“尽杀之”，《白起列传》杀上有阬字（《水经·沁水注》引阬作坑），与此古钞、南本合。阬、坑，正俗字。（《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评】

马　雍：昭王四十七年，长平之战，打垮了秦国最后的一个强敌赵国。（《西域史地文物丛考·读云梦秦简〈编年记〉书后》）

卜　德：以掌握的技术手段来说，真要把一支40万人的军队斩尽杀绝，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即使考虑到这只军队在向也许是更强大的军队投降以前已经被围困和饥饿所削弱这一已知事实，情况依然如此。……对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可能在于“万”字的意义上。这个整数经常见于军事记载中，它也许只是象征性的，所以只应该理解为“大部队”。（《剑桥中国秦汉史》第一章《秦国和秦帝国》）

[20] 【汇校】

梁玉绳：按：“十月”二字衍，《白起传》亦误出也。下文于是年书正月，时秦尚未以十月为岁首，不应先书十月。（《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张文虎：“四十八年十月”。按：上四十二年先书十月，后书九月，此年先书十月，后书正月，《大事记》《古文尚书疏证》谓秦先世已尝改十月为岁首，是也。自此年以后，复用夏正，故下文书“其十月”云云，遂不以为岁首。而四十九年先书正月，后书其十月，文甚明白。《志疑》乃以四十二年之十月为七月之误，四十八年之十月为衍，考之未审矣。（《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汇校】

王叔岷：按：此先书“十月”，既与下文是年书“正月”抵牾；又与下文是年书“其十月”重复，故梁氏以为衍文。惟《白起传》亦有“十月”二字，则似非衍文。窃疑“十月”盖本作“十月”，即“七月”也。汉隶七字皆作十，说已见前。下文“正月，兵罢”。“正月”二字，盖涉下文“四十九年正月”而衍。（《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马非百：“四十八年（前259）攻武安”。《秦本纪》：“（昭王）四十八年，十月，秦军分为三军，武安君归。王龁将伐赵武安、皮牢，拔之。司马梗北定太原，尽有韩上党。正月，兵罢。复守上党。”《白起传》：“昭王四十八年，十月，秦军复定上党郡。秦分军为二：王龁攻皮牢，拔之。司马梗定太原。”《本纪》作三军者，白起自为一军，王龁、司马梗各为一军。传不计白起，故只言二军。此言攻武安，与《本纪》合。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出版《廿四史》标点本删去“武安”二字是错误的。武安，赵地，今河北省武安县西南。皮牢，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北。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县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21] 【汇注】

裴　骃：司马彪曰：“河南卷县有垣雍城。”（《史记集解·秦本纪》）

程馀庆：故城在怀庆府原武县西北五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陈蒲清：垣雍：即衡雍，在今河南原阳县。（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22] 【汇注】

陈蒲清：分为三军：《白起王翦列传》作为军为二，王龁一军攻皮牢，司马梗一军定太原。“三”为“二”之误。（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23]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浍水县在绛州翼城县东南二十五里。”按：皮牢当在浍之侧。（《史记正义·赵世家》）

胡三省：《史记正义》曰：皮牢故城在绛州龙门县西一里。余谓秦兵已至上党，不应复回攻绛州之皮牢。宋白曰：蒲州龙门县，秦为皮氏县，今县西一里八十步古皮氏城是也。恐不可以皮氏为皮牢。（《资治通鉴》卷五“赧王五十六年”注）

张文虎：“伐赵武安”，毛本下有“君攻”二字。案：《六国表》《赵世家》不载此事，《白起传》但云王龁攻皮牢，拔之；盖“武安”二字涉上而衍，后人又增“君攻”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王　恢：皮牢：《赵世家·正义》：“在翼城东浍水之侧。”当入上党之道。《白起传》又说在“龙门县西”，汾水下流向无赵地，可必其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败赵长平》）

[24] 【汇校】

梁玉绳：按：《白起传》言龁拔皮牢，不言武安，是也，盖前二十年秦封白起为武安君，则其地久已属秦，何待此时始拔乎？二字宜衍。《秦策》有“武安”语，《史》仍其误耳。（《史记志疑·秦本纪》）

高　敏：（湖北睡虎地秦墓秦简）《编年记》载昭王四十八年“攻武安”；《史记·秦本纪》同年条作“伐赵武安、皮牢，拔之”，与《编年记》部分相同，可证《秦本纪》不误。然而，《六国年表》及《赵世家》均不载此事，显系漏载。至于《史记·白起列传》，则谓昭王四十八年“王龁攻皮牢拔之”，也漏“武安”；而中华书局1959年版《史记》标点本，却据《白起传》去订正《史记·秦本纪》，把《秦本纪》中的“武安”二字删去，今证以《编年记》，说明标点本此条，恰恰是以《白起列传》之缺漏去订正《秦本纪》的正确记载，误人不浅！（《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25] 【汇注】

胡三省：太原，即汉太原郡地，在上党西北。（《资治通鉴》卷五“赧王五十六年”注）

[26] 【汇注】

郭嵩焘：按昭襄王四十二年先叙十月，后叙九月，此四十八年先叙十月，后叙正月，秦改朔在昭襄王之世也。（《史记札记·秦本纪》）

[27] 【汇注】

王　恢：邯郸郡：《汉志》：“赵国邯郸，赵敬侯自中牟徙此。”邯郸始见《左》定十年，战国属赵，赵为争河北形胜，敬侯元年（前386），自中牟徙都之。魏拔（前353）而复归之（前351）。始皇十九年（前228）灭赵，置邯郸郡。汉为赵国，邯郸郡治。《清统图志》（三三）：“邯郸故城在今县西南十里，俗呼赵王城，秦汉时赵俱治此，雉堞犹存。中有一台，疑即殿廷之所。《舆城记》：赵王城西南二十里至台城冈，汉以前，邯郸城大数十里，今县城及故城，皆邯郸也。堙废处，所存者止此耳。”（《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败赵长平》）

[28] 【汇注】

司马光：正月，王陵攻邯郸，少利，益发卒佐陵；陵亡五校。（《资治通鉴》卷五《周纪五·赧王五十七年》）

[29] 【汇注】

司马光：王龁久围邯郸不拔，诸侯来救，战数不利。……诸侯攻王龁，龁数却。……魏公子无忌大破秦师于邯郸下，王龁解邯郸围走。（《资治通鉴》卷五《周纪五·赧王五十七——五十八年》）

[30] 【汇注】

郭嵩焘：“其十月……还斩之”。按四十八年、四十九年两著“其十月”之文，似皆追叙已往之词。（《史记札记·秦本纪》）

[31] 【汇注】

张守节：为，于伪反。蔡，姓；尉，名。（《史记正义·秦本纪》）

陈蒲清：蔡尉：人名，大概是张唐部将。捐：捐弃，丢失。（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32] 【汇注】

郭嵩焘：按昭襄王五十年起十月，而后以次及十二月、二月。（《史记札记·秦本纪》）

马非百：“五十年（前257）攻邯单”。邯单，即邯郸，赵国首都。在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邯郸战争是长平战后的一次最大的战争，差不多山东六国都参加进去了。开始于昭王四十八年，到五十年，始告结束。《史记·秦本纪》《赵、楚、魏、田齐世家》《白起、赵奢、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范睢、鲁仲连传》《六国表·秦、韩、赵、魏、楚表》及《战国策·秦策》都有记载。兹总合摘要分段叙述于左：

一、战前范睢对邯郸所采取的政治攻势——赵自阏与战争战胜秦军后，俨然以国际领袖自居。各国游士都集中于赵首都邯郸从事于合从的活动。一时邯郸竟成了“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的国际政治活动中心。这当然会引起“远交近攻”政治外交路线的制定并执行者范睢的注意，要想办法来对付了。他的对付方法，就是采用政治攻势，用金钱去解散他们。

二、白起乘胜灭赵计划的受阻——长平战胜后，赵人丧胆。白起本欲乘胜灭赵，因遣卫先生回秦，请求增加兵粮（《汉书·邹阳传》苏林注）。四十八年十月，遂再定上党郡。白起分秦军为三军，自统一军，留上党待命。不料范睢中了苏代离间之计，请秦王允许韩、赵割地以和。于是韩割垣雍（今河南省原武县西北）、赵割六城以和。正月，皆罢兵。起闻之，由是与应侯有隙。（《白起传》）

三、秦发兵攻邯郸之不利与白起之死——这年九月，秦复发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赵邯郸。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郸少利。秦益发兵佐陵。兵亡五校。秦王欲使白起代陵将，起称疾不行。又使范睢去请他，他仍坚持不肯去。（《秦策》）秦王乃使王龁代陵将。龁围邯郸八九月，不能下。秦军士卒死伤甚众。各国的救兵又陆续开来，秦军益陷于不利的形势之中。秦王又亲往白起家，必欲使他代将，起还是不肯奉命。（《秦策》）于是秦王大怒，免起为士伍，迁之于阴密（今甘肃省灵台县西五十里），最后终于被迫自杀。（《白起传》）与白起同死的，有卫先生（《邹阳传》苏林注）及司马错的孙子司马蕲（《史记》自序）。

四、各国救兵的陆续开来：

甲、魏国——在邯郸告急时，魏王就已经派将军晋鄙将十万众前往救赵。但因得到秦王的通告说：“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甚惧，使人止晋鄙，留军于邺（今河北省临漳县），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一面还秘密派客将军新垣衍从间道进入邯郸，劝赵王尊秦为帝，以为解围之条件。得鲁仲连面斥其非，才算不敢再提了。（《鲁仲连传》）后来，信陵君因被他的姐夫平原君催得急了，从侯嬴计，盗得虎符，私与力士朱亥驰往邺地，夺得晋鄙军，进兵邯郸。这是国际友军的第一路。（《信陵君传》《白起传》）

乙、楚国——楚军是平原君亲自去搬来的。经过他的食客毛遂的游说，楚王终于答应与赵合从，并立即派春申君将兵北上救赵。（《楚世家》作“遣将军景阳”。此从《楚表》《春申君传》《平原君传》及《白起传》）这是国际友军的第二路。

丙、齐国——齐本是范睢远交近攻路线中的远交对象。但他和赵国似乎也有合从的关系。故《田齐世家》王建六年（秦昭王四十八年），就有“秦攻赵，齐、楚救之”的记载。及邯郸战争发生，这种关系，仍在继续维持。鲁仲连对新垣衍说：“吾将使梁及燕助之，齐、楚则固助之矣。”（《鲁仲连传》）可见齐国至少在精神上也是赵国的一支国际友军了。

丁、韩国——秦、赵间的几次战争，都是因韩而起。邯郸被围，赵且因此亡国。韩当然不能逍遥事外。《六国表·魏表》有“韩、魏、楚救赵新中（今河南省安阳市）”之文，《韩表》也有“救赵新中”的话。则韩也是站在赵国一边的。

戊、燕国——据白起说：“赵自长平以来，结亲燕、魏，连好齐、楚。”（《战国策·秦策》则燕对于邯郸战争，虽没有直接派兵的记载，但至少也是保持中立，则是无疑的。

五、战争的过程——这时秦军以王龁为主将，郑安平为副将，共力围攻邯郸。另以将军张唐担任游击。张唐先攻下魏地，令蔡尉守之。魏军反攻，蔡尉弃城去。张唐回师斩之。五十年十月，张唐又攻赵鄚（赵邑，今河北省任丘县北。原误作郑，依梁玉绳校改），拔之。十二月，秦又增兵军汾城（今山西省汾城县）旁，以为邯郸围军的声援。龁攻邯郸不拔，去。还奔汾军。（《秦本纪》）郑安平为各国联军所围，不得出，以兵二万人降赵。赵封之为武阳君。后卒死于赵。（《赵世家》《范睢传》）王龁在汾城休整了两个月，又反攻晋军及楚军，斩晋军首六千，晋楚军流死汾河中者亦达二万人。龁遂乘胜与游击魏地之张唐军会合，攻拔魏国的宁（今河南省修武县东）及新中（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二地，并将新中改名为安阳。（《秦本纪》）

六、战争的结果——总上所述，邯郸战争虽未能把邯郸攻下，但最后结果，秦军似仍居于胜利的地位。秦取宁邑后，各国诸侯都来贺。赵王也派人去贺，但三次都被拒绝接待。最后使辩士谅毅前往，秦王提出条件，要赵王把战犯赵豹和平原君处以死刑。经谅毅力争，才双方同意订立了“勿使从政”的协议，就是说赵王答应了把赵豹和平原君永远排除于政权之外。这竟和后世的战胜国要求战败国惩办祸首，可说是如出一辙。（《战国策·赵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33] 【汇注】

裴　骃：如淳曰：“尝有爵而以罪夺爵，皆称士伍。”（《史记集解·秦本纪》）

胡三省：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称士伍。师古曰：谓夺其爵，令为士伍；言使从士卒之伍也。（《资治通鉴》卷五“赧王五十八年”注）

陈蒲清：为士伍：夺其官爵，降为士兵。古时军队编制，五人为伍，称士伍。（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34]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阴密故城在泾州鹑觚县西，即古密须国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胡三省：班《志》，阴密县属安定郡，古密国，《诗》所谓“密人不恭”者也。《括地志》：阴密故城，在泾州鹑觚县西，古密须氏之国。（《资治通鉴》卷五“赧王五十八年”注）

钱　穆：今甘肃灵台县西五十里。《诗·大雅》“密人不恭，侵阮阻共”，又《周语》“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旧说皆以为在此，恐误。（《史记地名考》卷八《秦地略》）

[35] 【汇校】

梁玉绳：附按：此以所拔之郑为旧郑欤？则即咸林之地，东迁时已属秦也。以为新郑欤？则韩徙都于其地，不闻是时韩失国都也。疑是“鄚”字之讹，赵地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36]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临汾故城在绛州正平县东北二十五里，即古临汾城也。”按：汾城即此城是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　恢：汾城：汾城盖上党、太原之门户，赵死守勿去。年前司马梗欲北定太原，而兵罢复守上党。《纪》云“益发率军汾城旁”，王关“还奔汾军”，盖秦军结集于汾城，以图上党、太原。庄襄王三年，王关卒取上党、置太原郡。（《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败赵长平》）

[37] 【汇注】

司马光：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阳中。武安君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王与应侯群臣谋曰：“白起之迁，意尚怏怏有余言。”王乃使使者赐之剑，武安君遂自杀。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资治通鉴》卷五《周纪五·赧王五十八年》）

[38] 【汇注】

司马迁：（赵孝成王八年），平原君如楚请救。还，楚来救，及魏公子无忌亦来救，秦围邯郸乃解。（《史记·赵世家》）

[39] 【汇校】

裴　骃：徐广曰：“‘楚’，一作‘走’。”（《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附案：此时无楚军，“走”字是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梁玉绳：按徐广云“‘楚’一作‘走’”。《正义》云“此时无楚军，‘走’字是也”。因有斯注，《古史》遂从之作“晋军走”，而不知其谬耳。改“楚”作“走”，则“流死”之文不可接。谓“时无楚军”尤为呓语，盖即楚救邯郸之兵，始缘秦伐赵邯郸而救赵，继缘秦伐魏宁新中而救魏，《楚世家》称“救赵至新中”可证矣。“死”字当读为“尸”，古字通用，《吕览·离谓篇》“郑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汉书·酷吏传》“安得求子死”，《鲁世家》“以其尸与之”，《索隐》曰“尸亦作‘死’字”，言赵、楚军败，流尸于河有二万人。此河必是汾河。宁新中是魏邑，非赵邑。秦不能拔邯郸，移兵攻魏，楚与赵复救魏，秦拔魏宁新中而去，故此“晋”字指赵。（《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陈蒲清：晋：指魏。楚：楚军因救赵、魏而与秦军战斗。死，通“尸”。（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吴国泰：楚字不误。死者，尸之省文。《鲁世家》：“不如杀以其尸与之。”《索隐》：“本亦作‘死’字也。”可证。（《史记解诂》，载《文史》第四十二辑）

张家英：“死”，《左传·哀公十六年》：“白公奔山而缢，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问白公之死焉。对曰：‘余知其死所，而长者使余勿言。’”此二“死”字即“尸体”之“尸”。《吕氏春秋·离谓》：“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毕沅校注：“‘死’与‘尸’同。《史记·秦本纪》：‘晋、楚流死河二万人。’《汉书·酷吏传》：‘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此书《期贤》篇‘扶伤舆死’亦是。《意林》作‘有人得富者尸’。”《汉书·景十三王传》：“望卿前烹煮，即取他死人与都死并付其母。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数号哭求死，昭信令奴杀之。”师古曰：“死者，尸也。”《汉书·酷吏传·尹赏传》：“长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师古曰：“死谓尸也。”而其上文，亦记尹赏残酷地将人处死，“便舆出，瘗寺门桓东，楬著其姓名；百日后，乃令死者家各自发取其尸”。可以为证。本书《鲁周公世家》中有：“不如杀，以其尸与之。”《索隐》云：“本亦作‘死’字也。”（1531）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四亦以为：“‘死’字当读为‘尸’，古字通用。”（《〈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本纪》）

[40] 【汇校】

裴　骃：（宁），徐广曰：“一作‘曼’。此赵邑也。”（《史记集解·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唐，今晋州平阳，尧都也。《括地志》云：“宁新中，七国时魏邑，秦昭襄王拔魏宁新中，更名安阳城，即今相州外城是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唐，即张唐；宁新中，故城在彰德府西北，赵地。（《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宁，新中：《括地志》：“宁新中七国时魏邑。秦昭襄王拔魏宁新中，更名安阳城，今相州外城是也。”《清统志》（一九七）：“《彰德府志》：安阳凡四：秦城在今府东南四十三里；晋置县，在今府西南；隋开皇十年复徙于洹水南；大业初，移郡郭内，即今治。”按宁与新中为两地，秦、魏、韩、楚《年表》及《楚世家》并作“新中”；而误为赵。《赵策》四，秦取魏宁邑。《魏世家》无忌说魏王“通韩上党于共、宁，使道安城”，《郡国志》，河内郡朝歌，南有宁乡。汉高封魏遬为宁侯（《功臣表》）。本殷之宁邑，《韩诗外传》（三）：“武王伐纣勒兵于宁，更名修武。”即今修武县治。秦既得南阳，益北拔宁及新中。新中，在今安阳东南四十三里。下“宁新中更名安阳”，“宁”字蒙上文衍，《括地志》失察，误为一地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昭王之业绩》）

陈蒲清：唐：指张唐。宁新中：在今河南省安阳市。（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41] 【汇校】

泷川资言：南化本“更”字在“宁”字上。（《史记会注考证》卷五《秦本纪》）

【汇注】

裴　骃：徐广曰：“魏郡有安阳县。”（《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今相州外城古安阳城。（《史记正义·秦本纪》）

[42] 【汇注】

张守节：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桥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　恢：河桥：《清统志》（二四四）：“在朝邑县东，旧大庆关前。《县志》：唐开元中作蒲津桥，施铁牛两岸各四，以维浮梁。自宋以来，皆经修治，明万历中河徙，桥遂不复，今以舟楫济，名铁牛渡。”宋临川吴曾《能改斋漫录》（十三）：“河中府浮桥。河有中潬洲，其上有舜庙及井。唐明皇始为浮桥。铸铁为牛，有铁席，席下为铁柱，埋之地中，以系桥。张燕公为之赞，自是桥未尝坏。庆历以前，河水数西溢，朝邑民苦之，屡请塞堤，蒋希鲁知河中府，始塞之。自是每岁修缮西堤。及刘元瑜知河中府，河水大涨，不得泄，桥遂坏，铁牛皆拔，流数十步，沉河中。中潬亦坏。自是不能复修。英宋时，有真定僧怀昺，请于水浅时以系牛于水底，上以大木为桔槔状，系巨舰于其后，俟水涨，以土石压之，稍稍出水，引置于岸，每岁止取一牛，至治平四年（1067）闰三月，新桥乃成。然中潬亦不能立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其他》）

张永禄：旧址在陕西大荔县与山西永济县之间的黄河上，因黄河东岸的蒲坂（今永济县蒲州）得名。春秋战国时期为秦、晋、魏战守必争之地。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初作河桥于蒲津；其后西魏、隋、唐皆在此连舟为浮梁，仍号“河桥”。唐始称蒲津桥。《唐六典》：“天下河桥有三，此其一。”1990年初，于山西永济县蒲州城西的黄河滩上发现并挖出唐开元时蒲津浮桥东门的“固地锚”，系有四头铁牛、四个铁人、四座铁山，四路三排，铁棍相连，状如方阵，共重约数万公斤。用浮桥取代河桥是桥梁建筑的重大改革，北宋时犹时坏时复，后因黄河迁徙，桥遂废。（《汉代长安词典》一《地理环境·蒲津桥》）

五十一年[1]，将军摎攻韩[2]，取阳城、负黍[3]，斩首四万。攻赵，取二十余县，首虏九万[4]。西周君背秦[5]，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兵出伊阙攻秦，令秦毋得通阳城。于是秦使将军摎攻西周[6]。西周君走来自归，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城[7]，口三万。秦王受献[8]，归其君于周。五十二年[9]，周民东亡[10]，其器九鼎入秦[11]。周初亡[12]。

[1] 【汇注】

江　贽：（周赧王）五十九年，秦伐韩，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伐赵，取二十余县，斩首九万。赧王恐，倍秦，与诸侯约从，欲伐秦，秦使将军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而归赧王于周。是岁，赧王崩。先是东西周分治，赧王徙都西周，盖以微弱，不能主盟会，武公依焉。（《少微通鉴节要》卷二《周纪·赧王下》）

马非百：“五十一年（前256）攻阳城”。《秦本纪》：“（昭王）五十一年，将军摎攻韩，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韩世家》同。《六国表·韩表》作“秦击我阳城”，无“负黍”二字。阳城，韩邑，故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县南。负黍亦韩邑，故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县西南。（《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2] 【汇校】

王叔岷：按：《通鉴·周纪》五注引《正义》云：“摎，纪虬翻。”今本无之。惟《周本纪》“秦昭王怒，使将军摎攻西周”下，有《正义》云：“摎，音纪虬翻。”（翻犹反也）未知《通鉴·注》是否移引彼文。（《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陈　直：直按：《双剑吉金图录》下第三十一页，有四年相邦戟文云：“四年，相邦樛斿之造。”戟文之相邦樛斿，疑即本文之将军樛，下脱“斿”字。四年官相邦，或为始皇之四年也。樛、摎二字通假，《史记·南越传》“邯郸樛氏女”，《汉书》则作摎氏也。（《史记新证·秦本纪》）

[3] 【汇注】

张守节：（负黍），今河南府也。负黍亭在阳城县西南三十五里，本周邑，亦时属韩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程馀庆：今汝州东北有负黍亭。（《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4] 【汇校】

梁玉绳：“攻赵，取二十余县，首虏九万”。按：此事非实，说在《赵世家》。（《史记志疑·秦本纪》）

又：《赵世家》：“赵将乐乘、庆舍攻秦信梁军，破之。”按：是岁为赵孝成十年，秦昭五十一年，《秦纪》言“将军摎攻赵取二十余县，首虏九万”，疑即此事。信梁乃摎号也。此言破，《秦纪》言“取县虏首”者，秦讳言败，虚功非实，史公于《本纪》依秦史书之而未改正耳。（《史记志疑·赵世家》）

王叔岷：按：《通鉴·周纪》五“首”上有“斩”字，是也。（《史记斠证·秦本纪》）

[5] 【汇注】

张守节：（西周君），武公。（《史记正义·秦本纪》）

陈蒲清：西周君：西周武公。事详《周本纪》。（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6] 【汇校】

王叔岷：按：《通鉴》“秦”下有“王”字。《周本纪》《论衡·儒增篇》并作秦昭王。（《史记斠证·秦本纪》）

[7] 【汇校】

王叔岷：按：《周本纪》《论衡·儒增篇》《通鉴》并无“城”字。（《史记斠证·秦本纪》）

[8] 【汇评】

王应麟：秦昭五十一年灭周。是岁，汉高祖生于丰沛。天道之倚伏可畏哉！（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9] 【汇注】

章　衡：丙午五十二年，取九鼎宝器入秦。应侯免，以蔡泽相。（《编年通载》卷三《周》）

马非百：“（五十二）年（前255）王稽张禄死”。《范睢传》：“后二岁（郑安平降赵之后二年），王稽为河东守，与诸侯通，坐法诛。”《集解》：“徐广曰：五十二年。”《六国表·秦表》“（昭王）五十二年取西周”条下《集解》“徐广曰：丙午，王稽弃市”。与此合。案：张禄乃范睢逃亡时所改姓名。他任秦相后，曾先后保举了两个人：一是以郑安平代白起为将军进攻邯郸，一是以王稽为河东守。结果，两人都犯了罪。在郑安平降赵时，秦昭王没有办范睢的罪，并不准别人提及郑安平事以慰其心，算是保护过了关。两年以后，王稽又以“与诸侯通”（里通外国）处了死刑（弃市）。范睢感到不安，推荐蔡泽，自请免相。以上皆见《史记·范睢列传》及《六国表》《集解》。各书皆未言范睢免相后，死于何时？因何而死？此处特以“王稽张禄死”并列。虽年代数字，原已残缺，但据上引《史记》及《集解》，均言王稽死于昭王五十二年。证明编者所补“五十二”三字，是正确的。这样，这寥寥五个字，至少说明了三件事：第一，范睢确实是死了；第二，范睢之死，也是在昭王五十二年；第三，范睢之死，与王稽之死有连带关系。按照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以其罪罪之”（《范睢传》）的规定，王稽既是“弃市”而死，则范睢也必不得善终，殆无可疑。但他究竟是怎样死的呢？这里也和《史记》一样，都没有一语提及。据《战国策·秦策三》，有下列一段记载，足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策文说：“秦攻邯郸，十七月不下。王稽为河东守，不礼于军吏。秦人庄谓王稽曰：‘君何不赐军吏乎？’王稽曰：‘吾与王也，不用人言。’庄曰：‘不然。父之于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曰去贵妻，卖爱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闾妪曰：某夕某孺子内某士，贵妻已去，爱妾已卖，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虽幸于王，不过父子之亲，军吏虽贱，不卑于守闾妪。且君擅主轻下之日久矣。闻三人成虎，十夫揉椎；众口所移，无翼而飞。故曰：不如赐军吏而礼之。’王稽不听。军吏穷，果恶王稽杜絷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诛睢。睢曰：‘臣，东鄙之贱人也。开罪于楚魏，遁逃来奔。臣无诸侯之援，亲习之故，王举臣于羁旅之中，使职事。天下皆闻臣之身与王之举也。今愚惑与罪人同心，而明诛之，是王过举显于天下而为诸侯所议也，臣愿请药赐死，而恩以相礼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无过举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杀而善遇之。”

据此，可见王稽犯法后，秦昭王是打算“兼诛范睢”的，只是由于采纳了范睢的请求，没有进行“明诛”，而是暗中用“请药赐死”而表面则“以相礼葬之”的办法。所谓“有之”，就是说“这话说得有理”，也就是对范睢的意见表示同意的意思。所谓“遂弗杀而善遇之”，就是说不进行“明诛”，而采用“请药赐死”而“恩以相礼葬之”的办法的意思，得此既可说明秦人执法之严，又足补史书之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张习孔：前255年，丙午，秦昭王五十二年……范睢免相。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先前，范睢荐郑安平为将，安平降赵；又荐王稽为河东守，今王稽又“与诸侯通”而被诛。秦王大怒，范睢恐，惧诛，乃谢病请归相印，荐蔡泽于王。秦王以蔡泽为相国，数月免相，号纲成君。同年范睢卒。（《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10] 【汇注】

胡三省：义不为秦民也。（《资治通鉴》卷六“昭襄王五十二年”注）

郭嵩焘：按是时周赧王入秦，西周遂亡，而东周犹存；西周之民悉归成周而自保，故谓之“周民东亡”也。（《史记札记·秦本纪》）

[11] 【汇注】

张守节：器谓宝器也。禹贡金九牧，铸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之物，故言九鼎。历殷至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余八入于秦中。（《史记正义·秦本纪》）

杨　慎：昭襄之世，既书“九鼎入秦”矣；始皇二十八年，曷又书“使千人没泗求周鼎不获”乎？吁！此太史公深意也。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非得鼎无以自解于天下。九鼎入秦之说，虚言以欺天下也。秦史矇书以欺后世也。太史公从其文而不改，又于《始皇纪》言“鼎没泗水”，以见其妄。鼎果在秦，曷为人入水以求之乎？又于辛垣平传言“九鼎沦于泗”。其事益白矣。（《丹铅续绿》一“九鼎入秦”条）

程馀庆：始皇二十八年，使千人没泗水，求周鼎。不获。此云九鼎入秦者，盖秦人夸张之辞而史因之耶？（《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叔岷：按：《周本纪》《论衡》《通鉴·秦纪一》，“器”并作“宝器”。杨氏所称辛垣平云云，见《封神书》。（《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评】

宋　无：鼎，三代宝也。秦有取天下继正统之心。鼎不入秦，秦之耻也。鼎之入秦，秦之托言也。（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杨　慎：始皇二十八年，使千人没泗水求周鼎，不获。此云九鼎入秦，何也？（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陈　霆：夏后氏之方盛也，以其九州土田之制，贡赋之则，铸之于鼎，若曰为后世之法程。夏亡而鼎入于商，商亡而鼎归于周，三代相传，号称神器，迨周之季世，七雄僣王，私计得鼎者可以有天下，若后世得国玺然者，于是争起染指之谋，而周之君臣，日夜惴惴，谓夫鼎存而祸随也。遂阴计毁之，其称沦入于泗者，计一时诡辞，后世乃传信之耳。（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12] 【汇注】

章　衡：乙巳五十九年，（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使将军樛攻西周，西周君自归于秦，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周遂亡。（《编年通载》卷三《周》）

张习孔：前256年，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五十一年……秦灭西周。秦攻韩，西周君恐，遂背秦，与诸侯合纵，率天下锐师出伊阙（今河南洛阳西南龙门）攻秦，令秦不得出阳城。秦王怒，使摎攻西周，取河南（西周君都此，今洛阳西）。西周君入秦，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迁西周君于（dàn但）狐（今河南临汝西北）。西周遂亡（从《史记·周本纪》，《六国年表》系于下年）。（《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周赧王延卒。赧王在位时，名为天子，实依西周以存身。相传曾因逃债避居宫内台上，周人名曰逃债台。秦灭西周，赧王卒，周民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至此，东周君尚存，则不再称王，史家遂以秦王纪年。（同上）

陈蒲清：初亡：基本上灭亡了。还有东周君存在，不算完全灭亡。后七岁灭东周。（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吕祖谦：曹同《六代论》曰：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而莫救，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守之。兼亲疏而两用，参同异而并进，是以轻重足以相镇，亲疏足以相卫，并兼路塞，逆节不生，及其衰也，苞茅不贡，齐师伐楚；宋不城周，晋戮其宰，荆楚负固方城，虽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奸情散于胸怀，逆谋消于唇吻。斯岂非信重亲戚，任用贤能，枝叶硕茂，本根赖之与？暨乎战国，诸姬微矣，至于王赧，降为庶人，海内无主三十余年。秦据形势之地，征伐关东，蚕食九国，至于始皇，乃定天位，旷日若彼，用力若此，岂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吕不韦《春秋》作于始皇八年。其《听言》篇曰：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然则始皇二十六年以前，秦固未尝敢称天子，盖海内无主之时也。（《大事记解题》卷六）

又：自赧王入秦而周统已绝。东周虽未亡，特邾、莒附庸之类耳，所以存之而未论也。（同上）

程馀庆：按秦称霸之后，连书曰“天子使召公过贺穆公以金鼓”，曰“天子贺以黼黻”，曰“天子致胙”，曰“天子致伯”，曰“天子贺”，曰“天子致文、武胙”，曰“东周君来朝”，曰“周君来”，曰“西周君走来归”，而结书曰“周初亡”，皆篇中关键。（《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五十三年[1]，天下来宾[2]。魏后，秦使摎伐魏，取吴城[3]。韩王入朝[4]，魏委国听令。五十四年[5]，王郊见上帝于雍[6]。五十六年秋[7]，昭襄王卒[8]，子孝文王立[9]。尊唐八子为唐太后[10]，而合其葬于先王[11]。韩王衰绖入吊祠[12]，诸侯皆使其将相来吊祠，视丧事。

[1] 【汇注】

章　衡：丁未五十三年，韩王入朝，魏举国听令。（《编年通载》卷三《周》）

马非百：“（五十三）年（前254）吏谁从军”。谁即《汉书·贾谊传》“陈利兵而谁何”之谁。颜师古注云：“问之为谁也。”又《五行志》有“王褒故公车大谁卒”语。颜师古注云：“大谁者，主问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谁也。‘大谁’本以‘谁何’称，因用名官。有大谁长。今此卒者，长所领士卒也。”此处“谁”字当作动词讲。“吏谁从军”者，犹言调查适合兵役之人的姓名，举行登记，以便征发。就是举行大规模的兵役年龄调查登记的意思。（《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2] 【汇注】

吕祖谦：“秦昭王五十三年，楚、齐、韩、燕、赵，皆来宾”。《解题》曰：按《秦纪》“天下来宾”。魏后，秦使摎伐魏，取吴城。韩王入朝，魏委国听令，盖周亡而诸侯皆服于秦也。（《大事记解题》卷六）

[3] 【汇注】

裴　骃：（吴城），徐广曰：“在大阳。”（《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虞城故城在陕州河北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亦名吴山，周武王封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吴城，即此城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胡三省：《后汉志》，河东郡大阳县有吴山，山上有虞城。杜预曰：虞，国也。《帝王世纪》曰：舜妃嫔于虞，虞城是也；亦谓吴城，秦昭王伐魏取吴城是也。（《资治通鉴》卷六“昭襄王五十三年”注）

程馀庆：解州平陆县东北四十五里故虞城是，即虞仲所封。（《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吴城：《正义》引《括地志》说在河北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上，沿《集解》引徐广说在大阳也。时南阳已尽失，魏何能独于平陆而保有此孤城？其误必矣。“吴”既通“虞”，河南虞城县，故城在今县西南三里，其北，山东之定陶、郓、宁阳，并近秦之穰侯封地。又《魏书·地形志》汲郡南修武（今获嘉）有吴城。近是，又按，史称“天下来宾；魏后，秦使摎伐魏，取吴城，韩王入朝，魏委国听令”。下“魏”字如非衍文，当在“取吴城”下。论其时势，秦虽环魏威胁，尚不如韩弱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昭王之业绩》）

[4] 【汇评】

程馀庆：六国韩最先朝秦，而秦亦最先灭之。然则自卑以媚敌者，果不足以自免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5] 【汇注】

章　衡：戊申五十四年，郊见上帝于雍。（《编年通载》卷三《周》）

又：己酉五十五年，安国君华阳夫人无子，吕不韦说华阳夫人，令立夏姬子楚为嗣以自托，夫人从之。（同上）

[6] 【汇注】

胡三省：班《志》，雍县属扶风。秦惠公都之，有五畤，故于此郊见上帝，欲行天子礼也。应劭曰：四方积高曰雍。（《资治通鉴》卷六“昭襄王五十四年”注）

陈蒲清：郊：在国都南郊祭天。（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7] 【汇注】

章　衡：庚戌五十六年，秋，昭王薨，子孝文王立，立子楚为太子。吕不韦娶美姬，有娠以献楚，生子政。（《编年通载》卷三《周》）

马非百：“五十六年（前251）后九月昭死。正月遫产”。后九月，即秦历闰九月。见《汉书·高纪》秦二年后九月注。昭，指秦昭襄王。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享国五十六年。见《史记·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附秦纪》及《魏世家》。遫当是喜的二弟。云梦县城关西南角大坟头一号西汉墓中发现阴刻一“遫”字的白玉方印。可能一号墓就是这个遫的葬地。大坟头和喜墓所在地睡虎地都在云梦城关西边，两墓相距仅四百米。喜死于秦始皇三十年，年四十六岁。遫是时才三十六岁。他的死当在西汉初，与《简报》推断正合（见《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九期《湖北云梦西汉墓发掘简报》）。（《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8] 【汇注】

王士俊：秦昭王墓在固始县城西二十里曲河之上，有秦王岭，在此铸剑。（《河南通志·卷四十九陵墓·光州》）

张习孔：前251年，庚戌，秦昭王五十六年……秋，秦昭王稷卒，子柱立，是为孝文王。王以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奉子楚夫人及其子政归秦。韩王及各国将相入秦吊祭。（《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又：李冰兴建水利。李冰，秦昭王时人（从《风俗通义》《华阳国志·蜀志》作秦孝文王时人），约前256年至前251年任蜀郡守。任内，他征发民工在今四川灌县西北岷江中游修建综合性防洪灌溉工程都江堰，使川西平原无水旱之患，二千二百多年来水利效益卓著。他还主持凿平青衣江的溷崖（今四川夹江县境），“以杀沫水，通正水道”；治导什邡等县的洛水和邛崃等县的汶井江；又穿广都（今四川双流县境）盐井诸陂等工程。（同上）

[9] 【汇注】

司马贞：（孝文王），名柱，五十三而立，立一年卒，葬寿陵。子庄襄王。（《史记索隐·秦本纪》）

梁玉绳：孝文王始见《秦策》，昭襄王子始见《史·秦纪》。母唐八子。名柱，又名式。初封安国君。生五十三而立，享国一年。葬寿陵。（《汉书人表考》卷五《秦孝文王》）

又：《始皇纪》后《秦纪》言：除丧，十年即位，三日辛丑卒也。（同上）

梁玉绳：“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附按：孝文之立，书之重，言之复，读《史》者或疑为羡文错简，宜衍去“赦罪人”十五字，谓赦罪人等事皆庄襄元年事，增出于孝文元年之下。而“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二语，当互易之移于“孝文王元年”之上，盖既葬而除丧，其时不独三年之丧久废，即期年亦不行耳。兹说未知然否？但余考古者天子崩，太子即位，其别有四：始死则正嗣子之位，《尚书·顾命》“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殡则正继体之位，《顾命》“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逾年正改元之位，《春秋》书“公即位”是也。三年正践祚之位，舜格于文祖及成王免丧，将即政，朝于庙是也。则此所谓“子孝文王立”者，正嗣子之位也。昭襄卒于庚戌秋，丧葬之事，皆毕斯数月中，《纪》不言既殡正继体之礼，秦省之而不行也。所谓“孝文王元年”者，正改元之位也。所谓“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者，正践祚之位也。是年岁在辛亥，三年之丧废，故孝文期年便除，而因以知昭王之卒必在秋九月。窃意史公缘孝文即位三日便卒，恐后世疑莫能明，特备载当日行事，至今秩然可见，不得以为羡文错简矣。乃阎氏摘“十月己亥”一句，谓孝文已逾二年，以《史》称享国一年为误。庄襄以先君崩年改元，失礼莫大。其辨甚新，殊不知尔时秦尚未以十月为岁首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朱孔阳：孝文王名柱，昭襄王太子，庚戌十月即位，三日而薨，葬寿陵，《正义》曰：孝文王陵在雍州万年县东北二十五里。（《历代陵寝备考》卷九《秦》）

[10]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八子者，妾媵之号，姓唐。”（《史记集解·秦本纪》）

张守节：孝文王之母也。先死，故尊之。晋灼云：“除皇后，自昭仪以下，秩至百石，凡十四等。”《汉书·外戚传》云“八子视千石，比中更”。（《史记正义·秦本纪》）

胡三省：七子、八子，秦宫中女官名。（《资治通鉴》卷六“昭襄王五十六年”注）

陈　直：《正义》：引晋灼注《汉书·外戚传》：八子视千石比中更。《考证》：中井积德曰：不得援汉制解秦官，晋灼非。直按：汉官皆本秦制，宫妃名号，当亦承秦制，晋灼之注，本无可厚非，中井屡言不能援汉制解秦官，是拘墟之见也。（《史记新证·秦本纪》）

【编者按】宋人魏了翁在《古今考》卷六中将秦后宫分为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十级。孝文王生母原为八子，属第七级，改为太后，连升五级。

陈蒲清：唐八子：孝文王的生母。八子是妃嫔的一种等级。孝文王追赠其母为太后，与昭襄王合葬。（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11] 【汇注】

张守节：以其母唐太后与昭王合葬。（《史记正义·秦本纪》）

吕祖谦：秦昭王五十六年，追尊唐八子为唐太后，与昭王合葬。《解题》曰：唐八子，孝文王之母也。芈八子，以昭王之母遂僭尊称。既失礼矣，唐八子又加以合葬，则又甚焉。《礼》，庶子为君，为其母无服，不敢贰尊者也。自鲁成风以来，是礼废矣。于秦乎何诛！（《大事记解题》卷六）

王学理等：芷阳陵地，位于临潼县韩峪骊山西麓，史称东陵。陵内有昭襄王与唐太后“芷陵”，孝文王与华阳太后“寿陵”，庄襄王与帝太后“阳陵”。此外，还有昭襄王母宣太后及悼太子冢。目前已探出了4座分陵园，亚字形、中字形及甲字形大墓10座，以及陪葬墓、从葬坑及建筑遗址多处。芷阳陵地与雍城墓地相同，不见地面陵垣建筑，也是用兆沟将陵地环绕、分划。只是芷阳陵地的兆沟多数是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的沟壑来划每座陵园的兆域，使用人工挖掘的兆沟设施只是其中的少数。（《秦物质文物史》第七章《陵墓》）

又：芷阳陵地西距秦都咸阳三四十公里。秦昭王时，国力强盛，穷兵黩武，称雄诸侯，都城咸阳也随之向渭河南岸扩展，形成了《三辅黄图》所说的“渭水灌都，以像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的规模，并还将继续向东、向南发展。因此，自此后陵区规划在东部骊山山麓是十分理想的选择。（同上）

[12] 【汇注】

胡三省：贤曰：丧服斩衰裳，上曰衰，一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绖，首绖象缁布冠，要绖象大带。绖之言实，衰之言摧，明中实摧痛也。衰，七雷翻。（《资治通鉴》卷六“昭襄王五十六年”注）

孝文王元年[1]，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2]。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3]，三日辛丑卒[4]，子庄襄王立[5]。

[1] 【汇注】

章　衡：辛亥，秦孝文王元年，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子庄襄王立，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夏姬为夏太后。（《编年通载》卷三《周》）

胡三省：《索隐》曰：名柱。《谥法》：五宗安之曰孝；慈惠爱民曰文。（《资治通鉴》“孝文王元年”注）

梁玉绳：孝文王始见《秦策》，昭襄王子，始见《史·秦纪》，母唐八子，名柱，又名式，初封安国君，生五十三而立，享国一年，葬寿陵。（《汉书人表考》卷五《秦孝文王》）

郭嵩焘：按孝文王十月己亥即位，此改元之始亦先十月。（《史记札记·秦本纪》）

马非百：“孝文王元年（前250）立即死”。《秦本纪》：“孝文王元年，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又《秦纪》：“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享国一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泷川资言：庄襄王元年，亦大赦罪人。沈家本曰：孝文庄襄之赦，即为后世改元肆赦之权舆矣，大赦之名，亦始见于此。愚按：此即位行赦之始。（《史记会注考证》卷五《秦本纪》）

施之勉：按《战国策·魏策》，安陵君曰：吾成君先后，受诏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限。宪上之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国虽大赦，降城亡子，不得与焉。董说云：按此是李悝以前魏国相仍之法。《赵世家》，惠文王三年（秦昭王之十一年），主父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还归，行赏，大赦置酒，酺五日，是国有大赦，非始于秦，而大赦之名，亦非始见于此矣。（《史记会注考证订补·秦本纪》）

[2] 【汇校】

王叔岷：按：重刊北宋监本、黄善夫本、殿本“弛”并作“”，俗。（《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张家英：“修”，下文有：“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219）《惠景间侯者年表》：“及孝惠讫孝景间五十载，追修高祖时遗功臣，及从代来，吴楚之劳，诸侯子弟若肺腑，外国归义，封者九十有余。”（977）《万石张叔列传》：“天子修吴楚时功，乃封不疑为塞侯。”（2771）这些“修”字，义并相同。《孙子·火攻》：“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杜牧注：“修者，举也。”这是“推举”之意，亦可以释为“论列”，总之是通过较庄重的形式予以褒奖，或予以封赠，而不是如某些注本所说的“重用”或“信任”的意思。（《〈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本纪》）

[3] 【汇注】

陈蒲清：十月：秦以十月（建亥）为岁首。己亥：即当年十月初一日的干支纪日。（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4] 【汇注】

程馀庆：葬寿陵。（《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陈　直：直按：梁玉绳谓孝文王之立，书之重，言之复，读史者疑为羡文错简，其实非也。秦昭王以五十六年秋卒，是岁为庚戌，孝文王次年十月除丧之后，正式即位，在位仅三日即卒，盖古代帝王在卒之年，嗣王继立，不更年号，孝文王亦同此例。特孝文仅在位三日，时期之短，无逾此者，其事实突出，后世史家故疑叙事有误文。（《史记新证·秦本纪》）

陈蒲清：辛丑：十月初三的干支。孝文王于昭襄王五十六年秋即位，第二年改元后只三天便去世了。（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陆唐老：致堂曰：自吕不韦之策用，身传异人，其志曷尝一日不欲其子之王秦也。昭襄即世，吕政八岁矣，孝文立三日而薨，何其遽也！庄襄王虽政之父，亦安得久而不死？三年而薨，则政年十有三，可以王矣。故夫孝文、庄襄享国之日浅，不可不察也。不韦能以其子为秦王之子，岂不能疾去二君，以其子为秦国之王哉？第其计谋诡秘，人莫得知，故史书亦莫得而载之耳。要之，孝文、庄襄，盖死于弑也！（《陆状元通鉴》卷二十四《秦纪·庄襄王》）

[5] 【汇注】

司马贞：名子楚。三十二而立，立三年卒，葬阳陵。纪作“四年”。（《史记索隐·秦本纪》）

司马光：冬，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为庄襄王。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夏姬为夏太后。（《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孝文王元年》）

江　贽：“秦庄襄王”，名楚，孝文王子。初质于赵，因不韦策，归以为嗣。其先柏翳，佐舜有功，赐姓嬴，后有非子封秦，秦仲始大。自孝公用商鞅，以利而致富强。废井田，开阡陌，庄襄灭周，三年而亡。（《少微通鉴节要》卷二《列国纪·秦庄襄王》）

梁玉绳：庄襄王始见秦策，孝文王子，始见《史·秦纪》，又作庄王，又作襄王。初名曰异人，华阳后自子之，乃变其名曰楚，亦曰子楚。真母夏姬尊为夏太后。生三十二年而立，三年五月丙午，薨，葬芷阳之霸城。始皇陵在其北，故谓为见子陵。（《汉书人表考》卷五《秦庄襄王》）

朱孔阳：庄襄王名子楚，孝文王子，初名异人，为质于赵，因吕不韦策，归以为嗣。元年灭东周，迁其君于阳人聚。三年甲寅五月薨，葬茝阳，一作芷阳。《地理志》云京兆霸陵县故芷阳在长安东。《正义》曰：庄襄王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三十五里，始皇在北，故俗亦谓之见子陵。（《历代陵寝备考》卷九《秦》）

王叔岷：按：《秦记》：“庄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又云：“庄襄王享国三年，葬茝阳。”即《索隐》所本。《索隐》“葬阳陵”当从《秦纪》作“葬茝阳”。《吕不韦列传》：“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为帝太后，与庄襄王合葬茝阳。”亦其证。《水经·渭水》下注引皇甫谧云：“秦庄王葬于芷阳之丽山。”（丽与骊、郦并同）芷与茝同。黄善夫本、殿本《索隐》“立三年卒”，三并作四；《纪》作四年，并作“子始皇帝”。《六国年表》书庄襄王亦止于三年，与《秦记》合。则不当作“立四年卒”。本《纪》下文“四月，日食。四年……五月丙午，庄襄王卒”。“四年”乃“三年”之误，梁氏《志疑》有说。（《史记斠证·秦本纪》）

陈蒲清：庄襄王：名子楚，始皇父。（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庄襄王元年[1]，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2]。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3]，尽入其国[4]。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5]，奉其祭祀。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6]。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7]。二年[8]，使蒙骜攻赵，定太原[9]。三年[10]，蒙骜攻魏高都、汲[11]，拔之。攻赵榆次、新城、狼孟[12]，取三十七城[13]。四月日食。王龁攻上党[14]。初置太原郡[15]。魏将无忌率五国兵击秦[16]，秦却于河外[17]。蒙骜败[18]，解而去。五月丙午，庄襄王卒[19]，子政立[20]，是为秦始皇帝[21]。

[1] 【汇注】

章　衡：壬子，秦庄襄王（楚）元年，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东周君与诸侯谋秦，使吕不韦诛之。（《编年通载》卷三《周》）

胡三省：（庄襄王），本名异人，改名楚，孝文王之中子也。《谥法》：胜敌志强曰庄。（《资治通鉴》卷六“庄襄王元年”注）

高　敏：（湖北睡虎地秦墓秦简）《编年记》载孝文王之后为庄王，而《史记·秦本纪》及诸《世家》均作庄襄王，无称庄王者，故《编年记》关于庄王的称谓可补其缺。（《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2] 【汇注】

吕祖谦：按《本纪》，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孝文王、庄襄王元年，皆有赦。秦、汉以来，初即位，肆赦，盖始于此。至于修功臣，厚亲戚，布德惠，则自古人君初政之所常行，虽秦之暴不能废也。（《大事记解题》卷六）

[3] 【汇校】

王叔岷：按：《御览》引此重“秦”字，《秦记》同。《通鉴》“秦使”作“王使”。（《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评】

林之奇：周失之弱，秦失之强，然秦之亡也在其方强之时，周之亡也在其衰弱之后，其不同何哉？老子曰：柔弱生之徒，刚强死之徒。是以齿刚强故相摩，舌柔弱故不敝。此自然之理也哉。（《拙斋文集》卷十三《秦伐东周》）

[4] 【汇评】

王应麟：秦庄襄王元年，灭东周。四年，始皇立，而柏翳之秦亦灭。二世元年，废卫君，是岁诸侯之起者五国，三年而秦亡。然则灭人之国者，乃所以自灭也。（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5] 【汇校】

王叔岷：按：《御览》引“地”上有“之”字。（《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裴　骃：《地理志》，河南梁县有阳人聚。（《史记集解·秦本纪》）

吕祖谦：“迁东周君于阳人”。《解题》曰：按《本纪》，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大事记解题》卷六）

又：《史记正义》云：《括地志》云：阳人在汝州梁县西。（《大事记解题》卷六《本注》）

程馀庆：阳人，聚名，在汝州西。（《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汇评】

陈允锡：《周纪》云，灭东周，不载阳地，盖微乎微者也。（《史纬》卷一《秦》）

[6] 【汇校】

梁玉绳：按：《表》及《韩世家》皆言“秦拔取韩成皋、荥阳”，此云韩献之，非也。又“巩”亦“荥阳”之误，巩为东周所居，韩安得有之。《水经注》二十三卷引《史记》“秦庄襄王元年蒙骜取成皋、荥阳，初置三川郡”。郦公所引乃《六国表》，《史》岂因是年秦灭东周兼得巩地而混言之耶？（《史记志疑·秦本纪》）

王叔岷：按：《通鉴》亦作“蒙骜伐韩，取成皋、荥阳”。此云韩献之，盖本之《秦记》与？（《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洛州汜水县古之（东）虢国，亦郑之制邑，又名虎牢，汉之成皋。”巩，恭勇反，今洛州巩县。尔时秦灭东周，韩亦得其地，又献于秦。（《史记正义·秦本纪》）

张　照：《韩世家》，秦拔我成皋、荥阳。不曰“献”。《年表》亦同。（《钦定史记·秦本纪·考证》）

王　恢：成皋：居中国之中，扼河山之西面，震撼关洛，东临河淮平原，为兵家所必争。《国策·韩策》一：“三晋已破智氏，将分其地，段规谓韩王曰：‘分地必取成皋。’韩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无所用之。’段规曰：‘不然。臣闻一里之厚，而动千里之权者，地利也；万人之众，而破之军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则韩必取郑矣。’王曰：‘善。’果取成皋。至韩之取郑也，果从成皋始。”张仪胁楚曰：“秦下甲据宜阳，则韩之上地（上党）不通；下河东取成皋，韩必入臣。”盖成皋锁中夏之区，韩自献于秦，十九年而遂亡。（《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庄襄置三川郡》）

又：成皋：《汉志》：“河南郡成皋，故虎牢，或曰制。”制，郑邑，《左》隐元年：“制，岩邑也，虢叔死焉。”虢国荥阳，制其西边之险邑。虎牢，晋地，《左》襄二年，诸侯城虎牢以偪郑，郑人乃成。又《左》襄十三年：“诸侯之师城虎牢而戍之，晋师城梧及制。”是制与虎牢明非一地。故《汉志》“或”之。《左》隐元杜《注》以制为荥阳。《左》襄二谓：“虎牢，旧郑邑，今属晋。”《左》襄十传云：“书曰：‘戍郑虎牢’，非郑地也，言将归焉。”《杜注》言将归焉。《杜注》言将归者为虎牢。孔子书，其义“晋戍虎牢以偪郑”。传言虎牢非郑地也，言将归者梧及制也。杜既误制为荥阳，兹又误虎牢为郑邑。《河水注》又以制即虎牢，后世多沿其误。按清乾隆《续河南通志》：“东虢城在汜水县东十里，即今上街镇。虢叔封于此。虎牢在汜水县西二里。”所谓东虢城者，即制也。与虎牢相去十二里。而虎牢即成皋，秦以为关，汉因置县。（同上）

又：巩：今巩县西南三十里洛水西岸，与成皋中分洛水——西则巩，东则成皋，后魏并焉。随迁今治。（同上）

[7] 【汇注】

裴　骃：韦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骃按：《地理志》汉高祖更名河南郡。（《史记集解·秦本纪》）

吕祖谦：“拔成皋、荥阳，初置三川郡”。《解题》曰：按《本纪》《年表》《世家》，使蒙骜伐韩，拔成皋、荥阳，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所谓三川者，河、洛、伊也。三川为郡，则据天下之枢，混一之势成矣。自惠王以来，祷祠而救者也。……秦既灭东西周，又取韩成皋、荥阳，合而为三川郡，此郡之境，即东都王畿之旧也。在今为卫、怀、孟、开封、郑、河南、汝、陕、虢、拱之地。荥阳、成皋自春秋以来，常为天下重城。由秦而上，晋、楚于此而争霸；由秦而下，楚汉于此而分雌雄。天下既定，七国、淮南、衡山之变，犹睥睨此地而决成败焉。东都以后言形势其及之者鲜矣。人事既改，则地之轻重亦有时而移也。（《大事记解题》卷六）

王　恢：三川郡：《汉志》：“河南郡，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领县二十二。”《王补》：“《秦庄襄王纪》《始皇纪》，并书置三川郡。”盖规模至始皇乃定。韦昭注：有河、洛、伊，故曰三川。全祖望云：“宋白谓秦三川郡治洛阳，后徙荥阳。予谓秦庄襄王元年，取韩荥阳，已置三川郡矣，不治荥阳而安治乎？其后或徙洛阳耳。先谦按：李由为三川守，守荥阳，此秦末郡治荥阳之明证，未尝徙洛阳也。《秦纪》《始皇纪》两书置三川郡，前则洛阳未入秦，后虽得洛阳，亦无徙治之文，诸说皆非。”“诸说皆非”，是也。庄襄元年明言“尽入其国”，并迁周君阳人。《始皇纪》明言其“已”并置。乃不审《本纪》之文，徒为无谓之说。……承平守洛阳，东方有事守荥阳，必然之势。诸家未思及此耳。（《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庄襄置三川、太原郡》）

[8] 【汇注】

章　衡：二年，蒙骜攻赵，定太原，取三十七城，置太原郡。（《编年通载》卷三《周》）

[9] 【汇校】

梁玉绳：按：“使蒙骜”八字乃羡文，《年表》及《赵世家》《蒙恬传》皆无其事。盖所谓“攻赵”者，因是年有蒙骜攻赵取三十七城之事也。所谓“定太原”者，因明年有置太原郡之事也。二事下文皆书之，则此为错出无疑。况前十二年为昭王四十八年，得韩上党地已北定太原矣，此时何烦再定乎？（《史记志疑·秦本纪》）

王叔岷：按：《通鉴》庄襄王二年，亦无此事，可佐证梁说。（《史记斠证·秦本纪》）

杨　宽：梁说非是。秦昭王四十八年大破赵于长平后，使“司马梗北定太原，尽有韩上党”；但五十年魏楚合纵救赵邯郸之围，大破秦军，并大破秦军于河东之后，形势大变。赵孝成王十年，当秦昭王五十一年，《赵世家》称“赵将乐乘、庆舍攻秦信梁军，破之”，因而秦所“定太原”又为赵恢复。是年秦重整旗鼓，“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下文云“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即是蒙骜“定太原”之军事行动。（《战国史》）

【汇注】

司马光：蒙骜伐赵，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庄襄王二年》）

[10] 【汇校】

梁玉绳：按：“三年”二字亦羡文，所书之事，《表》在二年是已。（《史记志疑·秦本纪》）

王叔岷：按：梁氏谓“三年”二字为羡文，是也。惟《六国年表》二年但书“蒙骜击赵榆次、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未书“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之事。《蒙恬列传》：“二年，蒙骜攻赵，取三十七城。”亦未言“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之事。《通鉴》于二年书“蒙骜伐赵，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于三年书“蒙骜帅师伐魏，取高都、汲，魏师数败”。下接：“魏王使人请信陵君于赵”及“信陵君率五国之师败蒙骜”事。证以《魏公子列传》（即《信陵君列传》）：“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下接“魏王使人请公子”及“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走蒙骜”事，亦相符合。此文“三年”二字为衍文，“攻赵榆次”上当据《六国年表》《蒙恬列传》及《通鉴》补蒙骜二字。“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本为三年之事，此九字盖本在下文“魏将无忌率五国兵击秦”（《正义》：信陵君也）上，文意既相含接，又有《通鉴》可证。今本误错于此耳。（《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章　衡：三年，五月丙午，王薨，子政立，年十三。国事皆决于吕不韦，号称仲父。以李斯为舍人。晋阳反，蒙骜击定之。（《编年通载》卷三《周》）

马非百：“庄王三年（前247）庄王死”。《秦本纪》：“庄襄王三年，五月丙午，庄襄王卒。”又《秦纪》：“庄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享国三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

张习孔：前247年，甲寅，秦庄襄王三年……秦将蒙骜击赵，取榆次（今山西榆次）、狼孟（今山西阳曲）、新城（今山西朔县西南）等三十七城（从《史记·秦本纪》，《六国年表》系于上年）。（《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11] 【汇校】

裴　骃：（汲），徐广曰：“一作‘波’。波县亦在河内。”（《史记集解·秦本纪》）

梁玉绳：“汲”字当依徐广作“波”，盖秦拔魏汲在始皇七年也。波与汲皆属河内。（《史记志疑·秦本纪》）

俞　樾：庄襄王三年，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徐广曰：汲，一作波。波县亦在河内，按《年表》魏景湣王三年“秦拔我汲”，距庄襄王三年已十年矣。则蒙骜所拔者波也，非汲也。（《湖楼笔谈》卷三）

【汇注】

张守节：汲，音急。《括地志》云：“高都故城今泽州是。汲故城在卫州所理汲县西南二十五里。孟康云汉波县，今郗城是也。”《括地志》云：“故郗城在怀州河内县西三十二里。《左传》云苏忿生十二邑，郗其一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江　贽：蒙骜帅师伐魏，魏师数败，魏王患之，乃使人请信陵君于赵，信陵君畏得罪，不肯还。毛公、薛公见信陵君曰：“公子所重于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庙，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语未毕，信陵君色变，趣驾还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为上将军。信陵君使人求援于诸侯，诸侯闻信陵君复为魏将，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国之师，败蒙骜于河外。（《少微通鉴节要》卷二《列国纪·秦庄襄王》）

胡三省：班《志》，高都县属上党郡，汲县属河内郡。《括地志》：高都县，今泽州也。汲故城在卫州所理汲县之西南二十五里。”（《资治通鉴》卷六“庄襄王三年”注）

程馀庆：高都故城在泽州府东三十里。故汲城在河南府汲县西南。（《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高都：《汉志》上党郡高都县，《清统志》（一四五），故城在山西晋城县东北三十里丹水北高都村。（《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庄襄置三川、太原郡》）

又：汲：徐广云：“一本作波。”《志疑》：“汲字当依徐广作波。盖秦拔魏汲在始皇七年也。波与汲皆属河内。”《清统志》（二〇三）波故城在今济源东南二十里。汲（二〇〇）故城在今县西南二十五里。（同上）

[12]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榆次，并州县，即古榆次地也。新城一名小平城，在朔州善阳县西南四十七里。狼孟故城在并州阳曲县东北二十六里。”（《史记正义·秦本纪》）

胡三省：班《志》，榆次、狼孟二县并属太原郡。榆次，即《左传》徐水、梗阳之地。《括地志》：狼孟故城，在并州阳曲县东北二十六里。（《资治通鉴》卷六“庄襄王二年”注）

程馀庆：榆次在太原府榆次县西北，新城故城在朔平府朔州西南四十七里。狼孟故城在太原府北七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王　恢：榆次：《汉志》太原郡榆次县，《王补》：“春秋晋地，但名榆，属魏邑，见《左》昭八年传。战国属赵。《清统志》（一三六）故城在今县西北。”按《左传》“晋魏榆”，服虞曰“魏，晋邑；榆，州里名”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庄襄置三川、太原郡》）

又：新城：《纪要》（四四）“李克用生于神武川之新城。但杜佑云：北齐置朔州，在后魏故都大同西南百里之新城，即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后移于马邑，即今朔州治。”是新城原在大同西南百里漯水之阳——黄瓜堆。拓跋猗卢筑。《正义》说未是。又虽取三十七城，初置太原郡，与榆次、狼孟何相去甚远？故《史地考》（十一）“疑非，当近晋阳”。（同上）

又：狼孟：取而复叛，始皇十五年复取之。《汾水注》：“洛阳水自孟来，西迳狼孟故城南，左右夹涧幽深，南面大壑，俗云狼孟涧。旧断涧为城，有南北门，门尚在。洛阴水下入阳曲。”《清统志》（一三六）：“通典，故城今名黄头寨。《阳曲县志》：在县东北六十里。”（同上）

[13] 【汇注】

张守节：按：取三十七城，并、代、朔三州之地矣。（《史记正义·秦本纪》）

[14] 【汇校】

梁玉绳：按：庄襄王无“四年”，此乃“三年”之误。然前此昭王四十八年尽有韩上党地，北定太原，是时何烦再攻？疑前所定者惟降赵之城市邑十七，今所攻者并其余城而攻拔之，故《韩世家》云“秦悉拔我上党”也。《纪》《表》但言攻上党，击上党，拔上党，似乎复出，而不知是悉拔之，《纪》《表》似欠明。《正义》谓“上党又反，故攻之”，乃臆测之词，非事实矣。（《史记志疑·秦本纪》）

张文虎：“四年”。《志疑》云庄襄无四年，乃三年之误。按：王龁攻上党，《六国表》书在三年，不误。此“四年”二字，涉上四月而衍，观下文五月即接上文四月，其证也。三年上已书，何必复出。（《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崔　适：案：各本中有“四年”二字，衍也，今删。“王龁”以下，上承“三年四月”为文，庄襄王无四年也。请列四证以明之：《年表》庄襄王元年，当魏安釐王二十八年，秦虽脱“二年”“三年”之文，然无忌败秦军在安釐王三十年，则当庄襄王三年也，证一也。《魏世家》安釐王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无忌归魏，率五国兵攻秦，中更秦孝文王一年，则无忌攻秦在庄襄三年也，证二也。《楚世家》考烈王十二年，秦昭王卒，十六年，秦庄襄王卒，亦以庄襄王卒为昭王卒四年，中更孝文一年，则庄襄王卒于三年也，证三也。《吕不韦传》庄襄王即位三年薨，证四也。（《史记探源》卷三《十二本纪》）

王叔岷：按：《通鉴》“四年”正作“三年”，梁说是也。三之作四，涉上文“四月”而误。张氏谓“四年”二字涉上“四月”而衍，未审。上文“四月，日食”乃“二年”之事，见《六国年表》。下文“五月”乃“三年”之“五月”，不能与上文“四年”相接。《始皇本纪》《六国年表》王龁并作王（《吕不韦列传》同），《集解》引徐广云：“一作龁。”、龁古通，《鲁世家》：“申丰、汝贾许齐臣高龁、子将粟五千庾。”《左》昭二十六年《传》高龁作高，与此同例。（《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注】

张守节：上党又反秦，故攻之。（《史记正义·秦本纪》）

[15] 【汇注】

张守节：上党以北皆太原地，即上三十七城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　恢：太原郡：赵简子开拓赵城以北地，既沿用安邑之晋阳以名之，其后三家分晋，复并河东古太原之名而北移。《本纪》庄襄三年（前247），蒙骜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因以为太原郡。（《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败赵长平》）

张习孔：（前247年），秦初置太原郡。秦使王龁伐韩，夺取全部上党地，设置太原郡。（《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战国》）

【汇评】

程馀庆：上党，天下之脊也。秦得上党，而并天下之势成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16] 【汇注】

张守节：（无忌），信陵君也。率燕、赵、韩、楚、魏之兵击秦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17] 【汇注】

张守节：蒙骜被五国兵败，遂解而却至于河外。河外，陕、华二州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王　恢：河外：《魏公子传》：“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则所谓河外者，大约今陕县境。（《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庄襄置三川、太原郡》）

[18] 【汇评】

程馀庆：至此时而犹能大败秦军，信陵之功大矣。卒以谗废，惜哉！（《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19] 【汇校】

钱　穆：《秦始皇本纪》“庄襄王享国三年”，《年表》亦同。《秦本纪》庄襄王得四年。余考《秦纪》庄襄王承孝文王后。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秦以十月为岁首，孝文王盖以去年即位，以今年岁首除丧称元，前后三日而卒。庄襄王处此变例，虽非弑君自立之比，而即以是年称元，不复以先王三日之位，而虚一年之号，亦自在情理之中。《秦本纪》据当时变礼实况计之，故为四年。《始皇纪》及《年表》依常例，仍定孝文王在位一年，则庄襄王自只三年也。（《先秦诸子系年·自序》）

【汇注】

程馀庆：葬阳陵。嬴秦自此遂绝。（《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本纪》）

周晓陆：《汉志》：阳陵，故弋阳，景帝更名。《史记·秦本纪》子庄襄王立。《索隐》：葬阳陵。《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阳陵侯傅宽。《索隐》曰：属冯翊，《楚汉春秋》作“阴陵”。齐召南曰：“按此阳陵别是一地，必非左冯翊之阳陵。以《地理志》证之，阳陵，故弋阳，景帝更名，是汉初不名阳陵也。”《两京新记》载，秦阳陵约属内史，今约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韩森寨至浐河以西之间。此地在秦设禁苑。（阳陵禁丞泥封）秦阳陵虎符：“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西安出土秦封泥补读·阳陵禁丞》，《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

阳陵禁丞泥封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秦庄襄王墓位于西安东郊韩森寨以西，今西安动物园的东门外。当地农民多称它为“韩森冢”。冢高22米，原占地60多亩，现仅约30余亩。秦庄襄王是战国时期秦孝文王的儿子，原名异人，后改号子楚。子楚曾在赵国充当人质，在大商人吕不韦的帮助下，回到秦国，并继承了王位。他在位仅四年就死去了。埋葬在秦川之东北原，即今韩森寨，谥号庄襄。秦庄襄王一生事迹不多，但他却生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儿子，这就是灭掉六国、统一天下的秦始皇。所以清代诗人康乃心以“嬴得佳儿毕六王”的诗句来称颂他。（《西安文物与古迹·秦庄襄王墓》）

【汇评】

王　恢：庄襄享国虽短——三年，席祖父余烈，灭东周，取韩成皋，置三川郡，完成先人遗志（曾祖武王“欲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继取赵榆次三十七城，置太原郡。复定上党。拔魏高都：三晋实已不国。（《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庄襄置三川、太原郡》）

[20] 【汇校】

泷川资言：南化本“午”下有“朔”字。（《史记会注考证》卷五《秦本纪》）

【汇注】

司马光：五月，丙午，王薨。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国事皆决于文信侯，号称仲父。（《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庄襄王三年》）

江　贽：五月，秦王薨，立三年。其子政立，封相国吕不韦为文信侯，号称仲父。时政生十三年矣。（《少微通鉴节要》卷二《列国纪·秦庄襄王》）

梁玉绳：附按：始皇以正月生，遂以正名之。惟其名正，是以改正月为端月。《始皇纪集解》曰“徐广云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正义》曰“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则知《史记》古本是“正”字，不知何时尽改作“政”。凡《本纪》《世家》《列传》中所称始皇之名，竟无一作“正”，可怪已。惟高诱《吕氏春秋序》作“正”字，孔仲达《毛诗·序》作“秦正”，《公羊》哀十四年《疏》云“始皇名正”，《谷梁·序疏》云“秦正起而书记亡”，庶几不误。然其误自《世本》来，《索隐》引《世本》作“政”，盖二字元属通用，秦时讳“正”，或并避“政”字，故《吕览·察微篇》引《左传》宣二年羊斟语改“子为政我为政”作“制”字，后遂用相沿以“政”为名，流俗传写，便改《史记》之“正”为“政”耳（《容斋三笔》谓“始皇名正，自避其嫌，以正月为一月”，殊谬，秦未尝以正月为一月也）。宋张世南《游宦纪闻》云“秦改正月为征音，至今从之，此何理耶？”《示儿编》云“始皇名政，避讳读正月为征月，传至于今，当如本字读，始有分别”。陆德明，唐大儒也，自秦至唐亦远矣，当作《释文》时，何不单出一音以正舛误，岂容诏后学以疑贰哉（《释文》正月音政，又音征也）。前贤有辨正月之不当读“征”者，从未有辨始皇之名“正”不名“政”者，然古“正”自有“征”音，非沿秦讳。《释文》不误，观《诗·猗嗟》《云汉》《节南山》诸章可见。（《史记志疑·秦本纪》）

吴汝纶：徐广云“政”一作“正”，宋衷云以正月旦生名正。高诱《吕览》序作“正”。《诗疏序》《谷梁疏序》《公羊疏》皆作“正”。（《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卷五《秦本纪》）

王叔岷：按：《公羊》哀十三年《传》徐彦《疏》引政作正，下文“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尚书·序》孔《疏》引政亦作正，并存古本之旧。《始皇本纪》：“名为政。”《一切经音义》八六引政作正，与徐广所称一本及《正义本》合；惟徐氏既云“一作正”。是所据本仍作政矣。《吕不韦列传》：“太子政立为王。”《文选》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注》引政亦作正。又按《御览》一六四引《秦本纪》云：“始皇十三年，伐赵取云中，因以为郡。”今本此《纪》无此文，《始皇本纪》《六国年表》及《赵世家》亦并无之。疑是《始皇本纪》佚文。（《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评】

胡　寅：自吕不韦之策用，身传异人，其志曷尝一日不欲其子之王秦也。昭襄即世，吕政八岁矣。孝文立三日而薨，何其遽也！庄襄王虽政之父，亦仅立三年而薨，时政年十有三。不韦能以其子为秦王之子，岂不能疾去二君以其子为秦国之王哉？要之，孝文、庄襄盖死于弑也。第其计谋诡密，人莫得而知矣。（引自《纲鉴合编》卷四《秦纪·评》）

[21] 【汇注】

江　贽：“始皇帝”名政，实始吕氏。初，秦昭襄时，庄襄以庶孽质赵，不得意。阳翟大贾吕不韦见之，视为奇货，以五百金与之结宾客，五百金入秦，为求立太子。不韦因纳邯郸美姬，知其有娠，献之庄襄以为夫人。以昭襄四十八年正月旦生政于邯郸，庄襄立夫人为王后，不韦为丞相。始皇既立，恃嬴秦之富强，灭六国，遂并天下，专以刑威立国，焚书坑儒，暴虐不道，二世而亡。（《少微通鉴节要》卷二《后秦纪·始皇帝》）

又：始皇帝即王位，二十五年，并天下，即帝位，凡十二年，寿五十。（同上）

又：是时，天下冠带之国七，而三国边于戎狄。秦灭义渠，始于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其后燕破东胡，却千余里，亦筑长城，以拒胡。及战国之末，而匈奴始大。（同上）

章　衡：乙卯，元年，秦始皇帝，政姓赵氏。（《编年通载》卷三《周》）

又：丁巳，三年，蒙骜伐韩，取十三城。（同上）

吕祖谦：“五月丙午，王薨。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国事皆委于吕不韦，号称仲父”。《解题》曰：按《本纪》，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吕不韦为相，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蒙骜、王骑、麃公等为将军，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大事记解题》卷六）

崔　适：“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案：各本此下终言二世、子婴事，当是后人附记误入正文。不然，全书自此篇外，复有前纪之末附载后纪之年者乎？灼然伪矣，今正。（《史记探源》卷三《十二本纪》）

秦王政立二十六年[1]，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2]，号为始皇帝[3]。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4]，子胡亥立，是为二世皇帝[5]。三年，诸侯并起叛秦，赵高杀二世[6]，立子婴。子婴立月余，诸侯诛之[7]，遂灭秦[8]。其语在《始皇本纪》中[9]。

[1] 【汇注】

陈蒲清：立二十六年：即位的第二十六年（前221年）。（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2] 【汇注】

牛运震：篇终纪周亡，六国灭，了了。（《史记评注·秦本纪》）

梁玉绳：按：《史》言始皇伐灭诸侯，并一天下以为郡县，其实不尽然，盖仍秦人夸诩之词耳。考卫至二世元年始绝，楚苗裔有滇王，越诸族子或为王或为君，至闽君摇及无诸佐汉平秦，是诸侯未尽灭，天下未尽并也。郡县之名见于《逸周书·作雒解》，屡称于《左传》，《管子·乘马》数篇亦有，则非至秦时始设也（昭廿九年《左传》蔡墨言“刘累迁鲁县”，夏时恐未有县之名）。（《史记志疑·秦本纪》）

又：三十六郡亦不全为始皇所置，据《匈奴传》魏置河西、上郡，燕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赵置云中、雁门、代郡。又《世家》韩有上党守冯亭，则上党郡是韩置。《汉地理志》概称秦置者，汉承秦制，故不言魏、韩、燕、赵。而巴、蜀、汉中、上郡置于惠文王，河东、南阳、黔中、上党、南郡置于昭襄王，三川、太原置于庄襄王，俱见《本纪》，不得全属始皇初置也。但三十六郡之目，《史》不详载，秦变封建为郡县乃一大事，岂可缺略不书，此史公疏处。考始皇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皆在后，不在三十六郡内，则所谓三十六郡者，据《汉志》一曰河东，二曰太原，三曰上党，四曰三川，五曰东郡，六曰颍川，七曰南阳，八曰南郡，九曰九江，十曰泗水，十一曰钜鹿，十二曰齐郡，十三曰琅邪，十四曰会稽，十五曰汉中，十六曰蜀郡，十七曰巴郡，十八曰陇西，十九曰北地，二十曰上郡，二十一曰九原，二十二曰云中，二十三曰雁门，二十四曰代郡，二十五曰上谷，二十六曰渔阳，二十七曰右北平，二十八曰辽西，二十九曰辽东，三十曰邯郸，三十一曰砀郡，三十二曰薛郡，三十三曰长沙，尚缺三郡，以《续郡国志》校之，则秦有鄣郡黔中郡。夫《前志》无黔中，诚为脱漏，足以补郡数之缺，而鄣非秦郡，刘敞辨之甚悉（见《汉地志》丹阳郡下），是尚缺二郡也。因有以郯郡充其数者，本于应劭（劭曰东海，秦郯郡），而郯非秦郡刘攽又辨之（见《高纪》六年），更有以楚郡充其数者，本于《楚世家》，而秦无楚郡，《集解》已纠其误，胡三省《通鉴》注曾辨之，乌得妄称为秦郡哉。然则所缺之郡何在？曰：内史自当在三十六之内，《始皇纪集解》明言郡凡三十五，与内史为三十六，盖准《诸侯王表》例也（《史汉诸侯王表》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以汉准秦，则内史在内矣。《汉志》云“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别而言之，非也）。《晋书·地理志》以及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胡氏《通鉴》注，并仍裴说，固可以为据矣（惟以鄣为秦郡，乃袭《续志》之误）。其所缺一郡，余以《水经注》补之，《水经》卷十三广阳蓟县《注》云“秦始皇灭燕以为广阳郡，汉高帝封卢绾为燕国”，于是三十六郡之数始备，而自孟坚以来均失去广阳一郡，真不可解（“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此《史》言立县之始）。（同上）

【汇评】

何景明：夫德齐者以势胜，势并者以德胜。秦于六国非能施德也，然秦以一隅之僻，据河华之要，开殽函之塞，东向而制天下。天下之侯王，视其分裂，而听其宰制，卒无术以卫之者，德齐而彼之势行也。（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3] 【汇注】

司马贞：十三而立，立三十七年崩，葬郦山。（《史记索隐·秦本纪》）

王叔岷：按：《秦记》：“始皇享国三十七年，葬骊山。”又云：“始皇生十三年而立。”即《索隐》所本。又案黄善夫本、殿本《索隐》并在上文“是为秦始皇帝”下，郦山并作郦邑，下更有“子二世皇帝”五字。（《史记斠证·秦本纪》）

【汇评】

王世贞：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庄襄以前之主；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夫秦自孝公用商鞅为功级之赏以诱战士，而使之强，七国之民自始祖而至于耳孙，其首世世入秦庭，而封于泾、渭之间，男不得耕，女不得织，士不得拱手而奉先王之业。盖至始皇，而天下之所谓共主若赧王者，顿首于冀阙之下，而周不祀矣。其时六国之边秦者四，而其半已为秦有矣。秦虽大出兵以下之，而非有血战封观之实如长平、伊阙者也。秦之势不得不并六国，六国不得不并而为秦。且秦至是，非与周代也，与六国为代者也。夫六国者，非僭夷之楚，即篡晋之赵、魏、韩，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灭之？藉令秦称皇帝，置侯，置守令，而轻徭薄税，以与天下相安于无事，夫谁曰不可？善乎贾生之言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昔人有云汤武逆取而顺守之，而儒者皆以为非。愚以为未可非也。夫桀、纣者谁之后欤？禹与汤之后也，商、周固世世而臣事之矣；桀、纣二主虽恶，然不能出于五服之外，而使商、周之民尽被其毒也。即不忍而诛其君，吊其民，立其近裔之贤，如若微、箕者而匡辅之，不亦可乎？是时，夏、殷完国也，非若赧王之如发而不可挽者也。商、周，大邦也，非若晋、宋之伏危而不可退者也。圣人与其政之仁而亮其心之无所冀，而姑为之，称曰顺天应人。然犹不没其实，而时见之夫子之不纯予汤、武也，乃其所以不纯贬秦、晋也。近世有竖儒丘氏者不得其说，而轻于持论，绌其统而削之。呜呼！是身为僭也。（《读书后》卷五《读秦本纪》二）

【汇评】

吴见思：一结。秦十盛。（《史记论文·秦本纪》）

[4] 【汇校】

梁玉绳：按：《史》例但书在位之年，而其生年从略，独始皇略其在位年数，反以生年书之，未知史公何意？又始皇年十三而立，以逾年改元计之，在位三十七年，当是五十（《始皇纪》徐广注云“年五十”），安得五十一年乎？（《史记志疑·秦本纪》）

张文虎：“五十一年”。《志疑》云：“始皇十三而立，逾年改元，在位三十七年，年五十，安得五十一。”案：疑本作“年五十”，衍“一”字，又误倒耳。（《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又：案：钱大昕曰“五”当作“立”，始皇为帝十一年耳。（同上）

王叔岷：按：《始皇本纪》：“始皇崩于沙丘平台。”《御览》八六引平台下更有“时年五十，在位三十七年”十字。《初学记》九引《帝王世纪》称始皇“三十七年崩于沙丘平台，年五十”。并可证此文“五十”下衍“一”字。（《史记斠证·秦本纪》）

泷川资言：古钞本“帝”下有“立”字，南化本无“始皇帝“三字。中井积德曰：始皇十三而立，在位三十七年而死，年正五十矣，“一”字盖衍。（《史记会注考证》卷五《秦本纪》）

施之勉：按《初学记》九，《帝王世纪》曰：始皇帝，三十七年崩于沙丘平台，年五十。（《史记会注考证订补·秦本纪》）

【汇注】

杭世骏：臣世骏按始皇十三年而立，立三十七年而崩，当得四十九年。（引自《钦定史记·秦本纪·注》）

陈蒲清：五十一年：即五十一岁，非在位年数。始皇，十三岁即位，在位三十七年（前246—前210年）。（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5] 【汇注】

司马贞：十二年立。纪云二十一。立三年，葬宜春。秦自襄公至二世，凡六百一十七岁。此实本纪而注别举之，以非本文耳。（《史记索隐·秦本纪》）

张文虎：“《索隐》秦自襄公至二世，凡六百一十七岁”。案：秦襄元年甲子，至二世三年甲午，凡五百七十一年，此“六”当作“五”，“一”“七”二字当互易。单本作“二十七”，更误矣。（《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秦本纪》）

王叔岷：按：《秦记》：“二世皇帝享国三年，葬宜春。……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又云：“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岁。”“而立”下《集解》引徐广曰“《本纪》云：二十一”。即此《索隐》所本。《索隐》所称之注，即指徐注；所云“六百一十七岁”。衍七字。惟作“六百一十岁”，亦非，当从梁说作“五百七十一岁”。（《史记斠证·秦本纪》）

[6] 【汇注】

邓之诚：二世皇帝，名胡亥，始皇少子，嗣立，为赵高所弑，在位凡三年。（《中华二千年史》卷一《秦汉三国·秦世系》）

【编者按】秦二世墓区今已新扩建为“秦二世陵遗址公园”，占地面积约70亩，位于曲江池遗址公园南岸。园区分为展示馆区和遗址区两大区域。展示馆区包括游客服务中心、秦殇展览馆、曲江新区出土文物精品展馆；遗址区包括山门、大殿、秦二世皇帝胡亥陵墓等。是集遗址保护、文化展陈、园林建设为一体的秦文化遗址公园。

[7] 【汇注】

梁玉绳：按：《广宏明集》引陶公《年纪》云“殇帝子婴四十六日”。秦本无谥，又谁为子婴作谥，岂汉追称之耶？观高帝不杀子婴，只以属吏，而复予秦始皇守冢二十家，则怜婴而加以帝号，义或然欤？（《越绝书·外传记地》言婴立六月，妄也）（《史记志疑·秦本纪》）

王叔岷：按：《始皇本纪》云：“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与此合。《李斯列传》云：“子婴立三月。”恐非。（《史记斠证·秦本纪》）

[8] 【汇注】

方　回：庄襄王立三年薨，子政立，是为始皇。立二十六年，并天下，称始皇帝。三十七年崩于沙丘。其生壬寅，其死辛卯，其年五十。子胡亥立。元年壬辰七月，陈涉起，九月，刘邦、项梁起，三年甲午，二世为赵高所弑，子婴立四十六日，自非子至子婴三十四世而秦亡。汉王不杀子婴以属吏，项羽至而杀之，嬴姓遂无后云。（《续古今考》卷五《子婴降枳道旁》）

陈蒲清：《史记索隐》：“秦自襄公至二世，凡六百一十七岁。”《秦始皇本纪》：“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岁。”按：襄公即位于公元前777年，被周平王封为诸侯在前770年，子婴被杀在前207年，前后不满六百年。（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汇评】

牛运震：“遂灭秦”，结法老极。（《史记评注·秦本纪》）

吴见思：秦之自微而盛，凡作十结，至始皇并天下，号皇帝，已极盛矣，而偏作一小段，以极败兴数语结之，盛极而衰亡也，忽焉使英雄之心灰冷。（《史记论文·秦本纪》）

[9] 【汇评】

吴见思：另作一段，小结。（《史记论文·秦本纪》）

太史公曰[1]：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2]，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3]。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4]。

[1] 【汇评】

牛运震：赞语正秦姓氏，与《夏》《殷》本纪赞同一体格。（《史记评注·秦本纪》）

[2] 【汇评】

梁玉绳：按：史公混姓氏为一，故凡氏皆谓之姓，而夏、殷、秦三《纪》之论并误云“以国为姓”，其实氏也。然其所载诸氏，亦不尽以国，如殷之目夷，秦之飞廉，是以名为氏者，终黎（同钟离）、菟裘以邑为氏者，国云乎哉？（《史记志疑·秦本纪》）

[3] 【汇注】

裴　骃：（终黎氏），徐广曰：“《世本》作‘钟离’。”应劭曰：“《氏姓谱》云有姓终黎者是。”（《史记索隐·秦本纪》）

梁玉绳：“郯氏、莒氏”。按：《左传》昭十七年郯子称少昊为祖，杜注云“少昊金天氏，己姓之祖”。又文七年《传》穆伯娶于莒曰载己生文伯，其娣声己生惠叔，《世本》云“莒，己姓”（《郑语》莒，曹姓，异），则郯、莒皆己姓，而史公以为是嬴姓未知何据？（《史记志疑·秦本纪》）

[4] 【汇校】

梁玉绳：案：此《纪》前云“非子蒙赵城姓赵氏”，《始皇纪》云“姓赵氏”，此论又云秦为赵氏。夫后人追溯所出，秦、赵可以互称，若专言其姓氏，岂容混冒妄载。《通志》曰“凡诸侯无氏，以国爵为氏”。秦自非子得邑则以秦邑为氏，及襄公得国则以秦国为氏，相传至于始皇。若赵氏者自造父获封赵城为赵氏，其后微弱而邑于晋，则以赵邑为氏，及三分晋国则以赵国为氏，岂有秦国之君而以赵国为氏乎？（《史记志疑·秦本纪》）

【汇注】

陈蒲清：赵氏：秦以嬴为姓，以赵为氏。当时，姓氏有别，氏为姓的分支。汉以后姓氏混一。（引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本纪》）

韩兆琦：按：史公此语不合情理。造父被封于赵城，其子孙可以姓“赵”。然西垂一支，自非子已被周天子赐姓“嬴”；经累世后，可以说“与赵同宗”，怎么能说姓“赵”呢？而《始皇本纪》竟又说：“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生始皇。及生，名为政，姓赵氏。”此又欲以生地为姓，结果又回了大宗。（《史记笺证·秦本纪》）

【篇评】

皇甫谧：秦，嬴姓也。昔伯翳为舜主畜，多，故赐姓嬴氏。孝襄公始修霸业，坏井田，开阡陌，天子命为伯。至昭襄王，自称西帝，攻周，废赧王，取九鼎。至庄襄王，灭东、西周。庄襄王崩，政立为始皇帝，并天下，置三十六郡。自以水德，故以十月为正，色尚黑。使蒙恬筑长城，焚《诗》《书》百家之言，坑儒士四百六十人。三十七年，崩于沙丘平台，年五十。（《帝王世纪辑存·秦第六》）

司马贞：柏翳佐舜，皁斿是旌。蜚廉事纣，石椁斯营。造父善驭，封之赵城。非子息马，厥号秦嬴。礼乐射御，西垂有声。襄公救周，始命列国。金祠白帝，龙祚水德。祥应陈宝，妖除丰特。里奚致霸，卫鞅任刻。厥后吞并，卒成凶慝。（《史记索隐·秦本纪·述赞》）

苏　辙：三代圣人，以道御天下，动容貌，出词气，逡巡庙堂之上，而诸侯承德，四夷向风，何其盛哉！至其后世稍衰，桓、文迭兴而维持之，要之以盟会，齐之以征伐，既已卑矣，然春秋之后，吴越放恣，继之以田常三晋之乱，天下遂为战国。君臣之间，非诈不言，非力不用，相与为盗跖之行，犹恐不胜。虽桓文之事且不试矣，而况于文武成康之旧欤？秦起于西垂，与戎翟杂居，本以强兵富国为上。其先襄公最贤，诗人称之。然其所以为国者亦犹是耳。《诗》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苍苍，其强劲而不适于用，至于白露凝戾为霜然后坚成，可施予人。今夫襄公以耕战自力，而不知以礼义终成之，岂不苍然盛哉！然而君子以为未成，故其后世忸于为利而不知义。至于商君厉之以法，风俗日恶，鄙诈猛暴，甚于六国，卒以此胜天下。秦之君臣，以为非是无足以服人矣。当是时，诸侯大者连地数千里，带甲数十万，虽使齐桓、晋文假仁义，挟天子以令之，其势将不能行，惟得至诚之君子，自修而不争，如商、周之先君，庶几可以服之。孟子游于齐、梁，以此干其君，皆不能信。以为诈谋奇计之所不能下，长戟劲弩之所不能克，区区之仁义，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当时之弱国也；君王后，齐之一妇人也。魏文侯行仁义，礼下贤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齐四十余年，事秦谨，与诸侯信，而齐亦未尝用兵，而况于力行仁义，中心惨怛，终身不懈，而有不能胜者哉？夫衣冠佩玉，可以化强暴；深居简出，可以却猛兽；定心寡欲，可以怀鬼神。孟子曰：仁不可为众。诚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来天下，彼将襁负其子而至，而谁与共守？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胜敌。敌胜之后，二世而亡，其数有以取之矣。（引自《史记评林·秦本纪》）

方　回：太史公《秦本纪》书“初”者凡十六。秦自襄公将兵救周幽王犬戎之难，虽不能救幽王，见其死，而以兵送平王，东迁雒邑，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以岐西之地，秦始国。太史公书“始国”，“始”字奇，亦初也。（《续古今考》卷十八《附论秦本纪书初者十七》）

张应泰：盖三代之长，微独其祖德懋，亦其后人之笃祜，而亢宗者代不称乏也。伯翳，说者谓即伯益，益之德，视禹、契、弃不甚悬，而后嗣多弗类。史称伯翳有子二，逮于费昌窜戎狄，而其后中潏生蜚廉，廉生恶来，父子济凶，以助纣虐，蒟朝涉胫，刳孕妇胎，醢九侯，酺鄂侯，而又杀人以饲虎，作为熨斗铜柱以炮烙人，见死者相与为快乐，诸如此类，罪通于天矣。然皆是二人逢之也。洎夫造父驰八骏，佐穆满之淫，前侃未盖，而独非子为因圉，养马蕃息，始以功封。然其立本固已单矣。天固以其而帝者章伯翳，而又以其残而促者瘅蜚廉，宁锱铢爽哉！抑窃有疑：蜚廉，恶来，武王所诛也，诛其党纣者也。然首山之夫，尚有后来。彼其如线。凶人之世，成一秦以殄周，又先成一赵以阙晋。周之东也，惟晋焉依。阙晋，即殄周之渐也。夫厌商，则藉乎于周；既厌周，复藉乎于纣所子遗之臣仆，运若循环然。畴测其倪微乎？危乎？嗟嗟！斯亦古今兴亡得失之林也。（《史疑·秦论》）

归有光：《秦本纪》方成一篇文字，秦以前本纪，旧史皆亡，故多凑合。秦虽暴乱，而史职不废，太史公当时有所本也。又《史记》好奇，《汉书》冠冕雄浑，自《晋书》以下其气轻，无足观矣。又《史记》五帝三代本纪零碎，《秦纪》便好，盖秦原有史，故文字佳。《赵世家》文字周详，亦赵有史，其他想无全书故也。（《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五）

冯梦龙：东周虽亡，六国尚在，秦未帝也。然势不得不帝矣。南宫氏以庄襄王嬴氏为前秦，始皇嬴氏为后秦，暧昧之事，未敢擅分，姑仍旧。（《纲鉴统一》卷五《秦纪》）

又：按秦自伯翳佐禹平水土，佐舜驯鸟兽，帝尧赐姓嬴，至周孝王十三年，十九世孙非子，以畜马有功，封于秦，为附庸。六世至襄公，将兵救周，送平王东迁，封为伯，使逐犬戎，尽有故周岐、丰之地，后始富强，又百七年，而昭襄王灭周。又五年，传孝文王。又一年，传庄襄王，在位三年，而传始皇。兼六国，并天下，二十六年而称帝。（同上）

胡　广：秦，嬴姓，伯爵，出自颛帝裔孙女脩，子大业生大费，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赐姓嬴，是为柏翳。柏翳十九世非子，为周孝王主马汧渭间，马大蕃息，孝王分为附庸，而邑之秦，使续氏嬴，号曰秦嬴。天水陇西县秦亭是也。其后文公四十四年，鲁隐公立，至悼公十年，西狩获麟，后九世，孝公用商鞅，以耕战霸秦，其子惠文君自号为王，至始皇并天下，自立为皇帝，至二世而亡。（《春秋大全·诸国兴废说·秦》）

凌稚隆：按秦称霸之后，连书曰“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曰“天子贺以黼黻”，曰“天子致胙”，曰“天子致伯”，曰“天子贺”，曰“天子致文武胙”，曰“东周君来朝”，曰“西周走来归”。而结书曰“周初亡”，皆篇中关键也。（《史记评林·秦本纪》）

徐孚远：《秦纪》多夸诞语，其世系事迹独详于列国，而于它书无所征，盖秦史之旧也。（《史记测议·秦本纪》）

宋存标：秦之天下，不取之周而取之六国，并不取之六国，而取之分晋之三家，篡齐之田氏，而僣夷之楚也。秦何负于周哉？予谓周之天下，则实秦与之；穆王西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御王，一日千里以救乱，其存周者一也。厉王无道，西戎反王室，宣王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其存周者二也。世父为大父报仇，将击戎，其存周者三也。平王时，周避犬戎难，襄公以兵送平王曰：戎无道，侵夺我岐，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是秦自取之戎，非取之周也。且捐岐以东悉献之周，其存周者四也。叔带之乱，秦缪公助晋文公入襄王，其存周者五也。秦何负于周哉？缪公之霸，天子贺以金鼓；孝公之强，天子赐以黼黻，非不问而取之，犹贤于“请隧”“问鼎”矣。周至赧王，所存仅空名，六国之不取周，畏秦耳。秦不取，六国亦必取之。周之亡与不亡无异也。嗟乎，太白之悬，武王之待独夫，何如者！而九鼎入秦，秦犹归其君于周，彼帝令处父不与殷乱，坛霍为报者，何人哉？秦之代周，亦以绳先志也。（《秋士史疑》卷一《秦本纪》）

何　焯：钝吟云，近秦而与秦为难者无如晋，与秦同大而足以难秦者莫如楚，故插叙晋、楚事为多。按庄襄之世，秦已尽取周地，固继周而王矣；然六国未亡，则犹存封建之遗制也。至始皇并吞而尽有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于是三代规模一变。此《始皇本纪》所以离而为二也。（《义门读书记·史记》上卷）

方　苞：不载《国策》一语，体制遂觉峻洁，由国史具存有事迹可纪也。（《归方评点史记合笔》）

又：《秦纪》多夸语，其世系事迹独详于列国而于他书无征，盖秦史之旧也。（同上）

吴见思：本纪是提纲之体法不得详序，详序便累坠矣。其中必插列国事相照映者，正与周纪诸世家扭成一片也。然近秦而与秦为难者，无如晋；与秦同大而足以难秦者无如楚，故插晋、楚之事为多。（《史记论文·秦本纪》）

又：篇首序世系分支派处极其明晰逐节逐段所宜细看。（同上）

龙体刚：嬴秦祖伯翳，实蜚廉、恶来之遗孽也。自非子畜马邑秦，至襄公尽有岐、丰之地，“车粼”“驷”之风，性使然耳。尝读毛诗，而知葭苍露白，景色凄凄，与“蒹葭”“驺虞”之深仁厚泽；“麟趾”“螽斯”，春生秋杀，较卜周秦之气象，相悬绝矣。乃文公甫设三族之刑，三父即废出立武，试以三族，且葬以人殉，忍矣哉！然武之从死，止六十六人，而穆公遂殉以一百七十七人，三良莫赎，惨刻之施，千古所未有也。孝公发愤为强，卫鞅即为之变法厉政，徂诈严酷，赏以车裂，犹有余辜。然天不以奇货予不韦，而嬴秦之虐，未必复炎于武穆伯翳之宗，何致遽斩于吕政？今观不韦之阴谋于先，斯、高之助虐于后，周与六国之灭，灭于不韦与斯、高也。不韦、斯、高，蜚廉、恶来之幻身耶？廉、来覆商纣之基，而不韦、斯、高又共夷廉、来之族。天之巧于报复，其何可测！（《半窗史略·卷九·秦》）

牛运震：叙缪公一代事迹，变《左》《国》古奥处为质近之调，设词则透快入情，写事则神致奕奕生动，不可谓非太史公用意之文也。（《史记评注·秦本纪》）

刘绍攽：国无强弱，待人而兴，秦虽地险，民众，非人何以雄诸侯哉？顾秦无人，由余、蹇叔、百里奚、卫鞅、仪、睢数十辈，皆自诸侯来。诸侯不以自资而资秦，秦藉诸侯之资，即以蚕食诸侯，世皆以罪秦之暴，余独咎诸侯之昏。何也？知人则哲，秦实有焉。彼诸侯者，何以国哉？（《九畹古文》卷十《书秦本纪后》）

刘咸炘：冯班曰：近秦而与秦为难者无如晋，与秦同大而足以难秦者，莫如楚。故插叙晋、楚事为多。按此纪兼叙霸者大略，故出齐桓之立及晋文、楚庄、楚灵、晋悼之霸，并管仲、隰朋之死亦书之。（《太史公书知意·秦本纪》）

吴汝纶：此篇为秦有天下作势，通篇趋重末段。有以善御主与分封，见无他功德，襄公得周地，缪公与晋争强，孝公以后与六国争强，皆所以力争天下之渐也。

归太仆谓秦原有史，故《秦纪》文字佳，方侍郎亦谓此篇本秦史之旧。汝纶谓篇中叙春秋战国事，多与他篇相出入，皆史公所自为，决非秦史之语，惟篇首记秦初起事，不见他书，史公所采者博，不得谓全本史文也。（《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卷五《秦本纪》）

李景星：本纪之中有断代为纪、以人为纪二例。《五帝纪》数代合为一纪，三代纪一代自为一纪，总之皆断代为纪例也。自三代以下，皆以人为纪例也。秦为古今之界，故太史公作纪兼用二例：《秦本纪》断代为纪也，《秦始皇本纪》以人为纪也。因秦之事迹繁多，不便列于一纪，故于《秦始皇本纪》之上，先列《秦本纪》焉。纪中叙秦之盛，凡分十层：自首至“遂为诸侯”为第一层，是秦之初盛；自“其玄孙曰中潏”至“以和西戎”为第二层，是秦之再盛；自“秦嬴生秦侯”至“为西垂大夫”为第三层，是秦之三盛；自“庄公居其故西犬丘”至“祠上帝西畴”为第四层，是秦之四盛；自“十二年”至“献之周”为第五层，是秦之五盛；自“十九年”至“后子孙饮马于河”为第六层，是秦之六盛；自“梁伯、芮伯来朝”至“是时秦地东至河”为第七层，是秦之七盛；自“十八年”至“贺缪公以金鼓”为第八层，是秦之八盛；自“三十九年缪公卒”至“朝天子”为第九层，是秦之九盛；自“二十一年齐败魏马陵”至“号为始皇帝”为第十层，是秦之十盛。以下数句，号作一小结。文势如阶级，然一步高一步；如捆缚，然一层紧一层。其特别出色处，则又在开首之叙世系分明也；中间叙缪公之霸，曲折顿挫，采用《左》《国》而能脱《左》《国》之间架也；后路叙孝公之强，并列山东诸国，形势为春秋变为战国一大关键，且为秦人蚕食并吞伏根，用笔如张强弩，一丝不懈也，赞语正秦姓氏，与《夏》《殷本纪》赞同一体格。（《史记评议·秦本纪》总评）

韩兆琦：本篇记述秦国历史，追叙久远，历五帝、三代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特别展示了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在西戎迅速崛起，由微而盛，到执中国政治牛耳，再到始皇帝初灭六国，实现大一统的历史进程。叙述中作者注意从纷繁的史事中抓住影响历史进程的几个关键阶段来写：伯翳受舜赐姓嬴氏、襄公“始国”、文公始大、穆公始霸、孝公变法、昭襄王“业帝”，直至始皇帝“初并天下”，逐渐演进的层次异常清晰。（《史记题评·秦本纪》）

又：司马迁非常注意“原始察终”的历史观察法则，善于把握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文载秦襄公送周平王东迁于洛邑，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襄公于是始国。但襄公却“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祠上帝、为西畤皆天子礼，因此作者在《六国年表序》中慨叹说：“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这就是所“渐”，就是要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能看出兆头，看出世事的沧桑巨变皆由此渐端，也即所谓“始”。“原始”方能“察终”，这是作者“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也是其治史的基本原则。文中凡有此类，作者均特别注意，文公十年初为鄜畤，用三牢；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武公二十年卒，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凡此种种，作者均特别标出，以明其所由来，明其渐也。……《秦本纪》在艺术上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本文在《史记》中是首先使用互见法的一篇，如写商鞅变法，由于史事繁多，乃用互见法曰“其事在商君语中”。篇末亦云“其语在《始皇本纪》中”。其二，本文更多地注重刻划人物形象，尤以秦穆公着笔最多。与《夏本纪》记禹，《殷本纪》记汤、纣，《周本纪》记武王不同的是，作者并未将秦穆公做脸谱化的处理，把他写成性格单一的道德化身，或罪恶渊薮，而是写出了他的复杂性格；礼贤下士，宽容仁德，勇于改过而又固执己见，死后用活人为殉，以至作者借君言，说他“死而弃民”。这种方法也开了《史记》中刻画人物的一个良好渐端，是作者学习《左传》而做的进一步发挥。本篇记载进入战国后，叙述攻战杀伐的戎事明显增多，以突出秦之尚首功，重点已不在刻划人物，因而风格也变得简洁、流畅。（同上）

伍仕谦：《始皇本纪》之世系与《秦本纪》之世系，有很大的差异：

（一）《史记》记襄公以下列君年数，《始皇本纪》为五百七十二年，《秦本纪》为五百七十七年。

（二）悼公年数：《始皇本纪》十五年，《秦本纪》十四年。

灵公年数：《始皇本纪》十年，《秦本纪》十三年。

简公年数：《始皇本纪》十五年，《秦本纪》十六年。

献公年数：《始皇本纪》二十三年，《秦本纪》二十四年。

庄襄王：《始皇本纪》三年，《秦本纪》四年。

孝文王：《始皇本纪》一年，《秦本纪》称即位三日卒，不纪年。

为什么同一部史书，记载如此不同？梁玉绳《史记志疑》谓：“此记是秦史官所录，史公采以作史记者，何以误端叠见，盖篆隶递变，简素屡更，传写乖讹，非秦记之旧矣。”梁氏之说，殊难使人信服。篆隶递变，数目字不会有差异。《史记索隐》以为“史公据秦纪为说，与正史小有不同，今取异说重列于始皇本纪之后”。此说近是。盖史公根据两种不同的记载，两说俱并存之，以供参考。如《秦本纪》之宁公，年表及《汉书·古今人表》与之相同，而《始皇本纪》则作宪公。前年宝鸡太公庙出土之秦公钟，铭文正作宪公，故《秦本纪》误而《始皇本纪》是。又如灵公、简公、献公、庄襄王在位年数，《年表》与《始皇本纪》同，故《始皇本纪》的可靠性大些。（《读秦本纪札记》，《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杨燕起、阎崇东：本篇之记述秦的发展史，与《殷本纪》《周本纪》性质全然相同。所述自伯翳之受舜赐姓嬴氏，至始皇帝之初并天下的兴国进程，突出了襄公之“始国”，穆公之称霸，孝公之变法，昭襄王之“业帝”等几个重要阶段，尤以叙穆公之称霸用笔最多，以其用由余之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而取得了与东方诸侯齐桓、晋文相等的地位，显示了秦国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在本纪叙事中兼述人物，本篇之写穆公，乃与《夏本纪》之记禹，《殷本纪》之记汤、纣，《周本纪》之记武王，具有同样的效果。可见《史记》的本纪并不局限于单纯的编年记事，而是包含着对帝王将相中英雄人物性格、行为的描绘、刻画，其体裁的运用是灵活的，内容是广阔的。

本篇与殷、周二纪截然不同的是，没有关于德治兴衰的记述与评议，这正表示了立国基础的不同及时势的各异，也表现了司马迁在分析中认识上的转变。秦穆公与由余对话中关于“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的议论，说明了礼治在一定条件下的局限性，从而必须以力治来取代的特点，正是时势总体变化上的关键，也是司马迁之所以要把秦始皇以前的秦国发展史独立成一篇本纪的根本原因所在。以此亦足以辨析《史记》所设本纪体裁的基本立意，与后来确定的所谓“天子曰本纪”是不完全相同的。

本篇在孝公以后，自惠文君起，其记载内容多为攻伐拔取杀虏及其成就、进展，然于复杂纷争的世事，叙述却简洁、清晰、明快，这同样可见司马迁之有大势在胸而表现为视野开阔，文笔流畅的完美风格。（《史记精华导读·史记研读指导》）

藤田胜久：《秦本纪》是组合几种不同资料排列而成的，其来源很复杂，若从这些构成材料筛选秦国特有的资料，可分为以下五种：1.古传说（秦先祖—秦嬴以前）；2.世系资料（秦侯以后—《秦本纪》结尾）；3.不连续的纪年资料（襄公、文公—缪公—厉共公—出子）；4.几乎每年出现的纪年资料（献公、孝公时代）；5.每年连续的纪年资料（惠文君、武王、昭襄王—庄襄王）。……还利用了古传说、《春秋》《国语》等的资料。（《〈史记〉战国史料研究》）

研究综述

历代有关《史记·秦本纪》的研究，成果颇丰。尤其是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出现，《秦本纪》研究又有许多新的进展。这里就一些主要成就进行概要介绍。

一、秦起源研究

关于秦的起源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尤其是近百年来，学者皆能据其所见之材料，推理阐发，形成自己的观点。雍际春《近百年来秦人族源问题研究综述》(1)对近百年来秦人起源问题进行了一个总结。文章以时间为序，对秦人族源问题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即“传统的东来说与西来说”阶段和“新的东来说与西来说”阶段，最后对这一问题进行评说，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我们参考此文，对秦起源问题做一简要梳理。概而言之，秦的起源有如下几种说法：

（一）东夷起源说

关于秦的起源问题，主张起源于东方夷族的传统学者有很多，以傅斯年、卫聚贤、黄文弼、陈秀云、徐旭生、马非百等为代表。这批学者主要运用文献资料和民俗学资料来研究，意在揭示秦人的来历及早期的历史真貌。

秦起源于东方夷族，雍际春认为其作为一种学术观点被明确提出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就是傅斯年。傅斯年曰：“伯翳（按即伯益）为秦赵之祖，嬴姓之所宗。秦赵以西方之国，而用东方之姓，盖商代西向拓土，嬴姓东夷在商人旗帜下入于西戎。《秦本纪》说此事本甚明白。少皞在月令系统中为西方之帝者，当由于秦赵先祖移其传说于西土，久而成土著，后世作系统论者，遂忘其非本土所生。”(2)傅斯年指出，秦的祖先伯翳乃嬴姓之祖，嬴姓本在东夷，而因为辅佐殷商而入于西戎，后人遂误认为秦起源于西戎。

卫聚贤《赵秦楚民族的起源》认为：“赵在山西赵城，秦在甘肃天水，楚在湖北宜昌，三者相距甚远，但实系一个民族，原在山东、河北之间，其南下的为楚，初居河南卫辉附近，再至许昌，再至南漳。其西去的至山西太原，由太原南下至赵城的为赵。由太原西去经渭汧而至甘肃天水的为秦。三者均夏民族熊氏族之分化。”(3)卫聚贤指出赵、秦、楚原为一个民族，最初居于山东、河北之间，后来迁移分化成三支。

徐旭生在论述“东夷集团”时指出：“这一集团中重要的姓，有太皞的风，少皞的嬴，皋陶的偃。……费建国很早，秦、赵祖先的蜚廉的‘蜚’，当与‘费’同字异形。国灭于周初，地在今山东费县境内。”(4)徐旭生认为秦人先祖少皞、蜚廉均属东夷集团，居于今山东一带。另有黄文弼《嬴秦为东方民族考》(5)、陈秀云《秦族考》(6)等文章皆主张秦人起源于东方夷族。

此后的一批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借助考古、文字、民俗、宗教、民族、历史地理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综合性的论证，成果斐然。主要学者如顾颉刚、林剑鸣、邹衡、赵化成等。

顾颉刚先生通过甲骨文、金文资料系统，结合传世文献对“秦本东夷”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他指出：“殷祖契是由他母亲简狄吞了玄鸟卵而生的，秦祖大业也是由他的母亲女修吞了玄鸟的卵而生的。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雷同的神话？那就是因为殷秦两族都出于鸟夷，鸟是他们的图腾，他们全族人民的生命都是从鸟图腾里来的，只是第一位祖先的代表性特别强，所以把鸟生的神话集中在它的身上而已。”(7)此外，在《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也指出：“秦的始封，是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而邑之秦，地在今甘肃天水县的秦亭。秦本夷族，在周公东征后西迁，只因那边是戎族的大本营，不容许这新封的君主占有特殊的势力，所以秦仲一族既被灭于先，秦仲自身又被杀于后，直到他的儿子庄公世里，得到了宣王的援助才站得住。”(8)顾颉刚认为秦先祖本为夷族，西迁的时间是周公东征之后。对于这一观点，赵化成提出了异议。他以秦墓的考古发现和有关秦的文献记载相结合，经过研究，指出“秦人至迟在商代末年已经活动于甘肃东部，也就是说已经在西方了。”(9)这是对顾颉刚先生观点的修正。

林剑鸣在考察了秦人早期的传说、信仰、经济、政治和活动区域之后，也指出：“秦人的祖先与殷人的祖先，最早可能同属一个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既然殷人早期活动于我国东方已成不疑之论，那么秦人的祖先最早也应生活在我国东海之滨，大约在今山东境内，这也是可以肯定的。”(10)

邹衡从考古材料的考察出发，在《论先周文化》(11)一文中用对“亚罐的族徽”的深入剖析为东来说提供了新的证据；祝中熹在《早期秦史》中对羲和的神话传说和阳鸟的图腾崇拜习俗进行了分析，为秦人东来说提出了新的观点。(12)

日本学者御手洗胜在《颛顼与乾荒、昌意、清阳、夷鼓、黄帝——关于嬴姓族的祖神系谱》(13)一文中从神话学角度对嬴姓的祖先神允格进行了考察，认为允格即伯益，“颛顼，乾荒、昌意，清阳、夷鼓、黄帝等著名的神与叫做允格（伯夷）的沇水之神在起源上实是一神，是为嬴姓的祖先神”。除此而外，还有郭沫若(14)、范文澜(15)等学者也持此种观点，就不一一赘述了。

此外，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三订本）据《春秋公羊传》与《史记·商君列传》而指出“秦本东方民族，历史上此等民族有‘东夷’之目，此秦之所以为‘夷’也”。(16)《春秋公羊传》昭公五年载：“秦伯卒，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子之名也。”(17)《史记·商君列传》云：“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18)陈槃依据以上两则材料，也提出秦起源于东方东夷集团。这可算作对以上观点的补充。

（二）西戎起源说

“西来说”的学者认为秦人源于西方戎族，早期以王国维、蒙文通、周谷城等为代表。

王国维认为：“秦之祖先，起于戎狄，当殷之末，有中潏者，已居西垂，大骆、非子以后，始有世系可纪，事迹亦较有据。其历世所居之地，曰西垂、曰犬邱、曰秦、曰汧渭之会、曰平阳、曰雍、曰泾阳、曰栎阳、曰咸阳，此九地中，惟西垂一地，名义不定。……大骆之地，远在陇西，非子邑秦，已稍近中国。庄公复得大骆故地，则又西徙，逮襄公伐戎之岐，文公始踰陇而居汧渭之会，其未踰陇以前，殆与诸戎无异。”(19)蒙文通在《秦为戎狄考》对《秦本纪》、班固《律历志》《左传正义》《古竹书纪年》《周书》《山海经》等文献记载分析后指出：“秦之为戎，固自不疑。……秦即犬戎之一支。”(20)

丁山在《句芒、高禖、防风、飞廉考——风神篇》中云：“《秦本纪》所传襄公以前之人物，若大费、大廉、费昌、孟戏、仲衍、蜚廉、造父等，非天空之神御，即速御之风神；其反映之史实，则秦襄公未攻戎救周列为诸侯时，固一游牧为生之西戎民族也。”(21)

周谷城在讨论《秦与晋的关系》时分析了《史记》的记载，认为：“一则最初的秦人，完全是一种过畜牧生活的人，二则周之分土使为附庸，完全是为着和缓西戎诸部落。大概当时之秦也只是在西戎诸部落中的一个强有力之部落；故周可利用他，以缓和诸西戎。”(22)可以看出，周先生也持西戎说的观点。

此后西来说的学者主要有熊铁基、俞伟超、叶小燕、刘庆柱、刘玉涛等。熊铁基在对秦的文献史料分析之后明确指出“秦人本来是西方戎族的一支”，理由有三：一是“商、周时代，秦的祖先都是活动在西方”；二是“秦人自己讲自己祖先的活动，可靠的都是讲在西方的活动”；三是“春秋到战国初年，华夏族的诸侯国（包括华化较早的），一直把秦国当戎狄看待”。(23)

俞伟超认为：“西戎是指起源于陕西西部至甘、青地区的一些祖源相同的畜牧和游牧部落的统称。”又“在古书中常常提到的‘西戎’这一名称，是一个总称，下面又分成若干种戎。著名的例如犬戎、骊戎、陆浑戎、緜诸戎、翟戎、邽冀之戎、义渠戎、大荔戎等等。他们的活动地区，主要也是在陕西、甘肃、宁夏，特别是在甘肃一带，有的戎当然已在青海东部”。在对大量秦墓考古资料仔细分析后，俞伟超指出：“1974年，湖北当阳季家湖的楚国城址中所出一件战国铜钟铭文，把秦人称为‘秦戎’。秦人（至少其主体）是西戎的一支，应当没有问题。”(24)另有叶小燕《秦墓初探》(25)、刘庆柱《试论秦之渊源》(26)等文章，也都从秦墓考古、秦人信仰等方面做了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除以上学者之外，岑仲勉先生在综论王国维、蒙文通、顾颉刚等人的观点之后亦指出：“秦族如果本住东方，应有东方的地名可记，今看‘史记’的文非常空洞，我们哪能作出这样的推论？佐殷即使是实，不见得必要在东方吧。”(27)

（三）新的观点

除以上两种针锋相对的说法外，学界对于秦的起源问题还有了一些新的说法，如北来说、二源说、整合说等等。

持北来说观点的学者以翦伯赞、吕振羽和吴泽等为代表。翦伯赞在对《秦本纪》《国语·鲁语》和《管子·小匡篇》的记载进行研究之后，指出：“秦为夏族之一支。夏族居住鄂尔多斯，故秦族始祖，亦当流浪于此。”(28)吕振羽则认为：“（夏族）一部分又继续折回西北，又和其原来留在西北陕甘蒙古等地的‘夏’族或其近亲族回合，仍在今日的陕西和甘肃蒙疆等地方游徙，他们后来，大概又因为人口的繁殖，部落的分化或龃龉又分为留在原地或更向西北和向东南发展的诸部落，留在原地或向西北者就形成后代之所谓诸戎和匈奴等，向东南者便发展成为后来的周族，留在关中一带者便有形成更后来的秦国。”(29)

黄留珠先生综合“东来说”与“西来说”，主张“二源说”，他指出：“就前者而言，它敏锐地捕捉到了秦文化与西戎文化融合的历史事实；就后者而论，它成功地揭开了中潏以前秦人活动于东方的秘密。二者对于深化秦文化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而这一点，恰恰也正是二说相统一相结合的基础之所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思路，那就是‘源于东而兴于西’。”(30)

整合说的学者有孙新周、朱学渊和叶舒宪等。孙新周依据岩画、鹿石资料和语言学等理论，从新的视角揭示出了“秦人源于东夷，兴于西戎，盛于中原”。(31)朱学渊在《秦始皇是说蒙古语的女真人》中将语言学理论与秦人早期史料相结合，通过对比指出秦人是月氏的同类，具有通古斯民族的血缘，属于鸟夷部落，嬴姓是“安姓”或“金姓”，秦部落的语言像是蒙古语(32)。另有，叶舒宪新著《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33)中用专篇《秦人崇拜熊吗——中原通古斯人假说与秦文化源流》，也认为秦人是具有通古斯血缘和熊图腾与鸟图腾合一的东夷族。以上三说，带有明显的跨学科整合的特点，其结论新颖而又不失严肃，为秦人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域。

总之，对于秦的起源问题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止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借用黄留珠的一段话来做一概括，即“在秦文化渊源问题上，不能仅有单向思维，而应作全方位的、多角度的考察。这里，既要看到秦文化的始发之源，又要看到它的复兴之源，还要看到复兴之源的再次起源特性，三者缺一不可”。(34)黄先生这段话是用来概括秦文化渊源研究的，而将其用于秦人起源研究也同样适用。我们对于秦人起源问题，不应该偏执一端，而应综合起来考虑，也许“起于东而兴于西”的思维方式更能启发我们思考，也只有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才可能真正客观地揭示秦人起源问题的答案。

二、对《秦本纪》体例的探讨

司马迁以本纪、世家、表、书和列传五种体例建构了《史记》，每一种体例的内容都渗透着自己的史学观念。然而历来对于秦该不该入“本纪”就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派认为，秦不该列入“本纪”，而另一派则相反。现将各家对于《秦本纪》体例问题的观点作一简单梳理。

司马迁将秦列入“本纪”有自己的理由。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维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义，悼豪之旅；以人为殉，诗歌《黄鸟》；昭襄业帝。作《秦本纪》第五。”司马迁认为秦从祖先伯翳发展至昭襄王，奠定了秦的帝业，故而作《秦本纪》。在司马迁看来，秦始皇以前的秦先祖虽未称帝，但其功业相当于帝王，因此为其作《本纪》。此后，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张守节《史记正义·序》等都曾对《史记》五种体例进行过阐发和评点。司马贞认为：“秦虽嬴政之祖，本西戎附庸之君，岂以诸侯之邦而与五帝三王同称本纪？斯必不可，可降为秦世家。”认为秦不能进入本纪。刘知幾《史通》卷二《本纪》对“秦”列入本纪有一段论述：“然迁之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斯诚谠矣。但区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后之学者罕详其义。按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若以西伯、庄襄以上，别作周秦世家，持殷纣以对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昭然有别，岂不善乎？”(35)刘知幾认为司马迁应以周西伯、秦庄襄以上别作周、秦世家，而周、秦本纪则以周武王、秦始皇始，这样便可使“帝王传授，昭然有别”，对司马迁将秦列入本纪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明代王维桢《历代史事论海》卷八《史记秦本纪项羽本纪当降作世家论》中也明确提出，《秦本纪》应降作世家。持此观点的还有清代黄淳耀等人。

认为秦应进入本纪的学者也有不少，代表性的如清代牛运震在《史记评注》卷一中云：

按：《索隐》云：“秦本西戎，附庸之君，不宜与五帝三王统称本纪，可降为《秦世家》。”刘知幾《史通》亦云：“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王，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应自西伯、庄王以上，别作周、秦世家。”二说似皆尽理，然《史记》之编次条理考之，则有不得不纪秦者。盖秦伯王之业，章于缪、孝，成于昭、襄，此始皇因之所以并吞混一而称帝号也。故太史公于《秦本纪》末详载秦取蜀及南阳郡，又北定太原、上党，又初置三川、太原等郡，而于《始皇本纪》开端复作提絜云：“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此正与《秦纪》末联合照应，针线相接，以为始皇并一天下之原本也。如欲降《秦本纪》为世家，则史家无世家在前、本纪在后之理，势必次《始皇本纪》于《周本纪》之后，而列《秦世家》于十二诸侯之中，将始皇开疆辟土席卷囊括之业，正不知从何处托基，其毋乃前后失序而本末不属乎！如拘诸侯不得为本纪之例，则始皇称帝后已尊庄襄为太上皇，而惠文以来帝者之形已成，若泛泛列之诸侯世家中，亦恐非其伦等也。至《史通》以姬、嬴并论，乃谓后稷以下，西伯以上，亦应降为世家，尤事理之必不可通者，周不可降，何独降秦耶！此其持论非不有见，惜徒为局外闲观而未察乎太史公编次之苦心也。读太史公《秦本纪小序》曰“昭襄业帝”，则纪秦之旨太史公已自发之，后世读《史记》者，特未之深思耳。(36)

牛运震从秦国历史发展、《史记》创作主旨等入手，肯定司马迁将秦国历史列入本纪，这种看法较为深刻。清人江标《沅湘通艺录》卷二《太史公本纪取式吕览辨》中晏世澍亦云：“《史记》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疑为不类。夫迁之取例诚如此，然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诸侯也，而亦以本纪名之，项羽名曰西楚，号止霸王，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而亦称本纪，自乱其例，曾为后儒所讥。夫自例诚无可辞，而取式何必太拘，迁亦法其以月纪事之义而已矣，何必以《吕览》非专述帝王之事而疑之哉？况自例有未尽合，正其过式之一征也。舍人岂虚语哉！”(37)指出其以“事之系于天下”的安排原则，而不拘泥于“以天子为本纪”条条框框。

何焯《义门读书记》：“钝吟云，近秦而与秦为难者无如晋，与秦同大而足以难秦者莫如楚，故插叙晋楚事为多。按庄襄之世，秦已尽取周地，固继周而王矣；然六国未亡，则犹存封建之遗制也。至始皇并吞而尽有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于是三代规模一变。此《始皇本纪》所以离而为二也。”齐树楷《史记意》认为：“秦自为纪，不与始皇本纪合。以秦诸侯也，列国时代也，始皇统一时代之君也。其世不同自不能合为一。周则始终为诸侯之世，篇幅虽大，毋庸分矣。”何焯、齐树楷是从秦国社会特征方面肯定《秦本纪》的体例。

刘咸炘对此问题也进行了分析，《太史公书知意·秦本纪》认为太史公不得已而并庄襄以前事通叙。他说：“《索隐》及《史通·本纪篇》谓庄襄以上，当为世家。梁氏曰：‘三王事简，不别其代，秦则分列二纪，与三王殊例，当并始皇作一篇，倘因事繁，则当依《索隐》《史通》之说，拔始皇以承周赧。《水经注》引薛瓒称为秦世家，《史通》之所本矣。’此说是也。归有光谓本如《周纪》，以简帙多始皇自为纪，说似是而非，苟止为简帙多，则分上下可也，不宜别立。王拯又非归说，谓史公纪秦汉间事，非专为汉纪。此说尤谬，盖谓秦亦当详，而不知非王、伯不得为纪也。何焯《读书纪》曰：‘庄襄之世，秦已尽取周地，固继周而王矣。然六国未亡，犹存封建之制，至始皇并吞而尽有之，三代规模一变。此秦本纪所以离为二。’此说亦曲。秦未并六国则伯亦未成，何云继王乎？然此说实有见。庄襄虽未统一，而周固已灭，始皇统一又在后，编年不可有空。若如刘、梁之说，则周灭以后，始皇并六国以前将何所寄？如刘、梁说将截自庄襄之灭周为始邪？将截至始皇之灭齐为始邪？无论何从皆无首，不便叙事。史公殆亦因此难，不得已而并庄襄以前通叙之耳。章实斋《匡谬》篇谓十二本纪隐法《春秋》十二公，故《秦纪》分割庄襄以前别为一卷。而终汉武之世，为作《今上本纪》，明欲分占篇幅，欲副十二之数。乃拘迹之谬，此说亦凿，非史公本意。”刘咸炘对唐代司马贞以来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和辨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司马迁写《秦本纪》兼顾事势。他说：“黄淳耀《史记论略》曰：‘子长为秦及始皇项籍三本纪以继五帝三王之后。此即正统之说也。欧阳子有言：“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子长岂不知秦、项为天下之公恶也哉，以为政固尝继周而有天下矣，籍固尝专天下之约矣。吾从其继周而有天下与夫专天下之约者而为之本纪，非进秦、项于三代也。虽然秦自始皇以前，固西戎之国耳，籍虽专天下之约，未尝一天下而称帝也。为有天下之始皇立纪则可，为西戎之国与未一天下之项籍立纪则不可，故秦与始皇宜合而为一，籍宜降而为传。’按：黄氏谓从其有天下与专天下之约，是也，谓即正统之说则非。古史之纪，仅取事势所归，以为一时之纲领，初无正统之辨。后世举正统二字则于事势之外加一义理评衡，而又须兼顾事势，遂使中多矛盾纠纷。黄氏徒知从其专天下之约而不知羽称伯王。伯固亦可立纪。”刘咸炘的总结较为全面。

吕思勉在《史通评·内篇·本纪第四》中从《史记》之“本纪”本于《帝系》的角度，对司马迁将秦列入“本纪”做了论述。他指出：“《史记》于周自西伯，秦自庄襄以上，亦称本纪，盖沿古之《帝系》。《帝系》所以记王者先世，未必于其未王时别之为世家也。《帝系》与《春秋》异物，说已见前；本纪出《帝系》，不出《春秋》，自不能皆编年矣。正统、僭伪之别，亦后世始有，项籍虽仅号霸王，然秦已灭，汉未立，义帝又废，斯时号令天下之权，固在于籍；即名号亦以霸王为最尊（古代有天下者，在当时本不称帝），编之本纪，宜也；此亦犹崇重名号之世，天子虽已失位，犹不没其纪之名尔。”(38)吕思勉从正反两方面做了论述，认为周、秦、项籍列入本纪都是应该的，就如同周、秦之末，天子虽已失位，然犹编之于本纪一样。

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从“本纪”之涵义上做讨论，认为：“本纪者，述其宗祖曰本，奉其正朔曰纪。周自后稷至于西伯，秦自伯翳至于庄襄，爵虽诸侯，而实为天子之宗祖，必欲置之世家，是欲臣其宗祖昧其本原也。自赧王亡至秦始皇称帝，中间无统者三十四年，而灭周者秦，故列秦为本纪。自秦子婴亡至汉高祖称帝，中间无统者四年，而杀子婴封诸王者项羽，故列项羽为本纪。必欲称项羽为僭盗，则刘邦何尝非僭盗乎？必欲以称王为非天子，则夏商周何尝称帝乎？”(39)这段论述更为明了，对于司马迁将周、秦、项籍等列入本纪的求名责实做法予以肯定。

除以上学者的观点外，日本学者藤田胜久从考察《秦本纪》史料的角度，深入分析了秦之所以列入“本纪”的原因。藤田胜久从两个方面做了探究：首先，是技术层面原因及司马迁对秦的历史评价。藤田指出“从《史记》卷四《周本纪》的范围看，战国末年周国被秦国灭亡后，直到《秦始皇本纪》的秦王政元年为止，出现了历史的遗漏。为此需要补充这段历史的本纪，而从历史进程来看，这非秦莫属。另外，《周本纪》中几乎没有战国时代的资料，而多见于和‘秦记’有关的《秦本纪》中。因此，从《史记》的结构来看，有战国时代纪年资料的秦史成为本纪绝不奇怪”。藤田认为，司马迁以秦入“本纪”是有补充“遗漏”的考虑的。其次，藤田认为除了补充遗漏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司马迁认为“秦国作为承周之国，具有值得为其制作本纪的地位”。(40)正如《秦本纪》所云：“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41)又《太史公自序》云：“维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义，悼豪之旅。以人为殉，诗歌《黄鸟》。昭襄业帝。作《秦本纪》第五。”(42)这两段话对秦先祖的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认为秦缪公、秦昭襄王时代是秦史的转变期。正是由于秦先祖奠定了基业，成就了其承周的地位，也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故而司马迁将其列入本纪。

总而言之，秦被司马迁列入“本纪”之中，历来有两种看法，然持赞同态度的学者始终占据主流。理由是秦入“本纪”符合司马迁创作《史记》五体的理性原则，表面上看似乎违反了“诸侯列于世家”的条规，实乃符合“事之系于天下”而入于“本纪”的创作理念。

三、《秦本纪》资料来源问题

关于《秦本纪》的史料来源问题，最主要的是秦国史官留下的《秦记》。《史记·六国年表》云：“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于秦国历史的编纂，《秦记》是首要的参考资料。清人孙德谦云：“抑迁于《六国表》则曰‘余读《秦纪》’，于《卫康叔世家·赞》则又曰‘余读《世家》言’，可知本纪、世家，皆迁网罗旧闻而各有所本。余既以列传秦人为多，略于他国，谓其必凭藉《秦纪》。”(43)又在该书卷上《存旧》中云：“本纪、世家，其间多有称‘我’者，如《秦本纪》桓公三年‘晋败我一将’，昭襄王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吴世家》‘吴伐楚，楚败我师’，诸如此类，或以为史公删之未尽者，不知既用旧文，当留存之，有不必刊削者也。盖周时列国诸侯各有国史，一国之史言‘我’，所以别于人，故谓之‘我’者，为其国史之旧可见矣。”这也正说明《秦本纪》之资料是采自秦国的国史《秦记》。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史记》的资料来源进行了考察，指出“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44)这是对《史记》资料来源的总体概括。无疑，这些也是《秦本纪》的重要参考，尤其是《左传》《国语》《战国策》。

郑樵《通志·总序》云：“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之言。……今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堕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传，非所谓作也。’刘知幾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杂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一一《史记辨惑》亦批评司马迁曰：“迁采摭异闻小说，习陋传疑，无所不有。”这些评论，指出《史记》资料的不足之处在于全用旧文、杂有俚语、采纳异闻等。实际上，《秦本纪》开篇所记秦的先祖事情确有传说色彩，如同《五帝本纪》、夏、商、周本纪一样，不足为奇，因为秦国从文公时期才开始有自己的历史记载。

吴汝纶《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卷五《秦本纪》认为，《秦本纪》所采者博。他说：“归太仆谓秦原有史，做《秦纪》文字佳，方侍郎亦谓此篇本秦史之旧。汝纶谓篇中叙春秋战国事，多与他篇相出入，皆史公所自为，决非秦史之语，惟篇首记秦初起事，不见他书，史公所采者博，不得谓全本史文也。”认为《秦本纪》资料来源广泛，不只局限于《秦记》。吕思勉也指出：“今就迁书而剖析之，其所据者盖有五：《春秋》，一也；《尚书》，其较后者曰《语》，二也；此古左右史之所记。《帝系》《世本》，三也，此古小史所职。经子之类，四也。身所闻见，五也。迁所据之书，虽不可知，某种类固犹可推见也。”(45)指出《史记》的资料来源除了古史之书外，还有经书子书以及司马迁自身见闻。

日本学者藤田胜久从探寻《秦本纪》与“秦记”的关系出发，认为《秦本纪》的资料来源很复杂，是对多种资料的筛选、排列、组合而成的，具体而言对“秦记”史料的运用可分为五种：“1.古传说（秦先祖—秦嬴以前）；2.世系资料（秦侯以后—《秦本纪》结尾）；3.不连续的纪年资料（襄公、文公—缪公—厉共公—出子）；4.几乎每年出现的纪年资料（献公、孝公时代）；5.每年连续的纪年资料（惠文君、武王、昭襄王—庄襄王）。”(46)除此而外，还利用了“《左传》或《春秋》《国语》的资料、传说资料、官方资料。这些资料跟世系、纪年资料一样是《秦本纪》的主要构成部分”。(47)这种分析颇为细致。另一日本学者吉本道雅《史记原始（一）——西周期、东迁期》也认为《史记》的构成材料以世系资料和纪年资料、纪事资料等为基础，其来源很复杂。(48)

关于《史记·秦本纪》资料来源问题的研究，还有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史记总论·史记资材》列举了《史记》引以为据的书名，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张大可《论史记取材》（收入《史记研究》）等也都对此进行了探讨。

四、其他

《秦本纪》的研究，除以上几个重点问题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成绩，如唐代“三家注”以来，历代对《秦本纪》的注释、考证、评点等，非常丰富。尤其是明清以来，大量的《史记》注本，对文字的校勘注释，对历史史实、人名官爵、山川地理的考证等，取得了丰硕成果，梁玉绳《史记志疑》、郭嵩焘《史记札记》、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以及台湾学者王叔岷《史记斠证》、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的考证尤为突出。1959年中华书局点校整理本《史记》的出现，可以说是集中了历代校勘的成果而又有新的发展。应该肯定的是，近代以来，出土文献日益丰富，陕西临潼秦陵考古、陕西凤翔雍城遗址、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湖北睡虎地秦简、甘肃天水地区的考古发现，等等，都为《秦本纪》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马非百《秦集史》、林剑鸣《秦史稿》、高敏《云梦秦简初探》、陈直《史记新证》、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日］江村治树《战国新出土文字资料概述》、［日］藤田胜久《史记战国史料研究》、王学理等《秦物质文化史》、王子今《史记的文化发掘》、徐卫民《秦都城研究》等，结合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对照《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以及相关的世家、列传等，对《秦本纪》进行全面的考释辨析。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以赵生群为代表的团队，在全面总结、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重新修订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秦本纪》中的校勘记达59条。可以说，对于出土文物及文献的利用，使秦史研究有了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环境，因此也推动了《秦本纪》的研究。另外，《秦本纪》虽说以编年的形式记载历史，但其章法结构自有其特点，所以，许多评点家如归有光《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凌稚隆《史记评林》、牛运震《史记评注》、吴见思《史记论文》、李景星《史记评议》、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等对《秦本纪》章法结构进行评点，揭示其叙事、写人的独特之处，也颇有价值。近年来，韩兆琦《史记笺证》、张大可《史记新注》等对《史记》以及《秦本纪》的注释及评论在前人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

段永升　张新科

2017年10月于陕西师范大学

(1)雍际春：《近百年来秦人族源问题研究综述》，《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9期，第109—117页。

(2)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3)卫聚贤：《古史研究》（第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9页。

(4)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

(5)黄文弼：《嬴秦为东方民族考》，《史学杂志》，1945年创刊号。

(6)陈秀云：《秦族考》，《文理学报》，1946年第1卷第1期。

(7)顾颉刚：《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载《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8)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第127页。

(9)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文博》，1987年第1期，第6页。

(10)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11)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301页。

(12)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0页。

(13)御手洗胜：《颛顼与乾荒、昌意、清阳、夷鼓、黄帝——关于嬴姓族的祖神系谱》，王孝廉翻译：《中国的神话与传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第239—272页。

(14)郭沫若：《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80页。

(1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页。

(16)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三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页。

(17)［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18页。

(18)［汉］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卷六十八），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34页。

(19)王国维：《观堂集林·秦都邑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29—531页。

(20)蒙文通：《古族甄微》（《蒙文通全集》第二卷），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73—74页。

(21)丁山：《古代神话与民族》，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17页。

(22)周谷城：《中国通史》（《国学丛书》第三编），上海书店1939年版，第174页。

(23)熊铁基：《秦人早期历史的两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第155—156页。

(24)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182、187页。

(25)叶小燕：《秦墓初探》，《考古》，1982年第1期，第65—73页。

(26)刘庆柱：《试论秦之渊源》，《人文杂志》，1982年增刊。

(27)岑仲勉：《西周社会制度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页。

(28)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29)吕振羽：《中国原始社会史》，光华书店1949年版，第196页。

(30)黄留珠：《秦文化二源说》，《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31)孙新周：《岩画·鹿石·嬴秦民族寻根》，《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32)朱学渊：《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66页。

(33)叶舒宪：《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200页。

(34)黄留珠：《秦文化二源说》，《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34页。

(35)［唐］刘知幾撰，赵吕甫校注：《史通新校注·本纪》，重庆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页。

(36)［清］牛运震撰，崔凡芝校释：《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卷一《秦本纪》，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6页。

(37)［清］江标：《沅湘通艺录》，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5页。

(38)吕思勉：《史学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页。

(39)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3—74页。

(40)［日］藤田胜久著；曹峰、［日］广濑薰雄译：《〈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57页。

(41)［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21页。

(42)［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302页。

(43)［清］孙德谦：《太史公书义法·序》，台湾中华书局1969年版，第1页。

(44)［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卷六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737页。

(45)吕思勉：《秦汉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74—775页。

(46)［日］藤田胜久著；曹峰、［日］广濑薰雄译：《〈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48页。

(47)［日］藤田胜久著；曹峰、［日］广濑薰雄译：《〈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页。

(48)［日］藤田胜久著；曹峰、［日］广濑薰雄译：《〈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引用文献及资料

（按姓氏笔画及朝代先后排序）

书籍：

二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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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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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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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充著；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论衡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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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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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司马迁著，［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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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画

［战国］韩非著，［清］王先慎注．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

［汉］韩婴．韩诗外传[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5.

［宋］程大昌著，刘尚荣校证．考古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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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童轩著，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工作委员会编．清风亭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明］焦竑著，李剑雄点校．焦氏笔乘[M]．北京：中华书局，2008.

［清］程馀庆著，高益荣、赵光勇、张新科编．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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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

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十四画

［晋］谯周，［清］章宗源辑．古史考[M]．北京：中国书店，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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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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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画

［宋］魏了翁著，［元］方回续．古今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1.

十八画

瞿方梅．史记三家注补正[M]．台北：广文书局，1973.

［日］藤田胜久著，曹峰等译．史记战国史料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期刊：

马非百．百里奚与孟明视为一人辨[J]．历史研究，1980（3）.

王重九．《史记》公案发微[J]．三秦文史，1990（3）.

由更新、史党社．从考古材料看周秦礼制之关系[J]．秦文化论丛（第四辑），1997.

田静、史党社．《山海经》与秦人早期的历史探索[J]．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8（1）.

史党社．以狗御蛊解[J]．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6（3）.

刘宝才．关于女修吞玄鸟卵生大业的讨论[J]．秦文化论丛（第二辑），1993

伍士谦．读《秦本纪》札记[J]．四川大学学报，1981（2）.

吴忠匡．《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订误[J]．文史（第七辑），1979.

李零．《史记》中所见秦早期都邑葬地[J]．文史（第二十辑），1983.

周晓陆．西安出土秦封泥补读[J]．考古与文物，1998（2）.

呼林贵．踏察春秋战国时秦晋武城遗址[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3）.

郭盼生．城南韦社，去天尺五[J]．陕西史志，1995（1）.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J]．社会科学战线，1980（1）.

黄留珠．秦文化二源说[J]．西北大学学报，1995（3）.

韩伟．雍城垣的调查和钻探[J]．考古与文物，1988（5）—1988（6）.

彭曦．秦长城、秦都城与秦文化[J]．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5（2）.

雒江生．秦国名考[J]．文史（第三十八辑），199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始皇本纪／徐卫民，张文立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3

（史记研究集成／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徐卫民主编．十二本纪）

ISBN 978-7-5604-4040-8

Ⅰ．①秦…　Ⅱ．①徐…②张…　Ⅲ．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传体②《史记》－研究　Ⅳ．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1697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秦始皇本纪

徐卫民　张文立　编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邮　　编　710069

网　　址　http://nwupress.nwu.edu.cn

邮　　箱　xdpress@nwu.edu.cn

电　　话　029-88303593　883025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西安华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9.75

字　　数　569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4040-8

定　　价　17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西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联系调换。电话：029-8830296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史记研究集成》

总主编　袁仲一　张新科　徐　晔　徐卫民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

主　编　赵光勇　袁仲一　吕培成　徐卫民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顾问　张岂之

主　任　安平秋　徐　晔

副主任　张新科　马　来　徐卫民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子今　尹盛平　田大宪　吕培成　吕新峰

李　雪　李颖科　杨建辉　杨海峥　吴秉辉

何惠昂　陈俊光　张　萍　张　雄　张文立

赵生群　赵建黎　骆守中　高彦平　郭文镐

徐兴海　商国君　梁亚莉　彭　卫　程世和

主　编　赵光勇　袁仲一　吕培成　徐卫民

总序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195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巨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历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展现了中华民族维护统一、积极进取、坚韧不拔、革故鼎新、忧国爱国等民族精神。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突破传统，大胆创新，开辟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正如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序》所说：“由《史记》以上，为经为传诸子百家，流传虽多，要皆于《史记》括之；由《史记》以下，无论官私记载，其体例之常变，文法之正奇，千变万化，难以悉述，要皆于《史记》启之。”在世界文化史上，《史记》作为巨幅画卷，也是当之无愧的。苏联学者图曼说：“司马迁真正应当在大家公认的世界科学和文学泰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和古希腊史学名著比较，其特点在于它的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生活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集中到一个战争，重视政治、军事。普鲁塔克的传记汇编所收的人物也限于政治家和军事家，即使是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也没有一字提到，更没有一个关于从事生产活动者的传记了。”[1]《史记》在唐以前传至海外，18世纪开始传入欧美，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汉学界研究和关注的对象。毋庸置疑，《史记》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

据《汉书》记载，西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史记》公之于众。但当时史学还没有应有的独立地位，加之在正统思想家眼里，《史记》是离经叛道之作，是“谤书”，因而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东汉中期，《史记》才逐渐流传。魏晋以后，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史记》的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抄写、学习《史记》的风气逐渐形成。谯周《古史考》等书对《史记》史实的考证，揭开了古史考辨的序章。裴骃的《史记集解》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史记》注本。此一时期，扬雄、班氏父子、王充、张辅、葛洪、刘勰等人对《史记》发表过许多评论，他们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肯定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由于史论的角度不同，班彪、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出“史公三失”问题。随之，以王充和张辅为开端，开始了“班马异同”的学术讨论，也即开《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之先河。

唐代由于史学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记》在史学史上备受尊崇，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成为修史之宗。唐代编纂的《晋书》《梁书》《陈书》等八部史书全部采用纪传体的写法。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对纪传体的优点也予以肯定：“《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3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2]史学家杜佑发展了《史记·八书》的传统，著《通典》一书，成为政书体的典范。唐代注释《史记》，成就最大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与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两部书和南朝刘宋年间裴骃所作的《史记集解》，被后人合称为《史记》“三家注”。“三家注”涉及文字考证、注音释义、人物事件、天文历法、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典章制度等，是《史记》研究总结性、系统性的成果，因而也被认为是《史记》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司马贞、张守节、刘知幾、皇甫湜等人，对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的创新精神作出了许多肯定性的评论。如皇甫湜《皇甫持正集》认为，司马迁“革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将以垂不朽”。特别是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使《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宝藏得到空前的认识和开发，奠定了《史记》的文学地位。

宋代的《史记》研究步入一个新阶段。由于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加之印刷技术的发展，《史记》得以大量刊行，广为研读。宋人特别注重《史记》的作文之法。如文学家苏洵首先发明司马迁写人叙事的“互见法”，即“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3]，开拓了《史记》研究的领域。郑樵在《通志·总序》中称《史记》为“六经之后，惟有此作”，肯定司马迁前后相因，会通历史的作史之法，这也是第一次在理论上从“通”的角度评论《史记》。本时期的评论，还把“班马优劣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苏洵、郑樵、朱熹、叶适、黄履翁、洪迈等人都发表过评论，涉及思想、体例、文学等方面的比较，乃至于出现了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娄机的《班马字类》这样的专门著作，把《史记》比较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元代除了在刊刻、评论《史记》方面继承前代并有所发展外，主要贡献在于把《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搬上舞台。元代许多杂剧的剧目取材于《史记》，仅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就有180多种，如《渑池会》《追韩信》《霸王别姬》等，这些剧目的流传，又扩大了《史记》的影响。

明代是《史记》评论的兴盛期。印刷技术进一步提高，给刻印《史记》提供了有利条件，尤其是套版印刷的兴起，给评点《史记》提供了方便。明代从文学角度评论《史记》取得的成就最大，对于《史记》的创作目的、审美价值、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多样化的艺术风格等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4]。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王慎中、钟惺、陈仁锡、金圣叹等人都是评点《史记》的大家。同时，由于《史记》评点著作大量出现，辑评式研究应运而生。凌稚隆《史记评林》搜集整理万历四年（1576）之前历代百余家的评论，包括“三家注”及各家评点和注释，并载作者本人考辨，给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后来李光缙对该书进行了增补，使之更加完备。明代晚期，《史记评林》传入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对《史记》的研究。另外，朱之蕃《百大家评注史记》，葛鼎、金蟠《史记汇评》，陈子龙、徐孚远《史记测义》等也进行了辑评工作。明代由于小说的繁荣，人们对《史记》的认识也开辟了新的角度，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系，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成就。在《史记》历史事实的考辨方面，杨慎《史记题评》、柯维骐《史记考要》、郝敬《史记愚按》等，以及一些笔记著作，均颇有新意。

清代迎来了《史记》研究的高峰期。专门著作大量涌现，如吴见思《史记论文》、汪越《读史记十表》、杭世骏《史记考证》、牛运震《史记评注》、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王鸣盛《史记商榷》、邵泰衢《史记疑问》、赵翼《史记札记》、钱大昕《史记考异》、梁玉绳《史记志疑》、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郭嵩焘《史记札记》、李慈铭《史记札记》、吴汝纶《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等，都是颇有特色的著作。这些著作最大的成就在于考据方面。清人考据重事实，重证据，大至重要历史事件，小至一字一句、一地一名，对《史记》史事和文字的考证极为精审。钱大昕为梁玉绳《史记志疑》作序，称其“足为龙门之功臣，袭《集解》《索隐》《正义》而四之矣”。许多学者是考中有评，如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自此例一定，历来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5]其他非专门研究《史记》的著作如顾炎武《日知录》、刘大櫆《论文偶记》、章学诚《文史通义》以及一些古文选本等，也对《史记》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评论。

近现代以来，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史记》研究呈现出继承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问题不断深入的特点。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文化、从史学到地理、从文学到美学、从伦理到哲学、从天文到医学、从军事到人才，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诸如李笠的《史记订补》、王叔岷的《史记斠证》、钱穆的《史记地名考》、瞿方梅的《史记三家注补正》、陈直的《史记新证》、王恢的《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等，从《史记》文本文字、地理名物及《史记》研究的再研究等方面进行考证或订补。另外，杨燕起等编纂的《历代名家评史记》，精选1949年前的《史记》评论资料；近年来，由张大可、丁德科主编的《史记论著集成》汇辑当代学者的专题研究成果；赵生群主持修订的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使《史记》校勘更上层楼。同时，各种不同类型的《史记》选注本、全注本、选译本、全译本相继问世。

《史记》在日本影响很大，近现代以来颇具影响的《史记》研究专家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宫崎市定等。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之后水泽利忠对该书进行校补，使之成为《史记》研究总结集成式的成果，该书在辑佚、校勘、对《史记》史实的考证、对司马迁所采旧典的考证、对“三家注”的再考证、对词句的训释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施之勉的《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严一萍的《史记会注考证斠订》等均针对缺憾专门作了订正。欧美学者对《史记》的研究，诸如法国的沙畹、康德谟，美国的华兹生、倪豪士，以及汉学家高本汉、崔瑞德、鲁惟一、陆威仪等，在关注《史记》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以西方思维、理论及方法，将《史记》与西方传统的史学著作进行比较研究，亦颇具特色。

从以上简单勾勒《史记》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呈现出“历代不辍、高潮迭起”的状态。不仅如此，海外汉学界特别是日本的《史记》研究亦有突出的表现。

二

《史记》研究积累了大量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不同时期承前启后、不断深化的学术成果，这其中有就个别问题的深入探究，有零散的评论，亦有专题式的系统研究。除此之外，系统整理前代研究成果、提出新见的集成式整理方式，更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南朝刘宋至唐代形成的《史记》“三家注”和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完成的《史记会注考证》，被视为《史记》研究系统、全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甚至被称为《史记》研究的两座里程碑。

今天，《史记会注考证》出版已经八十余年，《史记》研究又经过了一个不凡的历程，海内外《史记》研究新见迭出，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新的变化，突出特征是由“史料学”向“史记学”发展，即从史料的整理和挖掘中分析司马迁的思想，通过具体史料探讨《史记》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其价值。这也在客观上对《史记》研究成果再次进行集成式整理提出了新的学术要求，《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正是顺应这一学术发展的重要尝试。

《史记研究集成》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关心、指导和支持下，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和西北大学出版社具体组织实施。集成规模浩大，搜罗宏富；分类选目，采摭众家；纵横有序，类别集成。在总体架构上，分别形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各部分研究集成。集成以汇校、汇注、汇评为编纂体例，总体编纂表现出资料搜集的全面性、类别整理的学术性，以及体例设置的科学性和出版所具有的实用性特点，具体如下：

首先，资料翔实完备，涉及古今中外所有研究成果，是近两千年来《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集成所收资料，上自汉魏六朝下至21世纪初，不仅包括中国历代《史记》研究形成的资料，亦广泛涉及海外研究成果，特别注重对新材料、新观点的采撷吸收。近现代以来，《史记》研究呈现出以史学、文学为主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地理、天文等多学科的特点，相关的研究成果自然也就成为本集成的组成部分。同时，遴选搜集所能见到的《史记》研究的相关资料，又针对性地搜集补充海外研究资料，充分显示了《史记研究集成》资料搜集的全面性。

其次，观点采摭众家，厘定甄选，兼及考古资料补正，充分体现了《史记研究集成》的学术性。《史记》研究者之众，多不胜数；成果之丰，可谓汗牛充栋。经过了汉魏六朝开启至唐代的注释繁盛期，两宋传播和品评期，明代评论兴盛期，清代考据高峰期，以及近现代的拓展深入期这些不同阶段，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料，这些资料就观点看，前后相继，但会通整理难度之大超乎想象。编纂者一要质其要义，二要考其先后，三要会通甄选以厘定条目，除此之外，还要参酌考古新发现作深入补正或提出新见解，这也体现出集成的学术性特点。

再次，体例设置科学，出版具有实用性。《史记研究集成》以汇校、汇注、汇评分类，以观点先后列目，类编得当，条贯秩然。一方面网罗《史记》研究多学科、多层次、全方位之学术观点，另一方面完整呈现《史记》研究的学术脉络，每篇前有题解，后有“研究综述”，在收集历代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一些有争议的或者重大的学术问题加以编者按语。本集成系统全面，方便使用，具有工具书的性质。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辑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一，它为《史记》研究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有价值的资料，古今中外的重要成果尽收眼底，为理论研究铺路搭桥，为立体化的研究提供依据。第二，它既是历代资料的精选荟萃，又是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史的全面呈现，具有学术史的认知价值。第三，它与前代的《史记》“三家注”、《史记会注考证》等里程碑式的著作相比，体现了编纂者的创新精神和力争超越前代的学术追求，有助于推动《史记》研究向纵深发展，有助于推动“史记学”的建立。第四，《史记》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集成的编辑出版，一方面可以为史学、文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于有关的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有益的资料，有助于促进这些学科的发展，繁荣当代学术；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入挖掘《史记》中蕴含的至今仍有现代意义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与治国智慧，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是一项基础性文化工程，资料的搜集与会通整理不仅需要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也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储备，更需要学术界的通力合作。书稿在编纂和审定过程中，得到了著名史学家、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中国《史记》研究会原会长、北京大学安平秋先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彭卫研究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诸位大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谢忱。

限于体例和篇幅，以及资料的限制，前贤时彦的成果难以全部吸收，颇有遗珠之憾，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史记研究集成》编辑出版委员会

（张新科执笔）

2019年3月18日

[1]齐思和：《<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载《光明日报》1956年1月19日。

[2]［唐］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二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8页。

[3]［宋］苏洵著，曾枣庄等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4]详参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第四章“明人评点史记的杰出成就”，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5]［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作为《史记研究集成》的一部分，《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以下简称“集成”）编纂工作实际始于1994年。它是在赵光勇教授审择资料，构设体例的基础上，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组织启动编纂的。对于这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实施，时任陕西省省长白清才、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董继昌、陕西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李绵等人高度重视，并给予重要支持。在几近十年的编纂中，十余位专家勤勉有为，爬梳浩如烟海的资料，会通比较，厘定条目，汇校、汇注、汇评出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发展的学术脉络，至2003年形成初稿。

2013年，书稿经过十年“周转沉淀”，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支持下，西北大学出版社接手编辑出版，并邀纳资深编审郭文镐等组建《史记研究集成》编辑部，组织项目的编辑加工。从2013年至今，在六年的精心组织与实施中，编辑部的同志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资料核查工作，其中不乏深入的校雠勘误；在内容处理上，听取专家意见，同样进行了庞杂的“考量删繁以求简练”的编辑加工。在此基础上，各位编纂者又进行了系统的补遗与增订。《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至此完成编辑审定。这期间，2015年，《史记研究集成》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16年、2018年，出版社和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先后组织了两轮专家审定，形成了系统的修改意见，从增删与补遗等方面有力的保证了“集成”的全面性与学术性，从而提高了“集成”出版的代表性与权威性。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项目实施前后25年，十余位专家，淡泊名利，潜心以为，他们以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而为，成一家之言”的精神为榜样，砥砺前行，在此我们感念良多。殚精竭虑、因病辞世的吕培成教授，年愈九旬、依旧念兹的赵光勇教授，耋老鲐背、勉力而为的袁仲一先生等，他们都是司马迁精神不衰的实践与体现。已故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原副会长张登第先生在“集成”编纂的组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书稿的编、审、校前后持续六年，这期间，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承担着大量繁重的工作，他们珍视与编纂者的合作，在工作上与编纂者并肩前行，在专业上不断历练提高，受益良多。可以说，“集成”的编辑出版，是编纂者与出版者密切合作的结果，也充分体现着双方致力于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与使命意识。

值此《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付梓之际，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杨海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彭卫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专家学者所提供的重要的学术支持。同时，感谢社会各界给予的关心和指导。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年3月19日

凡例

1. 本书《史记》正文以中华书局1959年版点校本为底本，参考《史记》新校本（修订本），汇集历代兼及国际汉学界《史记》研究资料，简体横排。凡古今字、通假字、俗字等，以及人名、地名中的异体字，均一仍其旧。各卷编排：卷前为题解，卷末为综述，正文分段，每段为单元，标示注码，段后依次排列汇校、汇注、汇评资料。

2. 本集成遴选的资料，录自古代文献和近现代学术专著，有参考价值的今人研究成果也予酌录。汇校部分，以他校为主（点校本已作版本校）。汇注部分，不限于字词义诠释，句义段义以及天文地理等考释也包括在内。所有部分，皆不惮其繁，一一罗列各家之言。

3. 本集成引录的资料中使用的书名简称依旧，个别生僻者，首次出现时，随文加“编者按”予以说明。如：《锥指》（编者按：《禹贡锥指》）；《经典》（编者按：《经典释文》）。

4. 本集成引录的资料中的原有夹注，改为括注，字体字号同正文。为方便读者解读研究资料中的个别问题，本书编者间或加有“编者按”，按语相应随文或置于该条资料文末。

5. 每条研究资料于文末括注出处，录自古代文献和近现当代学术专著者括注书名、卷名或章名，连续两条或三条出处相同者，后条简注“同上”；录自现当代期刊者括注篇目及期刊年次期次。书末附《引用文献及资料》，详注版本信息。

注：文中出现的“□”同原版纸书

目录

总序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凡例

秦始皇本纪第六

研究综述

引用文献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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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本纪第六

【题解】

凌稚隆：按：始皇虽暴乱，史职不废，而太史公于始皇本无忌讳，故得以恣情摹画，成一篇文字，著《秦本纪》，则旧史皆亡，语多凑合矣。（《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唐汝询：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名政，姓赵氏，实姓吕氏。初，吕不韦取邯郸姬，有身，而进之庄襄王，生子政，及庄襄王卒，政代立为王。其后灭六国，并天下，立号为皇帝。在位三十七年，崩于沙丘。（《顾氏诗史》卷四《始皇》）

龙体刚：秦始皇，即吕政。庄襄王子，乃吕不韦怀孕赵姬所生。十三岁甲寅即王位，自乙卯至己卯，为秦王二十五年，至庚辰一统，在帝位十二年。都咸阳。以周为火德，秦伐周，以从所不胜，为水德，故以十月水旺时为岁首，是为亥正。初并天下，自以为德并三皇，功过五帝，乃并号曰皇帝，自称为朕，己为始皇帝，后为二世、三世，至于万万世。己丑，坑儒于咸阳。太子扶苏谏，政怒，使监蒙恬军于上郡。辛卯七月，崩沙丘，年五十。共在王位三十七年。考吕政十七年辛未灭韩，十九年癸酉灭赵，二十二年丙子灭魏，二十四年戊寅灭楚，二十五年己卯灭燕，二十六年庚辰灭齐。十年内六国尽亡。（《半窗史略》卷九《秦》）

又：政性苛急，衡石重百二十斤，凡百司日决文书，皆以石之斤数为程式，少则有罚。（《半窗史略》卷九《秦》注）

潘永圜：秦之易吕，晋之为牛，余颇疑后世恶暴秦篡晋而甚其说，使异人得邯郸姬，未十月而生子，或疑为吕出。今乃斯年而生始皇，较常期已逾两月，何以必指定为不韦之子？至晋武既以酒荓其将牛金，又何以称恭王妃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昔闺房暧昧之事，不当布于策也。（《读史津逮》卷二《秦》）

牛运震：《始皇本纪》之有二世纪，附纪也。二世年促事少，不足另为一纪，故附《始皇纪》后，举始皇以括二世，故不以二世标题目也。（《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李景星：《始皇本纪》之有二世纪，附纪也。二世年促事少，不足另为纪，故附于《始皇纪》后。举始皇以括二世，故题中不及二世，直曰“始皇本纪”也。……其“襄公立”一段，旧《秦纪》也。“孝明皇帝”一段，班固之论也。是二段者，虽非此纪正文，而附录已久，不能骤去。且其文高古健劲，一可以证而备考，一可以知人而论世也。（《史记评议·秦始皇本纪》）

韩兆琦：本文是《史记》中的长篇之一，也是第一篇以人物为中心的帝王本纪，详细记载了秦始皇一生的主要活动，展示了我国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建立的全过程和其是非功过。由于二世享国短暂，故亦附于本文之后，如将《李斯列传》《蒙恬列传》与本文合看，则俨然是一部完整的秦王朝兴衰史。（《史记题评·秦始皇本纪》）

张大可：秦始皇（前259—前210），姓嬴名政，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秦王朝的建立者。本篇详尽地记载了秦始皇一生的事迹，由于二世短祚，亦附其事迹于后。因此，本篇记事上起前246年，下迄前207年，实际上是秦王朝完整的编年史。在司马迁笔下，四十余年的重大政治事件，统一战争的复杂进程，都描述得脉络清楚，层次分明。对秦统一全国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进行的重要改革，也做了如实的反映。特别对秦始皇由一个创建新王朝的英主到残暴帝王的转变过程，做了如实的叙述，从而为我们研究秦朝的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史记全本新注·秦始皇本纪》）

汪贤度：秦始皇是我国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的开创者。他刚毅果断，雄才大略，十三岁继承王位，二十一岁亲自执政，任用李斯为相，并顺应人民厌恶分裂战乱、要求统一安定的愿望，派王翦等大将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事，从前230年灭韩开始，到前221年灭齐，十年之间，消灭了割据称雄的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他吸取周朝分封诸侯造成全国分裂战乱的教训，废封建而实行郡县制，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由皇帝直接任免郡县的主要官吏，国家的一切重大事务由皇帝亲自决定。又统一了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拆毁战国时各国相邻地区的边防工事，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驰道，从而加强了全国的陆路交通。在边境地区，北逐匈奴，筑长城；南定百越，设置闽中、南海、象郡、桂林诸郡。这些措施对于巩固国家统一、推动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重大作用。但是，秦始皇又是一个专横暴虐的封建帝王，他为了加强统治，采取了销毁民间兵器以及焚书坑儒等防民愚民政策。高度集中的个人专权，对人民严刑苛法，滥施杀戮，致使刑徒流放之人不绝于途。大规模地兴建宫殿陵墓、长城驰道，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赋税劳役，使广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痛苦之中。所以在他去世之后仅仅一年，就爆发了陈胜、吴广等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很快推翻了秦王朝。（《史记纪传选译·秦始皇本纪·题评》）

吴福助：秦始皇为开创嬴秦大帝国之雄君，凭借秦孝公以来六世之余烈，以风卷残云之势，扫灭六国，统一宇内。于是尊号称帝，废封建，行郡县，设官定律，建立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史记解题·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帝者①，秦庄襄王子也②。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③，见吕不韦姬④，悦而取之⑤，生始皇⑥。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⑦，姓赵氏⑧。年十三岁⑨，庄襄王死⑩，政代立为秦王。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⑪，越宛有郢，置南郡矣⑫；北收上郡以东⑬，有河东、太原、上党郡⑭；东至荥阳⑮，灭二周⑯，置三川郡⑰。吕不韦为相⑱，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⑲，欲以并天下⑳。李斯为舍人㉑。蒙骜、王齮、麃公等为将军㉒。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

① 【汇注】

胡一桂：秦始皇帝，姓嬴名政，年十三，即王位。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始称皇帝，除谥法，欲传天下于万世，故自号曰始皇帝。（《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六《秦》）

胡三省：讳政，庄襄王子也。王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故自号曰皇帝；欲传世以一至万，乃除谥法，号始皇帝。（见《资治通鉴》卷六“始皇帝元年”注）

朱孔阳：始皇帝讳政（一作正，以正月旦生，故名），实阳翟大贾吕不韦子也。二十六年庚辰，初并天下，更号皇帝。任李斯，除谥法，罢诸侯，封泰山，筑长城，焚书坑儒，专以刑威立国。三十七年辛卯，东巡至云梦，祀虞舜，上会稽，祭大禹，立石颂德。秋七月，至沙丘，崩，寿五十岁。秘不发丧。棺载辒辌车中，上食奏事如故。从井陉抵九原，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胡亥袭位，九月，葬。陵在今陕西西安府临潼县骊山下。初，始皇至曲阜孔林，发宣圣墓。见冢内有记云：后世一男子，自称秦始皇。上我堂，跃我床，颠倒我衣裳，行至沙丘而亡。果验。按：沙丘今直隶顺德府平乡县也（今河北广宗县西北大平台）。（《历代陵寝备考》卷九《秦》）

邓之诚：始皇帝，庄襄王之子，姓嬴氏，名政，嗣立为秦王，立二十六年，尽灭六国，称始皇帝，在帝位凡十二年。（《中华二千年史》卷一《秦汉三国·秦世系》）

张大可：前221年，秦并天下，秦王嬴政议尊号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可见始皇帝原应连读，故司马迁称之为“秦始皇帝”。（《史记全本新注·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司马贞：庄襄王者，孝文王之中子，昭襄王之孙也，名子楚。按：《战国策》本名子异，后为华阳夫人嗣，夫人楚人，因改名子楚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王骏图、王骏观：《索隐》：本名子异，又改名子楚。图按：《吕不韦传》，本名异人也。（《史记旧注平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庄襄王，孝文王中子，名子楚。前249—前247年在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张大可：秦庄襄王，原名异人，后为孝文王宠姬华阳夫人的继嗣，华阳夫人为楚人，故改名子楚。（《史记全本新注·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张守节：质音致。国强欲待弱之来相事，故遣子及贵臣为质，如上音。国弱惧其侵伐，令子及贵臣往为质，音直实反。又二国敌亦相交质，音致。《左传》云“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是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王骏图、王骏观：《正义》：质音致，强国质于弱国者，音致，弱国质于强国者，音直实反。又二国交质，亦音致。图按：凡言质子者恐皆当音致，《正义》此说，似强为分别也。（《史记旧注平义·秦始皇本纪》）

张大可：春秋战国时，两国相交，为了表示信任，互派国君的儿子、孙子或重臣，居留在对方国内，叫作“人质”。以儿孙为人质的，称为“质子”。秦昭王五十年以前，子楚在赵为质子。（《史记全本新注·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梁玉绳：“见吕不韦姬”，按：姬者，周姓，古时男子称氏，妇人称姓，齐姜、宋子，亦犹然也。姬是贵盛之族，故后世以为妇人美称，得通言也。已属假借，不知何时又称妾为姬，其误盖始于周末，史公亦随俗书之。事之流传失实，往往若是。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及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与《避暑录话》尝论及焉。至宋徽宗改称公主为帝姬，见《宋史·本纪》，尤属笑柄。（《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夏伯炎：吕不韦（？—前235），卫国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人。原为阳翟（今河南省禹县）大商人，后为秦相国。秦始皇亲政后，被免职，迁往蜀郡，忧惧自杀。事详《吕不韦列传》。（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司马贞：按：《不韦传》云，不韦，阳翟大贾也。其姬邯郸豪家女，善歌舞，有娠而献于子楚。（《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陈子龙：始皇为吕氏，载《不韦传》，此不载，史家之法也。（《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⑦ 【汇注】

凌稚隆：按：《东轩笔录》云：秦始皇讳政，至今呼正月为征月。（《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注“正月”之下加“旦”字，恐臆断。夫名正者，以月不以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六《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一作正。以正月旦生，故名正。按：正月之正，本音政，因始皇讳改音征，相沿至今。（《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⑧ 【汇校】

郑　樵：司马迁云“始皇姓赵氏”，此不达姓氏之言也。凡诸侯无氏，以国爵为氏，其支庶无国爵则称公子，公子之子则称公孙，公孙之子无所称焉。然后以王父字为氏，或分邑者则以邑为氏，或言官者则以官为氏，凡为氏者不一。今秦氏自非子得邑，则以秦邑为氏，及襄公封国，则以秦国为氏，相传至于始皇，亦如商、周相传至汤、武，岂有子汤姬发之称乎！若赵氏者，自造父获封赵城为赵氏，其后微弱而邑于晋，则以赵邑为氏，及三分晋国，则以赵国为氏，岂有秦国之君，而以赵国为氏乎？汉、魏以来，与此道异。迁汉人，但知汉事而已。（《通志》卷四《秦纪四》）

梁玉绳：“名为政，姓赵氏。”按：秦不当氏赵，“政”当作“正”。（《史记志疑》卷五《始皇本纪》）

【汇注】

裴　骃：徐广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司马贞：《系本》作“政”，又生于赵，故曰赵政。一曰秦与赵同祖，以赵城为荣，故姓赵氏。（《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月旦生于赵，因为政，后以始皇讳，故音征。（《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牛运震：“姓赵氏”，秦之先为嬴姓，其后以造父居赵城，姓赵氏，则秦姓赵氏其来已久。此因始皇易姓改物，故特著其姓，非自始皇始姓赵氏也。《索隐》注非。（《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盖秦、赵同祖，后人或可互称，故《陆贾传》曰“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汉书·武五子传》曰“赵氏无炊火焉”。左思《魏都赋》曰“二嬴之所曾聆”。《三国志》陈思王《疏》曰“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楚世家》及《越绝书外传·记地》《淮南子》“人间”“泰族”二训称始皇为赵政，《南越传》称苍梧王赵光为秦王，《文选》王融《策秀才文》云“访游禽于绝涧，作霸秦基”。若以造父之赵蒙非子之秦，未免碍理。（《史记志疑》卷四《秦本纪》）

张大可：姓赵氏，上古贵族有姓有氏，姓是族号，氏是姓的分支。秦人为嬴姓。其族人造父被周穆王封于赵城，故以赵为氏。（《史记全本新注·秦始皇本纪》）

张家英：秦、赵之先，同为嬴姓。至造父，始以赵为氏，居赵城，其后为赵国。而秦之先人非子又曾恢复嬴姓。因而，从古语上说，战国时之秦、赵，是同姓而不同氏的。《史记》中记载下这些，太史公自是清楚的。《史记》中明说始皇生于邯郸，又说他“姓赵氏”。则此“姓赵氏”之语，当源其“生于赵”而来，而非由“秦与赵同祖”而得。依愚见，《索隐》所释“姓赵氏”之二说，是应以前一说为正的，必如此方合司马贞之本意，亦必如此方可理解太史公之初衷。（《<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始皇本纪》）

【汇评】

阎若璩：余尝问人，秦始皇何姓？或对曰嬴，或对曰姜。皆非也。此出自《史记·始皇本纪》“生于邯郸，姓赵氏”。盖秦犹近古，深得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之义，犹黄帝以姬水成，遂姓姬；舜生于姚墟，遂姓姚是也。降自于汉，人皆识其为姓。陆贾曰：“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燕王旦曰：“尉佗入南，陈涉呼楚，近狎作乱，内外俱发，赵氏无炊火焉。”颜师古注“无炊火，言绝祀也”，正指始皇之姓言。太史公遽谓“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岂其然哉？（《潜邱札记》卷一）

⑨ 【汇注】

梁玉绳：“年十三岁”，按：《周礼》太史职注“中数曰岁，朔数曰年”。《月令·疏》解之甚明。然此是岁年相对，故有中数、朔数之别。若散而言之，岁亦年也，《尔雅》“夏曰岁，周曰年”是已，古无年岁并称者。《日知录》三十二云：“天之行谓之岁，人之行谓之年。古人但曰年几何，不言岁也，自太史公始变之。”（《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张家英：太史公用“年×岁”之语，是有其用意的。……是强调其年龄之小。《秦始皇本纪》的“年十三岁”……即谓秦王即位时尚属年幼；按一般情况，尚为一个未成人的懵懂少年。而这一点，则是为古今未加深究的学人们所忽视的。（《<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始皇本纪》）

⑩ 【汇注】

梁玉绳：“庄襄王死”按：此独变言死，何以贬之？当书曰“卒”。（《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⑪ 【汇注】

夏伯炎：巴、蜀，均国名，巴在今四川东部，湖北省西部。蜀在四川省中部偏西。汉中，郡名，治所在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东），地辖今陕西省南部、湖北省西北部。（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牛运震：“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云云，按：此段提缀安顿，预伏始皇并一天下原本，笔法甚老。（《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⑫ 【汇注】

梁玉绳：“越、宛有郢，置南郡矣。”附按：此总叙秦所置郡，独无南阳、黔中，盖越即黔中，宛即南阳。而南郡则取楚郢所置。文法错综，或疑有缺文，非也。（《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夏伯炎：宛（yuān），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南阳市。郢，都邑名。春秋战国时为楚都。在今湖北省江陵县东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又：南郡，郡名。治所在郢，后迁江陵。这是秦国占领楚国郢都一带后新置的郡。（同上）

⑬ 【汇注】

夏伯炎：上郡，郡名。辖无定河流域及内蒙古鄂托克旗等地。治所在肤施（今陕西榆林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⑭ 【汇注】

夏伯炎：河东，郡名。治所在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辖山西省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太原，郡名。治所在晋阳（今太原市西南），辖今山西省五台山以南、霍山以北地区。上党郡，治所在壶关（今山西长治市北），辖境相当今山西省和顺县以南、沁水流域以东地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⑮ 【汇注】

王　恢：荥阳，《括地志》：“故城在荥泽县西南十七里。”当今荥阳县东北，郑州西北，平汉路西。后魏太和十七年徙京索之间大索城，即今治。……按：成皋固洛阳之险塞，而荥阳又成皋之门户也。负嵩山余脉之斜坡，面河淮千里之平原，楚汉以此决兴亡。其后陈平、灌婴屯十万之众以扼东西之冲；七国反，窦婴、周亚夫以荥阳为司令台。汉初平，晋永兴、永嘉、太和，梁大通，隋大业，无不争此以壮声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奋六世之余烈》）

⑯ 【汇注】

夏伯炎：二周，指西周、东周两小国。与历史上西周、东周王朝是两回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张大可：周朝末年，周考王（前440—前426）封其弟揭于王城（洛阳瀍水西）故地，叫河南公，又称西周君，即西周桓公。桓公之孙惠公立，又封其少子班于巩（今河南巩县西南），称东周君。两周先后于前256年和前249年为秦所灭。（《史记全本新注·秦始皇本纪》）

⑰ 【汇注】

陈　直：《金文续考》四十页有《上郡戈铭》云：“廿五年上郡守厝造，高奴工师窞、丞申、工鬼薪戠。”原器藏朝鲜平壤中学。本文所叙秦有上郡为始皇元年事，此戈当为始皇廿五年所铸。（《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单序南、北、东者，秦在西偏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三川郡，地辖今河南省伊水、洛水流域和北汝河下游地区。治所在雒阳（今洛阳市东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⑱ 【汇注】

司马迁：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史记·吕不韦列传》）

⑲ 【汇注】

牛运震：“招致宾客游士”，按：此句预伏尉缭说秦不韦舍人窃葬原本。（《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⑳ 【汇评】

牛运震：“欲以并天下”，此句一篇纲领。（《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李景星：开首“欲以并天下”五字，已提动通篇。又特书“秦初并天下”与此处作收应，机局最灵而意旨亦最显。以下书初并天下令，记其成功；书博士及群臣之议，著其制度；书诸刻铭，志其巡游。至其求神仙作宫室及焚书坑儒等事，则随笔插叙，不繁不简，各得其宜。尤神妙者，不正叙始皇性情，而借尉缭、卢生口中以补出之，化板为活，益人神智不少。（《史记评议·秦始皇本纪》）

㉑ 【汇注】

裴　骃：文颖曰：“主厩内小吏官名。或曰侍从宾客谓之舍人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李斯（？—前208），上蔡人，原为吕不韦舍人，后任丞相，帮助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推行焚书坑儒政策。秦始皇死后，与赵高策划废黜扶苏，扶助胡亥继位，后与赵高争权，被杀。事详《李斯列传》。（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㉒ 【汇校】

梁玉绳：“王齮”附按：徐云“一作‘龁’”，是也。《秦纪》《白起传》并作“龁”，此两书皆作“齮”，误。《年表》既作“龁”又作“齮”，亦误。（《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日］泷川资言：作龁是也。（《史记会注考证》卷六《秦始皇本纪》）

张文虎：王齮，《索隐》即王龁。王、柯、凌误作“骑”，依《秦本纪》及《白起列传》改。单本无此三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朱东润：“蒙骜、王齮、麃公等为将军。”《集解》引徐广曰：“齮，一作龁。”按：《秦本纪》：昭襄王四十八年王龁拔赵武安、皮牢，四十九年龁代五大夫陵将，庄襄王四年王龁攻上党。是则此字应从徐广作“龁”。又《本纪》云：“三年王齮死。”“齮”字亦误。（《史记考索·徐广异文考证》）

【汇注】

裴　骃：徐广曰：［齮］，一作“龁”。（《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又：应劭曰：“麃，秦邑。”（同上）

司马贞：蒙骜，齐人，蒙武之父，蒙恬之祖。王齮即王龁，昭王四十九年代大夫陵伐赵者。（《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齮，鱼绮反。刘伯庄云音绮。后同。（《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又：麃，彼苗反，盖秦之县邑。大夫称公，若楚制。（同上）

陈　直：麃为姓，非秦邑名。《金石萃编》卷九《韩勅造孔庙礼器碑》碑阳，有涿郡太守鲁麃次公，及乐安相鲁麃季公二人题名。又卷十九有汉安乐太守麃君亭长，及府门之卒二石人题字。又《古石抱守录》有“河平四年，平阴里麃孝禹”刻石（此石为真品，疑伪非也）。皆可证麃为姓氏，本文之麃公，亦当为鲁人无疑。又《封禅书》：“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麃然。”《集解》引韦昭曰：“楚人谓麋为麃。”则麃为楚语，鲁人盖因楚语为姓氏，亦非秦邑名也。（《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麃，音袍，秦邑名，史失其人之名，故以地名呼之。（《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汇评】

牛运震：“李斯为舍人。蒙骜、王齮、麃公等为将军。”此处预点一时用事之人，后文纪事乃有原委。此安顿法也。（《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晋阳反①，元年②，将军蒙骜击定之。二年，麃公将卒攻卷③，斩首三万。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④。王齮死。十月，将军蒙骜攻魏氏畼、有诡⑤。岁大饥。四年，拔畼、有诡。三月，军罢。秦质子归自赵，赵太子出归国⑥。十月庚寅⑦，蝗虫从东方来，蔽天⑧。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⑨。五年，将军骜攻魏⑩，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⑪，皆拔之，取二十城⑫。初置东郡⑬。冬雷⑭。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⑮。秦出兵，五国兵罢⑯。拔卫⑰，迫东郡，其君角率其支属徙居野王⑱，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⑲。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⑳。将军骜死。以攻龙、孤、庆都㉑，还兵攻汲。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㉒。夏太后死㉓。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㉔，反㉕，死屯留㉖，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㉗。将军壁死㉘，卒屯留、蒲鶮反㉙，戮其尸㉚。河鱼大上㉛，轻车重马东就食㉜。

① 【汇校】

张文虎：《元龟》百八十三引在“元年”下。（《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吕祖谦：反而归赵也。（《大事记解题》卷六）

王　恢：晋阳，即故太原，今晋源县治。《汉志》：“太原郡晋阳，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龙山在西北，晋水所出，东入汾。”《晋水注》：“城在晋水之阳，故曰晋阳。”又《汾水注》引《魏土地记》曰：“城东有汾水南流。豫让死于津侧，亦襄子解衣之所在也。”按：叔虞封唐，在虞乡县西三十五里之晋阳。晋水即涑水也。太原之晋阳，始见于定公十三年（前497）“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时赵居始封之赵城（今县治西南）。《韩非子·十过》曰：“智伯阴结韩魏，欲攻赵氏，无恤问谋臣何居而可？或曰长子（山西今县西）近，其城厚完。或曰邯郸仓库实。张孟谈曰：董安于简主之才臣也，前治晋阳，嗣复得尹铎循之，必居晋阳而后可。初，赵简子使尹铎得晋阳，铎曰：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乃损户数，纾民力。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女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赵城近长子而远晋阳），必以为归。至是，孟谈又以为言，乃归保焉。既至晋阳，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仓无积粟，府无储藏，库无甲兵，邑无守具，无恤惧。孟谈曰：有奇人者治城郭。令出，五日而城郭治。”是晋阳乃赵氏私邑，襄子时，有城而不完。其非晋都可知。晋文奔狄，即在晋阳、交城之间。顾氏《日知录》云：“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后始开县邑，而前此不见于传。”盖范中行及韩魏据晋中南，赵乃北向开置晋阳，为三晋重地，其名遂显，而虞乡之晋阳乃晦。（《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奋六世之余烈》）

夏伯炎：晋阳，邑名，故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晋源镇。战国时属赵，前247年被秦攻取。（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杨　慎：此后俱编年者，帝纪体也。（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牛运震：本纪之体，大事书，小事不书，《始皇本纪》自元年以来，书置将相，书攻邑，书置郡，书饥旱，书灾异，书天象，书讨叛，书定乱，书太后，书将军死，书兵制，书刑律，书料民。年书罢大将，书降君，书灭国，书上尊号，书除谥法，书罢侯置守，书销兵更制，书役作，书巡幸，书徙户，书攘胡。即此所书，可以约见本纪书事之法矣。（《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此后俱编年者，帝纪体也。《纲鉴》于此书曰《后秦纪》，明其为吕秦，非嬴秦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张守节：将，子匠反。卒，子必反。卷，丘员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胡三省：《索隐》曰：麃，邑名，麃公，史失其姓名。麃，悲骄翻。将，即亮翻，又音如字。卷，逵员翻，邑名。（见《资治通鉴》卷六“始皇帝二年”注）

梁玉绳：“二年，麃公将卒攻卷”，按：秦昭三十四年已取魏卷，何烦此时攻之，疑“卷”字误。（《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马持盈：卷城在今河南原武县西北。（《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王　恢：卷，《志疑》：“秦昭三十四年已取魏卷，何烦此时攻之？疑‘卷’字误。”按：其时得而复失、取而复予者多矣，何能必取即不再攻？如庄襄三年取狼孟三十七城置太原郡矣，始皇十五年又取狼孟。军事行动，不能以常情推断。（《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奋六世之余烈》）

夏伯炎：卷，邑名。属魏。故址在今河南省原阳县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④ 【汇校】

张　照：《六国年表》云：“取十二城”。（《史记考证·秦始皇本纪》）

编者按：“取十三城”，《资治通鉴》作“取十二城”。

⑤ 【汇注】

裴　骃：徐广曰：“畼，音场。”（《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司马贞：畼，音畅，魏之邑名。（《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王　恢：畼、有诡，《索隐》：“畼，魏之邑。”吴熙载《通鉴地理今释》，疑畼为浪砀渠，有为洧水，诡为延津。按：有诡似为一地。或以为宋郑间玉畅喦戈，然皆不知所在。（《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奋六世之余烈》）

⑥ 【汇注】

司马迁：［赵悼襄王］二年，李牧将，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赵悼襄王太子］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钧为之谓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赵王甚爱之而郎中妒之，故相与谋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与谋而内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绝赵而郎中之计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于王，王必厚割赵而赎平都。”文信君曰：“善。”因遣之。（《史记·赵世家》）

⑦ 【汇注】

张文虎：“十月庚寅”，按：《颛顼术》十月戊辰朔，二十三日庚寅，表作“七月”，误。（《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⑧ 【汇校】

梁玉绳：“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附按：表作“七月”是也。《史诠》曰：“今本‘七’作‘十’，误。”（《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⑨ 【汇注】

吕祖谦：“七月蝗疫，令百姓内粟拜爵。”《解题》曰：入粟拜爵始于此。（《大事记解题》卷六）

凌稚隆：按：内粟拜爵始此。（《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徐孚远：秦人积级，得除吏复家，故不轻赐爵。汉则赐民多矣。然亦稍轻，不得为吏也。入粟千石，比一首功，其重爵可知。（《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方　苞：《平准书》“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徵发之士益鲜，则民纳粟拜爵，求免征发也。（《史记注补正·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秦人积级，得除吏复家，故不轻赐爵。汉则赐民多矣。然亦稍轻，不得为吏也。入粟千石，比一首功，其重爵可见。后世鬻爵始此。（《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陈　直：汉代民爵，每级值二千，秦代入粟千石，始拜爵一级，此秦汉制度不同之点，亦可见秦爵比汉爵为贵。（《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⑩ 【汇注】

吕祖谦：“魏公子无忌卒。”《解题》曰：按本传，公子谢病不朝，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其岁，魏安釐王亦薨。秦闻公子死，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公子。（《大事记解题》卷六）

⑪ 【汇注】

裴　骃：《地理志》陈留有酸枣县。（《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又：徐广曰：［平］，一作“千”。（同上）

又：《地理志》陈留有雍丘县，河内有山阳县。（同上）

司马贞：［酸枣、虚］，二邑名。《春秋》桓十二年“会于虚”，又《战国策》曰“拔燕酸枣、虚、桃人”，桃人亦魏邑，虚地今阙，盖与诸县相近。按：今东郡燕县东三十里有故桃城，则亦非远。（《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酸枣故城在滑州酸枣县北十五里古酸枣县南。”（《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又：燕，乌田反。《括地志》云：“南燕城，古燕国也，滑州胙城县是也。姚虚在濮州雷泽县东十三里。《孝经·援神契》云帝舜生于姚虚，即东郡也。长平故城在陈州宛丘县西六十六里。”（同上）

胡三省：《括地志》：酸枣故城，在滑州酸枣县北十五里。《索隐》曰：燕、虚，二邑名。《春秋》桓十二年，会于虚。赧王四十二年，黄歇说秦王曰：“拔酸枣、虚、桃。”按：今东郡燕县东三十里有桃城，虚盖与桃相近。《括地志》：在陈州宛丘县西六十六里。班《志》，雍丘县属陈留郡，故纪国也。雍，于用翻。《史记正义》曰：《地理志》，河内郡有山阳县，余考之上下文，此非河内之山阳，盖班《志》山阳郡之地。（见《资治通鉴》卷六“始皇帝五年”注）

马持盈：酸枣，故城在今河南延津县北十五里，当时属魏国。（《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又：燕，故城在今河南汲县西，亦称南燕。虚，姚虚，在山东雷泽县。长平：在河南西华县东北十八里。（同上）

又：雍丘，即今河南杞县治。山阳城，在今河南修武县西北三十五里。（同上）

王　恢：酸枣，《汉志》酸枣县属陈留郡。《清统志》（二〇〇）：“故城今延津县北十五里。”即春秋郑之廪延。《左》襄三十年驷带与游吉盟于此。《魏世家》，文侯三十二年伐而城之。襄王时，河水决其郛。《河水注》：“河水东至酸枣县西，濮水东出。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大发卒塞之。今无水。”（《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奋六世之余烈》）

又：虚，《正义》：“雷泽县东之姚虚。”《苏秦传》又云：“殷虚，今相州所理。”《索隐》曰：《春秋》桓十二年“会于虚”，又《战国策》曰“拔燕酸枣、虚、桃人”，桃人，魏邑，今东郡燕县东三十里有故桃城，虚地盖与诸县相近。是也。苏代云：“决宿胥之口，而魏无虚，顿丘。”顿丘在濬县北，卫河东岸，虚在延津东南也。（同上）

又：长平，《魏策》三：“芒卯谓秦王曰：王之所欲于魏者，长平、王屋、洛林之地也。”《汉志》汝南郡有长平县。《洧水注》：“洧水南迳长平故城西。”《清统志》（一九一）：“故城在西华县东北十八里。”（同上）

又：山阳，《纪要》（四九）：“故城在修武西北六十里（《清统志》二〇三作三十五里）。战国魏邑，始皇五年蒙骜拔之。八年以予嫪毐，汉置县。”按：建安二十五年魏废汉献帝为山阳公，居涿鹿城，即此。（同上）

夏伯炎：酸枣，邑名，故址在今河南省延津县西南。燕，邑名，故址在今河南省延津县东北。虚，即姚虚，故址在今延津县东南。一说在今山东省雷泽县境，误。长平，在今河南省西华县东北。雍丘，故址在今河南省杞县境。山阳城，邑名，故址在今河南省焦作市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⑫ 【汇校】

梁玉绳：“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按：《春申君传》上秦昭王书有“拔燕、虚、酸枣”之语，则此三城已于前三十余年取之矣。或者是时因拔长平、雍丘、山阳而复定三城之疆界欤？至《表》言“取酸枣二十城”则脱不全载，当衍“酸枣”二字。（《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⑬ 【汇注】

马持盈：东郡，秦取魏地，置东郡，旧直隶大名府，山东东昌府，及长清县以西之地，皆属之。今之河北濮阳，即其治地。（《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王　恢：东郡，《汉志》东郡领濮阳等二十二县。其地多在大河之东，因已有河东郡，又魏之东地也，故名东郡。汉高十一年罢东郡颇益梁国。此为核心地带，环郡县邑，常多出入，秦初置郡，属县已不可考。（《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奋六世之余烈》）

⑭ 【汇注】

牛运震：“冬雷”，纪异。盖秦此时犹未建亥也。若建亥，则冬雷不足为异矣。（《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⑮ 【汇注】

张守节：寿陵，徐广曰：“在常山。”按：本赵邑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张　照：《赵世家》悼襄王元年（编者按：当为四年），庞煖将赵、楚、魏、燕之锐师，攻秦蕞，不拔。徐广曰：蕞在新丰。今此云取寿陵。所将之师，一作卫，一作燕，亦不同。（《史记考证·秦始皇本纪》）

王　恢：寿陵，不可考。《正义》：“徐广云：‘在常山。’按：本赵邑。”《志疑》：“翟灏云：秦孝文王葬寿陵，即此。”按：一、《清统志》秦孝文王陵在长安东北。直隶省府县《陵墓》，无寿陵。孝文时秦地不至常山，何能远葬敌国。二、《吕氏春秋》高诱注作“魏邑”。《庄子》成玄英注“燕邑”，各以意说，皆无的所。三、《赵世家》：“庞煖将赵、楚、魏、燕之锐师，攻秦蕞，不拔；移攻徐，取饶安。”不言取寿陵。蕞在陕西新丰，饶安在河北盐山，虽曰移攻，何至东西遥隔两千里。《春申君传》，至函谷关，秦出兵，诸侯兵皆败走。与本纪合。四、《通鉴》胡注：“据五国攻秦取寿陵，至函谷关，则寿陵不在新安、宜阳之间，当在河东郡界，常山无乃太远。”新安宜阳正当函谷关之道，何反说在河东？吴熙载疑即宜阳。又，卫依魏幸存，微不足道。疑《本纪》误燕为卫，《赵世家》又误漏韩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奋六世之余烈》）

夏伯炎：寿陵，邑名。《正义》引徐广云“在常山”。原属赵国，为赵寿侯所起之陵。（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⑯ 【汇注】

吕祖谦：《秦本纪》书“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秦出兵，五国兵罢”。而《赵世家》云：“庞煖将赵、楚、魏、燕之锐师，攻秦蕞，不拔；移攻齐，取饶安。”则燕亦同伐秦，非止五国也。齐自君王后以来事秦，不与诸侯同伐，是以诸侯归师，移兵攻之，且以赏兵费也。徐广曰：蕞在新丰，饶安在渤海，或云饶属北海，安属平原。（《大事记解题》卷六）

梁玉绳：“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秦出兵，五国兵罢。”翟灏曰：“击秦之役，《年表》但言‘五国共击秦’，《楚世家》但言‘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惟《赵世家》云‘庞煖将赵、楚、魏、燕之锐师，攻秦蕞，不拔’。他处俱略不书。以余论之，卫微弱仅存，被秦迫逐，徙居野王，将救亡不暇，何敢攻秦？盖燕、楚、赵、韩、魏五国伐秦耳。此《纪》误以卫替燕，而《赵世家》误脱韩也。至取寿陵之说，更非。无论不胜而畏，未尝取秦寸土，而五国所攻者乃新丰之蕞，非寿陵也。考寿陵是赵地，不知何时属秦？《正义》云‘寿陵本赵邑’。《吕子·首时篇》云‘邯郸以寿陵困于万民而卫取茧氏’，高诱注‘寿陵魏邑，赵兼有之’。《庄子·秋水》有‘寿陵余子，学步邯郸’之语，《赵世家》肃侯十五年起寿陵，盖因陵以名地，秦孝文王葬寿陵即此。《通鉴》注云‘徐广曰寿陵在常山。据五国攻秦取寿陵，至函谷，则寿陵不在新安、宜阳之间，当在河东郡界，常山无乃太远’。胡氏误信取寿陵之言，故有此注。”（《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⑰ 【汇注】

王　恢：卫，其时卫都帝丘，在濮阳西南颛顼域。卫嗣君五年（前320），贬号为君，仅有濮阳之地。卫元君为魏婿，秦拔魏东地，初置东郡，乃更徙之野王。元君，始皇十八年卒，子角立，是“元”误作“角”。角立九年（前221），秦并天下。二十一年（前209）为秦二世所灭。在周封建列国中，国祚最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奋六世之余烈》）

⑱ 【汇校】

张　照：《六国年表》，卫君角以始皇十八年立，此是卫元君十二年，不名角。（《史记考证·秦始皇本纪》）

【汇注】

吕祖谦：《史记正义》曰：野王，怀州城也。（《大事记解题》卷六《本注》）

胡三省：班《志》：野王县属河内郡。（见《资治通鉴》卷六“始皇帝六年”注）

马持盈：野王，即今河南沁阳县治。赵邑也。（《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东郡，秦王政五年（前242）置郡。治所在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野王，邑名。原属韩。故址在今河南省沁阳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⑲ 【汇校】

梁玉绳：“拔卫迫东郡，其君角率其支属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按：是时为卫元君，非角也，此误书角。河内之地，秦未全有，故曰魏之河内，详在《穰侯传》中。（《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汇注】

吴见思：因迫东郡卫所，以徙而近魏也。（《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河内，地区名。春秋战国时指黄河以北地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⑳ 【汇注】

张守节：彗音似岁反。见，并音行练反。《孝经内记》云：“彗出北斗，兵大起。彗在三台，臣害君。彗在太微，君害臣。彗在天狱，诸侯作乱。所指其处大恶。彗在日旁，子欲杀父。”（《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汇评】

凌稚隆：按：《习学记言》云：始皇七年、九年、十三年、三十三年，彗星从横竟天，不独告六国灭，亦告秦亡也。（《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㉑ 【汇校】

李　笠：“将军骜死，以攻龙、孤、庆都”，按：此语倒装，谓将军骜以攻龙、孤、庆都，［还兵攻汲］死也。（《史记订补·秦始皇本纪》）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庆，一作‘麃’。”（《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定州恒阳县西南四十里有白龙水，又有挟龙山。又定州唐县东北五十四里有孤山，盖都山也。《帝王纪》云‘望尧母庆都所居。张晏云尧山在北，尧母庆都山在南，相去五十里，北登尧山，南望庆都山也’。《水经注》云‘望都故城东有山，不连陵，名之曰孤’。孤、都声相近，疑即都山，孤山及望都故城三处相近。”（《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龙，大概在今河北唐县附近。孤，河北唐县东北五十四里有孤山，大概像其地。庆都，即河北望都县。（《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王　恢：龙、孤、庆都，《滱水注》：“自唐县城之南如东十余里，有一城谓之高昌县城，或望都县之故城也。县在唐南，皇甫谧云，相去五十里。稽诸城地，犹十五里，盖书误耳。此城之东，有山孤峙，世以山不连陵，名之曰孤山。孤、都声相近，疑即所谓都山也。《帝王世纪》曰：尧母庆都所居，故县目之曰望都。张晏云，尧山在北，尧母庆都山在南，北登尧山，南望庆都，故以为名。”《纪要》（一二）：“望都故城在庆都县西北七里。《括地志》云，恒阳今曲阳西南十里有白龙水，又有挟龙山。唐县东北五十四里有孤山，所谓龙孤也。庆都盖邑名。”（《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奋六世之余烈》）

又：庆都，《清统志》（一四）：“庆都故城今望都县西北三十里。战国赵庆都邑。汉置望都县，属中山国，历代因之，金改庆都，以迄乾隆十一年，高宗巡幸五台经此，以县与尧母同名，仍改为望都。龙山在安肃（徐水）县西五十里。”（同上）

㉒ 【汇注】

张守节：复，扶富反。见，行见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牛运震：“彗星先见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按：此记天象特详。始皇事迹详，始得从编年之体。（《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又：“十六日”，属上读，言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也。（同上）

㉓ 【汇注】

司马贞：庄襄王所生母。（《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子楚母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夏太后死”按：言死非也，当依《表》作“薨”。（《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编者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发现的秦大墓，疑为夏太后的陵园。

㉔ 【汇注】

张守节：蟜音纪兆反。成蟜者，长安君名也，号为长安君。（《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又：将，如字。将犹领也。又子匠反。（同上）

㉕ 【汇注】

吕祖谦：“秦始皇帝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兵击赵而反。”《解题》曰：颜师古曰：本使长安君击赵，至屯留而谋反作乱，故赐长安君死，斩其军吏，迁其黔首也。屯留，上党县也。临洮，即今之洮州也。按：《本纪》下文，将军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尸。司马贞、徐广谓成蟜为将军而反，秦军击之，而成蟜壁于屯留而死，士卒为成蟜战死者，皆戮其尸。然则成蟜据邑而反，战不胜而死耳。（《大事记解题》卷六）

张习孔：“秦长安君降赵”，秦王弟长安君成蟜（一作盛桥）将兵击赵，至屯留（今山西屯留南）叛秦降赵，秦尽斩屯留军吏，并迁其民于临洮（今甘肃岷县）。赵封成蟜于饶（今河北饶阳东北。从《史记·赵世家》。《秦始皇本纪》作“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杨宽《战国史》疑“死”字为衍文）。（《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秦》）

㉖ 【汇校】

张　照：死屯留，《正义》：汉屯留，留吁国也。“汉屯”疑“春秋”二字之误。（《史记考证·秦始皇本纪》）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潞州长子县东北三十里，汉屯留，留吁国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张文虎：“河鱼”，《索隐》“豕虫”，按：《汉志》作“刘向以为鱼孽也”此有误。（《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屯留，在山西长子县东北三十里。（《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王　恢：屯留，《纪要》（四二）：“春秋晋余吾邑，亦曰纯留，故城在屯留县东南十里，春秋潞子国。宣十六年，晋人灭留吁，遂为晋邑。襄十八年，晋人执卫孙蒯于此。三家分晋，徙靖公于纯留。张仪劝秦伐韩，断屯留之道。《竹书》梁惠成王十二年，郑取屯留，尚子。或曰：古纯留城在今县西十里之平村，一名卞和庄。”《清统志》（一四二）：“春秋时赤狄邑，谓之留吁，故城在今县南，唐徙今治。”（《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奋六世之余烈》）

夏伯炎：屯留，原属韩。故址在今山西省屯留县境内。（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㉗ 【汇注】

司马贞：临洮在陇西。（《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本使长安君击赵，至屯留而谋反，故赐长安君死，斩其军吏，迁其黔首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陈　直：《古泉大辞典》上编二一八页，有“文信”泉。二五一页有“长安”泉。疑秦代通侯及封君皆能各以其封地铸钱。汉初诸侯王得自铸钱，即循秦制。文信钱在河南王城发现钱范，为吕不韦所铸，长安钱疑为始皇弟长安君成蟜所铸。（《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临洮，即今甘肃岷县治。（《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王　恢：临洮，《蒙恬传》，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汉志》：“陇西郡临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东，入西［河］。《禹贡》西顷山在县西。”以临洮水为名，即今岷县治。（《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奋六世之余烈》）

㉘ 【汇注】

张守节：壁，边觅反。言成蟜自杀壁垒之内。（《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张　照：将军壁死。《正义》：壁，边觅反。言成蟜自杀壁垒之内。徐孚远曰：上言成蟜死屯留矣，此又言将军壁死，注作壁垒，恐非是。壁者，疑是成蟜副将名壁。蟜死，壁不归，故有戮其士卒也。臣照按：徐孚远驳《正义》，谓将军壁死，非成蟜自杀于壁垒之内是也。顾谓疑是蟜副将名壁，则似不应叙在迁其民于临洮之下，或是将军壁讨成蟜而死，所将屯留蒲鶮之卒死者，尽以反罪罪之而戮其尸耳。（《史记考证·秦始皇本纪》）

㉙ 【汇注】

王　恢：蒲鶮，徐广云：“鶮，一作鹖。屯留、蒲鹖皆地名也。”《纪要》（四二）：“蒲翯城一作蒲鶮城，在纯留故城南，赵邑。”……诚如《志疑》所云：“此节文义难解，注亦欠明。”（《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奋六世之余烈》）

夏伯炎：蒲鶮（gāo），地名。今地名不详。一说是人名。认为是屯留人名蒲鶮的士卒。“将军壁死”等三句，文义不明，疑有错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㉚ 【汇校】

牛运震：“将军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尸”。按：此数句，不可强解，或有脱误，徐广、《索隐》等注解皆误。（《读史纠谬》卷一《始皇本纪》）

中华书局编辑部：“将军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尸”，究竟是怎么回事，历来注家都没搞清楚，其间必有脱误，我们只好依《集解》引徐广说，标点作“将军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尸”。（《史记·史记点校后记》）

【汇注】

裴　骃：徐广曰：“鶮，一作‘鹖’。屯留、蒲鹖，皆地名也。壁于此地，时士卒死者皆戮其尸。”（《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司马贞：高诱云：屯留，上党之县名。谓成蟜为将军而反，秦兵击之，而蟜壁于屯留而死。屯留、蒲鶮二邑之反卒虽死，犹皆戮其尸。鶮，古“鸖”字。（《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卒，子忽反。鶮音高，注同。蒲、鶮，皆地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吴见思：卒在屯留与蒲鶮者，以反，而戮其尸也。（《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将军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尸。”按：此节文义最难解，注亦欠明。赵太常曰：“蒲鶮恐是反者姓名，乃屯留之卒从成蟜而反，虽死犹戮其尸也。‘将军壁死’是承上文‘死屯留’句，言其死状，而‘卒屯留’九字又就‘军吏皆斩死’句抽出言之。”钱宫詹曰：“壁与蒲鶮似皆人名。壁即讨成蟜之将军，壁死而部卒又叛，因更戮其尸耳。”钱唐陈太仆兆崙云：“《史》文有错简并有缺欠处，当云‘王弟长安君成蟜为将军（缺“为”字），击赵反屯留（“死”字欠），将军壁死，军吏皆斩，迁其民于临洮。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尸’。盖蒲鶮是人姓名，谓成蟜为将军击赵至屯留而反，秦兵讨之，成蟜战死于壁垒之间，其所将军吏及屯留之民从将军反者皆斩之，迁之。士卒惧诛，有屯留人蒲鶮者与众复反，罪坐主帅，故戮成蟜之尸也。”王孝廉云：“当作‘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蒲鶮击赵，反，死屯留，戮其尸，军吏皆斩，迁其民于临洮’。盖‘死’字、‘将军’字、‘死屯留’字、‘反’字皆复出，而又衍‘壁’字、‘卒’字、‘蒲鶮’及‘戮其尸’五字，乃错倒也。”四解未知孰胜。（《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程馀庆：故鶮城在屯留故城南。成蟜将军而反，秦军击之，成蟜壁于屯留而死。士卒为成蟜灭死者，皆戮其尸。成蟜盖战不胜而死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郭嵩焘：按：“将军击赵”，犹言将兵也；“将军壁”，则官与其名也。将军壁当别将一军驻蒲鶮与屯留，军因反，壁死而仍戮其尸也。军吏皆斩死，已见上文，“戮其尸”，不当属之反卒也。（《史记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王骏图、王骏观：《集解》：谓壁于此地，时士卒死者，皆戮其尸。《索隐》谓成蟜为将军而反，秦兵击之，而蟜壁于屯留而死。二邑之反卒，虽死犹皆戮其尸。鶮，古鸖字。《正义》壁边觅反。言成蟜自杀壁垒之内。《考证》徐孚远曰：上言成蟜死屯留矣，此又言将军壁死。注壁垒，恐非是。壁者，疑是成蟜副将名。蟜死，壁不归，故又戮其士卒也。臣照按：徐孚远驳《正义》，谓将军壁死，非成蟜自杀于壁垒之内是也。顾谓疑是蟜副将名壁，则似不应叙在迁其民于临洮之下。或是将军壁讨成蟜而死，所将屯留蒲鶮之卒死者，尽以反罪罪之而戮其尸耳。观按：前四说固各有纰缪，臣照之说，亦未为得也。壁者因讨成蟜而死，则所将卒皆秦国有功之人，何能尽以反罪罪之？缘诸家皆因坐解下句不明，而误以屯留为仍是地名，所以左右讲不去耳。盖上文已言蟜死屯留，军吏尽斩，迁其部众于临洮，是成蟜屯留一枝已完结毕乃事矣。此屯留非地名，乃屯兵之谓也。“将军壁”者，应是秦将将兵屯守蒲鶮者壁于时死，所将卒尚屯留于蒲鶮，乃反戮壁之尸以叛乱也。与上文成鶮，截然两事。盖史公惯用相同异义字面，以为烘托渲染，使文词分外浓艳。在读之者潜心玩索前后文义，方不致错会其旨耳。……观按：诸家以蒲鶮为人姓名，识解甚卓，但一牵入上文，则文义难通，非增减史文字句不可矣。《钱氏拾遗》谓“将军壁自又是一人，与上文成蟜初不相蒙。诸家牵入上文，不足取”可为定论。总缘“屯留”二字，与上文“屯留”字面相同，诸儒遂如入八阵图，左右冲突不出，若以屯作“屯兵”解，则不烦言而明矣。（《史记旧注平义·秦始皇本纪》）

马非百：戮尸即陈尸。（《秦集史·法律志·戮尸》）

吴国泰：“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将军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尸。”官本《考证》引徐孚远曰：“上言成蟜死屯留矣，此又言将军壁死，注作壁垒，恐非。是壁者疑是成蟜副将名壁，蟜死壁不降，故又戮其尸。”张照曰：“按：徐孚远驳《正义》谓‘将军壁死，非成蟜自杀于壁垒之内’是也。顾疑其是蟜副将名壁，则以不应在迁其民于临洮之下。或是将军壁讨成蟜而死，所将屯留蒲鶮之卒死者，尽以反罪罪之。而戮其尸耳。”

国泰按：张氏之言虽辩，然揆诸文理，似不其然。若果屯留蒲鶮之卒死者尽戮其尸，则卒字当在蒲鶮下，而作“屯留蒲鶮卒反戮其尸”，不当言“卒屯留”矣。疑“卒”字是小注。本作“死，徐广曰‘亦作卒’”，后夺去“徐广曰亦作”五字，“卒”字又与正文相连而为“将军壁死卒屯留反”云云矣。至于将军壁，当为秦将诛成蟜者，盖破屯留后，既斩其军吏，复拟迁其民于临洮，故民恨之，皆幸其死，遂反而戮其尸也。（《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㉛ 【汇注】

司马贞：谓河水溢，鱼大上平地，亦言遭水害也。即《汉书·五行志》刘向所谓“豕虫之孽”。明年，嫪毐诛。鱼，阴类，小人象。（《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始皇八年，黄河之鱼西上入渭。渭，渭水也。《汉书·五行志》云“鱼者阴类，臣民之象也”。十七年，灭韩，二十六年，尽并天下。自灭韩至并天下盖十年矣。《周本纪》云“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明关东后属秦，其象类先见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凌稚隆：按：京房《易传》云：众逆同志，厥妖河鱼逆流上。是岁始皇弟长安君反，明年嫪毐反。（《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河鱼大上，谓黄河之水，溢出平地，鱼类皆逆水而上，西入渭水，此言有水灾也。《史记正义》谓：“《汉书·五行志》云：鱼者阴类，臣民之象也。十七年灭韩，二十六年，尽并天下。明关东后属秦，其象类先见也。”（《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钱锺书：八年，“河鱼大上”；附班固曰：“痛哉言乎！人头畜鸣。”按：陈际泰《太乙山房文集》卷七《陈昌基新艺序》：“李于鳞选古最刻，读《秦纪》，独得‘河鱼大上’四字而已”；谈迁《枣林杂俎·圣集》引沈懋孝《长水集》：“殷正甫士儋有李于鳞所阅《史记》，于《始皇本纪》止圈‘河鱼大上’‘人头畜鸣’八字。”明中叶言“古文”者分两派，若寻寇仇而操戈矛，顾皆尊奉《史记》；冯班《钝吟杂录》卷四尝嘲：“今人看《史记》，只看得太史公文集，不曾读史。”同宗而非同道，则阋墙之烈，有甚于邻衅者。归有光评点《史记》盛行于世，师弟授受，章学诚至恶声厉色而诋斥之（《文史通义》内篇二《文理》）；盖归氏于迁书目注心赏之所在，固斑斑可考见矣。而李攀龙圈阅《史记》未传；以沈、陈所记，合之《沧溟集》行文风格，揣摩其手眼，亦可想象而得仿佛。归、李各为一派渠率，其于《史记》，如诸侯之争挟天子也。（《管锥编》第一册《史记会注考证·秦始皇本纪》）

㉜ 【汇校】

编者按：“八年……东就食”，北宋苏辙《古史·秦始皇本纪》作“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兵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卒死者戮其尸，迁其民于临洮。河鱼大上，民东就食”。文从字顺，无龃龉之嫌。

【汇注】

裴　骃：徐广曰：“一无此‘重’字。”（《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司马贞：言河鱼大上，秦人皆轻车重马，并就食于东。言往河旁食鱼也。一云，河鱼大上为灾，人遂东就食，皆轻车重马而去。（《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王骏图、王骏观：《集解》：徐广曰“一无此‘重’字。”《索隐》：言河鱼大上，秦人皆轻车重马，并就食于东，言往河旁食鱼也。观按：食鱼之说非也。上文河鱼大上，《索隐》注曰：谓河水溢，鱼大上平地，亦言遭水害也。是轻车重马东就食者，谓秦人因遭水患，禾稼淹没，皆轻车重马，挈其家口，东徙而就粮食也。小司马解就食为往河旁食鱼，不独情事不合，亦且自相牴牾。（《史记旧注平义·秦始皇本纪》）

【汇评】

牛运震：“河鱼大上，轻车重马东就食”二语写凶灾最奇。（《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嫪毐封为长信侯①。予之山阳地②，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小大皆决于毐③。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④。九年，彗星见⑤，或竟天⑥。攻魏垣、蒲阳⑦。四月，上宿雍⑧。己酉，王冠⑨，带剑⑩。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⑪，将欲攻蕲年宫为乱⑫。王知之⑬，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⑭。战咸阳⑮，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⑯，亦拜爵一级⑰。毐等败走。即令国中：有生得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尽得毐等⑱。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⑲。车裂以徇，灭其宗⑳。及其舍人㉑，轻者为鬼薪㉒。及夺爵迁蜀四千馀家㉓，家房陵㉔。（四）〔是〕月寒冻㉕，有死者㉖。杨端和攻衍氏㉗。彗星见西方，又见北方，从斗以南八十日㉘。十年㉙，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㉚。桓齮为将军。齐、赵来置酒。齐人茅焦说秦王曰㉛：“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㉜，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㉝。”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㉞，复居甘泉宫㉟。

① 【汇注】

司马贞：嫪，姓；毐，字。按：《汉书》“嫪氏出邯郸。”王劭云：“贾侍中说秦始皇母予嫪毐淫坐诛，故世人骂淫曰‘嫪毐’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嫪毐］，上躬虬反，下酷改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嫪毐，姓嫪名毐。《汉书》谓嫪氏出邯郸。嫪，音劳。（《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嫪毐（？—前238），吕不韦送进后宫的假宦官，被太后宠幸，权势极大。（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张守节：予音与。《括地志》云：“山阳故城在怀州修武县西北太行山东南。”（《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张大可：山阳，在今河南焦作市东。（《史记全本新注·秦始皇本纪》）

【汇评】

李光缙：焦竑曰：按：此皆出自太后命，今不曰太后而只曰“封之”“予之”云者，罪始皇也。《春秋》刺鲁庄公不能制其母，亦此意。（《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增补）

③ 【汇校】

［日］水泽利忠：南、北、殿、《通志》“小大”互倒。（《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六《秦始皇本纪》）

【汇注】

张习孔：嫪毐，原吕不韦舍人，后荐为宦者，与太后私通，很得太后宠幸，门下有食客千余人，家僮（奴隶）几千人，权势极大。是岁，封为长信侯，赐与山阳（今河南焦作东南）和河西（一作汾西）、太原两郡作为封地。是时国政皆决于毐。（《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秦》）

④ 【汇校】

裴　骃：徐广曰：“河，一作‘汾’。”（《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汇注】

夏伯炎：河西，春秋战国时指今山西、陕西二省间黄河南段以西的地方。（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牛运震：“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云云，至“更为毐国”。按：此段纪事甚奇。“令毐居之”“恣毐”“皆决于毐”“更为毐国”，文法凡四变，笔力如钩勒，古劲之极。（《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颜师古：文颖曰：孛、彗、长三星，其形象小异。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汉书注·文帝纪》）

【汇评】

管　仲：彗星见，则失和之国恶之。（《管子·四时》）

李光缙：七年，彗星凡四见，而始皇弟长安君反；九年，彗星凡三见，而嫪毐反。两年中见彗星者七，可谓极怪异事。盖始皇袭位无几而天固已厌之矣。（《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增补）

⑥ 【汇评】

牛运震：“九年，彗星见，或竟天”云云，此年以彗星起，以彗星结，中间叙嫪毐作乱事特详，笔法劲峭。（《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⑦ 【汇校】

梁玉绳：“攻魏垣、蒲阳”按：《六国表》《魏世家》作“垣、蒲阳、衍”。三城，此脱书衍。然考秦昭十八年取魏垣，是河东之垣也。而《春申传》上昭王书又有“并蒲衍首垣”之语，是开封之长垣也。则垣有两地，已与衍俱为昭王所拔，奚待始皇九年复攻，此与《年表》《世家》同误。或问秦惠文十年降蒲阳，《本纪》虽不书，而《年表》及《魏世家》书之，即《春申》亦以蒲与衍、垣并言，子何不以为误耶？曰：惠文降蒲阳仍即与魏，《纪》《表》《世家》皆不载，独见于《张仪传》中，故此时攻之。若《春申》之所谓蒲，乃长垣之蒲乡，非蒲阳也。盖此时但当言攻魏蒲阳耳，垣与衍皆属欠文。（《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王　恢：蒲阳，“阳”字疑浅人因《魏世家》襄王七年“秦降我蒲阳”增；《正义》未之深究。《孔子世家》《仲尼弟子传》《樗甘传》《春申君传》，又《左》桓三年、《家语》，均无“阳”字可证。（《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奋六世之余烈》）

【汇注】

张守节：垣，作“”。音袁。《括地志》云：“故垣城，汉县治，本魏王垣也，在绛州垣县西北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隰州县北四十五里。在蒲水之北，故言蒲阳。即晋公子重耳所居邑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垣，魏国垣邑，故城在今山西垣曲县西二十里。蒲阳，古帝舜所居，在今山西永济县北三十里。因其在蒲水之北，故言蒲阳，亦即晋公子重耳所居之邑也。（《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王　恢：垣、蒲阳，《正义》引《括地志》以王垣说之；蒲阳又以山西隰县东北之蒲邑（《魏世家》同），皆误；《通鉴》胡注沿误。《春申君传·索隐》：“蒲，长垣蒲乡，垣即长垣，非河东之垣。”是也。按：《魏世家》襄王七年（前328）秦降我蒲阳矣；昭襄十七年（前290），秦以垣易蒲坂、皮氏，明年，司马错攻垣、河雍，决桥取之矣。《本纪》开篇即言“始皇立，秦已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矣，魏此时仅有大梁与此数城，那得还有垣与蒲邑。《魏世家》景湣王元年（前242）秦拔二十城为东郡，二年拔朝歌，三年拔汲，五年（即始皇九年）拔垣、蒲阳、衍……垣即首垣，《济水注》，秦更名长垣，故城在今治东北十四里；蒲即今长垣县治，子路所治。（《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奋六世之余烈》）

夏伯炎：垣，邑名。故址在今山西省垣曲县东南。蒲阳，即蒲邑。在今河南省长垣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⑧ 【汇注】

裴　骃：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也。”骃按：司马迁记事，当言“帝”则依违但言“上”，不敢媟言，尊尊之意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上宿雍”按：裴骃谓司马迁言“上”是尊尊之意，殊非。上者见在之称，或以称本朝尚可，若此乃误仍秦史旧文，刘知幾所谓“事有贸迁，言无变革”也。此与《吕不韦传·论》称“上之雍郊”、《燕世家》称“今王喜”同误。盖《史》书之中多有仍旧文而未及删易者，故《史通·因习篇》曰：“《史记·陈涉世家》称‘其子孙至今血食’，《汉书·涉传》具载迁文。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当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语同一理，岂陈氏苗裔，祚流东京者乎？《汉书》‘严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称之’，皇甫谧全录斯语载于《高士传》。孟坚、士安，年代悬隔，‘至今’之说，岂可同云？”《日知录》二十六曰：“《魏书·孝静帝纪》称太原公‘今上’，《旧唐书·唐临传》‘今上’字再见，《徐有功传》《泽王上金传》‘今上’字各一见，皆谓玄宗。《韦贯之传》‘上即位’谓穆宗。并旧史之文，作书者失于改削耳。”综览后先，误端一例，安得以为意在尊尊也？（《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张文虎：按：上下文皆称“王”，此不当忽称“上”，“上”盖“王”之烂文。此《集解》当在二十八年“上问博士曰”下，后人妄移于此。裴言司马迁记事当言“帝”，则依违但言“上”，然则此时秦未称帝，不得言“上”，而其注亦不当在此矣。（《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⑨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年二十二。”（《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冠音灌。《礼记》云年二十而冠。按：年二十一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杭世骏：乙酉，王冠。《集解》：徐广曰：年二十二；《正义》按：年二十有一也。臣世骏按：徐广云“二十二”者，以逾年改元计也；《正义》云“二十一”者，以当年改元计也。徐广以是年为二十二，故三十七年崩时，注云“年五十”。如《正义》之说，则崩年止四十九。《六国表》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徐广曰：乙巳，则始皇生年当是壬寅，十三岁时当是甲寅。《项羽本纪》注：徐广曰：项王以始皇十五年乙巳岁生，则始皇元年当是乙卯，此处自当以逾年改元计，作二十二岁为是。但《秦本纪》云：献公立二十四年卒，子孝公立。徐广曰献公元年丁酉。孝公元年庚申，则献之末，即孝之初，又不拘逾年改元之说矣。（《史记考证·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王冠”按：始皇年十三而立，则当于七年冠，此书于九年，是二十二矣，疑误。或曰《秦纪》于惠文、昭襄两王皆于二十二岁冠，盖秦变礼也。（《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张习孔：秦王政二十二岁，依制至旧都雍（今陕西凤翔南），行加冠礼，带剑，主国政。（《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秦》）

夏伯炎：古代贵族男子年满二十举行加冕礼，表示已经成年。实际上秦始皇加冕年二十二，一说年二十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⑩ 【汇注】

程馀庆：年二十一，带剑，秦俗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带剑，用以表示威严。（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⑪ 【汇注】

裴　骃：蔡邕曰：“御者，进也。凡衣服加于身，饮食入于口，妃妾接于寝，皆曰御。御之亲爱者曰幸。玺者，印信也。天子玺，白玉螭虎钮。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玺’，《左传》曰‘季武子玺书追而与之’，此诸侯大夫印称玺也。”卫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崔浩云：“［玺，］李斯磨和璧作之，汉诸帝世传服之，谓‘传国玺’。”韦曜《吴书》云玺方四寸，上句交五龙，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汉书》云文曰“昊天之命皇帝寿昌”。按：二文不同。《汉书·元后传》云王莽令王舜逼太后取玺，王太后怒，投地，其角小缺。《吴志》云孙坚入洛，扫除汉陵庙，军于甄官井得玺，后归魏。晋怀帝永嘉五年六月，帝蒙尘平阳，玺入前赵刘聪。至东晋成帝咸和四年，石勒灭前赵，得玺。穆帝永和八年，石勒为慕容俊灭，濮阳太守戴施入邺，得玺，使阿融送晋。传宋，宋传南齐，南齐传梁。梁传至天正二年，侯景破梁，至广陵，北齐将辛术定广陵，得玺，送北齐。至周建德六年正月，平北齐，玺入周。周传隋，隋传唐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又：［卒］，子忽反，下同。（同上）

吕祖谦：秦之兵制，略见于此。县卒一也，卫卒二也，官骑三也，戎翟四也，舍人五也。秦国太后用事，故太后玺亦可发兵。（《大事记解题》卷六《本注》）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不可以汉制解秦文。又曰：《正义》“李斯”以下始皇称帝以后事，不可以解秦王时事。（《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六《秦始皇本纪》）

陈　直：秦代御玺不可考（“传国玺”有疑义，兹不具论）。汉代帝王所用六玺，现可见者，只有“皇帝信玺”封泥（见《封泥考略》卷一，三页）。又《十钟山房印举》有“肖（赵）太句（后）鉥”，可证战国时各国太后皆用御玺。（《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县，古代称帝王都城及其所辖地区，即王畿。戎、翟，均古代部族。翟，同“狄”。（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⑫ 【汇注】

刘　向：秦始皇帝太后不谨，幸郎嫪毐，封以为长信侯，为生两子。毐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乃与我亢？”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惧诛，因作乱，战咸阳宫，毐败，始皇乃取毐四肢车裂之。取其两弟，囊扑杀之，取皇太后迁之于萯阳宫。（《说苑》卷九《正谏》）

裴　骃：《地理志》蕲年宫在雍。（《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蕲，巨衣反。《括地志》云：“蕲年宫在岐州城西故城内。”（《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胡三省：班《志》：蕲年宫，秦惠公所起，在雍。《括地志》：在岐州城西故城内。蕲，巨依翻。（见《资治通鉴》卷六“始皇帝九年”注）

王骏图、王骏观：《集解》：蔡邕曰：御者进也。观按：训御为进，解为矫王进玺，似于义未妥也。考《韵会》云：凡天子所止之处，所用之物，皆曰御。前曰御前，书曰御书，服曰御服，皆取统驭四海之内之义，是知矫王御玺者，谓矫秦王御用之玉玺也。三代而降，沿为天子专用之字，蔡氏何昧昧耶！（《史记旧注平义·秦始皇本纪》）

王　恢：蕲年宫，《汉志》：“右扶风雍，橐泉宫孝公起，祈年宫惠公起。”《渭水注》，蕲年宫孝公谓之橐泉宫。崔骃谓穆公冢在其下，郦以为非实。《纪要》（五五）：“橐泉宫在凤翔府东南隅，本名蕲宫，秦惠公所居，孝公更名橐泉。如《汉志》所注，是二宫也。始皇时亦曰祈年宫。刘向曰，秦穆公葬雍橐泉宫祈年观下。《郡志》，秦穆公葬其地，后人因建祈年观云。”（《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平嫪毐之乱》）

韩　伟：1982年在［陕西凤翔县］长青公社孙家南头堡子壕发现一秦汉遗址。这是一处面积至少为两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在遗址的文化层和附近，除了出土有“蕲年宫当”外，还有汉代的文字瓦当。根据遗址的地层情况和“蕲年宫当”等的出土，调查者确定“孙家南头堡子壕遗址就是秦汉蕲年宫的所在地，汉代蕲年宫就建于秦蕲年宫之上”，还认为蕲年宫的时代“应以战国中晚期秦惠公建造，直到西汉时期仍然继续沿用”。（《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三《城郊宫殿及其他遗址的调查和研究》，载《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合刊）

王学理：蕲年宫建于秦惠公时期……在雍城西南30里的汧河左岸的孙家南头堡子壕村的台地上，并从战国中期一直延用到西汉后期，历时数百年之久。（《秦物质文化史》第三章《都邑·蕲年宫》）

张永禄：“蕲年宫”，秦离宫。又名祈年宫，“蕲”“祈”通假，取向天祈求丰年之意而名。创建年代有德公、穆公、惠公数说，据考古调查，可能为战国中叶秦惠公始建。蕲年宫位于雍城南郊的三畤原上。今凤翔县长青乡孙家南头有一处约2万平方米的秦汉建筑遗址，耕土层下为厚约1.2米的汉代建筑夯土层，再下为厚约0.7米的秦文化层。秦文化层内含战国至秦的绳纹陶片、云纹瓦当碎片、陶水管等。地面采集到秦云纹、花纹、涡纹瓦当和汉文字瓦当，其中有一完整的“蕲年宫当”，字体宽博，面径大，边轮宽，具有西汉中叶风格。这一遗址区东接秦公陵园，当是秦蕲年宫所在。蕲年宫是郊祀祈年的斋宫，同五畤郊祀有密切联系。（《汉代长安词典》七《离宫别馆·蕲年宫》）

⑬ 【汇评】

钱锺书：“九年，长信侯作乱而觉。矫王御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狄、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按：《史通》以《春秋》与《史记》为“二体”。夫“本纪”实《史记》中之体近《春秋》者，如此节第一句俨然《经》也，下三句又宛然《传》也。可谓《春秋》体之遗蜕矣。（《管锥编》第一册《史记会注考证·秦始皇本纪》）

⑭ 【汇注】

司马贞：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项燕立为荆王，史失其名。昌文君名亦不知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程元初：秦王即位，年少，太后时时与文信侯私通。王益壮，文信侯恐事觉及祸，乃以舍人嫪毐诈为宦者进之，生二子。封毐为长信侯，政事皆决于毐。……有告嫪毐实非宦者，王下吏治毐，毐惧，矫王御玺发兵为乱，王使相国昌平君、昌文君攻之，毐战败，走，获之，夷三族。（《季周传》卷十一）

⑮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咸阳故城亦名渭城，在雍州北五里，今咸阳县东十五里。秦孝公已下并都此城。始皇铸金人十二于咸阳，即此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咸阳，故城，亦名渭城，在今陕西咸阳县东十三里，秦孝公以下皆都此城，始皇铸金人十二于咸阳，即此也。（《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⑯ 【汇校】

李　笠：“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按：“皆”字疑涉上句误衍。（《史记订补·秦始皇本纪》）

【汇评】

牛运震：“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按：此带叙封爵，笔法省便处。（《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亦者，秦之宦者本无拜爵之法。（《大事记解题》卷六《本注》）

⑰ 【汇评】

李光缙：前后两段，当与《吕不韦传》合看，可作不韦小说，事之丑者，至秦始极矣。太史公纪之独详，亦《诗》录淫奔之意。（《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增补）

程馀庆：此后世冒功之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⑱ 【汇注】

夏伯炎：生得，活捉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芧　坤：次定毐之乱，如画。（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⑲ 【汇注】

裴　骃：《汉书·百官表》曰：“卫尉，秦官。”（《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又：《汉书·百官表》曰：“秦时少府有佐弋，汉武帝改为佽飞，掌弋射者。”（同上）

又：悬首于木上曰枭。（同上）

张守节：令，力政反。中大夫令，秦官也。齐，名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又：枭，古尧反。悬首于木上曰枭。（同上）

吕祖谦：卫尉、内史之名，始见于此。魏有中大夫须贾，则非独秦有之也。《汉书·百官表》曰：秦时少府有佐弋，汉武帝改为佽飞，掌弋射者。（《大事记解题》卷六《本注》）

程馀庆：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佐弋，少府属官，掌弋射；中大夫令，秦官。（《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马非百：卫尉，秦置。掌宫门卫屯兵，有丞。多以博士、议郎为之。始皇九年，有卫尉竭。属官可考者，有公车司马令，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天下上事及四方贡献阙下，凡所征召，皆总领之。又有卫令。（《秦集史·职官令·卫尉》）

周晓陆：《汉表》：“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师古曰：“《汉旧仪》云卫尉寺在宫内。胡广云主宫阙之门内卫士，于周垣下为区庐，区庐者，若今之仗宿屋矣。”《史记·秦始皇本纪》九年有“卫尉竭”。（《西安出土秦封泥补读·卫尉之印》，载《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

⑳ 【汇注】

张守节：《说苑》云：“秦始皇太后不谨，幸郎嫪毐，始皇取毐四支车裂之，取两弟扑杀之，取太后迁之咸阳宫（编者按：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正义》‘咸阳宫’，《考证》云《通鉴》作‘雍萯阳’，‘咸’疑‘萯’字误）。下令曰：‘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蒺藜其脊。’谏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谏曰：‘齐客茅焦，愿以太后事谏。’皇帝曰：‘走告若，不见阙下积死人耶？’使者问焦，焦曰：‘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咸阳，有不孝之行；蒺藜谏士，有桀纣之治。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王乃自迎太后归咸阳，立茅焦为傅，又爵之上卿。”《括地志》云：“茅焦，沧州人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嫪毐作乱，夷三族。（《大事记解题》卷六）

编者按：“灭其宗”，《资治通鉴》作“秋，九月，夷毐三族”，较为具体。胡三省注云：秦有夷三族之罪。张晏曰：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师古曰：如说是，所谓参夷之诛也。

㉑ 【汇注】

马非百：舍人为丞相及其他大官之属官，六国及秦皆有之。……秦舍人之数特多。李斯为吕不韦舍人。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又嫪毐得幸太后，诸客求官为毐舍人千余人。二世囚蒙恬，以李斯舍人为监军。皆其证。（《秦集史·职官志·舍人》）

㉒ 【汇注】

裴　骃：应劭曰：“取薪给宗庙为鬼薪也。”如淳曰：“《律说》鬼薪作三岁。”（《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言毐舍人罪重者已刑戮，轻者罚徒役三岁。（《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陈　直：“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直按：《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属官，有左弋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改左弋为佽飞，西安汉城遗址出土有“佐弋瓦”，怀宁柯氏藏有“宜秋佐弋”封泥，皆作佐弋，与本文同，《汉书》作左弋者为省文。又按：《金文续考》四十页，上郡戈有“工鬼薪戠”之题名，此戈为始皇二十五年所造，与本文时代正合。汉代鬼薪为三岁刑，盖因秦制。（《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张家英：“鬼薪”为秦汉时判服的徒刑之一，因其最初为宗庙取薪而得名。此种徒刑的期限，一般为三年。凡服此刑的人，应从事官府杂役、手工业生产劳动以及其他各种体力劳动……《秦律杂抄》中亦有：“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睡虎地秦墓竹简》130页）说明秦代与汉代均有这种徒刑，而且是处罚较轻的一种徒刑。（《<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始皇本纪》）

【汇评】

牛运震：叙治罪分四等，笔法极错综。（《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㉓ 【汇注】

吕祖谦：又轻者，乃夺爵徙蜀。（《大事记解题》卷六《本注》）

㉔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房陵即今房州房陵县，古楚汉中郡地也，是巴蜀之境。《地理志》云房陵县属汉中郡，在益州部，接东南一千三百一十里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王　恢：房陵，《纪要》（七九）：“今湖北房县治。春秋麋地（渚防）。或以为即房子国，误。”按《广韵》，秦为县，秦灭赵，流王迁于此，见《淮南子》。汉为房陵县，属汉中郡，后汉改房陵。《华阳国志》：“秦始皇徙吕不韦舍人万家于房陵，以其隘地也。汉时宗族大臣有罪，亦多徙此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平嫪毐之乱》）

【汇评】

程馀庆：此大事，故详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㉕ 【汇校】

梁玉绳：“四月寒冻，有死者。”按：上文已书四月，则此为重出矣，岂因寒不以时，重书以见异耶？《史诠》云“当更曰‘是月’”。（《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张文虎：“四月寒冻”，《志疑》云“四月”重出，《史诠》云当更曰“是月”。按：疑本作“是月”，后人因《正义》“四月建巳”之文而妄改之。（《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㉖ 【汇注】

张守节：四月建巳之月，孟夏寒冻，民有死者，以秦法酷急，则天应之而史书之。故《尚书·洪范》云“急常寒若”，孔注云“君行急则常寒顺之”。（《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汇评】

程馀庆：《洪范》：“急常寒若。”秦法酷急，故有此应。（《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㉗ 【汇注】

司马贞：端和，秦将。衍氏，魏邑。（《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衍，羊善反。在郑州。（《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胡三省：《姓谱》：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诸杨，号曰杨侯；后并于晋，因以为氏。又晋大夫杨食我食采于杨氏，子孙以邑为氏。杨食，音嗣。（见《资治通鉴》卷六“始皇帝九年”注）

陈　直：“杨端和攻衍氏。”直按：秦代武将蒙氏、王氏之外，则有杨氏。见于《史记》者，有杨端和、杨樛（见《琅琊台石刻题名》）、杨熊、杨熹等人（见《项羽本纪》及《高祖本纪》）。又《淮南子·人间训》云“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云云。杨氏必为华阴人，为东汉杨震之先世，杨熹则为其嫡支之祖，其他诸杨，世系不可考。（《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王　恢：衍氏，衍在今郑州北三十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奋六世之余烈》）

㉘ 【汇评】

牛运震：“从斗以南八十日”，撰句最古。（《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㉙ 【汇注】

裴　骃：徐广曰：“甲子。”（《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㉚ 【汇注】

唐汝询：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初秦昭王之庶孙曰子楚，质于赵。子楚贫，不韦奉千金之资，为子楚外结宾客，而内事华阳夫人。以故得立为嫡。及子楚即位，是为庄襄王。以不韦为相，封文信侯。始皇九年，不韦以嫪毐故免相，迁于蜀，饮毒自杀。（《顾氏诗史》卷三《吕不韦》）

梁玉绳：“坐嫪毐免”附按：湖本讹刻“嫪”作“缪”。（《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马非百：秦代对于官吏之任免与考绩，其详已不能尽知，然亦有可得而论者。……当某一职官另有重要任务或被认为不能称职，或有其他原因时，即可以将其免职。……又有因犯罪而免职者，如范雎任王稽为河东守，王稽坐与诸侯通弃市，雎亦因谢病免相，并秘密赐药自杀。又昭王四十九年，免武安君为士伍。始皇十年，相国吕不韦因嫪毐免。皆其证矣。（《秦集史·职官志·官吏之任免与考绩》）

【汇评】

吕祖谦：《战国策》曰：秦攻魏急。或谓魏王曰：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鞔者，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虽至于闾门之下，廊庙之上，犹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赂秦，以为嫪毐功，卑体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国赞嫪毐，以嫪毐胜矣。王以国赞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于骨髓。王之交，最为天下上矣。今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嫪氏？天下必弃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嫪、吕争权，略见于此。《孔丛子》载此说以为子顺之策。子顺相魏，进退有圣贤之风，宁忍出此乎？（《大事记解题》卷六）

唐汝询：不韦虽贾庶，志与常人殊。邯郸得子楚，奇货称可居。千金媚华阳，立嫡在须臾。题封十万户，一举超天衢。布书咸阳门，名与天壤俱。狙谋难久恃，天地有盈虚。钓奇非不巧，中冓计且疏。封狐徒假虎，骊龙思得珠。兹货将安设，为子捐其躯。而子为天子，而当甘一死。（《顾氏诗史》卷三《吕不韦》）

郭之奇：吕不韦者，秦庄襄王之相国。壬子年，秦使吕不韦帅师灭东周，迁东周君于阳人聚，周遂不祀。不韦既绝周祀，复易秦宗，真市狯之雄哉！（《稽古篇》卷四十三《叛人总传》）

编者按：王党、后党、相党三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从秦王政一掌权便摊了牌。嫪毐沉不住气，首先发难，结果被平息了。第二年（秦王政十年），吕不韦免相。三种政治势力较量了一个回合，便以王党的全胜而告终。在这次斗争中，秦王政先利用了吕不韦的相党，“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然后，不费太大的力气，便削掉了相党，并逼得吕不韦自杀（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年）。从这里便可以看出这位青年少主政治上的成熟程度。他初露头角，便来势逼人，不能不使大臣们侧目而视。（见张文立《秦始皇帝评传·秦始皇的生平事略》）

㉛ 【汇注】

刘　向：齐客茅焦乃往上谒曰：“齐客茅焦愿上谏皇帝。”皇帝使使者出问：“客得无以太后事谏也？”茅焦曰：“然。”使者还白曰：“果以太后事谏。”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见阙下积死人耶？”使者问茅焦，茅焦曰：“臣闻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来者，欲满其数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尽负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来犯吾禁，趣炊镬汤煮之，是安得积阙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剑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过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则死矣，君独不能忍吾须臾乎？”使者极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谒，起，称曰：“臣闻之：夫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讳死者不可以得生，讳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圣主所欲急闻也。不审陛下欲闻之不？”皇帝曰：“何谓也？”茅焦对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耶？”皇帝曰：“何等也？愿闻之。”茅焦对曰：“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萯阳宫，有不孝之行；从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今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恐秦亡，为陛下危之。所言已毕，乞行就质。”乃解衣伏质。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愿受事。”乃立焦为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驾千乘万骑，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萯阳宫，归于咸阳。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饮，太后曰：“抗枉令直，使败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得复相会者，尽茅君之力也。”（《说苑》卷九《正谏》）

胡三省：《姓谱》：周公之子封于茅，其后以国为氏。又有茅戎。邾大夫有茅地、茅夷鸿。（见《资治通鉴》卷六“始皇帝九年”注）

郭大有：嫪毐与太后乱，生二子，始皇欲攻毐，毐惧，发兵为乱，王使昌平君攻之，夷毐三族，杀其二子。茅焦入谏，责以四失。“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萯阳宫，有不孝之行；从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新刻官板大字评史心见》卷二《始皇不杀茅焦》）

牛运震：太后以嫪毐事迁雍，此九年事也，《本纪》并未载明，而十年突载“齐人茅焦说秦王”云云，殊属阙漏，事迹遂少原委，昔人尝讥之。（《读史纠谬》卷一《始皇本纪》）

梁玉绳：“齐人茅焦说秦王”按：茅焦事详《说苑·正谏篇》。《评林》引明董份曰：“不先记秦政逐太后，而遽述茅焦，恐太简。”（《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汇评】

郭大有：始皇杀谏士二十七人，乃置鼎镬于庭曰：“敢有再谏者，烹之。”茅焦厉声以谏，责以四失，何异蹈虎尾之危哉。且嫪毐与太后淫乱，生二子，始皇欲杀之，毐惧，发兵为乱，几危社稷，幸伏诛矣，当时茅只以母子天性之爱感动始皇，迎回侍养可也，夫何谏曰：“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二弟，有不慈之名！”愚谓嫪毐渎乱天伦，有伤风化，乃奸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何嫉妒不慈之有？岂可犹以假父、二弟为名哉？若以父、弟为名，不惟彰后之丑，亦以紊秦王之谍，天潢之派，设使始皇无嗣，抑将以为弟而传秦之祚乎？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始皇有何颜立于百官万民之上哉？吁！二十七人敢谏，不当杀而杀之，始皇之残忍也。焦化暴生，使母子复全，其恩谏虽可取，立言则非。当杀不杀，始皇之昏庸也。遂失天下，不亦宜乎！（《新刻官板大字评史心见》卷二《始皇不杀茅焦》）

吴　宽：谏者不独以言之忠，欲其气雄；不独以名之彰，欲其事立。焦死于二十七人之后，难乎其心哉！谏于二十七人之后，难乎其词哉！可谓言忠、气雄、名彰、事立矣。（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申涵煜：茅焦之言，肆口丑诋，不知始皇何为改容？岂动心于天下瓦解之言耶？至欲就死以满二十八宿之数，尤属荒唐！（《通鉴评语》卷一《茅焦》）

刘咸炘：归谓《说苑》载茅焦谏书颇害义，故略之。按：《说苑》本采战国时杂说，史公所见书，不如子政之多，或本不知此，或以其不足信而弃之，要必非为害义也。（《太史公书知意·秦始皇本纪》）

㉜ 【汇注】

夏伯炎：母太后，指秦始皇的生母赵姬。（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㉝ 【汇评】

吕祖谦：按：《本纪》，齐人茅蕉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说苑》所载，其辞多浮夸，且未见所以动始皇者。《本纪》所书简而实矣。《战国策》载顿弱面诋始皇不孝，始皇勃然而怒，顿弱告以山东战国有六威，不掩于山东而掩于母，始皇乃霁怒，问战国可兼之计。然则始皇所重者，独兼并诸侯耳，茅焦所以能复太后者，特以诸侯倍秦恐之，非能以母子天性感悟之也。（《大事记解题》卷六）

陈　埴：秦迁太后于离宫，谏死者二十七人，而后来之输忠者犹未已。夫秦无道之极矣，而在廷何多直节臣也？且其谏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贵戚之卿也；非必皆析秦之圭，皆儋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产，皆直言之士也，而为是奋死而不顾。盖生乎战国之世，无一而非口舌之士；仕于危亡之朝，无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于波涛汹涌之间，游人之所不能泳，与齐俱没，与汩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为工耳。若夫潢污行潦，弱翁稚子，可褰裳而济，彼岂以是而动其心哉！此所以积尸秦庭，而后来者愈出而愈奇也。虽然，亦危矣！逆骊龙之颌下而取其珠，撩虎口而夺之食，若茅焦者亦幸矣。（《木钟集》卷十一《史》）

㉞ 【汇注】

裴　骃：《说苑》曰：“始皇帝立茅焦为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亢直，使败复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复相见者，茅君之力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大龄：郑伯克段于鄢。谓姜氏欲段成篡也。而置之大隧中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群臣无敢谏者。颍封人考叔请见，君遗之羹。考叔曰：臣之母尽尝臣之食，未尝君之羹，愿以奉母。郑伯泣下。考叔因进言，遂为母子如初。秦始皇帝觉嫪毐之奸，灭其族而迁太后于萯阳宫。谏而死者尸集阙下。茅焦请谏，始皇趣召镬，欲烹之。焦徐言曰：“陛下车裂假父，囊扑二弟，幽母戮谏，桀、纣不至是也。天下将瓦解，无向秦者矣。”解衣就烹，帝大寤，下殿手接之，亦为母子如初。（《玄羽外编》卷十六《说史隽言·纳诲》）

张文虎：“《集解》‘天下亢直’”疑有误。今本《说苑》作“亢枉令直”，《御览》百三十五引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周晓陆、刘瑞：“萯阳宫印”，录于《封拓》。《汉志》右扶风鄠县，班固注：“有萯阳宫，秦文王起。”……《说苑·正谏》：“（秦始皇）取皇太后迁之于萯阳宫。”茅焦谏：“迁母萯阳宫，有不孝行。”“皇帝立驾千乘万骑，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萯阳宫归于咸阳。”秦萯阳宫鼎铭：“萯共，六斤十二两过。”又后刻汉铭“萯阳共鼎，容一斗一升，重六斤七两，第百卅七”。秦萯阳宫在今陕西户县北，渭河以南，涝峪河侧的渼陂。汉世沿用。（《九十年代之前所获秦式封泥》，载《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8年第1期）

编者按：据《水经·渭水注》云：甘水“出南山甘谷，北迳秦文王萯阳宫西，又北迳五柞宫东”。甘水即户县西部的甘河，甘谷即今终南山北部的甘峪沟。从《水经注》可看出萯阳宫当在甘河中游的东侧。另《三辅黄图》云：萯阳宫“在今户县西南二十三里”。《元和郡县图志》云：“秦萯阳宫，在（户县）西南二十三里。”由此推断，当在甘峪口一带。根据以上三说，从甘河一带的实际考察来看，《三辅黄图》的记载是正确的。此宫西汉时修葺沿用。户县县志办的李养民先生经过4年的实地考察和文物收集，认为该遗址应在户县西南的鸡子山上，他的推测也得到了省内有关考古专家的认可。1982年，户县县志办修撰《户县志》时，在户县西南二十三里的曹村，发现元代延祐六年（1319）立的《创建崇真观碑》，碑文中写道：“秦王萯阳宫故址在焉，信夫天壤间自昔为佳处也。”这应该是关于萯阳宫所在地的确切记载。此后，他登山反复勘察找寻，2002年10月，他先后找到秦汉瓦当残片3件，其中秦汉云纹瓦残片2件，文字瓦当残片1件。其中秦云纹瓦当直径为16厘米，与秦咸阳遗址出土的秦瓦当无异。（见徐卫民《秦汉历史文化研究》）

【汇评】

邹　泉：太后乱行，非母也；嬴政幽母，非子也。即骨肉之恩，再续廷诤之路，复启其事，何足道焉。独茅焦之谏，有足壮者。方政之迁太后于雍也，谏而积尸于庭者二十七人矣。当其时，忠赤之士，囚气锁词，孰敢谏者，茅焦乃能独奋勇果，谔谔告庭，折其数失，从容伏质，其视虎狼之政，鼎镬之烹，若无有然，可不谓之难哉？所不满者，假父二弟，正秦国之大戮，而焦并以此为辞，假令秦王缘此而益怼其母也，焦又何说乎？然则焦亦痈而焦耳，彼陈黯谓焦言忠气雄，名彰事立，为贤于龙逢、比干之谏桀、纣，徒自柔声婉词而又身不免、事不立者。呜乎，成败胡可以论人也！（《尚论编》卷五《秦·茅焦》）

张大龄：玄羽《逸史》曰：“颍、茅两君，俱以立谈之间，回天移岳。以事论之，郑伯怨深，秦皇怒极。以人论之，郑伯多忍，秦皇穷暴。乃颍叔牖纳，茅焦面折。颍如导滞，茅如扑燎。颍如驯象，茅如料虎。难易不同，而其触发天良，绳约伦纪，用心则一也。不可为纳诲者法乎？”（《玄羽外编》卷十六《说史隽言·纳诲》）

㉟ 【汇注】

裴　骃：徐广曰：“《表》云咸阳南宫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按：此纪及《三辅黄图》皆言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宫，则是时为始皇十年，安得有之？况甘泉宫在左冯翊池阳县西，与《史》言迎太后入咸阳亦不合。徐广引《表》云“咸阳南宫”是也，而《表》无“南宫”之文，盖传写脱耳。然南宫未知的为何宫。考《汉志》右扶风渭城县注有兰池宫，岂即南宫欤？程大昌《雍录》直谓南宫为甘泉宫，谬甚。据《说苑》，是时太后从萯阳宫归咸阳，窃意咸阳南宫必在兰池南，乃太后之宫，若汉称太后宫为东宫矣。（《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王　恢：甘泉宫，徐广曰：“《表》云咸阳南宫也。”《史地考》（二二）“秦甘泉宫在渭南，汉甘泉宫在云阳（按：见《元和志》卷一），隋甘泉宫在鄠县（按：《元和志》卷二云：在县西南二十二里，前对甘泉谷）。秦时咸阳跨渭南北，甘泉近上林，即鄠县也。秦隋甘泉宫正同一地。又文景皆临幸甘泉，而不曰甘泉有宫，以秦二世有林光宫，至汉犹存，武帝别创甘泉在林光宫旁，在今淳化县西北”约三十里。《括地志》误秦始皇作甘泉宫于云阳。（《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平嫪毐之乱》）

张永禄：秦甘泉宫，秦离宫名。初建年代不详，最晚在秦昭王时已有。长期以来，秦甘泉宫所在地说法不一，一说秦甘泉宫与汉甘泉宫同名同地（在今淳化县），一说秦甘泉宫与隋甘泉宫同名同地（在今户县），一说甘泉宫即林光宫。今人在旧说之上又有两说：一说秦甘泉宫在渭河之南，汉长安城的桂宫可能就是秦甘泉宫旧址；一说秦甘泉宫在今乾县、礼泉之接壤处。两说都有实地调查和文献资料推论为据，但有待发掘证实。（《汉代长安词典》七《离宫别馆·秦甘泉宫》）

夏伯炎：甘泉宫，咸阳南宫。非汉云阳之甘泉宫。（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程馀庆：不先记迁太后于雍萯阳宫，而遽述茅焦事，亦疏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郭嵩焘：按：始皇既诛长信侯，因迁太后，群臣谏多死者，得茅焦谏，乃自雍迎还太后甘泉宫。今隐其前事而云“迎太后于雍”，本末不明，此亦史公疏处。（《史记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王根权、姚生民：古甘泉山，今名好花圪垯，位于淳化县北三十公里，是旬邑、耀县、淳化三县分界处，属桥山山系余脉。1986年夏，解放军空军某部在该山施工时发现了主峰秦汉建筑遗址，经勘查，我们又相继发现了箭杆梁、孟家湾、鬼门口南峰、庙趟、十七号电杆、石门东峰等七处秦汉建筑遗址和多处土台遗址……主峰遗址，位于古甘泉山，今好花圪垯主峰口，其地最高，海拔1809米。现定汉甘泉宫遗址位于其正南山脚下，相距6公里。（《淳化县古甘泉山发现秦汉建筑遗址群》，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2期）

大索，逐客①。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②。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③。大梁人尉缭来④，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⑤，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⑥，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⑦。愿大王毋爱财物⑧，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⑨，则诸侯可尽⑩。”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⑪，衣服食饮与缭同⑫。缭曰：“秦王为人，蜂准⑬，长目，挚鸟膺，豺声⑭，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⑮，得志亦轻食人⑯。我布衣⑰，然见我常身自下我⑱。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⑲。”乃亡去⑳。秦王觉，固止㉑，以为秦国尉㉒，卒用其计策㉓。而李斯用事㉔。

① 【汇注】

江　贽：“甲子”（秦十、楚幽王悍元、燕十八、魏六、赵八、韩二、齐二十八年），秦宗室大臣议曰：“诸侯人来仕者，皆为其主游间耳。请一切逐之。”于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书曰：……王乃召李斯，复其官，除逐客之令，卒用李斯之谋，兼天下。（《少微通鉴节要》卷二《后秦纪·始皇帝》）

吕祖谦：《李斯传》云：韩人郑国来间秦，作渠而觉，秦宗室大臣请一切逐客。方是时，吕不韦专国，不韦亦客也，孰有敢言逐客者乎？《本纪》载于吕不韦免相之后，得之矣。（《大事记解题》卷六）

② 【汇注】

张习孔：李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从学于荀况。学成入秦，任为郎（王侍从官）。他劝秦王“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因升为长吏，后拜为客卿。是岁，秦“大索”，下令逐客卿，李斯因上《谏逐客书》，指出“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下令逐客，是借兵于敌人。遂除逐客令，复李斯官，用其谋。后来，李斯官至廷尉（掌刑狱）。（《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秦》）

【汇评】

郭大有：李斯谏逐客之书，其言近理。然坑儒焚典，导始皇于不仁，虽有嘉言善士，亦莫之用，宜乎二世而亡。噫！客固不负于秦，斯实有负于秦矣。（《新刻官板大字评史心见》卷一《李斯谏逐客》）

③ 【汇注】

徐孚远：韩非，韩公子，以不用于韩，欲干秦王。其后使秦，为李斯所谮死。今云“谋弱秦”，非也。疑即李斯谮非之辞，载于秦史记耳。（《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马非百：又《始皇纪》言：以缭为国尉，则尉乃官名，与尉屠睢、尉佗相同。颜氏以尉为姓，误矣。（《秦集史·艺文志·尉缭》）

夏伯炎：大梁，魏都城。在今河南省开封市。（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张习孔：缭，魏国大梁人，其姓失传。是岁入秦，劝秦王收买六国权臣，乱其部署，统一中国。秦任之为国尉（掌全国军事），因称尉缭。（《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秦》）

⑤ 【汇校】

张文虎：《御览》八十六引作“以秦之强，视诸侯……”，疑今本脱“视”。（《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⑥ 【汇校】

张文虎：“翕”，《御览》无。（《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李　笠：“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按：“翕”即合字之误而复出耳。《御览》七百三十九引，无。或曰“翕”为忽之声误。（《史记订补·秦始皇本纪》）

⑦ 【汇注】

夏伯炎：智伯，荀瑶。智氏是春秋战国时晋国的六家豪族权臣之一，至荀瑶，被韩、赵、魏三家所灭。荀瑶亦被杀。事详《晋世家》。夫差（？—前473），是吴国国君。事详《越王勾践世家》。湣王（？—前284），齐国国君。前284年，五国联合攻齐时，被相国淖齿杀于莒。事详《齐太公世家》。（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程馀庆：援古宕甚。（《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⑧ 【汇注】

吕祖谦：《战国策》云：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秦相应侯曰：“王勿忧也。请令废之。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贵耳。王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于是使唐雎载音乐，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会，相与饮。谓邯郸人：“谁来取者？”于是其谋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与之昆弟矣。公与秦计功者，不问金之所之，金尽者功多矣。今令人复载五千金随公。唐雎行，之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与斗矣。（《大事记解题》卷六《本注》）

⑨ 【汇校】

张文虎：《御览》引“三”作“四”。（《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⑩ 【汇注】

凌稚隆：按：高祖以四十万金恣陈平行间本此。（《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汇评】

牛运震：“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此语亦亢爽之极。（《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简妙！当时诸侯实是可哀。（《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⑪ 【汇注】

钱　穆：《汉志》杂家：《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又有《尉缭》三十一篇。据《史记·始皇本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在始皇十年。而今传《尉缭》书有梁惠王问，年世不相及。后人因谓今所传者乃兵家《尉缭》，在梁惠王时，而始皇时杂家《尉缭》则佚。然考《史记》，缭既见秦王，欲亡去，秦王觉，因止以为秦国尉。则所谓尉缭者，尉乃其官名，如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之例，而逸其姓也。若是则秦有尉缭，岂得魏亦有尉缭，又系魏之大梁人？以此言之，知非二人矣。《汉志》如齐孙子、吴孙子，所以别同名之嫌。若尉缭系两人，则亦应书秦尉缭、梁尉缭也。且缭之说秦，与《秦策》顿弱之言同。其称秦王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事类范蠡。窃疑《史记》载缭事已不足尽信，书又称梁惠王问，则出依托。其殆秦宾客之所为，而或经后人之羼乱者耶？（《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四《尉缭辨》）

夏伯炎：亢礼，平等相待之礼。亢，同“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⑫ 【汇注】

吕祖谦：尉缭之策略与李斯同，不过以金啖之耳。前此范雎合散合纵，后此陈平之间项羽，同此一术。盖乱世风俗贪鄙，故此术每发每中。有言礼义廉耻于多事之际，必以为迂阔。不知拨乱之策，莫要于此。为人上者，盖亦少思哉。（引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日］泷川资言：崔适曰，尉缭以官为姓。愚按：《汉书·艺文志》，杂家有《尉缭》二十九篇，盖此人作。《隋志》：杂家《尉缭子》五卷，梁惠王时人，与此人别。（《史记会注考证》卷六《秦始皇本纪》）

林剑鸣：《尉缭子》记“梁惠王”事，乃出于依托，不一定真有此事。在先秦诸子中，这是屡见不鲜的，依托黄帝者有之，依托老子者有之，在战国末年的作者，为什么不能依托梁惠王呢？（《秦史稿》第十二章）

⑬ 【汇校】

裴　骃：徐广曰：“蜂，一作‘隆’。”（《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李　笠：“秦王为人，蜂准”，按：“蜂”古或作“锋”。《汉书·中山靖王传》“谗言之徒‘螽’生”，注“螽”与“锋”同。《后汉书·光武纪》“盗贼‘蜂’起”，注“‘蜂’或作‘锋’，‘锋’又通作‘丰’，声转为‘隆’”。《史记·五帝纪》“帝喾娶陈锋氏女”，《汉书·人表》作“丰”，《大戴记·帝系姓》作“隆”，是“蜂”“锋”“丰”“隆”四字，并声近字通。《论衡·骨相篇》正作“秦王为人隆准”，《高祖本纪》“隆准龙颜”与此义同也。张氏望文生训，以为“蜂，虿”字，谬甚。《高祖纪》《索隐》及《汉书》晋灼注，并云始皇蜂目、长准，盖灼注初涉《楚世家》“商臣螽目豹声”致误。小司马不察，慢承其旧耳。否则《正义》亦当云“长鼻”，不当云“高鼻”也。然《楚世家》云“螽目”亦非“目”，盖“自”之讹。“自”即“鼻”字，《说文》：“自，鼻也。”《皇部》“自”读若“鼻”，段玉裁云：“自与鼻不但义同，而且音同，相假借也。”是知商臣之螽自，即始皇之蜂准，亦即汉高之隆准矣。然其误已久，骤言之恐骇俗耳。（《史记订补·秦始皇本纪》）

【汇注】

张守节：蜂，孚逢反。准，章允反。蜂，虿也，高鼻也。文颖曰：“准，鼻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张家英：“准”有“鼻”义。《高祖本纪》谓高祖“隆准”，即鼻梁高。……钱锺书先生说：“‘人鼻耸出，故称面之山’（《世说新语·排调》篇）。若禽、虫之面，舍大象而外，皆以喙为主，鼻儿几附属于喙；古罗马博物家至谓唯人有面，亦唯人有鼻高耸。窃疑‘蜂准’喻鼻之共削，如蜂能刺；乃锐准，非隆准也。”（《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1版198—199页）。（《<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始皇本纪》）

⑭ 【汇注】

张守节：鸷鸟，鹘。膺突向前，其性悍勇。（《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穆文熙：“鸷鸟膺”，突向前也。（《四史鸿裁·史记》卷五《秦始皇纪·尉缭说秦王》注）

翦伯赞：（秦始皇）并不如后世所想象的他是生长着一幅严肃得可怕的面孔，假如他多少有些母亲的遗传，他应该是一位英俊而又漂亮的青年。（《秦汉史》第三章《秦代政权的性质、组织、发展及其灭亡》）

夏伯炎：挚，通“鸷”，猛禽，如鹰、雕之类。（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赵生群：疑有脱文。《御览》卷七二九引《史记》作“鸷喙乌鹰”南宋高似孙《纬略》卷七引《史记》云“始皇鸷喙”。（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校勘记）

编者按：对秦始皇的形象，《史记》各书略有提及。《河图》曰：“秦始皇帝名政，虎口，日角，大目，隆鼻，长八尺六寸，大七围，手握兵执矢，名曰祖龙。”此为《太平御览》卷八十六所引。《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尉缭的话说：“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集解》说：“徐广曰：蜂一作隆。”《正义》：“蜂，虿也，高鼻也。文颖曰：准，鼻也。”《正义》曰：“鸷鸟，鹘，膺突向前，其性悍勇。”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一文中解释说：“长目，疑当作马目，如此方与上下文的‘蜂’‘鸷鸟’‘豺’‘虎狼’等动物名汇为类。马目形容其眼球突出。”综合以上来看，始皇帝乃是一位伟岸的奇男子。他身高1.98米，天庭饱满，大眼睛，高鼻梁，胸部因缺钙而突出，声音有些嘶哑。有人可能怀疑其身高，其实我觉得不用怀疑。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中的陶俑的身高，应是秦代人的实际身高。一号坑发掘报告登记的出土陶俑709尊中，身高1.80米以上的有167尊，占百分之二十三点六五。这是陶俑足至头顶的高度。战国秦汉人个头高的大有人在，邹忌便高八尺有余，即1.84米；汉代韩王信长八尺五寸，合1.96米，有人著文说始皇帝是小个子，是没有根据的。（见张文立《秦始皇帝评传·秦始皇生平事略》）

秦始皇像

⑮ 【汇注】

张守节：易，以豉反。言始皇居俭约之时易以谦卑。（《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⑯ 【汇注】

张守节：言始皇得天下之志，亦轻易而啖食于人。（《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郭沫若：“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这里所说的前四项都是生理上的残缺，特别是“挚鸟膺”，现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症的一种特征。“蜂准”应该就是马鞍鼻，“豺声”是表明有气管炎。软骨症患者，骨的发育反常，故而胸形、鼻形都呈变异，而气管炎或支气管炎是经常并发的。有这三种征候，可以下出软骨症的诊断。因为有这生理上的缺陷，秦始皇幼时一定是一位可怜的孩子，相当受了人的轻视。看他母亲肆无忌惮，又看嫪毐与太后谋，“王即薨，以子为后”（《吕不韦传》），可见他还那么年轻的时候便早有人说他快死，在企图篡他的王位了。这样身体既不健康，又受人轻视，精神发育自难正常。为了图谋报复，要建立自己的威严，很容易地发展向残忍的一路。身居王位，要这样发展也没有什么阻碍。结果他是发展向着这一条路上来了。“少恩而虎狼心”，便是这种精神发展的表征。（《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七）》）

【汇评】

郭沫若：他逐放母亲，囊杀婴儿，逼死有功的重臣，毒杀有数的学者，如尉缭批评他的“少恩而虎狼心，得志亦轻食人”，照史实看来，是一点也不曾过分。吕不韦被他逼死了，单因“窃葬”的原故，更对于其宾客们大加窜逐，“籍其门”。其实那些“窃葬”的舍人们倒应该是些有良心的人，并不因吕氏的失足而改变他们的情谊。然而这样的人，他那里看得惯呢！他所乐用的是李斯那样的变节汉，出卖朋友的专家；姚贾那样的“梁之大盗，赵之逐臣”；赵高那样的腐刑之余，该受死刑的要犯。（《十批判书·吕不韦和秦王政的批判（九）》）

编者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遗大夫种书中有“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当勾践称霸之后，乃赐种自杀。程馀庆有鉴于此，乃在《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得志亦轻食人”下评曰：“与范蠡论勾践意同。”诚然。

⑰ 【汇校】

张文虎：“我布衣”《御览》七百二十九引下有“也”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⑱ 【汇评】

编者按：能下人，不是说能礼贤下士。他尊重尉缭，是在六国未灭，正需用人之时。他对王翦也是在派李信攻楚吃败仗之时，才去请王翦出山为他出力。传说还将一位公主给了王翦作妻。所以，他的下人，是有条件的，是在自己有困难之时，需要他人帮助时，便身自下人了。这点尉缭看清了，王翦也心知肚明。这种身自下之，不过是自己需要摆脱困难时对有利于自己的人的一种拉拢手段而已。它同尊贤任能是不相干的。（见张文立《秦始皇帝评传·秦始皇帝的政治思想（八）》）

⑲ 【汇评】

牛运震：“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云云，按：此借尉缭口中写出秦王形貌性情，笔法最妙，语亦极遒练。（《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从好处看出不好处，妙！妙！借尉缭口中写出秦王形貌，笔法最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⑳ 【汇评】

王维祯：尉缭之识始皇，范蠡之识勾践，其言正同。然尉缭乃贪荣好爵之士，其亡去实伪，盖试始皇耳，不著范蠡之真去也。（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㉑ 【汇校】

张文虎：“固止”，《御览》引下有“之”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㉒ 【汇注】

张守节：若汉太尉、大将军之比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马非百：国尉，汉代谓之太尉。应劭云：“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为称。”金印紫绶，掌武事。……始皇十一年，以尉缭为国尉。盖秦时本名国尉。《汉书》言太尉秦官者，疑有误。（《秦集史·职官志·国尉》）

于豪亮：司马错是秦的名将，战功卓著，才不过是国尉。白起攻打韩魏，获得大胜，也才晋级为国尉。尉缭作为国尉，为秦始皇出谋划策。可见国尉的级别很高。不过，根据《商君书·境内》，国尉的级别尚在将军之下，这是同史籍的记载相合的。（《云梦秦简所见职官述略》，载《文史》第8辑）

张　烈：《尉缭子》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兵书，唐宋间曾有人引用它注释《孙子》。北宋张载曾为《尉缭子》作注释一卷，今已佚失。北宋元丰年间，当时神宗政府将《尉缭子》与《孙子》《六韬》等其他六部兵书合编一起，称“武经七书”，作为钻研军事的必读之物。所以，研究我国古代的军事学，《尉缭子》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典籍。……从内容上可以说明此《尉缭子》是一部杂家兵书，它采纳了众家之言，而非一家之说。儒家的仁义学说、法家的农战主张、道家的无为思想在《尉缭子》一书里都有反映，甚至诸子作品里一些具体谈兵、治国和其它的议论在《尉缭子》一书里也能找到，有些虽非原话，但也非常近似……关于尉缭这个人的名字，过去说法不一。唐人颜师古说尉是姓，缭是人名。今人钱穆说尉是官名，缭是人名，而姓已佚。不管那一说准确，反正《尉缭子》一书的作者，指战国时期秦始皇十年从大梁入秦的尉缭，都能讲得通。（《关于<尉缭子>的著录和成书》，载《文史》第8辑）

【汇评】

穆文熙：尉缭与范蠡之识正同，既知秦王不可与游，何去而复返之？盖缭乃贪荣好爵之士，其亡去，实用以试尝秦王尔，非本心也。（《四史鸿裁·史记》卷五《秦始皇纪·尉缭说秦王》）

㉓ 【汇注】

张之象：先言“从其计”，后言“卒用其计”，言之序也。（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艺文志》：《尉缭子》二十九篇，在杂家；《尉缭子》三十一篇，在兵家。先言“从其计”，后言“卒用其计”，言之序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㉔ 【汇评】

吴见思：尉缭无传，故于此评之。仍带李斯一句者，并天下之谋，出于李斯，而不专是尉缭之谋也。（《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牛运震：“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此又带叙“李斯用事”，以缴为提，笔力有余处。（《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尉缭无传，故于此详之。仍带李斯一句者，并天下之谋出于李斯，而不专是尉缭之谋也。以缴为提，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十一年，王翦、桓齮、杨端和攻邺①，取九城②。王翦攻阏与、橑杨③，皆并为一军。翦将十八日，军归斗食以下④，什推二人从军⑤。取邺安阳⑥，桓齮将⑦。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⑧。其舍人临者⑨，晋人也逐出之⑩；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⑪，迁⑫；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⑬。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⑭，视此⑮。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⑯。当是之时，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⑰。

① 【汇注】

胡三省：《姓谱》：桓本自姜姓，齐桓公后，因谥为氏。余按：齐桓之前有周桓王、鲁桓公，晋有桓、庄之族，而以姓桓者为祖齐桓，亦不通矣。齮，丘奇翻。（见《资治通鉴》卷六“始皇帝十一年”注）

王　恢：邺，本属邢，齐桓公（前661）筑五鹿、中牟、邺，以卫诸夏。后属晋。魏文侯七年（前418），得其地，以西门豹为邺令。安釐十九年（前258），晋鄙救赵，止壁于此。赵悼襄六年（前239），魏以与赵（《赵世家》）。今秦攻取之。汉高十二年（前195）置魏郡，治邺。建安十八年曹操自为魏公，曹丕为魏帝，以邺为帝业始基，与洛阳、谯、许昌、长安为“五都”。城周四十里，盛称“邺下”。晋避怀帝讳，改为临漳。寻为石虎所陷，遂以为都。慕容燕、东魏、北齐并都之。后周大象二年毁其城，城在今临漳县西四十许里之邺镇。宋熙宁中废为镇，省入临漳。（《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奋六世之余烈》）

又：临漳，东魏分邺东界与内黄、斥邱、肥乡四县地置，治今临漳县西十八里旧县村。明洪武十八年避漳水患，移治王店，即今治。（同上）

汪贤度：王翦，秦大将，先后率军攻破赵、燕，灭楚，后封为武城侯。（《史记纪传选译·秦始皇本纪》）

又：邺，古都邑名，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当时属赵。（同上）

② 【汇注】

张习孔：秦以救燕为名，派王翦、桓齮、杨端和攻赵，取阏与（今山西和顺）、橑阳（今山西左权）、邺（今河北磁县南邺镇）、安阳等九城，尽取漳水流域之地。（《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秦》）

③ 【汇注】

裴　骃：徐广曰：“橑音老。在并州。”（《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汉表》在清河。《十三州志》云：“橑阳，上党西北百八十里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胡三省：据《十三州志》，橑，当音辽。（见《资治通鉴》卷六“始皇帝十一年”注）

王　恢：橑阳，《清漳水注》：“清漳水自梁榆来，又东南与水相得。水出阳县西北山，南流迳故城西南，东流至粟城注于清漳。”按：橑阳，汉属上党郡沾县。魏明帝复为辽阳，即今山西辽县。又橑水为清漳西源，自和顺南来者为东源，会于辽县东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奋六世之余烈》）

夏伯炎：阏与，邑名。属赵。故址在今山西省和顺县西北。杨，同“橑阳”。邑名。在今山西省左权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④ 【汇校】

张守节：一曰得斗粟为料。（《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汇注】

裴　骃：《汉书·百官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汇评】

程馀庆：此乃裁冗弁、裕军饷、简真材之法。斗食以上为大校，不可简也。序兵事简练之极。（《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司马贞：言王翦为将，诸军中皆归斗食以下无功佐史，什中唯推择二人令从军耳。（《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吴见思：斗食，官名。斗食十人，推二人从军耳。《索隐》注是。（《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郭嵩焘：按：什推二人从军，谓发民卒五分之一，自斗食以下则始有禄食者，亦尽发之不给免。计秦民之众，岂童啻五十万哉？发卒五分之一，殆不止三十万也。徐氏以为“能将寡”，恐未然。（《史记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王骏图、王骏观：《索隐》言王翦为将，军中皆归，斗食以下，无功佐史，什中惟择二人令从军耳。观按：《周礼·春官·大祝》云：国将有事于四望，及军归，献于社，则前祝是军归，乃军中祭礼也。言王翦为将十八日，行军归，祭礼自斗食军吏以下，十中选择二人，从军谓挑简精锐，而以轻兵赴敌也。《索隐》不知军归之死，以为军中皆归，殊失考耳。（《史记旧注平义·秦始皇本纪》）

【汇评】

徐孚远：此言翦能将寡也。至其伐楚，又用三十万，盖地势所宜，伐国与拔城，不同故也。（《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夏伯炎：安阳，邑名，在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⑦ 【汇注】

梁玉绳：“王翦、桓齮、杨端和攻邺，取九城。王翦攻阏与、橑阳，皆并为一军。翦将十八日，军归斗食以下，什推二人从军。取邺、安阳，桓齮将。”按：此所叙攻取之事，错杂不明。盖是役也，王翦为主将，桓齮为次将，杨端和为末将，并军伐赵，攻邺未得，先取九城。王翦遂别攻阏与、橑阳，而留桓齮攻邺。齮既取邺，翦复令齮攻橑阳，己独攻阏与，皆取之。故又言取邺、橑阳，桓齮将也。“安阳”当作“橑阳”，必传写之误，安阳即魏宁新中，无论本非赵也，且前二十余年已为昭王拔之矣。再考《王翦传》但言“破阏与，拔九城”，而不及邺、橑阳，足见取邺、橑阳是齮而非翦，正与《纪》合。《年表》于赵书曰“秦拔我阏与、邺，取九城”，而失书“拔橑阳”；于《秦表》书曰“王翦击邺、阏与，取九城”，止就前半事言之，而亦失书取邺、橑阳。至《燕世家》称“拔邺九城”，《赵世家》仅称“拔邺”，则更属疏脱。（《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章诒燕：按：王翦始与桓齮、杨端和共攻邺，取九城，至取邺、安阳，则桓齮独将。十三、十四两年，攻赵平阳，亦皆专任桓齮，十八年大兴兵攻赵，乃复任王翦、杨端和。合观前后，此条自明。盖始则三人分将，继则统归王翦，末复别任桓齮。考《王翦传》，止载翦将攻赵阏与，拔九城，不言取邺、安阳事，则军归直是翦以大军归国耳。其斗食以下，什推二人，系十留其二，别属桓齮为一军，本文当以“军归”截句，于上下文义较合，若如《索隐》所云，则什推二人，仍是翦将，不必言“翦将十八日”，翦既欲汰无功佐吏，不必待十八日之后，且末后桓齮一语，亦无着矣。（《读史诤言》卷一《史记诤言》）

⑧ 【汇注】

司马贞：不韦饮鸩死，其宾客数千人窃共葬于洛阳北芒山。（《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⑨ 【汇注】

胡三省：临，良鸩翻，哭也。（见《资治通鉴》卷六“始皇帝十一年”注）

张家英：此“临”字当读为lìn，其义为：早晚为死者哭泣哀悼，以表示对死者的怀念。《仪礼·士虞礼》：“宗人告有司具。遂请拜宾，如临，入门哭，妇人哭。”郑玄注：“临，朝夕哭。”贾公彦疏：“男子妇人共哭也。”……吕不韦死，其舍人前往哭临的，如《正义》所说，“若是三晋之人，逐出令归”；“若是秦人，不哭临不韦者，不夺官爵，亦迁移于房陵”。其惩治措施是严厉的。（《<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始皇本纪》）

⑩ 【汇注】

张守节：临，力禁反，临哭也。若是三晋之人，逐出令归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⑪ 【汇注】

夏伯炎：六百石，秦国八级爵俸禄，相当于郡丞、县令。五百石，第十级爵俸禄，相当于中等县县令。（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⑫ 【汇注】

张守节：若是秦人哭临者，夺其官爵，迁移于房陵。（《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⑬ 【汇注】

张守节：若是秦人不哭临不韦者，不夺官爵，亦迁移于房陵。（《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张之象：“夺爵，迁”，“迁，勿夺爵”，此上下颠倒句法也。（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临，哭也。舍人之临丧者，三晋之人逐出，令归；秦人则夺其官爵，迁于房陵；五百石以下官小，虽不临，亦迁于房陵，而不夺其官爵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⑭ 【汇校】

裴　骃：徐广曰：“［门］，一作‘文’。”（《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司马贞：谓籍没其一门皆为徒隶，后并视此为常故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籍录其子孙，禁不得仕宦。（《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⑮ 【汇注】

章诒燕：按：始皇九年，车裂嫪毐，灭其宗，其舍人轻者为鬼薪，重者夺爵迁蜀。十年，吕不韦坐嫪毐免。十二年，不韦死，其舍人临者皆夺爵迁，此“门”字自兼舍人在内，“籍其门视此”者，谓如嫪毐则灭宗，如不韦则废死，其舍人亦各予以鬼薪、夺爵、迁徙之罪也。（《读史诤言》卷一《史记诤言》）

程馀庆：谓籍没其一门，皆为徒隶，后并视此为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张习孔：吕不韦居洛阳，“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秦王恐其为变，乃赐吕不韦书曰：“君何功于秦？封于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遂勒令全家迁蜀（今四川成都）。（《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秦》）

【汇评】

牛运震：“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云云，至“籍其门，视此”，按：此空撰一禁令，妙。倒“秦人”在上，省“临”字。“夺爵，迁”，“迁，勿夺爵”，句法颠倒，此中极错综简练之奇。（《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又：秦法刻深鸷忍，太史公纪嫪毐、不韦二段，笔力廉峭可畏，政与秦法相似，觉有满纸阴惨之气。（同上）

⑯ 【汇评】

吕祖谦：按：《吕不韦传》秦王所加怒吕不韦、嫪毐，皆已死，乃皆复归嫪毐舍人迁蜀者。秦法虽峻，然始皇未并天下以前，犹间有宽宥，至于用水德之后，则无有此等政事矣。（《大事记解题》卷六）

⑰ 【汇评】

牛运震：“当是之时，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按：此横入天旱，妙！政见诸侯水旱频仍，秦得乘其敝也。（《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十三年，桓齮攻赵平阳①，杀赵将扈辄②，斩首十万。王之河南③。正月，彗星见东方。十月，桓齮攻赵。十四年，攻赵军于平阳，取宜安④，破之，杀其将军。桓齮定平阳、武城⑤。韩非使秦⑥，秦用李斯谋，留非⑦，非死云阳⑧。韩王请为臣⑨。

① 【汇校】

吕祖谦：平阳，《世家》作武成，《李牧传》作武遂。（《大事记解题》卷六）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平阳故城在相州临漳县西二十五里。”又云：“平阳，战国时属韩，后属赵。”（《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王骏图、王骏观：《括地志》云：“平阳故城在相州临漳县西二十五里，又云平阳战国时属韩，后属赵。”观按：《汉书·地理志》云：“平阳县属河东，又有东平阳县在泰山郡，南平阳县属兖州，然此为赵之平阳，则必是河东，且又先韩而后赵，更是河东无疑，盖韩不能越魏而有相州也。《正义》误。”（《史记旧注平义·秦始皇本纪》）

王　恢：平阳，《竹书》：“梁惠成王元年，邺师败邯郸师于平阳。”《郡国志》魏郡邺县有平阳城。《浊漳水注》：“漳水迳邺城北，滏水入焉，东迳梁期城南，又迳平阳城北，又东入斥邱县。”《括地志》：“故城在临漳西二十五里。”按：临漳故城在今县西十八里旧县村，是平阳在今临漳西四十三里矣，与郦《注》不合；据杨守敬《水经注图》，平阳在今临漳与故邺城之间，最西亦不过在今临漳西三十里。王骏图《旧注平义》误为河东平阳。（《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奋六世之余烈》）

② 【汇注】

张守节：扈音户。辄，张猎反，赵之将军。（《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胡三省：扈，夏有扈氏之后，音户。辄，陟涉翻。《后汉志》，魏郡邺县有平阳城。《括地志》平阳故城，在相州临漳县西二十五里。《史记正义》曰：平阳，战国时属韩，后属赵。若据《正义》所云，则以此平阳为河东之平阳，非也。当以《后汉志》《括地志》为正。（见《资治通鉴》卷六“始皇帝十三年”注）

梁玉绳：“桓齮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附按：《水经注》十云“漳水又东北迳武隧县故城南，《史记》秦破赵将扈辄于武隧，即此处，王莽更名桓隧矣”。郦公盖引《李牧传》文，而不知《牧传》言武遂城是误耳。河间之武遂分属韩、燕，属燕者为李牧所拔，属韩者为秦所取，赵安得有武遂乎？若即指李牧所拔之燕武遂，而秦实未尝攻赵新有之武遂也。考《赵世家》“秦攻武城，扈辄率师救之，军败死焉”。据此则《牧传》言“武遂城”乃误多一“遂”字。而《纪》《表》之言平阳，乃互见之词，故明年定平阳、武城，盖秦攻得武城而兼得平阳也。此平阳在魏郡邺县，《续志》可据。《正义》引《括地志》，谓在相州临漳县西亦同，非韩都河东之平阳也。（《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③ 【汇注】

夏伯炎：河南，即周雒邑王城，在今河南省洛阳市西郊。（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宜安故城在常山藁城县西南二十五里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以《年表》《世家》考之，去年桓齮攻平阳，杀扈辄，今年桓齮定平阳、武城、宜安，李牧与战，却之。赵封牧为武安君。《通鉴》用《李牧传》，并载于去年，不知《牧传》特终言之也。《正义》曰：“武城即贝州武城县，宜安在恒州藁城县西南，肥在桓州藁城县西，春秋时，肥子国。”（《大事记解题》卷六）

王　恢：《浊漳水注》：“成郎河又东迳耿乡南，世祖封耿纯为侯国，世谓之宜安城。”《括地志》：“故城在藁城县西南二十五里。”《纪要》（十四）：“宜安城李牧筑。隋义宁初，置宜安县。耿乡在县西一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奋六世之余烈》）

夏伯炎：宜安，邑名，在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张守节：即贝州武城县外城是也。七国时赵邑。（《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攻赵军于平阳，取宜安，破之，杀其将军。桓齮定平阳、武城。”按：《赵世家》“秦攻赤丽、宜安，李牧与战肥下，却之”。《李牧传》“赵以牧为大将军，击秦军于宜安，大破秦军，走秦将桓齮”。则秦为赵所破，安有取地杀将之事？此秦史诞词，史公未之改耳。赤丽、宜安攻而未拔，则桓齮所定者只前年攻得之平阳、武城而已。《纪》《表》不言攻赤丽，略之也。《秦表》文“桓齮定平阳武城宜安”，《表》当衍“宜安”二字，《赵表》当改“拔”为“攻”字。（《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王　恢：《浊漳水注》：“漳水东迳三户津（邺西四十许里），又东，汙水注之，又东迳武城南，司马彪《郡国志》曰：‘邺县有武城。武城即期城矣。’”按：武城与邺城隔漳相望，而近平阳；《正义》以为贝州（今清河县）武城县外城。按：贝州武城，汉为东武城，在今山东武城县运河西岸，虞卿欲请封平原君者，虽属赵邑而远平阳，恐未是。然《浊漳水注》又以远在今武强县北说之：“漳水又东迳武强县北，又东北迳武遂县故城南。按：《史记》秦破赵将扈辄于武隧，斩首十万，即于此处也。”《志疑》以为“郦公盖引《李牧传》文，而不知《牧传》言武遂城是误耳。河间之武遂，分属韩、燕（按：韩武遂在河东，相隔绝远）。属燕者为李牧所拔，属韩者为秦所取。赵安得有武遂乎！……定平阳、武城，盖秦攻得武城，而兼得平阳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奋六世之余烈》）

夏伯炎：武城，赵邑，在今山东省武城县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司马光：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善刑名法术之学。见韩之削弱，数以书干韩王，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五十六篇，十余万言。王闻其贤，欲见之，非为韩使于秦。因上书说王曰：“今秦地方数千里，师名百万，号令赏罚，天下不如。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从之计，大王诚听臣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王悦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法诛之。”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令早自杀。（《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始皇帝上》）

梁玉绳：韩非始见《秦策》。韩之诸公子，为人口吃，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亦曰韩子。李斯妒其才，遗药使自杀，死云阳。（《汉书人表考》卷四《韩非》）

⑦ 【汇注】

吕祖谦：按：《新序》，申子之书号曰“术”，商鞅之书号曰“法”。太史公谓非喜刑名法术之学，则兼治之也。六经孔孟之教，与人之公心合，故治世宗之。申商韩非之说，与人之私情合，故末世宗之，彼各有所合也。（《大事记解题》卷六）

⑧ 【汇注】

司马迁：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张守节：《括地志》云：“云阳城在雍州云阳县八十里，秦始皇甘泉宫在焉。”（《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陈　直：秦代云阳有狱，西汉因之。王僧虔条疏古来能书人名云：“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盐铁论·毁学篇》亦云：“李斯车裂于云阳之市。”（《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云阳，县名，治所在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张永禄：云阳，县名。故城有三。一在今淳化县北四十里城前头村附近，城墙基址尚存，城东即汉甘泉宫遗址。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派大将蒙恬筑直道，“除道，道九原（内蒙古包头西北）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又徙五万家于云阳。《汉书·武帝纪》太始元年（前96）徙郡国吏民豪杰于云阳，均指此。今淳化县及泾阳县北部地区均属云阳。二在今泾阳县口镇南长街附近。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时设立，属北地郡，北周置云阳郡，隋开皇初废云阳郡，唐武德三年（620）徙云阳县于南十五里治水冲城，即今泾阳县西北云阳镇东。三即今泾阳县云阳镇东。《泾阳县志》：云阳故城在县北三十里，云阳镇东有旧址。贞观元年改云阳县为池阳县，属雍州，后又改为云阳。天授二年（691）以云阳置鼎州，大足元年（701）废鼎州，云阳县隶京兆府。历五代及宋、金，到元代至元元年（1264），云阳县并入泾阳县。（《汉代长安词典·地理环境·云阳》）

【汇评】

司马光：扬子《法言》曰：或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或曰：“非忧说之不合，非邪？”曰：“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

臣光曰：“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始皇帝上》）

⑨ 【汇注】

江　贽：戊辰（秦十四、楚五、燕二十二、魏十、赵三、韩六、齐三十二年）：韩王纳地，请为藩臣，使韩非来聘。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善刑名法律之学。见韩之削弱，数以书干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作《说难》《孤愤》《五蠹》《说林》五十六篇，十余万言。（《少微通鉴节要》卷二《后秦纪·始皇帝》）

又：辛未，内史胜灭韩，虏韩王安，以其地置颍川郡。（同上）

吕祖谦：按：《本纪》《年表》，皆书“韩王请为臣”于杀韩非之后，则非韩非所将之命也。（《大事记解题》卷六）

张习孔：韩王派使纳地效玺于秦，请为秦臣。（《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秦》）

十五年，大兴兵，一军至邺，一军至太原，取狼孟①。地动。十六年九月，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②。初令男子书年③。魏献地于秦。秦置丽邑④。十七年⑤，内史腾攻韩⑥，得韩王安⑦，尽纳其地⑧，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⑨。地动⑩。华阳太后卒⑪。民大饥⑫。

① 【汇注】

裴　骃：《地理志》太原有狼孟县。（《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取狼孟”按：《表》亦言“取狼孟番吾”。考狼孟已于庄襄二年取之，何待始皇十五年大兵攻取乎？而《赵世家》及《李牧传》并称牧破秦军于番吾，则表言取番吾亦妄，盖又仍秦史而误者也。（《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马持盈：狼孟，在山西阳曲县东北三十六里。（《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② 【汇校】

张文虎：“内史腾”，《考证》云《六国表》作“胜”。（《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张守节：假，格雅反。守音狩。（《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方　苞：发卒受韩南阳地，而使内史腾为假守也。（《史记注补正·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附按：此句疑有讹脱，方氏《补正》曰“发卒受韩南阳地，而使内史腾为假守也”。（《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马非百：按：内史腾即南阳假守腾，亦即与翦攻燕之辛腾。《通志》：秦有将军辛腾。盖即此人也。内史者掌治京师。腾因受地南阳为假守有功，得任内史，而内史蒙恬、内史肆、内史保皆以内史将兵，故知将军辛腾，亦即内史腾也。（《秦集史·守令表·内史腾》）

夏伯炎：南阳，地区名，相当今河南省南部一带。当时分属楚国和韩国。（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吕祖谦：按：《周官》，媒氏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成名，子生三月，父名之也；《内则》，子生三月之末，男角女羁以见于父，父名之宰，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闾史。闾史书为二：其一藏诸闾府，其一献诸州史，州史献诸州伯，州伯命藏诸州府。其制详密如此。战国以来，不复重民之生，此制废缺久矣。始皇复令男子书年。其制及男而不及女，特恐民之辟征役耳。岂有三代重民之意哉？然下一切之令而使书之，亦岂能得其实乎？（《大事记解题》卷六）

高　敏：《大事记》（编者按：《湖北睡虎地秦墓竹简》）载秦始皇十六年“自占年”，《史记·秦始皇本纪》同年作“初令男子书年”，二者都载为始皇十六年，可证为同一回事。而怎样“书年”，《本纪》未作说明；据《大事记》可知为令民“自占年”，即强制农民阶级向官府自报年龄，以备征发服役。（《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张家英：“书年”即登记年龄，向政府机关申报年龄，以供服徭役、兵役的需要。《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纪》：“今元年，喜傅。”今元年即秦王政元年。喜为睡虎地秦墓的墓主，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至秦王政元年，喜的年龄应为十七岁。《汉书·高帝纪上》：“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注引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储，故二十三而后役之。”师古注：“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可见秦令男子傅的年龄要比汉代早。又《编年记》记有：“十六年……自占年。”……“自占年”即自行申报年龄，《编年记》将“自占年”的实行时间记为秦王政十六年，而《史记》将“初令男子书年”列为秦王政十七年内事。二者相差一年，很难断定哪一个正确。此外，《秦始皇本纪》之末，有“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的记载。可能那时的户籍登记简单，不详载户内人口的年龄吧。（《<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始皇本纪》）

【汇评】

吕祖谦：徐干《中论》曰：民数为国之本也，先王周知其万民众寡之数，乃分九职焉。九职既分，则劬劳者可见，勤惰者有闻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上尽其心，而人竭其力，国家殷富，大小不匮，百姓休和，下无怨疾焉。《周礼》孟冬司献民数于王，王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其重之也如是。今之为政者，未之知恤也，辟犹无田而欲树艺，虽有农夫，安能措其强力乎？是以先王制六乡、六遂之法，所以维持其民，而为之纲目也。使其邻比相保受赏，罚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顺，可得而知也。及乱君之为政也，户口流于国版，夫家脱于联伍，避役逋逃者有之，于是奸心竞生，而伪端并作，小则滥窃，大则攻劫，严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其惟审人数乎？（《大事记解题》卷六《本注》）

④ 【汇注】

张守节：丽，力知反。《括地志》云：“雍州新丰县，本周时骊戎邑。《左传》云晋献公伐骊戎，杜注云在京兆新丰县，其后秦灭之以为邑。”（《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丽邑，即骊邑，秦置骊邑，汉改曰新丰，故城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王　恢：丽邑，丽，或作骊、、郦，又作离。《汉志》：“京兆尹新丰，骊山在南，故骊戎国。秦曰骊邑，高祖七年置。”按：“七”，应依《高纪》作“十”。故城今临潼东北十四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奋六世之余烈》）

王学理：刘家寨、沙河村南遗址就是秦丽邑——汉新丰的故址。（《秦始皇陵研究》）

编者按：近年来，在秦始皇陵附近发现了不少带有“丽邑”陶文的器物和砖瓦，这应为当时陵邑中的物品和建筑材料。笔者认为，丽邑实质上正是当时修建秦始皇陵的指挥部。丽邑的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呢？既然与秦始皇陵有关，当距秦始皇陵不会太远。《水经·渭水注》云：“戏水出丽山冯公谷，东北流，又北迳骊戎城东……秦之骊邑也。”“渔池水迳鸿门坂西，又迳新丰县故城东。”《汉书·地理志》亦载：“新丰，骊山在南，故骊戎国，秦曰骊邑，高祖七年置。”由上记载可知，新丰故城在今新丰镇西。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以北约4公里的刘家寨一带发现了三处大型的秦汉地面建筑遗址。其中的刘家寨遗址占地75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约半米，有建筑夯土、五角形陶水管道、条形砖、板瓦、筒瓦和各式云纹瓦当；其西北的沙河村、苗家寨遗址，面积可达150万平方米，除常见的秦汉砖瓦堆积外，还发现一段长40米、残高2米、基宽8米的城墙；刘家寨东的前街遗址面积虽然只有2万平方米，但仍有大量的建筑材料出土。这些建筑基址，其建筑时代，有秦有汉，或处于同地异域，或两者叠压。属秦的文物，无论从其大小、规格、形状、纹饰或质地，都同始皇陵的出土物并无二致。尤其是砖瓦上戳印的“宫寺”“频阳”“寺婴”等陶文，与陵园陶文酷似。在秦始皇陵设置丽邑，完全是为了秦始皇陵修建工程及以后供奉及管理的需要。陵墓设邑制度不见于前代，丽邑遗址的发现证实了文献的记载。丽邑管辖范围南到骊山，北到渭河，西至芷阳，东到郑县。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当时的人口是很多的，不要说这里的常住人口，仅修建秦始皇陵，劳工最多时达70余万人。还有在置邑十九年后，秦始皇下令迁3万户于丽邑，若按每户有四口人计，这一次迁入的人口就达12万人之多。

又：袁仲一先生《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说：“秦之丽邑故城位于秦始皇陵园的北侧约2.5公里的刘家村东，地面上堆积着大量的残片、红烧土，许多片上有陶文印记。”

又：从秦始皇陵出土陶文“丽山饲官右”“丽山饲官左”等来看，秦始皇陵原名丽山，在此设置的邑，应为“丽邑”。

⑤ 【汇注】

马非百：“十七年（前230）攻韩”。《秦始皇本纪》：“十六年，九月，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韩世家》及《六国表·秦表·韩表》均同。这里有两点应该说明：第一，十一号墓所出土的《南郡守腾文书》的腾，我认为可能就是这里的假守腾和内史腾。关于假守腾，历来就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将“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作一句读，谓韩的假守腾以南阳地献秦，故秦发卒受之。犹赵平原君受地于上党郡守冯亭。腾因献地有功，因以为内史。十八年将兵灭韩，就是他。又一种说法，则是以“发卒受地韩南阳”为一句，“假守腾”又为一句。这是说秦把南阳接收过来，仍以为郡，并任命腾为假守。假守就是代理郡守。（此说见日人陇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引方苞语。）后来又调任内史。两说皆可通。由于他受地灭韩，屡立战功，又有做南阳假守和内史的丰富经验，故又调任南郡守。这是很可能的。第二，就是灭韩前李斯与韩非间展开了历史上一幕有名的“下韩”与“存韩”的国际间你死我活的尖锐斗争，也有必要在这里简单加以介绍。秦王政十年，李斯复官后，立即向秦王提出“先取韩以恐他国”的统一六国的正确军事路线。秦王听了他的话，就命令他实行“下韩”。韩王闻之，与韩非共谋“弱秦”之计。（《秦始皇本纪》）韩非弱秦之计最主要的，就是从韩国上书秦王，提出一个与李斯“下韩”军事路线对着干的所谓“存韩”计划，来破坏李斯的“下韩”计划。他的《上秦王书》，几乎没有一句不是针对李斯的“下韩”计划而来的。如果他的意见被采纳，李斯的统一六国的正确军事路线就会完全被打乱。所以在秦王把这书交议时，李斯除逐条予以批驳外，并随即提出具体应付的方法。主张：一面“出兵，未名所伐”，一面由他自己到韩国去，说服韩王使来入见，因纳其身而勿遣，然后与韩人为市，强迫他们割地与秦。同时派将军蒙武发东郡兵准备出发而“未名所之”，齐人必惧而从荆苏之谋，实行绝赵联秦。（此时秦王正派荆苏使齐，游说齐王实行绝赵联秦。见《韩非子·存韩篇》）如此，“则秦兵未出，而劲韩以威禽，强齐以义臣，诸侯闻之，赵氏破胆，荆人狐疑”，“荆人不动，魏不足患也。则诸侯可蚕食而尽，赵氏可得与敌矣”。于是秦王立即派遣李斯到韩国去，按照计划进行。不料到了韩国，被韩王拒绝不见，而且还有杀身危险。接着并派遣韩非于秦王政十四年使秦。（以上据《韩非子·存韩篇》及《秦始皇本纪》）韩非的使秦，当然还是以“弱秦”为目的。他除了破坏李斯的计划外，还对解散“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的合纵阴谋有功的姚贾，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污蔑姚贾是“梁监门子，尝盗于梁，臣于赵而逐”，并诬告他“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见《战国策·秦策》）这些，表面上似乎是李斯、姚贾个人的利害问题，而实际上则完全是关系到秦国的统一事业前途的问题。因此，把这个“打进来”的敌人除掉，不让他在秦王面前施展“非终为韩不为秦”的倾覆活动（《韩非传》），完全是理所当然的。怎么能说是“李斯、姚贾害之”（《史记·韩非传》）或“李斯忌才”（王充《论衡·祸虚篇》）呢？韩非死了以后，“弱秦”之谋完全破产，韩王遂不得不成为秦国的俘虏。（《秦始皇本纪》）这可以说是李斯“下韩”计划的大告成功。（《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

⑥ 【汇注】

编者按：“内史腾攻韩”，《资治通鉴》作“内史胜灭韩”。胡三省注曰：“《班书百官表》：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余按：秦内史兼治汉三辅之地，始皇并天下，置三十六郡，内史其一也。”

⑦ 【汇注】

顾应祥：辛未，秦内史腾灭韩，置颍川郡。……韩本姬姓，自韩武子事晋，封于韩。三传至韩厥，又五传至康子，与赵、魏灭智氏，又二传至虔，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始命为诸侯，五世僭称王。又五世为秦所灭。凡十一世，计一百七十四年。（《人代纪要》卷四）

夏伯炎：韩王安，韩国末代君主，前238—前230年在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⑧ 【汇注】

张守节：韩王安之九年，秦尽灭之。（《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韩，姬姓，自景侯虔受封，至王安，凡十一世。按：《本纪》，李斯之复留也，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然则秦并六国始于韩者，李斯之策也。秦初并天下，令曰：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此则其出师之名也。《前汉·地理志》：韩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韩分晋得南阳郡及颍川之父城、定陵、襄城、颍阳、颍阴、长社、阳翟、郏，东接汝南，西接弘农，得新安、宜阳，皆韩分也。及《诗》陈、郑之国与韩同星分野，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韩自武子后七世称侯，六世称王，五世而为秦所灭。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大事记解题》卷六）

【汇评】

司马光：韩以微弱之国，居天下之冲，首尾腹背莫不受敌。然犹社稷血食几二百年，岂非昭侯奉法之谨，赏不加无功，罚不失有罪。后世虽不有，犹得蒙遗烈以自存乎。呜呼！有国者安可以无法哉？（《稽古录》卷十一）

⑨ 【汇注】

胡三省：韩至是而亡。颍川郡，韩地也。韩自平阳徙都河南新郑，韩景侯又自新郑徙都阳翟，遂以阳翟县为颍川郡治。（见《资治通鉴》卷六“始皇帝十七年”注）

马持盈：颍川，秦以灭韩之地为颍川郡，包括今河南旧许州、陈州、汝宁、汝州诸府州以及禹县及阳武各县，治禹县。（《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王　恢：颍川郡，十七年（前230），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以其地为颍川郡。《汉志》：“颍川郡，秦置。高帝五年为韩国，六年复故。县二十。”郡治阳翟（禹县），《注》云：“夏禹国，周末韩景侯自新郑徙此。”……姚鼐曰：“韩之都三，平阳、阳翟、新郑也。韩至哀侯灭郑，都新郑，景侯乃哀侯曾祖。《韩世家》景侯九年，郑围我阳翟，安得有新郑哉！当时韩北有平阳，南有阳翟，盖包新郑于腹中。迄哀侯灭郑定居，故《志》于新郑下云‘韩自平阳徙都之’。盖自景侯至哀侯，虽居阳翟，而平阳之为都，犹南北并建。故于新郑尚可云自平阳徙于阳翟，必不可云自新郑徙耳。”王先谦因疑懿、昭时或有徙都之事。按：《汉志》固误，《颍水注》承其误，《王补》疑之而未能正，姚说甚强，如平阳、阳翟何能包新郑于腹中？阳翟乃韩河南之一重镇，岂得以“郑围我阳翟”，即以为都也？又按：汉高十一年三月，罢颍川，颇益淮阳，秦初置郡，属县盖不止二十。（《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灭六国》）

⑩ 【汇注】

司马光：代地震，自乐徐以西，北至平阴，台屋墙垣太半坏，地坼东西百三十步。（《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始皇帝上》）

⑪ 【汇校】

梁玉绳：“华阳太后卒”按：《表》书“薨”是，此书“卒”非。（《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汇注】

吕祖谦：按：《吕不韦传》：华阳太后与孝文王合葬寿陵，夏太后别葬杜东。（《大事记解题》卷六）

夏伯炎：华阳太后，庄襄王之寄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⑫ 【汇注】

吕祖谦：《秦纪》《赵世家》书之，盖二国饥也。（《大事记解题》卷六）

十八年①，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②，下井陉③，端和将河内④，羌瘣伐赵⑤，端和围邯郸城⑥。十九年⑦，王翦、羌瘣尽定取赵地东阳⑧，得赵王⑨。引兵欲攻燕，屯中山⑩。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⑪。秦王还，从太原、上郡归。始皇帝母太后崩⑫。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人之代⑬，自立为代王⑭，东与燕合兵，军上谷⑮。大饥。

①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巴郡出大人，长二十五丈六尺。”（《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马非百：“十八年（前229）攻赵”。李斯下韩以后，第二步就是攻赵。惟在十八年以前，秦赵战争，秦军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始皇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竟半途叛变。十三年，又攻赵于平阳（今河北省临漳县西二十五里）。十五年，又大兴兵，一军至邺，一军至太原狼孟，都取得了小胜。但从十四年，赵以李牧为大将军后，秦军遂节节败退。（《赵世家》及《李牧传》）故此时如欲灭赵，非先将李牧除掉，不易为功。于是李斯又以全力放在李牧身上。惟其经过情形，各书记载，多有不同。据《秦策》称：“秦王资顿弱以金，北游燕赵而杀李牧。”《李牧传》称：“赵王迁七年（始皇十八年），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而杀牧。”《张释之传》称：“赵用李牧几霸。会赵王迁立，其母倡也。迁用郭开谗，卒诛李牧。”《列女传》则称：“赵悼后者，邯郸倡女。前嫁乱一宗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娶之。李牧谏不听。后生子迁，立为幽王。后通于春平侯，多受秦赂，而使王诛其良将李牧。赵亡后，大夫怨倡后之谮太子喜，杀李牧，乃杀倡后，灭其家。”大概当日派往赵国工作的，顿弱当是其主要人物。至赵王宠臣郭开及悼襄王后，则不过是顿弱用金钱从赵国内部“拉出来”的赵国内奸。这与范雎派遣唐雎潜入赵国，以武安为根据地，用金钱解散各国合从之士，所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李牧既死，司马尚也因被离间而为赵王所废斥。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将。到了十九年，王翦因急击赵，大破，杀赵葱，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赵世家》《秦始皇本纪》《李牧传》《六国表·秦表、赵表》《楚世家》）赵王迁流于房陵（今湖北省房县治），思故乡，作为《山水之讴》，闻者莫不陨涕。（《淮南子·泰族篇》）秦遂以邯郸为郡。（《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

② 【汇注】

张守节：上郡上县，今绥州等是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胡三省：《史记正义》曰：上郡上县，今绥州是也。余谓上地，以其地在大河上游，凡上郡抵西河之地，皆是也。（见《资治通鉴》卷六“始皇帝十八年”注）

王　恢：上地，《史记》上地仅此一见。《正义》“上郡上县”，望文立解。意指上党、太原郡地。（《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灭六国》）

③ 【汇注】

裴　骃：服虔曰：“［井陉］，山名，在常山。今为县，音刑。”（《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井陉，山关名，在河北井陉县东北井陉山上，与获鹿县接境。（《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王　恢：井陉，太行八径，自南而北，轵关、太行、白、滏口、井、飞狐、蒲阴、军都，犹之百越五岭，各以其地理形势受名。《元和志》（一三七）：“陉山在井陉县东南八十里，四面高，中央下如井，故曰井陉。”在今井陉县东偏北上安镇北，治河东岸，与获鹿县为分水岭。扼河北山西交通之冲。……《清统志》（二七）：“井陉关在井陉县东北井陉山上，与获鹿县接界。亦曰土门关。即《吕氏春秋》九塞之一也。《史记》：秦始皇十八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陉；汉三年，韩信、张耳欲东下井陉击赵，赵聚兵井陉口，信大破之。《井陉县志》，县西有故关，即古井陉口。今考故关乃井陉西出之口，而井陉关固在县东北，不在县西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灭六国》）

④ 【汇注】

胡三省：端和，即杨端和，此逸“杨”字。（见《资治通鉴》卷六“始皇帝十八年”注）

⑤ 【汇注】

张守节：［瘣］，胡罪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瘣：音汇。羌汇，人名。（《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⑥ 【汇校】

梁玉绳：“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陉，端和将河内，羌瘣伐赵，端和围邯郸城。”附按：此必有错简缺文，盖三将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陉，杨端和将河内，围邯郸城，羌瘣独缺，只存“伐赵”二字，而错出于“端和将河内”句下也。“围邯郸城”上，又重出“端和”二字。（《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⑦ 【汇注】

马非百：“十九年（前228）□□□□，南郡备敬”。缺字未详。敬即警。备敬犹今言戒严。案：南郡早于昭王二十九年即已入秦，但到昭王三十一年，楚顷襄王又收东地兵得十八万，复西取秦所拔楚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楚世家》《秦纪》及《六国表·楚表》）秦王政十年，齐王建欲入朝于秦。即墨大夫见齐王曰：“鄢郢大夫不欲为秦，而在王城南下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师，使收楚故地，即武关可以入矣。”（《战国策·齐策》）又始皇廿六年，诏言“楚献青阳（今湖南长沙市）以西，又反我南郡”（《秦始皇本纪》），可见南郡虽为秦有，而当地原来楚国的一些旧贵族残余势力和流亡在外的亡国大夫都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一遇机会，就会起来做最后的挣扎，企图把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观1975年12月与《大事记》同时出土的南郡守腾于秦王政二十年四月颁发的文书中指出：国家的“法度”，本来是为了“矫端（正）民心，去其邪辟，除其恶俗”，也就是要“以法为教”，用来巩固封建统治的。但是郡内有一些“邪辟淫佚之民”（指旧贵族残余势力），破坏法律，有害于国家和人民。腾曾命官吏把秦的法律明令公布，然而违法活动仍然不止，也证明了这一点。同时，这一年，楚国在今安徽寿县建立的新郢都，又发生了“楚哀王庶兄负刍之徒，袭杀哀王而立负刍”的宫廷政变。这也不能不影响到这个危机四伏的旧楚都。南郡之所以要实行备警，这一点也许是其中原因之一吧。（《楚世家》）有人说，南郡备警是为了防御韩人南侵（见1979年《考古学报》第1期黄盛璋《云梦秦简辩正》），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

⑧ 【汇注】

徐孚远：羌瘣，旧本无注，疑是人名，翦之副也。（《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瞿方梅：《左》襄二十三年传，“赵胜帅东阳之师以追之”，杜注云：东阳，晋之山东，魏郡广平以北。又昭二十二年传，“荀吴略东阳”，注亦然。今案：马融曰：晋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为东阳。说最明确可据。窃谓王翦羌瘣所取东阳即此。（《史记三家注补正·秦始皇本纪第六》）

王　恢：大抵太行山东、大河以西，统称东阳。汉于今山东恩县西北六十里卫河南岸置东阳县，张琦即以此释之。不知以统名而专名其县，如南阳河内然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灭赵》）

夏伯炎：东阳，地区名，相当今河北省太行山以东地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⑨ 【汇注】

司马贞：赵王迁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赵，嬴姓。自烈侯受封，至王迁，凡九世。秦初并天下，令曰：“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此则其出师之名也。《前汉·地理志》曰：赵地昴、毕之分野。赵分晋，得赵国，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阳、鄚州乡，东有广平、巨鹿、清河、河间，又得渤海郡之东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阳、内黄、斥丘，西有太原、定襄、云中、五原、上党。上党本韩之别郡也，远韩近赵，后卒降赵，皆赵分也。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跕，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取送死奢靡，钟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大事记解题》卷六）

顾应祥：癸酉，秦灭赵，虏赵王迁。……赵，嬴姓，与秦同祖。自造父事周，缪王赐以赵城，六世至奄父，奄父生叔带，去周事晋，五世至赵夙，二传至赵衰，事晋文公。衰生赵盾，后五世至襄子，与韩、魏灭智氏，三传至籍，始受周威烈王命为诸侯。又五世，僭称王，至是为秦所灭。凡十一世，计一百七十六年。（《人代纪要》卷四）

程馀庆：三路伐赵，端和围城，翦、瘣定地，而于东阳得赵王也。赵幽缪王迁八年。灭赵。（《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⑩ 【汇注】

吕祖谦：以临燕也。（《大事记解题》卷六）

王　恢：中山，春秋鲜虞国，都今正定西北四十里新市。春秋之际改称中山，约有今唐、完、获鹿、井陉、平山、灵寿、无极、定、新乐、行唐、曲阳诸县地。晋用兵数十年未能克。战国初，魏文侯拔其都而使二子为之君。其后复国，徙都灵寿西北——1978年平山三汲公社发现战国时都遗址云。常恃齐援以侵赵。赵武灵王曰：“今中山在我心腹。”乃致力攻略，迄惠文王四年（前295），始与齐、燕共灭之；迁其君于肤施。范雎云：“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赵独擅之。”（其时中山仅约有平汉铁路以西地）今王翦既得赵王迁，乃屯中山，临易水以窥燕。（《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灭赵》）

夏伯炎：中山，国名。前296年被赵国灭亡。疆域相当今河北省正定、平山、定县一带。（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⑪ 【汇注】

徐孚远：异人在赵，宾客无为言者。后以不韦画策得归。赵人遇之不善，故有旧怨也。（《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秦始皇往邯郸，乃其初生之地，现已为王，乃寻求昔时仇人而坑杀之，可见其生性之恶劣。（《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汇评】

吕祖谦：始皇之拊新国如此！（《大事记解题》卷六）

⑫ 【汇校】

梁玉绳：“始皇帝母太后崩”按：此当书“秦王母太后薨”，是时秦未称帝。又《纪》文前后皆称秦王，不应忽云始皇帝，《表》作“帝太后”亦非。夏太后、华阳太后，皆太后之姑也，《纪》于夏太后书“死”，华阳太后书“卒”，而于太后书“崩”，体例殊乖，岂秦史如是书乎？（《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张文虎：“始皇帝母”，上下皆称“秦王”，不得突称“始皇帝”，且“母”字正承上文来，无须再称，此亦后人妄增。（《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郭嵩焘：按：“始皇帝母”四字疑注家之文，史公但云“太后崩”也，传写者乃并注相承为文耳。（《史记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⑬ 【汇注】

王　恢：代郡，二十五年（前222），王贲灭燕，还攻代，虏代王嘉，因赵置。《漯水注》，旧代郡治高柳（山西阳高县西北）。但误为二十三年（下“上谷”即同误）。《汉志》领桑乾（蔚县东北）等十八县。楚汉之际为陈余国，汉高六年复为代国。武帝元鼎三年复为郡。约有今山西东北部及察哈尔桑干河流域，兼涉河北涞源之地。（《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灭六国》）

夏伯炎：赵公子嘉，赵国最后一个君王。前227年—前222年在位。代，原为国名。治所代邑，在今河北省蔚县境。战国时被赵所灭。（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⑭ 【汇注】

吕祖谦：按：《赵世家》太史公曰：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废嫡子嘉而立迁。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谬哉！秦既虏迁，赵之亡大夫共立嘉为王，王代。六岁，秦进兵破嘉，遂灭赵以为郡。嘉既正且贤，犹能崛起于败亡之后，但势去而不能支耳。使得早承统绪，岂不能保邦于未危乎？此太史公所深恨也。迁族类不正，竟无行而亡其国，然则帝王之家政，其可不以族类为先乎？（《大事记解题》卷六）

⑮ 【汇注】

马持盈：上谷，河北省怀来县一带之地。（《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王　恢：上谷郡，全燕时开置。《秦策》五：“赵攻燕，得上谷三十六县，与秦什一。”赵嘉奔代，据其地东，与燕合兵以抗秦。王贲既灭代，因赵为郡。《汉志》上谷郡领沮阳（怀来县南）十五县。约有察哈尔南部。恢以为向使晋不三分，秦未必逞志；又如三晋团结，亦足以抑强秦。自秦削弱韩魏，贿问诸侯，赵败长平，即使六国合从，已非秦敌，而犹相攻不已，其自取灭亡，虽愚亦明。赵既败长平，又失晋阳，右臂已断，廉颇复以谗废，无异自坏长城；更不幸稍可挫秦锋之李牧、司马尚，又以谗诛，遂亡不旋踵。公子嘉虽率其宗党数百奔代自王，终难苟延残喘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灭六国》）

二十年①，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②，恐，使荆轲刺秦王③。秦王觉之，体解轲以徇④，而使王翦、辛胜攻燕⑤。燕、代发兵击秦军，秦军破燕易水之西⑥。二十一年⑦，王贲攻（蓟）〔荆〕⑧。乃益发卒诣王翦军⑨，遂破燕太子军，取燕蓟城⑩，得太子丹之首⑪。燕王东收辽东而王之⑫。王翦谢病老归⑬。新郑反⑭。昌平君徙于郢⑮。大雨雪⑯，深二尺五寸。

① 【汇注】

马非百：“二十年（前227）……韩王居□山”。韩王即秦王政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据南郡守腾文书颁发于秦王政二十年四月，可能韩王安也是随同南郡守腾一起来到南郡的。（《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

② 【汇注】

夏伯炎：燕太子丹（？—前226），燕王喜的太子，名丹。前227年，派荆轲刺秦王不中，逃奔辽东，被燕王喜斩首献给秦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江　贽：初，燕太子丹尝质于赵，与秦王善。及秦王即位，丹质于秦，秦王不礼焉，丹怒亡归。……燕太子丹怨王，欲报之。将军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太子闻卫人荆轲之贤，卑辞厚礼而请见之，欲使劫秦王，反诸侯侵地。不可，因刺杀之。轲曰：“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有以报。”乃私见樊於期曰：“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遂自刎。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药淬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遣入秦。……荆轲至咸阳，秦王大喜，朝服设九宾而见之。荆轲奉图以进于王，图穷而匕首见，因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惊起，袖绝，荆轲逐王，王环柱而走。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负剑！负剑！”王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遂体解以徇。（《少微通鉴节要》卷二《后秦纪·始皇帝》）

唐汝询：荆轲者，卫人也，字次非。好读书，学击剑，游于燕，燕人号曰荆卿。性嗜酒，与善击筑者高渐离饮于燕市。燕太子丹召以为上客，善待之数年，侠西刺秦王。不中，竟为秦所杀。（《顾氏诗史》卷三《荆轲》）

程元初：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荆卿好读书击剑。（《季周传》卷十一）

荆轲刺秦王画像石

【汇评】

唐汝询：燕丹思报怨，屈节招群英。何来田先生，自刎激荆卿。荆卿感意气，翩然遂请行，左挈於期头，右挟苍龙精。衔杯易水上，酒阑气纵横。渐离击筑歌，惨怆有哀情。隐隐白虹起，烈烈悲风生。怒发上冲冠，泪血下沾缨。丈夫宁愿死，慷慨入咸京。图穷匕首见，秦王愕然惊。怆惶环柱走，何暇听琴声。非关剑术疏，太子缺经营。当时待客来，未必终无成。斜阳一孺子，安足树勋名！（《顾氏诗史》卷三《荆轲》）

郭大有：越王欲报吴怨，含忍二十余年而后举；张良欲复韩仇，必借高祖之力而后成。古人不敢轻举妄动，而厥力可图也。燕丹欲雪其耻，使荆轲以刺秦王。温公谓挑怨速祸，愚谓燕之亡不系于轲之刺不刺也，亦不系于刺之中不中也。何以见之？秦以虎狼之威，吞并六国，其视燕有泰山之压卵耳，其势孤力弱，岂有独存之理乎？故刺亦亡，不刺亦亡。设使荆轲或中其刺，吾知其子扶苏之贤，必能为父报仇，不灭燕不已也。故中亦亡，不中亦亡，何其不智之甚哉？使丹有见，发政施仁，深结斯民之心，储粮备武以为克敌之具，养其全锋，待时而动，报怨之功，未可量也。夫何舍此而为盗贼之计，岂非轻举不学之过乎？司马迁作《史记》，以轲、政均为刺客，予意轲为列国除害，舍死以杀秦，近于义理之勇，政为贪金勇往，肆劫以轻生，诚为利诱之徒，渊明作诗以咏轲，聂政恶可同日语。（《新刻官板大字评史心见》卷一《燕丹使荆轲刺秦王》）

④ 【汇注】

张守节：［解］，纪实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胡三省：体解，支解也。（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二十年”注）

夏伯炎：体解，古代酷刑。将人体肢解，砍成数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⑤ 【汇校】

编者按：马非百《秦集史·杂人表》直云“辛胜”即辛腾。在《守令表》中考证出内史腾即南阳假守腾，亦即与王翦攻燕之辛腾。《通志》秦有将军辛腾，盖即此人也。可备一说。

⑥ 【汇校】

吕祖谦：《史记正义》云：“易水源出易县西谷中之东，东南流与滹沱河合。”（《大事记解题》卷六）

又：《水经》，易水出涿郡故安县阎乡西北。（《大事记解题》卷六《本注》）

马持盈：易水，源出河北省之易县。其自定兴西南合拒马河者，曰中易。今之白涧河，即武水。在定兴西为沙河入于中易者，曰北易。即濡水。径徐水历安新为雹河者，曰南易。（《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王　恢：易水，二十年（前227），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不成。秦王使王翦攻燕。燕、代发兵击秦军，秦破燕易水之西。《易水注》：“易水又东历燕之长城。又东迳渐离城南，盖太子丹馆高渐离处也。易水又东迳武阳城南……盖昭王之所城也。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昭王不欲令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下都。……易水又东，历送荆陉北，耆旧云燕丹送荆轲于此。”民国二十年前后，燕下都，曾作有计划之发掘。遗址在今河北易县东南五里，固城西南二百步。为故城的西北隅。故址完好，周五十里。意燕王喜之季都此。（《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灭六国》）

⑦ 【汇注】

马非百：“二十一年（前226）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屈”。韩王安是秦王政十七年被虏的。被虏之后，居于何处？死于何时？各书皆无记载，得此，足补史文之缺。关于昌平君的事迹，《史记》中只有下列几条：

一、秦王政九年，长信侯嫪毐作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

二、二十一年，昌平君徙于郢。

三、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

以上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据《索隐》云：“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项燕立为荆王，史失其名。”这就是我们在旧有史料中所能见到的有关昌平君的全部记载……

又案：《六国年表》秦、楚二表，既载杀项燕于秦王政二十三年，虏负刍于二十四年，而复于二十四年下《楚表》中，大书“秦灭楚”三字。可见虏负刍时，楚还未被全灭。此未灭之楚，当即负刍被虏后，在淮南自立为王的荆王。云梦睡虎地四号墓中出土的《木牍》中，有“直佐淮阳攻反城久”的话（《文物》1976年第9期《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座秦墓发掘报告》），淮阳就是陈，在今河南省淮阳县。“攻反城”，当即指王翦、蒙武以淮阳为根据地攻破在淮南反秦的荆军而言。得此亦足证明梁玉绳根据徐广说淮南就是江南，与黄盛璋同志说淮南就是淮阳，同样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至《本纪》二十五年，又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之文，那是指越君所在地的江南而言，与自立为荆王所在地的淮南，根本不是一回事。（《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

⑧ 【汇校】

梁玉绳：“王贲攻蓟”附按：《年表》及《王翦传》“王贲击楚”，此言“攻蓟”明是“荆”字之讹，时贲父翦方定燕蓟也。《通鉴》“李信伐楚”，又误合二事为一矣。此年秦两攻荆，王贲之攻在翦击燕蓟未归之前，李信之攻在翦定燕蓟已还之后，不可混也。（《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汇注】

张守节：［贲］音奔。（《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胡三省：贲，音奔，翦之子也。又：王父庄襄王讳楚，故谓楚为荆。（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二十一年”注）

⑨ 【汇注】

郁离子：秦恶楚而善于齐。王翦率师伐楚……邹克曰：“楚非秦敌也，必亡；不如起师以助秦，犹可以为德而固其交。”田璆曰：“不然，秦，虎狼也，天下之强国六，秦已取其四，所存者齐与楚耳。譬如摘果，先近而后远，其所未取者，力未至也。其能终留之乎？今秦岂诚恶楚而爱齐也？齐、楚若合，犹足以敌秦。以地言之，则楚近而齐远，远交而近攻，秦之宿计也。故将伐楚先善齐，以绝其援，然后专其力于楚。楚亡，齐其能独存乎？”谚有之曰：“攒矢而折之，不若分而折之之易也。”此秦之已效计也。楚国朝亡，齐必夕亡。秦果灭楚而遂伐齐。灭之。（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⑩ 【汇注】

吕祖谦：蓟，燕国都也。（《大事记解题》卷六）

又：今燕中府蓟县。《水经注》云：“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大事记解题》卷六《本注》）

夏伯炎：蓟，燕国都。在今北京城西南角。非今天津之蓟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⑪ 【汇评】

司马光：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

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虽有强暴之国，尚何足畏哉！丹释此不为，顾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功隳身戮，社稷为墟，不亦悲哉！

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复言、重诺，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决腹，非勇也。要之，谋不远而动不义，其楚白公胜之流乎！

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扬子论之，以要离为蛛蝥而靡，聂政为壮士之靡，荆轲为刺客之靡，皆不可谓之义。又曰：“荆轲，君子盗诸。”善哉！（《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始皇帝下》）

⑫ 【汇注】

张守节：王，于放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辽东，秦、汉皆为辽东郡。汉末为公孙度所据，魏司马懿灭之，复为郡。西晋之乱，慕容皝据之，后魏灭慕容氏，其地寻入于高丽。唐李平高丽，置安东都护府统之，至德后废。（《大事记解题》卷六）

王　恢：辽东郡，二十一年，取燕蓟城。燕王喜东奔辽东。二十五年，王贲攻辽东，得燕王。还虏代王赵嘉。《大辽水注》：“始皇二十二年灭燕置辽东郡，治襄平。”当依《史记》，二十五年灭燕置。《朝鲜传》：“全燕时筑障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沮水为界，属燕。”沮水虽未必即大同江，证以鱼豢《魏略》：“秦开攻朝鲜西方，取地二千里，至满潘汗为界，朝鲜遂弱。”是今平壤及于汉城盖为燕辽东郡地。又1978年，考古学家在吉林发现一段长城，断断续续绵延二十五公里。据说大约是战国燕造。同时还发现燕代堡垒、陶器、武器、钱币和坟墓。燕如早事经营，亦足以王，惜计不足此，而为临危避难之所。（《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灭六国》）

夏伯炎：辽东，郡名。治所在襄平（今辽宁辽阳市）。辖今辽宁省大凌河以东地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⑬ 【汇注】

司马光：王贲伐楚，取十余城。王问于将军李信曰：“吾欲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王以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王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将二十万人伐楚；王翦因谢病归频阳。（《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始皇帝下》）

吕祖谦：按：《王翦传》：李信、蒙恬南伐楚，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于频阳，《本纪》今年书王翦谢病老归。（《大事记解题》卷六）

⑭ 【汇注】

夏伯炎：新郑，县名。原属韩。治所在今河南省新郑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高　敏：韩国于始皇十七年被秦国“内史腾”灭亡，韩王安被俘，秦以韩地为颍川郡；至于被俘的韩王下落如何，却不明白。到了韩国灭亡后的第四年，即始皇二十一年，发生了“新郑反”的严重政治事件。新郑，是原韩国的都城；所谓“新郑反”，无疑是韩国贵族的残余势力对秦统一战争的反扑。然而，这次政治事件与被俘的韩王有无关系，从《史记》中却无法看出。《大事记》的出土，为我们弄清上面两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大事记》载，始皇二十年，“韩王居□山”。这就是说，韩王安于始皇十七年被俘后，并没有被解送到咸阳，也没有被立即处死，而是被囚禁于“□山”。这个“□山”，据“昌平君徙于郢”以后也曾“居其处”的情况来看，表明“□山”很可能在当时秦的南郡境内。而当时的南郡守，正是俘虏过韩王安的“内史腾”。因此，秦把韩王安放到南郡的“□山”软禁起来，等于要内史腾（即南郡守腾）兼任监视韩王安的重任，是秦始皇的战略部署之一。到了始皇二十一年，《大事记》又说：是年“韩王死”。韩王之死，是什么原因，《大事记》虽未说明，但“韩王死”的这一年，恰是“新郑反”的同一年。可见“韩王死”与“新郑反”必有联系。据情理推断：或是韩王安暗中策划了“新郑反”，或是韩国贵族利用韩王安的名义发动了反叛，以致“新郑反”失败后，韩王或畏罪自杀，或被秦处以死刑，这就是“新郑反”与“韩王死”之间的内在联系。果如此，则《大事记》的这一记载，反映了当时统一与反统一斗争的尖锐性。（《云梦秦简初探·秦简<大事记>与<史记>》）

⑮ 【汇注】

程馀庆：前攻毐有相国昌平君，今或坐新郑反而徙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郢，此指寿春（今安徽省寿县）。前241年，楚考烈王迁都于此，命名曰郢。（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⑯ 【汇注】

张守节：雨，于遇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二十二年①，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②，大梁城坏，其王请降③，尽取其地④。

① 【汇注】

江　贽：丙子（秦二十二、楚三、燕三十、魏三、齐四十、代三年。是岁魏亡），秦王贲伐魏，魏王假降，杀之，遂灭魏。（《少微通鉴节要》卷二《后秦纪·始皇帝》）

马非百：“二十二年（前225）攻魏梁”。《秦始皇本纪》：“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魏世家》：“（王假）三年（即始皇二十二年）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六国表·秦、魏表》略同。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魏惠王由安邑迁都于此。（《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

② 【汇注】

吕祖谦：《战国策》苏代说燕王曰：“秦正告魏曰：‘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魏以为然，故事秦。然则灌大梁之策，战国以来人皆知之矣。”（《大事记解题》卷六《本注》）

胡三省：班《志》：陈留郡浚仪县，故大梁，狼汤水所经也。《水经》：渠水出荥阳北河，东南流至浚仪县。《注》云：始皇使王贲攻魏，断故渠，引水东南出以灌大梁，因谓之梁沟。（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二十二年”注）

施之勉：《开河记》云：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时王离献水灌大梁之处。又，《水经·渠水》注：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贲断故渠，引水东南出以灌大梁，谓之梁沟。杨守敬曰：按《始皇本纪》作“引河沟灌大梁”，《魏世家》太史公赞同，则“水”上似当有“河”字。然非也。渠水源于河水，故称河沟。郦氏叙渠水，故删“河”字。《元和志》：枯遮梁沟，秦王贲引水灌大梁城于此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秦始皇本纪第六》）

王　恢：河沟，《渠水注》：“渠水东南而大梁，又东南迳赤城北，左则故渎出焉。秦始皇二十二年（前225），王贲断故渠，引水东南出以灌大梁，谓之梁沟。又迳大梁城南，又北迳分为二水，曰汳，曰沙，汳东注，沙南流。”（《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灭六国》）

夏伯炎：河沟，水名，即汴河。（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③ 【汇校】

编者按：“其王请降”，《资治通鉴》作“魏王假降，杀之，遂灭魏”。

【汇注】

司马贞：魏王假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魏，姬姓，毕公高之后。自文侯受封，至王假，凡九世。秦初并天下，令曰：“魏王始约服，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此则其出师之名也。《前汉·地理志》曰：魏地觜觿参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南有陈留及汝南之召陵、强、新汲、西华、长平，颍川之舞阳、郾、许、鄢陵，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皆魏分也。在晋之南河曲，故其《诗》曰：“彼汾一曲，置诸河之侧。”至献公灭魏以封大夫毕万，晋文公霸诸侯，尊周室，始有河内之土。吴札闻魏之歌，曰：“美哉！沨沨乎以德辅此，则明主也。”文公后十六世，魏自立为诸侯。《沟洫志》大司空掾王横言，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决河，灌其都。决处遂大，不可复补。宜却徙完平处，更开空，使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然则因秦引河灌大梁之后，禹之故道亦失矣。（《大事记解题》卷六）

顾应祥：丙子，秦王贲伐魏，王假降，杀之，灭魏。（《人代纪要》卷四）

又：魏，毕公高之后。武王伐纣，封高于毕。毕万事晋献公，封于魏，四世至桓子，与韩、赵灭智氏，二传至斯，始受周威烈王命，为诸侯。又五世，僭称王，至是为秦所灭，凡九世，计一百七十五年。（同上）

【汇评】

司马光：魏文侯以列国大夫，好贤礼士，终为天下之显诸侯，至于今称之。惠王有一商鞅不能用，而弃之于秦，使还为国害，丧地七百里，窜身大梁，子孙遂微。贤不肖之相望，岂不远哉！无忌去而魏轻，还而魏重，安僖王犹以为疑，无忌死而魏亡。贤者之于国家何如哉？（《稽古录》卷十一）

④ 【汇注】

程馀庆：魏王假三年，灭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张习孔：魏，魏文侯（名斯）创立，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魏惠王迁都大梁。马陵之战后，国势不振。是岁，秦派王贲攻魏，围大梁；引黄河、大沟水灌之，大梁城坏，虏魏王假，尽取其地，魏亡。（《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秦》）

二十三年①，秦王复召王翦②，强起之，使将击荆③。取陈以南至平舆④，虏荆王⑤。秦王游至郢陈⑥。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⑦，反秦于淮南⑧。二十四年⑨，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⑩，昌平君死⑪。项燕遂自杀⑫。

① 【汇注】

马非百：“二十三年（前224）兴攻荆。□□□阳死。四月，□文君死”。兴，即《汉书·卜式传》“日者北边有兴”之兴，颜师古注：“兴谓发军。”荆即楚，因庄襄王名楚，故讳楚而称荆。《楚世家》：“（负刍）四年（秦王政廿三年），秦将王翦破我军于蕲（今安徽宿县南三十里），而杀将军项燕。”《六国表·秦表、楚表》《蒙恬传》及《王翦传》皆同。此云“兴攻荆”，盖即指王翦等攻楚杀楚将项燕而言。“□□□阳□死”，缺字未详。□文君死，疑即秦王政九年，与昌平君同平嫪毐之乱的昌文君。《索隐》云：“昌文君名亦不知也。”见《秦始皇本纪》。（《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

② 【汇注】

司马光：李信攻平舆，蒙恬攻寝，大破楚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楚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败李信，入两壁，杀七都尉；李信奔还。王闻之，大怒，自至频阳谢王翦曰：“寡人不用将军谋，李信果辱秦军。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谢：“病不能将。”王曰：“已矣，勿复言！”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王曰：“为听将军计耳。”于是王翦将六十万人伐楚。（《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始皇帝下》）

③ 【汇校】

张子侠：此节疑有错简，或经后人窜乱，错误有三：

其一，《六国年表》《楚世家》及《蒙恬列传》皆言秦王政二十三年杀项燕，二十四年虏楚王负刍，《王翦列传》也说先杀项燕，“岁余虏荆王负刍”，而本纪却讲虏荆王在前杀项燕在后，与各篇皆不合，必误。

其二，据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载，昌平君死于秦王政二十一年，而本纪却讲“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前者可信，后者必误。

其三，《编年记》曰：“廿年……韩王居□山。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有（又）死□属。”既然昌平君已于二十一年徙居秦国南郡，被监禁于某山，那么无论项燕反秦于淮南还是江南，都不可能遥立昌平君为王，更何况此时昌平君已死了两年。另外，据《王翦列传》记载，王翦代李信为将后，“荆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拒秦”。当时在前线领兵抗秦的楚将正是项燕，假如项燕有立昌平君为王的行为，而楚王负刍又尚未见虏，那么“悉国中兵以拒秦”便无法解释。（《<秦始皇本纪>新探》，载《古籍研究》1995年第2期）

【汇注】

张守节：秦号楚为荆者，以庄襄王名子楚，讳之，故言荆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按：《王翦传》，秦使翦子王贲击荆。徐广曰：“秦讳楚，故云荆也。”（《大事记解题》卷六）

【汇评】

王　恢：按：楚自徙陈，不被秦兵者垂四十年，非为必逾黾阨之塞（今武胜关），盖韩、魏为之蔽也（见《春申君传》）。自合纵伐秦（前241），不利，更东徙寿春，以退婴求苟安，春申君又盛治宫室于江东，以保相印，国之不亡，未有天理！虽然，濒亡犹一败强秦，秦军六十万而始定之，较之燕齐，又足多矣，所以三户卒以亡秦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灭六国》）

④ 【汇注】

裴　骃：《地理志》汝南有平舆县。（《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舆音余。平舆，豫州县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王　恢：平舆，《汝水注》：“汝水自上蔡来，合溱水，又东南迳平舆县南，下入安城。蔡塘水自上蔡来，东迳平舆县故城南为澺水，县故沈国也，有沈亭。《春秋》定公四年蔡灭沈，以沈子嘉归，后楚以为县。《史记》秦李信攻平舆败之者也。”《清统志》（二一六）：“故城今河南汝县东南六十里。”按：同时蒙恬攻寝，在今沈丘，相去约百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灭六国》）

夏伯炎：陈，县名，治所今河南淮阳。原为小国，前479年被楚国灭亡。平舆，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平舆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司马贞：荆王负刍也。楚称荆者，以避庄襄王讳，故易之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楚王负刍五年，灭楚。（《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夏伯炎：郢陈，即陈（今河南淮阳）。因楚迁都陈时改名郢，故名郢陈。（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⑦ 【汇校】

张习孔：楚将项燕立昌文君为楚王，反秦于淮南（《史记》误作昌平君，此据《战国史》第九章注释）。（《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秦》）

【汇注】

张守节：昌平也，楚淮北之地，尽入于秦。（《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按《本纪》，今年王翦虏荆王。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军于淮南。明年，王翦、蒙武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年表》《世家》《王翦传》皆不载项燕立昌平君事。今两存之。（《大事记解题》卷六》）

又：颍滨苏氏曰：昌平君者，楚人，为始皇相国，攻嫪毐者也。始皇二十一年将攻荆，徙昌平君于郢。（《大事记解题》卷六《本注》）

夏伯炎：项燕（？—前223），下相（今江苏省宿迁县西南）人。项羽之祖父。（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⑧ 【汇校】

裴　骃：徐广曰：“淮，一作‘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朱东润：“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集解》：“徐广曰：淮，一作江。”按：楚王负刍都寿春，负刍被虏，淮南已定。故昌平君反秦于江南也。二十四年破荆军，昌平君死。二十五年王翦遂定江南地。据此应作江南。（《史记考索·徐广异文考证》）

【汇注】

吴见思：昌平君秦所立，故称反。（《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张文虎：“《正义》昌平也”，按：此上有脱文，盖谓即前秦相国昌平君也。（《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评】

徐孚远：昌平君虽为秦相，实楚裔也。郢又楚旧地，徙昌平于此。楚之遗民，奉以举事，固其宜矣，亦秦之失策。（《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⑨ 【汇注】

司马光：二十四［年］，王翦灭楚，虏王负刍，因南征百越，降之。置楚郡、会稽郡。（《稽古录》卷十一）

江　贽：秦王翦虏楚王负刍，以其地置楚郡。（《少微通鉴节要》卷二《后秦纪·始皇帝》）

马非百：“二十四年（前223）□□□王□得。”《楚世家》：“（负刍）五年（秦王政廿四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为郡。”《六国表·秦表、楚表》《蒙恬传》及《王翦传》同。得即虏获的意思。《始皇本纪》“十七年得韩王安”“廿五年得燕王喜”“廿六年得齐王建”，皆其证。此云“□□□王□得”，疑即“攻楚，楚王负刍得”之缺文。（《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

⑩ 【汇评】

司马光：楚自祝融、鬻熊以来，其有国几何年矣。方其盛也，奄有南海，凭陵诸夏。及怀王放废忠良，幸近谗慝，惑张仪之口，而耳目不能自守，见欺而不悟，亡师而不悔，以失济失，客死于秦。使其子孙衔涕忍耻以事仇雠，强之女而不敢辞，陵庙焚而不敢怨，兔逃鼠伏，自屏于陈。束兵不战，而攻之不解，割地请和，而侵之不止，卒不见赦，而国以沦亡，不亦悲乎！（《稽古录》卷十一）

⑪ 【汇注】

吕祖谦：楚，芈姓，出于祝融、吴回之孙季连。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季连之苗裔熊绎，至王负刍，凡四十一世。秦初并天下，令曰：“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叛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此则其出师之名也。《前汉·地理志》曰：“楚地，翼轸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史记·货殖传》曰：“楚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于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篒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楚世家》书灭楚，名为楚郡云。孙简曰：“秦虏楚王负刍，灭去楚名，以楚地为秦郡，秦避庄襄王讳，易楚为荆，不应置楚郡。”简之说是也。但三十六郡中，亦无秦郡之名。以地考之，南郡、九江郡、鄣郡、会稽郡，皆楚地也。（《大事记解题》卷六）

顾应祥：戊寅，秦灭楚，置楚郡。楚自楚绎于周成王时受封荆蛮，其后都郢，更号楚，僭称王。五世至楚武王，入春秋，传至庄王始霸。至是为秦所灭。凡二十一世，七百一十五年。（《人代纪要》卷五）

⑫ 【汇注】

司马光：楚人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御之；王翦坚壁不与战。楚人数挑战，终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楚既不得战，乃引而东，王翦追之，令壮士击，大破楚师，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始皇帝下》）

胡三省：项燕，项梁之父也。（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二十三年”注）

梁玉绳：按：《六国表》《楚世家》《蒙恬传》皆言始皇二十三年杀项燕，二十四年虏楚王负刍，《王翦传》亦以虏楚王在杀项燕之后。独此言二十三年虏荆王，二十四年项燕自杀，而又有项燕立昌平君一节。余详考之，实此《纪》误也。昌平君虽楚之公子，而久居于秦，尝为秦相国，定嫪毐之乱，其时徙居郢，项燕安所得而立之？负刍窜处寿春，未曾亲历戎行，何遽被虏？而项燕为楚名将，燕不死，楚不灭，谁谓项燕后楚死乎？《项羽纪》《六国表》《王翦蒙恬传》，俱说项燕是王翦杀之，《索隐》引《楚汉春秋》同，惟此以为自杀，亦属牴牾。窃意王翦击破楚军杀项燕，时昌平君在郢，楚之诸将必有败逃于郢者。昌平君知项燕已死，楚淮北之地尽失，难以图存，借旧将之依附，僭立为王，以成犄角之势。适秦王游至郢陈，谋欲袭之，遂反江南。而王翦等已破楚，虏负刍，计不果行，昌平君自杀。斯固情事之明白可料者，宁有如《纪》所载耶？然则宜何以书？曰“虏荆王”三字自在“破荆军”之下。“平舆”之下原有“杀项燕”三字，今混入“项燕立昌平君”之上，又脱一“杀”字。而“昌平君遂自杀”句中有“死项燕”三字，乃羡文也。“淮南”为“江南”之误，徐广云“淮，一作‘江’”是已。当云“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杀项燕。秦王游至郢陈，荆将立昌平君为荆王。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虏荆王，昌平君遂自杀”。（《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张习孔：楚国，南方古国，立国于荆山一带，后臣服于周，周人称为荆蛮。初都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后迁于陈（又作郢陈，今河南淮阳），又迁巨阳（今安徽太和东南），再迁寿春（今安徽寿县）。是岁，秦王翦、蒙武破楚平，攻入寿春，虏楚王负刍（从《史记·六国年表》《秦本纪》系于上年）。楚昌平君死，项燕自杀，楚亡（《史记·秦本纪》《六国年表》系项燕自杀于上年）。（《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秦》）

又：秦灭楚，以其地置楚郡（郡治陈，今河南淮阳），又建九江郡（郡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和长沙郡（郡治临湘，今湖南长沙）。（同上）

二十五年①，大兴兵，使王贲将，攻燕辽东②，得燕王喜③。还攻代，虏代王嘉④。王翦遂定荆江南地⑤；降越君⑥，置会稽郡⑦。五月，天下大酺⑧。

① 【汇注】

司马光：王伐辽东，虏燕王喜。还击代，虏代王嘉。以其地置辽东，代郡。（《稽古录》卷十一）

江　贽：己卯（秦二十五、燕三十三、齐四十三、代六年。是岁燕、代亡），秦王贲攻辽东，虏燕王喜。（《少微通鉴节要》卷二《后秦纪·始皇帝》）

又：初，齐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入燕、楚，五国各自救，以故齐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后齐相及宾客多受秦间金，劝王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同上）

② 【汇注】

吕祖谦：［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燕山在幽州渔阳县东南六十里。燕，姬姓之国，黄帝之后，在滑州。（《大事记解题》卷六）

③ 【汇校】

吕祖谦：《通鉴》作“降百越之君”。按：贾谊《过秦论》“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事在三十三年。今年方置会稽郡，百越固未尽服也。（《大事记解题》卷六）

【汇注】

张守节：燕王喜之五十三年，燕亡。（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卷六：“五十三”，疑当作“三十三”。按：本书卷三四《燕召公世家》：“三十三年，秦拔辽东，虏燕王喜，卒灭燕。”卷一五《六国年表》秦灭燕亦在燕王喜三十三年。）（《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燕，姬姓，周武王封召公于北燕，自召公受封，至王喜，凡四十四世。《前汉·地理志》曰：“燕地，尾、箕分野也。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史记·货殖传》曰：“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楚，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稀，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濊貉、朝鲜、真番之利。”（《大事记解题》卷六）

张习孔：燕国，周初封国，召公奭所建，建都蓟（今北京城西南）。前226年迁都辽东。是岁，秦将王贲攻取辽东，虏燕王喜，燕亡。（《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秦》）

又：秦灭燕，在其地置上谷郡（郡治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辽东郡（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同上）

夏伯炎：燕王喜，燕国末代君主。前254—前222年在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司马光：燕在春秋时，玉帛不通于中国，简策所书鲜焉。及文侯始大，与诸侯约从以摈秦。王哙慕尧舜，以国授子之而败死，为天下笑，求名失实，乃至是乎！昭王刻意勤身，招贤下士，卒用弱燕以报强齐，有志者功无不成也。惠王信谗，以丧垂成之业，惜哉！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虽有强暴之国，尚何足畏哉！丹释此不为，顾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功隳身戮，社稷为墟，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复言，重诺，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颈、决腹，非勇也。要之，谋不远而动不义，其楚白公胜之流乎！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稽古录》卷十一）

④ 【汇注】

张习孔：赵国，赵烈侯（名籍）创建，建都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前386年迁都邯郸（今河北邯郸）。长平之战后，国势衰落。前228年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是岁，秦将王贲攻代，虏代王嘉，赵亡。（《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秦》）

又：在赵地建代郡（郡治代，今河北蔚县西北）。（同上）

⑤ 【汇注】

张守节：言王翦遂平定楚及江南地，降越君，置为会稽郡。（《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王　恢：江南，此云“定荆江南，降越君，置会稽郡”，与《秦纪》（“楚人反江南”）之江南，意指为广，当今江、浙、皖及闽江以南地。（《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灭六国》）

夏伯炎：江南，地区名，泛指长江以南。战国时一般指今湖北省南部和湖南省、江西省一带。（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陈子龙：王翦以六十万众，三年而始悉定荆地，秦之灭国，未有如此久者。楚地广，多险阻故也。（《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张守节：降，闲江反。楚威王已灭［越］，其余自称君长，今降秦。（《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张文虎：“《正义》楚威王已灭”，疑下脱“越”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⑦ 【汇注】

陆唐老：会，古外切。稽，音鸡。晋灼云：本名茅山。《吴越春秋》云：“禹巡天下，登茅山，群臣乃大会计。更名茅山曰会稽。”（《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四《秦纪·始皇帝》注）

胡三省：秦会稽郡，治吴县，兼有今闽越两浙之地。后汉分会稽，置吴郡，而会稽郡徙治山阴县。刘恕曰：“禹会诸侯江南而有功，因名其山曰会稽，犹言会计也。会，古外翻。”（见《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始皇帝下》注）

程馀庆：治吴，兼有两浙之地。（《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王　恢：会稽郡，《汉志》：“会稽郡，秦置。领县二十六，治吴。”初置时包《汉志》之丹阳郡。后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分置吴郡，而徙会稽于浙东，治山阴。《灌婴传》：“渡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此吴郡长、吴守、吴，皆指故吴国。意为会稽郡。如淳以为“雄长之长”，未可以为非。齐召南以为楚汉之际分而后合，姑存其说。（《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灭六国》）

⑧ 【汇注】

裴　骃：服虔曰：“酺音蒲。”文颖曰：“酺，《周礼》族师掌春秋祭酺，为人物灾害之神。”苏林曰：“陈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饮食为酺。”（《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天下欢乐大饮酒也。秦既平韩、赵、魏、燕、楚五国，故天下大酺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酺，聚饮，指命令所特许的大聚饮。秦汉时，不许三人以上无故聚会饮酒，违者罚金。（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二十六年①，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②，不通秦。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③。

① 【汇注】

江　贽：二十六年，王贲自燕南攻齐，猝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诱齐王，约封以五百里之地，齐王遂降。秦迁之共，处之松柏之间，饿而死。（《少微通鉴节要》卷三《后秦纪·始皇帝下》）

程馀庆：《通鉴》至此，始专以秦纪年。（《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张守节：［胜］，音升，齐相姓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司马光：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宾客入秦，秦又多与金。客皆为反间，劝王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始皇帝下》）

胡三省：《姓谱》：后本郈氏，其后去“邑”。（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二十五年”注）

郭之奇：后胜者，齐相。受秦间金，劝王建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灭五国，使王贲击齐，建入朝秦，饿而死。（《稽古篇》卷四十二《四恶总传》）

③ 【汇注】

司马贞：六国皆灭也。十七年得韩王安，十九年得赵王迁，二十二年魏王假降，二十三年虏荆王负刍，二十五年得燕王喜，二十六年得齐王建。（《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齐王建之三十四年，齐国亡。（《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司马光：齐自君王后卒，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约）〔劝〕齐王去从朝秦，不为攻战之具。秦以故得灭五国，而齐不救。（《稽古录》卷十一）

又：齐人怨王建不早与诸侯合从，听奸人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详也。（《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始皇帝下》）

吕祖谦：齐，田姓，陈公子完奔齐，食采于田，春秋后改姓田氏。自田和代齐，至王建，凡七世。秦初并天下，令曰：“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此则出师之名也。按《蒙恬传》，始皇二十六年，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之将帅，多世其家。贲，翦之子也；恬，武之子、骜之孙也。颍滨苏氏曰：“韩、魏、赵、楚，与秦壤地相接，虽欲勉强抗秦，而干戈日至，势不可矣。如燕、齐负海，前有四国之限，燕弱不足言，如齐之强，使与四国合从，推其有余，以补不足，时至而拯其亟，虽秦之暴，亦安能遂灭诸侯乎？然威、宣方以其力攻伐，诸侯不亲。湣王取宋破燕，求逞其欲，不暇及远，而王建偷安自守，侥幸秦之见容，与五国相随而亡。吾观六国之亡，其君无一人可以守国者。楚考烈王死，李园专国，负刍与王俱争立，仅能自定，而秦兵至。赵王迁信谗以诛李牧，魏景湣王用秦间以废信陵，韩王安制于韩玘，燕丹私怨始皇，欲以刺客毙秦。虽使秦寇不作，其势亦不能久安矣，而况秦乘其毙乎？”（《大事记解题》卷六）

顾应祥：庚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是年，初混一天下，称始皇帝。王贲攻齐。齐王建降，齐亡。齐本舜后，妫姓，封于陈，自陈完奔齐，改姓田氏，五传至田乞，专齐政，又四传至田和，遂有齐国。受周安王命，为诸侯。传七世，一百七十年，为秦所灭。（《人代纪要》卷六）

杨时伟：齐王建入朝于秦，雍门司马前曰：“所谓立王者为社稷耶？为王立耶？”王曰：“为社稷。”司马曰：“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齐王还车而反。即墨大夫闻雍门司马谏而听之，则以为可为谋，即入见齐王曰：“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十万。夫三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间者百数。王收而与之十万之众，使收三晋之故地，即临晋之关可入矣。鄢郢大夫不欲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数，王收而与之十万之师，使收楚故地，即武关可入矣。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矣。舍南面之称制，乃西面而事秦，为大王不取也。”齐王不听。秦使陈驰诱齐王，内之，约与五百里之地。齐王不听即墨大夫而听陈驰，遂入秦，处之共松柏之间，饿而死。（《狂狷裁中》卷一《雍门司马即墨大夫》）

王士俊：齐王建旧居，在辉县西北七里。建，齐襄王子，秦灭六国，兵入临淄，王建降，迁于共，处松柏间饿死。齐人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耶？”盖疾建用客之误。（［雍正］《河南通志》卷五十一《古迹上》）

马持盈：（秦王政）十七年韩亡，十九年赵亡，二十二年魏亡，二十三年楚亡，二十五年燕亡，二十六年齐亡。（《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张习孔：秦将王贲从燕南攻入齐都临淄，俘齐王田建，齐亡。至此，秦统一六国。（《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秦》）

【汇评】

司马光：齐地广而民众，负沧海以临中夏，重以威，宣之贤，国家富强。及湣王骄汰，不可盈厌，自取颠沛。苟无田单，齐不国矣。凡游士言纵横者，虽更相倾覆，要之合纵者，六国之利也。齐为三晋、燕、楚之根柢，三晋、燕、楚为齐之藩蔽。秦虽强暴，百有余年不能一诸侯者，以其表里相钩带也。及齐王建用后胜之谋，信秦间之言，拱手以事秦，不救五国，五国已亡，而齐并为虏，理势然也。（《稽古录》卷十一）

何景明：夫五国之灭者，则齐之罪也。齐之与秦，东西相望，尝并帝而敌体。故秦之所忌莫如齐，然而缓攻齐者，徒以有五国在也。君王后（原注：齐王后）见诸侯之日屠于兵，而境无遗矢之扰，不知秦有所俟，而以为厚己，乃奉秦益谨，而缓之救，故齐之安者四十年。至胜后（原注：齐相姓名，胜音升），齐国亡而王建幽于共城。保一隅之众，亡五国之师，便四十年之安，灭百世之社稷，此君王后之罪也。夫辟之五国锋也，齐则柄也；五国者蔽也，齐则地也，此其势至明也。然坐视其锋之摧而欲冀柄之无折，立见其蔽之撒而犹希地之不露。盖长久之术不察，而迷于利害之近也。建之幽于共，齐之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原注：客谓陈驰）耶！”此疾胜后之不明，刺宾客之卖国也。悲夫！然究其失策，不可无罪君王后也。（《大复集·策术篇》）

丘　濬：呜呼！三代建制之大者，莫大于封建，至是扫荡无余矣。武王承夏、商之后，分封八百国，春秋之世，惟余十二诸侯。至于战国，存者仅七，而三晋、田齐，已非初封之旧。当是时，虽曰气势卑陋，政令庞杂，然而先王封建之微意犹有一线之存也。至始皇立，首灭韩，次灭赵，次灭魏，次灭燕，次灭楚，至于是，又灭齐。呜呼！此天地开辟以来，圣帝明王所以建万国亲诸侯之制，自是以后，永无可复之期矣，是盖世道大变之端也。（《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

又：始皇以古谥法，为子议父，臣议君，故欲除之。自我而始，世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焉！抑岂知死肉未寒，而人杀其子，仅及再世，而天讫其祚。万世之下，称其为无道秦者，如出一口，初不系其谥之有无也。（同上）

张大龄：“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玄羽《逸史》曰：此齐人哀其王建而作也。齐客多受秦金，劝王不修战备，而朝秦。又不出兵助五国，故秦得以间灭五国。时有即墨大夫，亦客也，知齐亡在旦夕，见王而说之曰：“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百万。今三晋大夫不使秦，而在阿、鄄之间者百数，王收而与之数万之众，使收晋故地，即临晋之间可入矣。鄢、郢大夫不欲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数，王收而与之数万之众，使收楚故地，即武关可入矣。此则齐威可立，岂特保国家而已哉？”建不听，而竟饿死共邑松、柏之间。夫秦以用客王，齐以用客亡。非客负于齐，王听之不聪耳。如即墨大夫之谋齐、秦角立，以海内所怨疾之秦，而当五国所共推之齐，胜负必有辨也。为此谋者非客乎？然则松、柏之饿，建自取矣。自古亡国之主，常以忽佳谋，不独一建也。予为首揭而致诫焉。（《玄羽外编》卷十八《说史隽言·史谣》）

杨时伟：六国之患秦也，舍合纵而外无策矣。是以苏秦一倡，天下响应，信陵再胜，函谷震惊。积怒深怨，奚待灭亡而始奋耶？况收未散之人心，鼓方新之忿恨，踊跃孚号，有益无损，孰与坐而待亡？然则住建共者，客奚咎焉？威王时有不事左右以求誉者，湣王之末，有固守不下敌者，区区即墨，乃有三异人，而皆不著名姓。（《狂狷裁中》卷一《雍门司马即墨大夫》）

秦初并天下①，令丞相、御史曰②：“异日韩王纳地效玺③，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④，故归其质子⑤。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⑥。荆王献青阳以西⑦，已而畔约，击我南郡⑧，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⑨。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⑩。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⑪，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⑫，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⑬。”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⑭：“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⑮，天子不能制⑯。今陛下兴义兵⑰，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⑱，法令由一统⑲，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⑳。臣等谨与博士议曰㉑：‘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㉒，泰皇最贵㉓。’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㉔。命为‘制’㉕，令为‘诏’㉖，天子自称曰‘朕’㉗。”王曰：“去‘泰’，著‘皇’㉘，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㉙。他如议㉚。”制曰：“可㉛。”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㉜。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㉝，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㉞，甚无谓，朕弗取焉㉟。自今已来，除谥法㊱。朕为始皇帝㊲。后世以计数㊳，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㊴。”

① 【汇注】

吕祖谦：按：《前汉·食货志》：始皇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董仲舒曰：秦改帝王之制，小民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田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今并附见于始皇并天下之年。（《大事记解题》卷七）

【汇评】

苏　轼：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谓巧于取齐，而拙于取楚，其不败于楚者幸也。……秦初遣李信以二十万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万攻之，盖空国而战也。使齐有中主具臣，知亡之无日，而扫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齐而入厌兵空虚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于取楚。（《苏轼文集·论秦》）

陆唐老：东莱评曰：秦以无道并天下，自开辟以来，未之或有。世常以为疑，故识者深探其事而论之。司马迁曰：“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者常于西北。”意谓秦所以并天下者，得天时故也。贾谊曰：“雍州之险，崤函之固，金城千里，可以包举宇内。”意谓秦所以并天下者，得地利故也。斯两说者，虽得而未善，盖独舍人事而不言也。《易》称先王建万国，陵夷至春秋时百七十余国而已。其后大并小，强侵弱，所存者晋、齐、秦、楚、燕也。而自春秋以来，大夫执国命，其末流往往逼逐其主而夺之国。晋最强而分为三；齐归于田和，复有湣王之祸；楚灭于吴之后，白公胜篡之；燕起于戎狄之间，不唯弱小，哙让国于子之之乱，国几于亡。当是之时，国无强宗室为大变者惟秦耳，加以将勇士锐，法令严急，是以四世制胜而海莫能敌，以乘六国篡窃乱亡之余，其并天下奚疑焉。是皆出于人事耳。故曰贾、马之言未尽也。嗟呼，使始皇之后仅得中主，轻徭役，薄赋敛，省刑罚而尚礼义，虽无万世之传，而百年之内，岂遽亡哉！（《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四《秦纪·始皇帝》）

罗大经：秦虎视山东，蚕食六国，不知六国未灭而秦先灭矣。何也？始皇乃吕不韦之子，则是嬴氏为吕氏所灭也。……欲用《春秋》法于《始皇纪》，便明书吕氏，以从其实。（《鹤林玉露》卷十五）

王世贞：呜呼！秦王无道也，乃能定天下于一，孟子“不嗜杀人”之言，无乃不验乎？是不然。秦人吞噬六国，盖持其势力以兼并之也，岂所谓定乎？所谓并天下，特为汉王驱除焉耳。曾几何时，胜、广兵起，复立六国，尽王诸将，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卒之定天下于一者，乃宽仁大度之沛公也。孰谓孟子之言不验哉！（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孙　琮：含蓄一篇之意。（《山晓阁史记选》卷一《秦始皇本纪》）

牛运震：特书“秦初并天下”，与篇首“欲以并天下”作收应，此一篇大关键也。（《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刘鸿翱：灭六国者，非秦也；秦未尝灭六国。吕不韦以贾人之子，乱秦之嗣，篡秦之国，自开辟以来，乱臣贼子所未有之奇也。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天之厌秦久矣。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秦累世用殉，尚望其有后乎哉？秦之德，无加于六国；秦之好战杀人，且过于六国。秦何能灭六国！天将变封建为郡县，以终唐、虞、三代之局，姑假手于秦，而实非秦也。二世而亡吕氏，非嬴氏也。秦之灭，在六国之前矣。（《绿野斋文集》卷二《论秦灭六国》）

陈其山：秦实先亡，已有论者，此直以吕氏，归之天命，创而极确。但六国惟燕后灭，余皆早易其主。则天之假手者，又不独吕氏，特至吕氏终其局耳。（引自《绿野斋文集·论秦灭六国》评语）

② 【汇注】

张守节：令，力政反。乃今之赦令、赦书。（《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王骏图、王骏观：《尔雅·释诂》：令，告也。邢昺疏曰：盖谓谕令丞相御史也。且此下所言，乃秦皇令丞相御史议称号之事，与赦令、赦书何涉乎？（《史记旧注平义·秦始皇本纪》）

【汇评】

朱国祚：此先举六国之罪，曰“诛之”，曰“灭之”，曰“虏其王”，曰“得其王”，曰“灭其国”，曰“平其地”，俱叙其混一之功处。（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姚祖恩：先儒谓秦时诏令，杂以吏牍，自是一种文字。然《谟》《诰》之下，汉《诏》之前，实另具一段精严伟丽光景。此其第一令已绝大不群。（《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张守节：效犹至见。（《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王骏图、王骏观：《正义》效犹至见。观按：效犹呈也，献也。谓前者韩王纳其土地，献其印玺也。《正义》说舛误。（《史记旧注平义·秦始皇本纪》）

张家英：“异日”为一名词性词语，且属于多义。本例表示“往日”，即“从前某个时候”。……此外《三王世家》诸补部分有：公户满意与御史“到燕，各异日”。这个“异日”就是“不在同一日”了。（《<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始皇本纪》）

又：《正义》谓“效犹至见”，其言不辞，疑有讹误。……《樗里子甘茂列传》：“樗里子将伐蒲。蒲守恐，请胡衍。……胡衍入蒲，谓其守曰：‘……衍能令释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愿以请。’因效金三百斤……故胡衍受金于蒲，以自贵于卫。”……上文说“效金”，下文说“受其金”，“效”自非“献”不可。“纳地效玺”之“效”，亦是如此。（同上）

④ 【汇注】

夏伯炎：李牧（？—前228），赵将。长期防守赵国边境，深得军心，曾打败东胡、林胡、匈奴。赵王迁三年，率军向秦反攻，大败秦军，赐封武安君。后因赵王中秦反间计，牧被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张守节：质音致。（《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李　笠：“秦兵吏诛，遂破之”，按：下文“故发兵诛，得其王”，与此并以“诛”字断句，“诛”谓声其罪而伐之。（《史记订补·秦始皇本纪》）

⑦ 【汇注】

裴　骃：《汉书·邹阳传》曰：“越水长沙，还舟青阳。”张晏曰：“青阳，地名。”苏林曰：“青阳，长沙县是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王　恢：青阳，《湘水注》《湘州记》《舆地广纪》并承《集解》苏说，以长沙为古青阳之地。而《文选注》又引苏林曰“水名”。故《志疑》谓：“一人而异说，特就越水长沙一语而谓为县，又就还舟云云，而谓是水。始皇时，楚之西土久失，何至至是始献？且也梁（孝王武）兵越广陵，长沙还舟，何足以遏其粮！”《邹阳传》王补：“刘奉世曰：越水长沙者，阳盖谬言先以水军攻长沙，而后还舟侵吴也。下文云：水章邯，是其为文如此。青阳，吴地。”按：青阳仅见于此。《元丰九域志》，临淮有青阳。《泗州志》，州北百三十里有青阳镇。（《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灭六国》）

⑧ 【汇注】

夏伯炎：南郡，郡名。治所在郢（今湖北省江陵县东北），后迁江陵。（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⑨ 【汇校】

张文虎：“遂定其荆地”，《杂志》云“其”字涉上而衍。（《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⑩ 【汇评】

孙　琮：以上数六国罪案。（《山晓阁史记选》卷一《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辞旨刚戾，绝无恻隐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⑪ 【汇评】

姚祖恩：以谦吻作夸诩，辞气峻厉。（《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⑫ 【汇评】

茅　坤：次六国罪案如掌，与项羽定诸侯而自立西楚霸王约文，并宕逸。（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孙　琮：词旨刚戾。（《山晓阁史记选》卷一《秦始皇本纪》）

朱　直：秦之灭周，先儒恶之，是已！至灭齐、楚、赵、魏、韩而恶之，则过矣。僭夷之楚，不当灭乎？篡姜之田，不当灭乎？三分晋之赵、魏、韩，不当灭乎？即秦灭之暴，亦所谓以暴灭暴，不足惜也。六国之堪惜者，独召公之燕耳，六国云乎哉！（《史论初集·秦灭六国不为暴》）

又：方灵皋曰：“秦罪在不能以道济天下，灭六国非其罪也。文王伐密而作程，伐崇而作丰，使以后儒拘挛之见律之，则当请于纣，择崇、密之子孙而立之，然后合于方伯之义，而兼其土地，得毋近于跋扈不臣乎？”此论非好为振奇，中正平允，不可易也。（同上）

姚祖恩：总前六国罪案，简而伟。（《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⑬ 【汇评】

吴见思：并天下后，借此一事，收完六国事。（《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牛运震：初并天下令，不过二百余字，而跌顿遒拗中，有无数波澜曲折。朴浑之气，雄武之态，森动如生。此先秦制书文字，可以上接三代誓、诰，而下开西汉诏、令者也。（《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郭嵩焘：按：此诏令御史之文，历叙兼并六国情事，维直高简，足见鹰扬虎视之概。（《史记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正只四字。并天下后，借此一令，收完六国事。此令不过二百余字，而跌宕遒拗中有无数波澜曲折，浑朴雄武，森动如生。此先秦制书文字，可以上接三代誓诰、下开两汉诏令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⑭ 【汇注】

裴　骃：《汉书·百官表》曰：“御史大夫，秦官。”应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称大夫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又：《汉书·百官表》曰：“廷尉，秦官。”应劭曰：“听狱必质诸朝廷，与众共之，兵狱同制，故称廷尉。”（同上）

司马贞：绾姓王。劫姓冯。（《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姚祖恩：“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秦初三公之职如此。（《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周晓陆：《汉志》：“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监，秩皆千石。”应劭曰：“听狱必质朝廷，与众共之，兵狱同制，故称廷尉。”师古曰：“廷，平也。治狱贵平，故以为号。”《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六年，“廷尉李斯”。（《西安出土秦封泥补读·廷尉之印》，载《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

⑮ 【汇注】

夏伯炎：侯服、夷服，按照周代制度，国王直接管辖的土地，直径一千里。此外为藩属，分为九服，由近及远，每隔五百里，定一个名称。九服的名称是：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⑯ 【汇评】

姚祖恩：看其即将前令敷衍，不更益一语。（《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⑰ 【汇注】

裴　骃：蔡邕曰：“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于陛侧，以戒不虞。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与之言，因卑达尊之意也。上书亦如之。”（《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陛下”之称自此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⑱ 【汇注】

张守节：郡，人所群聚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郡县，地方政权组织。战国时在边区设郡，后来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制。秦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后增加到四十八郡，下设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⑲ 【汇评】

王世贞：秦始之恶极矣，然其创制立法可纪也。称皇帝，罢侯置守令，即王族懿亲，无尺土之奉，岂不亦廓然大公哉！（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⑳ 【汇注】

程馀庆：其推崇始皇处，只言功业，不言德政。（《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汇评】

唐太宗：昏主……恣暴虐之心，报荒淫之志，其为雍塞无由自知。以为德超三皇，功过五帝，至于身亡国灭，岂不悲哉！此拒谏之恶也。（《帝范》卷二《纳谏》）

姚祖恩：秦人万古罪案，即万古功案。（《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㉑ 【汇注】

裴　骃：《汉书·百官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前汉·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多至数千人。”（《大事记解题》卷七）

㉒ 【汇注】

司马贞：按：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当人皇也。而《封禅书》云“昔者太帝使素女鼓瑟而悲”，盖三皇已前称泰皇。一云泰皇，太昊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㉓ 【汇评】

姚祖恩：古拙可爱，此即《封禅书》悠谬之说也。（《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㉔ 【汇校】

施之勉：《御览》八十六引《史记》，“泰皇”并作“人皇”。（《史记会注考证订补·秦始皇本纪第六》）

【汇注】

吴国泰：按：泰或大之借字。大即人也。（拙著《<说文>臆说》）是泰皇者，即人皇也。小司马以为“三皇已前称泰皇，一云泰皇，太昊也”，皆非。（《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㉕ 【汇注】

程馀庆：除拜遣议曰“命”。（《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㉖ 【汇注】

裴　骃：蔡邕曰：“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诏书。诏，告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方　回：记《秦始皇纪》，“命”为“制”，“令”为“诏”，《注》，蔡邕曰：“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诏书。诏，告也。”紫阳方氏曰：“《尚书》训、诰、誓、命，此‘命’之始也。”《书》“发号施令，令出惟行”。费惟反令者，命之异名，古上下通称。一国一家，皆有君命、父命，百军中惟知有将军之令。后世一监司太守县令，皆有令字旗，秦改命为制，令为诏，则以上喻下之文。人主独称制、诏，人臣不敢称。后世有律令之令，有制曰有诏，曰有内制，掌宰相以上除拜、诰词，及诏书、赦文、德音、批答不一；外制专掌执政以下诰命。诰亦曰告。魏晋以来亲王临民曰教，下达上之文其名甚夥，上喻下之文亦不能卒书。按：汉五年春正月，徙王韩信，书“下令曰”，未即帝位也。追尊昭灵夫人之下，始书“诏曰”，既即帝位用秦法也。（《续古今考》卷二十二《命为制令为诏自秦始》）

胡三省：师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书，二曰诏书。制书，谓其制度之命也。”如淳曰：“诏，告也。自秦、汉以上，惟天子得称之。”（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二十六年”注）

程馀庆：布告中外曰令。（《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㉗ 【汇注】

裴　骃：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称之，贵贱不嫌，则可以同号之义也。皋陶与舜言‘朕言惠，可行’。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后天子独以为称。汉因而不改。”（《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胡三省：古者君臣之间通称曰朕，自秦定制，惟天子独称之。（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二十六年”注）

梁章钜：“朕”，王逸《离骚注》：我也。《孟子》：“琴朕弤朕。”按：古人皆自称朕。（《称谓录·自称》）

吴国泰：“天子自称曰‘朕’。”国泰按：朕者，“自”字之借，自者，“鼻也”。人自谓常指其鼻，故自，犹“己”也。其后自之音变如杂，俗以“咱”为之。今北地人犹自称咱也。“朕”与“自”“咱”皆为双声，可以相假。故古人自称朕也。自秦始皇始以朕为天子之独称，古无是也。（《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汇评】

方　回：秦之称朕，亦何所益？赵高愚二世曰：“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于是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公卿希得朝见，岂不悖哉！《索隐》曰：“臣下属望才有兆，朕闻其声耳，不见其形也。一字之祸，乃至于此。”（《续古今考》卷二十二《天子自称曰朕自秦始》）

丘　濬：帝王之制作号令，今载于《书》者，典谟、训诰、誓命是已。而其所称谓曰“朕”、曰“予”，则上下通之也。至是始以“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为上之所专，而臣民不得与焉。遂为万世之定制，是亦世变之一初也。（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㉘ 【汇评】

孙　琮：古甚。（《山晓阁史记选》卷一《秦始皇本纪》）

姚祖恩：古劲之极。（《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牛运震：“去‘泰’，著‘皇’”，此一句古甚。（《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㉙ 【汇注】

胡三省：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为五帝。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曰：伏羲、神农、燧人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孔颖达曰：郑玄注《中侯敕省图》引《运斗枢》：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五帝者，德合五帝座星者称帝，则黄帝、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实六人而称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白虎通》取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谛也，言天荡然无心，忘于物我，公平通远，举事审谛，故谓之帝也。帝号同天，名所莫加，而称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于帝也。（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二十六年”注）

陈耀文：皇帝，至尊之称。皇者煌也，盛德煌煌，无所不照。帝者谛也，能行天道，事天审谛，故称皇帝（《独断》）。皇者大也，言其煌煌盛美。帝者德象天地，言其能行天道，举指审谛，父天母地，为天下主（《汉官仪》）。（《天中记》卷十一《帝王》）

容　庚：按：甲骨文有王无皇。金文皇字作，日出于土，上象光辉之形，发皇光大也。皆为形容词，如“皇祖”“皇考”“皇天”是。《诗》《书》所载，以光大义为多，其训君、训天皆汉儒之误释。如《诗·小雅·正月》“皇矣上帝”，《毛传》训君，《大雅·皇矣》“皇矣上帝”，《传》训大，《大雅·文王》“思皇多士”《传》训天，同一光大之意，而三者训释不同，可见其矛盾。《郑笺》于皇字多训为君，如《周颂》“於皇武王”，《般》“於皇时周”，尚可通，《臣工》“於皇来牟”，则不可解矣。《楚辞·九歌·东皇太一·怨思》“信上皇而质正”，始作天神、上帝之称，王绾等遂假借以为人主最贵之号，古无是也。（《秦始皇刻石考》三《刻辞之校释》，载《燕京学报》第17期）

周晓陆、刘瑞：“皇帝信玺”，录于《封泥》，现藏于日本。……“皇帝”之称为秦始皇首创。《汉旧仪》卷上：“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钮，文曰‘皇帝行玺’‘天子之玺’‘皇帝信玺’凡六种。”“信玺，发兵”，“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裹，两端无缝，尺一板中约署”。（《九十年代之前所获秦式封泥》，载《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8年第1期）

【汇评】

陆唐老：安定曰：古之圣人，应时称号，故曰皇曰帝曰王而止矣，非帝贬于皇、王贬于帝也。惟不知此义，遂以皇帝为尊称，而以自居，以王为降等，而以封其臣子，失之矣。是故有天下者，必法孔子，称天王，其引爵诸侯，自公而降，则名正言顺，百世以俟而不惑矣。（《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四《秦纪·始皇帝》）

吕祖谦：兼三皇五帝以为号，其汰侈固不待言。然丞相以下议称“泰皇”，其不辞甚矣。君侈臣庸，欲不亡得乎！（《大事记解题》卷七《本注》）

丘　濬：呜呼！帝王称号之盛，至是更无以加矣。盘古以来之君，称皇者三，称帝者五，称王者三。始皇初并天下，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乃兼用之，以为称号，后世袭而称之，而以王封其臣子，遂为万世不可易之制。噫！自有此名称以来，古道日以湮徼，日道日以沦降，名虽尊于古，而实不及之远矣。遂使君道日尊，臣道日卑，上下遂至于悬绝，师臣之礼，世不复闻。格心之学，竟莫成施。呜呼，是亦世道大变之一初也欤！（《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始称皇帝》）

［美］陆威仪：秦的统治者声称自己为“皇帝”，这个称呼仅仅译作“君主”是远远不足的。“帝”是商朝最高的神，商朝是公元前1千纪的后500年里，统治黄河中游地区的第一个有历史记载的王朝。然而，到战国时期，它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创造人类文明的那些传说中的文化智者被称为“帝”，该字用以特指他们超人的力量。秦宗教中的四位神被称为“帝”，与四个方位相应，由此它也象征着宇宙。通过把“帝”这个头衔用作自己专属的称谓，秦的君主强调了他所具有的上帝一般的权力，而且通过加上“皇”这个字得以加强，“皇”通常表示“闪耀”或者“神奇”，当时更多地被用作“上帝”的代名词。通过称自己为“始皇帝”，秦国的第一位君主宣布自己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是秦二世、三世、四世，以至于万世的初祖，他的统治可以延续到永远，如同他的王国延伸到整个宇宙四方。为了超越人性，获得不朽，始皇帝登上泰山，开启了“封禅”祭礼，和上天进行沟通。（《哈佛中国史》第一卷《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

编者按：“号曰皇帝”，“皇”“帝”二字原来都是上帝的意思，传说远古最早代表上帝治理人民的天子有“三皇”“五帝”。赵政自以为“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所以兼采“皇”“帝”二字作为名号，从而要人们更加敬畏他，以便建立起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还创立了避讳制度，作为皇帝名字的文字，臣民就不得使用；规定文书上每逢“皇帝”“始皇帝”等字均应另起一行，抬头顶格书写；规定只有天子的印能用玉称“玺”，上刻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字，称为“传国玺”；参照六国的礼仪，制定了“尊君抑臣，朝廷济济”的朝仪，叔孙通为汉高祖制定的朝仪，就是“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而成的；制定了供皇家和百官用的有等级的舆服制度。这种种都是为了表明皇帝的地位凌驾于一切之上，应该具有支配一切的“绝对权威”。这种绝对君权，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虽曾不断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但它曾是统一国家的神圣代表，对稳定封建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统一，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见王云度、张文立《秦帝国史·秦帝国的成就（一）》）

㉚ 【汇评】

姚祖恩：只三十余字，有援引，有跌宕，有断制。（《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㉛ 【汇注】

裴　骃：蔡邕曰：“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朱荃宰：《文章缘起》曰：“制，秦始皇以命为制。”（《文通》卷四《制》）

【汇评】

胡　寅：古圣人应时称号，曰皇、曰帝、曰王，非帝贬于皇、王贬于帝也。后世不知此义，遂以皇帝为尊称而自居，以王为降等而封其臣子，失之甚矣。仲尼作《春秋》，尊周立号，系王于天，必也有天下也称天王。其列国诸侯自公而降，则名正言顺矣。（引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吴见思：文字简古有法。推崇始皇处，只言功业，不言德政。（《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姚祖恩：先自定议，复称“制”，以可之也。（《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又：称“制”，“可”奏，始于此。实为娟峭。（同上）

㉜ 【汇注】

裴　骃：汉高祖尊父曰太上皇，亦放此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胡三省：太上者，极尊之称也。始皇自号曰始皇帝，故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自汉高帝以尊太公，此后不复为追号。（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二十六年”注）

徐孚远：始皇尊其父为皇，时不用谥法，故不著庙号，止称太上皇。后世没有庙号，生者为太上，与此异也。（《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孙　琮：太上皇始此。（《山晓阁史记选》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评】

吕祖谦：三代称王，故武王既克商，推王迹所起，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始皇既自称皇帝矣，追尊其父，乃独去帝著皇，岂非以父未尝有天下，不使同己之称乎？然则“帝”“皇”之义，始皇初不知也。（《大事记解题》卷七）

丘　濬：皇者，大也。皇而加之太上，尊极之称也。周公成文、武之德，古固有追王之礼矣。然所谓“太上皇”者，则肇见于斯焉。后世遂用之以为生者之称用，谨识其初。（《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追尊其考庄襄王为太上皇》）

㉝ 【汇评】

姚祖恩：首援太古为说，波澜甚壮。（《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㉞ 【汇评】

编者按：始皇帝首先反对的便是“臣议君”，认为这是“甚无谓，朕弗取焉”。所以“除谥法”。这便是一个信号：臣不能议君。韩非子讲，皇帝牧臣就像喂鸟，要使鸟儿服服贴贴。……秦始皇帝朝廷的君臣关系，可以概括为两个字：防、疑。始皇帝疑大臣，大臣防始皇帝。防的产生，由疑而来。一个依靠权力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始皇帝，总对他的权力感到不稳和害怕，总认为或怕大臣们和自己争权争位。就连大臣的车骑稍多一点，也心中不舒服。个人的独尊专制到了这个份上，还不是孤家寡人吗？虽然群臣当面说，他的功绩“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刻石中称他“大义休明，垂于后世”（《泰山刻石》），“圣智仁义”（《琅邪刻石》）等等美好得无以复加的颂扬之词，都成了假话、谀词、君主专制的政治思想的衍生物。即使很小心的李斯，未死在始皇帝时，却死在了二世手中。惟有赵高倒是不断晋升，到后来杀死了秦的子孙及大臣。而赵高、胡亥之所以能这样横行，究其根源还在于始皇帝对臣下的手段和态度，以致使“百官皆修饰空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将这样的臣，留给二世，其后果自在不言之中了。所以，《贞观政要》借孟子之言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这种表面臣服实际对立的君臣关系，是始皇帝独断专行的政治思想的必然，也为秦之灭亡设下了伏笔。（见张文立《秦始皇帝评传·秦始皇帝的政治思想（六）》）

㉟ 【汇注】

裴　骃：《谥法》，周公所作。（《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胡三省：周公作《谥法》，缘行之美恶以立谥。如幽、厉之君，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今秦除之，畏后人加己以恶谥也。（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二十六年”注）

叶子奇：讳法自周以前无之。至周公立制，人生既冠，以字易名；及有爵者，死而定谥。则固以弥文矣。后世遵之，其法愈严。如始皇名政，改正月之正音征，至今不改。汉吕氏讳雉，改雉名野鸡。（《草木子》卷三）

【汇评】

贾　山：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养老之义，亡辅弼之臣，亡进谏之士，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谀媮合苟容，比其德则贤于尧舜，课其功则贤于汤武，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诗》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听言则对，谮言则退。”此之谓也。（引自《汉书·贾山传》）

吕祖谦：五峰胡氏（宏）曰：“昔周公作《谥法》，岂使子议父、臣议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爱不亦深乎？所以训后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则身立、家齐、国治、天下平；不知本，则纵欲恣暴，恶闻其过，入于灭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惟其私而已。是故不合天下之公，则为子议父，臣议君。夫臣，子也，君父有不善，所当陈善闭邪，引之当道，若生不能正，既亡而又党之，是不以天道事君父也，谓之忠孝，可乎？”（《大事记解题》卷七）

丘　濬：始皇以古谥法为子议父、臣议君，故欲除之。自我而始，世世以数计，传之无穷焉。抑岂知死肉未寒而人杀其子，仅及再世而天绝其祚，万世之下称其为无道秦者，如出一口，初不系谥之有无也。（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㊱ 【汇评】

姚祖恩：断得妙！（《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牛运震：“除谥法”制僻理强，辞语特亢爽，有奇气。（《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谥法，周公所作。谥者，考德行之实，而称天以诔之，为天下万世劝戒，归于太公，至正而后定，非臣子私意独见也。秦除谥法，乃忠孝之贼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俞　樾：昔周公制谥法，使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秦始皇帝以为如此，则是臣子得议其君父也。于是废谥法而自称始皇帝，其子称二世皇帝，自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传之无穷。后之论者，莫不以周公之制为是，而非始皇帝。夫谥法非古也，尧、舜、禹皆名耳，未有谥也。自周而兴之，自秦而废之，何必周之是而秦之非哉。周以前盖有十干为号者，然而以十干为号，则前后有时而相袭，故成汤曰乙，纣之父亦曰乙，读《易》者疑焉。汤之孙曰甲，武丁之子亦曰甲，读《尚书》者疑焉。秦以世为号，则虽质而不至于无别，视古人十干之号或反胜之矣。汉世诸事皆仍秦旧，而独复谥法。然太史公于《高帝纪》曰“上尊号为高皇帝”，于《文帝纪》曰“上尊号为孝文皇帝”。称尊号而不称谥，盖亦避秦人臣子议君父之嫌也。则何如仍用秦法，而以世纪哉！后世浮文日盛，而谥号益繁，唐德宗时，颜真卿言玄宗末奸臣窃命，列圣之谥有加至十一字者，谥号太广，有逾古制，请皆从初谥，以省文尚质，正名敦本，而议者以陵庙玉册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轻改，竟不果行。夫使后世而亦如秦人之以世为号，又安有此纷纷者哉？是故秦人之制，虽异于古，未可尽以为非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夫禅之与继，至不一矣，而孔子以为一者，惟其宜而已矣。故曰：以变古罪始皇，不知变者也。（引自《古今人物论》卷二《秦始皇论下》）

㊲ 【汇评】

陈　栎：昭襄王时，周虽已亡，六国尚存。历孝文、庄襄王以至始皇，负少年英锐之气，奋累世之余烈，蹙六国而夷之，首灭韩，次灭赵，次灭魏，又次灭楚、灭燕、灭齐，而天下尽为秦有矣。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小三王之称王，而称皇帝焉。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取帝王经理之制，一切扫除之，封建废而为郡县，井田废而开阡陌，儒则坑之，六经则焚之，名城则隳之，锋镝则销之，尚功利而弃礼义，务富强而忘孝悌，古人之良法美意，无毫发存。方且苦役其民，穷奢极侈，役之以作咸阳之宫室，穷兵黩武，役之以筑万里之长城。闻亡秦者胡之谶，却匈奴七百余里。始皇之心，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欲心无厌，求仙客死，李斯、赵高矫杀太子扶苏，立少子胡亥，亡秦者胡，其是也夫！胡亥立，是为二世，愚昏暴，蹙秦脉而亡之……赵高弑二世，立子婴为秦王，高祖克关中，子婴降，秦遂以亡。自吞周以后，历三十五年始灭六国，自灭六国后，仅十四年遽失天下。（《历代通略》卷一《秦》）

孙能传：王文恪公《震泽长语》曰：周公制谥法，虽臣子于君父，不得私焉，所以示万世之公也。其法严矣。汉晋而下，既已失之，然犹付之一时公议，谥不应议，则博士驳正之。犹为近古。本朝之谥，有美无恶，所谓谥者，特为褒美之具而已。官由翰林者，皆得谥“文”，“文”不以人而以官，已不免外议，定谥出于秉笔一二人，或以好恶参其间，又不闻有驳正之者，呜乎，何以服天下、信后世哉？（《谥法纂》卷十）

又：朝廷立谥法以助刑赏之所不及，其来久矣。古人严于惩恶，故名曰幽厉，即孝子慈孙不能改焉。（同上）

㊳ 【汇注】

张守节：［数］，色主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汇评】

王应麟：秦皇欲以一至万，新莽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其愚一也。汉世祖曰：“日复一日，安敢远期十岁乎？真帝王之言哉！”（引自《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孙　琮：呆得可笑！（《山晓阁史记选》卷一《秦始皇本纪》）

㊴ 【汇注】

顾应祥：作受命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人代纪要》卷六）

【汇评】

丘　濬：玺之作，史不书其年月，考之《后汉书》注云：“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蓝田山。”而《篆文图说》亦云：“始皇并六国，得和氏璧，命李斯篆文、玉工孙寿刻之。”按此二说，则玺当是作于灭六国之后，故系于是年之末云。夫一玺之微，初无系于治乱，而必书之者何？盖玺者信也，古者尊卑共之。至秦乃独以专之天子之尊，故于是乎志其始耳。玺之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自是厥后，有天下者得是玺也，遂以为真有受命之符；无是玺也，乃至目之为白板天子，一何愚且惑哉？且命出于天，必有德者然后足以受之，受命者不于其德，而顾区区于一物之用，命果在是乎？三代有道之长，享国皆至数百年，初未闻有此玺也。秦自作玺之后，仅七八年，遗臭闻于沙丘，不一再传，肉袒负于轵道，乌在其为寿且昌哉？由是观之，是一亡国不祥之物耳，《史纲》特表之以见天命之去留在君德之存否，玺之有与无，初不足为轻重也。书之于此，用以祛万世之惑焉。（《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始制受命玺》）

贾　山：昔者秦政力并万国，富有天下，破六国以为郡县，筑长城以为关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势，轻重之权，其与一家之富，一夫之强，胡可胜计也？然而兵破于陈涉，地夺于刘氏者，何也？秦王贪狠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用民之力，不过岁三日，什一而籍，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东巡狩至会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为过尧舜，县石铸钟，筛土筑阿房之宫，自以为万世有天下也。古者圣王作谥，三四十世耳，虽尧、舜、禹、汤、文、武，累世广德，以为子孙基业，无过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谥法，是父子名号有时相袭也。以一至万，则世世不相复也。故死而号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万也。秦皇帝计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无穷。然身死才数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至言》，见《全汉文》卷十四）

朱　熹：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

姚祖恩：意极愚而词极婉！（《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②。方今水德之始③，改年始④，朝贺皆自十月朔⑤。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⑥。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⑦。更名河曰德水⑧，以为水德之始⑨。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⑩，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⑪。于是急法⑫，久者不赦⑬。

① 【汇注】

司马迁：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封禅书》）

裴　骃：郑玄曰：“［传］，音亭传。”（《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司马贞：［传］，音张恋反。传，次也。谓五行之德始终相次也。《汉书·郊祀志》曰：“齐人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始皇采用。”（《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江　贽：初，齐威、宣之际，邹衍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始皇并天下，齐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说，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从所不胜，为水德。始改年，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节旗皆尚黑，数以六为纪。（《少微通鉴节要》卷三《后秦纪·始皇帝下》）

胡三省：所谓终始五德之运者：伏羲以木德王；木生火，故神农以火德王；火生土，故黄帝以土德王；土生金，故少昊以金德王；金生水，故颛顼以水德王；水生木，故帝喾又以木德王；木又生火，故帝尧以火德王；火又生土，故帝舜以土德王；土又生金，故夏以金德王；金又生水，故商以水德王；水又生木，故周以木德王。此五德之终而复始也。邹衍以为周得火德，盖以火流王屋为周受命之符，且服色尚赤故也。就衍之说以为终始，秦当以土为行，今始皇以水胜火，自以水为行，所谓推五胜也。汉初以土为行，盖亦祖衍之说也。（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二十六年”注）

胡　适：《封禅书》说：“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尚黑，度以六为名。”“或曰”以下的话，全是《吕氏春秋·应同篇》之文，不过文字稍有不同罢了。故始皇用五德终始之说，不是齐人所奏，乃是间接采自吕不韦的书。这可见六国晚年思想传播的快捷。到秦并天下之后，这种思想便成为帝国的宗教信仰的一部分了。（《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第六章《统一帝国的宗教·秦帝国的宗教》）

钱　穆：《汉书·艺文志》：阴阳家《邹子》四十九篇，班注：“名衍，齐人。”……至于《终始》五十六篇，师古曰：“亦邹衍所说。”谓之所说，则或其徒述之。故《封禅书》谓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也。然则《艺文志》分别两书先后，及其书题名之意，参之《史记》所载，知两书有别，未可混并，昭然显矣。荀子以五行出孟轲，考《月令》《时则》言五行，在勿夺民时，其义洵自孟子来。五行分配方色，其说亦古。而五德终始，则为晚起。《吕氏春秋·应同篇》始见其说，已在秦始皇时。齐人之奏邹子《终始》，明以媚秦，而上托于邹子。其果为邹子说否，未可定。后人皆言邹衍言五德主相胜，若与《月令》《时则》言相生一派不同。余考《汉志》《邹子》书，及班固、如淳诸家旧注，乃知邹子言五行，实为《月令》《时则》所祖，而《五德终始》之篇，其果为邹子当时创说，抑其徒所托，转属未定之疑问也。（《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四《邹衍考·附邹衍著书考》）

② 【汇注】

张守节：胜，申证反。秦以周为火德。能灭火者水也，故称从其所不胜于秦。（《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汇评】

牛运震：“从所不胜”句，有深文奥气。（《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吕不韦：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吕氏春秋·应同篇》）

司马贞：《封禅书》曰：“秦文公获黑龙，以为水瑞，秦始皇帝因自谓为水德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胡三省：夏以建寅之月为岁首，殷以建丑之月为岁首，周以建子之月为岁首，今始皇以建亥之月为岁首，是改年也。自此纪年皆以十月为岁首。（见《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始皇帝下》注）

马非百：秦以十月为岁首，即以亥为十月，子为十一月，丑为十二月。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为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月。秦始皇二十六年，颁布“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是每年第一个月为十月，最后一个月为九月。遇有闰月，则置于九月之后，称后九月。从秦始皇二十六年起，直至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前一百一十七年之间，皆是以十月为岁首。（《秦集史·历法志·用干支纪月日时》）

⑤ 【汇校】

［日］水泽利忠：皆，中统、游（作）“今”。（《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六《秦始皇本纪》）

【汇注】

张守节：周以建子之月为正，秦以建亥之月为正，故其年始用十月而朝贺。（《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自昭王以来，用十月为岁首久矣，特始皇立定为制耳。（《大事记解题》卷七）

胡三省：夏以建寅之月为岁首，殷以建丑之月为岁首，周以建子之月为岁首，今始皇以建亥之月为岁首，是改年也。自此纪年皆以十月为岁首，朝贺以十月朔。以水为行，故色尚黑。水成数六，故以六为纪。（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二十六年”注）

郭嵩焘：按：秦自昭襄王十九年僭称帝号，改正朔，已而去帝号，而正朔起岁十月仍而不改，《秦本纪》叙述甚明，然其纪月犹用周正，所改易者岁首十月耳。《始皇本纪》又时有参差，则或始皇未并天下以前，史臣纪事，各从其便，不相袭也。（《史记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秦唯改年始以十月为年首而已，其月数则用夏正。（《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六《秦始皇本纪》）

【汇评】

陆唐老：《大事记》曰：子为天正，于律为黄钟，钟者种也，阳气种于黄泉，孳萌万物为六气元也。丑为地正，于律为大吕，吕，旅也。阴大旅助黄钟宣气而牙物也。寅为人正，于律为太蔟，蔟者奏也，阳气大奏地而达物也。自古正朔，不过此矣。至于建亥之月，万物该藏，岂有用之为正者哉？（《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四《秦纪·始皇帝》）

丘　濬：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是则三代所建之正法，三才之道也。秦不师古，而以建亥之月为岁首，果何统乎？抑何所法乎？（《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以十月为岁首》）

又：按：秦自昭王已以十月为岁首，至是始为定制。旧史于逐年之下，首书冬十月，继书春、书夏，而终于秋九月，迄汉武太初元年，行夏正而后首以春焉。……夫春、夏、秋、冬，天之四时也，生、长、收、藏，时之四用也，以冬而首乎春，以藏而首乎生，天之道，气之运，果若是乎？或曰：商、周以建子、丑之月为岁首，皆非欤？曰：子、丑之月，虽为旧年之冬，而新年之阳，实生于此，其亦如日之有子、丑时乎？固非秦人用建亥之月，亥为十二支之终之比也。况其月数又因仍其旧，而未尝有改乎？然则述前史而改其实，古亦有其例欤？曰：新莽改汉正朔，以今冬十二月为来岁之春正月；温公作《通鉴》，书仍汉旧，朱子《纲目》因之，盖不予改正朔也。吁！莽固不可改汉正朔，秦政何人，而改三代正朔耶！（《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冬十月》）

孙　琮：不经！（《山晓阁史记选》卷一《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张守节：旌音精。旄音毛。旗音其。《周礼》云：“折羽为旌，熊虎为旗。”旄节者，编毛为之，以象竹节，《汉书》云“苏武执节在匈奴牧羊，节毛尽落”是也。韦昭云：“节者，山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道路以旌节，门关用符节，都鄙用管节，皆用竹为之。”（《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又：以水德属北方，故上黑。（同上）

程馀庆：从水色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按五行说，黑色象征水，而秦是得水德的。（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⑦ 【汇注】

裴　骃：张晏曰：“水，北方，黑，终数六，故以六寸为符，六尺为步。”瓒曰：“水数六，故以六为名。”谯周曰：“步以人足为数，非独秦制然。”（《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司马贞：《管子》《司马法》皆云六尺为步。谯周以为步以人足，非独秦制。又按：《礼记·王制》曰“古者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步为步，步之尺数亦不同。（《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牛运震：“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按：此数句一纲四目，每句有一“六”字，而句法凡五变。（《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陈　直：“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直按：符谓虎符，法冠谓御史之惠文冠。上虞罗氏藏有两秦符（见《小校经阁金文》卷十四，八十九至九十页），其一阳陵符文云：“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阳陵。”其二新郪符文云：“甲兵之符，右才王，左才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毋会符，行殹。”此秦符之仅存者。（又最近丈八沟出土杜符，文与新郪符相同。）（《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⑧ 【汇注】

司马迁：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而亦因秦灭六国，兵戎极烦，又升至尊之日浅，未暇遑也。而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史记·历书》）

又：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史记·封禅书》）

铜虎符

⑨ 【汇校】

［日］泷川资言：南本“始”作“治”。（《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六《秦始皇本纪》）

［日］水泽利忠：始，谦、景、蜀（作）“治”。（《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六《秦始皇本纪》）

【汇注】

司马迁：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史记·封禅书》）

吕祖谦：方邹衍推五德之运，今视之特阴阳末术耳，若无预于治乱之数也。及至始皇，始采用之，定为水德。以为水德之治，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则其所系岂小哉？后世遂相沿以为大事，不可不纪也。（《大事记解题》卷七）

⑩ 【汇评】

孙　琮：取天下之本。（《山晓阁史记选》卷一《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此一语是秦取天下本领，用以守天下，所以亡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⑪ 【汇注】

司马贞：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数。（《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始皇认为秦承水德，而水为阴，阴主刑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孙　琮：此秦之约法处。（《山晓阁史记选》卷一《秦始皇本纪》）

牛运震：“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按：此数句笔法亦刻深廉劲。（《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⑫ 【汇注】

班　固：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汉书·刑法志》）

⑬ 【汇评】

程馀庆：五德之论，古不经见，邹衍倡此说，秦人采之，急于法，而天下受其殃。（《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顾颉刚：自从这个五行说侵入了历史的范围，成为“五德终始说”后，不独在秦、在汉、在新都大显其权威，而且在古代史中也着实做过许多捣乱的行为。到现在，翻开古代史来，随处都是霉烂的五行色彩和呆板的五行式的排列。（《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一二《史记邹衍传》）

丞相绾等言①：“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②，不为置王③，毋以填之④。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⑤，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⑥：“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⑦，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⑧。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⑨，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⑩，则安宁之术也⑪。置诸侯不便⑫。”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⑬。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⑭。”

① 【汇注】

胡三省：《索隐》曰：丞相绾，姓王。（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二十六年”注）

② 【汇注】

胡三省：避庄襄王讳，故以楚为荆。（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二十六年”注）

③ 【汇注】

张守节：［为］，于伪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姚祖恩：填、镇，古字通用，亦有竟作填义者，更古。（《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⑤ 【汇评】

姚祖恩：“下其议”亦始此。（《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胡三省：班书《百官表》：廷尉，秦官。应劭曰：“听狱必质诸朝廷，与众共之，兵狱同制，故称廷尉。”师古曰：“廷，平也。治狱贵平，故以为号。”（见《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始皇帝下》注）

马非百：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监，秩皆千石。始皇二十六年，廷尉李斯。（《秦集史·职官志·廷尉》）

⑦ 【汇评】

姚祖恩：凡人臣引议，不援目前所至切者为言，则其议难申，斯得其旨矣。（《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⑧ 【汇评】

姚祖恩：总只申初令之旨，细味自知。（《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⑨ 【汇评】

编者按：郡、县是春秋以来兴起的地方行政建置。县，春秋前期始设于秦。秦武公十年（前688），“伐邽（今甘肃天水市南）、冀（今甘肃甘谷南）戎，初县之”。县的原意是“系也”，即系而有所属。以县为行政单位是为了加强国君对边地的控制，改变过去将新征服地区作为卿大夫封邑的做法，而由国君派官吏直接治理，具有边地军事重镇的性质。春秋时期，晋、楚等国亦在一些新兼并的地方设县。战国时，随着小农经济的广泛出现，世袭贵族统治体制的瓦解和中央集权官僚制度的产生，各国县的设置逐渐普遍。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县成为秦在全国普遍设置的地方行政单位。郡，春秋末年始设于晋，起初亦是设在新征服地区，带有军事性质，区域比县大，地位比县低。战国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在郡下分设若干县，逐渐形成郡、县两级的地方建置。秦国设郡始于惠文君十年（前328），“魏纳上郡（郡治今陕西榆林东南）十五县”。以后随着兼并战争的不断胜利，郡数不断增加，至灭六国，秦已有三十六郡。郡县制虽由来已久，但秦始皇在灭六国后，能总结历史教训，不顾传统的习惯势力，不顾多数大臣要求部分恢复周代分封的建议，正式把郡县作为全国地方行政建置，直接由中央管辖，这是前所未有的，应该说是个创举，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变革。郡县制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历代封建王朝相继实行郡县制而不变，它是巩固统一、防止地方分裂的一项重要措施。（见王云度、张文立《秦帝国史·在全帝国实行郡县制》）

⑩ 【汇注】

张守节：［意］，易音以职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⑪ 【汇评】

吕祖谦：五峰胡氏（寅）曰：圣人理天下，以万物各得其所为极至。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顺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郡县也者，霸世暴主之所以纵人欲，悖天道，私一身之大孽大贼也。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敢以天下自私，于是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国之制焉。于是有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巡狩、侯述职之礼乐法度焉。于是有千雉、百雉、三分之一、五分之一高城深池焉。于是有井、邑、丘、甸、县、都之夫数焉。于是有十乘、百乘、千乘、万乘之车数焉。于是有五、两、卒、旅、师、军之制焉。于是有卿、大夫、司徒、乐正取士之法焉。邦国之制废，而郡县之制作矣。郡县之制作，而世袭之制亡矣。世袭之制亡，而数易之弊生矣。数易之弊生，而民无定制矣。巡狩述职之礼废，则上下之情不通，考文案而不究事实，信文案而不任仁贤，其弊有不可胜言者矣。城池之制废，而禁御暴客、威服四夷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废，则民数不可详矣。民数不可详，而车乘不可出矣。车乘不可出，而军师不隐于农矣。军师不隐于农，坐食者众，而公私困穷矣。世儒不知王政之本，反以亡秦为可法。所谓明君良臣者，亦未免以天下自私，无意于裁成辅相，使万物各得其所，所以历千五百余岁，未有能复之者也。圣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尽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为万国，而举英才共焉。非后擅天下者以大制小、以强制弱之谋也。诚尽制而已矣。是以虞、夏、商、周传之长久，皆千余载，论兴废则均有焉，语绝灭则至暴秦郡县天下然后极也。自秦灭先王之制，海内荡然，无根本之固，有今世王天下而继世无置锥之地者，有今年贵为天子而明年欲为匹夫不可得者。天子尚然，况其下者乎？物有其根，则常而静，安而久，常静安久，则理得其终，物遂其性。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辩，民志定，教化行，风俗美，理之易治，乱之难亡，扶之易兴，亡之难灭。郡县反是。（《大事记解题》卷七）

⑫ 【汇评】

姚祖恩：数言利害皆尽。（《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又：为秦计诚非，然千古不能易者，积重之势使然也。（同上）

⑬ 【汇评】

穆文熙：董份曰：“有取天下之气。”（《四史鸿裁·史记》卷五《秦始皇纪·秦分天下为郡县》）

⑭ 【汇评】

陆唐老：夫商、周之初，虽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诸侯，基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维，势如犬牙，数世之后，皆为故国。不可复动。今秦已削平诸侯，荡然无复立锥之地，虽使并建子弟，而君民不亲，譬如措舟沧海之上，大风一作，漂卷而去，与秦之郡县何异？且独不见汉高、晋武之事乎？割裂海内，以封诸将诸子，大者连城数十，举无根之人，寄之万民之上，十数年之间，随即散灭，不获其用，岂非惑于其名，而未察其势也哉？诚能因势以立法，务德以扶势，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与民休息，宽徭赋，省刑罚，黜奢淫，崇俭约，选任忠良，放远法吏，而以郡县治之，虽与三代比隆可也。（《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五《秦纪·二世皇帝》）

戴　璟：世之论者，以为三代封建而久长，秦孤立而速亡。是不然。魏之承汉也，犹晋之承魏也，封建相仍，而二姓凌夷，不闻延祚。然则何系于诸侯哉？三代之所以长久，由其仁，不独以封建。盖封建固美制也，然必有尾大不掉之患，非争之端、乱之始乎？郡县则以天下之才理天下之事，此公天下之大者也。试观尧舜有天下，犹不私其子，不以一人害天下也，况诸侯之后嗣而使之继世乎？使世世皆伯禽、康叔，则何不可继世之有，而天下不多贤子弟也？于是骄傲不臣、跋扈无上之事作矣。朝廷欲贬其爵、削其地，则以大权在手，遂缔盟从约，连兵鼓扇，而与朝廷角，于是乎强凌弱，大吞小，并为十二，列为六七，而封建之礼亡矣。春秋、战国之事可鉴也。岂三代之制然哉？其初也，诸侯以千数，故治其末也。诸侯或连城数十，故乱势必有然者矣。李斯请立郡县，盖亦有见于此，岂可以人废言哉？然则李斯之言是欤？曰：似之而实非也。自愚言之，尊封同姓，以亲亲立郡县，以贤贤并行而不相悖，然后可也。盖吾之宗室，皆吾祖宗之子孙也。故必分王子弟，无过百雉之城，与郡县错杂而居，若舜之封象，使吏治国而纳其贡税焉。若天下有变，权足以保障方面，势足以藩屏王室，而一纵一操，不失其道，则外可以威郡县之奸，内可以备朝廷之变，使秦知此，则胡亥虽诛，而秦之宗室犹有继立者矣，岂暇立六国后乎？今李斯使王室子弟与编氓无异，而专委其权于郡县，郡县是矣。然尺兵不得制，斗粟不得专，守宰无具。故一夫昌乱而秦灭矣，非郡县罪也，使郡县势足以自治，分足以自卫，则群盗岂足忧乎？后世矫秦之弊者，如汉则使诸王之权太重，而封建之制亡。唐则使藩镇之权太重，而郡县之制亡。皆非计之善也。然则如之何？《记》曰：“礼时为大，顺次之。”尧、舜禅授，汤、武放伐，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亦顺也。吾以为后世如有王者，必亲亲，必专贤，封建、郡县并行迭举，委之以权，绳之以法，限之以制，纠之以人，亦足以致治矣。何必如古封建乃为盛哉！（《新编汉唐通鉴品藻》卷三《李斯议立郡县》）

姚祖恩：始皇语有盖世之气。（《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龙体刚：唐柳宗元谓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而宋胡一桂乃云：“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封建之法，大道之公也。郡县之置，人欲之私耳。欲行封建，应复井田。”两说既纷纭矣，而罗长源于南渡之时，犹独善封建为可行，争辩不移。愚窃以为封建之功，功在三代以前，其不可行于三代以后，自春秋时已见其概。《春秋》一书，所以明封建之弊，秦始之变郡县，所以通封建之穷，惟时与势使然，何能不为之通变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其他篡父篡兄，类难枚举。如周封千八百国，见于《春秋》经传，止一百二十余国，有闻者七十余国，强大止十二国，至周末则仅存七国，此封建之难存者一也。秦废封建，虽二世而亡，然非亡于郡县之守令。当二世元年七月，陈涉方自为楚王岁余，六国随称王二十八路，是祸秦者，犹属封建遗烈，则为害之可验者二也。汉初犹祖封建，而最先臧荼以太原王反，韩襄王信以马邑降匈奴反，贯高以赵王张敖反，陈豨以宾客牵连反，淮阴侯韩信与豨合谋而反，梁王彭越以昌邑反，淮南王黥布见信、越被擒亦反，燕王卢绾最弱，至后亦反，则封建之见害者三也。汉景帝时吴楚七国，齐起西向，若非借手亚夫，几危汉室，则封建之胎祸者四也。苏轼曰：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封建者，争之端，乱之始。自古父子兄弟相戕杀，有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乎？近世无复封建，则争弑祸息，此封建之当更者五也。马周之论曰：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祸，此封建之当更者六也。石勒听读《汉书》，至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即惊曰：“此法当失。”是不识字之人，犹知为害，而儒者必泥古非今，意何为者？在商汤资三千以殄桀，周武借八百以剪商，若不画土分疆，受采食邑，其将何以处之？厥后三监之叛，王室几摇，观《多方》《多士》《顾命》诸篇，反复叮咛，知周因时势而为封建，彰明较著，观于周而商可知矣。向使商、周无鸣条、牧野之侯伯，则郡县之制定，不待于强秦；汉无臧荼等七国之先叛，则争夺篡弑，安知不流为春秋、战国哉？夫圣人立心无我，建置莫非至公，然欲公利于天下万世，必不愿贻害于子弟勋戚，既欲公利于子弟勋戚，更不愿贻害于子弟勋戚之后人，而况封建之公，止利一时之子弟勋戚，而郡县之公，不但利一时之子弟勋戚，而并利天下万世之士庶。彼秦始并吞独制，居重御轻，虽无公天下万世之心，而鉴古立法，实有因时变通之妙，仁人君子，莫不鉴覆辙于前车，宁忍复行封建于后世乎？今虽圣人复起，亦断不坏无弊之规，纷更滋事，而必拘拘焉非今泥古，胶柱词章，岂可与谈通变之法哉？今周时封建诸国年系事迹，具在备纂，而熟察之，可以论古今矣。（《半窗史略》卷六《东周·周室封建纂略》）

牛运震：“始皇曰‘天下共苦战不休’”云云，按：此数语中，亦具数转折，简劲雄武，犹有气吞天下之概。（《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林剑鸣：历史唯物主义要求认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因而评价某些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时应以是否对人民群众有利为标准。然而，在对秦始皇评价时，某些作者恰恰忘记这一立场。例如在肯定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的措施时，完全从皇权加强和削弱方面论证。这种论证与柳宗元的《封建论》完全一致。若问：分封或者郡县制到底对当时的劳动人民有何好处，对不起，这些著作中既无理论回答，也无资料证明。只能反复说郡县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而加强中央集权则有利于社会进步。但是，中央集权的加强，首先、直接的是对统治者有好处，而社会进步对劳动人民带来的好处则是抽象的、没有具体内容的。如果评价仅仅到此为止，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作者仍然没有走出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如果真正做到以人民群众立场为标准，那么，你肯定的东西必须对人民群众有利。否则，你把对统治者有利的东西肯定下来，又拿不出证据来说明它们何以对群众有好处，只是抽象地说“从长远来看”或“社会进步”，这无异于“曲线救国论”。事实上，秦代的普通人民并不关心统一不统一，只有争霸天下的帝王才关心这件事。如果说，劳动人员拥护统一，就请拿出事实来，若没有事实，那只是作者猜想，而作者以猜想为前提就肯定统一这件事对人民有利，这岂不是自欺欺人？其实，出现这种尴尬现象并不难理解，那就是作者有两个结论不敢突破：一是统一是进步的，应当肯定的；二是人民群众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于是，为了使二者都不被推翻，才把属于统治阶级实现的，对统治阶级直接有利的东西，也说成是对人民群众“有利”的，结果，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这里，我不想得出什么结论，只是想指出，我们的史学家的头脑中还牢固地存留一些自己也弄不明白的固有结论，而这些结论恰恰代替了历史事实，成为他们评价人物、事件的标准。我们要探求历史真实，对秦始皇的评价深入一步，不突破这些成见，是不可能的。（见《秦始皇帝评传·序》）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①，郡置守、尉、监②。更名民曰“黔首”③。大酺④。收天下兵⑤，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⑥，金人十二⑦，重各千石⑧，置廷宫中⑨。一法度衡石丈尺⑩。车同轨。书同文字⑪。地东至海暨朝鲜⑫，西至临洮、羌中⑬，南至北向户⑭，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⑮。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⑯。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⑰。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⑱，作之咸阳北阪上⑲，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⑳，殿屋复道周阁相属㉑。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㉒。

① 【汇校】

张文虎：“分天下”，《御览》八十六引下有“之国”二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裴　骃：三十六郡者，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鄣郡、会稽、颍川、砀郡、泗水、薛郡、东郡、琅琊、齐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钜鹿、邯郸、上党、太原、云中、九原、雁门、上郡、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黔中、长沙凡三十五，与内史为三十六郡。（《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风俗通》云：“周制天子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故《左传》云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秦始皇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县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王应麟：《晋·地理志》云：“始皇初并天下，惩战国削置列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于是兴师逾江，平取百越，置桂林、南海、象郡、闽中，合四十郡，郡一守焉。”（《通鉴地理通释》卷一《秦四十郡》）

王国维：自《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六年，从廷尉李斯议，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乃秦一代之郡数，而史家追记之，一以为始皇二十六年之郡数，而后此所置者不与焉。前说始于班固《汉书·地理志》，后说始于裴骃《史记集解》，而成于《晋书·地理志》。《汉志》所记郡国沿革，其称秦置者二十七（原注：河东、太原、上党、东郡、颍川、南阳、南郡、九江、钜鹿、齐郡、琅邪、会稽、汉中、蜀郡、巴郡、陇西、北地、上郡、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南海），称秦郡者一（原注：长沙），称故秦某郡者八（原注：三川、泗水、九原、桂林、象郡、邯郸、砀郡、薛郡），中有始皇三十三年所置之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原注：由余所考定，则九原郡亦三十三年置）。裴骃不之数，而易以鄣郡、黔中并数内史为三十六郡。《晋志》从之，益以后置之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原注：由余所考定，则闽中郡实始皇二十五年所置）为四十郡。近者钱氏大昕用班说，姚氏鼐用裴说，二者争而不决久矣。原钱氏之意，以《汉志》秦郡之数，适得三十六，与《史记》冥合；又以班氏为后汉人，其言较可依据。余谓充钱氏之说，则以《汉书》证《史记》，不若以《史记》证《史记》，夫以班氏较裴氏，则班氏古矣，以司马氏较班氏，则司马氏又古矣。细绎《史记》之文，无一与《汉志》相合，始知持班、裴二说者，皆未尝深探其本也。（《秦汉郡考·秦郡考》）

又：始皇二十六年所置三十六郡之数，则《秦本纪》惠文君十年，魏始纳上郡十五县，秦于是始有上郡。后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秦于是有蜀都。后十三年，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三十五年，初置南阳郡。庄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四年，初置太原郡。《始皇本纪》又谓始皇即位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则巴郡、河东、上党三郡，亦始皇以前所置也。嗣后始皇五年，初置东郡。十七年，内史腾攻韩，以其地为郡，名曰颍川。二十五年，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此十四郡皆见于本纪者也。其散见于列传者，则《穰侯列传》云：穰侯卒于陶，而因葬焉；秦复收陶为郡。按：昭王十六年封魏冉陶，为诸侯，陶在齐魏之间，蕞尔一县，难以立国；二十二年，蒙武伐齐河东，为九县，齐之九县，秦不能越韩、魏而有之，其地当入于陶。三十六年，客卿灶攻齐，取刚寿，予穰侯，则陶固有一郡之地矣。《赵策》秦下甲攻赵，赵赂以河间十二县，又云：甘罗说赵，令割五城以广河间。《史记·甘茂传》实用此文，河间共十七城，则亦有一郡之地矣……汉初疆域，当因其故。故彭越王梁，实都定陶，辟疆分赵，乃王河间。由前后证之，则始皇时，实有此二郡也。《东越列传》云：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皆越王勾践之后也。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而《始皇本纪》系降越君于二十五年，则闽中郡之置，亦当在是年。本纪但书降越君，置会稽郡，文有所略也。《匈奴列传》言秦昭襄王时，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赵武灵王置云中、雁门、代郡，燕亦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是秦之北鄙于上郡外，固有陇西、北地二郡，及灭燕、赵，又得其缘边八郡。故始皇二十六年前之郡，明见于《史记》者，共二十有七。……而于《汉书·地理志》求之，则邯郸、钜鹿二郡，当为十九年灭赵后所置。砀郡，当为二十二年灭魏后所置。长沙、九江、泗水、薛郡，当为二十三年灭楚后所置。齐郡琅邪，当为二十六年春灭齐所置。则《汉志》之秦郡中，除与《史记》复出外，求其真为二十六年前所有之郡，又得九郡，以益《史记》之二十七郡，共为三十六郡（原注：比之《汉志》之三十六郡，则有陶郡、河间、闽中、黔中，而无九原、南海、桂林、象郡）。《史记》于始皇二十六年大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即谓是也。（同上）

又：自是以后，则三十三年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又前年使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是年，又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原注：《匈奴列传》作四十四县）。此三十四县者，优足以置一大郡。以地理准之，实即九原郡之地。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自是九原之名始见于史，故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归，巡北边，自上郡入。至三十七年，始皇崩于沙丘，其丧乃从井陉抵九原，从直道至咸阳。明始皇三十二年以前未有九原郡也。至二世时，则有陈守、东海守，见于《陈涉世家》，则秦之末年，又置陈与东海二郡，故二十六年以后，于《史记》中又得六郡，并前为四十二郡。此秦一代之郡数也。然则秦郡遂尽于此乎？曰：据史文言之，似不能有他说矣。然以当时的建置言之，则余未敢信也。今以秦四十二郡还之六国，则除六郡为秦故地（原注：汉中、蜀郡、巴郡、陇西、北地、上郡），六郡取之胡越（原注：会稽、闽中、南海、桂林、象郡、九原）外，楚得其八（原注：南郡、九江、泗水、东海、长沙、薛郡、黔中、陈郡），赵亦如之（原注：太原、上党、钜鹿、云中、雁门、代郡、邯郸、河间），燕得其五（原注：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韩魏得其七（原注：河东、三川、东郡、颍川、南阳、定陶、砀郡），齐得其二（原注：齐郡、琅邪）。夫齐地之大，虽不若楚、赵，以视韩、魏，固将倍之。且负海饶富，非楚、赵边地之比也。今举全齐之地仅置二郡，其不可解一也；燕之五郡，皆缘边郡而无腹郡，自蓟以南，古称天府之地，今虚不置郡，其不可解二也。余以为三十六郡之分，在始皇二十六年；齐国之灭，近在是年之春，距燕之亡，亦不过一岁。二国新定，未遑建置。故于燕仅因其旧，置之缘边五郡，于齐，略分为齐与琅邪二郡，其于区画固未暇也。讫于疆理既定，则齐尚得五郡，燕尚得一郡。何以征之？曰：《汉书·高帝纪》曰：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城，立子肥为齐王；博阳者，济南也（原注：《史记·项羽本纪》以田安为济北王，都博阳，《田儋列传》亦云田横走博阳。《汉书》作田横走博，苏林氏以为即泰山博县。按：《汉书·王子侯表》齐孝王子博阳顷侯，就下曰在济南。则汉初博阳当在济南。而田安之王济北，实兼济南北之地也）。此汉初之郡当因秦故，而临淄一郡，实齐郡之本名，加以琅邪共得七郡，为田齐故地。如此则秦之疆理，列国庶得其平。故《史记·项羽本纪》云徙齐王田巿为胶东王，立田安为济北王。《曹相国世家》云还定济北郡……城阳者，皆非县名（原注：胶东治即墨，城阳治莒），则非郡奚属矣。故曰：齐于临淄、琅邪外，尚有五郡也。秦于六国故都，多为郡治。临淄、邯郸，即以齐、赵之都名其郡者也。余如韩都阳翟，则秦颍川郡所治。楚都寿春，则秦九江郡所治，唯三川郡则不治魏都之大梁，而治周都之洛阳。燕则据《汉志》所载，仅得缘边五郡，而自蓟以南膏腴之地，以《汉志》郡国当之，当得广阳国四县，涿郡之八县与勃海郡若干县。此燕宗庙社稷所在八百余年，藉以立国者也。其在秦时，不宜虚不置郡。《水经·漯水注》言，始皇二十一年灭燕，以为广阳郡。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更曰燕国。全氏祖望《地理志稽疑》力主是说，由今日观之，此郡之果名广阳与否，虽不可知，然其置郡之说，殊不可易。故曰：燕尚有一郡也。此六郡者，于《史》虽无明徵，然以建置言之，乃所当有，且其分置，或前乎南海六郡矣。由此言之，则秦郡当得四十有八。秦以水德王，故数以六为纪。二十六年，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三十六者，六之自乘数也。次当增置燕齐六郡为四十二郡，四十二者，六之七倍也。至三十三年，南置南海、桂林、象郡，北置九原，其于六数不足者二，则又于内地分置陈、东海二郡，共为四十八郡。四十八者，六之八倍也。秦制然也。如谓不然，则请引贾生之言以证之曰：“秦兼并天下，山东三十余郡，秦、汉之间自关以东谓之山东。今四十八郡，除六郡为关中地，六郡得之胡、越外，其余六国故地适得三十六郡，故云山东三十余郡，若秦郡之数不至四十八，则山东安得有三十余郡乎？故三十六郡者，始皇二十六年之郡数，又六国故地之郡数。”此语习于人口久矣，而班固遽以是为秦一代之郡，不已疏乎！后人眩于《汉志》之说，而于贾傅之所论，史迁之所纪，瞢若无睹，或反据《汉志》以订正《史记》及《汉书》纪传，此余所以不能无辨也。（同上）

马持盈：三十六郡如下：三川郡、河东郡、南阳郡、南郡、九江郡、鄣郡、会稽郡、颍川郡、砀郡、泗水郡、薛郡、东郡、琅邪郡、齐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辽西郡、辽东郡、代郡、钜鹿郡、邯郸郡、上党郡、太原郡、云中郡、九原郡、雁门郡、上郡、陇西郡、北地郡、汉中郡、巴郡、蜀郡、黔中郡、长沙郡，凡三十五，加上内史，共为三十六郡。《风俗通》云：“周制天子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故《左传》云：‘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秦始皇初置三十六郡，以郡监县也。”（《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张习孔：以后又增设南海、桂林、象郡、九原，共四十郡。郡置守（掌一郡政务）、尉（辅助郡守，并掌军事）、监（掌监察，直属御史大夫）。郡下设县，县设令、长（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主管一县政务。郡县官吏由皇帝直接任免，领养俸禄，不得世袭。（《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秦》）

王士伟：郡县制度，起源于春秋，至战国进一步确立。《管子·立政篇》提出分一国为五乡，分一乡为五州，分一州为十里，里以下为十游，游以下十家为什、五家为伍的地方行政体制。《周官》一书提出了王国百里之内分为六乡，百里之外设六遂，遂以外为稍、县、都的体制构想，证明至迟在春秋末年以后，地方郡县制已开始出现。史载秦、楚、齐、晋、吴诸国在春秋时都已设县。至战国以后，郡县制普遍实行。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共置41县。《左传》哀公二年载赵简子起兵誓师：“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国语·晋语二》载夷吾谓公子絷曰：“君实有郡、县，且入河西列城五，岂谓君无有？”史载吴起曾为魏国西河郡守，冯亭为韩国上党郡守，任鄙为秦国汉中郡守，西门豹为魏国邺城县令，任登为赵国中牟县令，《史记·滑稽列传》记齐威王朝有诸县令长72人。以上事实足以证明郡县之设、郡守县令长之名，在春秋末到战国初确已形成，并非后人据秦制而推测。（《中国行政法制史》第二章《地方郡县制度的形成》）

秦三十六郡示意图

张家英：欲定此三十六郡之名，须知秦所置郡之总数。《史记》中既未交代秦郡凡若干，亦未指出“三十六郡”之名。《汉书》虽注出“三十六郡”之名，又未言秦郡之总数。由是后代学者多所考论，以至众说纷纭。清代桐城派著名作家姚鼐在《复谈孝廉书》中云：“按《秦始皇纪》，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在其二十六年。迄三十三年，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是已为三十九郡。至秦亡时，或更有分合，不知凡若干郡也。子骏、孟坚，盖已不能详知……仆考秦楚间郡名，得四十余。”近代著名文史学者王国维认为“秦郡当得四十有八”。（《<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始皇本纪》）

又：谭氏（谭其骧）将《汉志》所列三十六郡，去南海、桂林、象郡、九原，补黔中、广阳、陈郡、闽中，得郡三十有六，此为“秦初并天下时的郡数”。其后析内郡增置“东海、常山、济北、胶东、河内、衡山六郡”，再加鄣郡与庐江，“秦末可能有四十八郡”。谭其骧与王国维均主秦四十八郡说，而郡目有所不同：“王说有陶、河间、胶西、博阳、城阳，为谭说所无；谭说有常山、河内、衡山、鄣郡、庐江，为王说所无。”而“内史”未计入秦郡总数。……应以谭先生说为近似。（同上）

周振鹤：司马迁著《史记》，于地理不甚措意，故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一事仅记曰：“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而于三十六郡之名目并不一一列出，致使后人聚讼纷纭。自乾嘉诸考证大家以至于近现代历史地理学者，讨论秦郡名目者代不乏人，而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先师谭其骧先生之《秦郡新考》与《秦郡界址考》出，始大致定谳，不但确定三十六郡之目，且推测秦一代之郡有四十六之多，复考出各郡之地望范围，《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之秦图即据此二文而绘制。然2002年湖南里耶秦简出，有明确之洞庭郡名，又有苍梧一名，亦当是一郡之目，此二郡历来传世文献未有明确记载，出土文献则是首见，可谓是一项颠覆性的发现，致使诸有关学人不得不对秦郡问题重新进行探讨。里耶秦简中的洞庭与苍梧两郡名，既不见于传世的秦代文献，也为历来考证秦郡学者所不知，动摇了已成定论的秦郡体系。根据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重新思考，推测原定的长沙与黔中二郡实际上并不存在，应以洞庭、苍梧两郡取代之，并适当调整郡界，维持《中国历史地图集》考定的秦郡基本格局。（《关于秦代洞庭、苍梧两郡的悬想》，载《复旦学报》2005年第5期）

辛德勇：《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于是，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采用整齐划一的行政方式，统治全国各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与“车同轨、书同文”意义同等重要的政治举措，并成为后世郡县政区沿革起始的基点。因此，引起古今许多学者的关注。传世史籍中明确记述这三十六郡的名称，始见于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其后，唐朝官修的《晋书·地理志》、北宋欧阳忞的《舆地广记》、南宋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元人方回续撰的《古今考》，以及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直至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重要著述，均一直沿用这一说法。因此，裴骃所说，显然是传统的主流观点。对于秦始皇三十六郡的这种认识，从清代康熙年间考据学兴起时开始发生转折；到乾嘉时期，考据学兴盛之后，更完全变换成为另一种局面。清代考据学者治学，有一条基本途径，这就是摆脱后人注疏述说的束缚，直接分析最早的文献记载，做出自己的裁断，用其代表性人物钱大昕的话来说，就是：“言有出于古人而未可信者，非古人之不足信也，古人之前尚有古人，前之古人无此言，而后之古人言之，我从其前者而已矣。”依循这样的途径，刘宋裴骃的说法，其出现时代显然已经较晚，是否可靠，便需要重新审视。学者稽考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人普遍认为，裴骃所说，不足以信据。时至今日，裴氏旧说，早已被学术界所摒弃，在很大程度上，它只不过是存留在学术史上的一段认识经历而已。然而，学术研究的历程，往往是在不断的循环往复中向前演进。有些时候，一个过后看来非常简单的错误思考方式，在当时却有可能引导整个学术界的研究方向，走入完全错误的路径。清代康熙以降直至今日，绝大多数学者对于秦始皇三十六郡的研究，似乎即处于这种状况之中……

在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历程之后，按照本文所得出的结论，关于秦始皇三十六郡的认识，似乎又回转到清代以前传统的旧说之中。借用钱大昕的话来说，言此三十六郡，确乎似“甚易而实是也”。但正是通过这样持续不断的探索，才使得秦始皇设置三十六郡的真实面目，得以逐渐显现清楚；也正是借助以往一代代学者的探索结果，本文在认定裴骃旧说确实可信的同时，还对秦始皇三十六郡的来龙去脉，即划定三十六郡以前的设郡状况，划定三十六郡时所做的分合调整，以及三十六郡设定后，适应疆域的拓展与行政管理的便利而增设析置新郡的情况，尽可能做出了具体的复原，使得这一在过去看来此一级别政区设置最难理清的时代，展现出比其他任何朝代似乎都要清楚的面貌。透过秦郡研究的结果，可以进一步审视秦代地域关系当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其中揭示秦郡演化过程当中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政治、文化因素，是在此基础上需要从事的一项主要研究课题。

商周以来，逐渐发展形成了一些与秦郡规模相当的地域单元。研究这些地域单元的生成过程，应当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秦朝第一次在全国普遍施行郡县制，秦郡的形成和演化过程，既是以商周以来地域单元的形成和演化为基础，也是其发展的自然结果。因此，阐释秦郡的发展历程，将为这种地域单元的研究，提供一个良好的参照基准。（《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载《文史》2006年第2期）

里耶秦简

云梦秦简

潘聪平：辛德勇认为，在一种学术思潮盛行的时候，往往会出现研究盲点，清代历史考据第一高手钱大昕另辟蹊径，依据《汉书·地理志》对三十六郡的系统记录重解其意。但辛德勇对此并不赞同，认为《汉书·地理志》内容并不可靠，一部分内容应是出自班固的错误编排。按照清朝之前古人著书多是利用现成东西的习惯，裴骃的三十六郡名单必定是依据现有系统来移写诸郡名目的，而不会是裴骃钩稽史籍考证出来的结论。如此就完全可以重新审视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以此尝试着来揭示三十六郡的本来面目。辛德勇提出的新三十六郡是由秦王二十六年始并天下之初的四十二郡调整而来的，三十六郡数目的确定是与秦始皇崇信“十二”这一数字有关的。及至三十三年，秦廷攻取岭南及闽地，并设置桂林、象郡、南海、闽中四郡，才打破了以十二为基数的三十六郡格局，秦始皇又析分增置八郡，使秦郡总数增为四十八个。（《史学论坛：“秦始皇三十六郡”再起争议》，载人民网2005年11月18日）

编者按：在《里耶秦简》和《岳麓书院藏秦简书》中出现了洞庭和苍梧郡的记载。探讨洞庭郡与苍梧郡的文章所知的有以下诸篇：周宏伟《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过洞庭郡吗？》，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3期；陈伟《秦苍梧、洞庭二郡刍论》，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赵炳清《秦洞庭郡略论》，载《江汉考古》2005年第2期；王焕林《里耶秦简释地》，载《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

【汇评】

王　圻：开辟以来，至于秦政，三皇五帝之世，势须一番转移。盖民伪益滋，风俗日薄，道德不同轨，礼数不同情。封建之说，世儒非之，殆未易言也。子厚谓封建者圣人特怵于势，其说甚然。盖涂山之万国玉帛，孟津之八百诸侯，人众地广，其能以废之乎？吾意鸿蒙之初，生民之始，人各为聚，势不相维，乃后圣人诞生，首出庶物，别其疆域，理而分之，因曰封建。周衰世变，弱肉强食，陵夷以及七雄，昔日侯封无几，其势因不能不郡县也。子厚谓公天下自秦始，非也。战国之时，诸侯破灭，齐、楚、赵、魏，多已建郡立邑，如即墨大夫曰单，皆其守土之长，何独秦哉？但秦则尽去其籍，而天下悉郡县矣。吾意尧舜再作，可议者井田耳，封建决不容复也。试以武官世袭言之，黄口乳臭，割剥骨髓，纨绮膏粱，贪饕富贵，更使据有人民社稷，自然必至慢神虐民，将尽削其地而去之耶？抑姑缓其罚而徐为之所也？夫然，乱天下必自封建始，秦法固不师古，如郡县之制，通变宜民，万世常行，不可因人而废。（《稗史汇编》卷七十三《国宪门·封建难复》）

李　贽：开阡陌，置郡县，此等皆是应运豪杰，因时大臣，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

马非百：自来言秦郡者，分为二说：一以为三十六郡乃秦一代之郡数，而史家追述之；一以为三十六郡系始皇二十六年之郡数，而后此所置不与焉。……至于近日，王国维始于上述二说之外，用以《史记》证《史记》之法，推而及于嬴秦一代所有之郡，定为四十八郡。而其考证，犹不免细中有粗。谭其骧复纠合众说，舍短取长，于王氏四十八郡之中，弃去陶郡、博阳、胶西、城阳四郡，外加常山、衡山二郡，并以河内易河间，定为四十六郡。而以鄣郡、东阳郡及庐江郡置于多闻阙疑之列。真所谓后来居上，精益求精者矣。（《秦集史·郡县志上》）

钟肇鹏：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之后，否定丞相王绾建议封诸子以镇齐、楚的办法，“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在全国推行郡县制，这是进步的措施，其历史功绩是应当肯定的。但分封制和郡县制的区别，只是政权统治形式问题，而并未涉及哪个阶级掌握政权的国体问题。因此还不能说凡主张分封制的都是“复辟派”。汉初就实行过分封子弟功臣的办法，以后如曹冏的《六代论》，陆机的《五等诸侯论》，唐朝的肖瑀、刘秩，甚至清初的顾炎武等都主张封建，显然不能说他们是要复辟殷周奴隶制度。……淳于越主张“师古”，要行周朝封建诸侯的办法，这种主张显然是儒家复古主义思想，它与秦始皇厚今薄古、实行法治是相矛盾的，于是始皇下其议。（《焚书考》，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集）

② 【汇注】

裴　骃：《汉书·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监御史掌监郡。”（《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按：《前汉书·百官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之。守者，守其地也。尉者，分其兵权也。监者，使其亲昵监之也。《通典》曰：“秦以御史监理诸郡，谓之监察史。”（《大事记解题》卷七）

郭沫若：秦行监察制度颇为严密，中央有御史大夫，地方各郡有监御史。《本纪》：“二十六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所谓“监”便是这监御史的省称。守治民，尉典兵，监则担任特种任务。这制度应该是承周而来，周初时对于殷之顽民有三监，金文《仲几父簋》有“诸侯诸监”之语，但其详细的情形不可考。汉初改为临时派遣，到武帝元封五年复经常设置，更名为部刺史。（《十批判书·吕不韦和秦王政的批判（九）》）

马非百：秦代地方制度，有郡县两级。县以下为乡、亭。郡之最高长官有三：一曰郡守，二曰监御史，三曰郡尉。始皇二十六年，所谓“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者即此。（《秦集史·职官志·地方官吏》）

又：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亦曰太守，秦昭王使李冰为蜀郡太守，见《风俗通》。又《云梦秦简》，亦有太守之名。掌治京师者谓之内史。本周官而秦因之。（同上）

又：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又称都尉。《通鉴》：“秦始皇二十二年，楚大攻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注：“此郡尉将兵从伐楚者也。”又《史记·曹相国世家》：“参攻东郡尉军。”《新五代史·李琪传》：“梁李珽对梁太祖曰：‘秦有外黄都尉，在今雍丘。’”《水经·河水注》：“秦置北部都尉，治富平县。”又《泿水注》：“秦并天下，略定扬越，置东南一尉，西北一侯。”此东南、西北，当指扬越而言，非谓全国也。东南一尉，疑即南海尉，乃郡尉也。西北一侯，设在何处，任者何人，均无考。（同上）

又：监御史，秦官，掌监郡。亦称监公。其有姓名可考者亦只有二人。一曰泗水监平，二曰监禄。监禄自有传。（同上）

【汇评】

丘　濬：呜呼！此万世郡县之始。古者列爵以公、侯、伯、子、男，分土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世及以相承，盖非一世矣。至秦，始易国以为郡、县，易公、侯、伯、子、男以为守、尉、监，遂为后世不可易之制。自是以后，事君者无世禄，治民者无恒政，兵农遂分，不可复合。岂非世道大变之端也欤！（《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分天下为郡，始置守尉监》）

③ 【汇注】

裴　骃：应劭曰：“黔亦黎黑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传玺：黔首一词在战国前期即已产生。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十大经·姓争》载高阳问力黑曰：“天地已成，黔首乃生。”据唐兰先生考证，《十大经》成书于“前400年前后”。《吕氏春秋·执一》引商文曰：“世变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商文在《史记·吴起列传》中作田文，为魏武侯初年的相，时在公元前395年左右。这两个年代都在战国前期。《战国策·魏》（二）：“魏惠王死，惠公说太子曰：‘愿太子更日（葬惠王），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此事在公元前319年，属于战国中期。《庄子》逸文引雄黄曰：“黔首多疾，黄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斋戒，以通九窍；鸣鼓振铎，以动其心；劳形襚步，以发阴阳之气；饮酒茹葱，以通五脏。夫击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为魅祟也。”此亦为战国中期之作。至战国末期，黔首之名使用的范围更广，东方的魏、韩、鲁、楚，西方的秦国，都已使用。看来这个名称最早可能是魏国的方言，与民同义，后来才逐渐在各国传开。（《秦汉问题研究·“更名民曰黔首”的历史考察》）

又：战国时期，黔首和民一直是同用、并用、混用的。……在秦代，民、黎民、庶民等名并不因秦始皇“更名民曰黔首”而遭禁止；相反地，却仍与“黔首”一名同用、并用、混用。秦的最高统治集团的官方文书，始皇二十八年琅邪刻石用“黔首”之称，同年的泰山刻石则用“黎民”之称，三十二年的碣石又用“黎庶”之称。至于一般文书或口语中，称平民（包括六国旧贵族、豪富和小吏）为“民”的事例更多。秦“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亦有徙于巴蜀、南阳的，被称之为“徙天下不轨之民”。……这些民都是黔首，而不是奴隶。（同上）

又：“更名民曰黔首”……是作为一个开国的封建皇帝所采取的一系列更定名物制度的措施之一。在这些更定名物制度中，主要的有改称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废封建，置郡县等。这是欲更名号，称成功，传后世者。还有因秦为水德，尚黑，于是改河名曰德水，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者。“更名民曰黔首”也是尚黑之意。此外还有改正朔，“朝贺皆自十月始”，改正月为端月，改腊祭曰嘉平等。其中有所谓“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者。黔首既与黎民同义，秦用“黔首”而不用“黎民”，表“新”而已，无更多的意义。虽名为“更”，实是二者仍并用不悖。两汉、魏、晋时期之所以出现了不少以民、黎、庶、黔为词素的新的合成词，如“黔首之民”“黔黎”“黔庶”等，正是民、黎民、黔首等同义词长期同用、并用、混用的结果。（同上）

张家英：“黔首”一词，产生于战国时期，大量使用于秦代。……孔颖达认为：“黔首”之义，源于“凡人以黑巾覆头”。这是无爵平民的头饰，与贵族所戴的冠有明显的区别，亦与奴隶、刑徒的赭色服饰有显著的差异。……秦始皇“更名民曰黔首”，是他信奉五德终始说的表现，他以为秦为水德，“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更名民曰黔首”，除了表现尚黑的五德终始说，还表现了对于“民”的地位的降低。“黔首”如同汉代的“苍头”，本是一种贬称，对于有爵位、有身份的人来说，尤其是如此。（《<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颜师古：文颖曰：《汉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师古曰：酺之为言布也。王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饮食为酺。（《汉书注·文帝纪》）

⑤ 【汇注】

裴　骃：应劭曰：“古者以铜为兵。”（《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汇评】

编者按：秦始皇刚统一天下，就下令：“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这是收集已缴获的六国兵器，勿使散失民间，为六国残余势力所利用。在秦代并不禁止民间拥有兵器，这于《史记》的《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中都有记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淮阳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所以，秦始皇收天下之兵的主要意义不在军事方面，而在政治方面。将缴获的六国兵器销以为巨大的钟鐻、金人，置宫廷之中，是为纪念统一战争胜利而树的丰碑；所铸金人“皆夷狄服”，“铭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象征四夷宾服，以对天下起威慑作用。另外，李斯曾说：“销其兵刃，示不复用。”有表示“永偃戎兵”、安抚民众的作用。不过，这仅是欺骗手法，收销兵器实际上还有更新武器，使“器械量一”的作用。（见王云度、张文立《秦帝国史·秦帝国的成就四·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⑥ 【汇注】

裴　骃：徐广曰：“〔鐻〕，音巨。”（《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陆唐老：鐻音巨，通作虡。虡，鹿头龙身，神兽也。钟鼓之跗，以猛兽为饰。（《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四《秦纪·始皇帝》）

杨　甲：《考工记》曰：梓人为筍，裸者、羽者、鳞者以为虡。厚唇弇口，出目短耳，大胸耀后，大体短盄，若是者谓之裸属，常有力而不能走，其声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则于任重，宜声大而岩，则于钟宜若是以为钟虡，是故击其所悬，而由其虡鸣。……植者为虡，横者为筍。筍之上有崇牙，虡之上设业，虡之上树羽。……其所植者盖虡中焉，故谓之虡。（《六经图》卷五《筍虡钟磬制图》）

胡三省：鐻，与虡同。音巨。虡者，所以悬钟，横曰筍，植曰虡。（见《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始皇帝下》注）

马持盈：钟鐻，乐器也。《三辅旧事》云：“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汉代在长乐宫门前。”（《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编者按：秦始皇所铸之钟，为销毁天下兵器，求得江山永固，绝非乐器中之编钟。南宋杨甲在《六经图·大钟》中指出：单穆公曰：“先王之制钟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120斤），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则乐器待律然后制，而律度又待钟然后生，故有十二辰之钟以应十二月之律。十二辰之钟，大钟也。大钟特悬，《诗》《书》《尔雅》所谓镛也。非十二辰之钟则编焉。《周礼》所谓编钟是也。

王双怀：钟鐻又作钟虡，是支撑乐钟的立柱。秦始皇铸造的十二金人，实际上是十二个巨大的人形钟鐻。对此，有人曾据今本《史记》的记载表示异议，认为金人和钟鐻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今本《史记》以中华书局标点本为代表，有关十二金人的记载是这样写的：“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各重千石。”但古本《史记》的写法却与此不同。查李善《文选·西都赋注》云：“《史记》曰：‘始皇大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铸为金人十二。’”《太平御览·皇王部》云：“《史记》曰‘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铸为金人十二’。”从《文选注》和《太平御览》所引《史记》原文来看，宋以前流传的《史记》是把钟鐻和金人作为同一器物记述的。此外，《史记·六国年表》载：“为金人十二。”《淮南子·泛论》载：“铸金人，发谪戍。”只言金人，不提钟鐻；《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销其兵，铸以为钟鐻。”同书《太史公自序》载“并兼六国，销锋铸鐻”，只言钟鐻，不言金人。贾谊在《过秦论》中亦有“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的说法。从这些情况分析，钟鐻与金人实为一物。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钟鐻就是金人，金人就是钟鐻，只不过是钟鐻被制成了临洮大人的形状罢了。让十二金人充当钟鐻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些代表符瑞的金人是用兵器铸成的，让它们来承托乐钟无疑是象征着和平与定安，恰好可以向天下人表明秦始皇偃武修文、维护统一的思想，这正是秦始皇铸造十二金人的根源。（《秦始皇铸造十二金人的原因》，载《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7年第3期）

又：秦始皇二十六年，临洮地方官来报，有十二个“大人”在临洮出现。秦始皇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符瑞”，应当予以宣传。此事正发生在始皇君臣考虑如何处理青铜兵器的时候，成为秦始皇铸造十二金人的重要因素。《汉书·五行志》载：“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十二金人以象之。”这一记载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因而有人对它的可靠性表示怀疑。但是，《说苑》《淮南子》《三辅旧事》《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中均有“临洮大人”的记载。这些记载说明，当时社会上确实存在着临洮出现“大人”说法。“临洮大人”很可能是临洮地方官杜撰出来的“符瑞”。（同上）

【汇评】

汪受宽：太史公所言不虚，秦始皇确实收缴天下兵器铸以为钟鐻金人十二了，他铸的是一套十二枚人形铜鐻的编钟，再加上与之配套的磬、镈、鼓等，这套天子之乐——宫悬，总共耗铜2000余万斤，基本上用尽了当时收缴到的天下所有铜兵器。（《“钟鐻金人十二”为宫悬考》，载《文史》第40辑》）

王双怀：用青铜兵器铸造十二金人，并让它们充当钟鐻的角色，既可以消除不利于统一的因素，又可以纪念临洮符瑞，还可以宣传偃武息兵、天下太平的思想，这是秦始皇铸造十二金人的根源。日本学者泷川龟太郎在《史记会注考证》一书中说：“始皇销兵，学周武放牛马也；铸十二金人，效夏禹铸九鼎也。”（《秦始皇铸造十二金人的原因》，载《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7年第3期）

又：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铸造十二金人，决不是一时头脑发热，突发奇想，而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从表面上看，收缴并销毁天下兵器，纪念临洮出现的“大人”，与宣传偃武息兵的思想之间是各自独立的。事实上，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收销天下兵器之举，就不会聚集大量的青铜原料，就不可能铸造巨大的十二金人；没有临洮出现“大人”之事，或者秦始皇没有偃武息兵的思想，也不会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铸造十二金人，并把它们造成千万支撑乐钟的钟鐻。从本质上讲，收销天下兵器是为了偃武息兵，“示天下不复用”；纪念临洮大人是为了宣传符瑞，宣传统一；铸造钟鐻金人同样也是这个目的。所以，可以说，十二金人是时代的产物，是秦始皇巩固统一的一些措施所造成的结果。（同上）

⑦ 【汇校】

张文虎：“金人十二”，《御览》引句上有“铸为”二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汪受宽：“鐻”，又写作虡、簴，就是编钟架的立柱。《释》卷七言：“所以悬钟鼓者，横曰筍，从曰虡。虡，举也，在旁举筍也。”鐻有木质的，有铜质的，有雕铸为动物形的，有雕铸为人形的。《庄子·达生》言“梓庆削木为鐻”，此为木鐻。而1978年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由六个钟虡铜人承托”，则以铜质人形为鐻的编钟先秦即已有之。（《“钟鐻金人十二”为宫悬考》，载《文史》第40辑）

又：秦人果真铸过以铜人为鐻的编钟吗？我以为扬雄《甘泉赋》所述就是确凿的证明。元延二年正月，扬雄随汉成帝至甘泉宫郊祠回长安后，奏上《甘泉赋》，极言甘泉宫郊祠盛况，赋中说道：“金人仡仡其承钟鐻兮，嵌岩岩其龙麟，扬光耀之燎烛兮，乘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悬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扬雄不愧为“命世”之才，将甘泉宫中雄伟宏大的钟鐻金人写得栩栩如生，跃于目前。（同上）

【汇评】

程大昌：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喜其为己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三辅旧事》曰：铸金狄，立阿房宫前。师古曰：即翁仲也。《黄图》曰：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于宫门，坐高三丈，铭其后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诸侯为郡县，一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见临洮，其长五丈，足履六尺，铭李斯篆，蒙恬书。按：此数说，或云立，或云坐。以文考之，则云坐者是也。盖《黄图》先云“立于宫”者，犹言设此金人云耳，而非谓其象之立乎宫门也。故《黄图》又申言金人坐殿前也。《汉魏春秋》曰：魏明帝铸翁仲，坐司徒府前。此之翁仲，固魏明帝之所创铸，然其铸之模，实本诸秦，则其坐而不立，亦必放秦也。故予得以知其坐像之为是也。金人之外，更有一台，高及三丈，而董卓并销为钱。既曰有台，则可以见其坐而不立矣。汉兴，移置长乐宫大夏殿。《长安志》先叙秦宫，引《三辅故事》云：大夏殿，始皇所造。后于汉长乐宫又引《三辅故事》云：汉徙秦金狄置长乐大夏殿前。则谓自阿房移置长乐者是也。盖汉世阿房宫室已自不存，则铜人无由尚在阿房也。及董卓入关，悉鎚破铜人铜台以为小钱。铜台即前方坐高三丈者是也。《英雄记》曰：大人见临洮而铜人铸，临洮生卓而铜人毁，天下有乱有以也。余二人，魏明帝欲徙洛阳，载至霸城，重不可致，便留之霸城。《蓟子训传》曰：有人于长安东霸城见子训与一老公共摩挲铜人曰：“适见铸此已近五百年。”李贤注曰：秦始皇二十六年铸，至此四百二十年。（《雍录》卷十《秦》）

胡绍煐：张莹《汉南记》曰：安帝见铜人，以问侍中。张陵对曰：“昔秦始皇时，有大人十二，身长五丈，履六尺，皆夷狄之服，见于临洮。始皇喜，以为瑞，乃铸铜人以为像。”较《史记》所载尤详。（《文选笺证》卷三十一《铸以为金人十二》）

钱锺书：“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考证》引《考工记》《左传》《国策》《汉书·韩延寿传》等，以见“古代以铜铸兵”，后引《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范雎传》等以见“古代又未尝不以铁造兵”。按：杭世骏《订讹类编》卷六、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一考古人兵器用铜不用铁，杭氏且曰：“前人诗云：‘谁知十二金人外，犹有民间铁未销。’殊谬！”皆不如泷川之周匝。然泷川考铜铸兵，未引《汉书·食货志》贾谊谏除盗铸钱令曰：“上收铜勿令布……以作兵器”；考铁铸兵，未引《留侯世家》“得力士，为铁椎百二十斤”；均失之交臂。梁江淹《江文通集》卷三《铜剑讚·序》言“古时乃以铜为兵”，举“证据甚多”，十二金人即其一例，实为考索此事之朔；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铜戈辩》亦引《左传》《史记》《山海经》《越绝书》《刀剑录》等以证“秦之金人及古钟皆用铜”，“古之兵器用铜盖无疑”；黄不知有江，杭、赵、泷川不知有江、黄。杭氏引诗句，出元陈孚《博浪沙》（《元诗选》丙集、《元诗百一钞》卷八），“谁知”当作“如何”，正指《留侯世家》中语，读书得问。《史记》仅曰“收兵”；“兵”而只谓铜耶？“外”固有铁在；兼包铜与铁耶？“外”当遗铁在；只谓“收”铜铁之已铸“兵”者耶？“外”仍有未铸“兵”之铜铁在；故张良得以为椎。陈氏修词圆妥，于《史》原文不犯不粘，何“谬”之有？清凌扬藻《海雅堂集》卷五《博浪椎》云：“奋击轰天副车折，噫嘻尚有人间铁！”亦无语病。若罗聘《秦始皇》“焚书早种咸阳火，收铁偏遗博浪椎”，则难免“谬”之讥矣。观荷马史诗，古希腊正复如江淹所谓铜为兵而铁为器；人工开物成务，梯辙大同耳。（《管锥编》第一册《史记会注考证·秦始皇本纪》）

⑧ 【汇校】

李　笠：“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廷中”。按：《文选·过秦论》注引《史记》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阳，以销锋鍉，为金人十二，重各千斤，置宫廷中”。《秦楚之际月表》“销锋镝”，《索隐》亦云“秦销锋镝，作金人十二”，今本并无“锋镝”字，岂唐人所见本异耶？抑误涉贾生语耶？“千石”作“千斤”，非。《正义》引《三辅旧事》云“各重二十四万斤”。百二十斤为石，千石凡十二万斤，得二十四万之半。或《史记》“千”上脱“二”字，或《三辅旧事》夸言之耳。（《史记订补·秦始皇本纪》）

【汇注】

司马贞：按：二十六年，有长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谢承《后汉书》：“铜人，翁仲，翁仲其名也。”《三辅旧事》：“铜人十二，各重三十四万斤。汉代在长乐宫门前。”董卓坏其十为钱，余二犹在。石季龙徙之邺，苻坚又徙长安而销之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汉书·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谢承《后汉书》云：“铜人翁仲其名也。”《三辅旧事》云：“聚天下兵器，铸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汉世在长乐宫门。”《魏志·董卓传》云：“椎破铜人十及钟鐻，以铸小钱。”《关中记》云：“董卓坏铜人，余二枚，徙清门里。魏明帝欲将诣洛，载到霸城，重不可致。后石季龙徙之邺，苻坚又徙入长安而销之。”《英雄记》云：“昔大人见临洮而铜人铸，至董卓而铜人毁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按：《汉五行志》引《史记》云“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此《纪》无之。不著临洮大人之事，则莫识铸金人何故。又《正义》引《三辅旧事》云“铜人各重二十四万斤”，而此言“千石”。考《黄图》云“钟鐻高三丈，钟小者皆千石”，则知千石者乃钟鐻重数，《史》误并之，而又失书金人之重耳。（《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汪受宽：文献对秦宫悬乐钟重量的记载是一致的，为12万斤，我以为这一数据是可信的。当今北京市保存的两枚明永乐铜钟，钟楼的那枚重64吨，合秦24.4万斤，觉生寺的华严钟重46.5吨，合秦18万斤，都比秦宫悬钟为大。（《“钟鐻金人十二”为宫悬考》，载《文史》第40辑）

【汇评】

汪受宽：《史记》称乐钟“重各千斤”，这个“各”字用的似乎不太准确。编钟要能演出和谐的乐曲，其乐钟就不能一般大，而应大小有序互相搭配。曾侯乙编钟，除特悬的一枚大镈钟外，甬钟大的通高154.4厘米，重203.6公斤，较小的甬钟通高68厘米，重24.7公斤。秦宫悬乐钟的大小与重量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以鐻重24万斤推断，乐钟的平均重量为12万斤是可能的。（《“钟鐻金人十二”为宫悬考》，载《文史》第40辑）

⑨ 【汇校】

张文虎：“置廷宫中”，凌云一本作“宫廷”。《杂志》云《文选·过秦论》注《御览》皇王部引，并作“宫廷”，《通鉴·秦纪二》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⑩ 【汇注】

吕祖谦：自商君为政，平斗、桶、权、衡、丈尺，其制度变于古矣。至是并天下，一之，皆令如秦制也。秦之文字多李斯、赵高所定，亦非保民之教也。然此乃帝王初政之常，秦犹沿而行之，至于后世，则鲜或举之矣。（《大事记解题》卷七）

陈孟东：1982年9月，礼泉县药王洞乡南晏村农民在村南盖房打土坯时，挖出一件两诏秦椭量。……两诏秦椭量为铜质，呈黑绿色，内壁布满土锈。椭圆形，口沿下部2.5厘米处有一周突楞；短柄，中空，可装把；重1275克，高7厘米。口长20.8、宽12.5、深6.1厘米，实测容水量980毫升。外底面略鼓，长15.5、宽7.8厘米。柄长5.7、上宽4.7厘米，下部呈拱形，高4.3厘米。……此器为战国秦所铸。秦朝建立后，以秦制统一全国度量衡，故在此器上刻始皇诏，定为标准器。秦二世继位后，重颁秦制，此标准器再次加刻始皇诏和二世诏。……此器内侧口沿有磨损，当为长期使用的痕迹，实测容水量980毫升，近于1千毫升，正合秦制半斗，与自铭相符……此容器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科学价值，是研究我国古代度量衡制度的珍品。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定名为“两诏秦椭量”，属一级甲等文物。（《陕西发现一件两诏秦椭量》，载《文博》1987年2期）

王　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版：“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谦疑者，皆明壹之。”……就是效法、参照度量衡的标准器，对不标准及有嫌疑的器物，都明确地统一起来。（《秦器铭文丛考（续）》七《法度量则》，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

铜量器

⑪ 【汇注】

蒋建侯：《中庸》第二十八章有曰：“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此全国统一之盛事也。许慎《说文解字序》述战国时之情形曰：“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以情理度之，当为实录。子思为战国时人，而《中庸》所云“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乃适与《说文解字序》相反，何也？如以为此乃理想，非指实事，则何以明言“今天下”乎？《说文解字序》旨在说明战国时“文字异形，秦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即此可见“书同文”为秦始皇统一以后之事矣。《史记·秦始皇本纪》曰：“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琅邪刻石》亦曰：“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又曰：“是维皇帝，匡饬异俗。”是秦始皇统一之后，度量衡始划一，车始同轨，书始同文，行始同伦，明矣。《中庸》所云，正指此耳。（引自《诸子通考》下编《诸子著述考·子思子考》）

陈　直：秦代权量所刻始皇廿六年诏书，《史记》独不载，文云：“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共四十字，除权量外，并见于秦度、秦釜等器，皆为廿六年同时所颁定。本文“一法”二字当逗点（“一”字当日应写作“壹”），度、衡是两种名词，石属于衡，丈、尺属于度，旧读作“一法度”，恐非。又秦权，量系以地名者，有旬邑、美阳、平阳等地。甘肃庆阳曾出一禾石铁权，文字则用铜片镶嵌，比较特殊。（《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秦权

郭沫若：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上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把殷、周以来的古文，所谓“大篆”，整理为“小篆”，这已经是一项有意识地对于几千年以来文字自然发展的一个总结。据《汉书·艺文志》所载，《仓颉篇》七章，《爰历篇》六章，《博学篇》七章，凡二十章，传列初年有所扩大。“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西汉末年扬雄又“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每章六十字，计凡五千三百四十字，与许慎《说文·序》“《仓颉》以下……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相合。据敦煌所出汉简残文来看，这些字书的体式是以四字为句的韵文，应有一千三百三十五句，是便于传诵的普及文字的课本。这些文字课本在初期应该是用篆书写成的，即是用秦代的小篆。（《考古编》卷十《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秦始皇统一文字》）

秦乘法口诀

【汇评】

郭沫若：秦始皇统一文字，是有意识地进一步的人为统一。中国文字的趋于一统，事实上并不始于秦始皇，自殷代以来，文字在逐渐完密的同时，也在逐渐普及，由黄河流域浸润至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两周所留下来的金文，是官方文字，无分南北东西，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晚周的兵器刻款、陶文、印文、帛书、简书等民间文字，则大有区域性的不同。中国幅员广阔，文字流传到各地，在长远的期间发生了区域性的差别（原注：例如在今天广东还有“冇”字和“乜”字之类）。秦始皇帝的“书同文字”，是废除了大量区域性的异体字，使文字更进一步整齐简易化了，这是在文化上的一项大功绩。（《考古编》卷十《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秦始皇统一文字》）

⑫ 【汇注】

张守节：暨，其记反。朝音潮。鲜音仙。海谓渤海南至扬、苏、台等州之东海也。暨，及也。东北朝鲜国。（《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⑬ 【汇注】

张守节：洮，吐高反。《括地志》云：“临洮郡即今洮州，亦古西羌之地，在京西千五百五十一里羌中。从临洮西南芳州扶松府以西，并古诸羌地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王　恢：羌中，汉中临洮以南置羌道县（今西固），羌中指西倾、岷山之间洮水及白龙江河谷，又称沓中。羌族居地甚广，张骞欲从羌中归，即今青海。（《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三十六郡》）

夏伯炎：临洮，县名，治所在今甘肃省岷县。羌中，指羌族聚居地。主要为甘肃省西南洮水流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⑭ 【汇注】

裴　骃：《吴都赋》曰：“开北户以向日。”刘逵曰：“日南之北户，犹日北之南户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南至北向户”，按：北户是地名，见《尔雅》，此下《琅邪颂》亦有“南尽北户”之语，“向”字衍，余闻之卢学士云。（《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王　恢：北向户，北户见《尔雅》。《本纪·琅邪颂》曰：“南尽北户。”《集解》引《吴都赋》，刘逵说，皆望文生义。二十八年略取陆梁地，喜政令之及于极南而言，实无地名北户者。“向”字衍。（《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三十六郡》）

夏伯炎：北向户，地区名。或说简称“北户”。泛指五岭山脉以南地区，因当地居民喜向北开门。（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何维鼎：一千多年来，我国许多书籍的注释，从东汉高诱注《淮南子》、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唐代颜师古注《汉书》、宋代邢昺《尔雅注疏》、清代郝懿行《尔雅义疏》到一九七九年版《辞海》，都把秦代“北向户”与汉代日南郡联系起来而没有涉及岭北。这是很有道理的。（《“北嚮（向）户”再考》，载《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

又：《水经注·温水》记载：在日南郡南部的西卷，竖起一根八尺长的表杆，地上的杆影向南伸延八寸。人们以此断定本地“在日之南，故以名郡”。（同上）

又：“在日之南”同“北向户”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古代黄河流域地区的居民，由于冬天要增加阳光御寒，房子总是朝南建造的，而当他们一旦知道岭南的某个地方“在日之南”时，凭着自身的生活经验，自然以为那里一定是“反户”，即家家户户“开北户以向日”的。《秦始皇本纪》“北户”条《集解》所引刘逵的那句话（“日南之北户，犹日北之南户也”）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北向户”或“北户”的名称就这样被想象出来了。（同上）

⑮ 【汇注】

裴　骃：《地理志》：西河有阴山县。（《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塞，先代反。并，白浪反。谓灵、夏、胜等州之北黄河。阴山在朔州北塞外。从河傍阴山，东至辽东，筑长城为北界。（《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王　恢：阴山起河套之西北，绵亘于绥、察、热以至于辽，自古依为北边屏障。对蒙古高原而言，则如广大沙盘之边缘。匈奴常逾越以寇汉。汉武夺之设屯守，匈奴之势遂衰。所谓匈奴失阴山，过之者未尝不哭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三十六郡》）

夏伯炎：阴山，山名，在今内蒙古中部。（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牛运震：“地东至海暨朝鲜”云云，〔至〕“并阴山至辽东”，纪秦疆域幅员如图画。（《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⑯ 【汇注】

丘　濬：后世徙民实京师始此。（《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始徙豪富于咸阳》）

陈　直：《全后汉文》卷一百零三《尹宙碑》云：“秦兼天下，侵暴大族，支判流迁，或居三川，或居赵地。”为秦时分散豪富于各地之证，不独徙至咸阳也。（《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因天下豪富有反叛之能力，故徙于京都，以就近控制之。（《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编者按：秦“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是在秦统一全国的当年进行的，迁徙者大多为关东六国的人口，是秦“实关中”的步骤之一。之所以要迁徙如此多的人口于咸阳，其目的有两个：其一是削弱关东贵族豪强反秦的力量，起到分化瓦解的作用；其二是为秦都咸阳聚敛财富，因为迁徙的均为“天下豪富”。……秦始皇之所以急忙迁入十二万户于咸阳，还由于咸阳一带人少地宽，优越的土壤和水利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咸阳为何人口稀少呢？因为秦始皇的十年统一战争，对六国人口是一个消耗，同样也使本国人口锐减。秦统一后，百废待举，需要大量的徭役和戍边人口，如当时戍守北边长城的有30万，戍守岭南的有50万，修建秦始皇陵和阿房宫的有70余万，况且统一后秦又要派出很多官吏经营管理关东地区，从而使咸阳一带人少地广，秦统一后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就必须充实咸阳人口，以显示都城的重要地位。（见徐卫民《秦都城研究·秦都咸阳》）

⑰ 【汇注】

马持盈：上林，苑名，在陕西长安县西及周至户县界，秦旧苑。汉武帝更增广之，周袤三百里，离宫七十所。（《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张永禄：“章台宫”，秦都咸阳宫名。《史记·秦始皇本纪》：“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战国时建，以宫内有章台而得名。章台宫为秦王在渭南的主要朝宫，故《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曾警告楚威王说：“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则诸侯莫不西面而朝于章台之下矣。”《史记·楚世家》载，楚怀王曾入秦“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在章台宫朝见秦昭王。又《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赵惠文王遣使蔺相如入秦来献和氏璧，“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也是在章台宫朝见秦昭王的。章台宫遗址在今西安市西北的高低堡子村一带。（《汉代长安词典》四《宫殿·章台宫》）

又：“上林诸宫”，《后汉书·班固传》章怀注引《三辅黄图》：“上林有建章、承光等一十一宫。”《长安志》卷四引《关中记》：“建章宫、承光宫、储元宫、包阳宫、尸阳宫、望远宫、犬台宫、宣曲宫、昭台宫、蒲陶宫……以上十二宫二十二观，在上林苑中。”另据《薛氏钟鼎款式》著录有“上林荣宫铜雁足镫”，及1969年西安东郊延兴门村出土铭文为“上林荣宫”等字的铜方炉与承灰盘，可知汉上林苑离宫中有上林荣宫。以上诸宫，分见“离宫别馆”类。（《汉代长安词典》六《苑囿园林·上林诸宫》）

秦都咸阳示意图

⑱ 【汇注】

李　笠：“写放其宫室”，按：《淮南·本经》高诱注：“写，犹放敩也。”“放敩”今作“仿效”字。（《史记订补·秦始皇本纪》）

钱锺书：“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考证》引叶昌炽《语石》谓“写”字乃“象”字之驳文，举北朝造象字体为证。按：《日知录》卷三二举《史记》此语，《韩非子》“有鼓新声者，听而写之”，《国语·越语》“以良金写范蠡之状”等，而说之曰：“今人以书为‘写’，盖以此本传于彼本，犹之以此器传于彼器也。”颇得要领。叶氏隅见咫视，知北朝石刻，而似未知有南北朝著述者，泷川信从之，过矣。《晋书·舆服志》：“及秦并国……写九王之廷于咸阳北坂”，即《史记》所载事，正作“写”字。（《管锥编》第一册《史记会注考证·秦始皇本纪》）

张家英：“写”有“模写”义，即“象”字之义……“放”字读fǎng，亦有模拟、仿效之义……“写”与“放”既同有“模拟、仿效”之义，所以，“写放”可以同义构词。“写放其宫室”就是仿建六国君主的宫室，以满足秦始皇追求奢侈享受的欲望。（《<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始皇本纪》）

⑲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在长安西北，汉武时别名渭城。”（《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今咸阳县北阪上。（《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程元初：初，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及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于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倡侏儒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季周传》卷十一）

陈　直：《长安图志》卷中《志图杂记》云：“又有得瓦作‘楚’字者，亦秦瓦也。秦作六国宫室于北阪上，意者必用其国号以别之欤。”北阪即今之咸阳原上，楚字瓦未见拓本。秦始皇时因庄襄王名子楚，故讳楚字，皆改称楚为荆，此瓦尚有疑义。（《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吴忠匡：按：渭城当作“渭城阪”。程大昌《雍录》云：“咸阳北阪，汉武帝别名渭城阪，即九嵕诸山麓也。”（《<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订误》，载《文史》第7辑）

王　恢：北阪，《清统志》（二二七）“即毕原”，在咸阳东北郊。程大昌《雍录》：“汉武帝别名渭城。”（《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广建宫室》）

吴国泰：“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国泰按：写，《说文》：“置物也。”引申谓转置亦曰写。《礼记·曲礼》：“器之溉也，不写”注“传巳器中乃食之”是其义。放者，“仿”之借字。《说文》：“仿，相似也。”言秦每破诸侯，即转仿其宫室之形，作之于咸阳北阪之上也。（《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⑳ 【汇注】

裴　骃：徐广曰：“〔雍门〕，在高陵县。”（《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今岐州雍县东。（《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雍门，在陕西咸阳县南。（《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张永禄：“雍门”，秦门名。……秦此雍门在何处，史籍与今人解释不同。《史记·秦始皇本纪》雍门注：“《集解》徐广曰：‘在高陵县。’《正义》：‘今岐州雍县东。’”王学理《秦都咸阳》认为是咸阳的宫门，位置在今咸阳东的塔儿坡一带。何汉南《汉长安城门考》认为“此雍门是指秦咸阳城门，应为秦之西门。因其西通秦之旧都雍，故名”。（《汉代长安词典》三《都城·汉都长安》）

王　恢：雍在凤翔南，《本纪》二世元年“或在西雍”，以在咸阳西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广建宫室》）

㉑ 【汇校】

张文虎：“周阁”，《御览》八十六、《元龟》百九十六引并作“阁”。（《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张守节：複音福。属，之欲反。《庙记》云：“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长杨、五柞，东至河，西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离宫别馆相望属也。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徙。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㉒ 【汇注】

张守节：《三辅旧事》云：“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汇评】

牛运震：“收天下兵，聚之咸阳”云云，至“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此段叙秦富强奢侈，极有气焰声色，而细按，无一冗字滥句，此笔力之高也。（《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①，出鸡头山②，过回中③。焉作信宫渭南④，已更命信宫为极庙⑤，象天极⑥。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⑦。筑甬道⑧，自咸阳属之。是岁，赐爵一级⑨。治驰道⑩。

① 【汇注】

张守节：陇西，今陇右；北地，今宁州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陇西，今甘肃旧兰州、巩昌、秦州诸府州之地。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县东北。北地，在甘肃宁县西北。（《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王　恢：北地郡，《匈奴传》，昭王二十八年（前166）伐残义渠，置北地郡。如《汉志》，有今甘肃、宁夏东部，兼涉绥远西南隅，子午山东麓陕西境。（《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夏伯炎：陇西，郡名，治所在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南）。北地，郡名，治所在义渠（今甘肃省庆阳县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丘　濬：始皇巡游不止此也。此其初耳，故著之。呜呼，有虞之时，五年一巡守，周十有二年，王乃时巡，所以省方观民，非以为游乐也。然又必以四岳为底止之地，出必有期，行必有方，未有频年出行，游荡无度如始皇者也。今年巡陇西、北地，至回中，明年上邹峄，继是渡淮浮江，至南郡，登之罘，刻碣石门，至云梦，上会稽，直至沙丘崩而后已。呜呼，假望秩省方之说，以济其流荒亡之欲，所至征求百出，烦民耗财，卒至于民怨盗起，覆祚殒身，曾不旋踵。噫，后世人主可不鉴诸！（《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初巡游》）

②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鸡头山在成州上禄县东北二十里，在京西南九百六十里。郦元云盖大陇山异名也。《后汉书·隗嚣传》云‘王莽塞鸡头’，即此也。”按：原州平高县西百里亦有笄头山，在京西北八百里，黄帝鸡山之所。（编者按：吴忠匡在《文史》第7辑《<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订误》校曰：“王莽乃王孟之误。”）（《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鸡头山，在今甘肃成县境，在长安西南九百六十里。或曰在甘肃平凉县境。（《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裴　骃：应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回中宫在岐州雍县西四十里。”言始皇欲西巡陇西之北，从咸阳向西北出宁州，西南行至成州，出鸡头山，东还，过岐州回中宫。（《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此始皇既并天下巡郡县之始也。陇西，唐陇右道，今秦、河、巩、熙、凉、沙等州之地。北地，今宁州。鸡头山，在城州上禄县东北。郦道元云：盖大陇山，异名也。回中宫，在雍州西。（《大事记解题》卷七）

张　庚：“回中”，孟康曰：“在北地。”《集览》《质实》皆以为凤翔府陇州之回中宫。按：始皇由陇西至北地，登鸡头，过回中。北地郡，今平凉府。鸡头山在平凉西四十里。平凉之东百五十里，为泾州，有回中山。山上有王母宫。始皇好神仙，故过之。若陇州回中宫，为寻常宴游地，不足书也。孟康说是。（《通鉴纲目释地纠谬》卷一《回中》）

马持盈：回中，在甘肃固原县。（《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王　恢：回中，《匈奴传》：“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汉书·武帝纪》：“元封四年，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自代而还。”颜《注》：“应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固原），有险阻，萧关在其北（按：故关在固原东南三十里），通治至长安也。孟康曰：回中在北地，有山险，武帝故宫。如淳曰：《三辅黄图》云：回中宫在汧也。师古曰：回中在安定，北通萧关，应说是也。而云治道至长安，非也。盖自回中通道以出萧关。孟、如二家皆失之矣。回中宫在汧者，或取安定回中为名耳。非今所通道。”徐广从如淳说“在扶风汧县”，《括地志》更实其说曰：“始皇欲西巡陇西之北，从咸阳向西北，出宁州，西南行则至成州。出鸡头山，东还过岐州回中宫。”又《匈奴传·正义》引称云：“宫在雍西四十里，即匈奴所烧者也。”《元和志》《纪要》仍其说。按：此明言“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盖沂、汧逾陇至陇西，东北转出北地鸡头——慕黄帝问道广成子之所也。回中所在，应、颜说汧、安定；孟、服说在北地。安定汉武元鼎三年（前114）分北地西部置，实一地也。匈奴从朝那（平凉西北）东至彭阳（镇原县东八十里），“候骑”骚扰至雍、甘泉，虽系“奇兵”，亦不会转趋西南之汧县，失其干扰之作用。《纪要》（五八）泾川县西五里有回中山。回中宫当即在回中山，始皇出鸡头，循泾水而下，当从泾川还。即匈奴奇兵之所至，亦以泾川为当路。说在汧、在雍，皆与萧关不通；其所以为此说者，盖缘《后汉书·来龡传》“伐山开道，从番须、回中径至略阳”而不得其解耳。盖龡从汧阳北逾汧山，从番须回中道西趋略阳（秦安东北陇城），不显逾陇，攻其所不备也。《隗嚣传》：“来龡从山道袭得略阳城，嚣出不意，惧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陇坻，行巡守番须口，王孟塞鸡头道，牛邯军瓦亭。”番（音盘）须即今盘河河谷，番须口，华亭县西南陇山之西口也。回中，即汭河河谷，回、汭一声之转。来龡从番须出回中（华亭北马峡），西袭略阳，出嚣不意也。《清统志》（二三六）陇州西北有回城，谓“后汉来龡所开之回中。《括地志》载之雍县，因《史汉》回中与至雍、幸雍连文传讹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张永禄：回中宫，秦汉离宫名。初建年代不详。其位置有两说，一说属北地郡，一说属安定郡高平县。故址在今陕西陇县西北。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巡幸陇西、北地等处，曾过回中宫，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入萧关，进攻关中，杀北地都尉，烧毁回中宫。此后，回中仅为战略要道，不复有离宫。（《汉代长安词典》七《离宫别馆·回中宫》）

④ 【汇注】

张文虎：《杂志》云“焉”字下属为句。（《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王　恢：信宫，汉名长信宫，宣帝本始三年，长信少府韦贤为丞相（《汉将相表》）。（《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广建宫室》）

张永禄：信宫，秦都咸阳宫名。营建于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位于咸阳渭河之南。《史记·秦始皇本纪》：“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此宫工程巨大，并筑以甬道，和甘泉前殿、骊山温泉以及渭北诸宫连接起来。信宫有如上帝常居的天极，成为秦始皇朝会群臣、议决大政的主要宫室，其地位如渭北的咸阳宫。《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此咸阳宫即指信宫。李斯的“焚书”之议，就是这次在信宫朝会上提出和议决的。信宫后来改成祭祀天帝的礼制建筑，以其“宫庙象天极”，故称为极庙。（《汉代长安词典》四《宫殿·信宫》）

周晓陆、刘瑞：“信宫车府”，录于《续封》《建德》。……《三辅》：“信宫，亦曰咸阳宫。”《汉表》太仆属官有车府令丞。（《九十年代之前所获秦式封泥》，载《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8年第1期）

⑤ 【汇注】

司马贞：为宫庙象天极，故曰极庙。《天官书》曰“中宫曰天极”是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始皇预自为庙也。汉之作顾成庙放此。（《大事记解题》卷七）

郭沫若：秦始皇是一位有神论者，而且沿守着秦人的原始信念，怀抱着一个多神的世界。……在他二十七年的时候“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信宫就是神宫，神者伸也，伸与信古字通用。天极者，据《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这太一是上帝的别名，和吕氏的道的太一，同名而异实。故尔极庙应该就是至上神庙。（《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八）》）

马非百：信宫即甘泉前殿，亦曰咸阳宫。……按：《三辅黄图》云：“信宫亦曰咸阳宫。”又云：“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营陵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灌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章太炎云：“按《春秋传》再宿为信。《诗》言有客信宿。则信宫者暂宿之宫。秦都咸阳，本在渭北，故渭南只暂宿耳。若汉太后所居名长信宫，则以后无外事，终身宿此不移也。”在今咸阳县渭水南。（《秦集史·宫苑志·信宫》）

⑥ 【汇注】

马持盈：为宫庙象天极，故曰“极庙”。《天官书》曰“中宫，曰天极”，是也。（《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天极，北极星。始皇建极庙以象征天极，是藉以表示自己的最高权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⑦ 【汇注】

编者按：秦甘泉宫在渭水之南，隔渭河与咸阳相望。（见徐卫民《秦都城研究·秦都咸阳》）

又：秦的甘泉宫修建于何时，史无记载，但至迟在宣太后时已经有甘泉宫了。秦宣太后曾诈杀义渠戎王于甘泉宫。嫪毐发动叛乱后，秦始皇曾把与嫪毐勾搭成奸的母亲囚禁于离咸阳较远的萯阳宫中，后听从齐人茅蕉的劝说，从雍把母亲接回来，“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史记·吕不韦列传》也有记载：“秦王乃迎太后于雍，复归咸阳。”《史记集解》引徐广语“入南宫”，“《表云》咸阳南宫也”。从上所述宣太后和秦始皇母亲皆居甘泉宫中，说明这儿是太后所在地，既然是太后所居之宫，应在咸阳附近，绝不会放在离咸阳太远的地方。因为宣太后当时握有实权，经常上朝处理国家大事，不可能离咸阳太远。昭襄王自己也讲：“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见，寡人乃得受命。”这明确告诉我们，宣太后在诱杀义渠王之前，住在离咸阳不远的甘泉宫，所以昭襄王才得以早晚与太后相见。甘泉宫和咸阳宫仅隔一条渭河，过横桥即是。（同上）

又：到秦始皇时，曾扩建甘泉宫，“……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前殿是指宫殿群中最高级最伟大的殿堂，如秦阿房宫前殿、汉未央宫前殿、汉建章宫前殿，至今都留下巨大的夯土台基，从而也说明了秦甘泉宫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当不亚于兴乐宫的建筑。秦二世时，李斯在甘泉宫求见二世时，“二世方作角抵优俳之观”，说明秦的甘泉宫中专门有供皇帝娱乐的场所。（同上）

又：秦甘泉宫位于渭南何处？《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五引《三秦记》云：“桂宫一名甘，武帝作迎风台以避暑。”又《初学记·夏第二》注引《关中记》云：“桂宫一名甘泉，又作迎风观、寒露台以避暑。”可见直到东汉魏晋时，仍把桂宫称作甘泉宫。而桂宫是西汉武帝在长安城中营建的宫殿，其遗址在今夹城堡、民娄村、黄庄和铁锁村一带，在未央宫以北，南临直城门大街，北以雍门大街为界，西靠西城墙，东近横门大街，说明汉桂宫是在秦甘泉宫的基础上扩建的，因此汉时人们仍在使用秦时的称谓。因为汉时在淳化已有甘泉宫，不可能再在长安城中建甘泉宫。据汉城考古队人员讲，在汉桂宫文化层下，确实有秦的文化层，这也为秦甘泉宫位于汉长安城西北角做了证明。（同上）

⑧ 【汇注】

裴　骃：应劭曰：“筑垣墙如街巷。”（《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筑音竹。甬音勇。应劭云：“谓于驰道外筑墙，天子于中行，外人不见。”（《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⑨ 【汇注】

吕祖谦：以治驰道之劳，故赐之爵也。自此后，终秦世，赐爵者不重出。（《大事记解题》卷七）

⑩ 【汇注】

裴　骃：应劭曰：“驰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汉书·贾山传》曰：“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王　恢：始皇既努力于新都之建设，复务郡县之巡行，以巩固统一之大业。第一次出巡，似引起甚大之兴趣，而游历西北山谷，崎岖困顿，欲巡游全国，须治驰道。此一重大创举，史欠详载，仅《汉书·贾山传》略言其规制：“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王先慎云：三丈中央地，惟帝得行，树以为界），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其壮丽果如此，过今高速公路远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夏伯炎：驰道，宽阔的车道。宽五十步，高出地面。路中三丈宽的部分，专供皇帝行走，种树为界。这是我国最早的大规模的道路建设。（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张永禄：“驰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专为皇帝出巡修建的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通往全国各地的交通道路。道宽五十步，每隔三丈，植树一株，用铁椎夯打路基，使路面平坦坚实。驰道干线有两条：一条向东直通齐燕地区；一条向南直达吴楚。在秦始皇统一后的十多年中，他曾沿驰道在全国进行了五次远途巡行。先后从咸阳出发，到达过陇西、北地、泰山、琅琊、上党、碣石、云梦、会稽等地。直到西汉时期，这条驰道则成为皇帝的御道，不准其他人随意行走，否则，“没入车马被具”。（《汉代长安词典》十三《交通·驰道》）

康清莲：“隐以金椎”与“树以青松”的句子形式和结构完全相同，都是并列的偶句，“隐”与“树”都是动词，“金椎”和“青松”都是名词性结构的词语，对称整齐。驰道修成后，在道路两旁种上高大的乔木——青松，而在青松的下面是否覆盖有别的草本植物呢？“隐”者“蔽”也，与“显”义反对，有“覆盖”之义。青松在上，金椎在下，其中“青”和“金”都是表示颜色的词语，修饰后面的中心词“松”和“椎”，意即青色的松、金色的椎。那么，“椎”又是什么植物呢？“椎”据古书记载就是“终葵”。《辞源》释“终葵”有两个义项：1. 椎。《周礼·考工记·玉人》：“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注：“终葵，椎也。”2. 草名。《尔雅·释草》：“蔠葵，蘩露。”清郝懿行《义疏》：“此草叶圆而剡上，如椎之形，故曰终葵。”当然，“葵”有多种，这里显然不是指《诗经·七月》中“七月烹葵及菽”和《汉乐府·十五从军征》“采葵持作羹”之蔬菜“冬葵”（冬、终通用），而是“葵藿倾太阳”的向日葵，因为驰道旁所种必然是可观赏性的植物。向日葵开放之时，圆如玉盘，色泽金黄，下有长柄高高擎起，远望如长柄之铁椎，这正是由于形似而得名。郝懿行认为是由于葵叶圆而向上，像椎，不是特别准确。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谈到：“梁简文帝《长安道》诗：金椎抵长乐，复道向宜春。据《三辅黄图》：长乐、宜春，皆为长安宫殿名。是用《汉书·贾山传》：‘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三辅决录》：‘长安十二门，三涂洞开，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为往来之径，今误作金槌，而又改为椎轮。’”顾炎武的这一条证据非常有力，简文帝没有把“金椎”误解为捶击的工具，所以诗中有“金椎抵长乐”之句，这是说金灿灿的葵花直抵长乐宫，而不是说沿途都有人用“金椎”筑路。下文的“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将“金椎”与“林木”相对而言，更说明“金椎”乃草本而非木本。驰道两旁，青松垂阴，葵花竞艳，因此才会有下面“为驰道之丽至于此”这句话。（《秦驰道直道考议》，载《晋阳学刊》2011年4期）

编者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首先实行“车同轨”，从公元前220年开始大修驰道，一直持续到秦灭亡。驰道就是驰骋车马的宽广道路。中央供皇帝通行，列树标明，两旁任人行走。据汉初的贾山说：“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今河北和山西、辽宁一部分）、齐（今山东、河北一部分），南极吴（今江苏及浙江一部分）、楚（今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路面高厚），隐以金椎（用铁锤筑实路基），树以青松。”

关中为秦都所在地，所以首得其利。这些驰道都是以咸阳为出发点，伸向四方。秦代驰道，规模宏大，是我国古代伟大工程之一。它对于全国政令的通达，抵御落后部族对内地先进地区的侵扰，加强各地文化的交流，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秦始皇沿驰道五次出巡，就是要从政治上慑服原六国。（见徐卫民《秦都城研究》第六节《咸阳的交通》）

【汇评】

唐　询：穆皇得八骏，万事得其修。茫茫千载间，复此好远游。车轮与马迹，此地亦尝留。想当治道时，劳者尸如丘。（引自［绍熙］《云间志》下《始皇驰道》）

二十八年①，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②。立石③，与鲁诸儒生议④，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⑤。乃遂上泰山⑥，立石⑦，封⑧，祠祀⑨。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⑩。禅梁父⑪。刻所立石⑫，其辞曰⑬：

① 【汇校】

马非百：“廿八年（前219）今过安陆”。今即今上，指秦始皇。……按：秦始皇自廿六年兼并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以后，曾先后进行了五次大巡狩。这是其中的第二次。他所循行的交通干线，大概是：

1. 由咸阳出发，沿渭水下流南岸即所谓“华阴平舒道”（《始皇本纪》，在今陕西省华阴县附近）东行，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经洛阳县（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至三川郡治荥阳县（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北）。

2. 秦时的黄河河道，自荥阳附近即转向北行。但在荥阳以东，有一个十分细密的河道交通网，始皇由荥阳至邹峄山（今山东邹县南）和泰山的行程，即穿过这一河道交通网东进。途中可能经过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县东南）、定陶县（今山东定陶县西）和薛郡的治所鲁县。

3. 由泰山和梁父（今山东省新泰县西）下来，沿淄水河谷直达齐郡治所临淄县（今山东省临淄县北），然后循山东半岛北岸，过黄（今山东省黄县东南）、腄（今山东省福山县南）二县，至成山（今山东省成山角）、之罘（今山东省福山县东北三十五里）。再循海南行，登琅邪山（今山东省诸城县东南百五十里）。

4. 从琅邪的归途，当向西南经东海郡治郯县（今山东郯城县西）而达彭城县（今江苏省徐州市）。更从彭城南下，渡淮水而至长江中流的衡山（今湖北省黄冈县）和南郡（今湖北省江陵县）。由此，利用长江水道至湘山祠（今湖南省岳阳县西）。

5. 由南郡北归，当取道汉水流域，经南阳郡治宛县或其附近，西沿丹水河谷经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上，返抵咸阳。安陆是南郡的属县，是由衡山到南郡的必经之路。始皇曾路过安陆，也是在这里才第一次看见的。（《云梦秦简大事记集传》，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

② 【汇注】

裴　骃：韦昭曰：“邹，鲁县，山在其北。”（《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上，时掌反。邹，侧留反。峄，音亦。《国系》云：“邾峄山亦名邹山，在兖州邹县南三十二里。鲁穆公改‘邾’作‘邹’，其山遂从‘邑’变。山北去黄河三百余里。”（《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杜　佑：秦始皇平天下，三年，东巡郡县祠邹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徵齐鲁儒生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诸儒或议曰：古时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祭，席用菹秸，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黜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德。文曰：“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人以仁。四守之内，莫不郡县。四属八蛮，咸来贡职。人庶蕃息，天禄永得。”刻石改号（原注：文出《晋太康郡国志》）。有金册、石函、金泥、玉检之事焉。从阴道下，禅梁甫。其礼颇采泰祀之祝雍上帝所用。封藏而皆秘之，固不得而记焉。（《通典》卷五十四《封禅》）

王　昶：按：峄山在今峄县东南十里。《水经注》：始皇观礼于鲁，登此山，命李斯大篆勒铭山额，名曰书门。《太平寰宇记》：李斯所刻石岭，名曰书门，始皇乘羊车登之，其路犹在，即刻不所也。原石久毁，世所传皆后人摹本，《东里续集》载陈思孝论峄山翻本有七，今止存西安郑文宝本、江宁李处巽本、绍兴申屠駉本而已。数者相较，推郑模本尚余古意。因依其文录之，而二本从略焉。思孝所称青社本，后有金人题字云：“峄山秦刻，磨灭久矣，宋初唯江南徐铉有摹本，赞皇李建中传写得之，遗余曾祖金紫公，传子孙四世，逾百年。靖康、建炎，兵火相寻，旧藏文籍，散落殆尽，独此刻仅存，命善工勒于青社郡舍。阜昌甲寅，河南李仲坦志。”共八十余字，载于钦《齐乘》，杨士奇犹及见之。昶屡询土人，属其访求，是刻卒无可踪迹也。吴氏玉搢又云：曾见李阳冰书峄山碑，较郑本差小，而力缓筋懈，与阳冰他书绝异，疑好事者转临郑本，假托阳冰耳。今亦不知其处。（《金石萃编》卷四《秦·峄山刻石》）

桂　馥：《魏书·地形志》：鲁郡有峄山、邹山。分邹、峄为二山。按《水经注》，鲁国邹山即峄山。《通鉴》，李孝伯曰：“邹山之险，君家所冯，前锋始接，崔邪利遽藏入穴。”注云：邹山多石穴，土人谓穴为峄，相率入保，藏以避兵。此亦言峄即邹山。哀七年《左传》，邾众保于绎。注云：绎，邾山也，在邹县北。（《札朴》卷九《乡里旧闻·邹山峄山》）

马持盈：邹峄山，又曰邾峄山，在山东邹县东南，《水经注》云：“山东西二十里，高秀独出，积石相临，殆无土壤，石多孔穴，洞达相通，秦始皇上峄山刻石颂秦德。”（《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王　恢：邹峄山，《汉志》：“鲁国邹，峄山在北。”《泗水注》：“漷水又迳鲁国邹山东南而西南流。《春秋左传》（文十三年）所谓绎山也。山东二十里，高秀独出（《邹县志》高八里许）。积石相临，殆无土壤。石间多孔穴，洞达相通，往往有如数间屋处，其俗谓之峄孔。遭乱辄将家入峄，外寇虽众，无所施害。晋永嘉中，太尉郗鉴将乡曲保此山，胡贼攻守不能得。今山南有大峄，名曰郗公峄山。此有绝岩，秦始皇观礼于鲁，登于峄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铭山顶，名曰书门。《诗》所谓‘保有凫峄’者也。漷水又西南入蕃。”（《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又：曾国藩《日记》：“出兖州城府（滋阳），即望见东南有一山，高秀迥出，盖邹县之峄山也。在县南二十五里，秦始皇刻石于此，晋郗鉴避寇于此。自峄山之北，众山绵亘数十里；峄山之南，绵亘百余里。盖皆泰山之支麓，峄为主峰。孔孟桑梓，山川雄秀绝伦也。”（同上）

又：《清统志》（一六五）：“邹县故城在今治东南二十六里。峄山在县东南二十里。古无邹山之名。《禹贡》《鲁颂》，皆止称峄。《史记》始兼称邹峄。《汉志》仍称峄山。刘昭、魏收始分邹、峄为二。考秦始皇勒石邹、峄，《宋书》载魏主焘登邹山，仆秦皇碑，可知邹、峄互称，分为二者误。”按：分为二者固误，邹、峄互称亦谬（峄，《春秋》、李斯篆并作“绎”）。《史记》冠以县，盖别于下邳之葛峄也。（同上）

③ 【汇校】

赵明诚：秦泰山刻石。大中祥符岁，真宗皇帝东封此山，兖州大守模本以献，凡四十余字，其后宋莒公模刻于石，欧阳公载于《集古录》者皆同。盖碑不为四面，其三面稍摩灭，故不传。世所见者，特二世诏书数十字而已。大观间，汶阳刘跂斯立亲至泰山绝顶，见碑四面有字，乃模以归，文虽残缺，然首尾完具，不可识者无几。于是秦篆完本复传世间矣。以《史记本纪》考之，颇多异同，《史》云“亲巡远方黎民”，而碑作“亲远黎”；《史》云“大义休明”，而碑作“著明”；《史》云“垂于后世”，而碑作“陲于后嗣”；《史》云“皇帝躬圣”，而碑作“躬听”；《史》云“男女礼顺”，而碑作“体顺”；《史》云“施于后嗣”，而碑作“昆嗣”；《史》云“具作诏书刻石”，而碑作“金石刻”，皆是以正史氏之误。然则斯碑之可贵者，岂特玩其字画而已哉！碑既出，斯立模其文，刻石，自为后序，谓之《泰山秦篆谱》云。（《金石录》卷十三《秦泰山刻石》）

虚　舟：始皇峄山石刻在二十八年，而碑词有“廿有六年，上荐高号”之语，与《史》不同。按：《始皇纪》，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议帝号，称成功，号曰皇帝，故曰“廿有六年，上荐高号”也。至廿八年，乃东行郡县，上邹峄山而立石焉。上邹峄山为始皇东巡之始，立石峄山为始皇立石之始，而《史》独不载其辞，不可解也。（《虚舟题跋》，引自《金石萃编》卷四《秦·峄山刻石》）

【汇注】

都　穆：此碑自“皇帝回”以下乃二世诏文，在始皇刻石之旁，予见泰山碑如此。郑文宝不见秦刻，其所刻乃徐氏摹本，故牵联误书，然此碑非文宝之传，则后世不复再见，文宝可谓有功于字学者，而《宋史》列传不言其能书，殆以政事而揜之耳。（《金薤琳琅》，引自《金石萃编》卷四《秦·峄山刻石》）

王　昶：石高八尺八寸，广四尺三寸，十一行，行廿一字，后刻郑文宝记正书。今在西安府学。（《金石萃编》卷四《秦·峄山刻石》）

梁玉绳：“上邹峄山，立石”，按：始皇刻石之词凡七，史载其六，邹峄乃首事，独删而不录，未识史公何意。今其词尚存也，宋赵明诚《金石录》云：“《峄山碑》文词简古，非秦人不能为，《史记》独遗此文何哉？”（又，茅山北良常山有始皇埋璧，李斯书，文曰“始皇圣德，章平山河，巡狩苍川，勒铭素璧”。见陶宏景《真诰神枢》第一篇。）（《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编者按：二十八年（前219），始皇帝东巡，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在峄山立石，《史记》未载有原文。所刻之石，唐时被火烧毁，好在有复刻本。今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存有宋淳化四年（993）郑文宝依徐铉本复刻的一石，全文为：“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尃惠，寴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箸经纪。”后面还有二世东巡时加刻的铭记文字。这个刻石颂扬了统一，批判了分封制，提出了秦朝是“一家天下”。（见张文立《秦始皇帝评传·秦始皇帝的东巡与刻石（一）》）

李斯撰峄山刻石

【汇评】

郑文宝：秦相李斯书峄山碑，迹妙时古，殊为世重，故散骑常侍徐公铉，酷耽玉箸垂五十年，时无其比。晚节获峄山碑，摹本，师其笔力，自谓得思于天人之际，因是广求己之旧迹，焚掷略尽。文宝受学徐门，粗坚企及之志。太平兴国五年春，再举进士，不中，东适齐鲁，客邹邑，登峄山，求访秦碑，邈然无睹。逮于旬浃，怊怅于榛芜之下，惜其神踪将坠于世，今以徐所授摹本刊石于长安故都国子学，庶博雅君子见先儒之指归。淳化四年八月十五日承奉郎守太常博士陕府西诸州水陆中度转远副使赐绯鱼袋郑文宝记。（引自《金石萃编》卷四《峄山刻石》）

④ 【汇注】

班　固：［秦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狩郡县，祠邹峄山，颂功业。于是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祠，席用菹秸，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黜儒生。（《汉书·郊祀志上》）

夏伯炎：鲁，地区名，今山东省泰山以南地区。春秋时属鲁国，秦、汉以后仍然沿称这个地区为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⑤ 【汇校】

张文虎：“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山川之事”，《钟山札记》云：“‘上邹峄山’下即当云‘刻石颂秦德，其辞曰’云云，颂后接‘与鲁诸生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其‘立石’二字，与‘议刻石’之‘议’、‘立石封’之‘石’皆衍。”按：《峄山碑》辞今《史记》本无。（《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张守节：《晋太康地记》云：“为坛于太山以祭天，示增高也。为于梁父以祭地，示增广也。祭尚玄酒而俎鱼。皆广长十二丈。坛高三尺，阶三等。而树石太山之上，高三丈一尺，广三尺，秦之刻石云。”（《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汇评】

丘　濬：封禅不经见，其说昉于管仲，而详于司马迁之《史记》，然皆托之空耳。见于行事者，首著于斯。自是而后，若汉之光武、唐之高宗、宋之真宗，皆效尤之。秦其始作俑者欤？（《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始封禅》）

⑥ 【汇注】

张守节：泰山一曰岱宗，东岳也，在兖州博城县西北三十里。《山海经》云：“泰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石。”郭璞云：“从泰山下至山头，百四十八里三百步。”道书《福地记》云：“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周回二千里，多芝草玉石，长津甘泉，仙人室。又有地狱六，曰鬼神之府，从西上，下有洞天，周回三千里，鬼神考谪之府。”（《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⑦ 【汇注】

王　昶：石高四尺九寸，广一尺四寸，字四行，行十二字，旧在泰山碧霞元君祠，今毁。（《金石萃编》卷四《泰山刻石》）

⑧ 【汇注】

马持盈：积土为封，谓负土于泰山之上，为坛而祭之。（《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⑨ 【汇注】

裴　骃：服虔曰：“增天之高，归功于天。”张晏曰：“天高不可及，于泰山上立封禅而祭之，冀近神灵也。”瓒曰：“积土为封。谓负土于泰山上，为坛而祭之。”（《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文虎：“立石，封，祠祀”，《集解》：于泰山上立封禅而祭之。据此注，则正文无“石”字，如卢说。下引“瓒曰积土为封，谓负土于泰山上，为坛而祭之”，益知“石”字衍。（《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⑩ 【汇校】

张守节：封，一作“复”，音福。（《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汇注】

王　圻：五大夫松，非五株松封大夫也。乃秦王避雨于一松下，德之，封为五大夫，盖秦之官名。后世不知，遂谓松树有五。旧松既亡，更植五松以当之，已可笑。唐陆贽作《禁中松诗》云：“不羡五株封。”按：《史记》但云封其树为五大夫，不闻有五株松之说，而贽云尔者何也？又李商隐有《五松驿诗》云：“独下长亭念过秦，五松不见见舆薪。”李白《送人游桃源序》云：“登封太山，风雨暴作，虽五松受职，草木有知。”惟舒王《咏柏诗》云“老松先得大夫官”乃为切当。（《稗史汇编》卷一百十三《文史门·五大夫》）

焦　竑：秦始皇下泰山，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初未言为何树也，应劭作《汉官仪》，始言为松。松在泰山小天门，至劭时犹存，故劭知之耳。五大夫，秦爵第九级，如曹参赐爵七大夫，迁为五大夫是也。（《焦氏笔乘·续集卷五·五大夫》）

桂　馥：秦封泰山松为五大夫，乃秦爵之第九级。《史记》，曹参由七大夫迁五大夫是也。《晋书·载记》，石勒课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是晋时犹有此官。唐宋人诗云“不羡五株封”，又云“堪笑五株乔岳下，肯将直节事嬴秦”。误以松之封大夫者五株。今泰山种五松，立石曰五大夫，踵前人之谬而不知其失也。（《札朴》卷九《乡里旧闻·五大夫松》）

⑪ 【汇注】

裴　骃：服虔曰：“禅，阐广土地也。”瓒曰：“古者圣王封泰山，禅亭亭或梁父，皆泰山下小山。除地为，祭于梁父。后改‘’曰‘禅’。”（《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父音甫。在兖州泗水县北八十里。（《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文中子曰：封禅之费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汉之侈心乎！《史记正义》曰：“泰山在兖州博城县西北，梁父在兖州泗水县北。”（《大事记解题》卷七）

王　恢：《汉志》：泰山郡梁父县。师古曰：“以山名县也。”《汶水注》：“淄水迳梁父县故城南，县北有梁父山。”《清统志》（一七九）：“梁父故城在泰安县南六十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夏伯炎：梁父，泰山南的一座小山。（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⑫ 【汇校】

牛运震：“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又云“禅梁父。刻所立石”，则所刻者，泰山所立石也。铭词内有“登兹泰山”句可证。时本录《皇帝临位篇》，以为梁父刻石文，误。（《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陈　直：《山左金志》云：“宋时泰山刻石，存二百二十三字，《绛帖》刻有全文。至清初存二十九字，乾隆五年毁于火，蒋因培后在玉女池检得残石，今存十字。”又按：《绛帖》所摹全文，西面六十行，每行十二字，共六十三字。北面三行，共三十六字。东面六行，共六十七字。南面七行，共五十六字。共存二百二十二字。冯氏《金石索》，又依残缺处，补有全文模型。今以《绛帖》校正《史记》各句，不同之字，条列如下：“亲巡远方黎民”，石刻作“寴远黎”；“大义休明”，石刻作“大义著明”；“垂于后嗣”，石刻作“陲于后嗣”；“皇帝躬圣”，石刻作“皇帝躬听”；“男女礼顺”，石刻作“男女体顺”；“施于后嗣”，石刻作“施于昆嗣”。不同之处，皆《史记》传钞之误文，当以石刻为正。（《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汇注】

吕祖谦：刻石始于此。《史记正义》曰：《国系》云：“邾峄山，鲁穆公改邾作邹，其山遂从邑变。山在兖州邹县南，北去黄河三百余里。”（《大事记解题》卷七）

郭沫若：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往各地游览，立石刻铭，歌功颂德，如《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之罘刻石》《碣石门刻石》《会稽刻石》等，相传都是李斯所书，是标准的小篆样板。这些刻石文大都已经磨灭了，《泰山刻石》还存十字，今嵌存于泰山下的岱庙中庭。明安国所藏《泰山刻石拓本》，存字甚多，坊间有影印本。《琅邪台刻石》尚存八十六字，除最长六字外，都是秦二世时代补刻的刻辞。《峄山刻石》有南唐徐铉摹本，和《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比较起来，虽然字画瘦削，但还保存着同样的笔意，是可以相信的。（《考古编》卷十《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秦始皇统一文字》）

马非百：泰山刻石，宋时尚存有二百二十字。至明代只存二十九字。先在岳顶玉女池上，后移放在碧霞玄君庙。清乾隆五年亦被火烧，残石仅存十字，其中有三个是半字。因而现在只能看清楚七个字。二十九字翻刻本甚多。无锡华氏有北宋拓全文，已卖往日本。现有日本影印本，昭和新选《碑法帖大观》第三辑第十卷影印安国明五十三字本。艺苑真赏社影印明安国本两种：一种收一百六十五字，一种收五十三字。五十三字本与一百六十五字本后部相同，皆系北宋拓本。（《秦集史·金石志·泰山刻石》）

⑬ 【汇注】

司马贞：其词每三句为韵，凡十二韵。下之罘、碣石、会稽三铭皆然。（《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①。二十有六年②，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③，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④，本原事业，祗诵功德⑤。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⑥。夙兴夜寐，建设长利⑦，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⑧，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⑨。

① 【汇注】

张守节：饬音勅。（《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② 【汇校】

陈　直：《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代六刻石文，独遗峄山。《会注考证》已补录全文。峄山重刻，共有七本，以郑文宝所摹西安府学本为第一，审其笔画，疑为徐铉之临本。又秦刻石每句四字，《史记》所记泰山刻石首句为“二十有六年”，秦汉人书二十皆作廿。原文应作“廿有六年”。琅邪台之罘会稽各刻石，二十皆当作廿，三十当作卅。（《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汇注】

梁玉绳：“二十有六年”附按：《容斋随笔》据石刻拓本，谓“诸铭每称年皆当作‘廿’字、‘卅’字，太史公误易之，或后人传写之讹，以诸铭皆四字一句也”。然余读《之罘铭》有三字句，有五字句，《琅邪铭》有五字、六字句，有七字、九字句，岂尽四字为一句哉？存考。（《国语补音》谓廿、卅、卌，皆兴于秦。）（《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③ 【汇注】

梁玉绳：“亲巡远方黎民”按：始皇更名民曰黔首，故诸铭中皆称黔首，不应泰山刻石忽言“黎民”。且铭皆四言，亦不应此独六字为句，疑有误。《金石录》谓“刘跂至泰山，见其碑模之，乃作‘亲远黎’”，未知信否？即“巡”之异文，《广川书跋》音邻，非。（《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④ 【汇注】

张守节：从，财用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张守节：祗音脂。（《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张文虎：“不懈于治”，《元龟》百九十二引“于”作“为”。按：为犹于也，见王氏《经传释词》。（《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⑦ 【汇校】

张文虎：《史诠》云“吏”误作“利”。按：《元龟》引作“吏”。（《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张守节：长，直良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建设长利”附按：《史诠》谓“吏误作‘利’”，则“长”当音上声。然《正义》云“长，直良反”，则应如字读。两说皆通。（《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⑧ 【汇校】

裴　骃：徐广曰：“隔，一作‘融’。”（《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朱东润：《集解》引徐广曰：“隔，一作融。”按：《会稽刻石》云“防隔内外”，则“融”字不足信。（《史记考索·徐广本异文考证》）

【汇注】

梁玉绳：“昭隔内外”附按：徐广云“隔，一作‘融’”，是也。（《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⑨ 【汇评】

吴见思：碑词古质。三句一韵。（《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于是乃并勃海以东①，过黄、腄②，穷成山③，登之罘④，立石颂秦德焉而去⑤。

① 【汇注】

张守节：并，白浪反。勃作“渤”，蒲忽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王　恢：勃海，古作渤澥，或称少海。为山东、辽东两半岛所形成。海峡广二百余里，北曰老铁山角，南曰登州头，长山列岛联络两间，为天然之门户，亦为古来辽海之捷径。东北辽东、西南渤海两大海湾，及不结冰之秦皇岛，皆多优良港湾。旅大、青岛，为外卫之优良军港，自海运开通以来，益提高燕京之政治地位。（《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② 【汇校】

裴　骃：《地理志》东莱有黄县、腄县。（《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腄，逐瑞反。字或作“陲”。《括地志》云：“黄县故城在莱州黄县东南二十五里，古莱子国也。牟平县城在黄县南百三十里。《十三州志》云，牟平县，古腄县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史记正义》曰：腄，逐瑞反。黄县故城在莱州黄县东南。古腄县在黄县南。（《大事记解题》卷七）

王　恢：黄，《汉志》：“东莱郡黄县，有莱山。”《晋地道记》：“县东二百三十里有始皇、武帝二碑。”《元和志》（十一）：“故城今县东二十五里。古莱子国。”按：今黄水北岸有黄城，在蓬莱、黄县界上。掖县西北十里有望海台，相传始皇筑。（《史记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又：腄，《汉志》：“东莱郡腄县，有之罘山祠。”《括地志》：“牟平县城在黄县南百三十里。《十三州志》，牟平县，古腄县也。”《寰宇记》（二〇）：“腄故城在今文登县西清阳水侧近，与之罘山相对。”《齐乘》云：“故名清阳城，又名阳庭城。”按：略当烟台南，清阳河附近。后汉并入黄县。（同上）

③ 【汇注】

吕祖谦：《史记正义》曰：〔成山〕在莱州文登县西北。（《大事记解题》卷七）

王　恢：成山，《汉志》：“东莱郡不夜，有成山祠。”《清统志》（一七三）：“《齐乘》，在文登县东北五十里，旁多雄岛，海道极险。《县志》成山石刻，有秦李斯篆书，曰天尽头，曰秦东门，曰诏狱公所。今山入荣成县。”按：山在荣城县东三十里，为山东半岛极东之一小半岛，《本纪》又称荣成山。《日知录》（三一）“劳山”条略曰：“《寰宇记》，秦始皇登劳盛山。误也（按：今本二十卷，文登、掖县皆作成山）。《汉书》作盛山。‘自琅邪北至荣成山’，按：史书及前代地理书并无荣成山。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劳’字之误。后见王充《论衡》引此，正作劳成山。乃知昔人传写之误，唐时诸君亦未之详考，遂使劳山并盛之名，成山冒荣之号。今特著之，以正史书二千年之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夏伯炎：成山，山名。在山东省荣成县东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裴　骃：《地理志》之罘山在腄县。（《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罘音浮。《括地志》云：“在莱州文登县东北百八十里。成山在文登县西北百九十里。”穷犹望登也。《封禅书》云：“八神，五曰阳主，祠之罘；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又云：“之罘山在海中。文登县，古腄县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成山在文登县西北一百九十里。之罘，在山东文登县东北一百八十里。罘，音浮。又云：之罘山在海中。或曰：文登县，古腄县也。（《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王　恢：之罘，亦作芝罘。之罘半岛在烟台西北，长三十里，形如芝草，又若兔罟，故名。《清统志》（一七三）：“山在福山县东北三十五里，上有秦时石刻二，俱李斯篆，今毁。”（《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夏伯炎：之罘，山名。在今山东省福山县东北海中的芝罘半岛上。（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吴见思：此立石颂秦德，乃成山，之罘，亦皆有石而不著其祠也。（《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南登琅邪①，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②，复十二岁③。作琅邪台④，立石刻⑤，颂秦德⑥，明得意。曰⑦：

① 【汇校】

裴　骃：今兖州东沂州、密州，即古琅邪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吴见思：此“南”字，盖之罘之南，亦东陲也。（《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孙之騄：齐景公曰：吾循海而南，放乎瑯邪。今诸城县东南一百五十里有瑯邪山，山下有城，即其处。《通雅》云：“瑯邪不一，滁州全椒有瑯邪山瑯邪谿，青州府诸城有瑯邪山，始皇常留此三月，即句践观台也。尚有瑯邪城，汉瑯邪郡治此。”（《考定竹书》卷十一《贞定王元年癸酉，於越徙都瑯邪》）

王　恢：琅邪，《清统志》（一七〇）：“琅邪山在山东诸城县东南百五十里，三面皆海，惟西南通陆。琅邪城在山下。《潍水注》，琅邪城即秦王所筑，琅邪台在城东南十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又：《汉志》：“琅邪郡琅邪，越王勾践尝治此，起馆台。”汉赵晔《吴越春秋》（十）：“越王二十五年既霸关东，徙琅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居无几，射求贤士，孔子闻之，从弟子奉先王雅琴礼乐奏于越。越王为阵关下，孔子有顷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乐以献之大王。”徐天佑《刊正》曰：“勾践二十五年，即鲁哀公二十三年（前471）。《春秋》哀公十六年（前479）夏四月书孔丘卒。谓夫子以是年入越，非也。”赵，山阴人，为增光乡里，盖撰为此说，谓“勾践号令齐楚秦晋辅周室，降秦师。自勾践至于亲，共历八主，皆称霸，积年二百二十四年（《越绝书》云二百四十年），亲众皆失，而去琅邪，徙于吴矣”。按：《史记》无徙治之文，更无称霸两百余年之事。自勾践二十五年至楚灭越（前333），不过百四十年，与《世家》及《纪年》皆不合。《越世家》云：“周元王命勾践为霸，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北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楚世家》且云越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因得广地至泗水。《越绝书》亦云：“沛归于宋，浮陵以付楚，临沂、开阳复之于鲁。”越在蛮夷，地僻国微，幸而灭吴；乘锐北上，不过一时之得意，并无深厚之根基，更不宜徙都偏僻之海滨。盖一时游乐，后人张皇其说耳。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以为“春秋时琅邪，为今山东沂州府（临沂）”，无非以琅邪地理形势之不合于建都而为之解也。但始皇之游琅邪，其在诸城东南之海滨，当无可疑。（同上）

夏伯炎：琅邪，山名，在今山东省胶南县境。（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② 【汇校】

梁玉绳：“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按：《水经注》二十六、《御览》百六十并作“二万户”。（《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张文虎：“三万户”，《志疑》云：“《水经注》二十六、《御览》百六十并作‘二万户’。”按：《续汉郡国志》引《史》作“三”，《郡县志》引作“二”。今赵、戴二家校《水经注》亦作“三”，盖依《史记》改。（《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又：“台”字疑误。《水经注》《郡县志》并作“山”。又按：《水经注》述此事，文与《史》略同而较详，但不云《史记》。《郡县志》引《史记》却与彼文同。疑今《史》文有缺佚。（同上）

【汇注】

裴　骃：《地理志》越王勾践尝治琅邪县，起台馆。（《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司马贞：《山海经》琅邪台在渤海间。盖海畔有山，形如台，在琅邪，故曰琅邪台。（《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密州诸城县东南百七十里有琅邪台，越王勾践观台也。台西北十里有琅邪故城。《吴越春秋》云：‘越王勾践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观台以望东海，遂号令秦、晋、齐、楚，以尊辅周室，歃血盟。’即勾践起台处。”（《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史记正义》曰：“琅邪山在密州诸城县东南，始皇立层台于山上。”（《大事记解题》卷七）

夏伯炎：琅邪台，有三说：一说在琅邪海滨有座山，形状像台；一说越王勾践曾在琅邪起台观；一说秦始皇在琅邪上起层台，叫琅邪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③ 【汇校】

张文虎：“复十二岁”，《水经注》《郡县志》作“年”。（《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张守节：复音福。复三万户徙台下者。（《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复者，复除其赋役也。然复有大小远近之别，有复其繇戍者，有复其租税者，有复其身者，有复其家者，有复一岁者，有复二岁者，有复终身者，有复其后世者，载在《汉书》，皆可考也。（《大事记解题》卷七）

④ 【汇注】

张守节：今琅邪台。（《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赵明诚：秦琅邪台刻石在今密州，其颂诗亡矣。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然亦残缺。熙〔宁〕中，苏翰林守密令，庐江文勋模榻刻石，即此碑也。从臣姓名五大夫作“夫夫”，泰山秦篆亦如此，或以谓古“大”与“夫”同为一字，恐不然。余字所藏古器款设有周大夫始鼎及秦权铭，黔首大安，皆用“大”字，盖古人简质，凡字点画相近及音同者，多假借用之，别无他义。东汉时碑刻尚多如此。（《金石录》卷十三《秦琅邪台刻石》）

张文虎：“立石刻”，凌云一本无“刻”字。按：《御览》八十六引无。（《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王　昶：石高三尺二寸五分，广三尺，十三行，行八字，今在诸城县琅邪台。（《金石萃编》卷四《琅邪台刻石》）

钱大昕：琅邪台刻石，文已漫漶，赵德甫谓颂诗已亡，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熙宁中，苏翰林守密令，庐江文勋模榻刻石者，即此本也。今惟存“皇帝曰”以下十行从臣姓名，仅存五大夫杨樛一人尔。都元敬所藏乃宋莒公刻本，止十七字，皆颂诗中语，与此不同。（《金石文字跋尾》卷一《琅邪台刻石》）

马非百：琅邪台刻石，清时存诸城县治东南一百六十里海神祠西南角。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大雷雨，原石忽失所在。民国十年，诸城县教育局长王景祥在琅邪台荆棘丛中寻得断石断块，粘合嵌置于教育局古物保存所，后归民众教育馆保存。所传拓本，现仅十行。清段松岑所拓共十三行，八十六字。现有艺苑真赏社影印十三行本。罗振玉据明拓本收入《秦金石刻辞》本。日本昭和新选《碑法帖大观》第三辑第十卷本。此外，清严可均有写本。（《秦集史·金石志·琅邪台刻石》）

⑥ 【汇注】

陈　直：《金石萃编》卷四，摹秦琅邪台石刻，现存自“五大夫（赵婴）”起，至“制曰可”止，共存八十六字。又秦琅邪台遗址，出土“延年”半瓦最多，见《簠斋藏器目》。（《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汇评】

刘咸炘：方曰：“《琅邪颂》妄言侮圣，故备载与议者之名，以见其敢为不义。按此殆原文有之，他篇无之，盖原文无耳。”方说殊凿，七篇皆夸词，何独于此著其罪邪？方氏前评，又谓余无后语者，举一例余。二说自相违迕，而王拯强合之，谓举一例余，而所举则尤有系者，义仍不悖。亦太曲矣。（《太史公书知意·秦始皇本纪》）

⑦ 【汇注】

司马贞：二句为韵。（《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维二十八年①，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②。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③。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④，黔首是富⑤。普天之下，抟心揖志⑥。器械一量⑦，同书文字⑧。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⑨。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⑩。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⑪。方伯分职，诸治经易⑫。举错必当，莫不如画⑬。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踰次行⑭。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⑮，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⑯，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⑰。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⑱，南尽北户。东有东海⑲，北过大夏⑳。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① 【汇校】

张文虎：“维二十八年”，“八”讹“六”，吴校改。（《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② 【汇评】

编者按：父子关系要合同。合同即和睦。对此等人伦大节，只说了和睦，确是别致。孔子讲孝道，对孝甚为重视。他说孝就是“无违”。所谓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孝也是“敬之”。“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还有一条是“色难”。把孝同礼挂起了钩，可见其重要。而始皇帝的要求是和睦。这是继承了法家的传统观念。商鞅将“孝悌”列入“六虱”之一，致使秦俗中父子关系是平等的，同乡邻一样。“借父耨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捕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辱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无几耳。”始皇帝少年失怙，对母亲又乏感情，故对法家此论，除了他的政治思想因素外，大约也是另有情由。（见张文立《秦始皇帝评传·秦始皇帝的政治思想（六）》）

③ 【汇注】

张守节：省，山井反。卒，子忽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夏伯炎：古代称工商业为末。（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编者按：发展经济，是秦始皇帝政权建设中采取的又一政策。始皇帝的文告中说的是“上农除末”。这是《琅邪刻石》中的话，这个政策是法家经济思想中奖励耕战的“重农”思想。刻石的话是“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似乎要走一条富民强国的路。但在实践中，却是广修宫殿，“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又扩建陵墓，用人多时达70余万人，修了40年，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使秦的江山，形成“土崩”之势。更何况他的随意性也表现在他的经济政策上。名曰“上农除末”，但是却奖励工商。乌氏倮、寡妇清便是突出事例。这种随意性，其根源也在于使势。为了使势，也就忘了自己的根本指导思想。（见张文立《秦始皇帝评传·秦始皇帝的政治思想（五）》）

⑤ 【汇注】

平　浩：秦呼人为黔首，呼奴为苍头，以别于良人也。（《管窥》卷四）

⑥ 【汇注】

司马贞：抟，古“专”字。《左传》云：“始琴瑟之抟壹。”揖音集。（《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吴玉搢：马融曰：“楫，敛也。”师古曰：“揖与辑同。”《汉书·兒宽传》：“统楫群元。”张揖曰：“楫，聚也。”臣瓒曰：“楫当作辑。”师古曰：“辑、楫与集三字并同。”又按：《史记·秦始皇本纪·琅邪台刻石文》“善天之下，摶心揖志”，揖亦当作辑字，皆不从木，何也？（《别雅》卷五）

⑦ 【汇注】

张守节：内成曰器，甲胄兜鍪之属。外成曰械，戈矛弓戟之属。壹量者，同度量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⑧ 【汇注】

高　明：《说文解字叙》云：“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公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仓颉》《爰历》《博学》三部字书没有流传下来，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是根据这些书籍所收的资料编撰的。那么，当时是通过何种措施对汉字字体进行规范整理的呢？关于这个问题，除上述许慎记载之外，别无任何资料。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曾从实物资料中进行考察，即用未经整顿的先秦时代的文字资料，同已经整顿的秦代小篆一一分析比较。从彼此的差别中可以看到，凡是秦篆所具有的一些规范措施：首先是确定各种偏旁的形体，其次是固定偏旁字体中的位置，第三是选定偏旁的种类和性质，第四是规定每字的书写笔数。（《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第一章第二节《秦始皇时期的“书同文字”》）

【汇评】

高　明：秦始皇所推行的“书同文字”，实际上是对汉字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规范整理。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和文化虽然得到空前的发展，但在政治上则是诸侯割据、战争频繁。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用文字的范围和阶层的扩大，汉字本身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又因政治上的长期割据，各国虽用同一体系的汉字，字体却非常复杂，同字异形的现象甚为严重。据《汉书·艺文志》载：“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所谓“人用其私”，正如颜师古注中所讲“各任私意而为字”，今从战国时代遗留的资料观察，不仅一字多体，繁简并存，而且又因各自产生的区域不同，具有不同的地方特点。这样的文字作为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必然会有许多不便，故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所施行的各项重要政策中，就有“书同文字”。（《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第一章第二节《秦始皇时期的书同文字》）

又：秦朝由李斯等人所推行的“书同文字”运动，实质是对先秦古字进行了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规范整理，从而使汉字形体开始走向定形。后来的隶书和楷书，虽然在字形方面又有了很大发展变化，但是，字体的结构与形体基本承袭秦篆。（《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第三章第四节《汉字形体的规范化》）

⑨ 【汇注】

蒋建侯：《中庸》第三十一章曰：“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按：《琅邪刻石》曰：“日月所照，舟车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文虽繁简不同，其意则一。此尚可诿为《琅邪刻石》袭《中庸》之意。但此种天下一统之盛况，秦始皇以前，固未尝有也。（引自《诸子通考》下编《诸子著述考·子思子考》）

⑩ 【汇注】

张守节：陵，作“凌”，犹历也。经，界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⑪ 【汇注】

张守节：〔辟〕，音避。（《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⑫ 【汇注】

张守节：易音以豉反。言方伯分职治，所理常在平易。（《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⑬ 【汇注】

张守节：画音户卦反。谓政理齐整，分明若画，无邪恶。（《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方　苞：“画”当音“划”，与“较若画一”之义同。（《史记注补正·秦始皇本纪》）

⑭ 【汇注】

张守节：〔行〕，音胡郎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⑮ 【汇注】

张守节：辟，匹亦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⑯ 【汇校】

张文虎：“诛乱”，吴云宋板“诛”作“去”。（《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⑰ 【汇校】

张文虎：“不用”，吴云宋板作“以销”。（《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张守节：〔革〕，协韵，音棘。（《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⑱ 【汇注】

司马贞：《地理志》云：“张掖居延县西北有居延泽，古文以为流沙。”《广志》：“流沙在玉门关外，有居延泽，居延城。”又《山海经》云：“流沙出钟山，西南行昆仑墟入海。”（《史记索隐·夏本纪》）

张守节：解见《夏纪》。（《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流沙，指流沙泽，后称居延泽、居延海。即今内蒙额济纳旗西北的苏古诺尔湖与嘎顺诺尔湖（此二湖因居延海中间淤积形成）。（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⑲ 【汇注】

夏伯炎：东海，东海所指因时代而不同。先秦时相当于今天的黄海。秦、汉以后，以今天的黄海、东海为东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⑳ 【汇注】

司马贞：〔夏〕协韵，音户。下“无不臣者”音渚。“泽及牛马”音姥。（《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杜预云：“大夏，太原晋阳县。”按：在今并州。“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即此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王　恢：大夏，《周书》：“正北大夏”，盖夏都安邑，故其地通称大夏、夏墟。《左》昭元年，迁实沈于大夏，杜《注》“今晋阳县”。《本纪》二世二年云：“禹凿龙门，通大夏。”《正义》引《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晋阳及汾、绛等州是。”又齐桓公伐大夏，上卑耳之山，不过太行山南端尽头之迤西。质言之，今山西南部，通称大夏。（《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夏伯炎：大夏，即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杜预注：“大夏，太原晋阳县。”或指今太原以南的山西地区，《括地志》：“大夏，今并州晋阳及汾、绛等州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①，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从②，与议于海上③。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④，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⑤，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⑥，以欺远方，实不称名⑦，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⑧。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⑨，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① 【汇校】

张文虎：“立名为皇帝”，吴云宋版无“为”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评】

牛运震：“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云云，此下散行用韵，似序似铭，体格最古。（《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② 【汇校】

陈　直：“隗状”原本作“隗林”，自《颜氏家训》已考证为“隗状”，现今出土之秦代权量，无不作丞相状、绾者。（《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汇注】

裴　骃：张晏曰：“列侯者，见序列。”（《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司马贞：爵卑于列侯，无封邑者。伦，类也，亦列侯之类。（《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又：隗姓，林名。有本作“状”者，非。颜之推云：“隋开皇初，京师穿地得铸秤权，有铭，云始皇时量器，丞相隗状、王绾二人列名，其作‘状’貌之字，时令校写，亲所按验。”王劭亦云然。斯远古之证也。（同上）

张守节：隗音五罪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又：〔樛〕音居虬反。（同上）

方　苞：〔伦侯昌武侯成〕，独不具姓，疑秦之同姓也。（《史记注补正·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按：离为贲子，何以叙于上？（《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又：“丞相隗林”附按：颜之推《家训·书证篇》云：“《史记》‘隗林’，诸本皆作‘山林’之‘林’。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旁有铜涂镌铭曰‘诏丞相状、绾’，乃为‘状貌’之‘状’，爿旁作‘犬’，则知俗作‘隗林’非也，当为‘隗状’耳。”《索隐》亦据颜说，以为“远古之证”。（同上）

张文虎：隗林，《索隐》：“‘隗姓，林名’有本作‘状’者，非。”按：据下引颜之推说，似小司马以作“状”为是，其所据《史》本作“状”，当云“隗姓状名”，有本作“林”者，非。然今各本并作“林”，单本出正文亦作“林”，注云作“状”者非，疑经后人改窜。《颜氏家训·书证篇》云“《史记》‘隗林’，诸本皆作‘山林’之‘林’”，则旧本皆“林”字。作“状”之说发于颜氏，云征之秦权，未必果得其实，存疑可矣。（《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日］泷川资言：俞樾曰：秦有列侯，又有伦侯，伦侯之名止见于此铭。中井积德曰：伦侯是关内侯之类，然当时列侯亦无封邑，注谬。方苞曰：成独不具姓，疑秦之同姓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六《秦始皇本纪》）

陈　直：王离为王贲之子，郭沫若氏谓题名似不能在王贲之上，疑王离为王翦之误字。现在琅琊台石刻，前段已佚，惜不能勘正。王翦在始皇伐楚时，尚未封侯，翦之受封，当在始皇并六国以后，王贲盖自以功封侯者也。王翦之死，当在始皇末期，《王翦传》有“秦二世之时，王翦及其子贲皆已死”之语可证。又按《题名》，王离封武成侯，王贲封通武侯，赵亥封建成侯，成封昌武侯，冯毋择封武信侯，疑所封皆非地名，而以“武”“成”二字为封号。（《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又：《秦本纪·琅琊台石刻题名》有五人，为“列侯武成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信武侯冯毋择”，余因疑五人所封，皆非地名，系用“成”“武”二字为封号，当秦楚之际，仍沿用不废，以成字为号者，如陈余封成安君，曹参封建成侯，张敖封成都君，樊哙封贤成君，郦商封信成君，乐叔封华成君是也。以武字为号者，如沛公封安武侯，项梁、武臣皆封武信君，陈平、周绁皆封信武君，周勃封威武侯，李左车封广武君，《高祖纪》有刚武侯之类是也。足证取“武”“成”二字为封号，是用秦代之制度，皆是尊称，并非封邑。（《史记新证·绛侯周勃世家》）

张明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登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琅邪台刻石》，久已逐字剥蚀，但《史记·秦始皇本纪》全文收录了这篇刻辞。刻辞中有丞相名隗林者，但早在南北朝时，即有人对《史记》的“丞相隗林”提出怀疑。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书证篇》中说：“（隋）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旁有铜涂镌铭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者皆明一之。’……其书兼为古隶，余被敕写读之，与内史令李德林对见，此称权今在官库，其丞相‘状’字，乃状魏之‘状’，‘丬’旁作‘犬’，则知俗作‘隗林’，非也，当为‘隗状’耳。”颜之推利用地下发掘的文物来纠正《史记》的错误，方法是对头的。他的这个意见，唐司马贞已在《史记索隐》中作了扼要介绍，但没有引起《史记》研究者们应有的注意，所以“丞相隗林”一直沿误至今。（《秦始皇时的丞相应是隗状》，载《文史》第11辑）

又：颜之推当年看到的那种秦铁称权（即秤锤），1973年夏在山东省文登县简山公社铁权村又发现了。权重32.25公斤，旁镶一铜诏版，上刻字九行，其文和颜之推当年所见到的完全一样（有几个字模糊不清，但“状”字清晰可见）。这诏文就是我们常说的《秦始皇廿六年诏书》。权现藏山东省博物馆。又，1964年3月在西安市西郊秦阿房宫遗址北部出土的战国时秦高奴铜权，重30.75公斤，上面加刻有《秦始皇廿六年诏书》，文字和秦铁称权一样，丞相也作“状”。此外，当时的一些量器，也刻有这种诏书。如上海博物馆所藏秦商鞅方升，原是商鞅变法时所铸造的标准量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在其底部加刻了《廿六年诏书》；又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始皇椭升，共有两件，都刻有《廿六年诏书》。这几件秦标准器上所刻的诏书，文字都和秦铁权一样，作“丞相状”。还有一件瓦量残片，出土于赤峰，上面留下了“廿六年皇帝尽诸侯黔首大安诏丞相状”十六字，可知它是残缺的《廿六年诏书》，丞相也作“状”字。（同上）

又：刻有《秦始皇廿六年诏书》的文物还有：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廿六年诏版》，长9.5、宽7.8厘米，文字十分清晰。同馆又藏有一件《秦大字诏版》，于清道光年间在陕西西安出土，为刘喜海所得，最早著录于他的《长安获古编》，在刘心源《奇觚室古金文述》、陈介祺《簠斋吉金录》、吴大征《愙斋集古录》、容庚《秦金文录》中都有记载，它高11.2、宽13.3厘米。另，陕西省博物馆也藏有一《廿六年诏版》，是在秦都咸阳故址出土的，高9.9、宽6.2厘米。这几件诏版的文字和秦铁称权一样，丞相皆作“状”。（同上）

又：除上述许多实物外，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还载有秦始皇的诏文：“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者皆明一之。”注：“秦权拓本、秦量拓本、秦平阳斤拓本。”这是指秦权、秦量、秦平阳斤上刻有上述文字。由此可见，秦始皇时的丞相应是隗状，不是隗林，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作“隗林”者误。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去秦未远，估计他不会不知道秦始皇时的丞相是隗状，所以作“隗林”，应是《史记》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形误。唐时，司马贞看到的本子，就有作“隗状”而不误为“隗林”的（《史记索隐》）。（同上）

编者按：张明华先生引用大量考古文物秦权、秦量上的铭文——秦始皇廿六年诏版，统统证明丞相乃隗状，非隗林，自唐司马贞在《索隐》中否定“有本作‘状’者”之后，沿误至今。1982年9月在陕西礼泉药王洞乡南晏村挖出一件两诏秦椭量，不仅有秦始皇廿六年诏文，还有二世的诏文，前者也仍然指明为“丞相状”。时至今日，应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再不应习非成是了。

夏伯炎：列侯，爵位名。秦十二等爵中的最高一级。汉初称彻侯，后因避武帝名讳，改称通侯。伦侯，秦代封爵的一种，位低于列侯，只有封号，没有封邑。樛，音jiū。（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杨　慎：秦之罘刻石，去姓称名，后世遂多不知姓，而历代或多效之，惑矣。如《汉书注》称臣瓒，后人亦迷其姓，何吝书此一字耶？（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牛运震：“列侯武成侯王离”云云，至“五大夫杨樛”，按：此胪叙列侯、伦侯、丞相、卿、五大夫，繁而不杀，复而不省，正古文拙重处，故知以省文减字为古者，非古也。（《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张守节：上〔从〕才用反。下［与］音预。言王离以下十人从始皇，咸与始皇议功德于海上，立石于琅邪台下，十人名字并刻颂。（《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又：此颂前后序两句为韵，此三句为韵。（同上）

方　苞：《峄山碑颂》尚简直，无过谀之词，此颂则妄言侮圣以骄其君，故备载与议者之名，以见其敢为不义，不可没也。（《史记注补正·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张守节：过音戈。千里谓王畿。（《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夏伯炎：三王，指三代之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张守节：言五帝、三王假借鬼神之威，以欺服远方之民，若苌弘之比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⑦ 【汇注】

张守节：称，尺证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⑧ 【汇注】

吴见思：二章。首一句一韵。明、方、长，两句一韵。行字三句一韵。法变古韵，明音芒，行音杭也。（《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⑨ 【汇注】

王世贞：《左传》赵简子伐卫，誓师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杜氏注曰：千里百县，县有属郡。当是时，县盖统郡也。按：尧分天下为九州，舜益为十二州，禹复为九州，其所统者，五等之国耳。自诸侯并兼，地日益以大，而始有郡县之名，秦孝公命商鞅分秦地为四十一县，后并天下，罢侯置守，凡三十六郡，而郡始改而统县矣。此又不可不知。（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既已，齐人徐巿等上书①，言海中有三神山②，名曰蓬莱、方丈、瀛洲③，仙人居之。请得斋戒④，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⑤。

① 【汇注】

何孟春：徐巿又作徐福，非有两名，巿乃古“黻”字，汉时未有翻切，但以声相近字音注其下，后人读“巿”作“市廛”字，故疑福为别名。（《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齐人徐巿等”附按：巿即“芾”字，与“黻”同，各本皆讹刻为“朝市”之“市”，说在《淮南王传》。（《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夏伯炎：徐巿，一作“徐福”。方士。琅邪人。入海求仙，一去不返。（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张习孔：在东巡途中，齐人方士徐巿（福）上书言海上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有仙人及不死药。始皇派徐巿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之。因事本虚妄，徐等乃诺言：因风“未能至，望见之焉”。（《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秦》）

钱锺书：“齐人徐巿等上书”，《考证》：“‘巿’即“芾”字，与‘黻’同，各本作‘市井’之‘市’，讹。《淮南王传》作‘徐福’，‘福’‘市’一声之转。”按：元吾邱衍早屡辨此，《竹素山房集》卷一《失题》：“徐巿（自注：音‘弗’）楼船入紫烟”，又《周达可随奉使过真腊》之二：“神仙比徐黻，使者得王敖”，又《闲居录》：“‘徐巿’又作‘徐福’，非有两名，‘巿’乃古‘黻’字”；吾氏精于篆刻，撰《三十五举》，固宜乌焉不淆。《晚晴簃诗汇》卷一六八载黎庶昌至日本《访徐福墓》：“礼犹求野订遗闻，‘福’‘芾’同音契典坟；读《史》乃知‘徐巿’误，俗书偶脱草头文”；盖不知“巿”非俗书，而“市”则“俗”讹也。王禹偁《小畜集》卷一四《录海人书》补“《史记》之阙”，即本《史记》载徐巿求仙事，而师陶潜《桃花源记》遗意耳。（《管锥编》第一册《史记会注考证·秦始皇本纪》）

【汇评】

牛运震：“既已，齐人徐巿等上书”云云，按：此小顿作过文，入求神仙，无迹。（《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吕祖谦：周赧王三十二年“燕求三神山”。《解题》曰：此后世人求神仙之始也。按《前汉志》：宋毋忌、正伯侨、元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自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传在渤海中，世主莫不甘心焉。（《大事记解题》卷五）

王　恢：三神山，《封禅书》：自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仙人不死之药，终莫能至。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乃使齐人徐巿（音芾，又作福）赍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之。数岁不得，卒死沙丘。海岛万千，三神缥渺，徐福何之？遂烦古今寻考。《淮南传》言：“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三国志·孙权传》比定为亶州，《后汉书》以为夷洲、澶洲，《北史》及《隋书·倭国传》疑秦王国为夷洲，欧阳修《日本刀歌》亦盛称之，谓：“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日史籍颇受其影响。明太祖与日僧绝海赋诗即以徐福为题材。清黄遵宪、黎庶昌使日，都有访徐墓诗。日本文献亦多言其事，固亦有谓不足信者，正如我国亦有谓“徐福为我国最古海外殖民家，是甚于《三侠五义》而讲包龙图”（《禹贡》二卷七期马培棠《徐巿故事之演化》）。（《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求神仙》）

③ 【汇注】

张守节：《汉书·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盖曾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至，三神山乃居水下；临之，患且至，风辄引船而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夏伯炎：古人准备向神祷告，为了表示恭敬虔诚，要实行斋戒，即绝嗜欲，洗澡换衣，不喝酒，不吃荤。（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亶洲在东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将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止在此洲，共数万家，至今洲上人有至会稽市易者。吴人《外国图》云：亶洲去琅邪万里。”（《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杨时伟：秦皇帝使徐福至海上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耶？’臣对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见芝城、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狂狷裁中》卷一《徐福赵佗》）

【汇评】

吴见思：此东巡之余事。（《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丘　濬：呜呼，天下岂有不死之人哉？岂有不死之药哉？始皇即平六国，凡平生志欲无不遂者，所不可必得者，寿耳！于是信方士之言，谓人有不死者。人之所以不死者，得不死之药而食之也。于是遣徐巿入海，求三神山，觅不死药。呜呼，天地间岂有此理哉？（《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求神仙》）

王　恢：窃尝以为极富贵而求长生，因迷信而失理智，当时或难觉悟，后人总该明白，秦皇已矣，汉武尤而效之，中国两大明王犹然，乡愚又何责焉！（《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求神仙》）

始皇还，过彭城①，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②。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③。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④、南郡⑤。浮江，至湘山祠⑥。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⑦？”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⑧，而葬此⑨。”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⑩。上自南郡由武关归⑪。

① 【汇注】

张守节：彭城，徐州所理县也。州东外城，古之彭国也。《搜神记》云陆终弟三子曰铿，封于彭，为商伯。《外传》云殷末，灭彭祖氏。（《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王　恢：彭城，即今江苏铜山县，通称徐州。《汉志》：“楚国彭城，古彭祖国。”《泗水注》：“泗水南迳彭城县故城东，周显王四十二年，九鼎沦没泗渊。秦始皇时，而鼎见于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数千人没水求之，不得。”后百余年（前113），汾阴巫锦得之于后土祠旁，因改元元鼎，真“神物”矣！又《获水注》：“彭城于春秋为宋地，楚伐宋，并之以封鱼石。文颍曰：彭城故东楚也，项羽都焉，谓之西楚。汉祖定天下以为楚郡，封弟交为楚王，都之。宣帝地节元年更为彭城郡。”彭城自春秋以来即为东方之重镇，亦四战之地，北走齐鲁，西通汴洛，南屏江淮。城北五里有九里山，东南十八里有寒山，西二十里有赭土山，东南六十里有吕梁山，东北九十里有盘马山。冈峦环合，汴泗交流，为古今战略之据点。（《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夏伯炎：彭城，县名，治所在今江苏省徐州市。（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夏伯炎：鼎，原是古代盛食物的器皿，后来成为礼器。相传夏禹铸了九个大鼎，象征九州。称为国之重宝，用以代表国家政权。传说秦昭襄王向周强迫要去九鼎，移置咸阳时，有一个鼎飞入泗水，所以秦始皇想把泗水里的鼎捞出来。（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舒　雅：威烈王时，九鼎震。震者，沦之兆也。鼎，神物也。既能震动，则没入水，理也。宋太丘社亡，亡者，自亡也。社能自亡，则鼎能自没无疑……秦所铸金人，灵爽少矣，犹能潸然泪下于将徙，况神禹之鼎乎？神剑犹能跃入平津之水，湛卢犹能飞去楚国，鼎不为楚用明矣。（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瞿方梅：《水经·泗水》注曰：周显王四十二年，九鼎沦没泗渊。秦始皇时，而鼎见于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数千人没水求之，不得，所谓“鼎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龙齿啮断其系。故语曰“称乐大旱，绝鼎系”，当是孟浪之传耳。（《史记三家注补正·秦始皇本纪第六》）

陈　直：《金石索·石索四》七页，武梁祠武氏左右室画像，有《秦始皇升鼎图》，所画已从水得鼎情状，鼎形为汉鼎式，亦非周鼎式，盖皆以意为画，非事实也。（《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汇评】

杨　慎：史何以书鼎入秦也？秦耻不得鼎，而诡书，史因之不改也。事有若实而妄者，秦得周鼎也；有若诞而实者，鼎入泗水也。（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王　恢：衡山，《正义》引《括地志》以为今湖南衡山。《纪要》（七五）谓：“汉武移南岳之名于霍山，隋文复以衡山为南岳。”按始皇所历：“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是衡山在淮南南郡之间，当为安徽之霍山。《封禅书》，汉文帝以“名山大川在诸侯……及齐、淮南国废，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故”。《正义》所谓“齐有泰山，淮南有天柱山”是也。武帝元封五年，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灊之天柱山，号曰南岳。与始皇走向虽相反，而所历则正同。《汉志》庐江郡灊县，天柱山在南。灊故城在今霍山县东北三十里。天柱山有南岳庙，在今霍山县南、岳西县西北。姚鼐谓霍山一名衡山，亦有南岳之号是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张守节：《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岣嵝山，在衡州湘潭县西四十一里。”岣音苟。嵝音楼。（《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又：今荆州也。言欲向衡山，即西北过南郡，入武关至咸阳。（《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衡山，汉武帝移南岳之名于霍山（在今安徽，名天柱山），霍山始有南岳之名，一说以此衡山即霍山。安徽当涂县北亦有衡山。《正义》引《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岣嵝山，在衡州湘潭县西四十一里。”以为此指今河南境内衡山，但据文意判断，当不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马持盈：南郡，治郢，在今湖北江陵县东南。言欲向衡山，即西北过南郡，入武关至咸阳。（《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黄陵庙在岳州湘阴县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二妃冢在湘阴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上。盛弘之《荆州记》云青草湖南有青草山，湖因山名焉。《列女传》云舜陟方，死于苍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间，因葬焉。”按：湘山者，乃青草山。山近湘水，庙在山南，故言湘山祠。（《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王　恢：湘山祠，《正义》：“湘山乃青草山。山近湘水，庙在山南，故言湘山祠。”或以为即洞庭湖君山二妃祠。二妃祠湘水流域所在多有，湘山则惟吾（全州）县城西里许有之，唐会昌时建湘山寺。远，决非始皇之所至。（《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夏伯炎：湘山，一名君山，又名洞庭山。在湖南省岳阳县西洞庭湖中。（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⑦ 【汇注】

解　缙：娥皇、女英，舜之二妃，帝尧二女也。舜在侧微，四岳荐之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厥内，二女事舜于畎亩之地，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骄盈，犹谦谦恭俭，思尽妇道。舜既嗣位为天子，天下称二妃，聪明贞仁焉。后舜崩于苍梧，二妃哭死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列女全传》卷一《妇德篇上》第六章）

⑧ 【汇注】

夏伯炎：相传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同时嫁给舜为妃。后舜出外巡视，死在苍梧，她们两人赶到君山，闻舜死讯，血泪斑斑，也死于江湘之间，葬君山，此地产斑竹，相传即其泪水所染斑，因名湘妃竹。（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⑨ 【汇校】

张文虎：“而葬此”，旧刻本无“而”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司马贞：《列女传》亦以湘君为尧女。按：《楚辞·九歌》有湘君、湘夫人。夫人是尧女，则湘君当是舜。今此文以湘君为尧女，是总而言之。（《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按：尧女舜妻之对，方士之妄谈。为博士者亦言之乎？盖以始皇好神仙，希旨诡语，非实有其事也。然仍袭傅会，则自屈原《九歌》来。江自有神，何知姓名哉？《路史》又以湘神为舜之二女宵明、烛光，其诞正同。又此曰“上问博士”，后文曰“上自南郡”，曰“上许之”，曰“上崩在外”，曰“知上死”，曰“上辒车臭”，凡六“上”字皆误仍秦史元文，说见前。（《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⑩ 【汇校】

王叔岷：《艺文类聚》、《御览》六四二、八七六引此并无“皆”字。《论衡》作“使刑徒三千人斩湘山之树而履之”，亦无“皆”字。（《史记斠证·秦始皇本纪第六》）

【汇注】

张守节：赭音者。（《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瞿方梅：赭山犹赤地之谓，盖斩草木净尽无余地也。（《史记三家注补正·秦始皇本纪第六》）

夏伯炎：湘山是红壤土，砍了树木，山就露出赭色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⑪ 【汇注】

裴　骃：应劭曰：“武关，秦南关，通南阳。”文颖曰：“武关在析西百七十里弘农界。”（《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武关在商州商洛县东九十里，春秋时少习也。杜预云少习，商县武关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今商州商洛县有少习，即秦武关也。文颖曰：“武关在（析）〔淅〕西百七十里弘农界。”（《大事记解题》卷七）

王　恢：武关，《丹水注》：“丹水自商县东南流注，历少习，出武关。应劭曰：秦之南关也。京相璠曰：楚通上洛扼道也。汉祖下析郦，攻武关。文颖曰：武关在析县西百七十里。”按：在今陕西商县东南八十里，昔为秦楚交通之要道。秦不得武关，则不足以制楚；楚且便易于犯秦。秦惠文王十八年（前311），请楚以武关之外易黔中地。昭襄王八年（前299），约楚怀王会武关，至则闭执以归。历代用兵秦楚，必道武关。今关西龙驹寨，水陆交通，物货集散，盛于县城。（《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二十九年①，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②，为盗所惊③。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

① 【汇注】

司马光：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张良令力士操铁椎狙击始皇，误中副车。始皇惊，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始皇帝下》）

② 【汇注】

裴　骃：《地理志》河南阳武县有博狼沙。（《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狼音浪。（《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博浪沙在郑州阳武县界，当官道。张良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官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致堂胡氏曰：或者谓良年少，轻用其身。黄石老人盖不喜也。故为复期之约。堕履之事，屈折其虚气，使能隐忍以就大者，是不知良也。良本为报仇，非有事汉之志，苟得毙吕政于一椎，则心惬矣，余亦何求哉？或者不达，又若虞其败者。夫以秦皇狙诈之智，虎狼之威，千乘万骑之众，挥椎奋击，既无觉者，大索天下，又不能得。良非独免，并免力士，其智略之妙，固已视吕政如罝中兔，何败获之忧乎？是亦浅之乎待良矣！（《大事记解题》卷七）

王　恢：阳武，《汉志》：“河南郡阳武，有博浪沙。”《济水注》，县城在南济、北济之间。《寰宇记》（二），故城在今阳武县东南二十八里。按：今阳武县治，又汉原武县治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③ 【汇注】

皇甫谧：［张良］，韩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贼急，乃改姓名。（《帝王世纪辑存·秦第六》）

司马光：初，韩人张良，其父、祖以上五世相韩。及韩亡，良散千金之产，欲为韩报仇……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张良令力士操铁椎狙击始皇，误中副车。始皇惊，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始皇帝下》）

【汇评】

丘　濬：呜呼，韩亡至是十有三年矣，而张良以家世相韩，犹散千金之产，募壮士以为其故主报仇。呜呼，世有躬于其身，食君之禄，而怀二心异姓者，视此亦可以感怆矣。史纲纪人臣之事，而首之以此，以示万世之委质事人者。或曰：“始皇废先王之制，灭六国，虐用其民，无一人敢私议之者，而子房区区匹夫，募壮士，持巨椎，击之于千乘万骑中，未逾年而始皇死。自此陈胜、吴广、田儋、项梁之徒，始相寻而起，是褫祖龙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击之力也。其关系岂小哉！”（《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韩人张良为其故主报仇》）

王维祯：此古今一快，何为书“盗”！（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李光缙：始皇二十九年，子房令力士狙击始皇于博浪沙中，史迁滥以盗书，才二年间，又逢盗兰池，意即前力士而概指为盗耳。然大索十日，又大索二十日，而竟不获，意者因左右以为力士乎？意者民欲亡秦而故假手于子房乎？意者纵容以击又保护以不死乎？意者喜其来而悲其晚，虽索而获之，亦纵而去之乎？故博浪误中，兰池见窘，吾不曰力士，而曰秦民。何者？击虽力士，而所以容其击者，诚秦民恶始皇之鸷悍而幸其中也。（《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增补）

郭大有：昔荆轲刺秦王，计不善而被戮；豫让杀襄子，伏桥下而受诛。良乃目击耳闻也。然欲报仇，不为伊、吕之谋，夫何使人狙击始皇于博浪沙中哉？其计亦危，其智亦疏矣。且始皇出游，必陈兵清道，前后左右护卫者，不知几千万人也。况椎中一百二十斤，当时力士操之，不知置身于何地以击之乎？既中副车，必获其人，其人既获，良亦不能逃其生也。乃谓大索天下十日，不获而后已，予有疑焉。夫以良有儒者气象，智仁勇兼全，其运筹决胜，过人远矣，岂肯效荆轲、聂政之为哉？予意恐作史者误记之也。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读史君子，宜详察焉。（《新刻官板大字评史心见》卷一《张良为韩报仇》）

登之罘①，刻石②。其辞曰③：

① 【汇注】

胡三省：班《志》：之罘山在东莱腄县。《括地志》：之罘山在莱州文登县东北一百八十里。罘，音浮。（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二十九年”注）

姚　鼐：之罘山，在今山东福山县东北三十五里。（《古文辞类纂·秦之罘刻石文·释义》）

② 【汇注】

司马光：始皇登之罘，刻石，竖之而仆，如是者三，始皇怒鞭之，石尽出血。今之罘山石尽赤，相传为始皇鞭之云。至始皇三十六年庚戌夜，石自起立，为人言曰：“三人未来，来焉已哉？”居旁人闻之，而不解其说，后三十七年，始皇出游，道经之罘，病甚，至沙丘而崩，乃始悟其说，“三人未”者，乃“秦”字，言秦始皇来此而将死也。此与遗滈池君之说相似，然亦只两月间，观此两异事。（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李申耆：《史记》二十八年登之罘，立石，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盖即刻所立之石也。（引自《古文辞类篆·秦之罘刻石文·诸家集评》）

陈　直：之罘刻石，《汝帖》摹有后段十四字。（《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马非百：之罘刻石，宋代尚存残字二十一字，宋欧阳棐认为是后人所传摹。宋时《汝帖》只刻之罘残石十四字。按：始皇在之罘共刻二石，除之罘刻石外，还有东观刻石。东观刻石，大约宋时尚存。郑樵云：“之罘刻石可辨者十九字。”又云：“之罘大篆可辨者六十字。”《金石略》之罘山刻石十九字，即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所谓之“秦代遗文才二十一字”，后又没灭二字。宋庠（莒公）《赐书堂》本恰是十九字。郑樵所言“之罘大篆可辨者六十字”，可能是指东观刻石。不过除《金石略》外，不见他家记载。又按：《后汉书·郡国志》东莱郡黄县下注引《地道记》云：“县东二百三十里至海中连岑有土道，秦始皇登此山刻二碑。”疑此二碑即指秦始皇在之罘所刻二石而言。（《秦集史·金石志·之罘、东观、碣石、会稽刻石》）

【汇评】

苏　勗：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近在关中。又云：虞、褚、欧阳，共称妙墨。（引自《周秦刻石释音·音注书评》）

李嗣真：苍颉造书，鬼哭廪廪。史籀堙灭，陈仓藉甚。秦相刻铭，烂若野锦。钟、张、羲、献，超世逸昌。（引自《周秦刻石释音·音释书评·书后昌》）

③ 【汇注】

司马贞：三句为韵，凡十二韵。（《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①，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从臣嘉观②，原念休烈，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③，贪戾无厌④，虐杀不已。皇帝哀众⑤，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⑥，威旁达⑦，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之中⑧，承顺圣意⑨。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① 【汇注】

张守节：中音仲。古者帝王巡狩，常以中月。（《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张守节：从，才用反。观，音琯。（《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张守节：［辟］必亦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回辟，邪辟。回，不直。辟，曲邪不正。（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张守节：［厌］，于廉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梁玉绳：“皇帝哀众”附按：卢学士曰“哀众当是‘哀鳏’之讹。‘鳏’与‘矜’古通用，《汉书》赞于定国‘哀鳏哲狱’，亦即谓哀矜也”。（《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汇评】

程馀庆：罔甚。（《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姚　鼐：诛必义，行必信。（引自《古文辞类纂·秦之罘刻石文·释义》）

⑦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充善反。”（《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姚　鼐：音阐，火起貌。（引自《古文辞类纂·秦之罘刻石文·释义》）

⑧ 【汇注】

裴　骃：宇，宇宙。县，赤县。（《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宇县，天下。宇，宇宙；县，赤县。当时指中国。（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⑨ 【汇注】

司马贞：［意］协韵音忆。（《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汇评】

程馀庆：有此一转，不板。（《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其东观曰①：

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②，昭临朝阳。观望广丽③，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甾害绝息④，永偃戎兵⑤。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⑥。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⑦。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祗诵圣烈，请刻之罘。

旋⑧，遂之琅邪⑨，道上党入⑩。

① 【汇评】

李申耆：东观、碣石二刻，皆按时事言之。“昭设备器”“职臣遵分”“常职既定”云云，皆有所指也。（引自《古文辞类纂·秦东观刻石文·诸家集评》）

② 【汇注】

谢　璿：罘，音浮，之罘，山名，在山东福山县东北，俗称之罘岛。始皇二十九年，登此刻石。（《详注经史百家杂钞》卷六《李斯之罘刻石》）

③ 【汇评】

程馀庆：语高华有色。（《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姚　鼐：甾与灾同。《诗》无甾无害。（引自《古文辞类纂·秦东观刻石文·释义》）

⑤ 【汇注】

姚　鼐：休止其事曰偃。（引自《古文辞类纂·秦东观刻石文·释义》）

⑥ 【汇注】

司马贞：怠，协旗、疑韵，音铜綦反。故《国语》范蠡曰“得时不怠，时不再来”，亦以怠与（台）<来>为韵。（《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⑦ 【汇注】

夏伯炎：章旗，用以表示贵贱等级的服装、旗帜。（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⑧ 【汇注】

胡三省：旋，即还字。（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二十九年”注）

⑨ 【汇注】

胡三省：之，往也。（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二十九年”注）

⑩ 【汇注】

司马贞：道犹从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三十年，无事①。

① 【汇评】

吴见思：“无事”而书者，为始皇纪异也。（《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牛运震：“三十年，无事”，按：此虽无事，必著其年，所以为编年，此史例也。（《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三十一年十二月①，更名腊曰“嘉平”②。赐黔首里六石米③，二羊④。始皇为微行咸阳⑤，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⑥，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⑦。米石千六百。

① 【汇注】

裴　骃：徐广曰：“使黔首自实田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汇评】

李解民：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使黔首自实田”（《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徐广语）。大概到这时候，秦才从法律上承认私人对土地的占有权，宣告了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此时离商鞅变法已有一百多年也。尽管如此，国家仍然直接控制着大量土地。同时，行政力量的干预往往使土地私有权受到不断的侵犯。当中央政权还相当稳定而强有力的时候，情形更是如此。（《“开阡陌”辨正》，载《文史》第11辑）

② 【汇注】

裴　骃：《太原真人茅盈内纪》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濛，乃于华山之中，乘云驾龙，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谣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泰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始皇闻谣歌而问其故，父老具对此仙人之谣歌，劝帝求长生之术。于是始皇欣然，乃有寻仙之志，因改腊曰‘嘉平’。”（《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编者按：吴忠匡在《文史》第7辑《<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订误》中校曰：“李璧《王荆公诗笺注》卷三八《登大茅山顶》引《内纪》，“玄洲”作“玄圃”。

司马贞：《广雅》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腊’，秦更曰‘嘉平’。”盖应歌谣之词而改从殷号也。道书茅濛字初成，今此云“茅濛初成”者为神仙之道，其意失也。盖由裴氏所引不明，或后人增益“濛”字。遂令七言之词有衍尔。（《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牛运震：“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按：注引《茅盈内纪》：盈曾祖蒙，以九月庚子得仙。始皇更名腊曰“嘉平”，实以九月为腊也。此秦人建亥改时改月之证。（《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张文虎：今《集解》引谣歌无“濛”字，盖又后人所删。（《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评】

刘咸炘：王曰：特书秦皇欲仙之始，盖自是以后，一意求仙。按：此亦凿说。此本当书，即后不求仙，亦应书。凡自昔评是书者，每于本应书之事，说为特笔，皆不可从。今不具驳。（《太史公书知意·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张习孔：“使黔首自实田”，令百姓自报土地亩数，进一步确认土地私有权，并为国家征收赋税提供依据。（《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秦》）

夏伯炎：里，古代居民聚居的地方。以二十五户为一里，另有五十户、八十户、一百户为一里等说法。（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吕祖谦：秦重伏腊，故有羊米之赐。（《大事记解题》卷七）

⑤ 【汇注】

裴　骃：张晏曰：“若微贱之所为，故曰微行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王骏图、王骏观：《集解》：张晏曰：若微贱之所为，故曰微行也。观按：微，私也。《玉篇》云：不明也，谓暗暗私自出行也。张释为微贱所为，非是。又考《说文》云：微，隐行也。即引《史记·始皇微行》为据，足证张说之误。（《史记旧注平义·秦始皇本纪》）

吴国泰：“始皇为微行咸阳”，《集解》：张晏曰：“若微贱之所为，故曰微行也。”国泰按：《说文》：“微，隐行也。”隐行者，言不具法驾而私行也。张说非是。（《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⑥ 【汇注】

裴　骃：《地理志》渭城县有兰池宫。（《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兰池陂即古之兰池，在咸阳县界。《秦记》云：‘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逢盗之处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陈　直：《汉书·地理志》渭城县注“有兰池宫”，《汉书·杨仆传》云“受诏不至兰池宫”，《汉铙歌十八曲·芳树篇》云“行临兰池”，皆为兰池宫在汉代尚存之明证。又《金石萃编》卷四摹有“兰池宫当”瓦，跋云：“赵文学得自咸阳。”现此瓦咸阳东乡尚有出土者，盖即宫之遗址。（《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马非百：《后汉书·郡国志》：京兆尹长安有兰池。注引《三秦记》曰：“始皇引渭水为长池，东西二百里，南北三十里。刻石为鲸鱼二百丈。”（《秦集史·金石志·兰池鲸鱼刻石》）

王　恢：兰池，《汉志》：“右扶风渭城，有兰池宫。”《元和志》（一）在咸阳县东二十五里，始皇引渭水为池。钱坫云，土人往往于故址得宫瓦，文作“兰池宫当”四字。《封禅书》：“北穿蒲池沟水。”《括地志》疑蒲为兰之误。《景纪》：“殖兰池。”（《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陈国英：兰池宫遗址，位于秦都宫殿区以东的柏家嘴，与一号建筑遗址东西对峙，两者相距约3500米。目前已发现夯筑基址六处。在遗址堆积中有细绳纹筒瓦、板瓦、铺地方砖、龙凤纹和素面空心砖、云纹瓦当等多件。在编号为兰一号遗址的北面暴露有6.5米房屋地面。过去也曾在这里发现有“兰池宫当”。与《太平寰宇记》“兰池宫在县东二十五里”的记载基本相符。（《秦都咸阳考古工作三十年》二《夯土建筑遗址》，载《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合刊）

张永禄：“兰池遇盗”，前216年的一天夜晚，秦始皇同几个武士从咸阳附近的兰池经过时，遇见了一群“强盗”，使始皇大受惊恐，经过几个武士的奋力击杀，才赶走了这群“盗贼”。第二天，秦始皇即令“关中大索二十日”，但这群强盗始终未被捕获。（《汉代长安词典》八《历史事件·兰池遇盗》）

⑦ 【汇注】

夏伯炎：秦都咸阳，汉都长安，均位于函谷关以西，散关以东，武关以北，萧关以南，处四关之中，所以称这个地区为关中。（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程馀庆：安知此非一张良？惜被杀而其名不传耳。此等败兴事，往往与刻石颂功连说，妙有好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①，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②。刻碣石门③。坏城郭④，决通堤防⑤。其辞曰⑥：

① 【汇注】

胡三省：班《志》：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郡骊成县西南。文颖曰：碣石在辽西郡絫县。郦道元曰：濡水至絫县碣石山。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数十里，当山顶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见，立于钜海之中，名天桥柱。碣，音桀。（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二年”注）

姚　鼐：碣石山，在今河北昌黎县西北。（引自《古文辞类纂·秦碣石刻石文·释义》）

编者按：近年来，考古学者在辽宁省绥中县濒临渤海辽东湾的沿海地区，陆续发现了6处大型秦汉建筑群址。这6处被统称为姜女石遗址的古建筑群址占地25平方公里，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并且呈现出典型的宫苑特色。……这处遗址的发现，使史学界、考古学界为之振奋。考古专家通过参阅历史文献，结合本地风貌，尤以出土文物相印证，指出那被当地人称为姜女石的礁石就是碣石，而出土有大型秦代空心砖、夔纹大瓦当等的高台建筑就是秦始皇东巡碣石的行宫。（见徐卫民《秦都城研究》）

秦碣石宫殿遗址

② 【汇注】

裴　骃：韦昭曰：“羡门，古仙人。”（《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高誓，亦古仙人。（《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使燕人卢生”按：《说苑·反质篇》谓“齐客卢生”，与此称“燕人”异。（《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又：“求羡门高”附按：《封禅书》羡门子高，此与《郊祀志》羡门高是一仙人名。魏张辑《汉书·司马相如传》注云“碣石山上仙人也”。《集解》《正义》连下“誓”字为句，分“羡门”与“高誓”为二人，大误。（同上）

张文虎：高誓，《正义》：“亦古仙人。”《志疑》云：“《封禅书》羡门子高与《郊祀志》羡门高是一仙人名，张揖《司马相如传·注》云‘碣石山上仙人也’，分羡门、高誓为二人，大误。”按：梁说是也。然“誓”字不可解，非衍即误，或有脱文。（《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陈　直：《集解》：“羡门，古仙人。”《正义》：高誓亦古仙人。《考证》引梁玉绳曰：《封禅书》羡门子高与《郊祀志》“羡门高是一人”。又引张文虎曰：誓字不可解，非衍即误，或有脱文。直按：宋玉《高唐赋》云：“有方之士，羡门高谿，上成郁林，公乐聚谷。”宋玉所指之高谿，当即本文之高誓，应为二人。谿与誓为一声之转，诸家之说皆非也。（《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钱　穆：今按《封禅书》，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索隐》：“乐彦引《老子道经》云：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泽图》云火之精曰宋毋忌，盖其人火仙也。”……羡门高者，秦始皇使卢生求羡门子高是也。……司马相如《大人赋》谓“厮征伯侨而役羡门”，张揖曰：“羡门，碣石山上仙人羡门高也。”今据《史记》，此辈皆在邹衍后，殆所谓传驺子之术不能通，而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羡门式法》亦谈天，此传驺子术而不能通者，卢生诸人当秦始皇时，乃推羡门为仙人，为始皇求之，则所谓怪迂阿谀苟合之徒也。推其年世，卢生与羡门盖相距不甚远，或可相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四《诸子攟鮣逸》）

夏伯炎：羡门、高誓，传说中的两个仙人的名字。一说“羡门高”是仙人，“誓”字是错字或衍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③ 【汇校】

裴　骃：徐广曰：“［门］一作‘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汇注】

张文虎：碣石门：《集解》“一作盟”，疑此注当在“誓”字下。（《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王壮弘：篆书，始皇辞十二行，行十一字，二世诏七行，行十二字，在镇江焦山。前215年，秦始皇东巡，登碣石山（今河北昌黎县西北），在碣石门刻石。原刻已佚。清嘉庆二十一年，福建巡抚王绍兰嘱金匮钱泳以南唐徐铉奉敕临模双钩本，刻石于焦山。笔意全仿峄山。峄山所无之字，神趣索然，转折板滞，气度低劣，恐是钱泳辈写本，而文与《史记》所载也多有不合。此外所见版本尚有：一、清吴子重、孔昭孔木刻木；二、无名氏刻本……不知何人所临；三、古物同欤社影印双钩本；四、上海艺苑真赏社金属版印锡山华氏藏本。以上四种大同小异，皆是后人写本。（《增补校碑随笔·碣石刻石》）

④ 【汇校】

夏伯炎：坏城郭，决通堤防：这两句与上下句不连贯，并且与碑文中的“堕坏城郭，决通川防”重复，系衍文。（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注】

张习孔：始皇东巡至碣石（在今河北昌黎海中，一说在今河北乐亭西南，一说在今山东无棣），使方士卢生入海求仙。（《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秦》）

张子侠：此节语序恐有误，但“坏城郭”二语未必是羡文。不然，《碣石铭》中“堕坏城郭，决通川防”便失了依据。若将“坏城郭”七字移至“三十二年”之下，全句便文通字顺了。除本纪之外，《李斯列传》《叔孙通列传》和《平津侯主父列传》等也都提到“夷郡县城”或“坏诸侯城”，看来始皇帝确有毁坏城郭之事。不过，我们不可把此事看得过于严重。仅从《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和《张耳陈余列传》就可以看出关东区的许多郡县城，包括陈、宛、邯郸等历史名城，至秦末仍完好无损保存着。后来项羽征田荣，曾大肆“烧夷齐城郭室屋”，这说明秦始皇“坏城郭”的范围和数量是极其有限的，甚至可能是象征性的。《过秦论》把“堕名城”视为秦朝的一大暴政。王安石在《周秦本末论》中认为秦由于“削诸侯之城”，以致于后来“无坚城以自婴也”。这显然把“坏城郭”一事做了有意或无意的夸大。（《秦始皇本纪》新探，载《古籍研究》1995年第2期）

⑤ 【汇校】

梁玉绳：“誓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其辞曰”，陈太仆曰：“‘坏城郭’二语横插中间，与上下文义不贯，当为羡文。即《碣石铭》内‘堕坏城郭，决通川防’之辞而重出者。班彪讥子长‘刊落不尽，尚有盈词’，正是此类，小苏作《古史》便删去矣。”（《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张文虎：“坏城郭，决通堤防”，《志疑》引陈太仆兆云二语与上下不贯，当羡。（《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⑥ 【汇校】

容　庚：按：此文一起兀突，疑有脱简。且前段息、服、域三韵在之部，后段平（此字非韵，江有诰云“当作宇”）、阻、抚、序、所、矩六韵在鱼部，亦与他刻石皆六韵为一段者殊异。余以为“遂兴师旅”之前应补三韵，其意为：

卅有三年，亲巡碣石，周览四极。君臣从者，本原事迹，追念功德。六国淫乱，残虐不辜，贪戾恃力。

文义始为完足。三十六字，正一简之文。嘉庆十八年孔昭孔所传伪本，亦知《史记》之残阙，增前二韵，而不知原文之为十二韵，而非十一韵也。且不知古音，故其文颠倒错乱，不得其韵读。其字体世作卅，服作，無作无，金石刻作今刻石，亦皆未合，其伪无疑。（《秦始皇刻石考》三《刻辞之校释》，载《燕京学报》第17期）

【汇注】

张守节：此一颂三句为韵。（《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汇评】

牛运震：诸刻石铭高古质峭，先秦文字，本色中有奇奥之理、鸷悍之气。（《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遂兴师旅①，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②，庶心咸服。惠论功劳③，赏及牛马④，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⑤。堕坏城郭⑥，决通川防⑦，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⑧，天下咸抚⑨。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⑩，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⑪，垂著仪矩。

① 【汇注】

梁玉绳：“遂兴师旅”，德清沈端蒙曰：“此上有缺文。”（《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② 【汇校】

裴　骃：徐广曰：“复”，一作“优”。（《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汇注】

张守节：“复”音福。言秦以武力能殄息暴逆，以文训道，令无罪失，故复除之。（《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复，通“覆”，庇护。复，一作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吴国泰：“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国泰按：惠者“譿”之借字。惠、慧声同通用。《论语》：“好行小惠。”《释文》：“音惠。”《皇疏》作“惠”。譿从慧声，与慧声同，故惠亦可借作譿矣。又《老子》：“慧知出，有大伪。”河上本：慧作惠。譿从慧声，惠可通慧，故亦可通譿矣。《晋语》：“今阳子之情譿矣”注：“譿，辨察也。”惠论功劳者，谓察论诸侯之功劳也。（《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④ 【汇评】

程馀庆：奇语。（《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⑤ 【汇校】

梁玉绳：“初一泰平”，《评林》曰：“‘泰平’疑是‘泰宇’，方叶韵。”（《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程馀庆：平，当作“宇”，方叶韵。（《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张守节：堕音许规反。坏音怪。堕，毁也。坏，坼也。言始皇毁坼关东诸侯旧城郭也。夫自颓曰坏，音户怪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⑦ 【汇评】

李申耆：特从“堕坏城郭，决通堤防”用意，为后人因事立碑之式。（引自《古文辞类纂·秦碣石刻石文·诸家集评》）

⑧ 【汇注】

张守节：繇，音遥。（《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谢　璿：繇，音由。徭役也。（《详注经史百家杂钞》卷六《李斯碣石刻石》）

⑨ 【汇评】

吕祖谦：五峰胡氏曰：制井田所以制国也，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强，万国亲附，所以保卫中夏，禁御四夷也。先王建万国，亲诸侯，高城深池遍天下，四夷虽虎猛狼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忘乎？此三王为万世虑，御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孔子所以书于习坎之彖也。城郭沟池以为固，孔子所以答言偃之问也。自秦而降，郡县天下，中原世有戎狄之祸矣，悲夫！（《大事记解题》卷七）

⑩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久，一作‘分’。”（《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汇注】

姚　鼐：田，畴也。并畔为畴。（《古文辞类纂·秦碣石刻石文·释义》）

夏伯炎：久，一作“分”，单人耕作。并，双人耕作。来田，麦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⑪ 【汇校】

杨　学：“请刻此石”，按：古碑文作“刻此乐石”。后人不解“乐石”之义，乃妄改之。唐封演云：“乐石，谓以泗滨浮磬作碑也。”（引自《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请刻此石”附按：《丹铅录》曰：“‘请刻此石’，古碑文作‘刻此乐石’，后人不知乐石之义，乃妄改之。唐封演（《闻见记》）云‘乐石，谓以泗滨浮磬作碑也’。”杨说殊非。颜师古《匡谬·正俗》曰：“峄山文云‘刻兹乐石’，盖峄山近泗，故用磬石，他刻文则无此语。”据师古所言，安得碣石碑亦用乐石耶？（《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汇注】

程馀庆：“请刻此石”，碑文作“刻此乐石”，谓以泗滨浮磬作碑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①。始皇巡北边②，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③，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④，曰“亡秦者胡也”⑤。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⑥，略取河南地⑦。

① 【汇注】

马持盈：奉使命而入海求仙。（《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编者按：所谓“北边”，《汉书·赵充国传》说：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说明秦汉时所说的“北边”是指长城内外而言的。（见张文立《秦始皇帝评传·秦始皇帝的移民（一）》）

③ 【汇注】

张守节：［使］，音所吏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胡三省：《录图书》，如后世谶纬之书。（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二年”注）

【汇评】

裴　骃：郑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见图书，不知此为人名，反备北胡。”（《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陆龟蒙：秦始皇二十六年，兼并天下，定郡三十六，海内一统，议立号，除谥法，自称始皇，以一世二世，至于千万世。三十二年，因奏鬼神图书事，曰“亡秦者胡”，乃使蒙恬兴兵三十万，北筑长城以备胡。三十七年，始皇出游，丞相李斯与少子胡亥从。西至平原津，始皇病，七月，崩于沙丘。丞相李斯立胡亥，矫赐太子扶苏死，是为二世。赵高杀之于望夷宫，而立子婴，遂亡。亡秦者胡，于斯验矣。（《小名录》卷上）

夏伯炎：亡秦者胡也，这本是一句双关语，使秦朝灭亡的是胡亥，秦始皇却以为是胡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⑤ 【汇评】

方　回：《史记始皇纪》三十二年，燕人卢生入海还，而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郑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见图书，不知此为人名，反备北胡。……紫阳方氏曰：《蒙恬传》“秦已并天下，使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戎也、狄也、夷也、胡也通称。歆书又曰：胡，虏也。图书世以为谶，不知始于何时，河出图，洛出书，开八卦九畴，文字垂万世。道之见于器者也。区区兴亡，有物司之何也？周卜世三十，卜年八百，龟钻以火，以其裂坼之文，观考休咎，然不知预为之书，如汉大横庚，庚予为天王，谁实攒造？（《续古今考》卷二十六《图书亡秦者胡》）

⑥ 【汇校】

王叔岷：《水经·河水》注引“发”作“将”，《六国年表》《蒙恬列传》《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亦皆作“将”。（《史记斠证·秦始皇本纪第六》）

【汇注】

刘　安：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三）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长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輓车而饷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淮南子·人间》）

司马迁：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阴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史记·蒙恬列传》）

马维铭：蒙恬者，其先齐人也。恬大父骜，自齐事秦昭王，始皇七年卒。骜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尝书狱，典文学。恬弟毅。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二十万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威震匈奴，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毅，位至上卿。（《史书纂略》卷一《秦列传·蒙恬》）

【汇评】

丘　濬：书伐胡始此。夷狄入寇，不得已伐之可也。始皇信卢生“亡秦者胡”之谶，而兴无名之师。呜呼，岂所谓不得已哉？（《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伐匈奴》）

郭沫若：尽管《琅邪台刻石文》有着这样的话：“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而始皇自己却是更加“假”得厉害。不，他不是“假”，而是真的在信仰。你看，他不是在封泰山，禅梁父，听信一般方士的鬼话，求神山，求仙人，求不死药吗？他因“燕人卢生以鬼神事，因奏图录曰‘亡秦者胡也’，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击胡”。这迷信的程度不是可以惊人的吗？（《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八）》）

⑦ 【汇注】

张守节：今灵、夏、胜等州，秦略取之。（《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胡三省：师古曰：河南地当北地之北，黄河之南。余按：河出积石，过金城、陇西、安定、北地郡界，皆东北流，北过朔方、窳浑间，方屈而东南流，迳高阙南；又自临河县东迳阳山南，徐广所谓阳山在河北，阴山在河南者。（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三年”注）

程馀庆：秦为新秦中，汉为朔方郡，明曰河套，今为鄂尔多斯地（按：约当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以北至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以南地区）。用兵北方。（《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王　恢：河南，三十二年（前215），使蒙恬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即新秦中——今河套。远在九十年前，赵武灵王西略胡地，至榆中（托克托境）；复攘地至云中、九原。为保护既得之新领土，转变以往“互防”之长城以“防胡”，自代并阴山下，筑长城至高阙。且欲直南拊秦之背。不幸国内政变，秦又锐力东向，不得不转南抵抗匈奴、楼烦、白羊之族，复据河南北，恬复取之。（《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北逐匈奴》）

三十三年①，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②，为桂林、象郡、南海③，以適遣戍④。西北斥逐匈奴⑤。自榆中并河以东⑥，属之阴山⑦，以为（三）〔四〕十四县⑧，城河上为塞⑨。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阳〕山、北假中⑩，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⑪。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⑫。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⑬，筑长城及南越地⑭。

① 【汇注】

皇甫谧：［始皇三十三年］，彗星见。（《帝王世纪辑存·秦第六》）

司马光：三十三［年］，发兵取南越地，置南海、桂林、象郡。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暴师于外十余年，恬居上郡以治之。（《稽古录》卷十一）

② 【汇注】

裴　骃：瓒曰：“赘，谓居穷有子，使就其妇家为赘壻。”（《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司马贞：谓南方之人，其性陆梁，故曰陆梁。（《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汉武帝发天下七科谪：一曰吏有罪，始皇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即此科也。二曰亡命，三曰赘婿，四曰贾人，即今岁所发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也。五曰故有市籍，六曰父母有市籍，七曰大父母有市籍，皆贾人之类也。然则所谓七科谪者，其因秦之旧乎？兵出于农，固有定籍矣，吏有罪者，席其故官，亡命者，去其乡土，赘婿者，托于妇家，贾人以下，皆身不在农亩，是七科皆非调发所及，故谪之。此虽暴政，然亦有说也。南越君长吏不书，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邹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置闽中郡，史失其年。今附于置桂林、南海、象郡之后。（《大事记解题》卷七）

胡三省：贾谊曰：秦人家贫子壮即出赘。师古曰：谓之赘婿，言其不当出在妻家，犹人身之有肬赘也。转货贩易者为商，坐市贩卖者为贾。（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三年”注）

又：班《表》，汉高帝功臣有陆量侯须无，诏以为列诸侯，自置吏令、长，受令长沙王。如淳曰：陆量，《秦始皇本纪》所谓陆梁地也。（同上）

牛运震：“略取陆梁地”，陆梁，地名耳，《正义解》以为“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甚属迂曲。（《读史纠谬》卷一《始皇本纪》）

程馀庆：赘婿，谓家贫有子而入赘妇家者。陆梁，地名。（《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王　恢：陆梁，意即陆地之桥梁。《史记考》（三三）：“秦人栈道千里以通蜀，故《禹贡》称梁州。此逾五岭，故曰陆梁。”又曰岭峤。峤，桥也。五岭，五处山陉也。《索隐》《正义》说谬。（《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南取百越》）

夏伯炎：逋亡人，逃亡的人。这里指因逃避兵役、劳役而获罪的人。赘婿，穷人把儿子典给富人做奴隶，称“赘子”，主家给赘子娶妻后称为“赘婿”。这与招上门的女婿称为赘婿不同。陆梁地，泛指五岭以南地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王毓铨：“尝逋亡人”四字，与其读作一词，指一类適民，似乎不如读作二词，指两类不同的適民。“尝逋”指逋欠租赋徭役的人，“亡人”指逃亡（亡籍）的人。（《史记》“尝逋亡人”为两类適民说》，载《文史》第12辑）

又：“尝逋”的“逋”字固有逃亡义，如《说文解字》之说，如古文献中的“逋逃”“逋窜”之语……

“尝逋”可以解作曾经逋欠租赋徭役的人。但古文中“尝”“常”通用，均是通假字，“尝逋”也可解作“常常逋欠租赋徭役的人”，以别于偶而逋欠者。据武帝元朔二年诏，诸逋贷在孝景帝三年以前的皆勿听治，及昭帝元凤四年诏，勿收元凤三年以前的逋更赋，可见汉代经常逋欠的人是有的，很可能还为数不少，不然就用不着特诏行事。秦始皇帝时候也可能有这种情况。纪文冠以“诸”字，当有原因。（同上）

又：“亡人”作为一个词，指的是逃亡的人。……这类人和户的根本标志，是他们脱离了名籍，因而逃避了本等差役，触犯了封建国家的律条，用古代的话说，就是没有“陈力受事”，“不贡厥职”。“尝逋”与“亡人”虽同为犯了封建律条的人，但他们之间还是有点区别：即一有名数，一无名数。“尝逋”是常常逋欠而尚有名数的，“亡人”则是无名籍而完全逃避了本等租赋差徭的。逋者未必亡，而亡人则无所谓“逋”。（同上）

③ 【汇注】

裴　骃：韦昭曰：“今郁林是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又：韦昭曰：“象郡，今日南。”（同上）

张守节：即广州南海县。（《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胡三省：桂林因产桂而名。合浦以南，山间无杂木，冬夏长青，叶长尺余。文颖曰：桂林，今郁林。师古曰：桂林，今桂州界是其地，非郁林也。南海郡，今广州。《茂陵书》曰：象郡治临尘，去长安万七千五百里。韦昭曰：今日南是也。（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三年”注）

王　恢：桂林郡，《汉志》：“郁林郡，故秦桂林郡，属尉佗。武帝元鼎六年开，更名，属交州。”治布山，今贵县西南，郁江南岸。两汉因。三国吴析郁林北部（柳州区）置桂林郡，初治潭中（柳州对岸），后徙武熙。而今之桂林区，乃汉零陵郡地，吴析置始安郡（以全兴分属之界首为界），至明始置桂林府，割全州属之。今桂林市固为秦桂林郡地，而非郡治。清嘉庆《广西通志》《清统志》并误。秦桂林郡，东有漓江流域，南及于海，西以右江与象郡分界，北沿南盘江直东以越城岭与黔中、长沙为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南取百越》）

又：象郡，《汉志》：“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开，更名，属交州。”按：汉交阯郡治羸（今安南河内），因象郡治也。秦象郡有十万大山以西之左江流域，南及安南中部（日南）。自始皇二十八年“南尽北户”，开置三郡，至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再定南越，已百一十年，中经赵氏九十七年，佗“甚有文理”，颇有开置。如象郡，佗即改置交阯、九真，而《汉志》并云元鼎“开”，是略佗所置也。汉初平南越，一仍其旧，一直至昭帝元凤五年（前67）才调整，分左江流域之雍鸡、临尘，及右江之增食属之郁林郡；又分句町，富良江东（安南北部）之西随、进桑属之牂柯也。（同上）

又：南海郡，《汉志》：“南海郡秦置，秦败，尉佗王此地。武帝元鼎六年开，属交州。”治番禺，今广州。约有今广东全省。（同上）

④ 【汇注】

裴　骃：徐广曰：“五十万人守五岭。”（《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適”音直革反。戍，守也。《广州记》云：“五岭者，大庾、始安、临贺、揭杨、桂阳。”《舆地志》云：“一曰台岭，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骑田；三曰都庞；四曰萌诸；五曰越岭。”（《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吴国泰：“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索隐》谓“南方之人，其性陆梁”。《正义》“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国泰按：《索隐》《正义》二说皆非。盖陆梁者，即庾岭是也。庚岭横亘南北，为大陆之梁，故称陆梁。（《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汇评】

编者按：迁民的方向在于实边，北至内蒙河套阴山以北，南到桂林、象郡、南海，东达琅邪，西抵陇西临洮。其目的非常明确，北以备胡、逐戎人，东防东海外越，南则让中县之民与越民杂处，以安定南方。（见张文立《秦始皇帝评传·秦始皇的移民（一）》）

⑤ 【汇注】

吕祖谦：按《本纪》《列传》，蒙恬西北斥逐匈奴。匈奴单于头曼，不胜秦，北徙。悉收河南地。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因河为塞，筑长城。因边山险，堑谿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恬居上郡十余年，威振匈奴。（《大事记解题》卷七）

【汇评】

丘　濬：三代御戎之道，驱之出境而已。始皇遣蒙恬斥逐匈奴，收其河南地，以为四十四县。前此未有也。呜呼，南郡越，北邑胡，至是中国之地益以大，变夷为华，是亦世变之一初也。（《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收匈奴河南地为县》）

⑥ 【汇注】

吕祖谦：徐广曰：榆中，在金城。金城郡在汉凉州刺史所部也。（《大事记解题》卷七《本注》）

王　恢：榆中，三十三年，蒙恬复西北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渡河取高阙、阴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汉榆中县属金城郡。《水经》“河水东过榆中县北”，《注》云：“河水自金城来，至县，昔蒙恬为秦北逐戎人，开榆中之地。”《清统志》（二五三）以后徙河北岸允吾所置（今兰州市西）金城关说之，疑误。秦时所称榆中，盖环今甘肃境内黄河以东今榆中诸县地。（《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北逐匈奴》）

⑦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在五原北。”（《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属，之欲反。按：五原，今胜州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列传》云：渡河据阳山。徐广曰：五原西，安阳县北有阴山，在河南。阴山在河北。然则秦地跨河北阴山，长城止属于阴山耳。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五原郡属汉并州刺史所部，即秦之九原郡也。阴山、阴山县，汉武帝攘斥匈奴，置阴山县，属五原郡，唐属安北大都护府。（《大事纪解题》卷七《本注》）

梁玉绳：“属之阴山”附按：《水经注》三引此作“陶山”，讹也。陶、阴二字古多迷乱，说在《惠景侯表》中。（《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洪颐煊：按：阴山即下文陶山。《水经·河水注》引《史记音义》曰：“陶山在五原北。”《穰侯列传》：“复益封陶。”《集解》徐广曰：一作阴。《七略》云古文以陶为阴，皆因字形相近而讹。（《读书丛录》卷十七《史记·陶山》）

张文虎：阴山，《集解》“在五原北”，《水经·河水注》作“陶山”，引徐广《史记音义》曰“陶山在五原北”，是郦所据《史》文及注并作“陶”，今《史》本作“阴”，而《音义》止存下四字。按：《蒙恬列传·集解》引徐广曰“五原西安阳县北有阴山，阴山在河南，阳山在河北”。陶、阴形近易混，此“陶”本当作“阴”，后人改之。今载校本《水经注》，两“陶”字亦并改“阴”。（《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属，连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⑧ 【汇校】

吕祖谦：《索隐》曰：初县，即上自榆中，属之阴山，为三十四县，是也。《匈奴传》作四十四县。（《大事记解题》卷七）

梁玉绳：“以为三十四县”按：《表》作“四十四”，与《匈奴传》同，徐广云是也，此误“四”为“三”。（《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⑨ 【汇注】

程馀庆：用兵西北方。（《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王　恢：河上塞，即自临洮（岷县）西并洮、河而东北，属之阴山，以接赵筑之长城，亦即始皇长城，而非秦故塞。（《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北逐匈奴》）

【汇评】

牛运震：“城河上为塞”，练句最古。（《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⑩ 【汇校】

张文虎：“陶山、北假中”，《河水注》引作“据阳山、北假中”。按：《蒙恬传》云“于是渡河，据阳山”，《匈奴传》云“又渡河，据阳山、北假中”，二文相同，与《河水注》合。据上云“并河以东，属之阴山”，是在河南。此云“渡河取高阙”，是在河北，正与徐广“阴山在河南，阳山在河北”说合。然则此文当作“阳山”，因旧本上文“阴山”误作“陶”，而并此“阳”字亦误为“陶”矣。（《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王叔岷：《水经·河水》注引“渡”作“度”，《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并同。渡、度正、假字，作“度”是故书。（《史记斠证·秦始皇本纪第六》）

【汇注】

裴　骃：晋灼曰：“《王莽传》云‘五原北假，膏壤殖谷’。北假，地名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司马贞：高阙，山名；北假，地名。近五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高阙，山名，在五原北。两山相对若阙，甚高，故言高阙。（《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又：郦元注《水经》云：“黄河迳河目县故城西，县在北假中。”北假，地名。按：河目县属胜州，今名河北。《汉书·地理志》云属五原郡。（同上）

吕祖谦：《水经注》：赵武灵王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望若阙焉。自阙北出荒中，阙口有城，跨山结局，谓之高阙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史记正义》曰：《地理志》云：朔方临戎县北有连山，中断而峰俱竣，名为高阙。朔方，今夏州。（《大事记解题》卷七《本注》）

梁玉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附按：《水经注》河水三引此作“据阳山”，即《蒙恬》《匈奴》两传及《续志》五原郡注并同，则知今本讹“阳山”为“陶山”，而又缺“据”字也。阳山在河北。（《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又：阳山、北假，皆地名，近五原。（同上）

禾　子：阴山山脉之西段在今乌加河北岸者，今名狼山，秦汉时以其逼邻大河，水北曰阳，别名“阴山”。（《阴山》（上），载《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

又：“阴”“阳”与“陶”［繁体］字形相似，易致论误。今本《史记·始皇本纪》“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此“陶山”系“阳山”之误。张文虎、杨守敬已辨之。（《阴山（下）》，载《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

王　恢：高阙，《河水注》：“河水自屠申泽又屈而东流为北河（秦汉时黄河主流在北不在南。今发现故道在今河西三十公里），东迳高阙南，《史记》赵武灵王既袭胡，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刺天（最高者今测千八百公尺），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峨然云举，望若阙焉。即状表目，故有高阙之名也。自阙北出荒中，阙口有城（今发现鸡鹿塞及东北十七公里大埧沟两石城），跨山结局，谓之高阙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今发现塞内山谷有平坦通道，依地势筑垒若干处）。汉元朔四年，卫青败右贤王于高阙，即此处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北逐匈奴》）

夏伯炎：高阙，地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东北石兰计山口。阳山，指阴山最西一段，即今内蒙古的狼山。北假，地区名。指今内蒙古五原西、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郭嵩焘：《杂志》：“陶山之名不见于各《史》《志》；‘陶’当作‘阴’，《续汉书·郡国志》曰：‘五原郡西、安阳北有阴山。’《史记·匈奴传》曰：‘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是高阙、阴山、北假地皆相连，故此云‘渡河取高阙、阴山、北假中’也。阴山，或谓之阳山，故《匈奴传》曰：‘蒙恬渡河据阳山、北假中。’”《括地志》云：“汉五原郡河目县故城，在北假中。”是秦时以“北假中”为名，此当以“中”字断句。（《史记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编者按：高阙是战国、秦、汉时期我国北疆著名的军事要塞。古代的注家、学者皆认为它是狼山中某一山口，近代许多学者更肯定其是狼山石兰计山口（即两狼山口）。唐晓峰在《文物》1977年第5期上发表《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从长城考古的角度，确认高阙就在石兰计山口后，使这一观点似乎更成了定论。《中国历史地图集》基本遵从其说，在绘制赵国疆城图时，将赵国长城分为南北两段：南段东起卓资县，西至乌拉山中部；北段东起武川县，西至瞪口县。将高阙方位标在石兰计山口，只是略微偏西。80年代初，少数学者开始对此提出疑窦。（陈梦家《汉简缀述》，1980年版；严宾《高阙地望考》，载《历史地理》第2辑）1985年夏，中国秦汉史学会组织的“秦汉长城考察队”到内蒙古考察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赵国的疆域，南段、北段长城，高阙等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何清谷在《高阙地望考》（《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一文中，更肯定高阙应是乌拉特前旗宿黄乡境内乌拉山西段的大沟口。鲍桐对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赵、秦、汉长城进行考察后，认为有两个高阙，一是赵高阙，在昆都仑沟；一是秦汉高阙，在狼山石兰计山口。（《高阙地望新探》，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2期），后何清谷先生又发表文章对鲍桐先生的观点提出批驳。（《关于高阙地望的反思》，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2期）

秦始皇长城示意图

内蒙古固阳秦始皇长城

⑪ 【汇注】

司马贞：徙有罪而谪之，以实初县，即上“自榆中属阴山，以为三十四县”是也。故汉七科谪亦因于秦。（《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汇评】

牛运震：“发诸尝逋亡人”云云，至“徙谪，实之初县”，按：此叙秦开边拓地事详而整，最有笔力。（《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刘体仁：“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实之初县”：中国之地，东至于海，西至于崆峒，南至于江，北逐荤粥，此固黄帝之所立国也。迄今闽粤之区，衣冠之族，林林总总，日生于其地而目繁，淮南王安所云深林丛竹之险，蝮蛇猛兽之毒，愚戆轻薄之俗，则无复见者，其开辟之功，非秦皇、汉武乎？自是以后，所谓南蛮北狄者，失其依据，势不得不逡巡辟易而不能复居旧地，参杂于中夏之民间，其廓清搜讨之功，乃足以与前千余岁之黄帝、舜、禹、商汤、周宣诸帝王相提并论，且以后至今千余岁之中，邈无俦焉，其功非有不可磨灭者在哉？若因其劳民伤财之事，为千古之罪人，遂忘其扩地殖民之大业，则亦一孔之见而已矣。（《辟园史学四种·十七史说》）

⑫ 【汇注】

裴　骃：徐广曰：“皇甫谧云彗星见。”（《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彗星出西方”，《解题》曰：《本纪》作“明星”，徐广曰：皇甫谧云“彗星见”。（《大事记解题》卷七）

牛运震：“明星出西方”，皇甫谧云“彗星见也”。以彗星为明星，亦有可议。盖《诗》云“明星有烂”“明星煌煌”，不必明星是彗星也。（《读史纠谬》卷一《始皇本纪》）

王叔岷：“明星”即“太白”。《御览》七引《天官星占》云：“太白，位在西方，白帝之子，大将之象也。一名明星。”（《史记斠证·秦始皇本纪第六》）

吴国泰：“明星出西方”国泰按：明星即太白长庚也。主兵象。皇甫谧以为彗，非是。（《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⑬ 【汇注】

夏伯炎：南越，指桂林、象郡、南海诸郡。越族多聚居于此。（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⑭ 【汇注】

张守节：谓戍五岭，是南方越地。（《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水经注》：杨泉《物理论》曰：秦始皇使蒙恬北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其冤痛如此。（《大事记解题》卷七《本注》）

丘　濬：此闽地入中国之始。按史，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并天下，废其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不著其年月，闽、广地相连，意其与平南越同时欤？（《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始置闽中郡》）

王　恢：长城，蒙恬既逐匈奴，乃筑长城。自临洮（《括地志》：起岷县西十二里）循洮水、黄河而东北，属之阴山；阴山以东，东至辽东，大体仍赵燕之旧，无多更张。“因边山险，堑谿谷，可缮者治之”。自赵武灵王开拓河西九原，未几，赵转与秦周旋于太行山东西，匈奴又越阴山侵入河南，至是方规复，贾谊称“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此始皇对西北之伟绩也。为巩固此一巨防，置九原郡，修直道，实边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加强国防建设》）

【汇评】

丘　濬：长城之筑，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其为计也亦劳矣。虽然，此非独始皇筑也。昭王时，已于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矣。亦非尽秦筑也，赵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自造阳至襄平，亦皆筑长城矣。盖天以山川隘险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补之，似不为过。然内政不修，而区区以外侮之御，乃至于竭天下之力，以兴无穷已之功，非独不仁，益不智也。或曰：始皇此举固为过矣，设使继秦者，皆因其已成之势，稍加修补之功，世世不废，安知天下后世不赖以界限华夷也哉！（《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筑长城》）

郭大有：秦始皇筑长城以备胡，自以为子孙不拔之基。其虑固是。然不能修德结人心以守城，亦可谓愚矣。既而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皆长城中人也。城岂可长恃以为保障哉？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者兼备，然后可以保国。（《新刻官板大字评史心见》卷一《始皇筑长城》）

丁　奉：始皇所（谓）〔为〕皆过，但筑长城以限华夷，可谓功在万世。然一城也，在万世则卫民而使之生，在始皇则殃民而使之死。在万世则所以保其治，在始皇则所以促其亡。（引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林剑鸣：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人们依照当时历史条件评价某事物，而不是以今天好恶——来改变过去的真实。举例来说，如今长城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成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甚至成为全世界炎黄子孙凝聚力的具象化。然而，应当看到这些都是两千年来逐渐形成的，其间也不乏某种政治需要宣传的结果。说长城的出现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其作用远远超出付出的代价，故而秦始皇在此功大于过。其实，这都是以今天的眼光看待两千多年前的长城修建。因为今天的长城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古代文物，它不仅给中国带来足以表明历史悠长的社会效益，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这绝不是秦始皇修长城时的历史真实。在秦朝修建这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沿着阴山进入荒漠的西北地区的万里长城，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况且，在荒无人烟的地区建构一条逶迤万里、连绵不断的长城，其所付出的代价与得到的效益究竟能否成正比？我总怀疑当代的史学家是首先肯定了长城在当今中国的文化价值后，才去搜寻长城在秦汉时代的“积极作用”的。（见《秦始皇帝评传·序》）

王绍东：长城是华夏民族的精神体现，而不是封闭保守的象征。修筑长城，是当时农耕民族对付游牧民族的最佳选择。长城的修筑，既体现了华夏民族爱好和平、守护文明的民族特点，也体现了进取奋进、开拓有为的民族精神。（《长城非“华夏农耕民族封闭、保守象征”论——以战国秦汉时期为视角》，载《南开学报》2017年第6期）

始皇置酒咸阳宫①，博士七十人前为寿②。仆射周青臣进颂曰③：“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④。以诸侯为郡县⑤，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⑥，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⑦，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⑧，卒有田常、六卿之臣⑨，无辅拂⑩，何以相救哉⑪？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⑫。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⑬，非忠臣⑭。”始皇下其议⑮。丞相李斯曰⑯：“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⑰。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⑱。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⑲？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⑳。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㉑。丞相臣斯昧死言㉒：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㉓，以非上之所建立㉔。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㉕，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㉖，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㉗，异取以为高㉘，率群下以造谤㉙。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㉚。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㉛。非博士官所职㉜，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㉝，悉诣守、尉杂烧之㉞。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㉟。以古非今者族㊱。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㊲。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㊳。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㊴。若欲有学法令㊵，以吏为师㊶。”制曰：“可㊷。”

① 【汇注】

张永禄：“咸阳宫”，秦都咸阳的王宫和皇宫。秦孝公十二年（前350）“筑冀阙宫廷于咸阳”，初建了咸阳宫。秦惠文王时，“取岐雍巨材，新作宫室”，进行了增修。秦始皇时，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三辅黄图》卷一：“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咸阳宫是秦孝公至秦始皇时期宴会群臣和处理政务的主要宫室。秦始皇前期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动，都和此宫有着密切关系。秦始皇二十年（前227），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就发生在这里。《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五年（前212），“听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后随着全国的统一、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建立，秦始皇深感“以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于三十五年又在渭河之南上林苑中营建了朝宫，即阿房前殿，从此秦的政治活动中心，由咸阳宫转移到了阿房宫。咸阳宫位于咸阳城北地势高爽的二道原上，南临渭水，北倚高原，居高临下，控制全城。咸阳宫遗址在今咸阳市东15公里的窑店和刘家沟一带。经考古探测，这里发现了若干宫殿遗址。其中在纪家道原上有一边长150米的方形宫殿建筑遗址，遗址中心偏北有东西49米，南北34米，高出地面5.8米，夯土厚达16米的高大夯土台。在方形遗址的南北，有许多宫殿建筑遗址分布，从而推测这一高台宫殿建筑遗址，为咸阳宫的主殿。同时，在这些宫殿建筑遗址之间，有带状夯土连接的迹象，这可能是秦宫“殿屋复道周阁相属”的遗迹。（《汉代长安词典》四《宫殿·咸阳宫》）

② 【汇注】

胡三省：博士以儒学为官。汉成帝诏曰：“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二十八年”注）

程馀庆：谓进爵于尊者，而献无疆之寿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吴国泰：“为寿”，国泰按：为寿犹为祝也。《管子·小称》篇：“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饮酣，桓公谓鲍叔牙曰：‘盍不起为寡人寿乎？’鲍叔牙举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时也，使管仲毋忘束缚在鲁也，使宁戚毋忘饭牛车下也。’”《尸子》：“宁戚为桓公祝曰：‘使公无忘在莒，管子无忘在鲁，臣无忘车下。’”（《太平御览·方术》《尸子》集本：宁戚作“鲍叔”。）可证“为寿”即“为祝”也。（《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③ 【汇注】

裴　骃：《汉书·百官表》曰：“仆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之。”应劭曰：“仆，主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射音夜。（《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前汉·百官表》，仆射，秦官。自侍中、尚书、博士、郎、军屯、吏、驺、宰、永巷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之。取其领事之号。孟康曰：皆有仆射，随所领之事以为号也。军屯吏则曰军屯仆射，永巷则曰永巷仆射。《后汉书·百官志》：博士仆射，中兴转为祭酒。（《大事记解题》卷七《本注》）

【汇评】

章　懋：戴青臣之颂，不消几句，而词意自是豁达。（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姚祖恩：亦即“初并天下之令”衍出来。（《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⑤ 【汇评】

王荆石：按：《圣贤群辅录》云：赵襄子、范昭子、智襄子、荀文子、魏襄子、韩简子，此六族者，世为晋卿，并有功名，实弱晋国，则始皇之芟夷为郡县，未为无见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⑥ 【汇评】

牛运震：“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按：此虽进谀之词，亦属切实，不似后世浮靡。（《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⑦ 【汇注】

梁玉绳：“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按：《李斯传》亦载淳于越此语。商六百四十余祀，周八百七十余年，何言千余岁乎？（《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⑧ 【汇评】

苏　辙：今秦已削平诸侯，荡然无复立锥之国，虽使并建子弟而君民不亲，譬如措舟沧海之上，大风一作，漂卷而去，与秦之郡县何异？且独不见汉高、晋武之事乎？割裂海内以封诸子，大者连城数十，举无根之人，寄之万民之上，十数年之间，随即散灭，不获其用。岂非惑于其名而未察其势也哉？古之圣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观其势，势之所去，不可以强反，今秦之郡县岂非势之自至也欤？然秦得其势而不免于灭亡，盖治天下在德不在势，诚能因势以立法，务德以扶势，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与民休息，宽繇赋，省刑罚，黜奢淫，崇俭约，选任忠良，放远法吏，而以郡县治之，虽与三代比隆可也。（《古史》卷七《秦始皇本纪》）

⑨ 【汇校】

张文虎：“臣”，《李斯传》作“患”。（《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赵生群：《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作“患”。（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汇注】

夏伯炎：田常，春秋时齐国大臣，杀死齐简公，拥立齐平公。任相国。从此齐国由陈氏专权。详见《田敬仲完世家》。六卿，春秋后期，晋国有范氏、中行氏、知氏、韩氏、赵氏、魏氏六家为卿。后来六卿互相斗争，终于灭亡了晋国。（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⑩ 【汇注】

张守节：拂，蒲笔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吴国泰：辅弼者，“俌弼”之借字。《说文》：“俌，辅也。”“弼，辅也。”而辅，“辅车相依也”。引伸有扶佐义。“拂，过击也”，义别。（《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⑪ 【汇校】

张文虎：“相救”，中统、游本作“助”。（《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评】

姚祖恩：始皇喜操切此言，非所乐闻。（《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又：始皇初令群臣，既以为上古所未有，五帝所不及，故凡进谏者，皆以谤古为本，淳于生独以殷、周为言，宜其如水投石也。全段总以“古”“今”为眼目。（同上）

程馀庆：已窥二世消息。（《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⑫ 【汇评】

姚祖恩：痛切而踈宕！（《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⑬ 【汇评】

姚祖恩：“重”字妙，有激射。（《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⑭ 【汇校】

张文虎：“非忠臣”，《治要》下有“也”字，《李斯传》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⑮ 【汇评】

吕祖谦：始皇下淳于越之议，意虽恶之，然未必如李斯之酷也。逢君之恶其罪大，斯之谓与！战国陋儒，诵章句而不知践履，守陈迹而不识时宜。荀卿疾之，于是轻《诗》《书》，法后王，以矫一时之弊，初不知李斯假其说，其祸如此其极也。天下之患始于陋儒，而疾陋儒者实成之。（《大事记解题》卷七）

陆瑞家：当此时，亦知下其议，始皇未尝拒谏也。亡秦者，李斯耳！（引自《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姚祖恩：越言亦戆矣，始皇犹知下其议，可不谓犹有君人之度乎！（《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崔　述：古何以封建？秦何以郡县？偶也。偶之云者，言因其势所固然，无成心焉耳。方古之封建也，不知后世之复为郡县也，亦不知封建之外之更有郡县也。当其时大有所统，小有所属，各私其土而子其民。有圣人者立，因其势之所宜，俾世其国，而封建成焉。由尧、舜而更禹、汤、文、武，非善之也，封建之法未弊也。然其势则日趋于弊矣。盖建国之初以万计，未几而以千计，又未几而以百计，以递至于十二，复合而为七，乱亡相继，篡夺相仍，盖至战国之时而弊已极矣，虽有圣人，不能复其故也。而适以暴秦当其际，故指摘生焉。秦之为郡县也，非必欲改古先圣王之法也，彼其时古先圣王之法盖荡然无存者矣。汤、武之灭夏、商也，诛其君、夷其都而已，天下诸侯自在也。秦之攻六国也，今日取一县，明日取一郡，取之不已，六国遂亡，天下固已无诸侯矣。故秦之郡县，秦不自为也，皆固六国之旧而第易以秦之名。六国之外，无非郡县。天下既安于郡县矣，势不可以再封建。广六以为万，虽封建之初不若是之多事也。盖势之所趋，人不能变。古之封建，势之趋于封建也。秦之郡县，势之趋于郡县也。反而行之，天下必乱。汉之七国，晋之八王，封建之验也。使尧、舜之时而遂郡县天下，天下之平亦必不可得矣。故丁其时者，圣与暴皆无容心，因其势之所趋而立法已耳。（《崔东壁遗书·尚友堂文集卷上·封建论》）

⑯ 【汇评】

朱之蕃：商鞅在秦孝公时，论人不可多学为士人，妨废耕战，至始皇遂有焚书坑儒之事，此事盖不出于李斯也。荀卿论法后王，在审其所贵，其言曰：“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遵上古，辟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其徒李斯相秦，事不师古，而是古非今者有辟，此其祸秦之源乎！（《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⑰ 【汇评】

姚祖恩：引古曲说。（《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俞　樾：世以变古罪始皇，不知变者也。三皇异世不相袭礼，五帝殊时不沿相乐。是以董子曰：继治世者其遵同，继乱世者其道异。秦人继大乱之后，其道固不能无异矣。……《易》曰：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又曰：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然则变也者，圣人所以通天下之穷也。……是故秦之所以二世而亡者，非变古之罪，以变古罪始皇，不知变者也。（引自《古今人物论》卷二《秦始皇论上》）

⑱ 【汇校】

张文虎：“愚儒所知”，《治要》下有“也”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⑲ 【汇评】

姚祖恩：此段为焚书案。然屡提儒生过失，实为坑儒伏脉。（《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牛运震：“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此语横甚，笔亦老横之极。（《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⑳ 【汇注】

张守节：令，力性反。辟音避。（《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汇评】

程馀庆：以“百姓”形“士”，两“则”字有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㉑ 【汇评】

姚祖恩：诸生罪案已定，其语甚辣，妙在遽住。（《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㉒ 【汇注】

徐孚远：前段已立议，至此复为“昧死言”者，即似后世弹文体，谨按某人云云也。（《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牛运震：“丞相臣斯昧死言”，按：此顿住，又起，两层叙，古章奏体。（《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汇评】

方　回：《汉书》张晏注曰：“秦以为人臣上书，当言‘昧死’‘死罪’，而言汉遂遵之！”紫阳方氏曰：“昧死，死罪，今人不用。秦人臣上人主，犹曰再拜，近世乃动曰百拜，可怜哉！”（《续古今考》卷二十二《昧死再拜自秦始》）

㉓ 【汇校】

裴　骃：徐广曰：“私，一作‘知’。”（《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㉔ 【汇评】

王世贞：讥世卿谓其非德举也，独不曰世诸侯哉？诸侯非甚暴不易也。守若令者，朝报殿而夕以更，为能久厉民乎哉？善矣，柳生之言曰：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九《说部》）

姚祖恩：人各以其所私学者为善也。长句曲而劲。（《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㉕ 【汇注】

姚祖恩：二句皆指是古非今者言之。（《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㉖ 【汇注】

程馀庆：亦自说中俗学伎俩。（《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㉗ 【汇注】

张守节：夸，口瓜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㉘ 【汇校】

张文虎：“异取”，《元龟》二百十八引作“趋”。（《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李　笠：“异取以为高”，按：“取”为“趣”省。《李斯传》作“趣”，《札记》云：《元龟》二百十八引作“襚”，盖“趣”之俗作。（《史记订补·秦始皇本纪》）

㉙ 【汇评】

姚祖恩：秦时奏议凡欲重其罪者，多叠杂而出之，如《逐客》《督责》诸书皆然。（《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又：妙在写得纷纷杂杂，便见《诗》《书》煞甚坏事。（同上）

㉚ 【汇评】

班　固：昔仲尼殁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书·艺文志·总叙》）

吴见思：通篇不说建诸侯，单说禁古学。止破淳于越“三代之王”一句也。（《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㉛ 【汇评】

孙　奕：秦焚书之祸，其所由来者渐矣。晋巩朔献捷于周王，私贿之。使相告之，曰：“非礼也，勿籍。”（成二）北宫锜问爵禄之制，孟子曰：“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万章》下）始皇则又甚焉，尽举先王之典籍，投诸虐焰而不赦。得非有“勿籍”然后有“去籍”，有“去籍”然后有焚书，岂一朝一夕之故哉！秦之酷，既极于焚书矣，重之以坑儒，则愚黔首之术殆无余策。（《示儿编》卷十二《秦焚书之渐》）

林景熙：琅邪台上晚云平，虎视眈眈隘八纮。万里不知人半死，三山空觅草长生。兆来鬼璧沙丘近，威动神鞭海石惊。书外有书焚不尽，一编圯上汉功名。（《霁山集》卷二《读秦纪》）

何孟春：商鞅在秦孝公时，论人不可多学为士人，妨废耕战。至始皇，遂有焚书坑儒之事，此事盖不独出于李斯也。荀师论法后王，在审其所贵。其言曰：“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其徒李斯相秦，事不师古，而是古非今者有辟，此其祸水之源乎？（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穆文熙：王应麟曰：箝语燔书，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陈涉。指鹿束蒲，高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婴。（《四史鸿裁·史记》卷五《秦始皇纪·李斯请火书》）

李光缙：始皇虽暴乱，史职不废。而史公于始皇本无忌讳，故得以恣情摹画，成一篇文字。若《秦记》，则旧史皆亡，语多凑合矣。（引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胡　适：李斯的焚书政策只是要扫除一切“非愚即诬”的书籍，叫人回头研究现代的法律制度，上“以法为教”，下“以吏为师”。他不是有意要“愚黔首”，只是如始皇说的“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翻成了今日的语言，这种政策不过等于废除四书五经，禁止人做八股，教人多研究一点现代的法律、经济、政治的知识。这有什么希奇呢？我们至多不过嫌李斯当日稍稍动了一点火气，遂成了一种恐怖政策，不仅是取缔那应该取缔的“以古非今”，竟取消一切“私学”的权利，摧残一切批评政治的自由了。但政治的专制固然可怕，崇古思想的专制其实更可怕。秦帝国的专制权威，不久便被陈涉、项羽推翻了。但崇古思想的专制权威复活之后，便没有第二个韩非、李斯敢起来造反了。我们在二千多年之后，看饱了二千年“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的无穷毒害，我们不能不承认韩非、李斯是中国历史上极伟大的政治家。他们采取的手段虽然不能全叫我们赞同，然而他们大胆的反对“不师今而学古”的精神是永远不可埋没的，是应该受我们的敬仰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第三章《秦汉之间的思想状态·李斯》）

李开元：坑儒是三重伪造的历史，其第一个版本是收入于《说苑·反质》的历史故事，第二个版本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其定本是《诏定古文尚书序》。焚书坑儒，是一个用真实的焚书和虚假的坑儒巧妙合成的伪史。编造者，是儒家的经师，编造的时间，在东汉初年，编造的目的，在于将儒家的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们塑造为殉教的圣徒，为儒学的国教化制造舆论。（《焚书坑儒的真伪虚实——半桩伪造的历史》，载《史学集刊》2010年第6期）

㉜ 【汇注】

应　劭：博士，秦官也。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辩于然否。（《汉官仪》）

康有为：魏文侯立博士，求六代之乐，即行孔教之第一人，然只行在一国。秦始皇亦甚尊孔子，立博士二百余人，二世尚立七十余人，是行至天下。至汉武帝崇尚经术，立“六经”于学官，孔教遂定一统，推行日盛，至后汉为极焉。（《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古今学术源流》，见《康有为全集》第二集）

【汇评】

扬　雄：洋洋三代，典礼是修，画为辟雍。国有学校，侯有泮宫，各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经营其轨，勖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桢，惟周以宁。国人兴让，虞芮质成。公刘挹行潦，而浊乱斯清。官操其业，士执其经。昔圣人之绥俗，莫美于施化。故孔观夫人之学，而知为王之易。大舜南面无为，而衽席平。还师阶级之间，三苗以怀。秦作无道，斩决天纪，漫彼王迹，而坑夫术士，《诗》《书》是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陈，而颠其社稷。故仲尼不对问阵，而胡簋是遵。原伯非学，而闵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宾。（引自《全汉文》卷五十四《博士箴》）

郑　樵：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睹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然则《易》固为全书矣，何尝见后世有明全《易》之人哉？臣向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盖为此发也。《诗》有六亡篇，乃《六笙诗》，本无辞。《书》有逸篇，仲尼之时已无矣，皆不因秦火。自汉已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通志》卷七十一《校雠略第一·秦不绝儒学论》）

吕祖谦：所烧者，天下之书。博士官所职，固自若也。萧何独收图籍而遗此，惜哉！（《大事记解题》卷七《本注》）

㉝ 【汇注】

钱　穆：秦人焚书，则曰：“《诗》《书》、百家语”，而《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其谓“《诗》《书》”统指孔、墨以前旧籍。“百家语”，则儒，墨以下私书也。《易》在秦时，人犹知其卜筮书，非儒家之一经也。荀卿屡举《诗》《书》《礼》《乐》《春秋》而不及《易》，《孟子》七篇，无一字及《易》，知《易》不与《诗》《书》《礼》《乐》《春秋》同科。（《国学概论》第一章《孔子与六经》）

㉞ 【汇注】

吕祖谦：《六国表》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独有《秦纪》，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大事记解题》卷七《本注》）

方　回：李斯烧天下书，博士所职之书在秦府，项羽烧秦宫室，咸阳火三月不灭，则博士所职乃项羽焚之书也。（《续古今考》卷二十九《帝左右素知书者》）

姚祖恩：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古制也。上指记事之书，下指记言之书，甚明划。（《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汇评】

王　充：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论衡·书解篇》）

范　浚：或问秦始皇焚诗书以愚天下，天下其可愚乎？对曰：天下不可愚也。始皇之愚天下，是自愚也，愚其子也，非愚天下也。其焚诗书，非焚诗书也，焚其国也。……诗书既焚矣，而秦之纪纲日以隳败，天下豪俊园睨并起，皆知拟神器，逐华丽，其有为焚书而愚者几何人哉？诗书不可焚也，始皇焚之；天下不可愚也，始皇愚之。徒使帝王之道不渐诸心，仁义之言不历诸耳。计能远筑长城，以捍边鄙，而不知荆卿匕首接于肘腋，博浪之椎近起于属车之下，自非自愚乎？始皇既没，胡亥嗣世，自幽深宫，不分马鹿之异，阎乐之祸已侵肌骨，而犹不自知，是非愚其子乎？亥之愚，赵高劫之，高之奸，子婴诛之。秦君秦臣，内相吞噬，而国随以亡，虽有咸阳宫室，曾不足以供楚人三月之火。是非焚其国乎？自愚其身，又愚其子，又焚其国，此始皇所以取讥万世而不已也。天下其何愚之有哉？（《香溪集》卷五《对秦问》）

马端临：按：秦虽出自西戎，然自非子、秦仲以来，有国于丰、岐者数百年。春秋之时，盟会聘享接于诸侯，《秦誓》纪于《书》，《车邻》《小戎》之属列于《诗》，其声名文物盖蔼然先王之遗风矣。今下令焚《诗》《书》，而曰“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则《秦誓》《秦风》亦秦记也，独非《诗》《书》乎？李斯者，袭流血刻骨之故智，而佐之以人头畜鸣之伪辨，固世所盖称者。然斯学于荀卿，卿之道盖祖述六经、宪章仲尼者也，是其初亦自儒者法门中来，今乃以焚灭经籍，坑戮儒生，为经国之远猷者，其说有二：曰愧、曰畏。愧则愧其议己也；畏则畏其害己也。自载籍以来，《诗》《书》所称，桀有暴德而天下归殷，纣有暴德而天下归周，幽、厉有暴德而周室东迁，寖微寖灭，五伯迭兴，七雄分据。始皇既已习闻其说矣，今虽诿曰“德兼三皇，功过五帝”，而其所行，则袭桀、纣、幽、厉之迹耳，夫岂不自知之？而儒者记纂明以语人曰：如是而兴，如是而亡。不啻烛照、数计、龟卜，而示后来以轨范。盖始皇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自夫子历聘列国，孟氏以儒术游于诸侯，而引时君于当道；虽不肯枉道以求售，然思济天下之溺者至拳拳也。继而苏、张之徒专以口舌干时君，虽其所持者诡遇之术、妾妇之道，与孔孟之学殆黑白薰莸之相反，然其汲汲皇皇求以用世之意则类也。而范雎之于魏冉、蔡泽之于范雎，皆逞其辩口，扼其吭而夺之位。于是士生斯时，皆以读书游说为可以得志而取高位。李斯亦以说客进身者也。故韩非入秦，以策干始皇，则忌而诛之。天下岂无尚如非者欲睨其后乎？盖李斯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诗》《书》、百家语之在人间者焚之，其在博士官者存之，盖亦知其本不可废也。罢侯置守者，私其土地于己也，焚书而独存博士官者，又欲私其经术于己也。主、相之心，将欲灭经籍以愚天下，峻法律以威天下，而使之莫予毒，以为巩固不拔之计。然陈胜、项籍、刘季之徒，本非有祖述汤武、弘济苍生之夙志，俱以罹于禁网，遁迹亡命，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奋梃而起，以成土崩瓦解之势；赵高熏腐小丑，亦非有文墨词辩足以倾动上听，徒以少习深文，依于忮忍，故陷扶苏、蒙恬，戮诸公子，夷李斯，如出一律。盖犯法而作乱者，陈、吴、刘、项也，倚法而作奸者，赵高也。然则隳秦七庙而具斯五刑者，非《诗》《书》也，乃秦之法律也。（《文献通考·论秦焚书》）

丘　濬：臣按：秦无道之罪十数，如坏井田、刑三族、坑儒生、罪妖言之类，然皆一时之事也。继其后者，苟一旦兴改革起废之心，其弊端可撤而去，其坠绪可寻而理也。若夫《诗》《书》、百家语，皆自古圣帝明王、贤人君子精神心术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义事功之大，建置议论之详，所以阐明已往，而垂示将来者。固非一人之事，亦非一日可成。累千百人之见，积千万年之久，而后备具者也，乃以一人之私，快一时之意，付之烈焰，使之散为飞烟，荡为寒灰，以贻千万世无穷之恨。呜呼！秦之罪上通于天矣。始皇、李斯所以为万世之罪人欤！（《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大学衍义补》）

杨　慎：秦焚书坑儒起于李斯乎？斯之先，固有为此说于秦者，韩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学，皆不知治乱之情，夹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又妄非有术之士，听其言者危，用其计者乱……”此与斯所言“是古非今”，若合符节。作俑者乃韩非，匪斯也。（引自《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张大龄：报应之说，君子鄙言之。然亦宇宙间必然之理。吾观秦皇、李斯燔书、坑儒之事，此古今大报应也。夫秦之亡在立胡亥，胡亥得立，在扶苏之监军，而扶苏之北去也，实以谏始皇坑诸生而去。当始皇怒逐扶苏，则秦之亡形已决。若六籍不焚，诸生不坑，则扶苏不去左右，而斯、高之邪谋何自发？始皇死，太子立，暴主斩疮残之余，而得守文者，一休养之，未必不少延数世也。奈何书焚儒坑，扶苏去，始皇病，蒙毅遣，而斯、高以胡亥为奇货矣。惜哉，六经之灰未烬，三月之火即延，诸生骨未寒，而嬴氏已无噍类，且并斯、高之族亦赤焉。报应何彰明较著也！此在帝王且然，而今乃有一介士缴葅际会，即窥国宪如故纸，视民命如草菅，罢官犹冯借缙绅富厚势以夺人良田美宅，自谓上天瞆瞆，而已有默算矣。（《玄羽外编》卷三《焚书报》）

徐昂发：秦之欲燔书坑儒也久矣。商鞅之书曰：“《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辨、慧，国以此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又曰：“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夫以《礼》《乐》为毒，为虱官，而以《诗》《书》、善、修、仁、廉为削国丧亡之具，则彼书之当燔、儒之当坑也久矣。且曰：“怯民使之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强，强必王。故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由是言之，任刑则王天下，《诗》《书》《礼》《乐》则亡其国，如是，书安得不燔？儒安得不坑？不必俟淳于越等发其机而后决也。（见《昭代丛书》壬集卷四十《畏垒笔记》）

洪颐煊：按：始皇焚书，仅焚民间所藏，而博士官所职之《诗》《书》、百家语，固无恙也。故汉兴皆得列于学官。《韩非子·五蠧篇》：“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和氏篇》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秦焚书非始皇创制，亦其国法如此。（《读书丛录》卷十七《史记·秦焚书》）

章太炎：斯以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为祸始。故夫滑稽便辞而不可轨法者，则六国诸子是也。不燔“六艺”，不足以定一尊。诸子之术，分法至于九家，游说乞贷，人善其私，其相攻尤甚于“六艺”。今即弗焚，则恣其曼衍乎？诸子与百家语，名实一也。不焚诸子，则《史记》为谬语矣。诸子所以完具者，其书多空言不载行事，又其时语易晓，而口耳相传者众。自三十四年焚书，讫于张楚之兴，首施五年，记诵未衰，故著帛为具。验之他书，诸侯史记与《礼》《乐》诸经，多载行事法式，不便谙讽，而《尚书》尤难读，故往往残破，《诗》有音均则不灭，亦其证也。（《章太炎诗文选注·文选·秦献记》）

郭沫若：焚书在三十四年，这时兼并天下已经八年了，原因是仍然有人怀疑郡县制而主张分封子弟功臣。结果在这时又让李斯投了一次机。始皇叫他裁判这件事件，他却把它扩大了起来，成为了焚书的禁令……

他这建议得到始皇的认可，或许早已授意于他，而让他出来当号筒，结果是在严刑峻法的威胁高压之下，普天四海大烧其书，所没有烧的就只有博士官所职和医药卜筮种树诸书而已。博士官所职当在中央，不久再经楚人一炬，使秦宫被烧，三月不灭，藏在中央的图书应该也就被烧光。这无论怎么样说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十批判书·吕不韦和秦王政的批判（十）》）

㉟ 【汇注】

裴　骃：应劭曰：“禁民聚语，畏其谤己。”（《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偶，对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方　回：“弃市”之名，已见秦昭王五十二年王稽弃市，此死刑也。其亦斩刑之罪也。……古之弃市，殆非绞也，墨劓剕宫，皆用刀锯，以此知弃市者斩也。《续古今考》卷二十五《附论弃市》）

王骏图、王骏观：《集解》：应劭曰：禁民聚语，畏其谤己。《正义》：偶，对也。观案：时方下令尽焚《诗》《书》，谓有敢相聚而谈《诗》《书》者，皆弃市，盖恐儒者私相传习，非必畏其谤己也。应说失旨。（《史记旧注平义·秦始皇本纪》）

【汇评】

郑　樵：尝观之《诗》，刑政之苛，赋役之重，天子诸侯朝廷之严，而后妃夫妇衽席之秘，圣人为诗，使天下匹夫匹妇之微，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启天下轻君之心。然亟谏而不悟，显戮而不戾，相与携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汤武之兴，其民急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离：盖其抑郁之气纡，而无聊之意不蓄也。呜呼，诗不敢作，天下怨极矣，卒不能胜，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后快，于是始有匹夫匹妇存亡天下之权。呜呼，春秋之衰以礼废，秦之亡以诗废，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祸速而小，民之祸迟而大。而诗者，正所以维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夹漈遗稿》卷二《论秦以诗废而亡》）

郭沫若：刑的严酷与花样之多，恐怕也是古今无两。单是此刑，据可参见的也就有十二种之多。有弃市，有戮死，有腰斩，有车裂，有阬，有矺（），有凿颠、抽胁、釜烹，有戮尸，有枭首，有具五刑。特别是具五刑，可谓集刑戮之大成。它是“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此外还要“夷三族”。犯了诽谤詈诅之罪的人是“先断舌”，大率是断舌以代劓或黥吧。（《十批判书·吕不韦和秦王政的批判（九）》）

陈生玺：焚书与废分封立郡县同出于一种主导思想。在李斯看来，先秦时战争不息，由于有诸侯王的存在，所以他主张废除诸侯王而立郡县，以绝战争之源。秦统一以后，他又认为思想舆论仍不统一，议论纷纭，其根源在于有《诗》《书》和百家语，所以他主张把这些东西都烧掉，舆论就统一了，大家只有一种思想，尊奉朝廷，秦朝的政权就会永远巩固。李斯的思想，深深影响着后来的封建王朝，实际上仍是周厉王止谤的方法，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见《资治通鉴皇家读本·秦纪·始皇帝》）

㊱ 【汇评】

傅　玄：秦始皇之无道，岂不甚哉，视杀人如杀狗彘。狗彘，仁人用之犹有节，始皇之杀人，触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刑峻法，随其指而妄杀人，秦不二世而灭，李斯无遗类。以不道遇人，人亦以不道报之。人仇之，天绝之。行无道，未有不亡者也。（《全晋文》卷四十八《傅子·问刑》）

李　贽：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使扶苏嗣位，即二世、三世传之无穷，何所不可？自贼臣赵高杀太子，立胡亥，秦此时已无生气矣，赵高、胡亥可胜诛哉！（《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

金维宁：夫典籍谟训，皆治平之要道，乃惑于李斯之邪说，焚烧殆尽，所存者仅医药卜筮种树诸书，如此而期久安长治，得乎？是故妄意一世至百千万世相传，岂知传二世而辄亡也，可鉴也已！余尝读《隋书》，至奇章公历叙书厄遗疏，其略曰：“秦皇下焚书之令，书之一厄也。汉建藏书之府，置校书之官，王莽悉从焚烬，二厄也。光武求文雅，肃宗临学校，和帝编年书林，及孝献移都，图书缯帛皆取为帐囊，三厄也。魏文帝更集经黄，藏之秘书，内外三关，刘石凭陵，从而失坠，四厄也。刘裕收图籍四千卷，齐、梁之间，王俭选《七志》，阮孝绪为《七录》，书数三万余卷，萧绎私收典籍七万余卷，周师入郢悉焚之，所收才一二，五厄也。”西汉之贼莽为首称，而六朝以前书厄之始，亦始于莽。奇章公所以叙秦皇而次及莽也。后人历叙书之为厄，自奇章公所叙外，复有五：隋炀之大业，一厄也；唐玄宗之天宝，二厄也；僖宗之广明，三厄也；宋钦宗之靖康，四厄也；理宗之绍定，五厄也。皆厄于火者也。其言曰：“书之为厄，遭于火者居多，自始皇焚书之后，独汉末董卓建迁都之议，凡兰台石室诸书，载舟西上，因罹盗贼，沉溺黄河，散失以数万计，此厄独遭于水，东汉之贼卓为首称。而六朝以后，书厄之始亦始于卓。后人所以叙后五厄，冠于卓，而必先及秦皇也。凡此十厄，非播迁，即离乱，皆气数使然，非人之所为也，况三代以下之人，即有纂述，不过出其臆见以覼缕之，岂能如《河图》《洛书》之秘，危微精一之传哉？”始皇于开创之初，倡为焚书之举，非关气数，实人为之。使三代以上之书一朝扑灭，后有作者，竟若祭川而失其源，学步而失其掖，幸借宣圣删定纂修之一线，未尽湮没，以垂其绪余耳。不然，暴秦之一火燎原，终古之三光长夜。贼西汉者莽，贼东汉者卓，贼千秋万世者祖龙。其罪孰轻而孰重乎哉！（《垂世芳型》卷二《秦·始皇焚书》）

编者按：以思想言论罪列于刑罚，著之法律，这应该说是始皇帝的一大发明。周厉王使人监谤，但未定入法律。始皇帝将妄言、挟书、诽谤、偶语等列入法律，且处以族、弃市等重刑，是极为突出的。而这些罪根本没有操作性，由人（皇帝或执法者）随意说说而已。同样的话，分析者的思想不同，便可以使白为黑，使对变错。清雍正朝，查嗣庭作乡试主考官时，题中有《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和《诗经》次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这本是经书原文。雍正却将“正”“止”联系起来，先用正，后用止，说正有“一止之象”，是不吉之兆，诅咒雍正。于是查嗣庭被凌迟处死，其兄弟子侄年满十六岁的立行斩决。类似的例子，在乾隆时更多。徐述夔诗集《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乾隆说：“‘朝夕’之‘朝’（按：此朝应读zhāo，与朝代之朝（cháo）音不同而字同，牵强附会为人定罪此亦一例），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显寓复兴明朝、推翻我朝之意。”对刻书的校对者徐首发、沈成濯的定罪，更是令人啼笑皆非，荒唐可笑。因为“濯濯”在古文中有光秃的意思，于是，便将两人的名字连在一起，成为“首发成濯”，意为头发成了秃子。这是“诋毁本朝剃发之制”。于是，徐述夔及其子徐怀祖被处凌迟。虽已早死，但也要戮尸。徐孙徐食田、徐食书及校对徐首发、沈成濯则被斩立决，并有一些大员获罪。清之雍、乾等，还将被抄的人的个人日记、零碎纸片上的文学用以定罪。明之朱元璋忌秃、忌贼、忌光等，也杀了不少人。明清文字狱，其肇始者难道不是秦始皇帝吗？其后一切以此治人罪者，自皆以始皇帝为其宗师。中国二千多年的思想禁锢，文人匿声，社会落后，应与此有一定的联系，或者说是历史的远因。始皇帝以言论思想罪罪人，最有名的便是“焚书坑儒”。其他因言论文字而杀人的事，《秦始皇本纪》及其他记载已记，不具列。（见张文立《秦始皇帝评传·代序》）

㊲ 【汇校】

张文虎：“与同罪”，《御览》八十六引作“与之同罪”，下有“诸文学之书捐除之”八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吕祖谦：此见知之法也。（《大事记解题》卷七《本注》）

㊳ 【汇注】

裴　骃：如淳曰：“《律说》‘论决为髡钳，输边筑长城，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城旦，四岁刑。”（《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姚祖恩：前布其令，此详其罪。（《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张家英：“城旦”为秦汉时一种刑罚的名称，刑期一般为四年，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亦有长至六年者（见《竹简》199页）。据如淳所引《律说》，判为城旦时，当予以髡钳，即剃去须发，并用铁圈束颈。如不予髡钳，则称之为“完城旦”。判处城旦还须施以黥刑，即在脸上刺字，以作为罪犯的标记。依《律说》，服城旦刑时，“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白天与晚上是都要服苦役的。（《<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始皇本纪》）

【汇评】

丘　濬：呜呼！先王之经籍，自是无全书矣！夫使自古圣帝明王、贤人君子，精神心术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义事功之大，建置议论之详，所以阐明已往而垂示将来者，一旦皆成煨烬，以一人之私，以贻万世无穷之恨，此始皇、李斯所以为万世之罪人也欤！（引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姚祖恩：拟令要一字无虚设，先秦文不可及如此。（《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郭沫若：死刑之外有“鬼薪”“黥为城旦”等奇怪的刑名。鬼薪是三年的有期徒刑，城旦是四年的有期徒刑，“论决为髡钳，输边筑长城，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长城就是用这种徒刑筑起来的，可见受刑者之多。还有所谓“籍”，是“籍没其一门皆为徒隶”。所谓“谪”，就是充军。这些怕是永远的无期徒刑吧。（《十批判书·吕不韦和秦王政的批判（九）》）

㊴ 【汇评】

吕祖谦：《前汉·艺文志》：秦焚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古者教人之通法《诗》《书》《礼》《乐》而已。至于《易》则未尝躐等与人，是以孔子、孟子之问答，初未尝及《易》也。若如魏晋，祖尚浮华，谭《老》《易》者遍天下，则秦焚之久矣。（《大事记解题》卷七《本注》）

马端临：六籍虽厄于煨烬，而得之口耳所传、屋壁所藏者，犹足以垂世主教，千载如一日也。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未尝有一卷流传于后世者，以此见圣经贤传，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恶而为之兴废也。（《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四《经籍考一·总叙》）

又：秦以儒者为博士，每国家有大事，则下博士议之。然因淳于越进议封建，而下焚书之令，因卢生辈窃议时事，而下坑儒之令。盖此二事者，皆激于博士之正论。然则其所进用者，必皆得面谀顺指如周青臣、叔孙通辈，然后能持禄苟免耳。稍引古义，持正论，则披逆鳞，触奇祸，是书虽存而实亡，博士官虽设而实废矣。又按：《史记》言始皇闻卢生窃议，亡去，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然则始皇所谓不中用者，所焚之六籍是也；所谓召文学方术士、求奇药者，所存之医药卜筮等书是也。（《文献通考·论秦焚书》）

㊵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一无‘法令’二字。”（《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文虎：“若欲有学法令”，《杂志》云“欲有”当为“有欲”，“法令”下当有“者”字。《李斯传》作“若有欲学者”，《通鉴·秦纪》作“若有欲学法令者”。（《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朱东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后人群谓秦人罢《诗》《书》百家之学矣，然《集解》引徐广曰：“一无‘法令’二字。”证以《李斯列传》“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斯则徐广之说，至当不易，而“法令”二字为衍文，盖秦之所罢者，私家讲学、处士横议之风，非《诗》《书》百家之学也。（《史记考索·徐广本异文考证》）

㊶ 【汇注】

韩　非：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蠧篇》）

吕祖谦：此商鞅之法。（《大事记解题》卷七《本注》）

章学诚：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其守官举职而不坠天工者，皆天下之师资也。东周以还，君师政教不合于一，于是人之学术不尽出于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而人乃狃于所习，转以秦人为非耳。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犹有合于古者，以吏为师也。（《文史通义·内篇三·史释》）

陈　直：《居延汉简·释文》卷三、四十一页，有简文云：“肩水候并山燧长公乘司马成，中劳二岁八月十四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年三十二岁，长七尺五寸，得成汉里，家去官六百里。”居延各简，类此甚多，皆有“颇知律令文”一句，知仍沿用秦代功令之以吏为师。（《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汇评】

李　斯：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人善其所私学，闻令下，则各以其私学议之。臣请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者，以吏为师。（《史记·李斯列传》）

编者按：据《国史旧闻·以吏为师》陈登原称：“以吏为师，议虽发于韩非，政则成于李斯。其目的，则在发扬官府之学，禁正私家之学。”

王世贞：秦王吞诛六雄，首采李丞相言，焚《诗》《书》，尊法吏，天下頟然而吏是师，所存者医药卜筮、种树家言耳。更睹所称制与金石之铭，犹郁郁尔文也，无乃阳弃而阴存之邪？（《弇州四部稿》卷五十七《文部》）

姚祖恩：律外余文，甚周匝。此实后世造律之祖。（《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牛运震：“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云云，至“以吏为师”，按：此以秦牍代叙事也，笔底严断，有杀气。（《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胡　适：李斯的建议中的主要思想是根本反对“以古非今”“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平心而论，这种思想可算是中国古代思想中最大胆、最彻底的部分。古代思想家谈政治往往多是内心冥想，而捏造尧舜先王的故事来作证据；内心的冥想无穷，故捏造的尧舜先王故事也无穷。这种风气有种种流弊。名为道古，其实是作伪；闭户造证据，其实全无证据，养成懒惰诈伪的思想习惯，是一弊。什么事总说古昔先王怎样好，“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养成迷古守旧的心理，是二弊。说来头头是道，而全不观察现状，全不研究制度，“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养成以耳为目的不晓事习气，是三弊。故满地是“先王之语”，其实大都是假历史；遍地是“书简之文”，其实大都是成见与瞎说。（《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第三章《秦汉之间的思想状态·李斯》）

㊷ 【汇评】

吴见思：一段文移体，亦古湛。（《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钱锺书：“制曰：‘可！’”《考证》谓李斯杀韩非而用其燔《诗》《书》之教，又引胡三省语谓秦所焚乃天下之书，博士官所藏故在，至项羽烧秦宫室，始并付一炬，萧何不能早收，学者咎之。按：《韩非子·和氏》记商鞅教秦孝公“燔《诗》《书》”，《五蠧》亦曰：“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然所欲禁除之“书简”，非特儒家之《诗》《书》，法家、兵家均在此列；故《五蠧》曰：“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国愈弱”，则於燔书之商鞅亦咄咄相逼，欲以其道还治其人矣。夫在上者所以御民，尽见乎法家之书，而犯上者苟欲为寇，可以师兵家之书；皆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愚民者固宜不许流布。李斯欲烧“百家语”，则“孙、吴之书”与己所师承之“商、管之法”，都所不逭也。《乐书》记斯谏二世曰：“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考证》：“李斯所焚止民间诗书……而官府旧藏仍存。”光聪谐《有不为斋随笔》甲引《乐书》此节而论之曰：“斯能为此谏而又议烧《诗》《书》者，烧天下之私藏耳，盖犹有在官者。”泷川与之暗合。皆不知《朱子语类》卷一三八已曰：“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光氏又谓：刘大櫆《焚书辨》殆得其实，宋萧参《希通录》已发此意，而皆未据《乐书》为说。萧书犹见于《说郛》卷一七、《续百川学海》甲集等，于烧书仅引“前辈”之说；其“究极”而辨者，乃在坑儒，谓所坑乃“方技之流”，非“吾儒中人”，盖未省“术士”，指方士亦可指儒生，如《汉书·儒林传》明曰：“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王符《潜夫论·贤难》亦曰：“此亡秦之所以诛偶语而坑术土也。”刘文见《海峰文集》卷一，略谓：“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尝烧也。……书之焚，非李斯之罪，而项籍之罪也。……萧何，汉之功臣而《六经》之罪人也”；实本于《通鉴·秦纪》胡三省注，而刻意为文字波澜耳。刘师培《左盦集》卷三《六经残於秦火考》谓“民间所存之经亡于秦火，而博士所藏又亡于项羽之火”，萧何所收“图书”，即《张苍传》“明习天下图书计籍”之“图书”，非“六艺”也……窃意刘氏言过。民间《诗》《书》，未必能家摧而户烧之，燔余烬遗，往往或有。《六国年表》明曰：“《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汉书·艺文志》亦曰：“《诗》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是以《史记·屈贾列传》称贾谊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於郡中”，而《汉书·贾谊传》曰：“以能诵《诗》《书》属文，称於郡中。”夫尔时《诗》《书》未出，雒阳又非齐、鲁，亦见人间初未绝流布也。《论衡·书解篇》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赵歧《孟子题辞》云：“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当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则与李斯所请“杂烧《诗》《书》、百家语”，显然鉏鋙，而后来《文心雕龙·诸子》篇、《鬻子》逢行珪《序》皆主此说。若王通《文中子·周公篇》：“《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一似秦并未焚《诗》《书》者，更不晓所云，无从究诘。萧立之《咏秦》云：“燔经初意欲民愚，民果俱愚国未墟；无奈有人愚不得，夜思黄石读兵书。”（韦居安《梅磵诗话》卷中引，《萧冰崖诗集拾遗》失收；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一引作“不知何人作焚书坑诗”，字句小异。）袁宏道《经下邳》云：“枉把六经灰火底，桥边犹有未烧书。”陈恭尹《读<秦纪>》云：“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果若王、赵以至刘、逢之说，则百家杂碎，初未从火，兵家言原在“不燔”之列，三诗为无的放矢也。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六《周鼎铭跋》：“举凡锋矛刀剑，无不有铭。自秦销金洛阳，厉禁所至，为段冶改煎，殆不可胜数。世徒惩秦燔《诗》《书》之祸，不知销金为祸之益烈也！”此意似未经人道。王充颇称秦之“不燔诸子”，而深恨秦之“燔五经”，至持作恶降殃之说；《论衡·佚文》篇：“始皇前听韩非之书，后惑李斯之议，燔五经之文，设挟书之律。……殄贤圣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孙，李斯创议，身伏五刑。”迷信果报，绝类余儿时见吴中“劝善惜字会”招贴谓不敬惜书籍字纸，必遭雷击、绝嗣、目盲、体癞等灾，引据凿凿，不记亦道及秦始皇、李斯否。此谕出于慎思明辩如王氏者，直是差事。王氏书斩辟处有当风之快，而固昧处又有堕雾之闷；尝欲以“东边日出西边雨”揣称其文境，半边之爽朗适相形而愈见余半之阴晦尔。（《管锥编》第一册《史记会注考证·秦始皇本纪》）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①，堑山堙谷②，直通之③。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④。先作前殿阿房⑤，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⑥。周驰为阁道⑦，自殿下直抵南山⑧。表南山之颠以为阙⑨。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⑩，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⑪。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⑫。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⑬，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⑭。发北山石椁⑮，乃写蜀、荆地材皆至⑯。关中计宫三百⑰，关外四百馀⑱。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⑲，以为秦东门⑳。因徙三万家丽邑㉑，五万家云阳㉒，皆复不事十岁㉓。

① 【汇注】

裴　骃：《地理志》五原郡有九原县。（《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又：徐广曰：“表云道九原，通甘泉。”（同上）

马持盈：云阳，在陕西淳化县西北。（《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王　恢：九原郡，本赵置，旋弃于胡。蒙恬既逐匈奴，自阴山并河以东，置四十四县，复置九原郡。秦汉之际，戍边者去，匈奴复入河南。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卫青复取河南地为朔方郡（郡治杭锦旗附近），同时“按榆谿旧塞，绝梓岭，梁北河”。（《卫传》）《河水注》：“河水东迳九原县故城南，秦始皇置九原郡治此，汉元朔二年更名五原。”（《卫传》）并于五原、朔方两郡置六都尉，而别为朔方州，以固边防。九原故城在今包头市西南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古城，昆都伦河西岸，南面黄河，北背阴山，光禄塞在其北，西南四十里即中受降城，西北为稒阳，再西北即北假。（《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加强国防建设》）

又：云阳，故城在今淳化县西北。《汉志》：“左冯翊云阳，有休屠金人及径路神三所。”径路神祠，盖祠直路神也。云阳既为直道终点，又为秦汉游观之所。秦徙五万家于此，具见其对边防地位之重要（汉武帝又徙郡国豪杰于云阳。成帝幸焉）。又迁北河、榆中三万家，盖充实边屯，加强边防，善则善矣，惟谪徙者弃安乐之家园，屯边荒之冲要，其不堪之情盖可想。晁错《论守边备塞书》曰：“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太史公所以怪蒙恬阿意兴功，宜其兄弟遇诛也！（同上）

夏伯炎：九原，县名。治所在今包头市西，为九原郡郡治。辖今内蒙古自治区后套至包头市一带。（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陆唐老：堙，伊真切，塞也，亦作陻。（《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四《秦纪·始皇帝》注）

③ 【汇注】

王　恢：直道，三十五年修直道，自九原直抵云阳，以利军需补给。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蒙恬传赞》）虽然，保障百姓生命财产、民族历史文化，岂有量哉！《汉志》北地郡有除道县。《匈奴传·正义》引《括地志》云：“秦故道在庆州华池县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云阳千八百里。”《元和志》（三）：襄乐县东八十里子午山上有秦故道。《图书集成·职方典》（五四八）：鄜州有直罗城，在城西百里。（《地典》曰：后人音讹路为罗）。又《圣人条》曰：“从山岭修成大路，可并行二三辆车，遇险阻，则转折蜿蜒，自西塞外来，经庆阳入鄜境，至西安嵯峨山尽，疑直道即此。”按：直道自九原遵子午山而南，直抵云阳，直路县为直道所经，当无可疑。若《圣人条》云云，颇似亲历目睹。《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页七二）：“1974年在东胜县二顷半村发现‘直道’残迹，路面宽达二三米。在伊克昭盟的丘陵山区还可以找到一些残迹。”这些残迹宽度，不知如何辨识？《孟子》说：“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加强国防建设》）

史念海、吴宏岐：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六国年表》，秦直道始修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工程主持人为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率兵30万人北击凶奴并夺取河南地的戍边大将蒙恬。由于这是一条新开的道路，主要干线又选在森林葱郁的子午岭巅，工程十分艰巨，“堑山堙谷”，颇耗劳力，所以直到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夏病逝沙丘、秦二世矫诏办禁蒙恬时只完成了一期工程，虽可使用，但仍然“道未就”。秦二世即位后，法令益刻，横征暴敛，乱兴戍徭更甚于始皇，“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直道的修筑才完全竣工。由此可见，直道工程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至秦二世三年（前207），一共持续进行了6年，肇于始皇而成于二世，工程主持人先为将军蒙恬，后来则是裨将王离或继任护军的李斯的一个舍人。（《略论秦直道》，载《秦文化论丛》第5辑）

又：经近几年实地调查，秦直道的具体走向已基本清楚。秦直道由林光宫开始，就进到甘泉山。甘泉山为子午岭南端的一个支岭，也就是说，直道离林光宫后就进到子午岭，循岭北行。经今陕西旬邑县东的石门关，北行过凤子梁，再经今甘肃正宁县刘家庙子林场、黑马湾、野狐崾岘、南店梁，而至今陕西旬邑县雕岭关。从雕岭关开始，直道循子午岭主脊，大致呈西北走向，过陕西黄陵县艾蒿店、甘肃襄乐县五里墩，到达兴隆关，再经甘肃合水县的黄草崾岘至青龙山，沿合水、华池两县分水岭向西北延伸，到华池县的麻芝崾岘，然后纵穿华池县境，经大红庄、墩梁、老爷岭、新庄畔、羊沟畔、黄蒿池畔、深崾岘、高崾岘、墩儿山，过打扮梁的雷崾岘、五里湾、张新庄、田掌，进入陕甘两省交界的丁崾岘、墩梁，直达营崾岘。营崾岘是直道与长城重合之处，也是一处交叉的十字路口。直道沿长城内侧向西北延伸，经营盘梁、南湾、箱子湾的白硷出长城，入陕西定边县的马崾岘，重合之处长约20公里。从定边县南境起，直道折向东北，经内蒙乌审旗、红庆河，再转向北行，在此北渡黄河，就是今包头市西的秦九原郡治所在地。（同上）

【汇评】

史念海、吴宏岐：秦直道，即南起云阳（今陕西淳化县）北抵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的交通大道，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为北防匈奴贵族势力的南侵而从事的一项规模宏大的军事工程。这条道路的完成，对巩固秦帝国北边国防、维护安定统一的政治局面、促进华夏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均具有重要的意义。（《略论秦直道》，载《秦文化论丛》第5辑）

编者按：关于秦直道的路线，自史念海考察撰文后，引起高度关注。目前学术界也有争论，即东线说认为秦直道北出云阳不久，向东偏下子午岭穿行于陕北境内，孙相武、姬乃军、姚生民等持此观点。孙相武1984年、1986年考察秦直道后撰文《秦直道调查记》，认为秦直道经过陕北榆林。（《秦直道调查记》，载《文博》1988年第4期）姬乃军在《延安境内秦直道考察报告之一》提出直道至兴隆关后，分为两条岔路，一条沿子午岭主脉向西北延伸，一条沿古道岭向东北方向延伸；又在《延安境内秦直道考察报告之二》中认为，秦直道经过富县、甘泉、志丹、安塞、靖边等县。（《延安境内秦直道考察报告之一》，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延安境内秦直道考察报告之二》，载《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5期）。王开《秦直道新探》也认为秦直道经过陕北，但与姬文路线不同。（《秦直道新探》，载《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

陕北富县秦直道

④ 【汇注】

王　恢：上林，在长安西及周至、户县界。萧何尝以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为民请田。武帝复增广之，举“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东方朔谏，不从。（《东方朔传》）扬雄《羽猎赋》：“汉武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傍南山而西，至长扬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元和志》（一）：“苑在长安县西北十四里，周匝二百四十里（原误步）。”（《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广建宫室》）

张永禄：秦上林苑，秦苑囿名。位于关中渭河之南至于终南山的广阔地区。这里川原秀丽，河流纵横，风景优美，是王室贵族游憩行猎的地区。秦惠文王在上林苑中营筑阿城，昭王在前代奠定的基础上辟为王室苑囿。秦始皇时又大加扩建营修。《史记·滑稽列传·优旃传》记载说：“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秦始皇先后在渭南上林苑中修建了朝宫和规模空前、建筑极为宏伟壮丽的阿房前殿。《三辅故事》：“秦始皇上林苑中，作离宫别馆一百四十六所。”经此经营，秦上林苑以其优美的自然景色、辉煌的宫殿、弥山跨谷的离宫别馆，以及到处纵养的珍禽异兽，成为一处专供封建统治者游乐纵猎的皇家苑囿。《史记·李斯传》载，秦二世在赵高“指鹿为马”之后，“入上林斋戒，日游弋猎。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杀之”。秦上林苑建筑，多毁于秦末。西汉时期在秦旧苑的基础上，又兴建了更大的汉上林苑。（《汉代长安词典》六《苑囿园林·秦上林苑》）

⑤ 【汇注】

张守节：房，白郎反。《括地志》云：“秦阿房宫亦曰阿城，在雍州长安县西北一十四里。”按：宫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即阿房宫城东面也。颜师古云：“阿，近也。以其去咸阳近，且号阿房。”（《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杨　侃：师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为房也。一说：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于阿上为房也。（《两汉博闻》卷七《阿房》）

邵　博：又明日，至秦阿房宫一殿基，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所谓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直抵南山，表山之巅为阙者，视未央、建章，又不足道。（《邵氏闻见录》卷二十五）

陆唐老：《汉书》注：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为房也。一说大陵若阿，言其殿高者于阿上为房，或作旁，白郎切。（《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四《秦纪·始皇帝》注）

吴国泰：“阿房”国泰按：《说文》：“大陵曰阿。”阿房者，言其宫室高大也。是以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正言其高大也。《正义》引颜师古云：“阿，近也。以其去咸阳近，且号阿旁。”殊穿凿无理。小司马以为“四阿旁广”，其言亦非。（《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李毓芳等：根据勘探和试掘的资料，阿房宫前殿遗址夯土台基东西长1270、南北宽426、现存最大高度（从台基北部边缘秦代地面算起）为12米。夯层厚5—15厘米，夯窝直径5—8厘米。其中遗址东部长400、宽426米，西部长70、宽426米，被现代村庄所压。遗址西部、北部和南部布满了现代墓群及对夯土台基造成很大程度破坏的果树园。（《西安市阿房宫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载《考古》2004年第4期）

又：考古队通过一年多来的工作，在阿房宫前殿遗址的考古勘探和发掘中发现有以下现象值得注意：其一，考古发掘中，汉代堆积层内出土了不少秦代板瓦片、筒瓦片，但是目前还未发现秦代宫殿建筑中最常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建筑材料——瓦当及其残块。其二，考古勘探和发掘中未发现阿房宫前殿被大火焚烧的痕迹。（同上）

杨东宇、段清波：在35万平方米所能勘探的全部阿房宫区域内（除墙垣建筑），没有发现一处红烧土、木炭等火烧痕迹，即说明阿房宫没有被烧，同时也说明前殿未曾着火，当然，这是由于它没有建成才造成的现象。类比秦咸阳和秦始皇陵的建筑遗址，两处遗址均处在和阿房宫相似的环境中，也是周围村庄密集，后代人类活动次数频繁，程度剧烈，但是那里到处可见的红烧土、木炭遗迹，阿房宫范围内却没有见到。这证明《史记》中《秦始皇本纪》和《项羽本纪》中分别记载的“遂屠咸阳，烧其宫室”和“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焚烧的对象不包括阿房宫在内。（《阿房宫概念与阿房宫考古》，载《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2期）

秦阿房宫前殿遗址

朱思红：项羽所烧的秦咸阳宫室包括阿房宫。就目前的考古资料，可以推断阿房宫前殿可能没有被火烧，但不能因此而认为阿房宫内的其他建筑没有被火烧；阿房宫虽有可能未完全建成，但其中的主要建筑如前殿等可能已建成，其基本格局己经形成。（《关于阿房宫的几个问题》，载《文博》2006年第2期）

【汇评】

贾　山：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骛驰，旌旗不桡。为宫殿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聚庐而托处焉。（引自《汉书·贾山传》）

任　昉：始皇二十六年，童谣云：“阿房，阿房，亡始皇！”（《述异记》卷下）

丘　濬：始皇自并天下以来，既筑宫咸阳北阪上，又作信宫及甘泉前殿，至是，又营朝宫，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役徒刑者七十余万人。所以为此者，岂非欲为终身安乐之地，以贻子孙千万年无穷之业哉？卒之身死沙丘，曾不得以正终于牖下，仅及再传，付之楚人之一炬，亦何用苦生灵为哉？后世人主，亦可以鉴矣。（《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大营宫室》）

郭大有：秦始皇作阿房宫，竭民财力，遂失天下。其视我皇祖指宫中隙地，喻太子诸王曰：“此非不可起宫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史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宜乎奄有四海而建山岳不拔之基、天地无穷之业也。汉文帝罢露台，岂得专美于前哉！（《新刻官板大字评史心见》卷一《作阿房宫》）

⑥ 【汇注】

司马贞：此以其形名宫也，言其宫四阿旁广也，故云下可建五丈之旗也。阿房，后为宫名。（《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三辅旧事》云：“阿房宫东西三里，南北五百步，庭中可受万人。又铸铜人十二于宫前。阿房宫以慈石为门，阿房宫之北阙门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按：此《纪》及汉贾山疏皆言阿房始皇作，独《三辅黄图》称阿房亦曰阿城，惠文王造，未成而亡，始皇广之。《雍录》以为不然，始皇明言咸阳人多宫小，乃渡渭南营作，则非创始前人。其实始皇亦未竟功，二世复作之，而胜、广已乱，其功未竟也。而阿房之制，所说多异，《正义》引《三辅旧事》云“东西三里，南北五百步”。《黄图》云“东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水经注》十九引《关中记》云“东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万人”。盖规度恢宏，莫能究的。今以《黄图》叙朝宫参之，则中可受十万人者，乃言朝宫，《关中记》误以为阿房耳。若四至步数，则无从考定矣。（《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⑦ 【汇注】

程馀庆：周围架木为棚而行，名曰阁道。（《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日］泷川资言：阁道，架木为棚于苑囿中以行车者，盖象天阁道。（《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六《秦始皇本纪》）

施之勉：按：《说苑·修文篇》“周”下无“驰”字，《三辅黄图》“驰道”作“复道”。张森楷曰：周，《广韵》：遍也。驰，《玉篇》：天子道也。周驰，盖周遍天子之道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秦始皇本纪第六》）

⑧ 【汇注】

胡三省：关中有南山、北山，自甘泉连延至嵯峨、九嵕为北山；自终南、太白连延至商岭为南山。（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五年”注）

⑨ 【汇注】

夏伯炎：颠，同“巅”。阙，古代宫殿、祠庙和陵墓间的高建筑物。通常左右各一座，建成高台，台上起楼观。（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⑩ 【汇注】

陆唐老：属，朱欲切，连也。（《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四《秦纪·始皇帝》注）

⑪ 【汇注】

司马贞：谓“为复道，渡渭属咸阳，象天文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常考《天官书》曰：“天极紫宫后十七星绝汉抵营室，曰阁道。”（《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陆唐老：营室，星名。《天官书》曰：“天极紫宫，后十七星，绝汉抵营室曰阁道。阁道者，星名也。北斗辅星。”（《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四《秦纪·始皇帝》注）

胡三省：《天官书》曰：天极后十七星，绝汉抵营室，曰阁道。北辰为天极。营室二星，天子之宫也。（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五年”注）

吴见思：驰道，大道也。复道，夹道两边筑墙，人行其中也。（《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郭嵩焘：按：《史记》三叙始皇营造宫室：二十六年初定天下，作宫室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更名信宫为极庙。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属之咸阳。此云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阿房前殿，自阿房属之咸阳。然则始皇所营宫室皆在渭北，惟章台、上林诸苑在渭南。至是乃建阿房宫渭南，又渡渭而属之咸阳，盖夹渭为宫阙相属，而云阳之甘泉宫及临潼之郦山宫，并为甬道以通之，所谓“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者也。皆为复道行幸其间，殿屋周阁必尚不少，以为营造之最钜者。（《史记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评】

牛运震：“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云云，至“绝汉抵营室也”数语，叙作阿房宫，笔力极豪奇。（《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又：“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拖一句，逸而肆，有风神。（同上）

程馀庆：奇想，带痴尤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⑫ 【汇注】

程大昌：至于阿房名义，则史无明载。《黄图》《汉书》又有阿城之名与之杂出。师古曰：“言殿之阿为房也。”又曰：“以其近咸阳，未有名，故且号阿旁。阿，近也。”《史记》曰：“阿房未成，宫成，欲更择令名名之，故天下谓之阿房宫。”此数说者，皆无定指。予独谓以《史记》之说为近也。二世固曰：“先帝营阿房，室堂未成，则四旁有殿，已立址而未有堂室也。夫廊庑则内拱堂室者也，室堂则中乎廊庑者也。为如许大宫而总名以房，则是室堂未就，名又未立，姑以房为名也。”则《史记》谓宫成而别择令名者，语与事合也。夫四阿皆以为房，而中无室堂，则八十里阁道是谓四阿之房矣。约其命役先后，则其序亦略可言也。未为屋，先为城，城成而人呼名阿城也。城始为廊庑而未暇立殿，故终名阿房，皆纪实也。《东方朔传》释阿城者曰：“秦阿房宫，墙壁崇广，故俗呼阿城也。”《长安志》曰：“阿房三面有墙，南面无墙，周五十里，崇八尺。”此即阿房屋已不存而余墙尚存者也。汉吾丘寿王举籍阿城以南，入之上林。则又单称阿城，不言阿房，是或楚火后屋不存而城在也。唐高祖初取长安，太宗自阿城入。则阿城也者，久已转为地名矣。（《雍录》卷一《阿房》）

王　恢：阿房宫，阿房本地名，在上林苑中。《本纪》三十五年：“先作前殿阿房。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三辅黄图》：“阿房亦曰阿城，惠文王未造成，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杜枚《阿房宫赋》，铺张扬厉，即阿房前殿也。《长安志》：“阿城在长安西二十里，周五里四十步，今悉为民田。”近人侯仁之《水经注选释》云：“遗址在今古城村，基址仍然很大。磁石门，据嘉庆《长安县志》，在今双楼村。”（《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广建宫室》）

【汇评】

牛运震：“阿房宫未成”云云，至“故天下谓之阿房宫”，按：此点逗阿房宫名目。阿房宫凡三见，有别趣，有波澜。（《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⑬ 【汇校】

陈　直：“隐宫”当为“隐官”相沿之误。近出《云梦秦简·军爵律》云“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其不完者，以为隐官工”可证（见1976年《文物》第7期）。（《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李鼎铉：《史记·蒙恬列传》：“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证实《史记》中的两处“隐宫”都是隐官之误。《睡虎地秦墓竹简·军爵律》还说：“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其不完者，以为隐官工。”《法律问答》说：“将司人而亡，能自捕及亲所知为捕，除毋（无）罪；已刑者处隐官。可（何）罪得处隐官？群盗赦为庶人，将盗戒（械）囚刑罪以上，亡，以故罪论，斩左止为城旦，后自捕所亡，是谓处隐官。它罪比群盗者皆如此。”说明“隐官工”及“处隐官”者，是已赦免或赎免的原来受过刑而身体不完者。其身份已为庶人，但仍服役于官府。这与尚未获得自由人身份的刑徒是有区别的。“徒”的成分比较复杂，凡从事徭役者均可称作“徒”，其中既包括“刑徒”，又有庶人。刑徒即因罪判刑的人。（见《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辞典·辞目释文·隐宫刑徒》）

李　超：自从睡虎地出土一批竹简以来，关于“隐官”的争论就一直存在着。部分史学大家将“隐官”与《史记》中的“隐宫”相联系，并且认为《史记》中“隐宫”应该是秦律中的“隐官”的误写，代表人物有：马非百先生、陈直先生、袁仲一先生、吴荣曾先生、传汉先生等。严宾先生、周晓瑜先生的认识正好相反，认为“隐官”应该是“隐宫”的误写。孰是孰非，本人以为有两个途径对问题进行分析，一是需要更多的考古资料的证据佐证；二是在现有学者研究观点的基础上对其观点的可行性及其合理性进行分析。本人以为：“隐官”制度的存在，有两个条件，首先是受“刑”或者身体“不完者”，其次是有免罪的情况存在。是官府对于这些肢体残缺的人在免罪情况下进行的特殊管制，以防止其进入社会成为负担或者成为反抗政府的势力，官府不得已而采取管辖措施就是“隐”的直接意思，所以“隐官”就是对这部分特殊群体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的管理措施。（《也谈秦代“隐官”》，见《秦汉研究》第三辑）

【汇注】

张守节：余刑见于市朝。宫刑，一百日隐于荫室养之乃可，故曰隐宫，下蚕室是。（《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方　苞：下隐宫及送徒作阿房者，共七十余万人也。蒋西谷曰：玩上下文，不当插入下隐宫事。盖隐括宫刑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分作阿房或作丽山也。（《史记注补正·秦始皇本纪》）

张家英：《睡虎秦墓竹简》中有“隐官”一词，见93与205两页。如“其不完（因受肉刑而形体残缺）者，以为隐官工（在不易被人看见的处所工作的工匠）”，“将司人而亡，能自捕及亲所智（知）为捕，除毋（无）罪；已刑者为隐官”……有人以为，《秦始皇本纪》中的“隐宫”，即《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隐官”，此或可备一注。（《<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始皇本纪》）

⑭ 【汇校】

张文虎：“丽山”，《治要》“骊山”，下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编者按：秦始皇陵原名丽山，有出土实物为证。

⑮ 【汇校】

梁玉绳：“发北山石椁”，《义门读书记》曰“‘椁’字疑衍”。（《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汇注】

王　恢：北山，《张释之传》：“以北山石为槨。”《正义》：“颜师古云：美石出京师北山。今宜州石，是。”《河渠书》：郑国“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通鉴》注“关中有北山，自甘泉连延巀嶭九嵕为北山”是也。自梁山而东，武将、九嵕、中山、嵯峨，一系横列，与南山对称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广建宫室》）

⑯ 【汇注】

陆唐老：写，四夜切。舍车解马为写，或作卸。（《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四《秦纪·始皇帝》注）

胡三省：康曰：写，四夜切；舍车解马为写，或作“卸”。余谓此非舍车解马之“卸”，即前写放宫室之“写”，读如字。（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五年”注）

方　苞：“写”者，移彼而置此也。《曲礼》：器之溉者不写。朱东御曰：“写”之义当为“倾”，诗曰：我心写兮。（《史记注补正·秦始皇本纪》）

黄　生：“写”，《说文》：“写，传置也。”《礼记》“器之溉者不写，其余皆写”，注谓“传之器中”是也。盖传此器之物，置于他器，谓之写，因借传此本书书于他本，亦谓之写。古云杀青缮写，又云一字三写，乌焉成马。又云在官写书，亦是罪过。皆此义也。今人以书字为写字，讹而不辨久矣。又如《邶风》“驾言出游，以写我忧”，盖谓沈忧不能去怀，欲假出游，暂为排遣，亦如将此忧传置他处耳。今人所谓写怀、写恨、写意，并袭而用之，孰知古人本义，奇妙如此乎。（《字诂·写》）

程馀庆：写、卸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瞿方梅：写，犹下也。（《史记三家注补正·秦始皇本纪第六》）

吴国泰：“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国泰按：《说文》：“写，置物也。”引伸为转置义，见上。“写蜀地荆地材”者，谓转置积蜀、荆二地之材木也。（《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汇评】

牛运震：“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写”字，字法古。（《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⑰ 【汇注】

胡三省：《关中记》云：东自函谷弘农郡灵宝县界，西至陇关汧源县界，二关之间，谓之关中，东西千余里。（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六年”注）

⑱ 【汇注】

夏伯炎：关外，函谷关以东。（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编者按：秦的宫殿大多集中在关中，离宫大多建在都城附近，在其他地方的秦宫殿目前发现不多，重要的有河北的秦皇岛秦宫殿遗址和辽宁绥中的秦宫殿群遗址。当时的关中一带，可谓宫殿台阁，弥山跨谷，星罗棋布，金碧辉煌，非常壮观。（见徐卫民、呼林贵《秦建筑文化》第一章）

【汇评】

唐太宗：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引自《贞观政要·俭约》）

⑲ 【汇注】

陆唐老：朐，权俱切，地名，在东海。（《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四《秦纪·始皇帝》注）

王　恢：东海郡，《陈涉世家》：“秦嘉等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度始皇夸其盛德伟业，分薛与泗水而置东海郡，犹琅邪也。但《沂水注》：“郯，故国，越灭郯。县故旧鲁也，东海郡治，秦始皇以为郯郡，汉高二年更从今名。”全祖望以楚汉之际改名郯。高帝五年属汉复故。虽乏证验，较郦注为长（黄海古通称东海，后因黄河夺淮入海，因别长江以北、鸭绿江以南为黄海）。（《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广建宫室》）

夏伯炎：朐，山名。即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的锦屏山。（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⑳ 【汇注】

胡三省：班《志》：东海郡朐县，始皇立石海上，以为东门阙。（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六年”注）

王　恢：秦东门，《汉志》：“东海郡朐，秦始皇立石海上，以为东门阙。”《淮水注》：“淮水于淮浦县分枝，北为游水，历朐（今东海）县与沐水合，又迳朐山西，山侧有朐县故城，秦始皇三十五年于朐县立石海上，以为秦之东门。”（《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广建宫室》）

陈　直：《全后汉文》卷一百零二，汉熹平元年《东海庙碑》云：“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此石原在江苏海州，为汉之临朐界，碑文所记，与本文正合。（《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马非百：《汉书·地理志》：东海郡朐县：“秦始皇立石海上，为东门阙。”杨大瓢《偶笔》云：“古碑之最难得莫如‘秦东门’三字。此盖李斯篆书，在海州马耳山，摩崖刻也。汉东海庙碑碑阴十七字云：‘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天下碑录》云：“秦始皇碑，东海相任恭修理，祠于碑背刻在朐山，此碑阴是也。”《通志·金石略》列有始皇朐山碑，在海州。可见，此碑宋代尚存。现所存者，仅汉东海相任恭十七字而已。（《秦集史·金石志·秦东门阙刻石》）

又：成山，《史记·封禅书》：“成山斗入海，居齐东北隅。”按：成山在今山东省荣成县东，亦曰荣成山。突出海中，成一小半岛，东端名曰成山角。其西北尚有小成山，其南有龙须岛、荣成湾。山上有李斯石刻曰“天尽头”，又曰“秦东门”。自古舟师攻朝鲜或辽东，多由此出海，今亦为北洋航线中必经之地。（《秦集史·遗迹表·李斯石刻“天尽头”“秦东门”》）

【汇评】

牛运震：“以为秦东门”句，奇横，写出始皇好大心胸。（《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㉑ 【汇注】

张守节：丽音离。（《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骊邑，始皇之陵邑也。汉自人君即治山陵，及徙民置邑陵旁，皆秦制也。（《大事记解题》卷七）

又：《史记正义》云：《括地志》云：骊邑在雍州新丰县，本周时骊戎邑。（《大事记解题》卷七《本注》）

陈子龙：按：丽，附丽也。附城丽邑。（《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编者按：秦始皇十六年，“置丽邑”，《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雍州新丰县，本周时骊戎邑。左传云：晋献公伐骊戎。杜注在京兆新丰县，其后秦灭之以为邑。”丽邑是为了秦始皇陵而设立的，开了中国历史上帝王陵设邑的先例，也证明了“园邑之兴，始自强秦”。

丽邑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既然与秦始皇陵有关，当距秦始皇陵不会太远。《水经·渭水注》云：“戏水出丽山冯公谷，东北流，又北迳骊戎城东……秦之骊邑也。”“渔池水又迳鸿门西，又迳新丰县故城东。”《汉书·地理志》亦载：“新丰，骊山在南，故骊戎国，秦曰骊邑，高祖七年置。”由上记载可知，新丰故城在今新丰镇西。赵康民先生指出：在南至新丰原，北至铁道，东至刘家寨，西至阴盘坡一带，常有秦汉云纹瓦当、五角形陶水管道等文物出土。袁仲一先生认为：“秦之丽邑城位于秦始皇陵园的北侧约2.5公里的刘家村东，地面上堆积着大量的残片、红烧土，许多片上有陶文印记。”

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以北约四公里的刘家寨一带发现了三处大型的秦汉地面建筑遗址。其中的刘家寨遗址占地75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约半米，出露有建筑夯土、五角形陶水道、条形砖、板瓦、筒瓦和各式云纹瓦当；其西北的沙河村、苗家寨遗址，面积可达150万方，除常见的秦汉砖瓦堆积外，还发现一段长40米、残高2米、基宽8米的城墙；刘家寨东的前街遗址面积虽然只有2万平方米，但仍有大量的建筑材料出土。这些建筑基址及其建筑时代，有秦有汉，或处于同地异域，或两者叠压。属秦的文物，无论从其大小、规格、形状、纹饰或质地上，都同始皇陵的出土物并无二致。尤其是砖瓦上戳印的“宫寺”“频阳”“寺婴”等陶文，与陵园陶文酷似。（见徐卫民《秦都城研究·秦公帝王陵园》）

又：在秦始皇陵设置丽邑，完全是为了秦始皇陵修建及以后供奉祭祀的需要。陵上设邑不见于前代，《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云：“臣愚以为园邑之兴，始自强秦。”丽邑遗址的发现证实了文献的记载。丽邑管辖范围南到骊山，北到渭河，西至芷阳，东到郑县，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当时的人口是很多的，不要说这里的常住人口，单修建秦始皇陵，劳工最多时就达70余万人，还有在置邑19年后，秦始皇下令迁3万户于丽邑，按每户四口人计，这一次迁入的人口达12万人。

陵邑制度在中国古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汉代在咸阳原上设置了五陵邑。有五个重要的帝王陵墓都修建了陵邑。（同上）

㉒ 【汇注】

吕祖谦：云阳，甘泉宫所在也。秦开直道，《表》谓之通甘泉。《纪》谓之抵云阳。汉武帝幸甘泉，祠泰乙，而公卿称皇帝郊见泰乙。云阳盖乙地也。在汉属左冯翊。（《大事纪解题》卷七）

郭嵩焘：按：始皇十六年置丽邑，《括地志》云：“新丰县本周骊戎邑。”丽邑盖因骊山名之，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更名信宫为极庙；自极庙道通骊山作甘泉前殿，《括地志》：“云阳城，始皇甘泉宫在焉。”丽邑、云阳宫阙相属。始皇二十八年作瑯琊台，徙黔首三万户瑯琊台下；此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为离宫相望，徙民以实其邑，用以壮观瞻也。“丽”“郦”字通，《秦本纪》亦作“郦”，徐氏云“附丽”，恐误。（《史记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王骏图、王骏观：《测议》按：丽，附丽也。附城丽邑。观按：丽邑、云阳，皆地名。始皇十六年，秦置丽邑，即雍州新丰县。古骊戎之邑，云阳亦雍州县，甘泉宫在焉。因阿房旷大，故徙数万家于此两邑，以实之也。解丽邑为附城丽邑，误甚。（《史记旧注平义·秦始皇本纪》）

【汇评】

编者按：原来存于各地的富豪，以其经济上的实力，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发展成政治上的势力。秦始皇帝迁富豪，就在于让豪富之家脱离其生长的土壤，在外地成为无本之木，以免其经济上的实力在政治上继续发挥作用。这也是在统一后有计划地迁民的一个部分。（见张文立《秦始皇帝评传·秦始皇的移民（一）》）

㉓ 【汇注】

陆唐老：复，方目切，除其赋役。（《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四《秦纪·始皇帝》注）

胡三省：复，方目翻，除也。不事者，不供征役之事。（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五年”注）

张家英：“不事”除不服徭役外，还有二义：一为不奉事，如《张仪列传》的“大王不事秦”，“以为一从不事秦”，《田敬仲完世家》的“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二为不从事，如《高祖本纪》的“不事家人生产作业”，《陈丞相世家》的“平贫不事事”，《曹丞相世家》的“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等。（《<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始皇本纪》）

【汇评】

姚祖恩：叙法最古健，绝去一切支叶。（《史记菁华录·秦始皇本纪》）

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①。方中②，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③，陵云气④，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⑤。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⑥，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⑦，帷帐钟鼓美人充之⑧，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⑨。始皇帝幸梁山宫⑩，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⑪。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⑫。”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⑬。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听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

① 【汇注】

程馀庆：物，鬼物。（《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夏伯炎：方中，方寸之中，指自己的想法。（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张守节：爇，而说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④ 【汇评】

牛运震：“陵云气”，奇语。（《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张文虎：“恬倓”，《字类》引作“倓”，中统、游、柯作“惔”，他本作“淡”。（《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吴国泰：“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惔。”国泰按：恬，《说文》：“安也。”惔当作倓。《说文》：“倓，安也。”“惔，忧也。”义别。（《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⑥ 【汇注】

张习孔：卢生求仙人仙药不得，乃诡称有恶鬼作怪，劝始皇微行，以避恶鬼；所居宫室，毋令人知，然后可得仙人仙药。从此始皇自称“真人”，不称“朕”。行止保密，有言其处者，罪死。群臣与始皇议事，皆在咸阳宫。（《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秦》）

⑦ 【汇校】

张文虎：“乃令”，《御览》百七十五引作“命”。（《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张永禄：“甬道”，两侧筑墙的通道。秦汉时代于驰道外筑墙，天子于中行，外人不见，谓之甬道。……甬同筩，像筒子，即筑垣墙如街巷，出于安全的目的。但甬道的作用常应用于战争。秦末章邯与赵王歇战于钜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项羽）与秦军遇，九战，绝甬道”。《集解》引应劭云：“恐敌抄辎重，故筑墙垣如街巷也。”楚汉相争之际，常常筑甬道。到唐代，甬道之制即夹城。……南宋程大昌在《雍录》中说：“若夫骊山之甬道，即唐之夹城也。两墙对起，所谓筑垣墙如街者也。”（《汉代长安词典》十三《交通·甬道》）

⑧ 【汇评】

郭沫若：［秦始皇］同时又是一位纵欲主义者，大约因为不相信命，所以敢于极端享乐。他的儿女相当多，二世胡亥是第十八位王子，就可以证明。读李斯的《谏逐客书》，可知在未兼并天下之前，已经有不少的郑、卫的声色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的赵女在他的周围，在既兼并天下以后，大兴土木，在咸阳北阪上仿造各国宫室，“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充满着“帷帐钟鼓美人”。就是在他死后，二世命“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女子。这只是他纵欲的一项。（《十批判书·吕不韦和秦王政的批判（八）》）

⑨ 【汇注】

程馀庆：“乃令”以下，皆“弗令人知”之号令。（《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⑩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在好畤。”（《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俗名望宫山，在雍州好畤县西十二里，北去梁山九里。”《秦始皇纪》：“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即此山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胡三省：梁山宫在扶风好畤县。《括地志》：俗名望宫山，在雍州好畤县西十二里，北去梁山九里。《雍录》曰：唐奉天县有梁山，秦之梁山宫正在其地。（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五年”注）

王　恢：梁山宫，《汉志》：“右扶风好畤，有梁山宫，秦始皇起。”《渭水注》：“莫水出好畤县梁山大岭东，南迳梁山宫西，水东有好畤县故城。又南迳美阳县注雍入渭。”《括地志》云：“宫在好畤县西十二里，北去梁山九里。”《清统志》（二四七）山在今乾县西北五里，宫又在县西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求神仙》）

编者按：梁山宫遗址，位于城关镇街500米的漠西河岸台地上。秦至汉，面积约60万平方米。地表0.8米下暴露夯土层。遗址中部有一方形夯筑台基，边长约20、残高约5米。地面散布大量瓦砾，采集有篆体“梁宫”戳印的绳纹筒瓦、板瓦，回纹、勾连纹和素面铺地方砖，卷云纹瓦当、葵纹瓦当、半瓦当以及陶水管道、陶缸、陶盆等残片。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前212）“始皇帝幸梁山宫”。《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梁山宫“俗名望宫山，在雍州好畤县西十二里，北去梁山九里”。所载地望与该遗址完全吻合。又《啸堂集古录》：“梁山鋗，元康元年（前65）造。”说明该宫为汉代所沿用。（见徐卫民《秦都城研究》）

⑪ 【汇校】

张文虎：“弗善也”，《御览》八十六引“弗”作“不”，又百七十二引作“不善之，中人以告丞相”。（《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⑫ 【汇评】

程馀庆：亦自敏甚，惜不善用。（《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⑬ 【汇校】

张文虎：“皆杀”，《御览》百七十二引作“斩”。（《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①：“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②，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③，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④，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⑤，天下畏罪持禄⑥，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⑦，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⑧，不验，辄死⑨。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⑩，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⑪，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⑫。贪于权势至如此⑬，未可为求仙药⑭。”于是乃亡去⑮。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⑯，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⑰。今闻韩众去不报⑱，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⑲，徒奸利相告日闻⑳。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㉑，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㉒，诸生传相告引㉓，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㉔，皆坑之咸阳㉕，使天下知之，以惩后㉖。益发谪徙边㉗。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㉘，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㉙。”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㉚。

① 【汇注】

裴　骃：《说苑》曰：“韩客侯生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汇评】

刘咸炘：“卢生相与谋曰”云云：殆以此语扬始皇恶，班孟坚《霍光传》书任宣语，即此法。（《太史公书知意·秦始皇本纪》）

孙月峰：侯生、卢生相与谋，语若莽莽，然实精峭。以气为章法，加之炼句，句工而章法加密矣。以炼精、以不拘古。（引自《山晓阁史记选》卷一《秦始皇本纪·篇评》）

孙　琮：在禁议之始，有此快谈，两人固非方士比。（《山晓阁史记选》卷一《秦始皇本纪》）

② 【汇评】

李　贽：画得象。（《藏书》卷二《秦始皇系》）

③ 【汇注】

夏伯炎：意得欲从，即“得意从欲”。从，通“纵”。放纵。（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④ 【汇校】

张文虎：“博士虽七十人”，吴校宋板无“虽”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张守节：乐，五孝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夏伯炎：持禄，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⑦ 【汇评】

孙　琮：说出病根。（《山晓阁史记选》卷一《秦始皇本纪》）

⑧ 【汇注】

裴　骃：徐广曰：“一云‘并力’。”（《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言秦施法不得兼方者，令民之有方伎不得兼两齐，试不验，辄赐死。言法酷。（《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郭嵩焘：按：《说文》：“方，并船也。”本取两相并为义。《大射礼》曰：“左右曰方。”此方字犹辨方、居方之义，犹言有一定方向也。“不得兼方”者，谓东西方向有定位，不得参差交互为说也。疑此“方”字不当为方伎，惟不听其参差互易，是以其言之验否易辨也。（《史记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⑨ 【汇注】

吴国泰：“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国泰按：兼方者，良方也。《孟子·公孙丑下》“王兼金一百”赵注：“兼金，好金也。其价兼倍于常者，故谓之兼金。”兼方之言亦然。言秦之法：方士若不得良方，与虽得良方而不验者，皆当死罪。旧解全失之。验，假作，《说文》：“，问也。”段曰：“训问，谓按问，与试验、应验义近。”验，马名，义别。（《史记解诂·太史公自序》，载《文史》第43辑）

⑩ 【汇评】

程馀庆：“然”字生下，有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⑪ 【汇注】

裴　骃：石百二十斤。（《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衡，秤衡也。言表牋奏请，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满不休息。（《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⑫ 【汇校】

［日］水泽利忠：“日夜有呈”，“呈”，南化、枫、棭、三、高、中彭作“程”。“不中呈不得休息”，《通志》无“不中呈”三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六《秦始皇本纪》）

【汇注】

张守节：中，竹仲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郭沫若：石为一百二十斤，言每日所处理之官文书以一百二十斤为标准，达不到标准不能停止办公。这些“书”在当时大抵是用竹木简，故能积累成那样大的重量。但就是那样，分量已是不小的。（《十批判书·吕不韦和秦王政的批判（九）》）

⑬ 【汇评】

锺　惺：以“贪”字易“勤”字，以“权势”字易“政”字，深文抄乎。（引自《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⑭ 【汇注】

吴国泰：古人书用简札，其量固比后世用纸者为重，然秤取一石，一百二十斤，不已太多乎。且本文言“以衡石量书”，玩其文意，似衡石皆为量书之器，而石非必为“秳”之借字也。鄙意：衡即“称”，石即“”，今书作锤。锤即铨也。以石为，今犹然也。故谓之衡石。盖谓用称铨以秤量表秳奏书也。呈者，“程”之省文。《说文》：“程，品也。十发为程，十程为分，十分为寸。”程，盖谓尺寸法式之意也。“日夜有程”者，言意日夜治事，有一定之分寸限量也。（《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汇评】

牛运震：“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云云，［至］“贪于权势如此，未可为求仙药”，借卢生口中，总写始皇为人性情行事，以及秦法之暴、秦臣之谀，以为通篇收结，完全无迹，笔力最高。（《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⑮ 【汇注】

刘　向：始皇闻之大怒，曰：“吾异日厚卢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诽谤我，吾闻诸生多为妖言以乱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卢生不得，而侯生后得，始皇闻之，召而见之，升阿东之台，临四通之街，将数而车裂之。始皇望见侯生，大怒曰：“老虏不良，诽谤而主，乃敢复见我！”侯生至，仰台而言曰：“臣闻知死必勇，陛下肯听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闻禹立诽谤之木，欲以知过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趋末，宫室台阁，连属增累，珠玉重宝，积袭成山，锦绣文采，满府有余，妇女倡优，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酒食珍味，盘错无前，衣服轻暖，舆马文饰，所以自奉，丽靡烂漫，不可胜极。黔首匮竭，民力单尽，尚不自知，又急诽谤，严威克下，下喑上聋，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国之亡耳。闻古之明王，食足以饱，衣足以暖，宫室足以处，舆马足以行，故上不见弃于天，下不见弃于黔首。尧茅茨不剪，采椽不斵，土阶三等，而乐终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质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万丹朱而千昆吾、桀、纣，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摇于文章之观，自贤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弃素朴，就末技，陛下亡徵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为陛下陈之，虽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变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尧与禹乎？不然无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变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叹，遂释不诛。后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说苑》卷二十《反质》）

⑯ 【汇注】

夏伯炎：方术士，古代指研究天文、医学、神仙术、占卜、相术等的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⑰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一云‘欲以练求’。”（《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汇注】

夏伯炎：练，阅历，寻访，游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吴国泰：“方士欲练以求奇药”，《集解》：“一云‘欲以练求’。”国泰按：一云是也。盖练者，“炼”之借字。《说文》：“炼，冶金也。”炼求奇药者，即所谓大丹成则黄金可成，不死之药可得也。（《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⑱ 【汇注】

张守节：众，音终。（《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韩众，即韩终。（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⑲ 【汇评】

牛运震：“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此又借始皇语点逗韩众、徐巿，作照应。（《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⑳ 【汇校】

裴　骃：徐广曰：“［闻］，一作‘间’。”（《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㉑ 【汇注】

胡三省：廉，察也。秦有诽谤、妖言之罪，汉除之。（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五年”注）

张家英：“廉”字有“考察、访查”之义。《管子·正世》：“过在下，人君不廉而变，则暴人不胜，邪乱不止。”尹知章注：“廉，察也。”《汉书·高帝纪下》：“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考，以重论之。”师古曰：“廉，察也。”古有“廉车、廉升、廉按”等词，均用此“察”字之义，“廉问”即考察访问。（《<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始皇本纪》）

㉒ 【汇注】

胡三省：秦置御史，掌讨奸猾，治大狱，御史大夫统之。（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二十六年”注）

【汇评】

牛运震：“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按：“或为訞言”句，语意未了，便入叙事，笔法最妙。（《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㉓ 【汇注】

陆唐老：传，柱恋切。《释名》：传者，传也。所以传示人。（《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四《秦纪·始皇帝》注）

胡三省：传相告引者，谓甲引乙，乙复引丙也。传，柱恋翻。相，如字。（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五年”注）

张家英：“诸生传相告引”之“传”，应读为zhuàn，即“转”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乾部》“传”字下，以“转”释“传”为“声训”。其举例为：《释名·释书契》：“传，转也。转移所在，执以为信也。”（《<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始皇本纪》）

㉔ 【汇注】

方　苞：传相告引他人，乃得自除己罪也。（《史记注补正·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自除，指秦始皇亲自判处儒生死罪。（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张家英：方苞谓“自除己罪”，恐怕不是本例中“自除”之义。依据文义，秦始皇既然派御史前来，一一案问即审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即诸生相互检举揭发，这样，当然会把事情闹得越来越大，只好“自除”了。有人以此“自除”是“自己铲除”之意，于是与下文连读，成为“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窃以为“自除”乃“自行除名”，即自动放弃诸生称号，恢复平民的身份。（《<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始皇本纪》）

㉕ 【汇注】

卫　宏：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更；而诏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种瓜于骊山硎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之。终乃无声。（《诏定古文尚书序》，引自《全后汉文》卷二十七）

张守节：诸生或为妖言以乱民，故令御史按问之，乃自验成罪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见《史记正义佚文辑校》）

乐　史：坑儒谷在县东南五里。始皇以骊山温处令人冬月种瓜，招天下儒者议之。各说不同，因发机陷害之。元宗改为旌儒乡，立旌儒庙，贾至为碑文。（《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七《关西道三·昭应县》）

林之奇：神仙家者流与儒家者流异。卢生、侯生乃始皇所遣之方士，使求长生不死之药者也。其所穷治，当及于方士之徒，不应及于儒者也。而仍以方士之伎艺传相汲引，至于坑儒生若始皇者，所谓怒于室而色于市也。（《拙斋文集》卷十三《卢生与侯生讥议始皇始皇怒乃坑儒生》）

郑　樵：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之后，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通志》卷七十一《校雠略第一·秦不绝儒学论》）

朱之蕃：凤洲公《短长》非有考据也，特其自家杜撰，亦觉生意，故附之于此。《短长》云：卢生等将就坑，搏膺而叹曰：“天乎！予之无罪也。余死，将诅诸孔子。”监者曰：“叱嗟！生恶无罪？主上既以焚孔子言，而召诸儒生，乃倍孔子来见乎？抑匿孔子乎？倍而来，不义；匿而事，不忠。夫仙药之难就，而仙材之不易遇也，而徐巿等乃面相谩欺，縻膏血而奉之，又其以子弟殉大海，诸儒生从臾如决流，退有后言死者而无知也，奚所诅？死者而有知也，奚以见孔子？”卢生霣然雪涕曰：“死晚矣！死晚矣！”乃就坑。（《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按：《尚书》孔《序疏》及《儒林传·正义》引卫宏《古文序》云：“秦既焚书，患天下不从，诸生至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月种瓜于丽山硎谷中温处，瓜实成，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诏天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命就视之。而为伏机，诸生方相论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无声。”唐先号其地为愍儒乡，天宝中为旌儒庙，在新丰县温汤西南马谷。而此《纪》称坑之咸阳，夫咸阳渭北也，马谷渭南也，岂马谷中七百人自为一戮，而咸阳四百六十余人别为一戮耶？（《文选·西征赋》注引《史》作“四百六十四人”，《论衡·语增篇》又作“四百六十七人”，唐李亢《独异志》言“秦于骊山下坑儒士二百四十人”。）《雍录》云：“议瓜之说，似太诡巧，始皇刚暴自是，其有违己非今者，直自坑之，不待设诡也。”余尝谓世以焚书坑儒为始皇罪，实不尽然。天下之书虽烧，而博士官所职与丞相府所藏，固未焚矣。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叔孙通传》载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问陈胜，又通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项羽纪》称鲁为其守礼义死节，则知秦时未尝废儒，亦未尝聚天下之儒而尽坑之。其所坑者，大抵方伎之流，与诸生一时议论不合者耳。《论衡·语增篇》亦以尽坑儒士、绝灭《诗》《书》为非实也。扶苏曰：“诸生皆诵法孔子，岂真识孔子之儒哉！”而焚坑之祸，李斯为之。斯与韩非并事荀卿，荀卿非古谤圣，敢为异谈，故非之言曰：“世之愚学，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斯之言曰：“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同门相传，俱承荀卿之教，而不自知其悖，东坡曾深论之。但商鞅当孝公时已言“民好学问，则怠于农战”，以国用《诗》《书》《礼》《乐》必削亡，谓之六虱。若鞅者，讵非李、韩之嚆矢乎？宜其及也。《韩子·和氏篇》言“商君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史》无其事，或孝公未听从欤？（《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王　恢：坑儒谷，《汉书》颜注：“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老相传以为秦坑儒处。”《纪要》（五三《骊山》）：“唐天宝中改为旌儒乡。”贾至为撰庙碑。《清统志》（二二七）在临潼县西南五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坑儒生》）

【汇评】

萧　参：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则是天下之书虽焚，而博士官犹有存者。惜乎入关收图籍，而不及此，竟为楚人一炬耳。前辈尝论之，但坑儒一事，未有究极之者。仆按：史书所坑，特侯生、卢生四百六十余人，非能尽坑天下儒者；为其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卢生求羡门，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又卢生入海还，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发兵三十万，北伐匈奴，起临洮，属辽水。又卢生说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避恶鬼。恶鬼避，真人至。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其后建阿房宫，千间万落，必自此言发之。观此二事，皆卢生等稔其恶，又纵臾之，特方伎之流耳，岂所谓儒者哉？始皇因封禅之议，谤口纷纷，已怀杀意。及其一怒而坑之，或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药海上也，则挟童男童女以行，皆取于民间，夺其无告之孤，肆厥不轨之状，如今所谓妖教，其中死无辜者多矣，此一罪也。因亡胡之谶，兴北伐之师，筑长城，断地脉，南北生灵，因是役而死者，不可胜算，骸积如山，血流成川，调发频仍，剥及闾左，原始要终，谁生厉阶，此二罪也。献避鬼之术，觊真人之来，咸阳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相连，有言其所幸之处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语一泄，时在旁者尽杀之，自是莫知上之所在，此三罪也。有一于此，罪不容于死，况兼有之！以四百六十余人之坑，偿万民之命，良不为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真可畏哉！始皇曰：“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诸生在咸阳者，吾使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按问，诸生传相告引。仆亦信卢生非吾儒中人，况始皇自谓“尊赐甚厚”，岂非如前三者方术图谶之类，有以中其欲，故尊赐之，初不明其诵孔子之言以进，古今相承，昔曰“坑儒”，盖惑于扶苏之谏。扶苏曰：“诸生皆诵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呜呼！至若卢生者，何尝诵法孔子？自扶苏一言之误，使儒者蒙不韪不名。自我一洗，亦万世之快也。不然，如两生、四皓、伏生之流，鸿飞冥冥，弋人何慕，肯摇唇鼓吻，自投于陷阱哉？仆故曰：卢生四百六十余人，皆方伎之士也。天下之大，所谓儒者，固不止此，其坑之者，此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火德一炎，两生以讲礼闻，四皓以羽翼之功闻，伏生以口授古书闻，岂非天寿其脉，留此数公，以见吾儒不可磨灭，而明奸恶小人，终不能为长久计！商君以变法祸秦，竟遭车裂，卢生等以方伎祸秦，坑于咸阳，其罪等也。天其或者假手于秦欤？商君裂矣，卢生坑矣，而秦以不祀，抑自相挤陷之明报，而祸淫之道为不偏矣。仆甚恶坑儒之名，故论其颠末云。（《希通录》）

吕祖谦：延平陈氏曰：烧《诗》《书》，杀学士，秦之所以亡也。其所以致亡者，始于自用。自用则恶夫非之者。而儒生分别是非，常不可屈己以从天下之善，而欲屈天下从己私，能无亡乎？（《大事记解题》卷七）

丘　濬：呜呼！士生斯时，亦可谓不幸矣。虽然，战国之时所谓儒者，盖亦鲜矣。彼卢生之徒，乃方伎之流耳，既以非道事其君，又从而讥议之，激其怒而召其诛，宜矣。然始皇所诛止其人可也，顾乃使御史悉按问之，使传相告引，坑之咸阳，示天下以惩后，而害及无辜之人，使凡诵法孔子者，皆预祸焉。呜呼，秦之无道，一至是哉！（《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坑儒生四百六十余人》）

方　鹏：天下之祸积于渐而成于激。秦之坑焚，汉之党锢，祸甚惨也。虽二三贼臣有以激而成之，然岂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来者渐矣。盖自列国纷争，处士横议，庄、列之放恣，仪、秦之纵横，讥评时事，奔走诸侯，秦政畏恶此辈，积不能平。蓄而未逞，李斯以惑乱黔首数言激之，以触其机，而坑焚之祸成矣。……嗟呼！秦政、桓灵之恶固不待论，李斯、李鹰之罪，亦不容诛。独念所谓儒家者流，恣肆其说，而不知忌惮，标榜其行，而不知韬晦，身既戮辱，国亦随亡，使先圣之全经不复可见，而后世之朋党流毒无穷。为吾道之大阨，为善类之遗殃，盖有不能辞其责者矣！（《责备余谈》卷上《坑焚党锢之祸》）

郭大有：国家长治久安，皆圣道扶持之用也。始皇坑儒焚典，扶苏谏而不听，使监恬军。呜呼，若苏可谓慕理而尊孔子者也。不为胡亥矫诏杀之，必能遵六经，行圣道，致王于天下，秦何自而亡乎？予意始皇暴虐，天复儒仇，故主胡亥杀苏，使不得以享国。非秦坑儒，儒坑秦也。（《新刻官板大字评史心见》卷一《坑儒》）

李　贽：直使儒生至今犹害怕。（《藏书》卷二《秦始皇帝》）

叶廷秀：唐章碣《题焚书坑》云：“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足为士人吐气。不见一诗：“焚书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时国已墟。惟有一人愚不得，又从黄石读兵书。”意亦相类。（《诗谭》卷二《题焚书坑》）

金维宁：书之于儒，犹四时之于草木也，未有四时隔塞而草木能发生者。儒生之于国祚，犹咽喉之于肢体也，未有咽喉搤绝而肢体能久全者。始皇之焚书，吾知儒生之不免也；始皇之坑儒，吾知国祚之不延也。何也？气脉相因也。始皇初得天下，令史官非秦纪皆烧之，次年因侯生、卢生讥切时事，乃坑儒生四百六十余人于咸阳。扶苏谏而出之于上郡，使监蒙恬军。先儒谓胡亥不得立，以出扶苏；扶苏之出，以谏坑儒。胡亥立而天下亡，迹其所以然，究以坑儒故。气脉相因，不大彰明较著乎哉？呜乎，汉高初得天下，过曲阜，以太牢祠孔子，孔子为儒生之宗，故扶苏谏始皇亦曰：“诸生诵法孔子，今以重法绳之，恐天下不安。”亦谓儒生于孔子气脉实相因也。汉高崇祀孔子，识者谓汉家四百余年之基业，其精神命脉，实在于此。由二事观之，焚书坑儒，国祚所以短也。崇儒重道，国祚所以长也。龟鉴昭然，有天下者可以审矣。（《垂世芳型》卷二《秦·始皇坑儒》）

贺　裳：则不但方士不坑，即儒生，亦不尽坑。坑者，犯禁者耳。不然，文帝时何得有伏生？二世时安得有叔孙通？彼两人者，独非秦博士乎？且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习弦诵，弦歌之音不绝。则儒生之在咸阳者诛，不在咸阳者，不诛也。可见处末世，虽栗栗乎常与祸邻，然速祸者率趋荣躁进之人，免祸者多恬默引退之士，即不幸已入阨罝罗，洁身无及，如伏生缄晦不鸣，叔孙逊言不抗，亦自克全。彼淳于越之徒，遽危言正论，急自发舒，若愤愤于旧国之不用，欲献之新君，是古非今，适触时忌，不徒身不见容，反激成厉禁，流毒无已，真可叹也！始皇因二方士之讥议，并愤及平日之妖言者，遣御史按问之。酷吏迎合而恣威，愚儒冀倖而牵引，一时罗织株连情事，殊可想见。（《史折》卷下《坑儒》）

刘　埙：秦始皇焚书坑儒，遗臭万世。而莆阳郑夹漈樵谓秦未尝废儒学，言有证验，似亦可采。其说曰：陆贾秦之巨儒，郦食其秦之儒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问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秦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夹漈又曰：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是则秦亦未尝无收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睹全书，未免疑以传疑。然《易》固全书也，何尝见后世有明《易》之人哉？所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盖为此发也。《诗》之亡篇有六，乃六笙诗，本自无词；《书》有逸篇，仲尼之时已无矣，皆不因秦火也。自汉以来，书籍至今百不存一二，非秦亡之，学者自亡之耳。——以上二论甚新。至元间焚《道藏经》无遗，今复有之，未始无也。（《隐居通议》卷二十六《秦不绝儒学》）

郭沫若：焚书之后，接着便是坑儒。这事是在三十五年，起因是方士侯生、卢生等骗了始皇几年，畏罪潜逃，始皇发觉了便恼羞成怒。……于是他叫御史把咸阳诸生通通捉来审问，诸生互相告密，始皇便亲自圈了“为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都把他们在咸阳活埋了。由这经过看来，近人有替始皇辩护的，谓被坑者不是儒生，而是方士，我自己在前也曾这样说过。但这是不正确的，没有把《本纪》的原文过细读清楚。被坑的是替死鬼儒生，所以始皇长子扶苏也才说：“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照扶苏的话看来，所坑的儒实在是不折不扣的孔子之徒。（《十批判书·吕不韦和秦王政的批判（十）》）

又：关于坑儒还有另一种说法。据《儒林传正义》所引卫宏的《诏定古文尚书序》云：“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诏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之，终乃无声也。”

这与四百六十余人的被坑，不知道是传闻的异辞，还是前后两事。《通考·学校考》是作为两事而叙述着的：“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转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诸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杀数十人。”秦始皇对于儒家这样过不去，自然有他的理由：因为他们在一切的观点上差不多都是对立的；在日后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儒家参加革命来得特别踊跃，也自然有他们的理由了。（编者按：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云：“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同上）

王　恢：如史所称，被坑者乃诸诽谤始皇及妖言以乱黔首之方士，非儒也。今愚民欺世之神棍充斥，腐蚀进化心灵，安得始皇其人而尽坑之！又如上年之焚书，乃不达时务之淳于越等议复封建之愚儒所引起，所焚者乃史官书及《诗》《书》、百家语，秦史及博士官与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未焚也。后世痛秦苛暴，似所有书尽成秦灰，智识之士尽被活埋。政之不善，万恶皆归。然今仍有“禁书”之法，凡不利于己，或与其政见相左者，不论其书之为学术科技，概严禁人民传布阅读，此又变相之焚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坑儒生》）

张子侠：坑儒漏洞太多，其一，坑杀之祸距沙丘之变仅两年，而《李斯列传》所载赵高伪造的诏书却说：“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由此可见，早在坑杀事件之前扶苏就已在上郡监军，而他劝谏始皇的方式不是面谏，而是“数上书直言”；其二，秦廷议焚书时，淳于越借古非今，又痛斥周青臣“面谀以重陛下之过”，言辞十分激烈。始皇不仅没降罪于他，反而“下其议”。扶苏身为长子，其谏语又相当委婉，何以秦始皇勃然大怒呢？其三，扶苏监军是重任而非贬任。秦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驻军上郡，北可防御匈奴，南可拱卫京师，因此始皇命宠臣蒙恬为将，长子扶苏为监。蒙恬曾说：“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如果扶苏劝谏惹恼了秦始皇，盛怒之下却委以重任，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其四，“诸生”一词的含义有个历史演变过程。大体上讲，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诸生”便逐渐变成了儒生的泛称。但秦时则不然，当时的博士学术流派很杂，有儒生博士，也有占梦博士和为仙真人诗的博士。《汉书·艺文志》还提到名家《黄公》四篇，作者“名疵，唯秦博士”。既然秦朝的博士及其弟子成份如此复杂，怎么会出现“诸生皆诵法孔子”的现象呢？有此四点破绽，足证扶苏谏语和因谏被贬皆不可信。此节文字恐非司马迁所为，盖有后之好事者为渲染始皇残暴，遂将臆度之辞羼入正文。（《<秦始皇本纪>新探》，载《古籍研究》1995年第2期）

［日］栗原朋信：这违反了《史记》卷六和其他论述秦帝国的几卷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语义学原则：虽然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但在他有生之年只有他一人使用它。在他统治期的其余时间里，其他人所作的文告和文献只称他为皇帝，从不称始皇帝或始皇。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其继任人二世皇帝。因此栗原推论，凡《史记》中违反这一语义学原则的行文，皆可视为因《秦纪》原文佚失，汉人追记秦事而露出的马脚；而与此行文相关的情节必非原文实录，可能只是汉人的不实传闻或蓄意中伤，而为司马迁所采用。（《秦汉史研究》）

［美］卜德：坑儒的记载很可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司马迁死后被匿名作者窜入《史记》。（见《剑桥中国秦汉史》第一章《秦国和秦帝国》）

㉖ 【汇注】

吴国泰：“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国泰按：传，假作“转”；除，假作“举”。言诸生展转相告引，于是自举发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牛运震：“使天下知之，以惩后”，此句本可无有，然有此句，更觉异样严竦。（《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㉗ 【汇注】

裴　骃：徐广曰：“《表》云徙于北河、榆中，耐徙三处，拜爵一级。”（《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陈　直：汉木简皆称为“適卒”，盖假借字（见《流沙坠简·考释·戍役类》二十二页）。（《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㉘ 【汇注】

胡三省：诵孔子之言以为法也。（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六年”注）

㉙ 【汇评】

丁　奉：扶苏此语，尊孔子，惜儒生，而欲安天下，其启、甲之流亚乎？及以伪诏自杀，不敢复请，又颇似申生者。使无监军之出，而获从沙邱之行，则位以传，国以保，而始皇有贤子矣。始皇而有贤子，岂天道之所容哉？故天假手于始皇自绝其后，而有监军之命，以启赵高矫诏之路。然则非赵高之得杀苏也，杀苏者始皇耳！（引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㉚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绥州上县东南五十里，秦之上郡城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汇评】

林之奇：国之存亡虽曰天命，然而人事之修与不修，天命遂从而改易。故有以存而为亡者，亦有以亡而为存者。此则系乎人事，非天命之所定也。……如秦始皇之暴虐，而扶苏为之子。扶苏之为人，宽厚好儒，系于天下之望。使扶苏而为之君，则秦可以不亡；然而始皇乃出扶苏，爱少子胡亥，李斯、赵高之徒探其意，以杀扶苏，而立胡亥。此则以不亡之理而为不存之道也。……胡亥之德与秦始合，故胡亥立，而扶苏非始皇之所合，此其所以不得立也。以是知天命之所在，苟其人事之修不修，则天命遂得而改易。……使扶苏而继始皇，则秦之基业可以复振……如其不立何！（《拙斋文集》卷十三《二世立》）

杨万里：昔者秦皇帝有二子焉，其长则扶苏也，其季则胡亥也。扶苏好谏，秦皇帝憎焉；胡亥不谏，秦皇帝暱焉。扶苏不在外，秦皇帝无一日之乐；胡亥不在侧，秦皇帝亦无一日之乐。扶苏远矣，胡亥近矣，秦皇帝之不乐一变而为乐矣。秦皇帝之不乐则变而为乐也，秦皇帝之秦亦变而为汉也。（《诚斋集》卷九十一《宋璟刚正过姚崇论》）

胡三省：为胡亥夺嫡杀扶苏张本。（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五年”注）

丘　濬：长子，国之储贰也，徒以一言之不合，即决使远去，秦之亡基乎此矣。或谓扶苏以谏坑儒出外，故胡亥得立，而至于亡。天道之报昭昭然矣。虽然，秦之所以逆天而祸民者，极其惨烈，使扶苏虽不外出，亦终必亡而已矣，但未必如此之亟也。（《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始皇帝》）

李　贽：灭秦大机括。（《藏书》卷二《秦始皇帝》）

戴　璟：太子朝夕视君膳，宜在王左右者也。扶苏以太子而出监蒙恬军，岂非以谏坑儒而黜之耶？夫扶苏，贤明者也，使嗣秦正统，则秦祚岂至再传而失之哉？甚哉，秦之无道极矣，天丑其恶而欲绝之，故使之监蒙恬军。使秦不坑儒，则扶苏必不谏，扶苏不谏，则必不出监蒙恬军，岂至有沙丘之变，而使胡亥袭位哉？是故秦之亡，以黜扶苏也。扶苏之出，以谏坑儒也。然则秦之膏肓之疾，端在于此矣。然则扶苏其贤明者欤？曰：似之而亦未也。夫太子之职在视君膳，而国政之得失不暇顾也。盖以远嫌疑、避祸变而养晦待时也。秦之坑儒固大恶也，然始皇之悍虐刚愎，夫岂一言可回哉？与其抗疏决一旦之命，曷若杜口存万乘之身。吾身存，则宫车晏驾，奋凭河之勇，以倾否为太固不难也。今乃谏而不纳，几至废黜，则岂有明哲保身之智者哉？意者，天欲绝秦，故夺扶苏之魄，而批逆鳞，犯忌讳欤？呜呼，可畏哉！（《新编汉唐通鉴品藻》卷二《扶苏北监蒙恬》）

赵时春：秦之扶苏，秦非独不亡，而可以兴文景之治也。陈胜，吴广起徒戍，假扶苏之名，天下响应，况居帝位以行宽仁，天下宁不归耶？赦徒戍，用孔道，而天下止三十六守，监百令、丞、尉，亡官多民扰之患，亡北胡南越之侵，扶苏优为文景矣。然则天胡不祐扶苏乎？曰：始皇君臣多淫僻也。《诗》云：民之多僻，无以立僻。（《太子论》，引自［乾隆］《咸阳县志》卷十六《论》）

三十六年①，荧惑守心②。有坠星下东郡③，至地为石④，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⑤。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⑥。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⑦。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⑧，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⑨。”因言曰：“今年祖龙死⑩。”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⑪。”使御府视璧⑫，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⑬。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⑭。迁北河榆中三万家⑮。拜爵一级。

① 【汇注】

司马光：徙民河北、榆中三万家。始皇子二十余人，少子胡亥最爱。始皇使中车府令赵高教之法律，高得幸于胡亥，而与蒙恬、蒙毅有隙。（《稽古录》卷十一）

② 【汇注】

马持盈：荧惑，火星之别名。心，宋国之分野也。（《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荧惑，即火星。心，星名，也叫商星，二十八宿之一。古人迷信，认为荧惑是妖星，而组成心星的三颗星分别象征天王及其太子、庶子。（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郭大有：成帝时，荧惑守心，贲丽言大臣宜当之。帝乃诏方进赐册责让，使尚书赐上尊酒十万，养牛一方，进遂自杀。呜呼！六事自责，而桑林之祷可应，一言既善，而荧惑之灾可移。使帝能如成汤、宋景，侧身修行，未必不回天意以致祥也。今乃归咎于大臣，迫人于死，进肉未寒，而帝随崩，曾谓天可欺而祸可移乎？（《新刻官板大字评史心见》卷四《荧惑守心》）

③ 【汇注】

胡三省：东郡，本卫地，秦徙卫于野王，以其地置东郡。（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六年”注）

马持盈：秦取魏地置东郡，河南濮阳县。（《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裴　骃：徐广曰：“表云石昼陨。”（《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李克家：流星陨为石，有亡国，有死王，有大战，破军杀将。（《戎事类占》卷十四《星类八》）

⑤ 【汇注】

梁玉绳：《述异记》谓始皇三十六年，童谣曰“阿房，阿房，亡始皇”，或因有童谣而刻石乎？《史》不言之，略也。（《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汇评】

程馀庆：秦法亦有不能到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马持盈：燔销，烧毁也。（《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汇评】

范　晔：石，阴类也。阴持高节，臣将危君。赵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戒自省，反夷灭其旁民而燔烧其石，是岁始皇死，后三年秦灭。（《后汉书·五行志》）

⑦ 【汇注】

张守节：传，逐恋反。令，力呈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穆文熙：“传令”者，始皇令所游天下相传而弦歌也。（《四史鸿裁·史记》卷五《秦始皇纪·始皇帝死》）

方　苞：“及行所游天下”，谓行游天下所历之地，皆为诗以纪之也。（《史记注补正·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始皇令所游天下，相传而弦歌之也。此等诗惜不传，其质奥，想出汉人上。（《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歌，谱曲。弦，弹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⑧ 【汇校】

张文虎：“使者从关东”，《御览》八百六引“使者”上有“有”字。《杂志》云：“《文选·西征赋》注引作‘郑使者从关东来’，《初学记·地部》上引作‘郑客从关东来’，《汉书·五行志》同，皆有‘郑’字、‘来’字，是也。”下文云“谒者从东方来”，句法一例。（《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平舒故城在华州华阴县西北六里。《水经注》云‘渭水又东经平舒北，城枕渭滨，半破沦水，南面通衢。昔秦之将亡也，江神送璧于华阴平舒道，即其处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王　恢：平舒道，《渭水注》：“渭水又东迳平舒城北，城侧枕渭滨，半破沦水，南面通衢……江神返璧于华阴平舒道也。”《清统志》（二四四）：“在华阴西北六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求神仙》）

⑨ 【汇注】

裴　骃：服虔曰：“水神也。”张晏曰：“武王居镐，镐池君则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纣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长安西南有滈池。”（《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颜师古：张晏曰：“武王居镐，镐池君则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纣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长安西南有镐池。”师古曰：“镐池在昆明池北。此直江神告镐池之神，云始皇将死耳，无豫于武王也。张说失矣。”（《汉书注·五行志中之上》）

司马贞：按：服虔云水神，是也。江神以璧遗滈池之神，告始皇之将终也。且秦水德王，故其君将亡，水神先自相告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遗，庾季反。滈，湖老反。《括地志》云：“滈水源出雍州长安县西北滈池。郦元注《水经》云‘滈水承滈池，北流入渭’。今按：滈池水流入来通渠，盖郦元误矣。”（《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平舒故城在华州华阴县西北六里。滈池君，水神也。江神以璧遗滈池之神，告以始皇之将终也。且秦以水德王，故其君将亡，水神先自相告也。滈水源出长安县西北滈池。（《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王　恢：滈池，《渭水注》：“渭水又东北与滈水合，水上承滈池于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所都也。”侯仁之《水经注选释》：“滈池唐以后堙失，现在丰镐村西北有一片洼地，当地人称为小昆池，即其遗址。”按：池在西安市西南三十里许。（《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求神仙》）

又：张晏曰：“武王居镐，镐池君则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纣矣，今亦可伐也。”服虔曰“水神”是也。张说谬。（同上）

夏伯炎：滈池君，水神名。这里借指秦始皇。因秦始皇自称以水德而统一天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钱锺书：“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镐池君。’”一节，《考证》引梁玉绳据《搜神记》考“今年祖龙死”当作“明年”。按：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二早据李白《古风》言此；刘延世《孙公谈圃》卷中记一蓬头小青衣送王安石以白杨木笏，“荆公恶甚，弃之墙下，曰：‘明年祖龙死！’”可参印。《搜神记》卷四所记事亦见《水经注》卷一九《渭水》及《后汉书·襄楷传》章怀注所引《春秋后传》：使者至鄗池，见宫阙，授书谒者而待命，闻内“语声言‘祖龙死’”。与《史记》《搜神记》情节不同，波折似胜也。（《管锥编》第一册《史记会注考证·秦始皇本纪》）

⑩ 【汇校】

张文虎：“今年”，《志疑》云《搜神记》作“明年”，《文选·西征赋》注、《初学记》五引政作“明年”。（《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裴　骃：苏林曰：“祖，始也。龙，人君象。谓始皇也。”服虔曰：“龙，人之先象也，言王亦人之先也。”应劭曰：“祖，人之先。龙，君之象。”（《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附按：《汉五行志》引《史记》云：“郑客从关东来，至华阴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与客曰：‘为我遗镐池君。’因言‘今年祖龙死’。”而晋干宝《搜神记》及《水经注》十九引《春秋后传》，皆以“郑客”为“郑容”，以“遗璧”为“致书”，并有文石款梓之说，与《史》《汉》大异，真郦公所谓“神道茫昧，理难辨测”者也。至“今年”当依《搜神记》作“明年”为确，各处并误作“今年”。《潜丘札记》论之云：“‘今’字必‘明’字之讹，证有二焉：一果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崩，其言验；一始皇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讥其伎俩仅知今年，若明年之事，彼岂能预知乎？幸其言不验。李白《古风》云‘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乃知太白唐时所见《史记》本尚无讹也。”余又得一证，《文选》潘岳《西征赋》注及《初学记》卷五引《史记》正作“明年”，可补阎氏所未及。（《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俞　樾：《水经·渭水篇》注引《春秋后传》曰：使者郑容入柏谷关，至平舒置，见华山有素车白马，问郑容：“安之？”答曰：“之咸阳。”车上人曰：“吾华山君使，愿记书致镐池。君子之咸阳，过镐池，见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款列梓，当有应者。”以书与之，“勿妄发，致之得所欲”。郑容行至镐池，见一梓下果有文石，取以款梓。应曰：“诺！”郑容如睡觉，而见宫阙若王者之居焉。谒者出，受书入，有顷，闻语声，言“祖龙死”。神道茫昧，理难辨测，故无以精其幽致矣。按：《史记》载此事，但言使者从关东夜过华山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姓名既不传，而所载又不及此之祥。“为吾遗镐池君”一语，亦甚鹘突。惟此文言书不言璧，据彼文还璧者是江神，据此文致书者是华山神，故纪之以广异闻。（《茶香室丛钞》卷十六《祖龙死》）

马持盈：祖，人之先；龙，君之象。祖龙死，谓人君将死也。（《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汇评】

班　固：史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郑客从关东来，至华阴，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与客曰：“为我遗镐池君。”因言“今年祖龙死”。忽不见。郑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过江所沉璧也。与周子晁同应。是岁，石陨于东郡，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此皆白祥，炕阳暴虐，号令不从，孤阳独治，群阴不附之所致也。一曰，石，阴类也，阴持高节，臣将危君，赵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戒自省，反夷灭其旁民，而燔烧其石。是岁始皇死，后三年而秦灭。（《汉书·五行志中之上》）

王世贞：秦法令最严酷，最多忌讳，动就族灭。然始皇讳死，而“今年祖龙死”，使者得从关东来奏之；讳亡，而“亡秦者胡”，卢生得自海上还奏之。则秦之讳恶，法令严酷，曾未有后世之甚者也。（引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孙汧如：人孰不有死？死亦何足畏？而秦始皇之死也，有人持璧来告之，明年祖龙死，盖因始皇求三神山不死药，其畏死也已极，鬼神乃以其极畏者相报。甚矣，求之无益于得也！（见《昭代丛书》辛集卷十三《释冰书》）

程馀庆：人不敢言，鬼弄之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⑪ 【汇评】

牛运震：“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按：此数句，写得恍惚萧索，极有节奏，有神味。（《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⑫ 【汇注】

马非百：《通典·职官八》：“秦有御府令丞，掌供御服，而属少府。”……又《李斯列传》：“公子高上书曰：御府之衣，臣得赐之。”（《秦集史·职官志·御府令丞》）

⑬ 【汇注】

程馀庆：渡江沉璧事补。（《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⑭ 【汇注】

余有丁：按：“游徙”是巡游，为次年出游张本。（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游，巡游也；徙，谓徙民也。为次年出游张本。（《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⑮ 【汇注】

张守节：谓北河胜州也。榆中即今胜州榆林县也。言徙三万家以应卜卦游徙吉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北河，今绥远境内蒙古鄂尔多斯左翼地。榆中，鄂尔多斯黄河北岸之地。（《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北河，约当今内蒙古境内黄河的北支乌加河（当时为黄河主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张习孔：有人刻“始皇帝死而地分”于东郡（今河南濮阳）陨石上。始皇派御史逐问，莫服；遂尽诛石旁居民，烧毁陨石。秋，始皇使者夜过华阴，有人持璧谓使者曰：“明年祖龙死”（祖，意即始；龙，君主象征，指始皇），说罢，置璧而去。始皇问卜，卦得“游徙吉”，迁三万家于北河榆中（今陕西榆林），以应卦词。（《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秦》）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①，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②，右丞相去疾守③。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④。十一月，行至云梦⑤，望祀虞舜于九疑山⑥。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⑦。过丹阳⑧，至钱唐⑨。临浙江⑩，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⑪。上会稽⑫，祭大禹⑬，望于南海⑭，而立石刻颂秦德⑮。其文曰⑯：

① 【汇注】

司马光：始皇南游云梦，东上会稽，并海至之罘。还，道病，为书赐扶苏，令与丧，会咸阳。书未发，始皇崩。赵高说斯曰：“长子若立，蒙恬必相，君无死所矣。”乃矫诏立胡亥为太子，赐扶苏、蒙恬、蒙毅死。（《稽古录》卷十一）

② 【汇注】

梁玉绳：“左丞相斯从”，襄城刘氏青芝《史记纪疑》曰：“后阴谋乃赵高与李斯，此处宜并叙赵高名，自是史公疏笔。”（《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③ 【汇注】

陈　直：《盐铁论·毁学篇》云：“过九轶二。”（指李斯而言）过九者谓九卿也，轶二者谓秦代左右两丞相也，与本文正合。（《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去疾，冯去疾。（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④ 【汇校】

张文虎：“上许之”，《御览》八十六引作“始皇许之”。（《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牛运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云云，至“上许之”，按：始皇以是年崩，而始祸乱秦者，李斯、胡亥也。故于出游之始，点明丞相斯、少子胡亥，以为后文原本。赵高官微，故不得预书于此。（《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汇评】

程馀庆：祸根。（《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夏伯炎：云梦，泛指春秋战国时楚王的游猎区，大致包括江汉平原及东、西、北三面一部分丘陵区。九疑，一作“九嶷”，又名苍梧山。在湖南省宁远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⑥ 【汇校】

梁玉绳：“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按：祀舜九疑，仍葬于苍梧之谬也，已说见《五帝纪》。（《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又：舜葬苍梧之言，著于《经》，见于《史》，杂述于诸子，《国语》《祭法》并传勤事野死之文，竟若确有可征者，然俱妄也。……郑樵《大经奥论》亦谓舜葬苍梧是流俗妄语。《真灵位业图》，世传梁陶宏景造，称舜以服九转神丹，入九疑山得道。荒唐谬悠，大率类此，断非贞白先生所作，然其附会，实始于葬苍梧之言也。（《史记志疑·五帝本纪》）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九疑山在永州唐兴县东南一百里。《皇览·冢墓记》云舜冢在零陵郡营浦县九疑山。”言始皇至云梦，望祭虞舜于九疑山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陆唐老：疑字或作嶷，亦音疑。其山九峰相似，故以疑名焉。（《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四《秦纪·始皇帝》注）

胡三省：古者，天子巡狩所至，山川之神，各以秩次望祭之。郦道元曰：营水出营阳郡泠道县南留山，西流迳九疑山。其山碁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导一溪，岫壑负阻，异岭同势，游者疑焉，故曰九疑。《括地志》九疑山在永州唐兴县东南百里，其山九峰相似，故名。元次山曰：九疑山在永州，方四千里，四州各近一隅。《九域志》曰：九疑在道州，舜陵在女英峰下，九疑之第六峰也。太史公曰：舜南狩，崩于苍梧之野，归葬于江南九疑山。《山海经》曰：舜之所葬，在今道州零陵界。则苍梧、九疑，两处也。合而言之者，误也。（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七年”注）

马持盈：九疑山在湖南宁远县南六十里，舜葬于此。言始皇至云梦，望祭于九疑山也。（《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汇评】

陈子龙：始皇昔赭湘山，而今祀虞帝，其气衰矣。（《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⑦ 【汇校】

张文虎：“海渚”，《御览》作“梅渚”。（《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海”字疑为“江”字。［江渚］在安徽桐城县。（《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舒州同安县东。”按：舒州在江中，疑“海”字误，即此州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渡海渚”按：《正义》以“海”字为“江”之误。《史诠》谓“江渚一名牛渚，即采石矶也，秦时地属丹阳”。（《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⑧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丹阳郡故在润州江宁县东南五里，秦兼并天下，以为鄣郡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王　恢：丹阳，《纪要》（二〇）：“丹阳城在江宁府西南五十里。又西南至太平府八十五里。本秦县，始皇过丹阳至钱唐即此。”《清统志》（一二〇）：“故城今当涂县东。”盖近今小丹阳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⑨ 【汇注】

张守节：钱唐，今杭州县。（《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萧　参：《史记·始皇本纪》：至云梦，浮江下，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上会稽，立石刻，颂秦德。《西汉·地理志》：会稽有钱唐县，今人以唐为塘，非也。其失本于《世说》。《世说》云：晋人有沈姓而令其县者，将筑塘，患土不给，诡曰：“致土一畚，以钱一畚易之。”土既集，诡曰：“今不复须上矣。”人皆弃去，因取以筑，故名殊。不知秦汉以前已有此名，岂云晋而然乎？（《希通录》）

胡三省：《史记正义》曰：《括地志》：海渚，云在舒州同安县东。按：舒州在江之中流，疑海字误。藉，秦昔翻。柯，音歌。班《志》：丹阳县，秦属鄣郡。《括地志》：丹阳故城，在润州江宁县东南五里。班《志》：钱唐县属会稽郡，汉西部都尉所治。唐为杭州治所。（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七年”注）

王　恢：钱唐，秦置县，后汉省入余杭，吴复置，陈置钱唐郡，隋为杭州，治在钱唐门外——西湖之西虎林山下，唐为避高祖讳，改为武林。又因国号唐，唐加土为塘。移治钱唐门内。宋又徙治纪家桥华严寺。明清皆为杭州府治，浙江省治。民国废府，改钱唐及仁和为杭县，仍为省治。（《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⑩ 【汇注】

裴　骃：晋灼曰：“其流东至会稽山阴而西折，故称浙。音折。”（《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王　恢：浙江，《山海经》曰：“渐江，出三天子都。”《庄子》谓之“制河”（制音折）。枚乘谓之“曲江”。郦氏迴护《山海》，《渐江水注》曰：“《山海经》谓之浙江也。”按：浙者以其多曲折也。曲折形如“之”字，故又名之江。源有二：北曰新安江（上源即渐江），水清；至建德合兰溪，水浊。一清一浊，合而北流，始称浙江。过桐庐又称桐江，过富阳又曰富春，至萧山合钱清江，东北流至杭州东南，称钱唐江。江之两岸，有龛、赭二山，南北对峙如门，幅广五十里，《地典》云：“旧日由此分三道入海。两岸皆筑堤捍海水，谓之海塘。潮汐因龛赭二山之键束，其来漂急湍悍，势如万马奔腾，八月望日，午潮尤甚。故曲江八月观潮，古来相传为胜迹。清乾隆时江势北趋，由赭山北入海，龛赭间及龛山南二道，已涸成田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⑪ 【汇注】

裴　骃：徐广曰：“盖在余杭也。顾夷曰：‘余杭者，秦始皇至会稽经此，立为县。’”（《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陈　鹄：《史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出游，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由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所谓狭中者，即今富阳县绝江而东，取紫霄宫路是也。江流至此极狭，去岸才一二百步，水波委蛇，始皇正从此渡，取暨阳界，至会稽山。今暨阳县外有始皇祠宇，乃经由之处。徐广注《史记》，直指以为在余杭县，不知余杭非江所经也。（《耆旧续闻》卷四）

胡三省：所谓水波恶处，则今之由钱唐渡西陵者是也。西狭中渡，则今富阳、分水之间。徐广曰：盖在余杭也。顾夷曰：余杭，秦始皇至会稽经此，立为县。（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七年”注）

梁玉绳：“乃西百二十里人狭中渡”附按：刘昭《郡国志》注于吴郡余杭下引《史》作“西北二十里”，此“百”字讹。狭中为赭、龛二山之海门，亦非余杭也。详见萧山毛氏奇龄《杭志·三诘三误辨》。（《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王　恢：狭中，徐广以为在余杭。《渐江水注》：“道余杭之西津。”……梁学昌《庭立纪闻》：“翁引毛西河说，以为赭、龛二山之间，非余杭也。后又采宋陈鹄《耆旧续闻》云：余杭非江流所经。狭中即今富阳县，绝江而东，取紫霄宫路，江流至此极狭，水波委蛇，始皇从此渡，取诸暨界至会稽山。暨阳有始皇祠、诸蔼堂云。赭、龛二山之口，潮汐出入，如何可渡？若以富阳为狭中，则在省城西南九十里，古今道里不同，似《史》言两百二十里近是。《志疑》从西北之说，恐非。”（《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⑫ 【汇注】

严　观：秦始皇帝（二）〔三〕十七年，游会稽，还，于此埋白璧一双，深七尺。李斯篆刻文云：“始皇圣德，平章江山，巡狩苍川，勒碑素璧。”文见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引《茅山志》。（《江宁金石待访目》卷一《秦李斯篆刻》）

王　恢：会稽山，在绍兴东南十三里。《越绝书》（八），禹“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死葬会稽”。山上有大禹陵。（《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⑬ 【汇注】

张守节：越州会稽山上有夏禹穴及庙。（《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上会稽，祭大禹。”按：此仍禹葬会稽之妄。（《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田汝成：秦望山去城南一十二里，高一百六十丈。相传秦始皇东游江浒，欲度会稽，登山而望，故名秦望。（《西湖游览志》卷二十四《浙江胜迹》）

⑭ 【汇注】

夏伯炎：会稽，山名。在今浙江省绍兴市南。南海，指今东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王　恢：南海，《楚世家》“宾之南海”，《太史公自序》“少康之子实宾南海”，是古代以今东海为南海也。（定海普陀山普济寺供称南海观世音。）（《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⑮ 【汇注】

司马贞：望于南海而刻石。三句为韵，凡二十四韵。（《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姚　宽：《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有立石，刻颂秦德。”《越绝书》云：“始皇以三十七年来游会稽，以正月甲戌到越，留舍都亭。取钱唐浙江岑石，石长丈四尺，南北面广一尺，东西面广一尺六寸，刻文于大越东山上。其道九曲，去越二十里。”《水经》云：“秦始皇登会稽山，刻石纪功，尚在山侧。”孙畅之《述征记》云：“丞相李斯所篆也。”《梁书》竟陵王子良为会稽太守，范云为主簿。云以山上有始皇刻石，三句一韵，多作两句读之，并不得韵。又字皆大篆，人多不详。云夜取《史记》读之，明日登山，读之如流。张守节云，会稽山刻李斯书，其字四寸，画如小指，圆镌。今文字整顿，是小篆字。予尝上会稽东山，自秦望山之巅，并黄茅，无树木。其山侧有三石笋，有水一泓，别无他石。石笋并无字。复自小径别至一山，俗名鹅鼻山，又云越王栖于会稽，宫娥避于此，又云娥避山。山顶有石，如屋大，中开，插一碑于其中，文皆为风雨所剥隐约，就碑，可见缺画如禹庙没字碑之类。不知此石果岑石欤？非始皇之力不能插于石中。此山险绝，罕有至者。得一采药者，则至之耳。非伪碑也。或云大篆，或云小篆，皆不可考。（《西溪丛话》卷下）

王十朋：会稽秦颂德碑，丞相李斯篆，世传在秦望山，莫知所在。（《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卷四《次韵梁尉秦碑古风·序》）

镏　绩：《越绝》云：秦皇东游，之会稽，以正月甲戌到大越，舍都亭。取钱唐岑石，长丈四尺，南北面广六尺三寸，东面广四尺，西面广尺六寸，刻于越东山上。其道九曲，去越二十一里。《水经》云：秦始皇登会稽山，刻石纪功，尚在山侧。《宋书》竟陵王子良为会稽太守，范云为主簿，以山上有秦皇石刻，三句一韵，多作二句读之，并不得韵。又有字皆不详。云夜取《史记》读之，明日登山，读之如流。（《霏雪录》卷上）

王壮弘：篆书。原石久佚，传世仅元申屠駉重摹本。前210年秦始皇五次巡行，登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立石刻辞。原刻久已不存，赵氏《金石录》、欧氏《集古录》皆未著录。元至正元年，申屠駉以旧摹本重刻于绍兴学宫，与徐铉摹《峄山碑》同一石表里刻之。清康熙间，会稽刻石一面为人磨灭，拓本罕传。有申屠駉刻跋者，尤为难得。清乾隆五十五年，绍兴知府李亨，又以旧拓申氏本嘱金匮钱泳再重刻之。后有李氏自跋及翁方纲、阮元、陈焯等题名。……近人临摹本，谓明人安国旧藏者实不可信。去年余在无锡见秦氏藏汉张表碑底本（艺苑真赏社也曾影印），乃是一伪刻本，内钤六小安国印章，印色全新，皆是仿作伪印。安氏所藏为秦駉孙所得者，惟石鼓文及泰山刻石为真，余皆不足徵信。（《增补校碑随笔·会稽刻石》）

孙星衍：“会稽刻石”：李斯篆书。二世元年，元申屠駉摹本，近时刻。［存］浙江会稽。（《寰宇访碑录》卷一《秦》）

【汇评】

王　充：秦始皇东南游，升会稽山。李斯刻石，纪颂帝德。至琅琊亦然。秦无道之国，刻石文世，观读之者，见尧舜之美。（《论衡·须颂篇》）

⑯ 【汇注】

张守节：此二颂三句为韵。其碑见在会稽山上。其文及书皆李斯，其字四寸，画如小指，圆镌。今文字整顿，是小篆字。（《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①。三十有七年②，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③。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④。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⑤。六王专倍⑥，贪戾慠猛⑦，率众自强⑧。暴虐恣行⑨，负力而骄，数动甲兵⑩。阴通间使⑪，以事合从⑫，行为辟方⑬。内饰诈谋⑭，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⑮，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⑯，有子而嫁⑰，倍死不贞⑱。防隔内外，禁止淫泆⑲，男女洁诚⑳。夫为寄豭㉑，杀之无罪㉒，男秉义程。妻为逃嫁㉓，子不得母㉔，咸化廉清㉕。大治濯俗㉖，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㉗，莫不顺令㉘。黔首修洁，人乐同则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㉚，请刻此石，光垂休铭㉛。

① 【汇注】

司马贞：修亦长也，重文耳。王劭按：张徽所录会稽南山《秦始皇碑文》，“脩”作“攸”。（《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② 【汇校】

张　照：《容斋随笔》曰：今人书二十字为廿，三十字为卅，四十为卌，皆《说文》本字也。廿音入，二十并也。卅音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卌音先立反，数名。今直以为四十字。按：秦始皇凡石刻颂德之辞，皆四字一句，泰山辞曰：“皇帝临位，二十有六年。”琅邪台颂曰：“维二十六年，皇帝始作。”之罘颂曰：“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东观颂曰：“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会稽颂曰：“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此史记所载，每称年者，辄五字一句。尝得泰山辞石本，乃书为“廿有六年”，想其余皆如是，而太史公误易之，或百人传写之讹耳，其实四字句也。（《史记考证·秦始皇本纪》）

牛运震：孙鑛、何孟春皆谓秦刻铭“二十有六年”，“二十”当作“廿”；“三十有七年”，“三十”当作“卅”，以为铭词皆四字句，取其句法相叶也。不知古文铭体，原不拘句之长短。秦铭中如“亲巡远方黎民”“表垂于常式”，已有五字、六字句矣，亦非定以四字句法为铭体也，且正见古文错综之妙。乃必欲缩为四字句，此固于言古文者也。（《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③ 【汇校】

司马贞：今检《会稽刻石》文“首”字作“道”，雅符人情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追首高明”附按：《索隐》《正义》据王劭按张徽所录《会稽碑》异文，不尽可依信，惟此“首”字作“道”，小司马谓“雅符人情”，当是也。有本作“守”者，非。（《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④ 【汇校】

张守节：作“彰”，音章。碑文作“画璋”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⑤ 【汇校】

张文虎：《志疑》云：“文帝名恒，何以不讳？”《元龟》百九十二引作“典常”。（《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梁玉绳：“以立恒常”按：文帝名恒，《史》何以不讳，岂因“恒常”连文，难避故耶？（《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⑥ 【汇注】

夏伯炎：专倍，专横，背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⑦ 【汇注】

谢　璿：慠，音傲，倨慠。（《详注经史百家杂钞》卷六《李斯会稽刻石》）

⑧ 【汇校】

张守节：碑文作“率众邦强”。（《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⑨ 【汇注】

张守节：行，寒彭反。行，平声。（见《史记正义佚文辑校》）

⑩ 【汇注】

张守节：数音朔。（《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⑪ 【汇注】

张守节：间，纪苋反，又如字。使，所吏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⑫ 【汇注】

张守节：合音阁。从，子容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⑬ 【汇注】

张守节：行，下孟反。辟，匹亦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间使，从事反间活动的使者。辟方，邪辟违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⑭ 【汇校】

司马贞：刻石文作“谋诈”。（《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⑮ 【汇注】

裴　骃：徐广曰：“音息。”（《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殄，田典反。暴，白报反。悖音背。（《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⑯ 【汇校】

裴　骃：徐广曰：“省，一作‘非’。”（《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余有丁：按：“省”字或作“眚”字，转而作“省”。《左传》所谓“一眚掩大德”，谓过失也。（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汇注】

张守节：饰音式。省，山景反。饰谓文饰也。省，过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方　苞：“饰”，整齐也。即“防隔内外”，禁止佚淫也。“省”，考察也。即察其为“寄豭”“逃嫁”者，“宣义”示以“杀之无罪，子不得母”之义也。（《史记注补正·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饰省宣义”附按：徐广谓：省，一作“非”。《评林》明余有丁云“省或作‘眚’”，与徐说字异义同。方氏《补正》又依字释之曰“饰，整齐也，即下‘防隔内外，禁止淫泆’也。省，考察也，即察其为‘寄豭’‘逃嫁’也。宣义者，示以‘杀之无罪’‘子不得母’之义也”。未知孰是。（《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⑰ 【汇注】

张守节：谓夫死有子，弃之而嫁。（《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⑱ 【汇注】

吴国泰：“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正义》：“饰谓文饰也。省，过也。”《集解》徐广曰：“省，一作‘非’。”国泰按：省者，“眚”之借字。饰者，“饬”之借字。实即敕也。《说文》：“敕，诫也。谓诫敕其眚过，宣扬其义善也。”《正义》以饰为文饰，失之远矣。（《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⑲ 【汇评】

马非百：初，越王勾践既败于吴，栖于会稽。恐国人不蕃，故令壮者无娶老归，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故《内传》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娶，而《吴越春秋》至谓勾践以寡妇淫泆过犯，皆输山上。士有忧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当是时，盖欲民之多，而不复禁其淫泆。传至六国之末，而其风犹存。故秦始皇巡狩至越，为之厉禁，而特著于刻石之文曰：“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以此与灭六国并天下之事相提并论。且不著之燕、齐，而独著之于越。然则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矣。（《秦集史·风俗志·粤地》）

⑳ 【汇评】

荀　子：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文者，何也？以秦人之纵性情，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荀子·性恶篇》）

顾炎武：按《国语》《吴越春秋》，勾践栖会稽后，惟恐国人之不蕃，不复禁其淫佚，其风至六国末犹在。故始皇为之厉禁，著于石刻。繁而不杀，此亦防民正俗之意也。（引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㉑ 【汇校】

吴忠匡：按：《日知录》卷一三“秦纪会稽山刻石”条下引《正义》云：“豭，牡猪也。《左氏定公十四年传》：‘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寄豭者，谓淫于他室。”今本有脱落，当据补。（《<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订误》，载《文史》第7辑）

【汇注】

张守节：豭，牡猪也。言夫淫他室，若寄豭之猪也。豭音加。（《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寄豭，比喻有妻子但乱搞男女关系的男人。豭，公猪。（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㉒ 【汇校】

李　笠：“杀之无罪”，按：“杀”当作“赦”。《墨子·非攻下》云“死罪无杀”，孙诒让《闲诂》据王校改作“无赦”，盖“赦”“杀”形近，故易误。（《史记订补·秦始皇本纪》）

【汇注】

张守节：豭，音加，牡猪也。言猪豭于万物最淫躁也。男夫若豭猪淫躁，及有人杀之，无罪。以人似豭，故无罪。（见《史记正义佚文辑校》）

㉓ 【汇注】

张守节：谓弃夫而逃嫁于人。（《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谢　璿：谓背夫而逃，嫁于他人也。（《详注经史百家杂钞》卷六《李斯会稽刻石》）

吴国泰：“夫为寄豭……妻为逃嫁……。”国泰按：“为”皆“若”之借字。古读“为”如“讹”。讹、若音近，故可相假。（《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汇评】

牛运震：“夫为寄豭”“妻为逃嫁”等语，奇崛之极。（《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㉔ 【汇注】

张守节：言妻弃夫逃嫁，子乃失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康　海：“子不得母”，言子不得以为母也，非失母之谓也。（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王骏图、王骏观：《正义》按言妻弃夫逃嫁，子乃失母。观按：此解误也。言妻若弃夫逃嫁，其子不得以为母，以其与父义绝也。此秦定法令之本意。所以深嫉背夫逃嫁之妻也，岂子乃失母之谓乎？（《史记旧注平义·秦始皇本纪》）

㉕ 【汇评】

郭嵩焘：“贵贱并通……咸化廉清”：按：此力矫勾践之遗俗，顾氏《日知录》已论及之。其词严厉，以正人纪而端风化，始皇于会稽功亦钜矣。（《史记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㉖ 【汇注】

编者按：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掘出的秦墓竹简中，即有整顿风俗的记载：“［秦王政］二十年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是以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辟，除其恶俗。法律未足，民多诈巧，故后有间令下者。凡法律令者，以教导民，去其淫辟，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也。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佚之民不止，是即废主之明法也，而长邪辟淫佚之民，甚害于邦，不便于民，故腾为是而修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知之，毋巨于罪。今法律令已布闻，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自从令丞以下，知而弗举论，是即明避主之明法也。而养匿邪辟之民，如此，则为人臣亦不忠矣。若弗知是即不胜任，不知也。知而弗敢论，是即不廉也，此即大罪也。而令丞弗明知，甚不便，今且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云云，可视为整顿吏治与民风的宣言，是“大治濯俗”很直接的注脚。绝非空穴来风，其来也久矣。

㉗ 【汇校】

张文虎：“敦勉”，中统、游本作“诚”。（《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㉘ 【汇注】

张守节：令，力呈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㉙ 【汇校】

李　笠：“人乐同则”，按：“乐”读如“忧乐”之“乐”，方氏谓“人喜法则之画一”是也。音“岳”，非。（《史记订补·秦始皇本纪》）

【汇注】

张守节：乐音岳。（《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方　苞：谓人喜法则之画一也。（《史记注补正·秦始皇本纪》）

㉚ 【汇注】

张守节：从音才用反。烈，美也。所随巡从诸臣，咸诵美，请刻此石。（《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㉛ 【汇注】

程馀庆：此碑文及书皆出李斯。其字四十，书如小指，圆镌，是小篆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还过吴①，从江乘渡②。并海上③，北至琅邪④。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药⑤，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⑥：“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⑧。”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⑨。问占梦⑩，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鲛龙为候⑪。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⑫。自琅邪北至荣成山⑬，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⑭。

① 【汇注】

王　恢：吴，今江苏吴县治，通称苏州，与杭州并比之天堂。周初太伯邑，春秋吴国都，秦置吴县，为会稽郡治，后汉于县置吴郡，陈为吴州治，隋开皇初为苏州治，大业复为吴郡治，唐仍为苏州治，宋为平江府治，元为平江路治，明为苏州府治，清与长洲、元和同为江苏省治，江苏巡抚、江苏布政使及苏州府同驻之。民国废长洲、元和入吴县。城周四十五里。阊门内外，商业最盛。（《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② 【汇校】

张文虎：“江乘，《正义》谓济渡也”，官本如此，各本误作“谓京兆也”。（《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裴　骃：《地理志》：丹阳有江乘县。（《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乘音时升反。江乘故县在润州句容县北六十里，本秦旧县也。渡谓济渡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胡三省：江乘县，秦属鄣郡，汉属丹阳郡。《括地志》：江乘故县城在今润州句容县北六十里。（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七年”注）

王　恢：江乘，今句容县北京沪铁下蜀车站附近。《日知录》（三一）：“古时未有瓜洲。蔡宽夫《诗话》：润洲大江东与今扬子桥对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今与扬子桥相连矣。以故自古南北之津，上则由采石，下则由江乘，而京口不当往来之道。《史记》秦始皇登会稽，还从江乘渡，《正义》云：江乘故县，在今润州句容县北六十里。胡三省《通鉴注》，昇州东北九十里至句容县，有下蜀戍，在句容县北，近江津。今江乘去江或二十里以外，皆为洲渚，而渡口乃移于龙潭。又瓜州既连扬子桥，江面益狭。而隋唐之代，复以丹阳郡移丹徒，于是渡者舍江乘而趋京口。宋乾道四年，筑瓜洲南北城，而京口之渡，至今因之。”始皇从江乘不直从京口，其故不可知。顾氏谓京口不当往来之道，则大不然。自吴开邗沟，通于淮泗（前487），莫不由斯道也。隋开运河，扬州更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国际市场，未闻商旅往来江乘，自孙吴自吴徙治丹徒，号曰京城，后迁建业，于此置京口镇，采石与此方为金陵东西门户。自昔南来北往，非东即西。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魏军瓜步，宋分军戍采石。金主大军临采石，而别以兵争瓜洲。近代津浦路成，两津渐歇。今长江大桥成，“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采石早已成为古渡，京口则因运河四达，尚能保持从前盛况云。（《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③ 【汇注】

马持盈：沿海而北上。（《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吴见思：从吴而来，故自南至北也。（《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惠　栋：秦方士徐巿，又作徐福，非有两名。巿乃古韨字，汉时未有翻切，但以声相近字音注其下，后人读巿作市廛字，故疑福为别名也。北音读韨为福，音是而字非，后人读巿为市，音与字俱失之矣。（《九曜斋笔记》卷下《徐巿》）

⑥ 【汇评】

锺　惺：秦以名法绳臣下。臣下所以御其上者，由恐惧生蒙蔽，由蒙蔽转入游戏。名法之用，以游戏终，而国从之，乃知先王德礼之所以久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⑦ 【汇注】

张守节：鲛音交。苦音苦故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鲛鱼，即鲨鱼。（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焦　竑：天下岂有神哉？托大鱼以为说，其辞已遁矣，而始皇尚听信焉，真可发一笑。（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⑧ 【汇注】

夏伯炎：连弩，装有机括，可以连续放箭的弓。（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⑨ 【汇评】

王　充：秦始皇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星坠下，至地为石，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闻之，令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家人诛之，因燔其石妖。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或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我遗镐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之。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言闻。始皇帝默然良久曰：“山鬼不过知一岁事，乃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明三十七年，梦与海神战，如人状。是何谓也？曰，皆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梦与海神战，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鱼，自琅邪至劳成山不见；至之罘山，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当星坠之时，荧惑为妖，故石旁家人刻书其石。若或为之，文曰“始皇死”，或教之也。犹世间童谣，非童所为，气导之也。凡妖之发，或象人为鬼，或为人象鬼而使，其实一也。（《论衡·纪妖篇》）

⑩ 【汇校】

张文虎：“问占梦”，《御览》引“问”上有“以”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⑪ 【汇评】

王荆石：言水神其形不可得而见，然被每托大鱼蛟龙以为征也，此皆是饰说以瞒始皇处。（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⑫ 【汇注】

陈如冈：连弩者，其弩持满，而以矢连其上，以待大鱼之出而即射之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汇评】

程馀庆：可笑。（《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⑬ 【汇校】

梁玉绳：“至荣成山”附按：“荣”字误，《正义》云“即山也”。“即”下各本脱“成”字。《日知录》三十一云：“《南史》明僧绍隐于长广郡之崂山，《本草》‘天麻生崂山’，则字本作‘崂’。《寰宇记》‘秦始皇登劳盛山，望蓬莱’。劳、盛二山名，盛即成山，古字通用。《始皇纪·正义》曰‘荣成山即成山也’，按：史书及前代地理书并无荣成山，予向疑之，后见《论衡》引此作‘劳成山’，乃知昔人传误，唐时诸君亦未详考，遂使劳山并盛之名，成山冒荣之号，今特著之，以正史书二千年之误。”《方舆纪要》曰：“劳山在山东莱州府即墨县东南六十里，成山在文登县东北百五十里。”（《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张文虎：“荣成山，《正义》即成山也”，“成”字《考证》增。（《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张守节：即成山也，在莱州。（《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荣，当作“劳”。“劳山”在莱州府即墨县东南六十里。成即成山（按：荣成山在今山东省荣城县境）。（《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王骏图、王骏观：《正义》，即［成］山也，在莱州。观按：即山二字不可解。考《舆地图》：成山在登州东南荣城之东数里河边，去莱州甚远，即下文又北至之罘，尚在登州城之东，何缘在莱州乎？《正义》误。（《史记旧注平义·秦始皇本纪》）

⑭ 【汇注】

马持盈：遂并海西，遂即沿海而西。并，依傍也，沿进也。（《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吴见思：从琅邪而北，后从海而西归也。（《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至平原津而病①。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②：“与丧会咸阳而葬③。”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④，未授使者⑤。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⑥。丞相斯为上崩在外⑦，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凉车中⑧，故幸宦者参乘⑨，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⑩，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⑪。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⑫，胡亥私幸之。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⑬，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⑭，（其）赐死⑮。语具在《李斯传》中⑯。行，遂从井陉抵九原⑰。会暑，上辒车臭⑱，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⑲。

① 【汇校】

张文虎：“而病”，中统、游本作“疾”。（《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裴　骃：徐广曰：“渡河而西。”（《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今德州平原县南六十里有张公故城，城东有水津焉，后名张公渡，恐此平原郡古津也。（编者按：王恢《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云《正义》“盖据《河水注》”。）《汉书》公孙弘平津侯，亦近此。盖平津即此津，始皇渡此津而疾。（《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胡三省：平原县，秦属齐郡，汉分置平原郡。《史记正义》曰：今德州平原县南六十里有张公故城，城东有津，后名张公渡，恐此平原郡古津也。《汉书》平津侯公孙弘所封亦近此，盖平津即此津。余按：《公孙弘传》：封勃海高城县之平津乡，则平津非平原津也。班《志》：笃马河至平原东北入海。此盖津渡处。（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七年”注）

② 【汇注】

夏伯炎：玺书，古代以印信封记的文书。秦以后专指皇帝的诏书。玺，印，秦以后专指皇帝的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③ 【汇评】

程馀庆：简质至此。（《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吕思勉：案：古太子皆不将兵。使将兵，即为有意废立，晋献公之于申生是也。扶苏之不立，盖决于监军上郡之时。（《秦汉史》第二章《秦代事迹》）

编者按：传统观点认为，秦始皇让长子扶苏从陕北回咸阳继承皇位，但湖南省益阳市兔子山出土秦简、北京大学藏汉竹简，发现了新的秦、汉简牍资料，为这一历史上的重要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线索和思路。湖南益阳兔子山秦简记载：“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事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正）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县赋扰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以元年十月甲午下，十一月戊午到守府。”（背）发掘者认为：简三·一是秦二世胡亥继位第一个月发布的诏书，“朕奉遗诏”强调继位的合法性，“尽为解除流罪”是司法改革，“分县赋扰黔首”有经济改革、赈济平民之意，“毋以细故苛刻县吏”则是吏治的变化。（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市文物处：《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发掘简报》，载《文物》2016年第5期）北京大学藏汉简《赵正书》中记载，胡亥的即位是李斯、冯去疾劝说秦始皇而为的。赵化成认为：《赵正书》的撰写年代早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等篇的成书年代，从而为我们认识秦朝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文本。同时，也为了解西汉时期人们如何看待秦王朝，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信息。《赵正书》的一些记载与《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李斯列传》《史记·蒙恬列传》等有一定出入，而且某些方面有较大的不同，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但目前还不能断定何者更符合历史史实。（《北大藏西汉竹书<赵正书>简说》，载《文物》2011年第6期）

孙家洲：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在9号古井出土的简牍中，有一枚“秦二世元年的文告”。其中的文字涉及到秦二世即位是否具备“正当性”的问题。而且，它与北大竹简《赵政书》的内容，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这两份出土文献的记载，与《史记》的相关记载形成了抵牾之态。对这种抵牾做出合理的解释，是历史学要正面研究的问题。不能简单化地以新出土的地下文献为据修改传世文献的纪事叙事框架。（《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书>与<史记>纪事抵牾释解》，载《湖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④ 【汇注】

裴　骃：伏俨曰：“主乘舆路车。”（《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陆唐老：玺，相氏切。《释名》：印信也。《春秋斗枢》曰：“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章。”又曰“天黄符玺”。至秦得和氏璧，乃为玉玺，自始皇也。见《事始》。（《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四《秦纪·始皇帝》注）

胡三省：班《书·百官表》：太仆，秦官，其属有车府令。（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七年”注）

陈　直：《汉书·艺文志》：“《爰历》六章，中车府令赵高作。”赵高盖深通小学者，与下文赵高曾授胡亥书正合。又秦始皇陵出土有“左司高瓦”，亦疑为赵高监造之瓦。左司为左司空之误。（《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马非百：秦代有符玺令丞、领符玺郎。（《秦集史·舆服志》）

又：太仆，应劭曰：周穆王所置也。盖大御众仆之长，中大夫也。秦因之。掌舆马，有两丞，属宦可考者，有中车府令。始皇时，尝以赵高为之。（《秦集史·职官志·太仆》）

又：符有用之于国交者，有用之于军事者，亦有用之于私人信约者。其制皆六寸。苏代《遗燕昭王书》云：“王若欲因祸为福，转败为功，则莫若使使盟于周室，焚秦符。”范雎云：“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决制于诸侯，剖符于天下。”此用于国交之符也。“安国君与夫人刻玉符，约以子楚为嫡嗣。”此用于私人信约之符也。其用于军事者，谓之兵符，六国皆有之。侯赢谓魏公子云“赢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是也。秦之兵符，见于著录者有阳陵符、新郪符、甲兵符及王命符等多种。（《秦集史·舆服志》）

又：玺有乘舆六玺、传国玺、御玺、太后玺之分。（同上）

又：秦以印称玺，以玉，不通臣下用。制：乘舆六玺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卫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惟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同上）

又：传国玺者，是始皇所刻。其玉出蓝田山，是丞相李斯所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或曰磨和氏璧所作。玺方四寸，上句交五龙。（同上）

又：又有节。节者，编毛为之，以象竹节。色尚黑，皆六寸。张仪言臣奉王之节使楚。又或谓魏冉曰“秦三世积节于韩、魏”。知在秦时，已有之矣。（同上）

⑤ 【汇评】

牛运震：“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云云，至“未授使者”，按：此数句写事情极明白，一时草草荒乱如画。“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言赵高行符玺事，故封在其所也。此句点次约撮，想见古史简法。“未授使者”安顿一句，妙！（《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年五十。沙丘去长安二千余里。赵有沙丘宫，在钜鹿，武灵王之死处。”（《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沙丘台在邢州平乡县东北二十里。又云平乡县东北四十里。”按：始皇崩在沙丘之宫，平台之中。邢州去京一千六百五十里。（《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于　钦：沙丘城，莱州北，相传商纣所筑，始皇崩处。按：《史》《汉》皆云沙丘在钜鹿县，此后人附会。（《齐乘》卷四《古迹》）

凌稚隆：按：《论衡》云：孔子将死，遗谶书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后，秦王兼吞天下，号始皇，巡狩至鲁，观孔子宅，至沙丘道病，乃崩。（《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汇评】

丘　濬：秦之得天下，不取于周而取之于六国，况其所以灭周者，盖因其削弱之余，列国不复尊承之。后其得国也，盖亦异乎晋、隋矣。然先儒以其轻变先王之制，事不师古，而虐用其民，挤之于闰位，不复比数焉。甚者讦其暧昧不明之事，谓六国未亡，而秦已先亡。岂所谓天下之恶皆归焉者哉？……何则？天生斯民，无主乃乱，民奉其主，将以抚我也。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始皇虽有人君之名，而无君人之实，假天子之位号，以肆其毒于其民，使之不敢言而敢怒，盖生灵之蟊贼耳，岂上天立君之意哉？（《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秦主东巡崩于沙丘》）

又：有虞之时，五年一巡守，周十有二年，王乃时巡，所以省方观民，非以为游乐也。始皇频年出行，游荡无度，今年巡陇西，明年上邹峄，继是渡淮浮江，直至沙丘崩而后已。呜呼，假望秩省方之说，以济其流亡之欲，卒至于民怨盗起，覆祚殒身，曾不旋踵，噫！（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贺善赞：始皇自即位以来，所书二十一事：书更号，书除谥，书改正，书封禅，刻石，志自伐也；书销兵器，徙豪杰，书坏城郭，决堤防，书筑长城，书黔首实田，志自私也；三书筑宫，再书治道，志土木也；书伐匈奴，书取南越地，志穷黩也；五书巡游，志游观也；书焚《诗》《书》，书坑儒生，志狂悖也；书彗见，书陨石，志殃罚也。自更号至此，无一善足以裕后昆者。再世而亡，晚矣！（引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编者按：秦始皇帝……以先天不足之体，又作后天失调之功，后果自在不言中。难怪五十岁的秦始皇未见有何重病之征候，也未因战争或天灾传染病，就莫名其妙地“至平原津而病”，不久很快就“崩于沙丘平台”了。（见张文立《秦始皇帝评传·求长生而致短命（四）》）

⑦ 【汇注】

张守节：为，于伪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⑧ 【汇注】

张守节：棺音馆。又古患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胡三省：文颖曰：辒辌车，如今丧轜车也。孟康曰：如衣车，有窗牖，闭之则温，开之则凉，故名。如淳曰：辒辌车，其车广大，有羽饰。沈约《宋书·礼志》曰：汉制：大行载辒辌车，四轮，其饰如金根，加施组，连璧交路；四角金龙饰，衔璧，垂五采饰羽流苏，前后云画帷裳；樝文画曲轓，长与车等。太仆御驾六白骆马，以黑药灼其身为虎文。（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七年”注）

王关成：辒、辌皆车名，系古代形制相近、有羽饰屏蔽的可供乘坐卧息的两种高级马车。它们曾是天子銮驾中隶属安车系列的两种车。因其形近似、出行时相随，人们习惯上统称之为辒辌车。（《辒辌车刍议》，载《秦文化论丛》第1辑）

又：用辒（或辌）车作丧车，由始皇始，然亦权宜之计，并非事前就把辒、辌车当作丧车带在身旁。始皇出巡，意在彰明功德、镇摄四方。耀武扬威的天子銮驾中岂能备有丧车！及至病危，仍“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一旦命归黄泉，胡、赵之徒又图谋不轨，“密不发丧”，怎敢张罗丧车，只好在属车中选较封闭的辒车临时放置棺木（甚至只是一具尸体，并无棺木）。《汉书·霍光传》注引臣瓒亦云：“秦始皇道崩，秘其事，载以辒辌车，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丧车类也。”（同上）

又：从两汉到隋唐，专门运灵柩的车一直是轜车，辒、辌车除了个别特殊情形外，并未被普遍使用作丧车。……后人以讹传讹，陈陈相因，多说辒辌车是专用丧车，惟王念孙独具慧眼，力排众议，明确指出：“然则辒辌各为一车，而丧车，明矣。”（《广雅疏证·释器》）（同上）

⑨ 【汇注】

夏伯炎：参乘，陪乘的人。古代乘车，主座在左，赶车的居中，陪坐的居右。（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⑩ 【汇注】

钱锺书：“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秘之不发丧，棺载辒辌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按：后世不乏此类，如《魏书·献文六王传》下高祖崩后奉迁宛城之事是也。《纪录汇编》卷一二七陈沂《蓄德录》记明成祖亲征阿鲁台，“晏驾于榆木川，杨文敏公、金文靖公恐事泄，尽取军中锡器，熔为殓具，覆以隆衣，日进膳如故，锡工尽除，以灭其迹。至京师，人未知也”。封闭锡椑中，故无须鲍鱼乱臭。《史记》未道灭木工之口，岂杨、金作事周密于李斯耶？将无汉人记事疏略，不如千年后之明人也？（《管锥编》第一册《史记会注考证·秦始皇本纪》）

【汇评】

牛运震：“故幸宦者参乘”云云，至“可其奏事”数句如画，宛然一“始皇舆尸图”。（《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⑪ 【汇评】

程馀庆：画一“始皇舆尸图”。（《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⑫ 【汇注】

司马光：赵高者，生而隐宫，始皇闻其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使教胡亥决狱，胡亥幸之。（《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始皇帝下》）

陈　直：赵高教胡亥书，盖指《爰历篇》等，兼及律令文而言。（《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⑬ 【汇注】

张守节：去，丘吕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⑭ 【汇注】

张守节：数音色具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陆唐老：赵高者，始而隐宫，始皇闻其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使教胡亥决狱。胡亥幸之。赵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当高法应死，始皇以高敏于事，赦之，复其官。赵高既雅得幸于胡亥，又怨蒙氏，乃与丞相斯谋，诈为受始皇诏，立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扶苏，数以不能辟地立功，士卒多耗，反数上书直言诽谤，将军恬不矫正，知其谋，皆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四《秦纪·始皇帝》）

【汇评】

金维宁：蒙恬为始皇将，将河南地，为四十四县。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后赵高与李斯谋矫诏立胡亥，更为书，敕扶苏与恬皆赐死。吾谓恬之死，非死于高也。恬为始皇筑长城，实为之筑怨也。涂炭生灵，靡填膏血，不知几千万万矣。秦所以亡与所以及祸也。（《垂世芳型》卷二《秦·蒙恬》）

⑮ 【汇校】

张文虎：“其赐死”，《杂志》云“其”字后人据《李斯传》增，《御览》引无。（《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司马光：更为书赐扶苏，数以不能辟地立功，士卒多耗，上书，直言诽谤，日夜怨望不得罢归为太子；将军恬不矫正，知其谋，皆赐死。（《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始皇帝下》）

马维铭：胡亥已闻扶苏死，即欲释恬。赵高恐蒙氏复贵而用事，怨之，欲以灭蒙氏。胡亥听而系毅于代，前已囚恬于阳周。丧至咸阳，已葬太子，立为二世皇帝。赵高亲近，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子婴进谏，胡亥不听，而遣御史曲宫乘传之代，令赐蒙毅死。使者知胡亥之意，不听毅之对，遂杀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阳周，令蒙恬曰：“君之过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内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使者曰：“臣受诏行法于将军，不敢以将军言闻于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乃吞药自杀。（《史书纂略》卷一《秦列传·蒙恬》）

唐汝询：扶苏者，始皇帝之长子也。始皇坑诸生于咸阳，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始皇崩于沙丘，赵高李斯矫诏立胡亥为太子。数扶苏以罪，而赐剑自杀。（《顾氏诗史》卷四《扶苏》）

又：蒙恬者，其先齐人也。三世为秦将。始皇二十六年，蒙恬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已并天下，使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威振匈奴。及始皇崩，赵高立，胡亥为太子，遣使者以罪赐恬死，乃吞药自杀。（《顾氏诗史》卷四《蒙恬》）

毕　沅：扶苏墓，《通志》在绥德州治北。《关中陵墓志》：“扶苏墓有四：一在临潼县药水村；一在平凉府东；一在宁县西；一在绥德。按：绥德，古上郡，扶苏监蒙恬军处，赐死，葬绥德，当是。”叶映榴《呜咽泉赋序》：“雕山之巅，扶苏冢在焉。时有白虹出冢中。去冢不五里，有泉曰呜咽，相传为扶苏自裁处。”（《关中胜迹图志》卷三十《绥德州·古迹》）

又：绥德州扶苏祠，《一统志》在州城内，明嘉靖中改建于疏属山峰。（同上）

【汇评】

江　贽：苏东坡曰：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谓不智。扶苏亲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陈胜假其名，犹足以乱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诛而复请之，则斯、高无遗类矣。以斯之智而不虑此，何哉？苏子曰：呜呼！秦之失道，有自来矣，岂独始皇之罪。自商鞅变法，以诛死为经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方其法之行也，求无不获，禁无不止，鞅自以为轶尧舜而驾汤武矣。及其出亡，而无所舍，然后知为法之弊。夫岂独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轲之变，持兵者熟视始皇环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复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复请也。二人之不敢请，亦知始皇之鸷悍而不可回也。岂料其伪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矣乎！”夫以忠恕为心，而以平易为政，则上易知而下易达，虽有卖国之奸，无所投其隙。仓卒之变，无自发焉。然其令行禁止，盖有不及商鞅者矣。而圣人终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弃灰，刑其亲戚师傅，积威信之极。以至始皇，秦人视其君如雷电鬼神，不可测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后制刑，今至使人矫杀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请，则威信之过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少微通鉴节要》卷三《后秦纪·始皇帝下》）

吕祖谦：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后制刑。今至使人矫杀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请，则威信之过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汉武及始皇皆果于杀者也。故其子如扶苏之仁，则宁死而不请，如戾太子之悍，则宁反而不诉。知诉之必不察也。戾太子岂欲反者哉？计出于无聊也。故为二君之子者，有死与反而已。李斯之智，盖足以知扶苏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之果于杀者。（《大事记解题》卷七》）

邵　宝：当是时，史有如董狐者，当何如书？无亦曰“胡亥弑太子扶苏”。穿弑而盾首恶，盾与闻焉耳矣。斯、高矫诏之谋，亥实听之，非弑而何？亥不听，斯、高未必能行也。亥之听，利害惑之也。自古弑君父，孰非惑于利害者。（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丘　濬：君，受命于天者也；臣，受命于君者也；子，受命于父者也。子承父之位，而不受命于父，亦犹臣承君之位，而不受命于君焉。世之作史者皆知臣悖君命，而夺其君之子为逆，乃独于子之悖父命者略焉。何哉？或曰：此《春秋》之法也。噫！孔子鲁人也，书鲁先君之事，不得不为之讳。若夫异代史官，既非其臣子，尚何讳之有哉？古人有言：“死者复生，生者不愧。”世之臣子，所以敢于悖其君父之命者，死之也。论世者恒原死者之心，以正其生者之是非，则得之矣。（《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胡亥杀其兄扶苏而自立》）

又：初，始皇尊宠蒙氏，信任之，蒙恬外将，蒙毅常居中参谋议，名为忠信。二人者，乃秦之爪牙腹心也。一旦宦官用计杀之，如刈草菅然。呜呼，人君之信用，可不谨哉！（《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杀蒙恬蒙毅》）

唐汝询：秦坑鲁诸生，群臣尽钳口。公子强披鳞，一言乃出守。胡亥愚无知，得居王左右。沙丘有遗诏，出自奸臣手。仓皇卒自残，诚伪不复剖。苛法使之然，吁嗟竟谁咎？倚伏互相寻，骨肉同黔首。贤子嗣秦皇，天道复何有？秦亡不足言，扶苏独可怜！（《顾氏诗史》卷四《扶苏》）

郭大有：始皇崩，胡亥矫诏杀扶苏以篡位，苏子谓其不敢请者，以秦法太严也。愚谓请亦死，不请亦死，与其不请而死，孰若听恬谏，请其所以杀之之故。如其所请，必知胡亥矫诏之事矣。弑君篡位，此乃奸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斯时也，蒙恬手握重兵三十万，当效伊、霍之为，表斯、高之恶，倡明大义，声罪致讨，戮亥立苏，乃反其政以安民。则其所处，未为不可。当时苏不能审其真伪而自杀，恬亦吞药而遂亡，何其不智之甚哉！温公称其明于人臣之义，予独不然。孟子曰：可以死，可以无死。今乃轻生死于贼手，伤于勇也。所谓不善其道，于义何有？（《新刻官板大字评史心见》卷二《赵高立胡亥杀扶苏蒙恬》）

郭嵩焘：“始皇恶言死”，至“其赐死”，按：叙始皇死事前用掠笔，入后针针相对，劲疾飘洒，足使鬼神上下。（《史记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⑯ 【汇评】

程馀庆：互见法，亦省文法。（《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⑰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在常山。”（《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抵，丁礼反。抵，至也。从沙丘至胜州三千里。（《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⑱ 【汇评】

牛运震：“会暑，上辒车臭”数句，写得丑极。（《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⑲ 【汇注】

张守节：鲍，白卯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人死的臭味，以鲍鱼臭味混之，则成为鱼臭味，以掩蔽始皇之死。（《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汇评】

顾炎武：始皇崩于沙邱，乃又从井陉抵九原，然后从直道至咸阳，回绕三四千里而归者，盖始皇先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千八百里，若径归咸阳，不果行游，恐人疑揣，故载辒辌而北行。但以欺天下，虽君父之尸臭腐而不顾，亦残忍无人心之极矣。（引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行从直道至咸阳①，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②。九月，葬始皇郦山③。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④，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馀万人⑤，穿三泉⑥，下铜而致椁⑦，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⑧。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⑨，机相灌输⑩，上具天文，下具地理⑪。以人鱼膏为烛⑫，度不灭者久之⑬。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⑭，死者甚众⑮。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⑯，臧重即泄⑰。大事毕，已臧，闭中羡⑱，下外羡门⑲，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⑳。

① 【汇注】

夏伯炎：直道，道路名。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命蒙恬主持修建，北起九原，南至云阳。一说通至甘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江　贽：二世皇帝，在位三年，寿二十四。（《少微通鉴节要》卷三《后秦纪·二世皇帝》）

又：繁刑重役，诛杀任情，罪盈怨积，而天下叛之。在位三年，为赵高所杀。立子婴为王，凡四十六日而降于汉。（同上）

③ 【汇注】

乐　史：秦始皇陵在县东八里。始皇即位，治骊山陵，发徒七十万。今按：其陵高大亦不足七十万人积年之功，盖以骊山水泉本北流者，皆陂障使东西流；又此山无石，取于渭北诸山，其费工力由此也。（《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七《关西道三·昭应》）

都　穆：至秦始皇陵，自其南登之，二丘并峙，人曰此南门也。右门石枢犹露土中，陵高可四丈，昔项羽、黄巢皆尝发之。其地老人云：始皇葬山之中，此特其虚冢，老人之言，当必有所授也。（《使西日记》下）

秦始皇陵

程馀庆：始皇崩，本末特详《李斯传》中，故于此略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朱孔阳：《舆图备考》，陵内城周五里，外城周十二里，其址具存。项羽、黄巢皆尝发此。老人云：始皇葬山之中，此特虚冢耳。（《历代陵寝备考》卷九《秦》）

又：《博物志》注，户氏曰：秦氏奢侈，自知葬用珍宝多，故高作陵园山麓，以难发也。高则难上，固则难攻，项羽争衡之时，发其陵，未详其至棺否？（同上）

陈　直：始皇陵在今临潼县东南十里，骊山脚下，断砖残瓦，遍地皆是。余始发现砖瓦上有文字，计有“左司显瓦”砖、“左司高瓦”砖、“左司空”瓦片、“燥”字砖、“闵”字瓦片。后郑振铎氏又在陵上采集得夔龙纹大残瓦当。“左司”当为左司空之简文，显、高当为人名，余疑高为赵高所监造之瓦，高官左司，《史记》失载。左司空秦代亦当属于少府，主造砖瓦及石刻，五七年霍去病墓上所出不知名兽，亦刻有“左司空”三大字。近年在陵区，掘出人马俑千余件，英姿雄杰，可谓集技巧之大成。（《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王　恢：始皇陵，《渭水注》：“鱼池水出郦山东北，西北流迳始皇冢北。北对鸿门十里。又迳鸿门西入渭。”按：在临潼县东十五里。自陵墓至顶，高76公尺。基为方形，东西484公尺，南北515公尺，陵形完整。近年已发掘。1974年在陵东约一公里处，掘得三大兵马俑坑，各类文物万余件。（《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五度巡游》）

编者按：据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秦俑学研究》一书，揭示了近年秦始皇帝陵考古发现的新材料：秦始皇帝陵陵园面积为56.25平方公里，以陵的封土为中心，东西中轴线及南北中轴线各为7.5公里。陵封土距地表高46米。封土下为地宫。地宫略呈正方形，南北145米，东西170米，深约30米。地宫外为内外城，均为长方形。内城南北长1355米，东西宽580米。内城中部有一条东西长330米的隔墙，宽8米，将内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地宫在南部。内城北区，有一条南北向的隔墙，将北区分为东西两部分。内城东、南、西各有一个门，北部有两个门。外城垣南北长2165米，东西宽940米，墙厚约8米，四面各有一门。内外城门均有门阙。城垣四角有角楼。陵的寝殿、便殿在封土的北部及西部。正如蔡邕《独断》所谓“秦起寝于墓侧”。封土西侧紧靠地宫西城垣，1980年出土了一组大型彩绘铜车马。仅为这个区域出土的一组，尚有一组铜车马及三组木车马仍埋在地下，未曾发掘。在内城西门发现有大型陶俑及珍禽异兽坑、马厩坑。西外城以西今西安市临潼区秦陵镇之赵背户村南，有修陵人墓地。墓地出土的瓦片陶文有“延陵工囗”“左司空囗”“东武罗”“东武居赀上造庆忌”“博昌居赀用里不更余”“杨氏居赀武德公士契必”“阑陵居赀便里不更牙”等。秦陵东外城有马厩坑、陪葬墓。还有举世闻名的秦兵马俑坑。兵马俑共三坑，占地5万余平方米，三坑合计面积2万余平方米，有陶俑、陶马近8000件。一号坑14000余平方米，有陶俑陶马6000余件，由车兵、步兵组成一个大型的长方形军阵。二号坑6000余平方米，有陶俑、陶马1400余件，由车兵、步兵、骑兵组成一个大型的曲尺形军阵。三号坑500平方米，有陶俑68件，战车一乘，为三坑指挥部。秦陵南部，除寝殿、便殿建筑外，有鱼池遗址、石料加工场等。秦陵的这些建筑，一方面反映了秦代文化的辉煌，一方面也反映了秦始皇帝贪图享乐、劳民伤财的状况。

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

秦跪射兵俑

【汇评】

赵秉文：骊山之势，其址不大，其祸则大；骊山之泉，其流不长，其祸则长。呜呼，周、秦暨唐，垂戒不忘。（《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十七《骊山铭》）

丘　濬：葬始皇于骊山下，锢三泉，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穿近者，辄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后宫无子者，皆令从死。工匠为机者，皆闭墓中。呜呼，秦之所以厚葬与曲为备者，将以为万世计也。葬仅再期，而楚人发之。噫！自古以来，未有如此厚葬者，书之为万世戒。（《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始厚葬》）

凌约言：始皇营葬，极其机巧，以图不泯，未几而销铄无遗。太史公叙其事如目击然，岂徒侈其盛哉？固以彰其愚，亦怪其无善后策耳……始皇虽暴乱，史职不废，而太史公于始皇本无忌讳，故得以恣情摹画，成一篇文字，若《秦本纪》，则旧史皆亡，语多凑合矣。（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陵出土的骑兵俑

④ 【汇注】

朱孔阳：秦始皇作骊山陵，周迴跨阴盘界水背陵障，使东西流。运大石渭北，诸民怨之，作《甘泉之歌》云：运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万人呕，金陵余石大如。此节张华《博物志》，见《丹铅录》。（《历代陵寝备考》卷九《秦》）

又：《三辅故事》：秦始皇葬骊山，起坟五十丈，下（周）〔固〕三泉，周迴七百步，以明月珠为日月，人鱼膏为灯烛，水银为大海，金银为凫雁，刻玉石为松柏。（同上）

编者按：始皇于前246年即位，即开始修建陵墓，直至前210年去世，共37年。如再加上始皇死后的复土工程，共历时38年。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初即位到统一全国为第一阶段，历时26年（前246—前221）；从统一全国后到始皇死为第二阶段，历时11年（前220—前210）；前210—前209年的复土工程，为第三阶段。而大规模的修筑是在第二阶段。……因始皇死得突然，所以始皇死时陵园的修建工程并未完成。《汉书·楚元王传》说：“郦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参加修陵的人被遣去打仗，这时陵园的未竟工程才被迫停工。（见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二《秦始皇陵园的建筑布局》，载《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

又：《汉旧仪》说：始皇“使李斯将天下刑人隶徒七十二万人作陵”。这说明丞相李斯是修建始皇陵工程的主持者。丞相辅佐天子，助理万机，修陵是大事，由李斯主持其事是合乎情理的。再者，战国时期，王陵的修建工程由丞（或称相邦）主持是各国的通例。如1978年河北中山国王墓出土的铜版兆域图上的铭文说，国君命相邦赒“为兆乏（法）”，吕不韦于始皇元年至十年为相邦。因而始皇陵前期工程的主持人应是吕不韦。吕不韦免相后由李斯主持。（同上）

段清波：秦始皇帝陵位于陕西省临潼区东约5公里的骊山北麓。其规模之宏大，埋藏物之丰富，文化积淀之厚重，堪称中国古代帝王陵园之首。秦始皇帝陵园的陵寝制度有别于中国古代的其他帝王陵园。考古学意义上的秦陵、秦始皇帝陵园、秦陵地区是三个内容相关、位置不同、大小相异的概念，分别对应的是陵墓封土、2.13平方公里的陵园、广达60平方公里的陵区。秦始皇陵区的文物考古工作是国内帝王陵园研究中投入时间、精力最多的一处。经过40多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研究，已知陵园文物遗址分布区东起戏水河，西至临潼城区，南到骊山，北达新丰塬下，总面积超过60平方公里，其中，文物遗址密集区达19.63平方公里。目前已发现大小形状不同的各类陪葬墓、从葬坑、礼制建筑基址等600余处，出土了包括秦兵马俑在内的珍贵文物5万余件。由于未进行全面考古勘探，陵园的地下情况尚未完全掌握。已经发掘和探明的重要遗址有包括秦俑一、二、三号坑、铜鹤坑（K0007坑）、石铠甲陪葬坑、文官俑陪葬坑、铜车马陪葬坑等在内的陪葬坑180座，还发现“中”字形与“甲”字形大墓，五砂厂修陵人墓地、赵背户修陵人墓地、鱼池遗址、丽邑、五岭防洪工程遗址、郑庄石料加工场、陶窑遗址、窝棚遗址、石铠甲加工场等与秦始皇陵建设有关的遗存。从陵区地面俯拾即是的瓦片、红烧土等遗物分析，在此范围地下应还有大量遗迹、遗物分布。（《秦始皇帝陵的物探考古调查——“863”计划秦始皇陵物探考古进展情况的报告》，载《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秦始皇陵出土的石铠甲

又：本次物探仅勘测出地宫建筑位置、埋深、大小、形状的初步状况。地宫位于封土堆中部下方；开挖范围主体约东西长170、南北宽145米；开挖范围主体和墓室均呈矩形状；封土堆中细夯土墙东西长约145、南北宽约（外沿）125米、高约30余米；石质宫墙顶深约469米（海拔高度），高约14米、宫墙厚度8米、东西长145米、南北宽125米。石质宫墙之上的细夯土墙与石质宫墙位置、范围基本一致，高约30余米；墓室位于地宫中央，顶深约475米（海拔高度），高15米、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50米，主体尚未完全坍塌；两千年来阻排水渠的阻水效果仍然存在，墓室尚未进水；地宫中存放有大量的水银；墓室中可能存有金属制品；地宫没有发现类似东西墓道结构的南北墓道。（同上）

秦陵出土的铜车马

又：2002年和1981年两次化探测量的成果一致，即在封土堆中部发现了明显的高汞异常现象，这与《史记》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的记载一致，表明地宫内存在大量的水银。（常勇，李同：《秦始皇陵中埋藏汞的初步研究》，载《考古》1983年第7期）此次勘测封土堆东南部汞异常强，北西侧异常最弱。并进行了土壤中气汞测量，还测试了土壤汞的热释谱。土壤汞量测量反映的是自建陵至今土壤累积吸附的结果；气汞测量反映的是当前土壤中气体的含汞量；结果显示封土中汞主要是吸附态低温汞——即来自地宫深部的外来汞，而非封土中本身的汞，有可能地宫中以汞造就的“江河”“大海”现在还没有干涸。（同上）

【汇评】

贾　山：死葬乎骊山，吏徒数十万人，旷日十年，下彻三泉，合采金石，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被以珠玉，饰以翡翠，中成游观，上成山林，为葬埋之侈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蓬颗蔽冢而托葬焉。（《至言》，见《全汉文》卷十四）

魏了翁：秦政自营坟墓也。然古之帝王，未始有是。刘向曰：黄帝葬桥山，尧葬济阴，丘垅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禹葬会稽，不改其列。文、武、周公，葬于毕，皆无丘垅之处。虽然，此仅言薄葬耳。而经传咸无帝王自营坟墓之文，考之《仪礼》，则自始死小敛，大敛、殡，奠后始记筮宅。然则筮宅盖生者之事也。或曰：事不预定而取办于仓卒，可乎？曰：古之葬与今异，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则兆域之列，固有定序。下至公卿大夫，皆以爵列为丘封之度，虽万民墓地，亦墓大夫掌之。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族葬而序列者。夫兆域既有定序，丘封亦有定制，非如后世有某山某水之说，则取办于殡敛殷奠之后，乃人情事理之当然。自吴阖闾、秦惠文以来，五王始大作丘垅，多其瘗藏，至秦政自为骊山，又加于前。用吏徒数十万人，旷日者十年，上崇山坟，下锢三泉，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被以珠玉，饰以翡翠，中成观游，上成山林，虑人之窥伺也，则为机械之变，以射穿掘之人；虑为机者之泄也，则生埋工匠；虑无与共其乐也，则多杀宫人以实之。曾未几何，外被项籍之灾，内罹牧竖之祸，然则役徒数十万，只以自戮其焉耳矣。由是以后，习为故常，汉之陵与庙，卒是人主自为之。（《古今考》卷一《高祖为亭长为县送徒骊山》）

⑤ 【汇注】

编者按：全国统一后修陵的人员是从全国各地征调的。《汉旧仪》说：修陵者为“天下刑人隶徒”。《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这些记载已为始皇陵的考古资料所证实。从修陵人员墓地出土的墓志瓦文及砖瓦、陶俑上的文字获知修陵人员来源的县邑已有如下三十二个：东武、博昌、阑陵、邹、临晋、杜、好畤、美阳、蓝田、频阳、栒邑、下邽、芷阳、汧、栎阳、杨氏、平阳、平阴、觜、新城、宜阳、安邑、杨、赣榆、乌氏、西县、蒲反（坂）、延陵、高阳、戏、郧阳、咸阳等。其中属于今山东境内的四处，河南四处，河北三处，山西三处、江苏一处、甘肃二处、湖北一处、陕西十二处，地望不明者三处，除位于今陕西、甘肃的外，其余县邑都属于原来的山东六国地区。证明秦统一六国后确实从全国各地征调了大批的人员修筑陵墓。（见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二《秦始皇陵园的建筑布局》，载《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

李鼎铉：秦始皇修丽山陵，动用了全国的人力。《史记》一书中说“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丽山”，“（英）布已论输丽山”……从这些记载可知，修陵人来自全国各地。近年在秦陵西边一个修陵人墓地发掘中发现有大量类似墓志的瓦文，还有秦俑坑发现的陶文、砖瓦文，这些文字中记载了当年在秦陵服役的人来自咸阳周围近县和山东、河南、河北、山西、江苏、甘肃、湖北等地。这些人的身份有三种类型：1. 刑徒，在石料加工场遗址曾发现一个戴铁钳、铁钛刑具的人的尸骨，这无疑是带罪服役的刑徒。2. 居赀。在陵西修陵人墓地，有103座墓穴，每座墓穴中埋2—3人，最多14人，死者都是青壮年男子，另有两名妇女和两名幼童，这些死者身上的瓦片刻文中有死者姓名、籍贯，还有爵位，其中10人写明身份的“居赀”，如“东武东闲居赀不更”，东武为县名，东闲为乡名，不更为爵名，居赀是死者服役的名称，意思是犯法罚钱，本人无钱，以劳动抵偿。居赀身份者，劳役期间农忙可以回家耕田，和刑徒不同。3. 官府和民间工匠。修陵需要大批技术工人，除了刑徒身份的工匠外，还有一小部分属自由民身份的工匠，这些人是分别从各县的民间私营作坊及官府市亭作坊征调来为修秦始皇陵的技术工人，属自由民。因为秦陵工程十分浩大，需要人力极多，《史记·秦始皇本纪》“隐宫刑徒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说明丽山修始皇陵的最后工程，使修陵人数最高达到70余万人。（见《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辞典·辞目释文·修陵人》）

又：秦始皇陵封土西南约1.5公里处发现修陵人墓地两处：一处位于赵背户村西约50米的台地上；另一处位于姚池头村北。……已清理的32座墓内计出人骨架100具。其中仰身直肢葬四具，其余均为蜷曲特甚的屈肢葬。多数为侧身屈肢，少数为仰身屈肢及俯身屈肢葬，尸骨放置的头向不一。一个墓坑内埋有多具尸骨者，有的平放，有的叠压，有的仰身，有的侧身，有的俯身，说明埋葬非常草率，无陪葬品。100具人骨经初步鉴定，女性3人，余为男性。6—12岁的儿童2人，其余都是20—30岁的青壮年。100具尸骨中有94具骨架基本完整，死因不明。其余6具，有的下肢残断，有的腰部残断，头骨上有刀伤痕迹，有的身、首异处，四肢骨与躯干骨分离叠压，这些人显然是修陵中被惨杀的。有的尸骨上放置着刻有瓦文的残瓦片，共18件，瓦文的内容为修陵死者的姓名、籍贯、服役名称。修陵人墓证实了秦始皇征调数十万刑徒修建陵墓的事实，反映了秦代严酷的刑法和繁重的劳役。（见《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辞典·辞目释文·修陵人墓》）

⑥ 【汇注】

张守节：颜师古云：“三重之泉，言至水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胡三省：师古曰：三重之泉，言至水也。……三泉者，取九泉之数言之。（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七年”注）

霍有光：“穿三泉”就是打透了三层地下水。按现代水文地质理论，地下水可有不同的埋藏深度。地下之所以在一定层面（位）有水，是因为其下有隔水层，阻挡了水向更深渗漏。隔水层是水不能穿透的土层或岩层，如果没有隔水层，地下水只能往深处渗透，无法在一定层位形成含水层。现代，把从地表到第一稳定隔水层之间富集的地下水，称作潜水；第一隔水层与第二隔水层之间富集的地下水，称为承压水，第二隔水层与第三隔水层之间富集的地下水，仍称承压水，余类推。秦始皇地宫开挖深度很大，“穿三泉”就是打透了潜水而达到第二层承压水。因此，施工中必须掌握旁侧渗水和地面涌水隔挡堵漏技术。（《司马迁与地学文化·水泉文化》）

李鼎铉：修建秦始皇陵地宫，挖至地下很深的地方。《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穿三泉”，《汉书·刘向传》说：“下锢三泉”，都是指深至“三泉”。“三泉”的含意，颜师古在《史记》《正义》中说：“三重之泉，言至水也。”秦陵地下水的深度，根据近年地质学家勘测，浅水层为20米左右，深层的承压水层为110米左右。按秦始皇陵的规格，地宫必在20米以下，但要越过深处的承压潜水层，是当时的技术条件所不可能的。因此，修秦陵地宫“穿三泉”——即越过第一层地下水，其深度当在30米左右。（见《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辞典·辞目释文·穿三泉》）

⑦ 【汇注】

裴　骃：徐广曰：“［铜］，一作‘锢’。锢，铸塞。”（《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下铜而致椁”附按：徐广云“铜一作‘锢’”，是也。刘向说此事云“下锢三泉”。（《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马振智：《秦始皇本纪》“下铜而致椁”一句中的“铜”，《集解》引徐广曰：“一作锢，锢，铸塞。”雍城陵区一号大墓的椁木多将木节处挖空，然后浇铸入一种以锡为主要成分的合金，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防止木节处过早腐朽。由此来推测，始皇陵所谓“下铜而致椁”可能与这种做法类似。（《试论秦国陵寝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

⑧ 【汇注】

张守节：言冢内作宫观及百官位次，奇器珍怪徙满冢中。臧，才浪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陆唐老：藏（同臧），刘伯庄音自浪切，谓徙府藏之物于冢藏中。（《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四《秦纪·始皇帝》注）

胡三省：谓徙府库之物以实陵便房中。（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七年”注）

李鼎铉：秦陵地宫中象征秦始皇生前离宫别馆的建筑。《汉书·刘向传》说地宫内“石槨为游馆”。《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汉书·楚元王传》颜师古注，石椁为游馆者“多累石作椁于圹中，以为离宫别馆也”。秦始皇生前住在咸阳宫，在咸阳宫的正殿周围有大批附属宫殿建筑，死后当模拟于地下。地宫中心部位放置棺椁的地方象征着咸阳宫，在其周围布置有象征离宫别馆的别室，即所谓“石椁游馆”或“宫观百官（官假为馆）”。（见《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辞典·辞目释文·宫观百官》）

【汇评】

刘　向：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槨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之变，棺槨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又多杀宫人，生埋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谏营昌陵疏》，见《全汉文》卷三十六）

叶子奇：历代送终之礼，至始皇为甚侈，至穷天下之力以崇山坟，至倾天下之财以满藏郭，至尽后宫之女以殉埋葬。坟土未干，而国丘墟矣。其他如汉、唐、宋陵寝，埋殉货物亦多。如汉帝即位之年，上供钱帛之半，其后变乱，多遭发掘，形体暴露，非徒无益，盖有损焉。（《草木子》卷三）

⑨ 【汇注】

范成大：水银，以邕州溪洞朱砂末之入炉烧取，极易成。以百两为一铫。铫之制，以猪胞为骨，外糊厚纸数重，贮之不漏。（《桂海虞衡志》）

编者按：关于地宫中水银，通过地球化学探矿方法，对其封土堆中的水银含量进行了测量，其结果，封土堆的水银含量大大高于周围地区，说明2000多年来，地宫水银在不停散发，直至今天仍在发生作用。在陵墓中用水银，并不是秦始皇的创造，在秦始皇之前已有人使用了。春秋时吴国国王阖闾和齐国国王齐桓公的坟墓中就有水银。为何在陵墓中放入水银呢？一则因为水银具有防腐的作用，可以防尸体的腐烂；二则由于古代帝王兴厚葬，但又害怕别人盗掘，水银易挥发，所以当盗墓者进入墓穴时，就会毒死盗墓者。秦始皇陵地宫的水银的作用大概与这两个因素有关。（见徐卫民《秦公帝王陵·秦始皇陵·地宫》）

⑩ 【汇注】

张守节：灌音馆。输音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机相灌输”附按：《御览》八百十二引《史》曰“机转相输，终而复始”。（《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马持盈：以机器拨动，使之流动。（《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李鼎铉：《汉书·楚元王传》刘向上书也有“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之变……”的话。“机”即指机械，“灌输”是流灌输送的意思，不但让机械推动水银流动，而且又使“灌输”的力量反过来推动这种机械的再运动。这是中国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永动机”的尝试。但仅见于文献，其具体如何运动，已无法考证。（见《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辞典·辞目条文·机相灌输》）

⑪ 【汇注】

夏伯炎：“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四句：据《光明日报》1985年3月29日报道，秦始皇陵考古队历时十二年，通过调查钻探，“发现地宫中心有大量集中的水银存在，分布面积达一万二千平方米，其他地方则无。地宫内水银的分布有一定的规则，构成几何图案。这些图案可以反映地宫的部分结构”。考古队证明，《史记》此处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李鼎铉：秦陵地宫布置有天文、地理之象，以形成天、地、人三种环境，使地下的幽宫和秦始皇生前的自然环境一样。《史记·秦始皇本纪》说：陵墓内“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水经注》也说“上画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岳九洲，具地理之势”。这些记载分明指出，秦始皇陵地宫制作出了当时人们所能测定出的全国地形图和天文图象。《三秦记》载“始皇冢中，以夜明珠为日月，殿悬日月珠，昼夜光明”；《三辅故事》说“以明月为珠”或作“明月珠为日月”，是说用夜光珠悬空而象征日月，为了“上具天文”已极尽了奢侈之能事。关于地理之象，文献记载都是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按当时所能知道的全国地理形势而设置的。近年科学测定始皇陵地宫内确有“水银河”，证实秦陵内天文地理的记载是可信的。（见《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辞典·辞目释文·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⑫ 【汇注】

裴　骃：徐广曰：“人鱼似鲇，四脚。”（《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广志》云：“鲵鱼声如小儿啼，有四足，形如鳢，可以治牛，出伊水。”《异物志》云：“人鱼似人形，长尺余。不堪食。皮利于鲛鱼，锯材木入。项上有小穿，气从中出。秦始皇冢中以人鱼膏为烛，即此鱼也。出东海中，今台州有之。”按：今帝王用漆灯冢中，则火不灭。（《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⑬ 【汇注】

张守节：度音田洛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吴见思：一段。补序郦山乃始皇时事。（《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牛运震：“度不灭者久之”，此句有景可想。（《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编者按：《汉书·楚元王传》中载：“秦始皇帝葬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围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文献通考·王礼考》亦云：“始皇初即位，使丞相李斯将天下刑人徒隶七十二万人作陵，凿以章程。及秦始皇并天下，锢水绝泉之塞以文石，致以丹漆，深及不可入。奏之曰：丞相斯昧死言，臣所将隶徒七十二万人治骊山者，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叩之空空，如天下状。制曰：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其旁行三百丈乃至。”据考古勘探得知，地宫周围的地下宫墙，南北长460米，东西宽392米，墙体厚和高约4米，用未经焙烧的土坯砌成。宫墙的四面有门……在四周地下宫墙环绕的范围内当为地宫，其平面近似方形，面积达180320平方米。（见徐卫民、呼林贵《秦建筑文化·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陵园》）

【汇评】

乔世宁：雄图不可见，墟墓亦无凭。宝藏应先发，泉宫侈后称。只余双岭月，长作万年灯。山下东原道，人人说霸陵。（《关中两朝诗钞》卷三《经秦始皇墓》）

程馀庆：始皇营葬极其机巧，以图不泯，未几而销铄无遗。史公序事如目击然，岂徒侈其盛哉？固以彰其愚，亦怪其无善后策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⑭ 【汇注】

党士学：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集体殉葬，从死者全是后宫的宫人。另据史书记载，秦始皇的从死者中还有他的儿子公子高。二世元年春（前209），诛大臣及诸公子。《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便上书秦二世，陈述了父亲秦始皇的恩德，并言：“不忠者无名以立世，臣请从死，愿葬郦山之足。”二世见书后非常高兴，赐钱十万以葬。（见《秦始皇陵兵马俑辞典·辞目释文·从死》）

【汇评】

丘　濬：人君死，以宫人殉葬，始此，遂为万世之祸。亦秦人不义之一端也。（《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始以宫人殉葬》）

⑮ 【汇评】

陈廷敬：余览秦事，而叹其先世之无道所从来久矣。……秦起西垂，习用故俗，法最惨刻。然至取无罪之人而迫之以从死，此果何理也哉？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俑象人而用之，孔子以为无后；至于用生人当如何耶？武公从死者六十六人，缪公从死者百七十七人，其良臣子舆氏三人——奄息、仲行、鍼虎，秦人哀之，《黄鸟》之诗所为作也。……至于始皇之葬，后宫非有子者，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于是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则其残杀不幸，愈益甚矣。然以始皇之强，才及二世而绝，孰谓非天道耶？故自三代以来，不仁而得天下者有之矣，不仁而守天下者未之有也。（《午亭文编》卷三十二《秦论》）

⑯ 【汇注】

马持盈：臧，奴隶，当时搬运葬物之奴隶。（《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⑰ 【汇注】

胡三省：谓工匠若更为第二重机藏，与外人近，即泄其所以为机藏之事，故大事尽则皆闭之墓中。大事尽，句绝，谓既下窆，则送终之大事尽也。（见《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七年”注）

瞿方梅：臧、藏古今字，葬之为言藏也。“即”犹“若”也。（《史记三家注补正·秦始皇本纪第六》）

马持盈：重，众也，言奴隶知者多，即泄露秘密。（《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张家英：上引语句中凡四用“臧”字，含二音二义：一为“已臧”之“臧”，应读cáng，通“藏”，隐藏、收藏之义。其余三个均读为zāng，奴隶之义。《方言》卷三：“臧、甬、侮、获、奴、婢，贱称也。荆，淮、海、岱、杂齐之间骂奴曰臧，骂婢曰获。燕之北鄙，凡民男而婿婢谓之臧，女而妇奴谓之获。亡奴谓之臧，亡婢谓之获，皆异方骂奴婢之丑称也。”总之，“臧”是对男奴隶的一种贱称。（《<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始皇本纪》）

⑱ 【汇注】

张守节：羡，音延，下同。谓冢中神道。（《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⑲ 【汇注】

夏伯炎：羡，同“埏”，墓道。外羡门是从上往下吊的。（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⑳ 【汇注】

裴　骃：《皇览》曰：“坟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余。”（《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关中记》云：“始皇陵在骊山。泉本北流，障使东西流。有土无石，取大石于渭（山）〔南〕诸山。”《括地志》云：“秦始皇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十里。”（《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吴见思：此段乃葬始皇时事也。（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张文虎：“［增］以象山，《正义》取大石于渭山”，“渭山”疑当作“渭南”。殿本《考证》云“渭山‘山’字疑有误，或是‘城’字或是‘水’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编者按：秦始皇陵园的设计意图：一切都模拟生前，把地上王国模拟于地下。秦始皇陵高大的封土及其下的地宫象征着生前的咸阳宫；地面上的两重夯土城垣，象征着京师的内外城，或名之曰大小城；外城垣东侧的兵马俑坑，象征着守卫京城的宿卫军；上焦村小型马厩坑群及西内外城垣之间的大型马厩坑，象征着京师的宫廷厩苑；陵封土西侧的铜车马坑，象征着宫廷的乘舆，为始皇的车驾卤簿；西内城垣之间的一批珍禽异兽和跽坐俑坑，象征着始皇生前的囿苑，供其狩猎和游乐；陵封土北侧的寝殿，即《独断》所说的“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陵园内的便殿，即《三辅黄图》所说的“以象休息闲晏之处也”。总之，秦始皇陵园的建筑布局，是根据“事死如事生”这一理想观念设计的，它是一幅宫城都邑图。（《秦始皇陵考古纪要》二《秦始皇陵园的建筑布局》，载《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

又：秦始皇陵园结构的突出特征，是与中国传统建筑特有的以中轴线为基础的左右均衡对称式布局不同。这一特征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秦始皇陵园所处的地理环境，是骊山北麓的洪积扇，地势像鱼脊梁形，南高北低，中间高，东、西两侧低，落差很大，且东西两侧分别有一至三条古河道。这就决定了陵园只能成南北的窄长条形。在此情况下，而把陵墓封土置于陵园右侧——内城的南区，形成以此为中心的构图，是比较恰当的，南、北两部主次分明。在南部以陵墓为中心，向东、西伸延，和内外城的东、西门道成一直线，形成中轴，兵马俑坑在东门外大道的北侧，小型马厩在大道的南侧，互相对称。（同上）

孙伟刚：2010年，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帝陵园内城垣以内西北部勘探，发现了由九条通道分割的东西对称的十进式建筑群，南北长610、东西宽250米，面积约15万平方米。这一建筑遗址的突出特点是保存状况较好、布局结构严谨、建筑结构复杂、规模宏大，在中国古代帝陵建筑遗存中不多见，是研究秦始皇帝陵园及中国古代帝王陵墓陵寝制度极为重要的新材料。这次勘探发现的建筑遗址群为十进式的建筑结构，其北侧为九个通道组成的九组东西对称结构的建筑单元。通道之间用门址相隔，但又互相贯通，最北端门址与内城垣北墙西侧门址相通。每组建筑结构不完全相同，根据不同的功用或象征意义构筑不同的建筑形式，通道及不同组建筑之间有石道相通。九个通道最南端为这一建筑遗址群的主体建筑空间，连同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掘的建筑，共同构成了这一建筑群的主体建筑结构。（《秦始皇帝陵北部西侧建筑遗址的性质及相关问题》，载《考古》2012年第6期）

马振智：《周礼·春官·冢人》记载，冢负有“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的职责。说明当时贵族封土墓的高低、植树的多少都有等级规定。关中地区发掘的五六百座中小型秦墓都没有封土，秦国似乎只有国君才能采用封土墓。《礼记·檀弓上》说：孔子见过封土墓有四种形状，“见封之若堂者也；见若坊者矣；见若覆夏屋者矣；见若斧者矣”。芷阳陵区一号陵园两座大墓的封土呈鱼背形，实际就是“斧”形；始皇陵封土呈覆斗形，实际就是“坊”形。（《试论秦国陵寝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

【汇评】

牛运震：“始皇初即位”云云，至“树草木以象山”，按：太史公叙治郦山，错综竦朗，有法有情，后人于此，可悟作记妙旨。（《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又：“树草木以象山”，此句带叙于末，作收语，笔势竦厚之极。（同上）

程馀庆：此段乃葬始皇时事。序作阿房，与作郦山，皆作记妙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马振智：秦国国君陵墓规模宏大，不但各诸侯国国君陵墓难以望其项背，就是商王陵也逊色得多……气势宏伟的兵马俑坑、富丽堂皇的铜车马等更直接地证实了始皇陵的豪华程度。林剑鸣先生认为：秦人具有“重功利，轻伦理”的价值观，“功利具有客观性，可以用数量进行比较，因此量的多少与价值评价的高低往往成正比，追求‘大’和‘多’就成为秦人的时尚、审美观的重要标准，也成为秦文化的重要特征”。秦国陵墓以大为荣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反映。（《试论秦国陵寝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

编者按：到了秦始皇时代，歼灭群雄，四海归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秦始皇成了千古一尊的皇帝。反映在陵园建制上，则一墓独尊，陵园的布局模拟都邑，陵园的一切设施都追求至高至大，气势恢宏。陵墓的地宫内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各种珍贵的陪葬品“徙臧满之”。把生前的一切都模拟于地下，天上、地下的一切均囊括为己有。这是君主专制集权、朕即天下之主思想的反映，是封建帝王至高无上权威的象征。它标志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全国的胜利。（见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二《秦始皇陵园的建筑布局》，载《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

二世皇帝元年①，年二十一②。赵高为郎中令③，任用事。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④。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群臣皆顿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轶毁⑤。今始皇为极庙⑥，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先王庙或在西雍⑦，或在咸阳。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⑧。自襄公已下轶毁⑨。所置凡七庙⑩。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⑪。皇帝复自称‘朕’⑫。”

① 【汇注】

司马光：二世元年，东巡郡县，用赵高策，诛大臣、宗室殆尽。灭卫。楚戍卒陈涉起兵于陈，天下豪杰争应之。楚、赵、齐、燕、魏皆自立王。项梁起吴。刘季起沛。（《稽古录》卷十一）

江　贽：元年（楚隐王陈胜元、赵王武臣元、齐王田儋元、燕王韩广元、魏王咎元年。是岁建国凡五），春，二世东行郡县。夏，至咸阳，谓赵高曰：“人生世间，辟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终吾年寿，可乎？”赵高曰：“陛下严法而刻刑，尽除先王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则高枕肆志宠乐矣。”二世然之。乃更为法律，务益刻深，大臣诸公子有罪辄修死。（《少微通鉴节要》卷三《后秦纪·二世皇帝》）

② 【汇注】

裴　骃：徐广曰：“《表》云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裴　骃：《汉书·百官表》曰：“郎中令，秦官，掌宫殿门户。”（《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按：《前汉·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皆秦官。大夫掌议论，有太中大夫、中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秩皆比二千石。（《大事记解题》卷八）

马非百：郎中令，秦置。掌宫殿掖门户，及主诸郎之在殿中侍卫，故曰郎中令。有丞。二世元年，赵高为郎中令。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秦集史·职官志·郎中令》）

编者按：郎中令，掌宫殿门户，及主诸郎之在殿中侍卫。郎中令有丞，属官有大夫、郎、谒、仆射。……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谒者“掌宾赞受事”。仆射“掌封奏，令赞文书”。（见张文立《秦始皇帝评传·秦始皇帝与军事（三）》）

④ 【汇注】

夏伯炎：寝庙，宗庙中寝和庙的合称。寝是帝王陵墓上的正殿，是祭祀的处所，庙是藏衣冠的处所。故寝在前，庙在后。一说，有室而无东西厢叫寝，室有东西厢叫庙。（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⑤ 【汇校】

张文虎：“虽万世世不轶毁”，《札记》云当在“极庙”下。（《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张守节：轶，徒结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轶毁，改变，毁坏。轶，同迭。（《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卢文弨：二世“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群臣言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轶毁。今始皇为极庙”云云，按：“虽万世世不轶毁”，自当在“今始皇为极庙”之下，语方顺，此理之极易见者，正不必拘守阙疑之义而悼为之更易也。（《钟山札记》卷四《议始皇庙文误倒》）

⑦ 【汇注】

张守节：雍，于用反。西雍在咸阳西，今岐州雍县故城是也。又一云西雍，雍西县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西雍，咸阳西面雍县，今陕西凤翔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编者按：西雍，西县（今甘肃礼县与西和县）和雍城。为当时的两个圣都。

⑧ 【汇校】

张文虎：“奉酌”，《杂志》云“酌”当为“酎”，汉制以八月尝酎，盖本于秦。（《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又：“祠始皇庙”，中统、游本“祠”作“祀”。（同上）

郭嵩焘：“‘酌’当为‘酎’字之误也。汉制以八月尝酎，盖本于秦制。”（《史记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⑨ 【汇注】

夏伯炎：襄公（？—前766），春秋时秦国的创立者。前777—前766年在位。西周灭亡时，护送周平王东迁，被封为诸侯，赐给岐（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⑩ 【汇注】

吴承志：按：秦孝公始徙都咸阳，其后历五王以至于政。所云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自襄公以下轶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者七庙，谓西雍襄公一庙，咸阳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六庙也。（《横阳札记》卷八《秦始皇庙》）

⑪ 【汇评】

程馀庆：桓玄祭不及祖，晋人以为（机）〔讥〕；今秦二世亦不及其祖，自身而失，二世同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⑫ 【汇注】

程馀庆：始皇称真人，不称朕，今复称之。伏“称朕不闻声”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①，即见弱②，毋以臣畜天下③。”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④，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⑤，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⑥：

① 【汇注】

马持盈：晏然，安然，平平庸庸，平常。（《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夏伯炎：见，同“现”。显现，表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夏伯炎：臣畜，奴役，统治。（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马持盈：傍海而行。（《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张守节：著，丁略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焦　竑：《史记》：“秦二世行郡县，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丞相斯等请具列诏书刻石。”固明白矣，然不载其词。今记于此：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上建邦，以开事理。攻战日作，流血于野，自太古始。世无万数，阤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焦氏笔乘·续集卷五·秦会稽刻》）

吴见思：此是二世自刻石著始皇石傍也。（《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言金石刻皆始皇所为，今二世已袭皇帝号，而金石刻但称皇帝，不称始皇帝，传之久远，将如后嗣之皇帝为之，不复称始皇之成功盛德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帝本纪》）

马持盈：章，表彰。同“彰”字。（《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①。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②，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③，不称成功盛德④。”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⑤：“臣请具刻诏书刻石⑥，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⑦。”遂至辽东而还⑧。

① 【汇评】

吕本中：秦人跨九州，欲以传万世。立石名山傍，往往章（一作示）得意。至今见遗刻，字体甚雄异。壮哉苍藓文，未改回屈势。风雨所侵蚀，中有千丈气。严如虬龙蟠，深若铁石利。余威到山鬼，谨守敢失坠。汉魏能书人，亦岂可睥睨。未能识藩篱，何止趁姿媚。初无一日雅，但有三舍避。文章又奇古，迁雄盖旨裔。观其所称（一作著）述，肯为尊者讳。巧言未大失，末乃为俗累。呜呼结绳前，此又谁与记。君臣共无为，垂拱天下治。《春秋》纪日月，《大易》垂录彖。嬴氏厌休息，动以衡石计。斯翁变古文，程邈分篆隶。自此更滋蔓，日以趋简易。驰驱千百年，漫有纸笔费。谁能罢烦文，尽扫诸天外。此书虽见存，或以少为贵。持此槁木枝，我亦无甚愧。（《东莱诗集》卷八《读秦碑》）

牛运震：“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云云，按：此段文义极质古。（《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张守节：称，尺证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张守节：二世言始灭六国，威振古今，自五帝三王未及。既已袭位，而见金石尽刻其颂，不称始皇成功盛德甚远矣。（《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方　苞：前“称”平声。金石刻词，当始皇时止称皇帝，今易世不称始皇，则久远之后，如后嗣为之也。《正义》误，后不“称”成功盛德，上声，谓使人疑后嗣所为，则不称始皇之成功盛德也。（《史记注补正·秦始皇本纪》）

王　辉：二世元年诏版：“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此刻辞亦见泰山、琅邪、峄山诸刻石。铭中两个“称”字值得注意。前一个称字为称述、称说意，后一个称字为相副意，这两种用法都是称的引申义，而非其本义。（《秦器铭文丛考（续）》十《称》，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

又：《说文》：“称，铨也，从禾爯声。春分而禾生，日夏至而晷景可度，禾有秒，秋分而秒定，律数十二，十二秒而当一分，十分而寸；其以为重，十二粟为一分，十二分为一铢。故诸程品皆从禾。”称字从禾，显然与称量谷物有关，而其早期用法也多为动词。段注：“铨，所以称物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四度》：“称以权衡”，“权衡之称，曰轻重不爽。”称作名词用，可能以东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8年）的大司农铜权、铜斛铭为最早，铭云：“大司农以戊寅诏书，秋分之日，同度量，均衡石，捔斗桶，正权概，特更为诸州作铜斗、斛、称、尺”，“……特更为诸州作铜称……”，称与斗、斛、尺并列，其作名词无疑。此前衡器则称权衡、平（1955年四川大足县师范学校、1956年成都北门外出土铁权铭，铭“汶江市平”，1975年四川绵竹县出土铁权，铭“成都市平”）。衡、平都有平衡的意思，加之出土秦权上都有“石”“八斤”等标记重量文字，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东汉以先，权均为天平砝码，标称尚未产生。也有一些学者以为，杆称的发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同上）

【汇评】

郭嵩焘：按：始皇二十八年刻石泰山，其文曰：“皇帝临位。”刻石琅琊台文曰：“皇帝作始。”二十九年，刻石之罘，文曰：“皇帝东游。”三十二年，刻石碣石，文曰：“皇帝奋威德。”三十七年，刻石会稽，文曰：“皇帝休烈。”未尝著始皇帝名。二世以为金石刻本始皇帝所为，而文但称“皇帝”，恐传久远，遂疑此刻后嗣为之；丞相斯因请并刻此诏书，盖先刻大臣从者名于始皇所刻石旁，又加刻此诏书也。《正义》不达“其于久远也”句文法，遂至误解。（《史记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去疾，姓冯。”（《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去疾，去，丘吕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马非百：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仲长统云：“《周礼》六典，冢宰贰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时，诸侯明德者，皆一卿为政。爰及战国，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则置丞相，而贰之以御史大夫。”《通典》及《通考》亦有“秦无司空，置御史大夫以贰于相”之言。可见御史大夫实即副丞相。（《秦集史·职官志·御史大夫》）

⑥ 【汇校】

李　笠：“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按：下“刻”字疑“於”字之误。（《史记订补·秦始皇本纪》）

⑦ 【汇校】

卢文弨：“皇帝曰：……制曰：‘可’。”此即石旁所刻之辞也。上叙其事云：“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此则备载其文，非两事也。今石刻犹有可见者。信与此合，前后皆称二世，此称皇帝，其非别，发端可见。赵明诚《金石录》云：史云具刻诏书刻石，而碑作金石刻，今人所见残碑，尚有“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字以校明诚之言，适相符合。又秦权近世尚有藏者，亦有此文。后世史传中载赋颂章疏亦先提数语，而下备载其文，盖仿此例。（《钟山札记》卷四《二世刻石辞》）

【汇注】

吴见思：此乃改刻始皇石也。（《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以上［七］十八字刻于始皇石旁。（《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陈　直：秦权后段，有补刻秦二世元年诏书者。文云：“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与本文前段相同，而峄山、琅邪两石刻，后段与本文完全相同（之罘刻石今所摹存者为二世补刻之诏书，泰山刻石今所摹存者，亦有二世补刻之诏书）。知太史公所记，本于《秦纪》，完全正确。（《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陈孟东：1982年9月，礼泉县药王洞乡南晏村农民盖房打土坯时，挖出一件两诏秦椭量。

容器的左右外壁上，分别刻两个相同内容的秦始皇诏，容器外底刻秦二世诏。

右外壁上诏文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

左外壁上诏文同上。

器外底上二世诏文为：“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陕西发现一件两诏秦椭量》，载《文博》1987年第2期）

左外壁始皇诏文

底外二世诏刻文

编者按：通过秦始皇与二世皇帝两道诏书，既可证始皇统一制度的功绩，又可证太史公所反映二世之行动果然不虚。

⑧ 【汇注】

程馀庆：将还咸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于是二世乃遵用赵高①，申法令。乃阴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高曰：“臣固愿言而未敢也②。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③。大臣鞅鞅④，特以貌从臣⑤，其心实不服⑥。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⑦。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愿陛下遂从时毋疑⑧，即群臣不及谋⑨。明主收举馀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⑩。”二世曰：“善。”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⑪，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⑫，无得立者⑬，而六公子戮死于杜⑭。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囚于内宫，议其罪独后。二世使使令将闾曰：“公子不臣，罪当死⑮，吏致法焉。”将闾曰：“阙廷之礼⑯，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⑰。何谓不臣？愿闻罪而死⑱。”使者曰：“臣不得与谋，奉书从事⑲。”将闾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无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剑自杀⑳。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㉑，黔首振恐㉒。

① 【汇校】

梁玉绳：“于是二世乃遵用赵高”附按：《史诠》曰“洞本‘遵’作‘尊’”。（《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张文虎：“遵用”，《治要》引作“尊用”，《史诠》引洞本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司马迁：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史记·李斯列传》）

马非百：丞相有左右各一人，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而以右丞相为尊。其制起于武王二年。丞相又称相国，亦曰相君，但此皆习惯上之尊称，而非法定名词。……此种左右丞相分立之制度，自武王起，至二世二年止皆沿用。二世二年，始废去左右丞相，而另设中丞相，以赵高充任，事无大小，辄决于高。至汉则独设一丞相，以后遂成为定制矣。（《秦集史·职官志》）

【汇评】

王荆石：秦始皇无意立胡亥，及卒崩沙丘，赵高遂矫其诏，杀扶苏，立胡亥，故胡亥德之。及即位，遂尊用赵高，而至于乱亡。（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汇评】

程馀庆：奸臣口角。（《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③ 【汇校】

张文虎：“管中事”，《御览》六百四十五引“中”作“重”。（《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马持盈：鞅鞅，不愉快的样子，怨望的样子。（《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吴国泰：鞅者，“怏”之借字。《说文》：“怏，不服怼也。”“鞅，颈靼也。”非其义矣。（《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⑤ 【汇注】

马持盈：表面服从我，其心不服。（《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⑥ 【汇校】

张文虎：“实不服”，《治要》引下有“也”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评】

李九我：赵高自家思忖，以素在卑贱，而一旦宠冠群臣，恐大臣不服，故先与二世定计，而欲立威以制服之。（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⑦ 【汇评】

牛运震：“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长短句作对，古文法。（《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⑧ 【汇注】

顾泾阳：此“时”字与上“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之“时”字相应，故曰“从时”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汇评】

程馀庆：连用四“今”字，有生色。（《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⑨ 【汇校】

张文虎：“不及谋”，《治要》引下有“矣”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⑩ 【汇评】

高　岱：高借严刑以立威而擅权。自古奸邪误国揽权，类用此术。（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⑪ 【汇注】

方　回：二世立，杀六公子，其一名曰将闾。……《李斯传》，始皇有二十余子，《注》云：辨士，隐姓名，遗章邯书曰：李斯为秦王死，废十七兄而立今王也。裴骃谓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书在《善文》中。然则始皇不立太子，为其子者皆匹夫，称公子而已。无尺土之封，无一命之爵，二十余子皆不见其母为谁。《李斯传》又云：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杜。又公子高上书请死，胡亥可，书赐钱十万以葬。皆不见诸公子、公主之母。始皇男女三十余人，皆屠戮无孑遗，哀哉！（《续古今考》卷二十二《尊王后曰皇后》）

【汇评】

丘　濬：呜呼，凡人之所以经营者，为子若孙计也。始皇灭六国，其为天下后世计虑者，无所不用其极焉。然而身死，未几长子即为赵高所杀，既而胡亥又用高计，杀公子十二人、女十人，卒之胡亥亦不免焉。原其所自，固秦累世杀人之报，岂非始皇留赵高以辅胡亥，然亦未必如此之骤且惨也。（《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二世皇帝》）

⑫ 【汇校】

吴忠匡：按：《索隐》《正义》均误。《汉书·百官公卿表》云：“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续汉书·百官志》云：“议郎不在直中。”则当以中郎、侍郎、郎中为三郎。又按：《汉书·惠帝纪》云：“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苏林曰：“外郎，散郎也。”则是三郎者，谓中郎、郎中、外郎。《索隐》分外郎、散郎为二，尤误。（《<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订误》，载《文史》第7辑）

【汇注】

司马贞：逮训及也。谓连及俱被捕，故云连逮。少，小也。近，近侍之臣。三郎谓中郎、外郎、散郎。（《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汉书·百官表》云有议郎、中郎、散郎，又有左右三将，谓郎中、车郎、户郎。（《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所谓三郎，中郎、侍郎、郎中也。二世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即谓此也。（《大事记解题》卷八）

又：《史记索隐》曰：三郎谓中郎、外郎及散郎。按：孝惠帝诏曰：“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一级；外郎满六岁二级。”苏林曰：中郎、省中郎，外郎、散郎也。是散郎、外郎不当分为二。（《大事记解题》卷八《本注》）

凌稚隆：按：“少”当作去声，如三少之“少”，谓次等近侍之官。（《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马非百：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秩皆比千石。郎中有车、户、骑三将，秩皆比千石。又《北堂书钞》五十六引《汉旧仪》云：“议郎、中郎，秦官也。”《初学记》十一云：“秦初置郎中令，其属官有三署，署中有郎中、侍郎，无员，多至千人，分隶三署。主执戟侍宫殿，出则充车。《秦始皇本纪》‘二世以罪过逮少近官三郎’，即指三署郎也。”《太平御览》二百四十一引《汉官仪》亦云：“中郎将，秦官。并领三署郎从。盖秦制：三署诸郎，别有中郎将以将之。《表》云三将，兼左右言也。”（《秦集史·职官志·郎》）

⑬ 【汇注】

郭嵩焘：按：秦置郎中令，其属官有三署郎，汉因之为尚书郎，盖皆任事权者。此谓连逮一二近臣，则三郎任事权者多为其长吏，例得连坐；相引株连，百官无不侧足而立也。（《史记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⑭ 【汇注】

马持盈：杜，地名，在长安城南。（《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汇评】

程馀庆：诸公子为胡亥所杀，卒之胡亥亦不免，实秦累世杀人之报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⑮ 【汇评】

王凤洲：见别无可声其罪，而只曰“公子不臣，其罪当死”，所以公子后自辩曰：“何谓不臣？”（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⑯ 【汇校】

张文虎：“阙廷”，《御览》四百四十七引作“朝廷”。（《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⑰ 【汇评】

章　懋：连用“吾未尝敢”三字，文其瑰玮。（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连用“吾未尝敢”，口角历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⑱ 【汇评】

程馀庆：《国策》调，好！（《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⑲ 【汇评】

刘兑阳：使者却亦无词可罪他，只得称“奉书从事”，观此而知三人之死真为冤哉！（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⑳ 【汇评】

黄洪宪：按：苏子云：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观此篇，则天之报始皇惨矣。（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㉑ 【汇注】

马持盈：保持禄位，苟且偷生。（《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张家英：“取容”为“不顾一切地去讨好别人”。本篇上文有：“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平准书》：“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郦生陆贾列传》：“行不苟合，义不取容。”皆此义。（《<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始皇本纪》）

㉒ 【汇评】

茅　坤：高借严刑以立威而擅权。（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牛运震：“宗室振恐”“黔首振恐”，叠两“振恐”字，写得森凛逼人。（《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①。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②。外抚四夷，如始皇计③。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④，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⑤，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⑥，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用法益刻深⑦。

① 【汇注】

张守节：谓出土为陵，既成，还复其土，故言复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吴见思：因上崩，故停阿房作者，使之盖土郦山也。（《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牛运震：“罢其作者，复土郦山。”言罢阿房作者，而复为郦山土功也，故下接云“郦山事大毕”，《正义》解非。（《读史纠谬》卷一《始皇本纪》）

程馀庆：谓停作阿房者，复为郦山土功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朱孔阳：《拾遗记》：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时有凫雁，色如金，群飞戏于沙濑，罗者得之，乃真金凫也。昔秦破骊山之坟，行野者见金凫向南而飞至淫泉。后宝鼎元年，张善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凫以献，张善博多通，考其年月，即秦始皇墓之金凫也。昔始皇为塚，敛天下瑰异，生殉工人，倾远方奇宝，于塚中为江海川渎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沉檀为舟楫，金银为凫雁，以琉璃杂宝为龟鱼，又于海中作玉象、鲸鱼，衔火珠为星以代膏，烛光出墓中，精灵之伟也。昔生埋工人于塚内，至被开时，皆不死，工人于塚内琢石为龙凤仙人之像，又作碑文辞赞。汉初发此塚，验诸史传，皆无列仙龙凤之制，则知生埋匠人之所作也。后人更写此碑文，而辞多怨酷之言，乃谓为怨碑。《史记》略而不录。梁萧绮录曰：恶其逾费，疾其过薄，至如澹台灭明之俭，盛姬、秦皇之奢，皆失于节用。嗟乎！形销神灭，欻为一棺之土，为陵成谷，琼珣美宝，奄为烬尘。斯则费生如死，无益身名也。冥然长往，何忆曩时之盛。仲尼云：不如速朽，敛手足形。圣人以斯昭诫，岂不尚哉！（《历代陵寝备考》卷九《秦》）

编者按：关于参加陵园修建工程的人数，一般都笼统地说成七十余万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秦统一全国前，因忙于统一战争，是不可能抽调七十余万人来修建陵园的，只能是小规模的修筑。统一全国后十余年的修建工程，也不是始终都用七十余万人。《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得很清楚，“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是修建阿房宫和修建陵墓用工的总数为七十余万人，析言之，仅是二三十万或三四十万人。到始皇死后进行复土工程时，才并二役为一，为七十余万人。（见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二《秦始皇陵的建筑布局》，载《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

王子今：秦始皇陵复土工程包括向地宫回输土方加以夯实，并在陵上筑起封土，土量不足，当从他处挖掘运送。《汉书·刘向传》：“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以汉尺合今23.1厘米计，“五十丈”相当于115.5米。以汉里折合今414米计，“五里”相当于2070米。“五十余丈”和“五里有余”分别以120米和2100米计算，可知封土土方量约为11025000立方米。秦始皇陵地宫形制尚未探明，根据袁仲一先生提供的资料，墓穴东西长485米，南北宽515米，面积为249775平方米，边沿部分深8米，中心部分深度不明。根据“下及三泉”的文献资料及凤翔秦公一号墓深约24米，因而推断始皇的墓穴的最深处不会少于24米，以平均深度20米计，土方量当为4995500立方米。按照《九章算术·商功》“穿地四，为壤五，为坚三，为墟四”的比率，复土时完成地宫和封土的夯土土方，需分别运输土方7492500立方米和18375000立方米，共计25867500立方米。由于挖掘地宫出土仅6244375立方米，因而需由他处挖掘运送土方19623125立方米。通过秦始皇陵复土工程，可以看到秦王朝统治时期大兴功作、戍徭无已的特点。另一方面，秦始皇陵复土工程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表现出当时大型工程的施工效率。在相当狭小的施工现场集中数十万工徒劳作，其工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秦始皇陵复土工程用工人数论证》，载《文博》1987年第1期）

马振智：《周易·系辞下》云：“古之葬者，葬之中野，不封不树。”考古发现的商周墓葬都没有封土，与此相符。……秦国封土墓出现于何时？过去人们多认为始于秦惠文王葬公陵时。如《汉书·楚元王传》载刘向《罢昌陵疏》云：“及秦惠文、武、昭、严、襄五王，皆大作丘陇。”时代属春秋中晚期和战国早期的雍城陵区国君陵墓都没有封土。《云梦秦简·法律问答》证明秦献公和秦孝公陵墓设有守“冢”的“甸人”，可见战国中期秦献公时已出现封土墓。秦国封土墓的出现晚于中原地，当是效仿关东各国而筑。（《试论秦国陵寝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

【汇评】

贾　山：〔秦始皇〕死葬乎骊山，吏徒数十万人，旷日十年。下彻三泉，合采金石，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被以珠玉，饰以翡翠，中成观游，上成山林。为葬埋之侈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蓬颗蔽冢而托葬焉。（见《汉书·贾山传》）

② 【汇注】

江　贽：复作阿房宫，尽征材士五万人，屯卫咸阳。（《少微通鉴节要》卷三《后秦纪·二世皇帝》）

③ 【汇注】

吴见思：以上是始皇旧事，以下乃二世新政也。（《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张守节：材士，谓材官蹶张之士。（《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屯卫有常数，虽始皇之侈，犹未至于五万也。秦之军制，内则有屯卫，外则置材官于诸郡。按《刑法志》：汉兴，踵秦而置材官于郡，曰京师有南北军之屯，然则材官即秦法，南北军之屯，盖因秦之屯卫而更其制也。（《大事记解题》卷八）

程馀庆：材士，谓有材多力之士。（《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张守节：谓材士及狗马。（《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张守节：度，田洛反。下，行嫁反。调，田吊反。谓下令调敛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方　苞：下令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以给当食者而转输之，人皆自赍粮，不得食咸阳三百里内谷也。此漕转以给京师之始。古者甸服粟米秸，足以给官吏而不资于外，师行糗粮刍茭出于丘甸而不给于官，越境则资粮菲屦供于与国而不资于内，经费所以常裕也。古法盪灭自秦始，而汉因之，征敛滋多，经费常乏，无制度之过也。（《史记注补正·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菽，大豆，豆类。刍，喂牲口的草。藁，庄稼的茎叶。（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⑦ 【汇注】

吴见思：只数语，写胡亥暴虐之甚。下便接陈涉起兵矣。（《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牛运震：“复作阿房宫”“如始皇计”“用法益刻深”，皆写二世继暴罪案。（《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又：书戍卒陈胜等反于征屯卫、调转输，“用法益刻深”之后，以罪秦速乱之有由也。（同上）

马持盈：用法越发深重苛刻。（《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汇评】

杨循吉：二世即位，诛大臣及诸公子，致宗室振恐。复作阿房宫，致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暴虐益炽，愈速诸侯兵矣。太史公叙胜等起兵，在“用法益刻深”句后，有深意在。（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只数语，写尽胡亥暴虐之甚，不如此不能速乱也。下便接陈涉起兵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七月，戍卒陈胜等反故荆地①，为“张楚”②。胜自立为楚王，居陈③，遣诸将徇地④。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⑤，相立为侯王⑥，合从西乡⑦，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⑧。谒者使东方来⑨，以反者闻二世。二世怒，下吏⑩。后使者至⑪，上问，对曰：“群盗，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上悦。武臣自立为赵王⑫，魏咎为魏王⑬，田儋为齐王⑭。沛公起沛⑮。项梁举兵会稽郡⑯。

① 【汇注】

张守节：胜，音升。（《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顾应祥：陈胜字涉，阳城人；吴广字叔，阳夏人。秦二世发闾左戍渔阳，胜、广为屯长，恐失期，当斩，乃杀尉、令以起，诈称公子扶苏。楚将项燕攻蕲，下之，遂破陈，诸郡县苦秦苛政，咸杀长吏以应之。张耳劝胜立六国后，树党以分秦力，胜不能从，乃自王。（《人代纪要》卷六）

又：陈人武臣自立为赵王，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张耳、陈余俱大梁人，魏亡，秦购求耳千金，余五百金，俱变姓名亡匿。陈涉起，乃从之。余说涉以奇兵徇赵，涉乃以故所善者陈人武臣为将军，号武信君，耳、余为左右校尉，北略赵地，下三十余城，耳、余怨陈王不用其策，又闻诸将为陈王徇地多者，以谗得罪，乃劝武臣王赵。（同上）

潘永圜：楚隐王陈胜，字涉，阳城人，与阳夏人吴广俱为屯长，督九百人戍渔阳。失期当斩，二世元年壬辰七月，起兵诈称公子扶苏，入据陈，称陈王，国号“张楚”。十二月，其御庄贾杀以降秦，凡立六月。胜虽死，其所置遣王侯将相竟亡秦。（《读史津逮》卷二《秦末诸国》）

【汇评】

丘　濬：呜呼，此天下叛秦之始。秦之祸生灵极矣，于是乎天下之民不胜愤怨，起而为兵，在楚有吴广、景驹，在赵有武臣、赵歇，在齐有田儋、田巿，在魏有魏咎、魏豹。广起于燕，成立于韩，梁、籍起于吴。当是时，称王以复六国之后者，非止一胜，独书胜者，胜其倡也。吁！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平日蚩蚩蠢蠢，所以服役乎我者，一旦起而为仇敌，夫岂无故而然哉？（《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天下兵起，楚人陈胜称楚王》）

② 【汇注】

司马迁：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酂、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史记·陈涉世家》）

裴　骃：李奇曰：“张大楚国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胡三省：刘德曰：若云张大楚国也。张晏曰：先是楚已为秦所灭，今立楚为张。（见《资治通鉴》卷七“二世皇帝元年”注）

③ 【汇注】

马持盈：陈州，今河南淮阳县。（《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司马迁：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令陈人武臣、张耳、陈余徇赵地，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史记·陈涉世家》）

又：当此之时，诸将之徇地者，不可胜数。（同上）

⑤ 【汇注】

江　贽：元年，秋，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起兵于蕲。是时，发闾左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胜、广皆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乃召令徒属曰：“公等皆失期，当斩。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众皆从之，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坛而盟，称大楚。胜自立为将军，广为都尉，入据陈。陈中父老请立涉为楚王。张耳、陈余曰：“秦为无道，暴虐百姓，将军出万死之计，为天下除残，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则帝业成矣。”涉不听，自立为王。诸郡县苦秦法，争杀长吏以应涉。（《少微通鉴节要》卷三《后秦纪·二世皇帝》）

⑥ 【汇注】

梁玉绳：“相立为侯王”按：此叙诸王之立，独遗韩广为燕王何也？（《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⑦ 【汇注】

马持盈：联合战线向西进兵。乡者，向也。（《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⑧ 【汇注】

严　安：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陈胜、吴广举陈，武臣、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巿举魏，韩广举燕，穷山通谷豪士并起，不可胜载也。然皆非公侯之后，非长官之吏也。无尺寸之势，起闾巷，杖棘矜，应时而皆动，不谋而俱起，不约而同会，壤长地进，至于霸王，时教使然也。（引自《史记·平津侯主父偃列传》）

【汇评】

范　浚：始皇不道，刚愎自用，进导谀，斥忠谏，强直者谓之罔上，谠论者谓之妖言，威之使惧，劫之使然。天下之人，不得一申其喙，积忍含怒，不胜愤郁不平之心，戴月倾耳，思一快其怼闷而无由。及一夫作难，奋臂大呼，则扉然响动，相与裂宪网，坏禁防，聚首族谈，争诋秦罪，摇吻鼓噪而莫之禁，盖其所以壅天下之言者甚固而无所泄，则其发也，若大川之决，砫堤四走，奔涌浩荡，遂至于横溃而不可制。（《香溪集》卷十一《策略》）

张居正：夫秦之发兵戍边，本为防胡，然天下之乱，乃不在于胡虏，而反在于戍卒。秦之销兵，本为止乱，然以斩木揭竿之人，遂能乱天下而不可制。可见保邦之道，安民为本。若能布德施惠，轻徭薄赋，使民皆爱戴其上，而不生离叛之心，则虽有陈胜、吴广之雄，亦何所借以生乱哉？秦不知此，而以无道失天下，一夫作难而四海土崩。《书经》上说“可畏非民”，诚可畏也。（《资治通鉴皇家读本·秦纪·始皇帝》）

程馀庆：此天下畔秦之始。秦之祸生灵极矣，于是天下之民不胜愤怨，起而为难。当是时，称王以复六国之后者非止一胜，独书胜者，胜其倡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⑨ 【汇注】

裴　骃：《汉书·百官表》曰：“谒者，秦官，掌宾赞受事。”（《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吴见思：秦居西陲，凡天下皆东方也。（《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马非百：谒者，掌宾赞受事。本六国时旧官，而秦因之。（《秦集史·职官志·谒者》）

⑩ 【汇注】

吕祖谦：陈胜行戍，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何如？”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烁其兵，以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按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生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大事记解题》卷八）

马持盈：下吏，交给执法之吏，使治其罪。（《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⑪ 【汇注】

程馀庆：即叔孙通。（《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⑫ 【汇注】

江　贽：陈王以陈人武臣为将军，以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与卒二千人徇赵，使周文西击秦，武臣等行收兵得数万人，号武臣为武信君，下赵三十余城。八月，武信君自立为赵王。（《少微通鉴节要》卷三《后秦纪·二世皇帝》）

⑬ 【汇注】

江　贽：周巿立魏公子咎为魏王。（《少微通鉴节要》卷三《后秦纪·二世皇帝》）

⑭ 【汇注】

裴　骃：服虔曰：“儋，音负担。”（《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江　贽：田儋者，故齐王族也，自立为齐王。率兵东略定齐地。（《少微通鉴节要》卷三《后秦纪·二世皇帝》）

⑮ 【汇注】

江　贽：刘邦，字季，为人隆准龙颜，左股七十二黑子，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初为泗上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及陈涉起，沛令欲以沛应之，掾主吏萧何、曹参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万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刘季。时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沛令后悔，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门迎刘季，立以为沛公。旗帜皆赤，由所杀蛇者赤帝子故也。萧、曹等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应诸侯。（《少微通鉴节要》卷三《后秦纪·二世皇帝》）

夏伯炎：武臣、魏咎，均陈胜的部将。田儋，秦朝末年，重建齐国，后被秦将章邯杀死。沛，县名，治所在今江苏省沛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⑯ 【汇注】

江　贽：项梁者，楚将项燕子也。与兄子籍避仇吴中。……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器过人。会稽守殷通闻陈涉起，欲发兵以应涉。使项梁将。梁乃使籍拔剑斩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籍是时年二十四。（《少微通鉴节要》卷三《后秦纪·二世皇帝》）

夏伯炎：项梁（？—前208），楚将项燕子，参加反秦起义。下相（今江苏省宿迁县西南）人。秦二世元年，与项羽一道起兵，后任楚上柱国。陈胜失败后，立楚怀王孙子熊心为怀王。后因轻敌，在定陶（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北）战死。（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程馀庆：系此数语于末，见陈胜首事，乱者四起，秦之所以亡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二年冬①，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②，兵数十万。二世大惊，与群臣谋曰：“奈何？”少府章邯曰③：“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④，请赦之⑤，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将⑥，击破周章军而走，遂杀章曹阳⑦。二世益遣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盗，杀陈胜城父⑧，破项梁定陶⑨，灭魏咎临济⑩。楚地盗名将已死，章邯乃北渡河，击赵王歇等于钜鹿⑪。

① 【汇注】

司马光：二［年］，陈涉败死。李良杀赵王武臣。张耳、陈余立赵歇为王。项梁杀楚王景驹，立楚怀王孙心。章邯破杀齐王儋、魏王咎及项梁，围赵歇。咎弟豹及儋兄子巿、韩成皆称王。诛李斯，以赵高为丞相。（《稽古录》卷十一）

② 【汇注】

裴　骃：应劭曰：“戏，弘农湖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今戏亭是也。”苏林曰：“邑名，在新丰东南三十里。”（《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戏音许宜反。《括地志》云：“戏水源出雍州新丰县西南骊山。《水经注》云戏水出骊山冯公谷，东北流。今新丰县东北十一里戏水当官道，即其处。”（《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孟康曰：戏，水名也。苏林曰：在新丰东南三十里。颜师古曰：其水本出蓝田，北界横岭，至此而北流入渭。《史记正义》曰：“《括地志》云：戏水源出雍州新丰县西南骊山，今新丰东北十一里戏水当官道，即其处。”戏，许宜反。（《大事记解题》卷八《本注》）

夏伯炎：戏，水名，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裴　骃：《汉书·百官表》曰：“少府，秦官。”应劭曰：“掌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以给私养，自别为藏。少者小也，故称少府。”（《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邯，胡甘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马非百：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应劭曰：“山泽之税，名曰禁钱，以给私养，自别为藏。少者小也，故称少府。”颜师古曰：“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二世时，少府章邯。（《秦集史·职官志·少府》）

【汇评】

编者按：秦王朝的最后一位名将是章邯。二世时已为少府，属九卿之一。那么在始皇帝时应是一位有一定建树的军人。陈胜起义后，他向二世建议：“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他统率这些乌合之众，居然大败周章之军，使起义军由陕西临潼败退到河南渑池，后追至山东东阿。因为受到赵高、二世的怀疑，“有功亦诛，无功亦诛”，于是降于楚军。其他的将军冯劫等也被二世所杀。这便是秦王朝时的军事人物状况。“将相不辱”，这是将军冯劫自杀时的一声抗议的高呼。（见张文立《秦始皇帝评传·秦始皇帝与军事（五）》）

④ 【汇评】

苏舜钦：雄心虽盖世，竟亦弃群臣。役重倾天下，时危启圣人。石麟空举首，银海罢流春。陇阙今无复，应深行路尘。（《苏学士文集》卷六《望秦陵》）

⑤ 【汇注】

程大昌：始皇既并天下，狭小先王宫庭，三十五年，别渡渭南，立上林苑，中建阿房。阿房也者，名其用，则曰朝宫；名其方，则曰前殿；言其高广之制，则曰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庭中可容十万人；记其绵亘，则阁道八十里，直抵骊山，人行桥上，车行桥下也。然而名为朝宫，而朝者来自何方，则所不载。独有磁石门者，以磁石垒门，期以吸胁胡人隐刃，名曰却胡门。此即北入之门矣。审求其地，则在镐水趋渭之处。故《水经》主汉城而命其方，则曰此阿房之西门矣。若自主阿房而命之，则当曰北门也。《黄图》曰：“宫，秦惠文王所造。”《史记》直云始皇也。然考首末，则始皇之世尚未竟功也。二世曰：先帝为咸阳，故廷小，故营阿房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丽山。丽山事大毕，阿房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如始皇计。二世既复举役，而周章百万之军已至戏水，乃赦骊山徒，使往击之。此时始皇陵既已复土，则骊山所发之徒乃其留治阿房者也。则是胜、广已乱，而阿房之堂室未竟也。（《雍录》卷一）

⑥ 【汇评】

凌约言：叙章邯击盗，简而有序。（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⑦ 【汇注】

裴　骃：晋灼曰：“曹阳，亭名，在弘农东十三里。魏武帝改曰好阳。”（《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曹阳故亭，一名好阳亭，在陕州桃林县东南十四里，即章邯杀周文处。”（《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晋灼曰：“曹阳在弘农东十三里。”《史记正义》曰：晋灼曰：曹阳，亭名，在弘农东。魏武帝改曰好阳。《括地志》云：在陕西桃林县东。（《大事记解题》卷八《本注》）

梁玉绳：“遂杀章曹阳”按：《陈涉世家》曹阳乃章邯复败周章之地，非章死之地。章自刭死，非被杀也。（《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夏伯炎：章，指周章。曹阳，亭名，在今河南省灵宝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程馀庆：诸侯兵已至关外，乃始赦囚徒为兵，近乌合之众也。而章邯连胜有功，知其善用兵也。然赵高复郦山徒，邯乃建言罢之，宜高与邯不相能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⑧ 【汇注】

张守节：父音甫。《括地志》云：“城父，亳州所理县。”（《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王　圻：陈王胜，字涉，阳城人。秦二世元年，起蕲大泽中，立为将军。已立为王，号“张楚”。后其御庄贾杀以降秦，葬于砀。谥“隐王”。（《谥法通考》卷二《陈王胜谥》）

夏伯炎：城父，邑名，在今安徽省亳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⑨ 【汇注】

张守节：今曹州定陶县。（《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定陶，即山东定陶县。临济，在河南陈留县。（《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⑩ 【汇注】

张守节：临济，今齐州县。（《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临济，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封丘县东。（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锺　惺：以秦末土崩，而犹能诛陈胜、项梁、魏咎，固强兵之余效也，然秦随以亡。民动盗起，胜之且无补于亡，况后世承平之后，兵无可恃，胜之亦不易乎！（《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⑪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邢州平乡县城，本钜鹿，［王］离围赵王歇即此城。”（《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张文虎：钜鹿，《正义》“离围赵王歇”，“离”上当有“王”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巨鹿，县名。治所在今河北省平乡县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吴见思：正可为之时顿住，下接赵高，以著权臣在内，而大将不能立功于外也。（《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序章邯击盗，简而有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赵高说二世曰①：“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②，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③。”于是二世常居禁中④，与高决诸事。其后公卿希得朝见，盗贼益多，而关中卒发东击盗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曰⑤：“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⑥，皆以戍漕转作事苦⑦，赋税大也⑧。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⑨。”二世曰⑩：“吾闻之韩子曰⑪：‘尧舜采椽不刮⑫，茅茨不翦，饭土塯⑬，啜土形⑭，虽监门之养⑮，不觳于此⑯。禹凿龙门⑰，通大夏⑱，决河亭水⑲，放之海，身自持筑臿⑳，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㉑。’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㉒，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㉓，尚何于法㉔？朕尊万乘㉕，毋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㉖。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竟㉗，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㉘，何以在位㉙？”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去疾、劫曰：“将相不辱㉚。”自杀。斯卒囚㉛，就五刑㉜。

① 【汇评】

茅　坤：赵高欲揽权以箝天下之口，故于此复说二世云。（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王　直：诸公子为胡亥所杀，卒之胡亥亦不免焉，实秦累世杀人之报也。赵高此说，逆节已萌，盖欲人不闻声，则必令深居禁中，前后左右无人，权在我矣。（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朱兰嵎：天子年长盛曰“富于春秋”。（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言年少，来日正多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司马贞：一作“固闻声”。言天子常处禁中，臣下属望，才有兆朕，闻其声耳，不见其形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天子为什么称之为“朕”呢？就是不听别人的声音。或解为“固闻声”，就是不见天子之形象，只听见天子之声音。（《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吴国泰：“天子称朕，固不闻声。”国泰按：朕，舟缝也。引申为朕兆。此赵高附会字义，言天子居禁中，才见朕兆，故称朕耳，不可以使人闻见其声音容貌也。（《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汇评】

茅　坤：自古权臣，必杜天下之口，而后可以固宠。（引自《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赵高此说，逆节已萌，盖欲其不闻声，则必令深居禁中，前后左右无人，即有杀逆，谁知之者？观阎乐弑二世时，旁只有宦者一人侍，可见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裴　骃：蔡邕曰：“禁中者，门户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梁玉绳：“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按：《李斯传》诸侯叛秦，斯数欲请间，二世不许，而责问之。斯阿意求容，以督责之术对。而《纪》云去疾、斯、劫进谏，必《纪》误也。斯既阿意求容，何能直谏？况请间而二世不许，继请而为赵高所卖，斯实未尝一言。或去疾、冯劫谏而连斯之名于奏牍乎？又，斯就五刑，因高之谮，而后文谓因谏被诛，亦《纪》之误。二世责问斯语与《传》异，此史公不及整顿处，未知孰实。（《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汇评】

王阳明：叙此三人进谏者，见当时谏路绝响。仅至此时，有三人进谏，而竟遭赵高之手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王世贞：谏词不满五十字，而寇乱之甚，虐政之弊，及所以救之者皆具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屠赤水：言所杀亡者虽众，然盗尚不止，而且益多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⑦ 【汇注】

胡三省：戍，征戍也；漕，水运也；转，陆运也；作，役作也。事苦，言其事劳苦也。（见《资治通鉴》卷八“二世皇帝二年”注）

⑧ 【汇评】

牛运震：“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数语，可括《过秦论》，笔法简古。（《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⑨ 【汇注】

张守节：省，上色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张文虎：“减省，《正义》上色反”，按：上色反当有误，疑《史》本作“省减”，《正义》出此二字，作音云“上色景反”，合刻者误删之，今本又省减倒，遂不可通。（《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评】

吴见思：文简而事尽，文法高老。（《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⑩ 【汇评】

汤宾尹：言足以拒谏，智足以饰非，二世之谓乎！（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⑪ 【汇注】

夏伯炎：引文出自《韩非子·五蠹》。（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⑫ 【汇注】

司马贞：采，木名。刮音括。（《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采，采取。一说是柞木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⑬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吕静云饭器谓之簋。”（《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司马贞：如字，一音镂。一作“簋”。（《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塯，盛饭之瓦器。（《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⑭ 【汇注】

裴　骃：如淳曰：“土形，饭器之属，瓦器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司马贞：饭器，以瓦为之。（《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啜土形”附按：《李斯传》作“鉶”。古形与刑通，而又旁省“金”字，遂作“形”耳。（《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吴国泰：“啜土刑”，《集解》如淳曰：“土刑，饭器之属，瓦器也。”《索隐》：“饭器，以瓦为之。”国泰按：刑者，型之借字。《说文》：“型，铸器之法也。”引申为器皿之义。（《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⑮ 【汇注】

张守节：养，以让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监门，守门人。养，供养。（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⑯ 【汇注】

司马贞：谓监门之卒。养即卒也，有厮养卒。觳音学，谓尽也。又占学反。（《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又苦角反。《尔雅》云：“觳，尽也。”言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饭土塯，啜土形，虽监守门之人，供养亦不尽此之疏陋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张　位：按：“觳”当作“觕”，又训为“粗”。（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方　苞：《庄子·天下篇》：“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注：无润泽也。盖粗薄之义。（《史记注补正·秦始皇本纪》）

章诒燕：养，当从《正义》作供养，若解作厮养，则与下“臣虏之劳”句不一例。觳训尽，本《尔雅·释诂》，但于文义不显，考《管子·地员篇》，“五粟之状刚而不觳”，注“觳，薄也”。《庄子·天下篇》：“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唐书·薛苹传》“治身觳薄”，亦皆作“薄”字解，言虽监门之供养，不薄于此也。（《史记诤言》）

王骏图、王骏观：《索隐》谓监门之卒，养即卒也，有厮养卒。觳，音学，谓尽也。又古学反。《正义》：养，以让反。又苦角反。《尔雅》云：觳，尽也。言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饭土塯，啜土形，虽监守门之人，供养亦不尽此之疏漏也。余有丁曰：觳当作觕，训为粗。《公羊传》曰：“觕者曰侵，粗者曰伐。”图按：养若作卒解，有厮卒卒，愈不可通。今观上文“饭土塯，啜土形”，自当作奉养解。《尔雅》《玉篇》中虽有训觳为尽一说，然此处作尽字解，殊为牵强。《管子·地员篇》“五谷之状，刚而不觳”，注：觳，薄也。又《唐书·薛苹传》“治身觳薄”，是觳本训薄也。此处若作薄字解，则其义不烦言而明矣。（《史记旧注平义·秦始皇本纪》）

张家英：“觳”字多音多义。《尔雅·释诂下》：“觳，尽也。”此义应读hú。另一音为苦角切，应读为què，“不觳于此”，王念孙说“犹不薄于此”，即没有比它更俭朴的了。（《<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始皇本纪》）

⑰ 【汇注】

夏伯炎：龙门，在山西省河津县西北和陕西省韩城县东北，黄河到此，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阙门。（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⑱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晋阳及汾、绛等州是。昔高辛氏子实沈居之，西近河。”言禹凿龙门，河水道，得大通，并州之地不壅溢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王骏图、王骏观：《索隐》：陈轸，夏人。《考证》：臣照按：陈轸夏人，虽本《国策》语，但鲍彪注曰：夏，中国也。然则固不可以为国名，而注陈轸为夏人矣。观按：夏非国名，即今山西解州夏县是也。注曰夏人，固无容以国名为嫌，若以夏为外国，则当曰大夏、西夏之人矣。张尚书不知夏为中国县名，以注家为非，疏甚。（《史记旧注平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大夏，地区名，在今山西省太原市以南一带。《括地志》：“大夏，今并州晋阳及汾、绛等州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⑲ 【汇注】

张守节：亭，平也。又云“决亭壅之水”。（《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亭，有两解，一、平治；二、停滞。（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⑳ 【汇注】

张守节：臿音初洽反。筑，樯杵也。臿，锹也。《尔雅》云：“锹谓之臿。”（《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筑臿，筑，捣土之具也。臿，锹也。臿，即锸字。（《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㉑ 【汇注】

张守节：烈，美也。言臣虏之劳，犹不美于此矣。又烈，酷也。禹凿龙门，通大夏道，决黄河洪水放之海，身持锹杵，使膝胫无毛，贱臣奴虏之勤劳，不酷烈于此辛苦矣。（《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张家英：《说文·火部》：“烈，火猛也。”由此引申，可有“酷烈、厉害”一类的意义。《五蠹》中“烈”字作“苦”，很有参考价值。（《<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始皇本纪》）

㉒ 【汇注】

张守节：重，直拱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胡三省：谓君臣之势，上之所主者重，则下之势轻，主重，犹言居重也。（见《资治通鉴》卷八“二世皇帝二年”注）

【汇评】

李景星：纪二世纯以法为主，字里行间都带阴惨气象。（《史记评议·秦始皇本纪》）

㉓ 【汇注】

马持盈：为人民而牺牲。徇，即殉也，牺牲也。（《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㉔ 【汇注】

胡三省：言尚何事于法也。（见《资治通鉴》卷八“二世皇帝二年”注）

冯具区：虞夏之为君者，虽贵为天子，然亲身穷苦，以狥天下，则名为天子，实无以异于凡民，此何足法哉！（《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㉕ 【汇注】

夏伯炎：乘，一车四马。周制，天子能出兵车万乘，因以“万乘”指代帝位。大国诸侯能出兵车千乘，因以“千乘”指代大国。（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㉖ 【汇评】

张洪阳：此见己贵为天子，则欲享富贵之实乐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㉗ 【汇注】

张守节：竟，音境。（《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竟，通“境”。（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㉘ 【汇注】

张守节：为，于伪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㉙ 【汇评】

董　份：《李斯传》叙二世此语为问，故斯阿意答之。此叙语曰，而乃以为诘责之辞，何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冯梦桢：二世之用意如此，所以古帝王以天下为兢惕，而后世以天下为恣睢，彼二世则其尤甚者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㉚ 【汇注】

马持盈：将相不能受侮辱，只有自杀。（《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㉛ 【汇注】

张守节：卒，子律反。囚，在由反。谓禁锢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㉜ 【汇注】

胡三省：班《志》：秦法：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葅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谓之具五刑。（见《资治通鉴》卷八“二世皇帝二年”注）

顾应祥：秦赵高说二世深居淫乐，让丞相入谏，以激怒二世。下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于狱。去疾、劫自杀，李斯具五刑，腰斩于咸阳市，夷三族。（《人代纪要》卷六）

夏伯炎：五刑，五种刑罚。商、周时指墨刑（黥刺面孔）、劓刑（割鼻子）、剕刑（断膝盖）、宫刑（阉割生殖器官）、大辟（杀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王维祯：去疾、劫犹知不辱，斯可谓无耻甚矣，卒亦不免！（引自《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郭之奇：斯之叛，高诬之也。君子以为斯之叛二世，其小者也。斯之焚书叛圣，诚万古之首恶，腰斩族诛，有余罪矣。（《稽古篇》卷四十三《叛人总传》）

三年①，章邯等将其卒围钜鹿，楚上将军项羽将楚卒往救钜鹿。冬，赵高为丞相②，竟案李斯杀之③。夏，章邯等战数却，二世使人让邯，邯恐，使长史欣请事④。赵高弗见，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见邯曰：“赵高用事于中，将军有功亦诛，无功亦诛⑤。”项羽急击秦军，虏王离，邯等遂以兵降诸侯。八月己亥⑥，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⑦，曰：“马也⑧。”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⑨。”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⑩。或言鹿（者）⑪，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⑫。后群臣皆畏高⑬。

① 【汇注】

司马光：三［年］，楚王使宋义、项羽救赵。羽杀义，并其军，大破秦师于钜鹿下，虏王离。赵高以盗贼责章邯，邯恐，以其军降楚。楚沛公伐秦，入武关。二世以盗贼责赵高，高恐，发兵攻二世。二世乞为黔首，不得而死。高立二世兄子婴为王，婴杀高。（《稽古录》卷十一）

② 【汇注】

吕祖谦：“以赵高为中丞相。”《解题》曰：高，宦者，故以为中丞相。（《大事记解题》卷八）

【汇评】

丘　濬：“秦以宦者赵高为中丞相”，呜呼，此后世用宦者辅相之始。观二世之所以用高，高所以谋秦，及其所以自为谋，万世之下，可以鉴矣。（《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二世皇帝》）

③ 【汇注】

吴见思：明赵高杀之也。（《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李斯被腰斩于咸阳。（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马持盈：长史，官名，汉相国、丞相及后汉三公府，各有长史。（《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牛运震：“将军有功亦诛，无功亦诛”，按：此二句摘陈余《遗章邯书》中语也。括此处，情事极明切。（《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汇评】

全天叙：“有功亦诛”二句，原《陈余遗邯书》中语，此一时事，太史公欲约其辞，即以代欣“今战能胜，高又妒吾功；战不能胜，不免于死”语，诘且以见陈余事，而意亦同也。参《羽纪》此段观之，而伸缩之妙见矣。（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⑥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亥，一作‘卯’。”（《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⑦ 【汇校】

戴彦升：《新语》十二篇，汉大中大夫陆贾撰……《辨惑篇》“赵高驾鹿而从行，王曰：‘丞相何为驾鹿？’高曰：‘马也。’王曰：‘丞相误也，以鹿为马。’高曰：‘陛下以臣为不然，愿问群臣。’”今《始皇本纪》作“持鹿献于二世”，似不若驾鹿为近。又无高请问群臣语。陆生在二世时，具知其详，所述较史公为得实。（《戴彦升陆子新语序》，见《新语校注》附录三）

⑧ 【汇注】

钱锺书：“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考证》引陆贾《新语》参证。按：《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卫嗣公曰：“夫马似鹿者，而题之千金”，盖早传二物之或相似。《礼记·礼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郑玄《注》：“变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时，赵高欲作乱，或以青为黑、黑为黄，民言从之，至今语犹存也。”《正义》引《史记》指鹿为马事，申之曰：“其以青为黑，以黑为黄，即鹿马之类也。郑去胡亥既近，相传知之。”《战国策·楚策三》：“粉白黛黑立于衢。”《淮南子·修务训》两言“粉白黛黑”，而《盐铁论·国病》“传白黛青者众”，亦即郑所谓“至今语犹存”也。《后汉书·文苑传上》崔琦答梁冀曰：“将使玄黄改色、鹿马易形乎？”章怀注只释“鹿马”，未及“玄黄”。潘岳《西征赋》：“野蒲变而为脯，苑鹿化以为马”，《文选》李善注引《风俗通》：“秦相赵高指鹿为马，束蒲为脯，二世不觉。”《金楼子·箴戒》则云：“秦二世即位，自幽深宫，以鹿为马，以蒲为脯”，不言其由赵高。鹿马虽异，皆为畜兽，玄黄固殊，均属颜色；若蒲与脯，物状迳庭，岂二世騃愚，竟如黄叶之可止婴啼乎？余尝疑之。后读《论衡·是应》篇，有曰：“儒者言‘箑脯生于疱厨’者，言厨中自生肉脯，薄如箑形，摇鼓生风，寒凉食物，使之不臭”，若有所会。箑，扇也，《艺文类聚》卷六九陆机、傅咸《羽扇赋》有“盖受则于箑甫”“下等美於箑甫”等句，“甫”即“脯”也。以蒲作扇，想古已然；晋人赋扇虽无道者，而《世说·轻诋》门“君乃复作裴氏学”句注引《续晋阳秋》云：“岭南凋敝，惟有五万蒲葵扇。”二世时当有蒲扇，而复流行“箑脯”俗信，故赵高得牵合以售奸欺耳。鹿马事早成口实，崔琦答梁冀外，如《三国志·魏书·鲍勋传》文帝诏：“勋指鹿为马，收付廷尉。”洪迈《容斋续笔》卷一六以高德儒指鸟为鸾与赵高事作对，犹未贴当；二人妄诞诚相类，而高乃校尉之谄媚君上，赵则丞相之威慑同列，区以别矣。（《管锥编》第一册《史记会注考证·秦始皇本纪》）

⑨ 【汇注】

梁玉绳：“谓鹿为马”按：良马有似鹿者价千金，见《韩子·外储说右》上篇、《淮南·说山》《论衡·讲瑞篇》述之，高盖依以为计也。但陆贾《新语·辨惑篇》云：“秦二世之时，赵高驾鹿而从行。王曰：‘丞相何为驾鹿？’高曰：‘马也。’与《史》言献鹿为马异。”《李斯传》尚有召太卜一节，此从略耳。又高欲作乱，或以青为黑，以黑为黄，见郑康成《礼器》注。又高束蒲为脯，以惑二世，故《后书·文苑·崔琦传》云“玄黄改色，马鹿易形”。潘岳《西征赋》云“野蒲变而成脯，苑鹿化以为马”，《唐书·苏安恒传》云“指马献蒲，先害善良”，皆使赵高事，《史》只言马鹿一端。《艺文类聚》谓蒲脯事出《史记》，李善谓出《风俗通》也。《韩子·内储说》上篇云“子之言白马以验左右之诚”，高岂祖其奸智欤？（《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汇评】

元　稹：胡亥之生也，《诗》《书》不得闻，圣贤不得近，彼赵高者，诈宦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残忍戕贼之术，且日恣睢天下以为贵，莫见其面以为尊，是以天下之人未尽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禽兽矣。（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⑩ 【汇评】

陆　贾：秦二世之时，赵高驾鹿而从行，王曰：“丞相何为驾鹿？”高曰：“马也？”王曰：“丞相误邪，以鹿为马也。”高曰：“乃马也。陛下以臣之言为不然，愿问群臣。”于是乃问群臣，群臣半言马半言鹿。当此之时，秦王不能自信其直目，而从邪臣之言。鹿与马之异形，乃众人之所知也，然不能别其是非，况于暗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义断金。”群党合意，以倾一君，孰为移哉！（《新语·辨惑》）

王十朋：始皇一怒逐扶苏，天欲亡秦果在胡。翻被四方黔首笑，不分鹿马是谁愚。（《梅溪王先生文集》前集卷十《二世》）

⑪ 【汇校】

张文虎：“或言鹿者”，《杂志》云“者”字衍。《治要》《后汉书·文苑传注》《御览·职官部·兽部》引并无。（《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评】

牛运震：“或默，或言马”“或言鹿”者，按：此处叙次极错落。（《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⑫ 【汇注】

梁玉绳：“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附按：《汉书·京房传》：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乱，正先趣之。此事甚僻，可补《史》遗。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但秦讳正，不知正先尔时改姓云何。《封禅书》正伯侨，《司马相如传》作“征”，或正先改从“征”。（《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⑬ 【汇评】

何大复：赵高欲专制，恐群臣有言，先指鹿为马，诸臣莫敢言马者。陈涉起山东，二世召博士诸生问之，皆莫敢言，叔孙通乃诡对而出逃。夫二世弗明，不能用直臣而蔽于谗人，故内以遂邪臣，而外以资敌国也。（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高前数言“关东盗毋能为也”，及项羽虏秦将王离等钜鹿下而前，章邯等军数却，上书请益助，燕、赵、齐、楚、韩、魏皆立为王，自关以东，大氐尽畔秦吏应诸侯①，诸侯咸率其众西鄉②。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③，使人私于高④，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怪问占梦。卜曰：“泾水为祟⑤。”二世乃斋于望夷宫⑥，欲祠泾⑦，沈四白马。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高惧⑧，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谋曰⑨：“上不听谏，今事急⑩，欲归祸于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婴。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⑪。”使郎中令为内应⑫，诈为有大贼，令乐召吏发卒，追劫乐母置高舍⑬。遣乐将吏卒千馀人至望夷宫殿门⑭，缚卫令仆射，曰：“贼入此，何不止⑮？”卫令曰：“周庐设卒甚谨⑯，安得贼敢入宫？”乐遂斩卫令，直将吏入，行射，郎宦者大惊，或走或格，格者辄死，死者数十人。郎中令与乐俱入，射上幄坐帏⑰。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扰不斗。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⑱。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⑲：“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诛，安得至今⑳？”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骄恣㉑，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㉒。”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㉓？”乐曰：“不可。”二世曰：“吾愿得一郡为王。”弗许。又曰：“愿为万户侯。”弗许㉔。曰：“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㉕。”阎乐曰：“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㉖，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㉗。”麾其兵进。二世自杀㉘。

① 【汇注】

张守节：氐，丁礼反。氐犹略。（《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大氐，大抵，大概。畔，同“叛”。（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马持盈：西鄉，即西向。西向而攻秦。（《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汇评】

牛运震：“及项羽虏秦将”云云，至“诸侯咸率其众西鄉”，此段叙次虽略，而情事如画。（《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张永禄：“武关”，在陕西丹凤县东南，一说在今陕豫鄂交界的荆紫关附近，另有说在商南县过风楼村。它和潼关、萧关、散关成为秦的四塞。春秋时称少习，战国时秦改为武关，是关中平原通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的交通咽喉，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苏秦说楚威王：“秦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楚国都城）动矣！”可见武关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前299年秦昭襄王诱楚怀王会武关，被秦扣留并死于秦。秦末刘邦鉴于函谷关秦兵力雄厚，绕道武关，最先进至咸阳。南北朝时期，武关常为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唐柳宗元《馆驿使记》：“自霸而南至于蓝田，其驿六，其蔽曰商州，其关曰武关。”唐末黄巢的农民起义军自长安撤退，经此转战河南。（《汉代长安词典》一《地理环境·武关》）

④ 【汇校】

王鸣盛：《史记》于《高纪》西略地入关之下，叙至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与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使郦生、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因袭破之。“以为诈”三字，《汉书》改为“不许”。近儒遂云：“不许贼臣，真可云抉义而西者。”考《始皇本纪》沛公屠武关，使人私于赵高。然则沛公岂真抉义而不许赵高者乎？特以为诈耳。班之改马，非也。（《十七史商榷》卷二）

⑤ 【汇注】

张守节：祟，虽遂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⑥ 【汇校】

张文虎：“乃斋”，中统作“齐”，下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裴　骃：张晏曰：“望夷宫在长陵西北长平观道东故亭处是也。临泾水作之，以望北夷。”（《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秦望夷宫在雍州咸阳县东南八里。张晏云临泾水作之，望北夷。”（《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二世乃斋于望夷宫”按：此言二世因梦祀泾，故斋望夷，而《李斯传》谓二世射杀行人于上林，故高令出居望夷以禳之，两处异词，未知孰信。（《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编者按：望夷宫秦始皇时修建，是咸阳宫在北部的哨所。当时北边由于有匈奴的存在，经常骚扰内地，秦始皇便在咸阳东北的泾水南建了望夷宫，作为瞭望哨所。其具体地望，据《三辅黄图》云：“在泾阳县界长平观道东，北临泾水，以望北夷，以为宫名。”《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在雍州咸阳县东南八里。”1989年，咸阳市文物普查队依据史料记载对泾阳县蒋刘乡王福村和二杨庄一带进行考察，发现一处夯土高台，这儿恰好在泾阳东南的泾水边，我曾去考察，现存夯土台基东西长98米，南北宽34米，距地表深0.75米，宫殿基址由于河流的两千年冲刷，已被蚕食很多。在遗址范围内采集到各种瓦当，有云纹、凤尾纹、素面葵纹，还有筒瓦、板瓦、回纹空心砖、素面空心砖、回纹方砖、太阳纹方砖、素面方砖等。在此还发现了壁画残片及大量的红烧土层。这座宫殿毁于项羽的一把火。秦二世就是在这座宫殿中被杀的。当时项羽入关，身为中丞相的赵高，害怕秦二世归罪于己，便先发制人，于公元前207年派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逼杀秦二世胡亥于望夷宫。（见徐卫民《秦都城研究·咸阳》）

秦都咸阳宫一号建筑基址

秦都咸阳宫驷马壁画

⑦ 【汇校】

张文虎：“欲祠泾”，《御览》八十六引下有“水”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⑧ 【汇评】

程馀庆：曰“恐”，曰“惧”，曲尽。（《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⑨ 【汇注】

裴　骃：徐广曰：“一云郎中令赵成。”（《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⑩ 【汇注】

黄葵阳：此时项羽与沛公西略地，而沛公且将入关，故曰“今事急”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⑪ 【汇注】

夏伯炎：载，同“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⑫ 【汇注】

梁玉绳：“使郎中令为内应”附按：徐广谓一作“郎中令赵成”，是也，各本皆缺。赵成乃赵高之弟，已见上文。（《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⑬ 【汇评】

徐孚远：既云与阎乐谋，又云劫乐母置高舍，将乐尚有贰心而高疑之耶？此首罪状高，又明其同恶寡也。（《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⑭ 【汇注】

王　恢：望夷宫，三年（前207），二世自杀于望夷宫。张晏云：“宫在长陵西北，临泾水，作之以望北夷。”《清统志》（二二八）说在“咸阳北四十里睦村，泾阳东南”八里。《括地志》泾阳误咸阳。1983年已发现旧址，文物包括瓦片、空心砖等。（《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二世速亡》）

⑮ 【汇注】

刘兑阳：本欲入宫杀二世，故诈生此情景，而后好乘机突入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⑯ 【汇注】

裴　骃：《西京赋》曰：“徼道外周，千庐内傅。”薛综曰：“士傅宫外，内为庐舍，昼则巡行非常，夜则警备不虞。”（《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⑰ 【汇校】

张文虎：“坐帏”，中统、游本作“帷”。（《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评】

程馀庆：纤悉毕具。（《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⑱ 【汇注】

陈如冈：“不敢去”者，不敢与贼斗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⑲ 【汇评】

徐显卿：赵高使乐弑二世，即二世使使杀其弟者也。叙事与前参看，此数言痛为人君拒谏者之戒。（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⑳ 【汇评】

张之象：此数言痛为人君拒谏者之戒！（《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穆文熙：使人至此，安得不亡！（《四史鸿裁·史记》卷五《秦始皇纪·赵高杀二世子婴杀赵高》）

㉑ 【汇注】

裴　骃：蔡邕曰：“群臣士庶相与言，曰殿下、阁下、足下、侍者、执者，皆谦类。”（《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㉒ 【汇注】

朱之蕃：“自为计”者，讽之使自杀也。（《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汇评】

朱之蕃：二世至此，亦甚穷矣，亦可悲矣。信任宵人，安得不到此哉？人君看此，可为之刺骨而扪心。（《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㉓ 【汇注】

梁玉绳：“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按：此言高谢病不朝，令其婿弟劫二世自杀，故不见高也。而《李斯传》又言高亲劫二世，歧出。（《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汇评】

程馀庆：可怜！（《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㉔ 【汇注】

朱之蕃：“弗许”者，阎乐不之许也。（《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汇评】

程馀庆：连用“弗许”，学《左氏》崔杼杀君篇文法。（《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㉕ 【汇评】

丘　濬：天子无道，求为匹夫而不可得者，此之谓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四字果报之言，怕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㉖ 【汇评】

程馀庆：数百年冤愤之气，得此语一（杼）〔抒〕！（《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朱孔阳：二世皇帝讳胡亥，始皇少子。李斯、赵高矫诏杀太子扶苏而立之。三年甲午八月，沛公入武关，赵高遣其婿阎乐弑帝于望夷宫，更立扶苏子公子婴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今属长安县境。（《历代陵寝备考》卷九《秦》）

又：《博物志》，二世为赵高所杀于宜春宫，在杜城南三里，葬于旁。（同上）

㉗ 【汇注】

程馀庆：序事处，当与二世使杀公子闾参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汇评】

穆文熙：情至此，良苦！庸主读至此，亦可感悟。（《四史鸿裁·史记》卷五《秦始皇纪·赵高杀二世子婴杀赵高》）

㉘ 【汇注】

陆唐老：二世在位三年，寿年二十四。（《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五《秦纪·二世皇帝》）

吕祖谦：按《李斯传》《本纪》，二世入上林弋猎，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杀之。赵高教其女婿咸阳令阎乐劾不知何人贼杀人，移上林。高乃谏二世曰：“天子无故贼杀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当远避宫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宫。赵高使其弟郎中令赵成为内应，令乐将吏卒千余人至望夷宫殿门，缚卫令仆射曰：“贼入此，何不止？”卫令曰：“周庐设卒甚谨。”乐遂斩卫令，郎、宦者死者数十人。二世自杀。（《大事记解题》卷八）

丘　濬：“秦宦者赵高弑其主胡亥”，呜呼，此万世宦者弑逆之始。（《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二世皇帝》）

茅　坤：“麾其兵进”者，使知不自尽，则此兵进前，必不免于诛杀也。故二世不得不自杀。（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汇评】

刘　向：《书》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赵高专权自恣，壅蔽大臣，终有阎乐望夷之祸，秦遂以亡。（引自《文选补遗》卷十二《极谏外家封事》）

蒋　济：昔秦穆公近纳英儒，招致智辩，知富国强兵。至于始皇，乘历世余［业］，灭吞六国，建帝号，而坑儒任刑，疏扶苏之谏，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赵高之谀，身没三岁，秦无噍类矣。前史书二世之祸，始皇所起也。（见《全三国文》卷三十三《万机论·用奇》）

胡一桂：秦以一国亡六国，民以期月亡秦，得之非道，失之亦亟，固其宜也。然愚谓秦之亡非民也，斯、高也。高之罪又浮于斯。二世之于高，始为所愚，终为所弑，国随以亡，是非高之能愚之、弑之、亡之也，高之为烈，始皇使之也。高受诏教始皇数年，刑法之学耳。胡亥之命，秦之国祚，固已在高掌握中。以斯之狡、智，尚死其手，况胡亥乎？吾故曰：高之为烈，始皇使之也。（《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六《秦》）

丘　濬：诸公子为胡亥所杀，卒之，胡亥亦不免焉，实秦累世杀人之报也。（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庄元臣：以七国之雄君，而不敢废东周之孱主；以赵高之贱竖，而敢杀二世之威王。是周袤犹愈于秦强也。由是观之，圣人之化远矣。（《叔苴子内外编·外编卷一》）

王夫之：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于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谀也。托国于赵高之手，虽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

龙体刚：胡亥报秦虐，矫诏杀扶苏。公子十五人，霜刃自诛锄。指鹿以为马，揭竿始大呼。狗偷虽鼠窃，六国复如初。李斯纵腰斩，何以蔽其辜？望夷阎乐入，借手于阉奴。黔首求难得，果报网不疏。高复三族灭，亡秦却是胡。（《半窗史略》卷九《秦》）

又：吕秦混一，君若臣蝼蚁人民，数盈亿万，世皆疑天道梦梦，无所救止。孰知果报之机，响同桴鼓。如胡亥为政之十八子，腐烂父尸而不殡，报之一也。蒙恬轻民力以筑长城，通直道，断地脉，以逢其恶，赵高矫诏杀之，二也。元年杀皇子十二人于咸阳，矺公主十人于杜，三也。腰斩李斯而夷其族，四也。政死，而亥立数月，陈涉即揭竿以拯民难，五也。两年之内，六国复称王二十八路，六也。章邯降项，赵高即谋杀胡亥，七也。子婴恨高弑逆，假病而嫌高杀之，赤其三族，八也。沛公绁子婴于轵道，羽至即击杀以绝其根，九也。羽烧秦宫阿房，掘暴吕政之尸，十也。父子君臣，自相屠戮，令人读一回，惊一回。吕秦数十年滔天之孽，悉偿报于胡亥二年之内，而谓天道无知，岂其然乎？（同上）

阎乐归报赵高，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①。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便②。”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③。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④。令子婴斋，当庙见⑤，受王玺⑥。斋五日，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丞相高杀二世望夷宫⑦，恐群臣诛之，乃详以义立我⑧。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今使我斋见庙，此欲因庙中杀我。我称病不行⑨，丞相必自来，来则杀之⑩。”高使人请子婴数辈，子婴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庙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⑪，三族高家以徇咸阳⑫。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⑬，楚将沛公破秦军入武关⑭，遂至霸上⑮，使人约降子婴⑯。子婴即系颈以组⑰，白马素车⑱，奉天子玺符⑲，降轵道旁⑳。沛公遂入咸阳，封宫室府库，还军霸上㉑。居月馀，诸侯兵至，项籍为从长㉒，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㉓。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㉔，诸侯共分之㉕。灭秦之后，各分其地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㉖，号曰三秦。项羽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诸侯，秦竟灭矣㉗。后五年，天下定于汉㉘。

① 【汇注】

梁玉绳：“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按：《李斯传》言高自佩玺上殿，意图篡位，因殿欲坏者三，高乃召子婴立之。与《纪》亦异，当是谋篡后告大臣公子而立婴也。（《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② 【汇注】

冯具区：“便”之一字，宜另为读，言如此方为便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丘述尧：《李斯传》说：“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弟授之玺。子婴即位，患之，乃称疾不听事，与宦者韩谈及其子谋杀高。”这样看来，子婴又是“始皇弟”了，所以俞樾说：“本纪以子婴为始皇之孙，李斯传以为始皇之弟，盖不可考。而徐广又以为始皇之弟子，不知何据。”其实“本纪以子婴为始皇之孙，李斯传以为始皇之弟”，这才的确是《史记》本身的矛盾。至于说“徐广又以为始皇之弟子”，却是俞樾误会徐广的意思幻造出来的。因为徐广的话虽然“不知何据”，但可喜的，却仍然保存在《李斯传》“乃召始皇弟授之玺”下的《集解》中。他的原话是：“徐广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婴授之玺。”这儿始皇弟、子婴是同位复指，与《李斯传》“召始皇弟授之玺”意义一样，徐广所见的一本不过多了子婴二字，表明“始皇弟”的名字叫“子婴”而已。俞樾所以说徐广又以为“始皇弟子”，很明显是把徐广所说“始皇弟、子婴”读成“始皇弟子，婴”造成的。这样读法，就和《李斯传》下一句“子婴即位”不统一了。……马叙伦在他的《读书续记》上说：“按始皇年十三，庄襄王死，代立为秦王。三十七年崩，则年五十岁，子婴为二世兄子，子婴又有二子，且又与谋诛赵高，则其年非幼弱矣。始皇死仅五十岁，而曾孙已能与谋杀人，无此理。”……假如他们都十六岁生孩子的话，长子扶苏正三十七岁，扶苏的长子二十一岁，其孙，即始皇的嫡长曾孙不过五岁。假如他们生孩子的年龄超过十六岁，每代又要相应减小。并且始皇三十七年长子扶苏死于沙丘之难，沙丘之谋的首恶赵高，当然不会立扶苏之子为秦王。子婴如果是二世兄子，那他的爸爸小于扶苏，二世三年至多不过三十五岁，子婴自己至多不过十九岁，子婴的两个孩子，即始皇的庶曾孙，当在三岁以下。再大也不超过五岁，又怎么能够参加谋杀赵高的活动。所以《史记·二世纪》《汉书·高纪》子婴为二世兄子之说，都是站不住脚的。……总之，子婴是始皇弟，不是始皇弟子，不是二世兄子，也不是二世之兄，理由是很明显的。（《史记新探·秦王子婴辨》）

又：子婴既然是始皇弟，那就是二世的叔叔，赵高又怎么称他为公子呢？这就要从赵高的经历去理解。因为赵高是始皇时的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事，曾“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可见他从秦王政十几年，就开始奉事始皇，那时秦尚未统一天下。《魏公子传》载侯嬴谓魏公子说：“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这段话里侯嬴八称公子。安釐王在位的时候，侯嬴既然称安釐王的弟弟信陵君为公子，秦王政在位，赵高当然称始皇弟子婴为公子，这是无可非议的。后来始皇崩，二世立，赵高在欲易置二世时，沿袭过去的习惯，称始皇弟子婴为公子，又有甚么奇怪？从此可见，假如有人认为赵高称子婴为公子，子婴就一定是始皇的儿子，即二世的兄弟，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同上）

编者按：子婴何许人也？目前争议很大。至少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子婴是秦始皇的孙子，扶苏的儿子，胡亥的侄子；一种说法认为，子婴是秦始皇的儿子，扶苏的弟弟，胡亥的哥哥；一种说法认为，子婴是秦始皇的弟弟，扶苏、胡亥的叔叔。

这三种说法在《史记》里面都能够找到，司马迁没有明确下结论，结果引起后人很大的争议。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三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符合事实：

秦始皇去世时，五十岁。他在十三岁即位，当时吕不韦、赵太后掌权；二十二岁时才举行加冕典礼，正式掌权。按照秦国的制度，国王在正式加冕后，才能娶妻生子。如此推算，秦始皇去世时，长子也只有二十七岁。那么孙子也只有四五岁，孙子哪里还有自己的孩子呢？就算王子提前有私生子，根据男孩子的生长规律，也起码要十多岁才有生育能力吧。按照这个标准推算，秦始皇去世时，长子就算有三十四岁，孙子十七岁，曾孙只有一岁。试问，一岁的婴儿，怎么可能和父亲谋杀赵高？无论怎么推算，子婴都不可能是秦始皇的孙子，扶苏的儿子，胡亥的侄子。

那么，子婴是不是秦始皇的儿子，扶苏的弟弟，胡亥的哥哥呢？让我们看看赵高发动的第一次宫廷政变。当时除了太子扶苏被杀、胡亥被立为秦二世之外，秦始皇的十几位皇子全部被赵高杀害，因为他们都有可能继承秦朝的皇位；二十几位公主，也被赵高杀害。赵高本来是赵国贵族，秦始皇攻灭赵国，赵高被俘，沦为阉人。他表面对秦始皇恭顺有加，逐步掌握秦朝宫廷的主动权，内心却对秦朝充满了刻骨仇恨，日夜谋划着夺取大权，将秦朝贵族置之死地而后快。像他这样狠毒的宦官，在那血雨腥风的宫廷政变中，怎么可能单单对秦始皇的一个儿子网开一面呢？再拿子婴的年龄来推算，他如果是秦始皇的儿子，那么他当时大约二十多岁，而他自己的儿子只有几岁，也是不可能和父亲谋划政变的。所以，无论怎么说，子婴都不可能是秦始皇的儿子，扶苏的弟弟，胡亥的哥哥。

因此子婴是秦始皇的弟弟。赵高在第一次宫廷政变中，首先要除去的，就是秦始皇的直系血统，皇位继承人。子婴是秦始皇的弟弟，即位的可能性不大，暂时还不会对赵高构成威胁。再拿子婴的年龄来推算，他如果是秦始皇的弟弟，那么当时有四十多岁了。因为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在生下秦始皇的十年后即位的，在位三年去世。就算子婴在秦庄襄王去世前出生，那么他到秦始皇去世时也有三十七岁了。作为三十七岁（或者四十多岁）的人，他的儿子应该有十多岁了，能够和父亲谋划政变，杀死赵高，这才符合事实。（见《话说陕西·金戈铁马并天下》，西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汇评】

丘　濬：呜呼，始皇除谥法，自己创始，合称皇帝，期从二世、三世以至千万世，岂知仅及再世，而平日所任以为腹心者，乃自降其皇帝以为王。然尤未也。其后也，乃并其始祖非子所得附庸之国而失之。世主鉴兹，其尚务积德而谨用人哉！（《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二世皇帝》）

④ 【汇注】

王　恢：宜春苑，《司马相如传·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宜春宫在雍州万年县（西安市）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宫之东，杜之南。”《清统志》（二二八）：“宜春宫在咸宁县（西安市）南，汉元年罢宜春下苑，假与贫民。颜《注》即今京城东南隅曲江是。《雍录》：宜春下苑皆少陵地，其下亦为曲江，江北即乐游原。”二世陵在曲江池南，高六公尺，周六十六公尺，陵前有毕沅建“秦二世皇帝陵”碑。赵高以黔首葬，故其冢不高大。（《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二世速亡》）

【汇评】

董思白：以庶人之礼葬之，见天子得罪与百姓同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夏伯炎：庙见，皇帝即位后第一次到宗庙拜祖先、会群臣、受印玺的典礼。（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胡三省：玉玺，即以卞和玉所刻传国玺。（见《资治通鉴》卷八“二世皇帝三年”注）

程馀庆：玉玺，李斯磨和璧作之，虫鱼篆书，围四寸，上句交五龙，文曰“受天之命，既寿永昌”。王莽令王舜逼太后取玺，太后怒，投地，其角小缺。孙坚入洛，得诸井中，后归魏、晋。永嘉之乱，没于刘、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⑦ 【汇评】

张　耒：汲汲威刑继祖龙，收功尽在望夷宫。未应家国归车府，却有山东老沛公。（《张右丞文集》卷三十三《读秦纪》）

⑧ 【汇注】

裴　骃：详音羊。（《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苏紫溪：“详”字与“佯”字通用，言假托大义以立我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⑨ 【汇校】

张文虎：“称病”，《御览》引作“疾”。（《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梁玉绳：“我称病不行”按：《斯传》言婴即位，称疾不听事，高谒病，因召入，刺杀之。此言婴称病不庙见，高自往请，遂刺杀高于斋宫。两处未知孰是。《拾遗记》言子婴囚高咸阳狱，悬于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镬煮，七日不沸，乃戮之。《绎史》以为附会迂怪也。（《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⑩ 【汇评】

程馀庆：妙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⑪ 【汇注】

朱之蕃：凤洲《短长》云：子婴当立为秦王，家臣韩谈见焉。仰而贺，因俯而吊也。怪问：“何谓也？”曰：“始皇帝过听廷尉言，罢封建，诸公子亡汤沐之奉，荑于黔首。二世加之过，听中车府令言，十二公子戮咸阳，十公主矺死杜，公子高雉经于墓，尽先皇帝之遗，毋得比黔首者。今大王既以超贱离死，拔主万乘。虽然，大王为公子，而不蹈非命，十一也；今不为公子，而不蹈非命，百一也。夫以二世之严，周庐若砺，环卫若蚁，而咸阳令兵木末而刺之，若缚鸡，况其下者乎？”子婴大忧，泣曰：“奈何子吾身也？”曰：“无伤也。彼以重胜，二世者以轻败我者也。”于是遂定策称病，来丞相高，而与子刺之。（《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郭之奇：韩谈，子婴宦者，刺高。（《稽古篇》卷二《吕秦表》）

【汇评】

吕祖谦：班固曰：子婴度次得嗣，冠玉冠，佩华绂，车黄屋，从百官，谒七庙。小人乘非位，莫不恍惚失守，偷安日月，独能长念却虑，父子作权近取于户牖之间，竟诛猾臣，为君讨贼。高死之后，宾婚未得尽相劳，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关中，真人翔霸上，河决不可复壅，鱼烂不可复全。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大事记解题》卷八）

申涵煜：斋宫之诛，甚快人意，与魏孝庄诛尔朱荣，从来无此简捷法。虽俱不得善终，可以告无愧于地下矣。若曹髦之轻躁，则人谋不善，非尽天意也。（《通鉴评语》卷一《诛赵高》）

牛运震：叙阎乐弑二世，仓乱中极明晰。叙子婴诛赵高，痛快中带悲壮。（《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⑫ 【汇校】

张文虎：“三族高家”，《御览》引作“夷三族”。（《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钱锺书：“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三族高家，以徇咸阳”。《考证》：“吴裕垂曰：‘司马贞云：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乃自宫以进。……以句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仇之举。’”按：俞樾《湖楼笔谈》卷三据《蒙恬列传》“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谓高非“赵公子”也。司马贞语，赵翼《陔馀丛考》卷四一亦称述之；平步青《霞外捃屑》卷八上谓今本《索隐》所无，不知赵何所据，是也。此说似在赵乡里人中流传，如吕星垣《白云草堂诗钞》卷下《下邳谒留侯庙》二首有序略谓“孙渊如示《史记索隐戋言》，知留侯博浪之逃，赵高匿之也”；诗第一首有云：“赵高赵国诸王孙，求为秦贼支体残。……赵高名在《列仙传》，何得仙家滥其选？《索隐戋言》颇辨冤，鹿马计胜长平战。”第二首有云：“日中白虹匿无迹，王孙本是邯郸客。颇死牧废无英雄，山河西吞惜无策。颠覆咸阳志已酬，组系子婴维尔力。”孙、吕与赵同邑交游也。谭献《复堂日记》卷四摘清泉欧阳轩《月到山房诗》有咏《赵高》：“当年举世欲诛秦，那计为名与杀身！先去扶苏后胡亥，赵高功冠汉诸臣。”又有《阅<古逸史>，赵高为赵公子，抱忠义之性，自宫为赵报仇，张良大索时，即避高家》：“大贾灭嬴凭女子，奇谋兴汉讵萧曹？留侯椎铁荆卿匕，不及秦宫一赵高！”《史记索隐戋言》及《古逸史》皆不经见，自惭陋不之知，又疚懒未之觅。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卷一引《周礼折衷》云：“赵高是病废，非刑馀；张良击始皇不中，大索十日不得，盖匿高所也。”岂亦及见司马贞《索隐》逸文耶？张良匿赵高所，故大索不得，未必为事实。然始皇精骛八极、目游万仞，而不知伏寇在侧，正如睫在眼前长不见也。西方童话言仙女与人赌捉迷藏，斯人鱼潜三泉之下，鸢飞九天之上，豹隐万山之中，女安坐一室，转宝镜即照见所在；渠乃穴地穿道，直达女座底而伏处焉，以彼身盖掩己身，女遂遍照不得踪迹。俗说赵高报仇为阉竖、匿刺客等事，实亦此旨。《始皇本纪》方士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因大发兵北击胡，不知其指宫中膝下之胡亥。故张衡《思玄赋》“嬴摘谶而戒胡兮，备诸外而发内”，又《北齐书·恩幸传》记阿秃师呼“阿那瑰亡汝国！”显祖因每岁伐茹茹，不知其指高阿那肱，“虽作‘肱’字，世人皆称为‘瑰’音，斯固‘亡秦者胡’”。俗传赵高诸节与图谶貌异心同，皆《韩非子·用人》所谓：“不谨萧墙之患，而固金城于远境也。”载籍所著谶书预言，如夏桀见“箓书云：‘亡夏者桀’，于是大诛豪杰”（罗泌《路史·后纪》卷一四《疏仡纪》自注引《世纪》等）；司马懿见《玄石图》云“牛继马后”，于是深忌牛氏，酖杀牛金（《晋书·元帝纪》）；李世民闻太史占曰“女五昌”，又民谣“女武王”，以李君羡乃武安人、封武连郡公、为左武卫将军在玄武门，又小名“五娘子”，因故诛之（《旧唐书·李君羡传》）；郭威“闻人间谶‘赵氏当为天子’”，因使人诬告防御使赵童子，收而杀之（陶岳《五代史补》卷五）。莫非明在迩求远，变出防外。视为鬼神事先之诏告，聊以作弄凡夫，自属无稽；而视为草野事后之附会，聊以嘲君上，又殊有味，正古希腊悲剧所示世事人生之“讽刺”（irony）尔。苟作如是观，则固无须斤斤究辨其为信史抑谰语矣。司马光《传家集》卷六三《答范梦得》谓“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野史小说未必皆无凭”，故其撰《通鉴》，采及“野史小说”。夫稗史小说、野语街谈，即未可凭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据以觇人情而征人心，又光未申之义也。（《管锥编》第一册《史记会注考证·秦始皇本纪》）

【汇评】

陆唐老：致堂曰：使扶苏嗣位，则秦祚尚可延。子婴继世，则诸侯未必西。然吕政反道，天所不佑。杀人之子多矣，人亦杀其子，宜也。子婴居无可奈何之势，乃能不动声色，屠戮赵高，虽不救亡，亦抒志愤，岂不可怜也哉！汉祖遂王关中，必有以处，项氏杀之，不仁甚矣！（《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五《秦纪·二世皇帝》）

陈仁子：天之亡秦，前有扶苏能得蒙恬之忠，后有子婴能戮赵高之横，皆不继始皇而立。积衅久矣，如此而亡，犹非隋氏我得我失之遽。……其戒后世也夫！（《文选补遗》卷二十一《过秦论》注）

胡一桂：吾读秦纪，至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六《秦》）

丘　濬：“秦子婴诛赵高，夷三族”。呜呼！古者罪人不孥，罚罔及嗣。秦人始创为夷族之法，君用之以快其愤，臣假之以报其怨，卒之始皇子女，骈首就戮，斯、高族类，靡有孑遗。是则向之所以害人者，适以自害也。天道何昭昭哉！（《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二世皇帝》）

李　贽：子婴此时何等孤弱，乃刺杀高如去腐鼠，此何等识，何等才，何等胆，真贤主也！后世以二世与子婴同传，冤哉！（《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

又：祖龙千古英雄，挣得一个天下，又以扶苏为子，子婴为孙，有子有孙，卒为胡亥、赵高二竖子所败，惜哉！然祖龙种毒，久暂必发，天道好还，至此，不得论因果矣。（同上）

陆可教：赵高以卑贱之辈，握秦柄，诛灭大臣，壅蔽人主，贻祸天下者，不可究极。二世甘受其愚，卒蒙其弑，此无足惜。可恨者，高以弥天之罪，而得以肆其谋、成其计耳。伟哉子婴！不费力而旋灭之。故先辈云：吾读《秦纪》，至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云。（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高　岱：子婴非为二世报仇，乃自全之策，此举差快人意。（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沈一贯：始则壅蔽二世耳目，终则弑之以自脱祸，高之奸大矣。不有子婴之诛高，则此愤无由快矣。（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朱　直：子婴不动声色而族赵高，智也！立己而惟仇是讨，义也！再能以身殉社稷，不遗系颈素车之耻，岂非秦之得天下也以变，而失天下也，亦以变哉？子婴之不能垂光天壤，祖龙之变以得天下故也。（《史论初集·书子婴后》）

又：李岱云曰：秦至二世，积重难返。赵高之奸，亦秦法酿之也。于其必亡，而后以苏、婴继之，天道亦微矣哉！（同上）

⑬ 【汇注】

胡三省：应劭曰：子婴不敢袭帝号，但称王耳。（见《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汇评】

程馀庆：可怜！（《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⑭ 【汇评】

程馀庆：破秦军何等事，沛公上加“楚将”二字，后代史不敢下此笔。（《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⑮ 【汇注】

裴　骃：应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长安东三十里。古名滋水，秦穆公更名霸水。”（《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吕祖谦：颜师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应劭曰：霸上在长安东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大事记解题》卷八《自注》）

夏伯炎：霸上，地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辛德勇：霸上是秦汉至隋唐期间长安附近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点，七年前我在研究复原汉唐期间长安附近的交通结构时，发现长安城东向函谷关、武关和蒲关的三条大干道，都是由霸上歧出的，如果按照传统的看法，将霸上的位置定在灞水西岸（左岸）的白鹿原上，就无法解释和复原当时的交通道路。为此，我检核有关文献，发现霸上的实际位置应在灞水东岸（右岸）的灞桥东端，其所表示的具体范围在秦汉至北周期间和隋唐时期有所不同，是随着隋唐长安城址的迁徙及由此引起的灞桥位址变动而更徙的。（《三论霸上的位置》，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期）

李健超：霸上亦称灞上，是一个历史地名。最早出现可能在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时期。由于霸上位于秦咸阳城东南和汉唐长安城之东，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谁占领霸上，谁就掌握了战争主动权，谁就有可能敲开咸阳和长安的大门，这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关于霸上的确切位置与范围，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霸上是指今浐霸之间的白鹿原的北端。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北魏时期的郦道元，他在《水经注》卷十九《渭水注》中说：“霸水……历白鹿原东，即溺水之西故芷阳矣！《史记》秦襄王葬芷阳是也，谓之霸上。汉文帝葬其上，谓之霸陵。上有四出道以泻水，在长安东南三十里，故王仲宣赋诗云：‘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汉文帝尝欲从霸陵上西驰下峻坂……”《水经注》描述霸上的地理形势，正指的是今西安市东十多公里的白鹿原。后来宋代宋敏求在《长安志》中直接了当地说霸上就是白鹿原：“白鹿原在县东南二十里，自蓝田县界至浐水川，尽东西十五里，南接终南，北至霸川，尽南北二十里，亦谓之霸上。”（《长安志》卷十一万年县下）宋程大昌《雍录·霸水杂名一》：“凡霸城、芷阳、霸上、霸头、霸西、霸北、霸陵县，相去皆不逾三二十里地，皆在白鹿原上，以其霸水自原而来，故皆系霸为名也……霸上云者，为其正岸霸水也，故既名霸上，亦名霸头也。”1979年出版的《辞海》说：“霸上，古地名，一作灞上，又名灞头，因地处灞水西高原上而得名。在今西安市东，为古代咸阳、长安附近军事要地。”另一种说法是，霸上不在白鹿原，而在白鹿原之北，汉长安城东三十里，霸水东。应劭注《汉书》说：“霸上，地名，在长安东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应劭是东汉时人，从长安城向东二十里即霸水，又十里即霸上。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又说：“自新丰故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则霸水，西二十里则长安城。”应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长安东三十里，即霸城是也，高祖旧停军处。”这里郦道元不仅与前述霸水历白鹿原东谓之霸上有矛盾，而且肯定霸城就是霸上，是刘邦原来停军处，即“还军霸上”的所在地。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说：“霸城，秦穆公筑为宫，因名霸城，汉于此置霸陵县。”张守节所引资料来源于《三秦记》，此书今已佚，他又引《庙记》一书说：“霸城，汉文帝筑，沛公入关，遂至霸上，即此也。”这里也肯定霸城即是霸上。霸城在什么地方？在今西安市东郊灞桥东北的谢王庄村附近，这里正是汉代长安城东通关东的大路口。（《霸上与长安》，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4年第1期）

张永禄：“霸上”，一作灞头，为古代咸阳、长安以东的战略要地和交通要冲，在今西安市灞河东岸，具体范围随着咸阳、汉唐长安城址的变迁及由此引起的灞桥桥址或渡口的变迁而不同。秦汉时的霸上指今灞桥区桥梓口附近，隋唐时期在今灞桥镇附近。秦咸阳和汉唐长安与潼关、函谷关、武关、临晋关以东广大地区的交通往还必渡灞水，故灞水东岸的霸上成为这几条交通干线上的咽喉，对保卫咸阳、长安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汉代长安词典》一《地理环境·霸上》）

⑯ 【汇校】

张文虎：“约降”，《御览》作“纳降”。（《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⑰ 【汇注】

夏伯炎：组，用丝织成的宽带子，古代用作佩玉或佩印的绶带。（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⑱ 【汇注】

裴　骃：应劭曰：“组者，天子黻也。系颈者，言欲自杀也。素车白马，丧人之服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白马素车，丧服。这里表示有罪。（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⑲ 【汇注】

杨　侃：蔡邕《独断》曰：“皇帝六玺，皆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之。”《王玺谱》曰：“传国玺，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两汉博闻》卷九《六玺》）

吕祖谦：《通典》曰：秦以印称玺，以玉。不通臣下，用制。乘舆六玺，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又始皇得蓝田白玉为玺，螭虎钮，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史记正义》曰：《汉官仪》云：子婴上始皇蓝田玉玺，因服御之，代代传授，号云“汉传国玺”。《说文》云：“符，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释名》云：“节，毛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大事记解题》卷八《本注》）

胡三省：应劭曰：“子婴不敢袭帝号，但称王耳。”素车白马，丧人之服。组者，天子韨也。系颈，言欲自杀也。师古曰：“此组谓绶也，所以带玺也。”组，总五翻。今绶纷绦是也。应劭曰：“玺，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传》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秦汉尊者以为信，群下乃避之。《汉官仪》曰：“子婴上始皇玺，因服御之，代代传受，号汉传国玺。”沈约曰：“高祖入关，得秦始皇蓝田玉玺，螭虎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后代名传国玺。”《史记正义》曰：“天子有六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皇帝信玺，凡事皆用之玺令施行；天子信玺，以迁拜、封诸侯之玺；以发兵，皆以武都紫泥封。”虞喜《志林》曰：传国玺自在六玺之外；天子凡七玺。符，《说文》曰：信也。韦昭曰：符，发兵符也。师古曰：符，诸所合符以为契者也。《周礼》：地官之属有掌节。郑玄《注》云：节，犹信也，行者所执之信。《三礼义宗》曰：节长尺二寸；秦、汉以下改为旌旜之形。韦昭曰：节者，使所拥也。《释名》云：为号令赏罚之节也。师古曰：节以毛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将命者持之以为信。（见《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胡　广：汉高祖初入关，秦王子婴降于轵道，奉上始皇玺，后即位，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号曰汉传国玺。（《胡文穆杂著·记汉高王莽》）

沈德符：秦玺传授，其说不一。据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正月，御史台通事阔阔术告太师：国王木黎华之孙拾得之家，得玉印，命御史杨桓辨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真古传国玺。且以出处始末考据以上云。子婴奉玺降沛公，传至孺子，藏于长乐宫，王莽篡位，使安阳侯王舜迫太后，出玺投于地。更始灭莽，校尉公宾得之，献于更始。赤眉杀更始，立刘盆子，为其所有。盆子奉玺降于光武，至卓等作乱，掌者投于井中，孙坚征卓得之，袁术夺之于坚妻。术死，荆州刺史徐珍闻曹操迎献帝于许昌以献之。帝逊位以归魏，魏归晋，至怀帝遇害，归刘聪，传曜，因入石勒。及石虎灭，入冉闵。为其将军蒋干所得，以送晋征西将军谢尚。晋始复有此玺。隋灭陈，得之。隋亡，萧后携入突厥。至唐贞观四年，后奉玺归唐。后朱温篡唐，入温。庄宗灭温，入后唐，传至明宗子从珂，石氏入篡，珂自焚，玺不知所在。至宋哲宗，咸阳民段义得之以献。至徽宗，为金所掳，玉玺俱去，此玺在焉。今日者是也。杨桓之说如此。（《秦玺始末》）

又：宋李心传云：曹魏刻玺如秦之文，但秦读自右，魏读自左，秦玺已不在魏矣。晋人自刻玺曰“受命于天，皇帝寿昌”。永嘉之乱，没刘、石。仍归江南者，晋玺也。晋太元十九年，西燕慕容永以玉玺求援于郗恢。传侯景，北齐辛术得之，以献高氏。传至隋，皆误以为秦物，而实慕容玺也。晋义熙十三年，刘裕入关，得于关中，历宋、齐、梁、陈，而复为隋有者，姚秦玺也。后晋开运之乱，没于耶律者，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乃石敬塘仿唐太宗旧文为之。此石晋玺，当时皆误以为秦玺。而秦物亡已久矣。据心传考证，其详核胜杨桓远甚。则今北人所宝者，正不知何代所作。（同上）

孙承泽：秦玺至汉已亡。……宋绍圣三年十二月，长安村民段义掘地得玉玺，正绿色，以献于朝。蹇序辰、安惇等皆言“此秦玺，汉以为传国宝，自五代失之。今为时而出”。寻诏礼部、御史台、学士院、秘书省、太常寺议，于是蔡京等奏：“考之玺文‘皇帝寿昌’，晋玺也；‘受命于天’，后魏玺也；‘有德者昌’，石晋玺也。今云‘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为秦玺无疑。”哲宗遂以五月朔御殿受贺，改绍圣五年为元符元年。（《砚山斋杂记》卷一《传国玺》）

程馀庆：玉符，所以发兵。（《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⑳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在霸陵。”骃按：苏林曰：“亭名，在长安东十三里。”（《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司马光：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太祖高皇帝上之上》）

吕祖谦：按《本纪》，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楚将沛公至霸上，使人约降子婴。子婴即奉天子玺符节，降轵道旁。秦嬴姓，帝颛顼之苗裔，柏翳之后。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邑之秦。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自襄公至子婴，凡三十四世。按《前汉·地理志》，秦地东井、舆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嶲、益州，皆宜属焉。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大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彼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民俗质木，不耻寇盗。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阨。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大事记解题》卷八）

顾应祥：秦自非子于周孝王十三年甲子受封，至始皇己卯，有国凡六百七十六年。自始皇二十六年庚辰称皇帝，至子婴降汉，凡一十五年而亡。（《人代纪要》卷六）

夏伯炎：轵道，一作“枳道”。亭名，为长安城东第一亭，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张永禄：枳道亭，“枳”或作“轵”，秦汉长安亭名。位于汉长安城东十三里。《资治通鉴》卷九汉高帝元年（前206）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注：“徐广曰：‘轵道，在霸陵。’苏林曰：‘亭名也，在长安东十三里。’《汉宫殿疏》曰：‘轵道亭东去霸城观四里，观东去霸水百步。’《括地志》：‘轵道在雍州万年县东北十六里苑中。’”又《汉书·元帝纪》建昭元年（前38）“秋八月，有白蛾飞蔽日，从东都门至轵道”。（《汉代长安词典》十三《交通·枳道亭》）

【汇评】

丘　濬：“冬十月，沛公入关，受秦王子婴降。”初，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关者王之。至是，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奉玺符节以降。沛公既受其降矣，则代秦而有天下者，非公而谁哉？矧沛公以德行仁，而为人心之所归往，庶几王者之师，当时诸将往往失人心，而项氏尤甚。人心之所归，天命之所在也。（《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二世皇帝》）

㉑ 【汇注】

吕祖谦：秦二世元年九月，立为沛公，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与，还守丰。二年十月，秦泗川、监平将兵围丰，二日，出与战，破之。令雍齿守丰。十一月，杀泗川守壮，拔薛。十二月，雍齿以丰降魏。正月，沛公见楚王景驹，请兵攻丰。二月，攻砀，拔之。三月，击丰，不下。闻项梁兵众，往请击丰。四月，项梁益沛公卒攻丰，拔之。雍齿奔魏。六月，沛公如薛，共立楚怀王。七月，沛公从项梁救田荣东阿，章邯败沛公，项羽追，北破秦军濮阳，东屠城阳。八月，沛公与项羽西略地，斩三川守李由于雍丘。九月，沛公、项羽方攻陈留，闻项梁死，还军，从怀王军于砀。后九月，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封武安侯。遣沛公西入关。自砀至阳城与杠里，攻秦军壁，破其二军。三年十月，沛公攻破东郡尉于成武。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二月，沛公从砀北攻昌邑，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过高阳，用郦食其说，袭陈留，拔之。三月，攻开封，未拔，与秦将杨熊战白马，破之。四月，南攻颍川，屠之。因张良，遂略韩地。时赵别将司马卬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绝河津，南战雒阳东，军不利，从轘辕至阳城。六月，与南阳守齮战犨韜东，大破之。南阳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围宛，七月，南阳守降。沛公既定南阳，至丹水，还攻胡阳，遇番君别将梅鋗，与偕攻析、郦，皆降。所过无得卤掠。遣魏人宁昌使秦。八月，沛公攻武关，入秦。秦相赵高恐，乃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不许。九月，秦王子婴诛灭赵高，遣将将兵距峣关，沛公引兵绕峣关，逾蒉山，击秦军，大破之蓝田南，遂至蓝田。又战其北，秦兵大败。汉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降轵道旁，遂西入咸阳，还军霸上。此高帝自起沛至入关所历也。（《大事记解题》卷八）

郭大有：高祖得天下，人但知三杰之功，而不知樊哙赞襄之力不多让也。观其请还军霸上，使帝不为声色货利宫室玩好移其心志，汉业致王之基，造端于此矣。不然，帝必荒淫败度，蹈秦覆辙，与始皇一间耳，将不至于亡乎？哙之一言，深识大体，萧、曹、平、勃，其见岂不出于下乎？（《新刻官板大字评史心见》卷二《沛公还军霸上》）

【汇评】

程馀庆：居然王者之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㉒ 【汇注】

司马贞：谓合关东为从长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从长，联合军之首长。（《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㉓ 【汇注】

王　恢：子婴墓在新丰镇西南，有二冢，高各六公尺，世传为秦王子婴及其族人葬处。（《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二世速亡》）

【汇评】

胡　寅：子婴居无可奈何之地，乃能不动声色，屠戮赵高，虽不救亡，亦足舒愤，岂不可怜也哉！汉祖遂王关中，必有以处之。项氏杀之，不仁甚矣！（引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方　回：孟坚又曰：“秦据势胜之地，骋狙诈之兵，蚕食山东，一切取胜。……姗笑三代，荡灭古法，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无骨肉本根之辅，外无尺土藩翼之卫，陈、吴奋其白梃，刘、项随而毙之。”此谓秦废封建而暴亡，或谓秦之虐虽封王子弟及侯国，亦亡。（《续古今考》卷二十五《史记诸侯年表与汉书异》）

张尔岐：秦世以诛刑立威。及其既衰，生一胡亥，杀扶苏，夷灭诸公子；又生一赵高，杀胡亥；生一子婴，杀赵高；又生一项羽，杀子婴，而秦无遗种矣。展转相杀，皆襄公以来严惨之习，渐积而致然也。《易》曰：“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之谓也。（《蒿庵闲话》卷二）

龙体刚：子婴吕政孙，杀高赤其族。屈指甫三年，展转自屠戮。乘懈入峣关。刘、项获秦鹿。轵道绁首来，伯翳绝尝禴。何必防匈奴？咸阳即沙漠。（《半窗史略》卷九《秦》）

㉔ 【汇注】

都　穆：秦始皇陵，陵内城周五里，旧有四门，外城周十二里。其址俱存。自南登之，二丘并峙，人曰此南门也。右门石枢，犹露土中。陵高可四丈，昔项羽、黄巢，皆尝发之。其地老人云：始皇葬山之中，此特其虚冢。老人之言，当必有所授。游之日，为癸酉六月庚子。侍予游者，太学生吕达也。（《游名山记》卷一《骊山》）

㉕ 【汇注】

吴见思：自陈涉起兵以来，与赵高之事，内外逐段夹写，以至秦亡，皆赵高之罪也。（《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汇评】

牛运震：“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按：此与“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及作阿房宫一段遥对暗应，正以幸秦之亡，所以为恶秦之深也。（《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㉖ 【汇注】

夏伯炎：雍王，秦降将章邯，领有今陕西省中部和甘肃省东部地区。塞王，司马欣，领有今陕西省东部地区。翟王，董翳，领有今陕西省北部地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㉗ 【汇评】

王夫之：秦之所殄灭而降辱者，六王之后也。戍之徒之，而寡其妻、孤其子者，郡县之民也。而抟二世之首，欲灭宗室，而分王关中者，赵高也。故怨在敌国，而敌国或有所不能；怨在百姓，百姓或有所不忍；狎及小人，而祸必发于小人。（《读通鉴论》卷一）

吴见思：只四字结完两篇。秦之蚕食诸侯，暴虐黔首，提喝一句，为天下吐气也。（《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牛运震：“秦竟灭矣”，余韵凄然，有感有幸。（《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㉘ 【汇评】

牛运震：“后五年，天下定于汉”，一篇掉尾，笔力老极，不如此收结不住。（《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太史公曰①：秦之先伯翳②，尝有勋于唐虞之际③，受土赐姓④。及殷夏之间微散。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自缪公以来⑤，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⑥。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⑦。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⑧！曰⑨：

① 【汇注】

王维祯：太史公总断，用贾谊《过秦论》全文，但字眼略为裁换耳。原论上、下二篇，今更置前后作三段。自“秦孝公”至“异也”，是上篇；自“秦并”至“安矣”，是下篇，后断自“秦并海内”至“过也”，是下篇前段。（引自《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刘咸炘：“太史公曰”以下，冯班曰：史公以“贾生推言”一句，全载《过秦论》三篇，另是一格。其先列第三篇者，论始皇兴衰，应始皇自以为三句。次列第一篇者，论秦之先公，应赞中兴、邑西垂等句。末列第二篇者，总论其大势，归到二世结耳。按此就今本为说也。（《太史公书知意·秦始皇本纪》）

【汇评】

徐与乔：贾生论何等气焰！点作余波，如轻云之点太空。贾生气胜百倍，史公气胜千万倍。“史公曰”下六十余字，“贾生推言之”下一千四百余字，以少领多，而少弥见多，多反见少。盖其妙在六十余字中，自唐虞时“秦之先”序起，至始皇世系，盛衰括尽。始皇不立断语，只用几个虚字描写，咏叹不断而深于断，却以贾生语实之。愈实愈虚，愈多愈少，读至终篇，回味篇首六十余字，如日光照耀，能化一千四百余字，如雪净冰融，不留一字。（引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夏伯炎：伯翳，一作“伯益”。古代嬴姓各族的祖先。相传他善于畜牧和狩猎，被舜任为虞。后被禹重用，帮助禹治水有功，被选为继承人。禹死后，启继王位，与启争夺，被启所杀。一说由于他推让，启才继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夏伯炎：唐，即陶唐氏，传说中的远古部落名。居住在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县西南）。虞，即有虞氏。传说中的远古部落名，居住在蒲阪（今山西省永济县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孙柏潭：《传》四“受之土以立国，赐之姓以立宗”，是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夏伯炎：缪公，即秦穆公嬴任好（？—前621）。前659—前621年在位。任用谋臣，击败晋国，后又被晋国打败，转而向西发展，攻灭十二国，称霸西戎。（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⑥ 【汇评】

程馀庆：“自”字，“稍”字，“竟”字，含吐无限。（《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⑦ 【汇评】

吴见思：只此顿住好，孰知万世有分论哉！（《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四字一笑！只如此顿住，好。孰知万世有公论哉？（《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⑧ 【汇校】

张　照：至《过秦论》三篇，马迁全录之，似亦后人所增入。恐马迁本文，亦止“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一句。（《史记考证·秦始皇本纪》）

俞　樾：《过秦》者，贾谊书中第一篇之名，而后人题之曰《过秦论》，皆失作者本意。（《湖楼笔谈》卷六）

朱东润：《史记》百三十篇，大抵篇终有赞，以与本文相较，往往有不合者。……按：《陈涉世家·集解》裴骃引班固《奏事》云：“太史迁取贾谊《过秦上下篇》以为《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下赞文。”又《陈涉世家赞》引《过秦上篇》，据此知本篇赞文止应有《过秦下篇》，不得更有中上两篇也。赞文先列下篇，盖原本如此，其下二篇，则后人附益也。（《史记考索·史赞质疑》）

【汇注】

陆唐老：贾生之言，盖贾谊《过秦论》也。（《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五《秦纪·二世皇帝》注）

余　诚：贾谊，洛阳人，年十八，以能诵《诗》属文，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材，召置门才，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贾生年二十余，一岁中，超迁至大中大夫。著《过秦论》，［论］秦之过，借以讽汉。论凡三篇，首篇过始皇，次过二世，再次过子婴。（《古文释义·过秦论上》）

【汇评】

苏紫溪：贾生《过秦论》，推秦所以失天下之由，皆原暴虐恣睢，故不能如三代有道之长，故曰“贾生推言之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朱之蕃：秦始终兴亡之故，尽在此篇。（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金圣叹：《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一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只看得中间“然而”二字一转；未转以前，重叠只是论秦如此之强；既转以后，重叠只是论陈涉如此之微。通篇只得二句文字，一句只是以秦如此之强，一句只是以陈涉如此之微。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反衬秦；后半有说秦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六《西汉文·过秦论》）

牛运震：赞语“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此处文义未了，竟以“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接之，似有脱简，而意味无穷。（《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又：“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此下竟接《过秦》三论，关脉甚妙，风神逸绝。（同上）

梁玉绳：“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附按：此所载《过秦论》与贾谊书字句多异，必史公略为裁换耳。但贾论上下二篇，今以下篇后段（“秦并”至“安矣”）置于上篇之前，以下篇前段（“秦并”至“过也”）置于上篇之后，何其紊也。盖史公取上篇为《陈涉世家》论（《汉书·涉传》仍《史》故止载上篇），取下篇为《始皇纪》论，后人妄以上篇增入此纪，而又传写倒乱，遂致次第失旧，且与《世家》重复矣。故徐广谓一本有下篇无上篇，而以“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继“秦并海内”末也。《索隐》亦云：“太史公删《过秦论》著此论，当其义而省其词。褚先生增续既已混殽（指世家），而世俗小智不唯删省之旨，合写本论于此，故不同也。”（《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李景星：赞语略述世次，随以“贾生推言”一句引入《过秦论》三篇，风神俊逸，在诸篇中另是一格。其先载第三篇者，以秦之亡，亡于子婴之世也；次第一篇，推其亡之本于始皇也；次第二篇，归其亡之罪于二世也。凡此，皆有深意存焉，而或以为故乱原次，误矣。（《史记评议·秦始皇本纪》）

林剑鸣：秦亡后，汉初的政治家、思想家对秦始皇几乎是一片咒骂，其中当然以贾谊为最高水平。一篇《过秦论》，实质是对秦始皇及二世的控诉：“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这里，“暴君”的形象已经完整地树立起来，此后两千余年，抨击秦始皇为“暴君”者，无不以贾谊的言论为蓝本。而贾谊等汉代一些政治家之所以将秦始皇描绘为十恶不赦的暴君，一方面当然有一定事实根据，是总结前代兴亡的经验，但也不能否认其在当时有一定宣传目的，因为西汉代秦，只有彻底否定前朝君主，才能证明本朝君主之英明，所以贾谊的评价不能不带上时代和他个人政治立场的因素。（《秦始皇帝评传·序》）

又：但是，在西汉时代也并非所有的政治家皆一口否定秦始皇，较贾谊稍晚，昭帝时代的一批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治家，就曾公开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业绩：“秦既并天下，东绝沛水，并灭朝鲜，南取陆梁，北却胡、狄，西略氐、羌，立帝号，朝四夷。舟车所通，足迹所及，靡不毕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盐铁论·诛秦》）这里，简直是对秦始皇暴力的歌颂了，贾谊显然与一般的政治家截然不同。其实，在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对秦始皇的评价已不像汉初贾谊、陆贾那般人以感情用事了。他在《史记》中，除淋漓尽致地揭露秦始皇的残暴外，又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并不以“秦在帝位日浅”而否定其一切，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这里，作为一个史学家，司马迁显然比汉初的政治家见解深刻。“不虚美，不隐恶”，庶几近之矣。（同上）

又：西汉以后，虽无人似汉初儒生那样全面评价秦始皇，但每当政治斗争需要历史作证的时候，就有人拉出秦始皇的某一方面替其说话。例如，唐初李渊代隋后，部分朝臣力主恢复封建制。尚书仆射萧瑀就提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世而亡”（《唐会要》卷四十六），否定秦的郡县制。而“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形成，柳宗元针对这种形势，在《封建论》中则全面肯定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的历史功绩，甚至提出“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的高度评价。宋以后的学者如苏轼、朱熹等皆以儒家正统立场否定秦始皇，这是不难理解的，而明代的李贽则对秦始皇的功绩给以前所未有的赞扬，“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史纲评要·后秦纪》），甚至说“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藏传·世纪列传总目》）。清初的王夫之，在批判秦始皇暴政的基础上，对秦始皇立郡县等政治措施也给以热忱的讴歌：“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礼而能然哉！”（《读通鉴论》卷一）此外，近人章太炎也有《秦政记》《秦献记》，对秦始皇也有褒有贬。至于现代著名的史学家郭沫若，早在四十年代评价秦始皇时就对其全面抨击，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一书中，以生动的文笔勾画出一个活生生的暴君形象。但从五十年代起，这位史学泰斗又多次著文为秦始皇翻案，同样用生动的文笔塑造一代伟人的形象。（同上）

⑨ 【汇校】

李慈铭：《索隐》曰：“按贾谊《过秦论》，以孝公以下为上篇，秦兼并诸侯山东三十余郡为下篇。邹诞生云，太史公删贾谊《过秦论》著此论，富其义而省其辞，褚先生增渎殽既已混，而世俗小智不惟删省之旨，合写本论，今颇不可分别。”王氏鸣盛曰：“宋刻本贾谊《新书》自‘秦孝公’至‘攻守之势异也’为上篇，自‘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至‘是二世之过也’为中篇，自‘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至‘而社稷安矣’为下篇，今此赞乃倒其次，以下篇为上篇，上篇为中篇，中篇为下篇。又《陈涉世家》末有褚先生曰，吾闻贾生之称云云，即用‘秦孝公’至‘攻守之势异也’一段，若果本纪己采之，则两处重出，褚少孙亦不应至是，据此赞徐广注及司马贞《索隐》，则知史公当日实取《过秦》中下二篇为《始皇本纪》赞，上篇为《陈涉世家》赞，而中下篇亦仍就贾生元次，未尝倒其文，班固所见司马氏元本本如此，徐广亦见之。今本此赞‘秦孝公’至‘攻守之势异也’一段，乃魏晋间妄人所益，后人见《陈涉世家》赞重载此篇，因疑为褚少孙手，又妄改彼赞‘太史公曰’为‘褚先生曰’矣。”慈铭按：王说是也。此赞“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下徐广注引一本云云，则本无秦孝公一段甚明，《汉书·陈胜传·赞》即用贾谊论秦孝公至攻守之势异也一段，其首曰，昔贾生之《过秦》曰注引应劭曰，贾生书言秦之过，此第一篇也，司马迁取以为赞，班固因之，则《史记》世家赞非褚少孙所益显有明证，而此纪之不应重生，不辨可知也。（《史记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黄以周：《史记·秦本纪》引贾谊《过秦论》作《赞》，其篇次与《新书》异。徐广注引“一本又别，赞后重列秦系及论文，与前纪不同，其指恉趣尤违”。班固《典引序》云：“永平十七年，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邪？’臣对‘此赞贾谊《过秦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易绝也，此言非是’。诏因曰：‘司马迁著书，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污行无节，至于疾病颂述功德，言封禅事，贤迁多矣。’”今读迁《赞》，虽不如相如光扬汉德，初无微辞。再四寻绎，而知《史记》所载《过秦论》篇，第实胜于《新书》。上篇言秦险难犯，首责子婴承二世之败而不能救，轻弃宗社降汉。中篇首言始皇据险以御敌，故得天下易，以申上篇之义；次言不施仁义，故失天下亦易，以起下篇之意。下篇言始皇并兼，尚诈力，有日倾之势；二世安定，不能顺权以正之，故致有此败。中篇为上下关键。……自褚少孙增修《史记》，移中篇之文作《陈涉世家》赞，遂于《本纪》去此篇，则上篇救败之文亦不能不移于正倾之后。徐广于下篇注曰：“一本有下篇，无前篇。”秦孝公已下，而又以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继以末，此即褚少孙改定之本也。《赞》后所列世系，为明帝时贾逵、班固所考定，故记其时曰“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其论曰：“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汉初诸儒，谓周以木德王，汉以火德王，汉继周统，不继秦。秦自以为水德，以母代子不仁。言此者见秦为闰位，无关帝王正统，其宗社之速亡，不足惜也。又曰：“秦之积衰，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破其仅得中佐，宗庙不绝之说也。又曰：“纪季以酅，《春秋》不名。”以子婴降汉为知义，于车裂赵高健其决，又深与之。盖贾谊、司马迁之意，子婴弃宗社，罪浮于二世；班固劣二世、优子婴，故《古今人表》于胡亥，列下中；子婴，列中下。则《人表》为班固手定，非出于马续所续，此其一证也。王西庄《十七史商榷》深信贾谊《新书》之序，疑《史记》为颠倒；又深信徐广所引褚少孙改定本为司马光原本，疑《陈涉世家》之“褚先生曰”为“太史公曰”之讹。文既属难信，又谓后谓之《贾谊》“司马迁曰”，此“司马迁”三字误衍。下文“秦之积衰”之上，又误脱“司马迁曰”四字。更为臆断。如史迁以贾谊之论为误，则“赞”何必详录其说？且明帝亦不必疑其讥刺，班固亦无客重辨其是非矣。魏了翁《古今考》、杨用修《丹铅录》、梁曜北《史记志疑》又谓“赞”后重列之世系，为明帝时所得《古秦纪》，此亦无稽之言。据《典引》叙明帝使小黄门持问之纪，明曰太史迁赞，非有《古秦纪》。（《儆季杂著五种·史说略》卷一《读史记秦本纪赞论》）

刘咸炘：小司马、梁（玉绳）氏说，谓贾（谊）论本是二篇，故止谓上篇为后加，崔（适）氏则谓中篇亦后加。若《索隐》所见，是贾书古本，则合之班固秦事所云。当如梁、王（鸣盛）说，不当如崔说。然观徐广注语，则今本之倒错，徐广时已然。若贾书本二篇，不应下篇又自割裂为二，且其文实不似一篇，则崔说据班固秦事语近可信矣。然又引下文班固为证则非。下文固不必全举下文，其不举中篇，不可为无中篇之证也。（《太史公书知意·秦始皇本纪》）

【汇评】

楼　昉：秦始终兴亡之变，尽在此书。（《崇古文诀》卷一《过秦论评》）

史绳祖：班固《项籍传赞》全载贾谊《过秦论》一篇。……而《过秦》实项氏之张本，不嫌取当代词人之文而证之。然司马迁亦尝取《过秦论》而赞《秦纪》矣，但没贾生之名，而书其文，几若掩人之善。曷若班氏直下赞云：昔贾生之《过秦》曰云云，如搏蛟缚虎之手，何必皆自己出。（《学斋占毕》卷二《汉唐史取当代之文以为赞叙》）

编者按：史绳祖所据版本或有不同，在《秦始皇本纪》赞语中，在引用《过秦论》之前，司马迁直书“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并未掠人之美。不得厚诬古人！

杨　慎：贾谊之《过秦》以谕汉也，陆机之《辩亡》以警晋也。（《丹铅余录》卷七）

牛运震：王鏊、邹诞生诸人，皆以太史公删《过秦论》，参以己见。按：《过秦论》即贾子《过秦篇》，太史公全录其文，或字句间有裁润，实未尝删也。但原文自“秦孝公据崤函之固”至“攻守之势异也”为上篇，“秦并海内”至“是二世之过也”为中篇，“秦并兼诸侯”至“而社稷安矣”为下篇。上篇论始皇，中篇论二世，下篇论子婴，次序厘然，浅深相承，本末相贯。太史公录其文，以下篇为前段，以上篇为中段，以中篇为后段，不惟前后失序，而气脉篇法亦不相连贯，不知其何解也？（《读史纠谬》卷一《始皇本纪》）

黄以周：《史记》所载《过秦论》篇第，实胜于《新书》。上篇言秦险难犯，首责子婴承二世之败而不能救，轻弃宗社降汉。中篇首言始皇据险以御敌，故得天下易，以申上篇之义，次言不施仁义，故失天下亦易，以起下篇之意。下篇言始皇并兼，尚能诈力，有日倾之势，二世安定，不能顺权以正之，故致有此败。中篇为上下关键。（《儆季杂著五种·史说略》卷一《读史记秦本纪赞论》）

程馀庆：径以此一语接之，关脉甚妙，风神逸绝。（《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馀郡①，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②，望屋而食③，横行天下④。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⑤，曾无藩篱之艰⑥。于是山东大扰，诸侯并起，豪俊相立⑦。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以三军之众要市于外⑧，以谋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见于此矣⑨。子婴立⑩，遂不寤。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⑪，宗庙之祀未当绝也⑫。

① 【汇评】

谢　璿：六国在殽函之东，故混称山东。秦灭六国，后分为三十六郡。（《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下》）

② 【汇注】

裴　骃：徐广曰：“櫌，田器，音忧。”（《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司马贞：徐以櫌为田器，非也。孟康以櫌为鉏柄，盖得其近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鉏櫌白梃”附按：《史诠》曰“‘櫌’字从‘木’，湖本作‘扰’，误”。（《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谢　璿：櫌，鉏柄也。（《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下》）

③ 【汇注】

司马贞：言其兵蚕食天下，不裹粮而行。（《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没有军需补给，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司马贞：谓轻前敌，不部伍旅进也。舞阳侯曰“横行匈奴中”是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夏伯炎：鸿门，地名，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谢　璿：藩篱，宫室之屏蔽者，引申为保障之义。（《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下》）

⑦ 【汇注】

裴　骃：骃按：《鹖冠子》曰：“德万人者谓之俊，德千人者谓之豪，德百人者谓之英。”（《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司马贞：谓武臣、田儋、魏豹之属。（《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⑧ 【汇注】

司马贞：此评失也。章邯之降，由赵高用事，不信任军将，一则恐诛，二则楚兵既盛，王离见虏，遂以兵降耳。非三军要市于外以求封明矣。要，平声。（《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要市，要挟，出卖。（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⑨ 【汇评】

程馀庆：按：章邯因赵高不信，一则恐诛，二则楚兵既盛，王离见虏，故降耳，其非以三军要市于外以求封明矣，此评失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⑩ 【汇注】

谢　璿：子婴，扶苏子，赵高杀二世而立之。（《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下》）

⑪ 【汇校】

李　笠：“秦之地，可全而有”，按：贾子《新书》作“三秦之地”，玩上文云“山东虽乱”，则此“可全有者”，非谓全秦，明矣。秦时已得天下，有三字方明。（《史记订补·秦始皇本纪》）

⑫ 【汇校】

梁玉绳：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按：班固《典引序》云此言非是。又此《纪》所附班固文云：“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汇注】

陈　直：《艺文类聚》卷十引班固《典引·序》云“永平十七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也？臣对：此赞贾谊《过秦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云云。班固《典引》，即是辩论太史公引证贾谊《过秦论》之是否正确，非论太史公之述作也。（《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汇评】

程馀庆：《典引》：始皇起罪恶，至胡亥极矣。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公之才，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云“秦地可全”，所谓不通时变者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①，二十馀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②。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③。秦小邑并大城④，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阨⑤，荷戟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⑥。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师。安土息民⑦，以待其敝，收弱扶罢⑧，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为禽者⑨，其救败非也⑩。

① 【汇校】

梁玉绳：“至于秦王”按：“秦王”当作“始皇”，下文五“秦王”字同。（《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张文虎：按：《陈涉世家》并作“始皇”。（《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夏伯炎：势居，地理形势所处的位置。（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③ 【汇评】

陈傅良：昔者秦祖七世之君，扼六国之吭而夺之地。至于始皇，夷名城，芟杰士，系百粤之颈而走匈奴，天下之立者，无不侧足而惧也。二世以庸暗承之，而山东之豪杰竞起以投其罅，虽嬴氏不得再传，而其救亡奔命之师，足以弊周章，蹶魏咎，溃陈、吴，覆田、项，何者？其强犹故也。……高帝之入秦也，郦生忧其瓦合之卒，径入虎口，而劝其盘薄陈留之间。至其战峣关，张良亦以秦未可轻视，宜坚壁以啖其将、需其懈而后击之。敝人之强，其术固如此也。（《十先生奥论注·后集卷八·国势》）

④ 【汇校】

裴　骃：徐广曰：“大，一作‘小’。”（《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夏伯炎：阨，通“隘”，险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谢　璿：素王，《家语》：齐太史子舆见孔子，退曰：“天将欲素王之乎？”言无位而空王之也。后世遂谓孔子自称素王，汉、魏诸儒，皆有此说。（《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下》）

马持盈：素王，有王者之德，而无王者之位。（《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⑦ 【汇校】

司马贞：《贾谊书》“安”作“案”。（《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汇注】

梁玉绳：“安土息民”附按：今本《新书》作“安士”，而《索隐》引贾谊书“安”作“案”，则当为“案士”，犹言“案兵”也。“安”乃“案”之讹脱，若土、士二字，古人通写。《律书》云“兼列邦士”，《周颂》云“保有厥士”，义并作“土”。郑注《周礼》校人职云“《世本》‘相士作乘马’，《竹书》亦曰‘相士’，并宜作‘土’”。大司徒职“归于士”，郑司农云“或谓‘归于圜土’”。《疏》曰“司农之意，此经‘士’或为‘土’，故解为‘圜土’”。《吕氏春秋·任地篇》云“使吾士靖而甽浴士”，高诱注“士当作‘土’”。至洪适《隶释隶续》所载碑碣，多以“士”为“土”，以“土”为“士”，不胜偻举矣。（《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⑧ 【汇注】

马持盈：罢，音疲，疲敝也。（《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⑨ 【汇注】

马持盈：禽，即“擒”字。（《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⑩ 【汇评】

程馀庆：以上言秦形势便利，而子婴君臣异心，不能救败，故身为禽，所以罪子婴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秦王足己不问①，遂过而不变②。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③。三主惑而终身不悟④，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⑤，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⑥，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⑦。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⑧。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⑨！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⑩，以饰法设刑⑪，而天下治⑫。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⑬；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⑭，而千馀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野谚曰⑮：“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⑯，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⑰。

① 【汇注】

马持盈：足己不问，自以为足，不向他人领教。（《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马持盈：顺遂其过而不改变。（《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③ 【汇评】

凌约言：贾太傅既云“孤立无亲，危弱无辅”，已重为子婴惜矣。又云“三主惑而终身不悟”，毋乃责之过乎？王文恪评《过秦论》云“未及删定”，意或在此。（引自《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梁玉绳：“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评林》明凌约言曰：“既云孤立无亲，危弱无辅，已重为子婴惜矣，又云三主惑而终身不悟，毋乃责之过乎？”王鏊曰“《过秦论》极古，与先秦相上下，但大意如一，不甚变化。且词有重装者，意生偶作，未及删定耳”。（下文“三主失道”亦非。）（《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谢　璿：三主，谓秦始皇、二世、子婴也。（《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下》）

⑤ 【汇注】

马持盈：深虑知化，深谋远虑而知道随时变化。（《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马持盈：忌讳之禁，言论不能自由，说话犯了忌讳，就受重刑。（《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⑦ 【汇注】

吴国泰：“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取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国泰按：拂者，“弼”之借字。《说文》：“弼，辅也。”辅、俌音义皆同，故弼亦俌也。言有过则俌弼之，使不致陷于邪僻也。（《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⑧ 【汇注】

夏伯炎：拑口，通“钳口”。闭口不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⑨ 【汇评】

程馀庆：言三主所以守国、正倾、救败之非，而至于亡者，皆由于“壅蔽”。深得亡秦病根。（《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⑩ 【汇注】

夏伯炎：“公卿大夫士”，公，指朝廷的最高官员。在诸侯国中，国君之下设有卿、大夫、士三级。卿，是天子、诸侯所属的高级官员。大夫是一般官员。士是先秦时最低级的贵族阶层，春秋时多为卿、大夫的家臣，秦汉以后才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⑪ 【汇校】

张文虎：“饰法”，《治要》“饬法”。（《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⑫ 【汇评】

陆　贾：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新语·无为》）

⑬ 【汇注】

马持盈：振，即震，震恐惊惧也。（《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⑭ 【汇校】

司马贞：《贾谊书》“五”作“王”。（《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故周五序得其道”附按：《索隐》谓贾谊书“五”作“王”，是也。今本《新书》亦讹作“五”。（《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汇注】

夏伯炎：五序，指公、侯、伯、子、男之序。一说“五”应作“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⑮ 【汇评】

谢　璿：野谚，俚俗之语也。（《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下》）

⑯ 【汇校】

张文虎：“变化有时”，《杂志》云宋本作“应时”。《治要》、淳佑本《贾子》皆作“应”。按：中统、游本作“应”。（《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⑰ 【汇注】

郭嵩焘：“秦并兼诸侯”至“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按：《过秦论》三篇，此论子婴，史公置之篇首。（《史记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太史公所引贾论止于“社稷安矣”，其下盖后人之附益。（《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六《秦始皇本纪》）

【汇评】

程馀庆：史公以贾生推言一句领起，全载《过秦论》，不添一字，另是一格。（《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秦孝公据郩函之固①，拥雍州之地②，君臣固守而窥周室③，有席卷天下④，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⑤，并吞八荒之心⑥。当是时，商君佐之⑦，内立法度⑧，务耕织⑨，修守战之备⑩，外连衡而斗诸侯⑪，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⑫。

① 【汇校】

张　照：“秦孝公据郩函之固”，《困学纪闻》曰：春秋时郩，桃林，晋地，非秦有也。（《史记考证·秦始皇本纪》）

张大可：《秦始皇本纪》，“秦孝公据郩函之固”以下文字，内容为贾谊《过秦论》上、中两篇，以及秦世系，共2872字。此为读史者书后备考之文窜入。（《司马迁评传》第十章《名山事业垂千秋》）

【汇注】

李　善：韦昭曰：崤谓二郩。函，函谷关也。《史记》，张良曰：关中左郩、函，右陇、蜀。（见《文选·过秦论》注）

谢　璿：郩，谓郩山，在今河南永宁县。函，谓函谷关，在河南灵宝县。（《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贾谊过秦论上》）

夏伯炎：秦孝公（前381—前338），战国时秦国国君，即嬴渠梁，前361—前338年在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余　诚：开首自孝公叙起，有根源。《纲鉴》载：周显王七年，孝公主，以楚、魏与秦接界，皆以夷狄遇秦、摈秦，不得与中国会盟，于是发愤布德修政，欲以强秦，故叙秦强之始，首孝公。（《古文释义·过秦论上》）

② 【汇注】

夏伯炎：雍州，古九州之一。地辖今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部分地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程润德：孝公，始皇六世祖也。郩，山名。函，函谷关也。拥，亦据也。周室近秦，秦恃其国之险固，欲窥周室而取之。（《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④ 【汇注】

李　善：《春秋握诚图》曰：诸侯冰散席卷，各争恣妄。（见《文选·过秦论》注）

司马贞：按：《春秋纬》曰诸侯冰散席卷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裴　骃：张晏曰：“括，结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索隐注同。（《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李　善：《周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见《文选·过秦论》注）

方　苞：坤六四：“括囊，结其口而不出也。”此文囊括，如囊之包括也。（《史记注补正·二世本纪》）

⑥ 【汇注】

刘　良：周室，天子之国也。括，盛也，犹囊盛而结之。八荒，八方也。言皆尽欲取之。（《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程润德：卷，收也。囊括，结囊而盛之也。八荒，八方也。总言欲兼并天下之意。（《古文集解·过秦论上》）

谢　璿：八方之荒远处也。（《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贾谊过秦论上》）

【汇评】

金圣叹：意思只要论始皇之过。此是追叙其积强之所始，非历论秦世世有过也。（《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六《西汉文·过秦论》）

又：天下、宇宙、四海、八荒，只是一样字，所以必叠叠写之者，乃为席卷、包举、囊括、并吞，却是四样字，盖极写秦先虎狼之心，非一辞而足也。（同上）

⑦ 【汇注】

司马贞：商君，卫公孙鞅，仕秦为左庶长，遂为秦制法，孝公致霸，封之于商，号商君。（《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谢　璿：商君，即商鞅，战国卫人。少学刑名之学，相秦孝公，定变法令，废井田，开阡陌，改税赋之法，孝公卒，被杀。（《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贾谊过秦论上》）

⑧ 【汇评】

林云铭：变法。（《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⑨ 【汇评】

林云铭：富国。（《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⑩ 【汇评】

林云铭：强兵。（《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⑪ 【汇注】

李　善：《战国策》，苏秦说秦王曰：始将连横。高诱曰：合关东从通之于秦，故曰连横。文颖曰：关西为横。衡音横。（见《文选·过秦论》注）

司马贞：《战国策》曰：“苏秦亦为秦连衡。”高诱曰：“合关东从通之秦，故曰连衡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　铣：商君，卫鞅也。说孝公而封于商，号为商君。关西连兵曰衡。诸侯，谓关东六国。（《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林云铭：使诸侯事秦，而自相攻斗。（《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程德润：衡，音横。使诸侯事秦而自相攻斗。（《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⑫ 【汇注】

颜师古：西河，即龙门之河也，在冀州西，故曰西河。（《汉书注·地理志》）

李　善：李斯上书曰：孝公用商鞅之法，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见《文选·过秦论》注）

吕　向：拱手，取言易也。西河，魏地名。（《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金圣叹：秦之始强如此。（《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六《西汉文·过秦论》）

林云铭：商君伐魏，破之。魏献河西之地以和。已上言秦强之始。史载孝公发愤修政，故首言孝公。（《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张声有：西河，魏地。拱手，言易也。商君伐魏，破之，魏献西河之地以和。（见《古文赏心集新编》卷五《过秦论上》）

梁玉绳：“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按：秦惠文王八年，魏入河西地于秦，孝公时安得至西河之外乎？《商君传》有魏惠王割西河地献秦以和之语，并误。（《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谢　璿：西河，魏地，商君伐魏，魏割西河以和。（《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贾谊过秦论上》）

【汇评】

程润德：此段言秦强之始。（《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业①，因遗册②，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③，收要害之郡④。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⑤，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⑥，合从缔交⑦，相与为一⑧。当是时，齐有孟尝⑨，赵有平原⑩，楚有春申⑪，魏有信陵⑫。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⑬，约从离衡⑭，并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⑮。于是六国之士有寧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⑯，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⑰，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⑱。常以十倍之地⑲，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⑳。秦人开关延敌㉑，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㉒。秦无亡矢遗镞之费㉓，而天下诸侯已困矣㉔。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㉕。秦有余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㉖，伏尸百万，流血漂卤㉗。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㉘。延及孝文王、庄襄王㉙，享国日浅㉚，国家无事㉛。

① 【汇校】

编者按：“惠王、武王”，《文选》作“惠文武昭”。李善注：《史记》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异母弟，是曰昭襄王也。

【汇注】

余　诚：周显王四十四年，惠王初称王，秦之称王自此始。（《古文释义·过秦论上》）

叶树藩：《史记》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异母弟，是曰昭襄王。（见《文选》卷五十一《过秦论》注）

程润德：惠王，孝公子。武王，惠王子。蒙，袭也。（《古文集解·过秦论上》）

梁玉绳：“惠王、武王蒙故业”附按：《陈涉世家》作“惠文王、武王、昭王”，《新书》及《汉书》作“惠文、武、昭、襄”，《文选》作“惠文、武、昭”，此独遗昭王一代。（《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夏伯炎：惠王，即秦惠文王。秦孝公的儿子。前337—前311年在位。武王，秦惠文王的儿子。前310—前307年在位。蒙，承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② 【汇校】

编者按：“册”，《文选》作“策”，策、册通。今则用“策”，指政策。

谢　璿：即上连衡之策。（《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贾谊过秦论上》）

③ 【汇校】

叶树藩：李斯上书曰：惠王用张仪之计，西并巴、蜀，南取汉中，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地。（见《文选》卷五十一《过秦论》注）

④ 【汇校】

胡绍煐：五臣本及《汉书》下句，皆无“北”字。按：无“北”字是也。上句“东”字亦不当有。此二句浑言之，不必实有所指。后人以上先言南、西，遂“东”“北”分属此二句作对文，恐误。（《文选笺证》卷三十一）

【汇注】

李　善：李斯上书曰：惠王用张仪之计，西并巴蜀，南取汉中，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见《文选·过秦论》注）

吕延济：汉中、巴、蜀，皆地名。举，破也。膏腴，土田良沃也。要害，山川险阻也。（《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金圣叹：秦之强又如此。（《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六《西汉文·过秦论》）

林云铭：三方诸侯皆受秦害。（《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程润德：膏腴，美地也。要害，险阻之地也。因孝公窥周之遗策，侵掠诸侯，三方皆受秦害。（《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梁玉绳：“收要害之郡”按：《新书》《文选》“收”上有“北”字，是也，此与《世家》及《汉书》缺。（《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⑤ 【汇注】

刘　良：盟，誓约也。（《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⑥ 【汇注】

程润德：招致天下之士，共谋弱秦。（《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⑦ 【汇注】

裴　骃：《汉书音义》曰：“缔，结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李　善：文颖曰：关东为从。张晏曰：缔，连结也。（见《文选·过秦论》注）

叶树藩：文颖曰：关东为从。张晏曰：缔，连结也。徒帝切。（见《文选》卷五十一《过秦论》注）

谢　璿：缔，连结也。（《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贾谊过秦论上》）

⑧ 【汇注】

林云铭：所以为弱秦之谋者。（《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程润德：从音宗。缔交，连结也。谋一，约六国为合从，彼此连结，相与为一，以弱秦。（《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汇评】

金圣叹：忽用闲笔写诸侯，作反衬。（《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六《西汉文·过秦论》）

⑨ 【汇注】

谢　璿：齐田文封号。（《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贾谊过秦论上》）

⑩ 【汇注】

谢　璿：赵胜封号。（《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贾谊过秦论上》）

⑪ 【汇注】

谢　璿：楚黄歇封号。（《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贾谊过秦论上》）

⑫ 【汇注】

李　善：《史记》曰：平原君赵胜者，赵之诸公子也。又曰：孟尝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又曰：魏公子无忌者，魏安釐王弟也，为信陵君。（见《文选·过秦论》注）

梁玉绳：“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附按：四公子之封号，前哲多不详注，而《正义》于《春申传》云“四君封邑，检皆不获，唯平原有地，又非赵境，并盖号谥”。《索隐》于《魏公子传》云“《地理志》无信陵，或是乡邑名”。两注疏陋之甚。《鲁颂·笺》曰“尝在薛之旁”，裴骃、司马贞已引之。田文袭父封薛，而兼食尝邑，故号孟尝。孟乃其字，犹称薛文然也。赵胜封于东武城。黄歇初封淮北，后徙吴墟，俱明载本传。而谓之平原、春申者，是号而非地，故《韩子·和氏篇》言楚庄王有弟春申君。汉朱建及孝景皇后母臧儿皆号平原君也（《正义》以臧儿之封为德州县）。若魏公子无忌则封于陈留郡之宁陵县，而号之为信陵君也。宁陵为古葛地，《水经注》二十三卷“汳水又东迳葛城北，故葛伯之国，葛于六国属魏，魏以封公子无忌，号信陵”。此乃确证。（《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谢　璿：魏公孙无忌封号。（《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贾谊过秦论上》）

⑬ 【汇校】

张文虎：“重士”，《治要》“重上有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评】

孙继皋：余观谊所称“致天下之士”及“尊贤重士”之语，考其人不过苏秦、杜赫之俦，宜其不免于败。善乎荆公之言曰：“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安所称得士？”真名言哉！（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金圣叹：不是赞四君，是说如此四君，曾无所加于秦。（《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六《西汉文·过秦论》）

⑭ 【汇注】

李　善：言诸侯结约为从，欲以分离秦横也。（见《文选·过秦论》注）

司马贞：言孟尝等四君皆为其国共相约结为从，以离散秦之横。（《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吕　向：关东连兵曰从，言关东诸侯为约离散秦之衡也。（《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林云铭：有弱秦之贤相。（《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叶树藩：言诸侯结纳为从，欲以分离秦横也。（见《文选》卷五十一《过秦论》注）

程润德：约为合从，离秦连衡。各国既有弱秦之贤相。（《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⑮ 【汇校】

胡绍煐：《史记·始皇本纪》燕下有“齐、楚”二字，王氏念孙曰：“有者是也。”各书并脱。绍煐按：下“九国之师”，即谓此。又下“非有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亦有“齐楚”，正合九国之数。（《文选笺证》卷三十一）

【汇注】

林云铭：有弱秦之兵士。（《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程润德：中山，国名。各国更有弱秦之兵也。（《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⑯ 【汇注】

裴　骃：徐广曰：“越一作‘经’。或自别有此人，不必甯越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李　善：《吕氏春秋》曰：齐攻廪丘，赵使孔青将而救之，与齐人战，大败齐人，得尸三万，以为二京。寧越谓孔青曰：惜矣！不如归尸以内攻之。彼得尸而府库尽于葬，此之谓内攻之。寧越，赵人也。徐尚，未详。苏秦……《吕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说周昭文君，昭文君谓杜赫曰：愿学所以安周。高诱曰：杜赫，周人也。（见《文选·过秦论》注）

司马贞：六国者，韩、魏、赵、燕、齐、楚是也。与秦为七国，亦谓之七雄。又六国与宋、卫、中山为九国。其三国盖微，又前亡。（《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又：寧越，赵人，贾谊作“甯越”。徐尚，未详。苏秦，东周洛阳人。《吕氏春秋》“杜赫以安天下说周昭文君”，高诱曰：“杜赫，周人也。”（同上）

梁玉绳：“徐尚”附按：此所称二十人，徐尚、翟景、带佗未详。（《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又：“有寧越”附按：寧字各处作“甯”，古通用也。《吕子·不广篇》有越说赵将孔青事，注云“赵中牟人”。又《博志篇》曰“寧越中牟之鄙人，学十五岁而周威公师之”。注云“威公西周君”。徐广谓“越一作‘经’。或自别有此人，不必甯越”，非也。（同上）

胡绍煐：《注》善曰：“徐尚，未详。”《旁证》云，疑即《史记·魏世家》之外黄，徐子说魏太子申以百战百胜之术者。（《文选笺证》卷三十一《徐尚》）

马持盈：寧越，赵人。徐尚，未详。苏秦，东周洛阳人。杜赫，周人。齐明，东周臣。周最，周之公子。陈轸，夏人。昭滑，楚人。楼缓，魏文侯之弟。苏厉，苏秦之弟。乐毅，齐臣。翟景，未详。吴起，卫人，事魏文侯为将。孙膑，孙武之后。田忌，齐将。廉颇，赵将。（《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汇评】

林云铭：定弱秦之计。（《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⑰ 【汇校】

张　照：陈轸，《索隐》：陈轸，夏人。臣照按：陈轸，夏人，虽本《国策》语，但鲍彪注曰：夏，中国也。然则固不可以为国名，而注陈轸为夏人矣。（《史记考证·秦始皇本纪》）

又：陈轸，《索隐》：《春秋》曰：“王廖贵先，兒良贵后。”二语出《吕氏春秋》，盖《春秋》上脱“吕氏”二字。（同上）

胡绍煐：《注》善曰：“翟景，未详。”王氏念孙曰：“翟景，盖即《战国策》之翟强。《楚策》曰：‘魏相翟强死。’《魏策》曰：‘魏王之所用者，楼翟强也。’又曰：‘翟强欲合齐、秦、外楚者也。’景，古读若彊，声与强相近。故翟强或作翟景。《春秋考异邮》：‘景风至。景者强也。强以成之。’《史记·高祖功臣侯者表》杜衍彊侯王郢人。徐广曰：‘彊，一作景。’是景、彊声近。景与彊通，故又与强通也。”（《文选笺证》卷三十一《翟景》）

李　善：《战国策》，东周齐明谓东周君曰：臣恐西周之与楚、韩宝，令之为己求地于东周也。高诱曰：齐明，东周臣也。《战国策》曰：齐令周最使郑，立韩扰而废公叔，周最患之。高诱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于齐，故齐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勾切。《战国策》，秦王谓陈轸曰：吾闻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轸曰：然。高诱曰：陈轸，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韩子》，于象谓楚王曰：前时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史记》，范蠉对楚王曰：王前尝用召滑而郡江东。召音劭。滑音依字。《战国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楼缓谓魏王曰：不与秦攻楚，楚且与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战，王交制之。高诱曰：楼缓，魏相也。翟景，未详。《史记》曰：苏秦之弟厉，因燕子而求见齐王，齐王怨苏秦，欲囚苏厉，燕子为谢，遂委质为齐臣。又曰：乐毅贤而好兵，为魏昭王使于燕，燕昭王以客礼待之，乐毅遂委质为臣，燕昭王以为亚卿也。（见《文选·过秦论》注）

司马贞：《战国策》齐明，东周臣，后仕秦、楚及韩。周最，周之公子，亦仕秦。陈轸，夏人，亦仕秦。昭滑，楚人。楼缓，魏文侯弟，所谓楼子也。苏厉，苏秦之弟，仕齐。乐毅本齐臣，入燕，燕昭王以客礼待之，以为亚卿。翟景，未详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林云铭：申弱秦之约。（《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郭嵩焘：《杂志》：“翟景，盖即《战国策》之翟强也，《魏策》曰：“魏王之所用者，楼、翟强也。”又曰：“翟强欲合齐，秦外楚以轻楼；楼欲合秦、楚外齐以轻翟强。”是翟强固为魏相而合齐、秦外楚也。《史记·高祖功臣侯表》杜衍彊侯王郢人，徐广曰：“彊”，一作“景”，是“景”与“彊”通，故又与“强”通也。（《史记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昭滑”附按：《涉世家》作“邵”，《国策》《新书》《汉书》《文选》并作“召”，则此作“昭”字讹也。《甘茂传》亦作“召滑”，至徐广谓“滑”一作“涓”，非。（《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夏伯炎：齐明，东周臣子。周最，一作“周聚”，或作“周冣”。东周国君的儿子。陈轸，楚国人。昭滑，楚国臣子。楼缓，魏相。翟景，魏国人。苏厉，苏秦的弟弟。乐毅，燕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⑱ 【汇注】

李　善：《史记》曰：吴起，卫人也，闻魏文侯贤，事魏文侯以为将。又曰：孙膑生阿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也。田忌进孙子于齐威王。带佗，未详。佗，徒何切。《吕氏春秋》曰：王廖贵先，兒良贵后。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五兮切。廖，力雕切。《战国策》曰：韩魏之君朝田侯，邹忌为齐相，田忌为将，使田忌伐魏，三战三胜。高诱曰：田侯，宣王也。《史记》曰：廉颇，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时，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又曰：赵奢者，赵之田部吏也。秦伐韩，赵王令赵奢将而救之。（见《文选·过秦论》注）

司马贞：吴起，卫人，事魏文侯为将。孙膑，孙武之后也。《吕氏春秋》曰“王廖贵先，兒良贵后”，二人皆天下之豪士。田忌，齐将也。廉颇，赵将也。赵奢亦赵之将。（《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金圣叹：此段只是详写“以致天下之士”一句。（《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六《西汉文·过秦论》）

程润德：总弱秦之军。（《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胡绍煐：《注》善曰：“带佗，未详。”《吕氏春秋》曰：“王廖贵先，兒良贵后。此二人者，皆天下豪士也。”王氏念孙曰：引见《不二篇》。高《注》亦未言王廖、兒良为何国之将。《易林·益》之《临》曰：带季、兒良，明知权兵，将帅合战，敌不能当。赵、魏以强。带季盖即带佗，为赵、魏将。故曰“赵、魏以强”，但不知孰为赵将、孰为魏将耳。绍煐按：王廖，秦内史（见《韩诗外传》）。（《文选笺证》卷三十一《带佗、兒良、王廖》）

夏伯炎：吴起，魏将，后入楚。孙膑，齐将。带佗，赵将。兒（ní）良、王廖，均兵家。田忌，齐将。廉颇、赵奢，均赵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余　诚：“齐有”至“离衡”，言有弱秦之贤相，“并韩”句言有弱秦之兵士，“于是六国”至“为之谋”，是共定弱秦之计，“齐明”至“通其意”是申弱秦之约，“吴起”至“制其兵”是谏弱秦之军，皆写谋弱秦，以衬出秦之强来。（《古文释义·过秦论上》）

⑲ 【汇注】

张文虎：“常以”，宋本、毛本作“尝以”。（《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李　笠：“常以”，《新书》《文选》并作“尝”，《汉书·项籍传》作“常”。古“常”通作“尝”。（《史记订补·秦始皇本纪》）

⑳ 【汇校】

胡绍煐：《注》善曰：“孔安国《论语·注》曰：‘叩，击也。’叩或为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六臣本及《史记·陈涉世家》《汉书》“叩”并作“仰”。王氏念孙曰：“仰本作卬。古仰字皆作卬。卬、叩，形相似，故卬误为叩。”绍煐按：邹阳上书，据以叩函谷，亦用“叩”字，不必尽“卬”是而“叩”非也。（《文选笺证》卷三十一《叩关而攻秦》）

张文虎：“叩关”，《陈涉世家》作“仰关”，与《新书》《汉书》合。盖本作“卬”，形近讹为叩。《文选》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李　善：孔安国《论语·注》曰：“叩，击也。”或为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见《文选》卷五十一《过秦论》注）

梁玉绳：“叩关而攻秦”附按：此与《文选》作“叩”，《新书》《汉书》与《涉世家》作“仰”。师古注及《索隐》并言“秦地形高，故云仰”。今流俗本作“叩”，非也。（《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汇评】

张声有：此不是夸诸侯，是说诸侯如此，曾无所加于秦，以见秦之强。（见《古文赏心集新编》卷五《过秦论上》）

㉑ 【汇注】

金圣叹：上写诸侯何等忙，此写秦人何等闲！（《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六《西汉文·过秦论》）

㉒ 【汇校】

张　照：逡巡遁逃，《金石文字记》曰：逡巡，遁逃之异文也。《管子》桓公蹴然逡遁。《汉书·平当传赞》，逡遁有耻。《叙传》逡遁致仕。《周礼》“司士”注：王揖之，皆逡遁。既复位。《仪礼》“士昏礼”“大射礼”“公食大夫礼”注：避，逡遁。“乡射礼”注：少退，少逡遁也。“聘礼”注：辟位逡遁。又三退，三逡遁也。又辟位逡遁。又辟于其东西位逡遁也。又退为大夫，降逡遁。“士丧礼”注：辟逡遁辟位也。“特牲馈食礼”注：辟位逡遁。《礼记》“玉藻”注：俛逡遁而退著屦也。皆同此文，则《隶释》以为读如本字者，非也。又按：《晏子春秋》，晏子逡遁对曰……《外戚传》：逡遁固让。遁又作循。《尔雅·释诂》注：循，亦巡也。《集古》以为当作循者是也。遁与循同。……《汉书·王莽传》俭隆约，以矫世俗。师古曰：，音千旬反，即逡字也。逡之为，犹循之为循耳。（《史记考证·秦始皇本纪》）

胡绍煐：按：当本作逡巡。《史记》衍二字。《广雅》逡巡却退也。此谓却退而不敢进，非循逃也。善注引《史记》有“遁逃”二字，后人所增。梁氏玉绳曰：遁，即巡字，传写者因遁与循近，遂误改遁为巡，又移遁为逃，增于逡巡之下，实逡巡之异文。谓九国迟疑不进耳。若云遁逃而走，即应大被追蹑，岂但不敢进？《匡谬正俗》及《金石文字记》辨之详矣。（《文选笺证》卷三十一《遁逃而不敢进》）

张文虎：“逡巡遁逃”，《志疑》云“世家”、《文选》无“逡巡”字，《新书》作“逡巡”，《汉书》作“遁巡”，无四字连者。按：《周礼·司士》注“士皆逡遁”，《郑固碑》“逡遁退让”，逡遁即逡巡之异文。疑本文或作“巡”，或作“遁”，后人两存之，读者不察，又增“逃”字于下耳。世家、《文选》作“遁逃”，《汉书》作“遁巡”，疑皆传写误，师古遂音遁为七旬反，《集韵》收入逡字下，恐未必然。（《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颜师古：“逡遁”，贾谊《过秦论》云：“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仰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遁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已困矣。”“遁”者，盖取盾之声以为巡字，当音详遵反。此言九国地广兵强，相率西向，仰形胜之地，泝函谷之关，欲攻秦室。秦人恃其险固，无惧敌之心，不加拒闭，开关而待，然九国畏愞，自度无功，持疑不进，坐致败散耳。后之学者，即不知遁为“巡”字，遂改为遁逃，因就释云：九国初见秦闭关，谓其可胜，所以率兵束攻，忽见秦人开关，各怀恐惧，遂即奔走。故潘安仁《西征赋》云“或开关而延敌，竞遁逃以奔窜”，斯为误矣。若见秦开关遁逃而走，即应大被追蹑，覆军杀将，岂得但言不敢进而已乎！且书本好者，今犹为逡遁，不作遁逃也。（《匡谬正俗》卷五）

凌稚隆：按：九国者，谓六国之外，有宋、卫、中山。（《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程润德：秦王，指始皇也。（《古文集解·过秦论上》）

梁玉绳：“逡巡遁逃而不敢进”附按：《世家》《文选》无“逡巡”字，《新书》作“逡巡”，《汉书》作“遁巡”，皆无作四字连文者。盖“遁”即“巡”字，而遁之所以为巡者，因遁与循同也，后人传写，既误改“遁”为“巡”，又移“遁”配“逃”，增于“逡巡”之下，遂致文义重复。其实“逡遁”为“逡巡”之异文，谓九国迟疑不进耳。若云遁逃而走，即应大被追蹑，岂得但言不敢进乎？《匡谬正俗》及《金石文字》记辨之详矣。《隶释》谓四字当读如本字，以《郑固碑》“逡巡退让”为用《史记》，则非也。碑文正可证《史记》非四字连文矣。（《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张家英：“逡巡遁逃”，梁玉绳说：《史》《汉》《文选》中无此四字连文者，这一条不能否定《史记》的四字连文，其他书引用时可以删节，而《史记》则可以独创。梁玉绳又以为遁逃而走岂得但言不敢进？其实是可以的。“逡巡”时当然是“不敢进”，再进一步，都“遁逃”了，又何敢进之可言呢？我们认为“逡巡”与“遁逃”描述面对强敌的两种不同表现，可以并存，是无须舍去其一的。（《<史记>十二本纪疑诂·秦始皇本纪》）

㉓ 【汇注】

李　善：李巡《尔雅·注》曰：镞以金为箭镞也。（见《文选·过秦论》注）

㉔ 【汇注】

林云铭：按：周慎靓王三年，楚、赵、魏、韩、燕同伐秦，攻函谷关，秦人出兵逆之，五国之师，皆败走，言九国者，甚秦之强也。困，力屈之意。（《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汇评】

程润德：按：周慎靓王三年，楚、赵、魏、韩、燕同伐秦，攻函谷关，秦人出兵迎之，五国之师皆败走，言九国者，甚秦之强也。（《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㉕ 【汇注】

林云铭：初点连衡，次点合纵，三叙约纵离衡，四叙从散约解，段落井然。（《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汇评】

程润德：不能弱秦，势必畏秦，故从散约解，争分割其地以奉秦。（《古文集解·过秦论上》）

㉖ 【汇注】

程润德：敝，疲敝也。兵败曰北。六国废敝，秦以余力制之，是以追亡逐北。（《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㉗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卤，楯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李　善：橹，音鲁。韦昭曰：大楯曰橹。《左氏传》曰：狄虒弥建大车之轮以为橹。（见《文选·过秦论》注）

吕延济：军败曰北。百万，言多也。橹，大楯，言流血漂之。（《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程润德：橹，大楯也。流血漂橹，极言杀戮之多也。（《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吴国泰：“伏尸百万，流血漂卤。”《集解》：徐广曰：“卤，楯也。”国泰按：卤者，“橹”之借字。《说文》：“橹，大盾也。从木，鲁声。樐，或从卤。”（《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㉘ 【汇评】

金圣叹：不是笑诸侯，只是说秦之强如此！（《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六《西汉文·过秦论》）

张声有：因惧秦乃谋弱秦，为弱秦因而攻秦，因攻秦变为事秦、服秦、朝秦，形容强处曲尽。（见《古文赏心集新编》卷五《过秦论上》）

程润德：宰割，谓秦割六国之地，犹屠宰之割肉也。因战胜之利，乘追逐之便，遂以宰割乎天下，使诸国河山，四分五裂，强大之国，犹勉保土地而具文请服，弱国直献俘而入朝，极形秦之强大也。（《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林云铭：已上言惠王、武王之强，诸侯为惧秦，谋欲弱秦。为弱秦，因而攻秦，乃攻秦之后，忽变而事秦，甚而至于服秦、朝秦，形容秦之强处，步步曲尽。（《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㉙ 【汇校】

李　笠：“延及”，按：《新书》《陈涉世家》《汉书》《文选》并作“施及”，“施”通作“弛”。《尔雅·释诂》：“弛，易也。”郭璞注“相延易”，是“施”“延”声近义同也。（《史记订补·秦始皇本纪》）

【汇注】

夏伯炎：孝文王，前250年在位。秦昭襄王的儿子。庄襄王，孝文王子，前249—前247年在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㉚ 【汇注】

李　善：《史记》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庄襄王立。《公羊传》曰：桓公之享国也长。何休曰：享，食也。（见《文选·过秦论》注）

㉛ 【汇评】

金圣叹：不好空过，故笔带之。（《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六《西汉文·过秦论》）

程润德：孝文王，昭襄王子。庄襄王，孝文王子，即始皇父也。二子虽嗣前烈，然在位不久，故国家不及见有强之事。（《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林云铭：补叙作过文。（《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及至秦王①，续六世之余烈②，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③，履至尊而制六合④，执棰拊以鞭笞天下⑤，威振四海⑥。南取百越之地⑦，以为桂林、象郡⑧，百越之君俛首系颈⑨，委命下吏⑩。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⑪，士不敢弯弓而报怨⑫。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⑬，以愚黔首⑭。堕名城⑮，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⑯，以为金人十二⑰，以弱黔首之民⑱。然后斩华为城⑲，因河为津⑳，据亿丈之城㉑，临不测之谿以为固㉒。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㉓，天下以定㉔。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㉕，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㉖。

① 【汇注】

程润德：秦王，指始皇也。（《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② 【汇注】

裴　骃：张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李周翰：自孝公至始皇，六世矣。烈，业也。（《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王　恢：始皇年十三，立。时秦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续六世之余烈”，以强兵扫荡韩魏，而北攻赵，次第翦灭六国。（《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奋六世之余烈》）

③ 【汇注】

李　善：以马喻也。《说文》曰：“振，举也。”《史记》曰：始皇灭二周，置三川郡。（见《文选·过秦论》注）

吕延济：时周分为二，称东周、西周。始皇吞之，而并灭诸侯。（《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李廷机：秦昭襄五十二年灭西周，庄襄元年灭东周，则吞二周非始皇事。（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吞二周”，宋吴枋《宜斋野乘》曰“秦昭王五十一年灭西周，其后七年，庄襄王灭东周，则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与父，非始皇也”。（《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④ 【汇注】

程润德：履至尊，谓称皇帝也。（《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⑤ 【汇注】

裴　骃：徐广曰：“拊，拍也，音府。一作‘槁朴’。”（《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李　善：臣瓒以为短曰敲，长曰朴。《说文》曰：敲，击也。（见《文选·过秦论》注）

司马贞：贾本论作“槁朴”。（《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刘　良：履至尊，谓称始皇帝也。敲朴，击棰也。（《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梁玉绳：“执棰拊”附按：各处皆作“敲朴”，臣瓒以为短曰敲，长曰朴。魏邓展谓敲，短杖也；朴，棰也。则此似非。《集解》引徐广、《索隐》引《贾论》，以“棰”作“槁”，尤非，盖“搞”之讹。（《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汇评】

胡　寅：昔秦皇帝以少年英锐之气，厥六国而夷之。……且山东诸侯六国，地皆千乘，而足以争衡天下。独秦皇帝优游谈笑，以一敌六，席卷而吞之，是岂一朝夕之故哉？盖秦之先君皆侈然有并吞八荒之心，而其大臣谋主亦皆为异世计。自缪公以来，威权形势常雄诸侯，精兵锐师，左萦右朴，势如摧枯，往必縻溃。东征遣某军，西击用某将，今年围某邑，明年下某城，而衡人又以其威稜恐愒于外，于是六国之君寒心破胆，求成请媾之不暇，媮一时之安，而恬后日之毒，出有尽之地，而充无已之求，不爱膏腴沃壤，以资奉之。方献名都，复效大邑，盟载伊始，弓矢未橐，而关西之师又出于函谷矣。夫惟诸侯之地日瘠，秦地日肥，则诸侯之势益弱，而秦势愈强矣。辟如假贼以兵，惠盗以粮，必产后害，是以数世之后，始皇帝得以拱手而取之也。（《十先生奥论注·后集卷二·秦》）

又：尝以天下地图按之，韩、魏之地南蔽诸国，秦人破之不先，则安能过都越国而致讨于人乎？不据要害，不散纵约，以强我而孤敌，则安能图大事乎？是故加兵全魏，取城六十，使魏人震烁，则穰侯之为也；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切切然收韩是谋，则范雎之为也；大筑冀阙，迁都咸阳，使秦人据河山之险，以制诸侯死命，则卫鞅之为也；游说列国，散纵解约，使秦人得出甲而驰骛于外，则张仪之为也。微此二三子，逆去其害，而先置其利，则始皇帝之君臣，欲以一旦取天下，可乎？（同上）

⑥ 【汇评】

金圣叹：其强至于如此。（《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六《西汉文·过秦论》）

林云铭：棰，荆属；拊，花下萼。不烦兵力而皆畏其威。（《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程润德：短杖曰棰，长杖曰拊。笞音痴，击也。严刑峻法，以督责天下，天下皆畏其威。（《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⑦ 【汇注】

裴　骃：韦昭曰：“越有百邑。”（《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程润德：越有百郡，故曰百越。（《古文集解·过秦论上》）

谢　璿：百越，亦作百粤，古者浙江闽粤之地，为越族所居，皆称百越。（《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上》）

⑧ 【汇注】

李　善：《汉书音义》曰：百越非一种，若今言百蛮也。《史记》曰：始皇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韦昭曰：桂林，今郁林。象郡，今日南也。（见《文选·过秦论》注）

张　铣：言破南越分为此二郡也。（《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⑨ 【汇注】

夏伯炎：系颈，颈上系绳，表示投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⑩ 【汇注】

吕　向：俛，低也。系颈，自系其头。委命下吏，言任性命于狱官也。（《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程润德：俛，同俯，言六国之外，极南之国，服其威如此。（《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⑪ 【汇注】

程润德：蒙恬，秦将名。言六国之外，极北之国，服其威如此。（《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汇评】

林云铭：在六国之外，极北之国，服其威如此。（《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金圣叹：其强至于如此！（《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六《西汉文·过秦论》）

⑫ 【汇注】

林云铭：在六国之中，有怨于秦之人，亦服其威如此。（《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⑬ 【汇注】

谢　璿：《史记》，李斯请废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诣守尉杂烧之。（《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上》）

⑭ 【汇注】

李　善：《史记》，李斯曰：请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诣守尉杂烧之。又曰：秦更名民曰黔首。（见《文选·过秦论》注）

张　铣：百家，言经史之类也。秦命民曰黔首。（《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程润德：废先王之道，如立郡县，改井田之类。燔，焚也。百家言经史之类，始皇又虑百姓读百家之言，开其妄想，遂一切焚之，使百姓愚顽，不知书理，永不能谋秦。（《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汇评】

林云铭：使其永不能谋秦。（《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⑮ 【汇注】

裴　骃：应劭曰：“坏坚城，恐人复阻以害己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⑯ 【汇注】

张声有：锋，兵刃也。鐻，乐器，形似夹钟。销镕兵器之锋锐以铸为鐻，鐻之不尽，又以为金人十二。按：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见于临洮。身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始皇以为瑞。乃销兵器，铸为金人象之，号曰翁仲。铜人各重二十四万斤。后董卓毁其十以铸钱。（见《古文赏心集新编》卷五《过秦论上》）

⑰ 【汇注】

李　善：如淳曰：鍉，箭足也。邓展曰：鍉，是扞头铁也。《史记》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阳，以销锋鍉，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庭中。鍉（一作鐻），音的，或为提。鐻音巨。（见《文选·过秦论》注）

董穀士：于慎行《元旦赐门神挂屏葫芦等物》：节启青阳岁籥新，金人十二画为神。（《古今类传》卷一《岁时》）

梁玉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附按：各处皆作“销锋鍉鐻，铸以为金人十二”，此作“铸鐻”，字句虽异，而于事为备。（《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⑱ 【汇校】

李　笠：“以弱黔首之民”，按：《新书》《汉书》《文选》并作“以弱天下之民”，秦呼民曰黔首，是黔首即民，不宜云“黔首之民”也。（《史记订补·秦始皇本纪》）

【汇注】

李周翰：兵，战具也。咸阳，秦所都也。锋鍉，兵刃也。弱天下民，谓去其兵器也。（《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金圣叹：先写以愚，以弱。（《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六《西汉文·过秦论》）

林云铭：使其永不能抗秦，愚弱二段，为结尾“仁义不施”张本。（《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程润德：堕，毁坏也。兵，兵器也。咸阳，秦都也。锋，兵刃也。鐻，音据，乐器，形似夹钟。堕名城，使民无可据以作乱。杀豪杰，使无人倡首谋逆。又收天下兵器，聚之秦都，销镕其锋锐，以铸为鐻。铸之不尽，再铸金人十二，使民无兵器可用，永不能抗秦。（《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汇评】

林希元：“以弱黔首之民”管到上“以愚黔首”，“以为固”管到上“斩华为城”，“而谁何”管到上“良将劲弩”，此古人文法，今人非惟不能道，亦道不到。（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⑲ 【汇注】

裴　骃：徐广曰：“斩，一作‘践’。”骃案：服虔曰“断华山为城”。（《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李　善：服虔曰：断华山为城，美大之也。（见《文选·过秦论》注）

司马贞：斩，亦作“践”，亦出贾本论。又崔浩云：“践，登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⑳ 【汇注】

吕延济：登践华山以为城，因河水以为池，取其高深广大而言也。（《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吴国泰：“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集解》：徐广曰：“斩，一作‘践’。”国泰按：斩者，“錾”之省文。《说文》：“錾，小凿也。”《通俗文》：“石凿曰錾。”錾华为城者，言錾凿华山之石以为城也。（《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㉑ 【汇注】

林云铭：华山。（《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㉒ 【汇注】

刘　良：不测，言不可量测也。（《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林云铭：有可守之地，何以加此！（《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程润德：华，山名，千万曰亿。断华山为城，因黄河为津。上据其城，有亿丈之高，下临其谿，有不测之深，以此为固，固可知矣。（《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㉓ 【汇注】

裴　骃：如淳曰：“何犹问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李　善：谁何，问之也。《汉书》有谁何卒？如淳曰：何，谓何官也。《广雅》曰：何，问也。（见《文选·过秦论》注）

司马贞：崔浩云：“何或为‘呵’。”《汉旧仪》：“宿卫郎官分五夜谁呵，呵夜行者谁也。”何、呵字同。（《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金圣叹：谁何，言人无可奈何也。（《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六《西汉文·过秦论》）

胡绍煐：《注》善曰：“谁何，问之也。”《汉书》有“谁何卒”，《广雅》曰：“何，问也。”按：《说文》：“何，一曰，谁也。”《史记·卫绾传》：“景帝不谯呵绾。”注：“谯，言谁；呵，音何。此古义也。言景帝不问绾也。”而《汉书》有“谁何卒”，注：“谁读与，高帝谯让项羽之谯，同。何，与呵同。如今关城盘诘之例，则又读从今义矣。”《易林》“鸡鸣犬吠，无敢谁何者”，《说苑》“百已则疵其过，千已则谁而不信？”扬雄《卫尉箴》“戟者不谁，谁与何？”皆为问，故或作谁何，或经省为谁，亦单云何。《韩非子》“王出而何之”是也。（《文选笺证》卷三十一《陈利兵而谁何》）

【汇评】

张声有：有可守之将士，可守之兵器，何以加此！（见《古文赏心集新编》卷五《过秦论上》）

㉔ 【汇注】

程润德：以、已古通用。（《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汇评】

张声有：自孝公至始皇，俱说攻，至得天下后，单说守，为结尾“攻守之势异”张本。（见《古文赏心集新编》卷五《过秦论上》）

㉕ 【汇注】

司马贞：金城，言其实且坚也。《韩子》曰“虽有金城汤池”，《汉书》张良亦曰：“关中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㉖ 【汇注】

李　善：《史记》秦始皇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见《文选·过秦论》注）

金圣叹：只此一段共一百十六字，真秦之过也。看来秦过，只是一味大愚，更无别说。（《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六《西汉文·过秦论》）

【汇评】

林云铭：自以为一强不再弱矣。自孝公起至始皇，俱说攻；至得天下后，单说守，为结尾“攻守之势异”句张本。（《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秦王既没，余威振于殊俗①。陈涉，瓮牖绳枢之子②，甿隶之人③，而迁徙之徒④，才能不及中人⑤，非有仲尼、墨翟之贤⑥，陶朱、猗顿之富⑦，蹑足行伍之间⑧，而倔起什伯之中⑨，率罢散之卒⑩，将数百之众⑪，而转攻秦⑫。斩木为兵，揭竿为旗⑬，天下云集响应⑭，赢粮而景从⑮，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⑯。

① 【汇注】

吕延济：没，死也。殊俗，远方也。（《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程润德：殊俗，远方也。余威所及，殊俗犹为之震惊。（《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汇评】

林云铭：再衬一句，如引弓不满不发，此古人秘法也。（《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② 【汇注】

裴　骃：服虔曰：“以绳系户枢也。”孟康曰：“瓦瓮为窗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李　善：《礼记》曰：儒有蓬户瓮牖。韦昭曰：绳枢，以绳扃户为枢也。（见《文选·过秦论》注）

谢　璿：瓮牖绳枢，喻卑细也。（《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上》）

③ 【汇注】

裴　骃：如淳曰：“甿，古‘氓’字。氓，民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李　善：如淳曰：甿，古氓字。氓，人也。（见《文选·过秦记》注）

④ 【汇注】

刘　良：迁徙之徒，谓涉为戍渔阳之徒也。言涉至微贱也。（《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林云铭：至微贱。（《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程润德：涉名胜，阳城人。二世元年，涉起兵伐秦。谓涉曾遣戍渔阳也。（《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⑤ 【汇注】

林云铭：至庸愚。（《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谢　璿：中人，中等之人也。（《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上》）

⑥ 【汇评】

张声有：无德服人。（见《古文赏心集新编》卷五《过秦论上》）

⑦ 【汇注】

李　善：《史记》曰：范蠡之陶，为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皆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十九年之间，三致千金。《孔丛子》曰：猗顿，鲁之穷士也。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闻朱公富，往而问术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当畜五牸。乃适河东，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计，以兴富猗氏，故曰猗顿也。（见《文选·过秦论》注）

吕　向：陶朱公、猗顿，皆富人也。言涉不贤，又不富。（《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金圣叹：极写陈涉既非其人，又无其资。（《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六《西汉文·过秦论》）

程润德：范蠡，易姓名为陶朱公。猗顿，鲁之富人。言涉无德服人，无财聚众。（《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汇评】

林云铭：无德服人，无财聚众。（《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⑧ 【汇注】

谢　璿：行伍，谓军队也。（《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上》）

⑨ 【汇校】

张文虎：“什伯”，《志疑》云《世家》《汉书》《文选》并作“阡陌”，此作“什”误。按：如世家《索隐》，梁说似是，然据《集解》引《汉书音义》及如淳说，则裴所见本作“什”。（《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裴　骃：《汉书音义》曰：“首出十长百长之中。”如淳曰：“时皆辟屈在十百之中。”（《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李　善：如淳曰：时皆卑屈在阡陌之中。（见《文选·过秦论》注）

李周翰：言在兵行伍而起于道路，谓涉行至蕲遇雨，不得已而举事也。蹑足，驱驰也。俛，下也。阡陌，道路也。（《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林云铭：无资藉起事。（《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程润德：倔起，骤起也。（《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梁玉绳：“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附按：《世家》作“俛仰阡陌之中”，《汉书》《新书》《文选》并作“俛起阡陌”，此“什”字乃“仟”之讹。阡、仟，陌、伯、佰，古通。《酷吏传》“伯格长”，《汉食货志》“开仟佰”“田连仟佰”“仟佰之间成群”，《匡衡传》“南以闽佰为界，郡图误以闽佰为平陵佰”，皆可证已。以义言之，指钱布行伍自当从“人”，以田道论，则宜从“阜”，《汉志》“仟佰”之得谓钱布，军法：千人为仟，百人为伯，谓行伍。而此应作田道解，谓涉起于田间也。注家多以行伍释之，与上“行伍”句复矣。（《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胡绍煐：《汉书音义》曰：“首出什长、伯长之中。”如淳曰：“时皆辟在十百之中。”据此知正文及如注，皆本作什伯明矣。《陈涉世家·索隐》亦作“什伯”注云：“谓十人百人之长也。”《匈奴传·索隐》引《续汉书·百官志》云：“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五主五家。”又引《过秦论》云“俛起什百之中”，此皆其明证。（《文选笺证》卷三十一《而俛起阡陌之中》）

【汇评】

张声有：无资藉起事。（见《古文赏心集新编》卷五《过秦论上》）

⑩ 【汇校】

张文虎：“罢散”，《治要》作“疲散”。（《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马持盈：罢散，疲乏而无力量，零散而无组织。（《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汇评】

金圣叹：不成军旅。（《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六《西汉文·过秦论》）

⑪ 【汇注】

吕延济：时兵皆疲于行役而逃散也。数百，言少也。（《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林云铭：无精锐众多之兵可以应敌。（《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⑫ 【汇注】

梁玉绳：“而转攻秦”附按：此与《世家》并讹以“转”在“而”下。（《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⑬ 【汇注】

李　善：《埤苍》曰：揭：高举也。巨列切。《庄子》曰：揭竿求诸海也。（见《文选·过秦论》注）

刘　良：斩木为兵，而无锋刃；揭，举竿为旗，而无旌幡也。（《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金圣叹：不成器仗。（《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六《西汉文·过秦论》）

林云铭：无利器军容之盛可以攻战。（《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程润德：揭，高举也。斩木以为戈兵，揭竿以为旗帜。无利器军容之盛，可以攻战。（《古文集解·过秦论上》）

⑭ 【汇评】

余　诚：而“天下”句一语，将前面如许极力铺张处说得雪淡，妙绝！（《古文释义·过秦论上》）

⑮ 【汇注】

李　善：《庄子》曰：“今使民曰：某所有贤者，赢粮而趣之。”《方言》曰：“赢，担也。音盈。”（见《文选·过秦论》注）

张　铣：如云之会，如响之应。赢粮，担军粮也。景从，如影之随形也。（《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凌稚隆：按：师古云：景从，如影之随形也。（《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⑯ 【汇注】

吕　向：自涉之起，封建诸侯，高祖入关破秦，竟始于涉也。（《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林云铭：亡秦虽不止陈涉一人，实涉为之倡，故独表陈涉。已上言秦之亡，出于秦所不意。（《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程润德：赢，担也。景、影同。陈涉倡首，天下附和，如云之集，如响之应，馈运粮饷者，如形影相随，不知凡几，山东豪杰遂相继并赴而亡秦矣。（《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谢　璿：山东，战国时混称六国为山东，以在殽、函之东也。（《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上》）

【汇评】

金圣叹：前写诸侯如彼难，此写陈涉如此易，真是可发一笑！（《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六《西汉文·过秦论》）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①。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鉏櫌棘矜②，非锬于勾戟长鎩也③；適戍之众④，非抗于九国之师⑤；深谋远虑⑥，行军用兵之道，非及鄉时之士也⑦。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⑧。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⑨，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⑩。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⑪，招八州而朝同列⑫，百有馀年矣⑬。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⑭，一夫作难而七庙堕⑮，身死人手⑯，为天下笑者⑰，何也⑱？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⑲。

① 【汇注】

裴　骃：韦昭曰：“殽谓二殽。函，函谷关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李周翰：秦兼有天下，所以非小弱也。自若，自然也。（《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程润德：言秦地之险犹昔，尽可自守。（《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② 【汇校】

张文虎：“鉏櫌”，《治要》作“耰”。（《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裴　骃：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矛槿也。”如淳曰：“櫌，椎，块椎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李　善：孟康曰：耰，锄柄也。张晏曰：矜音槿。《尔雅》曰：棘，戟也，言鉏柄及戟槿也。（见《文选·过秦论》注）

胡绍煐：《注》善曰：“孟康曰：‘耰，锄柄也。’张晏曰：‘矜音槿。’《尔雅》：‘棘，戟也。’言锄柄及戟槿也。”王氏念孙曰：“《方言》曰：矜谓之杖，棘矜谓伐棘以为杖也。”《淮南·兵略篇》“陈胜伐棘枣而为矜”义与此同。“伐棘为矜”，即上文所谓斩木为兵也。《徐乐传》：“陈涉起穷巷，奋棘矜。”《严安传》：“陈胜、吴广起穷巷，杖棘矜。”《史记·淮南衡山传》曰：“適戍之众，鉏凿棘矜。”义并同。下文“钩戟长铩”，乃始言戟耳。绍煐按：《盐铁论·论勇篇》“鉏耰棘橿”，《说文》“橿，鉏柄。名柄与杖，同物而异名，故杖谓之矜，柄亦谓之矜”，《方言》云“矛柄谓之矜”是也。此云“锄耰棘矜”，即《盐铁论》之“鉏耰棘橿”耳。《广雅·释器》矜、橿并云柄也。（《文选笺证》卷三十一《锄耰棘矜》）

③ 【汇校】

张文虎：“句戟长铩”，《治要》“长铩矛戟”。（《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裴　骃：徐广曰：“锬，一作‘銛’。”骃按：如淳曰“长刃矛也”。又曰“钩戟似矛，刃下有铁，横方上钩曲也”。铩音所拜反。（《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李　善：如淳曰：钩戟似矛，刃下有铁，横上钩曲也。《说文》曰：铩，铍有镡也。（见《文选·过秦论》注）

吕延济：耰，鉏柄也。棘矜，戟也。以鉏柄为之。銛，利也。钩、戟、铩，皆兵名，谓九国时兵器也。（《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④ 【汇注】

李　善：《通俗文》曰：“罚罪曰谪。文厄切。”（见《文选·过秦论》注）

马持盈：適戍：即谪戍，有罪而遣往戍边者。（《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刘　良：谪戍，谓涉戍渔阳也。抗，敌也。（《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林云铭：矜，矛柄也；锬，利也；铩，长矛也；抗，杆也。应上“百万之众”。（《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⑥ 【汇注】

李　善：《史记》曰：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语》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见《文选·过秦论》注）

⑦ 【汇注】

张　铣：谓不及六国之将相。（《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程润德：鄉音向。（《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马持盈：鄉时，向日，前时。（《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⑧ 【汇评】

林云铭：把陈涉与六国较量一番，其势力远甚，而攻反高若此。“然而”二句，作不了语，留下文余地，妙！（《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⑨ 【汇注】

裴　骃：《汉书音义》曰：“‘絜束’之‘絜’。”（《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李　善：《庄子》曰：“大树其絜百围。”司马彪曰：“絜，匝也。下结切。”（见《文选·过秦论》注）

谢　璿：絜，读若亦，比也。（《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上》）

⑩ 【汇注】

李周翰：山东国，谓六国也。絜，围也。（《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林云铭：又提起六国昔日之强，非陈涉比，原不易攻。（《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程润德：山东国，谓六国也。度音铎。絜，较也。再言六国昔日之强，非陈涉比，原不易攻。（《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汇评】

金圣叹：再将今日之秦，与前日之秦，今日之陈涉，与前日之陈涉，比对一番，文字最是精神。（《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六《西汉文·过秦论》）

张声有：前写诸侯如彼难，此写陈涉如此易，真可发一笑。（见《古文赏心集新编》卷五《过秦论上》）

⑪ 【汇校】

梁玉绳：“千乘之权”按：各处作“致万乘之权”，是也，此作“千乘”，非，又缺“致”字。（《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张文虎：“千乘之权”，《志疑》云各处作“致万乘之权”。（《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马持盈：千乘之权，诸侯千乘，天子万乘。（《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⑫ 【汇注】

李　善：邓展曰：“招犹举也。”苏林曰：“招音翘。”（见《文选·过秦论》注）

胡三省：苏林曰：招，音翘；举也。秦国，周职方雍州之地耳；既破六国，乃举豫、兖、青、扬、荆、幽、冀、并八州有之。六国与秦俱称王，是为同列。（见《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张声有：招音桥，举也。天下共九州，秦据雍州，除雍州言之，则八州矣。同列，言六国与秦同为诸侯也。（见《古文赏心集新编》卷五《过秦论上》）

夏伯炎：八州，古代全国，分为九州，除秦国本土雍州外，还有冀、兖、青、徐、扬、荆、豫、梁八州。（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⑬ 【汇注】

吴国泰：“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国泰按：《小尔雅·广量》：“两手谓之掬，掬四谓之豆，豆四谓之区。”是豆也、区也，总谓量之小者也。故《广雅·释训》：“区区，稍稍小也。”（《史记解诂·秦始皇本纪》，载《文史》第43辑）

⑭ 【汇注】

程润德：乘，去声。招，举也。秦据雍州，此外八州，则青、兖、冀、荆、梁、豫、徐、扬也。同列，指六国也。言秦以一隅之地，偏能攻取六国，未百年而成帝业，似乎守之不难。（《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汇评】

林云铭：又转入秦以一隅之地，偏能攻取六国，百余年而成帝业，似乎守之不难。（《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⑮ 【汇注】

谢　璿：七庙，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也。（《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上》）

⑯ 【汇注】

谢　璿：身死人手，秦子婴为项羽所杀也。（《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上》）

⑰ 【汇注】

李　善：《春秋考异邮》曰：“君杀妻诛，而天下笑。”（见《文选·过秦论》注）

吕延济：一夫，谓涉为首唱也。七庙，天子七庙。堕，坏也。死人手，谓秦王子婴为项羽所杀也。（《六臣注文选·过秦论》）

⑱ 【汇注】

程润德：难，去声。一夫，指陈涉言。陈涉倡前作难，而秦之七庙遂以堕坏，不但地丧于汉，而王子婴亦死于项羽之手。不易攻者，何能攻之？极易守者，今反不能守，尚必有故。（《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注）

⑲ 【汇注】

林希元：“攻”，言并天下以上事；“守”，言废先王之道以下事。一篇精神命脉，全在此二句。（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林云铭：天下当逆取而顺守，秦以力攻，亦以力守，而不施仁义，不知攻守之势不同，所以取亡。全篇结穴在此。（《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郭嵩焘：“秦孝公据殽函之固”至“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按：此责始皇帝，为贾谊《过秦论》首篇。（《史记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攻，指秦始皇和始皇以前兵力强，攻伐六国。守，指秦二世、子婴兵力弱，困守关中。（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司马光：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秦谓之矣。善夫贾生之言曰：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稽古录》）

朱　熹：又问：“贾生仁义攻守之说，恐秦如此，亦难以仁义守之。”曰：它若延得数十年，亦可扶持整顿。只是犯众怒多，下面逼得来紧，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来，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扫除，不留种子。秦视六国之君如坑婴儿，今年捉一人，明年捉两人，绝灭都尽，所以犯天下众怒。当时但闻“秦”字，不问智愚男女，尽要起而亡之。陈涉便做陈王，张耳便做赵王，更阻遏它不住。汉高祖自小路入秦，由今襄阳、金商、蓝田入关，项羽自河北大路入关。及项羽尽杀秦人，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留取子婴在也。（《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

钱孟浚：东坡曰：天下之势，莫大于使天下乐战而不好战。天下不乐战则不可与从事于危，好战则不可与从事于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为战，战胜而利归于民，所得于敌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养生送死者，非杀敌无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战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虽以堕名城，杀豪杰，销锋镝，而民之好战之心，嚣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与休息。若夫王者之兵，要在于使之知爱于上而仇其敌，使其知其上之所以驱之于战者，凡皆以为我也。是以乐其战而甘其死。至于其战也，务胜敌而不务得财，其赏也，发公室而行之于庙，使其利不在杀人，是故其民不志于好战。夫然后可以作之于安危之中，而休之于争夺之际，可与安，可与危，而不可与乱，此天下之势也。（《历代名贤确论》卷三十二《战守》）

又：何去非曰：兵有攻有守。善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则克，以守则固。当攻而守，当守而攻，均败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与而事秦之强也，秦人出甲以攻诸侯，盖将取之也，图攻以取人之国者，所谓兼敌之师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敌也，秦人合卒以拒诸侯，盖将却之也。图拒以却人之兵者，所谓救败之师也。兼敌之师，利于转战，救败之师，利于固守。兵之常势也。秦人据崤函之阻以临山东，自穆公以来常雄诸侯，卒至于并天下而王之，岂其君世贤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乱，天下相与起而亡秦，不三岁而为墟。以二世之不道，顾秦亦何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东，严兵拒关，为自救之计，虽以无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区，犹可岁月保也。不知虑此，乃空国之师以属章邯、李由之徒，越关千里以搏寇，而为向日堂堂兼敌之师，亦已悖矣。方陈胜之首事，而天下豪杰争西向而诛秦也，盖振臂一呼，而带甲者百万，举麾一号而下城者数十。又类皆山林崛起之匹夫，其存亡胜负之机，取决于一战。其锋至锐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师，乃提孤军，弃大险，渡漳逾洛，左驰右骛，以婴其四合之锋，卒至于败。而沛公之众，扬袖而入空关，虽二世之乱，足以履宗，天下之势，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于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同上）

又：颍滨曰：今夫襄公以耕战自力，而不知以礼义终成之，岂不苍然盛哉？然而君子以为未成，故其后世狃于为利，而不知义。至于商君，厉之以法，风俗日恶，鄙诈猛暴，甚于六国，卒以此胜天下。秦之君臣以为非是无足以服人矣。当是时，诸侯大者连地数千里，带甲数万，虽使齐桓、晋文，假仁义挟天子以令之，其势将不能行，惟得至诚之君子，自修而不争，如商周之先君，庶几可以服之。孟子游于齐梁，以此干其君，皆莫能信，以为诈谋奇计之所不能下，长戟劲弩之所不能克，区区之仁义，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当时之弱国也，齐王后，齐之一妇人也。魏文侯行仁义，礼下贤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齐王后用齐四十余年，事秦谨，与诸侯信，而齐未尝受兵，而况于力行仁义，中心恻怛，终身不懈，而有能不胜者哉？夫衣冠被玉可以化强暴，深居简出可以却猛兽，虚心寡欲可以怀鬼神。孟子曰：“仁不可以为众。”诚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来天下，彼将襁负其子而至，谁与共守？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胜敌，胜敌之后，二世而亡，其数有以取之矣。（《历代名贤确论》卷三十二《不用仁义而亡》）

真德秀：贾生论秦成败千有余言，而断之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文字甚妙，但非至当之论。盖儒者以攻尚谲诈而守尚仁义故耳。（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范　浚：秦得兼天下之数，而失所以守天下之道。……贾生谓使子婴以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是见秦阻之可负，不见任数之速亡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荀卿曰：汤、武非取天下也，修道行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而天下归之。然则三代固尝得天下以仁矣，未闻取天下以数也。谊之言曰：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取与守不同术也。是以秦取之为不非也，班氏过其说，宜哉！（《香溪集》卷八《秦论》）

王世贞：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庄襄以前之主；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夫秦自孝公用商鞅，为功级之赏，以诱战士，而使之强。七国之民，自始皇而至于耳孙，其首世世入秦庭，而封于泾渭之间，男不得耕，女不得织，士不得拱手而奉先王之业。盖至始皇，而天下所谓共主若赧王者，顿首于冀阙之下，而周不祀矣。其时六国之边秦者四，而其半已为秦有。秦虽大出兵以下之，而非有血战封观之实如长平、伊阙者也。秦之势不得不并六国，六国不得不并而为秦。且秦至是，非与周代也，与六国为代者也。夫六国者，非僭夷之楚，即篡晋之韩、赵、魏，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不得灭之！藉令秦称皇帝，罢诸侯，置守令，而轻役薄赋，以与天下相安于无事，夫谁曰不可？善乎贾生之言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引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金圣叹：上一百十六字一段，是一论之案；此“仁义不施”四字，是一论之断。其余前写秦之强，后写陈涉之微，悉是论之波澜。（《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六《西汉文·过秦论》）

李　涂：文字有终篇不见主意，而结句见者，贾谊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此类是也。（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朱之蕃：袁了凡云：贾谊推秦之亡之速者，正在于此；太史公谓贾生推言者，此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林云铭：《过秦论》，乃论秦之过，三篇中，而此篇最为警健。秦之过，止在结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二句，通篇全不提破，迂回万转之后，方徐徐说出便住，从来古文无此作法。尤妙在论秦之强处，重重叠叠，说了无数，才转入陈涉；又将陈涉之弱处，重重叠叠说了无数，才转入六国，然后以秦之能攻不能守处，作一问难，迫出正意，段段看来，都是到水穷山尽之际，得绝处逢生之妙。此等笔力，即求之西汉中，亦不易得也。（《古文析义》卷七《过秦论上》

张声有：结出全篇主意。（见《古文赏心集新编》卷五《过秦论上》）

又：通篇论秦过处，全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上，都不一口径尽，必千回万转到山穷水尽处，才一语道破，养精蓄锐，如持满而发，一发贯的，然亦非前半绝不埋伏也。看他叙秦强处已藏能攻意，叙秦废道等已藏不能守意，但俱隐伏，全不显露。即接陈涉，明明要说秦不能守，却又反又复，复说陈涉微弱，万不敌六国，而不能守意，犹不肯说出。虽以成败异变，功业相反，收煞一笔，却又以“试使山东”句提开，以“何也”二字致诘，然后一笔说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来。文字隐显之法，莫妙于此！至段落浓淡相间，句法长短不齐，既不排开，又不繁缛。令人寻蹊径不得，宜乎王文恪先生谓其与先秦相上下也。（同上）

程润德：贾生作《过秦论》，乃借以讽汉耳。文有三篇，此其一也。故为《过秦论上》。大旨在末尾“仁义不施”二句，而前篇论秦之强，极力铺张，后篇言陈涉之微，极力描写，千回百折，总是旁衬反跌之法，开合起落，气焰万千，韩海苏潮，较此不觉瞠乎后矣。（《古文集解》卷四《过秦论上·评》）

余　诚：夫秦虽强大，初实区区一州之地耳。以一州之地，致万乘之权，八州之广，招而有之，同列之国，服而朝之，此岂一旦之功哉？盖积之数百年矣，如此之久。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则似易而实不易也。奈何陈涉以一匹夫首倡，遂使秦之七庙为倾坏，而君王宗族之身，皆死于他人之手，为天下后世所笑。此何也？大都废先王之道，而仁义不施，暴虐其民，重役烦刑，以致天下怨恨，而皆欲亡之。其攻六国之术则得，而仁义德惠以守之之术则异于古也。（《古文释义·过秦论上·序解》）

刘鸿翱：秦既并天下，南取粤，北筑长城拒胡，始皇东巡，还至沙邱而崩。陈胜、吴广之徒，并起亡秦。贾谊《过秦》，责其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刘子曰：甚哉，贾生之论秦也！秦岂独守之过？即其所以攻之者，已不能长有天下矣。唐、虞、夏，揖让尚矣。桀有昏德，汤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放之南巢，犹曰有惭德。周积功累仁……历年八百之久，是固子孙之善守。彼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固无利天下之心，而天子自不能去也。秦自襄公，章于文、缪；孝、献之后，稍以蚕食；崇诈力，尚首功。白起长平，坑赵降卒四十万，计其生平斩杀，不下百万；计秦他将之所斩杀，亦数十万不等。计秦孝、献至始皇，斩杀不下数百万，自生民之祸，未有如秦者也。天下之与秦，不共戴天久矣。辟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杀越人于货，凡民罔不譈，此不待教而诛者也。暂而未罹于法，而以其财恣睢于乡里，一旦明正典刑，论者乃不诘其杀人取货之罪，而第诘其以财恣睢乡里之非，可乎？秦之杀人取货，百倍于盗也，天下呶呶焉，日冀秦之亡。贾子曰：“是秦不善守之过也。”是何异不诘盗之杀人取货，而诘其以财恣睢乡里也。……呜呼！秦之所以取天下者，即秦之所以失天下也。（《绿野斋文集》卷一《贾谊过秦论》）

光粟原：孟子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秦嗜杀人，虽能一之，而不能守，犹无一也。贾生经世之才，其《过秦》之旨，固当别有所在。（引自《绿野斋文集·贾谊过秦论》批语）

韩兆琦：《秦始皇本纪》指出秦始皇的失败在于他不施仁义，不晓得攻守之势异的道理。但是从本纪看，从司马迁笔下的秦始皇这一形象看，却能让人体会到远比上述概括要深广的内容。司马迁笔下的秦始皇，既是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刚愎自用，心肠冷酷；又是一个内心虚弱的人，怕人家议论，怕失去尊严，怕死。他既君临一切，操纵一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实际上又被别人蒙蔽，被别人摆布。他搞愚民政策，可自己又被方术士儒者佞者愚弄，不能自拔。因此，他既是个皇帝，又是个奴隶。他“恶言死”，但是还得死，死后还闹了一场尸身与臭鱼拉在了一起的悲喜剧。生前的庄严与死后的滑稽形成鲜明反差，令人啼笑皆非。司马迁对这一形象的感受相当复杂：敬佩、惋惜、可恨、可怜、可笑、可悲，五味俱全，分辨不清，表达不出，但又真真切切，清清楚楚。这是对皇权专制制度下如此人生的深深感喟。秦始皇亲手编建的制度，在奴役别人的同时也奴役着自己，并迅速地毁灭了子孙。这是感情认识在有意无意之中对专制体制的怀疑和否定。相比之下，作者的理性总结还只是要对这个体制进行局部的调整和修补。（《史记博议·史记其书·情感与理性的矛盾》）

王占通：法家思想的基本价值观，是人的价值选择莫不出于利害的计算之心。由此否定道德价值，确定了法术势的思想体系，突出特点就是主张重刑，以期达到以刑去刑。秦朝建立14载迅即灭亡，后人多将其原因归诸实行法家思想。然而，考察历史记载可知，秦政权垮台虽然与这些思想不无关系，真正的原因却在于秦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大兴修建、肆意征伐导致了繁徭重赋，远远超过了当时社会所能承担的最大限度，把人民推到死亡的边缘。求生存才是人民起而造反、推翻秦王朝的真正原因。（《秦朝灭亡非法家思想之罪》，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年第5期）

编者按：不能把秦的灭亡归结于法家思想。秦的灭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归结于秦用法家思想统治而导致秦快速灭亡是缺乏根据的。统一后的秦王朝使用法家思想进行统治，对于维护当时的统一局面是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上使用法家思想进行统治的朝代并不只有秦代，汉以后的政权仍然执行的“外儒内法”的思想，但并没有导致汉王朝很快灭亡。因此应对法家思想进行全面公正的评价。（徐卫民《法家思想与秦王朝灭亡关系新论》，载《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秦并海内①，兼诸侯，南面称帝②，以养四海③，天下之士斐然鄉风④，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⑤，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⑥，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⑦，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① 【汇校】

梁玉绳：“秦并海内”按：《新书》“秦”下有“灭周祀”句，似不可删。（《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②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一本有此篇，无前者‘秦孝公’已下，而又以‘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继此末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汇注】

司马贞：按：贾谊《过秦论》以“孝公”已下为上篇，“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为下篇。邹诞生云“太史公删贾谊《过秦》篇著此论，富其义而省其辞。褚先生增续既已混淆，而世俗小智不唯删省之旨，合写本论于此，故不同也。今颇亦不可分别”。（《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谢　璿：南面，古帝位尝向南，故云。（《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下》）

夏伯炎：古代以面向南为尊位，帝王的座位面向南，所以称居帝位为“南面”。（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③ 【汇校】

梁玉绳：“以养四海”按：《新书》云“以四海养”，是也，此误倒“养”字。（《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张文虎：“以养四海”，《志疑》云：《新书》云“以四海养”。（《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谢　璿：斐然，盛貌。（《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下》）

⑤ 【汇注】

谢　璿：五霸，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也。（《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下》）

⑥ 【汇注】

夏伯炎：力政，以武力征伐。政，通“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⑦ 【汇校】

李　笠：“既元元之民”，按：“既”字当依《新书》作“即”。“既”“即”形近易误。《高祖纪》“萧相国即死”，《汉书》“即”作“既”。（《史记订补·秦始皇本纪》）

【汇注】

谢　璿：元元，民也。民之类善，故曰元。（《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下》）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①，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②，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③。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④，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① 【汇注】

夏伯炎：文书，诗书古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夏伯炎：离，经历。王天下，称王于天下，即统一天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③ 【汇校】

余有丁：按：贾书作“是其所以取之也”，文意甚明；《史》添“守之者异”四字，似误。（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张文虎：“异也”，《杂志》云“异”上当有“无”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郭嵩焘：《杂志》：“异”上当有“无”字。今秦以不仁取天下，又以不仁守之，则其所以守之者，无异于其所以取之者矣，故曰“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脱去“无”字，则义不可通。（《史记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夏伯炎：并，同“傍”，挨着。引申为遵循、参照的意思。（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穅①，天下之嗷嗷②，新主之资也③。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④，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⑤，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⑥，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圉而免刑戮⑦，除去收帑污秽之罪⑧，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⑨，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⑩，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⑪，更始作阿房宫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⑬，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⑭，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⑮，其民危也。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杀者，正倾非也。是二世之过也⑯。

① 【汇注】

裴　骃：徐广曰：“［裋］，一作‘短’，小襦也，音竖。”（《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司马贞：赵岐曰：“褐以毛毳织之，若马衣。或以褐编衣也。”裋，一音竖。谓褐布竖裁，为劳役之衣，短而且狭，故谓之裋褐，亦曰竖褐。（《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谢　璿：裋褐，贱者之服，以其短而且狭，故云。糟糠，贫者所食。（《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下》）

夏伯炎：裋褐，粗陋的衣，贫苦的人所穿。有误作“短褐”者。（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谢　璿：嗷嗷，众声嘈杂也。（《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下》）

夏伯炎：嗷嗷，哀鸣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③ 【汇评】

真德秀：谊所谓“天下嗷嗷，新主之资”，此正《孟子》饥渴易饮食之说也。然桀纣之虐，必有如汤武者代之，然后可以慰斯民之望。若二世者，以始皇为之父，赵高为之师，所习见者，非斩刈人，则夷人之三族也。谊乃以任忠贤、忧海内望之，何异责盗跖以伯夷之行乎？昔有谓太甲苟不能改过，则商必亡，秦能立扶苏，则秦必祀。先贤非之曰：“以成汤之圣德，天必不使太甲终于桐宫；以始皇之暴虐，天必不使扶苏得嗣守其业。”斯言当矣。如谊所云，真书生之论也。（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陈仁子：且国于天地，必有以为之根本者。根本不摇，然后扶植之功有所措。彼秦皇者，徒以力吞天下，而非有凭藉扶持之素也。天命人心之去也久矣，借使嗣君有庸主之行，欲以区区小善，挽而回之，是犹以杯水救舆薪之火耳。焉能大有益哉？（《文选补遗》卷二十一《过秦论》注）

④ 【汇评】

何孟春：贾谊《过秦论》曰：“向使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秦未当灭也。”《史记·秦本纪》引之。班固曰：“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才，无以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余观《魏世家》，太史公曰：“秦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不）〔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四海，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春秋》曰：“《书》有之，惟命不于常。”司马迁知天之令秦平海内，而不知秦无道，为天之所欲速亡者何也？固之论秦婴，即迁论魏之言也。（《馀冬叙录》卷一）

⑤ 【汇注】

谢　璿：缟素，丧服也。（《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中》）

⑥ 【汇校】

张文虎：“裂地”，凌本“裂”作“表”，云一本作“裂”。（《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⑦ 【汇注】

谢　璿：囹圉，狱名。（《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中》）

⑧ 【汇注】

谢　璿：收孥，谓收没其妻子，而为官奴婢也。（《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中》）

⑨ 【汇注】

夏伯炎：振，通“赈”。（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⑩ 【汇校】

张文虎：“威德”，《志疑》云：按《新书》，“威”乃“盛”之讹。（《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注】

梁玉绳：“而以威德与天下”附按：《新书》此“威”字乃“盛”之讹。（《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⑪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一无此上五字。”（《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朱东润：“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集解》徐广曰：“一无此上五字。”坏宗庙与民，语本不可通也。（《史记考索·徐广异文考证》）

⑫ 【汇注】

梁玉绳：“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附按：徐广谓一无“坏宗庙与民”五字，甚是。二世无坏宗庙之事。“更始作阿房宫”为句，谓复作阿房宫也。（《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⑬ 【汇评】

陈傅良：昔者秦之趣亡，非一道也，而其若是其亟者，吏不肖也。吾观始皇之初，陋三代之封建，其弊至于战国，髋髀相依，以蹙王室，故夷其城而郡县之，其虑诚远也。既而天下之吏，习于嬴秦之暴，斩艾斫剥，草芥其民而弊之。重之以头会之敛、闾左之徭；又重之以阿房、骊山土木之役。当时之吏，非残忍渔侵病民以逢其君者，则贪衅幸灾，不逞之人也。于是民欲亡秦者，十户而八九矣。关东之豪，投袂而起，一呼响从，毛奋而鳞集，勠力以倾秦族者，不可胜计。乌合之师，所至如破竹者，大率皆郡馘其首、邑俘其令以应之者也。不然，则吏为自全之计，挈地以赂敌，而市一旦之命者也。又不然，则谈士掉三寸之舌，传檄而风靡者也。而孰为秦守哉？其间党秦之恶，不肯遽臣妄者，如三川之守由，南阳之守齮，泗川之守壮，亦徒驱欲溃之民，疾鞭而战之，不败而涂地，则亦为降虏而已。亦奚救于秦之毙耶？（《十先生奥论注·前集卷十三·吏论》）

⑭ 【汇注】

夏伯炎：遁，回避，推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⑮ 【汇注】

谢　璿：奋臂，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中，陈胜吴广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失期当斩，遂起兵。（《详注经史百家杂钞·过秦论中》）

夏伯炎：大泽，乡名，在今安徽省宿县东南刘村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⑯ 【汇校】

王鸣盛：《秦始皇本纪》太史公赞采贾生之言，自“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起，至“二世之过也”，凡二千四五百字。今考此文，见贾谊《新书》卷一《过秦》上、中、下三篇，予所藏系宋淳祐八年刻本，最为可据。自“秦孝公”至“攻守之势异也”为上篇，自“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至“是二世之过也”为中篇，自“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至“而社稷安矣”为下篇。若如今本《史记》，则司马迁所采，乃倒其次，以下篇为上篇，上篇为中篇，中篇为下篇。又《陈涉世家》末有褚先生曰“吾闻贾生之称曰”云云，即用“秦孝公”至“攻守之势异也”一段，若果本纪内已有此一段，则两处重出，不但迁必不如此，即庸陋如褚先生，亦不应至是。今试取贾谊原书寻绎之，上篇是专责始皇，而每以陈涉与六国相形，以见其不施仁义，故前之灭六国易，后之亡于陈涉亦易；中篇亦数始皇罪恶，而下半篇却归罪二世；下篇则兼责子婴，故每并称三主。其次第甚明。再取徐广及裴骃、司马贞注详玩之，则知司马迁当日实取《过秦》中、下二篇为《始皇本纪赞》，上篇为《陈涉世家赞》，而中、下篇亦仍就贾生元次，未尝倒其文。班固所见司马氏元本本如此，徐广亦见之，《本纪赞》中“秦孝公”云云至“攻守之势异也”一段，乃魏、晋间妄人所益，后人见其与《世家赞》重出，疑出褚少孙手，于是又妄改《世家赞》“太史公曰”为“褚先生曰”。（《十七史商榷》卷二《始皇本纪赞后人所乱》）

【汇注】

郭嵩焘：按：此责二世，然三篇之中，亦未尝不兼三主交互言之。（《史记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汇评】

黄　震：愚观秦事，不忍言矣。然穆公以善用人而始兴，二世以信谗谀而遂亡，虽以无道劫天下，而国之兴亡系乎人，亦断断乎不可易也。太史公援贾谊言，责子婴不能守全秦。余始读之，疑焉。及观班固永平之对，果辟其为误。然固为始皇得圣人之威，恐亦身不免于误耳。始皇果得圣人之威，则何全秦之难守哉！（《黄氏日抄》卷四六《史记》）

襄公立①，享国十二年②。初为西畤③。葬西垂④。生文公。

① 【汇校】

张大可：襄公以下所列秦先公先王世系及立国年代、葬处可供参考，文字与《秦本纪》略有不同，可与本纪参证。此节疑为后人增附之文。（《史记全本新注·秦始皇本纪》）

【汇注】

梁玉绳：“襄公立”附按：此篇是《秦记》，魏了翁《古今考》谓班固明帝时所得也。史公言秦烧书，独《秦记》不灭，故东汉时犹有存者，后人遂并班固语附载《本纪》之末，以备参证。《史诠》及《丹铅录》并云古本自“襄公立”以下低两字别于正文，今本平头刻，殊失其旧矣。而《索隐》以为马迁重列，则误也。史以传信，无一事两书之理，《史记》中惟此及《郦生传》有之，皆后人附益，非迁《史》原文，然郦道元尚错认此记为迁《史》，何论小司马哉？此记简古有法，先秦文字，不可多见，非它附益者比，故取而校之。（《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王国维：《史记》于《始皇本纪·论赞》后，复叙秦世系、都邑、陵墓所在，其言与《秦本纪》相出入；所纪秦先公谥号及在位年数，亦与《本纪》及《六国表》不同。盖太史公别记所闻见之异辞，未必后人羼入也。（《观堂集林》卷十二《秦都邑考》）

马持盈：以下又简略的叙述秦朝诸先王立国的年代及其葬处，可供参考。但并非司马迁所作，乃后人附增之文。（《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编者按：秦嘉谟辑补本《世本·秦本纪》谓：秦嬴姓，伯爵，伯益之后。大业生伯益，伯益生大廉，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中衍玄孙曰仲滑，仲滑生飞廉，飞廉生恶来革，恶来革生女妨，女妨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周孝王命为附庸，邑之秦，号曰秦嬴。秦嬴立十年，生公伯。公伯立三年，生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生庄公。庄公立四十四年，生襄公，周平王封为诸侯。襄公立十二年，生文公。

【汇评】

杨　慎：此段秦纪也。其事虽略，而其文法最古，太史公所以谨录之，欲以互证而备遗也。亦如《郦生传》，又附郦生书之例。《索隐》注亦昧此，惟魏了翁《古今考》仅存其说。（引自《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牛运震：《始皇纪》后“襄公立，享国十二年”一段，殆秦旧纪也，文法极简古。但宜移之《秦本纪》后，似更有伦体。（《读史纠谬》卷一《始皇本纪》）

② 【汇注】

夏伯炎：享国，帝王在位。襄公于前777—前766年在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马持盈：西畤，在西县立祭天之坛场。祠白帝。襄公在位十三年。（《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西畤，故址在西地（今甘肃天水西南），古代祭天地、五帝的坛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王志友等：早期秦文化研究项目2005年礼县西山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一组动物祭祀坑与夯土台基，通过对文献中有关“西畤”方面内容记载的比对，以及西山遗址对面鸾亭山汉代祭天遗址的发现，我们认为此组遗迹应该与秦人历史上的西畤有关。礼县西山遗址祭祀遗迹，从形式到内涵都符合文献里关于畤祭的记载，秦畤祭既有隆重的“筑土为坛”的形式，又有“除地为墠”的形式。（《西畤发现及相关问题》，见《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　秦俑学第七届年会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汇评】

牛运震：“襄公立，享国十二年，初为西畤”一段，此旧《秦纪》也。叙秦世次、生卒、年岁、居葬处所，又杂以记事，极简极质，极整极暇，中间回顾倒述，又极错综变化之妙，真记状高手。（《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又：太史公录旧《秦记》，间有与《秦本纪》不同处，所以互证而备遗也。亦有已采入《秦纪》者，如“庄襄王元年，大赦，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一段是也。陈仁锡以为即孝明时班固所续《秦纪》，失之。（同上）

④ 【汇注】

司马贞：此已下重序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处，皆当据《秦纪》为说，与正史小有不同，今取异说重列于后。襄公，秦仲孙，庄公子，救周，周始命为诸侯。初为西畤，祠白帝。立十三年，葬西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李　泰：西垂，“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郡西县是也”。（《括地志》）

马非百：襄公葬西垂。宋太宗时，襄公冢坏，得铜鼎，状方而四足。铭曰：“天公迁洛，岐丰赐公，秦之幽宫，鼎藏于中。”（《秦集史·陵墓志》）

钱　穆：汉上邽县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南，据《秦纪》：“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上距秦庄公一百三十四年，岂有庄公已为其地大夫之事？申侯曰：“中潏归周，保西垂，西垂和睦。”此特西边之通称，所谓“西垂大夫”者，亦通称，非专名。又《春秋》隐八年，宋卫遇于垂，《传》作“犬丘”，则西垂殆即西犬丘也。庄公居西犬丘，襄公徙汧，文公卜居汧、渭之会以前，居西垂宫，当即在汧，亦不得至甘肃境，《秦本纪》文公、宁公皆葬西山，而不记襄公葬地。《秦始皇本纪》则云“襄公、文公皆葬西垂”，则西垂又即西山，而后人皆以陇西西县说之，大误。（《史记地名考》卷八《秦地名》）

张大可：西垂，《秦本纪》作“西山”。西山在西垂。文公作鄜畤，祠白帝，又作陈宝畤。（《史记全本新注·秦始皇本纪》）

徐日辉：西垂是一个变动的地理概念，它随着殷周的兴衰和强大而扩展。西垂的范围沿革是有变化的，不能笼统地说“殷周时对约今甘肃省东南部一带的泛称”，而应校正为：“殷时之西垂，泛指关中，周时之西垂是对约今甘肃省东南部天水地区一带的泛称。”甘肃东南部范围很大，周时之西垂，即秦人所保在天水地区。（《秦州史地》）

编者按：西垂和犬丘为一地两名，《史记·秦本纪》云“非子居犬丘”，“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庄公居其故西犬丘”，“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从上可看出，非子、秦仲到庄公、文公都曾在西垂（西犬丘）居住过或作为都邑。关于西垂，论者观点不一。《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西垂在“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也”。《汉书·地理志》陇西郡属县中确有西县，新莽时改名曰“西治”，东汉时又复称“西”。王国维先生云：“余疑犬丘、西垂本一地，自庄公居犬丘，号西垂大夫，后人因名西犬丘为西垂耳。”林剑鸣先生云“西垂，泛指西部边陲，非具体城邑”；徐中舒先生认为“西犬丘又称西垂”，即二者为一地；何清谷先生认为“西垂大夫应是以今甘肃天水市一带为食邑，治所在西犬丘，所以西犬丘又名西垂”。

实质上早在战国时期即有西县之建置。我们可以从考古资料中得以证实。1919年发现于天水西南的著名秦公簋，在原器铭之外，“器盖又各有秦汉间凿字一行，器云‘西元器一斗七升。八奉敦（奉簋）’，盖云‘西一斗七升太半升，盖’。西者，汉陇西县名，即《史记·秦本纪》之西垂及西犬丘”。1978年出土于宝鸡秦墓的“陇西郡戈”（为秦昭王二十六年造），有“西工宰阉”的署名，出土于甘肃礼县战国秦右库工师铸戈，铭文中署有“西工造”，此“西”即为西县（此戈现存甘肃礼县博物馆），李学勤先生在《释<不其簋>铭》一文中，也认为西是具体地名，即古时叫西垂的地方，也即秦汉时期陇西郡之西县。（见徐卫民《秦都城研究·天水附近秦都城》）

戴春阳：1992—1993年，甘肃省礼县一带的古墓葬遭到大规模盗掘，其中礼县永坪乡赵坪村的大堡子山墓地被盗最为严重，一些珍贵文物流失海外。鉴于这种情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4年3月—11月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探明中字形大墓二座，瓦刀形车马坑二座，基本搞清了该墓地的排列以及中小型墓葬的分布情况，并对其中的二座中字形大墓、一座瓦刀形车马坑、九座中小型墓葬进行了发掘清理。大堡子山墓地位于礼县以东13公里，属黄土梁峁，东、西、南三面均为沟壑。它北依大薄地峁源，南临西汉水，西滨固城河。钻探资料表明，此墓地的范围东北至文家，西至大堡子山边缘，南至大堡子山的山间便道，东西长约250米，南北宽约140米。在此区域内排列着南北并列的二座东西向中字形大墓，编号为M2、M3。其南端有从葬的二座东西向瓦刀形车马坑，已发掘的一座编号为Kl。在墓地的东北、北部和西部山弯，有规律地分布着间距为5—7米的东西向中小型墓葬，总数在200座以上。这些墓多被严重盗扰，已发掘的九座墓是劫余幸存的完整墓葬……大堡子山秦公诸器的时代为两周之际，故M2的墓主只能在庄公、襄公和文公之间加以辨析、确认……大堡子山秦国墓地的发掘表明，秦陵规划有自己的特色，如墓上封土、中字形墓、一公一陵、夫妇异穴合葬、坐西朝东的墓向等，这些原则多被后世秦陵所遵循。（《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载《文物》2000年第5期）

编者按：西垂，《辞海》有二解：①古地区名，殷周时对约今甘肃省东南部一带的泛称。《史记·秦本纪》秦国的祖先中潏“保西垂”，又秦庄公“为西垂大夫”。②古邑名，即西犬丘。

文公立，居西垂宫①。五十年死，葬西垂②。生静公。

① 【汇注】

司马贞：作鄜畤，又作陈宝祠。（《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王国维：秦之祖先，起于戎狄。当殷之末，有中潏者，已居西垂。大骆、非子以后，始有世系可纪，事迹亦较有据。其历世所居之地，曰西垂，曰犬丘，曰秦，曰汧渭之会，曰平阳，曰雍，曰泾阳，曰栎阳，曰咸阳，此九地中，惟西垂一地，名义不定。……按：西垂之义，本谓西界，《史记·秦本纪》：“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又申侯谓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又云庄公“为西垂大夫”。以语意观之，西垂殆泛指西土，非一地之名。然《封禅书》言：“秦襄公既侯，居西垂。”《本纪》亦云：“文公元年，居西垂宫。”则又似特有西垂一地。《水经·漾水注》以汉陇西郡之西县当之，其地距秦亭不远，使西垂而系地名，则郦说无以易矣。（《观堂集林》卷十二《秦都邑考》）

② 【汇注】

马非百：文公葬西山（《史记·秦本纪》）。徐广曰：“皇甫谧云：葬于西山，在今陇西之西县。”（同上书《集解》）按：《秦始皇本纪》附《秦纪》则云葬西垂，当即一地。（《秦集史·陵墓志》）

编者按：西垂陵区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这里曾发现三座大墓。1号墓为曲尺形，最长一边3.7米，深7米，已清理到底，被盗掘一空，仅余残碎的马骨，推测应为车马坑。2号墓为中字形，总长87米，墓室在中部，墓室面积12×11米，深11米。在接近西墓道处发现人牲6具。3号墓为目字形，长110米，宽10米，深9米以上，从其形制看应是车马坑。（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这几座墓前些年屡次被盗，有许多重要文物散失海外，其中有一批金箔饰片。（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文物》1995年第6期）上海博物馆已从海外购回了四个铜鼎和两个簋，其中最大的一个鼎高47厘米，口径42.3厘米。器腹上有“秦公乍铸用鼎”。从秦公器的形制、铭文、纹饰、铸造特点及相关的史实看，这些器物应为秦襄公、文公之器。礼县大堡子山两座大墓的年代应为春秋初期，墓主分别为襄公、文公。（见徐卫民《秦帝王陵墓制度研究》，载《唐都学刊》2010年第1期）

静公不享国而死。生宪公①。

① 【汇注】

陆伯盤：余有丁曰：［宪公］，《秦纪》作宁公，葬西山。（《史记考证·秦始皇本纪》）

宪公享国十二年，居西新邑①。死，葬衙②。生武公、德公、出子。

① 【汇注】

钱　穆：西新邑殆即指平阳，若以荡社为新邑，更在平阳东。（《史记地名考》卷八《秦地名》）

梁　云：目前探明甘肃礼县大堡子墓地仅有两座中字型大墓，它们应是一代秦公及其夫人的墓葬。对照《秦记》可知襄公或文公夫妇均不可能葬入其中，再加上出土青铜器有春秋早期偏晚阶段的特征，可推断他们是秦宪公及其夫人的墓葬。目前流散海外的“秦子”诸器很可能出自大堡子山墓地，“秦子”乃宪公之子出子。这又从金文的角度证明大堡子遗址是宪公的葬地“衙”，同时也是宪公和出子的居地“西新邑”。（《西新邑考》，载《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6期）

② 【汇校】

梁玉绳：“死，葬衙”按：《秦本纪》作“葬西山”，《正义》引《括地志》及《世纪》秦陵山为据，则此言宪公葬衙，似非也。（《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马非百：宁公葬西山。《史记·秦本纪》秦宁公墓在岐州陈仓县西北三十七里秦陵山。《帝王世纪》云：“秦宁公葬西山大麓，故号秦陵山也。”按：文公亦葬西山，盖秦陵山也（同上书《正义》引《括地志》）。今按：《始皇纪》作宪公葬衙。《集解》裴骃按：《地理志》冯翊有衙县。与此不同。（《秦集史·陵墓志》）

【汇注】

裴　骃：《地理志》云冯翊有衙县。（《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司马贞：宪公灭荡社，居新邑，葬衙。本纪：宪公徙居平阳，葬西山。（《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钱　穆：冯翊衙县，春秋之彭衙，即彭戏，今白水县东北六十里彭衙堡。宪公，《秦本纪》作宁公，亦葬西山，与襄公、文公葬地皆近，非冯翊之衙也。（《史记地名考》卷八《秦地名》）

李　零：《始皇本纪·集解》说这个衙就是《汉书·地理志》的衙县。《汉书·地理志》的衙县，颜师古注说即《春秋》所云“秦晋战于彭衙”的彭衙。诚然，汉代的衙县确实是春秋时期很有名的秦邑……衙即今陕西省白水县东北之彭衙堡，与宪公、出子时秦人活动的中心地区相距甚远，若说宪公、出子死后会葬到这样远的地方，未免不合情理。我们考虑，《始皇本纪》提到的衙应当是另外一个衙，它应当就在西山即秦陵山一带，所以《秦本纪》说宪公“葬西山”。这里值得提出的是，1974年宝鸡市渭河南岸发现了西周伯墓，它的地点与我们估计中的衙县是比较接近的。、衙古音可以互假。作为秦宪公、出子葬地的衙会不会就是古国之呢？这是耐人寻味的。（《<史记>中所见秦早期都邑葬地》，载《文史》第12辑）

编者按：《史记·秦本纪》“宁公（应为宪公，从文字及文物资料皆可证之）二年，公徙居平阳”。平阳都城已发现，位于宝鸡以东的岐山太公庙，因而，按常理，宪公的葬地应在平阳附近。2013年，考古工作者在周公庙附近发现了一个“中”字形大墓，充分说明平阳的都城所在，也证明宪公不会葬在离平阳甚远的白水县，当时秦的统治范围还未到白水县。

出子享国六年，居西陵①。庶长弗忌、威累、参父三人②，率贼贼出子鄙衍③，葬衙。武公立。

① 【汇校】

司马贞：一云居西陂，葬衙。本纪不云。（《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西陵，一作“西陂”，地名不详。（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夏伯炎：庶长，官爵名。秦汉官爵分二十级，其中第十级为左庶长，十一级为右庶长，十七级为驷车庶长，十八级为大庶长，皆为武官。大庶长相当于将军。左右庶长相当于裨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钱　穆：鄙衍，地名，当在平阳。（《史记地名考》卷八《秦地名》）

夏伯炎：贼贼，第二个“贼”字为动词，虐待、杀害之意。鄙衍，地名。约在今陕西省岐山县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武公享国二十年。居平阳封宫①。葬宣阳聚东南②。三庶长伏其罪③。德公立。

①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一云居平封宫。”（《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何清谷：程大昌《雍录》卷一《秦宫杂名》云“武公平阳宫在华山下”，根据是《史记·秦本纪》：“武公元年，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居平阳封宫。”乍看武公似在华山下的平阳封宫指挥伐彭戏氏的战争，实误。彭戏氏原是今白水一带的戎族，属“百蛮”之一，秦武公元年，大伐彭戏氏，从白水追到华山下。此时秦在华山下还未站稳脚跟，绝无建大型宫室的可能，秦武公又经十一年的经营，才在华山下设置郑县。《史记》这条材料应在“华山下”断句，与武公居平阳封宫不连，《秦始皇本纪》明言武公在位二十年，一直居平阳封宫，宫在平阳，不在华山下。（《三辅黄图校释》卷一）

【汇注】

陈　直：“武公享国二十年，居平阳封宫。”直按：阮氏《积古斋钟鼎款识》卷九，五页，有“平阳封宫”铜器，与本文正合。（《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卢连成：平阳秦武公钟、镈的出土地宝鸡县杨家沟公社太公庙村东距阳平镇7—8里，南临渭水，北倚凤翔塬，为渭水北岸第一台地。这片台地西起今宝鸡县虢镇，东迄今宝鸡县宁王村一带，东西广长30余华里，南北狭宽约2—3华里。历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表明，在这一台地范围内的阳平、秦家沟、洪塬村、大王村、南阳村、窑底、太公庙村、东高泉村、西高泉村、李家堡、贾家崖、虢镇等地均有堆积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以及春秋、战国之际秦代的遗存。台地在太公庙村一段，地势高亢、开阔。在太公庙村北以及东、西高泉村之间有数道清泉流过，泉水流量较大，附近几个村落人、畜饮水以及农田浇灌都仰赖这些泉水、溪流。依据溪泉旁的史前新石器遗存判定，这些溪流的存在至少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了。太公庙村东北距古岐州县城（今岐山县）约四十华里，古雍城亦在其北约三四十华里处。文献记载与实际出土情况完全相符。春秋秦平阳故城应在今宝鸡县杨家沟公社、阳平公社一带，而秦武公所居平阳封宫，当距秦武公钟出土地不会相距太远，可能即在太公庙村附近，这里土肥水美，是一处理想的居址。

太公庙村北约二里处的西高泉，发现有大片秦人墓葬区。一九七八年，我们在此地随工清理了三座小墓。秦人葬式多为屈肢，所出陶器多以鼎、簋、豆、、盂、罐组合，这些陶器纹饰规正，制作精细考究，西高泉春秋秦墓葬的发掘，点滴地反映了秦人早期的物质文化生活和习俗。

平阳城，经宪公、出子、武公两代经营近四十年，实为德公都雍之前，秦与戎人征战之都城，在秦国早期历史上占据有重要地位。（《平阳、雍都地望确定与秦先公徙都迹略》，载《文史集林》第1辑，《人文杂志》丛刊1985年第4期）

编者按：当秦的都城迁至平阳时，秦已相对强大，因而在都城的建设上比以前规模要大一些，《汉书·郊祀志》载汉成帝时，“雍大雨，坏平阳宫垣”，说明秦时的平阳可能有宫城。直到汉时，仍作为离宫使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九有平阳封宫中的铜器一件，上刻“平阳封宫”四字，秦篆，阮元定为秦平阳封宫中的器物，始皇或二世时所作，又有衡器“平阳斤”，上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及秦二世补刻辞，当为平阳宫或平阳城中之物。

而宋人程大昌在《雍录》中则认为，平阳封宫在华山一带，其根据是《史记·秦本纪》：“武公元年，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居平阳封宫。”实质上是程大昌理解错了，这段记载实际上说了两件事：一是秦武公时，征伐至今白水一带的彭戏氏，追至华山下；二是说当时武公所居宫城是平阳封宫。因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明确记载，武公居平阳封宫二十年。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平阳发现了一座“中”字形大墓，为寻找平阳城的具体位置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见徐卫民《秦都城研究·德公以前秦在关中的都城》）

夏伯炎：平阳，在今陕西岐山县西南。封宫，宫殿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司马贞：纪云葬平阳，初以人从死。（《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葬宣阳聚东南”按：纪作“葬平阳”，岂平阳有宣阳聚乎？（《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钱　穆：宣阳聚殆即在平阳也。（《史记地名考》卷八《秦地名》）

马非百：武公葬雍平阳（《史记·秦本纪》）。一曰葬宣阳聚东南。按：《陕西通志》：据刘绍周《平阳封域辨》，以秦武公墓在郿县。考武公葬平阳，以平阳为属郿县者，《魏书·地形志》、裴骃《集解》是也。以平阳为属岐山者，《括地志》《史记正义》是也。又考《元丰九域志》：虢县有平阳镇，盖即平阳故城。虢县元时省入宝鸡。而《一统志》谓平阳在岐山县西南，按宝鸡界，地理颇合。则以武公墓在岐山为有据。今从之。（《秦集史·陵墓志》）

③ 【汇注】

马持盈：初次以人从葬而死。（《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德公享国二年。居雍大郑宫①。生宣公、成公、缪公。葬阳②。初伏③，以御蛊④。

① 【汇注】

编者按：雍城作为都城是从秦德公元年（前677）开始的，直至灵公二年（前423）迁都泾阳，作为都城时间达255年之久，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中有其特殊的地位。根据勘探得知，城址平面略似正方形，城墙东西长3300米，南北宽3200米，坐北向南，部分地段以自然地势蜿蜒而筑。西城垣保存较好，南墙次之，东墙和北墙保存较差。城垣一般宽14米左右，城墙基最宽处15米，最窄处7.5米，城墙系黄土夯筑而成，夯窝较小，夯土密实，西墙北段发现有人工构筑的城壕，现长1000米左右，宽12—25米，深约6米，城东、南两面有纸坊河和雍水作为天然屏障，北边由于被压在现凤翔县城下，是否有城壕不得而知，据推测是会有的。城内共有干道八条，纵横交错，东西、南北向各四条，井字交叉排列，呈棋盘状，八条干道均埋在现地表下1.2至1.7米，宽8—10米，路土厚40—60厘米。八条干道把城内分成25个似后代都城中的坊的结构。相邻干道之间的距离不等，一般在650—800米之间，最宽的1300米，窄的400多米，其走向不甚端直，相互之间亦不平行。现发现城门三个，均发现于西城垣，与城内东西向干道中的三条相通，门宽8—10米，大体上由三道组成，中间一道较宽，路土较厚，两边两道较窄，且路土较薄。到底雍城共有几个城门？根据城内八条干道的走向看，两端均匀朝城墙方向延伸，其它十三条干道两端与城墙相接处，原均辟有城门，推测雍城当有十六座城门。目前已发现三处城门，宽8—10米，车轨间距2.1米。城内主要有三大宫殿区，包括姚家岗宫殿建筑区，马家庄宗庙宫殿建筑区，铁沟、高王寺宫殿建筑区。这些建筑富丽堂皇，既有宫殿，又有宗庙，具备都城应具有的特点。雍城是秦都城中遗址保存相对较好的一个，其整个都城的情况已基本勘探清楚。除过以上介绍的三大宫殿区外，还在城内外发现各种手工业作坊多处，如青铜作坊有雍城南部的史家河、中部的马家庄村北、城外北部的今凤翔县城北街等地；炼铁作坊在史家河和南郊的东社、高庄一带；制陶作坊在城内东部的瓦窑头、城外杨家小村、八旗屯均有发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秦德公二年“初作状，祠社”，可知雍城有社。依“左祖右社”之制，社当位于秦公朝寝即马家庄三号建筑群遗址之西。在雍城还发现了“市”的遗址，市位于城的北部，在北城墙南面偏东300米处，经详细勘探，知其是一个近似长方形的全封闭空间，四周围以夯墙，西墙长166.5米，南墙长230.4米，东墙长156.6米，北墙长180米，宽1.8至2.4米。钻探时于四周围墙中部都发现有“门塾”遗址，一般宽21米以上，进深14米左右。墙体两侧均有瓦片堆积，应是夯墙上的覆瓦。四周有厚1.5至2米夯土围墙基址，围墙内为露天市场，面积达3万平方米左右，和四川汉画像砖上的汉代市亭图基本一样。（见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雍城》）

张永禄：“大郑宫”，秦宫名。德公时初建，是为定都于雍时的宫殿，位于今凤翔县南。至秦献公迁都栎阳后，大郑宫变为离宫。秦始皇时，太后与嫪毐私通，怀孕后恐人知晓，诈称占卜当避时，即避居于雍县大郑宫。其后废弃年代不详。（《汉代长安词典》四《宫殿·大郑宫》）

田亚岐：秦雍城是秦“九都八迁”过程中的一处建置时间最长的正式都城，为秦国逐渐走向强盛之里程碑。80年来取得的大量考古资料显现出这座城市所具备的多功能化要素及特征，它既体现了早期城市以自然环境作为适从条件的普遍原则，又反映出秦国面对复杂外部袭扰环境而以完备城防设施作为首选的自身特征。秦雍城由城址、秦公陵园、国人墓葬、郊外建筑及远郊“野人”聚落形成的总体格局，以及各自的摆布规律，对后代都城营建形成了借鉴作用。（《秦都雍城布局研究》，载《考古与文物》2013年5期）

② 【汇校】

马非百：德公葬阳。按：《秦本纪》《始皇本纪》均言德公初居雍城大郑宫。此“阳”字上当有“平”字。平阳时属雍，并在岐州，故上文言武公葬雍平阳也。下仿此。（《秦集史·陵墓志》）

【汇注】

夏伯炎：阳，邑聚名，在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编者按：秦德公建都于雍城后，因其南临渭水，北依雍山，西有灵山，东连扶岐，加之土厚水深，地势平坦而向阳，故选择国君墓地于此处，经历代经营修建，其规模不断增加，形成了空前的秦公陵区建筑。（见徐卫民、呼林贵《秦建筑文化·规模宏大的秦公陵园》）

③ 【汇注】

裴　骃：孟康曰：“六国伏日初也。周时无，至此乃有之。”（《史记集解·秦本纪》）

司马贞：二年初伏。本纪此已下居葬绝不言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六月三伏之节起秦德公为之，故云初伏。伏者，隐伏避盛暑也。《历忌释》云：伏者何？以金气伏藏之日也。四时代谢，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史记正义·秦本纪》）

张大可：初伏，初为三伏之节。（《史记全本新注·秦始皇本纪》）

又：德公初为三伏之节，立祠祭祀伏神。夏至后第三庚日为初伏，四庚为中伏，立秋后初庚为终伏。三伏为夏天最热之日。伏者，隐伏避盛暑也。德公初作伏，屠狗张挂于四门，以禳却暑气。（《史记全本新注·秦本纪》）

④ 【汇校】

赵生群：据水泽利忠《校补》卷六，桃古、枫、棭、三、谦、高、中、彭诸本“以”下有“狗”字。按：本书卷五《秦本纪》：“二年，初伏，以狗御蛊。”卷二十八《封禅书》：“作伏祠，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汇注】

马持盈：六月三伏之节令，起于秦德公，故云“初伏”，言初次行伏日之节令也。伏者，隐伏以避盛暑也，盛暑之时，常有毒物，故曰“以御蛊”。御，即“御”字。蛊，毒物也。御蛊者，即抵御害人之毒物也。（《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张大可：御蛊，以屠狗禳却热毒。（《史记全本新注·秦始皇本纪》）

又：蛊，指伤人的热毒恶气。狗为阳畜，故能御蛊。乃迷信之说。（《史记全本新注·秦本纪》）

史党社：蛊字其意为灾害，《秦本纪》作“蛊”，《封禅书》作“蛊灾”，二者对举，足证蛊义此处为灾害之意，但是此处灾害并非泛指，而是特指疾病。

“御蛊”是在伏日进行的，不能脱离这一背景。以狗御蛊有久远的历史源头，其至少可上溯至商代。“以狗御蛊”表明了秦人对自然认识水平的提高。德公作伏祠，确立三伏之节，是秦天文历法的一大进步。《封禅书》服虔注云：“周时无伏，秦始作之。”孟康注：“六月伏日，初也，周此无，此时乃有之。”西周时无此一节令，春秋时秦人才确定了这一节令，是基于对伏日气候特点的认识。《汉官旧仪》注云：“伏日厉鬼所行，故尽日闭，不干他事。”伏日的高温使疾病流行，故而杀狗祠社以御之。“以狗御蛊”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从先秦时期就开始的一个重要传统，那就是驱疫在社会活动中的主要地位，这既是下层百姓的事，又是统治阶级为政的重要内容。（《以狗御蛊解》，载《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6年第3期）

宣公享国十二年①。居阳宫。葬阳。初志闰月②。

① 【汇注】

司马贞：四年，作密畤。（《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梁玉绳：“初志闰月”，《日知录》二十六曰：“宣公以前皆无闰，每三十年多一年，与诸国之史皆不合矣，则秦之所用何正耶？”（《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成公享国四年，居雍之宫①。葬阳。齐伐山戎、孤竹②。

①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之，一作‘走’。”（《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夏伯炎：山戎，我国古代北方的游牧部族，战国以后称为匈奴。孤竹，殷商时小国名。以后为地名，在今河北卢龙县南。《齐太公世家》：“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管子·大匡》《管子·小匡》说桓公“伐山戎，斩孤竹”，即灭孤竹国、斩孤竹国君。（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缪公享国三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①。缪公学著人②。生康公。

① 【汇注】

朱孔阳：刘向曰，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无邱垅之处。（《历代陵寝备考》卷九《秦》附录）

马非百：穆公葬雍。《皇览》曰：秦穆公冢在橐泉宫祈年观下。郦道元驳之云：崔骃谓穆公冢在橐泉宫祈年观下。《皇览》亦言是矣。刘向曰：穆公葬无丘垄处也。余谓崔骃及《皇览》谬志也。惠公、孝公并是穆公之后，继世之君矣。子孙无由起宫于祖宗之坟陵矣。以是推之，知二证之非实也。（《水经·渭水注》）按：《正义》引《庙记》云：“橐泉宫，秦孝公造。祈年观，德公起。盖在雍州城内。”《括地志》云：“秦穆公冢在岐州雍县东南三里。”又《关中图志》：“秦穆公墓在凤翔县内城东南隅。”《通志》云：“墓周围五丈有奇。前有碑，岁时致祭。”故道元以此为言。（《秦集史·陵墓志》）

【汇评】

朱孔阳：《宾退录》引《史记·秦本纪》：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者六十六人。至献公元年，方止从死，则知武公而下，十有八君之葬皆有从死者矣，不独缪公也。《黄鸟》之诗，特以奄息、仲行、鍼虎为秦之良臣，故国人哀之耳。夫一君之葬，使六十六人无罪而就死地。固已可骇，而缪公至用百七十七人，习俗之移人，虽缪公不能免，则献公亦贤矣哉！（《历代陵寝备考》卷九《秦》附录）

② 【汇注】

司马贞：著音宁，又音贮，著即宁也。门屏之间曰宁，谓学于宁门之人。故《诗》云“俟我于著乎而”是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缪公学著人”按：《索隐》云“著即宁也”。考《吕氏春秋·尊师篇》穆公学于百里奚、公孙枝，岂其先尝学于宁门之人乎？杨慎曰：“三代之君，必学于耆德以为师保，而穆公乃学于宁人，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则景监得以荐商鞅、赵高得以杀扶苏，终于亡秦，寺人之祸也，《史》书之，丑之也。”孙侍御云“著人未必是寺人”，存疑。（《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程馀庆：著、宁同，门屏之间曰宁。学于宁门之人，谓阍人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张大可：著人，职守在宫殿门屏之间的侍卫。（《史记全本新注·秦始皇本纪》）

康公享国十二年。居雍高寝。葬竘社①。生共公。

① 【汇注】

夏伯炎：竘社，地名，在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韩　伟：（陕西凤翔）姚家岗为一隆起的台地，位于雍城中部偏西，距雍城西垣约500米，白起河由台地的西北绕东南注入雍水。当地人称此地为“殿台”。1973年以来，先后在此处发现铜质建筑构件三窖，清理发掘宫殿遗址一处，凌阴遗址一处。……姚家岗有宫殿遗址、凌阴遗址的时代相同，均为春秋时期，且共处一个台地之上，两者同属一个宫殿区当无问题。姚家岗构件窖藏也无疑是这一宫殿区的遗物。根据《秦记》的记载，估计姚家岗宫殿区很可能就是春秋时期秦康公、共公、景公居住的雍高寝。（《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二《城内三大宫殿区的钻探发掘和研究》，载《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

共公享国五年①，居雍高寝。葬康公南②。生桓公。

① 【汇校】

梁玉绳：“共公享国五年”按：共公无五年，在位四年也，说在《秦纪》。（《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又：“共公立五年卒”，按：《年表》及《秦记》并作“五年”。考秦共四年当鲁宣四年，而《春秋》宣四年书“秦伯稻卒”，则共公不得有五年也。《史》误以秦桓元年为共公五年耳。（《史记志疑·秦本纪》）

② 【汇评】

牛运震：“葬康公南”，文法变。（《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桓公享国二十七年①。居雍太寝②。葬义里丘北③。生景公④。

① 【汇校】

梁玉绳：“桓公享国二十七年”按：“七”字当作“八”，说在《纪》。（《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又：“桓公立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按：《史》误减桓之一年以益共公，故作“二十七”，其实二十八年也。《纪》《表》俱误。桓、景之名，《春秋》《史记》皆失书。宋程公说《春秋分记》及《皇王大纪》谓桓公名荣，当别有据。至《集解》《索隐》皆引《世本》，谓景公名后伯车，则误甚。考《左传》景公母弟鍼字伯车，又字后子，安得移作景公之名？《春秋分记》谓景公名石也。又景公，《索隐》引《始皇纪》作“哀公”，而《始皇纪》无哀公之文，况秦别自有哀公乎？盖《秦纪》误称景公为僖公，小司马欲两存之，复误以“僖”为“哀”耳。（《史记志疑·秦本纪》）

② 【汇注】

编者按：据《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的《秦都雍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云：马家庄宫殿群遗址位于雍城中部偏南。1976年以来，在马家庄北部西北及东北先后发现建筑群遗址四处。1981年3月至1984年清理了其中的一、二号建筑群遗址，详细调查钻探了三、四号建筑群遗址，初步了解了马家庄宫殿、宗庙区的布局及部分建筑的用途和形制。

马家庄朝寝、宗庙、二号、四号四座建筑群由西向东依次排列，组成了规模较大、保存较完好的马家庄宫殿宗庙区。马家庄一、二、四三座建筑群的年代均为春秋中晚期，这同秦桓公居“雍太寝”的时间相近，由此推断，马家庄宫殿、宗庙区可能就是“雍太寝”之所在。

③ 【汇校】

马非百：按：“义里丘”似是“义丘里”之误。（《秦集史·陵墓志》）

【汇注】

夏伯炎：义里，地名，在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司马贞：一作“僖公”。《系本》云名后伯车。（《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景公享国四十年。居雍高寝，葬丘里南①。生毕公②。

① 【汇校】

张守节：丘，一作“二”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丘里南，疑作“义里丘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注】

钱　穆：上云桓公“居雍太寝，葬义里丘北”，此云景公“居雍高寝，葬丘里南”，疑当作“义里丘南”而讹脱。（《史记地名考》卷八《秦地名》）

韩　伟：经过十年的发掘，1986年9月，秦公一号大墓清理工作顺利完成。……大墓全长整300米，总面积达5334平方米，是目前全国已发掘的先秦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墓室的三层台及西墓道与墓室接连处清理出殉葬166人……秦公一号大墓的墓主和年代，根据凤南m1:300、m1:299等石磬上“天子郾喜，龚是嗣”的刻文，基本确定为春秋中晚期之交继共公、桓公之后任秦国国君的秦景公。（《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四《秦公陵区的钻探和秦公一号大墓的发掘》，载《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

编者按：秦景公墓坐落在今陕西凤翔县南的南指挥村，即秦雍城陵区范围内，在秦都雍城的西南郊三畤原上。发掘时编号为一号，所以也叫秦公一号大墓。……墓室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59.4米、南北宽38.45—38.8米、深24米。东墓道呈平缓的斜坡状，长156.1米，与墓室相接的西端宽19.1米，东端宽8.7米。西墓道也作斜坡形，但比东墓道要陡峭一些。西墓道长84.5、东端宽14.3、西端宽6.4米。大墓全长300米，总面积达5334平方米。（见徐卫民、呼林贵《秦建筑文化·宏大壮观的秦景公墓》）

又：秦景公墓虽经汉唐以来200多次盗扰，但仍出土了3500余件重要文物，有纯金铸造的金鸟、异兽、金泡、金带钩等，有大量的玉器，玉石的鞋底象征权力和管辖的土地，玉璧、玉圭、玉戈、玉璜和马头、漆猪、漆盒等制作精美，艺术风格特殊。更让人高兴的是出土了有刻铭的石磬，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天子郾喜，龚是嗣。”由这句话可以知道墓主人就是春秋中晚期之交继秦共公、桓公之后任秦国国君的秦景公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将秦公一号大墓称作秦景公墓的原因。（同上）

又：这座大墓平面呈“中”字形，坐西向东，由底到顶有三层台阶，台阶环绕墓壁，宽2至6米，第三台阶中部即为椁室，深4.2米，椁室分主副两部分，平面呈曲尺形。主椁室位于墓室中部，东西长约16米，南北宽约8米。副椁室位于主椁室之西南，东西长5米多，南北宽约7米，深2.1米。主副椁室中各有柏木椁具一套，形同一座长方形的木屋，长14.4米，宽、高均为5.6米，用截面边长21厘米的枋木垒砌而成，主椁南北壁长均为14.4米，用长7.2至7.3米的枋木衔接垒叠，其首尾衔接处有榫卯结构。主椁东西壁及椁底、椁盖，均用长5.6米的枋木南北向叠砌。主椁东、西、南、北四壁及椁底均为双层，椁盖则三层。主椁中部有用单层枋木垒砌的南北间隔墙一道，将其分为大小、形制相近的前后室。值得注意的是，构成主椁东、西壁及椁底、椁盖的所有南北向柏木，其两端均有长2.1、宽8、高9厘米的榫头伸出，在主椁南北两侧，凑成长方形的柜式规范，有些学者认为它是“黄肠题凑”。副椁长6.3、宽4.9、高2.6米，亦用截面边长21厘米的枋木叠砌。副椁四壁及底、盖均为单层。（见徐卫民《秦景公与秦公1号大墓·秦史人物论》）

又：史载秦穆公死时殉葬者达177人，引起了世人的责骂。在秦景公的墓中，发现的殉葬者达186人，殉葬者中既有地位低下者奴隶，也有地位高贵者，有的一棺一椁，有的用一棺，有的则既无棺又无椁。有的贴于墓主四周，显然是秦景公的宠臣；有的置之墓道，有的则填于回土中。有的身上佩戴饰物，有的则无，反映出当时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情况。

在清理大墓过程中，于墓室土圹两侧，发现斜插着两个高大耸立的木碑，这就是《礼记》中记载的“天子入葬，六脖（绳）四碑，诸侯入葬，四脖二碑”。所谓“碑”，即为把棺木放进椁室时用两个支撑物，入葬时，下葬者在土圹两边牵绳负引，“击鼓为纵舍之节”，根据鼓声慢慢将棺木放入椁室，这就是木碑最初的用途，后来演变成墓碑。因此，可以认为秦公1号大墓所见木碑，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墓碑。

秦公一号大墓

陵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金、玉、铜、铁、陶、漆、石器及丝织品等。其中有造型生动、形态逼真的啄木鸟，带有纹饰的金带钩，有过去墓葬中很少发现的白玉戈、精巧美观的玉璋、透雕蟠虺花纹的玉佩、造型优美的马头玉雕等工艺品，展现了当时高超的手工艺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还发现了一块丝织品，长约10公分，宽约15公分，深灰色，质地细薄，工艺水平较高，在椁室上部还发现一些麻布、草席、竹席等的残片。墓中出土的二十多件残石磬上刻有铭文190多字，均为大篆，遒劲有力，酷似石鼓文字，是研究当时文字不可多得的材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号大墓中发现了十多件铁质工具，其中有铁铲、铁锸等，其质地精良，实用美观，是我国北方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批铁器，说明秦也是当时使用铁器最早的国家之一。从而证实了《诗经·秦风》中记载的“驷驖孔阜”是正确无疑的。其铁铲，经初步鉴定系铸铁制品，这一发现，将我国铸铁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反映了秦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比较高的。因为铁工具的使用，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正如恩格斯所言：“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可以反映当时冶铸水平的是，在一些椁木的木结处，灌入了金属，至今仍银光闪闪，据研究是为了防止木结组织腐烂脱落，其方法是将木结构掏去，然后灌入金属。在一个4米长的残断枋木上，仅两个面就浇注金属十一处，从枋木残断处可以看到，有的金属块比拳头还大，在当时铁器还很少的情况下，是如何把金属熔炼灌入木结的，况且数量很大。据了解，该墓主椁室、侧椁室和所有人殉棺椁，共用长短枋木两千根以上，若每根平均灌注金属半斤至一斤，1号大墓需灌注金属达半吨至一吨。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反映出当时的金属冶炼技术已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在秦公1号大墓上部不像秦始皇陵那样，有高大的封土堆，而存在着享堂建筑，在其上清理出柱洞一排，并发现有建筑倒塌后凹字形板瓦相互衔接叠压的现象。

凭什么讲秦公1号大墓就是秦景公的陵墓呢？专家们根据该墓内出土的一石磬上用大篆刻记着“天子郾喜，龚是嗣，高阳有灵，四方以鼏”，龚通共，通桓，于是推断该墓是春秋时代继秦共公、秦桓公之后享国达四十年之久的秦景公的大墓。另外，从该墓出土的残磬铭文“唯四年八月，初吉，甲申”推算，也可以证明此墓为秦景公的大墓。（同上）

② 【汇校】

裴　骃：徐广曰：“《春秋》作‘哀公’。”（《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生毕公”按：《谥法》无毕，当依《春秋》作“哀公”，《秦纪》不误，此与《十二侯表》称“襄公”，《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作“柏公”同误。《索隐》于《秦纪》引此作“”，尤妄。（《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程馀庆：《本纪》及《春秋》皆作哀公。（《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毕公享国三十六年①。葬车里北②。生夷公。

① 【汇校】

张守节：一作“三十七年”。（《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毕公，《秦本纪》作“哀公”。三十六年，一作“三十七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钱　穆：康公居雍高寝，葬竘社，惠公葬车里，盖与康公葬地相近。（《史记地名考》卷八《秦地名》）

夏伯炎：车里，地名，在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夷公不享国。死，葬左宫①。生惠公②。

① 【汇注】

夏伯炎：左宫，地名，在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张守节：十年，葬车里。元年孔子行鲁相事。（《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惠公享国十年①。葬车里（康景）②。生悼公。

① 【汇校】

梁玉绳：“惠公享国十年”按：惠公在位九年，说在《纪》。（《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又：“惠公立十年卒”，按：此与《秦纪》及《侯表》皆以为十年，然考《春秋》哀三年书“秦惠公卒”，鲁哀三年当秦惠九年，则秦惠无十年明矣，《史》皆误。（《史记志疑·秦本纪》）

② 【汇校】

张　照：凌稚隆曰：“康景”二字疑衍。或下有阙文。按：《秦纪》及此纪无僖公，疑即景公也。（《史记考证·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葬车里康景”，《评林》曰：“‘康景’二字疑衍，或下有阙文。”（《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张文虎：“葬车里康景”，凌云：“‘康景’疑衍，或下有阙文。”按：上文康公葬竘社，景公葬丘里南，疑车里在康、景二墓间，脱“间”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悼公享国十五年①。葬僖公西②。城雍③。生剌龚公④。

① 【汇校】

张守节：（雍）本纪作“十四年”。（《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张　照：悼公享国十五年。《正义》雍本纪作十四年。“雍”衍文。不然，宜云“葬雍”，落“葬”字。（《史记考证·秦始皇本纪》）

② 【汇校】

程馀庆：《秦纪》及此皆无僖公，疑景公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汇注】

梁玉绳：“葬僖公西”按：此记两称僖公，而秦之诸君无谥“僖”者。《索隐》于上景公注云“一作‘僖公’”，当是“景公”之误。（《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马非百：按：僖公即景公。上文景公下《索隐》云：一作僖公。《系本》云：名后伯车。是其证。（《秦集史·陵墓志》）

③ 【汇注】

钱　穆：《史记索隐》“景公，一作僖公”，盖城雍，悼公葬地名，在僖公葬地之西。（《史记地名考》卷八《秦地名》）

④ 【汇校】

司马贞：一作“厉共公”。（《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剌］，一作“利”。（《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剌，一作“利”，一作“厉”，《纪》作“厉共公”。（《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汇注】

梁玉绳：“生剌龚公”按：《秦纪》及《六国表》作“厉共公”，独比作“刺龚公”，《正义》又谓“剌”一作“利”。盖“龚”与“恭”通，即“共”也。《谥法》有“剌”，与“厉”字义同音近，而“利”字复因形声相邻致讹，犹陈厉公之为利公耳。（《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剌龚公享国三十四年。葬入里①。生躁公、怀公②。其十年，彗星见③。

① 【汇校】

裴　骃：徐广曰：“［入］，作‘人’。”（《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葬入里”，徐广曰：“一作‘人’。”疑是也。（《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汇注】

夏伯炎：入里，地名，在雍。一作“人里”。（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② 【汇校】

司马贞：［躁公］，又作“趮公”。（《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怀公］，十四年，居受寝，葬悼公南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又：［怀公］，四年，葬栎圉氏。（同上）

③ 【汇校】

程馀庆：《年表》云“星昼见”。（《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躁公享国十四年。居受寝①。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见②。

① 【汇注】

韩　伟：［陕西凤翔］铁沟、高王寺宫殿区位于雍城北部，北起铁沟凤尾村，南至高王寺，西到棉织厂、翟家寺。今凤翔县城南，环城公路贯穿其中。1962年5月做了调查，1979年以来，又多次在这里调查钻探。……“秦躁公享国十四年。居受寝”。秦躁公是战国早期秦国国君之一，他居受寝的时间，同铁沟、高王寺宫殿遗址的上限大致相近。故铁沟、高王寺宫殿很可能即所谓“受寝”。（《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二《城内三大宫殿区的钻探发掘和研究》，载《文物与考古》1988年第5、6期合刊》

②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年表云‘星昼见’。”（《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怀公从晋来。享国四年。葬栎圉氏①。生灵公②。诸臣围怀公，怀公自杀。

① 【汇校】

梁玉绳：“葬栎圉氏”按：以下文“陵圉”“嚣圉”“弟圉”例之，则此“氏”字疑衍。（《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汇注】

夏伯炎：栎，不详。疑当在今陕西乾县东南。圉氏，聚落名，在栎。（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② 【汇校】

梁玉绳：“生灵公”按：此与表并言怀公生灵公，必是“生昭子”之误。《秦本纪》明言灵公怀公孙，表亦言怀公太子之子为灵公，即此《纪》下文固云“灵公，昭子子也”。（《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汇注】

夏伯炎：灵公，此处说灵公是怀公之子，下文及《秦本纪》皆说灵公是怀公太子昭子之子。（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肃灵公①，昭子子也②。居泾阳③。享国十年④。葬悼公西。生简公⑤。

① 【汇校】

司马贞：《纪年》及《系本》无“肃”字。立十年，《表》同，《纪》十二年。（《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肃灵公”按：《纪》《表》皆作“灵公”，小司马言“《纪年》《世本》无‘肃’字”，则此为误增，当衍之。（《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张大可：肃灵公，《秦本纪》无肃字。（《史记全本新注·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裴　骃：徐广曰：“怀公生昭子，昭子生灵公。”（《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汇评】

牛运震：“肃灵公，昭（公）〔子〕子也”，此点世次，又变。（《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王国维：肃灵公居泾阳，为《秦本纪》及《六国表》所未及。泾阳一地，注家无说。余曩作《狁考》，曾据此及泾阳君、高陵君之封，以证《诗·六月》之泾阳非汉安定郡之泾阳县。今更证之。考春秋之季，秦、晋不交兵者垂百年，两国间地在北方者，颇为诸戎蚕食。至秦厉共公十六年，始“堑河旁，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则今之陕西同州府大荔县也。二十一年始“县频阳”，则今之蒲城、同官二县间地也。至灵公六年，“晋城少梁，秦击之”，“十三年，城藉姑”，皆今之韩城县地，然则厉共公以后，秦方东略，灵公之时，又拓地于东北，与三晋争霸，故自雍东徙泾阳。泾阳者，当在泾水之委，决非汉安定郡之泾阳也。且此时义渠方强，绵诸未灭，安定之泾阳与秦，中隔诸戎，势不得为秦有。即令秦于西北有斗入之地，而东略之世，决无反徙西北之理。厥后灵公子献公徙治栎阳，栎阳在今高陵县境，西距泾水入渭之处不远。则泾阳自当在高陵之西，今泾阳之境矣。（《观堂集林》卷十二《秦都邑考》）

钱　穆：汉泾阳县属安定郡，故城今甘肃平凉县西四十里，然秦昭同母弟不远封至此，盖泾阳犹云渭阳之类，初不专指一地，苻秦泾阳在今泾阳县东南，疑泾阳君封邑亦当就今泾阳附近寻之，《诗》“出车彭彭，至于泾阳”，亦当在陕境泾水下流。（《史记地名考》卷八《秦地名》）

夏伯炎：肃灵公，《纪年》及《世本》无“肃”字，上文及《秦本纪》均作“灵公”。泾阳，邑名。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编者按：在秦灵公和献公之间，还有秦简公享国十五年，惠公享国十三年，出公享国二年，加上灵公的十年，共计四十一年。……从灵公到献公元年，秦以泾阳为都城。……泾阳位于咸阳之北，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当秦穆公独霸西戎之后，其后的秦公便把矛头指向东方，因为当时的西方已无利可图，而东方是先进地区所在。当时的晋国与秦国为争夺河西地区进行了众多的战争，为了指挥对东方战争的需要，秦肃灵公便“居泾阳”。从秦先公“居西垂宫”“居平阳封宫”“居雍大郑宫”“居阳宫”等来看，无疑泾阳曾是秦的都城。这里必须指出，秦在泾阳的时间短，当时只是一个临时性的都城，与秦都栎阳的性质是一致的，但由于在此居住的灵公、简公、惠公、出公并非后来居住栎阳的献公、孝公那样有所作为，因此泾阳并非像栎阳那样在历史上影响大。……秦之所以把都城从雍迁到泾阳，再进而迁栎阳，其主要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扩大土地。因为穆公时曾一度取得河西地区，但由于雍城在当时的交通环境情况下鞭长莫及，河西地又得而复失，为了巩固已取得的土地，必须把国都迁向东部，一则利于国君直接指挥战争，二则易于控制得来的土地，以便得寸进尺。……关于“灵公居泾阳”的确切位置，史书未载，但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泾阳县境内发现了数处秦汉时期的宫殿遗址，笔者推测当与秦灵公居泾阳有关。一位于泾阳县境内白王乡杨赵村，面积约4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4～0.6米，遗存为一方形夯土台基，边长20米，残高2米，夯层厚4～6厘米，采集有绳纹板瓦、筒瓦、铺地方砖等。另一处位于泾阳县口镇，面积约90万平方米，文化层约2米，遗址北部暴露有夯筑墙垣一段，残长120米，高3.3米，基宽2.4米，采集有绳纹板瓦、筒瓦、陶水管道、几何纹铺地砖、云纹及“宫”字瓦当，灰陶绳纹罐、盆、瓮等残片。口镇更符合作为秦的都城。秦人当时建都，由于生产力及技术水平的限制，都城既要建在高处，又要离水较近，口镇一带的地形正适应于秦人的需要，而且其附近又有一条河流叫冶峪河，是建都的理想之地。口镇发现夯筑墙垣一段，又建在水边，因此，推测口镇乃为秦灵公所居之地。（见徐卫民《泾阳为秦都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④ 【汇校】

程馀庆：《纪》作“十三年”。（《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汇注】

钱　穆：《秦始皇本纪》“肃灵公享国十年”，《索隐》云：“《纪年》及《系本》无肃字。立十年，《表》同，《纪》十二年。”然今《秦纪》作灵公十三年，三说互歧。余考《秦纪》灵公前怀公为诸臣所围，自杀。灵公承之，盖亦不逾年而改元，故前后共得十一年。《年表》则于怀公四年见杀之明年，再书灵公元年，故为十年。今《秦纪》作十三年，《索隐》引《秦纪》作十二年，皆为十一年之字讹。（《先秦诸子系年·自序》）

⑤ 【汇校】

梁玉绳：“生简公”按：简公者，灵公之季父，怀公之子，厉共公之孙，此以简公为灵公所生，大误。亦犹《十二侯表》以简公为惠公子、《索隐》以简公为厉共公子也。（《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程馀庆：《秦纪》，简公名悼子，昭公之弟，怀公子也。此云灵公子，谬甚。（《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简公从晋来①。享国十五年②。葬僖公西③。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带剑④。

① 【汇注】

牛运震：《索隐》注按：“《本纪》简公名悼子，即剌龚公之子，怀公弟也。”今按：《秦纪》“简公，昭子之弟而怀公子也”，并不言其为剌龚公之子而怀公弟，不知《索隐》考据何书？（《读史纠谬》卷一《始皇本纪》）

② 【汇校】

程馀庆：《纪》作“十六年”。（《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张大可：十五年，《秦本纪》作十六年。（《史记全本新注·秦始皇本纪》）

【汇注】

钱　穆：《秦始皇本纪》“简公享国十五年”，《年表》同。《秦本纪》简公十六年。余考简公前承灵公，灵公卒，子献公不得立，简公乃灵公季父，为怀公之子。灵公既承怀公之弑而自立，不逾年而改元。今简公亦篡献公之统，上溯其父怀公之绪，则亦不俟逾年而改元矣。《年表》《始皇纪》作十五年，仍依逾年改元之常例计之也。《秦纪》作十六年，本当时不逾年而改元之变例计之也。（《先秦诸子系年·自序》）

③ 【汇注】

司马贞：按：《本纪》简公名悼子，即剌龚公之子，怀公弟也。且纪及《系本》皆以为然，今此文云“灵公”，谬也。立十六年，葬僖公西。（《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④ 【汇校】

梁玉绳：“其七年，百姓初带剑。”按：《纪》《表》并在简公六年。（《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汇注】

夏伯炎：百姓，百官。百官带剑，以示威严。（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惠公享国十三年。葬陵圉①。生出公②。

① 【汇注】

司马贞：王劭按：《纪年》云“简公后次敬公，敬公立十三年，乃至惠公”，辞即难凭，时参异说。（《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② 【汇校】

程馀庆：按：秦有两惠公、出公。《前纪》作出子，则有两出子。（《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出公享国二年①。出公自杀，葬雍②。

① 【汇注】

司马贞：《系本》谓“少主”。（《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程馀庆：《秦纪》云：庶长攻杀出子，沈之渊。（《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献公享国二十三年①。葬嚣圉②。生孝公。

① 【汇校】

钱　穆：《秦始皇本纪》“献公享国二十三年”下，《索隐》云：“《系本》称元献公。立二十二年，《表》同，《纪》二十四年。”今按：《索隐》此条，文义颇晦，而有误字。……知献公条《索隐》立二十二年，实立二十三年之误。以今《年表》明作二十三年，《秦始皇本纪》亦明作二十三年也。否则不辨句读，不订讹字，将又疑《世本》别有献公二十二年一说矣。（《先秦诸子系年·自序》）

【汇注】

裴　骃：徐广曰：“灵公子。”（《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司马贞：《系本》称“元献公”。立二十二年，表同，纪二十四年。（《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灵公子，《纪》作“二十四年”。（《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朱孔阳：灵公子。献公立元年，止从死。（《历代陵寝备考》卷九《秦》附录）

夏伯炎：嚣圉，地名不详。《秦本纪》载献公二年“城栎阳”，徙都于此，疑嚣圉在栎阳。（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编者按：秦献公二年徙都栎阳，直到孝公十二年迁都咸阳，栎阳为都34年，其间只有献公和孝公两位秦公，他们二人的墓葬，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献公葬嚣圉”，“孝公葬弟圉”。“嚣圉”所在不详，“弟圉”据《水经·渭水注》云：“白渠又东支渠出焉，东南迳高陵县故城北……又东迳栎阳城北。……白渠又东迳秦孝公陵北，又东南迳居陵城北，莲芍城南，又东注金氏陵……”白渠在栎阳城北，今康桥和关山镇以南，莲芍故城在今渭南市下邽镇附近，由此可知秦孝公陵所在的弟圉应在栎阳城东、下邽镇以西一带。据考古钻探所知，栎阳城的东北郊为王陵，东南郊为一般人的墓葬。那么献公的陵墓也应在孝公陵附近。

献公和孝公的陵墓在《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也有提及，“何为甸人，守孝公、献公冢者殹（也）”。何为冢呢？扬雄《方言》云：“冢，秦晋之间谓之坟。”《周礼·冢宰》云：“山顶曰冢。”《周礼·序官·冢人》也云：“冢，封土为丘陇象冢而为之。”从其所言，冢就是在墓上筑起了像山顶一样的封土。说明献公、孝公陵上已开始筑起封土了。以后的秦王陵墓封土愈修愈大，到秦始皇陵时发展到登峰造极。（见徐卫民《秦都城研究·秦公帝王陵园》）

孝公享国二十四年①。葬弟圉②。生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阳③。

① 【汇校】

司马贞：《本纪》十二年。（《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马非百：孝公葬弟圉。按：《水经·渭水注》：白渠又东径秦孝公陵北。（《秦集史·陵墓志》）

夏伯炎：弟圉，地名不详。秦孝公徙咸阳，疑弟圉在咸阳。（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编者按：《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说：“何谓甸人？甸人，守孝公、献公冢者也。”可以推知，从秦献公和孝公时起，秦国国君墓上不仅有了封土，而且有了守冢的民户。（见徐卫民、呼林贵《秦建筑文化·规模超前的秦先王陵园》）

③ 【汇注】

张守节：《本纪》云“十二年作咸阳，筑冀阙”，是十三年始都之。（《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惠文王享国二十七年①。葬公陵②。生悼武王。

① 【汇注】

司马贞：十九而立。（《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朱孔阳：《秦本纪》，惠文君十四年更为元年。王维桢曰：后世改元仿此。（《历代陵寝备考》卷九《秦》附录）

②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一十四里”。（《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马非百：惠文王葬公陵……又按：刘向云“惠文武昭庄襄五王皆大作丘陇”（《汉书·楚元王传》），厚葬之风自是始矣。（《秦集史·陵墓志》）

编者按：惠文王、武王陵位于都城咸阳的西北方，在今咸阳北的周陵中学附近，就是以前讹传的周文王陵和周武王陵。《长安志》卷十三《咸阳》云：“周文王陵在县北一十五里毕原上，武王陵在文王陵北。周公墓在文王墓东。”之所以会出现讹传，是由于古人对毕原的所在有歧义。

二陵封土均为覆斗形，惠文王陵（即公陵）高11.8米，底边长78米，顶边长48米；悼武王陵（即永陵）在惠文王陵北200米处，高12.3米，底边长71米，顶边长14米。1973年7月，在公陵南40米处地下未经扰乱的地层中，出土战国圆形瓦当两种，其形制相同，泥质夹沙，灰陶，面径12厘米，无边轮，当面有一凸圆，径10.3厘米，纹饰用圆印模制，中内十字单线分四区，各饰云纹。（见徐卫民《秦都城研究·秦公帝王陵园》）

王学理：咸阳原上的毕陌陵区，是秦都咸阳早期城市规划中的一处秦王陵墓区。《史记》载明葬有秦惠文王与武王，但自宋代以来混称为周文王与周武王陵。虽经历代学者辨正，特别是近年在这一地域探测出几座秦陵墓以来，对墓主的定位分歧更大。本文考证的结果是：Ⅱ号陵园为“公陵”，葬秦惠文王；Ⅳ号陵园为“永陵”，葬秦武王；Ⅰ号陵园葬孝文王公子子傒，Ⅲ号是陪葬墓。这里没有秦献公父子之墓，汉平帝的王皇后陵也绝不是“秦孝文王的寿陵”。（《咸阳原秦陵的定位》，载《文博》2012年第4期）

悼武王享国四年①，葬永陵②。

① 【汇校】

张大可：悼武王，《秦本纪》无“悼”字。（《史记全本新注·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裴　骃：徐广曰：“皇甫谧曰葬毕，今安陵西毕陌。”（《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司马贞：《系本》作“武烈王”。十九而立，立三年。《本纪》四年。（《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葬永陵”按：惠文、悼武皆葬于毕，此乃陵名，犹前言惠文葬公陵也。（《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朱孔阳：《皇览》曰：秦武王冢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人以为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历代陵寝备考》卷九《秦》附录）

马非百：悼武王葬永陵。徐广曰：皇甫谧云：“葬毕。今安陵西毕陌。”又《秦本纪·集解》引《皇览》曰：“秦武王冢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人以为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正义》引《括地志》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十五里。”又《后汉书·郡国志》云：槐里周曰犬丘。高帝改安陵。注引《皇览》曰：县西北毕陌秦武王冢。安陵故城在今咸阳县东。俗名周武王陵，非也。（《秦集史·陵墓志》）

夏伯炎：永陵，在今咸阳市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阎文儒：咸阳原上之陵，非周陵，实秦陵也，今考释之，无使国人再误为文、武之周陵耳。（《周陵为秦陵考辨》，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张永禄：“永陵亭”，汉渭城县亭名。在今咸阳市东北南贺村附近。《汉书·哀帝纪》：建平二年（前5），“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永陵亭之名源于秦悼武王“享国四年，葬永陵”。《正义》引《括地志》：“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十里。”今讹传之周武王陵即秦悼武王永陵。汉哀帝义陵即在今底张湾与南贺村之南，邻近永陵。（《汉代长安词典》十三《交通·永陵亭》）

焦南峰等：2002—2004年，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周陵镇附近的所谓“周文王陵和武王陵”（Ⅱ号陵）等进行了钻探调查和研究。刘卫鹏、岳起撰文认为：“所谓的‘周陵’（文中的Ⅱ号陵）实际上是秦悼武王及其夫人的‘永陵’，南面的是王陵，北面的属于其夫人的陵墓。”

根据最新考古成果，认为：①参照“亚字形”的墓葬形制及双重陵园的钻探结果，确认“周王陵”是帝王级别的陵墓应无异议。②根据上述陵园、封土、外藏坑、陪葬墓及遗物的分析研究，“周王陵”的时代应是战国晚期。③依据历史文献和秦东陵、秦始皇陵的考古成果，“周王陵”应是秦惠文王“公陵”、秦悼武王“永陵”其中之一。④在“周王陵”进行更详细、更深入的田野考古工作之前，刘卫鹏、岳起的观点“所谓的‘周陵’实际上是秦悼武王及其夫人的‘永陵’，南面的是王陵，北面的属于其夫人的陵墓”应是较为接近历史事实的认知结果。（《咸阳“周王陵”为战国秦陵补证》，载《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

昭襄王享国五十六年①。葬茝阳②。生孝文王。

① 【汇注】

朱孔阳：《秦本纪》秦武王取魏女为后，无子，立异母弟，是为昭襄王。昭襄王元年，庶长为逆，武王后出归魏。（《历代陵寝备考》卷九《秦》附录）

又：昭襄王元年，庶长为逆，惠文后不得良死。（同上）

又：昭襄王母宣太后，楚人，姓芈氏，昭襄王四十二年薨，葬芷阳。（同上）

② 【汇注】

司马迁：［昭襄王］四十年，悼太子死魏，归葬芷阳。（《史记·秦本纪》）

司马贞：十九年而立，葬芷陵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秦庄襄王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三十五里，俗亦谓为子楚。始皇陵在北，故亦谓为见子陵。”（《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马非百：昭襄王葬芷阳。《水经·渭水注》：“霸水径白鹿原东，即霸川之西故芷阳矣。《史记》秦襄王葬芷阳者是也。”《通志》引《地志》云：“在雍州新丰县西南三十五里。”《关中胜迹图志》云：“以地计之，当在今咸宁界中。”按：咸宁解放前已并入西安市。（《秦集史·陵墓志》）

又：孝文王母唐太后与昭襄王合葬芷阳。（同上）

夏伯炎：茝阳，在今陕西临潼县西南。茝，通“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孝文王享国一年。葬寿陵①。生庄襄王。

① 【汇注】

马非百：孝文王葬寿陵。陵在雍州万年县东北二十五里。《关中胜迹图志》：孝文王寿陵在咸宁县通化门外。（《秦集史·陵墓志》）

又：华阳太后与孝文王合葬寿陵。（同上）

夏伯炎：寿陵，在今长安县东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编者按：秦寿陵亦曰东陵，坐落在陕西省临潼县韩峪乡东部骊山西麓的山坡地带，南起洪庆沟，北至武家沟，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因地处秦都咸阳以东，故称东陵。东陵埋葬有宣太后、悼太子、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秦东陵芷阳韩峪一带进行了勘探，发现几处墓冢遗址和大量秦代遗物。其中一号冢现存高约7米，上为圆形，下边近似方形，底边南北长19米。靠东的二号冢现高约5米，底部南北长17米。此二冢周围散见很多葵纹、卷云纹瓦当，还有背饰绳纹的板瓦等建筑材料。三号冢位于武家沟村北大路边，现高约6米，南北残长约12米。四号冢在武家沟以东8米处，底边南北长20米，周围也有麻点纹、绳纹瓦片，还有南北向的瓦碴路、五角陶水道等物。最大的一座墓冢为范家庄大冢，位于韩峪乡范家庄村西，远看似山梁，现高出地面约5米左右，断壁上有夯土遗迹，夯土层厚12—15厘米。冢东西宽30多米，南北长约150米，周围除绳纹、云纹瓦当残片外，还有一处建筑遗址，面积约400平方米。

秦东陵陵区分布示意图

一号陵园内有两座“亚”字形大墓，两座陪葬坑、两处陪葬墓区和四处地面夯土建筑台基，陵区南北两侧各有一道天然壕沟，东面有一道人工壕沟，相互连接，四面包围，一则利于防洪排水，又起围护陵园的作用。二号陵园有“中”字形大墓一座，“甲”字形大墓三座，陪葬坑一座，陪葬墓区两处，一处地面建筑遗址，三条壕沟及一条断崖。四号陵园有“亚”字形大墓一座，“甲”字形陪葬墓两处。

庄襄王享国三年。葬茝阳①。生始皇帝。吕不韦相②。

① 【汇注】

司马迁：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为帝太后，与庄襄王合葬芷阳。（《史记·吕不韦列传》）

陈　直：“葬芷阳”，《长安志》卷十一《尖冢》引《两京道里记》曰：“在通化门外二里。”《皇览》云，是吕不韦冢。《三辅旧事》云：是子楚母冢。韦述《两京记》云：是秦襄王寿陵。现在西安东门外，距郭门稍近者有一大冢，为秦陵式，人多不注意，一般人皆指为庄襄王陵者，因冢制庞大。然昭襄、孝文、庄襄三王，皆葬芷阳，究为谁陵，颇难断定。但自宋以来，均呼为韩森冢，至今犹然。且名其地为韩森寨所不解也。（《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马非百：庄襄王葬芷阳。秦庄襄王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三十五里，俗亦谓为子楚陵。始皇陵在北，故亦谓为见子陵。《水经·渭水注》云：“霸水东径子楚陵北。皇甫谧曰：秦庄王葬于芷阳之骊山，京兆东南霸陵山。刘向曰：庄王大其名，立坟者也。”《战国策》曰：庄王字异人，更名子楚。故世人犹以子楚名陵。”《隋唐嘉话》云：“京城东有冢，极高大。俗谓吕不韦冢。以其锐上，亦谓之尖冢。咸亨初，布政坊法海寺有英禅师言见鬼物，云秦庄襄王过其舍，求食，自言是其冢。而后代人妄言不韦也。”宋敏求《长安志》云：“尖冢，《两京道里记》曰，在通化门东二里。《皇览》曰，是吕不韦冢。《三辅旧事》云，是子楚母冢。皆非也。其冢制度广大，岂人臣所宜？据韦述《两京记》，则秦襄王寿陵也。”（《秦集史·陵墓志》）

张永禄：“芷阳”，秦县名。秦襄王因芷阳宫而置县。《长安图》：“自骊山以西，皆芷阳地。”秦悼太子、昭襄王、庄襄王均葬于芷阳，宣太后葬芷阳骊山。刘邦在鸿门宴后，从骊山下道芷阳间行归霸上即此。今西安市东郊及临潼县西部即秦芷阳。考古工作者先后在秦始皇陵区、临潼县韩峪乡油王村、老牛坡等地发现许多带“芷”字的陶片。油王村又出土大量秦汉时期的龙虎纹空心砖及各类瓦当。汉文帝九年（前171）于此筑陵，因地近霸上，名霸陵，改芷阳为霸陵县。（《汉代长安词典》一《地理环境·芷阳》）

编者按：韩森冢确实是秦王陵。为配合新城区韩森冢周边改造，受西安市文物局指派，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从2012年10月开始对“秦庄襄王墓”及周边近8万平方米区域进行了整体考古勘探调查。本次勘探的主要任务是探明“秦庄襄王墓”及周边相关文物遗迹的形制、结构、范围，为“秦庄襄王墓”及周边区域的规划保护提供科学可靠的依据。

经过几个月的勘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得到一系列数据：韩森冢封土为覆斗形，底边东西长73米，南北宽75.5米，以现周围地表为标准高度20米，现周围地表比初建墓时地表下降了5米。“说明两千多年来，人类活动把陵周围的土向下挖了5米。封土过去可能还高”。主墓坐西朝东，为有4个墓道的“亚”字形大墓；周围发现小的陪葬墓3个、陪葬坑2座。

② 【汇注】

夏伯炎：根据这段文字，可列秦世系和在位年数表如下：襄公（前777年—前766年）——文公（前765年—前716年）——宪公（前715年—前704年）——出子（前703年—前698年）——武公（前697年—前678年）——德公（前677年—前676年）——宣公（前675年—前664年）——成公（前664年—前660年）——缪公（前659年—前621年）——康公（前620年—前609年）——共公（前608年—前604年）——桓公（前603年—前577年）——景公（前576年—前537年）——毕公（前536年—前501年）——惠公（前500年—前491年）——悼公（前490年—477年）——剌龚公（前476年—前443年）——躁公（前442年—前429年）——怀公（前428年—前425年）——肃灵公（前424年—前415年）——简公（前414年—前400年）——惠公（前399年—前387年）——出公（前386年—前385年）——献公（前384年—前362年）——孝公（前361年—前338年）——惠文王（前337年—前311年）——悼武王（前310年—前307年）——昭襄王（前306年—前251年）——孝文王（前250年）——庄襄王（前249年—前247年）——始皇（前246年—前210年）——二世（前209年—前206年）——子婴（前207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献公立七年，初行为市①。十年，为户籍相伍。

① 【汇评】

牛运震：“献公立七年，初行为市”云云，按：此叙世次已到始皇，复从献公起，逆叙一番，带记事迹，笔法灵变。（《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又从献公起，逆序一番。带序事迹，笔法灵变。（《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孝公立十六年。时桃李冬华①。

① 【汇注】

梁玉绳：“孝公立十六年。时桃李冬华。”按：《纪》于献公十六年书“桃李冬华”，疑一事误书。（《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①。立二年，初行钱②。有新生婴儿曰“秦且王”③。

① 【汇注】

梁玉绳：“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按：惠文、悼武、昭襄三君俱立于十九年，亦奇。（《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② 【汇注】

陈　直：此文当出于《秦纪》，惠文王时初铸之钱，从未有出土者，不知是用布形，或圆钱形式。（《史记新证·秦始皇本纪》）

③ 【汇评】

程馀庆：偏有闲处纪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①。立三年，渭水赤三日。

① 【汇注】

司马迁：［悼武］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史记·秦本纪》）

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①。

① 【汇校】

梁玉绳：“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按：此乃孝公十二年事，而以为昭襄四年，误矣。（《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汇注】

张守节：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按：近谓驿塍也。（《史记正义·商君列传》）

夏伯炎：开阡陌，是废井田制之始。详见《商君列传》。（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李解民：“开阡陌”是商鞅变法的一项重要措施，对后世影响深远，为历来学者所注目。……关于商鞅变法“开阡陌”的史料，主要见于《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十二年……为田，开阡陌。”《六国年表》所记同。《商君列传》作“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此外，《秦始皇本纪》末尾所附的秦统一前史事中有如下一条材料：“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这里把“初为田，开阡陌”说成是秦昭王四年的事，与前所引迥异。但这不是司马迁的原文，而是后人根据其他资料的续补之文。前代学者已经指出。这类续补文字虽有一定根据，但往往与司马迁原文相抵牾，而且与史实亦多不合，因此并不能用来推翻司马迁的记载。（《“开阡陌”辨正》，载《文史》第11辑）

又：“阡陌”是田间界道，在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又常写作“千佰”“千伯”“仟伯”等。《史记·秦本纪》唐司马贞索隐引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云：“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河东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汉书·成帝纪》颜师古注云：“阡陌，田间道也，南北曰阡，东西曰陌。”南宋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把“阡陌”理解为“千亩之畔”“百亩之畔”，可能是“阡陌”的最初含义，可以补充古说。从“阡陌”两字本身形、声所从，不难推出这一点。朱熹《开阡陌辨》认为，陌本指百亩之间和百夫之间的道，阡本指千亩之间和千夫之间的道。清人程瑶田作《阡陌考》（见《通艺录·沟洫疆理小记》），也认为陌本因其“当百亩之间”而得名，阡本因其“当千亩之间”而得名。朱、程主张“阡陌”是井田之旧，与事实不符，但他们对“阡陌”得名由来的解释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同上）

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①。

① 【汇注】

司马迁：孝文王元年……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史记·秦本纪》

庄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庄襄王元年，大赦，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于民。东周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①，奉其祭祀②。

① 【汇注】

裴　骃：《地理志》河南梁县有阳人聚。（《史记集解·秦本纪》）

夏伯炎：阳人，即阳人聚，地名。在今河南省临汝县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② 【汇校】

牛运震：《始皇纪》后一段，载秦诸君年寿、世次、葬地、谥号，往往与《秦本纪》不同。如静公，《秦本纪》为竫公；宪公，《秦纪》为宁公；宪公葬衙，《秦纪》作葬西山；武公葬宣阳聚东南，《秦纪》葬雍平阳；毕公，《秦纪》作哀公；悼公享国十五年，《秦纪》作十四年；剌龚公，《秦纪》作厉共公；肃灵公，《秦纪》无“肃”字；肃灵公享国十年，《秦纪》作十三年；简公十五年，《秦纪》作十六年；献公享国二十三年，《秦纪》作二十四年；惠文王，《秦纪》作惠文君。二篇之中，异同互见，约当以《秦本纪》为是。（《读史纠谬》卷一《始皇本纪》）

【汇注】

司马迁：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史记·秦本纪》）

【汇评】

程馀庆：又入不韦，顾步甚妙。忽续。文法之奇，奇在能复又能错，其复其错在极简之内，故奇。（《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始皇享国三十七年。葬郦邑①。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②。

① 【汇注】

郦道元：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郦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斩山凿石，下锢山泉，以铜为槨。旁行周回三十余里。上画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岳、九州，具地理之势。宫观百官奇器珍宝充满其中，令匠作机弩，有所穿近，辄射之。以人鱼膏为灯烛，取其不灭者久之。（《水经注·渭水》）

张守节：郦，力知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李　昉：始皇冢中，以夜光珠为日月，殿悬日月珠，昼夜光明。（《太平御览》卷八百三引《三秦记》）

② 【汇注】

秦嘉谟：秦嬴姓，伯爵，伯益之后。大业生伯益，伯益生大廉，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中衍玄孙曰仲滑，仲滑生飞廉，飞廉生恶来革，恶来革生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周孝王命为附庸，邑之秦，号曰秦嬴。秦嬴立十年，生公伯，公伯立三年，生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生庄公，庄公立四十四年，生襄公，周平王封为诸侯。襄公立十二年，生文公，文公立五十年，生静公，静公不享国而死，生宁公，宁公立十二年，生武公、德公、出子，出子立六年，武公立二十年，德公立二年，生宣公、成公、缪公任好。宣公立十二年，成公立四年，缪公立三十九年，生康公罃，康公立十二年，生共公猳，共公立五年，生桓公和，桓公立二十七年，生景公后伯车。景公立四十年，生哀公。哀公立三十六年，生夷公。夷公不享国死。生惠公，惠公立十年，生悼公。悼公立十五年（秦嘉谟校注：《史记·秦本纪》作悼公立十四年卒），生厉共公。厉共公立三十四年，生躁公、怀公。躁公立十四年，怀公立四年，生昭子、灵公，昭子子也。立十年。简公悼子，厉龚公子，怀公弟也，立十五年，生惠公。惠公立十三年，生少主。少主立二年，元献公师隰，灵公子也，立二十二年，生孝公渠梁。孝公立二十四年，生惠文王驷。惠文王十九年而立，立二十二年，生武烈王荡。武烈王十九年而立，立三年，生昭王侧。昭王十九年而立，立五十六年，生孝文王柱。孝文王五十三年而立，立一年，生庄襄王子楚。庄襄王三十二年而立，立三年，生秦王政，生于赵，故曰赵政。（《世本·秦世家》，见《世本八种》）

二世皇帝享国三年。葬宜春①。赵高为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②。

①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秦故胡亥陵在雍州万年县南三十四里”，上文“葬以黔首”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张永禄：“宜春苑”，秦汉苑囿名。汉又称宜春下苑。苑中有流水曲屈的洲，西南建有宜春宫，四处竹木郁葱，春色尤为宜人，辟为皇家园林，故称宜春苑。司马相如《过宜春苑哀秦二世赋》中云：“登陂阤之长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临曲江之洲兮，望南山之参差。”《三辅黄图》：“宜春下苑，在京城东南隅。”《汉书·元帝纪》注引颜师古语：“宜春下苑，即今京城东南隅曲江池是。”其地在今西安城南曲江池偏南一带。隋唐之时，这里再加疏凿扩建，仍为都城地区最大的风景游胜之地。（《汉代长安词典》六《苑囿园林·宜春苑》）

编者按：宜春苑修建于今西安东南的曲江池地区，这个地区秦时称为隑洲，风景秀丽，秦二世死后，就埋葬在此地，“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司马相如在经过秦二世墓时描写了宜春苑的景色：“登陂阤之长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临曲江之隑洲兮，望南山之参差……观众树之蓊薆兮，览竹林之榛榛，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这里有巍峨壮丽的宫殿，有茂密的山林竹木，有曲江水景，山水俱佳，景色秀丽，地形优越，是理想的苑囿之地。因而秦汉两代皇帝均在此修宫殿，造苑囿，游玩打猎，宜春宫就是作为游猎的歇息地而建的，在此基础上再修建宜春苑。宜春苑遗址，据《三辅黄图》云：“宜春宫，本秦之离宫，在长安城东南杜县东，近下杜。”《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亦云：“秦宜春宫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宫之东，杜之南。”据刘庆柱先生调查，在今曲江池南春临村西南发现秦汉建筑遗址，此宫为秦修汉葺。陈直先生云：“在春临村西南的秦汉建筑遗址上采到一瓦，筒部有‘十二二月令’五字刻款，还有‘富贵毋央’瓦当一品，可能就是秦汉宜春宫建筑用瓦。”宜春苑即在宜春宫基础上建造的。（见徐卫民《秦都城研究·秦都附近之苑囿》）

② 【汇校】

裴　骃：徐广曰：“《本纪》云二十一。”（《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徐孚远：二世未立时，已习法律，及立后，恣行不义，当已在成人之年矣，此云生十二年而立，非实也。（《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十二，应为“二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右秦襄公至二世①，六百一十岁②。

① 【汇注】

张文虎：“右秦襄公”，依王本提行。毛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② 【汇校】

梁玉绳：“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岁。”按：《表》自襄公元年至二世三年实五百七十一岁，此误。《索隐》《正义》所说年数亦误也。此《纪》是秦史官所录，史公采以作《史记》者，何以误端叠见，盖篆隶递变，简素屡更，并属传写乖讹，非《秦记》之旧矣。（《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张大可：据《年表》，秦襄公元年为公元前777年，秦二世灭于公元前206年，从襄公至二世共572年。（《史记全本新注·秦始皇本纪》）

【汇注】

皇甫谧：秦改镐曰咸阳，都焉。为汉驱除，不求五运，别以水德王。秦自始封至灭，三十六世，合六百五十年。秦，颛顼之后也，先世造父之为穆王御有功，封之于赵城，国为赵氏也。与简子同祖，嬴姓也。秦亦在水火之间。（《帝王世纪辑存·秦第六》）

又：自昭襄王灭周至子婴，凡四王二帝，合四十九年，昭襄王一，孝文王二，庄襄王三，始皇帝四，胡亥五，子婴六。（同上）

张守节：《秦本纪》自襄公至二世，五百七十六年矣。年表自襄公至二世，五百六十一年。三说并不同，未知孰是。（《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陈子龙：按：此是太史公纪秦之世代历年，不与下文（不）相连属。（《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以下是汉孝明帝访班固评贾、马赞中论秦二世亡天下之得失。后人因取其说，附之此末。（《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汇评】

牛运震：“右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岁”，妙结，古笔老致。（《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程馀庆：妙结，古笔老致。此段《秦纪》也，其事虽略，而其文法最古。史公所以谨录之，欲以互证而备遗也。亦如《郦生传》后又附郦生书之例。此段文字，总序世次生卒，只如今行状体。而颠倒往复，尽分合之变。极质、极严、极简，又杂以纪事，真记状高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秦始皇本纪》）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①，曰②：

① 【汇校】

张　照：“孝明皇帝十七年”以下，臣照按：此班固《典引》之文，后人书于本纪之后。裴骃等亦作注解，遂混入《史记》中，今低刻一格以别之。至《过秦论》三简，马迁全录之，似亦后人所增入。恐马迁本文，亦止“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一句耳。（《史记考证·秦始皇本纪》）

牛运震：“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云云，按：此一段，乃汉明帝访班固评贾、马赞中论秦亡之得失，后人因取其说附此也。中间议论与《史记》抵忤，应删去，以存《史记》之真。（《读史纠缪·始皇本纪》）

【汇注】

张守节：班固《典引》云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诏问班固：“太史迁赞语中宁有非邪？”班固上表陈秦过失及贾谊言答之。（《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梁玉绳：“孝明皇帝十七年”附按：孝明以下乃班固因有召问《迁书》及作《典引》一节，遂别著此篇，并所得《秦记》录之，当时必另传于世，后人取入《史记》，附载于兹，故谓此篇他人作者妄，谓与《典引》同作者亦妄。何以言之？《典引·序》称永平，而此云孝明皇帝，是追述前事，非永平时所撰甚审。《典引·序》但称十七年，而此云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若非孟坚自为，何能悉其日月？《典引》称臣，而此云“吾读《秦纪》”，则非对君之言可知。（《史记志疑·始皇本纪》）

夏伯炎：孝明皇帝，即后汉明帝。58—75年在位。孝明皇帝十七年，即公元75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汇评】

牛运震：“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一段，文极高古劲健。在班孟坚亦极用意深刻之作。陈沂以为其文不类孟坚，恐是褚先生语，此不知文者也。褚先生亦岂能为此耶？（《史记评注·秦始皇本纪》）

李景星：其“襄公立”一段，旧《秦记》也。“孝明皇帝”一段，班固之论也。是二段者，虽非此纪正文，而附录已久，不能骤去。且其文高古健劲，一可以证而备考，一可以知人而论世也。（《史记评议·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夏伯炎：班固为了回答孝明皇帝的询问，写了如下一段文字，内容是评论贾谊和司马迁对秦朝三位皇帝的论述。是后人把它附录于此的。（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张大可：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诏问司马迁、贾谊评论秦之得失是否得当，班固上表陈答，后人因取其说附之于此。（《史记全本新注·秦始皇本纪》）

【汇评】

董　份：此赞乃班固因汉皇问及，遂摘迁短而著论如此，不宜附入《史记》，以杂本文。然语高古绝甚，不似固他诸作，何也？（引自《史记测议·秦始皇本纪》）

周历已移①，仁不代母②。秦直其位③，吕政残虐④。然以诸侯十三⑤，并兼天下，极情纵欲，养育宗亲。三十七年，兵无所不加，制作政令，施于后王⑥。盖得圣人之威，河神授图⑦，据狼、狐，蹈参、伐⑧，佐政驱除⑨，距之称始皇⑩。

① 【汇注】

张守节：周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以五序得其道，故王至三十七，岁至八百六十七。历数既过，秦并天下，是周历已移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历，历数，国运。古人迷信帝位相承与天象运行的次序相应，所以称帝王相承的次序为历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马持盈：仁指汉家而言，母指周家而言，汉家不能代替周家而为王。（《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汉家的仁德还不足以直接代替周家。据五行说，周得木德，汉得火德，木生火，则周为汉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司马贞：周历已移，周亡也。仁不代母，谓周得木德，木生火，周为汉母也。言历运之道，仁恩之情，子不代母而王，谓火不代木，言汉不合即代周也。秦值其闰位，得在木火之间也。此论者之辞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始皇以为周火德，秦代周从所不胜，为水德之始也。按：周木德也，秦水德也。五行之运，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所生者为母，出者为子。帝王之次，子代母。秦称水是母代子，故言若有德之君相代，不母承其子。直音值。言秦并天下称帝，是秦德值帝王之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张文虎：“其位，《索隐》水火之间”，“火”字《考证》增。（《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司马贞：吕政者，始皇名政，是吕不韦幸姬有娠，献庄襄王而生始皇，故云吕政。（《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裴　骃：始皇初为秦王，年十三也。（《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马持盈：诸侯指秦始皇之国际地位而言；十三指秦始皇为秦君之年岁。（《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张守节：谓置郡县，坏井田，开阡陌，不立侯王，始为伏腊；又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奉常、郎中令、仆射、廷尉、典客、宗正、少府、中尉、将作、詹事、水衡都尉、监、守、县令、丞等，皆施于后王，至于隋、唐矣。（《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⑦ 【汇注】

张守节：盖者，疑辞也。言始皇之威，能吞并天下称帝，疑得圣人之威灵，河神之图录。（《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河神授图，比喻帝王接受天命的祥瑞。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⑧ 【汇注】

夏伯炎：狼、狐，均星名。古人认为它们象征弓矢兵器。参、伐，均星名。古人认为它们象征杀戮、战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张大可：狼、狐主弓矢，参、伐主斩杀，秦地野当四星，而四星主战争，故秦始皇好战残虐。（《史记全本新注·秦始皇本纪》）

⑨ 【汇注】

张守节：狼音郎。狼、狐，主弓矢星。《天官书》云参、伐主斩艾事。言秦据蹈狼、狐、参、伐之气，驱灭天下。（《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⑩ 【汇注】

张守节：上音巨。之，至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始皇既殁，胡亥极愚，郦山未毕，复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为贵有天下者，肆意极欲，大臣至欲罢先君所为”。诛斯、去疾，任用赵高①。痛哉言乎！人头畜鸣②。不威不伐恶③，不笃不虚亡④，距之不得留，残虐以促期⑤，虽居形便之国，犹不得存。

① 【汇评】

赵时春：赵高本赵公子，为秦擒，被宫。六国未叛于外，而高先行阴谋于内，欲亡秦而报秦久矣，其君不悟，举天下而听之，悲夫。（引自［乾隆］《咸阳县志》卷十六《艺文·史论》）

② 【汇注】

张守节：畜，许又反。言胡亥人身有头面，口能言语，不辨好恶，若六畜之鸣。（《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张大可：谓秦二世长着人头，说的话全是牲畜叫鸣。即秦二世简直是个牲畜。（《史记全本新注·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张守节：此五字为一句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董　份：“不威不伐”宜作一句读，“威”字应前圣人之威，“伐”字言不威则不能征伐以奄有天下，盖指始皇。“恶不笃不虚亡”者，言始皇恶及二世笃而遂亡也。（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张守节：言胡亥藉帝王之威器，残酷暴虐滋已恶，恶既深笃，以至灭亡，岂其虚哉。（《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马持盈：登上了宝座，不得留居；残暴太甚，促成了他的短命。（《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促期，缩短命数，加速灭亡。（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子婴度次得嗣，冠玉冠①，佩华绂②，车黄屋③，从百司④，谒七庙。小人乘非位，莫不恍忽失守，偷安日日⑤，独能长念却虑，父子作权，近取于户牖之间，竟诛猾臣⑥，为君讨贼⑦。高死之后，宾婚未得尽相劳，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关中⑧，真人翔霸上，素车婴组，奉其符玺，以归帝者。郑伯茅旌鸾刀，严王退舍⑨。河决不可复壅，鱼烂不可复全⑩。贾谊、司马迁曰⑪：“向使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⑫。”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⑬，虽有周旦之材⑭，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⑮，误哉！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复责小子⑯，云秦地可全，所谓不通时变者也。纪季以酅⑰，《春秋》不名⑱。吾读《秦纪》⑲，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⑳。

① 【汇注】

张守节：上“冠”音绾。（《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② 【汇注】

张守节：［绂］，音拂。（《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绂，系印的丝带。（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③ 【汇校】

［日］水泽利忠：车，南化、枫、棭、三、中彭作“居”。（《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六《秦始皇本纪》）

【汇注】

裴　骃：蔡邕曰：“黄屋者，盖以黄为里。”（《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黄屋，古代帝王乘坐的车上用黄缯为里的车盖，也指帝王车。（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张大可：华绂，谓皇袍。黄屋，天子坐车。（《史记全本新注·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张守节：［从］，才用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⑤ 【汇注】

张大可：“小人”三句，指秦满朝文武皆尸位小人，没有一个不是失魂落魄、苟且偷生之徒，不能助子婴灭奸守国。（《史记全本新注·秦始皇本纪》）

⑥ 【汇注】

夏伯炎：作权，衡量是非轻重，因事制宜。（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张大可：猾臣，老奸巨猾之臣，指赵高。（《史记全本新注·秦始皇本纪》）

⑦ 【汇注】

张守节：［为］，于伪反。（《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⑧ 【汇注】

张永禄：“关中”，古地区名。所指关名不同，因此范围大小不一。潘岳《关中记》以为“东自函谷，西至陇关”；《三辅旧事》以为“西以散关为限，东以函谷为界”；徐广以为“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西有陇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临晋关，西南有散关。”不论在两关之间，或在四关、五关之中，总之谓“关中”。历史上有以函谷关以西为关中。《史记·货殖列传》：“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汉书·地理志》则称“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是泛指战国末年函谷关以西秦国故土，包括秦岭以南的汉中和巴蜀。关中或指秦岭以北陕西境，有时或包括陇西，如项羽三分关中，封秦降将，其中翟王都高奴（今延安），包括陕北，雍王都废邱（今兴平县东南），其辖地包括陇西，时或专指今陕西关中盆地，《史记·货殖列传》：“关中自汧雍（今宝鸡、陇县）东至河华（华阴、潼关）。”（《汉代长安词典》一《地理环境·关中》）

⑨ 【汇注】

陈　沂：不曰庄王，而曰严王者，班固避明帝讳也。（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裴　骃：《公羊传》曰：“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左执茅旌，右执鸾刀，以逆庄王，庄王退舍七里。”何休曰：“茅旌、鸾刀，祭祀宗庙所用也。执宗庙器者，示以宗庙血食自归。”（《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旌音精。严音庄。（《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郑伯”二句：楚庄王十七年（前597），进攻郑国。郑伯赤着上身，左手拿着茅旌，右手拿着鸾刀，表示投降，要求保全宗庙。庄王退兵三舍（90里），表示怜念。茅旌、鸾刀，祭祀宗庙用的礼器。严王，班固因避汉明帝刘庄名讳，把“庄王”改作“严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⑩ 【汇注】

司马贞：宋均曰：“言如鱼之烂，从内而出。”（《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⑪ 【汇校】

王鸣盛：《始皇本纪》末段云：“贾谊、司马迁曰：‘向使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云云，各本并同。愚谓上“司马迁”三字衍，“未当绝也”之下，脱“司马迁曰”四字。（《十七史商榷》卷二《始皇本纪赞后人所乱》）

【汇评】

何孟春：贾谊《过秦论》曰：“向使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未当灭也。”《史记·秦本纪》引之，班固曰：“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才，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余观《魏世家》太史公曰：“秦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春曰：《书》有之，惟命不于常。司马迁知天之令秦平海内，而不知秦无道，为天之所欲速亡者，何也？固之论秦婴，即迁论魏之言也。（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⑫ 【汇评】

马持盈：贾谊、司马迁竟然把秦亡之责，归咎于子婴，说子婴如果能有中等水准的才能，秦朝的宗庙，犹可不至于绝祀。这种说法，完全是不通时势。（《史记今注·秦始皇本纪》）

⑬ 【汇注】

张守节：言秦国败坏，若屋宇崩颓，众瓦解散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⑭ 【汇注】

夏伯炎：周旦，西周初年政治家，姓姬，名旦。因采邑在周（今陕西省岐山县北），称为周公。古代认为他是多才多艺的圣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⑮ 【汇注】

张守节：日音驲。一日之孤谓子婴。（《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⑯ 【汇注】

张守节：亦谓子婴。（《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⑰ 【汇注】

夏伯炎：纪，古国名。姓姜。地在今山东省寿光县东南。前690年被齐国灭亡。纪季：纪君的小弟弟。酅，邑名。纪国领地。在今山东省益都县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⑱ 【汇注】

裴　骃：《春秋》曰：“纪季以酅入于齐。”《公羊传》曰：“何以不名？贤之也。谓设五亩以存姑姊妹也。”（《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张守节：酅音户圭反。《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临淄县东19里，古纪之酅邑。《帝王纪》云周之纪国，姜姓也。纪侯谮齐哀公于周懿王，王烹之。《外传》曰纪侯入为周士。《竹书》云齐襄公灭纪、郱、鄑、郚。”又《括地志》云：“郱城在青州临朐县东三十里。鄑城在北海县东北七十里。郚城在密州安丘县界。”郱音骈，鄑音訾。按：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国既崩绝，箕子、比干尚不能存殷，庸主子婴焉能救秦之败？以贾谊、史迁不通时变，不如纪季之深识也。季，纪侯少弟，不书名，故曰纪季。（《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夏伯炎：《春秋》，儒家经典之一。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纪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计242年。不名，不指名。纪季举国投降齐国，成为齐的附庸，这才勉强保存了宗庙社稷。《春秋》记载此事，作“纪季以酅入于齐”，没有指出他的本名，这是对他不得已而投降的行为的一种委婉记叙。（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张大可：纪季，纪侯之小弟，他以酅邑入齐为附庸，设王庙以保存其姑姊妹，《春秋》称赞他通达时变，故不直指其名，而书作“纪季以酅入于齐”。酅，纪国邑名，在齐国临淄之东。齐桓公向外扩张，纪季见宗庙不保，主动为齐附庸，得以保全五庙。事见《公羊传》庄公三年。（《史记全本新注·秦始皇本纪》）

⑲ 【汇注】

夏伯炎：《秦纪》，即《秦始皇本纪》。（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

⑳ 【汇注】

裴　骃：徐广曰：“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诏问臣固，太史迁赞语中宁有非邪？臣对，贾谊言子婴得中佐，秦未绝也。此言非是，臣素知之耳’。”（《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

【篇评】

司马迁：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干革，尊号称帝，矜武任力；二世受运，子婴降虏。作《始皇本纪》第六。（《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贞：六国陵替，二周沦亡。并一天下，号为始皇。阿房云构，金狄成行。南游勒石，东瞰浮梁。滈池见遗，沙丘告丧。二世矫制，赵高是与。诈因指鹿，灾生噬虎。子婴见推，恩报君父。下乏中佐，上乃庸主。欲振颓纲，云谁克补。（《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张　耒：烹灭群雄力未疲，赭山射海奋余威。谁知传与痴儿子，只得阿房似旧时。（《张右丞文集》）卷三十三《读秦纪》）

王安石：天方猎中原，狐兔在所憎。伤哉六孱王，当此鸷鸟膺。搏取已扫地，翰飞尚凭凌。游将跨蓬莱，以海为丘陵。勒石颂功德，群臣助骄矜。举世不读《易》，但以刑名称。蚩蚩彼少子，何用辨坚冰。（《临川先生文集》卷九《秦始皇》）

苏　轼：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备乱，可谓密矣。蒙恬将三十万人，威震北方，扶苏监临其军，而蒙毅侍帷幄为谋臣，虽有大奸贼，敢睥睨其间哉！不幸道病，祷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谋。始皇之遣毅，毅见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国，其祸败必出于智所不及。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始皇致乱之道，在用赵高。夫阉尹之祸，如毒药猛兽，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书契以来，惟东汉吕强、后唐张承业二人，号称良善，岂可望一二于千万，以徼必亡之祸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汉桓、灵，唐肃、代，犹不足深怪。始皇、汉宣皆英主，亦湛于赵高、恭、显之祸。彼自以为聪明人杰也，奴仆薰腐之余何能为，及其亡国乱朝，乃与庸主不异。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如始皇、汉宣者。（《苏轼文集》卷五《论始皇汉宣李斯》）

又：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诈力而并诸侯，自以为智术之有余，而禹、汤、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废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耻于无礼。决坏圣人之藩墙，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来，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礼者为无用赘疣之物，何者？其意以为生之无事乎礼也。……昔者始有书契，以科斗为文，而其后始有规矩摹画之迹，盖今所谓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隶，其后日以变革，贵于速成而从其易。又创为纸，以易简策，是以天下簿书符檄，繁多委压，而吏不能究。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书简策，则虽欲繁多，其势无由，由此观之，则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开诈伪之端也。（《苏轼文集》卷三《秦始皇帝论》）

胡一桂：迹秦自献公石门之战，至赧王入秦之年，斩首、首虏、坑杀、沈死之数一百九十八万八千，迄始皇兼并之日，兵祸又知其几。天固已厌之、弃之、绝之，特假手于高耳。夫岂偶然之故哉？吁，高不用，扶苏不死，秦不亡，是无天道矣。孟子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又曰“仁者无敌于天下”，真万世龟鉴。秦自庄襄灭东周，文、武、成、康之统绪虽绝，而六国尚存，故秦亦未尝自正位号。至始皇二十六年并六国，方有天下称帝，仅再传一十五年而亡。（《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六《秦》）

江　贽：止斋先生曰：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势者易图，无可畏之形者难见。易图亦易应，难见者必难支。故明智之君，不畏乎方张之敌国，而深畏乎未见其深之民心。盖民心之摇惨于敌国之变。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无可畏之民。后之人君，狃于民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见于天下。夫昔秦之先，盖七国也，自孝公以亟耕力战，荐食东诸侯之境，历七世而并于始皇之手。吁，亦艰矣！始皇惟知天下之势难合，而其患在六国也。故墟其社稷，裂其土而守置之，以绝内争之衅。中国不足虑，而所以为吾忧者，犹有四夷也。于是郡桂林，城碛石，颈系百粤，而却匈奴于千里之外。始皇之心，自以为天下举无可虞，足以安意肆志，拱视乎殽函之上，而海内晏然者万叶矣。而不知天下之大可畏，伏于大泽之卒，隐于钜鹿之盗，而其睥睨觇觑者，已满于江之西、山之东也。一呼而起，氓隶云合，虽章邯百万之师，建瓴而下，而全关之地，已税驾于霸上之刘季矣。呜呼，秦以七世亡六国，而民以期月亡秦。以秦之强，不能当民之弱，天下之真可畏者，果安在哉！（《少微通鉴节要》卷三《后秦纪·二世皇帝》）

邵　宝：天下之乱，至七国极矣，其势必归于强有力之国。当是时，使无秦也，则将何如？曰：六国之中，必有为秦者矣。虽然，无秦之暴也；即有秦之暴，而无斯、高之奸缪，则天下之受祸，岂至若是烈哉？然则为秦，奈何？曰：得孟轲则王，得管仲则伯，得斯、高则亡而已矣。（《容春堂集·前集卷十·对秦问》）

王世贞：秦始之恶极矣，然其创制立法可纪也。称皇帝、罢侯、置守令，即王族懿亲无尺土之奉，岂不亦廓然大公哉！春秋之时，徐有淮夷，青有莱夷，雍有犬戎、义渠，豫有三川陆浑之戎，冀有鲜虞、赤、白、长狄、山戎，荆扬之地则无非蛮者，其人与鸟兽杂。而生尧舜之世，化不过数千里焉。荒服之外，大抵因俗为教耳。秦一荡洗之，而至于今，即西北至于朔方、辽西、无终、令支之地；南度百粤，逾五岭、巴、笮、滇池，亡不袭衣冠而谈《诗》《书》、治礼乐者。于乎！谁力哉？故秦皇、汉武不足为人主训也，然而功足言也。（《读书后》卷五《读秦本纪一》）

又：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庄襄以前之主。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夫秦自孝公用商鞅，为功级之赏，以诱战士，而使之强。七国之民，自始祖至于耳孙，其首世世入秦庭，而封于泾渭之间，男不得耕，女不得织，士不得拱手而奉先生之业。盖至始皇，而天下之所谓共主若赧王者，顿首于冀阙之下，而周不祀矣。其时六国之边秦者四，其半已为秦有，秦虽大出兵以下之，而非有血战封观之实，如长平、伊阙者也。秦之势，不得不并六国，六国亦不得不并而为秦。且秦至是，非与周代也，与六国为代者也。夫六国者，非僭夷之楚，即篡晋之赵魏韩，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灭之？藉令秦称皇帝、罢侯、置守令，而轻徭薄税，以与天下相安于无事，夫谁曰不可？善乎贾生之言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昔人有云汤武逆取而顺守之，而儒者皆以为非，愚以为未可非也。夫桀纣者，谁之后欤？禹与汤之后也。商周固世世而臣事之矣，桀纣二王虽恶，然不能出于五服之外，而使商周之民尽被其毒也。即不忍而诛其君，吊其民，立其近裔之贤如若微箕者而匡辅之，不亦可乎？是时夏、殷，完国也，非若赧王之如发而不可挽者也。商、周，大邦也，非若晋、宋之伏危不可退者也。圣人与其政之仁，而亮其心之无所冀，而姑为之称曰“顺天应人”，然犹不没其实而时见之。夫子之不纯予汤武也，乃其所以不纯贬秦、晋也。近世有竖儒丘氏者，不得其说而轻于持论，绌其统而削之，呜呼，是身为僭也。（《读书后》卷五《读秦本纪二》）

林希元：历观太史公铺叙秦人兴亡本末，如指诸掌。行文有法度，议论根义理，词气开阖起伏，精深雄大，真名世之雄也。（引自《史记评林·秦始皇本纪》）

张志淳：自三皇五帝三王，皆建号，唯秦政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遂称皇帝。自三代以上皆封建，唯秦政遂罢侯置守，自汉高以上皆无年号，唯汉武帝始立年号。夫秦皇、汉武皆公论所不与，其所建置则后世不可易者如此，岂非其人则非，其计则是，所以足为后世法耶？（《南园漫录》卷六《因革义》）

王　圻：三代以后，至于始皇，境界分明，又别一世。其道则去仁任法，其体则尊君卑臣，其制则郡县而不封建，其官则选授而不世禄，其中国则驰道地行，其夷狄则长城天限，其文章则刑名之编，其尊用则刀笔之吏，其毁弃则书史，其坑灭则儒生，其宫与府则异宜，其兵与民则殊役。汉祖承之，去其特甚，因循简便，蹈故袭常，延于晋、唐，日新月盛，先王之经制，上古之真淳，澌斫无余，而雅道益远矣。世运推移之故，王霸消长之机，帝寔命之，抑岂始皇之罪！（《稗史汇编》卷七十三《国宪门·秦法相沿》）

唐汝询：始皇进长策，一扫诸侯空。南征收百越，北伐荡诸戎。东筑瑯邪台，西起阿房宫。沉波探周鼎，勒石表秦功。驾桥思逐日，万里横长虹。鼎湖虽未就，日观早登封。锋鍉铸钟鐻，《诗》《书》随祝融。燔石戮无辜，坑儒灭古风。刑徒治郦山，三泉浩无穷。民力虽云殚，皇心犹未充。思泛沦波舟，蓬岛追仙踪。射鱼临大海，伐木赭湘峰。徐福去无还，安期那可逢？何来山鬼言？明年死祖龙。沙丘忽晏驾，神器委飞蓬。郦山土未干，陈涉起山东。九重嗟儒子，万国来豪雄。武关度真主，函谷破重瞳。孱王降轵道，烈火焰秦中，宫阙无遗堵，河山空百重。徒压金陵气，难逃隆准公。威强竟何益，自使灭其宗。不意沐猴辈，复与暴秦同。如无赤帝子，苍生安所终。（《顾氏诗史》卷四《始皇》）

张大龄：乾坤有成毁，古今有升降，天地有盈虚，阴阳有消息，而况于人乎？大化之钧，陶万汇也，倏而肖貌之，倏而枯槁之。当其肖貌也，而枯槁之机已具，当其枯槁也，而肖貌之理固存。故天下之物，茁于春，长于夏。夏者，大也，大之极，其道必衰，于是终之以否，否为初秋之卦气，又委于秋，伏于冬。冬者，藏也，藏之极，其道必盛。于是始之以泰，泰为初春之卦气。是两者，循环无端，盛者必衰，泰者必否。将来者必进，成功者必退。自然而然者也。予独怪秦始皇帝既一天下，又求长生，知长生不可得，则欲由一世传于万世。夫使人生可长，轩辕氏当在宥终古，何必使攀龙髯者长号，使传可万世，虞、夏、商、周，当至今犹存，何以令应景命者迭起？是宇宙间大愚人莫如始皇帝矣！（《玄羽外编》卷一《始皇帝》）

张　溥：秦始皇十三岁即位，是岁甲寅，丰沛已生汉祖。越十五年己巳，项籍又生。始皇南巡会稽，汉祖时年二十三，籍亦十三四耳，咸望见叹息，思代其位。以强壮好杀之天子，田野少年，睥睨于旁，卒不及知，不能杀也。危矣哉！秦灭六国，十有五年而亡……王离、章邯降虏于外，赵高、阎乐贼君于内，子婴虽族高，未能自全也。司马贞云：始皇有十八子，扶苏为长，胡亥最幼，赵高杀其十七兄而立之，以暴继暴，宜其速亡。然胡亥愚主，岂敢望始皇哉？平居不辨鹿马，患难恶闻盗贼，彼何能杀人？杀人者高也。高说李斯立胡亥，称其慈仁笃厚，胡亥未成君时，尚无暴名，自高佐之，始为刻深。夫智而忍者，其忍由己出；愚而忍者，其忍为人用。由己出者，其忍也可治可乱，为人用者，其忍也有乱无治。始皇狼心虎视，日夜谋吞六国，积二十六年，方遂其志；赵高一隐宫贼人，挈胡亥用之，其亡秦也，直三年耳。干戈之取天下劳，妇寺之亡天下逸，劳者累世不决，逸者一朝立溃。是故赵高之可畏，甚于始皇也。（《历代史论》卷一《豪杰亡秦》）

宋存标：从古未有以宦者而亡人之国、灭人之宗，甚若赵高者也。李斯听赵高立二世，贼扶苏，孰知杀李斯者即二世也。二世用赵高斩李斯，戮诸公子，孰知弑二世者即赵高也。二世戮辱诸公子，至其死时，求为诸公子不可得。孰谓天道无知哉？赵高立子婴，欲因其斋见庙，因庙中杀婴，孰知婴即因高往请而即刺杀高，夷其三族。快哉！网罗甚深，机关愈巧，婴实为扶苏报仇，孝也。为秦雪耻，忠也。为天下除奸，义也。然则项羽杀降王子婴，不已甚乎？曰：项氏与秦，不两立之仇也。怀王之客死于秦，项氏名将之战死于秦，六国降王之舆榇自缚饿死于秦。子婴之杀，犹恨晚耳。此亦天道也。嗟乎！宦者为丞相，自赵高始，宦者夷三族，亦自赵高始。扶苏、蒙毅、蒙恬，自此瞑目矣。（《秋士史疑》卷一《秦始皇本纪》）

又：秦始皇是千古大痴人。生平作事，尽如痴人作梦，时而营建，时而巡幸，时而求仙，时而灭胡，怪幻颠倒，自谓真人不死，不知梦中海神，有如人状，森然欲搏我也。然始皇终是假梦，博浪一椎，持璧遮使，正是唤醒梦中人，徐福、卢生乘其梦而逃者也。一班坑中腐儒，偏于人梦中唱盘古分天，厌甚，俗甚。安得不有咸阳之坑？郦山铜槨，是始皇真梦场，胜似湘山大风，钱塘水波，时时撼人肌骨，梦中有奇趣，须以始皇奇胆发之。若二世则醉生梦死矣。深居高拱，尽以国事付赵高，夫赵高固人中之阉、梦中之魇也。元阳已尽，众阴繁兴，指鹿为马，一片鬼魅心肠。惟于黑夜中肆其反覆，秦之诸公子及大臣将相，无故蒙戮，何异恶梦一场！白虎啮左骖，食其心也。大梦至此，安在其询之占梦乎？望夷之诛，所谓妖梦是践也。子婴刺杀高，夷其三族，梦中亦有果报。惟子婴以醒眼观醉人，无奈钟鸣漏尽，卧榻之侧，又将有他人处此，系颈以组，白马素车，梦耶，非耶！（《秋士史疑》卷四《秦始皇痴梦》）

吴见思：编年序事，固本纪体。而中间嫪毐反叛处，并天下后改制易服处，置酒咸阳宫处，作阿房处，卢生说始皇处，陈涉起兵后与赵高夹序处，俱极精神。（《史记论文·秦始皇本纪》）

又：纪中载诸诏书、石刻、奏辞，俱极古雅浑朴，足为篇中生色。（同上）

又：秦始皇为人性情，篇中不序，前借尉缭、后借卢生口中补出，尤为神妙。（同上）

又：太史公以“贾生推言”一句，全载《过秦》三论，另是一格。其先载第三篇者，论始皇兴衰，应赞中始皇“自以为”三句。次载第一篇者，论秦之先公，应赞中“兴邑于西垂”等句。末载第二篇者，总论其大势，归到二世，结其三论。（同上）

又：后“襄公立”一段，不过载诸公生、卒、葬地，想系《秦纪》偶编于此，不足重轻。而“孝明”一段传，系班固之论，久附于末，故不去也。（同上）

申涵煜：世界至秦，又是一番开辟。政所为固不道，而郡县、阡陌、长城数大事，后世皆因之，虽有圣帝明王，不能起而复古，运气使然也。彼王莽之井田，宇文之周官，皆僭窃，何足云。（《通鉴评语》卷一《始皇》）

杜　诏：自古天下之乱，莫如战国，燕、赵、韩、魏、齐、楚，合从摈秦，卒为秦并。始皇一天下，任用李斯，尽反先王之道，以暴虐为天下先，焚书坑儒，怒长子扶苏之谏，使之监军在外，此沙丘矫诏所由来也。彼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孰知亡秦者胡，赵高弑之望夷，子婴降于轵道，凡三世，一十五年，而竟灭矣。岂非无道秦乱极使然哉！（《读史论略》）

秦　镜：嬴秦建国，祖远交近攻之说，以杀伐功利，诡谲相尚。自孝公石门之战，迄赧王入秦之年，其斩杀坑死者，至一百九十八万八千人，而长平一坑四十万。始皇并吞六国，阿房树怨，长城筑愁，焚书坑儒，巡游不息。戍役遍天下，死者又不下五十余万，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生民肝脑涂地，残虐不道极矣。若始皇不死于沙丘，斯、高不矫诏杀扶苏以立胡亥，是天无道也。未几望夷祸起，求为黔首不得，胡亥为赵高所弑，斯、高亦俱族诛。及项王入咸阳，杀子婴，屠其宗族，伐其陵墓，焚其宗庙、宫室，收其妇女、宝货，火至三月不熄，所谓“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天殆假手于楚，以报成周、六国之化，以伸亿兆生民之恨耳。甫三世而社稷丘墟，万世之业何在哉！（《通鉴感应录》上《秦》）

又：逊庵曰：扶苏仁而被弑，天不予始皇以令嗣也。（同上）

又：孙栋曰：秦处西陲，读《秦誓》一篇，俨然与帝王求贤无异，此所以得霸西戎也。（同上）

又：孙桂曰：秦虽混一区宇，却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三世两姓，尤为可丑。故天亦报之甚速。（同上）

龙体刚：秦政一统之后，事事令人发指。惟愿供荆轲匕首、力士铁椎，庶以息天下酷毒，无如当时之民，竟吞声十余年而不敢喘。伤哉，东郡石陨，石旁之居人尽诛，虽赖胡亥、赵高腥熏糜烂于鲍鱼之车，又焉能消痛恨于千秋耶？（《半窗史略》卷九《秦》）

孙　琮：秦暴极而并天下，史公写其得意矜夸之状，乃焚坑之惨，以神仙之愚终焉，讥刺深于怒骂也。纪帝王，时远事轶，多牵旧文。若秦、汉之际，详于闻见，恣意尽书，快所欲言，乃见笔力。（《山晓阁史记选》卷一《秦始皇本纪》）

黄与坚：始皇之行法也，若雷霆之搏击，一发不可以复回。……周之亡也以亡法，此积弱使之然。秦以法救之而秦强，然太过，则又以积强而遽灭。盖秦之亡于法，其亦有渐矣。且秦所谓法，非国家治之之具也。若治法固将以制治，而岂亡秦之藉哉？惟秦特以法逞其恶，并治之之法而亡之，此法亡而秦亡，秦亡之所以尤速也。（《愿学斋文集·秦始皇论》）

汤　谐：作《秦皇纪》，便高古卓劲，笔力纯是先秦，其叙事虽极综核，而作意森然，于兴作征戍两端，最为详悉，盖尤恶其残民以逞，自取灭亡也。秦以智力并兼天下，志得意满，自谓功高前代，把持万世而有余，于是蔑古乱常，淫昏贪戾之政，杂然并作。许多罪过本只一个病根，然就事论之，则民为邦本，而残民尤速亡之道，此史公所以特加详写而深切著明此理，为千秋炯戒也。《春秋》重民力，兴作必书，而传文曰，辞之烦，言之复，其中必有大美恶焉。史公绍述《春秋》之意，于此见之矣。（《史记半解·秦始皇本纪》）

刘绍攽：余读《秦纪》，窃叹自开辟以来，天下之一大变也。古以封建公天下，而秦私之；经界养天下，而秦慢之；学校教天下，而秦废之。唐虞三代之治法，荡然尽矣。是日之天下，尚可问哉！他如焚书坑儒，求其人，希不死，诞漫不经，天下后世所非笑，独快意为之，亦欲千万世传之无穷耳。卒之运祚不长，方二世而已身亡国破，徒为变乱治法之首，亦足悲已！夫秦所以治天下，古未有也。而亡天下之速，古亦未有也。谓非开辟之一大变哉！汉继秦后，去古未远，顾乃承秦之敝，不能力返于古，而享年之永，亦不及古焉，呜呼，树国之效，可以睹矣。（引自《九畹古文》卷十《书秦始皇本纪后》）

袁　枚：生则张良椎之荆轲刀，死则黄巢掘之项羽烧。居然一抔尚在临潼郊，隆然黄土浮而高。祖龙邯郸儿，奇货居大贾。鸢目而豺声，横绝万万古。既灭周家八百年，更扫三皇五帝如灰土。长城一带中华墙，金人闪烁青铜光。虎视六合内自非，天崩地坼何所妨。只恐悠悠白日沉，扶桑高登泰岱山，大呼海船来。童男童女三千人，寻花采药金银台。赭山鞭石鼋鼍走，惟有蓬莱宫阙无人开。归来不作神仙游，转身翻为白骨愁。上象三山，下锢三泉，凿之空空如下天。百夫运石千夫舂，鱼膏蜃炭楄柎封。美人如花埋白石，黄泉再起阿房宫。水银为海卷身泻，依然鲍鱼之臭吹腥风。骊山之徒一火焚，犁耙耱杆来纷纷。珠襦玉匣取已尽，至今空卧牛羊群。（引自《历代陵寝备考·秦·秦始皇陵》）

储方庆：秦以诈力取天下，事不师古，而行恣睢，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称皇帝，除谥法，则可以亡。治驰道于天下，封泰山，禅梁父，立石颂德，鸣得意，西南渡淮水，浮江至湘山，辙迹几遍天下，则可以亡。信方士之言，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神仙，则可以亡。焚诗书，坑儒生，则可以亡。略取南越陆梁地，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又北筑长城，收河南地为郡县，暴师于外十余年，则可以亡。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周驰为阁道，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则可以亡。二世专任赵高，严法刻刑，令有罪者相坐，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阳市中，公主戮死于杜，则可以亡。恶闻盗贼，相率面谀，刘项之徒满山东，而行督责益急，刑者相半于道，则可以亡。凡夫古今来可以败亡之事，于秦无一之不备。秦之亡也，秦自趋于亡，以先天下驱除耳。……至于如是之速者，则以失驭人之术，而举天下之豪杰皆起而与之为难也。昔之论史者观于秦汉之际，而系之曰“豪杰亡秦”，有旨也夫！（《储遁庵文集》卷四《豪杰亡秦论》）

刘咸炘：尚溶肂谓始皇生事略于纪而详于传，乃史家回护之法，此不知纪、传之分之言也。（《太史公书知意·秦始皇本纪》）

李景星：开首“欲以并天下”五字，已提动通篇。灭六国后，又特书“秦初并天下”，与此处作收应，机局最灵，而意旨亦最显。以下书初并天下令，记其成功；书博士及群臣之议，著其制度；书诸刻铭，志其巡游。至其求神仙作宫室及焚书坑儒等事，则随笔插叙，不繁不简，各得其宜。尤神妙者，不正叙始皇性情，而借尉缭、卢生口中以补出之，化板为活，益人神智不少。纪二世纯以法为主，字里行间都带阴惨气象。（《史记评议·秦始皇本纪》）

郭沫若：秦始皇的精神从严刑峻法的一点说来是法家，从迷信鬼神的一点说来是神仙家，从强力疾作的一点说来是墨家。墨家也尊天右鬼，重法尚同。这三派的思想在他的一身之中结合起来，成为了一个奇妙的结晶体。而他又加上了末流道家纵欲派的思想实践，那光彩是更加陆离了。因此我们要说秦始皇也把先秦诸子的大部分综合了，这也是说得过去的。（《十批判书·吕不韦和秦王政的批判（十）》）

又：秦始皇的成功一多半是时代的凑成。中国自春秋以来，由十二诸侯而成七国，无论在政治上与思想上，所走的都是趋向统一的路线，而始皇承六世的余威，处居高临下的战略地位，益之以六国诸侯的腐败，故他收到了水到渠成的大功。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方法是用正确了。相反的，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同上）

编者按：秦始皇帝的政治思想理论缺陷，思想杂乱，但有一点却是明白的，即君主专制。而由这一点引出的以郡县制为形态的中央集权制却是在中国历史上起了大作用。刘泽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两千年来的政治体制，其基本模式均因秦制；帝王观念大抵亦袭秦也。”汉代政治体制，“大抵因秦，而随宜损益，不害其为炎汉”。这是实况。从汉以后，政治体制的模式，无论名称如何变，形式如何改，而并未改变秦之模式。而在政治思想理论上不断补充，在形式上也不断改造，越来越适应封建统治的形式了。对封建统治者来说，这是一大功劳。中国的封建统治二千年来，相当稳定，这似乎也是一种解释。中国人思想中对帝王的崇敬尊奉至高无上的思想，大抵也因为了这二千多年的反复灌输，强制推行的结果。虽然有人认为封建制皇帝一人专权，“奸邪不能尽除，诈伪不能尽蠲”，从而称“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但是，它在中国从始皇帝后，推行了两千多年。因此，不管始皇帝的政治思想如何不成熟，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却是巨大的。（见张文立《秦始皇帝评传·代序》）

又：始皇帝在生时，处在一种矛盾的、使人难解、使自己尴尬的境况之中。他说“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实际却焚书坑儒；他提出“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实际却是“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死者相望”；他的经济政策是“上农除末”，但是乌氏倮比于封君，为清筑怀清台；他收天下兵器铸成金人十二，示不复用，且免于造反的人持兵而起，却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诸侯响应风从；他要将皇帝的宝座给子孙后代留下，传之无穷，但自己却追求着长生不死，子孙何由登上宝座；他想使秦的江山传之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但是却二世而亡，炎汉窃统……这一切，组成了一个多角矛盾的杂糅，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始皇帝便在这错综的不可解的乱麻堆中，自我标榜，自我陶醉，也自我掩饰，直至沙丘而亡，孤魂无处地，腐尸归咸阳，一陵耸骊邑。

始皇帝究竟不是一个超级掩饰家。他有时掩而不饰，赤膊上阵，比如，自己手持强弓沿海射大鱼；博浪遇惊，不客气地杀人；梁山见丞相车骑重，心中不快活，口中便嘟囔出来；心中羡慕韩非，却听任李斯杀了韩非等等。这样，便为后世留下了破绽。人们对他的评价便纷纭而至。从他死后，汉代人便开始评说他的是非，直到现在，言人人殊。有人说他是暴君，搞得“民皆引颈而望，倾耳而听，叩心怨上，欲为乱者，十室而八”；而官吏们更是“虚饰空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作，趋利无耻”；社会风气则是“习俗恶薄，人民嚣顽，抵冒殊扞”；其治国之道是“以乱济世”。有的评论家则认为，“祖龙千古英雄，挣得一个天下”，“自是千古一帝”，他的立国是“掀翻一个世界”。即使同一个人，对始皇帝的评价也有不同。翦伯赞说，秦始皇帝“急政暴虐”，又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杰出的人物。”（同上）

又：对秦始皇帝的评价如此众说纷纭，一方面是由于秦始皇帝个人的矛盾心理、矛盾行为与言行的不统一。另一方面，历史研究本身便有很强烈的现实性，所谓“以史为镜”，人们都在利用历史，既给自己做镜子，也给别人做镜子，还给自己所处的时代做镜子。人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往往自觉与不自觉地抽取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中有利于自己的例证来为自己服务。（同上）

研究综述

秦始皇和司马迁都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人物。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是杰出的政治家，他“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长期分裂、民不聊生的状况，统一了中国，并制定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制度措施。他又凭借统一后全国的财力、物力、人力，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迫使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苦大众揭竿而起，最终推翻了刚刚立国15年的秦王朝。

司马迁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为中国历史上功大过也大的秦始皇在《史记》中专门立了“本纪”，洋洋洒洒万余言，在其他的表、传、世家中对秦始皇也多有提及，是中国历史上较早、较全面评论秦始皇的史学家，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则成为人们研究秦始皇最重要的材料。

《秦始皇本纪》是《史记》的经典篇章之一，采用“编年体”的方式，精练、形象地记载了秦始皇的一生及其执政的活动，重点记载其继承王位、亲政、统一、政治改革、履行皇帝使命直至病死的历史。卷末简述了秦始皇死后胡亥窃位、赵高窃权、全国反秦的历史。附有司马迁“太史公曰”的史评和秦始皇前41代列祖世系及贾谊的《过秦论》。

秦始皇既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政治人物，同时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对其人其事的评价受时代和政治的影响很大。“古往今来，对秦始皇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评论：一是借秦始皇来表达某种政治见解或主张，这可叫作史政论。史政论不属历史科学，但从性质上讲，却有革命与反革命之分。一是作为历史研究对象，进行历史评价。‘四人帮’评论秦始皇是典型的反革命的史政论，谬论百出，荒诞不经。然而他们却凭借手中掌握的舆论大权，使这股妖风一度弥漫整个思想界，冒充研究历史，控制了史坛，取消了人们把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进行评价的权利。”[1]

西汉时期，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就有不少御用文人涉猎秦史，研究秦始皇，但大多是对秦始皇不公正的批评。而司马迁则在《秦始皇本纪》中全面记载秦始皇一生的功过得失，把秦始皇写得有血有肉、脉络清楚。司马迁之所以能对秦始皇进行较为详细的记载，是因为：第一，他写《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2]。第二，他阅读了大量史记，遍览“石室金匮之书”，并实地走访考察，“二十南游江淮”，走遍大江南北，大量搜集资料。第三，以秦始皇一生的功过是非来讽谏当时的汉统治者，让他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以秦始皇作为活的教材，告诫汉统治者警惕当时已经开始激化的社会矛盾，若不引以为戒，将会和秦王朝一样很快走向灭亡。第四，当然，从秦始皇到司马迁之间的时间距离不长，汉初的人们对秦始皇一生所作所为还了解得比较清楚，因而素材较多。

正因为如此，司马迁把秦始皇从出生到执政、削平六国，到统一中国，再到统一后如何巩固政权，都详细记载下来，从而使人们可以借助历史资料，研究秦始皇一生的功过得失，给秦始皇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两千多年来，围绕《史记·秦始皇本纪》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取得了不少的共识，也存在很多的不同意见。

首先是对《史记·秦始皇本纪》文本的研究。《秦始皇本纪》面世以来，对其注释、校正、训诂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史记集解》《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影响深远，明清时期的考证研究也大大促进了对《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史记研究有比较大的进展，中华书局出版了校订版的《史记》。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评法批儒”和影射史学的影响下，对《秦始皇本纪》的研究走了一段弯路。改革开放以后，关于《秦始皇本纪》的研究才又步入正轨，成果不断涌现。

李开元认为：考察今本《史记·秦始皇本纪》，是由四篇不同作者的独立文章拼凑而成的：1. 司马迁撰写的《秦始皇本纪》；2. 贾谊的《过秦论》下中上三篇；3.《别本秦公世系》；4. 班固著《评秦始皇本纪文》。这种状况的形成，与班固家族有密切的关系，由此合理推想，《班氏家藏本史记》可能是今本《史记》的祖本。[3]

对于秦始皇的研究与评价，是学者研究《秦始皇本纪》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两千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历代的统治者和学者都有评论，但多与当时的政治有关。汉初首先评价秦始皇的是陆贾。据《史记·陆贾列传》记载，陆贾在被拜为太中大夫后，在汉高帝刘邦面前“时时称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认为陆贾言之有理，便命他“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受命著《新语》一书，书中谈到：“秦始皇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然失之者，仍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后来的贾山、贾谊、董仲舒等人基本上都是批判秦始皇的。其目的很明确，其一为汉王朝的建立寻找理论根据，其二要让统治者引以为戒，不要步秦快速灭亡的后尘。汉兴以后，很少有不骂秦始皇的。司马迁不受时俗众议的迷惑，以一个杰出历史家的卓越史识，批评了那些因否定秦的暴政而不分青红皂白连带否定秦统一之功的“耳食”之儒，充分肯定了秦结束诸侯混战、统一天下的业绩，盛赞秦王朝“成功大”。司马迁探索了秦之所以能实现统一的原因，首先是“天所助焉”。这个天当然不是神，而是客观的历史事势。这个客观事势，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以秦始皇的话阐明了，就是“天下共苦战斗不休，而求其宁息”，即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秦顺乎了这一潮流，所以说是得天之助。[4]

尽管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也有一些对秦始皇的贬低，或者受当时思潮的影响，对秦始皇的评价过于苛刻，但总体上还是贯彻了他写《史记》的宗旨“成一家之言”。这在当时也是不容易的，充分反映了他的历史观与价值观。

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对秦的郡县制给予了公正的评价。柳宗元称赞秦始皇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的郡县制度，“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这是他的主要功绩，即“此之谓得”。他称赞在这种郡县制度下，“有罪得以黜，有能以赏”，可以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因而是“公之大者”的好制度。他还用西汉分封诸侯国后“有叛国而无叛郡”的事实来证明“秦制之得”，令人不能不信服。同时，柳宗元在充分肯定秦始皇的主要历史功绩即郡县天下的同时，又科学地回答了秦帝国短命而亡的原因，是施政方针上的苛法酷刑与繁重的徭役赋税而引起的人怨，与郡县制度本身无关。柳宗元对秦始皇全面而颇为正确的评价，被明清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所接受，并得到深入与发展。明代著名进步思想家李贽在评价秦始皇时指出：“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称秦始皇是“千古一帝”，充分肯定秦始皇对中国历史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秦始皇》中指出，“公天下之端自秦始”“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近代思想家章太炎，写了著名的《秦政记》《秦献记》，肯定秦始皇与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所起到的进步作用。他在《秦政记》中认为：古代的国君，凡属施政公平的，没有谁能比秦国更富有成效。秦始皇居于王位而统治天下，而他的子弟却没有官职。他所任用的将相李斯、蒙恬等人，都是功臣良将。但对名门大族，却加以诛灭，不让他们兼并扩张。

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也是有过反复的。因为政治时势的差异和论说主题的区别，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有不同的侧重点。通过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可以了解这位政治家的史学观念和文化性格，也可以窥知他在不同时代条件、不同情况下有所变化的历史视角和价值取向，或许在一定意义上也有益于真切体会他在某种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心境。[5]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出于政治的需要，搞“评法批儒”运动，不顾历史事实，把秦始皇捧得很高。

改革开放以来，对秦始皇的评价才比较符合实际，涌现了不少的专著和研究文章。主要的书籍有安作璋、孟祥才的《秦始皇帝大传》、于琨奇的《秦始皇评传》、张文立的《秦始皇帝评传》、郭志坤的《秦始皇大传》、张分田的《秦始皇传》、黄中业的《秦始皇嬴政传》、郭兴文的《秦始皇帝》、卢鹰的《秦始皇嬴政》等，相关研究论文则多达千余篇。汪受宽认为：在中国古代史上，很少有可以与秦始皇的影响相提并论的人物。他功大过亦大，历来毁誉褒贬都十分激烈。为这样聚讼纷纭的历史巨人作传，又要写出他所经历的整个时代的概貌，实在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他著史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秦始皇本纪》可以说是贯彻这一宗旨的一个典范。司马迁以他如椽之笔，以万余字的篇幅，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第一个封建统一王朝秦朝建立前后四十余年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将秦始皇这个在历史大转变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写得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特别揭示了秦王朝“成败兴坏”的全过程，用以警告汉代统治者要关心人民的疾苦，否则“百姓怨望而海内叛矣”。[6]

对于秦始皇的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秦始皇实现统一的评价。

秦统一后，在秦政权的内部和外部都普遍而客观地存在着潜在的分裂因素，主要是传统的分封思想和地域文化的差别。对此，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维护统一的措施：首先，坚决否定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其次，大力消除原六国地区的分裂因素。这些措施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为了证明秦的统一措施的实施，陈直先生撰写了《秦始皇六大统一政策的考古资料》，从考古资料入手，结合文献资料，对秦的统一措施进行了研究，同时他还结合考古资料，撰写了《史记新证》，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7]

秦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学术界的评价基本上是正面的，但也有不同的见解。王子今先生认为：“当我们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回顾借鉴历史时，不应忘记这样一个虽年代遥远然而却影响亦深远的重要事件——在2230年前，一位名叫嬴政的政治家结束了中华大地列国纷争的局面，实现了统一，成就了一项震古烁今的历史功业。尽管历代史家和政治家对秦始皇评价不一，但对其完成统一及巩固统一的诸多举措，却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历史已经证明，秦始皇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8]同时他也认为，秦的统一并非只是对六国的统一，“秦实际上统一的意义不仅仅是兼并六国。比如说秦又有向北河和南海方向的军事进攻（约为长城以北和岭南地区）”，“这一历史变化，可以理解为规模更为宏大、意义更为深远的统一。对于秦统一的历史进程和文化意义，应当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予以理解”。正是这更为宏大、意义更为深远的统一，向世人表明了秦始皇的政治志向和秦人的进取精神。[9]

马植杰认为：秦始皇之所以能统一中国，并非个人才能所致，不过是“续六世之余烈”而已。秦统一后，虽颁布了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的政令，但面对当时中国仍保留着封建割据状态的现实，他没有采取与民休养生息和稳定政局的措施，而是进行史无前例的大役使、大榨取、大刑杀、大巡游、大求仙等，致使民不聊生，百姓疾苦。秦始皇的骄奢淫暴、喜阿谀奉承的品性与“雄才大略”“千古一帝”之称的确不相符。所以，对他的评价不宜过高，还应当更低些。[10]

晁福林对于秦始皇“书同文字”被研究者肯定为具有深远意义和重大作用的一件事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他认为：为了突出秦始皇“书同文字”的历史作用，论者往往采取抑彼扬此的手法，将春秋战国时代文字发展状况说得几乎一无是处，如说“字体结构没有统一规定，汉字形体非常紊乱”，“只有了解了战国时代‘文字异形’的严重情况，才能充分认识秦始皇统一文字的重要意义”等等。这种论断是不公允的。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国确实存在着某些“文字异形”的情况，但是，另一方面，诸国之间还存在着“文字同形”即文字统一的情况，并且比较起来，后者是主流，前者只是支流。全面地说起来，诸国所使用的绝大部分文字的形、音、义等方面都是统一的。[11]臧知非认为：里耶秦简进一步证明，秦始皇“书同文字”并非限于一般理解的统一字体，而是统一法律制度、名物称谓、专属用语的简称，体现了秦朝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历史特点。段玉裁对许慎《说文解字·序》“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的注释，割裂了许慎原意，不足为训。[12]

对于“车同轨”是否已经实现，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主要是对“轨”字的理解不同。谭世保认为：“车同轨”是说车辆的形制都要符合礼制法规。因为在古代社会，只有士大夫官僚贵族才有资格乘车，而且车辆的形制大小必须与车主的身份地位相符。“车同轨”并不是指车的轨距相同，而是恢复礼制以加强皇权的措施，与经济上的交通运输没有直接关系。[13]吴琦幸认为：“轨”字的本意是指车在道上行驶之后留下的凹槽，战争中“轨”具有便利内部动员和防御外部进攻的功能。由于“车同轨”之后，整个中国才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军事、经济、交通运输便利的国家，四通八达的交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一直成为中国统一的标志。[14]如果理解为车轮的轨距，从目前秦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当时的“车同轨”是没有得到实现的。

其二，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研究。

“焚书坑儒”是秦历史上的大事件。焚书与坑儒尽管时常并称，却是发生在不同年份的两件事。学者对待这两件事的态度也是有区别的。认为焚书是真历史，这属于人们的共识。坑儒则不然，不少的学者认为坑儒是虚构的，而坑的是方士。李开元认为：坑儒是三重伪造的历史，其第一个版本是收入于《说苑·反质》的历史故事，第二个版本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其定本是《诏定古文尚书序》。焚书坑儒是一个用真实的焚书和虚假的坑儒巧妙合成的伪史。编造者，是儒家的经师；编造的时间，在东汉初年；编造的目的，在于将儒家的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们塑造为殉教的圣徒，为儒学的国教化制造舆论。[15]

西方有些汉学家认为历史上根本没有坑儒一事。美国著名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教授在《秦国和秦帝国》中认为，《史记》中关于秦史的若干卷，特别是关于帝国的关键性的卷六，包括了一些有倾向性的或者不大可能有的情节。这些内容很可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司马迁死后被匿名作者窜入《史记》的。卜德认为可能由匿名作者窜入《史记》的内容，包括：一、秦始皇是私生子；二、公元前212年的坑儒事件；三、公元前221年水德的采用；四、公元前215年卢生呈献秦始皇的预言“亡秦者胡也”；五、公元前211年坠星上的铭文“始皇帝死而地分”；六、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惩罚山神之事。他指出，坑儒一事“纯属虚构，不是历史”，很有可能是司马迁死后，后人篡改《史记》而故意增添的情节。[16]

张子侠也认为坑儒漏洞太多，其一，坑杀之祸距沙丘之变仅两年，而《李斯列传》所载赵高伪造的诏书却说：“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由此可见，早在坑杀事件之前扶苏就已在上郡监军，而他劝谏始皇的方式不是面谏，而是“数上书直言”；其二，秦廷议焚书时，淳于越借古非今，又痛斥周青臣“面谀以重陛下之过”，言辞十分激烈。始皇不仅没降罪于他，反而“下其议”。扶苏身为长子，其谏语又相当委婉，何以秦始皇勃然大怒呢？其三，扶苏监军是重任而非贬任。秦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驻军上郡，北可防御匈奴，南可拱卫京师，因此始皇命宠臣蒙恬为将，长子扶苏为监。蒙恬曾说：“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如果扶苏劝谏惹恼了秦始皇，盛怒之下却委以重任，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其四，“诸生”一词的含义有个历史演变过程。大体上讲，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诸生”便逐渐变成了儒生的泛称。但秦时则不然，当时的博士学术流派很杂，有儒生博士也有占梦博士和为仙真人诗的博士。《汉书·艺文志》还提到名家《黄公》四篇，作者“名疵，唯秦博士”。既然秦朝的博士及其弟子成分如此复杂，怎么会出现“诸生皆诵法孔子”的现象呢？有此四点破绽，足证扶苏谏语和因谏被贬皆不可信。此节文字恐非司马迁所为，盖有后之好事者为渲染始皇残暴，遂将臆度之辞羼入正文。[17]笔者认为，“焚书”是真实事件，但不能夸大化，秦汉时期最严重的焚书事件是项羽火烧秦宫室时，一把火烧了三个月，秦国家图书馆的书被焚烧殆尽。

其三，对秦始皇陵的研究。

秦始皇陵是秦始皇的最后归宿，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也有相关记载。对于秦始皇陵的研究是研究秦始皇的重头戏，随着秦始皇陵考古工作取得诸多成果，对《秦始皇本纪》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比如关于秦始皇陵地宫中是否有水银的问题，经过两次文物考古工作者对秦始皇陵封土土壤含汞量的测试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研究，证明地宫中确实有水银的存在，说明司马迁的记载是真实的。对于秦始皇陵地宫的深度及穿三泉的记载，考古工作者也有重大发现可以印证。[18]大量陪葬坑的发现，证明“宫馆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的记载也是靠得住的。

其四，对秦始皇出巡与刻石的研究。

对于秦始皇第一次出巡的路线，学术界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记载极为简略。比如第一次只记载“二十七年，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十七个字。有的历史地图上，把这次西巡标成两条路线：一条从咸阳出发到陇西郡治（今临洮），另一条从咸阳出发到鸡头山（今六盘山）。这似乎是说秦始皇在这一年内两次从咸阳出发西巡。王京阳认为：秦始皇第一次出巡的大致路线是从咸阳出发，西北到北地郡治（今庆阳西南），西出鸡头山，过回中，到陇西郡治，然后返回咸阳。这样正好巡视了关中西北长城以内的边境地区，达到了视察边防的目的。第二次出巡的路线是从咸阳出发，东过函谷关、洛阳、陈留、定陶、邹峄山、泰山、临淄、黄、腄、成山、芝罘、琅邪、郯城、彭城、寿春、安陆、邾县、湘山、江陵、宛县、武关，回到咸阳。第三次出巡所经过的地方可做如下推测：从咸阳出发，东出函谷关，过阳武、濮阳、临淄、芝罘、琅邪，返回的路上又过临淄、平原津、巨鹿、恒山、邯郸、壶关、上党、安邑、蒲州津，回到咸阳。第四次出巡的路线是从咸阳东出函谷关，在孟津过黄河，到河内郡治怀县（今武陟西南），过邯郸、恒山、涿县、蓟县、碣石、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郡、雁门、云中、上郡，返抵咸阳。第五次出巡的路线记载较为详细。[19]

对于秦始皇五次出巡的目的，也是一个争论比较大的问题。李文放认为：始皇出巡，宣称是为“览省远方”“东抚东土”“周览东极”“以省卒士”“察民情”“亲巡远黎”。其目的在于巡视东方疆域边境，安抚原属六国地区的臣民百姓，宣扬法制，“除疑定法”，“匡饬异俗”，使臣民皆知法度，皆务贞良；宣扬皇帝“忧恤黔首，朝夕不懈”，从而颂扬皇恩浩荡。出巡显示了皇权威力，起到了震慑作用。[20]王京阳认为：“政治目的很明显，就是对六国旧诸侯和人民的示威和镇压，因此始皇的足迹几乎遍及了六国的旧都和重要的都市。”张华松认为：“秦始皇四次巡视关东，其中有三次以齐地为主要目标。论其东巡齐地的原因和目的，大略可归结为，政治军事方面：齐地最具有反秦的实力；齐地拥有强大的贵族势力；齐人动向的不易捉摸；齐地存在着严重的分离主义倾向。经济方面：控制齐地的盐铁以及丝织品的生产；劝课农桑，以便从齐地征调足够的粮赋。文化方面：寻根，寻求文化与宗教的权威力量；考察民情，整饬风俗；求仙，秦始皇是战国齐鲁阴阳儒生所炮制的巡狩礼的第一个实践者。”[21]李瑞、吴宏岐认为：“主要原因是扬威宣德的政治目的、虔诚的宗教情感、寻求长生的强烈渴望和地理景观区域差异的吸引。”[22]余明则认为：“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除却阶级本质和所处的时代原因外，其个人内在心理因素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即强烈的自我实现感，是秦始皇巡游刻石的突出心理表现。一个人的潜能是否能实现或现实化，取决于个体和社会的力量。秦始皇作为一个具有强烈自我实现感的人，由三个内在心理因素反映其独特的两重人格：既是促进和维护统一之出类拔萃的封建统治阶级政治家，又是暴虐成性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化身。一是少年嬴政受畸形家庭影响，长期压抑的心理需要挣脱、异化来自我实现；二是青年嬴政所具有的强烈功利感，需要付诸实践，以争得自我实现；三是先天缺陷的嬴政的身体素质，从客观上为其自我实现提供了内在条件。”[23]王绍东认为：“秦始皇接受神仙学说，求不死之药，既反映了剥削者共有的求享乐、不愿放弃骄奢淫逸生活的贪欲，也有自身经历、身体状况的因素；既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又有个人性格爱好的影响；既有科学文化水平与认识能力低下的局限，又有现实的政治需要。这些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才使得秦始皇对求仙活动表现出始终如一的坚定和异乎寻常的热情，也使得神仙学说对始皇的晚年生活及秦朝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4]

对于秦始皇出巡时的刻石也有不少的研究，《秦始皇本纪》中收录了七帧刻石碑文，这是十分宝贵的文献，弥补了文献不足的缺憾，意义重大。首先，这些碑文属于秦始皇君臣留下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其次，碑文反映了秦始皇的治国纲领、大政方针、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其内容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于梳理秦始皇政治思想和治国纲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史学价值。[25]

其五，对秦快速灭亡原因的研究。

对于秦王朝的快速灭亡，从汉代到现在学术界一直关注，观点纷纭。许多人都从所谓的“秦末”暴政说起。事实上，从秦统一开始，秦朝内部就埋伏着覆亡的危机，不但有主观上的因素，也有客观上的无可奈何。面对六国原有的旧经济、政治和文化心理的强大阻力，面对六国旧贵族的“复国”思想，秦始皇始终采用暴力去对付，却压而不服。正如贾谊评论说：“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26]汉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均认为秦的灭亡是由于统治者实行了法家思想而没有实行儒家思想导致的，但多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并非如此。笔者认为，秦灭亡的原因是多元的，并非由于法家思想导致的。实质上秦当时虽然以法家思想作为主要的统治思想，但秦人是功利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从考古和文献资料可以看出，秦当时也采用了道家、儒家、阴阳家、墨家等思想。秦真正灭亡的原因是秦统一以后应该恢复被破坏的经济，但是秦始皇却大兴土木，动用大量的劳动力修建与生产力无关的工程，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忍无可忍的劳苦大众揭竿而起。[27]曹英则认为：秦始皇没有道义支撑、以人性恶为基本预设及迷信暴力的帝国政治制度的制度性腐败是秦帝国二世忽亡的催化剂与加速器。虽然有相当完备的官吏选拔、考课与管理制度，但以法家思想充实的制度预设，使官员只相信制度规则的制裁性、恐怖性与唯上、唯法，使得秦吏普遍苛酷、残暴，行政过程出现普遍的目标替代现象，地方政府成为“掠夺型政府”；法律虽然相当完备，但只是扩张权力、蔑视权利的“恶法”，愈严格执法，就愈破坏民众的生存环境，依法治国而民不聊生；恐怖、严密的文化、思想与社会控制网络，社会形态的全能政治管理，导致一般民众的政治冷漠与政治恐惧与异己分子的政治狂热与政治反叛，使得缺乏疏通、发泄政治渠道的民怨沸腾并顺理成章地酿成爆炸性的政治参与与权力颠覆。[28]李福泉认为：北伐匈奴是秦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秦始皇在统一大功告成之后，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正确掂量形势，听取李斯的谏议，从长计议匈奴问题，北伐战争的失策和恶果是不难避免的。[29]他还认为：秦始皇建立秦王朝后，为统一的成功所陶醉，“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没有认识到“取与守不同术也”。没有考虑及时对治国的指导思想进行必要的调整，反而将法家思想神圣化，一味地“以吏为师”，肯定法家思想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绝对指导地位。[30]

其六，对秦始皇性格的研究。

在司马迁的笔下，秦王朝的兴亡和秦始皇个人性格的发展以及制度的专横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秦始皇本纪》始终把对秦始皇个人性格的描写，放到重要的位置。早在叙述秦始皇从事统一战争过程中礼贤下士的历史时，司马迁就引用尉缭的议论，为后来秦始皇性格的恶性发展埋下了伏笔。尉缭说：“秦王为人，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果然，统一中国以后，陶醉于战争的胜利、统一的成功，至高无上的皇权及臣僚们歌功颂德之中的秦始皇忘乎所以了。司马迁记载秦始皇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六篇石刻铭文别具深意。这些铭文充分表现了秦始皇自我陶醉的得意之情。唯我独尊，唯我独是。司马迁画龙点睛地评论说，始皇“呜得意”，揶揄之情入骨三分。铭文中，大臣们肉麻地吹捧神化秦始皇的情态也溢于言表。这些，导致了秦始皇性格中的刚愎自用恶性膨胀，他独断独行，滥施淫威，再也听不得不同意见，更不允许别人的批评。诸生因批评秦的政策而遭致焚书之祸，李斯勿攻匈奴的建议为他拒绝，长子扶苏对他坑儒提出劝告，被遣出咸阳为蒙恬监军。司马迁最后将侯生、卢生私下的议论全行录出，用以揭示秦始皇刚愎自用的品格。作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家，其个性会对历史发展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

徐卫民

于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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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张庚撰，［清］杭世骏参订．通鉴纲目释地纠谬[M]．清乾隆十五年强恕斋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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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严可均辑，何宛屏、珠峰旗云、王玉等审订．全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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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余诚编，吕莺校注．古文释义[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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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星．史记评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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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英．《史记》十二本纪疑诂[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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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陆威仪著，王兴亮译．哈佛中国史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M]．中信出版社，2016

八画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宋］范浚．香溪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宋］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宋］郑樵．夹漈遗稿[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

［宋］林之奇．拙斋文集[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1.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

［宋］林景熙．霁山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

［明］郑贤．古今人物论[M]．扬州：广陵古籍出版社，1991.

［清］金圣叹著，张国光点校．金圣叹批才子古文[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清］林云铭．古文析义[M]．清初刻本．

［清］金维宁．垂世芳型[M]．济南：齐鲁书社，1997.

［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

［日］泷川资言考证，［日］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林剑鸣．秦史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九画

［晋］皇甫谧撰，徐宗元辑．帝王世纪辑存[M]．北京：中华书局，1964.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M]．长沙：岳麓书社．1995.

［宋］赵明诚．金石录[M]．济南：齐鲁书社，2009.

［宋］姚宽．西溪丛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3.

［金］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元］胡一桂．十七史纂古今通要[M]．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

［明］胡广．胡文穆杂著外十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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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姚鼐．古文辞类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清］姚祖恩．史记菁华录[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

［清］洪颐煊．读书丛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清］俞樾．茶香室丛钞[M]．北京：中华书局，1995.

［清］俞樾．湖楼笔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施之勉．史记会注考证订补[M]．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十画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明］都穆．使西日记[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59.

［明］都穆．游名山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1.

［明］顾应祥．人代纪要[M]．明嘉靖三十七年刻本．

［明］郭大有．新刻官板大字评史心见[M]．济南：齐鲁书社，1996.

［明］唐汝询．顾氏诗史[M]．济南：齐鲁书社，1996.

［明］凌稚隆辑校，［明］李光缙增补，于亦时整理．史记评林[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明］郭之奇．稽古篇[M]．清初刊本．

［清］秦镜．通鉴感应录[M]．清康熙五十四年刊本．

［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M]．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5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

［清］桂馥撰，赵智海点校．札朴[M]．北京：中华书局，1992.

［清］郭嵩焘．史记札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郭沫若著，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考古编[M]．郭沫若全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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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袁仲一主编，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辞典[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4.

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徐卫民、呼林贵．秦建筑文化[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徐卫民．秦都城研究[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徐卫民．金戈铁马并天下——秦人五百余载的崛兴史[M]．话说陕西[2]秦卷．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9.

徐卫民．秦汉历史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秦俑学第七届年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

十一画

［梁］萧统选，［唐］李善注．文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梁］萧统编，［唐］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南北朝］萧统编，［清］胡绍煐笺证．文选笺证[M]．清光绪聚轩丛书第五集本．

［宋］黄震．黄氏日抄[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宋］萧参．希通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1.

［清］黄与坚．愿学斋文集[M]．清嘉庆间刻本．

［清］黄生．字诂[M]．北京：中华书局，1991.

［清］阎若璩．潜邱札记[M]．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

［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

［清］梁章钜．称谓录[M]．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87.

［清］章诒燕．读史诤言[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清］黄以周．儆季杂著五种[M]．光绪二十一年南菁讲舍刊本．

康有为撰，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二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章太炎著，章太炎著作编注组注．章太炎诗文选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英］崔瑞德、［美］费正清．剑桥中国秦汉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十二画

［宋］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

［明］焦竑．焦氏笔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明］程元初．季周传[M]．历代二十一传残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清］董穀士、董炳文撰．古今类传[M]．清康熙三十一年未学斋刊本．

［清］储方庆．储遁庵文集[M]．清康熙四十二年储氏家刻本．

［清］程润德撰，［清］程廷赞增评．古文集解[M]．清乾隆廿八年（1763）程氏光霁堂重刻本．

［清］惠栋．九曜斋笔记[M]．丛书集成续编，第92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清］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清］曾国藩编，谢璿注．详注经史百家杂钞[M]．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24.

蒋伯潜．诸子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韩兆琦．史记博议[M]．北京：文津出版社，1995.

韩兆琦．史记题评[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

十三画

［宋］楼昉．崇古文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明］解缙撰，［清］晓星樵人复校重刊．（绘图典故）列女全传[M]．扫叶山房石印本，1914.

雷依群、徐卫民．秦汉研究（第三辑）[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十四画

［清］臧应桐．（乾隆）咸阳县志[M]．清乾隆十六年刻本．

十五画

［唐］颜师古．匡谬正俗[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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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潘永圜．读史津逮[M]．济南：齐鲁书社，1996.

翦伯赞．秦汉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十六画

［明］穆文熙辑．四史鸿裁[M]．明万历十八年刻本．

霍有光．司马迁与地学文化[M]．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十七画

［宋］魏了翁．古今考[M]．史记注补正及其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1991.

［明］戴璟．新编汉唐通鉴品藻[M]．济南：齐鲁书社，1996.

十八画

瞿方梅．史记三家注补正[M]．台北：广文书局，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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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通．秦朝灭亡非法家思想之罪[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5）.

王子今．秦始皇陵复土工程用工人数论证[J]．文博，1987（1）.

王双怀．秦始皇铸造十二金人的原因[J]．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7（3）.

王关成．辒辌车刍议[J]．秦文化论丛，第1辑．

王学理．咸阳原秦陵的定位[J]．文博．2012，（4）: 11—18.

王根权、姚生民．淳化县古甘泉山发现秦汉建筑遗址群[J]．考古与文物，1990（2）.

王辉．秦器铭文丛考（续）[J]．考古与文物，1989，（5）: 117—130.

王毓铨．《史记》“尝逋亡人”为两类適民说[J]．文史，第12辑．

王绍东．长城非“华夏农耕民族封闭、保守象征”论——以战国秦汉时期为视角[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

卢连成．平阳、雍都地望确定与秦先公徙都略迹[J]．文史集林，第1辑．人文杂志丛刊，1985（4）.

田亚岐．秦都雍城布局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3（5）.

史念海、吴宏岐．略论秦直道[J]．秦文化论丛，第5辑．

史党社．以狗御蛊解[J]．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6（3）.

禾子．阴山[J]．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

朱思红．关于阿房宫的几个问题[J]．文博，2006（2）.

孙伟刚．秦始皇帝陵北部西侧建筑遗址的性质及相关问题[J]．考古，2012（6）.

孙家洲．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书》与《史记》纪事抵牾释解[J]．湖南大学学报，2015（3）.

李开元．焚书坑儒的真伪虚实——半桩伪造的历史[J]．史学集刊，2010（6）: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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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史记》中所见秦早期都邑葬地[J]．文史，第12辑．

李解民．“开阡陌”辨证[J]．文史，第11辑．

李毓芳等．西安市阿旁宫遗址的考古新发现[J]．考古，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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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泰．史记解诂[J]．文史，第43辑．

吴忠匡．《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订误[J]．文史，第7辑．

何维鼎．“北嚮（向）户”再考[J]．人文杂志，1986（1）.

辛德勇．三论霸上的位置[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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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J]．文物，2000（5）: 74—8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项羽本纪／袁仲一，赵光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3

（史记研究集成／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徐卫民主编．十二本纪）

ISBN 978-7-5604-4039-2

Ⅰ．①项…　Ⅱ．①袁…②赵…　Ⅲ．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传体②《史记》－研究　Ⅳ．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2391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项羽本纪

袁仲一　赵光勇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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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485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4039-2

定　　价　1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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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研究集成》

总主编　袁仲一　张新科　徐　晔　徐卫民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

主　编　赵光勇　袁仲一　吕培成　徐卫民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顾问　张岂之

主　任　安平秋　徐　晔

副主任　张新科　马　来　徐卫民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子今　尹盛平　田大宪　吕培成　吕新峰

李　雪　李颖科　杨建辉　杨海峥　吴秉辉

何惠昂　陈俊光　张　萍　张　雄　张文立

赵生群　赵建黎　骆守中　高彦平　郭文镐

徐兴海　商国君　梁亚莉　彭　卫　程世和

主　编　赵光勇　袁仲一　吕培成　徐卫民

总序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195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巨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历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展现了中华民族维护统一、积极进取、坚韧不拔、革故鼎新、忧国爱国等民族精神。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突破传统，大胆创新，开辟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正如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序》所说：“由《史记》以上，为经为传诸子百家，流传虽多，要皆于《史记》括之；由《史记》以下，无论官私记载，其体例之常变，文法之正奇，千变万化，难以悉述，要皆于《史记》启之。”在世界文化史上，《史记》作为巨幅画卷，也是当之无愧的。苏联学者图曼说：“司马迁真正应当在大家公认的世界科学和文学泰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和古希腊史学名著比较，其特点在于它的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生活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集中到一个战争，重视政治、军事。普鲁塔克的传记汇编所收的人物也限于政治家和军事家，即使是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也没有一字提到，更没有一个关于从事生产活动者的传记了。”(1)《史记》在唐以前传至海外，18世纪开始传入欧美，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汉学界研究和关注的对象。毋庸置疑，《史记》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

据《汉书》记载，西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史记》公之于众。但当时史学还没有应有的独立地位，加之在正统思想家眼里，《史记》是离经叛道之作，是“谤书”，因而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东汉中期，《史记》才逐渐流传。魏晋以后，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史记》的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抄写、学习《史记》的风气逐渐形成。谯周《古史考》等书对《史记》史实的考证，揭开了古史考辨的序章。裴骃的《史记集解》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史记》注本。此一时期，扬雄、班氏父子、王充、张辅、葛洪、刘勰等人对《史记》发表过许多评论，他们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肯定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由于史论的角度不同，班彪、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出“史公三失”问题。随之，以王充和张辅为开端，开始了“班马异同”的学术讨论，也即开《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之先河。

唐代由于史学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记》在史学史上备受尊崇，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成为修史之宗。唐代编纂的《晋书》《梁书》《陈书》等八部史书全部采用纪传体的写法。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对纪传体的优点也予以肯定：“《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2)史学家杜佑发展了《史记·八书》的传统，著《通典》一书，成为政书体的典范。唐代注释《史记》，成就最大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与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两部书和南朝刘宋年间裴骃所作的《史记集解》，被后人合称为《史记》“三家注”。“三家注”涉及文字考证、注音释义、人物事件、天文历法、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典章制度等，是《史记》研究总结性、系统性的成果，因而也被认为是《史记》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司马贞、张守节、刘知幾、皇甫湜等人，对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的创新精神作出了许多肯定性的评论。如皇甫湜《皇甫持正集》认为，司马迁“革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将以垂不朽”。特别是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使《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宝藏得到空前的认识和开发，奠定了《史记》的文学地位。

宋代的《史记》研究步入一个新阶段。由于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加之印刷技术的发展，《史记》得以大量刊行，广为研读。宋人特别注重《史记》的作文之法。如文学家苏洵首先发明司马迁写人叙事的“互见法”，即“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3)，开拓了《史记》研究的领域。郑樵在《通志·总序》中称《史记》为“六经之后，惟有此作”，肯定司马迁前后相因，会通历史的作史之法，这也是第一次在理论上从“通”的角度评论《史记》。本时期的评论，还把“班马优劣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苏洵、郑樵、朱熹、叶适、黄履翁、洪迈等人都发表过评论，涉及思想、体例、文学等方面的比较，乃至于出现了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娄机的《班马字类》这样的专门著作，把《史记》比较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元代除了在刊刻、评论《史记》方面继承前代并有所发展外，主要贡献在于把《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搬上舞台。元代许多杂剧的剧目取材于《史记》，仅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就有180多种，如《渑池会》《追韩信》《霸王别姬》等，这些剧目的流传，又扩大了《史记》的影响。

明代是《史记》评论的兴盛期。印刷技术进一步提高，给刻印《史记》提供了有利条件，尤其是套版印刷的兴起，给评点《史记》提供了方便。明代从文学角度评论《史记》取得的成就最大，对于《史记》的创作目的、审美价值、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多样化的艺术风格等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4)。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王慎中、钟惺、陈仁锡、金圣叹等人都是评点《史记》的大家。同时，由于《史记》评点著作大量出现，辑评式研究应运而生。凌稚隆《史记评林》搜集整理万历四年（1576）之前历代百余家的评论，包括“三家注”及各家评点和注释，并载作者本人考辨，给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后来李光缙对该书进行了增补，使之更加完备。明代晚期，《史记评林》传入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对《史记》的研究。另外，朱之蕃《百大家评注史记》，葛鼎、金蟠《史记汇评》，陈子龙、徐孚远《史记测义》等也进行了辑评工作。明代由于小说的繁荣，人们对《史记》的认识也开辟了新的角度，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系，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成就。在《史记》历史事实的考辨方面，杨慎《史记题评》、柯维骐《史记考要》、郝敬《史记愚按》等，以及一些笔记著作，均颇有新意。

清代迎来了《史记》研究的高峰期。专门著作大量涌现，如吴见思《史记论文》、汪越《读史记十表》、杭世骏《史记考证》、牛运震《史记评注》、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王鸣盛《史记商榷》、邵泰衢《史记疑问》、赵翼《史记札记》、钱大昕《史记考异》、梁玉绳《史记志疑》、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郭嵩焘《史记札记》、李慈铭《史记札记》、吴汝纶《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等，都是颇有特色的著作。这些著作最大的成就在于考据方面。清人考据重事实，重证据，大至重要历史事件，小至一字一句、一地一名，对《史记》史事和文字的考证极为精审。钱大昕为梁玉绳《史记志疑》作序，称其“足为龙门之功臣，袭《集解》《索隐》《正义》而四之矣”。许多学者是考中有评，如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自此例一定，历来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5)其他非专门研究《史记》的著作如顾炎武《日知录》、刘大櫆《论文偶记》、章学诚《文史通义》以及一些古文选本等，也对《史记》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评论。

近现代以来，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史记》研究呈现出继承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问题不断深入的特点。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文化、从史学到地理、从文学到美学、从伦理到哲学、从天文到医学、从军事到人才，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诸如李笠的《史记订补》、王叔岷的《史记斠证》、钱穆的《史记地名考》、瞿方梅的《史记三家注补正》、陈直的《史记新证》、王恢的《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等，从《史记》文本文字、地理名物及《史记》研究的再研究等方面进行考证或订补。另外，杨燕起等编纂的《历代名家评史记》，精选1949年前的《史记》评论资料；近年来，由张大可、丁德科主编的《史记论著集成》汇辑当代学者的专题研究成果；赵生群主持修订的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使《史记》校勘更上层楼。同时，各种不同类型的《史记》选注本、全注本、选译本、全译本相继问世。

《史记》在日本影响很大，近现代以来颇具影响的《史记》研究专家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宫崎市定等。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之后水泽利忠对该书进行校补，使之成为《史记》研究总结集成式的成果，该书在辑佚、校勘、对《史记》史实的考证、对司马迁所采旧典的考证、对“三家注”的再考证、对词句的训释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施之勉的《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严一萍的《史记会注考证斠订》等均针对缺憾专门作了订正。欧美学者对《史记》的研究，诸如法国的沙畹、康德谟，美国的华兹生、倪豪士，以及汉学家高本汉、崔瑞德、鲁惟一、陆威仪等，在关注《史记》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以西方思维、理论及方法，将《史记》与西方传统的史学著作进行比较研究，亦颇具特色。

从以上简单勾勒《史记》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呈现出“历代不辍、高潮迭起”的状态。不仅如此，海外汉学界特别是日本的《史记》研究亦有突出的表现。

二

《史记》研究积累了大量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不同时期承前启后、不断深化的学术成果，这其中有就个别问题的深入探究，有零散的评论，亦有专题式的系统研究。除此之外，系统整理前代研究成果、提出新见的集成式整理方式，更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南朝刘宋至唐代形成的《史记》“三家注”和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完成的《史记会注考证》，被视为《史记》研究系统、全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甚至被称为《史记》研究的两座里程碑。

今天，《史记会注考证》出版已经八十余年，《史记》研究又经过了一个不凡的历程，海内外《史记》研究新见迭出，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新的变化，突出特征是由“史料学”向“史记学”发展，即从史料的整理和挖掘中分析司马迁的思想，通过具体史料探讨《史记》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其价值。这也在客观上对《史记》研究成果再次进行集成式整理提出了新的学术要求，《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正是顺应这一学术发展的重要尝试。

《史记研究集成》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关心、指导和支持下，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和西北大学出版社具体组织实施。集成规模浩大，搜罗宏富；分类选目，采摭众家；纵横有序，类别集成。在总体架构上，分别形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各部分研究集成。集成以汇校、汇注、汇评为编纂体例，总体编纂表现出资料搜集的全面性、类别整理的学术性，以及体例设置的科学性和出版所具有的实用性特点，具体如下：

首先，资料翔实完备，涉及古今中外所有研究成果，是近两千年来《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集成所收资料，上自汉魏六朝下至21世纪初，不仅包括中国历代《史记》研究形成的资料，亦广泛涉及海外研究成果，特别注重对新材料、新观点的采撷吸收。近现代以来，《史记》研究呈现出以史学、文学为主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地理、天文等多学科的特点，相关的研究成果自然也就成为本集成的组成部分。同时，遴选搜集所能见到的《史记》研究的相关资料，又针对性地搜集补充海外研究资料，充分显示了《史记研究集成》资料搜集的全面性。

其次，观点采摭众家，厘定甄选，兼及考古资料补正，充分体现了《史记研究集成》的学术性。《史记》研究者之众，多不胜数；成果之丰，可谓汗牛充栋。经过了汉魏六朝开启至唐代的注释繁盛期，两宋传播和品评期，明代评论兴盛期，清代考据高峰期，以及近现代的拓展深入期这些不同阶段，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料，这些资料就观点看，前后相继，但会通整理难度之大超乎想象。编纂者一要质其要义，二要考其先后，三要会通甄选以厘定条目，除此之外，还要参酌考古新发现作深入补正或提出新见解，这也体现出集成的学术性特点。

再次，体例设置科学，出版具有实用性。《史记研究集成》以汇校、汇注、汇评分类，以观点先后列目，类编得当，条贯秩然。一方面网罗《史记》研究多学科、多层次、全方位之学术观点，另一方面完整呈现《史记》研究的学术脉络，每篇前有题解，后有“研究综述”，在收集历代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一些有争议的或者重大的学术问题加以编者按语。本集成系统全面，方便使用，具有工具书的性质。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辑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一，它为《史记》研究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有价值的资料，古今中外的重要成果尽收眼底，为理论研究铺路搭桥，为立体化的研究提供依据。第二，它既是历代资料的精选荟萃，又是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史的全面呈现，具有学术史的认知价值。第三，它与前代的《史记》“三家注”、《史记会注考证》等里程碑式的著作相比，体现了编纂者的创新精神和力争超越前代的学术追求，有助于推动《史记》研究向纵深发展，有助于推动“史记学”的建立。第四，《史记》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集成的编辑出版，一方面可以为史学、文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于有关的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有益的资料，有助于促进这些学科的发展，繁荣当代学术；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入挖掘《史记》中蕴含的至今仍有现代意义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与治国智慧，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是一项基础性文化工程，资料的搜集与会通整理不仅需要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也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储备，更需要学术界的通力合作。书稿在编纂和审定过程中，得到了著名史学家、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中国《史记》研究会原会长、北京大学安平秋先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彭卫研究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诸位大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谢忱。

限于体例和篇幅，以及资料的限制，前贤时彦的成果难以全部吸收，颇有遗珠之憾，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史记研究集成》编辑出版委员会

（张新科执笔）

2019年3月18日

(1)齐思和：《〈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载《光明日报》1956年1月19日。

(2)［唐］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二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8页。

(3)［宋］苏洵著，曾枣庄等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4)详参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第四章“明人评点史记的杰出成就”，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5)［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作为《史记研究集成》的一部分，《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以下简称“集成”）编纂工作实际始于1994年。它是在赵光勇教授审择资料，构设体例的基础上，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组织启动编纂的。对于这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实施，时任陕西省省长白清才、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董继昌、陕西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李绵等人高度重视，并给予重要支持。在几近十年的编纂中，十余位专家勤勉有为，爬梳浩如烟海的资料，会通比较，厘定条目，汇校、汇注、汇评出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发展的学术脉络，至2003年形成初稿。

2013年，书稿经过十年“周转沉淀”，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支持下，西北大学出版社接手编辑出版，并邀纳资深编审郭文镐等组建《史记研究集成》编辑部，组织项目的编辑加工。从2013年至今，在六年的精心组织与实施中，编辑部的同志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资料核查工作，其中不乏深入的校雠勘误；在内容处理上，听取专家意见，同样进行了庞杂的“考量删繁以求简练”的编辑加工。在此基础上，各位编纂者又进行了系统的补遗与增订。《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至此完成编辑审定。这期间，2015年，《史记研究集成》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16年、2018年，出版社和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先后组织了两轮专家审定，形成了系统的修改意见，从增删与补遗等方面有力的保证了“集成”的全面性与学术性，从而提高了“集成”出版的代表性与权威性。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项目实施前后25年，十余位专家，淡泊名利，潜心以为，他们以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而为，成一家之言”的精神为榜样，砥砺前行，在此我们感念良多。殚精竭虑、因病辞世的吕培成教授，年愈九旬、依旧念兹的赵光勇教授，耋老鲐背、勉力而为的袁仲一先生等，他们都是司马迁精神不衰的实践与体现。已故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原副会长张登第先生在“集成”编纂的组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书稿的编、审、校前后持续六年，这期间，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承担着大量繁重的工作，他们珍视与编纂者的合作，在工作上与编纂者并肩前行，在专业上不断历练提高，受益良多。可以说，“集成”的编辑出版，是编纂者与出版者密切合作的结果，也充分体现着双方致力于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与使命意识。

值此《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付梓之际，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杨海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彭卫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专家学者所提供的重要的学术支持。同时，感谢社会各界给予的关心和指导。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年3月19日

凡例

1. 本书《史记》正文以中华书局1959年版点校本为底本，参考《史记》新校本（修订本），汇集历代兼及国际汉学界《史记》研究资料，简体横排。凡古今字、通假字、俗字等，以及人名、地名中的异体字，均一仍其旧。各卷编排：卷前为题解，卷末为综述，正文分段，每段为单元，标示注码，段后依次排列汇校、汇注、汇评资料。

2. 本集成遴选的资料，录自古代文献和近现代学术专著，有参考价值的今人研究成果也予酌录。汇校部分，以他校为主（点校本已作版本校）。汇注部分，不限于字词义诠释，句义段义以及天文地理等考释也包括在内。所有部分，皆不惮其繁，一一罗列各家之言。

3. 本集成引录的资料中使用的书名简称依旧，个别生僻者，首次出现时，随文加“编者按”予以说明。如：《锥指》（编者按：《禹贡锥指》）：《经典》（编者按：《经典释文》）。

4. 本集成引录的资料中的原有夹注，改为括注，字体字号同正文。为方便读者解读研究资料中的个别问题，本书编者间或加有“编者按”，按语相应随文或置于该条资料文末。

5. 每条研究资料于文末括注出处，录自古代文献和近现当代学术专著者括注书名、卷名或章名，连续两条或三条出处相同者，后条简注“同上”：录自现当代期刊者括注篇目及期刊年次期次。书末附《引用文献及资料》，详注版本信息。

目录

总序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凡例

项羽本纪第七

研究综述

附录

引用文献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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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本纪第七

【题解】

司马迁：秦失其道，豪桀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史记·太史公自序》）

刘歆：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先达称为良史之才。……为《项羽本纪》，以踞高位者非关有德也。（《西京杂记》第四《司马良史》）

刘劭：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人物志·英雄篇》）

刘知幾：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寻兹例草创，始自子长，而朴略犹存，区分未尽。如项王立传，而以本纪为名，非惟羽之僭盗，不可同于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传言，求谓之纪，不可得也。或曰：迁纪五帝、夏、殷，亦皆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独尤于《项纪》哉？对曰：不然。夫五帝之与夏、殷也，正朔相承，子孙递及，虽无年可著，纪亦何伤！如项羽者，事起秦余，身终汉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黄帝之蚩尤，譬诸闰位，容可列纪；方之骈拇，难以成编。且夏、殷之纪，不引他事。夷齐谏周，实当纣日，而析为列传，不入殷篇。《项纪》则上下同载，君臣交杂，纪名传体，所以成嗤。（《史通》卷二《列传第六》）

又：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佰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史通》卷二《本纪第四》）

司马贞：项羽崛起，争雄一朝，假号西楚，竟未践天子之位，而身首别离，斯亦不可称本纪，宜降为世家。（《史记索隐》卷三十）

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组：此条《索隐》原无，据耿本、黄本、彭本、《索隐》本、柯本、凌本、殿本、《会注》本补。

洪迈：太史公作《史记》，当为之立本纪，继于秦后。迨其亡，则次以汉高祖可也。而乃立《项羽本纪》，义帝之事，特附见焉。是直以羽代秦也，其失多矣。（《容斋随笔》卷九《楚怀王》）

又：秦楚之际，楚怀王以牧羊小儿为项氏所立，首尾才三年，以事考之，东坡所谓天下之贤主也。项梁之死，王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羽不敢争；见宋义论兵事，即以为上将军，而羽乃为次将；择诸将入关，羽怨秦，奋势愿与沛公西，王以羽慓悍祸贼，不许，独遣沛公，羽不敢违；及秦既亡，羽使人还报王，王曰“如约”，令沛公王关中。此数者，皆能自制命，非碌碌孱主受令于强臣者，故终不能全于项氏；然遣将救赵灭秦，至于有天下，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记》，当为之立本纪继于秦后，待其亡，则次以汉高祖可也；而乃立《项羽本纪》，义帝之事特附见焉，是直以羽为代秦也，其失多矣。高祖尝下诏，以秦皇帝、楚隐王亡后，为置守冢，并及魏、齐、赵三王；而义帝乃高祖故君，独缺不问，岂简策脱佚乎？（同上）

叶适：古书之于圣贤，皆因事以着其人，未尝以人载事。项籍虽盗夺，然文字以来，以人著事，最信而详，始于此。如“初起时，二十四”，“少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书足记姓名”，“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乃教籍兵法，不肯竟学”。楚、汉间颇用此例推观，不知古人之材与后世之材何以教？何以成就？上世教法尽废，而亡命草野之人出为雄强。迁欲以此接周、孔之统纪，恐未可也。（《习学记言》卷十九《项羽本纪》）

罗泌：或曰：项籍与高帝同时而王，胡为而著之“纪”？曰：是又所以为编年也。方秦之亡也，籍既自立，割汉中以王高祖，而又挟义帝以令诸侯。汉中之地非惟偏也，而高祖之王又出于籍，籍方分王诸侯，而高祖固出其下，是天下之势在于籍也。乌乎而不纪之？故必待天下之一而后纪还于汉，是编年之法也。虽然，项籍实起群盗，其自为称曰西楚霸王而已，列之本纪，则诚过矣。（《路史》后纪二《女皇氏题》）

方回：项羽不当为本纪，羽割天下分王，违怀王之约，众心不服，又弑义帝，卒以此亡，《汉书》同陈胜为传，是何以纪为？（《续古今考》卷二十六《附考史记不为无失》）

孙奕：司马迁跻项羽于纪，与帝王并，则失史体。（《示儿编》卷七《史体因革》）

黄震：迁以羽尝宰制天下，而纪之秦、汉之间，已过矣。然既君之，而又字之，抑扬之义，岂有在欤？（《黄氏日钞》）

王恽：皇甫湜《编年纪传》论云：古史编年至汉司马迁始更其制，而为纪传相承。且编年之作，岂非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者哉？司马氏作纪以项羽氏承秦，以吕氏接之，亦以历年不可中废也。（《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七《玉堂嘉话》卷五）

又：余读宋儒论项羽《纪》《传》不同说，以谓迁之意，秦有天下五载而后楚，楚五载而后汉。方秦已亡，汉未立，天下莫有攸属，不可一日无君；况封建王侯，政由羽出，舍羽属主哉！作《纪》所以系天下五载之权也。立之《传》，班固意不过羽不可以抗汉。因断之曰：皆非也。正以二史之体，不得不然尔，在迁不得不《纪》，在固不得不《传》。设使固取迁而《纪》，是天有二日，民有二王也，其书将载汉代之首乎？次于《高纪》之下乎？其为称号曰楚史乎？曰汉史乎？若以封建由项氏出，五年而后汉，天下不可无君，乃属之羽，曾不察首入函谷者，高祖之义师也。受降轵道者，秦民之真主也。天命人心之属汉，明已兆于秦十月五星聚东井之时也。……若籍者，正炎汉之一驱除耳，矧才封已叛，旋取复失，安得为一日继统之主哉？若又曰：固之意羽不可以抗汉，故《传》；而迁汉太史也，独可《纪》羽而肩汉乎？余故曰：子长之所以《纪》，笔削历代之史也；其意盖以历年相承，不可中阙，犹存夫以月系时之法也。孟坚之所以《传》，先汉一代之史也。余故曰：二体有不得不然者矣；若宋儒之论，恐求之太过耳。（《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五《迁固纪传不同说》）

丘浚：项羽虽不能混一天下，然自匹夫而有天下大半，亦一世之雄也，故太史公纪之。（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茅坤：列项羽于《本纪》，何也？怀王既泯，而项羽主命，从其实而纪之也。然项羽纪以高祖纪年，亦明天命之有所归意。（引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张志淳：《史记》于项羽为本纪，最见其据实立名。观鸿门之宴，羽东向，范增南向，汉高北向坐，张良西向立，一时分封王侯，其以人君自处，而众亦尊以为君也可见。汉世人才风俗之正犹近古也，至班固始改为列传，然则羽当时行事果与张耳、彭越辈埒乎？否也。况羽有诛秦之功，其视朱温篡唐不啻鹏之不侔，欧阳《五代史》犹以温为本纪，谓《纪》实善恶自见，曾不以《羽纪》为是，何哉？班固好谀，遂启后世之曲笔，殊不足取也。若谓推尊本朝，则如司马祯氏列为世家亦可已，然迁《史》纪之矣，不曰楚，不曰霸王，而曰项籍；至汉则曰高祖，是其轻重之间亦精矣。世知尚迁《史》，而不知其识正见精，远出好谀之班固，动称曰史汉班马，故少别于此，俾有真识定见者裁之。（《南园漫录》卷七《纪传》）

胡应麟：史迁列《羽纪》也，班氏列《羽传》也，各有当焉。迁通史前代，虽秦楚弗容贬也；班独史当代，虽唐虞不得详也。（《少室山房笔丛》卷五《史书占毕》）

仇俊卿：本纪者何？正统之谓也。必神灵之胄，或草昧而兴者，然后可语也。是故握符登极，以临御天下者，不可屡数，上焉揖让，次焉桓拨，下焉推戴；外此而干纪者，不与也。自战国而降，秦二世之日，群臣并奋于草泽，子婴出降轵道旁，此时之纪，当属谁乎？秦二世二年六月，陈涉倡义起于蕲；八月，沛公、项梁相继为天下除暴秦；九月，项梁、沛公如薛。此时诸侯在薛，共立楚怀王孙心为楚王，都盱眙，以陈婴为上柱国，辅之。以项羽为淮安侯，沛公为砀郡长，武安侯吕臣为司徒。夫立为楚王，乃怀王孙心，见人心之追戴于怀王者，有在也。秦灭六国，楚尤为无罪。诱怀王入武关而不返，楚人思之，越世不忘，故立其孙心。楚之有君，系天下之望，俾十九王皆有所禀也。怀王初立于盱眙，项梁一战而胜章邯，遂谓秦兵不足虏，不为设备，九月，章邯袭杀项梁，楚众皆懦，恐不知死所矣。怀王乃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进取彭城，楚军声遂张。章邯犹轻楚围赵，怀王拔用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且遣沛公西入关。其知人善任用，可与有为者。十月，沛公至霸上，子婴出降，约法三章，大得民心。为汉元年十一月，项羽入咸阳，烧秦宫阙，坑降卒，虏子女玉帛，人心怨慴矣。羽乃还报怀王，自以据势拥兵，必将唯唯而王之也。怀王能不畏强悍，执守前言，应之曰“如约”。先是楚王命将之时，约，先入关者王之，沛公独先入关。项羽憾怀王初不从羽之关之请，而遣之救赵，今又执以“如约”之应，而拂其擅势之要，遂自称为西楚霸王；且言怀王吾家所立，安得主天下约云云，遂徙怀王于长沙之郴阳，尊为义帝，实置之僻远，易以行其谋也。二年，羽命九江王黥布及临江、衡山三人，同受羽谋。四年，布遣人弑之江中。观怀王分布诸将，救赵灭秦，是亦英主，可与有为者；但天将废楚，不能违世运耳。待其自毙以终天年可也，以臣弑君，天神殛所速也。楚相昭子亦曰：弑义帝非所以为名也。迁史顾不以霸统臣之，而以羽为本纪，是奖借弑逆之贼，主持乱世，但知有强弱，论成败，不计上下名分，天道王法，何如而可也？班史降与陈胜同传，颇为得正。（《通史它石》卷上）

王圻：《南园漫录》云：《史》纪于项羽为本纪，最见据实立名。余观鸿门之宴，羽东向坐，范增南向坐，汉高北向坐，张良西向侍。一时之分封王侯，其以人君自处，而众亦尊以为君，可见矣。故《史记》据实而为本纪。至班固始改为列传。盖太史为项羽作本纪，非尊之也。夫所谓纪者，即通历之纪年。如不立《项羽本纪》，则秦既灭之后，汉末得天下之先，数年之历，当庆之何人耶？盖本纪之立，为通历立，非为项羽也。共和为政，纪亦不废。项既亡秦而立楚怀王，杀义帝，杀卿子冠军，分王诸侯，皆项羽之制，安得不为羽立本纪耶？若班固作《汉书》，所纪之历皆属汉矣，而项羽之事，但载纪耳，则自当作传，安得谓班固为好谀曲笔耶！（《稗史汇编·文史门·史评·项羽本纪》）

钱谦益：楚本纪不系年月，而详具于《月表》，观者可以参考而得。不然，则如刘知幾之所谓载诸史传成为烦费，而表可以不作矣。此《史》之又一法也。（《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三《书史记项羽高祖本纪后》）

李九功：王之功业在史册，英名在万世，风概材气在里之人心，其何宜言？然王之不幸无成，天下后世遂摘其事而非议之，而于其功则略而不与，亦卒无能为之暴白者，此诚不容于无言！夫秦以无道袭虏二周，覆圣贤之族，墟三代之庙、社，妻侯王之妃、后，坑学士，焚典籍，严刑峻法，煽烁其民。而二世继体，而四海怨叛。然秦以积强之威，恐喝天下，而戍役崛起之众，猝未能撄其锋。当是时，陈涉虽为天下首事，然不旋踵而亡，所遣诸将亦渐沦没。齐乱赵围，求援之使，结辙于道。虽有必亡之势，而不能使之遽亡者此也。王以流寓，奋起会稽，率八千人渡江而西，非自托于六国之后也，首以亡秦为名，立楚之后，遂破秦军于东阿，非有假于鱼书狐鸣之诡也，赵被围久，危在旦夕，赴援之师，环壁不敢进战；虽以宋义知兵犹托乘弊之说以饰其懦，存亡之机，间不容发。王为天下大计，于是即帐中诛宋义，率兵渡河，持三日粮，以示必死，与秦军九遇，皆胜。遂杀苏角，虏王离，破秦存赵强楚，坚诸侯之心。秦虽未亡，而天下已无秦矣。由是章邯破胆，束甲降服；二世就戮，莫敢谁何？沛公得以拱手入关，前无坚城，后无却顾之敌者，王之功也。当是时，王不出，秦不亡，汉氏之业且无所托始，况可成乎？夫王以布衣奋臂于角逐之余，不数载遂能灭强秦，以销民怨；匹夫而为天下先，一怒而为天下快，此非旷世之豪杰，能若是哉！至于鸿门之会，使用范增计，毙沛公于一击之间，又未知鹿死谁手？然卒鄙其策不用，此犹足以征王之量。故王之不成，天也，非人也。谋臣猛将倍而佐敌，而左右帷幄之臣率出汉氏下，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要之，王存取天下之才而不足于学问，故其所为，不免为血气所使。立论者必欲訾其短而没其功，是非之公果安在哉！此愚素所见也。欲为王暴白久矣，敢因是为之记。（引自《徐州府志》卷十四《西楚霸王庙·西楚霸王庙碑记》）

黄淳耀：秦自始皇以前固西戎附庸之国尔，籍虽专天下之约未尝一天下而称帝也。为有天下之始皇立纪则可，为西戎附庸之国与未一天下之项籍之纪则不可。故秦与始皇宜合为一，籍宜降而为传。（《陶庵全集》卷四《史记评论·秦本纪》）

李光地：班史其司马氏之流哉！然班史传王莽，而司马氏纪项羽，何其谬也。君子曰：羽不足道也，彼嬴秦何以纪焉。……秦既无道，享国又浅，覆之者虽非宗周之裔，要亦共工、羿、莽伦尔。故董仲舒、刘向皆以为大汉继周，班固言秦、莽同归殊途，俱用灭亡，别诸五德之外，以为闰位余分，岂不卓哉！岂不卓哉！（《榕村集》卷二十二《书项羽本纪后》）

冯景：作史之大纲在明统。周有天下，秦灭之，而统在秦。秦有天下，楚项羽灭之，而统在楚。楚灭，而天下之统乃归汉耳。……或谓项羽虽将五诸侯灭秦，而《羽本纪》仍书汉之元年，是天下大统，史迁不与楚而与汉也，是固然。然《春秋》之法，有“名与而实不与”者。羽既灭秦而暴兴也，则登之本纪而不没其为君之文。羽惟放弑义帝而自立也，则以汉纪元，名与而实不与，所以彰其弑君之罪。是固《春秋》之遗法，而史迁用之，义并行而不悖也。（《解舂集》卷七《书项羽本纪后》）

又：司马贞谓项羽不宜登本纪，宜列世家。或又以为列《项羽本纪》于汉高之前，此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彼其说皆非也。作史之大纲，在明统。周有天下，秦灭之，而统在秦。秦有天下，楚项羽灭之，而统在楚。楚灭，而天下之统乃归汉耳。羽入咸阳，杀子婴，燔秦宫室，于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己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然代秦而号令天下，则既五年矣。此五年之统，非羽谁属哉？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君，君天下不可一日而无统。当是时，羽灭秦，立沛公为汉王，是汉为楚所立也。汉之为汉，君天下而一统者且四百年，然卒遵羽是封之名，以为有天下之号而不敢易，犹谓汉不承统于楚，得乎？则项羽宜登本纪，宜列于汉高之前。统在则然，亦作史之例则然，而猥云史迁不以成败论英雄乎哉？（同上）

又：或谓项羽虽将五诸侯灭秦，而《羽本纪》仍书汉之元年，是天下大统，史迁不与楚而与汉也。是固然。然《春秋》之法，有“名与而实不与”者，是故其人躬行弑逆而为君，则直书其弑君而仍不没其为君之号，于是史迁作《项羽本纪》之权衡起矣。羽既灭秦而暴兴也，则登之本纪而不没其为君之文。羽惟放弑义帝而自立也，则以汉纪元，名与而实不与，所以彰其弑君之罪。是固《春秋》之遗法，而史迁用之，义并行而不悖也。不然，秦汉以还，篡弑而君天下者多矣，史概绝其统乎？吾知虽董狐复生，亦必直书其弑而不没其为君。曾谓五年为政之项羽，业已宰天下，封王侯，顾欲削其本纪降为世家，可乎哉？即如司马贞之说，羽既身屠国灭，子孙无噍类矣，尚何世家之有？（同上）

何焯：自秦亡后，天下之权在项羽，故作本纪。班孟坚《汉书》，项羽与陈胜同传，与太史公不同。按当时羽实主约，汉封巴、蜀，羽为之也。故太史公用共工之例，列于本纪。（《义门读书记·史记》上）

孙琮：《本纪》焉，王之也。前诸帝，表灭秦也。字焉，别之也。王之者何？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真霸王也。别之者何？高祖未起时称季，自沛公、汉王以至为帝，异称焉。羽终始称羽，别于真王也，微之也。此是史公书法。（引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钱大昕：太史公作十二本纪，以秦、项列于周、汉之间，后人于秦始皇无异言，而于《项羽本纪》则怪之。刘知幾谓“羽僭盗不当称王”，此未达乎史公之旨者也。秦以暴并天下，虽自称帝，非人心所归向。史公初不欲以秦承周，以汉承秦，特以六国既灭，秦王命者十有余年。秦既灭，项氏王命又四、五年。沛公之为汉王，亦项羽所立也，秦、项虽非共主而业为天下主命，不得不纪其兴废之迹。秦之称帝为项之称霸王，均不得与五德之数，黜秦所以尊汉也。于何见之？于表见之。三代之后继以十二诸侯，继以六国，始皇虽并天下，仍附之《六国表》，及陈涉起事即称秦楚之际。秦、楚皆周旧国，是秦未尝有天下也。班氏《汉书》始降陈胜、项籍为传，孟坚汉臣，故有意抑项，然较之史公之直笔，则去远矣。隋亦以不仁得天下，虽兼并江南，而李延寿犹列之《北史》，不少分别其义例，正大有太史公之风焉。后儒尊紫阳《纲目》，然于秦、隋犹以正统予之，若太史公、李延寿之例，较之《纲目》，实胜一筹。（《十驾斋养新余录》卷中《太史公李延寿》）

赵青黎：思深哉！史公之跻项羽于本纪也。而后人反用为讥议，岂史公之意为伸项以绌刘哉？吾谓史公实援楚以例秦耳。盖秦之以诈力并天下也，天下人之所不欲予也。天下人之所不欲予，即史公之所不得而予也。然秦既以诈力并天下也，又天下人之所不能没也。天下人之所不能没，即史公之所不得而没也。于是乎作《秦本纪》，以存其有天下之实。复作《羽本纪》，以著秦所以有天下之非。若曰秦始之有天下也，亦西楚之自号为霸王而已矣。夫羽之不得与于正统也易知，而秦之不得与于正统也难知，跻羽所以闰秦也。不然，而果伸项以绌刘也，则《羽本纪》纪羽足矣，冠以汉之年月何为者也？冠汉之年月于《羽本纪》，其非伸羽明矣。且史公诚何爱于羽而必欲进之？亦岂不知刘氏之当尊，而独难于羽而一退之哉？第以羽可退，而秦必不可退。秦必不可退，而徒退羽，以为尊刘氏也，吾恐溯帝系者，固且数自唐虞，而三代，而秦，而汉，则是以恣睢无忌之秦，上同于积功累仁之业，而顺天应人以诛无道者。且夷而与无道者，相为揖让周旋其际，可乎哉？夫是以断然跻项羽于本纪而无疑也。然则本纪之名其可假乎？当章邯围赵时，诸侯环救，畏秦强，莫敢先发，非羽则赵之亡可立待，赵亡则诸侯必瓦解，诸侯瓦解则秦之将吏将复为秦守，高祖其能安驱无阻，从河北以入武关乎？夫斩苏角，虏王离，降章邯，诸侯慑伏，入关，高祖恐谢，天下全势固已在羽矣。比且宰割天下，分王诸侯，羽之烈，岂在秦下哉！且《羽本纪》首书秦二世元年，为陈涉始事也，中去汉之元年凡三载。余无年月，史公作月表，世以为补其阙耳。呜呼，月表而曰《秦楚之际》，《高祖纪赞》而论三代之治谓若循环，意盖深远矣哉！（《星阁史论·项羽本纪书法论》）

张照：《项羽本纪·索隐》“项羽不可称本纪，宜降为世家”，臣照按：史法，天子则称本纪者，盖祖述马迁之文，马迁之前固无所为本纪也。但马迁之意，并非以本纪为天子之服物采章，若黄屋左纛然非天子不可用也。特以天下之权之所在，则其人系天下之本，即谓之本纪。若《秦本纪》言秦未得天下之先，天下之势已在秦也。《吕后本纪》吕后固未若武氏之篡也，而天下之势固在吕后，则亦曰本纪也。后世史官以君为本纪，臣为列传，固亦无可议者。但是宗马迁之史法而小变之，固不得转据后以议前也。《索隐》之说谬矣。（《史记考证》）

邹方锷：羽之立本纪也，迁盖以继秦而有天下者羽也。古者功德足以有天下，天下归之；功德不足以有天下，而力足以有天下，天下亦归之。当日诸侯并起而亡秦，而非羽秦犹未遽亡也。章邯已破项梁军，渡河击赵，诸侯军救赵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当是时，秦与诸侯存亡胜败之机皆系乎是。羽奋一战之威，破王离，降章邯，沛公因得以其间入关。向使王离举赵，诸侯瓦解，沛公以孤军深入，胜负之数未可知也。然则力足以灭秦定天下者，非羽而谁哉！《始皇纪》云，项羽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诸侯，秦竟灭矣，后五年，天下定于汉。秦既亡而汉未振，当日之天下未有属也。羽最强，得主命分天下，王诸侯，则其力足以有天下，而天下归之。故曰，五年之间，号令三嬗。三嬗者，秦嬗楚，楚嬗汉也。此迁所以纪羽者也。（《大雅堂初稿》卷六《书项羽吕后本纪后》）

汪基：史公以羽尝宰制天下，故纪之秦汉之间，《索隐》以羽未践天子位，故降为世家，后班固作《汉书》并陈涉为列传。（《古文喈凤新编》卷五《项羽本纪赞》）

潘永季：灭秦者楚，所以陈涉列于世家；立汉者亦楚，所以项羽列于本纪。（《读史记札记》）

姚苎田：本纪无称字之列。此独称字者，所以别于真帝也，史迁深惜项羽之无成，故特创此格。（《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王应奎：何元朗尝云：“太史公为项羽作《本纪》，非尊之也。夫所谓纪者，即通历之纪年也，如不立《项羽本纪》，则秦灭之后，汉未得天下之先，数年之历，当属之何人耶？盖《本纪》之立，为通历，非为项羽也。”此论实深得子长作史之旨。（《柳南续笔》卷三《三国志》）

尚镕：迁史才横绝千古，即《项羽本纪》可见。其为羽所纪，每为班固、刘知幾所诃。然虽称字称王，而前后纪秦汉之年，书之曰死，与后世载记无异，则仍是传体也。纪中不书田儋、魏咎之兴亡，突出田荣，使端绪不分明，是迁之疏失。且汉王分羹之答，亦当隐恶。赞中言羽“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此迁所以为作本纪同于帝王也。（《史记辨证》卷一《项羽本纪》）

文廷式：《史记》有《秦楚之际月表》，以楚继秦，故列项籍于本纪，此不刊之典，汉武犹能容之，后人不当复有所议者也。班孟坚作《汉书》，断代为史，故前不纪项籍，后不纪王莽，所以尊本朝，与史迁作史之例异。司马温公修《通鉴》，乃不宗《史记》而宗《汉书》，殆失之矣。（《纯常子枝谈》卷十四）

赵翼：古有《禹本纪》《尚书世纪》等书。迁用其体，以叙述帝王，惟项羽作纪颇失当，故《汉书》改为列传。（《廿二史札记》卷一）

陈汉章：秦二世元年陈涉首发难，山东五诸侯各以陈王署置，并起亡秦；项羽独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自汉有天下，后论之陈、项不过群盗耳，适足为汉祖驱除。而上自秦代论之，陈涉——六国后之方伯也，项羽——三王后之霸王也。《礼记》《春秋传》不能不推其共工氏为王天下之君。《史记》之书，上包帝王，原非断代之书可比，安得不以诸侯推陈王，以霸王推项羽？君子观《汉书》列陈、项于列传，有以知马班之例不同也。（《缀学堂初稿》卷二《读史记项羽本纪》）

汤谐：太史公作本纪，自五帝及秦汉，以世相承，而项羽实为灭秦之主，沛公虽先入咸阳，然其始本属于项，而非羽战秦巨鹿，即欲入咸阳更不可得。至灭秦以后，虽随封随叛，迄于宁晷，然终不可不谓之政由羽出也。明此则秦后汉先，自应有《项羽本纪》一篇，与后贤所论正统诸说，固各为一义矣。班孟坚止作《汉书》，而又不能不载羽事，故改从列传，岂得以彼而废此哉！此史公为羽作纪大指，文章作意往往由此而生，读者不可不知，余故论之如此。至其行文之妙，如千岩竟秀，万壑争流，脉络分明，而观者第觉应接不暇。余所旁注，略见一斑，读者可以引而伸之矣。（《史记半解·项羽本纪》）

陈遇夫：史，正名分之书也，而难于正乱世之君臣。史失其正，然后正统之论作。欧阳子之进秦、隋也，以其一统也；其进魏与梁也，以其时无如是之强者也。夫苟视强者而归之统，则正统之论，可不作也。……子长列项羽于本纪，其意亦以当时无强于羽者也。不惟君臣大义，而姑与其一日之强，过矣。说者曰：秦灭，政由羽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以项继秦，编年法也。吾意不然。据史，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起；八月，武臣起；九月，沛公起沛。项氏亦起江东。二年四月，沛公见项梁于薛；六月，沛公如薛，与羽共立怀王；羽与沛公，比肩事之，羽不得臣沛公也。破秦正月，尊怀王为义帝，分立诸王，则王诸王者义帝也。四月汉王就国，五月还定三秦，至二年十月，义帝弑，汉遂代楚，入彭城。羽未尝专制天下，安得继秦？且项氏世为楚将矣，义帝楚后也。子房以五世相韩，求立韩成，成死而委贽于汉，以报项，视项氏何如哉？诸将之奉义帝，则分也，义也，君臣之分定矣，而弁髦弃之，此在他人且不可，况羽乎？初义帝约，先入关者王关中，沛公先入，羽意不悦，而恶负约，名曰“巴、蜀亦关中地也”，乃以沛公为汉王。羽之刚悍自用，犹以义帝一言，不欲显背之，亦见公义之在人心矣。刚悍如羽，终身不敢称帝；羽不称帝，而作史者列之帝，岂理也哉！（《史见》卷一《项羽本纪论》）

金锡龄：《史记》列项羽于本纪，刘知幾《史通》非之。……其言辨矣，而未知史公之意也。史公以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遂将五诸侯灭秦，号令天下，政由羽出，则亦与天子无异，况亡秦者，实由于楚，其称为本纪固宜。按《史记·陈涉世家》云：“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遗王侯竟亡秦，由涉首事也。”羽之列为本纪，亦此意也。或又谓班史改为列传，其义较允。不知班固著《汉书》，断代为史，与《史记》体不同，岂得执彼以难此哉！且秦焚典籍，使先王之道几于堕地，羽倡为亡秦之谋，使其二世而亡，亦人心之所快，列之本纪，不亦宜乎！史公又立《秦楚之际月表》者，盖以秦楚相继为天下主，故《始皇本纪》云云，列《项羽本纪》也。（《劬书室遗集》卷十二《读史记项羽本纪》）

江表：楚怀王者，七国之共主也。众既立之，不可谓非帝矣。既称帝，则后乎秦者楚也，先乎汉者楚也。况秦失其鹿，众共逐之，七八年间，何纷然其扰乎！……而于义帝特为本纪，以补司马之阙。（见《楚汉帝月表·跋》）

虞邦琼：司马公表秦楚之际，创矣。使不共奉义帝，则楚安得而接秦？别项羽于本纪，过矣。（见《楚汉帝月表·序》）

浦起龙：《史记·索隐》释本纪曰：“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若是，则凡纪人事皆可通称，不已泛乎？《史通》则曰：“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其于《列传》篇又曰“纪者，编年”；“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盖言用其纪元，纪其时事也。似此析义，则凡混假是名，如项羽前附秦年，后附汉年，全与本身无与，不待辩而其非灼然矣。裴世期论《史目》云：“天子称本纪，诸侯称世家。”系其本系，故曰本。（《史通通释》卷二《本纪》）

牛运震：《索隐》曰“项羽崛起争雄，假号西楚，竟未践天子之位”，“不可称本纪，宜降为世家”。刘知幾曰：“项羽事起秦余，身终汉始。”“譬诸闰位，容可列纪”。或曰：太史公以项羽置本纪，俨然列汉诸帝之前，不以成败论英雄，所以掩其救李陵之失也。说极有见，政不必深论。但既编列入本纪，无称字标题之理，宜改称为“项王本纪”。（《读史纠谬》卷一《项羽本纪》）

郭嵩焘：案：秦灭，项羽主盟，分裂天下以封王、侯，皆羽为之，实行天子之权，例当为《本纪》。以后世史例论之，当为《怀王本纪》，而怀王为项氏所立，拥虚名而已，天下大势未一系之；史公创为《项羽本纪》，以纪实也。（《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刘咸炘：凌稚隆曰：篇首书高祖，追称之也。及叙始事，称刘季；得沛，称沛公；王汉，称汉王；即皇帝位，称上，此史公缜密处。赵翼《陔余丛考》曰：此法本于《舜典》，未即位以前称舜，即位之后称帝。王若虚谓刘季之称在当时则可，迁数呼之，可乎？此说则泥，古人自不以此为忌。（《太史公书知意·高祖本纪》）

孙德谦：项羽之为本纪，迁不云乎？“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则其作本纪之意，正以秦既灭后，天下王侯，咸受其封，为一时政权所归。天子曰本纪，是羽亦在王者之列。《秦楚之际月表》：“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则羽亦受命为天子，故得次之本纪耳。史学如刘知幾颇识史家之得失，尚不能达其意，宜乎《史记》一书，传之今日，知其义法者鲜矣。（《古书读法略例》卷一《知意例》）

又：《汉书》者，断代之史也。其宗旨则何如？盖意在尊王耳。昔孔子作《春秋》，首书王正，乃尊王之大义也。班固知其然，故上起高祖。尝讥迁《史》曰：“六代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此非以《史记》为私史也。《史记》为通史，汉自宜次之秦项之后。班氏以为如此非尊王之道，于是专叙一代，断自高祖起元。其断自高祖者，尊王之宗旨则然也。（《古书读法略例》卷三《读书宜辨宗旨例》）

朱东润：项羽自称西楚霸王，霸者伯之伯字，伯长也，犹言诸王之长也。羽既为诸侯长矣，故《本纪赞》曰：“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则史迁又安得而不为立本纪哉？（《史记考索·史记纪表书世家传说例》）

宋云彬：司马迁著《史记》，自定体例，记述帝王事迹的称为“本纪”。他写的项羽传是称作“本纪”的。理由是：在楚汉相持的五年当中，“政由羽出，号称霸王”，政权是项羽掌握的。司马迁似乎极看重项羽，而惋惜他的失败，所以他用全力来写《项羽本纪》，《项羽本纪》就成为传纪文学中一篇杰作，跟别的所谓“正史”中的“本纪”，是不可同年而语的。（《项羽·前言》）

吴福助：项羽为千古未有叱咤风云之英雄，其一生充满传奇性、戏剧性，乃《史记》全书中最突出之人物。且其所处秦汉之际，政治情况也最复杂，难以勾画，史公因聚精会神，以独创义法表现之。史公史学与文学才华之表现，于此篇最出色完整。昔贤每称《史记》全书文法，悉汇于此。盖向以此篇为《史记》全书中最彬彬俊逸者，亦读史习文最高之典范也。（《史记解题》（增订本））

程金造：《太史公自序》篇中，曾自述作《项羽本纪》说：“秦失其道，豪杰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这前六句是说，项羽因借项梁基业，诸侯皆属，述其盛极。后两句，明其杀伐残暴，天下叛离，述其衰亡。“作《项羽本纪》”一语，意在着其由盛而败亡之理。若证以《太史公自序》为说明其著书宗旨的话，就更深切而显明了。《太史公自序》在篇末作结语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其行事。”试看，这大题著《史记》的宗旨，和上述作《项羽本纪》小题的用意，完全相符。从此可知，太史公之著《项羽本纪》，不在帝不帝，统不统与权不权。而是所以明其极盛而终于败亡的原因。明原因就是“论考其行事”。其目的在于《太史公自序》结尾所说的“以拾遗补艺”。就是拾为政者之所不及，补救其行事之弊端。太史公以伟大的历史学家，纵观往古来今数千年的史迹，洞察幽微，深知无论开基创业之英主与守成立事之明君，其所以征服一世之豪强，建统一之基业，与能富强其国家，安定其人民，道理要在于：一，能安民；二，能知人。太史公以二者是王政之大本。明君贤主，统治一国，知人则能善任，以行其正确之政令，其所施行就不致败坏。安民，则必须弃私而爱民，使人民得其益，受其拥护，得其团结，以有其群众基础。太史公深识数千年历史迹象是如此，而项羽是由极盛而竟至衰亡，原因在于反其道而行之。太史公之著《项羽本纪》，是用活生生的具体事实，明其倒行逆施致于惨败之故，所以为后世万代之烱戒，这是他自喻效法孔子《春秋》之旨趣。至于有人说《项羽本纪》通篇只写一战事，或更有说著项羽于本纪是惜其无成，为之鸣不平。这都不得太史公著作之真意。《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韩兆琦：作者以无限饱满的热情歌颂了项羽在灭秦过程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充分地肯定了他的历史作用；而对于项羽在楚汉战争中由于他的政治理想落后，政策方略错误，以及他个人性格上的种种缺点所导致的最终失败，则寄予了极大的惋惜和同情。作者的交代全面，评价准确，有人仅取一端，或扬之为千古英雄，或抑为桀纣再世，亦可谓偏颇至极。在艺术上，这是《史记》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尤其对项羽这个形象的描写，非常生动传神，千载之下读之，仍觉虎虎有生气，历历如在目前。（《史记选注汇评·项羽本纪》）

王锦贵：批评《项羽本纪》最力者是唐人刘知幾（《史通·本纪》）。依照刘氏之说，为项羽立本纪实为“两不可”：自古“胜王败寇”，项羽以“未得成君”的强盗下场死去，称其字“羽”本已不妥，号其为“王”更属大谬不然，此为一不可；既称“霸王”，位同诸侯，诸侯只能用世家。不用世家而用本纪，有违本纪之义，此为二不可。刘氏之说振振有词，然而不过是一面之词。司马迁为并非帝王的项羽立本纪，并不是没有深层考虑。大约作者也猜测到了，在他“百年”以后会有人就此向他发动攻击，所以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恰恰有一段文字专门解释了这样做的指导思想。由这段自序可以看出，司马迁之所以在《史记》中为项羽设立本纪，是因为在推翻暴秦这场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中，项羽地位特殊，影响巨大。尤其在项羽杀死宋义奋勇救赵之后，更是威震天下，为诸侯拥戴。他名义上固然是“西楚霸王”，实则等于当时天子。因为那时候秦朝已灭而汉朝未兴，义帝又被废黜，当此之时唯一能够左右局面，号令天下者非羽莫属。至于“天下非之”，纯系当时正统观念所起，本不足为训。“诸侯立之”，则是客观史实。（《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

编者按：历史的长河，变动不居，司马迁写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古今之变”，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所以自镜也”。项羽虽未称帝，而仍为之立本纪，是审时度势的结果。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已阐明了为项羽立本纪的指导思想，在《项羽本纪》的最后，更进一步明确指出：“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既然项羽是灭秦的主导力量，又执天下之牛耳，一切唯项羽之马首是瞻，发号施令，政由己出，直至分裂天下，封王封侯。为项羽立本纪，正好弥补了秦亡汉兴中间的一段空白，是“通古今之变”的直接体现。

项籍者[1]，下相人也[2]，字羽[3]。初起时[4]，年二十四[5]。其季父项梁[6]，梁父即楚将项燕[7]，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8]。项氏世世为楚将[9]，封于项[10]，故姓项氏[11]。

[1]【汇注】

林：楚人以项籍之故，而易“籍”为“席”（《唐·席豫传》：席姓出安定，其先姓籍，避项羽名，改姓席氏）。（《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七《氏姓》）

凌迪知：籍氏出安定，避项羽讳，改为席氏。（《氏族博考》卷三《避讳》）

梁玉绳：项羽始见《始皇纪》，即项籍（同上）。籍字羽（《史·羽本纪》），一字子羽（《史·高祖功臣表》《太史公自序传》），下相人。重瞳子。封长安侯，号鲁公。破秦，自立为西楚霸王，故曰项公（《易林·豫之复》）。亦曰项王（《羽纪》），亦曰愤王（《梁书·萧琛传》）。亦曰卞山王（《宋书·孔季恭传》）。自刎而死，葬谷城（《羽纪》）。按：《史》言羽初起时年二十四，亡于汉五年，则仅二十八岁也。（《汉书人表考》卷六《项羽》）。

朱孔阳：项籍，下相人，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渡江。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号为霸王。汉五年，项王军壁垓下，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项王走乌江，自杀。始，义帝初封项籍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亲为发哀，泣之而去。（《历代陵寝备考》卷九《西楚附》）。

[2]【汇注】

裴骃：《地理志》临淮有下相县。（《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司马贞：县名，属临淮。按：应劭云：“相，水名，出沛国。沛国有相县。其水下流，又因置县，故名下相也。”（《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今陈州项城县城即古项子国。”（《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李吉甫：下相故城，在县西北七十里。秦故县也，项羽即下相人也。（《元和郡县图志》卷九《河南道五·临淮县》）

吕祖谦：下相，属汉临淮郡。（《大事记解题》卷八）

王恢：下相：《汉志》临淮郡下相县，应劭曰：“相水出沛国相县（宿县西北），故此加下。”盖秦于相水下流置县，故名。《睢水注》：“睢水自睢陵来，东南迳下相县故城南，东南入泗。”《泗水注》：泗水东南迳下相故城东，东南得睢水口。”《括地志》：“在宿迁西北七十里。”《清统志·一〇一》：“故城今宿迁县西七里下相社。又有相王故城在运河西三里。项羽里在旧县治北一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项梁避仇吴，起兵渡江》）

梁玉绳：郡以统县，县以统乡，乡以统里。论史法但当书郡县，有德位殊绝者则著其乡里。乃史公所书，参错无准，是亦体例之不合也。班彪尝讥迁述并时之人或县而不郡，岂特不郡哉。（《史记志疑·项羽本纪第七》）

周晓陆：《汉志》：沛郡有相县。《史记·曹相国世家》：“南至蕲，还定竹邑、相、萧、留。”《正义》：“故相城在符离县西北九十里。”《史记·项羽本纪》：“项籍者，下相人也。”应劭云：“相，水名，出沛国。沛国有相县。《正义》引《括地志》云：相故城在泗州豫县西北七十里，秦县。”《水经·睢水》：“相县，故宋地也。秦始皇二十三年，以为泗水郡。汉高帝四年，改曰沛郡。”相县秦约属泗水郡，今在安徽省濉溪县西北。汉封泥见《封泥》“相令之印”。（《西安出土秦封泥补读》，《文物与考古》，1998年第2期）

[3]【汇校】

司马贞：按：下《序传》籍字子羽也。（《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何琇：《史记·项羽本纪》称字羽，《自序》称“子羽”。《汉书·爰盎传》称字丝，而《叙传》称“子丝”。按古人之字，实皆一字，但或系以伯、仲、叔、季，或连子字为二字。《左传》所载可考。《论语》颜渊、曾晳、颜路、冉有皆称一字，言“游过矣”，“堂堂乎张也”。亦只称一字。疑项籍、爰盎亦偶称一字，遂相沿呼之耳。（《樵香小纪》卷上《子羽子丝》）

梁玉绳：按：古人之字，大约一字居多，其加“子”者，男子之美称也。然《高祖功臣表》叙射阳侯之功云“破子羽”，《序传》云“子羽接之”“子羽暴虐”“破子羽于垓下”“齐连子羽城阳”，则此似宜曰“字子羽”。（《史记志疑·项羽本纪第七》）。

王引之：项籍字羽者，籍为鹊之假借字，故名籍字羽。（《经义述闻》卷二十三《春秋名字解诂》）

[4]【汇注】

杨家骆：初起时：指项梁、项羽初起兵时。据下文，知项氏叔侄起兵时是秦二世元年，即西元前209年。（《史记今释》）

[5]【汇评】

方回：项羽起兵时年二十四也。汉王于羽长二十四岁，年长以倍者也。……羽少而勇，不及高祖老而谋也。（《续古今考》卷二十一《项羽年三十一》）。

姚苎田：诸纪传无特著初起之年，此特大书之，所以为三年灭秦、五年亡国作张本，正是痛惜之意。（《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牛运震：“初起时，年二十四”：开端提掇，最有手法。（《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6]【汇注】

司马贞：按：崔浩云“伯、仲、叔、季，兄弟之次，故叔云叔父，季云季父”。（《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梁玉绳：项梁始见《始皇纪》。世为楚将，封于项，为项氏。父项燕。梁号武信君，章邯击破之定陶，梁死。按《广韵》注云：项，姬国，为齐桓公所灭，子孙以国为民。《路史·国名纪》五注云：楚考烈灭鲁，封其将于项，为项氏。二说未知孰是。（《汉书人表考》卷六《项梁》）。

解惠全：季父，父之幼弟，即小叔父。“季”，兄弟中排行最小的。（《全译史记·项羽本纪》）

【汇评】

茅坤：《籍记》中掺入项梁，两人事错综而序。（引自《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高嵣：提出项梁，为项羽先驱，作附传观。（《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7]【汇注】

张守节：燕：乌贤反。（《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吴汝煜：从项羽的身世来看，可以说是很不平凡的。他的祖父项燕在楚国行将灭亡的日子里担任大将，为保卫楚国社稷，与强大的秦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他曾经击败过秦将李信率领的二十万大军，并以大无畏的精神对抗秦将王翦率领的六十万大军的进攻。由于众寡悬殊，最后不屈而死。关于项燕的结局，《史记》中《秦始皇本纪》与《楚世家》《六国表》等的记载不尽相同，说是秦王政二十三年项燕并未被杀，而是顽强地继续斗争，又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至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再度被击败，昌平君死，项燕才自杀殉国。（《史记论稿·论项羽》）。

[8]【汇校】

裴骃：《始皇本纪》云：“项燕自杀。”（《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沈钦韩：按《楚世家》《六国年表》《王翦列传》，并言先杀将军项燕，后虏荆王负刍，独《始皇纪》言二十二年虏荆王，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推校陈胜言，或以项燕为在者，则《始皇纪》作“自杀”为是，若先一年为秦所杀，楚人岂得不知乎？（《汉书疏证》卷二十七《陈胜项籍传》）

【汇注】

司马迁：始皇二十三年，蒙武为秦裨将军，与王翦攻楚，大破之，杀项燕。（《史记·蒙恬列传》）

司马贞：此云为王翦所杀，与《楚汉春秋》同，而《始皇本纪》云：“项燕自杀。”不同者，盖燕为王翦所围逼而自杀，故不同耳。（《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王伯祥：公元前224年（秦始皇二十三年，楚王负刍四年），秦将王翦击破楚，虏楚王。楚将项燕立昌平君为王，在淮南地方反秦。明年，王翦、蒙武攻破楚军，昌平君死，项燕自杀，见《秦始皇本纪》。《楚汉春秋》说是被王翦所杀，与此处“为楚将王翦所戮”同。大概燕为王翦所围，被逼自杀，秦人夸耀战绩，就说杀了他。（《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牛运震：“其季父项梁”云云，至“王翦所戮者也”，顺出项梁，追述先世，正见秦项世仇，为后文屠秦杀婴之本也。（《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9]【汇注】

浦起龙：篇以羽作主，兼絜项梁，揭清楚将世系，并为秦仇伏根。（《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汇评】

姚苎田：提出项燕、王翦，以著秦、项世仇；提出世为楚将，以著霸楚缘起。（《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10]【汇注】

司马贞：《地理志》有项城县，属汝南。（《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今陈州项城县城即古项子国。”（《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先谦：项：汝南县。今陈州府项城县东北。（《汉书补注·项籍传》）

王恢：项：《颍水注》：“颍水迳项县故城北，春秋鲁灭项。”《清统志》（一九一）：“故城今项城县东北。故项子国，鲁僖十七年（六四三）夏灭之，所属楚。”（《史记本纪地理考·项羽本纪·项梁避仇吴中，起兵渡江》）

杨家骆：项：本古国名，春秋时为鲁所灭。其后楚灭鲁，乃以项封项燕的先人。其故城在今河南省项城县东北。（《史记今释》）

[11]【汇注】

邵思：“项”，本姬姓之国，《公羊传》云：“齐桓公灭项，子孙以国为氏。”《史记》有项托，楚将项燕……羽号霸王。羽将项庄、项伯。（《姓解》卷一《项》）

邓名世：“项”，出自古诸侯项国。其地汝阴项县，今项城是也。鲁僖公十七年，灭项，取其地，楚考烈王灭鲁，封其将于项，因以为氏。《西京杂记》有项瑫及其子陆。（《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二十一《项》）

郑樵：项氏，或言姬姓之国。故城在陈州项城县东北一里，为齐所灭。子孙以国为氏。项橐八岁，孔子师之。又汉赐姓刘氏，周赐姓辛氏，望出辽西。（《通志略·氏族略第二·周不得姓之国》）

梁玉绳：项梁始见《始皇纪》，世为楚将，封于项为项氏。父项燕，梁号武信君。章邯击破之定陶，梁死（《史·项羽纪》）。按：《广韵·注》云：项，姬国，为齐桓公所灭，子孙以国为氏（《通志·氏族略二》同）。《路史·国名纪五》注云：“楚考烈灭鲁，封其将于项，为项氏。”二说未知孰是。（《汉书人表考》卷六《项梁》）

编者按：明凌迪知《氏族博考》卷三将“项”列入“周不得姓之国”的范畴，观点同于郑樵。

【汇评】

王维祯：即叙世系，无一迂语。（引自《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牛运震：述项氏得姓之由，以见项氏为楚世臣，为后文求楚后立义帝之本也。（《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项籍少时[1]，学书不成[2]，去；学剑又不成[3]。项梁怒之[4]。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5]。剑一人敌[6]，不足学，学万人敌[7]。”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8]，籍大喜[9]，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10]。项梁尝有栎阳逮[11]，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12]，以故事得已[13]。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14]。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15]。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16]，项梁常为主办[17]，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18]，以是知其能[19]。秦始皇帝游会稽[20]，渡浙江[21]，梁与籍俱观[22]。籍曰：“彼可取而代也[23]。”梁掩其口[24]，曰：“毋妄言[25]，族矣[26]！”梁以此奇籍[27]。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28]，才气过人[29]，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30]。

[1]【汇注】

王伯祥：少时，少年时。（《史记选·项羽末纪》）。

[2]【汇注】

王伯祥：学书，认字和写字。故下云“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杨家骆：学书，《史记今注》：“按：学书为学为文吏也；学剑谓学为武吏也。”与下文“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不合。旧注又有谓“书”指文字，“学书”犹言学“认字”者，亦似是而非，盖如项籍认不得字，项梁岂能教以兵法？《会注考证》引雨森精翁说：“考东方朔传，书即文史，言识古人姓名。”此则近之，因古人著书不离事以言理，记言记事必涉人名，籍鄙薄之，故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其实书自不止于记名姓也。（《史记今释》）

[3]【汇注】

凌稚隆：按《史训》云：“去即罢也。”（《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杨家骆：去：犹言“抛开”“舍去”，指半途而废。（《史记今释》）

[4]【汇注】

张家英：《汉书·项籍传》记此事为：“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去。梁怒之。”《汉书》两用“去”字，表义明确。《史记》少用其一，易生“去学剑”之歧义。（《〈史记〉十二本纪疑诂·项羽本纪》）

又：要之，此“去”字不当与“学剑”连读，而当为“学书不成”之结语。因而，本节首引各句当读为“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必如此，方不至于误解“去”字之义，而亦有助于“项梁怒之”之理解。（同上）

【汇评】

姚苎田：特写两“不成”，一“不肯竟学”，羽之结局已大概可见。（《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5]【汇评】

程金造：认为书足记名姓即可，不必多学。而不知书是一切人生思想与经验记录。从中可以广其见闻，增益知识，借鉴他人之事，提高自己的器识，能以推陈出新的去处理繁纷事端，为事业有成的基础。兵法是能精通战略与方术，为战胜攻取己破敌之要端。而项羽对此至要之事，不刻苦学习，则必至鼠目寸光，智术短浅，为其一生所志落空，事业失败之总根源。（《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6]【汇注】

夏伯炎：敌：对抗；抵拒。（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汇评】

沈钦韩：《尉缭子·武议》吴起曰：“一剑之任，非将事也。”（《汉书疏证》卷二十七《陈胜项籍传》）

[7]【汇评】

桓范：昔霸王之战，策贵神胜，故曰：上兵伐谋，而战胜也。吴起临阵，虽剑不持。项羽初学剑，后学兵略，此勇难独用，况无勇乎？（见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三十七《世要论·兵要》）

杨一奇辑、陈简补：学至于敌万人，则籍之所以成其暴也。语云“仁者无敌”，向使籍而知此，则无垓下之惨矣。（《史谈补》卷二《学万人敌》）

[8]【汇注】

洪迈：汉成帝时，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其“权谋”中有《韩信》三篇，“形势”中有《项王》一篇，前后《艺文志》载之。且云“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项、韩虽不得其死，而遗书可传于后者，汉世不废”。今不复可见矣。（《容斋四笔》卷八《项韩兵书》）

杨家骆：兵法：《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有孙吴诸家兵法，当即项梁所教。在兵书略形势家有“项王一篇”，虽不必出于项籍笔下，亦当系其部下记其言其事而成，亦可为项籍曾学兵法之证。（《史记今释》）

【汇评】

杨慎：项羽自少不肯学书与剑，而叔父梁授以兵法。夫兵法之书多矣，孰有加于孙、吴、司马哉？《吴子》云：“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少，亡者众。《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呜呼！项羽可谓好战矣，可谓数胜矣。是高祖一胜，于法当帝；项羽数胜，于法当亡。此而昧焉，所读何等兵法也？垓下阴陵，游魂假息，犹云“天亡”，岂不谬哉！（《丹铅摘录》卷十一）

胡应麟：秦汉间兵家称述名流，大都游侠之笔耳。孙、吴、无忌外，苌弘、范蠡、大夫种、公孙鞅、广武君、韩信，率依托也。……又有《项王》一卷，彼六年间，大小百战，喑呜叱咤，宁暇此乎？（《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五《四部正伪》中）

[9]【汇评】

程馀庆：英雄本色。（《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0]【汇评】

凌稚隆：项籍喜兵法，略知其意，而不肯竟学：是真能学兵法者。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是真能解书者。（《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何焯：《艺文志》“兵法形势”中有《项王》一篇。而黥布置阵如项籍军，高祖望而恶之。盖治兵置阵，是其所长，故能力战摧锋，而不足于权谋，故其后往来奔命，卒为人乘其罢而踣之，所谓“略知其意而不竟”者也。（《义门读书记》卷三《前汉书》）

俞思学：按：略知其意，项羽一生病根。后能战而不能守，能胜而不能败，终是“略知其意”。（《史概》卷一《项羽本纪》）

牛运震：“项籍少时学书”云云，至“又不肯竟学”，写出项羽性情、学问，正以预伏后文谋计得失、霸业兴败之本也。（《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11]【汇注】

司马贞：按：逮训及。谓有罪相连及，为栎阳县所逮录也。故汉（史）［世］每制狱皆有逮捕也。（《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组：“故汉史每制狱皆有逮捕也”，张文虎《札记》卷一疑“史”当作“世”。

张守节：栎音药。逮音代。（《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伯祥：栎阳，秦所置县，故治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七十里。逮音代，及也。有罪相连及，也叫逮。有栎阳逮，项梁为人攀连，被栎阳县捕去。蜀大字本和清武英殿本逮下都有“捕”字。百袖宋本、汲古阁本和会注考证本都与此本同，无“捕”字。（《史记选·项羽本纪》）

编者按：栎阳县，战国秦置，秦献公二年（前383年）至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曾为秦都邑。古城遗址在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乡古城村。经考古勘探和试掘，基本上搞清了城的范围、建筑布局。城墙东西长2500米，南北宽1600米：城内有东西向和南北向的主干道各3条：东、西城墙上各有3门，南、北城墙上各有2门。并发现有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等众多建筑基址。

[12]【汇注】

裴骃：苏林曰：“蕲音机，县，属沛国。”（《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司马贞：按：服虔云“抵，归也”。韦昭云“抵，至也”。刘伯庄云“抵，相凭托也”。故应劭云“项梁曾坐事系栎阳狱，从蕲狱掾曹咎取书与司马欣。抵，归；已，息也”。（《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王先谦：咎后为楚海春侯大司马。（《汉书补注·项籍传》）

杨树达：应劭曰：项梁曾坐事传系栎阳狱，从蕲狱掾曹咎取书与司马欣。抵，相归抵也。先谦曰：《集解》引韦昭云：抵，至也。《索隐》引刘伯庄云：相凭托也。语较明显。树达按：韦训抵为至，是也。书谓作书，乃动字，非如书札之书为名字也。书抵司马欣，犹今人言作书与司马欣。书抵二字当连读，否则文义不顺。应训书为取书，王于书字下注断，皆失其义。（《汉书窥管·陈胜项籍传》）

王伯祥：蕲本楚邑，秦置县，故治在今安徽省宿县南三十六里。掾读如缘去声，古时佐治之吏，统称掾属。狱掾，管狱囚的主吏，犹后世的典狱官。曹咎后仕项氏为大司马海春侯，见后。（《史记选·项羽本纪》）

王骏图撰、王骏观续：抵当训致也。《前汉·杜延年传》“或抵其罪法”注云：“抵，致也，特致之于罪法也。”此训抵为致之证，谓书致栎阳狱掾司马欣也。韦氏训至，义尚相近，应、服、刘三家之说，则非其义矣。（《史记旧注平议·项羽本纪》）

王恢：蕲：《汉志》蕲县属沛郡。《楚世家》，王翦杀项梁父燕于蕲南。《郡国志》：“有大泽乡，陈胜起义于此。”汉高讨黥布，遇布蕲西会甀乡。《清统志》（一二六），故城在今宿县南蕲县乡蕲县集。（《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项梁避仇吴中，起兵渡江》）

[13]【汇注】

裴骃：应劭曰：“项籍曾坐事传系栎阳狱，从蕲狱椽曹咎取书与司马欣。抵，归；已，止也。”韦昭曰：“抵，至也。谓梁尝被栎阳县逮捕，梁乃请蕲狱掾曹咎书至栎阳狱掾司马欣，事故得止息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汇评】

吕祖谦：秦法虽峻，然吏之关通请求自若也。（《大事记解题》卷八《本注》）

王夫之：孰谓秦之法密，能胜天下也？项梁有栎阳逮，蕲狱掾曹咎书抵司马欣而事得免。其他请托公行、货贿相属，而不见于史者，不知凡几也。项梁，楚大将军之子，秦之所尤忌者，欣一狱掾，驰书而难解。则其他地位尊而权重者，抑孰与御之？法愈密，吏权愈重；死刑愈繁，贿赂愈章；涂饰以免罪罟，而天子之权，倒持于掾史。南阳诸刘屡杀人而王莽不能问，皆法密吏重有以蔽之也。（《读通鉴论》卷一《二世》）

郭嵩焘：按：为下汜水之战伏根。楚、汉兴亡，由成皋一失，遂不复能自振。曹咎、司马欣，始终一狱掾之才耳，项氏始业系此二人，故特表出。（《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14]【汇注】

吴汝煜：关于项羽少年时随叔父项梁逃往“吴中”的具体地点问题，史失其载。裴骃、司马贞、张守节亦未出注文。今按，“吴中”本泛指春秋吴国所在地，然吴国旧都在今江苏省吴县，秦会稽郡亦治吴，故明代凌稚隆解“吴中子弟”时云：“会稽治吴，故云吴中子弟。”目前注家都沿用此说。其实，梁因杀人亡命，……必不敢居郡治所在地。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五引《宋书·孔季恭传》《南齐书·李安民传》《南史·萧思话传》，谓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卞山有项王庙，然未言项羽微时曾寓居于此。检《全唐文》卷三三八颜真卿《项王碑阴述》，知项羽随梁徙吴的具体地点确在吴兴。颜文云：“西楚霸王当秦之末，与叔梁避仇于吴，盖今之湖州也。虽灭秦而宰制天下，魂魄犹乐兹邦，至今庙食不绝。”唐湖州于六朝时曾为吴兴郡，治所在今浙江省湖州市，其地春秋时属吴国，故可称为“吴中”。（《史记论稿·论项羽·附记》）

王恢：吴中：秦会稽郡治，今吴县，故吴都。亦泛称，如秦中、关中、蜀中。（《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项梁避仇吴中，起兵渡江》）

夏伯炎：吴中：县名，即吴县。治所在今江苏省苏州市，当时为会稽郡郡治。（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编者按：元章父注《项羽里》云：“项里在越溪上。”“在山阴县南十五里有庙在焉”。此项里及项羽庙，或皆项羽避仇吴中之踪迹及影响。

[15]【汇评】

凌稚隆：吴中子弟惮籍易，吴中贤士大夫皆出梁下难，此梁所以尤贤也。（《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程馀庆：避地所至，而能盖其郡人，非但才气之异，吴故属楚，项氏世为楚将，有名故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6]【汇注】

王伯祥：繇役即徭役。古时地方上有大兴作，如筑城、造桥等，便在当地组织人力来应差，叫做徭役。丧是丧仪。古时统治阶级把丧事看得极重，比较规模大些的丧仪，也得大量使用人力。大繇役及丧，即指大规模的徭役和大规模的丧仪。（《史记选·项羽本纪》）

杨家骆：“每吴中”句：“繇”同“徭”，古代民众为政府出人力服劳役，如筑城、造桥等，叫做“徭役”；“丧”读平声，办丧事。（《史记今释》）

【汇评】

姚苎田：“每吴中”云云数句，正注明“皆出项梁下”一句也；看“以是知其能”五字自明，古文针路皆如此。（《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17]【汇注】

王伯祥：主办，主持办理。（《史记选·项羽本纪》）

[18]【汇注】

沈钦韩：《御览》三百八十六《楚汉春秋》曰：“项梁阴养士，最高者多力，拔树以击地。”《地泉志》引《楚汉春秋》曰：“项梁阴养死士，卒人参木者，所欲计谋也。木佯疾，于室中铸大钱。”（《汉书疏证》卷二十七《陈胜项籍传》）

杨家骆：“阴以”句；“阴”，暗中；“兵法”，此处指治理军队的法度；“部勒”，组织，指挥，调度；“宾客”，指依附在项梁手下的客籍游士，“子弟”，青年人。按《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六引《楚汉春秋》：“项梁阴养士，最高者多力拔树以击地。”又《太平御览》卷八百三十五引同书：“项梁阴养死士九十人。参木者，所与计谋者也。木佯疾于室中，铸大钱，以具甲兵。”可备考。（《史记今释》）

[19]【汇注】

王伯祥：以是，因此。知其能，知宾客子弟之能。项梁因部勒宾客子弟而知道他们各人的能力。与后面“以此不任用公”相呼应。（《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凌稚隆：不惟部勒兵法，且以习其人而阴择之，其意远矣。（《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于慎行：项梁避仇吴中，有大徒役丧，梁常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以知其能。英布论输骊山之徒数十万人，布皆与其徒长豪杰交通。二人皆一世之雄，其屈约时已有大志如此。世之有志用世者，诚于居卑之时，默察等责，可以得其底里，即一旦用人，胜于延访耳。（《读史漫录》卷二）

[20]【汇注】

王伯祥：秦始皇帝名政，秦庄襄王之子。嗣位后二十六年，尽并六国，废除划地封君制，确定郡县制，建成统一的大帝国，自为皇帝。废除自古以来的谥法，欲使后代以数计世，故号“始皇帝”。时时出都巡游，刻石纪功。公元前210年，在途中害病，死于沙丘的平台（在今河北省平乡县东北）。在位三十七年。《史记》有《秦始皇本纪》。游会稽即指末次巡游“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事。此会稽是今浙江省绍兴县东南十三里的会稽山，不是当时的会稽郡治吴县。（《史记选·项羽本纪》）

[21]【汇注】

颜师古：应劭曰：“浙音折。”晋灼曰：“江水至会稽山阴为浙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司马贞：韦昭云“浙江在今钱塘”，浙音“折狱”之“折”。晋灼音逝，非也。盖其流曲折，《庄子》所谓“淛河”，即其水也。淛折声相近也。（《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王圻：《说文》释浙江云：江水东至会稽山阴，为浙江。又浙水出丹阳黟中，东入海。皆今钱塘浙江也。秦始皇渡浙江，至会稽。又《庄子》有“淛河”，则浙名旧矣。桑钦载淛水所经所入，正今浙江，而不名为浙。若谓浙、淛字近，久而相变，如邾、邹之类耶？许氏浙水、淛水又复两出，皆不可晓。（《稗史汇编·地理门·江湖·浙江》）

洪颐煊：按：浙江即南江，《水经·沔水注》《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东出，迳吴国，南为南江；会稽郡治吴，浙江在吴县南，故梁与籍于始皇既渡时，得共观之。（《读书丛录》卷十七《史记·浙江》）

[22]【汇注】

王伯祥：秦始皇过吴上会稽，项梁与籍当在徭役中，故渡浙江时得俱观之。（《史记选·项羽本纪》）

[23]【汇评】

王楙：班固作《前汉书》，所以寓劝戒意深矣。仆观其作列传七十卷，而以陈胜为传首，盖次其时之先后故尔。然作《胜传》，未言其他。首回胜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而叹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胜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固首载此语，有以见天亡秦之兆，其已久矣。次作《项籍传》，又言秦始皇东游会稽，梁与籍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匹夫而敢为此语，益以验天亡秦之兆，果不可遏。然后知高祖之起，所以应天顺人也。（《野客丛书》卷二《天亡秦兆》）

于慎行：秦皇东游会稽，千乘万骑，盖海弥天，气焰何如！项王以一介布衣，睥睨纵观，即曰“彼可取而代也”，此言不苟，必自有所见。及汉祖观之，亦曰“大丈夫当如此”！英雄器局，大略相同。悲夫籍也！（《读史漫录》卷二）

俞思学：穆文熙曰：匹夫而敢为此语，其志亦雄矣哉！（《史概》卷《项羽本纪》）

高嵣：彼可取而代也：粗莽语，已现全体。（《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王鸣盛：项之言悍而戾。（《十七史商榷》卷二《刘项俱观始皇》）

姚苎田：蛮得妙。与高祖语互看，两人大局已定于此。（《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刘咸炘：“彼可取而代也”，特书此语，著匹夫狂起之初机。此三代与秦、汉以下之一大关键也。《高纪》书“大丈夫当如是矣”，《陈涉世家》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皆此意。（《太史公书知意·项羽本纪》）

程金造：羽观秦皇帝东游，即羡其富贵威武，就急想“取而代之”。只知自私自利为快，而不知拯黎民于水火，登万姓于衽席，是人生之天职，亦天下之至乐。……太史公虽似闲闲叙此琐事，却是笼照全篇。好似绘画家作画，先在纸上用淡色构勒一个轮廓，而其后一切浓颜杂色，山水楼台，树花人物，都本此轮廊画出。太史公传人，往往如此。首先将其人性格能力见识器量著出，然后以具体活的事实，述其盛衰成败。（《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24]【汇校】

王伯祥：掩其口下，《蜀本》《汲古阁本》俱无“曰”字。（《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注】

沈钦韩：《舆地纪胜》，掩浦在安吉州乌程县东北一十六里，一名项浦。顾长生《三吴土地志》云：“昔项羽观秦皇，项梁闻掩其口处。”（《汉书疏证》卷二十七《陈胜项籍传》）

[25]【汇注】

解惠全：妄言：胡乱说。（《全译史记·项羽本纪》）

[26]【汇注】

颜师古：凡言族者，谓族诛之。（《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27]【汇注】

王伯祥：奇有重视或赏识之义。以此奇籍，因这“可取而代”一语，项梁遂大大赏识他。与前学书、学剑两俱不成时的“怒之”相应，一变而为另眼相看了。（《史记选·项羽本纪》）

杨家骆：梁以此奇籍：“奇”作动词用，作“赏识”解，“奇籍”谓“以项籍为不凡之人”。（《史记今释》）

【汇评】

姚苎田：当教以兵法时，固已知其可用，此处“奇”字，直有可使南面之想矣，细想自辨。（《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牛运震：“以故事得已”，“以是知其能”，“梁以此奇籍”，每用虚字作结句，此法自太史公倡之，后人作史，袭用者甚多。（《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韩兆琦：作品先是通过学书、学剑、学兵法诸事，表现了项羽的豪迈不群，但也同时见到了他性情的粗疏，为他日后的成功与失败都埋下了伏笔。随后作品描写了他看秦始皇渡浙江的情景，当时项羽与其叔项梁一道观看，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赶紧手掩其口，说：“勿妄言，族矣！”然而他也“以此奇籍”。用早年的一件事，一句话，以预示其日后的不凡，是《史记》中常用的手法。（《史记博议·项羽本纪》）

[28]【汇注】

裴骃：韦昭曰：“扛，举也。”音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刚、扛”，或问曰：吴楚之俗，谓相对举物为刚，有旧语否？答曰：扛，举也。音江，字或作崩。《史记》云“项羽力能扛鼎”，张平子《西京赋》云“乌获扛鼎”，并是也。彼俗音讹，故谓扛为刚耳，既不知其义，乃有造字者，固为穿凿也。（《匡谬正俗》卷六）

司马贞：《说文》云：“横关对举也。”（《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王伯祥：扛鼎即举鼎。《说文》：“扛，横关对举也。”有两人或多人共抬之意。此处借对举为单举义，用来表现项羽的力气大。（《史记选·项羽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扛”本对举之名，然借以状多力。（《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项羽本纪第七》）

[29]【汇注】

王伯祥：才气，包括才干、器度、识解而言。过人，超过一般人。（《史记选·项羽本纪》）

[30]【汇注】

凌稚隆：按秦时会稽治吴，故云吴中子弟。（《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吴国泰：虽者，“唯”之借字。“唯”，语词也。《左传·文公十七年》：“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又“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皆假“虽”为“唯”，为发语之词，犹言“盖”也。“唯”，古读如“伊”，“盖”如“盍”，“盍”“伊”歌泰同部近转，故可假为“盖”。“唯吴中子弟”犹“盖吴中子弟”也。（《史记解诂·项羽本纪》，载《文史》第43辑）

秦二世元年七月[1]，陈涉等起大泽中[2]。其九月，会稽守通谓梁曰[3]：“江西皆反[4]，此亦天亡秦之时也[5]。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6]。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7]。”是时桓楚亡在泽中[8]。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9]，独籍知之耳[10]。”梁乃出，诫籍持剑居外待[11]。梁复入[12]，与守坐[13]，曰：“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14]。”守曰：“诺[15]。”梁召籍入[16]。须臾，梁眴籍曰[17]：“可行矣[18]！”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19]。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20]。门下大惊[21]，扰乱[22]，籍所击杀数十百人[23]。一府中皆慴伏[24]，莫敢起[25]。梁乃召故所知豪吏[26]，谕以所为起大事[27]，遂举吴中兵[28]。使人收下县[29]，得精兵八千人[30]。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31]。有一人不得用，自言于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32]，不能办[33]，以此不任用公[34]。”众乃皆伏[35]。于是梁为会稽守[36]，籍为裨将[37]，徇下县[38]。

[1]【汇注】

王伯祥：秦二世即二世皇帝，名胡亥，始皇少子。始皇在半路上死于沙丘，赵高、李斯阴谋杀害太子扶苏而立胡亥。元年当公元前209年。后三年，二世为赵高所杀。事迹附见《始皇本纪》。（《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牛运震：“秦二世元年七月”云云，按本纪未有不编年者，今项羽未尝改年称号，自无年可编。后篇“汉之元年”“汉之二年”“汉之三年”“汉之四年”，此以汉年记楚事也。此处提“秦二世元年”以便书事，似宜连编二世二年、三年，以记楚汉分争事迹，庶几前后皆成编年纪事之体，其于本纪体制为合矣。（《读史纠谬》卷一《项羽本纪》）

程馀庆：以秦纪年，提陈涉起时甚明晰。下更不用年月纪事，一滚叙去，极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汇注】

司马贞：徐氏以为在沛郡，即蕲县大泽中。（《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王伯祥：陈涉，详后《陈涉世家》。大泽，乡名，当时属蕲县，在今安徽省宿县西南故蕲县西。起大泽中，起兵于大泽乡中。（《史记选·项羽本纪》）

王恢：大泽：《郡国志》：“沛郡蕲县有大泽乡，陈涉起此。”《清统志》（一二六）：在今宿县西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项梁避仇吴中，起兵渡江》）

杨家骆：“陈涉”句：“陈涉”即陈胜，字涉，颍川阳城人（阳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三十五里）。秦二世元年七月，被遣发远戍渔阳，胜与吴广为屯长；行至大泽乡，因雨失期，法当斩首，胜乃与吴广发难。事见《史记·陈涉世家》。“大泽”，乡镇名，当时属蕲县，在今安徽省宿县西南。（《史记今释》）

[3]【汇校】

梁玉绳：“会稽守通谓梁曰”，按：《汉书·项籍传》作项梁语，非通谓梁也。叙事迥异，未知孰实。（《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尔时未言太守。”又：《楚汉春秋》曰：“会稽假守殷通。”（《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守音狩。《汉书》云景帝中二年七月，更郡守为太守。（《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又：按：言“假”者，兼摄之也。（同上）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注“假者”，资望轻而未即真耳，非兼摄。（《史记会注考证·项羽本纪》）

王伯祥：守，一郡之长。会稽守，即驻在吴县的会稽郡守。通姓殷。会稽守通，会稽郡守殷通。谓梁，召项梁来跟他议事。那时项梁的声望足以震动一郡的长官了。（《史记选·项羽本纪》）

编者按：“会稽守通”，陆贾《楚汉春秋》佚文为“会稽假守殷通”，班固《汉书·陈胜项籍传》作“会稽假守通”，皆有一“假”字。陈直在《汉书新证》中解曰：“汉代官制，假有两义，一兼摄，本文是也。一暂摄，项羽为假上将军，韩信假齐王是也。《隶释》卷六，《北海相景君铭》云‘假阶司农’。卷八，《衡方碑》云‘惟时假阶’，皆兼摄之义，假阶似又成为制度之名词。”裴骃《集解》引徐广云“尔时未言太守”，太守之名为景帝时由郡守所改定。总之“守”，为郡守，“通”姓殷，叫做殷通，时为兼摄吴郡之长官。

[4]【汇注】

何焯：江西皆反：江西犹今言浙西。（《义门读书记》卷十三《史记》）

王鸣盛：《陈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谪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涉为屯长。徐广注：大泽乡在沛郡蕲县。然则所云江西，乃指江北言。……而江西则古人西北通称，非以对东乃得称之。（《十七史商榷》卷二《江西江东》）

王伯祥：大江自今安徽省境斜行而北，直达今江苏省的镇江市，形成一道略偏南北流向的水路。这一带地的两岸，自古有江东、江西之名，与现在的江西省（从唐代的江南西道、宋代的江南西路演化而来）并不相干。《晋书·地理志》把庐江、九江之地自合肥以北至寿春，都称做“江西”，那么现在皖北一带并淮河下流都叫江西了。明末学者顾炎武也说：“今所谓江北，昔之所谓江西也。”江西皆反，指陈涉起兵大泽乡时，江北各地到处都起来响应。（《史记选·项羽本纪》）

[5]【汇评】

程馀庆：点睛。与后半“天亡”楚句，如中天双柱。（《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6]【汇注】

司马贞：按：谓先举兵能制得人，后则为人所制。故荀卿子曰“制人之与为人制也，其相去远矣”。（《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7]【汇注】

张守节：张晏云：“项羽杀宋义时，桓楚为羽使怀王。”（《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伯祥：使公及桓楚将，令项梁和桓楚共同指挥所发动的兵马。将，率领。桓楚在当时，必是被秦廷所注意的人物，故下云“亡在泽中”。（《史记选·项羽本纪》）

[8]【汇注】

王伯祥：亡，逃亡；避匿。转徙逃死叫“流亡”。避罪逃匿叫“亡命”。泽中，泛指山林薮泽之中，犹云江湖。亡在泽中，亡命流转在江湖上。（《史记选·项羽本纪》）

[9]【汇校】

王伯祥：亡人：亡命之人。读本旧读，皆于“亡”字断，“人”属下读。未安。下云“莫知其处”，项梁自谓不知桓楚逃亡的地方，故紧接“独籍知之耳”。若云“人莫知其处”则大家都不知道，何以项籍独能知之呢！（《史记选·项羽本纪》）

[10]【汇注】

凌稚隆：籍实不知桓楚处。（《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董其昌：梁欲出教项籍，使杀太守，故假托籍知桓楚之处，其实籍不知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11]【汇注】

王伯祥：诫，吩咐。待，待命，犹言“候着”。（《史记选·项羽本纪》）

[12]【汇评】

姚苎田：叙项梁如生龙活虎。（《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13]【汇注】

王伯祥：与守坐，还与殷通同坐。（《史记选·项羽本纪》）

[14]【汇评】

牛运震：“使公及桓楚”云云，至“使受命召桓楚”：按此段将“桓楚”“桓楚亡”“召桓楚”，极有层次而安顿得所，故不见重复，且能省约字句。（《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15]【汇注】

王伯祥：诺，应承之辞，犹言“是”或“好吧”。（《史记选·项羽本纪》）

[16]【汇评】

吴见思：序事曲折详尽。（《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17]【汇注】

颜师古：眴，动目也，音舜，动目而使之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注）

杨树达：《说文四篇上目部》云：“旬，目摇也。或作眴。”又云：“瞚，开阖目数摇也。”音义并相近。《公羊传·文公七年》云：晋大夫使与公盟也。《何注》云：以目通旨曰。《释文》云：音舜。则眴字又作。（《汉书窥管》卷四《陈胜项籍传》）

夏伯炎：眴，使眼色。（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18]【汇评】

孙琮：叙仓卒起事如画。（《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19]【汇评】

俞思学：许应元曰：会稽守素贤项梁，召与计事。而梁乃阴诫籍于外入而斩守，佩其印绶。其初起与沛公异矣。梁死定陶，籍之夭亡，有以也夫！（《史概》卷一《项羽本纪》）

浦起龙：写得机变绝人！（《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程馀庆：守欲反秦，何不与同起事？盖项梁意气不能为人下也。杀会稽守一事，庸人不能为，帝王不肯为，真群雄局面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0]【汇注】

王伯祥：印是印章，绶是穿缚印纽的带子。佩其印绶，把会稽守的官印系在身上。秦、汉时每授一官，必铸一印，故新官、旧官各有一印，不象南北朝以后那样的换官不换印的。项梁当时举动非常，所以夺取旧印来做号召的工具。（《史记选·项羽本纪》）

[21]【汇注】

王伯祥：门下，指郡守的侍从护卫之人。（《史记选·项羽本纪》）

[22]【汇注】

解惠全、张德萍：乱，混乱。“扰”也是乱的意思。（《全译史记·项羽本纪》）

[23]【汇注】

颜师古：数十百人者，八九十乃至百也。他皆类此。（《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司马贞：此不定数也。自百已下或至八十九十，故云数十百。（《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24]【汇注】

司马贞：《说文》云：“詟，失气也。”音之涉反。（《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王伯祥：慴音摺，恐惧得丧失勇气。字亦作“詟”。慴伏就是骇倒。故下云“莫敢起”。（《史记选·项羽本纪》）

夏伯炎：慴伏：惊吓得趴在地上。（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解惠全、张德萍：慴伏：因惧怕而屈服。“慴”，恐惧。“伏”，通“服”。（《全译史记·项羽本记》）

[25]【汇评】

孙琮：四用“莫敢”字，极写人心惶悚。（《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姚苎田：夹叙二项，各各须眉欲活，写生妙手。（《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牛运震：“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按：此“一府中皆慴伏”，文义已足，加“莫敢起”三字，更有神情声势。（《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26]【汇注】

王伯祥：故，旧时；从前。故所知豪吏，早先熟悉的有力量的吏士。（《史记选·项羽本纪》）

[27]【汇注】

颜师古：谕，晓告之。（《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28]【汇注】

解惠全、张德萍：举：发动。（《全译史记·项羽本纪》）

[29]【汇注】

颜师古：四面诸县也。非郡所都，故谓之下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王伯祥：收下县：收所下之县。（《史记选·项羽本纪》）

[30]【汇注】

凌稚隆：按此伏八千人案，为后以八千人渡江，及与亭长言江东子弟八千人张本。（《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姚苎田：二句夹叙法，合所举所收，共八千人也。（《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汇评】

高嵣：起事吴中，写得机变。得八千人，始事眉目。（《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牛运震：按此处八千人，乃一篇眼目。篇中凡言“六七万人”，“蒲将军将卒二万”，“兵四十万”，“精兵三万人”，以及“八百余人”“百余人”“二十八骑”，篇末又回应“八千余人”，点逗生情，叠次有姿，可悟史笔之妙。（《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31]【汇注】

颜师古：分部而署置之。（《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姚苎田：校尉：将兵者；候：军候，主侦敌；司马：主军政赏罚。（《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沈钦韩：《续志》：校尉，比二千石。军司马，比千石。部下有曲，曲军候，比六百石。（《汉书疏证》卷二十七《陈胜项籍传》）

王伯祥：部署，分别安排。吴中豪杰，指梁平时选上的有能力的人。校尉，将级以下的军官。候，军候，军中经理事务的官。司马，军司马，执行审判的军法官。（《史记选·项羽本纪》）

[32]【汇注】

王伯祥：主，主管。主某事，管理某一件事。（《史记选·项羽本纪》）

[33]【汇注】

凌稚隆：梁为主办，而行以兵法；则此不办者，不知兵者也，故不用。（《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34]【汇评】

高嵣：“前时某丧……以此不任用公”：应前为“兵法部勒”生色，为“知其能”点实。（《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35]【汇校】

王伯祥：“伏”古与“服”通。明归有光评点本正作“服”。（《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姚苎田：不特回顾主办一段也，古文摹写人处，往往大处不写，写一二小事，转觉神情欲活，此颊上三毫法也。不必谓实有是事。（《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程馀庆：“皆出梁下”“皆以惮籍”“皆慴伏”“众乃皆服”：四“皆”字照应成文。（《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程金造：太史公在此点示出用人先要知人。（《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36]【汇注】

王伯祥：于是，犹言“当此时”。与作“遂”“乃”解的“于是乎”有别。梁为会稽守，项梁就自己做了会稽郡守。（《史记选·项羽本纪》）

[37]【汇注】

颜师古：裨，助也，相副助也。裨音频移反。他皆类此。（《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冯梦龙：裨将，副将也。（《纲鉴统一》卷五《秦二世》）

[38]【汇注】

裴骃：李奇曰：“徇，略也。”如淳曰：“徇音‘抚徇’之‘徇’。徇其人民。”（《史记集解·项羽本记》）

王伯祥：徇音恂，兼有示威、劫持、抚安等意义。徇下县，镇抚郡下的属县。（《史记选·项羽本纪》）

张家英：“下县”系对郡治所在而言，指一郡中非郡治所在的属县。（《〈史记〉十二本纪疑诂·项羽本纪》）

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1]，未能下[2]。闻陈王败走[3]，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4]，拜梁为楚王上柱国[5]。曰：“江东已定[6]，急引兵西击秦[7]。”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8]。闻陈婴已下东阳[9]，使使欲与连和俱西[10]。陈婴者[11]，故东阳令史[12]，居县中，素信谨[13]，称为长者[14]。东阳少年杀其令[15]，相聚数千人，欲置长[16]，无适用[17]，乃请陈婴[18]。婴谢不能[19]，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婴便为王[20]，异军苍头特起[21]。陈婴母谓婴曰[22]：“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23]。今暴得大名[24]，不祥[25]。不如有所属[26]，事成犹得封侯[27]，事败易以亡[28]，非世所指名也[29]。”婴乃不敢为王[30]。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31]。今欲举大事[32]，将非其人[33]，不可[34]。我倚名族[35]，亡秦必矣[36]。”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37]。项梁渡淮[38]，黥布、蒲将军亦以兵属焉[39]。凡六七万人[40]，军下邳[41]。

[1]【汇校】

梁玉绳：按：广陵，楚、汉之间为东阳郡，而斯时陈婴已下东阳，疑召平以淩人为陈王徇淩，非广陵也，观《汉书·陈胜传》淩人秦嘉事自见。淩县属泗水，《陈涉世家》作“陵人秦嘉”，古字通用，下文《集解》引《世家》作“广陵人”，乃误增一“广”字。（《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汇注】

颜师古：召读曰邵。（《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张守节：广陵，扬州。（《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俞思学：杨慎曰：召平上有“广陵人”三字，以别于“东陵召平”也。（《史概》卷一《项羽本纪》）

杭世骏：臣世骏按：《水经注》：广陵城，楚汉之间为东阳郡，高祖六年为荆国，十一年为吴城；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曰广陵。此《纪》言广陵者，盖史家追书之也。（《史记考证·项羽本纪》）

【汇评】

倪思撰、刘辰翁评：此召平不自了事，乃能作此度外事，所以发亡秦之踪在此。（《班马异同评》）

[2]【汇注】

张守节：下，胡嫁反。以兵威服之曰下。（《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3]【汇注】

梁玉绳：陈胜始见《始皇纪》。即陈涉。胜字涉，阳城人。自立为王，号张楚，居陈。故曰陈王，为王凡六月，其御庄贾杀之。谥隐王，葬砀。（《汉书人表考》卷六《项羽》）

[4]【汇注】

张守节：矫，纪兆反。召平从广陵渡京口江至吴，诈陈王命拜梁。（《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5]【汇注】

裴骃：徐广曰：“二世之二年正月也。”骃按：应劭曰“上柱国，上卿官，若今相国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程馀庆：召平从广陵渡京口江，至吴，诈陈王命，拜梁上柱国，即相国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6]【汇注】

王恢：江西、江东：长江自安徽以北至江宁，略呈北流，故有江东、江西之称。《日知录》（三一）：“江西之名，殆不可晓。六朝以前，其称江西省，并在秦郡（原注：今六合）历阳、庐江之境。……今之所谓江北，昔之所谓江西也。故《晋·地理志》以庐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寿春，皆谓之江西。今人以江、饶、洪、吉诸州为江西，是因唐贞观十年分天下为十道，其八曰江南道。开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为十五道，而江南为东、西二道，江南东道理苏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后人省文，但称江东江西尔。”魏禧《日录杂说》：“江有南北而东西，金陵、豫章俱在江南，对豫章言则金陵居江南之东，对金陵言则豫章居江南之右，故宋人以金陵、太平、宁国、广德为江南东路，以今江西全省为江南西路。”又曰：“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耳。”（《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项梁避仇吴中，起兵渡江》）

【汇评】

姚苎田：夹叙一事，非传中正文也。看其简处则极简，两行中写许多情事，知此作文，方无喧客夺主之患。（《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7]【汇注】

吴见思：自此一路往西击秦。篇中东西二字是眼目。（《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8]【汇注】

王伯祥：渡江而西，自吴渡江，向西去迎击秦兵。（《史记选·项羽本纪》）

解惠全、张德萍：以：率领。西：向西，西进。（《全译史记·项羽本纪》）

【汇评】

凌稚隆：按项羽始事，已定江东，而渡江西，故通篇以“东”“西”二字为眼目。（《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程金造：叙项梁起兵于吴中。此事是项羽发迹之所由，写项梁也是所以写项羽，所以不能不叙。而叙项梁是以威劫吴中而起兵，用项羽之残暴杀伐为手段。（《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9]【汇注】

裴骃：晋灼曰：“东阳县本属临淮郡，汉明帝分属下邳，后复分属广陵。”（《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司马贞：下音如字。按：以兵威伏之曰下，胡嫁反。彼自归伏曰下，如字读。他皆放此。东阳，县名，属广陵也。（《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东阳故城在楚州盱眙县东七十里，秦东阳县城也，在淮水南。”（《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编者按：东阳，县名，秦置，属东海郡，西汉属临淮郡，东汉属下邳国，西晋仍属临海郡，南朝陈废。治所在今江苏盱眙县东南东阳城。

[10]【汇注】

王伯祥：使使，派遣使者。上“使”动词，下“使”名词。连和俱西，约同联合兵力，共向西进。（《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浦起龙：初渡得机会。（《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牛运震：“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闻陈婴已下东阳，使使欲与连和而西”：按此总结起兵，而又钩起陈婴，且收且挈，笔法最妙。按项氏起江东，而西向攻秦，入关中，其后汉王兴西，项王据东，对峙分争，五载乃定。故一篇之中，往往以东西字为眼目。如“将引军而西”，“数使使趋齐兵，欲与俱西”，“西破秦军濮阳东”，“西略地至雍丘”，“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项羽闻汉王皆已并关中，且东”，“如约即止，不敢东”，“楚以此故无西意，而北击齐”，“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楚遂拔成皋，欲西”，“汉使兵距之巩，令其不得西”，“项王乃自东击彭城（越）”，“项王东击破之”，“西，与汉俱临广武而军”，“毋令得东而已”，“乃东，行击陈留、外黄”，“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汉欲西归”，“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此皆篇中关键也。中间“楚以此故无西意，而北击齐”，“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汉使兵拒之巩，令其不得西”，尤楚、汉成败扼要处。篇末于项羽口中点籍“与江东八千人渡江而西”，回应返顾，更有情致，有章法。（《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11]【汇注】

班固：堂邑安侯陈婴，以自定东阳为将，属楚项梁，为楚柱国。四岁，项羽死，属汉，定豫章、浙江。都渐，定自为王壮息，侯，六百户。复相楚元王十二年。十二月甲申，封，六（十八）年薨。（《汉书》卷十六《功臣表》）

[12]【汇注】

裴骃：晋灼曰：“《汉仪注》云令吏曰令史，丞吏曰丞史。”（《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楚汉春秋》云东阳狱史陈婴。（《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程馀庆：东阳令史：东阳县令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张家英：“令史皆斗食”，县中令、丞、尉之下皆有史，掌文书事务，为地位低下的佐吏，不入官品，宋元以后成为官府胥吏的通称。（《〈史记〉十二本纪疑诂·项羽本纪》）

【汇评】

刘咸炘：“陈婴者”云云，归氏曰：中包陈婴小传。凡大纪传中多有此等法。按：陈婴事仅此，自不应别立传，此处自当叙婴原起，非有意为一小传。读书如是观则可，如谓作者如是造则凿矣。说史最当慎于此际。（《太史公书知意·项羽本记》）

陈直：《汉旧仪》所云令吏曰令史。指县令之属吏，皆可总称令史，然令史实为县吏之一种，与卒史相等。居延汉简释文六页，有令史众。八页，有令史得。九页，有令史应。一八页，有令史憙各记载。其他见于铜器、漆器铭文者，尤多不胜举。陈婴官东阳令史，当与汉简之令史相类。又按：王献唐氏藏有汉“县中少年唯印”，此当为秦楚之际，群雄起义之初，县中诸少年尚未推出盟主时所用之印。《汉书》记述陈婴事，极与之相合。西安西乡，亦曾出“少年唯印”，四边有界格，亦为秦末少年起义时所刻之印。用少年群众名称，不用个人出名，知当时起义军风气如此。（《汉书新证·陈胜项籍传》）

[13]【汇注】

王伯祥：信谨，老实；谨慎。（《史记选·项羽本纪》）

[14]【汇注】

颜师古：素立恩信，号为长者。（《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15]【汇注】

王伯祥：令，一县之长。杀其令，杀死东阳县的县令。（《史记选·项羽本纪》）

[16]【汇注】

王伯祥：置长，推举首领。（《史记选·项羽本纪》）

[17]【汇注】

颜师古：适，主也，音与的同。（《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18]【汇注】

王伯祥：请，拥戴。（《史记选·项羽本纪》）

[19]【汇注】

王伯祥：谢不能，以己无能而谢绝。（《史记选·项羽本纪》）

[20]【汇注】

吴见思：“便”字妙！为王如此之易。极写一时草草。（《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牛运震：“便为王”，“闻陈王定死”：用俗字最老。（《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解惠全、张德萍：便：立即。（《全译史记·项羽本纪》）

王伯祥：立婴便为王，使陈婴即时称王。着一“便”字，草率可见。（《史记选·项羽本纪》）

[21]【汇校】

吴见思：异军苍头特起：六字疑有脱误，诸解恐未确。（《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汇注】

裴骃：应劭曰：“苍头特起，言与众异也。苍头，谓士卒皂巾，若赤眉、青领，以相别也。”如淳曰：“魏君兵卒之号也。《战国策》魏有苍头二十万。”（《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司马贞：晋灼曰：“殊异其军为苍头，谓著青帽。”如淳云：“特起犹言新起也。”按：为苍头军特起，欲立陈婴为王，婴母不许婴称王，言天下方乱，未知瞻乌所止。（《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汇评】

牛运震：异军苍头特起：添此句有声势。（《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程馀庆：谓士卒皆裹皂巾，以别异于众，特起而不属于人也。添此句，有声势。（《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2]【汇注】

裴骃：张晏曰：“陈婴母，潘旌人，墓在潘旌。”（《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司马贞：按：潘旌是邑聚之名，后为县，属临淮。（《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汇评】

刘向：后项氏败，婴归汉，以功封棠邑侯。君子曰：婴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业，流祚后世，谋虑深矣。《诗》曰：“贻厥孙谋，以燕翼子。”此谓也。（《古列女传》卷八《陈婴母》）

俞思学：王维祯曰：叙陈婴母者，见成败之理。虽妇人亦能知之。汉非诸杰所得夺也。（《史概》卷一《项羽本纪》）

凌稚隆：按：婴母之止婴，岂独以世未尝贵哉？亦以婴不能有为，他人借之以立名，则异日且必见杀，婴母其虑之深矣。若楚怀王心者，一旦安受义帝之名，卒被弑逆，曾妇人之虑不若耶？（《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李贽：陵母知兴，是矣。若婴母知废，则未然。彼不过以少贫贱卒富贵不祥，是妇人常见耳，何尝知婴非真天子乎！（《史纲评要》卷五《汉纪》）

高嵣：陈婴母：婴母深识，可作附传观。（《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吴汝纶：婴母数言，皆与项羽反照。（《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项羽本纪》）

[23]【汇注】

王伯祥：先古，上世，犹言祖先。贵者，显贵之人，指高官尊爵而言。（《史记选·项羽本纪》）

[24]【汇注】

夏伯炎：暴：突然。大名：指称帝称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25]【汇注】

王伯祥：不祥，反常，不是好兆头。（《史记选·项羽本纪》）

[26]【汇注】

王伯祥：属，托附；从属。有所属，从属于人，得所依托。（《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唐德宜：卓识！（《古文翼》卷四《项羽本纪》）

[27]【汇评】

倪思撰、刘辰翁评：朴直，有气势。（《班马异同评》）

[28]【汇注】

王伯祥：易以亡，便于亡命逃匿。（《史记选·项羽本纪》）

[29]【汇注】

钱伯城：指名：注目、注意。（《史记纪传选译》上《项羽本纪》）

【汇评】

程馀庆：数语说得有权术，是世上第一占便宜人。沛公之起，萧、曹恐事不就，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二人安身立命，全是此一段主意。婴后果封堂邑侯，四世乃绝，皆母之力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0]【汇评】

王夫之：陈婴之不自立也，周巿之不王魏也，其情均也，而周巿贤矣。巿曰：“天下昏乱，忠臣乃见。”义之所不敢出，害不敢自之而远。居尊以为天下不义之魁，“负且乘，致寇至”，灼然易见，而人不能知。非不知也，无志义以持其心，流俗之蛊之者进矣。陈婴非幸而有其母，亦殆矣哉！（《读通鉴论》卷一《二世》）

[31]【汇评】

浦起龙：借陈婴口，为项氏世世楚将作提掇。（《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32]【汇评】

倪思撰、刘辰翁评：“大”字似怯。（《班马异同评》）

[33]【汇注】

解惠全、张德萍：其人：项氏的人，指项梁。（《全译史记·项羽本纪》）

[34]【汇注】

颜师古：言以不材之人为将，不可求胜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程金造：“将非其人不可”，就是非其才而任其事，事必败坏。（《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35]【汇注】

颜师古：倚，依也，音于绮反。（《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36]【汇注】

解惠全、张德萍：必：一定，必然。（《全译史记·项羽本纪》）

[37]【汇注】

王伯祥：以兵属项梁，陈婴以所属兵卒附于项梁。与前“连和俱西”和“不如有所属”都应合。（《史记选·项羽本纪》）

[38]【汇注】

王伯祥：淮即今淮河。渡淮，言自东阳西行，渡淮北进。（《史记选·项羽本纪》）

[39]【汇校】

梁玉绳：蒲将军，附按：服虔谓“英布起蒲，因以为号”。师古、《索隐》非之，是也。吴斗南以为棘蒲侯柴武，亦非。此犹《高纪》之刚武侯，《史》失其姓名，不知何人也。（《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汇注】

裴骃：服虔曰：“英布起于蒲地，因以为号。”如淳曰：“言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此自更有蒲将军。”（《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此二人也，服说失之。若是一人，不当先言姓名，后乃称将军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司马贞：按：布姓英，咎繇之后，后以罪被黥，故改姓黥以应相者之言。韦昭云“蒲，姓也”，是英布与蒲将军二人共以兵属项梁也。故服虔以为“英布起蒲”，非也。按：黥布初起于江湖之间。（《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凌稚隆：按“以兵属”，“亦以兵属”，本上“不如有所属”来。（《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汇评】

王骏图撰、王骏观续：小司马之说非也。布本姓英，以被黥刑，故人呼为黥布耳，此犹车丞相小冠子夏之例，非改姓也。服虔谓黥布号蒲将军，其说尤非是。盖黥布号当阳君。下文云“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其为二人可知。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谓蒲将军是吕臣之号，是证服说之谬矣。（《史记旧注平议·项羽本纪》）

[40]【汇注】

郭嵩焘：按：项梁初起八千人，得陈婴兵二万，此云“六七万”，然则黥布、蒲将军各以二万人属，至此作一小结束。（《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41]【汇注】

张守节：被悲反。下邳，泗水县也。应劭云：“邳在薛，徙此，故曰下邳。”按：有上邳，故曰下邳。（《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恢：下邳：《左》昭元年，商有侁邳。应昭曰：“邳在薛（滕县），其后奚仲徙此，故曰下邳。”春秋战国属齐以封邹忌（前357年，《田齐世家》）。韩信为楚王都之。建安初，刘备为徐州牧，屯下邳，吕布袭取之；曹操攻布，决泗沂水以灌城。《纪要》（二二）：“《志》云：今邳州东三里有土城故址。今城，金人所置，明初修筑。”据《泗水注》，在泗沂之会，当今邳县南百里古邳镇。（《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项梁避仇吴中，起兵渡江》）

当是时[1]，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2]，军彭城东[3]，欲距项梁[4]。项梁谓军吏曰：“陈王先首事[5]，战不利，未闻所在[6]。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7]，逆无道[8]。”乃进兵击秦嘉[9]。秦嘉军败走，追之至胡陵[10]。嘉还战一日[11]，嘉死，军降。景驹走死梁地[12]。项梁已并秦嘉军，军胡陵，将引军而西[13]。章邯军至栗[14]，项梁使别将朱鸡石、馀樊君与战[15]。馀樊君死。朱鸡石军败[16]，亡走胡陵[17]。项梁乃引兵入薛[18]，诛鸡石[19]。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20]，襄城坚守不下。已拔[21]，皆坑之[22]。还报项梁。项梁闻陈王定死[23]，召诸别将会薛计事[24]。此时沛公亦起沛往焉[25]。

[1]【汇评】

牛运震：按此用“当是时”，提掇转换，开人眼目，最得絜纲振领之法。篇中凡八用之。此处及“当此时，赵歇为王”，“当是时，诸将皆慴服”，“当是时，楚兵冠诸侯”，“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当是时，项王在睢阳，闻海春侯军败，则引兵还”是也。（《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2]【汇校】

王伯祥：秦嘉，裴骃《集解》引《陈涉世家》作广陵人。今本《陈涉世家》作陵人，《汉书·陈胜传》则作凌人。“陵”当作“凌”。凌为秦所置县。故治在今江苏省宿迁县东南。（《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注】

裴骃：《陈涉世家》曰：“秦嘉，广陵人。”（《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又：文颖曰：“景驹，楚族，景氏，驹名。”（同上）

凌稚隆：按《纪》中凡过处接上文，皆用“已”字提醒。（《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夏伯炎：景驹：战国末年楚王的同族。陈涉被章邯打败后，下落不明，所以秦嘉另立景驹为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3]【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徐州彭城县，古彭祖国也。”言秦嘉军于此城之东。（《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伯祥：彭城，古大彭氏之国，春秋时为宋邑。秦置彭城县。即今江苏省徐州市。军彭城东，驻兵彭城以东，正与下邳相近。（《史记选·项羽本纪》）

[4]【汇注】

王伯祥：距与拒通。欲距项梁，意图抗拒项梁。（《史记选·项羽本纪》）

[5]【汇注】

夏伯炎：首事：首先起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6]【汇注】

王伯祥：未闻所在，犹言未知下落。时陈涉已为章邯所败，生死不明。（《史记选·项羽本纪》）

[7]【汇注】

潘永圜：楚王景驹，陈人，与秦嘉同起兵于郯。二世二年癸巳正月，陈王败死，驹乃据留（今沛县东南），自立为楚王。凡四月，项梁击杀之。（《读史津逮》卷二《秦末诸国》）

王伯祥：倍与背通。倍陈王，背叛陈涉。此于抗秦阵营大为不顺，故云逆无道。“逆”上《会注本》有“大”字。（《史记选·项羽本纪》）

[8]【汇校】

梁玉绳：附按：“逆”上脱“大”字，他本及《汉书》有。（《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9]【汇评】

程馀庆：景驹，楚后也，非不当立。项氏兵势已振，亦欲自立王，不肯受事于嘉，故以陈王为名而攻之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0]【汇注】

裴骃：邓展曰：“今胡陆，属山阳。汉章帝改曰胡陵。”（《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王恢：胡陵：《纪要》（三二）：“故城今山东鱼台县东南六十里，春秋宋邑，后属楚，秦县。”按：秦嘉本陈涉部将，原驻东海（山东郯城），闻涉兵败，乃立楚王后景驹，军彭城东，欲以拒梁。（《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项梁避仇吴中，起兵渡江》）

[11]【汇注】

颜师古：复来战。（《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12]【汇注】

王恢：梁地：七国时，魏都大梁，即今开封，魏因称梁。彭越屡扰梁地，盖指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之交地区。此云走死梁地，失其的所。（《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项梁避仇吴中，起兵渡江》）

[13]【汇评】

牛运震：“项梁已并秦嘉军，军胡陵，将引军而西”：按此又作一收，引起下文。凡纪事，事多而文长，须处处有收勒过渡之法。（《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14]【汇注】

裴骃：徐广曰：（栗），县名，在沛。（《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栗，县名，《地理志》属沛郡。（《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王恢：栗：《睢水注》：“睢水自山阳薄来，东迳栗县故城北，下入敬丘。”《清统志》（一九四）：“故城今夏邑县治。”（《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项梁避仇吴中，起兵渡江》）

杨家骆：“章邯”，秦之大将，后降项羽；《汉书·地理志》沛郡“栗”下注云“侯国”，非县也。故地在今河南省夏邑县。（《史记今释》）

【汇评】

俞思学：茅坤曰：予按梁号知兵者。及邯入栗，而梁何以不严兵以待之？顾令羽别攻襄城，而轻以朱鸡石、馀樊君辈尝秦军而败也？（《史概》卷一《项羽本纪》）

[15]【汇注】

王伯祥：别将，分统一支军队的将领。朱鸡石，据《陈涉世家》为符离人。馀樊君，史失其姓名。与战，与章邯军会战。（《史记选·项羽本纪》）

[16]【汇评】

高嵣：此渡后初用兵也。败秦嘉，拔襄城。鸡石之败，乃偏将小挫，不减盛势也。（《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17]【汇注】

程馀庆：项梁军胡陵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8]【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薛城，古薛侯国也，在徐州滕县界，黄帝之所封。《左传》曰，定公元年，薛宰云‘薛之祖奚仲，居薛，为夏车正’，后为孟尝君田文封邑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伯祥：薛，西周任姓封国，奚仲之后。战国时，为齐田婴、田文（孟尝君）父子封邑。秦置薛县。故治在今山东省滕县东南四十四里。（《史记选·项羽本纪》）

王恢：薛：故城滕县东南四十四里。《汉志》：“鲁国薛，夏车正奚仲所国，后迁于邳，汤相仲虺居之。”六国时称徐州。《田齐世家》，宣王九年（前334）与魏襄王会徐州而相王；十年，楚围我徐州；湣王三年（前321），封田文于此，号孟尝君。亦分属鲁，《鲁世家》，顷公十九年（前254），楚伐我，取徐州。《泗水注》：“漷水自蕃来，西迳薛县故城北。”《晋太康地记》云，奚仲迁邳，仲虺居之，为汤左相。……徐广《史记音义》云：楚元王子郢客以吕后二年封上邳侯，有下，故此为上矣。《地道纪》云：仲虺城在薛城西三十里。漷水迳薛之上邳城西而南往，下入山阳胡陵。《清统志》（一六六）：“薛城，春秋以后别名舒州，《史记》皆作徐州。刘熙《释名》，徐，舒也，古字相通。固非《禹贡》之徐州，亦非汉、晋以来之彭城也。近志以为即今徐州，因引入彭城，误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项梁避仇吴中，起兵渡江》）

[19]【汇评】

孙琮：初起事，军法严明如此。（《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20]【汇校】

梁玉绳：按：前此皆称项籍，此后忽改称字而不名，何也？《高纪》则皆称字。（《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汇注】

张守节：许州襄城县。（《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沈钦韩：按此襄城，盖陈留之襄邑，在归德府睢州西一里，非许州府之襄城，汉属颍川者也。（《汉书疏证》卷二十七《陈胜项籍传》）

王伯祥：别攻，分路攻打。襄城本战国时魏邑，秦于此置县。即今河南省襄城县。（《史记选·项羽本纪》）

王恢：襄城：春秋郑汜邑，襄王出居郑汜。战国韩因名襄城，秦置县。《汝水注》：“汝水自郏来，东迳襄城故城南。”《清统志》（二一八）：“故城今治西墉之外，遗迹连亘达于城隅。”梁前使羽别攻襄城，未知确为何时。远攻襄城，为响应陈涉耶？羽还报陈涉败死确讯，梁因召诸将至薛计议。时汉高起沛，军于丰，因往从之。从范增说，立楚怀王孙心，仍号怀王，以从民望，都盱台。梁则自引兵北救齐，局势为之大变。（《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项梁避仇吴中，起兵渡江》）

[21]【汇注】

杨家骆：拔：攻克。（《史记今释》）

[22]【汇注】

颜师古：陷之于坑，尽杀之。（《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汇评】

凌稚隆：按羽初出，即以所拔者坑，太史公首次此见羽不足有为也。（《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程金造：尽坑杀襄城人民，显出其杀伐暴残，全无爱民之心理。（《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23]【汇注】

凌稚隆：“陈王定死”，“立婴便为王”：“定”与“便”，皆俗语。（《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又：按：“闻陈王定死”，与上“闻陈王败走”及“未闻所在”相应。（同上）

夏伯炎：定死：陈王于前208年在下城父被杀。定，确实。（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24]【汇注】

杨家骆：会薛计事：在薛地聚会，讨论大事。（《史记今释》）

[25]【汇注】

王恢：沛：故城今县东，明徙今治。《泗水注》：“泗水迳沛县东，县治在故城南垞上。高帝为泗县人，从汉高以功至王侯者，有萧何、曹参、王陵、周勃、樊哙、周绁、周昌、卢绾、任敖，各见本传。高帝封兄喜子濞为侯国。”（《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项梁避仇吴中，起兵渡江》）

【汇评】

孙琮：杂叙诸起兵者。此语独冷，妙！（《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高嵣：叙合并各军以见兵势渐盛也。陈婴以兵属，黥布以兵属，并秦嘉军，得沛公来，初渡后便已大势云集矣。沛公起沛句，是特笔。以后刘项分合盛衰，从此起根。（《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程馀庆：杂叙诸起兵者，入沛公冷妙独绝。盖沛公为后半敌手，故此处分出，不与他人一样用兵。（《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居鄛人范增[1]，年七十[2]，素居家[3]，好奇计[4]，往说项梁曰[5]：“陈胜败固当[6]。夫秦灭六国[7]，楚最无罪[8]。自怀王入秦不反[9]，楚人怜之至今[10]，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11]，亡秦必楚’也[12]。今陈胜首事[13]，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午之将皆争附君者[14]，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15]。”于是项梁然其言[16]，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17]，为人牧羊[18]，立以为楚怀王[19]，从民所望也[20]。陈婴为楚上柱国[21]，封五县，与怀王都盱台[22]。项梁自号为武信君[23]。

[1]【汇校】

梁玉绳：按：《索隐》引荀悦《汉纪》云阜陵人。阜陵属九江，居鄛乃庐江，未知孰是。然今本《汉纪》作“居巢”，岂传写改之乎？（《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汇注】

颜师古：晋灼曰：“鄛音剿绝之剿。”师古曰：“居鄛，县名也，《地理志》属庐江郡。鄛音巢，字亦作巢。本春秋时巢国。”（《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司马贞：晋灼音“剿绝”之“剿”。《地理志》居鄛县在庐江郡，音巢，是故巢国，夏桀所奔。荀悦《汉纪》云：“范增，阜陵人也。”（《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胡三省：班《志》，居巢县属庐江郡。《春秋》“楚人围巢”，巢，国也。《史记正义》曰：即夏桀所奔地。晋灼曰：鄛，音剿绝之剿。师古音巢。（《资治通鉴》卷八“二世皇帝二年”注）

何绍基：居巢故城在巢县东北五里。《水经注》：居巢县，古巢国也。汤伐桀，桀奔南巢，即巢泽也。周为巢伯国。周武王时，巢伯来朝。……《史记》，楚平王十年，太子建母在居巢。秦为居巢县。亦曰居鄛。《项羽纪》：范增，居鄛人。（见《重修安徽通志》卷四十九《舆地志·古迹》）

王恢：居鄛：鄛或隟，通作巢。《清统志》（一二三）：故城在今巢县西南（《纪要》二六，东北五里），成汤放桀于南巢，有桀王城，在今县治卧牛山北，今为紫微观。周武王时，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文十二年（前615）夏，楚人围巢。昭二十四年（前518），吴灭巢，前年（前519）楚太子建母在居巢（《楚世家》）。秦为县。《寰宇记》，古居巢陷为巢湖。《旧志》以为在东北，非。（《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立君弑君》）

[2]【汇评】

姚苎田：起范增三句，字字无浪下。“年七十”与羽“年二十四”自相照应。（《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3]【汇注】

王伯祥：素居家，一向在家居住，未尝出外任事。（《史记选·项羽本纪》）

[4]【汇注】

王伯祥：好奇计，喜欢策划弄手段。故下紧接“往说项梁”。（《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凌稚隆：欲云范增说梁立楚后，先以“好奇计”标目，此所谓说事之端也。（《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牛运震：“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按此点范增，另提，俨然带一《范增小传》。（《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5]【汇评】

方孝孺：欲云范增说梁立楚后，先以“好奇计”标曰，此所谓说事之端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6]【汇注】

颜师古：言其计画非是，宜应败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张守节：顾著作云：“固宜当应败也。”当音如字。（《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7]【汇注】

王伯祥：夫音扶，提示用的语助词，有指点作用。此处即用以提示“秦灭六国，楚最无罪”等语。（《史记选·项羽本纪》）

[8]【汇评】

吴汝煜：范增参加项梁军队时，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他经历了楚顷襄王、考烈王、负刍及昌平君等四个时期，亲眼看到了秦灭六国的全部过程。从他对项梁说的“秦灭六国，楚最无罪”等话来看，他对楚国抱有亡国之痛。正是由于这些，他与项梁、项羽有了共同的语言。（《史记论稿·论项羽》）

[9]【汇注】

杨家骆：“怀王”即楚怀王；“怀王入秦”，事在西元前299年。至西元前296年，怀王死于秦。余详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反”同“返”，指返回楚国。（《史记今释》）

[10]【汇注】

许慎：怜，哀也。（《说文解字》）

[11]【汇注】

裴骃：徐广曰：“楚人也，善言阴阳。”骃按：文颖曰“南方老人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司马贞：徐广云：“楚人善言阴阳者，见《天文志》也。”（《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组：“天文志”，疑当作“艺文志”。按：《汉书》卷二六《天文志》无关于楚南公之记载，卷三〇《艺文志》有《南公》三十一篇，在阴阳家。

王应麟：徐广曰：“楚人也，善言阴阳。”真隐，传居国南鄙，因以为号，著书言阴阳事。（《汉书艺文志考证》卷六《南公三十一篇》）

沈钦韩：《艺文志》阴阳家《南公》三十一篇。《广韵》注“南公，复姓，六国时有南公子著书，言阴阳五行事”。按即此南公也。（《汉书疏证》卷二十七《陈胜项籍传》）

王先谦：苏林曰：“但令有三户在，其怨深足以亡秦。”《索隐》：三户，地名。按：《左传·哀四年》“畀楚师于三户”。《纪年》“惠成王二十四年，孙何侵楚，入三户郛”。以为地名，固有实征。然苏氏望文为解，于辞顺也。（《汉书补注·项籍传》）

陈直：齐召南谓南公自是姓南。考《汉印文字征》第六、第十四页，有“南延”“南成”“南错之”三印，足证南氏在秦汉时为习见之姓，齐氏之说是也。（《汉书新证·陈胜项籍传》）

杨家骆：“南公”，楚国的预言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其书三十篇，列于阴阳家者流，谓是六国时人。（《史记今释》）

编者按：南公，南为姓，公为尊称。认为南公为复姓，疑误。南公为善言阴阳、识废兴之数的阴阳家，楚人。曾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后项羽果度漳水上的三户津破章邯军，秦遂速亡。一说“三户”为三户人家，极言其少。

[12]【汇注】

应劭：怀王佞臣上官、子兰，斥远忠臣，屈原作《离骚》之赋，自投汨罗水。因为张仪所欺，客死于秦。到王负刍，遂为秦所灭。百姓哀之，为之语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风俗通义》第一《六国》）

裴骃：瓒曰：“楚人怨秦，虽三户犹足以亡秦也。”（《史记集解·项羽本记》）

颜师古：苏林曰：“但令有三户在，其怨深，足以亡秦。”（《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司马贞：臣瓒与苏林解同。韦昭以为三户，楚三大姓昭、屈、景也。二说皆非也。按：《左氏》以“畀楚师于三户”，杜预见注云“今丹水县北三户亭”，则是地名不疑。（《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张守节：按：服虔云“三户，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峡名也，在邺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浊漳水又东经葛公亭北，经三户峡，为三户津，在相州滏阳县界”。然则南公辨阴阳，识废兴之数，知秦亡必于三户，故出此言。后项羽果度三户津破章邯军，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谶。（《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又：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识废兴之数，知亡秦者必于楚。”《汉书·艺文志》云《南公》十三篇，六国时人，在阴阳家流。（同上）

赵翼：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苏林曰：“但有三户在，其怨深足以亡秦也。”凌以栋乃以项羽使蒲将军引兵渡三户击破秦兵，遂以南公所云三户为地名，殊太泥矣。曰虽三户，以见其人之少，犹将报怨破秦兵也。所渡之三户，颜师古注在邺西三十里，若南公所云三户，即是此地，楚之遗民，安得在邺西哉？又按《左传》，赵孟命士蔑执蛮子以畀楚师于三户，杜注：“今丹水县北有三户亭。”此又另一地也。（《陔余丛考》卷五《三户》）

徐昂发：《史记》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注：南公者，道士，善言阴阳。瓒曰：“楚人怨秦，虽三户犹足以亡秦。”与苏林解同。韦昭以为“三户，楚三大姓：昭、屈、景也”。《索隐》曰：“《左传》以畀楚师于三户。杜注：今丹水县北三户亭，则是地名不疑。”张守节曰：“按服虔云：三户，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峡名也。在邺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浊漳水又东，经葛公亭北，经三户峡，为三户津。在相州滏阳县界。南公辨阴阳，识兴废，知秦亡必于三户。其后项羽果渡三户津，破降章邯，秦遂亡。”愚按：当以韦昭、臣瓒之说为正。昔人云：“豺能杀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胜。予三户，可以亡秦。”亦言寡可敌众，弱可敌强也。（见《昭代丛书》壬集卷四十《畏垒笔记》）

【汇评】

陈栎：秦灭六国，楚最无罪，南公之言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既而楚人陈胜、吴广呼于前，刘邦、项羽应于后，亡秦者果楚焉。（《历代通略》卷一《秦》）

钱穆：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其语解者不一。韦昭以为“三户，楚三大姓昭、屈、景也”，此最得之。春秋列国宗族，其见于《左氏内外传》者，如鲁有三桓，郑有七穆，宋有戴、桓之八族，晋有八姓（见《左昭三年传》），十一族（见《晋语》），及殷民六族，七族，怀姓九宗（见《左定四年传》），祝融八姓（见《郑语》）之类，以数字计宗姓者，不胜缕举。楚之三户，亦其例也。苏林曰：“但令有三户在，其怨深，足以亡秦。”臣瓒曰：“楚人怨深，虽三户犹足以亡秦也。”皆望文生解，非其义矣。盖南公意谓楚之公族虽只三家，足以亡秦，不泛指民户言也。其后陈、吴发难，乱者四起，皆重立六国后。楚怀以外，如魏豹、赵歇、韩成、田市，皆以故国旧族。其他一时将帅，亦多往时大家名族之裔，虽云将相无种，而平民崛起以亡人国究是当时创局。虽陈婴之母，亦知骤贵不祥，欲倚名族。况南公远在乱前，其不以兴灭继绝，复国报仇之大任，期之谁何三家之小民，亦已明矣。而司马贞《索隐》独谓诸说皆非，按《左氏》以畀楚师于三户之文，因谓三户是地名。孟康遂称后项羽果渡三户津破章邯，是南公之善谶，不悟三户之为地名，本由楚起丹阳，以其三族而名发迹之地。而南公之言，初不当以地名释也。故三户之解，苏林、臣瓒、《索隐》各得其一偏，孟康失之最远，而韦昭为独得也。（《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三《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辨》）

[13]【汇注】

管仲：首事既布，然后可以举事。（《管子·立政》）

[14]【汇校】

王念孙：楚蜂起之将：《集解》“如淳曰：蜂起，犹言蜂午也。众蜂飞起，交横若午，言其多也。”念孙按：“蜂起”本作“蜂午”，《集解》引如淳《汉书》注，本作“蜂午犹言蜂起也”，盖蜂午二字，必须训释，故曰“蜂午犹言蜂起”，又曰：“众蜂飞起，交横若午。”皆是释“蜂午”，非释“蜂起”也。若正文本作“蜂起”，则无烦更以“蜂午”释之，且不必如此词费矣。《汉书·项籍传》亦本作“蜂午”，故如淳以“交横若午”释之。而今本《汉书》作“蜂起”，颜师古曰“蜂起如蜂之起”，则师古所见本已误作“蜂起”，是以即据误本为注，而不用“交横若午”之说。《汉纪》作“蜂起”，亦后人据《汉书》改之。今考《索隐》单行本出“蜂午”二字，而释之曰：“凡物交横为午。言蜂之起，交横屯聚也。故《刘向传·注》云：蜂午，杂沓也。郑元云：一纵一横为午。”据此，则小司马本正作“蜂午”，故详释“午”字之义，并引《刘向传》之“蜂午”为证。裴本亦作“蜂午”，故引如淳“交横若午”之注。是《汉书》虽误，而《史记》尚未误也。乃后人又据《汉书》改《史记》，且改如注为“蜂起犹言蜂午”以就之，其失甚矣。学者据如注以正《汉书》，并据《集解》《索隐》以正《史记》可也。（《读书杂志》二《史记第一·项羽本纪》）

【汇注】

裴骃：如淳曰：“蜂午犹言蜂起也。众蜂飞起，交横若午，言其多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蠭，古蜂字也。蜂起，如蜂而起，言其众也。一说蜂与锋同，言锋锐而起者。（《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司马贞：凡物交横午，言蜂之起交横屯聚也。故《刘向传》注云“蜂午，杂沓也”。又郑玄曰“一纵一横为午”。（《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冯梦龙：蠭，古蜂字，言众如蜂飞也。（《纲鉴统一》卷五《秦二世》）

吴国泰：王怀祖以“蠭起”为“蠭午”之误，其言是也。然蠭为蠭虿之名，而于“一纵一横”所以称之为午者，则未尝言及之。盖蠭者，“夆”字之借，午者，“牾”字之假。《说文》：“夆，牾也。”“牾，逆也”。故：一纵一横谓之夆牾，世又作旁午，亦假字也。（《史记解诂·项羽本纪》，载《文史》第43辑）

[15]【汇注】

张守节：为，于伪反。（《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杨树达：陈涉之起，诈称项燕，谓从民望，然则梁起附从者多，固宜也。（《汉书窥管·项籍传》）

[16]【汇评】

戴名世：史言范增“素家居，好奇计”，教项梁立楚后，梁从之。呜呼！吾未见其计之奇也，而项氏之亡实由于此矣。范增之言曰：“陈胜败固当。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然而义帝之立，无救于项梁之死，而秦之所以破者，项籍与诸侯之力，义帝未有毫发尺寸之功也。然则义帝之立不立，无系于天下之利害，而项氏之亡实由于此矣。呜呼！项籍势足以臣诸侯，而义帝势不足以臣项籍。项籍既臣于义帝，则其势不能以臣诸侯，于是而迁之，而弑之，此亦必至之势也，而已授天下诸侯以其辞矣。彼见项王可以背义帝，则已亦可以背项王。向之俯首畏伏者，一旦攘臂而与之抗，而项王固无以令于天下矣。司马迁以“背关怀楚”为项王罪，似也，然吾以为项王之意非怀楚也，特以义帝在楚而心忌之，以故舍关中而都彭城，思所以剪除之焉耳。当其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项王欲自帝则有义帝在也，既王诸将而己亦称王则无以自别异，于是立号为西楚霸王，盖其情见势绌，支吾甚矣。然则义帝之立不立无系于天下之利害，而有关于项氏之存亡，岂不然哉？彼范增者，项氏骨鲠之臣也。其劝羽杀沛公，羽不听，则羽之过也。其立义帝，则可谓不明于天下之大势也。（《戴名世集》卷十四《范增论》）

[17]【汇注】

翁正春：楚怀王之孙，名心。怀王入秦而客死，国人哀之，故提起楚怀王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18]【汇注】

王伯祥：为人牧羊，插句，形容心的沦落，正与“王孙”对照。（《史记选·项羽本纪》）

[19]【汇校】

王若虚：范增劝项梁立楚后，梁“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文不相接，不若云“时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梁求得之”为顺也。（《滹南遗老集》卷十三《史记辨惑》五）

【汇注】

裴骃：徐广曰：此时二世之二年六月。（《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汇评】

魏了翁：秦二年六月，沛公如薛，与项梁共立楚怀王孙心楚怀王，都盱台。应劭曰：六国为秦所并，楚最无罪，为百姓所思，故求其后，立为楚怀王，以祖谥为后，顺民望也。周赧王十九年，楚怀王卒于秦，吕东莱曰：是后八十六年，楚戍卒陈胜称大楚首难于蕲，范增说项梁立怀王孙心也，其言曰：自怀王入秦不返，楚人至今怜之，故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怀王庸主耳，使放于楚民，岂以其存亡系心哉？及秦遇之无道，则举国如悲亲戚，积怨深怒，传百年而不衰。又以见天理人心至公而无定在也。然则东莱之说当矣，而其谋实出于范增。当是时，秦将章邯方强，破杀魏王咎、齐王田儋于临济，围田荣于东阿。七月，沛公与项梁救田荣，大破章邯于东阿，田荣归齐，沛公、项梁追北。章邯之战未尝败也，至此始败。非刘、项合势不足以败之。审强弱，识离合，沛公时已得张良，其谋盖有所授欤？立生人为君，用死者之号，得古者出师载祖庙主从军之意，为楚复仇，则又得宋襄公复九世仇之意。后世有二帝蒙尘而忍于讲和者，痛哉！（《古今考》卷四《共立楚怀王孙心》）

凌稚隆：按：增劝项氏第一事，惟立楚怀王心。不知项世楚将，怀王立则项当终其身为驱驰，增谓羽能堪之乎？必不能堪将置怀王于何地？卒之羽弑怀王，而汉之灭羽，因始终以怀王为说，是怀王之立反为汉地耳。盖怀王立则羽不能不弑逆，羽弑逆则羽不容不灭。然则项之所以失天下，非增劝立怀王一事误之耶。（《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李途：太史公《项籍传》最好。立义帝以前，一日气魄一日；杀义帝以后，一日衰飒一日：是一篇大纲领主意。至其开阖驰骤处，真有喑呜叱咤之风。（引自《史记评林》）

黄淳耀：增智谋之士耳，非能以仁义事君者也。其劝项氏立楚后，非为怀王也，为项氏耳。天下并起而亡秦，秦有可亡之实，而我无可亡秦之名，故不得不有所挟以令天下。增之说项梁，立怀王，犹张耳、陈馀说陈胜立六国后也。使胜遂行耳、馀之计，则耳、馀将事胜乎？将事六国乎？夫人必有相许之素也，而后可责其相急之诚。增之于怀王，非若张良之于韩，五世相之，而日夜求为之报秦者也。彼其视喑呜叱咤之夫，以为可定大事，而杖策从之，其视怀王直奇货焉。而羽之谋已集而事已济，则又赘旒焉尔。彼岂与怀王同祸福者哉？（《陶庵全集》卷一《范增论》）

吴非：秦既并天下，六国后系未尝不潜迹民间，帝亦以羊牧隐杂出入于荷蓑荷笠、负糇肱侣中。而人固犹知其所自产为怀王孙焉者，则以秦灭六国，楚最无罪，怀王且死于秦不反，楚人久犹怜之，见孙心犹之见怀王也。项燕故楚将，项梁、项羽不忘楚，兵起吴。时秦二世元年七八月之际，陈涉始起蕲，至陈为王，号张楚。燕、赵、齐、魏皆自立为王，应涉。沛公亦因起，与项氏同应之矣。项梁闻陈涉死，召诸将会计于薛，沛公亦起沛往焉。项梁乃信居巢人范增说，立楚后为名，以协辟情，从民望。求得义帝于牧而立之，即号楚怀王。虽同称楚者，不一也，而惟怀王为真楚，都盱眙。（《楚汉帝月表·楚义帝本纪》）

【汇评】

陈允锡：怀王已死，孙心生而曰怀，增、梁不学之故。（《史纬》卷七《项羽》）

姚苎田：谬以其祖之谥，即为其孙之号，非偶然惑众之计而何？（《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高嵣：叙复立楚后，以见名分得正也。观立义帝以后，羽势日盛一日；杀义帝以后，羽势日衰一日。范增此议，不独正名顺义，实藉以收合人心，为得势第一要着，亦纪中大纲领处。（《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牛运震：写出草泽举动。（《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吴汝煜：他建议立楚怀王孙儿熊心为楚怀王，给后来的项羽造成了极大的被动。事实证明，楚怀王心在反秦斗争中并未起过积极作用，相反地，由于猜忌项羽，偏信言过其实的赵括式人物宋义，险些葬送了救赵大军。在灭秦以后，项羽为了处置这个政治傀儡，搞得左右为难。他采用暗杀的办法固然不妥，但教他出此下策的不是别人，正是范增。范增在鸿门宴前说刘邦有天子气，劝项羽“急击勿失”，说明他已经把楚怀王心弃若敝屣了。后来范增在鸿门宴上导演刺杀刘邦的把戏，项羽虽然没有接受，但事后懂得了：对于政敌应该果断地加以除掉。于是指使英布等人截杀楚怀王心。建议立楚怀王心的是范增，启发项羽杀楚怀王心的也是范增；前者使项羽受尽牵制，后者为刘邦在讨伐项羽的檄文中增加了一条罪名。（《史记论稿·论项羽》）

[20]【汇校】

钱泰吉：《御览》二百七十九引作“以从民欲也”。（《史记校勘记》）

【汇注】

裴骃：应劭曰：“以祖谥为号者，顺民望。”（《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王伯祥：立心为王，仍称楚怀王，使孙袭祖号，以便号召。从民所望，依楚人的愿望，与上“怜之至今”相应。（《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吴见思：从民所望也：以见非项氏本意。（《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王鸣盛：六国亡久矣，起兵诛暴秦，不患无名，何必立楚后，制人者变为制于人。而怀王者公然主约，既约“先入关者王之”，而不使项羽入关，是明明不欲羽成功也。独不思己本牧羊儿，谁所产乎？既不能杀羽，而显与为难，且不但不使羽入关而已，并救赵亦仅使为次将。所使上将，则妄人宋义也。羽即帐中斩其头，如探囊取物，迨至羽屠咸阳，杀子婴后，怀王犹曰“如约”。“如约”者，欲令沛公王关中也。兵在其颈，犹为大言，牧羊儿愚至此。范增谬计，既误项氏，亦误怀王。（《十七史商榷》卷二《项氏谬计四》）

[21]【汇注】

编者按：上柱国，战国时楚之官制，位极尊宠。郑樵《通典·职官典·勋官》称：“上柱国、柱国，皆楚之宠官。楚怀王使柱国昭阳将兵攻齐，陈轸问‘楚国之法，破军杀将者，何以贵之？’昭阳曰‘其官为上柱国’是也。历代无闻。……后周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国大将军，隋置上柱国、柱国，以酬勋劳，并为教官，实不理事。大唐改为上柱国及柱国。”陈婴为楚上柱国，当为荣誉虚衔。

[22]【汇注】

裴骃：郑氏曰：“盱眙，音煦怡。”（《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盱，况于反。眙，以之反。盱眙，今楚州，临淮水，怀王都之。（《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伯祥：盱台音煦怡，即盱眙，本春秋时吴善道邑，秦置县。故治在今安徽省盱眙县东北。（《史记选·项羽本纪》）

王恢：盱台：“淮水自徐来，东迳盱眙故城南，下入淮阴。”《清统志》（一三四）：“故城今盱眙县东北。”按春秋善道邑。据《淮水注》，故城在淮水北岸；而《寰宇记》县在淮南，即今县东北盱眙山麓。元立招信路，改临淮府，寻罢府复县，泰定四年徙今治。是故治与今治凡三迁。故治在清康熙间已尽沦于洪泽湖。（《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立君弑君》）

[23]【汇校】

杨树达：此叙在秦二世二年，《史记世家》与此同，《史·月表》云在二世元年九月，盖误。前此武臣尝自号武信君，梁盖不及知，故与其名号相袭。（《汉书窥管》卷四《陈胜项籍传》）

【汇注】

司马贞：“项梁号武信君”：二世元年九月立，至二年九月，章邯杀梁于定陶。（《史记索隐·秦楚之际月表》）

【汇评】

孙琮：“自号”二字，已露骄态。（《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朱东润：项梁立楚怀王孙心，立以为楚怀王。……吾观项梁，亦非终为人下者，自号为武信君，则不受怀王节制可知，徒立空号以从民望耳，其后羽立怀王为义帝，则项梁之故策也。（《史记考索·楚人建置考》）

编者按：清末俞樾《湖楼笔谈》卷四云：“楚汉之际，受封者虚建名号，而不必实有其地。”如项梁之自号为武信君，楚怀王之初封项羽为鲁公，此即权设宠荣，徒受空爵者也。

居数月，引兵攻亢父[1]，与齐田荣、司马龙且军救东阿[2]，大破秦军于东阿。田荣即引兵归，逐其王假[3]。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赵。角弟田间故齐将，居赵不敢归。田荣立田儋子巿为齐王[4]。项梁已破东阿下军，遂追秦军。数使使趣齐兵[5]，欲与俱西。田荣曰：“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乃发兵。”项梁曰[6]：“田假为与国之王[7]，穷来从我，不忍杀之。”赵亦不杀田角、田间以市于齐[8]。齐遂不肯发兵助楚[9]。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10]，屠之。西破秦军濮阳东[11]，秦兵收入濮阳。沛公、项羽乃攻定陶[12]。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13]，大破秦军，斩李由[14]。还攻外黄[15]，外黄未下[16]。

[1]【汇注】

班固：梁自号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杀齐王田儋于临菑，田假复自立为齐王，儋弟荣走保东阿，章邯追围之。梁引兵救东阿，大破秦军东阿。（《汉书·陈胜项籍传》）

张守节：亢音刚，又苦浪反。父音甫。《括地志》云：“亢父故城在兖州任城县南五十一里。”（《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恢：亢父：战国齐地，《齐策》云“径亢父之险”。《济水注》：“黄水自山阳钜野来，东南迳亢父县故城西，下入山阳方与。”《清统志》（一八三）：“今济宁县南五十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项梁死定陶》）

【汇评】

李景星：《籍传》之高于《史记》处，如《史》云“引兵攻亢父”，此则增出“初章邯”及“章邯追围之”一段，不但救东阿有因，而下文出田荣、田假、田儋、田巿等人亦俱有根。（《汉书评议·陈胜项籍传》）

编者按：亢父，战国齐邑，秦置县，属薛郡：西汉属东平国，东汉属任城国。治所在今山东济宁市南四十余里喻屯乡东南八里。

[2]【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东阿故城在济州东阿县西南二十五里，汉东阿县城，秦时齐之阿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恢：东阿：《汉志》东郡东阿县，《注》引应劭云“卫邑，有西故称东”。《王补》：春秋齐柯邑，鲁齐盟此，见《左》庄十三年。战国为阿，见《田齐世家》，非卫邑，应说误。《河水注》仍之，未审项羽大破秦军东阿，是秦时已加东（西阿属赵，即葛城，《史记》赵与燕会阿，是也。今直隶安州，即河北新安县）。《周勃传》阿下，盖仍旧称。《河水注》，河水自范来，右历柯泽，《左传》孙文子败公徒于阿泽者也。又东北迳东阿县故城西，下入茌平。《清统志》（一六六），故城今阳谷县东北五十里，世俗谓之阿城镇。（《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项梁死定陶》）

【汇评】

牛运震：又搀入田荣、龙且，以便下文别叙田荣事，又为后淮阴侯击龙且张本。（《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3]【汇注】

司马迁：齐人闻王田儋死，乃立故齐王建之弟田假为齐王，田角为相，田间为将，以距诸侯。……而田荣怒齐之立假，乃引兵归，击逐齐王假。（《史记·田儋列传》）

顾应祥：章邯击魏，齐救之。秦兵杀齐王儋，魏王咎自烧死。齐人复立齐王建弟假为齐王，儋弟田荣逐假，立儋子田巿为王而相之。（《人代纪要》卷六）

吴汝纶：“田荣即引兵归，逐其王假”，归云：“初，章邯既杀齐王田儋于临淄，田假复自立为齐王，儋弟田荣走保东阿。章邯追围之，梁引军救东阿，大破秦军东阿。”某按：此录《汉书》文。方侍郎云：楚与秦合兵，由赵而怨结于齐。羽之东归，又二国首难，而其国事亦多端。故因与齐将救东阿，入诸田角立之。衅于救赵，入张耳、陈馀共持赵柄，以为后事张本，然后脉络分明。（《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各家史记评语》）

[4]【汇注】

夏伯炎：巿：人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5]【汇注】

颜师古：趣读曰促。（《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夏伯炎：数：屡次。使使：派遣使者。趣：通“促”，催促。（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6]【汇注】

赵翼：《史记·田儋传》：项梁趣齐进兵，共击章邯。儋欲楚杀田假，然后出兵。据《项羽纪》，项梁曰：“假与国之王，穷来归我，杀之不义。”而《田荣传》则以此语为楚怀王之言。（《廿二史札记》卷一《史记自相岐互处》）

[7]【汇注】

裴骃：如淳曰：“相与交善为与国，党与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张晏曰：“与，党与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司马贞：按：高诱注《战国策》云“与国，同祸福之国也”。（《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8]【汇注】

颜师古：张晏曰：“若市买相贸易以利也。梁救荣难，荣犹不用命。梁念杀假等，荣未必多出兵，不如待以礼，又可以贸易他利，以除己害，遂背德，可辅假以伐齐，故曰市。市，贸易也。”晋灼曰：“欲令楚杀田假，以为己利，而楚保全不杀，以买其计。”师古曰：“二说皆非也。市者，以角、间市取齐兵也，直言赵不杀角、间以求齐兵耳。”（《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牛运震：“赵亦不杀田角、田间以市于齐”。市，求也。赵不杀角、间以市取于齐也。文义本明，张晏、《索隐》二注俱非。（《读史纠谬》卷一《项羽本纪》）

王骏图撰、王骏观续：市犹买也。《战国策》冯驩曰“何市而反”，盖即交易之义。此言楚不忍杀田假，赵亦不肯杀田角、田间，以买齐人发兵也。此市字即市恩、市德之市。句本易解，诸说皆未明畅，晋灼、《索隐》二说，尤为支离。（《史记旧注平议·项羽本纪》）

[9]【汇注】

俞思学：伏后不王田荣案。（《史概》卷一《项羽本纪》）

[10]【汇校】

梁玉绳：附按：成阳县属济阴，非城阳国之城阳也。《史》《汉》成阳之与城阳往往互书，盖古字通借，不定是误，然因此亦颇淆混矣。（《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钱大昕：“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城阳当作“成阳”，县名，属济阴郡，非齐之城阳国也。（《廿二史考异》卷一《项羽本纪》）

郭嵩焘：按《汉书·地理志》济阴郡成阳，县，《禹贡》雷泽在西北。定陶，县，《禹贡》陶邱在西南。成阳、定陶并与东郡之濮阳接壤。城阳故为莒国，相距尚远，《地理志》为城阳国，文帝二年以封朱虚侯刘章者也。《正义》据为古郕伯国，良是，疑“城阳”但当作“成阳”，误衍土旁耳。（《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濮州雷泽县，本汉城阳，在州东九十一里。《地理志》云城阳属济阴郡，古郕伯国，姬姓之国。《史记》周武王封季弟载于郕，其后迁于城之阳，故曰城阳。”（《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11]【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濮阳县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县也，古吴之国。”按：攻城阳，屠之，西破秦军濮阳县也。东即此县东。（《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恢：濮阳，《汉志》：“东郡濮阳，卫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颛顼墟。”《济水注》：“濮水自濮阳南入钜野。”《瓠子河注》：“濮水迳其南，故曰濮阳。章邯守濮阳，环之以水。”《清统志》（三五）：“濮阳故城在开州（今濮阳）西南二十里，汉置。本古帝墟也。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前六二九），卫迁于此。《左》昭十七年（前五二五》，梓慎曰：卫，颛顼之墟也，故为帝丘。战国曰濮阳，仍为卫都。《史记》，卫嗣君五年，独有濮阳。元君十四年，秦徙野王，而并濮阳为东郡。《汉书·地理志》，东郡治濮阳。《明统志》又有帝邱城，在滑县东北七十里土山村，即卫成公所迁，盖即濮阳城，境相接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立君弑君》）

[12]【汇注】

张守节：定陶，曹州城也。从濮阳南攻定陶。（《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13]【汇注】

张守节：雍丘，今汴州县也。《地理志》云“古杞国，武王封禹后于杞，号东楼公，二十一世简公，为楚所灭”，即此城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伯祥：略，攻取。雝丘即雍丘，本春秋时杞国。汉置雍丘县。五代时，晋改杞县，汉复称雍丘。金时又改杞县。即今河南省杞县治。西略地至雍丘，离定陶而西，沿路攻取城邑，直达雍丘。（《史记选·项羽本纪》）

[14]【汇注】

裴骃：应劭曰：“由，李斯子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15]【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周城即外黄之地，在雍丘县东。”张晏曰：“魏郡有内黄县，故加‘外’也。”臣瓒曰：“县有黄沟，故名。”（《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恢：外黄：《汉志》陈留郡外黄县，《注》引张晏曰：“魏郡有内黄，故加外。”《燕策》（二）苏代曰：“决白马之口，魏无黄、济阳。”（《史记·苏秦传》作外黄）《魏世家》，太子申过外黄。张耳为魏外黄令（本传）。《汳水注》：“汳水自雍丘来，东迳外黄县南。”又《泗水注》：“黄水自小黄（陈留东北）来，东迳外黄故城南。”《元和志》（七），故城在雍邱（杞）县东（《纪要》作东北》）六十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立君弑君》）

[16]【汇评】

归有光：《项羽本纪》“外黄未下”句是顿挫，如人透气一般。（《归震川全集》余集《史评》）

牛运震：“与齐田荣、司马龙且军救东阿”云云，至“还攻外黄，外黄未下”：按此数段，叙许多攻战，情事简净明画，略无烦难。（《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项梁起东阿[1]，西[2]，北（比）至定陶[3]，再破秦军[4]，项羽等又斩李由[5]，益轻秦[6]，有骄色[7]。宋义乃谏项梁曰[8]：“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9]。今卒少惰矣[10]，秦兵日益[11]，臣为君畏之[12]。”项梁弗听。乃使宋义使于齐[13]。道遇齐使者高陵君显[14]，曰：“公将见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论武信君军必败[15]。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则及祸[16]。”秦果悉起兵益章邯[17]，击楚军[18]，大破之定陶，项梁死[19]。沛公、项羽去外黄攻陈留[20]，陈留坚守不能下。沛公、项羽相与谋曰[21]：“今项梁军破[22]，士卒恐[23]。”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24]。吕臣军彭城东[25]，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26]。

[1]【汇评】

凌稚隆：按：太史公复揭“项梁起东阿”数句，正见项氏轻秦骄危之故，且为下文败军张本。（《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2]【汇注】

王伯祥：西，应读断。自东阿向西进发。（《史记选·项羽本纪》）

[3]【汇校】

胡三省：章：十二行本“北”作“比”；孔本同。（《资治通鉴》卷八“二世皇帝二年”注）

俞思学：《汉书》作“比至定陶”。（《史概》卷一《项羽本纪》）

王念孙：项梁起东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军，念孙按：“西北至定陶”，《汉书》作“比至定陶”是也。考《水经·济水篇》：济水自定陶县东北流，至寿张县西，与汶水会。又北过谷城西。谷城故城即今东阿县治，东阿故城在其西北，而定陶故城在今定陶县西北，是定陶在东阿之西南，不得言西北至定陶也。“比”“北”字相近，故“比”误为“北”，后人以上文云“项梁已破东阿下军，数使使趣齐兵，欲与俱西”，因于“北”上加“西”字耳。《文选·王命论》注引《史记》无“西”字。（《读书杂志》二《史记第一·项羽本纪·西北至定陶》）

王伯祥：北至定陶，《汉书》作“比至定陶”，该是对的。比，及也。定陶在东阿西南，何得云西北至定陶！（《史记选·项羽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组：“比至定陶”，“比”原作“北”。王念孙《杂志·史记第一》：“‘西北至定陶’，《汉书》作‘比至定陶’，是也。考《水经·济水篇》济水自定陶县东北流，至寿张县西与汶水会，又北过榖城西。榖城故城，即今东阿县治，东阿故城在其西北，而定陶故城在今定陶县西北，是定陶在东阿之西南，不得言‘西北至定陶’也。”

[1]【汇评】

高嵣：屡叙破秦，为项梁之骄起根，即为项梁之败反跌。（《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2]【汇评】

牛运震：此数句复提前事，正为项梁轻秦致败张本。（《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3]【汇注】

王伯祥：轻秦，不重视秦军，即所谓轻敌。（《史记选·项羽本纪》）

[4]【汇注】

俞思学：太史公复揭“项梁起东阿”数句，正见项氏轻秦骄危之故，且为下文败军张本。（《史概》卷一《项羽本纪》）

【汇评】

浦起龙：总前，点出“骄”字。（《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5]【汇注】

凌稚隆：按《汉纪》云，宋义故楚令尹。（《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6]【汇评】

黄淳耀：拔兴于楚而败者项梁。梁之才非胜、广、武臣及也。为秦将而败者章邯。邯之才非司马欣、董翳及也，为项籍而败者龙且。且之才非薛公、曹咎及也，梁骄章邯，邯破之；章邯骄楚，楚破之；龙且骄韩信，信破之。骄者败之媒哉？（《陶庵全集》卷四《史记评论·项羽本纪》）

姚苎田：宋义语只是寻见常识耳，幸而中，亦不幸而中，卒以此杀其身也。（《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7]【汇注】

王伯祥：宋义谏项梁，不便直说“将骄”，故云“卒少惰矣”。少作稍稍解。（《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吴见思：今卒少惰矣：本言将骄，讳而言卒，辞令之妙。（《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8]【汇注】

吴同宝：益：增加。（《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项羽本纪》）

[9]【汇评】

牛运震：宋义谏项梁数语，政妙于词令。（《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10]【汇注】

王伯祥：使于齐，受命出使于齐，当仍为促使发兵之事。此“使”字虽亦动词，但含有传达使命之意，与上面单作单纯派遣解的“使”不同。（《史记选·项羽本纪》）

[11]【汇注】

裴骃：张晏曰：“显，名也。高陵，县名。”（《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张晏曰：“名显，封于高陵。”晋灼曰：“高陵，瑯邪县。”（《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马持盈：高陵：县名，在山东诸城县。（《史记今注·项羽本纪》）

[12]【汇注】

王伯祥：论，推断。论武信君必败，推断项梁之兵必败。（《史记选·项羽本纪》）

[13]【汇注】

王伯祥：徐，缓慢。疾，快速。徐行即免死，慢慢地去便可免死。疾行则及祸，赶快前去则连累遭祸。（《史记选·项羽本纪》）

[14]【汇注】

杨家骆：益：此处是动词，作“增援”解。（《史记今释》）

[15]【汇注】

班固：夜衔枚击楚，大破之定陶，梁死。（《汉书·陈胜项籍传》）

[16]【汇注】

程馀庆：《项羽纪》掺入项梁，两人事错综而序。前以项梁作主，项羽附序、分序，此后乃主项羽。（《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王恢：按：秦二世二年六月初，章邯自陈北击魏，魏王咎退守临济（河南封邱东北与河北交界处），使其相周巿求救于齐、楚。齐王田儋与其弟荣来救；楚亦遣项佗随周巿救魏。章邯乘齐、楚远道新至，夜袭破之，杀齐王儋于济水之侧，周巿死之；魏王自杀，其弟豹亡走楚——后为西魏王。

田荣收齐散卒东保东阿，而齐人闻儋死，乃立故齐王建之弟假为王，田角为相，角弟间为将，以拒诸侯——此为田齐内讧之起因。

七月，项梁方攻亢父，闻东阿围急，挥军北进，大破秦军。章邯西保濮阳。田荣东还临淄，逐王假，立儋弟巿，自为相，以其弟横为将。假南走楚，角、间北亡之赵。

当是时，六国复兴，一志亡秦，互相救援，楚继陈涉为之领导。项梁促齐、赵共击章邯，而田荣必楚、赵先杀诸田而后出兵，始启裂痕（荣不从羽入关，羽因不封荣）。乃使沛公与羽击章邯，战于城阳，破之；继西进破之濮阳东，章邯环濮水坚守；刘项乃南攻定陶，不能下，转而西斩三川守李由（李斯子）于雍丘；还攻外黄、陈留。

于是项梁起东阿而西，比至定陶，再破秦军，遂轻秦，有骄色，以故旋即败死。（《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项梁死定陶》）

【汇评】

吕祖谦：此秦再振、诸侯再衰之时也。本根既蹶，虽形有起伏，兵有利钝，亦何关于大势哉？《史记正义》云：定陶，今曹州定陶县。（《大事记解题》卷八）

魏了翁：章邯出关，未尝败，惟刘、项与战，大破之东阿，又破之濮阳东，又沛公与羽斩三川守李由。项梁以再破秦军，有骄色。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衔枚击项梁军定陶，大破之，杀项梁。……项梁骄而无备，章邯夜以步兵衔枚击杀之也。……项梁固失策，而章邯亦岂足为雄哉？……吕东莱曰：此秦再振，诸侯再衰之时也。本根既蹶，虽形有起伏，兵有利钝，亦何关于大势哉？定陶，今曹州定陶县。（《古今考》卷四《章邯夜衔枚击杀项梁》）

【汇评】

高嵣：叙定陶之败，以了项梁事也。以屡胜跌出一败，“益轻秦，有骄色”六字，定项梁之案。（《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17]【汇注】

王恢：陈留：《汉志》陈留郡陈留，《注》引孟康曰：“留，郑邑，后为陈留并，故为陈留。”臣瓒曰：“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按：即张良封邑，在沛县东南五十五里）。留属陈，故称陈留也。”《寰宇记》（一），始皇二十六年置县。《纪要》（四七），故城在今县北二十里，《清统志》（一八七），故城即今县治。谓《明统志》云在县北三十里，误。《纪要》盖沿误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立君弑君》）

[18]【汇注】

解惠全、张德萍：相与：在一起。（《全译史记·项羽本纪》）

[19]【汇校】

凌稚隆：董份云：项羽不宜自称季父之名，沛公于羽前亦必不名其季父，“项梁”字误也。（《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汇校】

梁玉绳：按：《评林》董份云“项羽不宜自称季父之名，沛公于羽前亦必不名其季父，‘项梁’字误也”。《史诠》云“当作‘武信君’”。余谓《高纪》项羽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与此同误。（《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20]【汇注】

王伯祥：今项梁军破，士卒恐，乃项羽与刘邦密谋之语。当时主帅新丧，兵心动摇，不能不作善后的准备。（《史记选·项羽本纪》）

[21]【汇注】

班固：宁陵夷侯吕臣，以舍人从起留，以郎入汉，破曹咎成皋，为都尉击豨，功侯，千户。六年二月辛亥封，二十七年薨。（《汉书》卷十六《功臣表》）

吴见思：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一路向西，“引而东”，暂也，以兵败而退。（《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高嵣：乃与吕臣俱引兵而东：东字分明，一路向西，因败暂引而东。（《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程馀庆：顺笔又插入吕臣。吕臣，故陈涉将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汇评】

郭嵩焘：按：前云“渡江而西”，引兵而西是进军；此云“引兵而东”，自是退军。彭城为初渡江时并秦嘉军处，沛公、项羽之谋，谋退军以避秦也，史公欲不明言之，方叙项羽初起气胜，故止用热烘烘叙去。（《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22]【汇注】

王伯祥：军彭城东，兵扎彭城以东。与下“军彭城西”“军砀”对举，互相呼应，以图再起。（《史记选·项羽本纪》）

[23]【汇注】

裴骃：应劭曰：“砀，属梁国。”苏林曰：“砀音唐。”（《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宋州砀山县，本汉砀县也，在宋州东百五十里。”（《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恢：砀：故宋砀邑。《秦策》（四）黄歇说秦昭王曰：“秦楚搆而不离，魏氏将出砀、萧、相，故宋必尽。”秦置县。《睢水注》：“睢水又东迳芒县故城北，县北与砀县分水，有砀山。芒砀二县之间山泽深固，汉高祖隐于是处。”又《获水注》：“获水自下邑来，东迳砀县故城北。秦之砀郡，取山之名也。获水又东合谷水下入杼秋。”《清统志》（一〇一）故城今砀山县南保山镇。（《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立君弑君》）

【汇评】

俞思学：茅坤曰：三军共为犄角之势，而邯何以轻之？遽渡河击赵！（《史概》卷一《项羽本纪》）

程馀庆：项梁既死，特标出项羽、沛公、以定通篇之柱。（《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1]，大破之。当此时，赵歇为王[2]，陈馀为将，张耳为相，皆走入钜鹿城[3]。章邯令王离、涉间围钜鹿[4]，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5]。陈馀为将[6]，将卒数万人而军钜鹿之北[7]，此所谓河北之军也[8]。

[24]【汇评】

魏了翁：章邯者，亦愚夫也，必南击楚怀，西护荥阳、成皋以西，俾天下不敢窥函谷、武关为第一义，乃以楚地兵不足忧，而北击赵，赵未破而楚军进，楚于是分项羽救赵，令沛公入关，似乎天以一赵委秦疲章邯而成刘、项之势，振楚之业者。（《古今考》卷四《徙怀王都彭城》）

[25]【汇注】

王伯祥：赵歇，赵之后裔。陈馀、张耳俱大梁人。陈涉初起，令陈人武臣徇赵地，下赵数十城，至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自立为赵王。武臣遣李良略太原，良听信秦军的离间，袭破邯郸，臣遂为当地人所杀。张耳、陈馀时为武臣校尉，以得信早，脱祸，乃求得赵歇，立以为王，陈馀为将，张耳为相。《史记》有《张耳陈馀列传》。（《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归有光：赵歇为王一段，乃是“渡河击赵，大破之”句内开出来的，顿挫如水之涩而遽纵。（《归震川全集》余集《史评》）

[26]【汇注】

颜师古：赵歇、张耳共入钜鹿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胡三省：班《志》，钜鹿县属钜鹿郡。应劭曰：鹿，林之大者。臣瓒曰：山足曰鹿。《括地志》曰：今邢州平乡城本钜鹿。宋白曰：《十三州志》，钜鹿，尧时大麓之地；禹为大陆之野；秦灭赵，置钜鹿郡。钜，亦大称也。（《资治通鉴》卷八“二世皇帝二年”注）

王恢：钜鹿：赵新造，仍旧都邯郸，章邯破之，赵王歇走入钜鹿，秦军围之。钜鹿本赵邑，秦置县，为钜鹿郡治。梁启超《历史研究法》云：“钜鹿古城即今钜鹿县治。民国十年夏秋间掘得，在二丈以下，屋宇比栉。”《清统志》（三〇）谓即今平乡县治，非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钜鹿之战》）

[27]【汇注】

裴骃：张晏曰：“涉，姓；间，名。秦将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张晏曰：“秦二将也。王离，王翦孙。涉，姓；间，名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28]【汇注】

裴骃：应劭曰：“恐敌抄辎重，故筑墙垣如街巷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章邯为甬道而运粟，以饷王离、涉间之军。（《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29]【汇校】

梁玉绳：按：陈馀是时将兵在钜鹿北，未入钜鹿城，此“陈馀为将”四字因下文有之而重出者，当衍去。（《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30]【汇注】

王伯祥：将卒数万人，带兵数万人。陈馀先与赵歇、张耳俱退入钜鹿城，秦兵合围前，馀又带兵出外，故得军钜鹿之北，遥为声援。（《史记选·项羽本纪》）

[31]【汇注】

王恢：河、河北：《本纪》屡言“渡河”，其时黄河徙行漯川，谓渡漳河者误（汉王两渡河，则在成皋间）。陈馀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军钜鹿北。齐师、燕师皆来救赵，张敖亦北收代兵，得万余人，来，皆壁陈馀旁，所谓河北之军也；时楚军犹在河南，故有是语。（《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钜鹿之战》）

【汇评】

凌稚隆：著“河北之军”一句，是断文法，又好更端。（《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储欣：“当此时……此所谓河北之军也”：提起定陶一败，梁以此终；钜鹿一战，羽以此始。此段接梁之败局，开羽之胜局。重叙击赵之势，正以夸大救赵之功，此史法也。（《史记选》卷一《项羽本纪》）

牛运震：此所谓河北之军也：断笔，以便更端，文法甚妙！（《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郭嵩焘：按：史公于此云“陈馀为将，张耳为相，皆走入钜鹿城”。又云：“陈馀为将，将卒数万人军钜鹿之北。”又特提云：“此所谓河北之军也。”而后叙项羽战功云“遣当阳君、蒲将军渡河”。云“项羽悉引兵渡河”。则皆在河北也，并无有河南之军与陈馀为响应者，疑此等所叙都未分明。及观《陈馀传》言：“陈馀乃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军钜鹿之北。”又言“张敖亦北收代兵，得万人，与燕、齐兵救赵者皆壁馀旁”。则是秦围赵钜鹿，陈馀度力不能支，乃北收常山兵而军钜鹿之北；于此不言者，已见《陈馀传》，而于此利害非所系也。其云“河北之军”者，陈馀北收常山一军，张敖北收代一军，及燕、齐兵皆在钜鹿北，项羽独军漳南，与秦兵相拒。《陈馀传》云：“项羽军数绝章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破章邯军。章邯引兵解，诸侯兵乃敢击围钜鹿秦军。”是项羽战功全在漳南。盖章邯军棘原而筑甬道属之河以饷王离军，河南、北甬道必设重兵，《陈馀传》所云“项羽数绝秦通道”者，漳南之甬道也，渡河破章邯军，即此所谓有“九战绝其甬道”，又河北之甬道也。史公极意写钜鹿之功，故于漳南战功无一语及之，而于《陈馀传》著其略。其于陈馀一军特云“此所谓河北之军也”，以明钜鹿之战得力处，全在绝秦甬道，项羽实独任之，与河北之军无涉。史公自具神识，于此分析言之，荆川以为“是断文法”，何以窥见史公一副胸襟眼界？（《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楚兵已破于定陶，怀王恐，从盱台之彭城[9]，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吕臣为司徒[10]，以其父吕青为令尹[11]。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12]。

[32]【汇校】

赵翼：《史记·项纪》楚军败于定陶，项梁死，楚怀王恐，乃从盱眙徙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汉书》谓羽与沛公等，闻项梁死，乃徙怀王都于彭城。（《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

【汇评】

魏了翁：怀王始都盱台，今淮西盱台县也。徙都彭城，今徐州彭城县也。章邯既杀项梁，连雨七月至九月，沛公、项羽方攻陈留，闻梁死，士卒恐，乃与将军吕臣引兵而东，徙怀王自盱台至彭城，此所谓有进无退也。士卒恐则气不勇，军退于陈留，则势稍不振，徙怀王自南进北，几千里而都焉，则鼓懦为壮，而诸将知楚之所向矣。……彭城形势，苏子由《黄楼赋》述之详矣。予登楼故基，望项羽戏马台，观之城四面皆山围之，山去城则九里许，泗水过黄楼之下，西望山若玦者，子由有“伤心极目”之语，信然也。大抵既有地势又以有民而后可强。（《古今考》卷四《徙怀王都彭城》）

倪思撰、刘辰翁评：羽甚杰，牧羊儿乃能夺其军将之，殆倚重沛公故。（《班马异同评》）

俞思学：董份曰：楚怀王拥虚器于上，而能并将羽军，易置诸侯，可谓武矣。惜其终制于羽，势重不反，卒亡其躯，悲夫！（《史概》卷一《项羽本纪》）

[33]【汇注】

魏了翁：怀王用楚国之法，置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令尹，楚相也。《论语》楚子文新令尹、旧令尹是也。或曰司徒之置，用周之侯国之制以尊显吕臣也欤？盖怀王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而吕臣之父为相矣。西汉之末，儒者未尽见《周礼》，又不见孔壁之《周官》，但见《牧誓》《立政》有司徒、司马、司空之文，遂备此为三公。（《古今考》卷五《吕臣为司徒》）

夏伯炎：司徒：官名。西周始设，主管国家的土地和人民。这里指主管后勤的军需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34]【汇注】

裴骃：应劭曰：“天子曰师尹，诸侯曰令尹，时去六国尚近，故置令尹。”瓒曰：“诸侯之卿，唯楚称令尹。时立楚之后，故置官司皆如楚旧。”（《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王伯祥：令尹，楚执政首相。吕青为令尹，就是用的楚制。（《史记选·项羽本纪》）

[35]【汇注】

裴骃：苏林曰：“长如郡守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穆彰阿：武安故城：在武安县西南，战国赵邑。《史记》赵悼襄王封李牧为武安君。秦昭王三十六年，秦军武安西，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皆震。汉置武安县。……《括地志》：“武安故城在武安县西南七里。”《旧志》：“有东故城，在县西南；又有西故城，在县西。”（《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九十七《彰德府二》）

编者按：武安，县名，今属河北省。刘邦被封为武安侯，仅系荣誉头衔。

【汇评】

魏了翁：秦置郡守，而楚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郡长”之名始此。《灌婴传》破薛郡长。师古曰：“长亦如郡守也。”每郡置长，意者其楚之旧制欤？沛，县也，秦置令，父老杀沛令，立高帝为沛公，即楚县令之称为公者也。怀王于此进沛公为郡长，以令而迁守也。封为武安侯，六国与秦制也。砀郡，汉为梁国，本宋都，今之睢阳也。周五侯三王，非天子之命，孰敢建侯？……刘季虽受砀郡长、武安侯之封，然自入关至封汉王，止称沛公。（《古今考》卷四《沛公为砀郡长封武安侯》）

浦起龙：以吕臣、沛公形激项羽，为一番挫抑。（《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牛运震：“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按：此处应将沛公西入关攻秦略一点明，后文“闻沛公已破咸阳”方有原本，针线更密。（《读史纠谬》卷一《项羽本纪》）

初[13]，宋义所遇齐使者高陵君显在楚军，见楚王曰：“宋义论武信君之军必败[14]，居数日，军果败。兵未战而先见败征[15]，此可谓知兵矣[16]。”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17]，因置以为上将军[18]，项羽为鲁公[19]，为次将[20]，范增为末将[21]，救赵[22]。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23]。行至安阳[24]，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曰：“吾闻秦军围赵王钜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25]。”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26]。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27]，我承其敝[28]；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29]，必举秦矣[30]。故不如先斗秦赵[31]。夫被坚执锐[32]，义不如公；坐而运策[33]，公不如义[34]。”因下令军中曰[35]：“猛如虎，很如羊[36]，贪如狼[37]，强不可使者[38]，皆斩之[39]。”乃遣其子宋襄相齐[40]，身送之至无盐[41]，饮酒高会[42]。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曰[43]：“将戮力而攻秦[44]，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45]，士卒食芋菽[46]，军无见粮[47]，乃饮酒高会[48]，不引兵渡河因赵食[49]，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50]。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51]！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52]，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53]，国家安危，在此一举[54]。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55]，非社稷之臣[56]。”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57]，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58]，楚王阴令羽诛之[59]。”当是时，诸将皆慴服[60]，莫敢枝梧[61]。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62]。今将军诛乱[63]。”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64]。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65]。使桓楚报命于怀王[66]。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67]，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68]。

[1]【汇注】

储欣：初：遥接宋义事，又暗接章邯击赵、度人、救赵之师。（《史记选》卷一《项羽本记》）

[2]【汇评】

李贽：是。（《藏书》卷二《西楚霸王项羽》）

[3]【汇注】

颜师古：征，证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杜佑：秦末，项梁起兵吴中，北至定陶，再破秦军。项羽等又斩秦三川守李由，益轻秦，有骄色。宋义谏曰：“战胜而将骄卒惰者必败。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梁不听。乃使宋义于齐，说高陵君显曰：“公将见项梁乎？”曰：“然。”义曰：“臣论武信君必败。公徐行则免，疾行则及祸。”秦果悉起兵益其将章邯，夜衔枚击梁，大破定陶。梁败而死。（《通典》卷一百五十二《军将骄败》）

[4]【汇注】

王伯祥：知兵，懂得兵事。（《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凌稚隆：将骄必败，亦不待宋义能知。高陵以书生张皇口语，何谓知兵？义帝之不振，高陵为之也。（《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姚苎田：语甚撇轻，正妙在说得无甚深要。（《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5]【汇评】

姚苎田：怀王殊非娖娖下人者，然此真孟浪之举。（《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6]【汇注】

王伯祥：因，因而。因置以为上将军，因而特用宋义为上将军。上将军，诸将军的首领，意即主帅。后面项羽“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也就是说项羽做了诸侯的首领。（《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吕祖谦：按荀悦《汉纪》：项梁轻秦，故楚令尹宋义谏梁，不听。然则怀置宋为元帅者，非特喜其知兵，亦以楚之耆旧大臣，故尊任亲信之也（《史记》《汉书》不载义尝为楚令尹，荀氏所据，必《楚汉春秋》诸书也）。（《大事记解题》卷八）

顾应祥：怀王以宋义能料武信君必败，遂以为上将军。然义非上将才也，项羽岂能为之下乎？（《人代纪要》卷六）

程馀庆：“因置以为”四字，写出轻易。止以一语偶中，遂授之重任，古今仓猝中人，往往如此。（《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又：怀王拜义为上将，亦甚轻易，羽此时必有不平之意，故于救赵时斩之，非独以其迟留也。（同上）

[7]【汇注】

梁玉绳：按：怀王封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上文叙诸将之迁爵独遗子羽，故此言“为鲁公”亦无来历。（《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8]【汇评】

倪思撰、刘辰翁评：羽甚杰，牧羊儿乃能夺其军将之，殆倚重沛公故。（《班马异同评》）

许相卿：此举不高，宋义误怀王耳。（《史汉方驾》卷二）

浦起龙：羽为宋义压捺，又一番挫抑。（《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9]【汇注】

王伯祥：末将，位次于次将，也是在军中参与谋划的。与下举诸别将的“别将”不同，与后世偏裨将校自己谦称的“末将”更不同。（《史记选·项羽本纪》）

[10]【汇评】

魏了翁：楚怀王以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怀王可谓善用人矣。宋义知兵，项羽善战，范增好奇计，其胜章邯必矣。又西遣沛公入关，尤为知之明者。其徙都彭城，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亦可谓有才者。而楚亦天之所弃，无再昌之理，故终于无成。……今怀王救赵之将三人，曰宋义、曰项羽、曰范增。入关之将一人，曰沛公。荀悦《汉纪》谓宋义故楚令尹，《史记》《汉书》不言，必有所据。项羽、范增、沛公则皆起于匹夫，古之人才出于素，而后世人才取于仓卒为将，亦不可谓无其人，而兵制不古，糜烂其民，为可痛耳。（《古今考》卷五《上将次将末将》）

[11]【汇校】

裴骃：徐广曰：“卿，一作‘庆’。”（《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汇注】

裴骃：文颖曰：“卿子，时人相褒尊之辞，犹言公子也。上将，故言冠军。”张晏曰：“若霍去病功冠三军，因封为冠军侯，至今为县名。”（《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冠军，言其在诸军之上。（《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陆唐老：公之子为公子，王之孙为王孙。卿子，谓卿之子也。演刘伯庄说。冠古玩切。冠，加于首上，冠军之上也。（《陆状元通鉴》卷二十五《秦纪·二世皇帝》）

姚苎田：“公”“卿”二字，古人相尊之通称。“卿子”犹公子也。“冠”，元也；“军”，戎也：犹元戎之称。而名特新美。（《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12]【汇注】

颜师古：今相州安阳县。（《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司马贞：按：《傅宽传》云“从攻安阳、扛里”，则安阳与扛里俱在河南。颜师古以为今相州安阳县。按：此兵犹未渡河，不应即至相州安阳。今检《后魏书·地形志》，云“己氏有安阳城，隋改己氏为楚丘”，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有安阳故城是也。（《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编者按：郭嵩焘在《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中驳正《索隐》“兵犹未渡河”之说，云：“按钜鹿之战所云渡河者，漳水也，与大河相距绝远。由彭城北救钜鹿，岂能不径河而北？《索隐》误矣。”此论甚是。盖所谓“河”者，并非单指黄河也。张守节《正义》亦明白指出此河系漳水。

张守节：《括地志》云：“安阳县，相州所理县。七国时魏宁新中邑，秦昭王拔魏宁新中，更名安阳。”《张耳传》云章邯军钜鹿南，筑甬道属河，饷王离。项羽数绝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项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围钜鹿下。又云渡河湛船，持三日粮。按：从滑州白马津赍三日粮不至邢州，明此渡河，相州漳河也。宋义遣其子襄相齐，送之至无盐，即今郓州之东宿城是也。若依颜监说，在相州安阳，宋义送子不可弃军渡河，南向齐，西南入鲁界，饮酒高会，非入齐之路。义虽知送子曲，由宋州安阳理顺，然向钜鹿甚远，不能数绝章邯甬道及持三日粮至也。均之二理，安阳送子至无盐为长。济河绝甬道，持三日粮，宁有迟留？史家多不委曲说之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恢：安阳：《傅宽传》，从攻安阳扛里，《索隐》据《魏书·地形志》，己氏有安阳城。隋改己氏为楚邱（汉山阳郡成武县有楚丘亭），安阳在楚邱西北四十里（《正义》云西十里）。《清统志》（一八一）楚邱在今曹县东南（《纪要》云四十里）。则安阳故城约在曹县东南十里，《索隐》以颜师古作相州安阳为非，是也。其时犹未渡河也。《正义》既以宋义遣子相齐送之无盐，于此为理顺，而又疑向钜鹿甚远，不能数绝邯甬道及持三日粮可至，阴宗颜说，于是以渡河为渡漳河（郭嵩焘《札记》从之）。未审羽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战少利。陈馀复请兵，羽乃持三日粮，悉引兵渡河，破釜沉舟，九战绝其甬道乃大破之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钜鹿之战》）

杨家骆：安阳：地名，在今山东曹县东南五十里（用《史记·正义》及沈钦韩说），《汉书》颜注以为是河南省的安阳县，非是。（《史记今释》）

[13]【汇评】

李贽：大是。（《藏书》卷二《西楚霸王项羽》）

[14]【汇注】

裴骃：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破虮虱，犹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赵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张晏曰：“搏音博。”苏林曰：“虻喻秦，虱喻章邯等，言大小不同势，欲灭秦当宽邯等也。”如淳曰：“犹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赵也。”师古曰：“搏，击也，言以手击牛之背，可以杀其上虻，而不能破虱，喻今将兵方欲灭秦，不可尽力与章邯即战，或未能禽，徒费力也。如说近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司马贞：韦昭云：“虻大在外，虱小在内。”故颜师古言“以手击牛之背，可以杀其上虻，而不能破其内虱，喻方欲灭秦，不可与章邯即战也”。邹氏搏音附。今按：言虻之搏牛，本不拟破其上之虮虱，以言志在大不在小也。（《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顾炎武：《项羽纪》“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言虻之大者，能搏牛而不能破虱，喻钜鹿城小而坚，秦不能卒破。（《日知录》卷二十七《史记注》）

吴见思：不可以破虮虱：言欲破秦者，不可以救赵挫其锋也。（《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储欣：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言志在大不在小。（《史记选》卷一《项羽本纪》）

程馀庆：言虻之大者能搏牛，而不能破虮虱。喻钜鹿城小而坚，秦不能卒破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汇评】

姚苎田：二语于情事不切，而必引之，活画出宋义头巾气。（《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15]【汇注】

颜师古：罢读曰疲。（《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16]【汇注】

杨家骆：承其敝：“承”，犹言“伺”；“敝”，疲惫。此言伺秦兵疲敝之时而攻之。（《史记今释》）

【汇评】

赵蕤：荀悦曰：宋义待秦赵之弊，与卞庄刺虎事同而势异，何也？施之战国之时，邻国相攻，无临时之急则可也。战国之立，其来久矣。一战之胜败，未必以亡也，其势非能急于亡敌国也。进则乘利，退则自保，故蓄力待时，承弊然也。今楚赵新起，其力与秦，势不并立，安危之机，呼吸成变。进则定功，退则受祸，此事同而势异者也。（《长短经》卷七《时宜·注》）

[17]【汇注】

颜师古：鼓行，谓击鼓而行，无畏惧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18]【汇注】

杨家骆：举：攻克，攻下。（《史记今释》）

【汇评】

刘子翚：宋义提兵救赵，至安阳不进，曰：“秦胜则兵罢，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而西，必举秦矣。”此万全之策也，项羽杀义，夺其兵，破秦，义乃没没无闻，诚不幸也。羽虽胜秦，然其计犹出义下。羽知秦兵锐甚，战难必胜，故渡河沉舟，破釜甑，烧庐舍，以必死期一胜，岂不殆哉！羽虽一胜而秦兵尚众，会章邯与赵高有隙，遣人约和，羽乘其狐疑，又破之，竟以粮少与之约和。及坑秦军，犹二十余万人。夫邯军亦精锐，羽之所将，非其敌也。以羽必死之战，乘章邯狐疑之隙，仅能服之，其难也如此，非万全之策也。初，秦兵破周章、田儋等，项梁乘其敝破之，梁轻秦，有骄色，故义知其必败也。义又欲承其敝，故以赵斗秦。范增之谋深矣，不以义为非者，势当然也。秦不救韩魏，周亚夫以梁委吴，盖用卞庄子刺虎之说也。噫，羽既据功名之会，故义乃没没无闻，诚不幸也。（《屏山集》卷三《汉书杂论》上）

[19]【汇评】

李贽：大不是！（《藏书》卷二《西楚霸王项羽》）

翁正春：宋义之谋，即亚夫委梁于吴楚之说。然吴楚骤合，兵战梁地，势不可久；而梁地足典持，故亚夫策之而胜。今诸侯乌合，不可以当（梁）（秦），而秦自战其地，久则兵益而势盛，故羽以为不如速攻。兵机得失，同事异形，决于毫发。（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20]【汇注】

陆唐老：被坚，谓擐甲也。执锐，谓利兵也。（《陆状元通鉴》卷二十五《秦纪·二世皇帝》）

[21]【汇注】

杨家骆：运策：运用谋略。（《史记今释·项羽本纪》）

[22]【汇评】

叶适：宋义用战国遗智，策士排比胜负之际，未为迂谬。然不知项羽之剽悍，岂区区策画所能当？不惟义见杀，而义帝之事亦不成矣。（《习学记言》卷十九《项羽本纪》）

孙琮：语骄甚，何以责项梁！（《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吴见思：只此住，写得骄恣不堪。（《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姚苎田：前引后收，池池如见。此辈甚多，胡可胜道！（《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23]【汇评】

陆可教：宋义之令，此正指羽也。羽仇其言，至于矫杀而代之，此正狠羊之所为耳。虽引兵渡河，破秦军，使诸侯将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然战胜而骄，又犯义之策，项梁之必败者也，安得与宽大长者争天下之胜负哉？况又辅以居鄛悍戾之夫，犹之狂奴驭奔马，疾鞭不止，以速其仆，呜呼！垓下之死，为已晚矣。（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24]【汇注】

张守节：很，何恳反。（《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张家英：《说文·彳部》：“很，不听从也。一曰行难也。一曰盭也。”“很如羊”之“很”，当用其第一义，即违拗不服从之义。《汉书·项籍传》作“佷如羊”。据《玉篇·人部》，“很、佷”二字音义并同。（《〈史记〉十二本纪疑诂·项羽本纪》）

[25]【汇评】

高嵣：舌锋射羽，使人不堪。（《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26]【汇注】

解惠全、张德萍：强：倔强。（《全译史记·项羽本纪》）

[27]【汇注】

郭青螺：此数语俱暗伤项羽，所以卒为羽所杀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汇评】

凌稚隆：宋义所言，亦习闻战国之余谋耳。而下令军中斥羽，则书生之人言，取祸之尤速者。（《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姚苎田：暗指项羽，欲以此折其气。（《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浦起龙：舌锋射羽，有古色。（《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28]【汇评】

孙琮：又误着。（《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程馀庆：田荣与项梁有隙，梁死楚弱，宋义欲结援于齐，以子相之，非失策也。然荣与项氏相怨，义又与项羽不平，义子相齐，疑欲图项氏也。故羽先事杀义，而以反楚为名。（《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9]【汇注】

颜师古：县名。（《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司马贞：按：《地理志》东平郡之县，在今郓州之东也。（《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王伯祥：身送之，亲自送宋襄。身是亲身。无盐，春秋宿国，战国时为齐邑。汉置无盐县。故治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二十里。（《史记选·项羽本纪》）

王恢：《汶水注》：“汶水自泰山桃乡来，分为四。其右一汶，西流迳无盐故城南，旧宿国也。齐宣后之故邑，所谓无盐丑女也。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阳共王子刘庆为东平侯，即此邑也。汶水又西迳郈乡寿张入济。”《纪要》（三三）故城今东平县东二十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钜鹿之战》）

[30]【汇注】

裴骃：韦昭曰：“皆召尊爵，故云高。”（《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高会，大会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司马贞：韦昭曰：“皆召高爵者，故曰高会。”服虔云：“大会是也。”（《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31]【汇评】

吴见思：项羽不答宋义，而序于高会之下，盖一腔怨愤，昔犹耐住，至此便难耐也。（《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牛运震：按此将叙项羽杀宋义，先顿。项羽一段议论，笔力崛构，如怒马不可羁绁，全是一片愤勃之气团结而成。（《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32]【汇注】

王伯祥：戮力犹言勉力或并力，戮本作勠，亦作僇，音禄。戮力而攻秦，与下文“与赵并力攻秦”同意。（《史记选·项羽本纪》）

[33]【汇注】

王伯祥：岁饥犹言年荒。（《史记选·项羽本纪》）

[34]【汇校】

梁玉绳：附按：徐广云：“芋，一作‘半’。”《汉书》是“半”也。臣瓒曰：“食蔬菜以菽杂半之。”《索隐》引王劭曰：“半，量器名，容半升。”亦通。刘孝标《广绝交论》“莫肯费其半菽”，东坡诗“愿君五袴手，招此半菽魂”，则芋字虽若可通而实非已。（《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35]【汇校】

王伯祥：士卒之“卒”，《蜀本》作“率”，意即大概，亦通。（《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芋，一作‘半’，‘半’，五升器也。”骃按：瓒曰“士卒食蔬菜，以菽杂半之”。（《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孟康曰：“半，五升器名也。”臣瓒曰：“士卒食蔬菜以菽杂半之。”师古曰：“瓒说是也。菽谓豆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又：无见在之粮。（同上）

司马贞：芋，蹲鸱也。菽，豆也。故臣瓒曰“士卒食蔬菜，以菽半杂之”，则芋菽义亦通。《汉书》作“半菽”。徐广曰：“芋，一作‘半’。‘半’，五升也。”王劭曰：“半，量器名，容半升也。”（《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罗愿：菽者，众豆之总名。……《汉书》曰：“今岁饥民贫，率食半菽。”言军中无粮，以菽杂他谷食之，亦贫乏之义也。（《尔雅翼》卷一《菽》）

【汇评】

吴见思：前“士卒冻饥”，“天寒大雨”止说得冻字，此又找“饥”字，一字之间何可轻放？不及悉举，幸读者详之。（《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程馀庆：“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前言士卒冻饥，天寒大雨句，只说得冻字，此三句又找补饥字。细甚。（《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6]【汇评】

程馀庆：义因项梁军骄惰，策其必败，智矣。今强秦在前，猛羽在内，而饮酒高会，骄惰甚矣。所云善视者，不能自见其睫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7]【汇注】

杨树达：赵食谓赵地之食。若彼时之钜鹿，据《陈涉传》城中方食尽，固无食可因也。（《汉书窥管》卷四《陈胜项籍传》）

[38]【汇注】

张位：“举”者，胜也，故齐宣王曰“五旬而举之”。（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汇评】

姚苎田：于义既不当，于势又无益。（《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39]【汇评】

司马光：及宋义待秦、赵之毙，与昔卞庄刺虎同说者也（胡三省注：卞庄子欲刺虎，管竖子止之曰：“两虎方且食牛，食甘必争，争则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亡；若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两获。”庄子然之，果获二虎）。施之战国之时，邻国相攻，无临时之急，则可也。战国之立，其曰久矣，一战胜败，未必以存亡也；其势非能急于亡敌国也，进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时，乘敌之毙，其势然也。今楚、赵所起，其与秦势不并立，安危之机，呼吸成变，进则定功，退则受祸。此同事而异势者也。（《资治通鉴》卷十《高帝三年》）

[40]【汇评】

姚苎田：又假大义以责之，羽安能及此？（《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41]【汇注】

颜师古：属，委也，音之欲反。（《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42]【汇评】

全天叙：项羽学书无成，今所见若此，虽学士大夫之论，亦不过是。其卒能诛暴秦，伯诸侯，横行天下，岂独以力哉？然由此专事杀戮，其亡也固宜。（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43]【汇注】

司马贞：私，谓使其子相齐，是徇其私情。崔浩云：“徇，营也。”（《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胡三省：徇其私，谓身送其子相齐也。（《资治通鉴》卷八“二世皇帝三年”注）

解惠全、张德萍：徇：谋求。（《全译史记·项羽本纪》）

【汇评】

程馀庆：凡三提“士卒”，是羽杀义之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44]【汇注】

王伯祥：社稷本是古代天子、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实为当时国家的象征。非社稷之臣，不是与国家同休共戚的大臣。自前“将戮力而攻秦”至此句，皆项羽默数宋义罪状之辞，未必在斩宋义之前便显露在众人面前的，不当以上冠“项羽曰”三字而遽认为事前公开的说话。（《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王恽：噫！义，奇士也。初，武君举兵渡淮而西，城攻野战，势若破竹，义之力居多。及师次定陶再战而再胜也，见梁志满气骄，识其夺魄，后值崩溃，果不逾素，义可谓深知兵矣。至羽请师救赵，执以不可，观其筹画号令，攻取先后之方，诚上将之略。惜不使差肩三杰，北面以事高祖，反区区委质天久厌之楚，与羽并驱争先，西向以举虎狼之秦，何其不幸者哉？虽然，方秦之失鹿也，群雄猬起，以蛇为龙者不可胜计。布衣皇皇之士，能明目识帝王之真而归之者，盖有之矣，诚未易一二数也。至若淮阴韩信、阳武陈平，一旦起而尽为楚用，初且不知天命集汉，而后卒归于汉，功业如此，幸也。呜呼！俾天假义年，脱身项氏，策杖以归真主，其功名当代，纵不能厕三杰之列，未至与哙等伍耳。呜呼，义何不幸也哉！义何不遇也哉！（《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十四《过楚卿子冠军宋义墓并序》）

程馀庆：辞义侃侃，可使宋义无辞。羽学书不成，而所见如此，虽学士大夫之论，亦不过如是。（《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45]【汇注】

颜师古：即，就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王士俊：宋义墓：在内黄县城北楚王镇。义，楚上将军。（《河南通志·彰德府》卷四十九《陵墓》）

【汇评】

欧阳修：项梁死，章邯谓楚不足虑，故移兵伐赵，有轻楚心。而良将劲兵尽于钜鹿。籍诚能以必死之士，击其轻敌寡弱之师，入之（编者按：“之”指关中）易耳。且亡秦之守关，与沛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关，与籍之攻，善否未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则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赵何？曰：虎方捕鹿，罴据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则碎于罴，明矣，《军志》所谓攻其必救也。使籍入关，王离、涉间必释赵自救，籍据关逆击其前，赵与诸侯救者十余壁蹑其后，覆之必矣。是籍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功于秦也。战国时魏代赵，齐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赵而破魏。彼宋义号知兵，殊不达此，屯安阳不进，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据关矣。籍与义俱失焉。（引自《史记观止正集》卷二《项籍论》）

杨一奇辑、陈简补：宋义迟留不进，为羽者惟当启告于主君，不可擅杀夫上将。（《史谈补》卷二《项羽斩宋义》）

又：义以一言幸中项梁之败，而得卿子冠军之名。及提兵救赵，略无智勇之施，向非羽引兵渡河，赵城士卒又有长平之难，是羽斩宋义一人，而活赵数十万生灵也。（同上）

胡应麟：宋义之斗秦、赵也，实畏邯，欲观成败耳。邯举赵，义且弃军走，孰承其敝乎？至不恤士卒，置酒高会，大言凌羽，盖以口舌得祸。妄庸竖子，羽杀义，羽刃污矣！（《少室山房笔丛》卷六《史书占毕》二《外篇》）

徐显卿：楚王拜义以大将，亦甚轻易。羽于此时必有不平之意，故于救赵时竟斩之也，岂独以其迟留哉！（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黄淳耀：夫卿子冠军之先斗秦、赵也，其名曰“乘敝”，乘敝之师，深沟高垒勿战，使人入敌境，绝其饷道，然后彼坐困而我可得志。汉之于楚是也。李左车以此说武安君，不用而败。周亚夫用之于梁、楚七国而胜，盖其要在于绝敌饷道，而不在于不战，明矣。今章邯甬道之粟，义未尝出偏师缀之，士卒冻饥，军无见粮，是自敝尔，杀一自敝之将，拔数百万人之命于虎口，是羽有微罪于怀王，有大功于诸侯也。（《陶庵集》卷一《范增论》）

冯景：秦所以速亡，钜鹿之战也；战钜鹿而胜，羽将之也。羽得引兵渡河，九战而大破之者，杀卿子冠军而代将也。不杀宋义，则羽不得将；羽不将，则钜鹿之战必不胜；战不胜，而秦亦不速亡。……且宋义之不能军也，审矣；久留安阳，不恤士卒而徇其私，此其当诛也。微独羽，虽沛公亦必斩其头于帐中，亡秦之机，实决于此。故君子于杀宋义事，皆为羽功，不为羽罪也。（《解舂集·范增论》）

[46]【汇评】

姚苎田：若无送子相齐一着，何以蒙恶声哉？（《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47]【汇注】

梁玉绳：附按：古人亦自称字，《汉书·匡衡传》注引衡与贡禹书言“匡鼎白”，《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传序》述闵贡语云：“闵仲叔岂以口腹累安邑耶！”《汉书》“羽”作“籍”。（《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汇评】

尹起莘：不直书曰“楚将”，而必曰“次将”者，正其以下犯上之罪也。不直书曰“杀宋义”，而必曰“矫杀”者，正其专辄无君之罪也。籍始见于《纲目》，而罪已如此，他日虽欲自立天下，尚可得乎？（《资治通鉴纲目发明》）

倪思撰、刘辰翁评：此举亦高陵、宋义误怀王耳。宋义所言，策士之常耳。而下令军中斥羽，则书生之大言，取祸之尤速者。倘无饮酒高会，但四十六日不进，士卒亦且疑之，况以冻饥道羽？其短羽，出梁败后，又陈留不下，亦无可为者，赖此谏义，然复立。其言赵举秦强，皆事实，非空言者。（《班马异同评》）

[48]【汇注】

程馀庆：诸将，诸别将，属宋义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49]【汇注】

裴骃：如淳曰：“梧音悟。枝梧犹枝扞也。”瓒曰：“小柱为枝，邪柱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枝音之移反。梧音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张家英：“枝梧”原指起支撑作用之木柱，此名词动用，义为对峙、抗拒。……古代的“枝梧”，也可以用同“支吾”，“支吾”也有“支撑、抵挡”的含义。（《〈史记〉十二本纪疑诂·项羽本纪》）

【汇评】

浦起龙：用诸将股栗语，抬起项羽。（《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高嵣：折宋义之言极明透，斩宋义之头极爽快，此盖世之气，未战前先声已足夺人矣。（《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陈玉树：楚怀王以宋义为上将军，使项羽、范增及诸别将皆属号为卿子冠军，率师救赵。义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谏之不听。奉命救赵，而欲委赵于秦，赵已屡败，欲待秦之再胜。自饰其怯，又欲篏人之口；身为楚上将，而又使其子相齐。义所谓“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已实兼而有之。此其可戮之罪，无可赦宥者也。然义不顿兵安阳，羽不能破秦钜鹿；义不饮酒高会，羽不能使诸侯膝行。章邯之却，羽却之；实义却之。王离之虏，羽虏之；实义虏之。苏角之杀，羽杀之；实义杀之。何也？凡善用兵者，必示人以怯，以骄敌人之心而弛其备，乘其不备而骤攻之，如飞将军从天而下，骄惰之兵遇之，鲜有不败。……使宋急进，章邯早为之备，虽项羽渡河，其能解钜鹿之围与否，未可知也。然则……解钜鹿之围者，项羽也；而实义也。……使无安阳四十六日之留，亦必不能解钜鹿之围。比类而参观之，而知义之功有可赏也明矣。然以此遂谓宋义知兵，则大谬不然。……且义顿兵犹可，高会犹可，使士卒冻馁则必不可。自古未有良将而不恤士卒者。乃知义有可赏之功，特无心之偶合，而可戮之罪，实无喙以为之辞也。虽然义为上将，怀王所命也，杀义则目无君父，然而义留不进，有畏秦之心，不杀义，则无以破灭虎狼之秦。然则羽之此举，盖亦有可戮之大罪，与可赏之元功也。然而《春秋》之义，以反经合道为权。……尹起莘以杀义破秦为羽之罪，赵雪航以杀义破秦为羽之功，吾则宁取赵氏之说焉。（见《史事论》乙编卷二《项羽杀卿子冠军论》）

程金造：宋义既为卿子冠军，鉴于楚兵是新集之卒，又在一次大败失利之后，势难御秦军章邯久练之师，所以想先使赵军与之战斗一番，然后楚承其敝。又遣其子相齐，意在与齐联合，作统一战线。而兵至无盐止军，饮酒高会，原是和合诸将，为使其听命以战败秦兵，作此准备工作。看来宋义确属知军，有其一套战略战术的。至于下令军中说“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这完全看出项羽性格，指项羽而说的。则宋义亦似不是不知人。但是哪料到项羽野犷性成，全不管宋义这一套，就清晨朝见宋义，斥责宋义之词，虽是义正词严，而其内心却是私心作祟，为一片统帅利欲所指使，因而就大发狂野，杀卿子冠军，使诸将慑伏，无人敢枝梧一声。（《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50]【汇评】

姚苎田：妙！妙！提出项氏隐衷，偏不附会楚王。“阴令”之说，而词又未毕，直画亦画不到！（《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51]【汇评】

牛运震：今将军诛乱：只一句，妙绝。想当时诛乱之下，所以立羽者，必更有辞，因匆匆中只听得此一句，下虽有言，不及尽，不及听矣。只说立楚诛乱，并不言楚王明知其不然也。（《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52]【汇注】

颜师古：未得怀王之命，故且为假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张守节：未得怀王命也。假，摄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伯祥：假上将军，暂署上将军。因尚未得怀王之命，故暂摄此职以代宋义。（《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茅坤：军中相与拥立，情事如掌。（《史记钞》卷四《项羽本纪》）

董其昌：见诸将皆畏项羽强暴，只得如此顺从。（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郭嵩焘：按此数语写得诸将气夺。项羽之为假上将军，亦自为之名耳，诸将于是时仓皇失措，相与推戴之而已。（《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53]【汇注】

浦起龙：并了宋义子。（《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汇评】

俞思学：按楚不杀田假，齐不发兵助楚，两国固有隙者。义何遣子相之，此羽斩义，声其罪曰：与齐谋反楚也。（《史概》卷一《项羽本纪》）

[54]【汇注】

解惠全、张德萍：报命：复命，回朝报告。（《全译史记·项羽本纪》）

[55]【汇注】

裴骃：徐广曰：“二世三年十一月。”（《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汇评】

魏了翁：为怀王之计，不当迁兵救赵。命一军向函谷关，命一军向武关，而分一军睥睨章邯，勿进。两关急而赵围解矣。诸将莫利先入关，惟项羽愿奋与沛公西入关。诸老将以项羽残贼，沛公宽大，故遣沛公入关。遣项羽救赵。而又宋义位项羽之上，以智御勇，未为非策。然宋义昔者论武信君之必败，恐亦未免子贡亿中之所为欤？项羽论救赵急欲进兵，当委曲与范增同密议之。先斗秦赵之说，宋义固是，赵举秦强，何敝之承，项羽说亦是。宜更互相筹画，以尽其理可也。何至遽自矜大曰：“夫被坚执锐，我不如公，坐运筹策，公不如我。”此项羽所以不堪也。且又下令“猛狠贪强，而不可令者，皆斩”，明指项羽，非义杀羽，则羽杀义，二将不和，非细故也。适又送子相齐，置酒高会，羽所以逞其忿而斩义欤！诸将畏羽之威，共立羽为假上将军，报命于王，此与韩信求为假王何异？怀王因以羽为上将军，此与汉王就立韩信为齐王何异？怀王心恨项羽，恐亦与汉王心恨韩信不异。特项羽日益强大，怀王遂不能制耳。项羽无君之心盖始于此。既而破章邯军，解赵围，诸侯将入辕门，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兵皆属焉。……此亦不出于怀王之命，其自立为西楚霸王，兆已见矣。（《古今考》卷五《项羽自立为上将军》）

倪思撰、刘辰翁评：梁死兵败，复夺其权，他属。然杀上将军，得上将军，军中耳目固自不同。以此沉舟誓众，非无本末者。后人效为之，非也。（《班马异同评》）

牛运震：按“因使”二字，牵强不顺，中有许多不自由处。（《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朱东润：项羽杀宋义，则共立为假上将军，怀王闻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则此上将军之称犹受命于怀王，自是而后，羽亦不复秉命矣。破秦钜鹿之后，羽为诸侯上将军，此羽自为也。纪称立章邯为雍王；又言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前行；《秦楚之际月表》则称以秦降都尉翳长史欣为上将，将秦降军；……羽之权可以置王置上将军，益非怀王可得而臣也。怀王拥虚号于彭城，左右虽有诸老将，皆空言无所用。至其所以号诸将者则有封侯之制，沛公封武安侯，项羽封长安侯。《高祖本纪》又言沛公引兵，战不利，还至栗，遇刚武侯军可四千余人并之，应劭曰楚怀王将也。是则刘、项二侯之外，又有刚武侯，然怀王所置之将，项羽可得而杀，沛公可得而夺，其后一则降章邯封雍王，一则过南阳封殷侯，二人擅自废立久矣，楚怀王之不终，岂无故乎？（《史记考索·楚人建置考》）

又：项羽尊怀王为义帝，徙之于郴，犹是项梁立怀王都盱台之遗意，尊以空号，置之闲散之地，而不奉其号令，如是而已，非有意杀之也。其后义帝之死，《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皆谓羽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黥布传》则谓羽阴令九江王布等击之，其八月布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布传》又载随何说布曰：“夫楚兵虽强，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帝也。”大抵义帝之不终，固为实事，至于击杀之主名，则汉人之说，如转轮，如刺蜚，其言不可究诘，而归咎于项王者则一。曰阴令，则昌言之者必有其人，羽不宜自言之；临江王始终为楚，亦不宜自言之；衡山王始终为汉，自言之亦不足信；至英布者，果身与其事，随何宜为之讳，不应言之以犯其忌。至《汉书·高帝纪》《项籍传》《英布传》则皆以为羽阴令布击杀义帝，其言又异。汉高方言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旋即与黥布为伍，不亦颠乎！由今言之，此尤顽钝无耻者也！（同上）

[56]【汇注】

吴仁杰：蒲将军陈武也。蒲者，其封国。如陈贺费侯，而目之为费将军。盖举其封国耳，非姓也。《楚汉春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柴将军在皇帝后”，《史记》取之，而《汉书》不取，《西京杂记》遂云“孔、费皆假为名”。舒王《淮阴侯》诗云：“但以怯名终得羽，谁为孔费两将军。”用《杂记》语也。其实，孔将军为孔聚，费将军为陈贺，柴将军即武也。故《史记》书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而《汉书》作陈武。（《两汉刊误补遗》卷六《蒲将军一》）

又：“陈武、侯状以将军起薛，别救东阿，至霸上”。仁杰按：武无本传，而蒲将军事颇与此相应。“起薛”云者，谓蒲将军将兵属项梁，起薛也。《史》载羽遣蒲将军救钜鹿，而不言其救东阿。按章邯围东阿在蒲将军以兵属梁之后，岂武实尝别将兵往救东阿，而《史》失载其事欤？不然，即《表》误书钜鹿为东阿耳。《史》又载羽遣蒲将军再破章邯军，羽遂入，至戏西，则《表》所谓至霸上者也。观此，则蒲将军为陈武无疑。（《两汉刊误补遗》卷六《蒲将军二》）

【汇评】

吴见思：楚王遣沛公并羽军，置宋义，亦能有为；自此则项羽日强，怀王失势，以至于亡。（《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浦起龙：羽始得势。（《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1]。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2]，救钜鹿[3]。战少利[4]，陈馀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5]，皆沈船[6]，破釜甑[7]，烧庐舍，持三日粮[8]，以示士卒必死[9]，无一还心[10]。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11]，绝其甬道[12]，大破之[13]，杀苏角[14]，虏王离[15]。涉间不降楚[16]，自烧杀[17]。当是时[18]，楚兵冠诸侯[19]，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20]，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21]。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22]，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23]。于是已破秦军[24]，项羽召见诸侯将[25]，入辕门[26]，无不膝行而前[27]，莫敢仰视[28]。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29]，诸侯皆属焉[30]。

[57]【汇注】

王叔岷：卿、庆古通。（《史记斠证·项羽本纪第七》）

【汇评】

吴汝纶：“项羽已杀卿子冠军”三句，唐应德云：此等处有一唱三叹之味！（《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各家史记评语》）

[58]【汇注】

张守节：漳水。（《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59]【汇注】

张大可：公元前207年的巨鹿之战是起义军推翻暴秦的一场决战。诸侯之兵四十余万，秦军两支，王离率秦戍守长城的边防军三十万，章邯军二十余万。此役各方参战兵力近百万，决战从十二月至七月（秦历以十月为岁首），历时八个月。（《司马迁评传》第八章《司马迁的思想·战争观》）

【汇评】

程金造：巨鹿一战，是项羽此后主盟分封诸侯，自号西楚霸王，王有九郡，至于极盛之关键。（《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韩兆琦：项羽之所以被人歌颂，最主要的因为他是一位反秦的英雄。而项羽的三年反秦活动中，最根本的则是巨鹿之战。作品描写这场战争虽然用的笔墨不多，但却非常有气势。宋代刘辰翁说：“叙巨鹿之战，踊跃振动，极羽平生。”（《班马异同评》）明代茅坤说：“项羽最得意之战，太史公最得意之文。”（《史记钞》）巨鹿之战的意义，其一是消灭了秦军主力，奠定了起义军在军事上彻底胜利的基础；其二是促进了秦王朝内部的瓦解、分裂，演成了章邯的投降项羽，和赵高的杀二世，与三世的杀赵高；其三是转移了秦王朝的注意力，为刘邦从南路长驱入关创造了条件。凭着这些，项羽的英名就足以列入史册，永垂不朽了。（《史记博议·项羽本纪》）

[60]【汇注】

胡三省：战少利，言其战略有利也。（《资治通鉴》卷八“二世皇帝三年”注）

杨树达：此少字与今通用稍字义同。《英布传》云：数有利，可证。非谓不利也。（《汉书窥管》卷四《陈胜项籍传》）

[61]【汇校】

王叔岷：案：《汉纪》“项羽”上有“十有二月”四字。（《史记斠证·项羽本纪第七》）

【汇评】

吴汝纶：“项羽乃悉引兵渡河”，刘须溪云：踊跃振动，极羽生平。（《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各家史记评语》）

[62]【汇注】

颜师古：谓沉没其舡于水中。（《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李昉：武王伐殷，乘舟济河。兵车出，坏舡于河中。太公曰：“太子为父报仇，今死无生。”所过津梁，皆悉烧之。（《太平御览》卷四八二）

【汇评】

吴崇节：按：是役也，秦、楚兴亡之机会也。使宋义不斩，则赵必灭，赵灭则楚随之，而秦不亡。是沉船破釜之举，固入关蹙秦之张本也。擅杀之罪，难掩其破秦之功，而羽诚有所大不得已者矣。（《古史要评》卷一《沉船破釜》）

[63]【汇评】

倪思撰、刘辰翁评：梁死兵败，复夺其权他属。然杀上将军，得上将军，军中耳目固自不同，以此沉舟誓众，非无本未者，后人效为之，非也。（《班马异同评》）

孙琮：笔下疑有龙蛇，风雨腾涌而至。（《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64]【汇评】

程馀庆：不留退步，善为必胜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65]【汇注】

杜预：“秦伯伐晋，济河焚舟”：示必死也。（《左传》“文公三年”注）

蒋廷锡：按：《说苑·权谋篇》武王伐纣，过隧斩岸，过水拆舟，过谷发梁，过山焚莱，示民无返志也。（见《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十《周·武王本纪》）

【汇评】

刘体智：昔人有言，兵死地也，将死官也。知其必死而无偷生之意则气壮，气壮则战胜而可以得生。冀偶得生而有畏死之心则气馁，气馁则战败而终不免于死。古之军师尝有百万之众溃败，至于不可御者，未必其将之懦，兵之怯也，皆其气之不充也。……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后自趋于敌而不畏。人人自趋于敌而不畏，而后得免于死。（《辟园史学四种·十七史说》）

[66]【汇注】

钱锺书：“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按：太公《六韬·必出》：“先燔吾辎重，烧吾粮食。”又《太平御览》卷四八二引太公《六韬》：“武王伐殷，乘舟济河，兵车出，坏船于河中。太公曰：‘太子为父报仇，今死无生。’所过津梁，皆悉烧之。”《孙子·九地》：“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焚舟破釜，若驱群羊而往。”杜牧注：“使无退心，孟明焚舟是也。”（见《左传》文公十二年，杜预注：“示必死”）《晋书·蔡谟传》上疏：“夫以白起、韩信、项籍之勇，犹发梁、焚舟、背水而阵。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对坚敌，顾临归路，此兵法之所诫也。”又《苻健载记》：“起浮桥于盟津……既济焚桥。”《宋书·王镇恶传》：率水军自河直至渭桥，弃船登岸，诸悉逐急流去，乃抚士卒曰：“去家万里，而舫乘衣粮并已逐流，唯宜死战。”《新五代史·梁臣传》之九燕兵攻馆陶门，葛从周“以五百骑出战，曰：‘大敌在前，何可返顾！’使闭门而后战”。用意佥同。（《管锥编》第一册）

【汇评】

杜佑：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战者危事，亦不必常胜。若非激励，无以成功。（《通典》卷一百五十九《励士决战·注》）

杨一奇辑、陈简补：退则必死，进则或生，是故舍死以求生，直前以取胜也。（《史谈补》卷二《背水阵》）

李廷机：见项羽到此时亦是计必为之，盖为万死不顾一生矣。（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牛运震：“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按此二十三字为一句，怒气勃发，读之风雨骇人。（《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67]【汇注】

夏伯炎：九战：多次作战。九，指多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汇评】

储欣：“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只此九字是大战正文，其余皆从四面描写，故生动绝伦。（《史记选》卷一《项羽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是谓章邯军也，非王离。（《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项羽本纪第七》）

[68]【汇注】

胡三省：恐敌抄其粮运，故夹筑垣墙以通饷道。（《资治通鉴》卷八“章邯筑甬道属河，饷王离”注）

[69]【汇评】

刘友益：书大破秦军何？恶秦也。然则籍无贬乎？书“次将”，书“矫杀”，则籍之罪著矣。是故邯郸之救，书大破秦军而无忌，袭夺之罪不可逃。钜鹿之救，书大破秦军，而项籍矫杀之罪不可掩，此功过之权衡也。（《资治通鉴纲目书法》）

徐孚远：秦围钜鹿，久无成功，其势已懈，故河北之战，能破其军。方宋义壁安阳之时，正陈馀尝秦军之日也。然则羽之破秦，乃得宋义之力，使义尚在，相秦之机，亦未必不疾击也。（引自《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70]【汇注】

裴骃：文颖曰：“秦将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71]【汇注】

杨复吉：秦始皇琅邪台碑，武成侯王离名列通武侯王贲前，疑王离系王贲兄子，而所袭侯爵，则王翦之遗也。（见《昭代丛书》癸集卷三十八《梦兰琐记》）

【汇评】

何焯：苏角当是章邯裨将。此役当合《陈馀传》观之。楚人既连胜，并破章邯，于是诸侯亦皆纵兵击秦，乃虏王离也。（《义门读书记》卷三《前汉书》）

[72]【汇注】

胡三省：涉，姓也。间，名也。（《资治通鉴》卷八“二世皇帝三年”注）

[73]【汇评】

高嵣：妙在“当是时”三字提起，以下一面写楚军，一面写诸侯，分作数层，顿挫淋漓，神色飞动。（《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牛运震：“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云云，至“自烧杀”：按此先将事迹点叙，后以“当是时，楚兵冠诸侯”另提起，写生摹神，极脱卸安顿之妙。（《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74]【汇评】

姚苎田：“当是时”三字，重提起，笔力奇恣。“冠诸侯”一锁，下再展开，皆故作奇恣之笔，以出色描写也。（《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75]【汇注】

颜师古：言最为上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是时诸侯兵非不战也，“冠”字可以见，《张耳传》可参。（《史记会注考证·项羽本纪》）

[76]【汇注】

杨树达：据《陈馀传》，其时救赵者尚有燕、齐及张敖之兵。齐将为田都，燕将为臧荼，见《田儋传》及本传下文。（《汉书窥管》卷四《陈胜项羽传》）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下”字疑衍，《汉书》无。（《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项羽本纪第七》）

[77]【汇评】

孙琮：写一伙庸人。（《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78]【汇注】

颜师古：呼音火故反。（《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79]【汇校】

王若虚：《项羽纪》“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无不人人”字意重。（《滹南遗老集》卷十三《史记辨惑》七）

【汇注】

裴骃：《汉书音义》曰：“惴音章瑞反。”（《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汇评】

倪思撰、刘辰翁评：叙钜鹿之战，踊跃振动，极羽平生。（《班马异同评》）

孙琮：写得气焰逼人，读者骇目。（《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姚苎田：本助诸侯击秦也，反写诸侯惴恐，加倍写法。（《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浦起龙：加一层旁托，气焰百倍。（《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80]【汇评】

茅坤：项羽最得意之战，太史公最得意之文。（《史记钞》卷四《项羽本纪》）

[81]【汇注】

冯梦龙：诸侯将，言各国之将。（《纲鉴统一》卷五《秦二世》）

[82]【汇注】

裴骃：张晏曰：“军行以车为阵，辕相向为门，故曰辕门。”（《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师古曰：“《周礼》掌舍，王行则‘设车宫辕门’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83]【汇注】

王伯祥：膝行而前，跪在地上，用两膝行进。（《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钱锺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考证》：“陈仁锡曰：叠用三无不字，有精神；《汉书》去其二，遂乏气魄。”按陈氏评是，数语有如火如荼之观。贯华堂本《水浒》第四四回裴阇黎见石秀出来，“连忙放茶”，“连忙问道”，“连忙道：‘不敢！不敢！’”，“连忙出门去了”，“连忙走”；殆得法于此而踵事增华者欤。马迁行文，深得累叠之妙，如本篇末写项羽“自度不能脱”，一则曰“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再则曰“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三则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心已死而意犹未平，认输而不服气，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也。又如《袁盎晁错列传》记错父曰：“刘氏安矣！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叠三“矣”字，纸上如闻太息，断为三句，削去衔接之词（asyndeton），顿挫而兼急迅错落之致。《汉书》却作：“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索然有底情味？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一五苛诋《史记》文法最疏、虚字不妥，举“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为“字语冗复”之一例。王氏谭艺，识力甚锐而见界不广，当时友生已病其“好平淡”而不“尚奇峭”，以“经义科举法绳文”（刘祁《归潜志》卷八）。玩其月旦，偏主疏顺清畅，饰微治细，至若瑰玮奇肆之格、幽深奥远之境，皆所未识；又只责字句之直白达意，于声调章法，度外恝置。是故弹射虽中，甚少伤要害，匹似逼察江河之挟泥沙以俱下，未尝浑观其一派之落九天而泻千里也。即以《史记》此句论之。局于本句，诚如王氏所谶。倘病其冗复而削去“无不”，则三叠减一，声势随杀；苟删“人人”而存“无不”，以保三叠，则它两句皆六字，此句仅余四字，失其平衡，如鼎折足而将，别须拆补之词，仍著涂附之迹。宁留小眚，以全大体。经籍不避“重言”，《尚书》之“不遑暇食”，《左传》之“尚犹有臭”，孔颖达《正义》已道之。《汉书·项籍传》作“诸侯军人人惴恐”“膝行而前”；盖知删一“无不”，即坏却累叠之势，何若迳删两“无不”，勿复示此形之为愈矣。《后汉书·班彪传》载其论《史记》曰：“刊落不尽，尚有盈辞。”修词不净处，不知属“盈辞”抑否耶？《史记》确多“字语冗复”而难为辨解者，如《平准书》“天下大抵毋虑皆铸金钱矣”；《季布栾布列传》“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袁盎晁错列传》“尝有从史尝盗盎侍儿”；《魏其武安侯传》“唯灌将军独不失故”，此类皆可仿刘知幾之“以笔点其烦”上也。《汉书》唯“从史盗盎侍儿”一语，洁适胜《史记》；至“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唯灌夫独否”，虽省字而冗复之病依然。《史记·张丞相列传》“老，口中无齿”，《汉书》作“口中无齿”，省去“老”字，无救语疵。《史通·点烦》篇举史传文之须“除字”者十四例，《史记》居其九，《难说》篇上又举两例，余皆略之；又《叙事》篇：“《汉书·张苍传》曰：‘年老，口中无齿’，去‘年’及‘口中’可矣。”当是记忆微误。《滹南遗老集》卷一五已举者，余亦不再。《容斋随笔》卷一谓《史记·卫青传》“校尉李朔一节五十八字，《汉书》省去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记》为朴赡可喜”；虞兆隆《天香楼偶得》驳则《随笔》谓“非定论”，又谓《汉书》仅省去二十一字。周君振甫曰：“洪、虞两家计字衡文，均摭华而未寻根也。马之腾班，非以其行文之‘朴赡’，乃以其记事之翔实。马历举‘以千五百户封……’‘以千三百户封……’等，班则悉删封侯户数，而于‘赐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独仍马之旧，削多存少，羌无义例。马记诸将皆全具姓名，班则有所谓‘骑将军贺’者、‘中郎将绾’者，不知谁氏子矣。”殊足平停洪、虞之争。《史记》：“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汉书》作“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汉书》删去两“校尉”，明净胜于《史记》原文，未可尽非；《史记》下文亦云“将军李沮、李息”，而不云“将军李沮、将军李息”也。《汉书》删去三“以千三百户封”，洵为败阙，当于“为从平侯”下，增“食邑各千三百户”，则点烦而不害事，犹《史记》下文言李沮、李息、豆如意云“赐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也。（《管锥编》第一册）

[84]【汇评】

凌稚隆：羽杀会稽守，则一府慴伏，莫敢起；羽杀宋义，诸侯皆慴伏，莫敢枝梧；羽救钜鹿，诸侯莫敢从兵，已破秦军，诸侯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势愈张而人愈惧。下四“莫敢”字，而羽当时勇猛，宛然可想见也。（《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吴见思：以上两“莫敢”，三“无不”，淋漓顿挫，妙甚！（《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浦起龙：所谓“气盖世”者，正于此见。（《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程馀庆：以上用两“莫敢”，三“无不”，淋漓顿挫，唤起精神。写项羽，至今如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程金造：都是慑于项羽的威暴，心中必不悦服。太史公在此突出地著出这种自私自利心盛，器识短狭，粗暴成性的人，将来是不能居人民万姓之上称帝称王的。（《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85]【汇注】

吕祖谦：“秦二世皇帝三年冬十二月，项籍为诸侯上将军”。《解题》曰：“救赵诸侯也。”（《大事记解题》卷八）

[86]【汇校】

梁玉绳：按：诸侯下疑缺“将”字，《汉书》作“兵皆属焉”。（《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汇注】

吴应箕：司马迁谓项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而谬其天亡我，非战之罪之言。……以予观之，项羽居必亡之势，而强梁八年之间，则犹以其战力哉！至钜鹿之战，勿论秦非是不亡，而用兵之善，则当时未有能及者也。……夫以羽之强，犹沉船破釜，视士卒必死，而后能破秦。……章邯不降，沛公即入关，而秦犹不亡。秦之亡，钜鹿之战为之也。天下独苦秦耳，设章邯未破，羽虑沛公之先王关中也，遂释秦而图汉，毋论邯为可忧，羽即先王关中，能制汉之不争天下乎？故羽之亡也，不尽以战；羽即以战亡，而不亡于钜鹿之战也。予故曰：羽之用兵，未有善于此者。（《楼山堂集》卷二《项羽论》）

【汇评】

姚苎田：钜鹿之战，羽所以成霸业也，故史公用全力为他写得精神百倍，万世如睹。（《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高嵣：钜鹿之战，为项羽胜势正文。初渡时为项梁用，定陶后为宋义屈。至此劫杀宋义，为上将军，翻转前势，一路扬起。及引兵渡河，大破秦军，诸侯皆属，乃出场后有声有色第一事。怀王遣沛公，并羽军，置宋义，尚能有为。自此项羽日强，怀王失势，后日徙义帝于长沙，杀义帝于江中，已伏于此。老泉论项羽，宜急引军趋秦，以据咸阳，制天下；乃渡河救赵，至使沛公先入关，此为失势。又曰：兆垓下之死者，钜鹿之战也。不知前此权在怀王，军属宋义，项羽救赵，沛公略秦，皆怀王遣之，羽愿与沛公西入关，而怀王不许也。议论虽辟，尚未彻彼时之情事耳。阅《高帝纪》自悉。（《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王昆绳：章邯既已破楚，乃留楚为后图，而乘破楚之威，因赵新立，以疾击其无备。赵王败走钜鹿，邯于是日夜攻围，诸侯兵救赵者十余壁，莫敢纵。使邯破赵，定河北，则燕代无齐楚，齐楚无燕代，传檄燕代，不血刃而可定。项羽乃矫杀宋义，悉引兵渡河，沉船，破釜甑，与秦兵九战，大破之。虏其将王离，章邯引却，遂救钜鹿，存赵，夫然后诸侯之势合。不然，秦之势分，而诸侯不可复制。是项王钜鹿之战非特存赵，实所以转败为胜，而合天下之势者也。后楚汉相距于荥阳，韩信乘间定河北，先灭赵，次灭代，燕望风而服，齐不战而溃。于是西楚之势孤，汉之帝业立。故黄歇说秦昭王，服韩魏而注地于齐，则燕、赵、齐、楚，不待痛而自服。苏辙论六国，亦以四国当助韩魏拒秦，则秦不能得志于天下。何哉？韩魏为天下之中，秦得之则六国之势分，诸侯得之则六国之势合。赵于秦楚之际，亦战国之韩魏也。使章邯击赵而无项羽，则天下之平久矣。呜呼，能合诸侯之势以亡秦，不能自合其势以拒秦，英雄之士，所为抚膺长太息者也。语曰：善始者不必善终，其项王之谓乎！（见《增广古今人物论》卷二《项羽》）

吴汝煜：钜鹿之战是展示项羽英雄形象的最重要的一战。首先，他采用分两批渡河进击的办法，表现了用兵的慎重和精明。据《张耳陈馀列传》记载，项羽先派出的两万人“数绝章邯甬道”，使“王离军乏食”。这说明，项羽对先遣部队的作战任务有明确的布置，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其次，他采用“破釜沉舟”的办法，表明他很善于抓住有利的战机，及时地把指挥员的决心化为战士们的决心，去争取胜利。破釜沉舟，初看似乎是鲁莽灭裂的，轻率的，而实际上是经过认真考虑和有胜利把握的。当时秦军屯兵于坚城之下，受到一定的挫折，士气已经开始低落，而抗秦的力量却正在增长。陈馀、张敖将兵数万屯于钜鹿之北，燕、齐两国的救兵也在钜鹿近旁结营。这对秦兵有牵制作用。黥布与蒲将军初战得手，说明章邯是可以击败的。项羽当时考虑的是如何充分发挥每一个战士的最大勇敢精神和战斗力，以便大规模聚歼秦军主力。“破釜沉舟”正是在当时情况下的最好的战斗动员令。他把自己的果敢和决心，通过“破釜沉舟”的悲壮举动，化为一种无形的力量，灌输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坚定每一个战士的杀敌斗志。……渡河以后，项羽充分表现了英雄主义精神和伟大的军事才能。他先包围王离，使之腹背受敌，不能专力破城，然后集中兵力击破秦军甬道，切断运输线，接着连续攻击九次，把敌人打垮。文中没有具体描绘项羽在战斗中的表现。但“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几句，已经把项羽的作用表现得很清楚了。他不仅指挥正确，部署得法，而且确实发挥了楚战士的高度的勇敢的战斗精神。明代茅坤说钜鹿之战是“项羽最得意之战，太史公最得意之文”，评价十分恰当。（《史记论稿·论项羽》）

章邯军棘原[31]，项羽军漳南[32]，相持未战。秦军数却[33]，二世使人让章邯[34]。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35]。至咸阳[36]，留司马门三日[37]，赵高不见[38]，有不信之心[39]。长史欣恐，还走其军[40]，不敢出故道[41]，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军，报曰：“赵高用事于中[42]，下无可为者[43]。今战能胜，高必疾妒吾功[44]；战不能胜，不免于死。愿将军孰计之[45]。”陈馀亦遗章邯书曰[46]：“白起为秦将[47]，南征鄢郢[48]，北坑马服[49]，攻城略地[50]，不可胜计[51]，而竟赐死。蒙恬为秦将[52]，北逐戎人[53]，开榆中地数千里[54]，竟斩阳周[55]。何者？功多，秦不能尽封，因以法诛之[56]。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十万数，而诸侯并起滋益多[57]。彼赵高素谀日久[58]，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59]，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60]，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61]。夫将军居外久[62]，多内郤[63]，有功亦诛，无功亦诛[64]。且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65]。今将军内不能直谏[66]，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常存[67]，岂不哀哉[68]！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69]，约共攻秦[70]，分王其地[71]，南面称孤[72]；此孰与身伏质[73]，妻子为僇乎[74]？”章邯狐疑[75]，阴使候始成使项羽[76]，欲约[77]。约未成，项羽使蒲将军日夜引兵度三户[78]，军漳南[79]，与秦战，再破之[80]。项羽悉引兵击秦军汙水上[81]，大破之[82]。

[87]【汇注】：

裴骃：张晏曰：“在漳南。”晋灼曰：“地名，在钜鹿南。”（《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王恢：棘原：《张耳陈馀传》：“章邯军钜鹿南棘原。”晋灼曰：“在钜鹿南。”《清统志》（三〇）：“在平乡县南。钜鹿县南又有棘城，一名棘阳寨，俗以为章邯之棘原。”说在平乡南者，由于古钜鹿城误在平乡也。张晏说在漳南，非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

夏伯炎：棘原：在今河北省平乡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88]【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浊漳水一名漳水，今俗名柳河，在邢州平乡县南。《注水经》云漳水一名大漳水，兼有水之目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陆唐老：漳音章。漳水之南。《山海经》曰：漳水出荆山。（《陆状元通鉴》卷二十五《秦纪·二世皇帝·注》）

王恢：漳南：时漳河行今邱县、广宗、新河、肥乡、曲周、平乡、钜鹿东，东北至沧县，循今运河北流至天津，折而东南入河——即禹河故道。羽军漳南，盖遮秦军归路及应援。相持未战，约未成，乃使蒲将军渡三户，军漳南，侧击其西，故再破之汙水上。（《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钜鹿之战》）

杨家骆：漳南：地名，在漳河南岸，即今河北省临漳县附近。（《史记今释》）

夏伯炎：漳：漳河。发源于山西省东南部，清漳、浊漳合流后，流经河北、河南两省边境，向东南汇入卫河。（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89]【汇注】：

颜师古：却，退也，音丘略反。（《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汇评】：

浦起龙：就秦之自败著笔，兵家知己者必先知彼，文正用此法也。（《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90]【汇注】：

颜师古：让谓责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程馀庆：二世不闻败，则让章邯者，即赵高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91]【汇注】：

张家英：“请事”实同“奏事”，以今语译之，则略同于“请示”也。（《〈史记〉十二本纪疑诂·项羽本纪》）

[92]【汇注】：

夏伯炎：咸阳：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秦孝公于前350年自栎阳迁都至此。（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93]【汇注】：

裴骃：凡言司马门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四面皆有司马，主武事。总言之，外门为司马门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杨侃：“司马门”，师古曰：司马门者，宫之外门也。卫尉有八屯卫侯司马，主卫士徼巡宿卫，每面各二司马，故谓宫之外门为司马门。（《两汉博闻》卷五《司马门》）

又：师古曰：凡言司马门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四面皆有司马。司马主武事，故总谓宫之外门为司马门。（同上）

又：诸侯王宫门有兵卫，亦为司马门。（同上）

【汇评】：

茅坤：自古大将在外，危疑生叛，必如此。（《史记钞》卷四《项羽本纪》）

[94]【汇评】：

江贽：朱氏曰：壅蔽之祸，其可畏也哉！邯郸之役，邯军棘原，羽军漳南，犹以势力相持，胜负未决也。使二世未加诮谴，赵高不怀忌嫉，长史欣请事咸阳，无滞留扞格之苦，则陈馀之书，固未足以撼章邯之心，虽项羽善战，亦未能旬日之间，尽坑秦卒二十余万之众也。今扫一国之众，付之大将之乎，存亡成败，系呼吸瞬息之间，司马门奏事，乃留三日而不得报，其趣亡也宜哉！（《少微通鉴节要》卷三《后秦纪·二世皇帝》）

[95]【汇评】：

牛运震：“有不信之心”，此句欠老。（《读史纠谬》卷一《项羽本纪》）

[96]【汇注】：

张守节：走音奏。（《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汇评】：

吕祖谦：《解题》曰：赵高用事于中，虽章邯力战于外，终不免为高所杀。此长史欣之所以恐而还走，陈馀因而诱之使降也。（《大事记解题》卷八《章邯请益兵赵高不许》）

[97]【汇注】：

倪思撰、刘辰翁评：二世不闻败，让章邯者，即赵高也。不得见，还走，其意已决。不敢出故道，又高。（《班马异同评》）

[98]【汇评】

吕祖谦：赵高用事于中，虽章邯力战于外，终不免为降虏。《诗》曰：“侯谁在矣，张仲孝友。”（《大事记解题》卷八《章邯请益兵赵高不许》）

[99]【汇评】：

凌稚隆：“赵高用事于中”二句，足尽权臣擅国之祸。（《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浦起龙：元振居中，临淮不至。千古败亡，如出一辙！（《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100]【汇注】：

杨家骆：“疾”同“嫉”。（《史记今释》）

[101]【汇注】：

夏伯炎：孰计：仔细考虑。孰，通“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102]【汇注】：

凌稚隆：按：馀料秦事，适与欣之见合，故太史公下一“亦”字。（《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杨家骆：遗，读去声，送给。（《史记今释》）

【汇评】：

孙琮：“亦”字好引线，用秦事立案。（《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林云铭：二世以无功让章邯，而章邯数却，犹相持者，冀有功耳。是书把有功无功，一概骂破，引他来路，不得不断他归路，其揣摩赵高之心，又与长史欣还报之语，无不昭合，宜乎邯有洹水之约也。文之简朴明净，绝无衬笔。（《古文析义》卷六《遗章邯书》）

浦起龙：附载陈《书》，其《书》切中情事，气味疏古，后世无此书，史家亦不复于对面排此长段矣。是故诸史密而龙门疏，正由诸史忙而龙门闲也。（《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高嵣：章邯惧诛，即接陈馀一书，情事适凑。附载《陈馀劝章邯书》，切中情事，气味疏古。（《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程馀庆：章邯事后，即接陈馀一书，情事适凑。而馀料秦事，又适与欣之见合，故特下一“亦”字作引线。（《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03]【汇注】：

王伯祥：白起，郿人（郿本周邑，故城在今陕西省眉县东北），善用兵，秦昭王时封武安君，战胜攻取凡七十余城。后与范睢有隙，称病不起，免为士伍（当时的降罚处分，即退归卒伍，犹后世的削职为民），迁于阴密（在今甘肃省灵台县西五十里），赐死。《史记》有《白起王翦列传》。（《史记选·项羽本纪》）

[104]【汇注】：

颜师古：鄢郢，皆楚邑也。鄢音偃。郢音弋井反。（《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杨家骆：指秦昭王二十八年（西元前279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及二十九年（西元前278年）击楚攻陷郢都之事。见《史记·秦本纪》《楚世家》及《白起王翦列传》。（《史记今释》）

夏伯炎：鄢郢：战国时楚国国都，在今湖北省宜城县南。按楚国曾建都郢，后迁鄢郢，郢与鄢郢是两个地方。（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105]【汇注】：

颜师古：服虔曰：“马服，赵括也。父奢为赵将，有功，赐号马服。马服犹服马也，故世称之。”（《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司马贞：韦昭云：“赵奢子括也，代号马服。”崔浩云：“马服，赵官名，言服武事。”（《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丘述尧：《韩子·显学》的“赵任马服之辩，而有长平之祸”，分明是为了“长平”这两个音节相称，才用上“马服”两个音节。而于《蔡泽传》和《陈馀书》的“北坑马服”，那是北坑“马服子卒”或“马服子军”的简化；“马服”或“马服子”都不是被“坑”的，因为《赵世家》虽然说“秦人围赵括，赵括以军降”，但下句却说“卒四十余万皆坑之”。可见秦所坑的是“赵卒”，不是“赵括”。特别是《廉颇列传附奢括传》，分明说：“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括。”《白起传》也说：“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所以中井积德于《赵世家》说：“据传，括战死也，非降也。此恐歼。”赵括既然在赵军未降时搏战被射杀了，怎么又会后来被“生坑”？所以《韩世家》说：“秦拔赵上党，杀马服子卒四十万于长平。”《廉颇列传附奢括传》也说：“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坑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白起传》更详细地说：“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虽然胡三省对“卒四十万悉坑之”的数字提出疑问说：“此言秦兵自挫廉颇至大败赵括所斩首虏之数目。兵非大败，四十万人安能束手而死邪？”但对秦军所坑的是赵括率领过的军卒，是没有分歧意见的。（《史记新探·“北坑马服”解》）

[106]【汇注】：

王伯祥：略地，夺取土地。略，强取。（《史记选·项羽本纪》）

[107]【汇注】：

王伯祥：不可胜计，言其多得不可计算。（《史记选·项羽本纪》）

[108]【汇注】：

杨家骆：蒙恬：秦始皇时大将，尝率兵三十万，北筑长城，威震匈奴。始皇死，赵高、李斯欲立二世胡亥，恐恬不服，乃矫始皇命，令恬自杀。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及《蒙恬列传》。（《史记今释》）

[109]【汇注】：

王伯祥：戎人即指当时的匈奴。（《史记选·项羽本纪》）

[110]【汇注】：

颜师古：服虔曰：“金城县所治也。”苏林曰：“在上郡。”师古曰：“即今之榆林，古者上郡界，苏说是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司马贞：服虔云：“金城县所治。”苏林曰：“在上郡。”崔浩云：“蒙恬树榆为塞也。”（《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杨永发、侯桂秀：关于榆中的位置历史上聚讼纷纭，影响最大的是以晋代徐广、北魏郦道元为代表的金城郡榆中（今甘肃榆中县）说，以三国苏林为代表的上郡榆溪塞（今陕西东北）说，以唐张守节为代表的唐胜州北河北岸榆溪塞（今内蒙古河套东北岸）说，当代还有钱穆先生的上郡榆溪塞说。而周清澍等学者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唐胜州北河北岸榆溪塞说。苏、张、钱、周等学者所言榆中实际上是“榆中地”“榆中关”而非“榆中县”。榆中县的位置可归纳为“兰州东”和“兰州西”两种说法。（《“榆中”名源及城址变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111]【汇注】：

裴骃：孟康曰：“县属上郡。”（《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孟康曰：“县名也，属上郡。”晋灼曰：“恬赐死，死于此县。”（《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张守节：《括地志》云：“宁州罗川县在州东南七十里，汉阳周县。”（《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汇评】：

沈钦韩：《黄石公·上略》曰：“将忧则内外不相信，谋疑则敌国奋。”又《军谶》曰：“佞臣在上，一军皆讼。”即赵高于章邯之谓也。（《汉书疏证》卷二十七《陈胜项籍传》）

[112]【汇评】：

柯维骐：秦将证甚明切，此邯所以易动也。（引自《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孙琮：二语无理，却是至理。（《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程馀庆：有功且然，况无功乎？以有功立言，并绝其徼倖成功之望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13]【汇注】：

吴同宝：滋益多：愈来愈多。（《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项羽本纪》）

[114]【汇注】：

颜师古：谀，谄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林云铭：高常言山东之盗不足忧，谄谀二世。（《古文析义》卷六《遗章邯书》注）

[115]【汇注】：

林云铭：诛其欺蔽。（《古文析义》卷六《遗章邯书》注）

[116]【汇注】：

颜师古：塞，当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117]【汇注】：

颜师古：脱，免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汇评】：

孙琮：“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二语即是长史欣意，而不明显，以意悬断，更觉峭。（《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118]【汇评】：

林云铭：情与君隔。（《古文析义》卷六《遗章邯书》评）

[119]【汇评】：

林云铭：用事者害其能。（《古文析义》卷六《遗章邯书》）

[120]【汇评】：

林云铭：总承上文，见秦将不可为。（《古文析义》卷六《遗章邯书》评）

程馀庆：英雄所以负戟长叹者此也。……句句是章邯心上语，句句是司马欣口中语，说得章邯心动。（《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21]【汇注】：

王伯祥：无愚智皆知之，无论愚蠢或智巧都懂得这道理的。（《史记选·项羽本纪》）

[122]【汇注】：

王伯祥：直谏，直言相劝。此处有揭破奸谋的意义。（《史记选·项羽本纪》）

[123]【汇注】：

王伯祥：孤、特、独都有“单”义。叠用它们，是要显出单弱可危。（《史记选·项羽本纪》）

[124]【汇评】：

林云铭：处必死之地，乃冀不死，可怜极矣。（《古文析义》卷六《遗章邯书》注）

程馀庆：说得轩爽透快，使邯见之泣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25]【汇注】：

颜师古：文颖曰：“关东为从，关西为横。”孟康曰：“南北为从，东西为横。”师古曰：“言欲如六国时共敌秦。二说皆是也。还兵谓回兵内向以攻秦也。从音子容反。”（《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司马贞：此诸侯谓关东诸侯也。何以知然？文颖曰：“关东为从，关西为横。”高诱曰：“关东地形从长，苏秦相六国，号为合从。关西地形横长，张仪相秦，坏关东从，使与秦合，号曰连横。”（《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林云铭：还兵，反戈也。（《古文析义》卷六《遗章邯书》注）

[126]【汇评】：

高嵣：约从攻秦，是书眼。（《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127]【汇注】：

王伯祥：王，动词。分王其地，分割秦地，各立为王。（《史记选·项羽本纪》）

[128]【汇注】：

王伯祥：古代天子，诸侯皆南面听政，故以南面喻君主。称孤，即俗所谓“称孤道寡”。（《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程馀庆：前后怵之以害，此是歆之以利。（《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29]【汇注】：

颜师古：质谓也。古者斩人，加于上而斫之也。音竹林反。（《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司马贞：《公羊传》云：“加之质。”何休云：“要斩之罪。”崔浩云：“质，斩人椹也。”又郭注《三苍》云：“质，莝椹也。”（《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王筠：“身伏质”，按：“”者，今之铡也；“质”，铡床也。古诗所云稿砧也。然砧似当作椹。《周礼》“射甲草椹”。“质”，郢人运斤而曰：“臣之质已亡”者，似亦借此质。砧又作碪，以椹与葚通者非也。（《史记校》卷上《项羽本纪》）

[130]【汇注】：

王伯祥：同斧。质，斩人之砧。身伏质，亲受刑诛；妻子为戮，家属连带被杀。孰，何也；谁也。孰与身伏质妻子为戮乎，与上文“南面称孤”比较立说，犹言“南面称王与遭受刑戮，哪一样上算呢？”（《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程馀庆：此载陈书，情事巧中，气味疏古，史家多不于对面录此长短，缘诸史密而龙门疏，诸史忙而龙门闲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31]【汇注】：

胡三省：狐性多疑，每渡河，听冰，且听且渡；故以喻人之怀疑不决者。（《资治通鉴》卷八“二世皇帝三年”注）

[132]【汇注】：

裴骃：张晏曰：“候，军候。”（《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郑氏曰：“候，军候也。始，姓；成，名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司马贞：候，军候，官名。始成，其名。（《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133]【汇注】：

杨家骆：“约”，谈条件，订降约。（《史记今释》）

【汇评】：

凌稚隆：按：长史欣留司马门三日，及高果使人追之，欲以法诛邯，已露其微矣；陈馀塞责脱祸之语，其善揣情事哉！邯方危疑，况长史欣之报又先之，安得不惧而归楚耶？（《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134]【汇注】：

裴骃：服虔曰：“漳水津也。”张晏曰：“三户，地名，在梁淇西南。”孟康曰：“津，峡名也，在邺西三十里。”（《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司马贞：《水经注》云“漳水东经三户峡，为三户津”也。淇当作“湛”。按：《晋八王故事》云“王浚伐邺，前至梁湛”，盖梁湛在邺西四十里。孟康云“在邺西三十里”。又阚骃《十三州志》云“邺北五十里，梁期故县也”，字有不同。（《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王士俊：将城：在临漳县。项羽救赵使蒲将军渡三户，于邺东北十九里，作此城。（《河南通志》卷五十一《古迹上》）

王恢：《浊漳水注》：“漳水自交漳口出山，又东迳三户峡为三户津。孟康曰：在邺县西四十里。又东，汙水注之。水出武安县山，东南流迳汙城北，项羽自三户破章邯于是水。”（《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钜鹿之战》）

【汇评】：

程馀庆：“三户亡秦”之谶验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35]【汇校】：

王伯祥：前已云“项羽军漳南”，此紧接“日夜度三户”之后又云军漳南，疑“南”为“北”之讹。（《史记选·项羽本纪》）

[136]【汇评】：

浦起龙：方约而更急战，妙得兵机！（《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137]【汇注】：

裴骃：徐广曰：“在邺西。”（《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汙水在邺西南，音于。（《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司马贞：汙音于。《郡国志》邺县有汙城。郦道元云“汙水出武安山东南，经汙城北入漳”。（《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汙水源出怀州河内县北大行山。”又云：“故邘城在河内县西北二十七里，古邘国地也。”《左传》云：“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胡三省：《水经注》：汙水出武安山东南，径汙城北入漳。《郡国志》：邺县有汙城。师古曰：汙水在邺西南。《史记正义》曰：汙水源出怀州河内县太行山。又云：故邘城在河内县西北二十七里，古邘国地也。余据此时章邯与项羽相持于邢、相之间，《正义》以为河内汙水，非也。汙，音于。（《资治通鉴》卷八“二世皇帝三年”注）

沈钦韩：《彰德府志》：汙水在临漳县西入漳，其源出山，今绝。（《汉书疏证》卷二十七《陈胜项籍传》）

王伯祥：汙音于。汙水源出河北省武安县西太行山，东南流，在临漳县西折东入漳水，今已湮。（《史记选·项羽本纪》）

王恢：《郡国志》：“魏郡邺县有汙水，有汙城。”《清统志》（一九六）：“汙水在临漳西，今绝。”（《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钜鹿之战》）

[138]【汇注】

何焯：钜鹿之役……则秦将习兵。长围先合，当阳君、蒲将军虽小挫，其锋未有所损也。苦战至九绝其甬道，而后南北不能相救。章邯畏缩，王离偏败，始解钜鹿之围。楚益进，秦益却，复大破之汙水，乃降其二十万众。克敌之难，盖亦古今仅见也。（《义门读书记》卷三《前汉书》）

浦起龙：续缀两破之，而邯约成矣。（《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高嵣：方约而更急战，妙得兵机。（《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程馀庆：已约降而再击之，则邯无战心，其兵愈败，则反顾之念自绝，所以趣其降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83]。”军吏皆曰：“善。”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84]。已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85]，为言赵高[86]。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87]，置楚军中[88]。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89]。

[139]【汇评】：

凌稚隆：按：邯始欲约，约未成而羽使击之；既复欲约，因粮少而后听之。此太史公叙事缜密处，而羽之兵谋亦概见矣。（《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140]【汇校】：

王筠：“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墟上”：班改“期”为“盟”，非；“墟”作“虚”，是。“虚”从丘，其训为邱墟。《诗》“升彼虚矣”是也。邑落必依邱原，故曰墟落，而入市曰趁墟也。邑落颓废，必有凹凸之形，故曰“梓泽邱墟”。《左传·定公四年》“少皞之虚”（《鲁世家》同），“殷虚”（《卫世家》作“墟”）、“夏虚”则又古人故址也。空虚音吁，邱墟加土，音，似皆后人分别。（《史记校》卷上《项羽本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二世三年七月也。”骃按：应劭曰“洹水在汤阴界。殷墟，故殷都也”。瓒曰：“洹水在今安阳县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则此殷虚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盘庚迁于此’，《汲冢》曰‘殷虚南去邺三十里’。是旧殷虚。然则朝歌非盘庚所迁者。”（《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应劭曰：“洹水在汤阴界。殷虚，故殷都也。”师古曰：“洹水出林虑县东北，至于长乐入清水。洹音桓，俗音袁，非也。虚读曰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司马贞：按：《释例》云“洹水出汲郡林虑县，东北至长乐入清水”是也。《汲冢古文》云“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虚，南去邺州三十里”，是殷虚南旧地名号北蒙也。（《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沈钦韩：《元和志》：洹水西南自林虑县界流入安阳县。故殷城在内黄县东南十里，殷王河亶甲居相，因筑此城。《明志》：安阳县城北有殷墟，亦曰殷中。（《汉书疏证》卷二十七《陈胜项籍传》）

程馀庆：洹水在彰德府北四里，殷虚亦在府城北，本盘庚所迁之亳邑，故名。（《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王伯祥：与期，相与约期会晤。洹音桓，洹水即今河南省安阳市北之安阳河，东流入卫河。殷虚即殷墟，本是殷朝的故都，今安阳市西五里之小屯便是。（《史记选·项羽本纪》）

陈直：洹水殷墟，在今安阳县，宋人称为河亶甲城（郭宝钧先生云：宋人所指之河亶甲城，当今安阳之侯家庄）。举世瞩目之甲骨文，出于小屯村，称为殷虚贞卜文，命名即本于《史记》。（《史记新证·项羽本纪》）

胡厚宣：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引起了1928年以后殷墟发掘的工作。殷墟发掘的目的，最初在找甲骨文，后来重点也放在找寻甲骨文字以外的遗物和遗迹。发掘结果，找出了小屯文化同新石器时代末期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先后层位关系，确定了小屯一带是商朝后半期从盘庚迁殷至纣之灭的都城。在洹河北岸又发现了同一时期统治阶级帝王的墓地。在这个都城和墓地的范围内，发现了殷代居住的穴窖和宫殿建筑的基址，殷王的规模宏大的坟坑和大批用以祭祀、殉葬的奴隶的小墓。发现了丰富的青铜器、玉器、灰陶、白陶和釉陶，极精致的石、骨、象牙雕刻和美丽无比的猪牙、贝、蚌、松绿石镶嵌的物品。（《殷墟发掘·绪言》）

又：“殷墟”是指现在河南省安阳（县）城西北五里小屯村北洹河以南及其附近的地方。这里是殷代后半期从盘庚迁殷到纣亡国，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间的旧都。（《殷墟发掘》第一章《早期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

王恢：洹水：即今安阳县北之洹水，又名安阳河，东南流至内黄县北楚旺镇入卫。（《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钜鹿之战》）

[141]【汇评】：

茅坤：余音袅娜。（《史记钞·项羽本纪》）

孙琮：写尽无限情事，哀思泫然。（《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吴见思：“流涕”二字，写羞惭在此，驽钝亦在此。（《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142]【汇注】：

吴见思：为言赵高，即司马欣、陈馀所云也。（《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汇评】：

凌稚隆：按：邯流涕之言，即欣之报与馀所遗书情事，太史公以“为言赵高”四字括之，可谓约而赅矣。（《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张溥：秦将章邯，击杀周文。武臣、陈胜、楚驹，皆被弑。田儋、周巿、魏咎、项梁，连败死。战略诚不下蒙恬也。扼于赵高，司马奏事不达。杨熊败走荥阳，诏使斩之。邯惧降楚，沛公遂入咸阳。（《历代史论》卷一《豪杰亡秦》）

牛运震：“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按此括无数情事委曲。写章邯羞恧悲怯如见。（《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143]【汇注】：

司马迁：秦二世元年七月，项羽与章邯期殷虚，章邯等已降，与盟，以邯为雍王。（《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沈钦韩：按：立十八王在入关后，此时在河北，不得独王章邯。或先许之王雍地耳。《史记·月表》以为实事，恐非。（《汉书疏证》卷二十七《陈胜项籍传》）

【汇评】：

魏了翁：秦三年七月，沛公受南阳守降，封为殷侯。是月，章邯举军降，项羽封为雍王。时沛公未入关也。八月，沛公攻武关入秦，乃在章邯已封之后。当是时，项羽之意必以沛公为未便能入关者，故指秦地封章邯，俾为先锋，引己入关。不料沛公乃先己而入关也。沛公之闭关，以拒章邯耳。项羽盖欲于入关之后，移章邯以王地，然亦本有衣锦故乡之态，故舍秦而去。要之，刘、项本无嫌隙，羽之封邯，沛公未入关也，则所以封邯者，不为恶沛公也。沛公已入关而防邯之来，亦人情之常，虽因曹无伤一言而怒，奈沛公理直词正！向使其鸿门一剑苟毙沛公，天下亦非项羽有也。移沛公王汉中，以三秦塞东路，焚秦宫室，掠秦府库，杀其降王，坑其子弟，此所以助汉之胜而卒自毙欤！（《古今考》卷五《项羽封章邯为雍王》）

胡应麟：章邯，白起之亚也，衄于项，而名弗称。（《少室山房笔丛》卷六《史书佔毕六·杂外篇》）

马汝邺：昏庸哉，秦二世也。无乃父之武功勋业，而残暴过之。迨戍卒叫，各方响应，不三月间已兵近咸阳矣。方是时，二世一筹莫展，彼阿谀逢君之臣，亦噤若寒蝉，莫知所对。章邯以一少府吏请赦骊山徒众以击贼，其识见为何如？且能以一介微吏杀周章、戮陈胜、破项梁，灭魏咎。是时楚盗名将多已死亡，邯复北渡河，击赵王歇于钜鹿，其智勇有非常人所能及者。二世苟依重之，稍自修省，则秦虽失人心，亦不致遽亡，乃怙恶不悛，杀戮大臣，邯以稍稍失利，使人让之，遂激而生变。邯之降敌，二世激成之耳。虽然，邯亦失策。当群臣会议时，既已越职请击贼，其胸中早置死生于度外，一经挫折，遽萌异志，致弃前功，何耶？为邯计者，力能却贼则却之，否则战死疆场以竟始终如一之志，乃畏祸降敌，以堕令名，二世纵不足报，独不惜己之名节乎？不然为明哲保身计，弃师而遁，如乐毅然。奈何听司马之报，陈馀之言，将二十万众而为虏，此岂李陵所首肯耶？呜乎，成始易，图终难，此所为章邯辈痛惜者也。（《晦珠馆文稿·章邯论》）

[144]【汇注】：

钱伯城：置：安置。章邯名为雍王，实受楚军监视。（《史记纪传选译》上《项羽本纪》）

【汇评】：

茅坤：此羽之狐疑，不足以定天下处。（《史记钞·项羽本纪》）

[145]【汇校】：

瞿方梅：此当据《月表》补入“都尉翳”，乃与下文“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之语相应。（《史记三家注补正·项羽本纪第七》）

【汇注】：

司马迁：秦二世三年八月，以秦降都尉翳、长史欣为上将，将秦降军。（《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颜师古：行前，谓居前而行。（《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张守节：胡郎反。（《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程金造：章邯在巨鹿一战虽败，壁军于棘原。此时长史欣进言，陈馀又以情势遗之书劝降，而章邯始终无叛秦投降项羽之意。此中原因，乃在章邯已知项羽之残暴，自度杀死项梁，必不能贷其性命。所以必待项羽再胜秦军，才在无可如何情势中，乞降于楚，而见项羽之后，又复流涕乞怜。太史公写项羽性格，是从他人事实中来反照，以掩其笔墨。乃不料项羽竟受其降而贷其命，且封之为雍王。使曾有德于项梁者之司马欣为上将，将军以前行。此中用意，端在恐沛公先入关，急速以灭秦。（《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汇评】：

高嵣：章邯降楚，秦军前行，长驱直进，势始破竹矣。（《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程馀庆：羽不疑欣，以有旧恩故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到新安[90]。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91]，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92]，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93]，轻折辱秦吏卒[94]。秦吏卒多窃言曰[95]：“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96]，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97]，诸侯虏吾属而东[98]，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将微闻其计[99]，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100]：“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101]，至关中不听[102]，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103]。”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104]。

[146]【汇注】：

班固：汉元年，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汉书·陈胜项籍传》）

颜师古：今谷州新安城是。（《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张守节：《括地志》云：“新安故城在洛州渑池县东一十三里，汉新安县城也。即坑秦卒处。”（《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恢：新安：《括地志》：“渑池县东十三里，汉新安城也。即坑秦卒处。”《清统志》（二〇六）：今新安县搭泥镇。（《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钜鹿之战》）

【汇评】：

李景星：《籍传》之高于《史记》处，《史》云“将秦军行前”，此乃增出“汉元年”以下十八字，先用提笔以立主脑，而随后叙事绝不费手。（《汉书评议·陈胜项籍传》）

[147]【汇注】：

颜师古：异时犹言先时也。秦中，关中秦地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148]【汇注】：

颜师古：无善形状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倪思撰、刘辰翁评：“多”者，不尽然也。（《班马异同评》）

[149]【汇注】：

解惠全、张德萍：“虏”，也是奴隶。（《全译史记·项羽本纪》）

[150]【汇评】：

浦起龙：细琐报复，偏不惜墨！（《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程馀庆：节制之师，自然无此。（《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51]【汇注】：

王伯祥：窃言，私下相谈。（《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孙琮：三个“多”字可玩。多者，不尽然也。（《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牛运震：“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云云，至“秦吏卒多窃言曰”：按此数语，写情事曲尽。三“多”字尤出色。（《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152]【汇注】：

王伯祥：吾属即吾辈。诈吾属降诸侯，诱骗吾辈投降起兵反秦的人。（《史记选·项羽本纪》）

[153]【汇注】：

王伯祥：即，假使。即不能，假使不能破秦。（《史记选·项羽本纪》）

[154]【汇注】：

吴同宝：虏吾属而东：此言“诸侯如不胜秦，则将把秦兵掳回东方”。（《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项羽本纪》）

[155]【汇注】：

王先谦：《列子注·说符篇》：微犹密也。闻其计虑如此。（《汉书补注·项籍传》）

[156]【汇评】：

王鸣盛：《黥布传赞》云：“项氏所坑杀人以千万数，而布常为首虐。”用此得王，亦不免于身为世大僇。子长著布之罪，而项羽之罪亦见。（《十七史商榷》卷二《项氏谬计四》）

[157]【汇评】：

程馀庆：“心”字说得深。（《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58]【汇注】：

王伯祥：至关中不听，到了秦地而不听命令。（《史记选·项羽本纪》）

[159]【汇注】：

王伯祥：都尉翳即董翳，时在章邯军中，与邯、欣同降项羽。后封塞王。尉本为辅佐郡守管兵的官，都尉当系军中的参谋官。（《史记选·项羽本纪》）

[160]【汇注】：

司马迁：项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击坑章邯秦卒二十余万人。（《史记·黥布列传》）

又：秦二世三年十一月，羽诈坑杀秦降卒二十万人于新安。（《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裴骃：徐广曰：“汉元年十一月。”（《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汇评】：

郦道元：谷水又东迳新安故城南，北夹流而西接崤渑，昔项羽西入秦，坑降卒二十万于此，国灭身亡，宜矣！（《水经注》卷十六《谷水》）

江贽：胡氏《管见》曰：莫强于人心，而不可以仁结，可以诚感，可以德化，可以义动也。莫柔于人心，而不可以威劫，不可以术计，不可以法持，不可以利夺也。二十万人不服，羽得而坑之，诸侯王不服，四面而起，羽独且奈何哉！（《少微通鉴节要》卷四《汉纪·太祖高皇帝上》）

尹起莘：白起杀降，虽后世兵家者流亦恶之；秦亡之亟，起与有力焉。籍方欲入关，诛无道秦，乃挟诈而坑降卒至于二十余万众，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其斩刈之惨复一秦耳，果何以慰斯民之望哉？《纲目》于止不止书“坑”，而书曰“诈坑”，则籍之罪又浮于起矣。（《资治通鉴纲目发明》）

凌稚隆：王世贞曰：项氏之坑秦也，戮婴也，天其伸六国乎。虽然，不可以训。（《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陈允锡：坑赵卒于长平，亦坑秦卒于新安，报应可畏！（《史纬》卷七《项羽》）

王鸣盛：项羽之失，不在粗疏无谋，乃在苛细多猜疑不任人。韩信、陈平皆弃以资汉，至于屡坑降卒，嗜杀失人心，更不待言。（《十七史商榷》卷二《项氏谬计四》）

程金造：太史公在此，又明著项羽识略短浅，只是一味杀伐立威。（《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周振甫：《史记评林》引王世贞曰：“项氏之坑秦也，戮婴也，天其伸六国乎？虽然，不可以训。”这里把项羽在新安击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众与项羽入关杀秦降子婴相提并论，而击坑秦降卒更错误。项羽救赵以后，即可收沛公军，鼓行而西，则取天下之势未失也。救赵以后，不鼓行而西，再与秦将章邯战，可待章邯之降，收二十余万降卒之后，可在新安加以坑杀，然后再西入关。按项羽坑杀秦降卒在乙未岁（公元前206年）十二月，其时沛公已入关，降秦王子婴，废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秦民大悦以后，则项羽已失取天下之势。不仅这样，项羽封秦三降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分王三秦，以拒塞汉王刘邦，使不得入据关中。项羽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人，则三个秦降将，成为无兵之空王，怎么能抗汉军入主三秦？于是项羽就失去了取天下之势了。使项羽勿坑杀秦降卒，则封章邯，司马欣，董翳为三王，率秦降卒二十余万众镇守三秦，使三降将卒秦兵全师而归，则秦民必喜，三降将有二十余万之秦兵镇守三秦，又得秦民之助，则刘邦欲定三秦必难。鸿门会上，其时刘邦有众十万，范增既知刘邦欲夺项王天下，项羽封刘邦为汉王，都南郑。范增本可劝项羽收刘邦部下思东归之将，与之东归。削弱刘邦兵力，使都南郑。则三王镇守三秦有二十余万军，而刘邦入南郑兵力削弱，则刘邦欲定三秦必难，得天下之势已归项羽了。故不坑杀秦降卒，有利于项羽得天下之势。故项羽的杀秦降卒，最为失策。（《论〈项羽本纪〉》，载《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

李振宏：《史记·项羽本纪》所载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之事，是项羽身后二千余年被人诟病的主要问题，但揆诸史籍，关于此事的记载非常可疑，一是资料来源的单一性，使得人们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供考证；二是极端地不合情理，不符合事物的正常逻辑。

经考证分析，这是一个值得质疑的历史事件。（《项羽“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献疑》，《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行略定秦地[105]。函谷关有兵守关[106]，不得入[107]。又闻沛公已破咸阳[108]，项羽大怒[109]，使当阳君等击关[110]。项羽遂入[111]，至于戏西[112]。沛公军霸上[113]，未得与项羽相见[114]。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115]：“沛公欲王关中[116]，使子婴为相[117]，珍宝尽有之[118]。”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119]，为击破沛公军[120]！”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121]，在新丰鸿门[122]，沛公兵十万，在霸上[123]。范增说项羽曰[124]：“沛公居山东时[125]，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126]，妇女无所幸[127]，此其志不在小[128]。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129]，成五采，此天子气也[130]。急击勿失[131]。”

[161]【汇注】

高嵣：行略定秦地：章邯已降，乃项羽入秦正文。由北而南，自东而西，至此略定秦地。一路顺流而下，初不料至函谷，有兵守不得入云云也。以此上了击秦之案，并为下文蓄反激之势。（《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夏伯炎：行：即将。略定：夺取，平定。（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汇评】

程馀庆：一句点过，简绝。（《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62]【汇注】

裴骃：文颖曰：“时关在弘农县衡山岭，今移在河南谷城县。”（《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司马贞：文颖曰：“在弘农县衡山岭，今移在谷城。”颜师古云：“今桃林县南有洪滔涧水，即古之函关。”按：山形如函，故称函关。（《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函谷关在陕州桃林县西南十二里，秦函谷关也。《图记》云西去长安四百余里，路在谷中，故以为名。”（《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应麟：古函谷关在陕州灵宝县。函谷故城在县南十里。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曰天险。所谓秦得百二也。（《通鉴地理通释》卷五《十道山川考·西距函谷》）

王恢：史称关、关口、关内、关外、关西、关东：都指函谷关。（《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求神仙》）

又：函谷关：时关在灵宝县旧治西南。东自崤山，西及潼关，深险如函，号曰天险。汉武元鼎三年（前114）冬，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仆弘农人，居灵宝南四十里），乞徙东关，以家财给其用度。武帝亦好广阔，于是徙关于新安东北，去故关三百里（《汉书·武纪·注》）。而以故关为弘农县，故属京兆尹。元鼎四年，分置弘农郡，治弘农。征和四年（前89），置司隶校尉部，与三辅、三河隶之。（《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鸿门之宴》）

【汇评】

吴见思：前破秦一段，奇妙。今伐秦，必更有一段奇妙文字，乃又插入坑卒一事。而略定秦地，函谷守关只一句点，以成奇观。（《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163]【汇注】

陆唐老：或说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闻项羽号秦降将章邯为雍王，王关中。今则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关，无内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计，从之。已而项羽至关，关门闭，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十二月，项羽进至戏。（《陆状元通鉴》卷二十六《太祖高皇帝上》）

【汇评】

华庆远：程伊川曰：高祖其势可以不放项王入关。然而有三事未可。一是有二十万秦子弟在外，父兄必内变；二是沛公父母妻子在楚；三是尚有怀王。（《论世八编》卷六《西汉》）

[164]【汇注】

唐德宜：秦所都，武帝更名渭城。（《古文翼》卷四《项羽本纪》）

钱伯城：沛公已破咸阳：指刘邦于汉高帝元年（前206年）十月，带兵入关，秦王子婴出降，秦亡。（《史记纪传选译》上《项羽本纪》）

【汇评】

程馀庆：“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忽然突出二事，具用省笔。整顿精神，写鸿门一段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65]【汇评】

浦起龙：沛公久搁起，斗接“沛公已破咸阳”，文势事势，俱若从天而下，羽此时十分怒，九分丧气矣。然此处固就项一边写，作压刘势。（《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166]【汇注】

朱记荣：《艺文类聚·地部》：“沛公遣将军闭函谷关，亚父至关，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军发薪一束，欲烧关门，关门乃开。”（引自《楚汉春秋考证》）

杨树达：当阳君，英布也。据《布传》，布先从间道破关下军。（《汉书窥管》卷四《陈胜项羽传》）

【汇评】

茅坤：沛公之闭关，岂其始不及与良本谋耶？（引自《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167]【汇注】

凌稚隆：按：《楚汉春秋》云：“沛公西入武关，居于霸上，遣将军闭函谷关，无内项羽。项羽大将亚父至关，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军发薪一束，欲烧关门，关门乃开。（《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汇评】

盛如梓：先贤云：高祖其势可以守关，不放入项王。然须放他入来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万秦子弟在外，恐内有父兄为变；二是汉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怀王。今考之史，项王坑降卒二十万于新安，之后方破关入秦。汉王已王汉中，出定三秦，至彭城之战，父母妻子方在楚，入关时尚在沛。怀王之说，亦恐未然。子婴降，诸将请诛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以能宽容；且杀降不祥。”沛公重德，于怀王何有嫌疑。项王弑义帝，汉王为发丧，告诸侯伐楚。三说甚失照管。（《庶斋老学丛谈》上）

[168]【汇注】

冯梦龙：戏，平声，水名也。在新丰东。（《纲鉴统一》卷六《西汉高帝元年》）

王恢：戏西：《渭水注》：“戏水出骊山冯公谷，东北流，又北迳丽戎城东，秦之丽邑矣。又北迳鸿门东，又北迳戏亭。苏林曰：戏，邑名，在新丰东南四十里。孟康曰：乃水名也。今戏亭是也。戏水又北分为二水，并注渭水。”据《元和志·一》戏亭在今临潼县东北三十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鸿门之宴》）

又：又“诸侯罢戏下”，《索隐》说“自戏下各就国”是。颜说谬。《日知录》云：“注引一说云：时从项羽在戏水之上，此说为是。盖羽入咸阳，而诸侯自留戏下尔。他处固有以戏为麾者，但方罢麾下，似不成文。”姚鼐亦云：“解戏方为麾，羽麾下耶？诸侯麾下耶？不辞之甚。”（《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鸿门之宴》）

[169]【汇注】

郦道元：霸者，水上地名也，古曰滋水矣。秦穆公霸世，更名滋水为霸水，以显霸功。水出蓝田县蓝田谷，所谓多玉者也。……霸水又左合浐水，历白鹿原东，即霸川之西，故芷阳矣。《史记》秦襄王葬芷阳者是也，谓之霸上，汉文帝葬其上，谓之霸陵。（《水经注》卷十九《渭水下》）

魏了翁：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应劭曰：霸上，地名，在长安东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更名霸。师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即今所谓霸头。……沛公之霸上，已有秦霸城，亦名芷阳。而汉兴以后，文帝于此原始为霸陵，又有霸陵县，始又有霸桥。王莽时，霸桥灾，莽谓天绝灭霸陵之桥。凡霸上、霸西、霸北、霸南、霸东、霸城、霸陵、霸桥、霸亭皆此水。独长安东头第一门曰霸城门，曰青门者，乃汉都城门邵平种瓜处，遥指此水、此路命名。盖汉、唐自长安东出，或之函谷关，或之武关，必于霸桥分别，唐有南、北霸桥。北桥东趋则函谷路，南桥而东南趋则蓝田、武关路，霸上，即秦之霸城，东至新丰县五十里，鸿门在新丰东十九里，戏水在新丰东二十五里，此刘、项入关屯军会合之地也。（《古今考》卷五《沛公至霸上》）

王应麟：“灞”，出蓝田谷，北入渭。在京兆府万年县东二十一里。……《郡县志》：即秦岭之下流，东南自商州、上洛县界流入，又西北流，合浐水入渭。白鹿原在万年县东二十里，亦谓之霸上。（《通鉴地理通释》卷五《十道山川考·灞》）

毕沅：灞上，《雍大记》在通化门东三十里灞河西岸。汉王元年十月，沛公至灞上，子婴降。文帝六年，宗正刘礼为将军，次灞上（谨按：霸上即芷阳，亦见《水经注》）。（《关中胜迹图志》卷八《古迹·郊邑》）

[170]【汇评】

牛运震：按：此句点逗明白，叙次中有脉理眼目。（《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171]【汇注】

董其昌：伏后按，见羽之所以怒与沛公之所以危者，祸皆自此起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王伯祥：司马，掌军政之官。此称左司马，当时沛公的属官应尚有右司马。曹无伤欲媚项求封，故使人进谗言于项羽。（《史记选·项羽本纪》）

[172]【汇注】

王伯祥：沛公西略时，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故言欲王关中。（《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魏了翁：沛公还军霸上，告谕秦民，谓吾当王关中，待诸侯而定约束耳。不曰待怀王之命，而曰待诸侯，其舛逆可见也。沛公初起为陈涉之县令，改事怀王，为怀王之砀郡长。武安侯攻城掠地，有军十万，以至入关，止称沛公，未尽用砀郡、武安之号，下南阳、入武关、破峣关、降子婴、入咸阳、还霸上，未闻遣一介之使以克捷之事告诸怀王而请命焉。或者君臣之间，情不相通，沛公既无使以白事于其君，怀王亦不常遣使以劳其军而赐之封，否则，沛公专制，自为加封拜爵等事，军中以便宜行其意，已不奉怀王之命久矣。此其失策一也。沛公闭关谓备他盗，实欲塞绝章邯之来，不意项羽自将，率四十万人而军戏水，亦宜遣一介之使告之项羽，谓幸先入关，已降子婴，既不敢遽自王，亦不敢掩有秦之重宝，府库一毫发无所取，以待怀王之命也。今将军存赵破秦，威震天下，其亦当有分地以王。秦地当属之谁？子婴其何以处？沛公胸中固已有一定之计，要合以审之项羽，以观其所答，而缺然不讲，此其失策二也。军事贵乎间探，明测度远，项羽之事，一切不复间探测度，其所为曹无伤也。间言既入，范增之大怒相激，项羽己饷士，欲旦日合战，而沛公不知，非项伯尝杀人，张良尝藏匿之，有此旧好，夜驰见良，良具以白，则以沛公不备之师，而当项羽卒然一击之势，存亡未可知也。此其失策三也。良引项伯同见沛公，托以婚姻，卑辞逊谢，俾伯以达之项羽，当以《高纪》与《张良传》参看，则沛公一时之惧可知矣。鸿门之会，羽固无杀沛公意，范增目羽不应，项庄入以剑舞，卒赖樊哙幸免，当以《项籍》《樊哙传》参看，则沛公一时之窘，亦可知矣。幸而沛公得多失少，其最得策者在于不杀子婴，珍宝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还军灞上，秦吏民按堵如故，虽牛羊酒食无所受，不惟秦民心服之，虽顽戾如项羽亦心暗服之矣。范增不能劝项羽以行仁，不能谏项羽残虐掳掠之失，亟亟然惟以杀沛公为事，沛公何罪？纵项羽能杀沛公，天下亦非项羽之有？从入关之诸侯其心可顷刻变也。然则使当时沛公无张良以为之谋，遽然入秦宫阙，南面而王，有其珍宝，妻其妇女，如此则不必项羽可疾杀之不出于怀王之命。……沛公之不死，乃人心之所归，即天命之所佑，四百年之天下，在于入关而不自王耳，在于矫揉其贪财好色之素习，一时能自忍耳！（《古今考》卷六《项伯夜驰见沛公》）

[173]【汇注】

夏伯炎：使子婴为相：子婴投降后已被监视，并未为相。这是曹无伤的挑拨之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174]【汇评】

梁玉绳：附按：范增曰：使“沛公入关，财物无所取”。沛公谓项伯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樊哙谓项羽曰：“沛公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又《高纪》谓“沛公封秦重宝财物府库”，是高祖之不取秦宝物，皆张良、樊哙一谏之力，而曹无伤“珍宝尽有之”语，徒以媚羽求封耳。但《萧相国世家》云“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然则曹无伤之言未尽虚妄，谢项羽之玉璧，与亚夫之玉斗，高祖何从得之？可知非毫无所取也。（《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175]【汇评】

姚苎田：特下“旦日”二字，为下二“夜”字，二“旦日”字，一“即日”字作引子。古文伏脉之法都如此。（《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176]【汇评】

姚苎田：语直捷有势，正与后“许诺”及“默然不应”对锁，作章法。（《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177]【汇注】

吕祖谦：《解题》曰：诸侯兵从项羽入关，其可见者，楚柱国共敖、赵相张耳、赵将司马卬、齐将田都、故齐王建孙田安、燕将臧荼、瑕邱公申阳、番君吴芮、魏王豹、韩王成。若秦之降卒，则司马欣将之，为向导，不在四十万之数。（《大事记解题》卷八《项籍将诸侯兵四十余万》）

[178]【汇注】

裴骃：孟康曰：“在新丰东十七里，旧大道北下阪口名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胡三省：新丰县本秦骊邑，高祖七年方置，史以后来县名书之。应劭曰：太上皇思东归，于是高祖改筑城市街里以象丰，徙丰民以实之，故号新丰。孟康曰：鸿门在新丰东十七里，旧大道下阪口名也。姚察云：在新丰古城东，末至戏水，道南有断原，南北洞门是也。《水经注》：今新丰古城东有阪，长二里余，堑原通道，南北洞开，有同门状，谓之鸿门。孟康言在新丰东十七里，无之；盖指县治而言，非谓城也。自新丰古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则霸水，又西二十里则长安城。（《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史念海：《地理志》：“新丰，故骊戎国；秦曰骊邑。高祖七年置。”《秦始皇纪》：“十六年，魏献地于秦，秦置骊邑。”《高祖纪》：“十年，更名郦邑曰新丰。”《地理志》以高帝七年始置此县，其说盖非。《清一统志》二二八：“新丰故城在（西安府）临潼县东北。”《项羽纪》：“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其时无新丰之名，《纪》言误也。（《秦县考》，《禹贡》第七卷第6、7合期）

王恢：新丰，《汉志》：“京兆尹新丰，骊山在南，故骊戎国。秦曰骊邑。高祖七年置。（‘七’应作‘十’）”应劭云：“太上皇思归，于是高祖改筑城寺街里以象丰，徙丰民以实之，故号新丰。”即丽邑，故城即今临潼县东北十四里新丰镇。今附近有二村，汉代堡——西堡子约四十户，汉尉堡——后堡子约百二十户，即汉高所建遗址。（《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鸿门之宴》）

又：又按：新丰县凡数徙：后汉灵帝末徙零水侧，遗址即晋魏之阴槃城。北周又徙天宝废县，遗址湮没，隋复徙还今之新丰镇。（同上）

又：鸿门，贾谊谓“楚师深入，战于鸿门”，即指“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也。《渭水注》：“始皇陵北对鸿门十里。”又云：渭水又东迳鸿门北，旧大道北下坂口名也。右有鸿门亭（原脱“门”字）。《郡国志》新丰县东有鸿门亭者也。郭缘生《述征记》曰：或云霸城南门曰鸿门也。按：《汉书注》鸿门在新丰东十七里，则霸上应百里。按《史记》项伯夜驰告张良，良与俱见高祖，仍使夜返，考其道里，不容得尔。今父老传在霸城南数十里（十字疑衍），于理为得。按缘生此记，虽历览《史》《汉》，述行途经见，可谓学而不思矣。今新丰县故城东三里有坂长二里余，堑原通道，南北洞开，有同门状，谓之鸿门。孟康言在新丰东十七里无之。盖指县治而言，非谓城也（按：此二句语意不明。其时新丰治阴槃城，更在临潼县东三十二里之冷水西戏水东）。自新丰故城（今新丰镇）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则霸水，西二十里则长安城。应劭曰：“霸上地名，在长安东二十里，即霸城是也。高祖旧停军处。东去新丰既远，何由项伯夜与张良共见高祖乎？推此言之，知缘生此记乖矣。”是鸿门不在新丰东，古人已言之。准之沛公军霸上，在轵道，依霸水连营，与羽军相去为四十里，则鸿门当在新丰西南，霸城东北，临潼县南。沛公赴鸿门，当从大道——约为今陇海路，略成弧形，约为四十里。而脱身驰归，抄小路，直由骊山下出芷阳，不过二十里耳。四十里，十里，四十里，二十里，皆约为相形数字，郭《札记》所谓“以见脱身急难匆遽之情”是也。《纪要》（五三）：“《道里记》：自新丰古城西至霸城五十里，又西十里则霸水。《史记》云鸿门去霸上四十里，盖约言之也。”《史记》特详鸿门与霸上相去四十里，从骊山下道芷阳间行，不过二十里，则项伯之一夜来去，沛公之逃席得归，方合情理。（同上）

又：今临潼县东北十五里新丰镇北门，题曰“古鸿门坂”，北门外丘陵上，康熙壬午（1702）三月立“汉代名区南原鸿门楚霸王宴汉高处”；鸿门堡西门外方约五丈土堆，谓即设宴台。恐世俗附会。（同上）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新丰亦从后言之也，当时无新丰。愚按：鸿门阪名，在临潼县东，今曰项王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项羽本纪第七》）

[179]【汇注】

王恢：霸上，霸水之上。沛公军霸上，盖在轵道亭，近霸桥。（《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鸿门之宴》）

【汇评】

魏了翁：沛公之起沛中三千人，项羽之起吴中八千人。今入关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为百姓者，苟恋城市村落之居，而不从军，必遭劫掳焚掠之苦，与其老弱无力，衔冤待尽，曾不如强而壮者听吏调发，或父老发其子弟，尽以为军，则可万一临阵不死，大则享封侯割地之利，小则掳掠金帛，抄劫妇女，以苟且存全其性命，丰肥其口体。呜呼！其破坏先王之法制，而求以灭人之国家，其亦不仁甚矣。（《古今考》卷六《羽兵四十万号百万汉兵十万号二十万》）

吴见思：校兵力，是万万不敌者，正写危急。（《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姚苎田：提清全局，与后对看，他人不解用此笔。（《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牛运震：“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按此提掇最妙，不惟见项羽、沛公兵力不敌，要在将鸿门、霸上点次明白，正使后文照应演叙也。此史法安顿之妙。此处点项羽、沛公驻兵处，及后文点项王、项伯、亚父、沛公、张良坐次，乃太史公叙鸿门宴扼要得力处。凡弈棋者先布势子，搏拳者先安场地，皆预为安顿部位。后虽错置变化，自学了然不乱也。即此可悟太史公叙鸿门宴先点驻兵处及坐次之妙。（《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180]【汇注】

孙琮：好奇计处。（《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181]【汇注】

施之勉：无“时”字。（《史记会注考证订补·项羽本纪第七》）

王伯祥：战国时泛称六国之地为山东，以在崤函之东，故名。此云居山东时，即指未入关前，仍旧沿用当时的惯语。（《史记选·项羽本纪》）

[182]【汇评】

姚苎田：特与曹无伤“珍宝尽有之”言不相仇，所以表出范增。（《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183]【汇评】

陆唐老：唐曰：“入关，珍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乃高祖之创业规模也。（《陆状元通鉴》卷二十六《太祖高皇帝·自注》）

[184]【汇评】

王迈：项羽以盖世之气，直欲摧岳岱而倾河海。然观其心度之所安，大抵知有楚而不知有天下，故其贪恋故国之荣，不啻如昼锦之快，是其志已可悲也，宜其天下不得而有也。高祖微时贪财好色之心，本锢其中。及至入秦之日，至玉帛子女，曾不以动其痼疾，是何贪于前而廉于后也。其心今日之所欲，固甚于前日之所爱者也。前日之所爱者溺焉，今而能果敢决裂以求自出焉，此其所挟持者甚大，气量甚高，志趣甚远，秦关百二之险，帝固得而隘之矣。楚众百万之强，帝固得而弱之矣，范增之徒方且刮目于其旁，其敢以平昔在山东者而藐之哉？刘项成败，吾不决于垓下之围，固已决于项羽眷恋归楚之日，高帝入关无所取之时矣。（《臞轩集》卷三《高帝论一》）

姚苎田：羽之大怒，但为其攻破咸阳，及尽有珍宝；范增之忌，自为“其志不在小”，此其相去固已远矣。叙得极明划。（《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程馀庆：即此而知沛公之志，真人杰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85]【汇评】

倪思撰、刘辰翁评：或如龙如虎，或青或黄，独指为龙过失。（《班马异同评》）

[186]【汇注】

胡三省：《周礼》：眡祲氏掌十之法，以观妖祚，辨吉凶。即后世所谓望气者也。《晋天文志》：天子气，内赤外黄，四方所发之处当有王者。若天子欲有游往处，其地亦先发此气，或如城门隐隐在气雾中，或气象青衣人无手，在日西，或如龙马，或杂色郁郁冲天者，皆帝王之气。（《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马端临：天子气：内赤外黄，四方所发之处，当有王者。若天子欲有游往处，其地亦先发此气。或如城门隐隐在气雾中，恒带杀气，森森然；或如华盖在气雾中，或气象青衣人，无手，在日西；或如龙马，或杂色，郁郁冲天者，此皆帝王气。（《文献通考》卷二八一《杂气》）

【汇评】

方回：先儒尝谓范增愚人，既知其气为天子气，则不可击矣，而又欲击之！（《续古今考》卷六《亚父使人望沛公气皆为龙成五色》）

金维宁：范增劝项羽杀沛公，与晋末胡藩劝刘裕杀刘毅，同一意也。而一成一败，相去远甚。然羽之败，岂增谋不忠乎？苏子因其败而短增，亦过矣。然王者不死，增既望气而知之，犹欲击杀沛公，此增不免为迂愚之见也。（《垂世芳型》卷二《秦·范增》）

[187]【汇注】

郦道元：《楚汉春秋》曰：“项王在鸿门，亚父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气冲天，五色相缪，或似龙，或似云，非人臣之气，可诛之。’高祖会项羽，范增目羽，羽不应。”（《水经注》卷一九《渭水》）

倪思撰、刘辰翁评：范增语与曹无伤不同。增盖得之此。樊哙、张子房谏后所见闻，增乃知其志不在小。使羽于此有见，何至秦人一旦失望哉？曹无伤，谗语也，不足信；羽知不实，怒，亦怠增此语，故以为沛公游说耳。羽所重，乃窃在此。使人望气之谓好奇，既知其如此，又曰“急击勿失”，徒自可笑。（《班马异同评》）

凌稚隆：增既知为天子气，又云“急击勿失”，亦愚矣。（《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李贽：天子可杀乎？增借此以激羽，而羽不信，羽真忠厚人。（《史纲评要》卷五《汉纪》）

郭大有：范增为羽谋臣，既令人望高祖之气，皆为龙成五采，已知为天子矣，夫何劝羽急杀之，则其不智，诚可笑也。呜呼，婴母知废，陵母知兴，尚识天子于尘埃中，增反不若女子之见欤？观其谋，固虽人各为其主之意，然计不行，宜当早去，何乃栖栖眷恋而起其疑哉？徒有谋国之忠，而无见几之明，君子惜之。传曰：识时务者在俊杰。苏子以人杰称增，予恐非人杰也。（《官板评史心见》卷二《范增举玉玦者三》）

于慎行：范增，庸人也。项王入关，坑秦卒二十万，而增不谏；烧秦宫室，至火三月不灭，而增不谏。当此之时，不待角力斗兵，而楚、汉之雌雄，固已决矣，乃徒望天子气而击之，何其明于望气，而暗于察人邪？高帝曰“项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吾以为虽用范增，无救于亡。增庸人也。（《读史漫录》卷二）

姜宸英：若夫沛公既转战以及关中矣，此樊哙所谓劳苦而功高者。而增也于羽之焚烧咸阳，诛戮子婴，天下成败之关，其孰大于此？乃卒不闻一言以争，而惓惓于击杀沛公为事！一沛公可杀，诸侯之谋士如云，秦民之思汉日甚，增能悉制之无一反耶？亦可谓愚而拙于计矣。（《湛园集》卷四《续范增论》）

程馀庆：增岂知王者不死？既云天子气，又云急击勿失，亦愚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楚左尹项伯者[132]，项羽季父也[133]，素善留侯张良[134]。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135]，私见张良，具告以事[136]，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137]。”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138]，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139]，不可不语[140]。”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141]？”曰：“鲰生说我曰‘距关[142]，毋内诸侯[143]，秦地可尽王也[144]’。故听之[145]。”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146]？”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147]？”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148]。”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149]”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150]。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151]。”沛公曰：“孰与君少长[152]？”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153]。”张良出[154]，要项伯[155]。项伯即入见沛公[156]。沛公奉卮酒为寿[157]，约为婚姻[158]，曰：“吾入关，秋豪不敢有所近[159]，籍吏民[160]，封府库[161]，而待将军[162]。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163]。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164]！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165]。”项伯许诺[166]。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167]。”沛公曰：“诺[168]。”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169]。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170]，不如因善遇之[171]。”项王许诺[172]。

[1]【汇注】：

司马贞：名缠，字伯，后封射阳侯。（《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胡三省：楚官有左尹、右尹。（《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2]【汇注】：

陈直：项伯在同父兄弟中则为伯，在其祖兄弟则为季，故名季字伯，至今江南各地，风气犹然。（《史记新证·项羽本纪》）

【汇评】：

茅坤：以下序次如描画，今梨园子弟亦本此为传记，如目睹之。（《史记钞·项羽本纪》）

程馀庆：上若必不可解矣，此乃徐徐转出项伯，用多少层折，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汇注】：

班固：留文成侯张良，以厩将从起下邳，以韩申都下韩，入武关，设策降秦王婴，解上与项羽隙，请汉中地，常为计谋，侯，万户。（六年）正月丙午封，十六年薨。（《汉书》卷十六《功臣表》）

解惠全、张德萍：善：亲善。（《全译史记·项羽本纪》）

[4]【汇注】：

王直：按：此“夜”字与后“夜”字相顾，且应“旦日”字。（见《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5]【汇注】：

王伯祥：具，齐备。具告以事，即以项羽欲击沛公之事备细告知张良。（《史记选·项羽本纪》）

[6]【汇校】：

王念孙：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念孙按：从当作徒。项伯以张良不去，则徒与沛公俱死，故曰“毋徒俱死也”。《汉书·高祖纪》作“毋特俱死”，苏林曰：“特，但也。”师古曰：“但，空也，空死而无成名也。”“特”“但”“徒”一声之转，其义一也。隶书从字作“從”，形与“徒”相似，故“徒”误为“从”。（《读书杂志》二《史记第一·项羽本纪·毋从俱死》）

钱泰吉：《杂志》云：“从当为徒。”《汉书》作“特”。苏林曰：“特，但也。”特、但、徒，一声之转。（《史记校勘记》一《项羽本纪》））

吴汝纶：王云“从”当为“徒”。某按“从”字是。《杂志》改“从”为“徒”，谬甚。（《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项羽本纪》）

【汇评】：

姚苎田：十余字耳，叙得情事俱尽，性情态色俱现，千古奇笔。（《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牛运震：“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写匆遽如画。（《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程馀庆：天送一项伯与张良用。（《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7]【汇注】：

张守节：为，于伪反。（《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8]【汇注】：

姚苎田：张良开口提韩王，所谓“不义”，自指韩也。（《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汇评】：

高嵣：亡去不义：此时良尚未为沛公臣耳，不忍负之情何如哉？（《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9]【汇注】：

王伯祥：不可不语，不可不告知一声。（《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程馀庆：留侯此时未为沛公臣也，尚不忍负之，其于韩何如哉！（《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

[10]【汇校】：

梁玉绳：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按：高帝此时尚未为王，且前后俱称沛公，何忽于张良三称大王耶？《留侯世家》作“沛公”是。（《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汇注】：

钱大昕：此时沛公未为汉王，盖臣下尊之之称。项羽亦未自王，故沛公呼为将军，而范增、项庄已称为君王，樊哙、张良亦称为大王，《史》亦屡书项王，皆据当时相尊之词。（《廿二史考异》卷一《史记一·项羽本纪》）

【汇评】：

凌稚隆：张良反问沛公，是其素所长。（《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茅坤：沛公之闭关，岂其始不及与良本谋耶？（《史记钞·项羽本纪》）

顾炎武：鸿门之会，沛公但称羽为将军，而樊哙则称大王，其时羽未王也。张良曰：“谁为大王画此计者？”其时沛公亦未王也，此皆臣下尊奉之辞，史家因而书之。今百世之下，辞气宛然如见。又如黄歇上秦昭王书“先帝文王武王”，其时秦亦未帝。必以书法裁之，此不达古今者矣。（《日知录》卷二十七《史记注》）

钱谦益：危急之际，突兀谯让，归咎于设谋者。家人絮语，所谓溺人必笑也！（《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三《书史记项羽高祖本纪后》）

吴见思：一边惊惶，一边埋怨，写得十分危急，其妙乃尔。（《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姚苎田：从容得妙！（《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11]【汇注】：

裴骃：徐广曰：“鲰音士垢反，鱼名。”骃按：服虔曰“鲰音浅。鲰，小人貌也”。瓒曰“《楚汉春秋》鲰，姓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邓名世：“鲰”，《风俗通》有人姓鲰名生。……谨按《张良传》：沛公曰“鲰生说我”云云，谓郦食其也。服虔曰：鲰生，小人。瓒曰：“《楚汉春秋》，鲰，姓。”师古是服说，今从之。（《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十九《鲰》）

【汇评】：

姚苎田：急中骂语，皆极传神。（《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12]【汇注】：

王伯祥：距通拒。内，纳之本字。距关毋内诸侯，抵守函谷关勿令项羽等人入关往西来也。（《史记选·项羽本纪》）

[13]【汇注】：

吴同宝：言“可以占领整个的秦地而称王”。（《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项羽本纪》）

[14]【汇评】：

程馀庆：语中悔恨都有。（《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5]【汇校】：

梁玉绳：案：羽时亦未王，故沛公称羽将军，以其为诸侯上将军也。《史》乃预书为王，此下项伯曰“项王”，范增、项庄曰“君王”，张良、樊哙曰“项王”“大王”，沛公曰“项王”，凡书王者三十八，似失史体。《留侯世家》《樊哙传》及《汉书》俱不言王，甚是，惟樊哙语未尽改耳。（《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汇注】：

夏伯炎：当：抵挡。（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汇评】：

孙琮：缓得妙！所谓忙中着闲也。（《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姚苎田：偏从容。（《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16]【汇注】：

吴国泰：为者，“于”也（为，于声同相假）。之者，“此”也。奈者，“拏”之假也。《说文》：“拏，持也。”为之奈何者，言于此持何计也。（《史记解诂·项羽本纪》，载《文史》第43辑）

【汇评】：

吴见思：两“为之奈何”，写惶急之甚。（《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姚苎田：又倔强，又急遽，传神之笔。（《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牛运震：“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此处极得英雄仓皇之神，再叠一“为之奈何”，逼勒更紧。（《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17]【汇评】

姚苎田：到底从容，音节琅琅可听，只如此，妙！（《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18]【汇评】：

孙琮：叙事捷甚，又细甚。写尽窘迫中敏妙。（《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姚苎田：自出机警。（《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程馀庆：此句骇、幸都有。（《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9]【汇注】：

司马迁：居下邳，为任侠。项伯常杀人，从良匿。（《史记·留侯世家》）

[20]【汇注】：

张位：云见己昔日脱项伯之难，故项伯今日亦来脱己之难，以报己之德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汇评】：

钱谦益：事已亟矣，却穷究其所以告良之故。娓娓相告语，此情语也。（《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三《书史记项羽高祖本纪后》）

[21]【汇注】：

胡三省：少，诗照翻。长，知两翻。（《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汇评】：

浦起龙：“孰与”句，机敏过人。（《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22]【汇注】：

王伯祥：兄事之，当老大哥那样待他。（《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倪思撰、刘辰翁评：此处问答如见，备极情事。（《班马异同评》）

凌稚隆：董份曰：备书当时问答累数十言，而沛公窘迫之情益见。（《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姚苎田：机警绝人！（《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牛运震：叙沛公与张良问答处，顿挫起伏，有脉有势。沛公语急，张良语急迫中带舒缓之神，神吻生肖，百世下读之，如新脱于口。（《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郭嵩焘：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至“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按：此等乃后世史家所应略者，史公偏于此等处委细言之，正为鸿门之会险绝、奇绝，于此为之助势，亦自喜其摹写物情曲折之工也。（《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程馀庆：正急时，说闲话，非闲话也。正写其惶急之态。备书当时问答累数十言，而窘迫之情如见。（《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3]【汇评】：

姚苎田：以一笔夹写两人，一则窘迫绝人，一则从容自如，性情须眉，跃跃纸上，史公独绝之文，《左》《国》中无有此文字。（《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24]【汇注】：

朱熹：要，音邀。要，求也。（《孟子集注·告子上》）

吴国泰：要，《说文》：“身中也。”引申凡中遮亦曰要。《孟子·公孙丑下》“使数人要于路”亦谓中遮之也。（《史记解诂·项羽本纪》，载《文史》第43辑）

[25]【汇评】：

姚苎田：此等处皆特写项伯，所谓传外有传也。（《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26]【汇注】：

陆唐老：卮，章移反。古字作“觗”，应昭曰：“饮酒器，古以角作，受四升。”（《陆状元通鉴》卷二十六《高皇帝上·自注》）

[27]【汇注】：

王伯祥：约为婚姻，彼此联姻，攀做儿女亲家。（《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李贽：好计！（《史纲评要》卷五《汉纪》）

钱谦益：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问其少长，愿得兄事，一时无可奈何諈诿相属之意，可以想见。奉卮酒为寿，何其郑重也！（《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三《书史记项羽高祖本纪后》）

高嵣：极意亲附项伯，看沛公机警处。（《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程馀庆：以此为赂。（《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8]【汇注】：

王伯祥：秋豪，兽类新秋更生之毛，喻微细。豪是毫之本字，细毛也。秋豪不敢有所近，言些微也不敢沾染。（《史记选·项羽本纪》）

[29]【汇注】：

陆唐老：“籍”，在昔反。籍记于簿。（《陆状元通鉴》卷二十六《太祖高皇帝上·自注》）

程馀庆：籍，谓簿籍。（《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0]【汇注】：

吴同宝：“封府库”，指把财物封存保管起来。（《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项羽本纪》）

[31]【汇评】：

茅坤：所为谢项羽之言却好。（《史记钞·项羽本纪》）

[32]【汇注】：

夏伯炎：备：防备。非常：意外的事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汇评】：

陈如冈：云“非常”，谓猝然之变也。沛公此处回护亦好。（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姚苎田：自解语，与曹无伤语对针；若范增之言，本非羽心，且亦无可置辨也。（《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程馀庆：解得妙！情事已尽。如此立言，羽安得不信？（《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3]【汇评】：

姚苎田：“反”字下得妙。明明以君待羽，以臣自待，其忌不烦解而自释矣。（《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浦起龙：急遽而辩，调复响。（《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程馀庆：只一“反”字，自认罪最重，余情俱包在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4]【汇注】：

冯梦龙：具言，犹云备述。倍，背也。（《纲鉴统一》卷六《西汉高帝元年》）

【汇评】：

杨慎：将飞者翼伏，将奋者足跼，将噬者爪缩，将文者且仆。夫惟鸿门之不争，故垓下莫能与之争。（引自《史记评林》）

孙琮：称臣、称兄，奇窘如见。（《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吴见思：又叮咛一句，足见其急。（《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姚苎田：语气详慎，卑抑之至，大英雄能屈处，凡此文皆特特与项羽对看。（《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浦起龙：此语危而得力，一段归束在此。（《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高嵣：解说语急遽，而辩调亦响亮。（《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牛运震：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此语柔宕有神，正赖此语收结得住。（《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程馀庆：再叮咛一句，足见其急。……看英雄能屈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5]【汇评】：

蔡昂：项伯之私约，即丁公之私释也，于汉为有恩，于楚为不忠，于法莫赦。汉王定天下，斩丁公，是矣；而封项伯，何哉！（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程馀庆：项伯此时，愈难而心愈苦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6]【汇注】：

夏伯炎：蚤：通“早”。谢：道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汇评】：

倪思撰、刘辰翁评：项王为人不忍，于此可见。此伯之所以敢诺，增之所以不敢怒也。（《班马异同评》）

姚苎田：娓娓如闻其声。（《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储欣：旦日不可不早自来谢项王：解着妙甚！项王大怒，怒沛公之不为己下耳。一“自谢”，而项王已无恶于沛公矣。（《史记选》卷一《项羽本纪》）

[37]【汇注】：

刘因：“唯”恭于“诺”，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则其音必内，故“唯”以趋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则其声必外，故“诺”以承受之，若与物而受之也。（见《文章辩体汇选》卷四二八《唯诺说》）

【汇评】：

程馀庆：好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8]【汇校】：

牛运震：按：《高祖本纪》，初称高祖为沛公，封汉王则称汉王，即皇帝位乃称高祖，或称皇帝，或称上。后世作史者，遇创业之帝渐次称尊即真者，称谓多依此例。今项王即用本纪体，应于自立为西楚霸王后乃称项王，其叙鸿门事即称项王者，误也。（《读史纠谬》卷一《项羽本纪》）

【汇注】：

顾宪成：云将沛公之言一一详述之也，故曰“具……报”。下“因言”者，则项伯以己意自言之也。（见《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汇评】：

孙琮：要处省，俱妙！（《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梁玉绳：按：项伯之招子房，非奉羽之命也，何以言报？且私良会沛，伯负漏师之重罪，尚敢告羽乎？使羽诘曰“公安与沛公语”，则伯将奚对。《史》果可尽信哉！（《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39]【汇评】：

程馀庆：说来亦自词严义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40]【汇注】：

王伯祥：善遇之，犹言客客气气待他。（《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孙琮：“因”字，妙于为言。（《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姚苎田：兄弟之益如此。所以谓沛公之机警，并非子房所及。（《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程馀庆：妙于为言，在一“因”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41]【汇评】：

张位：项王为人不忍，故闻其言而遂许之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邵泰衢：夜驰夜去，军事密且严也，私良、会沛，漏师，负重罪也，犹敢以告项王乎？使项王曰“而何得见沛公？”伯敢曰“余私良”乎？《高纪》又云“以文喻项羽，羽乃止”，此又项伯以沛公言告项王，何也？虽古者军有可入之理，华元登子反之床，高祖晨驰入赵壁之类是也，然非所论于项伯也。（《史记疑问》卷上）

姚苎田：直性。（《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浦起龙：叙项氏漏机，刘氏计欤，其事急切，其笔细曲。（《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刘沅：沛公不量力，欲拒项羽，非项伯则为羽虏矣。羽不听范增，其容人有足录者。（《史存》卷六《楚汉纪》）

程金造：先叙羽入函谷，闻沛公先入咸阳，自料刘邦已据秦财货，故大怒。行至戏西，又得曹无伤以沛公尽有秦氏珍宝之说，就怒上加怒，决心明日要击破沛公军。凡此诸事，太史公意在著出项羽所志，只是自私自利之财货富贵，全无一点为天下苍生吊民伐罪之意。所以一听项伯说沛公封府库，财物无所近之言，便把一时要击破沛公之怒潮，就立即化为相见善待之意。太史公此又一露其性行志趣。（《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1]，至鸿门[2]，谢曰[3]：“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4]，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5]，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6]，得复见将军于此[7]。今者有小人之言[8]，令将军与臣有郤[9]。”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10]；不然，籍何以至此[11]。”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12]。项王、项伯东向坐[13]，亚父南向坐[14]。亚父者，范增也[15]。沛公北向坐[16]，张良西向侍[17]。范增数目项王[18]，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19]，项王默然不应[20]。范增起，出召项庄[21]，谓曰：“君王为人不忍[22]，若入前为寿[23]，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24]。不者[25]，若属皆且为所虏[26]。”庄则入为寿[27]。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28]，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29]，常以身翼蔽沛公[30]，庄不得击[31]。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32]。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33]？”良曰：“甚急[34]。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35]。”哙曰：“此迫矣[36]，臣请入，与之同命[37]。”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38]。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39]，樊哙侧其盾以撞[40]，卫士仆地[41]，哙遂入[42]，披帷西向立[43]，瞋目视项王[44]，头发上指，目眦尽裂[45]。项王按剑而跽曰[46]：“客何为者[47]？”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48]。”项王曰：“壮士[49]，赐之卮酒[50]。”则与斗卮酒[51]。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52]。”则与一生彘肩[53]。樊哙覆其盾于地[54]，加彘肩上[55]，拔剑切而啖之[56]。项王曰：“壮士[57]，能复饮乎？”樊哙曰[58]：“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59]！夫秦王有虎狼之心[60]，杀人如不能举[61]，刑人如不恐胜[62]，天下皆叛之[63]。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64]。’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豪毛不敢有所近[65]，封闭宫室，还军霸上[66]，以待大王来[67]。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68]。劳苦而功高如此[69]，未有封侯之赏[70]，而听细说[71]，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72]，窃为大王不取也[73]。”项王未有以应[74]，曰：“坐[75]。”樊哙从良坐[76]。坐须臾，沛公起如厕[77]，因招樊哙出[78]。

[1]【汇注】：

杨家骆：从百余骑：犹言“带着一百多骑兵”。（《史记今释》）

【汇评】：

孙琮：屡醒“夜”字、“旦日”字，见沛公不敢后。（《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姚苎田：此下一段，千古处危难现成榜样，未可以文字视之。（《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程馀庆：沛公敢于见羽者，以项伯为之先容；且知羽之性直而不诈，虽轻身一往，实筹画素定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汇注】：

乐史：鸿门坂，《续汉书》沛公见项羽处，在县东一十七里旧大道北坂口。按《关中记》，鸿门在始皇陵北十里。（《太平寰宇记》卷二七《关西道三·昭应县》）

【汇评】：

范光宙：帝先入关，羽攻破函谷，军戏下，期旦日击沛公军。而亚父又激羽以龙虎成五采之说，势汹汹欲去之矣。乃帝惶恐，以不赀之身，犯楚人之锋，此无异以珠弹雀也。人谓帝谢羽鸿门，亦郑伯肉袒迎楚庄、勾践身请臣之意。君子曰：否。理以直壮。夹谷之会，齐兵辟易，以直壮也。帝以怀王约，先入关，宜王而不王，籍吏民，封府库而待，直在汉也。羽矫而杀卿子冠军以北，又矫而劫诸侯兵以西，其入秦破函谷，曲在楚也。羽虽暴，岂不辨曲直哉？卒之一见而怒消。即示之玦，蹴之剑，终不及者，非其力能胜羽也，其直而壮者固在也。余故以楚汉之雌雄，不在垓下，而在鸿门。（《史评》卷三《高帝·鸿门》）

又：项强帝弱，所不忿者，帝先入关耳。故鸿门一谢，只在平其忿气。且以张良之智，樊哙之勇，二人胆略，俱从忠孝天性中出。项虽强，岂能刃于帝乎？（同上）

唐顺之：高帝，汉之英主也。其始也，以怀王命入关，闭关而守之以拒项羽，羽怒，欲击汉帝，用留侯计，谢羽于鸿门以免。君子曰：此一时之幸，非万全之谋也。当是时，帝自度士卒与籍孰强？军法与籍孰练？喑哑叱咤之威与籍孰胜？籍之死命，吾能制之否耶？能制籍之死命也，守关之计可行也；其不能也，虽金城千里，彼且环而攻之，败可俟也，守之何为者？噫，计亦左矣。不度德，不量力，以犯楚人之锋，而徼倖于鸿门之谢，天也，非人也，不可必也。……吾就其时观之，帝之不可必者三：暴如项羽，能必其不我戮乎？亲如项伯，能必其无怀二心乎？亚父之算无遗策，能必其不见信乎？有一于此，帝其殆矣。……志有之：“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进不失利，退不失时，先王制敌之远猷也。九州之大，城郭沟池之固，苟可以图王图伯者，岂必三秦？枢机在我，天下皆可也。帝之初入关也，其势诚不足以抗羽，曷若且捐关中以与之，僻处一隅，养威蓄锐，先为不可胜以观天下之变；彼喑哑叱咤之徒，必非久在人上者，一举而毙之，大业可定也，胡为乎汲汲于守关以犯项氏之怒，而徼倖于鸿门之谢也。呜呼，此萧何劝王巴蜀之意也。惜也帝既失之于鸿门未谢之前，何乃言之于鸿门既谢之后。辨之不早，是故履危蹈险，颠跌撼顿，出万死一生之计，而幸免于祸。卒之楚侯亡，炎祚兴，兴亡之关大矣。故曰天也，非人也，不可必也。呜呼！此可与智者道也。（引自《古今人物论》卷六《谢羽鸿门》）

宋存标：鸿门之会，项王视沛公如笼鸟釜鱼，杀之，何奇捶死。虎啖困龙，项王不为，其意只欲沛公一谢耳。沛公不脱亭长本色，露出无限惆怅，欲不谢不可，谢又不可。其可与为心腹者，止一椒房之樊哙，孤而无与谋也。然沛公属有天幸，留侯欲报韩者报沛公，项伯欲以报良者报沛公。两人俱非沛公真相知，而俱藉沛公以自行其德怨。盖项王留饮，气已平，恨已释，项庄拔剑，范增举佩，俱是不谙世故人，多此一番稠杂，所以激出樊哙带剑拥盾，做出许多模样。樊将军起家屠沽，斗酒生彘，仍以屠沽畜之。观项王赐酒赐肉，安顿得何等体面。两言消释，两人即沉醉可也。沛公自仓皇无主，起而如厕耳。总之，沛公是无情木偶，线索听人操纵；项王是慈悲英雄，生杀任吾倒置；张子房是识时务俊杰，眉亦能语，肉亦能飞；亚父是极无用腐儒，有气无志，有口无舌，拔剑撞斗，分明是童稚所为，非真有折冲之奇也。或谓项羽之败，全是用范增，诚有见于增之无奇耳。（《秋士史疑》卷四《鸿门会》）

徐乾学：司马迁《项羽本纪》载起兵时及鸿门事，千载以下，历历如见。班固多从裁省，似少脱略矣。（引自《皇朝文颖》卷二二《班马异同辨》）

[3]【汇注】

储欣：“谢曰”：情软语。（《史记选》卷一《项羽本纪》）

[4]【汇注】：

程馀庆：戮力，并力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汇评】：

姚苎田：一合说来，异为同，妙！（《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5]【汇注】：

王伯祥：河北、河南皆泛称。战河北，与前“渡河”及“河北之军”相应。战河南则补出刘邦一边，西行略地入秦之事。（《史记选·项羽本纪》）

编者按：钱伯城在《史记纪传选译》上《项羽本纪》中以为“河北”，指黄河以北地方。

[6]【汇注】：

王伯祥：不自意，自己没有料到。（《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倪思撰、刘辰翁评：“然不自意能”，甚善，于此有力。（《班马异同评》）

[7]【汇评】：

茅坤：破羽所忌。（《史记钞·项羽本纪》）

牛运震：“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此句妙在拗折而拙钝，含蓄推让，正自无尽。（《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姚苎田：语意蔼然，真辞令妙品。（《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程馀庆：谢羽辞气只合如此，却妙在入关秋毫无所犯等语，先向项伯讲明，传意项王，后又留于樊哙代为说透，此处全然不露。盖谢羽只在平其气耳，不必与论事理也。（《历代名人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8]【汇评】：

姚苎田：轻带，浑得好！（《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9]【汇评】：

吴见思：一件惊天动地事，数语说得雪淡，若无意于此者。故项羽死心塌地曰：“籍何以至此也！”辞令之妙。（《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牛运震：“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此二句，妙在与上语脉若断若续，绝似慑下辞气；尤妙在斩然而止，言下不更添一字。（《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吕思勉：楚、汉间事，多出传言，颇类平话，诚不可信。然所传情节可笑者，未必其事遂不实。如《史记》述沛公至鸿门见项王之事，其恢诡何以异于《三国演义》？然谓是时，沛公与项王不相猜疑，得乎？（《论学集林·项羽将才》）

[10]【汇评】：

李贽：大老实！（《史纲评要》卷五《汉纪》）

姚苎田：脱口便尽画出直爽来。（《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高嵣：足见粗直。（《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唐德宜：应前，是直性人。（《古文翼》卷四《项羽本纪》）

[11]【汇校】：

吴汝纶：梅伯言云“当依别本作‘生此’”。某按：《汉书》“至”作“生”，《史记》中统刻本亦作“生”。（《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项羽本纪》）

【汇注】：

萧良有：言是尔自家手下人说起这一场是非耳，不然，我何以能与尔有隙乎！（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汇评】：

浦起龙：好人！（《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程馀庆：好直截人！然是“今者有小人之言”一语括出。句中有神气，写出喑哑。（《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刘咸炘：“籍何以至此”：王氏引梅曾亮说，谓“至”字当从毛本作“生”，“生”字可味也。“生”字无义，史公不作此艰异字，桐城文家好为玄怪之论，不可从。（《太史公书知意·项羽本纪》）

王伯祥：何以至此一语，状项羽之直率。（《史记选·项羽本纪》）

[12]【汇评】：

范光宙：人谓戏下之会，羽终不以范增之玦，项庄之剑，推刃于沛公为失策。余以羽非失策也，为沛公无可杀之道也。沛公之将兵而西也，怀王及诸将，所并推为长者而将也；非若羽专辄自将而往者也。兵至霸上，降子婴，握皇帝玺，宜即王秦而不王，籍吏民，封府库，以待羽，羽至而又卑躬折节，谢羽鸿门，羽虽暴，何得击之座乎？至于沛公不能释羽垓下，非诚杀所忌也，亦羽有可杀也。亡论羽十罪，即怀王，羽故北面事之者，乃矫命而杀王之将，都彭城而夺王之地，已阳帝之而又阴使使杀之，卒之缟素之师，得藉口以为义兵，是羽蹶于垓下，羽自蹶之也。盖失道也。余故以戏下之会，刘项之是非辨，而其成败亦决云。（《史评》卷二《项羽·释沛公》）

全天叙：项王为人不忍，于此可见。此项伯之所以敢诺，范增之所以不敢怒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浦起龙：人颇疑“旦日，早自来谢”一语甚危，然羽暴猛而直率，固在刘笼络中，刘正赖此一会耳。（《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牛运震：“旦日饷士卒，为击破沛公军。……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旦日不可不早自来谢项王。……项伯复夜去。……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按此点次时日，缨带照顾，历历如画。（《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编者按：据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十卷《洛阳汉墓壁画试探》一文中记载：1957年在洛阳市老城西北发掘了一群古墓，凡180余座，其中一座汉墓有“鸿门宴”壁画：席地而坐，相向对饮者为项羽与刘邦，较肥壮者当为项羽，较文雅者当为刘邦。立刘邦之侧者为项伯，即有意掩护刘邦者。拱手而侍，一为张良，一为范增。张良，司马迁称“其相貌如妇人女子”，画中似女子而衣佩剑者是也。有髭而怒目者为范增。貌最狞猛，执剑欲刺者则为项庄，是范增叫他在席前以舞剑为名，准备刺杀刘邦的。从此介绍中可知登场人物，是历史的再现，且都形神兼备，各具特色。墓属西汉末年元、成之间，国势凌夷，世风日下。郭沫若评之曰：“鸿门宴写的是汉家的祖宗刘邦，有追怀先烈之意，似乎希望刘家的子孙能如刘邦那样豁达大度，不畏艰险，也希望刘家的子孙不要像项羽那样有勇无谋，粗暴误事。”这是欲以古为镜，激励来者。

[13]【汇注】：

黄淳耀：鸿门之会，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按古人尚右，故宗庙之制皆南向，而庙主则东向。主宾之礼亦然，《仪礼·乡饮酒礼篇》宾复位当西序东面是也。……皆以东为尊。然则鸿门坐次，首项王、项伯，次亚父，次沛公也。（《陶庵全集》卷四《史记评论·项羽本纪》）

赵翼：尚左尚右，诸家之说纷纷。……《史记》鸿门之宴，项王东向坐，韩信得广武君，东向而师尊之，则秦时亦尚右。汉承秦制，亦以右为尊。（《陔余丛考》卷二十一《尚左尚右》）

编者按：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八专题考证“东向坐”的问题，强调指出：“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故宗庙之祭，太祖之位东向：即交际之礼，亦宾东向，而主人西向。”他还列举大量典籍以明之，如“《新序》，楚昭奚恤为东面之坛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请就上位’是也。《史记·赵奢传》言括东向而朝军吏：《田单传》言‘引卒东向坐，师事之’：《淮阴侯传》言‘得广武君，东向坐，西向对，师事之’:《王陵传》言‘项王东向坐陵母’:《周勃传》言‘每召诸生说士东向坐，责之趣为我语’:《田蚡传》言‘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向，自坐东向，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挠’:《南越传》言‘王太后置酒，汉使者皆东向’:《汉书·盖宽饶传》言‘许伯请之乃往，从西阶上，东向特坐’:《楼护传》言‘王邑父事护，时请召宾客，邑居樽下，称贱子上寿。坐者百数，皆离席伏，护独东向正坐。字谓邑曰：公子贵如何？’《后汉书·邓禹传》言‘显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为太傅。进见东向’。《桓荣传》言‘乘舆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天子亲自执业’。此皆东向之见于史者。《曲礼》，‘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自西阶而升，故东向：自东阶而升，故西向。而南向特其旁位，如庙中之昭，故田蚡以处盖侯也’”。《日知录》中另有其他例证，独未论及《项羽本纪》中鸿门宴“项王、项伯东向坐”，而置刘邦于南向坐的问题。这种坐次安排，项羽已是自我尊大，将刘邦置于臣属之列了。

【汇评】：

牛运震：是时东向为尊，见项王自大。（《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14]【汇注】：

裴骃：如淳曰：“亚，次也。尊敬之次父，犹管仲为仲父。”（《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15]【汇注】：

卢文弨：亚父范增，如淳曰：亚，次也，尊敬之次父，犹管仲为仲父。刘攽曰：“管仲自字仲父耳；亚父亦甫音也。言敬之次父，是妄说。”余按：后汉郅恽云：“未闻师相仲父而可为吏位也。以仲父配师相，其不以为字可知。”《颜氏家训》云：“甫者，男子之美称，古书多假借为父字，北人遂无一人呼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号须依字读耳。”此可见亚父非甫音也。古天子称同姓诸侯曰伯父、叔父，诸侯于其臣若郑厉公之称原繁，鲁隐公之称臧僖伯，亦如此。汉天子亦有以父老称其臣民者。《记》曰：敬老为其近于父也，养三老之礼，天子亲执子道，故董钧谓三老不当答子拜，朝廷从之。后世目不见此等行事，耳不闻此等议论，无惑乎并以为妄说也。（《仪礼注疏详校·附录三读史札记·高帝纪》）

【汇评】：

钱谦益：亚父之下，独云“亚父者，范增也”。于此宴一坐中点出眼目，所谓国有人焉者也。（《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三《书史记项羽高祖本纪后》）

孙琮：提出姓名，见其有识，亦是文章点晴处。（《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吴见思：从未有亚父字，故注一笔，然亦变法。（《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姚苎田：无端将坐次描出，次用“亚父”二字，一唤，摇摆出“范增也”三字来，便将当日沛公、张良之刺心刺目神情，一齐托出纸上，史公冥心独造之文也。（《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高嵣：注一语，出色。（《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16]【汇评】：

阎若璩：《项羽本纪》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详叙各坐次，不是闲话，总为下文项庄欲击沛公于坐，项伯以身翼蔽沛公两剑舞地耳。使沛公项王并坐，便有投鼠忌器之事，不得击杀之。（《潜邱札礼》卷一）

[17]【汇注】：

阎若璩：“张良西向侍”，非立也，仍是坐。不言坐者，承上文，此有二证：一、“项王未有以应，曰‘坐’”。二、《樊哙传》“时独沛公与张良得入坐”，是也。（《潜邱札记》卷一）

【汇评】：

倪思撰、刘辰翁评：叙楚汉会鸿门事，历历如目睹，无毫发渗漉。非十分笔力，摩写不出。（《班马异同评》）

程馀庆：侍，亦坐也。下“哙从良坐”可见。盖项王上坐，沛公客，居右，亚父陪，居左。此时尚右也。张良侍，朝上。四面楚楚，详悉如画。（《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8]【汇注】：

王伯祥：目，动词，视也。数目，屡视。数目项王，即频频向项王丢眼色。（《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孙琮：好奇计处。（《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19]【汇注】：

荀卿：绝人以玦。（《荀子·大略》）

胡三省：玦如环而有缺。增举以示羽，盖欲其决意杀沛公也。（《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汇评】：

魏了翁：《荀子》曰：绝人以玦，反绝以环。范宁释《谷梁》亦曰：“君赐之环则还，赐之玦则往。”环与玦皆以玉为之，岂古之制特为是玉环玉玦以为还人、绝人之所用欤？……范增鸿门之会，拔剑撞玉斗，即所佩剑耳，其又佩玉玦，必不全有古之玉佩珩璜琚瑀也，以此玦为宝而腰之，故三举以示项羽，欲其决也，欲其杀沛公而嗔其不勇也。（《古今考》卷六《范增玉玦》）

湛若水：沛公会羽于鸿门，范增欲击沛公而杀之，后之儒者以是病增曰：必杀其所忌，安知祸将不出于其所不足忌者，夫当是之时，与项羽争衡于天下者，非沛公乎？楚汉不可以两立，楚不灭汉，汉必灭楚，如两虎相遇，其不可以俱生亦明矣。夫兵，利器也，有相胜之道，有克敌之势，故不克敌者不足以为兵，不相胜者不足以为敌。今不加于所敌，不胜于所忌，而欲求王，得乎？然则增之欲击沛公，当欤？曰：非也。然则后儒之病增者当欤？曰：非也。其病增者是也；其所以病增者非也。沛公会羽于鸿门，羽许与沛公成而盟矣。《春秋》讥要盟，恶劫盟。要盟，不义也；劫盟，亦不义也。是时羽与沛公酌卮酒为好而击之，非劫盟而何？夫不义莫大于劫盟，劫盟而负不义于天下，将何以自立乎？夫霸者犹将假仁义而为之，绝仁与义，吾未见其能霸也。夫其弑义帝，杀卿子，戮子婴，增不能谏，犹将助暴焉，使项王不得有天下也。后之君子，当以此病增。（见《古今人物论》卷六《范增》）

[20]【汇评】：

萧震：鸿门之役，楚杀沛公如几上肉耳。项王卒不听范增之言，虽帝王不死，自有定数，然英雄气谊，足以流芳千古。君子不以成败论也。（见《昭代丛书》辛集卷五《史略》）

陈玉璂：汉高帝言“项羽有一范增不能用，卒为吾禽”，论者以不用范增为羽罪，自吾观之，羽何尝不用增哉？其不用者，惟于鸿门不听增杀沛公耳。吾不知增之欲杀沛公以何名也？沛公之言诸项伯曰：“吾入关秋毫无所犯，籍吏民，封府库，还军霸上而待将军。守关者备他盗耳。”此非妄词耳。项伯谓羽：“人有功而击之，不义，不如因善遇之。”此非不忠于羽也。夫沛公何罪？于羽何仇？既无夫差、勾践之衅，又无纤毫疑似之罪，以致诸侯之讨。羽初入关，而即劝其诛首功之人，其诛无名，将何以服诸侯而为之盟主？羽不听是也。（见《史论正鹄》三集卷五《范增论》）

邵泰衢：不应者，有所思也。羽非不欲杀沛公也，杀之无名耳。吾知范增召庄，羽未尝不心许也。（《史记疑问》卷上）

牛运震：“范增数目项王……项王默然不应”：按此数句，白描得神。（《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21]【汇注】：

张守节：项羽从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22]【汇评】：

倪思撰、刘辰翁评：项王为人不忍，于此可见。此伯之所以敢诺，增之所以不敢怒也。（《班马异同评》卷一《项籍》）

钱锺书：“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按：《高祖本纪》王陵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妒贤疾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陈相国世家》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立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淮阴侯列传》韩信曰：“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羽本纪》历记羽拔襄城皆坑之；坑秦卒二十余万人，引兵西屠咸阳；《高祖本纪》：“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诸所过无不残灭。’”《高祖本纪》于刘邦隆准龙颜等形貌外，并言其心性：“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项羽本纪》仅曰：“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至其性情气质，都未直叙，当从范增等语中得之。“言语呕呕”与“喑叱咤”，“恭敬慈爱”与“僄悍猾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刓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个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谈士每以“虞兮”之歌，谓羽风云之气而兼儿女之情，尚粗浅乎言之也。（《管锥编》第一册）

[23]【汇评】：

姚苎田：写定计，明划。（《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24]【汇评】：

江贽：止斋陈氏曰：昔邓侯不杀楚文王而楚卒灭邓，楚子不杀晋文公而晋卒败楚，项籍不杀高帝而汉卒诛项，志士至今惜之。呜呼，必杀其所忌而以得国，则安知天下之祸将不出于其所不足忌者哉？夫变之来也无常，而英雄豪杰其伏也无尽。变之来也无常，则不可以逆定。英雄豪杰其伏也无尽，则必有出于意料之所不及，是故详于禁者有法外之遗奸，工于谋者，有术中之隐祸。……彼范增者滋羽之暴，徒欲毙汉于一击，吾恐沛公虽死，而天下之为沛公者，可得而尽杀耶？（《少微通鉴节要》卷四《汉纪·太祖高皇帝上》）

王夫之：项羽杀宋义，更始杀伯升，皆终于败，其辙一也。然则令项羽杀汉王于鸿门，犯天下之忌，愈不能以久延，而昧者犹称范增为奇计，鄙夫之陋，恶足以知成败之大纲哉？（《读通鉴论》卷二十）

[25]【汇注】：

夏伯炎：不者：不然的话。不，同“否”。（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26]【汇注】：

冯梦祯：云范增见项王不从己言，故复使项庄借起舞以杀之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汇评】：

姚苎田：是激庄语，非正意。（《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程馀庆：是激庄语，言之动听。（《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7]【汇评】：

吴见思：庄则入为寿：则字写得快捷。（《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姚苎田：“则”字娟峭。（《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28]【汇注】：

胡三省：乐，音洛。（《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29]【汇评】：

姚苎田：疾甚，沛公何以得此，岂非天乎！（《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高嵣：对舞乃属一边人，天使项伯然耶？（《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30]【汇注】：

杨家骆：翼蔽：掩护。（《史记今释》）

【汇评】

刘子翚：项王非独失诸侯也，鸿门舞剑，项伯自蔽沛公，此所谓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叛之也。（《屏山集》卷三《汉书杂论》上）

方回：或问戏西鸿门，范增劝项羽击杀沛公，项伯止之，当是时，沛公可杀乎？曰：不可也。沛公入关，有大功，府库、珍宝、妇女、牛酒，一无所取，无罪有大功。无罪而又有功，当王关中之约，羽于此时杀之，天下诸侯亦得而屠羽之族矣。范增之计未为得，项伯之见未为失也。（《续古今考》卷九《汉王欲攻羽丞相萧何谏乃止》）

吴崇节：按：高帝此会，亦甚危矣，倘非项伯身蔽，其不为几上肉者几希。窃怪项伯，羽季父也，而乃惓惓为高帝者何耶？得非喑哑叱咤之羽，虽亲戚亦将离心，而宽仁大度如汉高，一奉卮酒之欢，婚姻之许，自有系恋而不忍加害者乎？此可以见人心之去暴归仁，而楚、汉兴亡决矣。（《古史要评》卷一《鸿门舞剑》）

刘鸿翔：羽之怒，激于曹无伤，而伯止之，急击之谏，进于亚父，而伯沮之。项庄肆舞剑之虐，而伯蔽之。是何德于汉，而背乎羽也？且伯，羽之季父也，亲也；沛公，与羽为敌也，仇也。翌其所亲，违其所仇，人情也。何伯不然也？不得而知也。天也！（《旦日不可不早谢论》，引自《历代史事论海》卷九）

[31]【汇注】：

杜佑：《公莫舞》，即《巾舞》也。相传云，项庄剑舞，项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高帝，且语庄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言公莫害汉王也。后之用巾，盖象项伯衣袖之遗式。按《琴操》又有《公莫渡河曲》，然则其声从来已久，俗云项伯，非也。（《通典》卷一四五《乐五·乐舞曲》）

【汇评】：

姚苎田：高祖定天下，诛丁公而侯项伯，此中实有不可一例论者。先辈或以此为比例，非也。（《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程馀庆：曹无伤私楚，项伯私汉，两相当矣。而曹卒无补于楚，伯则大有裨于汉。天耶？人耶？（《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2]【汇注】：

班固：舞阳武侯樊哙，以舍人起沛，从至霸上，为侯。以郎入汉，定三秦，为将军，击项籍，再益封。从破燕，执韩信，侯，五千户。（六年）正月丙午封，十三年薨。（《汉书》卷十六《功臣表》）

马维铭：樊哙，沛人也。以屠狗为事，后与高祖俱隐于芒砀山泽间。陈胜初起，萧何、曹参使哙求迎高祖，立为沛公。哙以舍人从攻胡陵、方与，还，守丰，击泗水，监丰下，破之。项羽在戏下，欲攻沛公，公从百余骑，因项伯而见羽谢，无有闭关事。羽既饷军士，中酒，亚父谋欲杀沛公，哙直撞入，立帐下，具道先入咸阳之故，羽壮其言，为之默然。沛公起入厕，麾哙去。既出，沛公留张良说羽，遂无诛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哙奔入营，诮让羽，沛公几殆。（《史书纂略》卷三《汉臣传·樊哙传》）

【汇评】：

高启：樊哙，武夫也。……所壮之者，不过以其能脱戏下之急尔。余窃以哙有可贤者焉。初沛公之入咸阳也，见秦宫室帷帐、宝货妇女、欲留居之，因哙之谏，遂迁屯霸上。不然，则逸欲遽生，蹈亡秦之覆辙，何以慰父老之心，起范增之畏而解项籍之怒？恐汉之为汉未可知也。（见《两朝文要》卷一《樊哙论》）

牛运震：“范增起，出召项庄……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按此皆紧要节次，对点有情。（《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程馀庆：不先不后，写良机警。（《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3]【汇评】：

牛运震：今日之事何如：哙先问，妙。写得颙望急切。（《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34]【汇评】：

茅坤：当时皇急处，种种如掌。（《史记钞·项羽本纪》）

浦起龙：“甚急”二字传神。（《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35]【汇评】：

汤宾尹：倾侧扰攘之间，以几不免虎口，沛公此际亦云危矣。（见《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姚苎田：急语能缓，愈见其妙。（《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牛运震：其意常在沛公也：此最急事，却用舒缓语宕漾，妙甚。（《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36]【汇注】：

张大可：此迫矣：眼前危急极了。（《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37]【汇注】：

朱之蕃：同命，犹云同生死也。（《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汇评】：

孙琮：哙胆智从忠义出，诵“同命”一语，感动幽明。（《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浦起龙：哙血性语，传神！（《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牛运震：“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遒壮，真烈士语。（《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38]【汇注】：

张守节：拥，纡拱反。盾，食允反。（《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胡三省：盾，所以蔽身者也。盾，食尹反。（《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39]【汇注】：

王伯祥：戟，音棘，古兵器戈之属。交戟之卫士，持戟交叉着把守军门的警卫。欲止不内，意欲拦止，不让他进去。内同纳。（《史记选·项羽本纪》）

[40]【汇注】：

胡三省：撞，丈江翻；击也。（《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张大可：侧其盾以撞：横着盾牌撞击卫士。（《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41]【汇注】：

王伯祥：仆音赴，俯倒。（《史记选·项羽本纪》）

[42]【汇评】：

姚苎田：樊哙谏还军霸上，及定天下后，排闼问疾数语，俱有大臣作用。此段忠诚勇决，亦岂等闲可同论？世者宜分别观之。（《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43]【汇注】：

胡三省：在旁曰帷。《释名》曰：帷，围也，以自障围也。（《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吴见思：西向立：向项王，立良后也。（《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汇评】：

凌稚隆：上已纪坐次，至此犹不脱“西向立”三字，非特照应有情，描写当日光景，宛然在目，何等针线。（《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姚苎田：合前坐次看，便如画。（《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44]【汇注】：

张守节：瞋，昌真反。（《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胡三省：瞋，怒目也，昌真翻。（《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45]【汇注】：

张守节：眥，自赐反。（《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胡三省：眦，才赐翻，又在计翻，目际也。（《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冯梦龙：眦，音际，眼眶。裂，破。怒极也。（《纲鉴统一》卷六《西汉高帝元年》）

【汇评】：

茅坤：以上如面睹之。（《史记钞·项羽本纪》）

凌稚隆：叙哙入卫沛公状如见，一字不可少。（《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又：写哙勇烈，今犹勃然。（同上）

吴见思：此段写樊哙神色如生。（《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浦起龙：刻画精采。（《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储欣：钜鹿写羽，鸿门写哙，两人生气，与天地相终始。（《史记选》卷一《项羽本纪》）

牛运震：“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眥尽裂”：数语写樊哙，淋漓生动，精神勃勃。（《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46]【汇注】：

司马贞：其纪反，谓长跪。（《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张大可：按剑而跽：提剑而起。古人席地而坐，两膝着地，臀部坐于小腿上。如果臀部离开小腿，准备起身就形成长跪姿势，这就是跽。项羽按剑而跽，是准备决斗的戒备姿势。（《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47]【汇评】：

茅坤：羽亦怖。（《史记钞·项羽本纪》）

吴见思：写项羽心惊。（《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邵泰衢：军中驰者死，况撞仆卫士乎？宁无守卫之将军不搏执之，尚容其入而瞋视，致项王之按剑而跽乎？矧项王一喝，楼烦入壁，岂区区一哙，乃怯似小儿，顿灭其叱咤之威，按剑而跽乎？羽、增之欲杀沛，惧无名也，今也何难？先执哙于辕门，责仆卫士之无状，而沛公后之可也。良、哙不自危乎？（《史记疑问》卷上）

牛运震：“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写出项王惊怪神致。（《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48]【汇评】：

姚苎田：一问一答，如布定着数，缺一不可，乱一不得。（《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牛运震：“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此处用张良代答，妙。语致亦从容，闲冷得神。叙张良语，每每闲细舒缓，一丝不乱，使人掩其名，闻其声，即知其为良语，此笔法之妙也。（《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49]【汇评】：

吴见思：只二字，妙。写项王心折。（《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韩兆琦：项羽开始一惊，“按剑而跽”，当他听到张良介绍说这是刘邦的参乘时，就不再问什么，而条件反射似地顺口称赞了一个“壮士”。这一方面表现了项羽英雄爱英雄的一种豪迈之气，同时也表现了项羽当时的心理状态。他早已不再打算杀刘邦，因此也就没有再责备人家被迫采取的防卫措施了。清代吴见思说：“前两‘壮士’字，后一‘坐’字，则无他言，写项王心折之极。”（《史记博议·项羽本纪》）

[50]【汇注】：

冯梦龙：卮，酒器，容四升；大卮容一斗。（《纲鉴统一》卷六《西汉高帝元年》）

[51]【汇注】：

丘述尧：“斗卮”犹“斗室”也。以斗饰室言其小，以斗饰卮状其大。卮虽受四升；泛言之，酒器耳，犹言杯。“斗卮酒”即“大杯酒”。这样解释是顺理成章的。李笠先生认为“卮受四升，不得斗卮酒”，未免把卮字的意义和用法看得太固定。这儿的斗字是名词用如形容词。所以王伯祥《史记选》把“斗卮酒”解为“一大杯酒”。这是很恰当的。（《史记新探·再论“斗卮酒”和“生彘肩”》）

吴国泰：斗酒则曰斗酒，卮酒则曰卮酒，斗卮连文无义。寻其文义，盖斗犹大也。《说文》：“斗，十升也。”卮，酒器。斗卮者，谓卮之大，可容十升，不同于寻常之卮也。今俗名碗之大者为斗碗，犹可以为证也。“斗卮酒”“生彘肩”盖缘当时樊哙气势汹汹，项营中人特别刁难之故也。（《史记解诂·项羽本纪》，载《文史》第43辑）

张家英：《说文·斗部》：“斗，十升也。象形，有柄。”“斗”又为酒器。《诗·大雅·行苇》：“酌以大斗，以祈黄耇。”则古之斗似有大小之分。（《〈史记〉十二本纪疑诂·项羽本纪》）

又：《说文·卮部》：“卮，圆器也。”其形状与作为酒器之“斗”相似。《玉篇·卮部》：“卮，之移切，酒浆器也，受四升。”《说文》与《玉篇》均收有“、”二字，并云“小卮”。据此，则卮亦有大小之分。（同上）

又：段玉裁于《说文》“卮”字下，引《项羽本纪》之“斗卮酒”并释之曰：“‘斗卮’者，卮之大者也。”是斗用为“卮”之修饰语，略与“斗碗、斗胆”之构词法相似。段氏之此释，固可为难解之“斗卮酒”立一说也。较之臆测“斗”为“衍字”，实有以过之。（同上）

[52]【汇注】：

王伯祥：彘音滞，豕也。彘肩，猪蹄带肩胛者，就是一条整腿。下云“生彘肩”，那么竟是一条没有煮熟的生猪腿。（《史记选·项羽本纪》）

[53]【汇校】：

梁玉绳：按：“生”字疑误，彘肩不可生食，且此物非进自庖人，即撤自席上，何以生耶？孙侍御云“盖故以此试之也”。（《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张家英：“生彘肩”之“生”，梁玉绳疑为一“误字”，惜无版本依据。然亦非无此可能者。古籍中“生、至”与“至、全”互讹之例并不罕见。《高祖本纪》中有“籍何以生此”句，而在本篇，“生”则为“至”。《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汝阴”条“全孝惠、鲁元”句中，“全”一本作“至”。梁玉绳《史记志疑》、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并论及之。如此，则谓“生”为“全”之讹，事虽难必，固亦可以备一说也。又，“拔剑切而啖之”句，《史记·樊哙传》作“拔剑切肉食，尽之”，用“尽”字，似亦可为“生”当作“全”增一佐证。（《〈史记〉十二本纪疑诂·项羽本纪》）

【汇注】：

程馀庆：两“则”字作“但”字解，轻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丘述尧：《汉书·樊哙传》作“赐之卮酒彘肩，樊哙既饮酒，拔剑切肉食尽之”；而《史记·项羽本纪》则作“则予斗卮酒，则与一生彘肩”，樊哙故事在传说中的增饰发展过程，就很清楚了。《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说：“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对于这种传说，当然是很熟悉。这就为他进行写作奠定了基础。……《史记》不过将辗转传诵的故事加以“实录”罢了。（《史记新探·关于“斗卮酒”和“生彘肩”》）

[54]【汇注】：

张大可：覆其盾于地：将盾版反放地上，即平面向上。（《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55]【汇评】：

孙琮：细甚，冷处着色。（《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56]【汇注】：

司马贞：啖，徒览反。凡以食餧人则去声，自食则上声。（《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汇评】：

孙琮：气吞万夫！（《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钱谦益：哙目无项羽，羽亦稍心折于哙，与一生彘，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此真为哙开生面矣。（《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三《书史记项羽高祖本纪后》）

姚苎田：此等琐细处，愈见哙之气雄万夫；若一直粗豪，则了无生趣矣。（《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浦起龙：体状俱有色。（《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程馀庆：冷处著色。写樊哙神色俱动。（《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57]【汇评】：

程馀庆：又赞。妙！写项羽心折。（《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58]【汇注】：

俞思学：康海曰：哙语即沛公语项羽者，又即项伯语项羽者，皆张良教之也。（《史概》卷一《项羽本纪》）

【汇评】：

李元春：樊哙鸿门诘羽，语殊剀切！（《诸史闲论·史记》）

[59]【汇评】：

姚苎田：借势递入，捷而雄！（《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牛运震：“壮士，能复饮乎？”，“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此处接脉甚紧壮。妙在上文有“赐之卮酒”“赐之彘肩”，两次节奏，此处顿转，方有力。（《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郭嵩焘：“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至‘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按：鸿门之宴，写得子房如龙，樊哙如虎，是史公极得意文字。钜鹿之战写得精彩，鸿门之会却处处写得奇绝、陡绝，读之使人心摇目眩。（《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程馀庆：半晌未语，出口不测。一路设色，至此紧接入，乃知从前许多节次，一字不可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60]【汇评】：

姚苎田：借秦王骂项羽，巧甚！（《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61]【汇注】：

王伯祥：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就是说杀人多得不能悉数，加刑于人唯恐不及。此借秦来骂项羽。（《史记选·项羽本纪》）

[62]【汇注】：

杨家骆：“刑人”，惩罚人；“胜”，作“尽”解，引申有“极”之意。此犹言“用刑唯恐不重”。（《史记今释》）

【汇评】：

牛运震：“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不恐胜”：形容秦法刻深入骨，此史家语，非樊哙语。（《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程馀庆：借秦骂项羽，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63]【汇评】：

程馀庆：以叛胁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64]【汇注】：

黄洪宪：此是怀王初约，故樊哙于是时直提起言之，以责羽之负约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汇评】

姚苎田：当时羽深讳此约，偏要提出，妙矣！尤妙在下文回护得好。（《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浦起龙：举怀王约，词直气壮，于文为复举而加详，于对羽则骇耳而摄气。（《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65]【汇注】：

张大可：毫毛：同“秋毫”，喻微小。（《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66]【汇评】：

倪思撰、刘辰翁评：还军霸上，本非初意。然谋臣之谏，是基帝王之业；息奸雄之心，独藉此耳。（《班马异同评》）

姚苎田：“还军霸上”，本哙之策，故此语前所无，此独宣之。（《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67]【汇评】：

程馀庆：此哙本谋，故独宣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68]【汇评】：

焦竑：前沛公既如此说了一场，今樊哙又如此说了一场，想是套同此等说话者。（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吴见思：此数语对项伯言之，对项王未言也，反从樊哙口中补出，文情之妙。（《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69]【汇评】：

牛运震：绝好顿挫。（《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70]【汇评】：

孙琮：此句俨然以盟主推羽，羽自心满而意平。（《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姚苎田：先入秦应王矣，却又以“封侯之赏”推尊项王，明明以霸王归之，所谓回互法也。（《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71]【汇注】：

张大可：细说：小人的谗言。（《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72]【汇注】：

程馀庆：应“秦”字。此句横担通篇。（《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73]【汇评】：

于慎行：《史记》鸿门事，以为是日微哙奔入营谯让项羽，沛公几殆，引耳食也！总之，项王本无杀沛公之心，直为范增纵臾。及沛公一见，固已冰释。使羽真有杀沛公之心，虽百樊哙徒膏斧钺，何益于汉？太史公好奇，大都抑扬太过。如四皓羽翼太子，正与此类。使非高帝反复深念，决欲废太子，即百老人何益？（《读史漫录》卷二）

姚苎田：汲长儒大将军有揖客之语，直中带婉；舞阳侯鸿门诮项王之言，激中有巧，俱千古辞令绝品。非苟然者。（《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74]【汇评】：

凌稚隆：未有以应：以伯言先入，而哙适投之也。（《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王夫之：汉高之于项羽，非其偏裨也；其于怀王，君臣之分未定也；而封府库以待诸侯，樊哙屠狗者能明此义，乃以平项羽之怒，而解鸿门之厄。项羽不知，终以取怨于天下。（《读通鉴论》卷二十）

吴见思：一片至理，真令项王无辞。（《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75]【汇注】：

顾炎武：古人席地而坐，西汉尚然。……古人之坐，皆以两膝著席。有所敬，引身而起，则为长跪矣。（《日知录》卷二十八《坐》）

【汇评】：

钱谦益：《史》状项羽毷氉燥气夺，一语曲尽。（《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三《书史记项羽高祖本纪后》）

吴见思：前两“壮士”字，此一“坐”字，别无他言，写项王心折之极。（《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邵泰衢：彘肩自庖人来，或自席上来也，安得生者也？且二王相会，末将辄敢肆言，且曰“窃为大王不取！”此时之项王未有以应，此刻之亚父亦无一辞，直俟沛公遁去，而始曰“不足与谋！”王怯、增，不应至是。（《史记疑问》卷上）

程馀庆：只一“坐”字，别无他言。盖意满心折，半惊半喜，自然语塞。写生妙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76]【汇注】：

吴见思：前从良立，此从良坐，西向也。（《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王伯祥：从良坐，即在张良身旁坐下。（《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凌稚隆：前为西向侍，于此，良（哙）亦从哙（良）坐，羽之夺气可见矣。（《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施丁：“项王按剑而跽曰……樊哙从良坐”。《史》此段，写项羽按剑而跽，问明何人，赐以卮酒，又赐以彘肩，樊哙立而饮之，切彘肩而啖之，又批评项羽，项羽则命樊哙坐，这一系列动作，紧接着上文樊哙入军门的情节，都写得神采飞扬，淋漓尽致，这是古代史籍中罕见的笔墨。（《〈史〉〈汉〉写人物细节的比较研究》，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

[77]【汇注】：

王伯祥：起如厕，托言出恭。如，往也。厕音菑，大小便的地方。此厕字与作侧字解之“厕”音测者有别。（《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高嵣：疾如兔脱。（《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78]【汇评】：

凌稚隆：叙汉楚会鸿门事，历历如目睹，无毫发渗漉。非十分笔力，摹写不出。（《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沛公已出[1]，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2]。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3]？”樊哙曰[4]：“大行不顾细谨[5]，大礼不辞小让[6]。如今人方为刀俎[7]，我为鱼肉[8]，何辞为[9]。”于是遂去[10]。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11]：“大王来何操[12]？”曰：“我持白璧一双[13]，欲献项王，玉斗一双[14]，欲与亚父，会其怒[15]，不敢献。公为我献之[16]。”张良曰：“谨诺[17]。”当是时[18]，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19]。沛公则置车骑[20]，脱身独骑[21]，与樊哙、夏候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22]，从骊山下[23]，道芷阳间行[24]。沛公谓张良曰[25]：“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26]，公乃入[27]。”沛公已去，间至军中[28]，张良入谢[29]，曰：“沛公不胜桮杓[30]，不能辞[31]。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32]；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33]。”项王曰：“沛公安在[34]？”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35]，脱身独去[36]，已至军矣[37]。”项王则受璧[38]，置之坐上[39]。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40]，曰：“唉[41]！竖子不足与谋[42]。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43]，吾属今为之虏矣[44]。”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45]。

[1]【汇评】：

浦起龙：加“沛公已出”四字，有神。（《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2]【汇校】：

裴骃：徐广曰：“一本无‘都’字。”（《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梁玉绳：附按：徐广谓一本无“都”字，是也。考《世家》，陈平以击降殷王拜都尉，在汉定三秦之后，而定三秦在汉元年八月，鸿门之会在十二月，则平此时不但未为都尉，并未赐爵为卿，乃为尉也。（《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汇注】：

钱伯城：都尉：武官名。陈平：阳武户牖乡（今河南省兰考县境内）人，这时是项羽部属，第二年归刘邦，建立大功。（《史记纪传选译》上《项羽本纪》）

[3]【汇评】：

凌稚隆：《纪》中三曰“为之奈何”，所以形容汉王之窘迫者至矣。（《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程馀庆：又叠一“为之奈何”，写仓皇之神犹在。（《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4]【汇评】：

姚苎田：哙实有学问，狗屠中有此人，虽欲不取封侯之贵，得乎！（《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浦起龙：哙粗得好！（《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5]【汇注】：

解惠全、张德萍：大行：指干大事。细谨：小的礼节。“谨”，礼仪，礼节。（《全译史记·项羽本纪》）

[6]【汇注】：

王伯祥：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当时成语，言把握大体，不当拘守小节。大行、大礼，喻大关节目；细谨、小让，喻琐屑末事。（《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姚苎田：樊将军快绝！（《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7]【汇注】：

王伯祥：刀俎，刀和砧板，宰割的家具。指项羽方面。（《史记选·项羽本纪》）

[8]【汇注】：

王伯祥：鱼肉，被割待烹之物。指沛公方面。（《史记选·项羽本纪》）

[9]【汇评】：

姚苎田：奇绝语，看熟不觉耳。（《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10]【汇评】：

陆瑞家：鸿门时项肯舍汉，鸿沟时汉却不肯舍项，故项王为夫差，汉王为勾践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11]【汇评】：

浦起龙：良细得好！（《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12]【汇注】：

朱之蕃：“操”者，持也，言持个什么作谢礼也。（《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汇评】：

程馀庆：问得没要紧，妙甚！良细得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3]【汇注】：

贾公彦：五等诸侯享天子用璧。（《周礼义疏·秋官·小行人》）

[14]【汇注】：

夏伯炎：玉斗：玉制的大酒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15]【汇评】：

姚苎田：“会其怒”一语，倒映出方才席间气色来，遂令斗酒彘肩一着，分外出色。此杜句所谓“返照入江翻石壁”之妙也。（《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16]【汇评】：

魏了翁：盖贿赂盛行，自春秋战国始加璧、寘璧、返璧、怀璧、以璧假道、以璧易城、以玉献君、君以玉赐臣，皆违于礼而非古先帝王用玉之意。沛公亦匹夫耳，其家本无一物，兵至霸上，所得滋多，会项羽于鸿门，亦以双璧为贿，且贿范增以玉斗，于是乎知风俗之衰，好货宝而通贿赂，以至于今未已，悲夫！（《古今考》卷六《使张良献璧献玉斗》）

陈于陛：将飞者翌伏，将奋者足跼，将噬者爪缩，将文者且朴。夫推鸿门之不争，故垓下莫能与之争。（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程馀庆：写一时匆匆情景宛肖。（《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7]【汇评】：

程馀庆：妙在从容。（《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8]【汇评】：

孙琮：忙处暇施，有顿挫。（《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19]【汇评】：

姚苎田：重提一笔，以醒大关目，真是千古妙手。（《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浦起龙：复提，以清出间行之捷。（《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牛运震：“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按此复说一过，映上起下，神理之妙，不可言喻。刘、项驻军处凡三点，俱非泛设。（《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郭嵩焘：按前云：“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提记军数，以见强弱相逼之势；此提记里数，以见脱身急难匆遽之情，后世史家直不敢如此著笔。（《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20]【汇注】：

胡三省：置，留也；留车骑于鸿门，不以自随。（《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吴见思：应完“从百余骑”。此“则”字作“且”字解，忙也。（《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王伯祥：置，抛弃；留放。车骑即指前文“从百余骑”。置车骑，让随从的车骑丢在那里。（《史记选·项羽本纪》）

[21]【汇注】：

顾炎武：《史记·项羽本纪》叙鸿门之会曰：“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上言“车骑”，则车驾之马，来时所乘也。下言“独骑”，则单行之马，去时所跨也。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四人，则皆步走也。《樊哙传》曰：沛公留车骑，独骑马、哙四人步从，是也。（《日知录·骑》）

[22]【汇校】：

司马贞：纪信，《汉书》作“纪通”。通，纪成之子。（《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汇注】：

胡三省：《姓谱》：夏侯出自夏后之后，杞简公为楚所灭，其弟佗奔鲁，鲁悼公以佗出自夏后氏，受爵为侯，谓之夏侯，因而命氏。纪，春秋时纪侯之后，以国为姓。（《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23]【汇注】：

王伯祥：郦山在鸿门西南，即骊山。（《史记选·项羽本纪》）

[24]【汇注】：

胡三省：班《志》：京兆霸陵县，故芷阳也；文帝更名。间，空也；投空隙而行。间，古苋翻。（《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高嵣：间行，从微道而行。（《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程馀庆：芷阳，白鹿原东霸川上之西坂也，在西安府东。（《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王恢：芷阳，《汉志》：“京兆尹霸陵，故芷阳，文帝更名。”芷阳，县境跨霸水两岸，西岸白鹿原，东岸为骊山，南抵南山，北凭渭水。汉文九年起陵芷阳，以地处霸上，更名霸陵。陵在西岸，城在东岸。庄王陵在霸城东，漕渠南，故渠北，骊山西北麓。汉高去鸿门，间行至霸上，即此道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其他》）

【汇评】：

姚苎田：先将行色路径，细细点出，方逆接“谓张良”一语，良工心苦，于此可见。若先语张良，下重叙行色，如何再接入鸿门，留谢事乎？（《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25]【汇评】：

牛运震：“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云云，至“沛公谓张良曰”：按此先叙沛公间行，归军后，将嘱张良语补叙。盖写当日匆遽情景，不得不然。且先结沛公归军，以便下文单叙张良留谢也。（《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26]【汇注】：

张大可：度，估计。（《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27]【汇校】：

梁玉绳：按：鸿门者，鸿门亭也。霸上者，霸水上也。《汉书·高帝纪》孟康注谓鸿门在新丰东十七里，《水经注》十九卷谓自新丰至霸城五十里，自霸城西至霸水十里。然则霸上与鸿门相隔七十七里矣。沛公罢饮脱归。行七十七里，而项伯之夜来夜去，且驰一百五十四里，何以言“四十里”耶？《水经注》又谓鸿门在新丰城东三里，无十七里，是亦六十三里，不得称“四十里”。而芷阳即霸城，又奚云“二十里”乎？郭缘生《述征记》谓“鸿门在霸城南门数十里”，稍为近之，而郦道元讥其学而不思，则不足信也。又董份曰：“当时鸿门之宴必有禁卫之士诃讯出入，沛公恐不能辄自逃酒。且疾走二十里亦已移时，沛公、良、哙三人俱出良久，羽在内何为竟不一问，而在外竟无一人为羽之耳目者？任其出入往来，而莫之谁何？恐无此理。矧范增欲击沛公，惟恐失之，岂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此皆可疑。”徐氏《测议》曰：“汉祖脱身至军，浔阳疑之固当。然观《史记》叙汉人饮，中坐多有更衣或如厕竟去，而主人不知者。意当时之饮与今少异，又间有良骏行四十里而酒杯犹温者，汉祖之能疾行，得此力也。其所云‘步走’，或史迁误。”董、徐二君之辨，俱不必疑，余所疑者鸿门、霸上之里数不合耳。里数定，则时之久暂可知矣。当日沛公借如厕得出，与良、哙数语即去，为时原不甚久。而古人饮酒与今殊礼，宁以出外为嫌？车骑犹在，更复何猜？况羽已使陈平召之，何尝竟置不问。若论禁卫诃讯，则彼尚不能御樊哙之入，乌能止沛公之出乎？度至军乃入，亦约略之词，想张良必只度其追不可及而即入焉。壮士步走数十里，固事之常，不得以史公为误也。纪信，《汉书》作“纪成”乃纪通之父，未知孰是。《索隐》谓《汉书》作“纪通”，妄矣。（《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汇评】：

王阳明：云未至军而遂入，恐张良说破，而羽或使人追杀，故命以度己至军而后入。（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吴见思：前点四十里，为此故耳。安顿之妙。（《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28]【汇注】：

张大可：间至军中，此为张良估计，按：间道，即走小路近道已至军中。（《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汇评】：

钱谦益：昏夜间道，踟蹰促迫，狙伺兔脱，可悲可喜。（《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三《书史记项羽高祖本纪后》）

吴见思：一骑四步，如风而行，顷刻间耳。（《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姚苎田：“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八字是子房意中语，非叙事也。（《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29]【汇注】：

程馀庆：此段以十“入”字、五“出”字作眼目。（《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0]【汇注】：

王伯祥：杓音勺，取酒之器。桮杓，酒之代称。不胜桮杓，禁不起酒力，犹言已醉。（《史记选·项羽本纪》）

[31]【汇评】：

姚苎田：以醉为托。（《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程馀庆：辞令妙品！（《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钱锺书：“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桮杓，不能辞’”。《考证》：“董份曰：必有禁卫之士，诃讯出入，沛公恐不能辄自逃酒。且疾出二十里，亦已移时，沛公、良、哙三人俱出良久，何为竟不一问？……矧范增欲击沛公，惟恐失之，岂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此皆可疑者，史固难尽信哉！”按董氏献疑送难，入情合理。《本纪》言“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则项羽固未尝“竟不一问”。然平如“赵老送灯台，一去更不来”，一似未复命者，亦漏笔也。《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注引《世语》曰“曾请备宴会，蒯越、蔡瑁欲因会取备，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孙盛斥为“世俗妄说，非事实”。疑即仿《史记》此节而附会者，“沛公起如厕”，刘备遂师乃祖故智；顾蒯、蔡欲师范增故智，岂不鉴前事之失，而仍疏于防范、懈于追踪耶？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三《书〈史记·项羽高祖本纪〉后》两首推马之史笔胜班远甚；如写鸿门之事，马备载沛公、张良、项羽、樊哙等对答之“家人絮语”“娓娓情语”“诿相属语”“惶骇偶语”之类，班胥略去，遂尔“不逮”。其论文笔之绘声传神，是也；苟衡量史笔之足征可信，则尚未探本。此类语皆如见象骨而想生象，古史记言，太半出于想当然（参观《左传》卷论杜预《序》）。马善设身处地、代作喉舌而已，即刘知幾恐亦不敢遽谓当时有左、右史珥笔备录，供马依据。然则班书删削，或识记言之为增饰，不妨略马所详；谓之谨严，亦无伤耳。马能曲传口角，而记事破绽，为董氏所纠，正如小说戏曲有对话栩栩欲活而情节布局未始盛水不漏。李渔《笠翁偶集》卷一《密针线》条尝评元人院本作曲甚工而关目殊疏，即其类也。（《管锥编》第一册）

[32]【汇注】：

魏了翁：《汉纪》书鸿门事，沛公称项羽为“将军”，时则羽自为诸将上将军也。沛公虽以砀郡长武安侯入关，止称沛公。故张良、项羽皆称为沛公，《史记·项籍纪》皆书为项王、项伯，范增称曰君王，书张良语“沛公不胜桮杓，使臣奉白璧一双，再拜献项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献大将军足下”，又书张良称公为大王，此时刘、项亦皆未封王，司马迁追书从口便耳。（《古今考》卷六《鸿门献玉称谓史汉不同》）

张大可：再拜献：谦辞，郑重奉上的意思。（《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33]【汇注】：

钱伯城：大将军：指范增。（《史记纪传选译》上《项羽本纪》）

【汇评】

姚苎田：数语耳，亦有体有韵。（《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浦起龙：礼以示暇。（《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程馀庆：此语公言之，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4]【汇评】：

程馀庆：獃甚！（《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5]【汇注】：

张大可：有意督过，有责备其之意。（《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汇评】：

牛运震：“沛公不胜桮杓，不能辞”云云，“闻大王有意督过之”云云：按此二段，词令甚温妙。（《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36]【汇评】：

程金造：古来读者认为鸿门宴不杀沛公，因而项羽失去天下。其实太史公意不在此。太史公以为王政之本在安民，在知人善任。若违背此道，是不能得志于天下的。项羽就是个典型。（《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37]【汇注】：

裴骃：如淳曰：“脱身逃还其军。”（《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汇评】：

王维祯：言已至军，止羽追也。（引自《史记评林》）

姚苎田：直说，妙！词又逊婉。非子房不办此。（《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邵泰衢：贵者张宴，尚有司阍之报，项王宴客，乃任沛公之遁。张良入谢，始询沛公。如厕一顷，手招樊哙，形容想象，殊类村庄。（《史记疑问》卷上）

浦起龙：跳脱明净！（《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高嵣：妙不避讳。（《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程馀庆：想此时，沛公犹未必至军。言已至军，止羽追也。鸿门谢羽，此何等危事；部署详妥，乃能履危而安。其间机缘所凑，有少一人不得，省一步不得；节次所置，有多一语不得，错一著不得者。此是古今排难解纷一大关目，细看之，益人智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8]【汇注】：

吴见思：此“则”字作“就”字解，直也。多少“则”字，字字不同。用字之妙，偶为拈出。余不及悉。（《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39]【汇评】：

牛运震：按“置之坐上”不必记，正为下文“置之地”作衬耳。（《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伏俊琏：鸿门之宴，酬谢碰杯之中含着刀光剑影，谈笑舞蹈之中伏着一场智慧的较量，深沉而紧张，平淡又激烈。……当项羽接受了张良的白璧，“置之坐上”时，一位举世无双的英雄已踏上了他失败的第一步。从此以后，他失败的成份逐渐增多，虽然他曾分封诸侯，号令天下，但一代英雄的确开始向末路行进；田荣以齐反，陈馀以赵反；征九江王而九江王不往，战田横而田横不下；困京、索不能过荥阳，杀薛公而东阿失守；使龙且而龙且击死，委司马长史而司马长史败亡。（《论〈项羽本纪〉的悲剧性》，载《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4期）

[40]【汇评】：

姚苎田：亚父之愤固不必言，然碎玉斗一事，徒见其粗，何益于事？增以七十之叟，既知将为之虏，犹恋恋于羽，何耶？（《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41]【汇注】：

裴骃：徐广曰：“唉，乌来反。”（《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司马贞：音虚其反。皆叹恨发声之辞。（《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冯梦龙：唉，音哀，发叹声。（《纲鉴统一》卷六《西汉高帝元年》）

【汇评】：

浦起龙：范增声态又活。（《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42]【汇评】

陈玉璂：增所叹之“竖子”，非羽乎？而羽绝不闻有怒也。羽闻沐猴而冠之说，即时烹杀之，至于增之声色，独能忍之，羽所以尊事增，可知众称羽仁爱恭敬，良不诬也。观增之所以待羽，即知其所以待羽之左右矣，其左右能堪之乎！（见《史记正鹄》三集卷五《范增论》）

姚苎田：愤极，骂不得项羽，只骂项庄，妙！（《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吴国泰：竖子，此范增骂项庄之言，而世以为愤项王者，非也。盖如此则不独与下文“夺项王天下者”之言不应，且以臣而面斥其君为竖子，增虽挟长，又何至如此哉！（《史记解诂·项羽本纪》，载《文史》第43辑）

吴汝煜：范增精心布置的鸿门宴，是一幕丑剧。一般论者，常为项羽不肯下决心杀掉刘邦而惋惜。这说明，范增的观点是很容易迷惑人的。我们不否认项羽当时有沽名钓誉的思想，但是，从当时的客观形势来看，他不杀刘邦是无可非议的。刘邦在反秦斗争中曾与他约为兄弟。项羽不肯对自己昔日的战友下毒手；说明他的忠厚淳朴。这一点，与刘邦后来大杀功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项羽历来受人同情，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史记论稿·论项羽》）

[43]【汇评】：

高嵣：一语明透，前后关键。（《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程馀庆：此句伏后半篇暗眼，与前句“彼可取而代”句遥对。（《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44]【汇评】：

宋子翚：亚父日说项羽曰：“沛公贪财好色，今入关无所取，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之，气皆为龙，成五色，此天子气，急击之勿失。”羽竟不杀沛公。亚父曰：“吾属今为虏矣！”亚父之知明矣，而不知天命也。君择臣，臣亦择君。亚父与羽比肩事怀王，无君臣之分也，言既不从，何不引去？知沛公之人事、天时如此，而忿然欲以区区之力胜之，不亦难乎！（《屏山集》卷三《汉书杂论》上）

王迈：方其入关之初，羽以百万之师，叱咤长驱，目中已无关中矣。项伯，羽之季父，以张良之故为帝缓颊于羽，羽至陆梁，且降心忍气，与帝周旋于杯酒间。及亚父之谋一发，项庄之剑已跳踯而不可禁，吁！亦危矣。伯独以身翼蔽于前，未几樊哙得以攘臂而入，一怒之余，羽气已索。帝得脱身于项氏垂涎之口，羽之君臣始彷徨四顾。“吾属为虏”之言，始不知其所从出。人谓鸿门之围，项伯实脱之。吾谓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天之夺项氏之鉴而丧其魄也久矣。（《臞轩集》卷三《高帝论三刀》）

牛运震：此正借亚父口中为鸿门宴作收结也。（《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浦起龙：一语透明，亦前后关键。（《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程馀庆：懊恼之极。应“若属且为所虏”。借亚父口中，为鸿门宴结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吴汝纶：鸿门之失，就范增口中见之；背关怀楚之失，就说者口中见之；分王不平，就陈馀说齐见之：此史公常法。（《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项羽本纪》）

钱锺书：范增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按：上文增召项庄曰：“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且为所虏。”始曰“若属”，继曰“吾属”，层次映带，神情语气之分寸缓急，盎现字里行间。不曰“将”，而曰“今”，极言其迫在目前。下文周苛骂曰：“若不趣降汉，汉今虏若，若非汉敌也。”《淮南衡山列传》：“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汉书》作“令复之”；师古注：“令其自悔，即追还也。”）《汲郑列传》：“上曰：‘君薄淮阳耶？吾今召君矣’。”（《汉书》同，师古注：“言后即召也。”）《战国策·赵策》三，或谓建信君曰“君因言王而重责之，蓇之轴今折矣”，时建信君尚未“入言于王”也；《三国志·魏书·刘晔传》裴注引《傅子》自记刘陶力称曹爽，已“以其言大惑，不复详难也，谓之曰：‘天下之质，变无常也，今见卿穷！’”谓将立见其言之失也。“今”者，未来之最逼近而几如现在；西语亦然。（《管锥编》第一册）

[45]【汇评】：

魏了翁：家贼难防，所至有之，曹无伤真沛公之家贼也。欲王关中，尽有珍宝，沛公初意或然，以樊哙、张良谏，还军霸上，则不然矣。曹无伤以此谮沛公，悦项羽，意以求封，是所谓叛臣也。鸿门幸免，沛公还军，立诛曹无伤，殆天理所不容，若项伯，殆可谓项羽之家贼乎？曰：此尚可议也。人臣无外交，曹无伤外交项羽，不可贷。原项伯之心，初不外交，项伯故尝杀人亡命，张良匿而全之，夜见良，欲与俱去耳。良强之见沛公，因遂结好，为之解纷。当项庄舞剑之时，又起翼蔽沛公，亦皆天佑沛公，以致于此，非人力也。使项羽得肆其忿，屠沛公于杯酒之间，诸侯四十万军非皆项羽之腹心，众怒难犯，直刘曲项，亦起而屠项氏之族，其亦顷刻而无噍类矣。不欲遽杀沛公，非项伯之私也，沛公之不当杀，盖一时之公论然耳。其欲杀之者，独范增之偏见也。古未有两君相会，两将见即座杀之者，商鞅虏魏公子卬，秦诱执楚怀王，天下丑之。……故曰项伯尚可议也。沛公为汉王，以金百镒（二千两），珠二斗赐张良，良具以献项伯，伯又受汉王厚遗，为尽请汉中地，此则贪顾财物，其人苟贱汙下，大不足道，非吾徒也。项羽既灭，赐姓而曰刘缠，封侯射阳，《功臣表》叙次在张良之下，萧何之上，则可谓顽钝无耻矣。谓其卖项自全，为羽家贼，则不至是。以高帝之憾于项羽，悉诛项氏，无不可者。赖项伯，故其宗族皆释弗诛，智果别族为辅氏，惜项伯不早出此，然处夫势之所难，有不可者。世议讥高祖能诛丁公，不能诛项伯，是又不原项伯之初心，而易于立论，予惧今之人不善读史，评品不当，故详著之。（《古今考》卷六《项伯曹无伤》）

凌稚隆：按楚汉鸿门之会，起于曹无伤之谗，故太史公叙事，首曰“曹无伤言于项羽”，及会则曰“此曹无伤言”以实之，至还军又曰“立诛曹无伤”以结之，此条理精密处。（《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宋濂：叙汉楚会鸿门事，历历如目睹，无毫发渗漉，非十分笔力摹写不出。（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高嵣：鸿门一会，其中间人数如沛公、张良、项羽、项伯、亚父、樊哙、项庄七八九人，或出或入，或语或默，或惊或怒，或刚或柔，或缓或急，点缀提掇，插合照应，莫不入神，真化工手也，后有作者不能及矣。（《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毛际可：尝读史至楚汉之际，高帝能诛曹无伤，而羽不能诛项伯，未尝不叹楚之失刑也。夫伯于羽为同姓，所云休戚与共者也，而其心止为汉谋。人臣不忠于君，不诛将安待乎？（见《史论正鹄》三集卷一《项伯论》）

高嵣：入函关矣，略秦事毕，乃一军鸿门，一军霸上，又为刘、项相抵开局也。鸿门之会，外则项强而刘弱，实则项羽粗直，步步在刘笼络中耳。（《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牛运震：“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此又带结耳，凌以栋评失之。（《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1]，杀秦降王子婴[2]，烧秦宫室[3]，火三月不灭[4]；收其货宝妇女而东[5]。人或说项王曰[6]：“关中阻山河四塞[7]，地肥饶[8]，可都以霸[9]。”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10]，又心怀思欲东归[11]，曰：“富贵不归故乡[12]，如衣绣夜行[13]，谁知之者[14]！”说者曰[15]：“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16]，果然[17]。”项王闻之，烹说者[18]。

[1]【汇注】：

司马迁：孝公“十二年（前350），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史记·秦本纪》）

郭淑珍：咸阳：秦国都城，又名咸原。《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云：“（孝公）十三年（前349），始都咸阳。”《正义》：本纪云：“十二年作咸阳，筑冀阙，是十三年始都之。”《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咸阳，本秦县，孝公时徙都于此，因其县在九嵏山之南，渭水之北，山水俱阳，故曰咸阳。”咸阳从孝公始都到秦二世灭亡（前350—前207）共144年。经考古调查，在今陕西咸阳市东15公里，渭河北岸的咸阳塬上，探出大型建筑基址十余处，并对其中的一、二、三号宫殿遗址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清理发掘，在宫殿区附近的聂家沟一带发现有铸铜、冶铁和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可能是专门为宫廷服务的官府手工业作坊；在宫殿建筑遗址西南，今渭河北岸长兴村、滩毛村、店上村，发现了秦代居民区和制陶作坊遗址，有许多烧制日用陶器的窑址和较厚的文化层堆积；在这片遗址的北部，曾发现各类铜器，有建筑物件、兵器、车马器、货币、日用器具等，还有秦始皇帝二十六年为统一度量衡制颁发的铜诏版；宫殿区西面，今路家坟到烟王村一带，分布着战国至秦代的中小型墓葬数百座，秦陵出土有大量的带有咸阳地名的陶文，如“咸阳午”“咸阳衣”“咸路”等，是为咸阳市府制陶作坊送往秦陵工地的器物及建筑材料。（《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辞典·地理沿革·咸阳》）

【汇评】：

梁玉绳：按：前已屡书“项王”，此后又搀三语曰“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曰“项羽方渡河救赵”，曰“引其兵降项羽”，何也？（《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吴枫：项羽丧失人心的暴行，是和他的遭遇与阅历密切相关的。泷川资言说：“项羽楚人，既失其祖，又失其季父，怨秦入骨。其入咸阳，犹伍子胥入郢，杀王屠民烧宫殿，以快其心者，亦不足异。谓之无深谋远虑可也，谓之残虐非道者，未解重瞳子心事。又按：此时沛公年已五十，思虑既熟；项羽年二十加六，血气方刚。彼接物周匝缜密，不敢妄动；此当事真挚勇决，任意径行，是二人成败之所以分也。”项羽既在鸿门宴上不忍心除掉自己政治上的对手刘邦而上当受骗，又在入咸阳后实行复仇主义的烧杀政策而丧失人心，说明他是一个天真正直的青年勇将，不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见《历史人物论集·略评项羽》）

[2]【汇注】：

司马迁：秦二世三年十二月，项羽至关中，诛秦王子婴，屠杀咸阳。分天下，立诸侯。（《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冯梦龙：《通志》云：子婴，扶苏之子。（《纲鉴统一》卷五《秦二世》）

梁玉绳：秦子婴始见《秦纪》《始皇纪》，二世兄子（《始皇纪》），而《史·李斯传》作始皇弟，误（《索隐》云：弟当为孙）。立四十六日降汉，项籍杀之（《始皇纪》，而《李斯传》云三月，《越绝外传记地》云六月，并误）。亦曰殇帝（《广弘明集》引《陶公年纪》）。（《汉书人表考》卷六《秦子婴》）

【汇评】：

叶适：空诸侯之国而得天下者，秦也。殴天下之人而亡天下者亦秦也。秦自以灭六国，无与敌；及其败也，虽名诸侯复立，其实黔首化为盗贼，亡之如拾遗。自是以来，未有不以群盗亡者，次则敌国，次则卒伍，皆古所无有也。然则后之有天下者，谨备三者而已。（《习学记言》卷十九《项羽本纪》）

程馀庆：“降王”二字，书法。既降而复杀之之，其罪大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汇评】：

储欣：数语结羽入关之局，引羽分封及东归之案。（《史记选》卷一《项羽本纪》）

编者按：秦始皇陵原来地面建筑很多，雄伟高大，有便殿、寝殿、祠宫、角楼、门楼等建筑遗址。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园中发现很多红烧土块，证明项羽当年焚毁了秦陵地面建筑。

秦始皇帝陵从秦王政即位开始修建到死亡，共修了近37年，其陵园内的珍宝“徙藏满之”。项羽入关后，便把猎取的矛头指向秦始皇陵。据《史记·高祖本纪》云：“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汉书·楚元王传》亦云：“项羽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又见《水经注·渭水》：“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消椁取铜。”从以上记载看出，项羽确实到过秦始皇陵，并进行破坏焚烧，秦始皇陵上的寝殿，便殿，角楼等建筑就是他烧掉的。但对是否进入地宫，论者认识不一，或为盗掘过，或为未盗掘，从始皇陵封土的现状看，似未进行大规模的盗掘。目前在地宫周围已发现两个宋代的盗洞，但均未及地宫。

[4]【汇评】：

刘大櫆：六经之亡，非秦亡之，汉亡之也。后之学者，见秦有焚书之令，则曰《诗》《书》至秦一炬而扫地无余，此与耳食何异？愚以为书之亡，在楚汉之兴，沛公与项羽相继入关之时也。……迨项羽入关，杀秦降王子婴，收其货宝妇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而后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乃始荡为灰烬，澌灭无余。当项籍之未至于秦，咸阳之未屠，李斯虽烧之而未尽也。吾故曰：书之焚，非李斯之罪，实项籍之罪也。（《焚书辨》，见《涵芬楼古今文钞》卷八）

[5]【汇注】：

王在晋：项籍屠咸阳，杀子婴，掘始皇帝冢，大掠而东。（《历代山陵考·杂记》）

冯梦龙：居数日，羽引兵西屠咸阳，杀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绝；掘始皇冢，收宝货妇女而东。秦民大失望。（《纲鉴统一》卷六《西汉高帝元年》）

姚允明：羽入咸阳，杀降王，屠其民，而恣焚掠，是增秦虐，盖为沛公章其仁也。（《史书》卷二《汉·高帝》）

何焯：收其货宝妇女而东：自此东归。（《义门读书记》卷十三《史记》）

【汇评】：

颜师古：沛公入关，俭节自处，约法三章，反秦之政。而项羽屠杀焚烧，恣其残酷，故关中之人失所望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魏了翁：秦惠王诱楚怀王，会武关而执之，秦始皇以翦、蒙武虏楚王负刍而灭之，诸侯兵起，秦章邯又击杀项梁。春秋复九世之仇，项羽以复仇为事乎？则秦亦灭矣。子婴已降楚矣，以子婴归之，令楚怀王待其自毙可也；杀之，亦何益于威武！屠咸阳，则秦之百姓何罪焉。秦之宫室，奢侈已甚，存其可存者，而毁其材以赐贫民可也，焚之则亦暴殄天物而已。至如收宝略妇女而东，则无异盗贼之所为也。意者迁沛公于汉中，封章邯、董翳、司马欣之谋已定，不欲留此以遗他人也。残忍、贪婪、褊隘、缪戾而无远图，不待垓下之围而败证已见矣。孟子所谓“诛其君，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者，固如是乎！此项之所以失而刘之所以得也。（《古史考》卷九《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

丘浚：“项籍屠咸阳，杀子婴，掘秦始皇冢，大掠”。秦、汉以后，屠城发冢始此。呜呼，城以蔽生人者也。冢以藏死人者也。生而城守，将以全其身，死而冢藏，将以安其尸，皆人生之所必有者也。项籍入咸阳，屠京师之城，发故君之冢，存没皆罹其殃，何不仁之甚哉！（《世史正纲》卷一《秦世史·二世皇帝》）

俞樾：语曰：得士者强。楚汉之际，豪杰并争，智谋之士，所在多有。而吾窃怪项氏之无人也。项王入关，不务安辑秦民，而收货宝妇女以东，遂使秦人怨入骨髓，而沛公得以还定三秦，此楚之所以败也。然沛公初至关中，见秦宫室帏帐，欲留居之，此其志与项王何异？使非张良、樊哙交谏，则项王所为，沛公先之矣，吾于此叹项氏之无人也。彼范增号为智士，而所见曾不及樊哙，何哉！（《春在堂全集·项羽论》）

李腾蛟：使羽入关，不烧秦宫室而都关中，以蜀分王三秦将，而以楚封怀王，令腹心大臣左右之，俾齐、赵、韩、魏诸君各复其国，而举丰、沛数郡以王沛公，与诸国错处，则犬牙之势成，羽虽未能即兼天下，于以制汉有余也。汉为羽所制，则诸国皆羽所树，必德羽而惮之，无有以羽争天下者。乃羽不知务此，舍关中而王彭城，则非其地；以三降将距塞汉王，则非其人；尊立义帝，以张良反间而旋弑之，使罪我者得以藉以为口实；吝尺寸之地不与田荣、陈馀，致诸国卒不得定，而齐、赵、代、梁蜂起为难，而羽亦奔疲角逐而不得安，汉因以收渔人之利矣。不然，羽当纷纷扰攘进退失据之时，犹然败汉于彭城，败汉于荥阳；及其卒也，又败汉于成皋。使羽不自多树敌，而得一意以办汉，吾恐汉王欲求立锥之地而不可得也，又安能还安三秦而部五诸侯以伐楚哉？（见《史论观止正集》卷七《项羽论》）

[6]【汇注】：

王伯祥：人或说项王，从人中间有一人向项王游说。不能确指何人进言，故云“或”。（《史记选·项羽本纪》）

[7]【汇注】：

裴骃：徐广曰：“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王应麟：韩生云：“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三辅旧事》云：“西以散关为限，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雍录》云：“此说未尽。颜氏曰自函谷关以西，总名关中。徐广曰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其说是也。”（《通鉴地理通释》卷七《名臣议论考·关中》）

冯梦龙：东函谷，南武关，西乌关，北黄河，是谓四塞。（《纲鉴统一》卷六《西汉高帝元年》）

宫梦仁：秦四关（原注：《史正义》：在四关之中，故曰关中）：函谷关、武关、散关、萧关。（《读书纪数略》卷八《城关类》）

[8]【汇注】：

王伯祥：饶，富足。（《史记选·项羽本纪》）

[9]【汇注】：

王伯祥：可都以霸，承上“四塞”“肥饶”而言，谓有此凭借，可建都于此以定霸业。（《史记选·项羽本纪》）

解惠全、张德萍：都：建都。以：而。（《全译史记·项羽本纪》）

【汇评】：

丘浚：秦地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得天下之百二者也。周人初起于邠，继都丰镐，天下形胜之地，盖莫有过焉者也。至平王东迁而弃其地与秦，秦地始大。战国之世，山东之国六而秦居其一，六者为纵，而秦独为衡焉，卒能以少制众，并而有之。非独人力，盖亦地势也。（《世史正纲》卷二《汉世史·太祖高皇帝》）

又：呜呼，地以人而胜，人以德而隆，山河之险固，乌足恃哉！（同上）

[10]【汇注】：

郭嵩焘：按“以烧残破”，“以”“已”字通，《孟子》“无以则王乎”，是其证。（《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11]【汇注】：

王伯祥：怀思欲东归，因楚之根据地在东方，而又放心不下怀王心也。“富贵不归故乡”等语，显系托辞。观下致命怀王，及徙义帝自都彭城事可知。（《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陈世隆：善谋者，如弈之布子，子定而势从之，势定而翕张从之，翕张定而胜从之。昔汉高都关中，据天下之势，从袁生出广武，以致敌人之从是也。羽已得关中，而更弃之，则韩生以为沐猴而冠，故曰：凡与人斗，不扼其吭而拊其背，而能胜者，未之有也。（《北轩笔记》）

浦起龙：稚子心情！（《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程馀庆：功名才立，便思首丘，岂帝王之度？此羽所以败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2]【汇评】：

司马光：世称项王不王秦而归楚，故失天下，观其拥百万之众，西入函谷，擅天下之势，裂山河以王诸侯，自谓可以适其私心，而人莫敢违，安行无礼，忍为不义，欲以一夫之力，服亿兆之心，才高者见疑，功大者被绌，推此道以行之，虽得百秦之地，将能免于败亡乎？（《稽古录》卷十二）

[13]【汇注】：

颜师古：言无人见之，不荣显矣。（《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王伯祥：衣，动词，穿着。衣绣夜行，着了锦绣之衣在黑夜中出行，虽漂亮没人看见。故下云“谁知之者”。（《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邹泉：羽曰：“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何曰：“天子以四海为家，其识量相去，何啻径庭！”（《尚论编》卷三《萧何》）

[14]【汇评】：

陈傅良：天下之大利，非利于小者能图之也。图天下而利于其小，则终不足以有就，何者？所安者陋，焉能及远？见其食而贪焉，是不过饱其欲则已矣。……故项羽捐关中之胜，而荣于归故乡之楚……以羽之浅中，其易盈也如此，岂复有王者之量？设得全关而居之，亦不保其踯躅而东也。……刘季入秦，一无所贪，范增已信其有大志。自古觇人之成败者，其说盖如此。（见《十先生奥论注续集》卷九《项羽吴王濞》）

周在镐：方秦之季，耰白梃横发于中原，陈、吴、刘、项，始也皆寇盗耳。寇盗自为，故志易盈而气易怠。勇如羽屠咸阳而宰天下，乃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呜呼，是苟求富贵者也，非欲必得天下也。（见《史事论》乙编卷二《项羽立沛公为汉王论》）

恽敬：项王之不取关中何也？曰：项王非不取关中也。乃者，汉王先入关，义帝之约固宜王者也，项王听韩生之说而都之，关中之人安乎？不安乎？关外诸侯无异议乎？项王所手定之九郡，将以之分王乎？抑自制乎？度其势必自制之矣。自制之，而一旦有警，其将去关中自将而东乎？关中者，固汉王所手定也。舍己所手定之九郡，而夺他人所手定之关中，又不分己所手定之九郡，一旦自将而东，天下之人安乎？不安乎？是故关中者，项王必取之地也。取之而名不顺，势不便，则缓取之；取之而名不顺，势不便，且召天下之兵，则以弃之者取之。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陈涉首难，诸侯各收其地而王之矣。三王，秦之人也，以秦之地付三王，此秦汉之际诸侯之法也。使三王者据全秦之胜，扼全蜀之冲，包南山之塞，窒栈道之隘，终身为西楚藩卫，则朝贡征发，何求而不可？若其以百战之烬，生降之虏，寄仇雠之号令，驱乡党之俦匹，一有扰动，西楚废其主，刈其民，若燎毛射缟耳。指挥既定，人心自固。诚如是也，汉王不得援前说以争秦，诸侯不得举前事以责楚，名与势皆顺便矣。所谓缓取之也，所谓以弃之者取之也。是故不付之张耳、臧荼者，不以关外之将相制关中也；不付之共敖、黥布者，不以西楚之将相制关中也。阳示天下以大公，而阴利三王之易取。是故三秦者，项王之寄地也。其告韩生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人谁见之！”此项王之设辞也，非项王之本计也。……夫争战之事，一日千变，而古人身亲其事，凡所设施，必非偶然，不可以成败轻量也。后世如六朝之割裂，如五季之紊乱，草泽英雄，崛起一时，必有异人之识，兼人之力，为众所不及者。天下大器，置都大事，曾项王而漫付之，吾故推其所以然，以明得失之实。如必以项王为虑不及此，彼亚父者，亦非不审于计者也。（《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一《西楚都彭城论》）

程馀庆：所见只此，鄙甚！（《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5]【汇注】：

程金造：说者，裴氏《史记集解》引《楚汉春秋》、扬子《法言》云：说者是蔡生。《汉书》云是韩生。按《楚汉春秋》南宋已亡。《法言》见《重黎篇》。（《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16]【汇注】：

裴骃：张晏曰：“沐猴，猕猴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焦竑：《史记》“沐猴而冠”，沐猴，猴名，出罽宾国，见《汉书》。郭义恭《广志》曰：“沐猴，即猕猴也。不知者多以沐浴之沐解之。”（《焦氏笔乘》卷二《沐猴》）

沈钦韩：《初学记·毛诗草虫经》曰：“猱，猕猴也。楚人谓之沐猴。”（《汉书疏证》卷二十七《陈胜项籍传》）

赵翼：《史记》项羽烧秦宫室东归，说者讥其沐猴而冠，《汉书》：说者乃韩生也。（《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

吴国泰：猕猴或称母猴，又称马猴，皆谓大猴似人者也。《尔雅·释虫》“马蜩”，郭注“蜩中最大者为马蜩”，故马蜩即大蝉。《方言·十一》：“马蚿，其大者谓之马蚰。”大都物之大者谓之马，亦谓之牛，或谓之王也。猕、沐、母、马，一声之转。当以马字为正，余皆同音借字耳。（《史记解诂·项羽本纪》，载《文史》第43辑）

吴汝纶：背关怀楚之失，即就说者口中论之。（《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项羽本纪》）

编者按：项羽在灭秦的过程中虽然立下了汗马功劳，充分展示出他的军事天才，但是他属于悲剧英雄，一生功业以失败而告终。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笔者认为与他的关中情节有关，对关中百姓的不仁不义使他失去了立国关中的社会基础，从而为他的最后失败埋下了伏笔。参见徐卫民《项羽与关中》，《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7]【汇注】：

颜师古：言虽著人衣冠，其心不类人也。果然，果如人之言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司马贞：言猕猴不任久著冠带，以喻楚人性躁暴。果然，言果如人言也。（《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18]【汇校】：

王益之：《考异》曰：“《楚汉春秋》、扬子《法言》以为蔡生，班《史》《通鉴》以为韩生，未知孰是？”《史记》以为说者，今从《史记》。（《西汉年纪》卷一《高祖》）

【汇注】

裴骃：《楚汉春秋》《扬子法言》云说者是蔡生，《汉书》云是韩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王世贞：楚项王晨朝诸大夫，韩生见曰：“大王有意，幸王关中。关中四塞，地肥饶可都，勿失也。”项王默然未答。亚父曰：“善哉！韩生言也。秦以虎踞，东面而笞捶天下，固万世业也。”沛公闻之，惊曰：“殆矣！夫项王虎狼也，而据关中，是负嵎而伺肉人也。吾且肉矣！”子房曰：“无恐也。请得见项伯。”乃夜见项伯曰：“舍人言大王肯王关中，灞浐之旁，美田宅，园圃百一之价，君擅用焉。不佞亡臣之余，敢请其羡。”伯曰：“唯唯。赖君之庇，庶几有之。”曰：“敢问大王之所与将者师几何？”曰：“四十万人。”“固也，渡江而北，为楚者师几何？”曰：“十万有奇。”“人之好去乡者，情乎？”曰：“非情也。”“新城之役，秦师之就坑者几何？”曰：“二十万人。”“二十万人之为父兄子弟亲戚者几何？”曰：“不可几也，亡虑百万。”“敢问大王之坑秦师也何故？”曰：“为武信君。”乃起叹曰：“嗟夫！君之不早计良也，今幸乃遇良。为武信君报也者，则为秦师报也者。其怀刃而欲剚大王与君之腹专矣。大王之卒四十万人，其从诸侯王而国者三十万人，则王卒十万人，不好去乡者十之八，则毋跳而留卫王者十之二矣。夫以二万之卒，而欲压百万之怨民，使之日耽耽焉而计其隙，即灞浐之旁美田宅园圃以亿计，君安得长擅之乎？夫使乌获酣寝，十其仇衷短衣而环侍，即毋乌获明矣。”项伯曰：“善！”入言之项王曰：“客有称新城之役者宫其室，伻其人，寝食其共惴惴焉。”项王曰：“亚父亟请之，吾非忘之也。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者！”明日，韩生复流讪，乃烹韩生。（《史记短长说》卷下）

解惠全、张德萍：烹：放在锅里煮死。是古代一种酷刑。（《全译史记·项羽本纪》）

【汇评】：

司马光：世皆以项羽不能用韩生之言，弃关中之险，故失天下。窃谓不然。夫秦据函谷，东向以制天下，然孝、惠、昭、襄以之兴，而二世、子婴以之亡，顾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议也。项羽放杀其君，不义之名，明于日月；宰制天下，王诸侯，废公义，而任私意，逐其君以置其臣，其受封者争夺不服，疏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无亲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虽重金袭汤，不能以一日守也，况三秦之险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十七《项羽诛韩生》）

倪思撰、刘辰翁评：《史记》录此，谓最尽怀王情实。秦未亡前须出此，秦亡之后非利也。事之利害，旦暮有不同者。郦生后时犹执此说，真腐儒也。（《班马异同评》）

于慎行：韩生说项王曰：“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可都以伯。”此其见与刘敬同。敬以之封，韩以之烹，智愚之相越为此，兴亡胜负，不至垓下而决矣。（《读史漫录》卷二）

刘沅：项羽残暴，即听韩生言，都关中，亦无得天下之理。直书其事，而恶自见。（《史存》卷六《楚汉纪》）

程馀庆：一都关中也，娄敬言之而封，韩生言之而烹。进言当择人如此！（《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程金造：这“说者”之言，话虽有些逆耳，道理则全正确。如果在能人之智者听来，必然引以为谏诤之语，要详审所以。但是在刚愎自用之项羽听后，自然认为是辱骂，就烹死说者，具以非刑。太史公著此琐屑小事，而其用意却甚大。（《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项王使人致命怀王[1]。怀王曰：“如约[2]。”乃尊怀王为义帝[3]。项王欲自王[4]，先王诸将相[5]。谓曰：“天下初发难时[6]，假立诸侯后以伐秦[7]。然身被坚执锐首事[8]，暴露于野三年[9]，灭秦定天下者[10]，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11]。义帝虽无功[12]，故当分其地而王之[13]。”诸将皆曰：“善[14]。”乃分天下[15]，立诸将为侯王[16]。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17]，又恶负约[18]，恐诸侯叛之[19]，乃阴谋曰[20]：“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21]。”乃曰[22]：“巴、蜀亦关中地也[23]。”故立沛公为汉王[24]，王巴、蜀、汉中[25]，都南郑[26]。而三分关中[27]，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28]。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29]。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30]，本劝章邯降楚[31]。故立司马欣为塞王[32]，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33]；立董翳为翟王[34]，王上郡[35]，都高奴[36]。徙魏王豹为西魏王[37]，王河东[38]，都平阳[39]。瑕丘申阳者[40]，张耳嬖臣也[41]，先下河南（郡）[42]，迎楚河上[43]，故立申阳为河南王，都雒阳[44]。韩王成因故都[45]，都阳翟[46]。赵将司马卬定河内[47]，数有功，故立卬为殷王[48]，王河内，都朝歌[49]。徙赵王歇为代王[50]。赵相张耳素贤，又从入关，故立耳为常山王[51]，王赵地，都襄国[52]。当阳君黥布为楚将，常冠军，故立布为九江王[53]，都六[54]。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55]，又从入关[56]，故立芮为衡山王[57]，都邾[58]。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59]，功多，因立敖为临江王[60]，都江陵[61]。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62]。燕将臧荼从楚救赵[63]，因从入关，故立荼为燕王[64]，都蓟[65]。徙齐王田巿为胶东王[66]。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从入关，故立都为齐王[67]，都临菑[68]。故秦所灭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69]，引其兵降项羽，故立安为济北王[70]，都博阳[71]。田荣者，数负项梁，又不肯将兵从楚击秦，以故不封[72]。成安君陈馀弃将印去[73]，不从入关，然素闻其贤，有功于赵，闻其在南皮[74]，故因环封三县[75]。番君将梅功多[76]，故封十万户侯[77]。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78]，王九郡[79]，都彭城[80]。

[1]【汇注】：

冯梦龙：致命，复命也。（《纲鉴统一》卷六《西汉高帝元年》）

王伯祥：致命犹报命。使人致命怀王，使人将入关破秦经过报告怀王，并且向他请示。有试探意。（《史记选·项羽本纪》）

[2]【汇注】：

魏了翁：羽既烧秦宫室，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约。”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所立耳，何以得专主约？”春正月，阳尊怀王为义帝。吕东莱曰：“义帝初为项梁所立，特从民望耳。梁名为臣，实则君也。”章邯既击杀梁，遂以楚为不足虑，虽楚国之众，亦皆惴恐，不知死所矣。帝乃并吕臣、项羽军以收主权，自盱台进都彭城以张国势，置宋义诸将之上，而不敢不服，拒项羽入关之请，而不敢不从。至于独遣沛公，仗义而西，则所见又有大者焉，可谓天下之英主矣。不幸宋义得志而骄，为羽所乘。羽既得志，存钜鹿，降章邯，拥诸侯四十万之众入咸阳，威震天下，帝块然寄坐，虽庸人亦数日而知亡矣。及羽使人致命，使汉献、唐昭处之，必低首下心，惟羽是循。帝不慑不屈，报之曰“如约”，帝岂不知羽之不从哉？正其义而已矣。此真主天下之约者也。死生祸福，帝如彼何哉？按：楚怀王以二世二年六月立，九月项梁死，项羽吕臣徙怀王都彭城。其在盱台也，以陈婴为上柱国，出于项梁之命；其至彭城也，并吕臣、项羽军，始出于怀王之独断。以羽为长安侯，以沛公为砀郡长、武安侯，以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又以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遣沛公西入关，此皆怀王号令也。羽杀宋义而后大权旁落，因立羽为上将军，此一着亦如汉王因立韩信为齐王，心中实不平。至羽破降章邯，入关至戏，则不可复制矣。沛公入关在汉元年十月，怀王当于此时遣人立沛公为秦王，王关中，召还项羽，论救赵破秦功，亦有以封之可也。然羽擅已封章邯为雍王，不禀君命，则无忌惮甚矣，怀王于是受制强臣。徙国二年正月遇弑。为王一年半，为帝一年。无后。其人品才地，恐亦不为十分英迈如秦王子婴，岂不能诛赵高？亦非大段不才。天之废秦、废楚久矣，虽有高才，亦不足以胜恶运也。（《古今考》卷九《怀王曰如约》）

方回：怀王曰：“如约”，谓先入关者王之之约也。（《续古今考》）

王世贞：揭怀王入关之约在首，便见后面项羽之负约处。（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姚允明：羽欲分王天下，使报命，而怀王曰：“如约。”则沛公当有全秦，而项氏反无处所矣。乃抑怀王，而崇己功，因并退六国王，厚入关之将。春正月，以江南郴、先阳尊义帝，二月，即取梁、楚九郡，自立为西楚霸王。……汉二年，冬十月，义帝戕于江中。姚伯子每叹后世君臣之变，而恶范增之首汩之也。增全谋在辅羽取天下，岂真有意兴楚者哉？权设其名，而终攘为己利，莽、操、懿、温，本其术而甚用焉，以祸天下烈矣。且使羽拂乱其行事，至负恶名以失天下者，皆立怀王之为也。君臣猜戾，激之为乱，何如慎厥初谋哉！姚伯子又尝异怀王不善楚社稷计，其术之疏也。（《史书》卷二《汉·高帝》）

王鸣盛：六国久矣，起兵诛暴秦，不患无名，何必立楚后？制人者变为制于人。而怀王公然主约。既约“先入关者王之”，而不使项羽入关，是明明不欲羽成功也。独不思己本牧羊儿，谁所立乎？既不能杀羽，而显与为难，且不但不使项羽入关而已，并救赵亦仅使为次将，所使上将，则妄人宋义也。羽即帐中斩其头，如探囊取物。迨至羽屠咸阳、杀子婴后，怀王犹曰：“如约。”如约者，欲令沛公王关中也。兵在其颈，犹为大言，牧羊儿愚至此。范增谬计，既误项氏，亦误怀王。（《十七史商榷》卷二《项王谬计四》）

牛运震：“如约”二字，简约得体，而怀王之坐拥空名，不能专制神情，俱为摹出。（《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王伯祥：如约，照前与诸将所言“先入关中者王之”之约。（《史记选·项羽本纪》）

解惠全、张德萍：“如”，按照，遵循。（《全译史记·项羽本纪》）

程馀庆：二字答得有身分，然祸始于此。（《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汇注】：

司马迁：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乃详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史记·高祖本纪》）

司马贞：“义帝元年，诸侯尊怀王为义帝”。项羽徙之于郴，至十月，项籍使九江王布杀义帝，汉王为举哀也。（《史记索隐·秦楚之际月表》）

洪迈：人物以义为名者，其别最多。……自外入而非正者曰义，义父、义儿、义兄、义服之类是也。（《容斋随笔》卷八《人物以义为名》）

谢肇淛：今谓假父曰义父，假子曰义子义女，故项羽尊怀王为义帝，犹假帝也。（《文海披沙》）

吴非：楚义帝者，以诸侯推尊为共主，而奉命由王称帝，故义之。心其名，世系所传，故楚怀王孙也。（《楚汉帝月表·楚义帝本纪》）

王伯祥：不称楚帝而称义帝，意味着仅得名义耳。此义字犹义父、义子、义发、义齿的义字。（《史记选·项羽本纪》）

编者按：唐虞世南撰《北堂书钞》卷七《帝王部·行义十八》云：“君能制命为义。”

【汇评】：

杨慎：项羽立楚王孙心为帝，以从民望，不曰楚帝，而曰义帝，犹义父、义子之称，其放弑之谋，不待“如约”之言而后萌矣。（《丹铅总录》卷十二《义帝》）

庄元臣：工人刻木为像，己置像而拜祷之，往往有应者。夫木未成像之先，工制乎像；既成像之后，像制乎工。其理何也？曰：昔楚怀王孙心为人牧羊，时项羽忽建议而立为义帝。既立之后，义帝能主约而制项羽，羽惟不受其制而杀之，卒负贼名，以亡其楚。此与工人侮像而受祸者何异？（《叔苴子·内篇》卷四）

吴非：或曰：非所帝而帝之为义，义则假矣，后世之所为义子义婢皆是类也，不终归于假与？曰：此与尔时之假王者不共语也。假王多自立，上无先世之传，下非群众之戴矣。于孙心始奉之为王，已奉之为帝，溯其先，则怀王真楚也，楚真则王亦真，王真则帝亦真，帝真而义真矣。羽欲自立为西楚，故先之以义帝之尊，而阴谋定汉王之封，然其名则义帝也。共敖以义帝上柱国王临江，名亦义帝也。乃羽之使杀义帝者，共敖与楚绝矣。楚绝而立怀以复楚，楚立而又杀义帝以绝楚，而自假楚，羽不亦愚乎！羽冒义而阴行不义，义帝因人之义以为义，汉王奉义而终不失其为义。义之名正，吾故曰楚真则王真而帝真，帝真而义真，虽非有功伐，兴灭继绝，安见其假也！（《楚汉帝月表·史记不立义帝本纪辩》）

刘沅：天下初畔秦，藉楚怀王之冤以动人，立义帝。然名分已定，诸侯皆听其约束，遣诸侯伐秦，约先入关中为王。沛公独先入，则义帝“如约”之言，非过也。羽不从其言，而犹尊以为帝，亦以众心难遽违也。书尊为义帝，及羽自立后弑义帝之罪乃见。（《史存》卷六《楚汉纪》）

程馀庆：羽虽致命怀王，实不用其命，且不曰楚帝，而曰义帝，放弑之谋已肇于此。（《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4]【汇评】：

高嵣：先之以义帝，示虚体也。紧接“欲自王”三字，探本志也。随纪其命众之辞，挈纲领也。（《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5]【汇注】：

王伯祥：“先王”之“王”与以下许多“王之”“王某地”等之“王”，俱动词。先王诸将相，先封诸将相为王。（《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吴见思：点一句项羽心事。（《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姚苎田：提一句，方有架落。（《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李景星：《史》云“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总提一笔，得体得势。（《汉书评议·陈胜项籍第一》）

储欣：分王一段，极错综，极整齐，栩栩传神。（《史记选》卷一《项羽本纪》）

[6]【汇注】：

裴骃：服虔曰：“兵初起时。”（《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难，乃惮反。（《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胡三省：谓初起兵时。难，乃旦翻。（《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7]【汇注】：

王伯祥：立诸侯后，指立六国之后。而云“假立”，显然有否认之意，故引出下面一篇大道理来。（《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姚苎田：明谓义帝也，心事毕露。（《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程馀庆：二句见怀王之为虚器。（《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汇评】：

张家英：“假立”者，非正式确立之谓，实乃权宜之计也。项羽之必杀怀王，于此一语泄之。（《〈史纪〉十二本纪疑诂·项羽本纪》）

[8]【汇注】：

王伯祥：被坚执锐首事，犹言起兵首举大事。与前“初发难时”相应。（《史记选·项羽本纪》）

[9]【汇注】：

张守节：暴，蒲北反。（《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伯祥：暴音仆，显露。暴露于野，犹言军中辛苦，风餐露宿。自二世元年起兵，至此适得三年。（《史记选·项羽本纪》）

[10]【汇评】：

姚苎田：只叙战功，便令诸公皆出己下。（《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11]【汇评】：

程馀庆：数句见己之有实功。并言诸将相，恐其不服，以此慰其心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2]【汇校】：

宋云彬：《汉书》作“怀王无功”，这儿多一“虽”字，应当删去。（《项羽》）

[13]【汇注】：

王伯祥：故通固，故当分其地而王之，犹言本该分地封他为王的。上云义帝虽无功，已说他无功而白白享受，下云故当，无可奈何之情可见。“虽”字含有轻之之意；“故当”二字不免蕴怒含怨了。（《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洪迈：汉高帝项羽，起兵之始，相与北面共事怀王。及入关破秦，子婴出降，诸将或言诛秦王。高帝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至羽则不然。既杀子婴，屠咸阳，使人致命于怀王，王使如初约，先入关者王其地，羽乃曰：“怀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颛主约？今定天下，皆将相诸君与籍力也。怀王亡功，固当分其地而王之。”于是阳尊王为义帝，卒至杀之。观此二事：高帝既成功，犹敬佩王之戒；羽背主约，其末至于如此，成败之端，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容斋随笔》卷二《刘项成败》）

孙琮：“虽”字轻之。“故当”一字恨之，弑机见矣。（《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姚苎田：语牵强得妙，弑端兆矣。（《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牛运震：“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虽”字、“故”字，文理不甚承接，妙！此中大有牵曲情事。（《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14]【汇评】：

程馀庆：仍是慴服口吻。（《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5]【汇注】：

吕祖谦：项籍为天下主，命徙义帝江南，都郴。分楚为四：自立为西楚霸王；封楚将英布为九江王、楚共敖为临江王、番君吴芮为衡山王。分秦为四：封沛公刘邦为汉王，迁之汉中；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三分关中以拒汉。分齐为三：徙齐王田巿为胶东王，封齐将田都为齐王，田安为济北王。分赵为二：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封燕将臧荼为燕王。分魏为二：徙魏王豹为西魏王，封赵将司马卬为殷王。分韩为二：韩王成如其故，封楚将申阳为河南王。（《大事记解题》卷八《项籍为天下主》）

[16]【汇注】：

章衡：乙未，元年，正月，项羽阳号怀王为义帝，自立为西楚霸王，乃分天下，立十八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楚将申阳为河南王，赵将司马卬为殷王，英布为九江王。共敖为临江王，敖卒，子尉立。番君吴芮为衡山王。田安为济北王。徙魏王豹为西魏王。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燕将臧荼为燕王。徙齐王田巿为胶东王。齐将田都为齐王。徙赵歇为代王。赵相张耳为常山王。封成安君陈馀以河间三县。八月，羽杀韩王成，立郑昌为韩王以距汉。（《编年统载》卷三《汉·高祖皇帝》）

茅坤：以下序次诸将功，与其定封如画，而矜恩仇，私爱憎处，亦种种分别。（《史记钞·项羽本纪》）

【汇评】：

黄淳耀：项王立六国后，树秦敌，此入关以前事，非入关以后事也。项羽破秦为西楚霸王矣，复封诸侯王将相，此正与郦生立六国后之策暗合。后著用前著，所以败也。景陵钟氏论羽如此。愚谓不然。羽率诸侯兵西入关，不过以破章邯军为诸侯冠军耳。此时诸侯所推戴之怀王尚在楚，先入关有功之沛公不可杀，从入关之诸侯各有功，不分王之，将置何地乎？盗亦有道，羽既称诸侯长，能一切以无道行之乎？羽失天下，正坐背约，宰割不平，故田荣、陈馀首发兵端，而沛公乘之于外，不可云失在分封也。子房虽发八难，前劝汉王捐关以东予信、越等，后又劝汉王盖封信、越，使人自为战，其所异于郦生者，立六国后则不复为汉用，立信、越则汉将也。（《陶庵全集》卷四《史记评论·项羽本纪》）

［美］陆威仪：然而，项羽推崇的是东周时期的景象，恢复分封制。他自立为西楚霸王，把中华帝国其他地区分为18个小的诸侯国，松散地纳入他自己的权威之下。这些诸侯国被分封给他手下的将军，以及他想要安抚的军事对手。后者中就有刘邦，他成为“汉王”，统辖三秦之一的汉中盆地。众所周知，刘邦是汉朝开国帝王，他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帝国版图》）

[17]【汇注】：

裴骃：苏林曰：“讲，和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司马贞：服虔云：“解，折伏也。”《说文》云：“讲，和解也。”《汉书》作“媾解”。苏林云：“媾，和也。”是“讲”之与“媾”俱训和也。业，事也。言虽有疑心，然事已和解也。（《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18]【汇注】：

夏伯炎：恶：嫌恶。约，指“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之约。这句是说项羽心想如果把刘邦杀掉或不封他在关中，又忌讳落个负约的罪名，致使诸侯背叛自己。（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19]【汇注】：

王伯祥：以上四句，包四层意义，疑沛公有天下一层，业已讲解二层，又恶负约三层，恐诸侯叛之四层，曲达项王、范增二人的心事。业，既经。讲解即和解，谓鸿门之会杀刘的机会已经消失。恶音污，嫌忌。负约，背先入关者王之之约。恶负约，嫌忌背约之名。（《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牛运震：“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恐负约，恐诸侯叛之”数句，将项王心事，曲折写尽。太史公最善此笔。（《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程馀庆：“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四句四层，写项王心事曲尽。添出范增，其主谋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0]【汇评】：

姚苎田：此段乃刘、项成败大机关，草蛇灰线皆伏于此。（《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21]【汇注】：

王应麟：“巴、蜀”，秦二郡。苴、蜀相攻，秦使张仪、司马错取蜀。谯周曰：苴，今之巴郡也。《正义》曰：蜀王封其弟于汉中，号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为仇，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于秦，秦遣张仪伐蜀，灭之，因灭巴。（《通鉴地理通释》卷七《名臣议论考·巴蜀》）

[22]【汇评】：

孙琮：“阴谋曰”，“乃曰”，写其负心屈理。（《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吴见思：两“乃曰”写阴谋心口商度之词，妙。（《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姚苎田：“乃阴谋之”，“乃曰”：一阴一阳，连缀而下，真绘水绘声手。（《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23]【汇注】：

杨树达：此羽与范增谋所定之计，见《萧何传》。（《汉书窥管》卷四《陈胜项籍传》）

【汇评】：

牛运震：“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无限负心、无限屈理在“乃曰”二字及一“亦”字，传神。（《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程馀庆：无限负心屈理，在“乃曰”二字。传神。一“亦”字，说来亦自觉牵强。两“乃曰”字，写阴谋心口商量之辞，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4]【汇注】：

裴骃：徐广曰：“以正月立。”（《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汇评】：

范光宙：项王背约，谋以巴蜀王汉王，又以三秦距汉中，名王之实迁之也。乃汉王俯焉之国，良也归韩，信也遁亡，索然宁有东意乎？及淮阴一将，举兵而东，则三秦授首，如栖羽之搏，而困蛰之奋也。夫迅霆之奋必郁，鸷鸟之举先伏。汉中之地，固汉王之所以存身而养奋者也。君子曰：不然。汉王固宽大长者，秦民安之。令是时，非何与良，劝之入汉，其不覆于一击之忿乎？令非将信而出，绛、灌而下，有决策而东者乎？惟何也说养民，良也说烧栈，信也说从故道出，其入其出皆存乎其人也。议者以羽不都关中，而汉因之以兴。噫！此又以形势论也。夫关中，固天府之国也，秦不二世而亡，三秦亦不数月而败。羽之暴，即关中，能兴乎？羽以死地视蜀，挈以王汉王，而汉卒藉三杰以兴，人也？地乎哉？（《史评》卷三《高帝·王汉》）

凌稚隆：按项羽分王天下，一任爱憎，故太史公叙次诸将功与其定封处，连用“故”字“因”字摹写之。（《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浦起龙：增之以疑沛公有天下，阴谋立为汉王，钩心事也，然独郑重其辞者，为汉家得号之始，大书特书也。（《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储欣：此段公私轻重，只在虚字过脉处摹写。（《史记选》卷一《项羽本纪》）

周在镐：汉高祖与项羽相持而得天下，其机决于羽之大封诸王，而立沛公为汉王。羽之大封诸王，非能以富贵与天下共之也，为自王地也。自王则不得不王诸王，王诸王则不得不王沛公。沛公为汉王，是羽之所以亡，而汉之所以兴也。……以雄勇无敌之高祖，而置之阨逼无能之汉中，高祖之志气能终于此而已乎？且天下纷纷，诸王并立，战国相吞并之势，骎骎乎复在刘项之世矣。向之所敌者一秦，今之所敌者数十百秦而未已也。汉中一隅耳，高祖之智，明知不取三秦，则汉中不可得而有，虽定三秦而不东向以争天下，则三秦亦不可便以为安也。故高祖之决然以取天下为量者，未必志气之本异于羽，亦势使之然也。势之来生于项羽之自私，自私而适以自亡。人事则然，盖若天之道焉。（见《史记正鹄》三集卷八《项羽立沛公为汉王论》）

程金造：按：《史记·高祖本纪》说：“怀王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而沛公刘邦先入关，秦王子婴降。是则王沛公者，乃是楚怀王，初非项羽。（《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25]【汇注】：

司马光：汉王赐张良金百镒，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尽请汉中地，项王许之。（《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

胡三省：巴、蜀、汉中，秦所置三郡地也。班《志》，南郑县属汉中，《括地志》：南郑县，今梁州治所。近世有李文才者，蜀人也，著《蜀鉴》曰：南郑自南郑，汉中自汉中。南郑乃古褒国，秦未得蜀之前先取之。汉中乃金、洋、均、房等州六百里是也。秦既得汉中，乃分南郑以隶之而置郡焉，南郑与汉中为一自此始。《春秋》“楚人、巴人灭庸”，即今均、房两州地。班《志》，汉中郡治西城，今金州上庸郡是也。（《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王伯祥：汉中，秦所置郡，地居汉水上游，约当今陕西省秦岭以南一带及湖北省西北部。王巴、蜀、汉中，以三郡封刘邦为汉王。（《史记选·项羽本纪》）

[26]【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南梁州所理县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组：“南梁州所理县也”，“南”下疑脱“郑”字。按：本书卷五《秦本纪》“南郑反”《正义》：“南郑，今梁州所理县也。”卷四五《韩世家》“请道南郑、蓝田”正义：“南郑，梁州县。”

刘文淇：《汉书·高祖纪》“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都南郑”。按：《地理志》，巴郡十一县，蜀郡十五县，汉中十二县，共三十八县。尚少三县。而广汉、犍为二郡系从巴蜀二郡割出者，则所少之三县，必在广汉、犍为之中，然不可考矣。又按：《张良传》，汉元年，沛公为汉王，王巴蜀、赐良金百镒，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许之。服虔云：本不尽与汉中，故请求之。（《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二《十八王分地》上）

[27]【汇注】：

夏伯炎：三分关中：将关中分割为雍、塞、翟三国。（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28]【汇注】：

班固：初，诸侯相与约，先入关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项羽后至，欲攻沛公，沛公谢之得解。羽遂屠烧咸阳，与范增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民皆居蜀。”乃曰：“蜀汉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而三分关中地，王秦降将以距汉王。汉王怒，欲谋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何谏之曰：“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汉王曰：“何为乃死也？”何曰：“今众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乃遂就国，以何为丞相。（《汉书》卷三十九《萧何曹参传》）

夏伯炎：距塞：抗拒，拦阻。（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汇评】：

吕祖谦：章邯、司马欣、董翳，卖秦子孙二十万以求利，父老方欲俱刃其腹，羽乃使之王关中，以距塞得人心之汉王，何其愚也？（《大事记解题》卷八）

陈傅良：议者多咎羽捐天下之胜形以取败，是不然。方羽分关中授三叛将，以障汉军之东，意谓三秦足以限汉，虽高枕彭城，而巴蜀之师不敢越境而下也。不知偾军降将，非汉之敌，楚师之返斾未卷，而汉已劫而夺之矣。羽不能止，徒王郑昌于韩以为西蔽，终以饲汉而已。则关中之不守。非失险也，失人也。（引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李贽：何不自王而自塞之！（《藏书》卷二《西楚霸王项羽》）

汪琬：项羽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汉王怒，欲攻羽。萧何谏曰：“臣愿大王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汪子曰：刘备之入蜀与高祖同，然高祖遂定天下，而备不敢越汉中，以迄于亡，何也？天下之势不在蜀而在秦，曹氏能守关中而羽不能守，此废兴之所系，而谋国者之有善不善也。（《尧峰文钞》卷八《汉高祖》一）

浦起龙：统举三秦，在羽为紧著，志拒汉也。（《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程馀庆：劳且拙，真弈家低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9]【汇注】：

司马贞：孟康曰：“县名，今槐里是也。”韦昭曰：“周时名犬丘，懿王所都，秦欲废之，故曰废丘。”（《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犬丘故城一名废丘，故城在雍州始平县东南十里。《地理志》云汉高二年，引水灌废丘，章邯自杀，更废丘曰槐里。”（《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方回：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取雍州之名以号其国，都废丘。周懿王所都之犬丘也。秦欲废之，更名废丘，汉之槐里县。汉元年八月，汉王从故道袭雍，大破章邯于陈仓，今凤翔府宝鸡县，邯走，守废丘，不下，围之二年。及十一月，汉拔雍陇西，六月，引水灌废丘，邯自杀，置中地、北地、陇西郡，王一年半。（《续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胡三省：班《志》：扶风，槐里县，周曰犬丘，懿王所都也；秦曰废丘；高祖三年更名。韦昭曰：犬丘，周懿王所都；秦欲废之，故曰废丘。《括地志》：废丘故城，在雍州始平县东南一十里。（《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王士祯：兴平，古废丘地。项王封章邯，都此。万历四十三年，土人于地中得一金印，龟纽，方寸许，文曰“雍王章邯印”。（《陇蜀余闻》）

陈直：《愙斋集古录》卷二十六，五页，有废丘鼎。《十钟山房印举》，举二、四十五页，有“法丘左尉”印，法丘即废丘之假借字。四周有界格，与废丘鼎皆秦末时物。高祖二年，即改废丘为槐里，即今之兴平县也。（《史记新证·项羽本纪》）

编者按：据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二《十八王分地》所考证，雍王章邯封地为秦之内史、陇西郡及北地郡。内史，汉为右扶风，县二十一，即咸阳、废丘、鄠、盩厔、斄、郁夷、美阳、郿、雍、漆、栒邑、隃麋、陈仓、杜阳、汧、好畤、虢、安陵、茂陵、平陵、武功：陇西郡，汉县十一，即狄道、上邽、安故、氐道、首阳、予道、大夏、羌道、襄武、临洮、西：北地郡，汉县十九县除后置之灵州，实十八县，即马领、直路、灵武、富平、昫衍、方渠、除道、五街、鹑孤、归德、回获、略畔道、泥阳、郁郅、义渠道、弋居、大要、廉。共有汉五十一县。

[30]【汇注】：

梁玉绳：董翳始见《史·始皇纪》，又作医，董狐之裔。立为翟王，自刭汜水上。（《汉书人表考》卷七《董翳》）

[31]【汇评】：

牛运震：“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按此双提二人，以长史欣事为遥应，以董翳事作补点，闲心细笔。（《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32]【汇注】：

裴骃：韦昭曰：“在长安东，名桃林塞。”（《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梁玉绳：司马欣始见《始皇纪》（《黄图》作忻），立为塞王（《项羽纪》《月表》）。刭汜水上，枭头栎阳市（《项》《高纪》）。墓在耀州富平县西二十五里（《寰宇记》三十一）。（《汉书人表考》卷七《司马欣》）

[33]【汇注】：

裴骃：苏林曰：“栎音药。”（《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栎阳故城一名万年城，在雍州栎阳东北二十五里，秦献公之城栎阳，即此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方回：章邯长史司马欣，故栎阳狱吏，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塞，为国号者，取河、华阨塞之义。都栎阳，秦献公所都，后孝公徙都咸阳，汉左冯翊栎阳郡。高祖初尝都之。汉元年秋八月欣降，汉二年四月从汉王入彭城，汉王败，欣降楚。四年冬十月，汉王破成皋，欣自刭。十一月，枭其头于栎阳市，王仅五月。地为河上渭南郡。（《续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胡三省：韦昭曰：塞在长安，名桃林塞。《史记正义》曰：桃林塞，今华州潼关。师古曰：取河、华之固为阨塞耳，非桃林也。塞，先代翻。栎阳县属冯诩。《括地志》：“汉七年，分栎阳城内为万年县，隋改为大兴县，唐复万年。秦献公所城栎阳故城，在今雍州栎阳县东北二十五里。项梁尝有栎阳逮，请蕲狱掾曹咎书以抵欣，而事得已，所谓有德于梁也。”栎音药。（《资治通鉴》卷九“大祖高皇帝上之上”注）

毕沅：栎阳镇，在临潼县北五十里。《县志》即塞王司马欣所都。自高祖移都长安，遂废。后为镇。《太平寰宇记》栎阳县，项羽封司马欣为塞王，都此。（《关中胜迹图志》卷八《古迹》）

编者按：据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二《十八王分地》所考证，塞王司马欣封地为秦之内史，汉为左冯诩二十四县，即高陵、栎阳、翟道、池阳、夏阳、衙、粟邑、谷口、莲勺、鄜、频阳、临晋、重泉、郃阳、祋祤、武城、沈阳、怀德、征、云陵、万年、长陵、弋阳、云陵：还有汉为京兆尹十二县，即长安、新丰、船司空、蓝田、华阴、郑、湖、下邽、南陵、奉明、芷阳、杜。共有三十六县。

【汇评】：

储欣：“长史欣者……都栎阳”：私恩私德，详写尽情。（《史记选》卷一《项羽本纪》）

[34]【汇注】：

吴同宝：翟王：“翟”同“狄”，因其封境本春秋时白狄之地，故取以为号。（《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项羽本纪》）

[35]【汇注】：

裴骃：文颖曰：“上郡，秦所置，项羽以董翳为翟王，更名为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夏伯炎：上郡：郡名。地在今陕西省北部和内蒙古部分地区。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36]【汇注】：

司马贞：按：今鄜州有高奴城。（《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延州州城即汉高奴县。”（《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方回：秦都尉董翳，劝章邯降项羽，为翟王。翟本秦上郡，都高奴，在今之鄜州界。汉元年八月，翳降汉，二年四月，同司马欣降楚，王仅五月。地为上郡。司马迁《月表》，《汉·表》并不书其所以死。（《续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胡三省：以上郡北近戎、翟，因以名国。班《志》，高奴县属上郡。《索隐》曰：今鄜州有高奴城。《括地志》：延州城即汉高奴县。杜佑曰：延州，春秋白翟之地；汉为肤施、高奴、临河县地；后魏置东夏州，后改延州，以界内延水为名。董翳都高奴，今金明县是。（《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编者按：据刘文琪《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二《十八王分地》所考证，翟王董翳封地为秦之上郡，汉县二十三，即肤施，独乐、阳周、木禾、平都、浅水、京室、洛都、白土、襄洛、原都、漆垣、奢延、雕阴、推邪、桢林、高望、雕阴道、龟兹、定阳、高奴、望松、宜都。

[37]【汇注】：

冯梦龙：后降于汉，复反，诛。（《纲鉴统一》卷六《西汉高帝元年》）

王伯祥：陈胜起兵，下魏地，立魏诸公子宁陵君咎为魏王。秦将章邯击败之，咎约降。约定，咎自杀。其弟魏豹奔楚，楚怀王心予以兵，使复徇魏地，下魏二十余城，立为魏王。引兵从项羽入关，欲有梁地。项羽自欲王梁、楚，遂徙魏王豹为西魏王。《史记》有《魏豹彭越列传》。（《史记选·项羽本纪》）

[38]【汇注】：

杨树达：据《豹传》，羽欲自有梁地，故徙豹王西魏。（《汉书窥管》卷四《陈胜项籍传》）

张大可：秦郡名，地当晋西南，郡治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39]【汇注】：

班固：魏豹，魏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时封为宁陵君。秦灭魏，为庶人。陈胜之王也，咎往从之。胜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陈王乃遣立咎为魏王。章邯已破陈王，进兵击魏王于临晋……咎自杀。魏豹亡走楚。楚怀王予豹数千人，复徇魏地。项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余城，立为魏王。豹引精兵从项羽入关，羽封诸侯，欲有梁地，乃徙豹于河东，都平阳，为西魏王。（《汉书》卷三十三《魏豹传》）

方回：徙魏王豹为西魏王，都平阳。项羽欲有梁地，故徙豹河东，大原府路有晋州，曰平阳郡，在潞、隰、汾、绛州之中，尧所都平水之阳也。古大原城曰晋阳。汉二年三月，汉王自临晋渡河，豹降汉，将兵从下河内，伐楚，入彭城。汉王败。五月，豹谒归视亲疾，叛汉为楚。九月，韩信虏豹，诣荥阳。三年五月，周苛杀之。（《续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编者按：据清人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二《十八王分地》所考证，西魏王魏豹封地为秦之河东郡、太原郡及上党郡。河东郡，汉县二十四，即安邑、大阳、猗氏、解、蒲反、河北、左邑、汾阴、曲沃、濩泽、端氏、临汾、垣、皮氏、长脩、平阳、襄陵、彘、杨、北屈、蒲子、绛、狐讘、骐：太原郡，汉县二十一，即晋阳、葰人、界休、榆次、中都、于离、兹氏、狼孟、邬、盂、平陶、汾阳、京陵、阳曲、大陵、原平、祁、上艾、虑虒、阳邑、广武：上党郡，汉县十四，即长子、屯留、余吾、铜鞮、沾、涅氏、襄垣、壶关、泫氏、高都、潞、陭氏、阳阿、谷远。总计汉县五十九。

[40]【汇校】：

裴骃：徐广曰：“一云瑕丘公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沈钦韩：《纪》无“公”字，孟康云：瑕丘县老人。按下文“张耳嬖臣”，非老人矣。钱大昕以为瑕丘县公，亦非。按《广韵》“公”字注：汉复姓八十五“公”，鲁有公申叔子。《纪》脱一“公”字。（《汉书疏证》卷二十七《陈胜项籍传》）

【汇注】：

裴骃：服虔曰：“瑕丘县属山阳。申，姓；阳，名。”文颖曰：“姓瑕丘，字申阳。”瓒曰：“瑕丘公申阳是。瑕丘，县名。”（《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钱大昕：春秋之世，楚县令皆僭称公，楚、汉之际，官名多沿楚制，故汉王起沛，称沛公。楚有萧公、薛公、郯公、留公、柘公，汉有滕公、戚公，皆县令之称。此瑕丘公亦是瑕丘县令。（《廿二史考异》卷八《汉书三·项籍传》）

王伯祥：瑕丘本春秋鲁地，即负瑕。汉置瑕丘县。故治在今山东省滋阳县西二十五里。申阳，人姓名。徐广说，一云瑕丘公，是申阳曾为瑕丘令。文颖说，姓瑕丘，字申阳，恐怕不是的。（《史记选·项羽本纪》）

陈直：瑕丘公当作瑕丘令解，孟康注释为老人恐非是。（《汉书新证·陈胜项籍传》）

编者按：“瑕丘申阳者”，《汉书·项籍传》作“瑕丘公申阳者”。王先谦《汉书补注·项籍传》引钱大昕曰：“予谓此公非老人之称。春秋之世，楚县令皆僭称公。楚汉之际，官名多沿楚制，故汉王起沛，称沛公。楚有萧公、薛公、郯公、留公、柘公，汉有滕公、戚公，皆县令之称。此瑕丘公亦是瑕丘县令。”并批评孟康云瑕丘公是老人之称为非。

[41]【汇注】：

颜师古：嬖谓爱幸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汇评】

牛运震：“瑕丘申阳者，张耳嬖臣也”：按此出落法变，亦正以丑项王之不公也。（《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42]【汇校】：

梁玉绳：按：《汉书》《籍传》无“郡”字，是，此衍。河南郡高帝二年始置。（《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43]【汇注】：

吴同宝：迎楚河上：在郡境的黄河岸上迎接楚军。（《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项羽本纪》）

[44]【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洛阳故城在洛州洛阳县东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筑，即成周城也。《舆地志》云成周之地，秦庄襄王以为洛阳县，三川守理之。后汉都洛阳，改为‘雒’。汉以火德，忌水，故去洛旁‘水’而加‘隹’。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忌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而加‘水’。”（《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方回：楚将瑕丘申阳为河南王，都雒阳，汉二年冬十月降汉，地为河南郡。王仅七月，史不书所终。（《续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编者按：据清人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二《十八王分地》所列，河南王申阳封地为秦之三川郡：汉为河南郡，县二十二，即洛阳、荥阳、偃师、京、平阴、中牟、平、阳武、河南、缑氏、卷、原武、巩、谷成、故市、密、新成、开封、成皋、苑陵、梁、新郑：汉又分为弘农郡，县十一，即弘农、卢氏、陕、宜阳、渑池、丹水、新安、商、析、陆浑、上雒。共计汉县三十三。

[45]【汇注】：

张大可：因故都：居韩国之故都，即阳翟，在今河南禹县。（《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46]【汇校】：

班固：韩王信，故韩襄王孽孙也，长八尺五寸。项梁立楚怀王，燕、齐、赵、魏皆已前王，唯韩无有后，故立韩公子横阳君成为韩王，欲以抚定韩地。项梁死定陶，成奔怀王。……项籍之封诸王，皆就国，韩王成以不从，无功，不遣之国，更封为穰侯，后又杀之。（《汉书》卷三十三《魏豹田儋韩王信传》）

张守节：《括地志》云：“阳翟，洛州县也。《左传》云郑伯突入于栎。杜预云栎，郑别都，今河南阳翟县是也。《地理志》云阳翟县是，属颖川郡，夏禹之国。”（《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方回：韩王成不徙封，都阳翟。按《张良传》，项梁既立成为韩王，良为韩司徒。按《韩王信传》项梁死定陶，成奔怀王。又按《张良传》，汉王之出辕，令成留守阳翟，又按《韩王信传》，项籍之封诸王，皆就国，韩王成以不从，无功，不遣之国，更封为穰侯，后又杀之。《汉书·月表》书汉元年六月，项籍诛成，《史记·表》书在七月，以此考之，韩王成不从项羽入关，而为沛公守阳翟。汉三四月就国汉中，五月即从故道出袭三秦。先是项羽尝令成随至彭城，已有废成之意，及闻汉王东伐，故杀成而立郑昌为韩王以距汉也。（《续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赵翼：《史记》分王诸将，韩王成都阳翟，《汉书》无“都阳翟”三字，以成虽有此封，实未至国也。按：《史记》成无军功，羽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杀之。（《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

编者按：据清人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二《十八王分地》所考证，韩王成之封地为颍川郡之阳翟、颍阳、定陵、长社、襄城、郏、颍阴、崈高、父城、阳城等十县。

[47]【汇注】：

王伯祥：司马，姓氏；卬，名。卬乃“昂”之本字。河内本为大河以外的总称。古代帝王都城，多在河东、河北一带，故当时呼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汉置河内郡，约有今河北省南端一部，山西省东南部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史记选·项羽本纪》）

陈直：史记自序，卬为司马蒯聩之玄孙。《晋书·宣帝本纪》“自卬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云云，《元和姓纂》《唐书·宰相世系表》并同。（《史记新证·项羽本纪》）

张大可：河内：秦郡名，当今河南省河北之地，郡治怀县，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48]【汇注】：

王伯祥：殷王，因封于殷商故地，故名。（《史记选·项羽本纪》）

[49]【汇注】：

方回：赵将司马卬为殷王，都朝歌，商帝盘庚国殷中之地，商为殷，在相州安阳县。即比干冢、殷墟南，去朝歌北三十六里，羽号卬为殷王而都朝歌，汉河内郡，今河阳怀州、相州之地，汉二年三月，《汉纪》书虏殷王卬，置河内郡。《史记·月表》书降汉。《司马迁叙传》，卬其族人也，赵司马蒯聩之玄孙，为武信君将，拔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地为河内郡。《汉纪》睢水之败，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为王一年。（《续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胡三省：河内郡朝歌县，故殷都也，因以名国。（《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编者按：据清人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二《十八王分地》所考证，殷王司马卬之封地，为秦河东郡东境与三川郡北境，汉则为河内郡，共有县十八，即怀、汲、武德、波、山阳、河阳、州、共、平皋、朝歌、修武、温、野王、获嘉、轵、沁水、隆虑、荡阴。

[50]【汇注】：

方回：徙赵王歇为代王，都代，秦所置代郡也。（《续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梁玉绳：按：代王都代，辽东王都无终，胶东王都即墨，此《纪》于诸国俱言所都，而三国独否，盖缺也。（《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王伯祥：代本古国，战国时属赵，置代郡。秦仍之。汉初为代国，后亦改为代郡。地跨今山西、河北两省的北部，西北大部在山西，东南小部在河北。项羽分封时，以代本赵地，故徙赵王歇为代王。都代，故治在今河北省旧蔚（音育）县东。（《史记选·项羽本纪》）

编者按：《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云，赵王歇为代王，都代。清人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二《十八王分地》所考证，赵王歇为代王，辖地变小，封地为秦之代郡、云中郡及雁门郡。代郡，汉县十八，即桑乾、道人、当城、高柳、马城、班氏、延陵、狋氏、且如、平邑、阳原、东安阳、参合、平舒、代、灵丘、广昌、卤城：云中郡，汉县十一，即云中、咸阳、陶林、桢陵、犊和、沙陵、原阳、沙南、北舆、武泉、阳寿：雁门郡，汉县十四，即善无、沃阳、繁畤、中陵、阴馆、楼烦、武州、陶、剧阳、崞、平城、埒、马邑、强阴。共计汉县四十三。

[51]【汇注】：

王伯祥：常山当今河北省中部，兼有山西省东中一部地。汉置恒山郡，文帝改为常山。本为赵故地，故云耳为常山王，而下云“王赵地”。（《史记选·项羽本纪》）

[52]【汇注】：

班固：张耳，大梁人也，少时及魏公子无忌为客。……耳从项羽入关，项羽立诸侯，耳雅游多为人所称，项羽素亦闻耳贤，乃分赵立耳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国。（《汉书》卷三十二《张耳传》）

张守节：《括地志》云：“邢州城本汉襄国县，秦置三十六郡，于此置信都县，属钜鹿郡，项羽改曰襄国，立张耳为常山王，理信都。《地理志》云故邢侯国也。《帝王世纪》云邢侯为纣三公，以忠谏被诛。《史记》云周武王封周公旦之子为邢侯。《左传》云‘凡、蒋、邢、茅，周公之胤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方回：赵相张耳为常山王，都襄国，项羽更名赵为常山，不使都邯郸、钜鹿，使都襄国，今河北邢州城是也。汉二年十月，陈馀籍田荣兵击耳常山，耳败降汉，复迎代王歇为赵王，而歇立余为代王，号成安君。三年冬十月，韩信、张耳下井陉，击杀赵王歇，襄国斩陈馀，地为常山郡、代郡。四年夏，立耳为赵王（《史记·表》书在四年十月），《汉书·表》亦是四年十一月，而《耳传》不同。《汉·表》书五年十二月乙丑。耳薨而传书五年秋耳薨，《汉》《史》往往龃龉如此。（《续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胡三省：《括地志》：邢州本汉襄国县；秦置三十六郡，于此置信都县，属钜鹿郡；项羽改曰襄国。予据班《志》，襄国县属赵国，信都县属信都国，汉盖又分为二县。宋白曰：赵王歇都襄国，今邢州所理龙冈县城是也。（《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编者按：据清人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二《十八王分地》所列，常山王张耳封地为秦之邯郸郡、赵郡、钜鹿郡。邯郸郡，汉为赵国，县四，即邯郸、易阳、柏人、襄国：汉分为广平国，县十六，即广平、张、朝平、南和、列人、斥章、任、曲周、南曲、曲梁、广乡、平利、平乡、阳台、广年、城乡：汉分为魏郡，县十八，张耳得其三，即斥丘、内黄、繁阳：赵郡与钜鹿郡，汉县二十，即钜鹿、南、广阿、象氏、廮陶、宋子、杨氏、临平、下曲阳、贳、、新市、堂阳、安定、敬武、历乡、乐信、武陶、柏乡、安乡：汉分为恒山郡，县十八，即元氏、石邑、桑中、灵寿、蒲吾、上曲阳、九门、井陉、房子、中丘、封斯、关、平棘、鄗、乐阳、平台、都乡、南行唐：汉分为清河郡，县十四，即清阳、东武城、绎幕、灵、厝、鄃、贝丘、信成、芯题、东阳、信乡、缭、棗强、复阳：汉分为真定国，县四，即东垣、槀城、肥累、緜曼：汉分为中山国，县十四，即卢奴、北平、北新成、唐、深泽、苦陉、安国、曲逆、望都、新市、新处、毋极、陆成、安险：汉分为信都国，县十七，即信都、历、扶柳、辟阳、南宫、下博、武邑、观津、高隄、广川、乐乡、平隄、桃、西梁、昌成、东昌、修：汉分为河间国，县四，即乐成、侯井、武隧、弓高。共计汉县九十一。

【汇评】：

陆瑞家：叙中有断，井井然真良史哉！（引自《史记评林》）

[53]【汇注】：

王伯祥：九江，秦所置郡，今江苏、安徽两省江以北、淮以南一带，及江西省全部都是它的境地。封黥布为九江王时，江苏境内之地已划入西楚了。（《史记选·项羽本纪》）

[54]【汇注】：

班固：黥布，六人也，姓英氏。……章邯之灭陈胜，破吕臣军，布引兵北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引兵而东，闻项梁定会稽，西渡淮，布引兵属梁。梁西击景驹、秦嘉等，布常冠军。项梁闻陈涉死，立楚怀王，以布为当阳君。项梁败死，怀王与布及诸侯将皆聚彭城。当是时，秦急围赵，赵数使人请救怀王。怀王使宋义为上将（军），项籍与布皆属之。北救赵。及籍杀宋义河上，自立为上将军，使布先涉河，击秦军，数有利。籍乃悉引兵从之，遂破秦军，降章邯等。楚兵常胜，功冠诸侯。诸侯兵皆服属楚者，以布数以少败众也。项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击坑章邯秦卒二十余万人。至关，不得入，又使布等先从间道破关下军，遂得入。至咸阳，布为前锋。项王封诸将，立布为九江王，都六。尊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乃阴令布击之，布使将追杀之郴。（《汉书》卷三十四《黥布传》）

司马贞：六县，古国，皋陶之后。（《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六城在寿州安丰县南百三十二里，本六国，偃姓，皋繇之后所封也。黥布亦皋繇之后，居六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方回：当阳君英布为九江王，都六，今之江州，误称九江，误称寻阳，误作虎渡亭于江滨，皆非也。汉九江郡在今淮西蕲州之北，治寻阳，故晋宋以后江州刺史所统有寻阳郡，尝移治寻阳，皆在江北。又其后迁刺史治于今之湓城，而九江、寻阳皆国误呼。盖英布所王之九江在江北淮西，所都之六在今安丰军南，所谓六安军是也。六安，国名，偃姓，皋陶之后，而英布亦皋陶之后，而家于六，故项羽封之于其家也。其起灭有本传。（《续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胡三省：班《志》：当阳县属南郡。九江，应劭曰：江自庐江寻阳分为九。《地理志》：九江在寻阳县南，皆东合为大江。《史记正义》曰：九江郡即寿州。楚自陈徙寿春，号曰郢。秦灭楚，于此置九江郡。（《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编者按：据清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三《十八王分地》所考证，九江王黥布封地为秦之九江郡及六。九江郡，汉县十五，即寿春邑、浚遒、成德、橐皋、阴陵、历阳、当涂、钟离、合肥、东城、博乡、曲阳、建阳、全椒、阜陵：汉分为六安国，县五，惟六属英布：汉分为江夏郡，县十四，惟西陵、蕲春二县属英布：汉分为庐江郡，县十二，即舒、居巢、龙舒、临湖、雩娄、襄安、枞阳、寻阳、灊、睆、湖陵邑、松茲：汉分为豫章郡，县十八，即南昌、庐陵、彭泽、鄱阳、历陵、余汗、柴桑、艾、赣、新淦、南城、建成、宜春、海昏、雩都、鄡阳、南野、安平。共计汉县四十八。

[55]【汇注】：

裴骃：韦昭曰：“鄱音蒲河反。初，吴芮为鄱令，故号曰鄱君。今鄱阳县是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番君，番音婆。（《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伯祥：吴芮为鄱阳令，故称鄱君。鄱音婆，本为楚之番邑，秦置县于此，名曰鄱阳。亦作番阳。即今江西省鄱阳县。明、清皆为饶州府治。百越，春秋越国的遗族。楚灭越，越族退守于五岭一带山地中，随地立君，号称“百越”。战国末年，犹有浙江南部的瓯越，福建的闽越及广东的扬越，都著称于一时。（《史记选·项羽本纪》）

[56]【汇评】：

元明善：饶旧有番君庙，范文正公为守时改作于州治西北。……番君庙者，祀汉长沙吴文王芮也。方秦毒虐天下，秦吏亦乘而毒虐其民。存者嚣然，咸思覆秦杀吏，独番阳令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及诸侯兵起，遣梅将军助汉入关，得王长沙，功著汉令。然番人奚有王之功高哉？徒知令之德我而已。后虽去而他都，世世不忘庙而祠之，尸而祝之，此民之心也，此文正公之所为改作也。（见《国朝文类》卷二十《汉番君庙碑》）

[57]【汇注】：

王伯祥：衡山王王衡山国，包有今湖北省东部，湖南省全部及广东省北境偏西的一部。以境有衡山，故名。（《史记选·项羽本纪》）

[58]【汇注】：

班固：吴芮，秦时番阳令也，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归芮，芮妻之，因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沛公攻南阳，乃遇芮之将梅，与偕攻析、郦，降之。及项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诸侯，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其将梅功多，封十万户，为列侯。（《汉书》卷三十四《吴芮传》）

裴骃：文颖曰：“邾音朱，县名，属江夏。”（《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说文》云音诛。《括地志》云：“故邾城在黄州黄冈县东南二十里，本春秋时邾国。邾子，曹姓。侠居。至鲁隐公徙蕲。”音机。（《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方回：番君吴芮为衡山王，都邾。项羽分楚为四，《史记·月表》所书也。西楚、衡山、临江、九江是也。然当书曰分楚为五，盖义帝之长沙郴亦楚地也。《汉书·月表》削义帝不书，则亦不书分楚为四，以《汉书》五年二月改封长沙治。考之则知吴芮为项羽夺其地，不得就国，故诸侯尊汉王为皇帝上疏，芮但称故衡山王，想芮数年尝以兵佐汉王者，故与以长沙之封也。《括地志》称邾城在黄州黄冈县东南，春秋时邾国。所谓衡山者，非今之衡州之衡山也。汉以今舒州之灊山为南岳，故以今舒蕲黄为衡山国，而今之庐州、寿州、安丰军、光州、濠州、六安军、镇巢军等处，皆九江国也。后九江又改曰淮南，又改曰庐江王也。芮为黥布妇翁，有本传。改封长沙，都临湘，今之临湘县。传国为异姓王者五世，最绵远。（《续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胡三省：班《志》，邾县属江夏郡。《括地志》：邾故城，在黄冈县东南二十里。番，音婆。（《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编者按：据清人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三《十八王分地》所列，衡山王吴芮封地为九江郡，汉分为江夏郡，县十四，英布得二，共敖得十一，吴芮只得一，即邾：汉分为六安国，县五，六属英布，吴芮实得四县，即蓼、安丰、安风、阳泉。共计汉县五。

[59]【汇注】：

颜师古：共读曰龚。（《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张守节：共音恭。（《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伯祥：柱国，战国楚始置之官，位极尊宠。后世便以为勋官（各级官吏的荣衔）。共（音恭），姓氏；敖，名。南郡，秦灭楚置。其地包有今湖北省襄阳以南全境。（《史记选·项羽本纪》）

[60]【汇注】：

裴骃：《汉书音义》曰：“本南郡，改为临江国。”（《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王伯祥：临江国略当于其时的南郡，惟北有襄阳，东削武、汉以东分给衡山国了。项羽以共敖击南郡功多，便立敖为临江王。（《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孙琮：项羽分王，一任爱憎，故史公连用“故”字、“因”字模写之。（《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61]【汇注】：

张守节：江陵，荆州县。《史记》江陵，故郢都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方回：怀王柱国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柱国，楚上卿名相国，本秦南郡，项羽改为临江国。江陵今荆湖北路江陵府，其地去江十余里，有沙市，迫江。汉三年秋七月，敖卒，子尉嗣。五年十二月，诛项羽。羽所立临江王共敖，子尉不降，遣卢绾、刘贾击虏尉，地为南郡。十九王除汉高外，惟吴芮、张耳、共敖三人善终。芮称忠于汉者，耳之子为汉婿，而敖之子亦为虏也。余皆败亡，不善终。（《续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胡三省：共，音龚，人姓也。《姓谱》：共，商诸侯之国。晋有左行共华。又云：郑共叔段后。临江，孟康曰：本南郡，汉改为临江国，江陵县属焉。（《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王伯祥：江陵，本春秋楚郢都。汉于此置江陵县。即今湖北省江陵县。明、清时皆为荆州府治。（《史记选·项羽本纪》）

编者按：据清人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三《十八王分地》所考证，临江王共敖封地为秦之南郡及九江郡。南郡，汉县十八，即江陵、临沮、夷陵、华容、鄢、郢、邔、当阳、中庐、枝江、襄阳、编、秭归、夷道、州陵、若、巫、高成：九江郡，汉分为江夏郡，县十四，二属英布，一属吴芮，共敖实得十一县，即竟陵、西阳、襄、轪、鄂、安陆、沙羡、鄳、云杜、下雉、钟武。共计汉县二十九。

【汇评】

程馀庆：项羽封三秦王以拒汉也。封九江、衡山、临江三王，皆近楚，以自藩援，又以内制义帝也，故卒使三人弑义帝。（《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62]【汇注】：

裴骃：徐广曰：“都无终。”（《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方回：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都无终，广不肯徙国。汉元年八月，臧荼杀广，并其地。汉北平郡有无终县。故无终，子国，上谷、渔阳、北平、辽西、辽东郡皆秦灭燕所置，今分为二，而王韩广于辽东，僻远之地，宜其不服也。岂田荣、陈馀独不平哉！（《续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胡三省：班《志》，无终县属北平郡，非辽东郡界。盖羽令韩广都于无终，而令并王辽东之地故也。（《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编者按：《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云，燕王韩广都无终。据清人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三《十八王分地》所考证，燕王韩广改封为辽东王，其封地为秦之右北平郡、辽西郡及辽东郡。右北平郡，汉县十六，即平刚、无终、石成、廷陵、俊靡、薋、徐无、字、土垠、白狼、夕阳、昌城、骊成、广成、聚阳、平明：辽西郡，汉县十四，即且虑、海阳、新安平、柳城、令支、肥如、宾从、交黎、阳乐、狐苏、徒河、文成、临渝、絫：辽东郡，汉县十八，即襄平、新昌、无虑、望平、房、候城、辽队、辽阳、险渎、居就、高显、安市、武次、平郭、西安平、文、番汗、沓氏。共计四十八县。

[63]【汇注】：

胡三省：《姓谱》：臧姓，鲁孝公子臧僖伯之后。（《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王伯祥：臧荼（音屠）从项羽救赵入关，故羽把燕土分为二，徙故燕王东王辽东，而以燕蓟之地封荼为燕王。（《史记选·项羽本纪》）

[64]【汇注】：

冯梦龙：荼寻弑广。汉五年，卢绾从击荼，获之，更以绾为燕王。（《纲鉴统一》卷六《两汉高帝元年》）

[65]【汇注】：

班固：燕王韩广亦不肯徙辽东，秋八月，臧荼杀韩广，并其地。……五年……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将征之。九月，虏荼。（《汉书·高帝纪》）

方回：燕将臧荼，王燕都蓟。今燕京大兴府东北有蓟县，即渔阳郡也。陶渊明《咏荆轲》曰“提剑出燕京”，即燕之名京久矣。汉五年七月，荼反，九月，虏荼。《汉书·纪》同《史记·月表》，而班之《月表》误书为四年九月。司马迁《表》书冬十月，为岁首；春正月，或书端月，或书正月，或书一月，又间书冬十月为一月，九月为十二月，又有通书其为王之月，如田巿云二十四月者，如此，则秦汉历并用，又随事，无定法也。（《续古史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胡三省：班《志》，蓟县属广阳国。师古曰：今幽州县。《水经注》：蓟城西北隅有蓟丘，故名蓟，音计。（《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编者按：据清人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三《十八王分地》所考证，燕王臧荼之封地为秦之上谷郡与渔阳郡。上谷郡有汉县十五，即沮阳、泉上、潘、军都、居庸、雊瞀、夷舆、宁、昌平、广宁、涿鹿、且居、茹、女祁、下落：汉又分为涿郡，有县二十九，即涿、逎、谷丘、故安、南深泽、范阳、蠡吾、容城、易、广望、鄚、高阳、州乡、安平、樊舆、成、良乡、利乡、临乡、益昌、阳乡、西乡、饶阳、中水、武垣、阿陵、阿武、高郭、新昌：汉又分为广阳国，县四，即蓟、方城、广阳、阴乡。渔阳郡，汉有县十二，即渔阳、狐奴、路、雍奴、泉州、平谷、安乐、厗奚、犷平、要阳、白檀、滑盐。共有汉县六十。

[66]【汇注】：

班固：田荣闻羽徙齐王巿于胶东，而立田都为齐王，大怒，以齐兵迎击田都，都走，降楚。六月，田荣杀田巿，自立为齐王。（《汉书·高帝纪》）

裴骃：徐广曰：“都即墨。”（《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即墨故城在莱州胶水县南六十里。古齐地，本汉旧县。”胶音交。在胶水之东。（《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方回：徙齐王田巿为胶东王，都即墨。田荣大怒，不肯遣巿之胶东，巿亡之国，荣追弑之。汉元年六月也。通王二年。胶东，今莱州东莱郡即墨县，在州东南二百四十里，有胶水县。（《续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编者按：《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云：故齐王田巿为胶东王，都即墨。据清人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三《十八王分地》所考证，胶东王之封地为秦之齐郡。汉分为胶东国、东莱郡与高密国。胶东国有县八，即即墨、昌武、下密、壮武、郁秩、挺、观阳、邹卢：东莱郡有县十七，即掖、腄、平度、黄、临朐、曲成、牟平、东牟、、育犁、昌阳、不夜、当利、卢乡、阳乐、阳石、徐乡：高密国有县五，即高密、昌安、石泉、夷安、成乡。共有汉县三十。

[67]【汇注】：

杨树达：田荣不肯发兵助楚，都叛荣，从羽救赵，故羽尤德之，而荣闻都王齐乃大怒也。（《汉书窥管》卷四《陈胜项羽传》）

[68]【汇校】：

司马贞：按：《高纪》及《田儋传》云“临济”，此言“临菑”，误。（《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汇注】

张守节：菑，侧其反。《括地志》云：“青州临菑县也。即古临菑地也。一名齐城，古营丘之地，所封齐之都也。少昊时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殷时有逢伯陵，殷末有薄姑氏，为诸侯，国此地。后太公封，方五百里。”（《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方回：齐将田都为齐王，都临菑，田荣迎击都，都走降楚，不克就国。临菑今青州临菑县，州西北四十里。青州，金人改为盖都府。（《续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编者按：据清人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三《十八王分地》所考证，齐王田都之封地，为秦之齐郡一部分与秦之琅邪郡。属齐王田都之齐郡，汉有县十二，即临淄、昌国、利、西安、钜定、广、广饶、昭南、临朐、北乡、平广、台乡：汉又分为千乘郡，有县十五，即千乘、东邹、隰沃、平安、博昌、蓼城、建信、狄、琅槐、乐安、被阳、高昌、繁安、高宛、延乡：汉又分为济南郡，有县十四，其中著县属田安，实十三县，即东平陵、邹平、台、梁邹、土鼓、於陵、阳丘、般阳、菅、朝阳、历城、猇、宜成：汉又分为甾川国，有县三即剧、东安平、楼乡。琅邪郡，汉有县五十一，即东武、不其、海曲、赣榆、朱虚、诸、梧成、灵门、姑幕、虚水、临原、琅邪、祓、柜、缾、邞、雩段、黔陬、云、计斤、稻、皋虞、平昌、长广、横、东莞、魏其、昌、兹乡、箕、椑、高广、高乡、柔、即来、丽、武乡、伊乡、新山、高阳、昆山、参封、折泉、博石、房山、慎乡、驷望、安丘、高陵、临安、石山。共有汉县九十五。

[69]【汇注】：

王伯祥：济北数城，济水以北的若干城池。济水古为四渎之一。春秋时，济水经曹、卫、鲁、齐之界。在齐界为齐济；在鲁界为鲁济，亦称沇水（即兖水）。其源出于今河南省济源县西之王屋山。其故道本过今黄河而南，东流至山东，与黄河平行入海。今济水下游为黄河所占，惟黄河北发源处尚存。（《史记选·项羽本纪》）

[70]【汇注】：

夏伯炎：济北：指当时济水以北地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71]【汇注】：

张守节：在济北。（《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方回：故齐王建孙田安为济北王。都博阳。田荣令彭、赵击杀安，遂有三齐之地。先儒或未审济北所在。济水旧自河北跨河而南入于钜野，由郓之东阿城下入棣州、滨州、沧州入海。所谓齐州，改为济南府，则济北皆当在济南之北，济南府西至今博州二百四十里，则博阳其或不出乎此。汉济北王两反，两诛，当别考。（《续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胡三省：《史记正义》曰：博阳在济北。班《志》：太山郡卢县，济北王都。岂博阳即此地邪！余据济北有博关，博阳盖在博关之南也。（《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王伯祥：博阳，从来多以山东省泰安县东南三十里之博县故城当之。按博县故城本为春秋时齐之博邑，汉置博县，属泰山郡。北魏改博平。隋改博城。唐、五代皆曰乾封。宋徙治奉高，城遂废。地在济渎之南，且与临淄相近，恐非楚、汉时济北王所都。疑博阳为齐之博陵邑。汉置博平县，属东郡，故城即今山东省博平县西北三十里之博平镇。按以地位和方向（在河之北）似当以此为济北国都。（《史记选·项羽本纪》）

编者按：据清人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三《十八王分地》所考证，济北王田安封地，为秦之东郡、砀郡及齐郡之一部分。汉分砀郡及东郡地为泰山郡，有县二十四，即奉高、博、茬、卢、肥成、虵丘、刚、柴、盖、梁父、东平阳、南武阳、莱芜、钜平、嬴、牟、蒙阴、华、宁阳、乘丘、富阳、桃山、桃乡、式。齐郡，汉分为平原郡，有县十九，即平原、鬲、高唐、重丘、平昌、羽、般、乐陵、祝阿、瑗、阿阳、漯阴、朸、富平、安德、合阳、楼虚、龙頟、安：汉又将齐郡分为济南郡，有县十四，其中田都得十三县，田安只得一县，即著：汉还将齐郡分为城阳国，有县四，即莒、阳都、东安、虑。共有汉县四十八。

[72]【汇注】：

冯梦龙：田荣以不从楚击章邯，独不令之国。巿畏楚，窃亡，荣追杀之；还击杀安，并王三齐。后楚击败荣，荣走死，弟横立荣子广为齐王。（《纲鉴统一》卷六《两汉高帝元年》）

储欣：田荣不封，项氏之祸始此。（《史记选》卷一《项羽本纪》）

【汇评】

姚允明：陈馀以不从入关，止侯南皮三县，而田荣不封。其所以予夺人者，皆非情之所安也。泄其所不平，而建立失其正。过得者忘惠，而失地者，怨怒萃之矣。（《史书》卷二《汉·高帝》）

牛运震：“田荣者，数负项梁”云云，至“以故不封”：按田荣不封，亦叙于此，妙！正为后文田荣叛楚伏案。（《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程馀庆：一田荣不封，遂成大患。故知成功易，为宰难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73]【汇注】：

张守节：《地理志》云，成安县在颍川郡，属豫州。（《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74]【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沧州南皮县北四里，本汉皮县城，即陈馀所封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胡三省：班《志》，南皮县属渤海郡。阚骃曰：章武有北皮亭，故此云南。《括地志》：南皮故城，在沧州南皮县北四里。（《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王恢：南皮：赵将陈馀不从入关，然有功于赵，乃封环南皮三县。南皮故治，在今县东北八里。陈馀使张同、夏说说齐王田荣曰：“项羽为天下宰，不乎。今尽王故王于丑地，而王其群臣诸将善地。”真是抉发了项羽失败的病根——也立下了“偏私不公，注定失败”的教训。只可惜自古至今玩弄权势者迷不自省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分封诸侯》）

[75]【汇注】：

裴骃：《汉书音义》曰：“绕南皮三县以封之。”（《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司马光：成安君陈馀弃将印去，不从入关，亦不封。客多说项羽曰：“张耳、陈馀，一体有功于赵，今耳为王，馀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己，闻其在南皮，因环封之三县。（《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

杨树达：据《馀传》为侯也。（《汉书窥管》卷四《陈胜项籍传》）

【汇评】：

高嵣：田荣不封，陈馀只封三县，内中更漏一彭越，遂为楚三怨，项氏之祸始此。（《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76]【汇注】：

裴骃：韦昭曰：“，呼玄反。”（《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马维铭：吴芮，秦时番阳令也。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天下初叛秦也，黥布归芮，芮妻之。因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沛公攻南阳，乃遇芮之将梅，与偕攻析、郦，降之。项羽立芮为衡山王，都邾。其将梅功多，封十万户，为列侯。项籍死，上以有功，从入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都临湘，一年薨，谥曰文王。子成王臣嗣。（《史书纂略》卷三《汉臣传·吴芮》）

[77]【汇注】：

王伯祥：梅（音捐），故秦番阳令吴芮之将，故云番君将。从吴芮作战，又从刘邦攻降析、郦，故云功多。项羽既封吴芮为衡山王，遂封为列侯，食十万户，故云十万户侯。（《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闵如霖：历序分王诸将，文势如惊涛怒浪，模仿喑哑叱咤之风。（见《史记评林》）

浦起龙：自魏王豹至梅，或徙或因，或立或不封，逞心易置，自我作古也。（《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又：自豹至，凡十有七人，其后废杀叛乱，皆出其中。鞭长不制，寻致倒戈，此举直同儿戏！（同上）

又：前从河北入关时，诸将有定他地者，有从攻者。忙迫中，未暇夹叙。就今得封时，各各明著其由，此又文家补叙法也。其诸将之名，有已见前文者，有未见者，趁此详列而出之，亦补点法也。（《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牛运震：数用“乃”字、“亦”字、“故”字、“因”字、“以故”字诸虚字作摹写，笔端隐跃，情状曲尽，妙甚！（《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程馀庆：不封。封三县。封十万户。三节类序，错综。内中竟漏一彭越，遂终为楚患。前从河北入关时，诸将有定他地者，有从攻秦者，忙中未暇夹序，就分封明著其由，补序法也。诸将姓名，有已见者，有未见者，趁此详列，亦补点法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78]【汇注】：

司马迁：西楚主伯，项籍始，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张守节：《货殖传》云淮以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也。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为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孟康云：“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杨侃：“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孟康曰：“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两汉博闻》卷七《三楚》）

罗泌：“东楚”：东楚，海州，南楚，广陵，西楚为陈，其后乃以彭城。自楚惠灭陈至顷襄为秦所伐，自郢徙之，号西楚。怀王都彭城，羽迁之郴而都之，号西楚，至怀王孙都东楚，则属彭城，故厉王胥都广陵，为南楚，元王交都彭城，为东楚，而唐复以楚州为东楚郡。（《路史·国名纪》卷丙《高阳氏后·东楚》）

夏寅：霸之为言伯也，所以长诸侯也。（《政鉴》卷三）

刘文淇：《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西楚伯项王籍始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分楚为四，项籍自立为西楚霸王，不在十八王之中。余分为衡山、临江、九江。分赵为代，赵更名常山。分齐为三：临菑、济北、胶东。分关中为四国：汉、雍、塞、翟。分燕为二：燕、辽东。分魏为殷国，魏更为西魏。分韩为河南国。此所谓十八王也。（《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二《十八王分地》上）

王恢：西楚，《货殖传》：“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此南楚也。”并称三楚。（《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分封诸侯》）

钱伯城：西楚：在今河南省东部、安徽省北部及江苏省西北部地区，即当时彭城一带地方，因处于全楚的西北，故名。长江下游吴地一带为东楚，长江中部江南一带为南楚。（《史记纪传选译》上《项羽本纪》）

【汇评】：

司马迁：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史记·淮阴侯列传》）

李贽：自是千古英雄。（《藏书·总目》）

冯梦祯：玩“西楚霸王”四字，则项羽当日威声亦甚雄矣。（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孙琮：“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纷纷封赏，是此一句，了前“欲立”“先立”一语。（《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潘永季：幼读《项羽纪》，分王一段苦其难记，论者但谓错综奇横耳，比读《月表》乃豁然得之。夺项王天下者沛公也，故先叙汉及三秦为一节，出关次三晋二韩二魏二赵为一节，由是而南三楚为一节，由是而东北二燕三齐为一节，或不封，或封三县，或封十万户侯为一节。而田荣不封即从三齐一气带出，且为荣并三齐起。按：而后以自立为西楚霸王结之。不与三楚并叙者，以“自立”句与“欲自王”句对锁，作此段起结也。行文如将百万兵，分部指麾，悉中律度。（《读史记札记》）

[79]【汇注】：

姚鼐：史言项羽分割天下，自王梁、楚地九郡，而不载九郡之名，余考之，盖为砀、陈、东郡，泗川、薛、东海、东阳、鄣、会稽，是云九郡。砀与东郡，故梁地也；自陈以东，故楚地也：故曰“王梁楚”。大抵西界故韩，东至海，北界上则距河，下则距泰山；南界上则距淮，下则包逾江东，固天下之膏腴平壤矣。昔秦以水灌大梁，大梁毁，意灭梁后，郡不治大梁而南治砀，故曰砀郡。楚襄王始都陈，后为秦得，故陈为郡。《陈涉世家》云“陈守令皆不在”，则秦有陈郡明矣。张子房拟分楚地与信越，正自陈、砀画之。北予越，南予信，其后羽灭，如前约。越得其二，信得其七，复如战国时之梁楚。高祖六年，汉擒韩信，分信国封刘贾，以鄣、吴、东阳三郡为荆王，封刘交以沛、薛、剡三郡为楚王，吴即会稽也。郯即东海也，沛即泗川也——沛者，高帝更名；余或羽所改，或汉所改，不可知。然皆羽自封时旧郡耳。今本《汉书·高帝纪》，误文以沛为砀，砀与东郡，是时方属彭越为梁国，且度地势，交必不能逾沛而有砀，故其误可意决也。是时虽分韩信地为交、贾国，而汉西收陈郡，不予诸侯，淮水东流过陈，则广北流，故太史公云：贾王淮东，交王淮西，夫收陈者，以南制黥布，北制彭越也。于是分陈西为汝南郡，故《地志》曰：“汝南郡高帝置。”其后汉废彭越，立子恢为梁王，友为淮阳王，淮阳得汝南、陈二郡。是时相国何等，请罢东郡，颇益梁；罢颍川郡，颇益淮阳。盖彭越本有东阳郡二郡，今以王恢为国太大，故罢东郡，半属汉、半属梁也。汝南、陈、本楚故一郡耳，以王友为国小，故罢颍川，半益淮阳，半归汉也。计二国各得楚故一郡又半矣。及景帝徙淮阳王为鲁王，复空为郡。太史公云：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陈在楚、夏之交，故知武帝时，尚有陈郡矣。宣帝时，乃复以陈郡为淮阳国，汉自武、昭、宣以后，王国减小，于是梁、淮阳国不满一郡。始者灌婴、夏侯婴、傅宽等传，皆云从追项籍军至陈，破之，故垓下，陈地也。而在洨县。至《汉·地志》，乃载洨县于沛郡，贾谊欲割淮阳北县益梁之东郡，度谊所欲割者，后或入沛，或入陈留，则淮阳与东郡无邻地焉。（《惜抱轩诗文集》卷二《项羽王九郡考》）

钱大昕：九郡之名，注家罕能详之。考战国之际，楚地最广，羽既以长沙奉义帝，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吴芮，南郡王共敖，而梁之河内、河东，亦不在羽封域之内，则羽所有者，于秦三十六郡中，实得泗水、砀、薛、会稽四郡，而史称九郡者，据当时分置郡名数之也。高帝六年，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荆王，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楚王，此二国即项羽故地。然则九郡者，泗水也、东阳也、东海也（即郯郡）、砀也、薛也、鄣也、吴也、会稽也、东郡也。《灌婴传》渡江破吴郡长吴下，遂定吴、豫章、会稽郡（豫章当作鄣），《吴王濞传》“上患吴、会稽轻悍”，是会稽之外，更有吴郡矣。《水经注》“广陵城，楚、汉之间为东阳郡”，《晋·志》“汉武帝分沛东阳置临淮郡”，是楚、汉之间有东阳郡也（文颖云“东阳今下邳”，盖因后汉改临淮郡属下邳国，故云。非谓即治下邳也）。（《廿二史考异》卷六《汉书一·高帝纪》）

梁玉绳：附按：项羽王梁楚九郡，《史》《汉》皆不详，注家亦略。《史诠》谓“泗水、砀、薛、东海、临淮、彭城、广陵、会稽、鄣九郡。然临淮郡，汉武帝元狩六年置。彭城郡，宣帝地节元年置。广陵国，非郡，武帝元狩五年更江都国为广陵，中间为郡止三年。鄣郡之置，未知何时？秦无鄣郡，岂羽置之乎？”《经史问答》言“秦于楚地置十郡，项王以汉中封高祖，九江封英布，南郡封共敖，长沙为义帝都，而自得东海、泗水、薛、会稽、南阳、黔中。秦于梁地置三郡，项王以河东封魏豹，而自得砀、东郡。凡得郡八，据《史记》益以楚郡，适得九郡之目”。然秦无楚郡，恐是误会《楚世家》之文。南阳、黔中，中隔数国，岂能遥属于楚？程、全两说俱难信。惟钱宫詹大昕《汉书考异》谓《史》称九郡者，据当时分置郡名数之，引《高纪》六年封荆、楚二王地作证，以泗水、东阳、东海、砀、薛、鄣、吴、会稽、东郡为九，甚确。（《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恽敬：项王王梁楚九郡，《史记》《汉书》无明文，全谢山先生以为有南阳、黔中、楚三郡。黔中久入秦，非楚地，且辽绝西楚，不能越九江、衡山而有之。南阳即宛，亦久入秦，非楚地，西楚定封时，王陵在南阳，无所属。又宛，汉王所定，项王未尝过兵，不能并王。始皇二十三年灭楚，号楚郡。二十六年，分楚为泗水、为薛、为郯、为琅邪、为会稽、为九江，共六郡；而《汉志》六安国下注“故楚”，是六郡之外，尚有楚郡如谢山之言，然汉六安都陈，则楚郡即陈郡。秦楚之际，书陈、不书楚，则已为陈郡矣。南阳、黔中、楚三郡，不应列九郡之内。姚姬传先生以为有陈、鄣二郡、鄣非秦置，刘原父常言之。汉王分西楚地，自陈以东与韩信，是汉收陈为天子郡，故后此会诸侯于陈，陈本秦郡甚明，宜在九郡之内。又《灌婴传》，得吴守，遂平豫章、会稽。吴与豫章、会稽参列，是西楚以吴开国，与会稽分郡矣。今定为泗水、薛、郯、琅邪、陈、会稽、吴、东郡、砀，俟博雅君子评之。（《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一《西楚都彭城论·自论》）

刘文淇：《史记·项羽本纪》云：“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高祖本纪》云：“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汉书·高祖纪》及《项羽列传》俱云：项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自来注《史记》《汉书》者，俱不释九郡所在。余按：羽所王之九郡，谓会稽郡、故东阳郡、泗水郡、郯郡、薛郡、砀郡、颍川郡、东郡是也。……夫高祖所分巴、蜀、汉中三郡之地，仅四十一县，而项羽所王之九郡，综计二百四十八县。亦足见项氏之强盛，而卒为高祖所灭。太史公所谓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其信然已。（《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一《项羽九郡》）

汪之昌：项羽灭秦，分封诸将，而自王梁、楚之九郡。迁《史》、班《书》皆未有之，未明言九郡为何郡？诸注家亦未详析九郡为何名。《史诠》以九郡为泗水、砀、薛、东海、临淮、彭城、广陵、会稽、鄣，然临淮郡汉武帝元狩六年置，彭城郡宣帝地节元年置。武帝元狩五年更江都国为广陵，本国非郡，中间为郡，止三年耳。所举九郡中，三郡置自汉有天下后，与羽时不合。《经史问答》谓秦于楚地置十郡，项羽以汉中封高祖，九江封英布，南郡封共敖，长沙为义帝都，而自得东海、泗水、薛、会稽、南阳、黔中。秦于梁地置三郡，项羽以河东封魏豹，而自得砀、东郡，凡得郡八。据《史记》盖以楚郡，适得九郡之数。全氏所云楚郡，盖误今《楚世家》之文，楚为秦庄襄王名，断不以之名郡。……窃谓九郡之地，当以《廿二史考异》所数泗水也、东阳也、东海也、砀也、薛也、鄣也、吴也、会稽也、东郡也为得。（《青学斋集》卷十三《项羽王梁楚九郡考》）

吴汝纶：钱氏《汉书考异》以泗水、东阳、东海、砀、薛、鄣、吴、会稽、东郡为九。（《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项羽本纪》）

王恢：羽王九郡，《史》《汉》不详。实则羽王九郡，汉兵即东，既无一定之鸿沟，不过短暂之霸业，要其所指，盖以秦郡而言：东郡、砀郡、薛郡、泗水、楚郡、东海、会稽、鄣郡、闽中也。后又夺韩王地。而说者各异。（《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

韦一：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然九郡之地望、名号，诸家史籍均未专述。本文以《史记》《汉书》为据，并佐以其他史籍，指出西楚九郡即会稽郡、泗水郡、薛郡、东海郡、东阳郡、陈郡、东郡、砀郡、琅邪郡。……项羽名王九郡，实王十一郡，另二郡即颍川郡、九江郡。（《西楚九郡考·提要》，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汇评】

吕祖谦：所谓梁楚地九郡者，徙义帝于郴、徙魏王于平阳而夺之也。义帝称楚，故项羽称西楚。孟康曰：“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或咎羽不从韩生之计，殊不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羽之暴，虽王关中，无益也。（《大事记解题》卷八《项籍为天下主》）

程金造：叙项羽之分封自王。此是项羽极盛时代。然而自王九郡，王其群臣诸将于善地，王六国故主之后及所嫉忌之人于丑地。不是大家平心讨论，而是由他专断独行，自私自利如此，这就埋下了战争的祸根。（《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80]【汇校】：

阮元：及检《新扬州府志·沿革建置门》有双注云：《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有项羽都彭城，一本又云都江都。考诸书无羽都江都之事，殆传刻误。此盖嘉庆年间修志者见有无“江都”之本而致疑也。余检至此，亦为之疑。因思余家文选楼有旧本《史记》，检之则是元中统二年，连《索隐》之板，明明有都江都一事，为之大快。然则《府志》所云有江都者，古人之遗；无者，为妄人削去也。元中统与宋理宗时相值，则与宋板无异。此书古色古香，恐胜于今单行《索隐》之处尚多，俟再校之。因复思古人如项羽者，灭秦封汉，气盖一世，快意之事，正在为霸王都江都之时。而江都王者以项氏为最先。乃此事黯然不彰，绵绵欲绝，幸赖明眼人于旁行斜上、蝇头细书之《月表》识别而出，而又得此霉烂蠹蚀五百余年之故纸为之确证，所以古本之可贵如此。（见《扬州丛刊·项羽都江都考跋》）

刘文淇：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项羽亦于是月出关，使人徙义帝于长沙郴县，是义帝之徙郴县亦在四月也。《项羽本纪》亦言：“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而《秦楚之际月表》第二格言项羽都彭城，第三格言都江都者，江都乃项羽初都之地也。怀王初都盱台，后从盱台之彭城。项羽于义帝元年正月，犹在关中，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是时虽有都彭城之意，而怀王尚在彭城，故先以江都为名。《项羽本纪》云：“汉之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长沙郴县。”是羽于四月始都彭城。且怀王未徙郴县之先，彭城方为怀王所都，羽岂能与怀王共都一地？此亦事理之显然可见者，故知江都为羽初都之地也。羽虽未至江都，然先议所都之地，实在江都。太史公于《羽本纪》直言都彭城，不言都江都，所以纪其实；《月表》兼载都江都，所以存其名。此《月表》纪项羽事所以独立二格，一载都彭城，一载都江都也。此正史公体例之精。昔所都之地无先后之分，则《月表》不必立二格矣。《汉书·异姓诸侯王表》纪项羽事，第立一格，言都彭城，从其略也。（《青溪旧屋文集》卷四《项羽都江都考》）

【汇注】：

张守节：彭城，徐州县。（《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魏了翁：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彭城，今徐州。孟康曰：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按秦三十六郡，羽擅有四分之一：泗水郡、砀郡、薛郡、东郡、琅邪郡、会稽郡、鄣郡，此七郡晓然为羽地矣。未知他未郡谓何？出处不一，别有东阳郡郯县，今淮南西路，地属九江王，淮南东路，地当属泗水郡。越之后，亦共灭秦，羽不封之，则恐奄有闽中郡，稍稍犬牙南阳县，是为九也。始越灭吴而楚灭越，故呼吴地为东楚，又灭泗上诸侯而灭鲁，故称彭城为西楚。以大江分言，东西对也。楚之鄢、郢，为秦所侵，故以今江陵为南楚。羽暂借长沙及郴与义帝，而又弑之，则今之荆湖南北路，亦皆为羽所有，吴芮号为番君，不会就国于衡山，则今之淮南自六安以南，江西、江东，羽兼有之也。（《古史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王圻：戏马台，项羽都彭城时戏马之处也。在今徐州云龙山之麓，英雄既逝，景物亦非，宝马无声，佳人罢舞，荒丘断陇，满目萧骚，惟有禾黍离离，动摇秋风耳。（《三才图会》卷六《地理·戏马台》）

【汇评】：

陈季雅：尝怪嬴氏能混并海内，本非有平乱之道，而六国皆折而归秦者，徒以据百二之险而济以权谋矣。项籍入秦，纵一日之斩伐以快私怒，弃其本根而寻斧焉，彼亦知天下之势在是，已乎裂秦以王降将，而处身于梁楚，出天府而入战场，方将与天下驰驱。呜呼，殆哉！及观高帝安堵吏民于入秦之初，而甚郁郁于西土，良、信之徒又从而赞规取之谋，其所见特与项氏绝矣。项氏授关中于邯、翳等，彼皆孱弱孺子，安能久有？汉王追逐如猎狐兔，汉王既得三秦，天下之事盖可睹矣。彭越在梁既已为项氏肘腋之害，而汉王率五诸侯入彭城，曾无以拒遏之者，则籍之不善审天下之势而区区倚力以求胜，宜其终至于剧败也！（《两汉博议》卷四《论关中天下之全势羽不审之区区以力求胜》）

方回：甚哉项羽之愚而无识也。烧秦宫室，掠秦府库，虏秦妇女，杀秦降王子婴，怀衣锦故乡之陋见，行讥以沐猴之滥诛，谓徙义帝于上游，迁汉王于巴蜀，四分天下，已取其一，余十七王可以力控。田荣与己有隙而不与之释憾，陈馀与张耳有隙而亦不与之解仇。彭越故剧盗在梁，而无以处其众，涣其群，方且欲弑所尊之帝而夺所封诸侯之地，如是而欲久长，未之有也。（《续古今考》卷九《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

王应麟：“彭城”，徐州之县。故大彭国，春秋时宋封鱼石。吕氏曰：或咎羽不从韩生之计，殊不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羽之暴，虽王关中无益也。（《通鉴地理通释》卷七《名臣议论考·彭城》）

钱大昕：《货殖传》，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此南楚也。据彼文，似彭城是东楚，非西楚。羽既都彭城，而东有吴、会稽诸郡，乃以西楚为号者，羽兼有梁楚地，梁在楚西，言西楚，则梁地亦兼其中矣。又据彼传，三楚之分，大率以淮为界，淮北为西楚，淮南为南楚，唯东楚跨淮南北，吴、广陵在淮之南，东海在淮之北，彭城亦在淮北，而介乎东西之间，故彭城以西可称西楚，彭城以东可称东楚也。（《三史拾遗》卷一《史记·项羽本纪》）

吴见思：义帝先立而后序，诸侯先序而后立。序法极为整齐，亦极为变化。因立、因封、因其旧也，余自王、自立、故立、乃立、故不封，只平序去，而不平处自见。徙赵而封张耳，徙燕以封臧荼，徙齐以封田都，尤极不堪。故两两相比以形容之，此作者眼目。（《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浦起龙：叙项氏封赏自由，弃关裂地，轻率废置，徒豪举耳，然章法井井。（《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又：先之以义帝，示虚体也；紧接“欲自王”三字，探本志也；随纪其命众之言，絜纲领也。（同上）

高嵣：入咸阳矣，霸业已成，然弃关东归，裂地滥封，即为项羽失势根由也。是时政由羽出，私心爱憎，任意废置，已伏滋怨树敌之端，自是着着走入败局中矣。（《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牛运震：分封侯王一段，先叙项羽倡议于前，乃点明“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一语，以为总冒。随叙封汉王而连及三秦王，钩勒镕炼，结成一片。次叙封五国后及诸将相，凡十七段。有简有详，或整或错，诸人功次封地与项羽之爱憎公私，井井如画。而总以“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挈起，“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收结，章法结构，洁古老成，真良史笔力也。（《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恽敬：乃者项王自王，盖九郡焉。自淮以北，为泗水、为薛、为郯、为瑯琊、为陈，皆楚故地；为砀、为东郡，皆故梁地。是时彭越未国，地属西楚。自淮以南为会稽。会稽之分为吴，《灌婴传》得吴守是也，亦故楚地。九郡者，项王所手定也。军于手定之地，不患其不安；民于手定之地，不患其不习；国于手定之地，则诸侯不得以地大而指为不均。据天下三分之一以争于中原，腹心之间，此三代以来未有之势也。彭城者，居九郡之中，举天下南北之眷，关外之形胜，必争之地也。故曰：都彭城者，项王不得不然之计也。（《大云山房文集·西楚都彭城论》）

郭嵩焘：按：项羽分封诸侯，各就其故地为之立国。关中，高祖所手定，而章邯、长史欣、董翳则故秦将吏也，项羽用之以间制高祖，而徙高祖南郑；项梁起兵西楚，故地皆项羽所手定，所以自立为西楚霸王，亦因己所故有之地以立国也。其时群雄并起相争，以高祖手定之地，项羽据而有之，其能一日安乎？关中当楚、汉时尤关天下形胜，建都为最，而以责项羽之不都关中，则又未达当时情事者也。（《史记札记·项羽本纪》）

程馀庆：项羽分王天下，一任爱憎。故子长序次诸将功，与其定封处，连用“故”字、“因”字摹写之；“因立”“因封”“自王”“自立”“故立”“乃立”“故不封”，只平平序去，而不平处自见。序中存断，井井然真良史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陈直：《秦楚之际月表》（武英殿本，据宋刻）：“义帝元年二月，项羽都彭城。同月又都江都。”此条重要史料，细字夹杂在表文内，学者多不注意。仪征刘毓崧先生有《西楚霸王都江都考》，见《青溪旧屋集》。（《史记新证·项羽本纪》）

编者按：项羽在进入咸阳灭亡秦朝之后为何不建都关中，而是将彭城（今徐州）作为都城，这是对历史影响比较大的问题。在项羽抗击秦军的过程中，项羽采取了较为野蛮的屠杀政策，对秦人进行残酷的报复，最终使得项羽无法得到关中秦人的信任与拥护。如果当时项羽定都关中，就会产生一个战略上的巨大矛盾：一方面是项羽的军队马上要出关争夺天下，需要一个能源源不断地提供兵员粮草的基地：另一方面却是关中初定，秦人不服，需要重兵镇守，然后再慢慢使秦人向项羽效忠，非数年经营不能见效。与项羽在关中不得民心，无法建立基业相比，项羽在东、南部地区有着较好的基础，这是他在彭城定都的客观原因，体现了“怀楚”的合理性。然而，如果项羽定都关中，可以起到三个战略作用：一是可以阻止刘邦进入关中和中原战场：二是远离诸侯纷争，拥有较为稳固的后方：三是能够赢得稳定的时间，使各国人才各为其主，使敌对力量分散，这样山东乱起，偏师结诸侯之力，尽可定之。参见《项羽定都彭城的原因及利弊》，《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汉之元年四月[1]，诸侯罢戏下[2]，各就国[3]。项王出之国[4]，使人徙义帝[5]，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6]，必居上游[7]。”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8]。趣义帝行[9]，其群臣稍稍背叛之[10]，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11]。韩王成无军功，项王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12]，废以为侯，已又杀之[13]。臧荼之国，因逐韩广之辽东，广弗听，荼击杀广无终[14]，并王其地[15]。

[1]【汇注】

孙琮：用汉年纪事于羽传中，以正统与汉，史家高识。（《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冯景：或谓项羽虽将五诸侯灭秦，而《羽本纪》仍书汉之元年，是天下大统，史迁不与楚而与汉也，是固然。然《春秋》之法，有名与而实不与者。是放其人躬行弑逆而为君，则直书其弑君，而仍不设其为君之号，于是史迁作《项羽本纪》之权衡起矣。羽既灭秦而暴兴也，则登之本纪而不设其为君之文，羽惟放弑义帝而自立也。则以汉纪元，文与而实不与，所以彰其弑君之罪，是固《春秋》之遗法，而史迁用之，义并行而不悖也。不然，秦汉以还篡弑而君天下者多矣，史概绝其统乎！吾知虽董狐复生，亦必直书其弑而不没其为君。曾谓五年为政之项羽，业已宰天下，封王侯，顾欲削其本纪而降为世家，可乎哉？即如司马贞之说，羽既身属国灭，子孙无噍类矣，尚何世家之有？（《解舂集文钞》卷七《书项羽本纪后二》）

高嵣：自此以汉纪年，史家特识。（《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牛运震：汉之元年，汉之二年，汉之三年，汉之四年：按此编汉年以纪楚事，正以见《项纪》之为创旨变格，究未尝不以正统推汉也。此太史公极用意处。后世读史者解此，可无讥于项之为纪矣。（《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程馀庆：此下用汉之年月，作纪事章法，关目清楚。于楚《纪》中，暗以正统与汉，史家高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刘咸炘：冯景《书后》曰：“或谓《羽本纪》仍书汉元，是天下大统史迁不与楚而与汉也。是固然《春秋》之法有名与而实不与，其人行弑逆而为君，直书其弑而仍不没其君之号。羽既灭秦则登之本纪，而不没其为君之文。羽放弑义帝，则以汉纪元，名与而实不与，所以彰其弑君之罪。”按：此亦凿说。当时诸侯各自纪年，此纪汉元取便后世之计算耳，岂以为褒贬乎？登本纪本非与元，号亦不可削，古史亦不以削元为贬。此皆后儒妄凿之论。史家不计是也。（《太史公书知意·本纪·项羽本纪》）

王恢：秦亡于二世三年（前207）九月，适为岁末。沛公即位于前202年，中间有四年不相连接。汉人以汉续秦统，即以前206年冬十月为汉高元年（其实政由霸王，汉王不过诸侯之一耳）。又楚汉历法，仍因秦制，归余于终—应置闰者，总于岁末，为“后九月”，以十月为岁首，故叙冬于前。至太初元年（前104）始用夏正，以正月春为岁首。附

楚汉月表

（《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鸿门之宴》）

钱伯城：汉之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在这一年二月称王，《史记》从这一年起以汉纪年。（《史记纪传选译》上《项羽本纪》）

[2]【汇注】

司马贞：戏音羲，水名也。言“下”者，如许下、洛下然也。按：上文云项羽入至戏西鸿门，沛公还军霸上，是羽初停军于戏水之下。后虽引兵西屠咸阳，烧秦宫室，则亦还戏下。今言“诸侯罢戏下”，是各受封邑号令讫，自戏下各就国。何须假借文字，以为旌麾之下乎？颜师古、刘伯庄之说皆非。（《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胡三省：师古曰：戏，谓军旌麾也。先是，诸侯从项羽入关者，各帅其兵听命于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国，故总言罢戏下也。一说云：时从羽在戏水之上，故言罢戏下。此说非也。羽见高祖于鸿门，此时已过戏矣；又入烧宫室，不复在戏也。《汉书》通以戏为麾，许宜翻。（《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王伯祥：戏读如麾，戏下即麾下，犹言在主帅的旌麾之下。后世对将帅称麾下（亦作戏下），本此。诸侯罢戏下，诸侯受封已毕，各就旌麾之下罢兵各归（犹言撤回或复员）。故下云“各就国”。一说，“戏下”之“戏”即前“至于戏西”之“戏”，谓戏下与“洛下”“许下”同例，即指戏水而言。其实不然。按鸿门会后，明言“项羽引兵西屠咸阳”，并无还军戏西之文，那么项羽分封诸侯不必定在戏下了。且洛下、许下都指城言，犹云洛城之下、许城之下；若指水言，当云戏上，不得云戏下。看前文“汙水上”“霸上”和后文“睢水上”“汜水上”等自明。（《史记选·项羽本纪》）

王恢：戏：《鲁语》幽王灭于戏。《渭水注》：“戏水出丽山，东北流迳戎城东，又迳鸿门东，又北迳亭东，幽王举烽火戏诸侯者也。”戏盖以之得名。（《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周本纪·幽王死骊山》）

编者按：诸侯罢戏下的“戏下”：一说为戏水之滨，一说即“麾下”。韩兆琦的《史记笺证·项羽本纪》云：“张家莫集中《史记》中所出现的‘戏下’数件对比分析，以为只有《淮阴侯列传》李左车说话中的一条应该解作‘麾下’，其余均应解释为水名。按《索隐》与张氏说上。”此说可信从。

[3]【汇注】

吴见思：分封事毕，总结一句，天下自此定矣，而孰知其不然也哉？（《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夏伯炎：就国：赴封国就王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4]【汇注】

司马光：世称项王不王秦而归楚，故失天下。观其拥百万之众，西入函谷，擅天下之势，裂山河以王诸侯。自谓可以逞其私心，而人莫敢违，安行无礼，忍为不义。欲以一夫之力服亿兆之心，才高者见疑，功大者被绌。推此道以行之，虽得百秦之地，将能免于败亡乎？（《稽古录》卷十二）

[5]【汇注】

王伯祥：徙义帝，逼楚王心迁离彭城。（史记选·项羽本纪）

钱伯城：徙义帝：义帝当时居彭城，项羽以此为西楚国都，所以要义帝迁走。（《史记纪传选译》上《项羽本纪》）

[6]【汇注】

孟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典籍。（《孟子·告子下》）

吕不韦：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吕氏春秋》卷十七《慎势》）

张守节：千里谓王畿。（《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7]【汇注】

裴骃：文颖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游音流。（《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杨侃：文颖曰：“居水之上流也。”师古曰：“游即流也。”又《匈奴传》：“从上游来厌人。”（《两汉博闻》卷五《上游》）

胡三省：游，即流也；言居水之上流。（《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程馀庆：居水之上流也。长沙以南，水皆北流，从桂岭而下也，故称上游。然实楚南荒裔地，岂帝者所居哉？（《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编者按：义帝之于项羽，如股上玩物，形同傀儡，由徐州之沃野，贬黜到蛮荒之郴县，虽居水之上游，只能守一隅，无能为也。按清初顾炎武《日知录·漕程》引《山堂考索》载唐漕制，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转运征敛送纳，皆准程节其迟速。由此可见，居于上游，则便于控制局面，然义帝毫无实力，居于上游，徒作口实而已。

[8]【汇校】

赵翼：项羽分王诸将，《史记》先叙诸将分王毕，方叙徙楚怀王于长沙。《汉书》则先叙徙怀王，然后分王诸将。（《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

[9]【汇注】

裴骃：如淳曰“郴音。”（《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郑樵：郴氏，芈姓，楚怀王孙心号义帝，都郴，子孙氏焉。晋《陶侃别传》有江夏郴宝。（《通志·氏族略》）

凌迪知：楚怀王孙心都郴，其后遂为郴氏。（《氏族博考》卷三《汉魏受氏》）

吴见思：义帝封地至此序出。（《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程馀庆：义帝封地，至此方补出。诸将先序而后立，义帝先立而后序，变法。（《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陈直：项羽置义帝长沙郴县，取义在楚地疆域之内。（《史记新证·项羽本纪》）

王恢：郴县，《汉志》：“桂阳郡，郴，项羽所立义帝都此。”即今湖南郴县。《清统志》（三七八）：“义帝陵在县西南。《水经注》塚在县南。”《元和志》在县西一里。《州志》：陵在旧儒学后，大而圆，高可二丈余。（《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立君弑君》）

又：按：楚怀王孙心之立，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六月。同月，张良亦请项梁立韩成为韩王，两略韩地，游击秦军。九月，怀王徙都彭城。汉之元年（前206）正月，诸侯尊怀王为义帝。项羽自为西楚霸王，徙义帝于郴，十月，羽使衡山、临江王杀之江中。而《黥布传》云：其八月，九江王布杀义帝于郴（《汉书·项羽传》同）。是《本纪》“江中”，当依《高纪》作“江南”。（同上）

[10]【汇注】

王伯祥：楚王心被迫远行，其左右从官必多托故规避的，故云群臣稍稍背叛之。左右既多离去，项羽乃得暗中令人加害他。（《史记选·项羽本纪》）

编者按：“稍稍”，随即之意。“稍稍背叛之”，意为过去受项羽统治的群臣，随即起来造反。如被项羽“环封三县”的陈馀，与齐并力击走被项羽所封的常山王陈耳。汉王刘邦亦还定三秦，部五诸侯兵，东伐楚，直捣其总巢彭城等县。

[11]【汇校】

司马迁：项氏立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乃阴令九江王布等行击之。其八月，布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史记·黥布列传》）

班固：二年冬十月，项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于郴。（《汉书·高帝纪上》）

裴骃：文颖曰：“郴县有义帝冢，岁时常祠不绝。”（《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郴，丑林反。今郴州有义帝冢及祠。（《史记正义·黥布列传》）

陆唐老：师古曰：说者或以为《史记》本纪及《汉》注云：衡山、临江王杀之江中，谓《汉书》言黥布杀之为错。然今据《史记·黥布传》：“四月，阴令九江王等行击义帝，其八月，布使将追杀之郴。”又与《汉书·项羽传》《英布传》相合，是则衡山、临江、与布同受羽命，而杀之者布也，非班氏之错。（《陆状元通鉴》卷二十六《前汉纪·太祖高皇帝上》）

梁玉绳：按：《黥布传》言“九江王使将追杀义帝于郴”，与《汉书》合，而此与《高纪》谓是衡山、临江杀之。师古《汉书·高纪》注曰“衡山、临江与布同受羽命，而杀之者布也”。“江中”当依《高纪》作“江南”，指郴县言，若江中，则杀于道路矣。又考义帝之杀，此与《高纪》在汉元年四月，而《月表》在二年十月，《黥布传》在元年八月，《汉书》从《月表》，然究未知的在何月。义帝以元年四月自临淮盱台县徙桂阳之郴，使人趣其行，不及一月可到，英布等追而杀之，则甫及郴即被弑矣，疑“四月”为是。（《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赵翼：《史记·项纪》《高纪》，皆言项羽徙义帝长沙都郴，使衡山王、临江王击杀义帝。《汉书·高纪》则云羽使九江王布击杀义帝于郴。（《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

又：颜师古注谓衡山、临江、九江三王，羽皆使杀义帝，而击杀者乃九江王也。（同上）

吴非：武陵人缟素哭义帝，汉王特义之，曰“义帝”。（《楚汉帝月表·正例》）

又：项羽令诸侯各就国，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义帝长沙郴县，趣行，群臣稍背叛之。项羽阴令九江王等行击义帝，黥布乃使将追杀之于郴。（《楚汉帝月表·楚义帝本纪》）

朱东润：项羽尊怀王为义帝，徙之于郴，犹是项梁立怀王都盱台之遗意，尊以空号，置之闲散之地，而不奉其号令，如是而已，非有意杀之也。其后义帝之死，《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皆谓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黥布传》则谓羽阴令九江王布等行击之，其八月布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布传》又载随何说布曰：“夫楚兵虽强，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帝也。”大抵义帝之不终，固为实事，至于击杀之主名，则汉人之说，如转轮，如刺蜚，其言不可究诘，而归咎于项王者则一。曰“阴令”，则昌言之者必有其人，羽不宜自言之；临江王始终为楚，亦不宜自言之；衡山王始终为汉，自言之亦不足信；至英布者，果身与其事，随何宜为之讳，不应言之以犯其忌。至《汉书·高帝纪》《项籍传》《英布传》则皆以为羽阴令布击杀义帝，其言又异。汉高方言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旋即与黥布为伍，不亦傎乎！由今言之，此尤顽钝无耻者也！（《史记考索·史赞质疑》）

程馀庆：分封后补出一事，是项羽阴令弑义帝。（《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编者按：《汉书·地理志（下）》“桂阳郡”下“郴县”云：“项羽所立义帝都此。”王先谦《汉书补注》曰：耒水注其城，项羽迁义帝所筑。县南有义帝冢，内有石虎，因呼为白虎郡。《续志》刘注引《湘中记》：“今有义陵祠。”

【汇评】

苏轼：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而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而擢以为上将，不贤能如是乎？羽既矫杀卿子冠军，义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则帝杀羽，不待智者而后知也。（《苏轼文集》卷五《论项羽范增》）

陈埴：楚怀王之立也，将以兴汉乎；怀王之死也，将以亡楚乎。夫怀王项氏所立，此宜深德于项，今观怀王在楚，曾无丝粟之助于楚，而独属意于沛公。方其议遣入关也，羽有父兄之怨于秦，所遣宜莫如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长者，不杀也。”沛公之帝业盖于是乎兴矣。至其与诸将约也，曰“先入关者王之”，沛公先入关，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于怀王，盖以为怀王为能右己也，而怀王之报命，但“如约”而已。以草莽一时之言，而重于山河丹书之誓，羽虽欲背其约，其如负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业，又于此乎定矣。夫项氏之兴，本假于亡楚之遗孽，顾迫于亚父之言，起民间牧羊子而王之，盖亦谓其易制无他，而岂料其贤能如是耶？始而为项氏之私人，而今遂为天下之义主，始以为有大造于楚，而今则视羽蔑如也，则羽此心之郁郁悔退，岂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废之，或生或杀，羽以为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执此以为辞也。故自三军缟素之义明，沛公之师始堂堂于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怀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怀王之死，又适足以资汉。然则范增之谋欲为楚也，而只以为汉也。呜呼，此岂沛公智虑所能及哉！其所得为者天也，此岂范增、项羽智虑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为者亦天也。（引自《人物论》卷六《怀王》）

尹起莘：呜呼！君臣天地之大义也。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亘古今而不可易。是以陈桓之事，孔子已告老矣，且沐浴请讨，岂非天地大变，天理之所不容，故不忍与之并立乎世，此盖万世之通谊也。籍世为楚将，北面事之，义帝，怀王之孙，项梁立以为君，大义已定，籍何得而弑之乎？况籍起自偏裨，矫杀卿子冠军，宰割天下，率徇己私，义帝不能诛籍，而籍反弑帝，其恶可胜道哉？……密击江中，果可以欺天下乎？（《资治通鉴纲目发明》）

范光宙：弑逆，大恶也。羽何敢于犯天下之不韪也？夫王怀王非羽意也，亚父以项氏世楚将，宜王楚之后，以从人望。其起牧羊子而王之也，亦子房王韩成意也。而怀王之王也，不德羽，动辄抑羽。羽奋身欲入关也，故不遣羽，而使徇河北，为卿子冠军之次，羽其能为人下乎？当是时，一起义，而会稽子弟从者八千人；一渡淮，而陈婴、英布之徒，以兵属者七八万人，其势固足以自立为王，即不王，而其矫命专辄，所必然也。是故王怀王者，杀卿子冠军之兆也。至于尊怀王为帝王，亦非羽意也。羽之破关也，屠戮焚掠，有飘忽震荡之势，能禁羽弗王乎？乃其致命于王也，王又曰“如约”而重以拂羽之意。于是夺其地而都彭城之上，自称曰西楚霸王。其自王也，义不得不尊王而帝之也。阳帝王以示尊，而阴使使刺王，以决吾龁，亦所必然也。是故帝怀王者，杀义帝之兆也。呜呼，义帝未弑之前，威震诸侯，而气横四海，天下知有楚，而不知有汉。义帝已弑之后，三军缟素，而诸侯服从，天下又知有汉，而不知有楚。人有言，怀王之王不足以重楚，而怀王之死，适足以资汉，谅哉！（《史评》卷二《项羽·弑义帝》）

贺详：项羽之杀义帝，亦高祖之心也，直未及焉耳，徒以有羽在也。羽灭而天下者汉有矣，高祖能以此臣事之乎？非羽杀义帝，汉必杀也。羽实为高祖杀义帝，若代之乎焉。而且以藉汉口也。斯矣竖子失计之大者矣。或曰：高祖之宽仁也，使项羽不杀义帝，而高祖灭羽，必有以处帝者，岂必杀乎？曰：非也。凡始定天下者，必防微而涂衅焉。谓夫崛起未易以服众，而初附之人，心难遽习也。韩、彭功能高汉犹不容，而况名位足以摇天下乎？纵高祖能善处帝，而数年之间，反者九起，必有挟帝以为名者，当是时，虽帝亦自不能安于汉也。（《留余堂史取》卷三《世评》）

黄淳耀：义帝始能夺羽军将之，又能遣沛公入关而不遣羽，故有英气，然非其材足以制羽也。羽方起事，挟帝为奇货，以令天下，事济之后，自当不免。帝盖游其彀中而不知也。悲夫！（《陶庵集》卷七《项羽本纪》）

邵泰衢：羽不杀义帝，沛公亦必杀之。羽为沛公代之乎，而且为汉藉口，使天下义之，此羽之失也。盖韩、彭之功犹不容，况义帝名位之足以动天下者乎？纵沛公能善处，帝数年之间，反者九起，亦必有挟义帝以为名者，而帝亦不能自安于汉矣，故曰沛公必杀之也。（《史记疑问》卷上《弑杀帝》）

孙德谦：今夫义帝之存亡，汉与羽之成败系焉。羽自杀义帝，诸侯多有叛之者，卒至身死国亡，为天下笑。故《史》本纪赞曰：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高祖用三老董公之言，为义帝发丧，并遣使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又数羽之罪曰：夫为人臣而杀其主，天下所不容。可知义帝为当时共主，羽则蹈弑君之恶，汉之所为，实足以激人心而扶名教。一兴一废，其机如此。（见《楚汉帝月表·跋》）

查礼：入关之命，不遣羽而遣沛公，盖以沛公为长者尔。然是固不可遣羽，而亦不可以遣沛公，自古无因人成事之帝王也。……为义帝计者，唯遣一将救赵，而亲率诸将以击秦，数始皇二世之罪，受子婴之降，除秦之法，与民休息，秦地百二山河，天下莫强焉。楚虽大，僻在东南，其形势非关中比也。因秦之规以定都焉，而封项羽、沛公。各以大国封诸将之有功者，以小国又封五国子孙之贤者，以无绝其先祀：当是时，天下固义帝之天下也，虽项羽之暴，何足忌哉？羽与沛公，固皆我之佐命臣尔，惟前既存以失羽之心，而灭秦之功，又大半成于羽乎，故羽得以擅其赏罚废置之柄焉，而天下之势去矣，乃欲端拱安生，用人劳而享其逸，不亦谬乎！吾故曰：义帝特一迂生腐儒尔，天下未有迂生腐儒之能成事者，其不终也固宜。（见《史论正鹄》二集卷二《楚义帝论》）

张大可：据《黥布列传》，义帝到达郴县后才被黥布遣将追杀。大约是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不愿截杀义帝，故义帝终达郴县。其后项羽迫使黥布追杀，于是产生裂痕。不久项羽伐齐，征黥布不至，布竟反楚归刘。项羽此举，大为失计。（《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12]【汇评】

茅坤：私恩威如此！（《史记钞·项羽本纪》）

[13]【汇注】

解惠全、张德萍：已：不久。（《全译史记·项羽本纪》）

【汇评】

方回：韩王成之立也，张良说项梁立之。韩以良为韩司徒，此周制，天子之三卿（公）也。战国时犹有此制。故梁就用良相韩，除此官。韩王成不能全韩国，与梁略地，得数城，秦复取之，为汉留守阳翟。项羽以良为汉王谋臣，而成又无功，故不遣成就国，与俱至彭城，杀之。良之辞汉归韩也，未知羽之诛韩王也，羽此一举，心量不弘，憾一张良而杀无罪之韩王成，章邯击杀羽之季父项梁，且羽居边，此不共戴天之仇，而忘仇不报，王章邯以雍王，义理不明，私欲是恣，岂帝王之所为乎？寻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距汉，徒以报区区之私恩，不察郑昌之小才，岂足以当得人得天之汉，皆失之矣。（《续古今考》卷十《项羽杀韩王成》）

高嵣：弑义帝，杀韩王，悖而且暴，为失人心第一事。（《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程馀庆：误著，驱张良归汉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宋公文：项羽之所以“不肯遣韩王，乃以为侯，又杀之彭城”，真正的原因是不难揭明的。张良“为韩王送沛公”入关，接着就在鸿门宴上挫败了楚项集团剿灭刘邦的计划，使项羽大丢面子。项羽怎能不因此而迁怒于韩王成呢？此后，汉王受封入国，张良又“送至褒中”，这又进一步加剧了项羽对张良及其主子韩王成的愤懑。据《史记·留侯世家》载：“韩王成以良从汉王故，项王不遣成之国，从与俱来。”我们认为，这确能揭示项羽的动机。……仅仅是表示了项羽对不忠于己的韩王成的报复与不信任。（《论楚汉战争时期项羽和刘邦的分封》，载《秦汉史论丛》第一辑）

张大可：韩王成无军功……杀之等句：项羽怨韩王成遣张良助刘邦，故托词“无军功”不使之国，随后又杀之。这也是项羽政治上的失计。（《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14]【汇注】

王伯祥：击杀广无终：击逐韩广，杀之于辽东的国都。（《史记选·项羽本纪》）

[15]【汇评】

郭嵩焘：按：韩王广徙王辽东，都无终，此云“逐广之辽东，广弗听”，是广犹在蓟也；而云“荼击杀广无终”，则固已之国矣。必荼与广争国，其中战事犹多，史公但以一二语总括之。（《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田荣闻项羽徙齐王巿胶东[1]，而立齐将田都为齐王，乃大怒[2]，不肯遣齐王之胶东，因以齐反[3]，迎击田都[4]。田都走楚[5]。齐王巿畏项王，乃亡之胶东就国[6]。田荣怒，追击杀之即墨[7]。荣因自立为齐王，而西击杀济北王田安[8]，并王三齐[9]。荣与彭越将军印[10]，令反梁地[11]。陈馀阴使张同、夏说说齐王田荣曰[12]：“项羽为天下宰[13]，不平[14]。今尽王故王于丑地[15]，而王其群臣诸将善地，逐其故主赵王[16]，乃北居代，馀以为不可[17]。闻大王起兵，且不听不义[18]，愿大王资馀兵[19]，请以击常山，以复赵王[20]，请以国为扞蔽[21]。”齐王许之，因遣兵之赵。陈馀悉发三县兵[22]，与齐并力击常山，大破之。张耳走归汉。陈馀迎故赵王歇于代[23]，反之赵[24]。赵王因立陈馀为代王[25]。

[1]【汇校】

梁玉绳：按：此后宜称“项王”矣，而忽呼“项羽”者四，曰“田荣闻项羽徙齐王巿胶东”，曰“项羽闻汉王皆已并关中”，曰“以齐、梁反书遗项羽”，曰“项羽遂北至城阳”；又呼其名曰“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俱当改“项王”。（《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2]【汇评】

茅坤：羽以私予夺三田，而三田卒不相容，因而内乱，自相并，而羽亦因不能定。（《史记钞·项羽本纪》）

[3]【汇注】

孙琮：连用“因”字，写所以叛立故。（《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刘沅：为天下望，乃能分封服人。项羽不自量，任意裂封诸侯，田荣首叛之，直书其事，可见羽之妄矣。（《史存》卷六《楚汉记》）

[4]【汇注】

潘永圜：临淄王田都，始故齐将，从救赵入关，汉元年正月，项籍更封都为临淄王，都临淄。五月，田横击之，亡走楚，凡立四月，地属齐。（《读史津逮》卷二《秦末诸国》）

[5]【汇校】

赵翼：《汉书》谓荣攻都，都又降楚。（《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

[6]【汇评】

程馀庆：庸甚。（《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7]【汇注】

吕祖谦：荣所事也。（《大事记解题》卷八）

【汇评】

张溥：且项梁救田荣，荣不能救梁，羽忿而击之。荣既相广，听郦生之说，复罢守备，而遽为信袭，于亡齐诚有罪焉。卒以横尸乡之死，有兄弟得士之名，而世竟未有知巿者，余窃悲焉。则及其时而著之，亦《纲目》所谓是非之大者欤！（《历代史论二编》卷一《秦楚之际论》）

[8]【汇校】

梁玉绳：按：《纪》《表》《传》皆言田荣杀田安，惟《汉书·高纪》《籍传》云彭越杀之，与《年表》《儋传》异，岂是时越受荣将军印而为之驱除耶？然《越传》何以不书？（《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杨树达：何焯曰：“《田儋传》，荣还攻杀安，与《异姓诸王表》同。此云越杀，误也。”树达按：《高纪》亦云越杀。盖此时越既属荣，其杀安亦荣使之。此各就事为言，犹田假与国之王，或以为怀王语，或以为项梁语也，不为违误。何说非。（《汉书窥管》卷四《陈胜项籍传》）

【汇注】

潘永圜：济北王田安，故齐王假孙。项籍方救赵，安下济北数城，降籍。汉元年正月，籍分封安为济北王，都博阳。七月，田荣击杀之。凡立六月，地属齐。（《读史津逮》卷二《秦末诸国》）

[9]【汇校】

赵翼：《史记》田荣击杀济北王田安，并王三齐；《汉书》彭越击杀田安，荣遂王三齐。（《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

【汇注】

裴骃：《汉书音义》曰：“齐与济北、胶东。”（《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三齐记》云：“右即墨，中临淄，左平陆，谓之三齐。”《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胡三省：三齐，谓齐及济北、胶东也。（《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潘永圜：齐王田儋，狄人，故齐王田氏族。儋从弟荣，荣弟横，皆豪杰宗强，得人心。二世元年九月，陈涉使周市略地至狄，儋诈缚奴谒令，遂杀令起兵，自立为王。二年六月，为秦将章邯所杀。凡立十月，齐人闻儋死，立故王建弟假为王。凡一月，儋弟荣引兵逐假，假亡走楚，乃立儋子巿为王。汉元年正月，秦既灭，项籍徙封巿为胶东王，都即墨。荣以己不得王，留巿毋至胶东。巿惧楚，走就国，荣怒，追击杀巿于即墨，而自立为王。逐田都，攻杀田安，并三齐地。凡八月。楚怒伐之，败走平原。平原民杀荣。二年二月，荣弟横立荣子广为王而相之。三年十一月，为韩信所执。横闻广死，自立为王。凡一年，信尽平齐地。汉王立为帝，横惧诛，与五百人入海岛，高祖召之，与二客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自刭。五百人闻之，皆自杀。共立四年亡。（《读史津逮》卷二《秦末诸国》）

【汇评】

黄淳耀：楚汉之际，六国蜂起自立，惟田氏最与楚龁，而阴德于汉甚大。初，田儋救魏，为章邯所杀，儋从弟荣收兵走东阿，邯追围之。项梁闻荣急，乃引兵击破章邯，邯走而西。是荣之复振皆项氏力也。微梁，荣且独出矣。及梁既追章邯，邯兵盖盛，梁使趣齐兵共击章邯，荣乃要楚、赵杀田假一门三人。楚、赵不忍杀，则终不出兵，夫假固齐王建弟也，齐人以儋死故立之，既已逐之矣，又必欲杀之，又以楚之义不忍杀也，覆用为仇，坐视项梁之败，不义甚矣。项羽由此怨荣，入关后分王田都、田安，荣距都杀安，尽并三齐之地。羽北伐，而汉遂得劫五诸侯兵乘间东向矣，虽荣之举事非以为汉，而实阴为汉用也。故吾曰：田氏最与楚龁，而阴德汉甚大。田横死，高帝为之流涕，帝固心德田氏也夫！（《陶庵全集》卷四《史记评论·项羽本纪》）

王鸣盛：田儋定齐自立，与其从弟荣、荣弟横俱起，为章邯破杀。荣收余兵走东阿，邯追围之，赖项梁救之，击邯，邯走而西，荣乃得免。齐人因儋死，国无主，乃立故齐王建之弟假，未为大谬也。而荣甫脱大厄，旋击逐假，假亡走，楚乃立田儋子巿为王，荣相之，亦可已矣。及项梁以东阿之役追章邯，而邯兵益盛，乞兵于荣，荣乃邀之，使杀田假乃出兵。楚以义不忍杀，则遂坐视章邯败杀项梁而不救。其后项羽灭秦，分立诸侯王，乃徙田巿王即墨，封田都于临淄，田安于济北；而以田荣负项梁，不肯出兵助楚，不得王。羽之主约，人皆称其不平，而此事则未可非。荣逐田都，杀田安，且击杀田市于即墨，而并有三齐以自王，何其戾也。夫儋与荣、横三人为从昆弟，实齐之疏族；而假为故齐王建之弟，假之当立甚于儋。其立也，又非取之儋手，荣必欲杀之，悖暴已极。乃因此仇项氏，以德报怨，又并儋子巿而杀之，何哉？诚丧心害理之尤者！（《十七史商榷》卷五《田荣击杀田市）

[10]【汇注】

王伯祥：彭越字仲，昌邑（秦县，故治在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四十里）人。时在钜野，（即大野泽，在今山东省钜野县北五里），有众万余，无所属。故田荣招诱之，与以将军印。《史记》有《魏豹彭越列传》。（《史记选·项羽本纪》）

[11]【汇注】

杨树达：《高纪》云：时越在钜野，众万余人，无所属。（《汉书窥管》卷四《陈胜项籍传》）

【汇评】

刘辰翁：一田荣不封，遂生此故，固知立功易，为宰难也。（引自《史记评林》）

何焯：田荣首难，且连彭越，横又继之。为高祖驱除功，莫先于齐也。（《义门读书记》卷十七《前汉书》）

程馀庆：羽以私予夺三田，而三田卒不相容；而内乱，自相并，而羽亦因之不能定。（《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2]【汇校】

梁玉绳：按：《高纪》及《陈馀传》皆无张，恐非二人偕说也。（《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汇评】

牛运震：“陈馀阴使张同、夏说说齐王田荣曰”云云：按此借陈馀口中，点出项王宰割不平。（《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13]【汇注】

夏伯炎：宰：主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14]【汇注】

王伯祥：为天下宰，不平，言主持天下的事不公道。（《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周在镐：羽以丑地王他人，而以善地自王。田荣之言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吾读《羽本纪》至此，未尝不为世之竞于一得，而志气之衰者虑也。故愤发其所谓天下雄为汉王可矣。（见《史论正鹄》三集卷八《项羽立沛公为汉王论》）

刘文淇：夫项羽之分立十八王也，当时共谓不平。故陈馀阴使张同、夏说说齐王田荣曰：“项王为天下宰，不平。今尽王故王于丑地，而王其群臣诸将善地。”高祖数项王之罪云：“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于蜀汉，罪一。……项羽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叛逆，罪七。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是项羽之分地不平，史有明文。（《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二《十八王分地》上）

吴汝纶：分王不平，就陈馀说齐点出。（《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项羽本纪》）

韩养民：项羽在分封诸侯王时，对一些割据势力或拥有兵力的人未封王，引起了他们的不满，怨恨项羽“为天下宰不平”。如田荣虽为齐相，则掌握齐的实权。过去因田假之事，田荣就与楚有矛盾，始终不合作。这次分封，项羽以齐地分王田巿、田安、田都等，唯田荣不得封王，他岂肯甘心？彭越在梁地有兵万余人，在反秦斗争中曾立战功，却无寸土之封。陈馀本与张耳共同起事，张耳已封为常山王，占赵地大部分，而仅以南皮等三县之地封陈馀为侯，陈馀由此深怨项羽。田荣、陈馀等都是一伙贪得无厌的野心家，封地小或者没有封地，则必然要求再分配。对于这一形势，项羽认识不清，反而盲目乐观……可是他屁股还未坐稳，田荣驱田都，杀田安、田巿，尽据三齐之地，自立为齐王，首先起兵反楚。并联络彭越，令反梁地。同时派兵助陈馀，令反赵地。陈馀立即起兵攻常山王张耳。项羽闻讯大怒，匆忙率兵入山东镇压田荣。齐地之乱尚未平息，刘邦已定三秦。这样就完全打乱了项羽原来的一切部署。从此烽烟四起，他自己也陷入混战之中，东征西杀，难以自拔。（《略论项羽的分封》，载《秦汉史论丛》第一辑）

[15]【汇注】

张大可：丑地：不好的边远之地。此句指项羽徙赵王歇于代，燕王韩广于辽东，齐王田巿于胶东事。（《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16]【汇校】

梁玉绳：“逐其故主赵王”，按：赵王歇乃陈馀之故主也，“其”字当衍。（《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张大可：逐其故主，赵王乃北居代：旧注作一句读，句法不通，梁玉绳认为“其”字衍，非是。“逐其故主”断句，指臧荼逐韩广，田都逐田巿，张耳逐赵歇，以至于赵王歇北居代。（《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编者按：“其”字不衍，梁氏所以认为“其”字当衍，乃句读之歧解有以致之。

【汇评】

宋公文：被项羽徙封于“恶地”的“故主”，一般都是未能跟从他入关作战，同他关系比较淡漠的人；而被封于“故主”“善地”，占据“故主”原来地盘的人，则都是跟随项羽北上巨鹿、西进关中的“数有功”“功多”者，这些人在反秦过程中已经改换门庭，成了项羽的部将。事实很清楚，项羽的分封掌握了一个重要的原则，这就是：把同自己关系比较近密的部将分封到关键、富庶之处，而把同自己过往比较稀疏的“故主”调离战略要地。项羽之所以采取这一原则，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封法，山东富庶、重要之地才有可能操纵在自己手中，唯其如此，他的霸业才可能获得稳固的基础。（《论楚汉战争时期项羽和刘邦的分封》，载《秦汉史论丛》第一辑）

[17]【汇注】

颜师古：于义不当然。（《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吴汝纶：分王不平，就陈馀说齐点出。（《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项羽本纪》）

[18]【汇注】

颜师古：凡不义之事，皆不听顺。（《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19]【汇注】

王伯祥：资，资助。资馀兵，以兵济助我陈馀。（《史记选·项羽本纪》）

[20]【汇注】

王伯祥：以击常山，以复赵王，乃陈馀的真意，与前“以为不可”呼应。（《史记选·项羽本纪》）

张大可：以复赵王：用以恢复赵王还赵地。陈馀借此打击张耳以报复夺印之怨。（《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21]【汇注】

颜师古：犹为齐之藩屏。（《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22]【汇注】

颜师古：悉，尽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23]【汇评】

倪思撰、刘辰翁评：羽封诸将有功，独魏、赵、齐、韩因其故耳。然或徙或分，非谓故主必当王也。定功如此，大略可观。陈馀小人，徒以张耳一常山不平，谓尽王故王丑地，且歇居代，歇何为于当世？馀又岂有功于诸将哉？一田荣不封，遂生此故，知立功易，为宰难也。非羽之罪。（《班马异同评》）

[24]【汇注】

解惠全、张德萍：反之赵：使他（赵王歇）返回赵国。“反”，同“返”。（《全译史记·项羽本纪》）

[25]【汇评】

方回：耳、馀初号为刎颈交，而其交不终，大率可发一笑。两人为陈涉说河北，而劝武臣背陈自王，有道之士所不为也。项羽之自王，法此者也。又馀怨陈涉不以为将军，以为校尉，其嗜权贪贵不已浅乎？武臣之王也，用耳为丞相，馀为大将军。在刘、项未王之先，汉王之王，用萧何为丞相，韩信为大将军，项王则必范增、龙且也。布衣之士，骤得将相，所谓将相和调则士豫服，章邯之围钜鹿，馀不在城，馀拥数万众，不以全军往救，而以五千人当秦军，畏懦无谋，为自全计——馀之罪。幸而围解，斗争不已，馀弃印绶如厕，耳即取之，自此交绝—耳之罪。馀不从入关，项羽封之侯，耳从入关，项羽分赵王歇之地王耳。当此亦何足以深较？如夷齐者，肯如此否？馀何必大怒耳之罪。馀假兵甲袭耳，耳败降汉，怨自此不可解矣。赵王歇得赵，故全壤以代王馀，馀当相歇，不当分王，馀之罪，以善用兵之韩信来伐，佐以绝交积怨之耳，乃不用广武君李左车之计，尝试一战，馀斩首泜水上，非不幸也。耳故得以王善终，幸哉！战国以来，士不知学，遂不知道，纵横驰说，豪侠武断，变诈反覆，苟且富贵，无一人循天理，知天命，退缩逊让以终天年。伤哉！耳、馀之为交也，四皓，两生，岂非天地之间气欤？（《续古今考》卷十《陈馀王》）

浦起龙：历叙诸侯废杀叛乱，以见爱憎任意者适以召衅也。是时汉亦出定三秦矣，不混入诸人纷起中，又可悟作家体制。（《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又：就中齐之田荣，赵之陈馀，怨楚尤深，其发难最烈。而彭越在梁，又楚封所不及者，故叙三怨连兵，其文独繁。（同上）

又：齐、赵、梁所据地势，最扼楚之要害，楚不能制，汉遂资之以敝楚矣。（同上）

高嵣：彭越反梁，陈馀反赵。齐、赵、梁所据地势，最扼楚之要害，楚失之以树敌，汉即因之以敝楚矣。（《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程馀庆：分封后补出五事，皆项羽失天下之由。（《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编者按：五事即：一、弑义帝：二、杀韩王成：三、臧荼并燕：四、田荣反齐：五、陈馀反赵。

是时，汉还定三秦[1]。项羽闻汉王皆已并关中，且东[2]，齐、赵叛之[3]，大怒[4]。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5]，以距汉[6]。令萧公角等击彭越[7]。彭越败萧公角等[8]。汉使张良徇韩[9]，乃遗项王书曰[10]：“汉王失职[11]，欲得关中[12]，如约即止[13]，不敢东。”又以齐、梁反书遗项王曰[14]：“齐欲与赵并灭楚[15]。”楚以此故无西意[16]，而北击齐[17]。征兵九江王布[18]。布称疾不往[19]，使将将数千人行[20]。项王由此怨布也[21]。汉之二年冬[22]，项羽遂北至城阳，田荣亦将兵会战[23]。田荣不胜，走至平原[24]，平原民杀之。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25]，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26]。徇齐至北海[27]，多所残灭[28]。齐人相聚而叛之[29]。于是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得数万人[30]，反城阳[31]。项王因留[32]，连战未能下[33]。

[1]【汇注】

王伯祥：三秦，雍、塞、翟三国。汉元年八月，汉王用韩信计，自汉中从故道还，袭破雍王章邯。塞王欣、翟王翳鉴于雍王之败，都望风而降。故云还定三秦。（《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吴见思：分封以后，诸事纷纷，几与本文隔绝，故提一句陡接入；而定三秦一事，反藏在《高祖纪》中。章法之妙。（《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浦起龙：汉定三秦用特笔，不与楚封也。（《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储欣：简笔，妙！（《史记选·项羽本纪》）

程馀庆：历序诸侯废杀叛乱，从燕、齐、赵始，是应上，用繁；彭越即疲楚之人，是通下，用简。而汉定三秦，不混入诸人中，又可悟作家体制。（《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周振甫：苏洵的《项籍》，称项籍失掉了得天下之势，说：“方籍之渡河，沛会始整兵向关，籍于此时，若急引兵趋秦，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据咸阳，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区区与秦将争一旦之命。既全钜鹿，而犹徘徊河南、新立间，至函谷，则沛公入咸阳数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仇籍。则其势不得不强而臣。故籍虽迁沛公汉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还定三秦，则天下之势，在汉不在楚。楚虽百战百胜，尚何益哉？”这是说他失掉取天下之势，终至于败亡。这是从政治角度来评论项羽。（《论〈项羽本纪〉》，载《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

[2]【汇注】

颜师古：言方欲出关而击楚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汇评】

郭嵩焘：按：项梁召诸将会薛计事，云此时沛公亦起沛往焉，是叙沛公之初起。项王略定秦地函谷关，闻沛公已破灭咸阳，是叙沛公之定秦地，为汉开国之基。此云“是时汉还定三秦，项羽闻汉王皆已并关中，且东”，是为楚、汉相争之始。并当时大局所系，无一字虚著。（《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3]【汇校】

梁玉绳：按：齐叛指田荣击杀田都、田巿、田安，并王三齐也。赵叛指陈馀破常山王迎还赵歇也。然赵叛事在二年，此时尚未，当依《汉书》作“齐、梁叛之”为是。下文张良以齐、梁反书遗项王可证。指彭越反梁地也。（《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汇注】

王伯祥：田荣击杀田都、田巿、田安，并王三齐，是齐叛。陈馀破常山王，迎还赵王，是赵叛。（《史记选·项羽本纪》）

钱伯城：齐、赵叛之：指齐田荣统一三齐，自立为齐王；赵陈馀击败常山王，迎立代王歇再为赵王。（《史记纪传选译》上《项羽本纪》）

【汇评】

方苞：楚与秦合兵由赵，而怨结于齐；羽之东归，又二国首难，而其国事亦多端。故因与齐将田荣救东阿，入诸田角；立之衅于救赵。入张耳、陈馀共持赵柄，以为后事张本。然后脉络分明。韩、魏及燕，于刘、项兴亡无关轻重，则于羽分王诸将见之。先后详略，各有义法，所以能尽而不芜也。（《方望溪评点史记》卷一《项羽本纪》）

牛运震：“是时，汉还定三秦。项羽闻汉王皆已并关中，且东，齐、赵叛之”：按此入汉，定三秦，简净。“项王闻汉王皆已并关中，且东，齐、赵叛之”，总收上文，有笔法。（《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4]【汇评】

孙琮：凡言“大怒”，皆见其粗。（《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5]【汇注】

杨树达：韩王成已为羽所杀，故更以韩封昌。（《汉书窥管》卷四《陈胜项籍传》）

王伯祥：韩王成既被杀，韩地没有可以抵挡汉兵的人，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仍是分封三秦距汉的故智。（《史记选·项羽本纪》）

[6]【汇评】

凌稚隆：即封三秦距汉故智。（《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7]【汇注】

裴骃：苏林曰：“官号也。或曰萧令也。时令皆称公。”（《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沈钦韩：萧县公名角，疑即田角。《通鉴》直云“萧角”，似非。（《汉书疏证》卷二十七《陈胜项籍传》）

王伯祥：萧公角，萧令名角者。萧本春秋宋萧邑，秦置萧县。故治在今安徽省萧县西北。楚、汉之际，多沿楚制，县令皆称公。此云萧公。明为楚官，与前“故番令”“故吴令”之为秦官者不同。（《史记选·项羽本纪》）

王恢：萧：故城今县西北。《获水注》：“获水东迳梁国杼秋县故城南，东历萧县南。县南对山，世谓之萧城南山也。城东西及南三面临侧获水。又东至彭城西南回而北流，迳城而东注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败汉彭城》）

[8]【汇评】

高嵣：汉定三秦，已固根本，楚牵齐、梁，自见疲敝，得失判然矣。（《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9]【汇注】

程馀庆：暗接杀韩王成。（《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0]【汇评】

方回：张良初劝汉王烧绝栈道，示项羽无东意，此伏匿其形，为汉王还定三秦之计也。良至韩，以韩相司徒徇地，虽忠于汉王，而未尝受汉宦爵，其志欲复韩社稷，无忝为三世相韩之子孙耳。项羽以张良从汉之故，杀韩王成，良于是无主，不容不归汉，乃遗项羽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语大同小异，此又伏匿其形，为汉王取天下计也。还定三秦取天下，萧何、韩信之谋，直欲承当以为一事。张良始为韩定三秦之谋，韩亡无所归而归汉，然后为汉王定取天下之谋，萧何见事老成，老吏也，张良素富贵者也，轻视富贵无利心，佳子弟也。故皆卒以全。韩信亦奇士也，起于贫贱，贪富贵，是利心重，故卒以危。要之，汉取天下，三人杰之力居多。汉二年十月张良间行归汉，始受汉爵，封成信侯，从击楚彭城。（《续古今考》卷十《张良遗项羽书汉欲得关中不敢复东》）

倪思撰、刘辰翁评：子房从韩致书，自以意言之，妙在并及反书以闻，使羽留齐，本此。（《班马异同评》）

刘沅：世皆以良遗项王书，误楚而强汉，然汉已能用韩信矣。虽项羽西来，亦未必捷。（《史存》卷六《楚汉纪》）

程馀庆：再遗楚书，见良为汉首功。而汉得良，由羽杀其主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1]【汇注】

夏伯炎：汉王失职：汉王失去了按规定应得的关中王之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12]【汇注】

王伯祥：欲得关中，即为还定三秦解释。故下面便以“如约即止不敢东”来诓骗项羽。（《史记选·项羽本纪》）

[13]【汇注】

颜师古：如本要约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14]【汇注】

冯梦龙：齐、梁，指田荣、彭越。（《纲鉴统一》卷六《西汉高帝元年》）

杨树达：《良传》云：又以齐反书遗羽，曰：齐与赵欲并灭楚。云赵不及梁。然梁之反楚者为彭越，越时属于齐田荣，彼传单言齐，此兼言齐梁，其实一也。（《汉书窥管》卷四《陈胜项籍传》）

【汇评】

刘辰翁：子房妙处，在并反书以闻，使羽留齐，本此。（引自《史记评林》）

浦起龙：汉即用齐、赵及梁以牵楚而疲之，于事于文，皆有因利乘便之妙。（《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高嵣：此书以激怒之。（《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15]【汇注】

张大可：“齐欲与赵并灭楚”是张良信中分析局势的内容之一，并非“梁”为“赵”字之误。（《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16]【汇评】

浦起龙：使楚不西，以齐、赵牵之也。（《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高嵣：汉得力在此。（《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17]【汇评】

陆唐老：林曰：高祖之制项羽，常置之必争之地，而徐制其所不备之处。其得关中也，惧羽之怒，则遗之以齐、梁反书，使之此击齐，高祖因得以建都栎阳。其使萧何说九江也，令发兵背楚，留项王数月，而韩信因得以取齐地。有所欲为于此，必使之牵制于彼，使其用力于彼，因得以有为于此。如是，则楚之力常倥傯而不暇，汉之力常优游而有余。以我之有余，制彼之不暇，则楚之力虽百倍于我。终亦必毙之而已矣！（《陆状元通鉴》卷二十六《太祖高皇帝》）

王志坚：鸿门之役，范增锐欲杀沛公，而羽入项伯之言，弗用也。曰：人有大功而杀之，不祥。似也。未几，而汉王还定三秦，则项王亦可以有辞矣。使羽卷甲而趋关中，乘其未定碎之，易易耳。乃闻张良之言而遂无西意。夫田荣之与沛公孰能？关中之与三齐孰险？此何等事，而缓急倒置乃尔，亚父于此时竟默默耶！（《读史商语》卷一）

何焯：羽不急争关中者，以汉去彭城远，齐梁逼处也。故击田荣则留久，而汉入彭城；击彭越则再行，而汉破荥阳。东鹜西驰，使汉得乘其敝，不知轻重先后故耳。（《义门读书记》）

牛运震：“楚以此故无西意，而北击齐”：此句扼要关键。（《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程馀庆：此句扼要，关键。汉得力在此，此在子房术中。（《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吕思勉：“楚以此故无西意而北击齐”：论者皆以此为楚之失策，为汉所欺，其实非也。汉之降申阳，使韩太尉信降郑昌，在其二年十月。十一月，立信为韩王，汉王还归，都栎阳。至三月，乃复出兵，降魏王豹，虏殷王卬，劫五诸侯兵东伐楚。其间相距凡三阅月，盖闻楚羽不能定齐地而然？然则张良谓汉王欲得关中即止，殆非虚语。《高祖本纪》云：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汉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当是时，项羽安知汉王之欲东？使其知之，相王时何不置诸东方，地近易制御，乃置之巴蜀、汉中，成鞭长莫及之势哉？且汉王果欲东，安有烧绝栈道自绝其路之理？《淮阴侯列传》载其说汉王之辞，谓秦民怨三秦王，痛入骨髓，无不欲得大王王秦，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此附会之辞，非实录。汉王以其元年四月就国，五月即出袭雍。章邯盖出不意，故败走。然犹据废丘。司马欢、董翳至八月乃降。章邯则明年六月，汉王自彭城败归，引水灌废丘，乃自杀。然则谓三秦可传檄而定者安在也？情势如此，汉王岂能以一身孤居秦民之上？其烧栈道盖所以防楚诸侯人附从者之逃亡？抑或以诈三秦而还袭之也。汉王之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此岂入咸阳，封府库，还军霸上者之所为？而为之者，所谓思东归之士，所愿固不过如此，既至其地则不可抑止矣。此等兵，可以千里而袭人乎？汉王亦岂不知之？而犹冒险为之，而亦足以害楚，况乎齐、赵之怨深而地近者哉？安得不释汉而先以齐为事也？（《论学集林·楚释汉击齐》）

[18]【汇注】

王伯祥：征兵九江王布，调黥布带兵北击田荣。（《史记选·项羽本纪》）

[19]【汇评】

熊铁基：黥布过去是项羽最得力、最亲信的将领之一，经常被坚执锐打冲锋，而这时项羽要北击田荣，征兵九江，黥布称疾不往。黥布态度的转变，合情合理的解释是：他虽然封为九江王，王善地，可是项羽“徙故王，王丑地”的作法，使他意识到这是由削弱到消除诸王势力的前奏曲，今天得到了“善地”，难保他日不被徙“丑地”甚至失地，故而对项羽离心离德了。（《评项羽的功过是非》，《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

[20]【汇注】

王伯祥：上将字，名词，将官；下将字，动词，率领。使将将数千人行，派将校带领数千人前往，以应项王之命。（《史记选·项羽本纪》）

[21]【汇注】

司马迁：汉二年，齐王田荣畔楚，项王往击齐，征兵九江，九江王布称病不往，遣将将数千人行。汉之败楚彭城，布又称病不佐楚。项王由此怨布，数使使者诮让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史记·黥布列传》）

【汇评】

高嵣：楚之南蔽，莫如九江，不善结之，亦失势之征。（《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牛运震：项王由此怨布也：按此作不了语，妙！正为后文汉得九江王布伏案。（《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程馀庆：著著败局。（《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2]【汇校】

梁玉绳：按：“冬”当作“春”，事在春也。（《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瞿方梅：方梅案《高帝本纪》，“冬”当作“春”。盖项羽击田荣，约在汉王击殷之时，乃三月，非十一二月事。是时汉以十月为岁首。（《史记三家注补正·项羽本纪第七》）

【汇注】

茅坤：是时用秦正朔。（《史记钞·项羽本纪》）

郭嵩焘：按：是时用秦正朔，以十月为岁首，故叙冬于前。（《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张大可：汉之二年：公元前205年。（《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23]【汇评】

茅坤：览羽之北定三田处，如逐狐兔，无用兵之略。（《史记钞·项羽本纪》）

[24]【汇注】

王伯祥：平原，古邑名。汉置平原县。故治在今山东省平原县南二十五里。（《史记选·项羽本纪》）

王恢：平原：春秋齐地，战国入赵，封公子胜为平原君。故城在今治南二十余里。今城北齐筑。（《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败汉彭城》）

[25]【汇注】

颜师古：夷，平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王伯祥：夷，平毁。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项羽趁平原民杀田荣的当儿，北向进展，焚烧齐境的房屋，平毁齐境的城池。（《史记选·项羽本纪》）

[26]【汇注】

王伯祥：系虏犹言掠取。（《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程馀庆：草贼行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7]【汇注】

王伯祥：北海，今山东省临淄以东、掖县以西一带地，汉置北海郡。（《史记选·项羽本纪》）

王恢：北海：本通称莱州湾滨渤海地区，在临淄以北，故名。故属齐郡，汉文帝十六年为菑川国，景帝中二年分置北海郡。《汉志》北海郡，统营陵等二十六县，或即治营陵？莽曰北海亭也，在今昌乐县东南五十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败汉彭城》）

又：时羽虽闻汉王已东，然既以击齐，遂欲破之，而后击汉，岂意连战而未能下，致汉王以讨弑义帝为号召，得劫五诸侯兵袭彭城。汉虽不堪一击，然已据关中得建瓴之势矣。（同上）

[28]【汇评】

方回：二年春正月，项羽击齐王田荣，走平原，平原民杀之，齐皆降楚。此项羽之胜势也。楚人焚其城郭，齐人复叛之，《史记》多系累其子女一句，尤切于事，羽所过残贼，所以得之难而失之易也。三月，汉王兴缟素之师，夏四月，田横收得数万人，立荣子广为齐王，羽虽闻汉东，欲遂破齐而后击汉，然则始终为羽之痈疽之害者，齐也。（《续古今考》卷十三《田横立田荣子广为齐王》）

程馀庆：自多其敌，奈何！（《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9]【汇评】

方回：“田荣杀胶东王田巿，彭越杀济北王田安，臧荼杀辽东王韩广，齐王田都为田荣所击走，降汉”：四月，诸侯各就国，五月，汉王还定三秦，六月，此四王不能有国。田荣自立为齐王，臧荼并辽燕王，彭越附田荣、田都走降汉。三秦为汉，有十八王而两月之间失其七，项羽之势孤矣。韩信谓羽其强易弱，能备言其罪状，人心叛之，则天命去之。汤、武之事以德行仁，汉王之事以力假仁，项羽之事一切不仁，得失可以观矣。（《续古今考》卷十《田荣杀胶东王田巿》）

刘沅：田荣妄为取戮，固无足录者。项羽恃势虐民，详书以刺之。（《史存》卷六《楚汉纪》）

吴汝煜：项羽分封十八王之后，盘据于齐地的田荣首先起兵击杀项羽所封的胶东王田巿，又发兵抗拒项羽所封的齐王田都入境。田荣很会用兵。他收买了彭越，令他在梁地举兵反楚，又与陈馀相勾结，击败常山王张耳，迎立赵王歇，形成了一个田、彭、陈、赵的联盟，共同对付项羽。项羽发兵击齐，很快击败田荣。齐国人民帮助项羽杀死田荣，说明在内战的开始阶段，人民是支持项羽的。可是项羽不懂得争取民心的重要，没有珍惜这种可贵的支持。他惩罚田荣，连带把齐国人民也得罪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多所残灭”。人民大失所望，被迫“相聚而叛之”。这是项羽在政治上的巨大失败。此后在楚汉相争中，凡是项羽亲自指挥的战争，基本上都是胜利的。他曾经以楚兵三万打垮汉兵五十六万，刘邦仅以数十骑遁去。即使在行将灭亡的前夕，他还在固陵一战，杀得汉军丧魂落魄，“深堑而自守”。但这些胜利都不能挽回他的最后失败。（《史记论稿·论项羽》）

[30]【汇注】

张大可：亡卒：散卒。（《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31]【汇注】

吕祖谦：城阳：今濮州临濮县。（《大事记解题》卷八）

胡三省：《史记正义》曰：城阳，濮州雷泽是。余考《正义》所谓城阳，乃班《志》济阴郡之城阳县，田荣初与项羽会战之地。荣既败而北走，死于平原，羽遂至北海，烧夷城郭、室屋，则济阴之城阳已隔在羽军之后。田横所起，盖班《志》城阳国之地，春秋莒之故虚也。羽既连战未能克横，而汉入彭城，遂南从鲁出胡陵至萧以击汉。莒、鲁旧为邻国，则此城阳为莒之故虚明矣。（《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注）

【汇评】

何焯：田荣首难，且连彭越，横又继之。为高祖驱除，功英先于齐也。（引自《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2]【汇评】

程金造：项羽分封之后，以为天下大定，就荣耀乡里，东归彭城。而岂知分封不平，齐、赵、汉等皆叛，诸侯之将，又与其故主相互战争，天下又复纷乱起来。太史公顺笔就著出项羽杀伐成性，不知得民，就杀义帝，杀韩王，与齐田荣战，烧夷齐城廓室屋，坑田荣的降卒，系掠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无丝毫爱民之心。所以结果是“齐人相聚而叛之”，“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得数万人，反于城阳”，与项羽殊死拼斗，而竟然牵制项羽使不得西顾。太史公在此著出不知爱民得民的结果是如此。（《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33]【汇评】

茅坤：羽以私，予夺三田，而三田卒不相容，因而内乱，自相并，而羽亦因不能定。（引自《史记评林》）

又：览羽之北定三田处如逐狐兔，无用兵之略。（同上）

归有光：“项羽因留，连战未能下”一句，是顿挫，又承上起下，盘旋如水之潆洄旁支，处处皆然。叙事亦多如此。（见《归方评点史记合笔·例意》）

浦起龙：楚狃于北，虚其本矣。（《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王鸣盛：项氏之败，半为田氏牵缀，不西忧汉而北击齐，以此致亡。（《十七史商榷》卷五《田荣击杀田巿》）

高嵣：于烧夷残灭著其暴，于留连不下见其疲。楚有三怨树之敌，兵牵于北矣；汉定三秦之基，势将且东矣。自是楚疲而汉乘之，实有因利乘便之妙。胜败较然，不必俟垓下之战也。杀义帝一事，尤是项王罪状。《高帝本纪》中，载为义帝发丧事，比类以观，楚亡汉兴，不亦宜乎！（《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程馀庆：以上纷纷举动，皆天以闲力资汉王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春[1]，汉王部五诸侯兵[2]，凡五十六万人[3]，东伐楚[4]。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5]。四月，汉皆已入彭城[6]，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7]。项王乃西从萧[8]，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9]，日中[10]，大破汉军[11]。汉军皆走，相随入穀、泗水[12]，杀汉卒十余万人[13]。汉卒皆南走山[14]，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15]。汉军却，为楚所挤[16]，多杀[17]，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18]。围汉王三匝[19]。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20]，扬沙石，窈冥昼晦[21]，逢迎楚军[22]。楚军大乱，坏散[23]，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24]。欲过沛，收家室而西[25]；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26]，不与汉王相见。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27]，乃载行[28]。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29]，滕公常下收载之[30]。如是者三[31]。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32]？”于是遂得脱[33]。求太公、吕后不相遇。审食其从太公、吕后间行[34]，求汉王，反遇楚军[35]。楚军遂与归，报项王，项王常置军中[36]。

[1]【汇注】

吴见思：汉因秦十月为正朔，故春在冬后。（《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王伯祥：春，汉二年之春，是时沿用秦历，以十月为岁首，故上文先书“汉之二年冬”，这里乃以“春”继其后。（《史记选·项羽本纪》）

宋云彬：春：汉二年的春季。汉初沿用秦历，以冬十月为岁首。（《项羽》）

编者按：秦以十月为岁首，但其春、夏、秋、冬的月数没有变化，仍用夏正。汉初承袭秦历。前文言“汉之二年冬”云云，接下说“春，汉王部五诸侯兵”。此“春”当为汉三年春天，钱伯城之说是。

[2]【汇校】

裴骃：徐广曰：“一作‘劫’。”（《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司马贞：按：《汉书》见作“劫”字。（《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王念孙：汉王部五诸侯兵：徐广曰“部一作劫”。念孙按：作“劫”者是也。《高祖纪》及《汉书·高祖纪》《项籍传》并作“劫”。《陆贾传》亦曰“汉王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隶书“劫”“部”形相近，故“劫”误为“部”。（《读书杂志》二《史记第一·项羽本纪·部五诸侯兵》）

王筠：“汉王部五诸侯兵”，班“部”作“劫”，《史记·高祖本纪》亦作“劫”。（《史记校》卷上《项羽本纪》）

王伯祥：部，徐广云一作“劫”，按：《史记·高祖纪》及《汉书·高祖纪》《项籍传》俱作劫，该是对的。部是部勒，劫是强制，其为率领则同。其实“劫”乃事实，“部”则体面话。五诸侯亦诸说纷纭，很难确指。惟颜师古说是常山、河南、韩、魏、殷五国，较为可信。盖汉王还定三秦，引兵东出之后，常山王张耳、河南王申阳、韩王郑昌、魏王豹俱降汉，而汉又虏得殷王卬也。（《史记选·项羽本纪》）

裴骃：徐广曰：“塞、翟、魏、殷、河南。”骃按：应劭曰“雍、翟、塞、殷、韩也”。韦昭曰“塞、翟、殷、韩、魏，雍时已败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服虔曰：“时有十八诸侯，汉得其五。”师古曰：“常山、河南、魏、韩、殷也。解在《高纪》。十八诸侯，汉时又先已得塞、翟矣。服说非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司马贞：按：徐广、韦昭皆数翟、塞及殷、韩等；颜师古不数三秦，谓常山、河南、韩、魏、殷；顾胤意略同，乃以陈馀兵为五，未知孰是。鄙意按：韩王郑昌拒汉，汉使韩信击破之，则是韩兵不下而已破散也，韩不在此数。五诸侯者，塞、翟、河南、魏、殷也。（《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张守节：师古云：“诸家之说皆非。张良遗羽书曰‘汉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谓出关之东也。今羽闻汉东之时，汉固已得三秦矣。五诸侯者，谓常山、河南、韩、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张耳降，河南王申阳降，韩王郑昌降，魏王豹降，虏殷王卬，皆汉东之后，故知谓此为五诸侯。时虽未得常山之地，《功臣年表》云‘张耳弃国，与大臣归汉’，则当亦有士卒尔。时雍王犹在废丘被围，即非五诸侯之数也。寻此《纪》文，昭然可晓。前贤注释，并失指趣。”《高纪》及《汉书》皆言“劫五诸侯兵”。凡兵初降，士卒未有自指麾，故须劫略而行。又云“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发谓差点拨发也，收谓劫略收敛也。韦昭云河南、河东、河内。申阳都雒阳，韩王成都阳翟，皆河南也。魏豹都平阳，河东也。司马卬都朝歌，张耳都襄国，河内也。此三河士则五诸侯兵也。更著雍、塞、翟，则成八诸侯矣。重明颜公之说是。故《韩信传》云“汉二年出关，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是。（《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吴仁杰：诸家释五诸侯不同。应劭以为塞、翟、商、韩、雍。徐广以为塞、翟、商、魏、河南。韦昭以为塞、翟、商、韩、魏，颜师古则又以为商、韩、魏、河南、常山。《刊误》曰：“常山安得有兵？五诸侯者，陈馀其一也。”仁杰曰：《刊误》去常山而取陈馀之兵，固然。他从颜氏，则犹未之尽也。按：元年，塞、翟降，二年常山王耳、河南王申阳、韩王昌、魏王豹相继皆降。又虏商王卬，诸侯之归汉者凡七，申阳之降，即以其国为河南郡。郑昌之降，即以其国封韩王信，而司马卬被虏，其地自为河内郡，此三人皆已国除，不得与诸侯并张耳与大臣归汉，不言与兵俱。唯塞、翟、魏有国如故，而韩王信常将韩兵从，并赵相陈馀所遣兵，是为五诸侯。（《两汉刊误补遗》卷一《五诸侯一》）

又：《魏王豹传》汉王定三秦，豹以国属焉。遂从击楚于彭城。《异姓王表》韩王信以从伐楚功，封。《陈馀传》汉击楚，使使告赵，求类张耳者，持其头遗馀，乃遣兵。而塞、翟两国固各以其赋从。此五诸侯可考见于《史》者，《淮阴侯传》曰：汉之败彭城，塞王、翟王亡，降楚，赵亦与楚和。魏王至国，亦反，至是，五诸侯其不背汉者，独韩王一人。故《纪》言诸侯见汉败，皆叛去是也。且《史》称劫五诸侯兵，则以兵为主，故赵以遣兵助汉，在五诸侯之数，而常山王不与焉，然《叔孙通传》言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不言兵者，殆史氏之省文也。《通鉴》于此但云率诸侯兵，恐有脱字。至《项羽本纪赞》“将五诸侯兵灭秦”，此举山东六国言之，与“高帝劫五诸侯”兵不同。（《两汉刊误补遗》卷一《王诸侯二》）

方回：夏四月，汉王劫五诸侯兵伐楚，遂入彭城。应劭、韦昭、如淳所注皆非，师古注五诸侯者谓常山、河南、韩、魏、殷也。吕东莱取此说。此年十月，常山王张耳降，河南王申阳降，韩王郑昌降，三月魏王豹降，虏殷王卬。时虽未得常山之地，据《功臣表》云：张耳弃国，与大臣归汉，则亦有士卒也。尔时雍王邯被围，犹在废丘，然则巴、蜀、汉中三郡、三秦国及张耳、三河、郑五国，凡十一项大军皆在行，《史记》《汉书·纪》不书军数，惟《项籍纪传》云五十六万人。（《续古今考》卷十三《劫五诸侯兵入彭城》）

梁玉绳：按：“春”当作“夏”，下文“四月”二字亦当移此，事在夏四月也。又《史》不数五诸侯为谁，注者复多异说。应劭曰雍、翟、塞、殷、韩、魏，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韦昭曰塞、翟、殷、韩、魏，师古曰常山、河南、韩、魏、殷，刘攽《刊误》曰河南、韩、魏、殷、赵，吴仁杰《补遗》曰塞、翟、魏、韩、赵，全氏《经史问答》曰魏、韩、赵、齐、殷。余考雍方被围，自不与其列。塞、翟、殷、河南俱已亡国，常山间关入汉，安得有兵？各家所数，只韩、魏、赵、齐为可信，盖魏、赵从军皆见于其传，韩王之从军见于《月表》，合齐击楚见于《淮阴传》，是得四诸侯兵，而其一必衡山也。衡山王吴芮之将梅，自高祖入武关时即以兵从，故《令甲》称芮至忠，封长沙王，则彭城之役有不属在行间者乎？《汉书考异》引董教增曰“注家牵引诸王以足五数，《项籍传赞》云将五诸侯灭秦，又系何人？当据故七国以地言，不以王言。汉定三秦，即故秦也，项羽王楚，即故楚地，其余三晋、齐、燕为五。”此说恐非。羽所将之五诸侯，是赵、齐、燕、魏、韩五王。（《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钱大昕：董教增曰：注家说五诸侯者不一，颜氏牵引诸王以足五数，于义亦非。盖此处五诸侯有河南、韩、魏、殷等。而《项籍传赞》云“遂将五诸侯灭秦”，又系何人？寻其条贯，当据故七国，以其地不以其王言也。汉定三秦，即故秦地，项羽王楚，即故楚地，其余韩、赵、魏、齐，燕为五诸侯，劫五诸侯兵，犹后言引天下兵耳。故汉伐楚，可言五诸侯；楚灭秦，亦可言五诸侯也。（《廿二史考异》卷六《汉书一·高帝纪》）

王骏观撰、王骏图续：五诸侯者，塞、翟、河南、韩、魏也。汉之二年，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皆降。韩王昌不听，使韩信击破之，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汉王率之，从临晋渡河，魏王豹将兵从：此乃是时五诸侯之数。各纪、传、年月表文义昭然，潜心细玩，自得之也。诸家之说，虽亦各有所见，然是时雍王被围废邱，殷虏在是役后，地又置为郡县；陈馀在代，郑昌破亡；三齐纷乱，皆不属汉。衡山劫杀义帝，高祖方且诵言诛之，燕王远灭辽东臧荼，又且未尝降汉；常山新破于赵，张耳间亡独来，皆不得在五诸侯之数。至董氏以秦、韩、赵、魏、燕、齐故六国当之，尤为臆度无理之谈也。又考是时之韩王，乃韩王信也，《正义》谓是郑昌，韦昭谓是韩王成，更大失之。三河士者，指新置河上、河南、河内三郡之士而言。谓汉王发关内之兵，收三郡之士，并部五诸侯之兵而东下也。韦氏谓三河为河南、河东、河内，并谓此三河士即五诸侯兵也，于理尤大刺谬。史文明分两层，毫无疑义，何得作此支论。盖关内兵、三河士，皆汉王本境之师，五诸侯兵则属国之卒也，诸家特未考其时势耳。（《史记旧注平议·项羽本纪》）

【汇评】

倪思撰、刘辰翁评：“劫”字创见，深得事实，故败复叛。（《班马异同评》）

程馀庆：“劫”字事实，“部”字体面，两《纪》互见。（《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汇评】

姚苎田：故作整笔，提出数目，下乃离披如见，最是要句。（《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牛运震：“汉兵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按此点“五十六万人”，亦为后文“杀汉卒十余万人”，“多杀，汉卒十余万人”，“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伏笔。（《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4]【汇注】

程馀庆：时乘楚虚。（《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汇评】

郭嵩焘：按《高祖本纪》：“二年，汉王东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皆降。韩王昌不听，击破之。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张耳来见，汉王厚遇之。魏王豹将兵从，下河内，虏殷王，置河内郡。”而后云“劫五诸侯兵，遂入彭城”。似所云五诸侯者，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常山王张耳、魏王豹，皆项羽所立也。殷王卬已虏而改置郡，韩王昌已降而改封韩王信，信故从汉王，不得云“劫五诸侯兵入彭城”也。《正义》于此，故为失考。又按《淮阴侯传》：“汉二年出关，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合齐、赵共击楚。”是时项王方与齐田横相拒城阳，出关之师与齐无涉，而《信传》云然，当时亦必与齐合从。所云部五诸侯，通天下大势而言之也。《高祖本纪》言劫五诸侯兵，则不宜及齐及已虏之殷王矣。又《淮阴传》云“合齐，赵共击楚”，自是通天下大势而言；此言部五诸侯兵伐楚，是为汉王所部署，从汉王而东者也，其为常山、河南等诸侯无疑，与《淮阴传》所言异。（《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5]【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徐州）鲁，兖州曲阜县也。《地理志》云胡陵在山阳县属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恢：鲁：《本纪》怀王初封羽为鲁公，羽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皆指今曲阜。时田横反成阳，羽为定北海，居临淄而南北策应，今急，乃直从鲁驰归，破樊哙于瑕丘（滋阳西二十五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败汉彭城》）

夏伯炎：鲁：县名。即今山东省曲阜县。胡陵：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鱼台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汇评】

何焯：羽不急争关中者，以汉去彭城远，齐、梁逼处也。故击田荣则留久，而汉入彭城。击彭越则再行，而汉破荥阳。东鹜西驰，使汉得其敝，不知轻重先后故耳。（《义门读书记》卷十七《前汉书》）

[6]【汇注】

司马迁：是时项王北击齐，田荣与战城阳。田荣败，走平原，平原民杀之。齐皆降楚。楚因焚烧其城郭，系虏其子女。齐人叛之。田荣弟横立荣子广为齐王，齐王反楚城阳。项羽虽闻汉东，既已连齐兵，欲遂破之而击汉。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遂入彭城。项羽闻之，乃引兵去齐，从鲁出胡陵，至萧，与汉大战彭城灵壁东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史记·高祖本纪》）

[7]【汇评】

钱时：汉王与项羽，比肩而事义帝。义帝遭弑，汉王发兵以讨贼，此人心之公愤，万世之大法也。是故义旗一举，而诸侯五十六万之众西（四）面而响应之。既入彭城，乃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此何为者哉？且前日之袒而大哭者谁也？今日之置酒高会者又谁也？缟素哀临，曾几何时，货宝美人，辄据其窟穴而乐之，王者之师顾如是乎？使汉王之讨贼也，发于中心，激于大义，则入其境，践其宫，戚然常若义帝之冤乎其上，而哀伤恻怛所在乎见之。项羽虽悍，亦且魂褫魄丧而不能武矣。安有五十六万之众，而摧拉于三万者！惟其信不由中而托名于义帝，是山东贪财好色之习，虽能强遏于入关之始，而终不能自禁于入彭城之时。然则项羽者义帝之贼，而汉王者又项羽之贼也。汉王之得不死已幸矣，诸侯背汉与楚，岂待睢水狼狈而后见乎？《孟子》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愚是以于汉王而三叹！（《两汉笔记》卷一《高祖》）

方回：服虔曰：高会，大会也。此一节张良、陈平皆在军中，何故不谏？以愚观之，汉王入彭城，得其国美人宝货，尽以赏军，如韩信者，分五十六万之半迎击项羽于齐鲁界中可也；急遣使迎太公吕氏与厥子可也，不是之思，日置酒高会，而焉有其宝货美人以自纵，岂缟素之师所宜有哉？想是未入彭城之先，即为义帝丧服以张大义，已入彭城之后，即除服而宴乐以肆其私欲，可乎？致堂胡氏曰：汉王置酒高会，宴安不虞，父执妻虏，汉业之覆在顷刻间。使兢兢业业如初入关中见羽鸿门，则亦何至于败哉？狃于小胜，逸欲生焉，是以至此，可为鉴也。（《续古今考》卷十三《汉取羽美人货赂置酒高会》）

唐顺之：“按：《史》云，汉王率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伐楚，至彭城，逸乐会酒。项王以精兵三万人，破汉军于睢水，围汉三匝。窃疑之：汉王缟素兴师，大义也；兵五十六万，大众也；乘机东下，大勇也；且相从者良、平、萧、曹，皆将相之才也，何至任彭城之逸乐而不为之备？又不知三万人何以围五十六万军而能三匝也？”解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秦汉以来惟恃权谋兵力而已。汉王为义帝发丧，岂真尊王哉？亦诸臣假大义之权谋也。天下其谁不知之？一入彭城，酣酒嗜色，真情露矣。故五十万人解体。而俟之平、勃辈，亦相与共为逸乐，初不计项羽之来，故一败而几不可支。史氏恶之，故侈陈其兵之多，而乐书其败之速云尔。迨其后楚失之而汉得之何也？汉犹知假仁义，楚惟有杀戮也。此得失之机也。至律以《春秋》之义，则可断之曰：汉刘季谲而不正，楚项羽正而不谲。（《两汉解疑上·彭城围》）

姚苎田：如此写汉，不满甚矣，与宋义何异？（《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储方庆：汉高初入彭城时，其取天下之计犹未深。强敌在外，而日饮酒高会，收货宝美人，此其失算，与项羽之烧秦宫室、去咸阳东归无二。（见《史论正鹄》三集卷二《高帝灭楚论》）

刘沅：汉王因董公言，为义帝发丧，非实有见于大义者。入彭城即饮酒高会，以致兵败，太公被擒，是时张良安在？何不发一言！小得志而即骄，由其不学，又无大贤之臣匡之。后世人主所当深戒也。（《史存》卷六《楚汉纪》）

程馀庆：汉王诚为君讨贼，宜痛心疾首，期罪人斯得而后已。今始入彭城，遽收货宝美人，饮酒高会，名义索然矣。且彭城去沛仅百余里，乃不先迎太公，遂几陷亲于鼎俎也，惜哉！（《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王恢：汉王讨羽以杀义帝为名，劫五诸侯兵以捣其巢穴，其计善矣。然未晓羽之权力重心在其军而不在彭城，袭取后竟置酒高会，略取美人宝货，逸怠玩忽，遂使优越形势毁于一旦，天下匈匈数岁！（《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败汉彭城》）

[8]【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徐州萧县，古萧叔之国，春秋时为宋附庸。《帝王世纪》云周封子姓之别为附庸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胡三省：萧县，秦属泗水郡；唐徐州萧县是也。（《资治通鉴》卷九“高帝二年”注）

王伯祥：乃西，从胡陵引兵西出，向彭城作大包抄。与上“出胡陵”和下“从萧”“而东”互应。（《史记选·项羽本纪》）

[9]【汇注】

王伯祥：项羽引兵西到萧县后，包抄之势已成，一日早晨，遂东向攻击，故云从萧晨击汉军。东至彭城，楚军连战而东，到达彭城。（《史记选·项羽本纪》）

[10]【汇注】

王伯祥：日中，当天正午。此与上“晨”字紧接，形容他的兵势竟疾如风雨也。（《史记选·项羽本纪》）

[11]【汇注】

裴骃：张晏曰：“一日之中也。或曰旦击之，至日中大破。”（《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张晏曰：“一日之中。或曰早击之，至日中大破。”师古曰：“或说是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汇评】

荀悦：汉王深入敌国，饮酒高会，士卒逸豫，战心不固。楚以强大之威而丧其国都，项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愤激之气，救败赴亡之急，以决一旦之命，此汉之所以败也。（《前汉纪》卷二《高祖二》）

张栻：使斯时，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会，率诸侯穷弱所至而诛之，天下即定矣！惜其诚意不笃，不能遂收汤武之功。（见《十先生奥论注后集》卷三《汉高帝》）

陈懿典：汉破彭城，羽之根本颓矣。身归救巢穴，此法宜败，而卒破汉者，汉骄而项忿故也。（《读史漫笔·项羽》）

姚苎田：一路战来，自晨至日中，写得有破竹之势。（《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12]【汇注】

裴骃：瓒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王伯祥：穀、泗二水名，皆在彭城东北。楚军自萧来攻彭城，故汉军向东北退却，相随挤入穀、泗水。相随，极写为前后推逐之状。（《史记选·项羽本纪》）

王恢：穀、泗水、睢水：穀水即睢水也。《睢水注》：“睢水出陈留县西蒗荡渠，东北流。又东迳雍丘、襄邑故城北，宁陵故城南，亳城北，睢阳故城南，穀熟、栗县、太丘、芒县等故城北，相县故城南，灵璧东，东南流，东通穀泗。《汉书》项羽败汉王于灵璧东，睢水为之不流，即此处也。穀水之名，盖因地变，穀水即睢水也。”睢水故道，今多湮淤，与古异流。（《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败汉彭城》）

又：泗水：出今泗水县东南五十里陪尾山，四源并发，故名。据《水经》，西南过曲阜北，滋阳东，邹县西、南，鱼台东，菏水从西来注之，又东过沛县东，铜山东北，邳县西，下入于淮。今铜山以上至鱼台，已无迹可寻；铜山以下即淤黄河故道。今泗水于邹县西南入运河，仅存古泗水之上流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夏本纪·徐州》）

【汇评】

姚苎田：“相随”字妙：便如土崩，不可收拾。（《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13]【汇评】

李贽：好汉！（《藏书》卷二《西楚霸王项羽》）

[14]【汇注】

颜师古：走，趣也，音奏。（《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姚苎田：半入水，半欲据山自固。（《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汇评】

吴见思：晨击、日中、入水、走山，序得如画。（《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15]【汇注】

裴骃：徐广曰：“灵壁在彭城。”“睢水于彭城入泗水”。（《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睢音虽。（《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司马贞：孟康曰：“灵壁故小县，在彭城南。”（《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张守节：睢音虽。《括地志》云：“灵璧故城在徐州符离县西北九十里。睢水首受浚仪县莨荡水，东经取虑，入泗，过郡四，行千二百六十里。”（《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李吉甫：灵壁故城，在县东北九十里。汉二年，汉王入彭城，项羽以精兵三万人，晨击汉军于灵璧东睢水上，大破之，睢水为之不流。（《元和郡县图志》卷九《河南道五·符离县》）

胡三省：臣瓒曰：穀、泗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水经注》：睢水出陈留县西蒗荡渠，东过沛郡相县；又迳彭城郡之灵壁东南流，项羽败汉王处也。《汉书》又云：东逼穀、泗。服虔曰：水名也，在沛国相县界，又详睢水迳穀熟而两分，而睢水为蕲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为兼称。穀水之名，盖因地变。然则穀水即睢水也。睢水又东南至下相而入于泗，谓之睢口。泗水又东南过彭城县东北，南至下邳入淮。孟康曰：灵壁故小县，在彭城南。《史记正义》曰：灵壁在徐州符离县西北九十里。（《资治通鉴》卷九“高帝二年”注）

吕祖谦：《史记正义》云：睢水首受浚仪县莨荡水，东经取虑，入泗，过郡四，行千二百六十里。（《大事记解题》卷八《本注》）

沈钦韩：《元和志》：灵壁县北有睢河。（《汉书疏证》卷二十七《陈胜项籍传》）

王恢：灵璧：今县，唐为零壁镇，宋元祐初置零壁县，政和中复名灵壁。《括地志》，故城在符离（宿）县西北九十里，《元和志》（九）作东北，揆诸彭城之战，《元和志》是。据《睢水注》，故城在今县西北至宿县北边。（《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败汉彭城》）

【汇评】

姚苎田：逼之舍山，仍赶入水，写得如看戏剧。（《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16]【汇注】

荀悦：夏四月，田横立荣子广为齐王，横为相，止城阳。项羽与齐战，汉王率诸侯之师凡五十六万人，东袭楚。至外黄，彭越将三万人归汉，汉拜为相国，令定梁地。王遂入彭城，悉收楚美人宝货，置酒高会。羽闻之，留其将击齐，自以精兵三万人归，晨击汉军于濉水上，从旦至日中杀汉士卒十余万人，皆入濉水，濉水为之不流。（《前汉纪》卷二《高祖二》）

裴骃：服虔曰：“挤音‘济民’之‘济’。”瓒曰：“排挤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臣瓒曰：“挤，排也。”师古曰：“音子诣反，又音子奚反。”（《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张大可：挤：逼压。推挤。（《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17]【汇注】

王伯祥：多杀，多遭杀伤。（《史记选·项羽本纪》）

[18]【汇注】

郦道元：睢水又东迳彭城郡之灵壁东，东南流，《汉书》项羽败汉王于灵壁东，即此处也。……又云汉军之败也，睢水为之不流。（《水经注》卷二十四《睢水》）

颜师古：言杀人多，填于水中。（《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张守节：为，于伪反。（《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杜佑：符离，秦汉旧县。又有秦相县故城，在今县西北，项羽破汉军于灵壁东，睢水为之不流，即此县界也。（《通典》卷一百八十《州郡十》）

【汇评】

荀悦：汉王战于濉水之上，士卒皆赴入濉水，而楚兵大胜。何则？……汉王深入敌国，饮酒高会，士卒逸豫，战心不固，楚以强大之威而丧其国都，项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愤激之气，救败赴亡之急，以决一旦之命，此汉之所以败也。（《前汉纪》卷二《高祖二》）

赵蕤：荀悦曰：伐赵之役，韩信军泜水，而赵不能败，何也？彭城之难，汉王战于睢水之上，士卒赴入睢水，而楚兵大胜，何也？赵兵出国，能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深怀内顾之心，不为必死之计；韩信孤军立于水上，有必死之计，无生虑也，此信之所以胜也。汉王制敌入国，饮酒高会，士众逸豫，战心不同。楚以强大之威，而丧其国都，项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愤激之心，救败赴亡，以决一旦之命，此汉所以败也。且韩信选精兵以守，而赵以内顾之士攻之；项羽选精兵以攻汉，又汉王以懈怠之卒应之，此事同情异者也。故曰：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计策之机也。（《长短经》卷七《时宜》注）

吴见思：睢水为之不流：极写项王气势。（《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姚苎田：上又加“多”字，下着水“不流”字，可见十余万不止，已将五六十万人开除殆尽矣。（《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19]【汇注】

王伯祥：帀音浃，周徧。围三帀，环绕三周，即三重包围。（《史记选·项羽本纪》）

[20]【汇注】

王伯祥：折木，吹折林木。发屋，掀去屋顶。（《史记选·项羽本纪》）

[21]【汇校】

裴骃：徐广曰：“窈亦作‘窅’字。”（《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汇注】

王伯祥：窈音杳，形容深远。冥音茗，形容昏黑不可见。月尽为晦，音悔，引申为黑夜义。窈冥昼晦，就是说茫茫昏昏，虽在白昼，竟如黑夜了。（《史记选·项羽本纪》）

[22]【汇注】

王伯祥：逢迎，犹言扑面相遇，即迎头打击。（《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吴见思：“逢迎”二字，写得风雨有意。（《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姚苎田：“逢迎”字妙。非设身处地写不出，真乃神笔。（《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高嵣：汉得天助，羽曰“天亡我，非战罪”，此是也，“逢迎”二字，写得风雨有意。（《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牛运震：“逢迎楚军”四字，妙写风雨，有鬼神。（《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23]【汇注】

王伯祥：坏散：崩溃。（《史记选·项羽本纪》）

又：乃得与数十骑遁去，与前“五十六万人”对照，可见劫取五诸侯之兵已消耗殆尽了。（《史记选·项羽本纪》）

[24]【汇注】

司马迁：（祁侯缯贺）以执盾汉王三年初起从晋阳，以连敖击项籍，汉王败走，贺方将军击楚，追骑以故不得进。汉王顾谓贺（祁）：“子留彭城，军（用）执圭东击羽，急绝其近壁。”侯，千四百户。（《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姚苎田：汉兵五十六万，羽以三万人大破之，此段极写项羽善战，为传末“天亡我”数语伏案。看其笔墨抑扬之妙，而知史公惋惜者深也。五十六万人来，数十骑而去，而中间以天幸描之。汉之幸，项之惜也。（《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浦起龙：汉得天助。（《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牛运震：睢水之战，摹写正有笔势。曰“汉军却，为楚所挤”，又曰“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写战情紧要处不过数语，而节次明划，精神生动。人知钜鹿战之笔法雄厉，而不知睢水战之笔法精奇也。（《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朱东润：高祖出关以后，若彭城，成皋、荥阳、垓下诸大役，皆纪传所备载，彪炳史册，不待更述。然若棘丘侯襄之以上郡守击定西魏地，祁侯缯贺之留彭城，皆可纪。祁侯功状云：“汉王败走，贺方将军击楚追骑，以故不得进；汉王顾谓贺，祁子留彭城军，执圭东击羽，急绝其近壁。”《汉表》字句多异，则云：“汉王顾谓贺，祁王战彭城，斩项籍，争恶绝延壁。”今按“祁子”之称绝异，是时诸将无称“子”者，当从《汉书》作“祁王”。师古曰：“谓之祁王，盖嘉其功，故宠号之，许以为王也。”得其义。（《史记考索·读〈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书后》）

王恢：兵在精不在多，贵神速未闻巧之拙。以寡击乌合之众，更贵速战速决。拂晓而侧背突击，飞骑若天而降，使敌仓皇失措，若猛虎逐群羊，所向披靡，羽真古今之大将，东方之拿破仑哉！（《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败汉彭城》）

[25]【汇注】

王伯祥：收家室而西，接取家眷向西逃走。与前“东伐楚”相应。（《史记选·项羽本纪》）

[26]【汇注】

王伯祥：刘邦家眷，闻乱逃难，都已走散，故云家皆亡。（《史记选·项羽本纪》）

[27]【汇注】

裴骃：服虔曰：“元，长也。食邑于鲁。”韦昭曰：“元，谥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胡三省：鲁元公主，帝女也。服虔曰：元，长也；食邑于鲁。韦昭曰：元，谥也。师古曰：公主，惠帝姊也，以其最长，故号曰元，不得为谥。贡父曰：韦昭是也。（《资治通鉴》卷九“高帝二年”注）

王伯祥：道逢得孝惠、鲁元，在途中遇见他的子女。孝惠名盈，后嗣位为帝，死谥孝惠。孝惠事迹，《史记》附入《吕太后本纪》。鲁元，盈之姊，后嫁张耳之子张敖，生子张偃，为鲁王，遂为鲁太后，死谥元，故云鲁元。此皆从后追书之辞，当时不应有此称谓的。（《史记选·项羽本纪》）。

[28]【汇注】

张大可：乃载行：便载在车上一同走。（《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29]【汇注】

王伯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恐车重，行不快，为追兵所及，故把子女推落于车下。（《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姚苎田：忍心。可与“项王为人不忍”对看。（《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30]【汇注】

班固：汝阴文侯夏侯婴，以令史从降沛，为太仆，常奉车，竟定天下，及全皇太子、鲁元公主，侯，六千九百户。（六年）十二月甲申封，三十年薨。（《汉书》卷十六《功臣表》）

程大昌：《汉旧仪》：宗庙祭功臣四十人食。堂下惟御仆滕公祭于庙门外塾，用一壶酒，四胫骨。滕公尝脱孝惠、鲁元于难，而斥少帝，立文帝，其功为要，故特记之，不知祭于外塾，其制度何出？（《考古编》卷七《汉特祭滕公》）

胡三省：滕公，夏侯婴也。《史记》曰：婴从击秦军洛阳东，赐爵封，转为滕公。《汉书》曰：婴为滕令，奉车，故号滕公。班《表》：太仆，秦官，掌舆马。应劭曰：周穆王所置，盖大御，众仆之长，中大夫也。（《资治通鉴》卷九“高帝二年”注）

王圻：汉夏侯婴以功封滕公。及死，将葬，未及墓，引车马踣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中有铭曰：“佳城郁郁，一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稗史汇编·地理门·陵墓·夏侯婴改葬》）

俞思学：王楙曰：高祖与项羽战于彭城，为羽大败，势甚急迫。鲁元公主、惠帝弃之，夏侯婴为收，载行，高祖怒，欲斩婴者十余，借谓吾力不能存二子，不得已弃之可也。他人为收，岂不甚幸？何断断然欲斩之？其天性残忍如此！（《史概》卷一《项羽本纪》）

【汇评】

俞思学：唐顺之曰：叙汉王一家流离之状，如目见之。（《史概》卷《项羽本纪》）

[31]【汇评】

周密：汉高祖与项羽战于彭城，大败，势甚急，蹶鲁元公主、惠帝弃之。夏侯婴为收载行，高祖怒，欲杀婴者十余。借使高祖一时事急，不能存二子而弃之，他人能为收载，岂不幸甚。方当德之，何至怒而欲斩之乎？……若汉祖则杯羹之事，尚忍施之乃翁，何有于儿女哉？（《齐东野语》卷十八《汉唐二祖少恩》）

王楙：前辈谓晋史诞妄甚多，最害名教者，如邓攸遭贼，欲全兄子，遂弃己子，其子追及，缚于道傍。如此则攸灭天性甚矣，恶得为贤？仆观高祖与项羽战于彭城，为羽大败，势甚急，蹶鲁元公主、惠帝弃之。夏侯婴为收载行，高祖怒，欲斩婴者十余。借谓吾力不能存二子，不得已弃之可也，他人为收，岂不甚幸？何断断然欲斩之，其天性残忍如此！高祖岂特忍于二子，于父亦然。当项羽置太公于高俎之上，赫焰可畏，无地措身，而分羹之言，优游暇豫，出于其口，恬之不愧，幸而项羽听项伯之言而赦之。万一激其愤怒，果就鼎镬，高祖将何以处？后人见项羽不烹太公，遂以为高祖之神，不知亦幸耳！（《野客丛书》卷一《高帝弃二子》）

[32]【汇评】

姚苎田：得滕公语，汉王之忍愈见。（《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33]【汇注】

司马迁：至彭城，项羽大破汉军。汉王败，不利，驰去。见孝惠、鲁元，载之。汉王急，马罢，虏在后，常蹶两儿欲弃之，婴常收，竟载之，徐行面雍树乃驰。汉王怒，行欲斩婴者十余，卒得脱，而致孝惠、鲁元于丰。（《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牛运震：“汉王道得孝惠、鲁元”云云，至“于是遂得脱”：按太史公往往善写匆急，情事如画。（《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34]【汇注】

裴骃：瓒曰：“其音基。”如淳曰：“间出，闲步，微行，皆同义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司马贞：食音异。按：郦、审、赵三人同名，其音合并同，以六国时卫有司马食其，并慕其名。（《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胡三省：审，姓；食其，名。食其，音异基。将间行以避楚军，乃反与楚军相遇也。（《资治通鉴》卷九“高帝二年”注）

陈直：食其即今语之“吃完了呀”，盖当时之习俗语。不必读食为异声。故审食其，郦食其等，皆取以为名。（《史记新证·项羽本纪》）

【汇评】

程金造：汉王战败逃命，楚兵追及之际，数推孝惠、鲁元两儿于车下，而滕公就数下车收载两儿，后来楚兵获得太公及吕后，而审食其又冒险作仆从去随侍两人。太史公著此等事，意在明汉王知得人之术，使被用者能尽思尽忠。与项羽之杀伐畏慑，两相比照，截然不同。（《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35]【汇注】

吕祖谦：按《年表》，高祖兄仲，兵初起，侍太公守丰。然则高祖起兵，太公、吕后皆留丰，至是间行归汉，为楚所获也。（《大事记解题》卷八）

【汇评】

吕祖谦：致堂胡氏曰：汉王置酒高会，宴安，不虞父执妻虏，汉业之覆在顷刻间。使兢兢业业如初入关中，见羽鸿门，则亦何至于败哉？狃于小胜，逸欲生焉，是以至此可为鉴也。（《大事记解题》卷八）

[36]【汇评】

程馀庆：此段是汉家事，似不宜载《项纪》；不知写汉王情势十分危急，正为项羽添精采。此文家背面铺粉法。若入《高纪》，未免衰飒，便是俗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1]，汉王间往从之[2]，稍稍收其士卒。至荥阳[3]，诸败军皆会[4]，萧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5]，复大振[6]。楚起于彭城。常乘胜逐北[7]，与汉战荥阳南京、索间[8]，汉败楚[9]，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10]。

[1]【汇校】

梁玉绳：按：《水经注》二十三云“楚、汉彭城之战，吕后弟周军于下邑”，而《史》《汉》俱作“吕后兄”，未知孰是。但道元误以泽名周，安知不又误以兄为弟耶？吕泽是时未封，依史法不当预称周吕侯。（《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周吕侯）名泽。”“（下邑）在梁”。（《史记·项羽本纪·集解》）

张守节：苏林云：“以姓名侯也。”晋灼云：“《外戚表》周吕令武侯泽也。吕，县名。封于吕，以为国。”颜师古云：“周吕，封名，令武，其谥也。苏云‘以姓名侯’，非也。”《括地志》云：“宋州砀山县本下邑县也，在宋州东一百五十里。”按：今下邑在宋州东一百一十里。（《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胡三省：班《志》，下邑县属梁国。梁国，秦砀郡；汉改焉。宋向曰：今宋州砀山县即古下邑城。（《资治通鉴》卷九“高帝二年”注）

王恢：下邑：《获水注》：“获水自虞来，东迳下邑县故城北。楚汉彭城之战，吕后兄泽军于下邑，高帝败还，从泽军。子房肇捐地之策，收垓下之师，陆机所谓即谋下邑者也。获水下入砀。”《清统志》（一〇一）：“旧城在今砀山县东三里。故楚邑。《史记》，楚灭鲁，迁顷公于下邑。秦置下邑县。二世二年，沛公取砀，攻下邑，拔之。汉景帝三年，吴楚攻梁，走条侯军。会下邑，欲战，条侯坚壁不出。”（《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败汉彭城》）

[2]【汇注】

张大可：间往从之：从小路赶走会合吕泽。（《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3]【汇注】

张大可：荥阳：地处冲要的军事重镇，故城在今河南荥阳东北。（《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4]【汇评】

归有光：汉王败彭城，气索矣，至汉王间往从之，诸败军皆会，气复振，事与气称；项王杀王离与败垓下一段，气亦然。（《归震川全集》余集《史评》）

【汇评】

吴汝纶：“至荥阳，诸败军皆会”，归云：汉王败彭城，气索矣。至此复振，事与气称。项羽杀王离与败垓下一段亦然。又云：此叙事中气也。散而又兴，事与气称。（《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各家史记评语》）

[5]【汇注】

班固：酂文终侯萧何，以客初从入汉，为丞相，守蜀及关中，给军食，佐定诸侯，为法令宗庙，侯，八千户。（六年）正月丙午封，九年薨。（《汉书》卷十六《功臣表》）

裴骃：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储，故二十三年而后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内学之。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罢癃。《汉仪注》‘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尝傅者皆发之。未二十三为弱，过五十六为老。《食货志》曰‘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者’。”（《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司马贞：按：姚氏云“古者更卒不过一月，践更五月而休”。又颜云“五当为‘三’，言一岁之中三月居更，三日戍边，总九十三日。古者役人岁不过三日，此所谓‘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也”。斯说得之。（《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吕祖谦：未二十三为弱，过五十六为老。师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大事记解题》卷八《本注》）

黄国琦：傅，著也。音附。言著于名籍给公家徭役也。（见王钦若等纂《册府元龟》卷五《帝王部·创业》）

杨树达：时韩信亦收兵与汉王会。（《汉书窥管》卷四《陈胜项籍传》）

吴国泰：傅者，“赋”之借字。《论语》：“可使治其赋也。《释文》引梁武帝注云“鲁论作傅”可证也。古以田赋出兵，故谓兵为赋。未赋者，言未及服兵役之年者也。”即孟康如淳所谓“年二十三年而后役之也”。（《史记解诂·项羽本纪》，载《文史》第43辑）

【汇评】

方回：以天下之民，二十三而傅，五十六而老，今老弱悉诣荥阳军前，非小役也。大者被甲上马，执干戈出战，小者筑城运饷，总名曰徭役。……夫举天下民二十三而就傅，五十六而为民，无数之军，无数之夫，国其有不强者乎？后世募民为兵，涅以手额之，号老不可伏，弱不可用，坐费百万之饷，为国大患，民则游乎者无役，有产税之家，隅官掌烟火盗贼，保正催上三等户税，保长催下二等户税，强者不至破家，而保正常有追胥之苦，杀人公事，有检验守尸之苦，保长有代下户输赋之苦，惟官户吏人幸免，而官不皆真官，鬻爵顶冒，吏无赖受赃为生，动辄遭刑，无长久者，今世事大变，又不同。（《续古今考》卷十三《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

孙琮：得力之着。时时以此法总叙，有提领。（《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6]【汇评】

浦起龙：自是汉虽屡败，而势已向东矣。（《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吴汝纶：此因荥阳军振，遂预探后事，为提挈之笔，所谓笔所未到，气已吞也。（《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项羽本纪》）

[7]【汇注】

王伯祥：北，败走。逐北，追逐败逃的敌人。（《史记选·项羽本纪》）

[8]【汇注】

裴骃：应劭曰：“京，县名，属河南，有索亭。”晋灼曰：“索音栅。”（《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京县城在郑州荥阳县东南二十里。郑之京邑也。《晋太康地志》云郑太叔段所居邑。荥阳县即大索城。杜预云成皋东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荥阳县北四里。京相璠《地名》云京县有大索亭、小索亭，大小氏兄弟居之，故有小大之号。”按：楚与汉战荥阳南京、索间，即此三城耳。（《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吕祖谦：京故城在郑州荥阳县东。《史记正义》曰：京县有大索城，楚、汉战荥阳、京、索间，即此三城耳。（《大事记解题》卷八）

王应麟：《元和郡县志》：郑州荥阳县京水出县南平地，索水出县南三十五里小陉山。京县故城，县东南二十里，即郑京城太叔之邑，古大索城今县治；小索城县北四里。《史记正义》京县有大索城、小索城，楚汉战荥阳、京、索间、即此三城。（《通鉴地理通释》卷七《京索》）

王恢：京、索：京即《左》隐元年郑共叔段所居之京城。《清统志》（一八七）：“故城今荥阳县东南二十一里。”《括地志》：“今荥阳县即大索城。又有小索城在县北。”《济水注》：“济水东迳荥阳县北，又东，索水注之。水出京县西南嵩渚山，与东关水同源分流，即古旃然水也。东北流合器难水，北迳小索亭西，又为索水。又北迳大栅城（晋灼曰：索音栅，故郦注又作栅也）。又屈而西流，与梧桐水合。又北屈东迳大索城南。《晋地道记》所谓京有大索、小索亭。《汉书》京、索之间也。索水又东北流，须水右入焉。索水又东迳荥阳故城南，汉王之困荥阳也，纪信诈降，王与数十骑出西门得免。羽烹信。信冢在城西北三里。索水又东迳周苛冢北。索水又东流北屈西转，北迳城东而北注济。济水又东迳敖山北，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之所迁也。秦置仓于其中，故亦曰敖仓城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楚汉相持荥阳成皋》）

[9]【汇注】

程馀庆：汉兵败之后，稍能自振，非一时事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0]【汇注】

司马迁：楚人起彭城，转斗逐北，至于荥阳，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进者，三年于此矣。（《史记·淮阴侯列传》）

荀悦：楚进兵而西，萧何悉发关中卒诣军，韩信亦收余兵与王会，击楚于京、索间，大败之。骑将灌婴又败楚骑于荥阳东，故楚师不能复进。（《前汉纪》卷二《高祖二》）

司马光：楚骑来众，汉王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资治通鉴》卷九《高帝二年》）

方回：二年五月，汉王屯荥阳，荥阳之险始见于此。周室东迁，封郑伯于溱洧之间，而此为制邑，郑之岩邑也。共叔段所食，而郑庄公顺母之欲，养弟恶至于成而后败之，事见《左传》。秦混天下，具地属三川守李由，虽堕天下城，而荥阳之北有敖仓，有成皋之城；有大索城，小索城在其南。荥阳城南又有所谓京城，亦太叔段之城也。汉王彭城之败，至于荥阳，固是得地险。然《汉书·高纪》所书，有云“韩信亦收兵与汉王会，兵复大振，与楚战荥阳南京、索间，大破之”，《史记》下文云“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史当互看，意义方足。此虽险地，乃韩信兵力也。呜呼，秦函谷关之险，汉以后无称焉，河北井陉之险，韩信以后无称焉，汉荥阳之险，吕后之变，犹以灌婴屯，七国反时，犹以周亚夫屯，乃后无闻焉。蜀以剑阁为险，有邓艾则无之……险岂可恃哉？汉之已败而再奋，非荥阳之险也，乃韩信之兵力为之。又东莱《大事记》曰：京故城在郑州荥阳县东，《史记·正义》曰：京县有大索城，小索城，楚、汉战荥阳京、索间，即此三城耳。《通鉴》书曰：楚乘胜逐北，与汉战荥阳南京、索间，楚骑乘众，汉王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李必、骆甲，必、甲愿得左右善骑者傅之，拜灌婴为中大夫，必、甲为左右校尉，将骑兵击楚骑荥阳，大破之，楚以故不能过而西，此东西争天下之势在乎成皋、荥阳、京、大、小索五城以阻楚，与南北争天下之势不同，观者未必悟也。又骑将得灌婴、李必、骆甲力。地险将才，汉得之矣。（《续古今考》卷十三《韩信收兵与汉王会兵复大振》）

王应麟：“荥阳”，汉属河南，今郑州荥阳、荥泽二县（原注：故城在荥泽县西南十七里）。范睢说秦昭王曰：“王下兵而攻荥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吕氏曰：“荥阳、成皋自春秋以来，常为天下重地。由秦而上，晋楚于此而争霸；由秦而下，楚汉于此而分雌雄。天下既定，七国、淮南、衡山之变，犹睥昵此地，而决成败焉。东都以后，言形势者，及之者鲜矣。人事既改，则地之轻重亦有时而移也（原注：高帝十二年，诏陈平、灌婴将兵十万众，屯荥阳，帝以天下新定，恐易世之际，人心或动摇，故以信臣、重兵填南北之冲）。《地理志》：成皋亦名制。成皋故虢国，则成皋、荥阳皆东虢地。（《通鉴地理通释》卷七《名臣议论考·荥阳》）

【汇评】

高嵣：汉骤胜楚，楚屡败汉，而以楚故不能过荥阳而西，标出大势。（《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牛运震：“楚起于彭城”云云，至“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按：楚汉互战荥阳间，胜败非一。此处总收上文，得括要法，尤遒整，见笔力。（《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项王之救彭城，追汉王至荥阳，田横亦得收齐，立田荣子广为齐王[1]。汉王之败彭城[2]，诸侯皆复与楚而背汉[3]。汉军荥阳[4]，筑甬道属之河[5]，以取敖仓粟[6]。汉之三年[7]，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8]。

[1]【汇评】

刘沅：楚项羽以私易置诸侯，致荣于死。田横立其子，复齐地，虽非有益天下之举，而在田氏为公义也。（《史存》卷六《楚汉纪》）

程馀庆：别将击齐，几为忘却。乘便插入一笔，结田氏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汇评】

牛运震：“项王之救彭城”，“汉王之败彭城”：按此叙二年事已毕，复将项王、汉王双提，带叙诸侯事，笔法甚妙！（《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3]【汇注】

程馀庆：是时陈馀觉张耳不死，即背汉。塞王欣、翟王翳，亡汉降楚。齐、魏亦反汉与楚和。见《张耳》《韩信传》。（《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汇评】

孙琮：可见诸侯皆是庸人。（《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4]【汇注】

王恢：荥阳：《括地志》：“故城在荥泽县（今郑州古荥镇）西南十七里。”当今荥阳县东北，郑州西北，平汉路西。后魏太和十七年徙京索之间大索城，即今治。《济水注》：“索水又东迳虢亭南，故虢公之国也。又东迳荥阳县故城南，汉王困荥阳，纪信诈降，汉王出西门得免。信冢在城西北三里。其城跨倚冈原，居山之阳。索水又东迳周苛冢北，苛守荥阳，项羽烹之。索水又东流北屈西转，北迳荥阳城东而北流注济水。”（《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奋六世之余烈》）

[5]【汇注】

方回：应劭注：筑甬道属河，恐敌抄辎重，故筑垣墙如仓也。（《续古今考》卷十三《筑甬道取敖仓》）

[6]【汇注】

裴骃：瓒曰：“敖，地名，在荥阳西北山，临河有大仓。”（《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敖仓在郑州荥阳县西十五里，县门之东北临汴水，南带三皇山，秦时置仓于敖山，名敖仓云。”（《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吕祖谦：秦建敖仓于成皋，敖，地名，在荥阳西北山上，临河有大仓。郦食其曰：“敖仓天下转输久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荥阳、成皋控南北之冲，故秦积粟于此。”《通典》曰：“巨桥盈而殷丧，成皋溢而秦亡。”（《大事记解题》卷八）

【汇评】

孙琮：篇中关键。（《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陈季雅：汉之取天下，第一是以武库之兵，敖仓之粟，此二者，天下之根本。项氏尝拔荥阳，不知坚守敖仓，乃令士卒分守成皋，未几而复为汉有矣。盖善用兵者，因粮于敌。高祖初年，专用巴、蜀之粟给军赋，使老弱未傅者转饷于道。及食其说高祖拔荥阳，取敖仓之粟，自后即就敖仓筑甬道，属之河，而始得复巴、蜀租税以宽民心。高祖用郦食其只此一策，班固所谓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技，信然。（《两汉博议》卷五《郦食其劝高帝就食敖仓粟》）

朱墉：韩信谋取关中，郦生谋取敖仓，皆天下之大计也。汉王在汉中，不取关中，不得东向争天下；汉王欲拒楚，不取敖仓，天下不知所归。故刘项之争，大势有二：关中、敖仓是也。二者楚皆得而复失之，能不败哉？（见《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7]【汇注】

张大可：汉之三年：公元前204年。（《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8]【汇注】

王伯祥：荥阳以西为汉，以荥阳为界，东归楚，西归汉。上冠割字，明示割取楚地益汉，与前文“如约即止不敢东”语对看，更伸张不少了。（《史记选·项羽本纪》）

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1]：“汉易与耳[2]，今释弗取[3]，后必悔之[4]。”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5]。汉王患之，乃用陈平计间项王[6]，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7]，举欲进之[8]。见使者，详惊愕曰[9]：“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10]。”更持去[11]，以恶食食项王使者[12]。使者归报项王[13]，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14]，稍夺之权[15]。范增大怒，曰[16]：“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17]。”项王许之[18]，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19]。

[1]【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和州历阳县，本汉旧县也。《淮南子》云‘历阳之都，一夕而为湖’。汉帝时，历阳沦为历湖。”（《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伯祥：历阳，秦所置县。项羽封范增为侯邑。汉仍为历阳县。其城即今安徽省和县治。（《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牛运震：按：范增之在《项纪》，附传也。于鸿门宴点出亚父，于此处补出历阳侯，则增之名号封爵备矣。妙在带点错见，令人不觉，即此可悟作附传之法。（《空山堂史记评传》卷二《项羽本纪》）

[2]【汇注】

王伯祥：易与耳，犹言容易对付的。与，打交道。（《史记选·项羽本纪》）

[3]【汇注】

张大可：释：放弃了这个机会。（《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4]【汇评】

李贽：大是。（《藏书》卷二《西楚霸王项羽》）

[5]【汇评】

王应麟：吕氏曰：荥阳、成皋，自春秋以来常为天下重地。由秦而上，晋、楚于此而争霸；由秦而下，楚、汉于此而分雌雄。天下既定，七国、淮南、衡山之变，犹睥睨此地而决成败焉。东都以后，言形势者及之者鲜矣。人事既改，则地之轻重亦有时而移也。（《通鉴地理通释》卷七《荥阳》）

孙琮：好奇计处。（《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6]【汇注】

司马迁：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眜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意不信钟离眜等。项王既疑之，使使至汉。汉王为太牢具，举进。见楚使，即详（佯）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请骸骨归！”归未止彭城，疽发背而死。（《史记·陈丞相世家》）

班固：曲逆献侯陈平，以故楚都尉，汉王二年初起修武，为都尉，以护军中尉出奇计，定天下，侯，五千户。（六年）十二月甲申封，二十四年薨。（《汉书》卷十六《功臣表》）

王锡爵：“间”者，设为可疑之情状，使彼君臣自相疑忌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汇评】

倪思撰、刘辰翁评：当时事势之急，不减垓下。徒以小人竖子之术，间其君臣，非甚奇计难测，必相疑者也。增撞玉斗，有以知之矣。方迫人于险而瓦解，可愤恨。至夜出女子军，黄屋车，始亡且甚，真玩羽掌上，而汉业以成，非平实智，乃羽衰兆也。世有夜战披甲降者哉？不然，受降如受敌，汉王安得间出哉！（《班马异同评》）

孙琮：此等伎俩本浅，中粗人正宜。（《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陈玉璂：夫劝羽图汉者，增也，岂有私之而反图之？羽必不以此疑增，汉亦必不以此间楚。汉之间楚，必曰“汉之所畏奋增耳，不畏羽也。其所操纵乎汉者，非羽也，增也”。故分别进具于使者，所以显示其重增而轻羽也。增既以图汉为己计，汉又间之，则欲羽不疑增之市权于汉也，得乎？故夺增之权而听其去，卒不解荥阳之围，羽疑增之故盖在此矣。以增之大怒去羽，行未至彭城，即疽发背死；此其生平任气性，少度量，羽始终能堪之以迨其去，则羽之于增犹有始终哉！（见《史论正鹄》三集卷五）

[7]【汇注】

胡三省：古者诸侯遣使交聘，其牢礼各如其命数，以三牲具为一牢。秦灭古法，军兴之时，不能备古之牢礼，故以太牢具为盛礼。孔颖达曰：按《周礼》：膳夫，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谓太牢也。是周公制礼，天子日食太牢，则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后世衰乱，《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则知大夫日食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无文，朔月特豚。故《内则》云：见子具朔食。《注》云：天子太牢，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诸侯祭以太牢，得杀牛；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杀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杀牛，其诸侯及大夫飨食宾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诸侯待宾，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礼，大夫食宾礼，亦用牛也。（《资治通鉴》卷九“高帝三年”注）

[8]【汇注】

王伯祥：举，高捧。举欲进之，将太牢具捧着进献于宾客。（《史记选·项羽本纪》）

[9]【汇注】

王伯祥：详同佯。（《史记选·项羽本纪》）

[10]【汇注】

刘兑阳：言初间以尔为亚父使者，故欲如此敬待耳，今乃项王使者乎！（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汇评】

茅元仪：此策亦甚浅，羽太蠢耳。（《二十一史战略考》卷三《西汉》）

吴见思：两“使者”，句调轻捷。（《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11]【汇注】

张大可：更持去：更换筵席，撤去原来端出的酒筵。（《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12]【汇注】

张守节：（食食）上如字，下音寺。（《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13]【汇注】

张大可：使者归报项王：楚使回去把这情形报告给项王。《通鉴辑览》云：“陈平此计，乃欺三尺童未可保其必信者，史乃以为奇，而世传之，可发一笑。”按，陈平曾为项王都尉，知其为人，故为此计，而项王及使者竟中计，正见项王之憨愚，使者之无能。若项王能用随何、郦生之流，陈平之计，岂可行哉！（《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汇评】

牛运震：“项王使者来”云云，至“使者归报项王”：按此数句中凡用六“使者”，不厌其复，正见句中有眼目。（《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14]【汇评】

赵蕤：陈平以金纵反间于楚军，间范增，项王疑之。此用反间者也。……非圣智莫能用间，非密微莫能得间之实。此三军之要，唯贤哲之所留意也。（《长短经》卷九《五间》）

司马光：自古人臣有功者谁哉？愚以为人臣未尝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草木，天不雨露之，则不能以生；月有光华，日不照望之，则不能以明；臣有事业，君不信任之，则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项羽用范增谋强霸诸侯，围汉王荥阳，几拔矣。闻汉之反间而疑之，范增怒去，而项羽卒为汉擒。……噫，人主苟不知其贤则已矣，已审知其贤，授之以政，而复疑之，何哉？（引自《涵芬楼古今文钞》卷二《功名论》）

李元春：陈平间项羽计，以恶具更进，项王使情大浅显，项王信之，愚甚矣。（《诸史闲论·史记》）

浦起龙：楚固易愚耳。（《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王鸣盛：项王之失，不在粗疏无谋，乃在苛细多猜疑不任人。韩信、陈平皆弃以资汉。至于屡坑降卒，嗜杀失人心，更不待言。（《十七史商榷》卷二《项氏谬计四》）

鲁一同：夫项王与沛公，同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一旦有大功，先定关中，乃忌其能。既已讲解，而欲刺之樽俎之间，事会不偶，沛公间道逃去，犹诮让羽曰：“竖子不足与谋！”然则增固素与竖子谋者也。新安二十万之众，竖子可与谋者也；增平日教羽如此，羽虽利其能，然其阴险狠戾，盖忌之久矣。故一旦形迹疑似之际，而其间易入也。（见《古今文综》第二册《范增论》）

[15]【汇评】

孙琮：奇计如增，又为奇计所卖。无他，用与不用耳。（《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俞樾：夫陈平，楚之亡卒……然平能使帝益厚己而不惑于诸将之多言，安有身为谋主者十余年，而犹为敌人所间者哉？是故范增非智士也。（见《史论正鹄》三集卷五）

[16]【汇注】

凌稚隆：亚父谓项王曰：“善胜敌者，策敌者也；不善胜敌者，策于敌者也。甚矣，大王之为汉也！臣荐韩信，而大王不用，已令汉用之矣；臣荐陈平，而大王不用，已令汉用之矣。汉欲大王杀义帝，以为大王罪，大王杀之矣。今者又欲大王弃臣，大王固先厌臣矣。”（《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17]【汇注】

钱伯城：赐骸骨：辞官不做。骸骨，指身体，做官时一身献给君王，辞官就是请君王把身体赏还。归卒伍：做一个平民。古代乡里编制，以五家为伍，三百家为卒。（引自《史记纪传选译》上《项羽本纪》）

张家英：“卒伍”犹言“士伍”，古者兵民合一，“士伍”“卒伍”之身份亦即平民。《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公孙弘称“陛下过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公孙弘所谓“卒伍”，与范增所谓“卒伍”，实皆“平民”一词之代称。（《〈史记〉十二本纪疑诂·项羽本纪》）

【汇评】

洪迈：增始劝项氏立怀王，及羽夺王之地，已而杀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谊争之以死；怀王典诸将约，先入关中者王之，沛公既先定关中，则当如约，增乃劝羽杀之；羽之救赵，杀上将宋义，增为末将，坐而视之；坑秦降卒，杀秦降王，烧秦宫室，增皆亲为之，未尝闻一言也。至于荥阳之役，身遭反间，然后发怒而去，呜呼，疏矣哉！增盖战国从横之余，见利而不知义者也。（引自《史记评林》）

范槚：范增为楚谋臣，图事揆策，史不多见。惟立义帝与杀沛公，于楚似为得计。然义帝之存，罔以重国，而义帝之亡，适以树兵。其视郦生复立六国，相去殆无几也。至于鸿门之会，急于制汉王，玦之示不行，拔剑之舞继至，意以沛公既毙，则其余不足图矣。岂知君仁君暴为量不同，而天授天亡，其机已决。智不及此，而欲以好杀一天下，是以暴济暴，吾未见其可也。独其乞骸一节，庶几洁身之义。呜呼，亦晚矣！（《洗心居雅言集》卷上《范增》）

程馀庆：“好奇计”者，反为奇计所中。（《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8]【汇评】

刘劭：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必聪能谋始，明而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体分不同，以多为目，故英雄异名。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于雄，而英不可少也。英分少则智者去之，故项羽气力盖世，明能合变，而不能听采奇异，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陈平之徒皆亡归高祖。（《人物志》卷中《英雄》）

秦观：臣闻兵家之所以胜者，非特将良而士卒劲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敌合变，出奇无穷者为之谋主焉。……将虽良，图籍虽具，法制虽谨，号令虽严，旌旗鼓铎虽修，车骑步兵虽练，不可以无谋主。盖将军之于谋主也，有之者胜，无之者败；己弃之而资敌者败，敌取之而助己者胜；尝用矣而或弃者亦败，弃矣而或用者亦胜。何以知其然耶？昔楚汉之强弱者，不待较而知也。而项氏乘百战之威，身死东城，刘氏以颠沛奔北之余，五载而成帝业，何哉？汉有良、平之属为之谋，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淮海集》卷十六《谋主》）

韩兆琦：韩信、陈平、黥布等原来都是项羽的部下，但后来都一个个离开项羽去投奔刘邦了。而韩信恰恰就是后来在军事上彻底摧毁他，置他于死地的人。始终忠于他而又谋略过人的就是一个范增，而项羽对范增竟然也不听信。正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此，所以才使陈平的反间计得以轻易奏效。项羽这种刚愎自用，不善用人的特点是当时人所共知的，《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曾说：“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邧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高祖本纪》记载高起、王陵曾说：“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刘邦更进一步总结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博议·项羽本纪》）

[19]【汇注】

裴骃：《皇览》曰：“亚父冢在庐江居巢县郭东。居巢廷中有亚父井，吏民皆祭亚父于居巢廷上。长吏初视事，皆祭然后从政。后更造祠于郭东，至今祠之。”（《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疽，七余反。崔浩云：“疽，附骨痈也。”《括地志》云：“髑髅山在庐州巢县东北五里。昔范增居北山之阳，后佐项羽。”（《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杜佑：楚汉相持，未决胜负，陈平言于汉王曰：“彼项王骨鲠之臣，以亚父、钟离眜、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其后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然之。遂出黄金四万斤与平，恣所为，不问出入。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眜等为项王将，功已多矣，然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灭项氏，分王其地。项王果疑之，使使为汉，汉为太牢之具，举进见楚使，即佯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也。”复持去，以恶草具进楚使。使归，具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亚父闻项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汉遣纪信诈降，而汉王宵遁，终灭项羽。（《通典》卷一百五十一《间谍》）

凌稚隆：亚父既谢项王而归彭城也，邑邑剌剌，唇燥吻涸，淫火四上，焚于大宅，肉食鲜进，数引浆勺，中夜起坐，徬徨颠错。乃召卜师……卜师乃前跽曰：“下走愚，不敢以天请，敢以人请也。君侯之初从武信君也，为策谁立？”亚父曰：“立怀王。”曰：“武信君之败于雍王也，君侯奈何不先言之？”曰：“固言之而武信君愎弗听也。然吾时在襄城。”曰：“君王之擅杀卿子冠军也，而胡弗止也？”亚父曰：“何哉？夫卿子冠军以口将者也，而又多外心，且师老矣。秦克赵而强，我闻克而馁，必败！夫一呼吸，而存亡系焉，非君王其谁能安楚？”卜师曰：“善！君王之坑秦降卒二十万新安也，而胡弗止也？”曰：“吾固止之，而君王方有恐也，其秦卒怨且有谋。夫六国之吏民剚项刲腹，断肢屠胄于秦人之手者十世矣，而今幸得复；且以秦人之一，谢赵人之二，犹未足也。盖君王一言之，而众刃蝟发，谁能已也？以诸侯戮秦二十万而不可，以秦戮诸侯十世而百倍之可，吾未之敢信也。”曰：“君王之诛子婴而烧秦宫室也，而胡弗止也？”曰：“有之。夫子婴者，秦公子也，我楚之先，怀王而以诈死，王负刍而以幽死。君王之大父燕与武信君而皆以斗死。夫诸侯王之先降而全者，谁也？其各修怨焉，夫谁之能止？都城之内外，若朝宫者大而不可训，其离宫则孰非诸侯王之故而忍存之？夫是以弗止也。”曰：“君王之倍帝约而弗予汉秦也，而胡弗止也？”曰：“君王非倍约也，以程功也。当是时，救河北难，入关易，支秦之劲难，乘秦之隙易。籍令汉王与卿子偕而北也，我君王之入关也，我入关秦且折而楚。汉王与卿子败，败而彭城继之，楚亦折而秦。且汉王不待报而遽有秦，闭关以扞我，是汉先倍约也，非君王也。”曰：“然则君王胡以不遂都关中？”曰：“以存约也。示与汉两置之。且君王纲纪之仆靡西人焉，而皆楚卒也，谁能无楚思？”卜者前贺曰：“卜之天，而君侯左也；卜之人，天且为右焉。虽然，义帝江之役其真盗乎？抑有以受乎？君侯其与闻乎？抑弗闻也？请更卜之心。”亚父不能答。夕疽发于背。七日，而亚父卒。（《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汇注】

朱忻：范增墓，在城南里许，古名亚父冢。……《水经注》今彭城南项羽凉马台之西南山麓上，即亚父冢也。元季有贾胡盗发其冢，得宝剑，去。明嘉靖中户部主事岳东升表其墓。（见《徐州府志》卷十八《古迹考·范增墓》）

何治基：西楚范增墓在巢县（原注：旧按《后汉书·居巢》注引《皇览》，范增冢在巢县郭东。《寰宇记》范增冢在巢县，《古今葬地记》范增冢在巢县郭东，有亭，亭中有井）。（见《重修安徽通志》卷六十《舆地志·陵墓·庐州府》）

又：范亚父祠，在巢县治内，祀楚范增。（同上）

陈直：《御览》卷五百六十引戴延之《述征记》云：“彭城南有亚父范增冢，冢高四十余丈。”（《汉书新证·陈胜项籍传》）

王恢：《清统志》（一二三）：“亚父冢在县郭东，亚父山在县东十里。”（《纪要》云：东北二十里）《寰宇记》（一二六）云：“亚父死于山傍。”《泗水注》：“泗水南迳彭城县故城东，又迳亚父冢东。《皇览》曰：亚父冢在庐江（居巢）县郭东。……按《汉书·项羽传》历阳侯（原误）范增，未至彭城而发疽死，不言之居巢。今彭城南有项羽晾马台，台之西南山麓上即其冢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

【汇评】

洪迈：世谓范增为人杰，予以为不然。夷考平生，盖出战国纵横之余，见利而不知义者也。始劝项氏立怀王，及羽夺王之地，迁王于郴，已而弑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谊，争之以死；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关中者王之”，沛公既先定关中，则当如约，增乃劝羽杀之，又徙之蜀汉；羽之伐赵，杀上将宋义，增为末将，坐而视之；坑秦降卒，杀秦降王，烧秦宫室，增皆亲见之，未尝闻一言也。至于荥阳之役，身遭反间，然后发怒而去。呜呼，疏矣哉！东坡公论此事伟甚，犹未尽也。（《容斋随笔》卷九《范增非人杰》）

陈傅良：高祖畏范增，几为所祸者数也。范氏在，岂真足以帝楚者哉？君臣之间，非其相济不足之患，而惟其相正以裁其过之难。项氏之毙惟其暴也，力罢于亟战，勇衰于屡逞，而恩信失于好杀，是皆羽之所以取亡，而增也又佐而决之，犹御奔马且疾鞭，马汗而不知止，以速其远至，焉有不败者哉？是故亚父未去，楚亡兆矣。何者？其锐略尽，则其末固易与也。盖尝论之：羽虽悍戾，犹有可感而入者。欲坑外黄，愧于舍人儿之一言；欲烹太公，而悟于项伯之微谏。则戮子婴、贼义帝、斩韩生、坑秦二十万众，亚夫独不可尝试晓之耶？不惟不晓羽，意者增实教之也。观其始末，劝羽自急攻之外无异策，是所谓以火济火也。始增之计一行，百楚果亡汉，则羽又一秦也，增又一商鞅也，天下岂能久安楚也哉？……高帝之所以胜，亦萧何、留侯全之而已。其迁于南郑，与淮阴自王，帝有所不能忍者，向微二子，几以怒败。而增则欲疾攻恣杀，以就慓悍之项羽，岂所以全羽者乎？色气盛于年少，而志量浅于更事之不多，增以垂老谋楚，而暴不减籍，若其尚壮，殆将尤焉。呜呼，是虽高帝之所畏，吾意萧相国、留侯未尝不笑其疏，而堕于其画也哉！（见《十先生奥论注续集》卷九《范增》）

钱时：甚矣，反间之可畏也！间行于家则家睽，间行于国则国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至于相残相贼而不相保，吁，有由矣！武涉说韩信，信曰：“汉王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答蒯彻则又曰：“汉王遇我甚厚，我岂可以乡利而倍义乎！”君信其臣，故臣亦信其君，虽欲间，何自入哉？随何之言一行于九江，而黥布叛，陈平之谋一行于楚，而范增、钟离眜之属危。无他，意忌信谗，反间之路也。益告舜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孔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诉，石行焉，可谓远也己矣。”此万世之大训也。观陈平为计，倾欹巧险如此，为人上者可不戒惧矣哉！（《两汉笔记》卷一《高祖》）

张志淳：东坡论范增为人杰，盖本汉高以萧何、张良、韩信为人杰。以项羽有一范增不能用，则汉高固以人杰许增矣。此东坡所本也。……夫增之为人，尊以亚父，则留言计不用则去，且又能逆知汉高之志不在小，终能覆楚，非人杰其谁能之：予少尝作《增论》，惜其不能佐梁声秦之罪以伐之，而假立楚后以为汉资，今思之，亦不止此，盖羽有盖世之勇，增负间世之智，羽既尊己，谓以智佐勇，而天下无余事矣。殊不知羽虽勇，一人之勇也，己虽智，一人之智也，顾再不思求天下之勇智以为勇智，此其所以失之信、平辈，而更不闻荐一士也。其志业无成，所蔽在此耳。（《南园漫录》卷一《人杰》）

胡应麟：楚之谋臣，亚父而已。然其谋得与失盖相等焉。其谋之失者一，曰立义帝；其谋之得者一，曰图沛公。以陈涉之庸也，大呼泽中，从者百万，智如梁，勇如籍，乃使立楚怀而君之。梁死，籍苦战以定天下，于怀无尺寸假也。虽然，君之矣，而弑之以成汉之名，可乎？其图高祖也，识天下之大势，虽羽弗如也。世之俚儒坚执以为笑端。夫沛公死，至今数千年，无二沛公也，当时可知也，曰“天将启之矣，其可废与！”噫，斯语也，他人则可，亚父则不可。（《少室山房丛书》卷六）

吴见思：便中序完范增事，是附传体。（《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刘鸿翱：吾观沛公之得天下，子房、萧何外，陈平、韩信之功居多。平与信皆楚之亡将，项王不识可也，增亦不识之乎？不识平与信之才，是不明也；识平与信之才，而不引之以为谋主，是蔽贤也。荥阳之围，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而增遂疽发彭城矣。是增之亡，亦增计之拙也。苏子瞻谓“增不去，项王不亡”，增不去与项王同死于垓下而已矣，安能不亡哉！（《绿野斋文集》卷二《范增论》）

汉将纪信说汉王曰[1]：“事已急矣，请为王诳楚为王[2]，王可以间出[3]。”于是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4]，楚兵四面击之。纪信乘黄屋车[5]，傅左纛[6]，曰：“城中食尽，汉王降。”楚军皆呼万岁[7]。汉王亦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8]，走成皋[9]。项王见纪信，问：“汉王安在？”信曰：“汉王已出矣。”项王烧杀纪信[10]。

[1]【汇注】

程馀庆：今顺庆府西，充县东，高阳里，扶龙村，有纪信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汇注】

胡三省：诳，居况翻，欺也。（《资治通鉴》卷九“高帝三年”注）

【汇评】

吴见思：请为王诳楚为王：句法奇，然已详尽。（《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3]【汇注】

张大可：间出：趁机逃出。（《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4]【汇注】

司马迁：陈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城东门，楚因击之，陈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夜出去，遂入关，收散兵复东。（《史记·陈丞相世家》）

[5]【汇注】

张守节：李斐云：“天子车以黄缯为盖里。”（《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周祈：蔡邕曰：天子车辇羽盖，以黄缯为里，是为黄屋。李斐曰：纛，羽保幢也，在乘舆车衡上左方注之，故曰左纛。（《名义考》卷十二《鸾旗属车黄屋左纛》）

惠栋：“戴黄屋”，《前书音义》曰：天子车以黄缯为盖裹，故曰黄屋。（《松崖笔记》卷三《黄屋》）

【汇评】

孙琮：汉代首功。（《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6]【汇注】

裴骃：李斐曰：“纛，毛羽幢也。在乘舆车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为之，如斗，或在头，或在衡上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吕祖谦：蔡邕曰：“以犛牛尾为之，如斗，或在头，或在衡上也。”此战国以来王者之制也。太史公高帝赞曰：“朝以十月，车服黄屋左纛。”言遂为汉定制也。（《大事记解题》卷八《本注》）

编者按：《续志》：“圣人处天子之位，黄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时刘邦仅受项羽册封而为汉王，不当有此车饰，且在戎马倥偬之际，更不应以此为炫耀。纪信借此诳楚，车饰亦为骗局而可知矣。

胡三省：李斐曰：天子车以黄缯为盖里。纛，羽幢也，在乘舆车衡左方上柱之。蔡邕曰：以犛牛尾为之，大如斗，或在头，或在衡。应劭曰：雉尾为之，在左骖，当镳上。师古曰：应说非。《尔雅翼》：犛，西南夷长髦牛也，似牛，而四节、腹下及肘皆有赤毛长尺余，而尾尤佳，其大如斗。天子之车左纛，以此牛尾为之，系之左马轭上。盖马在中曰服，在外曰、，即骖也；安最外马头上，以乱马目，不令相见也。纛，徒倒翻，又音毒。（《资治通鉴》卷九《高帝三年》注）

编者按：“纛”的形状和所处的位置：《项羽本纪》集解注：“李斐曰：‘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车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为之，如斗，或在头，或在衡上也。’”《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曰：“纛，雉尾为之，在左骖当镳上。”《后汉书·舆服志》：“左纛以犛牛尾为之，在左马轭上，大如斗。”上引各家之言略有歧异，其形状：一说以犛牛尾为之，形如斗：一说为毛羽幢：一说雉尾为之。其所在的位置：一说在左的头上或在衡上：一说在车衡左方上注之：一说在左骖当镳上：一说在左马轭上。

秦始皇陵园出土的一、二号铜车马的右骖马额顶部各立一根铜杆，杆端有缨络状的穗形装饰，名曰纛。其形状与蔡邕之说相似，与毛羽或雉尾的形状不类。它不是在左骖马的头上，也不是在衡上或轭上，而是在右骖马头上，与汉制不同。汉代的纛可能是在左骖马的头上或衡上，说在左骖的轭上或左骖当镳上的可能性较小。

纛是天子乘舆马头上或衡上的装饰。《史记·高祖本纪》说：“车服黄屋左纛。”上面所引述的《独断》《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高帝纪》《后汉书·舆服志》等，所记述者均系帝王车，而未见卿大夫及一般臣民车或战车上有纛的装置者。它显示了车主地位的高贵，是区分车舆等级的标志之一。《后汉书·舆服志》说：“故圣人处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邃延，日月升龙，山车金根饰，黄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设纛之制似始于秦，盛于汉。一、二号铜车是目前仅见的一例纛的实物标本。

[7]【汇注】

王伯祥：万岁本古人庆贺之辞，犹万福、万幸之类。其始上下通用。后因朝贺时对君主常用“万岁”作颂祷的口号，于是变为帝王的专称，而民间口语，仍相沿未改。此处楚军皆呼万岁，乃楚军见汉王之降而自相称庆，并不是呼汉王为万岁。（《史记选·项羽本纪》）

杨家骆：呼万岁，按：赵翼《陔余丛考》：“‘万岁’本古人庆贺之词。……《史记》‘优旃悯梐楯郎雨立，有顷，殿上上寿，称万岁’。‘田单伪降燕，燕军皆呼万岁’。‘纪信诳楚曰，食尽，汉王降；楚军皆呼万岁’。‘项羽归太公、吕后于汉，汉军皆呼万岁’。……盖古人饮酒，必上寿称庆曰‘万岁’。其始上下通用，为庆贺之词，犹俗所云‘万福’‘万幸’之类耳。因殿陛之间用之，后乃遂为至尊之专称。”据此，则此处所呼，亦楚军见汉王出降而自相称庆之词，并非呼汉王为万岁。（《史记今释》）

【汇评】

吴崇节：按此亦甚危矣。使羽不遽信其诳而谛视之，则亦安能脱此虎口哉？一闻降楚之语，而遂有万岁之呼，则知羽之少智寡谋，气盈量隘而终非高帝敌也。（《古史要评》卷一《纪信诳楚》）

[8]【汇评】

杜佑：楚汉相持，项羽围汉王于荥阳，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亚父劝项王急攻荥阳。汉王患之。陈平反间，既行，羽果疑亚父。亚父大怒而去，发病死。汉将纪信曰：“事急矣，请诳楚可以间出。”于是陈平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楚因击之。纪信乃乘王车，黄屋左纛，曰“食尽，汉王降楚”。楚军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之，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去。（《通典》卷一百五十《兵三·敌降审察》）

朱翌：纪信乘汉王车以绐楚，卒免汉王于难。春秋时亦有此。定三年，楚子在公宫之北，吴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己为王，曰：“以我与之，王必免。”随人卜，与之不吉。《公羊》成二年，晋还齐侯。还，绕也。晋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马前。逢丑父者，齐顷公之车右也，面目与顷公相似，衣服与顷公相似，代顷公当左，使顷公取饮。顷公用是佚而不返。逢丑父曰：“吾赖社稷之灵，吾君免矣！”郤克曰：“欺三军者，其法奈何？”曰：“法斮。”于是斮逢丑父。（《猗觉寮杂记》下）

杨慎：世岂有乘黄屋、左纛降者哉？又况受降如受敌，楚何以使汉王得间出耶？（引自《史记评林》）

[9]【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成皋故县在洛州汜水县西南二里。”（《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张大可：走成皋：刘邦从荥阳突围西走成皋，据《汉书·高帝纪》，时在汉三年五月。项羽留兵围荥阳，向西追击，攻下成皋。刘邦得关中兵，南下宛、叶，调项羽南下，而后刘邦北上夺回成皋，杀楚将终公。成皋，即虎牢关，汉置成皋县，为军事要冲，故城在今河南荥阳西北之汜水镇。（《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10]【汇校】

晋灼：纪信焚死，不见其后。《功臣表》云：通，纪成之子。刘贡父曰：汉祖以善用人得天下，岂忘纪信之功哉？疑成者即信之一名也。（见《昭代丛书》下集补第二卷《读史记札记》）

潘永季：《项羽纪》沛公谢羽鸿门，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持剑盾步走。纪信，《汉书·高帝纪》作纪成。刘贡父云疑成者即信之一名也。按高祖功臣侯者襄平侯纪通，以父成死事封侯，而周苛子成、郦食其子疥封侯，亦以父死事。故苛与信俱死荥阳，则贡父说是矣。（见《昭代丛书》下集补第二卷《读史记札记》）

【汇注】

王圻：纪信乘汉王车以绐楚，卒免汉王于难。（《稗史汇编·人物门·忠良上·纪信子》）

王士俊：纪信墓在荥泽县城西孝义保。信为将军，乘汉王车诳楚，被焚而死，葬此。（《河南通志·郑州》卷四十九《陵墓》）

又：纪将军庙：在荥泽县西二十五里，祀汉纪信。明正统三年奉敕建。《河南通志》卷四十八《祠祀》）。

梁玉绳：张晏、刘攽以襄平侯纪通为信子，非也。纪成以战好畤死，通乃成之子，何得并为一人？明徐昌祚《燕山丛录》言定州城东三十里，有固城，父老相传是高祖筑以封纪信后者，然无确据，恐不足凭。《通考》一百三卷，唐高宗赠信骠骑大将军，宋真宗赠太尉，《余冬录序》言镇江、庆元、宁国、太平、华亭、芜湖等郡邑皆以信为城隍神，今之山西省城隍，亦祀信。当时无爵荫，后世歆享焉，胜封侯远矣。（《史记志疑·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程馀庆：墓在荥阳城西三里。（《历代名家说评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汇评】

刘知幾：班史称纪信为项籍所围，代君而死。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史通》卷六《叙事》）

佚名撰、钱孟浚刊：李德裕曰：自周汉迄于巨唐，杀身成仁，代有髦杰，莫不显一身之义烈，未有系一国之存亡。唯纪信乘黄屋以诳楚，赴烈焰而存汉，数千年间一人而已。汉祚四百，由此而兴。余谓汉祖封建纪氏，宜在萧、曹之上，报德未称，良可悲也。（见《历代名贤确论》卷三十一《三良》）

杨一奇辑、陈简补：荥阳之围，信功大矣，厥后行赏，雍齿且封侯，而信无一爵之赠。汉真少恩哉！或曰：诳不可以为功也。曰：微服过宋，非欤？（《史谈补》卷二《纪信诳楚》）

唐顺之：“荥阳之急，三杰束手。纪信以身诳楚，汉王以十骑出西门，其功大矣。厥后论功行赏，信未蒙一爵之荣，说者谓汉寡恩，信哉！”解曰：汉之寡恩，不独此也。于彭越则醢之矣，布则诛之，以开国创业之韩信，犹不免走狗之烹，尚何知有一纪信哉！虽然纪信之恩可怀，纪信之术则不可训。人君举事，必取其可法，使必以代死为殊功而厚爵禄以封赏之，则轻生之辈争杀身以邀功名矣。故召公杀子以存宣王，终身不言其事：婴、臼诛儿以保赵孤，事成不受其赏，此见乎其大而非以要功名也。彼荆轲、聂政之徒，岂不欲以一死邀功哉？而卒无成功者，天不欲此辈得志也，故介推割股而绵山焚死，南云断指而睢阳沦没。以此见丈夫筹画济事，不在区区伤残肢体间也。虽然，亡身以拯危，捐躯以存君，如纪信有几人哉？汉之寡恩殊可恨也。（《两汉解疑上·纪信》）

徐一夔：予读《太史公书》，至纪信以身代死之事，作而言曰：信之忠诚一至是乎？且信崛起之徒也，当其事汉，项羽围荥阳，汉危甚，王时欲存，有降而已。降则汉事去。信遂自为王，降羽，王因得脱，羽烧杀信。吾意是时汉事未定，如信者不过苟相依乘，以饕富贵，而忠诚若此，何可得哉？汉王既定天下，尝斩丁公以劝忠矣，而于信独无赠典，及太史公记载刺客，如荆轲、聂政、为之列传；说客如苏秦、张仪，为之列传；刑名如韩非、申不害；货殖如卓王孙、陶朱、猗顿，为之列传；至于杀身成仁如纪信者，乃独不为之列传，遂使信之大忠不白于天下后世，而临危顾身者，踵相接也。爰叙而铭之。铭曰：黄金可销，白石可磨，将军之志，之死靡他。一念之精，如霆之发。视刃不铦，视火不烈。荥阳之围，汉累卵危，委八尺躯，全一帝基。死生之故，夫岂易与？兴亡之决，在此一举。捐躯殉国，有若斯人，缅想先烈，莫之与伦。（见《皇明文衡》卷六十五《汉纪信碑有序》）

黄淳耀：或曰：纪信有功于高帝甚大，帝不赠一爵，为寡恩。……则予未敢谓然。古者未尝有追赐爵之礼，汉初去古未远，故死事之臣，但封其子为彻侯，而死者不复赐爵。终西汉之世皆然，不独信也。至东汉之来歙为刺客所害，始赠中郎将征羌侯，前此未有也。高帝时周苛守荥阳，骂项籍死，子城封高景侯，郦食其使齐死，子疥封高梁共侯，吕婴死事，子它封俞侯，此三人死事虽同，而功皆逊信。高帝则固已侯其子矣，帝生平于德怨之际甚明，若谓厚于苛等三人而薄于信，岂有此理哉？吾故谓信而无子也则已，信而有子，则必侯。信子而侯，则虽追封不及于信，而不可谓之寡恩矣。（《陶庵集》卷一《纪信不侯辨》）

毕沅：纪信墓碑：长安二年七月立，卢藏用撰，并隶书篆额，在荥阳。《宝刻类编》有此碑。《唐文粹》载此文。《地形志》云：荥阳有纪信冢。刘昫《唐书本纪》云：麟德二年十一月，次于原武。以少牢祭汉将纪信墓，赠骠骑大将军。知唐时甚重纪信。碑未述其事，惟记县令孔祖舜表墓之美，中有云：“石乞就亨以侚白。”《说文》无“殉”字，知经、史“殉”字皆当作侚。（《中州金石记》卷二《纪信墓碑》）

程馀庆：序事之体，有直书其事迹而人品可见者。史称纪信为项羽所围，代君而死，此不言其节操而忠义自彰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汉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枞公、魏豹守荥阳[1]。周苛、枞公谋曰：“反国之王[2]，难与守城。”乃共杀魏豹[3]。楚下荥阳城[4]，生得周苛[5]。项王谓周苛曰：“为我将，我以公为上将军[6]，封三万户。”周苛骂曰：“若不趣降汉[7]，汉今虏若，若非汉敌也。”项王怒，烹周苛[8]，并杀枞公。

[1]【汇注】

裴骃：枞音七容反。（《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陈直：沈钦韩曰：《元和姓纂》作从公，汉有将军从成公。考《汉印文字征》第八、十二页，有“从利”印，枞盖从之假借字，沈说是也。（《汉书新注·陈胜项籍传》）

王伯祥：御史大夫，位上卿，掌副丞相，本为秦官。时周苛在汉任此职。枞音纵，姓也。枞公失其名。魏豹时又降汉，故与周苛、枞公同受汉王之命，留守荥阳。（《史记选·项羽本纪》）

[2]【汇注】

夏伯炎：反国之王：魏豹原被项羽封为西魏王。刘邦东出讨伐楚时，豹归附汉。刘邦在彭城失败时，豹又反对汉。汉二年八月，韩信破魏，虏豹，刘邦赦免了他。（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3]【汇注】

赵翼：《史记》，魏豹立为王。薄姬之母纳薄姬于其宫，许负相姬云：当生天子。豹闻之，乃反。后豹被诛，薄姬得侍汉高祖，生文帝，果为皇太后。（《陔余丛考》卷四十一《魏豹李锜李守贞皆以妇人谋反》）

【汇评】

方回：魏豹之兄魏咎，故魏时宁陵君。秦灭魏为庶人（《史记》云迁咎为家人），陈胜之起，咎往从之，周巿下魏地而不肯为王，贤者也。迎咎为王。章邯破之，约降，咎自烧杀，以全其民，亦贤者也。项羽后立豹王魏，寻移豹河东为西魏王，其以国属汉而从汉王击羽彭城，怨之也。自彭城还，请视母，归国，叛汉，韩信遂击虏之，乃反覆之人。考之《薄姬传》，许负相薄当生天子，豹以是叛汉，愚矣哉！（《续古今考》卷十六《虏魏王豹》）

李祖陶：六国初亡，人多思之者。故魏人欲立周巿为王，而巿必迎立魏咎。咎为章邯所围，为民约降，而卒自杀，亦为不失其正。盖义固不事秦也。若豹既属汉而卒叛汉，则非矣，宜为周苛之所杀哉！然豹之言曰：“汉王之嫚侮人，吾不忍复见。”以是知汉之所得，不过富贵功名之徒，而故老遗民负道德而自尊重者，必多高飞远引而不出矣，萧何虽欲致贤人，其亦何从得之哉！（《前汉书细读》卷二《魏豹田儋韩王信列传》）

[4]【汇注】

张大可：楚下荥阳城：汉三年五月，项羽南下宛、叶，而后东击走彭越，于六月西破荥阳。（《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5]【汇注】

梁玉绳：附按：《高纪》及《汉书》此事在羽东击彭越之后，当三年六月，今并书于五月守荥阳下者，盖终言之，于文法为连叙，亦犹上文叙陈馀破张耳迎赵歇一节，是二年事，而因陈馀说田荣遂并叙于元年也。（《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6]【汇评】

牛运震：“为我将，我以公为上将军”二语，极肖项王粗直声口。（《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7]【汇注】

吴同宝：“趣”同“促”，犹言“赶快”。（《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项羽本纪》）

[8]【汇注】

司马迁：周昌者，沛人也，其从兄曰周苛，秦时皆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击破泗水守监，于是周昌、周苛自卒史从沛公，沛公以周昌为职志，周苛为客。从入关，破秦。沛公立为汉王，以周苛为御史大夫，周昌为中尉。汉王四年，楚围汉王荥阳急，汉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荥阳城。楚破荥阳城，欲令周苛将。苛骂曰：“若趣降汉王！不然，今为虏矣！”项羽怒，烹周苛。……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为高景侯。（《史记》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

又：项羽四年三月，汉御史周苛入楚，（死）。（《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又：周苛起兵，以内史从，击破秦，为御史大夫，入汉，围取诸侯，坚守荥阳，功比辟阳，苛以御史大夫死事。子成为后，袭侯。……后五年，坐谋反，系死，国除，绝。（《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班固：六月，羽已破走彭越，闻汉复军成皋，乃引兵西拔荥阳城，生得周苛。羽谓苛：“为我将，以公为上将军，封三万户。”周苛骂曰：“若不趋降汉，今为虏矣。若非汉王敌也！”羽烹周苛。（《汉书》卷一《高帝纪》）

又：高景侯周成，父苛以内史从击破秦，为御史大夫，入汉，围取诸侯，守荥阳，功比辟阳侯，骂项籍死事，子侯。（六年）四月戊寅封，三十五年，孝文后五年，谋反，下狱死。（《汉书》卷十六《功臣表》）

李善：《汉书》曰：楚围汉王荥阳急，汉王出去，而使苛守荥阳。楚破荥阳，欲令将。苛骂曰：若趣降汉王，不然，今为虏矣。项王怒，烹苛。（《文选·汉高祖功臣颂》注）

编者按：周苛，沛人，秦时为泗水卒史。高祖起沛，击破泗水守监，周苛即自卒史从沛公，为帐下宾客。又从入关，破秦。沛公立为汉王，周苛乃为御史大夫。太史公于《张丞相列传》中称：“汉王四年（前203年），楚围汉王荥阳急，汉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荥阳城。楚破荥阳城，欲周苛将。苛骂曰：“若趣降汉王！不然，今为虏矣！”项羽怒，烹周苛。其子周成，以父死事，高祖九年（前198年）封为高景侯。封三十五年，文帝后元五年（前159年）谋反死，国除。又按：《续荥阳县志》卷三“名宦祠”称，“在文庙棂星门内，座东向西，内祀二十六人”，第一人即汉之周苛，亦可见其人格对后世影响之深且远也。

【汇评】

陆唐老：林曰：楚、汉之兵力，其不敌也明矣。而当时之人，每以汉为必胜，楚为必败，如随何之说黥布，郦食其之说田广，其言莫不皆然。以此为游士说客之言可也，至于周苛之荥阳，兵穷势屈，为楚所执，当此之时，楚之势固非汉之所能敌，而苛则曰：“若不趋降汉，今为虏矣！”此岂有所要说而为之言哉？谓苛为忠于所事而其言如此可也，若王陵之母，以其从汉之故，见执于楚，及陵使至，陵母曰：“愿为妾语陵，汉王长者，毋以妾故，持二心。”遂自刎而死。此妇人也，当其身之见执，自常情观之，必将使陵归楚以自免，而亦明知成败之由，宁杀其身而不忍其子之弃汉，则楚汉之成败，是天下之人举知之矣。岂唯此哉？鸿门之会，范增以项羽不击高祖之为恨玉斗而怒曰：“吾属今为沛公虏矣。”若增者，项氏腹心之臣也，犹以为楚之必败，则天下之人可知矣。（《陆状元通鉴》卷二十六《太祖高皇帝上》）

吴非：周苛骂项羽而烹，其词气慷慨激烈不少屈。（《楚汉帝月表·正例》）

孙琮：亦是纪信一流。（《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刘沅：是时汉方困于楚，而彭越为汉击楚，周苛不辱，皆大有功于汉也。（《史存》卷六《楚汉纪》）

李元春：楚汉之际，殊少贞臣。纪信，周苛，自足千古。（《诸史闲论·史记》）

汉王之出荥阳，南走宛、叶[1]，得九江王布[2]，行收兵[3]。复入保成皋[4]。汉之四年[5]，项王进兵围成皋[6]。汉王逃[7]，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8]，渡河走修武[9]，从张耳、韩信军[10]。诸将稍稍得出成皋，从汉王。楚遂拔成皋[11]，欲西。汉使兵距之巩[12]，令其不得西[13]。

[1]【汇注】

胡三省：《史记正义》：宛，邓州县。叶，汝州县。宛，于元翻。叶，式涉翻。（《资治通鉴》卷十“高帝三年”注）

王伯祥：宛，古申伯国，秦置县，为南阳郡治。隋改南阳县，即今河南省南阳市。叶，音摄，本楚叶邑。汉置叶县。故治在今河南省叶县南三十里。（《史记选·项羽本纪》）

王恢：叶：《清统志》（二一一）：“故城今叶县南三十里。”《高纪》：汉王出荥阳，入关收兵欲东，从袁生说，出武关，向宛叶，引羽南走。盖使成皋之军得喘息，韩信得安辑河北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楚汉相持荥阳成皋》）

【汇评】

吕思勉：羽以汉二年四月，破汉军于彭城，汉王即退屯荥阳。明年四月，羽乃急攻。汉王使纪信诈降而遁去，其间凡历一年，楚固未尝急攻，然汉亦尝败楚于荥阳南京、索间，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则初亦未尝不思深入，不获，乃改而急攻也。《高祖本纪》云：汉王之出荥阳，入关收兵，欲复东。袁生说汉王出武关，项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复与之战，破楚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与黥布行收兵，项羽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汉坚壁不与战。是时彭越渡睢水，与项声、薛公战下邱、彭城，大破楚军，项羽乃引兵东击彭越，汉王亦引兵北军成皋。当汉王之去荥阳，为楚计者，当急破其城，否则亦留兵围之，而疾行入据洛阳，则关中震动，汉即据之，亦无以定齐、燕，汉王南据宛、叶，复何能为？（《论学集林·项羽将才》）

[2]【汇评】

浦起龙：汉收布，照楚怨布，楚失而汉得矣。（《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牛运震：“汉王之出荥阳，南走宛、叶，得九江王布”：按此又于三年结尾，复提“汉王出荥阳”带叙一事，正与二年末“汉王之败彭城”云云，同一妙笔。（《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3]【汇注】

张大可：得九江王布，行收兵：黥布于汉三年冬十二月降汉，楚得淮南地。汉王令布回淮南收集旧部游击楚，有众数千。同年夏五月，汉王荥阳突围，发关中卒，南走宛、叶，并在行进中收黥布等兵，声势复振，而后北上夺回成皋。（《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4]【汇注】

王应麟：“成皋”：汉河南之县，故虎牢。《郡县志》：河南府汜水县，古东虢国，郑之制邑，汉之成皋。项羽使曹咎守之，汉王破之。成皋故关在县东南二里。《通典》云，后汉置关，春秋襄公二年遂城虎牢，十年，戍郑虎牢。《胡氏春秋传》曰：虎牢，郑地，古称制邑。至汉为成皋，今为汜水县。岩险闻于天下。……地有所必据，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弃焉者也。（《通鉴地理通释》卷七《名臣议论考·成皋》）

【汇评】

王恢：按：成皋固洛阳之险塞，而荥阳又成皋之门户也。负嵩山余脉之斜坡，而河淮千里之平原，楚汉以此决兴亡。其后陈平、灌婴屯十万之众以扼东西之冲；七国反，窦婴、周亚夫以荥阳为司令台。汉初平，晋永兴，永嘉、太和，梁大通，隋大业，无不争此以壮声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奋六世之余烈》）

[5]【汇校】

梁玉绳：附案：此以下所叙之事，前后倒置，不但与《汉书》异，并与《高纪》不同，恐系错简，细校如左。汉之四年当在后“击陈留、外黄”句上，观《汉书·高纪》《籍传》自明。（《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张大可：汉之四年：前203年。按：刘邦从成皋突围至修武夺韩信军，当从《汉书·高帝纪》，时在汉三年六月，此云“汉之四年”误。（《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6]【汇校】

王恢：《史》称“汉之四年，项王进兵围成皋”云云，归有光以为使刘贾将兵佐彭越，至复取成皋一段，前后倒置。郭嵩焘亦以嘱海春侯一段，倒叙失序，《高纪》为得其实。（《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楚汉相持荥阳成皋》）

又：《志疑》云：“自汉之四年以下所叙之事，前后倒置，不但与《汉书》异，并与《高纪》不同，恐系错简。”梁玉绳依文摘叙，以为“当云：‘项王进兵围成皋’至‘令其不得西（此下删“彭越渡河”二十四字），汉王得淮阴侯兵，欲渡河南，郑忠说汉王，乃止壁河内，使刘贾将兵佐彭越烧楚积聚（此下删“项王”九字）。项王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至‘乃东行’。‘汉之四年，击陈留、外黄’至‘是以项王信任之’。汉王则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当是时，项王在睢阳至‘尽走险阻，项王（此下删“已定东海来”五字）西与汉俱临武而军’至‘绝楚粮，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同上）

[7]【汇校】

司马贞：音徒凋反。《汉书》作“跳”字。（《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汇注】

裴骃：晋灼曰：“独出意。”（《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陆唐老：“逃”，本作“跳”，颜师古音徒凋反。言轻身而忽出也。（《陆状元通鉴》卷二十六《太祖高皇帝上》）

胡三省：《汉书》“逃”作“跳”；如淳音逃；《史记·项羽纪》作“逃”；《索隐》：徒凋翻。晋灼曰：跳，独出意，如淳曰：逃，谓走也。余谓《左氏传例》：民逃其上曰溃，在上曰逃。太史公盖用此例，温公仍之。逃，当如字。（《资治通鉴》卷十“高帝三年”注）

[8]【汇注】

裴骃：徐广曰：“北门名玉门。”（《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9]【汇注】

王伯祥：修武本古宁邑，汉置修武县于此。即今河南省获嘉县之小修武。（《史记选·项羽本纪》）

王恢：《郡国志》河内郡修武县，有小修武聚。刘《注》：“春秋曰宁。《史记》高祖得韩信军小修武。晋灼曰：在大修武（今获嘉）城东。”按：高帝出成皋，渡平阴，见《功臣表》周；《河水注》“虎牢玉门”。《河水注》又云：“冶坂城旧名汉祖渡。今孟津县北大河北岸。”（《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楚汉相持荥阳成皋》）

[10]【汇注】

王伯祥：张耳时与韩信（事详后《准阴侯列传》）扎营在小修武，汉王渡河驰宿修武，自称使者，明晨驰入兵营，收夺他们的军权。乃使张耳北收兵赵地，使韩信东击齐。故云从张耳、韩信军。（《史记选·项羽本纪》）

[11]【汇注】

张大可：楚遂拔成皋：此为项羽东破彭越后回城第二次攻下成皋，时在汉三年六月。《汉书·高帝纪》及《通鉴》均同。（《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12]【汇注】

王应麟：“巩”，河南府之县。《地理志》，东周所居。《元和郡县志》：春秋晋师克巩县，本与成皋中分洛水，西则巩，东则成皋。后魏并焉。《尔雅》，巩，固也，四面有山河之固，因以为名。（《通鉴地理通释》卷七《名臣议论考·巩》）

胡三省：班《志》，巩县属河南郡，即东周君所居。《汝洛地图》云：巩，固也。巩县在洛水之间，言四面有山，可以巩固。（《资治通鉴》卷十“高帝三年”注）

[13]【汇评】

孙琮：“欲西”，“不得西”，是紧关处。下接云“乃自东”，有情。（《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牛运震：“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汉使兵距之巩，令其不得西”，看他关煞眼目。（《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程馀庆：此汉之得著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是时，彭越渡河击楚东阿[1]，杀楚将军薛公[2]。项王乃自东击彭越[3]。汉王得淮阴侯兵[4]，欲渡河南[5]。郑忠说汉王[6]，乃止壁河内[7]。使刘贾将兵佐彭越[8]，烧楚积聚[9]。项王东击破之，走彭越[10]。汉王则引兵渡河[11]，复取成皋[12]，军广武[13]，就敖仓食[14]。项王已定东海来[15]，西[16]，与汉俱临广武而军[17]，相守数月[18]。

[1]【汇校】

编者按：“彭越渡河击楚东阿”，《汉书·项籍传》作“彭越渡睢与项声、薛公战下邳”。彭越主攻方向有异。

[2]【汇评】

吴见思：又补出一事，是彭越击楚，遥接上败萧公角事。时事纠纷，一手独运，而逐节写来，一丝不乱。（《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姚苎田：汉王在巩，不足距项王也，全亏彭越牵缀得妙。（《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3]【汇校】

梁玉绳：按：《高纪》及《汉书·纪》《传》，项王击彭越是三年五月，在楚拔荥阳及成皋之前，此书于拔成皋后，一误也。越渡睢水与项声、薛公战下邳，杀薛公，此不书项声，而又谓渡河击东阿，二误也。（《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汇注】

吴见思：项王乃自东击彭越：自西而东，暂也，为彭越也。（《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张大可：是时，彭越渡河击楚东阿，杀楚将军薛公。项王乃自东击彭越：项羽东击彭越，时在汉三年五月，这里书于楚再拔成皋之后，即六月，梁玉绳认为行文有误，非是。“是时”二字应作“初”字读，是话分两头之意，即指项羽攻围荥阳，一下成皋之时，也就是汉三年五月。当时，刘邦为了阻止项羽的攻势，在南下宛、叶的同时，令彭越将兵从东阿绕出楚之后方，迂回突击至下邳，迫使项羽东救，刘邦才夺回成皋，重新布署了防线。故“是时”等句为上下文之间的插说，应单独标出为一小段，则文义显然。中华书局点校本及各种选本均属下段连读，遂使文义扞格不可通。按：项羽一拔成皋之后，应不顾刘邦的调虎离山之计，乘胜西进，打破汉王坚守的成皋阵线，则刘邦的南下宛、叶，彭越之绕出楚后必将归于失败，无奈此时范增已亡，项羽无谋，被刘邦调其南下宛、叶，东救下邳，疲于奔命，于是刘邦的成皋阵线复固。（《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4]【汇校】

梁玉绳：按：“淮阴侯”当依《高纪》作“韩信”，下文五称“淮阴侯”同。（《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汇注】

王伯祥：淮阴侯即韩信，时尚未有此称，是史家追书之辞。（《史记选·项羽本纪》）

[5]【汇注】

王伯祥：欲渡河南，意欲渡河而南，争取成皋、荥阳。（《史记选·项羽本纪》）

[6]【汇注】

王伯祥：郑忠时为汉郎中，劝汉王高垒深堑，暂勿与楚战。故云说汉王。忠，《蜀本》作“公”。（《史记选·项羽本纪》）

[7]【汇注】

马持盈：壁河内：在河内设营壁以守。（《史记今注·项羽本纪》）

[8]【汇注】

张大可：刘贾：刘邦堂兄，汉封荆王，事详《荆燕世家》。（《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9]【汇校】

梁玉绳：按：汉王使卢绾、刘贾将兵佐越，击破楚军燕郭西，烧其积聚，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此但言贾佐越烧积聚，似太略，当参《高纪》《越传》及《汉书》观之。此下应接“项王乃谓海春侯”一段。（《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汇注】

司马迁：汉王得韩信军，则复振。引兵临河，南饷军小修武南，欲复战。郎中郑忠乃说止汉王，使高垒深堑，勿与战。汉王听其计，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与彭越复击破楚军燕郭西，遂复下梁地十余城。（《史记·高祖本纪》）

又：汉王三年，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于梁地。汉四年冬，项王与汉王相距荥阳，彭越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县。（《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汇注】

陆唐老：汉王得韩信军，复大振，引兵军小修武，欲复与楚战。郎中郑忠说止汉王，使高垒深堑，勿与战。汉王听其计，使将军刘贾、卢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佐彭越烧积聚，以破其业，无以给项王军食而已。楚兵击刘贾，贾辄坚壁不肯与战，而与彭越相保。（《陆状元通鉴》卷二十六《太祖高皇帝上》）

又：积聚，所畜军粮、刍藁之属。（同上·自注）

吴同宝：积聚：“积”，通“”，音资，禾粟薪刍的总称。此指粮秣辎重。（《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项羽本纪》）

【汇评】

刘友益：特笔也。事有关于成败之故者，虽小事，《纲目》必书之。汉初，书烧楚积聚，中兴书袭取莽辎重……皆特笔也。（《资治通鉴纲目书法》）

李祖陶：刘贾烧楚积聚之功殊伟。盖楚汉之争，项羽兵最强，战无不克，汉几无以制之，惟有使之食少，则不烦力击而自散，故本纪两书彭越反梁地，绝楚粮，为最有功，而贾更入楚地烧其积聚，以败其业，使无以给军，为尤狠也。（《前汉书细读》卷二《荆燕吴列传》）

[10]【汇校】

梁玉绳：按：此即下文项王令曹咎守成皋而引兵定梁地之事，《彭越传》所谓越北走谷城者也。在此《纪》中于事为重出，于文无所附，当衍之。（《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汇评】

程馀庆：此楚之失著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1]【汇注】

程馀庆：此“则”字作遂字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2]【汇校】

归有光：按《汉·高纪》，使刘贾佐彭越烧楚积聚，羽乃令曹咎守成皋而引兵定梁地，汉破咎兵汜水上，复取成皋是一事。而此《纪》前后倒置，遂作两段。若汉先取成皋，楚无缘得令咎守之也。考《汉书》纪传自明。（引自《史记评林》）

【汇评】

程馀庆：齐晋楚之霸，皆先服郑。范睢、李斯之谋，皆先攻韩。盖虎牢，天下之枢也。在虢曰制，在郑曰虎牢，在韩曰成皋。虢叔恃险而郑取之，郑不能守而韩得之，韩又不能监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汉楚争之。在德不在险。佳兵者好还，信夫！（《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王恢：《纪要》（四六）：“晋楚之争霸也争郑，秦之并六国也始于韩，以虎牢成皋之险也。及楚、汉争衡，成皋犹为重地。”汉得成皋，卒灭强楚。其后黥布反，薛公以为如塞成皋，胜败未可知。吴楚七国反，不从桓将军说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卒以事败。元狩中，淮南王安谋反，常言塞成皋之道，天下不通云。自汉及唐，多以成皋得失为兴亡之兆。（《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庄襄置三川·太原郡》）

[13]【汇注】

赵翼：楚汉之时，地有两广武。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此广武在荥阳，孟康曰：荥阳筑两城相对，名曰广武，在敖仓西三室山上是也。韩王信惧诛，逃入匈奴，当冒顿谋攻汉，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屯广武以南至晋阳。又《娄敬传》，上以警言匈奴不可击，以为妄言阻军，乃械系敬至广武，此广武在晋阳。《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有广武县是也。《后汉书》周党及王霸皆太原广武人。又《杜茂传》，诏茂屯田晋阳广武以备胡寇，此晋阳之广武也。（《陔余丛考》卷五《广武》）

王伯祥：广武，山名，在河南省荥阳县东北，东连旧荥泽，西接成皋。（《史记选·项羽本纪》）

张大可：复取成皋，军广武：此事在汉四年十月。刘邦用郑忠策，第二次调动项羽东救睢阳，趁机渡河夺回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广武，古城名，在荥阳东北之广武山上。（《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14]【汇校】

梁玉绳：附按：此乃败海春侯后事，当在下文“项王信任之”句下。（《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吴汝纶：归云：“《高纪》使刘贾佐彭越，烧楚积聚，羽乃令咎守成皋，而引兵定梁地。汉既破咎汜水上，复取成皋，是一事而前后倒置，遂作两项。若汉先守成皋，楚无缘复令咎守之也。考《汉书》纪传自明。”某按：汉王伤于广武，走入成皋，成皋在广武西。羽令曹咎守成皋，乃持守之“守”，非守其城也。咎渡兵汜水，以与汉战。按：《括地志》，成皋故城在汜水县西南，而汜水在其县东南，则咎未渡汜水时，不得西守成皋城明矣。汉王之取成皋城屡矣。初，纪信诳楚，汉王出荥阳，走成皋，盖不久留，遂入关收兵而南走宛、叶，其走宛、叶，则《羽纪》《高纪》皆言之；其入关收兵，则《高纪》言之，而《羽纪》不具也。其出荥阳而走成皋，则《羽纪》言之，《高纪》不具也。其《羽纪》所言，自宛、叶而复保成皋也，即《高纪》所称项羽东击彭越，汉王亦引军北军成皋也。其《羽纪》所称跳出成皋北门，而楚拔成皋也，即《高纪》所称出成皋玉门，北渡河者也。至刘贾佐彭越烧楚积聚，即《高纪》所云卢绾、刘贾渡白马津与彭越破楚军燕郭西者也。是时，汉王复取成皋，而《高纪》略之。而项羽令曹咎谨守成皋，即系此下。其广武涧挑战，伏弩射伤汉王，汉王行军，病甚，驰入成皋，在曹咎死后。《羽纪》则伏弩受射，走入成皋，叙在曹咎事前。二纪不同，仅此而已。盖同在一时，故叙次可前可后，但视文势所便，非自牴牾，亦非倒乱事实。其余则详略各有所宜，不得据彼讥此也。（《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项羽本纪》）

【汇注】

司马迁：汉三年秋，项羽击汉，拔荥阳，汉兵遁保巩、洛。楚人闻淮阴侯破赵，彭越数反梁地，则分兵救之。淮阴方东击齐，汉王数因荥阳、成皋，计欲捐成皋以东，屯巩、洛以拒楚。郦生因曰：“臣闻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士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也。方今楚易取而汉反却，自夺其便，臣窃以为过矣。且两雄不俱立，楚汉久相持不决，百姓骚动，海内摇荡，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握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上曰：“善。”乃从其画，复守敖仓。（《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王应麟：敖仓：秦建敖仓于成皋。敖，地名，在荥阳西北山上，临河有太仓。吕氏曰：荥阳、成皋，控南北之冲，故秦积粟于此。《通典》：“巨桥盈而殷丧，成皋溢而秦亡。”（《通鉴地理通释》卷七《名臣议论考·敖仓》）

又：《郡县志》：敖山在郑州荥泽县西十五里。宋武《北征记》秦时筑仓于山上，汉高祖因敖仓傍山筑甬道下汴水，河南府河阴县本汉荥阳地，三皇山亦曰岩鄗山，上有三城，即刘、项相持处。《括地志》云：敖仓在荥阳县西十五里，石门之东北，临汴水，南带三皇山。（同上）

赵东阶：敖仓，秦置，为天下转输之区。（见《汜水县志》卷一《地理·古迹》）

【汇评】

陈耆卿：论天下之事易，识天下之势难。陈留、敖仓，地要粟多。盖汉初紧切之处，不先据此，则本散而易溃。郦食其力为帝言之。就二者论，则陈留为小，而敖仓为大。入陈留所以谋秦，据敖仓所以谋楚。秦易破，故陈留之入，不旋踵而至霸上；楚难摇，故敖仓之守，必至于屡岁而不决焉。然当是时，楚兵甚强，汉势尚弱，汉之得以制楚而楚之有所忌于汉者，敖仓之力也。不然，则楚固得以气喝力，恐直捣其虚矣。其后彭城之败，韩信既收兵来会，则亟筑甬道属河以取敖仓粟。成皋之挑战。大司马咎、长史欣皆自刭，则复取成皋，军广武，取敖仓食，是知敖仓汉之命，一日无敖仓，则一日无汉。高帝智不及此，食其实有以发之。（《筼窗集》卷二《郦食其论》）

姚苎田：楚之败也以乏食。看其隐隐隆隆，由渐写来，此烧积聚，彼食敖仓，成败之机，已伏于此。（《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刘沅：汉取成皋，就敖仓食，此郦生之谋，楚所以不能得汉也。（《史存》卷六《楚汉纪》）

[15]【汇注】

张大可：项王已定东海来：东海，泛指东方。项羽救睢阳，时在汉三年九月，“已定东海来”已在汉四年十月，详后“是时，彭越复反，下梁地”一节。（《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16]【汇注】

王伯祥：西，应读断。言项王从东来，引兵向西去。（《史记选·项羽本纪》）

[17]【汇校】

梁玉绳：按：此以下至“是时彭越复反，下梁地，绝楚粮”一段当在后“汉军畏楚，尽走险阻”句下，而衍去“已定东海来”五字。盖定东海即下定梁地十余城事，于文为错出也。（《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郭嵩焘：《札记》：“汴水不闻经广武涧，《水经》济水《注》云：济水又东经广武城北，夹城之间有绝涧断山，谓之广武涧。疑‘济’本作‘泲’，形近讹为‘汴’。”（《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汇注】

裴骃：孟康曰：“于荥阳筑两城相对为广武，在敖仓西三皇山上。”（《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东广武、西广武在郑州荥阳县西二十里。戴延之《西征记》云三皇山上有二城，东曰东广武，西曰西广武，各在一山头，相去百步。汴水从广涧中东南流，今涸无水。城各有三面，在敖仓西。郭缘生《述征记》云一涧横绝上过，名曰广武。相对皆立城堑，遂号东西广武。”（《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程馀庆：广武山上有二城：西城汉所筑，东城项羽所筑。（《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汇评】

归有光：项王与汉王相临广武时如做戏，一出上，一出下，最妙！（《归方评点史记合笔》）

牛运震：“项王进兵围成皋”云云，至“与汉俱临广武而军”：按此段括无数兵机战情，井井如画。（《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18]【汇校】

梁玉绳：按：《汉书·高纪》《籍传》皆无“数月”二字，是也。此时为汉四年十月，才军广武，不得便言数月，当是“一月”。（《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汇评】

方回：汉王出荥阳至成皋，入关收兵，欲复东，辕生说汉王曰：楚与汉相距荥阳数岁，汉二年五月屯荥阳，三年五月出荥阳，一年间耳。今辕生曰“相距数岁”，太史公之文有疏者，班固因而书之。辕生愿汉王出武关，汉从之出军宛叶间，项王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汉王坚壁不战……以此荥阳、成皋间少得休息，然此五月内，汉已遣彭越渡睢，破下邳，杀薛公矣。项羽终不能西过京、索、荥阳、成皋，而彭越乃已出今之睢阳西，至下邳，则项羽又有腹心忧矣。于是使终公守成皋而身自东击彭越。汉王闻项羽之东，引军击破终公，复军成皋，而不议解荥阳之围。盖攻成皋，所以救荥阳也。项羽闻汉王军成皋，既已破彭越，即西拔荥阳，杀周苛、终公，遂围成皋。汉王跳，出玉门，北渡河，宿小修武，项羽遂拔成皋。拔成皋事，《汉纪》不书，《史纪》《高纪》不书，书之于《项羽本纪》，项羽欲西，汉遣兵距之巩，不得西，使刘贾将兵二万人，渡白马津，烧楚积聚，破楚军燕郭西。《索隐》曰：“故南燕国也，在东郡，秦以为县。”合《汉书本纪》《史记高帝》《项羽本纪》考之，始见此年丙申五月六日，楚汉互胜互负之势。大抵汉之势似弱而强，楚之势似强而弱。汉王身护河南郡、连河内郡，以郑之荥阳、虎牢为藩蔽，项羽不能过，而韩信北辑燕赵以窥齐，黥布、彭越、刘贾偏师在南，今汴梁、下邳、东平之地，内为之梗，所谓常山蛇势也。项羽备多力分，而汉有左、有右、有中三面相应也。（《续古今考》）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1]，绝楚粮食[2]，项王患之[3]。为高俎[4]，置太公其上[5]，告汉王曰[6]：“今不急下[7]，吾烹太公[8]。”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9]，曰‘约为兄弟[10]’，吾翁即若翁[11]，必欲烹而翁[12]，则幸分我一杯羹[13]。”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14]：“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15]”。项王从之[16]。

[1]【汇评】

牛运震：彭越游兵梁地，“绝楚粮食”，以苦项羽，于汉有功，而于楚未有罪也，书之曰“反”，似有可议。（《读史纠谬》卷一《项羽本纪》）

[2]【汇评】

张之象：曰“烧楚积聚”，曰“绝楚粮食”，《高纪》称“彭越反梁地，往来苦楚兵”者，此之谓也。篇中眼目，不可不玩。（引自《史记评林》）

浦起龙：绝楚食，是眼目。（《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牛运震：“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按此正汉敝楚要着，提掇最有关键。（《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3]【汇评】

冯梦龙：陈潜室曰：彭越以游兵出入梁楚间，为项氏心腹之疾，所以有功于汉。（《纲鉴统一》卷六《西汉高帝元年》）

[4]【汇注】

裴骃：如淳曰：“高俎，几之上。”李奇曰：“军中巢橹方面，人谓之俎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如淳曰：“高俎，几之上也。”李奇曰：“军中巢橹谓之俎。”师古曰：“俎者，所以荐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如说是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司马贞：俎亦机之类，故夏侯湛《新论》为“机”，机犹俎也。比太公于牲肉，故置之俎上。姚察按：《左氏》“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杜预谓“车上橹也”，故李氏云“军中巢橹”，又引时人亦谓此为俎也。（《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东广武城有高坛，即是项羽坐太公俎上者，今名项羽堆，亦呼为太公亭。”颜师古云：“俎者，所以荐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胡三省：如淳曰：俎，高几之上也。李奇曰：军中巢橹谓之俎。师古曰：俎者，所以荐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如说是。俎，在吕翻。《方言》：周、晋、秦、陇谓父为翁。若，汝也，而，亦汝也。古者以杯盛羹，今之侧杯有两耳者也。（《资治通鉴》卷十“高帝四年”注）

周寿昌：《太平御览》百七十六引《郡国志》曰：荥阳县有大武城，高祖与项氏各在一城。东城有高坛，即项羽置太公于上处。今名之曰项羽堆，亦呼为太公台。（《汉书注校补》卷二十九）

章诒燕：高俎谓俎之高者，俎制有四足，高二尺四寸，广尺二寸，项王为欲烹太公，故特作为高俎，异于常制，置太公其上，令汉军得望见之，非用巢橹也。（《读史诤言》）

王伯祥：高俎，盛放牲肉的大机。置在俎上，表示即将烹杀。（《史记选·项羽本纪》）

[5]【汇评】

姚苎田：项策已竭，乃出此下着。（《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

[6]【汇评】

胡宏：项羽谓汉王曰：“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宜曰：“如吾与若，俱北面受怀王命，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吾翁，是欲自烹而翁也！羽昔年弑君，而今欲弑父，既无君父，何有于兄弟？吾将以死讨君父之贼，岂忍为汝下乎？”（《五峰集》卷三《论史·太公》）

[7]【汇注】

张大可：急下：赶快投降。（《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8]【汇评】

浦起龙：楚穷而劫。（《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9]【汇评】

钱伯城：北面：臣下的意思，这里作动词用。古代君王南面而坐，臣下北面而朝。（引自《史记纪传选译》上《项羽本纪》）

[10]【汇注】

吴见思：“约为兄弟”事，补。（《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汇评】

孙琮：宽得妙！太公得不烹，全在此二语，非腐儒可知。（《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王鸣盛：汉始终唯利是视，顽钝无耻，其言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羽少汉王十五岁（《项羽本纪》“初起时，年二十四”，时高祖年三十九。又徐广《注》，项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岁生，汉五年之十二月死，时年三十一岁，时高祖四十六）。如其言，则汉王为兄，项王弟矣。鸿门之会，自知力弱，将为羽所灭，即亲赴军门谢罪，其言至卑屈。让项王上坐，己乃居范增之下为末坐，纵反间以去范增，用随何以下黥布，有急则使纪信代死，不顾子女，推堕车下。鸿沟既画，旋即背之，屡败穷蹙，不以为辱。失信废义，不以为愧也。若以沛公居项羽之地，在鸿门必取人于杯酒之间，在垓下必渡乌江而王江东矣。（《十七史商榷·卷二·汉惟利是视》）

[11]【汇注】

颜师古：翁谓父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范槚：“吾翁即若翁”，高祖斯言，亦有所自。《左传》晋败齐师于巩，晋欲以萧同叔子为质，齐人曰：“萧同叔子，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其意正相似。项羽煦煦为仁，卒免太公于鼎俎，良由斯言有以感之耳。（《洗心居雅言集》）卷上《吾翁即若翁》）

【汇评】

罗大经：汉高祖谓项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语理意甚长。《左氏传》，齐败于鞍，晋人欲以萧同叔子为质。齐人曰：“萧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孟子曰：“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然则非自杀之，一间耳。”高祖之语，与此暗合。史称不修文学，而性特达，此类是也。项羽乞不杀太公，有感于斯言矣，乃知鸷猛之胸中，未尝无天理，特在于有以发之耳。（《鹤林玉露》卷六）

茅元仪：一言贤于十万师。（《廿一史战略考·卷三·西汉》）

[12]【汇注】

王伯祥：而与若、汝、尔同。而翁就是若翁，犹言你的老子。（《史记选·项羽本纪》）

张大可：而翁：你父亲。而，同“若”，你。（《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13]【汇注】

陆贾：项王为高阁，置太公于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王约为兄弟，吾翁即汝翁，若烹汝翁，幸分我一杯羹。”（《新语校注·楚汉春秋佚文》）

吴见思：“则”又作亦字解。（《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沈钦韩：《韩非·说林上》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坐于幕下而啜之，尽一杯。（《汉书疏证》卷二十七《陈胜项籍传》）

程馀庆：“则”字作“亦”字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陈直：自战国以来，即盛行羽觞，或名为杯，可以酌酒，可以盛羹，长沙楚墓，乐浪王盱王光墓中所出最多，颜注之说是也。汉代无耳杯之名，颜注解为侧杯，是以今名释古制也。（《汉书新注·陈胜项籍传》）

【汇评】

冯用之：夫权者，适一时之变，非悠久之用，然则适变于一时，利在于悠久者也。……子虽至亲，西伯食其肉，不然则死于羑里也；父虽是至尊，沛公索其羹，不然则臣于项籍也。西伯非不慈，盖子已死，不食则己身亦毙，沛公非不孝，盖其父为虏，奔赴则己身亦降，又何益乎？能舍无益之慈孝，成莫大之基业。大人之权变，不可得而闻也。夫是非未明，向背未定，成败未测，取与未决，当此之时，行权之时也。故权可以明是非，定向背，测成败，决取与。（《权论下》，见《唐文粹》卷三十七）

周辉：史传褒贬，成是败非，其来有素。人之行，孰先于孝悌？项羽欲烹太公，汉高祖发分羹之言，其于孝也何有？唐太宗以藩王夺长嫡，推刃同气，其于悌也何有？脱使项羽、建成有分羹推刃之恶，史册何以书之？特高祖、太宗功胜于德耳。（《清波杂志》卷四）

钱时：古之王者，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安有不顾其父之死而得天下，而可为欤？汉王杯羹之言，闻之使人股栗。吁，忍矣哉！此战国险诈之风，不足多罪也。然以当时事势筹之，使汉王不忍于太公而遂降楚，楚将何以处之乎？其死于羽之手也明矣。汉王死，则太公、吕后亦必与之俱死。羽方要我，而我视之若无有焉。羽知杀太公无益于成败之数，且留之犹万有一于后日，是汉王忍于不顾者，乃所以全太公也。或曰：然则策莫良于此矣，古圣贤处之将安出乎？曰：王者之师万全而动，盖不至有太公入楚之事也。后世行险以徼幸，而后视此为良策，此君子之所差称欤！（《两汉笔记》卷一《高祖》）

方回：汉王不顾其父，欲分一杯羹，无乃太甚乎？曰：不然。项羽如果杀太公，汉之臣子奋不顾死，一举而灭项羽必矣，何待于东城而后自刎？古有复仇之礼。父之仇不共戴天。郑玄注谓：父者，子之天，杀己之天，与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杀之乃止。……汉王一杯羹之言，心知项羽必不至杀其父，非忍也，乃所以为善待敌也。侯公一说而归，固自有时也哉？（《续古今考》卷十七《项羽置高俎欲杀太公》）

张应泰：项羽为俎，将以烹太公。高帝曰：果若烹若翁，幸分我一杯羹。项伯因语羽曰：“为天下者，不顾其家，烹亡益也。”遂释之。……以羽之暴，即巽语乞哀，适以趣之烹耳。唯分羹之言出，羽乃知汉必不可以恐喝取，不若姑留以为质，且市恩也。……且太公、刘媪与吕后母子，掳置羽军中者几时，曾未闻汉耑一介之使，奉咫尺之书相存问也。即规图天下急，纵不为妻孥计，宁不当少需忍，为二老亲计乎？帝殷殷为义帝愍死，而一不为生我鞠我者乞生，故吾不怪帝于置俎之时，而重怪帝于未置俎之前，向令高帝悲鸣诎体，以求还太公、刘媪，至再至三，以至百数十返，而羽必不从，则屈在羽矣。天下一闻缟素之师，即背楚者什九，况复益之以杀人父母，而不动忠臣义士之戈者乎？惜也，良、平之不为帝一决策也！（《史疑·高光论》）

茅坤：沛公硬心肠，故为硬言。（《史记钞·项羽本纪》）

俞思学：郑王曰：使羽既杀太公，分羹高祖，然后布告天下，谓高祖不顾其父，挟人杀之而分其羹，则高祖负杀父之名，此身无所容于天地间，又安能与争天下乎？（《史概》卷一《项羽本纪》）

浦起龙：汉忍而谲。（《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牛运震：“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诞语，带诙谐，妙！尔时措辞正须如此。（《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刘沅：至分羹一事，汉王之不孝，在入彭城时，置酒高会，而不念父母，致被楚获。至此则已无如何，惟作此不相关属之语，庶侥幸于不杀焉耳。（《史存》卷六《楚汉纪》）

[14]【汇注】

吴见思：项伯前为张良，此与汉王约为婚姻也。（《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汇评】

浦起龙：项伯竟是内间，盖楚之曹无伤也。（《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王树敏：项伯于羽，义为君臣，亲为同姓，而心乎汉家，直一楚之贰臣耳。羽也不知，安得不败！（见《史论正鹄》三集卷一《项伯论》）

[15]【汇评】

朱熹：广武之会，太公既已为项羽所执，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杀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杀。时高祖亦自知汉兵已强，羽亦知杀得无益，不若留之，庶可结汉之欢心（《人杰录》云：使高祖屈意事楚，则有俱毙而已。惟其急于攻楚，所以致太公之归也）。（《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

[16]【汇评】

杨一奇辑、陈简补：羽欲烹太公，汉高不以为急，有三可恃耳。羽慈爱，言语呕呕，妇人之仁，于我之父未必忍杀，一也；楚势食尽，将中分天下，时当结恩于汉，未必敢杀，二也；项伯阴结婚姻，在羽左右，果欲烹，必能力争，未必至杀，三也。（《史谈补》卷二《吾翁即若翁》）

王维祯：始项伯全沛公于鸿门，则以与张良善故；今乃复活太公，则以沛公约为婚姻故。（引自《史记评林》）

方孝孺：当日沛公父子之命，皆赖一项伯以为之保全；无项伯，沛公父子粉齑矣，然要之亦皆天意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傅山：羽暴如虎，置翁高俎。邦实不孝，分羹急语。伯也缓辞，羽乃信之。侯公说来，伯实存之。（《霜红龛集》卷一《莫舞—代汉高语》）

吴见思：兵钝粮绝，项王为此乃急著也，已为汉王窥破，必不敢杀太公，故为大言，而羽亦自止，上文明甚。（《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楚汉久相持未决[1]，丁壮苦军旅[2]，老弱罢转漕[3]。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4]，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5]，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6]。”汉王笑谢曰[7]：“吾宁斗智[8]，不能斗力[9]。”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10]，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11]。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12]，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13]。汉王使人间问之[14]，乃项王也。汉王大惊[15]。于是项王乃即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16]。汉王数之[17]，项王怒，欲一战。汉王不听[18]，项王伏弩射中汉王[19]。汉王伤[20]，走入成皋[21]。

[1]【汇评】

高嵣：楚拔成皋而复取之，句句是楚失汉得之征，而以“不得西”“久相持”二句，标出大关目。（《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程馀庆：数叶来事多文繁，故又总提一句，见前后皆相持未决之事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汇注】

王伯祥：丁壮，成年可服兵役之人。苦军旅，苦于作战屯戍之事。（《史记选·项羽本纪》）

[3]【汇注】

钱伯城：罢转漕：罢，同疲；转，陆路运输；漕，水路运输。（《史记纪传选译》上《项羽本纪》）

【汇评】

牛运震：“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写数句，有停顿，节奏最妙。（《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程馀庆：插二句，写一时情事已尽。（《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4]【汇注】

颜师古：匈匈，扰之意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5]【汇注】

裴骃：李奇曰：“挑身独战，不复须众也。挑音荼了反。”瓒曰：“挑战，擿娆敌求战，古谓之致师。”（《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汇评】

方回：汉军闻羽至，尽走险阴，羽亦军广武，与汉相守。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输，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欲与汉王独身挑战，古之帝王有亲征矣，岂有独身挑战之事？项羽可谓匹夫之勇耳，汉王数羽十罪，可谓知彼知已，羽大罪杀主，杀降，信乎天下所不容。所谓不战而气已索也。至于伏弩射中汉王，又不过区区盗贼之智。（《续古今考》卷十七《项羽亦军广武》）

[6]【汇评】

程馀庆：语亦豪快。（《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7]【汇注】

司马迁：项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数项羽曰：“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于蜀汉，罪一。项羽矫杀卿子冠军而自尊，罪二。项羽已救赵，当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罪四。又强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罪六。项羽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今臣下争叛逆，罪七。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罪九。夫为人臣而弑其主，杀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余罪人击杀项羽，何苦乃与公挑战！”项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史记·高祖本纪》）

【汇评】

程金造：楚汉两王亲自临阵对话，项羽要汉王亲决雄雌一战，太史公这又把项羽不学无术的粗鄙性格，生动具体的著出。而汉王对答却说，宁斗智不斗力。所以汉军虽时时败走，而时时振起。皆由汉王知得人，人各尽力，无离叛之心。项王使人虽以术以势说淮阴侯，而淮阴侯终不以己之利而背汉王之德惠。知人得人之效，太史公于此又一突出著录。（《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8]【汇评】

司马迁：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史记·刘敬列传》）

张大可：两军置阵对抗，“多算胜，少算不胜”（《孙子·计篇》），善战者是斗智而不是斗力。拔山盖世之雄的项羽终于败在刘邦手下，可见智胜勇。垓下之战，韩信指挥三十万大军与项羽战，以密集之大军伪作山崩瓦解之败，诱使项羽逐胜，分散楚军兵势，使孔将军、费将军从左右横击楚军，“楚兵不利，淮阴复乘之”（《史记·高祖本纪》），于是把项羽团团围困在垓下，更是智胜勇。（《司马迁评传》第八章《司马迁的思想·战争观》）

[9]【汇评】

浦起龙：汉沉深。（《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王鸣盛：两敌相争，此兴彼败，恒有之事；从无藉彼之力以起事，后又步步资彼，乃反噬之，如刘之于项者。项起吴中，以精兵八千人渡江，并陈婴数千人，黥布、蒲将军亦以兵属，凡六七万人；又并秦嘉军，其势强盛。项梁闻陈王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沛公亦起沛往焉。此时沛公甚弱，未能成军，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始得攻丰，拔之。此后凡所攻伐，史每以沛公、项羽并称，两人相倚如左右手。非项藉刘，乃刘依项。项氏之失策，在立楚怀王而听命焉。羽欲西入关，怀王不许，而以命沛公，乃使羽北救赵，约先入关者王也。其后羽乃得负约名，此项之失策也。然当日若非羽破秦兵于钜鹿，虏王离，杀涉间，使章邯震恐乞降，沛公安能入关乎？羽不救赵破秦兵，秦得举赵，则关中声势转壮，沛公入秦，何如此之易乎？沛公始终藉项之力以成事，而反噬项者也。故曰“吾能斗智不斗力”，其自道如此。若使夫子评之，必曰“谲而不正”。（《十七史商榷》卷二《刘藉项噬项》）

钱锺书：“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集解》：“李奇曰：‘挑身独战，不复须众也。’”《考证》：“李说是。”按杜甫《寄张山人彪》云：“萧索论兵地，苍茫斗将辰。”“挑身独战”“斗将”，章回小说中之两马相交，厮杀若干“回合”是也。赵翼《陔馀丛考》卷四〇当补《池北偶谈》引《剧谈录》，援征史传中斗将事。余观《谷梁传》僖公元年，“公子友谓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说，士卒何罪！’屏去左右而相搏”。窃谓记斗将事莫先于此，其言正与项羽同。后世如《隋书·史万岁传》窦荣定谓突厥曰：“士卒何罪过，令杀之？但当遣一壮士决胜负耳。”莫非此意。西方中世纪，两国攻伐，亦每由君或帅“挑战”“斗将”，以判胜负，常曰“宁亡一人，毋覆全师”“免兆民流血丧生”，即所谓“士卒何罪”“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士卒则私言曰：“吾曹蚩蚩，舍生冒锋镝，真何苦来？在上者欲一尊独霸，则亦当匹马单枪自决输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民间语曰：“捉德国之君王将帅及英国之宰执，各置一战壕中，使双方对掷炸弹，则三分种内两国必议和。”其遗意也。（《管锥编》第一册）

高锐：项羽虽英勇善战，但嫉贤妒能，以致群臣离散。刘邦之所以以一小吏起兵而成大业，关键在于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批时代精英。例如屡出奇谋的张良，善理财政、国政的萧何，征战沙场的大将韩信，他们始终是刘邦的股肱之臣，被称为“三杰”。此外，如勇士樊哙，谋士郦食其等，都能在刘邦的决策集团中得到自己适当的位置。刘邦不仅能够招揽贤士，更重要的是他善于裁决众议。出蜀汉“决策东向”与项羽争王，是刘邦采纳了韩信之议；据敖仓之粟以坚守荥阳、成皋，是听从了郦食其之言；背鸿沟盟约追项羽穷寇，则为择张良、陈平之策。总之，刘邦以智斗勇，战胜项羽，与他善于利用智囊团的作用密不可分。（《中国军事史略》第二章第一节《井陉之战与垓下决战》）

[10]【汇校】

沈钦韩：《赵策》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此楼烦下当有“将”字。《灌婴传》斩楼烦将五人。（《汉书疏证》卷二十七《陈胜项籍传》）

【汇注】

裴骃：应劭曰：“楼烦胡也，今楼烦县。”（《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应劭曰：“楼烦，胡人也。”李奇曰：“后为县，属雁门。此县人善骑射，谓士为楼烦。取其称耳，未必楼烦人也。”师古曰：“李说是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顾炎武：楼烦乃赵西北边之国，其人强悍习骑射。《史记·赵世家》“武灵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致”云者，致其人而用之也。是以楚汉之际，多用楼烦人，别为一军。《高祖功臣年表》“阳都侯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而《项羽本纪》“汉有善射者楼烦”，则汉有楼烦之兵矣。《灌婴传》击破柘公王武，斩楼烦将五人，攻龙且，生得楼烦将十人，陈下斩楼烦将二人，攻黥布别将于相，斩楼烦将三人；《功臣表》平定侯齐受，以骁骑都尉击项籍，得楼烦将，则项王及布亦各有楼烦之兵矣。（《日知录》卷二十九《楼烦》）

郭嵩焘：按《汉书·地理志》雁门郡有楼烦县，应劭曰：“楼烦故胡地。”李奇曰：“楼烦人善骑射，故以名射士为楼烦。”楼烦，善射者之通名也。（《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程馀庆：楼烦，胡名，其人善射，故士善射者取为号，非必楼烦人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朱东润：项羽经营北方，其事始于臧荼、张耳、赵歇、魏豹之封王。及陈馀反楚，张耳归汉，其间又有项它之相魏，以全河东一隅。比魏豹再降，臧荼又持两端，项羽乃不得不自行经营代北。其事又有用其人与据其地之两端。其用人者，则所谓楼烦也。楼烦在燕之北，而延至赵之西，故苏秦说燕文侯曰：“北有林胡、楼烦。”（《苏秦列传》）赵武灵王告楼缓曰：“赵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赵世家》）《匈奴列传》亦称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楚、汉之时，皆用楼烦人参战，《项羽本纪》称：“汉有善骑射者楼烦。”又《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阳都侯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此汉所用之楼烦将士也。灌婴击破柘公王武军于燕西，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攻龙且、留公旋于高密，生得楼烦将十人；从击项籍军于陈下，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樊郦滕灌列传》），又《惠景间侯者年表》：“平定侯齐受以枭骑都尉击项籍，得楼烦将。”此楚所用之楼烦将士，盖视高祖所用为尤多矣。（《史记考索·读〈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书后》）

王骏图撰、王骏观续：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此是善骑射者姓名也。又有号为楼烦将者，乃善射之官名，非必真是楼烦胡也。（《史记旧注平议·项羽本纪》）

【汇评】

陈允锡：取天下岂一人之力哉？项羽自用，故败。（《史纬》卷七《项羽》）

[11]【汇评】

孙琮：写得英雄，特一战将耳。（《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12]【汇注】

颜师古：瞋目，张目也，音充人反。（《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13]【汇评】

李贽：真好汉。（《藏书》卷二《西楚霸王项羽》）

凌稚隆：按，连用三“不敢”字，摹写羽威猛如画。（《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孙琮：三“不敢”字，极写威猛。（《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吴见思：连用三“不敢”，写得生动。（《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牛运震：“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按：此连用三“不敢”字形容项王，威猛如见。凡篇中写项王之威，多用“莫敢”字、“不敢”字衬托精神，如“一府皆慴伏，莫敢起”，“诸将皆慴伏，莫敢枝梧”，“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莫敢仰视”，及此处三用“不敢”字是也。（《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14]【汇注】

颜师古：间，微问之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王伯祥：间问，犹打听。（《史记选·项羽本纪》）

[15]【汇评】

牛运震：“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汉王大惊”：按此顿挫有势。（《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16]【汇校】

梁玉绳：附按：《义门读书记》云“间”，《艺文类聚》引作“涧”，然后孟注“两城相对”观之，则如字也。余考《水经注》七曰：“西广武，汉所城也。高祖与项羽临绝涧对语，责羽十罪，羽射汉祖中胸处。东广武，项羽城之。夹城之间有绝涧断山，谓之广武涧，项羽叱娄烦于其上矣。”故《艺文类聚》九引作“涧”，则今本《史》《汉》俱讹伪。义门见《史》《汉》并作“间”字，遂以孟康注实之，而不知孟注乃指广武城言也。又《范睢传》言“秦昭王四十三年城河上广武”，则广武恐不尽是楚、汉所筑。（《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吴汝纶：梁云“《艺文类聚》引作‘广武涧’，《水经注》‘高祖与项羽临绝涧对语’”。某按：“间”即古“涧”字，《艺文》径改“间”为“涧”，失之。（《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项羽本纪》）

【汇注】

吕祖谦：孟康曰：于荥阳筑两城而相对，名为广武城。在敖仓西三皇山上。《括地志》：东广武、西广武，在郑州荥阳县西二十里。《西征记》云：东广武、西广武，各在一山头，相去百步，汴水从广涧中东南流。今涸无水。城各有三面。（《大事记解题》卷八）

王应麟：《高纪》“四年十月，汉王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注，孟康曰：于荥阳筑两城而相对，名为广武城，在敖仓西三室山上。《后志》“河南荥阳有鸿沟水，有广武城”注，《西征记》曰：有三皇山，或曰三室山，上有二城：东广武，西广武，相去二百余步。《水经注》广武城在三室山上，汉所城也。《括地志》广武城在荥阳县西二十里。（《玉海》卷一百七十三《汉广武城》）

程馀庆：间、涧同。东西广武二城间，相去百余步，有绝涧断山，汴水从中东南流，名曰广武涧。（《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王恢：广武：《郡国志》：“河南尹荥阳，有广武，有敖仓。”《刘注》引《西征记》曰：“有三皇山，或谓三室。”（按《荥泽县志》：“三皇山、广武山俱在河阴县北十三里，二山相连。”）“山上有二城，东者曰东广武，西者曰西广武，各在山一头，相去二百余步，其间隔深涧，汉祖与项籍语处”。《济水注》：“济水又东迳西广武城，城在山上，汉所城也（按《范睢传》昭王城广武，应即此）。高祖与项羽临涧对语，责羽十罪，羽射汉祖中胸处也。山下有水，北流入济，世谓之柳泉。济水又东迳东广武城北，楚项羽城之。汉破曹咎，羽还广武为高坛，置太公其上，今名项羽堆。夹城之间，有绝涧断山，谓之广武涧。项羽叱娄烦于其上。济水又东迳敖山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楚汉相持荥阳成皋》）

又：近年《汉王城、楚王城初步调查》二王城在荥阳县东北四十七华里广武山上，距旧广武城十二华里。广武山东西绵亘，北滨为十余里宽的黄河，南为千里平川。此地的荥阳关，虎牢关，黑石关，函谷关以至潼关，是通往关中咽喉要道的前哨据头。

广武山山顶平缓，山的中间有一条南北方向的大深沟，沟宽八百米，自沟底至山顶高二百米，沟身弯转折曲，悬崖陡壁，岩石高低杂错其间，是一处天然险境，这即有名于史的“鸿沟”。

沟的东西二城均为方形。由于年代久远，黄河向南滚移，二城的北部大半被冲塌入河中。

汉王城比楚王城略大，东西长千二百米，今南北方向仅存三百米。城的南墙西端向北斜去约百余米，而与楚王城南墙不是一条直线。墙体塌落处宽三十米左右，残存高六米、七米不等，其间以西端部分较高，在东墙紧临黄河悬崖最高点，约十米多，如按河水面积计算高达二百余米。自鸿沟入城必走此端，磴道尚有痕迹。

楚王城东西长一千米，南北长残留四百米，城墙宽二十六米多，城角部分宽约七十米左右。墙体一般高六米至七米不等，其中西南城角为最高，高达十五米——是二城中最高之一点。城内平坦，自西墙外沿海边有一山峰，西墙紧逼其侧，当年筑城时，是有意利用这个地形的

二城的形象大致相同。从塌落的断面看，城墙均用黄土逐层分段夯实，夯层十分明显，夯窝犹有印痕。二王城比现存一些较完整的汉代故城不同，二城的墙身每隔十数米整段塌掉，出现一些缺口，是因年代久远，水土流失所造成。二城的城门位置无迹象可寻，亦无文献可考。

从地面考察，并未拾到陶片，也不见砖瓦等残片，也未拾到任何文物。据霸王城村民说，常拾到一些三棱尖锐呈青绿色的铜镞。（《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楚汉相将荥阳成皋》）

牛运震：于是项王乃即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按此与上文“与汉俱临广武而军”遥对。（《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郭嵩焘：“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至“于是项王乃即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按此段绝是闲笔，非正文，史公偏以余力曲曲叙出，亦是惊怪绝人，直至项王、汉王相与临广武而语，遂成千古英雄第一会合。（《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17]【汇注】

颜师古：数，责也，音所具反。（《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18]【汇评】

程馀庆：曰“笑谢”，曰“不听”，顽钝得妙。对粗暴人，须用顽钝。（《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9]【汇注】

郑权中：伏弩：隐伏的弩箭。弩，弓上装有机关来射箭的武器。（《史记选讲·项羽本纪》）

[20]【汇注】

杨树达：伤胸也。（《汉书窥管》卷四《陈胜项籍传》）

[21]【汇注】

郑权中：成皋：在今河南省荥阳县境内。（《史记选讲·项羽本纪》）

【汇评】

归有光：项王与汉王相临广武时，如做戏，一出上，一出下，最妙。（《归震川全集》余集卷八《先太仆评点史记例意》）

高嵣：正叙楚、汉交战事，以“久相持未决”标出眼目，且作停顿之势。然汉虽屡败，势已向东，楚虽负强，而势不得西。且汉得助于黥布，而楚被挠于彭越；汉就敖仓，而楚绝粮食。节节立胜败底案。至项王信间而不用范增一节，尤为失人之征。此截据外面看来，楚强汉弱，而节节恰标出楚失汉得之故。大势较然，固不在一时胜负之迹也。高文妙手！（《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项王闻淮阴侯已举河北[1]，破齐、赵[2]，且欲击楚[3]，乃使龙且往击之[4]。淮阴侯与战[5]，骑将灌婴击之[6]，大破楚军，杀龙且[7]。韩信因自立为齐王[8]。项王闻龙且军破，则恐[9]，使盱台人武涉往说淮阴侯[10]。淮阴侯弗听[11]。是时，彭越复反[12]，下梁地[13]，绝楚粮[14]。项王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曰[15]：“谨守成皋[16]，则汉欲挑战[17]，慎勿与战[18]，毋令得东而已[19]。我十五日必诛彭越，定梁地，复从将军[20]。”乃东，行击陈留、外黄[21]。

[1]【汇注】

班固：淮阴侯韩信，初以卒从项梁，梁死，属项羽为郎中，至咸阳，亡从入汉，为连敖票客。萧何言信为大将军，别定魏、赵，为齐王，徙楚，擅发兵，废为侯。六年封，五年，十一年，坐谋反诛。（《汉书》卷十六《功臣表》）

[2]【汇校】

梁玉绳：按：韩信破赵已逾年矣，非破齐一时事，此与《高纪》皆多一“赵”字，《汉书》无。（《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张大可：破齐、赵：赵即河北，已见上文，故“赵”字为衍文。韩信破齐在汉四年冬十月。（《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3]【汇评】

程馀庆：牵动得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4]【汇注】

裴骃：韦昭曰：“（且）音子闾反。”（《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梁玉绳：按：楚救齐之役，此及《淮阴》《田儋传》止言龙且为将，而《高纪》兼言周兰，《灌婴传》兼言留公，盖《纪》《传》互见也。但《汉书籍传》谓“羽使从兄子项它为大将，龙且为裨将，救齐”，舍主将而书偏裨，何也？（《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5]【汇校】

陈铁民：校点本《本纪·项羽本纪》：“乃使龙且往击之。淮阴侯与（战）骑将灌婴击之，大破楚军，杀龙且。”删去“战”字。王伯祥《史记选》作“淮阴侯与战骑将灌婴击之”，保留“战”字。按，秦汉时的将军名号颇多，有大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骁骑将军，轻车将军、轻骑将军、卫将军、骑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等等，而未闻有战骑将军或战骑将。《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曰：“汉王乃择军中可为车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灌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是则灌婴与李必、骆甲共将郎中骑兵，为郎中骑将，简称曰骑将，《史记选》作“战骑将”者误。然校点本删去“战”字亦误，此数句的正确断句应为：“淮阴侯与战，骑将灌婴击之，大破楚军，杀龙且。”《樊郦滕灌列传》又曰：“（汉）三年，（灌婴）以列侯食邑杜平乡，以御史大夫受诏将郎中骑兵，东属相国韩信，击破齐军于历下，所将卒虏车骑将军华毋伤……东从韩信攻龙且、留公旋于高密，卒斩龙且，生得右司马、连尹各一人，楼烦将十人，身生得亚将周兰。”在“卒斩龙且”句下，《解集》曰：“文颖曰：所将卒。”《汉书·灌婴传》师古注于此句下亦曰：“婴所将之卒也，其不亦同。”据此，则此役韩信为汉方主将，灌婴乃其下属；谋划者为韩信，力战者为灌婴，击杀龙且者为灌婴所将卒，故曰：“淮阴侯与战，骑将灌婴击之，大破楚军，杀龙且。”《淮阳侯列传》称韩信“击杀龙且”，乃统而言之。又，《史记·高祖本纪》载此事，亦当读为：“韩信与战，骑将灌婴击，大破楚军，杀龙且。”（《〈史记〉校点正误一例》，载《文史》第十一辑）

[6]【汇校】

梁玉绳：“淮阴侯与战，骑将灌婴击之”，按：此与《高纪》皆多一“战”字，当衍之。《汉书》无“战骑将”三字。（《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7]【汇校】

赵翼：韩信袭杀龙且，《史记》在三年，《汉书》在四年。（《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

【汇注】

司马迁：齐王广、龙且并军与信战，未合。人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遂战，与信夹潍水阵。韩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满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详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龙且水东军，散走，齐王广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阳，皆虏楚卒。（《史记·淮阳侯列传》）

又：西楚霸王项羽三年十一月，汉将韩信破杀龙且。（《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陆唐老：韩信已定临淄，遂东追齐王。项王使龙且将兵救齐。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寄食漂母，无资身之策，受辱于胯下，无兼人之勇，不足畏也。”齐楚与汉夹潍水而陈。韩信夜令人为万余囊，满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佯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且虏齐王，尽定齐地。（《陆状元通鉴》卷二十六《太祖高皇帝上》）

朱东润：《淮阴侯列传》：“韩信下齐，项羽使龙且将，号称二十万，救齐，齐王广与龙且并军与信战。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其意气之盛可知。考之功状，汉将以击龙且为功者：中水侯吕马童则曰：“以司马击龙且。”肥水侯蔡寅则曰：“以车骑都尉破龙且。”高陵侯王周则曰：“以都尉破田横、龙且。”阳都侯丁复则曰：“属悼武王，杀龙且彭城，为大司马。”乐成侯丁礼则曰：“属灌婴杀龙且。”复以《灌婴传》校之，则曰：“东从韩信攻龙且，留公于高密，卒斩龙且。”然则杀龙且之役，韩信、灌婴为一军，丁礼属之；吕泽为一军，丁复属之；而吕马童、蔡寅、王周亦身与其间，此则考之功状参以纪传而可知也。（《史记考索·读〈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书后》）

编者按：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入汉，定三秦，别降翟王，属悼武王，杀龙且彭城，为大司马：破羽军叶，拜为将军，侯，七千八百户。封阳都。又丁礼以中涓骑从起砀中，为骑将，入汉，定三秦，侯。以都尉击籍，属灌婴，杀龙且，更为乐成侯，千户。

【汇评】

赵蕤：以水佐攻者强。何以言之？昔韩信定临淄，走齐王田广，楚使龙且来救齐。齐王广、龙且并军与信合战，夹潍水阵。韩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佯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击之，杀龙且。龙且水军东散走，此反半渡之势。（《长短经》卷九《水火》）

胡应麟：龙且，黥布之徒也。灭于信，而勋勿立。楚之可当一面者，且耳，破九江，救田横，他弗任也。且死潍水，羽始大惧，遣人说信。及越反梁，无可使者，自往击之，卒失成皋，楚以亡。故吾尝谓：增去而楚无大臣，且没而楚无善将，难为碌碌者道也。（《少室山房笔丛》卷六《史书佔毕》二《外篇》）

吕思勉：郦食其说齐王，言项羽非项氏莫得用事；陈平亦言：项王不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此项羽之所以败也。……《汉书·项籍传》则云：羽使从兄子项它为大将，龙且为裨将救齐。《史记·曹相国世家》云：从韩信击龙且军于上假密，大破之，斩龙且，虏其将军周兰。《汉书·曹参传》作亚将周兰。《史记·灌婴列传》亦以周兰为亚将，《汉书》同。师古曰：亚将，次将也。然则龙且乃末将耳。诸文所以多言龙且者，盖以其为名将，当时人争指目之，而不数项它及周兰也。龙且乃破淮南之人，其劲悍可知。陈平又称为骨骾之臣，使项王专任之，韩信或不易得志于齐邪？（《论学集林·楚将龙且》）

[8]【汇注】

梁玉绳：附按：信以四年十月破齐，十一月杀齐王广，因以书乞自立为假王，汉因事而封之，在二月，《高纪》《月表》《田儋》《淮阴传》皆云然。其实信自立为齐王在十一月，与汉王书言假王，隐其情耳。《续古今考》谓“信自立为王在十一月，其使人以书与汉王言假王者，乃擅自立为王之后始请之”。（《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9]【汇注】

吴见思：则恐：“则”又作“乃”字解。（《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10]【汇注】

解惠全、张德萍：武涉说淮阴侯的内容是劝说淮阴侯背汉联楚，三分天下。详见《淮阴侯列传》。（《全译史记·项羽本纪》）

[11]【汇注】

司马迁：楚已亡龙且，项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勠力击秦。秦已破，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今释此时，而自必于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韩信谢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史记·淮阴侯列传》）

[12]【汇评】

吴见思：又遥接彭越，千缕万丝，一毫不乱。凡三提彭越，以见楚项之病根。（《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13]【汇校】

张大可：是时，彭越复反，下梁地：指彭越第二次扰乱楚后方。其事在汉三年八月，即前文“项王已定东海来”为一事，故“是时”二字亦作“初”字读，追叙项羽丢失成皋的经过。《汉书·高帝纪》叙楚汉相争，对峙成皋、广武，编年井然有序。《项羽本纪》序事用传体，以便构成汉军怎样由被动转主动，而项羽由主动变被动的强烈对比，故运用了倒叙插入的手法。这一节文字应单独成段标点，则文理不乱。点校本及各选本未明司马迁笔法，分段有误，造成时序紊乱，今特正之。（《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14]【汇评】

牛运震：“是时，彭越复反，下梁地，绝楚粮”：按此复说一遍，起下有情。（《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浦起龙：越在梁尤逼，故项王以成皋委司马，而自东击越，然汉遂破围东出矣。（《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程馀庆：篇中凡三提彭越：曰“烧楚积聚”，曰“绝楚粮食”，曰“绝楚粮”，《高纪》称“彭越反梁地，往来苦楚兵”者，此也。正见项羽病根。为下“食绝”“食尽”根本。（《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5]【汇注】

王伯祥：时曹咎为大司马，封海春侯，与司马欣、董翳守成皋，故云曹咎等。（《史记选·项羽本纪》）

[16]【汇校】

郭嵩焘：按前叙项王围成皋，汉王逃，楚遂拔成皋。项王东击彭城，汉王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项王乃即汉王相与临广武而语。是成皋已属汉矣，此复云“项王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曰：谨守成皋”，成皋属楚？属汉？疑不能明。《高祖本纪》叙汜水之战于前，项羽闻海春侯破，乃引兵还，俱临广武而军，所以临广武间相语者，为楚、汉皆军广武故也。《项羽本纪》倒叙失次，当以《高祖本纪》为得其实。（《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汇评】

牛运震：“汉王则引兵渡河，复取成皋”，“汉王伤，走入成皋”。则汉已复得成皋矣，项王何缘嘱大司马咎“谨守成皋”也？（《读史纠缪》卷一《项羽本纪》）

[17]【汇注】

吴见思：则汉欲挑战：“则”又作“如”字解。（《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吴恂：臣瓒曰：“挑战，擿娆敌求战也，古谓之致师。”恂按：《孙子·地形篇》曰：“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曹注：“挑战，延敌也。”挑之义，与《司马相如传》“以琴心挑之”之挑同，其本字作，《说文》字解曰：“相呼诱也。”《秦策》：“楚人有两妻，人其长者，长者詈之；其少者，少者许之。”《史记·吴王濞传》“乃使中大夫应高胶西王”是也。致师之致，即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之致。《左传》宣十二年曰：“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晋人逐之。”是其事也。郑氏《周礼·夏官》环人掌致师。注云：“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先使勇之士犯敌焉。”近儒孙仲容从之。（《汉书注商·高帝纪上》）

[18]【汇评】

方回：汉三年九月，项羽令曹咎谨守成皋，勿与汉战，自击彭越、刘贾等，约十五日还，明年四月丁酉冬十月，汉挑战，咎大败，与长史欣皆自刎，汉复取成皋，军广武，彭越有功于汉不少哉！（《续古今考》卷十七《楚大司马曹咎败汜水》）

[19]【汇注】

张大可：毋令得东而已：只要不使汉军东进就是头功。按，曹咎等不听项羽节制，结果丢失了成皋、荥阳，汉军阵线东推至荥阳以东的广武，迫使项羽处于守势，楚汉相争形势大大逆转。（《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20]【汇注】

王伯祥：复从将军，言回兵复与咎等会合。（《史记选·项羽本纪》）

钱伯城：从：跟随。这里指会合。（《史记纪传选译》上《项羽本纪》）

[21]【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陈留，汴州县也。在州东五十里，本汉陈留郡及陈留县之地。”孟康云：“留，郑邑也。后为陈所并，故曰陈留。”臣瓒又按：宋有留，彭城留是也。此留属陈，故曰陈留。（《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圻：梁太祖自河北至内黄，顾问李珽曰：“何谓内黄？”珽曰：“河南有外黄、下黄，故此名内黄。”太祖曰：“外黄、下黄何在？”珽曰：“秦有都尉理外黄，其故墉在今雍丘。下黄为高齐所废，在今陈留。”太祖平生不爱儒者，闻珽语，大喜。（《稗史汇编·人物门》卷三十三《文学·内黄外黄》）

浦起龙：外黄是彭越旁县。（《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外黄不下。数日，已降，项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诣城东[1]，欲坑之[2]。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3]，往说项王曰[4]：“彭越强劫外黄[5]，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6]。”项王然其言[7]，乃赦外黄当坑者[8]。东至睢阳[9]，闻之皆争下项王[10]。

[1]【汇注】

程馀庆：“十五”，正为“十三”作波。（《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汇评】

孙琮：一味好杀，岂能济事？（《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3]【汇注】

裴骃：苏林曰：“令之舍人儿也。”瓒曰：“称儿者，以其幼弱，故系其父，《春秋传》曰‘仍叔之子’是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杜佑：令之舍人，卑也；以其幼弱，故系其父。（《通典》卷一百五十一《示义·注》）

【汇评】

陈光锡：若十五则开口不得矣。（《史纬》卷七《项羽》）

[4]【汇评】

程金造：外黄令舍人的小儿，来说项羽，若是不爱民而逼杀百姓，则黎民永无归顺之心。此太史公借县令舍人儿口中说出的。（《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周振甫：楚汉相持时，彭越助汉下梁地，绝楚粮。项羽率军收复梁地，击外黄，外黄不下。项羽攻外黄，数日攻下外黄。项羽怒，急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诣城东，欲坑之。外黄令之舍人儿年十三说项羽曰：“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羽然其言，乃赦外黄当坑者，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项羽。《史记评林》论曰：按舍人儿年十三，尚能说（项）羽赦外黄当坑者。亚父（范增）七十（岁）而顾不能谏羽，以致戮（秦王）子婴，杀义帝，斩彭生（按项羽入关后，人或说项羽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羽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羽闻云，烹说者。“斩彭生”当即指此），坑秦二十万众，智愚之相至何远哉？设羽以其任（范）增者而任舍人儿，楚之为楚，未可知也。（《论〈项羽本纪〉舍儿说项羽》，载《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

[5]【汇注】

张守节：强，其两反。（《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6]【汇评】

司马迁：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慑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史记·淮阴侯列传》）

[7]【汇评】

杨维桢：或曰：籍虽好杀，欲坑外黄，而愧于舍人儿之一言。欲烹太公，而悟于项伯之微谏，使得一二贤佐，籍亦可伯。韩信曰：“籍之勇，匹夫之勇耳，籍之仁，妇人之仁耳。”此为论籍之确者。辅以伊尹、太公之佐，其能率桀纣为汤、文、武也哉？（《史义拾遗》卷上《项籍论》）

华庆远：故致堂曰：羽欲坑外黄，外黄令舍人儿十三岁，能止之。不闻亚父一语，独所谓“吾属今为沛公虏”一言不谬耳。（《论世编》卷六《西汉》）

刘沅：战虽尚武，必以文德济之。越下梁十七城，羽旋即取之，书以见徒勇不足恃也。外黄小儿一言，而项羽不坑降卒，足见羽非不可言。范增庸庸误之也。（《史存》卷六《楚汉纪》）

[8]【汇评】

程馀庆：羽生平所过残灭，独然外黄小儿之言，所谓晓人当如是也。范增七十翁，愧此十三岁儿多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9]【汇注】

张守节：《地理志》云：“宋州外城本汉睢阳县也。《括地志》云睢阳县，故宋国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伯祥：睢阳，春秋宋地，秦置睢阳县。唐改宋城县，并置睢阳郡。金复旧名。明改商丘。即今河南省商丘县。（《史记选·项羽本纪》）

[10]【汇评】

凌稚隆：按：舍人儿年十三，尚能说羽赦外黄当坑者；亚父七十而顾不能谏羽，以致戮子婴，杀义帝，斩彭生，坑秦二十万众，智愚之相去何远哉！设羽以其任增者而任舍人儿，楚之为楚未可知也。（《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冯梦龙：胡致堂曰：史称亚父好奇计，然羽虐不谏，其智尚不及外黄儿。所谓“吾属今为沛公虏者”一言不谬耳！（《纲鉴统一》卷六《西汉高帝元年》）

汉果数挑楚军战[1]，楚军不出。使人辱之[2]，五六日[3]，大司马怒，渡兵汜水[4]。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5]，尽得楚国货赂。大司马咎、长史翳、塞王欣皆自刭汜水上[6]。大司马咎者，故蕲狱掾，长史欣亦故栎阳狱吏，两人尝有德于项梁[7]，是以项王信任之[8]。当是时[9]，项王在睢阳，闻海春侯军败，则引兵还[10]。汉军方围钟离眛于荥阳东[11]，项王至，汉军畏楚，尽走险阻[12]。

[1]【汇注】

张大可：汉果数挑楚军战：果不出项羽所料，他一东走，刘邦立即挥师渡河，一次又一次向曹咎挑战。（《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2]【汇评】

孙琮：处粗人法。（《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程馀庆：妙！得粗人法。（《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汇注】

程馀庆：应十五日。（《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4]【汇校】

钱大昕：“大司马怒，渡兵汜水”，注：如淳曰“汜音祀。《左传》曰‘鄙在郑地汜’”。案：如音，与今土人音正同。其所引《左传》则误也。僖廿四年传“王出，适郑，处于汜”，杜注“郑南汜也，在襄城县南”，此即所谓“鄙在郑地汜”者。《续汉志》襄城有汜城，刘昭注亦以周襄王所处，其字从“”，音凡，不当牵为一地。（《三史拾遗》卷一《史记·项羽本纪》）

【汇注】

裴骃：张晏曰：“汜水在济阴界。”如淳曰：“汜音祀。”《左传》曰：“鄙在郑地汜。”瓒曰：“高祖攻曹咎成皋，渡汜水而战，今成皋城东汜水是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司马贞：按：今此水见名汜水，音似。张晏云在济阴，亦未全失。按：古济水当此截河而南，又东流，溢为荥泽。然水南曰阴，此亦在济之阴，非彼济阴郡耳。臣瓒之说是。（《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汜水源出洛州汜水县东南三十二里方山。《山海经》云：‘浮戏之山，汜水出焉。’”（《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马持盈：汜水，县名，在荥阳县之西。（《史记今注·项羽本纪》）

吴恂：汜、晳二字，形似易溷，范书《郡国志》：成皋有汜水。《水经·河水注》：汜水又北迳虎牢城东，汉破司马欣、曹咎于是水之上，汜水又北流，注于河。字皆作汜，且如淳音祀，而颜氏亦谓今彼乡人呼之音祀，然则其字作汜不作晳。下五年汉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阳。张晏注曰：“在济阴界，取其晳爱弘大而润下也。”师古云：“据《叔孙通传》曰：为皇帝于定陶。”则此水在济阴是也。以斯言之，则成皋之水不当与之同名审矣。（《汉书注商·高帝纪上》）

[5]【汇注】

杜佑：楚、汉相持，项羽自击汉将彭越于梁地，令其将大司马曹咎守成皋，汉将挑楚军咎渡汜水战。汉将候半涉击，大破之。（《通典》卷一百六十《敌半涉水击必胜》）

浦起龙：汉破楚围。（《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汇评】

赵蕤：孙子曰：“绝水必远水（自注：引敌使渡也），客绝水而来，迎之于水内，令敌半渡而击之，利。欲战，无附于水而迎客也。”……卢绾佐彭越攻下梁地十余城，项羽闻之，谓其大司马曹咎曰：“谨守成皋。即汉挑战，慎勿与战。”汉果挑楚军，楚军不出。使人辱之，大司马怒，渡汜水。卒半渡，汉击，大破之，此欲战无附于水势也。故知水火之变，可以制胜，其来久矣。（《长短经》卷九《水火》）

朱东润：《项羽本纪》：彭越复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羽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曰：“谨守成皋。”付托之重，可以概见。考之功状，汉将以击曹咎为功者：栒侯温疥则曰：“破曹咎军。”中邑侯朱通则曰：“以中尉破曹咎。”（朱通见《惠景间侯者年表》）龙侯陈署则曰：“以谒者击籍，斩曹咎。”宁陵侯吕臣则曰：“破曹咎成皋，为上解随马。”且以吕臣功状言之，破曹咎正自不易，高祖尝有追骑之厄，故臣得以解随马为功也。然则，如《项羽本纪》所言：“大司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曹咎之败，固若是之易乎？不足信也。（《史记考索·读〈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书后》）

【汇评】

程馀庆：前半屡言大破秦军，后半屡言大破楚军，亦篇中著眼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6]【汇校】

梁玉绳：附按：《高纪》及《汉书纪》《传》皆无“翳塞王”三字，此后人妄增之。何者？翳降汉后，虽与欣同叛楚，而不复再见。盖欣与项王有旧恩，故得弃瑕而仍任用之，非翳可比矣。惟欣曾封塞王，后文称“故塞王”甚合，乃此及《高纪》并以“长史”称之，《汉书》亦然。或疑此当衍“长史翳”三字。曰：否。后文又有“长史欣”也。卢学士云“翳塞王”三字必非《史记》本文，观下但举咎、欣两人可知。翳旧为都尉，不为长史。又欣既称塞王，则翳亦当称翟王，此数者皆不协，故知非也。（《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赵翼：项羽使海春侯曹咎守成皋，为汉王所虏。《史记》在刘、项同军广武之后，《汉书》在同军广武之前。（《廿二史札记》卷一《史记不同处》）

崔适：曹咎自刭汜水上，误在楚汉俱临广武而军后。汜水在成皋西，广武在成皋东，汉渡汜水，然后入成皋，复东临广武；若汉王先临广武，曹咎何由西守成皋乎？（《史记探源》卷三《项羽本纪》）

郭嵩焘：按项羽东击田荣而彭城失；此击彭越而成皋失。中间彭越数反，项羽数往击之，用此知高祖任韩信为大将，关以东之事尽以委之，而用其全力以当项羽，允为经营天下之大略。又《志疑》云：“‘翳塞王’三字，《汉书纪》《传》皆无之，卢学士云：‘三字非《史记》本文，观下但叙咎、欣可知。翳旧为都尉，不为长史；又欣称塞王，则翳当称翟王，皆不协。’”按：“翳”字衍，“长史”二字误倒，当在“塞王”字下，玩下“长史欣亦故栎阳狱吏”自见。前已标明“海春侯、大司马曹咎”而不著长史欣名，故于此处但称大司马咎，而于欣必兼举其姓。长史欣，欣姓，非言名也，《高祖纪》可证。（《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汇注】

裴骃：郑氏曰：“刭音经鼎反。以刀割颈为刭。”（《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乐史：司马欣墓在县西二十五里，章邯长史。降项羽，封为塞王。（《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一《关西道七·耀州·富平县》）

吕祖谦：颜师古曰：臣瓒以“汜水在成皋东”，此说得之。音祀。高帝即位于氾水之阳，此水在济阴，音敷剑反。（《大事记解题》卷八）

[7]【汇评】

张大可：两人尝有德于项梁：曹咎、司马欣有德于项梁事已叙于篇首，这里特地复述，在于说明项羽疏贤用亲，无独当一面之良将，所以失败。（《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8]【汇评】

唐顺之：徒以旧恩任，不必贤。（引自《史记评林》）

孙琮：徒以旧恩用人，未必贤，其败可知。（《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吴见思：狱掾凡两应。分封一点见其私也。此处一点，见不用贤而任其私，项羽之所以败也。（《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浦起龙：闲笔，应前。（《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牛运震：“大司马咎者，故蕲狱掾”云云，至“是以项王信任之”：按此复述作遥应，冷而妙，叙次中有波澜。（《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郭嵩焘：“大司马曹咎者，故蕲狱掾；长史欣亦故栎阳狱吏，两人尝有德于项梁，是以项王信任之”：按两人者，项氏所以始终，其才则一狱吏耳，所以明项羽怙私恩而遗天下之远略也。（《史记札记·项羽本纪》）

程金造：太史公在此所以明项羽之任人，不以才是任，而以亲是选，是不知知人善任之道。（《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9]【汇评】

凌稚隆：篇中用“当是时”凡八处，转折博换，何等精神。非此三字提醒，不能发下，文法最妙。（《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10]【汇评】

高嵣：汉王成皋之围已解，而项王一身，既击梁，又战汉，牵引疲乏，败形已著。（《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11]【汇注】

裴骃：《汉书音义》曰：“眛音末。”（《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朱东润：海春侯军败，汉军方围钟离眛于荥阳东。眛亦楚将。及羽败，眛亡命投楚王韩信。谓信曰：“汉所以不击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于汉，吾今日死，公亦随乎亡矣。”见《淮阴侯列传》。盖贤者居人国，为人轻重如此。观眛之所以自处者，然后知项王、韩信之所以愚昧，皆未能禁其才，为尤可惜也。考之功状，汉将之击眛为功者：汾阴侯靳彊则曰：“以中尉破钟离眛。”阳义侯灵常则曰：“以荆令尹汉王五年初从，击钟离眛及陈公利几破之。”广平侯薛欧则曰：“以将军击项羽钟离眛。”（《汉表》“羽”下有“将”字）宣曲侯丁义则曰：“以郎骑破钟离眛军固陵。”《汉表》“郎骑”作“郎骑将”，犹言郎中骑将，吕马童、杨武皆居其官。合而观之，破钟离眛之役，薛欧为将军，靳彊、丁义为部将，至五年灵常始降，尤疾战，此则降将之常，又不足怪也。（《史记考索·读〈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书后》）

[12]【汇注】

王伯祥：尽走险阻，悉数逃往山地，凭恃山险以自保。（《史记选·项羽本纪》）

是时[1]，汉兵盛食多[2]，项王兵罢食绝[3]。汉遣陆贾说项王，请太公[4]，项王弗听。汉王复使侯公往说项王[5]，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6]，割鸿沟以西者为汉[7]，鸿沟而东者为楚[8]。项王许之[9]，即归汉王父母妻子[10]。军皆呼万岁。汉王乃封侯公为平国君[11]。匿弗肯复见[12]。曰：“此天下辩士，所居倾国[13]，故号为平国君[14]。”项王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15]。

[1]【汇校】

夏伯炎：从“汉之四年”起到这里止，《史记志疑》指出：所叙之事，前后倒置，不但与《汉书》有异，并与《高纪》不同，恐系错简。并已分别指出错简、颠倒之处，根据注释，依文摘叙如下：

（上接“复入保成皋”句）项王进兵围成皋。汉王逃，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渡河走修武，从张耳、韩信军。诸将稍稍得出成皋，从汉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汉使兵距之巩，令其不得西。

（从这以下删“是时彭越渡河击楚东阿，杀楚将军薛公。项王乃自东击彭越”二十四个字）汉王得淮阴侯兵，欲渡河南。郑忠说汉王，乃止壁河内。使刘贾将兵佐彭越，烧楚积聚（以下删“项王东击破之，走彭越”九个字）。

项王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曰：“谨守成皋，则汉欲挑战，慎勿与战。毋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诛彭越，定梁地，复从将军。”乃东行。

汉之四年，击陈留、外黄。外黄不下。数日，已降，项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诣城东，欲坑之。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往说项王曰：“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王然其言，乃赦外黄当坑者，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项王。

汉果数挑楚军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货赂。大司马咎、长史翳、塞王欣皆自刭汜水上。大司马咎者，故蕲狱掾，长史欣亦故栎阳狱吏，两人皆尝有德于项梁，是以项王信任之。

汉王则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当是时，项王在睢阳，闻海春侯军败，则引兵还。汉军方围钟离眛于荥阳东，项王至，汉军畏楚，尽走险阻。

项王（这以下删“已来定东海”五个字）西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项王从之。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汉王大惊。于是项王乃即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汉王数之，项王怒，欲一战。汉王不听，项王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走入成皋。

项王闻淮阴侯已举河北，破齐、赵，且欲击楚，乃使龙且往击之。淮阴侯与战，骑将灌婴击之，大破楚军，杀龙且。韩信因自立为齐王。项王闻龙且军破，则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说淮阴侯。淮阴侯弗听。是时，彭越复反，下梁地，绝楚粮（这以下接“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汇注】

张大可：是时：此为广武对峙之时，汉已得天下三分之二，故“兵盛食多”；项羽谋臣死，良将亡，故“兵疲食绝”。（《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2]【汇校】

梁玉绳：附按：此《纪》讹舛之处，已说见上。今依文摘叙，当云：“项王进兵围成皋……令其不得西，汉王得淮阴侯兵，欲渡河南。郑忠说汉王，乃止壁河内。使刘贾将兵佐彭越，烧楚积聚。项王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乃东行。汉之四年，击陈留、外黄……是以项王信任之。汉王则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当是时，项王在睢阳……尽走险阻。项王西，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绝楚粮。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3]【汇校】

孙琮：提此三语，见汉所以胜，楚所以败。（《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浦起龙：提起“食多”“食绝”，楚、汉大势，银钩铁画。（《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高嵣：“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二句将汉、楚大势提掇分明。（《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牛运震：“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按此楚汉成败大关键，妙能点出。（《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程馀庆：又提一笔，表明楚汉胜败之由，铁划银钩。（《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4]【汇评】

程馀庆：请得当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5]【汇评】

吕祖谦：延平陈氏曰：待其少助食尽，然后遣侯生，得其时矣。（《大事记解题》卷八《西楚归太公吕后》）

[6]【汇注】

梁玉绳：“楚、汉约分鸿沟，以（周）为信”，附按：《汉表》同。古人谓使者为信。盖兵交使在其间也。然《传》徐广引《表》云“以为信武侯”，则今本脱“武侯”二字。（《史记志疑》卷十一《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汇评】

方回：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是年七月也。三年夏四月，荥阳围急，汉王尝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羽弗从，陈平之间行而亚父去，纪信之诳行而汉王遁，亚父之疽死羽不悟，汉王之间出羽不追，有独运而无群谋，天为之乎？（《续古今考》卷二十一《项羽与汉约中分天下》）

[7]【汇注】

司马迁：荥阳下引河水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史记·河渠书》）

裴骃：文颖曰：“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即今官渡水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应劭云：“在荥阳东二十里。”张华云：“大梁城在浚仪县北，县西北渠水东经此城南，又北屈分为二渠。其一渠东南流，始皇凿引河水以灌大梁，谓之鸿沟，楚汉会此处也。其一渠东经阳武县南，为官渡水。”按：张华此说是。（《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吕祖谦：《史记正义》曰：应劭云：“在荥阳东南二十里。”文颖曰：“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即今官渡水也。”张华云：“大梁城在浚仪县北。县西北渠水东经此城南又北屈，分为二渠，其一渠东南流。始皇凿引河水以灌大梁，谓之鸿沟。楚、汉会此处也。其一渠东经阳武县南，为官渡水。”按：张华此说是。（《大事记解题》卷八）

胡三省：杜佑曰：郑州荥阳县西有鸿沟，楚、汉分境之所。（《资治通鉴》卷十“高帝四年”注）

阎若璩：《河渠书》，禹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文颖曰：即今官渡水也。盖为二流，一南经阳武，为官渡水；一东经大梁城，即鸿沟，今之汴河是也。（《潜邱札记》卷三）

王恢：鸿沟，始见于苏秦说魏：“大王之地，南有鸿沟。”《河渠书》：“自是（指春秋）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文颖以楚汉中分之界，即官渡水。《索隐》谓“为二渠：一南经阳武为官渡水；一东经大梁城即鸿沟，今之汴河”。如《河渠书》，众水皆鸿沟之分流，《锥指》（四二）所谓“皆以下流之目追被上源”也。盖石门渠（当今广武西北）首受河，名鸿沟，又名蒗荡渠、汴渠、通济渠，名称互见，实皆源于出河之济。而楚汉一时之约——八月约，十月汉王即追羽至阳夏，十一月而羽卒，并无明确的相关考证。或曰荥阳东南之水，或曰当今贾鲁河，皆以臆测。其时灌婴已下彭城，彭越又断睢阳转输，羽兵少食尽，进退失据，不得不约中分天下，归太公、吕后。所谓鸿沟者，当时亦未必详确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鸿沟之约》）

[8]【汇注】

司马光：项羽自知少助，食尽，韩信又进兵击楚，羽患之。汉遣侯公说羽请太公。羽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九月，楚归太公、吕后，引兵解而东归。（《资治通鉴》卷十“高帝四年”）

【汇评】

王应麟：或曰：鸿沟之约已定，良、平复说汉击羽，约可背欤？曰：此张子房之谋，陈平助之而已。秦灭韩，楚杀横阳，皆子房必报之仇也。君臣天经地义之所在，子房为汉谋，所以为韩也。秦将距峣关，既啖以利，而欲连和矣，子房曰“因其懈怠击之”，非失信于秦也，为韩报秦，不可不击也；羽约分鸿沟，已解兵东归矣，子房曰“今释弗击，是自遗患”，非失信于楚也，为韩报楚，不可不击也。子房义与秦、楚不共戴天，必殄灭之以伸其志，大义为重，小信为轻，矧羽也智勇俱困，兵食俱竭，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纵之不攻，则子房不能雪横阳之耻，汉王亦不能摅义帝之愤矣。故合信、越之兵于固陵，多助之至，恭行天罚，决胜垓下，获丑东城，汉王缟素出师之举，子房间行归汉之心，凡以为此耳。……鸿沟约而再攻，为君复仇也，奚议焉！（《通鉴答问》卷三《羽与汉约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

郭嵩焘：按：是时灌婴之军已至淮北，深入其根本之地；项羽腹背受敌，所以兵罢、食绝者，彭城危急，而转输之路穷也。高祖此时之力足以制项羽，项羽即不解兵东归，韩、彭之军毕集，以殄灭项羽有余。高祖始遣陆贾，继遣侯公，必欲与项羽约中分天下者，为欲得太公、吕后耳。又按是时彭城已失，梁、楚之地皆不能为羽有，所谓鸿沟为界者，将以何为界也？当时必约还给西楚地，项羽所以解而东归，亦自度其力足以收取彭城与汉相持也。陆贾之说项王径以太公为请；侯公必多为长短之说以明得失之数，重之以盟誓要约，项羽为所诱惑，急归其父母、妻、子，高祖所以匿不肯见者，诚有所讳也。史公著其事于《项羽本纪》，而《高祖本纪》载鸿沟分界事，竟若出自项羽之意者，盖亦为高祖讳耳。（《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9]【汇注】

程馀庆：此“许之”，专指归太公。间接侯公往说句。（《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0]【汇校】

梁玉绳：按：《月表》及《王陵传》称：“太公吕后”，较之此与《高纪》作“父母妻子”为妥。且是时孝惠未为楚虏，而如淳、晋灼《汉书》注引《汉仪注》言高帝母兵起时死陈留小黄，则此时亦不得有母媪也。《文选》陆士衡《高祖功臣颂》“侯公伏轼，皇媪来归”，亦非。（《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程馀庆：当作“太公、吕后”耳，此“母”“子”二字皆误。（《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王恢：《史》称“即归汉王父母妻子”，《汉书》晋灼引《汉仪注》，母于兵起时死陈留小黄北，孝惠未被俘，当依《月表》及《王陵传》称太公、吕后。（《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鸿沟之约》）

【汇注】

赵翼：《高祖纪》称汉王之二年，定三秦，将五诸侯兵，破彭城，寻为项羽所败，西奔过沛，使人求家室。家室已亡去，道遇孝惠、鲁元公主，载以行。而家属反遇楚军，为羽所得，常置军中为质。据《史记》谓是时羽取汉王父母妻子，置军中。《汉书》则但谓取太公、吕后，而以《史记》所云父母妻子者，不过家属之通称，非真有母与子在项羽军中，故改言太公、吕后也。不知高祖母虽已前死，而楚元王为高祖异母弟，则高祖尚有庶母也（《史记》谓同母少弟，《汉书》则谓同父少弟。颜师古注言同父则知其异母也。按《吴王濞传》晁错曰：“高帝大封同姓，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则元王乃异母弟无疑。陆机《汉高功臣颂》：“侯公伏轼，皇媪来归。”正指侯公说项羽，羽归汉王家属之事。曰“皇媪来归”，明言汉高之母也）。孝惠帝尚有庶兄肥，后封鲁为悼惠王。当高祖道遇孝惠时，与孝惠偕行者，但有鲁元公主，则悼惠未偕行可知也。悼惠既未偕行，又别无投归高祖之事，则必与太公、吕后同为羽所得，故高祖有子在项军也。然则《史记》所谓父母妻子，乃无一字虚设，而《汉书》改云太公、吕后，转疏漏矣。（《廿二史札记》卷一《汉王父母妻子》）

【汇评】

林：国势之强弱，使命之重轻系焉；使命之重轻，敌情之敬忽系焉。何以言之？方汉帝之初兴也，与项氏相持，百战间，其事无难于归太公者。辩士如郦生、隋何、陆贾数子，最号善口伐者。帝尝于数子中遣之使楚，楚傲然不听。迨侯生朝往楚，暮归汉庭，又何谈之易也。谓三子不足用耶？则下淮南，下南越，亦非拙于词者。谓侯生词锋说刃，果异于人耶？史传寂寞，绝无可书者。呜呼，此岂可以口舌争哉！盖陆贾之使，正刘、项雌雄未决之时，侯生之往，乃楚弱汉强之日。夫惟楚弱而汉强也，则楚气已索，固将求媚于汉之不暇，是固侯生之所可拱揖恐喝而动也。辟如千金之家，幼奴弱婢，人不敢易其言，至贩夫贩妇之徒，虽得乌获为之用，告人以言，人犹得以侮之，此强弱之势殊，而敬忽之心变也。（《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九《奉使》）

方回：九月，归太公、吕后，军皆称万岁。乃封侯公为平国君。初遣陆贾说羽请太公，羽弗听，再遣侯公，约中分天下，而后归太公、吕后。东莱引延平之说，谓待其少助食尽，然后遣侯生，得其时矣。项羽既与汉王约和，则不得不以太公归汉，不如是，何以成中分之约。当时羽与汉王亦不一相盟会，遽解而东归，何也？（《续古今考》卷二十一《项羽归太公吕后》）

陈懿典：吕后、太公入楚，如几上肉，而卒得脱，虽由羽不能断，会逢天幸。想亦辟阳谲诈，吕氏权略，所以自全。（《读史漫笔·项羽》）

徐孚远：项王已急欲东归矣，特反复其说以坚之，非陆生不能而侯生能也。（《史记测议·项羽本纪》）

[11]【汇校】

梁玉绳：附按：《金石录》载《金乡守长侯君碑》云“侯公谥安国君”。赵曰：“《高祖纪》侯公封平国君，此碑言安国既不同，而平国君乃生时称号，如娄敬为奉春君之类，碑以为谥，恐非。”余疑“谥”当作“号”解，说在《孟尝君传》。（《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汇注】

张守节：《楚汉春秋》云：“上欲封之，乃肯见。曰‘此天下之辨士，所居倾国，故号曰平国君’。”按：说归太公、吕后，能和平邦国。（《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张大可：平国君：为“倾国”之反称，含讥刺意。（《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12]【汇校】

崔适：“匿”字上脱“侯公”二字，致不可解。（《史记探源》卷三《项羽本纪》）

【汇注】

王伯祥：匿音聶，隐藏。匿弗肯复见，安置侯公，不使他再见。（《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程馀庆：匿侯公不令复见人。千古高见。（《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3]【汇注】

王伯祥：所居倾国，言所到之处可以倾覆人的家国。与上“匿弗肯复见”呼应。（《史记选·项羽本纪》）

[14]【汇注】

陆贾：上欲封侯公，匿不肯得见。曰：此天下之辨士，所居倾国，故号平国君。（《楚汉春秋》）

【汇评】

吴见思：忙中又入此闲事作波。（《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牛运震：“汉王乃封侯公为平国君”云云，至“故号为平国君”：按此处偏有此等闲笔，是其笔力大处。（《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15]【汇注】

钱伯城：解：停战的意思。一说通懈，作懈怠解。（《史记纪传选译》上《项羽本纪》）

【汇评】

李贽：项羽毕竟忠厚。（《史评纲要》卷五《汉纪》）

凌稚隆：按项王非特暴虐，人心不归，亦从来无统一天下之志。既其既灭咸阳而都彭城，既复彭城而割荥阳，既割鸿沟而思东归，殊欲按甲休兵，宛然图伯筹画耳。岂知高祖规模宏远，天下不归于一不止哉！（《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浦起龙：楚东而汉不西，成败之形定于此。（《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郭嵩焘：按项羽本无经营天下之心，始灭秦而分封诸侯，自王彭城，欲得保守乡里而已。方与汉争而遽引兵东归，是其气先馁，其心亦自解散，无复进取之志矣。所以速亡者，由是苟偷旦暮之心，本无远略故也。又按是时韩信已破龙且军，灌婴由淮北趋广陵，彭城根本之地，孤危已甚。项羽急欲东归，故因侯公之说遽还汉王父母、妻、子，亦阻于势使然也。（《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1]，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2]。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3]。”汉王听之[4]。汉五年[5]，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6]，止军[7]，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8]。至固陵[9]，而信、越之兵不会[10]。楚击汉军，大破之[11]。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12]。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13]，为之奈何？”对曰[14]：“楚兵且破[15]，信、越未有分地[16]，其不至固宜[17]。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18]。即不能[19]，事未可知也[20]。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21]，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穀城[22]，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23]，则楚易败也[24]。”汉王曰：“善[25]。”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穀城与彭相国[26]。”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27]：“请今进兵[28]。”韩信乃从齐往[29]，刘贾军从寿春并行[30]，屠城父[31]，至垓下[32]。大司马周殷叛楚[33]，以舒屠六[34]，举九江兵[35]，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36]，诣项王[37]。

[1]【汇注】

裴骃：韦昭曰：“凡数三分有二为太半，一为少半。”（《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吴见思：汉有天下太半：巴、蜀、三秦、燕、赵、韩、魏、齐、梁。（《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2]【汇评】

杜佑：汉王以项籍约中分天下，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疲食尽，此天亡之时也，不因其饥而遂取之，今释之不取，所谓‘养虎自遗患’也。”从之，终灭羽。（《通典》卷一百五十五《因敌饥乘其弊而取之》）

王楙：《随笔》论张良无后，谓有二事，其一劝沛公因懈而击秦军，既解而追项羽，此事甚于杀降，宜其无后。仆谓不然。良既仕汉，则尽忠于汉，奚暇他恤哉？（《野客丛书》卷二十一《张良有后》）

[3]【汇注】

张守节：遗，唯季反。（《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胡三省：《史记正义》：遗，唯季反。余谓音如字亦通；遗，留也。（《资治通鉴》卷十“高帝四年”注）

【汇评】

朱熹：问：养虎自遗患事，张良当时若放过，恐大事去矣，如何？曰：若只计利害，即无事可言者。当时若放过未取，亦不出三年耳。问：机会之来，间不容发。况沛公素无以系豪杰之心，放过即事未可知。曰：若要做此事，先来便莫与项羽讲解。既已约和，即不可为矣。大抵张良多阴谋，如入关之初，赂秦将之为贾人者。此类甚多。（《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

郭大有：秦既灭韩，张良借高祖之力以复其仇。及项羽又杀韩王，使据鸿沟之约而不诛羽，秦仇虽报，犹未报矣。夫鸿沟之约，小信也；君父之仇，大义也。良背小信而全大义，则养虎贻患之言，亦不为过。况两虎俱斗，势不俱生。良之一言，不惟韩仇以报，而汉业亦兴，正所以尽君臣之义也。……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其良之谓欤！（《评史心见》卷二《养虎贻患》）

杨一奇辑、陈简补：是举也，程子以不义非之，余谓程子之意，乃欲以忠信取天下，此处常而定万世之经也。张良之论，欲雪前人之耻。乃处变而行一时之权也。（《史谈补》卷二《养虎自遗患》）

洪垣：历数十罪，项羽之气靡然夺矣，然岂有为天下除残贼而与之中分者？信之未迈于义。良、平说而击之，权之正也。其可谓之不义？但云“养虎遗患”则私矣。（《史说》卷一《汉高祖》）

王圻：张良、陈平，皆汉祖谋臣。良之为人，非平之可比也。平尝曰：“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矣。以吾多阴祸也。”平传国至曾孙而遂绝，如其言。然良之爵但能至子，去其死才十年而绝，后世不复绍封，其祸更重于平，何哉？盖尝考之：沛公攻峣关，秦将欲连和，良曰“不如因其懈怠击之”，公引兵大破秦军。项羽与汉王约，中分天下，既解而东归矣，良有“养虎自遗患”之语，劝王回兵追羽，而灭之，此其事固不止杀降也。其无后宜哉！（《稗史汇编》卷八十五《品骘·张良陈平》）

夏之蓉：汉王军广武，羽与汉约，中分天下，此时汉强楚弱，政自不必许和，特以归太公、吕后故尔。其追击至固陵，乃汉王本意，岂因良、平“养虎自遗患之言”而始决哉？宋儒谓此举违信背约，子房有儒者气象，不当以此进说汉王，迂矣！（《读史提要录》卷一《西汉》）

[4]【汇评】

苏轼：范蠡、留侯，虽非汤、武之佐，然亦可谓刚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为者也。观吴王困于姑苏之上，而求哀请命于勾践，勾践欲赦之，彼范蠡者独以为不可，援桴进兵，卒刎其颈。项籍之解而东，高帝亦欲罢兵归国，留侯谏曰：“此天亡也，急击勿失。”此二人者，以为区区之仁义，不足以易吾之大计也。（《苏轼文集》卷四《乐毅论》）

胡寅：鸿门之会，即越王会稽之请成也。吴惟容越之请而越霸，楚惟容汉之谢而汉兴。鸿沟之约，即吴王姑苏之请也。越惟不听吴请而吴亡，汉惟不听楚约而楚灭。投机之会，盖不可忽乎哉，则良、平与范蠡所见略同矣。（见《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

尹起莘：当是时，汉强楚弱，政自不必约和，然太公在楚，未有取之之计也。上书中归天下，继书归太公于汉，则汉之此举，为请太公明矣。然《纲目》书楚与汉约，而不书汉与楚约，则见欲和者出于楚之本心，而汉王不急于救父，其恶意自不言可知。况汉既得太公，乃始背惠食言，进兵攻楚，故此明书解而东归，而下书汉王追项籍至固陵，则汉王违信背约之失又可知矣。（《资治通鉴纲目发明》）

唐顺之：“异哉！项伯知有人而不知有己；知有私而不知有公。羽虽暴，族类也；良虽有恩，异类也。羽至戏，欲击沛公，伯恐累良及祸，夜驰具告，已足以报良恩矣。乃深结刘季，项庄舞剑，则以身蔽之；欲烹太公，则以说解之。伯之为汉，可谓至矣，岂卖羽哉？意亦欲恩汉以为平分之计耳。及太公之归，鸿沟为约，伯意以为两无负矣，汉竟背约而袭之，君子以为何如？”解曰：项氏一门近于愚，汉之君臣过于诡。分羹之言，季既不知有父矣，何有于朋友？杀戮功臣，季既不知有功矣，何知有信义？伯以身蔽项庄，是重婚姻之约也。其愚一：劝羽不诛太公，欲留为质。其愚二：归太公而恃鸿沟之约。其愚三：楚之愚，皆以人道待汉也，汉之诡，不以人道自待也。羽即可灭，何不为项伯地乎？使鸿门无项伯，汉王与玉斗俱碎矣；广武无项伯，则太公为高俎之羹矣。使太公终不归，则汉王为无父之人矣。苟少念恩义，鸿沟之约，安在不可遵也？吾每读史至此，未尝不发指乎汉而也。项伯虽受汉封，亦羽之罪人也。（《两汉解疑上·项伯》）

汤宾尹：鸿沟之约，项羽引而东归矣，张良、陈平乃教汉王倍信约，何也？毋亦成大功者不执小信之见乎？（《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黄洪宪：陈平一生专用智谋阴术，其劝汉王宜也。张良有儒者气象，而亦有此劝，良可惜哉！（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冯班：程子曰：“张良才识高远，有儒者气象。而亦以此说汉王，不义甚矣。”程子，醇儒也，知小义而不知大义。夫张子房以五世相韩，报秦于博浪沙中，义也，以祖父事韩君也。身事韩王成，而楚杀之，若汉王西归，释羽弗击，虽叩头流血以争之，可矣！程子以为不义，且曰“不义甚矣”，此何哉？夫楚汉之事，英雄相竞以智力耳，此固难以儒者之道论，即以儒道论之，程子之说亦非也。请详言之：项羽弑义帝，汉王至洛阳，为义帝发丧，哀临三日，告诸侯曰：“寡人愿从诸侯击楚之杀义帝者。”今若与项羽约分天下而去，是失大信于天下也。夫居子为义，当务其大者。（《钝吟杂录》）

王鸣盛：鸿沟既画，旋即背之。屡败穷蹙，不以为辱，失信废义，不以为愧也。（《十七史商榷》卷二《汉惟利是视》）

牛运震：“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云云，至“汉王听之”：按此叙良、平进计于四年之末，预为五年，追项伏案，此有错综钩带之妙。若纪一年事，截然是一年事，便不成纪叙体矣。（《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郭嵩焘：按：是时天下已归汉，高祖所以与项羽约中分天下，为欲得太公、吕后而已，岂能纵项羽东归，待张良、陈平之说而始追击之哉？此史家烘托之辞，非事实也。（《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5]【汇注】

张大可：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6]【汇注】

裴骃：如淳曰：“夏音贾。”（《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陈州太康县，本汉阳夏县也。《续汉书·郡国志》云阳夏县属陈国。”按：太康县城夏后太康所筑，隋改阳夏为太康。（《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恢：阳夏：即今太康县，隋改今名。《寰宇记》（二）：“太康县南二十里有南拒台、北拒台，相去一里，是楚汉相拒处。”（《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垓下之围》）

[7]【汇注】

王伯祥：止军，顿兵暂驻，与下“期会”相应。（《史记选·项羽本纪》）

[8]【汇注】

吴见思：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信、越方为齐王、梁王，侯乃史公追叙。（《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王士俊：南拒台、北拒台：俱在太康县西北五里许，即汉王追项羽至阳夏相拒处。（《河南通志》卷五十一《古迹上》）

高嵣：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特提信、越，是时为齐王、梁王，两“侯”字乃史公追叙。（《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梁玉绳：附按：越为魏相国，未闻封侯，盖所赐名号。曹参亦有建成侯之称，本传不载。（《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程馀庆：信方为齐王，侯乃追书。（《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9]【汇注】

裴骃：徐广曰：“在阳夏。”骃按：晋灼曰“即固始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固陵，县名也。在陈州宛丘县西北四十二里。”（《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胡三省：余据班《志》，固始与阳夏为两县，皆属淮阳国。刘昭《志》：陈国阳夏县有固陵聚。（《资治通鉴》卷十一“高帝五年”注）

王伯祥：固陵故城即固陵聚，在今河南省淮阳县西北四十三里。（《史记选·项羽本纪》）

王恢：固陵：《郡国志》：“陈国阳夏，有固陵聚。”《括地志》：“在陈州宛丘县西北四十二里。”《清统志》（一九一）：“固陵聚在太康西。”按《汉志》淮阳国固始县，汝南郡县，皆春秋时丘地。汉于固陵聚置固始，又分南部地置县。后汉建武二年，又改县名固始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垓下之围》）

【汇评】

袁黄：当是时，汉强楚弱，政自不必约和，然太公在楚未有取之之计也。上书中分天下，继书归太公于汉，则汉之此举，为请太公，明矣。然《纲目》书“楚与汉约”，而不书“汉与楚约”，则见欲和者出于楚之本心，而汉王不急于救父，其恶意自不言可知。况汉既得太公，乃即背惠食言，进兵攻楚，故此明书“解而东归”，而下书“汉王追项籍至固陵”，则汉王违信背约之失，又可知矣。（《纲鉴合编》卷五《太祖高皇帝》）

[10]【汇评】

方回：汉之成，楚之败，系于一韩信之身，读史者不可不详味此语“固陵不会”。韩信之心又不逃乎张良之所见，则一张良之身又汉、楚之成败所系也。（《续古今考》卷二十一《项羽自知少助食尽韩信又进兵击楚》）

程馀庆：二人非纯臣之节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张大可：信越之兵不会：汉三年十月韩信已破齐，项羽已居劣势，而刘项相峙广武经年不决者，因韩信、彭越观望故也。（《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11]【汇评】

尹起莘：固陵之追，籍已兵疲食尽，犹能大破汉军，则刘非项敌明矣。未几，三将会兵，卒能破羽，则汉之用人与籍之自用，其相去何止什百。详书信、越、英布会兵之实，所以见汉之擒籍，卒赖三人之力。若夫籍负弑逆之罪，而不正其诛者，汉本忘于争天下，而非纯于讨贼，故《纲目》亦不得而纯予之也。（《资治通鉴纲目发明》）

吴见思：渐近垓下，又纵一笔，为项羽生色。（《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12]【汇注】

王伯祥：堑音椠，壕沟。深堑而自守，掘深沟堑，坚守自卫。（《史记选·项羽本纪》）

[13]【汇注】

吴同宝：从约：遵从诺言。（《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项羽本纪》）

[14]【汇评】

王世贞：子房此语亦是祸二人之基。（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15]【汇评】

程馀庆：汉方大败，而云楚兵且破，则知汉之灭楚，自有定局，不在胜败间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6]【汇注】

裴骃：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也。”韦昭曰：“信等虽名为王，未有所画经界。”（《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王伯祥：未有分地，没有明确划定的封地。（《史记选·项羽本纪》）

[17]【汇评】

程馀庆：此语亦祸二人之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8]【汇评】

茅坤：此一策，遂定楚、汉兴亡之略。（《史记抄·项羽本纪》）

[19]【汇注】

夏伯炎：即：如果。（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20]【汇评】

程馀庆：危语。正使必从其策。（《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1]【汇注】

张守节：傅，音附，著也。陈即陈州，古陈国都也。自陈著海，并齐旧地，尽与齐王韩信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22]【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穀城故城，在济州东阿县东二十六里。”睢阳，宋州也。自宋州以北，至济北穀城，际黄河，尽与相国彭越。（《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伯祥：穀城，春秋齐之穀邑。秦曰穀城。后汉置穀城县。故治在今山东省东阿县南十二里。睢阳以北至穀城，从今商丘以北达于东阿一带，包有今河南省东部及山东省西部诸地。（《史记选·项羽本纪》）

王恢：穀城，《郡国志》：“东郡穀城，春秋时小穀。”故治今东阿县南十二里。穀有二：此言自睢阳以北至穀城，当从今商丘以北达于东阿。其后鲁人礼葬项羽穀城，应为鲁之小穀。而旧说皆说在东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记·垓下之围》）

[23]【汇注】

张守节：为，于伪反。（《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注评】

陈傅良：帝以五诸侯之兵顿于荥阳、成皋间，几不脱者屡矣。帝之力果能遂并齐哉？假如帝之能并，则项氏亦进而夺之矣。三秦之事可见矣，孰若弃之于信，使之自战其地，自兼其众，而又自王其国，时出而佐我，则项氏必不能舍相持之汉而东矣。羽之使龙且救齐也，非不勇于自行也，有汉王者在也。则夫弃齐于信，所以锢项氏于不能进退之域，分其力而弱其权也。汉之帝也，信实犄角之欤？（见《纲鉴合编》卷五《太祖高皇帝》）

方回：功名之士，号曰英雄；市井之徒，实如盗贼。子房谓齐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此两人罪状也。汉王如子房计，出捐淮阳以北王越，陈以东傅海与信，而后两人者至。高祖之心，能不终憾之乎？（《续古今考》卷二十一《追项羽至固陵》）

唐德宜：此真胜算。（《古文翼》卷四《项羽本纪》）

储欣：弄信、越于股掌。（《史记选》卷一《项羽本纪》）

程馀庆；透甚，兵法奥旨。（《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4]【汇评】

牛运震：“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云云，至“则楚易败也”。此段顿挫摇曳，极有姿态。“使各自为战”，尤切中兵法机要。（《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25]【汇评】

孙琮：杀信、越基此。（《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程馀庆：快甚。（《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6]【汇校】

王若虚：《项羽纪》云：汉王与韩信、彭越期会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张子房曰：“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此当云“发使者告之也”。（《滹南遗老集》卷十五《史记辨惑》七）

【汇注】

刘文淇：睢阳，汉属梁国，秦属砀郡。谷城，即项羽所葬之谷城山，汉属济阴郡，后汉始立为谷城县。（《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一《项羽九郡》）

【汇评】

庄元臣：攻人者利敌寡，自守者利敌多。敌寡则兵力专而不分，故以攻则克；敌多则人势散而不合，故以守则安。汉高祖方弱而利用守也，则封齐、赵、韩、魏，以分项之势；及势强而利用攻也，则独存项以专汉之力，此天授之智也。（《叔苴子·外编》卷一）

李大武：高祖之量兼韩信、彭越者八九，故三分关中地与之而不疑。当是时，玩信等如股掌上一丸耳。（见《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27]【汇评】

孙琮：两人手脚亦易露。（《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28]【汇评】

李贽：信、越之愚至此。（《史纲评要》卷五《汉纪》）

浦起龙：其应如响，不用多言，与不会相耀。（《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29]【汇评】

王鸣盛：信本项氏臣，虽无异遇，非有深嫌，去而事刘，可也，反面而攻故主，亲斩杀之，可乎？（《十七史商榷》卷五《信反面攻故主》）

郭嵩焘：按《灌婴传》：“从韩信攻龙且。齐地已定，韩信自立为齐王，使婴别将攻楚将公杲于鲁北。渡淮，尽降其城邑，至广陵。下下邳，击破楚骑于平阳，遂降彭城。”项羽东归而兵才骤弱者，以彭城失，根本已亡，人心涣散，无可自支之势也。史公于此等紧要关键，竟无一语及之，而分著之列传，以待后人之推求。凡所叙述，奇离变幻，无踪迹可寻，皆其好奇之征也。（《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30]【汇注】

裴骃：如淳曰：“并行，并击之。”（《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赵翼：荆王刘贾，《史记》谓不知何属，《汉书》谓高祖从父兄。（《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

王伯祥：寿春本楚邑，考烈王自陈徙都于此，亦命之曰郢。秦灭楚，置寿春县。即今安徽省寿春县治。从寿春并行，从寿春出发，与韩信之军并行南下。上面“韩信从齐往”为一路，此刘贾与彭越兵为又一路，两路齐下，故云并行。（《史记选·项羽本纪》）

[31]【汇注】

张守节：父音甫。寿州寿春县也。城父，亳州县也。屠谓多刑杀也。刘贾入围寿州，引兵过淮北，屠杀亳州、城父，而东北至垓下。（《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伯祥：城父（音甫），春秋陈之夷邑，汉置城父县。故治即今安徽省亳县东南的城父村。（《史记选·项羽本纪》）

王恢：城父：本春秋陈之夷邑，见《左》僖二十三年，楚取之，改名城父；《淮水注》：“夏肥水东南流迳城父县故城南，县故焦夷之地。”《清统志》（一二八）：“夏肥水今西肥河。城父故城在今亳州东南七十里城父村，陈胜死于下城父，在蒙城县西北八十里，以近故城父县，故加下。”（《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垓下之围》）

[32]【汇注】

裴骃：徐广曰：“在沛之洨县。洨，下交切。”骃按：应劭曰“垓音该”。李奇曰“沛洨县，聚邑名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司马贞：张揖《三苍注》云：“垓，堤名，在沛郡。”（《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张守节：按：垓下是高冈绝岩，今犹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侧，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与老君庙相接。（《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姚范：“垓下”，徐广曰“在沛之洨县”。按汉之洨县，在今宿州西北。《寰宇记》云：“垓下在虹县西五十里。”宿州有废虹县，即汉之洨县，非今之虹县也。胡三省之《通鉴注》：“垓下，在今亳州城真源县东十里。”（《援鹑堂笔记》卷十五《史记一》）

何治基：垓下聚在灵璧县东南。《史记》高祖与诸侯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于垓下。（《重修安徽通志》卷五十《舆地志·古迹·凤阳府》）

王恢：垓下，《汉志》：“沛郡，洨（今灵璧南五十里），垓下，高祖破项羽。”垓下聚，在今灵璧县南五十里阴陵山之南。县城有虞姬墓，清代尝大修，《寰宇记》（一二八）。定远县东南六十里亦有虞姬墓。（《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垓下之围》）

[33]【汇评】

王伯祥：周殷叛楚，又添一路。（《史记选·项羽本纪》）

[34]【汇注】

裴骃：如淳曰：“以舒之众屠破六县。”（《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舒，今庐江之故舒城是也。故六城在寿州安丰南百三十二里，匽姓，咎繇之后。”按周殷叛楚，兼举九江郡之兵，随刘贾而至垓下。（《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吴汝纶：“以舒屠六”，姚姬传云：六，今六安及凤台地。（《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各家史记评语》）

王恢：舒，《纪要》（二六）：舒城即今舒城县治。春秋时舒庸、舒鸠诸国地，见《左》僖二年，文十二年，哀二十五年。《诗》云“荆舒是惩”，即此舒矣。秦为舒邑，属九江郡，汉高五年以舒屠六，文帝十六年分淮南为庐江国，封淮南厉王子赐，都舒。《清统志》（一二三）：“故城在今庐江县西，并有今桐城、安庆地。”亦即有两汉舒及龙舒两县地，唐置舒城以古名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垓下之围》）

又：六，《汉志》：“六安国，六，故国，皋繇后，偃姓，为楚所灭。”《括地志》：“故城在安丰（今霍郡境）县南百三十里。”《寰宇记》（一二九）：“故城在六安县北十三里。”《纪要》（二六）“在舒城东南六十里”，误。（同上）

[35]【汇注】

张守节：九江郡寿州也。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陈徙寿春，号云郢。至王负刍为秦将王翦、蒙武所灭，于此置九江郡。应劭云：“自庐江寻阳分为九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伯祥：举九江兵，发动黥布出兵，更添一路。（《史记选·项羽本纪》）

王恢：九江：秦置九江郡治寿春。羽封英布为九江王，治六。汉四年更名淮南国以封英布，盖虚授，楚以周殷守之，布不能取也。五年殷叛始有之。项氏先分置庐江郡（《英布传》），后又分庐江置豫章（《灌婴传》《英布传》）。淮南王黥布故地四郡，九江、庐江、衡山、豫章也（《淮南王传》）。（《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垓下之围》）

【汇评】

程馀庆：此英布也……九江入诱，倾项羽根本。前后夹击，而羽无归路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6]【汇校】

梁玉绳：按：此段颇有缺误，当云“韩信乃从齐往，彭越乃从魏往，刘贾军从寿春迎黥布，并行，屠城父。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黥布皆会垓下”。（《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赵翼：诸侯会垓下，《史记》在四年，《汉书》在五年。（《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

【汇注】

司马迁：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郤。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史记·高祖本纪》）

李吉甫：垓下聚，在县西南五十四里。汉高祖围项羽于垓下，大破之，即此地也。按：汉洨县属沛郡，垓下即洨县之聚落名也。《图经》云：“项羽墓在县南六里。”按羽死后，高祖以鲁公礼葬羽于谷城，在今郓州东阿县界，言在此，俗说之谬也。（《元和郡县图志》卷九《河南道五·虹县》）

胡三省：李奇曰：沛洨县聚邑名。洨，下交翻。张揖《三苍经》注：垓，堤名，在沛郡。《史记正义》曰：按垓下是高冈绝岩，今犹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侧，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垓，音该。（《资治通鉴》卷十一“高帝五年”注）

[37]【汇注】

王伯祥：诣项王，诸路之兵皆集中向项王。上云“皆会垓下”，是四路军马齐到了。（《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陈仁锡：固陵之追，籍已兵罢食尽，犹能大破汉军，则刘非项敌明矣。然未几而三将会兵，卒能破楚，则汉之用人，与籍自用，其相去何啻什佰。详书信、越、英布会兵之由，所以见汉之擒籍，卒赖此三人力也。（引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

牛运震：“韩信乃从齐往”云云，至“皆会垓下，诣项王”：按此叙会兵气势，极汹涌。（《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项王军壁垓下[1]，兵少食尽[2]，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3]。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4]，项王乃大惊曰[5]：“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6]！”项王则夜起，饮帐中[7]。有美人名虞[8]，常幸从[9]；骏马名骓[10]，常骑之[11]。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12]，自为诗曰[13]：“力拔山兮气盖世[14]，时不利兮骓不逝[15]。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16]！”歌数阕[17]，美人和之[18]。项王泣数行下[19]，左右皆泣[20]，莫能仰视[21]。

[1]【汇注】

郑权中：壁：筑营驻扎。（《史记选讲·项羽本纪》）

梁友尧：垓下之战是楚汉战争中的一次决定胜负的战役。……一种意见认为，“垓下”即“陈下”，在今河南淮阳县，垓下乃陈之近郊地区，东接鹿邑县境。其理由是：第一，根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刘邦追项羽至固陵，为楚军大败。以后用张良计，联合韩信、彭越，又令英布、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按城父即今安徽亳县东南的城父集，舒即今安徽舒城县，六是今六安县。刘贾行军路线自寿春经城父而至垓下，周殷自舒城至六安，然后与刘贾会合。这条路线都是西北向而不是东北向，倘若垓下在灵璧县境，则须东北行。韩信大军又与刘贾“并行”，可见汉各路援兵都是西行而会师垓下，如果垓下在灵璧，韩信军当自齐南下，而刘贾也不必西去城父。由此推断，垓下应在城父西北，此正与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所持垓下在真源县境（今河南鹿邑县）之说相符，而与传统所说垓下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固镇县东境不合。第二，又根据《史记》中《曹相国世家》《樊哙列传》《夏侯婴列传》《靳歙列传》以及《高祖功臣侯年表》等有关记载，都明确指出破项羽于陈或陈下。陈县又恰与张守节所说真源县境垓下地理相近。这就进一步证明垓在河南而不在安徽。（《垓下战场在河南还是在安徽》，载《中国史问题讨论及其观点》一书）

又：另一种意见则坚持传统说法，认为垓下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固镇县东境，而不在河南。其理由是：第一，刘邦确曾在陈县同项羽进行过大战，但并不等于“垓下”即是“陈下”。因为固陵战后又当有陈下之战，然后才有垓下之战。在陈下战役中，刘邦消灭了项羽的有生力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项羽不得不溃奔垓下，实行坚守，又被诸侯兵所围，演了一出“霸王别姬”的悲剧。司马迁在《史记》中之所以有的地方记载垓下而不及陈下，有的地方又只记载陈下而不及垓下，是因为此二次战役紧相连接，故而简略言之。第二，刘邦败项羽之垓下在今灵璧县东南、固镇县东境，史载确凿。在《汉书·地理志》中有“沛郡洨国”“垓下，高祖破项羽”的记载。在《后汉书·郡国志》中有“沛国洨县”“有垓下聚”的记载，梁刘昭注：“高祖破项羽也。”这就证明刘邦败项羽之垓下于两汉时地属洨县（国）无疑。至于洨县与垓下的位置，《水经·淮水注》记载甚明：“涣水又东南径白石戍南，又径虹城南，洨水注之。水首受蕲水于蕲县，东南流经谷阳县……洨水又东南流径洨县故城北，县下有垓下聚，汉高祖破项羽所在也……又东南与涣水乱流而入于淮。”按：涣水即今浍河，洨水大致即今沱河。今二水在安徽五河县会流入淮，与《水经·淮水注》记载完全吻合。汉虹县在今五河县西北，蕲县在今安徽宿县南，谷阳在今灵璧县西南、固镇县西北。由此推断，汉洨县当在今灵璧、固镇、五河三县之间，沱河南岸，垓下则在其附近不远。第三，就当时军事形势分析，刘邦败项羽之垓下，也只能在安徽灵璧县东南、固镇县东境，而不可能在今河南淮阳、鹿邑县境。据《项羽本纪》载，项羽自垓下“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至阴陵”，再至东城，一路上未遇阻兵。如垓下在今灵璧县东南、固镇县东境，尚距淮河仅数十里，阴陵在今安徽定远县西北六十里，此与记载中行军形势完全吻合。如垓下在今河南淮阳、鹿邑县境，距淮水有四百里，距阴陵至少有五百里，在这四五百里的远距离行军中，未遇阻击，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同上）

方孝孺：按：垓下乃刘、项决雌雄之处，故曰“至垓下”，又曰“壁垓下”。（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汇评】

孙琮：以下烦弦急管，凄惋可诵。（《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吴汝纶：此下叙英雄末路，呜咽悲壮，低迴欲绝，千秋绝调也。（《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项羽本纪》）

牛运震：“至垓下”“皆会垓下”“项王军壁垓下”：凡三点“垓下”，笔法极有停顿节奏。垓下一段，写英雄尽步，极衰飒，极豪壮，淋漓激昂，是项王全副气魄，是太史公异常笔力。（《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程金造：项王既击败汉追击之兵，就壁守于垓下。兵虽减少，而尚可支数十万汉军之围攻。粮虽少，短时当可足用。此时楚军若是有张良、陈平之类谋士，在此困境中，出为奇计，必然可以奋勉士卒，作殊死战，击破汉王。前时彭城一役，楚兵以三万之众，就杀败汉军五十六万，使尸塞睢水不流，即是明证。但是项羽不知得人，无人可用。然而汉王在围之数重，攻之不下之际，却又用一计，夜间使军士唱楚地最流行的《鸡鸣歌》。汉围攻士卒这一唱，而楚兵守壁之军，却是楚人，就随声一齐合唱起来，内外这一齐唱，项羽因不深习韬略，就惶惑失措，大惊说：“汉军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夫妻抱头痛哭之后，终于“直夜溃围南出驰走”。项羽那时并未深识只有殊死搏斗，才有一线生机。如果逃走，必然尽失士卒，自陷困境，所以最终身首分离。这明明是篇首所言，学书不成，又不娴兵法的结果。而太史公在此段却又掩其笔墨，自谓“天亡”之，“非战之罪”，《史记》之所以难读，使读者不易有自信不疑的认识，往往由其用笔如此。（《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2]【汇评】

凌稚隆：按，太史公叙汉，曰“取敖仓粟”，曰“就敖仓食”，曰“兵盛食多”；叙楚曰“烧楚积聚”，曰“绝楚粮食”，曰“兵罢食绝”，曰“兵罢食尽”，曰“兵少食尽”：皆纪中关键，当玩。（《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吴见思：兵食凡三点，是项王致败处。回护项王“非战之罪”，或其然乎？（《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牛运震：复点“兵少食尽”，项王致败之本，粘住不脱。（《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3]【汇注】

方回：垓下之战，项羽之卒可十万。曰“可十万”者，不能十万也。汉大胜，斩首八万，则项羽余卒无几矣。（《续古今考》卷二十一《垓下斩首八万》）

【汇评】

王应麟：《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东莱吕氏曰：此阵即马隆所谓鲁公不识者也。阵者，兵之末，羽以不仁失天下，亦不在一战利钝之间，然羽少学兵法，略知其意即不肯学，负其雄才高气，而无沈深缜密之度，其病卒见于此时。是故骛大而忽小者，君子惧焉。（《汉书艺文志考证》卷八《项王一篇》）

胡应麟：垓下之战，楚事去矣。非信之智能覆羽也，然汉不得信，未可知也。以全智遇全勇，必其势皆全，优劣庶几定也。夫势全者，又必其斗确。（《少室山房笔丛》卷六）

[4]【汇注】

颜师古：应劭曰：“楚歌者，《鸡鸣歌》也。汉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鸡鸣时歌也。”师古曰：楚歌者，为楚人之歌，犹言吴歈、越吟耳。若以鸡鸣为歌曲之名，于理则可，不得云鸡鸣时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为作楚歌，岂亦鸡鸣时乎？（《汉书注·高帝纪》）

张守节：颜师古云：“楚人之歌也，犹言‘吴讴’‘越吟’。若鸡鸣为歌之名，于理则可，不得云‘鸡鸣时’也。高祖戚夫人楚舞，自为楚歌，岂亦鸡鸣时乎？”按：颜说是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杜佑：汉王与诸侯兵共击项羽，决胜垓下，韩信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当左，费将军当右，汉王后。绛侯、柴将军在汉王后。项羽之卒可十万，韩信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退，信复乘之，大败垓下。（《通典》卷一百五十四《佯败引退取之》）

程馀庆：九江兵归汉，故多楚声。（《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王伯祥：楚歌，楚人之歌，犹吴讴、越吟之类。四面皆楚歌，围项王的汉军都作楚声之歌，是楚人多已降汉了，故引起下文项王的惊疑。（《史记选·项羽本纪》）

张大可：四面楚歌：汉军收缩包围，其歌声达于项羽军营。此时汉军多楚人，刘邦令唱楚地民歌，用以瓦解项羽军心。（《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汇评】

陆唐老：林曰：楚歌之计，意其必出于韩信。信之破赵，先使人持二千赤帜，戒之曰：候赵人空壁逐我，可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帜。及其军晳水之上，赵人空壁以攻之，而信军得行其计。赵军归而见赤帜，以为汉己破赵，遂乱，遁而不可禁。信以此遂破赵军。今其围羽于垓下，而楚歌之计与立赤帜之事，其迹相类，故可以为出于信而无疑。（《陆状元通鉴》卷二十六《前汉纪·太祖高皇帝》）

牛运震：四面皆楚歌：点缀幽细。（《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吴汝纶：此下叙英雄末路，呜咽悲壮，低徊欲绝，千秋绝调也。（《点勘史记读本·项羽本纪》）

[5]【汇评】

倪思撰、刘辰翁评：食尽事大，非独误惊也。（《班马异同评》）

[6]【汇评】

牛运震：“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语乱想奇，凄婉悲凉。（《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7]【汇评】

储欣：项羽帐中，荆卿易水，写情写景，真使千古心酸。（《史记选》卷一《项王本纪》）

吴汝纶：“项王则夜起，饮帐中”，唐应德云：叙事何等节奏！（《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各家史记评语》）

[8]【汇校】

裴骃：徐广曰：“一云姓虞氏。”（《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梁玉绳：附按：徐广云“一作‘姓虞氏’”，是。《汉书》全袭《史记》，正作“姓虞氏”也。（《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赵翼：《史记》项羽美人名虞，《汉书》谓姓虞氏。（《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虞姬墓在濠州定远县东六十里。长老传云项羽美人冢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俞樾：国朝陈锡路《黄嬭余话》云：唐傅奕考核《道德经》众本，有项羽妾，本齐武平五年彭城人，开项羽妾冢得之。羽美人之见幸者，人知有虞耳，乃复有耽嗜元虚，整理铅椠，如此一侍儿，亦是大奇。（《茶香室丛钞》卷四《项王妾》）

程馀庆：虞姬墓在凤阳府定远县东，灵壁县东亦有墓。相传灵壁葬其身，定远葬其首。（《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9]【汇注】

夏伯炎：幸从：因宠幸而侍从。（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项羽本纪》）

[10]【汇注】

颜师古：苍白杂毛曰骓，盖以其色名之。（《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张守节：音佳。顾野王云青白色也。《释畜》云：“苍白杂毛，骓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胡三省：骓，朱惟翻。苍白杂毛曰骓。孔颖达曰：杂毛，是体有二种之色相间杂。（《资治通鉴》卷十一“高帝五年”注）

毕沅：龙驹寨在（商）州东一百里。《一统志》有东、西二寨，据鸡冠山。俗传项羽乌骓产此，故名。其地水趋襄汉，陆入关辅，南北轻辐辏，一巨镇也。（《关中胜迹图志》卷二十五《商州》）

[11]【汇评】

吴见思：写得幽秀清倩，非战阵语，妙！（《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高嵣：添叙美人骏马，看似闲情，却最是关情处。（《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12]【汇评】

李贽：真好汉！（《藏书》卷二《西楚霸王项羽》）

孙琮：凄怆极矣。（《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13]【汇评】

方回：《虞兮之歌》气甚馁，《大风之歌》虑甚远。固是成败不同，人品高下，项羽劣于刘季远矣。“力拔山兮气盖世”，非人主之度，不学，则气力适足以亡身。（《续古今考》卷二十一《汉军四面皆楚歌》）

俞思学：朱熹曰：其词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史概》卷一《项羽本纪》）

孙琮：《垓下歌》与《大风歌》，帝王兴衰气象自别。（《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周亮工：余独谓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尺牍新钞》三集卷二）

[14]【汇注】

胡式钰：气盖，言气象可盖一切也。（《窦存》卷四《语窦》）

【汇评】

程馀庆：自作像赞，千古绝调！（《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张新科：人的性格终是一个统一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有一个定向性格统摄其他性格。项羽性格固然复杂，但其主旋律仍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魄力。如果各种性格杂糅一起而显不出定向性格，就会给人以散乱的印象，而不是完整丰满的人物形象。（《史记与中国文学》）

[15]【汇评】

杨维桢：“时不利兮骓不逝”，梁曰“方今亡秦时也。为宗国报仇，为民除不道”，于其时可矣。第籍所为，不利于时耳，时何有不利籍哉？（《史义拾遗》卷上《项籍论》）

[16]【汇注】

颜师古：若，汝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王在晋：“虞姬墓”，定远县南六十里，俗称嗟虞墩。又灵壁县东五十三里，亦有墓。相传灵壁葬其身，此葬其首。（《历代山陵考》卷上《凤阳府》）

【汇评】

李廷机：项羽一世英雄，而至垓下之困，眷眷于一美人、一骏马，噫，亦可悲矣！（见《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孙琮：虞兮虞兮奈若何：重言有情。妾与马俱难舍，便是鸿门不能杀汉王之根。人言其有情，不负心，取天下岂如此？（《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吴见思：“可奈何”“奈若何”，若无意义，乃一腔怨愤，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歌词清新俊逸，不作粗鲁倔强语，妙。（《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高嵣：“可奈何”“奈若何”两句，愤极！“虞兮虞兮”四字，痛极！（《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牛运震：《垓下歌》，楚声之雄。两“虞兮”，两“骓不逝”，叠言有情，“可奈何”“奈若何”，深衷苦调，喑哑中有呜咽之神。（《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程馀庆：以拔山之力，盖世之气，至不能与时争；爱妾良马，顷刻捐弃，无计自保，皆时之不利为之也。可奈何，奈若何，双声叠韵，若无意义；乃一腔怨愤，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其辞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7]【汇注】

司马贞：阕，谓曲终也。（《史记·留侯世家·索隐》）

【汇评】

牛运震：项王夜饮悲歌一段，于兵戈抢攘中写出风骚哀怨之致，真神笔！（《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18]【汇注】

张守节：和，音胡卧反。《楚汉春秋》云：“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钱锺书：“项王乃悲歌慷慨。……美人和之”。按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集卷二释道盛《与某》：“作余独谓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语虽过当，而引李贺“笔补造代”句，则颇窥“伟其事”“详其跡”（《文心雕龙·史传》）之理，故取之。（《管锥篇》第一册）

[19]【汇注】

张守节：数，色庾反。行，户郎反。（《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汇评】

冯梦龙：凄其欲绝。（《情史·美人虞》）

吴见恩：写项王如许风流，不是喑哑叱咤气质。（《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汇评】

程馀庆：惊而歌，歌而泣，写英雄失志光景如目击然。写项王如许风景，绝不是喑哑叱咤气质。（《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0]【汇评】

高嵣：“泣下”“皆泣”，情景凄绝。（《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21]【汇评】

沈自邠：始羽拔山盖世之气，以后日至衰飒，史家模写逼真如画，千古英雄至此，殊令人凄恻。（见《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吴见思：前写壮勇，令人神飞；此写悲凉，令人泪下。昔所云“莫敢仰视”“莫敢枝梧”者果何在哉！（《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浦起龙：写项王围逼时情景，淋漓惋怆，可泣可歌。（《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王本纪》

高嵣：叙垓下之围，淋漓惋怆，可泣可歌。战阵中忽写汉军歌，楚王歌，笔墨改观，掩映生情。帐中夜饮，美人骏马，慷慨歌诗，和之泣下。逐层细写，恓酸不堪卒读。（《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牛运震：“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写英雄气尽，亦复可怜。（《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方濬师：“项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左右皆泣，莫能仰视”。此一段写英雄末路，有声有色，千载而下读之，犹为感慨。龙门之笔，所以高出寻常万万也。司马温公作《资治通鉴》，独删去之，岂以美人、骏马不足纪乎？濬师按：虞美人有答项王楚歌云：“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辞旨悲惋，实开汉以后五言之先声。“美人名虞”，注：“一曰姓虞。”《后汉书·灵帝纪》熹平四年拜冲帝母虞美人为宪园贵人，是古今两虞美人也。（《蕉轩随录·续录》卷十一《虞美人》）

韩兆琦：“项王军壁垓下……莫能仰视”：这是多么悲慨淋漓的场面啊！宋代朱熹说：“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清代吴见思说；“‘可奈何’‘奈若何’，若无意义，乃一腔怒愤，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史记论文》）在这样浓烈的气氛中，再让人物自己作一首歌，而歌辞又是那样的悲壮，真是推波助澜，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应该说这是司马迁的杰出创造。清代周亮工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管锥编》引）这段文字对突出项羽形象的慷慨悲壮一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史记博议·项羽本纪》）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1]，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2]，直夜溃围南出[3]，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4]。项王渡淮[5]，骑能属者百余人耳[6]。项王至阴陵[7]，迷失道[8]，问一田父[9]，田父绐曰“左[10]”。左[11]，乃陷大泽中[12]。以故汉追及之[13]。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14]，乃有二十八骑[15]。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16]。谓其骑曰[17]：“吾起兵至今八岁矣[18]，身七十余战[19]，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20]，遂霸有天下[21]。然今卒困于此[22]，此天之亡我[23]，非战之罪也[24]。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25]，必三胜之[26]，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27]，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28]。”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29]。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30]。”令四面骑驰下[31]，期山东为三处[32]。于是项王大呼驰下[33]，汉军皆披靡[34]，遂斩汉一将[35]。是时，赤泉侯为骑将[36]，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37]，辟易数里[38]。与其骑会为三处[39]。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40]，杀数十百人[41]，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42]。乃谓其骑曰：“何如[43]？”骑皆伏曰：“如大王言[44]。”

[1]【汇注】

张守节：骑，其倚反。凡单乘曰骑。（《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2]【汇注】

张守节：麾，亦作“戏”，同，呼危反。（《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程馀庆：麾，大将之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汇评】

高嵣：八百余，忽百余，忽二十八骑，与前之八千人及后之无一人，俱相映照。（《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3]【汇注】

方回：《汉书·高纪》五年十二月，围羽垓下，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知尽得楚地，羽与数百骑走，是以兵大败。《史记·高纪》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项羽卒闻汉军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续古今考》卷二十一《十二月围羽垓下》）

郭青螺：“溃围”者，突开一角而出走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汇评】

吴承志：项王之气远过李将军，能破强秦数十万之众，不能制一累败之汉，由知战不知守也。诸葛武侯行军师法赵壮侯，自汉中一战以后不能得魏尺寸之地，由长于守不长于攻。观两事则李赵之短长可知矣。成败固视所遇之敌，亦视己之才略如何。才略有所限，不能强为也。（《横阳札记》卷八《项王》）

程金造：项羽那时未深识只有殊死搏斗，才有一线生机。如果逃走，必然尽失士卒，自陷困境，所以最终是身首分离。这明明是篇首所言，学书不成，又不娴兵法的结果。（《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4]【汇注】

班固：颍阴懿侯灌婴，以中涓从起砀，至霸上，为昌文君，入汉，定三秦，食邑。以将军属韩信、定齐、淮南及八邑，杀项籍，侯，五千户。（六年）正月丙午封，二十六年薨。（《汉书》卷十六《功臣表》）

程馀庆：五千骑，映八百余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汇评】

郭嵩焘：按《灌婴传》：“降彭城，降留、薛、沛、酂、萧、相。攻苦、谯，与汉王会颐乡。从击项籍军于陈下。项籍败垓下，婴收车骑追项籍至东城。”所谓击项籍陈下者，即汉王追项羽至阳夏南事也。据此，则婴之入彭城尚在鸿沟定约以前，宜其遽解而东归也。（《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5]【汇注】

程馀庆：渡淮、渡江、俱应篇首，来去路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6]【汇注】

张守节：属，音烛。（《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7]【汇注】

裴骃：徐广曰：“在淮南。”（《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阴陵县故城在濠州定远县西北六十里。《地理志》云阴陵县属九江郡。”（《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方回：《史记·项羽》《汉书·项传》皆书阴陵迷失道，《史记》注徐广曰：“在淮南”。《汉书》注孟康曰：“县名，属九江郡。”是时九江王都六，在淮南，后为九江郡，项羽由垓下走淮南也。（《续古今考》卷二十一《阴陵》）

胡三省：班《志》，阴陵县属九江郡。《括地志》：阴陵故城，在濠州定远县西北六十里。（《资治通鉴》卷十一“高帝五年”注）

王恢：阴陵：《淮水注》：“淮水自曲阳（凤台东北）来，北迳莫邪山西，山南有阴陵县故城，项羽夜驰渡淮，至阴陵，迷失道，陷大泽，灌婴追及之。”《括地志》：“在定远县西北六十里。”《纪要》同其说（卷二九，和州阴陵山，不可从）。《清统志》（一二六）：“《旧志》，城周二里，故址犹存。”（《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乌江自刎》）

[8]【汇注】

沈钦韩：《舆地纪胜》：阴陵山在和州乌江县西北四十五里，即项羽迷道处。（《汉书疏证》卷二十七《陈胜项籍传》）

何治基：项羽庙在定远县西六十里，即羽迷失道处。（《重修安徽通志》卷五十五《舆地志·坛庙·凤阳府》）

朱孔阳：《九域》：阴陵城，项羽迷失道于此，盖虞姬死所。宋苏子瞻轼《虞姬墓诗》：帐下佳人拭泪痕，门前壮士气如云。仓皇不负君王意，只有虞姬与郑君。按郑当时其先郑君，事项籍。籍死而属汉。高祖令故项籍臣名籍，郑君独不奉诏，乃诏逐郑君。（《历代陵寝备考》卷九《西楚附》）

【汇评】

李贽：说天亦是！天与以好汉，不与以智慧，可如何？（《藏书》卷二《西楚霸王项羽》）

[9]【汇注】

王伯祥：田父（音甫），耕田的人。（《史记选·项羽本纪》）

[10]【汇注】

裴骃：文颖曰：“绐，欺也。欺令左去。”（《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冯梦龙：绐，诒，同欺也。上“左”，田父语。下“左”字，羽左去。（《纲鉴统一》卷六《西汉高帝五年》）

[11]【汇评】

杨一奇辑、陈简补：田父岂仇于羽哉？杀子婴，弑义帝，屠咸阳，坑降卒，所过残灭，虽田父亦熟闻，亦宿怨矣。既遇坠井，不容不下石也。田父岂仇于羽哉？（《史谈补》卷二《田父绐曰左》）

[12]【汇注】

程馀庆：今名迷沟，在滁州全椒县东南三十里。去阴陵五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王恢：大泽：当在定远县西。《纪要》（二九）：“全椒县九斗山西五里有迷沟，相传项羽迷道陷大泽处。”附会不足信。陈涉、汉高皆起大泽，惟羽因大泽结，迷离千古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乌江自刎》）

[14]【汇校】

张庚：东城，在凤阳府定远县东南。按羽自今之虹县垓下，溃围南走，至今之五河县，东渡淮，至今之定远县西北之阴陵，迷失道，转至定远东南之东城，乃率二十八骑与汉决战，斩一都尉。于是又东南走，至今之和州，欲渡乌江也。《集览·质实》因和州有山，亦名阴陵，又有东城，注遂混东城与乌江为一处矣。不知和州之东城，即秦乌江亭，至汉始置东城县尔，时尚未有东城之名。阴陵亦后人附会，不足据。（《通鉴纲目释地纠谬》卷三《东城》）

【汇注】

裴骃：《汉书音义》曰：“县名，属临淮。”（《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东城县故城在濠州定远县东南五十里。《地理志》云东城县属九江郡。”（《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李吉甫：东城县故城，在县东南五十里。项羽自阴陵至此，尚有二十八骑，南走至乌江亭。灌婴等追羽，杨喜斩羽于东城，即此地也。（《元和郡县图志》卷九《河南道五·定远县》）

王恢：东城：《淮水注》：“池水东北流迳东城县故城南。汉以数千骑追羽，羽帅二十八骑引东城，因四聩山，斩将而去。”《括地志》：“故城在定远县东南五十里。”今池河镇。（《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乌江自刎》）

[15]【汇注】

浦起龙：八百余、百余、二十八骑，与前之八千人，后之无一人，掩映生姿。（《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16]【汇评】

牛运震：汉骑追者数千人：复一句，妙。（《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17]【汇评】

孙琮：史公正借项王数语，以总结全篇，岂得轻忽之！（《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高嵣：夹叙自道数语，不独声情慨慷，并使一生梗概通身剔透，即借作总收。（《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18]【汇注】

编者按：“起兵至今八岁”，是指前209年，亦即秦二世元年，项羽24岁，随其叔父项梁在吴中举事，一直算到前202年垓下之围，正好八个年头。时项羽31岁。

[19]【汇注】

冯梦龙：汉、楚之战止此，凡大战七十，小战四十。（《纲鉴统一》卷六《西汉高帝五年》）

【汇评】

黄淳耀：楚之击汉也，非身在行间，则不胜。田荣反齐地，则必自击之；彭越反梁地，则又自击之。虽所向摧破，而兵力疲矣。故汉一举而覆之垓下。自古以弱敌强者句践、乐毅、汉高，皆善用合从之法也。（《陶庵全集》卷四《史记评论·项羽本纪》）

牛运震：“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云云，此借项王口中，总收生平。（《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20]【汇评】

华庆远：苏明允曰：项王渡河时，沛公方整兵向关，王宜急引兵趋秦，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据咸阳，制天下。乃区区与秦将争一旦之命，徘徊河南新安间。此时沛公已取小路入关矣。及项王至函谷，沛公已在咸阳数月，秦人方安沛公，噫！八岁七十余战，未尝败北，何益哉！（《论世编》卷六《西汉》）

[21]【汇评】

欧阳修：项籍有百战百胜之才，而死于垓下，无惑也。吾观其战于钜鹿也，见其虑之不长，量之不大，未尝不怪其死于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向关，籍于此时，若急引军趋秦，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据咸阳，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区区与秦将争一旦之命。既全钜鹿，而犹徘徊河南新安间，至函谷，则沛公入咸阳数月矣。夫秦人既安沛公而仇籍，则其势不得强而臣。故籍虽迁沛公汉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还定三秦，则天下之势，在汉不在楚。楚虽百战百胜，尚何益哉？（见《史论观止正集》卷二《项籍论》）

吴见思：一篇大文字必有总结，此即就项羽口中结出。（《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22]【汇注】

张守节：卒，子律反。（《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23]【汇评】

胡应麟：百战百胜而得天下者，唐太宗也，而项籍以胜而失之。百战百败而得天下者，汉高祖也，而昭烈以败而失之。固人也，亦天也。（《少室山房笔丛》卷六《史书佔毕》二《外篇》）

[24]【汇评】

苏辙：昔者项籍乘百战百胜之威，而执诸侯之柄，咄嗟叱咤，奋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势飘忽震荡如风雨之至，天下之人以为遂无汉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横塞其冲，徘徊而不进，其顽冒椎鲁，足以为笑于天下，而卒能摧折项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则必有所耗竭，而其智虑久而无成，则亦必有所倦怠而不举，彼欲就其所长，以制我于一时，而我闭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项籍固已败矣。（《栾城应诏集》卷二《三国论》）

何去非：项羽之于力尝强矣，以其不知真力之所在，此所以亡。彼项羽以百战百胜之气，盖于一时，手裂天下，以王豪杰而宰制之，自以天下莫能抗也。观其所赖以为资，盖有类乎力者矣。虽然，彼之所谓力者，内恃其之勇，叱咤震怒，足以威匹夫；外恃其众之劲，搏捽决战，足以吞敌人而已。至于阻河山，据形便，俯首东瞰，临制天下，保王业之固，遗后世之强，所谓真力者，彼固莫或知之也。是以轻指关中天险之势，燔烧屠戮，以逞其暴，卒举而遗之二三降虏，反怀区区之故楚，而甚荣其归。乃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能知者”，此特浅丈夫之量，安足为志天下者道哉？（见《史论观止正集》卷五《楚汉论》）

钱时：项羽可君乎？曰：残暴忍人也，屠城坑卒，如毙狐鼠，安能为君！可臣乎？曰：从卿子冠军，则斩卿子冠军；事义帝，则杀义帝，安能为臣！然则斯人也奚施而可？曰：是特助汉平荡之具耳。春秋而下，用兵争强，英雄豪杰不闻义理之训，而惟富强之是尚，风声气习，举世讧然，皆战场也。至秦，极杀伐之祸，而仅胜之，又不能教化以善其心，而惟束之以法律，愤郁惨毒之气，久遏而不得逞，一旦溃裂，如虎豹脱圈槛，爪牙竞奋，所在为群，莫不皆有出类之才，绝人之力，自非有大才力者雄于其间，相与收拾而归诸汉，则天下纷纷，岂一沛公所能独办也？是故有沛公而又不能无项羽，使之百战百胜，而终不使之保有尺寸之地。若羽者，真助汉平荡之具也欤！（《两汉笔记》卷一《高祖》）

方回：战者，将之事，非人主之事。争天下而欲以战决之，可乎？八岁七十余战矣，而一败遂亡，战何益乎？汤武鸣条、牧野一战而安天下之民，战又岂在多乎？（《续古今考》卷二十一《汉军四面皆楚歌》）

茅坤：览羽本末，特一枭将。（《史记钞·项羽本纪》）

吴汝煜：在项羽看来，英勇善战就理应拥有一切，英勇善战而失败，那就不可思议。在这里，司马迁用高度个性化的语言让项羽为自己的成败作了总结。这个总结是很错误的，但它却是项羽内心的真情的流露。项羽那种奋其私智、迷信武力、缺乏政治头脑的弱点，在这里和盘托出。司马迁用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为他作了最好的总结。这一形象包含着司马迁的识力，并充分显示了司马迁高超的艺术概括力，所以能够千古不磨，感人至深。（《史记论稿·卓越的史识和高度的艺术概括的结合》）

[25]【汇校】

王伯祥：愿为诸君快战，蜀本、宋黄善夫本、百衲宋本、会注本俱与此本同，作“快战”。明凌稚隆评林本、孙月峰（矿）评本、徐孚远测议本、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俱作“决战”，按：“决战”有胜负难分，决一雌雄的想法，犹存幸胜的希望。“快战”，则但求取快一时，痛痛快快打一个出手而已。项王既“自度不得脱”，而且上有“固决死”之言，前后又迭作“天亡我”之叹，其为不求幸胜，昭然明白。自当以“快战”为合适。（《史记选·项羽本纪》）

[26]【汇注】

吴见思：溃围，斩将，刈旗：此三胜也。（《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27]【汇注】

王伯祥：溃围，冲破包围，一也。斩将，斩杀敌军之将，二也。刈（音，割也；砍也）旗，砍倒敌将之旗，三也。与上“必三胜之”相应。（《史记选·项羽本纪》）

[28]【汇评】

王充：项羽且死，顾谓其徒曰：“吾败乃命，非用兵之过。”此言实也。实者项羽用兵过于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论衡·命义篇》）

吴见思：呜呼！利落顿挫，豪愤语，以三曲折写之。（《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牛运震：“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按此重复缭绕，妙。（《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程馀庆：屑屑自鸣其能战，岂是帝王局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9]【汇注】

吴同宝：四向：向着四面。按，《汉书》此处作“圜阵外向”。“圜阵”即“圆阵”，颜《注》：“四周为之也。”“外向”，颜《注》：“谓兵刃皆在外也。”指四队骑兵，背皆向内，成一圆阵，分头向四面杀去。可与此文互参。（《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项羽本纪》）

[30]【汇评】

牛运震：吾为公取彼一将：如生。（《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31]【汇注】

吴同宝：驰下：按，此处当指自山头奔驰而下，观下句“山东”字样可知。《汉书》明言“因四山”，亦可为证。（《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项羽本纪》）

[32]【汇校】

张庚：山东之山！必是定远东之大横山，《质实》因分注有“四溃山”三字，遂引今江浦县之四馈山附会。按：《羽本纪》只云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云云，于是大呼驰下，并无四溃山三字，不知分注何所据？而《质实》亦不细考，见字即注也。且溃与馈本不同，如何混引。又按：和州北七十里有四溃山，俗传项王依山为阵四面驰下溃围处，亦是后世因之而名，非当时即名四溃也。（《通鉴纲目释地纠谬》卷三《羽分骑期山东为三处》）

张守节：期遇山东，分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羽处。《括地志》云：“九头山在滁州全椒县西北九十六里。”《江表传》云项羽败至乌江，汉兵追羽至此，一日九战，因名。（《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程馀庆：即四溃山，在和州北七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王伯祥：期山东为三处，约定冲过山的东面，分做三处集合。此山相传即今安徽省和县北七十里之四溃山。（《史记选·项羽本纪》）

王恢：山东，《括地志》：“九头山在全椒县西北九十六里。《江表传》云：项羽败至乌江，汉兵追至此，一日九战因名。”《寰宇记》作九斗山。并云“九头山在天长县城南三十五里”。《纪要》（二九）：“九斗山在全椒县东南二十五里。”（《史记选·项羽本纪》）

又：《汉书》云：“因四山而为圜阵外向。”《纪要》（二〇）：“山在江浦县西南七十里。”《寰宇记》（一二四）：“在乌江县西北七十五里。”九斗、四应相近，盖一山而因情生名也。（同上）

[33]【汇注】

颜师古：呼，叫也，音火故反。（《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34]【汇注】

张守节：上，披彼反。靡，言精体低垂。（《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伯祥：披靡本草木随风偃仆之貌，此喻汉军惊溃，像草那样随风而倒。（《史记选·项羽本纪》）

[35]【汇评】

浦起龙：就二十八骑显神通，以实其非战之罪。（《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程馀庆：写项王如生龙活虎。（《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6]【汇校】

梁玉绳：按：杨喜封赤泉侯在七年，《汉书》改称“杨喜”是也，此两称“赤泉”皆当作“杨喜”。又《索隐》谓“《汉书表》及后汉作‘憙’，音火志反”，而今本俱作“喜”，惟《隶释·杨震碑》作“杨憙”，盖古字通用，犹以憙为喜也。（《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汇注】

程馀庆：杨喜，此时未封。（《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陈直：汉书赤泉侯作杨喜，太史公改称赤泉侯者，避祖父司马喜讳也。下文叙杨喜封赤泉侯，在文理上则不能避矣，故直书之。（《史记新证·项羽本纪》）

[37]【汇校】

赵翼：《史记》汉骑将追项羽，为羽所叱，人马俱惊者为赤泉侯，而不著姓名；《汉书》则曰杨喜。然《史记》羽死后，分其四体者有杨喜，又不言即赤泉侯。（《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

[38]【汇注】

颜师古：辟易，谓开张而易其本处。辟音频亦反。（《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张守节：言人马俱惊，开张易旧处，乃至数里。（《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汇评】

李廷机：此与前楼烦挑战事相类，故凌约言曰：“羽叱楼烦，楼烦目不能视，手不能发，羽叱杨喜，人马俱惊，辟易数里，羽之威猛可想象于千百世之下。”（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吴见思：前借楼烦，此借赤泉侯，反衬项羽，是一样文法。（《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浦起龙：凡叙一人到了头处，往往意致索然，独此叠浪层澜，真异观也。（《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牛运震：“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二语，写出项王神威，纸上精魄震动。（《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39]【汇评】

倪思撰、刘辰翁评：四队、四向，故复会为三处，开合使不可测。（《班马异同评》）

[40]【汇注】

郑权中：都尉：武官，级位比将军低。（《史记选讲·项羽本纪》）

[41]【汇评】

李贽：真好汉！（《藏书》卷二《西楚霸王项羽》）

王锡爵：曰“八百”、曰“百”、曰“二十八”、曰“四”、曰“二”，是羽骑之渐少，正足上“兵少”句。曰“一将”、曰“一都尉”、曰“数十百人”、曰“军数百”，见羽所杀之犹多，正足上“天之亡我”二句。此是关键处。（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王又朴：篇中写羽，不但无帝王气度，亦全不是大将身份，不过一骑将耳，既前于宋义口中点出，以后击田荣、击汉、击彭越、击陈留外黄，凡写战胜，无非亲在行间者，至于用郑昌而败，用萧公角而败，用薛公而败，用曹咎、司马欣而败。其与汉相持，必写其自披甲持戟临阵挑战，此骑将之枭雄者也。故后段写二十余骑字以结之。且前杀会稽守，写籍所击杀数十百人，后于结处，亦写独籍所杀汉军数十百人，写尽匹夫之勇矣。（《史记读法》卷一）

[42]【汇评】

牛运震：“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骑能属者百余人耳”，“乃有二十八骑”，“亡其两骑耳”：按比计算军数，妙在用虚字点逗生情。（《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43]【汇评】

孙琮：快甚！浅甚！（《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吴见思：只两字，反写得意之语，极写项羽豪迈。（《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浦起龙：“何如”二字如生！（《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44]【汇注】

王伯祥：如大王言，与上“何如”对答，声口隐约如见。（《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王维祯：叙垓下之战如画。（引自《史记评林》）

茅坤：览羽本末，特一枭将。（引自《史记评林》）

张之象：此与前楼烦挑战事相类。（引自《史记评林》）

吴见思：君骄臣谄，一倡一和，极是当时口角，至死未晤。（《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牛运震：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此亦写生之笔，正为“吾为公取彼一将”作应，而为上文一番决战小煞。（《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高嵣：于败局写胜概，叠浪层澜，字字为项王生色。（《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郭嵩焘：按项王自叙七十余战，史公所记独钜鹿、垓下两战为详。钜鹿之战全用烘托法，不一及战事，而于垓下显出项羽兵法及其斩将搴旗之功。项羽英雄，史公自是心折，亦由其好奇于势穷力尽处自显神通。钜鹿、鸿门、垓下三段，自是史公《项羽纪》中聚精会神，极得意文字。（《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程馀庆：写羽兵法处，只二十八骑，尚能分为四、会为三。数骑中，汉竟不知羽所在，用少如用众。分合埋伏间，阵势战势如绘，神笔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1]。乌江亭长檥船待[2]，谓项王曰：“江东虽小[3]，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4]。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5]。”项王笑曰：“天之亡我[6]，我何渡为[7]！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8]，今无一人还[9]，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10]，我何面目见之[11]？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12]？”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13]，不忍杀之[14]，以赐公[15]。”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16]。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17]。项王身亦被十余创[18]。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19]，曰：“若非吾故人乎[20]？”马童面之[21]，指王翳曰[22]：“此项王也[23]。”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24]，邑万户[25]，吾为若德[26]。”乃自刎而死[27]。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28]，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29]，郎中骑杨喜[30]，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31]。五人共会其体，皆是[32]。故分其地为五[33]：封吕马童为中水侯[34]，封王翳为杜衍侯[35]，封杨喜为赤泉侯[36]，封杨武为吴防侯[37]，封吕胜为涅阳侯[38]。

[1]【汇注】

裴骃：瓒曰：“在牛渚。”（《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司马贞：按：晋初属临淮。（《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乌江亭即和州乌江县是也。晋初为县。《注水经》云江水又北，左得黄律口，《汉书》所谓乌江亭长舣船以待项羽，即此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胡三省：余据乌江浦在今和州乌江县东五十里，即亭长舣船待羽处。（《资治通鉴》卷十一“高帝五年”注）

王伯祥：乌江即今安徽省和县东北四十里江岸的乌江浦。（《史记选·项羽本纪》）

王恢：乌江，《纪要》（二九）：“乌江废县在和州东北四十里，秦乌江亭也。汉为东城县地，晋置县。今为乌江镇。”又云：“乌江浦在故乌江县东四里余，即亭长舣船待项羽处。”《江水注》：“江水又北，得黄律口，即乌江渡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乌江自刎》）

冯其庸：千百年来人们都认为项羽自刎于乌江，笔者认为项羽不死于乌江，而是死于东城。本文从《史记》涉及项羽之死的所有叙述，以及项羽败退的路线来论证项羽是死于东城而不死于乌江。死于乌江这个误解是从《史记正义》开始的，但还只是说项羽败退到乌江，并没有说他自刎。到元代金仁杰把项羽之死戏剧化了，于是才有了项羽乌江自刎之说，一直以讹传讹到现在。本文从调查入手，又分析了古籍的讹误，作出了新的结论。（《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2辑）

张柏青、余恕诚：关于项羽自刎的地点，近年有学者力挺“项羽死于定远说”，著文称“项羽是死于东城而不死于乌江”，并强调说：“自刎乌江，这是千古流传，尽人皆知的一个历史人物项羽的结局。但这个传说是否可信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思考，甚至连史学界都没有予以注意，一直是沿袭旧说。”（冯其庸：《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2辑，第245页。冯文说：“1985年2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安徽定远一个中学老师写的文章……项羽是在东城（今安徽定远）自刎的。”）有人认为该文“作者曾亲临实地调查，悉心考证”，便称赞“新论”者“治学之严谨，令人钦佩”云云。（朽木：《“不忘启迪”的示范意义》，《光明日报》“光明论坛”，2007年9月11日）研读记载项羽史事的古文献可知：《史记》《汉书》中的“东城”（秦汉县名）系“大名”，在不同语境所指称的“小名”不一，或指乌江，或指四山，并非皆指东城县邑（今安徽定远县大桥乡三官集）；东城与乌江（秦汉亭名）见于《项羽本纪》前、后，系“大名”与“小名”互见，《史记》《汉书》中有众多同类的例子旁证；史料中有秦汉时乌江属于东城县的证据。……项羽自刎乌江的史实，在金元以前就已成为文学作品的题材而传之于世。尤其是李德裕、龚相，赋中均明确交待亲至霸王祠考察。宋代王安石更是注意调查研究，他曾于至和元年与其弟王安国等游褒禅山，考察其地形，写下著名的《游褒禅山记》。此山在今安徽含山县之东，离乌江仅六十余里，他作《题乌江项王庙》诗，必亲至乌江考察，始题于庙壁。可见“新论”者所言“至唐代似乎还未有文字可稽”的“传说”，纯属不实之词。（《项羽死于乌江辨》，《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

【汇评】

田汝成：始羽拔山盖世之气，以后日至衰飒，史家摹写，逼真如画，千古英雄至此，殊令人凄恻。（引自《史记评林》）

[2]【汇校】

钱大昕：“檥”，当从邹氏本作“样”，样与漾同。（《廿二史考异》卷一《史记一·项羽本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檥音仪。一音俄。”骃按：应邵曰“檥，正也”。孟康曰“檥音蚁，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谓整船向岸曰檥”。

颜师古：服虔曰：“檥音蚁。”如淳曰：“南方人谓整船向岸曰檥。”（《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司马贞：檥字，服、应、孟、晋各以意解尔。邹诞生作“漾船”，以尚反，刘氏亦有此音。（《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李吉甫：乌江县东四里，即亭长舣船处。（《元和郡县志》）

陆唐老：檥音蚁，整船向岸曰檥。（《陆状元通鉴》卷二十六《前汉纪·太祖高皇帝·注》）

王骏观撰、王骏图续：考《说文》：以木表物曰檥。又云：檥，干也。干所以正船体。合而参之，谓以木槁拢船附岸也。《玉篇》中木部檥下，引《史记》作“檥舟待羽”，《汉书·项籍传》亦作舣，《文选》左太冲《蜀都赋》“檥轻舟”，刘渊林注：“南方谓正船迴济处为舣。”《项羽传》曰“舣船待羽”。释檥字与应、如义近。其引檥作舣，虽从木、从舟小异，然即此亦足征其作“檥”，不作“样”矣。《说文》“样，栩实也”。漾水出陇西豲道。遍考经传，无训“样”“漾”为治舟者。邹诞生本，恐不可从。（《史记旧注评议·项羽本纪》）

吴国泰：《说文》：“檥，干也。”凡停舟者必植干于船首，故停舟为檥船。此古义也。后人因又造为“舣”字。《广韵》：“舣，整舟向岸也。”盖后出之俗字矣。（《史记解诂·项羽本纪》，载《文史》第43辑）

【汇评】

王恢：日暮途穷，安得适有“长者”之“亭长”（若沛公者）舣船以待？羽正欲渡而忽又不渡乎？史公盖特沉重其慷慨取义，英风万丈，为千古两大英雄作最后之神会，告后世想做大英雄者，成败善处之道也！览近代史，于此深有感焉，特赘二十八字：“垓下一夕尽楚歌，骓虞不逝奈若何。有才韩范偏不用，无限江山泪转多！”（《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乌江自刎》）

编者按：亭长，秦汉时地方一亭之长，下属的隶员有“求盗”若干名。其主要职责是“逐捕盗贼”，维持地方治安，并负责处理一亭内的民事纠纷等。关于亭的性质和统属问题，长期以来模糊不清。《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及《史记·高祖本纪》刘邦为“泗水亭长”条的《正义》注，均认为是“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也就是说，亭是介于乡与里之间的一级地方行政组织。此说影响深远。今人王毓铨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系统说》一文中指出“亭”不是地方行政系统中的一级，它不受“乡”的统辖，而是自成一个系统。（《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此说渐次为学术界认可。根据云梦睡虎地秦简的有关律文来看，亭级机构，直接受命于县，主要职责是管理治安。它与秦汉时期“市亭”的性质也不同，“市亭”是郡县城内设置的专管市场的市府下辖的机构。

[3]【汇注】

王鸣盛：臣瓒云：乌江在牛渚。以上所言江东，指今之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府……要皆以大势约略言之，非有劈分定界。（《十七史商榷》卷二《江西江东》）

[4]【汇评】

江贽：林之奇曰：高祖与项羽争天下，其势力才气相去远甚，然项羽所以终失天下而为高祖之所毙者，羽能勇而不能怯故也。高祖之封于汉中也，周勃、灌婴、樊哙乃欲劝之以攻羽，曾不知势力弗敌而与之抗，则是蹙之亡耳。故萧何以为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众之上者，汤武是也。高祖隐忍从之，卒以巴蜀之众，还取三秦，以成汉家四百年之社稷。此则能勇而能怯之效也。项羽之败于乌江也，亭长舣船待之，以为江东虽小，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此即萧何之谋耳，使羽能从其言，则天下之事未可知矣。不能区区之忿，乃曰：“籍与江东子弟八千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此所谓能勇而不能怯者也。是故高祖百战而百败，惟其不胜也，一胜则必至于王；项羽百战而百胜，惟其必胜也，一不胜则必至于亡。（《少微通鉴节要》卷四《汉纪·太祖高皇帝上》）

范光宙：羽之突围而南也，亭长舣船请渡，羽不从，卒以自刎。噫！拔山盖世之雄，而遽靡惫也。沛公与羽，并驰中原，当是时，绌之鸿门，困之睢上，迁之南郑，濒于死屡矣，而卒不挫。江东之地，千里可王，亦即沛公之汉中也。沛公能含忿绝栈而西，羽不能忍耻借艇而东，其器度已霄壤矣。议者谓羽如亭长指，引舟渡江，卷土重来，亦未可知。噫！鸿沟定约，羽气亦索矣，冲风之衰，不能起羽，当其迷道时，田父绐之左，则陷之左。乌江之亭长何知非阴陵之田父乎？其舣以待，又以江东之足王绐羽，羽心亦疑矣。与其中伏为俘，宁拔剑而自尽，其卒不渡，亦或一见也。（《史评》卷二《项羽·却舣舟》）

[5]【汇评】

程馀庆：其言太甘，其情可疑。（《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6]【汇评】

范浚：汉高祖与项籍俱起叛亡，逐秦鹿，蚌鹬相持者八年，高祖之命悬籍手数矣，而籍卒以败灭，何哉？籍专为暴，高祖专为德也。高祖之入咸阳也，秋毫不犯，籍至，乃火而屠之，予以为楚汉兴亡，此已分矣。籍特挟用匹夫小勇，劫人以假息，故后死耳。夫以高祖权略智数揽英豪而驱御之，盖真王霸才，虽羽百辈不敌也。……得范增不能用，得陈平不能用，得韩信不能用，皆使之怨愤弃去，徒以匹夫小勇欲决雄雌于挑战间，至力蹙势穷，犹将驰杀一二汉将以见技能，此楚所以失天下也。然则籍之亡也，又胡望乎天哉！（《香溪集》卷八《楚汉论》）

李贽：说天亦是。天与以好汉，不与以智慧，可如何？（《藏书》卷二《西楚霸王项羽》）

孙琮：又拈天亡，羽虽委咎，亦是至言。（《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7]【汇评】

刘子翚：项羽引兵欲渡乌江，亭长舣舟待，请羽急渡。羽不渡，乃战死。盖是时汉购羽千金，邑万户，亭长之言甚甘，羽疑其欺己也。羽意谓丈夫途穷，宁战死，不忍为亭长所执，故托以江东父老之言为解尔。使羽果无东渡意，岂引兵至此哉！羽至东城，才二十八骑，与汉兵战，斩二将，杀数百人，汉军披靡，使羽尽用其众，决死垓下，岂易当哉？所以去垓下者，犹冀得脱也。乃为田父所绐，陷于大泽，羽知人心不与己，安知亭长不出田父之计哉？此羽之所以战死也。（《屏山集》卷四《汉书杂论》下）

宋濂：按：项羽不听亭长言，所谓小不忍者。后人有诗云：“江东子弟多豪杰，卷土重来未可知！”可概见矣。（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戴大宾：且观羽何人斯？以为柔懦不足以举事欤？则力拔山兮气盖世，此羽晚节之歌，羽之壮怀犹故也；以为昏愚不足以举事欤？则崎岖岁月，熟于机械变诈，其中盖可考也。又独不思其言乎？方羽东城战败之余曰：“此天亡我，非战之罪！”羽亦援天咎矣。及抵乌江，观其与亭长应酬数语，羽亦自知天意不在吾，果更东无为也，欲付之无可奈何，而甘为乌江之鬼，与衰荷败叶，相为沦没于苍梧野水滨。使天意未斩，而羽也未必满意于死；幸有欲济者号于江头，固宜贷舟一济，借一艇而东矣，奚待彼之喃喃哉？是则昔日使羽渡江而西，乃天假数年，以为炎汉之驱除也。……如以乌江之险可恃而济，则事之在天者皆可以人力智巧而为之矣，是岂理哉？噫！万里风云，感会芒砀之山，一江流水，注白英雄之骨，天意已定，人谋何为？（见《古今人物考》卷六《项羽》）

范槚：羽不渡乌江，人皆咎其能勇而不能怯，故以此失天下。予谓天下之得失，卜诸民心，斯民固王者之所天也。有勇而无谋，刚而无亲，忌而信谗，暴而残民，迹其所为，罔非失人之事。是以人得而蹈其资，兵得而害其身，固自亡亦天亡也。使羽勇而能谋，关中可据矣；刚而能亲，诸将不携矣；明以察谗，奇计得施矣；恕而爱人，百姓乐推矣。若然，则举天下若转丸，何汉能计哉？羽不能然，故谋于汉如陈平，昔其臣也，而羽实弃之；兵于汉如信、越，昔其将也，而羽屏之。故楚曲既成，而子弟之兵散，阴陵失道，而田父之绐行。虽亭长舣舟之待，然言甘而情函，未必不出徂诈，羽于斯时亦自知人心之不与矣，故“天亡之言”忽出于羽之自道，盖自是而羽心之天亦定矣。然则羽之亡果系于天，而其生也，亦系于天下。盖天生羽以靖难，生汉以牧人。靖难者授勇，牧人者授仁，其亦天之素定乎？彼为卷土重来之说，其亦不知天矣！（《洗心居雅言集》卷上《项羽自谓天亡》）

程馀庆：羽不渡江，盖恐亭长诈之也。一“笑”字，有无限神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8]【汇评】

吴见思：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直掉至篇首呼应，是通篇章法。（《史记论文·项羽列传》）

牛运震：项氏本起江东，此处“江东虽小”“江东子弟”“江东父（老）兄”正与篇首“起兵江东”，有回绕收缩之妙。“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亦与“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遥应有情。（《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9]【汇评】

黄鹏扬：八千人渡江而西，为项王而死者，虞姬一人而已。然虞姬妇人，当不在八千人之列，则是八千人实无一人为项王死也，项王身经七十余战，八千人中有从项王阵亡者，有从项王败禽者，有从项王逃散者，皆可谓之为项王死，而终不可谓之为项王死，必若虞姬之义烈伏剑，方可谓之为项王死也。田横既没，海岛五百人闻之，皆自杀以从，何虞姬之多也。夫八千人中为虞姬者绝少，海岛中五百人，人尽虞姬。而八千人中不能一人如虞姬。为八千人者不亦羞乎！而又有反亲事仇，不能死，如项伯者则尤八千人之羞。使其闻虞姬伏剑，想当愧死无地矣。（《读史吟评·虞姬》）

[10]【汇注】

王伯祥：纵，即使。江东父兄与上“江东子弟”相照。怜而王我，可怜我的困顿而奉我为王。（《史记选·项羽本纪》）

[11]【汇评】

储欣：收拾篇中“东”“西”二字……通篇以“东”“西”二字作眼目，冗忙中略一拨醒，使读者于楚汉大势，如指诸掌。（《史记选》卷一《项羽本纪》）

程馀庆：语最长厚，又复负气。（《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2]【汇评】

李贽：大是英雄语！（《藏书》卷二《西楚霸王项羽》）

凌稚隆：按：项羽不听亭长言，所谓小不忍者。后人有诗云：“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可概见矣。（《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孙琮：抵死不作愧心人，端的英雄。（《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吴见思：作一顿，踌躇四顾，曲尽情景。（《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浦起龙：大收应，令人不堪回首。（《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王鸣盛：汉始终惟利是视，顽钝无耻……若以沛公居项羽之地，在鸿门必取人于杯酒之间，在垓下必渡乌江而王江东矣。（《十七史商榷》卷二《汉惟利是视》）

程馀庆：此乃勉作谢语，非项王本意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3]【汇注】

张守节：（骑）音奇。（《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14]【汇评】

吴见思：又就马上模写一番。不知其人，视其物，正衬写项羽也。（《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浦起龙：真堪托死生，英雄性情如是。（《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15]【汇注】

程馀庆：此时追兵未至，故得与亭长共语。自此以后，又复接战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6]【汇注】

王伯祥：短兵，短小轻便的武器，匕首、刀、剑之属。（《史记选·项羽本纪》）

[17]【汇评】

倪思撰、刘辰翁评：《汉书·籍传》必不称项王，而称羽。羽，字也。《史记》《世家》，首尾项王，至是独籍，皆语势宜然。（《班马异同评》）

凌稚隆：按曰“八百”，曰“百”，曰“二十八”，曰“四”，曰“二”，是羽骑之渐少，正足上“兵少”句。曰“一将”，曰“一都尉”，曰“数十百人”，曰“军数百”，见羽所杀之犹多，正是上“天之亡我”二句，此是关键处。按以下连用二十二“骑”字，不甚觉重复。（《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程馀庆：览羽本末，特一骁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8]【汇校】

梁玉绳：按：此二语上称“籍”，下称“项王”，竟似两人矣，未免语病。（《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汇评】

程馀庆：何不早死，受此大辱！（《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9]【汇注】

王伯祥：顾见，回头看见。骑司马，骑将衔名。吕马童当系项王旧部反楚投汉者，故下以“故人”呼之。（《史记选·项羽本纪》）

[20]【汇评】

孙琮：从容得妙！（《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21]【汇注】

裴骃：张晏曰：“以故人故，难视斫之，故背之。”如淳曰：“面，不正视也。”（《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张晏曰：“以故人难亲斫之，故背之也。”如淳曰：“面谓不正视也。”师古曰：“如说非也。面谓背之，不面向也。面缚亦谓反背而缚之。杜元凯以为但见其面，非也。”（《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倪思撰、刘辰翁评：古人谓“面”为背，殊不可晓。殆面复背也。如说亦是。吕马童不切于独收功乎？如淳曰：“面，不正视也。”楼烦勇如杨喜，独承顾盼如此，妇人之仁。（《班马异同评》）

胡三省：张晏曰：“以故人难亲斫之，故背之也。”如淳曰：“面，谓不正视也。”师古曰：“如说非。面，谓背之，不正向也，面缚，亦反背而缚之；杜元凯以为但见其面，非也。”贡父曰：“面之，直向之耳。”（《资治通鉴》卷十一“高帝五年”注）

方苞：“马童面之”句，以面向项王也。旧注误。蒋西谷曰：“面与偭同。”《夏侯婴传》“面雍树驰”，《汉书·张欧传》“为涕泣面而封之”，皆作“背”字解。（《方望溪评点史记·项羽本纪》）

惠栋：《汉书·项羽传》“马童面之”，张晏曰：“背之也。”师古曰：“面之谓背之，不面向也。面缚亦谓反背而缚之。杜元凯以为但见其面，非也。”（《九曜斋笔记》卷下《面缚》）

沈钦韩：刘贡父曰“面之，直向之耳”。按：刘说是。《少仪》云“遇于道，见则面”。郑注“可以隐则隐，则谓‘面’为向也”。（《汉书疏证》卷二十七《陈胜项籍传》）

何若瑶：马童面之，如淳曰“面谓不正视也”。颜师古曰“面谓背之，不面向也。面缚亦谓反背而缚之，杜元凯以为但见其面，非也”。按：《张欧传》“不得已为涕泣面而封之”，晋灼曰：“面对囚读而封之，使其闻见，死而无恨也。”面之，是面对之，颜、如说俱非是。（《前后汉书考证·前汉书考证·项籍传》）

王先谦：刘攽曰“面之，直面向之耳”，沈钦韩曰：“刘说是。《少仪》云：‘遇于道，见则面。’郑注‘可以隐则隐’，则谓面为向也。亦作‘偭’，《说文》：‘偭，乡也。’《少仪》尊壶者偭其鼻。”（《汉书补注·项籍传》）

程馀庆：面向之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张家英：“面”有“向”义，《广雅·释诂》：“面，向也”；亦有“背”义，《古今韵会举要·霰韵》：“面，相背曰面。”对于“面之”，从两个对立的解说中选取其一，还是释为“面向”要好一些。（《〈史记〉十二本纪疑诂·项羽本纪》）

【汇评】

吴见思：解胄露面也。字新。（《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邵泰衢：吕马童“面之”者，背之也。羽既以马童为故人，马童乃背面指示，而假手于翳，故人固如是乎？虽然，今之吕马童必诱项王生禽，以首功裂地而王矣。背面之以指示他人，其亦存古道也哉！（《史记疑问》卷上）

[22]【汇注】

裴骃：如淳曰：“指示王翳。”（《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23]【汇评】

吴见思：又傍写一笔。想当时指目项王，神色俱动。（《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牛运震：“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此数句中曲折低徊，有无限情态。项王问吕马童，马童却不正答，反指告王翳曰“此项王也”，此中神情可想。（《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程馀庆：“故人乎”句，本连下“吾闻”句，忽于中间插入“马童面之”三句，神飞色动，想见当时指目项王，震慑光景。（《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4]【汇注】

颜师古：购，以财设赏，音工豆反。（《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张守节：汉以一斤金为一金，当一万钱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骏图撰，王骏观续：千金固非一斤金；即一斤金，亦不止一万钱也。考《汉志》以黄金一斤为一金。汉制，黄金一斤直钱千贯，则千金当有二千兆钱也。又考秦制，以黄金一镒为一金。镒，二十四两也。高祖此时应仍秦制，则一金多四两，为数更钜矣。《正义》说盖数万倍之差。（《史记旧注平议·项羽本纪》）

张大可：购：悬赏征求。（《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汇评】

程馀庆：购，以财设赏也。妙在不怕！（《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5]【汇注】

胡三省：《史记正义》曰：汉以一斤金为一千金，当一万钱也。余谓一斤金与万户邑，多少不称，《正义》之说，未可为据也。（《资治通鉴》卷十一“高帝五年”注）

[26]【汇校】

裴骃：徐广曰：“亦可是‘功德’之‘德’。”（《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编者按：“吾为若德”，《汉书·陈胜项籍传》作“吾为公得”，邓展释之曰：“令公得我为功也。”晋灼与徐广皆云，“得”字或作“德”。二者同音可通。

【汇注】

张守节：为，于伪反。言吕马童与项羽先是故人，旧有恩德于羽。一云德行也。（《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胡三省：班《书》：“德”作“得”；邓展曰：令公得我以为功也。《史记》作“德”；徐广曰：亦可是功德之德。《史记正义》曰：为，于伪翻。言吕马童与己是故人，旧有恩德于己。余谓羽盖谓我为汝自刎以德汝。（《资治通鉴》卷十一“高帝五年”注）

凌稚隆：按邓展云：“‘吾为汝德’，令公德我以为功也。”（《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方苞：言我自刭，使汝献功受赏，是为汝德也。（《史记注补正·项羽纪》）

【汇评】

方孝孺：观其所以谓吕马童者至是，亦可悲矣。叙事得确情，且动人。（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程馀庆：令汝受赏而德我也。哀音嫋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7]【汇注】

司马贞：“诛籍”，汉诛项籍，在（项羽）四年十二月。（《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梁玉绳：按：《史》言羽初起时年二十四，亡于汉五年，则仅二十八岁也。（《汉书人表考》卷六《项羽》）

俞樾：明张岱《琅嬛文集》有《募造无主祠堂疏》云：“越郡祀典，清明、中元，十月朔，有孤魂之祭。余曾阅其祭版，则西楚霸王为国殇之首。”按项氏初起事以会稽守，故越郡祀之。然秦时会稽郡非今越郡也。（《茶香室三钞》卷二十《项羽为越郡国殇》）

【汇评】

赵蕤：项羽有拔山之力，空泣虞姬。田横有负海之强，终然刎颈。故曰战胜之威，人百其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故水之弱至于漂石，此势略之要也。（《长短经》卷九《势略》）

方大琮：问：自孙吴著书而后之言兵者宗焉。奇正分合之情，开阖翕张之变，尽备于书。观之者惟恐其不能用，用之者未必皆有合，合之者未必其皆有验……曰“穷寇勿追也”。然垓下之围，追骑深入，非迫其穷而败之乎？（《铁庵集》卷二十六《兵书》）

朱熹：或问《太史公书》项籍垓下之败，实被韩信布得阵好，是以一败而竟毙。曰：不特此耳。自韩信左取燕、齐、赵、魏，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马周殷，而羽渐困于中，而手足日翦，则不待垓下之败，而其大势盖已不胜汉矣。（《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

杨维祯：孟子曰：“为天下殴民者，桀与纣也。”籍亦为汉殴者尔，焉能与汉争天下哉？秦以死殴民，民相与仇秦，而思其生民者主之，此势之所必至，而岂料籍之图天下，又一秦也哉！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八尺之躯徒为力所役耳，而其慓悍猾贼之性，嗜杀如嗜食，如起会稽，即诱杀守者。其后矫杀宋义，屠咸阳，残灭襄城，杀秦降王子婴，斩韩生、广陵母，甚至于杀义帝，此真天下之桀项也。欲举大事，伯西楚，以光项氏之世，夫其可得乎？（《史义拾遗》卷上《项籍论》）

【汇评】

范槚：鸿沟之约，羽以太公、吕后来归，为德甚渥，汉卒叛盟，迫而毙诸垓下，议者以此咎汉之不直。予意不然。顾汉未纯于义耳。追羽未可以厚非也。夫君臣、父子、夫妇，并为三纲，不可偏废也。沛公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素定矣。羽从而弑之，此汉不共戴天之仇也。不幸而太公、吕后落其掌握，苟急于讨贼，则鸷悍如羽，未必不取太公、吕后甘心焉。夫亟战以杀父，非孝也。德其归父与妻，而忘君之仇，非忠也。故始而屈己与和者，为太公、吕后计也，一时应变之权也，既而必杀无赦者，为义帝讨罪人也，万世纲常之正也。恩义曲全，忠孝两得，此正巧于行义也。然此岂汉高所能知哉？观其分羹之语，既忍于忘亲，而鲁公之葬，又甘于纵贼，则帝之心可得而识矣。予故取其行义之巧，而尤惜其为义之心未纯也。（《洗心居雅言集》卷上《鸿沟之约》）

凌稚隆：羽败矣，诉诸将而决战，德马童而授首，终不脱叱咤欷歔气习；所谓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岂其性之哉！（《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胡应麟：项王喑呜叱咤，千人皆废。然东城之役，灌婴以五千追之，虽杀伤过当，卒自刭，势也。垓下之战，汉兵亦六十万，非淮阴在军，鲜不为灵璧矣。（《少室山房笔丛》卷六《史书占毕》二《外篇》）

归有光：读书如读项羽垓下之败，必潸然出涕，乃为得之。为文须要养气。（《归方评点史记合笔·例意》）

张溥：当秦、楚之际，而欲以忠信得天下，斯已难矣。然天下虽乱，大义不绝，君子不以乱易治，而以治易乱，故李良于武臣，庄贾于陈胜，臧荼于燕广，田荣于田巿，项籍于楚心，《纲目》皆书曰“弑”，予之以罪，而后世无所动，则以是为居正也。虽然，《纲目》以义帝之弑，遂贼楚而王汉，使羽不杀心，心其遂有天下乎？汉王定三秦，举燕赵之后，能事心乎？吾知汉王亦必杀之也。楚先杀之，而授汉以名，汉王亦不以为异也。自董公建说，始有素服之师。汉之得以乘楚后者，非为义也，所以自予也。或曰：汉王入关无所取，羽则大掠而东，兴亡在是矣。嗟乎，咸阳之入，秦之宫室帏帐、宝货妇女，沛公未尝不欲留居也。沛公能受良、哙之言，而羽不闻有增、眜诸臣之谏，楚之臣固已非矣，何独罪羽也？且陈涉首事，王六月而亡，项羽身尝七十余战，未尝一败，将有天下，而反为汉有，凡此者皆天意也。六国之时，天意厌乱，而急欲秦之有之，故即墨大夫之谋犹可有为，而齐卒不行。秦楚之时，天意厌乱，而急欲汉之有之，是以江东千里之地，数十万之众，犹可以王，而羽以一时之忿无所及，此是不可谓纯任人也。虽然，治乱之际，君子严助乱之文，尤不可不明奖正之义。（《历代史论》卷一《秦楚之际论》）

高嵣：叙乌江结局。“我何渡为”，“我为若德”，仍不失英雄本色。（《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夏之蓉：荥阳之围何异垓下之困？然汉卒转弱为强者，虽由天命，人谋亦多矣。按羽都彭城，王高祖于巴蜀、汉中，而以三秦封章邯等，所以制高祖使不得出也。其余诸侯皆项氏所封，则皆党项氏者也。未几田荣弑胶东王巿，与彭越起兵。羽怒，欲先破齐而后击汉，以故汉王得还定三秦，率五诸侯兵伐楚，直入彭城，捣其巢穴。羽闻之还，击破汉军，获其太公、吕后以归。此时高祖不归关中而居守荥阳，与羽相持；又得韩信为将，击魏、击赵、击齐，皆下之。又使辩士说九江王背楚归汉，是孤项氏之党，而关以东诸侯悉为汉有也。时楚所守者彭城所环之地，四面皆非其有，是以垓下之围，一蹶而不可复振。（《读史提要录》卷一《西汉》）

郭嵩焘：按《项羽本纪》“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鸿沟东为楚”，解而东归，亦未有败亡之征也。垓下一败而遂熸焉，使人莫测所由，盖韩信定齐地，灌婴遂渡淮与项声等相持淮北。既破项声，下下邳，彭城势孤，遂降汉。项羽方解而东归，而彭城先失，军无斗心，是一败而不可复支。灌婴之掠淮北，降彭城，所以速项羽之亡也。韩信与项羽会战垓下，灌婴又东自彭城夹击，以婴本骑将，故使以所部五千骑追项羽，《项羽本纪》所谓王翳、吕马童、杨喜、杨武、吕胜，皆灌婴所部骑将也。《项羽本纪》特叙战事，其详皆著于《灌婴传》中，以项羽之亡实系之灌婴一军也。此史公叙事最著明处。（《史记札记》卷五上《樊郦滕灌列传》）

程馀庆：年三十一。始羽以拔山盖世之气，以后日至衰飒。史家摹写，逼真如画。千古英雄至此，殊令人恓恻。（《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8]【汇注】

王伯祥：相蹂践争项王，为争夺项王的尸体，互相纵马践踏。（《史记选·项羽本纪》）

[29]【汇注】

凌稚隆：按“最”，凡也，总言其数又功为最也。（《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程馀庆：最，凡也，总言其数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0]【汇注】

陈直：《隶释》卷十二《杨震碑》云：“圣汉龙兴，杨憙佐命，克项于垓。”又按：《后汉书》卷七十五，蔡邕《太尉杨秉碑》云：“汉兴烈祖杨憙，佐命征伐，封赤泉侯。”杨喜并作杨憙。又按：《金石索·金索》第五十二页有“赤泉侯印”。（《汉书新证·陈胜项籍传》）

[31]【汇评】

邵泰衢：余骑争项王矣，则项尸已为余骑所分。最后之杨喜四人，其又杀余骑而夺之乎？抑余骑争杀自尽，尚留项尸，为杨喜四人所得乎？噫！头与四体共封五侯，倘有得其五脏六腑者，又可得十一侯矣，奚必争蹂践乎？为之一哂。（《史记疑问》卷上）

吴见思：五人先写王翳，后序四人，小中亦具章法。（《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32]【汇注】

张大可：共会其体，皆是：验核五人所得尸体，能合并在一起，确是项王。（《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33]【汇校】

梁玉绳：附按：《评林》谓宋本“分”字上有“故”字。《史诠》以为今本缺。然宋倪思《班马异同》无“故”字，倪所见必宋本也。分其地，《通鉴》作“分其尸”，非。分地为五，当属下文，谓分地以封吕马童等五人为侯耳，其地不必定泥作楚地。（《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汇注】

吴见思：故分其地为五：悬购万户之地也。（《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34]【汇注】

班固：中水严侯吕马童，以郎骑将汉元年从好畤，以司马击龙且，复共斩项籍，侯，千五百户。正月己酉封，三十年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司马贞：按《晋书·地道记》，其中水县属河间。（《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张守节：《地理志》云中水县属涿郡。应劭云：“在易、滱二水之中，故曰中水。”（《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陈直：汉城遗址曾出“童马厩将”印，有方格界，为秦末汉初之物。马童即童马，为初壮之马，盖当时之习俗语，故取以为名（又平州侯昭涉掉尾之子，亦名马童）。（《史记新证·项羽本纪》）

[35]【汇注】

司马迁：（王翳）以郎中骑汉王三年从起下邳，属淮阴，从灌婴共斩项羽，侯，千七百户。（《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杜衍》）

班固：杜衍严侯王翥，以中郎骑汉王二年从起下邳，属淮阴侯，从灌婴共斩项羽，侯，千七百户。（六年）正月己酉封，十八年薨。（《汉书》卷十六《功臣表》）

司马贞：按《地理志》，县在南阳。按：表作“王翥”也。（《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杜衍侯故县在邓州南阳县西八里。”（《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36]【汇注】

司马迁：“赤泉”，以郎中骑汉王二年从起杜，属淮阴，后从灌婴共斩项羽，侯，千九百户。（《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又：（高祖）七年正月己酉，庄侯杨喜元年。（同上）

又：（高后）元年，夺，绝。二年，复封。（同上）

司马贞：南阳有丹水县，疑赤泉后改。按：《汉书》表及《后汉》作“憙”，音火志反。（《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37]【汇注】

司马迁：以郎中骑将汉王元年从起下邽，击阳夏，以都尉斩项羽，有功，侯，七百户。（《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吴防》）

司马贞：《地理志》县名，属汝南，故房子国。（《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张守节：吴防，豫州县。《括地志》云：“吴房县本汉旧县。孟康云，吴王阖庐弟夫概奔楚，楚封于此，为堂谿氏，本房子国，以封吴，故曰吴房。”（《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38]【汇注】

司马迁：“涅阳”，以骑士汉王二年从出关，以郎将击斩项羽，侯，千五百户，比杜衍侯。（《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又：（高祖）七年中，庄侯吕胜元年。（同上）

又：（孝文）五年，庄侯子成实非子，不当为侯，国除。（同上）

班固：涅阳严侯吕胜，以骑士汉三年从出关，以郎中共击斩项羽，侯，千五百户，比杜衍侯。七年封，二十五年，孝文五年薨。（《汉书·高帝高后文功臣表》）

编者按：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涅阳侯吕胜，以骑士汉王二年从出关，以郎将击斩项羽，侯，千五百户，比杜衍侯。

裴骃：徐广曰：“五人后卒，皆谥壮侯。”（《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司马贞：《地理志》南阳县名。（《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张守节：涅，年结反。《括地志》云：“涅阳故城在邓州穰县东北六十里，本汉旧县也。应邵云在涅水之阳。”（《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汇评】

吴见思：详序作分王一段，余波可为三叹！（《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项王已死[1]，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2]。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3]，为其守礼义[4]，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5]，鲁父兄乃降[6]。始[7]，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8]，及其死，鲁最后下[9]，故以鲁公礼葬项王榖城[10]。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11]。

[1]【汇注】

裴骃：徐广曰：“汉五年之十二月也。项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岁生，死时年三十一。”（《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汇评】

牛运震：“项王已死”以下数段，迴旋缭绕，此太史公痛惜项王也，中有无限欷歔之神。（《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程馀庆：天下事大定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2]【汇注】

胡三省：秦，鲁县属薛郡，项羽初封于此；汉为鲁国。（《资治通鉴》卷十一“高帝五年”注）

【汇评】

方回：此谓鲁一变至于道也。项羽虽以少助亡，彭城，其国都也，此外，犹有数十百城也。一死乌江，国都与数十百城俱下，而鲁独不下，守节礼义之国如此，高祖以项王头示其父兄，乃降。主而犹存，固守可也。国而已亡，迭权可也。不失乎义，亦不失乎时。当时守者为谁？高祖不尝显其姓名，而史无可考，惜哉！（《续古今考》卷二十一《楚地悉定独鲁不下》）

浦起龙：从“鲁”字出文情，应“鲁公”，并兜楚怀一层。（《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3]【汇评】

吴见思：写得气势，然正以衬鲁之不下也。（《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牛运震：汉王乃引天下兵欲屠之：按汉王何至于此？此自为鲁后降壮气势耳。“鲁父兄乃降”，此处用“父兄”字妙。（《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4]【汇注】

班固：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汉书·儒林传》）

【汇评】

司马迁：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道化，好礼乐之国哉？（《史记·儒林列传》）

[5]【汇注】

王伯祥：“视”同“示”，视鲁，即把项王的头号令给鲁人看。汲古本“视”正作“示”。（《史记选·项羽本纪》）

[6]【汇注】

胡一桂：项羽既灭，鲁独坚守不下，帝欲屠之。至城下，犹闻弦诵之声。谓守礼义之国，为主死节，持羽头示之，乃降，天下始定于一，而帝业成矣。（《史纂通要》卷七《西汉》）

【汇评】

钱时：汉王之兵薄鲁城下，而弦诵之声不废，是岂可以勉强为哉？且自孔氏殁，历战国兵争之祸矣，而此弦诵之声未尝兵争也；历嬴秦焚书坑儒之祸矣，而此弦诵之声未尝坑焚也；鹿走秦原，群雄竞逐寸天尺地，焦然如在汤鼎中，而此弦诵之声，家常日用自如也。兵屠吾城，在顷刻间，调度从容，无异畴昔，此岂一旦仓卒所可办者？践履纯固，不间险夷，知有弦诵，而不知有生死，知有孔氏之家法，而不知有汉兵也。汉王方引天下之兵欲屠之，悚然知其为守礼义之国，而遂不敢，呜呼亦贤也已！先圣之教，于是且行于汉王矣。或曰：若项羽则何如？曰：王陵之母不爱一死，而教子以毋贰心，此节义之妇也。羽也礼而葬之，封其墓而旌表之，则非特王陵为之感动，四海闻风亦莫不为之感动矣；乃不胜其怒，取而烹焉，是一妇人之见不若也。豺狼虎豹，逢人即噬，安知礼义之可贵也哉？（《两汉笔记》卷一《高祖》）

吴见思：“父兄”字好，是守礼之国。（《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7]【汇注】

张大可：始：当初。（《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8]【汇注】

朱东润：外官则县令称公，郡守称郡长，项羽为鲁公，沛公为砀郡长是也。（《史记考索·楚人建置考》）

【汇评】

孙琮：又将“鲁”字作波澜，应前“为鲁公”句。（《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9]【汇评】

吴见思：以鲁事作余波，乃借鲁直掉至怀王初封，收尽通篇，神妙乃尔。（《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牛运震：“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以鲁事作余波，乃直掉至怀王初封，收尽通篇，极有笔力。（《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唐德宜：又将鲁字作波澜，应前“为鲁公”句。（《古文翼》卷四《项羽本纪》）

[10]【汇校】

施蛰存：项羽墓宜在穀城，而非谷阳，史文可证。此碣必汉以后邑人所立，聊为标识而已。今东阿犹有项王墓，石碣则久已非故物矣。（《水经注碑录》卷二《项王墓碣按语》）

【汇注】

郦道元：（穀）城西北三里，有项王羽之冢，半许毁坏，石碣尚存，题云项王之墓。《皇览》云冢去县十五里，谬也。今彭城穀阳县西南，又有项羽冢，非也。余按：史迁《记》，鲁为楚守，汉王示羽首，鲁乃降，遂以鲁公礼葬羽于穀城，宁得言彼也？（《水经注》卷八《济水二》）

裴骃：《皇览》曰：“项羽冢在东郡穀城，东去县十五里。”（《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项羽墓在济州东阿县东二十七里，穀城西三里。《述征记》项羽墓在穀城西北三里半许，毁坏，有碣石‘项王之墓’。”（《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乐史：项羽墓在县东二十七里。初封鲁公。羽死，鲁犹为楚守，汉王示以羽首，鲁方降，乃以公礼葬羽于此。（《太平寰宇记》卷十三《东阿县》）

胡三省：宋白曰：“宋州穀熟县，古穀城也，汉于此置薄县，又改为穀阳县。”（《资治通鉴》卷十一“高帝五年”注）

梁玉绳：附按：《水经注》八云：“穀城县，故春秋之小穀城，有项羽冢。今彭城穀阳城西南又有羽冢，非也。”《日知录》三十一云：“注引《皇览》以为东郡之穀城，与留侯所葆黄石同其地，不然矣。宋孙复《春秋尊王发微》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而宋李石《续博物志》疑穀阳、穀城二冢是身首异处，亦非无见。”（《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朱孔阳：冯智舒《质实》：穀城，山名，在兖州府东阿县东北五里，又县东南一十二里有项羽墓在焉。（《历代陵寝备考》卷九《西楚附》）

王恢：穀有二：鲁人礼葬项羽穀城，应为鲁之小穀。而旧说皆说在东阿。《水经》：“济水又北，过穀城县西。”郦《注》：“故春秋之穀地，齐桓公以鲁庄公二十三年城之，邑管仲焉。”《魏土地记》曰：县有穀城山，阳穀之地，春秋齐侯宋公会于此。县有黄山台，黄石公与张子房期处。城西北三里，有项羽冢，半许毁坏，石碣尚存，题云“项王之墓”。《皇览》云：冢去县十五里，谬也。今彭城、穀阳城西南又有项羽冢，非也。余按：史迁《记》，鲁为楚守，汉王示羽首，鲁乃降，遂以鲁公礼葬羽于穀城，宁得言彼也。彭城固非，以鲁公葬齐地，亦违情理。《日知录》（四）《城小穀》：“城小穀，为管仲也。据《经》文小穀不系于齐，疑左氏之误（孙氏云：今经传及注，及后人注二传妄加）。范宁解《穀梁传》曰：小穀，鲁邑。《春秋发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按《史记》汉高帝以鲁公礼葬项王穀城，当即此地。”（《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垓下之围》）

程馀庆：以鲁事作余波，乃借鲁直掉至怀王初封，作大照应，收尽通篇，何神妙乃尔！（《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1]【汇注】

班固：灌婴追斩羽东城，楚地悉定。独鲁不下。汉王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节礼仪之国，乃持羽头示其父兄，鲁乃降。初，怀王封羽为鲁公，及死，鲁又为之坚守，故以鲁公葬羽于穀城。汉王为发丧，哭临而去。（《汉书·高帝纪下》）

【汇评】

倪思撰、刘辰翁评：其以鲁公礼葬，本未可伤，至“泣之”而去，二字情辞俱塞，结传少得如此！（《班马异同评》）

夏寅：按汉王初与羽俱起布衣，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及羽背关怀楚，放弑义帝，汉既假仁仗义讨之，穷锋苦斗，盖本争天下也。天下既定，项羽已诛，王于是追念当时杖剑并起，结好图秦，以至鸿门讲解，归太公、吕后之意，项氏果何仇乎？于是礼葬哀感，全其支属，此固王落落大度之真情也，岂曹操伪哭袁绍，以倾河北之人之望者哉？（《政鉴》卷五》）

李贽：长使英雄泪满襟，忠厚人亦泪满襟。（《史纲评要》卷五《汉纪》）

孙琮：情理自宜如此。（《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吴见思：“约为兄弟”故邪？然盛衰之感，何得无之！（《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浦起龙：直得汉祖下泪者，此一人耳。（《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王鸣盛：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此犹自可。杀项羽以鲁公礼葬，为发哀，泣之而去。天下岂有我杀之即我哭之者？不知何处办此一副急泪，千载下读之笑来（《郑当时传》：诏项籍故臣皆名籍，怨毒如许，哭之何为）。（《十七史商榷》卷二《为羽发哀》）

程馀庆：约为兄弟故耶？然盛衰之感，何能无之；盖值得汉王下泪者，此一人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诸项氏枝属[1]，汉王皆不诛[2]。乃封项伯为射阳侯[3]。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项氏[4]，赐姓刘[5]。

[1]【汇注】

钱伯城：枝属：宗族。枝，同支。（《史记纪传选译》上《项羽本纪》）

[2]【汇评】

方回：《汉纪》封项伯等四人为列侯，赐姓刘氏。师古曰：皆羽之族，先有功于汉者。《史记·项羽纪》尤详。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此一句，尤见高祖之仁。（《续古今考》卷二十一《封项伯等四人为列侯，赐姓刘氏》）

夏寅：项氏支属，既皆无恙，厥后王莽篡位，曹丕改物，汉氏子孙，颠而复起，此皆帝之遗泽也。南北六朝、五代之际，既夺其国，又戕灭其子孙，惟恐其为吾害，然而覆辙相踵，不爽毫厘。天道好还，岂不信夫！（《政鉴》卷五）

夏之蓉：项羽之所恃，在能战也，而卒由战败。鸿门一跌，种种丧气，至愿为诸侯决战，为诸侯溃围。匹夫之勇，与敌一人之伎俩，相去几何？然当其先，高祖微，项羽亦不能得天下，葬以鲁公礼，项氏枝属皆不诛，有由然也。（《读史提要录》卷一《西汉》）

程馀庆：对照诛子婴。（《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3]【汇注】

裴骃：徐广曰：“项伯名缠，字伯。”（《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射，音食夜反。《括地志》云：“楚州山阳，本汉射阳县。《吴地志》云在射水之阳，故曰射阳。”（《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吴见思：完项伯事。（《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王伯祥：射阳侯亦县侯，封地在今江苏省淮安县东南。（《史记选·项羽本纪》）

编者按：《水经注·沔水篇》云：“壻水又东，迳七女冢。冢夹水罗布，如七星，高十余丈，周回数亩。元嘉六年，大水破坟。坟崩，出铜不可称计。得一砖，刻云：‘项氏伯无子，七女造墎。’世人疑是项伯冢。”近人施蛰存评之曰：“项氏多矣，伯者，长子也。见项伯字便以为楚之项伯，亦妄矣。墎字常见于晋墓砖，此亦必晋墓所出。七女为父造冢，故相传称七女冢，冢一而已。今云‘夹水罗布如七星’，乃有七冢矣，郦氏不辨世俗之妄，又从而书之，何其失于考究也。”评论有理。且项伯封射阳侯，其封射阳，故地在今江苏淮安东南，与沔水相去甚远，无缘为其墓地。

【汇评】

林：封项伯以启亡节之臣。（《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六《气节》）

史浩：项伯有功扶帝业。（《峰真隐漫录》卷四十六《竹竿子念》）

唐顺之：异哉！项伯知有人而不知有己，知有私而不知有公。羽虽暴，族类也；良虽有恩，异类也。羽至戏，欲击沛公，伯恐累良及祸，夜驰具告，已足以报良恩矣。乃深结刘季，项庄舞剑则以身蔽之，欲烹太公则以说解之，伯之为汉可谓至矣。岂卖羽哉？亦欲恩汉以为平分之计耳。及太公之归，鸿沟为约，伯意以为两无负矣，汉竟背约而袭之，君子以为何如？解曰：项氏一门近乎愚，汉之君臣过于诡。分羹之言，季既不知有父矣，何有于朋友？杀戮功臣，季既不知有功矣，何知有信义？伯以身蔽项庄，是重婚姻之约也，其愚一；劝羽不诛太公，欲留为质，其愚二；归太公而恃鸿沟之约，其愚三。楚之愚，皆以人道待汉也；汉之诡，不以人道自待也。羽即可灭，何不为项伯地乎？使鸿门无项伯，汉王与玉斗俱碎矣；广武无项伯，则太公为高俎之羹矣；使太公终不归，则汉王为无父之人矣。苟少念恩义，鸿沟之约安在不可遵也？吾每读《史》至此，未尝不发指乎汉高也！项伯虽受汉封，亦羽之罪人也。（《两汉解疑》上《项伯》）

姚允明：项伯以楚灭，得封射阳侯，君子以是为伯嚭末，咸曰：其于吴王，犹非宗臣也。（《史书》卷二《汉·高帝》）

姜宸英：《功臣侯年表》，射阳侯刘缠即项伯也。卖重瞳而得侯，甘心改姓而不愧，此名教之贼也。高祖杀丁公而封项伯，其刑赏之不平如此。余故谓汉主非恶丁公之不忠于项氏，直恶其窘己耳，不然，则恐臣下之叛己而预为之防耶？然何足以欺天下后世哉！（《湛园札记》卷一）

毛际可：有丁公者，为楚将追汉，释高帝于厄。高帝卒诛之，以为人臣不忠之戒。夫丁公释高帝，不一时纵敌之罪，初未尝始终有意负楚，如伯之甚者也。而或诛之，而或封之，何以服丁公？亦何以为人臣不忠之戒也乎？故高帝能诛曹无伤，而羽不能诛项伯，吾固叹楚之失刑；乃高帝能诛丁公，而不能诛项伯，吾又未尝不叹汉之失刑也。（见《史论正鹄》三集卷一《项羽论》）

[4]【汇注】

裴骃：徐广曰：“（桃侯）名襄。其子舍为丞相。”

又：徐广曰：“（平皋侯）名佗。”

又：徐广曰：（玄武侯）《诸侯表》中不见。（《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桃侯）故城在滑州胙城县东四十里。《汉书》云高祖十二年封刘襄为桃侯也。”

又：《括地志》云：“平皋故城在怀州武德县东二十里，汉平皋县。”按：佗音徒何反。（《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吕祖谦：按《年表》，射阳侯刘缠，项伯也。以破项羽，尝有功，封。平皋侯刘它，项它也。功比戴侯彭祖。彭祖以为太公仆封。然则项它亦岂在楚尝保护太公乎？桃侯刘襄，项襄也。以客从汉封。其一人不见。《史记》云：封项氏四人，为射阳侯、平皋侯、桃侯、元武侯也。（《大事记解题》卷九《封项伯等四人为列侯赐姓刘氏》注）

编者按：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平皋侯项它，汉六年以砀郡长初从，赐姓刘氏：功比戴侯彭祖，五百八十户。

梁玉绳：明陈子龙《史记测议》曰：“侯表中不见（玄武侯），岂始封而即废欤？”（《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王骏图撰、王骏观续：桃侯：《功臣表》云“桃县属信都”，非滑州也。又《水经注·浊漳水篇》云：衡漳又东北，迳林县故城北，汉高祖封刘襄为侯国，此信都之桃也。可见《正义》之说非是。（《史记旧注平议·项羽本纪》）

程馀庆：玄武侯，诸侯表不戴，岂封而旋废欤？又引三侯，以陪项伯。（《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朱东润：项襄，《功臣表》云：“以客从汉王，二年从起定陶，以大谒者击布，封桃侯。襄以二年从汉王，与项伯、项它之降汉者不同。”（《史记考索·读〈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书后》）

又：项它，《魏豹传》：“魏王乃使周市出请救于齐、楚，齐、楚遣项它、田巴将兵随市救魏。是后项它留魏为魏相。”《灌婴传》云：“击项羽将龙且，魏相项它军定陶南，疾击破之。”《曹相国世家》云：“东击龙且、项它定陶，破之。”盖为一役。《汉书·高帝纪》云：“汉王问步卒将谁也？”曰：“项它。”曰：“是不能当曹参。”盖是时诸将有称丞相者，故它以步卒将而称“魏相”也。魏豹降，它复归楚为楚柱国，见《灌婴传》；又为砀郡长，见《功臣表》；其后降汉，封平皋侯。（同上）

又：玄武侯不知其名。项氏诸臣，若范增、龙且、曹咎之功，皆赫赫在人耳目。（同上）

编者按：《史记》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云，景帝时，桃侯刘舍为丞相。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刘舍，本项氏亲也，赐姓刘氏。父襄佐高祖有功。舍谥哀侯。”元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景帝前七年》“以太仆刘舍为御大夫”下注曰：“刘舍，高祖功臣桃安侯刘襄之子。襄本项氏，亲赐姓。”故此桃侯则为项襄，因功亦被赐姓刘。子孙亦从而改姓焉。

章懋：以礼葬羽，侯其枝属，较之杀秦降王子婴者迥别矣。帝王气象，概见于此。（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唐文献：项王之死也，汉高发哀而泣，且封其子姓，亦恋恋不忘旧之思者。（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5]【汇注】

朱熹：义刚说赐姓刘氏云：“古人族系不乱，只缘姓氏分明。自高祖赐姓，而谱系遂无稽考，姓氏遂紊乱。但是族系紊乱也，未害于治体；但一有同姓、异姓之私，则非以天下为公之意。今观所谓‘刘氏冠’，‘非刘氏不王’，往往皆此一私意，使天下后世有亲疏之间，而相戕相党，皆由此起。”先生曰：古人是未有姓，故赐他姓，教他各自分别。后来既有姓了，又何用赐？但一时欲以恩结之，使之亲附于己，故赐之。如高祖犹少，如唐夷狄来附者皆赐姓，道理也是不是？但不要似公样恁地起风作浪说。（《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

吕祖谦：解题曰：四人皆有力于刘氏者也。赐姓始于此。成都范氏（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国，赐姓命氏，姓氏所以别其族类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称姓者，或以国，或以族，或以地，或以官，子孙各本于其祖，不可改也。后世非其亲者，附之属籍，或加于盗贼夷狄，以逆族异类为同宗。然则古之赐姓者别之，后赐姓者乱之也。夫惟天亲不可以人为，而强欲同之，岂循理者乎？上渎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为后世法也。（《大事记解题》卷九《封项伯等四人为列侯赐姓刘氏》）

王恽：姓非天子不可赐，而氏非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系百姓之正统，氏所以别子孙之旁出，族则氏之所聚而已。（《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八）

丘浚：姓者，受之先祖，己不得以与人，亦不得受之于人。汉既以赐项氏，又以赐娄敬，其后世遂至以赐匈奴，抑孰知数百年后，刘渊辈不徒冒其姓，且并其人民社稷而冒之。（《世史正纲》卷二《汉世史·太祖高皇帝》）

钱福：以礼葬羽，侯其枝属，较之杀秦降王子婴者迥别矣。帝王气象，概见于此。（引自《史记评林》）

陈仁锡：《纪》首曰“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末云“皆项氏，赐姓刘氏”，罪项王也，罪项王之堕其宗也。（引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钱大昭：封项伯等四人为列侯，赐姓刘氏：四人谓射阳侯刘缠（徐广曰：项伯，名缠，字伯），平皋侯刘它，桃安侯刘襄也。其一人，《汉·表》未闻，《史记》作元武侯。（《汉书辨疑》卷一）

王先谦：《功臣表》有刘缠、刘襄、刘它三人，其一《羽纪》云玄武侯，《表》不载。（《汉书补注·项籍传》）

高嵣：身后余波，以汉纪楚，仍以刘结项，篇法完密。钜鹿之战，于胜事中写得生色，垓下之围，于败局中写得生色。廿一史纪传中，第一篇文字。（《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牛运震：“诸项氏枝属”云云，至“皆项氏，赐姓刘氏”：此又及项氏族属而著其姓氏，如《夏》《殷纪》末，带及后代诸氏，此所以为本纪体也。（《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程金造：太史公最后揭出，帝王之资，要在知人善任，则以尽其忠，事收其效。也在于民得其安，固其基础。若是行反其道，必然要失败。项羽就是典型，最终连宗族氏姓都不能保了。（《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太史公曰[1]：吾闻之周生曰[2]“舜目盖重瞳子[3]”，又闻项羽亦重瞳子[4]。羽岂其苗裔邪[5]？何兴之暴也[6]！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7]。然羽非有尺寸[8]，乘势起陇亩之中[9]，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10]，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11]”，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12]。及羽背关怀楚[13]，放逐义帝而自立[14]，怨王侯叛己，难矣[15]。自矜功伐[16]，奋其私智而不师古[17]，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18]，五年卒亡其国[19]，身死东城[20]，尚不觉寤而不自责[21]，过矣[22]。乃引“天亡我[23]，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24]！

[1]【汇评】

王若虚：《项羽传赞》云：“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陋哉此论！人之形貌容有偶相同者。羽出舜后千有余年，而独以此事，遂疑其为其苗裔，不亦迂乎！商均，舜之亲子，遗体在焉，然不闻其亦重瞳也。而千余年之远裔，乃必重瞳邪？周生何人？所据何书？而上知古帝王之形貌，正复有据，亦非学者之所宜讲也。夫舜以元德升闻，四岳荐之，帝尧试之，上当天心，下允众望，然后践天子之位，其得之固有道矣。岂专以异相之故而暴兴者哉？使舜果由此而兴，则羽之成功，亦应略等，奚其不旋踵而剿灭也？迁轻信爱奇，初不知道，故其谬妄每如此。后世状人君之相者，类以舜瞳为美谈，皆史迁之所启。而后梁朱友敬，自恃重瞳，当为天子！因作乱而伏诛，亦本此之误也。悲夫！（《滹南遗老集》卷十一《史记辨惑》）

陈仁子：观此赞，成败之分，智力之不如，名义决矣。（《文选补遗》卷三十八《项羽传赞》）

金圣叹：此断项羽不师古，其亡固宜；只是起于暴兴，却是何故？凡作一扬，三抑。注意正在豪杰“不可胜数”句。言除却重瞳，更不可解。（《金圣叹批才子古文·西汉文·项羽本纪赞》）

钱伯城：一般认为，本篇篇末“太史公曰”一段话，是司马迁对项羽的严正批评，但是另外还有一段正面批评项羽的话，是写在《淮阴侯列传》里，由韩信之口说的，指出项羽不过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名号为霸，实失天下心”。这段批评显然更为严厉。相形之下，《项羽本纪》的“太史公曰”，还是对项羽悲剧命运多少带有惋惜之情的。（《史记纪传选译》上《项羽本纪》）

[2]【汇注】

裴骃：文颖曰：“周时贤者。”（《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颜师古：郑氏曰：“周时贤（大夫）（人也）。”师古曰：“《史记》称太史公曰‘余闻之周生’，则知非周时人，盖姓周耳。”（《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张守节：孔文祥云：“周生，汉时儒者，姓周也。”按：太史公云“吾闻之周生”，则是汉人，与太史公耳目相接明矣。（《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汇评】

吴汝纶：“吾闻之周生”，刘知幾曰：别着他书以补书中所阙，所谓事无重出也。刘须溪云：一传霸力已极，独从重瞳着异闻。赞自跌宕。（《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各家史记评语》）

[3]【汇注】

裴骃：《尸子》曰：“舜两眸子，是谓重瞳。”（《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沈钦韩：董子《三代改制篇》“舜有二瞳子”，《荀子·非相篇》“尧舜叁牟子”，杨倞注：“《尸子》曰：舜两眸子，是谓重明。”《淮南·修务训》亦本《尸子》语。（《汉书疏证》卷二十七《陈胜项籍传》）

【汇评】

郭青螺：此是将无作有法。（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刘咸炘：“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云云：此乃诧其兴之暴，求其说而不得耳。（《太史公书知意·项羽本纪》）

[4]【汇注】

唐德宜：补书中所阙。（《古文翼》卷四《项羽本纪》）

程馀庆：补《纪》中所缺，所谓事无重出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汇评】

刘勰：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项羽、王莽，亦目重瞳子。（项羽）、王莽之重瞳，譬驽马有骥之一毛，而不可谓之骥也。（《刘子集校》卷五《命相》）

范缜：敢问曰阳货类仲尼，项籍似大舜。舜、项、孔、阳，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鸡类凤而非凤，物诚有之，人故宜尔。项、阳貌似，而非实似，心器不均，虽貌无益。”（《神灭论》，载《全梁文》卷四十五）

费衮：诗人咏史最难，须要在作史者不到处别生眼目，正如断案不为胥吏所欺，一两语中须能说出本情，使后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赞，此非具眼者不能。……青社许表民《读项羽传》，作诗云：“眼中谩说重瞳子，不见山河绕雍州。”其识见亦甚高远。（《梁溪漫志》卷七《诗人咏史》）

何孟春：舜重瞳子，羽亦重瞳子，而重瞳子不必皆仁。勾践长颈鸟喙，禹亦长颈鸟喙，而长颈鸟喙不必皆不仁也。彼皮相者，其足与论士乎？（引自《史记评林》）

庄元臣：舜以重瞳起侧陋，项羽以重瞳死垓下，未可恃也。（《叔苴子·内篇》卷六）

牛运震：《本纪》摹写项王勇力气概已极，赞语却就重瞳生情，妙。《纪》中“籍长八尺余”数句，略写羽状貌才气，赞中有补出重瞳子。（《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刘咸炘：史公于古今之变最致意，不然，楚本不出舜，重瞳岂必一家！（《太史公书知意·项羽本纪》）

[5]【汇注】

汪基：草之始生曰苗，裾末曰裔。苗发于根，裔属于衣，故以喻人后嗣。（《古文喈凤新编》卷五《项羽本纪赞》）

梁玉绳：按：《示儿编》谓“舜重瞳子，因《舜典》‘明四目’而误”。或当然也，古来重瞳甚多，不尽作天子。刘昼《新论·命相》曰“颜回重瞳”，它若《汉书》王莽，《晋书》凉州吕光，《梁书》沈约，《隋书》鱼俱罗，《五代史记》后梁宋友孜及南唐李煜俱是重瞳。舜践帝位，岂仅因异相，而项氏又岂舜后耶？项乃以国为氏者，《春秋》鲁僖公灭项，其后楚取以封其臣，遂称项氏。其初姓不著，岂楚之支属欤，于舜何预焉？《论衡·骨相》《奇怪》两篇言项羽自谓虞舜之后，皆附会此说以诬羽耳。（《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王伯祥：苗是草木之芽。裔音曳，衣裾，引申有“末”“后”义。苗裔即后代子孙。邪通“耶”，用于反诘、疑讶或嗟叹口气的语助词，与“乎”“哉”等字相当。（《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刘知幾：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如太史公曰：观张良貌如美妇人；项羽重瞳，岂舜苗裔。此则别加他语，以补书中，所谓事无重出者也。（《史通》卷四《论赞》）

陆龟蒙：舜重瞳子，项羽亦重瞳子，形之类也。择其道如何耳！（《笠泽丛书》卷一《杂说》）

高嵣：从闲处点缀，从缺处补写，是史公论赞所长。（《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刘咸炘：史公何作此痴语邪？王若虚又从而辨驳，则所谓痴人不可以与说梦矣。（《太史公书知意·项羽本纪》）

程金造：此意似说明，只是形状相似，而性行相反，其事业成就是不一样的。若想为天子，须如舜之才能。（《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6]【汇注】

林云铭：开口唱出“暴”字，是项羽一生定评。其引舜重瞳，非闲话，乃借一至仁之主与至暴者相形耳。《秦楚月表》云“虐戾灭秦自项氏”，即“暴”字注脚。言羽若是舜裔，则其兴时不应暴戾乃尔。黥布赞亦有“皋陶之后，何拔兴之暴”语，且言项氏坑杀，而布尝为首虐，与此赞意同。然羽之暴，尤（在）背关怀楚，放弑义帝二事，故特地提出，为项氏灭亡关头。既以暴兴，旋以暴亡，逆取顺守之间，大为失策。龙门以一字为断，千古铁笔。（引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金圣叹：《项羽本纪》通篇何等声势！至作赞，却陡然只说其目重瞳。犹言除非重瞳上，若论才略，乃一无足取。（《金圣叹批才子古文·西汉文·项羽本纪赞》）

刘豫庵：周生是周时贤者，眸子有重形曰重瞳。苗裔，远代子孙也。太史公谓予既纪项羽之事，而思有以赞之，无可赞也。意者其有异貌乎？吾闻之周生有言曰：虞舜之目盖重瞳子，有此异形，故天兴之也。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舜之后代耶？若是舜裔，其当兴时则不应暴骤乃尔也。看他只赞其目重瞳上，犹言除非目重瞳上，若论才略，乃一无足取。（《古文评注》）

牛运震：“羽岂其苗裔也？何兴之暴也”：诞语，诙谐的妙，正见羽之功德无足取也。（《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程馀庆：暴，暴戾也。“暴”字一篇之纲。

又：点出“兴”字，一《纪》霸力已极。独从重瞳上著异闻，自淡宕。（《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钱锺书：“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羽又重瞳子’。羽岂其苗裔耶？何兴之暴耶！”按舜之重瞳，何待“闻之周生”？故周生语少不能减于两句也。《滹南遗老集》卷一二指斥《史记》议论之谬，有曰：“陋哉此论！人之容貌，偶有相似。商均，舜之亲子，不闻其亦重瞳，而千余年之远，乃必重瞳耶？舜玄德升闻，岂专以异相之故而暴兴？后世状人君之相者，类以舜重瞳为美谈，皆迁启之也。后梁朱友孜自恃重瞳当为天子，作乱伏诛，亦本此之误也。悲夫！”王若虚论文每苦拘墟，而说理多明允可取，此其一例。泷川《引用书目》列王氏集，如《田敬仲完世家》《商君列传》等篇《考证》偶一征引，采撷无几，当是卫护马迁，恶王氏之上门骂人而又取闹有理尔。西方古说则谓重瞳者目有凶光，注视能使人物死亡，略同《抱朴子·金丹》所谓“染彩者恶恶目者见之，皆失美色”，而更危言骇听也。（《管锥编》第一册）

王伯祥：暴，猝然。有忽然兴起之意。何兴之暴也，正叹美项羽崛起于陇亩。此与暴发、暴富、暴死之“暴”同意，非一般所指斥的暴虐或残暴。（《史记选·项羽本纪》）

[7]【汇注】

张铮：言逐鹿者多，难于崛起定伯。（《古文赏心集·项羽本纪赞》）

【汇评】

刘豫庵：蜂音峰。蜂起如蜂之多也。胜平声。数上声。当秦失政之时，陈涉首起与秦为难，豪杰固之蜂起，相与并争天下者，不可胜数，岂知有项羽耶？（《古文评注》）

[8]【汇注】

张大可：尺寸：喻微薄的凭藉，或尺寸之地，或尺寸之权势。（《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9]【汇评】

王伯祥：乘势，趁秦末大乱之势。起陇庙之中，崛起于草野之间，犹言起自民间。（《史记选·项羽本纪》）

[10]【汇注】

裴骃：此时山东六国，而齐、赵、韩、魏、燕五国并起，从伐秦，故云五诸侯。（《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刘豫庵：羽于此时非有尺寸之地，不过乘诸侯之势而起陇亩之中，宜其难于奋兴矣。乃起兵仅三年，遂将齐、赵、燕、韩、魏五国诸侯，大战于钜鹿而灭秦。（《古文评注》）

张铮：指钜鹿之战。（《古文赏心集新编》）

又：五诸侯，齐、楚、韩、魏、燕也。羽将五国诸侯，大战于钜鹿而灭秦。（同上）

[11]【汇注】

刘豫庵：灭秦之后，遂分裂天下而遍封王侯，孰楚孰汉，其政皆由羽出，自号为霸王。（《古文评注》）

【汇评】

叶适：太史公论“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近古所无。不知古人之治，未尝崇长不义之人，《左氏》载傁瞒三人皆为诸侯所诛，盖是时先王之余政犹存，负力桀悍者终不得自肆。如项羽，气力不过长狄，而不幸遭世大坏，遂横行至此，迁以畏异之意，加嗟惜之辞，史法散矣！（《习学记言》卷十九《项羽本纪》）

牛运震：“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云云，按此正太史公纪项本意，以见其初非无所据也。（《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12]【汇注】

颜师古：近古犹末代。（《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张大可：近古：近代，指战国及秦楚之际。（《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

【汇评】

刘豫庵：虽未践天子位，其威名赫奕，实近古以来未得多见。以上承写其兴之暴，明其所以列入本纪之意，是扬。（《古文评注》）

程馀庆：以上述其兴，明所以列《本纪》之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浦起龙：就其成霸，撮举本纪前半篇大意作扬。（《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13]【汇注】

颜师古：背关，谓背约不王高祖于关中。怀楚，谓思东归而都彭城。（《汉书注·陈胜项籍传》）

胡三省：师古曰：“背关，谓背约不王沛公于关中；怀楚，谓思东归彭城也。”余谓背关怀楚，文意一贯，言羽弃背关中之形胜而怀乡归楚也，不必分为两节。（《资治通鉴》卷十一“高帝五年”注）

顾炎武：背关怀楚：谓舍关中形胜之地而都彭城。如师古之解，乃背约，非背关也。（《日知录》卷二十七《史记注》）

刘豫庵：谓背去关中而怀归楚国，其屠咸阳、烧秦宫室，收其货宝、妇女俱在内，俗解作背先入关为王之约，谬矣。（《古文评注》）

牛运震：“背关怀楚”，言羽之东归，背关中而向楚国也。颜师古注“背关”谓“背约不王高祖于关中”，牵曲审如此！何不言“背约”耶？（《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张铮：言背去关中形胜之地，而怀归楚国，因都彭城，失地利也。（《古文赏心集新编》）

郭嵩焘：按：背关怀楚是一事，言舍关中形胜之地，而据楚地以自王也，师古《注》误。（《史记札记》卷一《项羽本纪》）

【汇评】

吕思勉：世皆以背关怀楚，为项羽之所以亡，此乃为汉人成说所误，在今日，知其非者渐多矣。秦果何所恃能兼并六国哉？则自东周以来，六国地日广，人日多，益富且强，而其荒淫亦益甚，而秦居瘠土，其政事较饬，《荀子·强国篇》所言，可以复按，夫固人事，而非地与民之资独异于其余诸国也。天下大势，实在东方，此秦始皇灭六国后，所以频岁东游，即二世初立时亦然。楚怀王以空名称义帝，而项羽为霸王，正犹周天子以空名称王，政由五霸，夫安得不居彭城？汉王所以背戏下约与项王争者，亦曰不能郁郁久居巴蜀、汉中耳，而安得如史家所言，关中本最善之地，为诸将所共歆羡，故在出兵之初，怀王已指是立约；而楚之不居关中，亦徒以秦宫室残破，其本意未尝不歆羡之，至以此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哉？汉所以都关中者？其在东方，本无根柢，非如项氏之世为楚将，项氏尚为齐、赵之叛所苦，而况汉王？于楚尚尔，楚之外，更何地可以即安？独关中则据之已数年，治理之方粗具，故遂因而用之，所谓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西都之策，发自刘敬，而成于张良，良之言曰：关中之地，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使其本居东方富庶之地，何待漕挽以自给？如其东方皆叛，徒恃河渭之顺流，亦何益哉？汉王既灭项氏，仍岁劳于东方，有叛者必讨之，亦犹秦皇之志也。高祖之灭项氏无足称，两雄相争，固必有一胜一负，独其灭项氏之后，频岁驰驱东方，并起诸雄，皆为所翦灭，使封建复归于郡县，虽世运为之，而其乘机亦可谓敏矣。此无他，知天下之大势在东方，驰驱于东方，犹战于敌境，安居关中，则待人之来攻矣。东方所以为大势所系，以其富庶也。东方定，高祖亦无虑矣，使其更在位数年，亦安知其不为东迁之计哉？（《论学集林·汉都关中》）

程金造：“背关怀楚”，实情是入秦京，屠杀百姓，烧秦宫室，无吊民伐罪之心，违背秦民的希望。“怀楚”是收其财货妇女而东，自王九郡，显耀乡里。就是不爱民而自私，所以天下叛之。（《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王恢：按项王背关怀楚，最为失策。忸于故习而封王侯，为宰不平，田齐畔而亲击之，致为汉王所乘。彭城之役，虽溃汉王，乃不即时穷追穷打，而听其休养整补，坚守荥阳成皋，争取主动，诱降英布牵制后方，刘贾、彭越复绝粮道，韩信定齐后，更遣灌婴游骑淮泗，遂陷于四面受敌，进退失据，向使能乘时造势，分军缀汉于成皋，以偏师出南阳，入武关，主客易位，汉之为汉，未可知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乌江自刎》）

编者按：项羽在进入咸阳灭亡秦朝之后为何不建都关中？而是将彭城（今徐州）作为都城，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也是对历史影响比较大的问题。在项羽抗击秦军的过程中，项羽采取了较为野蛮的屠杀政策，对秦人进行残酷的报复，最终使得项羽无法得到关中秦人的信任与拥护。如果当时项羽定都关中，就会产生一个战略上的巨大矛盾：一方面是项羽的军队马上要出关争夺天下，需要一个能源源不断地提供兵员粮草的基地：另一方面却是关中初定，秦人不服，需要重兵镇守，然后再慢慢使秦人向项羽效忠，非数年经营不能见效。与项羽在关中不得民心，无法建立基业相比，项羽在东、南部地区有着较好的基础，这是他在彭城定都的客观原因，体现了“怀楚”的合理性。然而，如果项羽定都关中，可以起到三个战略作用，一是可以阻止刘邦进入关中和中原战场：二是远离诸侯纷争，拥有较为稳固的后方：三是能够赢得稳定的时间，使各国人才各为其主，使敌对力量分散，这样山东乱起，偏师结诸侯之力，尽可定之。（徐卫民：《项羽定都彭城的原因及利弊》，《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14]【汇注】

刘豫庵：谓项羽使使逐徙义帝于长沙，阴令临江王击而杀之江中，遂自立。此二句见羽之暴戾。（《古文评注》）

【汇评】

何孟春：六国之灭，所以楚最无罪而民特怜之，此其亡秦必楚欤？陈胜不立楚后以败，此居巢人立楚后之言，所以拳拳为楚世将劝欤？怀王孙心复为怀王，从民所望，义固当矣。秦亡楚帝，则天下自此有归。项籍知尊名乎义，而心出于诈，命焉不用。江南之逐，旋弑于郴。羽其时虽犹冒楚之称，已知不可和虔，籍斯不可继统，而已奸之，无复仁义。天下负羽以不义之名，于此乎始归于汉。呜呼，以楚而势乃不长，既帝之，又弑之，狐埋狐搰，长如何也？羽弑义帝，是羽自堕其义；自以其不义，而自灭其楚矣。（见《古今人物论》）卷六《义帝》

[15]【汇注】

丘琼山：项羽使人阴弑义帝于江中，故汉王为义帝发丧，而合诸侯兵击楚。（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汇评】

刘豫庵：又怨王侯之叛己，如斯举动，而欲崛然兴起，亦难矣，是抑。（《古文评注》）

白寿彝：《项羽本纪》记项羽在失败之后曾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司马迁对项羽是有感情的，认为他是一个英雄，但却不赞成他这话。他批评项羽“难矣”“过矣”“岂不谬哉”。所谓“难矣”用了三件事加以说明：一是“背约”，他同刘邦曾约定，谁先进入关中，谁就可以称王。后来，刘邦先进入关中，项羽却背弃了关中之约。二是“怀楚”。项羽乡土观念太重，老想回江东。当时，刘邦斗志昂扬，他却想回家乡，无意西征。三是杀义帝自立。义帝是反秦的旗帜，项羽却把义帝杀了，自立为王。评论项羽要抱怨诸侯和自己不一心便“难矣”。（《〈史记〉新论》）

[16]【汇注】

王伯祥：矜，诩夸。伐，功勋。自矜功伐，以功勋自诩，指前“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诸语。（《史记选·项羽本纪》）

【汇评】

张铮：“自矜功伐”数语，是项羽一生受病处。（《古文赏心集新编》）

[17]【汇注】

刘豫庵：伐，夸功也。谓自矜其功，自夸其能，专一以己之私智是用，而不肯师法于古以行仁政。（《古文评注》）

程馀庆：不行仁政。（《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18]【汇注】

杨侃：师古曰：力政者，弃背礼义专任威力也。（《两汉博闻》卷六《力政》）

又：师古曰：政亦征也，言专以武力相征讨。（同上）

沈钦韩：《吴语》“力征一二兄弟之国”。《商子·开塞篇》：“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力征诸侯者退德。”（《汉书疏证》卷二十七《陈胜项籍传》）

吴国泰：《说文》：“经，织纵丝也。”引申训“直”。“营”者，“萦”之借字。萦，《说文》：“收卷也。”引申有萦绕义。《魏都赋》“延阁胤字以经营”注：“直行为经，周行为营。”凡欲有所为者，必直行圜视详加审谛，故引申之为兴作创造之义。（《史记解诂·项羽本纪》，载《文史》第43辑》）

【汇评】

江贽：龟山杨氏曰：高祖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故为我禽，初以为信然。及观增之所以佐羽者，然后知羽虽用增，无益于败亡也。项籍以闾阎匹夫之资，首天下诸侯，西向而并争。视秦车之覆，曾不知戒，犹蹈其故辙，欲以力制天下，屠咸阳，杀子婴，烧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灭，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无一言及此，乃汲汲于杀沛公，假令沛公死，天下其无沛公乎？况增已知沛公有天子气，又可杀乎？（《少微通鉴节要》卷五《汉纪·太祖高皇帝下》）

叶适：古无力征天下之术，以德而天下自至则有之。（《习学记言》卷十八《战国策·秦》）

王世贞：项羽徒恃其力之强，而不知力有时而屈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19]【汇注】

张守节：卒音子律反。五年，谓高帝元年至五年，杀项羽东城。（《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汇评】

凌稚隆：按“兴”“亡”二字，相应“三年”“五年”，正见其易，俱关键。（《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20]【汇注】

刘豫庵：揣其意谓匡王定伯之业，必以力征，图谋天下仅五年，卒至于亡国而身死东城。五年，谓高帝元年至五年，杀项羽于东城。（《古文评注》）

张铮：东城，在乌江之侧。身死，言身首异处，盖羽自刎乌江也。（《古文赏心集新编》）

[21]【汇评】

陈栎：秦失其鹿，豪杰并起而逐之。宽仁无如汉高帝，勇悍无如项羽。羽本受命救赵，擅兵入秦，愤高帝先入关，锐欲攻之，会于鸿门，逊谢仅免。观高帝入关，秦民安堵，除秦苛法，约法三章，庶几汤武吊民伐罪之师。羽也杀子婴，焚咸阳，屠戮而东，秦民大失望。已知刘之必兴，项之必亡矣。羽方且违义帝之约，主高帝于汉中，自号西楚霸王，放弑义帝，真谓天下莫己敌也。……盖羽凶暴则不仁，弑逆则不义，高帝宽厚之资，缟素之举，于仁义俱有合焉。诛秦蹙项，理固宜矣。（《历代通略》卷一《前汉》）

刘洪仁：司马迁在《白起王翦传赞》中引当时俗语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因此他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总是既能见其短，也能见其长，抑中有扬，扬中有抑，分寸掌握得极为恰当。他这种有抑有扬的人物论赞，不仅使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显得客观公允，而且也避免了行文的平铺直叙，使文势跌宕起伏，波澜有致，增强了议论文的婉曲美。如在《项羽本纪赞》中，作者先对项羽在“秦失其政”“豪杰蜂起”的逐鹿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的历史功绩予以充分肯定，赞扬他“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但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他最终不能成就帝业、“卒亡其国”的三个致命错误：“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一赞之中，二扬三抑，五层转折，真可谓“抑扬尽致”“唱叹不穷”。（《论司马迁的史评杂文》，《求索》，1994年第2期）

[22]【汇评】

夏之蓉：得天下以得民心为本，得民心以宽大为本。高祖初入关，怀王以为长者，郦生以为长者，王陵之母以为长者，皆宽大之谓也。即其不斩子婴，自谓怀王遣我，以能宽容，故约法三章，除秦苛法，父老争持牛酒劳师，得天下之本，实在于是。若项羽在新安城南坑降卒二十万，至咸阳，焚烧宫室，火三月不灭，虐焰如此，安得不失天下之望？此乃刘、项兴亡大关键也。（《读史提要录》卷一《西汉》）

白寿彝：至于“过矣”，主要是指项羽自高自大，自认为了不起，不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想靠武力征服全中国，结果弄得称王五年以后身败名裂。但他至死还不觉悟，不仅不责备自己，却反说什么“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史记新论》）

钱锺书：“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按泷川以“‘而不自责过矣’六字连作一句”，大误，助词不中律令矣。《法言·重黎》篇：“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或问：楚败垓下，方死曰：‘天也！’谅乎？曰：楚憝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负，天曷故焉？”即阐发《史记》此节。《论衡·命义》篇：“项羽且死，顾谓其徒曰：‘吾败乃命，非用兵之过。’此言实也。实者，项羽用兵过于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偏宕之论也。（《管锥编》第一册）

[23]【汇评】

刘知幾：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史通》卷十六《杂说上》）

李观：然虽兵众于汉，战捷于汉，其后则有灵壁之败，太公虏；荥阳之围，纪信焚；广武之守伤其胸，阴陵之役挠其师，与汉祖龙虎相逐，干戈合离，五年之后，而胜败乃知。是知兵之不可穷，物之不可终，天地否而开，云雷屯而通。故有三将溃围，孤军曷归？良马在御，美人在帷，楚歌夜闻，哀泣垂，遂饮帐中，申令麾下，镜分美人，飙举良马，晓漫漫，云茫茫，失道于阴陵，问津于乌江。其犹鱼遭网而游，鸟婴罗而翔，终不免矣。尚能合从亡之人，御追逃之兵，旗鼓指掌，鹅鹳邱陵，足罔不蹶，首胡不横！然始解马于舟子，结缨于死地，痛矣夫！何自慷慨斯焉之甚邪？而曰“天实亡我，非战之罪！”何执而不寤哉！（见《涵芬楼古今文钞》卷六十四《项籍碑铭》）

[24]【汇评】

司马光：世称项王不王秦而归楚，故失天下。观其拥百万之众，西入函谷，擅天下之势，裂山河以王诸侯，自谓可以逞其私心，而人莫敢违。安行无礼，忍为不义，欲以一夫之力，服亿兆之心，才高者见疑，功大者被绌，推此道以行之，虽得百秦之地，将能免于败亡乎？（《稽古录》卷十二《汉高祖元年》）

江贽：黄公度曰：智可以来天下，不可以留天下。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有天下。有天下者，忘天下者也。嬴秦取天下于六国分裂之余，百战百胜，仅能得之，得之艰难，惟恐去之或速，凡可以制民之死命者，无不过为而强举之，虽翦灭屠戮有所不恤，天下不胜嬴秦之猜疑，相率而跳于刑法之外，项氏见民之易叛，恐今日之于吾，犹昔日之于秦也，举一城则坑之，攻一邑则屠之。嗟乎，羽亦人耳，好生恶杀，谁无是心哉？所以斩伐无一寸爱惜者亦疑之深矣。疑民之叛而求以杀戮止之，乃所以速其叛也。帝之入关，约法三章，羽之入关，烽火三月，帝之所过，秋毫无犯，羽之所过，噍类不遗。嗟呼，民之归于君者，求以生我耶？杀我耶？相率而归之，从而杀之，何苦归之以求杀哉？帝不取天下于秦项之手，而取于吾民之心，信其自来，听其自至，非宽仁大度者，有所不能也。（《少微通鉴节要》卷五《汉纪·太祖高皇帝下》）

倪思撰、刘辰翁评：“过矣”“谬哉”，文相唤应。（《班马异同评》）

又：“过矣”“谬哉”，自太史公始，不可改除。（同上）

方回：太史公作《秦始皇本纪》，书贾谊《过秦论》三篇于后，中一篇“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后世儒者论秦之亡，不能加于是矣。《项羽本纪·赞》断其罪曰：“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身死东城，尚不觉悟，不自责过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岂不谬哉！”后之论项羽之亡者，亦无以加于是矣。（《续古今考》卷二十一《考论史汉项羽纪传赞》）

朱之蕃：按“吾闻周生”至“近古未尝有”，俱扬词；“及羽背关怀楚”至“岂不谬哉”，俱抑词。（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项羽本纪》）

刘豫庵：当其亡国之时，倘能觉悟而自责，尚不至于身死，乃羽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及韩信追至乌江无渡，仰天叹曰“此天亡我”，非不善用兵之罪，则是归怨于天，终不知己之以暴戾失之也。岂不大谬哉！又抑。（《古文评注·项羽本纪赞》）

王又朴：吾读《史记》三十年，至今而始知之也夫！然后项氏之得失，乃可得而言矣。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故不独圣帝明王所以建千百年之业者，必由于此。即奸雄之窃据，权幸之篡夺，亦未有不假此以收拾一时之人心者也。今观项氏世世为楚将，其系人心者一。……而其得道之最大者，则尤在听范增言而立楚后，此项氏所以兴也。及梁以骄，失士致败，羽不知鉴，首杀宋义以背楚。巨鹿之战，实死劫其军以取胜。羽固非能拊循士大夫也。乃所至残灭，全无一毫收拾人心之计。所为如此，而欲济事，固已难矣。（《史记七篇读法·项羽本纪读法》）

高嵣：前扬后抑，无限惋惜，无限感慨，极顿挫跌宕之致。（《史记钞》卷一《项羽本纪》）

王鸣盛：项氏谬计凡四：方项梁起江东，渡河而西，并诸军，连战胜，及陈涉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此时天下之望，已系于项梁，若不立楚怀王孙心，即其后破死于章邯之手，而项羽收其余烬，大可以制天下。范增首唱议立怀王，其后步步为其掣肘，使沛公入关，羽得负约名，杀之江中，得弑主名，增计最拙，大误项氏。谬一。章邯破灭项梁，羽之仇也，乃许之盟，与之和好，立之为王，此事秦民已不服，又诈坑降卒二十万，失秦民心。谬二。弃关中不都而东归，乃三分关中，王章邯及其长史司马欣、都尉董翳以距汉，岂知诈秦民降诸侯被坑，民怨之刺骨，安肯为守坐使汉还定三秦如反掌，谬三。汉之败彭城，诸侯皆与楚背汉，范增劝急围汉王荥阳。范增诸所为项王计画，惟此为得，乃又听汉反间逐增，使军心懈散，失汉王。谬四。（《十七史商榷》卷二《项氏谬计四》）

牛运震：“难矣……过矣……岂不谬哉”三截，顿挫有神。赞语豪迈跌宕，极与《本纪》相称。然其用笔，能以缩顿为遒古，究不失之纵放，固知视唐、宋诸家以议论为文字者大异也。（《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李祖陶：项羽则与汉祖争天下者也，己几乎成而卒覆灭，其故何哉？盖以理而论，取天下以得人心为本，故孟子谓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羽所过残灭，入关而屠咸阳，杀子婴，烧宫室，掠妇女，是以暴易暴，灭一秦复生一秦也，固已辜天下之望矣。以势而论，天下可自取，而不可推以奉人，以奉人则不可复夺，夺则人得借为口实而加以篡弑之名。范增好奇计，而建立楚后，以为非此不足以为名乎？抑以义帝既立，项氏竟能为之下乎？夫陈涉、汉高，皆非楚后，涉起而天下响应，汉起而天下率服，况以项氏世将，而何籍于楚之怀王，且项氏起事，斩会稽守通如反掌，后杀卿子冠军，如馘狐兔，何有于一牧羊儿，而肯为之下？重以分封不平，齐梁背叛；汉高复南出宛叶间以疲之，此如一夫跳梁于原野之间，东突西撞，不得休息，旁观者第稍稍为之牵制，而固已力尽筋疲矣。乃自以为“天亡”，非战之罪，岂不谬哉！（《前汉书细读》卷二《陈胜项籍列传》）

程馀庆：唱叹不穷，而一《纪》之神情已尽。边幅极短，机轴仿佛《过秦论》，奇！（《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项羽本纪》）

程金造：太史公此总论项羽之失败，一是奋私智、不师古，一是欲力征服而不爱民。奋私智与不师古是一事，即是以为武力足恃，不师汤之用伊尹，周文王之用姜尚，齐桓之用管仲等等。欲以力征，是自恃勇武，认为人人畏而慑伏听命。这种认识错误，却终不悔悟，竟怪于天，他是个至死不觉的蠢才。（《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伏俊琏：司马迁投放在《史记》中的情感和评价，并非处处一致。他既有历史学家冷静的理智分析，又有文学家的感情溢露，而且二者往往有矛盾之处。《史记》的论赞往往直接评述，理智分析较多，而人物传记则在行文叙述中寓于情感和评价，例如在《项羽本纪赞》中，他批评项羽将自己的失败归于天命的荒谬，但在本传中，曾重复记叙项羽“天亡我也”的自我开脱，以见出他承认自己死亡必然性的精神力量和英雄气魄。（《论〈项羽本纪〉的悲剧性》，《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4期）

易国杰：宿命论的思想，是项羽性格的又一个方面。在垓下突围的过程中，项羽两次以“天亡我，非战之罪”为自己开脱。在垓下，骑从者从八百余人一下子减到了二十八骑，而汉骑追者达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又说：“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今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尽管项羽在汉军围困万千重之中仍然表现了勇往直前的精神，但终究是寡不敌众，败退到了乌江边上。乌江亭长希望项羽返回江东，等待时机，东山再起。项羽无意东渡，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项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天亡我，非战之罪”，十足地表现了他把失败全归结为时运的不济。司马迁通过三种不同场合，就人物的同一思想作表述，意在突出项羽的自我解嘲，同时也强调了司马迁对项羽的批判。（《试论〈项羽本纪〉的语言艺术》，《南通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

张志坤：较双方之失，刘邦之失大，一失失去关中这一战略地区，将其拱手让与他人；二失在于今后要听从项羽摆布，前途难料。结果在大封诸侯之时被项羽远封于巴蜀，远离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战略上极其不利。就鸿门宴来说，项羽无所失，有人说项羽失掉了消灭刘邦的机会，其实不然，鸿门宴后项羽照样可以发兵进攻刘邦，项羽想什么时侯进攻刘邦，主动权都操在他手里，只不过是客观条件具不具备而已，而刘邦则没有这个主动权。如果说项羽有所失的话，倒是发生在鸿门宴之后，所失在于，第一，放弃关中要地，而把自己置于彭城一带，此为四战之地，战略上不利。第二，封王刘邦于巴蜀，以巴蜀绝远，乃秦时谪犯人之所，故掉以轻心，仅以章邯等三人分王关中以备之。章邯等三人从关中带出几十万人，而仅只此三人返回，关中子弟反在河南新安即被坑杀二十万人，关中父老对章邯等人恨不得食肉寝皮，以此三人分王关中如何防得了刘邦。所以刘邦一旦大旗东向，则席卷而定三秦，并以此为坚实雄厚的基地，同项羽逐鹿于中原，天下从此汹汹数岁，最后以项羽失败而告终。（《鸿门宴楚汉得失之我见》，《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

【篇评】

司马光：世皆以项羽不能用韩生之言，弃关中之险，故失天下。窃谓不然。夫秦据函谷，东向以制天下。然孝、惠、昭襄以之兴，而二世，子婴以之亡，顾所以用之之道如何耳，地形不足议也。项羽放杀其君，不义之名明于日月。宰制天下，王诸侯，废公义而任私意，逐其君以置其臣，其受封者争夺不服，疏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无亲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虽重金袭汤，不能以一日守也。况三秦之险哉！（见《全宋文》卷一二二一《项羽诛韩生》）

胡宏：秦以酷急失人心，项羽又所过残灭，所谓以火救火。沛公素宽大长者，一时便有首出庶物气象，辟如弈棋，此第一著胜羽也。沛公若不能还军灞上，则必与羽斗于关中，是以桀攻桀，兵强者胜；一还灞上，不为利欲所昏，清明在躬，便志气如神，应对皆当，此第二著胜羽也。至于第三著，以羽弑共主，举军缟素，告诸侯而伐之，此著正是。既入彭城，则取货宝美人，置酒会，无意讨贼，龙头蛇尾，著而不杀，遂使羽一向猖獗，几不能定，然羽拙甚，故终能取胜。夫战之胜负，不足以决成败，故羽七十余战未尝败北，终归灭亡。（《五峰集》卷三《刘项》）

范浚：汉高祖与项籍，俱起叛亡，逐秦鹿，蚌鹬相持者八年。高祖之命悬籍手数矣，而籍卒以败灭，何哉？籍专为暴，高祖专为德也；高祖之入咸阳也，秋毫不犯，籍至，乃火而屠之：予以为楚汉兴亡，此已分矣。籍特挟用匹夫小勇，劫人以假息，故后死耳。至力蹙势穷，犹将驰杀一二汉将，以见技能，此楚所以失天下也。然则籍之亡也，又胡望乎天哉！（《香溪集》卷八《楚汉论》）

王应麟：汉、楚自彭城之后，割鸿沟之先，汉惟京、索一胜，其他二战，每战辄败，不特楚之兵威如飘风暴雨，非汉所能遏，而汉之视楚，如羔豚之畏貔虎，自南郑以来，虽决策东乡之计定于韩信，明其为贼之义发于董公，捐金以间其君臣之谋颛于陈平，说布使叛楚，捐关东地以与信、越之议筹之随何、张良，而其所以疲楚之力而分其势者，犹未之讲也。独辕生进说，使楚力分，而汉休息，迄用之以平天下。若生之策，所谓多方以误之，亟肄以疲之者欤！高帝自得是说，始出屯宛，羽于是舍荥阳而南；彭越破薛公下邳，羽于是弃成皋而东；高帝破终公成皋，羽于是复引兵而西。羽拔荥阳犹未设版也，而汉之诸将已入其心腹，烧其积聚矣。羽不得已，又揭揭而东。羽方顿兵大梁，分师援齐，而汉之大兵已破其枭将，拔取成皋矣。羽不得已，又踯躅而西。岁月未久，奔走不宁，智勇无几，前后受敌。以一国之兵而分应数十，以一人之力而奔命四方，此其所以坐困欤！（《通鉴地理通释》卷七《武关》）

杨翮：盖羽之不得天下，则以其有可乘之势，不能因其势而乘之耳。当其力方强，气方盛，秦军既坑，函谷既入，子婴既降，而咸阳之未屠也，于是乎建大号，登大宝，号令诸侯，自立为天子，天下其谁敢拒之？天下虽间有未定，吾得以天子之名临之矣，惜乎有可乘之势，不能因而乘之也。羽之心盖以为拔山之力，盖世之气，可以常恃而久存；海内之乱未艾，则天下终吾之有，迟迟而取固无害，而不知气穷则竭，力穷则衰，而乱极则思定，于乱极思定之际为之，吾之气与力不足用矣。惟羽一失其机，而沛公遂得以因其势而奄有焉，使天下后世皆得成败立论，不亦惜乎！（《佩玉斋类稿》卷九《项羽论》）

凌稚隆：孟子云：“为天下殴民者，桀与纣也。”籍亦为汉殴者尔，其能与汉争天下哉！迹其慓悍猾贼之性，嗜杀如嗜食，如起会稽即诱杀守者；其后矫杀宋义、屠咸阳、残灭襄城、杀秦降王子婴、斩韩生广、王陵母、甚至杀义帝，此真天下之桀纣也。欲举大事，伯西楚，其可得乎！或曰：籍虽好杀，欲坑外黄，而愧于舍人儿之一言，欲烹太公，而悟于项伯之微谏，使得一二贤佐，籍亦可伯。余则曰：籍之勇，匹夫之勇耳；籍之仁，妇人之仁耳；纵辅以伊尹、太公之佐，其能率桀纣为汤武也哉？（《史记评林·项羽本纪》）

又：按太史公字法变换不一，若此《纪》，则专用“已”字、“乃”字、“亦”字、“则”字。（同上）

王世贞：至楚、汉之为讼，则羽之负汉者一，而汉之负楚者三：羽之负汉，不王关中而王巴蜀而已。当羽入关，与沛公兄弟也，又皆楚臣，何必拒而不纳？其负一也；鸿门之会，不杀而封之巴蜀，甫就国而兵东向，其负二也；然犹有可言者。至太公甫脱烹俎，盟血未干，而反戈尾其后，其负三也。羽自得罪义帝耳，不得罪高祖，高祖死何以见羽地下哉！余故友宗臣每酒间大呼：“吾宁不成而为羽，不能而为高祖！”且谓：“高祖易与耳！”余笑曰：若言高祖易与，则过。高祖遇羽而拙，故思以拙胜之；若固见其拙，以为易与耳，不然，彼章邯、黥布，岂碌碌者，何以取之若寄哉！（《读书后》卷一《书项羽传后》）

于慎行：项羽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而三分关中之地，咸阳东西，立章邯、司马欣、董翳三王以拒之，其计未为失也。秦兵与诸侯吏卒，转战日久，乘其降而挫辱之，疑贰反侧，势且中变，羽虑其变而坑之，亦不得已也。沛公先入关，秦人乐之久矣，羽既坑杀秦卒，能一日安居关中乎？其弃关中而都彭城者，势也。彭城居天下之冲，为羽故乡狎熟，居中以集臂指之势，使齐、赵不反，三王固守，沛公能逾南郑争天下哉？乃张耳为常山王矣，而陈馀获三县之封，田巿为胶东王，田安为济北王，田都为齐王矣，而田荣无寸土之赏，故戏下甫罢，陈馀反于赵，田荣反于齐，比羽击齐，沛公得以还定三秦。三秦破，羽之臂断矣。故羽北击齐，而汉兵入彭城，羽东击彭越，而汉兵入成皋，首尾狼狈，卒致疲敝而亡。故羽所以失天下者，不在不都关中，在乎三王不能；亦不在都彭城，在乎裂土不均，挑强齐之衅而动天下之兵也。（《读史漫录》卷三）

徐与乔、杨贡同辑，潘椿重订：写羽神勇，写羽粗横，写羽妇人之仁，尽态极致。至写羽兵法，东城二十八骑时尚分为二，分为四，阵势战势如绘，神笔也。（《史汉初学辨体·项羽本纪》）

孙琮：写羽气势十倍高帝，不十年而乌江矣。至于泣下悲歌，尚恃其拔山之力，亦陈胜、田荣等耳，能与汉祖争成败乎？文字极豪宕，而精细处，曲曲摹肖传神。其间惊者惊，怒者怒，惧者惧，愤者愤，如傀儡登场，线索在手。（《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钱谦益：《史》于汉元年，诸侯罢戏下就国之后，历举楚之所以失天下，汉之所以得者，使后世了然见其全局。楚之杀义帝，不义之大者也，故首举之，并次年江中贼杀之事，而终言之，不复系之某年也。废韩王成为侯，已又杀之，而诸侯心离矣。臧荼因此击杀韩广，而诸侯不用命矣。田荣以怒楚，故杀三田，并王三齐，而齐叛矣。荣与彭越印，令反梁地，而梁叛矣。陈馀说田荣击常山以复赵，而赵叛矣。是时汉还定三秦，起而乘其敝，复以征兵怨英布，而九江亦将叛矣。所至残灭。齐人相聚而叛，而田横亦反城阳矣。撮项王举事失人心，局势之大者，总序于汉元、二之间，提纲挈领，较如指掌，此太史公作史之大法也。（《牧斋全集》卷八十三《书史记项羽高祖本纪后》）

王懋竑：羽之救钜鹿也，出于万死一生之计，幸而战胜，诸侯服从。自是以后，羽之失计多矣。汉以仁，羽以暴；汉以宽大，羽以残虐；不都关中，而都彭城。以私意分王，诸将不平，名为霸天下，而天下之心则已去矣。……秦以六世之强，兼并六国，而陈胜、吴广卒伍庸材，倏起而亡之。汉王以百战之余，亲禽项羽以有天下，而数年之间反者九起，死于介胄之间，而莫能止也。楚以区区之力，欲使天下诸侯东面而朝于楚，而遂以享国传祚也，岂可得哉！（《白田杂著》卷三《书范增论后》）

孙琮：篇中许多支节，如一线穿成。而当时人物，无不须眉毕现。其气焰处令人色壮，其衰凉处令人气尽，真传神传技。（《山晓阁史记选·项羽本纪》）

顾炎武：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以关塞江河，为一方界限，故于项羽则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东，欲渡乌江”。于高帝则曰“出成皋玉门，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复取成皋”。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通鉴兵事》）

王夫之：韩信数项羽之失曰：“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由斯言之，信之所以徒任为将而不与闻天下之略，且以不保其终者，胥在是矣。封爵者，因乎天之所予而隆之，非人主所以市天下也。且爵赏亦岂必其足荣哉？荣以其难得而已。人主轻之，天下猎之；人主重之，天下荣之。宋艺祖许曹彬下江南受使相。彬早知不得而安焉，故封爵不侈而彬服。非然，则更始之侯林立，而不救其亡，期于必得之不足歆。羽不惜屈己以下人，而靳天爵，何遽非道而必亡乎？汉高天下既定之后，侈于封矣，反者数起，武帝夺之而六宇始安。承六王之敝，人思为君，而亟予之土地人民以恣其所欲为，管、蔡之亲不相保，而况他人乎！……若夫项羽之所以失者，非吝封爵之故。信之说，不如陈平之言之允也。陈平曰：“项王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故羽非尽不知人，有蔽之者也。琐琐姻亚，踞朊仕，持大权，而士恶得不蔽？虽然，亦有由尔。羽，以诈兴者也；事怀王而弑之，属宋义而戕之，汉高入关而抑之，田荣之众来附而斩艾掠夺之。积忮害者，以己度人而疑人之忮己。轻残杀者，大怨在侧而怨不可狎。左顾右盼，亦唯是兄弟姻党之足恃为援。则使轻予人以权，己且为怀王，己且为宋义。惴惴慄慄，戈戟交于楚寐，抑恶能不厚疑天下哉？然而其疑无救也。为汉王之腹心者，项伯也，其兄弟也；追而迫之刭者，吕马童也，其故人也。从之于大败之余者，三十余骑，而兄弟姻亚不与焉。怀慝求援，而终以孤立。非刓印不与者惎己而贼之，其亲戚之叛已久矣。（《读通鉴论》卷二《汉高帝》）

吴见思：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太史公亦以全神付之，成此英雄力量之文。如破秦军处、斩宋义处、谢鸿门处、分王诸侯处、会垓下处，精神笔力，直透纸背。静而听之，殷殷阗阗，如有百万之军藏于隃麋汗青之中，令人神动。当时四海鼎沸，时事纷纭，乃操三寸之管，以一手独运，岂非难事？他于分封以前，如召平、如陈婴、如秦嘉、如范增、如田荣、如章邯诸事，逐段另起一头，合到项氏，百川之归海也；分封以后，如田荣反齐、如陈馀反赵、如周吕侯居下邑、如周苛杀魏豹、如彭越下梁、如淮阳侯举河北，逐段追序前事，合到本文千山之起伏也。而中间总处、提处、间接处，多用“于是”“当是时”等字，神理一片。项羽起兵伐秦，是自东而西；伐齐则自西而东；与项王战，又自东而西；解而归至乌江，则又自西而东。“东”“西”字是一篇眼目。八千人渡江而西，忽化而为二万，六七万、数十万，忽化而为八百余人、百余人、二十八骑，至无一人还。其兴也如江涌，其亡也如雪消，令人三叹！中间带序义帝处，亦颇英武，不是避贤割席一流，故堪为沛公缟素。（《史记论文·项羽本纪》）

浦起龙：如此长篇，只分两局：前半击秦也，后半拒汉也。击者我往，及锋也，故进而锐；拒者彼来，多备也，虽胜亦疲。（《古文眉诠》卷十八《项羽本纪》）

王又朴：吾读《史记》三十年，至今而始知之也夫！然后项氏之得失，乃可得而言矣。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故不独圣帝明王所以建千百年之业者，必由于此。即奸雄之窃据，权幸之篡夺，亦未有不假此以收拾一时之人心者也。今观楚氏世世为楚将，其系人心者一。而其得道以最大者，则尤在听范增而立楚后，此项氏所以兴也。及梁以骄，失士致败，羽不知鉴，首杀宋义以背楚。巨鹿之战，实死劫其军以取胜。羽固非能拊循士大夫也。乃所至残灭，全无一毫收拾人心之计，所为如此，所欲济事，固已难矣。（《史记七篇读法·项羽本纪读法》）

吴敏树：此纪世之喜文字者，无不读而赞之。究其所喜者，起事一段，救赵一段，鸿门一段，垓下一段，其他所知者盖仅矣。此由以粗心读古人书，正如逢场观剧，取其搬演热眼者而已。其实一部大曲，经营巧拙，非深于其事者不知也。史家原只依事实录，非可任意措置，然至事大绪繁，得失是非之变，纷起其间，非洞观要最，扫除一切旁枝余蔓，未得恣意详写，使其人其事，始终本末，真实发露，读者惊动悲慨，千载下如昨日事也。如此纪，项氏起吴中，部署徇县诸事，绝无指数，直入渡江击秦，建立楚后，项梁败死不久，其人事迹并略，专向项羽铺陈。至入关擅事以后，怀王彭城举动，不涉一语，独沛公鸿门摹绘累纸，惟恐不尽，其后所置诸侯王，与项氏岂免交涉，竟无所及，独及田齐、英布，益以彭越，皆关楚汉成败紧处，即又不肯琐屑多道。吾意史公作此纪时，打量项王一生事业，立楚是起手大著，救赵破秦是擅天下原由，其后则专与汉祖虎争龙战而已。如下笔万言，滔滔滚滚，如长江大河，激石滩高，回山潭曲，鱼龙出没，舟楫横飞，要是顺流东下，瞬息千里，终无有滞碍处耳。从来良史记事，第一论识。而柳子之评史公曰洁，真是高眼看透。学者但能从有会无，即详知略，则于序事之文，立占胜步矣。（《史记别钞》下卷《项羽本纪》）

牛运震：《项羽本纪》纵横驰骤，亦有喑呜叱咤拔山盖世之概。古来善于叙战者莫如左氏，其摹写春秋数大战兵机阵法，可谓工且备矣。《史记·项羽本纪》钜鹿、垓下诸战写勇将冲锋陷阵，雄入九军之概，更为显明生动，较左氏又另一种笔墨。阅之如见劲装铁马，令人神竦。《史记》叙事，善用虚字，极顿挫开阖之妙。《项纪》每于事情极难着笔处，略用一二虚字点逗精神，眼目俱出。《项纪》是太史公本色出力文字，叙次摹写极工，即此一篇，可悟史家笔法变化之妙。（《空山堂史记评注》卷二《项羽本纪》）

李祖陶：汉初，异姓诸侯王十八人，皆楚所立，雍、塞、翟三王，皆以塞汉王之冲，其余诸王，则爱者得善地，不爱者得恶地，皆以自拥卫也。乃汉王出定三秦，司马欣，董翳皆降，章邯围死废丘，衡山王吴芮为汉，九江王英布、赵王张耳皆降汉。代王赵歇不终，齐王田都、济北王田安、胶东王田巿，皆为田荣所杀。魏王豹为韩信所虏，韩王成为项籍所诛，殷王司马卬、河南王申阳，亦皆降汉，辽东王韩广为臧荼所杀。臧荼亦不闻为楚。至垓下之围，所立诸王竟无一人同患难者，是秦以孤立灭，而楚以众建尤速亡矣。其故何哉？夫桓文所以得志于天下者，以其尊周室也。项羽尊立义帝而卒杀之，而固己孤天下之望矣；而又以汉祖宽仁之资与残暴者作对，率诸侯以声讨弑君之罪，楚虽强，其能久乎？盖众建诸侯而不挟天子以令之，则适以自树之敌已矣。（《前汉书细读·异姓诸侯王表》）

王源：嗟乎：首难者虽陈涉，灭秦者项王也；入关者虽沛公，灭秦者项王也。（《居业堂文集》卷十《项羽论》）

刘沅：甚哉，势力之说足以祸天下也！自五霸递兴，以强役弱，至于战国，则并假仁义而亦无其人。强秦以威以诈，陵轹诸侯，残虐百姓，卒以遄亡。项籍具兼人之勇，值昏暴之时，使当时有大贤之才，导以仁义，收拾民心，声罪致讨，所至怀柔，智谋皆为之屈矣。无如恣睢自用，嗜杀妄为，又不得良臣匡救之，遂至得罪天下，沛公得乘其隙。夫治乱者数也，不敝者理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扩而充之，可以保四海。项王不忍杀沛公父子，而忍于屠戮已降，所谓不能善推其类。沛公之变诈甚于项王，而卒成帝业，以其除秦苛法，得仁术之一二端耳。孔孟之言，仿佛其似，犹足有为，惜当局不知，后人亦往往弗察。岂知有过人之材，亦必明仁义之道。末世无圣人之师，即君上无名世之才。楚承秦弊，倍于桀纣之时，而不修仁义，自速败亡，君子不能不太息于学术之衰也。（《史存》卷六《楚汉纪·总论》）

吴汝纶：某按《羽纪》以将才为主，其于战事极意铺张，正见其短，所谓一将之任则有余也。曾文正云：如此长篇，只记一事，古今所罕。（《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项羽本纪》）

又：归云：春秋战国时事，不过一二国争斗，其事小，项羽、沛公动辄以半天下相争斗，故太史公有大文字。（《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名家史记评语》）

李晚芳：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笔，写神勇之人，亦千古无二。迄今正襟读之，犹觉喑呜叱咤之雄，纵横驰骋于数页之间，驱数百万甲兵，如大风卷箨，奇观也。当是时，秦纲懈而维驰，天下叛之，英雄杂沓并起，千头万绪，棼如乱丝，太史以一笔写之，或插序，或陪序，或带序，或附传，无不丝丝入扣，节节归根，步骤井然不乱，后之作史者，谁有此笔力？此篇中纪羽由微而盛，由盛而亡，中以义帝为关照。羽未弑帝以前，由裨将，而次将，而上将，而诸侯上将军，至分封则为西楚霸王。始以八千而西，俄而二万，俄而六七万，至新丰鸿门则四十万，其兴也勃焉。及弑帝则日衰矣。以私意王诸侯，诸侯不服。由是田荣齐反，陈馀以赵反，征九江王而九江王不往，战田横而田横不下，困京索不能过荥阳，杀薛公而东阿失守，使龙且而龙且击死，委司马长史而司马长史败亡。至垓下，所谓四十万者，忽为八百余，二百余，二十八骑，至无一人还，其亡也忽焉。一牧羊儿耳，所系如此，可见名义在人心，不可没也。（《读史管见》卷一《项羽本纪》）

刘咸炘：顾炎武《日知录》曰：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惟太史公叙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又以关塞江河为一方界限，一言之下，了然形势，故曰渡江而西，曰引兵渡河，曰略地至河南，曰渡淮，自古史书兵势地形之详，未有过于此者。按此篇叙事之处，大要则善用“已”字、“之”字，能并说一时东西南北事，错综不乱。其用“已”字者，如已并秦嘉军，已破东阿，章邯已破，楚兵已破，已杀卿子冠军，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已定东海诸段，是。其用“之”字者，如项王之救彭城，汉王之败彭城，汉王之出荥阳诸段，是皆脱卸之法。其尤转折有力者，则如又闻沛公已破咸阳，是时汉还定三秦，汉王部五诸侯军伐楚，闻淮阴已举河北诸句是也。又善用“当是时”句。至其叙事之妙，则气举而语简，如项梁起东阿，比至定陶，再破秦军，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九战，绝其甬道，晨击汉军，而东楚起于彭城，常乘胜逐北，与汉战荥阳南、京索间云云，皆剥去肤语、支语，故无滞态。归、方知之而语未详，但寓之圈点中，又往往但知气盛而未知词精，今指出之，以与归、方评点合观。凡彼所谓神妙者，皆不必深求而自得矣。（《太史公书知意·项羽本纪》）

李景星：《项羽本纪》是太史公出色出力文字，叙次摹写无不工妙。大旨以分封侯王为前后关键。分封以前，如召平，如陈婴、如秦嘉，如章邯诸事，逐段另起一头，合到项氏，有百川归海形势。分封以后，如田荣反齐，陈馀反赵，周吕侯居下邑，周苛杀魏豹，彭越下梁，淮阴侯举河北，逐段追叙前事，合到本文，有千山起伏形势。而中间总处，提处，间接处，遥接处，多用“于是”“当是时”等字为之联络，遂觉神情一片。又一篇之中往往以“东西”字为眼目，如伐秦则由东而西，伐齐则由西而东；与汉王战又由东而西，解而归又由西而东。故曰“引军而西”，曰“无西意，北击齐”，曰“拔成皋欲西”，曰“解而东归”。层层点顿，最有情致，有章法。至于纪中附《项梁传》《项伯传》《范增传》，或连叙，或分叙，前后都有照顾。总之皆项羽作用，如众星之显孤月而已。实事实力纪中已具，故赞语只从闲处著笔，又如风雨骤过，几点余霞遥横天际也。（《史记评议·项羽本纪》）

吕思勉：世皆以项羽之善战，为旷古所希，其实非也。羽固善战，亦不过历代善战者之一耳，谓其有以大过于人，固不然也。羽之战功，为世所艳称者有三：一巨鹿之战，一彭城陷后，释齐还攻汉军，一垓下之溃围南出也。垓下溃围，乃一战将之事，优为之者甚多，事极易见。巨鹿之战固剽锐，然此战在二世二年十二月，章邯至三年七月乃降，其间相距尚半年，羽初未能一战即使邯溃不成军也。……以彭城之役，汉高丧败之烈，而聚兵荥阳、成皋之间，项羽竟为所塞而不能越，可谓之善战乎？（《论学集林·项羽将才》）

季镇淮：司马迁的识力和史例所以卓绝千古，高出于后来那些“正统”史家，道理原很简单，只是贯彻了史家应该具有的实录精神。从写作实践来看，即以《项羽本纪》言之，他固然给项羽以最高的历史地位，并以许多具体生动的历史事实塑造了这个勇往直前、摧毁暴力统治的英雄形象，但他对于项羽那种到处坑杀、以粗豪自满等等严重弱点，也都据事直录，并没有勉强地掩饰。（《司马迁》附录《司马迁是怎样写历史人物的传记的》）

朱东润：《陈丞相世家》记陈平曰：“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此平初归汉，不得进用，故为此谰言以诬故主耳。诸项诚多进用者，如项伯、项庄、项声、项它、项悍之徒，比之有周，则周公、召公、康叔、冉季之流，不足为项羽病。至于妻之昆弟，汉王乃有周吕、建成耳，项王无是也。其后平又曰：“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眜、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此言得之。亚父既以疽发背死，其次乃有大司马曹咎，此皆与项王共天下者也。及刘贾诱大司马周殷，周殷反楚，佐刘贾举九江，迎黥布兵，共会垓下，而项王之大势去矣。今总《功臣表》功状言之，凡以击项羽侯者亦多有其人，汉初之重视三人，于此可见，独惜史公不为三人立传，使其功烈湮没不彰耳。羽既与始皇同列本纪矣，若范增、龙且、曹咎、钟离眜者，亦庶几李斯、蒙恬之辈，自当有传，未可以史法解也。（《史记考索·读〈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书后》）

程金造：统观全篇，在形式上是写项羽之勇，是写战争，而其实是借项羽之活形象，著出太史公所认为的王政之大本，一是知人，一是安民。知人则能善任，事得其利。安民先要爱民，能得民心。而项羽识见庸鄙，行反其道，所以虽势到垂成，而终于失败。（《史记管窥·司马迁著项羽入本纪之本意》）

何兹全：《史记·项羽本纪》是一篇好文章。它把项羽写成一个叱咤风云，气概豪迈的英雄。司马迁的文章写得极带感情。他对所喜欢的人，虽然也写出这人的缺点，但仍然使你跟着他喜欢这个人；对所憎恨的人，他能用表面上好像是称颂而实际上是挖苦、讽刺的文字，叫你也跟着鄙视这个人。就以秦末的两个农民反秦军领袖项羽和刘邦来说，项羽被写成为一位失败的英雄，刘邦却活现出一幅市侩相。（《读史集·司马迁和项羽》）

韩兆琦：项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同时又是一个鼠目寸光的庸人；他有时真有龙飞凤翥的雄姿，有时又愚蠢昏聩得像一头驴子；他有时天真淳朴、宽厚慈和得令人喜爱，有时又暴戾凶残得令人发指。凡此种种，都在司马迁的笔下得到了生动真切的表现。正如钱钟书所说：“‘言语呕呕’与‘喑呜叱咤’；‘恭敬兹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忌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刓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史记博议·项羽本纪》）

张新科：《项羽本纪》写项羽，从大的历史背景上看，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的火焰被扑灭，楚军的主力被击破，主将项梁战死，秦军声势复振。时代需要巨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正是在这种紧要关头，项羽勇敢地站了出来，表现出惊人的魄力。从具体环境看，鸿门宴上剑拔弩张，垓下之围四面楚歌，都是极有气势，极有色彩的画面。……战争，是矛盾双方力量的拼搏，环境更为重要。司马迁以如椽之笔，给我们描绘了古代战争的壮丽画卷，许多场面惊天动地，夺人心魄。项羽的巨鹿之战，垓下之战，韩信的背水一战，等等，场面之宏大，声势之浩荡，在战争描写篇章中出类拔萃，有力地展示出人物的风貌。（《史记与中国文学》）

研究综述

一、精彩的篇章

司马迁为项羽立纪，曾遭部分史学家批评，认为本纪是载王朝天子的事迹，项羽“未践天子之位”，“不可称本纪”。项羽虽未践帝位，但灭秦后，分封十八王，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同天子。司马迁据实立名，载项羽于本纪，上接秦，下连汉，显现了他实事求是的高尚史德和史识。批评者是以正统的史观看待项羽，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宏旨相悖。

《项羽本纪》所记载的史实，上篇记述灭秦，下篇为楚汉相争。时间虽仅有短暂的八年（前209年—前202年），但这是个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重大历史时期。当是时，秦的暴虐无道、繁法严刑，激起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天下诸侯、豪杰纷纷并起，千头万绪，棼如乱丝。“太史以一笔写之，或插序、或陪序、或带序、或附序，无不丝丝入扣，节节归根，步骤井然不乱，后之作史者，谁有此笔力”。（李晚芳《读史管见·项羽本纪》）太史公写项羽于巨鹿破秦军、鸿门宴会刘邦，以及救彭城、会垓下等处，“精神笔力直透纸背。静而听之，殷殷阗阗，如有百万之军藏于隃麋汗青之中”。（吴见思《史记论文·项羽本纪》）场面宏阔，气势磅礴。以神奇之笔，写神勇之人，令人神动，迄今读之，犹感喑呜叱咤的雄风。

司马迁记事状物的文字豪宕而又曲婉传神。叙事极其生动，事件与情感交融，使人如身临其境，牵魂动魄。对人物的描述，语言精彩，绘声绘色，生动逼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对人物的评价，不虚美，不隐恶，公允正直，力求还历史的真实。对项羽、刘邦等的一些主要人物，除记述其重要事迹外，更揭示其性格、情感和道德风貌，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虽时隔两千多年，今日读之，仍历历在目。

《项羽本纪》，是司马迁倾注了情感，运用传神之笔写下的最精彩、感人的不朽之作，闪耀着崇高的智慧光辉。

二、项羽的功过是非

两千多年来，人们对项羽的评价褒贬不一，众说纷纭。评价历史人物，要看其言行对当时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再者，看问题要全面，不能以偏盖全。客观地讲，项羽在灭秦过程中是有丰功伟绩的。太史公在《项羽本纪》论赞中说：“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这段话，肯定了项羽是起于陇亩之中的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是灭秦的主力，是灭秦后天下的霸王，是霸位不终的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这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公允之言。项羽随其叔父项梁响应陈涉之义举，起兵吴中，屡败秦军。当陈涉败亡，楚军的主将项梁战死，秦军声势复振，秦将章邯围赵，在事关反秦军队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项羽以破釜沉舟的英雄气概，一举击溃秦军主力于巨鹿，杀秦将苏角，虏王离，迫使涉间自杀。接着又数败章邯军，最后促使章邯率军投降。从而奠定了推翻暴秦的胜利基础，为刘邦率军入关破咸阳创造了条件。反观各诸侯军，巨鹿之战时，莫敢纵兵，皆作壁上观。破秦军后，“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入关后“政由羽出”，是势之必然。

项羽是时势创造的英雄，在肯定其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应指出其所犯的严重错误。如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取其宝货妇女而东，以及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人等。这是失民心、违民意的暴行。项羽的残暴，充满着狭隘的复仇报复的心态，对人民和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对项羽的评价，不能执之一端。有人把项羽斥之为“桀与纣”，有失公允。有人认为其暴行“喷放着国仇家怨的愤怒火花”，闪烁着一种“正义之光”，此言亦失之偏颇。狭隘的复仇行为，给人民造成了生命财产损害，不是义勇行为。项羽不是完美的英雄。

另有一种意见，认为项羽出身于楚国贵族，其反秦的目的就是报家仇雪国耻与取而代之；其政治主张完全符合旧贵族的利益，企图实现楚国贵族复辟的梦想。评价历史人物不能采用阶级出身决定论。项羽是出身于世世为楚将之家，但他是以“非有尺寸乘势”的布衣之身起于陇亩之中。由吴中子弟八千人，发展到四十万人。这支军队的主要成份是农民，把这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视为旧贵族复辟势力的代表，并不公允。至于灭秦后的分封诸侯王，是时势之使然。当时的客观现实是诸侯并争，割地称王的局面已形成。为维护各支反秦势力暂时的统一，防止他们立即陷于分崩瓦解，互相厮斗，分封是权宜之举，并非项羽梦想复辟春秋战国时期的割据局面。如果统一的局面能维持一段时间，待其霸主的地位巩固后，分封的诸侯王也可能被一一翦除。刘邦在楚汉战争期间及取得政权初期，也是大封诸侯王，后来这些诸侯王也被渐次消灭。

从社会发展规律来说，农民起义军在灭秦后，似应废诸侯、置郡县、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但当时的历史现实是：连续多年纷繁、惨烈的战争，已形成诸侯并立的局面，郡县制的基础已遭破坏，中央至地方中央集权制政体的恢复建设需要时日，各路诸侯又各有浓重的权欲心。在此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立即废诸侯、置郡县、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采用了安抚的权宜之计——分封，一些人犹觉分封不公，纷起叛乱。诸侯纷争及楚汉相争，是权力之争，不是主张郡县制的所谓进步势力与项羽所代表的分裂割据势力之争。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超越历史背景，也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三、项羽失败的原因

楚汉相争，二强相斗必有胜负。但为什么项羽由强势而转为惨败身亡，刘邦由弱势转为胜利者？原因是多方面的。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较量，每一方面都会影响战争的胜负。项羽是具有指挥才能的军事首领，不是有战略智谋的政治家。他“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忽视其他战争胜负的因素，造成自身惨败的结局。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根据各家的评论，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不注意争取民心。在反秦和灭秦后，人民所期盼的是除秦之苛法，与民休息。项羽在战争中多有残杀，入咸阳后又烧杀掳掠，失去民心。刘邦则与之相反，处处注意争取民心。入咸阳后“封秦重宝财物府库”，与民约法三章，除去秦之苛法，并派人到县乡邑宣喻：“吾所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秦民大喜。民心之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二）自矜功伐，不施仁政。项羽虽身经七十余战，所向披靡，但实行的是力征，忽视基层政治及民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根基不牢。而刘邦则与之不同，注意基层政治的建设。如汉二年，“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施恩德，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汉书·高帝纪》）

（三）项羽不善用人，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决策核心。有一个范增而不能用，项伯是个两面派，陈平、韩信等不被重用，转投刘邦。以私智用事，许多举措频频失误。而刘邦知人善任，拥有张良、韩信、萧何、陈平等一批人杰，为之出谋划策。

（四）军事战略方面的屡屡失策：1. 巨鹿之战后，未能急引军乘势西进，以据咸阳，制天下，而致刘邦先入咸阳，陷自己于被动的局面。2. 项羽入据彭城后，田荣反楚于齐，刘邦入据关中占领三秦。项羽陷于两面受敌的被动境地。这时他没有认识到其主要的威胁是刘邦，而采用先齐后汉的战略，使刘邦乘机发展壮大。3. 彭城反击战胜利后，未能乘胜追击全歼刘邦军，致使刘邦逃至荥阳，收拾残部，得以休整，复以大振。4. 项羽轻信鸿沟之约，引兵解而东归。刘邦背约，追击项羽，最后导致被围垓下，事败身亡。

（五）外交方面的频频失策：1. 鸿门之宴时，轻信刘邦的欺诈之言，放跑了刘邦。2. 误中刘邦的离间计，而疑范增与汉有私，迫使范增归卒伍，随即背发疽而死。3. 误信刘邦的诈降，使刘邦从荥阳西门逃跑。4. 未能收买或离间分化反楚势力，使自己陷于孤立。

（六）“背关怀楚”：关中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地肥饶；又是周、秦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此为都，可以控御天下。而项羽把关中战略要地，拱手让与他人，把自己置于无险可守的彭城一带，战略不利。项羽目光短浅，入咸阳后烧秦宫室，心怀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其失天下并非偶然。

（七）立怀王之失策：项氏立怀王是拙劣的政策，处处受怀王掣肘，二者的矛盾不断激化，灭秦后谁为天下主是他们二人的主要矛盾。苏轼曾说：“非羽弑帝，则帝杀羽。”（《苏轼文集》）如灭秦后天下归义帝，刘邦也不会以臣事之，亦必杀之，项羽放逐义帝，继而杀之。结果为刘邦等诸侯王所利用，成为讨伐项羽的借口，项羽在舆论上将自己陷于被动。

（八）项羽性格慓悍，能勇不能怯。如听乌江亭长的话，退守江东，重整旗鼓，犹有东山再起之机。

项羽的失败是个悲剧，其喑呜叱咤的英雄气概和宁肯自杀而不投降的气节，令人敬佩。其失败的种种历史教训，对后世有警示作用。然项羽至死仍不明白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曰：“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愚钝之态，亦甚为可悲。

四、项羽的性格

人的性格，既有人性的因素，又有社会学的一面，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对人性格的分析，要多角度地观察，避免以偏盖全。项羽身高八尺，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具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魄力与气概，这是项羽主要的、统贯一生的性情气质，即性格的主旋律。但其言行、处事及喜怒哀乐，又显示了他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项羽的有些行为呈现出相反相违的二重性，或曰两面性。

项羽少年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喜学万人敌的兵法，仅“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观秦始皇渡浙江时，出言“彼可取而代之”。说明项羽少时不爱学习，而又胸怀大志的血气方刚的性格特征。这为他之后有勇无谋的性格特点埋下了伏笔。

项羽在战场上“喑呜叱咤，千人皆废”，所过无不残灭。在私下待人接物，则“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史记·淮阴侯列传》）“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史记·陈丞相世家》）残暴与慈爱集于一身，显现了性格的二重性。前者具有政治的属性，后者不是虚伪的做作，是自然性情的流露。

刚强率直，不玩权术，不搞阴谋诡计，是项羽性格的另一重要特征。如在鸿门宴上，范增再三暗示杀刘邦。“项王默然不应”，不忍杀之，让刘邦逃脱。楚汉两军相持于广武，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其率直憨厚的肺腑之言，被刘邦嗤之以鼻，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于是数项羽十大罪状。楚汉的鸿沟之约，项羽信以为真，率兵解而东归，结果上当受骗，刘邦引兵追击，项羽被围于垓下，自杀身亡。坦诚正直是项羽的美德，但他不谙政治斗争之诡诈，因而结局可悲。

项羽一生率情任性，叱咤风云，但也有儿女情长及悲泣流泪之时。被围垓下时，夜起饮酒帐中，有美人虞姬陪同。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铁铮铮的英雄气质与柔情交融辉映，是项羽真实性格的反映。

项羽有耻辱之心，乌江亭长劝其渡江、重整旗鼓。他说：“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羞愧于心，而不愿渡江据地为王。这是有浓重权欲之心的政治家做不到的。

项羽临自杀前，把有功于己的宝马不忍杀之，赐给亭长；见其有故交的友人吕马童，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慈爱之心及于爱马，死犹惠及故人。

综上言之，项羽的性格是具有二重性的，既有骁勇、残暴的一面，又兼有仁慈敬爱、和悦待人以及刚直不屈、有羞愧之心和儿女情长等常人的情怀。性格是人的态度、行为所表现的心理特征，发自内心真切感人。项羽是个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率直青年，是悲剧性的英雄。

徐卫民

2017年9月于西北大学

附录

项羽年表

宋云彬

秦王政十五年（前232）项羽一岁。

十六年（前231）项羽二岁。

十七年（前230）项羽三岁。秦灭韩。

十八年（前229）项羽四岁。

十九年（前228）项羽五岁。秦灭赵。

二十年（前227）项羽六岁。荆轲刺秦王，未中，荆轲被杀。

二十一年（前226）项羽七岁。

二十二年（前225）项羽八岁。秦灭魏。

二十三年（前224）项羽九岁。秦将王翦大败楚军，楚将项燕自杀。

二十四年（前223）项羽十岁。秦灭楚。

二十五年（前222）项羽十一岁。秦灭燕。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项羽十二岁。秦灭齐。秦统一天下，秦王政称始皇帝。废除分封诸侯制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规定以十月作为一年的第一个月。

二十七年（前220）项羽十三岁。

二十八年（前219）项羽十四岁。

二十九年（前218）项羽十五岁。张良派大力士用铁椎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县南）袭击始皇帝，误中副车。

三十年（前217）项羽十六岁。

三十一年（前216）项羽十七岁。

三十二年（前215）项羽十八岁。

三十三年（前214）项羽十九岁。蒙恬北逐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增筑长城。

三十四年（前213）项羽二十岁。始皇帝采用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烧民间藏书。

三十五年（前212）项羽二十一岁。始皇帝杀埋儒生四百六十多人于首都咸阳。

三十六年（前211）项羽二十二岁。

三十七年（前210）项羽二十三岁。始皇帝东巡，渡钱塘江，项羽跟他的叔父项梁一道在江边观看，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始皇帝在沙丘（今河北平乡县东北）病死，赵高等阴谋杀害太子扶苏而立胡亥为二世皇帝。

二世皇帝元年（前209）项羽二十四岁。秋七月，陈涉在大泽乡起兵，自立为楚王。八月，陈涉的部将武臣自立为赵王。九月，刘邦在沛县起兵。项羽在他的叔父项梁领导下，在吴中起兵。田儋在狄起兵，自立为齐王。韩广自立为燕王。陈涉的部将周市立魏咎为魏王。

二年（前208）项羽二十五岁。冬十一月，赵王武臣被杀。十二月，陈涉被他的驾车人庄贾所杀。春正月，张耳、陈馀立赵歇为赵王。秦嘉立景驹为楚王。秦将章邯围魏王魏咎于临济（今河南陈留西北）。二月，项梁渡江，陈婴、黥布都领兵依附项梁。刘邦攻下砀（今江苏砀山县南），收得兵六千，连同原有的三千，一共九千。

夏四月，项梁进兵攻秦嘉，秦嘉战死，景驹自杀。刘邦到薛县（今山东滕县东南）见项梁，项梁又给了他五千兵。六月，项梁采取范增的建议，立以前楚怀王之孙名心者为楚王，仍旧称楚怀王，都盱台。项梁采取张良的建议，立韩成为韩王。齐王田儋领兵援临济，被秦将章邯打败，田儋和周市都被杀，田儋的堂弟田荣逃往东阿（今山东阳谷县东北）。魏王魏咎自杀。

秋七月，齐人立田假为齐王，秦军围攻东阿。秦二世皇帝杀了他的丞相李斯。八月，项梁领兵援东阿，打败秦军，追击到了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田荣赶走了田假，立田儋的儿子田巿为齐王。九月，秦将章邯打败了项梁军，项梁战死。楚怀王迁都彭城。项羽和刘邦攻外黄（今河南杞县东北）没有攻下，得到项梁战死的消息，就领兵回来。闰九月，秦军围攻赵王于钜鹿（今河北钜鹿县南），楚怀王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领兵援赵。楚怀王命刘邦领兵攻取关中，约定谁先打进关中，封谁做关中王。

三年（前207）项羽二十六岁。冬十一月，项羽在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南）杀了上将军宋义，楚怀王命项羽为上将军。十二月，项羽领兵渡河，在钜鹿击溃秦军的主力，项羽成为诸侯上将军，秋七月，秦将章邯投降项羽，八月，秦赵高杀二世皇帝，立子婴为秦王。九月，秦王子婴刺杀赵高。刘邦攻下峣关（今陕西蓝田县东南），在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西）南大破秦军。

汉元年（前206）项羽二十七岁。冬十月，刘邦领十万大军至霸上（今陕西长安县东），秦王子婴投降。十一月，刘邦跟秦民约法三章。项羽在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城南杀埋秦降卒二十多万人。十二月，项羽领四十万大军西进，到函谷关，有兵守关，项羽大怒，派黥布等攻破函谷关，驻军新丰鸿门（今陕西临潼县东），准备进攻刘邦。刘邦特地从霸上来见项羽，向项羽谢派兵守关之罪。项羽领兵进入咸阳，杀秦降王子婴，放火烧秦宫室。春正月，项羽尊称怀王为义帝，逼他迁都长沙郴县（今湖南郴县）。二月，项羽发号施令，封诸将为王。项羽封刘邦为汉王。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有地九郡，都彭城。夏四月，诸侯受封已毕，解散军队，各自到他的封国去。六月，田荣杀死田巿，自立为齐王。项羽不让韩王成回到自己的封国去，带他到彭城，不久就把他杀了。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秋八月，刘邦回军打败雍王章邯等，到了咸阳。

二年（前205）项羽二十八岁。冬十月，项羽秘密叫黥布等拦杀义帝于江中。春正月，项王自领兵讨伐田荣，田荣战败，逃到平原（今山东平原县南），被平原人民杀死。三月，陈平从项羽那里出来，投奔刘邦。田荣的弟弟田横收集田荣的几万散兵，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抗拒楚军。夏四月，刘邦带了五十六万大军攻进彭城。项羽领三万精兵回来，打败刘邦军，刘邦只带了几十个骑兵逃走。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和他的妻子吕雉被楚军俘掳。五月，刘邦到荥阳（今河南荥阳县），败军都来会合。

三年（前204）项羽二十九岁。冬十月，韩信大破赵军。十二月黥布叛楚归汉。夏四月，范增死。五月，项羽围攻荥阳很紧，刘邦的将军纪信用计骗楚军，刘邦乘机从荥阳西门逃出，到了成皋（今并入河南荥阳县）。六月，项羽攻下荥阳，进围成皋，刘邦逃出成皋，渡河到小修武，项羽就攻下了成皋。九月，项羽命曹咎等守成皋，自己领兵东攻彭越。

四年（前203）项羽三十岁。冬十月，刘邦打败曹咎等，又取得成皋，驻军广武山。项羽得到曹咎等失败的消息，领兵回来，也驻扎在广武山上，跟汉军相持。十一月，韩信打败齐军，项羽派龙且领兵援齐，龙且军败战死，齐王田广被俘。秋八月，项羽跟刘邦约定，中分天下，划鸿沟（在今河南中牟县，即今贾鲁河）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九月，项羽把太公、吕雉送还刘邦。项羽领兵东归。

五年（前202）项羽三十一岁。冬十月，刘邦追击项羽到了固陵（在今河南淮阳县西北）。十一月，韩信、彭越等都领兵来跟刘邦会合。十二月，项羽到了垓下（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南），汉军和诸侯军把他围得密密麻麻，他乘夜晚带了八百个骑兵突围逃出，渡淮河到了东城（今安徽定远县西北），只剩下了二十个骑兵，就在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江岸的乌江浦）边自刎而死。春二月，刘邦即皇帝位。

引用文献及资料

（按姓氏笔画及朝代先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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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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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史记新论[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

六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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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刘劭著，杨新平等注译．人物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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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史记考索[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伊沛霞．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七画

［汉］陆贾撰，［清］茆泮林辑．楚汉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91.

［汉］应劭．风俗通[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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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宋］杨侃撰，车承瑞点校．两汉博闻[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

［宋］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

［宋］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M]．北京：中华书局，1991.

［宋］苏辙撰，［明］聂绍昌辑．栾城应诏集[M]．明聂绍昌刻清梦轩印本．

［宋］陈耆卿．筼窗集[M]．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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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佚名．历代名贤确论[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杨维桢．史义拾遗[M]．济南：齐鲁书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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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杨翮．佩玉斋类稿[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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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李贽．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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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杨一奇辑、［明］陈简补辑．史谈补[M]．济南：齐鲁书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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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陆威仪著，王兴亮译．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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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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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罗愿．尔雅翼[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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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罗大经．鹤林玉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宋］金履祥．资治通鉴纲目前编[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宋］周密著，高心露、高虎子点校．齐东野语[M]．济南：齐鲁书社，2007.

［明］茅坤辑．史记钞[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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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周亮工辑，米田点校．尺牍新钞[M]．长沙：岳麓书社，2016.

［清］林云铭．古文析义[M]．上海：上海锦章图书局，1922.

［清］金维宁．垂世芳型[M]．济南：齐鲁书社，1997.

［清］金锡龄．劬书室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郑权中．史记选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日］泷川资言考证，［日］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美］帕克著，向达译．匈奴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九画

［汉］荀悦．前汉纪[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唐］赵蕤．长短经[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

［宋］胡宏．五峰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洪迈．容斋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明］姚允明辑．史书[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明］贺详．留余堂史取[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姚鼐．惜抱轩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清］姜宸英．湛园札记[M]．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清］赵翼．陔余丛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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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清］俞樾．春在堂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5.

［清］俞樾．茶香室续钞[M]．北京：中华书局，1995.

［清］恽敬．大云山房文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清］洪颐煊．读书丛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清］姚苎田选评．史记菁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0.

施蛰存．水经注碑录[M]．天津：天津出版社，1987.

施之勉．史记会注考证校补[M]．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

十画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

［宋］钱时．两汉笔记[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明］袁黄、王世贞．纲鉴合编[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5.

［明］唐顺之．两汉解疑[M]．北京：中华书局，1991.

［明］唐汝询．顾氏诗史[M]．济南：齐鲁书社，1996.

［明］凌迪知．万姓统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明］凌稚隆辑校，［明］李光缙增补，于亦时整理．史记评林[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清］夏之蓉．读史提要录[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清］钱谦益著，［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校．牧斋初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清］钱大昕．三史拾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清］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清］唐德宜．古文翼[M]．清光绪二十七年石印本．

［清］浦起龙编．古文眉诠[M]．清乾隆九年刻本重印本．

［清］浦起龙撰，王熙华整理．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清］郭嵩焘．史记札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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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史记地名考[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瑞典］高本汉著，陆侃如译．左传真伪及其他[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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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画

［梁］萧统选，海荣、秦克标校．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宋］章衡．编年通载[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宋］黄震．黄氏日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5.

［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清］黄鹏扬．读史吟评[M]．济南：齐鲁书社，1996.

［清］阎若璩．潜邱札记[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清］梁玉绳．汉书人表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清］梁玉绳撰，贺次君点校．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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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友尧等编著．中国史问题讨论及其观点[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英］崔瑞德、［英］鲁惟一著，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十二画

［晋］葛洪．西京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明］程敏政编．皇明文衡[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明］焦竑．焦氏笔乘[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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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金造．史记管窥[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韩兆琦．史记选注汇评[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韩兆琦．史记博议[M]．北京：文津出版社，1995.

韩兆琦．史记题评[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十三画

解惠全、张德萍．全译史记[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十四画

［清］谭宗浚编．历代史论[M]．上海：上海图书集成局，清光绪二十四年本．

十五画

［清］潘永圜．读史津逮[M]．济南：齐鲁书社，1996.

［清］潘永秀．读史记札记[M]．昭代丛书丁集补本．

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潘椿．史汉初学辨体[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十七画

［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宋］魏了翁．古今考[M]．台北：学生书局，1971.

十八画

瞿方梅．史记三家注补正[M]．台北：广文书局，1973.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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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念海．秦县考[J]．禹贡，第7卷第6、7合期．

冯其庸．项羽不死于乌江考[J]．中华文史论丛，2007（2）.

伏俊琏．论项羽本纪的悲剧性[J]．贵州文史丛刊，1988（4）.

李掘宝．项羽“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献疑[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6）.

宋公文．论楚汉战争时期项羽和刘邦的分封[J]．秦汉史论丛第一辑．

张志坤．鸿门宴楚汉得失之我见[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3（6）.

张柏青、余恕诚．项羽死于乌江辨[J]．历史研究，2010（2）.

杨永发、侯桂修．“榆中”名源及城址变迁[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3（3）.

陈铁民．《史记》校点正误一例[J]．文史第11辑．

易国杰．试论项羽本纪的语言艺术[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1989（2）.

周振甫．论项羽本纪[J]．文学遗产，1997（1）.

周晓陆．西安出土秦封泥补读[J]．考古与文物．1998（2）.

施丁．史汉写人物细节的比较研究[J]．中国历史文献研究室集刊第二集．

徐卫民．项羽定都彭城原因及利弊[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6）.

韩养民．略论项羽的分封[J]．秦汉史论丛第一辑．

熊铁基．评项羽的功过是非[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79（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祖本纪／吕蔚，吕培成，吕新峰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3

（史记研究集成／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徐卫民主编．十二本纪）

ISBN 978-7-5604-4046-0

Ⅰ．①高…　Ⅱ．①吕…②吕…③吕…　Ⅲ．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传体②《史记》－研究　Ⅳ．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2392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高祖本纪

吕蔚　吕培成　吕新峰　编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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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　029-88303593　883025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西安华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31.5

字　　数　602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4046-0

定　　价　1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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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研究集成》

总主编　袁仲一　张新科　徐　晔　徐卫民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

主　编　赵光勇　袁仲一　吕培成　徐卫民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顾问　张岂之

主　任　安平秋　徐　晔

副主任　张新科　马　来　徐卫民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子今　尹盛平　田大宪　吕培成　吕新峰

李　雪　李颖科　杨建辉　杨海峥　吴秉辉

何惠昂　陈俊光　张　萍　张　雄　张文立

赵生群　赵建黎　骆守中　高彦平　郭文镐

徐兴海　商国君　梁亚莉　彭　卫　程世和

主　编　赵光勇　袁仲一　吕培成　徐卫民

总序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195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巨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历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展现了中华民族维护统一、积极进取、坚韧不拔、革故鼎新、忧国爱国等民族精神。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突破传统，大胆创新，开辟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正如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序》所说：“由《史记》以上，为经为传诸子百家，流传虽多，要皆于《史记》括之；由《史记》以下，无论官私记载，其体例之常变，文法之正奇，千变万化，难以悉述，要皆于《史记》启之。”在世界文化史上，《史记》作为巨幅画卷，也是当之无愧的。苏联学者图曼说：“司马迁真正应当在大家公认的世界科学和文学泰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和古希腊史学名著比较，其特点在于它的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生活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集中到一个战争，重视政治、军事。普鲁塔克的传记汇编所收的人物也限于政治家和军事家，即使是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也没有一字提到，更没有一个关于从事生产活动者的传记了。”(1)《史记》在唐以前传至海外，18世纪开始传入欧美，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汉学界研究和关注的对象。毋庸置疑，《史记》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

据《汉书》记载，西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史记》公之于众。但当时史学还没有应有的独立地位，加之在正统思想家眼里，《史记》是离经叛道之作，是“谤书”，因而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东汉中期，《史记》才逐渐流传。魏晋以后，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史记》的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抄写、学习《史记》的风气逐渐形成。谯周《古史考》等书对《史记》史实的考证，揭开了古史考辨的序章。裴骃的《史记集解》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史记》注本。此一时期，扬雄、班氏父子、王充、张辅、葛洪、刘勰等人对《史记》发表过许多评论，他们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肯定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由于史论的角度不同，班彪、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出“史公三失”问题。随之，以王充和张辅为开端，开始了“班马异同”的学术讨论，也即开《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之先河。

唐代由于史学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记》在史学史上备受尊崇，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成为修史之宗。唐代编纂的《晋书》《梁书》《陈书》等八部史书全部采用纪传体的写法。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对纪传体的优点也予以肯定：“《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2)史学家杜佑发展了《史记·八书》的传统，著《通典》一书，成为政书体的典范。唐代注释《史记》，成就最大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与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两部书和南朝刘宋年间裴骃所作的《史记集解》，被后人合称为《史记》“三家注”。“三家注”涉及文字考证、注音释义、人物事件、天文历法、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典章制度等，是《史记》研究总结性、系统性的成果，因而也被认为是《史记》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司马贞、张守节、刘知幾、皇甫湜等人，对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的创新精神作出了许多肯定性的评论。如皇甫湜《皇甫持正集》认为，司马迁“革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将以垂不朽”。特别是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使《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宝藏得到空前的认识和开发，奠定了《史记》的文学地位。

宋代的《史记》研究步入一个新阶段。由于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加之印刷技术的发展，《史记》得以大量刊行，广为研读。宋人特别注重《史记》的作文之法。如文学家苏洵首先发明司马迁写人叙事的“互见法”，即“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3)，开拓了《史记》研究的领域。郑樵在《通志·总序》中称《史记》为“六经之后，惟有此作”，肯定司马迁前后相因，会通历史的作史之法，这也是第一次在理论上从“通”的角度评论《史记》。本时期的评论，还把“班马优劣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苏洵、郑樵、朱熹、叶适、黄履翁、洪迈等人都发表过评论，涉及思想、体例、文学等方面的比较，乃至于出现了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娄机的《班马字类》这样的专门著作，把《史记》比较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元代除了在刊刻、评论《史记》方面继承前代并有所发展外，主要贡献在于把《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搬上舞台。元代许多杂剧的剧目取材于《史记》，仅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就有180多种，如《渑池会》《追韩信》《霸王别姬》等，这些剧目的流传，又扩大了《史记》的影响。

明代是《史记》评论的兴盛期。印刷技术进一步提高，给刻印《史记》提供了有利条件，尤其是套版印刷的兴起，给评点《史记》提供了方便。明代从文学角度评论《史记》取得的成就最大，对于《史记》的创作目的、审美价值、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多样化的艺术风格等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4)。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王慎中、钟惺、陈仁锡、金圣叹等人都是评点《史记》的大家。同时，由于《史记》评点著作大量出现，辑评式研究应运而生。凌稚隆《史记评林》搜集整理万历四年（1576）之前历代百余家的评论，包括“三家注”及各家评点和注释，并载作者本人考辨，给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后来李光缙对该书进行了增补，使之更加完备。明代晚期，《史记评林》传入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对《史记》的研究。另外，朱之蕃《百大家评注史记》，葛鼎、金蟠《史记汇评》，陈子龙、徐孚远《史记测义》等也进行了辑评工作。明代由于小说的繁荣，人们对《史记》的认识也开辟了新的角度，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系，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成就。在《史记》历史事实的考辨方面，杨慎《史记题评》、柯维骐《史记考要》、郝敬《史记愚按》等，以及一些笔记著作，均颇有新意。

清代迎来了《史记》研究的高峰期。专门著作大量涌现，如吴见思《史记论文》、汪越《读史记十表》、杭世骏《史记考证》、牛运震《史记评注》、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王鸣盛《史记商榷》、邵泰衢《史记疑问》、赵翼《史记札记》、钱大昕《史记考异》、梁玉绳《史记志疑》、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郭嵩焘《史记札记》、李慈铭《史记札记》、吴汝纶《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等，都是颇有特色的著作。这些著作最大的成就在于考据方面。清人考据重事实，重证据，大至重要历史事件，小至一字一句、一地一名，对《史记》史事和文字的考证极为精审。钱大昕为梁玉绳《史记志疑》作序，称其“足为龙门之功臣，袭《集解》《索隐》《正义》而四之矣”。许多学者是考中有评，如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自此例一定，历来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5)其他非专门研究《史记》的著作如顾炎武《日知录》、刘大櫆《论文偶记》、章学诚《文史通义》以及一些古文选本等，也对《史记》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评论。

近现代以来，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史记》研究呈现出继承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问题不断深入的特点。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文化、从史学到地理、从文学到美学、从伦理到哲学、从天文到医学、从军事到人才，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诸如李笠的《史记订补》、王叔岷的《史记斠证》、钱穆的《史记地名考》、瞿方梅的《史记三家注补正》、陈直的《史记新证》、王恢的《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等，从《史记》文本文字、地理名物及《史记》研究的再研究等方面进行考证或订补。另外，杨燕起等编纂的《历代名家评史记》，精选1949年前的《史记》评论资料；近年来，由张大可、丁德科主编的《史记论著集成》汇辑当代学者的专题研究成果；赵生群主持修订的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使《史记》校勘更上层楼。同时，各种不同类型的《史记》选注本、全注本、选译本、全译本相继问世。

《史记》在日本影响很大，近现代以来颇具影响的《史记》研究专家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宫崎市定等。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之后水泽利忠对该书进行校补，使之成为《史记》研究总结集成式的成果，该书在辑佚、校勘、对《史记》史实的考证、对司马迁所采旧典的考证、对“三家注”的再考证、对词句的训释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施之勉的《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严一萍的《史记会注考证斠订》等均针对缺憾专门作了订正。欧美学者对《史记》的研究，诸如法国的沙畹、康德谟，美国的华兹生、倪豪士，以及汉学家高本汉、崔瑞德、鲁惟一、陆威仪等，在关注《史记》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以西方思维、理论及方法，将《史记》与西方传统的史学著作进行比较研究，亦颇具特色。

从以上简单勾勒《史记》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呈现出“历代不辍、高潮迭起”的状态。不仅如此，海外汉学界特别是日本的《史记》研究亦有突出的表现。

二

《史记》研究积累了大量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不同时期承前启后、不断深化的学术成果，这其中有就个别问题的深入探究，有零散的评论，亦有专题式的系统研究。除此之外，系统整理前代研究成果、提出新见的集成式整理方式，更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南朝刘宋至唐代形成的《史记》“三家注”和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完成的《史记会注考证》，被视为《史记》研究系统、全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甚至被称为《史记》研究的两座里程碑。

今天，《史记会注考证》出版已经八十余年，《史记》研究又经过了一个不凡的历程，海内外《史记》研究新见迭出，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新的变化，突出特征是由“史料学”向“史记学”发展，即从史料的整理和挖掘中分析司马迁的思想，通过具体史料探讨《史记》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其价值。这也在客观上对《史记》研究成果再次进行集成式整理提出了新的学术要求，《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正是顺应这一学术发展的重要尝试。

《史记研究集成》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关心、指导和支持下，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和西北大学出版社具体组织实施。集成规模浩大，搜罗宏富；分类选目，采摭众家；纵横有序，类别集成。在总体架构上，分别形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各部分研究集成。集成以汇校、汇注、汇评为编纂体例，总体编纂表现出资料搜集的全面性、类别整理的学术性，以及体例设置的科学性和出版所具有的实用性特点，具体如下：

首先，资料翔实完备，涉及古今中外所有研究成果，是近两千年来《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集成所收资料，上自汉魏六朝下至21世纪初，不仅包括中国历代《史记》研究形成的资料，亦广泛涉及海外研究成果，特别注重对新材料、新观点的采撷吸收。近现代以来，《史记》研究呈现出以史学、文学为主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地理、天文等多学科的特点，相关的研究成果自然也就成为本集成的组成部分。同时，遴选搜集所能见到的《史记》研究的相关资料，又针对性地搜集补充海外研究资料，充分显示了《史记研究集成》资料搜集的全面性。

其次，观点采摭众家，厘定甄选，兼及考古资料补正，充分体现了《史记研究集成》的学术性。《史记》研究者之众，多不胜数；成果之丰，可谓汗牛充栋。经过了汉魏六朝开启至唐代的注释繁盛期，两宋传播和品评期，明代评论兴盛期，清代考据高峰期，以及近现代的拓展深入期这些不同阶段，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料，这些资料就观点看，前后相继，但会通整理难度之大超乎想象。编纂者一要质其要义，二要考其先后，三要会通甄选以厘定条目，除此之外，还要参酌考古新发现作深入补正或提出新见解，这也体现出集成的学术性特点。

再次，体例设置科学，出版具有实用性。《史记研究集成》以汇校、汇注、汇评分类，以观点先后列目，类编得当，条贯秩然。一方面网罗《史记》研究多学科、多层次、全方位之学术观点，另一方面完整呈现《史记》研究的学术脉络，每篇前有题解，后有“研究综述”，在收集历代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一些有争议的或者重大的学术问题加以编者按语。本集成系统全面，方便使用，具有工具书的性质。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辑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一，它为《史记》研究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有价值的资料，古今中外的重要成果尽收眼底，为理论研究铺路搭桥，为立体化的研究提供依据。第二，它既是历代资料的精选荟萃，又是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史的全面呈现，具有学术史的认知价值。第三，它与前代的《史记》“三家注”、《史记会注考证》等里程碑式的著作相比，体现了编纂者的创新精神和力争超越前代的学术追求，有助于推动《史记》研究向纵深发展，有助于推动“史记学”的建立。第四，《史记》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集成的编辑出版，一方面可以为史学、文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于有关的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有益的资料，有助于促进这些学科的发展，繁荣当代学术；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入挖掘《史记》中蕴含的至今仍有现代意义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与治国智慧，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是一项基础性文化工程，资料的搜集与会通整理不仅需要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也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储备，更需要学术界的通力合作。书稿在编纂和审定过程中，得到了著名史学家、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中国《史记》研究会原会长、北京大学安平秋先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彭卫研究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诸位大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谢忱。

限于体例和篇幅，以及资料的限制，前贤时彦的成果难以全部吸收，颇有遗珠之憾，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史记研究集成》编辑出版委员会

（张新科执笔）

2019年3月18日

(1)齐思和：《<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载《光明日报》1956年1月19日。

(2)［唐］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二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8页。

(3)［宋］苏洵著，曾枣庄等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4)详参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第四章“明人评点史记的杰出成就”，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5)［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作为《史记研究集成》的一部分，《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以下简称“集成”）编纂工作实际始于1994年。它是在赵光勇教授审择资料，构设体例的基础上，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组织启动编纂的。对于这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实施，时任陕西省省长白清才、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董继昌、陕西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李绵等人高度重视，并给予重要支持。在几近十年的编纂中，十余位专家勤勉有为，爬梳浩如烟海的资料，会通比较，厘定条目，汇校、汇注、汇评出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发展的学术脉络，至2003年形成初稿。

2013年，书稿经过十年“周转沉淀”，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支持下，西北大学出版社接手编辑出版，并邀纳资深编审郭文镐等组建《史记研究集成》编辑部，组织项目的编辑加工。从2013年至今，在六年的精心组织与实施中，编辑部的同志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资料核查工作，其中不乏深入的校雠勘误；在内容处理上，听取专家意见，同样进行了庞杂的“考量删繁以求简练”的编辑加工。在此基础上，各位编纂者又进行了系统的补遗与增订。《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至此完成编辑审定。这期间，2015年，《史记研究集成》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16年、2018年，出版社和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先后组织了两轮专家审定，形成了系统的修改意见，从增删与补遗等方面有力的保证了“集成”的全面性与学术性，从而提高了“集成”出版的代表性与权威性。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项目实施前后25年，十余位专家，淡泊名利，潜心以为，他们以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而为，成一家之言”的精神为榜样，砥砺前行，在此我们感念良多。殚精竭虑、因病辞世的吕培成教授，年愈九旬、依旧念兹的赵光勇教授，耋老鲐背、勉力而为的袁仲一先生等，他们都是司马迁精神不衰的实践与体现。已故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原副会长张登第先生在“集成”编纂的组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书稿的编、审、校前后持续六年，这期间，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承担着大量繁重的工作，他们珍视与编纂者的合作，在工作上与编纂者并肩前行，在专业上不断历练提高，受益良多。可以说，“集成”的编辑出版，是编纂者与出版者密切合作的结果，也充分体现着双方致力于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与使命意识。

值此《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付梓之际，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杨海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彭卫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专家学者所提供的重要的学术支持。同时，感谢社会各界给予的关心和指导。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年3月19日

凡例

1.本书《史记》正文以中华书局1959年版点校本为底本，参考《史记》新校本（修订本），汇集历代兼及国际汉学界《史记》研究资料，简体横排。凡古今字、通假字、俗字等，以及人名、地名中的异体字，均一仍其旧。各卷编排：卷前为题解，卷末为综述，正文分段，每段为单元，标示注码，段后依次排列汇校、汇注、汇评资料。

2.本集成遴选的资料，录自古代文献和近现代学术专著，有参考价值的今人研究成果也予酌录。汇校部分，以他校为主（点校本已作版本校）。汇注部分，不限于字词义诠释，句义段义以及天文地理等考释也包括在内。所有部分，皆不惮其繁，一一罗列各家之言。

3.本集成引录的资料中使用的书名简称依旧，个别生僻者，首次出现时，随文加“编者按”予以说明。如：《锥指》（编者按：《禹贡锥指》）；《经典》（编者按：《经典释文》）。

4.本集成引录的资料中的原有夹注，改为括注，字体字号同正文。为方便读者解读研究资料中的个别问题，本书编者间或加有“编者按”，按语相应随文或置于该条资料文末。

5.每条研究资料于文末括注出处，录自古代文献和近现当代学术专著者括注书名、卷名或章名，连续两条或三条出处相同者，后条简注“同上”；录自现当代期刊者括注篇目及期刊年次期次。书末附《引用文献及资料》，详注版本信息。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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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序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凡例

高祖本纪第八

研究综述

引用文献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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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本纪第八

【题解】

颜师古：纪，理也，统理众事而系之于年月者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刘知幾：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时之正朔，服孔门之教义者，虽地迁陵谷，时变质文，而此道常行，终莫之能易也。（《史通》卷二《本纪第四》）

陆唐老：高祖，以亭长起丰沛。斩大蛇，亡命于山泽，所居常有云气。入关，五星聚东井，不杀秦王子婴。与项羽会鸿门。王汉中，还定三秦，与项羽转战荥阳、京、索间。太公为羽所获。五年灭羽而成帝业，自归功于能用三杰。伪游云梦，擒韩信。帝不善将兵而善将将。自后诸将如陈豨等多反，既杀韩信，又杀彭越，于是黥布又反。上自击败布，还过沛，作《大风之歌》。击布时，中流矢，归，创甚而崩，知周勃必安刘氏。（《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六《纪传始终要括·高祖》）

魏了翁：鹤山先生曰：既曰高帝矣，此其言高祖何？系之帝即谥也，系之祖则庙号也。武丁、祖甲、太甲虽有庙号而丁甲以日为纪，非谥也。由殷而上无谥，或以尧舜禹汤等为谥，非也。至殷始有三宗庙号，至周始有文武等谥。至高帝然后而一人有谥有号。然谥曰高皇帝，庙曰高祖，犹通一高字也。至文帝以后，然后号与谥异。然犹曰太宗、世宗、中宗、世祖云尔。又其后一人之身，既曰明帝，又曰显宗，既曰章帝，又曰肃宗，不知节谥者安所据也。明帝犹可宗也，又其后也，和帝曰穆宗，殇帝曰□宗，安帝曰恭宗，则终汉之世，无一而非宗者。又其后也，帝谥少而五六言、多至十七八言，虽有博识强记之士，固已不能悉数。施诸诏命奏疏亦以文繁，难于节约，其势必以庙号陵名代之。则是一人而兼十余字之美，义有相包，字犹别出。虽有昏僻之主，犹得仁圣之名，施诸当时，人已议朝臣之庸鄙，书诸简册，人复议世道之浇讹。相承至今，谥为虚设，仅以陵庙见诸典章。又极其事而言之，则必如殷三宗、汉七制，无害其为庙号，以其有德可宗而不在迭毁之数也。和、殇、安、顺以来，胡为而皆无不可宗之帝？有天下者，知和、殇、安、顺亦得为宗，则知庙号乃承陋袭讹，不可不速已也。（《古今考》卷一《汉书·高祖》）

梅鼎祚：高祖皇帝姓刘，讳邦，字季，沛丰邑中阳里人。亡秦、灭楚，五载而有天下。国号汉，都关中。性明达，好谋能听，规摹弘远。在位十二年崩。群臣议帝起细微，拔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曰高皇帝。（《西汉文纪》卷一《高祖皇帝》）

姚苎田：汉室定鼎，诛伐大事皆详于诸功臣世家列传中，及《高祖本纪》则多载其细微时事及他神异符验，所以其文繁而不杀，灵而不滞。叹后世撰实录者不敢复用此格，而因以竟无可传之文也。（《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王先谦：王先慎曰：《说文》“统”下云“纪”也。“纪”下云丝别也。凡丝必有端别者，寻其端，故为纪。《淮南·泰族训》云：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女工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礼器》郑注云：纪者，丝缕之数有纪也。此纪字本义。引申之，为凡事统纪之称。《史记》称“本纪”，班书单用“纪”字，皆每帝事实分别统纪之意。（《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刘咸炘：梁曰：“高祖乃臣下总谥号之称，不可为典要。阎百诗谓号曰太祖，史讹为高祖，班固正之。《续古今考》曰：‘不书汉字，疏也。’”（《太史公书知意·高祖本纪》）

杨树达：高祖，张晏曰：《礼谥法》无高，以为功最高而为汉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树达按：《高纪》云：“高帝为汉太祖，尊号高皇帝。”然则称庙号当云太祖，称尊号当云高帝。高祖乃汉人习称，史家沿用，亦犹英布之称黥布，田千秋之称车千秋耳。张云特起此名，非也。（《汉书窥管》卷一《高帝纪上》）

吴汝煜：《高祖本纪》是司马迁为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所写的一篇传记，在整部《史记》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以一个本朝史家的身份为本朝皇帝写传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不仅因为刘邦一生的经历十分复杂，各种历史事件纵横交错，头绪纷繁，很不容易组织，而且还因为刘邦是以布衣的身份开创帝业，传中必须客观地揭示他取得成功的原因，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犯当世的忌讳。一种简单易行而又能取悦当世的办法是把一切功劳都归之于刘邦，或者按照刘邦自己定的调子，把他写成一个受命于天的人物。但是司马迁基本上没有这样做。他是严格地按照一个史家的要求来为刘邦立传的。（《史记论稿·读<高祖本纪>》）

又：本纪这种体例要求按时间顺序来组织材料。这对发挥作家的才情是一个束缚，对塑造刘邦形象增加了难度，而司马迁却能因难见巧，借此写出了刘邦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这是别具匠心的表现。由于本文在材料的安排上颇费思量，所以刘邦的形象同样塑造得栩栩如生，维妙维肖，堪与项羽的形象相媲美。本文的思想内容也极为深刻，耐人寻味，足共《项羽本纪》互相发明，前后辉映。两传并读，有珠连璧合之妙。（同上）

韩兆琦：谨按：本篇记述了刘邦起事反秦，楚汉相争，到统一国家，建号称帝的全过程，对于刘邦取得成功的一切优胜措施，如顺应时代，从和人心，分化敌人，团结内部，知人善任而又驾御有方，刚柔并济，恩威兼施等，一一做了生动地描绘，说明了他的成功绝非偶然。而对于刘邦的造言妖异，自托圣神，表面豁达而内心忌刻；尤其是他晚年的残杀功臣，诛除无已，则表现了作者极大的厌恶。作品在描绘刘邦的心机、性格上，手法极其高妙。（《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张大可：本篇叙写了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一生的主要经历和他所成就的功业。因为刘邦的庙号为高祖，所以称《高祖本纪》。司马迁记事实录，叙刘邦之初起，则称刘季；及得沛，称沛公；及王汉，称汉王；即皇帝位后，才称上。刘邦原本是一个不事生产的普通人，他因秦末战乱之势登上政治舞台，顺应时势，结人心，连韩、彭，知人善任，恩威兼施，团结内部，分化敌人，歼灭了项羽，开创了汉家二百年的基业。刘邦既豁达大度，而又十分忌刻，尤其是晚年屠灭功臣，更表现了他的残忍。刘邦创业的成功和他的过失，作者都一一作了生动的记叙，既有歌颂，也有刺讥。（《史记全本新注》卷八）

李志慧：吴见思《史记论文》谓：“《项纪》每事为一段，插入合来，犹好下手；《高纪》则将诸事纷纷抖碎，组织而成，整中见乱，乱中见整，绝无痕迹。”所谓“整中见乱，乱中见整”，也就是章法上严整中见活泼，活泼中有严整。它与《项羽本纪》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一条主线贯穿，三条脉络相连。重大战役为主，因而整多于乱。而《高祖本纪》则“将诸事纷纷抖碎，”缺乏对重大战役的重点描写，而是着力揭示刘邦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围绕揭示原因这一线索，作者通过一系列事件的描写，刻划了刘邦性格的多方面性，以此作为脉络而贯穿全文……（《史记文学论稿》）

编者按：《高祖本纪》是《史记》中最重要、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刘邦与项羽在秦汉之际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共同演出了激越而有声有色的历史话剧。其事难分，其人亦难分。以摛辞属文之方便而言，则宜乎合于一纪。刘、项二人，一位是亡秦斗争中功盖天下的英雄，一位是创四百年基业的开国帝王，太史公分刘、项各为一纪，之所以为此者，突出其历史功绩、历史贡献、历史地位，当是太史公之深意。而把难分难解之人与事分而铺叙，非呕心沥血，匠心独运则难成佳构。太史公的神来之笔令人惊叹，刘、项两《纪》既剪裁得当，布局有致，详略互见，避免重复，又犬牙交错，肌理相连。尽显二人情智性格之迥异而又相得益彰。两篇本纪可谓字字珠玑，珠联璧合。因此，不管是要认识刘邦，还是要认识项羽，俱须两《纪》合读，方可识其全人，多所领悟。

细较两《纪》，然又各具特色。《项纪》中司马迁基于项羽的历史功绩，浓墨重彩地渲染了项羽的英雄本色，激越慷慨，震撼人心，确立了项羽不可磨灭的英雄形象。而项羽又是一位悲剧英雄，令人叹惋同情，太史公本人的这种感情就异常强烈，可谓充溢于《项纪》的字里行间，令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崇敬英雄，同情英雄末路的悲剧，此几乎是人类共同之感情，这无疑使《项羽本纪》拥有了更多的读者，受到了更多的赞誉。然而，《高祖本纪》自有与《项纪》迥异之奇妙处，它以简洁平易又不乏幽默之文字娓娓道来，既写了亭长出身的刘邦身上的诸多流氓无赖行径，其中亦不乏微言讥讽之意，致使刘邦在后世屡遭贬斥，多蒙恶声。然而这只是其非主流一面。这位成就四百年基业的开国帝王，虽多蒙诟病，然无疑自有其超人之处，司马迁以抑扬有致、褒贬有度之笔法从多侧面、多角度着笔，写其胸襟、抱负、气度、眼光、识人、用人、处事机敏、从谏如流、头脑清醒、冷静理智、顾念大局，克制私欲，乃至面对部下的当面辱骂而一笑了之。叙事之中彰显了刘邦身上诸多难能可贵之处。这些都从文学形象上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刘邦，鲍列夫《美学》有云：“伟大的形象都是多侧面的，它有着无穷的涵义，这些涵义只有在若干世纪中才能逐渐揭开。”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对刘邦本人极少直接评论，甚至在传赞中也一改其惯常写法而未对刘邦做出评价，但却是寓丰富论断于这些简洁平易的叙述之中，其所涉及几乎包含了刘邦事业成功的全部要素，表现了司马迁深刻的思想及卓越的理性思考精神。这当是《高祖本纪》之最精妙处，最值得品味、最富于启迪处。似乎可以这样说，《项纪》带有更多通俗文学的特点，而《高纪》则更富于思想智慧、政治智慧和人生智慧。

纵观《史记》研究史，喜欢《项羽本纪》者多，这是不争的事实。迄今为止，许多《史记》选本，只选《项纪》而未选《高纪》，似欠斟酌，似欠考量。

高祖[1]，沛丰邑中阳里人[2]，姓刘氏[3]，字季[4]。父曰太公[5]，母曰刘媪[6]。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7]，梦与神遇[8]。是时雷电晦冥[9]，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10]。已而有身[11]，遂产高祖[12]。

[1]【汇注】

裴骃：《汉书音义》曰：“讳邦。”张晏曰：“礼谥法无‘高’，以为功最高而为汉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荀悦曰：“讳邦，字季，邦之字曰国。”……师古曰：“邦之字曰国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按：高祖，刘累之后，别食邑于范，士会之裔，留秦不反，更为刘氏。刘氏随魏徙大梁，后居丰，今言“姓刘氏”者是。《左传》：“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说者以为天子赐姓命氏，诸侯命族，族者氏之别名也。然则因生赐姓，若舜生姚墟，以为姚姓，封之于虞，即号有虞氏是也。若其后子孙更不得赐姓，即遂以虞为姓，云“姓虞氏”。今此云“姓刘氏”，亦其义也。故姓者，所以统系百代，使不别也。氏者，所以别子孙之所出。又《系本》篇言姓则在上，言氏则在下，故《五帝本纪》云“禹姓姒氏，契姓子氏，弃姓姬氏”是也。按：汉改泗水为沛郡，治相城，故注以沛为小沛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钟渊映：太祖高皇帝邦，沛人。以秦二世元年起兵为沛公。乙未，楚义帝遣之灭秦，为汉王。己亥，灭楚项氏，即皇帝位，都长安，用秦正，以十月为岁首。十二年丙午崩。（《历代建元考》卷四）

【汇评】

徐孚远：篇首书高祖，追称之也。及叙其始事，则称刘季，及得沛，则称沛公，及王汉，则称汉王，及即皇帝位，则称上，此史公用意缜密处。（引自《史记疏证·高祖本纪》）

王恢：春秋战国开布衣卿相之先河，汉高以平民成帝业，则开中国历史绝大之变局。其豁达大度，从龙附骥之徒，虽出身寒微，而蛇化豹变，用能廓清有史以来贵族之政权。演进而成士人之政府，实为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之革新。（《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2]【汇注】

裴骃：李裴曰：“沛，小沛也。刘氏随魏徙大梁，移在丰，居中阳里。”孟康曰：“后沛为郡，丰为县。”（《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属县。丰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举其本称以说之也。此下言“县乡邑告喻之”，故知邑系于县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乐史：丰县西北一百四十里，旧十八乡，今八乡。战国时，其地属梁。汉高祖乃丰沛邑中阳里人。后得天下，沛为郡，丰为县。（《太平寰宇记》卷十五《河南道十五》）

魏了翁：鹤山先生曰：此谓泗水郡之属县曰沛，沛之聚邑曰丰，其里曰中阳。盖自秦灭古制，郡、县、邑、里之别茫不可考，今姑言之。古者大而别之曰九州，细而别之，则自天子诸侯所治，皆曰国。国之外曰野，则六乡六遂与三等采地在焉。其得名县者有三：总王畿之内曰县，则天子之寰内是也（寰即县也）。六遂之内有县，凡二千五百家，则四鄙为县四遂为县是也。三百里至四百里为县，则甸稍县都是也。至春秋末，赵简子誓师则谓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杜预引《周书·作雒篇》谓千里一县，县有四郡，鲁昭五年《左氏传》亦云：“晋有四十县，遗守四千乘。”县有百乘合乎《周书》而背乎《周礼》，未知孰为可信。太抵皆未是。后世之所谓县，至秦孝公并邑聚为县，而县之制始此。郡之名不见于经，亦始见于赵鞅之言，乃是县统郡而不以郡统县也。自秦始皇并天下分为三十六郡，然后以郡统县，其时县犹有邑在焉，故曰“沛丰邑”。（《古今考》卷一“丰沛邑中阳里人”）

全祖望：（编者按：沛郡）当云故秦泗水郡，楚汉之际属楚国，高帝二年属汉。更名，以属梁国。景帝后以支郡收。（《水经注》曰“高帝四年更名”，恐有误。）属豫州，莽曰吾府。（《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二）

王先谦：刘攽曰：“予谓沛、丰，郡县名，史官用汉事记录耳。”吴仁杰曰：“《史记》世家、列传所载邑望，大抵书某县、某乡，或略之则曰‘某县’，鲜有列郡县名者。如萧何沛丰人，陈平阳武户牗人，项羽下相人，陈涉阳城人，此类是也。至《汉书》文、景以来诸臣传，始兼列郡县名，如《史记》张释之但曰堵阳人，卫青但曰平阳人，《汉书》则曰南阳堵阳、河东平阳，此类是也。帝纪比世家、列传加详，故县邑里名皆具。《高纪》所著县邑乃《史记》本文，则知所谓沛丰邑者，沛县之丰邑，非用汉事纪录然也。……”荀悦《汉纪》云：“刘氏迁于沛之丰邑，处中阳里，而高祖兴焉。……”齐召南曰：“史家记事，必用当时地名。秦无沛郡，沛县属泗水郡。若全记郡县，必云泗水沛矣。……”先谦曰：沛丰，汉县，并属沛郡。沛在今徐州府沛县东，凡言在今某地皆谓故城，后不复出。丰，今徐州府丰县治。（《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恢：丰邑中阳里，《汉书·高纪》应、颜注皆以为沛县丰乡中阳里。刘攽曰谓“沛丰郡县名。史官用汉事纪录。”吴仁杰曰：“《史记》世家列传所载邑望……《高纪》所著县邑，乃《史记》本文，则知所谓沛丰邑者，沛县之丰邑，非用汉事纪录也。”郭嵩焘《札记》于下文“丰未复”有曰：“秦时沛县属泗水郡，丰者，沛乡名。高帝更泗水郡为沛郡，而丰与沛并列为县，《汉书·地理志》可证。高帝沛人，又起始兵于沛，故云‘以沛为汤沐邑’，而丰为其所生长之乡也，高帝即位已别为县，是以沛复而丰不复，沛父兄又代请也。”（施之勉《汉书补注辨证》，以孟、刘说为沛郡县为是，举孔老世家列传为证。似强。）（《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后晓荣：沛县，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秩律》有“沛”县。刘邦曾为沛公，曹参、萧何等人都是沛人。《史记·秦始皇本纪》：“沛公起沛。”《史记·高祖本纪》：“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史记·曹相国世家》：“平阳侯曹参者，沛人也。”《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灌婴）降留、薛、沛、酇、萧、相。”《水经·泗水注》：“……过沛县东，昔许由隐于沛泽，即是县也。县盖取泽为名，宋灭属楚，在泗水之滨，于秦为泗水郡治。”《元和》（编者按：《元和郡县图志》）卷九：“沛县，本秦旧县，泗水郡理于此，盖取沛泽为县名。”《读史》（编者按：《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沛县，古偪阳国地，秦置沛县，为泗水郡治。汉高初起于此，改泗水郡为沛郡，移郡治相，沛县属焉。时谓之小沛，吕后封吕种为沛侯，邑于此。后汉亦为沛县，仍属沛国。”秦沛县故址就在今江苏省沛县。（《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四川郡》）

又：丰县，秦封泥有“丰玺”。《史记·高祖本纪》：“秦泗川监将兵围丰”；“攻胡陵、方舆，还守丰。”《汉志》（编者按：《汉书·地理志》）沛郡有丰县，在今江苏丰县。《读史》卷二十九“南直隶徐州丰县”“州西北百八十里。南至山东单县九十里，西至山东金乡县百里，秦沛县之丰邑，汉高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又高祖使雍齿守丰，齿反为魏，即此。寻置县，属沛郡”。有关秦是否置丰县，历来多认为秦时丰为沛县属邑，今从封泥和其他秦汉文物证明秦置丰县。秦丰县故址今在江苏省丰县。（同上）

[3]【汇注】

班固：《春秋》晋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范氏为晋士师，鲁文公世奔秦。后归于晋，其处者为刘氏。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巿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缀之以祀，岂不信哉！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汉书·高帝纪·赞》）

崔适：按：《左》昭二十九年《传》：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夏后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此刘氏为尧后之一说也。襄二十四年《传》：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文十三年《传》：“士会之帑处秦者为刘氏。”此刘氏为尧后之又一说也。《汉书·王莽传》：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汉氏初祖唐帝，世有传国之象。”实始为汉承尧后之说。姑无论刘累既更豕韦之后，则非豕韦氏，范氏若系豕韦氏后，则非陶唐氏后；又无论《左氏》云“其处者为刘氏”，果如《疏》曰“为先儒插注”否也。即使刘氏果为尧后，安知汉是此刘氏之后？……是则汉承尧后与刘氏为尧后，不得并为一谈。……莽自比于舜受尧嬗，自以为舜后，因以汉为尧后。贾逵曰：“《五经》皆无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左氏独有明文。”是左氏此文以证图谶，此谶即哀章所作金匮策书，持之高庙，莽所藉以受嬗者。……然刘氏为尧后，左氏虽有明文，汉为尧后刘氏之后，其有明文者惟王莽诏书耳。太史公所未及闻，故为高祖作《本纪》，始述其里居，言其为家人子也；次详其姓氏，明其世系无考也。岂若《秦本纪》曰“帝颛顼之苗裔”，《项羽本纪》曰“世世为楚将”，出自世家大族之比哉！小司马所引，可谓渣滓太清矣。（《史记探源》卷三）

王先谦：姓与氏相近而不同。古者赐姓命氏，如赐姓曰董，氏曰豢龙，析姓氏而二之，则固有别矣。刘本陶唐后，则刘氏非姓，当云刘氏出自祈姓，此误自太史公启之。（《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骏图、王骏观：盖古人所谓姓者，因生以赐，即《左传》所谓因生以赐之姓也。如姚姓、祁姓是也。若氏则犹号也，字也。始祖得姓之后，支庶繁多，乃或以官为氏，或以王父之字为氏，以官者如扰龙宗之类是也，以王父字者，如孔子因孔父嘉而姓孔氏是也。今刘氏虽非原赐之姓，然亦因祖字刘累，遂以刘氏为姓。则史家书法，自当云姓刘氏。盖氏者，先人之号，而后人遂以之为姓也。此姓字乌可少？若但云姓刘，则诚误矣。……不知高祖非刘氏，乃以祖之刘氏为姓，故曰姓刘氏耳。所谓刘氏者，即其祖刘累氏也。（《史记旧注平义·高祖本纪》）

【汇评】

魏了翁：古未有姓氏并书者，《春秋传》曰：天子建国，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大率姓禀之天子，族禀之国君，然其间容有不赐姓者，各从其父之姓族。如黄帝子二十五人，而得姓者才十有三是也。又有不禀时君之命而自为氏者，士会之孥处秦为刘氏，伍员之子在齐为王孙氏，智伯之将灭，果自别其族为辅果氏。虽云别氏，然未有总书曰姓某氏者。至于后世，则姓氏之制不明，故举世称氏为姓而不知别，且同姓别氏，《礼》所谓百世而婚姻不通者，今岂知此？（《古今考》卷一“姓刘氏”）

[4]【汇注】

司马贞：《汉书》“名邦，字季”，此单云字，亦有可疑。按：汉高祖长兄名伯，次名仲，不见别名，则季亦是名也。故项岱云“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后因讳邦不讳季，所以季布犹称姓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王鸣盛：《史记》于高祖，云字季，不书讳。余帝则讳与字皆不书。《汉书·本纪》因之，马、班自以为汉臣故耳，其余各史，则皆书讳某字某。沈约曾仕宋，而《宋书》亦皆书讳。夫史以纪实也，帝王之尊，当时为臣子者，固不敢书其名字，若史而不书，后何观焉。各史不袭马、班，是也。（《十七史商榷》卷二“高祖纪不书讳”）

梁玉绳：按：季乃是行，高祖长兄伯，次兄仲，亦行也。《史》以“季”为字，与《索隐》以“季”为名，并非。若“季”是字，则张释之何以字季乎？高祖名邦，与兄名喜、弟名交同，《索隐》引项岱谓即位易名，非。论史例，帝名于本纪之首宜一见，《艺文类聚》十二引《史》曰“高祖讳邦字季”，恐不可信，盖所引多删改也。（《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崔适：按：刘氏兄弟三人，但以长少而称伯、仲、季，非名也。高祖微时但称刘季，后称沛公，后称汉王，后称皇帝，终其身无所谓名与字也。讳邦者，后世史臣所拟耳。否则汉王二年二月立汉社稷，当为祭文，或为造名之始欤。（《史记探源》卷三）

王骏图、王骏观：《汉书》但言高祖姓刘氏，并无名字。其曰名邦字季者，乃荀悦之辞也。《索隐》引误。汉高本一亭长，初无名字，即位始取名邦，非本名季，改名邦也。始名季者，盖同辈称其排行。高祖之兄称伯称仲，亦非名字，犹言某甲某乙，盖言高祖之长兄次兄耳。高祖之父称太公，高祖之母称媪，亦非名字，犹言其父其母。高祖一莽夫，初不习文字，何尝有名与字耶？明太祖不知父母名字，至追立名字以避讳，与汉高正同。（《史记旧注平义·高祖本纪》）

顾颉刚：他的祖父是谁，已不能知道了，曾祖以上更不必提了。其实，就是“父曰太公，母曰刘媪”也未尝是真的名字。“太公”只是尊称。……至“刘媪”，则直是“刘家老太太”的意思，尚不可知其母家的姓。……就是高祖字季，实在也是他的排行，并非特地题出来的名。看他的两兄名伯、仲可知。所以然之故，只因高祖起于贫贱之家，没有受过贵族文化的薰陶，一家人中不必有像样的名和字。至于他们家里的谱牒，不消说得是没有。所以《汉书·礼乐志》中所载的《郊祀歌》《房中歌》等，宣扬汉德，夸辞甚多，但终不曾提起高祖的先人来。一比了《诗》三百篇中的周、鲁、商诸颂，各各夸陈其祖德的，真是大不同了。（《古史辨自序·汉为尧后说》）

[5]【汇校】

张文虎：太公，《索隐》名煓。各本作“燸”，字书、韵书无“燸”字。《后汉书·章帝纪·注》作“煓，它官反”，与湍音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同，今依改。（《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司马贞：皇甫谧云：“名执嘉。”王符云：“太上皇名煓。”与湍同音。（《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张守节：《春秋握成图》云：“刘媪梦赤鸟如龙，戏己，生执嘉。”（《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魏了翁：汉高帝起自亭长，祖丰公、父太公皆不知名，母媪不知姓，与前代之典纪异。古人有谓父为太公者，虽不见于经，而《齐世家》云，西伯猎遇吕尚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曰“太公望”。以此知“太公者”，古人以为父称。文之时有爵者称公，至楚县尹为公，晋大夫伯有称公，盖名称已紊。至秦时滋不可制，故亭长之父亦称公。至《后汉·章帝纪》“祠太上皇于万年”注：“名煓（他官反），一名执嘉。”此不知何所据，而迁、固乃不及之，恐未可信也。自章帝以后，尊先媪曰昭灵夫人，盖自初起兵时，媪已卒于小黄北矣。既有天下，惟父独存，而止称太公，非敢忘之，以古无此典耳（秦追封父），因家令言始创太上皇之号以隆之。不惟古制所无，且古亦未有太字。后人加点以别“大”字，于是人主之父母皆曰“太”，至于祖母则曰帝太后，或曰太皇太后。夫皇云者，祭祀之所称；太云者，后世以为父卒母存之号。今用之人主之父母则无所忌，盖所沿袭者久矣。……（《古今考》卷一“母媪父太公”）

蒋廷锡：按：《丰县志》，丰公姓刘氏名清，汉高祖祖也。传三世生太公，名煓，字执嘉，生四子，伯仲邦交。晋史墨云，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封杜伯，其子曰隰叔。（隰叔）奔晋为士师，是曰范氏。隰叔生师为王，王生成伯缺，缺生士会。适秦归晋，有子留于秦，自为刘氏，生明，明生远，远生阳，阳十世孙复仕魏，为大夫。秦灭魏，徙梁，生清，清徙居沛之丰，生仁号，仁号生煓，煓生高帝。（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帝纪部汇考五》）

[6]【汇校】

张文虎：母曰刘媪。《索隐》本作“母媪”，与《汉书》合，疑“曰刘”二字衍。（《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裴骃：文颖曰：“幽州及汉中皆谓老妪为媪。”孟康曰：“长老尊称也。左师谓太后曰‘媪爱燕后贤长安君’。《礼乐志》‘地神曰媪’。媪，母别名也，音乌老反。”（《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媪，女老称也，孟言是矣。史家不详著高祖母之姓氏，无得记之，故取当时相呼称号而言也。其下王媪之属，音义皆同。至如皇甫谧等妄引谶记，好奇骋博，强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说，盖无取焉。宁有刘媪本姓实存，史迁肯不详载？即理而言，断可知矣，他皆类此。（《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韦昭云：“媪，妇人长老之称。”皇甫谧云：“媪盖姓王氏。”又据《春秋握成图》以为执嘉妻含始，游洛池，生刘季。《诗含神雾》亦云。姓字皆非正史所出，盖无可取。今近有人云“母温氏”。贞时打得班固泗水亭长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温”字，云“母温氏”。贞与贾膺复、徐彦伯、魏奉古等执对反覆，沈叹古人未闻，聊记异见，于何取实也？孟康注“地神曰媪”者，《礼乐志》云“后土富媪”，张晏曰“坤为母，故称媪”是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张守节：《帝王世纪》云：“汉昭灵后含始游洛池，有宝鸡衔赤珠出炫日，后吞之，生高祖。”《诗含神雾》亦云。含始即昭灵后也。《陈留风俗传》云：“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于黄乡，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宫招幽魂，于是丹蛇在水自洒，跃入梓宫，其浴处有遗发，谥曰昭灵夫人。”《汉仪注》云：“高帝母起兵时死小黄城，后于小黄立陵庙。”《括地志》云：“小黄故城在汴州陈留县东北三十三里。”颜师古云：“皇甫谧等妄引谶记，好奇骋博，强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说，盖无取焉。宁有刘媪本姓实存，史迁肯不详载？即理而言，断可知矣。”（《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洪迈：汉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媪，见于史者如是而已。皇甫谧、王符始撰为奇语，云太公名执嘉，又名煓，媪姓王氏。唐弘文馆学士司马贞作《史记索隐》云母温氏。是时，打得班固泗水亭长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温”，云“母温氏”。与贾膺复、徐彦伯、魏奉古等执对反覆，深叹古人未闻，聊记异见。予窃谓固果有此明证，何不载之于《汉纪》，疑亦后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所增加耳。又尝在岭外，见康州龙媪庙碑，亦云姓温氏，则指媪为温者不一也。唐小说《纂异记》载三史王生醉入高祖庙，见高祖云：“朕之中外，《泗州亭长碑》昭然具载外族温氏。”盖不根诞妄之说。（《容斋三笔》卷第九“汉高祖父母姓名”）

梁玉绳：按：马、班以汉人纪汉事，宁有不知高祖父母姓名之理。乃太公不书名，母媪不书姓，岂讳而不书，如诸帝之不书名耶？然讳名不讳姓，母媪无姓又何说？皇甫谧谓太上皇名执嘉，媪王氏名含始，王符谓名燸，并见《史》注。《后书·章帝纪》注云名煓，一名执嘉。《唐书·世系表》（编者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丰公名仁，太公名煓字执嘉。《索隐》又引班固《泗水亭长碑》云母温氏。诸说不同。颜师古斥皇甫谧等为妄，嗣后《古今考》《容斋三笔》《嬾真子》俱从师古，以为不可信。而宋王楙《野客丛书》、宋费衮《梁溪漫志》及周婴《卮林》又力辨师古之非，以皇甫等所载可补史阙，真疑莫能明也。（《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崔适：按：侯景篡梁，其党为立七庙，请讳。景曰：“惟记阿耶名标，余不知也。”其党遍为其祖造讳，史家嗤之。以彼例此，乃知汉高之家世正如侯景。王符之矫诬，实启王伟也。当太史公时，汉高之父无名、母无姓，况能知其二千年前之远祖乎？汉明信贾逵诬辞，愧刘炫矣。炫说见《左传》襄二十四年疏。（《史记探源》卷三）

李笠：母曰刘媪。《札记》（编者按：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索隐》本作“母媪”，与《汉书》合，疑“曰刘”二字衍。案：张说非也。“父曰太公”“母曰刘媪”二句对举，不得省去“曰刘”二字也。媪为女老通称，而老人不得通称“太公”。“太公”之义较“媪”为狭。故“媪”曰“刘”，“太公”不曰“刘”也。《汉书·高帝纪》“母媪”二字连下“尝息大泽之陂”为一句。《史记》则别有“其先刘媪”四字属下句，不可同论也。张氏自知说有嘑漏，遂并谓“其先刘媪”四字亦衍。岂以《史记》《汉书》比而同之乎？《索隐》单本意重注释，其编列《史》文恒有减损，所以便缮写与剞劂也。故只出“母媪”二字，偶同《汉书》，适巧合耳。校者不辨乎此，轻心好异，罕见其不为古人误也。（《论衡·吉验篇》云：“高皇帝母曰刘媪。”《奇怪篇》云：“《高祖本纪》言刘媪尝息大泽之陂。”皆有“刘”字可证。）（《广史记订补·高祖本纪》）

[7]【汇校】

张文虎：“其先刘媪”四字《汉书》无，亦疑衍。（《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颜师古：蓄水曰陂。盖于泽陂堤塘之上休息而寝寐也。陂音彼皮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先谦：沈钦韩曰：《寰宇记》大泽在丰县北六里。王先慎曰：《诗·陈风》“彼泽之陂”，毛《传》：“陂，泽障也。”《说文》“陂”下云：阪也，“阪”下云：一曰泽障也。是陂即泽之隄障。颜增文成训，盖未明陂字之义。（《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8]【汇注】

颜师古：遇，会也。不期而会曰遇。（《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凌稚隆：杨慎曰：刘媪与神遇犹薄姬梦黄龙据腹之类，理或有之，若太公往视，则怪甚矣。太公何名，刘媪何姓，迁皆不知，而独知其人所不能知者，甚矣，迁之好怪也。（《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又：王充曰：高祖在母身之时，息于泽陂，蛟龙在上，及起楚，望汉军气成五色。将入咸阳，五星聚东井。天或者憎秦，灭其文章，欲汉兴之，故先受命，以文为瑞也。（同上）

钱大昭：《尔雅·释言》：遇，偶也。对偶之意。《战国策》肹子复整其士卒，以与王遇。高诱注：遇，敌也。此与神遇，亦对偶之意。小颜以为不期而会，失之。（《汉书辨疑》卷一）

王先谦：钱大昭曰：“《释言》‘遇，偶也。对偶之意。”王鸣盛曰：《诗·草虫》“亦既觏止”。《传》：“觏，遇也。”郑笺引《易》“男女觏精”，此“遇”意同。沈钦韩曰：“谶纬之书太抵妖妄，而后人公然以污简牍。如熹平四年《帝尧碑》曰：‘庆都与赤龙交，而生伊尧。’《成阳灵台碑》云：‘游观河滨，感赤龙交如生尧。’欲以神尧，反为侮圣。班彪《王命论》云：‘刘媪妊高祖，而梦与神遇。’若尧与高祖先未有身，而为怪物所凭，以污族姓，岂帝王应运之本乎。”释典《修行道地经》云：应来生者，父母精合，便入胞胎，然则高祖是龙来受生耳。先谦曰：“沈说允当正理，所梦神即龙也。遇，训当如颜说，钱、王失之泥。”（《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汇评】

方回：紫阳方氏曰：……汉高之生，决无梦与神交而生之理。《史记》书曰：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然则媪之所梦者神也，而非龙，太公之所见者交龙也，而不见其神。交龙恐是两龙相交于大泽之上，而媪适偃息其下，两不相关。今医家言梦与鬼交，男子、妇人独宿而有淫思，则必梦中有之，皆梦人也，非梦鬼也。此媪之非心邪念，梦中所见，亦必人而已矣。龙交陂上，自有其偶，好事之人，喜奇嗜怪，见高帝起于亭长，为王为帝，则相与扶合附会，以诧其异。苟如是言，则汉高非太公之子，乃龙之子也。龙之精血合，交于其类而生卵，然后卵中出龙。今托于人体而变为人，无是理也。太公、吕后求汉高所居，上常有云气，范增谓吾使人望其气，皆为龙，成五色，汉儒陋习，惑于俗传，而司马迁尤好奇，采以成史，班固因之不能改，知道君子。于此等诡妄，皆一切扫除而勿信可也。（见《古今考》卷一“母媪梦与神通”）

叶适：述高祖神怪相术，太烦而妄，岂以起闾巷为天子必当有异耶？契、禝、仲衍，皆上古事，不可考，阙之而已。班彪遂谓“体貌多奇异”，语尤陋矣。《书》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诗》曰：“惠于宗公，神罔时怨，神罔时恫。”若舍其德而以异震愚俗，则民之受患者众矣！惜乎《史》笔之未精也。（《习学记言序目》卷第十九“高惠文景本纪”）

翦伯赞：刘邦本来出身于一个小地主的家庭，但是历史家却凭空替他谎造一部贵族的谱牒，说他是帝尧的后裔。刘邦本来是他父亲太公的儿子，但是历史家却硬要诬蔑他的母亲，说他不是人种，而是人龙混种。刘邦本来又不会魔术，但是历史家却硬要替他制造一些神话，说无论天晴落雨，他头上都经常有一朵云跟随着他。从这些地方，历史家就找出了刘邦之所以由亭长而皇帝的历史根据。因此后来的开国之君，都企图证明自己不是人种。（《秦汉史》第五章第一节）

［日］泷川资言：考证：……俞樾曰：《五帝纪》云：择其犹雅者。故唐虞二纪，悉本《尚书》，高辛以上，无稽则略，《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不以入史，至《高帝纪》乃有刘媪梦神，白帝化蛇之事。盖当时方以为受命之符，不可得而削也。世以史公为好奇，过矣。（《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9]【汇注】

颜师古：晦冥皆谓暗也。言大雷电而云雾昼暗。（《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10]【汇校】

张文虎：蛟龙，《汉书》作“交龙”。（《校刊史记集集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司马贞：按：《诗含神雾》云“赤龙感女媪，刘季兴”。又《广雅》云“有鳞曰蛟龙”。（《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刘辰翁：见蛟龙于其上，犹范增言“吾使人望其气”，皆成龙耳。《汉书》作“交龙”，是与龙交也，此非人理。不知为蛟为龙，但见其上有如此者。或感其气，不可知。交字大碍。（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梁玉绳：按：媪所梦者神也，太公所见者蛟龙也，《论衡·吉验》《奇怪》篇两引此《纪》皆作“蛟龙”，《汉书》作“交龙”，非。然其事甚妄，说在《殷纪》。（《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又：按：……盖史公作《史》，每采世俗不经之语，故于《殷纪》曰吞卵生契，于《周纪》曰践迹生（契）［弃］，于《秦纪》又曰吞卵生大业，于《高纪》则曰梦神生季，一似帝王豪杰俱产于鬼神异类，有是理乎？蛟龙见于泽上，雷电晦冥，而刘媪犹梦卧不觉，将与土木何殊？即《史》所载，其诬已显，《论衡·奇怪篇》尝辨之。元方回《续古今考》云“好事之人，见刘邦起于亭长为王为帝，相与扶合附会，以诧其奇。司马迁采以成史，班固不能改，知道君子，扫除而弗信可也”。余因以考谶纬杂说，称伏牺、帝喾感履迹而生，神龙、尧、汤感龙神而生，黄帝感大电生，少昊感白帝生，颛顼感瑶光生，舜感大虹生，禹感流星贯昴又吞神珠薏苡生，文王母梦天人生，孔子母与黑帝交生。《御览》八十七卷引《世纪》“丰公妻梦赤马若龙戏己而生太公”，则卯金两世俱龙种。而薄太后生文帝复有苍龙据腹之祥，王太后生武帝亦有梦日入怀之兆，嗣后生天子者，往往藉怪征以夸之，传诸史册，播诸道路，皆此类也。北齐刘昼《新论·命相篇》反津津道之，谓圣贤受天瑞相而生者，不亦惑之甚哉。（《史记志疑·殷本纪第三》）

李笠：按：此蛟龙，谓或“蛟”或“龙”，盖太公望见，未能辨悉，蛟、龙同类，遂因龙而及蛟耳，未必如《广雅》所云，有鳞龙也，且《广雅》之说亦非是，王念孙《疏证》辨之云“蛟为龙属，不得即谓之龙。古书言蛟龙者皆为二物”，此说甚确，以史证之，则更信矣。《汉书》虽误作“交龙”，而注家皆无训释，则亦不以为有鳞与否可知矣。（《广史记订补·高祖本纪》）

【汇评】

钱锺书：按：宋人《昭灵夫人祠》诗云：“杀翁分我一杯羹，龙种由来事杳冥。安用生儿作刘季，暮年无骨葬昭灵。”（吕居仁《紫微诗话》引晁伯宇载之诗……）意谓汉高既号“龙种”，即非太公之子，宜于阿翁无骨肉情，运古颇能翻新。（《管锥编·高祖本纪》）

[11]【汇评】

沈钦韩：《御览》八十《春秋合诚图》曰：“尧母庆都，出观三河之首，有赤龙负图出，署曰‘赤帝起，盖天下’，奄然阴风雨，赤龙与庆都合婚，有娠也。”然帝俈既是圣帝，圣人生圣子，何为远假异类以著神灵？谶纬之书，大抵妖妄，而汉人公然以污简牍。如熹平四年《帝尧碑》云“庆都与赤龙交而生伊尧”，《成阳灵台碑》云“游观河滨，赤龙交，始生尧”。欲以神尧，反为侮圣。又按：班彪《王命论》云：“刘媪任高祖，而梦与神遇。”神者，即高祖也。考释典《新婆沙论》云：“健达缚（即入胎之神识，如食香神，虚空无身，故“中有”名之）尔时二心展转，见前入母胎，《藏修行道地经》云：应来生者，父母精合，便入胞胎……”然如上说，则母之胞胎，已有神识来依，惟异人降生，则有感遇。尧（于）［与］高祖所感，正此类耳。若先未有身，而为怪物所凭，以污族姓德，同房后，岂帝王之应运者乎？（《汉书疏证》卷一《高祖纪第一》）

[12]【汇校】

张文虎：遂产，《类聚》十二引作“生”。（《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第八》）

王叔岷：案：旧钞引作“后生高祖”，《艺文类聚》引“产”亦作“生”，义同。《论衡·初禀篇》《奇怪篇》《感类篇》及《汉纪》皆作“生”。（《御览》十三引“产”作“孕”，与上文身字义复，非。）（《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俞樾：国朝王士祯《居易录》云：滁州丰山有汉高帝庙，偶读《老学庵笔记》见所录碑阴略云：“滁之西曰丰山，有汉高帝庙，至今土俗以五月十七日为高帝生日，远近毕集，荐肴觞焉。”（《茶香室续钞》卷三“汉高帝生日”）

【汇评】

王充：谶书又言：尧母庆都野出，赤龙感己，遂生尧。《高祖本纪》言：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见蛟龙于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验，文又明著，世儒学者，莫谓不然。如实论之，虚妄言也。……尧、高祖，审龙之子，子性类父，龙能乘云，尧与高祖，亦宜能焉。万物生于土，各似本种。不类土者，生不出于土，土徒养育之也。母之怀子，犹土之育物也。尧、高祖之母，受龙之施，犹土受物之播也，物生自类本种，夫二帝宜似龙也。且夫含血之类，相与为牝牡。牝牡之会，皆见同类之物，精感欲动，乃能授施。若夫牡马见雌牛，雀见雄牝鸡，不相与合者，异类故也。今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实者，圣人自有种世族，仁如文、武各有类，孔子吹律，自知殷后，项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五帝三王，皆祖黄帝。黄帝圣人，本禀贵命，故其子孙，皆为帝王。帝王之生，必有怪奇；不见于物，则效于梦矣。（《论衡·奇怪篇》）

吴见思：《高纪》前半通叙其神异，以为帝王受命之符。（《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王鸣盛：高祖母与神遇而生高祖，高祖自知非其父太公所生，故项羽置太公高俎上欲烹之，高祖曰：“必欲烹吾翁，幸分我一杯羹。”即位后，朝太公，家令说太公拥彗迎门，心善家令言，赐金五百斤。足见帝之不以太公为父矣。……班氏作《赞》乃远引蔡墨、范宣子之言，刘氏出自陶唐，遂谓汉帝系本唐帝，承尧运得天统，是何言邪？司马迁《赞》则言三代异尚，周末文敝，汉救以忠为得统，绝不及尧后之说，此班改马而远失之者。夫三代同祖黄帝，其说荒远，然犹有因。刘太公闾左细民，乃以为晋士会之族，处于秦而为刘氏。其后又由魏徙丰，不亦诬乎？《后书·杜林传》，光武令群臣议郊祀，多以为周郊后稷，汉当祀尧，林独以为周室之兴，祚由后稷，汉业特起，功不缘尧。故事宜因，定从林议。（《十七史商榷》卷八“高祖非尧后”）

编者按：“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对此，后世辩说纷纭。或以为“天或者憎秦灭其文章，欲汉兴之，故先受命以文为瑞也”，以此神化刘邦，神化刘汉王权。或以“司马迁尤好奇，采以成史”为“好事者多从而附益之，则怪以传怪”，直斥其“诡妄”，“皆一切扫除而勿信可也”。或以儒家伦理眼光讥抨此说“以污族姓”，即刘媪品行不端，刘邦为私生子。以上诸说似各有理，实皆未及肯綮。纵观人类历史发展，古老民族的发展都经历过神话传说时代，或云“巫风文化时代”，在人类对天地自然及自身缺乏认识的人类幼年时代，此风盛行，直至商代其文化特征依然是“信巫鬼、重淫祀”。其特点之一即是对祖先和英雄人物给以神化，以表达先民们对这些英雄人物的崇敬和纪念。再加之古老民族的氏族群婚制，即所谓“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时代，往往把人的出生归之于神天感应。此类说法在先秦时代非常普遍。迨至战国秦汉之际，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这类说法开始动摇。如《史记》《毛诗传》都说姜嫄是帝喾之妃，硬是给后稷找出了一个父亲，以此否定后稷是“感天而生”，认为这种说法是对古圣人的亵渎。然而这种说法也很难得学者们的认同。比如马瑞辰在《毛诗传笺通释》中列举六条证据认为“合经文及周礼观之，而知姜嫄实相传无夫而生子，以姜嫄为帝喾妃者误也”。皮锡瑞《诗经通论》也多方面论证《毛传》之“必不可通”，并做断语“古文似正而非，今文似奇而是”。于今看来，“无夫而生子”自然是不科学的，而硬说“姜嫄是帝喾妃”则也是古文家从经学立场、从维护封建道德立场出发的一种附会。要而言之，所谓“感天而生”说，只是人类社会特定阶段上的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诚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所说：“黄帝以来的五帝和三王的祖先的诞生，传说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正表明是一种野合的杂交时代或者血族群婚的母系社会。”所谓“似奇而是”，就是说在看似荒诞的说法中包涵着科学认知的价值。汉代“感天而生”者亦非刘邦一人，丰公妻生太公、薄太后生文帝、王太后生武帝等皆是，当是这一古老文化之孑遗。当然，也或多或少地注入了某些汉代人的意识。

高祖为人[1]，隆准而龙颜[2]，美须髯[3]，左股有七十二黑子[4]。仁而爱人[5]，喜施[6]，意豁如也[7]。常有大度[8]，不事家人生产作业[9]。及壮，试为吏[10]，为泗水亭长[11]，廷中吏无所不狎侮[12]。好酒及色[13]。常从王媪、武负贳酒[14]，醉卧[15]，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16]。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17]。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18]。

[1]【汇注】

张家英：为人，指人的外貌特征。《秦始皇本纪》：“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孔子世家》：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说秦王“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是从其外貌特征突出勇悍凶险的本质。至孔子所叙文王的外貌，则是通过演习《文王操》琴曲想象出来的，孔子对周文王，当然是完全的肯定。《高祖本纪》说高祖“丰准而龙颜”，也是从外貌上给予高祖以肯定，肯定他生下来就与常人不同。不用说，这是十足的唯心观点。（《<史记>十二本纪疑诂·高祖本纪》）

[2]【汇注】

裴骃：服虔曰：“准音拙。”应劭曰：“隆，高也。准，颊权准也。颜，额颡也，齐人谓之颡，汝南、淮、泗之间曰颜。”文颖曰：“准、鼻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颊权字，岂当借准为之？服音、应说皆失之。（《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李斐云：“准，鼻也。始皇蜂目长准，盖鼻高起。”《尔雅》：“颜，额也。”文颖曰：“高祖感龙而生，故其颜貌似龙，长颈而高鼻。”（《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沈彤：横在发际前者，曰额颅，亦曰额。额之中曰颜、曰庭，眉目间亦通曰颜。（引自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一）

程馀庆：隆准而龙颜，谓鼻高而额似龙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李笠：按：诸本《史记·始皇本纪》并作“蜂准长目”，小司马盖沿《汉书》晋灼注之误。然云“盖鼻高起”，又似以蜂准与隆准同义，进退无据，疏甚。说又在《始皇纪》。（《广史记订补·高祖本纪》）

又：秦王为人蜂准。按：“蜂”古或作“锋”。……《后汉书·光武纪》“盗贼蜂起”，注：蜂字或作锋。锋又通作丰，声转为隆。《史记·五帝纪》“帝喾娶陈锋氏女”，《汉书·人表》作“丰”，《大戴记·帝系姓》作“隆”，是蜂、锋、丰、隆四字并声近字通。《论衡·骨相篇》正作“秦王为人隆准”，《高祖本纪》“隆准龙颜”与此义同也。张氏望文生训，以为蜂虿字，谬甚。《高祖纪索隐》及《汉书》晋灼注，并云始皇蜂目长准，盖灼注初涉《楚世家》“商臣蜂目豹声”致误。小司马不察，慢承其旧耳（凡《史记》注多袭《汉书》注，非徒《索隐》然也）。否则，《正义》亦当云长鼻，不当云高鼻也。然《楚世家》云“蜂目”，亦非，目盖“自”字之讹，自即“鼻”字，《说文》“自，鼻也。”《皇部》“自”读若“鼻”，段玉裁云：自与鼻不但义同，而且音同，相假借也。是知商臣之“蜂自”，即始皇之“蜂准”，亦即汉高之隆准矣。（《广史记订补·始皇本纪》）

【汇评】

魏了翁：鹤山先生曰：准于五则为揆平取正之器，所谓绳直生准是也。亦所以协乐律。而《史记》谓始皇“长准”，高祖“隆准”，皆相承为鼻，岂面目以是取正耶？经传有颡、有角，未有称颜者。曰额、曰颜，亦后世之称。史册用字之讹，如此类甚众，本不足辨，姑一及之，以见风气既降，称谓亦舛。（《古今考》卷一“隆准龙颜”）

[3]【汇注】

颜师古：在颐曰须，在颊曰髯。髯音人占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4]【汇注】

张守节：《河图》云：“帝刘季口角戴胜，斗胸、龟背，龙股，长七尺八寸。”《合诚图》云：“赤帝体为朱鸟，其表龙颜，多黑子。”按：左，阳也。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数也。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一岁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并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应火德七十二日之征也。有一本“七十日”者，非也。许北人呼为“黡子”，吴楚谓之“志”。志，记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5]【汇校】

张文虎：仁而爱人，《类聚》引作“宽仁爱人”，与《汉书》《汉纪》合。（《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王叔岷：案：《艺文类聚》十二引“仁而”作“宽仁”。《汉书》《汉纪》《帝王略论》并同。《艺文类聚》又引《河图·提刘》云：“帝季……明圣宽仁。”（又见《御览》八七）《文选》陈孔璋《檄吴将校部曲文注》引《春秋考异邮》云：“赤帝之精，宽仁大度。”（《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评】

方回：紫阳方氏曰：《史记·高祖纪》：“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汉书·纪》改曰“宽仁爱人，意豁如也。”班固加一宽字，不如司马迁之所谓“仁而爱人”也。加一宽字，则所见之仁小矣。仁，全体甚大。爱人，仁之用也。仁，性也；爱人，仁之情也。史迁所云性情体用俱完而固也。天命之性无智愚贤不肖，皆有是仁，禀气之清而厚者，则全其本心之仁，而恻隐之心，必见于爱人；禀气之浊而薄者，则有蔽塞昏怠之患，而又加以物欲，则所为每不仁。如项羽剽悍猾贼，喑哑叱咤，凶暴之至，非本心不仁，而性无是仁也。一切恃气，故敢于战攻，必取必胜，而敢于杀人，如坑秦军二十万众于新安。彼何罪哉？仁不仁之间，刘、项之存亡也。……司马迁谓高祖“仁而爱人”，上一“仁”字，性也，体也；“爱人”二字，情也，用也。班固言宽仁爱人，则以宽为仁，而爱人之说，止于言仁之情，仁之用矣。……高祖救民于水火之中，刬秦之暴，削项之凶，有国四百年，天地大德曰生，其所以生天下之苍生者多矣，亦可谓仁也。齐桓、晋文所不及也。史迁、班固笔削微异，吾故从而辨之。……（见《古今考》卷二“马迁书仁而爱人，班固书宽仁爱人”）

[6]【汇注】

张守节：喜，许记反。施，尸豉反。（《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7]【汇注】

裴骃：服虔曰：“豁，达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豁然开大之貌，音呼活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汇评】

程馀庆：意豁如也，豁然开大之貌。四字写得虚妙，最善状高祖。（《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8]【汇评】

李志慧：刘邦的基本性格因素是“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史记评林》引董份语谓：“‘意豁如也’四字，最善状高祖。”从章法上说，这是全文的主要脉络。正因为刘邦“仁而爱人”，因而当他“为县送徒骊山”时，“解纵所送徒”，获得了“徒中壮士”的拥护；被义帝选中而率大军西入关；攻破咸阳后，废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获得关中人民的支持；楚汉相争中，使“三杰”充分地发挥了作用，击败项羽，统一天下。弄清这条脉络，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史识是多么卓越！（《史记文学论稿》）

[9]【汇评】

吴见思：先写其形貌气度，是得天下之本，先扬之，句亦疏古。（《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10]【汇注】

裴骃：应劭曰：“试补吏。”（《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魏了翁：古者三公曰三吏，卿大夫、士以及邦国之仕者皆曰群吏，而别为府史、胥徒、贾、奚之属，以异贵贱，府史、胥徒无吏称也。至此始混为一区。（《古今考》卷一“试吏廷中吏”）

[11]【汇校】

王念孙：为泗水亭长，念孙按：“泗水”当依《汉书》作“泗上”，此涉《正义》“泗水”而误也。按：正文作“泗上”，故《正义》释之曰：“高祖为泗水亭长也。”若本作“泗水”，则无庸更释矣。《艺文类聚·帝王部》《太平御览·皇王部》引《史记》并作“泗上”。（《读书杂志》二《史记第一·高祖本纪》）

【汇注】

颜师古：秦法十里一亭。亭长者，主亭之吏也。亭谓停留行旅宿食之馆。（《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张守节：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亭长，主亭之吏。高祖为泗水亭长也。《国语》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长，盖今里长也。民有讼诤，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县东一百步，有高祖庙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乐史：泗水亭在县东南一里。高祖昔为亭长，今有庙焉。（《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徐州·沛县》）

魏了翁：鹤山先生曰：周制，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秦人易之，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盖田制坏而乡治废，专以讥防征商、检柅盗贼为事，而先王相保、相爱、相酬、相贳之实政，无复有存者矣。（《古今考》卷一“亭长”）

全祖望：泗水，始皇二十四年置，汉之沛。（《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一）

王先谦：齐召南曰：据《后书·郡国志》云：沛有泗水亭，亭有高祖碑，班固为文，见《固集》。是亭名泗水，不名泗上也。（《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汇评】

刘鸿翱：世谓唐宋之得天下由藩服，汉高帝起亭长，为得天下之正。非也。帝王得天下之正，在德，不在臣与民之分。唐宋由藩服，汤武亦由藩服，孔子曰汤武草［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岂汤武之得天下，亦不得为正乎哉。高帝诛无道秦，与民约法三章，成汉家四百年之治，此其所以为正也。要亦去唐宋无几耳。不然人有十等，冠履之分，至庶人而极。如必以起于亭长为正，则三代而上，虽诸侯迭相侵凌，从无匹夫不靖之谋。自汉以降，揭竿之徒，往往怀帝王非分之望，是自高帝启之也。高帝将万世之罪人。（引自《历代史事论海》卷九《书汉高帝本纪后》）

[12]【汇注】

颜师古：廷中，郡府廷之中。廷音定，他皆类此。（《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周寿昌：颜注曰，廷中，郡府廷之中，廷音定。寿昌按：《风俗通》云，廷，正也。言县廷、郡廷、朝廷，皆取平正均直也。《广韵》引此有“廷平也”三字。古廷、庭字上下通用，如《洪范·五行传》“于中廷祀四方”注中庭，明堂之庭，或曰朝廷之庭也。则廷亦可作庭。又《释名·释宫室篇》云：廷，停也，人所停集之处也。皆读如本音，不必音定。（《汉书注校补》卷一《高帝纪第一上》）

［日］泷川资言：考证：中井积德曰：廷，谓县廷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王叔岷：案：所犹有也，《御览》八七引此无“所”字，盖不得其义而删之。陶渊明《饮酒诗》第二十首：“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所”亦与“有”同义。（《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评】

姚苎田：亦从豁如中来，若龌龊迂谨人，安能如此。（《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13]【汇评】

吴见思：好酒及色，此则少抑之，狎侮诸吏状。（《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14]【汇注】

裴骃：韦昭曰：“贳，赊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如淳曰：“武，姓也。俗谓老大母为阿负。”师古曰：“刘向《列女传》云：‘魏曲沃负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则古语谓老母为负耳。王媪，王家之媪也。武负，武家之母也。贳，赊也，李登、吕忱并音式制反，而今之读者谓与射同，乃引地名射阳，其字作贳，以为证验，此说非也。假令地名为射，自是假借，亦犹鲖阳音纣，莲勺音酌，当时所呼，别有意义，岂得即定其字以为正音乎？”（《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邹诞生贳音世，与《字林》声韵并同。又音时夜反。《广雅》云：“贳，赊也。”《说文》云：“贳，贷也。”临淮有贳阳县。《汉书·功臣表》“贳阳侯刘缠”，而此纪作“射阳”，则“贳”亦“射”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王鸣盛：《史记·高祖纪》“从王媪，武负贳酒”，武负诸家皆不注。《汉书》如淳注则云：“武，姓也，俗谓老大母为阿负。”师古曰：“刘向《列女传》云：‘魏曲沃负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则古语谓老母为负耳。王媪，王家之媪。武负，武家之母也。”《绛侯周勃世家》：“勃子亚夫为河内守，许负相之曰：‘君后三岁而侯。’”《索隐》引应劭《汉书》注云：“负，河内温人，老媪也。”又云：“按：《楚汉春秋》高祖封负为鸣雌亭侯，是知妇人亦有封邑。”然则负为妇人之称明矣。若《陈丞相平世家》：“户牖富人张负有女孙，平欲得之。”此张负则的系男子，观下文负既见陈平于邑中人家丧所，又随平至其家，语甚明白。而《索隐》乃云“负是妇人、老宿之称”，“或恐是丈夫”，一何浅谬。（《十七史商榷》卷四“张负”）

【汇评】

魏了翁：鹤山先生曰：古者戒群饮，使萍氏纪酒，未闻使民为酒以自粥也。私粥不已，民相与争利，则暴君污吏必至榷酤，盖此时实启之。（《古今考》卷一“尝从王媪武负贳酒”）

[15]【汇校】

张文虎：醉卧，《类聚》引“醉”上有“饮”字。《御览》八十七引作“时饮醉卧”，与《汉书》合。（《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施之勉：按：《论衡·吉验篇》“醉”上有“饮”字。“卧”上有“止”字。《类聚》九十八引“醉”上无“饮”字。《御览》八十七引作“时饮醉卧”，与《汉书》合。（《史记会注考证订补·高祖本纪第八》）

[16]【汇校】

［日］泷川资言：考证：秘阁、枫山、三条、南化本，“高祖”上有“属”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叶寘：《史·高帝纪》有武负，《陈丞相世家》有张负，《绛侯世家》有许负，皆以为妇人。《纪》言“王媪武负”，则信妇人矣。班书如淳注：“俗谓老大母为阿负。”师古引刘向《列女传》：“魏曲沃负者，魏大夫如耳之母。”此古语谓老母为负耳。（按：原本脱“师古引刘向”以下二十九字，今据《说郛》补。）《世家》言“户牖富人张负”，《索隐》曰：“妇人老宿之称，然称富人或恐是丈夫尔。”予谓张负果妇人，当是女清之流，亦富人也。许负相者，《索隐》引应劭注：“老妪也。”意其负、妇音同，古文相通用，不然，冯妇固晋善士欤，《史》注犹有异论者。（《爱日斋丛抄》卷一）

凌稚隆：刘辰翁曰：王媪、武负疑为一人，故又曰武负、王媪以别之，又言此两家愈明，高帝于羹颉侯报矣，不知此妇犹无恙否。（《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沈自南：《史记考要》：《高祖记》尝从王媪、武负贳酒。汉祖之母曰媪，赵左师触龙称太后曰媪，贵贱通称也。王氏之媪，武氏之负，负亦媪类也。《郭解传》《周勃世家》所称许负亦同，若《陈平世家》所称张负，乃男子之名。（《艺林汇考·称号篇》卷之八《仆妾类》）

王叔岷：《考证》：秘阁、枫山、三条、南化本，“高祖”上有“属”字。案：“高祖”上有“属”字，则“龙怪属之”连读。据下文“及见怪”，即承此“见其上常有龙怪之属”而言，则有属字于文为长。《汉书》作“见其上常有怪”，怪上疑脱龙字。《论衡·吉验篇》《恢国篇》“龙怪”并作“神怪，《汉纪》作”光怪“。（《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施之勉：按：《汉书》“常有龙怪之”作“常有怪”。荀《纪》作“尝见光怪”。吴汝论曰：《汉书》作“常有怪”是也。下文云“及见怪”是其证。刘媪息大泽之陂，又当雷震晦冥时，故见蛟龙耳。若高帝醉卧酒家，安有龙入人家乎。（《史记会注考证订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评】

姚苎田：此段只摹其好酒，故知上“及色”二句捎带，有趣。（《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17]【汇注】

裴骃：如淳曰：“雠亦售。”（《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司马贞：乐彦云借“雠”为“售”，盖古字少，假借耳。今亦依字读。盖高祖大度，既贳饮，且雠其数倍价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赵翼：武负、王媪皆酒家，每值高祖酤饮，则人竞买之，其获利较倍于常也。宣帝少时从民间买饼，所从买家辙大雠，正与此相类。盖《高祖本纪》自泽陂遇神至芒砀云气，皆记高祖微时符瑞，而此特其一端耳。《索隐》乃谓贳饮而偿厚价，则下文“折券”句又何说也？（《陔余丛考》卷五“司马贞《史记索隐》”）

程馀庆：始则索钱，数倍常价，以其不琐琐较量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骏图、王骏观：《索隐》盖高祖大度，既贳饮，且雠其数倍价也。图按：《索隐》此解，是真以雠为偿矣。盖雠即售也。古无售字，《诗》“贾用不雠”，即贾用不售，谓高祖每酤留饮，则其日所售之酒，必较常数倍，又以龙怪，故岁终常折券。若谓雠其数倍价，则又何须折券耶？正价尚难偿，安有数倍偿之理？此与《汉书·宣帝纪》“每买饼，所从买家，辄大雠之”，雠读为售者，事义正同，足为训售之铁据，《索隐》真误甚也。（《史记旧注平义·高祖本纪》）

杨树达：“雠数倍”者，特多售与高祖也。卷八《宣纪》云：“卧居数有光耀，每买饼，所从买家辄大雠，亦以是自怪。”大雠亦谓多雠与宣帝，故帝以此自怪也。此与高祖事正同。《史记索隐》乃云：“高祖大度，既贳饮，且雠其数倍价。”按：高祖既贳饮，两家又弃责，何有雠价之事乎！《索隐》说殊误。（《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18]【汇注】

颜师古：以简牍为契券，既不征索，故折毁之，弃其所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周礼·小司寇》（编者按：“小司寇”误，应作“小宰”）云：“听称责以傅别。”郑司农云：“傅别，券书也。”康成云：“傅别，谓大手书于札中而别之也。”然则古用简札书，故可折。至岁终总弃不责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程馀庆：责、债同。以简牍为契券，既不征索，故折没之，弃其所负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汇评】

郭嵩焘：案：举此小节，以壮其喜施之概。两家折券弃负，亦为其饮酒常雠数倍，所得固已多也，而高祖豁然都不一计较，自是英雄本色如此。（《史记札记·高祖本纪》）

高祖常繇咸阳[1]，纵观[2]，观秦皇帝[3]，喟然太息曰[4]：“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5]！”

[1]【汇校】

凌稚隆：刘敞曰：“常繇”，常字当作“尝”。（《汉书评林·高帝纪》）

【汇注】

裴骃：应劭曰：“徭役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文颖曰：“咸阳，今渭北渭城是也。”师古曰：“咸阳，秦所都。繇读曰徭，古通用字。”（《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韦昭云：“秦所都，武帝更名渭城。”应劭云：“今长安也。”按：《关中记》云：“孝公都咸阳，今渭城是，在渭北。始皇都咸阳，今城南大城是也。”名咸阳者，山南曰阳，水北亦曰阳，其地在渭水之北，又在九嵕诸山之南，故曰咸阳。（《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钱穆：案：秦都咸阳在渭北，今咸阳县东。《关中记》谓“秦始皇咸阳在渭南”，今长安县东。然秦宫室多在咸阳北阪上，南临渭，则始皇咸阳亦在渭北，特自三十五年后，始稍稍经营渭以南。（《史记地名考·关中地名》）

陈直：“自秦孝公至始皇帝、胡亥，并都此城。按孝公十二年作咸阳，筑冀阙，徙都之。”直按：事见《史记·秦本纪》。“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高赀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台苑，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彻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之。”直按：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三辅黄图校证》卷一《咸阳故城》）

[2]【汇注】

颜师古：纵，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观。观音工唤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徐孚远：杨慎曰：常时车驾出，则禁观者；此时则纵民观，故曰“纵观”。（《史记测议·高祖本纪》）

姚苎田：天子出，禁人观，此时偶值纵观，故高祖得观之。（《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李人鉴：按：重“观”字，则“纵观”二字不甚可解。旧解或云当时车驾出则禁观者，此时则纵民观，故曰“纵观”。然此《纪》“纵观”二字上不云“始皇出游”，“纵观”二字下又不云“高祖观秦皇帝”，于文法似皆不合。《汉书·高帝纪》不重“观”字，《御览》卷八十七引《史记》亦不重“观”字。窃疑此《纪》传抄衍一“观”字，当删。《纪》言“纵观秦皇帝”，谓高祖纵观秦皇帝。“纵观”者，放观无忌，不得以纵民观释之也。（《太史公书校读记·高祖本纪》）

[3]【汇注】

张守节：包恺云：“上音馆，下音官，恣意，故纵观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周寿昌：颜注曰：“纵，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观。观，音工唤反。”寿昌按：颜注：纵，放也，言高祖放观无忌也。解已明，下忽云放人令观，是谁放之？谁令之也？为此赘文，转失语气。观读如本音，亦不得作去声也。瞿鸿曰：“《史记》作纵观，观秦皇帝，多一观字，于义为长。”益知颜注“放人令观”之迂也。（《汉书注校补》卷一《高帝纪第一上》）

【汇评】

凌稚隆：杨慎曰：常时车驾出则禁观者，此时则纵民观，故曰“纵观”。按：高祖观秦帝之言，较之项羽曰“彼可取而代也”，气象自是迥别。（《史记评林·高祖本纪》）

[4]【汇注】

颜师古：喟，叹息貌。大息言其叹息之大。喟音丘位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周寿昌：颜注“大息言其叹息之大”。寿昌按：大息之大音泰。《吕览》高诱注“大，长也”，言长叹息也。《说文》“息，喘也。”《论语》皇侃疏“息，亦气也”。叹息者有气无声，安所云大。颜注滞。（《汉书注校补》卷一《高帝纪第一上》）

【汇评】

程馀庆：雄浑冠冕，气局阔大。项羽亦尝为此语，未免天渊。（《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5]【汇评】

陈亮：方其穷时，纵观秦皇帝，叹曰：“大丈夫当如此。”其意岂出于为民邪？天下既定，周防曲虑，如一家私物，此岂三代公天下之法邪？（《龙川文集》卷三《问答》）

俞德邻：秦始皇并吞六国，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欲帝万世，其志大矣。然即位之年甲寅，汉高帝生焉，越十五年己巳，项籍又生焉。始皇南巡会稽，高帝时年二十有七，项籍才十二三耳，已有取而代之之意。造化倚伏，默寓于冥冥之间，嘻，可畏哉！（《佩韦斋辑闻》卷一）

凌稚隆：洪迈曰：《史》叙高祖观秦皇帝曰：“大丈夫当如是矣！”至羽观始皇，则曰：“彼可取而代也。”虽史家所载，容有文饰，然其大旨固可见云。（《汉书评林·高帝纪》）

王鸣盛：秦始皇帝游会稽，项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高祖繇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之言悍而戾，刘之言则津津然不胜其歆羡矣。陈胜曰：“壮士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籍口吻，正与胜等。而高祖似更出其下。天下既定，置酒未央宫，奉玉卮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其言之鄙如此。（《十七史商榷》卷二“刘项俱观始皇”）

方苞：秦皇帝纵观，高帝曰：“大丈夫当如此矣！”及叔孙通定朝仪，乃曰：“吾今而知皇帝之贵！”则其所见去秦皇帝，盖一间耳！（《方望溪先生全集》卷三“汉高帝论”）

单父人吕公善沛令[1]，避仇从之客[2]，因家沛焉[3]。沛中豪桀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4]。萧何为主吏[5]，主进[6]，令诸大夫曰[7]：“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8]。”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9]，乃绐为谒曰“贺钱万”[10]，实不持一钱[11]。谒入，吕公大惊[12]，起[13]，迎之门[14]。吕公者，好相人[15]，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16]。萧何曰[17]：“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18]。”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19]，无所诎[20]。酒阑[21]，吕公因目固留高祖[22]。高祖竟酒，后[23]。吕公曰：“臣少好相人[24]，相人多矣[25]，无如季相[26]，愿季自爱。臣有息女[27]，愿为季箕帚妾[28]。”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29]，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30]？”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也[31]。”卒与刘季[32]。吕公女乃吕后也[33]，生孝惠帝、鲁元公主[34]。

[1]【汇校】

梁玉绳：按：《索隐》引《汉旧仪》云汝南新蔡人，引《相经》云魏人，未知孰是。又云：吕公名文字叔平也，后封临泗侯，追谥宣王。（《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裴骃：《汉书音义》曰：“单音善。父音斧。”（《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孟康曰：“单音善，父音甫。”师古曰：“《地理志》山阳县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韦昭云“单父，县名，属山阳。”崔浩云：“史失其名，但举姓而言公。”又按：《汉书旧仪》云：“吕公，汝南新蔡人。”又《相经》云：“魏人吕公，名文，字叔平”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程馀庆：单父故城在曹州府单县南半里。《相经》：吕公名文，字叔平。汉元年，为临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谥曰吕宣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汇评】

凌稚隆：凌约言曰：观此文伸缩起伏，简洁严明，而叙事情之法，亦具于此矣。（《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2]【汇评】

吕思勉：看“避仇从之客”一句，便知道吕公也不是安分之徒，正和“好酒及色”“不事家人生产”的人是一路。（《中国通史·中古史》第三节《汉初功臣外戚宗室三系的斗争》）

[3]【汇注】

颜师古：与沛令相善，因辟仇亡匿，初就为客，后遂家沛也。仇，雠也，音求。（《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4]【汇注】

颜师古：以礼物相庆曰贺。（《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5]【汇注】

裴骃：孟康曰：“主吏，功曹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韩兆琦：主吏，即主吏掾，亦称功曹掾，主管人事考核等工作的吏目。（《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6]【汇校】

［日］水泽利忠：各本贐字作盡。按：泷本贐，盡讹。（《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裴骃：文颖曰：“主赋敛礼进，为之帅。”（《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进者，会礼之财也。字本作賮，又作贐，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转而为进。賮，又音才忍反。《陈遵传》云：陈遂与宣帝博，数负进，帝后诏云可以偿博进未。其进虽有别解，然而所赌者之财疑充会食，义又与此通。（《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郑氏云：“主赋敛礼钱也。”颜师古曰：“进者，会礼之财。字本作‘賮’，声转为‘进’，‘宣帝数负进’义与此同。”（《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日］泷川资言：进，犹献也……中井积德曰：主进，谓是时掌贺进之事也，非平生职掌。（《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韩兆琦：主进，为县令主管接收礼品。进，谓进献于主人，郭嵩焘曰：“贺者纳财以将意，萧何主进而献之。”（《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7]【汇注】

颜师古：令，号令也。大夫，客之贵者总称耳。（《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张守节：大夫，客之贵者总称之。（《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魏了翁：鹤山先生曰：按颜氏注：大夫，客之贵者。夫大夫之称，至隆极贵，岂沛县吏民可得而通称乎？公，邑长，亦曰大夫，萧叔大夫之类是也。卿亦号大夫，单伯会伐宋，《传》云“周大夫”，而记亦曰“诸侯之上大夫，卿是也”。孤亦曰大夫，《春秋》称宋人杀其大夫是也。公亦曰大夫，《诗》谓三事大夫是也。韩信谓诸军为士大夫，容有军吏在焉，要是自春秋以后名多混乱矣。（《古今考》卷一“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

韩兆琦：诸大夫，即指来贺的豪杰乡绅。赵翼曰：“秦制赐民爵，有大夫、官大夫、公大夫、五大夫、七大夫诸称，度其时民之有此爵者，人即以其爵呼之。相沿日久，遂以为尊奉之语。”（《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8]【汇注】

［日］泷川资言：秘阁本无“进”、字“之”字。何焯曰：《汉书·高祖纪》诏书有云：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诸大夫当谓此也。赵翼曰：沛中豪杰吏，盖不过乡豪及健吏之类，盖秦制赐民爵，有大夫、官大夫、公大夫、五大夫、七大夫诸称，度其时，民之有此爵者，人即以其爵呼之，相沿日久，遂以尊奉之语。故乡豪及健吏皆得称耳。（《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杨树达：师古曰：大夫，客之贵者总称耳。树达按：坐之者，使之坐也，之指进不满千钱之客为言。诸大夫自谓将事款客者，不谓客也，颜说非。（《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9]【汇注】

颜师古：素，故也，谓旧时也。易，轻也，音弋豉（也）［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杨树达：《说文三·篇下攴部》云：，侮也。又《八·篇上人部》云：，轻也。易乃省形借字。（《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10]【汇注】

裴骃：应劭曰：“绐，欺也。音殆。”（《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为谒者，书刺自言爵里，若今参见尊贵而通名也。盖当时自陈姓名，并列贺钱数耳。绐音徒在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韦昭云：“绐，诈也。”刘氏云：“绐，欺负也。”何休云：“绐，疑也。”谓高祖素狎易诸吏，乃诈为谒。谒谓以札书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载钱谷也。（《史纪索隐·高祖本纪》）

魏了翁：鹤山先生曰：古者岁时，月吉以礼会，民必读法，必习射，必行饮酒之礼，所以申之孝悌，书其德行道艺，非以事娱乐也。所谓“周礼其犹醵与”，则古亦有合钱饮酒之礼，特民自为乐耳。今县有重客，而民得持钱入县，县遣功曹主进，满千钱者升之堂上，不则退之堂下，惟商财贿，毋问齿德。亭长以警盗送徒为事，亦一役夫耳，安得而虚声绐谒，恐喝重客，使起迎之门。遂坐上坐。且上坐，宾位也，今一亭长以气夺之，绝无乡饮谋宾澹台，以公事造偃之意。风俗之坏久矣，而《史》书之以为美谈。（《古今考》卷一“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

程馀庆：谒，以札书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载钱数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汇评】

凌稚隆：按：“绐”字下用“实”字，得一正一反法。（《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11]【汇评】

凌稚隆：按：自古英雄，不规规于小节，类如此。（《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12]【汇注】

吴恂：师古曰：“以其钱多，故特礼之。”沈钦韩曰：“此或已闻高祖之名，非为万钱惊起也。”恂按：高祖怠慢僄轻，初无令问广誉，何致使吕公见谒大惊乎？其不为万钱而奚为哉？（《汉书注商·高帝纪第一上》）

[13]【汇注】

王先谦：沈钦韩曰：此或已闻高祖之名，非为万钱惊起也。（《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14]【汇注】

颜师古：以其钱多，故特礼之。（《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沈钦韩：此必吕公素重高祖之名，岂为万钱惊起哉！（《汉书疏证》卷一）

[15]【汇评】

魏了翁：鹤山先生曰：“相人”二字，始见于《左氏》文公元年传，内史叔服能相人，至荀卿始为书非之。然未得其要。大抵吕公能相高祖之当贵，而不能相吕后之覆宗，此《大学》曰“莫知其子之恶”，其是之谓欤！（《古今考》卷一“吕公好相人”）

林剑鸣：从整个过程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封建社会初期社会关系的特点。……但也有个别例外：择婿不论门第，而以才贤，甚至以相形取人，如单父富人吕公将女儿吕雉嫁于穷困得连酒钱也付不起的亭长刘邦，就是因为吕公“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即刘邦）相”（《汉书·高帝纪》）认为刘邦的长相必成大业。这种以才贤和“相”为标准择婿的事在秦汉时代是相当多的。它反映了当时“相术”的流行；其实质则是由于秦汉时代正处于封建社会初期，不少出身低微的有才之士尚有可能步入统治阶级上层。所以，这种既有以门第、资财，又有以才贤和相貌的择偶标准，正是封建等级制度建立后，而各等级间又尚未凝固化的一种时代的反映。（《秦汉史》第十九章《婚丧礼俗》）

[16]【汇校】

［日］泷川资言：考证：秘阁本“入”下有“上”字，枫、三、南本“坐”下有“上坐”二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日］水泽利忠：秘阁“引入上上坐”。桃古、南化、枫、三、谦、狩、野、高、中韩“引入坐上坐”。（《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评】

王鏊：按：班彪云吕公睹形而进女者，正在此。（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高祖本纪》）

王叔岷：案：《艺文类聚》十二引“重敬”作“敬重”，《记纂渊海》八七引《汉书》同。《汉书》“坐”下亦有“上坐”二字，与下文称高祖“遂坐上坐”相应。《魏公子列传》（即《信陵君列传》）：“公子引侯生坐上坐。”与此文例同。《郦生列传》：“延郦生上座。”《考证》：“高山寺本、枫、三本生下有‘坐’字。”文例亦同。（《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17]【汇注】

程馀庆：何此言，谢吕公也，亦是狎侮口角。（《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汇评】

吴见思：吕公一扬，萧何又一抑，尘埃之中，人不易识，萧何尚然，可为一叹！（《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18]【汇评】

姚苎田：吕公、萧何二段，并一时事，分叙各妙。（《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牛运震：萧何曰：“刘季故多大言，少成事。”此处阑入数语，气脉反松脱，且使萧何视英雄气概为泛泛，不如删去，直以“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座”竟接上文为长。（《读史纠谬》卷一《史记·高祖本纪》）

[19]【汇注】

张守节：上在果反，下在卧反。（《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20]【汇注】

颜师古：诎，曲慑也，音丘勿反。（《汉书注·高帝纪》）

张守节：诎，音丘忽反。（《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杨树达：诎与让义近。《礼记·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诸侯荼，前诎后直，让于天子也；大夫前诎后诎，无所不让也。”《史记·信陵君传》记侯生直载公子上坐不让，此云无所诎，彼云不让，文虽异而义则同也。（《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韩兆琦：诎，通“屈”，师古曰：“曲慑也。”吴见思曰：“极力写高祖气度，已有笼盖万夫气象。”史珥曰：“气概豪上，屡败不挫，卒以有成，于此可征。”（《史记笺证·高祖本纪》）

【汇评】

吴见思：极力写高祖气度，已有笼盖万夫气象。并应狎侮诸吏。（《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郭嵩焘：案：其气概高出一世，视萧何以下犹婴孺之集于前，易而侮之，略不为意，此所谓“意豁如”也。（《史记札记·高祖本纪》）

[21]【汇注】

裴骃：文颖曰：“阑言希也。谓饮酒者半罢半在，谓之阑。”（《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22]【汇注】

张守节：不敢对众显言，故目动而留之。（《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汇评】

姚苎田：“酒阑”“后罢”二段，则是吕公正文。（《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23]【汇注】

吴见思：竟酒而又后出也。（《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24]【汇注】

裴骃：张晏曰：“古人相与语多自称臣，自卑下之道，若今人相与语皆自称仆。”（《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顾炎武：汉初，人对人多称臣，乃战国之余习。《史记·高祖纪》：吕公曰：“臣少好相人。”张晏曰：“古人相与言多自称臣，犹今人相与言自称仆也。”至天下已定，则稍有差等，而臣之称惟施之诸侯王。故韩信过樊将军哙，哙趋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至文、景以后，则此风渐衰。而贾谊《新书》有尊天子避嫌疑不敢称臣之说。《王子侯表》有利侯钉，坐遗淮南王书称臣，弃市。《功臣侯表》：安平侯鄂但，坐与淮南王女陵通，遗淮南王书称臣尽力，弃市。平棘侯薛穰，坐受淮南王赂，称臣，在赦前，免。皆在元狩元年。而《严助传》：天子令助谕意淮南王，一则曰臣助，再则曰臣助。史因而书之，未尝以为罪，则知钉等三人所坐者交通之罪。而自此以后，廷臣之于诸侯王遂不复有称臣者尔。（《日知录》卷二十四“对人称臣”）

沈自南：《东斋记事》：“主者称臣，盖是谦卑而已，上下通行，不特称于君上之前也。如齐太子对医者文挚云：‘臣以死争之。’虢君见扁鹊曰：‘寡臣幸甚。’吕公谓汉高祖曰：‘臣少好相人。’高祖谢项羽曰‘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之类是也。晋宋间彼此相呼为卿，自唐以来，唯君止以呼臣，庶士大夫不复敢以称谓矣。”（《艺林汇考·称号篇》卷之四《尊长类》）

[25]【汇评】

姚苎田：史公每用夹注法，最奇妙。（《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26]【汇评】

姚苎田：高祖豁达大度，乃数数萦情于相人之术，迨后光武迭兴，又酷信谶纬家言，是以汉家一代之间不出术数图纬，是岂非有天下者万世之龟鉴哉！（《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27]【汇注】

张守节：息，生也。谓所生之女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吴恂：息，犹子也。《管子·轻重丁篇》：“决其子息之数。”《战国·赵策》触龙曰：“老臣贱息舒祺。”范《书》东海恭王临命上疏曰：“息政，小人也，猥当袭臣后。”《魏志·公孙渊传》注引《魏书》渊表曰：“贼权问臣家内大小，舒综对臣有三息。”《夏侯玄传》注引《魏书》曰：“初丰自以身处机密，息韬又以列侯给事中。”《陈登传》注引《先贤行状》曰：“文帝追美登功，乃拜息肃为郎中。”悉其证也。又息女，或作子女。范《书·杨震传》“子女伯荣出入宫掖”是也。盖息女、子女，犹子男之比，亦即礼之所谓女子子也。（《汉书注商·高帝纪第一上》）

[28]【汇评】

吴见思：不写高祖作谦让语，妙！（《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29]【汇校】

王先谦：朱子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当曰“公始常奇此女，欲与贵人”，于文为顺。王念孙曰：朱说非也。欲字本在奇字上。《外戚传》霍光夫人显谓淳于衍云“将军素爱小女成君，欲奇贵之”，语意与此相似。《史记》亦作“常欲奇此女，与贵人”，不得移“欲”字于“与贵人”上也。（《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汇注】

颜师古：奇，异也。谓显而异之，而嫁与贵人。（《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奇货是奇货可居之奇，谓欲以此女为奇货而与贵人以钓利……不必读为奇货之奇。（《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30]【汇注】

杨树达：“自”有二义。一训因，如卷五十《冯唐传》云：“父老何自为郎？”卷四十九《袁盎传》云：“剧孟博徒，将军何自通之？”是也。其一则指吕公自请之高祖为言，与上文求之针对。说并通。卷四十《张良传》云：“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亦同。（《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汇评】

姚苎田：顺手补出两事，文味秾至，而口吻又宛然，神笔也。（《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31]【汇评】

吴见思：吕公许女心事未曾说出，故借吕媪一跌，乃吕公终不说出，而意已明，甚妙！（《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32]【汇注】

颜师古：卒，终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汇评】

梁玉绳：按：《史》称“刘季”凡十一，此称在当时人则可，迁数呼之可乎？且忽曰高祖，忽曰刘季，于例亦杂也。此等处《汉书》为密。（《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33]【汇校】

张文虎：乃吕后也，“乃”《类聚》引作“即”，与《汉书》合。（《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司马迁：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史记·吕太后本纪》）

又：大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同上）

【汇评】

凌稚隆：凌约言曰：有吕公女二句，则后叙相吕后、孝惠、鲁元处方有力而醒目，且有血脉。（《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程馀庆：分解一句，文字迂回。（《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34]【汇校】

［日］水泽利忠：中统、游、金陵同。各本无“帝”字。秘阁无“公主”二字。桃谷“帝”字、“公主”二字并无。（《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王叔岷：梁玉绳云：“‘生孝惠’，《史诠》谓‘宋本“惠”下有“帝”字，《班马异同》本亦有’。则今本脱也。下文‘见孝惠’句，亦脱‘帝’字。《汉书》皆作‘孝惠帝’。”《考证》：“张文曰：中统本‘惠’下有‘帝’字，与《汉书》合。《类聚》及《班马异同》引俱有，今补。”案：景祐本南宋补版、黄善夫本、殿本皆无“帝”字。《汉纪》同。《论衡·骨相篇》作“生孝惠王”。下文“见孝惠”，《艺文类聚》引“惠”下有“帝”字（《考证》有说），与梁说合。（《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裴骃：服虔曰：“元，长也。食邑于鲁。”韦昭曰：“元，谥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公主，惠帝之姊也，以其最长，故号曰元。吕后谓高帝曰“张王以鲁元故，不宜有谋”，齐悼惠王尊鲁元公主为太后，当时并已谓之元，不得为谥也。韦说失之。（《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张守节：汉制，帝女曰“公主”，仪比诸侯；姊妹曰“长公主”，仪比诸侯王；姑曰“大长公主”，仪比诸侯王。（《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魏了翁：鹤山先生曰：韦昭以元为谥，颜籀非之，刘攽曰：此史臣追书也。是皆未闻。……至于国朝，则命妇封爵之不正与后之有谥，犹如旧制，惟后谥以上一字系之帝，此亦稍得礼意，公卿、大夫、士之妻无谥，始为合礼。公主之称虽非古，亦周女下嫁命鲁主昏之意。（《古今考》卷一“鲁元公主”）

王先谦：刘攽曰：予谓颜举吕后言以明元非谥，未必然也。史家记事，或有如此追言谥者。贯高欲谋叛，与张敖言，谓为高祖，《公羊》公子翬与桓公言，吾为子白隐矣，皆此类。何焯曰：西京人质无文长公主为元理，况一代更无称元者，归乎田成子，岂非谥耶？韦说无妨胜服。何若瑶曰：高祖母谥昭灵，姊谥宣，又谥昭哀。元当是谥。元训长，鲁长不成文，当时已谓之元者，追书之词。且《百官公卿表》帝姊妹曰长公主，时惠帝未即位，不得称长公主，高祖少弟楚王交亦谥元，亦可谓最长乎？先谦曰：诸说皆是，服、颜非也。（《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吴国泰：按：公主之称，始于汉室，盖自秦称皇帝，汉世仍之，皇帝兄弟及子皆封为王，其女兄弟及女子则比于公侯国主，故称为公主。《正义》引汉制曰：“帝女曰‘公主’，仪比诸侯；姊妹曰‘长公主’，仪比诸侯王；姑曰‘大长公主’，仪比诸侯王。”可证也。诸侯王之女，降于帝女一等，则称郡主，言比于一郡之主也。而后世或以为天子尊贵，不主自婚，而以三公代主，故曰“公主”，盖附会之言，不可从也。使果如是，又何解于郡主之称乎？（《史记解诂（下）·高祖本纪》）

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1]。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2]，有一老父过请饮[3]，吕后因之[4]。老父相吕后曰[5]：“夫人天下贵人[6]。”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7]。”相鲁元，亦皆贵[8]。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9]，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10]，君相贵不可言[11]。”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12]，不敢忘德[13]。”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14]。

[1]【汇校】

［日］泷川资言：古钞本“常”作“尝”，与《汉书》合。（《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裴骃：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谒之名也。吉曰告，凶曰宁。”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喾。汉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赐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当得者也。赐告者，病满三月当免，天子优赐，复其告，使得带印绂，将官属，归家治疾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告者，请谒之言，谓请休耳。或谓之谢，谢亦告也。假为嗥喾二音，并无别义，固当依本字以读之。《左氏传》曰“韩献子告老”，《礼记》曰“若不得谢”，《汉书》诸云谢病皆同义。（《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韦昭云：“告，请归乞假也。音‘告语’之‘告’。故《战国策》曰‘商君告归’，延笃以为告归，今之归宁也。”刘伯庄、颜师古并音古笃反，非号喾两音也。按：《东观汉记·田邑传》云“邑年三十，历卿大夫，号归罢，厌事，少所嗜欲”。寻号与嗥同，古者当有此语，故服氏云“如号呼之号”，音豪。今以服虔虽据田邑“号归”，亦恐未得。然此“告”字当音诰，诰号声相近，故后“告归”，“号归”遂变耳。（《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杨慎：《史记·汉高祖纪》“为亭长，告归之田”，韦昭音告语之“告”，师古音古笃切，如《礼记》出必告之例。服虔音嗥呼之“嗥”。按：《东观汉记·田邑传》：邑年三十，历卿大夫，号霸归，厌事，少所嗜欲。“嗥”与“号”同，古者当有此音。又《左传》“鲁人之嗥”，《说文》礼祝曰嗥，皆可互证，书之以广异闻。（《丹铅总录》卷九《嗥归》）

[2]【汇注】

高嵣：两子，女亦称子，即孝惠、鲁元公主。（《史记钞·高祖本纪》）

[3]【汇校】

王先谦：请饮，荀《纪》作“乞浆”。（《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叔岷：案：《论衡》“老父”作“老公”，下同。《汉纪》“请饮”作“乞浆”。（《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4]【汇注】

颜师古：食之，屈原曰“其糟”是也。以食食人亦谓之，《国语》曰“国中童子无不也”，《吕氏春秋》曰“下壶飱以之”，是也。父本请饮，后因食之，故言也。音必胡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张守节：必捕反，以食饲人也。父本请饮，吕后因饲之。《国语》云：“国中童子无不。”（《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周寿昌：师古注曰：父本请饮，后因食之。寿昌按：古人饮食通称，饮亦可以统食。本书《朱买臣传》“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是也。（《汉书注校补》卷一）

【汇评】

姚苎田：看他连叙两个相人，无一笔犯复，古人不可及在此。（《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5]【汇注】

吴见思：先有一相者，此又出一相者，一虚一实，一主一陪。（《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6]【汇校】

张文虎：夫人天下贵人，《类聚》引有“也”字，与《汉书》合。（《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魏了翁：鹤山先生曰：古者邦君之妻曰夫人，人称之曰君夫人，卿大夫之妻曰内子，人亦曰内子。夫人之号，无敢窃也。今亭长之妻客称之曰夫人，然则过相称谓不知起于何时，虽春秋时亦未有此。流及后世，则夫人遂为贵贱之通称。（《古今考》卷一“老父相吕后曰天下贵人”）

【汇评】

凌稚隆：杜牧曰：吕公之相，诚不谬矣。然吕氏，大族也，以一女子偷窃位号，二十年间，壮老婴儿，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为吕氏之福邪？祸邪？得一时之贵，灭百世之族，讵谓其善相哉？（《汉书评林·高帝纪》）

[7]【汇校】

王叔岷：《考证》秘阁本无“也”字。案：《御览》七二九引作“乃由此男”，《艺文类聚》引此亦无“也”字。（《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颜师古：言因有此男，故大贵。（《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8]【汇评】

姚苎田：相人凡换四样笔，乃至一字不相袭，与城北徐公语又大不同。（《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9]【汇注】

龚浩康：客有过，有客人路过。（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10]【汇校】

凌稚隆：汉书“似”作“以”字，最是。（《史记评林》卷之八《高祖本纪》）

王鸣盛：皆似君，《汉书》作“皆以君”，即上文“夫人所以贵者此男”之意。《汉书》凡“以”皆作“”，惟此作“以”，盖就《史记》文去人旁故耳。彼如淳注云“以或作似”，或又引《论衡》作“似”为据。但吕后貌似高祖，此何说乎？皆非也。（《十七史商榷》卷二“‘似君’当作‘以君’”）

梁玉绳：附按：《汉书》作“皆以君”，如淳曰“‘以’或作‘似’”。师古曰“不当作‘似’”，则《史记》误也。《宋书·符瑞志》亦作“以”字，《论衡·骨相篇》仍作“似”字。（古“以”字作“”，与“似”通，故误作“似”。《左传·襄三十一年》“令尹似君”，亦“以”字之讹。）（《史记志疑·高祖本纪》）

［日］泷川资言：秘阁本“婴儿”作“儿子”。（《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王叔岷：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梁玉绳云：“‘皆似君’，《汉书》作‘皆以君。’如淳曰：‘以，或作似。’师古曰：‘不当作似。’则《史记》误也。《宋书·符瑞志》亦作以字。《论衡·骨相篇》误仍作似字。（古以字作，与似通，故误作似。）”《考证》：秘阁本“婴儿”作“儿子”。《类聚》引亦作“儿子”。与《汉书》合。案：《艺文类聚》引作“向见者夫人儿子皆似君相”。乡、向并曏之借字，《说文》：“曏，不久也。”《汉纪》“婴儿”亦作“儿子”。《汉书》如淳注：“以，或作似。”盖指《史记》作“皆似君”而言。《论衡》作“相皆似君”，与《艺文类聚》引此作“皆似君相”合。《汉纪》作“蒙君之力也”。与《汉书》作“皆以君”之义合（参看王氏《汉书补注》）。（《史记斠证》卷八《高祖本纪》）

【汇注】

颜师古：如淳曰：“言并得君之贵相也。以或作似。”师古曰：“如说非也。言夫人及儿子以君之故，因得贵耳，不当作似也。乡读曰嚮。”（《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先谦：荀《纪》作“夫人儿子蒙君之力也”，与颜说合，义得两存。（《汉书补注·高帝纪上》）

吴承仕：《汉书》作“皆以君”。如淳曰：“言并得君之贵相也。‘以’或作‘似’。”师古曰：“如说非也，言夫人儿子以君之故得贵耳，不当作‘似’。”承仕案：此言吕后、孝惠、鲁元三人，骨相亦各自贵，故与高祖相似。若如荀《纪》云“赖高祖始贵”，然则夫人儿子本无贵相矣。《论衡》与《汉书》说同，如淳云作“似”者，是也。颜说失之。（《论衡校释·骨相》）

韩兆琦：皆似君，言其富贵之相皆与君相似。有曰此“似”字当依《汉书》作“以”，非。《汉书》他处之“以”字皆作“”，惟此处用“以”字，疑为“似”字之讹。（《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11]【汇评】

吴见思：先吕后，次两子，次鲁元，中作一扬，乃出高祖，逐段逼入，小小段落中，亦具如许文法。（《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12]【汇注】

颜师古：诚，实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周寿昌：诚，犹信也。若云信能如父言，设辞也。颜训作实字，泥。（《汉书注校补》卷一）

[13]【汇评】

梁玉绳：《滹南集·辨惑》曰：“此但其术可贵耳，何德之有。”（《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李笠：不敢忘德，《滹南集·辨惑》曰：“此但其术可贵耳，何德之有！”按：老父以相法告人，而不责报，所以为德，且人皆好誉，一言之褒，乐于华衮，以为德亦情耳。今俗闻人誉己，每曰“托福”，夫我自致富贵，誉者何与？其非通言，与此一揆。古人文每于人情间求之，所以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言。若拘以绳墨，何乃不达乎？（《广史记订补·高祖本纪》）

[14]【汇注】

王先谦：遂犹竟也。《史》《汉》如此用者，皆训竟。（《汉书补注·高帝纪上》）

【汇评】

王鏊：此言“遂不知老父处”，下言“因忽不见”，皆神之也。（引自《汉书评林·高帝纪》）

姚苎田：收得高。（《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吕思勉：这十个字，妙不可言。一句话点穿他都是造谣，毫无对证。（《中国通史·中古史》第三节《汉初功臣外戚宗室三系的斗争》）

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1]，令求盗之薛治之[2]，时时冠之[3]，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乃是也[4]。

[1]【汇注】

周寿昌：《淮南子·汜论训》“造刘氏之貌冠”。高诱注：“高祖于新丰所作竹皮冠也，一曰委貌冠。《礼记》‘委貌，周道也’，此冠殆仿周制而为之。”而《太平御览》六百八十四引《三礼图》云：“长冠竹里，高七寸，广三寸，汉高祖以竹皮作之，世云刘氏冠。楚制，《礼》不记。”据此，则高帝仍以楚制为之，名长冠，似不必如高氏之称委貌冠也。《初学记》引此同。（《汉书注校补》卷一）

[2]【汇校】

赵翼：《史记》高祖为亭长，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求盗者，亭长之副也。薛有作冠师，故令其副至薛，使冠师治之）。《汉书》但云“令求盗之薛治”。（删一之字，便不明。）（《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

【汇注】

裴骃：应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鹊尾冠是也。求盗者，旧时亭有两卒，其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薛，鲁国县也。有作冠师，故往治之。”（《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文颖曰：“高祖居贫志大，取其约省，与众有异。”韦昭曰：“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时绩以为帐。”师古曰：“之，往也。竹皮，笋皮，谓笋上所解之箨耳，非竹筠也。今人亦往往为笋皮巾，古之遗制也。韦说失之。”（《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应劭云：“一名‘长冠’。侧竹皮裹以纵前，高七寸，广三寸，如板。”又蔡邕《独断》云：“长冠，楚制也。高祖以竹皮为之，谓之‘刘氏冠’。”司马彪《舆服志》亦以“刘氏冠”为鹊尾冠也。应劭云：“旧亭卒名‘弩父’，陈、楚谓之‘亭父’，或云‘亭部’，淮、泗谓之‘求盗’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王先谦：《后汉·舆服志》：“长冠，一曰斋冠，高七寸，广三寸，促漆为之，制如板，以竹为里。初，高祖微时，以竹皮为之，谓之刘氏冠，楚冠制也，民谓之鹊尾冠，非也。祀宗庙诸祀则冠之。此冠高祖所造，故以为祭服，尊敬之至也。”此下又有委貌冠，制与竹皮冠不同，明应、高二说非。薛在今兖州府滕县南四十里。（《汉书补注·高帝纪上》）

[3]【汇注】

颜师古：爱珍此冠，休息之暇则冠之。（《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张守节：冠，音馆，下同。（《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4]【汇注】

张守节：音官，颜师古云：“后号为‘刘氏冠’。其后诏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刘氏冠’，即此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安作璋：刘氏冠，刘邦任泗上亭长时，做了一顶高七寸、宽三寸，竹皮为里，漆丝而成的帽子，时常服之。刘邦做皇帝后，命名为“刘氏冠”，规定公乘爵位以上者，方可服之。大约从刘邦死后，刘氏冠成为祭祀宗庙时戴的一种帽子，并更名为“长冠”。（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附录·秦汉礼仪》）

【汇评】

魏了翁：鹤山先生曰：古者衣冠不贰，所以同风俗、壹民德。春秋以后，如鹬冠、翠被、胡服之属，已皆先王之所禁。今以亭长自为竹皮冠，亦见王制之不明，人皆得以率情妄作。其后爵公乘以上，方得冠刘氏冠，一时之为一人之见，而遂以侪于先王之命服。服之日更月变而不复先王之旧，盖日改月化，民由之而不知，可胜叹夫！（《古今考》卷一“高祖为亭长以竹皮为冠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

程馀庆：忙中插入闲事作致。（《历代名家主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1]，徒多道亡[2]。自度比至皆亡之[3]，到丰西泽中[4]，止饮[5]，夜乃解纵所送徒[6]。曰[7]：“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8]！”徒中壮士愿从者十馀人[9]。高祖被酒[10]，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11]。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12]，愿还。”高祖醉[13]，曰：“壮士行，何畏[14]！”乃前，拔剑击斩蛇[15]。蛇遂分为两[16]，径开[17]。行数里，醉，因卧[18]。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19]。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20]。”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21]，化为蛇，当道[22]，今为赤帝子斩之[23]，故哭[24]。”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25]，妪因忽不见[26]。后人至，高祖觉[27]。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28]，自负[29]。诸从者日益畏之[30]。

[1]【汇注】

颜师古：应劭曰：“秦始皇葬于骊山，故郡国送徒士往作。”文颖曰：“在新丰南。”项氏曰：“故骊戎国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魏了翁：鹤山先生曰：送徒骊山，秦政自营坟墓也，古之帝王未始有是。刘向曰：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丘陇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禹葬会稽，不改其列。文、武、周公葬于毕，皆无丘陇之处。虽然，此仅言薄葬耳。而经传咸无帝王自营坟墓之文。考之《仪礼》，则自始死小敛大敛殡奠，后始记筮宅，然则筮宅盖生者之事也。……自吴阖闾、秦惠文等五王，始大作丘陇，多其瘗藏。至秦政自为骊山，又加于前，用吏徒数十万人，旷日者十年。上崇山坟，下锢三泉。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余。石槨为游馆，人（鱼）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被以珠玉，饰以翡翠，中成观游，上成山林。虑人之窥伺也，则为机械之变，以射穿掘之人。虑为机者之泄也，则生埋工匠。虑无与共其乐也，则多杀宫人以实之。曾未几何，外被项籍之灾，内罹牧竖之祸。然则役徒数十万只以自戮其尸焉耳矣。由是而后，袭为故常，汉之陵与庙率是人主自为之。（《古今考》卷一“高祖为亭长为县送徒骊山”）

郭嵩焘：案：丰西泽中距沛未远，不得云徒多道亡，此必谋起兵应陈涉时事。纵而遣之，遣纵其罢老者而已。据《始皇本纪》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二世元年，东行郡县，还至咸阳，曰：“先帝营阿房宫未就，会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高祖送徒郦山，当为二世元年葬始皇时，乱几已兆，故有壮士从者数十人；若当始皇盛时，无因遽聚徒众亡命芒、砀山泽间也。又皇甫谧以惠帝于始皇三十七年生。始皇终三十七年，惠帝生时二世已即位矣，故云高祖为亭长时，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惠帝时尚襁褓，吕后耨田中挟以行也。是年秋，陈涉遂起蕲，故知高祖送徒郦山为葬始皇时事，无疑也。（《史记札记·高祖本纪》）

［日］泷川资言：考证：应劭曰：秦始皇葬于骊山，故郡国送徒往作。姚範曰：始皇即位，即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徒诣送者七十余万。贾山亦云：吏徒数十万人，旷十年，此送徒当在始皇之初，故下云“始皇东游”。应劭以为始皇葬于骊山，语未晰。（《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施之勉：按：《论衡·纪妖篇》“汉高皇帝以秦始皇崩之岁，为泗上亭长，送徒至骊山”。（《史记会注考证订补·高祖本纪第八》）

苏诚鉴：当今史学界多以为“骊山徒”是刑徒，认为刘邦在任亭长时“为县送徒骊山”的“徒”就是刑徒。这是用两汉史料解说秦制的一个误会。汉代开始称罪犯为徒，《论衡·四讳》：“徒，罪人也，披刑谓之徒。”用罪犯修造帝陵，称为“作陵徒”《汉书·景帝纪》“赦徒作陵者死罪”。不少人以这类事例解释“骊山徒”，其实不然。如上所说，秦律所称之“徒”均指“徭徒”而言，并非罪犯。秦时固有“刑徒”之名（《秦始皇本纪》“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是指受过肉刑而罚充劳役的人，以别于一般“徭徒”。……刘邦“尝徭咸阳”，《史记·萧相国世家》作“以吏徭咸阳”。《周礼·地官·乡师》说：“大役，则帅民徒而至，治其政令。”秦律称为“大徭”（《睡虎地秦墓竹简》237页）。《史记·项羽本纪》说项梁在吴中尝主办“大徭徒”。据上引秦律《徭律》，“兴徒”赴役一般在郡邑境内；“大徭役”当是指远赴咸阳、骊山的。（引自《秦俑学研究·秦陵编·“骊山徒”的成员结构和社会属性》）

[2]【汇评】

苏诚鉴：刘邦“以吏”“以亭长”率领徭徒赴役即属此类。刘邦“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汉书·高帝纪》应劭注：“秦始皇葬于骊山，故郡国送徒士往作。”途中“徒士”大多逃亡……从这些记载、注释和传说来看，很难说这些“徒”的身份是罪犯。刘邦独自一人竞能押解数十百名罪犯，罪犯又那么轻易地大多逃亡，刘邦又那么大胆擅自释放那么多罪犯……这都是今人难以想象的。（引自《秦俑学研究·秦陵编·“骊山徒”的成员结构和社会属性》）

[3]【汇注】

颜师古：度音徒各反。比音必寐反。他皆类此。（《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张守节：度，田洛反。比，必寐反。（《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4]【汇注】

颜师古：丰邑之西，其亭在泽中，因以为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乐史：丰西泽，即高祖斩白蛇之所。（《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徐州·丰县》）

顾祖禹：丰水在县城北，亦曰泡河。自单县流入境，东入沛县界。明嘉靖中，为河流荡决，故址仅存。《水经注》：“泡水迳丰西泽，谓之丰水。水上承大荠陂，东迳己氏及平乐县，又东迳丰县故城南，又东合苞水。”汉高为亭长时送徒骊山，到丰西泽中止饮，解纵所送徒处也。又有大泽在县北六十里，县西二十里又有斩蛇沟，俱汉高遗迹处。（《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丰县》）

程馀庆：丰水，一名泡水，自单县流入丰县城北，东入沛县。（《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恢：《郡国志》（编者按：《后汉书·郡国志》）：“丰县西有大泽，高祖斩白蛇于此。”《括地志》：“斩蛇沟源出丰县中平地，故老云高祖斩蛇处，至县西十五里入泡水。”《元和志》因云“泽在丰县西十五里”，《寰宇记》又云“在县北六里”。此于陈涉起蕲西大泽正同，盖皆草泽英雄与世族华胄气慨殊也。郭《札记》（编者按：郭嵩焘《史记札记》）以丰西泽距沛未远（按：沛丰两治相去五十五里），不得云“徒多道亡”，必谋起兵以应陈涉，纵其罢老者而已。又考定高帝送徒骊山为葬始皇时事。（《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5]【汇校】

梁玉绳：按：《汉书》作“泽中亭”，师古曰“其亭在泽中，因以为名”，则此似脱“亭”字。若但言泽中，岂能止饮乎？（《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编者按：“泽中”，《汉书》《资治通鉴》皆作“泽中亭”，较明晰，否则泽中何能“止饮”乎！

[6]【汇校】

张文虎：夜乃解纵，《类聚》《御览》引“乃”作“皆”，与《汉书》合。（《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颜师古：纵，放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先谦：沈钦韩曰：《西京杂记》高祖将与故人诀去，徒卒赠高祖酒二壶，鹿肚、牛肝各一，高祖与乐从者饮酒食肉而去，后即帝位，朝晡尚食，常具此二炙，并酒二壶。（《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7]【汇评】

高嵣：二句写得磊落、豪迈。（《史记钞·高祖本纪》）

[8]【汇注】

颜师古：逝，往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9]【汇评】

魏了翁：鹤山先生曰：古者井牧之制修，则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丝联绳贯，有保有爱，不惟寓亲睦之意，亦以察奸宄之萌。井间有遂，遂上有径，沟上有畛，洫上有涂，浍上有道，川上有路，以达于畿。不惟为潴泄之计，亦以严出入之限，盖行旅之往来，有节然后可以达国民之转徙，有授然后可以出乡。而谍贼之人、相戕之人、斗嚣之人、不时不物之人，各官以察之。当是时也，使有骊山亡徒一人，则必有搏而执之，宁听其肆行阡陌间而无所忌惮与？高帝身履其事，而不知变秦以复于古，盖自是而后，门关道路之政，户口客主之数，徒为具文，岂惟无复赒恤亲睦之意，虽蒐奸隐慝，无由察知。民立乎覆载之间，自死自生，自往自来，县官不以为事，而君师之责废矣。（《古今考》卷一“高祖送徒骊山……愿从者十馀人”）

[10]【汇注】

颜师古：被，加也。被酒者，为酒所加。被音皮义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张守节：被，加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11]【汇校】

张文虎：夜径，《类聚》作“经”，《御览》八十七同。而三百四十二引仍作“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王叔岷：案：《艺文类聚》六十引“夜”上有“而”字。唐太宗《帝范序》注引《汉书》“夜”下有“行”字（今本无）。《汉纪》作“夜行经豐西泽中”。《艺文类聚》十引此作“夜经酆西泽中”。豐、酆古今字。《艺文类聚》十二、《初学记》《御览》八七、四八七引此“径”亦皆作“经”，《论衡》《帝王略论》并同。与《索隐》所称旧音合。径、经古通，《苏秦列传》“径乎亢父之险”，《长短经·七雄略篇》“径”作“经”，亦同此例。（《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司马贞：旧音经。按：《广雅》云：“径，斜过也。”《字林》云：“径，小道也，音古定反。”言酒后放徒，夜径行泽中，不敢由正路，且从而求疾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颜师古：径，小道也。言从小道而行，于泽中过，故其下曰有大蛇当径。（《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又：行，按行也，音胡更反。（同上）

张守节：行音下孟反。（《史记正义·高祖本记》）

王先谦：《索隐》径，旧音经。案：旧音是也。荀《纪》正作夜行经丰西泽中。又《礼祭》义是故道而不径，注径，步邪趋疾也，如本音读之，亦通。若训为小道，则须增文成义。颜说非。（《汉书补注·高帝纪上》）

又：刘攽曰：行前，但谓最前行耳。（同上）

吴恂：师古曰：“行，案行也。”刘攽曰：“行前谓最前行耳。”恂按：行，循行也。义与《管子》“省官，行乡里”，《荀子·王制》“行水潦”，本书《韩信传》“初至国，行县邑”，《赵充国传》“宜遣使者行边兵”，范书“和帝永元五年，遣使者分行贫民”之行同。颜注是也。（《汉书注商·高帝纪上》）

程馀庆：泽中，即大泽中也，在丰县北六十里。言酒后放徒，不敢由正路，且从泽中小径而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2]【汇注】

司马贞：（编者按：径）音迳。郑玄曰：“步道曰径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汇评】

梁玉绳：按：《贾子·春秋篇》《新序·杂事二》谓晋文公之兴也，蛇当道，梦天杀蛇，曰：“何故当圣君道？而蛇死。汉高之兴也，亦蛇当径，斩蛇，而妪夜哭。”《宋书》：“武帝之兴也，大蛇见洲里，射之而青衣捣药。”何前后事之同乎？《朱子语录》以高祖赤帝子之事为虚。《续古今考》言斩蛇事是伪为神奇，史公好奇载之。凌稚隆《汉书评林》引明敖英曰：“适然遘蛇而斩之，无足怪者。若神母夜哭，神其事以鼓西行之气耳。田单守墨而天神下降，陈胜首祸而鱼腹献书，类可概见。”（芒、砀云气，亦此类。）（《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13]【汇评】

高嵣：着一醉字，神气满纸。（《史记钞·高祖本纪》）

[14]【汇评】

凌稚隆：王鳌曰：高祖一言足以感人，此其异日得天下张本。（《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15]【汇校】

张文虎：斩蛇，《类聚》引作“之”。（《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王叔岷：案：旧钞一二二、《艺文类聚》十、六十、《初学记》《御览》八七、三四二、四八七引此皆无“击”字，《汉书》《通鉴》同。《艺文类聚》十二引“拔剑击斩蛇”作“拔剑斩之”。《汉纪》同。《焦氏易林》十一注引《汉书》亦作“拔剑斩之”（今本“之”作“蛇”）。（《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刘歆：汉帝相传以秦王子婴所奉白玉玺、高祖斩白蛇剑。剑上有七采珠、九华玉以为饰，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剑在室中，光景犹照于外，与挺剑不殊。十二年一加磨莹，刃上常若霜雪。开匣拔鞘，辄有风气，光彩射人。（《西京杂记》卷一）

司马贞：《汉旧仪》云：“斩蛇剑长七尺。”又高祖云“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二文不同者，崔豹《古今注》“当高祖为亭长，理应提三尺剑耳；及贵，当别得七尺宝剑”，故《旧仪》因言之。（《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张守节：按：其蛇大，理须别求是剑斩之。三尺剑者，常佩之剑。《括地志》云：“斩蛇沟源出徐州丰县中平地，故老云高祖斩蛇处，至县西十五里入泡水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马端临：斩蛇夜哭，在秦则为妖，在汉则为祥，而概谓之龙蛇之孽可乎？僵树虫文，在汉昭帝则为妖，在宣帝则为祥，而概谓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于此不得其说，于是穿凿附会，强求证应，而深有所不通。（《文献通考·自序》）

凌稚隆：杨循吉曰：此叙斩蛇，转笔法，又自一片境界。（《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又：光缙曰：陶隐居载汉高祖以始皇三十四年于南山得一铁剑，长三尺，铭曰“赤霄”，大篆书，即斩蛇剑也。及贵，常服之。又《西京杂记》云斩蛇剑长七尺。晋太康武库火，飞去，屠赤水。有诗云：天门列缺矅真龙，大泽寒云抹剑锋。鬼母夜号妖血冷，比风吹出绿芙蓉。一云“绿芙蓉”即高祖所名其剑，得之于南山者。（同上）

王士俊：汉高帝斩蛇处：在永城县北八十里砀山，即帝亡匿所隐，吕后望云气每得之处。文帝立庙于岩前，绘帝像，列功臣于侧。（《（雍正）河南通志》卷五一《古迹上》）

沈钦韩：《三辅黄图》：太上皇微时，佩一刀，长三尺，上有铭，字难识。传云殷高宗伐鬼方时所出也。上皇游丰、沛山中，寓居穷谷。有人冶铸，上皇息其旁，问曰：“铸何器？”工者笑曰：“为天子铸剑，慎勿言。得公佩剑，杂而冶之，即成神器，可克定天下。”上皇解匕首，投炉中。剑成，上皇以赐高祖，高祖佩之。斩白蛇是也。及定天下，藏于宝库。守藏者见白气如云出户，状若龙蛇。惠帝即位，以前库贮禁兵器，名曰灵金内府。《宋书·百官志》东京法驾出，侍中负传国玺，操斩白蛇剑参乘。《晋书·舆服志》晋惠帝时武库火烧之。（《汉书疏证》卷一）

陈直：直按：本段见《拾遗记》卷五，文字相同，中有删节，但称为灵金府，不称为灵金内府。又《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一引《拾遗录》，与今本《拾遗记》文字略有异同。又张澍辑《三辅故事》引《北堂书钞》，叙太上皇铸剑事，文较《拾遗记》为节括，但亦称为灵金内府（此条不见于今本《书钞》，未知张氏所据）。又《刀剑录》云：“前汉刘季在位十二年，以始皇三十四年于南山得一铁剑，长三尺，小篆书，铭曰赤霄，及贵常服之。此即斩白蛇之剑也。”又《异苑》云：“晋惠帝元康二年，武库火烧孔子履、高祖斩白蛇剑、王莽头等三物。”据此，高祖斩蛇剑，至晋时始毁也。（《三辅黄图校证》卷六）

田兆元：这就是著名的高祖斩蛇起义的神话。从这个故事的表面看，它是一场人蛇之斗，蛇欲挡道，高祖击杀之。神话的后部分是对这一行为的意义的诠释……斩蛇在神话里的意义即是杀子，本质是刘邦于秦末企图夺取江山的“大丈夫当如此”的慨叹后抛出的取而代之的舆论。……它从正面树立起刘邦做帝王的神学依据。……所谓斩白蛇就是灭秦的象征。《史记集解》引应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献公时栎阳雨金，以为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尧后，谓汉也。杀之者，明汉当灭秦也。”白帝是秦人所祠之神，这在《史记·封禅书》里多次提到，所斩之蛇为白帝之子，这就意味着秦的灭亡。老妪又明明白白地说杀白帝之子的是赤帝之子，则是说刘邦就是赤帝子。白蛇之断与老妪哭泣则是宣告秦的悲剧性的命运的到来。（《神话学与美学论集·论神话的矛盾法则》

[16]【汇校】

王叔岷：案：旧钞、《艺文类聚》十、六十、《御览》八七引此皆无“遂”字，《汉书》同。（《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司马贞：谓斩蛇分为两段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17]【汇注】

吴见思：蛇横径上，既斩之后，蛇分为两，负痛而豁开数尺，故“径开”数字，亦不轻下。（《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18]【汇校】

王先谦：先谦曰：官本困作因，《史记》同。周寿昌云监本、凌稚隆本亦作因，据文义：始曰被酒，中曰醉，末曰醉困卧，情事明，有次第，言醉后行数里而困，故卧也。困字较因为胜。（《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周寿昌：殿、监本乃凌稚隆《评林》本困作因。瞿鸿曰，前云高祖醉，此复云醉，又曰因“卧”，是卧因醉也。何不因于前而因于此乎？寿昌曰：“据文义，始曰‘高祖被酒’，中曰‘高祖醉’，末曰‘醉困卧’，情事明，有次第，其上曰‘行数里，醉困卧’，是言醉后行数里而困，故卧也。困字似较因字为胜。”（《汉书注校补》卷一）

编者按：“因”，《汉书》作“困”。王先谦《汉书补注·高帝纪上》引周寿昌云：“据文义，始曰被酒，中曰醉，末曰醉困卧，情事明，有次第。言醉后行数里，因困而卧也。困字较因为胜。”然《史记》多种版本皆作“因”，若曰因醉酒随地而卧，亦通。

【汇评】

吴见思：始则被酒，继则醉，此则醉卧，后乃觉，一步不乱。（《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19]【汇评】

凌稚隆：敖英曰：或问沛公斩蛇，神母夜哭，信然乎？予曰：适然，遘蛇而斩之，无足怪者，乃若神母夜哭，窃疑沛公嗾老妪为之，又嗾人告焉，使神其事，以鼓西向之气尔。观田单守墨，而天神下降；陈胜首祸，而鱼腹献丹书，类可概见。隆按：斩蛇、夜哭，诈耶。则流火之鸟，跃舟之鱼，自古已然矣，矧东南天子气，五星聚东井，种种奇异，是可人力致乎？盖天生一代兴君，自宜特有非常之兆，以开其始，恐不可以天神、鱼腹之诈，而遂概疑之也。又按：已上曰“见交龙于上”，曰“见其上有怪”，曰“赤帝子斩蛇”，曰“东南有天子气”，曰“所居有云气”，皆兆之征于天者。曰“两家折券”，曰“吕公许女”，曰“老父相大贵”，皆兆之征于人者。班史历次于纪之首，以见帝王之兴有征于天人云。（《汉书评林·高帝纪》）

[20]【汇校】

王叔岷：案：“故哭之”与下文“故哭”疑复。《御览》八七引此无“故哭之”三字，《汉书》《论衡》并同。（《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评】

唐顺之：芒砀斩蛇，老妪之哭，亦胜广罩鱼狐鸣之故智也。解者遂谓白帝指秦，言辨者又谓二世弑于赵高、子婴杀于项羽，刘季无与焉，何赤帝子之斩竟无取验耶？解曰：愚氓难以理喻，大众难以威取。即高宗之立相，犹托梦赉；太王之迁歧，亦假契龟，非事术也，聊借之以愚民耳。得民而后以道治之，此圣王之所兴隆也。如必取验于后，是痴人说梦也。即其事而议之，白帝子何必作秦解也，如项羽横暴山东，即谓之白蛇亦可。项灭而汉始兴，是斩项羽者刘季也。何谓无取验也。虽然必取而符合之，是亦愚氓也，宁不为当年造谋者所嗤哉。（《两汉解疑》卷上“高祖”）

[21]【汇注】

王钦若等：汉高祖起沛，旗帜皆赤，繇所杀蛇白帝子，所杀者赤帝子，故也。既代秦继周，木生火，故为火德。（《册府元龟》卷四）

王应麟：五德更有二家之说，邹衍以相胜立体，刘向以相生为义。张苍以汉水胜周火，废秦不班五德。贾谊以汉土胜秦水，以秦为一代。论秦汉虽殊而周为火一也，相胜之义为长。土生乎火，水生乎金，汉以土为赤帝子，秦以水为白帝子也。相胜者以土胜水，相生者土自火，子义岂相关。（《玉海》卷十二《律历·总论时令》）

[22]【汇注】

裴骃：应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献公时栎阳雨金，以为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尧后，谓汉也。杀之者，明汉当灭秦也。秦自谓水，汉初自谓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司马贞：按：《太康地理志》云：“畤在栎阳故城内，其畤如畦，故曰畦畤。”畦音户圭反。应注云“秦自谓水”者，按：秦文公获黑龙，命河为德水是也。又按：《春秋合诚图》云“水神哭，子褒败”。宋均以为高祖斩白蛇而神母哭，则此母水精也。此皆谬说。又注云“至光武乃改”者，谓改汉为火德，秦为金德，与雨金及赤帝子之理合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杨树达：《史记·封禅书》云：“秦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然则蛇为白帝，自秦为诸侯时已有此传说，知一时神话仍有其历史根据也。（《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23]【汇校】

［日］泷川资言：考证：秘阁本“人问”下有“媪”字，今下无“为”字，义长。（《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王叔岷：案：《论衡》“道”作“径”（《吉验篇》作“道”），“为”作“者”。《御览》四八七引此“为”亦作“者”。《汉书》同。《帝王略论》《通鉴》并无“为”字，与秘阁本合。（《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程馀庆：白帝，金也。金生水。白帝之子，水也。赤帝，火也。火生土。赤帝之子，土也。然则秦自谓水，汉自谓土，是矣。失在误以赤帝子为赤帝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汇评】

凌稚隆：杨循吉曰：斩蛇事，沛公自托以神灵其身，而骇天下之愚夫妇耳。大虹大霓、苍龙赤龙、流火之鸟、跃舟之鱼，皆所以兆帝王之兴起者，此斩蛇之计所由设也。（《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吴见思：赤帝子、白帝子，不可解，正以不可解为［神］异。（《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24]【汇评】

邵博：汉高祖一竹皮冠起田野，初不食秦禄，卒能除其暴，拯一世之人于刀机陷阱之下，置于安乐之地，帝天下，传之子孙四百年。其取之无一不义，虽汤武有愧也。史臣不知出此，但称断蛇、著符、协于火德，谬矣。（《邵氏闻见后录》卷十）

[25]【汇校】

裴骃：徐广曰：“一作‘苦’。”（《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王先谦：苏林曰：欲困苦辱之。师古曰：今书苦字或作笞。笞，击也，音丑之反。沈钦韩曰：《吕览·疑似篇》“梁北梨丘邑丈人，有之市而醉归者，梨丘之鬼效其子之状，扶而道苦之”，与此义同。作笞者非。先谦曰：《史记》作笞，徐广云：一作苦。（《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张文虎：欲告之，《索隐》本作“告”，盖所见旧本如此。今本作“笞”，并依注改。（《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日］泷川资言：考证：秘阁本、枫、三條本“妪”下有“言”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日］水泽利忠：南化、枫、三、谦、狩、中韩“人乃以媪言为不诚”。（《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编者按：“告”字《汉书》作“苦”，王先谦《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引沈钦韩曰：“《吕览·疑似篇》‘梁北梨丘邑丈人，有之市而醉归者，梨丘之鬼效其子之状，扶而道苦之’，与此义同。作‘笞’者非。”《集解》徐广亦曰“一作苦”，可知《史记》亦有以“告”作“苦”者。苦作折磨解。然“欲告之”，乃跟随高祖之壮士，欲将老妪荒诞不经，故意神话高祖之言告诉高祖，妪因忽不见，只能不了了之。意亦可通。其实此怪异现象及高祖其他怪异现象，讵非有意编造以冀给高祖戴上更多一重神圣光环耶！

【汇注】

司马贞：《汉书》作“苦”，谓欲困苦辱之。一本或作“笞”。《说文》云：“笞，击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26]【汇校】

牛运震：神母夜号一段，所以章赤帝之符也。但“化为蛇，当道”，此语有痕迹；“人乃以妪为不诚”等语，语稚而意烦。此中当有节删，只应纪云：“有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吾子，白帝子也，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已而妪不见。”如此则浑老矣。（《读史纠谬》卷一《史记·高祖本纪》）

【汇注】

颜师古：见音胡电反。他皆类此。（《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汇评】

凌稚隆：王维桢曰：先叙相者老父不知其处，此言老妪因忽不见。记得奇异处有蕴借。（《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27]【汇注】

颜师古：觉谓寝寐而寤也，音功效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包恺、刘伯庄音古孝反。（《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28]【汇评】

凌稚隆：张之象曰：此言“心独喜，自负”，后又言“高祖心喜”，此言“诸从者日益畏之”，后又言“沛中子弟闻之多欲附者”，每段俱有结构。（《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29]【汇注】

裴骃：应劭曰：“负，恃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司马贞：晋灼云：“自恃斩蛇事。”（《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30]【汇评】

吴见思：先言至而后告，先言觉而后喜，喜而自负，而从者日益畏，数语中步趋不乱。（《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1]，于是因东游以厌之[2]。高祖即自疑[3]，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4]。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5]。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6]，故从往常得季[7]。”高祖心喜[8]。沛中子弟或闻之[9]，多欲附者矣[10]。

[1]【汇注】

沈钦韩：刘昭《郡国志》注干宝《搜神记》曰，秦始皇东巡，望气者云五百年后，江东有天子气。始皇至，令囚徒十万人掘污其地，表以恶名，改醉李曰由拳县。《元和郡县志》：润州丹徒县，秦以其地有王气，始皇遣赭衣徒三千人，凿破长陇，故曰丹徒。（《汉书疏证》卷一）

郭嵩焘：案：“始皇帝常曰”，是追叙从前事。始皇二十八年东行郡县，高祖是时为泗水亭长，无因以东南天子气自承。至是聚徒亡命，又得诸怪征，乃追索始皇帝语而自疑也。（《史记札记·高祖本纪》）

王先谦：王启原曰：《晋书·天文志》：“天子气，内赤外黄，四方所发之处当有王者。若天子若有游往处，其地亦先发此气。或有城门，隐隐在气雾中，恒带杀气森森然；或如华盖在气雾中；或气象青衣人，无手，在日西；或如龙马，或杂气郁郁冲天者，此皆帝王气。”（《汉书补注·高帝纪上》）

杨树达：《伍被传》称：“秦民思乱，客谓高帝曰：时可矣。高帝曰：待之！圣人当起东南。间不一岁，陈、吴大呼。”然则当时传说，上下同之。据高帝语意，似无伐秦之意者，盖漫言以应客耳。（《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吕宗力：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一种占候术，叫望气，观察云气以预测吉凶。秦始皇所担心的预言“东南有天子气”，应该源出望气术士。（墨子《迎敌祠》：“凡望气，有大将气，有小将气，有往气，有来气，有败气，能得明此者，可知成败吉凶。”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闲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74页。）西汉马王堆帛书中有《天文气象杂占》。汉代设有专掌观察云气、星象的望气、望气佐等职官，著名者有文帝时的新垣平、武帝时的王朔等。《史记》《汉书》中有不少汉初以望气占候的史例。如“至后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杀之”。（《汉代开国之君神话的建构与语境》，载《史学集刊》2010年第2期）

龚浩康：天子气，方士们认为皇帝所在的地方，天空有一种特殊的云气。京房《易飞候》说：“何以知贤人隐？师曰：‘四方常有天云，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贤人隐矣。’”这是易家的迷信说法。（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汇评】

李志慧：刘邦何以能得天下？当时的正统思想家认为是“君权神授”，其追随者也大量散布刘邦少时头上云气皆为龙虎，成五彩，连秦始皇也感到“东南有天子气”；一老父相刘邦“贵不可言”，相吕雉“天下贵人”；及至刘邦斩蛇起义，一老妪称其为“赤帝子”。凡此种种，无非想证明刘邦是“受命之君”。（《史记文学论稿》）

[2]【汇校】

张文虎：以厌之，《御览》八七引“厌”下有“当”字，与《汉书》合。《汉纪》无。（《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施之勉：《考证》秘阁本无“因”字。按：《类聚》十二、《御览》八十七、八百七十二引，无“因”字。（《史记会注考证订补·高祖本纪第八》）

编者按：“厌”下，《汉书》有“当”字。王先谦《汉书补注》同意《索隐》引《广雅》所云“厌，镇也”之意，又认为“当者，始皇以其地有天子气，故往游自当之。”此即《晋书·天文志》所释“天子气”中之一解也。

【汇注】

颜师古：猒（编者按：《汉书》作“猒”），塞也，音一涉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厌音一涉反，又一冉反。《广雅》云：“厌，镇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乐史：厌气台在县城中。《汉书》秦皇以东南有天子气，故东游厌之。因筑此台。（《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丰县》）

王禹偁：古之王者，筑灵台，视云物，察气侯之吉凶，知政教之善恶。苟理合天道，垂休降福，则必日新其德以奉之；化失民心，为妖作沴，则必夕惕其躬以惧之，如是则变祸福而反灾祥，不为难矣。乌有筑高台，厌王气，行巫觋之事，御天地之灾者乎？嬴政之有天下也，始以利咀长距鸡斗六国而擅场，复以钩爪锯牙虎噬万方而择肉，终以多藏厚敛蚕食兆民而富国。然后戍五岭，筑阿房，驱周孔之书，尽付回禄，惑神仙之术，但崇方士，收大半之赋，则黔首豆分，用叁夷之刑，则赭衣栉比。鲸鲵国政，蝼蚁人命，原膏野血，风腥雨膻，六国嗷嗷，上诉求主。天将使民息肩于炎汉，故望气者云“东南有天子气”，于是祖龙巡狩，筑台以厌之。殊不知民厌秦也诉之于天，天厌秦也授之于汉，秦独厌天、厌民而自王乎？向使筑是台告天引咎，迁善树德，封六国之嗣，复万民之业，薄赋敛，省徭役，销戈镕兵，勖稼穑，除高、斯之暴政，修唐、虞之坠典，下从人望，上答天意，则王气不厌而自销矣，刘、项之族何由而兴哉？（《厌气台铭》，引自《同治徐州府志》卷一八中《古迹考·厌气台铭》）

[3]【汇评】

赵翼：《史记》秦始皇以“东南有天子气，乃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隐于芒、砀山泽之间。吕后以其所居处常有云气，求辄得之。《汉书》删却“即自疑”三字，高祖以匹夫而以天子自疑，正见其志气不凡也。《汉书》删此三字，便觉无意。（《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

程馀庆：此何等事而自疑耶？正写其自负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4]【汇注】

裴骃：徐广曰：“芒，今临淮县也。砀县在梁。”骃按：应劭曰“二县之界有山泽之固，故隐于其间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应劭曰：“芒属沛国，砀属梁国，二县之界有山泽之固，故隐其间。”苏林曰：“芒音忙遽之忙，砀音唐。”师古曰：“砀亦音宕。所言属沛国、梁国者，皆是注释之人据见在所属，非必本当时称号境界。他皆类此。”（《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张守节：《括地志》云：“宋州砀山县在州东一百五十里，本汉砀县也。砀山在县东。”（《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胡三省：班《志》（编者按：《汉书·地理志》），芒县属沛郡，砀县属梁国。应劭曰：“二县之间有山泽之固，故隐其间。”宋白曰：“亳州永城县，汉芒县地。”《括地志》：“宋州砀山县在州东一百五十里，本汉砀县；砀山在县东。”芒，音忙。砀，音唐，师古又音宕。（《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注）

顾祖禹：砀山，在县东南七十里，与河南永城县接界，其北八里曰芒山。汉高尝隐芒砀山泽间是也。山有紫气岩，即汉高避难处。（《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河南·归德府》）

王先谦：钱大昭曰：砀当从“易”。先谦曰：官本正文及注并作砀，是芒，沛郡县，今徐州府永城县东北甫城集。后汉郡改国也。砀，梁国县，今砀山县南保山镇。砀山在永城、砀山二县接界。（《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钱穆：案：今河南永城县东北甫城乡，俗呼“大睢城”。（《史记地名考·梁宋地名》）

徐朔方：刘邦三十六岁，以亭长身份押解囚徒到骊山做苦工。出发不久就发生囚徒逃亡事件，他索性把其余罪犯全都释放，自己也带了十几个人逃走。“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见《史记·高祖本纪》）。这个“隐”字含义不够明确。如果在这里联系前后文还能勉强使人理解，那么《史记》卷九五《樊哙列传》“以屠狗为事，与高祖俱隐”，就容易使人误会了。这个“隐”字不是“隐士”之“隐”，而是我们现在讲的转入地下活动的意思。所以下文说：“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起兵之前就已经有几百人之多。（《史汉论稿·刘邦四题》）

后晓荣：芒县，秦封泥有“芒丞之印”。《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集解》徐广曰：“芒，今临淮县也。”《史记·高祖功臣年表》：“芒，《索隐》注：县名，属沛。”《水经·睢水注》：“睢水又东迳芒县故城北，汉高帝六年封耏跖为侯国。”《通典》：“谯郡永城，有砀山，汉高帝隐于芒、砀山泽间，即此地。汉芒县故城在今县北。”《元和》（编者按：《元和郡县志》，下同）卷八：“永城县，因隋旧县，本秦芒县也。”《读史》（编者按：《读史方舆纪要》，下同）卷五十河南归德府永城县：“在府东一百八十里。西北置徐州砀山县百二十里，东南至南直宿州百三十里，西南至毫州百五十里。春秋芒邑地，汉为芒县，属沛郡，高祖封耏跖而为侯邑。”《清一统志》卷一百九十四：“故城在归德府永城县东北，秦县。”秦芒县故址在今河南永城县东北。（《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砀郡》）

[5]【汇注】

颜师古：言随云气所在而求得之。（《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6]【汇校】

张守节：京房《易（兆）［飞］侯》云：“何以知贤人隐？（颜）师（古）曰：‘四方常有大云，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贤人隐矣？”故吕后望云气而得之。（《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王先谦：王先慎曰：“《史·正义》引颜云京房《易飞候》云‘何以知贤人隐？四方常有大云，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贤人隐矣’，故吕后望云气而得之。”今本脱。（《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张文虎：《正义》京房《易兆候》，按：《隋书·经籍志》《周易飞候》九卷，又六卷，并京房撰。《类聚》一、《御览》八并引《易飞候》云“视四方常有大云，五色俱，其下贤人隐”，正与此文合，“兆”当为“飞”之误。然《天官书·正义》引此文亦作《易兆候》，姑仍之。（《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7]【汇评】

吴见思：自匿奇，求得更奇。天子气奇，云气更奇。相映成文，一丝不乱。（《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8]【汇校】

凌稚隆：按：“心喜”《汉书》作“又喜”。（《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张文虎：心喜，《御览》引作“又喜”，与《汉书》合。（《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评】

徐孚远：高祖隐处，岂不阴语吕后耶？隐而求，求而怪，皆所以动众也。（《史记测议·高祖本纪》）

王叔岷：案：《御览》八七引“心”作“又”，《汉书》同。“又”字义胜。上文高祖闻“老妪夜哭”事，“乃心独喜”；此复闻吕后语，故“又喜”也。（《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吕宗力：《史记》行文，从斩蛇后的“心独喜，自负”，到获知“所居上常有云气”的“心喜”，从“诸从者日益畏之”，到“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前后呼应。叙述虽然极简略，丰西斩蛇、芒砀云气神话的建构、流传，及其对刘邦本人与丰沛子弟群体的心理影响，生动形象，跃然纸上。而字里行间所揭示的刘邦沾沾自喜的神态以及神话的政治能量，也令后世的《史记》读者对神话的建构过程产生怀疑。明人徐孚远就依据人情常理质问：“高祖隐处，岂不阴语吕后耶？隐而求，求而怪，皆所以动众也。”徐经也认为刘邦和吕雉有串谋之嫌，伪造神迹，“托言以惊动沛中子弟”。与丰西斩蛇故事类似，吕雉与隐匿于山泽之间、行踪不定的丈夫有其联络方法，可以不时前往探访，是现实中可能发生的合理情境，而宣称刘邦“所居上常有云气”，既是对自己和丈夫的保护手段，也是神道设教的伎俩。（《汉代开国之君神话的建构与语境》，载《史学集刊》2010年第2期）

[9]【汇评】

班彪：若乃灵瑞符应，又可略闻矣。初，刘媪妊高祖，而梦与神遇，震电晦冥，有龙蛇之怪。及长而多灵，有异于众。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吕公睹形而进女；秦皇东游以厌其气，吕后望云而知所处；始受命则白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故淮阴、留侯谓之天授，非人力也。（引自《文选》卷五二《王命论》）

凌稚隆：按：“沛中子弟”二句是结上起下之句。（《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10]【汇评】

凌稚隆：凌约言曰：约而该，简而明，叙事轻重，接应有法。（《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吴见思：先日益畏之，后多欲附之，步步紧入。（《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又：序高祖，先于虚处叙其琐事，俱用疑神疑鬼之笔其实，一纪提纲，后乃序其实事。（同上）

吕宗力：称《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的刘媪梦神、骨相异常、丰西斩蛇、芒砀云气等叙述为“神话”……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按照当时的习俗、文化观念建构出来的。……而秦末社会政治的风云变幻，自古流传的无数感生神话，战国以来盛行的骨相、望气方术，群众寻觅真命天子的心理需求，形成了建构政治神话的丰富语境。与此同时，《史记·高祖本纪》所描绘的刘邦，有强烈的“预言自我实现”倾向，对自己“应运而生”衷诚信仰。在适当的语境中，以他那极强的自信心、敏锐的政治嗅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圆熟的人际沟通能力，有能力对其徒众乃至更大范围的群众发出较强的心理暗示，影响他们的行为及对自己的评价。（《汉代开国之君神话的建构与语境》，载《史学集刊》2010年第2期）

韩兆琦：以上为第一段，写刘邦起义前的种种事迹与经历。史公虽也罗列了刘邦的种种神异，实则厌恶之极。（《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秦二世元年秋[1]，陈胜等起蕲[2]，至陈而王[3]，号为“张楚”[4]。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5]。沛令恐，欲以沛应涉。掾、主吏萧何、曹参乃曰[6]：“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7]，可得数百人，因劫众[8]，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刘季[9]。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

[1]【汇注】

裴骃：徐广曰：“高祖时年四十八。”（《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司马贞：应劭云：“始皇欲以一至万，示不相袭。始者一，故至子称二世。”崔浩云：“二世，始皇子胡亥。”又按：《善文》（编者按：华虞《善文》）称隐士云“赵高为二世杀十七兄而立今王”，则二世是第十八子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凌稚隆：此时高祖初起，天下未定，故以秦纪年。（《汉书评林·高帝纪》）

吴见思：以下用秦纪年，纪实也。（《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齐召南：二世（胡亥）元年：……七月，蕲陈胜起兵称楚王。八月，楚将武臣自立为赵王。九月，刘邦起兵称沛公，楚人项梁起兵于吴，齐田儋自立为齐王，赵将韩广自立为燕王。楚将周巿立魏公子咎为魏王，废卫君角为庶人。（《历代帝王年表·秦年表》）

[2]【汇注】

司马贞：蕲，县名，属沛。音机，又音旂。（《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凌稚隆：田汝成曰：陈涉起蕲，本音祈，而苏注云音机，盖方音也。（《汉书评林·高帝纪》）

沈钦韩：《一统志》（编者按：《大清一统志》）：蕲县故城在凤阳府宿州南，元并入宿州，今有蕲县集。（《汉书疏证》卷一《高祖纪》）

王先谦：蕲，沛郡县，今凤阳府宿州南蕲县集。（《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汇评】

魏了翁：鹤山先生曰：自秦以来，未有以全盛之天下十五年而亡者，亦未有陇上之耕夫无尺寸之资以取天下者，此罢封建、废井田之明验也。（《古今考》卷一“秦二世元年陈胜起蕲”）

[3]【汇注】

王先谦：陈，淮阳县，今陈州淮宁县治。（《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4]【汇校】

编者按：“号为‘张楚’”，《汉书》作“自立为楚王”，颜师古注引李奇曰：“秦灭楚，楚人怨秦，故涉因民之欲自称楚王，从民望也。”《广雅·释诂一》“张，大也。”“张楚”即张大楚国之意，亦从民望，使更具号召力。

【汇注】

颜师古：李奇曰：“秦灭楚，楚人怨秦，故涉因民之欲，自称楚王，从民望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胡三省：刘德曰：若云张大楚国也。张晏曰：先是楚已为秦所灭，今立楚为张。（《资治通鉴》卷二《秦纪二》注）

田余庆：“张楚”词义，古今学者为之诠释，颇不乏人。《史》《汉》注家用训诂成法释张楚，从张字生解，谓张楚犹言张大楚国。王先谦据《广雅·释诂》“张，大也”，直谓张楚就是大楚。按照这个说法，陈胜入陈建张楚之号，实际上就是篝火狐鸣时以及用尉首祭坛时所称大楚的正式宣告。张晏认为张是弛的反义词，谓楚为秦灭，是已弛；陈胜立楚，遂为张，故号张楚。这个解释虽嫌迁拗，但涵盖了秦楚关系，包含了“张楚”目的，有它的长处。的确，由于楚有可张之势，张楚旗号非常有利于反秦活动，陈胜“张楚”才具有不平常的意义。《项羽本纪》楚南公之言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论者谓其识废兴之数。张楚名号，可与“亡秦必楚”之说照应。（《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又：十多年前出土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其《五星占》中的五星行度和另一种古佚书的干支表，具列秦及汉初纪年，其间有张楚而无秦二世年号。这一发现受到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引起帛书张楚究竟是王号、国号还是年号的讨论，也引起帛书置张楚于干支系列中究竟有什么政治意义的评议。我想，当时制度，国君纪元以数计，称某王某年，所以说张楚既是王号、国号，又用以纪年，是合乎情理的。马王堆三号汉墓年代不晚于汉文帝时，该墓帛书以张楚纪年，证明此时人们在观念上尊重张楚法统。其所以形成这种观念，当是由于张楚有首事之功，如果没有张楚，就不会出现灭秦的战争，也就不会有汉。（同上）

许威汉：搞历史的为什么把陈胜的国号和王号理解为“张楚”呢？主要是对“号为张楚”一语的“张”的理解有异。“张”，《广雅》作“施”讲，《广韵》作“开”讲，《集韵》作“陈设”讲。“开”“施”“陈设”也可引用为“建”的意思，因此“号为张楚”一句当解释为“宣称为建立楚国”。考《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都说“自立为楚王”，而不是“张楚王”。至于“国号”，据《陈涉世家》记载，两次称为“大楚”，“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袒右，称大楚”。九次称“楚”。由此更可以看出陈胜建立的“国号”是“大楚”而不是“张楚”。“大楚”也就是“楚”，如“大唐”也就是“唐”一样。如果有人说“张”也可以作“张大”解释，“张楚”也就是“大楚”，这就未免牵强了。（《训诂学导论·总论·六》）

[5]【汇校】

张文虎：欲以沛应涉，《御览》引作“胜”。（《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又：以应陈涉，上作“胜”，此作“涉”，当有一误。（同上）

【汇注】

班固：八月，武臣自立为赵王，郡县多杀长吏以应涉。九月，沛令欲以沛应之。（《汉书·高帝纪》）

[6]【汇注】

司马贞：按：《汉书》萧、曹传，参为狱掾，何为主吏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程馀庆：秦制，官各有掾属。正曰掾，副曰属。参为狱掾，何为主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7]【汇注】

颜师古：时苦秦虐政，赋役烦多，故有逃亡辟吏。（《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8]【汇注】

司马贞：《说文》云“以力胁之云劫”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王叔岷：案：《说文》：“人欲去，以力胁止曰劫；或曰：以力止去曰劫。”《索隐》所引《说文》“胁之”疑“胁止”之误。黄善夫本、殿本《索隐》（并在“因劫众”下）并无“云劫”二字。（《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9]【汇注】

司马贞：《汉书》作“数百人”。刘伯庄云“言数十人或至百人”，则是百人已下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杨树达：《楚元王传》云：“高祖微时，常避事。”《卢绾传》云：“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避宅。”《任敖传》云：“高祖尝避吏。”此时出亡在外，盖即为此。（《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汇评】

刘辰翁：萧何在吕公时，以季多大言，少成事。及为沛公，谋则召之，为身谋则托之，殆吕公之教也。一沛邑耳，时相聚焉，此吕公所以不去也。此处只称季，顺。（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于是樊哙从刘季来。沛令后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1]，欲诛萧、曹[2]。萧、曹恐，逾城保刘季[3]。刘季乃书帛射城上，谓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4]。沛今共诛令[5]，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6]。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7]。”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8]。刘季曰[9]：“天下方扰[10]，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11]。吾非敢自爱[12]，恐能薄[13]，不能完父兄子弟[14]。此大事[15]，愿更相推择可者[16]。”萧、曹等皆文吏[17]，自爱，恐事不就[18]，后秦种族其家[19]，尽让刘季[20]。诸父老皆曰[21]：“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22]，当贵，且卜筮之[23]，莫如刘季最吉。”于是刘季数让。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24]。祠黄帝[25]，祭蚩尤于沛庭[26]，而衅鼓旗[27]，帜皆赤[28]。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29]。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30]，攻胡陵、方与[31]，还守丰[32]。

[1]【汇注】

颜师古：城守者，守其城也。守音狩。（《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凌稚隆：田汝成曰“乃闭城城守”，本如字。而师古音狩，盖方音也。（《汉书评林·高帝纪》）

杨树达：师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树达按：守城不得倒云城守。城守者，谓于城上为守耳。此与“郊迎”“家居”“庭说”文例相同。下文射帛城上，其明证也。（《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2]【汇评】

程馀庆：庸人，自取败亡。（《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3]【汇注】

裴骃：韦昭曰：“以为保障。”（《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保，安也，就高祖以自安。（《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胡三省：言投刘季以自保也。（《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注）

王先谦：王念孙曰：“《史·集解》引韦昭曰：‘以为保障’。”按：韦、颜二说皆失之迂。保者，依也。僖二年《左传》“保于逆旅”，杜注训保为依。《史记·周本纪》“百姓怀之，多从而保归焉”，保归谓依归也。（《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4]【汇注】

颜师古：屠谓破取城邑，诛杀其人，如屠六畜然。（《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按：范晔云：“克城多所诛杀，故云屠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王先谦：今犹即也。《史》《汉》“今”字如此类，皆训“即”。（《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5]【汇注】

凌稚隆：按：项籍杀会稽守，刘季杀沛令，皆各起兵之始。（《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6]【汇注】

颜师古：完，全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张家英：“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今”字三家、《考证》均无注。谨按：上例中的三个“今”字，包含着三种意义。“今父老虽为沛令守”之“今”，为时间名词。《说文·人部》：“今，是时也。”段注：“今者对古之称。古不一其时，今亦不一其时也。云‘是时’者，如言目前，则目前为今，目前以上为古。”此为常用义。“今屠沛”之“今”为时间副词，表“即、将”之义。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五：“孙炎注《乐雅·释诂》曰：‘即，犹今也。’故‘今’亦可训为‘即’。”……“沛今共诛令”之“今”，为假设连词。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五：“家大人曰：今，犹‘若’也。”本篇下文用此义者颇多，略举数例。“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不下，且屠丰。”“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后。”杨树达《词诠》卷四：“王念孙曰：今犹若也。树达按：此乃说一事竟，改说他端时用之。王氏训为‘若’，乃从上下文之关系得之。疑今字仍是本义，非其本身‘若’字之义也。”杨氏之说可为王念孙说作一补充，即所假设者为目前之现在，而非过去与将来；然“今”字所述者非已成之事实，以此可知王念孙说之不谬也。（《<史记>十二本纪疑诂·高祖本纪》）

[7]【汇注】

王叔岷：案：“无为”犹言“不当”也。《秦始皇本纪》：“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裴氏《古书虚字集释》八云：谓犹当也。）彼文“无谓”与此“无为”同旨。（《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张家英：“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无为”，三家与《考证》均无注。谨按：“无为”为一常用多义词，此处所用者非常用义。其义实为“无益、无作用”。《国语·吴语》：“危事不可以为安，死事不可以为生，则无为贵智矣。”《史记·伍子胥列传》：“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范睢蔡泽列传》：“使以臣之言为可，愿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为不可，久留臣无为也。”皆此义。（《<史记>十二本纪疑诂·高祖本纪》）

[8]【汇评】

施之勉：按：《功臣表》“袐彭祖以卒从起沛”。以卒开沛城门。（《史记会注考证订补·高祖本纪第八》）

程馀庆：沛公射书使父老杀沛令，较项羽手戮会稽守，便有体面。矧会稽守无罪，而沛令自取耶？（《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9]【汇评】

刘辰翁：真长者之言。（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10]【汇校】

［日］水泽利忠：枫、三“天下方扰乱”。（《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颜师古：扰，乱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11]【汇注】

司马贞：言一朝破败，使肝脑涂地。（《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日］泷川资言：考证：《汉书》“壹”作“一”，“涂地”犹言委地，事业一败不可复收拾。（《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评】

程馀庆：真正英雄，不可无此识见。（《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2]【汇评】

高嵣：“非敢自爱”，婉而壮。（《史记钞·高祖本纪》）

[13]【汇注】

张守节：能，才能也。高祖谦言材能薄劣，不能完全其众。能者，兽，形色似熊，足似鹿。为物坚中而强力，人之有贤才者，皆谓之能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王先谦：刘攽曰：能虽兽名，安知非此兽有能，故以名之？（《汉书补注·高帝纪上》）

[14]【汇注】

颜师古：乡邑之人，老及长者父兄之行，少及幼者子弟之党，故总而言之。（《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凌稚隆：按：“不能完”句反应上“室家完”。（《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汇评】

凌稚隆：许应元曰：高祖起沛，时沛父老、子弟共杀沛令以迎高祖。羽起会稽，亦杀会稽守，第沛令负高祖，而沛父老、子弟自杀之，与籍之手刃殷通绝异。又高祖起事，便思完沛父子兄弟，而项梁父子徒以兵力逞。此成败所以异形也。（《汉书评林·高帝纪》）

[15]【汇评】

刘辰翁：要“起大事”，字甚俚。（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一《项籍》）

[16]【汇评】

程馀庆：让得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日］泷川资言：词婉礼恭，不似平生大言，“推泽”二字连读，《淮阴侯传》“不得推泽为吏”，《汉书》删“推”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17]【汇校】

杨树达：景佑本无“等”字，是也。（《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18]【汇注】

颜师古：就，成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19]【汇注】

颜师古：诛及种族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龚浩康：种族，绝种灭族。“种”和“族”均用如动词。秦法，一人犯罪，要诛灭三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汇评】

刘辰翁：只“种族”语，即事不济。（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凌稚隆：按：“恐不听”“恐其有变”“恐能薄”“恐事不就”，连用四“恐”字，盖首事之时，人心未定，故其危疑如此。（《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20]【汇评】

徐孚远：钟惺曰：陈婴母有言“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萧、曹全用此意。（《史记测议·高祖本纪》）

牛运震：“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按：此数语，说得萧曹沾沾自爱，全以利害为心，直成陈婴之母“事成得封侯，事败易以亡”一等见解。窃意萧曹开国佐命，必能素识真主。观沛令欲起义，而萧曹议召刘季，“沛令后悔”，闭城据守，萧曹又逾城保刘季，则其诚心推戴亦已久矣，恐不如太史公所云也。（《读史纠谬》卷一《史记·高祖本纪》）

[21]【汇评】

唐文献：此出当时众人意叙之，故曰“诸”、曰“皆”，而不著姓名耳。可类见。（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高祖本纪》）

[22]【汇校】

张文虎：珍怪，《御览》引作“奇怪”，与《汉书》合。（《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日］水泽利忠：南化、枫、三、狩无“珍”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王叔岷：案：《御览》八七、七二五引“珍怪”并作“奇怪”。《吕氏春秋·顺民篇》“味禁珍”，高诱注：“珍，异。”《说文》：“奇，异也。”则“珍怪”犹“奇怪”矣。（《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23]【汇注】

龚浩康：卜筮，占卜吉凶。将龟甲薰灼，根据裂缝来推测予兆叫“卜”；用蓍草来占卜叫筮。（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汇评】

梁玉绳：《滹南集·辨惑》曰：“‘珍’字不安，《汉书》改为‘奇’，是矣。”（《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24]【汇校】

王叔岷：《考证》：秘阁本“立”下无“季”字。案：《御览》八七、七二五引此并无“季”字。《帝王略论》称刘季“自立为沛公”，未知何据。（《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裴骃：徐广曰：“九月也。”骃按：《汉书音义》曰：“旧楚僭称王，其县宰为公。陈涉为楚王，沛公起应涉，故从楚制称曰公。”（《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胡三省：春秋之时，楚僭王号，其大夫多封县公，如申公、叶公、鲁阳公之类是也。今主季为沛公，用楚制也。（《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注）

程馀庆：楚旧县令称公。（《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25]【汇注】

杨树达：《周礼·肆师》云：“祭表貉则为位。”注云：“貉，师祭也，于所立表之处为师祭造军法者，祷气势之增培也，其神盖蚩尤，或曰：黄帝。”贾疏引此事为证。据此，则汉之为此，沿周制也。郑注云：祭造军法者，贾疏以造兵当之，似非郑意。（《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26]【汇注】

裴骃：应劭曰：“《左传》曰黄帝战于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瓒曰：“管仲云‘割卢山交而出水，金从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剑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瓒所引者同是《大戴礼》，出《用兵篇》，而非《三朝记》也。其余则如应说。沛廷，沛县之廷。（《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按：《管子》云“葛卢之山，发而出金”，今注引“发”作“交”及“割”，皆误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汇评】

凌稚隆：凌约言曰：高祖起兵时，规模即与诸公不同。（《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27]【汇注】

裴骃：应劭曰：“衅，祭也。杀牲以血涂鼓曰衅。”瓒曰：“按：《礼记》及《大戴礼》有衅庙之礼，皆无祭事。”（《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司马贞：《说文》云：“衅，血祭也。”《司马法》曰：“血于鼙鼓者，神戎器也。”颜师古曰：“凡杀牲以血祭者，皆名为衅。”臣瓒以为“皆无祭事”，非也。又，古人新成钟鼎，亦必衅之。应劭云：“衅呼为舋。”马融注《周礼》灼龟之兆云：“谓其象似玉、瓦、原之衅，是用名之。”此说皆非。音火稼反。（《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沈钦韩：《周礼·太祝》“隋衅逆牲”，郑云：“隋衅，谓荐血也。凡血祭曰衅。”（疏云：“贾氏云：衅，衅宗庙。马氏云：血以涂钟鼓。郑不从，而以为荐血祭祀者。下文云既祭令彻，则此上下皆是祭祀之事，何得于中辄有衅庙涂鼓直称衅？何得兼言隋？故为祭祀荐血解之。”按此，故《说文》亦曰：“衅，血祭也。”）是衅庙、涂钟鼓、祭器与荐血之衅各别也。臣瓒说是。应劭于此解衅为祭，义不切也。应劭云“衅呼者，呼与罅同”。《韵会》“罅”，《集韵》或作“呼”。……赵岐《孟子注》“新钟，杀牲以血涂其衅隙，此与应劭义同也。《鬯人注》“衅，读为徽”，疏云“徽为饰治之义”，亦涂治其衅隙耳。师古两驳俱谬。（《汉书疏证》卷一《高祖纪》）

吴仁杰：祠黄帝、祭蚩尤于庭而衅鼓旗。应劭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祭之。臣瓒曰：蚩尤庶人之贪者。仁杰曰：劭、瓒之说皆非也，所祭盖天星。蚩尤之旗，按《天文志》，蚩尤之旗类彗而曲象，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时方事征伐，故祠之耳。（《两汉刊误补遗》卷第一）

杨树达：吴仁杰曰：颜《注》以“衅鼓”句绝，非是。按：《封禅书》：“祠蚩尤，衅鼓旗。”旗字当属上句读之。先谦曰：吴说是也。帜是总称，言帜皆赤可矣，古书简要，不当有羡文。鼓旗并衅，上属为宜，后人习见旗帜字，误绝耳。树达按：下文云“偃旗帜”，又云“益张旗帜”，而《纪·赞》复云“断蛇著符，旗帜上赤”，班似仍以旗帜连读。王云古书不当云旗帜，实为瞽说。然《吕氏春秋·慎大篇》云：“衅鼓旗甲兵。”本书《郊祀志》亦云“徇沛，为沛公，则祀蚩尤，衅鼓旗”，则此文仍以从吴读为是矣。（《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28]【汇校】

张家英：《集解》《索隐》均于“衅鼓”下作解，将“旗”字下属为句。《考证》同。谨按：“衅鼓旗帜皆赤”语，并见于《史记·封禅书》《汉书·高帝纪》与《郊祀志》。标点本《史记》与《汉书》，均于“旗”字断句。而《史记集解》与《索隐》则均读断于“鼓”字，《汉书》颜师古注亦然。王先谦《汉书补注》主张从吴仁杰之说，“‘旗’字当属上句读之。”杨树达《汉书补注补正》则以为：“盖‘旗帜’多连文，不必如王说。”吴恂《汉书注商》更率直提出：“旗帜二字，往往累言，判属上下，文殊不驯”，“而衅旗之说，窃未之闻也。”前贤于“衅鼓旗”之断读既有异词，似当有重新审议之必要。

《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刘康公语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此一语句，实将上古时代君主之统治手段及其特殊心理予以和盘托出。盖欲治国安民，欲扩充疆域，舍祀与戎，实难为继。今按：“衅鼓旗”之说，似可于此解之。……要之，各种衅礼所适用之范围，实无以超出于祀与戎二者。各种衅礼之作用，在于其所衅之物，“尊而神之”（《礼记·杂记下》郑玄注）。至衅礼举行之方式，除“衅尸以鬯酒，使之香美”（《周礼·春官·鬯人》郑玄注）外，余均为“杀牲以血血之”（《周礼·春官·天府》郑玄注）。此种血祭，《周礼·春官·大祝》谓之“隋衅”。郑玄注：“隋衅，谓荐血也。凡血祭曰衅。”所用之牲，则为牛、羊、犬、豕、鸡各畜。（《说文·爨部》：“衅，血祭也。”又《血部》：“血，祭所荐牲血也。”）至《左僖三十三年传》与《左成三年传》之所谓以人“衅鼓”，当属奴隶社会早期“用人”制度之残余遗存，或系特例。

上举各种衅礼中，《吕氏春秋·慎大》已明言“衅鼓旗”矣，而或不之察，或以为孤证。至《礼记·乐记》之“衅车甲”，《周礼·夏官·大司马》与《小子》之“衅军器”，又因未明示以“旗”而被忽视。然安知其中必无“旗”乎？《释名·释兵》：“旗，期也；言与众期于下，军将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也。”《周礼·夏官·大司马》：“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是“旗”者，固为“军器”之不可或缺者也。然则以“衅鼓旗”断句，固非凭空立说，实亦有古籍记载之依据存焉。

或谓“旗帜”可以连文，而“鼓旗”连属则不经见，连读则文不雅驯。吴恂至谓“《封禅书》《郊礼志》虽皆有‘衅鼓旗’之文，斯盖取以足辞，犹《系辞》‘风雨以润之’、《玉藻》‘大夫不得造车马’之比耳”（《汉书注商》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窃谓不然。《吕氏春秋·慎大》之“衅鼓旗”之文，暂置勿论。今所论者《史记》，且以《史记》中之文字证之。《淮阴侯列传》中，既有“信建大将之旗鼓”句，又有“信、张耳详弃鼓旗”句与“赵果空壁争汉鼓旗”句。不只如此，《匈奴列传》中，有李敢“夺左贤王鼓旗”句。《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复有骠骑将军“斩获旗鼓”与“校尉敢得旗鼓”二句，如是，“旗鼓”与“鼓旗”，实可互换；而“鼓旗”除见于《高祖纪》与《封禅书》，尚见于《匈奴列传》与《淮阴侯列传》中，凡五见，实不得谓之少。于此可证者二事。鼓与旗为古代用兵中之重要指挥用具，不可或缺，一也。“旗鼓”与“鼓旗”，形虽有异，义则相同；既可连文，且含实义，而非形同虚设，“取以足辞”，二也。然则读为“衅鼓旗”，固无伤于《史记》为文之雅驯也。（《<史记>十二本纪疑诂·高祖本纪》）

【汇注】

颜师古：帜，标也。音式志反。旗旂之属，帜即总称焉，史家字或作识，或作志，音义皆同。（《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墨翟云：“帜，帛长丈五，广半幅。”《字诂》云：“帜，标也。”《字林》云：“熊旗五斿，谓与士卒为期于其下，故曰旗也。”帜，或作“识”，或作“志”。嵇康音试，萧该音炽。（《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吴恂：衅鼓，见于《左传》《韩非子》；衅钟，见于《孟子》；衅庙、衅门、衅夹室，见于大、小《戴记》；衅社，见于《管子》；衅玉镇、玉器，见于《周礼·天府职》；衅邦器及兵器，见于《小子职》；衅龟，见于《龟人职》；而衅旗之说，窃未之闻也，且旗帜二字，往往累言，判属上下，文殊不驯。《封禅书》《郊礼志》，虽皆有衅鼓旗之文，斯盖取以足辞，犹《系辞》“风雨以润之”，《玉藻》“大夫不得造车马”之比耳，至如《吕览·壅塞篇》之“衅鼓旗甲兵”，（《礼·乐记》《韩诗外传》，皆无鼓旗字）衅为祓除不祥之义，《齐语》“比至，三衅三浴之。”注曰：“以香涂身曰衅，亦或为薰。”（《管子·小匡篇》作鲍叔祓而浴之三）《周礼》“女巫掌岁时衅浴。”注曰“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是也，此谓武王克殷，偃武修文，故祓除戎器而藏之，其非杀牲涂血之谓，焯然可知。（《汉书注商·高帝纪上》）

吴见思：写一时创兴气象阔大，便不是草窃一流。（《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29]【汇校】

凌稚隆：按：《汉书》“故”字下有“也”字，无“上赤”二字。（《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张文虎：“故上赤”，游本“上”作“尚”。（《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吴见思：百忙中又闲找一笔，结完赤帝子事。（《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汇评】

班固：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汉书·高帝纪·赞》）

[30]【汇评】

方回：古未有崛起一时，以三千人而得天下者也。……汉之得天下，其末也。兵力如此之盛，其始也不过三千人。李习之有言：唐神尧以一旅取天下，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故少康之祀夏配天，亦根于一旅；而汤、武之兴，各以百里之诸侯，后世养兵愈多，费财愈甚，而不能守其天下者多矣。夫岂无其故哉？不乡遂，不井田，不封建，不城守，而聚乌合之众，自战故也。且无有仁义道德以维持之，此匹夫之所以暴兴而莫之御也欤！（见《古今考》卷四“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31]【汇注】

裴骃：郑德曰：“音房豫，属山阳郡。”（《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司马贞：邓展曰：“县名，属山阳，章帝改曰胡陆。”（《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又：郑玄曰：“属山阳也。”（同上）

沈钦韩：顾祖禹《方舆纪要》：湖陵城在徐州沛县北五十里，与山东鱼台县接界；方与城在兖州府鱼台县城北，唐改为鱼台县，《志》云城北旧有小城，即故方与县治。（《汉书疏证》卷一《高祖纪》）

王先谦：胡陵在今兖州府鱼台县东南六十里。（《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又：方与在今鱼台县北。（同上）

［日］泷川资言：考证：胡陵方與，山东济宁州鱼台县。《汉书·高纪二》作“得”。攻胡陵以下事，属二世二年十月，本《史·月表》同，此疑脱。（《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徐朔方：《史记》“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与。”《汉书》在“三千人”后插入“是月，项梁与兄子羽起吴”以下六十余字，叙述当时形势，甚为醒目。《史记》“燕赵齐魏皆自立为王”，补在后文，年月淆乱，如“张耳等立赵后赵歇为赵王”是次年正月事。（《史汉论稿·刘邦》）

龚浩康：胡陵，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鱼台县东南。方与，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鱼台县西北。据《史记志疑》考证，攻胡陵、方与，应在秦二世二年十月。这里作元年，疑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后晓荣：胡陵，《战国策·秦策四》：“魏氏将出兵而攻留、方与、銍、胡陵、砀、萧、相。故宋必尽。”《史记·项羽本纪》：“秦嘉军败走，追至胡陵”；又“项王闻之……南从鲁出胡陵。”《史记·曹相国世家》：“参将击胡陵、方与，攻秦监公军，大破之。”“复攻胡陵，取之。”《太平寰宇记》：“胡陵故城，秦汉魏县，今废城在（鱼台）县东南一里。”“胡陵”在明、清文献中为“湖陵”。《读史》卷二十九：“湖陵城，县北五十里，与山东鱼台县接界。故宋邑。秦置县。《史记》：项梁击败秦嘉，进至湖陵，既而并嘉军，军湖陵。又沛公攻湖陵，下之。汉二年，东伐楚，入彭城，项羽释伐齐还救，从鲁出湖陵，是也。寻亦曰湖陵县，属山阳郡。王莽时，改曰湖陆。”《清一统志》卷一百八十三：“湖陵，故城在（济宁州）鱼台县东南六十里。秦置县。”秦胡陵县故址在今山东省鱼台县东南。（《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薛郡》）

[32]【汇校】

班固：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方与，还守丰。（《汉书·高帝纪第一上》）

梁玉绳：按：《月表》在二世二年十月，《汉·纪》同，此误在元年。（《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评】

程馀庆：自篇首至此，俱序微时及初起时事，事情虽多，读来却是一气，此是史公笔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刘磐修：如果说利用边界割据形势是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和近代革命斗争的重要特点，那么刘邦则是边界割据思想最早的实践者。（《从芒砀到丰沛：汉高祖刘邦起兵发微》，载《安徽史学》2008年第5期）

秦二世二年[1]，陈涉之将周章军西至戏而还[2]。燕、赵、齐、魏皆自立为王[3]。项氏起吴[4]。秦泗川监平将兵围丰[5]，二日，出与战，破之。命雍齿守丰[6]，引兵之薛[7]。泗川守壮败于薛[8]，走至戚[9]，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10]，杀之[11]。沛公还军亢父[12]，至方与[13]，（周巿来攻方与）未战[14]。陈王使魏人周巿略地[15]。周巿使人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16]。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齿今下魏[17]，魏以齿为侯守丰[18]。不下，且屠丰[19]。”雍齿雅不欲属沛公[20]，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21]。沛公引兵攻丰，不能取。沛公病，还之沛。沛公怨雍齿与丰子弟叛之，闻东阳甯君、秦嘉立景驹为假王[22]，在留[23]，乃往从之[24]，欲请兵以攻丰。是时秦将章邯从陈[25]，别将司马将兵北定楚地[26]，屠相[27]，至砀[28]。东阳甯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29]，不利。还收兵聚留，引兵攻砀[30]，三日乃取砀。因收砀兵，得五六千人[31]。攻下邑[32]，拔之[33]。还军丰[34]。闻项梁在薛[35]，从骑百馀往见之[36]。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37]。沛公还，引兵攻丰[38]。

[1]【汇注】

齐召南：二年，遣章邯击败楚兵，陈胜为下所弑；赵武臣遇弑，张耳陈馀立赵歇为王；沛公得张良。六月项梁立楚怀王，韩成为韩王，章邯击魏齐，齐王儋、魏王咎自杀，田荣立田巿为齐王，章邯破楚军于定陶，项梁死，楚立魏豹为魏王，诛丞相李斯，以赵高为中丞相，章邯围赵，楚以宋义为上将救之。（《历代帝王年表·秦年表》）

[2]【汇校】

梁玉绳：按：章为章邯所败，自刭而死，非还也。（《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班固：陈涉之将周章西入关，至戏，秦将章邯距破之。（汉书·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文颖云：“在新丰东二十里戏亭北。”孟康云：“水名也。”又《述征记》云：“戏水自骊山冯公谷北流，历戏亭，东入渭。”按：今其东惟有戏驿存。（《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又：为章邯所破而还。邯音酣。（同上）

又：应邵云：“章，字文，陈人。”（同上）

颜师古：应劭曰：“章，字文，陈人也。戏，弘农湖县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苏林曰：“在新丰东南三十里。”师古曰：戏在新丰东，今有戏水驿，其水本出蓝田北界横岭，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苏说是。东越郑及华阴数百里，然始至湖西界，应说大失之矣。戏音许宜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先谦：《后汉·郡国志》新丰东有戏亭，又有戏水。并详《地理志》京兆新丰下。（《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日］泷川资言：考证：中井积德曰：戏，水亦名焉，其本末不必论。梁玉绳曰：周章为章邯所破，自刭而死，非还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王叔岷：案：《陈涉世家》：“周文，陈之贤人也。”《集解》引文颖曰：“即周章。”“至戏而还”，还，疑本作军，涉上“还守豐”而误也。《陈涉世家》作“至戏军焉”，可证。（《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3]【汇校】

梁玉绳：按：赵为王在元年八月，燕、齐、魏在九月，与沛、项并起，此并叙于二年，非也。又考《陈涉世家》及《魏豹传》，魏咎之立出于周巿，非若燕、赵诸人之自立也，故咎为王凡十月，而三月不居其位，周巿虚位待之，《月表》书曰：“咎在陈，不得归国。”又书曰：“咎自陈归，立。”所以成周巿之志耳，夫岂自立哉。（《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司马贞：按：《汉书·高纪》，二世二年八月，武臣自立为赵王，田儋自立为齐王，韩广自立为燕王，魏咎自立为魏王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龚浩康：燕，国名，辖今河北省北部和辽宁省西部地区，都城在蓟（今北京市西南）。赵，国名，辖今山西省中部和河北省西南部地区，都城在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齐，国名，辖今山东省泰山以北黄河流域和胶东半岛地区，都城在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魏，国名，辖今河南省北部和山西省西南部，都城在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燕、赵、齐、魏都是战国时的诸侯强国，后为秦所灭。陈胜起义后，它们的后裔也纷纷起兵反秦。（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4]【汇注】

龚浩康：项氏，指项梁、项羽叔侄。项氏为战国末年楚将之后，流亡在吴（今江苏省苏州市）。陈胜起义后，他们起兵响应，于公元前208年渡江西进。（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5]【汇校】

梁玉绳：附按：秦有泗水郡，盖“川”乃“水”字之讹。古水作“巛”。《周勃世家》及《汉书·高纪》《续郡国志》并讹作“泗川”。（《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钱大昕：“秦泗川监平”注：文颖曰，“泗川”，今沛郡也。按：《曹参世家》《樊哙》《周昌传》俱作泗水。《汉书·地理志》沛郡，秦泗水郡。而《本纪》亦作泗川。（《廿二史考异·汉书》）

【汇注】

裴骃：文颖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时御史监郡，若今刺史。平，名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司马贞：如淳云：“秦并天下为三十六郡，置守、尉、监，故此有‘监平’，下有‘守壮’，则平、壮皆名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程馀庆：泗川，秦郡，汉改名沛。监，秦御史监郡者，名平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龚浩康：泗川，即泗水，郡名，辖今安徽省北部和江苏省西北部地区，郡治在相县（今安徽省淮北市西北）。汉初改为沛郡。监，郡的监察官。秦时每郡设守、尉、监三官。守为行政首长，尉管军事，监管督察官吏，由中央所派的御史充任。（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6]【汇注】

龚浩康：雍齿，刘邦同乡，随刘邦起兵后，曾一度背叛，汉初被封为什方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7]【汇校】

编者按：《汉书·高帝纪》，沛公引兵之薛，时在秦二年十一月。

[8]【汇注】

裴骃：如淳曰：“壮，名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泗川郡川字或为水，其实一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9]【汇校】

张文虎：至戚，《索隐》千笠反。戚字无此音，“笠”疑“竺”之讹。（《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裴骃：如淳曰：“戚音将毒反。”（《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东海之县也，读如本字。（《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晋灼云：“东海县也。”郑德、包恺并如字读。李登音千笠反。（《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沂州临沂县有汉戚县故城。《地理志》云临沂县属东海郡。”（《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胡三省：壮者，泗川守之名。班《志》，戚县属东海郡。《括地志》：沂州临沂县有戚县故城。戚，如字，如淳将毒翻。余以地理考之，沛县之与东海相去颇远，壮兵败而走，未必能至东海之戚。班《志》，沛郡有广戚县。章怀太子贤曰：广戚故城在今徐州沛县东，恐是走至广戚之戚也。（《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程馀庆：戚，故城在兖州府滕县西南五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周寿昌：师古注曰，东海之戚也。《通鉴》胡注曰，以地理考之，沛郡与东海颇远，壮兵散而走，未必能至东海之戚。班《志》沛郡有广戚。章怀曰，广戚故城，在今徐州沛县东，恐是广戚之戚也。齐召南谓此说足证师古注之失。寿昌按：师古注未失，胡注失也。薛在秦时为郡，东海地本属之戚，亦为其属县，皆在今山东兖州府境左右，相距并不远。考《曹参传》云，东下薛，击泗水守军薛郭西，徙守方与，迁为戚公，皆不出远境。壮走死于戚，故使参为戚令也。且即以情事揆之，沛郡即秦之泗川，广戚即沛县，壮由泗川出败于薛，必不能回走泗川，不走戚而胡走乎？（《汉书注校补》卷一）

王先谦：今济宁州嘉祥县西南即此戚矣。（《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恢：《清统志》（一六六）：“故城在今滕县南七十里，城周四里。”汉东海郡县。按：《泗水注》孙校误沛郡广戚为东海戚县，并误戚在滕县西北。《正义》说在嘉祥西南亦不合。据《泗水注》《清统志》，广戚与戚相近，皆在今山东临城县西，微山湖东。戚在北，广戚在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10]【汇校】

张文虎：泗川，《志疑》云“川”乃“水”误。（《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11]【汇注】

司马贞：颜师古云“得，司马之名”，非也。按：后云“左司马曹无伤”，自此已下更不见替易处，盖是左司马无伤得泗川守壮而杀之耳。（《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胡三省：师古曰：得者，司马之名。贡父曰：得杀之者，得而杀之；《汉书》多以获为得。司马掌兵，周之夏卿。春秋之时，晋置三军及新军，各有卿、佐，复置司马以掌军中刑戮之事；后复分为左、右；又其后也，军行有军司马、假司马；下至部曲，有侯，有司马。（《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周寿昌：《索隐》曰，师古谓得为名，非也。盖是左司马曹无伤，得泗川守壮而杀之。寿昌按：《索隐》谓非，为人名者是，必谓为曹无伤，或未然。沛公此时左司马，尚有孔聚、陈贺、唐厉，不止曹无伤一人，《功臣表》可证。（按《功臣表》，蓼夷侯孔聚以执盾，前元年从起砀，以左司马入汉。颜注，前元年谓初起之年，即秦胡亥元年。是孔聚从起砀后，即得左司马，在入汉前。费侯陈贺亦然，斥丘侯唐厉稍后。）《战国策》田单守即墨，有云坚守，惟恐见得。《功臣表》陈涓得梁将处侯，刘泽击陈豨得王黄侯。蓋获敌曰得，《史》多如此。（《汉书注校补》卷一）

［日］泷川资言：考证：《汉书》无“泗川守壮”四字。颜师古因有此说，《史》《汉》不同，宜依文作解。周寿昌曰：沛公此时左司马尚有孔聚、陈贺、唐厉，不止曹无伤一人，《功臣表》可证。王鸣盛曰：秦泗川守不言姓，似守不当言姓矣，然下文三川守李由则言姓……如此之类，不言姓者甚多，皆随便言之，若曰《史》失其传，亦非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施之勉：吴汝论曰：《索隐》驳颜监得为司马之名，云得泗川守壮而杀之耳。据此，则《史》文本作“得杀之”，与《汉书》同。今本盖后人据《索隐》增“泗川守壮”四字于句中。胡三省引刘贡父云：得而杀之，不言《史》《汉》之异。盖贡父时，《史》文尚未窜改也。《通志》用《汉书》，而注引《史》文得泗川守壮，则南宋时已如今本矣。（《史记会注考证订补·高祖本纪第八》）

[12]【汇注】

裴骃：郑德曰：“亢音人相亢答，父音甫。属任城郡。”（《史记集解·高祖本记》）

司马贞：旧音刚。刘伯庄，包恺并同音苦浪反。（《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张守节：音刚，又苦浪反，《括地志》云：“亢父，县也，沛公屯军于此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顾祖禹：亢父城，州南五十里，本齐地。《战国策》苏秦曰：秦之攻齐也，倍韩魏之地，过卫阳晋之道，迳乎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得过，谓此也。秦置亢父县，二世二年，项梁引军攻亢父，又沛公自薛还军亢父，汉仍为亢父县，属东平国。（《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三《山东四·衮州府》）

王先谦：亢父，东平县，在今济宁州东南五十里。（《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13]【汇注】

胡三省：班《志》，方与县属山阳郡……《史记正义》曰：方与，今济州县。（《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王恢：春秋宋邑，秦置县。《济水注》：“菏水自东缗来，东过方与县北，下入湖陵。”《清统志》（一八三）：“故城在今鱼台县北。”《寰宇记》（一四）云：“唐元和四年移今治黄台市。治北小城即故治。”（《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后晓荣：秦封泥有“方舆丞印”。“方舆”即文献中“方与”，春秋时，原为宋邑。《史记·春申君列传》：“魏氏将出而攻留、方与、銍、胡陵、砀、萧、相，故宋必尽。”《史记·高祖本纪》：“沛公还军亢父，至方与，未战”，又“周巿来攻方与”。《史记·陈涉世家》：“秦嘉等引兵之方与，欲击秦军定陶下。”《史记·曹相国世家》：“将击胡陵、方与。”《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樊哙）从攻胡陵、方与。”《汉志》山阳郡领县有方与县。《清一统志》卷一百八十三：“方与故城在今（济宁州）鱼台县北，秦置方与县。”秦方舆县故址在今山东省鱼台县西。（《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薛郡》）

[14]【汇校】

张文虎：“周巿来攻方与”，六字疑衍。（《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15]【汇校】

张熷：“周巿来攻方与，未战，陈王使周巿略地”，按：文“陈王”句当在“攻方与”上。（《读史举正》卷一《史记·高祖本纪》）

梁玉绳：附按：《评林》余有丁云：“此一周巿也，书法如此，疑误。”《史诠》谓“是两周巿，故下加‘魏人’以别之”。《汉书》作“魏人周巿略地丰、沛”，无“周巿来攻方与未战陈王使”十一字，或以为当衍，皆非也。赵太常云：“‘未战’二字，乃不了语，沛公因闻丰反，遂引兵去方与而往攻丰也。‘陈王使魏人周巿略地’九字当移在‘周巿来攻方与’之上，则文顺而明矣。”（《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程馀庆：《汉书》作“略地丰、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6]【汇注】

裴骃：文颖曰：“梁惠王孙假为秦所灭，转东徙于丰，故曰‘丰，梁徙’。”（《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文颖曰：“晋大夫毕万封魏，今河东河北县是也。其后为秦所逼徙都，今魏郡魏县是也。至文侯孙惠王，畏秦，复徙都大梁，今浚仪县大梁亭是也。故世或言魏惠王，或言梁惠王。至孙假为秦所灭，转东徙于丰，故曰丰故梁徙也。”臣瓒曰：“《史记》及《世本》毕万居魏，昭子徙安邑，文侯亦居之，《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迁于大梁。”师古曰：“魏不常都于魏郡魏县，瓒说是也。其他则如文氏之释。”（《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龚浩康：故梁徙，曾是梁的迁都之地。梁即战国后期的魏国，因都城在大梁，所以也称“梁”。魏王假时大梁被秦兵攻占，曾一度迁都于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17]【汇注】

龚浩康：下，投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18]【汇注】

颜师古：封为侯，因令守丰。（《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19]【汇校】

凌稚隆：余有丁曰：此一“周巿”也，书法如此，疑误。（《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20]【汇注】

裴骃：服虔曰：“雅，故也。”苏林曰：“雅，素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21]【汇注】

颜师古：为音于伪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22]【汇注】

裴骃：文颖曰：“秦嘉，东阳郡人也，为甯县君。”瓒曰：“《陈胜传》曰‘广陵人秦嘉’，然则嘉非东阳人也。秦嘉初起兵于郯，号曰大司马，又不为甯县君。东阳甯君自一人，秦嘉又自一人。”（《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司马贞：臣瓒以为二人。按：下文直云“东阳甯君”，又别言“秦嘉”，明臣瓒之说为得。颜师古以甯是姓，君者，时人号曰君耳。（《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胡三省：“陈”当作“凌”。《陈胜传》作“凌人秦嘉”。秦，姓也，春秋时，鲁有秦堇父。（《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程馀庆：宁姓，时人称之为君，东阳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23]【汇注】

颜师古：留，县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韦昭云：“今彭城留县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留城在徐州沛县东南五十里，即张良所封处。”（《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王恢：留，《泗水注》：“泗水自沛广戚来，东南迳留县而南，迳垞城东，下入彭城。”又《济水注》“菏水东入泗水，又东南过沛县东北，又东南过留县北”云：“济与泗乱，故济纳互称。留县故城，翼佩泗济。宋邑也，《春秋左传》所谓侵宋吕留也。张良委身汉祖，始自此矣；终亦取封焉。”《清统志》（一〇一）：“故宋邑，秦置县，唐初省。《括地志》，故留城在沛县东南五十五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后晓荣：留县，《史记·曹相国世家》：“南至蕲，还定竹邑、相、萧、留。”《正义》引《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县东南五十里，张良所封。”《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编者按：灌婴）东从韩信攻龙且、留公旋于高密。”《索隐》：“留，县。令称公，旋其名也。”《读史》卷二十九：“留城在沛县东南五十里，故宋邑，秦置县。二世元年，秦嘉立景驹为楚王，在留。沛公乃往从之，欲请兵以攻丰。又张良遇高祖于此，因封留侯，寻亦为留县，属楚国。后汉属彭城国。”秦留县故址在今江苏省徐州市西北。（《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四川郡》）

[24]【汇校】

程馀庆：道得张良，此是汉兴大本，宜取《汉书》补。（《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颜师古：从谓追讨也。《尚书》曰“夏师败绩，汤遂从之”。（《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25]【汇注】

裴骃：如淳曰：“从陈涉将也。涉在陈，其将相别在他许，皆称陈。，章邯司马。”（《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梁玉绳：从陈，谓追讨。（《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日］泷川资言：从，服从之从。（《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王叔岷：《汉书》师古注：“从，谓追讨也。”盖《索隐》一说所本。梁氏释“从”为追讨，亦本颜注。《诗·齐风·还》：“并驱从两肩兮。”《传》：“从，逐也。”《左》成十六年传：“晋韩厥从郑伯。”杜注：“从，逐也。”此文“从”，亦取追逐义。（《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26]【汇校】

梁玉绳：“尼”乃“”之讹，师古曰古“夷”字，胡三省引《类篇》云古“仁”字，《汉书·樊哙传》可证。《史》《汉》他处皆讹作“尼”，而《曹参传》又作“欣”，则孟坚误矣。司马其姓，其名，秦之别将，与下文“赵别将司马卬”同一句法。刘攽云：“‘别将’当连下句读，言章邯身从陈，而令别将定楚耳。”刘说本《索隐》。（《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司马贞：谓章邯从陈别将，将兵向他处，而遣司马将领兵士，北定楚地，故如淳云“，章邯司马”也。孔文祥亦曰“邯别遣屠相”。又一说云“从谓追逐之，言章邯讨逐陈别将，而司马别将兵北定楚”，亦通。（《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胡三省：师古曰：，古夷字。《类篇》曰：古仁字；又延知反。（《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周寿昌：如氏注曰：“，章邯司马。”《史记正义》同。寿昌按：疑亦是秦将，司马其姓，非官称。若章邯之司马，当以章邯冠于上，不能隔一事为称。又考《樊哙传》云，与司马战砀东，上并无章邯事。《史记》张晏注曰：“秦司马，不属章邯。”差近之。刘攽谓：“别将字，当属下句读之，言章邯身从陈，而别将定楚耳。”说较胜。又师古注曰：“从，为追讨也。《尚书》曰夏师败迹，汤遂从之。”寿昌按：此《商书》序语，尚应作商，书下脱一序字。（《汉书注校补》卷一）

吴恂：恂按：《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秦二世二年十二月，陈涉死。”正月，章邯已破陈，围咎临济。《史》《汉》《魏豹传》并曰“章邯已破陈王，进兵击魏王于临济”，盖是时涉死陈破，故邯令别将留定楚地，而已从陈进击他国；然则《纪》文从陈以下，似当有“进击魏”等字，如此，方与下文六月章邯破杀魏王咎、齐王儋于临济一语相呼应。或谓《史记》亦然，不致彼此俱脱，是说诚允，然愚疑斯或班仍旧文，否则辞不足义。（《汉书注商·高帝纪第一上》）

施之勉：案：《曹相国世家》“击秦司马（造字：一个尸一个二）军砀东，破之。”是（造字：一个尸一个二）乃秦将也。刘攽曰：余谓别将字当属下句读之，言章邯身从陈，而别将定楚耳。（《史记会注考证订补·高祖本纪第八》）

[27]【汇注】

程馀庆：故相城在宿州西南九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先谦：相，沛郡县。在今宿州西北。（《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恢：春秋宋邑，战国入楚。《国策·秦策》（四），黄歇说秦昭王，魏出兵攻留、方与、銍、胡陵、砀、萧、相，故宋必尽也。秦置县，汉为沛郡治。《括地志》：“故相城在徐州符离县（宿县治）西北九十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后晓荣：相县，秦封泥有“相丞之印”。相，原为春秋时宋国都，秦末章邯曾在此屠城，汉将曹参和灌婴也曾攻占此城。《汉志》沛郡相县，莽曰吾符亭。《史记·曹相国世家》：“南至蕲，还定竹邑、相、萧、留。”此事也见之于《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正义》：“故相城在符离西北九十里。”又引《括地志》云：“相故城在泗州宿豫县西北七十里，秦县。”《水经·睢水注》：“相县，故宋地也。秦始皇二十三年，以为泗水郡。”《读史》卷二十一南直宿州：“相城，在州西北九十里。《志》云，古相士所居，宋共公徙都于此，秦置相县。二世二年章邯别将司马将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砀，即此。”秦相县故址今在安徽省灵璧县西北。（《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四川郡》）

[28]【汇注】

司马贞：韦昭云：“相，沛县”。应劭曰：“砀属梁国”。苏林音唐，又音宕。（《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相城在徐州符离县西北九十里。砀在宋州东一百五十里。（《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程馀庆：砀在砀山县东三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后晓荣：砀县，秦封泥有“砀丞之印”。《汉志》梁国有砀县。《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史记·陈涉世家》：“陈涉葬砀，谥曰隐王。”《史记·曹相国世家》：“东取砀、萧、彭城。”《水经》获水注：“应劭曰：县有砀山，山在东，出文石。秦立砀郡盖取山之名也。”《读史》卷二十九：“砀山县，州西百七十里。西北至山东单县九十里，东南至河南永城县百二十里。秦置砀郡及砀县。二世二年，沛公攻砀，拔之。汉改郡曰梁国，砀县属焉。”秦砀县故址今在安徽砀山县南和河南夏邑县东。（《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砀郡》）

[29]【汇注】

司马贞：韦昭云：“萧，沛之县名，谓在萧县之西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胡三省：班《志》，萧县属沛郡，唐属徐州。萧西，谓在萧县之西。（《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程馀庆：故萧城在徐州府萧县西北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后晓荣：萧县，《史记·项羽本纪》：“项羽乃西从萧晨击汉军。”《史记·高祖本纪》：“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史记·魏豹彭越列传》：“楚命萧公角将兵击越，彭越大破之。”“萧公”即如“沛公”，可知秦已置其县。又《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编者按：灌婴）降留、薛、沛、酇、萧、相。”《读史》卷二十九：“萧县，州西南四十五里，南至宿州百五十里，西南至河南永城县百八十里，古萧国，春秋时宋邑。秦置萧县。汉属沛郡。更始初，封光武为萧王即此。后还属沛国。”《清一统志》卷一百零一：“萧县故城在今徐州府萧县西北。……秦置萧县。”秦萧县故址在今江苏省萧县东南。（《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四川郡》）

[30]【汇校】

王叔岷：《考证》：《汉书·高纪》“引兵”上补“二月”二字。案：《汉书》“引兵”作“二月”，《通鉴》同。非“引兵”上补“二月”二字也。（《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全祖望：砀郡，始皇二十二年置，汉亡梁国，又分山阳、济阴、陈留。（《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一）

[31]【汇注】

程馀庆：从宁君欲攻丰之地，实则止有收兵事，点明。（《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32]【汇注】

司马贞：韦昭云：“县名，属梁国。”（《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胡三省：班《志》，下邑县属梁国。（见《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王先谦：下邑，梁国县，在今砀山县东。（《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后晓荣：下邑，秦封泥有“下邑丞印”。《史记·高祖本纪》：“沛公，攻下邑，拔之。”《史记·项羽本纪》：“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志》梁国下邑县，“莽曰下洽”。《读史》卷五十“河南归德府夏邑县”“在府东百二十里。北至山东单县七十里。战国时下邑地，秦属砀郡。汉置下邑县，属梁国”；“下邑故城在县西南，战国时为楚邑，楚考烈王灭鲁，顷公亡迁下邑是也。秦二世二年沛公取砀，攻下邑，拔之。又彭城之战吕后兄周吕侯军于此，高祖败还，从周军于下邑。寻置下邑县”。《清一统志》卷一百零一：“故城在徐州府砀山县东，秦置下邑县。”秦下邑县故址今在安徽省砀山县。（《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砀郡》）

[33]【汇注】

颜师古：拔者，破城邑而取之，言若拔树木，并得其根本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按：范晔云“得城为拔”是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34]【汇校】

［日］泷川资言：考证：枫、三本“豐”上有“攻”字，《汉书·高纪》作“还击豐，不下”。（《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日］水泽利忠：秘阁、桃古、南化、枫、三、狩、野、中韩“还军攻豐”。（《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韩兆琦：还军丰，有本作“还军攻丰。”《汉书》作“还击丰，不下。”《汉书》文意最明晰。徐孚远曰：“汉祖起事，欲以沛丰为根本。丰反属魏，大势几失，故数借兵复之。”（《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李开升：按：此句“还军丰”当作“还军，攻丰”。此时雍齿已据丰降魏而反沛公，故下文沛公攻丰并拔之，则此时沛公必不得军丰。日藏秘阁本、《桃源史记钞》引古本、南化本、枫山文库本、三条本等均作“还军，攻丰”（中华书局本《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页258），甚是。《汉书·高祖本纪》作“还击丰”，意同。（《史记的一处校勘》，引自《逐鹿中原》）

[35]【汇注】

张守节：今徐州滕县，故薛城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36]【汇注】

裴骃：徐广曰：“三月。”（《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施之勉：按：《月表》在四月。（《史记会注考证订补·高祖本纪第八》）

[37]【汇注】

裴骃：苏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以五大夫为将，凡十人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吴忠匡：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五百人属一将也。（《俞樾、王闿运<史记>校语录》，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

[38]【汇注】

裴骃：徐广曰：“《表》云‘拔之，雍齿奔魏’。”（《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牛运震：“沛公还，引兵攻丰。”徐广曰：“《表》云‘拔之，雍齿奔魏’。”按：此应照《表》添入《纪》中。（《读史纠谬》卷一《史记·高祖本纪》）

梁玉绳：按：《月表》云“拔之，雍齿奔魏”，与《汉书·高纪》同，此文不备。（《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赵翼：《史记》沛公破丰，命雍齿守之。齿以丰降魏，沛公攻之，不能下。项梁益沛公五千兵攻丰，而不言攻之胜负。《汉书》则云：攻丰，拔之，雍齿奔魏。（《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

【汇评】

程馀庆：汉祖起事，欲以丰、沛为根本，丰反，属魏，大势几失。故数借兵复之。及入关以后，则势又在关中，而沛、丰非所须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从项梁月馀，项羽已拔襄城还[1]。项梁尽召别将居薛[2]。闻陈王定死[3]，因立楚后怀王孙心为楚王[4]，治盱台[5]。项梁号武信君。居数月[6]，北攻亢父，救东阿[7]，破秦军。齐军归[8]，楚独追北[9]，使沛公、项羽别攻城阳[10]，屠之。军濮阳之东[11]，与秦军战，破之。

[1]【汇注】

司马贞：韦昭云：“颍川县。”（《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张守节：襄城，许州县。（《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王先谦：襄城，颍川县。今许州襄城县治。（《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恢：襄城，春秋郑汜邑，襄王出居郑汜。战国韩因名襄城，秦置县。《汝水注》：“汝水自郟来，东迳襄城故城南。”《清统志》（二一八）：“故城今治西墉之外，遗迹连亘达于城隅。”梁前使羽别攻襄城，未知确为何时。远攻襄城，为响应陈涉耶？羽还报陈涉败死确讯，梁因召诸将至薛计议。时汉高起沛，军于丰，因往从之。从范增说，立楚怀王孙心，仍号怀王，以从民望，都盱台。梁则自引兵北救齐。局势为之大变。（《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

[2]【汇注】

颜师古：别将，谓小将别在他所者。（《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全祖望：薛郡，始皇二十四年置，汉之鲁。（《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一）

王恢：故城在今滕县东南四十四里。《汉志》：“鲁国薛，夏车正奚仲所国，后迁于邳，汤相仲虺居之。”六国时称徐州。《田齐世家》：宣王九年（前三三四），与魏襄王会徐州而相王；十年，楚围我徐州；湣王三年（前三二一）封田文于此，号孟尝君。亦分属鲁，《鲁世家》，顷公十九年（前二五四），楚伐我，取徐州。《泗水注》：“漷水自蕃来，西迳薛县故城北。”《纪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前340），邳迁于薛，改名徐州。漷水又西迳仲虺城北。《晋太康地记》云，奚仲迁邳，仲虺居之，为汤左相。……徐广《史记音义》云：楚元王子郢客以吕后二年封上邳侯，有下，故此为上矣。《地道记》云：仲虺城在薛城西三十里。漷水迳薛之上邳城西而南注，下入山阳胡陵。”《清统志》（一六六）：“薛城，春秋以后别名舒州，《史记》皆作徐州。刘熙《释名》，徐，舒也，古字相通。固非《禹贡》之徐州，亦非汉晋以来之彭城也。近志以为即今徐州，因引入彭城，误矣。”按：或作“徐”者，缺笔也；释为“舒”者，强解也。古人有好异者，如《汉志》，一潍水也，而琅邪一郡之中，即作“维”，又作“淮”。要知志地与文史不同，如舒、如淮，固不可张冠而李戴，安可以假借而乱其本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

吴见思：沛公亦在其中。（《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3]【汇注】

徐朔方：《史记》：“项梁尽召别将居薛，闻陈王定死，因立楚后怀王孙心为楚王，治盱台。项梁号武信君。”《汉书》详于《项籍传》，此处但作“六月，沛公如薛，与项梁共立楚怀王孙心为楚怀王”。单以此《纪》而言，《汉书》曲笔，不及《史记》信实。（《史汉论稿·刘邦》）

[4]【汇注】

颜师古：应劭曰：“六国为秦所并，楚最无罪，为百姓所思，故求其后，立为楚怀王，以祖谥为号，顺民望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凌稚隆：按：怀王之立，《史记》但云“尽召别将居薛”，《汉书》改“沛公如薛，与项梁共立”云云，见两人俱北面而事楚，则异日沛公所为缟素发丧以声项羽弑逆之罪者，庶几有本末云。（《汉书评林·高帝纪》）

徐朔方：《史记》“秦二世三年”以下记楚怀王自盱台徙都彭城，以沛公为砀郡长，项羽为长安侯，直至宋义为上将军救赵一大段文字都发生在二年，《汉书》系以年月，分别改正，和《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合。以下类此者多，不一一校。（《史汉论稿·刘邦》）

【汇评】

刘辰翁：项梁于沛公有恩，非独与共事比也。与项梁共立怀王者，《史》笔为缟素张本也。其时不在薛，则无此义举，尽召诸将时，殆共收兵耳，意非在共立也。（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王鸣盛：项氏谬计凡四。方项梁起江东，渡江而西，并诸军，连战胜，及陈涉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此时天下之望，已系于项梁。若不立楚怀王孙心，即其后破死于章邯之手，而项羽收其余烬，大可以制天下。范增首唱议立怀王，其后步步为其掣肘，使沛公入关，羽得负约之名；杀之江中，得弑主名。增计最拙，大误项氏。谬一。（郦生劝立六国后，张良借前箸筹其不可，在刘如此，在项何独不然？）（《十七史商榷》卷二“项氏谬计四”）

又：六国亡久矣，起兵诛暴秦，不患无名，何必立楚后。制人者变为制于人。而怀王者公然主约，既约先入关者王之，而不使项羽入关，是明明不欲羽成功也。独不思己本牧羊儿，谁所立乎？既不能杀羽，而显与为难。且不但不使羽入关而已，并救赵亦仅使为次将。所使上将，则妄人宋义也，羽即帐中斩其头，如探囊取物。迨至羽屠咸阳，杀子婴后，怀王犹曰如约。如约者，欲令沛公王关中也。兵在其颈，犹为大言，牧羊儿愚至此。范增谬计，既误项氏，亦误怀王。（同上）

[5]【汇注】

司马贞：韦昭云：“临淮县。音吁夷。”（《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张守节：楚县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胡三省：班《志》，盱眙县属临淮郡。《史记正义》曰：今楚州县。阮胜之《南兖州记》：盱眙，本春秋善道地；宋属泗州。音吁怡。（《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刘文淇：汉属临淮，楚汉之间亦属东阳郡。（《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一）

王恢：《淮水注》：“淮水自徐来，东迳盱眙故城南，下入淮阴。”《清统志》（一三四）：“故城今盱眙县东北。”按：春秋吴善道邑。据《淮水注》，故城在淮水北岸；而《寰宇记》县在淮南，即今县东北盱眙山麓。元立招信路，改临淮府，寻罢府复县，泰定四年徙今治。是故治与今治凡三迁。故治在清康熙间已尽沦于洪泽湖。（《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

后晓荣：盱眙，《史记·项羽本纪》：“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与怀王都盱台。”《正义》：“盱眙，今楚州，临淮水，怀王都之。”《读史》卷二十一：“盱眙县，州南七里。东至高邮州宝应县百八十里，东北至淮安府清河县百五十里，南至滁州百九十里。春秋时为吴善道地。襄五年，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道，是也。秦为盱眙县，项羽尊楚怀王孙心为义帝，都盱眙。汉属临淮郡，郡都尉治焉。武帝封江都易王子蒙为侯邑。许慎曰：张目为盱，举目为眙，盱眙者，城居山上，可以瞩远也。后汉县属下邳国。”《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四：“故城在盱眙县东北，秦置盱眙县。”秦盱眙县故址在今江苏省盱眙县东北。（《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东海郡》）

[6]【汇校】

梁玉绳：按：《月表》及《汉纪》立怀王在六月，攻亢父在七月，中间只隔数十日，安得谓居数月乎？疑“月”当作“日”。（《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施之勉：按《月表》及《汉纪》：立怀王在六月。攻亢父在七月。救东阿，破秦军在八月。故云“居数月”。（《史记会注考证订补·高祖本纪第八》）

[7]【汇注】

司马贞：韦昭云：“东郡之县名。”（《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张守节：济州县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胡三省：班《志》，东阿县属东郡。《括地志》：东阿故城，在济州东阿县西南二十五里。（《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王先谦：东阿，东郡县。今兖州府阳谷县东北五十里阿城镇。（《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恢：东阿，《汉志》东郡东阿县，注引应邵云：“卫邑，有西故称东。”王《补》（编者按：王先谦《汉书补注》）：“春秋齐柯邑，鲁齐盟此，见《左》庄十三年。战国为阿，见《田齐世家》。非卫邑，应说误；《河水注》仍之。未审项羽大破秦军东阿，则秦时已加东。西阿属赵，即葛城，《史记》赵于燕会阿，是也，今直隶安州（河北新安县）。《周勃传》阿下，盖仍旧称。”《河水注》河水自范来，右历柯泽，《左传》孙文子败公徒于阿泽者也。又东北迳东阿县故城西，下入茌平。《清统志》（一六六），故城今阳谷县东北五十里，世俗谓之阿城镇。（《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

[8]【汇注】

龚浩康：齐军归，东阿之围解除后，田荣引兵东归，驱逐了齐人所立的田假，另立田儋之子田巿为王。田假逃到楚地，受到保护，田荣以此与项梁、项羽生怨。事详《项羽本纪》《田儋列传》。（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9]【汇注】

裴骃：服虔曰：“师败曰北。”（《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徐孚远：按：项梁与田荣同攻亢父，救东阿，破秦军，而荣即引兵归，故楚独追北。（《史记测议·高祖本纪》）

吴见思：以上俱项梁事，沛公正从项梁，则亦沛公事也，故详序。（《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郭嵩焘：案：《项羽本纪》云：“居数月，引兵攻亢父，与齐田荣、司马龙且军救东阿，大破秦兵于东阿。田荣即引兵归。”故于此更不详叙，然亦当云“与齐兵救东阿”，而后“齐军归”三字始有着落。（《史记札记·高祖本纪》）

周寿昌：按：《诗》“言树之背”，《传》，背，北堂也。《玉篇》北曰背。北、背古转训。服虔、韦昭训本此。颜引《老子》《乐书》，于义支离。王先生念孙解北字甚详确，稍嫌辞费。（《汉书注校补》卷一）

[10]【汇注】

司马贞：按：《地理志》属济阴。（《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胡三省：《括地志》：濮州雷泽县，本汉城阳，在州东九十一里。余按：班《志》济阴成阳县有雷泽。此成阳与定陶、濮阳皆相近，非城阳国之城阳。（《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顾祖禹：成阳城，州东北六十里。战国时齐邑，成亦作郕。《秦纪》：昭襄十七年成阳君入朝，秦因置郕阳县，亦曰城阳。二世二年，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屠之。汉二年，项羽北至城阳，田荣将兵会战，不胜，走至平原，为平原民所杀。《汉纪》：沛公西略地，道砀至城阳与杠里，攻秦壁，破其二军。《曹参世家》：参击王离于城阳南，复及之杠里，破之。又樊哙从击秦河间守军于杠里，破之。杠里在城阳西，皆此成阳也。汉曰成阳县，属济阴郡。高祖封功臣奚意为侯邑。后汉仍为成阳县，晋属济阳郡，后魏属濮阳郡。后齐省。隋开皇十六年，改置雷泽县，属郓州，今在濮州境内。（《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三《山东四·兖州府》）

全祖望：城阳，楚汉之间分琅邪置，汉因之。见《高纪》，以封齐王，其后高后即以封张偃者也，则以为文帝始置者谬。（《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一）

钱大昕：“别攻城阳，屠之”，城当作成，即下文所谓至成阳与杠里者也。（《廿二史考异·汉书》）

王先谦：城阳即济阴成阳，本书成城通作，在今曹州府濮州东南。（《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11]【汇注】

司马贞：韦昭云：“东郡之县名。”（《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张守节：濮阳故城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本汉濮阳县。（《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王先谦：濮阳，东郡县，在今大名府开州南。（《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恢：《汉志》：“东郡濮阳，卫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颛顼墟。”《济水注》：“濮水自濮阳南入钜野。”《瓠子河》注：“濮水迳其南，故曰濮阳。章邯守濮阳，环之以水。”《清统志》（三五）：“濮阳故城在开州（今濮阳）西南二十里，汉置。本古帝墟也。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前六二九），卫迁于此。《左》昭十七年（前525），梓慎曰：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战国曰濮阳，仍为卫都。《史记》卫嗣君五年，独有濮阳。元君十四年，秦徙野王，而并濮阳为东郡。《汉书·地理志》，东郡治濮阳。《明统志》又有帝丘城，在滑县东北七十里土山村，即卫成公所迁，盖即濮阳城，境相接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

秦军复振[1]，守濮阳，环水[2]。楚军去而攻定陶[3]，定陶未下。沛公与项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4]，与秦军战，大破之，斩李由[5]。还攻外黄[6]，外黄未下。

[1]【汇注】

裴骃：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败卒自振迅而复起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晋灼曰：“《左氏》云‘振废滞’，如说是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2]【汇注】

裴骃：文颖曰：“决水以自环守为固也。”张晏曰：“依河水以自环绕作垒。”（《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文说是也，环音宦。（《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张守节：按：二说皆通。其濮阳县北临黄河，言秦军北阻黄河，南凿沟引黄河水环绕作壁垒为固，楚军乃去。（《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3]【汇注】

司马贞：按：《地理志》济阴之县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胡三省：班《志》，定陶县属济阴郡。《史记正义》曰：定陶，今曹州县。（《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刘文淇：属济阴郡，楚汉之间亦属东郡。（《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一）

王先谦：定陶，济阴县，在今曹州府定陶县西北四里。（《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后晓荣：定陶，秦封泥有“定陶丞印”。定陶一直为秦要地，秦王曾封魏冄于穰，并加封陶邑，号为穰侯。秦末项梁战死于此。西汉初年，诸侯也于此地共尊汉王刘邦为皇帝。《汉志》济阴郡定陶县，“故曹国，周武王弟叔振铎所封，《禹贡》陶丘在西南。”《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二年……杀陈涉城父，破项梁定陶，灭魏咎临济。”《史记·项羽本纪》：“沛公、项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项梁起东阿，西至定陶，再破秦军。”《史记·高祖本纪》：“楚军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立建成侯彭越为梁王，都定陶。”《史记·穰侯列传》：“乃封魏冄于穰，复益封陶。”《索隐》：“陶即定陶也。”《读史》卷三十三（曹）州定陶县：“（曹）州东南五十里，东至城武县五十里，春秋时曹地，秦置定陶县，汉封彭越为梁王，都定陶。后为济阴郡治，甘露中为定陶国治，后汉济阴郡亦治此。”秦定陶县故址今在山东省定陶县西北四里。（《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东郡》）

[4]【汇注】

司马贞：韦昭云：“故杞国，今陈留之县。”（《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胡三省：班《志》，雍丘县属陈留郡，故杞国也。《史记正义》曰：雍丘，今汴州县。（《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顾祖禹：雍丘城，今县治，春秋属杞。《括地志》武王封禹后于此，号东楼公。后属宋，战国属魏，雍一作雝，《左传》襄九年郑围宋雍丘，宋皇瑗围郑师取之。《史记·郑世家》公十五年，韩景侯伐郑，取雍丘。又秦蒙骜拔魏雍丘。秦二世二年，沛公、项羽自定陶西略地破，秦军于雍丘。又曹参南攻雍丘击李由军，破之。（《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河南二·开封府》）

[5]【汇注】

颜师古：应劭曰：“……由，李斯子。”（《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周寿昌：按：《史记·李斯传》，二世初立，赵高曰：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是斯之被谮，实由其子守三川也。又云：及二世按三川之守至，则项梁已击杀之。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是由应死在元年李斯被刑以前。其曰项梁不曰高祖者，盖当时初起兵时，秦止闻有项，不闻有刘也。天下大乱，秦法不施，由正统兵，未必奉诏，赵高蔽主，奏报不入，即入亦不以时。故《史》《汉》日月多错互也。（《汉书注校补》卷一）

[6]【汇注】

司马贞：韦昭云：“上陈留县。”（《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张守节：在雍丘东。（《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胡三省：班《志》，外黄县属陈留郡。张晏曰：魏郡有内黄，故曰外。《括地志》曰：故周城即外黄之地，在雍丘县之东。（《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又：杜佑曰：汉外黄故城，在陈留郡雍丘县东，春秋“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即此。（《资治通鉴》卷十《汉纪二》注）

王先谦：外黄，陈留县，在今杞县东。（《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恢：外黄，《汉志》陈留郡外黄县，注引张晏曰：“魏郡有内黄，故加外。”《燕策》苏代曰：“决白马之口，魏无黄、济阳。”（《史记·苏秦传》作外黄）《魏世家》太子申过外黄。张耳为魏外黄令（本传）。《汳水注》：“汳水自雍丘来，东迳外黄县南。”又：《泗水注》：“黄水自小黄（陈留东北）来，东迳外黄故城南。”《元和志》（七）故城在雍丘（杞）县东六十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

后晓荣：外黄，《史记·项羽本纪》：“还攻外黄，外黄未下。”又云，“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往说项王”。《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之张耳……张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为外黄令。”《史记·魏豹彭越列传》：“（彭越）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樊哙）击破王武、程处军于外黄。”《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周城即外黄之地，在雍丘县东。”《读史》卷四十七：“外黄城，县东北六十里。《左传》：鲁惠公季年，败宋师于黄。杜预曰：外黄县东有黄城。《战国策》：苏代曰：决白马之口，魏无黄、济阳。秦置外黄县。二世二年，沛公、项羽自雍丘还攻外黄。汉四年，项羽攻外黄，怒其不早下，将坑之，以舍人儿言而止。汉亦曰外黄县，属陈留郡，郡都尉治焉。张晏曰：“魏郡有内黄，故此加外。”考古调查表明，河南省民权县外黄故城的面积约为78万平方米。（《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砀郡》）

项梁再破秦军，有骄色。宋义谏[1]，不听。秦益章邯兵，夜衔枚击项梁[2]，大破之定陶，项梁死。沛公与项羽方攻陈留[3]，闻项梁死，引兵与吕将军俱东[4]。吕臣军彭城东[5]，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6]。

[1]【汇注】

司马贞：荀悦《汉纪》云“故楚令尹宋义”，当别有所出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2]【汇注】

裴骃：《周礼》有衔枚氏。郑玄曰“衔枚，止言语嚣也。枚状如箸，横衔之，结于项者。”，音获。（《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衔枚者，止言语嚣，欲令敌人不知其来也。《周官》有衔枚氏。枚状如箸，横衔之，絜于项。者，结碍也。絜，绕也。盖为结纽而绕项也。音获。契音颉。（《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3]【汇注】

胡三省：班《志》，陈留县属陈留郡。孟康曰：留，郑邑也，后为陈所并，故曰陈留。臣瓒曰：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属陈者称陈留。《括地志》：陈留，汴州县，在州东五十里。（《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4]【汇注】

司马光：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陈王以降［秦将章邯］。……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苍头军，起新阳，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葬陈王于砀，谥曰隐王。（《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

王叔岷：《考证》：《汉书》“吕将军”作“将军吕臣”。案：《通鉴》亦作“将军吕臣”。（《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5]【汇注】

胡三省：班《志》，彭城县属楚国。《彭门记》：彭祖，颛顼之玄孙，至商末寿及七百六十七岁，今墓犹存，故邑号彭城。（《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王先谦：彭城，楚国县，今徐州府铜山县治。（《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6]【汇评】

刘辰翁：三军布置彭城，最可观。此则怀王之为累也。（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大破之[1]。当是之时，赵歇为王[2]，秦将王离围之钜鹿城[3]，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1]【汇注】

张家英：“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大破之。”三家、《考证》于“则”字均未解。谨按：王引之《经传释词》卷八《则即》条云：“则者，承上起下之词。《广雅》曰：‘则，即也。’字或通作‘即’。……‘则’与‘即’古同声而通用。”《史记》中“则”作“即”解之例颇多……（《<史记>十二本纪疑诂·高祖本纪》）

又：会稽守通对项梁说的话中，有“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句。上下句中“即”与“则”对文，更为“即、则”可以互训的确证。《汉书·项籍传》作“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无“即、则”二字。又，《经传释词》卷八《则即》条中，也举有几个同一语句在两书中“则、即”互易的实例：《大戴礼·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间而无艺，即无艺矣；五十而不以善闻，则无闻矣。”“即”，亦“则”也。《诗·终风》：“愿言则嚏。”《一切经音义》十五引此“则”作“即”。《秦策》：“此则君何居焉？”《史记·蔡泽传》“则”作“即”。《史记·秦始皇记》：“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李斯传》“则”作“即”。《苏秦传》：“与之，则无地以给之。”《韩策》“则”作“即”。《春申君传》：“则楚更立君。”《楚策》“则”作“即”。《鲁仲连传》：“则臣见公之不能得也。”《齐策》“则”作“即”。这些例子是很有说服力的。（同上）

[2]【汇注】

司马贞：苏林音如字，郑德音“遏绝”之“遏”。徐广音乌辖反。今依字读之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吴见思：忙中欲插入赵王，故用“当是之时”，便安放得好。下同。（《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3]【汇注】

顾祖禹：钜鹿城，今县城也。秦二世二年，章邯北渡河击赵，赵王歇、张耳、陈馀皆走入钜鹿城。章邯令王离、涉间围钜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馀将卒数万人军钜鹿北，所谓河北之军也。三年，楚上将军项羽引军渡河救钜鹿，大破秦兵，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章邯兵数却，遂以兵降楚，即此钜鹿也。《括地志》：“汉钜鹿郡，故城在平乡县北十一里。”故钜鹿县城，即平乡县治也。（《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五《直隶六·顺德府》）

全祖望：钜鹿，始皇二十三年置，汉因之，又分为清河、渤海、河间、广平。（《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一）

又：钜鹿郡，秦置，属冀州。当云故秦郡，楚汉之际属赵国。寻属常山国。八月（按：此直系以月而不年者，犹言八阅月也，后同）复属赵国。高帝三年属汉，四年复以属赵国。高后八年复故。文帝元年复属赵国，景帝三年复故，四年复属赵国。后以支郡收，属冀州，莽又分其地置郡，曰和戎（见《东观汉纪》）。（《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二）

郭嵩焘：案：《项羽本纪》：“陈馀将卒数万人而军钜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以表项羽居漳南，独当秦军。此云“秦将王离围之钜鹿城，此所谓河北之军也”，又似据秦军言之。疑必当时以河南、北俱有战事，故析言之，史公引旧文并载之《高祖本纪》也。（《史记札记·高祖本纪》）

王恢：钜鹿，赵新造，仍旧都（编者按：邯郸），章邯破之，赵王歇走入钜鹿，秦军围之。钜鹿本赵邑，秦置县，为钜鹿郡治。梁启超《历史研究法》云：“钜鹿古城即今钜鹿县治。民国十年夏秋间掘得，其城在二丈以下，屋宇比栉。”《清统志》（三〇）谓今平乡县治，非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

后晓荣：秦钜鹿郡原为赵地，公元前222年，秦灭赵后设郡，因钜鹿泽而得名。秦并天下后，钜鹿郡一分为三，析置钜鹿、清河、河间三郡。《图集》（编者按：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属钜鹿郡北部的河间地，今已辨明秦统一后分设置河间郡，故秦钜鹿郡当依《汉志》钜鹿郡为主体，辖境北界至今河北绕阳、晋县一带，南至鸡泽，与邯郸郡为邻，东与漳水为界，与清河郡为邻。郡治钜鹿，今河北平乡县西南。（《秦代政区地理》第六章《巨鹿郡》）

又：钜鹿，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有“钜鹿之丞”。《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二年，章邯北渡河，击赵王歇等于钜鹿。”《史记·项羽本纪》：“赵歇为王，陈馀为将，张耳为相，皆走入钜鹿城。章邯令王离、涉间围钜鹿。”《元和》卷十五：“平乡县，本春秋时邢国，后为赵地，始皇灭赵，以为钜鹿郡，亦大称也。张耳与赵王歇走入钜鹿城，王离围之，即此地也。”《清一统志》卷三十：“钜鹿故城，今顺德府平乡县治。”秦钜鹿县故址在今河北省鸡泽县东北。（同上）

秦二世三年[1]，楚怀王见项梁军破，恐，徙盱台[2]都彭城，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3]。以沛公为砀郡长[4]，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5]。吕臣为司徒[6]，其父吕青为令尹[7]。

[1]【汇校】

梁玉绳：按：此当在后文“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句上，误书于此。（《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李人鉴：按：“秦二世三年”五字乃后人所妄加，说已见于上文。此下六十三字当在“章邯已破项梁军”一段之前，错简误置于后。据本书《秦楚之际月表》及《汉书·高帝纪》，章邯大破项梁于定陶，杀项梁，在秦二世二年九月，沛公、项羽与吕臣俱引兵而东，亦在二年九月，楚怀王徙都彭城，亦在二年九月；怀王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在二世二年后九月，章邯渡河北击赵，大破之，秦将王离围赵王歇于钜鹿城，亦在二年后九月，怀王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亦在二年后九月。事之先后次第盖如此。据此则此《纪》“楚怀王见项梁军破”等六十三字决不能位于“章邯已破项梁军”一段之后，而应位于其前。《汉书·高帝纪》叙怀王徙都彭城，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等事正在“章邯已破项梁”一段之前，此《纪》当据以乙正。（《太史公书校读记·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齐召南：三年，楚次将项籍杀宋义代之，大破秦军，虏秦将王离；楚怀王遣沛公西攻秦；章邯降于项羽；八月，沛公入武关；帝为赵高所弑，立子婴为王；九月，婴讨诛高；沛公入峣关，明年至霸上，子婴降，秦亡。又：秦统一，起庚辰终甲午，凡三主共十五年而灭于楚；子婴降于沛公，秦亡；冬，沛公入咸阳，还军霸上；项籍至，屠咸阳；春正月，项籍尊楚怀王为义帝，籍分王诸侯，共十八国。（《历代帝王年表·秦年表》）

[2]【汇校】

［日］泷川资言：考证：古钞本、枫、三本“徒”作“从”。《汉书》作“自”，义同，当依订。（《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颜师古：郑氏曰：“音昫怡。”师古曰：“昫音许于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3]【汇评】

刘辰翁：怀王起田间，都未定，即自将二雄，进非不能左右，坐受羁制。使非宋义疏庸，范增迂儒，以沛公问诸将，尚有足为分遣破秦。虽以此为汉，而失其为楚矣。（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4]【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宋州本秦砀郡。”苏林云：“长如郡守。”韦昭云：“秦名曰守，是时改曰长。”（《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周寿昌：按：苏、韦两说近之，而有不尽者。楚汉时，每郡设统兵之长，故下云将砀郡兵。守或别有人也。《灌婴传》云破薛郡长。颜注，长亦如郡守也，时每郡置长。《传》又云破吴郡长，吴不得吴守。既有吴郡长，又有吴郡守，明长与守各一人。（《汉书注校补》卷一）

[5]【汇注】

龚浩康：鲁，县名，在今山东省曲阜市，本春秋时鲁国都城，当时为薛郡治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6]【汇注】

龚浩康：吕臣，原为陈郡部将，陈胜失败后，他曾收拾残部，组织“苍头军”一度收复陈郡，重建张楚政权，并屡次打败秦军。后归属项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又：司徒，楚官名。楚国的司徒职掌后勤事务，与一般所说的六卿之一的司徒（主管教化）不同。（同上）

[7]【汇注】

司马贞：按：《表》青封信阳侯。（《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张守节：应劭云：“天子曰师尹，诸侯曰令尹。时去六国近，故置令尹。”臣瓒曰：“诸侯之卿，唯楚称令尹，其余国不称。时立楚之后，故置官司皆如楚旧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1]，北救赵[2]。令沛公西略地入关[3]。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4]。

[1]【汇注】

龚浩康：范增（前277—前204），项氏叔侄的重要谋臣，居鄛（今安徽省安庆市北）人，曾劝项梁立楚怀王，项羽尊称他为“亚父”。后刘邦采用陈平的计策，离间项羽与范增的关系。项羽中计，怀疑、疏远范增，剥夺他的权力，范增愤而告老回乡，于途中得病死去。末将，职位仅次于上将军和次将的将领。因此后来也成为将官的谦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2]【汇注】

程馀庆：项羽救赵是客，沛公入关是主，必点项羽者，为下救赵不归报而入关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3]【汇评】

王九思：怀王遣入关，当时救赵难于入关。秦大军在赵，既有当之者则入关差易为力。（引自《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4]【汇注】

颜师古：约，要也，谓言契也，自函谷关以西总名关中。（《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韦昭云：“函谷、武关也。”又《三辅旧事》云：“西以散关为界，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汇评】

凌稚隆：按：“先入定关中者王之”一句，楚汉所以两相残杀，而天下率归于汉者，根本于此。（《汉书评林·高帝纪》）

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1]。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2]，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3]：“项羽为人僄悍猾贼[4]。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5]，皆阬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6]，前陈王、项梁皆败[7]。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8]，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9]。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10]，独沛公素宽大长者[11]，可遣[12]。”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13]，收陈王、项梁散卒[14]。乃道砀至成阳[15]，与杠里秦军夹壁[16]，破（魏）〔秦〕二军[17]。楚军出兵击王离[18]，大破之[19]。

[1]【汇注】

颜师古：不以入关为利，言畏秦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胡三省：言莫有人以入关为利者，盖畏秦也。（《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汇评】

程馀庆：此皆不知兵家虚实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2]【汇校】

［日］泷川资言：秘阁本“奋”下有“怒”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日］水泽利忠：南化、谦、狩、高、中韩“奋怒，愿与沛公入关”。（《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司马贞：奋，韦昭云：“愤激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3]【汇注】

凌稚隆：凌约言曰：此出当时众人意，史公以其意叙之，故曰“诸”，曰“皆”，而不著姓名耳。可类见。（《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汇评】

［日］泷川资言：愚按：怀王之立也，楚亡臣来归者必众，所谓诸老将是也。使怀王并吕臣、项羽军，以宋义为上将军，遣沛公入关者，概此等老将所为也。（《史记会注考证·高祖本纪第八》）

[4]【汇校】

梁玉绳：附按：猾字不似羽之为人，盖“祸”字之讹。《汉书》作“祸贼”，师古曰“好为祸害而残贼也”。（《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司马贞：《说文》云：“僄，疾也；悍，勇也。”《方言》云：“僄，轻也。”刘音匹妙反。猾贼，《汉书》作“祸贼”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王叔岷：《考证》：“王念孙曰：‘猾，黠恶也。《酷吏传》：“宁成猾贼任威。”是也。“猾贼”与“慓悍”义相承。“祸贼”则非其义矣。’”案：《汉书》《通鉴》“僄”并作“慓”（师古注：慓，疾也），古字通用。《说文》：“僄，轻也。”又云：“慓，疾也。”（与《索隐》引作“僄”异），轻、疾义亦相因。王氏谓《汉书》“祸贼”当从《史记》作“猾贼“，其说甚精。《御览》四九二引《汉书》（误为《史记》）作“祸虐”，盖不知“祸”为误字，又改“贼”为“虐”耳。（《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5]【汇注】

裴骃：徐广曰：“遗，一作‘噍’。噍，食也，音在妙反。”骃按：如淳曰“类无复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言无孑遗为无噍类。”（《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6]【汇注】

裴骃：如淳曰：“楚谓陈涉也。数进取，多所攻取。”（《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楚者，总言楚兵，陈涉、项梁皆是。（《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骏图、王骏观：《集解》如淳曰：楚谓陈涉也。数进取，多所攻取。图按：下文前陈王乃指陈涉，此则指怀王耳，如说误。（《史记旧注平义·高祖本纪》）

[7]【汇注】

裴骃：《汉书音义》曰：“陈涉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孟康曰：“前陈王，陈涉也。”师古曰：“孟说非也。此言前者陈王及项梁皆败，今须得长者往，非谓涉为前陈王也，安有后陈王乎？”（《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8]【汇注】

颜师古：扶，助也，以义自助也。扶字或作杖，杖亦倚任之意。（《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张守节：遣长者扶持仁义而西，告谕秦长少，令降下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凌稚隆：按：“扶义”二字，前此无人道。师古云：扶或云杖倚任之意。（《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9]【汇评】

程馀庆：秦强兵皆在外，而内怨复深，此不必全以兵力取，而可以虚声下也。诸老将可谓知兵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0]【汇校】

裴骃：徐广曰：“一无此字。”（《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梁玉绳：按：徐广谓一本无下“今”字，余谓上句云“今诚得长者往”，似不便连用三“今”字。“僄悍”亦复，依《汉书》作“项羽不可遣”为是。（《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王叔岷：案：《通鉴》从《汉书》亦作“项羽不可遣”，“不”上“今”字盖涉上文而衍。（《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11]【汇评】

钱时：沛公脱秦民于水火者也，凡其得人心处，全在宽大。独遣长者扶义而西，而不许项羽，非怀王之贤不至是。然亦当时亲被苦祸与秦民同在水火之中，故其推择权量的当如是。向使从羽之请与沛公俱遣，慓悍猾贼，如虎狼之求逞，必闷闷不快于长者之事，而卿子冠军之剑且转而之沛公矣。其祸可胜言乎？沛公入关，秦民大喜，而汉氏四百年之祚卒定于此日，有以也夫。（《两汉笔记》卷一《高祖》）

程馀庆：凡三言“长者”，人心可卜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郭嵩焘：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慓悍猾贼，（至）独沛公宽大长者，可遣。”案：是时章邯击杀项梁于定陶，遂渡河击赵，怀王兼遣项羽、范增与宋义救赵，正以章邯拒敌，而击破项梁军者章邯也。其时关东诸侯并起，章邯一军纵横驰击，尤楚之所视以为存亡者，势不能不并力章邯，与之争一旦之命；所为与诸侯约者，通词也。齐、魏、韩、赵、燕皆已立王，皆得入关击秦，沛公故从项梁，怀王所能遣者独沛公耳。项羽北击赵，沛公西击秦，亦为牵制秦军之计。关东诸侯并起，而秦地关、河阻塞固无恙，其势犹强；沛公于是时兵力最弱，非能敌秦者，而乘赵高之乱一举而入咸阳，此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项羽之战章邯，事之至急者也，沛公以一军击秦，又人知其难也。是时项梁始死，怀王至彭城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项羽凶暴之名未甚著也。史公事后追为之辞，以明楚、汉所以存、亡，仁、暴之分而已。怀王老将孰有加于吕臣、范增者哉？而皆从项羽救赵矣，安得是时便阴为沛公计而阻项羽之入关也？楚、赵之民可以纵项羽之屠戮，而独顾念秦民何也？准以当时事势，有决知其不然者。（《史记札记·高祖本纪》）

[12]【汇评】

凌稚隆：吕祖谦曰：看怀王诸将言，便合知楚汉得失。（《汉书评林·高帝纪》）

施锡才：楚诸老将……对项羽的“慓悍、猾贼”，对刘邦的“素宽大长者”之评价，也是根据平时共同生活和斗争时的观察而得出的实事求是的看法。因此，他们推荐刘邦，而反对项羽为西路军领袖。司马迁对于楚诸老将之言是相信的。我们一方面从《高纪》篇首有“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的描写得到证明；另一方面对项羽的残暴已早有记述：“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这足证项羽的残暴行为是存在的，楚诸老将之语是有根据的。所以司马迁借了楚诸老将之口，批评了项羽的慓悍、残暴，而称允了刘邦是宽大长者。他意识到残暴者不能得民心，而只有宽仁者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与拥护。作者把这一情节的描写放在《高纪》里，一方面为刘邦将来的胜利巧妙地伏了一笔；另一方面也为项羽将来的失败给了必要的暗示。这种匠心是极为高明的。（《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和刘邦》，载《史记研究》（下）第三卷）

[13]【汇评】

陈埴：怀王之立也，天将以兴汉乎！怀王之死也，天将以亡楚乎！夫怀王，项氏所立，此宜深德于项。今观怀王在楚，曾无丝粟之助于楚，而独属意于沛公。方其议遣入关也，羽有父兄之怨于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顾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长者不杀也”。沛公之帝业，盖于是乎兴矣。……怀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怀王之死，又适足以资汉。然则范增之谋欲为楚也，而只以为汉也。呜呼，此岂沛公智虑所能及哉？其所得为者，天也！此岂范增、项羽智虑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为者，亦天也！（《木钟集》卷一一《史》）

易佩绅：刘项成败判于是矣。非以入关先后也，实以仁暴也。使项羽而有成，则以暴易暴，天不忍再有一秦也。诸老将于战国之余，皆知取仁而弃暴，固天理之自在人心。而亦阅历之久，知天下同苦秦暴，非仁不足以反之也。……则天之所求以代秦者，惟有沛公而已。夫对尧舜汤武而论，则汉高不得谓仁；对秦项而论，则不得不以汉高为仁。天于尧舜汤武之后，求为民除暴之仁人，仅能较愈乎秦项之不仁也。天道穷而天心苦矣！（《通鉴触绪》卷三）

吕思勉：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此亦事后附会之辞。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陈丞相世家》）韩信曰：“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淮阴侯列传》）此岂恣意残杀者？项王之暴，在坑秦降卒新安，此自兵权不得不然。其入关、破齐后之残虐，则是时之为兵者，类多慓悍无赖之徒，非主将所能约束，恐不独项羽之兵为然。《史》于项羽未免故甚其辞，于汉则又讳而不言耳。（《秦汉史·秦汉兴亡》）

辛德勇：楚怀王等之所以要选择刘邦西征关中，似乎是因为他比较仁厚，不像项羽那样残暴，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如上文所述，项羽最残暴的事例，是在攻打襄城时，因襄城坚守不下，于是在攻下城池后，下令坑杀了全城百姓。……被怀王等人誉为“宽大长者”的刘邦，其实也是同样杀戮守城不降的百姓。如在项梁阵亡前刘邦与项羽一同攻打成阳时，城下后“屠之”，就是屠戮阖城居民；在受命西征后，也并没有真的慈悲为怀，“扶义而西”，在攻取颍阳时，依旧如法“屠之”（《史记·高祖本纪》）。……由此可见，在所谓“所过无不残灭”这一点上，刘邦与项羽本来没有多大区别，这不可能是楚怀王等人执意安排刘邦前去西征关中的真实原因。（《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论刘邦进出汉中的地理意义及其行军路线》）

[14]【汇注】

程馀庆：沛公已自有成军，以入秦声势宜盛，故收散军以益之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5]【汇校】

梁玉绳：按：……《汉书》误“成阳”为“阳城”，则不可从，盖讹倒耳。城阳在济阴，阳城在颍川，《史》《汉》成、城二字通用。（《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裴骃：《汉书音义》曰：“道由砀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凌稚隆：按：沛公西入关，道砀，当是时，与羽分道。今杂楚军出兵于秦军，破二军之下，则疑于楚汉与彭越俱攻秦矣。此太史公失考前后处，《汉书补》年月别之，良是。（《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程馀庆：成阳故城在曹州府东北六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6]【汇校】

张文虎：“至成阳与杠里”，《汉书》断句同。按：如淳云“秦军所别屯地名也”。则“与杠里”三字属下为句。《史诠》云“时秦军屯杠里，汉军与对垒，故曰夹壁”，盖本此。（《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裴骃：（成阳、杠里）《汉书音义》曰：“二县名。”（《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杠音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成阳在济阴，韦昭云“在颍川”，非也。服虔云：“杠里，县名。”如淳云：“秦军所别屯地名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胡三省：道砀，自砀取道而西也。此据班《书》书之。“阳城”《史记》作“成阳”。韦昭《注》曰：在颍川，则是谓阳城也。《索隐》曰：在济阴，则是谓成阳也。杠里，孟康、服虔皆以为县名。而班《志》无之。余按：沛公之兵自砀而攻秦，道成阳与杠里，而后破东郡尉于成武。成阳县属济阴，成武县属山阳。济阴，唐为曹州，成武属焉。若取道颍川之阳城，当自此西趋洛、陕，安得复至成武耶！书成阳为是。杠里之地，盖在成阳、成武之间。杠，音江。（《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程馀庆：杠里在成阳西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先谦：杠里非县名。《索隐》引如淳云：秦军所屯地名是也。《方舆纪要》杠里在成阳西。（《汉书补注·高帝纪上》）

王恢：“至成阳，与杠里秦军夹壁，破其（原作魏，误）二军。”成阳在濮县东南九十里。《樊哙传》：“从击秦军，出亳南。河间守军于杠里，破之。”《正义》因谓杠里“近城阳”。但《傅宽传》“从攻安阳、杠里”，安阳在曹县东南十里。成阳与安阳相去百数十里，杠里究在安阳抑成阳？考诸《樊哙传》出亳南，亳在曹县南三十里，则近于安阳，东北即昌邑。从《傅宽传》作“安阳”为长（《曹相国世家》“击王离军成阳南，复攻之杠里”，于情亦合）。……又按：楚怀王徙彭城在秦二世二年九月，后九月破秦军杠里。三年十月沛公遇彭越，俱攻昌邑。所谓“西”者，概括之词，非直以杠里言也。（参看《彭越传》）（《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17]【汇校】

梁玉绳：按：《史诠》云“各本‘与杠里’属上句，误也。时秦军屯杠里，汉军亦屯杠里，与之对垒，故曰‘夹壁’。破魏之‘魏’当作‘秦’，《汉书》‘魏’作‘其’，是也。”《史诠》之说，甚协。（《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程馀庆：《汉书》“攻秦军作壁，破其二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姚范：“至阳城与杠里攻秦军壁破其二军”。按：《史记》阳城作城阳。《索隐》曰在济阴。《曹参传》击王离军城阳南，又攻杠里，大破之，即其事也。《史》又云：秦军夹壁，破魏二军。《史》未必误。二军或即皇欣、武满之军，始为秦破后与沛公合兵耳。班氏以阳城、杠里为二军，岂并两事为一耶。（《援鹑堂笔记》卷十八史部）

郭嵩焘：《札记》（编者按：《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云：“‘破魏二军’，‘魏’字误，《史诠》云：当作‘秦’，《汉书》作‘其’。”案：《始皇本纪》，章邯杀陈胜城父，破项梁定陶，灭魏咎临济。《魏豹传》：“齐、楚遣项它、田巴随周巿救魏，章邯击破周巿等军。”此云“破魏二军”，盖救魏之二军也。（《史记札记·高祖本纪》）

[18]【汇注】

牛运震：“楚军出兵击王离，大破之”，此破王离为项羽军，未见其为沛公也。《汉书》削去为是。（《读史纠谬》卷一《史记·高祖本纪》）

[19]【汇注】

裴骃：徐广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东郡尉及王离军于成武南。”（《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梁玉绳：按：此乃项羽救赵之兵也。方叙沛公入关事，不应忽插入楚军，况下文总叙项羽救赵破秦将王离，降章邯，则此为重出明矣。《汉书》无此十字，当衍。宋刘辰翁评《班马异同》云“杂楚军于破二军下，则疑于楚汉与彭越俱攻秦”。（《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李慈铭：慈铭案：《秦楚之际月表》亦载汉是时破王离事，疑此为王离击赵之分兵或王离字有误，此句自叙沛公事，不涉项羽也。羽是时尚未至赵，安得与王离遇，且其事下文明叙之，不得先出于此。曰楚军者，时皆为怀王之军也。《曹参世家》云：“击王离军成阳南，复攻之杠里，大破之。”《汉书·曹参传》同。尤其明证矣。（《越缦堂读史札记·史记札记卷一》）

［日］泷川资言：考证：《方舆纪要》云：杠里在咸阳西，《汉书》“魏”作“其”，陈仁锡曰：监本“与杠里”属上句，误也。时秦军屯杠里，汉军与之对垒，故曰夹壁，破魏之“魏”，当作“秦”。愚按：陈说略得之，“魏”当从《汉书》作“其”，“魏”“其”音近二讹，成阳杠里，山东曹州府濮州。（《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施之勉：“大破之”，按《月表》，沛公攻破东郡尉及王离军于成武南。《曹相国世家》“从攻东郡尉军，破之成武南。击王离军成阳南。复攻之杠里，大破之”。《绛侯世家》“从沛公，定魏地。攻东郡尉于城武，破之。击王离军，破之”。此云破魏二军，即《表》及两《世家》所谓攻破东郡尉及王离二军，皆在魏地，故《纪》云“破魏二军”，《世家》云“定魏地”也。楚军，沛公军也。《始皇纪》“楚将沛公，入武关”。又《始皇纪》后附班固《典引》云“楚兵已屠关中，真人翔霸上”，是其证。《纪》《表》及《世家》皆谓沛公击王离军，则破王离，必非项羽矣。沛公击王离军于杠里，当在围赵钜鹿之前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评】

徐孚远：秦国钜鹿，久无成功，其势已解，故河北之战，能破其军。方宋义壁安阳之时，正陈馀尝秦军之日也。然则羽之破秦，乃得宋义之力，使义尚在，相秦之机，亦未必不疾击也。（《史记测议·高祖本纪》）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1]，因与俱攻秦军，战不利。还至栗[2]，遇刚武侯[3]，夺其军，可四千馀人，并之。与魏将皇欣、魏申徒武蒲之军并攻昌邑[4]，昌邑未拔[5]。西过高阳[6]。郦食其谓〔为〕监门[7]，曰：“诸将过此者多，吾视沛公大人长者[8]。”乃求见说沛公。沛公方踞床[9]，使两女子洗足[10]。郦生不拜，长揖[11]，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12]，延上坐[13]。食其说沛公袭陈留[14]，得秦积粟[15]。乃以郦食其为广野君[16]，郦商为将[17]，将陈留兵，与偕攻开封[18]，开封未拔。西与秦将杨熊战白马[19]，又战曲遇东[20]，大破之[21]。杨熊走之荥阳[22]，二世使使者斩以徇[23]。南攻颍阳[24]，屠之[25]。因张良遂略韩地辕[26]。

[1]【汇注】

张守节：《地理志》云昌邑县属山阳。《括地志》云：“在曹州成武县东北三十二里，有梁丘故城是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王恢：昌邑，《汉志》：“山阳郡昌邑，武帝天汉四年更山阳为昌邑国。”《济水注》：“菏水自乘氏东迳昌邑县故城北。”《清统志》（一八三）：“故城在金乡西北四十里。汉初属梁国，景帝三年周亚夫引兵东北壁昌邑。中元六年，分梁国为山阳国治此。武帝更名昌邑。”（《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曲英杰：《元和郡县图志》卷十载：“昌邑故城，在（金乡）县西北四十二里。其中城周十余里，外城周三十余里。中有铁柱，出地数尺。……”《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二载：“《志》：昌邑城，纵横皆六里，一名外城，周三十余里；中城，周十余里，一名山阳城。”其地今属山东巨野县昌邑乡。城址位于前、后昌邑集及城角刘村一带，南距万福河3公里，有彭河穿过城东北角。在城角刘村南地表下0.6米残存有夯土墙遗迹，东西长28米、南北宽3米、高2米。夯土呈黑褐色，杂有石灰末，土质坚硬，有板筑痕迹。其向东、向西均发现与此相同的夯土墙遗迹，此一带当为古城之西北角所在。另在彭河水闸以东、后昌邑集正东也发现夯土墙遗迹，前昌邑集东南和西南耕土层下即为夯土墙遗迹。由此可知故城平面略呈方形，周长5897米。在前昌邑集西1000米处有“西堌堆”，南北长50米、东西长40米、高约3米，遍布汉代遗物，传为昌邑城西门。后昌邑集东北500米处有“黑堌堆”，东西长60米、南北长20米，土黑灰色，多周、汉遗物。南边在挖彭河时发现石柱础。在前昌邑集亦曾发现夯筑基址，后昌邑集发现石匣，城址内多次出土铜箭镞、铜驽机及陶器，漆器等。（《史记都城考》六〇《汉代山阳王者昌邑》）

[2]【汇注】

司马贞：韦昭云：“县名，属沛。”（《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王先谦：（栗）今归德府夏邑县治。（《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3]【汇校】

张熷：“遇刚武侯”注，应劭曰：“楚怀王将也。”《汉书音义》曰“《功臣表》云云”。按：《音义》即劭注也。“汉书音义”四字衍。班《书》引劭此注，无此四字。（《读史举正》卷一《史记·高祖本纪》）

【汇注】

裴骃：应劭曰：“楚怀王将也。”《汉书音义》曰：“《功臣表》云棘蒲刚侯陈武。武，一姓柴。‘刚武侯’宜为‘刚侯武’，魏将也。”瓒曰：“《功臣表》柴武以将军起薛，别救东阿，至霸上，入汉中，非怀王将也，又非魏将也，例未称谥。”（《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张守节：颜师古云：“史失其名姓，唯识其爵号，不知谁也，不当改为‘刚侯武’。应氏以为怀王将，又云魏将，无据矣。”《表》六年三月封。孟、颜二人说是。（《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杨树达：应劭曰：楚怀王将也。《功臣表》：“棘蒲刚侯陈武，武一姓柴。”刚武侯宜为刚侯武，魏将也。孟康曰：《功臣表》：柴武以将军起薛，至霸上，入汉中，非怀王将，又非魏将也。例未有称谥者。师古曰：应氏以为怀王将，又云魏将，无所据矣。先谦曰：“‘《史集解》引《功臣表》棘蒲’云云属孟说，《功臣表》‘柴武’云云属瓒说，与此异。”树达按：《史集解》所引是也。此以句首俱有《功臣表》字致误耳。不然，应氏不当既云楚怀王将，又云魏将，自相违异也。据颜《注》，则所见本已误。（《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高敏：关于棘蒲侯陈武即柴武的问题……得先从《史记》诸家注谈起。……颜师古否定了应劭、裴骃等人的看法，指出了刚武侯并非棘蒲刚侯陈武，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忽略了“（陈）武一姓柴”这句话的合理性。刚武侯虽然不是刚侯（陈）武，但指出“（陈）武一姓柴”，就为陈武即柴武说作了首倡。可惜这一点长期未为史家所注意。故特举数例，以证明陈武即柴武。

《史记·孝文本纪》前元三年六月条，有“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语；同书《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孝文三年，也有“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击洛北”语。但是，此事在《汉书·文帝纪》文帝三年六月条，作“以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二书讲的显然是同一个人，但是，一作陈武，一作柴武，可见陈武即柴武。此证据之一。……《史记·高祖功臣年表》载，六年三月丙午，为棘蒲刚侯陈武元年，到文帝“后元元年。侯武薨，嗣子奇反。不得置后。国除”。《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所载棘蒲刚侯陈武事，与《史记》表全同。据此，知陈武之子，叫陈奇，曾参与反叛事。这些事实，证明此处之棘蒲刚侯陈武嗣子陈奇，确就是淮南王刘长手下的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这难道不表明陈武就是柴武吗？此证据之二。

又，《史记·袁盎列传》云：孝文时，“棘蒲侯柴武太子谋反。事觉，治，连淮南王”。此谓棘蒲候柴武之子谋反，事实同《史记》《汉书》《年表》所载棘蒲候陈武之子谋反事合，又同《史记·淮南历王列传》所载棘蒲候柴武之太子柴奇谋反同，且当时又无他人封为棘蒲候者。因此，这也表明棘蒲侯陈武即柴武。此证据之三。

至于名陈武者，汉初虽不止一人……然而被封为棘蒲侯、其子又名奇，其子还参加过反叛的，只有一个陈武。这就是说，上述一系列史实中所论的棘蒲侯陈武，确就是棘蒲侯柴武。（《史学论集·读史拾零八题·（七）西汉棘蒲侯陈武即柴武说》）

[4]【汇注】

张守节：并魏将也。欣字或作“䜣”，音许斤反。蒲，《汉书》作“满”，并通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胡三省：皇欣，皇，姓也。《左传》郑有大夫皇颉。（《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又：班《志》，昌邑县属山阳郡。《括地志》曰：曹州成武县东北三十二里有梁丘故城，是也。贤曰：昌邑故城，在兖州金乡县西北。（同上）

程馀庆：（昌邑）故城在济宁州金乡县西北四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杨树达：与魏将皇欣、武满军合攻秦军，破之。钱大昭曰：满闽本作蒲，与《史记》同。先谦曰：乾道本作满，汪本作蒲。树达按：景祐本作满。《史记》云：“与魏将皇欣、魏申徒武蒲之军并攻昌邑。”此所谓合攻，即彼并攻也。王氏以合字为句，补注其下，误。（《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日］泷川资言：齐召南曰：乐平侯卫无择，以队卒从高祖起沛，属高訢，当即此皇欣。愚按：满、蒲不相通，必有一是。（《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5]【汇注】

梁玉绳：按：《月表》：“秦三年十二月，沛公至栗，得皇欣、武蒲军，与秦战，破之。二月，得彭越军昌邑。”又《汉纪》：“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刚武侯，夺其军，与魏将皇欣武满合攻秦军，破之。二月，从砀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然则先遇刚武，后遇彭越也。先至栗，后至昌邑也。先合兵破秦军，后攻昌邑未拔也。乃此谓遇彭越在遇刚武之前，误一。斯时无与战不利之事，误二。遇彭越昌邑因与攻秦，不利还栗，似未曾夺刚武合魏将而已攻昌邑，至后攻而未拔，为复攻昌邑，误三。以与彭越为攻秦，以夺刚武合魏将为攻昌邑，误四。准义验文当云“秦二世三年（说见上），沛公引兵至栗，遇刚武侯，夺其军，可四千余人，并之。与魏将皇欣、魏申徒武蒲之军俱攻秦军，战破之。遂西，（“不利”二字必“破之”二字之讹，《汉书》是“破之”。“还”字亦必“遂”字之讹。）遇彭越昌邑，因与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至若刚武侯不知为谁？《史》失其名姓。“武蒲”当依《汉书·高纪》作“武满”，此与《月表》皆作“蒲”，非也。二字每以形近互讹，说在《十二侯表》晋厉公元年。（《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6]【汇注】

裴骃：文颖曰：“聚邑名也，属陈留圉县。”瓒曰：“《陈留传》曰在雍丘西南。”（《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胡三省：文颖曰：高阳，聚邑名，属陈留圉县。臣瓒曰：《陈留传》：高阳在雍丘西南。《水经注》：睢水首受陈留浚仪浪荡水，东迳高阳故亭北。（《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程馀庆：高阳，聚名。在开封府杞县西二十九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钱大昕：（郦食其）陈留高阳人也。按：《地理志》，陈留郡无高阳县，盖乡名，非县名。涿郡、琅邪郡皆有高阳县，然非食其所居之高阳也。《高祖纪》：“沛公西过高阳。”文颍云：“聚邑名，属陈留圉。”（按：圉县，汉属淮阳，后汉始属陈留）臣瓒云：“《陈留传》在雍丘西南。”（《廿二史考异·汉书》）

[7]【汇校】

张文虎：谓监门，《汉书》作“为里监门”，《郦生传》作“为里监门吏”，此“谓”字亦当作“为”。（《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日］泷川资言：《汉书》作“为里监门”，与《郦生传》“为里监门吏”合。秘阁、古钞、枫、三本无“谓监门”三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编者按：监门，《汉书》作“里监门”。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沈钦韩曰：“《公羊宣十五年传》何注：‘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辩护伉健者为里正。’田作之时，父老及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郦食其为“监门”，主清晨开里门，晚上关里门，监督与处罚不遵守劳动纪律与作息时间者。

【汇注】

裴骃：郑德曰：“音历异基。”（《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苏林曰：“监门，门卒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胡三省：郦，音历；《姓谱》：黄帝之支孙封于郦，后以为氏。食其，音异基。（《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王先谦：《郡国志》雍丘有郦生祠、高阳亭。见《水经·睢水注》引，见陈留雍丘下。（《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8]【汇评】

程馀庆：好眼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9]【汇校】

［日］水泽利忠：枫、三、狩无“沛公”二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王叔岷：《考证》：秘阁本无“足”字。案：《郦生传》《长短经霸图篇》注、《通鉴》“踞”皆作“倨”。《通鉴》注：“倨与踞通。”《汉书·高纪》《郦食其传》亦并无“足”字。（《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颜师古：踞，反企也。……踞音据。（《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龚浩康：踞床，两脚岔开，坐在床上。这是一种极不礼貌的见客姿态。床，坐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10]【汇评】

孙觌：嬴秦之亡也，刘、项相拒于荥阳京、索之间，天下之士不归汉则归楚。高帝纳用群策，虽麾下骑士，亦时时审问邑中贤豪。至于驾驭群臣，则踞床洗足，溺冠骑项，所谓盛服先生谏诤之臣，亦嫚侮而不信，何者？谋议之臣，内有良、平腹心之亲；将帅之臣，外有信、越爪牙之用，一身之势，合而无间。或借箸于食前，或排闼于卧内，附耳而谈，蹑足而悟，如疾痛疴痒切于肌肤手足，不期而自至。故能蹶秦诛楚，以成帝王之勋。彼其伏青蒲冠獬豸，然陈说《诗》《书》，上章哗以应故事，固高帝之所大骂而不信也。（《鸿庆居士集》卷一一《与范丞相书》）

[11]【汇注】

颜师古：长揖者，手自上而极下。（《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12]【汇注】

胡三省：《史记正义》曰：“摄，敛著也。”余谓摄衣，起而持其衣也。（《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13]【汇评】

程俱：沛公踞见一里监门，其失亦微耳，非汉所以强弱兴亡所系者也。而食其遽以谓将以助秦，而非所以攻秦，何也？岂辨士专以捭阖动听为务，而其言不得不夸邪？是不然，食其为是无当之言可也。沛公豁达聪明之君也，而可以虚言屈乎？夫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有国家皆然，而危乱之时为甚。故萧何以韩信用不用，卜汉高之霸王；晋人以谢安石起不起，知江左之兴亡。唐室以裴度进退，为天下之安危。盖士之不可失如此。使汉高失一食其可耳，然骏骨不收，绝足不至；巢卵不育，凤鸟不下。士有深藏，高举望望然去之而已，况声音颜色拒之千里之外乎！则其不足以攻秦，而足以自亡也，明矣。是理也，非郦生之夸言也。（《题郦生长揖图》，引自《新安文献志》卷二二）

凌稚隆：王维桢曰：“郦生一言，高祖即起谢，上坐，即此便见大度处。”（《汉书评林·高帝纪》）

程馀庆：郦生雄心，沛公大度。（《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4]【汇注】

司马迁：郦生曰：“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于是遣郦生行，沛公引兵随之，遂下陈留。号郦食其为广野君。（《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裴骃：《汉书音义》曰：“《春秋传》曰轻行无钟鼓曰袭。”（《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程馀庆：陈留故城在开封府陈留县北三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后晓荣：陈留，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秩律》有“陈留”县，其上属郡，周振鹤断为河南郡，暂从。《汉志》陈留郡属县陈留。《史记·项羽本纪》：“沛公、项羽去外黄，攻陈留，陈留坚守不能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遂下陈留。”“于是郦生乃夜见陈留令。”《太平寰宇记》：“秦始皇二十六年，置陈留县。”《清一统志》卷一百八十七：“故城今陈留县治。”考古调查表明，秦陈留故城在河南省开封市东南，今陈留故城现存城墙长100米，时代从秦置县，汉魏时为陈留郡、陈留国治所。（《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砀郡》）

[15]【汇校】

张熷：“郦食其说沛公袭陈留下”。《史记》有“得秦积粟”四字，甚要。《汉书》去之，非是。（《读史举正》卷一《高帝纪》）

【汇评】

程馀庆：沛公入关，全赖此足兵饷。要着。（《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6]【汇注】

司马贞：韦昭云：“在山阳。”（《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程馀庆：济宁州嘉祥县东北有广野亭。（《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7]【汇注】

王叔岷：《考证》：《汉书》（《高纪》）作“其弟商”。案：商，食其弟。又见《郦生传》《汉书·郦食其传》《汉纪》及《通鉴》。（《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18]【汇注】

颜师古：开封，县名，属荥阳。（《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韦昭云：“河南县。”（《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胡三省：班《志》，开封县属河南郡。宋白曰：今县南五十里开封古城，是汉理所。（《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王先谦：开封在今开封府祥符县南五十里。（《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恢：开封，今开封市南五十里。战国魏邑。秦二世三年，郦商将陈留兵攻开封。汉高侯陶舍。后为县，属河南郡。《清统志》（一八七）：“贞观元年省入浚仪。延和元年复置，移入汴州郭，管东界。明初省入祥符。五代及清并为开封府治。”民国废府为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后晓荣：启封，辽宁省大连市新金县后元台石椁墓出土战国魏兵器启封戈，刻铭：“二十一年启（封）命（令）雍工师？冶者，启封。”黄盛璋明确指出启封戈的背铭“启封”和正面“启封”写法不同，特别是“封”字，表明背铭是秦刻，即秦兵器往往于铭文另一面刻写地名，表示兵器置地，这是秦兵器的一个特点。即此原为魏国兵器，后为秦所获，该器背面铭文为秦获后所加刻，表兵器置用之地。启封是战国魏地。启又通“开”。《史记·韩世家》：“（韩釐王）二十一年使暴鸢救魏，为秦所败，鸢走开封。”《史记·秦本纪》也载此事：“（昭王）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鸢，斩首四万，鸢走魏，入三县请和。”云梦秦简《编年纪》中又秦昭王“卅二年攻启封”。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记载的时间、地点皆相符合。即“鸢走开封”与魏“入三县以和”为一事，即开封应为魏地。秦设县开封，文献多有记载。《史记·高祖本纪》：“郦商为将，将陈留兵，与偕攻开封，开封未拔。”又《史记·曹相国世家》：“西至开封，击赵贲军，破之，围赵贲开封城中。”《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攻开封，先至城下为多。”由此推之，秦置启封县，西汉因之。《汉书·景帝纪》注引云荀悦曰：“讳启之字曰开，是也。”即汉景帝时因讳而改启为开。《清一统志》卷一百八十七：“故城在今（开封府）祥符县南五十里。”祥符就是今河南开封，秦属三川郡地。考古调查表明，启封故城为梯形，东1105米，西965米，南710米，北550米，周长4000米，建于春秋，取“启拓封疆”之意。（《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三砀郡》）

[19]【汇注】

司马贞：韦昭云：“东郡县。”（《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白马故城在滑州卫南县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西征记》云白马城，故卫之漕邑。”（《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王先谦：（白马）在今卫辉府滑县东二十里。（《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恢：白马，《清统志》（二〇〇）：“故城在滑县东二十里。本卫曹邑，见左闵二年。”《河水注》：“白马济津之东南，有白马城。卫文公东徙渡河都之，故济取名焉。关羽为曹公斩颜良，即此处也。白马县有韦乡、韦城，故津亦有韦津之称。《史记》所谓‘下修武，渡韦津’者也。河水旧于白马南泆，通濮、济、黄沟，故苏代说燕曰：决白马之名，魏无黄、济阳。金隄既建，故渠水断，尚谓之白马渎。”（《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后晓荣：白马，传世战国燕系青铜器“王太后左私室”鼎有后刻铭文：“白马广平侯昌夫。”此文字系此燕国鼎流入秦国后补刻，但原文认为“白马”为秦汉时期西南夷的“白马氐”，应误。白马，秦地名。《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灌婴）击王武别将桓婴白马下破之，所将卒斩都尉一人。”《史记·高祖本纪》：“西与秦将杨熊战白马。”《汉志》东郡属县白马。《正义》引《括地志》云：“白马故城在滑州卫南县西南二十四里。”又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秩律》有“白马”县，其上属郡为东郡，也证明白马置县较早。二者互证，秦置白马县。《读史》卷十六：“白马废县，今滑县治。春秋时卫之曹邑，闵二年，狄灭卫，卫人立戴公以庐于曹。秦为白马县，沛公与秦将杨熊战白马。又汉初，灌婴击破叛将王武别将桓婴于白马下。后汉建安五年，袁绍遣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操击斩之。”《清一统志》卷二百：“白马故城在今（卫辉府）滑县东二十里。”秦白马县故址在今河南省滑县东。（《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东郡》）

[20]【汇注】

颜师古：文颖曰：“地名也。”苏林曰：“曲音龋，遇音颙。”师古曰：“龋音丘羽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徐广云“在中牟”。韦昭云“《志》不载”。司马彪《郡国志》中牟有曲遇聚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程馀庆：曲遇音裕容，今开封府中牟县西，有曲遇聚。（《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先谦：钱大昭曰：《郡国志》河南中牟有曲遇聚。先谦曰：在今开封府中牟县东。（《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恢：曲遇，《郡国志》：“河南尹中牟，有曲遇聚。”《纪要》（四七）：“在中牟县西。”《清统志》（一八七）说在县东。或云在县东六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21]【汇注】

杨树达：破熊，曹参、樊哙二人从，各见本传。（《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22]【汇注】

司马贞：韦昭云：“故卫地，河南县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王先谦：荥阳，河南县。在今开封府荥泽县西南十七里。（《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23]【汇注】

裴骃：徐广曰：“四月。”（《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徇，行示也。《司马法》曰“斩以徇”，言使人将行遍示众士以为戒。（《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汇评】

方回：秦二年二月，项羽破章邯，虏王离。邯退军漳南，相持。二世使人让章邯。三月，沛公与秦将杨熊战，大破之，杨熊走之荥阳。二世使使斩之以徇，此与唐明皇遣边令诚斩封常清、高仙芝极相似。杨熊、章邯皆秦锐将，战败而守荥阳，杨熊未为非也，乃从而斩之。章邯不能救赵，失王离、涉间、苏角三大将，罪岂不大于杨熊？然则斩杨熊乃所以速章邯之降楚。唐斩封常清、高仙芝以快边令诚之憾，亦如二世之惑于赵高，此所以哥舒翰一败而降于禄山也。天下败证固有适相似者如此。（见《古今考》卷五“二世使使斩杨熊”）

[24]【汇注】

胡三省：颍川郡治阳翟。（《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吴卓信：颍阳，《史记·始皇本纪》二世二年，沛公南攻颍阳，屠之。应劭曰：“县在颍水之阳，故氏之。”《水经》颍水又东南过颖阳县西。《后书·光武纪》注：颍阳县，故城在今许州西南。《九域志》登封县有颍阳镇。《方舆纪要》颍阳城在今登封县东南八十里。《大清一统志》颍阳故城在今许州城西。（《汉书地理志补注》卷十二《颍川郡》）

程馀庆：故城在河南登封县东八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恢：颍阳，《颍水注》：“颍水自阳翟来，东南迳颍阳县西，下入颍阴。”《清统志》（二一八）故城在许昌西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后晓荣：颍阳，秦封泥有“颍阳丞印”。秦末刘邦曾攻杀颍阳等地。《史记·高祖本纪》：“南攻颍阳，屠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攻颍阳、缑氏，绝河津。”《水经·颍水注》：“（颍水）又东南过颍阳县西，又东南过颍阴县西南。应劭曰：县在颍水之阳，故邑氏之。”《读史》卷四十八：“颍阳城（登封）县西南八十里，本秦邑，沛公南攻颍阳，屠之。汉置颍阳县，属颍川郡，章帝封马防为侯邑，建初八年幸颍阳是也。”故王先谦曰“秦县”。《汉志》颍川郡颍阳县。应劭曰：“颍水出阳城。”秦颍阳县故址在今河南许昌市西南。《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就将古颍阳县治标在河南省襄城县北颍阳镇，领地在今许昌市、禹县、襄城之间。颍阳故城现存城墙200米，时代从春秋郑之颍邑，至秦汉之颍阳县治。（《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颍川郡》）

[25]【汇评】

刘辰翁：以高帝宽大长者，而不免屠颍川。谓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漂杵以来未见其实。（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唐甄：（唐子）曰：“……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唐子曰：“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乃反不谓之贼乎？三代以后，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帝屠城阳、屠颍阳；光武帝屠城三百。使我而事高帝，当其屠城阳之时，必痛哭而去之矣；使我而事光武帝，当其屠一城之始，必痛哭而去之矣。吾不忍为之臣也。”（《潜书》下篇《室语》）

[26]【汇校】

张熷：“遂略韩地轘辕”，按：“轘辕”上有脱文。《汉书·本纪》“从轘辕至阳地”是也。（《读史举正》卷一《史记·高祖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汉书》无“轘辕”二字，此疑衍。（《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王叔岷：案：《通鉴》亦无“轘辕”二字，注引文颖注“以良累”作“张良家”。（《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裴骃：文颖曰：“河南新郑南至颍川南北，皆韩地也。以良累世相韩，故因之。”瓒曰：“轘辕，险道名，在缑氏东南。”（《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司马贞：按：《十三州志》云河南缑氏县，以山为名。一云轘辕凡九十二曲，是险道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王应麟：张良，张仲三十代孙，张老十七代孙。《张氏谱》云仲见《诗》，老见《春秋》《礼记》。（《困学纪闻》卷一二《考史》）

胡三省：文颖曰：河南新郑南至颍川，皆韩地也。张良家世相韩，故因之。（《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又：《后汉志》：河南缑氏县有轘辕关。臣瓒曰：险道名也。在缑氏县东南。《索隐》曰：轘辕为九十二曲，是险道也。轘，音环。（同上）

王先谦：《郡国志》缑氏县有轘辕关。（《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杨树达：文颖曰：以良累世相韩，故因之。树达按：项梁立公子成为韩王，以良为韩司徒。高祖因之者，以此，文说似是而非。《功臣表》云“以韩申徒下韩”，亦其证也。（《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王恢：轘辕，《郡国志》：“河南尹缑氏，有轘辕关。”《国策·秦策》张仪云：“秦下兵三川，塞轘辕缑氏之口。”缑氏故城在今偃师县东南三十五里，故城五里即缑氏山口。轘辕关在今偃师、登封界上，东北接巩县，扼河淮平原西逾嵩山山脉进入伊洛平原之吭。（《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当是时，赵别将司马卬方欲渡河入关[1]，沛公乃北攻平阴[2]，绝河津[3]。南，战雒阳东[4]，军不利，还至阳城[5]，收军中马骑[6]，与南阳守战犨东[7]，破之。略南阳郡[8]，南阳守走，保城守宛[9]。沛公引兵过而西[10]。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11]，秦兵尚众，距险[12]。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13]。”于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更旗帜[14]，黎明[15]，围宛城三帀[16]。南阳守欲自刭。其舍人陈恢曰[17]：“死未晚也。”乃逾城见沛公[18]，曰：“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19]。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又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20]，封其守，因使止守[21]，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22]。”沛公曰：“善[23]。”乃以宛守为殷侯[24]，封陈恢千户[25]。引兵西，无不下者[26]。至丹水[27]，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降西陵[28]。还攻胡阳[29]，遇番君别将梅[30]，与皆，降析、郦[31]。遣魏人甯昌使秦[32]，使者未来。是时章邯已以军降项羽于赵矣[33]。

[1]【汇注】

颜师古：卬音五刚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龚浩康：司马卬，原为赵将，后归项羽，被封为殷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汇评】

凌稚隆：按：当时诸侯兵亦欲入关，以故沛公不得不急。（《汉书评林·高帝纪》）

吴见思：从旁突插一句，为促沛公入关也。（《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2]【汇注】

裴骃：《地理志》河南有平阴县，今河阴是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孟康曰：“县名也，属河南。魏文帝改曰河阴。”（《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程馀庆：故城在孟申县东一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恢：平阴，春秋郑地，战国入周。《左》昭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乱，晋师军于此。故城在今孟津县东里许。所谓“河津”，即孟津也。下文又作平阴津。西南至洛阴约五十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编者按：袁仲一在《秦始皇陵西侧刑徒墓地出土的瓦文》（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中认为，《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二师围郊，晋师在平阴，王师在泽西”，《史记·高祖本纪》载秦二世三年（前207）“沛公乃攻平阴，绝河津，南战洛阳东”。汉属河南郡。故城在今河南孟津东。

[3]【汇注】

颜师古：直渡曰绝。（《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方回：秦三年四月，沛公南攻颍川，屠之，因张良遂略韩地。时赵别将司马卬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绝河津。师古曰：直渡曰绝。窃详文义，师古说非也。曰“绝河”而无“津”，则是直渡而过河。若曰绝河津，则是禁绝河之津渡，收其军船，以军守河，俾司马卬不得渡耳。……《魏豹传》：“汉王还定三秦，渡临晋，豹以国属焉。遂从击楚于彭城。汉王败，还至荥阳，豹请归视亲病，至则‘绝河津’叛汉。”此“绝河津”三字与《高帝纪》三字同义，乃是禁渡而非渡河，可以无疑。（见《古今考》卷五“绝河津”）

［日］泷川资言：颜师古曰：直渡曰绝。刘台拱曰：此与“魏豹绝河津”义同。欲先定关中，距卬使不得渡。颜训直渡，谬。（《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程馀庆：即平阴津，在平阴故城东。（《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荣商：“沛公乃北攻平阴，绝河津”注：师古曰：直渡曰绝。荣商案：平阴本在河南，其至雒阳不须渡河，此谓断其津济以距司马卬之军耳。曹参周勃诸传云绝河津即此事。颜说失之。（《汉书补注》卷一）

王子今：平阴津，在小平津东。《史记·高祖本纪》载汉王“下河内，虏殷王，置河内郡。南渡平阴津，至雒阳”。史籍又屡见秦末至楚汉相争时在这一带“绝河津”的记载（见《史记》之《高祖本纪》《曹相国世家》《周勃世家》等），《史记·高祖本纪》载“赵别将司马卬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绝河津”。已把所谓“河津”与“平阴”直接联系在一起，《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正义》则径云河津“即古平阴津”，可见平阴津通称“河津”，是当时黄河上最重要的南北渡口。（《秦汉黄河津渡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期）

[4]【汇注】

龚浩康：雒阳，雒，三国魏改作“洛”，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为我国古都之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5]【汇注】

张守节：今洛州，夏禹所都。（《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王先谦：阳城，颍川县，在今河南府登封县东南三十五里。（《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骏图、王骏观：夏禹都于山西之安邑，今平阳府安邑县也。《正义》以洛州阳城当之，误甚。（《史记旧注平义·高祖本纪》）

钱穆：（阳城）案：今河南裕县东六里。（《史记地名考·夏殷地名》）

后晓荣：阳城，河南登封告城镇阳城遗址中战国至汉代铸铁作坊遗址出土三件陶量戳印“阳城”印文。云梦睡虎地秦简有（秦昭襄王）“五十一年攻阳城”。阳城，古地名，春秋时属晋，战国时初属郑，后属韩。《史记·夏本纪》：“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左传》昭公曰：“晋司马侯曰：阳城，太室，九洲之险。”即阳城本山名，也就是传说禹避难之地。《史记·韩世家》：“文侯二年，伐郑，取阳城。”秦昭王五十一年，地属秦国。《史记·秦本纪》：“五十一年，将军摎攻韩，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河南登封考古出土韩国六年阳城令戈，铭文“六年阳城令韩季［工师］宪治□”；又新郑的郑韩故城也出土韩“阳城”戈。二者表明战国韩置阳城县，秦夺韩地重置同名县。《史记·高祖本纪》：“沛公战洛阳东，不利，还至阳城。”《史记·韩信卢绾列传》：“汉王至河南，韩信急击韩王阳城。”汉代因之，地属颍川郡。《清一统志》载，“故城今登封县东南三十五里”。秦阳城故城在今登封市东南。考古表明，河南登封的阳城故城为长方形，东西700米，南北1700—1850米，时代从春秋战国郑、韩之阳城，秦汉阳城县，至唐代告城镇，五代后周省县为镇。（《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颍川郡》）

[6]【汇注】

方回：四月，已绝河津，南，战洛阳东，军不利，从轘辕至阳城，收军中马骑，此谓战于洛阳之东，军小败，遂越轘辕之险，至于阳城，收军中所失之马骑也。阳城者，南阳郡之县，今堵阳也。（见《古今考》卷五“收军中马骑”）

赵生群：《高祖本纪》：“（沛公）战洛阳东，军不利，还至阳城，收军中马骑，与南阳守齕战犨东，破之。”“马骑”亦谓战马。（《史记疑义新证（本纪上）》，引自《逐鹿中原》）

管锡华：按：“马骑”有“骑兵”义，亦首见《史记·高祖本纪》“南，战雒阳东，军不利，还至阳城，收军中马骑，与南阳守齕战犨东，破之”。所见各家注本无注。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译为：“集中军中的战马和骑兵，与南阳郡守在犨县的东面作战，打败了秦军。”（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上册第126页）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译为：“将军中骑兵集中起来，在犨县东面与南阳郡守吕齕交战，击溃了秦军。”“马骑”与战犨东，当是骑兵，许译不妥。（《史记“马骑”小考》，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10期总第206期）

[7]【汇注】

裴骃：《地理志》南阳有犨县。（《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犨，县名也。音蚁。韜音昌由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音檥。许慎以为侧啮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程馀庆：故犨城在汝州鲁山县东南五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恢：犨：《左》昭元年杜注，本郑邑，入楚，伯州犂城之。《滍水注》：“滍水（今沙河）自颍川父城来，东迳犨县故城北，合犨水下入颍川昆阳。”《清统志》二二五：“故城今鲁山县东南五十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8]【汇校】

［日］水泽利忠：略南阳郡，秘阁本作“略南阳之郡”，井作“破略南阳之郡”。（《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全祖望：南阳，昭襄王三十五年置，汉因之，又分颍川、南阳二郡地为汝南。其时韩亦有南阳郡，盖颍川之西，如宛如穰，与楚南阳接，故并取名焉，《六国年表》《秦本纪》《韩世家》可考也，非故晋所启之南阳也。晋之南阳，赵得其温原，韩得其州，魏得其修武，即河内也。三晋同分河内之地，而魏独多，及韩赵相继失上党，而河内道断，魏之修武亦不保矣，是非可并晋楚之南阳而合之者也。《前志》乃曰韩分晋，得南阳。秦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宛西通武关，而入江淮，一都会也，则即以为楚南阳矣。不知河内之南阳，其得名在春秋之世，三晋分之，非韩所独，而始皇十六年所受之南阳，地在宛穰，即与楚境相犬牙者也。奈何混而举之。秦并天下，盖并韩地以入楚之南阳。（《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一）

又：南阳郡，秦置，莽曰前队，属荆州。当云故秦郡，楚汉之际属楚国，高帝二年属汉，属荆州，莽曰前队。王陵归汉，则楚南阳不守，汉兵又出武关，项氏危矣。（《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二）

王先谦：先谦曰：《释名》：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阎若璩云：郡治宛，以《地理志》《翟方进》《王莽传》知之。又《高纪》“南阳守齕战败于犨东，走保城守宛”，是秦已治宛。王鸣盛云：据《翟义传》以南阳都尉行太守事，行县至宛，若南阳太守治宛，则不得言行县至矣，知宛非太守治也。周寿昌云：南阳都尉治在邓，翟义以都尉行太守事，由邓行县至宛耳。王说未审。先谦案：《续志》《后汉》治同。刘注雒阳南七百里。（《汉书补注·地理志第八上》）

后晓荣：秦南阳郡原为韩、楚、魏三国交界地，秦合三地置郡，因南阳地区而得名。《汉志》南阳郡，秦置，辖境有今湖北省襄阳、随县以北，河南省栾川、鲁山以南，信阳以西，湖北省均县、河南省西峡以东地区，郡治宛，今河南南阳市。有关秦南阳郡置县，文献没有记载。《图集》有关秦南阳郡置县考证点注有13县，但没有具体的考证文字。此外，马非百《秦集史·郡县志》利用文献也考证秦南阳郡置17县。二者之间的具体县名相同者有10县，其他为所考不同。特别是马非百其所利用文献晚至明、清，这些文献有关秦置县记载尚有不确，故其所考秦南阳郡置县也多有商榷之地。（《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南阳郡》）

[9]【汇注】

张守节：守音狩。宛，于元反。《括地志》云：“南阳城故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面，皆故宛城。”（《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王先谦：（宛）今南阳府治。（《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韩兆琦：按：“走”“保”“城”“守”四字连用。“走”，谓向宛城败逃；“保”，谓以宛城为依托；“城”，指筑宛之城；“守”，指据宛城以守之。四个字表明了南阳守齕的四个过程，四项活动。字法略生，而一气直下的情状历历可睹。今中华书局标点本将之断为“南阳守齕走，保城守宛”，这样，“走”就成了一般的败逃，而没有预期的目的了，文章的气势也大不相同。这样断未必合适。（《史记评议赏析·<史记>的特殊修辞与畸型句例》）

后晓荣：宛县，相家巷出土秦封泥有“宛丞之印”；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秩律》有“宛”县，其上属郡应为南阳郡。《史记·秦本纪》：“百里奚亡秦走宛。”昭王十五年，白起“攻楚，取宛”。“十六年，封公子巿于宛。”又《史记·韩世家》：“厘王五年，秦拔我宛。”马非百按语：“釐王五年为昭王十六年，岂秦取宛后，韩又得之，故复取之耶？昭王三十五年，置南阳郡，治宛。陈恢云：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又《史记·项羽本纪》：“汉王之出荥阳，南走宛、叶。”《史记·高祖本纪》：“（沛公）略南阳郡，南阳守齕走，保城守宛。”《水经·淯水注》：“淯水，又东过宛县南。”“秦昭襄王使白起为将，伐楚取郢，即以此地为南阳郡，改县曰宛。”《读史》卷五十一河南南阳府南阳县，“秦为宛县，南阳郡治焉”。宛城，“今府治，春秋时楚邑，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也。《秦纪》：‘昭王十五年白起攻楚去宛，十六年封公子巿于宛。’巿即泾阳君也。又《韩世家》‘厘王五年秦拔我宛’，《年表》厘王五年为秦昭王十六年，意者韩邑近宛，秦取之以广市之封邑欤？又昭王十二年与楚顷襄王好会于宛。二十七年使司马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宛于是始兼南阳。三十五年秦置南阳郡，治宛。二世三年沛公略南阳郡守齕保宛，沛公引兵过而西，从张良谏，夜引兵从他道出，黎明围宛城三匝，宛降”。“汉三年，汉王出荥阳南走宛。寻出兵宛叶间，后亦为南阳郡治。”今河南南阳市宛城故城为长方形，东西2500米，南北1600米，时代从周代申国、战国楚宛郡治，至秦汉南阳郡治宛县。（《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南阳郡》）

[10]【汇校】

张文虎：引兵，《御览》作“引军”，与《汉书》合。（《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颜师古：未拔宛城而兵过宛城西出。（《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11]【汇注】

程馀庆：为司马卬故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2]【汇注】

颜师古：依险阻而自固以距敌。（《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胡三省：依险以距敌也。（《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王叔岷：案：《汉书》师古注：“依险阻而自固以距敌。”《通鉴》注从之。说殊迂曲。距借为據，“距险”犹“據险”耳。《韩非子·难四篇》：“卫奚距然哉？”道藏本《刘子阅武篇》：“奚據望获？”（據，本亦作“遽”，同。）“奚距”与“奚據”同，是距、據古通之证。（《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13]【汇评】

程馀庆：此入关第一着。此子房佐汉初著，好起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台湾三军大学：当是时，赵将司马卬，方欲南渡黄河入函谷关。刘邦乃北攻平阴（在今河南省孟津县东），绝河津。再南与秦军会战于洛阳之东，战不利，乃南出轘辕（隘路名，在今河南省堰师县东南，登封县西北），还至阳城（即阳翟）。张良引兵来从刘邦。在此阶段中，刘邦先后攻昌邑、开封、洛阳，均不能下，足见当时秦对于后方较大城邑之防守力量，仍然相当坚强。但刘邦先后获得彭越、郦食其、郦商、张良等之支援，与陈留之积粟，不但实力增大，且得勇力智谋之士为之辅翼，遂成其尔后帝业之基础。刘邦此时实力不强，故用游动战术，专事乘隙蹈瑕，不顿兵坚城，不打硬仗，盖亦古代之游击战术也。（《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四卷第七章《秦之灭亡》）

[14]【汇校】

张文虎：更旗帜，《御览》引“更”下有“张”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日］泷川资言：考证：古钞本“兵”作“军”，与《御览》所引合。“更”，《御览》作“张”，《汉书》作“偃”，与下文《索隐》所引《楚汉春秋》合。（《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李廷先：《史》：“于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匝。”《汉》“更”作“偃”，“黎”作“迟”。按：更，易也。夜间行军似不须改旗帜。偃，息也，谓不张旗帜也。《索隐》引《楚汉春秋》曰：“上南攻宛，匿旌旗，人衔枚，马束舌，鸡未鸣。围城三匝。”可证“更”当作“偃”，《汉》改“更”为“偃”，较“更”义长。（《<史记><汉书>对读评议》，载《扬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2期）

[15]【汇校】

张文虎：黎明，《汉书》作“迟明”，师古云《史记》“迟”作“邌”。按：今各本并作“黎”，《索隐》本出正文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司马贞：音犂，黎犹比也，谓比至天明也。《汉书》作“迟”，音值。值，待也，谓待天明，皆言早意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王念孙：沛公乃夜引军还，迟明围宛城三匝，服虔曰：“迟明，欲天疾明也。”文颖曰：“迟，未也，天未明之顷已围其城矣。”师古曰：“此言围城事毕，然后天明，明迟于事，故曰迟明，变为去声，音丈二反。”《史记》迟字作“邌”，亦徐缓之意也，音“黎”。今本《史记》“邌”作“黎”。《索隐》曰：“黎犹比也，谓比至天明也。”念孙案：“小司马说是也。‘黎’‘迟’声相近，故《汉书》作‘迟’。‘黎明’‘迟明’皆谓比明也。（《通典·兵十一》载此事，用文颖说，又别出一解云：‘黎黑也，亦未明之候也。’亦非《史记·南越传》之‘犂旦’一作‘比旦’。《卫将军传》之‘迟明’一作‘黎明’。《汉书》作‘会明’，则‘黎’之不训为黑可知。后人皆谓‘黎明’为将明未明之时，与‘昧爽’‘昧旦’同义，其误实由于此。）此言高祖夜引军还至宛城，比及天明已围城三帀耳。‘黎’字亦作‘犂’。”（《读书杂志·汉书第一·迟明》）

又：迟明犹比明也。言高祖夜引军还至城下，比及天明已围城三匝耳。非谓围城事毕然后天明也。（《广雅疏证》卷四上）

王骏图、王骏观：《索隐》解“黎明”皆误。黎者黑白相间之色也。黎明者，谓将明未明，半黑半白也。又《吕后纪》“犂明，孝惠还”，《齐世家》“犂明至国”，皆作“犂”，是“犂”“黎”通用，《索隐》仅谓音犁，亦殊未尽。然考《论语》犂牛之子，亦谓黑色间白之牛也，尤为半黑半白之证。（《史记旧注平义·高祖本纪》）

[16]【汇注】

司马贞：按：《楚汉春秋》曰“上南攻宛，匿旌旗，人衔枚，马束舌，鸡未鸣，围宛城三匝”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梁玉绳：附按：《汉书》作“偃旗帜”。刘辰翁从“更”字解，以为欲令见者惊非昨比。余谓偃旗帜，是引兵还时事。《索隐》引《楚汉春秋》曰“上南攻宛，匿旌旗，人衔枚、马束舌”，兵法所云出其不意也。更旗帜，则围宛三匝事。两者皆通。（《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17]【汇注】

颜师古：文颖曰：“主厩内小吏，官名也。”苏林曰：“蔺相如为宦者令舍人。韩信为侯，亦有舍人。”师古曰：“舍人，亲近左右之通称也，后遂以为私属官号。恢音口回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方回：秦之封君，若县公，所谓舍人，私人也。如家臣、食客、门人。近世馆客、门士、边郡带行等人之类，亦可发以为兵也。毐之败，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其舍人之多如此。而又有赐爵者。战国之时，养游士至后车千乘，食客三千人，井牧不修，而士无常产故也。……师古曰：舍人，亲近左右之通称，后遂以为司属官号。魏置中书通事舍人。……（见《古今考》卷五“舍人陈恢”）

[18]【汇评】

程馀庆：不暇致详，径见沛公，妙甚。（《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9]【汇注】

颜师古：乘，登也，谓上城而守也。《春秋左氏传》曰：“授兵登陴。”（《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李奇曰：“乘，守也。”韦昭曰：“乘，登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李廷先：《史》：“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畜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汉》作“宛郡县连城数十，其吏民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无“人民众，积畜多”六字。按：因宛城“人民众，积畜多”，正说明约降之利，故沛公纳陈恢言，与宛城约降，非仅得宛之民，且得宛之积畜，军力得以壮盛。《汉》删六字。殊为不当。（《<史记><汉书>对读评议》，载《扬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2期）

[20]【汇注】

颜师古：共为要约，许其降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21]【汇注】

颜师古：封其郡守为侯，即令守其郡。（《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张家英：谨按：“止攻”之“止”，为“等待”之义。《尔雅·释诂》：“止、徯，待也。”郝懿行《义疏》：“止者息之待也。止训至也、居也、处也、留也，皆休息之义，休息亦待之义。故《礼记·檀弓（上）》云：‘吉事虽止不怠。’郑注：‘止，立俟事时也。’此即止训待之意也。”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十六《尔雅上》：“家大人曰：须、俟、徯为‘俟待’之待，替、戾、底、止为‘止待’之待，待亦止也。”《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侯将伐晋，陈文子见崔武子。武子曰：“吾言于君，君弗听也。以为盟主，而利其难；群臣若急，君于何有！子姑止之。”王引之曰：“‘子姑止之’，犹言‘子姑待之’也。”

“止守”之“止”，为“留止”之义。《说文·辵部》：“逗，止也。”段注：“逗，留。”《广雅·释诂》：“止、待、立，逗也。”《论语·微子》：“（丈人）止子路宿。”邢昺疏释为：“丈人留子路宿。”（《十三经注疏》2529页下）《孙子·九地》：“是故散地则无以战，轻地则无止”；“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张预注“轻地则无止”曰：“士卒轻返，不可辄留。”实则上举二“止”字皆当为“留止”之义。（《<史记>十二本纪疑诂·高祖本纪》）

[22]【汇校】

李人鉴：按：“争开门而待”下本有“足下”二字，以重文而省略。《汉书·高帝纪》作“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足下通行无所累”，重“足下”二字。此《纪》未如古人用重文号，“待”字下当补“足下”二字。（《太史公书校读记（上）·高祖本纪》）

【汇评】

程馀庆：倪思曰：自项梁以来，攻定陶，未下；攻外黄，外黄未下。而兵行无忌，殆欲汲汲赴要害，捣虚邑耳。此最兵家要妙，令人不及掩耳，而过门（关）自保，得敌去为幸。何暇追袭，此兵家胜算也。故高祖攻昌邑未下，过高阳，攻开封未拔，攻颍阳，盖深喻此意。独宛强大，迫敌近，复欲过而西，则前后相应，非他邑比也。故子房忧之。惟汉事将成，故又有陈恢为之谋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李蕊：蕊按：沛公围宛以招降，而通行无累。良、恢固相与以有成也。否则入关之约，安能速赴如是哉？又陈恢之言，与蒯彻说武信君同，皆运筹之胜算也。迫于为宛守谋，亦自为谋者非小，而为功于沛公更大。（《兵镜类编》第三十七）

[23]【汇注】

裴骃：徐广曰：“七月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汇评】

凌稚隆：王维桢曰：陈恢之说，大略与子房意同。盖恢虽为其宛计，而沛公因得一助矣，非汉业之将成耶？（《汉书评林·高帝纪》）

[24]【汇注】

司马贞：韦昭曰：“在河内。”（《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程馀庆：故殷城在彰德府内黄县东南三十三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汇评】

方回：项羽救赵，杀宋义，自立为上将军，然犹先假之请于怀王而后真为之也。沛公为砀郡长、武安侯之后仍称沛公，而封拜君侯，不请于怀王，以郦食其为广野君，以南阳守为殷侯，以陈恢封千户。如樊哙、夏侯婴、灌婴诸将赐爵之类，并不请于怀王，其亦已得怀王之命有所不必请与？沛公前是屠城阳、屠颍川、杀泗川守壮，斩三川守由，破走章邯东阿，威声震叠，南阳守欲自全，已无生路。陈恢说沛公约降而封之为雍王矣，其事与沛公同，而秦民不信，与沛公异者，何也？秦之臣不忠于秦，暂屈于我，封之者，权也。项羽所过，无不残灭；沛公所过，毋得虏掠，此则得失之所以异也。封秦之叛臣以为得计，则不然矣。（见《古今考》卷五“封南阳守殷侯”）

[25]【汇注】

区建华：案：《史记·高纪》《新序·善谋》篇、《汉书·高纪》《通鉴》皆作“封陈恢千户”。《汉书辨疑》引李庸芸曰：“封恢千户，犹陈馀在南皮而环封三县，不必侯也。《汉纪》侯字或衍（《高纪》十一年封薛公千户，亦非侯）。”《史记·货殖传》：“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汉书》合。据此，则“千户”乃“千户侯”之省，《汉纪》用全称，非衍也。（《荀悦<汉纪>（卷一）斠证》，载《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辑）

[26]【汇校】

张文虎：无不下者，《御览》引作“无有不下者”。（《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评】

凌稚隆：按：自怀王定关中之约，沛公始从砀攻昌邑，未下，则去而袭陈留矣；已而又攻开封，未拔，则去而屠颍川矣；已又攻平阴，不利，则从轘辕至阳城，而引兵过宛矣。凡此不待其既下而即去者，以急欲入关之故，而惟宛最强，如复引而如他邑，则从后追击，未必非入关一阨也，以故子房危之。而得陈恢者约降，而为之先声，而西诸城遂刻期而下矣。沛公所以得先入关中者，其次第如此。班史指次，历历如掌。（《汉书评林·高帝纪》）

[27]【汇注】

司马贞：韦昭曰：“在河内。”（《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邓州内乡县西南百三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汲冢纪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是也。《舆地志》云秦为丹水县也。《地理志》云丹水县属弘农郡。《抱朴子》云‘丹水出丹鱼，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鱼浮水侧，光照如火，网而取之，割其血以涂足，可以步行水上，长居川中不溺’。”（《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王先谦：丹水，弘农县。在南阳府淅川县西。（《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又：尧有丹水之战，以服南蛮，见《吕氏春秋》。后稷放丹朱于此，见《纪年》。秦破楚师于丹、析，见《屈原传》。王陵起兵丹水，以应高祖，见《高纪》《陵传》《续志》。后汉改属南阳。《一统志》：故城今淅川县西。（《汉书补注·地理志第八上》）

王骏图、王骏观：《正义》：《汲冢纪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是也。图按：此说本由《括地志》所引，其荒怪与《五帝纪》舜囚尧同，而《正义》一再引之，津津乐道，殊可怪也。囚尧之说，已辨之于《困学纪闻笺正》矣，今此丹水，实因出丹鱼而得名。其鱼光照如火，见《抱朴子》，《地理志》引之，本足为据，何必引此不经之说耶？（《史记旧注平义·高祖本纪》）

王恢：《括地志》：“故城在内乡县西南百三十里。”《纪要》从之。《清统志》（二一一）：“故城在浙川县西，本古鄀国。”杨守敬《水经注图》从之。《丹水注》：“丹水自商县东南流注，历少习，出武关。汉祖下析郦，攻武关，文颖曰：武关在析县西百七十里。丹水又东南流入臼口（即今滔河口），历其戍下。又东南左纳析水（左纳水三字补），水出析县西北卢氏县大蒿山，南流迳修阳县（内乡西北）故城北，县即析之北乡也。又东入析县，又东迳其县故城北，盖春秋之白羽也。《史记》楚襄王元年，秦出武关，取析十五城。汉祖入关，亦言下析郦。析水又历其县东，而南流入丹水县，注于丹水。故丹水会均，有析口之称（当今双河镇）。丹水又东南迳三户城，昔汉祖入关，王陵起兵丹水以归汉祖，此城疑陵所筑也。丹水又迳丹水县故城西南，县有密阳乡，古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师所戍也。春秋之三户矣。丹水东南流至其县南，又南迳南乡县故城东北，又东迳南乡县北。丹水迳流两县之间，历于中之北，所谓商於者也。故张仪说楚绝齐，许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谓以此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28]【汇校】

张熷：王陵降西陵，按：“西陵”二字衍，《汉书》无。（《读史举正》卷一《史记·高祖本纪》）

【汇注】

裴骃：苏林曰：“鳃音‘鱼鳃’之‘鳃’。”晋灼曰：“《功臣表》戚鳃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又：韦昭曰：“汉封王陵为安国侯，初起兵时在南阳，南阳有穰县，疑‘襄’当为‘穰’，而无‘禾’，字省耳。今‘邵公’或作‘召’字，此类多矣。”瓒曰：“时韩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同上）

颜师古：戚鳃初从即为郎，以都尉守蕲城，非至丹水乃降也。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王陵亦非安国侯者。晋说非也。韦氏改襄为穰者，盖亦穿凿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按：王陵封安国侯，是定天下为丞相时封耳。此言襄侯，当如臣瓒解，盖初封江夏之襄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王先谦：全祖望曰：陵聚众定南阳，本传亦有之。《张苍传》陵救，苍之死于南阳，是安国侯，即襄侯，襄当作穰，南阳地、江夏则不相接矣。韩成之封以元年，陵是时何妨自称穰侯乎？（《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姚范：范按：《王陵传》高祖微时，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阳，陵亦聚党数千入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还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然则高祖至丹水时，陵自居南阳不肯从，此降者别为一人明矣。（《援鹑堂笔记》卷十八《史部》）

梁玉绳：附按：晋灼谓即《功臣表》临辕侯戚鳃，是也。高武盖初赐名号侯，师古以为别一人，恐非。（《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又：附按：韦昭谓“汉封王陵为安国侯，初起兵时在南阳，南阳有穰县，‘襄’当为‘穰’。无‘禾’字，省”。此说是也。臣瓒谓“韩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师古又谓王陵非安国侯，皆不然。下文云“因王陵兵南阳以迎太公、吕后于沛”，《功臣表》云“以厩将别定东郡南阳”，《汉·表》云“以自聚党定南阳”，陵本传云“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又《张苍传》云“苍以客从攻南阳，坐法当斩，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合而证之，则此王陵即安国侯明矣。穰侯者，或沛公初封之，或陵聚党时自称之，均未可知。盖陵封安国在后，而前此凡为二侯，五年臣瓒注引《汉帝年纪》云信平侯臣陵（信平当是名号侯，故杜恬位次曰信平侯也）与穰侯为二。岂信平又别一人乎？若项羽封韩城为穰侯，在汉元年四月以后，陵实先之，江夏则更不相接。全氏《经史问答》亦云。（《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日］泷川资言：愚按：何焯《读书记》亦同梁说，可从。中井积德曰：《汉书》无“西陵”二字，此疑衍。（《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赵绍祖：按：《王陵传》：“高祖入咸阳，陵居南阳，不肯从，及还击项籍，乃以兵属汉。”《高祖纪》：“元年九月，汉王遣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从南阳迎太公、吕后于沛。”《通鉴》亦云：“王陵至是始属汉。”是自此以前，陵尚持楚汉两端也。且陵本与汉同起，并属楚，亦不必言降，而陵之见汉王，实在南阳未下之先。《陵传》虽不言，观《张苍传》可见也。《苍传》云：“攻南阳，苍当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是陵与汉共攻南阳，既下，而西，遂留南阳而不从，乌得云至丹水而始降乎？然则此两人者，皆别一人。而此王陵非安国侯更明矣。臣瓒谓韩成时封穰侯，此亦非也。项梁已立成为韩王，时王而非侯也。至项王主封，乃始废而侯之耳。何《索隐》尚以其言为是耶？（《读书偶记》卷四《王陵》）

王重民：王陵与汉祖之关系……按：《史记·高祖功臣年表》：“安国侯以客从起丰，以厩将别定东郡南阳，从至霸上，入汉守丰。上东，从战不利。”《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则谓：“以自聚党定南阳，汉王还击项籍，以兵属，从定天下。”《史》《汉》异说，然《汉书》盖本之《史记·世家》，则《史记·表》与《世家》自相矛盾也。更证以《汉书》，则《世家》所载，当为近是。《汉书·高帝纪》云：“秦三年七月，襄侯王陵降。”晋灼曰：“王陵，安国侯王陵也。”韦昭曰：“汉封王陵为安国侯，初起兵时在南阳，南阳有穰县，疑襄当为穰，而无禾，字省耳。”臣瓒非之，以为：“时韩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全祖望《经史问答》辨析最详，全氏云：“《高祖本纪》迎太公吕后时，因王陵兵于南阳。《功臣表》陵聚众定南阳，陵本传亦有之。《张苍传》陵救苍之死于南阳，是安国侯即穰侯矣，襄当作穰，盖即南阳之地，江夏则不相接矣。韩成之封以元年，是时陵何妨自称穰侯也。”（史梦蛟刻本，卷八，页十五）则王陵在秦末，亦与楚汉并起，定有南阳，自称穰侯。至秦三年七月始降汉，是月沛公已定南阳，即引兵而西，其救张苍之死，盖亦在是月也。但陵未从入关，仍驻南阳，故汉元年九月，汉王有“因王陵兵，从南阳迎太公吕后于沛”之事。（《汉书·高帝纪》）自秦三年七月，至汉元年九月，在此十四月中，陵虽已降汉，既不肯从入关，似仍未断绝于楚，项羽恐其持有二心也，故取其母置军中。然则羽之捉陵母，当在是时。……陵母之自刎……陵母既死，陵始不持二心，终从汉定天下也。（《敦煌古籍叙录·王陵变文》）

韩兆琦：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降西陵，谓高武侯鳃与襄侯王陵在丹水归附了刘邦。高武侯鳃：晋灼、梁玉绳皆以为即《功臣年表》之“临辕侯戚鳃”，“高武”是其此时受封之号；师古以为非“戚鳃”，当是别一人，史失其姓。襄侯王陵，王陵是刘邦的开国功臣，后封安国侯，事迹见《陈丞相世家》。王陵在丹水归附刘邦时，被封为“襄侯”；有人以为“襄”应作“穰”，但证据不足。西陵，按：丹水附近无其地，泷川引中井曰：“《汉书》无‘西陵’二字，此疑衍。”（《史记笺证·高祖本纪》）

后晓荣：西陵，秦封泥有“西陵丞印”。西陵，地名，春秋楚地，战国入秦。《史记·高祖本纪》：秦二世三年，“襄侯王陵降西陵”。《史记·楚世家》楚顷襄王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集解》引徐广曰“江夏”。《正义》引《括地志》云：“西陵故城在黄州黄山西二里。”《汉志》江夏郡西陵，“有云梦官。莽曰江阳”。《元和》卷二十七：“黄冈县，本汉西陵县地，故城在今县西二里。”《读史》卷七十六湖广黄州府黄冈县西陵城，“在府东北百里。本楚之西陵邑，《史记》楚顷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我西陵，或以为即此。汉置西陵县”。秦西陵县故城在今湖北省新州县西。（《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衡山郡》）

[29]【汇注】

裴骃：一云“陵”。（《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司马贞：韦昭曰：“南阳县。”（《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王先谦：胡阳，南阳县，《地理志》作湖阳，在今南阳府唐县南八十里。（《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后晓荣：湖阳，包山楚简有“古易（阳）人季□”“阳命（令）□”。简文中“盬阳”即“古阳”，通“胡”，二字均从“古”得声。“胡阳令”即楚之胡阳县令。其地望是南阳盆地东南部的古缪国。汉湖阳县，胡、湖同义通。徐少华结合春秋时楚人灭国多置县的惯例，认为楚武王灭缪之后，因缪国故地设置县，而改称湖阳。故《水经·比水注》引《竹书纪年》曰：“楚共王会宋平公于湖阳。”汉之湖阳，亦因楚胡阳县旧制而来。包山楚简证明湖阳在战国楚时即已置县；又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秩律》有“湖阳”县，其上属郡应为南阳郡。《史记·高祖本纪》：“还攻湖阳。”《索隐》引韦昭曰：“南阳县也。”《清一统志》卷二百一十一：“故城在今南阳府唐县南八十里。”二者互证，秦设置湖阳县，其故址即今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南阳郡》）

[30]【汇注】

颜师古：苏林曰：“番，音婆，豫章番阳县。”韦昭曰：“吴芮初为番令，故号曰番君。音呼玄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胡三省：《姓谱》，梅本自子姓，殷有梅伯，为纣所醢。（《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罗凯燊：秦末，梅鋗举兵归吴芮，从刘邦伐秦，战功赫赫，被项籍封为十万户侯。《史记·高祖纪》载：秦二世三年，“高祖还攻胡阳，遇番君别将梅鋗，与皆降析、郦”。《史记·项羽纪》载：秦灭，项羽分封天下为十八王一侯，其中有“番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番君将梅鋗功多，故封十万户侯”。《前汉书·荆燕吴传》记述吴芮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破秦的事：“沛公攻南阳，乃遇芮之将梅鋗，与偕攻析郦，降之。及项王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诸侯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其将梅鋗功多，封十万户，为列侯。”由此可见，梅鋗率领的这支队伍在破秦战斗中的重要作用，是一支主力军。梅鋗在破秦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当时，天下群雄四起，破秦将领何止百千。而破秦后论功行赏，除十八王外，唯有梅鋗得封十万户侯。（《梅鋗考》，《南雄文史》第17辑）

韩兆琦：番君别将梅鋗，番君派出的将领梅鋗。番君，即吴芮，当时为番县（今江西省波阳）县令，故称“番君”，因派兵随诸侯入关，先被项羽封为衡山王，后被刘邦封为长沙王。与皆降析、郦——意谓刘邦和梅鋗等一起攻下了析、郦二县。泷川曰：“秘阁本、古抄本‘皆’作‘偕’，与《汉书》合。”按：此处应读如“偕”，一道。析、郦，二县名，秦时之“析”即今河南西峡县；秦时之“郦”在今河南镇平东北。（《史记笺证·高祖本纪》）

[31]【汇校】

施之勉：《考证》：秘阁本、古钞本“皆”作“偕”，与《汉书》合。吴汝纶曰：皆，当依《汉书》作“偕”。“偕”句绝。（《史记会注考证订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裴骃：如淳曰：“持益反。”（《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司马贞：邹诞生音锡。郦音历，苏林，如淳音掷。析属弘农，郦属南阳，出《地理志》。而《左传》云析一名白羽。颜师古云：“析，今内乡县。郦，今菊潭县。”（《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胡三省：班《志》，南阳郡有湖阳县，故廖国。析县属弘农郡，本楚之白羽也。郦县属南阳郡。（《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王先谦：析，弘农县，在今南阳府内乡县西北。郦，南阳县，在内乡县东北。（《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恢：《纪要》（五一）：“淅阳城在内乡县治西，楚白羽地，亦曰析。左僖二十五年，秦晋伐鄀过析，即此。又昭十八年：许迁于析，实白羽。战国时，秦昭王发兵出武关，攻楚取析。秦曰中阳县，汉仍曰析，隋始曰内乡。”《清统志》（二一一）：“《府志》：内乡有旧县城，在今县西北百二十里内乡保，即析县城也。”城在淅水西岸。（《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又：郦道元《湍水注》：“湍水东南流迳郦县故城东。《史记》所谓下析郦也。又南、菊水注之。”《清统志》（二一一）：“故城在今内乡县东北。《县志》，今县北十里有栗城，即郦城之为。”（同上）

后晓荣：析县，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记》有“（秦昭襄王）九年，攻析”。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秩律》有“析”县，其上属郡应为南阳郡。《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晋伐鄀，过析。”又《左传》昭公十八年：“许迁于析，实白羽。”战国时，楚旧县，秦昭王发兵出武关，攻楚取析设县。《史记·楚世家》：顷襄王横元年，“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史记·六国年表》同年，“秦取我十六城”。《史记·高祖本纪》：“还攻胡阳，遇番君别将梅鋗，与皆，降析、郦。”考古调查表明河南西峡县的莲花寺岗古城就是秦汉析县遗址，城址近方形，东西800米，南北850米，时代从战国楚析邑至秦汉析县。（《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南阳郡》）

又：郦县，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秩律》有“郦”县，其上属郡应为南阳郡。《汉书·高祖纪》：“还攻胡阳，遇番君别将梅鋗，与皆，降析、郦。”师古曰：“析、郦，二县名。”又《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樊哙）东攻宛城，先登，西至郦。”《汉志》南阳郡属县有郦。《正义》：“在邓州新城县西北四十里。”从此简文看，秦时汉初郦即已置县，其故址在今河南省镇平县东北。（同上）

[32]【汇注】

方苞：（《高祖本纪》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来）因甯昌使秦未还而侧入章邯之降，因邯之降而追叙羽之救赵破秦，然后以赵高来约，遥承秦使未来；以袭攻武关，遥承攻胡阳、降析郦。参差断续，横纵如意，章法颇似《左传》邲与鄢陵之战。（《方望溪先生全集》外文补遗卷二《史记评语》）

翦伯赞：进抵武关之时，刘邦再“遣魏人甯昌使秦”。刘邦的使者到达咸阳以后，果然赵高立时发动政变，杀了二世，以响应刘邦的“扶义”之师。所以《史记·高祖本纪》记其事曰：“使者未来，……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秦汉史·西汉王朝的建立及其历史形势》）

[33]【汇注】

凌稚隆：王九思曰：怀王遣入关，当时救赵难于入关，秦大军在赵，既有当之者则入关差易为力。（《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牛运震：叙王诸侯将相，独阙韩魏，孙鑛以为无新立王故。按：赵王歇亦非新立之王，何为亦记之邪？此自太史公偶然脱漏，不足为病，亦不必为之讳也。（《读史纠谬》卷一《史记·高祖本纪》）

程馀庆：陡插一句，又疾接入项羽，文法敏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初，项羽与宋义北救赵，及项羽杀宋义，代为上将军，诸将黥布皆属[1]，破秦将王离军，降章邯[2]，诸侯皆附。及赵高已杀二世[3]，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4]。沛公以为诈[5]，乃用张良计[6]，使郦生、陆贾往说秦将[7]，啖以利[8]，因袭攻武关[9]，破之。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10]，益张疑兵旗帜[11]，诸所过毋得掠卤[12]，秦人憙[13]，秦军解[14]，因大破之。又战其北，大破之。乘胜，遂破之[15]。

[1]【汇校】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黥布下脱“等”字，班史可证。（《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2]【汇评】

傅恒：章邯军棘原（在直隶顺德府平乡县南），项羽军漳南（漳水之南，《漳水注》见前），相持未战。二世使人让邯，邯恐，使长史欣请事，留司马门。（颜师古曰：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四面皆有司马。司马主武事，故总谓宫之外门为司马门）三日，赵高不见欣，恐，走还。（不敢出故道，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至军报曰：“赵高用事于中，下无可为者，今战胜，高疾吾功；不胜，不免于死。愿熟计之。”陈馀亦遗邯书，（书曰：“将军为秦将，三岁所亡失已十数万，而诸侯并起兹益多。彼赵高素谀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以脱其祸，将军有功亦诛，无功亦诛，且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将军何不与诸侯为从，南面称孤，孰与身伏斧锧、妻子为戮乎？）章邯狐疑，阴使羽，约未成，羽遣蒲将军引兵渡三户（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邺西）与秦战，再破之。羽又击败之汙水（在临漳县西南，出武安山入漳，今绝）上，邯遂请降羽，乃与盟于洹水（注见前），南立以为雍王，置楚军中，使长史欣将秦军行前（颜师古曰：谓居前而行）。（《通鉴辑览》卷十一“章邯以军降楚”）

翦伯赞：当此之时，秦将王离被俘，苏角被杀，涉间自焚，秦军大溃。楚军现在乘胜逐北，由三户（在今河北磁县西南古漳水上）渡过漳河，以雷霆万钧之力，再闪击章邯之军于汙水（在今河北临漳县西）之上。当时章邯一面因损兵折将，不见信于秦朝政府；另一面孤军远战，自度不能久持，于是率其残军二十余万，投降项羽于洹水（流经今河南安阳、内黄一带）之上。从此以后，秦朝的主力军，所谓“河北之军”，遂全部消灭。（《秦汉史·西汉王朝的建立及其历史形势》）

[3]【汇注】

郭嵩焘：案：《始皇本纪》言“沛公使人私于赵高”，此谓“遣甯昌使秦”，殆即其事也。而《始皇本纪》：“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以赵高行弑在沛公入武关之后，此则云“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用张良计袭攻武关破之”，是沛公遣甯昌使秦，二世尚未弑也。赵高既弑二世，使人来约，即报甯昌之使也，高祖乘之袭破武关，故俞樾云：“望夷之事，赵高固受计于沛公也。”是《高祖本纪》为得其实。（《史记札记·高祖本纪》）

俞樾：《始皇纪》“二世三年，沛公已屠武关，使人私于赵高。”按：《高帝纪》“遣魏人甯昌使秦”，然则望夷之事，高固受计于沛公也。高本赵之疏属，《索隐》谓高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卒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未为无据，使子婴不杀赵高，高祖入关必有所以处之矣。东坡《始皇论》可为人主以刑余为周召之戒，而非所以论高也。然考《蒙恬传》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则《索隐》谓高本赵公子自宫以进者，亦未必然耳。（《湖楼笔谈》卷三）

【汇评】

王夫之：秦之所殄灭而降辱者，六王之后也；戍之徒之而寡其妻、孤其子者，郡县之民也；而二世之首，欲灭宗室，约楚降而分王关中者，赵高也。故怨在敌国，而敌国或有所不能；怨在百姓，而百姓或有所不忍；狎及小人，而祸必发于小人。故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圣人且难之，况中主以降乎！（《读通鉴论》卷一《二世》）

吕思勉：案：赵高虽用事，位素卑，安有取秦而代之之望？且高之杀蒙恬，害李斯，戮诸公子，虽竟危秦，究不可谓不忠于二世；而二世亦素任高；此时忽生篡弑之谋，亦殊可怪。……李斯且死，何有于赵高？二世所患，特诸公子，宗室疏属，势非相逼，危急时安知不相仗？而秦立国数百年，当危急时，宗室中亦应有奋起自效者。疑章邯军败后，赵高或以去帝号、保关中进说，二世不说，且举前事悉以责之，宗室遂有乘间图之者，衅由是生，遂至弑二世而并欲尽灭秦之宗室，藉敌人之力以分王关中，亦所谓骑虎之势不得下也，然其不能为沛公所信，则势固然矣。（《秦汉史（上）·秦汉兴亡》）

[4]【汇注】

颜师古：自与沛公中分关中之地。（《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应麟：韩生曰：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三辅旧事》云：西以散关为限，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雍录》云：此说未尽。颜氏曰：自函谷关以西总名关中。徐广曰：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其说是也。（《史记正义》东有函谷、蒲津；西有散关、陇山；南有峣山、武关；北有萧关、黄河。在四关中，故曰关中。）（《通鉴地理通释》卷七“关中”）

王子今：司马迁的《史记》是最早频繁使用“关中”这一概念的文献。其中所见“关中”凡92次。“关中”的区域地理定义，在西汉史学文献中已经有所不同，有学者指出，“西汉时的关中或泛指战国末秦国的故地，如《史记·货殖列传》：‘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或仅指今陕西关中盆地，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述‘关中，自汧、雍东至河、华’的范围”。而所谓“今陕西关中”地方，则是说后来通行的“关中”一语所代表的方域。关中，“有人说它是在四关之中，有人却说它是在两关之间。所谓四关是指的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所谓两关之间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函谷关和散关，一种是函谷关和陇关”。其实四关之中也有不同的说法，如“西有陇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临晋关，西南有散关”。正如史念海先生所说，“本来关中的名称只是表示函谷关以西的地方”。不过，“就‘关’立论的说法虽说是后来才有的，却相当符合当时的情况”。（《秦汉区域地理学中的“大关中”概念》，载《秦汉史论丛》第9辑）

又：我们在司马迁笔下，就可以看到多种关于“关中”的地域界定：1. “关中”指渭河平原，即后世所谓“秦川”。（“关中，自汧、雍东至河、华”，“左殽函，右陇蜀”，“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2.“关中”指秦岭以北的秦地，包括今天的陕北地区。（“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三分关中，立秦三将”，“分关中为翟”。）3.“关中”指包括巴蜀在内的“殽函”以西的西部地区。（“分关中为四国”，“分关中为汉”，“巴、蜀亦关中地也”。）最后一种界定，可以称作“大关中”说。（同上）

又：《史记·高祖本纪》也记载：“或说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项羽乃号为雍王，王关中。今则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同样说明在当时的区域地理概念中，“关中”和“秦地”是大体一致的。又《项羽本纪》写道：“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其中“至关中”和“入秦”的涵义也是基本相同的。“关中”的对应概念是“关外”……“关中”和“关外”，从用词的语气分析，应是秦人立场的体现。《战国策·秦策四》所谓“关中之侯”“关内侯”之“关中”“关内”，明显是说秦国。看来，“关中”，很可能是秦占据函谷关之后形成的区域地理概念。……“关中”的区界之所以在《史记》这样的史学名著中也未能明确不移，是由“秦地”在统一战争中迅速扩张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不同规模的“关中”地域，是与秦国疆土逐渐扩大的历史过程相关的。（同上）

【汇评】

程馀庆：沛公方欲入关，而章邯叛降于外，赵高弑主于内，秦无坚守矣。此盖天授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5]【汇注】

王鸣盛：《史记》于《高纪》“西略地入关”之下，叙至“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使郦生、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因袭破之”。“以为诈”三字，《汉书》改为“不许”，近儒遂云：“不许贼臣。真可云扶义而西者。”考《始皇本纪》，沛公屠武关，“使人私于赵高”，然则沛公岂真扶义而不许高者乎？特“以为诈”耳，班之改马，非也。（《十七史商榷》卷二“不许赵高”）

[6]【汇评】

易佩绅：秦人之苦其上亟矣。是时又正有弑逆之变，上下无制矣。即但以力攻之，亦易下矣。以仁义之声动之，前徒倒戈更可必矣。张良既以计说秦将，而从之将者，秦所富贵者也，其不忍叛秦之义，自深于士卒也。但有士卒欲叛而将不从者，未有将既叛而士卒不从者。陈留下，宛城降，皆已然之事也。张良之言何其谬乎！何必为反覆变诈之举而始快于心乎！则战国权谋倾险，良习之最深也。习之深而遂必逞之为快也。夫沛公入关，当时之天下、后世之天下皆所深幸也。乃甫入而即为反覆变诈之举，则使沛公之不行仁义者，良其罪之首矣。（《通鉴触绪》卷三）

吕思勉：《史记·高祖本纪》：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用张良计，使郦生、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因袭攻武关，破之。《留侯世家》言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峣下军，良说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贾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叛，欲连和俱西袭咸阳。《高祖本纪》又言其击陈豨，闻豨将皆故贾人也，上曰：吾知所以与之矣。乃多以金啖豨将，豨将多降者。夫秦、汉时之轻贾人亦甚矣，安得以之为将？以之为将，人心安能服之？盖当时习以贾人为好利之徒，人有好利者则称之曰贾竖云耳，非真贾人也。（《论学集林·蒿庐札记·以贾人为将》）

[7]【汇注】

王叔岷：案：“陆贾”二字，无缘致衍。说秦将以郦生为主，故陆贾之名，可存可略。然，此处之存，正可以补他处之略。不得轻“疑此与《汉书·高纪》并妄搀陆贾”也。《通鉴》亦存此“陆贾”二字，是也。（《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8]【汇注】

胡三省：师古曰：啖者，本为食啖耳，音徒敢翻；以食喂人，令其啖食，音则改变为徒滥翻。今言以利诱之，取食为譬。（《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注）

【汇评】

方回：沛公起于匹夫，所谓重宝者，攻城略地之所得也。何足道哉？沛公所欲者，灭秦而王关中也。赵高弑二世，使人语沛公，欲约分王关中，此弑君之贼，沛公不许，是矣。今从良计，以重宝啖秦将，必且令郦、贾二生说秦将以共击咸阳，分王关中之利。当是时，项羽封章邯，沛公封南阳守。彼贾竖之将，亦已心动，故叛而从沛公，殊不知张良之计，诈也。于是因其懈怠，从而击之，绕峣山，逾蒉山，出蓝田，至霸上，秦将所得重宝，焉得而有之。身且即死，可谓愚矣。异时鸿沟之约，项羽懈而东归，张良劝汉王追击灭羽，亦出此策，曾谓三代王者之师而有是乎？……夫必先怠人之守备，而后急击之，张良又岂有真王佐之才哉？……啖之以小利，而包藏大祸之心，世道衰，人心危，久矣哉！（见《古今考》卷五“使郦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

[9]【汇注】

司马贞：《左传》云楚司马起（营所）［丰析］以临上雒，谓晋人曰“将通于少习”，杜预以为商县武关也。又《太康地理志》武关当冠军县西，峣关在武关西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方回：武关，秦之南关，通南郡今邓州也。武关在淅县一百七十里，淅，今内乡县也。今邓州西北至商州六百二十五里，武关属商州。（《古今考》卷五“攻武关入秦峣关”）

王先谦：武关，秦之南关也，通南阳郡。京相璠云：楚通上雒阨道也。丹水下入淅。《一统志》故城在今商州东八十五里。（《汉书补注·地理志第八上》）

王恢：武关，《丹水注》：“丹水自商县东南流注，历少习，出武关。应邵曰：秦之南关也。京相璠曰：楚通上洛扼道也。汉祖下析、郦，攻武关，文颖曰：武关在析县西百七十里。”按：在今陕西商县东南八十里，昔为秦楚交通之要道。秦不得武关，则不足以制楚；楚且便易于犯秦。……历代用兵秦楚，必道武关。今关西龙驹寨，水陆交通，物货集散，盛于县城。（《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

龚浩康：武关，在今陕西省丹凤县东南丹江上。（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10]【汇注】

程馀庆：蓝田关在西安府蓝田县东南九十八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先谦：（编者按：蓝田）秦取楚汉中，再战于此。吕不韦为相，食蓝田。并见《国策》。……《一统志》：故城今蓝田县西三十里。（《汉书补注·地理志第八上》）

王恢：蓝田，《清统志》（二二八）：“《长安志》，故城在今县西三十里，后周徙废。”据《渭水注》，故城当在今县西北三十里，霸水西岸白鹿原上。今县治即故峣柳城。当埿水入霸之会。北周武帝徙治于此，故城周八里，今仅存东南隅。《渭水注》：“埿水西迳峣关北，历峣柳城。魏置青埿军，世亦谓之青埿城。秦二世三年，汉高祖入自武关，攻秦，赵高遣将拒于峣关者也。《土地记》曰：蓝田县南有峣关，地名峣柳，道通荆。《晋地道记》（编者按：王隐《晋书地道记》）曰：关当上洛西北。埿水又西北流入霸。”按：峣关在今蓝田县城东南二十里蓝桥镇。北周明帝成武元年移于县南七里青泥故城侧，改名青泥关。武帝建德二年改名蓝田关。隋大业元年复徙回旧所。《汉书·高纪》：“沛公引兵绕峣关，踰蒉山。”《元和志》（一），蒉山在县东二十五里。《纪要》（五三）：“峣山在蓝田县南二十里，秦因以名关。又东南五里有蒉山，汉高祖引兵绕关踰山以击秦也。”《括地志》《寰宇记》《纪要》作县东南九十里或九十八里者，牧护关也，皆以旧蓝田县治计里程，盖相沿而不知改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11]【汇注】

梁玉绳：按：《月表》《留侯世家》及《汉书纪》《传》，沛公以秦二世三年八月攻破武关，九月秦遣将距峣关（关在蓝田南武关之西），张良说沛公张旗帜为疑兵，使郦生啖秦将以利。秦军懈，因引兵绕峣关，逾蒉山击破之蓝田南。（《雍录》曰“逾蒉山者，绕出峣关之西”。又引《长安志》曰“蓝田关即峣关”）叙次甚明。此《纪》不书破武关及逾蒉山事，则“武关”乃“峣关”之误，当云“乃用张良计，益张疑兵旗帜。使郦生往说秦将，啖以利，因袭攻峣关，破之。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而陆贾二字似衍文，《留侯世家》《陆贾传》及《汉书》张、陆两传、荀悦《汉纪》皆无之，疑此与《汉书·高纪》并妄搀陆贾耳。（《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12]【汇注】

裴骃：应劭曰：“卤与‘虏’同。”（《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13]【汇注】

王叔岷：《考证》：秘阁本“憙”作“喜”。案：《汉纪》作“秦民喜”。景祐本“憙”亦“喜”，古字通用。（《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14]【汇注】

李笠：“秦人憙，秦军解”：按：“解”同“懈”。《吕后纪》：“君知其解乎？”《正义》言：“哭者情有所思也。”憙、懈俱就人心言。沛公既啖秦将以利，又令所过毋得掠卤，故秦人憙悦，而军心懈惰也。不然，秦军岂得无故解散哉！（《广史记订补·高祖本纪》）

[15]【汇评】

刘辰翁：两言“大破之”，又言“遂破之”，势如破竹。（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程馀庆：秦人已约降而复连战破之，犹项王之于章邯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台湾三军大学：刘邦初起时其部属不满万人，力量甚为微弱。至楚怀王遣其向西略地，原不过牵制秦军扰乱其后方而已。至其后能侥幸入关受子婴之降，实由于秦廷政治混乱，人心离散，封疆守吏不事戒备所致。又项羽力战章邯，击溃秦军之武力而使秦廷基础根本动摇，致疆吏望风迎降，刘邦仅坐享其成而已。故刘邦之易于西进，实为项羽力战之功。否则秦廷疆吏如坚强守御，则刘邦岂能以所部仅数万之众轻率入秦耶？故司马迁之赞项羽曰：“秦失其政，陈胜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以灭秦之功归于项羽，持论深得其平。故刘邦之成功，实由于彼之善于利用机会，然幸运亦有以助之。刘邦唯一之成功，在于能容纳人才。其行动之过误，能纳张良之谏，听郦食其之说，不自逞其智。故能使众人同心，贤智尽力，则其成功，亦自有道。（《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四卷第七章《秦之灭亡》）

汉元年十月[1]，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2]。秦王子婴素车白马[3]，系颈以组[4]，封皇帝玺、符、节[5]，降轵道旁[6]。诸将或言诛秦王[7]。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8]，遂西入咸阳[9]。欲止宫休舍[10]，樊哙、张良谏[11]，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12]，还军霸上[13]。召诸县父老豪桀曰[14]：“父老苦秦苛法久矣[15]，诽谤者族[16]，偶语者弃市[17]。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18]，法三章耳[19]：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20]。馀悉除去秦法[21]。诸吏人皆案堵如故[22]。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23]，无恐[24]！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25]。”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26]，告谕之[27]。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28]，曰：“仓粟多，非乏[29]，不欲费人[30]。”人又益喜[31]，唯恐沛公不为秦王[32]。

[1]【汇注】

裴骃：如淳曰：“《张苍传》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为岁首。”（《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张守节：沛公乙未年十月至霸上。项羽封十八诸侯，沛公封汉王，后刘项五年战斗，汉遂灭楚，天下归汉，故却书初至霸上之月。（《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魏了翁：鹤山先生曰：汉者何？高皇帝起汉中，即始王，以为代号也。自羲、昊以来，……至夏后氏、殷人、周人，以迄于嬴政，则皆以始封为代号。……而秦罢侯置守，于是始有由匹夫而有天下者，故往往无所因袭，一时如刘、如项、如陈，不得不以始王为号。至魏、晋、齐、梁、隋、唐以后，则率以初国寖成禅代，故又以封爵为号，亦与汉异。（《古今考》卷一“汉书”）

方回：此汉元年冬十月也，因秦不改。孔子曰“行夏之时”，即建寅为岁首者。是商之建丑，周之建子者为非。先儒有天统、地统、人统之说，有改正朔之说，则岁首为子，而以子时为朔，朔者，旦也，一日之首也。建丑、建寅亦当然，故祭祀用所建之朔而分其日夜，若建亥则岂可以亥为一日之首乎？颜师古谓秦以十月为正月，即夏之正月；夏之四月，乃七月；夏之七月，乃十月。冬春夏秋皆缪矣。然《史记》书夏正月为端月，以为始皇讳政，而改为端，正本音政，而后改为平声，亦避讳也。则似未尝以十月为正月。师古谓史家追改秦正为汉冬十月，其果然乎？如淳谓张苍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为岁首，然则汉武以太初二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始用建寅为正，当矣。至今莫之敢改。然皆以子时为一日之首，寅月为一年之首，改正不改朔云。（见《古今考》卷五“汉元年冬十月”）

俞正燮：《史记·秦始皇本纪》云：“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高祖本纪》云：“汉元年十月，至霸上。”《赞》云：“朝以十月。”《张苍传》云：“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是也。”《封禅书》云：“于是秦以冬十月为年首。”又云：“高祖以十月至霸上，因以十月为年首。”此记事之词，以作者时所谓十月追名之，则易晓也。《封禅书》又云：“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三月及时腊。”此记言之词，依其言，记之不失实也。《汉书·文帝纪》“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诏曰》：‘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此记言当云“乃二月晦”，而亦云“乃十一月晦”者，因上记事“十一月癸卯晦”改之也。《秦楚之际月表》云：“二世二年十月，诛葛婴。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陈涉死。”《陈涉世家》云：“腊月，陈王至下城父，庄贾杀以降秦。”此记事之词，腊为亥正，记事之十二月为亥正，记言之春三月也。盖追述古事，《史记》之例如此。……时人各言其时之事，不得改之，则记言之体也。（《癸巳类稿》卷十一“秦汉亥正记事记言说”）

柳诒徵：问何以主在正统？……若夫史则不然。《史记》列项羽于纪，以羽为伯王，政由己出，是时汉未得天下，虽纪羽可也。班则本纪属之帝，而列羽为传矣。当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降，羽入关屠咸阳而东，自立为西楚霸王，尊楚怀王孙心为义帝，《史记·羽纪》书汉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而不以楚纪年。《高纪》则书汉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是以子婴降为汉受命之元，而义帝之元置之不论矣。亦不独《史》《汉》，他史率多类此。（《国史要义·史例第八》）

王恢：秦亡于二世三年（前207）九月，适为岁末。沛公即位于前202年，中间有四年不相连接。汉人以汉续秦统，即以前206年冬十月为汉高元年（其实政由霸王，汉王不过诸侯之一耳）。又楚汉历法，仍因秦制，归余于终——应置闰者，总于岁末，为“后九月”，以十月为岁首，故叙冬于前。至太初元年（前104），始用夏正，以正月秦为岁首。（《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

[2]【汇校】

崔适：按：《汉书》“十月”下有“五星聚于东井”句，幸未窜入此《纪》，得以证《史记》凡言分野者，皆非太史公原文。（《史记探源》卷三）

李人鉴：按：《汉书·高帝纪》“元年冬十月”下有“五星聚于东井”句，此《纪》无之。《汉书·高帝纪》于二世元年云“七月，大霖雨”，又云“时连雨，自七月至九月”，于汉三年云“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于汉九年云“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此《纪》亦皆无之。观此则知史公于天象灾异多不书；其余《纪》《表》有书之不一书者，非出史公，乃后人所妄加附益也。（《太史公书校读记·高祖本纪》）

【汇注】

张守节：故霸陵在雍州万年县东北二十五里。汉霸陵，文帝之陵邑也，东南去霸陵十里。《地理志》云：“霸陵故芷阳，文帝更名。”《三秦记》云：“霸城，秦穆公筑为宫，因名霸城。汉于此置霸陵。”《庙记》云：“霸城，汉文帝筑。沛公入关，遂至霸上，即此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方回：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应劭曰：霸上，地名，在长安东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师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即今所谓霸头。……霸水之源出商州上洛县，西北行至蓝田县境，始出谷。谷即丽山之口，亦名蓝田山。浐水所合，在长安东廿里。霸水西至长安城二十里，水东至霸城十里。霸城东至新丰县五十里。蓝田县在长安东南七十里。盖霸水所行，谓之白鹿原。水行原上，居高临下，沛公屯兵在霸水之东，近秦霸城。（见《古今考》卷五“沛公至霸上”）

武伯伦：霸上是秦汉时代的一个亭名，在今霸桥附近，为拱卫长安的要冲……宋程大昌《雍录》说“此地最为长安要冲，凡自东西两方面而出入峣、潼两关者，路必由之”。《史记·王翦列传》，“秦欲伐楚，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霸上”，王翦带兵六十万，走的是峣关（在今蓝田南）这条路。此为霸上这个地名初见于记载。又《汉书·高祖纪》，“元年（前206）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投降。这里对霸上地名《汉书》有注：应邵曰：“霸上地名，在长安东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公定名霸。师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即今所谓霸头。”……霸水原名滋水，秦穆公为显示霸功，改滋水为霸水，并修筑了霸城宫。汉文帝死后，葬霸陵。《史记·文帝纪》：文帝节约，临死时诏令说：“霸陵山川因其故。”下有唐司马贞等人的注解：“固山为藏，不复起坟，山下川流，不遏绝也，因其水名，以为陵号。”司马贞《索隐》曰，“霸是水名，径于山下，亦曰霸山，即芷阳也”。王符《潜夫论》更直接说文帝“葬芷阳”。芷阳在先秦后期，是一个主要的墓葬区，如秦昭襄王、庄襄王、帝太后（始皇生母）都葬于芷阳境内。又昭襄王太子死在魏国，《秦本纪》也说“归葬芷阳”。下有注解曰“徐广曰，今霸陵。《正义》引《三秦纪》霸城，秦穆公筑为宫；因名霸城，汉于此置霸陵县”。关于霸上，前引《汉书·高祖纪》：“元年至霸上。”后有颜师古注曰“霸上，即今所谓霸头”。《史记正义》引《庙记》：“霸陵即霸上。”《咸宁县志》卷二亦说按《水经注》“霸上即芷阳”。由以上所引，可知霸上、芷阳、霸城、霸陵，时代名称不同，但实际是一个地方，即在今红庆乡境内，芷阳亦作滋阳。唐诗人王昌龄“鸿都有归客，偃卧滋阳村。”今临潼县尚有芷阳乡。考古工作者在骊山西南墓葬遗址中，亦常发见有铭曰芷阳的瓦片。（《“霸上”考》，载《文博》1994年第5期）

[3]【汇注】

陆唐老：素车白马，示丧服也。（《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六《太祖高皇帝》自注）

[4]【汇注】

颜师古：应劭曰：“子婴不敢袭帝号，但称王耳。素车白马，丧人之服。组者，天子韨也。系颈者，言欲自杀也。”师古曰：“此组谓绶也，所以带玺也。韨音弗。”（《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陆唐老：系颈以组，组，绶、带之类，系颈，示降服。（《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六《太祖高皇帝上》自注）

胡三省：应劭曰：组者，天子韨也。系颈，言欲自杀也。师古曰：此组，谓绶也，所以带玺也。组，总五翻，今绶纷绦是也。（《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沈钦韩：《楚策》：蔡圣侯不以国家为事，子发受命乎宣王，系以朱丝而见之，自后献俘者皆如此。《五代史·刘守光传》“晋王至太原，刘仁恭父子曳以组练献于太庙”是也。师古以为玺绶，谬。（《汉书疏证》卷一《高祖纪》）

[5]【汇注】

颜师古：应劭曰：“玺，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传》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秦汉尊者以为信，群下乃避之。”师古曰：“符谓诸所合符以为契者也。节以毛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因以为名，将命者持之以为信。”（《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韦昭云：“天子印称玺，又独以玉。符，发兵符也。节，使者所拥也。”《说文》云：“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释名》云：“节为号令赏罚之节也。又节毛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又《汉官仪》云：“子婴上始皇玺，因服御之，代代传受，号曰‘汉传国玺’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张守节：按：天子有六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皇帝信玺凡事皆用之，玺令施行；天子信玺以迁拜封王侯；天子之玺以发兵。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里，两端无缝。《三秦记》云紫泥水在今成州。《舆地志》云汉封诏玺用紫泥，则此水之泥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陆唐老：玺，相氏反，印也，解见《秦纪》。颜师古又云：古者尊卑通用。至秦、汉，始专为王者印。符者，契也。节者，操也。谓持节者必尽人臣之节操。《二礼义宗》曰：“长一尺二寸，秦、汉以下改为旌，幢之形。”（《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六《太祖高皇帝上》自注）

陶宗仪：《篆文图说》曰：传国玺方四寸，其文文饰如前。楚以卞和所献之璞琢而成璧，后求昏于赵，以纳聘焉。秦昭王请以十城易之而不获。始皇并六国得之，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孙寿刻之。《太平御览》又以为蓝田玉所刻。二世子婴奉玺降沛公于轵道旁，高祖即位，服其玺。因世传之，谓为传国玺。厥后孺子未立，藏于长乐宫。（见唐顺之编《荆川稗编·传国玺考》）

龚浩康：玺，本为印的通称，从秦代起专指皇帝用的印。符，古代朝廷派遣使者传达命令、征调兵将用的凭证。以金玉或竹木制成，上书文字，剖而为二，双方各执一半，用时组合以验真假。节，古代使者用作凭证的信物，用金属或竹木制成，上加旄饰，外形如竹节。（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6]【汇注】

司马贞：枳音只。《汉宫殿疏》云枳道亭东去霸城观四里，观东去霸水百步。苏林云在长安东十三里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张守节：轵音纸。《括地志》云：“轵道在雍州万年县东北十六里苑中。”（《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陆唐老：轵音只，《字书》云：“车轮之穿为道。”（《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六《太祖高皇帝上》自注）

程大昌：高帝入关之路自南阳（邓州）入武关（商州），而叩峣关，逾蒉山，则蓝田县正为来路，已而自南徂北，至霸上立屯，故其屯在长安正东也。秦王子婴出降。轵道者，在长安城东十三里也。高帝军至霸上，则遂度霸水西向以趋咸阳。子婴自咸阳迎降，是从中渭桥度渭至长安东北而遇汉军，故轵道为降汉之地也。（《雍录》卷七《霸水杂名二》）

又：轵道，亭名也，即秦王子婴降沛公处，在汉长安城东十三里东都门外也。长安东面三门，此为北来第一门也，自长安而出东都必由此门。故西都之地而有门标以东都也，犹汴京东门名曹门，而临安余杭门外有湖州市也。《汉书》曰：“有白蛾飞自东都门，经轵道入内苑。”则东都门名前汉已有之矣。（《雍录》卷七《霸水杂名四》）

方回：秦王子婴降枳道旁。苏林曰：“亭名也，在长安东十三里。”师古曰：“枳，音轵。轵道亭在霸城观西四里。”《东汉书》长安霸陵有枳道亭。程泰之《雍录》“枳道亭在汉长安城东都门外十三里。长安东面三门，此为北来第一门。自长安而出东都，必由此门”，谓近世开封府有云陈州门、郑州门、曹门，其义相似。其曰秦王者，应劭曰：“子婴不敢袭帝号，但称王耳。”东莱《大事记》按：《本纪》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楚将沛公至霸上，使人约降子婴，子婴即奉天子玺、符节降枳道旁。回考之：秦，嬴姓，帝颛頊之苗裔栢翳（即伯益）之后，在西戎，保西垂。……子政立是为始皇，立二十六年并天下，称始皇帝。三十七年崩于沙丘，其生壬寅，其死辛卯，其年五十。子胡亥立，元年壬辰七月，陈涉起；九月，沛公、项梁起。三年甲午，二世为赵高所弑，子婴立四十六日。自非子至子婴三十四世而秦亡。汉王不杀子婴，以属吏。项羽至而杀之，嬴姓遂无后云。（见《古今考》卷五“秦王子婴降枳道”）

王学理：轵道亭是秦咸阳南区东部一处重要的乡亭，位于今西安东北的辛家庙一带。《史记·高帝纪》：“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索隐》引《汉宫殿疏》云‘轵道亭东去霸城观四里，观东去霸水百步’。苏林云：‘在长安东十三里’。”《括地志》：“轵道亭在雍州万年县东北十六里苑中。”“枳道”（《史记》）又作“轵道”（《汉书》），二者通用，秦汉亭名一地。由霸城观、霸水和万年县三者的相对位置看，轵道亭在霸水西岸。霸城观的取名当同在汉长安的霸城门外有关，与霸陵县无涉。《史记集解·苏秦列传》引徐广说“霸陵有轵道亭”，显然不确，只能认作是方位相近。苏林是三国时期魏人，其言轵道亭“在长安东十三里”，则合今5636.28米，地当今西安市东北郊的辛家庙。由此验证同霸城门、万年县治、霸水的位置距离皆合，也正处在唐禁苑之中。轵是车毂上的轴孔，轵道亭设在渭河南岸的驰道之侧，控咸阳东渡灞水的门户，位置重要，犹如轵对车与轮的不可或缺一样。（《咸阳帝都记·几处乡亭的位置考索》）

[7]【汇注】

司马贞：《楚汉春秋》曰：“樊哙请杀之。”（《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8]【汇注】

颜师古：属，委也。音之欲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张守节：属，之欲反。属，付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胡三省：属，付也。属吏者，付之于吏，使监守之也。（见《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汇评】

凌稚隆：按：沛公于所过毋虏掠，入关不杀秦子婴，与封秦府库不取，皆王者作用。怀王诸老将谓“长者”“扶义而西”，正以此。（《汉书评林·高帝纪》）

韩兆琦：凌稚隆曰：沛公不杀子婴，与约法三章，为义帝发丧三事，最系得天子根本。若项羽则一切反是矣。（《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9]【汇评】

赵文润：刘邦在秦末农民战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公元前207年二月，刘邦受起义军首领楚怀王的派遣，率军西进击秦。他利用项羽起义军已经摧毁秦军主力的有利时机，率军过高阳，克陈留，下宛城，入武关，迅速攻进关中。十月至霸上，秦王子婴投降，秦亡。可见刘邦在反秦斗争中是乘虚入关，虽抢先占了咸阳，对于推翻秦暴政有一定的贡献，但并不曾同秦军主力决战，因此较之项羽的武功是大为逊色的。（《重评刘邦、项羽的成败原因及其是非功过》，载《人文杂志》1982年第6期）

[10]【汇注】

颜师古：舍，息也，于殿中休息也。一曰舍谓屋舍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张守节：休，息也。言欲居止宫殿中而息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王先谦：止即息也。训舍为息，于文为复。一说是也。已居秦宫而令军人居舍耳。（《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杨树达：树达按：颜前说是也。《史记·淮南王传》云：“休舍，穿井未通，须士卒尽得水乃敢饮。”《说文七·篇上夕部》云：“夜，舍也，天下休舍也。”知休舍为汉人通语。《韩信传》云：“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颜亦训舍为息，此岂亦止屋舍乎！古人自有复语耳。王说凿空无据。《张良传》云“沛公入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即此所谓欲止宫休舍，亦可证也。（《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11]【汇注】

陆唐老：沛公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沛公不听。张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六《太祖高皇帝上》）

【汇评】

王之望：西汉之兴，其大功臣虽出于刀笔之吏、贩缯屠狗之人，然皆一时豪杰、王佐之才，非遭逢际会侥幸而成功者也。史于萧何、曹参既以为一代宗臣，而以周勃为汉伊周，虽后世之论亦莫不然。至于樊将军不过以武勇为称，与郦商灌滕之徒等耳。以余观之，哙盖萧、曹之伦，出周勃之右，非郦商灌滕之徒所可望也。高帝初入咸阳，欲止宫休舍，哙谏以为不可，乃封秦重宝宫室府库，还军霸上。呜呼！此沛公之所以得天下，汉祚之所以长久者也。……独樊将军首发其端，留侯因而推之，高帝遂悟，三秦之民翕然皆愿以为君王，沛公之德结于民心，闻于天下。向使高帝入关，居秦宫室，收其子女、玉帛而有之，则无以异秦项之为。……（《汉滨集》卷十四《樊哙论》）

胡三省：樊哙起于狗屠，识见如此。余谓哙之功当以谏留秦宫为上，鸿门诮让项羽次之。（《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易佩绅：夫哙，屠狗者也，何所见之卓而沛公不及也。盖身亲者昧，旁观者明，使沛公旁观亦能以此谏人也。亦惟其忽视哙，所以不听，良为其所重者，而遂听也。且夫一利一害之显，呈不待智者始见，但无如有所溺何耳。沛公终不溺，所以终能听也。天节取一能听言之人以为君，即节取群策群力以助之，而何择乎品类哉！（《通鉴触绪》卷四）

[12]【汇注】

沈钦韩：《西京杂记》：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府库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尤珍异者有：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然则鳞甲皆动。复铸铜人十二人，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执，皆缀花采，俨若生人。筵下有二铜管，上口高数尺，出筵后，其一管空，一管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管，一人纽绳，则众乐皆作。有琴长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铭曰“璠玙之乐”；玉管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辚相次，吹息亦不复见。铭曰“昭华之琯”。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照之则见肠胃，五藏历然无硋。人有疾病在内，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杀之。高祖悉封闭以待项羽，羽并将以东，后不知所在。（《汉书疏证》卷一《高祖纪》）

【汇评】

冯用之：汉祖入关，不行杀戮，善安人也；秦室宝货，悉分士卒，善利人也。卒收天下之心，享天下之福，此圣人之作也。项籍反是而亡，不亦宜乎！（见《全唐文》卷四〇四《机论》）

王迈：高祖微时，贪财好色之心本锢其中，及至入秦之日，至玉帛子女曾不以动其痼疾，是何贪于前而廉于后也？其心今日之所欲，固甚于前日之所爱者也。前日之所爱者溺焉，今而能果敢决裂以求自出焉，此其所挟持者甚大，气量甚高，志趣甚远。秦关百二之险，帝固得而隘之矣。楚众百万之强，帝固得而弱之矣。范增之徒方且刮目于其旁，其敢以平昔在山东者而藐之哉？刘项成败，吾不决于垓下之围，固已决于项羽眷恋归楚之日，高帝入关无所取之时矣。何谓忍于其小而后能成其大，天下之大，非有以容之，则天下皆吾敌也。……藏贪于廉……帝之术神矣。（《臞轩集》卷三《高帝论一》）

[13]【汇评】

王应麟：或问：樊哙之谏，此兴亡之大机也，沛公待张良之言而后听，何欤？曰：哙非谋臣也，是以沛公忽而不听，微良之言，几于失天下矣。……沛公始入关，见宫室帷帐重宝妇女，遽有留居之意，此所谓怀与安，实败名者也，未有以收秦民之心，而先有富天下之意。此心一纵，与吴处楚宫何以异哉！不惟项羽攻之，诸侯谁不仰关而争者，纷华盛丽，以乐慆忧，志骄气惰，心醉智昏，其能战且守乎？孟子曰：“是动天下之兵也。”沛公从谏如流，还军霸上，三章之约，除苛解娆，秦民献享，辞而不受，若时雨降，民大悦，人心之归，天命之集也。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范增知其志不在小，盖定天下者存乎志。……樊哙，武夫也，见沛公之失而进谏，辞严义正，凛凛争臣之风，乃与子房不约而合，其识虑远矣。……汉有人而兴，楚无人而亡，于斯已决矣。虽然，人心惟危，至可惧也。高帝能纳谏于咸阳，不能不纵欲彭城，置酒高会，不备不虞，大弃其师，身危仅免。噫！罔游于逸，罔滛于乐，不役耳目，百度惟贞，此帝王正心之学也。惜汉之群臣，无能格君心者。（《通鉴答问》卷三“樊哙谏急还霸上无留宫中”）

张宁：沛公入咸阳，无复私虑，辄留宫不去。项羽西入关，疑秦卒为变，因诈坑之，何其量之大小不同也。自古宽猛异功，疑信异效，刘项成败之端亦可见矣。（《方洲集》卷二十八《读史录》）

凌稚隆：刘辰翁曰：还军霸上本非初意，然谋臣之谋是，基帝王之业，息奸雄之心者，独借此耳。（《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王夫之：汉王之入秦宫而有艳心，见不及此。樊哙曰：“将欲为富家翁邪？”英达之君而见不及哙者多矣。范增曰：“此其志不在小。”岂徒一时取天下之雄略乎！以垂训后嗣，而文、景之治，至于尽免天下田租而国不忧贫，数百年君民交裕之略，定于此矣。（《读通鉴论》卷二）

程馀庆：（编者按：樊哙、张良）此一谏，得力不少。有此一著，（编者按：还军霸上）乃可为后日鸿门谢羽退步。不然，事未可料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4]【汇评】

凌稚隆：陈仁子曰：高帝约法三章，为父兄除害，以所好而解其不堪，是非未见，利害了然，秦汉兴亡，决此数语矣。（《汉书评林·高帝纪》）

又：洪迈曰：“高祖入关，与父老约法三章，秦民大喜。已而项羽所过残灭，民大失望，刘氏四百年基业，定于此矣。盖礼义感人心，其究至于浃肌肤而沦骨髓，不过语言造次之间，初非有怪奇卓诡之事也。（同上）

[15]【汇注】

颜师古：苛，细也，音何。（《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16]【汇注】

司马贞：刘伯庄、乐彦同音方未反。（《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17]【汇注】

裴骃：应劭曰：“秦禁民聚语。偶，对也。”瓒曰：“《始皇本纪》曰‘偶语经书者弃市’。”（《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族谓诛及其族也。弃市者，取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按：《礼》云：“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故今律谓绞刑为“弃市”是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18]【汇注】

孙能传：《汉高帝纪》与父老约法三章耳。王厚斋“与父老约”作一读，因上文“与诸侯约”句法相类，遂解为要约之约。按：此句与上“父老苦秦苛”相应，约乃苛之对，当作省约之约，《文帝纪》云：“汉兴，除秦烦苛，约法令。”颜师古注：“约，省也。”是其义也。《过秦论》云：“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元帝诏云：“今律令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成帝诏云“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其字义并同。宋钱易疏云：汉祖入关，萧相以文无害居宰相，约秦之法为三章语，益显明矣。近见《墨卿谈乘》亦如此作解，而辨证未鬯。（《剡溪漫笔》卷二“约法三章”）

[19]编者按：“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句，辛德勇认为应省去句中逗号，将其连读为“与父老约法三章耳”。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修订本已采其说。详见《史记新本校勘·高祖本纪》。

【汇注】

司马贞：杀人，伤人及盗。（《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徐天麟：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妖言令。（《西汉会要》卷六一《刑法一》）

又：高祖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繁苛，兆民大悦。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刑法志》按：《晋书》《刑法志》云，萧何定律，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同上）

余懋学：《汉书》“与父老约”作一句；“法三章耳”，作一句。今皆作“约法三章”，是何理也。近本大方《纲鉴》于“约”下分句，正得此义。（《丽事馆辨林》卷二“法三章”条）

梁玉绳：按：《汉书·刑法志》曰：“汉兴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又考惠帝四年始除挟书律，吕后元年始除三族罪、妖言令，文帝元年始除收孥诸相坐律令，二年始除诽谤律，十三年除肉刑，然则秦法未尝悉除，三章徒为虚语，续《古今考》所谓“一时姑为大言以慰民”也。盖三章不足禁奸，萧何为相，采摭秦法作律九章，疑此等皆在九章之内，史公只载入关初约耳。（《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日］泷川资言：王应麟曰：“与父老约”为句，下云“约法三章”耳，何焯曰：王氏因《纪》末有“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改“约”字为读。此“约法”与上“苛法”对，《文纪》中宋昌有约法令之语，《刑法志》言约法三章者非以一，当仍旧也。愚按：上文亦云“吾与诸侯约”，“约”字义同，王说不可易。（《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杨树达：何焯曰：此约法与上苛法对，因《纪》末有“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改约字为读，始厚斋王氏。然《文纪》中宋昌有约法令之语，《刑法志》言约法三章者非一，当仍旧也。树达按：约当训要约、约束之约，是动字。何氏视约为苛之对文，说非是。如何说，此句无动字矣。（《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孙文泱：荀悦《汉纪》卷二高祖汉元年有这样的记述：“十有一月，沛公与秦人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及盗抵罪。”这是目前所见关于“约法三章”的惟一完整的记述。根据《汉纪》的写法，“约法三章”的内容应包括三项，三种罪行，三种处罚，即犯杀人罪的要处以死刑，致伤他人的要受肉刑惩罚，偷盗者则受与罪行相应的处罚。吕思勉《秦汉史》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当于约字句绝，法字又一读，谓于六篇之中，仅取杀人、伤人及盗三章，余悉除去也。”在断代的秦汉史里，吕先生是惟一一位对“约法三章”的本意作出正面解释的。……至于荀悦所据为何，是更早的《汉书》或《史记》，还是其他记载，已不得而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史记》《汉书》宋元善本及精校本、中华书局点校本等，已都是遗漏了“者刑”二字的版本。这“者刑”两字之差，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有这两个字，文意明晰，毫无歧义；没有这两个字，文意含混不清，如何解说都有些勉强。（《“约法三章”文本的复原》，载《首都师范大学史学研究》第3辑）

【汇评】

杨万里：汉高帝如此其宽仁也，入关之初，欲结天下之心如此其亟也；欲除秦法之苛如此其锐也。而其与民约法，亦曰杀人者死，帝不以为疑，民亦不以为请，何则？上下皆便其当然也。杀人而法不死，孰不相杀以至于大乱哉？……故高帝欲取天下之速，而不敢宥杀人之罪，以天下之心。虽秦民之苦于秦，而不以高帝之不宥杀人为帝之虐。然则古之立法之意可知已矣。（《诚斋集》卷九下《刑法下》）

张栻：惟仁义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兴，亦有合乎此，是以能剪暴秦、灭强项，而卒基汉业。方怀王遣将入关，诸老将固以为沛公素宽大长者而心归之。至于三章之约，其所以得乎民者深矣，此非其所谓仁义者欤！……然汉卒胜，楚卒亡者，良由于此：名正义立，故也。（《南轩集》卷一六《汉楚争战》）

方回：三章之法，何其简易明白也，而惜乎其易言难行也。秦之毒甚矣，今俗语谓“杀人偿命”，必杀人然后处死。而秦以偶语弃市，诽谤致族。伤人与盗财物，罪有轻重，不至于死，而秦法不告奸者腰斩，盖自秦文公始为三族之法。秦孝公得商鞅，又尽废周法，而肉刑上及公子师傅，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旦临渭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秦惠王之立，鞅亡而莫敢舍，车裂之，民不恤也。沛公三章之约，仁矣，一时之言易，而久远行之则难。（见《古今考》卷六“约法三章”）

陈仁子：此非可言诏，亦告诏之始。唐仲友曰，不杀子婴，约法三章，此事全好，最得天下根本。楚汉得失全在于此。项羽一切反是。西山真德秀曰，告谕之语才百余言，而暴秦之弊为之一洗。所谓若时雨降，民大悦也。愚曰，圣王举兵别有一义，为公不为私，为天下不为一身。大要在解民所不堪，而投之其所好。是故君子论是非，小人论利害。伯夷不食周粟，以是非论也。商郊篚厥玄黄，以利害论也。胜、广所以纷纷者，皆不堪秦法故也。高帝约法三章，为父兄除害，以所好而解其不堪，是非未见，利害魔方瞭然。秦汉兴亡决此数语矣。或问周刑三千、汉约三章，何汉胜于周也。曰秦法以繁，汉法以简，此高帝反秦救弊之一术也。（《文选补遗》卷一《入关告谕》）

林剑鸣：对于刘邦的“约法三章”，历来在史学界有不同评价。有人认为：这一法令“安定关中的封建统治秩序，从而得到地主阶级的广泛欢迎和拥护”（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二册第157页）；有人则认为：约法三章的宣布，“深得那些饱受残酷压迫的人民的欢迎”（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第41页）。同是一个“约法三章”，却有这样截然相反的意见，正反映了它本身具有复杂性质。

实际上，“约法三章”正是刘邦由农民起义领袖向地主阶级代表转变的标志。首先，这道法令在于保护地主阶级的生命财产，所谓“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乃是针对农民起义中“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汉书·张耳陈馀传》）的情况制定的。……“约法三章”公布后，这些行为都被视为“犯罪”，要处死或“抵罪”。而这些秩序又都靠原来秦朝地主政权的官吏维持，“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可见“约法三章”在本质上是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说“得到地主阶级的广泛欢迎”，应当是符合事实的。……总之，“约法三章”是推翻秦王朝后，刘邦发布的第一道法令，这一法令的实质，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但由于它较“秦苛法”对人民的束缚轻简得多，因此，也受到广大人民欢迎。然而，这毕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标志着刘邦已经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秦汉史》第五章）

韩兆琦：这段话有以下几方面的意思：其一，表现了刘邦全军上下秋毫无犯的纪律，的确是仁义之师；其二，刘邦废除了秦王朝的残暴法制，使百姓们有一种获得“解放”之感；其三，刘邦让关中地区的原有官吏各就各位，继续维持各地区各方面的秩序，这在占领一个新地区后是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其四，他让自己的部下跟着各地区的官吏到各地去进行宣传、安抚，讲清楚怀王的规定以及今后自己的施政方针，这对取得秦地黎民百姓的拥护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整部《史记》中司马迁对刘邦倾心赞美、倾心歌颂的文字，再没有超过这一段的了。（《史记新读·高祖本纪》）

[20]【汇注】

裴骃：应劭曰：“抵，至也，又当也。除秦酷政，但至于罪也。”李斐曰：“伤人有曲直，盗臧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张晏曰：“秦法，一人犯罪，举家及邻伍坐之，今但当其身坐，合于《康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服虔曰：“随轻重制法也。”李奇曰：“伤人有曲直，盗臧有多少，罪名不可予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师古曰：“抵，至也，当也。服、李二说，意并得之，自外诸家，皆妄解释，故不取也。抵音丁礼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韦昭云：“抵，当也。谓使各当其罪。”今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汉但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使之抵罪，余并不论其辜，以言省刑也。则抵训为至，杀人以外，唯伤人及盗使至罪名耳。（《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沈钦韩：《管子·小问》篇“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注：抵，当也。（《汉书疏证》卷一《高祖纪》）

王骏图、王骏观：李说“伤人有曲直，盗贼有多少，罪名不可预定”，是已。特以为未知抵何罪则非。且此二句，意是而词亦非。当云“伤人有轻重，盗贼有多寡耳。”张晏说更与此处无当，《索隐》说谓使人各当其罪是已。而又训抵为至，谓使至罪名，则仍非也。盖此句无甚深义，乃谓杀人者抵偿，伤人及盗者，计其所犯之轻重，以定其罪，使与其所犯适相抵而已。抵，当也。非至也。（《史记旧注平议·高祖本纪》）

[21]【汇评】

方回：沛公约法三章，虽尝告喻父老，谓今悉除去秦法，然其所以不能尽除秦法。复周制者，沛公之佐，惟萧何、张良二杰。张良尚老子学，萧何乃刀笔吏，一时姑为大言以慰民心。其后奸宄不胜，何复摭秦法，作律《九章》三夷之诛，高帝以施之韩、彭，文帝以施之新垣平。文帝除肉刑，而笞箠过多，反以陷民于死，久之而后渐降渐轻。武帝之世，至于律令三百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具见班史《刑法志》。呜呼！使汉之相臣有孔子、孟子、周公、召公之俦，则秦之法可以悉除，二帝三王之法可以复行于天下后世矣。萧、张人品器识至此已极。《易》有“攸往夙吉”之训，岂容以此事望之？至今千五百年，君臣上下无一人悟秦之非，无一事不蹈秦之覆辙，其可痛也夫！其可痛也夫！（见《古今考》卷六“余悉除去秦法”）

吕思勉：汉高祖入关，却更做了一件违反进化趋势的事。他说：“吾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因为“约法三章”四字，给人家用惯了，很有些人误会：这是汉高祖与人民立约三条。其实据陈群《魏律序》、李悝《法经》的体例，是“集类为篇，结事为章”的。每一篇之中，包含着许多章。“吾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当以约字断句，法字再一读。就是说六篇之法，只取三章，其余五篇多，都把它废掉了。秦时的民不聊生，实由于政治太不安静。专就法律立论，则由于当时的狱吏，自成一种风气，用法务取严酷。和法律条文的多少，实在没有关系。但此理是无从和群众说起的。约法三章，余悉除去，在群众听起来，自然是欢欣鼓舞的了。这事不过是一时收买人心之术，无足深论。其事自亦不能持久。所以《汉书·刑法志》说：天下既定，“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中国通史》第十章《刑法》）

韩国磐：总之，汉高祖刘邦初入关时的约法三章，除去秦朝苛法，或谓“余悉除去秦法”，只是一时的策略，用以安定社会秩序，收揽民心。实际上，刘邦既未除去秦朝苛法，许多苛法是在刘邦以后陆续除去，除而复行者亦复不少；抑且汉朝法律多系沿袭秦朝，秦法是汉法的蓝本，汉朝又如何能尽除去秦法！不过，刘邦初入关时约法三章的影响深远，不可低估，以后新起的封建王朝，往往采用此法，在巩固政权上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第二章《刘邦未除秦苛法》）

[22]【汇注】

裴骃：应劭曰：“案，案次第；堵，墙堵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言不迁动也，堵音睹。（《汉书注·高帝纪》）

程馀庆：案堵，如次第堵墙之安，谓吏仍其职，民仍其业，不为变置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张家英：《集解》引应劭曰：“案，案次第；堵，墙堵也。”《考证》（编者按：《史记会注考证》）：“人”作“民”。下文“秦人大喜，不欲费人，人又益喜”，三“人”字亦作“民”，与《汉书》合，颜师古曰：“案堵，言不迁动也。”谨按：应劭与颜师古说不确。“案”同“安”，“案堵”即“安堵”，实即“安居”之义。《史记·田单列传》：田单令即墨富豪遗燕将曰：“即墨即降，愿无虏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安堵”后世习用，兹举二例。《全后汉文》卷九二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百姓安堵，四民反业。”此处“安堵”与“反业”对文，其义自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峙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此处之“安堵”，亦无须释义而自明。（《<史记>十二本纪疑诂·高祖本纪》）

【汇评】

刘辰翁：“按堵如故”，非古语也，出于帝王之口如此，可谓简尽。（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23]【汇评】

方回：其所以谕之之辞，除约法三章外，曰：“吾所以来者，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要束耳。”何其温厚而明白也。（见《古今考》卷六“吏民皆按堵如故”）

计大受：仁义者三代之所以得天下也，惟设诚于内而致行之，斯民心归焉，天命属焉，王业成焉。高帝作用无非权术，然其取天下所谓仁义者，亦必有出之至诚以为感格天人之本也，在矣。夫所谓仁义，其大端有二，曰：除秦苛法。曰：为义帝发丧。帝初以宽大长者为楚怀王诸老将所服，遣西掠地，盖知其不嗜杀人有素矣。及入咸阳，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与父老约，法三章耳，余悉除去秦法。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视周武克殷反商，政绥士女何以异乎。至今读其辞，犹觉咨嗟怜恤之意恻恻动人，惟其诚也。于是而仁声义问暨天下，天下莫不延颈企踵欲以为君，得民心以得天命，卒灭强项而成汉业，岂不基于此哉。（《史林测义》卷七《高帝》）

程馀庆：林云铭曰：凡取天下，全在收取民心。关中经秦暴后，忽闻高帝此语，犹倒悬之解，惟恐其不为秦王，固实情矣。后河北除莽苛政，长安除隋苛禁，俱借此做粉本。原其始，亦从武王式闾、封墓、散财，发众脱化出来也。文之简朴，如说家常话，然动人处正在此，以其真态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日］泷川资言：孟子云：武王之伐殷也，曰无畏，宁而也，非敌百姓也。高祖词气与此相似。（《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24]【汇注】

程馀庆：“害”即苛法，与上“苦”字对；“除害”结上“秦法”；“侵暴”结上“案堵”；“无恐”，单就“非有侵暴”上说。此言入关之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25]【汇注】

程馀庆：言所以不即居咸阳，而还军霸上者，待与诸侯定先入关之前约，再来为王，非舍此而去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先谦：何焯曰：此约法与上苛法对，因纪末有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改约字为读……《刑法志》言“约法三章”者非一，当仍旧也。（《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汇评】

程馀庆：此一诏已定汉家四百年规模。（《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聂石樵：这自然是一项安民告示，但其中心在宣告了刘邦义军的政策：约法省禁，所谓“法三章耳”。这就把人民从严刑峻法之下解放出来。因此，得到人民的拥护：“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刘邦再三推辞不受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则完全是一个“仁而爱人”的长者。（《司马迁论稿》第四章）

韩兆琦：待诸侯至而定约束，真德秀曰：“告谕之语才百余言，而暴秦之弊为之一洗，此所谓‘时雨降，民大悦’者也。”（《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26]【汇注】

胡三省：秦制：县大率方百里，十里一亭，十亭一乡，所封食邑。（《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27]【汇注】

颜师古：军中遣人与秦吏相随，遍至诸县乡邑而告谕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28]【汇评】

刘辰翁：此小节耳，亦不得不谨。（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凌稚隆：按：不受牛酒，虽小节耳，亦见沛公秋毫无犯处。然曰仓廪多，非乏，则萧何转输之功亦因可见。（《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29]【汇评】

凌稚隆：王维桢曰：前云非有所侵暴，此云非乏，皆用非字，亦字法也。（《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30]【汇校】

［日］水泽利忠：南化、枫、三、谦、中韩、狩、岩“人人”二字作“民民”。（《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编者按：“费人”与下文“人又益喜”，两“人”字，《陆状元通鉴》皆作“民”。意“民”为本字，“人”或避唐讳改之耳。

[31]【汇评】

吴见思：先言秦人喜，后言秦人大喜，又益喜，步步紧入。（《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32]【汇评】

程馀庆：项王忌沛公在此。（《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又：一句总收上数节。先言“秦人喜”，后言“秦人大喜”，“又益喜”，步步紧入，真所谓若时雨降，民大悦者也。（同上）

施丁：这些内容值得注意和说明的是：1.刘邦到了关中，已首先向吏民确定了“宽容”的方针，并贯彻始终。所谓宽容，不仅是待以宽大，还有笼络大多数，尽可能达到合而不离、亲而不仇的目的和效果。这意味着刘邦历史地位已开始转变，也是他能战胜项羽的决定性因素。2.刘邦不止宫就舍，不掠取秦重宝财物府库，更不会抢劫民财，又不受秦民献飨，不扰民害民。3.召集“诸县父老豪杰”，宣布“约法三章”。这是抚慰父老豪杰的法令。秦长期都于关中，秦始皇二十六年又把山东豪富十二万户徙来，故这里是秦豪族和富商集中的地方。三章之法代表谁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4.面对诸县父老豪杰声称“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即宣布原班官吏照常工作，还派人与秦吏到各地广泛宣传，也就是明确地接受旧政权和录用旧官吏。这些都不是临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在楚汉相争时期始终贯彻执行的。5.因此之故，秦民热烈地欢迎和拥戴刘邦，唯恐他不为秦王。应该指出，所谓“秦人”，首先是关中的豪族、富商和官吏；这些人对于刘邦的一举一动是很敏感而有切身体会的。刘邦这时的受欢迎而无反抗，是后的节节胜利，都不是偶然的。（《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6期）

或说沛公曰[1]：“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项羽乃号为雍王，王关中[2]。今则来[3]，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关[4]，无内诸侯军[5]，稍征关中兵以自益，距之[6]。”沛公然其计[7]，从之[8]。十一月中，项羽果率诸侯兵西[9]，欲入关，关门闭。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10]。十二月中，遂至戏[11]。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12]，欲攻沛公，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欲以求封[13]。亚父劝项羽击沛公[14]。方飨士，旦日合战[15]。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16]，力不敌。会项伯欲活张良[17]，夜往见良，因以文谕项羽[18]，项羽乃止。沛公从百馀骑，驱之鸿门[19]，见谢项羽[20]。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21]！”沛公以樊哙、张良故，得解归[22]。归，立诛曹无伤。

[1]【汇校】

［日］水泽利忠：《索隐》、金陵本同。各本“则鲰生是”四字作“言鲰下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陈直：“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鯫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直按：《艺文类聚》引《楚汉春秋》作“解生”，盖解为鲰字之误。汉代从鱼之字，可写作从角，《曹全碑》“鳏寡”作“寡”，推此例鲰字写作，与解字形相近，因而致误。（《史记新证·项羽本纪第七》）

【汇注】

司马贞：按：《楚汉春秋》云解先生云“遣守函谷，无内项王”，而《张良系家》云“鲰生说我”，则鲰生是小生，即解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王汝璧：小鱼曰鲰，《史记货殖传》鲰，千石。《正义》谓杂小鱼也。此曰：鲰生说我，盖卑贱之意，亦嫚骂之词耳。服虔以为小人，未尽其义。瓒引《楚汉春秋》：鲰，姓，更不然。案：《高帝纪》或说沛公守函谷关，失其人姓名，故或之。如果鲰，姓也，马班何以俱略耶？（《芸簏偶存》卷二《鲰生》）

［日］泷川资言：《艺文类聚》引《楚汉春秋》云：沛公西入武关，居于灞（解先生说“上”），遣将军守函谷关，无入项王。大将亚父至关，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发薪一束，欲烧关门，关门乃开。《索隐》节录。（《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2]【汇注】

方回：秦三年七月，沛公受南阳守齕降，封为殷侯。是月章邯举军降项羽，封为雍王，时沛公未入关也。八月沛公攻武关入秦，乃在章邯已封之后。当是时，项羽之意必以沛公为未便能入关者，故指秦地封章邯，俾为先锋引己入关。不料沛公乃先己而入关也，沛公之闭关以距章邯耳。项羽盖欲于入关之后，移章邯以王地，然亦本有衣锦故乡之态，故舍秦而去。要之，刘项本无嫌隙，羽之封邯，沛公未入关也。则所以封邯者，不为恶沛公也。沛公已入关，而防邯之来亦人情之常。虽因曹无伤一言而怒，奈沛公理直词正，向使其鸿门一剑苟毙沛公，天下亦非项羽有也。移沛公王汉中，以三秦塞东路，焚秦宫室，掠秦府库，杀其降王，坑其子弟，此所以助汉之胜而卒自毙欤。（见《古今考》卷五“项羽封章邯为雍王”）

[3]【汇注】

王念孙：古者则与若同义。《高祖纪》曰：“今闻章邯降项羽，项羽乃号为雍王，王关中。今则来，沛公恐不得有此。”言今若来也。（《读书杂志·史记第二》）

[4]【汇注】

颜师古：文颖曰：“是时关在弘农县衡岭，今移东，在河南谷城县。”师古曰：“今桃林县南有洪溜涧水，即古所谓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夹河之岸尚有旧关余迹焉。谷城即新安。”（《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张守节：颜师古曰：“今桃林南有洪溜涧，古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西岸犹有旧关余迹。”《西征记》云：“道形如函也。其水山原壁立数十仞，谷中容一车。”（《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王应麟：秦函谷关，在陕州灵宝县西南十二里。函谷故城在县南十里。秦函谷关城，汉弘农县，隋桃林县也。《西征记》曰：“关城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其中劣通，上东西十五里，绝岸壁立，岩柏荫荫谷中，殆不见日。关去长安四百里，日入则闭，鸡鸣则开，秦法也。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曰天险，所谓秦得百二也。”桃林塞自县以西至潼关皆是也。春秋时晋侯使詹嘉处瑕守桃林之塞。《汉书注》颜氏曰：“今桃林县南有洪溜涧水，即古所谓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夹河之岸尚有旧关余迹焉。”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关于新安县，属河南府。（《通鉴地理通释》卷八《七国形势考·秦》）

顾祖禹：函谷故关在县南十里，秦置关于此。汉初设关校尉，武帝置宏农郡及县治焉。文颖曰：“秦关在宏农横岭。”师古曰：“今桃林县有洪溜涧水，即古所谓函谷。其水北流入河，夹河之岸尚有旧关余迹。”荀卿子曰：“秦有松柏之塞谓函谷关也。”《史记》齐湣王二十六年与韩、魏共攻秦至函谷关焉。又汉元年，沛公入秦，或说沛公守函谷关，无内诸侯兵，项羽欲入关，关门闭，羽怒，攻破函谷关，遂至戏。……《志》云：关旁有望气、鸡鸣二台遗址，以老聃、田文而传。望气台亦曰尹喜台，即关令尹喜候得老子处。唐天宝初，言得符宝处也。今详陕西重险潼关。（《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八《河南三·河南府》）

又：王氏曰：自灵宝以西（今河南灵宝县），潼关以东皆曰桃林。自崤山以西（崤山见河南名山三崤），潼津以南通称函谷。范睢谓：“左关坂即崤函也。”苏秦曰：“秦东有崤函之固。”贾生《过秦》亦曰“秦孝公据崤函之固”者也。《史记》：“周慎靓王三年，楚、赵、魏、韩、燕同伐秦，攻函谷关。秦出兵逐之，五国之师皆败走。秦始皇六年，楚、赵、魏、韩、卫合兵伐秦，取寿陵（胡氏曰：寿陵在新安、宜阳间），至函谷败还。”林氏曰：“春秋时崤函，晋有也，故能以制秦，秦得崤函而六国之亡始此矣。”当苏秦之约从也，山东六国共攻秦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皆引而归，岂非天险不可犯耶？沛公伐秦不从函谷入，乃引而还，袭攻武关，破之，诚畏其险也。及沛公军霸上，项羽引军而西。或说沛公亟守函谷关，既而项羽破守关兵至鸿门（《本纪》：时项羽至关不得入，使黥布先从间道破关下军，遂得入至咸阳鸿门。鸿门，今见临潼县），此非函关不足恃也。沛公方弱，阴欲贰于羽，而外不能与抗，虽守亦不固也。张良劝都关中，则云：“关中左崤函。”《淮南子》：“九塞，崤坂其一也。”《五行志》亦云：“函谷关拒山东之险，地利乌可忽欤？”《括地志》：“函谷故关在陕州桃林县南十一里（今河南灵宝县），有关城在谷中，深险如函，因名。其中劣通，东西十五里，绝岸壁立，其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日。”荀卿谓之松柏之塞，西去长安四百里。秦法日入则闭，鸡鸣则开。汉初因其制，置关都尉守之。……杜笃《论都赋》云：“关函守峣，山东道穷（峣，峣关见蓝田县）。”此仍据故关言之。班固《西都赋》：“左据函谷、二崤之阻。”张衡《西京赋》：“左有崤函重险，桃林之塞。”此兼新故关言之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二《陕西一·西安府》）

史念海：战国时期东西分野的标志是在函谷关。函谷关在今河南省灵宝县东北，也就是在旧灵宝县西南的王垛村。东濒弘农涧，西倚稠桑原，在崤山和黄河之间。所以称为函谷，是因为“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其中劣通，东西十五里，绝岸壁立，崖柏林荫谷中，殆不见日”。如果仅仅是这十五里，倒也罢了。其西其东，山道都是艰于跋涉的。其西就是所谓桃林之塞，其东则是二崤之险。由桃林之塞的西端，东至东崤，都是可以称为函谷的。据说这里是“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涧道之峡，车不方轨，号曰天险”。不必远说桃林之塞，就是东西二崤，也会使人视为畏途的。自东崤至西崤，其间山路三十五里。东崤长坂数里，峻阜绝涧，车辆也是不得方轨。西崤竟然全是石坂路，其长十二里，险绝不异东崤。一般行旅之人往往都视为畏途，若是千军万马在这里行进，其间的艰难困苦是无待形容的。函谷关的建立当在战国初期，是秦国取得这里的土地以后才建立起来的。后来到汉武帝时，移函谷关于今河南省新安县，于是有了旧关和新关的差异。再后来由于函谷新关也失掉作用，潼关才代之而起。新函谷在崤山东端，潼关近于崤山的西端。可以说不论关址如何移徙，都离不开崤山，因而崤函往往并称。正是有这样险要的地势，位于函谷关西的秦国才能有所凭借，和关东诸国相对立。（《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下册第七章《历史军事地理·东西的对立和攻守》）

王恢：函谷关，时关在灵宝县旧治西南里许。东自崤山，西及潼关，深险如函，号曰天险。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41）冬，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恥为关外民（编者按：仆弘农人，居灵宝南四十里），乞徙东关，以家财给其用度。武帝亦好广阔，于是徙关于新安东北，去故关三百里（《汉书·武纪》注）。而以故关为弘农县，故属京兆尹。元鼎四年，分置弘农郡，治弘农。征和四年（前89）置司隶校尉部，与三辅、三河隶之。（《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

[5]【汇注】

胡三省：内，音纳，又如字。今传内从“人”者奴对翻，从“入”者读为纳。（《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王先谦：钱大昭曰：内，读若纳。（《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6]【汇评】

程馀庆：此计不差，但节次欠安详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7]【汇评】

凌稚隆：唐顺之曰：帝初入关，其势诚不足抗羽，何若且捐关中以与之，辟处一隅，蓄锐养威，以待其变之可乘，而后一举而毙之，大业可定也。胡为汲汲于守关，以犯项氏之怒，而侥幸于鸿门之谢耶？呜呼，此萧何劝王巴蜀之意也！（《汉书评林·高帝纪》）

台湾三军大学：刘邦恐不得王关中，乃从其计，派兵守函谷关，以拒项羽。按：刘邦入咸阳曾数变其计，始则欲据富丽堂皇之秦宫以自娱，继则还军霸上以待诸侯，复则遣兵拒关欲自王关中。盖刘邦之进入关中，其经过之顺利与疾速，实非其所预料，故未能制有定策；但关中之得失，甚为重要，故仓卒中遂不得不数易其计。（《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四卷第八章《楚汉战争》）

[8]【汇评】

吴见思：内而秦人归心，外而发兵守关，以为高祖王关中定矣，孰知其不然哉？此反剔法也。（《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9]【汇注】

吴见思：“果”字直从项羽怨秦，欲与沛公入关；及沛公遂先，至“遂”字相应。（《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10]【汇注】

周寿昌：《艺文类聚》引《楚汉春秋》曰，沛公西入武关，居于灞，解先生说上，遣将军守函谷关，无内项王。大将亚父至关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邪？即令家发薪一束，欲烧关门，关门乃开。寿昌按：此即《张良传》沛公所称鲰生也。（《汉书注校补》卷一）

吴应箕：羽大怒攻破函谷关。欲攻沛公，以鸿门之谢乃解。予谓此其失不在楚也。当义帝西遣沛公时，已犯楚人之忌矣。且微楚救河北，汉岂能肆意入关而不虑章邯之还击哉。故汉之入关，楚非无功也。汉入关后，诚遣使还报，己无利之心，而羽来则内之，相与共定三秦以待怀王之报约。楚虽暴度亦罢矣。观之留饮而不杀沛公，可见也。奈何因人言距楚以自蹈于危，然则羽之残秦负约未必非汉有以激之也。（《楼山堂集》卷二《汉高帝论二》）

[11]【汇校】

梁玉绳：按：“十一月”当移在上文“召诸县父老豪杰”句上，衍去“中”字。而“十二月中”四字当在“项羽果率诸侯兵西”句上。盖约法三章在十一月，羽破函谷在十二月，《月表》及《汉纪》可证也。（《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王叔岷：案：《通鉴》上文“召诸县父老豪杰”作“十一月，沛公悉召诸县父老豪杰”，亦可证此文“十一月”三字，当移在上文“召诸县父老豪杰”句上，衍去“中”字；惟羽破函谷关在十二月。至戏，亦在十二月中。故“十二月中”四字，不必移在“项羽果率诸侯兵西”句上。《通鉴》作“十二月（下无‘中’字），项羽进至戏”可证也。（《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张守节：许宜反。（《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顾祖禹：戏亭，在县东。《鲁语》幽王灭于戏，是也。苏林曰：戏在新丰东南三十里，周幽王举烽燧征诸侯以悦褒姒处。秦二世二年，陈涉遣周文收兵入关至戏军焉，二世使章邯击却之，既而项羽破函谷关进至戏。西汉元年诸侯罢戏下，各就国是也。颜师古曰：今有戏水驿，盖唐置驿于此。（《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三《陕西二·西安府）

方回：十一月或说沛公，今闻章邯降项羽，号曰雍王，王关中。即来，可急使守函谷关。十二月项羽大怒，使黥布攻破关，遂至戏下。（此一“下”字可疑。戏，许宜反。戏，水也，不应言下。若他用为麾下之戏则可。）戏水也，在新丰县东北三十里，鸿门在新丰县东十七里，以此知戏水西十三里为鸿门。沛公時在霸上，《水经》曰：“新丰县西五十里为霸城，城西十里为霸水，水西二十里为长安城。”此汉新丰县，长安城也。秦咸阳宫阙，夹渭而都，其朝廷在渭北之咸阳，其长乐宫、阿房宫在渭南。以今形势地理考之，沛公在霸上，西去汉长安三十里，东北去戏水约八十里。沛公往会项羽已离戏水十三里，即会项伯夜见张良往返百五十里。汉王诘朝见项羽驰七十余里也。所以考及此者，要知函谷关之险不足恃也。周文以陈胜之命车千乘，军十万入关，尝至戏矣，关不足恃也。章邯击周文，自戏败退出关，已入关亦不足恃也。沛公已入关而黥布破之，关不足恃也。项羽烧秦宫室不据关中，又恶背怀王约，王汉南郑及分王三降将，舍而东归，使羽不出此计，守关以令诸侯，天下之兵皆得而攻之，关亦不足恃也。戏字指水，言不当云戏下，当独书云戏。若项羽至鸿门，则当书云戏西。若罢戏下，各就国，此谓旌麾之，下则当书云“戏下”。然则沛公守关，闻章邯欲以雍王就国，故拒之耳。不意项羽率诸侯兵四十万而自来也，邯之来必不能敌沛公，羽之来兵多力强，非赖张良与项伯有故，宁不殆哉。然于仁义有一分之蒙乎？彼者即天理之所在，天理之所在即天命之所在，未可以区区陈迹为优劣也。（见《古今考》卷六“项羽破函谷关至戏”）

[12]【汇注】

梁玉绳：按：《高祖纪》书“项羽”，尊君之体宜然，况此时羽尚未王，尤不宜预呼之。下文云“项王使卒三万人从”“项王北击齐”“项王不听”“项王归汉王父母妻子”，《纪》中前后皆称项羽，何忽呼王者五，皆当作“项羽”。（《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龚浩康：项王，《汉书·高帝纪》作“项羽”。这时项羽尚未称王，而且本篇此文之前各处都称“项羽”，惟独此处称“项王”，疑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汇评】

茅坤：古者两军相垒，而士伍或以其情外泄于敌者，必其势困力诎，旦暮为虏矣，然后先之以自纳焉。不然，或犯军典于彼，故有不可释之怨者。沛公方拥诸侯之兵，先入关而破强秦，法所谓千里乘胜也。项王之兵，固称气倍沛公，而其势未得即衡决曹无伤，岂遽倍之？苟以间尝有怨怀沛公，何沛公立诛之时不以言？史传不以载也，然则项王何以言之。今匹夫相仇，往往匿名投之，有司论杀之，安知非无伤有怨于他将伍，而他将伍诈为无伤言之者？亚父辈每令望气，占沛公为天子，气文成五采。秦既灭，与项氏争天下者，独沛公也。当阳君既破沛公军，非乘间而驰之，殆不可复。而常患项王为人妇人之仁，多所不忍，又安知非亚父辈诈令他人言之，以激怒项王也？呜呼！古人覆亡于谗者之口而不能自言，抑多矣。独无伤尔耶？（《茅鹿门文集》卷三十杂著《论沛公诛曹无伤》）

[13]【汇注】

张守节：曹无伤欲就项羽求封。（《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14]【汇注】

司马贞：范增也。项羽得范增，号曰亚父，言尊之亚于父。犹管仲，齐谓仲父。父并音甫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王先谦：刘攽曰：管仲自字仲父耳，亚父亦甫音也。言敬之次父，是妄说。全祖望曰：然则吕不韦称仲父，何也？刘偶未之思耳！（《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汇评】

陈仁子：观范增之疑沛公，何其善窥于人心者也。沛公之在山东也，最贪财也，最好色也，以平昔嗜好之素而一旦反之，至于妇女财物无所取，此固范增所窥而疑于后者也。今夫沛公之不好色也，不取财也，特其常常者也，增何独疑而惊焉者也。盖古之不殖货利，不迩声色者，汤也。汤，圣人也，为之也素行之也久，人固不以为奇且异而安之者也。沛公非汤比也，一时之所为，非出于平昔之素，此固敌国英雄之士所震慑而惊者矣。且帝之入关，尝见宫室帷帐之侈，狗马珍宝之异，其心亦欲专之矣。而樊哙切责于其前，留侯助成于其后，帝始退而军灞上，是增之所疑无怪也。何也？财与色人之所甚羡也，羡则争，争则谁肯俯而为之下，使帝迷于所羡而不之改，则当时起而与帝争者恐不止一羽也。帝惟舍之而绝天下之羡心，虽数百增安能为羽谋而与沛公角哉。此固增之所必惊而疑者也。呜呼！世有窥人主之心者，非特一增也。而世之善，反其所为者，非若高帝然。宜英雄窃窥而图之者纷纷也。（《牧莱脞语》卷八《高帝论》）

[15]【汇注】

颜师古：飨谓饮食也。旦日，明旦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16]【汇注】

颜师古：兵家之法，不言实数，皆增之。（《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方回：高帝之解纵所送徒，壮士愿从者十余人，无异盗贼。沛令令樊哙召季，则已数百人。至立为沛公，则仅得此子弟三千人耳，而卒以亡秦，世变人事可畏也哉。沛公以此三千人攻胡陵、房与，守丰，破泗川监平，杀泗川守壮，见景驹与司马战，抜砀郡，又得砀兵六千人，合九千人。见项梁于薛，又得兵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则有兵一万四千人矣。其后又夺刚武侯军四千余人。自秦二世元年辛卯九月起沛，历二年，壬辰三年，癸巳汉元年，甲午冬十月入关，十二月与项羽会鸿门，则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见《古今考》卷四“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17]【汇注】

司马迁：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史记·项羽本纪第七》）

颜师古：伯者，其字也，名缠。（《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杨树达：《张良传》云：“居下邳，为任侠。项伯尝杀人，从良匿。”（《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陈直：《考证》：中井积德曰：季而字伯，不知何缘故。直按：项伯在同父兄弟中则为伯，在其祖兄弟则为季，故名季字伯，至今江南各地，风气犹然。（《史记新证·项羽本纪第七》）

[18]【汇校】

梁玉绳：按：《羽纪》及《汉书》乃项伯言之于羽，非以文谕也，此误。（《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张守节：《项羽本纪》云项伯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击之不义”。此以文谕之。（《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19]【汇注】

郦道元：渭水又东迳鸿门北，旧大道北下坂口名也，右有鸿亭，《汉书》高祖将见项羽。《楚汉春秋》曰：项王在鸿门，亚父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气冲天五色采相缪，或似龙，或似云，非人臣之气，可诛之。高祖会项羽，范增目羽，羽不应。樊哙杖盾撞人入，食豕肩于此，羽壮之。《郡国志》（编者按：《续汉书·郡国志》）曰：新丰县东有鸿门亭者也。郭缘生《述征记》或云霸城南门曰鸿门也。项羽将因会危高祖，羽仁而弗断。范增谋而不纳，项伯终护高祖以获免，既抵霸上，遂封汉王。按：《汉书注》：鸿门在新丰东十七里，则霸上应百里。按：《史记》项伯夜驰告张良，良与俱见，高祖仍使夜返，考其道里，不容得尔。今父老传在霸城南门数十里，于理为得。按：缘生此记虽历览《史》《汉》，述行途经见，可谓学而不思矣。今新丰县故城东三里有坂，长二里，余堑原通道，南北洞开，有同门状，谓之鸿门。（《水经注》卷十九《渭水》）

梁玉绳：按：鸿门者，鸿门亭也。霸上者，霸水上也。《汉书·高纪》孟康注谓鸿门在新丰东十七里。《水经注》十九卷谓自新丰至霸城五十里，自霸城西至霸水十里。然则霸上与鸿门相隔七十七里矣。沛公罢饮脱归，行七十七里，而项伯之夜来夜去，且驰一百五十四里，何以言“四十里耶”？《水经注》又谓鸿门在新丰城东三里，无十七里，是亦六十三里，不得称“四十里”。而芷阳即霸城，又奚云“二十里”乎？郭缘生《述征记》谓“鸿门在霸城南门数十里”，稍为近之。而郦道元讥其学而不思，则不足信也。（《史记志疑·项羽本纪第七》）

王恢：鸿门，贾谊谓“楚师深入，战于鸿门”，即指“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也。《渭水注》“始皇陵北对鸿门十里”，又云：“渭水又东迳鸿门北，旧大道北下坂口名也。右有鸿门亭（原脱门字）。《郡国志》新丰县东有鸿门亭者也。郭缘生《述征记》曰：或云霸城南门曰鸿门也。按：《汉书》注鸿门在新丰东十七里，则霸上应百里。按：《史记》项伯夜驰告张良，良与俱见高祖，仍使夜返，考其道里，不容得尔。今父老传在霸城南数十里（十字疑衍），于理为得。按：缘生此记，虽历览《史》《汉》，述行途经见，可谓学而不思矣。今新丰县故城东三里有坂长二里余，堑原通道，南北洞开，有同门状，谓之鸿门。孟康言在新丰东十七里无之。盖指县治而言，非谓城也。（按：此二句语意不明。其时新丰治阴槃城，更在临潼县东三十二里之冷水西戏水东。）自新丰故城（今新丰镇）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则霸水，西二十里则长安城。应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长安东二十里，即霸城是也。高祖旧停车处。东去新丰既远，何由项伯夜与张良共见高祖乎？推此言之，知缘生此记乖矣。”

是鸿门不在新丰东，古人已言之。准之沛公军霸上，在轵道，依霸水连营，与羽军相去为四十里，则鸿门当在新丰西南、霸城东北，临潼县南。沛公赴鸿门，当从大道——约为今陇海路，略成弧形，约为四十里。而脱身驰归，抄小路，直由丽山下出芷阳，不过二十里耳。四十万、十万、四十里，二十里，皆约为相形数字，郭《札记》所谓：“以见脱身急难匆遽之情”是也。《纪要》（五三）：“《道里记》：自新丰古城西至霸城五十里，又西十里则霸水。《史记》云鸿门去霸上四十里，盖约言之也。”《史记》特详鸿门与霸上相去四十里，从丽山下道芷阳间行，不过二十里，则项伯一夜来去，沛公之逃席得归，方合情理。

今临潼县东北十五里新丰镇北门，题曰“古鸿门坂”，北门外丘陵上，康熙壬午（一七〇二）三月立“汉代名区南原鸿门楚霸王宴汉高处”；鸿门堡西门外方约五丈土堆，谓即设宴台。恐世俗附会。（《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

韩兆琦：鸿门，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其地今曰项王营。（《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20]【汇评】

唐顺之：善制敌者，必有万全之谋，而不可侥一时之幸也。谋之臧不人也，幸不幸天也。人可必也，天不可必也。高帝汉之英主也。其始也以怀王命入关，闭关而守之，以拒项羽。羽怒，欲击汉。帝用留侯计，谢羽于鸿门以免。君子曰，此一时之幸，非万全之谋也。当是时，帝自度士卒与籍孰强，军法与籍孰练，喑哑叱咤之威与籍孰胜，籍之死命，吾能制之否。能制籍之死命也，守关之计可行也。其不能也，虽金城千里，彼且环而攻之，败可俟也。……不度德，不量力，以犯楚人之锋，而侥幸于鸿门之谢，天也，非人也，不可必也。儒者以成败论天下事，为之附会其说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高帝之善藏其用也。夫柔制刚，弱制强者，谓其势可以无柔、可以无弱，而借之以骄其志，以夺其魄。……帝之此举，正不得不弱，不得不柔者。何也，夫楚人之怒已极，而其锋甚锐也。战则不克，守则不固，战不可，守不可，向不为鸿门之谢，则坐以待毙也。是故以鸿门之谢，非其运筹决胜，发而必中者也。势不得已也。计出不得已，非计之得也。……帝之初入关也，其势诚不足以抗羽。曷若且捐关中以与之，僻处一隅，养威蓄锐。先为不可胜，以观天下之变，彼喑哑叱咤之徒，必非久在人上者。一举而毙之，大业可定也。胡为乎汲汲于守关，以犯项氏之怒，而侥幸于鸿门之谢也？呜呼，此萧何劝王巴蜀之意也。惜也，帝既失之于鸿门未谢之前，何乃言之于鸿门既谢之后。辨之不早，是故履危蹈险，颠跌憾顿，出万死一生之计，而幸免于祸。（引自《增广古今人物论》卷六《谢羽鸿门》）

吴见思：《项传》千言，此则数语，彼既不减，此亦不增，而情事俱尽，岂非大手笔。（《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21]【汇校】

张文虎：“生此”，“生”字南宋、中统、毛本同，与《汉书》合。王本作“玉”，亦“生”之讹。凌作“至”。按：疑“生”与“至”皆“出”之误。（《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王先谦：钱大昭曰：“生”，南监本、闽本皆作“至”。王念孙曰：“生”当为“至”字之误也。《史记·项羽本纪》《高祖纪》并作“至”，《通鉴·汉纪一》同。周寿昌曰：宋景佑本，乾道本、明汪本俱作“生”。“生”“至”字近而讹。（《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日］水泽利忠：“至”，景、井、绍、耿、庆、中统、彭、毛、金陵、韩、嵯“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司马贞：按：姚察云在新丰故城东，未至戏水，道南有断原、南北洞门是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李慈铭：“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慈铭案：“生此”一本作“至此”。《汉书》亦作“生此”，王氏念孙以“生”字为误。今案：王说非也。“生此”者谓“生此隙也”。项王未击沛公，事无伤害，安得云“何以至此”，以尝有相疑之心嫌隙已露，故沛公言将军与臣有隙，而项王对之，以此也。（《越缦堂读史札记·史记札记卷一》）

张家英：“生此”三家无注。《考证》作“至此”。谨按：“生此”费解。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一》：“念孙案：‘生’当为‘至’字之误也。《史记·项羽纪》《高祖纪》并作‘至’，《通鉴·汉纪一》同。”今见武英殿本《史记》《史记会注考证》本并作“至”，标点本《史记·项羽本纪》《资治通鉴·汉纪一》并同。今标点本《汉书》亦改“生”为“至”，而独标点本《史记》用“生”不改，似为不妥。

又：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张氏加案语曰：“疑‘生’与‘至’皆‘出’之讹。”（中华书局版上册92页）今谓古籍中“出”讹为“生”之例罕见，而“至”讹为“生”之例则有之。《读书杂志·史记第三·赵世家》“五世而生赵夙”，王念孙以为“‘至’与‘生’草书相似”，此处之“‘生’当为‘至’”。标点本《史记·赵世家》亦据以标“至”。同一标点本，同一讹字，一改一不改，似为不伦。（《<史记>十二本纪疑诂·高祖本纪》）

【汇评】

程馀庆：鸿门事，高祖大吃亏处，故约略序去，放倒项羽，不说坏高祖，得体。（《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日］泷川资言：方苞曰：《项羽本纪》：高祖、留侯、项伯相语，凡数百言，而此以三语括之，盖其事与言不可没，而于《帝纪》则不必详也。陆瑞蒙曰：减缩作数语，大意备矣，不厌其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22]【汇评】

王迈：方其入关之初，羽以百万之师，叱咤长驱，目中已无关中矣。项伯，羽之季父，以张良之故为帝缓颊于羽，羽至陆梁且降心忍气与帝周旋于杯酒间，及亚父之谋一发，项庄之剑已跳踯而不可禁，吁亦危矣。伯独以身翼蔽于前，未几，樊哙得以攘臂而入，一怒之余羽气已索。帝得脱身于项氏垂涎之口。羽之君臣始彷徨四顾，吾属为虏之言始不知其所从出。人谓鸿门之围项伯实脱之，吾谓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天之夺项氏之鉴而丧其魄也久矣。（《臞轩集》卷三《高帝论三》）

王应麟：淮阴侯羞与樊哙伍，然哙亦未易轻谏留居秦宫。鸿门谯项羽，排闼入见，一狗屠能之，汉廷诸公不及也。（《困学纪闻》卷一二《考史》）

于慎行：鸿门事，以为“是日微哙奔入营谯让项羽，沛公几殆”。此耳食也。总之，项王本无杀沛公之心，直为范增纵臾，及沛公一见，固已冰释。使羽真有杀沛公之心，虽百樊哙，徒膏斧钺，何益于汉？太史公好奇，大都抑扬太过，如四皓羽翼太子，正与此类。（《读史漫录》卷二）

贺贻孙：项羽夜坑秦兵二十万人，屠咸阳，火三月不绝，及汉王身在掌握者数矣，怜而不杀，忍于降卒而不忍于仇敌，忍于二十万人而不忍于一人，此其所以为妇人之仁也。身败名灭为后世笑，岂不宜哉。……鸿门之会，项羽不忍杀高帝，而高帝忍之于垓下。刘项成败之机固于忍不忍之间决之矣。（《水田居文集》卷一《项羽论一》）

王鸣盛：汉始终惟利是视，顽钝无恥，其言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羽少汉王十五岁，《项羽本纪》初起时年二十四，时高祖年三十九。又徐广注：项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岁生，汉五年之十二月死，时年三十一，时高祖四十六。）如其言，则汉王为兄，项王弟矣。鸿门之会，自知力弱，将为羽所灭，即亲赴军门谢罪，其言至卑屈，让项王上坐，己乃居范增之下，为末坐。纵反间以去，范增用随何，以下黥布有急，则使纪信代死；不顾子女，推堕车下；鸿沟既画，旋即背之，屡败穷蹙不以为辱，失信废义不以为愧也。若以沛公居项羽之地，在鸿门必取人于杯酒之间，在垓下必渡乌江而王江东矣。（《十七史商榷》卷二“汉惟利是视”）

凌稚隆：陆瑞蒙曰：鸿门之会，减缩作数语，大意备矣，不厌其简。（《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梁玉绳：董份曰：“当时鸿门之宴必有禁卫之士诃讯出入，沛公恐不能辄自逃酒。且疾走二十里亦已移时，沛公、良、哙三人俱出良久，羽在内何为竟不一问，而在外竟无一人为羽之耳目者。矧范增欲击沛公，惟恐失之，岂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此皆可疑。”徐氏《测议》曰：“汉祖脱身至军，浔阳疑之固当。然观《史记》叙汉人饮，中坐多有更衣或如厕，竟去，而主人不知者。意当时之饮与今少异，又间有良骏行四十里而酒杯犹温者，汉祖之能疾行，得此力也。其所云‘步走’或史迁误。”董、徐二君之辨，俱不必疑，余所疑者鸿门、霸上之里数不合耳。里数定，则时之久暂可知矣。当日沛公借如厕得出，与良、哙数语即去，为时元不甚久。而古人饮酒与今殊礼，宁以出外为嫌。车骑犹在，更复何猜？况羽已使陈平召之，何尝竟置不问。若论禁卫诃讯，则彼尚不能御樊哙之入，乌能止沛公之出乎？度至军乃入，亦约略之词，想张良必祇度其追不可及而即入焉。壮士步走数十里，固事之常，不得以史公为误也。（《史记志疑·项羽本纪第七》）

韩兆琦：“鸿门宴”，司马迁把以项羽、刘邦为首的“诸侯反秦”向“楚汉战争”转变的这一重大关键时刻的尖锐复杂矛盾，把矛盾双方的心思手段都围绕这场宴会表现出来，这是作者高度概括剪裁的结果。事实的真相应该是怎样的呢？项羽想杀刘邦是事实，就像刘邦也想杀项羽一样。但是项羽能否杀得了刘邦呢？一、项羽虽有40万人，刘邦也有10万，还不到“十则围之”的程度；二、关中地区是刘邦有了基础的地方，极得民心拥护，“唯恐刘邦不为关中王”；三、项羽是先杀了20万关中子弟而后进入这个地区的，这个地区的所有人都是项羽不共戴天的仇敌；四、各路诸侯都知道楚怀王当初的约定是“先入关者为关中王”，如果项羽不仅不让刘邦为关中王，还要将刘邦杀死，这就要在各路诸侯面前失信，甚至在自己的地区、自己部下的军民中丧失人心，他的失败就会更快。作为刘邦一方，眼下势力明显不如项羽，也不敢轻而向项羽硬抗。因此双方都有妥协让步的可能，其关键一点是刘邦让出关中，而这一点刘邦又做到了。（《司马迁如何写项羽，感动读者两千年》，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编者按：“驱之鸿门，见谢项羽”，即赴鸿门之宴，其事详见《项羽本纪》。此宴非同寻常，实乃历史关节处的标志性事件，其意义有三：其一，此前刘、项相继进入关中，宣布了秦王朝的灭亡，天下的主要矛盾随之发生转化，即由各路义军与秦王朝的矛盾转化为刘、项之间的斗争。明乎此者胜，昧乎此者败；明乎此者生，昧乎此者亡。鸿门宴即正式揭开了楚汉相争的序幕。对此，在巨鹿之战中建立了反秦奇功、奠定了其不容抹杀的历史地位、确立了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的项羽却浑然无悟，从进入关中之前坑秦降卒、进入关中之后一路纵火、杀秦降王子婴，人心失尽、背关怀楚、分封诸侯……屡屡失招。而刘邦则化险为夷、处处得手。项羽既无战略眼光，又无战术智慧，应招乏术，对政治斗争可谓一窍不通。刘邦则反是，以最低的成本付出率先进入关中姑且不论，进入关中之后，即深会民意，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争取民心，致使关中父老“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它如“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鸿门脱险，集纳善言，从谏如流，反映机敏，从容应对，其胸怀、其眼光、其政治智慧直使项王难以望其项背。其二，鸿门宴也是刘、项二人命运的转折点。鸿门宴后，项羽唯一的理想就是荣归故里，“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全然无以天下为念，庸碌浅薄，古今无两。匆匆离开关中，就等于放弃了反秦斗争的胜利成果，他前脚离开关中，天下随即大乱，其此前此后一切所为皆可谓为刘邦取得天下之前驱耳！而刘邦则头脑清醒，广纳善言，集众部下之智慧，行恰切之举动，为东向角逐天下之稳健脚步处处可见。其三，《高祖本纪》于此处尽力突显刘邦之个人性格，或谓个人魅力：如作为一个平民英雄对民情民心之洞悉与争取；关键时刻能放弃一己之私欲，以天下为念；深谙政治斗争之术，策略灵活，刚柔相济，能屈能伸等，皆可见其胸怀、抱负之非同凡响，甚或难能可贵。参之《项纪》，两相对较，与项羽之迥异益彰益显矣！尤可值得注意的是太史公涉及鸿门宴前后之文字，平易简略之中富蕴精警深刻之意，历史转折之玄机，个人命运发展之内因，尽在其中。太史公不做一字评论，不着一字褒贬，其弘旨深意自见，斯亦《春秋》妙笔矣。

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1]。秦人大失望[2]，然恐，不敢不服耳[3]。

[1]【汇注】

司马迁：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史记·项羽本纪第七》）

【汇评】

程馀庆：序帝所过，无得掠虏，以起帝始；序羽所过，无不残破，以该羽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2]【汇评】

凌稚隆：同一入关也，《史》次高祖所过禁勿虏掠，不杀子婴，封府库，而以秦人大喜，又益喜结之；次项羽，一一与沛公相反，而以“秦民大失望”结之，楚汉兴亡，已决于此。（《汉书评林·高帝纪》）

程馀庆：羽第一失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3]【汇评】

钱时：项羽可君乎？曰：残暴忍人也，屠城坑卒，如毙狐鼠，安能为君！可臣乎？曰：从卿子冠军，则斩卿子冠军；事义帝，则杀义帝，安能为臣！然则斯人也，奚施而可？曰：是特助汉平荡之具耳。春秋而下，用兵争强，英雄豪杰不闻义理之训，而惟富强之是尚。风声气习，举世讧然，皆战场也。至秦极杀伐之祸而仅胜之，又不能教化以善其心，而惟束之以法律。忿郁惨毒之气，久遏而不得逞，一旦溃裂，如虎豹脱圈槛，爪牙竞奋，所在为群，莫不皆有出类之才，绝人之力。自非有大才力者雄于其间，相与收拾，而归诸汉；则天下纷纷，岂一沛公所能独办也。是故，有沛公而又不能无项羽，使之百战百胜，而终不使之保有尺寸之地。若羽者，真助汉平荡之具也欤！（《两汉笔记》卷一《高祖》）

方回：“西屠咸阳，殺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此《汉纪》语也。《项籍传》下文云：“火三月不灭，收其宝货掠妇女而东，秦民失望。”秦惠王诱楚怀王会武关而执之，秦始皇以翦蒙武虏楚王负刍而灭之。诸侯兵起秦，章邯又击杀项梁，春秋复九世之仇，项羽以复仇为事乎？则秦亦灭矣，子婴已降楚矣，以子婴归之，令楚怀王待其自毙可也，杀之亦何益于威武？屠咸阳则秦之百姓何罪焉？秦之宫室奢侈已甚，存其可存者，而毁其材以赐贫民可也，焚之则亦暴殄天物而已。至如收货宝掠妇女而东，则无异盗贼之所为也。意者迁沛公于汉中，封章邯、董翳、司马欣之谋已定，不欲留此以遗他人也。残忍贪婪，褊隘缪戾而无远图，不待垓下之围，而败证已见矣。（见《古今考》卷九“西屠咸阳殺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

凌稚隆：杨维桢曰：孟子云：“为天下驱民者，桀与纣也。”籍亦为汉驱者耳，其能与汉争天下哉？迹其彪悍猾贼之性，嗜杀如嗜食，如起会稽，即诱杀守者。其后矫杀宋义，屠咸阳，残灭襄城，杀秦降王子婴，斩韩王成、王陵母，甚至于杀义帝，此真天下之桀也。项欲举大事，霸西楚，其可得乎？（《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又：徐孚远曰：汉祖以怀王之约，欲收秦父老之心，故行宽厚，项王已坑降秦卒，又从诸侯入关，欲报数世之怨，不得不行屠戮，虽仁暴不同，亦处势然也。（《史记评林》卷七《项羽本纪》）

夏之蓉：得天下以得民心为本，得民心以宽大为本。高祖入关，怀王以为长者，郦生以为长者，王陵之母以为长者，皆宽大之谓也。即其不斩子婴，自谓怀王遣我以能宽容，故约法三章，除秦苛法，父老争持牛酒劳师，得天下之本实在于是。若项羽在新安城南坑降卒二十万，至咸阳焚烧宫室火三月不灭，虐焰如此，安得不失天下之望。此乃刘项兴亡大关键也。（《读史提要录》卷一《西汉》）

［日］泷川资言：项羽楚人，既失其祖，又失其季父，怨秦入骨。其入咸阳，犹伍子胥入郢，杀王、屠民、烧宫殿，以快其心者，亦不足异。谓之无深谋远虑可也，谓之残虐非道者，未解重瞳子心事。（《史记会注考证·项羽本纪》）

林剑鸣：鸿门宴后数日，项羽率兵入咸阳。在这里，他大肆烧杀，“屠咸阳，杀降王子婴，烧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灭”（《汉书·高祖本纪》），他放的大火“三月不灭”（《史记·项羽本纪》）。项羽的野蛮行径，留下严重后果，将这座自商鞅变法以来营建的城市，烧成一堆瓦砾，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可以证明。整个咸阳的全部宫殿、陵墓以及其它一切建筑，均焚于项羽的这把大火，很少有幸免者。……不仅劳动人民创造的无数宝贵的物质财富和艺术珍品被这场大火焚光，而且自古流传下来的许多重要图书古籍也毁于这场浩劫之中。……正如一位学者所说：“项羽入关，杀秦王子婴，收其宝货妇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而后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乃始荡为灭烬。”（刘大櫆：《焚书辩》）这对中国文化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项羽的烧、杀是不得人心的，使“秦民大失望”（《汉书·高帝纪》）。这就埋下了项羽日后失败的种子。（《秦汉史》第五章）

项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约[1]。”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2]。乃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3]，非有功伐[4]，何以得主约[5]！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乃详尊怀王为义帝[6]，实不用其命[7]。

[1]【汇注】

颜师古：谓令沛公王关中。（《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韩兆琦：如约，按照原来的约定办事，即“先入关者王之”。于此可知怀王亦有脊骨之人也，其不满项氏之意毫不掩盖。（《史记评注·高祖本纪》）

李开元：怀王之约，定于秦二世二年后九月。《史记》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后九月条：“怀王封沛公为武安侯，将砀郡兵西，约先至咸阳王之。”《汉书》卷一《高帝纪》也叙其事于秦二世二年后九月，曰：“初，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其文稍异，内容则完全相同。……“初，怀王与诸将约”，“初”，即秦二世二年九月，“诸将”，乃泛指参与定约之楚国臣属，当时之楚臣，除刘邦项羽外，有名者尚有宋义、吕臣、吕青、范增、陈婴、桓楚、英布、龙且、共敖等人。怀王之约，首先是楚国君臣间的君臣之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不管何人，只要首先攻占秦都所在的关中，就将成为旧秦王国的合法统治者。从此内容来看，则并不局限于楚军楚将，而是有效于整个反秦阵营，即各诸侯国的。其时，楚国为反秦诸国盟主，楚王所主持制订的内容涉及整个反秦阵营的盟约，自然应被视为反秦各国间的公约。《汉书》卷一《高帝纪》记刘邦攻入关中与秦父老言时说：“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即视怀王之约为自己“与诸侯”所订之约，即诸侯国间的公约。同卷又记项羽因为北上救赵而晚于刘邦进入关中，后怀王之约时说，项羽自以为“后天下约”，也视怀王之约为天下之公约。（《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怀王之约与汉国王政》）

【汇评】

吕祖谦：义帝初为项梁所立，特从民望耳。梁名为臣，实则君也。章邯既击杀梁，遂以为楚不足虑，虽楚国之众亦皆惴恐不知死所矣。帝乃并吕臣、项羽军以收主权，自盱台进都彭城以张国势，置宋义诸将之上而不敢不服，拒项羽入关之请而不敢不从。至于独遣沛公仗义而西，则所见又有大者焉，可谓天下之英主矣。不幸宋义得志而骄，为羽所乘。羽既得志，存钜鹿，降章邯，拥诸侯四十万之众入咸阳，威震天下。帝块然寄坐，虽庸人亦数日而知亡矣。及项羽使人致命，使汉献、唐昭处之，必低首下心，惟羽是听。帝不慑不屈报之曰“如约”，帝岂不知羽之不从哉，执其义而已矣，此真主。天下之约者也，死生祸福，帝如彼何哉！（《大事记解题》卷八“怀王曰如约”）

凌稚隆：当羽既存钜鹿，降章邯，拥四十万众入咸阳，怀王特块然寄坐于楚者耳，而于羽致命之日，独毅然曰“如约”，而漫无瞻顾，讵不谓英君哉！而卒不免灭亡者，特以处势单弱，且无腹心股肱之助耳，惜太史公不为立世家言，而班掾因之，遂与当时景驹，韩广辈埒耳，可悼哉！（《汉书评林·高帝纪》）

[2]【汇注】

张守节：怀王初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令羽北救赵，故失约在后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郭嵩焘：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案：此却是实情。其初遣救赵者势也，亦项羽之所乐为也；迨闻高祖西定咸阳，而忮心生焉，因追以为怨，亦人情之应然者也。史公因以附之怀王诸老将之谋，则非事实矣。（《史记札记·高祖本纪》）

程馀庆：长句。遥接前事，一并提来。（《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汇评】

方回：按：楚怀王以二世二年六月立，九月项梁死，项羽、吕臣徙怀王都彭城，其在盱台也。以陈婴为上柱国，出于项梁之命。其至彭城也，并吕臣、项羽军，始出于怀王之独断。以羽为长安侯，以沛公为砀郡长、武安侯。以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又以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遣沛公西入关，此皆怀王号令也。羽杀宋义而后大权旁落，因立羽为上将军，此一着亦如汉王因立韩信为齐王，中心实亦不平。至羽破降章邯入关，至戏则不可复制矣。沛公入关在汉元年十月，怀王当于此时遣人立沛公为秦王，王关中。召还项羽论救赵破秦功，亦有以封之可也。然羽擅已封章邯为雍王，不禀君命，则无忌惮甚矣。怀王于是受制强臣，徙国。二年正月遇弑，为王一年半，为帝一年，无后。其人品才地恐亦不为十分英迈，如秦王子婴岂不能诛赵高，亦非大段不才。天之废秦废楚久矣，虽有高才，亦不足以胜恶运也。（见《古今考》卷九“怀王曰如约”）

赵生群：项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他与怀王（义帝）存在矛盾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怀王（义帝）不信任项羽，因而产生了“入关之约”，使项羽在战略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也因为“入关之约”，项羽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包括分封不公、放杀义帝等，从而加速了他的败亡。（《楚怀王的兴废与项羽的败亡》，载《乌江论坛·楚怀王的兴废与项羽的败亡》）

[3]【汇校】

梁玉绳：按：《评林》董份云“项羽不宜自称季父之名，沛公于羽前亦必不名其季父，‘项梁’字误也”。《史诠》云“当作‘武信君’。余谓《高纪》项羽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与此同误。（《史记志疑·项羽本纪第七》）

【汇评】

程馀庆：孩子气，市井语，与霍氏诸子所云“吾家将军”何异！（《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韩兆琦：吾家项梁，按：项羽对其叔不得作如此称呼。梁玉绳曰：“‘项梁’，当作‘武安君’。”《汉书》则删去“项梁”二字，直作“怀王者，吾家所立耳”。后二者皆通。（《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4]【汇注】

颜师古：积功曰伐。《春秋左氏传》曰“大夫称伐”。（《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5]【汇评】

凌稚隆：王维桢曰：羽怨怀王云云，是史氏揣篡其意，了入关一案，而项羽异日遂弑义帝，已胚胎于此云。（《汉书评林·高帝纪》）

吕思勉：当时分封，就《史记》所言功状，所以迁徙或不封之故观之，实颇公平。封定而后各罢兵，则其事实非出项羽一人，《自序》所以称为“诸侯之相王”也。《高祖本纪》曰：项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约。”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此实极公平之言。且怀王特楚王，即谓项王、沛公当听其命，诸侯何缘听之？此理所不可，亦势所不行，其不得出于相王者势也。（《秦汉史》第三章《秦汉兴亡》）

[6]【汇注】

龚浩康：详，通“佯”，假装，假意。义帝，有两种解释：一说“义”即“假”，义帝就是假皇帝；一说义帝即名义上的皇帝，相当于说“名誉皇帝”。二者都说明，项羽把怀王只是当作傀儡。（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7]【汇评】

凌稚隆：按：“佯”字下用“实”字，得一正一反法。（《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吴非：项羽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尔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佯尊义帝而自欲为天下主。命封十八王，权虽自羽，然义帝之名犹诸侯共主也。无其名何以号令天下，而慓悍猾贼可终恃乎。（《楚汉帝月表》）

正月[1]，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2]，王梁、楚地九郡[3]，都彭城[4]。负约[5]，更立沛公为汉王[6]，王巴、蜀、汉中[7]，都南郑[8]。三分关中，立秦三将：章邯为雍王[9]，都废丘[10]；司马欣为塞王[11]，都栎阳[12]；董翳为翟王[13]，都高奴[14]。楚将瑕丘申阳为河南王[15]，都洛阳[16]。赵将司马卬为殷王[17]，都朝歌[18]。赵王歇徙王代[19]。赵相张耳为常山王[20]，都襄国[21]。当阳君黥布为九江王[22]，都六[23]。怀王柱国共敖为临江王[24]，都江陵[25]。番君吴芮为衡山王，都邾[26]。燕将臧荼为燕王[27]，都蓟[28]。故燕王韩广徙王辽东[29]。广不听，臧荼攻杀之无终[30]。封成安君陈馀河间三县[31]，居南皮[32]。封梅十万户[33]。

[1]【汇校】

梁玉绳：按：“正月”当在“乃佯尊怀王”上，“命”字下当书“二月”，《汉·纪》《表》与《月表》可证。（《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张守节：崔浩云：“史官以正月纪四时，故书正月也。”荀悦云：“先春后正月也。”颜师古云：“凡此诸月号，皆太初正历之后记事者追改之，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岁首，即以十月为正月。今此正月，当时谓之四月也。他皆放此。”（《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凌稚隆：余有丁曰：按：古者改朔不改月，据《尚书·伊训》称：元祀十有二月，《史·秦纪》亦曰“冬十月至建寅之月则曰一月”，而不曰正，考《武成》可见，惟周人则改月。颜氏以为寅月为四月，非是。（《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秦特以十月为岁首耳，其月数用夏正，而汉初沿之也，非追改。颜说非。愚按：正月即建寅之月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2]【汇校】

班固：《汉书》云：“二月，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汉书·高帝纪第一上》）

【汇注】

马端临：楚汉元年正月，项羽分天下，王诸将，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五年十二月，汉灭之。自立至灭凡五年。（《文献通考·楚汉之际诸侯王》）

钱大昕：《史记·货殖传》：“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此南楚也。”据此文，彭城是东楚，非西楚矣。项羽都彭城，而东有吴、广陵、会稽郡，乃以西楚霸王自号者，羽兼有梁楚地。梁在楚西，言西楚，则梁地亦在其中也。又考三楚之分，大率以淮为界：淮北为西楚，淮南为南楚，唯东楚跨淮南北。吴、广陵在淮南，东海在淮北，彭城亦在淮北，而介乎东西之间，故彭城以东可称东楚，彭城以西亦可称西楚也。又孟康《汉书注》：“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高帝纪》）《太平寰宇记》：“楚文王徙都于郢。”故江陵是为西楚，汉封元王交于彭城，是为东楚；又封属王胥于广陵，是为南楚，此又一说，与《史记·货殖传》不合。（《十驾斋养新录附余录》卷十一“三楚”）

顾颉刚：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胡注：文颖曰：“《货殖传》云淮以北，沛郡、汝南郡为西楚也。彭城以东，吴、广陵为东楚。衡山、九江、江南、长沙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称西楚。”孟康曰：“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师古曰：“孟说是也。”按：如文说，是淮北为一区，淮南为一区，偏西江南为一区。孟说非与文说冲突，惟指出三区中之都会耳。淮北为西楚，其都为彭城。淮南为东楚，都为吴。江南为南楚，都为江陵。（《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七“三楚”）

吴树平、吕宗力：据《货殖列传》所载，淮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为东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是西楚包举今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西北部一带。其实项羽自封的地域并不局限于此。项羽之都彭城在西楚界内，所以封国以西楚为号。又张守节《正义》引孟康云：“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可备一说。“霸王”，诸侯王的盟主，与春秋时的霸主相同。（《全注全译史记·项羽本纪》）

[3]【汇注】

全祖望：问：项王自据梁、楚地九郡，是何九郡也？答：九郡从无数之者，其中须大有考正。据班《志》数秦置三十六郡之目，秦于楚地置十郡，则项王所得楚地凡六郡，曰：汉中以封高祖，曰九江以封英布，曰南郡以封共敖，曰长沙以为义帝都，而项王所得曰东海、曰泗水、曰薛、曰会稽、曰南阳、曰黔中是也。秦于梁地置三郡，则项王所得梁地，凡二郡：曰河东以封魏豹，而项王所得曰东郡，曰砀是也。然则仅得郡八，不得九矣。及考《史记》秦初灭楚，置楚郡。次年，置会稽郡。而班《志》于楚郡不书，乃知其有漏也。盖秦之先得楚地而置郡者，曰汉中、曰黔中、曰南郡、曰南阳，在未灭时。及灭楚，但置楚郡，所统甚大。次年乃尽定百越，而置会稽，然楚郡所统过广，故分而为九江，为长沙，为东海，为泗水，为薛，而楚郡但统淮阳一带，班《志》失之，则九郡之数不足。今以楚郡益之，适得九郡之目。胡梅磵曰：“秦置楚郡，班《志》不见，盖分为九江、鄣、会稽三郡。”其实大谬。会稽不在楚郡之内，《史记》甚明。而鄣郡并非秦置。秦之所分凡得郡五，而楚郡亦未尝废。盖三十六郡之数，京师为内史，本不在其内。班《志》误以内史，亦当三十六郡之一，故失去楚郡而不知也。（《经史问答》卷八《诸史问目答郭景兆》）

姚鼐：史言项羽分割天下，自王梁、楚地九郡，而不载九郡之名。余考之：盖为砀、陈、东郡、泗川、薛、东海、东阳、鄣、会稽，是云九郡。砀与东郡，故梁地也；自陈以东，故楚地也，故曰王梁、楚。大抵西界故韩，东至海，北界上则距河，下则距泰山。南界上则距淮，下则包逾江东，固天下之膏腴平壤矣。（《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三《项羽王九郡考》）

钱大昕：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按：本纪与《项籍传》俱有“王梁楚地九郡”之文，而九郡之名，注家罕能详之。考：战国之际，楚地最广，羽既以长沙奉义帝，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吴芮，南郡王共敖，而梁之河内、河东，亦不在羽封域之内，则羽所有者，于秦三十六郡中，实得泗水、砀、薛、会稽四郡。而史称“九郡”者，据当时分置郡名数之也。高帝六年，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荆王，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楚王，此二国即项羽故地。然则九郡者，泗水也，东阳也，东海也（即郯郡），砀也，薛也，鄣也，吴也，会稽也，东郡也。《灌婴传》：“度江，破吴郡长吴下，遂定吴、豫章、会稽郡。”（豫章当作“鄣”）《吴王濞传》“上患吴、会稽轻悍”，是会稽之外，更有吴郡矣。《水经注》：“广陵城，楚汉之间为东阳郡。”《晋志》：“汉武帝分沛、东阳置临淮郡。”是楚、汉之间，有东阳郡也。文颖云：东阳今下邳，盖因后汉改临淮郡属下邳国，故云。非谓即汉下邳也。（《廿二史考异·汉书》）

沈钦韩：按：吴未尝分为郡，会稽治吴，即郡治名之东郡，亦不属楚，钱（编者按：钱大昕）说稍牵合，姑备一说耳。（《汉书疏证》卷一《高祖纪》）

刘文淇：《史记·项羽本纪》云：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高祖本纪》云：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汉书·高祖纪》及《项羽列传》俱云：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自来注《史记》《汉书》者，俱不释九郡所在。余按：羽所王之九郡，谓会稽郡、故鄣郡、故东阳郡、泗水郡、郯郡、薛郡、砀郡、颍川郡、东郡是也。……夫高祖所分之巴、蜀、汉中三郡之地，仅四十一县。而项羽所王之九郡，综计二百四十八县，亦足见项氏之强盛。而卒为高祖所灭。太史公所谓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其信然已。今举项氏所王之九郡，依《汉书·地理志》表之于左，虽郡邑分并不必尽与《志》同。（如彭越所攻下之睢阳、外黄十七城。睢阳于汉属梁国，外黄于汉属陈留。《地理志》武帝元狩元年始置陈留郡，其未置郡之先，又隶别郡矣。）然亦可觕识其崖略矣。（《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一《项羽九郡》）

王国维：浙江之地，自秦亡之后，至刘贾受封之前，果属何国？自唐宋以来，地志均未言及。愚谓楚汉之际，当属西楚；项氏亡后，则属韩信，何以证之？《史记·高祖纪》：“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九郡之目，史无明文，异说滋多，迄无定论。然汉灭项氏，分其地以王彭越、韩信。彭越王梁、韩信王楚，信、越所得郡数，史亦无文，然《汉书·高祖纪》，六年，废楚王信，以东阳郡（兼有《汉志》临淮郡、广陵国之地）、鄣郡、吴郡立刘贾为荆王，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汉书·楚元王传》作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彭城即砀郡、东海即郯郡，其薛郡则后之鲁郡也）立弟文信侯交为楚王，皆因韩信故地，是楚地六郡也。十一年诛梁王彭越，始立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梁兼有故定陶、泗水二郡。淮阳故陈郡，皆彭越故地，是梁地三郡也。项羽所王梁楚地九郡，即此。故会稽、鄣郡，楚、汉间当属西楚，韩信王楚因之。《前志》（按：指《汉书·地理志》）未言，附识于此。（《王国维全集》第七卷《乾隆浙江通志考异残稿卷一》）

谭其骧：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九郡之目，《史》《汉》缺载，自来考史者遂不一其说，当以姚鼐《项羽王九郡考》之说为是，梁地二郡，砀一，东二；楚地七郡，陈三，薛四，泗水五，东海六，东阳七，鄣八，会稽九（《惜抱轩文集》卷二）。程一枝《史诠》无东、陈而有临淮、彭城，按：彭城，汉景帝时分泗水所置；临淮，武帝时分广陵所置。全祖望《经史问答》无东阳、鄣而有南阳、黔中，然其时南阳实为王陵所据，黔中僻在边隅，北有临江，东有长沙、义帝，长沙之东又有衡山、九江，羽不得悬隔数国而有之。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无陈而代以颍川之半，至十八王中之韩，但有颍川之又一半，盖由刘不知秦有陈郡，故强为分割，以求足数也。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无陈而代以吴郡，梁玉绳《史记志疑》、汪之昌《青学斋集》皆从之。按：《灌婴列传》，既破项籍，渡江破吴郡，及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是为项羽有吴郡，且非会稽之别称（何焯《义门读书记》、姚鼐斯篇俱有此误解）之明征。然秦之陈郡于十八王无所属，则必属西楚，而楚既有陈，若更有吴，便不止九数，因疑吴郡之分置，当在西楚既建之后，方其分封之初，犹未得有之也。（《长水集·西汉地理杂考·西楚九郡》）

王恢：九郡，羽王九郡，《史》《汉》不详。实则羽王九郡，汉兵即东，既无一定之鸿沟，不过短暂之霸业，要其所指，盖以秦郡而言：东郡、砀郡、薛郡、泗水、楚郡、东海、会稽、鄣郡、闽中也。后又夺韩王地。而说者各异，如下表：

（《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

周振鹤：项羽以梁楚地九郡自封为西楚霸王。九郡之目，历来聚讼不休，现举清人四种观点以作比较。

（表中全氏所谓楚郡，即姚氏的陈郡，秦灭六国后无以旧六国名称新置郡者，当以陈郡名为是）。

由上表可见，有六郡之目，四家见解皆同。但东海的含义实有差别。全氏东海是秦郡，钱、姚、刘三家之东海（或郯郡）却是秦东海郡分南部置东阳郡以后的新东海郡。据《水经注》东阳郡置于楚汉之际（其实恐置于高帝六年），因此，汉元年不得有东阳郡，至为明显。钱、刘、姚三家皆以之实九郡之数，不妥。

项羽九郡与十八王封地一样，需以秦郡数，而不能以汉郡计。六国故楚地幅员辽阔，相当秦黔中、南郡、长沙、南阳、陈郡、薛郡、泗水、东海、会稽（吴郡）、鄣郡、衡山、九江、庐江十三郡。《秦楚之际月表》云“分楚为四”，衡山封吴芮，九江、庐江封黥布九江国，南郡、长沙、黔中封共敖临江国，故项羽西楚国应得其余七郡：南阳、陈郡、泗水、薛郡、东海、会稽、鄣郡，加上梁地东、砀二郡，成九郡之数。

鄣郡当为秦郡。裴骃《史记集解》数秦三十六郡，有鄣郡之目；《续汉书·郡国志》丹阳郡刘注曰“秦鄣郡”，可以为据。鄣郡乃分会稽郡西部置，其后会稽或仍旧称，或称吴郡。

又：钱、姚、刘三家皆不数南阳，钱、刘不数陈郡，不知此二郡虚以待何人？至若刘文淇举颍川聊充一郡，钱大昕氏既数会稽，复举吴郡，尤属不伦。顾钱、姚、刘三家皆不可取。比较起来，唯全氏最为高明，看出项羽之封须数秦郡。但他以为鄣郡乃楚汉之际置，故举黔中以实九郡，其实黔中属临江国所有（见上文），而且即使不为临江所有，也为其所隔，而与其他八郡不相联系，于义未安。只要以鄣郡代替黔中，则九郡之疑义涣然冰释，所以本文所定九郡之目，实受全氏之启发而来。（《楚汉诸侯疆域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辑总第32辑）

编者按：项羽九郡，迄无定论。除上述诸家之外，王先谦从全祖望说，以为九郡为：东海、泗水、会稽、南阳、黔中、东郡、砀郡、楚郡、薛郡，且以上九郡“皆秦立郡名，又梁楚故地”，较诸说为得其实。张家英先生以为王说未确，而以陈郡、颍川代王说之楚郡、黔中（《<史记>十二本纪疑诂·高祖本纪》），其说节引如下：

但是，王先谦所说的仍有一些问题：

一、关于陈郡。《陈涉世家》：“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索隐》：“按：《地理志》云秦三十六郡并无陈郡，则陈止是县。言守令，则守非官也，与下守丞同也，则‘皆’是衍字。”据《汉书·地理志》无陈郡来推断秦无陈郡，《索隐》的说法是错误的。王氏以“姚据《陈涉世家》‘陈守令’一语以为陈是郡名，自是误证”来否定陈郡，亦未免轻率。姚鼐《项羽王九郡考》中，首云：“砀与东郡，故梁地也；自陈以东，故楚地也：故曰王梁楚。”又谓：“楚襄王始都陈，后为秦得，故陈为郡。《陈涉世家》云‘陈守、令皆不在’，则秦有陈郡明矣。”末复引《货殖列传》中“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语，以证明“武帝时尚有陈郡”。

二、关于楚郡。《楚世家》之末有：“［王负虏］五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楚）郡云。”《集解》引孙检曰：“秦虏楚王负刍，灭去楚名，以楚地为三郡。”此三郡有人以为是鄣、九江与会稽，全祖望以为秦灭楚所置者为楚、泗水、九江、薛、东海五郡（《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一），其实这楚郡正是陈郡。中华标点本将“灭楚名为（楚）郡”之后一个“楚”判为衍字，即是认为，所谓楚郡是并不存在的。

三、关于黔中郡。项羽王梁楚九郡，其地多以长江为限，在长江北部：惟有会稽地处江南，属一例外。今黔中不惟远在江南，且与其它各郡不相连接（其北部为南郡，其东部为长沙郡），这在情理上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四、关于颍川郡。《项羽本纪》：“韩王成因故都，都阳翟。”《高祖本纪》中无此句。《汉书·高帝纪》：“初，项梁立韩后公子成为韩王，张良为韩司徒。羽以良从汉王，韩王成又无功，故不遣就国，与俱至彭城，杀之。”《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于韩王成“都阳翟”句下，《索隐》亦言及此。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以颍川列于九郡之内，且以汉初韩信封楚王、彭越封梁王，二人共分楚地一事以证成之，颇为有力。刘文淇又以为韩王成仅有颍川部分土地。项羽既不使其就国，“与俱至彭城，废以为侯，已，又杀之”。这说明项羽对颍川是有野心的。

综合上述，项羽所王之梁楚九郡应为：东海、会稽、泗水、薛郡、东郡、砀郡、颍川、陈郡、南阳。

王子今：关于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的具体考证，始终没有十分确定的意见。周振鹤先生《西汉政区地理》附篇有“楚汉诸侯疆域新志”，关于“项羽西楚国封域”，分析了以往多种见解，论定项羽所王九郡应为东海、泗水、会稽、东郡、砀郡、薛郡、陈郡、南阳、鄣郡，使认识推进了一大步。然而，考虑到湖南龙山里耶秦简首见“洞庭郡”等郡名的现象，可以知道我们对秦郡的设置，知识很可能依然是不完全的。也许关于项羽“王九郡”的讨论，待新的历史地理资料的获得方能定论。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所控制的地方，大体包括司马迁所说的“西楚”和“东楚”，同时据有部分梁地，实际上实现了“西楚”进一步向西的扩展。而“南楚”，被项羽一部分规划为楚怀王居地，一部分分割为九江国、衡山国、临江国地方。这可能也是“西楚霸王”之所以以“西楚”为名号的原因之一。（《战国秦汉交通格局与区域行政·战国秦汉时期楚文化重心的移动》）

[4]【汇注】

陈直：直按：《秦楚之际月表》，“义帝元年二月，项羽都彭城。同年又都江都（武英殿本，据宋刻）。此条重要史料，细字夹杂在《表》文内，学者多不注意。仪征刘毓松先生有《西楚霸王都江都考》”。见《青溪旧屋集》。（《史记新证·项羽本纪第七》）

王恢：彭城，即今江苏铜山县，通称徐州。《汉志》：“楚国彭城，古彭祖国。”《泗水注》：“泗水南迳彭城县故城东，周显王四十三年，九鼎沦没泗渊。秦始皇时，而鼎见于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数千人没水求之，不得。”后百余年（前113），汾阴巫锦得之于后土祠旁，因改元元鼎，真“神物”矣。（《封禅书》《汉书·武帝纪》）又《获水注》：“彭城于春秋为宋地，楚伐宋，并之以封鱼石。文颖曰：彭城故东楚也，项羽都焉，谓之西楚。汉祖定天下以为楚郡，封弟交为楚王，都之。宣帝地节元年更为彭城郡。”彭城自春秋以来为即为东方之重镇，亦四战之地，北走齐鲁，西通汴洛，南屏江淮。城北五里有九里山，东南十八里有寒山，西二十里有赭土山，东南六十里有吕梁山，东北九十里有盘马山：岗峦环合，汴泗交流，为古今战略之据点。（《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

后晓荣：彭城，秦封泥有“彭城丞印”。彭城，古国名，春秋属宋，后归楚，秦置县，秦末楚怀王和项羽都彭城。《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史记·项羽本纪》：“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读史》卷二十九：“彭城废县，今州冶。春秋为宋地，成十八年，楚伐宋，拔之，以纳鱼石。襄元年，诸侯之师救宋，围彭城，彭城降晋。《史记》：楚共王拔宋彭城，以封宋左师鱼石。四年，诸侯共诛鱼石，而归彭城于宋。又《韩世家》：文侯二年，伐宋至彭城，执宋君。秦置彭城县，属泗水郡。始皇二十八年，自琅邪还，过彭城，欲出周鼎泗水。二世二年，秦嘉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东，既而楚怀王都此。《史记》：沛公、项羽，闻项梁军破，乃与吕臣军俱引而东，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是也。及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亦都此。汉三年，汉王入彭城，项王西从萧，晨击汉，东至彭城，大破汉军。汉六年，为楚国治。后汉为彭城国治，初平中，陶谦为徐州牧，曹操击谦，败之于彭城。建安三年，操击吕布于下邳，屠彭城。”《汉书补注》：“《世本》：尧封彭祖于彭城。”“号为大彭氏。彭城春秋宋邑，见《左成传》。战国韩执宋君于此，见《韩世家》。秦县，始皇过之，见《本纪》。项羽败秦嘉于此，见《项羽传》。项羽为西楚霸王都此，见《高纪》。”秦彭城故城在今江苏省铜山县。（《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四川郡》）

【汇评】

苏轼：及移守徐州，览观山川之形势，察其风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载籍，然后又知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也。昔项羽入关，既烧咸阳，而东归则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舍咸阳而取彭城，则彭城之险固形便，足以得志于诸侯者，可知矣。（《苏文忠公全集·东坡奏议》卷二《上皇帝书》）

王祎：项籍之兵，足以百战百胜，非汉高及也。高帝已入长安，而籍复据有之，既迁高帝汉中，则宜定以为守矣。不知出此，而乃东都彭城。彭城者，山东之要害，而非天下之势之所系也。故使高帝卒以还定三秦，而天下之势已在汉而不在楚。楚虽百战百胜，何益于事为哉？故其事之无成，非不幸也，宜也。故吾谓项籍之力，足以夺天下；诸葛亮之才，足以治天下，而皆不善于审天下之势者也。不善于审天下之势，而欲以有天下，亦惑矣。（《王忠文公集》卷一《兵论中》）

冯琦：按：自古帝王之建都，或居中原，以朝万邦；或阻一面，以制天下，未有思还故乡徒夸一时者也。项羽既去形胜之邦，又杀忠谋之士，终以覆灭，不亦宜乎。怀王虽项氏所立，然君臣之分已定，却乃擅自迁徙，阴谋杀害，后来曹操迁献帝于许而纂汉，朱温迁昭宗于沛而纂唐，皆羽之余谋也。（《宗伯集》卷三十二）

顾祖禹：项羽率诸侯兵而入咸阳也，天下大势已在掌握中，乃不用韩生之说，还都彭城，譬犹操戈而授人以柄。然犹虑关中之能为天下患也，分王三降王，欲以拒塞沛公。夫以三晋之强不足以当一秦，而三秦之弱乃欲以当一汉，则羽之计亦左矣。（《读史方舆纪要·陕西方舆纪要序》）

恽敬：自淮阴侯斥项王不居关中而都彭城，史家亦持此说，后之言地利者祖之，以为项王失计无有大于此者。恽子居曰：项王之失计在不救雍、塞、翟三王而东击齐，不在都彭城。何也？……吾尝深推其故而知项王都彭城，盖以通三川之险也，通三川盖以救三秦之祸也。以彭城控三川，即以三川控三秦，是故都彭城者，项王不得不然之计也。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项王自王，盖九郡焉，自淮以北为泗水、为薛、为郯、为琅邪、为陈，皆故楚地；为砀、为东郡，皆故梁地，是时彭越未国，地属西楚；自淮以南为会稽，会稽之分为吴。《灌婴传》得吴守是也，亦故楚地。九郡者，项王所手定也。军于手定之地，不患其不安；民于手定之地，不患其不习；国于手定之地，则诸侯不得以地大而指为不均。据天下三分之一以争中原于腹心之间，此三代以来未有之势也。彭城者，居九郡之中，举天下南北之脊，关外之形胜，必争之地也。故曰都彭城者，项王不得不然之计也。（《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一《西楚都彭城论》）

夏曾佑：项王之弃关中而归也，非真欲归故乡也，盖以己新残破关中，留都之，民必不安，乃以三降将居之，而自居彭城，以遥制三秦，为待时而动之计，其所以策汉王者周矣。（《中国古代史·楚汉相争（上）》）

业衍璋：汉之胜楚，萧何为守关中，厥功最伟。盖汉得萧何为守汉中，遂有不可动摇之根本。……至于关中，虽有转饷之劳苦，而无兵燹之警，收其粟储、教其子弟，东向以争天下，虽有劳苦，不致敝坏。项氏则不然，虽起江东，然而无人为之经营，不足以为根本。虽都彭城，适四冲之地，烽警时兴，袭夺时虞，不可以为根本。故以飘忽之楚，视磐石之汉，虽勇决若不可当，然而时日既久，亦强弩之末耳，宜乎不能相颉颃。（《业衍璋集·读<史记>杂议一》）

史念海：都城的形成……还应该考虑到社会的基础。都城所在地的地方势力和民族关系都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这个问题不妨从项羽的西楚国说起。秦亡之后，项羽兵力最强，分封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九郡，建都于彭城。彭城就是现在江苏徐州市。……彭城是楚地，所以就被选为都城。咸阳的秦宫室皆已被烧毁残破，也使项羽感到无足留恋。如果再事推求，项羽这样决策，显示着项羽对秦人还有相当的顾虑。当项羽行将入关之时，曾在新安（今河南新安县）坑秦降卒20余万人。……何况坑这20余万人之后，对秦人就有更多的结怨。因而就舍弃关中，东归彭城。项羽以楚人治楚，自谓是万无一失的。后来在垓下决战时，听到汉军四面皆楚歌，遂谓：“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项羽对于楚人的重视，而不都于关中是有他的顾虑的。（《中国古都和文化》第三章《中国古都形成的因素》）

[5]【汇注】

龚浩康：指违背楚怀王关于先入关破秦者做关中王的约定。（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6]【汇注】

张守节：梁州本汉中郡，以汉水为名。（《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汇评】

魏了翁：鹤山先生曰：汉者何？高皇帝起汉中，即始王以为代号也。自羲昊以来，书志可考者皆有始祖，舜虽侧微，然自颛帝以来有国至瞽瞍失之。至夏后氏、殷人、周人以讫于嬴政，则皆以始封为代号。夏之后为杞，至楚悼王而后息；殷之后为宋，至齐涽王而后息，周自后稷迄于赧王，大抵三代之宗庙血食皆二千余年。自秦罢侯置守，于是始有由匹夫而有天下者，故往往无所因袭。一时如刘如项如陈不得不以始王为号。至魏晋齐梁隋唐以后，则率以枋国浸成禅代，故又封爵为号，亦与汉异。（《古今考》卷一《汉书》）

吴见思：于“立沛公”上，明著“负约”二字，正为沛公不平也。（《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7]【汇校】

张文虎：王巴、蜀、汉中。《集解》三十二县：旧刻作“四十二县”，《汉书》云“四十一县”，《汉纪》同。据《汉志》，汉中郡十二县，蜀郡十五县，巴郡十一县，则共三十八县。（《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三十二县。”（《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方回：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都南郑。今兴元府，秦置汉中郡，治南郑。后为梁州。唐德宗奉天之难，自骆谷南入梁州，改为兴元府，以至于今。秦有巴郡、蜀郡，如益州犍为、牂牁、沈黎等郡。汉武帝通西南夷始有之，则沛公所封汉中、巴蜀仅四十一县，亦甚狭矣。而遂有天下，然则地大其可恃乎？（见《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胡三省：巴、蜀、汉中，秦所置三郡地也。班《志》，南郑县属汉中。《括地志》：南郑县，今梁州治所。近世有李文子者，蜀人也，著《蜀鉴》曰：南郑自南郑，汉中自汉中。南郑乃古褒国，秦未得蜀以前，先取之。汉中乃金、洋、均、房等州六百里是也。秦既得汉中，乃分南郑以隶之而置郡焉。南郑与汉中为一自此始。《春秋》“楚人、巴人灭庸”，即今均、房两州地。班《志》，汉中郡治西城，今金州上庸郡是也。（《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全祖望：汉中，故楚置，惠文王后十三年因之，汉因之。蜀郡，故蜀国，惠文王后十四年因之，汉因之。（《水经注》以为二十七年，蓋连前十三年数之）巴郡，故巴国，惠文王后十四年置，汉因之。又分巴、蜀、汉中三郡地为广汉。（《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一）

刘文淇：《项羽本纪》云：“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是项羽之分地不平，史有明文。顾《月表》《本纪》于所分之地，第载其大凡，而自来注《史》《汉》者，又未之缕析，则亦无以知其所分之多少，与其地之善恶也。今详考其地，依《史记·项羽本纪》之次，表之于左。《月表》沛公为汉王，都南郑。《羽本纪》云：“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汉书·高祖纪》：“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都南郑。”按：《地理志》巴郡十一县，蜀郡十五县，汉中十二县，共三十八县，尚少三县。而广汉、犍为二郡系从巴、蜀二郡割出者，则所少之三县，必在广汉、犍为之中，然不可考矣。又按：《张良传》汉元年沛公为汉王，王巴、蜀，赐良金百镒，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许之。服虔云：本不尽与汉中，故请求之。（《楚汉疆域志》卷二《十八王分地上》）

王先谦：巴、蜀、汉中三郡，皆秦置。（《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杨树达：初止王巴、蜀，张良请之项伯，始得汉中，见《张良传》。（《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周振鹤：汉，《羽本纪》：“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汉书·高纪》：“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秦之巴、蜀、汉中三郡，相当于《汉志》巴、蜀、汉中、广汉四郡及犍为北部、武都东部。《华阳国志》云：“分巴割蜀以成犍、广。”《后汉书·西南夷传》曰：“白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可资证明。具体而言，汉国的界地为：东、北两面循《汉志》巴郡、汉中之界，东南无巴郡之涪陵（汉五年才来属），南以江水南岸为境，西南至邛来山，西循《汉志》蜀郡西界，西北无《汉志》广汉西北三道，而有武都东部嘉陵、沮县地。这一地区于《汉志》共领五十四县，是汉初四十一县经过析置的结果。据《华阳国志》明确后置的县有：广都，元朔二年；符县、牛鞞，元鼎二年；褒中，元凤六年。尚有近十县不知其置年（什方，高帝六年封雍齿，颇疑该县即置于其时）。刘文淇氏以为刘邦汉国全有《汉志》犍为郡，不确。犍为郡江以南地为武帝时所开，其时不当属汉国。又刘氏以《汉志》巴、蜀、汉中三郡三十八县来解说汉初四十一县，谓尚有三县当在广汉、犍为之中，不通之至。（《楚汉诸侯疆域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辑总第32辑）

后晓荣：随着秦统一战争的深入，领土的扩大，人口的增多，秦置县也逐步得到推广和增加，并发展为郡下领县的郡县制。秦昭襄王灭巴、蜀国后，在其地设巴郡、蜀郡、汉中郡，三郡共统属三十一县。《华阳国志·巴志》：“周慎王五年……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秦末时，三郡统属县四十一县。《汉书·高祖纪》：“（项羽）背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都南郑。”汉王的巴、蜀、汉中三郡地应为秦巴、蜀、汉中三郡之旧地。此四十一县也应为秦此三郡置县之概数。此即为人口增多不断增设县的一例。秦统一六国后，在原六国所置县邑基础上，设县更多，并在全国范围展开。（《秦代政区地理》第四章《关中诸郡置县》）

又：秦巴郡原为巴国地，因巴国而得名，其境较汉巴郡较小。《华阳国志·巴志》：“巴子之国，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故马非百曰：“秦置郡当因巴子故国置郡，是江南至今涪陵以东，黔江下流之地亦不得在界内。”马氏此说极是。今涪陵以东，黔江下流之地应属秦巫黔郡地，也即楚巫郡地。其辖境有今四川阆中以东，重庆市涪陵以西之间。郡治江县，今重庆市北。（《秦代政区地理》第七章《巴郡》）

又：秦蜀郡原为蜀地，秦灭蜀，初封侯国，后改设郡，因蜀国而得名。辖境有今四川省阆中以西，松潘、天全以东，宜宾、石棉以北地。郡治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秦代政区地理》第七章《蜀郡》）

【汇评】

陆唐老：林曰：高祖与项羽争天下，其势力才气相去远甚，然项羽所以终失天下，而为高祖之所毙者，羽能勇而不能怯故也。夫能勇而不能怯，则其力有时而毙，能勇而又能怯，则其力无时而穷。高祖之封于汉中也，周勃、灌婴、樊哙乃欲劝之以攻羽，曾不知势力弗敌，而与之抗，则是蹙之亡耳。故萧何以为能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高祖隐忍从之，卒以巴（属）［蜀］之众，远取三秦，以成汉家四百年之社稷，此则能勇而能怯之效也。（《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六《太祖高皇帝上》）

凌稚隆：郝经曰：高帝不与项羽校，蠖屈汉中，知退也；还定三秦，以讨羽，知进也。故后世称帝王知进退之理者，以高祖为首。（《汉书评林·高帝纪》）

汪琬：项羽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汉王怒，欲攻羽。萧何谏曰：“臣愿大王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汪子曰：刘备之入蜀，与高祖同。然高祖遂定天下，而备不敢越汉中以讫于亡者，何也？天下之势不在蜀，而在秦。曹氏能守关中，而羽不能守，此废兴之所系，而谋国者有善有不善也。（《尧峰文钞》卷八《高祖一》）

辛德勇：巴、蜀大致即今四川盆地。这里虽然足以自成一独立王国，但与中原悬隔太远，向外发展实在不容易，要想实现据有关中的目标，必须首先控制与关中仅有秦岭一山之隔的巴、蜀，北邻汉中。为此，刘邦不惜动用巨金，安排张良去“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史记·留侯世家》）。……萧何在劝谏刘邦屈就汉中时云：“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可以说，这段话充分反映了刘邦出汉中而据关中以取天下的战略目标。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取得汉中作为封地，不能不说是刘邦的一大胜算的成功。假若一如项羽之初衷，不给刘邦汉中，只封给他巴、蜀，那么刘邦能否如此顺利地取得关中并进而与项羽逐鹿中原，则都将成为很大的疑问。（《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论刘邦进出汉中的地理意义及其行军路线》）

[8]【汇注】

颜师古：即今之梁州南郑县。（《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先谦：南郑，汉中县，在今汉中府南郑县东。（《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钱穆：南郑，案：故城今陕西南郑县东。《水经注》：“县故褒之附庸。南郑之号，始于郑桓公。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郑为称。”据此，则秦中与南郑之交通，其来夙矣。（《史记地名考·秦地名》）

【汇评】

方恬：高帝之为汉王也，项羽夺其关中而不敢争，驱之南郑而不敢怒，帝非真能下人也。而隐忍不较以就蜀汉之封者，所以安羽而求出于其不意也。逮夫汉中之席未温而三秦之师已举，鸿沟之约方成而垓下之围已合，帝于此何其锐也。夫惟其始也不锐，故其终也独勇。帝之始非真不锐，所以养其锐而就大事也。故夫人主之为天下，不病其怯而病其勇，不取其锐而取其坚。盖锐者其气也，坚者其志也。高帝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此高帝之志也。天下之事无必为之志而特恃其轻为之勇，无先定之谋而欲求速成之效，愚未见其能济也。（引自《十先生奥论注》前集卷四《机论》）

[9]【汇注】

张守节：以歧州雍县为名。（《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方回：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取雍州之名以号其国，都废丘。周懿王所都之大丘也，秦欲废之，更名废丘。汉之槐里县。汉元年八月，汉王从故道袭雍，大破章邯于陈仓，今凤翔府宝鸡县，邯走守废丘，不下，围之。二年及十一月汉拔雍、陇西。六月引水灌废丘，邯自杀。置中地、北地、陇西郡。王一年半。（见《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马端临：雍，秦将章邯降项羽，羽立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汉二年二月，汉王取雍地，杀邯。自立至亡凡一年零五月。（《文献通考·封建考六·楚汉之际诸侯王》）

周振鹤：雍，《羽本纪》：“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高纪》：“二年六月，雍地定八十余县。”《月表》：二年七月，雍地“属汉为陇西、北地、中地郡”。章邯封地为秦内史西部与陇西、北地两郡。高帝二年灭雍，以内史西部置中地郡，于《汉志》相当于右扶风。陇西、北地于武帝元鼎三年各分置天水、安定郡，元鼎六年，陇西又分南部数县以成武都郡。又，昭帝始元六年取陇西、天水、张掖各二县置金城郡。所以章邯雍国于《汉志》相当于右扶风、陇西、天水、北地、安定五郡全部及金城郡四县，武都郡七县之地，予汉末总共领县九十九。其中明确后置四县：北地灵州，惠帝四年置；右扶风安陵，惠帝置；茂陵，武帝置；平陵，昭帝置，又安定月支道，疑武帝置以居内属之月支人，另外，高帝二年时，故塞（秦昭襄王长城）以外地已属匈奴，这一块地方亦包含数县之建制。除去上述这些县，刘邦所定雍地正为八十余县，与《高纪》合。（《楚汉诸侯疆域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辑）

又：刘文淇以为陇西、北地二百年间毫无变化，竟以《汉志》陇西、北地、右扶风三郡当雍地，若据其说以制图，则雍国将成为支离破碎之地，因为右扶风与汉末陇西郡并不相连，中间还隔着天水郡，岂不荒唐？（同上）

【汇评】

王鸣盛：章邯破灭项梁，羽之仇也，乃许之盟，与之和好，立之为王，此事秦民已不服，又诈坑降卒二十万，失秦民心。（《十七史商榷》卷二《项氏谬计四》）

[10]【汇注】

颜师古：孟康曰：“县名，今槐里是。”韦昭曰：“即周时犬丘，懿王所都，秦欲废之，更名废丘。”（《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胡三省：班《志》：扶风槐里县，周曰犬丘，懿王所都也；秦曰废丘；高祖三年更名。韦昭曰：犬丘，周懿王所都；秦欲废周，故曰废丘。《括地志》：废丘故城，在雍州始平县东南一十里。（《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刘文淇：《月表》：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右扶风，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雍国，二年更为中地郡。……是章邯分得右扶风地。……又按：《汉书·高祖纪》，元年四月，汉王至南郑，五月引兵从故道出，袭雍，雍王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战好畤，又大败，走废丘（《地理志》右扶风槐里，周曰犬丘，秦更名废丘），汉王遂定雍地，东如咸阳（《地理志》右扶风渭城，故咸阳），引兵围雍王废丘……六月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高祖纪》所云，引兵从故道袭雍，故道在汉属武都郡，《元和郡县志》云，凤州，秦并天下为陇西郡。武帝分广汉、陇西，置武都郡。两当县，本汉故道县地，然则汉王从故道袭雍，殆由陇西以攻邯，则陇西亦章邯所封地也。《汉书·地理志》京兆尹，县十二；左冯翊，县二十四；右扶风，县二十一；上郡，县二十三；陇西郡，县十一。凡九十一县。除后置之十二县，实止七十九县，与《高祖纪》所云八十余县之言略相合矣。又《汉书·高祖纪》，二年春正月，诸将拔北地，虏雍王弟章平，赦罪人。《月表》汉杀邯，废丘属汉，为陇西、北地、中地郡。则北地郡亦章邯所分地也（《高祖纪》不言置北地郡，故止八十余县。《表》言置陇西、北地、中地郡，《表》详《纪》略）。（《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二《十八王分地上》）

陈直：直按：《愙斋集古录》卷二十六，五页，有废丘鼎。《十钟山房印举》举二，四十五页，有“灋丘左尉”印，灋丘即废丘之假借字，四周有界格，与废丘鼎皆秦末时物。高祖二年，即改废丘为槐里，即今之兴平县也。（《史记新证·项羽本纪第七》）

后晓荣：槐里，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藏有秦陶文“槐里市久”，《关中秦汉陶文录》收录。同例的秦陶文有“咸阳市久”“临淄市久”。槐里，古地名，通常认为汉代改秦废丘而得名。《汉志》曰：“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丘，高祖三年更名。”《括地志》：“犬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废丘，在雍州始平县东南十里。《史记》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更名废丘为槐里。”文献和文物表明槐里秦时就有，而并非高祖三年更名。《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攻槐里，好畤……围章邯废丘。”又《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樊哙）攻赵贲，下郿、槐里，柳中，咸阳，灌废丘，最。”二者都是槐里、废丘并称，应是秦槐里、废丘二地都置县。故《集解》李奇存疑曰：“废丘即槐里。上有槐里，此又言者，疑此是小槐里。”又汉将李广的先人秦将李信，“故槐里，徙成纪”。“故槐里”一词，即言秦时槐里已经存在。《读史》卷五十三陕西西安府兴平县：“槐里城，县东南十一里。周曰犬丘，懿王所都，后更曰废丘。志云，以其地久废于戎也。项羽封章邯为秦王，都废丘。汉元年章邯迎击汉军于陈仓。兵败还走，止战好畤，复败走废丘。汉王引水灌之，废丘降，章邯自杀。”今秦传世的“槐里市久”陶文证之。秦置槐里县，估计是秦孝公置四十一县之一。《图集》（编者按：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秦内史属县武功在今陕西眉县东南，今证秦并无此县。其地今名槐芽，或也证其即秦之槐里。秦末，废丘城因灌水而废，故汉合秦槐里、废丘二县为槐里县，所以有“高祖三年更名”一说。（《秦代政区地理》第四章《内史》）

[11]【汇注】

张守节：塞，先代反。韦昭云：“在长安东，名桃林塞。”按：桃林塞今华州潼关也。颜师古云“取河华之固为阨塞耳，非桃林”。（《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方回：长史司马欣，故栎阳狱吏，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塞为国号者，取河、华阨塞之义，都栎阳（栎音乐）。秦献公所都，后孝公徙都咸阳。汉左冯翊栎阳郡，高祖初尝都之。汉元年秋八月，欣降汉。二年四月，从汉王入彭城，汉王败，欣降楚。四年冬十月，汉王破楚成皋，欣自颈。十一月枭其头于栎阳市。王仅五月，地为河上渭南郡。（见《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马端临：塞，秦长史司马欣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故羽立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汉元年八月，汉王袭雍，遣诸将略地，塞王欣降。自立至亡凡七月。（《文献通考·楚汉之际诸侯王》）

周振鹤：塞，《羽本纪》：“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汉志》：“京兆尹，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塞国，二年（实元年）更为渭南郡”，“左冯翊，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塞国，二年（亦元年）更名河上郡。”可见塞国有秦内史东部地，于高帝元年末为渭南、河上两郡，相当于《汉志》之京兆尹及左冯翊二郡。不过，京兆尹并不全等于渭南郡，因为武帝元鼎六年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并割右内史（后更名京兆尹）、南阳、河南三郡部分地置弘农郡。所以汉初渭南郡实有《汉志》京兆尹全部及弘农郡之弘农、上雒、商县三县地。刘氏以为弘农全由秦三川郡（即汉河南郡）所分置，不确。左冯翊则由河上郡一左内史更名而来，汉初至汉末领域不变。（《楚汉诸侯疆域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辑）

[12]【汇注】

颜师古：即今之栎阳县是其地。（《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因葬太上皇，改曰万年。（《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胡三省：栎阳县属冯翊。《括地志》：汉七年，分栎阳城内为万年县，隋改为大兴县；唐复万年。秦献公所城栎阳故城，在今雍州栎阳县东北二十五里。项梁尝有栎阳逮，请蕲狱掾曹咎书以抵欣而事得已，所谓“有德于梁”也。栎，音药。（《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顾祖禹：栎阳城在县北三十里，渭水北。或曰本晋之栎邑，晋倬公十一年“秦取我栎”是也。杜氏《释例》（编者按：杜预《春秋释例》）云：“栎，盖在河北。”《史记》：“秦献公二年，自雍徙都栎阳，因城之。”项羽入秦，封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颜氏曰：“国以塞名者，取河、华之固为阨塞也。”汉高祖初都此。二年，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即而葬太上皇于城北原，谓之万年陵。因分置万年县于城中为陵邑。武帝以后属左冯翊。后汉建武二年，封景丹为栎阳侯，寻废栎阳入万年县。晋属京兆郡，后魏属冯翊郡，后周徙万年县于长安。隋又改万年曰大兴县，寻分置万年县于此。唐初又改大兴曰万年，而改隋之万年曰栎阳。天授初改隶鸿州，大足初还隶雍州。宋属京兆府。元省栎阳县入临潼。今亦曰万年镇。（《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三《陕西二·西安府》）

刘文淇：《项羽本纪》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又，《汉书·地理志》云，京兆尹，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塞国，二年更为渭南郡。左冯翊，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塞国，二年更名河上郡。……司马欣分得京兆尹、左冯翊地。（《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二《十八王分地上》）

王恢：《沮水注》：“漆沮水绝白渠，东迳万年县故城北，为栎阳渠。城即栎阳宫也。汉高葬皇考于是县，起坟陵，署邑号，改曰万年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后晓荣：栎阳，秦封泥有“栎阳右工室丞”“栎阳丞印”；秦陶文“栎亭”，临潼鱼池秦遗址出土秦陶文有“栎市”，此外陕西渭南市也出土“栎市”秦陶文，为栎阳市亭之省文。《史记·秦本纪》：“献公元年，止从死。二年，城栎阳。”《集解》引徐广曰：“徙都之，今万年是也。”秦献公曾迁都于此，并设县，后孝公又徙都咸阳。又《史记·六国年表》：“献公十一年，县栎阳。”秦栎阳故城在战国时一度为秦都，秦末，项羽封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汉初，刘邦亦曾都于此，西汉为万年邑。《元和》卷二：“栎阳县，本秦旧县。献公自雍徙居焉，属左冯翊。”《读史》卷五十三：“栎阳城在临潼县北三十里渭水北。或曰，本晋之栎邑。晋倬公十一年，秦取我栎是也。”现在考古表明，秦栎阳故城在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乡，城址为长方形，东西约2500米，南北1600米，面积约200万平方米。（《秦代政区地理》第四章《内史》）

[13]【汇注】

张守节：文颖云：“本上郡，秦所置，项羽以董翳为王，更名曰翟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胡三省：以上郡北近戎、翟，因以名国。（《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方回：秦都尉董翳，劝章邯降项羽，为翟王。翟本秦上郡，都高奴，在今之鄜州界。汉元年八月翳降汉。二年四月，同司马欣降楚王，仅五月。地为上郡。司马迁《月表》《汉·表》并不书其后所以死。（见《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马端临：翟，秦都尉董翳本劝章邯降楚，故羽立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汉元年八月，汉王遣兵至咸阳，翟王翳降。自立至亡凡七月。（《文献通考·楚汉之际诸侯王》）

周振鹤：翟，《羽本纪》：“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秦至汉初，上郡相沿不变，东境以河水与太原郡相邻。至汉武帝元朔三年，因纳入九个代王子侯国，领域扩大，翌年遂分置西河郡。因此，秦之上郡（即翟地）相当于《汉志》上郡加上西河郡的河西部分地。刘氏以为翟国仅有《汉志》上郡地，不确。（《楚汉诸侯疆域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辑）

【汇评】

王鸣盛：弃关中不都而东归，乃三分关中，王章邯及其长史司马欣、都尉董翳以距汉。岂知三人诈，秦民降诸侯被坑，民怨之刺骨，安肯为守。坐使汉还定三秦如反掌。（《十七史商榷》卷二“项氏谬计四”）

[14]【汇注】

颜师古：今在鄜州界。（《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胡三省：班《志》，高奴县属上郡。《索隐》曰：今鄜州有高奴城。《括地志》：延州城即汉高奴县。杜佑曰：延州，春秋白翟之地；汉为肤施、高奴、临河县地；后魏置东夏州，后改延州，以界内延水为名。董翳都高奴，今金明县是。（《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刘文淇：《项羽本纪》云：“……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董翳分得上郡地。［翟］上郡，汉县二十三：肤施，独乐，阳周，木禾，平都，浅水，京室，洛都，白土，襄洛，原都，漆垣，奢延，雕阴，推邪，桢林，高望，雕阴道，龟兹，定阳，高奴，望松，宜都。（《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二《十八王分地上》）

沈钦韩：《元和郡县志》：鄜州为上郡雕阴县地，延州为上郡高奴县地，今州里即高奴城。《明统志》高奴故城在延安府城东五里。师古云，在鄜州界，非也。（《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王先谦：高奴，上郡县，在今延安府肤施县东。（《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后晓荣：高奴，20世纪西安市西郊阿房宫遗址出土秦高奴铜权，背面加刻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及“高奴石”三个字，为高奴县所用之标准度量衡器；又秦惠文王时“王五年上郡疾”戈，铭文：“王五年，上郡疾造，高奴工□。”《水经·河水注》：“（高奴）县有洧水，肥可煮，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秦末项羽以封董翳为翟王，都高奴，为三秦之一也。《史记·项羽本纪》：“（羽）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正义》引《括地志》云：“延州州城即汉高奴县。”《清一统志》卷二百三十四：“肤施附郭，秦置高奴县。”《读史》卷五十七：“故城在（延安）府西北百里，杜佑曰：古高奴也。项羽封董翳为翟王，都高奴。汉为县，属上郡。文帝三年，匈奴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遣丞相灌婴发车骑诣高奴，击之。匈奴走出塞，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后汉亦为高奴县。”秦汉高奴故址即今陕西省延安市。（《秦代政区地理》第四章《上郡》）

[15]【汇注】

张守节：在黄河之南，故曰河南，即今河南府。（《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马端临：河南瑕丘申阳者，张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羽分韩地，立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汉二年十月，河南王申阳降汉，为河南郡。自立至亡凡九月。（《文献通考·楚汉之际诸侯王》）

方回：楚将瑕丘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汉二年冬十月降汉，地为河南郡。王仅七月。史不书所终。（见《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刘文淇：《月表》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羽本纪》云：申阳者，张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汉书·高祖纪》：“二年冬十月，河南王申阳降，置河南郡。”《汉书·地理志》：“河南郡，故秦三川郡，又云弘农郡。武帝元鼎四年置。”《元和郡县志》云：“虢州，秦兼天下属三川郡，至武帝元鼎四年置弘农郡。”则汉之弘农郡地，亦秦之三川郡也。［河南］三川郡，汉为河南郡，县二十二（除后置之新成，实二十一县）：洛阳（光武改雒阳），荥阳，偃师，京，平阴，中牟，平，阳武，河南，缑氏，卷，原武，鞏，穀城，故市，密，新成（惠帝置），开封，成皋，苑陵，梁，新郑。汉分为弘农郡，县十一：弘农，卢氏，陕，宜阳，黾池（高帝八年复黾池中乡民），丹水，新安，商，析，陆浑，上雒。（《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二《十八王分地上》）

王先谦：《史记·月表》韩分为河南。（《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周振鹤：河南，《羽本纪》：“立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高纪》：“二年冬十月河南王申阳降，置河南郡。”《汉志》：“河南郡，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故申阳之河南国乃以秦三川郡置。秦三川郡（即汉初河南郡）当有《汉志》河南郡（无密县、新郑、苑陵）及弘农郡东北部陕县、黾池、新安、宜阳、陆浑、卢氏六县地。新郑一带汉初原为颍川郡属，弘农六县地乃元鼎间分自河南郡。（参见塞国一节）刘文淇以为河南国全有河南、弘农二郡，不当。（《楚汉诸侯疆域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辑）

[16]【汇校】

张文虎：都洛阳，南宋、中统、游本“洛”作“雒”。（《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胡三省：《括地志》：洛阳故城，在洛州洛阳县东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筑，即成周城也。《舆地志》：成周之地，秦庄襄王以为洛阳县，三川守治焉。后汉都雒阳，改为“雒”。汉以火德，忌水，故去“洛”旁水而加“隹”。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忌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而加“水”。（见《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后晓荣：雒阳，秦封泥有“雒阳丞印”。战国时为西周七县之一。《史记·周本纪》：“后七岁，秦庄襄王灭东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集解》引徐广曰：“周比亡之时，凡七县：河南、雒阳、谷城、平阴、偃师、巩、缑氏。”《史记·苏秦列传》：“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正义》：“敬王以子朝之乱从王城东迁雒阳故城，乃号东周，以王城为西周。”秦末，项羽封申阳为河南王，都雒阳。《史记·项羽本纪》：“立申阳为河南王，都雒阳。”《正义》引《括地志》云：“洛阳故城在洛州洛阳县东：阳县东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筑，即成周城也。《舆地志》云城周之地，秦庄襄王以为洛阳县，三川守理之。”《水经·洛水注》：“又东过洛阳县南。”“洛阳，周公所营洛邑也。故《洛诰》曰：我卜瀍水东，亦惟洛食。其城方七百二十丈，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凑。方六百里，因西八百里，为千里。《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晋合诸侯大夫戍成周之城，故亦曰成周也。司马迁《自序》云：太史公留滞周南。挚仲治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阳。汉高祖始欲都之，感娄敬之言，不日而驾行矣。”《元和》卷五河南道河南府：“洛阳县，本秦旧县，历代相因。”“故洛阳城，在县东二十里。”《读史》卷四十八“河南府”：“洛阳县，附郭。周下都也，在洛水北，故曰洛阳，秦为三川郡置。”“河南故城，在府城西北，周之王城，亦曰郏邑。《春秋》桓七年，‘王迁盟、向之民于郏’，襄二十四年‘齐人城郏’是也。自平王以后十二年皆都此，敬王始迁洛阳，至赧王复居王城。秦置三川郡。”《汉志》河南郡领县有“洛阳，周公迁殷民，是为成周”。秦雒阳属三川郡，为郡治所在，其县治及领地在今河南省洛阳市附近，即今汉魏洛阳故城的前身。（《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三川郡》）

[17]【汇注】

张守节：以商帝盘庚国殷中之地，改商为殷，在相州安阳县，即北蒙殷墟，南去朝歌百三十六里，故号殷王，都朝歌。（《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方回：赵将司马卬为殷王，都朝歌。商帝盘庚国殷中之地，改商为殷。在相州安阳县，即比干冢。殷墟南去朝歌北三十六里。羽号卬为殷王而都朝歌，汉河内郡，今河阳怀州、相州之地。汉二年三月，《汉·纪》书：“虏殷王卬置河内郡。”《史记·月表》书：“降汉。”《司马迁叙传》：卬其族人也。赵刺客司马蒯聩之玄孙，为武信君。将拔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地为河内郡。《汉·纪》：“睢水之败，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为王一年。（见《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马端临：殷，赵将司马卬定河内，数有功，故羽立卬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二年春三月，汉王自临晋渡河，魏王豹降，将兵从下河内，虏殷王卬，置河内郡。自立至亡凡十四月。（《文献通考·楚汉之际诸侯王》）

周振鹤：殷，《羽本纪》：“赵将司马卬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汉志》：“河内郡，高帝元年为殷国，二年更名。”河内秦郡，相沿至汉末不变。唯其不变，故刘《志》（编者按：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所考十八诸侯国，只有殷国与下文辽东国不误。（《楚汉诸侯疆域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辑）

陈直：直按：《史记·自序》，卬为司马蒯聩之玄孙。《晋书·宣帝本纪》“自卬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云云，《元和姓纂》《唐书·宰相世系表》并同。（《史记新证·项羽本纪第七》）

[18]【汇注】

颜师古：即今之朝歌县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胡三省：河内郡朝歌县，故殷都也，因以名国。（《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刘文淇：《月表》：“司马卬为殷王，都朝歌。”《羽本纪》：“赵将司马卬定河内，数有功，故立卬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汉书·高祖纪》：“二年三月，魏王豹降，将兵从下河内，虏殷王卬，置河内郡。四月，殷王卬死。”《汉书·地理志》：“河内郡，高帝元年为殷国，二年更名，县十七。”《元和郡县志》云：“怀州属县有河内、武德、修武、获嘉。秦兼天下，灭韩为三川郡，灭魏为河东郡。今州为三川郡之北境，河东郡之东境。楚汉之际，项羽立司马卬为殷王，王河内。高帝二年卬降，以其地为河内郡，领县一十八。”（《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二《十八王分地上》）

王先谦：《月表》魏分为殷。朝歌，河内县，在今卫辉府淇县东北。（《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后晓荣：朝歌，传世战国魏兵器有“朝坷右库戈”，铭文“朝坷右库工师馗”，又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秩律》有“朝歌”县，其上属郡应为河内郡。朝歌为殷纣王别都，春秋时属晋。《左传》襄王二十二年，“齐伐晋取朝歌”。战国属魏。《史记·魏世家》：“文侯十七年，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景泯王二年，秦拔我朝歌。”此事在《史记·秦本纪》为：“始皇六年伐魏，取朝歌。”自此魏朝歌始入于秦。秦末项羽分封殷王司马卬都朝歌。《史记·项羽本纪》：“赵将司马卬定河内，数有功，故立卬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汉志》河内郡朝歌，“纣所都”。《竹书纪年》：“商乙自河北迁沫。”《清一统志》卷二百：“故城在（卫辉府）淇县东北。”故城据《淇县志》“在今县北关西社”，即今河南淇县东北。考古调查表明今河南淇县东北朝歌故城为长方形，东西1750米，南北2500米，时代从春秋战国为卫国都城，秦汉朝歌县。（《秦代政区地理》第六章《河内郡》）

[19]【汇校】

［日］水泽利忠：桃古“徙王代”三字作“为王代”。（《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刘文淇：《月表》：“赵王歇为代王，都代。”《羽本纪》云：“徙赵王歇为代王。”《汉书·高祖纪》，二年冬十月，陈馀迎歇还赵。三年韩信、张耳击赵，获赵王歇，置常山、代郡。《月表》又云：“张耳为常山王，都襄国。”《羽本纪》云：“赵相张耳素贤，又从入关，故立耳为常山王，王赵地，都襄国。”则赵王歇初封地得代郡，张耳初封地得常山郡也。《元和郡县志》：蔚州云，战国时属赵，襄子杀代王有其地。后武灵王置云中、雁门、代郡。秦亦为代郡。汉元年，项羽徙赵王歇为代王，然则云中、雁门，亦代郡也。《汉书·张耳传》：与韩信击破赵井陉，斩馀泜水上，追杀赵王歇襄国。四年立耳为赵王，是时代地当并属耳。《高祖纪》五年七月，燕王臧荼反，九月虏荼，立卢绾为燕王，使丞相哙将兵平代地。（燕代相邻，燕反代地亦叛，故平之）六年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七年韩王信亡走匈奴，与其将曼丘臣、王黄共立故赵后赵利为王，收信散兵，与匈奴共距汉。上从晋阳连战，乘胜逐北，至楼烦（属雁门郡），遂至平城（亦雁门郡），为匈奴所围，用陈平秘计得出，使樊哙留定代地。是月匈奴攻代，代王喜弃国自归雒阳。九年废赵王敖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为赵王，王赵国。十年九月，代相国陈豨反，上曰，豨常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豨为列侯以相国，守代。今乃与王黄等刼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黄来归者，皆赦之。上自东至邯郸，赵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请诛守尉。……上还雒阳，诏曰，代地居常山之北，与夷狄边，赵乃从山南有之。（据此知张耳为赵王时，兼有代地）远数有胡寇，难以为国，颇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属代。代之云中以西为云中郡，则代受边寇益少矣，择可立为代王者，燕王绾、相国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贤知温良，请立为代王，都晋阳。此楚汉间赵代之沿革也。（《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二）

周振鹤：代，《羽本纪》：“徙赵王歇为代王。”《月表》：“赵王歇为代王，都代。”代县即秦代郡郡治。广义的代地包括云中、雁门、代、太原四郡，四郡均为旧六国赵之故地。秦楚之际，匈奴南侵燕代，云中、雁门、代郡地多没入匈奴。代地中心实移至太原。故汉六年徙韩王信王太原，《史记·月表》系之于代国之下；十一年，刘恒王代，实居太原；景帝三年以后代国仅有太原一郡。但名义上赵歇汉元年所封代国仍有代、雁门、云中、太原四郡之地。

《汉书·高纪》：“二年冬十月，陈馀迎代王歇还赵，歇立馀为代王。”《史纪·陈馀传》：“赵王德陈馀，立以为代王，陈馀为赵王弱，国初立，不之国，留傅赵王，而使夏说以相国守代。”夏说所守之代实则太原，已见上面西魏国所述。（《楚汉诸侯疆域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辑）

[20]【汇注】

方回：赵相张耳为常山王，都襄国。项羽更名赵为常山，不使都邯郸、钜鹿，使都襄国，今河北邢州城是也。汉二年十月，陈馀籍田荣兵击耳常山，耳败，降汉，复迎代王歇为赵王。而歇立馀为代王，号成安君。三年冬十月，韩信张耳下井陉，击杀赵王歇襄国，斩陈馀，地为常山郡、代郡。四年夏，立耳为赵王。（《史记·表》书在四年十月）《汉书·表》亦是四年十一月，而《耳传》不同。《汉·表》书五年十二月乙丑，耳薨。而《传》书五年秋，耳薨。《汉书》往往龃龉如此。（见《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马端临：常山，羽以赵相张耳素贤，从入关，故立耳为常山王，王赵地，治襄国。汉二年十月，陈馀以赵兵与齐共袭常山王张耳。耳败走归汉。自立至败凡九月（《后汉》以耳为赵王）。（《文献通考·楚汉之际诸侯王》）

钱大昕：常山郡，高帝置。按：项羽封张耳为常山王，都襄国，是常山之名不始于高帝，盖赵歇既灭，遂因为郡耳。《高帝纪》称常山二十五城，《志》止十八县，盖后来稍分析之，襄国本王都所在，而《志》隶赵国，亦一证也。（《廿二史考异·汉书》）

周振鹤：常山，《羽本纪》：“赵相张耳素贤，又从入关，故立耳为常山王，王赵地，都襄国。”秦灭赵，以其地置邯郸、巨鹿郡，后又分邯郸置常山。张耳之常山国有此三郡之地。相当于《汉志》之赵国、魏郡、常山、中山、真定、巨鹿、广平、清河、河间、信都十郡国及县以南之涿郡、东平舒至大河之间的渤海郡地。

刘氏以为常山国得秦之邯郸、赵郡、巨鹿三郡，不确。邯郸郡与赵郡之名不得两立。秦灭赵，既以赵都邯郸为中心置邯郸郡，不得反称故赵国别郡为赵郡。秦之邯郸、巨鹿、常山三郡领域在西汉二百年间变化很大，详见前引《王国考》之第八章赵国考，此处不赘。（《楚汉诸侯疆域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辑）

[21]【汇注】

胡三省：《括地志》：邢州本汉襄国县；秦置三十六郡，于此置信都县，属钜鹿郡；项羽改曰襄国。予据班《志》，襄国县属赵国，信都县属信都国，汉盖又分为二县。宋白曰：赵王歇都襄国，今邢州所理龙冈县城是也。（《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刘文淇：《汉书·高祖纪》：二年冬十月，陈馀迎歇还赵，三年韩信、张耳击赵，获赵王歇，置常山、代郡。《月表》又云：张耳为常山王，都襄国。《羽本纪》云：赵相张耳素贤，又从入关，故立耳为常山王，王赵地，都襄国。则赵王歇初封地得代郡，张耳初封地得常山郡也。……《元和郡县志》又云：邢州，秦置钜鹿郡。项羽改曰襄国。恒州，秦为钜鹿郡之地，汉以钜鹿之北境置恒山郡（即常山郡）。贝州，秦兼天下为钜鹿郡。汉文又分钜鹿，置清河郡。洛州，秦邯郸郡，汉分置广平国。冀州，秦属钜鹿，汉分赵钜鹿，立清河、信都、常山。文帝又分立河间、广平二郡。定州，秦为赵郡。钜鹿二郡之地，汉分赵钜鹿，置常山、中山二郡。又恒州真定县，本名东垣，属中山国，高帝改曰真定，属恒山郡，武帝改为真定国。魏州，汉高祖使韩信定河北，以秦邯郸郡南部，东郡之边县置魏郡。《汉书·地理志》云：赵地南至浮水（《地理志》魏郡武始县，漳水东至邯郸入漳。钱坫云：此当作滏水。按：《志》所云南至浮水，或亦滏水之误欤？）、繁阳、内黄、斥丘。则钜鹿、常山、清河、信都、赵国、河间、广平、中山、真定、魏郡之繁阳、内黄、斥丘，皆张耳所封地也。（《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二《十八王分地上》）

后晓荣：信都，河北临城县东柏畅村柏畅城遗址的战国兵器窑藏出土赵国兵器“二年邢令戈”，铭文“二年型（邢）命（令）孟柬庆，□库工帀（师）乐参，治明执齐（剂）”又北京市也曾分拣出战国赵“十七年邢令戈”。“邢”，地名，西周至春秋前期为邢侯国，今河北邢台。《元和》卷十五：“周成王封周公旦子为邢侯，后为狄所灭，齐桓公迁邢于夷仪。按：故邢国，今州城内西南隅小城是也。夷仪，今龙冈县界夷仪城是也。春秋时属晋，后三家分晋属赵。秦兼天下，于此置信都县，属钜鹿郡，项羽改曰襄国，盖以赵襄子谥名也。赵歇为赵王，张耳为常山王，并理信都襄国，今州理龙冈城是也。”从此兵器铭文可知，战国赵置县有邢县，其地在《汉志》赵国属县襄国。《史记·项羽本纪》：“赵相张耳素贤，又从入关，故立耳为常山王，王赵地，都襄国。”《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乃求得赵歇，立为赵王，居信都。”“项羽亦素闻张耳贤，乃分赵立张耳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国。”《正义》引《括地志》云：“邢州城，本汉襄国县，秦置三十六郡，于此置信都县，属钜鹿郡，项羽改曰襄国，立张耳为常山王，理信都也。”王先谦《汉书补注》“赵国”“襄国”下云：“常山王张耳都，见《项羽纪》。后汉因，《续志》秦为信都，项羽更名。”从以上考证知其名顺序是战国赵邢县——秦信都——汉襄国，秦信都县故址地望在今河北省邢台市。（《秦代政区地理》第六章《河内郡》）

[22]【汇注】

司马贞：韦昭云：（编者按：当阳）“南郡县名。”（《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胡三省：班《志》，当阳县属南郡。九江，应劭曰：江自庐江寻阳分为九。《地理志》：九江在寻阳县南，皆东合为大江。《史记正义》曰：九江郡即寿州。楚自陈徙寿春，号曰郢。秦灭楚，于此置九江郡。（《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方回：当阳君英布为九江王，都六，今之江州，误称九江，误称寻阳，误作虎渡亭于江滨，皆非也。汉九江郡在今淮西蕲州之北，治寻阳，故晋宋以后，江州刺史所统有寻阳郡，尝移治寻阳，皆在江北，又其后迁刺史治于今之湓城，而九江、寻阳皆因误呼。盖英布所王之九江在江北淮西，所都之六在今安丰军，南所谓六安军是也。六安国名偃姓，皋陶之后，而英布亦皋陶之后而家于六，故项羽封之于其家也。其起灭有本传。（见《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马端临：九江，当阳君黥布为楚将，常冠军，故羽立布为九江王，都六。汉三年十一月，使谒者随何说布叛楚，间行归汉。楚收九江兵，杀布妻子。自立至归汉凡一年零十月。（《文献通考·楚汉之际诸侯王》）

全祖望：九江，始皇二十四年置，汉因之，又分衡山、庐江、豫章、江夏。（《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一）

周振鹤：九江，《羽本纪》：“当阳君黥布为楚将，常冠军，故立布为九江王，都六。”九江国当以秦九江郡置。《秦始皇本纪》曰：“二十三年……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九江郡之置当于秦始皇二十四年平淮南地以后，九江后又分出衡山郡和庐江郡。项羽即以衡山郡封吴芮为衡山王，以秦末之九江郡、庐江郡王黥布。汉五年，又分庐江郡置豫章郡。高帝即以九江、庐江、豫章、衡山四郡封英布（即黥布）。汉元年时之九江国境即相当汉五年之九江、庐江、豫章三郡，于《汉志》则为九江郡、六安国全部，汝南郡弋阳、期思二县，庐江郡东部舒县、临湖、襄安、枞阳四县地，丹阳郡西部宣城、春谷、泾县、陵阳四县地及豫章郡大部（无艾县、宜春、建成三县，原长沙国属）。（《楚汉诸侯疆域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辑）

[23]【汇注】

颜师古：六者，县名，本古国，皋陶之后。（《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地理志》云六县属六安国。（《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全祖望：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更名为淮南国，武帝元狩元年复故。莽曰延平，属扬州。当云故秦郡，楚汉之际为九江国，高帝三年复属楚国。五年更名淮南国。文帝六年为九江郡。十六年复为淮南国。武帝元狩元年复故。属扬州，莽曰延平。（《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二）

刘文淇：《月表》：英布为九江王，都六。《羽本纪》云：“当阳君黥布为楚将，常冠军，故立布为九江王，都六。”《汉书·高祖纪》：三年“随何既说黥布，布起兵攻楚，楚使项声、龙且攻布，布战不胜，十二月，布与随何间行归汉”。四年“秋七月，立黥布为淮南王”。（布前所分之地，已为楚有，是时汉封布，仅虚号耳。五年灭项羽，乃还就国。）五年十一月，刘贾入楚地，围寿春，汉亦遣人诱楚大司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迎黥布，并行屠城父。《黥布传》：布与随何俱归汉，于是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项伯收九江兵，尽杀布妻子。四年，立布为淮南王，与击项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数县。五年布与刘贾入九江，诱大司马周殷，殷反楚，遂举九江兵与汉击楚，项籍死。布遂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焉。按：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汉徙芮为长沙王，都临湘，因以芮旧封之衡山益英布，其九江、庐江、豫章等郡，皆项羽时所封布之旧地也。然衡山虽属吴芮，而六为英布所都，则六当属英布矣。庐江、豫章皆属秦九江郡地。《元和郡县志》：蕲州，春秋战国并属九江郡。在汉为蕲春县地，属江夏郡。光州在秦属九江郡，在汉为西阳，属江夏。洪州，七国时全为楚地，秦灭楚，为九江郡。南昌县，汉高六年置（唐属洪州，汉属豫章郡）。饶州，本秦鄱阳县也，属九江郡（汉属豫章）。《太平寰宇记》：舒州，秦置九江郡，自舒县徙居睆县。又云，庐州、秦置三十六郡，此为庐江，九江王郡地（按：庐山，非秦所置，《寰宇记》以为在三十六郡中，误矣）。是江夏之蕲春、西陵及庐江、豫章，皆秦之九江郡地，《汉书·地理志》云：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更名为淮南国。武帝元狩元年复故，县十五。庐江郡，故淮南，县十二。豫章郡，高帝置，县十八。（《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三《十八王分地下》）

王先谦：六，六安县，在今六安州北十二里。《月表》分楚为四：西楚、衡山、临江、九江也。（《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后晓荣：六县，战国楚系官印有“六行府之玺”，《史记·黥布列传》：“黥布者，六人也。项羽封诸将，立黥布为淮南王，都六。”《索隐》引《地理志》云：“庐江郡有六县，苏林曰：‘今为六安州治。’秦为六县，属九江郡。”《正义》：“故六城在寿州丰安县西南百三十里。”考古调查表明，安徽六安市西古城为秦汉六县故址，城址为长方形，东西229米，南北471米，面积10.8万平方米，时代从东周六国一直延至秦汉六县。（《秦代政区地理》第七章《九江郡》）

[24]【汇注】

颜师古：应劭曰：“柱国，上卿官也，若相国矣。共敖，其姓名也。”孟康曰：“本南郡，改为临江国。”师古曰：“共音龚。”（《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张守节：孟康云“本南郡，改为临江国”是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刘文淇：《月表》：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羽本纪》：“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功多，因立敖为临江王，都江陵。”《汉书·高祖纪》：五年初，项羽所立临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为王，不降，遣卢绾、刘贾击，虏尉。《荆王贾传》：尉死，以临江为南郡。《地理志》：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为临江郡，五年复故，县十八。《元和郡县志》：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今邓州南阳县是也。汉以南为南郡，今荆州是也。又云复州。《史记》：白起拔郢，东至竟陵，即此是也。秦属南郡。在汉即江夏郡之竟陵县也。沔阳县，本汉云杜县地。安州，春秋时郧国，后为楚所灭，汉为安陆县。高帝六年分南郡，置江夏郡于此。鄂州武昌县，旧名鄂汉，以为县属江夏郡。建安二十五年，吴大帝以下雉、寻阳、新城、柴桑、沙羡、武昌六县为武昌郡。（《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三《十八王分地下》）

胡三省：共，音龚，人姓也。《姓谱》：共，商诸侯之国。晋有左行共华。又云：郑共叔段后。临江，孟康曰：本南郡，汉改为临江国，江陵县属焉。（《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方回：怀王柱国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柱国，楚上卿名。相国（编者按：“相国”二字似衍）本秦南郡，项羽改为临江国，江陵，今荆湖北路江陵府，其地去江十余里，有沙市迫江。汉三年秋十月，敖卒，子尉嗣。五年十二月诛项羽。羽所立临江王共敖子尉不降，遣卢绾、刘贾击，虏尉，地为南郡。十九王除汉高外，惟吴芮、张耳、共敖三人善终。芮称忠于汉者，耳之子为汉婿，而敖之子亦为虏也。余皆败亡不善终。（见《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马端临：临江，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功多，故羽立敖为临江王，都江陵。汉三年八月薨，子尉嗣。五年，汉既定天下，尉不降，遣卢绾、刘贾击，虏尉。凡再传共五年。（《文献通考·楚汉之际诸侯王》）

周振鹤：临江，《羽本纪》：“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功多，因立敖为临江王，都江陵。”《月表》：汉五年十二月“汉虏驩（共敖子）”，“正月属汉为南郡”，“分临江为长沙国”。可见临江国相当于汉五年时的南郡和长沙国之和，长沙国乃以长沙郡与武陵郡组成，武陵郡之前身即秦黔中郡。因此汉元年之临江国实以秦之南郡、长沙、黔中三郡置。相当于《汉志》长沙国、南郡全部，江夏郡西部之安陆、云杜、竟陵、沙羡四县地，武陵郡、桂阳郡、零陵郡大部（无镡城、始安、阳山、含洭、浈阳、曲江诸县地，时为赵佗所据），及豫章郡之艾县、宜春、建成三县地。刘文淇未细读《月表》，故不知临江国含有长沙地。（《楚汉诸侯疆域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辑）

[25]【汇注】

颜师古：即今之荆州江陵县。（《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后晓荣：江陵，湘西里耶秦简[16]52简文：“销到江陵二百四十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四里……”江陵，地名，战国时为楚郢都，也见秦《云梦秦简》和《云梦龙岗秦简》。《汉志》：“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后九世平王城之。后十世秦拔我郢，徙陈。”楚玺有“江陵行邑大夫玺”。说明江陵在楚国时就设县。秦拔楚郢，置江陵县，南郡治，秦末为临江王都。《史记·项羽本纪》：“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又《史记·傅靳蒯成列传》：“（靳歙）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江陵地理位置优越，《史记·货殖列传》：“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清一统志》卷二百四十四：“江陵故城即今荆州府治。”其故址在今湖北省荆州市境内。（《秦代政区地理》第七章《南郡》）

[26]【汇校】

［日］水泽利忠：南化、枫、三、狩“番君”二字作“六婆”。（《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颜师古：文颖曰：“邾音朱，县名，属江夏。”（《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太康地理志》云：“楚灭邾，迁其人于江南，因名县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胡三省：班《志》，邾县属江夏郡。《括地志》：邾故城，在黄州黄冈县东南二十里。（《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方回：番君吴芮为衡山王，都邾。项羽分楚为四，《史记·月表》所书也。西楚、衡山、临江、九江是也。然当书曰：“分楚为五。”盖义帝之长沙、郴亦楚地也。《汉书·月表》削义帝不书，则亦不书“分楚为四”，以《汉书》五年二月改封长沙治考之，则知吴芮为项羽夺其地不得就国。故诸侯尊汉王为皇帝，上疏芮但称故衡山王。想芮数年，尝以兵佐汉王者，故与以长沙之封也。《括地志》称邾城在黄州黄冈县东南，春秋时邾国。所谓衡山者，非今之衡州之衡山也。汉以今舒州之灊山为南岳，故以今舒、蕲黄（编者按：疑为蕲春之误）为衡山国，而今之庐州、寿州、安丰军、光州、濠州、六安军、镇巢军等处皆九江国也。后九江又改曰淮南。又改曰庐江王也。芮为黥布妇翁，有本传，改封长沙，都临湘，今之临湘县。传国为异姓王者，五世最绵远。（见《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马端临：衡山，番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羽立芮为衡山王，都邾。项籍死，高祖以芮将梅鋗有功，从入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都临湘。二年薨，谥文王。成王臣、哀王回、共王右、靖王差，孝文后七年薨，无子国除，凡五传共五十年。（《文献通考·楚汉之际诸侯王》）

沈钦韩：《一统志》：邾县故城今黄州府黄冈县治。（《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刘文淇：《月表》：吴芮为衡山王，都邾。《羽本纪》：“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汉书·高祖纪》：五年诏曰：故衡山王吴芮，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吴芮传》：项羽立芮为衡山王，都邾。汉徙为长沙王，都临湘。高祖诏谓之“故衡山王”者，张晏注云：汉元年项羽立芮为衡山王，后又夺之地，谓之番君，是以曰故。按：衡山王，都邾，邾在汉属江夏郡，秦属九江郡，《汉书·地理志》：六安国，故楚，高帝元年别为衡山国，五年属淮南，武帝元狩二年，别为六安国，县五。而六又为英布所都，则是羽初封芮时，仅六安国之四县，及江夏郡之一县也。高祖徙之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时，属南粤王佗，汉并未得其地，芮仅得长沙及豫章郡数县耳。《太平寰宇记》云，寿州，秦为九江郡，汉为淮南国（据高祖封英布而言，其实羽先以之封芮也）。有安封等县，则秦之九江地也。（《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三《十八王分地下》）

周振鹤：衡山，《羽本纪》：“番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衡山国封地即秦与汉初之衡山郡，说见上。相当于《汉志》江夏郡东半及庐江郡西半。江夏郡西半属临江国，见下文，庐江郡东半属九江国，已见上文。刘文淇九江、衡山两国所考全错。（《楚汉诸侯疆域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辑）

后晓荣：邾县，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封泥有“邾□”。《史记·项羽本纪》：“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水经·沔水注》：“江水又东迳邾县故城南。楚宣王伐邾，徙其君于此，故曰邾也。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都此。”《汉志》江夏郡，“邾，衡山王吴芮都”。《括地志》云：“邾故城在黄州黄冈县东南二十里。”《清一统志》卷三百四十：“邾县，故城在今黄州府治。”黄州即今湖北省黄冈市。（《秦代政区地理》第七章《衡山郡》）

[27]【汇注】

颜师古：郑氏曰：“荼音荼毒之荼。”如淳曰：“音舒。”师古曰：“郑音是也，音大胡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方回：燕将臧荼王燕，都蓟。今燕京大兴府东北有蓟县，即渔阳郡也。陶渊明《咏荆轲》曰：“提剑出燕京。”即燕之名京久矣。汉五年七月荼反，九月虏荼。《汉书·纪》同《史记·月表》，而班之《月表》误书为四年九月。（见《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马端临：燕，燕将臧荼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羽立荼为燕王，都蓟。五年，汉既诛项籍，荼反，使卢绾、刘贾击荼取燕。自立至亡凡五年。（《文献通考·楚汉之际诸侯王》）

周振鹤：燕，《羽本纪》：“燕将臧荼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立荼为燕王，都蓟。”秦于故燕地当置有广阳一郡，故燕又原置有边郡五：上谷、渔阳、辽东、辽西、右北平，后三郡属辽东国，是臧荼之燕国当有广阳、上谷、渔阳三郡。其中广阳郡相当于《汉志》广阳国及涿郡北半部，并有中山国之北新成、渤海之安次、文安等县地。渔阳汉初至汉末不变，上谷元朔间弃造阳地于匈奴，略有缩小。（《楚汉诸侯疆域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辑）

[28]【汇注】

颜师古：“蓟即幽州蓟县。”（《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胡三省：班《志》，蓟县属广阳国。师古曰：今幽州县。《水经注》：蓟城西北隅有蓟丘，故名蓟，音计。（《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刘文淇：《羽本纪》云：“……燕将臧荼从救赵，因从入关，故立荼为燕王，都蓟。”《汉书·高祖纪》：元年燕王韩广亦不肯徙辽东，臧荼杀韩广，并其地。五年荼反，虏荼，立卢绾为燕王。……《元和郡县志》云：易州，秦置三十六郡以为上谷郡，汉分置涿郡。《太平寰宇记》云：幽州，始皇灭燕，置三十六郡，以燕都及燕之西陲为上谷郡。楚汉之际，项羽封臧荼为燕王，都蓟，昭帝改燕国为广阳郡、蓟州云，春秋战国属燕，秦于此置渔阳郡。则上谷、渔阳及汉之涿郡、广阳，皆燕王臧荼所分地也。（《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三《十八王分地下》）

王先谦：蓟，广阳县，在今顺天府大兴县西南。（《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后晓荣：蓟县，《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一年，王贲攻蓟。乃益发卒诣王翦军，遂破燕太子军，取燕蓟城，得太子丹之首。”《史记·项羽本纪》：“燕将臧荼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立荼为燕王，都蓟。”蓟县为秦广阳郡治，是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水经·漯水注》：“漯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武王封召公之故国也。”《清一统志》卷八：“蓟县故城在顺天府大兴县西南。”考古从秦汉蓟城遗址出土“陶井群的分布情况，说明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发现陶井最密集的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地方，是蓟城的城区范围”。蓟城故址在今北京城西南。（《秦代政区地理》第六章《广阳郡》）

[29]【汇注】

方回：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都无终，广不肯徙国，汉元年八月臧荼杀广并其地。汉北平郡有无终县，故无终子国。上谷、渔阳、北平、辽西、辽东郡皆秦灭燕所置。今分为二，而王韩广于辽东，僻远之地，宜其不服也。岂止田荣、陈馀独不平哉！（见《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马端临：韩广，赵人，为赵王武臣将兵徇燕。二世元年九月至蓟，自立为燕王。汉王元年正月，项羽分燕为二，徙广为辽东王，都无终；以臧荼为燕王。广不肯徙，臧荼杀广，并其地。自立至亡，凡二年零十一月。（《文献通考·秦楚之际起兵自立者凡六国》）

刘文淇：《月表》：燕王韩广为辽东王，都无终。《羽本纪》云：“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燕将臧荼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立荼为燕王，都蓟。”《汉书·高祖纪》：元年燕王韩广亦不肯徙辽东，臧荼杀韩广，并其地。五年荼反，虏荼，立卢绾为燕王。十二年陈豨降将言豨反，时燕王卢绾使人之豨所阴谋，上使辟阳侯审食其迎绾，绾称疾，遂亡入匈奴。《周勃传》：破绾军，追至长城，定上谷十二县，右北平十六县，辽东二十九县，渔阳二十二县。《月表》又云：臧荼反，九月虏荼，立卢绾为燕王。按：辽东为韩广所封之号，而所都之无终，属右北平。则辽东、右北平俱当属广，而辽西一郡，即今奉天及永平府地，与辽东、北平相接，则辽西疑亦广所分地也。《地理志》：辽东郡领县十八，辽西郡领县十四。而《周勃传》云：定辽东二十九县，或合辽西言之，二郡计三十二县，《勃传》言二十九县，或汉时有所增益也。（《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三《十八王分地下》）

又：以上皆十八王所分地也，汉得巴、蜀、汉中三郡；章邯得陇西、北地二郡；董翳得上郡（京兆、冯翊、扶风，本秦京师内史，不在三十六郡之数）；魏豹得河东、太原、上党三郡；申阳得三川郡；赵歇得代郡、云中、雁门三郡；张耳得钜鹿、邯郸二郡；黥布、吴芮共得九江郡；共敖得南郡；韩广得右北平、辽东、辽西三郡；臧荼得上谷、渔阳二郡；田都、田安、田巿共得齐、琅邪二郡；司马卬得三川郡之北境，河东郡之东境；韩王成仅得颍川十县，且其地即为项羽夺，故不复计。诸王所分凡二十三郡，加以项羽所得之东郡、颍川、泗水、郯郡、会稽、鄣郡、薛郡、砀郡，凡八郡，（项羽王九郡，其东阳一郡，乃楚汉之间所置，亦不在三十六郡之中，汉分东郡、砀郡为泰山郡，其地曾属田安。）共三十二郡。余有南阳、九原、黔中、长沙四郡。九原界边黔中、长沙，与尉佗之南海、桂林相近，故不以封人。其后项羽迁义帝于长沙郴县（郴县在汉属桂阳郡，秦属长沙郡），正以其迫近南海，数被寇害，（武帝时，路博德由桂阳至番禺，平南粤。）所谓恶地也。若秦之南阳郡本属韩地，《汉书·地理志》云：韩分晋，得南阳郡，及颍川之父城、定陵、襄城、颍阳、颍阴、长社、阳翟、郏。而南阳一郡不以之封韩成者，《汉书·王陵传》云：高祖起沛，入咸阳，陵亦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高祖纪》元年九月，汉王遣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如淳注云：王陵亦聚党数千人，居南阳。即据《王陵传》而言，然则王陵未从汉王之先，独据南阳，既不从汉，又不附楚，故项羽不得以南阳封人欤。又按：《汉书·地理志》云：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武帝开广三边，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分郡既多，则所增置之县亦必不少。《本纪》《列传》所载各郡属县之数，与《地理志》互有增减，读者当以此求之。今据《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凡汉之某郡，从秦之某郡分出者，皆详载之，其有疏漏，亦冀博雅君子有以匡其不逮焉。（同上）

周振鹤：辽东，《羽本纪》：“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月表》：“燕王韩广为辽东王，都无终。”无终为北平郡治，故辽东国当有《汉志》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此三郡自六国故燕—秦—汉三代相沿不变。（《楚汉诸侯疆域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辑）

[30]【汇校】

梁玉绳：按：燕王臧荼攻杀辽东王韩广在八月，此并书于二月分封时，非也。（《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胡三省：无终，故无终子之国。班《志》，无终县属北平郡，非辽东郡界。盖羽令韩广都于无终，而令并王辽东之地故也。（《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后晓荣：无终，秦封泥有“无终丞印”“无终□□”。无终，原为赵地，秦末臧荼曾在此地击杀辽东王韩广。《史记·项羽本纪》“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集解》引徐广曰“都无终”；又“臧荼之国，因逐韩广之辽东，广弗听，荼击杀广无终，并王其地”。此事在《史记·高祖本纪》中也有记载。《汉志》右北平郡无终县，“故无终子国，浭水西至雍奴入海”。《水经·鲍丘水注》：“始皇二十二年，灭燕，置右北平郡，治此。《魏氏土地记》曰，右北平郡西北三十里，有无终城。”《读史》卷十一：“秦置无终县，项羽封韩广为辽东王，都无终。”《清一统志》卷六：“无终故城今蓟州治。”考古调查表明，秦无终县今在天津市蓟县，无终县故城为马蹄形，东西最宽1100米，南北最长1250米，时代从秦右北平郡治，汉无终县城，隋渔阳郡治，唐置蓟州，民国三年为蓟县治。（《秦代政区地理》第六章《右北平郡》）

[31]【汇注】

徐朔方：《史记》：“故燕王韩广徙王辽东，广不听。臧荼攻杀之无终。封成安君陈馀河间三县，居南皮，封梅鋗十万户。”《汉书》删“广不听”以下二十九字，以事不同时，而陈馀、梅鋗非诸王之比。《汉书》增补“故齐王建孙田安为济北王；徙魏王豹为西魏王，都平阳”；“徙齐王田巿为胶东王；齐将田都为齐王，都临”。而《史记》已详于《项羽本纪》，不重见。（《史汉论稿·刘邦》）

陈晓婕、周晓陆：河间本为地区名，《史记·张仪列传》：“割河间以事秦。”《索隐》：“谓河漳之间邑，暂割以事秦耳。”又“效河间以事秦”。《樗里子甘茂列传》：“秦使攻唐往相燕，欲与燕共伐赵以广河间之地。”“赵王自五城以广河间。”河间又为郡名。《高祖本纪》：“封成安君陈馀河间三县，居南皮。”《樊滕灌郦列传》：“（樊哙）击秦军，出毫南。河间守军于杠里，破之。”《汉志》有河间国，本注：“故赵，文帝二年别为国。莽曰朔定。”应劭曰：“在两河之间。”《秦封》有秦封泥“河间太守”。（《新见秦封泥五十例考略》，载《碑林集刊》2005年第11期）

[32]【汇注】

胡三省：班《志》，南皮县属勃海郡。阚骃曰：章武有北皮亭，故此云南。《括地志》：南皮故城，在沧州南皮县北四里。（《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后晓荣：南皮，《史记·项羽本纪》：“成安君陈馀弃将印去，不从入关。然素闻其贤，有功于赵。闻其在南皮，故因环封三县。”《史记·张耳陈馀列传》：“项羽以陈馀不从入关，闻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县以封之。”《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沧州南皮县北四里。”《清一统志》卷二十五：“故城在今（天津府）南皮县东北，秦置县。”秦南皮县故址在今河北省南皮市北。《水经·滱水注》引《十三州志》曰：“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也。”（《秦代政区地理》第六章《河间郡》）

[33]【汇注】

编者按：《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高帝纪》全记项羽所分十八王，无一阙漏。《汉书·项羽传》唯少韩王成。《史记·高祖本纪》仅举其十三。于西魏王魏豹、韩王成、胶东王田巿、齐王田都、济北王田安无记焉。关于西魏王豹，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志》考之甚详，节引如下：《羽本纪》云：“徙魏王豹为西魏王，都平阳。”《汉书·魏豹传》：其兄魏咎，秦灭魏，为庶人。陈胜之王也，咎往从之，胜使魏人周巿徇魏地，立咎为魏王。章邯击魏王于临济，咎自杀。魏豹亡走楚，楚怀王予豹数千人，复徇魏地。项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余城，立为魏王。豹引精兵从项羽入关，羽封诸侯，欲有梁地，乃徙豹于河东，都平阳。……（西魏）河东郡，汉县二十四：安邑、大阳、猗氏、解、蒲反、河北、左邑、汾阴、曲沃（汉闻喜）、濩泽、端氏、临汾、垣、皮氏、长修、平阳、襄陵、彘、杨、北屈、蒲子、绛、狐讘、骐。太原郡，汉县二十一：晋阳、葰人、介休、榆次、中都、于离、兹氏、狼孟、邬、孟、平陶、汾阳、京陵、阳曲、大陵、原平、祁、上艾、虑虒、阳邑、广武。上党郡，汉县十四：长子、屯留、余吾、铜鞮、沾、涅氏、襄垣、壶关、泫氏、高都、潞、陭氏、阳阿、穀远。

关于韩王成，刘氏云：《月表》“韩王成为韩王，都阳翟”。《羽本纪》云：“韩王成因故都，都阳翟。”《汉书·高帝纪》：元年秋八月，项羽以韩王成无功，故不遣就国，与俱至彭城，杀之。及闻汉王并关中，而齐梁畔之，羽大怒，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距汉。令萧公角击彭越。十月，使韩大尉韩信击韩，韩王郑昌降。十一月，立韩太尉信为韩王。三年六月，羽拔荥阳，虏韩王信。《韩王信传》：五年春剖符，王颍川，六年乃更以太原郡为韩国。按：韩王信，先都颍川，即因韩王成故都。《汉书·地理志》：韩分晋，都南阳郡，及颍川之父城、定陵、襄城、颍阳、颍阴、长社、阳翟、郏。又云：郑国今河南之新郑，及成皋、荥阳、颍川之崈高、阳城，皆郑分也。后为韩所灭，是韩之得地颇广。而《韩王信传》云：……上以为信壮武，北近巩、雒，南迫宛、叶……既云近，则韩王信所封之地无巩、雒及宛、叶二县矣。淮阳本属颍川，项羽既灭之后，淮阳四县始属韩信，未灭之前地不属韩，然则韩王成所封之地，得颍川之父城、定陵、襄城、颍阳、颍阴、长社、阳翟、郏、崈高、阳城十城而已。（韩）颍川郡，汉县十二（除昆阳、新汲、郾、舞阳、许、傿陵、临颍、成安、周承休、纶氏十县，在项羽所王九郡之颍川郡内实十县）：阳翟、颍阳、定陵、长社、襄城、郏、颍阴、崈高、父城、阳城。

关于胶东王田巿，刘氏云：《项羽本纪》云：徙齐王田巿为胶东王。……《汉书·高祖纪》：……六月，田荣杀田巿，自立为齐王。……服虔曰，齐与济北，胶东也。……田巿所都之即墨，在汉属高密国，又封号为胶东，则汉之胶东、高密二国，皆属田巿矣。又按：《元和郡县志》云：莱州，汉高帝四年，韩信虏齐王广，分齐郡，置东莱郡，属县有即墨，本汉旧县，属胶东国；有胶水县，本汉胶东国之地。又有掖县，胶水西去县七十五里。则东莱郡亦当为巿所分地。（胶东）齐郡，汉分为胶东国，县八：即墨、昌武、下密、壮武、郁秩、挺、观阳、邹庐。汉分为东莱郡，县十七：掖、腄、平度、黄、临朐、曲成、牟平、东牟、、育犂、昌阳、不夜、当利、庐乡、阳乐、阳石、徐乡。汉分为高密国，县五：高密、昌安、石泉、夷安、成乡。

关于齐王田都，刘氏云：……《羽本纪》云……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从入关，故立都为齐王，都临淄。……《汉书·高祖纪》：元年五月，田荣以齐兵迎击田都，都走，降楚。六月，田荣杀田巿，自立为齐王。……二年……四月，田荣弟横收得数万人，立荣子广为齐王。四年冬十月，韩信袭破齐，齐王东走高密，楚使龙且救之，十一月，韩信杀楚将龙且，追至城阳，虏齐王广，齐相田横自立为齐王。……《曹参传》（韩信）定齐郡，凡得七十县，韩信立为齐王。……《高祖纪》五年，以齐王信王楚，六年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按：《元和郡县志》“青州”云：田和子孙强盛，五世至建，为秦所灭，分齐地，置齐、琅琊二郡。汉元年冬更为临淄。项羽立田都为王，都临淄。其属县有临淄、临朐，属汉齐郡。千乘、博昌，属汉千乘郡。“齐州”云：秦并天下，为齐郡。即汉分齐郡，立济南国。景帝三年，为济南郡，其属县有历城、阳丘、全节、章丘、临济，属济南郡。……元朔中，齐国绝悼王后，唯有城阳、淄川，淄川地比齐……既云淄川地比齐，则淄川未封之先当属齐国。然则田都所封，得汉之齐郡、琅琊、济南、千乘、淄川五郡地也。……（齐）齐郡，汉县十二：临淄、昌国、利、西安、钜定、广、广饶、昭南、临朐、北乡、平广、台乡。汉分为千乘郡，县十五：千乘、东邹、溼沃、平安（当作安平）、博昌、蓼城、建信、狄、琅槐、乐安、被阳、高昌、繁安、高苑、延乡。汉分为济南郡，县十四（著属田安，实十三县）：东平陵、邹平、台、梁邹、士鼓、於陵、阳丘、般阳、菅、朝阳、历城、猇、宜成。汉分为淄川国，县三：剧、东安平、楼乡。琅邪郡，汉县五十一：东武、不其、海曲、赣榆、朱虚、诸、梧城、灵门、姑幕、虚水、临原、琅邪、祓、柜、缾、邞、雩段、黔陬、云、计斤、稻、皋虞、平昌、长广、横、东莞、魏其、昌、兹乡、箕、椑、高广、高乡、柔、即来、丽、武乡、伊乡、新山、高阳、昆山、参封、折泉、博石、房山、慎乡、驷望、安丘、高陵、临安、石山。

关于济北王田安：刘氏云，《月表》：田安为济北王，都博阳。……《羽本纪》云：……故秦所灭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其兵降项羽，故立安为济北王，都博阳。《汉书·高祖纪》元年……六月，田荣杀田巿，自立为齐王，时彭越在钜野，众万余人，无所属。荣与越将军印，因令返梁地，越击杀济北王安，荣遂并三齐之地。……《汉书·曹参传》云：……还定济北郡，……师古云：“时未有济北郡，史追书之耳。”《邹阳传》云：“城阳顾于庐博。”孟康曰，城阳王喜也，喜父章与弟兴居，讨诸吕有功，本当尽以赵地王章，梁地王兴居，文帝闻其欲立齐王，更以二郡王之（章为城阳王，兴居为济北王）。章失职，岁余薨，兴居诛死。庐博，济北王治处。喜顾念而怨也。城阳与济北地比，然则田安所封，得济南郡之著县及泰山、平原、城阳三郡地也。……”（济北）东郡，砀郡：汉分此郡及东郡地为泰山郡，县二十四。其秦郡所隶县，舆地之书未析言，今无以考：奉高、博阳、茬、庐、肥城、虵丘、刚、柴、盖、梁父、东平阳、南武阳、莱芜、钜平、嬴、牟、蒙阴、华、宁阳、乘丘、富阳、桃山、桃乡、式。齐郡，汉分为平原郡，县十九：平原、鬲、高唐、重丘、平昌、羽、般、乐陵、祝阿、瑗、阿阳、漯阴、朸、富平、安慎、合阳、楼虚、龙额、安。汉分为济南郡，县十四：（田都得十三县，实一县）著。汉分为城阳国，县四：莒、阳都、东安、虑。

【汇评】

凌稚隆：倪思曰：此直项世家事，子长欲见羽负入关约，又不用怀王命，故直叙诸将，以见沛公之屈，故特详如此。（《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吴见思：分封事，《羽传》亦如此写，然羽传是为项羽称快，此纪是为沛公声屈，字句如一，而看去神理自是不同。（《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黄淳耀：项王立六国后树秦敌，此入关以前事，非入关以后事也。项羽破秦为西楚霸王矣，复封诸侯王将相，此正与郦生立六国后之策暗合，后著用前著所以败也。景陵钟氏论羽如此，愚谓不然。羽率诸侯兵西入关，不过以破章邯军为诸侯冠耳。此时诸侯所推戴之怀王尚在楚，先入关有功之沛公不可杀，从入关之诸侯各有功，不分王之将置何地乎？盗亦有道，羽既称诸侯长，能一切以无道行之乎？羽失天下正坐背约宰割不平，故田荣、陈馀首发兵端，而沛公乘之于外，不可云失在分封也。（《陶庵全集》卷四《项羽本纪》）

吕思勉：这一件事，《史记》的《自序》称为“诸侯之相王”，可见形式上是取决于公议的。其所封的：为（一）六国之后，（二）亡秦有功之人，（三）而楚怀王则以空名尊为义帝，（四）实权则在称西楚霸王的项籍（都彭城，当时称其地为西楚。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这是摹仿东周以后，天子仅拥虚名，而实权在于霸主的。分封的办法，我们看《史记》所载，并不能说它不公平。汉朝人说：楚怀王遣诸将入关时，与之约，先入关者王之，所以汉高祖当王关中，项籍把他改封在巴、蜀、汉中为背约。姑无论这话的真假，即使是真的，楚怀王的命令，安能约束楚国以外的人呢？这且不必论他。前文业经说过：人的思想，总是落后的，观于秦、汉之间而益信。封建政体既已不能维持，于是分封甫定，而叛乱即起于东方。（《中国通史·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周振鹤：纵观项羽及十八诸侯之封域，无一不以秦郡作为分封的依据。除以故秦内史分属雍、塞二国外，项羽未曾增设一新郡，悉因故秦之旧郡以划定封域。这种做法与当时“天下未定”只能因袭，无遑变革的形势是完全一致的。除了刘邦以外，其他诸侯只想占地为王而已，没有一统天下的打算。因此在楚汉之际，他们也不可能重新疆理旧秦版图。自汉元年八月塞王司马欣降，刘邦以其地置渭南、河上郡开始，秦郡之建置方才正式被打破，所谓“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应从此时算起，故如东阳、豫章、胶西、城阳、博阳等郡皆为高帝由秦郡所析置，前人多疑其为楚汉之际其他诸侯所置，恐未必然也。（《楚汉诸侯疆域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辑）

何兹全：项羽出身贵族，他所代表的是旧的贵族阶级，他所怀抱的理想，是恢复战国时期诸侯分立的局面。秦亡之后，项羽尊奉楚怀王为帝，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今江苏铜山），分封作战有功的将领为王，并把齐、赵、魏等国的封地也加以调整。公元前206年四月，诸侯各就国。项羽满以为他这样一安排，封国局面就可以再建，天下就可以大定。他不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破坏统一的分封制是违反历史发展的要求的。这就注定他要失败。《何兹全文集·秦汉史略·楚汉相争和汉帝国的建立》

台湾三军大学：按：项羽之分封诸侯，分析言之，有如次之特点：一、地域之变更：就新封域与战国七雄时比较，则多有分割。最显明者为：将秦分为雍、塞、翟，楚分为西楚、九江、临江、衡山，齐分为胶东、齐、济北，魏分为西魏与殷，赵分为代与常山。二、人事之安排：第一，原有各诸侯王，除韩王成仍保留原地外（但项羽始终羁留成于彭城不使就国，伺并杀害之），其余西魏王豹、赵王歇、燕王韩广与齐王田巿等均改易疆界，使其仅领有原来国土之一部分。第二，除章邯、司马欣、董翳为秦降将外，其余各王，多为诸侯中有战功之将领。第三，齐将田荣数负项梁，又不将兵从入关。在敌后游击之巨野彭越，亦未将兵从入关，故均未受封。（《中国历代战争史》第三册第五卷《楚汉战争》）

林剑鸣：于是，秦统一前的割据局面又重新出现了。这是一次历史的倒退！不少史学家认为项羽的分封是无可非议的，如清人恽敬说：“陈涉首难，诸侯各收其地而王之矣。三王秦人也，以秦之地付三王，此秦汉之际诸侯之法也。”（《大云山房集》初集，卷一）现代的一些史学家也认为：“项羽的分封，基本上是承认既成事实。是‘恐诸侯叛之’的实际形势所决定，而不得不分。”应当说，这种看法是难以成立的。从当时的形势分析，分封并非“不得不分”，割据的形势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各路诸侯虽各自拥兵据地，但毕竟皆尊义帝为共主，若项羽能拥义帝而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并非不可能。项羽之急于分封，实出于不甘居人下，又念念不忘“富贵”而“归故乡”，可见其目光短浅，心胸狭隘，不能成大业。（《秦汉史》第五章）

又：分封的必然结果就是割据战争，尤其是项羽的分封，乃是按照亲疏关系和利害程度为标准进行分封的，这就加速了割据战争的出现。（同上）

四月，兵罢戏下[1]，诸侯各就国[2]。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3]，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4]，从杜南入蚀中[5]。去辄烧绝栈道[6]，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7]。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歌思东归。韩信说汉王曰[8]：“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迁也[9]。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10]，日夜跂而望归[11]，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12]。天下已定[13]，人皆自宁[14]，不可复用[15]。不如决策东乡[16]，争权天下[17]。”

[1]【汇注】

颜师古：戏谓军之旌麾也，音许宜反，亦读曰麾。先是，诸侯从项羽入关者，各帅其军，听命于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国，故总言罢戏下也。一说云时从项羽在戏水之上，故言罢戏下，此说非也。项羽见高祖于鸿门，已过戏矣。又入秦烧秦宫室，不复在戏也。《汉书》通以戏为麾字，义见《窦田灌韩传》。（《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张守节：戏音麾。许慎注《淮南子》云：“戏，大旗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王观国：颜师古注皆曰：“戏，大将之旗也，读与麾同。又音许宜反。”观国案：颜师古每注皆存两音者，非也。今以史辞考之，则戏下读音麾是也，其音许宜反者，非麾旗之戏，盖秦中自有地名戏者。《汉·高帝纪》曰：“陈涉之将周章西入关，至戏。”颜师古注曰：“戏，许宜反。戏在新丰县东，今有戏水驿。”案：《后汉·郡国志》京兆新丰县东有戏亭，此即颜师古所谓许宜反者也。师古注此新丰之戏，已得当矣。而于戏下之注，又每引许宜反，何耶？盖师古牵于疑似而不能痛决之也。《灌夫传》又曰：“坐乃起，稍稍去。婴去，戏夫。”又曰：“蚡乃戏骑缚夫。”案：此二戏字，皆读音麾。“婴去，戏夫”者，窦婴去而招麾，令灌夫亦去也。“戏骑缚夫”者，田蚡指麾其从骑收缚灌夫也，与“戏下”之“戏”同意。（《学林》卷十《戏下》）

吴曾：王观国《学林新编》云：戏下有两音。……余按：《左氏》《国语》里革曰：“幽灭于戏。”韦氏注曰：“幽王为西戎所杀。戏山在西周。”孔颖达曰：“戏，骊山之北，水名也。”皇甫谧曰：“今京兆新丰东二十里，戏亭是也。”《汲冢书纪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然则戏之得名，春秋时已著，不始于秦汉间也。据韦、孔所引，虽山水不同。要之，以戏而兼名山水，古来诚多有之，不可以一为是也。至观国谓师古不当以旗戏与地名同音，此不足咎，第班固不当称戏而以下继之。（《能改斋漫录》卷九《地理·戏下有两音》）

王先谦：宋祁曰：南本无下字。阳夏公云：案：前言陈涉之将周章西入关至戏，此不合有下字，证以下文“诸侯罢戏下”，故于此误衍。此戏，水名。下文注戏，旌麾也。王先慎曰，宋说非也。戏下谓戏水之下。上云军霸上，与此云至戏下文相对。此云至戏下与下兵罢戏下文正同，下文戏亦水名。（《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骏图、王骏观：“兵罢戏下”：戏乃水名，非大旗也。《水经注》云：戏水出骊山冯公谷，东北流，今新丰县东北十一里戏水，当官道，即其处。《括地志》云：戏水源出雍州新丰县西南骊山。文颖曰：戏在新丰东二十里，戏亭北，水名也。又姚察云：鸿门在新丰东，戏水西，道南有断原，南北洞门是也。是戏下即是新丰鸿门。新丰鸿门即是戏下。上文明云项羽攻破函谷关，遂至戏西新丰鸿门，又云入秦烧宫室，掳其妇女宝货而东，是项羽入关后本皆屯兵于戏水之下，封王既毕，故诸侯皆自戏下罢归，而羽亦于是时定计东都彭城也。地形史义，昭然若揭，而注家昧焉罔察，似因戏字有大旗一解，妄相掇拾，竟置上下史文于不顾，不知兵罢大旗下，成何文义耶？亦可怪已！（《史记旧注平义·高祖本纪》）

又：“韩信说汉王曰”此下一段，皆韩登坛对汉王之语，《汉书》历历可考，下并云：汉王大说，遂听信策，部署诸将。此等大谋，岂碌碌一韩太尉所能建哉？淮阴登坛数语，古今艳称，今乃移属他人，此冤当更甚于钟室。按：《韩王信传》亦有此语，然自是史家附会，或后人增附，凡本传皆多取其长，如《晋书·谢逸传》为帝刊削手诏，而《儒林传》又谓为徐邈，度亦因同名而两传并书也。此谋似当以淮阴为正。（同上）

杨树达：按：戏水之说是也。《樊哙传》云：“项羽在戏下，欲攻沛公。”按：羽欲攻沛公时实在鸿门，而《哙传》称在戏下，则鸿门虽已过戏，无妨称戏下也。（《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陆宗达：《史记·项羽本纪》“诸侯罢戏下”，近人或谓戏为戏水，戏下是戏水之下。这个解释，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戏在这里应该是军旗。《说文》十二卷下《戈部》：“戏，三军之偏也。”偏就是《左传》桓公五年“先偏后伍”的偏，是战车的编制，杜预注引《司马法》曰：“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春秋时代是以车战为主的，所以偏是作战的主力。元帅将中军，车上有旗有鼓，是指挥作战的号令。如《左传》桓公五年记郑庄公对抗周桓王的战役中，郑庄公将中军，在临战时，“命二拒（左军右军摆成的两个方阵）曰：‘旝动而鼓。’”杜预注：“旝，旃也，通帛为之，盖今大将之麾也，执以为号令。”所以“旝动而鼓”就是看我的大旗一动就鸣鼓进攻。《说文》“戏”字训三军之偏，就是这种在作战时立在战车上的大旗。那么，在军营中，这种大旗就立于军门。所以颜师古说：“戏，谓军之旌麾也。”（《汉书·高帝纪》注）又说：“戏，大将之旗也。读与麾同。”（《汉书·窦田灌韩传》注）可证戏字有两读，一读xì，是嬉戏的戏；一读huī，如“于戏”就读“乌乎”。戏读（huī）时等于麾字。麾，《说文》作摩。十二卷上《手部》：“摩，旌旗所以指麾也。”大将用军旗指挥军队谓之，立军旗于军门作为大将的标志谓之戏，实际上都是一回事。所以《史记》上的“诸侯罢戏下”，“戏下”就是军门的军旗所在，在这里作为代指，代主将的军营。（《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论“戏”与“麾”》）

张家英：《项羽本纪》作“诸侯罢戏下，各就国”。《索隐》云：“戏音羲，水名也。言‘下’者，如许下、洛下然也。按：上文云项羽入至戏西鸿门，沛公还军霸上，是羽初停军于戏水之下。后虽引兵西屠咸阳，烧秦宫室，则亦还戏下。今言‘诸侯罢戏下’是各受封邑号令讫，自戏下各就国。何须假借文字，以为旌麾之下乎？颜师古、刘伯庄之说皆非。”

《史记》中“至戏”“在戏”之类，出现十余次，绝大部分指戏水。《秦始皇本纪》：（二世）“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项羽本纪》：“项羽遂入，至于戏西。”“汉之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高祖本纪》：“秦二世二年，陈涉之将周章军西至戏而还。”“十二月中，（项羽）遂至戏。”《六国年表》：“楚兵至戏，章邯击却之。”《秦楚之际月表》：“楚兵至戏。”又，“周文兵至戏，败。”“与项羽有郄，见之戏下，讲解。”“诸侯罢戏下兵，皆之国。”《陈涉世家》：“周文……至戏，军焉。”《张耳陈馀列传》：“至邯郸，张耳、陈馀闻周章军入关，至戏却。”《黥布列传》：“汉元年四月，诸侯皆罢戏下，各就国。”《樊郦滕灌列传》：“项羽在戏下，欲攻沛公。”《淮南衡山列传》：“陈胜、吴广……起于大泽，……西至于戏而兵百二十万。”这些“戏”字，连同本例共十六次，统指戏水而言。其中含“戏下”者四次，亦指戏水之旁，而非将旗之下。

有两例“戏下”与以上诸例不同，而均见于《淮阴侯列传》中：“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戏下。”“于是有缚广武君而致戏下者，信乃解其缚，东乡坐，西乡对，师事之。”这两例中的“戏”，三家均未注，其实都应该读huī，解“戏下”为“麾下”的。“戏”为一多音字，huī为其读音之一。《集韵·支韵》：“麾，旗属。《周礼》：‘建大麾以田。’或作戏。”可证。（《<史记>十二本纪疑诂·高祖本纪》）

[2]【汇校】

梁玉绳：按：十八王已见《项羽纪》，此处可省。乃衹叙十三王，而无魏豹、田安、田巿、田都、韩成。又诸国皆言所都之地，而代王独缺，其故何耶？（《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3]【汇评】

方回：项羽此策，恐汉王不就国或有他谋，以此防之也。必有某将以统此众而受之策，然天下成败之势，方如反掌。将吏士大夫之心视其主之可否，而为去就也。此暴彼宽，则羽之兵，实所以为汉王之资耳。……范增为羽腹心之臣，岂全不致思入虑而以一切苟且行之，尊一帝，封诸侯，以三万人护汉王就国，谓姑如此而可以无后患。呜呼！亦愚而已矣！（见《古今考》卷九“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

凌稚隆：按：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所以暗制汉王，然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则人心归附，已有一天下气象矣。（《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龚浩康：使卒三万人从，刘邦入咸阳时有兵十万，这时仅使卒三万人从，说明项羽已剥夺刘邦的兵力。（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4]【汇注】

王念孙：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楚子诸侯人之慕从者数万人。文颖曰：“楚子，犹言楚人也。诸侯人，犹诸侯国人。”念孙案：训“楚子”为“楚人”于义未安。“子”当为“予”字之误也，“予”即“与”字，言楚国与诸国之人皆慕从汉王也。《史记》作“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是其明证矣。（《读书杂志·汉书第一·楚子诸侯人》）

吴汝纶：楚与诸侯之慕从者，“与”，当依《汉书》作“子”，“诸侯”下依补“人”字。文颖注：“‘楚子’，犹言楚人。”是也，云“楚子”者，谓楚之弟子也。后云“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又云“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汉书》载五年五月诏，曰“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凡言“诸侯子”，即此文所谓“诸侯人”也。此因上已言“楚子”，故变文言“诸侯人”耳。王怀祖乃据《史记》改《汉书》“楚子”为“楚予”，失之矣。（《吴汝纶全集·史学下》）

李开元：据《汉书》卷一《高帝纪》，其时，项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楚子，诸侯人之慕从者数万人”，与刘邦俱入汉中。又称刘邦军“吏卒皆山东人，日夜企而望归（《汉书》卷一《高帝纪》韩信语）”。也就是说，刘邦之汉中就国时，其军队之人数为三万人，皆关东人，另外有数万人的楚以及关东各国籍之人士跟随。以此来看，刘邦之汉中时，其下南阳以来所收编的秦军并未跟从。……汉元年四月，跟随刘邦之汉中就国的三万人的军队，基本上就是刘邦进入南阳前的那支约三万人的军队，其地域构成如下：沛县兵三千，砀郡兵一万余，楚军一万数千，余为泗水、砀之各邻郡所加入之散卒。这支三万人的军队，构成了刘邦集团的中坚层。从地域构成之角度着眼，笔者将此时之刘邦集团称为砀泗楚人集团，即以砀、泗水郡人为核心的，主要由旧楚国人士组成的军事集团。（《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第五章《刘邦集团之地域构成》）

又：随同刘邦进入汉中的楚子和诸侯人之问题，历来多有争论，笔者曾经提出，诸侯人即诸侯子，就是户籍在诸侯国之人，楚子，即户籍在楚国而当随项羽东归之人。想来，项羽裂土分封天下，确立新的政治秩序，对于各国之领土体制，军政民籍，皆有明确之规定限制。刘邦最初仅封有巴蜀，后经张良通过项伯说动项羽，得到汉中。然而，其军队则被限制于旧部三万人，下南阳入关中后所收编的秦军，或是遣散归籍，或是编入本籍所在的诸国军队，即籍在关中者遣归雍、翟、塞三秦，籍在南阳者，则随南阳之划归楚而遣归入楚。入汉之三万刘邦军，本籍皆在关东，且多为楚，此时，因楚之令，当断楚籍归汉，故不称楚子，诸侯子。这三万汉军以外，跟随入汉中者，不在汉之编制当中，以法令而言，当是私从亡归，其籍仍在楚或关东诸国，故称楚子，诸侯子（人）。举例言之，淮阴侯韩信本为楚郎中，籍在东海淮阴，他于关中亡楚归汉，从入汉中，当为楚子之例。韩王信本为韩王族，为韩将将韩兵从刘邦入武关，又从入汉中，当为诸侯子之韩国籍人例。这批人的数量，以不超过其时汉军之人数计，笔者估计在两万人左右。（同上）

【汇评】

［日］泷川资言：林伯桐曰：高祖为汉王，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可谓得人和矣。然至南郑，而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何耶？意此为项王所使之卒，故思归耶。（《史记会注考证·高祖本纪》）

[5]【汇注】

裴骃：李奇曰：“蚀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蚀，入汉中道川谷名。”（《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司马贞：李奇音力，孟康音食。王劭按：《说文》作“”，器名也。地形似器，故名之，音力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张守节：韦昭云：“杜，今陵邑。”《括地志》云：“杜陵故城在雍州万年县东南十五里。汉杜陵县，宣帝陵邑也，北去宣帝陵五里。《庙记》云故杜伯国。”（《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方回：李奇曰：蚀，（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蚀，入汉中道，川谷名。程泰之《雍录》谓蚀中之名，地书皆不载，以地望求之，关中南面皆碍南山，不可直达，其有微径可达汉中者，惟子午关。子午关在长安正南。其次向西则有骆谷关。关之又西，则褒斜也。此之蚀中，若非骆谷，即是子午。回谓：《汉·纪下》文：张良辞归韩，汉王送至褒中。《张良传》：初，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汉王送良，良送汉王，两说不同，然必是斜谷度终南入褒谷以至汉中无疑也。斜水出武功县衙岭山，北至湄入渭。褒水亦出衙岭，至南郑入沔（自有沔水入于江，而后世总称汉沔一也），终南山橫亘长安、南郑之间，而东西数千里，亦曰太白山，亦曰惇物。若衙岭者，又褒谷、斜谷南北分水之岭也。汉王之往复必由此矣。其曰杜南者，周之岐山，在今之凤翔府，亦曰周原，亦曰杜阳山，在岐山之阳。《九域志》谓地属杜阳，地形险阻，原田肥美，有杜水南入渭。《大雅·绵诗》：“自土漆沮。”（土作杜）自汉右扶风有杜阳县，秦内史地，今凤翔府东至京兆府二百八十三里。蚀中之名虽不可考，汉王往复必由骆谷、子午可考也。（见《古今考》卷九“汉王从杜南入蚀中”）

沈钦韩：《元和志》：骆谷路在今洋州西北二十里，州至谷四百二十里，晋司马勋出骆谷破赵，戍壁于悬钩，去长安二百里。按：骆谷在长安西，南口曰傥谷，北口曰骆谷。此则入汉之道。《索隐》云：王劭按：《说文》作蚀，器名。地形如器，故名之。按此则字当从金，《说文》：鉵，枱属也，从金、虫，省声，徒冬反。（《玉篇》：鉵，鉏大兒，《广雅》鋡谓之鉵，曹宪音彤盖即鉵字。）司马勋壁悬钩者，或其地与《方舆纪要》子午谷或曰即古蚀中，非。（《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程馀庆：杜陵故城在西安府东南十五里，蚀中，即子午谷，入汉中之道也。南口曰午，在汉中府洋县东百三十里，北口曰子，在西安府西南百里，谷长六百六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先谦：《方舆纪要》：子午谷，或曰即古蚀中。先谦按：《秦纪》武公县杜，汉为杜陵县，此时但称杜，在今西安府咸宁县东南。（《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钱穆：案：《读史兵略》云：“杜县在长安县西南。《通鉴》胡注引子午、骆谷二道证蚀中。然从杜南入，则子午谷也。”今考子午谷南口，尚在洋县东一百六十里，自此径赴南郑，无缘更至褒城。《史》言张良送至褒中，此乃褒斜连云栈，至是始已也。其后沛公引兵从故道出袭雍。汉虽有故道县，疑本云从故所从道，即烧绝栈道处出袭雍耳。然则沛公当时盖自杜南沿南山北麓西行而入褒斜也。（《史记地名考·关中地名》）

王恢：蚀中不见他书。程大昌《雍录》云：“以地望求之，关中南面背碍南山，其中微径可达汉中者，惟子午谷在长安正南，其次向西则骆谷。此蚀中若非骆谷，即是子午谷。”（《汉书·高纪》王补引官本考证）按：汉明帝永平四年，《杨孟文石门颂》（石门在褒县北三公里）曰“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此为汉王入汉中从子午、出秦川由散关之最好注脚。

又：《纪要》五三：“子午谷在西安府西南百里，南达汉中，或谓之蚀中。汉王之国，从杜南入蚀中。元始五年，王莽始通子午道，从杜陵南直绝南山，径汉中，置子午关于谷内。魏延谓诸葛武侯，当子午而北，即此。”又（五六）云：“子午道南口曰午，在洋县东百六十里。北口曰子，在西安府南百里。谷长六百六十里。或曰，即古蚀中也（蚀音力）。汉王之国，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栈道，盖即此。”蚀中即子午道，应无可疑。（《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史念海：蚀中，如淳曰，蚀入汉中道川谷名。《雍录》云，以地望求之，此蚀中非子午即骆谷。杜县于长安为西南，由杜南行，则其所入之蚀中，盖子午谷也。《司隶校尉杨孟文颂》：“高帝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此颂刻于东汉明帝时，上距西京，为时无多，所言自是实录。考王莽执政时，曾“通子午道，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即因高帝所经之道而重修之，疑高帝烧绝栈道之后未再葺补，直至莽时始复通之。（《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秦汉之际刘项兵争之路线》）

李之勤：按：汉元年为公元前206年。杜南当解释为杜县之南。杜县在今西安市南郊十余里杜城村，为古杜伯国地，秦武公十一年（前687）设县。西汉宣帝于长安东南乐游原上建坟墓，称杜陵，设杜陵县于杜陵南五里而杜县遂废。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韦昭的注释，认为杜就是杜陵县，不一定符合事实。因为那将使子午道的北段在关中平原上不必要的向东绕道，增加里程十余里。蚀，如淳解释为从长安经南山入汉中的一条谷道，李奇说这条谷道在杜县之南，王劭说它的形状象一个名蚀的钟类器具。而子午道的入山之口子午谷和杜城村都在长安的正南方。所以，虽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汉王刘邦之国的路线是走褒斜道，但更多的学者认为走的是子午道。并由此推断子午道的开辟利用，时间至少也应在秦代以至秦代以前。至于子午道北段的走向，大致当为从子午谷北口向正北，经杜城村以达秦都城咸阳和西汉都城长安。刘邦此次行军取灞上、杜南、子午谷，即从东北而西南方向的路线，是因为他和他统领的军队在进入关中灭亡秦朝之后，一直到“之国”，也就是前往南郑作汉王以前，始终是屯驻在咸阳以东的灞上地区的缘故。（《子午道历史资料校释》）

辛德勇：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在注释汉王由杜南入蚀中一事时，引有隋人王劭的一条按语，一向没有引起人们注意，而这条按语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资料：王劭按：《说文》（蚀）作“”，器名也；地形似器，故名之。音力也……据王劭按语，亦可知《说文》本释有“中”这一地名，是许氏所见未经舛讹之《史记》旧本，“蚀中”本作“中”。按应为“”之略语，本来是一种铜器的名称，见称于《集韵》卷三豪韵下。王劭云地形似此铜器，因以为名，所释极合情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作为这一地名，要比“蚀中”更为可信。王劭这条按语，疑即出自其“采摘经史谬误”的“读书记”中，旨在订正通行本《史记》的讹误，可惜除司马贞之外，未曾引起任何人的理会。

如果采用王劭的说法，把“蚀中”订正为“中”，就可以合理地解释《史记·留侯世家》中“褒中”致误的由来。……《集韵》、褒同部，读音相近，因褒中西汉设立为县，又是一方军事重镇，名声较著于中，故辗转传写之间，讹为褒，自在情理之中。至若中之讹变为蚀中，则系因蚀字本作“蝕”（说见《说文》），字形与“”字颇为相似。如此，依据王劭所见《说文》旧本所本之别本《史记》，不仅可以合理地说明今本《史记》褒中、蚀中歧异的由来，而且还可以订正长期以来用“蚀中”来称呼王莽以前的子午道的错误，还这条古道以本来的名称——中。

这样来解释这一问题，可以澄清有关刘邦南行路线的所有疑窦。据此可知：刘邦系取道中谷道南入汉中，张良送别刘邦也一直送到中道上，并在此劝说刘邦烧毁了所经过的栈道。至于今本《史记·高祖本纪》的“蚀中”和《史记·留侯世家》的“褒中”，都不过是文字传写之讹而已。此说虽别无强证，迹涉穿凿，但亦自信较旧有诸说要更为顺情合理，庶几可发此前人未解之覆。（《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论刘邦进出汉中的地理意义及其行军路线》）

[6]【汇注】

颜师古：言令羽知汉王更无东出之意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按：系家，是用张良计也。栈道，阁道也。音士谏反。包恺音士版反。崔浩云：“险绝之处，傍凿山岩，而施版梁为阁。”（《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顾祖禹：张良送高祖至褒中，说之以烧绝栈道，备盗兵且示项羽无东意。盖栈道秦时已有之，所谓范睢相秦栈道，千里通于蜀汉者也。汉高烧绝栈道，因别开西路从故道北出以袭陈仓，而栈道遂废。（《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汉中府》）

毛凤枝：又西为子午谷，在长安县南六十里，有子午谷水，北流会交水注沣入渭。《通典》云：由汉中入长安取子午谷路凡八百四十一里。（唐天宝中，涪州贡生荔枝，取西乡驿入子午谷，不三日至长安。）顾氏景范曰：子午道南口曰午，在汉中府洋县东百六十里；北口曰子，在西安府城南百里。（按：今由省城至子午谷口仅六十里耳。）谷长六百六十里，或曰即古蚀中也（蚀读力）。谷南通梁沔，孔道四出，与傥（见洋县）骆（见周至）褒（见褒城）斜（见眉县）称六大谷。汉元年，汉王之国南郑，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按：两汉栈道皆以木为之，后人始沿山开路，谓之碥路。夫古人之智，岂果不若今人哉！盖天生之险，不可以人力隳之也。故剏为栈道，以通往来。有警即烧绝之，使我不能往，彼亦不能来。敌人即欲开径自行，亦已大费工力矣！此古人保险之微意也。自后人沿山开路，于是天生之险，辟为坦途，而防不胜防矣。古人似拙而实巧，今人似巧而实拙，皆此类也。）盖如此，汉元始五年，王莽通子午道，从杜南直绝南山，迳汉中。（《南山谷口考校注》）

【汇评】

凌稚隆：沛公因张良说之，烧绝栈道以示项羽无东意；而项羽遂北击齐，且与彭越陈馀等方争衡。沛公因得用韩信之计以定三秦，及其锋以东向，天下之势遂定矣。譬之两人对弈，沛公已得胜局。（《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魏裔介：盖汉王之王蜀，即有欲攻羽之心，特以势力不敌，乃听萧何之言，养民致贤，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张良自无不与其谋者，烧绝栈道，愚楚也，岂绝汉哉！若烧绝而不可复出，汉王虽愚，必不听其计矣。况良之归韩，亦汉王遣之，盖欲待还定三秦之日为汉羽翼耳。良欲辅成以助汉，则有之。谓成之僝弱，遂足以定大计而王天下，良不若是之昧也！（《兼济堂文集》卷十四《留侯论》）

刘鸿翱：良独劝汉王所过栈道烧绝，是诚何心哉？噫是正良之所以为杰，而吾以忠且知许之也。管仲相桓公，欲伯天下，而内政之作，寓于军令，此齐之所以盛也。勾践欲灭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可经给兵，此越人所以入郢也。良固忠且智者，岂不虑及于此乎。盖以羽之慓悍猾贼，其心未尝一日忘汉也。苟不示之意，则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日相寻于干戈扰攘之中，殆自救之不暇，尚可以为自治之谋，以与项羽东向而争天下哉。良也劝王烧绝栈道，则羽之疑我者，不暇辩说而自释。羽之所以备我者，不假于离间而自疏。由此而养威蓄锐。岂不可以伯汉而弱项乎？由此而生息休养，岂不可以越汉而吴楚乎？此固良之所以忠于为谋也，此固良之所以智于自效也。未几返其汉中之行，而三秦且縻卷矣。孰非此栈道之烧，有以始之乎。又未几驰骋于中原之内，而鸿沟且为界矣。孰非此栈道之烧，有以致之乎。又未几追羽于固陵之会，而乌江自刎矣。又孰非此栈道之烧，有以基之乎。故曰鸷鸟将击必匿其形，谋国者几不密而害成。又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良之谓也。（见《历代史事论海》卷九《张良烧绝栈道论》）

[7]【汇校】

颜师古：《汉书》多以“视”为“示”，古通用字。（《汉书·高帝纪第一上》）

沈钦韩：《毛诗》、三《礼》通作视字，郑云：视古示字，不独《汉书》为然。（《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汇注】

王云度：师古曰：“言令羽知汉王更无东出之意也。《汉书》多以‘视’为‘示’，古通用字。”（《秦汉史编年（上）·汉高帝》）

程馀庆：用张良计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汇评】

钱时：使项羽而先入关，则必责怀王以如约矣，关中之地，岂他人所得有哉？盖其为人负气尚勇，不肯出沛公之后，是以屠咸阳，杀子婴，烧宫室，收货宝妇女而动东归之思，非其本心然也。及闻怀王如约之言，即怒而徙之，如逐奴隶，自王梁楚，而迁沛公汉中，一旦发露，不可得而掩矣。使沛公不忍小忿，遽起而与之角，其不至于自毙者几希。是故羽之粗暴，每每见容于沛公，凡委靡退逊，敛然而不敢较者，皆沛公之所以胜，而项羽之所以败也。沛公当时亦几不能忍，赖萧何以济，有功多矣。惜乎未免出于诈术，非王者之所尚云。（《两汉笔记·高祖》）

李蕊：蕊按：入关之初，汉非楚敌。识时务者为俊杰。王之怒激于气，何之谏审乎势。役大役强皆天也，顺乎天以尽人事，何之为汉谋者，在养民以致贤。而栈道之烧，示羽无东意，在良亦欲其养晦待时耳。苟逞王欲，攻之怒，安知久大雄图不隳于意气之愤激哉？（《兵镜类编·卓识上》）

[8]【汇注】

裴骃：徐广曰：“韩王信，非淮阴侯信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王益之：《史记·高纪·考异》曰：《汉书·帝纪》以为淮阴之言。按：其辞与《韩王信传》所载韩王信说汉王语合，兼《史记·帝纪》亦不载登坛拜将事，徐广以为韩王信是也，今从之。按：《楚汉春秋》韩王本名信都，刘氏《史通》及小颜《功臣表》俱引之。“信”，通作申，与韩信之“信”有别。司马迁削去“都”字，班掾因误读去声，混作淮阴侯名而附入拜将一节。《考异》所辨甚当。（《西汉年纪·高祖》）

梁玉绳：附按：说汉王之韩信，据《韩信传》以为韩王信，据《汉书·高纪》以为淮阴侯，盖缘名姓无殊，遂彼此双载。师古两疑之，曰：“岂史家谬错乎？”将二人所劝大指实同也，因生斯疑。后竟有以韩王信为误，而实指淮阴侯者，不知徐广明云“韩王信非淮阴侯信”，师古岂未检徐广《史记》本耶？《汉书评林》明王慎中曰：“是时淮阴尚未知名，班掾认为淮阴信，故特为补出拜将一节，而以此说为问计之词。及其传韩王信，仍以此说入之，何自相矛盾？合从《史记》元注。”（《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崔适：按：《汉书·高帝纪》云“拜信为大将军，问以计策，信对曰”，以下文与此同，则为淮阴侯韩信明矣。后人又窜此数语入《韩王信传》，故徐广云然。颜师古注《汉书·韩王信传》以为谬错，是也。（《史记探源》卷三）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韩王信骁将已，谋略非其所长，《韩王信传》以此为韩王语，史迁偶误耳。《汉书》亦沿之。顾炎武曰：以同姓名而误。愚按：下文云“立韩太尉信为韩王”，亦见此韩信非韩王信。（《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杨树达：《史记》卷八《高祖纪》云：韩信说汉王曰：“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不如决策东乡，争权天下。”树达按：此文第云韩信，不知其究何指。（《中国修辞学》第六章《混淆》）

又：卷九十三《韩王信传》云：信说汉王曰：“项王王诸将近地而王独远居，此左迁也。士卒皆山东人，跂而望归。及其锋东乡，可以争天下。”树达按：《高祖纪》第云韩信，未加别白。但《淮阴侯传》不载其事，而《韩王信传》纪之，则《高祖纪》之韩信为韩王信，非淮阴侯明矣。故徐广注《高纪》之韩信云“韩王信，非淮阴侯信”，是也。（同上）

又：《汉书》卷三十三《韩王信传》云：沛公为汉王，信从入汉中，乃说汉王曰：“项王王诸将，王独居此，迁也。士卒皆山东人，竦而望归。及其蜂东乡，可以争天下。”树达按：此沿用《史记·韩王信传》原文，以说事属韩王信。（同上）

又：卷一《高帝纪》云：汉王既至南郑，诸将及士卒皆歌讴，思东归，多道亡还者。韩信为治粟都尉，亦亡去，萧何追还之，因荐于汉王曰：“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于是汉王斋戒，设坛场，拜信为大将军，问以计策。信对曰：“项羽背约而王君王于南郑，是迁也。吏卒皆山东之人，日夜企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向。”树达按：此又以说事属淮阴侯，与《韩王信传》自相矛盾。此固由于班氏未曾细勘《史记》纪传，而《史记》纪文但书韩信，不加别白，实为致误之总因也。《汉书·淮阴侯韩信传》仍无其事，与《史记》同，故知全由《史记》纪文误会也。（同上）

徐朔方：……《高祖本纪》及《淮阴侯列传》都说到将士逃亡事，《高祖本纪》这一段显然是《淮阴侯列传》的压缩，而且在《高祖本纪》中一个叫韩信，一个叫韩太尉信，韩信明明白白指的是淮阴侯。《史记集解》引的徐广说，不足信。《史记》卷九三《韩王信传》这一番话显然是司马迁写作时，因两个人姓名相同而弄错的。班固作《汉书·高帝纪》发现这个问题，所以在《高帝纪》特别写明，不使人误会，而在韩王信的传记中则仍旧沿用《史记》原文，未加改动。（《史汉论稿·<史记·淮阴侯列传>的史实错入<韩信列传>》）

韩兆琦：刘邦部下有两个韩信，一为韩国之旧贵族，历史上称之为“韩王信”，事迹见《韩信卢绾列传》；一为淮阴侯，事迹见《淮阴侯列传》。此“韩信”究竟指谁？《集解》引徐广曰：“韩王信，非淮阴侯信也。”按：《韩信卢绾列传》云：“韩信从入汉中，乃说汉王曰：‘项王王诸将，而王独远居此，此左迁也。士卒皆山东人，跂而望归，及其锋东向，可以争天下。’”与此《纪》全同，梁玉绳从之，并引王慎中语以为“是时淮阴尚未知名”。（《史记笺证·高祖本记》）

【汇评】

凌稚隆：吴宽曰：向也张良有卓越之见，而始劝沛公之入。今也韩信乘鏬漏之余，而径劝沛公之出。二人之智谋略同，故其蹙楚之效亦同。（《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9]【汇注】

裴骃：韦昭曰：“若有罪见迁徙。”（《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如淳曰：“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汇评】

程馀庆：看破阴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0]【汇注】

韩兆琦：山东，崤山（今河南灵宝县东南）以东，古代用以泛指今河南以及河北南部、安徽、江苏北部，以及山东等广大地区。（《史记笺证·高祖本记》）

龚浩康：山东，泛指崤山或华山、函谷关以东广大地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11]【汇注】

张守节：跂音丘赐反。《说文》云：“跂，举踵也。”司马彪云：“跂，望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王先谦：《宋书·乐志》载汉《铙歌十八曲》，其一《巫山高》云：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难以逝。我欲东归，害梁不为？我集无高曳，水何梁，汤汤回回。临水远望，泣下沾衣。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此歌盖将士所作，曰“淮水深”者，其家在淮上耳。（《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陈直：直按：汉《铙歌十八曲》，有《巫山高》篇……余昔撰《铙歌十八曲解诂》，疑此诗即写此事，高祖王巴蜀汉中，都南郑，故以巫山为代表，军士多江淮人，故以淮水为代表。（《史记新证·高祖本纪第八》）

[12]【汇校】

张文虎：有大功，《御览》二百八十三引“有”作“成”。（《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13]【汇评】

凌稚隆：倪思曰：“天下已定”数语，此最识时知势之论，虽萧何辈亦不曾念到此。（《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14]【汇注】

颜师古：宁，安也，各安其处。（《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15]【汇评】

刘辰翁：“天下已定，皆自宁，不复可用”，此最识时知势之论，儒生姑息，安足以知此！（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16]【汇注】

吴汝纶：此为汉王东向之转关，即用以提挈后文。（《吴汝纶全集·史学下》）

王叔岷：《考证》：秘阁本“策”作“筴”。案：“筴”乃“策”之隶变。（《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17]【汇评】

凌稚隆：杨维桢曰：韩信登坛之日，毕陈平生之画略，论楚之所以失，汉之所以得，此三秦还定之谋卒定于韩信之手也。（《史记评林》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又：董份曰：观信智略如此，真有掀揭天下之心，不但兵谋而已。（同上）

又：唐顺之曰：孔明之初见昭烈论三国，亦不能过，予故曰淮阴侯非特将略也。（同上）

吴见思：韩信说词，亦只略写，重本纪也，忽又顿住。（《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程馀庆：数语真识时知势之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台湾三军大学：韩信袭秦之策略，据史载其言云：“（汉）吏卒皆山东之人，日夜企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向。”虽寥寥数语，实已洞中当时天下大势与时机矣。其言前者着重汉兵士气之运用，因其皆思东归而用之，则自锐气百倍。后者着重于大势与时机之掌握：第一，若汉兵在汉中久安之后，则人皆求自宁苟安，士气必日趋惰怠；第二，关中经项羽所率诸侯兵数十万之蹂躏，与项羽火焚咸阳之大破坏，以及二十万壮丁在新安被坑杀后，关中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至为惨重，社会人心已极混乱，乘三秦王始就国而情势尚甚混乱之时起而袭之，自可迅速奏功；第三，天下诸侯已就国，若予项羽以时间，使其稳定宰制天下之局势，则此局势已定之后，必不易于动摇，故当乘其各地情势不安之时而进击之。凡此，实为韩信进军策略之中心。由于此项策略之卓越与刘邦之毅然采纳，故汉军一出袭雍后即迅速进展，而着着获得辉煌之成果。（《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四卷第八章《楚汉战争》）

项羽出关，使人徙义帝[1]。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2]。”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3]，趣义帝行[4]，群臣稍倍叛之，乃阴令衡山王、临江王击之[5]，杀义帝江南[6]。项羽怨田荣[7]，立齐将田都为齐王[8]。田荣怒[9]，因自立为齐王，杀田都而反楚[10]；予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11]。楚令萧公角击彭越[12]。彭越大破之[13]。陈馀怨项羽之弗王己也[14]，令夏说说田荣[15]，请兵击张耳。齐予陈馀兵，击破常山王张耳，张耳亡归汉。迎赵王歇于代[16]，复立为赵王。赵王因立陈馀为代王。项羽大怒，北击齐[17]。

[1]【汇评】

吴见思：韩信说词未完，紧接项羽失策。事机适凑，文机亦适凑。（《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2]【汇注】

裴骃：文颖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史记集解·项羽本纪》）

张守节：音流。（《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3]【汇校】

［日］水泽利忠：各本“彬”字作“郴”（泷本“彬”，“郴”讹）。（《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全祖望：长沙，始皇二十五年置，汉因之。（《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一）

顾祖禹：《禹贡》荆州地，春秋战国时楚地。秦属长沙郡。（项羽徙义帝于长沙，都郴，即此）汉初置桂阳郡，后汉因之。（治郴）……州北瞻衡岳之秀，南当五岭之冲，控引交广，屏蔽湖湘。项羽谓怀王曰：“古之帝者必居上游。”乃徙义帝于郴。《形胜记》曰：州在五岭以北，万山之内，湘楚上游也。（《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二《郴州》）

赵翼：项羽分王诸将，《史记》先叙诸将分王毕，方叙徙楚怀王于长沙，《汉书》则先叙徙怀王，然后分王诸将。（《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

王恢：郴县，《汉志》：“桂阳郡，郴，项羽所立义帝都此。”即今湖南郴县。

按：楚怀王孙心之立，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六月。同月，张良亦请项梁立韩成为韩王，西略韩地，游击秦军。九月，怀王徙都彭城。汉之元年（前206）正月，诸侯尊怀王为义帝。项羽自为西楚霸王，徙义帝于郴，十月，羽使衡山、临江王弑之江中。而《黥布传》云：“其八月，九江王布弑义帝于郴。”（《汉书·项籍传》同）是《本纪》“江中”，当依《高纪》作“江南”。《清统志》（八七三）：“义帝陵在县西南。《水经注》冢在县南。《元和志》在县西一里。《州志》陵在旧儒学后，大而圆，高可二丈余。”（《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

陈直：直按：项羽置义帝于郴县，取义在楚地疆域之内。（《史记新证·项羽本纪第七》）

[4]【汇注】

张守节：趣音促。（《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5]【汇注】

胡三省：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洪亮吉：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案：义帝徙长沙，道盖出九江、衡山、临江。故羽阴令二王及九江王布杀之。《黥布传》言遣将追杀之郴县，明二王虽受羽命而不奉行，故布独遣将击杀耳。使二国欲杀义帝，当其道出衡山、临江时，何以不杀而使之至郴县乎？《布传》从事后实书，故《汉书·高帝本纪》等皆从之，此纪及下《高帝纪》，本羽之始谋而言，皆史法之可以互见者。（《四史发伏》卷一《史记》）

[6]【汇注】

颜师古：文颖曰：“郴，县名，属桂阳。”如淳曰：“郴音綝。”师古曰：“说者或以为《史记·本纪》及《汉注》云衡山、临江王杀之江中，谓《汉书》言黥布杀之为错。然今据《史记·黥布传》四月阴令九江王等行击义帝，其八月布使将追杀之郴，又与《汉书·项羽》《英布传》相合，是则衡山、临江与布同受羽命，而杀之者布也。非班氏之错。郴、綝二字并音丑林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赵翼：《史记·项纪》《高纪》皆言项羽徙义帝长沙，都郴，使衡山王、临江王击杀义帝。《汉书·高纪》则云：羽使九江王布击杀义帝于郴。（颜师古注：谓衡山、临江、九江三王，羽皆使杀义帝，而击杀者乃九江王也。）（《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

王云度：《史记》《汉书》各篇说法不一。义帝徙都，《月表》列于二月。义帝被杀，《史记·黥布列传》云：四月，“阴令九江王布等行击之。其八月，布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月表》云：“十月，项羽灭义帝。”《高帝纪》云：“二年冬十月，项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于郴。”《史记志疑》云：“义帝以元年四月自临淮盱台徙桂阳之郴，使人趣其行。不及一月可到，英布等追而杀之，则甫及郴即被弑矣，疑‘四月’为是。”（《秦汉史编年（上）·汉高纪》）

龚浩康：“杀义帝江南”二句，这里说项羽暗令衡山王吴芮与临江王共敖杀义帝于江南。与《黥布列传》所说项羽“乃阴令九江王布等行击之。其八月，布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不合。《汉书·高帝纪》也作“项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于郴”。又《项羽本纪》作“江中”，也与此处作“江南”不合。疑此处史文有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汇评】

苏轼：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而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而擢以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羽既矫杀卿子冠军，义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则帝杀羽，不待智者而后知也。（《苏文忠公全集·东坡后集》卷十一《范增论》）

凌稚隆：凌约言曰：此而参看《羽纪》，则见重轻宾主之得体，转换应接之无痕矣。（《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吴应箕：然则增计独无得者乎？其大者无过于劝项梁之立义帝，而孰知楚之失策，即以此也，何也？秦之亡固矣，六国之不可复兴，此亦不待智者知也，即以为秦亡六国，楚最无罪，立之以从民望。然天下豪杰俱起，诸国各以自立。楚于诸国非素相臣服，而天下之民，非尽讴吟思楚德也。立楚国之后，可矣。执一牧竖之子，素无功德之在民间者，一旦尊为共主，吾不知秦亡，而义帝果能君临天下乎？楚即固守臣节，果能令暴起之诸侯，不必角材斗智，遂相与听约束无二乎？夫羽即不弑义帝，义帝必不能有天下，此理也，势也。若刘、项既有天下，而义帝尚存，君之则不终，臣之复不可，吾不知此何以处？故羽之弑义帝者，徒资汉以名。若楚亡而义帝在，则杀之于郴者，能必汉之不为楚续耶？不然。杀帝者，九江王布也。发丧诛羽，而乃遣使说布，此安在其为义帝发愤也哉？是故义帝之不能终，当其立而已知之矣。不知其不终，而立之为不智。知其不终，姑借之以举事一旦。若曰：此后吾何知焉？则成羽之弑者，增也。（《楼山堂集》卷二《范增论》）

赵翼：《史记》不立楚怀王孙心“传”，殊为缺笔。陈涉已“世家”矣，项羽已“本纪”矣，心虽起牧羊，然汉高与项羽尝北面事之，汉高之入关实奉其命以行，后又与诸侯王共尊为义帝。而汉高之击项羽也，并为之发丧，则心固当时共主。且其人亦非碌碌不足数者，因项梁败于定陶，即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因宋义预识项梁之将败，即拜为上将军；因项羽残暴即令汉高扶义而西；及汉高先入关，羽以强兵继至，亦居灭秦之功，使人报心，心仍守“先入关者王之”之旧约，而略不瞻徇，是其智略信义亦有足称者，非刘圣公辈所可及也。自当专立一传，乃《史记》逸之，岂以其事附见项羽诸传中，故不复叙耶。然律以史法究未杨（扬）也。班史但改陈胜、项羽为列传，而怀王心亦遗之，终属疏漏。（《陔余丛考》卷五《史记四》）

吕思勉：《汉书·高帝纪》则云：“二年，冬，十月，项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于郴。”郴在楚极南，项羽即欲放逐义帝，亦不得至此，然则《黥布传》云都长沙者是也。《项羽本纪》之郴县二字，盖后人侧注，误入本文。义帝殆见迫逐，自长沙南走至郴而死也。义帝在当时，既无足忌，项羽杀之何为？衡山、临江、九江，主名尚无一定，则义帝死事，实已不传，史之所书，皆传闻诬妄之说耳。（《秦汉史》第三章《秦汉兴亡》）

[7]【汇注】

方回：秦二世元年九月，田儋与从弟田荣、橫起齐，自立为齐王。秦二年六月，章邯破杀齐王田儋于临济（恐当作临淄），儋为王仅十月。沛公、项梁救田荣，共解东阿之围。八月田荣立田儋子巿为齐王。初，田儋之破也，田假复自立为齐王。田荣至，是逐田假而立田巿，田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赵，角弟间，故齐将，居赵，不敢归。项梁数使使趣田荣兵俱西追秦军，田荣欲使楚杀田假，赵杀角、间，乃发兵。项梁不肯杀假，赵亦不肯杀角、间，以故田荣不肯发兵，遂与赵氏有隙。（见《古今考》卷四“齐复立王九”）

又：其后齐王建孙田安下济北，从项羽救赵，大破秦军。汉元年正月，项羽徙义帝，分裂一十九王，分齐为三，徙齐王田巿为胶东王，都即墨；封齐将田都为齐王，居临淄；田安为济北王，都博阳。四月，诸侯各就国。田荣大怒，不肯遣田巿之胶东，迎击田都，都走楚。巿畏羽，亡之胶东，荣怒追杀之，自立为齐王。令彭越击杀济北王田安，田荣遂并王三齐之地。田巿为王凡一年。（同上）

【汇评】

黄淳耀：楚汉之际，六国蜂起自立，惟田氏最与楚龁，而阴德于汉甚大。初，田儋救魏，为章邯所杀，儋从弟荣收兵走东阿，邯追围之。项梁闻荣急，乃引兵击破章邯，邯走而西。是荣之复振，皆项氏力也，微梁、荣且虫出矣。及梁追章邯，邯兵益盛，梁使促齐兵共击章邯，荣乃要楚、赵杀田假一门三人。楚、赵义不忍杀，则终不出兵。夫假，固齐王建弟也，齐人以儋死，故立之。既已逐之矣，又必欲杀之；又以楚之义不忍杀也，复用为仇，坐视项梁之败，不义甚矣。项羽由此怨荣，入关后分王田都、田安，荣距都杀安，尽并三齐之地。羽北伐，而汉遂得劫五诸侯兵乘间东向矣。虽荣之举事非以为汉，而实阴为汉用也。吾故曰“田氏最与楚龁，而阴德于汉甚大”。（《陶庵全集》卷四《项羽本纪》）

王鸣盛：田儋定齐自立，与其从弟荣、荣弟横俱起，为章邯破杀。荣收余兵走东阿，邯追围之，赖项梁救之，击邯，邯走而西，荣乃得免。齐人因儋死，国无主，乃立故齐王建之弟假，未为大谬也。而荣甫脱大厄，旋击逐假，假亡走楚，乃立田儋子巿为王，荣相之，亦可已矣。及项梁以东阿之役追章邯，而邯兵益盛，乞兵于荣，荣乃邀之，使杀田假乃出兵，楚以义不忍杀，则遂坐视章邯败杀项梁而不救。其后，项羽灭秦，分立诸侯王，乃徙田巿王即墨，更封田都于临淄、田安于济北，而以田荣负项梁，不肯出兵助楚，不得王。羽之主约，人皆称其不平，而此事则未可非。荣逐田都，杀田安，且击杀田巿于即墨，而并有三齐以自王，何其戾也？夫儋与荣、横三人为从昆弟，实齐之疏族，而假为故齐王建之弟，假之当立甚于儋。其立也又非取之儋手，荣必欲杀之，悖暴已极，乃因此仇项氏，以德为怨，又并儋子巿而杀之，何哉？诚丧心害理之尤者。（《十七史商榷》卷五“田荣击杀田巿”）

[8]【汇注】

龚浩康：田都，田假部将。曾随项羽救赵，入关，被项羽封为齐王。项羽同时又封原齐王田建的孙子田安为济北王，而改封田荣所立的齐王田巿为胶东王，使齐地一分为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汇评】

程馀庆：又抽出一事，是羽之树敌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9]【汇校】

赵翼：《史记》：项羽立田都为齐王，田荣怒，乃杀都自立为齐王。《汉书》谓荣攻都，都走降楚。（《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

【汇评】

凌稚隆：羽之分王，一任爱憎，此田荣所以怒而自立，陈馀所以怨而归齐也。羽盖自树敌矣。（《汉书评林·高帝纪》）

[10]【汇注】

梁玉绳：按：田都走楚，非被田荣杀之也，此误。（《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王叔岷：案：《汉书·项籍传》称“都走楚”，又《田儋传》及《汉纪》并称“都亡走楚”，并可证都非被田荣所杀。参看王先谦《汉书补注》。（《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11]【汇校】

龚浩康：《汉书·彭越传》作“汉乃使人赐越将军印”，与此处记载不一。项羽封诸侯时，彭越不得封，故怨项羽而反楚。（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12]【汇注】

［日］泷川资言：孟康曰：萧公，萧令也。时令皆称公。（《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13]【汇评】

程馀庆：又牵连出彭越，遂为楚大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4]【汇注】

韩兆琦：陈馀怨项羽弗王己，陈馀原是陈涉的将领，奉命与武臣、张耳北定赵地。武臣死，陈馀与张耳共立赵歇为王。章邯攻赵，围赵歇、张耳于钜鹿。陈馀率兵在外，因势小不敢击秦。张耳派张黡、陈泽出城促陈馀击秦，陈馀不得已，分兵予之。张黡、陈泽战死。项羽救钜鹿后，张耳责陈馀不救，并疑张黡、陈泽乃被陈馀所杀，陈馀大怒而去。后来张耳随项羽入关，被封为常山王；陈馀未入关，故仅得南皮附近之三县，因此怨项羽。详见《张耳陈馀列传》。（《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汇评】

凌稚隆：羽之树敌处。（《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15]【汇注】

张守节：上音悦，下音税。（《史记三家注·高祖本纪·正义》）

王叔岷：案：《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并云：“使张同、夏说”，此略张同，盖说田荣以夏说为主耳。（《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16]【汇注】

梁玉绳：附案：破常山迎赵歇等事在二年十月，而此与《羽纪》皆书于元年者，盖馀之说荣，在元年荣并三齐之时，观《陈馀田儋传》自明。史遂顺摭以终其事，不复另叙，非他处误乱比也，故二年但书曰“张耳来见，汉王厚遇之”。（《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17]【汇评】

方回：自击田荣，则是天以田荣牵制项羽于东北，而汉王乃得东向而击之。（见《古今考》卷十三“南渡平阴津三老董公遮说”）

凌稚隆：羽之失着处。（《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王鸣盛：项氏之败，半为田氏牵缀，不西忧汉，而北击齐，以此致亡。（《十七史商榷》卷五“田荣击杀田巿”）

程馀庆：此羽之失著处。韩信之计未成，而项羽之事齐起，四面纷拏，正为韩信之地，故一齐叙入。（《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吕思勉：楚汉相争，汉卒成而楚卒败，其道或多端，然汉尝一入彭城，后虽败退，终据荥阳、成皋，楚迄不能下，而汉之后路安定，且可使韩信下齐、赵，彭越扰梁地，以犄楚后，要其大焉者也。然谓汉王夙有覆楚之计则非也。《项羽本纪》言：羽闻汉王皆已并关中，且东；齐、赵叛之，大怒。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汉使张良徇韩，乃遗项王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又以齐、梁反，书遗羽曰：齐欲与赵并灭楚。楚以此故无西意而北击齐。论者皆以此为楚之失策，为汉所欺，其实非也。汉之降申阳，使韩太尉信降郑昌，在其二年十月。十一月，立信为韩王。汉王还归，都栎阳。至三月，乃复出兵，降魏王豹，虏殷王卬，劫五诸侯兵东伐楚。其间相距凡三阅月，盖闻项羽不能定齐地而然？然则张良谓汉王欲得关中即止，殆非虚语。《高祖本纪》云：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当是时，项羽安知汉王之欲东？使其知之，相王时何不置诸东方，地近易制御，乃置之巴蜀、汉中，成鞭长莫及之势哉？（汉王所以敢并三秦者，亦以关中距东方远，项羽不易再至。韩信故襄王孽孙，王诸韩，距楚为有辞也。）且汉王果欲东，安有烧栈道自绝其路之理？《淮阴侯列传》载其说汉王之辞，谓秦民怨三秦王，痛入骨髓，无不欲得大王王秦，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此附会之辞，非实录。汉王以其元年四月就国，五月即出袭雍。章邯盖出不意，故败走。然犹据废丘。司马欣、董翳至八月乃降。章邯则明年六月，汉王自彭城败归，引水灌废丘，乃自杀。然则谓三秦可传檄而定者安在也？情势如此，汉王岂能以一身孤居秦民之上？其烧栈道盖所以防楚诸侯人附从者之逃亡？抑或以诈三秦王而还袭之也。汉王之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此岂入咸阳，封府库，还军霸上者之所为？而为之者，所谓思东归之士，所愿固不过如此，既至其地，则不可抑止矣。此等兵，可以千里而袭人乎？汉王亦岂不知之？而犹冒险为之，而亦足以害楚，况乎齐、赵之怨深而地近者哉？安得不释汉而先以齐为事也？（《论学集林·蒿庐札记·楚释汉击齐》）

韩兆琦：按：张良烧绝栈道及以齐王反书遗项王二事，促成项羽北征田荣，于是刘邦乃有乘隙回取三秦之举，二者关系至大。凌稚隆曰：“汉之所以王，楚之所以亡，在此一着。”（《史记笺证·留侯世家》）

八月[1]，汉王用韩信之计[2]，从故道还[3]，袭雍王章邯[4]。邯迎击汉陈仓[5]，雍兵败，还走；止战好畤[6]，又复败，走废丘[7]。汉王遂定雍地[8]。东至咸阳，引兵围雍王废丘[9]，而遣诸将略定陇西、北地、上郡[10]。令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11]，因王陵兵南阳[12]，以迎太公、吕后于沛。楚闻之，发兵距之阳夏[13]，不得前。令故吴令郑昌为韩王[14]，距汉兵。

[1]【汇注】

梁玉绳：附按：汉王定三秦，当以此《纪》在八月为是，《月表》《淮阴传》皆云八月，《将相名臣表》亦云秋也。《汉书》袭雍围废丘，于《纪》在五月，于《表》在七月，自相牴牾而均非事实。盖四月罢兵就国，未必逾月即出兵袭雍。《汉书·萧何传》言何谏汉王“愿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汉王善之”。则是时汉方暂务休息，宁有坐不暖席，便尔东伐乎？况自戏下罢兵至南郑，自南郑至雍，往返辽远，非旬日可遍者哉。当是七月起兵，至八月而袭雍也。（《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沈钦韩：按：汉王以四月就国，决策东向、部署将帅，非一月所能办，云八月者是。（《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王荣商：五月，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梁玉绳曰：汉王以四月就国，未必逾月即出兵袭雍，当从《史记》在八月为是。荣商案：《异姓诸侯王表》汉围章邯在七月，《表》以二月为一月，是七月即八月也。此在五月，盖就起兵之时而连叙之。（《汉书补注》卷一《高帝纪上》）

韩兆琦：汉元年四月，诸侯兵自戏下罢归，刘邦经“蚀中”往南郑；至此八月，遂又杀回关中。中间连带往返途程，总共四个月。梁玉绳以为此时间之记录准确无误，而《汉书·高纪》乃叙此于“五月”，事实上绝不可能。（《史记笺证·高祖本记》）

[2]【汇评】

程馀庆：此汉之得著处。间接说辞，直泻而下，势如破竹。（《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郭嵩焘：案：高祖任韩信为大将，实为楚、汉兴亡一大关键。以关中形胜，开一面以临东诸侯，而汉之拒楚专在荥阳、成皋，而自临晋以东至河内，齐、赵、梁、韩连兵争胜，魏王又数反，高祖一任之韩信，以临制东诸侯，而得其全力与项羽相持，所以屡败而无齐、魏之患，关中晏然，专任转输者，韩信之力也。项羽与汉相持，梁叛则北击梁，齐反又东击齐；奔命之不遑，而其力亦潜矣。高祖乃以其全力制项羽，而属韩信以东诸侯，其任以为大将者，举东方之事一以委之。高祖自度其坚忍之力，足以与项羽相持，而深恐者诸侯之旁挠之，此所以有天下之大略也。史公但一著之《淮阴侯传》以俟后人之推考，而于《本纪》不一及之，皆其好奇之征也。而当时经营天下之大略，二千余年，无有能辨而知之者，亦疑叙述之未尽其节要也。（《史记札记·高祖本纪》）

[3]【汇注】

裴骃：《地理志》武都有故道县。（《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胡三省：班《志》，故道县属武都郡。《括地志》：故道，今凤州两当县。杜佑《通典》曰：故道，凤州梁泉、两当县地。（《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沈钦韩：《方舆纪要》：故道城即今凤县治，在汉中府西北三百八十里，北至凤翔府二百六十里。《一统志》：故道故城在汉中府凤县西北。（《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程馀庆：今汉中府凤县，汉故道县。（《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骏观、王骏图：从故道，故道即两当县，非武都也。《曹相国世家》“还定三秦，初攻下辩故道”，《正义》引《括地志》云：凤州两当县，本汉故道县。考两当在陈仓之南，故下文章邯迎击汉兵于陈仓，若武都在陈仓之北而又东，则汉兵已过陈仓矣，安有复战陈仓之理，裴氏之说，盖不可从。又或谓此故字，义如古，即陈仓古道也，理亦可通。（《史记旧注平义·高祖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故道，元非地名，盖是处旧有秦蜀相通之道，而栈道张良所烧者为今道，今道已烧残不通，故从故道而往也。后世因为县名耳。愚按：汉中府凤县西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王恢：故道南段褒城至甘亭关百里，与褒斜道同，呈“Y”字形：东北逾衙岭，出郿县，即上述之褒斜道；西北经回车戍，出散关，即故道，也称褒斜道、陈仓道——自宝鸡（陈仓）县西南大散关沿故道水至凤县，折而东南经留坝会于褒谷，较褒斜回远四百里。（今陵川公路即依旧道。留坝上下尚利用其危崖孔穴架设。）故道之名，严耕望《汉唐褒斜道考》推断：“盖秦旧都雍，即今凤翔县。其时秦时交通或本由陈仓西南经凤县、两当东南至汉中。后都咸阳，遂复开斜与褒两谷连络之褒斜道。史以‘栈道千里通于蜀汉’（《秦策》三）为范雎功，或者即睢时事欤？褒斜道开而陈仓旧道废。高祖已烧褒斜道，乃复从旧道出兵矣。”汉置故道县盖以道受名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史念海：陈仓道也就是故道，这显示出其间经过废置，故道所经过的故道县（今宝鸡市西南）也因此而得名。这条道路也经过陈仓县（今宝鸡市东），故也称为陈仓道。刘邦自汉中北归，用韩信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见《史记》八《高祖纪》。（《河山集·关中的历史军事地理》）

编者按：故道之含义、得名之缘由，诸家之说颇难断定。李之勤先生《“故道”释名与考地》（载《西北历史研究》1989年）一文，考证颇详，摄其要言之：故道之名，一种以王国维、黄盛璋为代表，认为“故道”一词系由“周道”演变而来，“周道即《水经注》周道谷之周道……汉初因称此道北部为故道，我们现统叫嘉陵道”。一种以日本学者中井积德为代表，认为“故道原非地名，盖是处有秦蜀相通之道，而栈道张良所烧者为今道，今道已烧坏不通，故从故道而往也。后世因名县名耳”（《史记会注考证·高祖本纪》“故道还”注）。后严耕望、谭宗义亦申此说。李之勤先生认为中井、严、谭之说须以“秦蜀相通道路只有两条为先决条件”，然此点目前“难以确证”。反之，在秦代关中、汉中相通道路已有故道、子午、褒斜三道，因此，中井、严、谭之说“根据并不充分，因而其可靠性和说服力，亦不免大受影响”。

史党社、田静：我们以为，关于秦汉故道县的位置，应以《括地志》记载为是，就在今两当县东北的杨店镇一带。第一，前引《高祖本纪》说汉王刘邦“从故道还”，《曹相国世家》说的更加详细，所经道路，是汉中—下辩—故道—雍—嫠。汉中即今汉中。下辨，《正义》引《括地志》云：“成州同谷县，本汉下辨道。”《汉书·地理志》下辨道属武都郡，唐时为同谷县，地在今甘肃陇南地区成县西北。秦汉下辨县既在今成县西北，如从汉中由此路返还关中，则所经必是今徽县—两当—凤县一路，并非从汉中向西北至于今凤县东北的凤州古城，直接沿嘉陵江至于关中。第二，《史记·河渠书》说“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似乎“回远”的故道，若从今凤县折向东南至今汉中，并不“多阪”，只有在从今凤县西南行，经略阳至蜀，才可曰回远而多阪。途中所经的两当、徽县、略阳以及川北地形，也与之符合。这说明秦汉故道的走向，是经过了秦汉故道县——今两当县的。故道县因故道得名，两相互证，说明秦汉故道县就在今天的两当县境内，故道也是经过了今两当县一带的。（《考古资料所见先秦时期秦人交通陕甘的几条路线》，载《秦汉史论丛》第九辑）

【汇评】

陆唐老：吴曰：汉取天下，其征伐次序，大抵如秦。秦人先据咸阳，以为形胜之势，后取巴、蜀，以为富饶之本，遂用范睢远交近攻之策，先灭韩、魏，次及楚，次及燕，然后并齐，以一天下。高祖始居巴蜀，由蜀而取三秦。然后韩信引兵取赵、取燕、取齐，与高祖会垓下，以挫羽而灭之。大抵先易而后难，先小而后大，先据形势而后进取，此用兵之道也。（《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六《太祖高皇帝上》）

凌稚隆：茅坤曰：沛公因张良说之烧绝栈道，以示项羽无东意。而项羽遂北击齐，且与彭越、陈馀等方争衡，沛公因得用韩信之计以定三秦，及其锋以东向，天下之势遂定矣。譬之两人对奕，沛公已得胜局。（《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4]【汇注】

胡三省：《春秋释例》：掩其不备曰袭。（《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5]【汇注】

张守节：今歧州县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胡三省：班《志》，陈仓县属扶风；唐之岐州宝鸡县是也。杜佑曰：故城在县东二十里。（《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吴卓信：陈仓，《史记·高祖纪》汉王从故道还，袭章邯，邯迎击汉陈仓。又《封禅书》秦文公十九年，得陈宝于陈仓北阪。《三秦记》秦武公都雍，陈仓城是也。《水经》渭水又东过陈仓县西，注云：县有陈仓山，山上有陈宝鸡祠。应劭曰：县氏陈山。姚睦曰：黄帝都陈，言在此。荣氏《开山图》注曰：伏羲生成纪，徙治陈仓，非陈国所建也。陈仓水出于陈仓山下，东南流注于渭水。《元和志》今凤翔府宝鸡县，本秦陈仓县，故城在今县东二十里，即秦文公所筑，因山以为名也。山在县东十里，接梁凤二州界。《寰宇记》陈仓山在今宝鸡县南十里。陈仓故城在今宝鸡县东二十里。《路史·国名记》陈，黄帝之后，姬姓国，今宝鸡。故陈仓有陈山，非宛丘也。《明统志》陈仓山在今宝鸡县东四十里，亦名宝鸡山，一名鸡峰山。《大清一统志》陈仓故城在今凤翔府宝鸡县东，陈仓山在县南。按：陈仓在周初为畿内地，文王弟虢叔封于此，即西虢也。东迁后入于秦，名陈仓。汉始为县，故城在今宝鸡县东北二十里，有二城相连，上城秦文公筑，下城三国时魏将郝昭所筑。汉初韩信劝汉王东出陈仓，还定三秦，遂败章邯军于陈仓，引兵北出，即此。（《汉书地理志补注》卷三“陈仓”）

[6]【汇注】

裴骃：孟康曰：“畤音止，神灵之所在也。县名，属右扶风。”（《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胡三省：班《志》，好畤县属扶风。孟康曰：畤，音止，神灵之所止也。师古曰：即今雍州好畤县。宋白曰：汉好畤故县，在今县东南四十三里奉天县界好畤故城是也。李文子曰：在今凤翔天兴县界。（《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吴卓信：好畤，《史记·封禅书》雍东有好畤，久废无祠。又《吕不韦传》嫪毐败亡走，追斩之好畤。又《曹相国世家》击章平军于好畤，南破之。又《绛侯世家》攻好畤，最（蕞）。本书《郊祀志》雍东有好畤，故县得名。孟康曰：“畤音止，神灵之所止也。师古曰：即今雍州好畤县。”《水经注》莫谷水东有好畤县故城。《元和志》好畤县，本汉旧县，在今县理东南十三里。畤者，神明所依止，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以郊上帝诸神也。《通典》今京兆府好畤县，本汉旧县，因古好畤祠为名，故城在今县南十三里。《寰宇记》好畤故城在今乾州东岑阳乡十五里，今县东南四十三里。《长安志》汉好畤故城在今奉天县东北七里岑阳乡，周二里五十步，崇三丈。郭允蹈《蜀鉴》好畤，今凤翔府天兴县。《大清一统志》好畤故城在今乾州东北。《州志》云今州东十里有村名好畤，即汉县所在。《方舆纪要》好畤废县在今乾州东南四十里，盖秦文公时作，所谓雍东有好畤者也。（《汉书地理志补注》卷三“好畤”）

韩兆琦：按：“还走止战好畤”，谓章邯军败向好畤，到好畤时，又停下来与汉军进行了一次战斗。“还”“走”“止”“战”四字连用，共统“好畤”一个补语，字法略生，而水流山倒，溃败不可收拾之状如见。（《史记评议赏析·史记的特殊修辞与畸形句例》

后晓荣：好畤，秦封泥有“好畤丞印”；秦陶文有“好畤工伙”。《史记·吕不韦列传》：“嫪毐败走，追斩之好畤。”《史记·高祖本纪》：“雍兵败，还走，止战好畤。”《史记·曹相国世家》：“击章邯军好畤。”《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樊哙）击章邯军好畤，攻城先登，斩县令、丞各一人。”《汉书补注》：“秦邑，缪毐斩此，见《吕不韦传》。雍东有好畤，故县得名，见《郊祀志》。曹参破章平于此，周勃攻之，见《参》《勃传》。”《读史》卷五十四陕西西安府乾州好畤废县，“在州东南四十里，自古以雍州为神明之奥，故立畤以郊上帝，诸神明皆聚焉。好畤盖秦文公时作，所谓‘雍东有好畤’者也。汉王定三秦，败雍王章邯于好畴，后因置县，属右扶风”。考古调查表明，今陕西省乾县东南地秦好畴故城南北1500米，东西不详，时代从战国至汉，北周省。（《秦代政区地理》第四章《内史》）

[7]【汇评】

程馀庆：秦民怨秦久矣，而使秦将王之，欲使之拒敌，此羽之拙也，故邯善战而辄败。（《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8]【汇注】

方回：汉元年夏四月就国，五月引兵从故道袭雍，雍王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战好畤。又大败走废丘，汉王遂定雍地。东如咸阳，引兵围雍，雍王降，而遣诸将略地。秋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汉。章邯善用兵，然不能当汉王与项羽，始则为沛公、项羽大破于东阿，一败也；次则秦三年十二月，项羽大破邯于钜鹿下，二败也；邯军棘原，羽军漳南，又进军两破之，四败也；邯降，羽以黥布、蒲将军夜击坑秦降军二十余万人，计邯之四败失十余万人，并此计失，三十余万人邯杀之也。杀秦子弟三十余万，家之父兄怨邯入骨髓，而欲享雍王之封，可乎？愚亦甚矣！项羽不禀请楚怀王，擅封邯雍王，羽自王之渐也。就国未及一月，邯迎击汉王，又两大败，计邯六败矣。当是之时，秦子弟岂肯为邯致死。以失人心之雍王敌得人心之汉王，而汉又有大将军韩信任兵事宜，邯之狼狈而被围于废丘也。孤城将终拔于汉，是以塞、翟皆降。（见《古今考》卷十“汉王还定三秦”）

朱东润：以《功臣表》校之，事不若是之易。按：《须昌侯赵衍功状》：“汉王元年初起汉中，雍军塞陈谒上，上计欲还，衍言从他道，道通。”雍军塞陈谒上，《汉·表》作“塞渭上”，形近，“谒”字误。是则章邯军威赫然，故高祖狐疑，有欲还之意也。又按：《平棘侯执功状》：“故章邯所署蜀守。”是则邯不特能守，且有功汉之势也。其他以降翟王、虏章邯名者则有都昌侯朱轸，以破废丘名者则有戚侯季必。以得雍王邯家属名者则有松滋侯徐厉，别见《惠景间侯者年表》。凡以定三秦名者二十五人：靳歙、傅宽、吕泽、吕释之、郦商、周勃、樊哙、灌婴、董渫、丁复、郭蒙、贳侯吕、摇无余、蛊逢、芒侯昭、戎赐、周定、单宁、丙倩、丁义、华无害、刘钊、丁礼、周緤、纪成。他如郭亭，《汉·表》功状述其定三秦之事，而《史·表》无之，是则传写有所遗漏，又在此二十五人之外者也。（《史记考索·读<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书后》）

【汇评】

苏洵：籍虽迁沛公汉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还定三秦，则天下之势在汉不在楚。楚虽百战百胜，尚何益哉。（引自《增广古今人物论》卷六）

罗璧：事无大小，皆须先定规模。规模立则意向坚，意向坚则事功成。若泛图浪谋，断无有成之理。矧争帝王之资者乎？汉高争天下，先据关中为根本，任三杰司谋战，更无迁就。唐兴晋阳，亦先掩取关中，征战乃出。太宗规模，都不出据形胜、拣人材之外，宜其光启二代也。（《罗氏识遗》卷四《兴创规模》）

[9]【汇校】

［日］泷川资言：秘阁本“引”作“别”。（《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日］水泽利忠：忠、南化、三、谦、狩、岩、中韩、庆“引”作“别”。（《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司马贞：按：荀悦《汉纪》，令樊哙围之。（《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10]【汇注】

方回：诸将略地陇西，以万人若一郡降者，封万户。二年十一月也。“使诸将略地陇西”为一句，“以万人若一郡降者，封万户”为一句，盖二事也。《史记·帝纪》无上一句，不独关中、陇西、关外、河南亦然也。春正月，（阙）略北地，虏雍王弟章平。此章邯以弟守北地郡而平已拔，邯犹未也。三月汉王自临晋渡河。临晋，今同州朝邑，关中之西。魏王豹降，从下河内，虏殷王卬，置河内郡，与旧有郡五，而河东未置郡。东莱《大事记》书此郡时，本有六月废丘降，章邯自杀，置陇西、河上、渭南、北地、上郡。班史书此五郡。《史记》多北地，与旧有郡凡十一。彭城败之后，秋八月，韩信虏魏王豹，置河东、太原、上党郡，与旧有郡凡十四，此汉王拔国置郡次第也。（见《古今考》卷十“诸将略地陇西以万人若一郡降者封万户”）

吴卓信：陇西郡，《史记·秦本纪》昭王二十七年，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应劭曰：有陇坻在其东，故曰陇西也。荀悦《汉纪》陇西、天水、安定，以及北地、上郡、西河，皆环列畿辅，而宿卫之士多取给焉，所谓六郡良家子也。《晋书地道记》汉阳有阪名陇坻，亦曰陇山，郡处其西，故曰陇西。其山堆旁崩，声闻数百里，扬雄所谓响若坻颓者也。师古曰：陇坻谓陇阪，即今之陇山也。此郡在陇之西，故曰陇西。坻音丁计反，又音底。《后书·光武纪》注陇西郡，今渭州。《方舆纪要》陇西郡，秦郡也，今临洮府至巩昌府西境，是其地。按：汉陇西，今甘肃兰州府之渭源县及河州、狄道州，鞏昌府之陇西县及岷州暨秦州州治，皆其地。（《汉书地理志补注》卷五十三）

又：《史记·匈奴传》秦昭王伐残义渠，于是有北地郡。《括地志》宁、原、庆三州，秦北地郡。战国及春秋时为义渠戎国之地，周之先公刘、不窋居之，古西戎也。《地理志稽疑》北地郡，故义渠、大荔诸戎地。秦昭襄王置，不知其年。楚汉之际属雍国，高帝二年属汉。（《汉书地理志补注》卷六十一）

又：……《括地志》秦上郡故城在今绥州上县东南五十里，即肤施城也。《通典》汉上郡故城在今绥州龙泉县东南。《方舆纪要》上郡，秦郡，今延安府榆林镇。按：汉上郡，今陕西延安府之肤施、安定、宜川三县，榆林府之榆林、怀远二县，鄜州州治，邠州之长武县，绥德州之米脂县，暨鄂尔多斯左翼中旗、右翼前旗界，又甘肃庆阳府之宁州皆其地。（《汉书地理志补注》卷六十二）

郭嵩焘：案：《高祖本纪》：“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雍兵败，还走，止战好畴。”此高祖始由故道袭雍事也。《地理志》故道属武都郡，哙于是时别出陇西折而至雍，南与高祖会。又《周勃世家》“围章邯废丘，攻西丞”，则又与周勃合军，非哙一人别将也。高祖定三秦，首击章邯，不宜遽及陇西……（《史记札记·樊郦滕灌列传》）

龚浩康：陇西，郡名，辖今甘肃省东南部地区，郡治在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北地，郡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省、陕西省的部分地区，郡治在义渠（今甘肃省镇宁县西北）。上郡，郡名。辖今陕西省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地区，郡治在肤施（今陕西省榆林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后晓荣：陇西郡，陕西宝鸡陇县凤阁岭出土秦昭襄王“廿六年陇西守”戈，铭文“廿六年□栖（西）守□造，西工室奄，工□（内背面），武库（内正面）”。（《编年》81）。李学勤隶作“□栖（西）守造”，并说“□栖”即“陇西”，器作于始皇二十六年。李仲操先生也隶定“陇西”，但时代定为昭襄王廿六年器。陇西原为义渠地，通常以为公元前279年设郡，《水经·河水注》：“狄道故城……汉陇西郡治，秦昭襄王二十八年置。”但《史记·秦本纪》：“昭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则秦陇西置郡，当在昭王二十八年以前，郦氏说似有误。秦人李崇曾为陇西郡。《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李崇，字伯祐，陇西守，南郑公。”郡治狄道，今在甘肃临洮县。（《秦代政区地理》第三章《统一初年置郡考》）

又：北地郡，原为义渠地，秦昭襄王时征服此地设郡。《史记·匈奴列传》：“秦昭王时……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北地置郡年月，文献记载其事于周赧王四十三年，即秦昭王三十五年。《后汉书·西羌传》：“至赧王四十三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秦北地郡治义渠，今在甘肃宁县西北。（同上）

又：上郡，有关秦上郡的文物资料丰富，其中传世和出土的秦兵器“上郡守”戈就有多件，如秦惠文王五年上郡守疾戈、惠文王六年上郡守疾戈、秦昭襄王七年上郡守间戈、秦昭襄王十二年上郡守寿戈、秦庄襄王二年上郡守冰戈等（《编年》59、60、67、68、101）；秦封泥有“上郡太守”和“上郡侯丞”等。秦上郡原为魏上郡地，公元前328年，魏被迫献上郡十五县，秦始有上郡地。《史记·秦本纪》：“惠文王十年，张仪相秦，魏纳上郡十五县。”“二十年，王（嬴政）之汉中，又之上郡北河。”公元前312年，魏尽献上郡给秦。《史记·魏世家》：“魏襄王七年，魏尽献上郡于秦。”公元前304年，秦设置上郡。但从秦兵器铭文看，特别是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秦惠文王五年上郡守疾戈等，秦上郡设置较早。又《史记·张仪列传》：“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居一岁，为秦将，取陕，筑上郡塞。”故陈平以为“秦之上郡始置之年，不应晚于秦惠文王后之元年”。始皇长子扶苏和秦将蒙恬曾长期驻守边地上郡。《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史记·李斯列传》：“始皇有二十余子，长子扶苏以数直谏上，上使监兵上郡，蒙恬为将。”秦上郡郡治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县东南。《水经·河水注》：“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汉高祖并三秦，复以为郡。”（同上）

【汇评】

程馀庆：未出关争衡，而先收边地，立根本，自固之策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1]【汇注】

裴骃：音恶后反。（《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司马贞：按：《表》欧以舍人从，为将军，封广平侯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又：按：《表》吸以中涓从，为将军，封清阳侯。（同上）

[12]【汇注】

裴骃：如淳曰：“王陵亦聚党数千人，居南阳。”（《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王陵故城在商州上洛县南三十一里。《荆州记》云昔汉高祖入秦，王陵起兵丹水以应之。此城王陵所筑，因名。”（《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牟庭相：齐次风曰：王陵之初从，《传》与《表》判然不同。据《陵传》则在汉王定三秦、战彭城之后，故下文云：“陵本无从汉之意也。”但《张苍传》言陵解苍厄，乃在沛公初定南阳未入武关以前，何耶？余按：《表》云“以自聚党定南阳”，即此《传》云“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是也。《表》云：“汉王还击项籍，以兵属从，定天下。”即此《传》云“及汉王还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卒从汉王定天下”是也。《表》《传》正同而齐以为判，然何也？至于张苍蒙救，即在陵居南阳不肯从沛公之日，此亦无所乖异也。本是兄事之人，南阳相遇，虽不相从，自足救一张苍，何所疑哉？（《雪泥书屋杂志》卷三）

王荣商：注如淳曰：王陵亦聚党数千人，居南阳。荣商案：王陵前居南阳，与戚鳃俱降，及汉王入汉，陵还南阳，至是复从汉。（《汉书补注》卷一）

王骏图、王骏观：因王陵兵南阳：此谓王陵有兵屯于南阳，使薛欧、王吸等，因之以迎太公吕后耳。安得以王陵为地名，而考其新城故城耶？此真《正义》极大之弊也。（《史记旧注平义·高祖本纪》）

[13]【汇注】

司马贞：韦昭云：“县名，属淮阳，后属陈。夏音更雅反。”（《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吴卓信：阳夏，应劭曰：夏音贾。郑德音假借。韦昭音更雅反。《正义》音古雅反。《史记·始皇纪》二世二年，阳夏人吴广起兵。又《项羽纪》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韩信、彭越期会而击楚军。《水经注》濄水又东南迳阳夏县西。又云涉水又东迳阳夏县故城西。又云鲁沟水又东南至阳夏县故城西。《隋志·淮阳郡》太康县旧曰阳夏，开皇七年更名。《元和志》陈州太康县，本汉阳夏县，其城夏后太康所筑。《寰宇记》太康县汉为阳夏县，县有南拒台、北拒台。汉王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今此南北二台相去一里，是楚汉相拒之处。《大清一统志》阳夏故城，即今陈州府太康县治。（《汉书地理志补注》卷九十五）

后晓荣：阳夏，秦封泥有“阳夏丞印”。秦末吴广为阳夏人。《史记·陈涉世家》：“吴广，阳夏人也。”《史记·项羽本纪》：“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史记·高祖本纪》：“楚闻之，发兵距之阳夏，不得前。”汉王“乃进兵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史记·留侯世家》：“汉王追楚至阳夏南。”《史记·魏豹彭越列传》：“汉五年秋，项王之南走阳夏。”《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从高祖击项籍，下阳夏。”《汉志》淮阳国有阳夏县。《郡国志》云：“阳夏县属陈国。”按：“太康县城夏后太康所筑，隋改阳夏为太康。”又《正义》引《括地志》云：“陈州太康县，本汉阳夏县也。”《读史》卷四十七“河南开封府太康县阳夏城”，“即今治，汉县也”。《清一统志》卷一百九十一：“故城即今太康县治，秦县也。”秦阳夏县故址即今河南省太康县。（《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淮阳郡》）

[14]【汇注】

马端临：项羽既杀韩王成，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时汉元年八月也。二年十月，汉以韩襄王孙信为韩太尉，将兵略韩地，击韩王昌于阳城，昌降，自立至亡凡三月。（《文献通考》卷二百六十五）

【汇评】

方回：汉王四月就国汉中，五月即从故道出，袭三秦。先是项羽尝令成随至彭城，已有废成之意。及闻汉王东伐，故杀成而立郑昌为韩王，以距汉也。吕东莱曰：项羽自逐其君而据其地，亦令诸侯之臣逐其君而据其地，主约如此，虽微田荣、陈馀亦岂得奠居乎？（见《古今考》卷九“项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二年[1]，汉王东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皆降[2]。韩王昌不听[3]，使韩信击破之[4]。于是置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5]；关外置河南郡[6]。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7]。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8]，封万户[9]。缮治河上塞[10]。诸故秦苑囿园池[11]，皆令人得田之[12]。正月，虏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

[1]【汇注】

齐召南：二年，王出关，河南王、韩王降，立韩信为韩王。三月，王渡河，魏王降，虏殷王卬，至洛阳为义帝发丧。四月，率五诸侯入彭城，为籍所破，还至荥阳。魏王豹叛。王还栎阳，立太子盈。八月，王如荥阳，命萧何守关中。遣韩信击魏虏豹，遂北击赵、代。又：（霸王项籍）……二年：弑义帝，陈馀袭走张耳，复立歇为赵王，馀为代王。正月，击齐田荣，走，死，复立田假为齐王。四月，田横立荣子广，破汉军，以汉太公、吕后归。（《历代帝王年表·秦年表》）

钱谦益：班氏父子踵太史公纪作书，以谓慎核其事，整齐其文而其体例各有不同。《史》于汉元年诸侯罢戏下就国之后，历举楚之所以失天下，汉之所以得者，使后世了然见其全局。楚之杀义帝，不义之大者也，故首举之；并次年江中贼杀之事而终言之，不复系之某年也。废韩王成为侯，已又杀之，而诸侯心离矣。臧荼因此击杀韩广，而诸侯不用命矣。田荣以怒楚，故杀三田并王三齐，而齐叛矣。荣与彭越印，令反梁地，而梁叛矣。陈馀说田荣击常山以复赵，而赵叛矣。是时汉还定三秦，起而乘其敝，复以征兵怨英布，而九江亦将叛矣。所至残灭，齐人相聚而叛，而田横亦反城阳矣。撮项王举事，失人心局势之大者，总序于汉元二之间，提纲挈领，较如指掌，此太史公作《史》之大法也。（《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三题跋一《书史记项羽高祖本纪后》）

[2]【汇注】

吴仁杰：元年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汉。二年六月，废丘降，置河上、渭南、上郡，与《史记》所书不同。仁杰曰：汉所为，不即以两王地为郡者，以三秦同功一体之，入雍未下，而翟、塞降，故使之王故地以诱雍耳。太史公乃于二年始书翟、塞降，便书以其地置郡，殊失。当时废置先后之意，班氏所书于义为长。（《两汉刊误补遗》卷一《塞翟》）

刘宝楠：据此，则塞、翟之降并在二年。《汉兴将相年表》高皇帝二年春，定塞、翟，魏、河南、韩、殷国，是也。《汉书·高帝纪》元年秋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汉。此言塞、翟元年已降，汉二年其国始定，故《史记》统叙于二年也。（《愈愚录》卷四《汉五诸侯兵》注）

周寿昌：《西汉年纪考异》云：“《汉书·本纪》云：雍州定八十余县，置河上、渭南、中地、陇西、上郡。案：塞王欣、翟王翳降，置河上、渭南、上郡，已见于欣、翳初降时，不当重出，今从《通鉴》。”寿昌案：《本纪》元年云：秋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汉，下并无置郡语，惟《通鉴》有之，《年纪》自从《通鉴》，不得谓班《纪》为重出也。（《汉书注校补》卷一《高帝纪》）

杨树达：定塞地者为刘贾，见《贾传》。（《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又：据《项籍传》，［申］阳本张耳嬖臣，此盖因耳已降汉，故亦降也。他日三秦王复叛，阳始终助汉，盖亦以此。（同上）

[3]【汇注】

郭嵩焘：韩王昌不听，使韩信击破之。案：孙谓韩信乃韩王信，考《淮阴侯传》云：“部署诸将所击，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韩王信传》云：“汉遣信略韩地十余城，击韩王昌阳城；昌降，汉王乃立信为韩王。”据此，是击破韩王郑昌者，韩王信也。而《淮阴传》于此部署诸将，则所云“使韩信击破之”者，为韩王信无疑矣。下文“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又似与韩信击破之者为二人。史公于此两人事迹，多未分明。（《史记札记·高祖本纪》）

程馀庆：接上郑昌距汉兵。（《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4]【汇校】

崔适：按：“韩王昌”上当有“使某人说”数字，不知所使何人，无从增订；下复有“昌”字，属“不听”为句，各本皆脱，今补。“三年，魏王豹反为楚。汉王使郦生说豹，豹不听。汉王遣将军韩信击，大破之。”此其例也。（《史记探源》卷三）

【汇注】

方回：二年十月，以韩太尉韩信击韩，考《史记》恐是韩信。“韩王郑昌降汉”，史书昌降。《史记》书：“韩王昌不听，韩信击破之。”此一月而降两王，寻又虏魏王豹、殷王卬，凡四王，并三秦。计之拔七王国，皆韩信之功，神兵也。不私其地，就以王韩太尉信，此淮阴侯。所谓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也。（见《古今考》卷十“韩王郑昌降”）

程馀庆：韩信，韩王信。（《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5]【汇注】

裴骃：徐广曰：（渭南）“后曰京兆。”（《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又：徐广曰：（河上）“冯翊。”（同上）

又：徐广曰：（中地郡）“扶风。”（同上）

全祖望：陇西，秦故封，不知其置郡之年，汉因之，又分天水。（《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一）

又：北地，故义渠、大荔诸戎地。昭襄王置，不知其年，汉因之，又分安定。（同上）

又：上郡，故魏置，惠文王十年因之，汉因之，又分西河。（同上）

又：上郡，秦置，高帝元年更为翟国，十月复故，属并州。当云故秦郡，楚汉之际为翟国，高帝元年八月属汉，本属凉州，武帝后属并州，莽曰增山。（《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二）

又：北地郡，秦置，莽曰威戎。当云故秦郡，楚汉之际属雍国。高帝二年属汉，属凉州，莽曰威戎。（同上）

程馀庆：渭南，今西安府。（《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又：河上，今同州府。（同上）

又：中地郡，今同州府。（同上）

吕祖谦：按：《史记·本纪》，项王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三分关中以距塞汉王。汉二年，汉王定三秦，置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又按：《汉·地理志》《百官表》，渭南、河上郡属塞国，中地郡属雍国，皆故秦内史地。高帝定三秦，分为三郡，渭南即景帝右内史，武帝京兆尹之地也。河上即景帝左内史，武帝左冯翊之地也。中地即景帝右内史，武帝右扶风之地也。颜师古曰：“《地理志》云武帝建元六年置左、右内史，而《表》云景帝二年分置，《表》《志》不同。又据《史记》，知《志》误矣。”盖秦内史掌治京师，项羽分其地以为雍、塞二国，高帝分以为渭南、河上、中地三郡，至是定都关中，故复秦治，合而为一焉。陇西、北地、上郡皆秦郡。上郡固翟王所封，至于陇西、北地，亦分隶三秦，但其封域不可得而详也。（《大事记解题》卷九）

王恢：按：高帝初无意都关中，开国制亦草创，故分秦内史为渭南、河上、中地三郡。定都后规模已具，乃复秦制。其后民物日益繁庶，又分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谓之“三辅”。（《史纪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6]【汇校】

梁玉绳：按：塞、翟之降在元年八月，盖惕于雍王之败，望风而降也。此书于二年之首，殊非事实。至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皆元年八月置，是时因重正五郡之疆界，复总言之，故《将相表》云“二年春，定塞、翟、魏、河南、韩、殷国”，非至是塞、翟始降而置郡也。且上年《纪》中有“略定上郡”语，上郡是翟国，若二年始降，何以元年八月有“略定上郡”之文乎？塞与翟偕降，可互证也。惟中地属雍，章邯杀后始置，事在六月，此言与陇西等郡同置，误矣。又《月表》及《汉·纪》以拔陇西在二年十一月，拔北地在正月。《汉·异姓表》以拔陇西在十月，拔北地在十二月，并谬。元年八月已定雍地，故有“略定陇西、北地”语，时章邯只守废丘耳。（《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裴骃：徐广曰：“十月，汉王至陕。”（《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方回：二年十月，河南王申阳降，置河南郡。此汉王出关所拔第一国也。先是去年九月，遣薛欧、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迎太公、吕后于沛。项羽发兵阳夏，距之不得前。《纪》书申阳降，但云汉王如陕镇抚关中父老，不言用兵，殆亦如塞王、翟王降之望风畏服也。关中发兵，未下，虽得雍地，都栎阳，未皆郡之。惟有故巴、蜀、汉中三郡耳。至此置河南郡，为郡者四。（见《古今考》卷十“河南王申阳降置河南郡”）

周振鹤：河南，《羽本纪》：“立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高纪》：“二年冬十月河南王申阳降，置河南郡。”《汉志》：“河南郡，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故申阳之河南国乃以秦三川郡置。秦三川郡（即汉初河南郡）当有《汉志》河南郡（无密县、新郑、苑陵）及弘农郡东北部陕县、黾池、新安、宜阳、陆浑、卢氏六县地。新郑一带汉初原为颍川郡属，弘农六县地乃元鼎间分自河南郡（参见塞国一节）。刘文淇以为河南国全有河南、弘农二郡，不当。（《楚汉诸侯疆域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辑）

【汇评】

方回：汉王初有巴、蜀郡、汉中郡，降河南王申阳，置河南郡，虏殷王卬，置河内郡。废丘章邯自杀，置河上、渭南、中地、陇西、上郡，《史记》多北地郡。至魏豹之虏，又置河东、太原、上党郡。明年，获赵王歇，又置常山郡、代郡。栎阳为都之外，凡十五郡，几于有天下之半，还定三秦，二年间耳，东向以争天下，大势以成，而项羽皆无此规模。（见《古今考》卷一六“虏魏王豹置河东太原上党郡”）

程馀庆：汉因秦旧，每下城邑，必先立郡，所以拓境自强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7]【汇校】

［日］泷川资言：考证：《汉书·高纪》“韩王”下有“汉王还归都栎阳使诸将略地拔陇西”十五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吴见思：韩王昌已破也。（《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杨树达：使韩太尉韩信击韩，韩王郑昌降。十一月，立韩太尉信为韩王。又卷三十三《韩王信传》云：韩王信，故韩襄王孽孙也。又卷三十四《韩信传》云：韩信，淮阴人也。树达按：《韩王信传补注》齐召南云：信与淮阴侯两人姓名偶同，故称韩王信以别之。树达按：信已封王之后，则称韩王信；未王之前，则称韩太尉信，而于淮阴侯则但称韩信。（《中国修辞学》第六章《嫌疑·别白》）

【汇评】

凌稚隆：茅坤曰：立韩太尉信为韩王，以西向争权者，信本谋也。（《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8]【汇校】

［日］水泽利忠：彭、韩、嵯无“以万人”三字。三、狩、野、高，校补“以万人”。（《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凌稚隆：按：若即或字意。（《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9]【汇注】

颜师古：若者，予及之辞，言以万人或以一郡降者，皆封万户。（《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10]【汇注】

裴骃：晋灼曰：“《晁错传》秦时北攻胡，筑河上塞。”（《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何焯：拔陇缮塞，关中安固而后东兵。（《义门读书记》卷一）

郭嵩焘：缮治河上塞。《集解》曰：“晋灼曰：‘《晁错传》“秦时北攻胡，筑河上塞”’。”案：《汉书》：“高帝二年，汉王归，还都栎阳，缮治河上塞。”栎阳属左冯翊，高帝二年更名河上郡，本属塞国，是年塞王降，高帝徙都栎阳，因治塞河上，阨险自守，并无防胡之文。始皇三十二年，使蒙恬击胡取河南地，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城河上为塞。则《汉书》朔方、五原诸郡地，即蒙恬所筑长城也。高帝时方经营关东，无由远及朔方，颜师古《汉书注》：“司马欣为塞王，取河、华之固为扼塞耳。”则因河为塞可知，晋灼据《始皇纪》筑河上塞为言，误矣。（《史记札记·高祖本纪》）

王荣商：齐召南曰：河上塞，即河上郡之北境，非秦时蒙恬所取河南地，因河为塞者也。盖自诸侯畔秦，匈奴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匈奴传》可证也。河上郡后为冯翊，前即塞王国，此时初得其地，即复缮治障塞耳。晋氏以远在朔方五原者解之，非也。荣商案：齐说非也。河上郡之北境为北地、上郡。北地，章平所居；上郡，即翟王翳国，翳已降汉。《匈奴传》所云故塞，当在二郡西北边，不得南至冯翊也。《史义》谓北河宁夏州地，此说近之。（《汉书补注》卷一《高帝纪》）

［日］泷川资言：愚按：未出关争衡，而先修边备，立本自固之道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韩兆琦：缮治河上塞，整修与匈奴人交界线上的防御工事。师古曰：“缮：补也。”据王先谦说，此“河上塞”乃约指今陕西中北部之黄陵、洛川、宜川一线。（《史记笺证·高祖本纪》）

王恢：按：晋注固非，齐说亦未尽安。盖河上郡北境为翟国，同时略定复为上郡，如为防胡，当云“上郡塞”。郭《札记》以为“高帝徙都栎阳，因治塞河上，扼险自守，并无防胡之文。时方经营关东，无由远及朔方，颜师古《汉书注》：‘司马欣为塞王，取河、华之固为阨塞耳。’则因河为塞可知”是也。《后书·马成传》“河上自安邑皆筑堡壁”，注曰“《前书》曰，河上，地名，高帝二年改为河上郡”云云，亦略得其旨。（《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辛德勇：汉高祖二年，刘邦初由汉中北入关中，即兴工“缮治河上塞”，刘宋裴骃引述晋灼语云：“《晁错传》：秦时北攻胡，筑河上塞。”即谓“河上塞”为垒筑在黄河岸边的塞垣。元人方回复进一步明确阐释说“塞垣即长城也”，“此之缮河上塞，乃大河西北界匈奴处也”。这时刘邦在关中尚且立足未稳，无力出兵黄河以北，所修缮的塞垣，应当就是黄河南岸这段战国以来的长城。（《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第二章《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

[11]【汇注】

王叔岷：案：《御览》一九六引“人”作“民”，《汉书》同。《萧相国世家》：“相国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藁，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又见《汉书·萧何传》《汉·纪四》）天下未定，则令民得田故秦苑囿园池；天下已定，则禁民入田上林苑。刘季之心，可以知矣。（《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评】

何焯：故秦苑囿园池，令民得田之，既反暴政且益足关中食。施恩德至复勿繇戍，稍休息其民，使有乐生之心。又略知礼教，而后用之。此当日萧何治关中规模也。（《义门读书记》卷十五）

[12]【汇注】

颜师古：养鸟兽曰苑，苑有垣曰囿，所以种植谓之园。田谓耕作也。囿音宥。（《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汉王之出关至陕[1]，抚关外父老[2]，还，张耳来见[3]，汉王厚遇之[4]。

[1]【汇注】

吕祖谦：延平陈氏曰：汉王如陕，填抚关中父老，其德东渐矣。（《大事记解题》卷八）

龚浩康：陕，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2]【汇评】

程馀庆：汉之收人心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3]【汇注】

龚浩康：张耳来见，指张耳被陈馀打败后，前来归附刘邦。（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4]【汇校】

梁玉绳：按：至陕在十月，还在十一月，张耳来亦在十月，此《纪》皆书于正月，非。（《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王叔岷：案：梁说盖据《月表》《汉书》。《通鉴》亦合。《汉·纪》亦称“十月，张耳间行归汉”。（《张耳陈馀列传》：“故耳走汉。”《集解》引徐广亦云：“二年十月也。”）上文“正月，虏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十二字，《考证》引秘阁本在此文“汉王厚遇之”下。盖存此《纪》之旧。彼十二字错在“汉王之出关”上，则至陕；还；张耳来，皆误属于正月矣。陈槃庵兄云：“‘陜’，水泽利忠《考证校补》引庆、殿本并亦如此作。唯凌、金陵两本作‘陜’，从‘入’不从‘人’，案：从‘入’者是也。《说文》十四下《阜》部：‘陜，隘也。从，夾声。’段注：‘侯夾切，八部。俗作陿、峽、狹’。又：‘陋，阸陜也’。又：‘陜，弘农陜也。……从，声’。段注：‘《地理志》，弘农郡陜县。《后志》同。今河南直隶陜州有废陜县’；‘十篇《亦》部下曰，弘农陜字从此，失冄切，八部’。案：陜为形容词，陜为地名，音义亦异。段注所谓陜州，即今河南陜县，函谷关在其西七十里，此所谓‘出关至陜’也。宋置陜西路，元置陜西行省，明置陜西布政使司，清曰陜西省，民国仍之。以其地在今陜县以西，故曰陜西也。”（《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王先谦：师古曰：《高纪》云：元年五月，汉王定雍地，东如咸阳，引兵围雍王废丘，而遣诸将略地。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汉。二年十月，陈馀击常山王张耳，耳败，走，降汉。而此《传》乃言方围废丘，时耳谒汉王，隔以他事，于后始云汉二年东击楚，则与《帝纪》前后参错不同，疑《传》误也。先谦曰：《高纪》元年五月，围章邯废丘。二年十月，耳降汉，废丘尚未破，至六月方破废丘。《纪》《传》并无参错，颜说误。（《汉书补注》三十二《张耳陈馀传第二》）

程馀庆：间接张耳亡归汉。（《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汇评】

刘辰翁：“汉王之出关，……厚遇之”，如特笔粘出，意见具见。作史如此，自不多得也。（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二月，令除秦社稷[1]，更立汉社稷[2]。

[1]【汇注】

方回：《白虎通》曰：天子社，广五丈；诸侯半之。其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冒以黄土，此社稷广狭之制，与夫土之五色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月令》，秦书也。秦民得立社稷，可考也已。先儒谓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然礼书有大夫以下，成群立社之文，则民许立社稷，不始于秦也。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而县大率方百里，县宜有社稷矣。或者十亭之乡，许民自立社稷也。秦之民之社稷，其制未详，以郑玄所见之民社注《礼》之民社，百家一社，可推而知也。秦尚黑，汉尚赤。令民除秦立汉，革故鼎新，所谓变置社稷是也。秦于古制，无往不废，惟许民立社稷，有古意。然未闻左宗庙，右社稷，如先王之礼焉，汉祖修丰枌榆社，即秦许民立社稷之社稷欤！（见《古今考》卷一一“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

[2]【汇注】

罗璧：《礼》：社，祭土其神曰勾龙，以治平水土也；稷，祭谷其神曰后弃，以教稼穑也。地广不能遍敬，故封五土为坛而祭之；谷多不能尽祀，故聚五谷为坛而祭之。然独祀稷者以首种为百谷长。《尔雅·粢盛》亦释稷土神之祠于家曰中霤，其形皆如陶灶，《诗》曰“陶复陶穴”是也。其中穴明雨四霤之，因名室中曰中霤，后世易为屋漏。朱文公谓当于屋中祭之。（《罗氏识遗》卷十《社稷》）

梁玉绳：刘辰翁曰：“《汉书》此处有复关中，除租税，置三老，举行能，赐酒肉等，正是兵间规模宏大，收拾人心处，子长失之。”（《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王叔岷：案：《汉纪》此下亦云：“施恩惠，赐人爵。蜀、汉人从军者，家复租税二岁。关中人从军者，复租一岁。人年五十已上能善道教训者，复徭役。常以十月赐民牛酒。”与《汉书》略同。（《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陈直：《后汉·祭祀志》云：《黄图》载元始仪甚悉，今本无，合入。元始四年，宰衡莽奏曰：帝天之义，莫大于承天；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祭天于南就阳位，祠地于北就阴位。圜丘象天，方泽象地，圆方因体，南北从位，燔燎升气，瘗埋就类。牲欲茧栗，味尚清玄，器成匏勺，贵诚因质。天地神所统，故类乎上，则禋于六宗，望秩山川，班于群神，皇天后土，随王所在而事佑焉。甘泉太阳，河东少阳，咸失厥位，不合礼制。圣王之制，必上当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回而求福，厥路不通。在易（原作“正月”，从毕本、孙本改）泰卦，乾坤合体，天地交通，万物聚出，其律太簇。天子亲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阴阳之别，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则北辰，川即河，山岱宗，三光众明，山阜百川众流，渟汙皋泽，以类相属，各数秩望相序。于是定郊祀，祀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河东祀。直按：本段文源出于《汉书·平帝纪》元始三年臣瓒注。又《独断》卷上云：“天子社稷土坛方广五丈，诸侯半之。”又按：原注载元始五年宰衡莽奏文，系《续汉书·祭祀志》刘昭注文所引。（《三辅黄图校证》卷之五《社稷》）

编者按：徐卫民在《秦都城中礼制建筑研究》一文中（载《秦汉历史文化研究》）《三辅黄图》云：“汉初除秦社稷，立汉社稷。”《汉书·郊祀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帝除秦社稷，立汉社稷，《礼》所谓太社也。”关于秦代社稷的情况，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所知甚少。秦代立有社稷，秦亡后为汉社稷所取代。刘庆柱先生推测“汉初之社可能是在咸阳的秦社基础上建成的”，也就是说秦社的位置，可能就在西汉社稷所在的汉长安南郊。

【汇评】

冯椅：李季辨曰：宗庙者，人心所系。武王伐商，载主而行；高帝初兴，立汉社稷；皆以系人心也。（《厚斋易学》卷二十三）

三月，汉王从临晋渡[1]，魏王豹将兵从[2]。下河内，虏殷王，置河内郡[3]。南渡平阴津[4]，至雒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5]。汉王闻之，袒而大哭[6]。遂为义帝发丧[7]，临三日[8]。发使者告诸侯曰[9]：“天下共立义帝[10]，北面事之[11]。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12]，大逆无道[13]。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14]。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15]，南浮江汉以下[16]，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17]。”

[1]【汇注】

颜师古：旧县名，其地居河之西滨，东临晋境，本列国时秦所名也，即今之同州朝邑县界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方回：汉王二年冬十一月，还都栎阳，留至春三月，自临晋渡河。师古曰：旧县名，其地居河西滨，东临晋境，本列国时秦所名也，即今之同州朝邑县界也。按：黄河一直一曲千里，河西五郡：瓜、沙、甘肃、凉（即汉所开酒泉）、张掖等五郡。其河北流出塞而东，东而又南，所以临晋在河西。晋之太原，为河东，河至潼关过华山，然后又东流也。韩信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缶渡军，袭安邑，虏魏王豹，即此地。汉王此行自关中渡河，降魏王豹，虏殷王卬。以殷王卬之地置为河内郡，而不郡魏王豹之地者，以其降也，故使将其国之兵，从下河内。异时归谒亲畔为楚，故遣韩信击豹，定魏地，置河东、太原、上党郡。（见《古今考》卷十二“汉王自临晋渡”）

王恢：汉临晋县，即今大荔，属左冯翊。《清统志》二四四：“大庆关在朝邑县东，即古蒲津关。《史记》曹参以中尉从汉王出临晋关，《正义》即蒲津关也。在临晋县，故言临晋关。自河东而言，亦曰蒲坂津；自关中而言，亦曰夏阳津（按：龙门渡或当此称。《淮阴传》：“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渡军。”）。《旧志》宋大中祥符四年，改蒲津关为大庆关，在朝邑县东三十里黄河西岸，久圮，明嘉靖二十年复筑。万历后河决城毁，故关反在东岸。今河西亦称新大庆关，在县东七里。”（《史记本纪地理图志·高祖本纪》）

[2]【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豹”下补“降”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方回：汉元年二月，项羽分魏为二，徙魏王豹于河东，为西魏。以赵将司马卬为殷王，都朝歌。汉二年二月，殷王司马卬叛西楚。二月，汉王渡河西，魏王豹降，将兵从汉击楚，又下河内，虏殷王卬，置河内郡。（见《古今考》卷四“魏复立王三”）

[3]【汇注】

吕祖谦：汉王降申阳，而置河南郡；降魏豹而得河东郡；虏司马卬而置河内郡。三河之地，皆为汉有矣。故告诸侯之辞，所以有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之语也。（古帝王皆郡三河，汉始因秦都关中，故东方朔曰：“汉兴去三河之地，都泾渭之南。”）（《大事记解题》卷八“置河内郡”）

吴卓信：河内郡，本《志》论十二国风俗，晋文公伯诸侯，尊周室，始有河内之土。师古曰：《左氏传》所谓始启南阳者。《史记正义》河内即怀州也，在河南之北，西河之东，东河之西。《方舆纪要》晋人自山以东谓之东阳，自山以南谓之南阳。应劭曰：河内，殷国也，周曰南阳。又曰：河内郡，今怀庆卫辉以至彰德府南境。《禹贡锥指》古者河北之地皆谓之河内，自战国魏始有河内、河东之别，而秦汉因之，以置郡。《周礼》所谓河内不止河内郡地也。《史记正义》云：古帝王之都多在河东、河北，故呼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又云：河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卫州，东北入海，曲绕冀州，故言河内。盖自大河以北总谓之河内，而非若今之但以怀州为河内也。又云：河内西阻王屋诸山，其北又有太行蔽之，与河东隔绝。《地理志稽疑》王厚斋云：秦三川郡，汉之河南及河内也。顾宛溪亦同。然考河内在秦似属河东，故《太史公序》十八王云：魏分为殷，则不属三川矣。按：汉河内郡，今河南怀庆府之河内、济源、修武、武陟、孟、温六县，卫辉府之汲乡、获、嘉、淇、辉五县，彰德府之汤阴、林二县，皆其地。（《汉书地理志补注》卷八）

后晓荣：河内郡，相家巷出土秦封泥有“河内邸丞”和“河内左工”，前者是河内郡派驻首都的办事官署，后者是河内郡工官印。此郡为《史记》《汉书》等文献所没有记载的秦郡。河内一词，出现较早。《史记·周本纪》：“襄王乃赐晋文公珪圭鬯弓矢，为伯，以河内地与晋。”《正义》：“贾逵云：晋有功，赏之以地，杨樊、温、原、攒茅之田也。”战国时期，魏国按自然区划，习惯上分为河内、河东、河西、河外四个地区。河内指魏国东部黄河以北地区，大体上包括今河南省中部、东北部和河北东南角的一部。北与赵为界，东与齐为界。故马王堆汉墓出土《战国纵横家书》中“苏秦自赵献书于齐王章”言：“梁氏先反，齐、赵攻梁，齐必取大梁以东，赵必取河内，秦案不约而应。”又“朱己谓魏王”章言：“秦固有怀、茅、邢丘，城垝津，以临河内，河内共、汲必危。”《正义》：“古帝王之都多在河东、河北，故呼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河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卫州，折东北入海，曲绕冀州，故言河内云也。”（《秦代政区地理》第三章《秦置郡新证》）

又：《史记·秦本纪》：“拔卫，迫东郡，其君角率其支属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曰，“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史记·秦本纪》：“（昭襄王）二十一年，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十八年，端和将河内，羌瘣伐赵。”《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二世元年，张耳、陈馀说赵王曰“愿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又二年，“章邯引兵至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秦末，项羽封司马卬为殷王，王河内；高祖二年，虏殷王，置河内郡。此皆当因秦旧。故姚鼐曰：“盖秦有河内郡也，准以济北、胶东建国因于故郡之例。”其说可信。故谭其骧曰：“河内西阻王屋、析城诸山，本与河东隔绝，自为一区；昭襄王三十三年魏入南阳，秦始有其地，时东不得邢丘、怀，北不得宁新中，地狭不足以立郡，卒以并属河东；其后襄地虽拓，军机倥忽，未遑建置；始皇即并天下，始依山川形便，更加区画；此衡情度势，可推而知者。”……谭其骧推之秦河内郡“分河东郡置”，可从。河内，原与河东同属魏国的疆土，联系密切，秦代时是关东东北出太行山东地区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重要，故分出，独立设郡，有利于秦朝廷掌握控制。（同上）

[4]【汇注】

颜师古：苏林曰：“在河阴。”（《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子今：平阴津，在小平津东。《史记·高祖本纪》载汉王“下河内，虏殷王，置河内郡。南渡平阴津，至雒阳”。史籍又屡见秦末至楚汉相争时在这一带。“绝河津”的记载（见《史记》之《高祖本纪》《曹相国世家》《周勃世家》等），《史记·高祖本纪》载“赵别将司马卬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绝河津”。已把所谓“河津”与“平阴”直接联系在一起，《史记正义·绛侯周勃世家》则径云河津“即古平阴津”。可见平阴津通称“河津”，是当时黄河上最重要的南北渡口。（《秦汉黄河津渡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从》1989年第3期）

[5]【汇校】

梁玉绳：按：董公乃乡三老也，新城是乡名，其名旧矣，至惠帝四年遂置为县，此时新城尚未为县也。但考《汉·百官表》言乡有三老，不言县也有三老，而《汉书·高纪》二年有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之令，《大事记》据之直书“置县乡三老”，不知《表》中何以不载，可疑也。《隶释》亦有《县三老杨信碑》。又《滹南集·辨惑》曰“董公遮说汉王，殊切于义理，故孟坚全载其说，而迁但云说以‘义帝死故’，太简而不备。且止于义帝死故，则谓之告可也，何必云说哉？”（《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班固：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以十月赐酒肉。（《汉书·高帝纪第一上》）

又：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同上）

张守节：《括地志》云：“洛州伊阙县在州南七十里，本汉新城也。隋文帝改新城为伊阙，伊阙山名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又：《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又乐产云：“横道自言曰遮。”《楚汉春秋》云：“董公八十二，遂封为成侯。”（同上）

方回：一年二月，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置以三老，乡一人。秦制：县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讼听、收赋税，游徼，徼巡禁贼盗……今汉承秦制，举民年五十以上，修行率善，为三老，乡一人。其选不太轻乎？三老之称，古以对五更。人主执酱执爵，奉上养老之盛而隆其名也。（见《古今考》卷一二“乡三老”）

凌稚隆：王祎曰：三老古秦之旧法，而厚其恩礼，责以教化，则汉祖萧何之规模也。（《汉书评林·高帝纪》）

顾祖禹：南村关，在县西北九十七里，今有巡简司义昌镇，在县东四十里，《志》云：汉三老董公于此遮说汉王为义帝发丧，因名。今为义昌驿。（《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八《河南三·河南府》）

沈自南：《研北杂志》：程义文云：三老五更，更字当作“叟”，今嫂字或作，可以验知其故。（《艺林汇考·称号篇》卷四《尊长类》）

又：《丹铅录》：《列子》云：禾生子伯出行，经坰外，宿于田更。更训老，老而更事也。汉立三老五更，更义取此。张湛注《列子》，乃云更当作叟，误矣。（同上）

又：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汉官仪》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史正义》云：《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曰：汉立三老五更，当别有见。蔡邕曰：更当为叟，叟，老人之称也。（同上）

沈钦韩：《仓颉碑》，阴衙县三老上官，凤衙乡三老时勤，此有县三老、乡三老之证也。又有郡三老、国三老（王国即郡），见《袁良碑》及《后书·王景传》。（《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龚浩康：新城，汉改为县，治所在今河南省伊川县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汇评】

张栻：予每爱三老董公之言，以为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名其为贼，敌乃可服。三军之众为义帝缟素，声项羽之罪而讨之，于是五十六万之师不谋而来，从义之感也。使斯时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会，率诸侯穷羽所至而诛之，天下即定矣。惜其诚意不笃，不能遂收汤武之功。然汉卒胜，楚卒亡者，良由于此名正义立故也。董公盖深知其理，故其言又曰仁不以勇，义不以力。自留侯而下陈谋虽多，而皆未之及。呜呼，董公其一时之逸民欤！（见《十先生奥论注》后集卷三《汉晋论·汉高帝》）

徐一夔：予读《太史公书》，至三老董公说汉之事，作而言曰：三老董公，其秦汉间有道而隐者乎？不然，何其言之符机际会，而粹然一出于仁义道德也。公之说汉高祖也，其言曰：“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又曰：“仁不以勇、义不以力。”至哉言乎！不意文献斫丧之后，兵戈抢攘之日有此人也。盖方是时，项羽放弑义帝，公以此说高帝讨之，时高帝左右，称读书如郦生不及此，称文学如叔孙通不及此，称智术如张良、陈平不及此，而公独及之。意者公在草野，冥思天下之故，项强而暴，刘弱而仁，莫有急于此者，以故发愤为高帝陈之不疑也。公之始末，史阙之，即其言，想其人，必秦汉间有道而隐者。惜乎汉用其言，而遗其人也，爰叙而铭之。铭曰：秦政不纲，义旗四举，纷纷籍籍，孰为义主？缅彼有道，鸿飞冥冥，不闻其声，矧见其形。猗嗟董公，时止时作。怀宝在躬，不迷而觉。刘弱项强，公有深忧，讨逆致顺，公有远猷。一言之出，万钧不拔，仆项兴刘，此机之发。维此董公，其执不猗，维兹之言，允也其时。公言既用，公迹愈邈。推公之蕴，可兴礼乐。汉虽公遗，公言不隳。公言不隳，大道之维。（见程敏政辑《明文衡》卷六五《汉三老董公碑》）

凌稚隆：霍韬曰：三老董公隐者也，四皓之俦也。为义帝发丧也，犹夫叩马之谏也，异言同心者也。帝纳用之，从谏弗咈之明验也，群策所以毕收也。（《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又：隆按：董公揭羽之不义于天下，使天下昭然知其为逆，而汉卒席以定天下，功岂萧曹下哉！今考《楚汉春秋》，则已载董公封成侯矣，及《史记》《汉书》《功臣表》所载若而人，并不及董公，何欤？脱既封之，则史氏必不佚其名矣。（同上）

吴应箕：汉王既厝置关中，自临晋渡河，下河内，至修武。南渡平阴，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向德，此三王之举也。”大哉！春秋以来不复闻此正论矣。彼三杰者，乌足以知此邪？明强弱之势，审成败之数，察得失之机，其为张、韩所算者，已无遗策。然使无董公数语，楚汉之存亡不过形势智力之不敌耳。以智力得天下，此犹桓文之伯所羞称，乌足与三代比隆哉！汉王为义帝发丧，袒哭哀临，即非发于至诚，然已足激发忠臣义士之心，而使放杀其主者丧气。故三代以后取天下者，其所以收拾人心之法不必尽同也。要未有不假仁义而能成者，孟子谓假仁者伯，不仁者亡。呜呼！汉唐之王，所谓霸也，不仁而亡，古今未有能易之者矣。（《楼山堂集》卷二《高帝论三》）

杨锡绂：汉高祖得天下，固酂侯、留侯、淮阴等群策之力，然其要著，尤在纳三老董公之说，军皆缟素为义帝发丧，使天下晓然知君臣之义，而项羽遂为万世罪人矣。其后论功行赏而不及董公，岂以其未尝身历行间欤！（《四知堂文集》卷二十八《明志居中偶笔》）

又：董公一乡三老耳，而其识见乃出酂侯等之右，可见人才无类不有，只在人君能用与不能用耳。故知非高祖虚心大度，董公亦不肯轻易遮说也。（同上）

[6]【汇注】

裴骃：如淳曰：“袒亦如礼袒踊。”（《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袒谓脱衣之袖也，音徒旱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程馀庆：袒，脱衣之袖，亦如礼之袒踊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汇评】

凌稚隆：汉王袒而大哭，特借此以激怒天下，非真哀痛之也，不然入关之谕止曰：“吾与诸侯约，不曰义帝约乎。”要知项羽不杀义帝，汉王岂能出义帝下者。项羽特为汉驱除耳。（《史记评林》卷七《项羽本纪》）

夏之蓉：为义帝发丧，假此名以倾羽，其名甚正。董公所说，乃激发天下大机括，子房号为帝者师，亦未有此大计。然高帝于太公则分其羹，于义帝则袒而大哭，将谁欺乎？缟素一举，虽仿佛汤、武，而非其真也。假令义帝无恙，高祖能久出其下乎？（《读史提要录》卷一《西汉》）

又：董公遮说汉王，谓项羽无道，放杀其主，乃天下之贼也。此语最挈要领。盖天下苦秦，并起亡之。秦亡，而构兵以争中原，刘项曲直未有分也。明其为贼，而后民望归刘不归项。（同上）

程馀庆：借羽失著，以为兵端，好题目送与汉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7]【汇评】

胡宏：秦以酷急失人心，项羽又所过残灭，所谓以火救火。沛公素宽大长者，一时便有首出庶物气象，譬如奕棋，此第一著胜羽也；沛公若不能还军灞上，则必与羽斗于关中，是以桀攻桀，兵强者胜，一还灞上，不为利欲所昏，清明在躬，便志气如神，应对皆当，此第二著胜羽也。至于第三著，以羽弑共主，举军缟素，告诸侯而伐之，此著正是。（《五峰集》卷三《刘项》）

张栻：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为己利，而非若汤武吊民伐罪之心。故其即位之后，反者数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趋也。至其立国，规模大抵皆因秦旧，而无复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其合于王道者，如约法三章，为义帝发丧，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诚不孚也。（《南轩集》卷十六史论《汉家杂伯》）

吕祖谦：致堂胡氏曰：秦失其鹿，天下竞逐，名其师者谓“诛无道秦”可矣！秦灭，诸侯各有分地，而又起兵，虽曰项羽为政不平，主约不信，顾亦伸己私忿而伐羽耳，此非制胜之几，百全之计也。及三老献言，请暴项羽弑君之恶，汉王大临，三军缟素，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然后项羽无所容于天地之间。汉王虽折北于彭城，而必知天下之归己矣。（《汉书详节·高帝纪》

陈埴：汉高祖为义帝发丧，与曹操挟天子以令天下，未审如何？为义帝发丧，因人之短而执之；挟天子以令天下，负己之有而挟之。虽皆诡之为名，但一则豪杰起事，举动光明；一则奸雄不轨，踪迹暗昧。为义帝发丧，无君之罪在项羽；挟天子以令诸侯，无君之责在曹操。义帝已立，纵使羽不杀之，下来汉高将如何区处？要之，天运在汉，所以项羽自杀了义帝，小人枉了做小人；汉高因之为资，缟素发丧，君子赢得做君子。（《木钟集》卷十一）

何孟春：汉鼓大义之名，义不以力，董公之计，缟素三军，于此乎得以击楚之杀义帝者。……虽然，吾不能尽许汉也，隆准公新城发丧，袒哭三日，义兵加贼，何所向而足诛。而爱于彭城，置酒高会，销感慨流涕之气，遣随何私约九江王，用杀义帝者，击楚之杀义帝者，此不足为名矣。（见《增广古今人物论》卷六《义帝》）

秦笃辉：沛公入关告谕，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初不言义帝也。及帝死，亦不闻有一言也。闻董公教乃为发丧，特为讨羽之名耳，其心岂真有义帝哉。核实论之，义帝特诸侯之长，非真有共主之实。以不学无术之项羽杀之受恶名耳，使沛公一天下，义帝而在，其能存者几希。（《读史賸言》卷一）

[8]【汇校】

［日］水泽利忠：秘阁本“哀临三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王叔岷：案：《汉书》《通鉴》“临”上并用“哀”字。师古注：“众哭曰临。”（《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颜师古：众哭曰临，音力禁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龚浩康：临，聚众举哀，祭吊死者。（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蒋礼鸿：颜注：众哭曰临。礼鸿案：《苏武传》：“武闻上崩，南乡号哭呕血，旦夕临。”颜注曰：“临，哭也。”然则哭死为临，无众独之别，颜前注非。《纪》又云：“以鲁公葬羽于谷城，汉王为发丧，哭临而去。”亦无待众哭也。（《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丛·读汉书补注》）

[9]【汇评】

王世贞：汤、武放伐，孔子存其誓，为世训；汉祖告喻诸侯，虽仅数语，犹宛有古风，史迁存之，著汉业所由兴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高祖本纪》）

凌稚隆：刘会孟曰：告发丧语至善，先秦以来，初见此。（《汉书评林·高帝纪》）

又：何景明曰：高祖为义帝发丧，举其所不当也。举其所不当而白之天下，然后天下之重在我。（同上）

汪琬：帝王之师，未有无名者也，故能一战而成大功。若狼狈举事，而不合于义，则资贼而已矣。安禄山、朱泚之流，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哉？（《尧峰文钞》卷八《高祖二》）

[10]【汇评】

程馀庆：君臣之分凛然。义帝实项氏所立，偏言天下共立，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吕思勉：汉高之为义帝发丧也，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此乃诬罔之辞。南面而政诸侯，当有实力，义帝岂足以堪之？三代之王，固尝号令天下矣，及其后，政由五霸。然则义帝拥帝名，而政由羽出，亦可云前有所承。既不袭秦郡县之制，不得谓称帝者。实权皆当如秦之皇帝也。立章邯在羽入关前，当时形势，安知沛公能先入关？且秦吏卒尚众，非此无以镇之，此亦事势使然也。（《秦汉史》第三章《秦汉兴亡》）

[11]【汇注】

龚浩康：北面，古代君主面南而坐，臣下北面朝见。北面事之即以臣礼服事君主的意思。（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12]【汇校】

王叔岷：案：《御览》引“项羽”作“项王”，无“于”字。《汉书》《通鉴》亦并无“于”字。（《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评】

程馀庆：义帝之弑，项羽假手于衡山、临江，独斥言项羽，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3]【汇注】

程馀庆：“大逆无道”，四字断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4]【汇校】

程馀庆：诸侯皆缟素，《汉书》作“兵皆缟素”，是。自尽臣礼。（《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汇注】

颜师古：缟，白素也，音工老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汇评】

凌稚隆：刘凤曰：君之视父奚若？汉王弃其父若敝屣，于义帝何有，而为之缟素？（《汉书评林·高帝纪》）

又：隆按：“缟素”一举，仿佛汤武放伐矣，然而非真也。假令义帝亡恙，汉王能久出其下乎？要不过假羽失着，因以迫取天下云尔。观异日者，秦王、楚隐、魏安釐之属，皆为置守冢，即田横亦为改葬，则何以于义帝而顾寥寥耶？（同上）

[15]【汇注】

裴骃：韦昭曰：“河南、河东、河内。”（《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方回：悉发关中兵，即巴、蜀、汉中之众与夫三秦之众，皆在行；三河者，师古注谓河南、河东、河内，乃河南王瑕丘申阳、河东魏王豹、河内殷王司马卬之众亦皆在行。又韩王信韩国之众，张耳常山王国之降者亦在行，惟大将军韩信不在行。想在萧何守国，韩信留镇关河之间。（见《古今考》卷一三“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

[16]【汇校】

梁玉绳：《经史问答》曰：“《史记》注皆不得其说，师古略之。梅磵以为一军由三河以攻其北，一军浮江，汉以攻其南，是矣。然《本纪》不载南下之军，则竟失之也。《水经注》高祖二年置长沙郡，又置黔中郡。盖南下之军自汉中出，先定二郡而有之。长沙乃义帝之都，而黔中则项王南境，乘虚取之，所谓南浮江、汉也。是足以补遗。”（梅磵乃胡三省身之也）（《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张守节：南收三河士，发关内兵，从雍州入子午道，至汉中，历汉水而下，从是东行，至徐州，击楚。（《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胡三省：余谓《正义》之说迂矣！三河在彭城之北，已不可谓南收三河士。若发关内兵，南浮江、汉，独不能出武关而浮江、汉，而必入子午道至汉中而下汉水邪！况子午谷此时亦未通凿，其可引之而为说乎！此特言发三河士以攻其北，又南浮江、汉，下兵以夹攻之也。（《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全祖望：予校《地志》而叹高帝之兵法，岂项王之豕突所能当也。元年即置渭南、河上诸郡，困章邯于围中，楚救不能飞渡河渭之间矣。二年即因王陵以得楚之南阳，东兵不得窥武关矣。故项王遣兵距汉于阳夏，而阳夏以西入汉矣。义帝之亡也，高帝告诸侯曰：“寡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击楚。”胡楳磵曰：“谓由三河以攻其北，又南下江汉以夹攻之也。”及考汉兵之出，未闻有由江汉以下者。近考《水经注》，则高帝之置长沙、黔中，皆在二年。乃知高帝全师以出彭城，而一旅之乘虚者，已掩二郡之地而有之，所谓南浮江汉之军，史失载之，可以道元书补其缺也。项王弑义帝而不能使诸将守其地，反以资汉，愚矣。况长沙、黔中入汉，则江汉间震动，而共敖辈日不暇给。楚人三面受敌，何以自支。故曰，即《地志》而悟张良、韩信之兵法，所以佐高帝者精矣。（《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二）

王先谦：全祖望曰：此文《史记》注不得其说，颜氏略之，胡三省以为一军由三河以攻其北，一军浮江汉以攻其南，是矣。然《本纪》不载南下之军。《水经注》云：高祖二年，置长沙、黔中郡，是盖南下之军，自汉中出，先定二郡而有之。长沙乃义帝都，黔中则项王南境，乘虚取之，所谓“南浮江、汉”也。江汉之地，过此二郡。共敖守南郡，汉兵尚未得至其境。是足以补遗。（《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恢：江汉，《正义》：“南收三河士，发关内兵，从雍州入子午道，至汉中，历汉水而下，从是东行，至徐州，击楚。”全祖望《经史问答》，以“注不得其说”，而以胡三省“一军由三河以攻其北，一军浮江、汉以攻其南”为是。亦以“南下之军自汉中出，先定长沙、黔中二郡而有之。长沙乃义帝都，黔中则项王南境，乘虚取之，所谓南浮江汉也”。

三家臆说，未之深考：（一）其时大敌唯楚，东事正急，何暇与力南进。而所谓出汉中之南军，何人帅领？见于何传？未闻有若韩信之下齐赵，随何之说九江。（二）长沙、黔中，临江国南疆，须经南郡（全氏于此郡国似不甚了然），《本纪》五年正月，“天下大定，高祖都洛阳，诸侯皆臣属，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令卢绾、刘贾围之，不下，数月而降”（并见《卢传》《荆燕世家》）。又信武侯靳歙，臺侯戴野，在破项羽之后，盖属卢绾，得临江王驩，因定南郡也（见《靳传》《侯表》《月表》）。（三）即汉高语气，所谓“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者，不过虚声恫嚇，号召江汉间义勇响应耳。三家以为实有其事，汉高有知，恐难免“竖儒”之骂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日］泷川资言：《考证》：胡三省曰：《正义》说非。此特言发三河士以攻其北，又南浮江、汉，下兵以夹攻之也。愚按：全祖望《经史问答》亦申胡说。本文唯言浮江、汉南下，以攻楚耳。未有夹攻之义。胡说凿。（《史记会注考证·高祖本纪第八》）

辛德勇：其实所谓“南浮江、汉以下”，指的就是薛欧、王吸、王陵所统领的这一路兵马。薛欧、王吸出自武关，要循丹水（今丹江）谷地南下。丹水是汉水的支流，而汉水又是江水的支流，按照古书“以大名代小名”的通例，自然可举江、汉以代丹水。刘邦急于灭楚，需要诸侯的支持（至少要促使其保持中立），所以在檄文中难免要虚张声势，举江、汉以代丹水，就是为了增强威慑的力量。（《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楚汉彭城地理考述》）

[17]【汇注】

颜师古：服虔曰：“汉名王为诸侯王。”师古曰：“服说非也。当时汉未有此称号，直言诸侯及王耳。自谦言随诸侯王之后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叔岷：案：《御览》引此下更有“于是诸侯多从之”七字。或约举下文言之与？（《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评】

陈埴：高帝之为义帝发丧也，三军缟素，天下之士归心焉。虽然，帝亦诡而用之耳。夫帝之于怀王也，君臣之分未定也，生则未尝以天下之义主而事之，死则以为天下之义主而丧之，此盖项氏之短，而大其辞以执之，是三老董公之善谋，岂出于帝之本情哉？古今之名义，有不本于夫人之本情，而英雄豪杰或诡之以济事者多矣。齐威会王世子于首止，情不出于世子也；晋文朝天王于河阳，情不在于天王也。利在世子则尊世子，利在天王则尊天王，利在义帝则尊义帝，其诡而用之则一耳。（《木钟集》卷一一《史》）

陆唐老：林曰：高祖之迁于南郑，以萧何谏之，故隐忍就国，而其心岂一日忘羽哉？既得韩信东向以定三秦，羽虽大怒，而一见张良之书，以为汉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则是高祖之还定三秦者为有辞，而羽亦不得以责汉也。及夫三秦既定而如约矣，又自陕而之河内，而之洛阳，迄逦为此东伐，使羽而以大义责汉曰：汝之所以定三秦者，以吾背前日之约也，约既还矣，又何为兴此无名之师？则是直在楚而曲在汉，其将何辞以争之哉？惟正其弑逆之罪以为之名，则天下诸侯知高祖之此举，非贪其土地，觊其人民，乃所以正其君臣之义，此项羽所以屡战屡胜而终于必败；高祖所以屡战屡败而终于必胜也。然则高祖之得天下，虽三杰与诸侯辅佐之功，至于天下之人知大义所向而归心于汉者，董公之力为多。（《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六《前汉纪·太祖高皇帝》）

刘辰翁：义帝死兵间日月，本无分晓。《史记》自去年如先事张本，最有笔力。至此但云“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若惊绝，出于本心之哀痛，袒哭发丧。三老董公不过当时报事者，虽“遮说”两字，必有何语，然不害高帝大宜感发，是为造汉之本。……告发丧语至善，先秦以来初见此耳。（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徐孚远：真德秀曰：不曰“率诸侯王”，而曰“愿从诸侯王”，不曰“击项羽”，而曰“击楚之杀义帝者”，词不迫切，而意已独至，犹有古词命气象。（《史记测议·高祖本纪》）

凌稚隆：邵经邦曰：有汉四百余年天下，其宏纲大义昭如日星者，端在此举。惜乎新城之功不录而使泯泯于今也。（《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又：霍韬曰：汤武放伐，孔子存其誓，为世训。汉祖告谕诸侯，虽仅数语，犹宛有古风，史迁存之，著汉业所由兴也。（同上）

又：王文濡曰：利用义帝之死，以动义兵。义正词严，已夺愤王之气。（《同上》）

程馀庆：林云铭曰：项氏立怀王，本是个假，高帝此番为义帝发丧，亦未始非假。彼一牧羊匹夫，何关重轻！乃生前既能为楚亡秦，死后又能为汉覆楚，于以见名义长存人心不死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又：义帝为天下之君，被羽所杀，诸侯王必无不致讨者，言我悉兵愿从之。乃以大义破坐诸侯王身上，并非示己非为争天下而用兵也。立言最为深远。寥寥数语耳，而刘项兴亡关头全在此，可谓一纸书贤于十万兵矣。（同上）

是时项王北击齐[1]，田荣与战城阳[2]。田荣败，走平原[3]，平原民杀之。齐皆降楚。楚因焚烧其城郭，系虏其子女。齐人叛之。田荣弟横立荣子广为齐王[4]，齐王反楚城阳[5]。项羽虽闻汉东[6]，既已连齐兵[7]，欲遂破之而击汉[8]。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9]，遂入彭城[10]。项羽闻之，乃引兵去齐，从鲁出胡陵[11]，至萧[12]，与汉大战彭城灵壁东睢水上[13]，大破汉军[14]，多杀士卒[15]，睢水为之不流[16]。乃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17]，置之军中以为质[18]。当是时，诸侯见楚强汉败，还皆去汉复为楚。塞王欣亡入楚[19]。

[1]【汇评】

吴见思：汉王正欲发兵布告天下，正匆忙时，忽然放去，重接入项羽，章法神化。（《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2]【汇注】

胡三省：《史记正义》曰：城阳，濮州雷泽是。余考《正义》所谓城阳，乃班《志》济阴郡之城阳县，田荣初与项羽会战之地。荣既败而北走，死于平原，羽遂至北海，烧夷城廓、室屋，则济阴之城阳已隔在羽军之后。田横所起，盖班《志》城阳国之地，春秋莒之故墟也。羽既连战未能克横，而汉入彭城，遂南从鲁出胡陵至萧以击汉。莒、鲁旧为临国，则此城阳为莒之故墟明矣。（《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顾祖禹：成阳城，州东北六十里。战国时齐邑。成亦作“郕”。《秦纪》：“昭襄十七年，成阳君入朝，秦因置郕阳县。”亦曰城阳。二世二年，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別攻城阳，屠之。汉二年，项羽北至城阳，田荣将兵会战，不胜，走至平原，为平原民所杀。《汉纪》：“沛公西略地，道砀至城阳与杠里，攻秦壁，破其二军。”《曹参世家》：“参击王离于城阳南，复及之杠里，破之。”又樊哙从击秦河间守军于杠里，破之。杠里在城阳西，皆此成阳也。汉曰成阳县，属济阴郡。高祖封功臣奚意为侯邑，后汉仍为成阳县。晋属济阳郡。后魏属濮阳郡，后齐省。隋开皇十六年，改置雷泽县，属郓州。今在濮州境内。（《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三《山东四·衮州府》）

[3]【汇注】

张守节：德州平原县是。（《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方回：汉二年春正月，项羽击田荣城阳，荣败走平阳，平阳民杀之，齐尽降楚。田荣为王凡七月。（见《古今考》卷四“齐复立王九”）

后晓荣：平原，平原原为赵地，平原君赵胜始封之地，战国赵置县。《战国策·秦策五》：“武安君死五月，赵亡，平原令见诸公。”“司空马去赵，渡平原。”《史记·曹相国世家》：“还定济北郡，攻著、漯阴、平原、鬲、卢。”《史记·项羽本纪》：“田荣败，走平原，平原民杀之。”《读史》卷三十一：“平原城，旧城在平原县西南五十里。秦置县于此。汉二年，齐王田荣与项羽会战于城阳，败走平原，为平原民所杀。汉县亦治此。”《正义》引《括地志》云：“平原故城在德州平原县东南十里。”秦平原县故城在今山东平原县西南50里。（《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济北郡》）

[4]【汇评】

方回：二年春正月，项羽击齐王田荣，走平原，平原民杀之，齐皆降楚，此项羽之胜势也。楚人焚其城郭，齐人复畔之，《史记》“多系累（虏）其子女”一句，尤切于事，羽所过残贼，所以得之难而失之易也。三月，汉王兴缟素之师，夏四月，田横收得数万人立荣子广为齐王，羽虽闻汉东，欲遂破齐而后击汉，然则始终为羽之痈疽之害者，齐也。（见《古今考》卷一三“田横立田荣子广为齐王”）

[5]【汇校】

［日］水泽利忠：秘阁无“齐王”二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程馀庆：项羽又生出一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6]【汇注】

程馀庆：反对上“示项羽无东意”句。（《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7]【汇注】

龚浩康：连齐兵，指与齐兵交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8]【汇评】

吴见思：从项羽心上写，即乘便接入汉事，敏妙如此。（《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程馀庆：羽让先著于汉，自处后著，虽胜，何救于亡！（《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9]【汇注】

颜师古：应劭曰：“雍、翟、塞、殷、韩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韦昭曰：“塞、翟、韩、殷、魏也。雍时已败。”师古曰：诸家之说皆非也。张良遗羽书云：“汉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东谓出关之东。今羽闻汉东之时，汉固已得三秦矣。五诸侯者，谓常山、河南、韩、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张耳降，河南王申阳降，韩王郑昌降。三月魏王豹降，虏殷王卬。皆在汉东之后，故知谓此为五诸侯。时虽未得常山之地，据《功臣表》云张耳弃国，与大臣归汉，则亦有士卒也。又《叔孙通传》云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尔时雍王犹在废丘被围，即非五诸侯之数也。寻此纪文昭然可晓，前贤注释，并失指趣。（《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吴仁杰：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之兵，诸家释“五诸侯”不同。……《刊误》曰：常山安得有兵五诸侯者，陈馀其一也。仁杰曰：《刊误》去常山而取陈馀之兵，固然他从颜氏，则犹未之尽也。按：元年，塞、翟降。二年，常山王耳、河南王申阳、韩王昌、魏王豹相继皆降。又虏商王卬，诸侯之归汉者凡七。申阳之降，即以其国为河南郡。郑昌之降。即以其国封韩王信。而司马卬被虏，其地自为河内郡。此三人皆已国除，不得与诸侯并。张耳与大臣归汉，不言与兵俱，唯塞、翟、魏有国如故，而韩王信常将韩兵从，并赵相陈馀所遣兵，是为五诸侯兵。（《两汉刊误补遗》卷一《五诸侯一》）

又：《魏王豹传》“汉王定三秦，豹以国属焉，遂从击楚于彭城。”《异姓王表》“韩王信以从伐楚功封。”《陈馀传》：“汉击楚使，使告赵，求类张耳者，持其头遗馀，乃遣兵。”而塞、翟两王固各以其赋从，此五诸侯兵可考见于史者。《淮阴侯传》曰：“汉之败彭城，塞王、翟王亡降楚，赵亦与楚和。魏王至国，亦反。”至是五诸侯其不背汉者，独韩王一人，故《纪》言“诸侯见汉败皆叛去”是也。且史称劫五诸侯兵，则以兵为主，故赵以遣兵助汉，在五诸侯之数。而常山王不与焉，然《叔孙通传》言“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不言兵者，殆史氏之省文也。《通鉴》于此但云“率诸侯兵”，恐有脱字。至《项羽本纪·赞》将五诸侯兵灭秦，此举山东六国言之，与高帝劫五诸侯兵不同。（《两汉刊误补遗》卷一《五诸侯二》）

赵翼：颜、吴二说相较，吴说似更为有据。然塞王欣、翟王翳既降后，即以其地置陇西、北地等郡，与申阳、郑昌等同，非仍使之王其地，则不得尚谓之诸侯也。且彭城败后，二王即走降楚，则其在汉军中并未必将兵。而《淮阴侯传》云：汉定三秦，出关，收魏、河南、韩（即郑昌）、殷（即司马卬）王，皆降，合齐、赵共击楚彭城。是五诸侯内又有齐、赵矣。然则汉所劫五诸侯，乃魏、河南、韩、齐、赵也。（《陔余丛考》卷五《楚汉五诸侯》）

沈钦韩：董教增曰：此处五诸侯有河南、韩、殷、魏等，而《项籍传·赞》云“遂将五诸侯灭秦”，又系何人？寻其条贯，当据故七国以其地言，不以其王言也。汉定三秦，即故秦地。项羽王楚，即故楚地。其余韩、魏、赵、燕、齐为五诸侯。劫五诸侯兵犹言引天下兵耳。故汉伐楚、楚灭秦，并可言五诸侯也。按：楚灭秦，除项羽本楚，自可云五国，如董说汉劫五诸侯兵，时燕、齐、赵未尝以兵付汉也。当从韦昭说。（《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洪颐煊：颐煊案：上文明言“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关中谓塞、翟，三河谓魏、殷、河南，此所谓五诸侯也。雍时在废丘被围，张耳虽降，未得常山之地。韩本属汉，不得云“劫”，皆不在数中，当以如淳之言为正。（《读书丛录》卷十九《五诸侯》）

周寿昌：按：《项羽传》同。劫，《史记》作部。王益之《西汉年纪》从之。五诸侯，应劭曰雍、翟、塞、殷、韩也；如氏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韦昭曰塞、翟、韩、殷、魏也。颜注皆驳之，以为河南、常山、殷、韩、魏。刘攽《刊误》曰，常山安得有兵，五诸侯者，陈馀其一也。《西汉年纪·考异》略同，谓是时陈馀遣兵助汉，兼赵为五耳。吴仁杰《刊误补遗》曰，诸侯之归汉者凡七，申阳之降，即以其国为河南郡；郑昌之降，即以其国封韩王信；而司马卬被虏，其地自为河内郡。此三人皆已国除，不得与诸侯并。张耳与大臣归汉，不言与兵俱。惟塞、翟、魏有国如故，而韩王信常将韩兵从。并赵相陈馀所遣兵，是为五诸侯兵。寿昌按：此则塞、翟、魏、韩、赵也。较颜注为审，较刘、王二说亦详。按：荀悦《汉纪》止云“汉王率诸侯之师，凡五十六万人”，无“五诸侯”三字，盖以其难确指也。《通鉴》云汉王以故得率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吴氏谓恐有脱字，非也。……《通鉴》从荀《纪》，不从《汉书》也。李慈铭曰，按：全氏祖望谓《功臣表》云，二年三月，棘丘侯襄以上郡守击西魏。四月，敬市侯阎泽赤以河上守迁殷相，则塞、翟之不得有其国可见。洪氏颐煊谓：上文明言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关中谓塞、翟，三河谓魏、殷、河南。当以如说为正。今按：洪说是也。劫，《史记》作部，荀《纪》作率，非必劫胁之谓也，劫有制义，可通作挈。所云五诸侯者，谓本皆诸侯国耳，不必其国见存也。云五诸侯兵，不云五诸侯，文义可见。（《汉书注校补》卷一）

王先谦：先谦曰：董以五诸侯为即天下兵，古籍既无是义，此与《项籍传》五诸侯亦不同。雍、塞、翟、常山、河南不在诸侯之列，诸说允矣。全说前后两歧，而臧荼听命在韩信破赵之后，吴芮在军，并无确证。据理考实，前说为近。劫有制持之义，如项羽为上将军，诸将黥布皆属，而下文汉王数羽罪云：擅劫诸侯兵入关，意与此同。（《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吴汝纶：汉二年三月，史载汉王“劫五诸侯兵”东伐楚。应劭曰：“五诸侯雍、塞、翟、殷、韩也。”如淳不数殷、韩，易以魏、河南；韦昭数韩易雍以魏；颜监则不数三秦。据此年十月，常山、河南、韩降，三月魏、殷降，而以此五国当之。小司马又谓韩王昌拒汉，汉使韩信击破之，是韩兵未下而已破散也，韩不在此数，爰左颜监而右如淳。聚讼呶呶，迄无定论，大抵皆主降汉者为言耳。愚按：当时诸侯与汉王并驾中原，裂地而王，势均分匹，非声罪讨贼，迫以大义，使之不得不从，而欲左提右挈，指挥如意，其势不能，故明其为“劫”，见非汉王之能用诸侯，实诸侯之不能不为汉王用也。盖即所云“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一语，其劫之之意明甚。（《吴汝纶全集》文集卷四《汉王劫王诸侯兵考》）

俞樾：项王将五诸侯灭秦，汉王部五诸侯伐楚，楚汉之兴，皆以五诸侯，非偶然也。《高纪》五诸侯说各不同。……今按：《月表》雍王章邯都废丘，为汉所围，凡十一月，始终不降，而死未尝从汉也。应劭之说，非矣。常山王张耳为陈馀所逐，走归汉。据《功臣表》张耳弃国与大臣归汉，则与陈平、韩信之来固当不同。然亦不过如九江王英布与随何间行而至者等，耳未必以兵从也。师古之说亦非矣。徐广、韦昭二说未知孰是。然《月表》明言韩王信从汉伐楚。信本传亦云汉复立以为韩王，竟从击破项羽，则韩王必在五诸侯之数。韦昭之说疑其得之矣。《淮阴侯传》乃云：汉二年出关合齐赵共击楚。按：是时田荣击杀齐王巿自立，项王击之，荣败死，荣弟横收齐散兵，得数万人，反击项羽。羽闻汉王东伐楚，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还击汉于彭城。然则齐方为楚所击，无缘得从汉，故诸家说五诸侯均不数齐。《淮阴侯传》误耳。（《宾萌集·释篇三·释楚汉五诸侯》）

吕思勉：案：《淮阴侯列传》：汉二年，出关，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合齐、赵共击楚。时张耳已走归汉，齐兵则自距项羽，但与汉合势耳，颜说是也。（《秦汉史》第三章）

王恢：友人李震《汉王劫五诸侯伐彭城考实》，考析最详。谓五诸侯说起于后汉、三国，至东晋徐广前后而实，至唐宋而纷，至清而益紊。李震以如淳、徐广等之塞、翟、魏、殷、河南为最实。认为本问题之中心关键，在“劫”字与“发兵关中，收三河士”，及汉王建郡国之时代背景。依此原则论证，大要：（一）徐广云：“部”，作“劫”，《史记·高纪》《汉书·高纪》《项籍传》皆作“劫”字。王念孙云：“《陆贾传》亦曰汉王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隶书劫部形相近，故劫误为部。”王先谦亦谓“劫，有制持之义”。恢按：张守节所谓“凡兵初降，士本未有自指麾，故须劫略而行”。汉高数羽罪，亦云“擅劫诸侯兵”，劫义远而旨微。（二）三河为河南、河东、河内。河南王申阳，汉王出关首先胁降之；次河东魏王豹，再次河内殷王卬。遂据山河之险以临楚。（三）其时有为者莫不以得地称王为追求之目标，而汉之建国，则以继秦之郡县为原则；但为笼络群雄，郡国时置时废，则为其势所必需的变则。如《功臣表》云：“二年三月，虏殷王卬，置河山郡；四月，敬市侯阎以河上守迁殷相，击项籍。”则废后，置郡，越月，为伐楚，又复王卬，而以泽为其相；泽以河上守迁殷相，则河上郡亦废，塞、翟二王亦复位矣。故是年六月，塞翟二王叛汉从楚，乃再置河上等五郡也。《汉书·高纪》：“诸侯见汉败，皆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魏王豹则彭城败后，藉“归视亲疾”还国，“至则绝河津，反为楚。”（汉王以彭越为魏相）此更是五诸侯中四诸侯之铁证，其中唯河南王申阳于彭城战后无纪录；但汉王自洛阳进兵东伐楚，则申阳必在五诸侯之列，可无疑也。（施之勉《汉书补注辩证》，以诸说皆非，唯韦说为是。以河南申阳降，即以其地置郡）。（《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

杨树达：五诸侯之说，据《颜注》及《补注》所引凡九说，而梁玉绳、赵绍祖说尚不与焉。按：实考之，刘攽说是也。《韩信传》云：“二年，出关，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合齐赵共击楚彭城。”王益之云：“楚方击齐于城阳，齐安得助汉入彭城？齐字后人妄加耳。”树达按：王说是也。以彼证此，五诸侯为魏、河南、韩、殷、赵，殆无疑义。（《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辛德勇：归纳诸家旧解，截止到民国时期，主要有十八家十二说。为清眉目，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以看出，诸家旧注，共涉及十三位诸侯王，彼此参差，出入很大。……其实所谓“五诸侯兵”问题本来并不复杂，只要弄清到底有哪些诸侯王直接随从刘邦参与了这场战役，就可以顺利地解决这一问题。（《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楚汉彭城地理考述》）

又：上述塞、翟、殷、魏、韩五王都有确切的记载，可以证明他们亲自率兵直接参与了彭城之战。除此之外，还有齐、赵、代三王的军队也以不同形式投入了这场大战。齐国反楚，最为积极。……其性质也与完全受汉王刘邦摆布（“劫”）的各路诸侯不同，不得列入“在劫”诸侯数内。……从上引《张耳陈馀列传》中可以看出，赵军助汉攻楚，完全出于自主自愿，是汉王勉强请来的盟友，而不是强力“劫”下的附庸。在这一点上，它与齐军具有同样的性质。《史记·高祖本纪》云汉王“劫”五诸侯兵，朱希祖云“劫有强制之义”，而齐、赵两国之兵仍属“独立自主，不为汉王所劫持”，所以这两个诸侯国“不应在五诸侯之列”，所论自属允当。

《史记·淮阴侯列传》谓刘邦“合齐、赵共击楚”而不提从击彭城的塞、翟、殷、魏、韩诸王，事实上已经说明齐、赵二王（包括代王）与汉王的关系，同塞、翟等诸侯王截然不同。因此，尽管齐、赵、代三王在楚汉彭城会战时都不同程度地加入了对楚作战的行列，但他们并不是受汉王劫持的“五诸侯”中的一员。排除了齐、赵、代三国之后，只有塞、翟、殷、魏、韩五个诸侯王随同刘邦征伐彭城具有确实可信的记载，因此我认为所谓汉王劫五诸侯兵，指的就是这五个诸侯。前人旧说当中只有孙吴韦昭的解释最为允当，可惜却从未被后人采纳。（同上）

[10]【汇注】

方回：夏四月，汉王劫五诸侯兵伐楚，遂入彭城。应劭、韦昭、如淳所注皆非，师古注五诸侯者谓常山、河南、韩、魏、殷也，吕东莱取此说。按：此年十月，常山王张耳降，河南王申阳降，韩王郑昌降，三月魏王豹降，虏殷王卬。时虽未得常山之地，据《功臣表》云，张耳弃国与大臣归汉，则亦有士卒也。尔时雍王邯被围，犹在废丘，然则巴、蜀汉中、三郡、三秦国及张耳、三河、郑五国，凡十一项，大军皆在行，《史记》《汉书·纪》不书军数，惟项籍纪传云五十六万人。（见《古今考》卷一三“劫五诸侯兵入彭城”）

[11]【汇注】

张守节：（鲁）兖州曲阜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又：《地理志》云胡陵在山阳郡。（同上）

胡三省：鲁，即伯禽所都，秦置鲁县，属薛郡，汉后以薛郡为鲁国。《史记正义》曰：鲁，今兖州曲阜县。（《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刘文淇：（胡陵）属山阳郡，楚汉之间亦属东郡。（《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一《项羽九郡》）

后晓荣：胡陵，《战国策·秦策四》：“魏氏将出兵而攻留、方与、銍、胡陵、砀、萧、相。故宋必尽。”《史记·项羽本纪》：“秦嘉军败走，追至胡陵”；又“项王闻之……南从鲁出胡陵。”《史记·曹相国世家》：“参将击胡陵、方与，攻秦监公军，大破之。”“复攻胡陵，取之。”《太平寰宇记》：“胡陵故城，秦汉魏县，今废城在（鱼台）县东南一里。”“胡陵”在明、清文献中为“湖陵”。《读史》卷二十九：“湖陵城，县北五十里，与山东鱼台县接界。故宋邑。秦置县。《史记》：项梁击败秦嘉，进至湖陵，既而并嘉军，军湖陵。又沛公攻湖陵，下之。汉二年，东伐楚，入彭城，项羽释伐齐还救，从鲁出湖陵，是也。寻亦曰湖陵县，属山阳郡。王莽时，改曰湖陆。《清一统志》卷一百八十三：“湖陵，故城在（济宁州）鱼台县东南六十里。秦置县。”秦胡陵县故址在今山东省鱼台县东南。（《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薛郡》）

【汇评】

何焯：羽不急争关中者，以汉去彭城远。齐梁逼处也，故击田荣，则留久而汉入彭城，击彭越则再行，而汉破荥阳。东骛西驰，使汉得乘其敝，不知轻重先后故耳。（《义门读书记》卷十七）

胡林翼：按：从鲁出胡陵至萧，似当云从鲁南出胡陵。鲁在城阳西，不在南也。至萧者，自兖州府南，至鱼台沛县铜山而后至萧。萧在彭城西，所以绝汉后路也。（《读兵史略》卷三）

[12]【汇注】

张守节：徐州萧县。（《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胡三省：萧县，秦属泗水郡；唐徐州萧县是也。（《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刘文淇：属沛郡，秦属泗水郡。（《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一）

后晓荣：萧县，《史记·项羽本纪》：“项羽乃西从萧晨击汉军。”《史记·高祖本纪》：“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史记·魏豹彭越列传》：“楚命萧公角将兵击越，彭越大破之。”“萧公”即如“沛公”，可知秦已置其县。又《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灌婴）降留、薛、沛、酂、萧、相。”《读史》卷二十九：“萧县，州西南四十五里，南至宿州百五十里，西南至河南永城县百八十里。古萧国。春秋时宋邑。秦置萧县。汉属沛郡。更始初，封光武为萧王，即此。后还属沛国。”《清一统志》卷一百零一：“萧县故城在今徐州府萧县西北。……秦置萧县。”秦萧县故址在今江苏省萧县东南。（《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四川郡》）

[13]【汇注】

张守节：在徐州符离县西北九十里。（《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胡三省：《水经注》睢水出陈留县西蒗荡渠，东过沛郡相县；又迳彭城郡之灵璧东而东南流，项羽败汉王处也。（《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又：孟康曰：灵璧故小县，在彭城南。《史记正义》曰：灵璧在徐州符离县西北九十里。（同上）

沈钦韩：《一统志》：睢水自河南归德府永城县东南流入，经宿州北与徐州府萧县接界，又东流经灵壁县六十里，又东入睢宁县界。（《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又：《史记》云追至灵壁为是。《一统志》灵壁城在宿州西北。《元和志》灵壁故城在宿州离符县东北九十里。盖其时当在萧县界，不得与彭城相连。《晋书》豫州刺史刘乔遣其子祜拒东海王越于萧县之灵壁。（同上）

顾祖禹：灵壁城也。杜佑曰：符离北有灵壁，项羽击汉军于彭城，汉卒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即此处。（《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江南三·凤阳府》）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据《项纪》，已晨战，又日中战于彭城，又追战于灵壁东也，此文似粗。沈钦韩曰：《通鉴》作“楚又追击至灵壁东”，为是。愚按：灵壁，安徽凤阳府灵壁县治。（《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龚浩康：灵壁，邑名，在今安徽省淮北市西南。睢水，鸿沟支流之一，故道自今河南省开封县东由鸿沟分出，东流经灵壁附近，至安徽省宿迁县西南注入泗水。它是当时勾通黄河与淮水的重要水道。（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14]【汇评】

钱时：汉王与项羽比肩而事义帝，义帝遭弑而汉王发兵以讨贼，此人心之公忿、万世之大法也，是故义旗一举而诸侯五十六万之众西面而响应之。暨入彭城乃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此何为者哉？且前日之袒而大哭者谁也？今日之置酒高会者又谁也？缟素哀临曾几何时，货宝美人辄据其窟穴而乐之，王者之师顾如是乎？使汉王之讨贼也，发于中心，激于大义，则入其境，践其宫，戚然常若。义帝之冤乎其上，而哀伤恻怛所在乎见之？项羽虽悍亦且运魂褫魄丧而不能武矣，安有五十六万之众而摧拉于三万者，惟其信不由中而托名于义帝，是山东贪财好色之习虽能强遏于入关之始，而终不能自禁于入彭城之时。然则项羽者，义帝之贼。而汉王者，又项羽之贼也。汉王之得不死已幸矣。诸侯背汉，与楚岂待睢水狼狈而后见乎？孟子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愚是以于汉王而三叹。（《两汉笔记》卷一）

方回：彭城之败，《史记·项籍纪》所书特详，《汉书·高帝纪》最略。精兵三万人从鲁出胡陵、泗水，士卒之死与睢水士卒之死，两大阵也，《汉·纪》合而一之。《史》《汉·纪》传一事，两三处复说，可厌。围汉王三匝，大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扬沙走石，昼晦，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以五十六万之众大败，而以数十骑遁，哀哉！天欲兴数百年之汉以养天下之民，故有大风之异，虽太公、吕后间行为楚所得，而孝恵得脱，又天所以相汉也。项羽终不闻有子，苟有子，高帝不诛项氏，当亦赦之。（见《古今考》卷十三“彭城之败”）

唐顺之：一入彭城，酣酒嗜色，真情露矣，故五十万人解体而俟之。平勃辈亦相与共为逸乐，初不计项羽之来，故一败而几不可支。史氏恶之，故侈陈其兵之多，而乐书其败之速云尔。迨其后楚失而汉得之，何也？汉犹知假仁义，楚惟有杀戮也，此得失之机也。至律以“春秋”之义，则可断之曰：汉刘季谲而不正，楚项羽正而不谲。（《两汉解疑》上）

吕思勉：（汉高）入彭城后，何为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哉？岂不知项羽之众尚在齐，将兼程还救乎？故知史所称汉之仁，项羽之暴，讳饰诬诋之辞多矣。（《秦汉史》第三章《秦汉兴亡》）

台湾三军大学：彭城会战，刘邦之所以惨败者，其主要原因有二；而项羽之所以能以绝对劣势兵力取胜者，其主因亦有二。兹略论之于次。刘邦失败之主因：（一）刘邦袭取彭城后，以为项羽之根据地——都城已破，则羽已失其凭借，彼殊不知项羽力量之重心乃在军队，而不在彭城，若不能击毁项羽之军队，即不能解决战争。（二）由于刘邦对上一原因之认识不清，故入彭城后竟日日置酒高会，略取项羽之美人宝货而有之。因此，乃产生心理上之懈怠，与备战上之松弛，遂使握有绝对优势之军力，竟毁于半日之作战中。本来彼在河南为义帝发丧以号召诸侯击楚之举，其着眼与作法实极为优越；但由此优越之举所成之优越形势，竟毁于会战战败之一旦。可知明晓大势与掌握大势，而不知战争对象及其特质者，亦仍不免招致败北之厄运。（《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四卷第七章《秦之灭亡》）

[15]【汇注】

司马光：死者十余万人。（《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

杨树达：《项籍传》云：多杀汉卒十余万。（《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16]【汇注】

颜师古：杀人既多，填于睢水。（《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光：汉军却，为楚所挤，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水为之不流。（《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

【汇评】

凌稚隆：刘会孟曰：《汉书》有复关中，除租税，置三老，赐酒肉等政，是兵间规模宏大，收拾人心处，子长失之一；睢水不流之后，若无大雨，扬沙昼晦，楚安得乱？高帝安得走？子长失之二。（《汉书评林·高帝纪》）

又：茅坤曰：高帝与项羽战，几不免者数矣，而卒无他恙，信谓陛下天授，非人力，正谓此耳。（《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17]【汇校】

梁玉绳：按：《月表》及《王陵传》称“太公吕后”，较之此与《高纪》作“父母妻子”为妥。且是时孝惠未为楚虏，而如淳、晋灼《汉书》注引《汉仪注》言高帝母兵起时死陈留小黄，则此时亦不得有母媪也。《文选》陆士衡《高祖功臣颂》“侯公伏轼，皇媪来归”，亦非。（《史记志疑·项羽本纪第七》）

【汇注】

赵翼：按：《史记·项羽本纪》：羽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置之军中为质。及鸿沟之约，羽又归汉王父母妻子。虽父母妻子者不过家属泛词，然果无母，则何必曰父母乎？陆机作《汉高祖功臣颂》亦云：侯公伏轼，皇媪来归。谓侯公说羽，乃以其父母归也。又《楚元王交传》：交，高祖同父弟也。师古曰：言同父而不言同母者，异母弟也。然则太公是时盖有后妻矣。为质于楚军时，必与太公同在军中，故曰项王取汉王父母为质也。（《陔余丛考》卷五《汉高祖有后母》）

郭嵩焘：乃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置之军中以为质。案：高祖起沛攻胡陵、方与，还守丰；及引兵之薛，而雍齿以丰叛降魏；屡攻丰不下，而从项梁于薛。其后怀王徙都彭城，而沛公居砀，怀王因以沛公为砀郡长，遂西略地入关，未尝一至沛也。吕后尝从沛公隐芒、砀山泽中，是沛公吕后居砀之日多而居沛无几。高祖入关而王汉中，吕后自当从入汉中，何至还定三秦，出关而东，始迎太公、吕后于沛？项羽距之阳夏，使不得前，岂专为太公、吕后发兵拒之耶？既能拒之，又何不可攻沛袭而掳之？其明年，项羽东攻田广，高祖引兵至彭城，阳夏之兵解矣，何以尚不一迎吕后，直至军败睢水上乃迎太公、吕后于沛，反使项羽遇而取之？证以当时情事，无一合者。而史公前后叙述井井，竟似高祖起兵至入关，太公、吕后皆居沛，未尝一与从高祖者。当楚、汉之争，沛固冲邑也，果何所恃以自全耶？疑太公、吕后实从高祖军中，军败而相失耳。是时章邯尚在废丘，秦地未定，高祖引兵东行，亦不敢恃汉中为安，太公、吕后相从军中宜也。（《史记札记·高祖本纪》）

【汇评】

刘统勋：彭城去沛不二百里，汉王既入，即当迎取大公，乃亟亟于宝货美人，置酒高会，此与项羽入秦何异？卒至家室俱亡，几陷其亲于鼎俎，而分羮之语，虽出权变，实非君子所忍闻也。（《评鉴阐要》卷一）

[18]【汇评】

［日］泷川资言：项羽向质王陵母以招陵，今又取汉王家属置之军中，盖其惯用手段。（《史记会注考证·高祖本纪第八》）

[19]【汇注】

梁玉绳：按：《汉·纪》云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此缺不具。（《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徐孚远：塞王欣，楚之所立，汉兵至降汉，及是汉败又降楚，项羽不之责也。故汜水之败，自刭以谢楚。（《史记测议·高祖本纪》）

王叔岷：案：《淮阴侯列传》《汉书·韩信传》并云：“塞王欣、翟王翳亡汉降楚。”又见《通鉴》（无“汉”字），不言“殷王卬死”。（《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1]，居下邑[2]。汉王从之，稍收士卒，军砀。汉王乃西过梁地，至虞[3]。使谒者随何之九江王布所[4]，曰：“公能令布举兵叛楚[5]，项羽必留击之。得留数月，吾取天下必矣[6]。”随何往说九江王布，布果背楚[7]。楚使龙且往击之。

[1]【汇注】

颜师古：苏林曰：“以姓名侯也。”晋灼曰：“《外戚表》周吕令武侯泽也。吕，县名，封于吕以为国。”师古曰：“周吕，封名；令武，其谥也。苏云以姓名侯，非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梁玉绳：按：《水经注》二十三云：楚汉彭城之战，吕后弟周军于下邑，而《史》《汉》俱作吕后兄，未知孰是？但道元误以泽名周，安知不又误以兄为弟耶？吕泽是时未封，依史法不当预称周吕侯。（《史记志疑·项羽本纪第七》）

[2]【汇注】

裴骃：徐广曰：“在梁。”（《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县名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胡三省：班《志》，下邑县属梁国。梁国，秦砀郡，汉改焉。宋白曰：今宋州砀山县即古下邑城。（见《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吴卓信：下邑，《史记·鲁世家》楚考烈王灭鲁，顷公亡迁下邑。又《项羽本纪》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又《周勃世家》下邑先登。《水经注·获水》又东南迳下邑县故城北。高祖败还，从昌泽军。子房肇捐地之策，收垓下之师。陆机所谓，即谋下邑者也。《括地志》宋州砀山县，本汉下邑县也，在宋州东一百二十里。《寰宇记》宋州下邑县，即战国时下邑地，或以为即陈之株邑。《方舆纪要》下邑故城，在今归德府夏邑县西南。《一统志》下邑故城在今徐州府砀山县东。《河南通志》夏邑县，战国时为下邑地，因其地洼下故名。历代因之。金始改曰夏邑，以华夏为名，至今因之。（《汉书地理志补注》卷九十六）

沈家本：项王留而攻下邑。师古曰：“县名也，在梁地。”《地埋志》下邑县属梁国，梁国故秦砀郡。按：《高纪》是时周吕侯将兵居下邑，汉王往从之，稍收士卒，军砀，故项王留而攻之也。上文出梁地至虞。虞县，《地理志》亦属梁。刘氏攽谓此时汉与楚相持荥阳，《传》云“留而攻下邑”非事理。盖未考《纪》文而妄疑之。（《诸史琐言》卷七）

施之勉：按：《水经·获水注》：楚汉彭城之战，吕后弟周军于下邑。高祖败，还从周军。杨守敬曰：全氏谓是吕后兄。且是周吕侯，名泽。按：“弟”字诚误。《汉书注》苏林曰：以姓名侯。则是谓吕姓，而周名也。郦盖从苏说，不必改。《一统志》“下邑旧城在今江苏徐州府砀山县东。（《史记会注考证订补·高祖本纪第八》）

后晓荣：下邑，秦封泥有“下邑丞印”。《史记·高祖本纪》：“沛公，攻下邑，拔之。”《史记·项羽本纪》：“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志》梁国下邑县，“莽曰下洽”。《读史》卷五十河南归德府夏邑县：“在府东百二十里。北至山东单县七十里。战国时下邑地，秦属砀郡。汉置下邑县，属梁国”；“下邑故城在县西南，战国时为楚邑，楚考烈王灭鲁，顷公亡迁下邑是也。秦二世二年沛公取砀，攻下邑，拔之。又彭城之战吕后兄周吕侯军于此，高祖败还，从周军于下邑。寻置下邑县。”《清一统志》卷一百零一：“故城在徐州府砀山县东，秦置下邑县。”秦下邑县故址今在安徽省砀山县。（《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砀郡》）

[3]【汇注】

裴骃：徐广曰：“在梁。”（《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即今宋州虞城县。（《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胡三省：班《志》，虞县属梁国。师古曰：今宋州虞城县。宋白曰：古虞国。舜禅禹，封其子商均于虞；少康奔虞即此。（《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王先谦：虞，梁国县。在今归德府虞城县西南三里。（《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程馀庆：故城在归德府虞城县南三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4]【汇注】

王先谦：刘攽曰：上文云汉之败楚彭城，此文又云汉与楚大战彭城，不利，出梁。案：随何说前后殊参差。云汉王大战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是则项王已去齐矣，安得复言留项王于齐？及随何自明己功，亦云陛下攻彭城，楚王未去齐也。然则汉王使随何，在未至彭城之前明矣。实说项王伐齐，召兵黥布，汉王度羽得布共伐齐，西方有变，必留布，而羽自至，故欲使人说布叛楚；布叛楚，则项王必自终齐事，故必数月留，而汉可取天下矣。及随何说布归汉，汉果得入彭城也。然则说辞差错，或楚汉初纪事者各不同，班氏合之，不能无误耳。又：检《高纪》，二年败彭城，三年布方归汉，此时汉与楚相持荥阳矣。此《传》文云：项王留而攻下邑，非事理也。及随何说词亦自不伦，疑汉之辩士寓言如此，非本语也。先谦曰：案：下文留项王于齐数月，《高纪》改为“项王必留击之，得留数月”，班氏亦知《史记》之不合也。此传全用《史记》，故未改其文，刘氏疑为寓言，过矣。上文汉之败楚彭城，是实事；此言汉王与楚大战彭城不利，乃追溯之词，非谓两次会战也。（《汉书补注·韩彭英卢吴传第四》）

沈家本：按：刘氏所言与随何语合，而与《本纪》不合。《本纪》何之说布在汉败彭城之后，至次年而布始归汉，恐当以《纪》为是也。传文于齐字有误，随何之语或经删削而失其真耳。如在未至彭城之前，则上文不当言“汉王出梁地至虞”，下文不当言“项王留而攻下邑”矣，刘说未确。（《张良传》亦言此事在彭城之后）（《诸史琐言》卷七）

徐朔方：《汉书·高帝纪》以为随何游说英布在汉二年，归汉在三年。……这里有两个疑点：一、汉二年四月，刘邦在彭城被项羽打败，妻离子散，处境很坏。英布和项羽之间当时又没有重大矛盾。在这样情况下，刘邦凭什么去说服项羽的大将英布归汉呢？二、《史记》《汉书》明白记载，随何游说毕，就直入项羽使者所居的地方，迫使英布杀害他，起兵攻楚。项羽派项声、龙且打败英布，英布、随何同时归汉。照《汉书》说法，随何在二年四月进行游说，到三年十二月归汉（照后代历法，实际上是同一年），先后经过八个月。当时战争紧张，项羽和英布相距又近，时间不可能拖得这么久。

《汉书》根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三年十二月，“布身降汉，地属项籍”。但是随何什么时候去游说呢？《史记》只有两条记载可以作为《汉书》的依据。一、《高祖本纪》：“当是时（指二年四月刘邦彭城之败）……汉王乃西过梁地至虞。使谒者随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举兵叛楚，项羽必留击之。得留数月，吾取天下必矣。’随何往说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龙且往击之……”以上所记并不是都是二年四至六月的事。这是《汉书》也承认的。它以“使谒者随何之九江王布所”到“布果背楚”作为二年四月事，而以紧密相连的“楚使龙且往击之”句记在三年十一二月之间。下面《史记》的原文“是时九江王布，与龙且战不胜，与随何间行归汉”，又记在二年六月之后，三年之前。可见这段文字很混乱，可能有错简。二、《史记·黥布列传》：“汉三年，汉王击楚，大战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谓左右曰：……（随何）乃与二十人俱使淮南。”按：“大战彭城”是二年事，这里补叙一笔，是为了说明刘邦“谓左右曰”的形势和背景。“谓左右曰”，即随何奉命出使到英布那里去，是在三年。作这样解释，“汉三年”这三个字就一点不错。但是《汉书》作者以为“汉三年”指“大战彭城”，而“大战彭城”是二年事，因此作者袭用《史记》列传原文时就把这三个字去掉，得出随何游说在二年，归汉在三年的结论。

本文根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和上引《黥布列传》的记载，随何游说的时间定在汉三年初——十月、十一月间。那时上距彭城之败虽只半年多，刘邦已经平定魏地，韩信、张耳又击斩陈馀，俘获赵王，形势变好，说服英布归汉的客观条件才算具备。这样，前面所提的两个疑点也都不存在了。（《史汉论稿·随何游说英布在汉三年，不在二年》）

龚浩康：谒者，官名，为国君掌管传达等事务的侍从官。随何，刘邦的谋士，任护军中尉。项羽攻田荣时，曾要英布出兵，布称病不往，双方因此有隙，故张良劝说刘邦乘隙说布。（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汇评】

王迈：英布负九江之险，身虽楚臣而附楚之心则未坚也。及汉兴兵，不利于彭城，而后随何缓颊于布，彼乃仗剑来归帝。于一见之，顷以王者之礼待之，正所以饵之也。（《臞轩集》卷三《论·高帝论五》）

凌稚隆：汉之得着处。（《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5]【汇评】

凌稚隆：齐与九江是与国也，汉王遗齐反书，使楚皆（背）无所倚，则羽果北击齐，而汉因得定三秦，出成皋。已复说九江叛楚，断其右臂，则羽果留击九江，而汉因得收兵，复大振京、索间。他日汉与楚相距荥阳，汉王又令彭越为游兵攻其必救，使其瞻顾不暇，而汉因得绝其粮于梁地，此皆汉王得着处，而楚竟以此毙矣。汉王自谓“吾宁斗智，不能斗力”，正此之类。（《汉书评林·高帝纪》）

[6]【汇注】

杨树达：《张良传》云“汉王下马，据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曰：‘九江王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隙。’”云云，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据此，则此事亦良倡之。（《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汇评】

胡寅：史记人诮刘季多大言，少成事。彭城之败，几于亡矣，诸溃军犹未集，其于自保尚未敢必，而汉王遽谓得黥布，则取天下可以百全，不几于大言乎？且当时兴亡之决，独系于布之归汉耶？曰：秦失其鹿，四海竞逐，名其师者，谓诛无道秦可矣。秦灭，诸侯各有分地，而又起兵，虽曰项羽为政不平，主约不信，顾亦伸己私忿而伐之耳，此非制胜之机、百全之计也。及三老董公献言，请暴项羽弑君之恶，汉王大临，三军缟素，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于是项羽无所容于天地之间。汉王虽折北于彭城，而必知天下之归己矣。于是随何陈此义而下九江，郦生陈此义而下全齐。夫楚都彭城，独齐与九江其与国也。南失九江，背无所倚，东失齐，断其右臂，竞以是亡。高祖之言，岂欺世哉？（《致堂读史管见》卷一）

[7]【汇评】

方回：考《布传》，项王征兵击齐，称病不往，遣将将数千人行。汉之败楚彭城，布又称病不佐楚，项王由此怨布。随何所以说布之言，亦皆明白。“背盟约而杀义帝”，此一句断尽项王之罪，然此谋乃张良为之也。不考《良传》，又焉得知汉王兵败还至下邑？当是时，董翳、司马欣皆降楚，不足为汉轻重也。殷王卬死，一降王亦不足惜也。其大者田横，为项王之梗，一也；陈馀以不王怨羽，又以张耳归汉而两立，然亦不助项，二也；彭越归汉，外黄为羽患，三也；章邯在废丘，将破，亦非汉之所患，四也。独九江王布与羽有隙，而犹豫未决，张良实主此谋。下邑之间，汉王下马踞鞍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张良曰：“九江王布，此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有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而使人连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韩信特将北击之，因举燕伐齐、赵。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尝将兵，常常为画策，……而三人之所以建立，又非良不能知也。（见《古今考》卷一三“随何说九江王布叛楚”）

［日］泷川资言：考证：陈子龙曰：齐反楚，而汉得彭城。九江反楚，而汉得从容归关中。楚之自屈者在此。（《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汉王之败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败后乃独得孝惠，六月，立为太子[1]，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栎阳[2]，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3]。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4]。更名废丘为槐里[5]。于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6]，以时祀之[7]。兴关内卒乘塞[8]。

[1]【汇评】

刘辰翁：惠帝六岁耳。汉以前亦无立孺子之例，一时权宜。系诸侯之子在关中者，即与劫五诸侯兵意似。谓即位，立太子，本此。（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凌稚隆：何孟春曰：汉王败彭城下，诸侯叛汉归楚，王至荥阳，楚攻之急，乃迁栎阳，立子盈为太子，以系人心，知有国之本矣。复如荥阳命萧何侍太子，守关中，立宗庙社稷。史称帝规模宏远，岂待定天下后而始见之。帝此举萃聚天下于涣散之时，使根深本固，可战可守，于取天下盖万全矣。彼喑哑扛鼎之徒，挟妻子欲与决一战之雌雄者，固非其对也。（《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冯琦：夫汉王当倥偬之际，先立太子，建宗庙社稷，留重臣以居守，规模可谓宏远矣。（《宗伯集》卷三十二）

尤侗：汉王败于荥阳，立子盈为太子。立太子者，承平事也。此时丧师宵遁，身且不保，何有于储副，正以太公、吕后被掳，万一身为楚杀，则以太子入关，尚足自王，所以固其根本，即唐灵武之计也。（《看鉴偶评》卷二）

［日］泷川资言：兵败人背如此，在常人忧惧不知所措，而汉王修祭祀，定储贰，从容安详，绰有余裕，亦足以观其“规模宏远”矣。（《史记会注考证·高祖本纪第八》）

林剑鸣：公元前205年，刘邦亲自回到栎阳，宣布刘盈为太子，并大赦罪人，以此来安定人心，表示汉政权的“稳固”。……两个月后，当刘邦从栎阳返回荥阳前线之前，萧何已被正式委以建立后方根据地的重任：侍太子，守关中，制定法令，主宗庙、社稷，修整宫室，组织县邑，事有不及奏者，得以全权便宜行事。从此以后，汉军有了一个较为巩固、安定的后方。萧何在这里，计户口，征粮饷，转漕、调兵，源源不断地将物资、兵员运往前方，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对根据地的建设，显示出刘邦的深谋远虑。（《秦汉史》第五章第三节《楚汉战争的全面展开》）

[2]【汇注】

王益之：按：前二月，萧何守关中节，《考异》云：自侍太子以下载于立太子之后，则此上当有萧何侍太子治栎阳事，今本不载，似属脱落。（《西汉年纪》卷一）

方回：二年六月，汉王自荥阳还栎阳，立太子，令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四月，彭城之败，汉王道逢孝恵、鲁元，楚骑追汉王。（见《古今考》卷十三“还栎阳立太子”）

王先谦：刘攽曰：诸侯子，谓诸侯国人，若上言楚子矣。（《汉书补注》卷一《高帝纪第一上》）

史念海：栎阳，《史记·高祖纪》：二年，“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是以栎阳为都。……是时长安尚未建立，故当仍以栎阳为都，至高帝七年（前200）始徙都长安。由高祖二年（前205）至高祖七年，前后共六年。栎阳在今陕西临潼县渭水北。（《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国古都的数目及其建都的年代》）

[3]【汇评】

凌稚隆：刘辰翁曰：集诸侯［子］于此，与劫五诸侯意同。（《汉书评林·高帝纪》）

程馀庆：汉之收人心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韩兆琦：按：此所谓“诸侯”即指刘邦部下的各个将领。刘邦此举一方面为加强临时都城的守卫，同时也是将诸将的子弟聚于手下以为人质。（《史记笺证·高祖本记》）

李开元：汉二年八月，刘邦领军队再次进入关中。其时，跟随刘邦进入汉中的楚及各诸侯国人也到了关中，正是他们，成了“诸侯子在关中者”，即身在关中的诸侯国人。据《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汉二年六月，刘邦于彭城战败后，撤退至关中，发布诏令“令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乃是于紧急时，招集可以依靠信赖的“诸侯子在关中者”共同保卫首都栎阳。（《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诸侯子之解读》）

[4]【汇评】

凌稚隆：杨慎曰：“高祖自汉中东出，司马欣、董翳望风稽颡，独章邯坚守废丘，逾年不下，至于引水灌之然后破，此岂脆敌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灭。（《汉书评林·高帝纪》）

又：按：当陈胜遣数十万师入函谷关，非邯率骊山之徒击之，则长驱直捣咸阳，秦亡旦暮间矣。所以能支撑两岁，犹克陈胜，降李良，焚魏咎，困张耳，杀项梁者，皆邯力也。此其将略，岂蒙恬下哉？惜其助桀为害，不免身名俱灭耳。（同上）

[5]【汇校】

梁玉绳：附按：秦之废丘，周之犬丘也。更名槐里，《汉志》云在三年，非也。当依《史》二年为是。但《竹书》“周懿王十五年，王自宗周迁于槐里”，则槐里之名久矣，岂高祖复其旧欤？抑《竹书》不足凭也？（《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吴卓信：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丘。高祖三年更名。《竹书纪年》懿王十五年，自宗周迁于槐里。《世本》懿王二年，自镐徙都犬丘。《史记·秦本纪》秦自中潏以后，世保西垂。至非子，别居于犬丘。又《项羽本纪》立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又《高祖本纪》三年，废丘降，章邯自杀，更名废丘为槐里。又《绛侯世家》攻槐里、好畤，最。又围章邯废丘。又《樊哙传》攻赵贲、下郿、槐里、柳中、咸阳，灌废丘，最。本书《王莽传》居摄二年，槐里男子赵明、霍鸿等起兵，以和翟义。韦昭曰：周时犬丘，秦欲废之，故更名废丘。《水经注》渭水又东迳槐里县故城南，县南对渭水，北背通渠。其城递带防陆，旧渠尚存，即《汉书》所谓槐里环隄者也。世目之谓大槐里，又有小槐里。李奇曰：即槐里之西城矣。《括地志》犬丘故城，一名废丘，亦名槐里，在今雍州始平县东南十里。《通典·京兆府》金城县，即汉槐里县。《元和志》槐里故城在今兴平县东南十里。《长安志》槐里故城即犬丘城，在兴平县东南十里，周十二里，崇二丈五尺。《雍录》槐里县，古名犬丘，则为畜牧之地。秦改废丘，则以示周世不复兴也。《大清一统志》槐里故城在今西安府兴平县东南。小槐里城在县西接武功县界。按：《竹书纪年》所云，则周时已名槐里，周既自镐迁此，岂有天子所都而尚仍犬丘之名乎？据《史记·周勃世家》及《樊哙传》所云，是汉初有废丘，又有槐里，其后置县，乃统之谓槐里耳。本《志》以为高祖三年更名，未必然也。（《汉书地理志补注》卷三）

[6]【汇注】

杨华：汉高祖在未统一天下之前，夺取废丘（槐里）之后，便“令祠官祀天地、四力一、上帝、山川，以时祀之”，开始建立一整套官方祭祀系统。同时“悉召故秦祀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所谓“公社”即“官社”。汉高祖的这个祭祀系统，不仅在中央王朝继承了秦朝的四畤（另增加黑畤而形成五畤），而且继承了秦朝的从中央到地力的各级官祀系统。（《秦汉帝国的神权统一》，载《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

[7]【汇注】

徐天麟：汉王二年冬，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名曰北畤。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祀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西汉会要》卷九）

[8]【汇注】

裴骃：李奇曰：“乘，守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王骏图、王骏观：《字书》云：乘，登也，谓登塞而守耳。（《史记旧注平义·高祖本纪》）

杨建：《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记汉二年刘邦入关中，“兴关内卒乘塞”，《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记作“兴关中卒乘边塞”。《高祖本纪》又记“汉二年，缮治河上塞”。此“塞”即秦始皇时期蒙恬在西北边修筑的防御工事。……汉初刘邦初占关中，就继承已有的秦之边防设施，兴兵戍守边塞，所防备的对象当是匈奴。……楚汉相争时，“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并且“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其兵锋所指几乎深入到关中的中心地区。故此，刘邦在全力与项羽争夺关东中原时，对西部和北部之匈奴的威胁也不得不严加防范。（《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津关构成及其管理》）

是时九江王布与龙且战[1]，不胜，与随何间行归汉[2]。汉王稍收士卒，与诸将及关中卒益出[3]，是以兵大振荥阳[4]，破楚京、索间[5]。

[1]【汇评】

凌稚隆：刘辰翁曰：此用两九江王布，郑重有精采。（《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吴见思：重回笔写英布、龙且战事，笔法如龙。（《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2]【汇校】

梁玉绳：按：布之归汉在三年十二月，独此书于二年六月已后，误。（《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王叔岷：案：布归汉在三年十二月，见《月表》《汉书》及《汉纪》。《黥布列传》亦书于三年，《集解》引徐广曰：三年十二月。《通鉴》书布三年十一月归汉，十二月至汉。（《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3]【汇校】

［日］水泽利忠：秘阁“与诸侯、将及关中卒益出”。（《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评】

程馀庆：又汉之转败得著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4]【汇注】

司马光：五月，汉王至荥阳，诸败军皆会，萧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荥阳，汉军复大振。（《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

后晓荣：荥阳，清代陈介祺旧藏传世秦陶文有“荧市”，荧市即荥阳县市亭之省文。荥阳，战国时属韩地，《史记·六国年表》：“秦庄襄元年，拔韩成皋、荥阳。”故《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即位时，“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又《史记·陈涉世家》：“李由为三川守，守荥阳，吴叔弗能下。”《史记·萧相国世家》：“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索隐》韦昭云：“故卫地，河南县也。”《清一统志》卷一百八十七：“故城在今（开封府）荥泽县西南十七里。”今河南郑州市西北六十里外。现代考古调查表明，荥阳故城为不规则梯形，东1860米，西2016米，南2012米，北1286米，时代从战国至秦汉。（《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三川郡》）

[5]【汇校】

梁玉绳：按：破楚事《汉·纪》书于二年五月，在六月立太子前，与《羽纪》合，此误在后。（《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张熷：“汉王……兵大振荥阳，破楚京、索间。”按：《汉书》在“六月，立为太子”上，为是。（《读史举正》卷一《史记·高祖本纪》）

【汇注】

颜师古：应劭曰：“京，县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晋灼曰：“音册。”师古曰：“音求索之索。”（《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胡三省：京县，秦属三川郡；汉改曰河南郡，即郑共叔所居京城也。应劭曰：京县今有大索、小索亭。《括地志》：京县城在郑州荥阳县东南二十里，荥阳县即大索城。杜预曰：成皋城东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荥阳县北四里。宋白曰：荥阳县故城在郑州荥泽县南十七里平原上，索水迳其东，即项羽围汉王处；秦三川郡亦曾移理于此。《括地志》所谓荥阳县即大索城，乃唐之荥阳县。晋灼曰：索，音册。师古音求索之索。（《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方回：二年五月，汉王屯荥阳，荥阳之险始见于此。周室东迁封郑伯于溱、洧之间，而此为制邑，郑之岩邑也，共叔段所食。而郑庄公顺母之欲养弟恶至于成而后败之事，见《左传》。秦混天下，其地属三川守李由。虽堕天下城，而荥阳之北有敖仓，有成皋之城，有大索城，小索城在其南。荥阳城南又有所谓京城，亦太叔段之城也。汉王彭城之败至于荥阳，固是得地险。然《汉书·高纪》所书有云：“韩信亦收兵与汉王会，兵复大振，与楚战荥阳南京、索间，大破之。”《史记》下文云“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史》当互看，意义方足。此虽险地，乃韩信兵力也。呜呼！秦函谷关之险，汉以后无称焉。河北井陉之险，韩信以后无称焉。汉荥阳之险，吕后之变，犹以灌婴屯。七国反时，犹以周亚夫屯，乃后无闻焉。蜀以剑阁为险，有邓艾则无之。吴以大江为险，有王濬、韩擒虎、贺若弼、曹彬则无之。险岂可恃哉！汉之已败而再奋，非荥阳之险也，乃韩信之兵力为之。

又：东莱《大事记》曰：京故城在郑州荥阳县东。《史记正义》曰：京县有大索城、小索城。楚汉战荥阳、京、索间，即此三城耳。《通鉴》书曰：楚乘胜逐北，与汉战荥阳南京、索间，楚骑乘众，汉王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李必、骆甲。必、甲愿得左右善骑者傅之，拜灌婴为中大夫，必、甲为左右校尉，将骑兵击楚骑，荥阳大破之，楚以故不能过而西。此东西争天下之势在乎成皋、荥阳、京、大、小索五城以阻楚，与南北争天下之势不司（同），观者未必悟也。又骑将得灌婴、李必、骆甲力，地险将才，汉得之矣。（见《古今考》卷十三“汉王屯荥阳，韩信收兵与汉王会，兵复大振”）

王先谦：京，河南县。解详《地理志》，在今荥阳县东南。（《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杨树达：按：《刘敬传》云：“与项籍战荥阳，大战七十，小战四十。”盖通前后言之，非一时事也。又按：《水经注》卷七引《风俗通》云：“俗说：高祖与项羽战，败于京索间，遁丛薄中，羽追求之。时鸠正鸣其上，追者以为必无人，遂得脱。”按：汉时传说固未足深信，然亦可知京、索间战事非一，楚汉互有胜负，史文第记其最著者耳。（《汉书窥管·高帝纪》）

王恢：京、索，京即《左》隐元年郑共叔段所居之京城。《清统志》（一八七）：“故城在今荥阳县东南二十一里。”《括地志》：“今荥阳县即大索城。又有小索城在县北。”《济水注》：“济水东迳荥阳县北，又东，索水注之。水出京县西南嵩渚山，与东关水同源分流，即古旃然水也。东北流合器难水，北迳小索亭西，又为索水。又北迳大栅城（晋灼曰：“索音栅，故郦注又作栅也。”），又屈而西流，与梧桐水合。又北屈东迳大索城南。《晋地道记》所谓京有大索、小索亭。《汉书》京、索之间也。索水又东迳虢亭南，应劭曰：故虢公之国也。《风俗通》曰：汉高与羽战于京、索，遁于薄中，羽追求之弗得。索水又东北流，须水右入焉。索水又东迳荥阳故城南，汉王之困荥阳也，纪信诈降，王与数十骑出西门得免。羽烹信。信冢在城西北三里。索水又东迳周苛冢北。索水又东流北屈西转，北迳城东而北注济。济水又东迳敖山北，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迁也。秦置仓于其中，故亦曰敖仓城。”（《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

龚浩康：京，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南。索，城名，故址在今荥阳县境内。（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后晓荣：京县，河南荥阳故城出土秦陶文“京斛”；郑州商城也出土先秦陶文“京□”。《史记·韩非子列传》：“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史记·项羽本纪》：“楚起于彭城，常乘胜逐北，与汉战荥阳南京、索间。汉败楚，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集解》应劭曰：京，县名，属河南，有索亭。秦汉京县实为战国韩之京县之延续。传世战国三晋韩兵器有九年京令戈，铭文“九年京令□……工师泱冶□”。此物原加拿大明义士旧藏，现藏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又1973年山东潍县望留公社麓台村出土战国“京”戈，原文定为春秋郑国铜戈，今据研究可知应为战国时器物。《正义》引《括地志》云：“京县城在郑州荥阳县东南二十里。”《清一统志》卷一百八十七：“京县故城在今（开封府）荥阳县东南。”其故址即今河南省荥阳县的京襄故城，城址为长方形，周长6300米，时代从春秋郑国城邑至汉京县。（《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三川郡》）

【汇评】

陈渊：臣闻兵以强弱多寡为轻重，常使内重而外轻，则王室尊而诸夏安矣。昔楚、汉相距于荥阳、京、索之间，天下之势如提衡，然未知所轩轾也。高帝始得萧何、张良，又得陈平，犹以为未足。又得韩信，属之以数十万之兵，战胜攻取无不如意，然后天下之势，其重在汉。项氏已衰，汉业未成，昔之蹑足而封者，已据千里之地。汉虽灭楚，而轻重之势又变矣。故信之王，高帝之所深忧也。（《默堂集·默堂先生文集》卷第十四《卫兵》）

陈耆卿：自高帝彭城置酒之骄，而其事几败。盖是时，欣、翳已降楚，而齐、赵、魏亦皆与楚和矣。非信发兵与帝破楚京、索，而以身下诸国，亦曰殆哉。夫荥阳、京、索乃汉与羽相持之地，而诸国之下，专藉信力。前辈谓韩信将兵，惜不与项羽一战，不知信以不战战羽，而帝以不用用信。夫欲拔大木，不先去其枝叶，则根本亦未易摇。楚者，根本；诸国者，枝叶也。故信专为帝一意下诸国，以孤羽之援。而帝独与羽相持于荥阳、成皋，以扼羽之冲，然后羽可图。盖非信无以下诸国，有信而不使之下诸国，帝虽与羽相持，其气索矣。（《筼窗集》卷一《韩信论》）

三年[1]，魏王豹谒归视亲疾[2]，至即绝河津[3]，反为楚[4]。汉王使郦生说豹，豹不听。汉王遣将军韩信击，大破之，虏豹[5]。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东、太原、上党[6]。汉王乃令张耳与韩信遂东下井陉击赵[7]，斩陈馀、赵王歇。其明年，立张耳为赵王。

[1]【汇注】

齐召南：三年冬十月。信破赵，禽歇，斩代王馀，遣使下燕。十二月，九江王英布来归；彭越破楚军下梁地。四月，楚围荥阳，拔之；王走渡河，令韩信伐齐。八月，遣人烧楚积聚。

又：（霸王）三年，九江王英布叛归于汉，四月，围汉王于荥阳，范增死，汉王走，彭越破我军。六月，击破越；拔荥阳、成皋，汉王走，复定梁地，走彭越。（《历代帝王年表·秦年表》）

[2]【汇校】

［日］泷川资言：秘阁本无“疾”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颜师古：谒，请也。亲谓母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3]【汇注】

［日］泷川资言：《正义》曰：绝，断也。河津，即蒲州蒲津关也。蒲津桥即此。豹从同州由桥至河东，即断之而叛汉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4]【汇校】

沈钦韩：《史记·月表》与此同，《帝纪》次在三年，非也。盖楚破汉，豹归国，即从楚。汉以九月虏豹至三年十月，韩信已东下井陉击赵。（《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汇注】

颜师古：断其津济以距汉军。为音于伪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5]【汇注】

方回：魏豹之兄魏咎，故魏时寗陵君，秦灭魏为庶人。（《史记》云迁咎为家人。）陈胜之起，咎往从之。周巿下魏地而不肯为王，贤者也，迎咎为王。章邯破之，豹降，咎自烧杀以全其民，亦贤者也。项羽后立豹王魏，寻移豹河东为西魏王，其以国属汉，而从汉王击羽彭城，怨之也。自彭城还，请视母病，归国畔汉，韩信遂击，虏之，乃反覆之人。考之《薄姬传》，许负相薄，当生天子。豹以是叛汉，愚矣哉！（说已见前。）（见《古今考》卷十六“虏魏王豹置河东太原上党郡”）

又：《薄姬传》班固《汉书》使曹参等虏魏王豹，以其国为郡。虏豹之役，韩信为左丞相，骑将灌婴，步将曹参，班固曲笔不一。垓下之围，信以三十万众，自当项羽，伪少却，而左右翼包羽之阵，信乘之大败羽，班固亦全削之不书。然《史记·外戚传》《太后世家》亦已改韩信为曹参。（见《古今考》十三“班固削韩信功”）

杨树达：按：今山西安邑县治相去里许有古城，名魏豹城，相传为信虏豹处也。（《汉书窥管·韩彭英卢吴传》）

[6]【汇校】

梁玉绳：按：豹之反在汉二年五月，《淮阴传》作二年六月已误，此《纪》及《曹相国世家》作三年尤误。汉使郦生说豹与遣韩信击豹，皆在二年八月，虏豹在二年九月，此《纪》并书于三年，亦误。又太原郡属赵地，汉灭赵王歇始置，乃连入魏地，更为误矣。《月表》言河东、上党是，《淮阴传》又失言上党也。《汉·纪》亦误仍《史》，连言太原。（《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张守节：（编者按：河东）今蒲州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又：（并州）今并州。（同上）

又：（上党）今潞州。（同上）

全祖望：河东，昭襄王二十一年置，汉因之，又分河内。魏，胡楳磵曰“河东郡、河内郡皆魏置”，不知其何所据，不可信。（《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一）

又：太原，庄襄王四年置，汉因之。（同上）

又：上党，故韩置，后入赵，庄襄王四年因之，汉因之。（同上）

吴卓信：《史记·秦本纪》昭襄王二十一年，置河东郡。又《始皇本纪》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本书《高帝纪》二年九月，韩信等虏魏王豹，定魏地，置河东、太原、上党郡。《地理志稽疑》胡梅磵以河东、河内二郡为皆魏置，不知其何所据。《廿二史考异》凡《汉志》称秦置者，谓因其名而不改者也。如河东、太原、上党、东郡、颍川、南阳、南郡、九江、钜鹿、齐郡、琅邪、会稽、汉中、蜀郡、巴郡、陇西、北地、上郡、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南海，二十七郡是也。（《汉书地理志补注》卷五）

王荣商：定魏地，置河东、太原、上党郡。荣商案：《异姓诸侯王表》是时置河东、上党郡。明年灭赵王歇，属汉，为太原郡，与《纪》不同。盖太原本赵地，时为魏豹所有，故《纪》《表》互言之。（《汉书补注》卷一）

龚浩康：河东，郡名，辖今山西省阳城县以西、石楼县以南地区，郡治在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太原，郡名，辖今山西省雁门关以南、吕梁山与太行山之间一带，郡治在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上党，郡名，辖今山西省沁源县与河北省涉县以西地区，郡治汉时在长子（今山西省长子县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汇评】

凌稚隆：定魏、下楚及食敖仓，益汉之得着处。（《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7]【汇注】

方回：三年冬十月，韩信张耳东下井陉，击赵，斩陈馀，获赵王歇，置常山、代郡。此《汉书·高纪》也。《史记》书虏魏王豹在此年，于置河东、太原、上党郡之下文，书曰：“汉王乃令张耳与韩信遂东下井陉，击赵，斩陈馀、赵王歇。其明年，立张耳为赵王。”不书置常山、代郡。《汉·纪》不书立张耳为赵王，意者信耳。初破赵，汉置常山、代郡矣。四年夏，韩信请立张耳为赵王，则常山、代郡又为赵国。耳之为王仅一年，死，子敖嗣。以贯高谋反，子敖免王为侯，乃复为常山、代郡。而文帝又为代王，更革不常。《汉·地理志》无代郡，而有赵国。故秦邯郸郡不过四县八万四千户，则张耳之王赵，非赵全地也。井陉，《史记索隐》曰：常山石邑县，井陉山在西。又《穆天子传》云“至于陉山之隧，升于三道之上”，是也。吕东莱曰：今为真定府井陉县。《地理志》常山郡井陉县。应劭曰：井陉山在南。（陉音形。）韩信、曹参、灌婴三将击赵，汉王又益以失国之张耳与陈馀为雠者同击之，其必取无疑矣。高祖可谓善用人也。韩信用广武君之计，留赵一年而后请张耳为王，使人说燕王臧荼下之，而未伐齐，则项羽之所助者，仅有田广耳。（此以后高祖置郡，《纪》不再书。）（《续古今考》卷十六“置常山代郡”）

顾祖禹：井陉关在真定府获鹿县西十里，山西平定州东九十里。《吕氏春秋》：“天下九塞，井陉其一。”亦曰土门关。《地记》：“太行八陉，其第五陉曰土门关。”今山势自西南而东北，层峦迭岭，参差环列，方数百里。至井陉县东北五十里曰陉山（《穆天子传》谓之铏山），其山四面高平，中下如井，故曰井陉。燕赵之间，亦谓山脊为陉也。徐广曰：陉，山绝之名。赵武灵王二十年，使赵希并将胡、代、赵与之陉，盖并将胡、代、赵之兵与诸军向井陉之侧也。始皇十八年，王翦攻赵，下井陉。三十七年，始皇死，行，遂从井陉抵九原。二世二年，赵王武臣使李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陉，未能前。汉三年，命韩信、张耳东下井陉击赵。赵聚兵井陉口，广武君李左车谓陈馀曰：“信、耳乘胜远斗，其锋不可当。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其势粮食必在后，愿假臣奇兵三万，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返，野无所掠，不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麾下。否则，必为二子所擒矣。”馀不听，信遂下井陉，斩陈馀。《汉志》亦谓之石研关，上党三关之一也。（《读史方舆纪要》卷十《直隶一·历代州域形势七》）

韩兆琦：井陉，即井陉口，太行山的险隘之一，是山西与河北之间的交通要道，在今河北井陉县西北。崔金亮曰：在获鹿县（即今鹿泉市）西五里，左海螺、右抱犊两山间，现井获公路路北有一村庄，即古代的土门村（现分两个村，即东土门、西土门），这就是小有名气的土门关，也就是古代的井陉口，即井陉东口。土门关，自古为东西必经之道，遗留到现在三座门楼上仍保留有“三省通衢”“晋陕通衢”“土门关”等字样，史称“土门重地”也，东扼滹水燕赵疆焉。其西南万峰插天，羊肠一线，而远通秦晋，诚东西之咽喉，而往来之冲要也。土门关，实际是井陉关，又名土门关。而井陉关实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井陉关是指地域而言，指的是井陉全境，它包括东土门关，即井陉关的东口，和西故关、娘子关，即西口。而在井陉境内的古道，即史载的“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能成列”的羊肠一线之通道。韩信破赵之战，就基本发生在以土门关为中心，以西到今井陉微水，东到获鹿县城，其间约三十华里的范围之内。（《史记笺证·淮阴侯列传》）

汉王军荥阳南，筑甬道属之河[1]，以取敖仓[2]。与项羽相距岁馀。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遂围汉王。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项王不听。汉王患之，乃用陈平之计[3]，予陈平金四万斤[4]，以间疏楚君臣[5]。于是项羽乃疑亚父。亚父是时劝项羽遂下荥阳[6]，及其见疑，乃怒，辞老，愿赐骸骨归卒伍[7]，未至彭城而死[8]。

[1]【汇注】

张守节：甬音勇。韦昭云：“起土筑墙，中间为道。”应劭云：“恐敌抄辎重，故筑垣墙如街巷。”（《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胡三省：属，之欲翻。（《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龚浩康：属之河，指从荥阳一直连接通到黄河边上。属，连接。（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2]【汇校】

崔适：按：各本脱“粟”字，今依《项羽本纪》补。（《史记探源》卷三）

【汇注】

张守节：孟康云：“敖，地名，在荥阳西北，山上河临有大仓。”《太康地理志》云：“秦建敖仓于成皋。”（《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胡三省：《括地志》：敖仓在郑州荥阳西北十五里。县门之东北临汴水，南带三皇山。（《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吴卓信：敖仓在荥阳。《史记·殷本纪》仲丁迁于隞。《帝王世纪》仲丁自亳迁于嚣，今河南敖仓是。《诗·小雅》“搏兽于敖”。《左传》宣十二年，晋师在敖、鄗之间。杜注：敖、鄗，二山名。敖山在荥阳县西北。《史记·项羽本纪》“汉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臣瓒曰：敖，地名，在荥阳西北，山临河有大仓。薛综《东都赋》注：敖，郑地，今之河南荥阳也。《续郡国志》荥阳有敖亭。《宋武北征记》敖山，秦时筑仓于其下。汉高祖亦因敖仓傍山筑甬道，下汴水。《水经注》济水又东迳敖山北，其山上有城，即仲丁所迁。秦置仓其中，故曰敖仓。《括地志》敖仓在荥泽县西北十五里石门之东，北临汴水，南带三皇山。《大清一统志》敖山在荥泽县西北与河阴县接界。（《汉书地理志补注》卷九）

方回：初，汉彭城之败，退屯荥阳，今郑州荥阳县。韩信收兵来会，与楚战荥阳南京、索间，破之。筑甬道属河，以取敖仓粟。应劭曰：恐敌钞辎重，故筑垣墙如街巷也。吕东莱曰：“京故城在郑州荥阳县东。京县有大索城、小索城。楚汉战荥阳、京、索间，即此城耳。楚以故终不能过荥阳而西。秦建敖仓于成皋。敖，地名，在荥阳西北。山上临河有谷仓。郦食其曰：‘敖仓，天下转输久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荥阳、成皋控南北之冲，故秦积粟于此。《通典》曰：‘钜桥盈而殷丧，成皋溢而秦亡。’”回今考：……汉高败于彭城，退屯荥阳，赖韩信共力战，楚不能西过京索间。信乎其为险矣。相拒一年而敖仓之甬道绝，荥阳受围以诈得出跳，走成皋，入关收兵。成皋又被围，急甚，又自小修武渡河夺韩信、张耳之军。军复大振，荥阳、成皋皆破，而再复项羽，终不为河南洛阳之害。汉之战守亦甚劳矣。特此数县为大战场，“丁壮苦军旅，老弱疲转饷”，此十字尽之矣。卒赖韩信定燕、齐，黥布、彭越扰楚腹心，南北夹攻，汉高身当一面风寒，全护关河，而后楚卒以亡，故略考地书此。（见《古今考》卷十六“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

【汇评】

王应麟：或曰：辕生出武关之计，郦生取敖仓之策，皆所以困楚，而使之力分食尽也，良、平之智不及此，何欤？曰：天下有无穷之才，人才有无穷之智，惟不自用，而能用人者，乃能合群才以为才，兼众智以为智。赵奢解阏与之围而先据北山之谋，乃出于军士之许历；条侯会荥阳之兵而右走蓝田之谋，乃出于道旁之赵涉。信乎才智之无穷，古之人所以稽于众、谋及庶人、询于刍荛也。方楚汉雌雄未決，竞逐于荥阳、成皋间，迭为胜负，谋臣如云，猛士如雨，未知制楚之策也。出宛、叶，掩不备，以分其力，其谋发于辕生；取敖仓，绝粮饷，以饥其师，其谋发于郦生。于是坚壁不战，养锐以待其敝，东驰西骛，使之疲于奔命，则辕生之为也；鸿沟之分，太公、吕后之归，因其食尽，遂收垓下之功，则郦生之为也。二生之纳说非难，高帝之能听为难，楚兵困而汉业成，始于是矣。天下固多奇士哉！然而郦生冯轼下齐，不免临淄之鼎，工于谋国，而拙于自谋，固无憾也。若辕生说行而身隐，鸿飞鱼潜，脱屣圭组，远希鲁连，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欤！高于郦生远矣。贤者一言济时救民，而爵禄不缨其心，不可与辨士说客并论也。尝观《集古录·后汉袁良碑》叙其世系云：“当秦之乱，殷居河洛，高祖破项，实从其策，天下既定，还宅扶乐。”盖辕生，陈人涛涂之后，良之远祖也，史失其名，碑亦阙焉，并书以补班史之遗。（《通鉴答问》卷三《辕生郦生》）

[3]【汇评】

苏轼：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苏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蚤耳。……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心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蠹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苏文忠公全集·东坡续集》卷八《论项羽范增》）

[4]【汇校】

梁玉绳：附按：《史》《汉》皆言“四万斤”，而唐李嗣真谏武后用来俊臣疏作“五万斤”。（《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评】

韩愈：昔汉高祖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其所为，不问出入，令谋项羽。平用金间楚，数年之间，汉得天下。论者皆言汉高祖深达于利，能以金四万斤致得天下。以此观之：自古以来，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费少财而能收大利者也。（《昌黎先生文集》卷三十九《谕捕贼行赏状》）

李纲：古之创业拨乱之主，必有一世之英材起而辅翼之。卒然相遇于草昧之中，非知之难，用之为难，而能尽其用为尤难也。知而不能用，与不知同；用而不能尽，与不用同；知其材而能尽用之，惟高祖为然。高祖因萧何而知韩信，设坛场拜以为大将，中分麾下之兵，使之定三秦，虏魏豹，擒夏说，破赵二十万众，胁燕平齐，卒灭项羽，岂特信之功哉？高祖能尽其用也。因魏无知而知陈平，以为护军，尽护诸将，捐黄金四万斤，使间楚之君臣，不问出入，而楚之君臣果以疑疏，遂至于亡。出六奇计，而天下遂定，岂特平之智哉？高祖能尽其用也。至于子房、萧、曹，则高祖素所自知也。何守筦籥，（给）馈调兵；参从征伐，攻城略池；而子房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谋合志从，无不尽其用者；彼韩信、陈平皆尝从楚，以策干羽，弗能用也。而羽之骨鲠之臣如亚父、钟离昧之徒，一为汉所间，遂疑远之，用而弗能尽也。楚汉之所以兴亡，虽其故多端，而大要在此。故高祖置酒雒阳南宫，使通侯诸将言己之所以得天下，而项氏所以失之者。高起、王陵言其故。而高祖推明子房、萧何、韩信之功，以谓彼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呜呼！若高祖者，其可谓知所以取天下之要欤。（《梁溪集》卷一百四十五《论创业拨乱之主用人》）

刘辰翁：高祖初兴，在关中无所取。可见者，唯彭城所得货赂耳。以泗上亭长视万斤金如粪土，委一夫不疑，其志气吞羽数倍，岂涕泣饭食间比哉？愚意谢羽之白璧，谢亚夫之玉斗，师入关无所取，所谓封府库，还军霸上者，特不如燕之迁齐重器耳，非全无所取也。彭城取货赂，睢水之败，危急如此，虽孝惠、鲁元推之者三，又岂有重爱于子女者？观此，恐不可如此拘。万斤者，高祖一时口语，四万斤者，《史》所记实也。（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沈长卿：穷措大谓汉王不惜千金行反间，啧啧称羡。按：《史记·陈丞相世家》盖出黄金四万斤也。间楚相亚父、间楚将钟离昧，悉藉此金。事前恣所为，事后置不问，沐猴已就槛矣。天下事有所穷，智有所困，力有所窘，非财不通。后世忌功者以钱谷诬才臣，忌品者以簠簋汙廉吏，皆寒陋之小人也。（《沈氏日旦》卷六）

[5]【汇评】

冯琦：按：自古欲败人之国者，必先离间其君臣。秦间李牧而赵亡，汉间范增而楚破。盖君臣之际，有间则离，有疑则败。若项羽能推诚任人，则虽有反间，何从而入哉。陈平此计，虽是诡诈，然楚汉兴亡实决于此。捐金四万不问出入，盖务大计者不惜小费也。（《宗伯集》卷三十二）

秦笃辉：汉高之胜项羽，在豁达大度，知人善任固已，亦在善用间与不吝金宝。故以四万金听陈平用之。知秦将为屠者子，而以重宝啖之而致连和。知陈豨将皆故贾人，则以金啖之遂多降者。固胜刓印弊而不忍予者矣。虽然，此汉之必不可为三代哉。（《读史賸言》卷一）

[6]【汇评】

王鸣盛：项氏谬计凡四……汉之败彭城，诸侯皆与楚背汉，范增劝急围汉王荥阳。范增诸所为项王计划，惟此最得。乃又听汉反间逐增，使军心懈散，失汉王。谬四。（《十七史商榷》卷二《项氏谬计四》）

[7]【汇注】

龚浩康：卒伍，古代乡间基层编制。以五家为一伍，二百家为一卒。归卒伍，即辞职为民。（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8]【汇评】

黄晞：或问：“使项羽之始终于范增，而楚可兴乎？”聱隅子曰：“守之不以其道，行之不以其义，虽至尧舜为之而臣不能扶，矧一悠悠之夫乎？”又曰：“范增何如人也？”聱隅子曰：“狩人之人也。”曰：“何以然也？”曰：“贪利而不止，好杀而不节，蹈不测之薮，遇逸材之兽，前不制，后无援，果自伤矣！”（《聱隅子歔欷琐徽论》卷二《战克篇第七》）

王懋竑：东坡苏公《范增论》以义帝之存亡，增之所与共祸福，而惜增之不早去。又谓增不去则羽不亡。其说既详矣，余为综其本末则皆不然。……羽之杀卿子冠军也，已贰于义帝矣。义帝虽生于牧竖，而其人庸庸者，假令自立国，后必率诸侯以讨羽，不然诸侯中亦必有挟之以令天下者。故义帝之存非楚之利，其击杀之江中，纵非增谋亦必与闻焉，非特羽意也。羽乘战胜之威视汉王如无有，而增之疑忌特甚。其迁之巴、蜀而分秦三降将以距塞汉，史固明著其出增之计。羽与汉相距荥阳仅三载，陈平以计间增而羽始稍夺其权，增即大怒绝去。则前此委任之专而增之竭忠尽智以为羽谋者概可见矣。其未至彭城而疽发背以死也，度其心犹惓惓不忘于羽焉，是增固始终于项而于义帝毫无所与也。而谓义帝之存亡乃增之所与共祸福，岂其然哉。……《史》言增年七十，居家好奇计，而以劝立楚后系之，是时六国之亡未久也，强宗大族所在多有，如秦嘉之立景驹，周巿之立魏咎，张耳、陈馀之立赵歇，大抵皆然，不独增为奇计也。假使羽不疑增，终听增言，不过急攻荥阳，荥阳下而汉王未必可得。后此羽尝拔荥阳矣，拔成皋矣，而汉王固自若也。增虽不去，亦无救于羽之亡，东城之事增幸不及见之耳。自汉定三秦，萧何守关中，根本已固。韩信下魏收齐赵，黥布、彭越皆为汉用，羽虽未亡而亡形决矣。增即在焉，岂能以独抗哉？故谓增不去羽不亡者，此亦不然之论也。苏公文章之宗岂敢轻议，而一得之，愚有未能释然者，姑记于此，以俟世之君子考而质焉。（《白田杂著》卷三《书范增论后》）

戴名世：彼范增者，项氏骨鲠之臣也，其劝羽杀沛公，羽不听，则羽之过也。其立义帝则可谓不明于天下之大势者也。汉王与郦食其谋挠楚权，食其请复立六国后，张子房以为不可。由此观之，夫有所立以自辅且不可，乃欲有所立以自制，夫岂明于势而熟于计者哉。呜呼！势有可行有不可行，视乎所遭之变，所遇之时，而势出乎其间。吾独恤夫后之举事者，有可以用增之计而不能用，而自取灭亡为天下笑。而增用之楚，而项王又以失其天下。呜呼！苟非明者，乌能视势之所在而图之，以定天下之大计也哉。（《南山集·论说·范增论》）

汉军绝食，乃夜出女子东门二千馀人，被甲，楚因四面击之。将军纪信乃乘王驾，诈为汉王，诳楚[1]，楚皆呼万岁[2]，之城东观[3]，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枞公守荥阳[4]。诸将卒不能从者，尽在城中。周苛、枞公相谓曰：“反国之王[5]，难与守城[6]。”因杀魏豹[7]。

[1]【汇注】

方回：夫项羽学兵法而实无所得，贪婪一也，残暴二也，疑忌三也。荥阳围急，“陈平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被甲”，班固删“被甲”字。楚因四面击之，项羽不察其为误我之计，四面奋击，屠妇女二千余人，此乃陈平欲宽西面走路耳，羽何等兵法。纪信之出，项羽以为真汉王降我也。问探略不审细，羽何等兵法。假如城东真受降，南北西三面军士岂可擅离所部皆呼万岁之城东，观羽何等兵法。羽是时，盖愚不可言，不知其胸中何以处汉王也。下车而汉王非是，乃纪信耳，虽纵一时之怒，烧杀之，汉王遁矣。诸军定发一笑也。（见《古今考》卷十六“羽烧杀信”）

曹学佺：纪信，西充人。高祖王汉中，信从，定三秦有功，拜将军。高祖与楚相持荥阳，欲取敖仓粟，乃筑甬道，属之河，军得无乏。项王恶之，侵夺甬道。汉军食尽，楚军昼夜攻围，城将陷，信曰：“事急矣！臣请诳楚。”汉王不忍，信强取汉王袍服著之，王泣，群臣皆泣。遂行乘王车，黄屋左纛，遣人前语曰：“汉兵食尽，王出降。”楚军皆呼万岁，开东门出，楚军尽往东城观汉王。汉王得从数十骑自西开门出而逸去，楚人焚信死。（《蜀中广记》卷四十四《人物记四》）

【汇评】

王迈：荥阳一战，羽听增言，兵围愈急。是时汉之援兵未至，楚全而汉孤，事势缓急不问可知。纪信在军中时碌碌无闻，非有智谋勇略出诸臣之右者，一旦乃能奋不顾身，称降诳楚。帝既突骑而归，而信之肝脑已膏于楚人之斧钺矣。信之此举，谁实使之？或者天心眷眷于赤帝之子，则必假手于草莽之臣。不然，汉事去矣。信之一死，刘氏四百年社稷于此乎决，是岂可以易言哉。（《臞轩集》卷三论《高帝论三》）

凌稚隆：唐顺之曰：兵法云：多方以误之。（《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又：李德裕曰：杀身成仁，代有豪杰莫不显一身之义烈，未有系一国之存亡，惟纪信乘黄屋以诳楚，赴丹焰而存汉，数千年间一人而已。余谓汉祖封建纪氏宜在萧、曹之上。报德未称，良可悲夫。（同上）

又：按：信之忠诚，一至是乎。信不烧，由帝不脱，而汉之大事去矣。厥功讵不伟哉。而胡帝不录其功，史家亦莫为之列传，遂使信之忠诚，不白于天下后世，而临危顾身者踵相接也。（《汉书评林·高祖本纪》）

王世贞：帝之诸功臣，孰有大于纪信者。毋论忠也，而帝卒不录，何也？即无后，侯之可也。即不侯，祠之可也。而不然者，旌信而成其成皋之降也。非《史》几乎泯矣。故其于信也，耻之变而泯者也。于丁公也，羞之变而怒者也。（《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文部《高帝》）

［日］泷川资言：荥阳之围，汉王如釜鱼，微纪信诳楚，则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信之功大矣，而史公不为信立传者，盖此一事之外，无可记者，故见之高祖、项羽两纪，以致丁宁之意焉。（《史记会注考证·高祖本纪第八》）

[2]【汇注】

刘壎：万岁之呼，世以为起于汉武帝登嵩山，从官奏。人有呼万岁者三，自此遂以为祝君之礼。然齐田单守即墨，遣使诈约降于燕，燕军皆呼万岁，则此礼非起于汉矣。又相如奉璧入秦，秦人皆呼万岁。纪信诈降，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隐居通议》卷二十五《经史二·万岁》）

邵泰衢：汉非楚主，安得争呼万岁？楚兵敌汉，安得骤聚东城？或曰：呼万岁者，楚人贺项王也。时范增已去，故汉计得行，不然，成擒易耳。（《史记疑问》卷上）

[3]【汇评】

田一侨：楚汉之争，楚可以杀汉王者凡三。饮于鸿门，一剑之力耳，而项王不忍。彭城高会，楚军围汉王三匝，赖大风旦晦，始得遁去。荥阳之困，纪信黄屋左纛诳楚，楚兵之城东观，而汉王乃出西门。后世读史者，未尝不称汉王死而能生，亡而能存，谓为天授。然汉王之得天下，从此决矣。（见《历代史事论海》卷九《高帝灭楚论》）

[4]【汇注】

叶梦得：初从高祖者，又有肃公、薛公、枞公。史皆失其名，知高祖之养士以待缓急之用者，非一途也。（《避暑录话》卷下）

邓名世：谨按：《前汉·高祖纪》“高祖命枞公与周苛守荥阳”。师古曰：“枞，千容反。”则枞人氏也。《地里志》有枞阳，必其先以地为氏。（《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三《枞》）

王先谦：应劭曰：“枞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苏林曰：“音枞，木之枞。”师古曰“音千容反”。（《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王叔岷：案：下文称“乃复引兵西拔荥阳，诛周苛、枞公，而虏韩王信”。则此“守荥阳”当书“韩王信”，文乃相应（《项羽本纪》《汉书·高纪》《项籍传》《汉纪》皆失书韩王信）。《韩信传》作“韩王信、周苛等守荥阳”，《通鉴》本之，作“令韩王信与周苛、魏豹、枞公守荥阳”是也。（《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龚浩康：御史大夫，官名，是主管监察的最高长官，职位相当于副丞相，与丞相、太尉合称三公。枞公，姓枞，名字不详。（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5]【汇注】

司马光：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则绝河津，反为楚。（《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

胡三省：豹都平阳，在河东，故断其津济以拒汉军。（《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6]【汇注】

陈直：《考证》：王城二字为韵，盖当时有此成语。直按：此非“语曰”“谚曰”，无所谓用韵。（《史记新证·项羽本纪第七》）

[7]【汇校】

裴骃：徐广曰：“按：《月表》，三年七月，王出荥阳。八月，杀魏豹。而又云四年三月，周苛死。四月，魏豹死。二者不同。项羽杀纪信、周苛、枞公，皆是三年中。”（《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洪颐煊：八月，周苛、枞公杀魏豹。四年三月，周苛入楚。四月，王出荥阳，豹死。《集解》徐广曰：“《项羽纪》曰：‘王出成皋。’”颐煊案：《表》以四年之出成皋为出荥阳，故重言豹死。周苛未尝入楚，项羽拔荥阳，杀周苛、枞公亦是三年事，皆《表》误。（《读书丛录》卷十七《周苛枞公》）

汉王之出荥阳入关[1]，收兵欲复东。袁生说汉王曰[2]：“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3]，汉常困[4]。愿君王出武关[5]，项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6]，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7]。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8]，连燕、齐[9]，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也。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10]，汉得休[11]，复与之战，破楚必矣[12]。”汉王从其计[13]，出军宛、叶间[14]，与黥布行收兵。

[1]【汇评】

吴见思：汉王既遁，内写城中一笔，即回写汉王出荥阳一笔，两边夹写。写者笔不停挥，读者目不暇转。（《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2]【汇注】

王应麟：《集古录·汉袁良碑》云：“当秦之乱，隐居河洛。高祖破项，实从其册。天下既定，还宅扶乐。”欧阳公云：盖不知为何人也。愚按：《高祖纪》三年汉王自成皋入关收兵，欲复东，辕生说汉王曰：“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使韩信等得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息，复与之战，破之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此即辕生也。（辕与袁同）（《困学纪闻》卷二十《杂识》）

胡三省：辕，姓也。《姓谱》：陈大夫辕涛涂之后。以其所本考之，亦与爰、袁二姓通。（《资治通鉴》卷一〇《汉纪二》注）

赵翼：《史记》汉王败入关，又东出。袁生说汉王出武关，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汉书》作辕生。（《廿二史札记》卷一《高祖本纪》）

[3]【汇校】

梁玉绳：按：汉以二年五月屯荥阳，三年五月出荥阳（《月表》作七月出，误），连闰计之，首尾才十四月，何言数岁乎？当作“岁余”为是，上文固有“相距岁余”之语也。（《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王叔岷：案：《长短经》注作“汉与楚相拒与荥阳、成皋数月”。距、拒古今字，《殷本纪》已有说。“数岁”作“数月”，亦不合。惟较近之耳。梁氏所称“汉以二年五月屯荥阳，三年五月出荥阳”，见《汉书》，《通鉴》同。《月表》书“二年五月王走荥阳，三年六月王出荥阳”。（本《纪》上文“因杀魏豹”下，《集解》引徐广注称“《月表》：三年七月王出荥阳”。）据《汉纪》，则汉王如荥阳在二年八月，出荥阳亦在三年五月。（《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4]【汇校】

张文虎：汉常困，《御览》引“困”上有“中”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5]【汇评】

凌稚隆：又汉之胜着处也。（《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6]【汇注】

龚浩康：深壁，深沟高垒，指坚守不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7]【汇校】

张文虎：且得休，《御览》引下有“息”字，疑依《汉书》增。（《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王恢：按：成皋固洛阳之险塞，而荥阳又成皋之门户也。负嵩山余脉之斜坡，面河淮千里之平原，楚汉以此决兴亡。其后陈平、灌婴屯十万之众以扼东西之冲；七国反，窦婴、周亚夫以荥阳为司令台。汉初平，晋永兴、永嘉、太和，梁大通，隋大业，无不争此以壮声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

[8]【汇校】

张文虎：辑河北，《御览》引“辑”作“平”。（《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颜师古：辑与集同，谓和合也。《诗序》曰“劳来还定安集之”。《春秋左氏传》曰“群臣辑睦”。他皆类此。（《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9]【汇注】

龚浩康：以赵地为纽带，把燕地和齐地连成一片。（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10]【汇评】

凌稚隆：按：备多力分之说，正胜楚之要机也。楚卒以此困，袁生其善谋哉。他日报功之典无闻焉，惜矣。（《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徐孚远：唐顺之曰：兵法云：“多方以误之。”（《史记测议·高祖本纪》）

[11]【汇校】

张文虎：汉得休，《御览》引，下有“息”字，盖亦依《汉书》。（《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12]【汇评】

范浚：虽以弱敌强，以寡敌众，犹相持也。故以弱而持强者，汉高之持项籍是也。以寡而持众者，曹操之持袁绍是也。汉高与项籍相距荥阳数岁，汉义而籍不义，故汉虽数困而不为弱。然卒所以胜籍者，奇也。高祖出军宛、叶，缀籍兵而不战，令荥阳、成皋间得休息，使韩信等得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因复走荥阳，使籍备多而力分，此高祖之用奇也。（《香溪集·范香溪先生文集》卷十二《揆策下》）

刘辰翁：此袁生大是知士，他人入关而守，独劝之出关，弃荥阳以全荥阳；又开之以分军河北，着数甚远，死中得活，良、平所未及也。（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何焯：项王必引兵南走，至破之必矣。项王既引而南，不能骤为河北声援，取赵亦可以万全矣。辕生之计，即伍子胥所以覆楚也。（《义门读书记》卷十五）

[13]【汇评】

钟惺：袁生此策，亦汉得天下要著，楚虽胜汉，力疲而神乱矣。所备者多一语，尤为居要，可悟兵家分合劳逸之故。（《史怀》卷五）

[14]【汇注】

颜师古：叶，县名，古叶公之国，音式涉反。宛县、叶县之间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张守节：宛，於元反。叶，式涉反。宛，邓州县也。叶，汝州县。《水经注》云：“本楚惠王封诸梁子兼，号曰叶城，即子高之故邑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胡三省：宛、叶，班《志》，二县属南阳郡。《史记正义》曰：宛，邓州县。叶，汝州县。宛，于元翻。叶，式涉翻。（《资治通鉴》卷一〇《汉纪二》注）

后晓荣：宛县，相家巷出土秦封泥有“宛丞之印”；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秩律》有“宛”县，其上属郡应为南阳郡。《史记·秦本纪》：“百里奚亡秦走宛。”昭王十五年，白起“攻楚，取宛”。“十六年，封公子巿于宛”。又《史记·韩世家》：“釐王五年，秦拔我宛。”马非百按语：“釐王五年为昭王十六年，岂秦取宛后，韩又得之，故复取之耶？昭王三十五年，置南阳郡，治宛。陈恢云：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又《史记·项羽本纪》：“汉王之出荥阳，南走宛、叶。”《史记·高祖本纪》：“（沛公）略南阳郡，南阳守齕走，保城守宛。”《水经·淯水注》：“淯水，又东过宛县南。”“秦昭襄王使白起为将，伐楚取郢，即以此地为南阳郡，改县曰宛。”《读史》卷五十一河南南阳府南阳县，“秦为宛县，南阳郡治焉”。宛城，“今府治，春秋时楚邑，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也，《秦纪》：‘昭王十五年白起攻楚去宛，十六年封公子巿于宛。’巿即泾阳君也。又《韩世家》‘釐王五年秦拔我宛’，《年表》釐王五年为秦昭王十六年，意者韩邑近宛，秦取之以广市之封邑欤？又昭王十二年与楚顷襄王好会于宛。二十七年使司马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宛于是始兼南阳。三十五年秦置南阳郡，治宛。二世三年沛公略南阳郡守齕保宛，沛公引兵过而西，从张良谏，夜引兵从他道出，黎明围宛城三匝，宛降。”“汉三年，汉王出荥阳南走宛，寻出兵宛叶间，后亦为南阳郡治。”今河南南阳市宛城故城为长方形，东西2500米，南北1600米，时代从周代申国、战国楚宛郡治，至秦汉南阳郡治宛县。（《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南阳郡》）

又：叶县，秦封泥有“叶丞之印”。叶，春秋时为楚国叶公子高封邑，孔子曾至叶，叶公向孔子问政，秦末刘邦也曾败走叶县。《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史记·项羽本纪》：“汉王之出荥阳，南走宛、叶，得九江王布，行收兵。”《汉志》南阳郡叶县，“楚叶公邑，有长城，号为方城”。《水经·潕水注》盛宏之曰：“叶东界有故城，至瀙水，达比阳界。南北联数百里，号为方城。”《元和》卷七：“叶县，本楚之叶县，春秋楚人迁许于此。其后楚使沈诸梁尹之，僭号称公，谓之叶公。秦置郡县，隶于南阳。”叶县故城在今河南叶县西南三十里，故城为长方形，东西500米，南北2000米，面积100平方米，时代从春秋楚国封君邑，至秦汉叶县。（同上）

【汇评】

凌稚隆：王应麟曰：出宛叶以分其力，其谋发于辕生，取敖仓以饥其师，其谋发于郦生，于是坚壁不战，养锐以待其敝，郦、辕生之为也。太公、吕后之归，因其食尽，遂收垓下之功，用郦生之为也。然而郦生工于谋国，而拙于自谋，固无憾也。若辕生说行而身隐，鸿飞鱼潜，脱屣圭组，高于郦生远矣。（《汉书评林·高帝纪》）

业衍璋：汉之胜楚，不在荥阳相距数岁而终可以敌楚也，而在首出宛、叶，引楚兵而南，继而彭赵入梁楚，捣其心腹，韩信破燕齐，拊其背脊，于是扼塞于内之势一变而为冲决纵荡于外，布围合击之势已成，羽虽勇锐，然而回旋之地日狭，驰聘往复，一任牵引，垓下之覆，已不可得而免矣。（《业衍璋集·读史记杂议一·高祖本纪》）

项羽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汉王坚壁不与战[1]。是时彭越渡睢水，与项声、薛公战下邳[2]，彭越大破楚军。项羽乃引兵东击彭越。汉王亦引兵北军成皋[3]。项羽已破走彭越，闻汉王复军成皋，乃复引兵西[4]，拔荥阳，诛周苛、枞公，而虏韩王信，遂围成皋[5]。

[1]【汇校】

梁玉绳：附按：“汉”下当有“王”字，《史诠》曰“湖本缺也”。（《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日］水泽利忠：井、耿、庆、彭、毛、凌、游无“王”字。“坚”，秘阁“深”。（《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2]【汇校】

［日］泷川资言：秘阁本“睢”下无“水”。（《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王叔岷：案：景祐本、殿本并作“汉王”，《御览》引同。《汉书》《通鉴》亦同。黄善夫本脱“王”字。《御览》引“坚壁”作“深壁”（又引“战”下有注云“终以此弊楚”），《汉纪》作“深垒”。（《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龚浩康：项声，项羽部将。薛公，原为楚国令尹，后归附刘邦。黥布叛汉时，他曾为刘邦献策，因而被封为千户侯。下邳，县名，治所在今江苏省邳县东。（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后晓荣：下邳，相家巷出土秦封泥有“下邳”“下邳丞印”。《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居期年，封（驺忌）以下邳，号曰成侯。”《史记·高祖本纪》：“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正义》：“泗州下邳县是，楚王韩信之都。”《史记·留侯世家》：“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史记·项羽本纪》：“项梁渡淮，黥布、蒲将军亦以兵属焉。凡六七万人，军下邳。”《正义》：“下邳，泗水县也，应劭云：‘邳在薛，徙此，故曰下邳。’按：有上邳，故曰下邳。”《水经·泗水注》：“泗水又东南迳下邳县故城西……故东海属县也。”《元和》卷九：“下邳县，本夏时邳国，后属薛，《左传》薛之祖奚仲迁于邳是也。春秋并于宋，战国时属楚，后属齐。至秦曰下邳县，汉属东海郡。”《读史》卷二十二南直隶四邳州下邳城，“州治东，古邳国也。《左传》昭元年‘赵文子曰：商有女先邳’，此即邳国矣。应劭曰：‘邳在薛，后徙此，故曰下邳。’薛瓒曰：‘有上邳，故云下。’《春秋》定元年传云‘薛祖奚仲迁于邳’，或以自北迁出，故谓之下邳。秦置下邳县，属薛郡。二世二年项梁西渡淮，军下邳是也。汉初封韩信为楚王，都下邳。后为县，属东海郡。”邳州即今江苏省邳县。（《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东海郡》）

[3]【汇注】

沈钦韩：《一统志》：成皋故城在开封府汜水县西北郑制邑，亦名虎牢。（《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4]【汇评】

凌稚隆：苏洵曰：虎方捕鹿，羆据其穴捕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还，还则辟于羆明矣。军志所谓攻其必救也。（《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5]【汇校】

凌稚隆：与《羽纪》不合。（《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编者按：《史记·项羽本纪》作“使刘贾将兵佐彭越，烧楚积聚。项王东击破之，走彭越。汉王则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项王已定东海来，西，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并未“遂围成皋”，故凌稚隆云：“与《羽纪》不合。”

【汇评】

凌稚隆：董份曰：善战者致人，项羽每为汉致，其败也固宜。（《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汉王跳[1]，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2]，北渡河，驰宿脩武[3]。自称使者，晨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4]。乃使张耳北益收兵赵地[5]，使韩信东击齐[6]。汉王得韩信军，则复振。引兵临河，南飨军小脩武南[7]，欲复战。郎中郑忠乃说止汉王[8]，使高垒深堑，勿与战。汉王听其计[9]，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10]，骑数百，渡白马津[11]，入楚地，与彭越复击破楚军燕郭西[12]，遂复下梁地十馀城[13]。

[1]【汇注】

裴骃：徐广曰：“音逃。”（《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司马贞：如淳曰：“跳，走也。”晋灼按：《刘泽传》“跳驱至长安”。《说文》音徒调反。《通俗文》云“超通为跳。”（《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李笠：案：《汉书》注如淳曰：“跳，音逃，谓走也。”与徐说合。又云《史记》作“逃”。今据《集解》《索隐》并当作“跳”，岂如所见本与二家所见异耶？又《荆燕世家》“泽还官兵备西界，遂跳驱至长安”。《集解》引《汉书音义》曰“跳，驱驰至长安也”。《索隐》“跳，他彫反，脱独去也。又音条，谓疾去也”。驱驰疾去，盖即“逃”义。……（《广史记订补·高祖本纪》）

钱锺书：凡轻装减从而疾走皆可曰“跳。”只身脱逃特“跳”之一端。（《管锥编·高祖本纪》）

又：“遂围成皋，汉王跳。”……《汉书·陈胜项籍传》师古注“轻身而急走也”，较为得之。（同上）

［日］泷川资言：《项羽纪》“跳”作“逃”，朱子文曰：“跳”当从如淳之音。（《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王叔岷：案：《通鉴》“跳”亦作“逃”。《汉书》如淳注：“跳音逃，谓走也。”（《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杨树达：师古曰：跳身，谓轻身走出也。周寿昌曰：跳，《史》作逃，据文下有遁字，作跳为是。树达按：《高纪》汉三年，羽围成皋，汉王跳，是其一事也。（《汉书窥管·萧何曹参传》）

张家英：谨按：《史记·项羽本纪》叙此事与《高祖本纪》同，惟“跳”直作“逃”。《集解》引晋灼曰：“独出意。”《荆燕世家》：吕后崩，刘泽“欲诛诸吕。至梁，闻汉遣灌将军屯荥阳，泽还兵备西界，遂跳驱至长安”。《索隐》：“跳，他彫反，脱独去也。又音条，谓疾去也。”《集解》引《汉书音义》曰：“跳，驱驰至长安也。”《汉书·高帝纪》《项籍传》并作“汉王跳”。《项籍传》师古曰：“轻身而急走也。跳音徒彫反。”

以上诸说，读音与释义不一。现代字书，如《辞源（修订本）》第四册2997页、《汉语大字典》第六册3704页均定此“跳”同“逃”，音tao。关于它的释义，当代学者钱钟书先生有一解说：“凡轻装减从而疾走皆可曰‘跳’，只身脱逃特‘跳’之一端。”（《管锥编》第一册280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钱先生的解说简明扼要，画龙点睛，道出了汉王摆脱围困、仓皇出走时的具体情态。（《<史记>十二本纪疑诂·高祖本纪》）

[2]【汇校】

张文虎：“玉门，《集解》徐广曰”。警云：“‘曰’当作‘注’。”按：如钱说，疑此是后人旁注，非《集解》文。（《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张熷：“出成皋玉门”注，张晏曰：“成皋北门。”按：玉门乃成皋西门，武王有玉门之难，即此。注误。（《读史举正》卷一《汉书·高帝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项羽纪》云北门名玉门。”（《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司马贞：夏侯婴为滕令，故曰滕公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沈钦韩：《水经注》：河水南对玉门。《方舆纪要》：玉门，成皋西门也。宋时西关门亦曰玉关。张晏云北门，误。（《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顾祖禹：古崤关，即虎牢也，在县西二里。《志》（编者按：《汉书·地理志》）云：一名车从关，又玉门成皋西门也。宋时西关门亦曰玉关。《战国策》周武王有玉门之难。汉三年，汉王自荥阳收兵复保成皋，项羽进兵围之。汉王跳，独与滕公出玉门，渡河走修武，楚遂拔成皋。张晏曰：玉门，成皋北门，误也。又有厄井在县东南七十里。汉高祖与项羽战，败于京、索，尝遁入此，因名。详见重险虎牢。（《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八《河南二·开封府》）

陈万卿：《史记·高祖本纪》记“汉王跳，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北渡河，驰宿修武”。《史记·项羽本纪》“汉王四年，项羽进兵围成皋。汉王逃，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渡河走修武”。同一事件，一曰成皋玉门，一曰成皋北门，则成皋北门为玉门明矣。此太史公互见足义之法，学人甚悉之。后世不察，名汜水入河之口门为玉门，鸠占鹊巢，冒玉门之名耳！荥阳学者张明申先生认为，韩建之成皋城乃一军垒，其目的是扼东西通道，不当有北门。观今成皋城之残存，只有东西向沟，无南北向沟，而其沟原为城中道路，为数千年雨水冲流而成者。又成皋城依山就势，非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方向，人初至此，多有迷向者，往往认西北为北，以至将西门误作北门耳。（《汜水源流考》，载《史记论丛》第6辑）

[3]【汇注】

后晓荣：修武，秦传世官印有“修武库印”，又咸阳博物馆藏塔尔坡秦青铜器窑藏出土秦战国晚期的“修武府”铜耳杯。修武，地名，战国时属魏地。《史记·陈丞相世家》：“平遂至修武降汉，因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入。”《史记·曹相国世家》：“至河内，下修武。”《正义》：“今怀州获嘉县，故修武也。”《汉志》河内郡修武县，应劭曰：“晋始启南阳，今南阳城是也，秦改曰修武。”臣瓒曰：“韩非书，秦昭王越赵长平，西伐修武，时秦末兼天下，修武之名久矣。”今河南获嘉县有秦汉修武故城址，大小、形制不详，时代从战国至汉。（《秦代政区地理》第六章《河内郡》）

[4]【汇评】

范浚：昔汉高祖与楚战，出成皋至小修武，自称使者，晨驰入张耳、韩信壁，而收其军，兵遂大振。因令耳备守赵地，令信废赵兵，未废者击齐。高祖必先取二人兵以自振，故能使之俯首听命，维所指使。不然，则信、耳万有一骄蹇，不受约束，且无以制之，此实将将之术，安危之机。（《香溪集·范香溪先生文集》卷十三“巡幸”）

冯琦：按：汉王屡战屡败，意气不挠，驰入赵壁夺韩信之军，一以益己之弱，一以防信之强。驾驭操纵，何其神也。当韩信破赵时已说驱市人而用之，及其既胜，辄为汉王所夺。而又别发兵以战，战又辄胜。盖汉王之将将，信之将兵，并可谓高出千古者矣。（《宗伯集》卷三十二）

王世贞：午后抵修武，汉高帝夺张耳、韩信兵处也。信雄武多智，然一为帝诈而夺赵兵，再为帝诈而夺齐兵，一绐而失国，再绐而失族，何也？信笃于信高帝谓不我负乃尔，然此正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弇州四部稿》卷七十八文部《适晋纪行》）

程馀庆：卖弄手段。此时信等胆落矣，其不反以此。（《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施之勉：洪迈曰：高祖用信为大将，而三以诈临之。信既定赵，高祖入信壁，夺其印符。信既灭羽，则又袭夺其军。卒之伪游云梦，而缚信。然则信之终于谋逆，高祖盖有以启之。（《汉书集释·韩彭英卢吴传》）

又：茅坤曰：予疑信知兵，何以令沛公与滕公，得诈称汉使驰入壁。且即其卧，夺其印符。岂信之用兵多大略，而于此独疏耶？（同上）

又：茅坤曰：汉王之间入张耳、韩信壁，而夺其军，何也？岂窭身出成皋，后兵已散。一则欲收耳、信兵，以南抗楚。一则恐耳、信瞰其兵折于楚，而生离心，故为此计，易置诸将以示武耶？（同上）

又：杨时曰：以韩信之才，又辅以张耳，二人皆勇略盖世。余窃怪汉王入壁夺印，召易诸将，而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阔疏，与棘门霸上之军何异耶？使敌人投间窃发，则二人者何得而虏也。岂古所谓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焉？（同上）

[5]【汇注】

何焯：“晨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乃使张耳北收兵赵地。”已举燕、赵，则前所请益三万人可收之以自将。若尽夺其军，则张耳所北收赵地之兵，岂足以东击齐哉？（《义门读书记》卷十五）

[6]【汇评】

刘辰翁：使韩信东击齐，本是不切。齐本叛楚，收之为与国可也。敌方对垒，又增敌；激使归楚，皆未为得。袁生为帝区画，张皇分表，知韩信可用。举齐于楚所不能得，则楚复乘间兼并，齐、楚俱出不意，信方扬规地以自利。故兵虽夺取，出兵间道，实甘心焉。以情而言，所掌兵骤夺，又使人收兵击齐，为用事之莫难者也。帝虽屡败，其英雄不衰。观其自称使者入壁，能使二人失措，信虽桀悍，耳复以厚，故却也，如臂使指。最是败后所生收兵而人从之，不待抚循教习，秦汉间事岂可以人耳目坐论哉！（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7]【汇校】

梁玉绳：附按：“饗”字一本作“鄉”，是也。《汉书》作“鄉”，师古云“鄉读曰嚮”。（《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裴骃：晋灼曰：“在大修武城东。”（《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沈钦韩：《一统志》：小修武聚在卫辉府获嘉县境。修武故城今获嘉县治。（《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吴恂：师古曰“鄉”读曰“饗”。钱大昭曰：“‘鄉’当读为‘饗’，《汉纪》作‘王饗师河南’。”先谦曰：钱说是也。《史记》亦云：“引兵临河南，饗军小修武南。此文临河南句，鄉军小修武句。”恂按：《史记》《汉纪》“饗”当作“鄉”。《汉纪》：“王鄉师河南。”言汉王之师鄉大河之南耳，是时汉王犹在河北，焉能饗师河南？且《史记》两《汉书》唯有饗士卒、饗卫士之文，而似未见有饗军、饗师之文。王氏读临河南为句，不知所谓河南者何指？若以县邑言之，由河南在雒阳之西，势不得临也，苟以斥郡，则亦泛而于义无当；盖汉王既得韩信、张耳军，故还师于河南鄉，而屯于小修武（修武在今河南获嘉县，于汉属河内郡，地近大河，今河南徙，犹濮阳本在河南，今反在其西北矣），伺机欲南渡收复成皋耳。（《汉书注商·高帝纪第一（上）》）

[8]【汇注】

胡三省：汉制：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皆属郎中令。说，式芮翻。（《资治通鉴》卷一〇《汉纪二》注）

[9]【汇注】

徐孚远：按：郑忠之说，即袁生所谓“备多力分”也。（《史记测议·高祖本纪》）

【汇评】

凌稚隆：汉之得着处。（《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吴见思：正欲与战，又顿住。下复插入梁破齐事，文如织锦。（《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黄恩彤：汉王用郑忠策，高垒不战，更以奇兵入楚，佐彭越烧其积聚，俾项羽不得不还而自救，卒至兵疲食尽而收垓下之功，亦可谓发踪指示者矣。长平之战以强秦摧弱赵，兹以弱汉困强楚，均不外断其军食之一策，后之为将者可以鉴矣。（《鉴评别录》卷三《汉纪一》）

[10]【汇注】

裴骃：苏林曰：“绾音以绳绾结物之‘绾’”。（《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方回：项羽欲西，汉遣兵拒之巩，不得西。使刘贾将兵二万人渡白马津，烧楚积聚，破楚军燕郭西。《索隐》曰故南燕国在东郡，秦以为县。合《汉书本纪》《史记高帝》《项羽本纪》考之：始见此年丙申五月六日，楚汉互胜互负之势，大抵汉之势似弱而强，楚之势似强而弱。汉王身护河南郡，连河内郡，以郑之荥阳、虎牢为藩蔽，项羽不能过。而韩信北辑燕赵以窥齐，黥布、彭越、刘贾偏师在南。今汴梁、下邳、东平之地内为之梗，所谓常山蛇势也。项羽备多力分，而汉有左、有右、有中三军相应也。（见《古今考》卷十六“刘贾焚楚积聚”）

何焯：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至，佐彭越，烧楚积聚。既夺信军，乃可分二万人与刘贾，助彭越绝楚粮道矣。（《义门读书记》卷十五）

龚浩康：卢绾，刘邦的同乡好友。跟随刘邦起兵，汉初封长安侯，后封燕王。因谋反逃入匈奴。刘贾，刘邦堂兄。汉初封荆王，后为黥布所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11]【汇注】

司马贞：即黎阳津也。南界东郡白马县。（《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王应麟：白马之津，汉白马县属东郡。《战国策》张仪曰：“决白马之口，以流魏氏。”苏代说燕曰：“决白马之口，魏无黄济阳。”楚伐魏，决白马之口。高诱曰：“白马，津名。”《水经注》：“河过黎阳县南，为白马津。津之东南有白马城。”唐滑州黎阳津，即此也。今属滑州白马县。本卫之曹邑，（黄河去外城十二歩。《郡县志》白马故关，在卫州黎阳县东一里。郦食其说高祖曰：杜白马之津，即此地。后更名黎阳津。黎阳津，一名白马津，在白马县北三十里鹿鸣城之西南隅。《通典》后魏改为黎阳津。）张耳、陈馀从白马渡河，刘贾击楚，度白马津入楚地，（颜氏曰：即今滑州白马县河津。）袁绍遣颜良攻刘延于白马。（《郡县志》白马山在白马县东北三十二里。《开山图》曰：有白马群行山上，悲鸣则河决，驰走则山崩，津与县盖取此山为名。慕容德改黎阳津为天桥津。）（《通鉴地理通释》卷七《郦食其画取楚之策》）

程馀庆：在卫辉府滑县西。（《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韩兆琦：白马津，黄河渡口名，在今河南省滑县东北的旧黄河南岸，与当时北岸的黎阳津隔河相对。（《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12]【汇校】

梁玉绳：按：此以下叙事倒乱，几不可读，当云“与彭越复击破楚军燕郭西（此处似缺“烧楚积聚”四字），遂复下梁地十余城”。项羽乃谓海春侯大司马咎曰：“谨守成皋，若汉挑战，慎勿与战，无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乃行。淮阴已受命东（“淮阴”字误，当作“韩信”），未渡平原，汉王使郦生往说齐王田广，广叛楚与汉和，共击项羽。四年，韩信用蒯通计，遂袭破齐。齐王烹郦生，东走高密。项羽击陈留、外黄、睢阳，下之，闻韩信已举河北兵破齐、赵（“赵”字衍，说见《羽纪》），且欲击楚，则使龙且、周兰往击之（不书主将项它，说在《羽纪》）。汉果数挑楚军（“军”字下倪本、《史》《汉》俱有“战”字），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马怒，度兵汜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金玉货赂。大司马咎、长史欣皆自刭汜水上（不曰“故塞王”而曰“长史”，与《羽纪》同）。项羽在睢阳（“在”字依《羽纪》，此讹为“至”字）闻海春侯破，乃引兵还。汉军方围钟离昧于荥阳东，项羽至，尽走险阻。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间”当作“涧”，说在《羽纪》），项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数项羽曰：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至病甚，因驰入成皋。韩信与战（“战”字衍，说在《羽纪》），骑将灌婴击大破楚军（《汉书》无“大”字）。杀龙且，齐王广奔彭越（“奔彭越”上缺“田横”二字）。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汉王病愈（“病愈”上从《汉书》补“汉王”二字），西入关，至关中兵益出。韩信已破齐，使人言曰：齐边楚，至立韩信为齐王。项羽闻龙且军破，则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说韩信。韩信不听。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刘辰翁曰：“越苦楚兵，此汉事将成也，子长重出此语，未必无意。”辰翁说是。《汉书》谓“彭越、田横苦楚”，似孟坚误）。田横往从之。项羽数击彭越等。”（《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司马贞：故南燕国也。在东郡，秦以为县。（《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程馀庆：故南燕城在汲县西。（《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先谦：宋祁曰：越本无“破”字。先谦曰：燕东郡县在今卫辉府延津县东三十五里。（《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后晓荣：燕县，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秩律》有“燕”县，其上属郡为东郡。《史记·秦始皇本纪》：“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史记·高祖本纪》：“与彭越复击楚军燕郭西。”《索隐》：“故南燕国也，在东郡，秦以为县。”《清一统志》卷二百：“南燕故城在卫辉府延津县北，故胙城东。”秦燕县故址在今河南省延津县东北。（《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东郡》）

[13]【汇注】

司马光：彭越攻徇梁地，下睢阳、外黄等地十七城。（《资治通鉴》卷十《汉纪二》）

【汇评】

凌稚隆：倪思曰：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正此正汉事将成处，子长重出此语，未必无意。按此，彭越功最大。（《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程馀庆：汉之得著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陈子龙：汉之大势在联河北之军以拒楚，然不使楚疲于南，则齐、赵之地未可得也，故出武关，用彭越虚着耳。（《史记测义》）

淮阴已受命东[1]，未渡平原[2]。汉王使郦生往说齐王田广[3]，广叛楚[4]，与汉和，共击项羽。韩信用蒯通计[5]，遂袭破齐。齐王烹郦生[6]，东走高密[7]。项羽闻韩信已举河北兵破齐、赵，且欲击楚[8]，则使龙且、周兰往击之[9]。韩信与战，骑将灌婴击[10]，大破楚军，杀龙且。齐王广奔彭越[11]。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12]。

[1]【汇校】

［日］泷川资言：淮阴，当作“韩信”，枫山本“阴”下有“侯”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王叔岷：梁玉绳云：淮阴字误，当作“韩信”。案：《淮阴侯列传》《汉书·韩信传》“淮阴”并作“信”，《通鉴》作“韩信”，盖梁说所本。（《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2]【汇注】

王叔岷：《汉书》《通鉴》“渡”并作“度”，渡、度正假字（《殷本纪》已有说），作“度”是故书。下文“张春渡河”，《汉书》《通鉴》《汉纪》四“渡”并作“度”，与此同例。（《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3]【汇注】

司马光：郦生说齐王曰：“王知天下之所归乎？”王曰：“不知也。天下何所归？”郦生曰：“归汉！”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汉王先入咸阳，项王负约，王之汉中。项王迁杀义帝；汉王闻之，起蜀、汉之兵击三秦，出关而责义帝之处。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共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项王有倍约之名，杀义帝之负；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天下叛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事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夫汉王发蜀、汉，定三秦；涉西河，破北魏；出井陉，诛成安君；此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后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汉王，齐国可得而保也；不然，危亡可立而待也！”先是，齐闻韩信且东兵，使华无伤、田解将重兵屯历下，军以距汉。及纳郦生之言，遣使与汉平，乃罢历下守战备，与郦生日纵酒为乐。（《资治通鉴》卷十《汉纪二》）

【汇评】

胡三省：郦生之说，形格势禁之说也。盖据敖仓，塞成皋，则项羽不能西。守白马，杜太行，距蜚狐，则河北燕赵之地尽为汉有，齐、楚将安归乎！（《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二》注）

李如箎：详究广野君之说，当时说汉王之时，汉已得燕、赵，韩信将东击齐。楚、汉相距于荥阳，其言杜太行之道，距飞狐之口者，盖欲以固燕赵之心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者，盖欲以断齐楚之路也，愚故谓其言实关当世之大计者。又观郦生之说，齐王言今汉已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飞狐之口，天下后服者先亡。是时汉王已用郦生之言，分兵诸处矣。抑知高祖之善用谋而识兵势也。（《东园丛说》卷下）

[4]【汇注】

韩兆琦：按：言田广“与汉和”可以；言“广叛楚”则不当，因田氏向来未曾归楚。（《史记笺证·高祖本记》）

[5]【汇注】

龚浩康：蒯通，当时著名的说客，范阳（在今河北定兴县西南）人，原名蒯彻，司马迁为避汉武帝刘彻名讳，改为“蒯通”。（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汇评】

方回：三年九月，汉王使郦食其说齐王田广罢守备与汉连和。四年冬十月，韩信用蒯通计袭破齐，齐王烹郦生，东走高密。《史记》书蒯通说语在《淮阴侯传》，《汉书》特立《蒯通传》书之：“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之，宁有诏止将军乎？”于是有为将军数载，反不如一竖儒之言以激，韩信真巇险士也。且韩信已知汉王间下齐矣，佯为不知进兵击之，持此之心以事君，即不可言忠臣矣。（见《古今考》卷十七“郦食其说齐连和韩信袭破齐自立为王”）

[6]【汇注】

司马光：韩信引兵东，未度平原，闻郦食其已说下齐，欲止。辩士蒯彻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以数万众，岁余乃下赵五十余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于是信然之，遂渡河。冬，十月，信袭破齐历下军，遂至临淄。齐王以郦生卖己，乃烹之。（《资治通鉴》卷十《汉纪二》）

［日］泷川资言：韩信袭齐，齐烹郦生，事在汉四年。（《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评】

周紫芝：汉王遣韩信以击齐，而间遣郦生以说之。信欲止军而不行，则未有命。欲乘锐而往，则齐已服。此蒯通之说，所以易摇也。为信计与其全郦生，则不若杀郦生而获罪于高祖哉。（《太仓稊米集》卷六十五）

凌稚隆：倪思曰：以淮阴之勇略击齐，虽微蒯通，亦岂肯出食其下，徒手而反哉。（《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唐顺之：郦生下齐，韩信举兵，遂致齐烹郦而信不之恤，何哉？解曰：信之杀郦生，实所以自杀也。贪一时之功，不顾违高祖之命，是自取猜忌也。信贪谗之口，而辄杀有功之人，是干天诛也。迨其夷族之后，人皆言汉高没淮阴之功，孰知淮阴已先没郦生之功也。人皆言汉高以无辜而戮淮阴，岂知淮阴以无辜而烹郦生也。天道好还，岂偶然哉！吾于是而益信报复之不爽矣。当沛公过高阳时，陈留令何罪而生杀之。嗟嗟！郦生一自反焉，当亦无憾于地下矣。（《两汉解疑（上）·郦食其》）

王夫之：毒天下而以自毒者，其唯贪功之人乎！郦生说下齐，齐已受命，而汉东北之虑纾，项羽右臂之援绝矣。黥布盗也，一从汉背楚而终不可以叛。况诸田之耿介，可以保其安枕于汉也亡疑。乃韩信一启贪功之心，从蒯彻之说，疾击已降，而郦生烹，历下之军，蹀血盈野，诸田卒以殄其宗。惨矣哉！贪功之念发于隐微，而血已漂卤也。（《读通鉴论》卷二）

查慎行：《汉书·郦食其传》多袭《史记》之旧，间或删改一二字，“骑士从容言，如郦生所戒者”《汉书》去之……按：《史记》郦生于齐受烹时，犹有迂阔大言，足见狂生故态，被《汉书》删却，遂觉食其一生至此，索然气尽。（《得树楼杂钞》卷十二）

[7]【汇注】

胡三省：高密县在胶西，宣帝本始元年为高密国。宋白曰：高密，春秋时晏平仲所食邑。（《资治通鉴》卷十《汉纪二》注）

后晓荣：高密，秦封泥有“高密丞印”。秦末齐王烹说客郦生，之后逃往高密。《史记·高祖本纪》：“齐王烹郦生，东走高密。”《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东从韩信攻龙且，留公旋于高密。”《汉志》高密国高密县，莽曰章牟。《水经·潍水注》：“（潍水）又北过高密县西。应劭曰，县有密水，故有高密之名也。”《读史》卷三十六：“秦为高密县，属齐郡。汉初属齐国。文帝十六年分齐地置胶西国。宣帝本始初更为高密国，皆治高密县”；“高密城，县西南四十里，县本治此，汉三年齐田横烹郦生于高密。明年韩信破临淄，齐王广也走高密，文帝封齐倬惠王子卬为胶西王，都高密是也，后汉仍为高密县。”秦高密县故址今在山东省高密县西南。考古调查表明，高密城阴古城为长方形，东西1950米，南北1850米，时代从周代齐国的高密，秦高密县，至西汉高密国都。（《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胶西郡》）

[8]【汇评】

刘辰翁：此史家揣摩语。（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9]【汇校】

裴骃：徐广曰：“（兰）一作‘简’。”（《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汇评】

黄淳耀：拔兴于楚而败者项梁，梁之才非胜广武臣及也；为秦将而败者章邯，邯之才非司马欣、董翳及也；为项籍将而败者龙且，且之才非薛公、曹咎及也。梁骄章邯，邯破之；章邯骄楚，楚破之；龙且骄韩信，信破之。骄者，败之媒哉。（《陶庵全集》卷四）

吕思勉：郦食其说齐王，言项羽非项氏莫得用事；陈平亦言：项王不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此项羽之所以败也。《史记·项羽本纪》言：项王闻淮阴侯已举河北，破齐、赵，且欲击楚，乃使龙且往击之。淮阴侯与战，骑将灌婴击之，大破楚军，杀龙且。《汉书·高帝纪》略同。《项籍传》则云：羽使从兄子项它为大将，龙且为裨将救齐。《史记·曹相国世家》云：从韩信击龙且军于上假密，大破之，斩龙且，虏其将军周兰。《汉书·曹参传》作亚将周兰。《史记·灌婴列传》亦以周兰为亚将，《汉书》同。师古曰：亚将，次将也。然则龙且乃末将耳。诸文所以多言龙且者，盖以其为名将，当时人争指目之，而不数项它及周兰也。龙且乃破淮南之人，其劲悍可知。陈平又称为骨骾之臣，使项王专任之，韩信或不易得志于齐邪？（《论学集林·蒿庐札记·楚将龙且》）

[10]【汇校】

何焯：一本无“击”字。（《义门读书记》卷十五）

【汇注】

［日］泷川资言：梁玉绳曰：“楚救齐之役，此及《淮阴》《田儋》传止言‘龙且’为将，而《高纪》兼言‘周兰’，《灌婴传》兼言‘留公’，盖纪传互见也。但《汉书·籍传》谓‘羽使从兄子项它为大将，龙且为裨将救齐’，舍主将而书偏裨，何也？”又曰：“此与《高纪》骑将上多一‘战’字，当衍之。《汉书》无‘战骑将’三字。”中井积德曰：“《高纪》杀龙且在汉三年，而汉王伤走入成皋，在四年曹咎死之后。”崔适曰：“汜水在成皋西，广武在成皋东，汉渡汜水然后入成皋，复东临广武。若汉王先临广武，曹咎何由西守成皋乎？”此当依《高纪》及《汉书·高纪》《羽传》正。（《史记会注考证·项羽本纪第八》）

[11]【汇校】

李慈铭：慈铭案：“广”当作“横”，广已与龙且同死矣。（《越缦堂读史札记·史记札记卷一》）

沈家本：《纪》云“齐王广奔彭越”，与此合。《田儋传》则云：“虏齐王广。”《表》又云“击杀广”，并异《儋传》。又言“田横亡走梁，归彭越”。则亡去乃横，非广，此事《纪》在三年，《表》在四年十一月，《表》是。下文云“汉四年，遂皆降平齐”。盖与《表》合。信之破齐，实在三年之秋至四年冬始，皆降平齐耳。（《诸史琐言》卷三）

崔适：按：各本误作“齐王广”。广亦为韩信所虏，安得奔彭越？奔越者横也，今依《田儋传》正。（《史记探源》卷三）

徐朔方：《史记》：“……皆虏楚卒。汉四年，遂皆降，平齐。”《汉书》作：“……虏广，楚卒皆降，遂平齐。”按：《史记·高祖本纪》作“齐王广奔彭越”，而两书《田儋传》及《汉书·高帝纪》都说是田广被俘。（《史汉论稿·韩信》）

【汇注】

［日］泷川资言：考证：陈仁锡曰：《田儋传》信虏齐王广，田横奔彭越。此《纪》误。愚按：《淮阴侯传》云：齐王广亡去，此《纪》非“广”下脱“田横”二字，则“奔”下衍“彭越”二字。又按：韩信取齐，事在汉四年。又按：据《灌婴传》，周蘭为灌婴所生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吴汝纶：齐王广奔彭越。《汉书》云：“追至城阳，虏齐王广。”与《田儋》传合，此云“奔”彭越，似误。然此句下即接言彭越“往来苦楚兵”，因广奔彭越乘势及之，非文字夺误也，殆是记异闻耳。（《吴汝纶全集·日记卷第三·史学下》）

韩兆琦：齐王广奔彭越，按：《田儋列传》作“韩信与曹参破杀龙且，虏齐王广。田横亡走梁，归彭越”，与此不同，似应指田横。徐孚远曰：“彭越为汉击楚，而田横失国往从之，横心未尝不附汉，特与淮阴有隙耳，故汉祖后召横欲王之也。”（《史记笺证·高祖本记》）

【汇评】

程馀庆：齐王奔彭越，此自与上走高密相对耳，下遂因奔彭越，接入彭越事，奇文。（《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2]【汇评】

章如愚：又令卢绾、刘贾入楚烧积聚而移越、田横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垓下之战卒以食尽而亡。（《山堂考索》后集卷四十三兵制门《兵食》）

林纾：《汉高本纪》注重首在荥阳、成皋，其能灭项而兴刘者，韩、越同功也。顾韩信之功，震耀耳目，引易辨也。其写彭越处，每于军事艰窘时插入“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如是者再，俾读者知韩、彭同功。着眼于此，是于回光返照中虚写彭越，即是实写彭越。魏善伯论文尝曰“筋骨插穿处不落小家”，史公其足以当之矣！（《春觉斋论文·筋脉》）

徐朔方：总起来说，在楚汉争霸的决战前夕，当项羽和刘邦在荥阳、成皋一带对峙时，彭越部队在项羽后方作战，或者打击他的后卫如项声、薛公部，或者占领土地，一次十七座城邑，一次二十余。汉三年，两度迫使项羽离开前线，对付后方。在荥阳的主要战线上，就给刘邦以可乘之机，先后消灭了项羽的终公和大司马曹咎的主力。汉三、四两年，彭越在项羽后方的另一个重要作战任务，就是切断并夺取项羽的粮食给养，用以供应刘邦，其中一次就达谷物十余万斛。从上面战绩可以想见彭越部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和韩信的参战被张良看作成败关键的原因。刘邦从固陵失败到垓下取得最后胜利，时间只差两个月，军事上的转机就在于韩信、彭越的参战。（《史汉论稿·彭越的战绩》）

四年[1]，项羽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2]：“谨守成皋。若汉挑战[3]，慎勿与战，无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4]。”乃行击陈留、外黄、睢阳[5]，下之。汉果数挑楚军，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马怒，度兵汜水[6]。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金玉货赂[7]。大司马咎、长史欣皆自刭汜水上[8]。项羽至睢阳，闻海春侯破，乃引兵还。汉军方围锺离眜于荥阳东[9]，项羽至，尽走险阻[10]。

[1]【汇注】

牛运震：《汉书》载四年八月“初为算赋，下令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殓，转送其家”。亦要事，《史记》不书。（《读史纠谬》卷一《史记·高祖本纪》）

【汇注】

齐召南：四年，韩信袭破齐，王复取成皋与楚军广武，韩信击斩楚将龙且，虏齐王广，其弟田横，立为齐王，复败，齐地定。立张耳为赵王，立信为齐王，立英布为淮南王。八月与楚约中分天下。九月太公、吕后自楚归。楚师东归，张良、陈平劝王急击之。又：（霸王）四年：与汉并军广武。遣龙且救齐，为汉将韩信所斩。八月与汉约中分天下，九月归汉太公、吕后于汉。（《历代帝王年表·秦年表》）

[2]【汇注】

姚范：“使刘贾将兵佐彭越，烧楚积聚。”归熙甫云：按：高祖使刘贾佐彭越，烧楚积聚。羽乃令曹咎守成皋，而引兵定梁地。汉破咎兵汜水上，复取成皋是一事，而此纪前后倒置，遂作两事。若汉先取成皋，楚无缘复令咎守之也。考《汉书》，纪传自明。（《援鹑堂笔记》卷十五史部）

[3]【汇注】

张守节：挑，田吊反。下同。（《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吴恂：恂案：《孙子·地形篇》曰：“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曹注：“挑战，延敌也。”挑之义，与《司马相如传》“以琴心挑之”之挑同，其本字作“誂”，《说文》誂字解曰“相呼诱也”。《秦策》：“楚人有两妻，人誂其长者，长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许之。”《史记·吴王濞传》“乃使中大夫应高誂胶西王”是也。（《汉书注商·高帝纪上》）

郭嵩焘：案：前叙项王围成皋，汉王逃，楚遂拔成皋。项王东击彭越，汉王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项王乃即汉王相与临广武而语，是成皋已属汉矣，此复云“项王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曰谨守成皋”，成皋属楚、属汉？疑不能明。《高祖本纪》叙汜水之战于前，项羽闻海春侯破，乃引兵还，俱临广武而军，所以临广武间相语者，为楚、汉皆军广武故也。《项羽本纪》叙失次，当以《高祖本纪》为得其实。（《史记札记·项羽本纪》）

李慈铭：慈铭案：挑战之“挑”，各家皆音上声。惟《史记正义》田吊反，必有所本。此字盖可两音。（《越缦堂读史札记·汉书札记卷一》）

【汇评】

李蕊：蕊按：“勿令得东”，以兵缀之也。缀之而戒以“慎勿与战”，其持重之意可想矣。定梁地而必于十五日者，彭越新下睢阳等城，下之易，故定之亦不难也。（《兵镜类编》卷二十六《持重》）

[4]【汇注】

［日］泷川资言：项羽东击彭越，《汉书》以为三年九月事。（《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5]【汇注】

后晓荣：睢阳，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秩律》有“睢”县，汉代无睢县，疑或为睢阳之省文。在《秩律》简文中，“睢”为第一等县，属大县，而汉睢阳为汉梁孝王之都，确为大县，二者暗合。《史记·项羽本纪》：“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项王。”《史记·魏豹彭越列传》：“（彭越）攻下外黄、睢阳十七城。”《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灌）婴者，睢阳贩缯者也。”《水经·睢水注》：“睢水又东迳睢阳县故城南。周成王封微子启于宋，以嗣殷后，为宋都也。秦始皇二十二年，以为砀郡。”《括地志》：“睢阳故城在宋州治南三里外城中，秦县治此。”《读史》卷五十：“商丘县，附郭。古商丘，为阏伯之墟。春秋宋国都也。秦置睢阳县。汉因之，梁国都于此。”考古调查表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故城略呈平行四边形，东2900米，西3010米，南3550米，北3252米，周长12985米，时代从东周至汉代，汉代城墙下叠压春秋宋国都城，汉代为梁孝王之都。（《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砀郡》）

[6]【汇注】

颜师古：张晏曰：“汜水在济阴界。”如淳曰：“汜音祀。《左传》曰‘鄙在郑地汜’。”臣瓒曰：“高祖攻曹咎于成皋，咎度汜水而战，今成皋城东汜水是也。”师古曰：“瓒说得之，此水不在济阴也。‘鄙在郑地汜’，释者又云在襄城，则非此也。此水旧读音凡，今彼乡人呼之音祀。”（《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张守节：汜音祀，在成皋故城东。（《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胡三省：张晏曰：……《索隐》曰：此水今见名汜水，音似；臣瓒说是。张晏曰：在济阴亦未全失。按：古济水当此截河而南，又东流溢为荥泽。水南曰阴，此亦在济之阴，非彼济阴郡耳。《括地志》：汜水源出洛州汜水县东南三十二里方山。《山海经》：浮戏之山，汜水出焉。（《资治通鉴》卷十《汉纪二》注）

方回：“曹咎渡兵汜水”，《汉书》《史记》注音义互有异同。吕东莱曰：“颜师古曰：‘臣瓒以汜水在成皋城东，此说得之音杞，高帝即位于汜水之阳，此水在济阴，音敷剑反。’”回曰：地名有单称济阴者，有专称济阴郡者。张晏谓：汜水在济阴界。如淳曰：“汜”音“杞”，师古以臣瓒为是，张晏为非。《索隐》谓张晏亦未全失。古济水截河而南，东流溢为荥泽，则成皋之汜水亦在济水之阴。水南为阴，但非济阴郡耳。臣瓒之说尤明白也。然字画巳已微不同。（见《古今考》卷十七“汜水有二不同音”）

姚范：三十年《传》：秦军汜南。按：此及前二十四年，天王适郑，居于汜，陆氏并音。凡惟江有“汜”，以韵读之音“祀”。又《汉书·高纪》破曹咎兵于汜水，即东汜水也。小颜云：旧读音“凡”，今彼乡人呼之“祀”，然则此字音读有殊，而非二字也。（《援鹑堂笔记》卷十二经部）

沈钦韩：《水经注》：汜水北迳虎牢城东，又北流注于河。《左传》有东汜水、南汜水。僖二十四年“王处于汜”。杜预云：“南汜也。”僖三十年“秦军汜南”。杜云：“此东汜也。”按：东汜即今汜水县。南汜许州襄城县也（《元和志》：襄王出居此，因名襄城）。（《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吴恂：恂案：汜、氾二字，形似易溷，范书《郡国志》：成皋有汜水。《水经·河水注》：汜水又北迳虎牢城东，汉破司马欣、曹咎于是水之上，汜水又北流，注于河。字皆作汜，且如淳音祀，而颜氏亦谓今彼乡人呼之音祀，然则其字作汜不作氾。下五年，汉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阳。张晏注云：“在济阴界，取其泛爱弘大而润下也。”师古云：“据《叔孙通传》曰：为皇帝于定陶。”则此水在济阴是也。以斯言之，则成皋之水不当与之同名审矣。（《汉书注商·高帝纪上》）

[7]【汇评】

刘辰翁：羽于是尽失金货，力再屈矣。彭城、成皋，立于四战之地，而守非其人，前出后空，巢破迹削，利害如此，安得不以丞相何功为第一哉！（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8]【汇注】

［日］泷川资言：长史欣，宜作塞王欣。《通鉴》改作“司马欣”，而不知司马为秦官名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王叔岷：案：《汉书·高纪》《项籍传》“长史欣”并同。《汉纪》作“长史忻”，欣、忻古通。《通鉴》作“司马欣”，疑涉上文“大司马咎”而误。《考证》谓“宜作‘塞王欣’”，盖本下文“枭故塞王欣头栎阳市”言之。惟与他书皆不合。（《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评】

施子美：忿速者而后可侮。彼惟激而怒，故可得而挠之。高祖使人辱曹咎，而曹咎果出战，此因其怒而挠之也。乃若诸葛亮以巾帼遗宣王，而宣王不动，又安得而挠之耶。（《施氏七书讲义》卷一《孙子·怒而挠之》）

凌稚隆：按：咎与欣二狱掾耳，成皋所系何如者，而可徒以旧恩任耶？（《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9]【汇注】

王叔岷：黄善夫本“眛”作“昧”，《汉书·项籍传》《通鉴》并同（王先谦《项籍传》《补注》云：官本“昧”皆“眛”），《汉书·高纪》作“眜”（王先谦云：官本“眛”作“昧”）。眛、昧并“眜”之误，《项羽本纪》已有说。（《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10]【汇注】

凌稚隆：亦深沟高垒以相拒之意。（《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韩信已破齐[1]，使人言曰：“齐边楚[2]，权轻，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3]。”汉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为守[4]。”乃遣张良操印绶立韩信为齐王[5]。

[1]【汇注】

全祖望：齐郡，始皇二十六年置，汉因之。又分济南、泰山、东平、甾川、北海、千乘、平原。齐之平原与赵分境，赵之勃海与齐分境，盖互相错也。兹特举其概。（《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一）

[2]【汇注】

裴骃：文颖曰：“边，近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边，共为边界。（《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3]【汇评】

王夫之：抑信之为此言也，欲以胁高帝而市之也。故齐地甫定，即请王齐，信之怀来见矣。挟市心以市主，主且窥见其心，货已雠而有余怨。云梦之俘，未央之斩，伏于请王齐之日，而几动于登坛之数语。刀械发于志欲之妄动，未有爽焉者也。信之言曰：“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为人主者可有是心，而臣子且不可有是语。况乎人主之固不可以是心市天乎！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宋祖之慎，曹彬之明，保泰居盈之得道之矣。奚必践姑许之言而亵天之景命哉！（《读通鉴论》卷二）

王鸣盛：信定齐后，若不自请立为假王以镇之，高帝之忌而必欲杀之，犹未必如此之甚也。然张耳定赵，自请立为赵王以镇之，而高帝殊不介意。耳庸材，因人成事，不足忌耳。（《十七史商榷》卷五“信自立为假王”）

钱时：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王者天下归往之谓也。古之封国，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周衰，礼乐征伐不出于上，而后诸侯强大僭号。此岂天下一家爵命之名也哉？项羽袭战国之陋，裂地而王诸侯，此其举措已大可笑。安有人臣奉命出征得国，自请为王以镇之，而上不疑者？是破赵而请王张耳，此韩信欲王之机也。破齐而请为假王，此高祖伪游云梦之机也。观书至此，可为痛心。（《两汉笔记》卷一）

沈长卿：淮阴侯之请假王，说者咎良、平谋无遗谞，不预为请封，而俟其自请。高帝怒动颜色，乃始蹑足附耳焉。得智予曰：非也，高帝猜主也。良、平与信虽有帷幄汗马之分，总同功一体人也。信不自请而良、平代为之请，则帝不疑信而疑良、平。良、平皆以智自完者，辞三万户而受留侯封，竟从赤松子游；不背魏无知以示不忘本，此何如识量哉。而冒嫌疑，以犯帝所深忌耶。侯雍齿而沙中之偶语，息其计画，出于良、平。然雍齿有仇于帝，非有功于帝者，形迹与己不类，以故己之说售，而帝亦无猜无忌，听且从也。世之冤淮阴侯者百喙白其不反，而予观信之为人，漫无成算，反不反彼亦不能自主。汉之君臣，孰从而测之哉。（《沈氏弋说》卷二“张良陈平”）

[4]【汇评】

凌稚隆：汉之得着处。（《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程馀庆：一语弄信于掌中。及劝分地，又曰“使自为战”，子房一生学问，只在用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5]【汇注】

裴骃：徐广曰：“三月。”（《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王叔岷：案：徐注“三月”乃“二月”之误。《月表》《汉书·高纪》《汉纪》《通鉴》皆作“二月”，《淮阴侯列传》：“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集解》引徐广曰“四年二月”是也。韩信请为齐假王，《汉纪》《通鉴》亦并在汉王病创驰入成皋之后。（《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评】

凌稚隆：罗大经曰：功盖天下者不赏，从古有之，韩信请假王，坐不知此。然高帝之忌心，未必缘此而遂萌也。良、平自处以厚，即当说帝以王镇多变之齐，以齐王有功之信，帝素乐于纳谏，必欣然从之，而信可高枕矣。何乃云：“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自王乎？”斯言出而帝起群疑，虽王信以真王，而征兵击楚，是持太阿而执其柄也，信盖岌岌矣。然则淮阴诛族之祸，胎于良平之蹑附也哉！（《史记评林》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蒋励常：功高不赏，千古同患。淮阴既挟震主之威，益宜深自贬损，以其功悉归诸帝，而自处于因人成事者。有征召无不先人而至，及其事定功成，辞齐、楚之封，受瘠土而居之，优悠以终老，此明哲保身之术也。汉祖虽忌，胡为而杀之哉？乃不知出此，而一则贪功王齐，置郦生于死，一则征兵不至，要帝于危。挟胁若此，虽宽仁之主将疑之，况猜忌如帝者乎。识者于此，早知其有赤族之祸矣。至将兵之对，纵如陶氏所云，谓是区区数语，即足以释从前之疑，而免异时之祸哉。甚矣其迂也。（天台陶氏曰：高帝与韩信论将兵，信宜直对曰：天生圣人，为天下主，天下之智勇皆一人之智勇也，不当与臣下争能。臣之事君，唯君所命，夙夜匪懈，臣之职也。如此，则帝心释然。乃较量彼此长短，忘君臣大分，斯言一出，众恶皆起，启赤族之祸云云。）（《岳麓文集·三评史（上）》）

郭嵩焘：高祖之王张耳、黥布，皆因项羽之故而王之，其王韩王信，则以韩故子孙，与田荣、燕广等耳。其诸将有功若韩信者，亦至矣，韩信平齐自请为齐王，必待张良、陈平以深机相感悟而后许之。于是知高祖经营天下之心，固将芟夷天下豪杰，总而操之于己，其规划早定矣。（《史记札记·淮阴侯列传》）

李蕊：蕊按：请为假王，信固自取辱耳。使汉即怒而辱之，亦未必反也，蹑足附耳胡为乎？汉君臣相尚以诈。信之死，君子谓良、平实有以启之。（《兵镜类编》卷三十七《远虑（上）》）

项羽闻龙且军破，则恐[1]，使盱台人武涉往说韩信。韩信不听[2]。

[1]【汇评】

吴见思：因韩信插入项羽说信事，何等轻便。（《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2]【汇评】

易佩绅：是时韩信果不忍倍汉，则径绝蒯彻耳，或即杀之耳。何为始则念之，继则犹豫哉。其念之而犹豫也，盖欲背汉则恐力不能支，欲不倍则恐终夺我齐而杀之也。以忠义之士处此，则不必汉终不夺我齐而始不倍，即知汉终杀我而亦不倍也。以明决之人处此，则彻言可听即听之，不可听即早绝之。汉终可事即竭诚事之，终不可事则功成之日辞其土地爵位而退避之，皆无所谓犹豫也。其犹豫者一，利害之私耳。即使有不忍倍汉之一念，亦只感于汉之以利予我耳。嗟乎！功名富贵之士本止知有利害也。因利害而生忠义，其忠义亦不可恃也。同一利害之私，惟明决者多利，犹豫者多害耳。明决而利者，高帝之类是也；犹豫而害者，信之类是也。（《通鉴触绪》卷四）

方苞：其详载武涉、蒯通之言，则微文以志痛也。方信据全齐，军锋震楚汉，不忍向利倍义，乃谋畔于天下既集之后乎？其始被诬，以行县陈兵出入耳，终则见绐被缚，斩于宫禁。未闻谳狱而明征其辞，所据乃告变之诬耳。其与陈豨辟人挈手之语，孰闻之乎？列侯就第无符玺节篆，而欲与家臣夜诈诏发诸官徒奴，孰听之乎？信之过独在请假王，与约分地而后会兵垓下。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释，况定齐而求自王、灭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减乎？故以通之语终焉。（《方望溪先生全集》文集卷二《书淮阴侯列传后》）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1]。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2]。项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数项羽曰[3]：“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4]，王我于蜀汉，罪一[5]。项羽矫杀卿子冠军而自尊，罪二[6]。项羽已救赵，当还报[7]，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8]，私收其财物[9]，罪四[10]。又强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诈阬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11]，罪六。项羽皆王诸将善地[12]，而徙逐故主[13]，令臣下争叛逆，罪七。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14]，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罪九[15]。夫为人臣而弑其主，杀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16]。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馀罪人击杀项羽[17]，何苦乃与公挑战[18]！”项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19]。汉王伤匈，乃扪足曰[20]：“虏中吾指[21]！”汉王病创卧[22]，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23]，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于汉[24]。汉王出行军[25]，病甚[26]，因驰入成皋[27]。

[1]【汇注】

王叔岷：《考证》：秘阁本、枫、三本“持”作“枝”。案：“枝”与“支”同，“支”亦“持”也。《后汉书·苏竟传》：“天之所坏，人不得支。”李贤注：“支，持也。”《项羽本纪》“饟”作“漕”。《汉书·高纪》作“餉”，饟、餉古今字。《说文》：“饟，周人谓餉曰饟。”《淮南子·览冥篇》“軵车奉饟”，高诱注：“饟，资粮也。”《平准书》：“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2]【汇校】

王先谦：何焯曰：按：《艺文类聚》“间”当作“涧”。周寿昌曰：《御览》六十九引本书《项籍传》云：“沛公与项籍临广武涧而语，数籍十罪。”今亦作“间”，不作“涧”。《西征记》曰：“有三皇山，或谓三室山。山上有二城，东者曰东广武，西者曰西广武。各在山一头，相去二百余步，其间隔深涧。汉祖与项籍语处。”据此，作“涧”为胜。（《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梁玉绳：附按：《义门读书记》云“间”，《艺文类聚》引作“涧”，然以孟注两城相对观之，则如字也。余考《水经注》七曰：“西广武，汉所城也。高祖与项羽临绝涧对语，责羽十罪，羽射汉祖中胸处。东广武，项羽城之。夹城之间有绝涧断山，谓之广武涧。项羽叱娄烦于其上矣。”故《艺文类聚》九引作“涧”，则今本《史》《汉》俱讹。《义门》见《史》《汉》并作“间”字，遂以孟康注实之，而不知孟注乃指广武城言也。又《范睢传》言“秦昭王四十三年城河上广武”，则广武城恐不尽是楚、汉所筑。（《史记志疑·项羽本纪第七》）

【汇注】

胡三省：孟康曰：于荥阳筑两城相对为广武，在敖仓西三皇山上。《括地志》：东广武、西广武在郑州荥阳县西二十里。戴延之《西征记》曰：三皇山上有二城，东曰东广武，西曰西广武，各在一山头，相去百步。汴水从广涧中东南流，今涸无水。城各有三面，在敖仓西。郭缘生《述征记》曰：一涧横绝上过，名曰广武，相对皆立城堑，遂号东、西广武。（《资治通鉴》卷十《汉纪二》注）

沈钦韩：《史记·秦本纪》：昭王四十三年攻韩汾陉，拔之，因城河上广武。《水经注》：济水过西广武、东广武城北，夹城之间有绝涧断山，谓之广武涧。《元和志》：郑州荥泽县东广武、西广武二城各在一山头，相去二百余步。（《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周寿昌：寿昌案：之间二字，《艺文类聚》引作涧。《太平御览》六十九引本书《项籍传》曰：“沛公与项籍，临广武涧而语，数籍十罪。”今亦作间，不作涧。……《十道志》曰，广武涧在今荥泽县西，据此作涧为胜也。（《汉书注校补》卷一）

王恢：广武，《郡国志》：“河南尹荥阳，有广武，有敖仓。”刘《注》引《西征记》曰：“有三皇山，或谓三室（按：《荥阳县志》：‘三皇山、广武山俱在河阴县北十三里，二山相连’），山上有二城，东者曰东广武，西者曰广武，各在山一头，相去二百余步，其间隔深涧，汉祖与项籍语处。”《济水注》：“济水又东迳西广武城，城在山上，汉所城也（按：《范睢传》昭王城广武，即在此）。高祖与项羽临涧对语，责羽十罪，羽射汉祖中胸处也。山下有水，北流入济，世谓之柳泉。济水又东迳东广武城北，楚项羽城之。汉破曹咎，羽还广武为高坛，置太公其上，今名项羽堆。夹城之间，有绝涧断山，谓之广武涧。项羽叱娄烦于其上。济水又东迳敖山北。”近年汉王城、楚王城初步调查：二王城在荥阳县东北四十七华里广武山上，距旧广武城十二华里。广武山东西绵亘，北滨十余华里宽的黄河，南为千里平川。此地的荥阳关、虎牢关、黑石关、函谷关以至潼关，是通往关中咽喉要道的前哨据点。（《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

【汇评】

郭嵩焘：案：此段绝是闲笔，非正文，史公偏以余力曲曲叙出，亦是惊怪绝人，直至项王、汉王相与临广武而语，遂成千古英雄第一会合。（《史记札记·项羽本纪》）

[3]【汇注】

颜师古：数，责其罪也。音所具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汇评】

王迈：逾年而有广武之役，羽张其抚剑疾视之威，帝非不知力非其敌，而乃致辞问罪，从容暇豫如平时。今观其责羽之辞，义气激烈，天如不闻则已，如其闻之，宁不为之感动乎？（《臞轩集》卷三论《高帝论三》）

凌稚隆：陈沂曰：数羽十罪，要是汉得算多，不然则良、平之筹必不画矣。（《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又：王九思曰：项羽势衰在弑义帝一节，而高祖数羽十罪，顾置之末，盖据事之先后次第叙之，非轻弑逆也。（同上）

[4]【汇注】

司马贞：负音佩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编者按：刘邦数羽十罪，可谓自举义旗，声讨羽之檄文。十罪之中，有些确系项羽之罪，有些却未必可信，张子侠《刘邦数项羽“十罪”考评》（《淮北煤师院学报》，1992年第4期）以为“怀王之约”“掘始皇冢”“坑秦卒”“弑义帝”等皆为刘邦杜撰之词，未可信也。

【汇评】

凌稚隆：凌约言曰：“负约”是本情，固宜首及之，阴弑义帝，罪莫大焉，而数之为十，盖据事之先后言耳。（《汉书评林·高帝纪》）

[5]【汇评】

程馀庆：第一罪，即说负约事，足见豁达。（《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杨树达：高祖为义帝发丧，告诸侯曰：“击楚之杀义帝者。”此以君臣之义为言也。及数羽罪，则以背约王己蜀、汉为首，盖一时假借之计，固不能敌其对己愤恨之深也。（《汉书窥管·高帝纪上》）

[6]【汇校】

裴骃：徐广曰：“卿，一作‘庆’。”（《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汇注】

颜师古：……文颖曰：“卿子，时人相褒尊之辞，犹言公子也。时上将，故言冠军。”师古曰：“矫，托也，托怀王命而杀之也。卿子冠军，文说是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韦昭云：“宋义之号。”如淳曰：“卿者，大夫之尊；子者，子男之爵；冠军，人之首也。尊宋义，故加此号。”（《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7]【汇注】

颜师古：李奇曰：“前受命于怀王往救赵，当还反报。”（《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8]【汇注】

凌稚隆：刘会孟曰：掘始皇帝墓，独见于此。（《汉书评林·高帝纪》）

龚浩康：掘始皇帝冢，据《光明日报》1985年3月29日报道，秦始皇帝陵考古队历时十二年，通过大面积调查钻探，在始皇陵“只发现两个盗洞，位于陵西铜车马坑道部位，直径九十厘米至一米，深不到九米，未能接近地宫，整个封土的土层为秦时原状。考古队认为，封土堆的土层未被掘动，地宫宫墙没有被破坏痕迹，地宫水银分布有规律，均可成为地宫未被盗毁的证明”。从两个盗洞的广度和深度判断，盗洞似非项羽及其部下所为。所以，“掘始皇帝冢”之说，有待证实。（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9]【汇校】

［日］泷川资言：秘阁本、枫、三本“私收”作“收私”。（《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胡三省：收取其财物以为私有。（《资治通鉴》卷十《汉纪二》注）

王叔岷：《汉书》《通鉴》亦并作“收私”。师古注：“收取其财以私自有也。”（《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10]【汇注】

程馀庆：项羽掘始皇冢，以三十万人运物，三十日不能尽。（《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1]【汇注】

颜师古：李奇曰：“章邯等为王。”（《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龚浩康：王其将，指项羽封秦降将章邯、司马欣为王，而将秦降卒二十万坑杀于新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12]【汇注】

司马贞：谓章邯等。（《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日］泷川资言：考证：中井积德曰：诸将，指从项羽有功者，申阳、张耳、臧荼、田都等也。愚按：《索隐》当移上文“王其将”下。（《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王骏图、王骏观：项羽皆王诸将善地，观下文令臣下争叛逆，则此诸将乃指臧荼、司马卬等也。（《史记旧注平义·高祖本纪》）

[13]【汇注】

司马贞：谓田巿、赵歇、韩广之属。（《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王先谦：宋祁曰：“‘王诸将善地’，谓章邯等。‘徙逐故主’，谓田巿、赵歇、韩广之属。”王先慎曰：“宋说非也。‘诸将’谓燕将臧荼、齐将田都、赵相张耳之属。下文云‘令臣下争畔逆’正指数人徙逐故主，致起争端。若章邯等为王，已数入六罪矣。”此宋沿《索隐》之说而误。（《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14]【汇注】

龚浩康：夺韩王地，在熊心被立为楚怀王后，原韩国王族后代韩成曾先后被项梁、项羽封为韩王。项羽入关称霸王后，因韩成无军功，不许回封国，却将他带到彭城杀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15]【汇评】

刘辰翁：罪八、九，皆不用“也”字，是骂口。此八、九者，惟第一句负约是本情，余属收拾坐罪，亦不见项羽何语。“临广武之间而语”，此一段，《史》增饰之耳。掘始皇冢独见于此。当是事以为罪，亦厚；强杀子婴，尤厚。“令臣下争叛逆”，是人君语。（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16]【汇校】

王叔岷：《考证》：秘阁本无“大”字、“也”字。案：景祐本、黄善夫本、殿本皆有“大”“也”二字，《汉书》《汉纪》《通鉴》皆同。秘阁本无此二字，盖误脱也。（《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方回：高祖异时临广武数羽十罪，辞严义正，羽之肺肠幽隐洞见无余，可谓知彼知己。（见《古今考》卷六“沛公约项伯谢项羽”）

凌稚隆：吴国伦曰：议者汉业之兴在于数羽十罪。予曰羽即罪不十。羽即不罪楚，宁不汉也。首无若弑义帝，弑义帝罪不赦，即羽不弑义帝，阳尊而阴耆之。而羽咄嗟叱咤，民且口噤心悸。民亦何乐楚，楚亦何能不汉？再无若坑赵卒，坑赵卒罪不赦。即羽不坑赵卒，阳生而阴饵之，而羽千人自齐，民且重足汗背，民亦何乐楚，楚亦何能不汉？三无若背约自王，自王罪不赦，即罪不自王阳却而阴据之，而羽睚眦叱咤，民且目骇胆落，民亦何乐楚，楚亦何能不汉？舍三罪外，姑弗罪而羽必非汉对。何十之为？（《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吴见思：第一罪即说负约事，足见豁达。而第十罪即总数事，用“也”字作结，奇文。（《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计大受：又籍之罪莫重于弑义帝，丁氏奉以汉王与临广武间数其十罪，不以杀义帝为罪一，而曰负约，王我于汉，先一己之私忿，非天下之公论，不知称俱受命怀王而之是，开口便责以不奉主命，非先已私也。由是次第事之先后，皆无非声其渐积无君，故阴弑列之第九，乃总结以罪十。而天下不容大逆无道，则首揭为人臣而弒其主，此铺敘之法，断制之义也，丁识疏矣。（引自《史林测议》卷七“西楚霸王籍”）

程馀庆：总上说一番，成十罪，得指数不休之势。（《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羽唯九罪矣。夫为人臣一条，见总计之语，其事皆在前条，虽别为一罪，窃疑罪十也。“三”字为衍文，则下文意亦顺。（《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刘咸炘：“汉王数项羽曰”云云：十罪，弑义帝反居末。王九思谓据事之先后，非轻弑逆。按：矫杀卿子，在负约王蜀、汉前，而反居二，岂据先后哉？高祖心独以负约为罪，其为义帝发丧，特激诸侯耳。故第一即言“负约”，其情可知。王拯以为至末乃点正意，亦非。（《太史公书知意·项羽本纪》）

业衍璋：汉王数项羽十罪，亦故意足成十条以激其怒耳，其实罪十可概其余，初无待烦言也。（《业衍璋集·读史记杂议一·高祖本纪》）

[17]【汇注】

颜师古：言轻贱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汇评】

吴见思：用刑余罪人，更添色泽。（《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18]【汇校】

张文虎：乃与公，“乃与”疑当乙。（《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陈昌强：此处之“公”绝无可能指项羽，而称自己又绝无称“公”之例。那么，问题到底在哪儿呢？余以为《史记》此处实有文字讹误，“乃与公”当作“与乃公”。据《史记》《汉书》记载，刘邦轻士善骂，临人常自称“而公”“乃公”，“而”与“乃”皆是第二人称代词，可以互用。如：例一：《史记·留侯世家》：“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索隐》：“而公，高祖自谓也。汉书作‘乃公’，乃亦汝也。”例二：《史记·陆贾列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例三：《汉书·张良传》：“上曰：‘吾惟之，竖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又“乃公”本为汉人习用之语，如：例四：《史记·淮南列传》：“淮南王谓侍者曰：‘谁谓乃公勇者？吾以骄不闻过，故至此。’”按：此条《汉书·淮南王传》同之。例五：《汉书·陈万年传》：“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上述之五条例证可以分为二类：一类为骂人的话，如例一、二、四；另一类即实指，如例三及例五。然而不管如何，“乃公”一词为刘邦乃至汉人之习语当无疑义。

两军对阵之时，刘邦自当极尽贬损项羽之能事，“乃公”一词之出口正当其宜。并且，“乃公”二字连用，既可以用于实指，复可以作为市井谩骂之语。刘邦使用市井中最粗俗的语言来骂“为人臣而杀其主，杀其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汉书·高帝纪上》）的项羽，已经将心中对项羽的蔑视完全抒发了出来。

《史记》“乃与公”之轩格不通，前已明辨。今以“与乃公”读之，则前此所述的种种疑碍，皆可涣然冰释。此盖数百年的传抄中，手民不慎将“与乃公”误倒成“乃与公”；或者因为句中语词近似，而将“乃与乃公”（后一“乃”字也可作“而”“若”等）误脱成“乃与公”。班固未细究文意，遂沿袭误文，而更发生误会，复改前称“项羽”之名为“公”。其后，荀悦《前汉纪》、司马光《资治通鉴》又沿班固误文而不察，遂使《史记》“乃与公”云云传千百年而不之疑，或虽疑之而复强为之解，此亦殊可怪也欤！（《史记·高祖本纪“乃与公挑战”辨误》，载《古典文献研究》总第9辑》）

【汇评】

凌稚隆：许相卿曰：至此破楚之势成矣，乃敢大言。（《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19]【汇评】

李德裕：又曰：一人之身，兼有英雄，高祖、项羽是也。其下虽曰项羽英分少，有范增不能用，陈平去之，然称羽能合变，斯言谬矣。项羽坑秦卒以结怨关中，弃咸阳而眷怀旧土，所谓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岂得谓之合变乎？又愿与汉王挑战，汉王笑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及将败也，自为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其所恃者，气力而已矣。可谓雄于韩信，气又过之，所以能为汉王敌。聪明睿知，不足称之。（见《全唐文》卷七〇九《人物志论》）

方回：（项羽）语欲与汉王独身挑战，古之帝王有亲征矣，岂有独身挑战之事，项羽可谓匹夫之勇耳。汉王数羽十罪，可谓知彼知己。羽大罪杀主、杀降，信乎天下所不容，所谓不战而气已索也。至于伏弩射中汉王，又不过区区盗贼之智。（见《古今考》卷十七“项羽亦军广武钟离昧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

凌稚隆：高祖数羽十罪，断则有余矣，然竟为飞镞所中，其于料敌之智或浅也。因以见楚子投袂而起，孟明焚舟而前，是皆幸而成功耳。（《汉书评林·高帝纪》）

[20]【汇注】

司马贞：扪，摸也。中匈而扪足者，盖以矢初中痛闷，不知所在故尔。或者中胸而扪足，权以安士卒之心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颜师古：扪，摸也。伤胸而扪足者，以安众也。扪音门，中音竹仲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21]【汇评】

程馀庆：捷甚！伤胸要害，仓卒中极未易矫。（《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韩兆琦：虏中吾指，犹言“这个囚徒射中了我的脚趾！”《正义》曰：“恐士卒怀散，故言中吾足指。”泷川曰：“变起仓猝，而举止泰然如此，汉皇非徒木强人也。”（《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22]【汇注】

程馀庆：创音疮，伤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23]【汇校】

王先谦：朱子文曰：“此句中多‘汉王’二字。当曰‘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请起行劳军’。”（《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24]【汇评】

刘辰翁：虏伤胸，要害；仓卒扪足语，极未易矫；“毋令楚乘胜于汉”，语重有力。（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程馀庆：此一语甚有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25]【汇注】

张守节：行，寒孟反。（《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26]【汇注】

司马贞：按：《三辅故事》曰：“楚汉相距于京、索间六年，身被大创十二，矢石通中过者有四。”言汉王病创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27]【汇评】

冯梦龙：小白不僵而僵，汉王伤而不伤，一时之计，俱造百世之业。（《智囊补》捷智部灵变卷十三《汉高帝》）

病愈[1]，西入关，至栎阳，存问父老[2]，置酒[3]，枭故塞王欣头栎阳市[4]。留四日，复如军[5]，军广武。关中兵益出[6]。

[1]【汇注】

颜师古：（《汉书》作“瘉”）瘉与愈同，愈，差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2]【汇评】

韩兆琦：存问，慰问。（《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3]【汇评】

刘辰翁：汲汲入关，置酒，留四日，安父老心，盖惧传闻之讹也。（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4]【汇注】

司马贞：枭，悬首于木也。欣自刭于汜水上，今枭之于栎阳者，以旧都，故枭以示之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凌稚隆：宋祁曰：欣自刭汜水上死矣，今枭于此，以欣旧都故示之。（《汉书评林·高帝纪》）

[5]【汇评】

程馀庆：汉王可谓不敢自逸矣，虽禹之辛壬癸甲，何以过之。光武于颍川盗，还宫六日，讨平之。二祖创业之初，其勤如此，后世犹有幸冯石府留饮十日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6]【汇评】

刘辰翁：高帝始终得关中之力，关中民心所以不忘者，秋毫无犯，约法三章之效也。（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朱东润：汉王之在霸上，有兵十万，及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则其兵众。其后还定三秦，尽有内史、陇西、上郡、北地，此皆六国之时秦之故地也。除去苛政，约法三章，复召故秦祝官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则秦之民附。然后用秦之众以东征，故《高祖本纪》，一则曰“兴关中卒乘塞”，再则曰“稍征关中兵以自益”，三则曰“诸将及关中卒益出”。萧何为丞相，亦以兴关中卒，转漕给军，功居诸将上。遂以是东征，南连南越，北拊齐、赵，而项氏亡矣。故项氏之兴，以全楚率天下而亡秦，及其败也，汉高以全秦之众，抚有九江、淮南、衡山、豫章之地，重之以诸侯之师，而羽以楚之半当之，罢疲困顿，其不能济，势也。（《史记考索·楚人建置考》）

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1]，绝其粮食[2]。田横往从之[3]。项羽数击彭越等，齐王信又进击楚[4]。项羽恐，乃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5]，鸿沟而东者为楚[6]。项王归汉王父母妻子[7]，军中皆呼万岁，乃归而别去[8]。

[1]【汇评】

凌稚隆：许相卿曰：叙（彭）越苦楚兵，前后重出，不易一字，妙甚。（《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夏之蓉：彭越虽非信比，然数以游兵击楚，为羽心腹之疾，其功居多。向使无越议羽之后，羽之锋沛公不能当也。越遇羽多败，然韩信以胜为功，彭越以败为功。汉之功臣，并称韩、彭，有以也。后吕后告越谋反，族诛之，由吕后阴谋篡汉，忌信、越两人，故皆不免于祸。（《读史提要录》卷一《西汉》）

郭嵩焘：案：史公于汉三年叙述“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此又重申前语，所以著楚、汉兴亡之实，由彭越居梁地故也。是乃史公极着意处。（《史记札记·高祖本纪》）

[2]【汇评】

刘咸炘：倪思曰：此正汉事将成处，子长重出此语，未必无意。按：此固是挈明大势之言，然何必重书。史公文本多不整，无庸曲为之说。此类曲说亦多，今不具驳。（《太史公书知意·高祖本纪》）

[3]【汇校】

崔适：按：各本中云“彭越将兵居梁地”，至“田横往从之”，此皆三年之重文也。（《史记探源》卷三）

【汇注】

方回：汉王遣间使郦食其说齐连和矣，而韩信进兵虏齐王田广。齐实无罪，汉不诏止韩信，又不赦齐王，无乃怒其烹郦食其而然乎。韩信既立为齐王，田横亦自立为齐王，而无措足之地。奔就彭越，在梁地，且为汉，且为楚，然烧楚积聚为汉常多。田横为无土之王，汉是时，遣使召之，即归汉可也。《汉纪》书“关中兵出益多，而彭越、田横居梁地，往来苦楚”，则田横亦为矣。汉王既即皇帝位，横犹惧诛，亡入海，何也？得非以烹郦食其之故，而高帝终怒之欤。《史记·高纪》不书田横自王事，不书彭越、田横往来苦楚，但曰“彭越往来苦楚，田横往从之”。（见《古今考》卷十七“田横自立为齐王奔彭越”）

王先谦：全（全祖望）说是也。《史记》：“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通鉴》亦云：“汉王之败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独将其兵，北居河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并不及田横，是其证。（《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上》）

龚浩康：田横（？—前202），田荣之弟。狄县（今山东省高青县东南）人。本齐国贵族。秦末随兄田儋起兵反秦。田儋死后，他立田荣之子田广为齐王，自任齐相。韩信破齐后，他自立为齐王。败投彭越，后率领部属五百人逃往海岛（今山东省即墨县东田横岛）。刘邦称帝后，派使者召田横来洛阳。他羞为汉臣，在途中自杀。留居岛上的徒众，闻讯全部自杀。按：自“当此时”至“田横往从之”几句，与前文重复。《史记探源》认为当删。（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4]【汇评】

［日］泷川资言：全祖望曰：鸿沟之约，因项王兵少食尽，韩信又进兵击之，项羽之兵少，由龙且二十万众之败，而食尽，则以彭越绝其粮道，皆有可考。韩信进兵，独不详其始末，盖项羽与汉争于荥阳、敖仓之间，虽兵少食尽，尚可支持，而韩信已王齐，故自淮北捣其国都。观《灌婴传》，则其兵攻彭城，又越彭城而南，直渡广陵，纵横蹂躝，项王安得不议和乎？（《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韩兆琦：田横往从之，崔适曰：“‘彭越将兵’至‘田横往从之’，三年重文也。宜删。”刘辰翁曰：“越苦楚兵，此汉事将成也，子长重出此语，未必无意。”按：崔说是也，刘说强为之辞。（《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5]【汇注】

胡三省：杜佑曰：郑州荥阳县西有鸿沟，楚、汉分界之境。（《资治通鉴》卷一《汉纪二》注）

顾祖禹：鸿沟，《通典》在县南，楚汉分境处。《史记·河渠书》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应劭曰：鸿沟在荥阳县东南二十里。《水经注》尉氏有鸿沟乡、鸿沟亭，睢阳东有鸿口亭，萧县西又有鸿沟亭。苏秦所云：南有鸿沟者，非欤。然则楚汉所分特，就荥阳东西言之耳。《方舆纪胜》鸿沟在河阴县东北，接广武山，与荥泽连。（《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河南二·开封府》）

周寿昌：注引文颖曰，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即今官渡水也。寿昌按：文此注全引《沟洫志》，而误读者也。故地势水道，多不可通。考《志》本从会字断句，于楚字则属之下文，文氏误读。而尤误在以官渡水为鸿沟，漫无区别。观《史记索隐》云，为二渠，一南经阳武，为官渡水；一东经大梁城，即鸿沟，今之汴河是也。是明二渠为一南一东也。《宋史·河渠志》云，禹于荥阳下分大河为阴沟，至大梁浚仪县西北，复分为二渠，一经阳武县中牟台下为官渡水，其一为鸿沟莨菪渠。语尤详晰。文氏奈何混举官渡与鸿沟而一之乎？《后书·郡国志》“鸿沟”下，刘昭引文颖语作注，颜氏复据以注鸿沟，皆失于未考也。至“会于楚”误读，寿昌有校语在《沟洫志》较详。（《汉书注校补》卷一）

钱穆：案：鸿沟为楚、汉分界者，在今荥阳县境。《水经注》：“故尉氏有鸿沟乡、鸿沟亭。今萧县西亦有鸿沟亭，睢阳东有鸿口亭。”苏秦所云“南有鸿沟”也。秦始皇引河水灌大梁，即今贾鲁河，古汴水之分流，亦名鸿沟。（《史记地名考·魏地名》）

王恢：鸿沟，始见于苏秦说魏：“大王之地，南有鸿沟。”《河渠书》：“自是（指春秋）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曹、卫，与济、汝、淮、泗会。”文颖以楚汉中分之界，即官渡水。《索隐》谓：“为二渠：一南经阳武为官渡水；一东经大梁城即鸿沟，今之汴河。”如《河渠书》，众水皆鸿沟之分流，《锥指》（四二）所谓“皆以下流之目追被上源”也。盖石门渠（当今广武西北）首受河，名鸿沟，又名蒗荡渠、汴渠、通济渠，名称互见，实皆源于出河之济。而楚汉一时之约——八月约，十月汉王即追羽至阳夏，十一月而羽卒，并无明确的相关考证。或曰荥阳东南之水，或曰当今贾鲁河，皆以臆测。其时灌婴已下彭城，彭越又断睢阳转输，羽兵少食尽，进退失据，不得不约中分天下，归太公、吕后，所谓鸿沟者，当时亦未必详确也。（《史》称“归汉王父母妻子”，《汉书》晋灼引《汉仪注》，母于兵起时死陈留小黄北。孝惠未被虏。当依《月表》及《王陵传》称太公、吕后。）（《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

又：鸿沟，广武山山顶平缓，山的中间有一条南北方向的大深沟，沟宽八百米，自沟底至山顶高二百米，沟身弯转折曲，悬崖陡壁，岩石高低杂错其间，是一处天然险境，这即有名于史的“鸿沟”。沟的东西二城均为方形。由于年代久远，黄河向南滚移，二城的北部大半被冲塌入河中。汉王城比楚王城面积略大，东西长千二百米，今南北方向仅存三百米。城的南墙西端向北斜去约百余米，而与楚王城南墙不是一条直线。墙体塌落处宽三十米左右，残存高六米、七米不等，其间以西端部分较高，在东墙紧临黄河悬崖最高点，约十米多，如按河水面计算高达二百余米。自鸿沟入城必走此端，磴道尚有痕迹。楚王城东西长一千米，南北长残留四百米，城墙宽二十六米多，城角部分宽约七十米左右。墙体一般高六米至七米不等，其中西南城角为最高，高达十五米——是二城中最高之一点。城内平坦，自西墙外沿河边有一山峰，西墙紧逼其侧，当年筑城时，是有意利用这个地形的。二城的形象大致相同。从塌落的断面看，城墙均用黄土逐层分段夯实，夯层十分明显，夯窝犹有印痕。二王城比现存一些较完整的汉代故城不同，二城的墙身每隔十数米整段塌掉，出现一些缺口，是因年代久远，水土流失所造成。二城的城门位置无迹象可寻，亦无文献可考。从地面考察，并未拾到陶片，也不见砖瓦等残片，也未拾到任何文物。据霸王城村民说，常拾到一些三棱尖锐呈青绿色的铜镞。（《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

[6]【汇注】

司马贞：应劭云：“在荥阳东南三十里，盖引河东南入淮、泗也。”张华云：“一渠东南流，经浚仪，是始皇所凿，引河灌大梁，谓之鸿沟。一渠东经阳武南，为官渡水。”《北征记》云中牟台下临汴水，是为官渡水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龚浩康：鸿沟，一作大沟，战国魏惠王时开凿沟通黄河与淮水的运河。北起荥阳，东经中牟，至开封，折南流至淮阳县南入颍水。后来人们常以鸿沟比喻界限分明，即来源于楚汉的划鸿沟为界。（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7]【汇注】

班固：汉遣陆贾说羽，请太公，羽弗听。汉复使侯公说羽，羽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九月，归太公、吕后，军皆称万岁。乃封侯公为平国君。（《汉书·高帝纪第一上》）

赵翼：《高祖纪》称汉王之二年，定三秦，将五诸侯兵破彭城，寻为项羽所败，西奔过沛，使人求家室，家室已亡去。道遇孝惠、鲁元公主，载以行，而家属反遇楚军，为羽所得，常置军中为质。据《史记》谓是时羽取汉王父、母、妻、子置军中，《汉书》则但谓取太公、吕后，而不言父母妻子。其后羽与汉王约：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遂归汉王家属。据《史记》谓归汉王父母妻子，而班书亦但言归太公、吕后，而不言父母妻子。盖以高祖之母久已前死（高祖起兵时，母死于小黄），羽所得者，但有太公、吕后，而以《史记》所云父母妻子者不过家属之通称，非真有母与子在项羽军中，故改言太公、吕后也。不知高祖母虽已前死，而楚元王为高祖异母弟，则高祖尚有庶母也。（《史记》谓同母少弟，《汉书》则谓同父少弟。颜师古注：“言同父则知其异母也。”按：《吴王濞传》：晁错曰：“高帝大封同姓，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则元王乃异母弟无疑。陆机《汉高功臣颂》：“侯公伏轼，皇媪来归。”正指侯公说项羽，羽归汉王家属之事。曰皇媪来归，明言汉高之母也。）孝惠帝尚有庶兄肥，后封齐，为悼惠王。当高祖道遇孝惠时，与孝惠偕行者但有鲁元公主，则悼惠未偕行可知也。悼惠既未偕行，又别无投归高祖之事，则必与太公、吕后同为羽所得，故高祖有子在项军也。然则《史记》所谓父、母、妻、子，乃无一字虚设，而《汉书》改云太公、吕后，转疏漏矣。（《廿二史札记》卷一“汉王父母妻子”）

梁玉绳：案：《月表》及《王陵传》称“太公吕后”，较之此与《高纪》作“父母妻子”为妥。且是时孝惠未为楚虏，而如淳、晋灼《汉书注》引《汉仪注》言高帝母兵起时死陈留小黄，则此时亦不得有母媪也。《文选》陆士衡《高祖功臣颂》“侯公伏轼，皇媪来归”，亦非。（《史记志疑·项羽本纪》）

易佩绅：其临广武而数羽十罪，盖使羽自知其曲已为天下所不容，故不敢复杀太公，益为天下指名也。其不敢战也，固力不逮，或亦但欲以理之曲直折羽之气，而不欲以力战激羽之气也。其使信、越诸人力战各地，盖亦使羽知天下助汉者已多，汉终不可下，则留太公以为讲和地也。……是时项羽已自知其少助矣。未几，韩信又进兵击楚，羽益患之矣。汉遂遣人说羽请太公，羽乃与汉约，中分天下。于是四年九月归太公矣，是刘季之可稍赎其罪者也，是天柱将绝而未尽绝，地维将灭而未尽灭也。然而危矣。（《通鉴触绪》卷四）

陈垣：《札记》“汉王父母妻子”条，为赵先生最得意之笔。盖曾以《史》《汉》两《高纪》汉王二年、四年事对读，发现汉王家属被楚军所得者，《汉书》称“太公吕后”，《史记》称“父母妻子”，遂疑高祖母虽死，尚有庶母，孝惠帝尚有庶兄肥，必同为羽所得。《史记》所谓“父母妻子”，乃无一字虚设；《汉书》改为“太公吕后”，转疏漏矣。

《日知录》二十一“陆机文误”条，曾据《史记·高纪》《正义》引《汉仪注》，高帝母兵起时已死于小黄，《汉书·高纪》，侯公说羽，羽归太公、吕后，并无皇媪，证明陆机《汉高功臣颂》“侯公伏轼，皇媪来归”，为“不考史书之误”。今《札记》又据“皇媪来归”及“父母妻子”句，证明高祖实有母在楚军。二说对立，人将谁从？

然此乃《史》《汉》用语不同问题，非高祖有无母子在楚军问题。试观下表，则“太公吕后”，“父母妻子”，二语随意使用。《史》亦有称“太公吕后”者，则非《汉书》所改也；《汉》亦有称“父母妻子”者，则此乃家属通称，非必各有其人也。

《日知录》据“太公、吕后”句，以为并无皇媪；《札记》据“父母妻子”句，以为无一字虚设。皆仅据两书片面之词，未统观两书全面也。以此表释两家之说，不几如以汤沃雪乎？（《校勘学释例》“汉王父母妻子”注）

成庆华：按：赵氏此条（汉王父母妻子），所据以为立论之本者，仅为《史》《汉》高祖本纪，而略不及其他。是根基之失也。旁证曲说，明汉王所谓父母妻子者俱全。因定《史记》所谓“父母妻子”，无一字虚设。而《汉书》改云“太公吕后”，转为疏漏。殊不知所知所述，尚仍不足以证汉王家属无一逃脱于楚军。是结论之误也。试申论之。《史记·项羽本纪》记太公吕后间行求汉王，反遇楚军。《秦楚之际月表》于高祖四年九月，亦书太公吕后归自楚。则太史公所谓父母妻子者，乃太公吕后之统称。《汉书·高帝纪》改父母妻子为太公吕后。虽较为准确，然于《项羽传》则又书归汉王父母妻子。则班氏所谓太公吕后者，举其要而已。或统称，或略举，相得而益彰。即班马本人尚未能划一，奚遑我后！而赵氏必欲详之，因不免牵强附会，徒为赘词，详其末而失其本也。（《成庆华史学文存·廿二史札记卷一·汉王父母妻子条书后》）

[8]【汇评】

刘辰翁：“归而别去”与下“西归”不是重，下两句是重起。得父母妻子，即归而别去，复何求哉？此高祖最是处，虽天下不与易也。故“归而别去”，有愧感不忘之心焉。（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项羽解而东归。汉王欲引而西归，用留侯、陈平计[1]，乃进兵追项羽[2]，至阳夏南止军[3]，与齐王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4]，不会[5]。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之[6]。用张良计[7]，于是韩信、彭越皆往[8]。及刘贾入楚地，围寿春[9]，汉王败固陵[10]，乃使使者召大司马周殷举九江兵而迎（之）武王[11]，行屠城父[12]，随（何）刘贾、齐梁诸侯皆大会垓下[13]。立武王布为淮南王[14]。

[1]【汇注】

班固：汉王欲西归，张良、陈平谏曰：“今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罢食尽，此天亡之时，不因其几而遂取之，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从之。（《汉书·高帝纪第一上》）

【汇评】

方回：读此一句，知汉之君臣议中分天下之时未有权从和议，随即进兵之心。不知汉王亦尝思之乎？中分之后，每年如何聘使往来保得决无违盟战争否？想是项羽知有不善之心，暂解东归，调停韩信，收拾兵食，至于给足再举，未可知也？故张良、陈平有养虎自遗患之谏，汉王始决策追项羽云。（见《古今考》卷二十一“汉王欲西归”）

杨慎：项羽兵少食尽，乃约中分天下，汉王欲西归，张良谏曰，今释弗击，是养虎自遗患也。程子曰，张良才识高远，有儒者气象。而亦以此说汉王不义甚矣。升庵杨子曰，程子之言迂矣。张良此言，正所以为义也。且张良之佐汉，本为报韩仇，韩仇者谁先，则无道之秦，后则不仁之羽也。且秦之无道甚于商纣，羽之不仁埒于嬴秦。高祖之诛秦灭项，何异于《书》所谓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易》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乘此机不取，则大事去矣。天下何时而息肩乎？程子之所谓义，必欲汉王守小信而西归，项羽复炽，则天下生灵死于干戈又不止长平四十万而已，儒者立论，何其迂哉。（《升庵集》卷四十七“张良鸿沟之谏”）

郭嵩焘：案：此亦是史公烘染之辞。项羽之东归，灌婴已尽收淮南、北也，东入彭城，项羽之势已穷；高祖之与项羽约者，欲因项羽解兵而东，击其惰耳。史公于此及《项羽纪》并云汉王亦欲引而西归，张良、陈平谏，乃使进兵追项羽；史公文专以顿跌取势，于此亦但自取其文势跌宕耳。（《史记札记·高祖本纪》）

又：案：是时天下已归汉，高祖所以与项羽约中分天下，为欲得太公、吕后而已，岂能纵项羽东归，待张良、陈平之说而始追击之哉？此史家烘托之辞，非事实也。（《史记札记·项羽本纪》）

台湾三军大学：“兵者，诡道也”。楚汉为鸿沟之约，而张良、陈平教刘邦违背之。盖此时已至楚汉最后存亡斗争之关键，汉若乘此时机以击灭之，实较信守和约为更有利，晋文公伐原守信而兴霸业，刘邦用“诡道”而灭项楚，此乃因彼此内外情势不同，因而用之亦异。故“诡”与“信”，用兵时皆可施也。（《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四编第八章《楚汉战争》）

[2]【汇评】

凌稚隆：罗大经曰：吴请成于越，勾践欲许之，范蠡不可；楚求和于汉，帝欲许之，张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机也，二子亦明决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贼，又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汉书评林·高帝纪》）

王鸣盛：汉始终惟利是视，顽钝无耻。其言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羽少汉王十五岁。（《项羽本纪》初起时年二十四，时高祖年三十九。又徐广注，项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岁生，汉五年之十二月死，时年三十一，时高祖四十六。）如其言，则汉王为兄，项王弟矣。鸿门之会，自知力弱，将为羽所灭，即亲赴军门谢罪，其言至卑屈，让项王上坐，己乃居范增之下为末坐，纵反间以去范增，用随何以下黥布。有急则使纪信代死，不顾子女，推堕车下。鸿沟既画，旋即背之，屡败穷蹙，不以为辱。失信废义，不以为愧也。若以沛公居项羽之地，在鸿门必取人于杯酒之间，在垓下必渡江而王江东矣。（《十七史商榷》卷二“汉惟利是视”）

储方庆：汉高初起时属项梁，梁死始能自成军，与项羽比肩事义帝，约为兄弟。当是时，秦军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汉高与项羽，奋顾西击秦。汉高、项羽，固情相亲而志相合也。及项羽负约，东归彭城，汉高举巴、蜀，定三秦，率诸侯之师以伐楚，荥阳、成皋间，相距数年。卒以诛项羽，并天下。汉高亦忍人也哉！君子曰：汉高惟以忍得天下，项羽惟以不忍失天下。汉高之忍，汉高取天下之术也。……鸿沟讲解之后，汉高亦欲引而西归，张良、陈平说曰：“今释弗击，此养虎自遗患也。”遂引兵蹑之。汉高之忍，亦良、平赞之也。此范增之所以痛恨于不杀汉高也。（《储遁庵文集》卷四“高帝灭楚论”）

[3]【汇校】

梁玉绳：案：自此至大会垓下，皆五年冬事，误在四年也。（《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王叔岷：《考证》：“梁玉绳曰：自此至大会垓下，皆五年冬事，误在四年也。”案：自此至大会垓下，《汉书·高纪》《汉纪》并书在五年冬。《项羽本纪》亦书在五年。《通鉴》无此文，而下文直至大会垓下，亦书在五年冬。（《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刘文淇：属淮阳国，楚汉之间属颍川郡。（《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一）

[4]【汇注】

胡三省：徐广曰：固陵在阳夏。晋灼曰：即固始县。余据班《志》，固始与阳夏为两县，皆属淮阳国。刘昭《志》：陈国阳夏县有固陵聚。《括地志》：固陵，县名，在陈州宛丘县西北四十二里。（《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注）

沈钦韩：按：改名固始乃寝丘，非固陵也。上云汉王追项羽至阳夏南，则固陵在阳夏矣。彪《续志》：阳夏有固陵聚。《元和志》在陈州宛丘县西北四十三里。（《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刘文淇：晋灼以为即固始，属淮阳国。（《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一）

王先谦：前汉阳夏、固始为两县，并属淮阳国。后汉并固始入阳夏，《续志》云：阳夏有固陵聚。胡三省《通鉴》注引徐广云：固陵在阳夏也。在今陈州府太康县西。（《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后晓荣：固陵，《史记·项羽本纪》：“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此事也见于《史记·魏豹彭越列传》《史记·高祖本纪》《史记·荆燕世家》等。又《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丁义）破钟离昧军固陵，侯六百七十户。”《正义》引《括地志》云：“固陵，县名也。在陈州宛丘县西北四十二里。”钱穆注曰：“在今淮阳县西北。”秦固陵县故址在今河南省淮阳市西北。（《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淮阳郡》）

[5]【汇注】

刘文淇：又按：《史记·项羽本纪》，汉王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汉王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奈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睢阳，汉属梁国，秦属砀郡；谷城即项羽所葬之谷城山，汉属济阴郡，后汉始立谷城县），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曰：善。（《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一）

[6]【汇评】

程馀庆：又汉之得著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7]【汇注】

龚浩康：张良计，张良认为韩信、彭越失约，是因为分地的欲望未得到满足，因此劝刘邦答应将陈县至海滨之地、睢阳至谷城之地分别封给韩信、彭越，让他们为自己的封地而战。刘邦依计行事，韩信、彭越果然立即进兵。详见《项羽本纪》。（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8]【汇评】

凌稚隆：按：期之则不会，封之则皆来，为人臣而当如是耶？只自速祸尔！（《汉书评林·高帝纪》）

易佩绅：君臣之分不定则已，既定则惟性情相结，利害俱忘，而后可全其终始矣。臣以利要君，君以利诱臣；臣以市侩事君，君以劫盗待臣，如此而尚有能全者哉？韩信取死之道自王齐始也，此又加甚矣。彭越则自此始矣。（《通鉴触绪》卷五）

[9]【汇注】

张守节：今寿州。（《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姚范：韩信彭越皆往及刘贾入楚地，围寿春。按：此处当有脱误。《黥布传》：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数县。六年，布与刘贾入九江，诱大司马周殷，殷反楚。《汉书·高帝纪》：“汉遣人诱大司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迎黥布，布并行屠城父。”《荆王刘贾传》“使贾南渡淮，围寿春，还至使人间招楚大司马殷，殷反楚，佐贾举九江迎英布兵。”据诸文则“此及”字上当有“黥布”，故下云“武王行屠城父”也。寿春属九江郡，黥布之称武王，《传》及《汉书》不载。（《援鹑堂笔记》卷十五史部）

王先谦：寿春，九江县，今凤阳府寿州治。（《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龚浩康：寿春，县名，即今安徽省寿县，当时为九江郡治。（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10]【汇注】

裴骃：晋灼曰：“即固始。”（《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瞿方梅：方梅案：《地理志》固始属淮阳国，即楚叔孙敖所封寑丘地。李申耆曰：在今河南陈州府淮宁县西北，非光州固始。（《史记三家注补正·高祖本纪第八》）

[11]【汇校】

张文虎：举九江兵而迎之，《志疑》云“之”字衍。（《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周殷以兵随刘贾。”（《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韩兆琦：武王，指黥布。徐孚远曰：“黥布称为武王，当是叛楚以后，未归汉以前假为此号。”按：黥布原为九江王，后叛楚只身归汉；今周殷亦叛，故迎其故主而使之仍统九江之众。（《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12]【汇注】

张守节：父音甫，今亳州县。（《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沈钦韩：《一统志》：城父故城在颍州府亳州东南。《元和县志》：西北至州七十九里，明初废，今名城父村。（《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后晓荣：城父，《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益遣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盗，杀陈胜城父。”《史记·项羽本纪》：“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史记·陈涉世家》：“胜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师古曰：“下城父，地名，在城父县东。”《读史》卷二十一南直隶城父城，“州东南七十里。春秋时陈邑”。“秦二世二年，遣长史司马欣、董翳击盗，杀陈胜于城父”。下城父聚，“在县西北八十里。秦二世二年，陈王涉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之以降秦”。《清一统志》卷一百二十八：“城父故城在（颍州府）亳州东南。”秦城父故址在今安徽省亳州市东南。（《秦代政区地理》第五章《四川郡》）

[13]【汇校】

梁玉绳：按：此事各处所书不同，当云“汉王（衍‘败固陵’三字）乃使使者召大司马周殷举九江兵而迎（衍之字）武王，行屠城父，随（衍‘何’字）刘贾齐、梁诸侯皆大会垓下”。随何不过谒者，仅说九江王一见，此时诸侯大会，无缘置身其间也，《史》《汉》各处元无“何”字。（《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张文虎：随何，《志疑》云“何”字衍，《汉书》无。按：《项羽纪》亦作“随刘贾”。（《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王先谦：钱大昭曰：闽本“随”下有“何”字。先谦曰：《史记》作“随何、刘贾、齐、梁诸侯皆大会垓下”。按：随何无战功，不当列刘贾之上。疑《史》“何”字本衍文。但谓殷、布随刘贾及信、越来会耳。《项籍传》“周殷举九江兵随刘贾迎黥布”，与此随刘贾义同。《贾传》“周殷反楚佐贾举九江，迎英布兵，皆会垓下”。佐字与随义亦合，皆其证。随下不当有何字明矣。（《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汇注】

裴骃：徐广曰：“七月。”（《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胡三省：李奇曰：沛洨县聚邑名。洨，下交翻。张揖《三苍注》：垓，堤名，在沛郡，《史记正义》曰：按：垓下是高冈绝岩，今犹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侧，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垓，音该。（《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注）

施丁：《汉书·高帝纪》“随刘贾皆会”一语，是值得注意和分析的。我以为：1.刘邦在固陵时，“使刘贾南渡淮围寿春。（贾）还至，使人间大司马周殷。周殷反楚，佐刘贾举九江，迎武王英布兵，皆会垓下”。说明刘贾是汉王的特使，往来于汉王与淮南间，有穿针引线及负责南线的特殊使命。2.刘贾长期活动于梁楚之地，了解该地的全局形势和地理状况。3.刘贾是刘邦的“从父兄”，这种与君王的特殊关系，在那个时代颇有资格起代表作用。屠城父，刘邦没有亲临，但是由他部署的。（《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6期）

【汇评】

吴见思：写其气势，为下困羽地。（《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14]【汇校】

梁玉绳：按：布王在四年七月，此误书于四年之末，应在归太公、吕后前。徐氏《测议》曰：“黥布称武王，本传不载，当是叛楚以后未归汉以前假为此号，犹项羽自称霸王耶？（楚熊达及赵佗并称武王）（《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崔适：按：称布为武王，亦见《荆燕世家》，而《布传》无之。此语必不承“二年九江王布”为文，中有脱文故也。（《史记探源》卷三）

五年[1]，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2]，与项羽决胜垓下[3]。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4]，孔将军居左[5]，费将军居右[6]，皇帝在后[7]，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8]。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9]，楚兵不利[10]，淮阴侯复乘之[11]，大败垓下[12]。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13]，以为汉尽得楚地[14]，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15]。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16]，斩首八万[17]，遂略定楚地[18]。鲁为楚坚守不下[19]。汉王引诸侯兵北，示鲁父老项羽头，鲁乃降[20]。遂以鲁公号葬项羽穀城[21]。还至定陶[22]，驰入齐王壁，夺其军[23]。

[1]【汇注】

齐召南：五年，冬十月灭项籍，楚地悉定，虏临江王共尉。正月徙韩信为楚王、封彭越为梁王。二月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立吴芮为长沙王，无诸为闽越王。西都洛阳。五月兵罢归家。召故齐王田横，未至自杀。自洛阳西都关中。张良谢病。秋，燕王臧荼反，帝自将击之。立卢绾为燕王。利几反，帝自将击破之。治长乐宫。赵王张耳卒，张敖嗣。（《历代帝王年表·汉年表》）

[2]【汇校】

朱熹：《史记》亦疑当时不曾得删改脱稿。《高祖纪》记迎太公处称高祖，此样处甚多。高祖未崩，安得高祖之号？《汉书》尽改之矣。（引自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四）

张文虎：高祖，《御览》引作“汉王”，与《汉书》合。（《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3]【汇注】

颜师古：应劭曰：“垓音该。”李奇曰：“沛洨县聚邑名也。”师古曰：“洨音衡交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沈钦韩：《元和志》：垓下聚在宿州虹县西南五十四里。旧志在凤阳府灵壁县东南阴陵山之南。（《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王先谦：《续志》洨有垓下聚。高祖破项羽在今凤阳府灵壁县东南。（《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4]【汇注】

程馀庆：前军。极写韩信。（《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汇评】

刘辰翁：淮阴将三十万，盛甚。燕貉之骑必在焉，皆前此所未有也。（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吴见思：独单写一句，极予韩信也。（《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5]【汇注】

程馀庆：蓼侯孔熙。左翼。（《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6]【汇注】

梁玉绳：孔将军、费将军即《功臣表》蓼侯、费侯也。陈贺封费亦在六年，乃不曰陈将军而曰“费将军”，非但与孔将军之称姓异，抑且古无以国冠官而称之者。至《西京杂记》谓孔、费二将军皆假为名，恐不可信。（《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程馀庆：费侯陈贺。右翼。（《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汇评】

刘辰翁：孔将军、费将军复自何来？何汉初人物之多？何一时得助之多？《史记》此处，部分如画图，一却一纵，皆可观。（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7]【汇校】

何焯：皇帝在后，“皇帝”二字，《史》驳文也，时高祖尚未即皇帝位。（《义门读书记》卷十五）

【汇注】

程馀庆：中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龚浩康：皇帝，即汉王刘邦。刘邦与项羽决战垓下时尚未称帝，且此以前均称“沛公”“汉王”等，因此，这里与下文的“皇帝”都应作“汉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8]【汇校】

梁玉绳：按：《续古今考》云：“太史公岂信笔乎？韩信是时为齐王书曰‘淮阴侯’，汉王未为皇帝书曰‘皇帝’，追书人臣则从轻，人主则从重乎？”董份云“至下方尊皇帝，则不宜即着此二字。”余谓“高祖”二字，亦错出，皆当作“汉王”。“淮阴侯”当作“齐王信”。又：是时周勃为将军，其封绛侯在六年，何以不与柴武称将军而书曰绛侯耶？（《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程馀庆：后军：绛侯周勃，柴将军柴武。（《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龚浩康：绛侯，即周勃（？—前169），刘邦同乡。曾以编织蚕箔为业，后随刘邦起兵反秦，率军转战各地，成为刘邦的重要将领，汉初封绛侯。事详《绛侯周勃世家》。（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又：柴将军，即柴武，后封棘蒲侯，封地在今河北省赵县境内。（同上）

【汇评】

吴见思：叙置明白，皇帝在中军耳，两“后”字作致。（《史记论文》卷二《高祖本纪》）

程馀庆：此五花阵也，即马隆所谓鲁公莫测者。用鸿门序坐次法，明晰如画。（《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9]【汇注】

张守节：二人韩信将也。纵兵击项羽也。以“纵”字为绝句。孔将军，蓼侯孔熙。费将军，费侯陈贺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汇评】

程馀庆：一“却”一“纵”，每用一字，而进退迭用之势宛然在目。（《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0]【汇校】

张文虎：楚兵不利，《御览》引作“楚兵退”。（《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评】

程馀庆：以上战法。项王大敌，虽兵少食尽，致死于我，胜负未可知。先合不利者，骄之使惰也；却者，迁延徐退，诱之使疲也。纵是左右夹击，使之应接不暇也。然后因其弊而悉众以乘之，项王虽勇，岂能支乎？故不利也。绛侯、柴将军之军最后，所以备不虞也。淮阴真善将兵哉！（《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又：上序阵法只三十二字，序战法只二十四字，如此一大战，用五十七字写之，而明白无遗，又从容不迫，绝无嚣尘之气，自是神力。（同上）

[11]【汇校】

张文虎：淮阴侯复乘之，《御览》引作“信复乘之”。（《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张守节：复，扶富反。乘犹登也，进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吴见思：垓下之战，淮阴侯自当前阵，必以为一战破楚，偏写不利而却，孔、费再战，淮阴复乘，作三层写。（《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王骏图、王骏观：淮阴侯复乘之，乘，加也，陵也。《周语》“乘人不义”是也。谓淮阴侯复乘势以兵加之也。训登非是，复应音扶富反，侯字误。（《史记旧注平义·高祖本纪》）

【汇评】

陆可教：叙高祖与羽决胜垓下，仅六十字，而阵法、战法之奇，皆具。柴将军在皇帝后，此以上阵法也；淮阴侯先合，不利，以下战法也。曰不利，用奇也；既却，而左右兵纵，因其不利而乘之，此战法奇正相生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高祖本纪》）

牛运震：《史记》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云云。按：此一段叙垓下之战阵法、战法，极奇。《汉书》削去之大为减色矣。（《读史纠谬》卷二《前汉书·高帝纪》）

[12]【汇评】

吕祖谦：此阵即马隆所谓鲁公不识者也。阵者，兵之末。羽以不仁失天下，亦不在一战利钝之间。然羽少学兵法，略知其意，即不肯学，负其雄才高气，而无深沉缜密之度，其病卒见于此时。是故骛大而忽小者，君子惧焉。（引自《古今考》卷二十一“十二月围羽垓下班固汉纪削韩信功”）

何焯：项王大敌，虽兵少食尽，致死于我，胜负未可知。先合不利者，骄之使惰也。却者，迁延徐退，诱之使疲也。纵则夹击之，使不能前后相救，楚兵横断，故不利也。然后因其乱而以众乘之，项王虽勇，岂能支乎？绛侯、柴将军之兵则游兵也，当楚人既动，则绕出其后矣。《汉书》无之。（《义门读书记》卷十五）

郭嵩焘：韩信与项羽始终未一交战，独垓下一战，收楚汉兴亡之全局。云“淮阴将三十万自当之”，以项羽劲敌，韩信自操全算以临之。先为小却，以待左右两翼之夹击，而后回军三面蹙之，是以项羽十万之众一败无余。（《史记札记·高祖本纪》）

[13]【汇校】

梁玉绳：按：“之”字当衍。（《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张文虎：“项羽卒闻汉军楚歌”，《汉书》作“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羽本纪》亦作“夜”，疑此“卒”字误。“汉军”下各本有“之”字，凌云“一本无”，《志疑》云“衍”，今删（编者按：中华本不删“之”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颜师古：应劭曰：“楚歌者，鸡鸣歌也。汉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鸡鸣时歌也。”师古曰：“楚歌者，为楚人之歌，犹言吴歈越吟耳。若以鸡鸣为歌曲之名，于理则可，不得云鸡鸣时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为作楚歌，岂亦鸡鸣时乎？”（《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司马贞：应劭云：“今《鸡鸣歌》也。”颜游秦云：“楚歌犹吴讴也。”按：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为楚歌，是楚人之歌声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14]【汇评】

刘辰翁：项羽卒闻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极是。此军相疑所致。自反间以来，在在处处宜有，此深得情状。谓“羽夜闻汉军楚歌，则非其下”解，本羽之愚，不至此。（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15]【汇评】

徐孚远：楚兵虽败，犹尚全军，项王乃弃之而走。书法曰“是以兵大败”，著其失也。盖楚兵轻［佻］，能胜不能负也。（《史记测议·高祖本纪》）

[16]【汇注】

裴骃：徐广曰：“十二月。”（《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晋灼曰：“九江县。”（《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胡三省：班《志》，东城县属九江郡。《括地志》：东城故城，在定远东南五十里。（见《资治通鉴》卷十《汉纪三》注）

刘文淇：属临淮郡，楚汉之间属东阳郡。（《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一）

王先谦：东城，在今凤阳府定远县东南。（《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冯其庸：我认为项羽是自刎于东城而不是乌江。《项羽本纪》最后这一段文字可能有错简，因为现存的文字本身前后有矛盾，且容易引起误解。“乌江自刎”是误解这段文字的结果。但只要认真研读《史记》对这一问题相关的记载，就可以看到，项羽“身死东城”是无可怀疑的，在《史记》本身找不出一点与此矛盾的地方。我认为项羽乌江自刎，是民间传说，后来形成了杂剧，这样就广泛传播开来了，但它毕竟不是史实。（《项羽不死于乌江考》，载《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2期）

编者按：冯文刊发后，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袁传璋、施丁、汪受宽、可永雪、吕锡生、徐兴海、徐日辉、田志勇等先生都对冯文提出批驳，认为冯文主要存在着无妄假设，大胆求证；断章取义，误读史料；无视实际，以假乱真等问题，并对冯文的主要观点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质疑与否定。

【汇评】

王迈：何谓忍于其小而后能成其大？天下之大，非有以容之，则天下皆吾敌也。少年豪杰之徒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以言勇也。天下有大勇者，有上人之志而能甘心以下人，有集事之谋而未尝与事争势，忍小忿而成大谋，屈一时而伸于后日。此则勇者之所畏也。方天下发难之初，秦兵常胜逐北，羽独破秦军、虏王离、走章邯、降欣、翳，兵锋所加至必糜溃。及闻高帝先入关，则瞋目裂眦，忿如骄鹰猛虎之不可犯。是故每与汉战，有胜无负，吁亦壮矣。而高帝则惟恐其战之不力而胜之不亟也。鸿门之役，锋刃蹈前而不之忿也；彭城之败，睢水不流而不之骇也。失众于荥阳、跳身于鸿门、中弩于广武，生死患难迫其前而其心则休休如也。置太公于高俎而不以为辱，弃二子于后车而不以为憾。南郑之迁屈节从之，鸿沟之约强颜受之。宁为之摧挫困踬而不愿较其是非曲直也。宽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虑，豢之以饱其欲，骄之以昏其智，示其弱而杀其怒，待其间而乘其蔽，然后全其锋而破之于垓下。雍容谈笑遂置羽于死地，前日之摧挫困辱者于是乎一洒之矣。嗟夫！惟天下之至廉者为能贪，惟天下之至怯者为能勇。帝居项氏于贪而自处于廉，故彼之贪反为我所利。帝居项氏于勇而自处于怯，故彼之勇反为我所败。藏贪于廉、藏勇于怯，帝之术神矣，其事伟矣。（《臞轩集》卷三论《高帝论一》）

王鸣盛：两敌相争，此兴彼败，恒有之事。从无藉彼之力以起事，后又步步资彼，乃反噬之，如刘之于项者。项起吴中，以精兵八千人渡江，并陈婴数千人，黥布、蒲将军亦以兵属，凡六七万人。又并秦嘉军，其势强盛。项梁闻陈王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沛公亦起沛往焉。此时沛公甚弱，未能成军，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始得攻丰，拔之。此后凡所攻伐，《史》每以沛公、项羽并称，两人相倚如左右手。非项借刘，乃刘依项。项氏之失策，在立楚怀王而听命焉。羽欲西入关，怀王不许，而以命沛公。乃使羽北救赵，约先入关者王也，其后羽乃得负约名。此项之失策也。然当日若非羽破秦兵于钜鹿、虏王离、杀涉间、使章邯震恐乞降，沛公安能入关乎？羽不救赵破秦兵，秦得举赵，则关中声势转壮，沛公入秦，何如此之易乎？沛公始终藉项之力以成事，而反噬项者也。故曰：“吾能斗智不斗力。”其自道如此，若使夫子评之，必曰“谲而不正”。（《十七史商榷》卷二“刘藉项噬项”）

台湾三军大学：垓下会战为楚汉最后兴废存亡之决战。综察其成败得失，可得如下数项结论：（一）战略上陷于绝对劣势时，虽战术战斗上屡获胜利，亦不能挽救大局。反之，战略上能占绝对优势时，虽战术战斗上屡遭挫败，最后仍可获得胜利。此于项羽刘邦四年之长期作战，可以知之。（二）“兵者，诡道也”。楚汉为鸿沟之约，而张良、陈平教刘邦违背之。盖此时已至楚汉最后存亡斗争之关键，汉若乘此时机以击灭之，实较信守和约为更有利，晋文公伐原守信而兴霸业，刘邦用“诡道”而灭项楚，此乃因彼此内外情势不同，因而用之亦异。故“诡”与“信”，用兵时皆可施之。（三）对战斗力精强之敌作战，重在智取，而不可以力敌。刘邦对项羽之作战，即运用此原则而获全胜。刘邦军战斗力远不如项羽，故始终用疲敌、困敌之战法，以企达战胜之目的。此战法，可为以弱敌强之典型。（四）战法之运用，贵“因敌而制胜”。韩信用兵深得此种妙诀，观其袭魏、破赵、袭齐、破龙且，实皆极尽其“因敌制胜”之能事。至垓下会战，韩信用三十万之兵力对项羽九万之兵力，因在平原地区作战，乃先用诱敌战法，然后由两翼包围击破之，以达到完全包围歼灭之目的。韩信用兵之神妙，可谓叹观止矣！（五）追击为获取战胜最后结果之唯一战法。项羽突围而走后，韩信使灌婴率五千骑兵，紧随尾追，其用意全在穷追而尽歼灭之。设非如此，而使项羽得以率其八百骑南渡江东，重整兵力，以与刘邦斗争，则历史上是否有统一之汉国出现，恐成问题。（六）当机立断，得策辄行，乃为创造事功之基本条件。刘邦于下鲁及葬项羽之后，回军至定陶时，立夺韩信之军，此种勇于决断，及手段之敏捷，皆足见刘邦之异于常人。（七）项羽临毁灭之顷，犹逞其武勇，以快一时之心。可知项羽不过一十足勇将之流耳。太史公评曰：“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四卷第八章《楚汉战争》）

又：楚汉战争之成败，其关于战略运用之得失至巨。以汉兵之弱，对楚兵之强，在战斗上实不堪为对手。然刘邦在屡战屡败之余，竟终能胜楚者，乃在战略运用上获得绝对优势之故。反之，项羽在屡战屡胜之下，所以终于被击灭者，由于战略上陷于绝对劣势之故。（同上）

又：项羽乃楚将项燕之孙（秦将王翦灭楚时项燕被杀），为贵族之遗裔，故其贵族之英雄色彩特为浓厚。刘邦乃一平民出身，且曾为秦最基层之地方官（亭长，治理十里之地）；幼时又好与“屠狗之辈”为伍，喜酒好色，故其“亡命”之本质甚深。因此，项刘二人之德行与作风，大相悬绝。……又项羽在政治上之作风，仍沿袭贵族之政治思想；而刘邦则一仍秦代之政治思想，此亦二人成败之主要关键也。（同上）

又：综上以观，战争之成败，首须以政治为主。而政治之主张，又须顺应社会发展之趋势；顺应者成，违逆者败。其次，则在人才之延用；得人才者胜，失人才者败。再次，则为战争优劣形势之争取；居优者胜，处劣者败。然而，此三者之运用，又须相互连系而结为一体，始能发挥宏伟之功效。细一检讨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其诸所运用，颇合于此一原则，故终能成功，而统一天下，研究战争者，对此其深加注意焉。（同上）

[17]【汇注】

郭嵩焘：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案：灌婴之追项王五千骑耳，项羽之溃围南出，亦不应尚有数万之众，此统合垓下之战言之。（《史记札记·高祖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项羽出走，而余军犹在原处。诸纪传皆不记其战。然此斩首八万，并余军战死者数之也，不然，从项王出者，唯八百骑已，焉得八万首。（《史记会注考证·高祖本纪》）

[18]【汇评】

林慎思：先生曰：“吾闻昔者嬴噬六国，刘剪一项，较其功孰难？”伸蒙子曰：“嬴难。”曰：“六国误于仪、秦之辩，嬴因其敝而取之，奚其难？”曰：“吾闻秦原有鹿，猎师不能获焉。一旦猛虎杀而弃之，然后猎师争而取之矣。且杀之者，生鹿也，争之者，死鹿也。嬴噬六国，是虎杀生鹿；刘剪一项，是猎师争死鹿也。与其得死鹿于刘，孰若得生鹿于嬴之难乎？然嬴不二世，而刘四百年，得生鹿之虎，又孰如得死鹿之猎师乎？”（《伸蒙子》卷上槐里辨三篇《较功》）

[19]【汇注】

胡三省：秦，鲁县属薛郡，项羽初封于此；汉为鲁国。（《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注）

杨树达：《儒林传》：高皇帝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汉书窥管·高帝纪下》）

[20]【汇评】

凌稚隆：郑樵曰：观项羽既亡之后，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汉书评林·高帝纪下》）

[21]【汇注】

班固：初，怀王封羽为鲁公，及死，鲁又为之坚守，故以鲁公葬羽于穀城。（《汉书·高帝纪第一下》）

颜师古：即济北穀城。（《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张守节：《括地志》云：项羽墓在济州东阿县东二十七里，穀城西三里。《述征记》项羽墓在穀城西北三里半许，毁坏，有碣石“项王之墓”。（《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胡三省：宋白曰：宋州谷熟县，古穀城也，汉于此置薄县，又改为穀阳县。（《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注）

吴见思：三年军荥阳以来，至此楚汉之战乃毕。（《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刘文淇：《皇览》曰，项羽冢在东郡穀城东，去县十五里。《太平寰宇记》，郓州寿张县，汉为寿良县，属东郡。谷城山在邑界。又东阿县有故谷城，在今县东。汉于此立县，后废，故城存焉。项羽墓在县东二十七里。（《楚侯诸侯疆域志》卷一）

王先谦：《续志》穀城下云：春秋时小穀。刘注有项羽冢。……在今泰安府东阿县北。《水经·济水注》云：城西北三里有项王之冢，半许毁坏，石碣尚存，题云“项王之墓”。《皇览》云：冢去县十五里。谬也。今彭城穀阳城西南又有项羽冢，非也。（《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王恢：穀城，《郡国志》：“东郡穀城，春秋时小穀。”故治在今东阿县南十二里。穀有二：此言自睢阳以北至穀城，当从今商丘以北达于东阿。其后鲁人礼葬项羽谷城，应为鲁之小穀。而旧说皆说在东阿。《水经》：“济水又北，过穀城县西。”郦注：“故春秋之穀地，齐桓公以鲁庄公二十三年城之，邑管仲焉。《魏土地记》曰：县有谷城山，阳穀之地，春秋齐侯宋公会于此。县有黄山台、黄石公与张子房期处。城西北三里，有项羽冢，半许毁坏，石碣尚存，题云‘项王之墓’。《皇览》云：冢去县十五里，谬也。今彭城，穀阳城西南又有项羽冢，非也。余按：史迁《记》，鲁为楚守，汉王示羽首，鲁乃降，遂以鲁公礼葬羽于穀城，宁得言彼也。”彭城固非，以鲁公葬齐地，亦违情理。《日知录》（四）“城小穀”：“城小穀，为管仲也。据《经》文小穀不系于齐，疑左氏之误。（孙氏云：今经传及注，及后人注二传妄加。）范宁解《穀梁传》曰：小穀，鲁邑。《春秋发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按：《史记》，汉高帝以鲁公礼葬项王穀城，当即此地。”（《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

龚浩康：穀城，邑名，在今山东省平阴县西南东阿镇。一说认为当在曲阜西北的小穀城。（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汇评】

胡寅：或谓高帝之围项羽，无靳智，无遗力，惟恐毙之不速也。羽死，封以本国而葬之，哀哭乃去，诚欤？曰：诚也。帝与羽俱起布衣，受命怀王，约为兄弟。鸿门之隙，自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为之，亦既讲解矣。及羽背关怀楚，放杀义帝而自立，汉王假仁仗正以讨罪人，于是雌雄之势分。然而云扰风驱，雷轰电击，龙蛇交斗，山岳振摇一时，角逐胜败，智伸力屈之迹既已消散，无事则追念当时杖剑并起相与图秦，兄弟约言，辅车敦好，慨然有动于中而不可遏者。此固英雄之人，心事落落之态，而史称其大度者也。诛则诛之，哭则哭之，道并行而不相悖，其斯之类欤！（《致堂读史管见）卷一）

王鸣盛：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此犹自可。杀项羽以鲁公礼葬，为发哀，泣之而去，天下岂有我杀之即我哭之者？不知何处办此一副急泪，千载下读之笑来。（《十七史商榷》卷二“为羽发哀”）

易佩绅：幸哉！周公所开、孔子所家之国至天下泯棼之余，而声灵不坠也。君臣之分一定，虽于暴主而犹为之守也。汉王礼葬项羽，亲为发丧，项氏枝属皆不诛，固汉王之本心犹存，而亦岂非鲁之礼义有以感之欤？吾既幸周公、孔子有灵，而愈惜汉王无仁贤之臣以教之也。然则汉王非不仁也，争心胜则仁心没，争心遂则仁心见矣。使有人焉常导其仁心，以融其争心，孰谓汉王不可为汤武哉！（《通鉴触绪》卷五）

[22]【汇注】

胡三省：班《志》，定陶县属济阴郡，古之陶邑，宋为广济军理所。（《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注）

[23]【汇评】

洪迈：汉高祖用韩信为大将，而三以诈临之：信既定赵，高祖自成皋度河，晨自称汉使驰入信壁，信未起，即其卧夺其印符，麾召诸将易置之；项羽死，则又袭夺其军；卒之伪游云梦而缚信。夫以豁达大度开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终于谋逆，盖有以启之矣。（《容斋随笔》卷第十四“汉祖三诈”）

刘辰翁：天下才定，还至定陶，便驰信壁，夺其军，英君远识，万世赫如也。（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王夫之：汉王甫破项羽，还至定陶，即驰夺韩信军，天下自此宁矣。大敌已平，信且拥强兵也何为？故无所挟以为名而抗不听命，既夺之后，弗能怨也。如姑缓之，使四方卒有不虞之事，有名可据，信兵不可夺矣。夺之速而安，以奠宗社，以息父老子弟，以敛天地之杀机，而持征伐之权于一王，乃以顺天休命，而人得以生。（《读通鉴论》卷二）

凌稚隆：按：项羽方灭，即驰夺信军，功臣自危始此。按：《纪》中凡夺军者三，帝未尝一日忘信也，信可以见几矣。（《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1]。汉王曰：“吾闻帝贤者有也[2]，空言虚语，非所守也[3]，吾不敢当帝位[4]。”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5]。臣等以死守之。”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6]。”甲午[7]，乃即皇帝位氾水之阳[8]。

[1]【汇校】

梁玉绳：《汉书评林》曰：“高祖初上尊号，以开四百年丕基，自宜郑重其事，以故班书载诸侯王两疏及高祖两让之词，盖帝王之规模如是哉，《史记》失之略矣。”（《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班固：诸侯上疏曰：“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汉书·高帝纪第一下》）

徐天麟：汉五年，“诸侯上疏曰：‘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上皇帝尊号。’汉王曰……诸侯王皆曰……于是诸侯王及太尉长安侯臣绾等三百人，与博士稷嗣君叔孙通，谨择良日二月甲午，上尊号，汉王即皇帝位氾水之阳。”（《西汉会要》卷一五礼九《上尊号》）

【汇评】

陆唐老：胡曰：以冬十月追羽至固陵，十一月克之。至春二月，则又累月矣。虽神器归汉，理在无疑，亦见高帝意气雍容，若固有之。与夫大事未集而遽自称尊，如袁术、孙权、公孙之徒，终不克济者，其度量岂直霄壤之远哉！（《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六《太祖高皇帝上》）

又：陈曰：光武、唐高祖未得天下，先即大位，而高祖平定事毕，乃即位，各有意。盖曰：高祖以前未尝有此等事，天下未大定，则人心不服，光武则以汉氏苗裔，故宜先即位以系人心，自魏、晋以后，始以为尝事耳。（同上）

魏了翁：人主自号皇帝自秦政始而汉因之。谥曰高皇帝，则亦袭始皇之陋也。三皇五帝之称号圣人未尝言，虽三王五伯亦未尝言，仅见于孟氏书、戴氏礼，而禹之为王亦未尝见。凡书之言夏王者皆祭也。殷人、周人始说自陋儒俗师强为差等，矜抗皇号于过高，而妄意帝称，羞与王伍，盖春秋时吴楚越皆称王矣。至于战国则齐魏韩赵诸君亦称王，王号既卑，则强者不得不帝，于是秦昭王称西帝，齐闵王称东帝，寻惧而皆去之复称王，至秦政二十六年，遂兼皇帝之号。然犹迟之以二十六年之久，亦见其有未慊于心者。汉初大抵反秦以从民望，而于典章法度猥袭秦余，如皇帝之称最为固陋，而因仍不改。……（《古今考·高帝纪第一》）

刘咸炘：共请尊汉王为皇帝，凌稚隆《汉书评林》曰：“高祖初上尊号，开四百年之基，自当郑重。故班书载诸侯王两疏及高祖两让之词，《史记》失之略矣。”按：此不明断代、通史不同体之言也。断代所应详，通史所应略。（《太史公书知意·高祖本纪》）

[2]【汇注】

韩兆琦：帝贤者有也，犹言“皇帝之号，唯贤者方能享有之”。（《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3]【汇评】

钟惺：真英雄真皇帝之言，收尽后世劝进者之兴。（《史怀》卷五）

[4]【汇评】

吕祖谦：致堂胡氏曰：“古之圣人，应时称号，故曰‘皇’、曰‘帝”、曰‘王’而止矣。非帝贬于皇，王贬于帝也。惟不知此义，遂以皇帝为首称，而以自居；以王为降等，而以封其臣子，失之甚矣！王之为名，继天抚世之谓也，曾是而可使臣子称之乎？吴、楚僭王，《春秋》比之夷狄，六国用夷礼，乃周公之所膺也，岂可以比之？故谓王卑于帝而不称哉。仲尼祖述唐虞，宪章三代，尊周立号，系王于天，其礼隆极，于秦何取焉？有天下者，必法孔子称天王，其列爵诸侯，自公而降，则名正言顺，百世以俟而不惑矣。”（《大事记解题》卷九自注）

程馀庆：此何时而犹不敢当帝位！然立汉社稷，立太子，则汉二年事也，其意向局面久定矣。盖所可自许者，有天下之才，故未为天子之前，自视常若有余，所不敢自信者，有天下之心。故既为天子之后，自视反若不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5]【汇评】

刘辰翁：“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虽写得疏卤，直是到便如大夫与之大夫，何尊宠之有？（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施之勉：班氏作《汉书》，乃改曰“诸侯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取高祖未竟之语而补足之，当时高祖之态度，不可得而见矣。（《史记会注考证订补·高祖本纪第八》）

[6]【汇注】

班固：汉王曰：“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于是诸侯王及太尉、长安侯臣绾等三百人，与博士稷嗣君叔孙通谨择良日二月甲午，上尊号。汉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阳，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灵夫人。（《汉书·高帝纪第一下》）

刘辰翁：便国家，如不可解，是高祖口语。（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汇评】

章太炎：余谓草莽之人，初登帝位，羞愧流汗，事所恒有。《史记·高祖本纪》言诸侯将相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观此一语，当时局促不安之状居然如画。又袁项城洪宪元年元旦，命妇人贺，项城立，曰：“不敢当，不敢当。”夫以汉高、项城之雄鸷，骤当尊位，犹有此惶愧之状，则无怪乎更始之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矣。（《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史学略说》）

[7]【汇校】

梁玉绳：按：《汉书》是“二月甲午”，此缺“二月”两字。（《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裴骃：徐广曰：“二月甲午。”（《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8]【汇注】

裴骃：蔡邕曰：“上古天子称皇，其次称帝，其次称王。秦承三王之末，为汉驱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为号。汉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据《叔孙通传》曰为皇帝于定陶，则此水在济阴是也。音敷剑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张守节：氾音敷剑反。《括地志》云：“高祖即位坛在曹州济阴县界。张晏曰：‘氾水在济阴界，取其氾爱弘大而润下。’”（《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吕祖谦：《汉书·地理志》，定陶属济阴郡，今兴仁府济阴县。（《大事记解题》卷九自注）

胡三省：项羽之分天下，王诸将也，王沛公于巴、蜀、汉中，曰汉王。王怒，欲攻羽，萧何谏曰：“语曰‘天汉’，其称甚美。”于是就国。及灭项羽，有天下，遂因始封国名，而号曰“汉”。（《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注）

沈钦韩：《一统志》：氾水在曹州府曹县北四十里。与定陶县分界。（《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王先谦：《补注》先谦曰：《济水注》菏水东北出于定陶县，北屈，左合氾水。氾水西，分济渎，东北迳济阴郡南。《尔雅》曰：“济别为濋。”吕忱曰：“水决复入为氾，广异名也。氾水又东，合于菏渎。昔汉祖既定天下，即帝位于定陶氾水之阳。氾水之名于是乎在矣。（《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汇评】

吕祖谦：五峰胡氏曰：桀纣秦政，皆穷天下之恶，百姓之所同恶，故商、周、刘汉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亲附，居之安久，所谓仁义之兵也。魏晋以来，莫不假人之柄，而有隳三纲之罪。仁义不立，纲纪不张，无以缔固民心，而欲居之安久，可乎？（《大事记解题》卷九）

程馀庆：自三代而下，唯汉得天下为正。诛无道秦，一也。讨项籍罪，二也。天下已定，始即帝位，三也。后世得蕞尔地，而妄自尊大者，视此可以少愧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钱穆：汉高祖何以能以平民身份一跃而为天子呢？第一是当时东方民众普通反对秦政权，第二是战国以来，社会大变动，贵族阶级崩溃，平民势力崛起，汉高祖正凭此两大潮流之会合而成功。（《国史新论·中国传统政治》）

吕思勉：汉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阳。自义帝亡，惟项羽称霸王，为诸侯长，然诸侯多叛之至此，天下始复有共主矣。（《秦汉史（上）·汉初事迹》）

皇帝曰义帝无后[1]。齐王韩信习楚风俗[2]，徙为楚王[3]，都下邳[4]。立建成侯彭越为梁王[5]，都定陶[6]。故韩王信为韩王，都阳翟[7]。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8]，都临湘[9]。番君之将梅有功[10]，从入武关，故德番君[11]。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赵王敖皆如故[12]。”

[1]【汇评】

凌稚隆：真德秀曰：按：祠祭诏及今此令，才数语，而事理曲尽。陈长方曰：《汉高纪》诏令雄健，《孝文纪》诏令温润，去先秦古法不远。至孝武诏令，始事文采，亦寝衰矣。（《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又：杨慎曰：皇帝曰义帝无后，读至此，使人神观顿改，庶几哉，缟素之有本末也。（同上）

又：项羽既灭，即下“义帝无后”之令，所以终前缟素一说。（《汉书评林·高帝纪下》）

牛运震：《史记》“皇帝曰：义帝无后”，此处特提“义帝无后”真令人耸观动听。以“皇帝曰”三字冠之，政于即位之始正名称号，何等肃重。杨慎所云：“读至此，使人神观顿改，庶几缟素之有本末者也。”《汉书》改“曰下令。曰：‘楚地已定，义帝亡后。’”只如平常语叙去，顿令神色减败。此《汉书》之逊于《史记》处不可以道里计者也。即位在先，分封诸王在后，乃有次第，《汉书》倒置之，亦非。（《读史纠谬》卷二《前汉书·高帝纪》）

韩兆琦：义帝无后，按：此处语气未完。其意盖谓，义帝虽死，其后亦当受封；今乃无后，而不得封之，深以为憾事。（《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2]【汇注】

龚浩康：齐王韩信习楚习俗，这是刘邦迁调韩信以孤立他的托辞。习，熟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3]【汇注】

吕祖谦：“春正月，遂立齐王信为楚王。”《解题》曰：令曰：“楚地已定。义帝亡后，欲存恤楚众，以定其主。齐王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大事记解题》卷九）

[4]【汇注】

张守节：音被悲反，泗州下邳县是，楚王韩信之都。（《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5]【汇评】

凌稚陵：卢舜治曰：封信于楚，封越于魏，所以践固陵之遣使，从张良之计画也。史文前后相顾周匝。（《汉书评林·高帝纪》）

[6]【汇注】

张守节：曹州济阴县城是，梁王彭越之都。（《史记正义·高祖本记》）

刘文淇：《汉书·高祖纪》五年春正月，下令曰，楚地已定，义帝亡后，欲存恤楚众，以定其主。齐王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国建成侯彭越，勤劳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击众，数破楚军，其以魏故地王之，号曰梁王，都定陶。夫项羽王梁楚地九郡，今以项羽所分楚地王韩信，梁地王彭越，则项氏所得之九郡，皆分与信、越。而信地又大于越。信得会稽、东阳、鄣郡、泗水、薛郡、郯郡凡六郡。越得砀郡、颍川、东郡凡三郡。故贾谊对文帝云，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是也。（《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一）

[7]【汇注】

张守节：洛州阳翟县是，韩王信之都。（《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8]【汇注】

吕祖谦：芮为项羽所废。至是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芮为长沙王。是时，豫章属黥布，象郡、桂林、南海皆属赵佗，芮之所有者，独长沙耳。（《大事记解题》卷九）

王恢：上凡七国八王，《惠景间侯者年表》云：“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国。”《集解》：“吴芮、英布、张耳、臧荼、韩王信、彭越、卢绾、韩信。”《索隐》则举“齐王韩信、韩王韩信、燕王卢绾、梁王彭越、赵王张耳、淮南王英布、临江王共敖、长沙王吴芮，凡八国”。裴骃并数臧荼、卢绾以为八王。司马贞不数臧荼而数共敖以为八国。但共敖三年七月卒，子驩嗣，为楚叛汉，五年十二月即为汉所诛，国且除为南郡矣。高帝亦不数临江，实为七国，后王卢绾，并为八王。裴说是。又即位之初，韩信即徙王楚，不当仍曰齐王。

又《东越传》：“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福州。《高帝功臣表》有阳都侯丁复、贳侯傅无害、海阳侯摇毋余，於陵侯华毋害：皆以越将从起丰沛，入关，破秦灭楚，侯）。又《南越传》：十一年五月立赵佗为南越王。又《汉书·高纪》，十二年二月立南武侯织为南海王，实又不止八国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汇评】

王恢：汉高以平民成帝业，为争取最后胜利，安定新得广大土地，不得不因应时势，悬殊爵以励功臣。果也，王齐、梁、淮南以灭楚。楚灭，乃于郡县之外，复剖裂疆土，异姓王者七国。实则各据其手定之地，不得已而即封之也。其处心积虑必欲废之，不待白马之盟也。以故数年间，诛灭殆尽，更封子弟，广强庶孽。七国乱后，众建推恩，疆土日削，无异列侯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9]【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潭州长沙县，本汉临湘县，长沙王吴芮都之。芮墓在长沙县北四里。”（《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司马光：诏曰：“故衡山王吴芮，从百粤之兵，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芮为长沙王。”（《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

胡三省：吴芮封衡山王，都邾；今封长沙王，都临湘。（《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注）

梁玉绳：按：秦改命为制，令为诏，汉遂因之，故《汉书》于高祖未即帝位称令，已即帝位称诏。是时封韩、彭在正月，《汉书》称令，以未即帝位也。封吴芮在二月，《汉书》称诏，以已即帝位也。乃此以封韩、彭在即位后，而又并诏令两词为一端，毋乃乖乎？至韩信久封韩王，不烦重叙，盖十字是衍文，《汉书》无之，但当于后文“淮南王布”之上补“韩王信”三字耳。抑更有疑者，《本纪》以制诏为重，自宜详载，今观汉诸《纪》，高祖、文帝之诏不载颇多，景帝则不载一诏，而其所载诏书复不若班史概以诏称之，或称“高祖曰”，或称“皇帝曰”，或称“帝曰”，或称“上曰”，体例亦太错杂矣。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云“《文帝纪》凡诏皆称‘上曰’，以其出于帝之实意也”。此论殊非，《纪》中赦天下赐酺、赦济北吏民及除肉刑、议郊祀，何以称“诏”不称“上”，岂不出于实意耶？而诏词每与《汉书》不同，甚且撮举数言而不全录，增损字句而非元文，去取之情，固不可晓，擅改之咎，尚复何辞？《史通·点繁篇》谓撰史不妨减略诏书，以武后时史官写制诰一字不遗为訾。斯偏说也，且亦因后世诏语冗长，故为此论。汉诏简古，奚须裁削哉。至《汉书》载封吴芮之诏，谓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封之，尤疑而莫解。盖是时豫章属淮南王英布，象郡、桂林、南海属南粤赵佗，则芮独有长沙耳，诏何以言五郡？又高祖后以南海封南武侯织为王，不知当日分封之制若何，文颖皆谓虚夺以封之，恐未然。（《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程馀庆：今长沙府治。（《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0]【汇注】

沈钦韩：《寰宇记》：饶州鄱阳县。《史记》：楚昭王时，吴伐楚，取番，是也。郡城即吴芮为番君所筑。（《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11]【汇校】

张文虎：故德番君，旧刻“德”作“封”。（《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评】

王夫之：汉王初即皇帝位，未封子弟功臣，而首以长沙王吴芮、闽粤王无诸，此之谓“大略”。二子者，非有功于灭项者也，追原破秦之功而封之。以天下之功为功，而不功其功，此之谓“大公”。楚、汉争于北，而南方无事，久于安则乱易起，立王以镇抚之，此之谓“制治于未乱”。以项羽宰天下不公为罪而讨之，反其道而首录不显之绩，此之谓“不遐遗，得尚于中行”。若此者，内断之心，非留侯所得与。况萧何、陈平之小智乎！量周天下者，事出于人所不虑，若迂远而实协于人心，此之谓“不测”。（《读通鉴论》卷二）

[12]【汇注】

王应麟：《楚汉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赐丹书铁券曰“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汉有宗庙，尔无绝世”。（《困学纪闻》卷一二《考史》）

【汇评】

陈武：高祖封建，班孟坚终始理会不得，孟坚《诸侯王表·序》云：“高帝惩戒亡秦孤立之弊，大启九国，可谓矫枉过正。”说高帝错处正在此。高帝之意其实不然。当时固陵之会用张良谋，取睢阳以北至糓城王彭越，从陈以东傅海王韩信，要之除了河济之北，荥阳以西，汉所得者不以封国，自荥阳以西、南河以南尽以封诸大将，将如今京西、湖北封英布，将如今京东、开封所治与宋亳之地尽封彭越，将淮东、淮北、山东尽封韩信，尽将河南之南、荥阳之东封三大将，裂天下大半。当时急于灭项籍，固陵之会不可无此三人，故尽将羽地封此三人。及十二月，既灭羽，正月便理会此一项。遂下令曰：“楚地已定，更立信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盖高祖既夺三大将地了，思量未有人去镇服之，因且分一二同姓去，其实亦不在大封同姓也。……要之，此事惠帝以后合当理会，只缘不识高祖之意，一向不整理。所以文帝时贾生出来献言，欲分王子弟地。人议论高祖当封国太广者，已失高祖意。至武帝时用主父偃之谋，夺诸侯王地封王子弟而诸侯大弱，亦失高帝之意。大抵创业之君这些规模人不得尽识，所以其治班驳而不可考。昔武王下车之初，便封舜之后，周公深识此意，后来却立三监。周公可为深识武王意。太史公《表·序》曰：“天下已定，骨肉同姓少，故广疆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郡八九十，形错诸侯，犬牙相临，乘其扼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此稍得高祖意。后人议论高祖，道他王诸将地稍广，后皆诛灭，不如汉光武诸将地不过列侯，能保全功臣。人都道伊议论好，然高祖本意不如此。（见《十先生奥论注》续集卷一一《考古论》）

黄省曾：汉之封建，病于太滥而无检，不广之于帝王之后及大德之贤，又无周家田宅狩朝司马之制，班固所谓汉兴惩戒亡秦孤立，大启九国，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制同京师，矫枉过其正矣。此其纷纭多故，非封建之罪也。（《五岳山人集》卷二十八《难柳宗元封建论》）

王夫之：汉高天下既定之后，侈于封矣，反者数起，武帝夺之而六宇始安。承六王之敝，人思为君，而亟予之土地人民以恣其所欲为，管、蔡之亲不相保，而况他人乎！以天下市天下而已。乃为天子，君臣相贸，而期报已速，固不足以一朝居矣。（《读通鉴论》卷二）

钱大昕：自秦始皇废封建，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尽领于天子，有郡无国者凡十三岁。及二世嗣立，而陈涉起事，豪杰响应，仍复六国之名，各自分立郡县，非复秦三十六郡之旧矣。汉既并天下，惩秦之弊，大封齐、赵、燕、代、吴、楚、淮南、梁、淮阳、长沙诸国。其时天子自领者，仅三河、内史等十五郡，而诸侯王国亦各有所领之郡，《志》所载高帝置郡二十六，其十之八皆属于王国者也，故其时国大而郡小。（《潜研堂集》文集卷十六《汉百三郡国考》）

龚自珍：汉有大善之制一，为万世法，关内侯是矣。汉既用秦之郡县，又兼慕周之封建；侯王之国，与守令之郡县，相错处乎禹之九州，是以大乱繁兴。封建似文家法，郡县似质家法，天不两立；天不两立，何废何立，天必有所趋。天之废封建而趋一统也，昭昭矣。……关内侯者，汉之虚爵也。虚爵如何？其人揖让乎？汉天子之朝，其汤沐邑之入，稍稍厚乎汉相公卿，无社稷之祭，无兵权，无自辟官属，虽有百主父偃、贾谊、晁错之谋，无所用；汉待功臣尽如此，无韩彭矣；待宗室尽如此，无吴楚七国矣。（《龚定庵全集类编》文集卷上《答人问关内侯》）

吴见思：前写项羽分封一段，此又写汉王分封一段，两处照耀，不见重沓。（《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牛运震：高祖即位以来，诏书凡十八九道，皆封侯王、尊高爵、复诸侯子、赦天下、求贤士等大事也，当依《汉书》一一详载之。（《读史纠谬》卷一《史记·高祖本纪》）

梁启超：及楚汉相持，而郦食其说汉王复立六国后，印已铸矣，张良一言而解，岂所谓天之所废，谁能兴之者耶！项羽以宰割分封而亡，汉高以力征混一而帝，一顺时势，一逆时势而已。然高帝既定天下，犹且裂地以王韩、彭，分国以侯绛、灌，盖人情习见前世故事，未得而遽易也。（《饮冰室文集点校》卷三《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

天下大定[1]。高祖都雒阳[2]，诸侯皆臣属。故临江王欢为项羽叛汉[3]，令卢绾、刘贾围之，不下。数月而降，杀之雒阳[4]。

[1]【汇校】

张文虎：天下大定，旧刻“大”作“悉”。（《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2]【汇注】

吕祖谦：按：《史记·本纪》高祖欲长都雒阳，齐人刘敬说及留侯劝上，入都关中。（《大事记解题》卷九）

【汇评】

刘辰翁：蠢甚！（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3]【汇注】

裴骃：徐广曰：“一作‘尉’。”（《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程馀庆：“临江王驩”，一作“尉”，共敖子。（《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韩兆琦：临江王尉，即共敖，项羽所立临江王共敖之子。驩，一作尉。为项羽叛汉，忠于项羽，反对刘邦。泷川曰：“项王败死，而鲁人守节不辄下，临江王、燕王、利幾相踵叛汉，皆其遗臣；高祖使诸项氏臣名籍（以名称呼项籍），郑君独不奉诏，亦其旧将，亦足以见项王仁而爱人也。”（《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4]【汇校】

梁玉绳：按：临江之杀在十二月，《汉书》与《月表》甚明，此误书于二月即帝位后。又：临江王之名，徐广一作“尉”，是《荆燕世家》《卢绾传》及《汉书》纪、表、传并作尉，惟《月表》读为“驩”，此必后人因《表》妄改也。（《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施之勉：按：围羽垓下，灌婴追斩羽东城，在十二月。此云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当在十二月羽死之后也。又云：围之不下，数月而降。则临江之杀，决不在十二月矣。是当以此《纪》为正，未可据《汉书》与《月表》，而谓此书于二月即帝位后为误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高祖本纪第八》）

五月，兵皆罢归家[1]。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2]，其归者复之六岁[3]，食之一岁[4]。

[1]【汇注】

吕祖谦：自屯卫之外，各还农亩也。（《大事记解题》卷九）

【汇评】

程馀庆：高帝之得天下，书“兵罢归家”；光武之中兴也，书“罢郡国车骑材官，复还民伍”，其广大气象，与秦隋之销兵器、毁兵仗者，大不侔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高祖本纪》）

[2]【汇注】

吕祖谦：即汉二年集栎阳为卫者也。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又曰：“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然则诸侯子为卫，意者亦有更代矣。（《大事记解题》卷九）

王先谦：诸侯人曰诸侯子，犹今汉人曰汉子，回人曰回子，番人曰番子耳。（《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3]【汇注】

颜师古：各已还其本土者，复六岁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上》）

[4]【汇校】

梁玉绳：按：《汉书》详述此诏无“食之一岁”之语。而诏语数百字，史公止摘“复诸侯子”四句，何也？（《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张守节：食音寺。（《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高祖置酒雒阳南宫[1]。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2]，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3]？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4]？”高起、王陵对曰[5]：“陛下慢而侮人[6]，项羽仁而爱人[7]。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8]。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9]。”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10]，决胜于千里之外[11]，吾不如子房[12]。镇国家[13]，抚百姓，给，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14]。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15]，吾不如韩信[16]。此三者[17]，皆人杰也[18]，吾能用之[19]，此吾所以取天下也[20]。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21]，此其所以为我擒也[22]。”

[1]【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南宫在雒州雒阳县东北二十六里洛阳故城中。《舆地志》云秦时已有南北宫。”（《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王先谦：《舆地志》云：秦时已有南北宫。沈钦韩云：更始自洛阳而西，马奔触北宫铁柱门。光武幸南宫却非殿。盖秦虽都关中，犹放周东都之制。（《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汇评】

吕祖谦：皋陶之陈谟曰：“在知人，在安民。”高帝论得天下之由，独以用三杰自许。而自起丰、沛以来，与民休息之志，贯于幽明，其大略可谓合矣。《史记正义》曰：《括地志》云：南宫在雒州雒阳县东北二十六里洛阳故城中。《舆地志》云秦时已有南、北宫。以此考之，秦虽都关中，犹仿周东都之制，建宫阙于洛阳。高帝之西洛阳名为郡，而终西京之世，实以为别都。赵涉劝周亚夫出武关，抵雒阳，直入武库，击鸣鼓，霍光以丞相车千秋子为雒阳武库令，更始自雒阳而西初发，李松奉引，马惊，奔触北宫铁柱门。光武降朱鲔，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然则自高帝迄于王莽，洛阳南、北宫、武库，皆未尝废。周召卜宅之意，固非后世所能喻。至于天下之形势，则始皇、李斯、高帝、张良盖深识之矣。（引自《古今考》卷二十三“置酒雒阳南宫”）

彭龟年：汉高祖乘时崛兴，不由积累，五年而成帝业。自非英资绝人，孰能至是？知人善任使，尤其所长，所以灭秦扫项，若此甚易。然资高而不学，气充而志卑，承周秦更变之余，先王法制虽悉破坏，未至如后世影灭迹绝不可考寻，而乃安于小成，自甘浅陋。司马迁《史记》，高祖大事，多舍不录，而独载其置酒洛阳南宫，盖伤其志，以此为至足而遂已也。使后世不复见三代之治，非高祖之罪乎！（《止堂集》卷十《汉高帝论》）

[2]【汇校】

王先谦：应劭曰：“旧曰彻侯，避武帝讳曰通侯。通亦彻也。通者，言其功德通于王室也。”张晏曰：“后改为列侯。列者，见序列也。”《补注》：先谦曰：《通鉴》作彻侯，盖宋人回改《史记》作列侯。（《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汇注】

颜师古：如淳曰：“朕，我也。”蔡邕曰：“古者，上下共之。咎繇与帝舜言称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独以为尊称，汉遂因之而不改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汇评】

程馀庆：他人语末，此却先出，雄爽在目。（《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3]【汇评】

班彪：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诚好谋，达于听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趣时如响起。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郦生之说；悟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举韩信于行阵，收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见《文选》卷五二《王命论》）

苏辙：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据势胜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广收信、越出奇之将，以自辅其所不逮；有果锐刚猛之气而不用，以深折项籍猖狂之势。……夫古之英雄，唯汉高帝为不可及也夫！（《栾城应诏集》卷二《三国论》）

[4]【汇评】

胡应麟：将之道，曰智、曰勇而已。古今圣于勇，其项籍乎？圣于智，其韩信乎？勇而困于智，虽万钧犹匹夫也。羽之勇，无所事谋；而敌之谋，亦无所施。智而藉乎勇，虽百胜犹恒技也。信之智无所事力，而敌之力亦无所用。而汉高者又能使籍失其勇，信失其智。才愈高，衷愈隐，业愈盛，德愈衰矣。（《少室山房笔丛》乙部外篇）

[5]【汇校】

王先谦：张晏曰：“诏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对。”孟康曰：“姓高名起。”臣瓒曰：“《汉帝年纪》：高帝时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邴吉。高帝时奏事，有将军臣陵、臣起。”师古曰：“张说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则丞相萧何、太尉卢绾及张良、陈平之属，时皆在陵上，陵不得先对也。”《补注》：钱大昭曰：“《汉纪》无‘高起’二字，张、孟说皆不了。当是衍文。周寿昌曰：《汉帝年纪》一书，不传王陵，封安国侯，非信平。《高祖功臣表》无都武侯起其人，惟南侯起，孝文时以信平君侯。则信平属之起，而高帝时尚未侯也。”又云：“魏相邴吉奏。高帝时奏事，有将军臣陵、臣起。考《魏相传》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数条，汉兴以来便宜行事，引高皇所述书，有云相国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谨与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议，而无臣起。盖奏事所辑不止一条，孟注或有据。张云‘诏使高官者起’语为不经也。”先谦曰：此条所当阙疑。邴吉下脱“奏”字。官本有。陈浩云：监本魏相邴吉奏下衍“事”字，盖涉于下文“奏事”而误也。今从宋本删之。邴吉依本书当作“丙”。（《汉书补注·高纪第一下》）

【汇注】

裴骃：孟康曰：“姓高，名起。”瓒曰：“《汉帝年纪》：高帝时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时奏事有将军臣陵、臣起。”（《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张晏曰：“诏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对。”……师古曰：“张说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则丞相萧何、太尉卢绾及张良、陈平之属，时皆在陵上，陵不得先对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胡三省：《姓谱》：齐太公之后，食采于高，因氏焉。（《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注）

周寿昌：臣瓒注曰，《汉帝年纪》帝时有信平侯陵，都武侯起。寿昌按：《汉帝年纪》一书，惜不传。王陵封安国侯，非信平。检《高祖功臣表》，无都武侯起其人，惟南侯起。是孝文时以信平君侯，则信平属之起，而高帝时尚未侯也。又云：魏相邴吉奏高帝，时奏事有将军臣陵臣起。考《魏相传》“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数条，汉兴以来便宜行事，引高皇所述书，有云相国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谨与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议，而无臣起。盖奏事所辑，原不止一条也。孟康注，姓高名起，必有据。而张晏云，诏使高官者起，语为不经也。（《汉书注校补》卷一）

龚浩康：高起，人名。孟康说：“姓高名起。”据钱大昭考证，“《魏相传》述高祖时受诏长乐宫者，但有将军陵，无臣起；《汉纪》亦无‘高起’二字，二字当衍文”。又《史记会注考证》认为：“对语七十余言二人一辞，于理所无；高祖亦唯言公，不言公等，钱说近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6]【汇注】

沈自南：《古今考》《史记·留侯世家》《汉书·张良传》郦食其欲立六国后两称陛下，张良发八难称陛下者凡十一，《史记·秦始皇纪》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合议尊号秦始皇称陛下，蔡邕曰，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于陛侧以戒不虞，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与之言，因卑达尊之意也。上书亦如之。按：此天子称陛下自秦政始也。汉王未即天子位而郦食其、张良已称陛下，此司马迁之笔而班固因之，当时未必果耳，后世天子皆称皇帝陛下，非二帝三王之旧制也。（《艺林汇考·称号篇》卷之一）

【汇评】

王懋竑：汉高帝嫚而侮人，然于留侯不敢轻也，称之必曰“子房”。尤惮周昌，后亦称王陵，四皓之来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避逃我。”其重之如此。然则高帝所嫚侮者叔孙通、随何辈耳。汉廷无一儒者，所以不足启高帝之敬畏也。（《白田杂著》卷五《读史漫记》）

[7]【汇评】

刘辰翁：“陛下嫚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两句，惊异，犹有先秦策士之风。其发明仁敬之无益，亦后人所不能及也。（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8]【汇注】

龚浩康：天下，这里指刘邦的部属，相当于说“大家”。（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9]【汇评】

王鸣盛：项王之失，不在粗疏无谋，乃在苛细多猜疑，不任人。韩信、陈平皆弃以资汉，至于屡坑降卒，嗜杀失人心，更不待言。（《十七史商榷》卷二）

吕思勉：刘、项成败，汉得萧何以守关中，韩信以下赵、代、燕、齐，而楚后路为彭越所扰，兵少食尽，固为其大原因。然汉何以得萧何、信、越等，而楚亲信如英布、周殷等，且纷纷以叛乎？高祖置酒洛阳宫，曰：“……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高祖所言，与高起、王陵所说，其实是一。韩信曰：“项王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陈平言：“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郦食其说齐王，亦言项羽非项氏莫得用事。盖项氏故楚世家，其用人犹沿封建之世卑不逾尊、疏不逾戚之旧，汉高起于氓庶，则不然也。然是时知勇之士，固不出于世禄之家，此其所以一多助、一寡助乎？然则刘、项之兴亡，实社会之变迁为之矣。（《秦汉史（上）·秦汉兴亡》）

[10]【汇校】

梁玉绳：附按：《汉书》无“策”字，《御览》八十七引《史》作“於”字，疑“策”字讹，然《留侯世家》亦作“筹策”也。（《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张文虎：夫运筹策，《御览》八十七引“策”作“於”，《志疑》云《留侯世家》亦作“策”。（《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李景星：“夫运筹策帷帐之中”，按：《汉书》无“策”字。“帷帐”作“帷幄”。（《四史评议·史记评议·高祖本纪》）

【汇注】

陆唐老：帷，于龟反；幄，乙角反。在旁曰帷，悉周曰幄。（《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七《太祖高皇帝下》自注）

[11]【汇校】

陈直：直按：《汉张迁碑》文，叙张良事作“运筹帷幕之内，决胜千里之外。”虽用《史》《汉》语，与今本却不同。（《史记新证·高祖本纪第八》）

[12]【汇评】

王迈：子房，高帝之蓍龟也。……至于临大事、决大疑、处大缓急，未尝不以质之子房。甚矣，子房之大有造于汉也。自今观之，南阳之捷，帝意欲西，良乃力陈危道之谏，遂得以败秦拔宛，设无良言，则秦攻其前，宛制其后，能无失机之悔耶？武关方入，帝欲击秦，良乃设为益帜之计，于是大破秦师。设无良言，则以我之寡，犯敌之众，能无覆师之惧耶？既败秦兵，西入咸阳，即欲止宫休舍，樊哙之谏不从，遂以问良，良则曰“愿听哙言”。是以灞上之师遽还，否则，蛊于声色，沮挠军气，祸孰甚耶？众口盈庭，请都雒邑，帝乃唯唯从之，娄敬之言未入，遂以问良，良则曰“敬言是也”。是以关中之都遂定，否则形胜一失，进退无据，危孰甚耶？楚兵方张，力非其敌，关东之地孰与守之？使帝不以问良，则遣三大将之计无所闻，将恐咽喉之地，先为敌据，天下安知为我有耶？刻印苴茅，封六国后，事已垂成，谁敢言者？使帝不以问良，则八不可之说无所闻，恐贤士解体，劲敌并兴，安保其不长乱耶？韩信跋扈难制，守地于齐，假王之请，骄色可掬，帝之怒极矣，使良不悟于蹑足之顷，则信不轨之谋，立谈而泄，况肯终身为帝用耶？封赏方行，人怀怨望，沙上聚首，良可寒心，帝之虑深矣，使良不出先封雍齿之言，则此曹机械日深，或有倒戈震主之事，何以制之耶？凡此数端，皆切于成败存亡之大计者，子房能为帝言群臣之所难言，知群臣之所不知，故曰子房者，高帝之蓍龟也。（《臞轩集》卷三论《高帝论二》）

又：伊川尝曰：高祖几曾用张良，良用高祖耳。吁，有旨哉！（同上）

[13]【汇注】

颜师古：镇，安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14]【汇评】

陆唐老：张曰：萧何佐高帝定一代规模，亦宏远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关中，营缉根本，汉所以得天下者，以关中根本先壮故也。此何相业之大者。又何为相之初，首荐韩信为大将，而三秦之计遂定，此亦得为相用人之体。（《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六《前汉纪·太祖高皇帝》）

夏之蓉：萧何转漕关中，军食不乏，其功甚大，乃其知人之明最不可及。沛公初起，未见头角，而何辄率沛人奉之。识韩信于立谈之顷，许为国士，告高帝骤用为大将，其识鉴有过人者。至养民致贤之说，尤培护根本之至计也。按何治关中时，施恩德，除繇税，举五十以上能修行者为乡三老，既休息其民，又略知礼教而后用之，此其措画甚远，汉室四百年之业基于此矣。（《读史提要录》卷一《西汉》）

[15]【汇校】

王先谦：宋祁曰：南本作“战必取胜，攻必取捷”。先谦曰：《史记》《汉纪》《通鉴》与此同，南本不足据。（《汉书补注·汉纪下》）

[16]【汇评】

刘辰翁：三“吾不如”，不独君臣相知之深，其推明切实，折服诸将，总在是矣。以子房在何上，复非他人所及。（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夏之蓉：韩信将数十万兵，驰驱齐、魏、燕、赵之郊，奇正变幻疑鬼神，古名将所未有也。高帝谓“连百万之兵，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而信取夷灭之祸即在乎是。盖自假王蹑足，期会不至之时，信已死矣。迨伪游云梦，缚信归，赦为淮阴侯，为信者，正宜韬晦自敛，以保其身，顾怏怏曰：“生乃与哙等为伍！”夫哙不过椎埋屠狗之雄耳！当槛车反接之后，帝固有未能释于中者，信虽伍哙，犹不得生，而况乎其不屑也！（《读史提要录》卷一《西汉》）

[17]【汇评】

凌稚隆：陈埴曰：沛公有三杰，故虽迁汉中，而卒定三秦；项羽无三杰，故虽王三将，终不能有三秦。（《汉书评林·高帝纪》）

[18]【汇注】

颜师古：杰言桀然独出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汇评】

苏洵：汉高帝挟数用术以制，一时之利害不如陈平，揣摩天下之势、举指摇目以劫制项羽不如张良。微此二人，则天下不归汉，而高帝乃木强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后世子孙之计，陈平、张良智之所不及。（《嘉祐集笺注》卷三《高祖》）

方回：吕东莱曰：皋陶之陈谟曰：“在知人，在安民。”高帝论得天下之由，独以三杰自许。而自起丰沛以来，与民休息之志，贯于幽明，其大略可谓合矣。（见《古今考》卷二三“置酒雒阳南宫”》）

[19]【汇评】

赵蕤：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来矣。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长短经》卷一《大体第一》）

苏籀：汉高祖以天授绝人之智，倚萧何，听子房，自谓不及信而重之，数年间登韩信大将坛，又令子房封信齐王，此非常之举措，知人之甚大者也。（《双溪集》卷十《知人》）

[20]【汇评】

傅玄：古之明君，简天下之良材，举天下之贤人，岂家至而户阅之乎！开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执大象而致之，亦云诚而已矣。夫任诚天地可感，而况于人乎。……陈平，项氏之亡臣也，高祖以为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贱而自疑，其建帝王之业，不亦宜乎！……君莫贤于高祖，臣莫奇于韩信。高祖在巴，汉困矣；韩信去楚而亡，穷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士。信之奇材，穷而愿进。其相遭也，宜万里响应，不移景而相取矣。然信归汉，历时而不见知，非徒不见知而已，又将案法而诛之。向不遇滕公，则身不免于戮死；不值萧何，则终不离于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滨之饿夫，市中之怯子，又安得市人可驱而立半天下之功也哉！萧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倾之功立；岂萧何知人之明绝于高祖、而韩信求进之意曲于萧何乎！尊卑之势异，而高下之处殊也。高祖势尊而处高，故思进者难；萧何势卑而处下，故自纳者易。（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四十七《举贤》）

王禹偁：天命高祖，革秦之暴，纂尧之绪，斩蛇于大泽，逐鹿于中原，云飞丰沛之间，雷动崤函之地，将欲洗万人之涂炭，救六合之分崩，乃生三杰以佐焉。……故高祖尝曰：“此皆人之杰也，吾能用之，奋布衣而取天下，未为艰哉！”然则汉犹鼎也，三杰为足以负之；汉犹天也，三杰为辰以烛之。鼎去一足则有欹倾之虞，天阙一辰则失经躔之度，汉亏一杰则无霸王之业。岂非天之道启圣哲、救黎元、灭乱秦、殄强楚而兴大汉哉！不然，何龙虎风云会合之若是耶！噫，辅弼则（同），优劣斯异，故谓“韩信之功如猎犬，虽云有获，盖指踪在乎人矣”。如是，则萧、张，人之功也；韩信，犬之功也。优劣之义，不其明乎？其或得名遂之道，其在子房乎。故萧公受絷，韩信受戮，虽成功于前，终贻戚于后。未若定储之计，从赤松而游，远害全身，垂名于万世者，不为优哉。（引自《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高祖下·三杰》）

胡寅：高祖短于处事而长于听言，（无名氏注：班彪《王命论》高祖知人善任使，以信诚好谋达于听受，见善如不及，从谏如顺流。）故能仗剑三尺，奋起徒步以有天下。（无名氏注：《本纪》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寻其处纷乱之际，犹为经划鲜不倒行逆施之，几败大事，赖佐命之臣反覆辨正，开其如此，禁其若彼，高祖释然于心，跃而从之。（无名氏注：汉王与郦食其谋挠楚，权欲立六国后，汉王令刻印，张良来谒，汉王方实以告良，良请借前箸以筹之，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乃公事，令趣销印。）是以事无困废之祸，不然，天下非高祖有也。……既入武关，遂欲击秦峣关之军，非闻旗帜为疑兵之谋，则以少犯众，兵力不敌，覆师必矣；（无名氏注：遂西攻武关入秦，秦遣将将兵距峣关。沛公欲击之，张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动，愿先遣人张旗帜于山上，为疑兵，使郦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秦将果欲连合，沛公果欲听之。张良曰不如因其怠懈击之，秦兵大败。）项羽方强迁之于南郑之僻，反切齿而不行，赖酂侯陈屈伸之说，然后隐忍以图大也。（无名氏注：……汉王怨羽之背约欲攻之，萧何谏乃止。）项羽既弱，分之以鸿沟之西，乃束甲而欲去，赖曲逆献养虎之说然后刚决以就功也。向使当此机会之际，高祖率情而径行，则天下之势何如耶？由是知高祖明于见机而精于料敌者，独能广宽兼听以佐裁决耳。于时好善如不及，从谏若转圜，下至贩缯屠狗狂生戍卒之计皆取而用之。是以能从容闲暇而定帝业于五载间也。……要之，西汉之兴，本听言而已矣。（见《十先生奥论注》后集卷二《西汉上》）

李季可：汉高祖天资明悟绝人，而无学以自发明，得三杰、陈平、陆贾辈，左右开导，然后克济大业。每诸人献替，虽在仓卒间，莫不与己意相符合。至论萧何功，未有能明之者，独高祖以为在曹参上，而无以难伏众口。鄂千秋大言，遂取封侯，以能明己之心尔。凡心知其然，而词不足以自达者，不学之过也。高祖之谓欤！（《松窗百说·汉高祖》）

陈善：汉高帝尝与诸将论汉所以得天下，与项羽所以失天下，帝自谓能用三杰，而项羽不能用范增，故得失异。以予考之，亦在得机失机之间而已。汉之初王南郑也，因思归之士，听韩信计，决策东向，此一机也。及割鸿沟，汉王欲西归，听良、平谏，因楚兵罢食尽而取之，此一机也。惟此二机不失，所以得天下。彼项王不入关而北救赵，初失一机，故汉王得以入秦。及项王闻汉已并汉中，大怒，信张良遗书，以故无西意而北击齐，又失一机，故汉得以入彭城。自此与项相持荥阳、成皋、广武间，胜负虽足相当，而汉终围羽垓下，盖其得失之机已判久矣。就使项王能用范增，亦不过劝项羽杀汉王而已，何益于成败之计乎！（《扪虱新话》下集卷四）

陈埴：沛公有三杰，故虽迁汉中，而卒定三秦；项羽无三杰，故虽王三将，而终不能有三秦。呜呼！羽非失险也，失人也。夫项羽迁沛公于巴、蜀，而王三降将以距汉，汉势若已屈矣。吁！彼岂知巴、蜀果非死地也耶？羽以巴、蜀为死地，而谋迁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视巴、蜀，而忿嫉项羽。当是时也，取舍屈伸之理惟萧何知之，故何劝王王汉中，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及其既就国也，项羽肺肝之谋惟张良知之，故良说王烧绝栈道以示项羽无东意。此萧何之所以强沛公之行也，而张良所以安沛公之心也。使巴、蜀而果能为死地也，则萧何、张良之谋是置沛公于死也；萧何、张良可谓见之明、计之熟矣。至于韩信登坛之日，毕陈平生之画略，论楚之所以失，及汉之所以得，汉一日举兵而东，秦民其为沛公耶？为三降将耶？此三秦还定之谋所以卒定于韩信之手也。噫，三杰真人杰也！向也萧何、张良有卓然之见，而始劝沛公之入，今也韩信乘罅漏之余，而径劝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养其出也，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之见，智谋略同，故蹙楚之效同。孰谓关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善乎史臣之论高祖曰“从谏如转圜也”。夫天下之势，成败未易料也。见近者昧其势，而虑远者审其势。盖势者成败之所系也，一举措之不谨，则俄顷之间大事去矣。方羽之王三降将于三秦，而王高祖于汉中也，高祖盖不胜其忿，而欲奋于一击之间，周勃等又从而怂恿之，当是时高帝死固未可保，而何以成败为也？及萧相国进谏，而高祖翻然改悟，罢兵就国，徐起而还定之，如取诸寄，此岂有他术也？知成败之势在己而已。己能屈之，亦能伸之，是以高帝之还定三秦也，不在于引兵故道之时，而在于不攻项羽之日；不在于拜将之后，而在于听谏之初。然则周勃诸公者特见近而昧其势耳，而萧何者虑远而审其势者也。（《木钟集》卷一一《史》）

章懋：汉高帝既定天下，置酒洛阳南宫与群臣论刘项之所以得失，而曰：吾能用三杰，吾所以取天下。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群臣咸服其言。虽扬子云亦有汉屈群策、楚憞群策之语，后世莫不以为然。以愚观之，是亦所谓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夫高祖之得天下也以仁，项羽之失天下也以不仁，岂但用人不用人之间而已哉。羽为慓悍猾贼，所过无不夷灭，坑秦卒，屠咸阳，杀子婴，烧宫室，掠货财妇女，而又放弑义帝，大逆不道，天下之贼也，以若所为，虽用百范增谋之，其能有天下乎？帝也以宽仁大度，为天下除残贼，其入关秋毫无犯，与民约法三章，而又举军缟素为义帝发丧，是皆庶几乎三王之举，所以得天下者，其本实在于是。若夫知人善任，使虽足以为取天下之资，然亦帝之余事耳。孟子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又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斯言也，实刘项兴废之辩而古今之确论也。帝有是仁足以得天下，而不知其然，亦犹齐宣王有爱牛之仁而不自知也。使当时孟子为之辅佐，必能扩充其仁以尽继周之治，不徒杂霸而已。惜乎帝之臣萧、曹起刀笔，良、平任智数，陆贾、叔孙通皆陋儒鄙士，不足与语于斯也。（《枫山集》卷三《读西汉书高祖纪》）

钟惺：帝王初兴，其智勇尽取之臣下，又皆其故等夷，必有一种意外举措。先制其命，夺其魄，使不敢动，而后能为吾用。……高祖自谓不如留侯、萧何、韩信，而又曰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二语殊占地步，非谦逊归功臣下之言，正自明其能驱策，智勇出三人上耳。封王子弟，至吴王濞抚之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反者岂若耶？属吕后后事曰：安刘氏者必勃也。此从何处看出，悍王骄后当亦骨惊。文帝劳军至灞上曰：如儿戏耳，则二将伎俩，已落其胸中久矣。帝王识量与臣下不同，屈策屈力，岂待其反而后制之哉！（《史怀》卷五）

田一俊：汉高帝之善御将，盖识御仆之道者也。以爵土为千金，而又有所执持之，以阴夺其豪黠之性。……愚故曰：高帝于此又有微权者，此之谓也。然高帝之所以能此者，由其诸将之材素谙于胸中。既量乎诸将，惟此三人足以成大功；而又量乎我所用以执持之者，必有董宪、庞萌之乱，制之而不中机宜者，必有楼船、横海之衅。是岂善将将者哉？由是而观高帝之善将将，由于善任使，由于善知人。后世有将将之责者，尚监兹哉。（见《古今人物论》卷六《汉高帝善将将论》）

刘元震：论曰，制天下非常之功者，非一无不能也。问其能之大小而已矣。知兵之情，而后能将兵；知将之情，而后能将将。然知兵之情尚易，而知将之情尤难。能其难而不能其易，此则未为不能也，所能者大也。韩信论高帝不善将兵而善将将，且谓高帝天授非人力。夫其善将将者，斯帝之所谓天授哉。且帝之所将，亦数反矣。而谓善将将者何也？彼其所将，皆椎埋负贩屠狗之徒，六国鸷悍骁黠之遗亡也。又相与起于布衣，非有统辖服御之素也。战于成皋、京、索之间，濒于危亡者非一日也，而帝令为用如左右手。扬子云曰，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夫以其屈群策屈群力，兹高帝所以善将将欤。（见《增广古今人物论》卷七）

贺贻孙：昔高祖椎鲁无文之人也，盖尝自言其运筹帷幄，不及张良。定国抚民，不及萧何。战克攻取，不及韩信矣。借使高祖讳其椎鲁无文，而与三人角智逞勇，则高祖穷，而三人亦有时而绌。乃高祖能不自用其智勇，以用三人之智勇，又能合三人之智勇，以为一人之智勇，而三人莫与争焉。则是高祖之不及其臣，乃其所以大过其臣者也。（见《历代史事论海》卷九《汉高帝光武合论》）

赵翼：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挽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剧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天方藉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扫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与民休息，则祸乱不兴。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惟其威虐毒痡，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21]【汇评】

冯景：史称增年七十，好奇计，吾谓增老悖人耳。凡为羽计皆左，何也？沛公来鸿门，止从百余骑，而余兵在新丰，号称百万，此何异一跛羊入群虎之穴，其灭也易。增果能用奇，第伏万弩于郦山、芷阳间，沛公间行，将安逃死？明知君王为人不忍，而顾欲坐上击之邪？一夫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不敢止；五人间行至霸上，百万之众不能防。沛公君臣一出一入，如履无人之境，安枉增能奇计也？……吾谓虽用范增，无救于败。增即不去，羽亦必亡。是不能当陈平，矧敢望三杰也哉？（《解舂集文钞》卷三《范增论》）

[22]【汇评】

陆唐老：林曰：扬子云曰：“御得其道，则天下徂诈咸作使御；失其道，则天下徂诈咸作敌。有天下者，审其御而已。”若高祖者，可谓能取天下之徂诈而使之为吾用者也。观其所用，不惟丰、沛之士，皆入于笼络之中，而当时仇敌之人，亦皆为之用。如李必、骆甲，秦之骑士也；叔孙通，秦之博士也；韩信、陈平，楚之亡卒也。黥布，楚之骁将也。本皆秦、楚之人，彼不能用，我能用之，则反为吾致力以成帝业。若羽者，其腹心之臣如亚父、龙且、钟离眜之徒，尚且不能尽用其才，卒为敌国之所间，又安能收敌国之人以为之用哉？（《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六《前汉纪·太祖高皇帝》）

凌稚隆：王应麟曰：汉高帝起布衣，灭秦、楚，自后世处之，必夸大功业以为轶尧舜，驾汤武矣，今其教令言甚简而无自夸之意，此所以贻厥孙子享四百年之祚欤。（《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又：黄省曾曰：自古辉赫于云台之上，超冠于勋庸之表，所以盟河山而垂万世者，孰非当世摒弃之匹夫哉。是故伊尹，夏之才也，摈于耕亩，遗之成汤，而启商；吕望，商之才也，摈于鼓刀，遗之武王，以兴周；三杰，秦之才也，摈于困饿，遗之沛公，以立汉。故曰有国家者矣，才不可摈也。（同上）

吴见思：楚汉两争，一篇大文，至此已毕，不可寂然便住。故即高祖一问，先高起、王陵提论一番，后即高祖自己提论一番，两两相比，一篇文字，至此收尽。（《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台湾三军大学：刘邦所以能得如许人杰为之臂助，则不能不归功于其人事政策与领导之得宜。刘邦在入汉中之时，萧何已为其策定“致贤人”之用人方针，故能拔韩信于刑余之中，用陈平于捕逃之下。又刘邦用人之特点为唯才是用，不论品德，盖才识为创业之本，至于德与不德，唯在用人者统御之道何如耳。综观历史，用人有如刘邦之魄力者殊不多见，故历史中人才有如刘邦之盛者，亦遂罕见也。（《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四卷第八章《楚汉战争》）

高祖欲长都雒阳，齐人刘敬说[1]，及留侯劝上入都关中[2]，高祖是日驾[3]，入都关中[4]。六月，大赦天下[5]。

[1]【汇注】

班固：戍卒娄敬求见，说上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而都雒阳，不便，不如入关，据秦之固。”上以问张良，良因劝上。是日，车驾西都长安。拜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氏。（《汉书·高帝纪第一下》）

张文虎：刘敬，敬未赐姓，宜如《汉书》称“娄敬”，或史公以下文不书赐姓事，故省文称之。《御览》此处所引皆同《汉书》，“刘”亦作“娄”，盖参班文，不足据校。（《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陈直：直按：娄敬进说，见《汉书》本传。《太平寰宇记》卷二五《雍州》，亦叙娄敬、田肯两事。（《三辅黄图校证》卷一《三辅沿革》）

又：田肯贺高帝曰：“陛下治秦中。秦形势之国，带河阻山，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自是，汉始都之。直按：田肯事，见《汉书·高祖本纪》六年。（同上）

又按：《金泥石屑》卷下有“霸陵过氏瓴”。1948年，灞桥附近出土有“灞陵某氏瓴”，器形如竹筒，盖施装屋角，为滴水之用。（同上）

[2]【汇注】

班固：刘敬说上都关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雒阳：“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渑，背河向雒，其固亦足恃。”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刘敬说是也。”于是上即日驾，西都关中。（《汉书·张陈王周传第十》）

[3]【汇评】

凌稚隆：凌约言曰：曰“是日”，从善之快也。（《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4]【汇注】

王先谦：齐召南曰：“《史记》作‘是日车驾入都关中’是也。栎阳、长安俱是关中。是日，但决计入关，营造长安宫殿，实则仍居栎阳，故至七年二月书‘自栎阳徙都长安也’。”周寿昌曰：荀《纪》云：“于是上即日车驾西入关，治栎阳宫。”加“治栎阳宫”四字，则“七年”，《本纪》“自栎阳徙都长安”语有根。（《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汇评】

李纲：自古帝王之兴，必先据天下形胜之地以为根本。故高祖保关中，而守之以萧何；光武保河内，而守之以寇恂。皆深根固本为不拔之基，以制天下，利则伸而进，可以胜敌；钝则蟠而退，足以坚守，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者，其建策然也。（《梁溪集》卷一五二《论形胜之地》）

吕祖谦：娄敬建入关之策，则是至言。周公营洛邑，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乃战国陋儒之说。而论周、秦形势，初未尝考也。丰、镐本文、武、成、康之所都，平王东迁，始以封秦耳。敬所谈秦之形势乃周之形势也。秦、汉间人多不学，但据目见言之，东迁以前，全盛之周则识之者鲜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渑，倚河乡伊、洛，其固亦足恃，高帝独非山东人乎？与项羽富贵不归故乡之见异矣。（引自《古今考》卷二十三“西都长安”）

陆唐老：胡曰：上起兵五年，岁无宁居，跋履山川，蒙犯霜露多矣。至是，天下平定，当亦少思安逸之时也。幸归洛阳，未及税驾，闻敬陈入长安之计，遍问群臣，折衷于子房，即日西行，不待改夕。呜呼，其明于决策，敏于用言，不自遑暇如此，其成帝业宜哉！（《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七《太祖高皇帝下》）

吕思勉：世皆以背关怀楚，为项羽之所以亡，此乃为汉人成说所误，在今日，知其非者渐多矣，然犹以汉都关中，为高祖之远见长策，亦非也。《史记·刘敬列传》载：敬说高祖之辞曰：“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其说似善矣。然后高祖使敬往匈奴结和亲之约，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然则曩所谓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者，将安从而具之乎？汉初诸政皆与秦异，独其从刘敬说徙六国后，及豪杰名家，则与秦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同。然则秦中人少，殆非因其新破？抑秦本地广人希，故得招来三晋之人任耕，而使秦人任战，则其患寡，殆自战国以来，至汉初而未有改也。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秦果何所恃而能兼并六国哉？则自东周以来，六国地日广，人日多，益富且强，而其荒淫亦益甚，而秦居瘠土，其政事较整饬，《荀子·强国篇》所言，可以复按，夫固人事，而非地与民之资之独异于其余诸国也。天下大势，实在东方，此秦始皇灭六国后，所以频岁东游，即二世初立时亦然。楚怀王以空名称义帝，而项羽为霸王，正犹周天子以空名称王，政由五霸，夫安得不居彭城？汉王所以背戏下约与项王争者，亦曰不能郁郁久居巴、蜀、汉中耳，而安得如史家所言，关中本最善之地，为诸将所共歆羡，故在出兵之初，怀王已指是立约；而楚之不居关中，亦徒以秦宫室残破，其本意未尝不歆羡之，至以此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哉！汉所以都关中者，其在东方，本无根柢，非如项氏之世为楚将，项氏尚为齐、赵之叛所苦，而况汉王？予楚尚尔，楚之外，更何地可以即安？独关中则据之已数年，治理之方粗具，故遂因而用之，所谓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西都之策，发自刘敬，而成于张良，良之言曰：关中之地，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使其本居东方富庶之地，何待漕挽以自给？如其东方皆叛，徒恃河渭之顺流，亦何益哉？汉王既灭项氏，仍岁劳于东方，有叛者必自讨之，亦犹秦皇之志也。高祖之灭项氏无足称，两雄相争，固必有一胜一负，独其灭项氏之后，频岁驰驱东方，并起诸雄，皆为所翦灭，使封建复归于郡县，虽世运为之，而其乘机亦可谓敏矣。此无他，知天下之大势在东方，驰驱于东方，犹战于敌境，安居关中，则待人之来攻矣。东方所以为大势所系，以其富庶也。东方定，高祖亦无禄矣。使其更在位数年，亦安知其不为东迁之计哉？（《论学集林·蒿庐札记·汉都关中》）

[5]【汇注】

吕祖谦：正月之赦，为项籍灭而下也。六月之赦，为定都关中而赦也。（《大事记解题》卷九）

十月[1]，燕王臧荼反[2]，攻下代地[3]。高祖自将击之[4]，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5]。使丞相哙将兵攻代[6]。

[1]【汇校】

凌稚隆：按：“十月”字，疑误。高祖用秦正，十月后事当属次年。（《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梁玉绳：按：“十月”乃“七月”之误，说在《月表》。（《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又按：荼反在七月，说在前，此误书于虏荼之月也。《汉书·异姓表》在汉四年九月书“反汉，诛荼”，尤误。（《史记志疑·汉诸侯月表第四》）

沈钦韩：《月表》与此同在七月，《史记·帝纪》讹为十月。方回《续古今考》云：《汉·表》误为四年，按：荀悦《汉纪》又在此年八月。（《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李开升：十月，燕王臧荼反。按：“十月”当作“七月”。此事《史记》置于高祖五年六月之后、秋之前，不当作“十月”。且若作“十月”，则已入六年（汉武帝太初改制以前以十月为岁首，《史记》之例如此）。卷九三《卢绾传》：“七月还，从击燕王臧荼。”卷九五《樊郦滕灌传》三次提到臧荼反在五年秋。又卢绾继臧荼为燕王在高祖五年后九月（见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者年表》、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则臧荼反必不在十月，“十月”当作“七月”。《汉书·高祖本纪》正作“七月”。早期隶书（包括秦隶及汉武帝以前之汉隶，据裘锡圭说）“七”字常写作“十”而中间一竖画较短（参见睡虎地秦简、帛书《老子》乙本），此或即“七月”误作“十月”之由。又按：《史记志疑》《史记会注考证》引中井积德均曾指出“七”乃“十”之误。（《史记的一处校勘》，载《逐鹿中原》）

编者按：十月，《汉书·高帝纪下》作“七月”，王先谦《汉书补注》曰：“《月表》《通鉴》与《汉书》同，《史记·高纪》讹为十月，荀《纪》在八月。”

[2]【汇注】

王先谦：何焯曰：荼，项氏所置，又负杀故主之罪，故惧诛，最先反。（《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3]【汇校】

王先谦：《史记》云：“臧荼反，攻下代地。”本书删之。则平代为无因。《通鉴考异》至云“时代地无反者，疑哙平代为误。”固是温公偶有不照，亦本书误删有以致之也。（《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汇注】

全祖望：代郡，秦置，莽曰厌狄属幽州。当云故秦郡，楚汉之际属赵国，寻为代国。高帝三年属汉，六年仍为代国。武帝元鼎三年复故，属幽州。莽曰厌狄。（《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二）

[4]【汇注】

杨树达：树达按：时卢绾、樊哙从，各见本传。（《汉书窥管·高帝纪下》）

[5]【汇注】

胡三省：班《表》：太尉，秦官，掌武事。汉制与丞相、御史大夫为三公。应劭曰：自上安下曰尉。（《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注）

杨树达：绾从击臧荼有功，群臣知高祖欲王绾，故以为请。（《汉书窥管·高帝纪下》）

【汇评】

方恬：夫高帝之卢绾，盖唐姜皎之徒，初非有运筹决胜之略，专典方面之勋也。高帝既平燕，欲以旧恩。王绾恐群臣觖望，顾持议不敢专。群臣知上意，皆言卢绾常从平天下，功多可王。党锢之风殆昉于此。（《西汉论一》，见《新安文献志》卷二八）

[6]【汇校】

梁玉绳：司马光《通鉴考异》曰：《樊哙传》从平韩王信乃迁左丞相，是时未为丞相，又代地无反者，《哙传》亦无此事，疑《纪》误。（《汉书》作“平代地”）（《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王先谦：宋祁曰：“哙是时未为丞相。《百官表》哙未尝为相。”周寿昌曰：“汉初，有丞相虚封，犹后世加衔。《哙传》：哙击陈豨，以将军迁为左丞相，后以相国击卢绾，《表》均未载。左、右丞相之设，在孝惠、高后时，相国之号，在高帝十一年，而哙先称之，皆虚封也。《郦商传》迁右丞相，复以丞相将兵击黥布。《傅宽传》以相国代丞相哙击陈豨。商、宽并未为相，亦未列《表》。《韩信传》使为假左丞相。有假字，益可知。”先谦曰：《史记》云“臧荼反，攻下代地”。本书删之，则平代为无因。《通鉴考异》至云“时代地无反者”。疑哙平代为误。固是温公偶有不照，亦本书误删有以致之也。（《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汇注】

吕祖谦：臧荼之余党尚在代地，故假樊哙丞相之名以讨之。至于七年使樊哙留定代地，则匈奴、韩王信之余寇耳。（《大事记解题》卷九）

其秋，利幾反[1]，高祖自将兵击之[2]，利幾走。利幾者，项氏之将。项氏败，利幾为陈公[3]，不随项羽，亡降高祖[4]，高祖侯之颍川[5]。高祖至雒阳，举通侯籍召之[6]，而利幾恐，故反[7]。

[1]【汇注】

张守节：幾音机。姓名也。项羽之将，为陈县令，降汉。高帝征诸侯，利幾恐，故反。（《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胡三省：利幾以陈令降。……《风俗通》：利，姓也。《姓谱》，楚公子食采于利，后以为氏。（《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太祖高皇帝中》注）

[2]【汇评】

方回：利幾，项羽将，以陈令侯之颍川。《史记》书为陈公。上文使丞相哙将兵平代地，则未尝不以兵柄付大臣也。不使诸侯王击之，则恐其连衡乎？岂诸将无能敌利幾者乎？高祖性喜躬临行阵，击一颍川反侯，何至劳万乘之尊，以山压卵，擒之易耳。而异日平城之悔，萌于此矣。（见《古今考》卷二十三“利幾反上自击破之”）

[3]【汇注】

程馀庆：为陈县令。（《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4]【汇评】

刘辰翁：利幾与燕同时反，若无“不随项羽，亡降高祖”八字，则为项羽报仇。（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5]【汇注】

全祖望：颍川，始皇十七年置，汉因之。（《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一）

又：颍川郡，秦置，高帝五年为韩国，六年复故，莽曰左队，属豫州。当云，故秦郡，楚汉之际为韩国，仍属楚国，高帝二年十一月，复为韩国，属汉。六年为郡，十一年属淮阳国（见《本纪》），惠帝元年复故，属豫州，莽曰左队。（《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二）

龚浩康：颍川，郡名，辖今河南省中部地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6]【汇注】

裴骃：如淳曰：“得在通侯之籍。”（《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7]【汇注】

颜师古：普召通侯，而利幾自以项羽将，故恐惧而反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吴见思：利幾亦是项事余波，故详写。（《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汇评】

凌稚隆：王鏊曰：二反对、二自将，对并起，后单言利幾反故，亦一格也。（《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六年[1]，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太公家令说太公曰[2]：“天无二日，土无二王[3]。今高祖虽子[4]，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5]。”后高祖朝，太公拥篲，迎门却行[6]。高祖大惊，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于是高祖乃尊太公为太上皇[7]。心善家令言[8]，赐金五百斤[9]。

[1]【汇注】

齐召南：六年冬，帝巡至陈，执楚王信归，赦为淮阴侯；封功臣为彻侯，萧何为首。正月，封兄贾荆王、弟交楚王，兄喜代王，子肥齐王，令曹参相齐。徙韩王信治太原。五月，尊太公为太上皇。秋，匈奴寇马邑，韩王信叛。令叔孙通起朝仪。（《历代帝王年表·汉年表》）

【汇评】

程馀庆：此下半篇起处。天下既定，事体少，只挨年平叙，是本纪体。（《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2]【汇注】

郑樵：家令，秦官，属詹事，太子称家，故曰家令。汉因之。有丞，主仓谷饮食，职似司农少府，汉代太子食汤沐邑十县，家令主之。后汉则属少傅，主仓谷饮食。魏因之。（《通志·职官略》第五“太子家令”）

沈钦韩：按：此则太公有汤沐邑也，故置家令。汉太子公主并有家令，列侯有家丞。《唐六典》：家丞，凡庄宅田园必审其顷亩，分其疆界，置于籍书，若租税随其良瘠而为，收敛之数以时入之，则家令丞掌食邑也。（《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汇评】

马端临：后汉荀悦曰：《孝经》云“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孝也。无父犹设三老之礼，况其存者乎？孝莫大于严父，故子尊不加于父母，家令之言于是乎过矣。

又：晋愍怀太子令问中庶子刘宝云：“太子家令说太公为是？为非？”对曰：“荀悦论赐，家令为非。臣以为悦不识高帝意。高帝虽贵为天子，事父不失子之礼，时即位已六年，而不加父号，是以家令言‘虽父乃人臣也’，言无可尊敬，当与人臣同礼，欲以此感动之。帝闻家令言乃悟，即立号太上皇，得人子尊父之道。若不闻家令言，父终无号矣。家令说是也。”（《文献通考》卷二五一《帝系考二》）

王世贞：天子虽贵，非所论于父也，家令之言真陋见夫。（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高祖本纪》）

[3]【汇注】

王叔岷：《考证》：“《礼记·坊记》：‘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孟子·万章篇》：‘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案：《礼记·曾子问》：“孔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4]【汇校】

梁玉绳：按：“高祖”当依《汉书》作“皇帝”。（《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王骏图、王骏观：“高祖”，史家追叙，此例甚多，亦不得遽以为病也。贯高欲为叛，与张敖言，谓为高祖。……盖行文者事后追书，此例甚多，不可泥也。（《史记旧注平义·高祖本纪》）

龚浩康：高祖，与家令口吻不合，也与情理不符（“高祖”是刘邦死后的庙号），此处当依《汉书·高帝纪》作“皇帝”。（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5]【汇评】

程馀庆：家令指意不正，言却反言，所谓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6]【汇注】

裴骃：李奇曰：“为恭也，如今卒持帚者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沈钦韩：《史记》：邹衍如燕昭王拥彗先驱。按：《管子·弟子职》振衽埽席，此谓拂席施敬也。（《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汇评】

凌稚隆：按：陆贞山《拥篲行》云：“泗上亭长作帝王，宫中老翁犹布衣。翁生不知皇帝贵，家令一言翁始畏。儿未朝翁翁拥篲，须臾趣诏尊上皇，家令归来金满床。昔乃田舍公，今为天子父，拥篲一迎真有助！”高祖之事太公，观此可得其概云。（《汉书评林·高帝纪》）

钱锺书：“后高祖朝，太公拥帚迎门却行”……“却行”者，虽引进而不敢为先，故倒退以行，仍面对贵者而不背向之，所以示迎逢之至敬也……一小说谓万不可以臀尻汙皇帝尊目，故辞朝必却行；语虽嘲戏，正道出仪节底蕴。（《管锥编·高祖本纪》）

韩兆琦：按：这种礼节尚见于《刺客列传》。然此《高祖本纪》所云，则纯乎出于家令的谄媚讨好，为满足刘邦的个人虚荣，故捉弄导演乡下老翁如此。（《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7]【汇注】

裴骃：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太上者，极尊之称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预治国，故不言帝。（《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司马贞：按：蔡邕云“不言帝，非天子也”。又按：《本纪》秦始皇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已有故事矣。盖太上者，无上也。皇者德大于帝，欲尊其父，故号曰太上皇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吕祖谦：夏五月丙午，诏尊太公曰太上皇，盖用秦追尊庄襄王之制也。（《大事记解题》卷九）

徐天麟：于是上心善家令言，赐黄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诏曰：“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前日天下大乱，兵革并起，万民苦殃，朕亲被坚执锐，自帅士卒，犯危难，平暴乱，立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也。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高纪》）（《西汉会要》卷一五）

周寿昌：按：前一年已追尊先妪曰昭陵夫人，至是始上太公尊号者，自古身为天子，父生为匹夫，惟有舜之瞽瞍，瞍未闻有尊号。近汉世秦始皇父庄襄王为太上皇，尚是死后追尊，事系创行。叔孙通议礼，想未及此，故因家令一言发之，必谓高祖有意缓行，亦非笃论。（《汉书注校补》卷一）

梁玉绳：按：《汉·纪》高祖于六年三月自洛阳归栎阳朝太公，五月尊为太上皇，此书于六年十二月前，误矣。但考《汉·纪》五年正月追尊兄伯为武哀侯，二月追尊先媪为昭灵夫人，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史》不书，亦太略。后称皇后，则母当称皇太后，乃止称夫人何也？亦仅免于呼媪而已。）不应太公独未有号。皇后之父尚封临泗侯，况天子之父乎？乃迟至六年始因家令言尊之，真所难晓。岂六年以前太公为庶人乎？而太上皇之号定于汉，历唐、宋以来皆仍以称帝父。其实此号乃秦正追尊其死父庄襄王者，与其效亡秦曷不用赵武灵王称主父故事耶？虽然，为天子父，则尊之至，不系乎尊号之有无也。人主之名，不可以压父，而父无尊号，岂遂为人臣。自战国有臣父之说，而此义不明于天下。家令之言，即齐东野人之语，荀悦尝讥其为过，《索隐》表出之，是已。而晋中庶子刘宝对愍怀太子，以荀悦论家令为不然，谓家令说是，异哉所闻。东汉质帝即位时，其父渤海王鸿见存，未知当日典礼若何？降及后代，如魏常道公奂景元年十一月，其父燕王宇表贺冬称臣，东魏孝静帝以父亶为大司马，五代周世宗臣其父柴守礼，宋度宗在位，福王与芮是所生，父帝昆立则为大父，乃退就群臣之列，以亲王出为节庶使，皆咄咄怪事。又唐世有父母拜王妃，舅姑拜公主之令，尤为悖矣。（《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王骏图、王骏观：太上皇，不知人称秦始皇，亦以其未为帝耶？伯喈名儒，亦作此语，惜乎后世之许多为天子而称太上皇者，未令伯喈见之也。《索隐》皇大于帝，语亦无稽。（《史记旧注平义·高祖本纪》）

【汇评】

方回：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此家令无识之言也。感悟上心，追尊太公，家令可以赏，知有君臣，不知有父子，一时失言，众弗之察，家令可以无赏。舜摄天子位，瞽瞍犹存，遂不拜乎？拜则岂可谓之人主拜人臣乎？但知以子拜父可矣。家令不学，汉朝萧、曹之徒皆不学。武王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有旧比，而况秦始皇追尊庄襄王，相去未远，一时君臣懵然，可胜叹哉！《史》《汉》注，《索隐》最佳。（见《古今考》卷二五“夏五月尊太公为太上皇”）

张宁：高祖即位，即更后为皇后，子为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灵夫人，太公犹仍旧号，至是始因拥帚却行之事，而始尊之，岂自古无此制，而不之省邪？抑缓急失序而不以为意邪？（《方洲集》卷二十八《读史集·汉王六年》）

张萱：汉高祖得天下之五年二月，即皇帝位，先封高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亦追尊其母曰昭灵夫人，妇为后，母为夫人，岂当时礼制尚未暇讲耶？时太公乃遗而不封，已不可解。七年春正月，又封刘贾及兄喜暨弟交之子肥诸人为王。三月，复趣丞相差次大小功臣封之，而太公复未议封，即群臣亦无一言及之，何也？逮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说太公拥篲却行，帝乃大惊，始下诏曰，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尊太公曰“太上皇帝”，是帝为天子已七年，而太公尚为庶人也。至九年置酒未央宫，帝奉玉巵为太上皇寿，乃曰，始大人以臣亡赖，不能如仲治产，今所就孰与仲多？群臣皆大笑。噫，太公之七年为庶人也。帝得无宿怨乎。亦大异矣。后十年，太上皇帝崩，虽令诸侯国皆立太上皇庙，亦何益哉？更可异者，太上皇之号，秦始皇以封秦庄襄也。以死者之封封生者，季不读书，信乎！（《疑耀》卷七“汉高祖尊母不尊父”）

牛运震：书“尊太公为太上皇”，而不载上太上皇尊号诏，亦一疏也。（《读史纠谬》卷一《史记·高祖本纪》）

[8]【汇注】

颜师古：晋太子庶子刘宝云：“善其发悟己心，因得尊崇父号，非善其令父敬己。”（《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汇评】

司马贞：颜氏按：荀悦云“故虽天子必有尊也，无父犹设三老，况其存乎？家令之言过矣”。晋刘宝云“善其发悟己心，因得尊崇父号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王迈：拥篲迎门之际，家令之言，背道伤教，不过以媚帝尔。不惟不鄙之，而且心善之，彼知自天子至庶人同乎一本者为何等义理耶？是父子之纲失矣。舜为天子，不念井廪之怨，此固圣人盛德事，然人伦天显之念，谁独无之？（《臞轩集》卷三论《高帝论六》）

朱熹：伯丰因问善家令言尊太公事，曰，此等处高祖自是理会不得。但它见太公拥篲，心却不安，然如尊太公事，亦古所未有耳。（引自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一百三十五）

李笠：心善家令言，《索隐》晋刘宝云：“善其发悟己心，因得尊崇父号也。”按：群臣不忘封号，父之尊号何遽忘之？盖高祖天性素薄，项羽欲烹太公，曰：“幸分我一杯羹。”及得天下，辄自诩曰：“某业所创，与仲孰多？”其于父子之间如路人，宜乎待家令之发悟，乃尊其父，然此“心善家令言”者，盖私喜其推尊己，所谓威重不行，实获其诛戮功臣之心耳，未必感其发悟己心。噫，人固不可以无学也。（《广史记订补·高祖本纪》）

王骏图、王骏观：心善家令言，家令之言，乃反言以击之，使之发悟耳，岂真谓太公当拥篲迎门耶？高祖若为荀氏，竟不悟矣。（《史记旧注平义·高祖本纪》）

杨树达：师古曰：晋太子庶子刘宝云：“善其发悟己心，因得尊崇父号，非善其令父敬己。”树达按：此是强说。高祖尝谓太上皇云：“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帝之坦率无文，固不必为之讳饰也。（《汉书窥管·高帝纪第一下》）

[9]【汇评】

刘辰翁：五日一朝，古未有此典也。文王世子宜不为此，家令败人国家，殆见帝几微，以姑息爱人主，以缪敬陷人主。父心若恶之，何赐金之有？是大不掩，可恨！惟太上皇创见，师表万世，谓宜定为家法：虽人主，子也。（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凌稚隆：凌约言曰：舜摄天子位，瞽瞍犹存，遂不拜乎？古之道，子尊不加于父母，家令之言过矣。虽感悟上心，可以无赏。（《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又：光缙曰：汉王即皇帝位，追尊先媪为昭灵夫人，不封太公。越岁余，以家令言封太公为太上皇，不加尊先媪並享而名号不相配，岂厚父薄母耶？当时叔孙通作汉礼仪，岂智不及此哉？或《史》缺录耶？更考。（同上）

十二月，人有上变事告楚王信谋反[1]，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2]。用陈平计，乃伪遊云梦[3]，会诸侯于陈，楚王信迎，即因执之[4]。是日[5]，大赦天下[6]。田肯贺[7]，因说高祖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8]。秦，形胜之国[9]，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10]，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11]。地执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12]。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13]，南有泰山之固[14]，西有浊河之限[15]，北有勃海之利[16]。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17]，齐得十二焉[18]。故此东西秦也[19]。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20]。”高祖曰：“善。”赐黄金五百斤[21]。

[1]【汇校】

梁玉绳：附按：《汉·纪》告反在六年十月，此在十二月者，因会陈执信在十二月，遂并叙之，其实是十月也。（《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2]【汇注】

吴见思：先借左右，衬出陈平。（《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汇评】

凌稚隆：吴京曰：按：“左右争欲击之”者，忌信功高也。由信之不善处功使然。（《汉书评林·高帝纪》）

[3]【汇注】

裴骃：韦昭曰：“在南郡华容县。”（《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梦读如本字，又音莫风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司马光：六年冬十月，……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楚王信闻之，自疑，惧，不知所为。或说信曰：“斩钟离眛以谒上，上必喜，无患。”信从之。十二月，上会诸侯于陈，信持眛首谒上，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以归。（《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

陆唐老：云、梦，二泽名，在楚地，跨江南、北，连亘千里。（《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七《太祖高皇帝下》自注）

钱穆：案：《索隐》本《史记》作“云土梦”。王逸《楚辞注》：“梦，泽中也。”盖楚人名泽为“梦”。《左传》“田于江南之梦”，即江南之泽。“云梦”犹言“云泽”，“云土梦”犹“云土泽”；亦有单言“云”者，如汉水单称汉，荆山单称荆。楚云梦最先当在今安陆县南，东南接云梦县界；其他名云梦者皆晚起。（《史记地名考·<禹贡>山水名》）

【汇评】

高参：汉氏君临万国，示人以偷，伪游之名，不可以训。且当此之时，韩信未有逆节，一朝系信，而生诸侯之疑。天下皆疑，则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用陈平之言，执信而归于京师，一二年间，韩王信反马邑，赵相贯高谋柏人，陈豨反代地，彭越、黥布、卢绾悉以叛换，岂非服劝用刑之失欤？《传》曰：君人执信，臣人执忠，古之盟主，耻袭侵之事，况光有天下者乎？于戏！悠悠千载，变诈萌生，使天子不复言巡狩，诸侯不敢议朝觐，大者自嫌强盛，小者惧于囚执，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达于上，王者之泽寖以凌迟，自云梦始矣。（《汉高祖伪游云梦议》，引自《唐文粹》卷四二）

王鸣盛：陈平小人也。汉得天下，皆韩信功，一旦有告反者，闾左蜚语，略无证据，平不以此时弥缝其隙，乃倡伪游云梦之邪说，使信无故见黜。其后为吕后所杀，直平杀之耳。迨高祖命即军中斩樊哙，而平械之归。哙，吕氏党也，故平活之。其揣时附势如此。且平六出奇计，而其解白登之围，特图画美人以遗阏氏，计甚庸鄙，又何奇焉。（《十七史商榷》卷四“陈平邪说”）

[4]【汇评】

陆唐老：陈曰：高祖得天下，率诡诈之谋，尽出于陈平。施于项羽，纷争时由可也，而可施于君臣之间乎？使韩信有反心，尚不可为，而信未有反心也，然则功臣孰不自疑乎？（《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七《太祖高皇帝下》）

[5]【汇评】

程馀庆：是日，好！信无罪见执，恐天下之疑惧也。写高帝满心不安。（《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6]【汇注】

班固：用陈平计，乃伪游云梦。十二月，会诸侯于陈，楚王信迎谒，因执之。诏曰：“天下既安，豪杰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尽图其功。身居军九年，或未习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怜之。其赦天下”。（《汉书·高帝纪第一下》）

吕祖谦：十二月，帝游云梦，会诸侯于陈，执楚王韩信。是日，赦天下。（《大事记》卷一）

王先谦：《史记》“执信”下云：“是日，大赦天下。”《通鉴》作“因赦天下。”（《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汇评】

王应麟：汉高祖起布衣灭秦楚，自后世处之必夸大功业，以为轶尧舜，驾汤武矣。其赦令曰，兵不得休八年，万民与苦甚，今天下事毕，其赦天下殊死。以下言甚简而无自矜之意，此所以诒厥子孙享四百年之祚欤。（《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

[7]【汇校】

司马贞：《汉纪》及《汉书》作“宵”，刘显云相传作“肯”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梁玉绳：附按：《颜氏家训·书证篇》曰：“《汉书》‘田肯贺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国刘显博览经籍，偏精班《汉》，梁代谓之《汉》圣。显子臻不坠家业，读班史呼为‘田肯’，梁元帝尝问之，答曰：‘此无义可求，但臣家旧本以雌黄改“宵”字为“肯”。’元帝无以难之。吾至江北见本为‘肯’。”（《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王先谦：王鸣盛曰：“田肯，《史记》同。”《索隐》云：《汉纪》及《汉书》作“宵”。刘显云：“相传作‘肯’也。”按：郭忠恕《佩觿》云：“《汉书》‘田肯’，肯本作肎，故误为宵耳。”沈钦韩曰：“颜之推《家训·书证篇》云：“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国刘臻《答梁元帝》曰：“臣家藏旧本以雌黄改‘宵’字为‘肯’，吾至江北见本为‘肯’。”（《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8]【汇注】

裴骃：如淳曰：“时山东人谓关中为秦中。”（《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9]【汇注】

裴骃：张晏曰：“秦地带山河，得形势之胜便者。”（《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司马贞：韦昭云：“地形险固，故能胜人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10]【汇注】

颜师古：此本古之悬字耳，后人转用为州县字，乃更加心以别之，非当借音。他皆类此。（《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程馀庆：言河山之险，与诸侯相悬隔绝千里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1]【汇注】

裴骃：应劭曰：“河山之险，与诸侯相悬隔，地绝千里，所以能禽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险，由地势高，顺流而下易，故天下于秦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苏林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险固，二万人足当诸侯百万人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县隔千里，李应得之。秦得百二，苏说是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司马贞：服虔云：“谓函谷关去长安千里为悬隔。”按：文以河山险固形胜，其势如隔千里也。苏林曰：“百二，百中之二，二十万人也。”虞喜云：“百二者，得百之二。言诸侯持戟百万，秦地险固，一倍于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也，盖言秦兵当二百万也。‘齐得十二’亦如之，故为东西秦，言势相敌，但立文相避，故云十二。言余诸侯十万，齐地形胜亦倍于他国，当二十万人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刘辰翁：百二，必当时里有此语，故以言“十二”，以言“百二”较之。其不然，创为之解说者，且费辞不能喻也。（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方苞：言秦包山河之险，四封之内壤地悬隔千里也。齐地二千里，故云悬隔千里之外。（《史记注补正·高祖本纪》）

王先谦：言河山之阻千里而遥，非与诸侯县隔也，犹张良云关中沃野千里耳。……先谦按：王启原云：《墨子·经说》倍为二也。《论语》“二，吾犹不足”，言倍于彻。（《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龚浩康：百二，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古人以“二”为“倍”，“百二”也就是“百倍”。下文“十二”的“二”同此。（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汇评】

凌稚隆：杨慎曰：按：百二、十二之语，后世亦多此例，如云军士奋勇，无一不当百，又当百钱亦曰百一钱，言一可当百也。（《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12]【汇注】

裴骃：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下之势易也。建音蹇。”晋灼曰：“许慎曰瓴，瓮似瓶者。”（《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苏林曰：“瓴读曰铃。”师古曰：“如，苏音说皆是。建音居偃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王先谦：沈钦韩曰：《管子·度地篇》云“瓴，三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按：瓴，瓴甋也。《诗传》甓，令适也。屋檐写水者，或以板为之。如说误。（《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陈直：直按：旧注皆训瓴为盛水瓶，对于高屋上置水瓶，颇难理解。西安灞桥地区，曾出“霸陵过氏瓴”一具。见《金泥石屑》，卷二，一页。器形中空，一头大，一头下（小），为簷角滴水之用，故云高屋建瓴。（《史记新证·高祖本纪第八》）

[13]【汇注】

颜师古：二县近海，财用之所出。（《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全祖望：琅邪郡，秦置，莽曰填夷，属徐州。当云，故秦郡，楚汉之际属齐国，高帝四年属汉，以属齐国。五年属楚国。六年仍属齐国。高后七年为琅邪国。文帝元年复属齐国。景帝后以支郡收，属徐州。莽曰填夷。（《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二）

陈直：直按：齐繁盛之都市，首属临菑，《战国策·齐策》云“齐城之不下者，惟莒与即墨”，知即墨亦为要地。（《史记新证·高祖本纪第八》）

[14]【汇注】

胡三省：泰山在齐之南境，齐负以为固。（《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注）

[15]【汇注】

裴骃：晋灼曰：“齐西有平原。河水东北过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号黄河故曰浊河。”（《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胡三省：余谓孟津在河内，去平原甚远，晋灼失之拘；盖河流浑浊，故谓之浊河也。（《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注）

[16]【汇注】

司马贞：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横在济北，故《齐都赋》云海旁出为勃，名曰勃海郡。”（《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胡三省：余据《班志》：齐地北至勃海，有高乐、高城、阳信、重合之地。（《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注）

[17]【汇注】

司马贞：以言齐境阔不啻千里，故云“之外”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程馀庆：谓除去秦地，而齐乃与诸侯计便利也。故云悬隔千里之外。（《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8]【汇校】

杨树达：树达按：“悬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二句文意不贯。……余谓此文当云：“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县隔千里之外。持戟百万，齐得十二焉。”“夫齐”以下六句，皆言地势，“持戟”二句言齐持戟之多少也。师古注引李斐云：“齐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与天下县隔也。设有持戟百万之众，齐得十中之二焉。”则李所见本尚不误。（《史记》文亦误）或疑“持戟百万，齐得十二”；秦何以仅得“百二”？于事恐未然。今按《高五王传》载主父偃语云，“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齐庶于秦，持戟亦远多于秦，不足怪也。（《汉书窥管·高帝纪下》）

【汇注】

裴骃：应劭曰：“齐得之十二，故齐湣王称东帝。后复归之，卒为秦所灭者，利钝之势异也。”李斐曰：“齐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与天下悬隔也。设有持戟百万之众，齐得十中之二焉。百万十分之二，亦二十万也，但文相避耳。故言东西秦，其势亦敌也。”苏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万人当百万。言齐虽固，不如秦二万乃当百万。”（《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应劭曰……李斐曰……苏林曰……晋灼曰：“按文考义，苏说是也。”师古曰：“苏、晋之释得其意也。秦得百二者，二万人当诸侯百万人也。齐得十二者，二十万人当诸侯百万也。所以言县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齐乃与诸侯计利便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王先谦：《史记索隐》云言齐境阔不啻千里，故云千里之外。又引虞喜云：齐得十二，亦如秦得百二，故为东西秦，言势相敌。但立文相避，故云十二，言余诸侯十万，齐地形胜，亦倍于他国，当二十万人。（《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19]【汇校】

梁玉绳：附按：刘攽云“西”字当衍，非也，此总承上文。刘必因荀《纪》删去“西”字而为此说。（《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胡三省：言齐地形胜与秦亢衡也。（见《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注）

王恢：东西秦，所谓“悬隔千里”“百二”“十二”，解说纷纭。要为河山阻隔千里也。百二、十二，辞异而义同。当如郭氏《札记》：“犹言十倍之势又赢二也；极之至于百倍之势又赢二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张家英：谨按：古“二”有“倍”义。《孟子·万章下》：“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赵氏注：“子、男为小国，大夫禄居卿禄二分之一也。”即卿禄倍于大夫。《墨子·经上》：“倍为二也。”毕沅注：“倍之是为二。”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史记注》：“古人谓倍为二（原注：《孟子》：‘卿禄二大夫。’）‘秦得百二’言‘百倍’也，‘齐得十二’言‘十倍’也。”

《集解》引苏林说，谓“百二”为“二万人足当诸侯百万人”，是则五十倍也。《索隐》引虞喜说，谓“十二”为“馀诸侯十万，……当二十万人”，是则一倍了。郭嵩焘《史记札记》谓“百二”为“百倍之势，又赢二也”。诸说皆不合于《史记》之原义。

又，王启原所引《论语》，见《颜渊篇》。原为鲁哀公与有若的对话。哀公问：“二，吾犹不足，若之何其彻也？”意为：“十分抽二我还不够花，怎么能十分抽一呢？”可见，此处之“二”不可作“倍”解。

抑更有说焉。“百二”“十二”云者，夸张之言也，对比之辞也，极言秦、齐之得形胜之利也，极言建都关中、又使亲子弟王齐之必要也。如谓秦兵果百倍于诸侯，齐力果十倍于天下，锱铢悉称，毫发无差，则诚胶柱鼓瑟之见，而亦无助于为“东、西秦”作解也。（《<史记>十二本纪疑诂·高祖本纪》）

[20]【汇注】

［日］泷川资言：愚按：韩信既更王楚，何仍保齐乎？《秦楚之间月表》云：淮阴徙王楚，齐属汉。《曹相国世家》亦曰：韩信徙为楚王，齐为郡。可以征焉。但信以兵取齐，虽移其国，守令多其故将，余威尚在，所以有田肯之贺。（《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汇评】

刘辰翁：田肯此人，以韩信之故，窃计诸侯必多有欲得齐者，辄先事白言形势，以启人主之机心。为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王，则他皆莫可者矣。帝悟，遂赐之金，善之以不可使有第二韩信也。……肯虽不言楚，概有意也，此帝所以为明达也。（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凌稚隆：肯谓秦、齐不可王，以其地险而难制也。是也。而曰亲子弟可王，则亲子弟宁独不怀异志乎？高帝因而大封，竟贻他日七国之变，皆肯一言启之。（《汉书评林·高帝纪下》）

[21]【汇评】

凌稚隆：王鏊曰：朝太公与上变事对，家令说与田肯说对，皆善之，皆赐金五百斤，虽错综变化，自是整然。（《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后十馀日，封韩信为淮阴侯[1]，分其地为二国[2]。高祖曰将军刘贾数有功[3]，以为荆王[4]，王淮东[5]。弟交为楚王[6]，王淮西[7]。子肥为齐王[8]，王七十馀城，民能齐言者皆属齐[9]。乃论功，与诸列侯剖符行封[10]。徙韩王信太原[11]。

[1]【汇注】

王先谦：齐召南曰：此文追叙也。据《功臣表》，曹参等以十二月甲申封，而淮阴侯之封，直至四月，则知此文为追叙矣。（《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王恢：淮阴，《淮水注》：“淮水右岸即淮阴，北临淮水。昔韩信去下乡而钓于此处也。城东有两冢，西者即漂母冢也；东一陵即信母冢也。”太史公曰：“其母死，贫无以为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清统志》九四引《清河县志》，淮阴故城在今淮阴县东南五里。《淮安府志》：信母墓在韩信城下半里，与漂母墓相对。漂母墓今名泰山墩，在县东，去马头镇二里许，突兀陂泽中，锁两河之口云。（《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2]【汇注】

司马光：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惩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抚天下。春正月丙午，分楚王信地为二国。以淮东五十三县立从兄将军贾为荆王，以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

[3]【汇注】

班固：诏曰：“齐，古之建国也，今为郡县，其复以为诸侯。将军刘贾数有大功，及择宽惠修洁者，王齐、荆地。”春正月丙午，韩王信等奏请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汉书·高帝纪第一下》）

[4]【汇注】

司马贞：乃王吴地，在淮东也。姚察按：虞喜云：“总言吴，别言荆者，以山命国也。今西南有荆山，在阳羡界。贾封吴地而号荆王，指取此义。”《太康地理志》：阳羡县，本名荆溪。（《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吕祖谦：按：《本纪》诏曰：“齐，古之建国也，今为郡县，其复以为诸侯（齐自五年徙韩信于楚，未封诸侯）。将军刘贾数有大功，及择宽惠修洁者，王齐、荆地。”（《大事记解题》卷九）

又：春正月丙午，韩王信等奏请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同上）

胡三省：《索隐》曰：乃王吴地，在淮东也。余据班史，时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王贾。东阳，汉下邳地；鄣郡，汉丹阳地；吴郡，即会稽地；盖其地自淮东而南，尽丹阳、会稽也。贾死后，以其地王吴王濞，故《索隐》云王吴地也。如淳曰：荆，亦楚也。贾逵曰：秦庄襄王名楚，故改曰荆，遂行于世。晋灼曰：“奋伐荆楚”，自秦之先固已称荆。《索隐》曰：姚察按：虞喜云：总言荆者，以山命国也。今西南有荆山，在阳羡界。贾分封吴地而号荆王，指取此义。《太康地志》：阳羡县，本名荆溪。（《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注）

方回：《功臣表》曰：贾，高祖从父弟也。《荆燕吴传》荆王刘贾，高帝从父兄也，不知其初起时。（见《古今考》卷二四“立以为荆王”）

又：《汉·地理志》会稽郡，秦置，高帝六年为荆国，十二年更名吴。……贾立六年，高祖十一年，黥布反，贾战弗胜，走临淮郡之富陵县，为所杀，无子国除。高祖十二年十月，以会稽吴封兄仲之子濞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同上）

王恢：荆国，与楚王交同日并封从父兄贾为荆王，王故东阳、鄣、会稽五十三县，都东阳（江都）。以加强淮东屏藩。十一年（前196）秋，淮南王黥布反，东击荆。贾走死富陵，国除为郡。史称“分其（楚王韩信）地为二国：立贾为荆王，王淮东；弟交为楚王，王淮西”。（其实淮南与淮北）当如《汉书·高纪》，韩信为楚王，“王淮北”，荆乃以“故”东阳等三郡新置，非“分其为二”也。（余著《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页三一，误从《史记》）全祖望《经史问答》九：问“淮阴王楚，以齐还楚”，答以胡三省于《通鉴》兼王齐说为是，故田肯贺得齐，不言得楚……（《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5]【汇注】

龚浩康：淮东，指今安徽省淮河东部和南部一带。（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6]【汇注】

班固：春正月丙午，韩王信等奏请……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汉书·高帝纪第一下》）

方回：《楚元王传》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交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荀卿门人也。一时间气钟于一门。高祖之武，元王之文，伟哉！惜乎申公无诗，元王诗今不传也。（见《古今考》卷二四“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

[7]【汇注】

胡三省：薛郡，汉之鲁国；东海，秦之郯郡；彭城，后为楚国；盖封交之时得三郡地。景、武之后，楚国仅彭城数县耳。（《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注）

刘文淇：《高祖本纪》又云，六年冬十月，人告楚王信谋反，上会诸侯于陈，楚王信迎谒，因执之。韩王信等奏请，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即会稽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按：砀郡误，当作泗水郡。《楚元王交传》，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东海本郯郡，彭城本泗水郡地）。《楚元王交传》，汉元年，既废楚王信，分其地为二国，立贾为荆王，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先有功也。然则楚王信所得六郡之地，分与荆王贾、楚王交有明征矣。（《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一）

龚浩康：淮西，指今安徽省淮河西部和北部一带。（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8]【汇注】

方回：东莱曰：肥，惠帝庶兄，庶长子也。胶东所治乃莱州即墨县，胶西所治乃密州高密县，临淄所治乃青州临淄县，济北、博阳所治未见。项羽立田安为济北王，治博阳，今分为两郡，盖在田荣并三齐之后。城阳所治乃密州莒县。今登、莱、沂、密、潍、青、淄、滨、沧（棣、济、德、博，皆六郡之境也）。（见《古今考》卷二四“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

【汇评】

张栻：问高祖大封同姓，卒有尾大不掉之患，高祖明达，何不虑此？曰，惩戒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圣人谓百世损益可知，此类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损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汉必益之。事势相因，必至于此。兼汉初户口减少，封诸王时计地，故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其后户口日蕃，所以强大。（引自胡广编《性理大全书》卷六十《历代二》）

方回：田肯一言寤主，谓非亲子弟莫可王齐者，盖亦窥见高祖之心。夺韩信齐而易之楚，信未改封，入壁夺其军，忌之甚矣。既而不以齐封诸人，以为郡，不欲以重地与人也。其擒信于陈，夺其楚地。信本不反，忌之而欲除之也。所谓楚亦未肯与人也。田肯发其端，惟以得信为贺，而次言齐地宜封子弟。高祖之疑于中者遂决。诏曰：“齐，古之建国也，今为郡，其复以为诸侯。将军刘贾数有大功，及择宽惠修洁者，王齐、荆地。”此诏甚典。虽止言刘贾疏属一人，群大臣心知其指矣，遂奏请刘贾王荆，元王交王楚。分楚为二，其日正月丙午，又七日壬子立代王喜、齐王肥，先从姪，次少弟，次仲兄，最后亲庶长子。其实雅意在立子肥为齐王也。故又以曹参为齐相焉。大封同姓自此四王始。（见《古今考》卷二四“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

凌稚隆：丘濬曰：此三代分封同姓为诸侯之遗，意虽不尽合于古，而犹有古意存焉。光武惩七国之变而尽废其制，晋武惩魏人之孤立而大启其封，其后遂有藩王纷争之乱。自此而后，不复讲此久矣。（《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9]【汇校】

张文虎：属齐，《正义》言齐国形胜次于秦中。各本作“齐之远国次秦”，警依《通鉴》注校正。（《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裴骃：《汉书音义》曰：“此言时民流移，故使齐言者还齐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张守节：按：言齐国形胜次于秦中，故封子肥七十余城，近齐城邑，能齐言者咸割属齐。亲子，故大其都也。孟说恐非。（《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王恢：齐国，六年（前201）十二月，既执楚王韩信，田肯贺，因说高帝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悬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正月，首开封亲子弟之纪录：以刘贾为荆王，弟交为楚王，子肥为齐王。齐得故秦之齐郡与琅玡七十三县。文帝时，先后分齐为城阳、济北、济南、菑川、胶西、胶东凡七国，立肥诸子。齐本国自肥五传至次昌，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卒，无后，国除为郡。（《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汇评】

凌稚隆：卢舜治曰：高祖惩秦孤立，大封同姓，然割地无制，建侯无法，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苟简一时，流祸于后，岂王泽熄而天不牖其衷耶？（《汉书评林·高帝纪》）

[10]【汇校】

梁玉绳：按：《功臣表》及《汉书》封诸侯在十二月，此叙于正月封荆、楚诸王之后，非。（《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颜师古：剖，破也，与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剖音普口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陈直：直按：西汉与诸王及列侯虎符。其形式今可考者，有“与安国侯为虎符第三”符，见《小校经阁金文》卷一四，九十二页。有“与泗水王为虎符泗水左一”符，见《恒轩吉金录》一百二十三页。颁发符数，由第一至第五，与郡守符相同。（《史记新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评】

凌稚隆：王应麟曰：书分封如此，则函谷之内外，淮水之东西，居然可见。

又：王应麟曰：书分封如此，则函谷之内外，淮水之东西，居然可见。按：初止王功臣，至此始王兄弟子。（《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11]【汇注】

司马贞：信初都阳翟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司马光：上以韩王信材武，所王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乃以太原郡三十一县为韩国，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寇；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

吕祖谦：韩王信故韩襄王孽孙也。长八尺九寸，从入汉中。说汉王曰：“士卒皆山东人，耸而望归。及其锋东乡，可以争天下。”汉王还定三秦，乃许王信。先拜为韩太尉，将兵略韩地，信急攻韩王昌，昌降汉，乃立信为韩王。常将韩兵，从汉王。使信与周苛等守荥阳，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归汉，汉复以为韩王，竟从击破项籍。五年春，与信剖符，王颍川。颍川，韩旧国也，故徙之。（《大事记解题》卷九）

王恢：韩国，秦二世二年（前208）六月，韩王成立；项羽更王之，数月杀之，而立郑昌。汉二年（前205）降汉。十一月，汉立韩太尉信为韩王，王颍川，都阳翟（禹县）。五年（前202）二月，以韩王信材武，而所王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据中原之核心，乃徙王太原以北以御胡，都晋阳。信以晋阳去塞远，自告奋勇请治马邑。（《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七年[1]，匈奴攻韩王信马邑[2]，信因与谋反太原[3]。白土曼丘臣、王黄立故赵将赵利为王以反[4]。高祖自往击之[5]。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6]，遂至平城[7]。匈奴围我平城[8]，七日而后罢去[9]。令樊哙止定代地[10]。立兄刘仲为代王[11]。

[1]【汇注】

齐召南：七年十月，长乐宫成。帝自将讨韩王信，追击之，匈奴冒顿围帝于平城，七日乃解。匈奴寇代，代王喜逃归。立子如意为代王，戚姬子也。置宗正官。（《历代帝王年表·汉年表》）

[2]【汇注】

张守节：《搜神记》云：“昔秦人筑城于武周塞以备胡，城将成而崩者数矣。有马驰走，周旋反覆，父老异之，因依以筑城，乃不崩，遂名马邑。”《括地志》云：“朔州城，汉雁门，即马邑县城也。攻韩信于马邑，即此城。”（《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王先谦：马邑，雁门县。信以太原郡为韩国，本都晋阳，自请移治马邑，则马邑是时属韩国。胡三省云：盖定襄未置郡，故太原之地北被边，兼有雁门之马邑也。今朔平府朔州治。（《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程馀庆：故城在朔平府西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恢：马邑，《水注》：“马邑川水出马邑西，俗谓磨川，马磨声相近（今沪语马，磨声），其水东迳马邑故城南，入桑乾水。”《清统志》一四八：“即今朔县治。城外西北隅有古城，即古马邑城。”武帝时，伏兵三十万马邑傍，史称“马邑之役”。（《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3]【汇校】

梁玉绳：按：韩王之反，此在七年，《表》在五年，并误也，当依信本传作“六年”为是，《汉纪》《表》亦云六年九月。（《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编者按：“信因与谋反太原”，《汉书》作“信降匈奴”。

【汇注】

司马光：（七年）秋，匈奴围韩王信于马邑。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发兵救之，疑信数间使，有二心，使人责让信。信恐诛，九月，以马邑降匈奴。匈奴冒顿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

[4]【汇校】

梁玉绳：按：信本传云“立赵苗裔”，《汉纪》云“赵后”则“将”乃“后”字之误。其后为陈豨将守东垣也。（《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张文虎：故赵将，《志疑》云信本传云“赵苗裔”，《汉纪》云“赵后”，则“将”乃“后”字之讹。（《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在上郡。”（《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胡三省：班《志》：白土县属上郡。《括地志》：白土故城在盐州白池东北九十里，又云近延州。余据班《志》圜水出白土县西，东入河。师古曰：圜，音银，今银州银水是，则白土县在唐银州界。按：圜字乃圁之误。《通典》圁水在银州儒林县东北，今谓之无定河。师古又曰：曼丘、毋丘本一姓也，语有缓急耳。曼音万，《姓谱》：齐有曼丘不择。（《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注）

王鸣盛：上郡白土，圜水出西，东入河。《水经注》东作南。（《十七史商榷》卷二十《汉书·地理杂辨证三》）

沈钦韩：《广韵》：丘字注汉复姓四十四氏，《孟子》：齐有曼丘不择，别有毋丘俭，非一姓也。（《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程馀庆：白土故城在榆林府，故夏州城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恢：白土，《汉志》：“上郡白土，圜水出西，东入河。”圜盖圁之讹。《河水注》：“圁水出上郡白土县圁谷，东迳其县南，又东迳鸿门县（神木西南榆林东），又东迳圁阴县（葭县境）北，又东迳圁阳县（神木南）南，注于河。”圁水应为今无定河，白土县疑在横山县境。《清统志》（五四二）说在鄂尔多斯右翼中旗南，近今神木县北者，以圁水当今窟野河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5]【汇注】

司马光：上自将击韩王信，破其军于铜鞮，斩其将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立赵苗裔赵利为王，复收信败散兵，与信及匈奴谋攻汉。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汉兵击之，匈奴辄败走，已复屯聚，汉兵乘胜追之。会天大寒，雨雪，士卒堕指者什二三。（《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

[6]【汇注】

颜师古：十人之中，二三堕指。（《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汇评】

吴见思：先为围平城解嘲。（《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7]【汇校】

张文虎：平城，《正义》蹋顿，当作“冒顿”，当作“昌顿”，然各本皆作“蹋”，仍之。（《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朔州定襄县，本汉平城县。县东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台，名曰白登台。《汉书·匈奴传》云（蹋）［冒］顿围高帝于白登七日，即此也。服虔云‘白登，台名，去平城七里’。李穆叔《赵记》云‘平城东七里有土山，高百余尺，方十余里’。亦谓此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胡三省：班《志》：平城县属雁门郡。（《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注）

沈钦韩：《方舆纪要》：平城废县在大同府东五里，晋隆安二年拓拔珪自盛乐徙都平城，谓之代都。（《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王先谦：平城，雁门县。在今大同府大同县东。（《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王恢：平城，《水注》：“如浑水（御河）南流迳白登山西，白登，台名也。去平城十里。今平城东十七里有台，即白登台也。台南对冈阜，即白登山也。故《汉书》称‘上遂至平城，上白登’者也。为匈奴所围处。”（《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又：平城故城在今大同县东五里。平城解围之明年，周勃复击信城下。后汉建武十年，吴汉破卢芳及匈奴。晋刘琨表拓跋猗庐为代王而有其地。《魏书》，穆帝六年修故平城以为南都，道武帝遂于天兴元年（398）迁都平城。太宗泰常七年筑平城外郭，周三十二里，既又广西宫外垣二十里。后迁都洛阳，以平城为恒州。唐贞观为云州，会昌曰大同。辽、金并为西京。元改西京为大同路。明，清为大同府。自来与燕京并称北疆重镇。自石晋割失燕云，中国肩背受敌，辽、金、元之得以凭陵中夏，宋明之衰亡，殆莫不关于燕云。燕京之安固又常系之云中也。（同上）

又：唐晏《庚子西行记事》：“大同府居纥干山之下，山环水抱，气象雄阔，城垣崇隆，楼橹雄丽，有都城气象。余行经大城数矣，殆无逾之者。城内四牌楼之东，有金代皇宫旧址，琉璃九龙影壁，完好无恙，与燕京大内宁寿宫无异。余行天下见地之可都者，长安外惟燕京及此耳。”（同上）

【汇评】

王世贞：（其一：）汉使来，胡马死；汉使归，死马起。生何致，致汉天子。其二：曲逆腹，如腲膇，不能出一奇。彼有阏氏，此有戚姬；其三：开一角，纵汉兵。汉天子，有神灵。其四：汉天子，何神灵？韩、彭死，冒顿生。其五：阏氏妒，如汉女；单于乐，乐翁主。金珠纨縠压驼马！（《弇州四部稿》续稿卷二诗部《平城歌》）

王恢：是役也，汉匈兵力，步马之势悬绝，虽赖陈平之奇划，但启和亲之国耻。（《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8]【汇评】

凌稚隆：王韦曰：“‘匈奴围我平城’，得《春秋》法，《汉书》改“为匈奴所围”，失体而文弱矣！”（《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袁枚：项羽以轻用其锋，而计失于高祖，高祖以早藏其锋，而计失于匈奴，均失也。……尝谓高祖之得天下也晚，故其为子孙谋也太早，而其除其功臣也太速。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匈奴尚在，而功臣已尽，何也？（《小仓山房集·小仓山房文集》卷二〇《高帝论》）

[9]【汇注】

颜师古：应劭曰：“陈平使画工图美女，间遣人遗阏氏，云汉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献之。阏氏畏其夺己宠，因谓单于曰：‘汉天子亦有神灵，得其土地，非能有也。’于是匈奴开其一角，得突出。”郑氏曰：“以计鄙陋，故秘不传。”师古曰：应氏之说出桓谭《新论》，盖谭以意测之，事当然耳，非纪传所说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吕祖谦：按：《列传》，冒顿佯败走，引汉兵。高帝欲击之，御史成谏曰：“不可。夫匈奴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上白登，步兵未尽到，冒顿围高帝于白登七日。西方尽白，东方尽，北方尽骊，南方尽骍马。用护军中尉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解围。其计秘，世莫得闻。平言于上曰：“胡者全兵（李奇曰：言唯弓矛无杂使也），请令强弩傅两矢，外乡，徐行出围，入平城。”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平城，汉、晋属晋门郡，后魏道武都，平城置司州，代尹，孝文迁都洛阳，改代尹曰万年尹，后周改曰云中县，隋开皇初改曰云内，属马邑郡。唐贞观十四年以为云州，天宝元年，改为云中郡。（《大事记解题》卷九）

徐天麟：……遂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用陈平秘计得出。十二月，上还过赵，不礼赵王，二月，至栎阳徙都长安。（《西汉会要》卷一六）

【汇评】

编者按：《汉书·高帝纪第一下》云“七日，用陈平秘计得出”，东汉应劭据桓谭《新论》直云：“陈平使画工图美女，间遣人遗阏氏，云汉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献之。阏氏畏其夺己宠，因谓单于曰：‘汉天子亦有神灵，得其土地，非能有也。’于是匈奴开其一角，得突出。”而此美人计虽在疑似之间，未可定论，但史书屡载，如闳夭求有莘氏之美女献予纣王，以求释周公之囚，又如张仪亦用美人计游说郑袖，使己得化险为夷。由此观之，陈平之秘计不宜全盘否定。

[10]【汇注】

龚浩康：止定代地，留下来平定代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11]【汇校】

梁玉绳：按：刘喜之王在六年正月，与封荆、楚、齐三王同时，此误书于七年二月也，《吴濞传》同误。（《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吕祖谦：壬子，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大事记解题》卷九）

又：《史记·本纪》载喜为代王于七年。《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虽书喜元年于六年，与《汉书》同。然谓韩王信降匈奴而喜继王其地，二者皆非也。《汉书》《本纪》《年表》载封拜年、月、日、郡名、县数皆具，盖故府之所藏也。况喜所王者云中、雁门、代三郡，信所王者太原一郡，自不相干，《史记》之误明矣。然所以差误者，亦有说焉。高帝更以太原郡为韩国，徙信以备胡，都晋阳。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上许之。马邑，据《地理志》属代郡。在高帝时或属太原，亦未可知也。高帝十一年，封文帝为代王，颇取山南太原之地，以益属代，是割韩王信之故地以增益代国也。自后世观之，韩之都乃在代之县，代之地乃涉韩之境。子长不深考，遂误以代之新封为韩之旧疆也。子长论舆地之大势，封建之大意，固非孟坚所及。至于综练故实，考核岁月，则孟坚之所长也。（《大事记解题》卷九自注）

方回：宜信侯喜为代王，即高祖兄仲也。《汉书》无传，事见《吴王濞传》中。《功臣表》，六年正月壬子立，七年，为匈奴所攻，弃国自归，废为郃阳侯。孝惠二年薨。子吴王濞，高祖十二年十月辛丑，以故代王子沛侯立为吴王。（见《古今考》卷二四“壬子……立中兄宜信侯喜为代王”）

王恢，代国，楚汉之际属赵国，项羽分置代国，徙赵王歇来王，都代。汉元年（前206）九月，歇复王赵，二年十月，歇以陈馀为代王。三年，汉杀陈馀。韩王信既反，六年正月，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喜为代王。喜盖庸碌，七年十二月匈奴来攻，即弃国归洛阳，废为合阳侯。旋更立皇子如意（九年徙王赵）。盖幼未之国，乃以赵相国陈豨守代地（见《韩信卢绾附传》）。

十年八月，陈豨反，自立为代王。帝亲征，分东西两军；自将东路军，至邯郸，豨阻漳水。十一年冬，灌婴破其将王黄曲逆；郭蒙又大破张春于聊城。西路军周勃从太原入，定代地，攻残马邑。十二年冬，樊哙斩陈豨于当城（《纪》及《豨传》），但《绛侯世家》，周勃斩豨于灵丘（《豨传》亦作灵丘）。

十一年正月，分常山南太原之地益代，以易代以西之云中郡入汉，立皇子恒，都晋阳而居中都。立十七年，入为帝——是为文帝。（《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汇评】

王恢：观高帝之困平城，喜之弃国，恒之王代而治晋阳，且南徙中都，边患之严重可见。而云中以边郡收——其后边郡概归中央管辖，又足见勇于承担疆理，国势之所以日隆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二月，高祖自平城过赵、雒阳，至长安[1]。长乐宫成[2]，丞相已下徙治长安[3]。

[1]【汇校】

梁玉绳：按：《汉纪》高祖十二月过赵，二月至长安，非二月自平城抵长安也。刘辰翁以“雒阳”二字多。（《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无名氏：汉长安故城，汉之旧都，高祖（编者按：孙星衍、庄逵吉校《玉海》作帝）七年方修长乐宫成，自栎阳徙居此城，本秦离宫也。初置长安城本狭小，至惠帝更筑之。……高三丈五尺，上阔九尺，下阔一丈五尺，雉高三坂，周回六十五里，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旧京为斗城（孙星衍、庄逵吉校：《玉海》引如上，今本有按：惠帝元年正月初成云云，乃后人以《汉书》加入）。……城下有池周绕（孙星衍、庄逵吉校《玉海》无此字），广三丈深二丈，石桥各六丈，与街相直。（《玉海·雍录》相直二字作等）。（引自《三辅黄图》卷一）

[2]【汇注】

胡三省：先虽以娄敬、张良之言西都关中，然都邑未成，则犹居栎阳，今未央宫成，始自栎阳徙都长安。（《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注）

沈钦韩：《三辅黄图》：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高皇帝始居栎阳，七年长乐宫成，徙居长安城。《三辅旧事·宫殿》疏皆曰：兴乐宫，秦始皇造，汉修饰之。周回二十里。（宋敏求《长安志》《关中记》曰，秦始皇长乐宫有鱼池台、酒池台。）前殿东西四十九丈七尺，两中（序同《玉海》亭）三十五丈，深十二丈。长乐宫有鸿台、有临华殿、温室殿、有长信、长秋、永寿、永宁四殿，高帝后太后常居之。（《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张永禄：长乐宫，汉都长安宫名。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九月至七年（公元前200）二月，由丞相萧何主持在秦兴乐宫基础上营修而成。位于长安城东南部。宫城“周回二十里”，据考古探测，宫垣东西长2900米，南北宽2400米，周长10600米，面积约6平方公里，约占长安城总面积六分之一。宫城平面形制略呈方形，南墙在覆盎门西有一处曲折，其余各墙都作直线。宫墙为夯筑土墙，厚达20多米。宫城四面各设一座宫门，其中东、西二宫门是主要的通道，门外筑有阙楼，称为东阙和西阙。南宫门与覆盎门南北相对。东、南两面临近城墙，西隔安门大街与未央宫相望。长乐宫坐北向南。内有14所主要宫殿。其中前殿位于南面中部，前殿西侧有长信宫、长秋殿、永寿殿、永昌殿等；前殿北面有大夏殿、临华殿、宣德殿、通光殿、高明殿、建始殿、广阳殿、神仙殿、椒房殿和长亭殿等。另有温室殿、钟室、月室以及秦始皇时在兴乐宫中建造的高达40丈的鸿台。长乐宫是西汉初年的皇宫，高帝刘邦七年迁都长安后，即在这里接见群臣与朝会诸侯，为当时的政治活动中心。从汉惠帝起，西汉皇帝移居未央宫听政，长乐宫仅供太后居住，从而形成了“人主皆居未央，而长乐常奉母后”的制度。由于长乐宫在未央宫之东，故又称为“东宫”或“东朝”。长乐宫虽从惠帝时失去正宫地位，但由于是母后之宫，尤其是后来吕太后临朝称制及外戚专权之时，长乐宫仍成为左右朝政的政治中心。《雍录》：“惠帝自未央朝长乐。武帝亦曰东朝廷辩之。七国反，景帝往来东宫间，天下寒心。师古曰：‘谓咨谋于太后也。’”王莽时改长乐宫为常乐室。西汉末年，更始帝仍以长乐宫为皇宫。后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盆子被拥立为帝，也以长乐宫为皇宫。遗址在今西安市西北未央区未央宫乡阁老门、唐寨、雷巷、罗家巷、张家巷、讲武殿等村庄一带。（《汉代长安词典》四《宫殿·长乐宫》）

[3]【汇校】

张文虎：长安，《索隐》“扶风”，二字单本无，南宋、中统、游本有。（《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司马贞：按：《汉仪注》高祖六年，更名咸阳曰长安。《三辅旧事》扶风渭城，本咸阳地，高帝为新城，七年属长安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吕祖谦：长安，即咸阳也。按：《史记》《大事记》，高帝六年，更命咸阳曰长安。然《卢绾传》云：绾封为长安侯，长安故咸阳也。则长安为咸阳别名久矣。是时高祖虽西入关，尚居栎阳，方营宫室于长安，谋徙都也。（《大事记解题》卷九）

程馀庆：长安，本乡聚名，高祖始都之，故城在长安府西北三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恢：长安，《卢绾传》，太史公曰：“长安，故咸阳也。”《纪要》（五三）：“本秦杜县之长安乡，始皇封其弟成为长安君，楚怀王封项羽为长安侯，汉初以封卢绾也。”秦都咸阳，虽在渭阳，而离宫多在渭南：阿房宫在今西安市直西古城村；宜春宫在西安西南曲江；汉长乐宫即秦兴乐宫故址。项羽烧秦宫室，汉初未有宫室，居栎阳宫也。而即长安筑长乐未央二宫，惠帝再筑城垣，周六十里。后毁于赤眉，故城在今西安城北二十里。城墙基址大部尚存，仅北部略残缺。隋更营新都——大兴城于故城东南龙首原之阳，唐因隋制而更增完美。安史乱后，屡遭兵燹，后唐天佑元年（904）就皇城及宫城之一部修筑，今城大体即其遗址。（《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陈直：汉之故都，高祖七年方修长安宫城，自栎阳徙居此城，本秦离宫也。初置长安城，本狭小，至惠帝更筑之。直按：《史记·高祖本纪》云：“七年，长乐宫成，丞相已下徙治长安。”《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大事记》：“高祖七年，长乐宫成，自栎阳徙长安。”又《水经注·渭水》曰：“长安有秦离宫，原无城垣，故惠帝城之。”

按惠帝元年正月，初城长安城。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三十日罢。城高三丈五尺，下阔一丈五尺，六月发徒隶二万人常役。至五年，复发十四万五千人，三十日乃罢。九月城成，高三丈五尺，下阔一丈五尺，上阔九尺，雉高三坂，周回六十五里。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

直按：惠帝筑长安城事见《汉书·惠帝纪》。……又按：本段与《太平寰宇记》卷二五，叙长安故城，文字相同，但不言城垣高度。《元和郡县图志》卷一，自“本秦离宫也”，至“北为北斗形”，与本文完全相同。

《汉旧仪》曰：“长安城中，经纬各长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三顷，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地皆黑壤，今赤如火，坚如石。父老传云，尽凿龙首山土为城，水泉深二十余丈。树宜槐与榆，松柏茂盛焉。城下有池，周绕广三丈，深二丈，石桥各六丈，与街相直。（《三辅黄图校证》卷一《汉长安故城》）

八年[1]，高祖东击韩王信馀反寇于东垣[2]。

[1]【汇注】

荀悦：八年冬，上击韩王信余寇于东垣。建武侯靳歙有功，迁为车骑将军。（《汉纪·前汉高祖皇帝纪卷四》）

齐召南：八年冬，自将击韩王信余寇。过赵，赵相贯高欲为乱，不果。十二月还宫。（《历代帝王年表·汉年表》）

[2]【汇校】

王若虚：刘子玄曰：“韩王本名信都，而迁固辄去‘都’字，用使称其名姓，全与淮阴不别。”按：韩王，韩国之后，其姓为姬，袭封于韩，而非姓也。又加王字，有何不别？然迁于《绛侯传》，固作《淮阴》等赞，亦称两韩信，而《高祖纪》八年，又云“上东击韩信余寇于东垣”，何邪？（《滹南遗老集》卷二〇《诸史辨惑》）

【汇注】

裴骃：《地理志》：东垣，高帝更名曰真定。（《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吕祖谦：豨复使利守东垣。利者，赵苗裔，韩王信初反时立以为王者也，故高帝亲击之，降其城，更名东垣曰真定。（《大事记解题》卷九）

胡三省：班《志》，高帝十一年，更名东垣曰真定；武帝元鼎四年，置真定国。垣，音辕。（《资治通鉴》卷一二《汉纪四》注）

王先谦：东垣，真定县，后改名真定。在今正定府正定县南。（《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王恢：东垣，《汉志》：“真定国真定，故东垣，汉高十一年更名。”（《韩信卢绾传附陈豨传》）《赵世家》，武灵王二十一年攻中山，取东垣。《苏秦传》，秦说燕曰：赵之攻燕也，不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正义》：“赵之东邑，在真定县南八里，故常山城也。”唐初徙今治。唐书谓“河朔天下根本，而正定又河朔之根本”，盖绾毂燕晋，河山间通衢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1]，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2]。高祖还，见宫阙壮甚[3]，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4]，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5]。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6]，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7]。”高祖乃说[8]。

[1]【汇校】

梁玉绳：按：《汉纪》此事在七年二月，《史》在八年，非。（《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葛洪：汉高帝七年，萧相国营未央宫，因龙首山制前殿，建北阙，未央宫周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回七十里。台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后宫。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后宫门。门闼凡九十五。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明夷，教习水战，因而于上游戏养鱼，鱼给诸陵庙祭祀，余付长安市卖之，池周回四十里。（《西京杂记》卷一）

张守节：《括地志》云：“未央宫，在雍州长安县西北十里长安故城中。”颜师古云：“未央殿虽南向，而当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门、东阙，至于西南两面，无门阙矣。萧何初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宜然乎？”按：北阙为正者，盖象秦作前殿，渡渭水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胡三省：未央宫在长安城西南隅，周回二十八里。《元和志》曰：东距长乐宫一里，中隔武库。《括地志》：未央宫，在雍州长安县西北十里长安故城中。（见《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

沈自南：鹤山雅言汉宫殿之制，宫是总名，宫中各有殿。汉初有未央、长乐两宫，武帝以来有长杨、五柞、甘泉。如未央宫自有三十六殿。又：古元无殿字，却借殿后的殿字，如今人称。元无字，却借字上从厂，殊无义理。（《艺林汇考·栋宇篇卷之一》）

钱大昭：《太平御览》引《关中记》云：未央宫萧何所造，周回二十三里，疏龙首山土为殿基；殿基出长安城上。（《汉书辨疑》卷一）

周寿昌：《史记》注：骃按：《关中记》曰，未央东有苍龙阙，北有元武阙。《索隐》曰，东阙名苍龙，北阙名元武。秦旧宫皆在渭北，立东北阙，取其便也。据此则颜注厌胜之说恐不然。（《汉书注校补》卷一）

陈直：未央宫，《汉书》曰：“高祖七年，萧何造未央宫，立东阙、北阙（阙，门观也。刘熙《释名》曰：阙在两门旁，中央阙然为道也。门阙，天子号令赏罚所由出也。未央宫殿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在北阙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阙东门。至于西南两面，无门阙矣。盖萧何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然乎）、前殿、武库（藏兵器之处也）、太仓（廪粟所在一百三十楹，在长安城外东南）。……上悦，自栎阳徙居焉。”

直按：本段文字，用《汉书》高祖八年纪文，《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五亦同。东阙，《汉书·文帝纪》七年六月未央宫东阙罘罳灾。《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九，及《长安志》引《关中记》曰：“未央宫东有青龙阙，北有元武阙，所谓北阙者也。”《艺文类聚》卷六十二，引《三辅旧事》并同。又《古今注》卷上云：“苍龙阙画苍龙，白虎阙画白虎，玄武阙画玄武，朱雀阙上有朱雀二枚。”……

未央宫周回二十八里，前殿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前殿曰路寝，见诸侯群臣处也）。营未央宫因龙首山以制前殿（山长六十里，头入渭水，尾达樊川，秦时有黑龙从南山出饮渭水，其行道因成土山。疏山为台殿，不假板筑，高出长安城。《西京赋》所谓疏龙首以抗前殿，此也）。至孝武以木兰为棼橑（木兰，香木。棼橑，栋椽），文杏为梁柱（杏木之有文者），金铺玉户（金铺扉上有金华，中作兽及龙蛇铺首以御环也。玉户，以玉饰户也），华榱璧珰，雕楹玉磶（楹，柱也。磶，柱下石也），重轩镂槛，青琐丹墀（青琐，窗也。墀，殿阶也），左墄，右平（右乘车上，故使之平；左以人上，故为之阶级。墄，阶级也），黄金为璧带，间以和氏珍玉，风至其声玲珑也。

直按：《西京杂记》云：“未央宫周匝二十二里九十五步，街道周四十七里。台殿四十三所，其三十二所在外，十一所在后宫。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二亦在后宫。门闼凡九十五。”又《长安志》引《关中记》云：“未央宫周旋三十一里，街道十七里。有台三十二，池十二，土山四，宫殿门八十一，掖门十四。”与本文周回二十八里之说，三书所记皆不相符。又《文选·西京赋》云：“疏龙首以抗殿。”李善注引《三辅黄图》曰：“日营未央，因龙首以制前殿。”……

未央宫有宣室、麒麟、金华、承明、武台、钩弋等殿。又有殿阁三十二，有寿成、万岁、广明、椒房、清凉、永（校：原作“水”，误，据毕本改）延、玉堂、寿安、平就、宣德、东明、飞（校：原作“岁”，误，据《汉书》改）雨、凤凰、通光、曲台、白虎等殿。（《三辅黄图校证》卷之二《汉宫》）

王恢：未央宫，位于龙首原，遗址在今西安城西北八公里之故城西隅。潘岳《关中记》辛氏《三秦记》并云疏龙首山为台殿，台址不假版筑。《三辅黄图》云：“宫周围三十八里。前殿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长安志》云：“唐会昌元年，武宗游畋未央宫，见其遗址，诏葺之。当有殿舍二百四十九间。”（《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张永禄：未央宫，汉都长安宫名。西汉初萧何于高帝七年（前200）二月至九年（前198）十月主持监造，后又经汉武帝时的不断增饰和扩建。位于汉长安城西南部。宫城北临直城门大街，东距安门大街约750米，西南两面接近城墙，西距西城墙30米，南距南城墙50米。未央宫因位处长乐宫之西，称西宫。又因为它是西汉王朝的皇宫，犹如天帝所居的紫宫，故又称为紫宫。后来王莽改称寿成室。《西京杂记》：“未央宫周匝二十二里九十五步（约合今9300米）。”考古实测周长8560米，宫垣东西长2300米，南北宽2000米，面积5平方公里，约占汉长安城总面积的七分之一。宫城平面形制为东西略长、南北略短的横长方形。未央宫“斩龙首山而营之”，地据龙首山原之上，宫内建筑巍峨高耸，雄伟壮观。未央宫宫殿虽坐北朝南，但因群臣奏事多从北阙进出，故北阙成为宫城事实上的正门。未央宫是长安城内一组大的宫殿群，宫内殿阁密布，楼台起伏。《西京杂记》记有台殿四十三所，池十三，山六，门闼凡九十五。《关中记》记“有台三十二，池十二，土山四，宫殿门八十一，掖门十四”。《长安志》所列殿台观阁等建筑名称，约有七十多个。殿宇之盛，前所未有。主要建筑有北阙、东阙、前殿、宣室殿、温室殿、清凉殿、宣明殿、广明殿、昆德殿、玉堂殿、白虎殿、金华殿、椒房殿、昭阳殿、飞翔殿、增成殿、合欢殿、兰林殿、披香殿、凤凰殿、鸳鸾殿、石渠阁、天禄阁、麒麟殿、承明殿及柏梁台、渐台等。未央宫是汉初为取代长乐宫而营建的一座新的皇宫。高帝晚年，已在未央宫大会诸王群臣。从惠帝起，西汉诸帝由长乐宫移居未央宫听政，未央宫便成为西汉一代的主要政治活动中心。新莽地皇四年（23）十月，汉兵入长安，“未央宫烧攻莽三日”，使未央宫遭到严重破坏。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十九年（43）下诏“修西京宫室”。后赵石虎于建武十一年（345），“发雍、洛、秦、并州十六万人城长安未央宫”。经多次葺修，遂渐得到恢复，先后仍为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诸朝的皇宫。隋唐时期，迁都唐长安城，汉长安故城被划入禁苑范围，未央宫废弃不用。后于唐敬宗宝历二年（826）、武宗会昌元年（841）因其遗址而有所修葺，但仅作为游宴之地，旧殿已多不存在。遗址在今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宫乡马家寨、大刘家寨、小刘家寨、柯家寨、卢家村与周家湾一带。（《汉代长安词典》四《宫殿·未央宫》）

又：西汉文帝瓦当，在西汉长安地区出土较多。有人统计，“长生未央”瓦有120种不同的篆形，其中有中间云纹四周环书者，有文字在当中者，有左读者，有芝英体者，有蝌斗书者等异体。（《汉代长安词典》十九《考古发现与文物·长生未央、长乐未央瓦》）

【汇评】

凌稚隆：许相卿曰：作未央为阴阳厌胜之术，非道君以侈也。师古解是。（《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2]【汇注】

裴骃：《关中记》曰：“东有苍龙阙，北有玄武阙。玄武所谓北阙。”（《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司马贞：东阙名苍龙，北阙名玄武，无西南二阙者，盖萧何以厌胜之法故不立也。《说文》云“阙，门观也”。高三十丈，秦家旧处皆在渭北，而立东阙、北阙、盖取其便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吕祖谦：按：《史记》长乐宫成，自栎阳徙长安，是迁都之始天子居长乐宫也。及未央宫成，则遂为天子之常居，而长乐则太后多处之。师古曰：“未央宫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门、东阙，至于西、南两面，无门、阙矣。盖萧何初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宜然乎？”《水经注》渭水经长安城北，又东合昆明故渠，故渠东经未央宫北，萧何堑龙首山而营之。山长六十余里，头于渭，尾达樊川。头高二十丈，尾渐下，高五六丈，土色赤而坚。北有玄武阙，即北阙也。东有苍龙阙，阙内有阊阖、止车诸门。未央宫东有宣室、玉堂、麒麟、含章、白虎、凤凰、朱雀、鵷鸾、昭阳诸殿，天禄、石渠、麒麟三阁。未央宫北即桂宫也，周十余里，内有光明殿，走狗台、柏梁台，旧乘复道，用相经通。故渠出二宫之间，谓之明渠。明渠又东，历武库北，旧樗里子葬于此。汉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直其墓。明渠又东，经汉长乐宫北，本秦之长乐宫也。周二十里，殿前列铜人殿，西有长信、长秋、永寿、永昌诸殿。（《大事记解题》卷九）

沈自南：《纲目集览》：未央宫东阙罘罳灾，《三辅黄图》云，萧何造未央宫，立东阙、北阙。注：阙，门观也。刘熙《释名》曰，阙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天子号令赏罚所由出也。未央宫殿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皆在北阙焉，东阙非正也。（《艺林汇考·栋宇篇卷之四》）

程馀庆：东阙名苍龙，北阙名玄武，秦旧宫皆在渭北，而立东阙、北阙，故取其便，盖以北阙为正门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又：前殿，《三辅黄图》：未央宫以龙首山以制前殿，东西五十丈，深计十五丈，高计三十五丈。（同上）

又：武库，以藏兵器。（同上）

张永禄：未央宫东阙，又名苍龙阙，汉未央宫东门观。汉高祖七年（前200）建。……是汉天子发布号令行赏罚的地方。东阙之上有以木镂空雕刻成的各种几何纹图形连阙曲阁，称为罘罳，建筑高大壮丽。东阙为“朝诸侯之门”，当时皇亲国戚来往于未央、长乐二宫，都要出入东门阙。（《汉代长安词典》四《宫殿·未央东阙》）

又：未央宫北阙：又名玄武阙，未央宫北门观。汉初高帝七年（前200）萧何主持营建。高三十丈（合今70.5米），高大壮丽。《史记·高祖本纪》张守节《正义》引颜师古注云：未央宫殿虽坐北朝南，但当时上书奏事及谒见皇帝者，都要到北阙之下等候召见，而主受章疏的公车与负责警卫宫门的司马也设在北面，故北阙实际上成了未央宫的正门。这是因为北阙北临桂宫，东北有北宫、明光宫，与诸宫往来方便；同时，与长安一水之隔的渭北咸阳原上，原来就是秦旧宫室的所在，又是汉朝皇室的陵区，汉长安城最为繁荣的市区，也是在都城的西北部，因而未央宫的北宫门阙，也是通向城西北和渭北的重要通道……

公车门，即未央宫北阙门。公车，官署名。《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李贤注引《汉官仪》：“公车掌殿司马门，天下上事及征召皆总领之。”《资治通鉴》卷二十三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有男子乘黄犊车诣北阙。”颜师古注：“未央宫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者皆诣北阙，公车司马在焉。”未央宫北阙因设有公车署，故又称公车门。（《汉代长安词典》四《宫殿·未央北阙》）

又：未央前殿，汉未央宫正殿名。汉高帝七年（前200）由萧何主持建造。位于未央宫的正中。前殿坐北朝南，是一组极其富丽堂皇的高台建筑。……建筑之豪华，为其它宫殿所莫及。现前殿遗址台基仍存，其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00米，高15米。台基由南往北有三个大台面，次递增高。中间台面的主体建筑是前殿的中心建筑物。高大突兀，巍峨壮观，如张衡《西京赋》所云：“疏龙首以抗（举）殿，状巍峨以岌嶫。”前殿系由多所殿堂建筑组合而成，前殿两侧，有东厢、西厢；北部有“布政教之室”的宣室殿和皇帝下朝后居处的非常室，另有夏处清爽的清凉殿与冬居温暖的温室殿等。前殿为未央宫正殿，凡皇帝登基、丧事等大典大礼活动，及重要的朝会，都在此殿举行。西汉初年，高帝刘邦曾在此殿置宴，大会诸侯群臣，为太上皇祝寿。在平息诸吕之乱后，代王刘恒被迎入此未央前殿，拥立为帝，是为汉文帝。后来汉武帝虽死于五柞宫，但入殡于此殿。汉平帝纳王莽女为皇后，也是在此殿举行婚礼大仪的。后来王莽篡位，“还坐未央前殿”，在此宣布改国号为新。始建国元年（9），王莽改未央前殿名为王路堂。地皇四年（23）汉兵入长安，未央宫被火烧三日。王莽“避火宣前殿，火辄随之”，前殿随之毁于大火。遗址在今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宫乡马家寨村北。（《汉代长安词典》四《宫殿·未央前殿》）

又：武库，西汉都城长安的中央兵器库。汉高帝七年（前200）营建，丞相萧何主持建造。位于汉长安城内中南部，南距汉长安城南墙1810米，东距安门大街82米，西邻未央宫东宫墙。武库由中尉属官武库令掌管，用以储藏禁兵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从1962年至1977年对武库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现已探明，武库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四周筑有围墙。东墙和南墙保存较好。南墙长710米，宽15米；北墙残长240米，宽3.6米；东墙长322米，宽1.5米；西墙残长30米，宽1.5米。武库中的建筑物主要有兵器库和守兵营。各种兵器均分类库藏，并都放置在兵器架上。在武库东北的一号遗址库房内，发现有当年安装兵器的沟漕遗迹。武库遗址内出土了大批武器，有铁刀、铁剑、铁矛、铁戟、铁镞、铁斧、铁铠甲及铜戈、铜镞、铜剑格等，其中以铁兵器为主，铜兵器不多，这反映了西汉时期的冶铁业的发展与铁兵器逐渐代替铜武器的情况。王莽末年，武库毁于战火，此后便废弃不用。遗址在今西安市西北郊未央宫乡大刘寨村东。（《汉代长安词典》二《社会经济·武库》）

又：太仓，西汉最大的国家仓库。汉高帝七年（前200）萧何主持修建，位于京师长安城东南。《汉书·食货志》载，汉武帝时“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汉代长安词典》二《社会经济·太仓》）

[3]【汇校】

［日］泷川资言：秘阁本“壮”下有“丽”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王叔岷：案：《汉书》《通鉴》“壮”下并有“丽”字，与下文“非壮丽无以重威”相应。（《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4]【汇校】

颜师古：匈匈，喧扰之意。（《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王叔岷：匈借为“詾”，《说文》：“詾，讼也。讼，争也。”《项羽本纪》已有说。《汉书》《通鉴》“苦战”并作“劳苦”。（《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评】

钟惺：达识远虑，其异于群雄以此。光武有言，日复一日，安敢远期十年，亦是此意。（《史怀》卷五）

[5]【汇注】

颜师古：就，成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6]【汇评】

司马光：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填服天下也。天下未定，当克己节用以趋民之急；而顾以宫室为先，岂可谓之知所务哉！昔禹卑宫室而桀为倾宫。创业垂统之君，躬行节俭以训示子孙，其末流犹入于淫靡，况示之以侈乎！乃云“无令后世有以加”，岂不谬哉！至于孝武，卒以宫室罢敝天下，未必不由酂侯启之也！（《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

张宁：初，高祖之汉，何尝劝以养民致贤，何其知本也！今乃欲乘急侈土木之功，欲以重威示后，何其不知务也！夫开国承家，尝以节俭自持，犹或流于荡侈。尝以根本自固，犹或积致陵夷，岂有宫室壮丽而可以重威示后？殆失之口给矣！然当是时强敌尽除，天下已定，而帝犹以成败为虑，推是心也，使得伊、傅之臣，将顺辅翼，则帝之创业垂统，当不止于汉而已也。（《方洲集》卷二八《读史集·汉王七年》）

凌稚隆：萧何欲帝都秦，而恐其未坚也，故特壮丽其宫室，以侈其心，而驾言曰“毋令后世有以加”云尔。异日武帝卒以宫室罢敝天下，未必不自何启之。（《汉书评林·高帝纪》）

又：吕祖谦曰：萧何治未央，但欲高帝安于此，不欲之他尔。要之，创业之君自当以俭为先，何虑不及此也。（同上）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未央宫盖非壮丽太过也，酇侯酌时宜，略得其当然耳。但泗水亭长特起为天子，未习富贵，视以为过壮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高祖本纪第八》）

编者按：语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创业垂统，不宜穷奢极侈。恐由此而滋生腐败，由机体内部逐渐腐蚀，以致大厦忽喇喇倾倒耳。

[7]【汇评】

范祖禹：禹卑宫室，孔子美之曰：吾无间然矣。周宣王初即位，更为俭宫室，小宗庙，而致中兴之功，诗人歌之。萧何不能以道佐汉祖，乃袭亡秦之奢侈，创业之君，一言一动，子孙视效，此乃武帝千门万户所以兴也。（《范太史集》卷二七《进故事》）

刘安世：萧何治未央宫之意深矣。高帝、项王皆楚人，丰沛临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岂一日忘山东哉。羽见秦地皆已烧残，乃思东归。使其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关中也。汉五年夏，虽自雒阳驾之关中，然长安宫殿未成。寄治栎阳，又高帝之在关中无几时矣。五年秋，亲征臧荼，复至雒。六年十二月取韩信，还至雒阳。七年冬十月，自征韩信，又自雒阳至长安。时宫阙已成，乃自栎阳徙都长安。则高帝长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顺适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窥其秘也。故假辞云耳。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见萧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书上说两字，以见高帝在何术中，而且乐都关中也。（引自胡广编《性理大全书》卷六十《历代二》）

张淏：萧何营未央宫，因龙首山制前殿，建北阙。其宫周回二十余里，街道周回七十里，台、殿四十三，欲令后世无以加，故极其壮丽如此。未百年，而武帝增以金铺玉户，华榱璧珰，雕楹玉磶，重轩镂槛，青琐丹墀，左墄右平，黄金为壁，带间以和氏之珍，又起高门武殿于中。只未央一宫所增已如此，所谓千门万户者又不预焉，何所谓无以加者？无乃启后世之所加也。（《云谷杂记》卷一）

刘辰翁：“成败未可知”五字，最是。高祖有天下不与之意，王者虽有天命，然英雄盖世之见，岂以天命为必不可易哉！以此创业，虽无宫室可也。“天下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此语与韩信“人将自宁”意同，此真开国之臣之见。君臣如此，岂复有憾哉？未易为书生言也。“且无令后世有以加”，正言似反，谓一劳永逸，无累后人，则生侈心。（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王夫之：萧何曰：“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示威。”其言鄙矣，而亦未尝非人情也。游士之屦，集于公卿之门，非（其）必其能贵之也；蔬果之馈，集于千金之室，非必其能富之也。释、老之宫，饰金碧而奏笙钟，媚者匍伏以请命，非必服膺于其教也，庄丽动之耳。愚愚民以其荣观，心折魂荧而戢其异志，抑何为而不然哉！特古帝王用之之怀异耳。古之帝王，昭德威以柔天下，亦既灼见民情之所自戢，而纳之于信顺已。奏九成于圜丘，因以使之知天；崇宗庙于七世，因以使之知孝……即其歆动之心，迪之于至德之域，示之有以耀其目，听之有以盈其耳，登之、降之、进之、退之，有以诒其安。然后人知大美之集，集于仁义礼乐之中，退而有以自惬。非权以诱天下也；至德之荣观，本有如是之洋溢也。贤者得其精意，愚不肖者矜其声容，壮丽之威至矣哉！而特不如何者徒以宫室相夸而已。（《读通鉴论》卷二）

[8]【汇注】

颜师古：说，读曰悦。（《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陈埴：萧何未央之营前殿，建北阙，周匝二十重九十五步，街道周回七十里，台殿四十三所，宫门闼凡九十五。壮丽如此，宜高帝之所以怒。温公讥其非元城，乃以为萧何坚汉高都长安之深意。当从何说为正？高帝都关中之意，犹豫未决，盖嫌残破故也。何大建宫室，以转其机。至其自夸壮丽，今人皆知其无识，不知何不欲以据形势，定根本，正言于高帝，恐费分疏，姑假世俗之言以顺适其意。（《木钟集》卷一一《史》）

程馀庆：萧何治未央宫之意深远矣，时帝都关中之意未决，盖嫌残破故也。何欲顺适帝意，以就大事，不欲令人窥破其秘也，故托词云尔。史氏见何之意不欲明言之，乃书“高祖乃说”四字，以见帝在何术中，而因乐都关中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高祖之东垣，过柏人[1]，赵相贯高等谋弑高祖[2]，高祖心动，因不留[3]。代王刘仲弃国亡[4]，自归雒阳，废以为合阳侯[5]。

[1]【汇注】

颜师古：孟康曰：“真定也。”师古曰：“垣音辕。”（《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张守节：《括地志》云：“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县西北十二里，汉柏人属赵国。”（《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胡三省：班《志》，柏人县属赵国。《括地志》：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县西北十二里；至唐天宝元年，更柏人曰尧山。（《资治通鉴》卷一二《汉纪四》注）

沈钦韩：《一统志》：柏人故城在顺德府唐山县西。《元和志》：邢州尧山县本曰柏人。后魏改人为仁，天宝元年改故城在县西北十二里，金世宗改名唐山。（《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程馀庆：柏人，故城在顺德府唐山县西十二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恢：柏人，故城今尧山县西北十二里，平汉路东。春秋晋邑，见《左》哀四年。《赵世家》：赵王迁元年，城柏人。《张耳传》：高帝欲宿，心动，问县名“柏人”，以“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2]【汇注】

胡三省：贯，姓也，原伯贯之后。（《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注）

龚浩康：贯高等谋弑高祖，赵王张敖是高祖的女婿。高祖先年在平城脱围，路过赵都时，对赵王傲慢无礼。赵相贯高等气愤不平，请杀高祖，张敖不肯。故贯高等趁高祖再次路过赵地时，在柏人设下伏兵。事见《张耳陈馀列传》。（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3]【汇注】

司马光：贯高等壁人于厕中，欲以要上。上欲宿，心动，问曰：“县名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于人也。”遂不宿而去。十二月，帝行自东垣至。（《资治通鉴》卷一二《汉纪四》）

[4]【汇注】

王叔岷：案：代王弃国归汉，《汉纪》在七年，《通鉴》《汉纪三》亦在七年十二月；又合阳并作郃阳。《水经四·河水注》：“郃阳，国名也。高祖八年侯刘仲是也。”称八年，与此《纪》及《功臣表》《将相表》合。（《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5]【汇校】

梁玉绳：案：代王弃国归汉，此《纪》及《功臣表》《将相表》在八年九月，《诸侯王表》在九年，皆误。当依《汉》纪、表作“七年十二月”为是。而“合阳”应作“郃阳”，省作“合”字，此《纪》及《功臣表》与《汉书·高纪》《王子表》《吴濞传》并作“合阳”，《将相表》《吴濞传》《汉书·惠纪》并作“合阳”，《水经注》四亦作“郃阳”，所谓刘仲城也。《地理志》郃阳属左冯翊，合阳属平原郡。（《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郃阳故城在同州河西县三里。魏文侯十七年，攻秦至郑而还筑，在郃水之阳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胡三省：班《志》郃阳县属左冯翊，《诗》所谓“在郃之阳”者也。《括地志》郃阳故城在同州河西县南三十里。郃音合。（《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注）

王恢：合阳，战国魏文侯筑（《魏世家》），后入秦。汉县属左冯翊。《河水注》：“徐水东南流迳刘仲城北，是汉祖兄刘仲之封邑也。”《清统志》（二四二）：“《旧州志》，郃阳故城在今县东四十里。《县志》，今县东南西河乡洽阳里。隋开皇十六年徙今治。”《寰宇记》（六三）始以为在冀州信都。杨守敬《河水注疏》以为，“三辅地例不以封侯国（《日知录》），故三辅县无注侯国者，刘仲之封当在平原，郦《注》及《索隐》并误”。然则卢绾之侯长安。一为亲兄，一为情同昆弟，亲亲之义，自当别论也。天下大定，三辅及巴、蜀与边郡不封侯王，防其养殖盘据之基，以免内外勾通之虑也。以为“三辅县无注侯国者”，是又不知《汉志》县注侯国，就其“见在”者以成帝绥和二年三月丙戌为断。至平原之合阳，乃梁喜之封国，王莽时绝。乐（东）杨二氏，未之深考。（《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九年[1]，赵相贯高等事发觉[2]，夷三族[3]。废赵王敖为宣平侯[4]。是岁，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5]。

[1]【汇注】

齐召南：九年，遣刘敬使匈奴，以公主妻单于冒顿；徙齐楚大族实关中；春赵王张敖废；徙代王如意为赵王；以萧何为相国。（《历代帝王年表·汉年表》）

[2]【汇注】

荀悦：初，上过赵，王甚卑恭。上箕踞骂詈，甚辱之。贯高谓王曰：“皇帝遇王无礼，请杀之。”王啮其指，出血曰：“先人亡国，赖皇帝得复，德流乎子孙。君无出口。”高等私相谓曰：“吾王长者，终不背德，何谓汙王！事成归之于王，不成，独身坐之。”乃阴独为谋而王不知。……十有二月，行如洛阳，赵相贯高逆谋发觉，同谋者赵午等十余人皆自刎死。高曰：“若皆死，谁当明王不反？”乃就槛车送诣长安；言王不知。考治，身无完者，终不复言。上曰：“壮士哉！”令人私问之，高曰：“人情岂不各爱其亲戚乎？今吾三族皆以论死，岂以王易吾亲戚哉？”具以情对。上乃诏赦赵王。嘉贯高之节，乃赦之。高曰：“所不死者，欲明王不反。今王已出，吾责塞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将何面目复事上哉！”乃仰天绝吭而死。赵王张敖尚鲁元公主，故封敖为宣平侯。（《汉纪·前汉高祖皇帝纪卷四》）

[3]【汇注】

梁玉绳：按：贯高等三族虽论死，然其白王不反之后，高祖方赦其罪，则所谓夷三族者，疑是论其罪如此，而未尝实夷其族也。不然，当是独赦贯高一家耳。（《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王先谦：何焯曰：《刑法志》：孝文诏：明指父母、妻子及同产为三族。（《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瞿方梅：方梅案：《张耳传》：上贤贯高为人，赦之，而高以事白，绝遂死。其对泄公云：吾三族皆以论死，时惟论罪当死，实则未尝死也，又上以张王诸客为郡守相，岂有赦其主罪。或遂官之，而更夷三族者乎？《汉书》纪传意皆略同。此文直云夷三族，与彼不合，理难据信。（《史记三家注补正·高祖本纪第八》）

[4]【汇注】

班固：王实不知其谋。春正月，废赵王敖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为赵王，王赵国。（《汉书·高帝纪第一下》）

【汇评】

荀悦：贯高首为乱谋，杀主之贼，虽能证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赎公罪。《春秋》之大义，居正罪无赦。赵王掩高之逆心，失将而必诛之义。使高得行其谋，不亦殆乎？无藩国之义，减死可也。侯之，过欤！（《汉纪·前汉高祖皇帝纪卷四》）

[5]【汇注】

荀悦：十有一月，徙郡国大族豪杰名家十余万户，以实关中，娄敬之计也。（《汉纪·前汉高祖皇帝纪卷四》）

司马光：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民，东有六国之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六国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族及豪杰于关中，兴利田、宅，凡十余万口。（《资治通鉴》卷一二《汉纪四》）

吕祖谦：……秦始皇并六国，徙天下豪强于咸阳十二万户，自以为强干弱枝，而项梁、田儋辈乃出于所徙之外。高祖、刘敬又从而效之，盖不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其势固至于此也。颜师古曰：今高陵、栎阳诸田，华阴、好畤诸景及三辅诸屈、诸怀尚多，皆此时所徙。（《大事记解题》卷九）

编者按：昭、屈、景、怀：都是战国时楚国王族后裔。田氏：战国时齐国王族的后裔。高祖采纳刘敬建议，将他们迁入关中，一是充实关中户口，二是避免强宗大族在外地生变，是一种集权措施。

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1]。高祖奉玉卮[2]，起为太上皇寿[3]，曰[4]：“始大人常以臣无赖[5]，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6]。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7]？”殿上群臣皆呼万岁[8]，大笑为乐[9]。

[1]【汇校】

梁玉绳：按：未央宫与长乐宫皆以七年二月成，《汉纪》及《三辅黄图》可证。是年特以诸侯王来朝，十月置酒未央宫也。此与《将相表》同误在九年。（《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王叔岷：案：《汉书》作“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赵王、楚王朝未央宫，置酒前殿”（《汉纪》四无梁王）。（《史记斠证·高祖本纪第八》）

[2]【汇注】

裴骃：应劭曰：“乡饮酒礼器也，受四升。”（《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应劭曰：“饮酒礼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觝。”晋灼曰：“音支。”师古曰：“卮，饮酒圆器也，今尚有之。”（《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沈钦韩：《韩非子·外储右》：今有千金之玉卮而无当，不可以盛水，则卮是注器有当者也。《考工记》：觚，三升注觚当为觯。疏云：爵制（此下所引是许慎异议）。今《韩诗》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礼》说同。按：《周礼》一献三酬当一豆（同斗），即觚二升不满豆矣。郑驳云，觯字角旁著氏。汝颍之间，师读所作。今礼角旁单，古书或作角旁氏（《说文》，觯，乡饮酒。觯或从辰礼经觗），角旁氏则与觚字相近，学者多闻觚，寡闻觗，写此书乱之而作觚耳（按：《金石录》云：大观中潍之昌乐丹水岸，得爵及觚二器，如觚量之，适容三爵。与《考工记》合也。然此赵氏不辨觯、觚而妄说）。又《燕礼》“升媵觚于公”注言：觚者，字之误也。古者觯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误尔。然觯、觗字虽异，皆三升酒器。应劭云受四升者误也，与《说文》同。卮与觗音义各别，《说文》卮，圜器，一名觛，所以节饮食，象人节在其下也（《庄子释文》：卮，酒圆器也。又王云夫卮器满即倾，空则仰，随物而变，非执一守故者也。按：此又以卮为欹器，与《说文》义合）。（《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3]【汇评】

吕祖谦：帝王有至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曷谓至乐？曰：以天下养是也。汉高帝混一区宇，极四海九州之奉，以致养于太上皇，五日之朝，龙旂鸾辂，雷动星陈，风天下以纯孝。其践祚之九年冬十月，淮南王布、梁王越、赵王敖、楚王交朝，未央宫成，置酒前殿，高帝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殿上群臣皆称万岁。欢声洋溢，如雷如霆。窃意高帝蹶秦诛项、帝制天下之乐，未若奉卮之日也。夫天以天下与王者易，以天下之养与王者难。王者得天下于天易，得天下之养于天难，博稽五三、《六经》之传，鲜有两得者，惟高帝独介古今罕见之鸿休。举简编未书之盛典。想夫奉卮之际，天华爽霁，云物效祥，陛戟殿帷，函被光景，玉卮举而天下为父子者定，历数四百年之汉，上仪伟观，前后相望，而未央之会，于斯为盛。卓哉煌煌，丕天之大律不可尚已！（《东莱集·东莱外集》卷四《汉高帝未央宫上寿颂》）

[4]【汇评】

王迈：虽天子必有尊也，必有亲也。帝得天下于群盗之手，慷慨自负，及置酒未央之日，此正以天下悦其亲之时也。观其告语上皇，德色骄气，浮于眉宇，曾不思前日彭城之役，乃翁几不免楚人之鼎镬。天不祚汉，曷至今日？方且挟所就之业与父兄较短长，若闾巷之子骤致千金之产，则施施然骄其妻妾焉，帝王以天下养，不如是之薄也。（《臞轩集》卷三论《高帝论六》）

[5]【汇注】

裴骃：晋灼曰：“许慎曰‘赖，利也’。无利入于家也。或曰江淮之间谓小儿多诈狡猾为‘无赖’。”（《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沈钦韩：《孟子》：“富岁子弟多赖。”赵歧注“赖，善也”。《广雅·释诂》同《疏证》云：《卫策》云，为魏则善，为秦则不赖矣。亡赖犹云亡善也（《方言》央亡、嚜杘、姡嬒也，江湘之间谓之亡赖。按：张湛注《列子》引《方言》亦作江淮，与此注同）。（《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周寿昌：按：《类篇》，赖，一曰恃也。亡赖，若无所恃以资生，如今游手白徒也。《张释之传》尉亡赖，张晏注：材无可恃也。（《汉书注校补》卷一）

杨树达：《意林》四引《风俗通》云：“《方言》曰：人不事事而放荡，谓之无赖，不可恃赖也。犹高祖谓太上皇云：大人以臣无赖也。”（《汉书窥管·高帝纪下》）

张家英：谨按：《史记》中“无赖”凡三见。……

窃谓《史记》中三“无赖”并同，均为“无才可恃”之义。

《说文·贝部》：“赖，赢也。”“赢，贾有余利也（此从段注本，大徐本作‘有余贾利也’）。”贾而有余利，亦需为贾者有可恃以致利之才。《广雅·释诂》：“赖，恃也。”《汉书·高帝纪下》师古注亦引应劭曰：“赖者，恃也。”

依《高祖本纪》言，“无赖”之直接后果为“不能治产业”。而之所以“不能治产业”者，以无所恃以治产业之才也。“无赖”之对立方面为“不如仲力”。“力”之内涵非一。《周礼·夏官·司勋》曰：“事功曰劳，治功曰力。”郑氏注：“以劳定国若禹，制法成治若咎繇。”（《十三经注疏》841页中）是所谓“力”者，亦须有可恃之才而后可得而有也。至高祖自许“今某之业所就”，无他，亦自夸其确有可恃之才也。（《<史记>十二本纪疑诂·高祖本纪》）

[6]【汇注】

吕祖谦：仲去年自代王废为列侯，奉朝请，在京师，是时固在坐也。（《大事记解题》卷九）

又：《年表》郃阳侯喜，孝惠二年薨，以子濞为王，谥为顷王。（《大事记解题》卷九自注）

[7]【汇校】

吕祖谦：“置酒前殿”下，有“太上皇辇上坐”六字。“孰与仲多”下有“太上皇笑”四字。（《大事记解题》卷九自注）

张文虎：孰与仲多，《御览》引作“与仲力孰多”。（《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颜师古：就，成也。与亦如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汇评】

凌稚隆：朱翌曰：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瞍，夔夔唯谨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高祖为太上皇寿，至不忘怨言，及封其伯子，犹有羹颉之号，视舜之孝友何如？亦其不学之过也。（《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牛运震：高祖置酒未央前殿，“奉玉卮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云云等语，佻细鄙俚，甚不肃重，不似《本纪》中语，可删。（《读史纠谬》卷一《史记·高祖本纪》）

[8]【汇校】

张文虎：皆呼，《御览》引作“称”，与《汉书》合。（《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9]【汇评】

刘辰翁：高帝起无赖，成帝业，一日置酒新殿，杂诸将，道旧为乐，犹有布衣山野之气。其英迈倾人，犹施于父子兄弟之间，亦不能不启齐东野人之笑。所谓“大笑为乐”，在仲亡归后，尤有可惭，则上皇无乃病之？因文想像，怅不同时。（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吴见思：高祖微时一段，未有照应，故借此数语以结之，写英雄得志，可浮大白。（《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十年十月[1]，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卢绾、荆王刘贾、楚王刘交、齐王刘肥、长沙王吴芮皆来朝长乐宫[2]。春夏无事[3]。

[1]【汇注】

齐召南：十年，太上皇崩。代相陈豨反，帝自将击之。（《历代帝王年表·汉年表》）

[2]【汇校】

吕祖谦：按：《年表》，是岁长沙成王吴臣之五年，臣者，芮之子也。《史记·本纪》今本“臣”误作“芮”。（《大事记解题》卷九）

程馀庆：吴臣，吴芮之子。（《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汇注】

陈直：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也。高皇帝始居栎阳，七年长乐宫成，徙居长安城。《三辅旧事》《宫殿疏》皆曰：“兴乐宫，秦始皇造，汉修饰之，周回二十里。”直按：《长安志》引《关中记》曰：“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也，周回二十余里，有殿十四。汉太后常居之。”（《太平寰宇记》卷二五引《关中记》亦同）又引《长安志》曰：“兴乐宫，秦始皇造，汉修饰之。王莽改长乐宫曰常乐室。”《史记·叔孙通传》云：“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集解》引《关中记》云：“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也，汉太后常居之。”又《孝文帝纪》云：“至高陵休止。”《正义》引《三辅旧事》云：“秦于渭南有兴乐宫，渭北有咸阳宫。秦昭王欲通二宫之间，造横桥，长三百八十步。”据《三辅旧事》兴乐宫秦昭王所造，与他书指为始皇所造不同。又《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云：“汉长乐宫在县西北十四里，未央宫在县西北十五里，建章宫在县西二十里，桂宫在县北十三里。”《长安志》云：“汉未央宫在县西北十四里，建章宫在县西北二十里，长乐宫在县西北十五里，桂宫在县西北十三里。”两说大略相似。现今长乐宫遗址，半已湮灭。（《三辅黄图校证》卷之二《汉宫》）

又：前殿东西四十九丈七尺，两杼中三十五丈，深十二丈。直按：《长安志》引《三辅黄图》，与本文同，惟“两杼”作“西杼”。“杼”字，一作“序”。两杼中三十五丈，《太平寰宇记》作“二十五丈。”（同上）

又：长乐宫有鸿台，有临华殿，有温室殿。有长定（校原作“信宫”，据《太平寰宇记》改）、长秋、永寿、永宁四殿。高帝居此宫，后太后常居之，孝惠至平帝，皆居未央宫。直按：《水经注·渭水》云：“殿西有长信、长秋、永寿、永昌诸殿。”“长信”似即“长定”，“永昌”似即“永宁”之误字。又《长安志》引《关中记》作长秋、永寿、永宁、长定四殿。（同上）

又：《汉书》：“宣帝元康四年，神爵五采以万数，集长乐宫。”“五凤三年鸾凤集长乐宫东阙中树上。”王莽改长乐宫为常乐室，在长安中近东直杜门。直按：元康四年、五凤三年神爵、鸾凤集长乐宫事，见《汉书·宣帝纪》。王莽改长乐宫为常乐室事，见《汉书·王莽传》中。又《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图版四十页，有始建国元年夹纻漆盘文云：“常乐大宫，始建国元年正受第千四百五十至四千。”又《十钟山房印举》举二第四十七页，有“常乐苍龙曲侯”印，皆王莽改长乐为常乐之证。（同上）

[3]【汇评】

刘辰翁：春夏无事，与前“天下大定”“诸侯皆臣属”语，皆可笑。（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七月[1]，太上皇崩栎阳宫[2]。楚王、梁王皆来送葬[3]。赦栎阳囚[4]。更命郦邑曰新丰[5]。

[1]【汇校】

吕祖谦：按：《通鉴考异》：《汉书》“五月，太上皇后崩。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万年”。荀《纪》“五月”，无“后”字。“七月”无“崩”字。盖荀悦之时，《汉书》本尚未讹谬也。（《大事记解题》卷九）

[2]【汇校】

沈钦韩：荀《纪》作“太上皇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葬于万年”。按：此衍一“后”字，于下衍一“崩”字耳。《史记》直作“七月，太上皇崩栎阳宫”。如淳、李奇皆据《史记》，故以是八字为长文。（注引《史记》又衍一“葬”字。李奇后母一说亦可备考。）（《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秦栎阳故宫在雍州栎阳县北三十五里，秦献公所造。《三辅黄图》云高祖都长安，未有宫室，居栎阳宫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程馀庆：在临潼县，故栎阳城北三十五里，秦献公所造。（《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刘庆柱、李毓芳：太上皇陵位于今临潼县谭家乡昌平村与富平县吕村乡姚村交界处。陵墓南面有毕沅撰书的石碑。（《西汉十一陵》第十二章《其它西汉陵墓·汉太上皇陵》）

又：太上皇陵封土呈覆斗形，陵墓底部平面为方形，边长68米。封土高17米。陵墓顶部有个坑，深2.5米～3米，疑是陵墓被盗掘后，墓室塌落所致。陵墓每面正中各有一条墓道通向墓室，南、北、西三条墓道大小、形制基本相同。墓道平面呈梯形，墓道口宽6～7.5米，接近封土的墓道部分宽14～15米，封土外墓道长31～34米。墓道底部为台阶状坡道，坡12.5～16.5度。东墓道比上述三条墓道规模大，墓道平面形状近似梯形。墓道口宽10米，接近封土处墓道宽35米。封土外墓道长82米。墓道底部亦为台阶状坡道，坡14.5度。（同上）

又：《三辅黄图》记载：“高帝葬太上皇于栎阳北原……其陵在东者太上皇，西者昭灵后也。”刘邦起兵时，其母死于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城）小黄北，后于此建陵庙。汉王五年（前202），刘邦追认其母为昭灵夫人。《后汉书·虞延传》也记载，光武帝刘秀东巡，经过陈留小黄，见到昭灵后的陵园。因此，太上皇陵西边的合葬陵，或为昭灵后的衣冠冢，即所谓招魂之葬。（同上）

又：太上皇的陵墓叫“万年陵”，其陵邑称“万年县”。《汉书·地理志（上）》记载：高祖置万年县。万年为左冯翊所辖。（同上）

张永禄：栎阳，县名，故城在今临潼县北武屯镇东。春秋时为晋栎邑。战国时为秦所有。秦献公二年（前383）自雍徙都于此。秦末项羽封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汉初高帝为汉王时亦都此。汉高帝葬太上皇于栎阳北原称万年陵，遂分置万年县于栎阳城，后几经变迁，唐宋栎阳在今临潼县北栎阳镇。元至元四年（1267）撤销栎阳县，辖地入临潼县。（《汉代长安词典》一《地理环境·栎阳》）

[3]【汇注】

荀悦：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葬于万年。八月，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汉纪·前汉高祖皇帝纪卷四》）

裴骃：《汉书》云：“葬万年。”（《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陈直：高帝葬太上皇于栎阳北原，因置万年县于栎阳大城内，以为奉陵邑。其陵在东者太上皇，西者昭灵后也。（高祖初居栎阳，故太上皇因在栎阳。十年，太上皇崩，葬北原。）

直按：《汉书·高祖纪》十年，颜师古注引《三辅黄图》云：“高祖初居栎阳，故太上皇因在栎阳。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万年邑，置长丞也。”与今本《黄图》原注文相同，似原注即本文之误。又《地理志》京兆尹万年县，颜师古注引《三辅黄图》云：“太上皇葬栎阳北原，起万年陵是也。”颜注两引《黄图》，知今本此条脱误滋甚。《太平寰宇记》卷二六，汉太上皇陵，引《郡国县道记》，完全与本文相同。又《陕西通志》卷七〇，太上皇陵在临潼县东北七十五里。（《三辅黄图校证》卷之六《陵墓》）

[4]【汇注】

吕祖谦：颜师古曰：《三辅黄图》云：高祖初居栎阳，故太上皇因在栎阳。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万年邑，置长丞。臣瓒曰：万年陵在栎阳县界，故特赦之。（《大事记解题》卷九）

【汇评】

刘辰翁：“楚王、梁王皆来道葬”，语俚，文极索莫，岂诸侯王无在者邪！（见倪思编《班马异同评》卷二《高祖》

[5]【汇校】

邓长耀：按：《本纪》太上皇崩栎阳宫，楚王、梁王皆来送葬，赦栎阳囚，更名郦邑曰新丰。是太上皇既崩郦邑，乃更名新丰耳。《高帝纪》不载更名新丰，惟于十一年四月帝至自雒阳，令丰人徙关中者，皆复终身。应劭曰：太上皇思土，欲归丰，高祖乃更筑城市里居如丰县，号曰新丰，徙丰民以充实之。师古曰：徙丰人所居，即今之新丰古城，是其处。其说与《西京杂记》《水经注》同。太上皇老且病，思归益切，故帝营建新丰，亟求所以慰之。及新丰甫成，而太上皇已崩矣。于送葬后，即命更郦邑曰新丰，盖犹是营建之初意云尔。（《（民国）临潼县志》卷一《地理·更郦邑曰新丰》）

【汇注】

张守节：郦邑，郦音力知反。《括地志》云：“新丰故城在雍州新丰县西南四里，汉新丰宫也。太上皇时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踘，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不乐。高祖乃作新丰，徙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按：前于郦邑筑城寺，徙其民实之，未改其名，太上皇崩后，命曰新丰。（《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乐史：新丰故城在县东一十八里，汉新丰县也。汉七年，高祖以太上皇思东归，于此置县，徙丰人以实之，故曰新丰。并移枌榆旧社，街衢栋宇一如旧制，士女老幼，各知其室，虽鸡犬混亦识其家焉。（《太平寰宇记》卷二七《关西道三·昭应县》）

徐昂发：《汉书·地理志》“新丰注”骊山在南，故骊戎国。秦曰骊邑。高祖七年置。应劭曰：“太上皇思东归，于是高祖改筑城寺街里以象丰，徙丰民以实之，故号新丰。”《三辅旧事》：“太上皇思慕乡里，高祖令匠人胡宽作新丰，并徙旧社屠儿、酤酒、煮饼、商人，放鸡豚羊犬于通衢，竞识其家。”按：《史记》高帝十年七月，太上皇崩栎阳宫。赦栎阳囚。更名郦邑曰新丰。据此，则太上皇崩后方名新丰，十年以前犹曰郦邑，不得云高祖七年置也。（《畏垒笔记》卷三“新丰”）

惠栋：《三辅旧事》曰，太上不乐关中，高祖徙丰、沛屠儿、沽酒、卖饼、商人，立为新丰县，故一县多小人。（见《艺文类聚》七二食物部）

程馀庆：故城在临潼县东七十里。太上皇时凄怆不乐，高祖因左右问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沽酒卖鸡蹴踘，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不乐。高祖乃作新丰，徙诸故人实之，上皇乃大悦。（《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张永禄：新丰，县名，在今临潼县渭河以南地区。汉高帝七年（前200）因太上皇思念故乡丰邑（秦属沛县，今江苏沛县），意欲东归，高帝按照丰邑的城市街里，改筑秦骊邑，并分徙一部分丰民到骊邑来，因此叫“新丰”（高帝七年只置县，并未改名，高帝十年太上皇崩后改名新丰），故城在今临潼县城东七公里新丰镇西的长鸾村附近。东汉末徙阴盘县寄新丰城，新丰县迁城东三十里零水侧。北周闵帝元年（557）又迁至今新丰镇东南七里，隋大业六年（610）迁至今新丰镇。唐垂拱二年（686）改新丰为庆山，神龙元年（705）复名新丰。天宝七年（748）并入昭应县。（《汉代长安词典》一《地理环境·新丰》）

【汇评】

刘壎：史载汉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既定天下，西都长安，而太上皇不乐关中，思慕乡里，高祖为徙丰沛屠儿、酣（酤）酒、煮饼、商人，立为新丰。并徙旧社，放犬羊鸡鸭于通衢，亦竞识其家。似此，即是仍效故丰街巷市井民居也。一迁徙间，多少事节，虽足以悦其父，而不免于劳其民矣。然此样子，则古所无之，后世不再有之，亦奇事也。（《隐居通议》卷二九《新丰建立》）

八月，赵相国陈豨反代地[1]。上曰：“豨尝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为列侯[2]，以相国守代[3]，今乃与王黄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东往击之[4]。至邯郸[5]，上喜曰：“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6]，吾知其无能为也。”闻豨将皆故贾人也，上曰：“吾知所以与之[7]。”乃多以金啖豨将[8]，豨将多降者[9]。

[1]【汇校】

梁玉绳：按：豨反在十年九月，此与《功臣表》作“八月”，《郦商传》作“七月”，《傅宽传》作“四月”，并误，本传及《汉书》可证。至《淮阴侯》及《卢绾传》以为十一年反，尤误也。豨本传又误作七年，惟言反在九月是。（《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袭浩康：赵相国，下文说“以相国守代”，又《汉书·高帝纪》也作“代相国陈豨反”，所以此处似应为“代相国”。（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汇注】

裴骃：邓展曰：“东海人名猪曰豨。”（《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司马光：初，上以阳夏侯陈豨为相国，监赵、代边兵；豨过辞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赵相周昌求入见上，具言豨宾客甚盛，擅兵于外数岁，恐有变。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诸不法事，多连引豨，豨恐；韩王信因使王黄、曼丘臣等说诱之。太上皇崩，上使人召豨，豨称病不至，九月，遂与王黄等反，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上自东击之。（《资治通鉴》卷一二《汉纪四》）

【汇评】

陆唐老：陈曰：高祖之经制边事疏略。以韩王信居太原郡，而韩王信反；以陈豨监赵代兵，而陈豨反；以卢绾为燕王，而卢绾反。是时，匈奴方强盛，而二三边将相继而反，北引匈奴为寇，幸及高之身耳。当惠、文间，则岂不危甚哉？夫卢绾与高祖为故旧，而陈豨为信幸臣，谓其无他心也，而委之边事，盖亦见之不明故耳。以萧相国之忠谨，反疑其倾动关中，是岂真知人哉！（《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七《太祖高皇帝下》）

[2]【汇注】

裴骃：徐广曰：“豨攻定臧荼有功，封阳夏侯。”（《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吕祖谦：按：《卢绾传》，上至平城还，豨以郎中封为列侯，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兵，边兵皆属焉。又高帝讨豨之诏曰：“豨尝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豨为列侯，以相国守代。”然则高帝自平城还，即封豨为列侯，以赵相国监赵代兵守代，以备匈奴也。今载于平城还之年，是时赵虽有旧相贯高，赵午乃张耳故客，非汉所置，况豨本守代，止借赵相国之名，以镇服赵兵耳，初不预赵国之政也。其后汉命周昌为赵相国，则豨不与赵政矣。（《大事记解题》卷九）

【汇评】

王夫之：陈豨之反，常山郡亡其二十城，周昌请诛其守尉，高帝曰：“是力不足，亡罪。”守尉视属城之亡而不效其死力，昌之请诛，正也。虽然，有辨。寇自内发，激之以反，反而不觉，觉而匿不以闻，不为之备，不亟求援，则其诛勿赦也无疑。寇自外发，非其所激，非所及觉，觉而兵已压境，备而不给，待援不至，其宥也无疑。故立法者，无一成之法，而斟酌以尽理，斯不损于国而无憾于人。陈豨之反，非常山之所能制而能早觉者也。故周昌之按法，不如高帝之原情。虽然，止于勿诛而已矣，其人不可复用也。所谓“近死之心不可复阳也”。（《读通鉴论》卷二）

陈子龙：凡有反者，必须先下赦令，可为法。（《史记测议·高祖本纪》）

[3]【汇校】

吕祖谦：《史记·本纪》书赵相国陈豨反代地。《汉书·本纪》作代相国，非也。自代王刘喜之废，不复置王，其地皆入赵，故明年择立代王之诏曰：“代地居常山之北，与夷狄边，赵乃从山南有之，远。”是时，安得有代国乎？陈豨虽为赵相国，特监赵代兵守边耳，至于民事，则周昌治之也。（《大事记解题》卷九）

[4]【汇注】

吕祖谦：上欲自击陈豨，信武侯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为亡人，可使者乎？”上以为爱我，赐入殿门不趋。上自东至邯郸，上喜曰：“豨不南据邯郸而沮漳水，吾知其无能为矣。”（《大事记解题》卷九）

[5]【汇注】

王恢：《清统志》三三：“邯郸故城在今县西南十里，俗呼赵王城。秦汉时赵俱治此，雉堞犹存。中有一台，疑即殿廷之所。《舆地记》：赵王城西南二十里至台城冈，汉以前，邯郸城大数十里，今县城及故城，皆邯郸也。堙废处，所存者止此耳。”（《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

[6]【汇注】

吕祖谦：《水经》及《注》，漳水出上党长子县麓谷东，过壶关县北，又东北过屯留县、潞县北，又东过武安县，又东出山，过邺县西，又东过列人县、南于县，又合白渠，白渠水东入邯郸城，又东流，出城，又合为一川。（《大事记解题》卷九《自注》）

[7]【汇注】

颜师古：与，如也，言能如之何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周寿昌：颜注：与，如也。寿昌按：与，待也。《论语》及《后汉·冯衍传》注，与俱训待。此可借作待训，言吾知所以待其来也。与故有如训，然颜注未显。（《汉书注校补》卷一）

王先谦：王念孙曰：“……与，皆谓敌也。”（《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吴恂：师古曰：“与，如也，言能如之何也。”刘攽曰：“与，犹待也。”王念孙曰：“颜说甚迂。与，犹敌也，言吾知所以敌之矣。襄二十五年《左传》：闾丘婴与申鲜虞乘而出，行及弇中，将舍，婴曰：崔庆其追我。鲜虞曰：一与一，谁能惧我。与，敌也，惧，病也。《秦策》：以此与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史记·孙子传》：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之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燕世家》：庞煖易与耳。《白起传》：廉颇易与耳。《淮阴侯传》：吾生平知韩信易与耳。与，皆谓敌也。”先谦曰：“王说是。”恂按：与，犹今言应付、对付也（付，古作副）。《礼记·礼器》：“蘧伯玉曰：观其发，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与人者。”《楚策》：“奚恤曰：奚恤得事公，公何为以故（诈也）与奚恤？”《韩非子·初见秦篇》：“以此与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并足以证。刘攽训待，是也，王氏所引悉对付之义，训敌似未切。（《汉书注商·高帝纪下》）

[8]【汇注】

班固：陈豨反，上亲征之，命周昌选赵壮士可将者，白见四人，上骂曰：“竖子能将乎？”上封各千户，以为收。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尝未遍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何爱四千户，不以慰赵子弟。”（《汉书·高帝纪第一下》）

胡三省：豨将皆故贾人，贾人嗜利，乃多以金购之。贾，音古。（《资治通鉴》卷一二《汉纪四》注）

[9]【汇评】

凌稚隆：凌约言曰：兵阻漳水，则曰“吾知其无能为”，为识地利。将用贾人，则曰“吾知所以与之”，为知人情。（《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十一年[1]，高祖在邯郸诛豨等未毕，豨将侯敞将万馀人游行[2]，王黄军曲逆[3]，张春渡河击聊城[4]。汉使将军郭蒙与齐将击[5]，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6]，定代地[7]。至马邑[8]，马邑不下[9]，即攻残之[10]。

[1]【汇注】

齐召南：十一年冬，破豨军。正月，吕后杀淮阴侯韩信，帝还至洛阳。立子恒为代王，薄姬子也。诏求贤才。三月，杀故梁王彭越。立子恢为梁王，友为淮阳王。遣陆贾如南粤，立尉赵佗为南粤王。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击杀荆王刘贾，又败楚军。帝自将击布，立子长为淮南王。（《历代帝王年表·汉年表》）

[2]【汇注】

王先谦：敞，豨丞相也。后为灌婴所斩。见《婴传》。（《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龚浩康：游行，游击，运动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3]【汇注】

裴骃：文颖曰：“今中山蒲阴是。”（《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胡三省：班《志》：曲逆县属中山国。张宴曰：濡水于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后汉章帝丑其名，改曰蒲阴。杜佑曰：中山郡北平县，秦曲逆县。后汉蒲阴县。曲逆，读皆如字。《文选·高祖功臣赞》注曰：曲，区句翻。逆，音遇。非也。颜之推曰：俗儒读曲逆侯为去遇。票姚校尉曰飘摇。票姚，诸儒有两音。最无谓者，曲逆为去遇也。（《资治通鉴》卷一一《汉纪三》注）

程馀庆：曲逆，故城在保定府完县东南二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先谦：曲逆，中山县，在今保定府完县东南。（《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王恢：曲逆，即左哀四年之逆畤。战国称曲逆。汉县属中山国。七年，高帝击韩王信于代，南过曲逆，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于是更封户牖侯陈平为曲逆侯。章帝元和二年（88），行巡北岳，以曲逆名不喜，因山水之名，改曰蒲阴。后魏分中山郡置北平郡，北齐废郡为县。五代唐改燕平。宋复曰北平。金为完州，明初降为县以迄今。故城在县东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4]【汇注】

裴骃：徐广曰：“在平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张守节：（张春）陈豨将也。又刘伯庄云：“彼时聊城在黄河之东，王莽时干，今浊河西北也。”今在博州西北。《深丘道里记》云：“王莽元城人，居近河侧，祖父坟墓为水所冲，引河入深川，此王莽河因枯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又：《括地志》云：“故聊城在博州聊城县西二十里。春秋时齐之西界。聊，摄也。战国时亦为齐地。秦汉皆为东郡之聊城也。”（同上）

吕祖谦：张春既犯齐地，故汉将助齐，击破之。（《大事记解题》卷九自注）

胡三省：班《志》，聊城县属东郡。《括地志》：聊城故城，在博州聊城县西二十里，春秋时齐之西界。聊，摄也。战国时亦为齐地。（《资治通鉴》卷一二《汉纪四》注）

沈钦韩：《一统志》：聊城故城在东昌府聊城县西北十五里。（《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程馀庆：聊城，故城在东昌府西北十五里，时在黄河东。（《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恢：聊城，即《左》昭二十年之聊摄，战国曰聊城，汉县属东郡，其时黄河行聊城西，故云渡河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5]【汇注】

龚浩康：郭蒙，汉将，曾以都尉为汉守敖仓，后封东武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6]【汇注】

裴骃：《汉书·百官表》曰：“太尉，秦官。”应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为称。”（《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又：韦昭曰：“道犹从。”（同上）

王先谦：道，即由也。（《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7]【汇注】

吕祖谦：“周勃，樊哙定代郡、雁门、云中地，斩陈豨于当城。”《解题》曰：当城属代郡。（《大事记解题》卷九）

又：《解题》曰：按：《年表》，十一年，绛侯周勃为太尉，后官省。按：勃以太尉平代，盖事迄而罢也。（同上）

[8]【汇校】

王先谦：宋祁曰：马邑，或作高邑。（《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汇注】

沈钦韩：《一统志》：马邑故城，今朔平府朔州治。（《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9]【汇注】

杨树达：马邑乃张良出奇计下之。见《良传》。（《汉书窥管·高帝纪下》）

[10]【汇注】

颜师古：残谓多所杀戮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豨将赵利守东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馀，卒骂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骂者斩之，不骂者原之[1]。于是乃分赵山北[2]，立子恒以为代王[3]，都晋阳[4]。

[1]【汇评】

王先谦：《史记》作“城降，令出骂者斩之，不骂者原之”。以见城为贼守，帝虽怒，后不改其宽仁大度。（《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2]【汇注】

龚浩康：分赵山北，将赵国常山（即恒山）以北地区划归代国。（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3]【汇校】

梁玉绳：按：代王之立在十一年正月，《表》作三月，是误在后，而此书于冬，又误在前也。“恒”字何以不避？古礼卒哭乃讳，春秋以来虽生时亦讳之。秦、汉讳甚严，乃《史》于《纪》《表》犯文帝讳不一而足，《景帝纪》亦犯孝武讳，皆史公失检处。《文帝纪》载有司请立太子，云“子某最长”，当用此例书曰“立子某以为代王”，即《金縢》所谓“元孙某”也。（高祖谓太上皇曰“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亦与此同。）（《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吕祖谦：按：《本纪》诏曰：“代地俱常山之北，与夷狄边，赵乃从山南有之，远，数有胡寇，难以为国，颇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属代。代之云中以西为云中郡，则代受边寇益少矣。王、相国、通侯、吏二千石择可立为代王者。”燕王绾、相国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贤知，温良，请立以为代王，都晋阳。”（《大事记解题》卷九）

张文虎：立子恒，《考异》云文帝名再见《高纪》，一见《吕后纪》。《景纪》四年立皇子彻，七年立皇太子名彻，皆后人所加。（《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评】

凌稚隆：吕祖谦曰：《史记》书“分赵山北，立子恒为代王”，盖子长游历四方，识舆地之大势，故其书法简明，得主名山川之余意。若此类非一，《汉书》多改之，班氏盖未达也。（《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牛运震：书立代王，而不录立代王诏，亦疏。（《读史纠谬》卷一《史记·高祖本纪》）

[4]【汇注】

裴骃：如淳曰：“《文纪》言都中都，又文帝过太原，复晋阳、中都二岁，似迁都于中都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梁玉绳：附按：《文帝纪》《诸侯王表》《陈豨传》俱作“都中都”，与此言“都晋阳”不同。《文纪》又言“幸太原、复晋阳、中都三岁租”。疑当时诏都晋阳，而实居中都，亦犹韩王信诏都晋阳而请居马邑耳，故如淳注以为迁于中都也。（《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评】

吕祖谦：《史记》书“分赵山北，立子恒以为代王”。子长少游四方，识舆地之大势，故其书法简明，得主名山川之余意。如此类非一，《汉书》多改之，盖班氏所未达也。秦、汉之间，称山北、山南、山东、山西者，皆指太行。太行在汉属河内郡野王、山阳之间，在今属怀州，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势焉。（《大事记解题》卷九）

春，淮阴侯韩信谋反关中[1]，夷三族[2]。

[1]【汇注】

荀悦：九月，陈豨接下宾客，从车千余乘，初，豨适代时，辞淮阴侯韩信。韩信既废，恐惧怨望，乃与豨谋曰：“赵、代，精兵处也。公反于外，上必自出，吾从中起，天下可图也。”……春正月，淮阴侯韩信谋反，与陈豨为内应，欲夜诈诏诸宫徒奴，以袭吕后、太子，其舍人告之。吕后与萧何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陈豨已死，群臣皆贺，遂执信斩之，夷三族。信方斩，叹曰：“悔不用蒯通之言，为女子所执。”（《汉纪·前汉高祖皇帝纪卷四》）

【汇评】

周紫芝：夫高祖以大度取天下，而余独以谓不然，此闻者所以未免于笑也。以余观之，韩信未尝反，高祖疑之而反也。其他虽不可以悉举，大抵皆高祖疑之而反耳。观信以淮阴一介，崛起从汉，曾不旋踵，虏魏王，禽夏说，下井陉，诛成安，胁燕定齐，摧楚兵数十万众，卒斩龙且，西向以报。当是之时，可以唾手而反矣。蒯通说之以叛，至于再而不从，信之言曰：“汉遇我厚，吾岂可以见利而背恩信乎？”由是观之，信岂有意于反哉？云梦之游，执信而虏之，高祖始有疑信之心，信亦自是怏怏失意，反状遂萌。故曰：韩信未尝反，高祖疑之而反也。（《太仓稊米集》卷四十四《汉高帝论》）

吴见思：关中帝都，身在朝廷，岂能反哉？（《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2]【汇注】

荀悦：三月，梁王彭越反，诛三族。上击陈豨时，征兵梁王，梁王但遣将往。上怒之。梁王欲自行，其将扈辄曰：“王始不行，见让而往，即为擒矣。不如遂发兵反。”梁王不听，称疾。梁王太仆有罪亡者，告彭越与扈辄谋反，上捕囚越，赦为庶人。徙之蜀，道逢吕后于路，涕泣曰：“无罪，愿归昌邑。”吕后与俱还洛阳，谓上曰：“彭越壮士，徙之蜀，自贻后患，不如遂诛之。”吕后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乃诛之，夷三族，枭其首，令曰：“敢有收视者，辄捕之。”梁太傅栾布为彭越使于齐，还，报命首下，祠而哭之。上欲烹之。方提头趋汤镬，布曰：“愿一言而死。”曰：“陛下非彭越，项氏不亡。今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今一征兵，王不自行，而疑以为反，反形未见，以苛察诛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请就汤镬。”上赦之，拜为都尉。于是醢彭越，以醢遍赐诸侯。（《汉纪·前汉高祖皇帝纪卷四》）

司马光：淮阴侯信称病，不从击豨，阴使人至豨所，与通谋。信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宫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春正月，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倘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资治通鉴》卷一二《汉纪四》）

陆次云：《樵书》载广南有韦土官者，韩信之后也。当淮阴钟室难作之时，信有客匿其孤，求抚于萧相国。相国作书致南粤尉佗。佗素重信，又怜其冤，慨然受托。姓之以韦者，去其韩之半也。孤后有武功，世长海壖，受铁券至今。萧何与尉佗书尚勒鼎彝，昭然可考。（《峒溪纤志》卷上《附谿峒异闻四则·韩信后》）

【汇评】

胡寅：司马氏曰：韩信之功大矣，观其拒蒯彻之说，迎高祖于陈，岂有反心哉？良由失职怏怏耳。卢绾里旧恩犹南面称王，信乃以列侯奉朝请，世言高祖负信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自取也。下齐不报而自王，固陵有期而不至，是乘时徼利怀市井之心，高祖欲取之久矣，顾力未能耳。及天下既定，则信复何恃哉。愚以谓功过当相准，信功齿三杰不可忘也。迎陈之礼可以赎自王之衅，拒彻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计则当侯，以次国逆谋既露犹当宥其子孙。如是则汉祖纪信之功、讨信之罪，各尽其道而无负矣。（《致堂读史管见》卷一“韩信反夷三族”）

蔡戡：楚汉相持，权在于信，信东归楚则汉败，西属汉则楚亡。两无所附，则可以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方怀推食解衣之恩，力拒武涉、蒯通之计，信之心岂有意背汉哉？信下魏、代，灭齐、赵，立数大功，而无尺寸之土，必待其自请，不得已而王之，帝固疑信矣。固陵之会，信又不至，帝始有诛信之心。所以未释垓下之甲，已袭齐壁之军，夺齐王楚，忌隙遂开，信乃疑帝矣。淮阴之贬，又与哙等为伍，信始有不轨之谋。当其据七十余城，势倾楚汉，不以此时自利，累然一夫，在人掌握，乃欲图天下事，此其计出于无聊可知矣。由是言之，信之反心，盖帝有以启之也。（《定斋集》卷一二《高帝论》）

王鸣盛：信本项氏臣，虽无异遇，非有深嫌，去而事刘，可也；反面而攻故主，亲斩杀之，可乎？故友钟离昧为汉所深怨，穷而归信，即斩其首归汉，其倾危至此。范睢怨魏齐，欲杀之，魏齐亡匿平原君所，秦绐平原君入关，而谓曰：“愿使人归，取魏齐头来，不然，吾不出君于关。”平原君曰：“魏齐者胜之友也。在，固不出也。”其意铮铮，读之令人气壮。信欲斩穷交以自赎，仍不免被擒，亦可羞矣。陈平称昧为项王骨鲠之臣，信固尝与昧比肩事项王，信亲诛故主，何有于故友？昧欲依之，固为不智，而信之惟利是视，诚反覆小人，钟室之祸，要非不幸也。然千载而下，有可为信解嘲者，初为汉连敖，坐法当斩，同辈十三人皆斩，讫信以縢公救得生，死于钟室，较死于连敖差胜矣。但荐信为大将，萧何也，绐信而斩之，亦萧何也，曾不少怜焉，何也？何之倾危，殆与信等。（《十七史商榷》卷五《史记·信反而攻故主》）

俞樾：世多惜淮阴之死，吾谓淮阴不死，刘氏不安。然则信必反乎？曰，然。信之不用蒯通之说也，以为汉不夺我齐也。夺之齐而王之楚，信已不平。况又夺之齐而侯之淮阴哉。是故汉不杀信，亡刘氏者必信也。……韩信枭雄之姿，世无高帝，则不能制。而欲以平勃之徒当之，此群羊咋（胙）虎也。故其时亦幸而韩信已诛，使信尚在，以诛诸吕为名，号召天下，天下素震于信之威名，可传檄而定。既去吕氏，则操莽之业，岂足道哉。论者乃责汉于信寡恩，呜呼，蝮蛇螫手，壮士断腕。萧何识信于亡卒之中，荐为大将。而钟室之谋，何亦与焉。岂非有不得已者欤。夫汉始患无信，而项氏非所忧。继患有信，而吕氏非所忧。故自淮阴侯之死，而高帝可以老矣。（《宾萌集》论篇一《韩信论》）

夏，梁王彭越谋反[1]，废迁蜀；复欲反[2]，遂夷三族[3]。立子恢为梁王[4]，子友为淮阳王[5]。

[1]【汇注】

施之勉：按：《汉书·高纪》作三月者，盖彭越反，废迁蜀在三月。彭越道见吕后，还至洛阳，人告其谋反，遂族诛之，当已在夏。此与黥布、卢绾《传》作“夏夷彭越”，不误也。彭越谋反废在三月，《史》《汉》诸侯王表书恢，友，十一年三月立，并无不合耳。（《史记会注考证订补·高祖本纪第八》）

[2]【汇评】

刘辰翁：“废迁蜀”“复欲反”，如不满，非越之罪，吕后之过也。每定反地，辄以与孺子，而皆出于臣下奏请，殆诸将有以窥帝矣。（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吴见思：既已废迁，身在陷井，岂能复反哉？史笔。（《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程馀庆：“复欲”字，书法。既已废迁，身在陷阱，岂能反哉？故二人皆不削其爵。（《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3]【汇注】

陆唐老：师古曰：夷，平也，谓尽诛之。（《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七《太祖高皇帝下》自注）

【汇评】

吕祖谦：遗使掩梁王，梁王不觉，捕梁王，囚之雒阳：此所谓反形未具者也。使其欲反，岂单使所能掩捕哉？高帝非不察，此特欲因事除之耳。以韩、彭之气略，皆毙于吕后之手，味“妾谨与俱来”之语，此固绛侯、陈平慑服而不敢动者。与蒯彻之辨栾布之节，固足以免身，然帝亦深有动乎其中也。太史公曰：“彭越虽固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叛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形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子长有秦、汉间侠气，故有论每如此。使子长而知道，则其所感将有大者焉，不必于此深嗟而屡叹也。（《大事记解题》卷九）

王迈：楚汉纷争之初，彭越首以人杰起兵，未肯以身轻属乎人也。及汉兵败于梁北，奔于睢水，帝使人以将军印绶赐越，越乃肯来，彼固有所邀于帝矣。……故君子于赐越印绶之日，已知其有菹醢之变。……然则君臣之间，必欲情实相孚，恩义交结，哀荣寿考，终始无间，可不于其初而谨之！（《臞轩集》卷三论《高帝论五》）

梁潜：或者谓高帝宽仁爱人，乃独于吕后以色衰而弛爱。夫托交贫贱，起身艰苦，一旦富贵之余，乃疏弃之，独不念前日楚军之间道哉？高帝无乃少恩也！梁子曰：不然。夫高帝之知人，何如其明也。与吕后处者几年矣，吕之为人独不知之耶？彼固一妇人也，而其雄猜杰黠，有猛士之肝肠，高帝于是乎有以知吕后之心矣。夫畜老人犹惮杀，曾谓国家之勋臣，取而族灭之无遗噍类，若置中兔然，未尝有难色，后也何其忍人哉！夫杀诸将非高帝之心也，后也。蒯彻教信以反，贯高反形已具，高帝犹释之，而肯果于杀韩、彭耶？韩、彭虽夷灭，而昔日感遇之际，士为知己死者，英态豪气犹在目睫间也。高帝中夜思之，岂不一动心哉！吕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泊庵集》卷二《高帝吕后论》）

[4]【汇校】

梁玉绳：按：废越立恢皆在三月，《汉纪》可据，此与《黥布》《卢绾传》并作夏夷彭越，误也。《史》《汉》《诸侯王表》书恢、友以十一年三月立，若越之谋反夷族在夏，安得三月已封恢、友为王乎？至《史·诸侯王表》及《汉·异姓表》以越诛在十年，则更误矣。（《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王恢：梁国，彭越固钜野泽盗，常往来梁地为汉击楚，绝楚粮道，扰楚后方，楚因兵少食尽，与汉约以鸿沟为界，解而东归。汉王追之，羽败之固陵。留侯请立韩信与彭越，谓“越功多，即胜楚，睢阳以北至谷城，皆以王彭相国”。五年春，立彭越为梁王，都定陶。（《彭越传》）十一年三月，以彭越谋反，囚之洛阳，废迁蜀，西至郑（陕西华县），随吕后迁洛，诛而醢之，徧赐诸侯。乐布哭之，甘赴鼎烹。（《布传》）黥布见醢，因而谋反。（见下“淮南国”）太史公以为“彼无异故，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5]【汇注】

吕祖谦：按：《本纪》三月，梁王彭越谋反，夷三族。诏曰：“择可以为梁王、淮阳王者（分彭越地为二国也）。”燕王绾、相国何等请立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罢东郡，颇益梁，罢颍川郡，颇益淮阳。既分梁地为二国，以其地狭，故少割二郡地以益之也。二郡既罢，则所割之余地皆入旁郡矣。《地理志》二郡不书高帝世尝罢，而《史记》年表载高祖封诸侯王，汉独有十五郡，东郡、颍川亦在其中，岂未几即复为郡与？（《大事记解题》卷九）

王恢：淮阳国，故秦陈郡，楚汉之际属楚国，汉五年十月属汉，以与齐王信。正月，信徙楚，为淮阳郡。十一年三月立为国，王子友，都陈。（淮阳）友立二年（惠帝元年）徙王赵，国除为淮阳，汝南都。（《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1]，东并荆王刘贾地[2]，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击之[3]。立子长为淮南王[4]。

[1]【汇注】

荀悦：秋，淮南王黥布谋反，谓其将曰：“上老矣，厌兵，必不能自来。诸将独韩信与彭越，今皆死矣，余不足畏。”遂反。汝阴侯问故楚令尹薛公曰：“布何故反？”对曰：“往年杀韩信，今年杀彭越。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自疑祸及其身，故反耳。”夏侯婴乃言薛公于上，上召问之。薛公对曰：“布出上计，则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布出下计，陛下高枕而卧耳。”上曰：“何谓上计？”对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齐与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何谓中计？”对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齐、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见也。”“何谓下计？”“东取吴，西取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无患矣。”上曰：“此计将安出？”曰“必出下计。布故骊山徒耳，致万乘之王，此皆为身不顾其后，不为百姓万世之业也。”上曰：“善。”封薛公为千户侯。上遂自征布。赦死罪已下，皆令从军。立皇子长为淮南王。（《汉纪·前汉高祖皇帝纪卷四》）

司马光：初，淮阴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诛，醢其肉以赐诸侯。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方猎，见醢，因大恐，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病就医，医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赫乃厚馈遗，从姬饮医家；王疑其与乱，欲捕赫。赫乘传诣长安上变，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上读其书，语萧相国，相国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系赫，使人微验淮南王。”淮南王布见赫以罪亡上变，固已疑其言国阴事，汉使又来，颇有所验；遂族赫家，发兵反。（《资治通鉴》卷一二《汉纪四》）

【汇评】

蔡戡：夫固陵失期，信、越之罪均，故族信而越疑，异姓封王，三人之体一，故诛越而布恐。又况醢其同类之肉而遍赐之，则人人不能自保，亲爱如绾，信幸如豨，亦且狼顾而起。前年杀彭越，往年杀韩信，所以藉乱臣贼子之口。嗟乎！帝一念之疑，人皆疑之。楚之未灭也，帝所与敌者，羽一人耳。楚灭而敌国日滋，帝曾不得安枕而卧，帝之心何如哉？或谓豁达大度，愚不信也。（《定斋集》卷一二《高帝论》）

又：甚矣，疑之为害也！自昔父子兄弟天属之亲，积疑而成衅者多矣，况君臣以势合者乎？盖示人以疑，人亦疑之。内则损德，外则招怨，不惟人怀反侧之心，亦非所以为自安计也。高帝之五年，天下甫定。六年，楚王信反；七年，韩王信反；十年，代相陈豨反；十一年，梁王彭越反，淮南王英布又反；十二年，燕王卢绾反。大抵终帝之世，东征西讨，殆无宁岁，盖亦幸而屡胜，汉之为汉，岌岌乎殆哉！以愚观之，诸将反心生于自疑，其所以自疑，起于帝之疑韩信也。（同上）

[2]【汇注】

司马光：荆王贾走死富陵。（《资治通鉴》卷一二《汉纪四》）

[3]【汇注】

吕祖谦：秋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击杀荆王刘贾，并其地。北渡淮击楚，楚王交走入薛。（《大事记》卷九）

又：帝自征英布，发关中、巴、蜀兵为皇太子卫军霸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从军。（同上）

又：汉太祖高皇帝十二年冬十月，大破英布军于蕲西。布走渡淮，数止战，不利，与百余人走江南。长沙王吴臣诱杀之于番阳。（同上）

又：高帝自即位以来，大调发无过此者。盖发王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为皇太子卫，则内史兵籍皆调以南征，而京师南、北军悉从帝以出矣，又征诸侯兵，又赦天下死罪以下者皆从军。出师之盛，前此所未有也。观出师之盛，则布兵势之张，从可知矣。（《大事记解题》卷九）

[4]【汇注】

王恢：淮南国，故秦九江郡，项羽立黥（本姓英）布为九江王，都六。汉二年，羽击齐，征兵九江，布称病不往，汉败楚彭城，布又不救，羽由此怨布。汉三年，汉王大败于彭城，遣随何策反布，杀楚使归汉。四年七月，立以为淮南王，侧击项羽，破之垓下。六年，剖符定封，王九江、庐江、衡山、豫章四郡，仍都六。十一年，吕后诛淮阴侯，布恐；夏，又醢彭越，盛其醢遍赐诸侯，布大恐。七月，反。东并荆王刘贾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帝自将击之会甀，遥谓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布败，别将破布洮水，追斩之鄱阳。（《布传》）布反，即立皇子长为淮南王，都寿春。（《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汇评】

凌稚隆：王鏊曰：春、夏、秋各以反峙起，而各以立子随之。（《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范文澜：分封同姓王——新起的汉朝廷，实力不能通达到全国，有必要分封诸王。汉高帝一面消灭异姓王，一面陆续封儿子刘肥为齐王、刘长为淮南王、刘建为燕王、刘如意为赵王、刘恢为梁王、刘恒为代王、刘友为淮阳王，又封弟刘交为楚王，侄刘濞为吴王。这些王国的重要官吏是汉朝廷派遣去的，法令也是汉朝廷制定的，诸王都是幼童，在封地内权力远不如异姓王那样大，汉朝廷因此有时间来充实自己的统治力，到一定时期消灭这些半割据的同姓王国。（《中国通史简编·西汉政治概况》）

十二年，十月[1]，高祖已击布军会甀[2]，布走[3]，令别将追之[4]。

[1]【汇注】

齐召南：十二年，冬十月，破布军于蕲西，布走，长沙王诛之，淮南平。帝过沛，复其民世世。太尉周勃诛陈豨，定代地。过鲁祀孔子。更以荆为吴国，立兄仲子濞为吴王。帝还宫，下相国何于狱，寻赦之。燕王卢绾反，遣樊哙讨之；立子建为燕王。诏以周勃代樊哙将，陈平传哙至长安。四月帝崩。卢绾亡入匈奴。自是异姓王惟长沙王一国，余皆尽矣。五月葬长陵。太子盈即位，尊吕后为太后。赦樊哙。吕太后专［政］。（《历代帝王年表·汉年表》）

[2]【汇校】

司马贞：上音鲙，下音丈伪反，地名也。《汉书》作“缶”，音作保，非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张文虎：会甀，《索隐》：“《汉书》作‘缶’，音作‘保’，非也。”《考异》云沛郡蕲县有乡，即此会甀也。隶书“垂”似“缶”，故《汉书》讹“缶”，孟康读“会”为“侩保”之“侩”，非读“甀”为“保”，小颜未达，小司马又承颜之谬。（《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在蕲县西。”骃按：《汉书音义》曰：“会音侩保，邑名。甀音直伪反。”（《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程馀庆：今宿州故蕲城西，有甀乡。（《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骏图、王骏观：《汉书》上破布军于会缶，孟康曰：音侩、保，邑名。师古曰：缶本作待，音保，非也。然孟氏固合会缶两字而连注之，裴骃疑保字属下，以为分注，误矣。至裴氏于甀字则明音直伪反，并不音保，而《索隐》又误以裴仍音保而驳之，是误之又误矣。盖保与堡古字通，读如浦，于《汉书》缶字音浦，似不甚错。特注家以明白晓畅为宗，孟氏不应用此古字，致生疑窦耳。然堡之与保，或是传写之讹，钱氏《考异》谓垂讹为缶，甚是；但谓孟康谓读会为侩保之侩，非读甀为保云云，虽能识诸家之非，犹未深明孟氏之意也。（《史记旧注平义·高祖本纪》）

钱穆：案：据《史》文，会甀乃一名。《汉志》：“蕲，垂乡。高祖破黥布。”后世遂相沿以蕲西垂乡说之，似误；其地当在蕲西，则今宿县西南也。（《史记地名考·梁宋地名》）

王恢：《汉志》，沛郡蕲，乡，高祖破黥布。《黥布传》：“西与上兵遇蕲西会甀。”会甀，当今宿县西南。按：布北渡淮，围彭城，楚交走入薛，幸得丞相冷耳坚守。耳因功侯下相二千户。（《功臣表》）慨夫仲弃代入洛，贾弃荆走死富陵，交走入薛，其兄弟庸碌盖如此，其开国之仗异姓功臣甚显然。然兔死狗烹，以国为家，古今多有，岂惟汉高！（《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3]【汇注】

司马光：布军败走，渡淮，数止战，不利，与百余人走江南，上令别将追之。（《资治通鉴》卷一二《汉纪四》）

[4]【汇注】

荀悦：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军，布走江南，长沙王使人杀之。（《汉纪·前汉高祖皇帝纪卷四》）

吕祖谦：“汉太祖高皇帝十二年冬十月，大破英布军于蕲西，布走，渡淮，数止战，不利，与百余人走江南，长沙王吴臣诱杀之于番阳。”按：《史记·年表》：下相侯冷耳，以楚丞相坚守彭城距布军，功侯二千户。方楚王交已败，高帝军未至，布所以不能遽北者，由冷耳坚守彭城以扼其冲也。蕲即陈涉所起之蕲，高帝约“非刘氏不王”，而长沙独以异姓介于其间，所谓著于甲令而称忠者也，非特录芮之忠，而臣亦与焉。（《吴臣传》云：初，文王芮，高祖贤之，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邓展曰：汉约，非刘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岂《春秋》所见楚灭英、六，皋陶之后哉？身被刑法，何其拔兴之暴也！项氏之所坑杀人以千万数，而布常为首虐。功冠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于身为世大戮。祸之兴自爱姬殖，妒媢生患，竟以灭国！”（《大事记解题》卷九）

高祖还归，过沛[1]，留。置酒沛宫[2]，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3]，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4]。酒酣，高祖击筑[5]，自为歌诗曰[6]：“大风起兮云飞扬[7]，威加海内兮归故乡[8]，安得猛士兮守四方[9]！”令儿皆和习之[10]。高祖乃起舞[11]，慷慨伤怀，泣数行下[12]。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13]。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14]。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15]，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16]。”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17]，道旧故为笑乐[18]。十馀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19]。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20]。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复[21]，唯陛下哀怜之。”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22]，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23]。”沛父兄固请，乃并复丰，比沛[24]。于是拜沛侯刘濞为吴王[25]。

[1]【汇评】

高嵣：写“过沛”一段，情致动人。（《史记钞·高祖本纪》）

又：储同人曰：起事前零星碎叙，史笔写生；“过沛”一节，尤是着色描画，精神鼓舞。（同上）

[2]【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沛宫故地在徐州沛县东南二十里一步。”（《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乐史：沛宫在县东南一里。《汉书》高祖置酒宴乡中父老。今在广戚城中。（《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徐州彭城郡沛县》）

王恢：沛宫，《元和志》（九）：“在沛县东南一里。”（《括地志》误二十里）寰宇记（五一）：“歌风台在沛县东南百八十步。并沛宫俱在泗水西岸。”《清统志》（一〇一）：“县志云，立石篆刻《歌风辞》于其上。”（《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3]【汇校】

王先谦：（纵）《通鉴》从，《汉书》作“佐”。（《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汇评】

凌稚隆：茅坤曰：以下叙得感慨淋漓。（《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4]【汇评】

唐彦谦：沛中歌舞百余人，帝业功成里巷新。半夜素灵先哭楚，一星遗火下烧秦。貔貅扫尽无三户，鸡犬归来识四邻。惆怅故园前事远，晓风长路起埃尘。（见《全唐诗》卷六七一《新丰》）

[5]【汇注】

裴骃：韦昭曰：“筑，古乐，有弦，击之不鼓。”（《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张守节：（筑）音竹。应劭云：“状似瑟而大，头安弦，以竹击之，故名曰筑。”颜师古云：“今筑形似瑟而小，细项。”（《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汇评】

姚苎田：摹情写景，一步酣畅一步。（《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6]【汇注】

乐史：歌风台在县城东南一百八十步。古老传云：汉祖征英布回，归沛，于此台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因为名。（《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弇州彭城郡沛县》）

陈直：直按：《汉书·艺文志》：“高祖诗二篇。”盖指《大风》《鸿鹄》二首而言。《本纪》作自为歌诗，《乐书》称为诗三侯之章，皆无大风歌之名，其名为《大风歌》者，始于《艺文类聚》。又《金石萃编》卷十九，有《大风歌》刻石，题为《汉高祖皇帝歌》，为魏晋时所刻，亦不称为《大风歌》也。（《史记新证·高祖本纪第八》）

【汇评】

吕祖谦：文中子曰：《大风》，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风》，乐极哀来，其悔志之萌乎？（《大事记解题》卷九）

单宇：《唐溪诗话》云：汉高帝《大风歌》不事华藻而气概远大，真英主也。（《菊坡丛话》卷一《天文类》）

程馀庆：刘基曰：汉兴，一扫衰周之文敝，而还诸朴。丰沛之歌，雄伟不饰，移风易尚之基，实肇于此。（《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7]【汇注】

姚苎田：首言遭乱起义。（《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汇评】

高嵣：“大风起兮云飞扬”，气概千古。（《史记钞·高祖本纪》）

程馀庆：风起云飞，喻己以势力扫荡群雄，即威加海内之气象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8]【汇注】

姚苎田：此言定鼎。（《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又：次言归至沛。（同上）

【汇评】

程馀庆：二句言创，其气大。（《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9]【汇注】

王世贞：高帝幸沛，宴父老，歌《大风》，中大夫贾跪而和焉：“大风发兮扬天威，一剑游兮万乘归，愿得五臣兮赞无为！”（《弇州四部稿》续稿卷二诗部《大风歌》）

秦武域：徐州沛县歌风台，在城东南旧运河北岸，有篆书汉高祖《大风歌》词碑，字宽可四五寸，长可七八寸，书法悬针，字象钟鼎，古气磅礴逼人。上覆以瓦屋，颇堪经久。然搥榻日久，大有快剑斫断生蛟鼍之致。相传为蔡中郎笔。每叹汉人碑无书者款识，使后人拟议揣摩，不得其真，以切向往，亦是恨事。（《山右丛书·闻见瓣香录》乙卷《歌风台篆》）

【汇评】

欧阳询：荀悦《汉纪》论曰：高祖开建大业，统毕元功，度量规矩，不可尚矣。天下初定，庶事草创，故韶夏之音，天下未闻焉。（《艺文类聚》卷十二帝王部二）

[10]【汇评】

阮阅：汉高祖归丰、沛，作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岂以文字高世者！帝王之度固然，发于中而不自知也。（《诗话总龟·百家后集》卷五《志气门》）

王应麟：《文中子》：《大风》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文心雕龙》：《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玉海》卷二九《汉大风歌》）

凌稚隆：刘辰翁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古人以为伯心之存，恐非也。自汉灭楚后，（韩）信、（彭）越、（英）布及同时诸将，诛死殆尽，于是四顾寂寥，有伤心者矣，语虽壮而意悲，自是亦道病矣，或者其悔心之萌乎？（《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陈懋仁：“大风起兮云飞扬”，是一时云龙风虎明良相遇之象也；“力拔山兮气盖世”，是一生喑哑叱咤矜功自伐之状也；“日月星辰和四时”，便见玉烛之调；“秋风起兮白云飞”，几致金瓯之缺，帝王兴衰概乎辞矣。（《藕居士诗话》卷上）

刘鸿翱：高帝过沛置酒，召故人父老，酒酣帝击筑自歌。嗟乎歌其起于思乎，思其起于心乎，盖心有所感则思，思故歌形焉！是故击壤之歌，咏帝力也。南风之歌，恤民隐也。麦秀之歌，伤故都也。高帝大风之歌，其有感于韩彭诸臣之逝，而思之乎？不然既曰威加海内矣，又何资于猛士之守，而故思之也。说者以为帝既感于韩彭诸臣之逝，而思之矣。然则当时之所以诛之者何心？而今之所以思之者抑又何心也。曰此正当观其作歌之志，而不可以素行病之者，何也？盖昔之所以诛之者，起于忌心之盛。今之所以思之者，触于良心之感。其辞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喻君臣之际会也。“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度王业不偏安也。因忆崛起丰沛之时，斩竿揭木之士，云合而景从。……而平定之后，无其人焉。虽有列侯之封，而元功十八人，韩彭诸臣，今且不在。故见四方之土地，则思猛士攻城掠地之功。见四方之民人，则思猛士斩将搴旗之力。受四方之贡献，则思猛士决胜千里之威。衣四方之文绣，则思猛士执锐披坚之苦。享四方之玉食，则思猛士风餐露宿之艰。与共患难，而不与共安乐。此帝所以感而思，思而歌……不惟功臣解体，而汉治亲伯，帝王之音响息矣。可慨也夫。（引自《历代史事论海》卷九《击筑自歌论》）

程馀庆：二句言守，其思远。（《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又：汉祖自灭楚后，信、越、布及同时诸将，诛戮殆尽，于是四顾寂寥，有伤心者矣。语虽壮而意悲，自是亦道病矣。其悔心之萌乎！（同上）

又：雄豪自肆，有吞秦灭项之气！总是以直道己意胜。浩瀚勃萃，数句中有千万言气势。（同上）

胡式钰：颂诗、读书，知人论世，谓之尚论，古人孟子言之也。尝见钟伯敬评汉高《大风歌》曰：“真帝王，真英雄！”考汉高以假仁假义取天下，当日“分我杯羹”之语，已无人理；其后太公拥篲却行不罪家令之言，而反善之，虽后人谓善，其发悟己意，得崇父号，无非曲为之周旋。至于羹颉之封，只以饮食细故，欲示其嫂之过。于天下万世本原之地，率如是，不大有以辱古之帝王耶？伯敬不察，猥据一歌口吻，叹为“真帝王”，亦失言之甚者已！夫汉帝者，聪明卓练，谓之真英雄可也。有帝王之位，无帝王之德，帝王之亦可也，不必真焉！（《窦存》卷一《书窦》）

[11]【汇评】

姚苎田：先歌后舞，节次宛然。（《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12]【汇评】

凌稚隆：徐中行曰：后人有咏《歌风台》者曰：“尽怜走狗烹云梦，那识晨鸡伏未央！”读此两言，则帝之所思而伤者，所泣而悲者徒落魄于故乡父老尔。（《汉书评林·高帝纪下》）

程馀庆：项王垓下，高祖沛宫，皆用“泣数行下”四字，妙有深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徐复观：项羽在失败时的“悲歌慷慨，泣数行下”，是容易了解的。刘邦在志得意满之余，却也是“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这是一个枭雄人物，将政敌完全消灭后，心目中更无值得措意之人，所引起的一片苍凉寂寞的心情的流露。此一故事所含的艺术意味，或且超过了项羽的故事。（《两汉思想史》卷三《论史记》）

[13]【汇注】

胡三省：师古曰：游子，行客也。悲，顾念也。（《资治通鉴》卷一二《汉纪四》注）

【汇评】

姚苎田：自注出诗题。（《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14]【汇评】

姚苎田：生而悲、死而乐，其理一也。（《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程馀庆：无限诗乐，在此一语。（《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5]【汇注】

裴骃：《风俗通义》曰：“《汉书注》，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耳。”（《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凡言汤沐邑者，谓以其赋税供汤沐之具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杨树达：先谦曰：《史记集解》引《风俗通义》曰：“《汉书注》：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耳。树达按：应说非也。《书·无逸》云：“嗣王其监于兹！”《左传》隐公三年云：“吾子其毋废先君之功。”《周语》云：“王其祗祓，监农不易。”其为命令之词，故古人用之，非楚言，亦不始于汉也。（《汉书窥管·高帝纪下》）

吴恂：恂按：其，为古通语助词，非必楚言为然，且不专系于发声，而后世教令言其，亦未必始此也。《左氏》成八年传曰：“四方诸侯，其谁不解体？”《周语》：“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其叔父实应且憎。”《魏策》：“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令丞相御史曰：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列子·周穆王篇》“后世其追数吾过乎”是也。（《汉书注商·高帝纪第一下》）

韩兆琦：汤沐邑，原指古代诸侯往朝天子时，天子在自己的领地内拨出一块赐与诸侯，以供其住宿及斋戒沐浴之费用者。后世遂用以称天子、皇后、公主等人的私人封地。（《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汇评】

姚苎田：亦如以鲁公礼葬项羽之意。（《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16]【汇注】

胡三省：复除其民，不豫赋役。（《资治通鉴》卷一二《汉纪四》注）

【汇评】

吴见思：未央之语乐，此语悲壮，极写英雄气概，使人神往。（《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17]【汇评】

姚苎田：又窜入诸母，文愈酣恣。（《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18]【汇评】

姚苎田：前悲此乐，其情文一也。（《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程馀庆：还沛置酒，亦是衣锦意，写得如画如扮，意态煞是踊跃。（《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9]【汇注】

裴骃：如淳曰：“献牛酒。”（《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之，往也。皆往邑西，竞有所献，故县中空无人。（《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姚苎田：送之而仍献食，如祖饯然。（《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20]【汇注】

裴骃：张晏曰：“张，帷帐。”（《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张守节：音张亮反。（《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21]【汇评】

姚苎田：此段只为丰邑请复事，乃前段之余文。（《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22]【汇注】

颜师古：极，至也。至念之不忘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23]【汇评】

刘辰翁：“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古人以为霸心之存，非也。自韩信死，彭越死，黥布反，同时诸将皆尽，于是四顾寂寥，有伤心者矣。语虽壮而意悲，而自是亦道病矣，或者其悔心之存乎？后之为史者曰：还沛置酒，召故人极欢云云足矣。看他发沛中儿教歌，酒酣击筑，歌呼起舞，展转泣下，缕缕不绝，俯仰具见。直至空县出献，已去复留，其中与诸母故人道旧，又佳！对父老说丰恨事，又佳！古今文字，淋漓尽兴，言笑有情，少可及此。（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24]【汇评】

姚苎田：凡叙事酣恣之法，须先分节次，逐段加润，则其味愈浓。不解此则如嚼蜡矣。（《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25]【汇注】

班固：诏曰：“吴，古之建国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后。朕欲复立吴王，其议可者。”长沙王臣等曰：“沛侯濞重厚，请立为吴王。”已拜，上召谓濞曰：“汝状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顿首曰：“不敢。”（《汉书·高帝纪第一下》）

裴骃：服虔曰：“濞音帔。”（《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徐孚远：沛既已复，不宜置侯国，故从封。（《史记测议·高祖本纪》）

程馀庆：沛既为汤沐邑，故改封濞。（《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恢：吴国，帝既破布，异姓王者殆尽，亭长还乡，风起云扬，把酒当歌，其喜洋洋者矣。乃一念及吴会轻悍，子少，安得猛士守之！见兄子沛侯濞，年方二十，有气力，以骑从破布蕲西，乃立为吴王，王故荆地——有东阳、鄣郡、会稽五十三县，仍都广陵。诫之曰：“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惠帝、吕后时，天下初定，郡国各拊循其民。吴有铜山，濞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国用富饶，招致亡命。濞固不安分，枚乘谏不听。文帝时，重以太子为皇太子（景帝）误杀，益仇怨，诈病不朝者二十余年，而帝不加罪，反赐以几杖。谋反虽和缓，骄横则益甚，积金钱，修兵革如故。景帝即位，从晁错主张积极削地，乃联齐楚六国以反，重赏以励勇夫。而卒为周亚夫所破，走死丹徒。（《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汉将别击布军洮水南北[1]，皆大破之，追得斩布鄱阳[2]。

[1]【汇校】

张文虎：洮水，全氏《经史问答》云九江左右无洮水，盖沘水也。沘水见《水经》。（《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洮音道，在江淮间。”（《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程馀庆：洮音道，今名洮湖，在镇江府金坛县东南三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恢：洮水，《通鉴》胡注以为在吾乡洮水之南（全州北三十五里），乡贤蒋文定公因之而张其说，失之远矣。文定为增光乡里不足责，三省既录纪传，《纪》不云乎：“击布军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斩布鄱阳。”《黥布传》说更明确：“布军败走，渡淮，数止战，不利，与百余人走江南。布故与番君婚（吴芮婿），以故长沙哀（当作成，吴芮子）。王使人绐布，伪与之，诱走越，故信而随之番阳。番阳人杀布兹乡民田舍。”是绐之伪与亡，诱之以走越，而随之番阳，何能即信为远至洮阳，而又杀之兹乡！不思甚矣！徐广曰“在江淮之间”，江淮间无洮水，全祖望曰“盖九江之沘水。沘与洮相似而讹”（《经史问答·九》）是也。按：《汉·志》：“庐江郡灊县，沘山，沘水所出，至寿春入芍陂。”《水经》：“沘水出庐江灊县西南霍山东北，东北过六县东，北入淮。”郦注：“沘或作淠”，今淠水，一名白沙河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2]【汇校】

梁玉绳：附按：《经史问答》曰：“苏林、如淳皆不能言洮水所在，徐广曰在江、淮间，而不能实指其水。胡梅磵曰‘零陵之洮水也。布欲由长沙入粤，故走洮水’。”梅磵之言误。九江左右本无洮水，而布死于番阳，布之封兼有寿春、江夏、豫章而都寿春，豫章在寿春之南，番阳又豫章之南，长沙又番阳之南，零陵又长沙之南，非可猝来猝返。长沙与布婚，虽欲依之，然长沙当嫌疑之际，使布竟得长驱直入其国，与汉兵斗于洮水，则长沙直与之同反矣。既不与同反，便当逆拒之，布安得走洮水乎？且布既至洮水而败矣，何以不竟走粤，乃返辔而东，又出长沙之境，重入于淮南国中之番阳，而长沙始遣人诱杀之。不杀之于其国，纵贼之出而徐杀之，何其愚也！夫布与长沙婚则必约长沙同反，长沙不答，所以能世其国，而容布入其国横行乎？且布欲入粤不必走长沙，布国中之豫章与粤接，可以入粤之径甚多。欲走长沙者，特望其同反也。长沙不答，所以逆之于境而诱杀之番阳，是布尚未出其国也。然则洮水者何水乎？曰是盖九江之沘水也。沘与洮相似而讹。布败于蕲，反走其国，又败于沘，乃思投长沙，未至而死于番阳，如是则其地得矣。沘水见《水经》，顾宛溪欲以震泽之洮湖当之，则在吴王濞国内矣，益谬。（《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吴恂：齐召南曰：“按：胡三省谓洮水当在江南，甚是；但即以零陵郡之洮阳当之，零陵去淮南太远，与下文所云追斩布番阳者不合也。”全祖望曰：“是盖九江之沘水，沘与洮相似而讹。布败于蕲，反走其国，又败于沘，方思投长沙，未至而死于番阳也。沘水见《水经》，零陵洮水在长沙国境南，何容布得走之，与汉兵斗，复任其出境，重入淮南国中之番阳也。顾祖禹欲以震泽之洮湖当之，则在吴王濞国内，益谬。”先谦曰：“余谓顾说近之，此时吴王濞未封，地属荆王刘贾，布东并荆地，则洮湖在其城中，及战败，乃走番阳耳。”恂按：全说是也。黥布兵败于甀（今安徽宿县），自宜西南走保其都，万无东南远遁震泽之理，《水经》曰：“沘水出庐江灊县西南，霍山东北，北过六县东。”注云：“《地理志》曰：沘水出沘山。不言霍山，沘字或作淠，淠水又东北迳博安县，又西北迳马亨城西，又西北迳六安县故城西。”据此，则全氏谓沘、洮相似之误，殆无可疑，否则，布军方败于震泽，岂能瞬息已遥抵番阳乎？（《汉书注商·高帝纪下》）

【汇注】

王先谦：（番阳）豫章县也。今饶州府鄱阳县治。（《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王恢：兹乡，《索隐》：“番阳（脱阳字）县之乡。”《清统志》（三一二）：“阳故城在鄱阳县西北二十里。汉高六年置。”“英布城，在鄱阳县西北百五十里，相传吴芮筑以居布。”英布墓，《寰宇记》在鄱阳县北百六十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汇评】

王迈：甚矣，利交之不可保也。……呜呼，始以其有利于我也，故赏之以为恩。终以其不利于我也，故杀之以为仇。既以利合，必以利睽，人心之可畏盖如此。君臣以道合者也，汤武之于伊吕，成王之于周公，其事不可得而见矣。末世君臣之始交也，上以利示其下，下以利徼其上，上下各狃于利，自谓其赤心相保永矢不叛，天地鬼神实临之。一旦利尽隙开事或非望，则养虎养鹰终日劳人主之机，而为臣者亦自惧其兔死狗烹之祸，于是乎岌岌不相保矣。亦孰料世变之降，高帝君臣之交曾市井要约之不若乎！……方其三子之身未有所属也，使之从汉则无楚，从楚则无汉，两无所从则可与楚汉分天下而立。高祖将以得志于天下，不得此三子为用则项氏终不可得灭。是故予三子之赏不得不优，封三子之地不得不厚。天下已定之后，越反于梁，信反于楚，布告变于淮南。势利穷而机械生，间隙开而疑忌至，是故诛夷斩艾之祸有不得而免。然则由前日而观帝之厚于三子者，非帝之褒也，利诱之也。由今日而观帝之薄于三子者，非帝之忍也，利夺之也。故君子于赐越印绶之日，已知其有菹醢之变；于供帐饮食之时，已知其有发兵坑孺子之事；于择日拜将之日，已知其有钟室之祸。方三子之未为帝用也，帝不得不极其富贵，既极其富贵矣，三子不得不反，既反矣，帝不得不诛。事变之来何有既极，势利之拘，虽高帝之智不能保其往也。然则君臣之间必欲情实相孚、恩义交结、哀荣寿考，终始无间，可不于其初而谨之。（《臞轩集》卷三《高帝论五》）

樊哙别将兵定代[1]，斩陈豨当城[2]。

[1]【汇校】

胡三省：《考异》曰：《卢绾传》云“汉使樊哙斩陈豨”，按：斩豨者周勃，非樊哙也。（《资治通鉴》卷一二《汉纪四》注）

龚浩康：樊哙别将兵定代，《汉书·高帝纪》作“周勃定代”，且《樊哙列传》中无定代之事，疑此处史文有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2]【汇校】

梁玉绳：按：《豨传》亦言樊哙斩之，而《哙传》不及，则非哙明甚。盖周勃斩之也，《绛侯世家》及《汉书》可证。又：《世家》《功臣表》及《豨传》皆云“斩豨灵丘”，此言当城，亦小异（俱代郡县名）。《水经注》十三言周勃定代，斩陈豨于当城也。（《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司马贞：代之县名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当城在朔州定襄县界。《土地十三州记》云当城在高柳东八十里，县当常山，故曰当城。”（《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胡三省：班《志》，当城县属代郡。阚骃《十三州记》：当城在高柳东八十里；县当桓都山作城，故曰当城。《史记正义》曰：当城在朔州定襄县界。（《资治通鉴》卷一二《汉纪四》注）

程馀庆：当城，故城在朔平府东南一百七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先谦：（当城）在今宣化府蔚县东。（《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王恢：当城，《漯水注》：“连水（太平河）北迳当城县故城西。应劭曰：当桓都山作城，故曰当城也。”据《魏土地记》，约当蔚县东七十里小五台山西麓，近白东堡。《表》《绛侯世家》及《豨传》皆云斩豨灵丘。灵丘故城即今县，与蔚县相去百余里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汇评】

陈傅良：图天下者取人贵宽，保天下者用人贵审，矫宽而过于审，贤主所不免也。始高祖之与楚角也，收其一世之豪杰，虽屠狗贩缯之伦寸长而不弃也。天下既定，坐沙之谋、击柱之争没高帝齿而不宁。嗟乎，鸟喙杀人而良医用之，时也。幸而疾去余毒犹存，高祖晚年其亦食鸟喙之余毒也哉，菹醢屠戮曾不一少频其颜者，非帝之忍也，势也。（引自《十先生奥论注》后集卷七《西汉臣论》）

范文澜：汉高帝垓下战胜，主要依靠韩信、彭越、英布三个猛将的会师。项籍死后，当时据地称王的人有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韩国贵族）、长沙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闽越王无诸（越王勾践后裔），南粤王赵佗。这些异姓王除了吴芮、无诸、赵佗三人在本国内起着保境安民的作用，其余都是统一的障碍。汉高帝采用各种方式，数年间把障碍各个消灭。……但从人民要求统一的观点看来，不消灭这些割据者，即使希望战祸暂停也是不可能的。汉高帝杀功臣，客观上符合人民的利益，因为人民迫切需要休息。（《中国通史简编·西汉政治概况》）

十一月，高祖自布军至长安[1]。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缗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2]，予守冢各十家[3]，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4]。”赦代地吏民为陈豨[5]、赵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陈豨降将言豨反时，燕王卢绾使人之豨所[6]，与阴谋。上使辟阳侯迎绾[7]，绾称病。辟阳侯归，具言绾反有端矣[8]。二月，使樊哙、周勃将兵击燕王绾[9]。赦燕吏民与反者。立皇子建为燕王[10]。

[1]【汇注】

龚浩康：布军，指征讨黥布叛乱的大军。（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2]【汇校】

梁玉绳：按：“陈涉”二字当衍，《汉书》诏词无之，盖诸帝王皆不称名也。《索隐》以隐王为楚幽王，大谬。（《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张文虎：陈涉，按：楚隐王即陈涉也，此二字盖读者旁注，误入正文。《志疑》云：“《汉书》诏词无，盖诸帝王皆不称名也。《索隐》以隐王为楚幽王，大谬。”（《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司马贞：系家作“幽王”，名择，负刍之兄。（《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又：（魏安釐王）史阙名，昭王之子，王假之祖也。（同上）

又：（齐缗王）名地，宣王子，王建祖。（同上）

又：（赵悼襄王）名偃，孝成王丹之子，幽王迁之父也。（同上）

龚浩康：楚隐王，即陈涉。“隐”是他的谥号。按：高祖诏词中对其他帝王都不称名姓，这里独称“陈涉”，不当。疑误以注文为正文。《汉书·高帝纪》无“陈涉”二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又：魏安釐王，战国时魏昭王之子。前276年至前243年在位。（同上）

又：齐缗王，齐宣王之子田地。前301年至前284年在位。缗，《田完世家》《六国年表》都作“湣”，《汉书·高帝纪》作“愍”，他书有作“闵”者。（同上）

又：赵悼襄王，赵孝成王之子赵偃，前244年至前236年在位。（同上）

[3]【汇校】

梁玉绳：附按：此言赵悼襄王亦予守冢十家，而《汉书》云“五家”。《史》《汉》载诏词不同，疑《汉书》误。（《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评】

程馀庆：盛德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4]【汇注】

龚浩康：魏公子无忌，即信陵君（？—前243年）。魏安釐王异母弟，战国时著名的四公子之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汇评】

程馀庆：有分晓。（《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5]【汇校】

龚浩康：赦代地吏民，下句既有“皆赦之”，这句的“赦”字当删。（《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6]【汇注】

颜师古：之，往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7]【汇注】

张守节：审食其也。《括地志》云：“辟阳故城在冀州信都县西三十五里，汉旧县。”（《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龚浩康：辟阳侯，即审食其，刘邦同乡，受吕后宠信，封辟阳侯，后官至左丞相。文帝时被淮南厉王刘长击杀。辟阳，县名，治所在今河北省冀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8]【汇评】

程馀庆：吕后欲诛将相大臣，辟阳侯迎其意，故言燕王谋反有端。（《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韩兆琦：按：史文著此，以名佞幸之奸言害事。（《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9]【汇注】

程馀庆：按：周勃后代哙将耳，非同往击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陈直：直按：《安世房中歌》云“盖定燕国”，当作于此时。（《史记新证·高祖本纪第八》）

[10]【汇校】

梁玉绳：附按：击绾、王建同在十二年二月中，《诸侯王表》书燕王建以三月甲午封，误，此与《汉书·高纪》《诸侯王表》作“二月”可据。（今本《汉书·高纪》两书“三月”，讹刻耳。）惟《异姓表》在十一年，则误甚。盖是年二月辛巳朔有甲午，三月庚戌朔无甲午也。（《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班固：陈豨降将言豨反，时燕王卢绾使人之豨所阴谋。上使辟阳侯审食其迎绾，绾称疾。食其言绾有反端。春二月，使樊哙、周勃将兵击绾。诏曰：“燕王绾与吾有故，爱之如子，闻与陈豨有谋，吾以为亡有，故使人迎绾。绾称疾不来，谋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赐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级。与绾居，去来归者，赦之，加爵亦一级。”诏诸侯王议可立为燕王者，长沙王臣等请立子建为燕王。（《汉书·高帝纪第一下》）

王恢：燕，五年（前202），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帝自将禽之。时诸侯非刘氏而王者七人。诏择群臣有功者以为燕王。群臣知欲王卢绾，皆言绾功最多。后九月，遂立绾为燕王。绾与高帝居同里，生同日，幼相爱，壮相随。至其亲信，虽萧曹莫及。乃以陈豨事见疑。十二年（前195）春正月，召绾，绾恐，谓其亲近曰：“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乃称病又行，居长城下，候伺，幸帝病愈，自入谢。四月，闻帝崩，遂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绾常思复归，居岁余，死胡中。（景帝中五年，绾孙它之，以匈奴东胡王降，封亚谷侯。）十二年二月（先绾亡匈奴两月）甲午，即立皇子建为燕王。（《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1]，行道病。病甚[2]，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3]。”于是高祖嫚骂之曰[4]：“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5]，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6]！”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7]。已而吕后问[8]：“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9]，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馀，然难以独任[10]。周勃重厚少文[11]，然安刘氏者必勃也[12]，可令为太尉[13]。”吕后复问其次[14]，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15]。”

[1]【汇注】

王先谦：周寿昌曰：《史》《集解》引《三辅故事》云：高祖被大创十二矢石，中通者四。卒征英布中流矢崩。（《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2]【汇评】

袁枚：生受韩、彭百战功，如何鸟尽竟藏弓。莫嫌冤气无时雪，卒饮黥徒一箭终。（《小仓山房诗集》卷八《东中杂忆古人作五六七言诗—高祖》）

[3]【汇评】

钱锺书：“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按：《汉书·高祖纪下》作“上问医曰疾可治不？医曰可治”，宋祁谓旧本无“不医曰可治”五字。窃意若句逗为：“上问医曰：‘病可治不？’医曰：‘可治’”，则五字诚为骈枝，可以点烦。然倘句逗为“上问，医曰：‘疾可治！’——不医曰‘可治’”，则五字乃班固穿插申意，明医之畏谄至尊，不敢质言，又于世态洞悉曲传矣。（《管锥编·高祖本纪》）

[4]【汇评】

李笠：按：高祖此语，与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云云何异？然羽以豪迈之气出之，刘季以嫚骂之辞出之，此胸襟之不同也。季自谓与羽斗智，吾观其智未必过羽。噫，英雄固不可以成败论也。（《广史记订补·高祖本纪》）

[5]【汇校】

张文虎：提三尺剑，柯、凌本“提”作“持”。（《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黄溍：《汉·高帝纪》“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谓三尺剑也。《杜周传》“三尺安出哉”，谓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王充《论衡》凡引高帝语却皆有剑字，作文而好用歇后语以为奇者，不可不知也。（《日损斋笔记·辨史》）

[6]【汇校】

沈钦韩：注：魏桓时医也。韦昭以为魏桓，据《史记》作齐桓侯。裴骃云田和之子桓公午也。韩非《喻老篇》作蔡桓侯。《鹖冠子·世贤篇》作魏文王，皆传记之讹。（《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张文虎：何益，《御览》引作“亦何益”。（《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颜师古：韦昭曰：“泰山卢人也。名越人，魏桓侯时医也。”臣瓒曰：“《史记》云齐勃海人也，魏无桓侯。”师古曰：“瓒说是也。扁音步典反。”（《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汇评】

吴见思：英雄气概，又写一番。（《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7]【汇评】

程馀庆：骂得妙！已骂矣，又赐之金，尤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8]【汇校】

凌稚隆：王鏊曰：《汉书》无“已而”二字，则问太遽。（《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9]【汇注】

陆唐老：少戆，上始诏反，多少之少。下自巷反，愚也。（《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七《太祖高皇帝下》自注）

[10]【汇评】

方恬：高帝谓陈平智有余，然难独任，而以厚重少文，安刘氏归之周勃。其后吕氏之变，平依违其间，一彼一此，凡险难之际，皆勃亲之，平雍容而已。以高帝犹不敢保平之可任，吾亦安知平患难之际，无观望之心乎？向使吕氏之势一成，不可摇动，其事变未可知也。（《西汉论一》，引自《新安文献志》卷二八）

[11]【汇注】

龚浩康：重厚少文，稳重厚道，但缺少文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12]【汇注】

徐天麟：高祖崩，吕太后发丧，哭而泣不下，张辟彊谓丞相陈平曰：“太后畏君等，今请拜吕台、吕产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如此则太后心安。”丞相如辟彊计请之，太后说。太后病困，以赵王禄为上将军，居北军。梁王产为相国，居南军。戒产、禄曰：“我即崩，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为人所制。”太后崩，禄、产颛兵秉政，因谋作乱。太尉勃令寄绐说禄曰：“何不速归将军印，以兵属太尉？”禄然其计，诸吕老人或以为不便，计犹豫。太尉勃欲入北军不得入，襄平侯纪通尚符节，乃令持节矫内勃北军。勃复令说禄，禄遂以兵授太尉勃，勃遂将北军。然尚有南军，勃令平阳侯告卫尉，毋内相国产殿门。产不知禄已去北军，入未央宫欲为乱，殿门弗内。朱虚侯章击产杀之，还入北军，复报太尉勃云云。（见《吕后纪》及《外戚传》。臣天麟按：唐李揆云，汉以南北军相制，故周勃以北军安刘氏。）（《西汉会要》卷五十六《兵一·南北军》）

【汇评】

苏洵：汉高祖挟数用术，以制一时之利害，不如陈平。揣摩天下之势，举足摇目，以劫制项羽，不如张良。微此二人，则天下不归汉。而高帝乃木强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后世子孙之计，陈平、张良智之所不及。则高帝常先为之规划处置。使中后世之所为，晓然而目见其事而为之者，盖高帝之智，明于大而暗于小，至于此而后见也。帝尝语吕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必勃也，可令为太尉。方是时，刘氏既安矣，勃又将谁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属勃也，知有吕氏之祸也，虽然，其不去吕后，何也？势不可也。昔者武王殁，成王幼，而三监叛。帝意百岁后，将相大臣及诸侯王，有如武庚禄父而无有以制之也。独计以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与弱子抗。吕后佐帝定天下，为诸将大臣素所畏服，独此可以镇压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壮。故不去吕后者，为惠帝计也。吕后既不可去，故削其党以损其权，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是故以樊哙之功，一旦遂欲斩之而无疑。……彼其娶于吕氏，吕氏之族，若产、禄辈，皆庸才不足恤。独哙豪杰，诸将所不能制。后世之患，无大于此矣。夫高帝之视吕后，犹医者之视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于杀人而已。……哙之死于惠之六年，天也。使其尚在，则吕禄不可绐，太尉不得入北军矣。或谓哙于帝最亲，使之尚在，未必与禄、产叛，夫韩信、黥布、卢绾皆南面称孤，而绾又最为亲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继以逆诛。谁谓百岁之后，椎埋屠狗之人，见其亲戚得为帝王，而不欣然从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祖论》，引自《文章轨范》）

梁潜：或谓高帝宽仁爱人，乃独以吕后色衰而爱弛。夫托交贫贱，起自艰苦，一旦富贵而疏弃之，高帝乃少恩也。曰，不然。高帝之知人，何其明也。与吕后处有年矣，后之猜黠，高帝不知其心耶？夫国家勋臣，取而族灭之，无遗噍类，非高帝心也，后也。蒯彻教信反，贯高反形已具，高帝犹释之。而肯果于杀韩彭耶？韩彭虽夷灭，而昔日感遇之际，英态豪气，犹在目睫间。高帝中夜思之，岂不一动心哉。高帝之所以薄吕后者，不能形于言而痛在其中矣。……吕后忍于韩彭如此，岂得厚于刘氏哉。故杀韩彭而诸将惧，族诸将而刘氏惧。高帝亦岂与陈平谋及此哉。闻樊哙党吕氏，立命斩之，用陈平之谋也。高帝目瞑，肉犹未寒，后也曾无一发之慼，即谋族杀诸将。今日鸩如意，明日断戚姬，今日鸩齐王肥，明日杀赵王恢，至于无所忌惮。立他人子为帝，又杀之而又立焉。忍哉后也。高帝岂不知流毒至此哉。独恨高帝之明，有所未尽，嫡妾之分乱于前，而正家之约昧于后。拳拳然属周勃以安刘，置周昌以重赵，所谓滔天之势已成，欲以一手障之何益哉！（引自《增广古今人物论》卷七）

[13]【汇评】

贺贻孙：或问曰汉高祖明太祖，皆以匹夫而得天下，略无因倚，诚三代后崛起为王者之最也，然彼此亦有所轩轾乎。余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长者不能敝其短，犹短者不能益其长也。夫高祖、太祖之《纪》，瞔而难数，姑取其大者以较之。高祖勇不及项羽，故争城略地，则恃韩信。智不及范增，故挟数用术，则资张良。使当时无此二人，天下不归汉。且早为羽所擒矣。迨天下既定，谋及子孙之业，斯时智若平良辈，皆无所施其计，惟高祖深谋远虑，后世之事，如亲见之者。故于众人中，择一周勃，委以重臣之任。厥后刘氏果赖以安。……若是则以定天下而论，高祖远不及太祖。以治天下而论，太祖又绌于高祖矣。老泉谓高祖之智，明于大而昧于小。大者何，治天下之谓也。小者何，定天下之谓也。尧舜至圣，使其驱百万之众，以争衡天下，未必能胜。然其任官修政，治世化民之道，可为万世帝王之法。始皇至暴，尚能奋一时狙诈，收灭六国，而统一宇宙。至其出令为政，尽废先王之法，戾世虐民，无所不极，以致二世而亡。后世以为戒。由是观之，则能定天下者之所以为小，而能治天下者之所以为大也。故论高祖太祖者，明乎大小之间，其亦有所轩轾乎。或闻言颔之。（引自《历代史事论海》卷九《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

杜诏：自汉兴，而天下一治。高帝一泗上亭长，与项羽共逐秦鹿。乃羽弑义帝而帝为发丧；羽坑降卒，屠咸阳，而帝不杀子婴，与父老约法三章。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至兵围垓下，身死东城；而帝知人善任，用三杰，定三秦，五载而成帝业，即位都长安，规模宏远。然威加四海，独不能制一吕雉。醢韩、彭，酖赵王，惨极人彘，以致惠帝不禄，母后临朝，竟欲灭诸刘，王诸吕，幸王陵守正，平、勃交欢，卒安刘氏。然安刘者勃，帝固逆知之矣。（《读史论略》上）

程馀庆：一句一转，如医之量药，刚柔佐使，毫厘不差，此所谓天授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朱东润：汉初置相国、丞相，皆用功臣。萧何卒，曹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将入相。所以然者，列侯受封，奏位次，萧何第一，曹参第二，何死而参继，理固然也。其后王陵、陈平、周勃、灌婴皆以功臣相继入相。审食其入相，亦在封辟阳侯后，虽幸臣抑亦功臣也。（《史记考索·读<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书后》）

[14]【汇评】

刘辰翁：写得如神明。吕后以一妇人问国事，时萧相国无恙，既问及相国死，后又问其次如何，何其虑远也。王陵、周勃在当时不以杰称，帝所优劣时置之，平生知人善任使；于是益信“安刘氏”，语异甚。（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15]【汇评】

王迈：窃谓四皓之才，要是帝王之佐，秦不能用，故宁终其身于商山之芝，不肯北面殽函之地。帝愿屈之而不能致者，彼盖度帝不过以秦汉人物待之尔，是以不屑于命驾也。晚年以太子之故，闻留侯之言翔而后集，是其心何尝一日不在苍生哉？帝于是时诚能以欲为万世计者端拜问之，愿在下风而又托之以六尺之孤，寄之以社稷之重，吾知尧舜君臣之事，彼可优游谈笑而办之矣。奈何其储位方定，而白驹之足倏然长往，有不可得而絷欤？嗟夫，留侯之去，帝可以留而不能留；四皓之来，帝可以屈而不能屈。高帝之功名事业于是乎终矣。君子于是乎绝望于汉矣，岂天未欲斯民见三代之治耶？（《臞轩集》卷三《高帝论七》）

凌稚隆：王世贞曰：呜呼，收图书籍、荐贤者，平阳耶？约法三章者，平阳耶？发关中老弱未传诣军及为民请苑者，平阳耶？此皆无一焉而奈何与酂侯并也。然汉之所以为汉者，一酂侯足矣。平阳以守为创，毋拮据，世人以新其名，故功埒于酂侯而收其逸，高帝则已悬烛计指之矣。是故宁以平阳之后，付戆之陵，木强之勃，而不欲令新进者持刀笔而操切其计也。（《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钟惺：高帝终不以戚姬故，废嫡立爱，明知有人彘之虐、诸吕之祸，而听后人为之，所不肯作法于凉，不独开国远虑，亦自是丈夫气。然吕雉老狐，不得用武帝处钩弋夫人法处之，为千古恨耳。高帝病，吕后问百岁后萧相国死，谁可代之，次曹参，次王陵、次陈平、次周勃。此数人者，吕后瞑目屈指中数之熟矣。穷究到底，正观其用人次第分数何如。其意不在刘氏，而观其何以备吕氏也。不待其词之毕，而帝已见其肺肝矣。问至周勃，汉之人数已穷，而复问其次，犹为狠毒？上亦寒心，而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一语恨甚，此时发付只得如此。然上亦知吕后之老，诸吕之庸，而平、勃诸人办之有余。知平、勃诸人之足以办诸吕，又何必除一吕后，以为开国纲常之累哉。上之言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为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了其一片苦心，如医之量药，刚柔仿使，毫厘不差。而低回顾步，长虑深思，尤于“然安刘氏者必勃也”，一然字中见之。处分如此，则帝亦何有于诸吕也。苏轼谓不去吕后，为惠帝计，如家有主母，而豪奴悍仆不敢与弱子抗。当时韩、彭已死，其将以萧曹平勃为豪奴悍仆乎？似亦不伦之甚矣。且自萧曹平勃辈而下，其能为豪且悍者谁也？汉之不必除吕后，正以有平勃辈在耳。他日吕后欲王诸吕，问于平勃，平勃顺旨，盖诸吕伎俩，业已看定。算定知他日之必能制其命，时不可争，不得不为此养晦行巽之道，以为所欲为耳，然其际已危矣。（《隐秀轩集·隐秀轩文列集论又二》）

王懋竑：汉高帝嫚而侮人，然于留侯不敢轻也，称之必曰子房。……高帝临崩，吕后问以萧相国后何人可代？帝历举曹参、王陵、陈平、周勃，其时留侯见在而不及之，何也？岂其多病，方道引辟谷，度其不久于世而不及之乎？此事前人未有论及之者。（《白田杂著》卷五《读史漫记》）

编者按：此段文字记刘邦临终之语，事涉重大，一与刘邦性命攸关，一系汉祚之命运前途。用语却极简明且妙。与医者问答之间，既骂之，又赐之金，“骂”显其草莽英雄性情未改，又赐金罢之，见其深会医家婉曲之意而诚致谢忱。在获知自己病情已属不治之际，断然放弃治疗，既不显悲戚之色，又不露伤感之情，理智冷静，了断决然，殊非一般胸怀，一般气概。非深悟天地之道，人生之理者实难有此旷达豪放之举。面对人生必然弃世之结局，从芸芸众生到权贵富豪，或悲戚痛苦，或欲入天国，成神成仙。帝王们则更是冀其万岁，长生不死。即如哲人中如老、庄、陶之清醒者亦寥寥。刘邦以取得天下之平民英雄如此豁达，古今似无可匹者也。人或论之曰：“骂得妙！已骂矣，又赐金，尤妙。”又有论者曰：“高祖嫚骂数语，豪杰意气可想。”斯言得之！斯言得之！

“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憨，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面对如此事关重大之决策，回答明晰肯定，两个“可”字，尤具分量。谈及王、陈、周三人之优长与不足，恰切精准，择人授任，互相牵制，互补为用，颇具心思，都显示出刘邦高超的识人、用人之艺术。这些安排显然是以“安刘氏”为中心，其隐忧在心，但不露声色，他审时度势，冷静面对，其良苦用心尽在身后安排之中。其后事实证明，汉政权发生的最大危机就是吕后执意“王诸吕”而“危刘氏”，此五人都成功地在“安刘氏”中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寥寥数语之交代，维护了这个新政权的稳定，为此后的“文景之治”创造了条件，进而为后来武帝时期汉帝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疆域空前辽阔、国力空前强大奠定了基础，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以此观之，此时刘邦之权谋心计、谋略眼光已远非立国前之刘邦可比。打天下之际，无张、陈之匡扶襄助难成其谋，此时则张、陈恐难及其谋。诚如论者所云“惟高祖深谋远虑，后世之事，如亲见之者”，“汉高处置后事，若烛照龟卜”，此论诚不为过。可见，虚心纳谏，经历了长期角谋斗智、逐鹿天下的艰苦历练的刘邦已然是一位“明于大而昧于小”，极具战略眼光、战略胸怀，对于天下繁难事能从容应对的政治家了。人谓高祖“以匹夫而得天下，略无因依，诚三代后崛起为王者之最也”，斯人当享斯誉，其自有在也。

卢绾与数千骑居塞下候伺[1]，幸上病愈自入谢[2]。

[1]【汇注】

班固：诏曰：“燕王绾与吾有故，爱之如子。闻与陈豨有谋，吾以为亡有，故使人迎绾。绾称疾不来，谋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赐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级。与绾居，去来归者，赦之，加爵亦一级。”诏诸侯王议可立为燕王者，长沙王臣等请立子建为燕王。（《汉书·高帝纪第一下》）

龚浩康：候伺，侦察，这里是观察等待的意思。（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2]【汇注】

颜师古：冀得上疾愈，自入谢以为己身之幸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汇评】

程馀庆：先作不了语，顿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四月甲辰[1]，高祖崩长乐宫[2]。四日不发丧[3]。吕后与审食其谋曰[4]：“诸将与帝为编户民[5]，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6]，今乃事少主[7]，非尽族是[8]，天下不安[9]。”人或闻之，语郦将军[10]。郦将军往见审食其，曰：“吾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11]。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12]。”审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发丧[13]，大赦天下[14]。

[1]【汇注】

龚浩康：四月甲辰，即公元前195年夏历四月二十五日。（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2]【汇校】

梁玉绳：附按：《御览》八十七引《史》云：“四月甲辰，崩于长乐宫，时年六十二。在位十二年。葬长陵。”今《史记》无之。但臣瓒谓帝年四十二即位，寿年五十三。皇甫谧谓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汉十二年，年六十三。盖瓒说非也。谧言六十三，亦六十二之讹。（《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张文虎：崩于长乐宫，《御览》引“崩”下有“于”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裴骃：皇甫谧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汉十二年，年六十二。”（《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刘辰翁：高祖生甲寅，始皇即位之前一年。始皇在位三十七年，至胡亥死，帝年四十矣。又六年而羽亡，其在位七年耳。即位之秋，利幾反；冬，臧荼反；六年，韩信反；七年，韩王信反，为平陈；八年，讨韩王信余寇，过赵；九年，赵谋反，十年，陈豨反；十一年，信反、越反、布反。自击布，归，道病。绾反。七年之间，无岁不战，无人不反。计其从容，独奉卮太上与过沛时耳。过沛时，以乙巳十月；其崩，以丙午四月，年五十三。（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张熷：“秦二世元年”注，徐广曰：“高祖时年四十八。”“后高祖崩”注，皇甫谧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汉十二年，年六十三。”按：《始皇本纪》，昭王享国五十六年，孝文一年，庄襄三年，始皇三十七年，以高祖生年校之，广、谧二说合，但云六十三，三当为二耳。《汉书》注臣瓒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寿五十三，与广、谧说异。（《读史举正》卷一《史记·高祖本纪》）

王鸣盛：《高纪》汉十二年四月甲辰，高祖崩。裴骃引皇甫谧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汉十二年，年六十三。按：《六国表》，秦昭王五十一年，岁在乙巳。至汉十二年，岁在丙午，则高祖年当为六十二，“三”字传写误。若如此说，则高祖以秦二世元年九月起兵，时年已四十八，至为汉王之元年，年已五十一。至即真，年已五十五。若《汉书·高纪》臣瓒注则云，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寿五十三。若如此说，则高祖以秦庄襄王三年岁在甲寅生。至起兵之年，年三十九，为汉王四十二，即真四十六。愚谓当从臣瓒。秦昭王五十一年，周赧王以是年卒，皇甫谧欲推汉以继周，故妄造此言。王应麟信之，载《困学纪闻》十一卷，其实非也。（《十七史商榷》卷二“高祖年当从臣瓒”）

沈钦韩：《通典》：《汉旧仪》曰：高帝崩三日，小敛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长八寸，前方后圆，围一尺。置牖中望外，内张绵絮以鄣，外以皓木大如指，长三尺，四枚缠以皓皮（按：皓木、皓皮未详），置牖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敛棺，以黍饭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木主为木函，藏庙太室中西墙壁埳中。（《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王先谦：沈钦韩曰：《史记》注引皇甫谧：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汉十二年，年六十三。……杭世骏曰：高祖生年乙巳，至是年丙午，当是六十二。先谦曰：官本注十二年作十三年。（《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

王恢：长乐宫，本始皇所建之兴乐宫。汉高五年治，七年成。《雍录》：“未央在汉城西隅，而长乐乃其东隅也。汉都长安，两宫初成，朝诸侯群臣乃于长乐，不在未央也。自惠帝以后，皆居未央宫，而长乐宫常奉母。故凡语及长乐者，多曰东朝。”（见叔孙通及樗里子《传》）更始、赤眉入长安，皆居长乐宫。后废，西魏复修。唐高祖入长安，还屯长乐宫。天宝以后废。故址在今阁老门村西，尚存故墙一道。（《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3]【汇注】

王懋竑：高帝崩，吕后四日不发丧，谋诛诸将，以郦商而止。《通鉴》以其言为妄，削不载。然帝崩四日不发丧，此必有故，《史》所传非妄也。陈平之在荥阳，樊哙之在代，以前后事连言之耳。灌婴屯荥阳，《高帝纪》《婴传》皆无其事，仅见于《陈平世家》，亦不详何时，疑自破布归，即屯荥阳也。《史》以无事，故略之。《纲目》依《史记》补入。（《白田杂著》卷五）

【汇评】

凌稚隆：唐顺之曰：四日不发丧，则人人危矣。（《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4]【汇注】

杨树达：据《朱建传》，食其为吕后幸臣。（《汉书窥管·高帝纪下》）

[5]【汇注】

颜师古：编户者，言列次名籍也。编音鞭。（《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6]【汇注】

颜师古：鞅鞅，不满足也，音于亮反，他皆类此。（《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7]【汇注】

龚浩康：少主，指汉惠帝刘盈。（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8]【汇评】

吕祖谦：《通鉴考异》谓吕后虽暴戾，亦安敢一旦尽诛大臣？以蒙恬将兵三十万在外，李斯能矫命除之，况吕太后之强乎？但未必欲尽诛诸将，不过择难制者族之耳。（《大事记解题》卷九自注）

[9]【汇注】

颜师古：族谓族诛之。是亦此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程馀庆：诛信、越之志，于此见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0]【汇注】

裴骃：《汉书》曰郦商。（《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龚浩康：郦将军，即郦商，郦食其的弟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11]【汇校】

梁玉绳：《通鉴考异》曰：“吕后虽暴，亦安敢一旦尽诛大臣？”又时陈平不在荥阳，樊哙不在代，此说恐妄。（《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张文虎：此闻，南宋本“此”作“比”。按：荀悦《汉纪》直云“此四人者”则“此”字不误。（《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汇注】

吕祖谦：高帝斩樊哙之命，外庭不得而闻也。（《大事记解题》卷九自注）

[12]【汇注】

龚浩康：可翘足而待，指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13]【汇注】

龚浩康：丁未，夏历四月二十八日。（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14]【汇评】

程馀庆：吕后欲诛诸将一著，汉之不亡者幸尔，而郦商特以将在外者劫之，顶门之炙火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卢绾闻高祖崩[1]，遂亡入匈奴[2]。

[1]【汇注】

司马迁：汉十二年，东击黥布，豨常将兵居代。汉使樊哙击斩豨。其裨将降，言燕王绾使范齐通计谋于豨所。高祖使使召卢绾，绾称病。上又使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因验问左右。绾愈恐，闭匿，谓其幸臣曰：“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称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语颇泄，辟阳侯闻之，归具报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张胜亡在匈奴，为燕使。于是上曰：“卢绾果反矣！”使樊哙击燕。燕王绾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四月，高祖崩，卢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绾为蛮夷所侵夺，常思复归。居岁余，死胡中。（《史记·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2]【汇评】

司马迁：卢绾非素积德累善之世，徼一时权变，以诈力成功，遭汉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称孤。内见疑强大，外倚蛮貊以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穷智困，卒赴匈奴，岂不哀哉！（《史记·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丙寅[1]，葬[2]。己巳，立太子[3]，至太上皇庙[4]。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5]，拨乱世反之正[6]，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7]。”上尊号为高皇帝[8]。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9]，以岁时祠[10]。

[1]【汇注】

裴骃：徐广曰五月。（《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龚浩康：丙寅，夏历五月十七日。《汉书·高帝纪》“丙寅”前有“五月”二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2]【汇校】

崔适：按：各本脱“五月，长陵”四字，今依《汉书·高纪》补。（《史记探源》卷三）

【汇注】

颜师古：臣瓒曰：“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3]【汇校】

张守节：丙寅葬，后四日至己巳，即立太子为帝。有本脱“己”字者，妄引《汉书》云“已下”者，非。（《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汇注】

张文虎：立太子。按：此谓太子即帝位也。《将相表》于孝文元年书“立太子”，后七年又书“太子立”，疑此文“立”字亦当在“太子”下。（《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高祖本纪》）

[4]【汇校】

梁玉绳：按：“丙寅”上缺“五月”二字，“丙寅”下衍“葬”字，而以论末“葬长陵”三字移此，盖错简也。又考二年六月立孝惠为太子，何待是时始立？《正义》以“立太子为帝”解之，则与下文“太子袭号为皇帝”复矣。《汉书》作“五月丙寅葬长陵，已下（已下棺也），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庙”。疑“巳”乃“已”字之重，“立”乃“下”字之误，而《正义》又云：“有本脱‘已’字者，妄引《汉书》‘已下’者，非。”则又不然矣。刘辰翁曰：“只似多一‘立’字，己巳太子至太上皇庙，甚顺。”《史诠》亦曰：“‘立’字衍文，‘太子’属下句读。”王孝康曰：“‘立太子’当是‘皇太子’之讹。”（《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张守节：《三辅黄图》云：“太上皇庙在长安城香室南，冯翊府北。”《括地志》云：“汉太上皇庙在雍州长安县西北长安故城中酒池之北，高帝庙北。高帝庙亦在故城中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吴见思：在太上皇庙立太子也。（《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5]【汇校】

梁玉绳：按：此时群臣方议尊号，何得先称“高祖”，《汉书》作“帝”是也。（《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吴见思：高祖起微细，直应至篇首，高起、王陵述一遍；高祖未央宫自述一遍；过沛时自述一遍；死时自述一遍；此群臣又述一遍，凡作五层收束。（《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6]【汇注】

龚浩康：拨乱世反之正，治理好乱世，使之回到正轨上来。反，通“返”。（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7]【汇评】

曹植：屯云斩蛇，灵母告祥。朱旗既抗，九野披攘。禽婴克羽，扫灭英雄。承机帝世，功著武汤。（《曹子建集校注》卷七《汉高帝赞》）

[8]【汇注】

颜师古：尊号，谥也。（《汉书注·高帝纪第一下》）

徐天麟：《谥法》无高，以功高特起名。（《西汉会要》卷一）

魏了翁：鹤山先生曰：高帝者何？汉五年群臣上皇帝尊号，此有天下之称也。十二年上谥号曰高皇帝，此节惠易名之谥也。人主自号皇帝，自秦政始，而汉因之，谥曰高皇帝，则亦因始皇帝之陋也。（《古今考》卷一《高帝纪》）

又：既曰高帝矣，此其言高祖何？系之帝即谥也，系之“帝”即谥地。（同上）

【汇评】

韩兆琦：尊号，指谥。俞樾曰：“谓之‘尊号’而不曰‘谥’，盖亦避秦人臣子议君父之嫌也。”（《湖海笔谈》按：所谓“臣子议君父之嫌”见于《始皇本纪》。其中有云：“死而以行为谥，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9]【汇注】

陈直：高祖庙，在长安西北故城中。《关辅记》曰：“秦庙中钟四枚，皆在汉高祖庙中。”《三辅旧事》云：“高庙钟重十二万斤。”《汉旧仪》云：“高祖庙钟十枚，各受十石，撞之声闻百里。”《汉书》：文帝时盗取高庙玉环故事。又云：“光武至长安宫阙，以宗庙烧荡为墟，乃徙都洛阳。取十庙合于高庙，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别治长安，主知高庙事。”高庙有便殿，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处，所以就便安也。高园于陵上作之，既有正寝，以象平生正殿路寝也。又立便殿于寝侧，以象休息闲晏之处也。孝惠更于渭北建高帝庙，谓之原庙。

直按：《汉书·叔孙通传》晋灼注引《黄图》云：“高庙在长安城门街，寝在桂宫北。”与今本异。又按：《汉书·韦玄成传》云：“又园中各有寝便殿。”如淳注引《黄图》，高庙有便殿，与今本同。颜师古注云：“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处。寝者，陵上正殿，若平生路寝矣。便殿者，寝侧之别殿耳。”与本文略同。自“高庙有便殿”句起，至“以象休息闲晏之处也”一段，完全与《汉书·武帝本纪》建元六年颜师古注相同（颜注又节用于《韦玄成传》，已见上）。又按：汉祖庙钟十枚各受十石事，《北堂书钞·乐部》引《旧仪》亦同。惟《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五，误引作《汉书》。盗高庙玉环事，见《汉书·张释之传》。光武至长安事，《长安志》引《三辅故事》，与本文同。原庙，见《汉书·叔孙通传》。西安汉城出土有“高庙万世”瓦，当为高庙之物。（《三辅黄图校证》卷之五《宗庙》）

又：宗，尊也；庙，貌也，所以仿佛先人尊貌也。汉立四庙，祖宗庙异处，不序昭穆。太上皇庙，在长安西北长安故城中，香室街南，冯翊府北。《关辅记》曰：“在酒池北。”直按：本书三辅治所云：“冯翊府，长安故城内，太上皇庙西南。”（同上）

[10]【汇注】

徐天麟：《三辅黄图》高祖庙在长安西北故城中。《汉旧仪》云，高祖（庙）盖地六顷三十亩四步，祠内立九旗，堂下撞千石钟十枚，声闻百里。（《西汉会要》卷十二礼六）

又：初，高祖时，令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庙。至惠帝时，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景帝尊文帝庙为太宗庙。行所尝幸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庙。至宣帝本始三年，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各有寝园，与诸帝合，凡三十所。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至元帝时，贡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庙，今孝惠、孝景庙皆亲尽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天子是其议。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诏先议罢郡国庙。曰：“朕闻明王之御世也，遭时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远方未宾，因尝所亲以立宗庙，盖建威销萌，一民之至权也。今赖天地之灵，宗庙之福，四方同轨，蛮貊贡职，久遵而不定，令疏远卑贱，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惧焉。……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丞相元成……等七十人皆曰：“臣闻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于心也。故唯圣人为能飨帝，孝子为能飨亲，立庙京师之居，躬亲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春秋》之义，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仆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诸侯，臣等愚以为宗庙在郡国宜无修，臣请勿复修。”奏可，因罢昭灵后……戾太子、戾后园，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罢郡国庙后月余，复下诏曰：“盖闻明主制礼，立亲庙四……”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议曰：“礼，王者始受命，诸侯始封之君，皆为太祖，以下五庙而迭毁。……臣愚以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为帝者太祖之庙，世世不毁，承后属尽者宜毁……”（《西汉会要》卷一三礼七）

又：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腊为二十五。晋灼曰，《汉仪注》宗庙一岁十二祠。五月尝麦，六月、七月、三伏、立秋、娄，又尝粢。八月先夕馈飱，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尝稻，又饮蒸，二太牢。十一月尝，十二月腊，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闰加一祀。与此上十二为二十五祠。师古曰，晋说是也。）（《西汉会要》卷一四礼八）

及孝惠五年[1]，思高祖之悲乐沛[2]，以沛宫为高祖原庙[3]。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4]，后有缺，辄补之[5]。

[1]【汇注】

龚浩康：孝惠五年，即公元前190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2]【汇注】

程馀庆：“悲乐”二字，合得有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韩兆琦：悲乐沛，犹上文所言之“乐思沛”，意即思念沛、喜欢沛。悲，思也。（《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3]【汇注】

裴骃：徐广曰：“《光武纪》云‘上幸丰，祠高祖于原庙’。”骃按：谓“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庙，今又再立，故谓之原庙。（《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4]【汇注】

班固：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汉书·礼乐志第二》）

[5]【汇评】

程馀庆：详细。见笔墨酣足。应高祖过沛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高帝八男[1]：长庶齐悼惠王肥[2]；次孝惠，吕后子；次戚夫人子赵隐王如意[3]；次代王恒[4]，已立为孝文帝，薄太后子[5]；次梁王恢，吕太后时徙为赵共王[6]；次淮阳王友，吕太后时徙为赵幽王[7]；次淮南厉王长[8]；次燕王建[9]。

[1]【汇注】

刘辰翁：八男，惟肥长大，不可知。自惠以下六孺子，计十岁或十余岁耳，而皆远封近也。（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汇评】

赵翼：《高祖纪》末，《史记》但记其诸子，《汉书》独总叙高祖之明达好谋，虽日不暇给，而规模宏远。《史记》少此议论。又：《史记·高纪》既叙高祖八男，而《吕后纪》内又叙之，殊复。《汉书》两纪俱不叙，另立《高五王传》。（《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互有得失》）

[2]【汇注】

司马迁：齐悼惠王刘肥者，高祖长庶男也。其母外妇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史记·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3]【汇注】

司马迁：戚姬子如意为赵王，年十岁，高祖忧即万岁之后不全也。赵尧年少，为符玺御史。赵人方与公谓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赵尧，年虽少，然奇才也，君必异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尧年少，刀笔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顷之，赵尧侍高祖。高祖独心不乐，悲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赵尧进请问曰：“陛下所为不乐，非为赵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吕后有隙邪？备万岁之后而赵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忧之，不知所出。”尧曰：“陛下独宜为赵王置贵强相，及吕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谁可者？”尧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坚忍质直，且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惮之。独昌可。”高祖曰：“善。”于是乃召昌，谓曰：“吾欲固烦公，公强为我相赵王。”……高祖崩，吕太后使使召赵王，其相周昌令王称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为不遣赵王。于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谒高后，高后怒而骂周昌曰：“尔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赵王，何？”昌既征，高后使使召赵王，赵王果来。至长安月余，饮药而死。周昌因谢病不朝见，三岁而死。（《史记·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又：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赵王，使者三返，赵相建平侯周昌谓使者曰：“高帝属臣赵王，赵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诏。”吕后大怒，乃使人召赵相。赵相征至长安，乃使人复召赵王。王来，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与入宫，自挟与赵王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间。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赵王少，不能蚤起。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酖饮之。黎明，孝惠还，赵王已死。于是乃徙淮阳王友为赵王。（《史记·吕太后本纪第九》）

【汇评】

程馀庆：文法变动生态。（《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4]【汇校】

梁玉绳：按：“恒”字当避，《史诠》曰“当省”。（《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汇注】

崔适：按：文帝名于此，武帝名于《景纪》，高、惠、景帝皆不名。（《史记探源》卷三）

[5]【汇注】

龚浩康：薄太后，高祖之姬。文帝刘恒即位后改称皇太后。（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汇评】

程馀庆：句法与吕后子遥对，郑重。（《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6]【汇注】

韩兆琦：赵共王，即刘恢，先曾为梁王，后被吕后徙封赵，因不堪忍受吕氏的拘制，愤而自杀。（《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7]【汇注】

韩兆琦：赵幽王，即刘友。先曾为淮阳王，后被吕后徙封赵，因不满吕氏被拘囚饿死。（《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汇评】

程馀庆：两提“吕太后时”，波光黯淡。（《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8]【汇注】

韩兆琦：淮南厉王，刘长，高祖少子。文帝时，刘长因骄溢犯法而被流放蜀地，途中绝食自杀。（《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9]【汇注】

韩兆琦：燕王建，高祖庶子。燕王卢绾叛汉逃入匈奴后，吕后立建为燕王。十五年死。（《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汇评】

陈埴：高祖大封同姓，卒有尾大不掉之患。高祖明达，何不虑此？惩戒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圣人谓“百世损益可知”，此类是。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损之；秦以不封建亡，如汉必益之。事势相因，必至于此。兼汉初户口减少，封诸王时计户而不计地，故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其后户口日蕃，所以强大。（《木钟集》卷一一《史》）

凌稚隆：康海曰：此纪逐年叙，由亭长而公而王而帝而终，作四大节，错综变化，不可捉摸。（《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韩兆琦：以上……写刘邦称帝后的晚年经历。这时的诸侯叛乱，固然有其内在原因，但与刘邦、吕后的错误处置也有很大关系，司马迁对此深致不满。（《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太史公曰[1]：夏之政忠[2]。忠之敝[3]，小人以野[4]，故殷人承之以敬[5]。敬之敝，小人以鬼[6]，故周人承之以文[7]。文之敝[8]，小人以僿[9]，故救僿莫若以忠[10]。三王之道若循环[11]，终而复始[12]。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13]。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14]？故汉兴，承敝易变[15]，使人不倦[16]，得天统矣[17]。朝以十月。车服黄屋左纛[18]。葬长陵[19]。

[1]【汇注】

张守节：《正义》：“太史公，司马迁自谓也。《自序》传云‘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又云‘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祸’。明太史公，司马迁自号也。迁为太史公官，题赞首也。虞喜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非独迁。’”（《史记正义·五帝本纪》）

崔适：按：《自序》云：“谈为太史公。”《索隐》曰：“‘公’者，迁所著书尊其父云‘公’也。”《自序》又云：“有子曰迁。”又曰：“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是则迁称其父曰“太史公”，自称其官曰“太史令”，故《汉书·律历志》《后汉书·班彪传》皆称迁为太史令，岂其官名“太史公”哉？《汉书·百官表》，太史令为太常属官，秩六百石耳，虞喜以为上公，谬矣。《自序》“太史公曰先人有言”以下，凡迁自称亦作“太史公”者，后人不达此为迁尊其父之称，从而改之尔。各篇赞语亦然。但此称相沿已久，且尊而公之，敬礼先哲，亦所宜然，故今亦仍其旧云。（《史记探源》卷二）

【汇评】

吕祖谦：子长之论，即仲舒用夏之忠之论也。非特子长、仲舒为然，汉初豪杰萧、曹、绛、灌之徒，大意亦莫不然也。子长于《夏纪》举孔子正夏时，于《殷纪》举孔子善殷辂，圣人损益四代之大意，不可谓不略窥之矣。惜乎其不舒究之也。（《大事记解题》卷九）

[2]【汇注】

龚浩康：忠，忠厚朴实。（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汇评】

朱熹：周太繁密，秦人尽扫了，所以贾谊谓秦专用苟简自恣之行。秦又太苟简自恣，不曾竭其心思，太史公、董仲舒论汉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汉初承秦扫去许多繁文，已是质了。（引自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

高拱：问伊川云：“夏近古人，多忠诚，故为忠。忠弊，故救之以质。质弊，故救之以文。然乎？”曰：文入于靡，以质救之可也。文何以救质？质涉于伪，以忠救之可也。质何以救忠？三代异尚，理既不然，而相救之说又从而为之辞者也。（《本语》卷二）

姚苎田：字法句法俱精。（《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3]【汇注】

龚浩康：敝，坏处。（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4]【汇注】

裴骃：郑玄曰：“忠，质厚也。野，少礼节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姚苎田：野，乔野也。（《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龚浩康：野，粗野少礼。（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汇评】

姚苎田：只言小人，妙！（《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5]【汇注】

龚浩康：敬，恭敬威严。（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6]【汇注】

裴骃：郑玄曰：“多威仪，如事鬼神。”（《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姚苎田：古云，殷人尚鬼，盖敬而流于媚。（《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龚浩康：鬼，迷信鬼神。（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7]【汇注】

钱孟浚：颍滨曰：《传》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质，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余读《诗》《书》，历观唐虞至于夏商，以为有生民以来，未尝一日而不趋于文也。文之为言，犹曰“万物各得其理”云尔。父子君臣之间，兄弟夫妇之际，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无义，君臣无礼，兄弟不相爱，夫妇不相保，纷然而淆乱，忿斗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伦不明，生不相养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举皆戚然不宁于中，然后反而求其所安，属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联其兄弟而正其夫妇。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犹以天子之尊，饭土塯，啜土铏，土堦三尺，茅茨不翦，至于周而后大备。其粗始于父子之际，其精布于万物，其用甚广而无穷，盖其当时莫不自谓文于前世，而后世之人乃更以为质也。……故世之所谓文者，皆所以安其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当然也。（引自《历代名贤确论》卷一一“帝王所尚”）

又：刘敞曰：古者有言，夏道尊命，商人尊神，周人尊礼，此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饰之也。……若圣人之治，王者之法，宰制万物，兼覆天下，则此三者无不修也，无不慎也，不能一废矣。故当其尊命，则虽周复夏，当其尊神，则虽夏由商；当其尊礼，则虽商由周。何以言之耶？民事则尊命，鬼事则尊神，王事则尊礼，同时可也，同日可也，同月可也。当其义，则今所用者先；不当其义，则向所用者后，后者复先，先者复后，一物不应而乱起矣，岂及于夏、商、周异代而尊之哉？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饰之也。夫好事者知三王之异物，而不知其道之同也。知三王之异俗，而不知其德之一也。道者所以格物而非格于物也，德者所以变俗而非变于俗也。故三王之所改者，正朔缘于历而改，律吕缘于声而改，都邑缘于地而改，徽号缘于色而改，乐舞缘于功而改，官职缘于事而改。及夫以性为内，以情为外，以名为制，以礼为体，此所谓道德之本也，不可改也。苟不可改则忠也，恭也，文也，三代同尚矣。德也，爵也，齿也，三代同贵矣。命也，神也，礼也，三代同尊矣。奚独三代哉？吾以此推之，昔者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封于泰山，禅于梁甫者七十有一君，其实一也。（同上）

[8]【汇评】

钱孟浚：颖滨曰：……及周之亡，天下大坏，强凌弱，众暴寡，而后世乃以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于商，渐而入于文，至周而文极于天下。当唐、虞、夏、商之世，盖将求周之文而其势有所未至，非有所谓质与忠也。自周而下，天下习于文，非文则无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势然也。今夫冠、昏、丧、祭而不为之礼，墓祭而不庙，室祭而无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于其中，而曰不文以从唐、虞、夏、商之质，夫唐虞夏商之质，盖将求周之文而未至，非所以为法也。（引自《历代名贤确论》卷十一“帝王所尚”）

[9]【汇校】

司马贞：郑音先代反，邹本作“薄”，音扶各反，本一作“僿”，而徐广云一作“薄”，是本互不同也。然此语本出子思子，见今《礼表记》，作“薄”，故郑玄注云：“文，尊卑之差也。薄，苟习文法，不悃诚也。”裴又引《音隐》云“僿音先志反”，僿塞声相近故也。盖僿犹薄之义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汇注】

裴骃：徐广曰：“一作‘薄’。”骃按：《史记音隐》曰“僿音西志反”。郑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苟习文法，无悃诚也。”（《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程馀庆：“僿”音笥。细碎也，无悃诚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王骏图、王骏观：小人以豨，《正韵》“豨音笥，细碎也”。言过文之敝，则流于细碎刻薄也。小司马引《礼·表记》作蔽，又谓蔽僿声相近，皆未为得也。（《史记旧注平义·高祖本纪》）

[10]【汇注】

裴骃：郑玄曰：“复反始。”（《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程馀庆：又转到忠上，所谓循环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1]【汇注】

龚浩康：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即三代开国之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12]【汇评】

程馀庆：以上通论古今帝王统绪有定。（《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3]【汇评】

程馀庆：不说出“僿”字，妙。周之必有或继之者，至圣所以不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4]【汇评】

程馀庆：秦不得承统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5]【汇评】

钱孟浚：李翱曰：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敬与文也，因时之变，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僿莫如忠，循环终始，迭相为救，如火蔓而烧也，人知其胜之于水也。胜于水者土也，水之溃过其流者，则必大为之防矣。故夏之政尚忠，汤之政尚敬，武王之政尚文，各适其宜也。如武王居禹时则尚忠矣，汤居武王之时则尚文矣，禹与汤交地而居，则夏尚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适时之宜而补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黄帝、尧、舜居三王之天下，则亦必为禹、汤、武王之所为矣。由是观之，五帝之与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犹适于南而北辕，其到也无日矣。孔子圣人之大者也，若孔子王天下，而传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与忠、敬皆非帝王之所尚也，乃帝王之所以合变而行权者也。因时之变以承其弊者也，不可体而作为之者也。（引自《历代名贤确论》卷一一“帝王所尚”）

又：李华曰：天地之道，易简、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先王质文相变，以济天下。易知、易从，莫尚乎质，质弊则佐之以文，文弊则复之以质，不待其极而变之，故上无从乱。《记》曰：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礼谓易知易从之礼，非酬酢裼袭之烦也。俭谓易知易从之俭，非茅茨土簋之陋也。盖达其诚信，安其君亲而已。质则俭，俭则固，固则愚，其行也丰肥。天下愚极则无恩。文则奢，奢则不逊，不逊则诈，其行也痼瘠。天下诈极则贼乱，故曰：不待其极而变之，因而文之，无害于训。（同上）

徐孚远：王维桢曰：此论只言沛公能变秦苛法，得天之统，故有天下，此本论也。（《史记测议·高祖本纪》）

韩兆琦：作者肯定了汉初的“承敝易变”，而对武帝政治略致讥讽之意。（《史记选注集说·高祖本纪》）

张大可：《高祖本纪·赞》字面意义包含了循环论的色彩，这是不必讳言的。但是，司马迁的主旨却是讲“变”，历史在不断地演变和前进。赞论引夏、商、周的忠、敬、文三统之说，重在说“变”，而不是“循环”。秦承周“文”政之敝而不改，故亡国；汉兴，“承敝易变”，获得了天命。所谓“文”，《集解》引郑玄云：“尊卑之差也。”“僿”，又作“薄”。司马贞曰：“僿，犹薄之义。”周政“文”之敝，就是说周朝等级森严的礼制，繁文褥节发展过了头，官吏习文法只重形式。秦朝不思救敝，反而变本加厉依赖严刑酷法，所以二世而亡。汉承秦之敝，救之以忠，并不是效法夏政鲧、禹决渎，而是“承敝易变”，顺民之俗。萧、曹《世家》赞评萧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而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曹参与民“休息无为”，而与萧何齐名为贤相，“天下俱称其美矣”。吕后称制，残虐宗室，她还屠戮功臣，个人品质极其狠毒。但吕后与民休息，司马迁称赞她“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汉文帝，“德至盛”。司马迁的这些评论，充分肯定了汉初顺民之俗的政治大方向，隐喻之意，则是对秦皇、汉武好大喜功，暴虐政治的批评。也就是说，司马迁所讲的“循环”“天统”是以民心、民俗为其内核的。论者多抽象地评论《高祖本纪·赞》的字面意义，认为是宣扬循环论和天命论，非为至论。例如有人认为司马迁主张“古今社会就是按照‘忠’—‘敬’—‘文’这套公式周而复始地‘变’”，因而称司马迁的历史观是“三统循环论”。这种看法实质上是张冠李戴，把董仲舒的观点强加在司马迁头上。（《史记全本新注》卷八《简论》）

[16]【汇评】

姚苎田：用《系辞》文，妙。（《史记菁华录》卷一《高祖本纪》）

程馀庆：二句明是“忠”字，都不说出，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17]【汇评】

吕祖谦：伊川程氏《春秋传·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导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圣贤世出，随时有作，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各因时而立政，暨乎三王迭兴，三重既备，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天运周矣，圣王既不复作，有天下者，虽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为而已。事之谬，秦至以建亥为正道之悖，汉专以智力持世，岂复知先王之道也。（《大事记解题》卷一《春秋》）

凌稚隆：按：《白虎通》云：三王之有失，故主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继周尚黑，制与夏同，三者如顺连环，周则复始，穷则反本。（《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

吴见思：高祖一纪甚详，《赞》中只言其治道大略，而以“天统”终，得体之甚。（《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程馀庆：言汉能变秦苛法，得天之统，故有天下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又：推崇当代之意，只四字便尽，岂后来纷纷符谶之云乎！（同上）

李景星：三代以下，以匹夫而有天下者，自汉高祖始，故太史公作纪多用特笔，与他本纪不同。……赞语揭出“天统”，上承三代，下开百王，片言扼要，尤为得体。（《四史评议·史记评议·高祖本纪》）

包遵信：这段“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对汉为什么能够代秦的历史原因的总结，因而也是最能反映司马迁所谓“变”的实质：（一）古今社会就是按照“忠”—“敬”—“文”这套公式周而复始地“变”；（二）历史无论怎样变来变去，始终都不越出儒家的社会伦理范畴，它只有形式的不同，而没有质的突变；（三）秦之所以那么快就会被灭亡，是因为推行法家的一套“酷刑法”“任力政”；（四）所以汉朝“承敝易变”，改行“王道”，“卒践帝祚”，“得天统矣”。

既然“忠”“敬”“文”都是儒家社会伦理范畴，历史何必这样走马灯式地变来变去呢？司马迁说，这是因为“忠”“敬”“文”这些社会伦理范畴，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是各有利弊，经过一段时间就对老百姓不管用了，因而必须交替为用。这个时间上的尺度，司马迁也是有规定的。（见王伯祥《史记选·司马迁和他的名著<史记>》）

编者按：此传论是表现司马迁历史观的一段重要议论。后人对此段议论多所批评，似欠恰切，有失公允。其放眼三代，执三代政治特点之牛耳，无涉天命、无涉天意，从三代历史自身，即从人类的活动中去探寻历史之奥秘，而且清醒认识到历史是活生生的在发展变化的，事物都是在向其对立面转化的，是有规律可寻的，这些都是朴素的唯物史观的表现，是难能可贵的，这首先当予肯定。至于表述失之于肤浅或简单，即人们所诟病之所谓“循环论”，当有本人认识的局限，更多的该是受到历史的局限。对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是全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是需要人们不断去思考、去探索、去总结的。

[18]【汇评】

刘辰翁：车服黄屋左纛，不成语，常疑此《赞》有缺文。子长举汉继周，黜秦如项，犹自有说，故曰“得天统矣”。“朝以十月”，颇寄不满焉。（见倪思编《班马异同》卷二《高祖》）

刘咸炘：朱子曰：“浙学者谓《史记·夏纪赞》用行夏时，《商纪赞》用乘殷辂事，至《高纪赞》曰“‘朝以十月，黄屋左纛’，讥其不用夏时、殷辂，迁意诚恐是如此。”按此说虽纤，而未必不是。（《太史公书知意·高祖本纪》）

[19]【汇校】

梁玉绳：附按：此是错简，当在“丙寅”句下。（《史记志疑·高祖本纪第八》）

龚浩康：按：“朝以十月”以下三句，文义不连贯，疑有脱误；且三句为叙事语气，与上文议论不合。从上句“得天统矣”的文气看，似为收束之语。疑此三句为错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八《高祖本纪》）

【汇注】

裴骃：皇甫谧曰：“长陵山东西广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长安城三十五里。”（《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长陵在雍州咸阳县东三十里。”（《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吕祖谦：臣瓒曰：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长陵在长安北四十里也。（《大事记解题》卷九自注）

沈钦韩：《黄图》：在渭水北，去长安城三十五里。长陵山东西广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长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为殿垣，门四出，及便殿、掖廷、诸官寺在中。（《汉书疏证》卷一《高帝纪》）

陈直：高祖长陵在渭水北，去长安城三十五里。按《高祖本纪》，十二年四月甲辰，崩于长乐宫，五月葬长陵。长陵山，东西广一百二十丈，高十三丈。长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为殿垣，门四出，及便殿掖庭诸官（校原作“宫”，今订正）寺，皆在中。

直按：《汉书·高祖纪》十二年，臣瓒注云：“长陵，在长安北四十里。”《吕后纪》：“六年，城长陵。”颜师古注引“长陵城周七里”一段，与本文完全相同。又《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六云：“长陵故城，在今县东北四十里。汉初徙关东豪族以奉陵邑，长陵、茂陵各万户，其余五陵各五百户，皆属太常，不隶于郡。”《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与《太平寰宇记》文略同，惟作长陵故城在县东北三十里。又《水经注·渭水》：“又东迳长陵南，亦曰长山也。”《文选·西征赋》李善注引《三秦记》云：“秦名天子冢长山，汉曰陵，故通名山陵。”本文故又称为长陵山。又按：《陕西通志》卷七〇，长陵在咸阳县东三十里，亦曰长山。现今陵地，在咸阳市渭城公社毛庞村西约二公里。（《三辅黄图校证》卷之六《陵墓》）

王恢：《清统志》（二二九），陵在咸阳东北四十里。《关中记》：“高帝陵在西，吕后陵在东。”按：高帝长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薄太后南陵、赵婕妤云陵，合称“九陵”。其中渭北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又称“五陵”。（《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刘庆柱、李毓芳：长陵又称“长山”，也叫“长陵山”。如《水经注》卷八记载：成国故渠“又东迳长陵南，亦曰长山”。《三辅黄图》则称长陵为“长陵山”。刘邦的陵墓以“长”名陵，我们想这是因为长陵所在地古称“长平”或“长平阪”的缘故。也有人认为，“长陵”是以西汉首都“长安”的第一个字命名的。高祖陵墓封土的底部和顶部平面均为长方形。底部东西153米、南北135米，顶部东西55米，南北35米，封土高32.8米。这与古代文献的记载大致近似。吕后陵在高祖陵东南280米，封土形态与高祖陵相同。其封土底部东西150米、南北130米，顶部东西50米、南北30米，封土高30.7米。长陵与长安城隔渭河遥相对峙，南北相距27里。晴天丽日，如果站在未央宫前殿遗址的高台上，巍峨的“长陵山”清晰可见。《汉书·地理志上》记载：“长陵，高帝置。”可见刘邦生前已为自己选址，修了陵墓。长陵的工程设计和施工主持者，可能是萧何与阳成延。（《西汉十一陵》第一章《高祖长陵》）

又：通过勘察了解到，长陵陵园平面呈方形，边长780米，周长3120米。高祖陵和吕后陵在同一个陵园内。《三辅黄图》记载，“长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折今3150米。这与我们勘察的数据相近。此载“长陵城”，应即“长陵陵园”。陵园西墙距离高祖陵80米，北墙与高祖陵和吕后陵北边分别距400米与650米，南墙与高祖陵和吕后陵南边分别距350米与80米，东墙距吕后陵180米。陵园四面墙垣，除北墙宽15米以外，其余三面墙垣宽均为7～9米。陵园四面墙垣中央各辟一门，门前没有发现阙址。陵园四角，除东北角外，其余三处均发现了建筑遗址。如陵园西北角有一东西200米、南北100米的高台建筑基址；陵园西南角的建筑遗址内发现了墙壁、柱洞和散水等建筑遗迹；陵园东南角则发现了大量汉代砖瓦残块和瓦当等物；陵园东北角可能也有建筑，目前尚未发现的原因，或为后代破坏了，或者尚需继续进行实地调查。推测陵园四角的建筑遗址，应属于“角楼”一类防卫性建筑物。（同上）

又：高祖与吕后合葬长陵。长陵位于今咸阳市秦都区窑店乡三义村附近。陵墓附近曾经出土过属于西汉时代的“长陵东当”“长陵西当”和“长陵西神”文字瓦当，证实了这里的陵墓确为长陵。

长陵东西并列着两座陵墓，应该是高祖和吕后的陵墓。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曾为长陵树立两通碑石，把东边陵墓作为高祖陵，西边陵墓当成吕后陵。我们认为，就目前已有的材料来看，毕沅把两座陵墓弄颠倒了，因为历史文献明确记载，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同上）

【篇评】

班固：皇矣汉祖，纂尧之绪。实天生德，聪明神武。秦人不纲，罔漏于楚。爰兹发迹，断蛇奋旅。神母告符，朱旗乃举。粤蹈秦郊，婴来稽首。革命创制，三章是纪。应天顺民，五星同晷。项氏畔换，黜我巴汉。西土宅心，战士愤怨。乘衅而运，席卷三秦。割据河山，保此怀民。股肱萧曹，社稷是经。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罚，赫赫明明。（《汉书·叙例》）

荀悦：高祖起于布衣之中，奋剑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禅，不阶汤武之王，龙行虎变，率从风云，征乱伐暴，廓清帝宇，八载之间，海内克定，遂何天之衢，登建皇极，上古已来，书籍所载，未尝有也。非雄俊之才，宽明之略，历数所授，神祗所相，安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无以建业，非命无以定众。或以文昭，或以武兴，或以圣立，或以人崇，焚鱼斩蛇，异功同符，岂非情灵之感哉！《书》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斯之谓乎！故观秦、项之所亡，察大汉之所兴，得失之验，可见于兹矣。太史公曰：“夏政忠，政忠之弊野，故殷承之以敬。以敬之弊鬼，故周承之以文。以文之敝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弊。秦不改文酷刑，汉承秦弊，得天下矣。（《汉纪·前汉高祖皇帝纪卷四》）

曹植：有客问予曰：“夫汉二帝，高祖光武，俱为授命拨乱之君，比时事之难易，论其人之优劣，孰者为先？”予应之曰，昔汉之初兴，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后嗣。诚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继德，行不纯道，身殁之后，崩亡之际，果令凶妇肆酖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赵幽囚，祸殃骨肉，诸吕专权，社稷几移。凡此诸事，岂非高祖寡计浅虑以致。然彼之雄才大略，俶傥之节，信当世至豪健壮杰士也。又其枭将画臣皆古今之鲜有，历世之希睹，彼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有帝位，流巨功而遗元勋也。……（《曹子建集校注》卷十《汉二祖优劣论》）

司马贞：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从泗上，即号沛公。啸命豪杰，奋发材雄。彤云郁砀，素灵告丰。龙变星聚，蛇分径空。项氏主命，负约弃功。王我巴蜀，实愤于衷。三秦既北，五兵遂东。氾水即位，咸阳筑宫。威加四海，还歌大风。（《史记索隐·高祖本纪·述赞》）

张栻：高祖天资极高，所不足者学尔，即位之后，所以维持经理者，类皆疏略。雄杰之气，不能自敛，卒至平城之辱，一时功臣处之不得其道，类皆赤族，此则由其学不足之故也。……至于尊礼隐逸，褒崇风节，以振起士气，后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也。嗟乎！以高祖之天资，使之知学为当务，则汤武之圣亦岂不可至哉？是尤可叹息也！（《南轩集》卷一七史论《光武比高祖》）

范浚：夫以高祖权略智数，揽英豪而驱御之，盖真王霸才，虽羽百辈不敌也。方韩信为治粟都尉，萧何数言其奇，高祖故不用，欲以忿信使亡，既亡而追得之。信且以为死矣，反遽拜大将，使信以任遇过望，必效死力，卒用信以灭楚，然而信遂谓汉遇我厚，是在其术中而不知也。郦食其为汉谋挠楚权，立六国后，高祖非不知六国后不可立也，而以问张良，盖时欲观良心耳。高祖固知良之可用，然以良始惟为韩报仇，又尝使项梁立韩诸公子横阳君成为王，益树党。已而为韩司徒，又尝自褒中去汉归韩，恐良终为韩，不专为汉，故因食其谋以尝良心，初非不知六国后不可立也。问曰：“于子房何如？”其尝良心可见也。然而良方力陈八难，是在其术中而不知也。萧何于汉臣才最高，膺专任守关中，既独立万世大功，高祖惧其脱，自骄以取祸，故遣卒为卫，系之廷尉，痛抑折之，使自卑畏，以保令终，非诚疑何也。借诚疑之，则必踵韩、彭诛矣。然而何至自污以求免，是在其术中而不知也，三子皆人杰，役于高祖术中而皆不知，此汉所以取天下也。若籍则无能有是，得范增不能用，得陈平不能用，得韩信不能用，皆使之怨愤弃去。徒以匹夫小勇，欲决雄雌于挑战间，至力蹙势穷，犹将驰杀一二汉将，以见技能，此楚所以失天下也。（《香溪集·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四》卷八《楚汉论》）

王质：汉高帝不事威仪，溺冠踞洗，怒骂叱咤，不见优柔和易之意，则似简率；立谈之间，刻印销印，逡巡反覆，有若儿戏，则似坦夷。天下之人，见其外而不察其中，则以为大度之君皆莫若高帝，而不知高帝之度实有所不足。惟其巧于弥缝覆盖，故天下之人以为简率，而不以为深，以为坦夷，而不以为隘，隘然难以智者矣。夫天下之英雄，挟过人之智，而负过人之勇，惟大度之主为能与终始。何者？天下之英雄可以诚服之，不可以疑待之。待之以疑，非彼负我，则我负彼。与其交至于相负也，孰若两无负之为愈。嗟夫！君臣而至于交相负者，未有不自疑生者也。……夫高帝之为人，外示大度，而中实多忌。丰、沛故旧，谁与萧何之至昵哉？方萧何之居关中，而高帝未离京、索也，劳苦之音不绝于道，所以察萧何之向背也；以为虚言可以欺之，而鲍生觉之。其征陈豨也，增爵益封，而又置卫焉。卫之者，防之也。以为虚文可以欺之，而召平觉之。推疑于人，顾岂有弗觉者，特迟速之间尔。噫！萧何忠信谨朴之士也，夫是以能不负于高帝，不然，其将为韩信之流乎！（《雪山集》卷四《汉高帝论》）

洪垣：三代而下，吾于汉高甚不满焉。史称其豁达大度，美处在此，恶处亦在此，如知人善任，听言纳谏，除秦苛法，约法三章，从是如转丸，觉非如烛照，得之不以为喜，失之不以为怒。如是之类，皆豁达之美，玩傲嫚骂，骄恣谑浪，灭《诗》《书》，溺儒冠，踞洗见布，蠓蔑王敖，驰入赵壁，夺置信军，伪游云梦，欺诈郦生，狙弄赵将，绐信入贺，如此之类，皆豁达之病，病不足以偿其美。其所美者，不过为功利，求富天下已耳。转功利而为病，以激启诸功臣之疑，成吕后专制之乱，梁王徙蜀已为过遣，复因吕后令人告变而忍于灭族，是又何法哉？其于表正万邦之义，无一存焉。过鲁太牢，漫然何补？虽云《纲目》以王，即皇帝位书之。为正大纲，吾故有所不满也。（《觉山洪先生史说》卷一《汉高祖》）

钟惺：取天下者在得其大势，不在战守之胜败得失也。如奕者然，妙处不过数着，全局在我，而小小利钝不计焉。项羽杀义帝，汉击之，虽使楚破汉于睢水可也；项王怨黥布，汉得使随何说降之，虽使楚击破布可也。此楚让汉妙着也。汉王不得王关中，封于蜀，烧所过栈道，以齐王田荣反书遗项王，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虽使楚夺汉中可也；彭越反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虽使楚击破越可也。此汉自得妙着也。楚方自贺战胜，而不知汉有天下之局已定于此数着矣。妙着有数端焉，我与敌之所共，敌失之而我得之者，曰先着；我发之于此，而敌不得备之于彼者，曰警着；敌备之于此，而我引之于彼，使不得至此者，曰松着；我与敌俱不得与，傍出而中起之敌所不利，即为我所利者，曰应着；我不求胜而不可败，而卒以此取胜者，曰稳着。取天下之势不越此数端而已。（《隐秀轩集·隐秀轩文列集论又二》）

吴见思：高祖开创之时，事务极多，多则便难抟捖矣。看他东穿西插，纵横不乱，如绣错，如花分；突起忽住，络驿不绝，如马迹，如蛛丝；或一齐乱起，如野火，如骤雨；或一段独下，如澄波，如皓月。万余字组成一片，非有神力，安能辨此！（《史记论文·高祖本纪》）

又：先写项羽一纪，接手又写高祖一纪，一节事分两处写，安得不同？乃《羽纪》中字字是写项羽，《高纪》中字字是写高祖，两篇对看，始见其妙。（同上）

又：项羽每事为一段插入，合来犹好下手；《高纪》则将诸事纷纷抖摔，组织而成，整中见乱，乱中见整，绝无痕迹，更为难事。（同上）

又：《高纪》一篇，俱纪实事，不及写其英雄气概，只于篇首写之，如慢易诸吏处，斩白蛇处，篇后写之，如未央上寿处，沛中留饮处，病时却医处，写其豁达本色，语语入神。（同上）

刘鸿翱：昔者高帝踞洗见英布，既以王礼待之。谩骂辱赵将，随以千户封之。先儒吕氏曰，用不测之辱，施不测之恩。颠倒豪杰，莫知端倪。此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夫吕氏之论，徒知高帝以术动人，而不知先王以诚驭下也。夫二帝三王之世，君以至诚感，臣以至诚应。一诚相孚，共成雍熙之盛治。尝闻吐哺握发，以延豪杰，未闻洗足见豪杰者。尝闻卑辞厚币以迎豪杰，未闻谩骂以辱豪杰者。且豪杰之士，威武不能劫也，利禄不能縻也。夫岂诈术所能鼓舞哉！今高帝之待英布诸将也，辱之于前，以挫其锋。礼之于后，以结其欢。是用术以笼络诸臣。自谓得鼓舞之术。而不知鼓舞以术，则天下皆趋于诈矣。大有为之君，不如是小用其智耳。幸而诸臣皆介胄之士，可用术以鼓舞，若果豪杰，则望望而去，谁肯留我乎。幸而诸臣皆庸鄙之夫，可用术以鼓舞，若果豪杰，则志节高迈，谁肯见挫我乎。幸而诸臣斥之不去，麾之即来，可用术以鼓舞。若果豪杰，则必超然远举，谁肯为我就乎。在英布也，始而欲自杀，既而大喜过望。在赵将也，始而惭伏，既而受封。二人堕于帝之术中，而不自觉。吾于是知诸臣非豪杰也。吾于是知帝用术以愚之也。然帝之用术，由其心之不诚，故行之言貌间，忽喜忽怒，而不可测。臣下效之，鲜有肃恭之礼，或附耳，或蹑足，或饮酒争功，援剑击柱，君臣之间，亦徂诈是尚耳。若夫四皓之不至，庶几乎高尚之士。鲁两生不行，庶几乎过礼之士。何帝之术，不能鼓舞四皓两生哉。盖帝之威能行于甲胄爪牙之夫，以折其骄悍难使之气。不能行于尚志过礼之士，以屈其清风高节之操。噫以此见君道以诚为贵，术安用哉。（引自《历代史事论海》卷九《高帝能鼓舞一世论》）

程馀庆：程子曰：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兴废存亡之理。如读《高帝》一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何如？是亦学也。观帝宽大长者，能用三杰，则知汉家所以立四百年基业；观伪游云梦，则知诸侯次第而叛；观萧何系狱，则知汉臣多不保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

又：张栻曰：惟仁义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兴，亦有合乎此。定三章之法，而民感之者深，仁也。从三老之说，而人从之者众，义也。惜其诚意不笃，不能遂收汤武之动，然汉卒胜，楚卒亡者，良由于此：名正义立故也。（同上）

又：陈传良曰：楚怀王之立也，天将以兴汉乎！怀王之死也，天将以亡楚乎！夫怀王项所立，此宜深德于项。方其议入关也，羽有父兄之怨于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顾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长者不杀也”。沛公之帝业，盖于是乎兴矣。至其与诸将约也，曰“先入关者王之”，沛公先入关，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于怀王，盖以怀王为能右己，而怀王之报命，但“如约”而已。以草莽一时之言而重于山河丹书之誓，羽虽欲背其约，其如负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业又于此乎定矣。夫项氏之兴，本假于亡楚之遗孽，顾迫于亚父之言，起民间牧羊子而王之，乃始而为项氏之私人，而今遂为天下之义主，始以为有大造于楚，而今则视羽蔑如也。自我立之，自我废之，或生或杀，羽以为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执此以为辞也。故自三军缟素之义明，沛公之师，始堂堂于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怀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怀王之死，又适足以资汉。然则范增之谋，欲为楚也，而只以为汉。呜呼，此岂沛公智虑所能及哉！其所得者天也！（同上）

李祖陶：帝王之兴，率有天命，矧高祖以匹夫而为天子，开古今未有之局，为天所相，理固其宜。故纪首所载交龙、斩蛇及芒砀云气诸事，皆可信其不诬也。陈涉起蕲，据沛应之，扶义而西，破秦将杨熊、南阳守骑如反掌。峣关之拒，亦一战摧之。而遇项王大敌，则屡战屡败，其卒得天下，高祖不以自居，而推之三杰。……然而为义帝发丧，为取天下大机括，其策出自三老董公；南出武关以疲楚，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为弊项王大胜算，其策建自辕生；数反梁地，以牵制项羽，烧楚积聚，以绝其粮食，又彭越之功居多；而举兵叛楚，令项王留击者，又有九江王布；信乎大厦之成，非一本之力。三杰诚不可无，而能用三杰及不止用三杰者之为天授，非人力矣。大抵当日之事，破秦甚易，而灭项甚难。使迁汉王于巴蜀，而项王自王关中，则高祖虽天授之奇，亦恐难遽出而与之角。然而分封不平，齐梁之地频叛，项王出击，高祖亦可乘虚以定三秦，虽有范增、龙且诸人，恐不足以当三杰也。至陈平号有奇计，既能间项，当思有以全信，乃有人言信反者，遽为伪游云梦之计而缚之；信缚，则功臣人人自危，而布越不得不反矣。击筑高歌，乃因《大风》而思猛士，亦何益哉！（《史论五种·前汉书细读一·高祖纪》）

李景星：三代以下，以匹夫而有天下者，自汉高祖始，故太史公作纪多用特笔，与他本纪不同。篇幅虽长，约而言之，可分五截读：自首至“多欲附者矣”为一截，是纪其出身之异；自“秦二世元年”至“此所谓河北之军也”为一截，是纪其起兵；自“秦二世三年”，至“惟恐沛公不为秦王”为一截，是纪其灭秦；自“或说沛公曰”至“而利几恐，故反”为一截，是纪其灭楚；自“六年”至末为一截，是纪其定天下以后各事。而一篇收束又分为五层：叙高起、王陵语为一层，叙高祖未央宫语为一层，叙高祖过沛语为一层，叙高祖死时语为一层，叙群臣上庙号语为一层。洋洋万余言组成一片，纵横驰骤，一丝不乱，非有神力，安能办此！赞语揭出天统，上承三代，下开百王，片言扼要，尤为得体。（《四史评议·史记评议·高祖本纪》）

［日］有井范平：《项羽纪》奔腾澎湃；《高祖纪》汪洋广阔，笔仗不同，各肖其人，可谓文章有神矣。（《史记评林补标》）

研究综述

《高祖本纪》是《史记》中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司马迁以抑扬有致、褒贬有度之笔法从多侧面、多角度着笔，为后世留下了一个饱满而丰富的帝王形象。自《高祖本纪》问世，这篇既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同时又富有极高的政治智慧与人生智慧的作品，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学者们研究探讨的视野，历代学者亦从多角度不断发掘其思想、艺术、语言等多方面的魅力。具体来讲，关于《高祖本纪》的研究有以下诸多方面：

第一，肯定历史功绩，探寻统一原因。

刘邦作为大汉盛世的肇基者，其历史功绩历来被后世所称颂，茅坤评价道：“自古以来，五年而定天下，特汉高一人耳。雄心大略不下汤武。”（《史记钞》）近人钱穆从政治演进之角度认为：“汉高祖代表着中国史上第一个平民为天子的统一政府之开始。”（《中国文化史导论》）台湾学者王恢亦承此说，认为：“（汉高祖）用能廓清有史以来贵族之政权，演进而成为士人之政府，实为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之革新。”（《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英国历史学家约瑟·汤恩比将刘邦与凯撒大帝相比较，认为刘邦“以其富有远见的领导才能，为人类历史开创了新纪元！”因此，刘邦之政治思想、政治策略及政治智慧，也被后世帝王奉为圭臬，历代学者亦对其从多个角度展开探寻与研究。就其要点而言，有以下诸端：

其一，知人善用、从谏如流。刘邦在总结其成功经验时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史记·高祖本纪》）可谓对其因人之智、用人之长的中肯总结，此亦为古今史家所公认。司马光《稽古录》就明确指出：“高祖奋布衣，提三尺剑，八年而成帝业。其收功之速如是，何哉？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何去非也认为：“汉高帝挟其在己之智术，固无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归之者，盖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何博士备论·楚汉论》）究其原因，田一俊评价道：“高帝之所以能此者，由其诸将之材素谙于胸中。”（见《增广古今人物》卷七《汉高帝善将将论》）可谓是“知其材而能尽用之”。苏洵也从刘邦对待韩信、黥布、彭越与樊哙、滕公、灌婴等不同的态度出发，认为刘邦因材施用，知人善任，“可谓知大计者矣”。相较于项羽的刚愎自用，妒贤嫉能而功败身亡，史家亦认为此乃“刘邦得着，项羽失着”之处，张居正评价道“若论勇猛善战，汉高不及项羽远甚，所以胜之者，以能用人耳。而所以能用人者，由其自谓不如人也。……此汉高之所以大过人欤。”（《资治通鉴皇家读本》）王鸣盛也认为：“项王之失，不在粗疏无谋，乃在苛细多猜疑，不任人。韩信，陈平皆弃以资汉。”（《十七史商榷》卷二）可见知人善任，收天下之才而用之乃是刘项成败的重要因素。

与知人善任相联系的，便是刘邦的从谏如流，东汉梅福就曾论道：“昔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若转圆，听言不求其能，举功不考其素。……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举秦如鸿毛，取楚若拾遗，此高祖所以亡敌于天下也。”（见《全汉文》卷五十《上书言王凤专擅》）宋人胡寅亦评价道：“要之，西汉之兴，本听言而已矣。”（见《十先生奥论集》后集卷二《西汉上》）苏东坡也认为刘邦“受谏如流、改过不惮”，可为“秦汉以来百王之冠也。”（《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一《再上皇帝书》）总之，刘邦的成功，实在于能容纳人才，能听言纳谏，而不自逞其智，因此诸贤皆至而尽施其才，终成就其大业。

其二，审时度势，具有战略眼光与胸怀。刘邦尝游咸阳，见始皇帝而喟叹道“大丈夫当如此矣”，委婉表达了他阔大之雄心，江雷评价道：“此其气吞秦皇，量眇天下，盖何如人！”（见《新安文献志》卷三一《相者说》）因此，为了成就其雄心，刘邦往往审时度势，隐忍求全。比如刘邦在鸿门宴自知力弱而言至卑屈，钱时就评价道：“使沛公不忍小忿，遽起而与之角，其不至于自毙者几希。是故羽之粗暴，每每见容于沛公，凡委靡退逊，敛然而不敢较者，皆沛公之所以胜，而项羽之所以败也。”（《两汉笔记》）贺贻孙也指出：“刘项成败之机固于忍不忍之间决之矣”。（《水田居文集》卷一《项羽论一》）再如论及刘邦被迫屈居巴、蜀、汉中时，林之奇评价道：“高祖与项羽争天下，其势力才气相去远甚……高祖隐忍从之，卒以巴、蜀之从众，远取三秦，以成汉家四百年之社稷，此则能勇而能怯也。”（见《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十六《太祖高皇帝上》）方恬亦评曰：“高帝之为汉王也，项羽夺其关中而不敢争，驱之南郑而不敢怒，帝非真能下人也。而隐忍不较以就蜀汉之封者，所以安羽而求出于其不意也。”（见《十先生奥论注》前集卷四《机论》）皆指出刘邦之“隐忍”实出于其“待时积力以安天下”之策略。因此，苏洵认为汉高祖智明通远，“明于大而暗于小”。（《嘉佑集》卷三《高祖》）郝经认为“后世帝王知进退之理者，以高祖为首”（见《汉书评林·高帝纪》）。近人朱东润也认为“高祖之所以得天下，每每能取远势”（《史记考索·读<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书后》）。这些评价都是对刘邦基于天下形势的深谋远虑，审时度势，伸屈自如的肯定。

此外，历代史家认为刘邦的战略胸怀还体现在其“规模宏远”上。如刘邦彭城战败后“从容安详，绰有余裕”的“设汉社稷”“立太子”之举，冯琦评价道：“夫汉王当倥偬之际，先立太子，建宗庙社稷，留重臣以居守，规模可谓宏远矣。”（《宗伯集》卷三十二）何孟春从“立子盈为太子，以系人心，知有国之本矣”和“帝此举萃聚天下于涣散之时，使根深本固，可战可守，于取天下”（《馀冬录》）两个方面阐述了刘邦“规模宠远”的战略意义。这一举措，一方面使汉军在兵败忧惧之际，人心得以安定；同时，也使“汉军有了一个较为巩固、安定的后方”。加之“萧何在这里，计户口，征粮饷，转漕，调兵，源源不断地将物资、兵员运往前方，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林剑鸣《秦汉史》第五章第三节《楚汉战争的全面展开》）可以说，对根据地的建设，多次使刘邦于濒临败亡之际重振军威，对楚汉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充分显示出刘邦的战略胸怀。

其三、“仁而爱人”，从民所望。《高祖本纪》言刘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方回评价道：“高祖救民于水火之中，刬秦之暴，削项之凶，有国四百年，天地大德曰生，其所以生天下之苍生者多矣，亦可谓仁也。”（见《古今考》卷二“马迁书仁而爱人”）章懋则从刘邦“除天下残贼”“入关秋毫无犯，与民约法三章”“举军缟素为义帝发丧”几个方面认为“所以得天下者，其本实在于是”（《枫山集》卷三《读西汉书高祖纪》）。可见，除秦苛政、约法三章等利民措施乃刘邦“所以宽仁得人心之根本”，也是他在楚汉战争中最终战胜项羽取得天下之根本。诚如章懋所言“夫高祖之得天下也以仁，项羽之失天下也以不仁”，“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斯言也，实刘项兴废之辨，而古今之确论也。”（《枫山集》卷三《读西汉书高祖纪》）清人夏之蓉也认为刘邦以“宽大长者”之名入关，且行“宽容之事”，其“约法三章，除秦苛法，父老争持牛酒劳师，得天下之本实在于是。……此乃刘项兴亡大关键也。”（《读史提要录》卷一《西汉》）总之，刘邦一系列“除秦烦苛，约法令，施德惠”的举措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为他后来创建大汉帝业奠定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基础。

第二，挖掘勾画刘邦性格的复杂性。

刘邦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帝王，有许多诸如举贤任能、从善如流、深谋远虑等政治家的性格特征，但其好用诈谋、贪财好色、猜忌残忍等缺点亦多遭史家贬责而使其多蒙恶名。

其一，贪婪享乐，无赖品性。刘邦初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钱时即指出：“是山东贪财好色之习，虽能强遏于入关之始，而终不能自禁于入彭城之时。”（《两汉笔记》卷一《高祖》）清人张文虎曰：“沛公一入秦宫，即欲留居，今入彭城，又复如此，亦无异于淫昏之主，此范增所云‘贪财好美姬’者也。”（《舒艺室随笔》）可谓其性难改也。因其骄奢懈怠，项羽“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置军中以为质”。对此，易佩绅评价道：“汉王置酒高会之日，何不早移沛之家室于善地乎？羽之自平原归也，路千余里，彭城距沛百余里，非移之不及者。得货宝美人，置酒高会而忘其妻子，已非情矣，乃并忘其父乎？至于军败之后，始欲过而收之，何其晚乎？是早无其父于心矣，何待分羹之言而始见乎？二子既遇而载之矣，非不可兼全者而必预弃之，何心乎？然则其以诈力争天下也，争富贵耳。争富贵以快其一身之嗜欲耳。”（《通鉴触绪》卷四）从而对其贪婪好色，追求一己享受而不顾及父母妻儿的行为予以尖锐的批判，揭露了其无赖之品性。

其二，猜忌多疑，残杀功臣。汉高祖平定天下之后，叛乱从生。《高祖本纪》载：六年，楚王信反；七年，韩王信反；十年，代相豨反；十一年，梁王彭越反，淮南王英布反；十二年，燕王卢绾反。短短的六年之内，刘邦所封之异姓王八人之中六者反叛。究其原因，实因刘邦猜忌所致。周紫芝曰：“以余观之，韩信未尝反，高祖疑之而反与。其他虽可以悉举，大抵高祖疑之而反耳。”（《太仓稊米集》卷四十四《汉高帝论》）蔡戡亦叹曰：“嗟乎！帝一念之疑，人皆疑之。楚之未灭也，帝所与敌者，羽一人耳。楚灭而敌国日滋，帝曾不得安枕而卧，帝之心何如哉？”（《定斋集》卷十二《高帝论》）郭嵩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刘邦猜忌的根源，“高帝以匹夫有天下……其心惴惴焉，惟惧人之效其所为而思所以戮之。”（《史记札记·高祖本纪》）由此而言，异姓诸王皆因刘邦猜疑而惨遭杀戮。韩兆琦更是尖锐地对刘邦因猜忌而残杀功臣之陋行加以贬斥：“至于刘邦杀韩信、杀彭越，以至逼得黥布造反，逼得卢绾逃入匈奴等这种更为明显的卸磨杀驴，更是人所共知的了。刘邦残杀功臣的行为，在一套二十四史上首届一指，其次则大概只有朱元璋可称与其相仿。”（《史记通论》）。

其三，刘邦背信弃义，好用诈谋的缺点也遭到了历代史家的诟责。如刘邦“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之举，朱熹认为皆“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钱时也说：“未免出于诈术，非王者之所尚。”（《两汉笔记》卷一《高祖》）唐顺之说：“汉王为义帝发丧，岂真尊王哉？亦诸臣假大义之权谋也。”（《两汉解疑》上）可谓一语道出汉王发丧之根本；伪游云梦以擒韩信，方回评价道：“汉高君臣上下皆诈也。”（见《古今考》）洪迈则对刘邦以微词讥讽：“夫以豁达大度开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终于谋逆，盖有以启之矣。”（《容斋随笔》卷十四《汉祖三诈》）因此，王鸣盛认为：“汉始终惟利是视，顽钝无耻。”（《十七史商榷》卷二“汉惟利是视”）近人朱东润在《史记考索》中说道：“陈平谓之曰：‘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由今日观之，顽钝嗜利无耻者盖莫沛公若也。”

综上所述，史迁既写汉高祖刘邦的胸襟抱负、气度眼光，使其垂范后世，令人敬仰；又亦不乏微言讥讽，写其贪婪享乐、无赖、无情等行径，使其屡遭贬斥，多蒙恶声。这些也构成了刘邦性格的复杂性，诚如《史记全本导读辞典上》指出的一般：“刘邦性格十分丰富复杂。他外示宽仁而内心忌刻，貌似坦诚而城府极深，欲念甚多而善于自我克制，有时豁达大度，有时则睚眦必报，这些都给人以极其难忘的印象。”因此，学者们对于刘邦形象的挖掘，一方面使刘邦这一帝王形象变得丰富而立体，另一方面也为后世执政者提供参考与警示。

第三，《高祖本纪》的文学成就。

《史记》被誉为“无韵之离骚”，则是就其卓越的文学成就而言。《高祖本纪》所体现的文法笔力、审美意识及其高超的艺术感染力亦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着力点之一。

其一，其文法笔力堪称典范。关于《高祖本纪》的结构章法，李景星指出：“三代以下，以匹夫而有天下者，自汉高祖始，故太史公作纪多用特笔，与其他本纪不同。……洋洋万余言组成一片，纵横驰骤，一丝不乱，非有神力，安能办此！”（《四史评议》）程余庆对此亦多有褒扬：“自篇首至此（秦二世二年之前），俱亭微时及初起时事，事情虽多，读来却是一气，此是史公笔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学者们还高度褒奖了史公刻划汉高祖形象的笔法，李晚芳曰：“《高纪》字字是写帝王气象，豁达大度，涵盖一切，前虚写，后实写。前如慢易诸吏，丰西纵徒，斩蛇，沛中多附；后如南宫置酒，未央上寿，沛中留饮，处处画出豁达大度。病甚却医，至死亦不失本色，语语入神。”（《读史管见》卷一《高祖本纪》）当代学者黄绳也指出：“在《高祖本纪》这篇大文章里，司马迁条分缕析地叙述了秦汉之际的复杂事迹，又精心地刻画了本篇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特别是后者，在篇中写得越来越生动，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富有吸引力，不愧为古代散文园地中的大手笔。”（《史记人物画廊·读<高祖本纪>》）

其二，与《项羽本纪》相互发明，有珠联璧合之妙。史公分刘项二人各为一纪，尽显二人情智性格之迥异而又相得益彰，可谓是详略互见，肌理相连。无论是要认识刘邦，还是要认识项羽，俱须两《纪》合读，方可识其全人。正如茅坤所说：“读《高祖纪》须参《项羽纪》，两相得失处，一一入手。”（《史记钞》）吴见思也指出：“先写项羽一纪，接手又写高祖一纪，一节事分两处写，安得不同？乃《羽纪》中字字是写项羽，《高纪》中字字是写高祖，两篇对看，始见其妙。”（《史记论文·高祖本纪》）依此，从楚汉风云变幻及摛辞属文之方便而言，则宜乎合于一纪。那么，史公何以将其分为两纪？究其原因，乃是史公要分别突显二人之不同历史功绩、历史贡献、历史地位，而这亦使两纪各具特色。日本学者有井范平就说：“《项羽纪》奔腾澎湃，《高祖纪》汪洋广阔，笔仗不同，各肖其人，可谓文章有神矣。”（《史记评林补标》）近人吴汝煜也指出：“司马迁塑造项羽的形象，着重在表现其性格的悲剧色彩和渲染其英雄色彩；而塑造刘邦的形象则更多地注意展现刘邦思想性格的发展过程，并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发展的内在逻辑。”（《史记论稿·读<高祖本纪>》）如高祖还乡时“泣数行下”，程余庆就指出：“项王垓下，高祖南宫，皆用‘泣数行下’，妙有深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高祖本纪》）徐复观对刘、项二人的不同命运及心理也做了比较，他说：“项羽在失败时‘悲歌慷慨，泣数行下’，是容易理解的。刘邦在志得意满之余，却也是‘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这是一个枭雄人物，将政敌完全消灭后，心目中更无值得措意之人，所引起的一片苍凉寂寞的心情的流露。此一故事所含的艺术意味，或且超过了项羽的故事。”（《两汉思想史》卷三《论史记》）诸家之说皆指出了刘项二《纪》互为表里，犬牙交错的特点。因此，唯有将两《纪》合读，相互发明，方可多有所悟。

其三，对史迁“好奇”的审美意识，褒贬不一。扬雄《法言·君子篇》指出：“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欧阳修《欧阳永叔集》中亦称史迁为“博学好奇之士”。在《史记》中，司马迁特别注目于那些奇才、奇巧、奇言、奇行之人，并着力突出他们鲜明之个性与特异之气质。就《高祖本纪》而言，这种“好奇”之审美意识则体现在对人物事迹、轶闻趣事的旁搜博求上。关于刘邦的出生，史公这样写道：“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对此，后世辩说纷纭。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云：“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然其人好奇而词省。”凌稚隆《史记评林》卷八《高祖本纪》引用杨慎云：“刘媪与神遇，犹薄姬梦黄龙据腹之类，理或有之。若太公往视，则怪甚矣。太公何名，刘媪何姓，迁皆不知，而独知其人所不能知者，甚矣，迁之好怪也。”当然，这自然招致了一些惟经是信的史学家的批评，刘知幾批评其“多聚旧议，时插杂言”。叶适认为：“述高祖神怪相术，太烦而妄，岂以起闾巷为天子必当有异耶？”（《习学记》卷十九《史记一》）方回批评道：“则汉高非太公之子，乃龙之子也。……太公、吕后求汉高所居，上常有云气，范增谓‘吾使人望其气，皆为龙，成五色。’汉儒陋习，惑于俗传，而司马迁尤好奇，采以成史。班固因之不能改，知道君子，于此等诡妄，皆一切扫除而勿信可也。”（见《古今考》卷一《母媪梦与神通》）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高祖身上之怪异现象，皆是史迁有意为之，其目的则是突出高祖乃“受命之君”的神圣光环。如杨循吉所言：“斩蛇事，沛公自托以神灵其身，而骇天下之愚夫妇耳。大虹大霓、苍龙赤龙、流火之乌、跃舟之鱼，皆所以兆帝王之兴起者。此斩蛇之计，所由设也。”（见《史记评林·高祖本纪》）夏之蓉也认为：“《高祖本纪》所载斩蛇事，及王媪见其上有龙，吕后见其所居有云气，皆诡托以号召人心耳。”（《读史提要录》卷一《西汉》）关于此点，近人吕宗力认为：“《史记》行文，从斩蛇后的‘心独喜，自负’，到获知‘所居上常有云气’的‘心喜’，从‘诸从者日益畏之’，到‘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前后呼应。丰西斩蛇、芒砀云气神话的建构、流传，及其对刘邦本人与丰沛子弟群体的心理影响，生动形象，跃然纸上。”以及“‘诸从者日益畏之’，则揭示出神话在实际生活中的政治影响力。”（《汉代开国之君神话的建构与语境》，载《史学集刊》2010年第2期）

第四，对文本进行稽错与置疑

由于种种原因，《史记》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一些文字上的讹误，历代学者也致力于对文本进行稽错与质疑。如对“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句中“戏下”的解释，学者多有探讨考证。颜师古《汉书注·高帝纪》认为“戏谓军之旌麾也，音许宜反，亦读曰麾。”意“戏”即“军旗”之意，张守节亦承其说，今人陆宗达亦持此说，认为“戏下就是军门的军旗所在，在这里作为代指，代主将的军营”。但是，李笠则以“戏”为水名。后郭崇焘、杨树达、王骏观等皆证其说。杨树达《汉书窥管》认为：“羽欲攻沛公时实在鸿门，而《哙传》称赞以下，则鸿门虽已过戏，无妨称戏下也”。王骏观《史记旧注平议·高祖本纪》“‘兵罢戏’下，戏乃水名，非大旗也。”今人张家英《<史记>十二本纪解诂·高祖本纪》考证颇详，认为凡涉及此地之“戏”或“戏下”者，共十六例，以为皆指水名；只有《淮阴侯列传》的两个“戏下”是指“帐下”“旗下”。因此“今言‘诸侯罢戏下’是各受封邑号令讫，自戏下各就国。何须假借文字，以为旌麾之下乎？颜师古、刘伯庄之说皆非”。通过这些考证，以为“戏”为“戏水”之解似更为妥当。

在考证的过程中，还对《高祖本纪》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质疑。如记载：“（六年）高祖乃尊太公为太上皇。”关于刘邦于六年封其父为太上皇一事，历代多有质疑。张萱《疑耀》卷七云：“汉高祖得天下之五年二月，即皇帝位，先封高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亦追尊其母曰昭灵夫人，妇曰后，母为夫人，岂当时礼制尚未暇讲耶？时太公乃遗而不封，已不可解。”牛运震《读史纠谬·史记·高祖本纪》道：“书‘尊太公为太上皇’，而不载上太上皇尊号诏，亦一疏也。”

此外，学者也对《高祖本纪》中秦二世元年秋，“（陈胜）号为张楚”句中“张楚”之意，“从杜南入蚀中”句中“蚀中”之所在，“汉劫五诸侯”中“五诸侯”确切所指，刘邦“分封”之利弊等问题所展开讨论，这些都为后世阅读、研究《高祖本纪》扫清了语句上的障碍，并提供了新的思路。

总体而言，《高祖本纪》作为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传记，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及文学价值。历代学者从刘邦的功绩、取胜称帝的原因、丰富多面的性格特征、突出的写作技巧、“好奇”的审美取向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也做了大量的校注工作，这些都为《高祖本纪》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未来的研究应当更加深入，同时使研究更具有实际应用价值，为大家提供“以史为鉴”的智慧资源，为史书撰写提供更多艺术上及精神上的借鉴。

吕新峰

2017年6月于陕西师范大学

引用文献及资料

（按姓氏笔画及朝代先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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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太后本纪／徐兴海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3

（史记研究集成／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徐卫民主编．十二本纪）

ISBN 978-7-5604-4047-7

Ⅰ．①吕…　Ⅱ．①徐…　Ⅲ．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传体②《史记》－研究　Ⅳ．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2386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吕太后本纪

徐兴海　编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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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　029-88303593　8830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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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52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4047-7

定　　价　7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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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研究集成》

总主编　袁仲一　张新科　徐　晔　徐卫民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

主　编　赵光勇　袁仲一　吕培成　徐卫民

《史记研究集·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顾问　张岂之

主　任　安平秋　徐　晔

副主任　张新科　马　来　徐卫民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子今　尹盛平　田大宪　吕培成　吕新峰

李　雪　李颖科　杨建辉　杨海峥　吴秉辉

何惠昂　陈俊光　张　萍　张　雄　张文立

赵生群　赵建黎　骆守中　高彦平　郭文镐

徐兴海　商国君　梁亚莉　彭　卫　程世和

主　编　赵光勇　袁仲一　吕培成　徐卫民

总序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195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巨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历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展现了中华民族维护统一、积极进取、坚韧不拔、革故鼎新、忧国爱国等民族精神。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突破传统，大胆创新，开辟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正如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序》所说：“由《史记》以上，为经为传诸子百家，流传虽多，要皆于《史记》括之；由《史记》以下，无论官私记载，其体例之常变，文法之正奇，千变万化，难以悉述，要皆于《史记》启之。”在世界文化史上，《史记》作为巨幅画卷，也是当之无愧的。苏联学者图曼说：“司马迁真正应当在大家公认的世界科学和文学泰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和古希腊史学名著比较，其特点在于它的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生活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集中到一个战争，重视政治、军事。普鲁塔克的传记汇编所收的人物也限于政治家和军事家，即使是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也没有一字提到，更没有一个关于从事生产活动者的传记了。”(1)《史记》在唐以前传至海外，18世纪开始传入欧美，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汉学界研究和关注的对象。毋庸置疑，《史记》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

据《汉书》记载，西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史记》公之于众。但当时史学还没有应有的独立地位，加之在正统思想家眼里，《史记》是离经叛道之作，是“谤书”，因而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东汉中期，《史记》才逐渐流传。魏晋以后，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史记》的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抄写、学习《史记》的风气逐渐形成。谯周《古史考》等书对《史记》史实的考证，揭开了古史考辨的序章。裴骃的《史记集解》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史记》注本。此一时期，扬雄、班氏父子、王充、张辅、葛洪、刘勰等人对《史记》发表过许多评论，他们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肯定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由于史论的角度不同，班彪、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出“史公三失”问题。随之，以王充和张辅为开端，开始了“班马异同”的学术讨论，也即开《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之先河。

唐代由于史学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记》在史学史上备受尊崇，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成为修史之宗。唐代编纂的《晋书》《梁书》《陈书》等八部史书全部采用纪传体的写法。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对纪传体的优点也予以肯定：“《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2)史学家杜佑发展了《史记·八书》的传统，著《通典》一书，成为政书体的典范。唐代注释《史记》，成就最大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与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两部书和南朝刘宋年间裴骃所作的《史记集解》，被后人合称为《史记》“三家注”。“三家注”涉及文字考证、注音释义、人物事件、天文历法、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典章制度等，是《史记》研究总结性、系统性的成果，因而也被认为是《史记》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司马贞、张守节、刘知幾、皇甫湜等人，对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的创新精神作出了许多肯定性的评论。如皇甫湜《皇甫持正集》认为，司马迁“革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将以垂不朽”。特别是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使《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宝藏得到空前的认识和开发，奠定了《史记》的文学地位。

宋代的《史记》研究步入一个新阶段。由于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加之印刷技术的发展，《史记》得以大量刊行，广为研读。宋人特别注重《史记》的作文之法。如文学家苏洵首先发明司马迁写人叙事的“互见法”，即“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3)，开拓了《史记》研究的领域。郑樵在《通志·总序》中称《史记》为“六经之后，惟有此作”，肯定司马迁前后相因，会通历史的作史之法，这也是第一次在理论上从“通”的角度评论《史记》。本时期的评论，还把“班马优劣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苏洵、郑樵、朱熹、叶适、黄履翁、洪迈等人都发表过评论，涉及思想、体例、文学等方面的比较，乃至于出现了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娄机的《班马字类》这样的专门著作，把《史记》比较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元代除了在刊刻、评论《史记》方面继承前代并有所发展外，主要贡献在于把《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搬上舞台。元代许多杂剧的剧目取材于《史记》，仅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就有180多种，如《渑池会》《追韩信》《霸王别姬》等，这些剧目的流传，又扩大了《史记》的影响。

明代是《史记》评论的兴盛期。印刷技术进一步提高，给刻印《史记》提供了有利条件，尤其是套版印刷的兴起，给评点《史记》提供了方便。明代从文学角度评论《史记》取得的成就最大，对于《史记》的创作目的、审美价值、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多样化的艺术风格等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4)。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王慎中、钟惺、陈仁锡、金圣叹等人都是评点《史记》的大家。同时，由于《史记》评点著作大量出现，辑评式研究应运而生。凌稚隆《史记评林》搜集整理万历四年（1576）之前历代百余家的评论，包括“三家注”及各家评点和注释，并载作者本人考辨，给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后来李光缙对该书进行了增补，使之更加完备。明代晚期，《史记评林》传入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对《史记》的研究。另外，朱之蕃《百大家评注史记》，葛鼎、金蟠《史记汇评》，陈子龙、徐孚远《史记测义》等也进行了辑评工作。明代由于小说的繁荣，人们对《史记》的认识也开辟了新的角度，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系，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成就。在《史记》历史事实的考辨方面，杨慎《史记题评》、柯维骐《史记考要》、郝敬《史记愚按》等，以及一些笔记著作，均颇有新意。

清代迎来了《史记》研究的高峰期。专门著作大量涌现，如吴见思《史记论文》、汪越《读史记十表》、杭世骏《史记考证》、牛运震《史记评注》、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王鸣盛《史记商榷》、邵泰衢《史记疑问》、赵翼《史记札记》、钱大昕《史记考异》、梁玉绳《史记志疑》、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郭嵩焘《史记札记》、李慈铭《史记札记》、吴汝纶《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等，都是颇有特色的著作。这些著作最大的成就在于考据方面。清人考据重事实，重证据，大至重要历史事件，小至一字一句、一地一名，对《史记》史事和文字的考证极为精审。钱大昕为梁玉绳《史记志疑》作序，称其“足为龙门之功臣，袭《集解》《索隐》《正义》而四之矣”。许多学者是考中有评，如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自此例一定，历来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5)其他非专门研究《史记》的著作如顾炎武《日知录》、刘大櫆《论文偶记》、章学诚《文史通义》以及一些古文选本等，也对《史记》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评论。

近现代以来，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史记》研究呈现出继承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问题不断深入的特点。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文化、从史学到地理、从文学到美学、从伦理到哲学、从天文到医学、从军事到人才，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诸如李笠的《史记订补》、王叔岷的《史记斠证》、钱穆的《史记地名考》、瞿方梅的《史记三家注补正》、陈直的《史记新证》、王恢的《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等，从《史记》文本文字、地理名物及《史记》研究的再研究等方面进行考证或订补。另外，杨燕起等编纂的《历代名家评史记》，精选1949年前的《史记》评论资料；近年来，由张大可、丁德科主编的《史记论著集成》汇辑当代学者的专题研究成果；赵生群主持修订的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使《史记》校勘更上层楼。同时，各种不同类型的《史记》选注本、全注本、选译本、全译本相继问世。

《史记》在日本影响很大，近现代以来颇具影响的《史记》研究专家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宫崎市定等。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之后水泽利忠对该书进行校补，使之成为《史记》研究总结集成式的成果，该书在辑佚、校勘、对《史记》史实的考证、对司马迁所采旧典的考证、对“三家注”的再考证、对词句的训释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施之勉的《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严一萍的《史记会注考证斠订》等均针对缺憾专门作了订正。欧美学者对《史记》的研究，诸如法国的沙畹、康德谟，美国的华兹生、倪豪士，以及汉学家高本汉、崔瑞德、鲁惟一、陆威仪等，在关注《史记》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以西方思维、理论及方法，将《史记》与西方传统的史学著作进行比较研究，亦颇具特色。

从以上简单勾勒《史记》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呈现出“历代不辍、高潮迭起”的状态。不仅如此，海外汉学界特别是日本的《史记》研究亦有突出的表现。

二

《史记》研究积累了大量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不同时期承前启后、不断深化的学术成果，这其中有就个别问题的深入探究，有零散的评论，亦有专题式的系统研究。除此之外，系统整理前代研究成果、提出新见的集成式整理方式，更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南朝刘宋至唐代形成的《史记》“三家注”和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完成的《史记会注考证》，被视为《史记》研究系统、全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甚至被称为《史记》研究的两座里程碑。

今天，《史记会注考证》出版已经八十余年，《史记》研究又经过了一个不凡的历程，海内外《史记》研究新见迭出，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新的变化，突出特征是由“史料学”向“史记学”发展，即从史料的整理和挖掘中分析司马迁的思想，通过具体史料探讨《史记》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其价值。这也在客观上对《史记》研究成果再次进行集成式整理提出了新的学术要求，《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正是顺应这一学术发展的重要尝试。

《史记研究集成》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关心、指导和支持下，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和西北大学出版社具体组织实施。集成规模浩大，搜罗宏富；分类选目，采摭众家；纵横有序，类别集成。在总体架构上，分别形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各部分研究集成。集成以汇校、汇注、汇评为编纂体例，总体编纂表现出资料搜集的全面性、类别整理的学术性，以及体例设置的科学性和出版所具有的实用性特点，具体如下：

首先，资料翔实完备，涉及古今中外所有研究成果，是近两千年来《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集成所收资料，上自汉魏六朝下至21世纪初，不仅包括中国历代《史记》研究形成的资料，亦广泛涉及海外研究成果，特别注重对新材料、新观点的采撷吸收。近现代以来，《史记》研究呈现出以史学、文学为主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地理、天文等多学科的特点，相关的研究成果自然也就成为本集成的组成部分。同时，遴选搜集所能见到的《史记》研究的相关资料，又针对性地搜集补充海外研究资料，充分显示了《史记研究集成》资料搜集的全面性。

其次，观点采摭众家，厘定甄选，兼及考古资料补正，充分体现了《史记研究集成》的学术性。《史记》研究者之众，多不胜数；成果之丰，可谓汗牛充栋。经过了汉魏六朝开启至唐代的注释繁盛期，两宋传播和品评期，明代评论兴盛期，清代考据高峰期，以及近现代的拓展深入期这些不同阶段，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料，这些资料就观点看，前后相继，但会通整理难度之大超乎想象。编纂者一要质其要义，二要考其先后，三要会通甄选以厘定条目，除此之外，还要参酌考古新发现作深入补正或提出新见解，这也体现出集成的学术性特点。

再次，体例设置科学，出版具有实用性。《史记研究集成》以汇校、汇注、汇评分类，以观点先后列目，类编得当，条贯秩然。一方面网罗《史记》研究多学科、多层次、全方位之学术观点，另一方面完整呈现《史记》研究的学术脉络，每篇前有题解，后有“研究综述”，在收集历代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一些有争议的或者重大的学术问题加以编者按语。本集成系统全面，方便使用，具有工具书的性质。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辑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一，它为《史记》研究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有价值的资料，古今中外的重要成果尽收眼底，为理论研究铺路搭桥，为立体化的研究提供依据。第二，它既是历代资料的精选荟萃，又是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史的全面呈现，具有学术史的认知价值。第三，它与前代的《史记》“三家注”、《史记会注考证》等里程碑式的著作相比，体现了编纂者的创新精神和力争超越前代的学术追求，有助于推动《史记》研究向纵深发展，有助于推动“史记学”的建立。第四，《史记》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集成的编辑出版，一方面可以为史学、文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于有关的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有益的资料，有助于促进这些学科的发展，繁荣当代学术；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入挖掘《史记》中蕴含的至今仍有现代意义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与治国智慧，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是一项基础性文化工程，资料的搜集与会通整理不仅需要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也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储备，更需要学术界的通力合作。书稿在编纂和审定过程中，得到了著名史学家、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中国《史记》研究会原会长、北京大学安平秋先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彭卫研究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诸位大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谢忱。

限于体例和篇幅，以及资料的限制，前贤时彦的成果难以全部吸收，颇有遗珠之憾，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史记研究集成》编辑出版委员会

（张新科执笔）

2019年3月18日

(1)齐思和：《〈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载《光明日报》1956年1月19日。

(2)［唐］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二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8页。

(3)［宋］苏洵著，曾枣庄等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4)详参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第四章“明人评点史记的杰出成就”，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5)［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作为《史记研究集成》的一部分，《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以下简称“集成”）编纂工作实际始于1994年。它是在赵光勇教授审择资料，构设体例的基础上，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组织启动编纂的。对于这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实施，时任陕西省省长白清才、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董继昌、陕西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李绵等人高度重视，并给予重要支持。在几近十年的编纂中，十余位专家勤勉有为，爬梳浩如烟海的资料，会通比较，厘定条目，汇校、汇注、汇评出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发展的学术脉络，至2003年形成初稿。

2013年，书稿经过十年“周转沉淀”，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支持下，西北大学出版社接手编辑出版，并邀纳资深编审郭文镐等组建《史记研究集成》编辑部，组织项目的编辑加工。从2013年至今，在六年的精心组织与实施中，编辑部的同志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资料核查工作，其中不乏深入的校雠勘误；在内容处理上，听取专家意见，同样进行了庞杂的“考量删繁以求简练”的编辑加工。在此基础上，各位编纂者又进行了系统的补遗与增订。《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至此完成编辑审定。这期间，2015年，《史记研究集成》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16年、2018年，出版社和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先后组织了两轮专家审定，形成了系统的修改意见，从增删与补遗等方面有力的保证了“集成”的全面性与学术性，从而提高了“集成”出版的代表性与权威性。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项目实施前后25年，十余位专家，淡泊名利，潜心以为，他们以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而为，成一家之言”的精神为榜样，砥砺前行，在此我们感念良多。殚精竭虑、因病辞世的吕培成教授，年愈九旬、依旧念兹的赵光勇教授，耋老鲐背、勉力而为的袁仲一先生等，他们都是司马迁精神不衰的实践与体现。已故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原副会长张登第先生在“集成”编纂的组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书稿的编、审、校前后持续六年，这期间，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承担着大量繁重的工作，他们珍视与编纂者的合作，在工作上与编纂者并肩前行，在专业上不断历练提高，受益良多。可以说，“集成”的编辑出版，是编纂者与出版者密切合作的结果，也充分体现着双方致力于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与使命意识。

值此《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付梓之际，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杨海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彭卫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专家学者所提供的重要的学术支持。同时，感谢社会各界给予的关心和指导。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年3月19日

凡例

1. 本书《史记》正文以中华书局1959年版点校本为底本，参考《史记》新校本（修订本），汇集历代兼及国际汉学界《史记》研究资料，简体横排。凡古今字、通假字、俗字等，以及人名、地名中的异体字，均一仍其旧。各卷编排：卷前为题解，卷末为综述，正文分段，每段为单元，标示注码，段后依次排列汇校、汇注、汇评资料。

2. 本集成遴选的资料，录自古代文献和近现代学术专著，有参考价值的今人研究成果也予酌录。汇校部分，以他校为主（点校本已作版本校）。汇注部分，不限于字词义诠释，句义段义以及天文地理等考释也包括在内。所有部分，皆不惮其繁，一一罗列各家之言。

3. 本集成引录的资料中使用的书名简称依旧，个别生僻者，首次出现时，随文加“编者按”予以说明。如：《锥指》（编者按：《禹贡锥指》）；《经典》（编者按：《经典释文》）。

4. 本集成引录的资料中的原有夹注，改为括注，字体字号同正文。为方便读者解读研究资料中的个别问题，本书编者间或加有“编者按”，按语相应随文或置于该条资料文末。

5. 每条研究资料于文末括注出处，录自古代文献和近现当代学术专著者括注书名、卷名或章名，连续两条或三条出处相同者，后条简注“同上”；录自现当代期刊者括注篇目及期刊年次期次。书末附《引用文献及资料》，详注版本信息。

目　录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序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凡例

吕太后本纪第九

研究综述

引用文献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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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太后本纪第九

【题解】

司马贞：吕太后本以女主临朝，自孝惠崩后，立少帝而始称制，正合附《惠纪》而论之；不然，或别为《吕后本纪》，岂得全没孝惠而独称《吕后本纪》？（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此条《索隐》原无，据耿本、黄本、彭本、《索隐》本、柯本、凌本、殿本、《会注》本补。）（《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孙奕：迁、固列吕后于纪，不没其实，则合《春秋》法。（《履斋示儿编》卷七《史体因革》）

锤惺：项羽入本纪，在《高祖本纪》前，惜羽之夺于汉也；吕后入本纪，在《高祖本纪》后，惠帝遂无纪，危诸吕之夺汉也。（《史怀》卷第五《史记·吕后本纪》）

翁元圻：《吕后本纪》：夹漈郑氏曰：迁遗惠而纪吕，无亦奖盗乎？（阎按）《汉书》有《惠帝纪》，帝崩即纪高后，不纪两少帝，岂无因？（何云）本纪者，纪其政之所自出，但以例周衰而后即违反耳。（集证）《文心雕龙·史传篇》云，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何则？庖犠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此夹漈所本。（元圻按）黄东发《史记抄》曰：惠帝立七年，名惠帝子者，践阼复二人，史迁皆系之吕后，意者示女后专制之变也。然吕氏尽杀高帝子孙在内者，欲夺天下而归之吕，大逆无道，汉之贼也，岂止专制而已，而可纪之哉？迁为汉臣子，特微辞见意尔。（渔仲《通志》）于《前汉·吕后纪》又谓汉吕唐武之后立纪，议者纷纭不已，殊不知纪者，编年之书也，若吕后之纪不立，则八年正朔，所系何朝？武后之纪不立，则二十年行事，所著何君？不察实义，徒事虚言，史家之大患也，似与此条所引矛盾。（《翁注困学纪闻》卷一一《考史》）

万希槐：集证：［按］《文心雕龙·史传篇》云：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何则？庖犧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此夹漈所本。又按：《唐书》则天皇后立纪，亦本《史记》。（《校订困学纪闻集证》卷一一上）

陈遇夫：古之书患其少，后世之书患其多。古之书典谟训诰，举大要而已，所遗实多，至羲农则不可稽，学者惜之。自周末兵争，法令滋章，文辞烦密；策士纵横，以言相布；文学之徒，争以论说相高。自是而后，诸子百家，支离诡杂，淆乱日甚矣；甚至作史者，亦增华积靡，浮而失实。夫百家之言失实，阙之而已；史而失实，则无以垂法戒，而大义不明于天下。尝考全史所载，略言之，可删者有十焉。子长《史记》，班氏讥其疏略，然世远事阙，不得不尔，第不当纪吕后而削惠帝，故帝纪宜如班史。（《史见》卷一《删史》）

孙德谦：本纪之有吕后也，或讥其不立孝惠，应如《汉书》作为两纪，不当单纪吕后，其说亦有见矣。然龙门为通史体，不沾沾为一姓纪兴亡。观其赞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吾知马迁之意，殆以当时黎民休息，刑罚则罕用，衣食则滋殖，吕后虽为女主，而天下相安，不能不为斯民庆也。后之为祸，乃是刘氏家庭之变，于天下无与。况一则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一则曰“惠帝垂拱”，而并不略去惠帝乎！其言“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子长之意在重民，大可知矣。（《古书读法略例》卷一《知意例》）

赵翼：《后汉书》又立《皇后纪》，盖仿《史》《汉·吕后纪》之例。不知史迁以政由后出，故《高纪》后即立后纪。至班固则先立《孝惠纪》，孝惠崩，始立后纪，其体例已截然，以少帝既废，所立者非刘氏子，故不得以伪主纪年，而归之于后也。若东汉则各有帝纪，即女后临朝，而用人行政已皆编在帝纪内，何必又立后纪？（《廿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

［日］泷川资言：愚按：史公舍惠帝而纪吕后，犹舍楚怀而纪项羽，盖以政令之所出也。（《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徐复观：至史公不为惠帝立本纪而为吕后立本纪，盖一以著历史之真实，一以著吕后之篡夺。班固为惠帝立纪，这在表示帝室的统系上是对的；但他不能不保留《高后纪》。《高后纪》称“高皇后吕氏”，而《史记》则称“吕后”“吕太后”，以见其政权性质并不属刘氏。《史记·吕太后本纪》中所记吕后“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的一段故事，《汉书》则移入《外戚传》中。而“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的关键性纪事，则被《汉书》删弃。由此亦可为史公由其历史良心的驱使而深入于历史真实的一例。（《两汉思想史》第三卷《论史记》）

徐朔方：《史记·吕后本纪》相当于《汉书·惠帝纪》《高后纪》再加上《外戚列传》中有关吕后、戚夫人及惠帝、张皇后的部分以及《高五王传》中的四王传记（高五王中，《史记》只有齐悼惠王另立《世家》）。（《史汉论稿》下编）

辛德勇：本篇篇名《吕太后本纪》，今中华书局点校本系照录其底本金陵书局本，点校者对此未做任何说明。然而核诸金陵书局本刊行之前的诸古刻旧本，以及日本毛利元昭公爵收藏的古写本《史记》零卷，此卷篇名却无不书作《吕后本纪》。孰是孰非，自当辨析说明。……《汉书》的《高后纪》，乃出自《史记》之《吕后本纪》，说明班固在东汉时期看到的《史记》，其篇目题名便是如此。……可见自从东汉以来，此篇一直是以《吕后本纪》为名。……根据上述情况，恐怕还是应该恢复传世旧本固有的面貌，将这一卷太史公书的篇名改回《吕后本纪》。（《史记新本校勘·第四篇·三·吕太后本纪》

吕太后者[1]，高祖微时妃也[2]，生孝惠帝[3]、女鲁元太后[4]。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5]，爱幸，生赵隐王如意[6]。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7]，常欲废太子[8]，立戚姬子如意[9]，如意类我[10]。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11]，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12]。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13]，益疏[14]。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15]，赖大臣争之[16]，及留侯策[17]，太子得毋废[18]。

[1]【汇校】

刘知幾：《吕后本纪》曰：吕太后者，高祖微时妃也，生孝惠帝、鲁元公主。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高祖嫌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又戚姬幸，常独从上之关东，日夜涕泣，欲立其子如意，以代太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诤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无废。

右除七十五字，加十字。（编者按：此处为刘知幾对《史记》行文删改意见，加点字为增加字。）（《史通·点烦》）

【汇注】

班固：高皇后吕氏，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惠帝即位，尊吕后为太后。（《汉书·高后纪》）

又：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汉书·外戚传》）

荀悦：讳雉之字曰野鸡。（引自《汉书补注·高后纪第三》）

裴骃：徐广曰：吕后父吕公，汉元年为临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谥曰吕宣王。（《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又：《汉书音义》曰：“讳雉。”（同上）

颜师古：吕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讳雉也。姁音许于反。（《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司马贞：讳雉，字娥姁也。（《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孔平仲：汉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载其名，《后汉·章帝纪》“祠太上皇于万年”，注：“名煓，它官反，一名执嘉。”《高后纪》载高祖母曰昭灵后。（《珩璜新论》）

王观国：夏商无所讳，讳自周始，然而不酷讳也。……秦汉以来，始酷讳矣。……吕后名雉，《前汉·吕后纪》注曰：雉之字曰野鸡，故汉人文字皆谓雉为野鸡。《史记·封禅书》曰“野鸡夜声”，《前汉·郊祀志》曰“野鸡夜鸣”，《杜邺传》曰“野鸡著怪”，若此类也。（《学林》卷三《名讳》）

王楙：古今书籍，其间文字率多换易，莫知所自，往往出于当时避讳而然，仆不暇一一深考，姑著大略于兹，自可类推也。……吕后讳雉，《史记·封禅书》谓“野鸡夜雊”。（《野客丛书》卷九）

王若虚：吕后之名，既列于本纪，其事迹始未，亦随处具见，而《外戚世家》又云，吕娥姁为高祖正后，男为太子，及戚姬等事，恐不须也。若唐武氏事迹猥多，纪中所不可悉，故再入后妃传，其例自别。（《滹南遗老集》卷一一《史记辨惑三》）

程徐庆：讳雉，曰野鸡，字娥姁。（《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印鸾章：名雉，临朝称制八年，几危汉祚。……夫吕氏制朝，虽取他人之子立之，实非刘氏正统。（见《袁王纲鉴合编》卷六《汉纪·高后》注）

陈直：荀悦曰：讳雉之字曰野鸡。直按：汉代经传，不讳雉字，奏疏中偶有避者，如《杜邺传》之“野鸡著怪”是也。金石刻辞者亦偶有避者，余曩在西安得汉雉范，侧题“野鸡”二字，亦是一例（原物现藏西北大学历史系文物陈列室）。（《汉书新证·高后纪》）

龚浩康：即吕雉（前241—前180），字娥姁（xǔ）。砀（dàng）郡单父（shànfǔ。今山东省单县）人。儿子刘盈即位后，她为皇太后。（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汇评】

吴曾：老苏明允论汉高祖云：不去高后者，以吕氏佐帝定天下，为大臣素所畏服，独此可以镇压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壮，故不去吕后者，为惠帝计也云云。余按：唐李德裕《羊祜留贾充论》云，汉高不去吕后，亦近于此。汉高嬖戚姬，爱如意，思其久安之计，至于悲歌不乐，岂不知除去吕后，必无后祸，况吕后年长有过，稀复进见，汉高弃之如去尘垢，实以惠帝弱，必不能自揽权纲，其将相皆平生故人，俱起丰沛，非吕后刚强，不能临制，所以存之为社稷也，乃知老苏本此。（《能改斋漫录》卷八《不去吕后为惠帝计》）

王叔岷：梁玉绳云：“或问：《史》亦有不避讳者否？曰：有。高后名雉不讳。《史》《汉》中雉字甚多，均所不避。自荀悦妄言‘讳雉为野鸡’，魏如淳与师古未曾详考，谬从其说，并以误韩昌黎。其作《讳辨》云：‘汉讳吕后，名雉为野鸡。’而所以为兹说者，只缘《汉郊祀志》本《封禅书》，有‘野雉夜雊’一语耳。殊不知雉本一名野鸡，如《逸书·王会解》之称‘皋鸡’，非关避讳改称。故《杜邺传》亦言‘野鸡著怪，高宗深动’。全部《史》《汉》，惟此两见‘野鸡’字，安得尽没数十见之雉不论，而反以单文只字为征耶？即以《封禅书》观之，曰‘有雉登鼎耳雊’，曰‘有物如雉’，曰‘白雉诸物’，何故不皆改称‘野鸡’？则汉不讳雉甚审。”（见《史记志疑·周本纪》“邦内甸服，邦外侯服”条）案：《汉书注》引荀悦云：“讳雉之字曰野鸡。”梁氏驳之，是也。又师古注：“吕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讳雉也。”即《索隐》所本。《外戚世家》：“吕娥姁为高祖正后。”《说文系传》二四引《史记》云：“吕娥姁，吕后也。”盖本《外戚世家》。（《史记斠证》卷九）

[2]【汇注】

董份：言微时，复言妃者，古妃字，妻之通称。（引自《百五十家评注史记》）

方苞：《戴记·曲礼》：“天子之妃曰后。”《卫风·氓》诗序：“丧其妃耦。”并音配。又《戴记·哀公问》“妃以及妃”，则知妃者通上下而言，义宜为配也。（《史记注补正·吕后纪》）

程徐庆：古妃字，妻之通称。吕后父吕公，高后元年，追谥曰吕宣王。此应载本纪中。（《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龚浩康：高祖，即刘邦（前256—前195）。前202年至前195年在位。“高祖”是他的庙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3]【汇注】

裴骃：《汉书音义》曰：“讳盈。”（《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梅鼎祚：惠帝讳盈，高帝太子。在位七年。宽仁笃敬，遭母吕太后，亏损至德焉。（《西汉文纪》卷一《惠帝》）

程徐庆：孝惠附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赵翼：汉惠帝后张氏，乃帝姊鲁元公主之女，则帝之女甥也。吕后欲为重亲，遂以配帝，立为皇后，是以甥为妻也。哀帝后傅氏，乃帝祖母傅太后从弟之女，太后初为元帝昭仪，生定陶共王，王生哀帝（入继成帝，故为帝）。是哀帝乃傅太后之孙，而傅太后欲重亲，以侄女妻之，则以外家诸姑为妻也。汉时法制，疏阔如此。（《廿二史札记》卷三《婚娶不论行辈》）

龚浩康：即刘盈。前195年至前188年在位。“孝惠”是他的谥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编者按：据万国鼎《中国历史纪年表》，刘盈即位为前194年。

[4]【汇注】

程徐庆：称谓不经。提掇法。（《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史学海：服虔曰：元，长也。食邑于鲁。学海按：服注简当长子为元。《诗》：王曰叔父，建尔元子。长女亦为元。《左传》：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皆元字训长确证。高帝女称鲁元公主，文帝女称馆陶长公主，武帝女称鄂邑长公主，义并同。韦昭别立解，以元为谥，颜师古、刘公是反复辨论，总以服子慎说为正，鲁元亦称长公主，见《娄敬传》。（《汉书校证》卷一，引自徐蜀编《两汉书订补文献汇编》）

张大可：鲁元太后，孝惠帝之姊鲁元公主，嫁与赵王张耳之子张敖为妻，生子张偃。敖失国，齐王刘肥尊鲁元公主为王太后，偃因得封为鲁王，故鲁元公主死后谥为鲁元太后。（《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5]【汇注】

刘歆：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见戚夫人侍高帝，常以赵王如意为言，而高祖思之，几半日不言，叹息悽怆，而未知其术。辄使夫人击筑，高祖歌《大风诗》以和之。又说在宫内时，常以弦管歌舞相欢娱，竟为妖服，以趣良时。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戚夫人死，侍儿皆复为民妻也。（《西京杂记》卷三）

又：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涟。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婢数百皆习之。后宫齐首高唱，声入云霄。（《西京杂记》卷一）

又：戚姬以百炼金为环，照见指骨。上恶之，以赐侍儿鸣玉、耀光等各四枚。（同上）

裴骃：如淳曰：“姬音怡，众妾之总称也。《汉官仪》曰‘姬妾数百’。”苏林曰：“清河国有妃里，而题门作‘姬’。”瓒曰：“《汉秩禄令》及《茂陵书》姬，内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倢伃下，在七子、八子之上。”（《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司马贞：如淳音怡，非也。《茂陵书》曰“姬是内官”，是矣。然宫号及妇人通称姬者。姬，周之姓，所以《左传》称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贵于他姓，故遂以姬为妇人美号。故《诗》曰“虽有姬姜，不弃顦顇”是也。（《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朱翌：定陶戚姬，如淳曰：姬音怡，众妾总称。言基者，恐非也。妇人之称，乃周姓尔。《广韵》亦云：又十二辰寅时乃音夷。注，时也，音夤者训恭。（《猗觉寮杂记》卷下）

程大昌：《水经》沔水郡洋川者，汉戚夫人所生处也，高祖蠲复其乡，更名洋川县，表夫人载诞之祥也。按：《史记·吕后纪》：“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苏林曰：“清河国有妃里，题门作姬，谓题其门为戚姬门也。”据此，即戚姬必定陶人，其里门犹有题表，则非生于洋川明矣。或者姬家因乱，自定陶转徙洋川，而高祖以王汉中时得之，则有理。若谓生洋川而改县名，以表其异，则洋川自是水名，无表异之义。《汉·外戚传》曰：高祖为汉王二年，立孝惠为太子，后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又《高五王传》：如意以高帝即位之九年立为赵王。《张良传》：汉十二年，上从破黥布归，愈欲以如意易太子。盖高帝之起，为沛公者三年，为汉王者四年，至即帝位后，在位十三年，欲立如意为太子，通为汉王时止十六年，帝不以如意为少，恐是为沛公之二年，攻定陶时得之耶，则如意十七八矣。（《考古编》卷九）

梁玉绳：案：此言定陶，则姬为济阴人，而魏苏林注谓“清河国有妃里”。《水经注》二十七卷又谓：“夫人生于洋川，思慕本乡，追求洋川米，高祖为驿致长安，蠲复其乡，更名曰县。”（自注：《汉志》汉中郡无洋川县，何也？盖暂置。）程大昌《考古编》云“疑姬家因乱，自定陶转徙洋川，而高祖以王汉中时得之”。未知孰是。（《史记志疑》卷七）

钱大昕：注：如淳曰：“姬音怡，众妾之总称也。”《索隐》云：如淳音非也。姬，周之姓，天子之宗女贵于他姓，故遂以姬为妇人美号。予谓姬从声，姬妾字读如怡，乃是正音。六朝人称妾母为姨，字易而音不殊，与姬姓读如基者有别。如淳去古未远，当有所受，小颜、小司马辈辄非之，误矣。（《廿二史考异》卷一）

韩兆琦：定陶，秦县名，县治在今山东省定陶西北。（《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汇评】

陈世隆：世传汉高溺戚姬之宠，遂欲夺嫡，然否？曰：此自有说。盖高帝艰难百战，以有天下。见惠帝懦弱，不足以承大业；而己与吕后年皆渐高，恐新造之邦，反侧未定，诸强功臣又皆在列，一旦身死，而太子不能为驾驭，特以如意类己，故意属之，此帝之本情也。卒以四皓羽翼，太子不废，谓人心所属，恐易之而又失天下心也。使帝果惑于戚姬之宠，而不顾失天下之心，则亦何有于四皓？且帝之杀韩信，即其属意赵王之心也。以为信在，而太子弱，天下事尚未可知，故宁杀信而不惜。使太子英武如帝，信未必诛。今以属意赵王，为真惑于戚姬，是亦谓信之诛为真反也，而果帝之本情哉？曰：若是，则周昌何为强谏？张良何以为之羽翼？曰：立嫡以长，理之正，又况开国之君，尤当为后世法。昌亦只说个正理，良亦只了得吕后之托。彼惠帝之无子先死，吕后之后死，文帝之承统，一以衍汉祚之长，皆天意，非人谋也。若后先死，而惠帝独在，必不能自立，以丧天下。则昌之谏，良之羽翼，是亦殷太史之争立纣，使商不祀忽诸而已。或又曰：太子易，则强悍之吕后不肯但立，赵王亦未能安，家难且作，而其祸方长，故不如据正理以听天命，良之意或如此。要之，皆出于不得已，不可为万全之谋也。（《北轩笔记》）

陈于陛：因看《史记》，张良以四皓羽翼太子，夫四皓未必真，前人已有辨之者。以高祖之雄杰，其欲易太子与否，岂以四人者为行止，亦何至见此四人者，而遽歌泣以对戚姬哉？盖高祖英明之主也，其取天下艰难，诚思得人以负荷之，而常忧惠帝之不任。其欲传如意者，以其雄武相类，不专以戚姬之爱也。既见少皓之来，以为平日所致之难者，今慨然为太子用，必太子之贤足以系天下人心，其足荷大业可知，而吾又何乐于更易储位也。其对戚姬歌泣，或亦有之，而要之帝大略伟度，有未易窥测者，此惟张留侯知之，恐太史公亦未易明也。（《意见·张良》）

牛运震：开端叙吕后即带叙戚姬，赵王如意便有手眼。（《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6]【汇注】

龚浩康：即赵王刘如意，谥号“隐”。封国辖今河北省南部地区，都城在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汇评】

吴见思：一纪许多人，惟吕后、戚姬、孝惠、赵王为要，故先提明。（《史记论文·吕太后本纪》）

程徐庆：纪中惟吕侯、戚姬、孝惠、赵王为要，故先提明。（《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7]【汇校】

王叔岷：按：《御览》八七引“我”下有“也”字。（《史记斠证》卷九）

【汇评】

沈漼：高帝之所虑者为吕氏也，太子既以仁慈，吕固强宗，又内拥母后之尊，纵不能为社稷难，至于剥削功臣，斩杀宗室，势所必然。帝诚深计以千秋万岁后汉之为汉，或未可知，独不思惠帝不帝，吕氏不王，而千秋万岁之忧更未歇也。以刘与吕相拒北军，未有不左袒刘也；以吕与戚相拒北军，又未必不左袒吕也。纵使惠帝不帝，产、禄不王，内拥母后之尊，挟怨嫡以为名，大臣附之，事不可知。若是，则吕与戚分曹而争，而刘氏所不绝者线矣，此又帝之所大患也。（引自郑贤《古今人物论》卷八《四皓论》）

牛运震：按：此以“类我”“不类我”分属语之，起讫颠倒作对，妙，若云太子不类我，常欲废之，如意类我，欲立之，则板拙甚矣。（《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薛福成：汉高帝欲废太子，常曰：“太子仁弱，不类我。”四皓对高帝曰：“太子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愿为太子死者。”班氏赞惠帝曰：“可谓宽仁之主。独悲其遭吕太后，亏损至德。”薛子曰：“人主之美德，莫如仁，仁之失毗于弱。然惠帝实三代下守成令主，惜乎其享年不永也。”世或以惠帝不能防闲太后，为仁弱之明证，误矣！夫太后佐高帝定天下，制韩、彭辈如缚婴儿，谲诈悍戾，用事已久。为之子者，欲力制之，必受奇祸；欲婉谏之，又不见听。设令文帝处此，亦惟养晦避祸而已。大抵家庭之变，虽圣人遇之，未必无遗憾。惠帝所遭之艰，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且帝之处太后，亦何可及哉？帝怒辟阳侯行不正，则下之狱，而太后惭不能言也。在位七年，诸吕未尝用事；及帝甫崩，而台、通、产、禄相继封王，高帝诸子相继幽死，辟阳侯且为右丞相，居宫中矣。则知惠帝在时，太后犹有所严惮，而不敢逞。其维持匡救之苦心，后世所不尽知者也。至其内修亲亲，外礼宰相，闻叔孙通之谏则瞿然，纳曹相国之对而心说。虽三代贤主，无以过之。七年之间，如除挟书律，议除三族罪、妖言令，举民孝弟力田者，省法令妨吏民者，若令享国长久，其治当不在文帝下。且帝天资仁厚，殆非文帝黄老之学所及也。若乃亲睹太后之暴，忧伤感愤，自促其生，此则仁者之过耳，惜哉！惜哉！班氏赞之曰仁主，曰至德，所推尊者盖至，而悲之者微矣。太史公不列惠帝于本纪，盖谓其有位无权，非致其贬，实悲其遇，其亦犹班氏之旨也夫！（《庸庵文外编》卷一《书〈汉书·惠帝纪〉后》）

[8]【汇评】

周煇：汉高祖欲废太子，周昌曰：“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乃罢。吕后从东厢侧耳听，见昌，跽，谢曰：“微君，太子几废！”霍光谋废昌邑，使大司农田延年报丞相杨敞，敞惊惧，不知所云。会延年更衣，敞夫人遽从东厢谓敞：“此国大事，不疾应，先事诛矣。”敞乃与夫人及延年参语，许诺。夫废立大议，顾使妇人与闻。以母后之尊，致跽谢臣下，宰相妻室亦得接见九卿，何上自宫禁，下暨相庭，内外淆杂，略不以为嫌？汉真有太古之风焉！（《清波别志》卷下）

陆求可：汉高帝未尝易太子也，谓高帝欲易太子，以四皓故，终不易太子，此不知高帝之甚者也。夫惠帝孱弱，非难废也，欲废即废之，而迟于数年之久，是未必于废也。未必于废，又安用四皓为也？且高帝何如人乎？韩、彭、萧、樊诸将相，一旦族夷械系，甚至弃父敌军，而以分羹自解，何有于三四待尽老布衣也！即戚姬，亦愚妇耳，但日夜涕泣以求立其子，而不能出深谋奇计，倾惠帝而间之，故高帝亦姑以是愚之。其指四皓以示之曰：“羽翼已成，难动矣！”阳为莫可如何之形，而阴藏其玩弄推移之计。不意击筑歌风、骂医赐金之雄略，反能因机用智，作此欷歔流涕妇人、女子之态，以取媚于嬖宠，而固结其子孙。当时，周昌、吕泽、叔孙通辈不能知也，独留侯知之，曰：“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盖示以不必谏也。然非四皓，则无以愚戚姬，此留侯之妙用，而高帝所默许者也。不然，曾曰：留侯所难争者，而四皓反易得之哉？后之论者，不知考其颠末，揆之表理，乃纷纷然辨四皓之为真为伪也，是固不可知，而实不必辨者也。（引自《历代史事论海》卷九《高帝欲易太子论》）

程徐庆：此言一出，如意已无生理，纵托之萧曹重臣，不能为其母子地，况骑项之人乎？先将孝惠、赵王对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刘风起：高祖帝业既成，欲保安全，唯忌八王耳。既皆手诛之，则外患无复足虑，所汲汲欲庇以无事者，唯戚夫人母子耳。而吕后、惠帝起自侧微，义不容废置，又皆廷臣所素归心，势亦不易撼也。故辗转踌躇而无其策，岂不知一倔强之相不足以制悍毒之后，顾于无可奈何中姑为是无聊之计耳。曾不知教戚氏以礼法，事后持谦抑之衷以销其忌，尽敬恭之诚以格其心，不过宠意如以释其妒。后虽悍，未始不可以挽回人彘之祸，何自来哉？不知以大道相全，而陋策是从，则秦火之后，上下皆失学之过也。（《石溪史话》卷一《戚姬》）

[9]【汇校】

王叔岷：按：《御览》引“立”上有“而”字，《汉书·外戚传》同。（《史记斠证》卷九）

[10]【汇注】

刘歆：赵王如意年幼，未能亲外傅，戚姬使旧赵王内傅赵媪傅之，号其室曰养德宫。后改为鱼藻宫。（《西京杂记》卷一）

【汇评】

李德裕：任恺、庾尹（原注：庾为河南尹，名犯庙讳，字又非便，所以不书）以贾充邪僻，欲其疏远，劝晋武令西镇长安，惟羊祜密表留之，祜岂悦贾充者哉？良以爱君体国，发于至诚耳。晋氏倾夺魏国，初有天下，其将相大臣，非魏之旧臣，即其子孙，所寄心腹，惟贾充而已。充亦非忠于君者，自以成济之事，与晋室当同休戚，此羊祜所以愿留也。昔汉高不去吕后，亦近于此。汉高嬖戚姬，爱如意，思其久安之计，至于悲歌不乐。岂不知除去吕后，必无后祸。况吕后年长有过，稀复进见，汉高弃之如去尘垢。实以惠帝弱，必不能自揽权纲，其将相皆平生故人，俱起丰沛，非吕后刚强，不能临制，所以存之，为社稷也。后世翼戴其君者，得不念于此哉！（《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外集卷一·羊祜留贾充论》）

王若虚：《吕后纪》：孝惠帝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尝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再言如意类我，于文为复，且“我”字不顺，去之可也。（《滹南遗老集》卷一九《史记辨惑十一》）

又：李德裕云：汉高祖嬖戚姬，爱如意，思其久安，至于悲歌不乐，岂不知除去吕后，必无后祸。实以惠帝弱，不能自揽权纲。其将相皆平生故人，俱起丰沛，非吕后刚强不能临制，所以存之，为社稷计也。老苏、小宋皆袭此论。呜呼！使吕后当杀，虽为惠帝不得不杀，如其不然，亦何名而杀之！后自布衣佐帝定天下，有功而无罪，奈何以戚姬、如意故而遽置之死地哉！妒忌，妇人之常，况吕氏之悍乎？而且以妾偪妻，以庶子而易长嫡，高祖之过也。若又杀后，岂不益甚哉！故宁隐忍而委之，亦可谓能自克者矣。或曰：王诸吕而危刘氏，非后之罪乎？曰：身后之变，高祖安知？就使能知，罪未发而逆诛之，在他人犹不可，而可施于妻子之间乎？为论不求义理之安，而惟诡异之贵，古人本分之事，而强以权术处之，是故恶夫曲辨之士也。（《滹南遗老集》卷二五《君事实辨上》）

张大可：刘盈仁弱，高祖忧虑政权旁落吕氏，以“如意类我”为辞改易太子。（《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11]【汇校】

王叔岷：按：《御览》引“幸”上有“得”字。四八八引“上之”作“高祖于”。（《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张大可：戚姬受到宠爱，经常伴驾高祖东征。关东，泛指函谷关以东广大地区。公元前202年，汉高祖灭项羽后，封有几个异姓王，他们时时盘算着割据称雄。前201年，韩王信反于代，降匈奴；前196年，赵相陈豨又反于代，自称代王；前195年，燕王卢绾反，降匈奴，淮南王黥布反。因此高祖常东征。（《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12]【汇评】

牛运震：按：此补在高祖欲立如意之后，更参差有情。（《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程徐庆：伏杀戚姬、酖赵王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3]【汇注】

韩兆琦：留守，谓留守关中。按：据《高祖本纪》，刘邦于彭城溃败之时，太公与吕后被项羽所俘，从此一直被扣留，直到刘、项结鸿沟之约始被放回，则此吕后所谓“留守”者，只能指刘邦称帝后到东北方平定诸侯叛乱时。（《史记笺证·吕太后本纪》）

【汇评】

牛运震：吕后年长，“年长”字质甚，较“色衰”字极雅，极含蓄有情。（《史记评注·吕太后本纪》）

[14]【汇评】

程徐庆：又将戚姬、吕后对写，形容情事乃尽。（《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5]【汇校】

王叔岷：按：《艺文类聚》三五，《御览》四八八引“其子代”并作“如意为”。（《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司马贞：几，上其纪反，又音祈也。（《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王骏图、王骏观：几，音祈固非，音其纪反，尤于义大背也。考《说文》《尔雅》及诸韵书，皆当读如机，谓几乎也。亦有祈音，谓器之沂鄂也。与此处义训迥别。（《史记旧注平义·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如意立为赵王，高祖九年（前198）四月立，如意九岁。（《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汇评】

程徐庆：元帝以仁弱亡汉，高帝废立，不为无意，后得毋废者，见太子能得四皓，释其仁弱之疑也。惜吕后老狐，不用杀钩弋法处之耳。然使高帝废惠而立文，吕与薄虽不能相和，文帝必能调停其间，则无吕氏之祸，而刘氏安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6]【汇注】

司马贞：张良、叔孙通等。（《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留侯张良、御史大夫周昌、太常叔孙通等大臣为了维护宗法制度的国本，皆反对易太子。争，谏争，劝阻。（《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17]【汇校】

张文虎：《御览》八七引“及”下有“用”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吕太后本纪》）

李笠：按：《高祖本纪》云“齐人刘敬说，及留侯劝上入都关中”，与此句法相类。《外戚传》云“赖公卿大臣争之，及叔孙通谏，用留侯之策”，彼作三叠句，与此不同，故有“用”字。《御览》所引，疑涉《外戚传》致误也。（《史记订补·吕后本纪》）

【汇注】

司马贞：令太子卑词安车，以迎四皓也。（《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王叔岷：按：《御览》一四七引“及”下有“用”字，一五〇引“毋”作“无”。（《史通·点烦篇》“毋”亦作“无”，同。）《汉书·外戚传》作“赖公卿大臣争之，及叔孙通谏，用留侯策，得无易”。叔孙通谏，详《史》《汉·叔孙通传》及《汉纪》四。用张良策，详《史记·留侯世家》《汉书·张良传》《新序·善谋下篇》及《汉纪》四。叔孙通未令太子迎四皓，《索隐》并张良言之，非也。大臣周昌亦廷争废太子事，详《张丞相列传》《汉书·周昌传》及《汉纪四》。（《史记斠证》卷九）

张大可：张良建言太子刘盈迎商山四皓，示天下归心，得以不废。事详《留侯世家》。（《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汇评】

程徐庆：写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8]【汇评】

锤惺：高帝终不以戚姬故，废嫡立爱；明知有人彘之虐，诸吕之祸，而听后人为之，所不肯作法于凉，不独开国远虑，亦自是丈夫气。然吕雉老狐，不得用武帝处钩弋夫人法处之，为千古恨耳。高帝病，吕后问：百岁后，萧相国死，谁可代之？次曹参，次王陵，次陈平，次周勃。此数人者，吕后瞑目屈指中数之熟矣。穷究到底，正观其用人次第分数何如，其意不在刘氏，而观其何以备吕氏也。不待其词之毕，而帝已见其肺肝矣。问至周勃，汉之人数已穷，而复问其次，尤为狠毒，上亦寒心，而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一语，恨甚！此时发付，只得如此。然上亦知吕后之老，诸吕之庸，而平、勃诸人办之有余；知平、勃诸人之足以办诸吕，又何必除一吕后，以为开国纲常之累哉！上之言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处分如此，则帝亦何有于诸吕也。……汉之不必除吕后，正以有平、勃辈在耳。他日吕后欲王诸吕，问于平、勃，平、勃顺旨，盖诸吕伎俩，业已看定算定，知他日之必能制其命。时不可争，不得不为此养晦行巽之道，以为所欲为耳，然其际亦危矣！（《隐秀轩集·论二·汉高帝》）

范槚：高帝欲易太子，未必昵衽席之私，盖虑吕氏之祸，太子弱，恐不足以制之。而吕氏凭其所自出，抑易以为乱。将相大臣压于太子，且莫敢与较，故必欲易之以安刘氏，其命平、勃斩樊哙，皆此意也，岂真为戚姬哉！当时谋臣如子房，非不亲且信也；强谏如周昌，非不强且直也；骊姬、扶苏之喻，攻苦茹淡之说，非不明且切也，而帝不之省，疑为吕氏使也。四皓山泽癯耳，好爵不能縻，密勿不能交，礼币不能致，必非为吕氏屈者乃从太子游，可以十人心矣，将非吕氏所能图也，故有“羽翼以成，矰徼安施”之喻。帝谓是足以瞑目矣，高帝之智明于大率此类也。子房巧于用诡，故借四皓之名以定国本，所谓纳约自牖者也。若谓高帝果以戚氏之爱，轻议储位，卒夺于四皓而不果易，四皓果能昵高帝，子房为太子植党以济其私，则君臣、父子、夫妇之间，胥失之矣！（《洗心居雅言集》卷上《高帝欲易太子》）

吕后为人刚毅[1]，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2]。吕后兄二人，皆为将。长兄周吕侯死事[3]，封其子吕台为郦侯[4]，子产为交侯[5]；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6]。

[1]【汇评】

牛运震：按：此特提吕后为人，宾主分明，极有手法，“刚毅”二字是残害诸刘之本。（《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韩兆琦：宋濂曰：高祖知吕后与戚夫人有隙，然终不杀者，以惠帝不能制诸大臣，故委戚氏不顾，为天下计也。（《史记笺证·吕太后本纪》）

王恢：予尝谓吕后刚毅，佐高帝定天下，其兄泽、释之，从帝起兵，彭城之败，幸吕泽将兵居下邑，帝往依之，稍收士卒。楚王，帝常自将，出巡于外，而后留守，诸吕固为之夹辅。田生所谓“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定天下”。（《荆燕世家》）高帝崩，嗣君虽懦，欲分“一杯羹”，而碍于名分。惠帝享国日浅，吕后称制，为王诸吕，因而内斗宗室，外斗功臣。王陵面折廷争，竟夺其相权。周勃谓“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勃厚重以安刘者，岂谄媚取宠以逢其恶者！盖其锋似难犯，其势或难挽，其情殆未至欲为乱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2]【汇注】

韩兆琦：云“诛大臣多吕后力”则诚然，事见淮阴、黥布、彭越诸传，至曰“佐高祖定天下”，则姑妄言之而已，并无事实。（《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汇评】

郑元庆：吕后雉佐高祖定天下，诸大臣素所畏服，亦能矣哉，然其失德何多也！灭刘氏，王诸吕，私食其，戮戚姬，无所不为，后少帝之立，后得立杀之，代政八年，日食昼晦，始恶之，曰“此为我也”。虽有悔心之萌，安能免苍犬之撠腋哉！独怪王陵、平、勃辈，堂堂勋贵，媚事妇人，而不早为之所，直使刘氏诸孤殆尽，然后将相交欢，锄去非种，取神器于吕氏之手，复还刘氏，则大臣之畏服高后，从可知矣。（《增广古今人物论》第八卷）

程徐庆：诛信、越事亦暗写，盖有三传在也。为残害诸刘张本。（《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龚浩康：韩信、黥布、彭越等被诛，吕后均参与其事。详见《淮阴侯列传》《黥布列传》《彭越列传》。（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3]【汇注】

裴骃：徐广曰：“名泽，高祖八年卒，谥令武侯，追谥曰悼武王。”（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索隐》本“谥令武侯”下有索隐：“令武，令音龄。”）（《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王荣商：吕后兄周吕侯：苏林曰：以姓名侯也。师古曰：周吕，封名。苏云以姓名侯，非也。荣商按：《水经·获水篇注》云：“楚汉彭城之战，吕后弟周军于下邑，高祖败还，从周军。”以周为名，即沿苏说之误，又误以兄为弟耳。（《汉书补注》卷一，引自徐蜀编《两汉书订补文献汇编》）

程徐庆：名泽，追谥悼武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龚浩康：即吕泽。随刘邦起兵，后封周吕侯。周、吕：皆国名。济阴有吕都县，约在今山东省菏泽县西。一说周吕，犹周之有吕望，是封号，而非封邑名。按：吕泽于汉高帝八年死去，不是因战事而死。“死事”，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即吕泽，吕太后长兄，从刘邦起兵，入汉封为周吕侯。高祖八年（前199），从高祖击韩王信余寇于东垣，死难。（《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汇评】

牛运震：至“吕释之为建成侯”，按：此叙诸吕官爵，正为后文王吕氏伏案。（《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梁玉绳：按：吕泽封侯三年而卒，非死事也。（《史记志疑》卷七）

[4]【汇校】

裴骃：徐广曰：“郦，一作‘鄜’。”（《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梁玉绳：附按：徐广云“郦，一作鄜”，是，《汉书》作“鄜”也。鄜县在左冯翊，若南阳之郦，则非所封矣，此与《功臣表》《齐悼惠世家》并误，但考《建元侯表》有下郦侯，《汉·表》作“下鄜”，岂古字通用乎？（《史记志疑》卷七）

王叔岷：按：《齐悼惠王世家·集解》引徐《注》亦云：“郦，一作鄜。”《功臣表·索隐》亦云：“郦，一作鄜。”《汉书·外戚恩泽侯表》《高五王传》并作“鄜侯”。（《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司马贞：郑氏、邹诞并音怡，苏林：音胎。（《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苏林：台音胞胎。（见《汉书补注·高后纪第三》）

龚浩康：县名。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5]【汇校】

梁玉绳：按：“交”字当依《汉·诸侯王表》作“洨”，县在沛。此作“交”，《惠景侯表》作“郊”，与《汉书·年表》作“汶”，皆误。又洨侯之封，在高后元年四月，《史》《汉》表可据，当与后扶柳、沛侯同叙，此误书于高祖时。（《史记志疑》卷七）

王恢：吕产，元年四月辛卯，侯。《汉志》沛郡洨县，侯国，今安徽灵壁县南五十里濠城集。《本纪》误“交”，《表》作“郊”，《汉·表》讹“汶”。史念海《西汉侯国考》引《齐鲁封泥集存》，有“郊侯邑丞”，盖洨以水名，而疑郊以邑称。然《封泥汇编》棘蒲作“棘满邑丞”，棘满、郊邑，并不见于史。（《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王叔岷：王国维《齐鲁封泥集存序》：《汉·表》“洨夷侯周舍”，《史·表》洨作郊。今封泥有郊侯邑丞印，则《史》是而《汉》非也。（《观堂集林》十五）按：梁氏所称“《汉·诸侯王表》”乃“《汉·王子侯表》”之误（《考证》亦袭之而误）；“《汉书·〔王子侯〕年表》”乃“《外戚恩泽侯表》”之误。《惠景侯表》作“郊”，《索隐》：“一作洨。”与《汉书·王子侯表》合。（王先谦《补注》云：洨，沛郡县。先封吕产。）《汉书·外戚恩泽侯表》作“汶”，“汶”乃“洨”之误。（王先谦有说）郊、洨并谐“交”声，窃疑交、郊、洨，古并通用”。（《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裴骃：徐广曰：“台弟也。”（《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作“洨”（xiáo）。洨，县名。治所在今安徽省固镇县东南。北临洨水（今沱河）。（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6]【汇注】

裴骃：徐广曰：“惠帝二年卒，谥康王。”（《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程徐庆：惠帝二年卒，谥康王。带序诸吕官爵，为后王吕氏伏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龚浩康：吕释之，随刘邦起兵，汉初封建成侯，后谥康王。建成，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永城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1]，崩长乐宫[2]，太子袭号为帝[3]。是时高祖八子[4]：长男肥，孝惠兄也，异母[5]，肥为齐王[6]；馀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为赵王，薄夫人子恒为代王[7]，诸姬子子恢为梁王[8]，子友为淮阳王[9]，子长为淮南王[10]，子建为燕王[11]。高祖弟交为楚王[12]，兄子濞为吴王[13]。非刘氏功臣番君吴芮子臣为长沙王[14]。

[1]【汇注】

张大可：公元前195年（编者按：夏历）四月二十五日。（《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2]【汇注】

刘壎：史载，高帝崩，陈平自樊哙军驰至宫，哭甚哀。因奏事丧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劳，出休矣！”平畏谗之，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按：是时惠帝甫即位，安得有谥？今吕后称孝惠，即见史之谬误也。（《隐居通议》卷二四《张良言八事》）

龚浩康：长乐宫，汉宫名。在当时长安城内东南隅，即今阁老门村。（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徐卫民：长乐宫是在秦兴乐宫基础上加以改建扩充的。早在公元前206年12月，项羽率军进入咸阳，尽烧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灭，咸阳已成一片焦土。而位于渭河南岸的兴乐宫，在这次大火中却幸免于兵燹。兴乐宫是秦在渭水以南的重要宫殿，周围约二十余里，规模相当可观。里面有秦始皇于公元前200年修筑的鸿台，高达四十余丈。台上的楼观屋宇，千门万户，耸入云天。宫内有雕饰华丽的大夏殿，殿前有清澈见底的鱼池与酒池。

长乐宫在长安城东南部，位于今阁老门、唐寨、张家巷、罗寨、讲武殿、查寨、樊寨和雷寨等村庄之下。

刘邦从洛阳返回长安的途中，由于长安城还未修好，先住在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乡），这里秦献公时期就曾作为都城，在秦发展史上地位重要，商鞅变法就是在这里进行的。秦亡后，这里曾经被作为三秦降将司马欣的根据地。高帝七年（前201），萧何受刘邦之命，在秦兴乐宫基础上加以修缮和改造，改名为长乐宫，并迁都长安。长乐宫是高祖主要的政治活动中心，是当时的皇宫。遗址呈长方形，东西2760米，南北2120米，周长约10000米，占地面积约6平方公里，约占长安城面积的六分之一，是长安城中占地面积最大的宫室。

从汉惠帝开始，西汉皇帝移居未央宫，长乐宫从此就变成了太后之宫，形成了“人主居未央，长乐奉母后”的制度。由于长乐宫在未央宫之东，所以又称“东宫”或“东朝”。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东宫”。

尽管从汉惠帝开始，未央宫就成了皇宫，但长乐宫在西汉的政治生活中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当外戚专权之时，长乐宫往往成为左右政局的政治中心……同时，东宫地位的上升反映出西汉时期太后专权、女性干政问题非常严重。

长乐宫也筑有宫城，城垣已探出。由于长乐宫是在秦兴乐宫基础上修建起来的，缺乏系统规划，因此平面不甚规整，尤其南宫墙凹凸曲折较多。宫城四面各设一座宫门。东、西二宫门是主要的通道，门外筑有阙楼，称东阙和西阙。南宫门与复盎门南北相对，从复盎门通过南宫门可以直达长乐宫前殿。

西汉未央宫前殿遗址

长乐宫设有前殿，前殿四周有墙垣，南面辟有殿门，门内设庭院，陈列车骑，张扬旗帜，戍卒卫官，周卫交戟，这里是举行朝仪的地方。汉朝的宫廷礼仪是由叔孙通制定的。

……长乐宫中有众多的宫室，前殿西侧有长信宫、长秋殿、永寿殿、永昌殿等。前殿北面有大厦、临华、宣德、通光、高明、建始、广阳、神仙、椒房和长亭诸殿。此外，长乐宫中还有温室、钟室和月室等建筑。（《西汉未央宫》第二章《西汉长安城》）

【汇评】

范光宙：评曰：帝大渐之顷，语喇喇以安刘属后，谓诸陵也戆，平也智，总不如少文之勃，其深虑，固逆知其后，刘将为吕者。乃吾谓安刘无若安吕，而帝往往种毒于吕，宠一艳姬，以忤悍母，嬖一孤孽，以摇嫡长，后其安乎？一强贵相，能絷悍牝之足乎？卒之帝肉未寒，而姬已彘矣，孤已鸩矣，平、勃缩手而周、赵失策。是宠戚姬者，彘戚姬者也；嬖赵王者，鸩赵王者也；安刘氏者，危刘氏者也。灭秦项之虎于前，而遗帏之虎于身后，遗命虽是，贻谋则疏。（《史评》卷之三）

[3]【汇校】

王叔岷：按：《御览》八七引“帝”上有“惠皇”二字，“惠”字衍。《高祖本纪》亦云：“太子袭号为皇帝。”（《史记斠证》卷九）

【汇评】

程徐庆：讳盈曰满。吕后纵恣于高帝崩后，故前略后详，此乃入破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陈廷敬：夫论古人成败，往往惟其意之所之，以自成其一家之说，有可议者焉，明允之以汉高帝以太尉属勃也，谓其知有吕氏之祸也。其言曰：帝意百岁后，将相大臣及诸侯王有武庚禄父者，无以制之也，独计以为家有主母，豪奴悍婢不敢与弱子抗，故不去吕后者，为惠帝计也。且夫古今之祸败多矣，未闻有以妇人而能戡乱救亡者，且吕氏之不死，其祸岂小于唐之武氏哉？吕禄、吕产之王，武三思、武承嗣之将立也；赵王如意、赵王友、赵王恢之死，唐宗室诸王之残灭也；孝惠之病，废庐陵之在房州也。方吕后之未死，较武后之末年，其势已成，所未及为者，改号革命耳。幸其早死，陈平劫郦商，得以行其旦夕苟且之计。使吕后而尚在，汉之存亡未可知也。谓高帝既知有吕氏之祸，而又不去吕后以为惠帝计者，此可议者也。夫高帝岂能逆计吕后之必早死而不至于改号革命哉？诚知有改号革命之祸，又安在其能为惠帝计哉？高帝最爱者戚姬、如意，吕后最恶者亦戚姬、如意，吕后能为祸，先及此母子耳，曾谓高帝知之，而使为之耶？明允又言，高帝之视吕后，犹医者之视堇，使其毒可以治病，而无至于杀人，嗟夫！吕后鸩也，非堇也，今有虎且噬其子，曰姑养虎以备外盗，是岂人情哉？故谓高帝知有吕后之祸者，非也。吕后之能为祸，高帝不知也，而张良知之，知之而不以言，甚矣，处人骨肉之难也！（《午亭文编》卷三二《汉高帝知吕氏之祸乱论》）

[4]【汇注】

班固：高皇帝八男：吕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齐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赵隐王如意，赵姬生淮南厉王长，诸姬生赵幽王友、赵共王恢、燕灵王建。（《汉书·高五王传》）

赵翼：《史记·高纪》既叙高祖八男，而《吕后纪》内又叙之，殊复。《汉书》两纪俱不叙，另立《高五王传》。（《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互有得失》）

【汇评】

方苞：刘吕之祸成于分王诸吕，故具列旧封则后此地势，事情了然在目，与《秦纪》将叙孝公修政廓土，先列六国疆界，及摈秦而不与盟同。长沙独标非刘氏以功而王，正与吕氏无功相对。（见《归方评点史记合笔》）

杨君谦：吕宗为侯，刘宗为王，非刘氏功臣为王一人，叙此以见吕氏不可王而吕后非王人者也。（引自《桐城吴先生汇录各家史记评语》）

牛运震：此叙刘氏诸王，正为后文残危刘氏伏案。带叙功臣子长沙王，而著之曰“非刘氏”，正见非刘氏有功而王者之仅有长沙，而吕氏不得王也。（《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5]【汇注】

司马贞：母曰曹姬也。（《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王叔岷：《索隐》：母曰曹姬也。按：《齐悼惠王世家》：“齐悼惠王刘肥者，高祖长庶男也。其母孙妇也，曰曹氏。”《汉书·高五王传》：“曹夫人生齐悼惠王肥。”（《史记斠证》卷九）

龚浩康：指曹氏。高祖微时与她私通，生刘肥。（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6]【汇注】

龚浩康：齐，汉初封国。辖今山东省北部、东部地区，都城在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7]【汇注】

梁玉绳：按：“恒”字宜避，《史诠》云“当省”。（《史记志疑》卷七）

龚浩康：薄夫人，刘邦的妃嫔。吴（今江苏省苏州市）人。生子刘恒，即孝文帝。刘恒即皇帝位后，尊她为皇太后。代，汉初封国。辖今河北、山西两省与内蒙古自治区部分地区，都城在代县（今河北省蔚县东北），后迁中都（今山西省平遥县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8]【汇注】

王叔岷：按：《汉书》师古注：诸姬，总言在姬妾之列者耳。（《史记斠证》卷九）

龚浩康：梁，汉初封国。辖今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地区，都城在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9]【汇注】

龚浩康：淮阳，汉初封国。辖今河南省东部部分地区，都城在陈县（今河南省淮阳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10]【汇注】

龚浩康：淮南，汉初封国。辖今安徽省中部地区，都城在寿春（今安徽省寿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11]【汇注】

龚浩康：燕，汉初封国。辖今河北省北部、中部部分地区，都城在蓟（jì）（今北京市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汇评】

程徐庆：高祖八子，除孝文有本纪，齐、淮南有世家，余皆附此，故就孝惠袭号时，一齐点出，后乃便于插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2]【汇注】

龚浩康：楚，汉初封国。辖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交界地区，都城在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13]【汇注】

［日］泷川资言：凌稚隆曰：太史公用“非刘氏”三字，已合吕氏不得为王意。（《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龚浩康：濞，即刘濞。高祖次兄刘仲之子。二十岁为骑将，随高祖破黥布有功，被封为吴王。景帝三年（前154）反对削夺诸侯封地，发动吴楚七国之乱，兵败后逃入东越，为越人所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又：吴，汉初封国。辖今江苏、浙江、安徽等省部分地区，都城在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东北）。（同上）

[14]【汇注】

龚浩康：番（pó）君吴芮（ruì），吴芮秦时曾为番阳（今江西省波阳县东北）县令，所以称番君。刘邦起兵时，吴芮曾派梅鋗率兵相助，汉初被封为长沙王。刘邦在诛灭韩信、彭越等异姓诸侯王后，与功臣、宗室定盟时曾说：“非刘氏者不得王，非有功者不得侯。”而非刘氏者却保留王号的，仅吴芮一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又：长沙，汉初封国。辖今湖南省东部、南部地区，都城在临湘（今湖南省长沙市）。（同上）

张大可：吴芮本秦鄱阳令，故称鄱君，秦末起兵反秦。刘邦称帝，封吴芮为长沙王。刘邦灭异姓王，长沙国小吴芮得以不诛，其子吴臣继嗣。（《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汇评】

程徐庆：三人因七王带叙。以上序吕宗为侯，刘宗为王，非刘氏功臣而王者一人，皆高帝制。见吕氏不可王，而吕后非王人者也。总提在此，为吕后残危刘氏伏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韩兆琦：其中唯一的例外，非刘氏而得保留王号者即吴芮。（《史记笺证·吕太后本纪》）

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1]，乃令永巷囚戚夫人[2]，而召赵王[3]。使者三反[4]，赵相建平侯周昌谓使者曰[5]：“高帝属臣赵王[6]，赵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7]，不能奉诏[8]。”吕后大怒，乃使人召赵相[9]。赵相征至长安[10]，乃使人复召赵王。王来[11]，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12]，与入宫，自挟与赵王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间[13]。孝惠元年十二月[14]，帝晨出射[15]。赵王少[16]，不能蚤起[17]，太后闻其独居[18]，使人持酖饮之[19]。犁明[20]，孝惠还，赵王已死[21]。于是乃徙淮阳王友为赵王[22]。夏，诏赐郦侯父追谥为令武侯[23]。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24]，饮瘖药[25]，使居厕中[26]，命曰“人彘”[27]。居数日[28]，乃召孝惠帝观人彘[29]。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30]，乃大哭[31]，因病，岁馀不能起[32]。使人请太后曰[33]：“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34]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35]，故有病也[36]。

[1]【汇校】

王叔岷：《考证》：“梁玉绳曰：‘高祖时称吕后，惠帝以后则称太后，固史例也。乃自此至末，称吕后者七，称高后者八，称吕太后者一。体例错杂，皆当作太后。’”（末句“太后”上原引衍“吕”字。）按：《汉纪》五、《通鉴》吕后并作太后。（《史记斠证》卷九）

【汇评】

牛运震：按：此遥接前文，另笔提掇有法。（《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2]【汇注】

裴骃：如淳曰：“《列女传》云周宣王姜后脱簪珥待罪永巷，后改为掖庭。”（《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司马贞：永巷，别宫名，有长巷，故名之也。后改为掖庭。按：韦昭云以为在掖门内，故谓之掖庭也。（《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永巷本后宫女使所居，群室排列，如巷街而长连，故名永巷。亦有狱，以治后宫有罪者。以其在永巷也，故亦称永巷耳。《汉书·外戚传》云：吕后使永巷囚戚夫人，髡钳衣赭衣，令舂。（《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施之勉：按：《三辅黄图》永巷，永，长也。宫中之长巷，幽闭宫女之有罪者。武帝时，改为掖庭，置狱焉。（《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吕后本纪第九》）

王骏图、王骏观：永巷，宫中狱名。有永巷长。凡后妃宫人有罪，皆囚于永巷，非别宫名也。（《史记旧注平义·吕太后本纪》）

程徐庆：少府属官有永巷令，盖别宫有长巷，故名。（《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陈直：永巷为永巷令之省文，《汉书·百官公卿表》詹事属官，有永巷令长丞。（《史记新证·吕后本纪》）

龚浩康：永巷令的省称。永巷本为宫女住所，因群室相连，排列如街巷而得名。后也用来幽禁有罪的妃嫔，并设长、丞等官吏掌管。（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3]【汇校】

王叔岷：按：梁氏引《汉书》，首句本无“吕后”二字，梁氏补之，当作“太后”。又末句“诛之”上当补“欲”字，王念孙《杂志》有说。《汉纪》作“太后囚戚夫人于永巷，髡钳之，令舂。〔舂〕且歌曰：‘子为王兮，母为虏。终日常舂兮，与死同伍。相去数千里，谁可使告汝！’吕后闻之，曰：‘欲倚弱子邪？’召赵王欲诛之。”（《通鉴》从《汉书》，于“囚戚夫人”下，增“髡钳，衣赭衣，令舂”七字。）（《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梁玉绳：附按：《汉书·外戚传》：“吕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钳，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太后闻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邪？’乃召赵王诛之。”此略不具。（《荀纪》此歌小异。）（《史记志疑》卷七）

【汇评】

张恕：戚夫人作歌告哀，遂遭惨毒，才色俱非女子之幸。张辟彊称授兵产、禄，幸脱大臣一时之祸，刘氏社稷未暇计也。陈平亲受顾命，不思安刘，而用童子一言，苟免旦夕，平日奇计安在焉？非惟不智，抑且不忠。（《汉书读》卷一二）

陈栎：宠戚姬、赵王，以蓄吕氏之愤，身没之后，吕后因彘戚氏，鸩如意，肆其毒焉，亦高帝有以启之也。（《历代通略》卷一《前汉》）

程徐庆：遥接前文，另笔提掇有法。（《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4]【汇注】

颜师古：反，还也。三还，犹今言三回也。（《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5]【汇校】

王叔岷：按：《汉纪》《通鉴》并作“赵相周昌”，亦不言建平侯。（《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梁玉绳：按：昌封汾阴，不封建平也（建平属沛），但《功臣表》有“建平”二字，岂昌于孝惠时改封建平乎？何以本传不载，《汉书》不言也，疑。（《史记志疑》卷七）

韩兆琦：周昌，刘邦手下的直臣，随刘邦一道起义灭秦，先后任中尉、御史大夫等职。刘邦临终封其爱子如意为赵王，为怕自己死后吕后杀如意，故特派周昌为赵相以护卫之。详见《张丞相列传》。（《史记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汇评】

朱翌：周昌相赵王如意，如意为吕后鸩死，昌谢病不朝，三岁而薨。《贾谊传》梁王胜坠马死，谊自伤而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二公可谓死职矣。（《猗觉寮杂记》卷下）

杨维祯：高祖有疑于盈，而以如意为类己，此太子之欲易也。言既出，如意无生理矣。纵托以萧曹重臣，不能为其母子地，况骑项之人乎？赵尧之策妄帝尔，意在代昌，而昌陷其计，徒以贵强受托相赵，吁，昌果何以为如意地耶？高帝死，戚氏已在彘类矣。当戚氏衣赭时，昌于如意惟有窃负而逃，否则与偕死，为汉肥义亦可尔。虽拒诏至三反，后一怒即至，如意鸩而戚氏彘，昌何面目见高帝地下乎？（《史义拾遗》上《周昌论》）

范槚：庄子曰：“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金注者昏。”高帝之念如意，奚啻金耶？然卒用赵尧之策以属周昌，其心盖以太子之易，周昌能廷争，其强足恃也。争太子，施德于吕氏，必为吕所重，其贵足恃也，故属之不疑。高帝以为是足以死而无忧矣，不知昌之强，不足以肩荀息之义，而吕之悍，又非一贵相足以抗之。帝知周勃足以安刘，而不知周昌不足以安如意，岂非智老而昏，千虑而失耶？将谓其智足以防微，则王官固可易置，而吕氏之阴险有非计数之可防，召王不至，而御史大夫之征命下矣。将谓其仁足以守国，则赵之甲兵不足以当汉之一县，吕氏之召王，特一邮夫力耳。将谓其勇足以死难，则徒死不足以塞责，身死而王就征，谁其保之？卒致如意冤于酖，周昌死于愤，付托不效，有辜先帝之意，此诚赵尧之左计，而高帝之处如意者，亦疏矣！然则如意必不可全耶？曰：古者创业之君，必制典则以昭示后世，后妃之令不行于阃外，专杀之权不移于宫闱，著于令甲而与天下共守之，其或阿附中宫，肆行无忌，则与将相大臣共讨之。封如意于远方，俾戚姬偕之王国，示兄弟之懿亲，俾惠帝中为之主，吾知免矣，何以金注为也？虽然，彭越之诛，钟室之召，专杀之端，其所由来渐矣。况人彘之惨，妒生衽席之私，如意之酖，忿激太子之易，亦高帝之尤也。惜乎惠帝，威不足以御下，权不能以独断，坐视吕氏之安忍，不闻推举挟刃进酖之人而置诸法，使高帝之目不暝于地下，则仁柔之过也。吕氏之恶，吾始高之尤，而终惠之尤。（《洗心居雅言集》卷上《金注》）

邹泉：（周昌）杨龟山有言：“以高帝之明，惓惓于赵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赵尧之策，可谓以金注也。且一贵强相，何足以重赵哉？”余始以为不然，及阅迁固史乃信之。方昌之不遣赵王，而高后之怒且詈之也，非公无可之托，谓何而竟无一辞以对，亦无能一为可以免赵王于死者，徒谢病不朝止耳。升庵杨氏以为有愧荀息，不其然与？（《尚论编》卷六）

于慎行：汉高祖欲立如意为太子，周昌固争而止，及如意立为赵王，高祖忧其不全，乃以昌相之。夫昌不以戚夫人之故而易太子，必不以吕后之故而废赵王，高祖可谓知人矣。其后吕后果召赵王，昌不肯遣，乃先召昌，而使使召王，王来，遂酖死也。使昌一日在赵，赵王一日有国矣。志节有余而识变不足，见卖于妇人，而不得保六尺之孤以报高帝，乃至以身殉之，悲已！然则为昌计者，将辞征不赴乎？曰：可以相留王，亦可以王留相，昌毋行可也。可以相留王，亦可以中尉保傅留王，属其后人毋遣亦可已。（《读史漫录》卷三）

龚浩康：周昌（？—约前191），刘邦同乡。随刘邦起兵反秦，先后任中尉、御史大夫等，封汾阴侯。为人坚忍质直。刘邦封其爱子刘如意为赵王，但怕自己死后吕后加害如意，特派周昌为赵相以护卫。吕后鸩杀赵王后，周昌托病不朝，三年后去世。事详《张丞相列传》。又，周昌封汾阴侯，封地在今山西省万荣县西南；本传和《汉书》都不见有封建平侯事。这里称“建平侯周昌”，疑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刘邦置周昌为赵相保护赵王，故抗旨不遣赵王。赵王死后，周昌称病不朝，事详《张丞相列传》。（《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6]【汇注】

韩兆琦：属，委托，托付。（《史记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7]【汇注】

王叔岷：按：“亦”犹“又”也。（《史记斠证》卷九）

张大可：何况赵王也有病，这是周昌的托辞。（《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8]【汇评】

唐彦谦：汉嗣安危系数君，高皇决意势难分。张良口辨周昌吃，同建储宫第一勋。（《全唐诗》卷六七二《汉嗣》）

范浚：汉高祖既崩，孝惠帝立，吕太后使使召赵王如意，赵相周昌令王称疾不行，使者三反，昌卒不遣赵王。太后怒，使召昌至，谒太后，太后骂曰：“尔不知我怨戚氏乎？而不遣赵王！”昌无应辞。为昌对曰：臣之不遣赵王，正用太后怨戚氏深也。高皇帝之于赵王也有遗虑，故不以属太后，而以属庸臣，使臣相之。臣今顺旨遣王，是内王鈇鼎间也。臣苟得没，将戴何面目见先帝地下？往当戚姬得幸先帝时，王几代太子数矣，臣不敢爱身，出万死庭争之，东厢之所闻，太后之不忘也。（昌庭争时，太后侧耳于东厢听，见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臣其敢诬？方臣之争太子也，非有恶于赵王，惟社稷是为。今臣固不奉诏也，亦非有好于赵王，惟托孤之忠是力。太后即召王并戚氏杀之，臣必以死塞责，臣死足以谢先帝矣，未知太后庙见何如容耳。今皇帝慈仁孝爱，遇赵王有恩，心亦不愿太后与戚氏为冤，独恐得罪，故不敢言。今皇帝能忘赵王前日之逼，太后顾不能置戚姬于虑外乎？太后始与戚姬角争宫中，俱思后祸。太后恐戚姬图己，故以太子见废为忧；戚姬亦恐太后图己，故以王之不立为忧。忧虽殊，惧患之心等耳。今太后一得志，遂忘己忧，而复措人于忧邪？后之能无忧也，以臣言，今臣之为戚氏赵王言也，亦愿使之无忧如太后也。诚能释前恨，弃旧恶，抚戚氏母子，终全活之，则天下归仁，高庙慰悦矣！（《香溪集》卷十九）

编者按：周昌，沛人，高祖起沛，以昌为职志，即主掌旗帜之官。后拜之为御史大夫，封为汾阴侯。其为人也，强力，敢直言，及高祖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之，莫能得，而周昌廷争之强。高祖问其说，昌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时吕后侧耳于东厢听，既罢，见周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高祖忧百年之后，吕后之迫害如意也，特置周昌为赵相以呵护之。高祖崩，惠帝立，吕太后数使使召赵王如意，周昌令王称疾不行。太后怒，先召周昌，至，谒太后，太后怒而骂周昌曰：“尔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赵王，何？”无论《吕太后本纪》及《张丞相列传》中之周昌附传，皆无周昌辩解之词。南宋初年，礼部尚书范浚，在其《香溪集》卷十九中特为周昌虚拟一篇答吕太后之辞，寓庄于谐，实为对周昌与吕太后之评价。

锤惺：周昌当高祖时，不阿高祖意废太子、立赵王，所以当吕后时，能不阿吕后意，保持赵王，此高祖托赵王于周昌意也，在“期期不奉诏”时已定矣。（《史怀》卷五）

程徐庆：周昌初不阿高祖意立赵王，所以此不阿吕后意杀赵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9]【汇校】

王叔岷：按：《通鉴》“乃”作“先”。（《史记斠证》卷九）

[10]【汇注】

龚浩康：长安，西汉都城。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11]【汇校】

王叔岷：按：日本延久五年写本（古典保存会影印）“王”上有“赵”字。（《史记斠证》卷九）

[12]【汇注】

张大可：又作“灞上”，即灞水西岸的白鹿原，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13]【汇评】

程徐庆：“不得间”，先作一顿。（《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4]【汇注】

张大可：公元前194年。（《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15]【汇校】

梁玉绳：附按：《御览》八十七卷引《史记》“射”下有“雉”字。（《史记志疑》卷七）

张文虎：“出射”，《御览》引有“雉”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吕太后本纪》）

[16]【汇注】

张大可：赵王当时十二岁。（《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17]【汇校】

王叔岷：按：《御览》引“蚤”作“早”，《汉纪》同，作“蚤”是故书。（下文“王不蚤之国”，《汉书·高后纪》《通鉴·汉纪五》“蚤”并作“早”，亦同此例。）（《史记斠证》卷九）

[18]【汇评】

程徐庆：应“不得间”。（《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9]【汇校】

张文虎：“饮之”，《御览》引作“而饮之”。（《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札记·吕太后本纪》）

王叔岷：按：《御览》引“酖饮之”作“鸩而饮之”。《汉书》酖亦作鸩。《汉纪》作“鸩而杀之”，亦与《西京杂记》异。鸩、酖正、假字，下文“乃令酌两卮，酖置前”，《新序·善谋下篇》《汉书》《汉纪》引其文酖皆作鸩，又“王后使人酖杀之”，《汉书·高五王传》《汉纪六》并作“鸩”。亦同例。《说文》：“鸩，毒鸟也。一名运日。”《国语·鲁语上》：“使医鸩之。”韦昭注：“鸩，鸟也。一名运日。其羽有毒，渍之酒而饮之，立死。”（《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裴骃：应劭曰：“酖鸟食蝮，以其羽画酒中，饮之立死。”（《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胡三省：《广志》：鸩鸟大如鸮，毛紫绿色，有毒；颈长七八寸，食蝮蛇。雄名运日，雌名阴谐。以其毛历饮食则杀人。范成大曰：鸩，闻邕州朝天铺及山深处有之，形如鸦，差大，黑身、赤目，音如羯鼓；唯食毒蛇，遇蛇则鸣声邦邦然。蛇入石穴，则于穴外禹步作法；有顷，石碎，啄蛇吞之。山有鸩，草木不生。秋冬之间脱羽，往时人以银作爪拾取，著银瓶中，否则手烂堕。鸩矢着人立死；集于石，石亦裂。此禽至凶极毒。所谓酖，即酖酒也。陆佃《埤雅》曰：鸩，似鹰而紫黑，喙长七八寸，作铜色。食蛇，蛇入口辄烂；屎溺着石，石亦为之烂。羽翮有毒，以栎酒，饮杀人；惟犀角可以解，故有鸩处必有犀。（见《资治通鉴》卷一二“惠帝元年”注）

梁玉绳：按：《史》《汉》皆以吕后鸩杀赵王，而《西京杂记》言吕后命力士缢杀之。力士是东郭门外官奴，惠帝后知，腰斩之。与《史》《汉》异。夫惠帝护赵王甚挚，宁有不究其死者？若果得实，则惠帝此举甚快，可谓能用刑矣。（《史记志疑》卷七）

[20]【汇校】

王念孙：《集解》：“徐广曰：犂犹比也。”念孙按：帝晨出射，则天将明矣，及既射而还，则在日出之后，不得言“犂明孝惠还”也。“犂明孝惠还”当作“犂孝惠还”，犂犹比也，言比及孝惠还而赵王已死也。《汉书·外戚传》作“迟帝还，赵王死”。迟、犂声相近。“迟帝还”，比帝还也（凡《史记》言犂明，《汉书》言迟明者，皆谓比明也，说见《汉书·高祖纪》“迟明”下）。“迟”下无“明”字，则《史记》亦无“明”字可知。后人不解“犂孝惠还”之意，故于“犂”下加“明”字，而不知与上文不合也。《晋世家》重耳谓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犁二十五年”与“犁孝惠还”同义，故徐广曰“犁犹比也”。后人既于“犁”下加“明”字，又于《集解》内增注云“诸言犂明者将明之时”，不知将明乃帝晨出射之时，非还宫时也。（《读书杂志·史记·吕后本纪》）

郭嵩焘：按：“犂明孝惠还”，《汉书·外戚传》作“迟帝还”，无“明”字，于义为近。徐广曰：“犂明者，将明之时。”言晨出射矣，不得复言犂明还也。《高祖纪》“犂明”，《汉书·高帝纪》作“迟明”，《南越传》则作“犂旦”，犂明、迟明，字并通，徐广曰“犂，比也”，犹言比及孝惠还也，此文当从《汉书》衍“明”字为是。（《史记札记·吕后本纪》）

王叔岷：按：日本延久本“犂”作“黎”，古字通用。“犂”下本无“明”字，王说是也。《通鉴》注引徐注，“犂犹比也”下，更有“比至天明也”五字。则徐氏所见本已误衍“明”字矣。（《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裴骃：徐广曰：“犂犹比也。诸言犂明者，将明之时。”（《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陆唐老：犂，力追反。犂明者，将明之时。（《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八）

程大昌：《史记·吕后纪》“犂明，孝惠还”，徐广曰：犂犹比也。将明之时。此说非也。黎、犂，古字通。黎，黑也，黑与明相杂，欲晓未正晓也，犹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杂也。迟明，即未及乎明也，厥明、质明，则已晓也。（《考古编》卷九）

赵翼：“沛公略南阳郡，南阳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夜引兵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匝。”《索隐》曰：黎犹比也，谓比至天明也。此盖本徐广《音义》。《史记》“如意死，黎明，孝惠帝出猎还”，《音义》云：黎，比也，将明之时也。按：黎，黑也，黎明犹《书》所云“昧爽”，《诗》所云“昧旦”耳。《楚汉春秋》：“上攻宛，匿旌旗，人衔枚，马束舌，鸡未鸣，围宛城三匝。”夫曰“鸡未鸣”，正将明而尚晦之候也。《索隐》必援徐广说训为“比”字，亦固矣。（《陔余丛考》卷五）

李调元：《史记·晋世家》：犂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索隐》云：犂犹比也。按：今人谓将明曰犂明，犂字本此。（《剿说》卷四）

程徐庆：犂，比也，谓比至天明。（《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21]【汇注】

刘歆：惠帝尝与赵王同寝处，吕后欲杀之而未得。后帝早猎，王不能夙兴，吕后命力士于被中缢杀之。及死，吕后不之信，以绿囊盛之，载以小軿车入见，乃厚赐力士。力士是东郭门外官奴。帝后知，腰斩之，后不知也。（《西京杂记》卷一）

刘安国：赵王如意墓在县东北三十一里，白庙村南四里。（《重修咸阳县志》卷一《陵墓》）

【汇评】

汪越：赵隐王如意书死，燕灵王书绝，赵幽王友书幽死，赵共王恢书自杀，不言其所由死，深痛之也。四王事，史不各载，统入《吕后本纪》中，甚后恶也。（《读史记十表》卷五《读汉兴以来诸侯年表》）

程徐庆：伏为祟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22]【汇评】

程徐庆：插淮阳王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23]【汇校】

王叔岷：按：《御览》引此，无“于是”以下二十二字，《汉书》《通鉴》并同，《汉纪》亦不载。（《通鉴》于下文“帝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下，出“徙淮阳王友为赵王”八字。）（《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司马贞：令音龄。（《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梁玉绳：按：吕泽以高帝八年死，自当有谥，何烦惠帝诏赐追谥乎？《史诠》谓《史》误也。（《史记志疑》卷七）

王骏图、王骏观：诸字书“令”当读去声，善也，法也，谥法当取善义。若音龄，则为地名，如丁令、令丁、令令之类，义无可取矣。（《史记旧注平义·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郦侯，即吕台。吕泽之子。（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吕太后下诏给吕泽追赐谥号为令武侯。（《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汇评】

程徐庆：顶上酖赵王，中插郦侯父一句，纪体如此。（《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24]【汇校】

张文虎：“煇耳”，《御览》引作“燻”，《汉书·外戚传》作“熏”。（《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吕太后本纪》）

郭嵩焘：按：“煇”，同“薰”，《御览》引《史》作“ ”，《汉书·外戚传》作“薰”字。此当为“煇眼去耳”，谓薰灼其目使瞽也；耳则可以割而去之，无薰耳之法也，疑此二字倒易。（《史记札记·吕后本纪》）

王叔岷：《考证》：张文虎曰：煇，《御览》引作“燻”；《汉书·外戚传》作“熏”。按：《御览》三六六引此“煇”字同，八七、一百五十引“煇”并作“燻”。《汉纪》作“熏”，与《汉书》合。师古注：“去其眼精，以药熏耳令聋也。”熏、煇正、假字。燻，俗熏字。（《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陆唐老：煇，许云反，灼也。一作熏，以药熏耳，令其聋也。瘖，於令反，不能言也。（《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八）

张大可：烧灼耳朵，使其变形。（《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25]【汇注】

韩兆琦：瘖（yīn）药，喝了就使人变哑的药。瘖，哑。（《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灌哑药，使其不能说话。（《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26]【汇校】

陆唐老：厕，《汉书》作鞠域，谓窟室也。（《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八）

梁玉绳：按：《汉传》作“居鞠域中”是也。若厕，则不能居矣，且惠帝何能往视乎？荀《纪》亦云“鞠室”。（《史记志疑》卷七）

［日］泷川资言：《汉传》作“居鞠城中”。注谓窟室也。荀《纪》亦云“鞠室”。（《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王叔岷：按：《汉纪》瘖作喑，瘖、喑正、假字。《说文》：“瘖，不能言也。”《考证》说，本梁氏《志疑》。《通鉴》从《史记》，作“居厕中”。（《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钱锤书：《考证》引《汉书·外戚传》“居鞠域中”，师古注：“谓窟室也。”按：此班书失检，“人彘”之名，遂不可解矣。《论衡·雷虚》亦云：“吕后断戚夫人手，去其眼，置于厕中，以为人豕，呼人示之。”夫厕溷固豚笠豕圈也。《酷吏列传》：“贾姬如厕，野彘卒入厕”；《国语·晋语》胥臣对文公曰：“少溲于豕牢”，韦昭注：“豕牢，厕也；溲，便也”；《汉书·武五子传》：“厕中豕群出”，师古注：“厕，养豕圂也”；《全晋文》卷一五二苻朗《苻子》记朔人献燕昭王大豕者，曰：“非大圊不居，非大便不珍。”后世尚然，竹添光鸿《栈云峡雨日记》五月三十一日云：“又无圂圊。人皆矢于豚栅，豚常以矢为食。”《太平广记》卷三三三《刁缅》则引《纪闻》云：“厕神形如大猪”，岂本地风光欤？戚夫人居厕中，故命曰“彘”曰“豕”耳。豕既食秽，而字音又同“矢”，古人因以为谑。如《太平广记》卷二五四引《朝野佥载》张元一嘲武懿宗诗云：“忽然逢着贼，骑猪向南窜”，自解之曰：“骑猪者，夹豕走也”，即谓惊怖而矢溺俱下也。（《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58则之七·吕后本纪“厕”》）

[27]【汇校】

王叔岷：按：《御览》一百五十引“命”作“名”，义同。《汉书》《汉纪》亦并作“名”。《论衡·雷虚篇》《汉纪》、荀悦《申鉴·杂言上篇》“人彘”并作“人豕”。（《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颜师古：凡言彘者，皆豕之别名。（《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汇评】

张宪：子为王，母为囚，赭我衣，髡我头，终日舂兮，不死不得休。东望邯郸兮漳水流，使谁报汝兮终无由，忆君王兮解安刘，不能远虑兮为妾谋，彼四老兮君何求？（《玉笥集》卷一《咏史·旦舂词》）

赵翼：吕后杀戚夫人及赵王如意，《史记》载《吕后纪》内，而《外戚传》叙吕后处不复载。《汉书·吕后纪》专载临朝称制之事，而杀戚姬等事，则入《外戚传》中。盖纪以记朝政，传以详细事，固各有所当也。（《廿二史札记》卷二《汉书移置史记文》）

[28]【汇校】

梁玉绳：附按：《汉传》作“数月”，恐误。（《史记志疑》卷七）

[29]【汇校】

王叔岷：按：《御览》八七引“观”上有“来”字。一百五十引“观”作“视”，《汉书》《汉纪》并同。（《史记斠证》卷九）

[30]【汇校】

张文虎：“其戚夫人”，《御览》“其”作“是”。（《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吕太后本纪》）

王叔岷：按：《汉书》作“帝视而问，知其戚夫人”。《御览》一百五十引此作“帝视而知其戚夫人”。疑所据是《汉书》。又《御览》八七引此“其”作“是”，“人”下有“也”字。“其”与“是”同义。（《史记斠证》卷九）

[31]【汇校】

王叔岷：按：《御览》四九二引“大”下有“呼”字。（《史记斠证》卷九）

[32]【汇评】

程徐庆：至性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33]【汇校】

王叔岷：按：《尔雅·释诂》：“请，告也。”《御览》四九二引“请”作“谓”，《汉纪》同。谓亦告也，《礼记·表记》：“瑕不谓矣。”郑《注》：“谓犹告也。”（《史记斠证》卷九）

[34]【汇校】

王叔岷：《汉纪》“臣为太后子”，作“臣不堪为太后子”。（《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日］泷川资言：张文虎曰：《御览》“人”下有“之”。颜师古曰：令太后视事，己自如太子然。胡三省曰：惠帝之意，盖自谓身为太后子，而不能容父之宠姬，是终不能治天下也。（《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施之勉：按：《御览》一百五十、四百九十二引，“人”下亦无“之”。（《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吕后本纪第九》）

韩兆琦：“终不能治天下”，胡三省曰：“惠帝之意，盖自谓身为太后子，而不能容父之宠姬，是终不能治天下也。”（《资治通鉴》注）按：胡氏之说过狭。此语盖谓母氏之残虐如此，为其子者亦惶愧而无颜复居人上也。终，犹今之所谓“无论如何”。（《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汇评】

牛运震：此三句妙在语意不甚接续，太史公文疏处不可及，即于此等见之。（《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程徐庆：数语有深怨，又不可直以为怨，却又甚于怨，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王叔岷：按：吕后于戚夫人之残毒，诚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意谓“身为太后子，而太后残毒如此，固无面目治天下也！”盖有不堪为太后子之意。（《史记斠证》卷九）

[35]【汇评】

司马光：为人子者，父母有过则谏；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安有守高祖之业，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残酷，遂弃国家而不恤，纵酒色以伤生！若孝惠者，可谓笃于小仁而未知大谊也。（《资治通鉴》卷一二“惠帝元年”）

徐孚远：太后召惠帝观人彘，示之以意欲专政也。惠帝力不能制，故因病不听政。（《史记测议·吕后本纪》）

牛运震：叙得悲婉，凄音袅袅。（《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36]【汇校】

王叔岷：按：日本延久本作“故有病疾”。《汉书·韩信传》：“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饮。”（《史记》“病疾”二字倒。）亦以“病疾”连文。（《史记斠证》卷九）

【汇评】

魏礼：汉高帝即尊位十二年崩，孝惠帝立，吕太后即囚戚夫人，召赵王如意入长安，亡何皆杀之，则惠帝元年也。高帝初宠定陶戚姬，疏吕后，欲废太子，立赵王。帝崩，吕后即肆其忿。孝惠与母同仇，宜心快之，乃赵王来，亲迎霸上，与入宫，起居饮食。吕后伺间杀赵王，帝腰斩宫奴，见人豕大哭，病不起。凡为人子，天性仁厚者，诚不忍父母有过，同室诛夷也。卫宣公烝于夷姜，生子伋，既夺伋妻，生寿及朔。诗人赋《匏有苦叶》、赋《新台》者也。宣姜与朔构子伋，公使诸齐使盗待诸竟，寿子以告，使之行，伋不可，寿子饮之酒，载其旌以先，盗杀之。伋至，又杀之。《诗·二子乘舟》之所为赋也。吕太后爱孝惠，而杀戚姬、赵王，孝惠反以伤戚姬、赵王病崩，何异卫宣姜欲杀伋而及寿乎？孝惠在位七年，政繇太后。帝崩，又临朝八年，是吕后为天子十有五年矣。吕后僭位十五年，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唐武后僭位二十一年，刑罚用、大乱竣不起，是惟适当国家强盛，黎民休息，得恣淫暴，下不敢难，岂天亦助女主乎？恶二后者，议其称制，与王莽之十四年有同贬焉。孝惠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心畏大臣，未敢即王诸吕。张辟彊说丞相陈平等请之，太后说，哭乃哀。张良佐高祖成帝业，又保孝惠无废，称纯臣。孙子不肖，背君亲，党吕氏，罪当死，然十五岁儿未足深责。陈平、周勃身为大臣，不能守王陵之正，阿意取宠，等之导乱关。吕禄、吕产既王，握南北军，太后诛戮无忌，少帝幽杀赵王友，赵王恢与燕王建父子俱死，将相大臣，危不自保。幸太后老死，齐王兵起，灌婴留屯荥阳，郦寄游说吕禄，纪通矫节，朱虚奋勇，始得勃入军门，捕诛诸吕。否则禄印不解，重兵在吕，大臣葸弱，相仗莫发，战于阙下，胜负未可知也。吕氏崩，戒禄、产毋送丧，为人所制。吕禄与郦寄出游猎，吕媭怒其弃军，散珠玉宝器。吕氏男子皆碌碌，其强者独妇人耳，然亦无奇能异智。当日平、勃诸臣，但心慑于淮南、彭越之死，各为身谋，奉令惟谨。太后威权，实臣下推长之，不死乌能动哉！《周诗》有云：“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吕后为高祖微时妃，高祖崩时，年六十三，又十四年后方崩，宛其死矣，他人是愉，陈平、周勃，可谓善侯者矣！（引自《历代史事论海·诸吕之变论》）

程徐庆：太后召惠帝观人彘，示以意欲专政也。惠帝力不能制，故因病不听政。完赵王如意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二年[1]，楚元王、齐悼惠王皆来朝[2]。十月，孝惠与齐王燕饮太后前[3]，孝惠以为齐王兄，置上坐[4]，如家人之礼。太后怒，乃令酌两卮酖，置前，令齐王起为寿。齐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为寿。太后乃恐，自起泛孝惠卮[5]。齐王怪之，因不敢饮，详醉去[6]。问，知其酖，齐王恐，自以为不得脱长安，忧。齐内史士说王曰[7]：“太后独有孝惠与鲁元公主[8]。今王有七十馀城，而公主乃食数城。王诚以一郡上太后，为公主汤沐邑[9]，太后必喜，王必无忧。”于是齐王乃上城阳之郡[10]，尊公主为王太后[11]。吕后喜，许之。乃置酒齐邸[12]，乐饮，罢，归齐王[13]。三年，方筑长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14]。诸侯来会。十月朝贺[15]。

[1]【汇注】

马端临：汉孝惠帝二年，天开东北，广十余丈，长二十余丈。天裂，阳不足，下强盛，将害上之变也。其后有吕氏之祸。（《文献通考·象纬考四》）

又：高后二年，行八铢钱。（自注：即秦半两钱也。汉初患其重，更铸榆荚，人患太甚，故复行此。）（《文献通考·钱币考一》）

[2]【汇注】

赵翼：齐悼惠王来朝，惠帝庶兄也。帝以家人礼，使坐上坐。吕后怒，欲酖之。帝起取卮为寿，吕后恐，急自起泛卮。此事《史记》在《吕后纪》内，《汉书》则入于《齐悼惠王传》，而《吕纪》不载。（《廿二史札记》卷二《汉书移置史记文》）

龚浩康：即高祖的异母弟刘交，高祖的庶子刘肥。“元”和“悼惠”分别是他们的谥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3]【汇注】

韩兆琦：燕饮，安闲快乐、不讲礼仪的宴饮。燕，安也。（《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指安闲而不拘礼仪的宴饮，相当于现在说的设便宴而饮。燕，通“宴”，安闲。（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家常便宴。（《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4]【汇注】

胡三省：盖于宫中以兄弟齿列为序，非外朝君臣之礼。（见《资治通鉴》卷一二“惠帝二年”注）

[5]【汇校】

施之勉：（乃今酌两卮酖）《考证》：张文虎曰：王、柯、凌本，无“今”字。按：黄善夫本亦无“今”字。（《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吕后本纪第九》）

【汇注】

司马贞：音捧，泛也。（《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胡三省：《汉书音义》：泛，音幡；《索隐》音捧。余据泛驾之泛，其义为覆，则音覂亦通。（见《资治通鉴》卷一二“惠帝二年”注）

洪颐煊：《吕后本纪》：太后恐，自起泛孝惠卮。《索隐》泛音奉，氾也。颐煊按：《汉书·武帝纪》“夫泛驾之马”，师古曰：泛，覆也。《食货志》“大命将泛”，孟康曰：泛，覆也。《齐悼惠王传》作“太后恐，自起反卮”，反即覆也，并字异而义同。（《读书丛录》卷十七）

程徐庆：泛音捧，覆也。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王叔岷：按：泛即覂之借字，《通鉴》注，音覂，是也。（《索隐》音捧，与覂同音。）《说文》：“覂，覆也。”（一本“覆”上有“反”字。）《系传》引汉武帝诏曰：“覂驾之马。”引泛为覂，易借字为本字耳。（《食货志》：“大命将泛。”《玉篇》引泛亦作覂，段玉裁有说。）《汉纪》泛亦作反。（《史记斠证》卷九）

【汇评】

赵翼：齐悼惠王肥入朝，吕后以酖酒令其为寿，将毒之，孝惠欲与俱起为寿，吕后恐，乃自起反卮。赵幽王友，以诸吕女为后，不爱，爱佗姬，诸吕女诉之吕后，遂召王饿死。此二事《史记》皆详叙《吕后本纪》，欲以著吕后之忍，《班书》则各叙于齐、赵本传，亦较为得法。盖著作之事，创者难，而踵为之者，必更精审也。（《陔余丛考》卷五《汉书》）

程徐庆：惠帝欲生赵王不获，乃保齐王，仁哉。（《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6]【汇校】

丁晏：详，与“佯”同，一本作“佯”，俗字。（《史记毛本正误》）

王叔岷：按：《通鉴》详作佯。详、阳古通。佯，俗字。（下文“详为有身”，《御览》八七引“详”作“佯”，《汉书·外戚传》作“阳”，亦同例。）（《史记斠证》卷九）

[7]【汇校】

裴骃：士，徐广曰：“一作‘出’。”（《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梁玉绳：附按：此与《汉书·齐悼惠传》皆作“内史士”，而《史》世家作“内史勋”，盖士其姓，勋其名，师古以士为名，徐广谓“士”一作“出”，俱非。（《史记志疑》卷七）

【汇注】

程徐庆：内史，官名；士，其名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龚浩康：内史，官名。治理京师及其附近的高级官员，相当于后来的京兆尹。汉初诸侯国在丞相之下，也设内史，掌管民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王叔岷：《汉书》师古注：内史，王官。士者，其名也。《通鉴》注：班《表》，王国有内史，掌治民。梁玉绳云……（编者按：见上“梁玉绳”条）。按：梁氏谓“士其姓，勋其名”，说较胜；又以“士”作“出”为非，亦是。出，隶变作士。士、出遂往往相乱。《夏本纪》：“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集解》引徐广云：“（出），一作士。”亦二字相乱之例。（《史记斠证》卷九）

[8]【汇注】

裴骃：如淳曰：“《公羊传》曰‘天子嫁女于诸侯，必使诸侯同姓者主之’，故谓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国，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诸侯王女曰（公）〔翁〕主。”苏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秋》听臣子以称君父，妇人称主，有‘主孟啗我’之比，故云公主。”瓒曰：“天子之女虽食沐之邑，不君其民。”（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诸侯王女曰翁主”，“翁主”原作“公主”，据毛利本、景祐本、绍兴本改。按：《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女子公主”，颜师古注引如淳作“翁主”，师古曰：“天子不亲主婚，故谓之公主。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又，苏林：毛利本作“王楙”。按：《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女子公主”，颜师古注：“臣瓒、王楙或云公者比于上爵，或云主者妇人尊称，皆失之。”）（《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司马贞：啗音徒滥反。按：主，是谓里克妻，即优施之语，事见《国语》。孟者，且也，言且啗我物，我教汝妇事夫之道。此即妇人称主之意耳。比音必二反。（《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崔适：按：孝惠、鲁元皆谥也，此追称。若当时语，止当曰“太后独有帝与公主”尔。下文但称“公主”可证。（《史记探源·吕太后本纪第九》）

梁玉绳：按：孝惠见在，公主未卒，《汉书》改为“帝”是矣，而公主仍“鲁元”之称何欤？是时张偃未为鲁王，“元”乃是谥，韦昭注甚明，服虔训之为长，非。（《史》下文云“赐谥鲁元太后”，韦注所本。）（《史记志疑》卷七）

王叔岷：《集解》：“……苏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秋听臣子以称君父，妇人称主，有‘主孟啗我’之比。故云公主。”《索隐》：“主，是谓里克妻，即优孟之语。事见《国语》。孟者，且也。言且啗我物，我教汝妇事夫之道，此即妇人称主之意耳。”按：《索隐》所称《国语》，见《晋语》二。《容斋三笔》九：“孟字只是最长、最先之称，如所谓孟侯、孟孙元妃、孟子、孟春、孟夏之类是也。《国语》：‘优施谓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注云：‘大夫之妻称主，从夫称也。’而谓‘孟为里克妻字’则非矣。又云：‘孟，一作盍。’《史记·吕后本纪》注中引此句，而司马贞乃云：‘孟者，且也。言且啗我物。’其说无所据。”（《史记斠证》卷九）

施之勉：（《索隐》：孟者，且也。）沈涛曰：孟无且训。《国语》注云：孟或作盍。当是小司马所引《国语》作“盍”字，故以“且”释之耳。（《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吕后本纪第九》）

[9]【汇注】

程徐庆：《公羊传》：天子嫁女于诸侯，必使同姓诸侯主之，故谓之公主。（《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韩兆琦：汤沐邑，古代诸侯入京朝见天子，天子赐给他一小块领地，以供给其斋戒沐浴的费用，是谓汤沐邑，后世遂用以指皇帝、皇后、公主等收取赋税的私邑。（《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10]【汇校】

韩兆琦：城阳之郡，按：“之”字似应削。（《史记笺证·吕太后本纪》）

【汇注】

龚浩康：城阳，郡名，辖今山东省沂南县一带，都城在莒县（今山东省莒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汇评】

崔适：《集解》：如淳曰：张敖子偃为鲁王，故公主得为太后。颜师古《汉书·惠帝纪》注曰：此说非也，尊公主为齐太后，以母礼事之。《张耳传》：高后元年，鲁元太后薨，后（七）〔六〕年，宣平侯敖薨，吕太后立敖子偃为王，以母为太后故也。是则偃因母为齐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为太后也。刘攽曰：颜说非也，悼惠与公主，兄弟耳，虽欲谄吕后，以母事之，于理安乎？按：颜说不可非也，孝惠尚以公主为妻母，悼惠何不可以为母乎？太后者，有子为王之称，未有无为王之子而称太后者也。是时张偃乃宣平侯世子耳，不尊公主为齐王之母，焉得称太后？尊公主为王太后之王，即齐王之王，不复言齐者，承上句而省尔。是年以前称公主，以后称齐王太后，薨后谥元太后，及子偃为鲁王，而元太后亦系之鲁，即追称其为公主时，亦冠以鲁元也。攽又谓：齐内史欲尊公主以渐王张氏，故劝王以献郡，就益鲁邑，而更号鲁元公主为鲁元太后，太后之号虽更，鲁元之称不除，岂关为齐王母乎？按：此直谓其为公主时即称鲁元，何愦愦也！（《史记探源·吕太后本纪第九》）

[11]【汇注】

裴骃：如淳曰：“张敖子偃为鲁王，故公主得为太后。”（《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施之勉：《考证》：中井积德曰：是时张敖为宣平侯，未死，子偃未为鲁王，则公主不得称后。特建号为王太后，若为王母者然，不得拘定制作解。吴汝纶曰：此欲导吕后改制，封公主子为王也，为王诸吕取影。（《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吕后本纪第九》）

【汇评】

梁玉绳：附按：如淳谓“张敖子偃为鲁王，故公主称太后”，考此时偃尚未王，无称太后之理，且果以子为王故，自合称太后，何待齐王尊之。据《汉书·张耳传》，乃偃因母为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而为太后，师古辨之矣。刘攽谓“更号鲁元公主为鲁元太后，以渐王张氏”，殊不知鲁元非生前之号，太后非虚加之名，张敖犹在，不闻进宣平侯为宣平王，且不得言“太”，即云渐王张氏，亦当止称“王后”也。或又谓敖始为赵王公主曾为王后，而公主女为皇后，母以女贵，遂尊为王太后以谄之。但惠帝立后在四年，此时尚未，若以赵王之爵追仍其旧，亦止是王后，何言太也。然则奚以称王太后？曰：师古谓“齐王尊公主为齐太后，以母礼事之，用媚吕后”，是已。想齐王母曹氏久没，抑为高祖外妇，不得为太后，无嫌别尊假母耳。刘攽谓悼惠、公主为兄弟，不可事以母礼，力排颜说，于理甚惬，而独非所论于吕后之世。孝惠娶张敖女为后，以舅妻甥也，甥舅可以为夫妇，兄弟不可为母子乎？咄咄怪事，皆出娥姁，岂以常理论哉！《大事记》亦从师古说，《新序·善谋篇》载内史之计，止言献十城，而无尊公主语，盖刘向削而不录也。（《史记志疑》卷七）

程徐庆：此时偃未为王，齐王盖请公主为齐太后，以母礼事之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王叔岷：按：王先谦亦云：“齐王尊鲁元为太后，特一时权计，以图免祸。”甚是。《齐悼惠王世家》亦无尊公主语，《通鉴》同。《汉纪》作“献城阳郡以尊鲁元公主为汤沐邑”。虽言尊公主，而不涉及为王太后。（《史记斠证》卷九）

龚浩康：齐王与鲁元公主为异母兄妹，按理不应以母礼事之，尊称鲁元公主为王太后，刘肥违背常理这么做，是为了讨好吕太后。（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当时鲁元公主子张偃尚未封王。齐王奉城阳郡尊鲁元公主为王太后，即是奉地为张偃封王之地，偃于是被封为鲁王。（《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12]【汇注】

张守节：汉法，诸侯各起邸第于京师。（《史记正义·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齐邸指齐王刘肥设在京城长安的官邸。依汉法规定，各诸侯王可在京城建立府舍，以供来京入朝时使用。（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13]【汇评】

程徐庆：此处终是妇人。插楚王齐王事，一详一略。（《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4]【汇校】

梁玉绳：按：筑长安城始于元年，成于五年，至六年起西市、太仓，盖城既成而乃为市及仓也。《名臣表》《汉书·惠纪》可证。此言三年方筑，六年城就（本文“成就”，古“城”与“成”通，一本亦作“城”），误矣。又，《汉纪》四年无筑城之事，《名臣表》云无所复作，则此言“四年就半”亦误。《汉·地理志》谓“六年城成”，盖袭此《纪》之误而未参考耳。（《史记志疑》卷七）

史学海：（《汉书》）五年九月长安城成。学海按：《吕后纪》云：孝惠六年成（城）就，盖九月已是五年终，大段虽告成，而其各事就绪当在六年冬春时，古《地理志·京兆尹·长安》注亦云：惠帝六年成。（《汉书校证》卷二，引自徐蜀编《两汉书订补文献汇编》）

杨树达：（《汉书》）“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何焯曰：诸侯王远近地异，故豫以六月发之，使各及期而至。其筑城仍在春正月。树达按：王荣商云：何说非也。此二万人给常役者耳。徒隶有罪之人，故罚使筑城，即《律》所谓“城旦”，不必定在春正月也。（《读汉书札记》卷二，引自徐蜀编《两汉书订补文献汇编》）

王叔岷：按：筑长安城，始于元年，《汉纪》《通鉴》并与《名臣表》及《汉书·惠纪》同。惟《名臣表》于元年书“始作长安城西北方”。三年又书“初作长安城”。“初”字盖衍。此文“三年，方筑长安城”，“方”字亦衍。《汉纪》《通鉴》四年亦无筑城之事。又《汉纪》称“五年九月，长安城成”，与《汉书·惠帝纪》合。（《史记斠证》卷九）

西汉长安城布局示意图

【汇注】

司马贞：按：《汉宫阙疏》“四年筑东面，五年筑北面”。《汉旧仪》“城方六十三里，经纬各十二里”。《三辅旧事》云“城形似北斗”也。（《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司马光：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资治通鉴》卷一二“惠帝三年”）

马端临：惠帝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自注：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惟贾人与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谪之也。）（《文献通考·户口考一》）

程徐庆：四年筑东面，五年筑北面，城方六十五里，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故呼为斗城。（《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韩兆琦：按：长安城旧址在今西安市之城西北侧五公里处，1957—1959年曾对其进行了勘测。城高八米，下宽十六米。东面城墙长五千九百四十米，南面城墙长六千二百五十米，西面城墙长四千五百五十米，北面城墙长五千九百五十米。每面三个城门，每门三个门洞，与城内各大街相通。（《史记笺证·吕太后本纪》）

[15]【汇校】

韩兆琦：据《汉兴以来诸侯王表》，多国诸侯“来朝”是在惠帝七年十月，故下文“七年秋”之“七年”二字应移至“诸侯来会”句上。且此二句应移至下段开头。（《史记笺证·吕太后本纪》）

七年秋八月戊寅[1]，孝惠帝崩[2]。发丧，太后哭，泣不下[3]。留侯子张辟彊为侍中[4]，年十五[5]，谓丞相曰[6]：“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7]？”丞相曰：“何解？”辟彊曰[8]：“帝毋壮子[9]，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10]，将兵居南北军[11]，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12]，如此则太后心安[13]，君等幸得脱祸矣[14]。”丞相乃如辟彊计[15]。太后说，其哭乃哀[16]。吕氏权由此起[17]。乃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18]。太子即位为帝[19]，谒高庙。元年，号令一出太后[20]。

[1]【汇注】

韩兆琦：八月戊寅，八月十二日。（《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前188年。这年惠帝二十三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2]【汇注】

陆贾：惠帝崩，吕太后欲为高坟，使从未央宫而见之。诸将谏，不许。东阳侯垂涕曰：“陛下见惠帝冢，悲哀流涕无已，是伤生也，臣窃哀之！”太后乃止。东阳侯，张相如也。（《楚汉春秋》）

臣瓒：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寿二十四。（引自《汉书评林·惠帝纪》）

裴骃：皇甫谧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时年二十三。”（《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马端临：汉兴，天下既定，高祖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惠帝即位，减田租，复十五税一（自注：汉初十五税一，中间废，今复之也）。（《文献通考·田赋考一》）

又：高后元年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文献通考·刑考二》）

王鸣盛：《惠纪》：七年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宫。臣瓒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寿二十四。按：帝年五岁，高祖为汉王，二年，立为太子，年六岁。十二年，高祖崩，帝即位，时年十六。又七年，崩，年二十三，臣瓒误。（《十七史商榷》卷九）

翁元圻：《楚汉春秋》曰：惠帝崩，吕太后欲为高坟，使从未央宫而见之，诸将谏不许，东阳侯垂泣曰：陛下见惠帝冢，悲哀流涕无已，是伤生也，臣窃哀之。太后乃止。东阳侯，张相如也。（见《太平御览》四百五十七）又曰：下蔡亭长詈淮南王曰：封汝爵为千乘，东南尽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群盗所耶？而反何也？（原注：谓英布，《史》《汉》不载。）（全祖望云）张相如见用于文帝时，太史公不立传，然文帝称其长者，盖亦申屠嘉、张苍之流，此条可以补史阙。（元圻按）《史记·高祖功臣侯表》东阳侯张相如，高祖六年为中大夫，以河间守击陈豨，力战，功侯，千三百户。《张释之传》问文帝曰：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帝曰：长者。下蔡亭长条，《文选·陆机五等论》注引之。（《翁注困学纪闻》卷一二《考史》）

程徐庆：帝年十七即位，在位七年，年二十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朱一新：帝崩于未央宫，臣瓒注：寿二十四。高祖元年，帝年五岁，则寿止二十三。周荇农师曰：四年帝始冠，踰三年帝即崩，足证其为二十三也。（《汉书管见》卷一）

陈直：“惠帝安陵，去长陵十里。按本纪，惠帝七年八月戊寅，崩于未央宫，葬安陵，在长安城北三十五里。安陵有果园鹿苑云。”直按：《汉书·惠帝纪》七年，臣瓒注云：“安陵，在长安北三十五里。”颜师古注引《三辅黄图》云：“安陵去长陵十里。”皆与本文同。又《惠帝纪》注引《关中记》曰：“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为陵邑，善为啁戏，故俗称女啁陵也。”《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六云：“安陵故邑．周之程邑，汉为县，惠帝置。”又同卷引《三辅黄图》云：“安陵有果园鹿苑。”与今不同。《陕西通志》卷七十云：“安陵在咸阳东三十五里，周之程邑也。”又按：余旧藏有“安邑琱柱”瓦当拓本，盖为惠帝陵上之物。（《三辅黄图校证》卷六）

编者按：荀悦《汉纪》云：“（七年）秋八月，帝崩于未央宫，九月，皇帝葬于安陵。”《西汉会要》云：“安陵，惠帝。”宋敏求《长安志》云：“惠帝安陵在（咸阳）县东三十五里，《元和郡县志》云，在县东北二十里，沉案：《太平寰宇记》同。”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云：“在县东三十五里，《元和郡县图志》在县东北二十里。臣瓒曰：在长安北三十五里。《三辅黄图》曰：去长陵十里。《关中记》曰：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为陵邑，善为啁戏，故俗称安陵啁也。”郦道元《水经注》云：“（成国故渠）东迳惠帝安陵南……又东迳渭城北，……又东迳长陵南。”

刘庆柱、李毓芳：惠帝庙与高庙相邻，《三辅黄图》载：“惠帝庙，在高帝庙后。”《长安志》引《关中记》载：“惠帝庙在高庙之西。”《书道》卷三辑录有“西庙”文字瓦当，陈直先生认为系惠帝庙用瓦是有道理的。（《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汇评】

罗苹：惠帝立七年，而史不纪，政实出于太后也。（见《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程楷：惠帝承吕后之骄暴，当禄、产之专权，非有刚明果断之主不能有为矣。而徒曰“恭己宽仁”，无所建立，虽除挟书妖言之令，举孝悌力田之诏，皆有可观，而外戚酿祸，宗社疑危，使非陵、勃诸公，天下其亦庶几矣！（《明断编》）

张溥：惠帝在位之日浅，其行事微有所见。太史公哀吕氏之乱，而欲甚其罪，故为吕氏专纪，而以帝附之，所以伤天下之无君也。然念帝之仁慈孝友，足以致治，而其年不享复形之赞辞，以海内之晏安，归之于帝，本指见矣。赵隐王，帝之弟也，齐悼王，帝之兄也。赵王为高帝爱子，欲立之者数矣，而帝不以为嫌，惧太后怒之，亲迎霸上，与入宫同卧起饮食。齐王入朝，有外诸侯之礼，而帝以兄事之，置于上座，同举卮为寿，而太后之酖不得行，非天性笃深者，其能之乎？若夫广高庙之祠，儆复道之过，除挟书之律，明孝弟力田之举，尊礼宰相，治务清静，尤有足多者焉。然而其贤若是，而高帝之始欲废之者，何也？则以吕后故也。吕后之阴贼鸷戾，高帝已知之矣。立其子，则其母之恶必行；不立其子，则其母之恶不行，高帝又知之矣。后迫于大臣之论，卒立太子，而心畏吕氏之及大乱，谓戚夫人曰：“吕氏真尔主矣。”不以主目惠而以主目吕，盖料其后必至于斯，而太子之仁，不足以御之也。是以人彘之变，帝观之而哭。盖高帝既无刑妻之化，而惠帝终无贬母之文，不得已而淫乐废政，徉狂以冀亲之一悟，而太后终不改也，帝惟有死而已矣。则杀惠帝者，太后也。七年之内，异不绝书。若所记龙见、雨血、冬雷、枣实、日食正旦、夏月食既、鸿台、凌室诸灾，疑天重恶于帝者，而要之非为帝也。夫盖有受之者，太后也。是故太后称制之七年，有日昼晦之变，谓左右曰：“此为我也。”（《历代史论》卷一《汉惠帝论》）

王鸣盛：惠帝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年，年二十三而崩，《史记》将惠帝事亦入《吕后本纪》，此则似不如《汉书》别立《惠帝纪》为妥。然此惟《汉书》断代为史，立体必应如是。若《史记》本自疏阔，周七八百年只一纪，汉每帝一纪，已自详近略远，惠帝无纪，亦复何害！（《十七史商榷》卷一《索隐改补皆非》）

刘沅：孝惠皇帝，按谥法，柔质慈民曰惠。（《槐轩全书》卷七《史存》）

又：甚哉，圣人之学不传而人伦之道必废也，人子以谕亲于道为大孝，然不诚其身则不能事其亲也。诚身者，德修于己而言行，动静莫非天理，以此事亲，善则顺从，恶则匡救，惟恐亲或陷于非义，欲致其亲于圣人而后可也。惠帝以仁厚之资，值大乱初平之后，年虽幼而善政颇多，使非吕后狠毒，则赵王母子何至惨亡，汉世鸿基可培忠厚，乃以伤心同气之故，自损年华。吕雉之罪，通于天矣，然推原其由，则以高帝不任仁贤，纵任悍妻，宫庭之内，无肃靖之良规导太子，无圣贤之流臣所以防闲而曲全者，概乎未有闻也。天纵之资，必由学问，后世人主，可不虑其远而慎其微，广建贤士以贴子孙欤？（同上）

李祖陶：惠帝在位，遭值承平，以周之成、康，东汉之明、章观之，正与民休息之日，亦相与制作之时也。曹参为相，无能远谋，休息有余，制作不足。今观纪中所书，前惟加赐内外郎官与给丧事者之爵与金，及赐民爵、重吏禄而已；后惟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及令民得买爵以免死罪而已。其有裨时政者，惟三城长安，补高帝之所未及；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循高祖之所已行；及除挟书律，复十五税一两三条。其他改正朔，易服色，创制显庸，以成一代之治者，概皆未有所闻也。岂真宇内无事，欲以不治治之乎？盖遭吕太后肆虐，忧不听政，祸任其伏于冥冥之中而不知塞也。《易》曰：“干母之蛊，小有悔，无大咎。”帝殆裕母之蛊，而有大咎矣。高帝初以其仁柔，不欲立，岂非知子莫如父哉！（《史论五种·前汉书细读一·惠帝纪》）

[3]【汇校】

王叔岷：《考证》：《汉书·外戚传》“哭”下有“而”字。按：《汉纪》作“太后哭而泪不下”。（《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颜师古：泣谓泪也。（《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马端临：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適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焉。（《文献通考·帝系考四》）

[4]【汇注】

裴骃：应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侍中，官名。侍从于皇帝左右，以备参谋顾问之用。（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侍中，加官，列侯、将军、卿大夫加官侍中，就可出入宫中，成为皇帝近臣。（《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

【汇评】

吴箕：惠帝崩，吕后哭而不哀，张辟彊谓丞相平，请拜吕台、吕产为将，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臣等幸脱祸矣。平如辟彊计，吕氏权由此起，几亡汉室。辟彊之见，止于欲大臣脱祸，平轻从其说，亦以太后多权诈，未可遽图，臣主之势，不容龃龉而然尔。或曰：向令太后寿考，平前死之，则事有不可言者，当不如王陵廷争之美。殊不知大臣之谊，当危疑时，必以安社稷为事，吕后之心，方以大位自疑，如其尸平、勃诸人，专任产、禄，于天下之人，必有假义而起者，吕氏扫除，而汉业终焉，岂不大可虑哉！（《常谈》）

杨维祯：脱大臣之祸而起诸吕之权者，张辟彊也；大臣依之而诛诸吕者，朱虚侯也。辟彊罪当诛，而朱虚之功赏封不在平、勃下也。文帝论功，益户有差，而朱虚不加恩何耶？以立齐王之嫌而绌之也。吁，帝亦不广矣！越二年，有司请立诸侯王，章始与河间、济北为城阳王。帝负其功而章不怏怏，章之德也夫！（《史义拾遗》上《朱虚侯论》）

锤惺：留侯有逆子辟彊，使吕氏得握大权以危汉，千古遗恨，自是汉家杀运未休，天生一郦商子寄救之，妙甚。吕后谓郦兄不欺己，郦兄二字，口角面貌酷像，或作郦况，便失之矣。（《史怀》卷五）

程徐庆：书留侯子，为留侯惜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梁玉绳：按：元杨维祯《史义拾遗》以辟彊为留侯之孙，未知何据。又孝惠才崩，未必便有谥号，《汉·外戚传》作“太后独有帝”，是也。（《法言·重黎篇》以辟彊为十二龄，与甘罗并称，岂别有出乎？）（《史记志疑》卷七）

[5]【汇校】

王先谦：沈钦韩曰：《法言·重黎篇》“或问：甘罗之悟吕不韦，张辟彊之觉平、勃，皆以十二龄”，恐彼连甘罗而误。《史记·吕后纪》亦云年十五。（《汉书补注·外戚传》）

王叔岷：按：《法言·重黎篇》：“或问：‘甘罗之悟吕不韦，张辟彊之觉平、勃，皆以十二龄。茂、良乎？’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父、祖”承“茂、良”言之。茂，甘罗之祖也。良，张辟彊之父也。杨维祯以辟彊为留侯之孙，或由误解《法言》此文，以父承茂言之。祖承良言之与？《汉书·外戚传》《汉纪》并称张辟彊年十五。《法言》作“十二龄”，沈钦韩云：“恐彼连甘罗而误。”（《汉书疏证》）容或然也。（《史记斠证》卷九）

【汇评】

程徐庆：见年少不足怪，而丞相从之，可怪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6]【汇校】

程徐庆：《汉书》作陈丞相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汇注】

瞿方案：方梅按：谓左丞相陈平。（《史记三家注补正·吕后本纪第九》）

龚浩康：当时右丞相为王陵，左丞相为陈平。据《汉书·陈平传》载，这里指陈平。（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汇评】

牛运震：“谓丞相曰”云云。按：此时萧曹已前卒，此所称丞相，即王陵、陈平等是也。请拜产、禄为将，王陵必不为此，或是平、勃邪？然太史公不言其何丞相，亦一疏漏。（《读史纠谬》卷一《史记·吕后本纪》）

[7]【汇注】

颜师古：解犹解说其意。（《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张守节：解，纪卖反。言哭解惰，有所思也。又音户卖反。解，节解也。又纪买反，谓解说也。（《史记正义·吕太后本纪》）

瞿方梅：方梅案：（《正义》）解说是也，故下接云：何解。《汉书·外戚传》：君知其解未？师古曰：解，犹解说其意。可证。（《史记三家注补正·吕后本纪第九》）

[8]【汇评】

胡一桂：今观吕氏之祸，肇于张辟彊之一言，成于平、勃之阿意顺旨。使太后欲王诸吕，陵既不可，勃又不可，平又不可，吾知其将悚然若高帝之临，有所惮而不敢为矣。平、勃乃靡然从之，夫复何所顾忌哉？自是而后，权归吕氏，汉祚之危，如一发引千钧。向使郦寄不可劫，吕禄不可绐，纪通符节不可矫，太尉不得入，军士不左袒，吕媭谋行，朱虚侯章不用命，吕产不可杀，汉亦殆矣。由是论之，平、勃安刘之功，仅是赎王诸吕之罪，人臣之义，当以王陵为正。使王陵之说得行，岂但安刘正将以全吕。而平、勃之王诸吕，反以一时之荣而覆其百世之宗矣，可胜叹哉！（《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七《西汉》）

[9]【汇注】

张守节：毋音无。（《史记正义·吕太后本纪》）

[10]【汇校】

李景星：篇内“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按：南北军不容三人将，《汉传》无“吕禄”。（《史记评议·吕后本纪》）

梁玉绳：按：南北军不容三人将之，《汉传》无吕禄，甚是，禄乃继台将北军者也。（《史记志疑》卷七）

王叔岷：按：《汉书》略吕禄；《汉纪》作“宜请吕产、吕禄为将，监南北军事”。又略吕台。辟彊献计，无妨多举一人，备丞相之抉择。非欲以三人同将南北军也。梁说泥矣。（《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张大可：吕产，吕台之弟。吕禄，吕释之子，与吕台、吕产为堂兄弟。（《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

[11]【汇注】

林駉：《考异》：古者前朝后市，王宫在南，故汉卫宫之兵在城内者为南。宫城之军既谓之南，京城之军则谓之北，所以别也。（《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一·南北军》）

马端临：京师有南北军之屯（《汉旧仪》：殿外门署卫尉，殿内郎署属光禄勋，南军也）。南军卫主之，掌宫城门内之兵。《百官表》，卫尉掌宫门卫屯兵，而《高后纪》言周勃既入北军，尚有南军，乃令平阳侯告卫尉，无纳吕产。时吕禄为将军，掌北军；产为相国，掌南军。太尉已入北军，尚有南军，故未敢诵言诛产。已告卫尉，毋纳相国产殿门。产欲入未央宫为乱，弗得入。盖产所掌南军，当在殿庐之内。及宣帝用张安世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属焉。不言南军，盖卫即南军也。戾太子变时，京师兵尽发，独不闻发南军，盖卫士从上在甘泉故也，以此知南军为宫城兵，而卫尉主之。（《文献通考·兵考二》）

郭嵩焘：“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按：汉制太尉典军，高祖十一年周勃已为太尉，明年高祖复语吕后云：“可令周勃为太尉。”至吕后四年复云：“置太尉官，绛侯勃为太尉。”《将相表》于太尉一官或云罢，或云置，而罢太尉官，典兵谁也？《史》亦不详。高后八年，病甚，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王产军南军，而以吕产为相国。然则典南、北军者，本无专官耶？汉初有征讨，置将军，或曰上将军，上将军亦无专官。而陈平、审食其实为左右丞相，吕禄之为上将军，吕产之为相国，盖亦吕后之特命矣。惠帝初崩，王陵、陈平为丞相，无故以南、北军属之吕禄、吕产，必不应有此事。而吕后八年令吕禄为上将军居北军，吕产居南军，相距八年之久，吕禄、吕产久典禁军，太尉周勃岂能一日便夺之？疑此张辟彊之献计，亦传闻之辞，史公杂采入之，准之前后情事，实多有未合者。（《史记札记·吕后本纪》）

程徐庆：南军掌宫城门内之兵，卫尉主之；北军掌京城门内之兵，中尉主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龚浩康：西汉时京城长安和皇宫的卫戍部队。因分驻在京城南北，所以统称“南北军”。（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南北军，宫廷禁军，以卫两宫。北军卫长乐宫，南军卫未央官。未央宫在长乐宫西南。吕台将北军，台死，吕禄继之。吕产将南军。（《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

韩兆琦：南北军是驻扎于京城南、北部的两支国防军，有如清王朝驻扎京城的丰台大营。它原本受“太尉”直接统领，吕后为了固权，故将周勃架空而改任了吕禄、吕产。（《史记笺证·吕太后本纪》）

【汇评】

林駉：至汉，以南北军为重；唐以北禁军为重，故国命实系之。平居无事之时，初未见其为利害，仓卒患难之际，一举手伸缩，则轻重随之。此无他，发兵之权皆归一人，职之专者骄之府，势之穷者厉之阶，此其理之必至也。周勃之平诸吕，必藉南北军以诛之，乃令人告卫尉“毋纳吕产”，盖惧兵权之相敌。是汉之所恃以弭乱者，唯南北军为重耳。文帝之承大统，亦藉南北军以镇之。是夜即令代邸旧人宋昌为卫将军，兼领其权，是汉之所恃以服众者，亦惟南北军为重耳。（《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八·将权》）

吴仁杰：高帝十年，戚鳃为中尉，孝惠五年卒，事见《百官表》，然不载继鳃者为何人。至孝文十四年，始有中尉周舍，中间二十余年阙而不书。仁杰按：吕后尝戒产、禄据兵卫宫，毋为人所制。其积虑如此，自鳃之卒，疑后已用其党，阴总兵柄矣。后因丞相言，遂用吕台居北军，而中尉之兵归吕氏。孝惠元年，以刘泽为卫尉，泽固吕党。至后之七年，以泽为琅邪王。太史公谓太后王诸吕，恐后刘将军为害，乃王泽以慰其心，非也。卫尉实主南军，后以为泽虽娶媭女，要是刘氏宗，疑终不为己用，故外示尊宠，裂地而王之，其实自欲用诸吕持卫尉兵职耳。未几，果令产居南军。盖自戚鳃之卒，刘泽之王，卫尉、中尉不复授人，虽长乐卫尉，亦用吕更始为之，而中外兵柄皆为吕氏有矣。（《西汉刊误补遗》卷一《南北军二》）

又：太后发丧，哭而泣不下，陈平如张辟彊计，以吕台、吕产为将，将兵居南北军，语在《吕后传》。仁杰按：惠之季年，刘泽为卫尉，至吕后七年乃封琅邪，若吕产当发丧之日便居南军，则泽岂应尚仍故官邪？《史记》于孝惠七年书吕产居南军，恐应在后之七年刘泽既王之后，然《高后纪》又云八年七月后令吕王产居南军，盖末命申饬之辞云尔。（《两汉刊误补遗》卷一《南北军三》）

又：丞相平令平阳侯告卫尉，毋内相国产殿门。产入未央宫，欲为乱，殿门弗内。仁杰按：未央卫尉寺盖在宫内，产既不得入殿门，则宫内之兵无容号召矣，遂为朱虚侯所诛。按：《百官表》自刘泽既王之后不载卫尉姓名，文帝二年始有卫尉兄而不书姓。《史记·高纪》有郦兄，疑卫尉兄即郦寄也。当泽之既去，兄之未授也，卫尉缺不书，不知平阳侯所告卫尉为何人？以《功臣表》考之，则闭殿门止产者刘揭也。揭时为典客。意平、勃使之兼行卫尉事以拒吕产。盖勃之将北军，大势既定，故揭得以举其职而南军惟揭之听。向使禄未解印，产方主兵于中，是乌能止其入殿门也哉？（《西汉刊误补遗》卷一《南北军四》）

又：南北军以卫尉、中尉分掌其事，胡广曰：卫尉徼巡宫中，执金吾徼巡宫外，相为表里。李揆亦曰：南北军本以相制，二者固不可总而一之也。文帝即位，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似未究当时置军之意。至二年，乃以郦兄为卫尉，总南军，而中尉不除人，岂昌以卫将军仍统北军耶？十四年纪书中尉周舍为卫将军，击匈奴。《百官表》亦载舍是年为中尉，然不载其自中尉为卫将军事，意中尉、卫将军名虽殊而职统北军则一，故史略其事耳。（《两汉刊误补遗》卷一《南北军五》）

[12]【汇注】

编者按：谓建策引诸吕入朝廷之中执掌政权，是为诸吕张目。中，朝廷之中。用事，执政，掌权。

[13]【汇校】

张文虎：“心安”，中统、游本“心”作“必”。（《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吕太后本纪》）

[14]【汇注】

颜师古：脱，免也。（《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汇评】

梁玉绳：按：此所云丞相者，右丞相王陵乎，左丞相陈平乎？《汉传》明著之曰陈平是也，陵能持白马之议以折太后，其不肯用辟彊计明甚，然何以不面斥而力持之，亦不可解。辟彊此计，起诸吕之权，罪不容诛，不意留侯有此逆子。《唐文粹》有李德裕《辟彊论》深罪之，《评林》明徐祯卿曰：“书留侯子，惜留侯也，而丞相竟从之，可怪。”宋胡寅《读史管见》论“平、勃阿意之罪甚大，自不可易，于辟彊童子何诛焉”。（《野客丛书》谓“辟彊智高陈平”，妄论也。）（《史记志疑》卷七）

程徐庆：留侯乃有此不肖子，岂非汉家杀运未休耶。（《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5]【汇校】

王叔岷：按：《汉纪》亦明著曰陈平。《法言》则称“平、勃”，兼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言之。（《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王观国：扬雄《法言》曰：或问甘罗之悟吕不韦，张辟彊之觉平、勃，皆以十二龄。《前汉·外戚传》曰：惠帝崩，太后发丧，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彊年十五，为侍中，谓丞相陈平曰：帝无壮子，太后畏君等，今请拜诸吕居中用事，则太后心安。《法言》云十二龄，而《汉书》云年十五者，观辟彊启陈平之语，殆非十二龄所能言，当从《汉书》年十五也。（《学林》卷二）

【汇评】

李德裕：扬子美辟彊之觉陈平，非也，若以童子肤敏，善揣吕氏之情，奇之可也，若以为反道合权，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产、禄，几危刘氏，皆因辟彊启之。向使留侯尚存，必执戈逐之，将为戮矣。观高祖遗言吕后，制其大事，可谓谋无遗策矣。以王陵有廷诤之节，置以为相，谓周勃堪寄托之任，令本兵柄，况外有齐、楚、淮南磐石之固，内有朱虚、东牟肺腑之亲，是时产、禄皆匹夫耳。吕后虽心不在哀，将相何至危惧，必当忧伤不食，自促其寿，岂能为将相之害哉？高祖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此虑属吕宗矣，何可背之？厥后称制八年，产、禄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溘先朝露，则刘氏之业必归吕宗。及吕后之殁，劫郦商以绐吕禄，计亦窘矣。周勃虽入北军，尚不敢公言诛诸吕，岂不艰哉！赖产、禄皆徒隶之人，非英杰之士，傥才出于世，岂受其绐说哉？嗟乎！与其图之于难，岂若制之于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彊之计，斯为谬矣！留侯破产以报韩，结客以狙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谓必仗义居正，由此知不尚权谲明矣！（《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外集卷一》）

黄震：留侯子张辟彊年十五揣知吕后意，劝丞相拜诸吕将南北军，入宫居中用事，虽曰早慧，实留侯不肖子，使非汉方兴未艾，卖汉天下者尔！（《黄氏日抄》卷四六）

夏之蓉：时留侯子辟彊乃请拜吕台、吕产为将，将兵居南北军。曹参可谓有子若辟彊者，辱其先人者也。（《读史提要录》卷一《西汉》）

[16]【汇注】

牛运震：“太后哭，泣不下”，“其哭乃哀”，前后照应，语甚奇，写吕后哭泣中政有杀机。（《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程徐庆：又“说”又“哀”，中有杀机。应“泣不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7]【汇评】

程徐庆：紧关。吕后纵恣，在高帝崩后。诸吕纵恣，在惠帝崩后。逐层跌入。（《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牛运震：此句大有关键。（《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18]【汇校】

崔适：九月辛丑，葬安陵（徐按：中华本无此二字）。按：各本脱“安陵”二字，今依《汉书·惠帝纪》补。（《史记探源·吕太后本纪第九》）

【汇注】

裴骃：《汉书》云：“葬安陵。”《皇览》曰：“山高三十二丈，广袤百二十步，居地六十亩。”皇甫谧曰：“去长陵十里，在长安北三十五里。”（《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九月辛丑，九月五日。（《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

王叔岷：按：《汉纪》作“九月皇帝葬于安陵”。《通鉴》从《汉书》作“九月辛丑葬安陵”。《艺文类聚》三五引《楚汉春秋》云：“吕后欲为惠帝高坟，使从未央宫坐而见之。东阳侯垂涕曰：‘陛下日夜见惠帝冢，悲哀流涕无已，是伤生也。臣窃哀之！’太后乃止。”《御览》四五七亦引《楚汉春秋》云：“惠帝崩，吕太后欲为高坟，使从未央宫而见之。诸将谏，不许。东阳侯垂涕曰：‘陛下见惠帝冢，悲哀流涕无已，是伤生也。臣窃哀之！’太后乃止。”（参看沈钦韩《汉书疏证》）《考证》所称《艺文类聚》文较详，疑据《御览》补之。（《史记斠证》卷九）

[19]【汇注】

梁玉绳：按：此所称为少帝者也，《史》《汉》皆不言其名，盖孝惠后宫子，《正义》引刘伯庄谓“幸吕氏有身而入宫生子者”，妄。（《史记志疑》卷七）

王叔岷：按：《帝王略论》云：“吕太后立后宫子为惠帝子，实吕氏子也。”与刘伯庄说合。（《史记斠证》卷九）

［日］泷川资言：愚按：张辟彊既曰“帝毋壮子”，其有子明矣。（《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张大可：太子，孝惠帝皇后取后宫美人子养为己子，非真太子，故《史记》《汉书》都不记其名。（《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

【汇评】

王志坚：吕太后为惠帝娶鲁元公主女，是令帝妻其甥也。霍光纳其少女于宣帝为后，是令上官太后妇其姨也。势之所在，不顾伦理，虽谓之夷虏可也。（《读史商语》卷一）

[20]【汇注】

龚浩康：高后元年，即前187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汇评】

陈栎：惠帝嗣兴，柔弱早世，吕后临朝，遂王诸吕，几危刘氏，开万世母后窃权之端，实始于此，平、勃安刘，不得无过。北军一呼，卒诛诸吕。（《历代通略》卷一《前汉》）

太后称制[1]，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王陵[2]。王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3]：‘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4]。”太后不说[5]。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6]。勃等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王陵让陈平、绛侯曰[7]：“始与高帝啑血盟[8]，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从欲阿意背约[9]，何面目见高帝地下[10]！”陈平、绛侯曰：“于今面折廷争[11]，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12]。”王陵无以应之[13]。十一月[14]，太后欲废王陵，乃拜为帝太傅[15]，夺之相权[16]。王陵遂病免归[17]。乃以左丞相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18]。左丞相不治事，令监宫中，如郎中令[19]。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决事[20]。乃追尊郦侯父为悼武王，欲以王诸吕为渐[21]。

[1]【汇注】

颜师古：天子之言，一曰制书，二曰诏书。制书者，谓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称。今吕太后临朝，行天子事，断决万机，故称制诏。（《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汇评】

刘知幾：吕后以妇人称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虽与诸帝同编，而记其事迹，实与后妃齐贯。（《史通》卷十七）

张宁：高帝先几见远，妙达事变，非人所能测识。观其语戚夫人，不曰“太子真乃主”，而曰“吕氏真乃主”。又为赵王置贵强相以辅之，则其知吕后之必将专制，不待诏斩樊哙而后决。然既知之，卒不乘未发治绝者，盖以后无绝理，事或未然也。故疾革时语后曰：“安刘者必勃！”“此后非乃所知”，是又灼知吕氏之变，终不至于失天下也。故惟茂建支系，廷植列侯，以制其变而安之。帝之虑后，何其明且远如此！（《方洲集》卷二八《读史录·惠帝七年》）

杨一奇：此汉以母后临朝之始，则太后之专、大臣之殉互见矣。曰帝崩子幼，如何？曰：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古制也。（《史谈补》卷之二《太后临朝》）

程徐庆：制非太后所得称，故特书之。归到太后，是《吕太后纪》体。（《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2]【汇注】

龚浩康：王陵，刘邦同乡。在陈胜首义后，他聚众数千人在南阳起兵反秦。楚汉战争时归附刘邦，曾先后被封为襄侯、安国侯，继曹参之后担任右丞相。（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汉将，继曹参为丞相，传附《陈丞相世家》。（《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汇评】

魏礼：吕后之称制而王诸吕，议者曰：王吕则将帝吕也，吕王则刘亡，吕氏之必为武氏势也。虽然，吕氏之心，则固不肯为武氏也。何以知其不肯为武氏？武氏不难亲杀其子若女，吕后常欲杀赵王如意矣，惠帝左右之，而后不得间也。后不敢逆惠以杀如意，则欲其子孙之为帝王不得辨。高帝疾大渐，后曰：“帝万岁后，谁可托国者？”帝举何参为言。夫何参诸人，帝之元勋旧臣，后所素畏也，帝死后欲危刘氏，将不用之矣。帝又曰：“安刘氏者必勃。”后危刘氏，而用安刘氏之勃，吾则不信也。且后尝侯刘章，使人宿卫，其饮酒歌，及斩吕氏亡者，章之意气可畏也，后危刘氏，则必杀章，杀章易耳。吾故曰：后之心则固不肯为武氏也。后不肯为武氏，后之势必至为王氏。何以知其为王氏？王氏私诸王，尊宠莽，莽因势持柄，而篡有其位，后私诸吕，窃念我为帝，我之兄弟仅为通侯，无以尊我，于是王诸吕以尊己，而诸吕必凭己而危刘氏。引大盗入室中，欲其藏而不能尽有也，则必逐其主人，而专据其室，吾故曰：后不死则必至于为王氏者，势也。（引自《历代史事论海·吕后论》）

[3]【汇注】

胡三省：高祖刑白马与群臣盟曰：“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元年”注）

吕思勉：高帝之世，异姓王者八国。卢绾之废，乃在高祖崩年，长沙则始终安存，白马之盟，不知竟在何时？果有其事，史安得绝无记载，而仅出诸王陵之口乎？平、勃等谓“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此实持平之言。郦寄说吕禄曰：“刘氏所立九王，吕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此当时实在情形也。（《秦汉史》第四章《汉初事迹》）

韩兆琦：刑白马盟，古代订立盟约或宣誓时，往往宰杀牲畜以血涂口，是之谓“歃（shà）血”，以表盟誓的庄重。按：刘邦与群臣刑白马定盟事，本纪不载。《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云：“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若（或）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古人盟誓杀牲以血涂口，又称“啑血盟”，表示庄重。高祖临终杀白马与大臣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这是防止诸吕篡国的措施。（《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汇评】

柯茂竹：故天下不可无王陵声大义之勇，尤不可无平、勃济大事之谋。观其交欢兴辞于陆贾，诡辞遂决于郦生，于是入北军，握兵柄，效王孙贾讨淖齿之术，以左右袒定顺逆，不崇朝而吕氏无噍类，刘氏宗社果晏然有磐石之安，则其答王陵之言验焉矣。所谓迹相违而实相济者非邪？且不观高帝之论相乎，曰：“王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平智有余，然难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必勃。”由是观之，则三人处吕后之事，高帝已洞见其微，故临崩数言，即为诸臣之定论。今必左平、勃而右王陵，是谓怀英之不忠于唐，子家羁之不忠于鲁，程婴、公孙杵臼不得以并称也，可乎哉？然则程子谓“人臣之义，当以王陵为正”何如？曰：此又致堂南轩立论之所本也。彼太史公者论王陵，初无意仕汉而安刘之功鲜，故作平、勃世家而不为陵立传，则程子之言亦非通方之论也。张融有言：鸿飞天首，越人以为凫，楚人以为雁。论王陵、平、勃者，宋儒越人，而太史公楚人也。若高帝之见其雁门之人乎？虽然，寓犹有说焉，平、勃之诛诸吕也，非有朱虚吕之运谋于中，齐王之连兵于外，则势或孤而难成。但朱虚侯以拟立齐王为文帝所不说，故赏功不举，而后之论者遂不及焉，愚故备言之以附阐幽之义。郑贤评：不可无王陵声大义之勇，尤不可无平、勃济大事之谋，最高议论。（引自郑贤《古今人物论》卷七《王陵》）

贺详：愦愦生曰：王陵守白马之盟而尊汉，平、勃制牝鸡之命而安汉，有平、勃不可无陵，有陵不可无平、勃，其有功于汉室一也。右陵可矣，因陵而遂左平、勃，实不其然。夫吕后者，巾帼而饶有须眉者也。使廷议之日，平、勃亦如陵言，恐罢相免归，平、勃又为陵续，而汉事去矣，平等能与抗乎？后丁高帝之世，而不难计灭功臣，而何有于平、勃，心涎汉鼎，势不剪其所忌，不止平等不足恤矣，如汉社稷何？淮南齐楚，虽磐石而在藩封，东牟、朱虚，虽肺腑而鲜事任。从来吕武，皆亘古挚悍妇人，武几歼唐子孙尽而吕又何难汉乎？故勃之言，迹类纵欲阿容，心同面折廷争，不显露面折廷争之迹而阴收安刘全社稷之功。何则？诸吕虽强而产禄庸才，并不及其家一吕媭，独恃后在耳。任一时苟得富贵，而异日可予可夺，勃等所深知也。一侯侍燕，军法行酒，诸吕目慑，后亦抚然，勃等所默快也。且后春秋高矣，所私仅一审食其，其何能为？彼东平淮楚辈，非刘氏离里乎，人情断不舍刘向吕，勃等所预料也。将取故与，先既得于辟彊之策，将相调和，后又得于陆贾之谋，又勃等所协筹也。是后在而诸吕已握掌中。逮后死而诸吕直如振落矣。灌婴连齐，曹窋驰告，不过顺风之呼。太尉劫商，襄平矫内，皆其转睫之智，卒使诸吕骈首就戮，而汉家社稷安如泰岱，拱若金瓯，而后知以重厚安刘者果周勃也，有余智而难独任者果陈平也，少戆而必需助者果王陵也，帝之言，不至是悉验耶？俗儒无知，乃谓平等畏死倖功，夫诚俱死矣，而从容就功者谁？又谓后死攘功。夫事偾而且不容，苛论成败，矧事济而又赘论生死者耶？即曰人臣之义，王陵为正，而在王陵一义，在平、勃又一义。济大事者，狄仁杰为法，夫污身善君之迹，恐狄较甚焉。惟取其皆能功成反正，又可以优劣论者耶？至曰人臣建策效计，当原其心为国，则策虽不就，君子予之；心不在国，假善以济其私，功虽倖成，君子不与也。夫自古误人家国天下者不少矣，而皆以心自解免焉，是又妇孺所窃笑也。（《留余堂史取》卷三）

安作璋、孟祥才：确实，“白马之盟”不见于《史记》的《高祖本纪》和《汉书》的《高帝纪》，而仅见于两书的《王陵传》《史记·吕太后本纪》《汉书·外戚传》等篇，而且都是由王陵、吕后口中说出，既没有明确指出其事出自何年何月，又与刘邦时还存在异姓诸侯王一事相牴牾。因为有以上矛盾，所以，对此事的真实性提出疑义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在分析了当时的历史状况以后，觉得对于“白马之盟”，似乎宁信其有而不信其无道理更充分一些。其理由是：第一，司马迁与班固都是比较严肃的历史学家，他们相继在以上列举的篇章中写上此事，显然是经过了较为慎重的考虑。第二，刘邦从开始分封异姓诸侯王，就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带有利用性质的权宜之计，如对韩信、英布、彭越等人的分封；或是承认既成事实，如对韩王信、燕王臧荼、赵王张敖等的分封。出于刘邦自愿分封的只有两人，一是长沙王吴芮，念其追随反秦之功，且势力弱小。二是燕王卢绾，念其与自己为同乡，又是同庚的密友。对前两类，刘邦一开始就怀有戒心，分封时就决定有朝一日将他们除掉。所以后来建国伊始，刘邦也就开始了清除异姓诸侯王的斗争。而且，每除掉一个异姓诸侯王，就代之一个同姓诸侯王（卢绾之代臧荼为一例外）。顺此推衍，后来发展到“白马之盟”，符合刘邦思想逻辑的演进过程。第三，卢绾的背叛对于刘邦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因为在所有异姓诸侯王中，真正出于刘邦自愿分封者，也只有这个卢绾。可是连他居然也投降匈奴，向自己昔日挚友、今日的皇上杀了回马枪。至此，除了偏处江南一隅，势小力薄的吴姓长沙国还保持着对汉皇朝中央的君臣关系之外，其他七个异姓诸侯王都先后走上了反叛的道路。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必然使刘邦产生对异姓诸侯王的极端不信任感，“白马之盟”在这个节骨眼上产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第四，上面吕思勉先生所引陈平、周勃的话，并非出自真心，而是为自己免祸，对吕后的虚与委蛇之词。至于郦寄对吕禄说的话，更属诓骗之词，显然不足为据。第五，在刘邦临终前的一个月，即公元前195年（汉十二年）三月的诏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汉书·高帝纪》）这个诏书看来似乎与“白马之盟”相悖谬。既然“白马之盟”存在，刘邦何必说这些话呢？既然刘邦将“豪士贤大夫”“上致之王”，也就不该有“白马之盟”。其实，这个诏书，是刘邦在逝世前回顾自己对群臣的厚遇，他说的是过去的历史而不是今后的政策。而诏书的着眼点是“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诛之”。况且，自公元前202年汉朝建国，立卢绾为燕王之后，刘邦只是诛除，却再也没有立一个异姓诸侯王。这一事实也可以证明，刘邦在逝世之前不大可能重申封立异姓诸侯王的政策。第六，《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没有记载“白马之盟”，应该是一种疏忽，但似不应该作为“白马之盟”纯属子虚的证据。如果此事根本不存在，司马迁与班固何必在自己的著作中至少两处以上地方记载此事呢？至于“白马之盟”的具体时间，我们认为，在公元前195年（汉十二年）二月刘邦遣樊哙率兵进击叛降匈奴的卢绾之时可能性最大。因为卢绾的背叛使刘邦打消了对异姓诸侯王残存的最后一点幻想。在这种情况下，刘邦有鉴于同异姓诸侯王斗争的教训，刑白马而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这些都是属于推论，至于是否确有其事，还可以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刘邦评传》）

[4]【汇评】

洪垣：高帝刑白马盟，与诸将约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将相大臣，持以必信，使不肯怵心谀狥，得尽如王陵也，吕氏能无惧乎？而以他日安刘必勃为辞遁矣。或曰：高帝知诸将之难制，故吕氏之悍不去，使诸将畏吕后，而吕后为诸将所制，故人有恶哙，欲灭戚氏者，立命平、勃斩之，是三者交相为防，恃智力以为维持之具也。夫惠帝昏愚，诚不有于诸将矣。斩一樊哙亦何足为吕戚轻重哉？教化不行，大纲未立，徒足为吕氏深憾耳！（《觉山洪先生史说》卷一《吕后》）

［日］泷川资言：《汉兴年表序》云：“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戴璟：高帝白马之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盖亦素忌吕后而预为此盟耳。为大臣者，正当申明先帝之约而严外家与政之防，使国政一无所与可也，奈何陈平用张辟彊之邪计，以产、禄将南北军，此逢迎君之恶也甚矣！夫北军以护京城，南军以卫宫禁，此莫大之兵权，尚委之于吕氏之手，然则封王之势殆有不可禁者矣。履霜坚冰，由来者渐，故愚谓王陵之谏，比平、勃固为正气，然亦昧于女壮勿取之义乎？考《史》陵是时为右丞相，岂不可以力阻陈平之计，而乃缄默杜口，置而勿问，盖亦陵有以许之矣！逮权势且灼，根节盘踞，亦将如之何？此所谓毫厘不伐而遂成斧柯也。然则人臣之义，王陵亦岂得为正哉？吾敢借孟子之言，断之曰薄乎云耳，恶得无罪！（《新编汉唐通鉴品藻》卷四《人臣之义以王陵为正》）

程徐庆：正论侃侃，千古不磨。（《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5]【汇注】

胡三省：说读曰悦。（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元年”注）

[6]【汇注】

龚浩康：陈平（？—前178），汉初大臣。阳武（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南）人。陈胜起义，他投靠魏王魏咎，任太仆。因说魏王不听，又受同僚排挤，从项羽入关，任都尉。不久归附刘邦，任护军中尉。屡设奇计，均被采纳，成为刘邦的重要谋臣。汉初封曲逆侯，历任惠帝、吕后、文帝时丞相。事详《陈丞相世家》。（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又：绛（jiàng），县名。治所在今山西省侯马市东北。（同上）

又：周勃（？—前169），刘邦同乡。随刘邦起兵，后率军转战各地，是刘邦的重要将领。汉初以军功封绛侯，文帝时任右丞相。事详《绛侯周勃世家》。（同上）

张大可：两人均西汉开国功臣，诛除诸吕的主谋人。陈平事详《陈丞相世家》。周勃时为太尉，事详《绛侯周勃世家》。（《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7]【汇评】

杨一奇：自已然论，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平、勃先死，则如此言何？故程子曰：“汉祖与群臣以力相胜，而臣之非心悦诚服也。是以当此时无一人肯死节，其后成功亦幸耳。人臣之义，当以王陵为正。”旨哉言乎！（致堂胡氏补）（《史谈补》卷之二）

[8]【汇校】

王叔岷：按：《汉书·王陵传》啑作唼，师古注：“唼，小歠也。”唼与啑同。作喢亦同，《平原君列传》：“王当歃血而定从。”喢，或歃字。《说文》：“歃，歠也。歠，也。”（，隶作饮。）（《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司马贞：啑，邹音，使接反。又云或作“喢”，音丁牒反。（《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胡三省：啑，所甲翻，小啜也。（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元年”注）

洪颐煊：《孝文本纪》“今已诛诸吕，新啑血京师”，颐煊按：《汉书·文帝纪》作“喋血”，师古曰：喋音大颊反，本字当作蹀，蹀谓履涉之耳。《吕氏春秋·期贤篇》“履肠涉血”，涉血即蹀血也。《吕后本纪》“始与高帝啑血盟”，啑血即歃血，《史记》皆借啑血为之。（《读书丛录》卷十七）

程徐庆：喋，使接切。一作“歃”。（《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9]【汇校】

张文虎：“从欲”，南宋本“从”，各本作“纵”。（《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吕太后本纪》）

[10]【汇评】

李德裕：爰盎对文帝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者，主在与在，主亡与亡。”盎见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之也，非至理笃论。此言足以惑文帝聪明，伤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弃，非罪见疑，可为长叹息也！当吕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刘氏，陈平用辟彊之计，权王产禄，绛侯若不与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阶乱矣，则刘氏安危，未可知也。（原注：盎曰：诸吕用事，擅相王，太尉本兵柄，弗能正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缁，未尝不心存社稷，志在刘氏。外虽顺逊，内守忠贞，得不谓之社稷臣乎？其后绛侯系请室，盎虽明其无罪，所谓陷之死地而后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义，扬子称盎忠不足而谈有余，斯言当矣。善哉！贾生之说，喻堂陛之峻，高者难攀，卑者易凌。文帝感悟，养臣下有节，有以见贤人用心，致君精识。若爰公者，难与并为仁矣！盎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挠，忠于所奉，害错之罪虐，贯于神明，安陵之祸，知天道不昧矣。（《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外集卷一·爰盎以周勃为功臣论》）

程徐庆：责得严冷。（《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1]【汇校】

王叔岷：按：《汉纪六》《长短经·是非篇》争并作诤，争、诤古今字。（《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陆唐老：争，侧送反。（《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八）

胡三省：谓当朝廷而谏诤。（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元年”注）

[12]【汇注】

王叔岷：按：夫犹如也，亦犹则也。《淮阴侯列传》：“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夫亦与如同义。此文之“亦不如”，犹彼文之“则不如”也。（《史记斠证》卷九）

【汇评】

李贽：有王陵之言，平、勃方得为此言。非圣人不可议此。（《史纲评要》卷五《汉纪·高皇后元年》）

邹泉：吕氏欲王诸吕，而陵引高帝白马之盟以对，足以折其奸心矣。而平、勃乃从而定其邪志，遂其凶谋，盖畏死贪生，不知狥义，而猥曰用权以济事于后，非忠于谋国者也。迹其闲居深念，与劫郦寄入北军等事，亦窘迫侥倖甚矣。假令郦寄不可劫，北军不可入，吕媭之谋行，不亦殆乎？故人臣之义，当以王陵为正旨哉！南轩氏之言夫！（《尚论编》卷六）

又：昔人论周勃处事，煞有周章处，如既入北军，复问左右袒；迎文帝至渭桥，却欲入私谒，皆非召之不来，麾之不去，举动安刘事，特幸成耳。然司马迁、班固咸重其人，至褒之为汉伊周，则以高帝“安刘氏必勃”之言中也。其举动若彼者，夫亦椎朴使之哉！（同上）

范槚：平勃交欢，于汉事最为得策，陆贾于此有大功焉。夫陈平以计智揣摩，其于利害之机，见之甚悉，至为身家之图，宁肯舍利而趋害哉？高帝论相，谓平难独任，固以察其心术之微矣。方帝末年，权归吕氏，陈平生致樊哙，以结其欢，虽违帝之命，弗顾也；谄王诸吕以中其欲，虽违汉之约，弗恤也。及独秉相权，诸凡所为，惟吕氏是听，少帝之立，二王之封，终侯就第，诸吕握兵，谓平不与谋不可也。迹其处心，岂汉之纯臣哉？迨夫太后既老，时事稍迁，将欲为吕乎，则太后如冰山不可倚，而禄、产辈皆庸碌，不足与图大计。且齐王灌婴，兵联于外，恐一旦内逼，而并及于难。将欲为刘乎，则上畏太后，且业已同之，而猜嫌之隙已积于汉廷之诸臣，恐归汉而汉人不信，故利害交战于胸中，而从违不能以自决，燕居深念，忧莫过于此者。陆贾灼见其隐，虑其一旦失图，委心吕氏以侥倖于目前，则木强之勃，孰与多智之平？吾恐吕禄不可绐，太尉不得入北军矣，汉事未可知也。故乘其忧疑之介，而用说以行吾忠惕之重忧，以发其隐，示之将权，以决其趋劝之交欢，以固其志，俾将相两无猜嫌，人心有所倚重，然后郦寄得以用其谖，朱虚得以奋其勇。人知安刘之功成于左袒之令，而不知交欢之谋，固汉鼎所由定也。若概以口舌之士目贾，岂足以知贾哉！（《洗心居雅言集》卷上《平勃交欢》）

戴璟：高帝谓安刘必勃，厥后果能成左袒之功，帝可谓付托得人矣。以愚观之，勃乃至无能之人，特幸成焉耳。借使郦寄不可劫，产、禄不可绐，则刘其吕矣，而岂能成功乎？考《史记》勃以中涓从攻胡陵，下笆，取攻虞，破阿下，袭临济，击王离，绝河津，破臧荼，屠马邑，定雁门，诛燕绾，其于攻城略地之功，亦彰彰也。然天下岂可以马上治之哉？夫帝不曰安天下而曰安刘氏，此殆有激于吕氏之变，而豫为付托之计乎？何也？观帝以樊哙党氏，命陈平诛之，以周昌刚直，能制吕氏，使为赵王傅，然则帝也猜忌外家之意火炽于中久矣！愚以为若帝能奋乾纲之断，挺冯河之勇，使母后不专权，戚属不与政，播之敕令，职之大臣，则虽天下亦可安也，而岂但安刘氏乎？奈何夷韩信者吕后也，杀彭越者吕后也，朝廷威福之权柄多出宫阃，而人主莫之禁。《书》曰：“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诗》曰：“妇有长舌，惟厉之阶。”其吕氏之谓矣，虽高帝亦奈之何哉！呜呼！与其付托得人，以为戡乱之计，不若先事有备，以为防微之策也。而太史谓勃虽伊周无以加，不亦诬乎！（《新编汉唐通鉴品藻》卷之四《安刘必勃》）

夏之蓉：宰相理阴阳之对，故属强词，吕后欲王诸吕，王陵固争，平独阿太后意，且云“全社稷、安刘氏之功，君不如臣”，则支饰更甚矣。夫平既知吕必危刘而故不谏，及诸吕相继为侯王，南北二军，环布左右，刘氏一脉，危如累卵，计此时已汹汹八年矣。倘不幸如高后所诫，据兵卫宫，将印不归，郦寄之绐说不行，襄平之符节未纳，二军合谋先发而劫廷臣，恐平一身且不自保，何有于安刘哉！且其言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无所不可。”此与田舍翁多收十斛麦之对同，其罪殆不容于诛也。（《读史提要录》卷一《西汉》）

韩兆琦：“君亦不如臣”，按：此话恐是陈平等后来编造的自我粉饰之辞。史珥曰：“曲逆尔时人品去长乐老（冯道）不远。”茅坤曰：“使平、勃有徇国之忠，岂得动？”凌稚隆曰：“周勃、陈平不以此时极谏，而顾阿意曲从，乃致酿成其祸，他日虽有安刘之功，仅足以赎今之罪耳。故曰人臣之义，当以王陵为正。”（《史记笺证·吕太后本纪》）

[13]【汇评】

程颢：王陵廷争，不从则去其位。平自意复谏者，未必不激吕氏之怒，故承顺诸吕而不谏，直是畏死耳。盖汉之君臣，其时未有实为社稷者。平后令周勃先入北军，亦不是推功让能，只是占便宜，令勃先试难也。其谋甚拙，其后成功，亦幸耳。如大臣之义，当以王陵为正。（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高后》）

张栻：人臣之义，当以王陵为正。夫以吕氏之凶暴，欲王诸吕，其谁扼之？独问此三人者，盖亦有所惮也。非特惮此三人，盖实惮高帝之余威流泽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马之盟以对，其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奸心，如砥柱之遏横流也。使二子者对复如陵，吾知吕氏将悚焉，若高帝临之在上，且惧天下之变，或缩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从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谋，既分王诸吕，而吕氏羽翼成就，气焰增长，然则吕氏之欲篡汉，二子实助之。予谓二子方对吕氏时，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汉之谋也。退而闻王陵之责，顾高帝之眷，思天下后世之议，于是而不遑，则有卒安社稷之言耳。虽然，使二子未及施计，先吕氏而死，则是乃畔汉辅吕，不忠之臣，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刘氏之计亦疏矣，不遏之于爪牙未就之初，而救之于搏击磔裂之后，观其闲居深念，与劫郦寄入北军等事，亦可谓窘迫侥倖之甚，夫岂全谋哉？郦寄不可劫，北军不可入，吕媭之谋行，则亦殆矣，忠于人国者，顾如是哉！人臣之立朝，徇义而已，利害所不当顾也。功业之成，不必蕲出于吾身也。义理苟存，则国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对，平、勃又以正对，吕氏一日而尸三子于朝，三子虽死，而大义固已立，皎然如白日，轰然如震霆，天下之义士，将不旋踵四面并起而亡吕氏矣，安刘氏者岂独二子为能哉？使人臣当变故之际，畏死贪生，不知徇义，而曰吾欲用权以济事于后，此则国家何所赖焉？乱臣贼子所以接踵于后世也！其弊至于如荀彧、冯道之徒，而论者犹或贤之，岂不哀哉！夫所贵乎权者，谓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杰是已。其始终之论，皆以母子天性为言，拳拳然日以复庐陵王为事，然其所以纡余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则用功深矣。潜受五龙，夹日而飞，仁杰岂必功业于其身者哉！人臣之义，当以王陵为正；济大事者，当以狄仁杰为法。（《张南轩先生文集》卷十六《史论》）

胡寅：自已然论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则如此言何？且平、勃何以知己之死在太后之后，而全社稷、安刘氏之功可必也，故愚亦谓其侥倖而已矣。太后有议，陵不可，平又不可，勃又不可，将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独行其意乎？平、勃既许之，犹且数月，再遣谒者张释之风谕大臣，乃后王诸吕，则知向者平、勃阿意，其罪甚大，而起太后心为多矣。自是而后，权归吕氏，地震山崩，桃李冬华，星辰昼见，伊、洛、汀、汉水溢流万数千家，日食昼晦，人谋弗臧，感动天地，阴盛阳微，汉祚几移，他日平、勃安刘之功，仅足以赎王诸吕之罪耳。先贤论之云：人臣之义，当以王陵为正，至哉言乎！（《读史官见》卷一）

又：《汉书》云：陵怒，谢病免。（同上）

袁黄：程子谓王陵之争不听，陈平之谏无益。故不谏，此未深考也。按：《汉书·刘泽传》齐人田生为泽画策，说吕后所幸张卿风大臣请立吕产为吕王，因说泽于诸刘最长，请立为瑯琊王，是后本欲私外家，特重发之，而刘泽欲王，田生利赇，张卿怙宠，平、勃等又咸欲固位，相与参合先后意而逢迎之，特重难王陵耳。其今后廷问陵，才发非刘氏弗王一语。即转问平、勃。二人同声傅会，遂逆折陵气而关之口，皆平策也。则王诸吕，平实成之，望其谏耶！不特此也，方惠帝崩，太后哭泣不下，平纳辟彊计，请拜吕台、吕产将南北军。夫王犹虚名，而将之为寄，特重耳。平犹希太后风旨，亟为之请，又何有于王？则当廷问王诸吕时，又何以冀平之谏也？程子以谏望平，过矣！（《袁王纲鉴合编》卷六《高后》）

于慎行：诸吕之王也，世多右王陵而少平、勃，此耳食也。平、勃为高帝元勋，才略冠世，何至模棱阿顺，不顾是非如此，盖亦筹之熟矣！诸吕之王，不以平、勃之言而成，亦必不以王陵之言而止。使三人接踵而谏者，俱死耳。三人无恙，诸吕既王，可图也。何也？当是时，太后春秋高矣，一旦捐宾客，则禄、产诸人一市竖耳，此平、勃之意也。或曰：有如太后延年，二君先朝露，则天下事不可知，二君负白马之盟，何以见高帝于地下？嗟嗟，胡不以武氏时事观之，武后在御，庐陵虽还，位号未正，狄公非能亲讨二张，而五王之勋皆狄公所遗也。世皆知狄公之功，而不知其用平、勃之智。使平、勃不亡，则为五王者有人；使狄公尚存，则取二张者有策，其道一也。平、勃之故智何如？曰：灌婴以大将军将数十万众，屯汉东门，与齐合从，吕后未死，而诸吕已为几上肉矣。狄公之树五王，用此策也。（《读史漫录》卷三）

戴璟：陈平听陆生之言，与太尉勃交欢，是乎？曰将相不和，固非国家之福，然同心谋虑是也，而进币报施则非矣。故先儒谓一时之计，非所以为训也。就其相结而论之，则尤可议者，何也？与其相结而救之于终，曷若相结而制之于始乎？又曷相结而正之于中乎？所谓制之于始者，平以南北之权委禄、产，此羸豕蹢躅之渐也。《史》谓吕氏权由此起，盖不满于平者多矣。所谓正之于中者，吕后欲封诸吕为王，此国家大利害所关涉也，平、勃曷不相结以白马之盟，连章抗对，交口力谏，反助成之，曰“太后称制，王诸吕，无所不可”，此与后世许敬宗所谓“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殆同一奸邪也，岂所以望于平、勃乎？夫其始也，不惟不能制之，而且有以启其端。其中也，不惟不能正之，而且有以助其势，则欺君误国之罪昭昭矣。使二人即时而死，天下后世将谓何如人乎？逮其后也，自知吕氏不可易制，而相结以备之，甚至外以结齐王，内以结刘章，于是左袒一呼，军士响应，然亦幸成焉耳。吾闻之，同室有斗而披发缨冠以解之，孰若使之不至斗为尤善；邻舍失火而焦头烂额以救之，孰若使之不失火为尤高。然则平、勃安刘之功，安足赎逢君之罪哉？（《新编汉唐通鉴品藻》卷之四《平勃相结》）

又：观人者当观其大节，而知谋不与焉。王陵、陈平、周勃皆汉名臣也，胡氏谓已然之迹论之，王陵不如平、勃，则其意以王诸吕之谏，陵之微长耳。以愚言之，论其已然之迹，王陵优于平、勃多矣，岂但王诸吕之谏哉！人皆曰陈平出奇计，周勃成左袒，王陵殆不如也，呜呼！以王陵谏王诸吕之事观之，意陵平日之为人，必刚直而不阿私，中正而不委靡，才不足而德有余，有古大臣风节也。故高帝亦曰陵少戆。且王诸吕之谏不行，则谢病而归，杜门竟不朝请，进退之节，亦可尚也。平之出奇计，乃苏、张之风勃之著军功出韩、彭之下，而又何足取焉？要之，平、勃特斗筲之才，于王陵大有不如者矣！吾尝谓王陵其汉之褚遂良，平、勃其汉之李世勣欤！（《新编汉唐通鉴品藻》卷之四《王陵不如平勃》）

龙启瑞：吕后初临朝，平、勃与高帝诸臣，并列将相之位。方其欲王诸吕，先问王陵。陵不从，复问平、勃。夫亦自知不义，而惧为大臣之折也。假令平、勃附王陵之正，坚执高帝之约，吕氏安能重违大臣而恣行己意？且其时兵权尚不归吕氏，吕后欲假产、禄以王，实欲假以兵权之渐也。杜乱源者必自渐始，则莫如先使之勿王；产、禄不王，兵权不归吕氏，平、勃可安坐而弭其衅，何吕氏之能为？（《经德堂文集·陈平周勃论》）

郭嵩焘：按：是时吕后决意王诸吕，非王陵、平、勃所能争也；争则相与俱罢，而吕氏之祸益烈，无有能制其后者矣。诸吕之王无当汉氏之安危，而只益吕氏之祸，平、勃之不争，固自有见，非王陵所能及也。（《史记札记·吕后本纪》）

韩兆琦：按：郭氏所云（编者按：上文郭嵩焘所评），自是另一种做人原则，既可保永久富贵，日后倘投机成功，又可炫耀其先见之明。（《史记笺证·吕太后本纪》）

[14]【汇评】

牛运震：“十一月……”云云，至“公卿皆因而决事”，按：上正叙议王诸吕，此处忽作歇顿，乃叙易置丞相。盖丞相不易，则诸吕不可得王，事情次序固尔，而叙次错综间隔之妙亦因之。（《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15]【汇注】

裴骃：应劭曰：“古官，傅者，覆也。”瓒曰：“《大戴礼》云‘傅之德义’。”（《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太傅，官名。职掌辅导君主施行政教。本为周初“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之一，位极尊贵。汉代相沿，但大多有职无权。吕后拜王陵为太傅，名曰提升，实则夺其相权。（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16]【汇注】

王叔岷：按：“之”犹“其”也。（《史记斠证》卷九）

[17]【汇校】

［日］泷川资言：枫山，三条本“病”上有“称”字。（《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王叔岷：按：《汉书》《汉纪》“病”上并有“谢”字。“谢病”犹“告病”（《张耳陈余列传》“有厮养卒谢其舍中曰”，《集解》引晋灼云“以辞相告曰谢也”），与“称病”义近。（《史记斠证》卷九）

【汇评】

陈耆卿：诛诸吕事，是王陵者非平、勃；是平、勃者复非王陵，要皆一偏之见。大凡人才固要相济，高帝遗命必欲以平助陵，而又以平制勃，则平、勃之不可无陵，犹陵之不可无平、勃也。夫明大义当有正论，定大难当有沉几。诸吕之王，高后未敢专决，而以问三子，其心犹有所忌也。使三子者括囊阴拱，无一语略攻其非，则是吕后忌三子，而三子乃以无可忌示之，一决藩篱，封王者岂特四人而已！故陵奋不顾身以争之，高皇帝之神灵皦如天日，而吕后则窃者之夜行尔。陵死不恨，夺之相何足道哉！然陵之术可用于陵，而不可尽用于平、勃。夫樊哙之憾，吕媭之谮，吕氏磨牙于平、勃久矣，特未有以发尔，若又效王陵之争，则以旧郄杂新忿，宁免于诛？纵不显于此事诛，岂不能旁摭他故以诛之邪！夫二子诛，不辞也，为汉惜也；或谓举事，计是非不计成败，使王陵以死争，平、勃复以死争，吕氏一日尸三子于朝。三子虽死，而大义固已立，天下之义士将四面并起而亡吕氏矣。不知夫能死非难，处死实难，三子非不能死也，顾其时未可尔。盖君子之死，有以有益于国而死。有以智力已竭无可奈何而死，诸吕虽王，犹有可图，汉氏虽危，犹有可续，未画一计，未施一术，而俯首以死，是适以激变稔祸尔，安在其为能死哉？借使吕后未诛三子而姑夺之权，今日陵谢病免，明日平谢病免，又明日勃谢病免。一人去位，则以吕氏一人居之，回环四顾，尽在掌握，汉之事去矣。且陵争诸吕之后，退处十年，自杜门不朝请之外，有何巧哉！若二子效之，又可知矣。然则王陵未可非，而平、勃亦未为不是也。（《筼窗集》卷二《陈平周勃王陵论》）

陈廷敬：王陵，贤人也。吕后欲王诸吕，问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马而盟，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太后不说。问陈平、周勃，皆曰：“王吕氏，无所不可。”太后喜。此王陵所以为贤者也。吕后迁陵为帝太傅，夺之相权，陵谢病免，杜门自绝，陵大节如此。陵既免，吕后徙平为右丞相，审食其为左丞相。食其幸于吕后，其人不足比数。若平，其奸人之尤者哉！平为丞相，吕媭以平前为高帝谋执樊哙，谗平不治事，日饮醇酒，戏妇人。平闻，日益甚。吕后闻之，私喜，面质吕媭于平前曰：“儿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媭之谮。”盖吕后幸审食其，平以戏妇人，同其恶，故吕后私喜之。此平所以为奸人之尤者也。平以奇计称而秘不传，度平为人，必无甚奇计。当时人犹朴质，故平得以肆其欺诞鄙俚之术。术甚陋，亦戏妇人等比耳。史载平事《王陵传》中，以见陵之忠直如彼，而平之谲诡如此。陵坐谏王吕氏废，而平以此愈显，此史家深意，正所以愧平而见陵之贤也。故又载平之言曰：“我多阴谋，道家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然则史家之意可见矣。（《午亭文编》卷三三《王陵》）

王懋竑：王陵以争王诸吕，高后迁之为帝太傅，实夺之相权。陵怒，谢病免，杜门竟不朝请，七年卒，其卒当在高后之七年也。人臣之义，以王陵为正；而言不用，即以病归，不复出，亦得大臣之节。（《白田杂著》卷五）

[18]【汇注】

司马贞：辟阳，按：韦昭云，信都之县名。（《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胡三省：此时尚右，故陈平自左丞相迁右丞相。（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元年”注）

王世贞：高帝崩，曲逆侯畏吕媭之谗也，舍军而驰，至宫，哭甚哀，因奏事丧前。太后哀之，曰：“君劳，出休矣！”曲逆侯固请，得宿卫。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帝。”居久之。曲逆侯为人长白姣丽，时时与辟阳侯审食其并宿卫，其美隃辟阳侯，即辟阳侯亦自以弗如也，太后亦数目属之，劳備餐備，上尊相继。曲逆侯心恐，乃使其舍人谒辟阳侯曰：“陈侯敬使使谒君侯，敢布腹心。陈侯虽幸早贵，然外臣也，岂敢以僭君侯，惟是长信之，目属焉，惧一旦之失身，以为君侯忧。帝长矣，无所事傅侯，请得辞宿卫，为外臣。”辟阳侯心然之耳，又多之也，曰：“是能让。”乃请间于太后曰：“曲逆侯何如臣也？”太后曰：“是忠臣也，先帝信之而托肺腑。今其傅人主也，十日而不洗沐，早起宴罢，若忘其有家者。”辟阳侯起，避席曰：“曲逆侯之为忠臣，天下莫不闻。然其美丽也，少而有佚行于嫂，天下亦莫不闻。今臣幸而得侍宿卫，以貌寝故无讥者。以曲逆侯之万一而波及臣也，臣何所逃死！”太后不怿，曰：“若貌曲逆侯耳，吾何有也为出之。虽然，不可以不重。”乃拜安国侯右丞相，而曲逆侯为左丞相。（《史记短长说》卷下）

［日］泷川资言：自左丞相迁右丞相，可见汉时尚右。赵翼曰：尚左、尚右，诸家之说纷纷。《老子》云“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又云“凶事尚右”。按：凶事、兵事之尚右，固有明证。《檀弓》：“孔子拱而尚右，二三子皆尚右。孔子曰：‘我则有姊之丧故也。’”此凶事之尚右也。《左传》：“楚庄王乘左广以逐晋师，见右广，将从之乘，屈荡止之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终。’”自是楚之乘广尚左，则以偶王乘左广得胜，遂改从尚左，可见平时用兵亦已尚右也。此戎事尚右之证也。戎事、凶事既尚右，则非戎事、凶事自当尚左。《诗》《书》所载，凡言左与右，必曰左右，不曰右左，则左先于右可知。《觐礼》“诸侯朝于天子，同姓西面北上，异姓东面北上”，若论异姓为后之义，则朝仪固尚左。《檀弓》二三子因孔子有姊丧之言，遂改而尚左，则平时本亦尚左，此明证也。惟《乡饮酒礼》，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所谓宾西北，取天地尊严之气，主东南，取产悔以养人，此则别有取义，而后人习见夫宾位居右，以为尊敬，遂凡事皆尚右。《左传》：晋士蔿曰“分土而封之，是左之也”。王叔与伯舆争政，王右伯舆。《国策》：赵王以蔺相如为上卿，位在廉颇右。颇曰：“相如徒以口舌位在我上，我必杀之。”苏代谓魏王曰：“公孙衍将右韩而左魏，田文将右齐而左魏。”《说苑·君道篇》：郭隗曰：“君将东面以求臣，则厮役之材至；西面以求臣，则朋友之材至。”此皆战国尚右之明证也。（信陵君从东骑，虚左，自迎侯生，则车中之制，与他处不同。《礼记》“乘君之乘车，不敢旷左”，注谓“车上御者在右，所以便作事，而君则在左，故乘车尊左也”。）《史记》鸿门之宴，项王东向坐，韩信得广武君，东向而师事之。则秦时亦尚右。汉承秦制，亦以右为尊。《史记》陈平愿以右丞相让周勃，帝乃以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为左丞相，位次第二。武安侯召客，自坐东向，以为汉相尊当然。灌夫遇有势在己之右者必陵之，在己之左者则敬之。《汉书》黄霸初以入谷为吏冯翊，以其入财得官，不署右职。颜师古曰：“右职，高职也。其有得罪下迁者，则曰左迁。”《史记》韩王信谓汉王曰：“项王王诸将善地，而王独远居，是左迁也。”《汉书》高祖欲以周昌为赵相，昌不肯。高祖曰：“吾极知其左迁。”又，《诸侯王表·序》云：“武帝有衡山、淮南之谋，乃作左官之令。”服虔曰：“侍于侯国者曰左官，以不得仕王朝也。”是两汉尊右卑左，久为定制，至汉以后改从尚左，则不知始于何时。愚按：左右尊卑之说，又见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全祖望《经史问答》。（《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龚浩康：审食其（yìjī），刘邦同乡。因长期侍奉吕后，深受宠信，汉初被封为辟阳侯。文帝时为淮南厉王刘长击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汇评】

唐顺之：审食其淫污吕后之事，史无明言，传者纷纷，以为无耶，何古今人士无有辨其非者？以为有耶，何在廷诸臣无有置诸喙者？千古而下，令人愤闷。解曰：好人而过者，多侈其美而增之；恶人之甚者，亦多侈其丑而张之。吕后所为，令人切齿，故以莫须有之事喜谈而乐道，谁复为之辨其真伪哉？以予观之，恐不然也。帷薄不修，恒人犹耻之，况英明如汉高，而肯容此鹑鹊乎？吕氏方欲自强以固宠，岂肯身蹈不韪，自甘淫婪乎？朝臣如萧、曹、良、平等，知无不言，何无一语相隐讽欤？矧樊哙刚直，于汉高恋秦宫美女则谏，于枕一宦者则谏，何独容忍一辟阳侯而无一言欤？且惠帝已长，以人彘事为非人所为，而肯任其母为此非人之事耶？即淮南王椎杀食其时，亦止为不救其母之死，未尝以淫乱为辞，何所指而必谓其为蒸淫也？或曰：以吕后之惨而子为之辨，非党恶与？曰：非也，特不欲启天下后世之渐也。（《两汉解疑》上《审食其》）

吴崇节：程子曰：人臣之义，以王陵为正。按：陈平直是畏死耳，故写大言以御陵，使果有全社稷之先谋，奚待借计于陆贾哉？观其燕居深念之时，此心已岌岌矣，惟恐前言之不副矣，而卒以交欢成功者，幸也，非万全之算也。（《古史要评》卷之一《人臣以王陵为正》）

[19]【汇注】

胡三省：言食其不董丞相职事，常监宫中，若郎中令。（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元年”注）

龚浩康：郎中令，官名。皇帝的高级侍从官，负责守卫宫门及管理内廷事务，为“九卿”之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九卿之一，掌护卫皇宫，统属诸郎。（《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20]【汇注】

［日］泷川资言：审食其尝从吕后在项羽军中，与同患难。（《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汇评】

朱权：高后姓吕名雉，单父人。高帝崩，临朝称制，背高帝之约，欲王诸吕，当时面折廷争，仅见王陵一人而已。王陵既不可，陈平不可，周勃不可，将相大臣皆不可，太后安能独行其意乎？后平、勃乃阿附而从之，反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谋。自后彘虐戚姬，鸩死如意，骇没嗣君，幽废少主，擅王吕氏，诛锄高皇帝诸子，居位僭窃，自有天地以来，所谓非常之变也。汉祚之危，如一发之引千钧。吕氏既王，地震山崩，桃李冬华，水溢日食，皆阴盛之应也。临朝八年崩。其太尉周勃、朱虚侯刘章入北军，捕诸吕斩之。厥后建武二年，赤眉入长安，发其冢，贼污辱其尸，岂非天之报欤？（《通鉴博论》卷一）

程徐庆：王诸吕中间，详写王陵正谏，王陵让平、勃，易置丞相，见丞相不易。则诸吕不可得王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21]【汇评】

牛运震：按：此数段委曲层折，写得吕后心事如见，如《项羽纪》写羽“欲自立为王，先王诸侯将相”一段笔法。（《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四月，太后欲侯诸吕[1]，乃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无择为博城侯[2]。鲁元公主薨，赐谥为鲁元太后[3]。子偃为鲁王。鲁王父，宣平侯张敖也[4]。封齐悼惠王子章为朱虚侯[5]，以吕禄女妻之。齐丞相寿为平定侯[6]。少府延为梧侯[7]。乃封吕种为沛侯[8]，吕平为扶柳侯[9]，张买为南宫侯[10]。

[1]【汇评】

牛运震：此数段中曰“欲侯诸吕”“欲王吕氏”，曰“乃先封”“先立”，曰“乃封”，亦在用数虚字揣写人情。（《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程徐庆：欲王之，先侯之；欲侯之，先封高祖功臣。迤而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2]【汇注】

裴骃：徐广曰：“姓冯。”（《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兖州博城，本汉博城县城。”（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本汉博城县城”，上“城”字疑衍。按：唐博城县，本汉之博县。参见《元和志》卷一《河南道六·兖州乾封县》。《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后汉书·志第二十一·郡国志三》，博县皆属泰山郡。）（《史记正义·吕太后本纪》）

张照：《正义》：《括地志》云：“兖州博城，本汉博城县城。”二“城”字皆误。宜云：本汉博县，汉博县属泰山郡。（《史记考证·吕后本纪》）

王恢：高帝论功定封，宽而能制；吕氏阿私，封爵浮滥。《惠景间侯者年表》，吕后侯者三十一人（失数胡陵）；又《高功表》二年封萧何夫人同为酂侯，少子延为筑阳侯；《本纪》四年封女弟媭为临光侯；刘信母不知何年封阴安侯，见《文纪》：实凡三十六人。今除王子、外戚十四人各附于其国外，其他二十二人，元二年侯者八人作为“先封”，四年以后封十四人入于“族党”。（《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又：冯无择，以吕后兄泽郎中，从起丰，攻雍，击羽，奉泽出荥阳，侯。八年，子代坐吕氏事诛。博，春秋齐博邑，亦称博阳，田安为济北之都也。《田儋传》“田横走博阳”，《灌婴传》云“嬴、博”，《汉书》田横“走博”。是博即博阳也。武帝封齐王子就为博阳侯。而此《史》《汉·表》并作博成。后魏改名博平，隋初改汶阳，寻复名博城。故《括地志》云“兖州博城”，而曰“本汉博城县”则非。博之连城，盖时习称，如吕称吕城，宛称宛城。故城今山东泰安县东南旧县镇，宋移治岱岳镇，此城遂废。（同上）

龚浩康：即冯无择。他跟随刘邦起兵，力战有功，特别在荥阳之役中，曾保护吕后长兄吕泽杀出重围。后因诸吕事件牵连被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汇评】

王恢：吕后欲侯诸吕，乃先封高帝功臣亲戚以示恩，实则冯无择辈吕氏私党。欲王诸吕，又先王惠帝后宫子强、不疑，并立外孙张偃为鲁王以厚其势；复风大臣请立郦侯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国。台死，子嘉，子产嗣。产徙王梁，梁改名吕；吕禄王赵，吕通王燕：吕氏三王，半天下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3]【汇校】

郭嵩焘：《志疑》云：“‘鲁元公主薨’以下二十六字，当在‘张买为南宫侯’句下，盖偃与孝惠子同王也。‘封齐悼惠王’以下十七字，当在‘二年，吕王嘉代立为王’句下，盖吕嘉以二年十一月嗣，章以五月封也。”按：如梁说，则章封在五月，常山王义封在七月，吕王嘉嗣在十一月，是“封齐悼惠王子”十七字当在“常山王薨”上，不当更出“吕王嘉”下也。（《史记札记·吕后本纪》）

【汇注】

崔适：少帝元年，鲁元公主薨，赐谥为鲁元太后，子偃为鲁王。按：偃以母为太后之故而为王，太后以子王鲁之故而元太后得系之鲁。偃王鲁在元太后薨后七年，此于薨年即云赐谥为鲁元太后者，终言之，非谥元太后时即系之鲁也。（《史记探源·吕太后本纪第九》）

韩兆琦：其实可能是先封张偃为鲁王，而后赐其母谥为“鲁元太后”。泷川引中井曰：“既号‘鲁元太后’，是为‘鲁王’之母也，故封其子为鲁王，使谥号相称也。”按：中井依史文顺序以为先封其母，而后乃及其子，似不合封建程序。按：鲁元公主墓在今咸阳市渭城区之白庙南村，是汉惠帝安陵的陪葬墓之一……张敖墓在今咸阳市渭城区之白庙南村，与其妻刘邦女鲁元公主同茔异穴……是汉惠帝的陪葬墓之一。（《史记笺证·吕太后本纪》）

[4]【汇注】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既号鲁元公主，是为鲁王之母也，故封其子为鲁王，使谥号相称也，是虽一时之事，而母主子客，其先时称王太后者，是假号，未有国也。（《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龚浩康：张敖，汉初赵王张耳之子，鲁元公主之夫。原袭父爵为赵王，后因其臣下贯高等企图刺杀高祖而降为宣平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5]【汇注】

司马贞：虚音墟。琅琊县也。（《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朱虚故城在青州临朐县东六十里，汉朱虚也。《十三州志》云丹朱游故虚，故云朱虚也。”虚犹丘也，朱犹丹也。（《史记正义·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刘章，齐王刘肥次子，刘襄之弟。（《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汇评】

张宁：高帝明于虑后，而不知削产、禄；吕后巧于植党，而不能去刘章。人之知识固有偏驳，然气数之来，亦恐非智力所能办也。（《方洲集》卷二八《读史录·高皇后二年》）

程徐庆：章有才武，故厚结之。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6]【汇校】

梁玉绳：按：齐寿，《史》《汉》表皆作“受”，疑以音同而误，犹张敖子乐昌侯寿，《史》《汉》表亦作“受”，《王子表》有榆邱侯刘寿福，《汉》表又作“受福”也。（《史记志疑》卷七）

【汇注】

裴骃：徐广曰：“姓齐。”（《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王骏图、王骏观：此乃齐之丞相，非姓齐也。因封齐悼惠王子章而并及之。……《将相表》，除诸侯丞相为相下，以寿为齐国丞相言，可见非姓齐也。（《史记旧注平义·吕太后本纪》）

陈直：齐寿，《史记》《汉书·侯表》皆作齐受，西汉时受、寿二字通用，平帝元寿年号，瓦片又作元受是也。（见《关中秦汉陶录》卷二）（《史记新证·吕后本纪》）

龚浩康：寿，即齐寿。曾任齐王刘肥的丞相。（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王恢：齐受，以卒从起留，以家车吏入汉，以骁骑都尉击项羽，得楼烦将，用齐丞相侯。武帝元鼎四年（前113），玄孙昌有罪，免。

平定，《汉志》西河郡有平定县，在今陕西榆林县境，而其时为楼烦、白羊王所据，元朔二年（前127）始收复，四年置西河郡，当非是。《志疑》引赵氏《汉表举正》，据齐受玄孙安德为安平大夫，疑平定是涿郡安平之误。按：《汉志》安平有五，涿郡、豫章并有安平，菑川有东安平，辽东有西安平，辽西有新安平。受为齐相，如为安平，要当以菑川为近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7]【汇注】

裴骃：徐广曰：“姓阳城也。延以军匠起，作宫筑城也。”（《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陈直：少府盖为将作少府之省文。延为阳成延。《十六金符斋印存·续百家姓谱》，十一页，有“阳成房”印，《汉书·王莽传》云：“郎阳成修献符命。”足证汉代有此姓。（《史记新证·吕后本纪》）

龚浩康：少府，官名。九卿之一。掌管山海池泽的赋税和宫廷手工作品制造等事务，相当于皇家的财经总管。（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王恢：阳城延，元年四月乙酉（二十二日。下同，从略），以军匠从起郏，入汉，为少府，作长乐宫、未央宫，筑长城先就，侯（此应是汉代大建筑家）。武帝元狩五年（前188），曾孙戎奴坐使人杀季父，弃市。

梧，《汉志》楚国县，今地不详。（《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8]【汇注】

裴骃：徐广曰：“释之之子也。”（《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徐州沛县古城也。”（《史记正义·吕太后本纪》）

钱穆：案：故城今沛县东。《庄子》：孔子南之沛，见老聃。“（《史记地名考》卷十四）

龚浩康：吕种，吕后次兄建成侯吕释之之子。（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9]【汇注】

裴骃：徐广曰：“吕后姊子也。母字长姁。”（《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扶柳故城在冀州信都县西三十里，汉扶柳县也。有泽，泽中多柳，故曰扶柳。”（《史记正义·吕太后本纪》）

［日］泷川资言：徐广注依《惠景间侯年表》。中井积德曰：吕平，吕后姊子，则不当姓吕，是恐有谬。（《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王恢：吕平，元年四月庚寅，以吕后姊长姁子侯。八年，反，诛。

扶柳，《汉志》信都国县，今河北冀县西南六十里。《胶水注》说琅邪郡扶县，恐非。师古以为“平既吕氏所生，不当姓吕，盖史家惟记母族也”。《志疑》则谓“时太后方封吕氏，平冒母姓得封。此冒母姓之始”。（《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汇评】

梁玉绳：按：平封于琅邪之邞县，非扶柳也，说在《惠景侯表》。是时封三吕为侯，而此只叙吕种、吕平，不及吕产之封洨侯者，以误书于上文高祖时耳。（《史记志疑》卷七）

[10]【汇校】

梁玉绳：案：太后续封高祖功臣以为侯诸吕之渐，则是先封冯无择等四人，再封吕种等也。乃此纪书南宫一侯于二吕之后，已为失次，而博城侯下忽插入公主之薨、张偃之王、刘章之侯，更觉不伦。史公叙事，何若是之倒乱哉！余谓“鲁元公主薨”廿六字当在“南宫侯”句下，盖偃与孝惠子同王也。（《汉功臣表》言偃王在二年，误。）“封齐悼惠王子”十七字当在后文“二年吕王嘉代立为王”句下，盖吕嘉以二年十一月嗣位，刘章以五月封也。（《史记志疑》卷七）

施之勉：吴汝纶曰：封朱虚侯，《通鉴》在二年五月。《考异》云：《汉书·高后纪》在元年。今从《汉书·王子侯表》。案：《史记·惠景间侯者表》亦在二年五月，与《汉·表》同。温公未检《史·表》，殊疏。但此文纪表互异，不必改纪就表。本纪因事类证，不依年月先后。梁氏《志疑》乃妄语当在“吕王嘉代立“下，何其谬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吕后本纪第九》）

【汇注】

裴骃：徐广曰：“其父越人，为高祖骑将。”（《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张买叙于诸吕下，岂吕之姻族乎？《年表》八年，买坐吕氏事诛。（《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王恢：南宫侯，武帝元光之年，偃孙生有罪，绝。三年（前132），生弟广（《汉·表》作广国）绍封睢陵侯。太初二年（前103），广子昌坐为太常乏祠，免。平帝元始二年（2），敖玄孙废忌绍封千户。睢陵，汉属临淮郡，今江苏睢宁县（《史·表》误睢阳）。

《楚汉春秋》“南宫侯张耳”，班固《十八侯铭》“南宫侯张敖”，皆误。偃废为南宫侯也。徐广曰“改封信平”，“平”“都”之误，盖以南宫县汉属信都国也。《志疑》误以徐谓“改封敖之国名”。《王补》又以“信”与“新”通，为淮阳之新平。更有以南宫乃张买封国，此未检《史·表》买于吕后八年，坐吕氏事诛，国除，文帝以封偃也；复未深究《汉·表》侯生一代，乃误以张偃之后错移于张买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又：张买，元年（前187）四月丙寅（初三），以父越人为高帝骑将从军，以中大夫侯。八年，坐吕氏事诛。九月以封张偃。

南宫，《汉志》信都国县，见《浊漳水注》。河北今县西北三里。明时城为漳水所圮，迁于旧城东三里飞凤冈，即今治。（同上）

张大可：刘邦骑将张越人的儿子，阿附诸吕被大臣所杀。（《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汇评】

程徐庆：两“乃”字接得好，两样意思，两样用法。（《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韩兆琦：泷川引中井曰：“张买叙于诸吕下，岂吕之姻族乎？”按：据年表之“买坐吕氏事诛”语，中井之说近是。（《史记笺证·吕太后本纪》）

太后欲王吕氏[1]，先立孝惠后宫子彊为淮阳王[2]，子不疑为常山王[3]，子山为襄城侯[4]，子朝为轵侯[5]，子武为壶关侯[6]。太后风大臣[7]，大臣请立郦侯吕台为吕王[8]，太后许之。建成康侯释之卒[9]，嗣子有罪[10]，废，立其弟吕禄为胡陵侯[11]，续康侯后。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城侯山为常山王，更名义[12]。十一月，吕王台薨，谥为肃王，太子嘉代立为王。三年，无事[13]。四年，封吕媭为临光侯[14]，吕他为俞侯[15]，吕更始为赘其侯[16]，吕忿为吕城侯[17]，及诸侯丞相五人[18]。

[1]【汇评】

程徐庆：又接前，欲王吕乃先王后宫子。与前对写，节节入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2]【汇注】

裴骃：韦昭曰：“今陈留郡。”（《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周寿昌：如氏曰：《外戚恩泽侯表》曰：皆吕氏子也，以孝惠子侯。寿昌按：今表无此语，即宋本亦无之，久佚去。又按：颜注引如氏语，宜注在“宏为襄城侯，朝为轵侯，武为壶关侯”下。强与恒山王不疑径封王，未为侯，与“以孝惠子侯”语尤不合也。不疑于二年死，强于五年死，故皆未列表中，惟宏、朝、武三人在《恩泽侯表》，表称襄城侯义，后立为帝，仍改名宏。（《汉书注校补》卷二）

杨树达：如淳曰：《外戚恩泽侯表》曰：皆吕氏子也，以孝惠子侯。晋灼曰：《汉注》名长。韦昭曰：今陈留郡。周寿昌曰：如引《侯表》语，今表无之。又此注在壶关侯下，强与不疑径封王，未为侯，与“以孝惠子侯”语尤不合也。不疑于二年死，强于五年死，故皆未列表。惟弘、朝、武三人在《恩泽表》。表称襄城侯义，后立为帝，仍改名弘。树达按：钱大昭云：韦昭注“陈留”，“留”字衍。按：钱说是也。又按：此文称孝惠后宫子者，据当时诏令之文也。诸表则强、不疑列《异姓诸侯王表》，而云高后所诈立孝惠子。弘、朝、武列《外戚恩泽侯表》，而云皆吕氏子（据《如注》引，今表脱去）。于武、朝之诛也，亦云“以非子诛”。此非班氏自相违伐，乃史家互文以征实之例也。周氏乃谓强、不疑早死，故不列表，疏矣。又按：弘初名山，后改名义，又改名弘。下文注引晋灼云：“《汉书》一之，书弘以为正。”是也。（《外戚传》《异姓王表》及《恩泽侯表》仍作“义”。）周云仍改名弘，亦非。（《汉书窥管》卷一《高后纪第三》）

王骏图、王骏观：初王都陈，后为淮阳郡。即今陈州府淮宁县地也，非陈留郡也。（《史记旧注平义·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这里所说的“后宫子”，是指宫中一般妃嫔和美人所生之子，以与皇后所生者相区别。（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汇评】

程徐庆：曰“欲”，曰“先”，两言之，亦费心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3]【汇校】

王叔岷：按：《汉书·高后纪》《汉纪》《通鉴》常皆作恒。《汉书》如淳注：“今常山也。因避文帝讳，改曰常。”是所见正文本作“常”。作“恒”者，后人回改也。《通鉴考异》引此亦改作“恒”，下同。（《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常山故城在恒州真定县南八里，本汉东垣邑也。”（《史记正义·吕太后本纪》）

胡三省：惠帝元年，淮阳王友徙王赵，今以封强。恒山郡本属赵国，今割以封不疑。（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元年”注）

钱穆：常山，《汉志》“常山郡上曲阳县，恒山在西北”，是也。后世以为在山西浑源，非是。《汉志》：“常山郡，高帝置。”然项羽已封张耳为常山王；又其前李良略定常山；是常山为一政区，似自秦已尔。全祖望疑秦灭燕，沿边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而独燕本土不闻设郡，因据《水经注》补广阳郡。然郦说不知所起。恐秦先灭赵，后定燕，燕南赵北之地，盖有常山郡，《张耳陈馀传》可证，不必别采郦说。（《史记地名考》卷十五）

王恢：常山国故秦邯郸郡地，楚汉之际为赵歇国，寻分为常山国，项羽以封张耳，都襄国。耳降，陈余自代迎还赵歇，复属赵。汉三年（前204）十月，韩信斩陈余、赵歇，立为常山郡。四年，复属赵国张耳；后又属赵王如意。

吕后元年分置常山国，四月辛卯立惠帝子不疑。二年十月卒，弟襄城侯义嗣。义入为帝，四年五月，复立义弟轵侯朝。八年，以非惠帝子，诛，国除为郡，复还赵王遂，景帝二年以过削。

刘义本名山，三年为常山王，改名义，四年五月入为帝，又改名弘。（《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常山，汉初封国。辖今河北省西南部部分地区，都城在元氏（今河北省元氏县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4]【汇校】

王叔岷：按：《御览》八七引“山”作“弘”，“城”作“成”。《汉书》《汉纪》“山”亦并作“弘”，下同。此文仍当作“山”，此时未更名也。与《汉书》《汉纪》同书“弘”者有别（参看《汉书·高后纪》“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为皇帝”晋灼注）。景祐本、黄善夫本“城”亦并作“成”（景祐本、黄善夫本、殿本《惠景侯表》亦皆作“成”），《通鉴》同。城、成古通，“成”非讹字。下文“吕忿为吕城侯”，景祐本南宋补版、黄善夫本“城”并作“成”（景祐本、黄善夫本、殿本《惠景侯表》亦皆作“成”），与此同例。又按：《索隐》引下文“改名弘农”，今各本皆作“更名曰弘”，无“农”字。（《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司马贞：按：下文更名义，又改名弘农。《汉书》襄城侯唯云名弘，盖史省文耳。按《志》，襄城属颍川也。（《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襄城，县名。即今河南省襄城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5]【汇注】

司马贞：按：韦昭云河内有轵县，音纸也。（《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轵城在怀州济源县东南十三里，七国时魏邑。”（《史记正义·吕太后本纪》）

钱穆：轵，今河南济源县南三十里。《秦本纪》昭十七，以垣易蒲坂、皮氏；十八，又攻垣。秦兵及轵，必经垣曲，秦先以垣曲易蒲坂、皮氏；既得蒲坂、皮氏，即再攻垣曲。《秦纪》言“攻垣”，举其最主要者言之；《六国表》言“轵”，举其远者言之。自山西蒲坂以往，至轵，大小六十一城，而垣曲其最主要者。（《史记地名考》卷十三）

龚浩康：轵，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济源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6]【汇注】

张熷：元年五月，封孝惠子强淮阳王，不疑恒山王，宏襄城侯，朝轵侯，武壶关侯。按：《表》俱在四月。（《读史举正》卷一）

梁玉绳：按：孝惠后宫子凡六人，而所谓太子为帝者不与焉，强与不疑之薨皆无嗣，即以弟襄成侯为常山王，壶关侯为淮阳王。其后常山王立为帝，又以轵侯朝为常山王，此五人《纪》《表》所书并同，而《纪》独不及平昌侯大何哉？考大封于四年二月，比五人为后，想以其甚幼耳。至七年因吕王嘉废，吕产徙王梁，立大为吕王，更名吕曰济川，梁名曰吕。迨吕氏既平，徙济川王大封于梁，未几灭。《纪》之失载，当以封侯在后之故，是以《汉·本纪》亦缺。《经史问答》只缘大封吕王，直指大为吕氏之子，独不考此《纪》下文明云“立皇子平昌侯为吕王”乎？《史》《汉·表》并云大以孝惠子侯，与五人一例，安得因偶尔失书，遂别生异论也。若以其见于《汉·异姓表》，便断大非孝惠子，则《异姓表》岂独一平昌耶？（《史记志疑》卷七）

［日］泷川资言：据《表》，孝惠又有后宫子大，四年二月封曰平昌侯，后为济川王。（《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王恢：《汉志》上党郡县，今山西长治县东南十六里壶口山下。（《史记本纪地理图考》）

龚浩康：壶关，地名。在今山西省长治市北。今址在长治市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7]【汇校】

丁晏：“封”字误。王、柯本作“风大臣”，是。（《史记毛本正误》）

【汇注】

龚浩康：风，通“讽”。用含蓄的语言暗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汇评】

牛运震：“风”字亦得情。（《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8]【汇注】

张守节：初吕台为吕王，后吕产王梁，更名梁曰吕。（《史记正义·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指陈平、周勃等被迫曲从太后之意，请立诸吕为王以安其心，徐图诸吕。此权宜之计。（《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汇评】

程徐庆：前“乃”字，此“风”字、“请”字。侯尚轻，故趁势独断；王是创，故示意待请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9]【汇注】

韩兆琦：吕释之被封为建成侯，死后谥曰康，故云。（《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汇评】

邵泰衢：吕雉佐定天下，醢越斩信，其刚毅亦非常也，高祖敢以爱子易元储乎？又敢以爱弛年色衰易储子等于姬媵乎？况夫涕泣承间，妇女之能技也；良、平，吕后、太子之羽翰也，岂俟皤皤四老而始知乘间始成羽翼耶？至曰“吕后真而主矣”，夫岂亦欲其不为主与？谈何易也！况四老者，既无令名于天下分争之日，又无经济于孝惠为帝之年，逃匿山中而辨士可请，不为汉臣而吕后可要，急请间泣唯知柔媚之乞怜，延颈欲死，剿习游谈之浮说，即有是，人品奚足重？至于九年泽死，台已袭封，十一年夜见之，吕泽又胡为乎来哉？况建成、吕泽名爵互差，禁卫森严，安得夜呼禁闼，直入后宫而告之哉？易储重典，既不见之《高纪》，大臣争谏，又不闻是何人，甪里、夏、黄，皆为乌有，爱弛废储，尽属子虚者矣！善乎，杨铁崖之言！曰子房之所呼者，老人之赝者也，高误为真耳。然沛公不知有君，以乡老言而始丧义帝，不知有父，以家令言而始尊太公，此二人者，知君父之纲常者也。太史公不能博访而著其名，并鲁两生之能以礼乐扶世教者，皆不得其姓氏，徒有党子拒父四皓之姓名留于残简，令后世之误以为贤。噫！正人而不得名，邪人而反奸于正，诚不能不为之抚卷太息矣！（《史记疑问》卷上）

[10]【汇注】

龚浩康：嗣子，指嫡生的长子。按照古代礼制，爵位一般传给嫡生的长子。（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11]【汇注】

裴骃：徐广曰：“释之少子。”（《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张守节：胡陵，县名，属山阳，章帝改曰胡陆。（《史记正义·吕太后本纪》）

王恢：吕禄。元年五月丙寅侯。《汉志》山阳郡县，今山东鱼台县东南六十里。《汉·表》误汉阳。（《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吕禄，建成侯吕释之最小的儿子。（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又：胡陵，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鱼台县东南。（同上）

[12]【汇校】

梁玉绳：“常山王薨”至“更名义”，按：此十八字当在“吕嘉代立为王”之下，盖吕王之一薨一立在十一月，常山王之一薨一立在七月也。（《史记志疑》卷七）

［日］泷川资言：张文虎曰：“案：如梁说，当以朱虚次吕嘉，以常山次朱虚。”（《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13]【汇注】

裴骃：《汉书》云：“秋，星昼见。”（《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王叔岷：按：《汉纪》于三年，亦书“秋星昼见”。《通鉴》同。（《史记斠证》卷九）

[14]【汇注】

黄生：吕媭之为临光侯也，萧何夫人同之为酂侯也，以吕氏称制故，然实高祖为之作俑。按：《功臣表》奚涓死事无子，高祖乃封其母疵为鲁侯。（《义府》卷下《女子封侯》）

施之勉：《考证》：吕后女弟，樊哙妻。妇人封侯自此始。按《功臣表》，鲁侯奚涓，死事，无子。高祖六年，封其母泚为重平侯。《汉书·萧何传》，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余人。此承鄂千秋封为安平侯而言。据《功臣表》，安平侯鄂千秋，高祖六年八月甲子封。是何母之封，亦当在是日也。《绛侯世家》，亚夫为何内守，许负相之。《索隐》应劭曰：河内温人老妪也。姚察按《楚汉春秋》，高祖封负为呜雌亭侯。是知妇人亦有封邑。《类聚》五十一引《陈留风俗传》曰：高祖与项氏战，厄于延乡。有翟母者，免其难。故以延乡为封丘县，封翟母焉。《御览》二百二引同。是妇人封侯，有封邑，非始于此矣。（《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吕后本纪第九》）

王恢：吕媭，以吕后女弟，樊哙夫人，四年侯。如淳、韦昭《注》作林光。应劭云：“甘泉宫在云阳，一名林光。名号侯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韩兆琦：吕媭，吕后之妹，舞阳侯樊哙之妻。泷川曰：“妇人封侯自此始。”（《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汇评】

王若虚：《吕后纪》先云封吕媭为临光侯，不言媭之为谁，而后乃云太后女弟吕媭，失其次矣，岂前所称者别为一人耶？（《滹南遗老集》卷一一《史记辨惑三》）

程徐庆：分茅胙土，及于妇人，封赏之妖。（《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5]【汇校】

梁玉绳：按：媭乃樊哙妻也，此及《哙传》作“临光”，《汉书》亦然。而如淳《文帝纪注》作林光。考《后书·光武纪》“建武二年临邑侯让”，《耿纯传》作“林邑”，疑古通借字。盖媭以妇人封侯，且为吕氏谋主，未必远封他所，亦不闻有地名“临光”者。《三辅黄图》云：林光宫在云阳县界，得毋以媭主林光宫而食邑云阳耶？俞侯当作“鄃”，说在《表》。（《史记志疑》卷七）

王叔岷：按：《史》《汉·樊哙传》媭并作须，古字通用。《离骚》：“女媭之蝉媛兮。”洪兴祖《补注》：“《说文》云：‘媭，女字也。贾侍中说：楚人谓女曰媭。’（岷按：今《说文》作‘谓姊为媭’。）前汉有吕须。”字亦作须。梁氏疑临、林古通借字，是也。下文“太后女弟吕媭”，《索隐》引韦昭云：“吕媭为樊哙妻，封林光侯。”临亦作林。《左·定八年传》：“林楚御桓子。”《公羊传》林楚作临南，亦临、林通用之证。《惠景侯表》俞字同。梁氏《志疑》：“清河郡鄃县，《史》《汉》多省作俞，其实当作鄃也。《史·景纪》《河渠书》《汉书·沟洫志》《栾布传》皆作鄃。”俞、鄃盖古今字，作俞未为非也。（《史记斠证》卷九）

又：按：《惠景侯表·索隐》：“更始，吕氏之族。”窃疑此文为下脱“滕侯吕胜为”五字。盖吕更始为滕侯，吕胜为赘其侯，《侯表》可证也。黄善夫本、殿本《索隐》并作“按《表》，赘其在临淮”。《表》，亦当作《志》。（《侯表·索隐》作“〔赘其，〕县名，属临淮”。）（同上）

【汇注】

司马贞：他音陁。俞音输。（《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鄃城在德州平原县西南三十里，本汉鄃县，吕他邑也。”（《史记正义·吕太后本纪》）

王恢：吕他，父婴，以连敖从高祖破秦，入汉，以都尉定诸侯，功比朝阳侯。婴死，子他袭功，用太中大夫侯。《汉志》清河郡县，见《河水注》，今山东平原县西南，故河西岸。《志疑》：“功比朝阳侯语最可疑。高后欲侯吕氏，空张其功，希旨之臣，谬为此语。史公作表，仍而不去，未可为信。”（《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吕他（tuō），吕媭之子。俞，即鄃（shū）县。治所在今山东省平原县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韩兆琦：“吕他为俞侯”三句，吕他为吕媭之子，吕更始、吕忿皆为吕后之侄。据《惠景间侯者年表》，吕更始为滕侯，赘其侯是吕胜。（《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16]【汇校】

裴骃：徐广曰：“《表》云，吕后昆弟子淮阳丞相吕胜为赘其侯。”（《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司马贞：按：《表》赘其在“临淮”。（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按《表》赘其在临淮”，原作“按《表》作临淮也”，据耿本、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改。按：本书卷一九《惠景间侯者年表》“赘其”，《索隐》：“县名，属临淮。”又，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张文虎曰：“表作”当作“志属”。）（《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施之勉：《考证》然赘其不入侯相之列。水泽利忠曰：按泷本，例，列讹。（《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吕后本纪第九》）

【汇注】

杭世骏：按：赘其，侯名。似应从《年表》作胜侯。更始，自属滕侯之名，本文偶误耳，否则同时受封者有两吕更始，未必然也。滕侯与赘其皆诸侯相。赘其、吕侯昆弟子。滕侯不详支属，而皆以八年坐吕后事诛，则其为同宗可知，然赘其不入侯相之例，而滕侯不附诸吕之中，其以亲疏别欤！（《史记考证·吕后本纪》）

梁玉绳：按：《侯表》是年四月封吕氏侯者四人，此失书吕更始为滕侯，而以赘其侯吕胜为吕更始，岂不误哉！（《史记志疑》卷七）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年表》有滕侯吕更始，而赘其侯为吕胜，是必有一误。（《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王恢：吕更始，为舍人，郎中，以都尉屯霸上，用楚丞相侯。八年，坐吕氏事诛。（自注：长乐卫尉，朱虚侯斩之。见本纪。）《汉志》“沛郡公丘县”，《注》：“故滕国。”今山东滕县西南十四里。汉初夏侯婴为滕公，武帝封鲁共王子顺为公丘侯，始改名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又：吕胜，四年四月丙申，以吕后昆弟，用淮阳丞相侯。八月，坐吕氏事诛。《汉志》临淮郡县，今安徽盱眙县西。《本纪》“更始”下脱“滕侯吕胜为”五字。（同上）

[17]【汇校】

梁玉绳：附按：《水经注》三十一卷作“吕恕”，与《史》《汉》异，疑“恕”字讹。（《史记志疑》卷七）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故吕城在邓州南阳县西三十里，吕尚先祖封。”（《史记正义·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吕城，《惠景间侯者年表》作“吕成”，故城在今河南省南阳市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王恢：吕忿，以吕后昆弟子侯。八年，坐吕氏事诛。《洧水注》疑为南阳宛县西南三十里之吕城；又谓新蔡县有大吕、小吕亭，未知孰是？《王补》以为即楚国之吕县，在今江苏徐州北。似较《郦注》为安。（《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吕忿，与吕更始、吕胜皆为太后之侄。（《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18]【汇校】

［日］泷川资言：“及”下“侯”字据古钞、三条本补。（《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汇注】

裴骃：徐广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开、松兹侯徐厉、滕侯吕更始、醴陵侯越。”（《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梁玉绳：按：《侯表》是年四月丙申封侯者，朱通、卫无择、王恬开、徐厉、周信及越六人，非五人也。六人中卫无择是卫尉，周信是河南守，皆非诸侯相也，此误。徐广注亦谬。徐不数卫无择、周信而牵入吕更始为五人，岂未检《侯表》乎？（《史记志疑》卷七）

施之勉：按：《侯表》，是年四月丙申封侯者，吕胜、朱通、卫无择、王恬开、徐厉、周信、吕它、吕更始、越、吕忿，十人也。十人中，卫无择是卫尉，周信是河南守，吕它是大中大夫，吕忿是吕后昆弟子，其余六人皆诸侯相也。吕胜，淮阳丞相。朱通，吕相。王恬开。梁相。徐厉，常山相。吕更始，楚相。越，长沙相。《侯表》，吕更始为滕侯，吕胜为赘其侯。此《纪》误以更始为赘其侯，合二人为一人，故云诸侯丞相五人，实则有六人也。梁说非。（《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吕后本纪第九》）

程徐庆：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开、松滋侯徐厉、滕侯吕更始、醴陵侯越。五人附序。数段连写诸吕事，令人不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王恢：（中邑侯）朱通（自注：《汉·表》作进），以执矛从入汉，以中尉破曹咎，用吕相侯。景帝后三年（前141），子悼有罪，免。《汉志》勃海郡县，今河北沧县东南四十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又：（山都侯）王恬开（自注：《汉·表》作启）汉五年为郎中柱下令，以卫将军击陈豨，用梁相侯。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曾孙当坐与奴阑入甘泉、上林，免。（甘泉据《汉·表》增）（同上）

又：（松兹侯）徐厉，以舍人从起沛，以郎中入汉，还，得雍正章邯家属，用常山丞相侯。文帝后六年，厉子悼军棘门以备胡，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孙偃有罪，免。《汉志》庐江郡县，今安徽宿松县北五十里。《汉书》纪、表、传并祝误作兹。（同上）

龚浩康：指做过诸侯王丞相的五个人。这五个人，《集解》引徐广语，认为是“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开、松兹侯徐厉、滕侯吕更始、醴陵侯越”。但《史记志疑》认为，“是年四月丙申封侯者朱通、卫无择、王恬开、徐厉、周信及越六人，非五人也。六人中卫无择是卫尉，周信是河南守，皆非诸侯相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另有五人以诸侯丞相为侯，即：赘其侯吕胜，以淮阳丞相侯；中邑侯朱通，以吕相侯；山都侯王恬开，以梁相侯；松兹侯徐厉，以常山丞相侯；醴陵侯越，以长沙相侯。按：据《惠景间侯者年表》，高后四年四月丙申封十侯，还有乐平侯卫无择，成陶侯周信，及上文之吕他、吕更始、吕忿，共十侯。（《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1]，无子，详为有身[2]，取美人子名之[3]，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4]。孝惠崩，太子立为帝[5]。帝壮，或闻其母死[6]，非真皇后子[7]，乃出言曰：“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8]？我未壮，壮即为变。”太后闻而患之，恐其为乱，乃幽之永巷中[9]，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见。太后曰：“凡有天下治为万民命者[10]，盖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欢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欢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乃失惑惛乱，不能继嗣奉宗庙祭祀，不可属天下[11]，其代之[12]。”群臣皆顿首言[13]：“皇太后为天下齐民计所以安宗庙社稷甚深[14]，群臣顿首奉诏。”帝废位，太后幽杀之[15]。五月丙辰[16]，立常山王义为帝，更名曰弘[17]。不称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18]。以轵侯朝为常山王。置太尉官[19]，绛侯勃为太尉[20]。五年八月，淮阳王薨[21]，以弟壶关侯武为淮阳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吕王嘉居处骄恣，废之，以肃王台弟吕产为吕王[22]。夏，赦天下。封齐悼惠王子兴居为东牟侯[23]。

[1]【汇校】

张文虎：旧刻无“时”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吕太后本纪》）

王叔岷：按：景祐本南宋补版、黄善夫本、殿本皆有“时”字，《御览》引同。（《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薛福成：《汉旧仪》曰：聘皇后黄金万斤。吕太后为惠帝纳鲁元公主女，故优其礼，为二万斤。《王莽传》云：莽以女配平帝为皇后，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有司所指，亦即孝惠故事也。太抵汉四百年中，惟孝惠张后、孝平王后、孝桓梁后以聘入中宫，其余皆自妃嫔得立。（《庸庵文外编》卷二《书〈汉书·外戚传〉后三》）

张大可：即张敖女，鲁元公主所生，吕太后为了固吕氏根本，强纳为孝惠帝皇后，使弟为姐之女婿。（《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汇评】

班固：惠帝四年十月乙亥，未央宫凌室灾；丙子，织室灾。刘向以为元年吕太后杀赵王如意，残戮其母戚夫人。是岁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鲁元公主女为皇后。其乙亥，凌室灾。明日，织室灾。凌室所以供养饮食，织室所以奉宗庙衣服，与《春秋》御廪同义。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庙之德，将绝祭祀。其后，皇后亡子，后宫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杀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废之，更立吕氏子弘为少帝。赖大臣共诛诸吕而立文帝，惠后幽废。（《汉书·五行志上》）

薛福成：惠帝立姊女为皇后，荀悦以为乖于礼而忒于人情。其说当矣。然以余考之，后盖非鲁元公主所生也。《汉书》高帝二年败于彭城，道逢孝惠、鲁元载之以行，马疲，虏在后，尝蹶两儿，欲弃之。滕公尝下收载之，徐行面雍树乃驰。苏林注：南方人谓抱小儿为雍树，计是时，惠帝方六岁，公主亦十岁左右耳。迨五年秋，张敖嗣为赵王，鲁元公主为王后，其年尚幼。计其生女，当已在高帝七八年。惠帝四年立后，七年帝崩，若后果为公主之女，其寡居之年不过十二三耳。《外戚传》云，太后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虽曰以重亲故，不亦太早计矣乎？且惠帝年二十始行冠婚礼，太后欲早得嫡孙以系人望，吾意其时后年当已及笄，故太后亟望其生子。以此覈之，后盖张敖前妇之女，非公主所生明矣。或者公主素贤，抚如己出，故太后视之亦无异公主所生耳。又按：高后八年，以鲁王偃早失父母，年少孤弱，乃封张敖前妇子侈为信都侯，寿为乐昌侯，以辅鲁王偃。太后之于公主，用情可谓挚矣。公主既薨，则怜外孙而及其异母之兄；公主尚在，必因怜婿而及其前妇之女。椒房之亲，尊宠无匹，与其使他族得之，毋宁使张氏得之。公主之子虽孤立无助，而有姊在中宫，有兄为夹辅，庶足庇赖于无穷，此太后之隐情也。《史记·外戚传》云：吕后长女为宣平侯张敖妻，敖女为孝惠皇后，固未明言后为公主所生。《汉书》采录《史记》旧文，辞义过简，乃云敖尚帝姊鲁元公主，有女。若后即公主所生者。盖传闻稍远，渐失其实矣。然其误不自班孟坚始，汉杜邺对哀帝曰：吕太后权私亲属，以外孙为孝惠后，盖太后专宠之私，为诸大臣所深疾。后既被废，或竟诬后为公主所亲生，以著惠帝渎伦蔑礼，即以明后之当废。沿讹既久，莫察其实，不知惠帝守文良主，而叔孙通以知礼自命者也。复道之筑，帝且因通言而惧，岂有亲为姊女而毅然娶之，叔孙通不据礼以争者哉？然则惠帝之纳后为合于礼乎？曰后与公主有母女之名矣，则亦与帝有舅甥之嫌，惠帝惟不知远嫌，故被之以渎伦失礼之名而无可解免。然固不至若是之甚也。是故礼莫先于远嫌。（《庸庵文外编》卷二《书〈汉书·外戚传〉后二》）

又：余于前汉得贤后二人焉：一曰孝惠张皇后，一曰孝哀傅皇后。……张后能自全于北宫幽废之时，傅后能自免于椒房默处之日。其守身安命有足尚者。乌乎！女德莫先于无过，前史所称贤后妃者，未必尽能无过也；不能无过，且以为贤，而况无非无议者乎！（《庸庵文外编》卷二《书〈汉书·外戚传〉后八》）

[2]【汇校】

张文虎：“有身”，《御览》引作“娠”。（《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吕太后本纪》）

王叔岷：按：《御览》引“身”作“娠”，义同。（《史记斠证》卷九）

[3]【汇注】

颜师古：名为皇后子。（《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张守节：刘伯庄云：“诸美人元幸吕氏，怀身而入宫生子。”（《史记正义·吕太后本纪》）

徐孚远：本言张皇后无子，不言惠帝无子。美人子，即后宫所生，非必吕氏，言怀身而入宫者非也。（《史记测议·吕后本纪》）

何焯：名之，名为皇后所产子也，是少帝非刘氏，乃大臣既诛诸吕，从而为之辞耳。以其能匡汉祚，立太宗，功既大，故后世不之求备。（引自《汉书窥管·高后纪第三》）

张照：徐孚远曰：本言张皇后无子，不言惠帝无子。美人子，即后宫所生，非必元幸吕氏，怀身而入宫者。臣照按：《年表》孝惠后宫子，在吕后时为王者，至孝文时，并以非皇子诛。此《纪》云，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于邸。如果孝惠子，则古今儒者能不议绛、灌为篡弑耶？且孝文宽仁，岂有诛戮孝惠子孙之理？刘伯庄语岂为无据？徐孚远驳之非也。（《史记考证·吕后本纪》）

陆锡熊：《汉书·高后纪》取后宫美人子名之，以为太子。何屺瞻云：名之，名为皇后所产子也，是少帝非刘氏，乃大臣既诛诸吕从而为之辞耳。以其能匡汉祚，立太宗，功既大，故后世不之求备，云云。按：何氏此说未审据本纪，此所谓后宫美人子名为太子者，乃吕氏先立为帝，至四年以母死出怨言，被废幽死，其余称孝惠后宫子者尚有六人。吕后二年所载立强为淮阳王，不疑为恒山王，宏为襄城侯，朝为轵侯，武为壶关侯者是也。不疑先卒，即以宏为恒山王，少帝废后，遂立为帝，而朝继为恒山王。强亦先卒，而武继为淮阳王，嗣又立皇子平昌侯太为济川王。当平、勃诛诸吕时，所称孝惠子者，尚有宏、朝、武、太四人，故本纪谓大臣相与阴谋，以为少帝及三弟为王者，皆非孝惠子，复共诛之，此少帝乃指宏，与吕氏名为太子先立为帝旋被废死者非一人。且《诸侯王表》内班氏亦已明言强、不疑皆高后所诈立孝惠子矣。何氏谓当时大臣从而为之辞，非也。（疑先立之少帝，或实孝惠后宫子，而名为张皇后子，至其余诸子，则皆吕氏子，而诈以为后宫子耳。）（《炳烛偶钞》）

周寿昌：按：《外戚传》：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是称美人已有秩矣。太子名卒不传，止称为太子而不名也。《纪》初云年幼即位，四年被幽死，然已能恨吕后杀其生母，出怨言，当七八岁矣。惠帝在位不取名，不立为太子，俱不可解。《五行志》上云：其后皇后亡子，后宫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杀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废之，更立吕氏子宏为少帝。按：《志》明曰有男，曰嗣子，下又云更立吕氏子宏，益可证太子为孝惠所生也。《燕灵王传》云：有美人子，太后杀之，绝后。正言燕王美人子即王子也。此可类推。（《汉书注校补》卷二）

王荣商：荣商按：此太子本惠帝子，但非张皇后所生耳。其后所立少帝则吕氏子。《史》文及旧注甚明，而说者乃谓两少帝皆吕氏子，或云皆惠帝子，胥失之矣。（《汉书补注》卷二，引自徐蜀编《两汉书订补文献汇编》）

杨树达：（引何焯、周寿昌二人说）树达按：周说是也，此子吕后四年已见幽于永巷矣（《史记》作“幽杀之”）。大臣所指少帝非刘氏者，乃指初为恒山王名弘者言，非谓此子也。王氏兼采二说，不加裁断，则于何氏之误会，尚未灼知尔。《南越传》载《文帝与南越王书》云“乃取他姓子为孝惠皇帝嗣”，它亦为之辞者邪？（《读汉书札记》卷一，引自徐蜀编《两汉书订补文献汇编》）

韩兆琦：按：徐（编者按：孚远）说是也，《汉书·五行志》云：“皇后亡（无）子，后宫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杀其母。惠帝崩，嗣子立。”其文甚明。（《史记笺证·吕太后本纪》）

又：美人，西汉时妃嫔的称号之一，其等级相当于二千石。（《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汇评】

牛运震：“名”字下得不轻不重，妙；“所名子”奇峭；“名我”，尤妙。（《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牟庭：美人子者，孝惠后宫美人所生子。本谓张皇后无子耳，非孝惠帝无子也。惠帝子四人……前少帝废而幽死，强、不疑皆前薨，高后崩年，而真子惟少帝宏一人。所名子三人，《本纪》书之曰：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名为少帝弟，谓此三人非真惠帝子，而名之以为少帝弟，然则少帝为真子也明矣。既诛诸吕，而大臣相与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今皆以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于是定策，迎立孝文帝。孝文帝入，立，乃夜令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于邸。呜呼！诸大臣之阴谋酷矣哉！既自除其患，又克全其名，使天下淡然忘其弑君之恶，而使孝惠种类绝于孝文圣仁之手，酷矣哉！试思当日诸大臣，谁能为此谋者？曰陈平为之。而谓之诸大臣，何也？曰：诸大臣被陈平愚弄久矣，诛诸吕大功也，然而将兵入未央宫门，无诏斩相国，夺节，斩卫尉，其事太横，平不敢处也，而使刘章处之。当代王乘传而来也，少帝俨然尚在，而周勃手绾天子玺符，立渭桥上，威震天下，此又平所不敢处，而属之勃也。清宫之使，直前谓少帝：“足下非刘氏，不当立。”此语欺天诬祖而惊人，平所以不敢出诸口，而使刘兴居、夏侯婴。故平之言曰：“诛诸吕，臣功不如勃，愿以相让勃。”彼平非以相让勃，乃其以废立之首恶让勃也，而勃等不知，反扬扬焉各自以为得大功。平之谲智，颠倒诸公，如弄小儿。是以阴谋出于平，而不敢自以为谋主，乃推而与诸大臣共之。诸大臣不知为分其恶也，而反喜于同其智，亦各自以为吾等阴谋云尔。且夫诸大臣何足道，即孝文帝亦复为平所箝而不能自脱也。夫平既造为非子之狱，谋为废立，固宜先废少帝，而后迎代王，有君求君，危疑非常，是以代王犹豫不敢即至。……彼陈平既诬帝以非子而行其诛，必不肯正告天下，曰：“吾畏其长用事，而吾属无类！”故设阴谋以诬之也，必且曰“吾等为刘氏除其非种者，非为身也”。当时人虽知其诬而不敢言，后世则浸远而不能知，乃遇司马迁作《史记》，尽著其曲折，立案如山，而阴谋始昭彰而不可掩。故迁为良史，虽古之董狐不能过也。奈何后儒读《史记》而更不悟，复造为美人元幸吕氏入宫生子之说，而助平自欺也哉。（见《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杨树达：何焯曰：名之，名为皇后所产子也。是少帝非刘氏，乃大臣既诛诸吕，从而为之辞耳。以其能匡汉祚，立太宗，功既大，故后世不之求备。周寿昌曰：《五行志》云：“皇后亡子，后宫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杀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废之，更立吕子弘为少帝。”按：《志》明曰有男，曰嗣子，下又云更立吕氏子弘，可证太子为孝惠所生也。《燕灵王传》云“有美人子，太后杀之，绝后”，正言燕王美人子即王子也。此可例推。树达按：周说是也。此子吕后四年见幽于永巷。（《史记》作幽杀之。）大臣所指少帝非刘氏者，乃指吕氏子弘言，非谓此子也。王氏兼采二说，不加裁断，则于何氏之误未之知耳。《南越传》载文帝与南越王书云：“乃取他姓子为孝惠皇帝嗣。”此岂亦为之辞邪！（《汉书窥管》卷一《高后纪第三》）

[4]【汇校】

王叔岷：《通鉴·汉纪四》“为”上亦有“以”字。（《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胡三省：惠帝张皇后，鲁元公主之女。太后以其无子，使阳为有身，取后宫美人子名之，而杀其母。少帝及义、朝、彊、不疑皆是也。（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四年”注）

【汇评】

印鸾章：太子，他人之子，故即位不书名，所以著其非正统也。太后之专，大臣之徇，不贬而自见矣。（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惠帝》）

[5]【汇注】

黄震：惠帝立七年，名惠帝子者，践阼复二人，史迁皆系之吕后，意者，示女后专制之变也。然吕氏尽杀高帝子孙在内者，欲夺天下而归之吕，大逆无道，汉之贼也，岂止专制而已，而可纪之哉？迁为汉臣子，特微辞见意尔。

吕后欲王诸吕，王陵力争，可谓社稷臣矣。平、勃阿意王之，勃虽卒诛诸吕、安刘氏，然已功不赎罪；若平又何以赎之，而反受赏邑三千户、金二千斤耶？平平生教帝诈，无益成败之数，天下既定，误帝伪游，叛者九起，卒死于兵，今复负帝于身后，如此平真汉之罪人哉！（《黄氏日抄》卷四六）

钱大昭：他纪皆云，某日太子即皇帝位，此处书法不同。盖吕后临朝称制，与自立无异，且太子是后宫美人之子，非孝惠子，不旋踵而为吕后幽废，与恒山王无异，故变文书之。（《汉书辨疑》卷一）

【汇评】

赵翼：《汉书·吕后纪》孝惠帝张后无子，取后宫美人子，杀其母，名之，立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太后称制，立孝惠后宫子强为淮阳王，不疑为恒山王，弘为襄城侯，朝为轵侯，武为壶关侯。四年……更立恒山王宏为帝。太后崩，大臣以宏及三弟皆非孝惠子，共诛之。（《恩泽表》《五行志》并云皆吕氏子，《周勃传》亦云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令孝惠子之。）由前所书，则强等孝惠后宫子也。由后所书，则皆非孝惠子也。此已属岐互。且先所书恒山王，则不疑也，宏则襄城侯也，后忽云立恒山王宏为帝，更不明晰。据《史记》，则襄城侯本名山，因常山王（即恒山王）。不疑薨，以山改封常山王，更名义，后立为帝，又名宏，始觉了了。此虽小节，亦见《史记》之密。（《廿二史札记》卷二《汉书书恒山王》）

乔松年：少帝及其三弟，孝惠子耶？吕氏子耶？疑莫能明，恐平、勃迎立新君，概诬为吕氏子而杀之耳。曲逆无后，亚夫饿死，或天道欤！（《萝藦亭札记》卷三）

[6]【汇校】

张文虎：“帝壮”，“壮”字疑衍。（《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吕太后本纪》）

韩兆琦：帝壮，张文虎曰：“‘壮’字疑衍。”（《校勘记》）按：张说是。后文有帝曰：“我未壮，壮即为变。”可知此时帝犹未壮也。（《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王叔岷：“壮”上疑有脱文，或脱“寖”字。《通鉴·汉纪五》作“少帝寖长”。（《史记斠证》卷九）

[7]【汇校】

王叔岷：《御览》引“子”上有“之”字。（《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汪越：高后之时，自王而为帝者，少帝义由常山王立。常山始哀王不疑，少帝入立，改封轵侯朝。淮阳封怀王强，皆非真惠帝子。（《读史记十表》卷五《读汉兴以来诸侯年表》）

王先谦：周寿昌曰：自知非后子，其不云非帝子，可知。（《汉书补注·外戚传》）

[8]【汇校】

王叔岷：《汉书·外戚传》“后”上亦有“太”字。（《史记斠证》卷九）

[9]【汇校】

王叔岷：《御览》引作“恐其后为乱，于是乃幽之于永巷中”。《汉纪》“永巷”上亦有“于”字。（《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如淳：《列女传》：“周宣姜后脱簪珥，待罪永巷。”后改为掖庭。（见《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颜师古：永，长也，本谓宫中之长巷也。（《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汇评】

郭嵩焘：“宣平侯为孝惠皇后时，无子……乃幽之永巷中”，按：《汉书·惠帝纪》，帝年五岁，高帝初为汉王立为太子。惠帝四年，立皇后张氏，时年二十，后又四年崩，张后取美人子为子，亦当在惠帝五六年。惠帝崩，太子即位，年三岁耳；立四年而太后废之，其年不过六七岁。是时太后称制，张后之杀其母，何由使之闻之？吕后妒忌怙私，因鲁元而爱及张后亦人情也，太子立或不得于张后，亦当明著其事，而据此一二言以为之罪，何也？太后称制，张后处宫中，而忧六岁稚主之为乱乎？既废之，幽之，又复杀之，吕后忮毒其亲子孙不应如此之惨，此必当时大臣故为之辞，以证太子少帝之非惠帝子也，而遂传疑至今，吾不敢信谓然也。（《史记札记·吕后本纪》）

[10]【汇校】

裴骃：徐广曰：“一无此字。”（《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李景星：“治为万民命”，按：《汉书·吕纪》无“为”字、“命”字。（《史记评议·吕后本纪》）

［日］泷川资言：张文虎曰：“《汉书·吕纪》无‘为’字、‘命’字，皆衍。”李笠曰：“《史记》以‘有天下治’与‘为万民命’对举，‘治’字实用，谓天下治权也，与《汉书》‘治万民’不同。《史》《汉》不妨互异。张说未然。”（《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王叔岷：“治”字疑后人据《汉书》所加。徐氏称“一无‘命’字”者是也。此盖本作“凡有天下为万民者”，为犹治也，《小尔雅·广诂》：“为，治也。”（《史记斠证》卷九）

龚浩康：《集解》引徐广语，说一本无“命”字。《汉书·高后纪》作“凡有天下治万民者”。（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11]【汇校】

王先谦：《官本考证》云：监本“也”字下衍“也”字，今去。（《汉书补注·高后纪第三》）

【汇注】

颜师古：属，委也。音之欲反。（《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12]【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其”下有“议”字。（《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汇注】

龚浩康：“其代之”，《汉书·高后纪》作“其议代之”，意思是希望大家讨论一下换了他。（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13]【汇校】

［日］泷川资言：枫、三本“臣”下有“皆”字。（《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汇注】

龚浩康：顿首，叩头，古代“九拜”之一。下文的“顿首”则用于下对上的敬语。（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14]【汇注】

龚浩康：平民百姓彼此地位相等，所以称为“齐民”。（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15]【汇注】

［日］泷川资言：此汉废帝之始。（《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汇评】

刘沅：少帝吕氏所立，不书弑，非刘氏子，不成其为帝，后言群臣莫不然之，汉廷之无人可叹。（《槐轩全书》卷七《史存》）

[16]【汇注】

韩兆琦：五月丙辰，五月十一日。（《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17]【汇校】

王叔岷：上文《索隐》引此作“改名弘农”，今各本皆无“农”字。《汉书·高后纪》晋注，《御览》引此并作“更名弘”。既无“曰”字，亦无“农”字。（《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钱大昕：按：《高后纪》恒山王三见，《外戚传》恒山王二见，《周勃传》恒山一见，《郊祀志》恒山字四见，《五行志》恒雨、恒暘、恒奥、恒风字屡见（亦有易为“常”字者），犯文帝讳。《韦贤传》“实绝我邦，我邦既绝，寤其外邦，于异他邦”，犯高帝讳。《刑法志》“杀人盈城”，犯惠帝讳。《文帝纪》“夏启以光”，《武帝纪》“见夏后启母石”，《古今人表》有漆彫启，犯景帝讳。《景帝纪》“省彻侯之国”，《贾谊传》“列为彻侯而居”，《百官公卿表》彻侯字两见，犯武帝讳。《楚元王传》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犯光武讳。《高帝纪》有庄贾、项庄，《地理志》“庄公破西戎”，《艺文志》有庄子、庄夫人、庄助、庄安、庄忽奇，《陈胜传》有庄贾，《申屠嘉》《田蚡传》皆有庄青翟，《郑当时传》庄字三见，《南粤传》庄字一见，《西南夷传》庄字三见，《叙传》庄字一见，犯明帝讳。（《廿二史考异》卷六）

[18]【汇评】

牛运震：此处用疏解，奇，一篇中最紧要语，正照应“吕后本纪”四字。（《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19]【汇注】

韩兆琦：太尉，官名，秦汉时为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之一，掌管全国军事。按：此处所以称“置太尉官”者，乃因汉代建国以来此职时设时废。（《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20]【汇校】

梁玉绳：按：《绛侯世家》云：“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为太尉，十岁，高后崩。”《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孝惠六年，绛侯周勃复为太尉。十年迁。”夫自惠帝六年至吕后八年崩，正合十年之数。若谓吕后四年始置太尉，则止五年耳。此与《功臣》及《将相表》皆误。《汉书·惠纪》七年书太尉灌婴，亦误。（《史记志疑》卷七）

【汇注】

［日］泷川资言：《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太尉，秦官，掌武事。”（《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张大可：西汉太尉时置时废，前后五次，汉武帝时彻底废除。太尉，掌最高军政。（《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龚浩康：太尉，官名。西汉时为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与丞相、御史大夫合称“三公”。汉初，这一官职时设时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21]【汇注】

点校本《史记》修订组：“淮阳王薨”，毛利本作“淮阳怀王薨”。本书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淮阳怀王名弦。（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九）

[22]【汇校】

施之勉：《考证》：吕产为吕王，《汉兴年表》《惠景表》作七月，《汉书》作十一月，恐误。按：嘉废在十月，产为吕王，亦当在是月也。下文接书夏赦天下，则不应在七月。《史·表》七月，《汉书》十一月，当是“十月”之讹。（《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吕后本纪第九》）

王叔岷：梁玉绳云：产为吕王，《吕后纪》在十月，是也。《汉诸侯王表》与《惠景表》作七月，同；《汉·表》作十一月，亦误。按：梁说是也。十、七相乱，其例习见。夏、周、秦、高祖各本纪已有说。《汉·表》作十一月，“一”字衍。《通鉴》从《汉·表》作十一月，非。（《史记斠证》卷九）

[23]【汇注】

司马贞：韦昭云：“东莱县。”（《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刘章之弟。齐王六郡七十三县，最为大国。吕太后封齐王二子为侯，既是笼络，也是人质。（《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龚浩康：东牟，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牟平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七年正月[1]，太后召赵王友[2]。友以诸吕女为后，弗爱，爱他姬，诸吕女妒[3]，怒去，谗之于太后，诬以罪过，曰“吕氏安得王！太后百岁后，吾必击之”。太后怒，以故召赵王。赵王至，置邸不见[4]，令卫围守之[5]，弗与食。其群臣或窃馈[6]，辄捕论之[7]。赵王饿，乃歌曰[8]：“诸吕用事兮刘氏危[9]，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10]。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11]？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12]！于嗟不可悔兮宁蚤自财[13]。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14]！吕氏绝理兮託天报仇[15]。”丁丑[16]，赵王幽死[17]，以民礼葬之长安民冢次[18]。

[1]【汇注】

张大可：公元前181年。（《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2]【汇注】

胡三省：惠帝元年，友自淮阳徙王赵。（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七年”注）

王恢：惠帝元年（前194）冬十二月，吕后杀赵王如意，徙淮阳王友来王，吕后七年正月以幽死，二月，徙梁王恢来王，六月自杀，所谓“吕后杀三赵王”也。七月，乃立胡陵侯吕禄为赵王。八年九月，诛。（《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3]【汇校】

王叔岷：按：《御览》一五一引“妒”作“妬”，下同。《汉纪》亦作“妬”。妬与妒同。（《史记斠证》卷九）

[4]【汇注】

胡三省：言置之赵邸也。师古曰：郡国朝宿之舍在京师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归至也。（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七年”注）

[5]【汇校】

王叔岷：按：《御览》引“令”作“命”，义同。（《史记斠证》卷九）

[6]【汇注】

龚浩康：其群臣，指随赵王来京的臣属。（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7]【汇注】

胡三省：捕其馈者，以罪论之。（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七年”注）

[8]【汇校】

王叔岷：按：《御览》引“乃”作“迺”。（《史记斠证》卷九）

【汇评】

牛运震：直叙事情而抑郁悲咽，《楚骚》之遗。（《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9]【汇校】

王念孙：“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念孙按：“危”本作“微”，谓刘氏衰微也，今作“危”者，后人以意改之耳。微字古今同音，故与妃为韵，若危字则古音鱼戈反，不得与妃为韵。《逸周书·本典篇》“其上乃不危”与宜和为韵，宜古者俄（说见《唐韵正》）。《管子·形势篇》“虽安必危”与和为韵，《小问篇》“不得则危”与“禾”为韵。《淮南·说林篇》“谗贼间之而父子相危”，与“和”为韵，皆在歌部，不在脂部。又《管子·侈靡篇》“重子之官而危之”，与“随”为韵。《版法解篇》“虽高不危”，与“堕”为韵。《墨子·小取篇》“行而异，转而危”与“离”为韵。《说苑·说丛篇》“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为勿为，以避其危”，言、患为韵，为、危为韵。《太元·释测》“失下危也”，与“为”为韵。《庄子·渔父篇》“苦心劳形以危其真”，《释文》“危或作伪”，随、堕、离、为、伪五字古音亦在歌部也。（说见《唐韵正》。又按：《晋语》“直不辅曲，明不规，傜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曲非韵，则危埤亦非韵。《荀子·解蔽篇》引《道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亦非韵。《唐韵正》危音鱼葵反，引此二条为证，其说疏矣。）《汉书·高五王传》正作“刘氏微”。（《读书杂志·史记·吕后本纪》）

施之勉：《考证》：《汉书·五王传》：危作微，微妃韵。王念孙曰：危，古音鱼戈反，不与妃为韵。张森楷曰：按古今转韵，必有其端，决无彼此沟绝而忽混合者。如以鱼戈反之危，不能与妃通，而朱骏声之《说文通训定声》：履部、随部皆合今文，古微歌韵为一，何也？王说恐不足据。但如以《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有韵言之，则将以伪《孔》见抵。故舍古而言今，亦以矛攻盾意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吕后本纪第九》）

[10]【汇注】

［日］泷川资言：恶、寤韵。（《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张大可：指赵王妃吕氏。（《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龚浩康：寤，通“悟”。觉悟；了解。（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11]【汇注】

韩兆琦：何故，同“何辜”，有何罪过。（《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12]【汇校】

裴骃：徐广曰：“举，一作‘与’。”（《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梁玉绳：附按：“举”字徐广作“与”，《汉书·高五王传》同，此讹也。而《五王传》“决”作“快”，师古以“快意自杀”解之，似“决”字意胜。（《史记志疑》卷七）

施之勉：吴汝纶曰：举，当依《集解》一本作“与”，“与”“举”通借字。举，犹与也。直，如《楚辞》“命咎繇使听直”。（《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吕后本纪第九》）

王叔岷：《集解》：“徐广曰：举，一作与。”《考证》：“颜师古曰：举直，言己之理直，冀天临鉴之。”按：《汉书·高五王传》“举”作“与”，古字通用。师古似未得“与直”之义（《考证》引颜注，改“与”为“举”），“与直”犹“为正”（与、为同义，《经传释词》一有说）。《楚辞·九章·惜诵》：“非所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此文之“苍天举直”，犹言“苍天为正”耳。《离骚》“指九天以为正兮”，取义亦同。（《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日］泷川资言：愚按：国、直韵。（《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13]【汇校】

梁玉绳：附按：《考要》云：“财、裁通。《汉书》改‘自贼’。师古注：‘害也。’并谬。”余谓《考要》专主《史记》，以古韵支、灰通用，故依此歌“财”字，叶下句“之”“仇”二韵也（仇音奇），但“贼”字与上“国”“直”两韵亦叶。所传异词，不得便谓《汉书》谬。（《史记志疑》卷七）

王叔岷：《考证》：“钱大昕曰：‘财’与‘裁’同。‘宁早自财’，悔不早自引决也。《汉书》作‘贼’，颜师古训为害，义亦通。方东树曰：‘财与之、仇韵。’梁玉绳曰：‘仇音奇。’又曰：‘《汉书》财作贼，贼字与上国、直韵叶。所传异词，不得便谓《汉书》谬。’”按：财，疑本作“则”，与上国、直为韵。则乃贼之借字（《说文》：“贼，从戈，则声。”故“则”可借为“贼”）。《汉书》作“贼”，易借字为本字耳。作“财”，疑后人所改。（《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钱大昕：财与裁同，悔不早自引决也。《汉书·高五王传》财作贼，小颜训为害，义亦通。（《廿二史考异》卷一）

瞿方梅：宁蚤自财，方梅案：财读为裁。《易》：财成天地之道。亦财为裁也。（《史记三家注补正·吕太后本纪第九》）

［日］泷川资言：方东树曰：财与之、仇韵。（《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14]【汇注】

王叔岷：按：者犹其也。《大戴礼·哀公问于孔子篇》：“礼者政之本与？”《礼记·哀公问篇》“者”作“其”（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九有此例），即二字同义之证。（《史记斠证》卷九）

[15]【汇评】

李元春：孝惠观人彘，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直以子骂母矣。（《诸史间论及其他两种》）

又：赵王《困饿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危……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词畅而意悲，诸选诗者多不选，何也？（同上）

程徐庆：歌辞抑郁倔强，楚声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6]【汇注】

韩兆琦：丁丑，正月十八日。（《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17]【汇注】

班固：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赵丛台灾。刘向以为是时吕氏女为起王后，嫉妒，将为谗口以害赵王。王不寤焉，卒见幽杀。（《汉书·五行志上》）

杨树达：树达按：友以吕氏女为后，友不爱，吕女谗之于后，后怒而幽之。（《汉书窥管》卷一《高后纪第三》）

韩兆琦：幽死，被关闭困饿而死。（《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汇评】

杨一奇：屡杀诸臣，擅于用刑也，况也刑非其刑乎？欲王诸吕，擅于封爵也，况也爵非其爵乎？（《史谈补》卷之二《太后欲王诸吕》）

[18]【汇注】

张大可：按普通老百姓的葬礼埋葬赵王，即废赵王为庶人。（《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汇评】

程徐庆：插赵王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己丑[1]，日食，昼晦[2]。太后恶之，心不乐，乃谓左右曰：“此为我也[3]。”

二月，徙梁王恢为赵王。吕王产徙为梁王，梁王不之国[4]，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为吕王[5]。更名梁曰吕，吕曰济川[6]。太后女弟吕媭有女为营陵侯刘泽妻[7]，泽为大将军[8]。太后王诸吕，恐即崩后刘将军为害，乃以刘泽为琅邪王[9]，以慰其心[10]。

[1]【汇注】

张大可：正月三十日。（《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2]【汇校】

梁玉绳：按：《汉书》作“己丑晦，日有食之”。（司马光《通鉴目录》七年正月庚申朔，则己丑是晦日。）（《史记志疑》卷七）

郭嵩焘：“己丑，日食，昼晦”，按：《汉书》作“己丑晦，日有食之”。《札记》云：“颛顼术、殷术皆三月庚寅朔。”《汉书》是也。（《史记札记·吕后本纪》）

王叔岷：按：《汉纪》亦作“己丑晦，日有食之”。《汉书·高后纪》“食”作“蚀”（古字通用）。梁氏从此文引之。（《史记斠证》卷九）

[3]【汇评】

胡一桂：南宫氏曰：太后酖死赵王，人彘戚姬，使帝昆弟之义不全，过爱鲁元，纳甥女以为后，使帝夫妇之伦不正。因张后无子，杀后宫美人，取其子以为嗣，使帝父子之亲不白。惜哉，高皇后吕氏雉临朝称制八年，迹其杀戚姬子母，骇殁嗣君，幽辱少主，擅王吕氏，诛锄高皇帝诸子，居位僭窃，自有天地以来，所谓非常之变也。（《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七《西汉》）

[4]【汇注】

钱穆：吕，案：吕县故城，今江苏铜山县北，春秋宋邑。《左》襄公：晋伐郑，楚救郑，侵宋吕、留。杜注：“吕、留，二县。”汉更名曰吕，吕曰济川，则此吕取名，本于彭城之吕，非南阳之吕也。济川即后陈留郡。（《史记地名考》卷十二）

张大可：指吕产不就国，留京师执朝政。（《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5]【汇校】

胡三省：四年，封太为昌平侯；班《表》亦作“昌平”，此误以“平”字在上。（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七年”注）

梁玉绳：附按：《汉书·异姓》《恩泽》二表，此王之名皆作“大”，师古无音，则《史记》纪、表并讹为“太”也。下同。（《史记志疑》卷七）

点校本《史记》修订组：“昌平侯太”，“昌平”原作“平昌”，据毛利本改。按：本书卷一九《惠景间侯者年表》云太封昌平侯，《索隐》：“县名，属上谷。”《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亦作“昌平”，《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上谷郡有“昌平”，无“平昌”。（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九）

【汇注】

王恢：刘大，四年二月以惠帝子侯。七年，为济川王。（全氏《经史问答》九，以大为吕氏子，而未考下文及《表》明云孝惠子也。全氏《问答》史地多疏误，远不及《汉志》稽疑之精审。）

《史》《汉·表》俱作昌平，但《本纪》《汉书·异姓王表》又俱作平昌。《索隐》谓昌平属上谷，在河北今县东南，其时皇子必不远封之极边。如为平昌，一属平原，在山东德平县西南；一属琅邪，在山东安邱县南，疑大国除，文帝以封齐王肥子卬者也。

八年，诸吕既诛，迎立代王。徙大王梁。诸大臣以“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吕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遂诛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并废鲁王张偃为南宫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据《惠景间侯者年表》与《外戚恩泽侯表》，刘太为“昌平侯”，此处言“平昌侯”，记载不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6]【汇注】

王鸣盛：其下又叙至八年七月，太后崩，诸吕欲为乱，之下则云“当时是，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名为少帝弟”，以下又叙至诸吕诛后，大臣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云云，其下叙立代王后，兴居、滕公除宫，谓少帝曰：“足下非刘氏，不当立。”载之出。代王入宫，夜，分部诛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于邸。一则曰非孝惠子，再则曰非刘氏，其文甚明。所诛梁王即前封吕王更名梁王亦更名济川王名太者也，所诛淮阳王即前封壶关侯更封淮阳王名武者也，所诛常山王即前封轵侯更封常山王名朝者也，所诛少帝即前封襄成侯更封常山王又立为帝，初名山，改名义，又改名弘者也（据《索隐》，改名弘农，今本无“农”字）。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刘伯庄云：“诸美人皆先幸吕氏，怀身而入宫生子。”而《汉书·高后纪》于元年既书并封二王三侯事，其作表乃以二王入《异姓诸侯王》，且注云：“皆高后所诈立孝惠子。”又于八年武、朝下皆注云：“以非子诛。”又以义、朝、武及太入《外戚恩泽侯表》，且注云：“皆吕氏子也。”（此句今本脱，如淳《高后纪》注引之。）又《五行志》云：“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废之，更立吕氏子弘为少帝。”则诸子非刘氏甚明。何氏《读书记》谓少帝非刘，乃大臣既诛诸吕，从而为之辞，误也。（《纲目·书法》《发明》皆云少帝非刘氏。）（编者按：校点者黄曙辉于“少帝诸王皆非刘氏”条目后有校读记：李慈铭曰：“此说非也。孝惠崩后，所立者固是孝惠子，特非张后所生耳。近时黔人俞正燮《癸巳类稿》中辩之极详。”又于“从而为之辞”后注云“见（何氏）《读书记》卷十五”。）（《十七史商榷》卷二《少帝诸王皆非刘氏》）

钱大昕：按：吕后二年，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及吕产徙王梁地，改吕国曰济川，以王孝惠之子，则济川即济南也。诸吕既诛，先徙济川王于梁，乃告齐王，令罢兵，盖仍以济南还齐矣。（《廿二史考异》卷一）

施之勉：胡三省曰：济川，即济南。济北之地，盖割齐封之。（《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吕后本纪第九》）

王恢：元年，割齐之济南郡置吕国，四月辛卯，立兄子郦侯台（为吕王）。

梁国，都东平陵（济南东七十多里）。二年十一月台卒，子嘉嗣。六年嘉废，十月，王台弟洨侯产。七年（前181）二月，徙梁王恢王赵，徙产王梁，梁改名吕，吕改名济川，王惠帝子昌平侯大。八年，文帝徙大王梁，国除，还齐仍为济南郡。

梁当四达之冲，与赵为犄角，吕氏夺之而不守，而图掌南北军，不然，吕氏之祸，甚于七国之乱也矣。

郦，高帝九年（前198）封。《汉志》南阳县，即下郦，见《湍水注》，故城在河南内乡县东北十里。《汉·表》《传》“酈”字脱“麗”头，后人误以为“鄜”。《志疑》谓古字通，谬也；盖竹简木版，隶楷传书，难免脱讹，直说即今陕西鄜县者尤妄。（《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高祖五年改砀郡为梁国，都睢阳，在今河南省商丘南。（《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又：吕后二年割齐国济南郡为吕国，都历城，即今山东省济南市。（同上）

[7]【汇注】

司马贞：韦昭云：“樊哙妻，封林光侯。”（《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胡三省：班《志》，营陵县属北海郡，或曰营丘。应劭曰：师尚父封于营丘。陵亦丘也。臣瓒曰：营丘，即临淄、营陵，《春秋》谓之缘陵。师古曰：临菑、营陵皆故营丘地。《括地志》：营陵故城，在青州北海县南三十里。（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七年”注）

龚浩康：营陵，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昌乐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又：刘泽，刘邦的堂兄弟。汉初为郎中，因军功封营陵侯。文帝时被封为燕王。（同上）

[8]【汇注】

龚浩康：大将军，官名。是将军的最高称号，职掌统兵征战，大多由贵戚担任。后来还以大司马（太尉）为大将军所兼官号，成为朝廷中最高军政长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9]【汇注】

司马光：泽者，高祖从祖昆弟也。齐人田生为之说大谒者张卿曰：“诸吕之王也，诸大臣未大服。今营陵侯泽，诸刘最长；今卿言太后王之，吕氏王益固矣。”张卿入言太后，太后然之，乃割齐之琅邪郡封泽为琅邪王。（《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七年”）

王恢：刘泽，高帝从祖昆弟，以击项羽、陈豨，十一年（前196）十一月，封营陵侯。《汉志》北海郡营陵县，故城在今山东昌乐县东南。吕后七年二月，从田生说，分齐之琅邪郡十余县立营陵侯泽为琅邪王，以慰其心而固诸吕。泽虽刘氏支族，而实党附吕氏。王二年，与诸将相共立代王为帝；文帝德之，徙为燕王，乃复以琅邪予齐。（《荆燕世家》）琅邪都东武，今山东诸城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琅邪，汉初封国。辖今山东半岛南部地区，治所在东武（今山东省诸城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10]【汇评】

程徐庆：曲写太后心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梁王恢之徙王赵，心怀不乐[1]。太后以吕产女为赵王后。王后从官皆诸吕，擅权，微伺赵王，赵王不得自恣。王有所爱姬，王后使人酖杀之。王乃为歌诗四章，令乐人歌之[2]。王悲[3]，六月即自杀[4]。太后闻之，以为王用妇人弃宗庙礼[5]，废其嗣[6]。

宣平侯张敖卒[7]，以子偃为鲁王[8]，敖赐谥为鲁元王[9]。

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赵。代王谢[10]，愿守代边[11]。

太傅产、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吕禄上侯[12]，位次第一[13]，请立为赵王。太后许之，追尊禄父康侯为赵昭王[14]。九月，燕灵王建薨[15]，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杀之，无后，国除[16]。八年十月，立吕肃王子东平侯吕通为燕王[17]，封通弟吕庄为东平侯[18]。

[1]【汇评】

程徐庆：间接。（《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2]【汇评】

程徐庆：歌暗写，变。（《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3]【汇评】

牛运震：两赵王幽死事，叙得悲咽激怆，哀怨如结。（《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又：按：“王悲”二字顿住，哽塞，不必更载诗词矣。（同上）

[4]【汇注】

杨树达：树达按：恢娶吕产女为后，恢有爱姬见杀，王悲思，遂自杀。（《汉书窥管》卷一《高后纪第三》）

【汇评】

徐孚远：赵王自杀，非但为悲哀爱姬也，惧有前幽王之祸耳。（《史记测议·吕后本纪》）

[5]【汇注】

胡三省：诸侯王有国，所以奉宗庙也。今恢以爱姬之故，至于自杀，故以弃宗庙礼罪之。（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七年”注）

龚浩康：弃宗庙礼，背弃了宗庙的礼仪。指刘恢因爱姬被鸩杀而自杀这件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6]【汇评】

程徐庆：间插梁王恢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7]【汇校】

施之勉：张森楷曰：按：敖谥武侯，见本传及《汉·表》。若如此文，则无所为谥武矣。疑敖以六年卒，本谥武，至此乃追改耳。《史》遂并书敖卒于此年，以致没武之谥不见，非事实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吕后本纪第九》）

王叔岷：《考证》：“梁玉绳曰：敖卒于吕后六年。此在七年，误……”按：《通鉴》“宣平侯张敖卒”，书在六年。《考异》云：“《史记·吕后本纪》，敖卒在明年六月。按：《史记·功臣表》，高后六年敖卒。《汉书·功臣表》，敖以高祖九年封，十七年薨。盖《本纪》之误。”（《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崔适：七年，宣平侯张敖卒，以子偃为鲁王，敖赐谥为鲁元王。按：元者妻谥，王者子爵，此假妻谥子爵以称敖，非赐敖谥也。唐时有官梓州郪县令者，自谑云：“州称子号，县带妻名，由来皆属妇儿，不是老夫官职。”彼犹戏语，此乃实事矣。（《史记探源·吕太后本纪第九》）

【汇评】

梁玉绳：按：敖卒于吕后六年，此在七年，误。公主食邑于鲁，其卒也谥元，张敖以赵王降侯宣平，其卒也谥武，今因妻称鲁元，子为鲁王，别赐敖谥为鲁元王，可怪也。《大事记》曰：敖尚无恙而封偃鲁王者，继公主之后也。敖死，始从公主之谥追封鲁元王。不使子继父而继母，不使妇从夫而从妇，悖于三纲甚矣。（《史记志疑》卷七）

[8]【汇评】

王恢：《汉志》：“故秦薛郡，高后元年为鲁国。”按：薛郡高帝以封楚元王交。《汉书·楚元王传》景帝三年，不云“削东海与薛郡”乎？吕后何尝夺之以封张偃。不过郡国，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即如鲁，高帝六年封奚涓母疵四千八百户，吕后五年，疵卒，无后，国才除。是鲁既为薛郡治，又为疵与公主食邑也。

惠帝二年（前193），史称“公主乃食数城”，数城何处不可考。齐王肥为脱险取悦吕后，乃上城阳一郡为公主汤沐邑。吕后元年四月，公主卒，乃立外孙张偃为鲁王。吕后以偃孤弱，复封其父敖前姬子寿为乐昌侯，侈为信都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9]【汇评】

程徐庆：夫从妻谥爵，奇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0]【汇评】

张大可：刘恒谢绝内迁，自为韬晦避祸。（《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韩兆琦：茅坤曰：“文帝不愿徙赵，便有畏吕后而自远之意。”（《史记钞》）按：文帝深明韬晦之术。（《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11]【汇评】

［日］泷川资言：茅坤曰：文帝不敢徙赵，便有畏吕后而自远之识。（《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12]【汇注】

裴骃：徐广曰：“吕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盖号曰武信。”（《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韩兆琦：吕禄前被封为胡陵侯，今曰武信侯者，大约是有过改封之事。上侯，上等侯爵。（《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13]【汇注】

裴骃：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武信盖尝改封耳，非虚号。（（《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张大可：吕太后二年重新排定侯爵位次，以吕禄第一。（《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汇评】

梁玉绳：附按：吕禄封胡陵侯，此云“武信”者，徐广以为号是也，高祖定侯位，萧何第一，曹参第二。其后吕后录第，虽曲升张敖为第三，而萧、曹之位，确然不易，彼无功续封之吕禄，安得称上侯第一乎？《大事记》谓吕后二年定位时萧、曹皆死，必递迁第三之张敖为第一，敖既死，遂以禄补其处，或当然耳。盖陈平阿意顺之。（《史记志疑》卷七）

龚浩康：在爵位的等第中名列第一。高祖定侯位时，萧何本为第一，但这时萧何已死，所以陈平等为迎合吕后之意，尊吕禄为首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14]【汇注】

龚浩康：康侯，即建成侯吕释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15]【汇注】

韩兆琦：刘邦子刘建在燕共十五年。据《金史·蔡珪传》，前海陵王欲扩大京城，发现在计划的城圈内有两座西汉墓，经蔡珪考察，一座是刘邦子燕灵王刘建墓，一座是燕康王刘嘉墓。金世宗大定九年二月，诏改葬二燕王于城东。约当今顺义县之燕王庄一带。见《北京考古集成》第十五册第三编第一章第四节《大葆台西汉墓》引。（《史记笺证·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燕灵王，即刘建。“灵”是他的谥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16]【汇注】

龚浩康：国除，取消封国。（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汇评】

程徐庆：插燕王建事。高帝八男，除孝惠外，吕后杀其三，杀其嗣国除者一，备写惨酷。（《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7]【汇校】

梁玉绳：按：吕通封锤侯，非东平也。此与《诸侯王表》并误。而东平之封，《史》《汉·表》在五月，则当书于后文“吕荣为祝兹侯”句下，而衍去封事，盖祝兹等四侯以四月封（或曰“封”字当作“吕”字，宜云“吕通弟”也）。此叙在十月，误矣。又东平侯之名，《纪》作“庄”，《表》作“壮”，而《汉·表》作“庀”，师古曰“匹履反”，则作“庄”与“壮”者并误。不然，《汉书》当改作“严”字，何以别作“庀”耶？或曰此侯有二名。（《史记志疑》卷七）

王叔岷：按：吕通封锤侯，见《惠景侯表》。东平侯之名，景祐本、黄善夫本、殿本《表》皆作“莊”，梁氏所据本作“壮”，莊、壮古通，当从《汉书》作“庀”。莊，俗书作“庄”，“庀”误为“庄”，复易为“莊”或“壮”耳。此侯非有二名也。（《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钱大昭：通，《后纪》七年及《外戚传》并作“建”。四王，台为吕王，产为梁王，禄为赵王，通为燕王。（《汉书辨疑》卷一）

王恢：吕通，以吕台子六年（前182）四月侯。《汉志》东莱郡县，今山东文登县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东平，地名。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汇评】

李翰：或称汉祖建五等封异姓，其计得乎？高后立四王非刘氏，其事顺乎？尝试论之。曰夫思治恶乱，体国之常理，去危就安，宅生之大域，然而制业图远，随化会机，是非较于毫厘，得失差于兴灭，可不谓然乎？揆夫高祖造汉，殷鉴亡秦，宗族无尺寸之封，子弟立虚空之地，故众枝莫助而孤根易拔，封建之心，肇于此矣。又谓大业可以力取，神器推于命归，思得包四海以独富，举百郡以从欲，而外诱异端，内疑成计。及见群心交阻，偶语间兴，适悟天下不可独理，专欲不能盖众，分利推恩，乃先封雍齿，然后将士敛手，不怀反覆，豪俊息虑，知难于动，五等之制，于是行焉。既而銮辂龙旂，皆王室昭穆，黼衣朱黻，即功臣子孙。君利世祚，人安定主，上敦子爱之情，下结体信之志，群后因犬牙之势，匹夫绝乌合之举，此所以为计之是也。何创五等之议，不遵三代之典，境土逾溢，堤防漏下，权敌上都，制方偶国，过当启陵僭之端，怙强连交争之兆。贾谊痛其将乱，晁错忧其必危，卒使诸侯失节，朝廷忿忌，此所以为计之非也。且夫中兴之主，不让肇基之勋，成务之臣，有高佐命之力，故礼乐大备，取惟新之格言，琴瑟不调，除仍旧之弊法。观乎孝惠既崩，高后称制，侯王诸吕，何不可哉！当若卑署禄、产之位，宜序亲疏之节，小其国以图全，薄其势以远害，而陈平、周勃，亦分茅锡土，将相之后，誓同山河，舅甥之国，穆若唇齿。预闭觊觎之心，不践嫌猜之路，克复明辟，决自我躬，高谢寿陵，无负先帝，安有齐兵之观变，代邱之危疑哉？此所以为计之得也。神害久盈，物无两大，以吕氏之盛，跨汉朝之权，专禁兵以候疑，秉大政以速谤，趦趄异姓，蓄奸侯隙，刺促大臣，侧目相视，自投机阱，实履忧虞，此所以为计之失也。呜呼！物有益之而损，损之而益。凡人临事多惑，视往则明。向使高祖、吕后观既往之势，析当时之疑，断必然之策，杜未萌之祸，则惠文之间，无刘吕之难，哀平之末，有晋郑是依。况复周陈诸家休戚连汉，黎献思德，讴歌未改，虽天命兴废，孰能明之？然人谟协密，必无悔矣！（引自《历代史事论海·汉祖吕后五等论》）

[18]【汇校】

陈直：吕莊，《汉书·侯表》作吕庀，前人注《汉书》者，疑吕莊又名吕庀，其实不然。汉代写“莊”字，有作“庄”者，“庄氏一石”陶瓮可证（见《关中秦汉陶录》卷一）。《汉·表》经后人传抄时，因形近遂误为“庀”字。（《史记新证·吕后本纪》）

【汇评】

张恕：吕太后几灭刘氏，大臣莫敢谁何。及太后崩，始得反正，想见太后毒焰灼人，廷臣畏于高祖。（《汉书读》卷一二）

三月中，吕后祓[1]，还过轵道[2]，见物如苍犬，据高后掖[3]，忽弗复见。卜之，云赵王如意为祟[4]。高后遂病掖伤[5]。

[1]【汇注】

颜师古：祓者，除恶之祭也，音废。（《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张守节：祓，芳弗反，又音废。后同。（《史记正义·吕太后本纪》）

程徐庆：祓，禊也。三月上巳，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张大可：祓，祈求免灾的祭祀，又称“祓除”“祓祭”，通常在正月、三月于宗庙、社坛或水边举行。（《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2]【汇校】

王叔岷：《考证》：“《汉书·五行志》作‘祓霸上还’。颜师古曰：除恶之祭。”按：“吕后”疑本作“高后”，与下文一律。“高”之作“吕”，涉上文三“吕”字而误。《汉书·五行志》作“高后”，是也。《五行志》轵作枳，王先谦《补注》引钱大昭云：“枳道即轵道。”（《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韩兆琦：轵道，古亭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北。（《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3]【汇校】

张文虎：“高后”二字疑后人所增。（《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吕太后本纪》）

【汇注】

裴骃：据，徐广曰：“音戟。”（《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梁玉绳：据音戟。《滹南集·辩惑》曰：“‘吕后’‘高后’，似是两人，但云‘据其掖’可矣。”（《史记志疑》卷七）

［日］泷川资言：愚按：“据”，依据之据，不必改字。王若虚曰：“‘吕后’‘高后’似是两人，但云‘据其掖’可矣。”愚按：“掖”读为“腋”。（《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施之勉：吴汝纶曰：据字，徐音戟，则据本是撠，与《汉书》同。作据者，误字也。然《通志》已作据音戟，则此字南宋已讹矣。（《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吕后本纪第九》）

王叔岷：按：《汉纪》作“撠后腋”。（《水经·渭水下》注，据作戟，疑撠之省；或撠之坏字。）《通鉴》据亦作撠。《论衡·死伪篇》作“噬其左腋”。掖，正作亦，《说文》：“亦，人之臂亦也。”掖，借字。腋，俗字。（《史记斠证》卷九）

龚浩康：据，这里是“击”“撞”的意思。（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4]【汇注】

张大可：祟，古称神鬼害人。（《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汇评】

丁南湖：吕后明杀赵王，而赵王阴杀吕后，施报之道若此，其严且速邪！按：后之罪有五：灭刘宗一也，王诸吕二也，私食其三也，戕妃嫔四也，醢将相五也。小司马赞之曰：“祸盈斯验，苍犬为灾。”信矣夫！（见《袁黄纲鉴合编》卷六《高后》）

[5]【汇注】

班固：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还过枳道，见物如仓狗，橶高后掖，忽而不见。卜之，赵王如意为祟。遂病掖伤而崩。先是高后鸩杀如意，支断其母戚夫人手足，搉其（服）〔眼〕以为人彘。（《汉书·五行志中之上》）

【汇评】

刘沅：此等事近荒怪，然《大易》言吉凶，《洪范》言休咎，圣人欲人知祸福生于善恶，用垂劝惩，孔子言畏天命，体物不遗矣，不修德于平日，而徒听命于鬼神者固非，然以鬼神为荒渺，而犹能戒慎于隐微者尤少。吕氏之恶稔矣，死将至而祟生焉，非理之常乎？故书以警世。（《槐轩全书》卷七《史存》）

程徐庆：吕后杀其子孙而王母家，使母家无少长皆斩，而身亦死于祟祸，史备著之，以为万世女后戒。（《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韩兆琦：彭生的鬼魂报仇齐襄公事，见《左传》庄公八年。（《史记笺证·吕太后本纪》）

高后为外孙鲁元王偃年少[1]，蚤失父母，孤弱，乃封张敖前姬两子[2]，侈为新都侯[3]，寿为乐昌侯[4]，以辅鲁元王偃。及封中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5]，吕荣为祝兹侯[6]。诸中宦者令丞皆为关内侯[7]，食邑五百户[8]。

[1]【汇校】

梁玉绳：按：敖从公主别赐谥鲁元王已属悖理，而其子偃又称鲁元王，不尤悖乎？考《汉书·张耳传》无“元”字，是也。此《纪》及《耳传》并是误增之。下同（下文别有“废鲁王偃”句，固不误）。（《史记志疑》卷七）

张文虎：《志疑》云：“《汉书·张耳传》无‘元’字，是也。此《纪》及《耳传》并误增。下文‘废鲁王偃’句不误。”按：《通鉴》作“鲁王偃”。（《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吕太后本纪》）

李景星：“高后为外孙鲁元王偃年少”，按：《汉书·张耳传》无“元”字，此《纪》及《耳传》皆误。（《史记评议·吕后本纪》）

王叔岷：按：《通鉴》亦无“元”字，盖从《汉书·张耳传》。（《史记斠证》卷九）

龚浩康：“元”为张偃之父张敖的谥号，按理不应用来称张偃；《汉书·张耳传》无“元”字，可知这里的“元”字为衍文。下文“以辅鲁元王偃”中的“元”字，同此。（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2]【汇评】

徐孚远：吕后妒甚。移妒于吕氏诸女，以杀两赵王，而封张敖两姬子，何也？将鲁元主特贤耶？（《史记测议·吕后本纪》）

[3]【汇校】

张照：《年表》“新都”作“信都”，“寿”作“受”，《张耳陈余传》云：寿为乐昌侯，与此同。侈为信都侯，与《年表》同。三处互异。（《史记考证·吕后本纪》）

梁玉绳：按：《史》《汉》表、传并作“信都”，而此作“新都”，误也。但新、信二字，《史》《汉》互用处甚多。颜师古云：“新、信同音故耳。”（见《汉书》九九卷上信乡侯佟注。）王莽改十一公号，以“新”为“心”，后又改“心”为“信”，亦因古字通借，转相改易也。（《史记志疑》卷七）

【汇注】

施之勉：按：《通鉴》亦作新都。胡注、班《志》：新都县，属南阳郡。（《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吕后本纪第九》）

龚浩康：新都，《惠景间侯者年表》作“信都”。故城在今河北省冀县。古代“新”“信”二字，同音假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4]【汇校】

王叔岷：《集解》：“徐广曰：乐昌侯，食细阳之池阳乡。”梁玉绳云：“……乐昌侯之名，《史》《汉·表》又作受，说见前。”按：梁氏既知新、信古字通借，则不得以此作“新都”为误。《通鉴》新字、寿字，并从此《纪》。《考异》云：“《史记·惠景间侯者表》‘新都’作‘信都’，‘寿’作‘受’，今从本纪。”注引徐广曰：“乐昌，今细阳之池阳乡。”黄善夫本、殿本徐注，食亦作今；景祐本作“食”，上并无“乐昌侯”三字。（《张耳陈余列传》集解引徐注亦作“食”。）（《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裴骃：徐广曰：“食细阳之池阳乡。”（《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王恢：乐昌，《汉志》东郡县，今河北南乐县西北三十五里。（宣帝封王武）（《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5]【汇校】

梁玉绳：附按：下文及《惠景侯表》作“张泽”，《燕王世家》作“张子卿”，又作“张卿”，《汉书·高后纪》作“张释卿”，《匈奴传》作“张泽”，而《恩泽表》及《周勃传》作“张释”（宋祁曰：别本作“张释卿”）。盖张名释字子卿，人或并呼之，或单称之，故各不同，而“泽”与“释”古通也。（《史记志疑》卷七）

洪颐煊：封中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集解》徐广曰：一云张释卿。颐煊按：《年表》作张泽，《荆燕世家》大谒者张子卿，《汉书·高后纪》作张释卿，《燕王泽传》作张卿，《周勃传》作张释，《文选·宦者传论》李善注：张释字子卿。字从文省，并是一人。（《读书丛录》卷十七）

王叔岷：按：《燕王世家》：“吕后所幸大谒者张子卿。”（《御览》一五〇引无“子”字。）《集解》徐广曰：“名泽。”骃按：如淳曰：阉人也。《正义》：“张子卿，《汉书》作‘泽卿’，音释。《高后纪》《周勃传》作‘释’。子卿，字也。”《汉书·燕王泽传》：“吕后所幸大谒者张卿。”颜师古《周勃传》注引作“张择”（《通鉴》四《考异》引颜注同），王先谦《补注》引宋祁曰：“南本、浙本并作‘张泽卿’，或作‘释卿’。”《汉纪》亦作“张释卿”。《通鉴》四及五并作“张释”。释、泽、择古并通用。《张耳陈余列传》：“使张黡、陈泽往让陈余。”《汉书》《汉纪》一“陈泽”并作“陈释”，是“泽”可通“释”；《韩非子·五蠹篇》：“布帛寻常，庸人不释。”《论衡·非韩篇》“释”作“择”，是“择”可通“释”矣。又按：《汉书·高后纪》如淳注及《通鉴·汉纪五》注引如淳注，“奄人”并作“阉人”，奄、阉古通。（《史记斠证》卷九）

安作璋、孟祥才：（《汉书·荆燕吴传》有张卿）关于张卿其人，史载不一，《史记·荆燕世家》作“大谒者张子卿”，又作“张卿”，《汉书》同。《史记·吕太后本纪》作“大谒者张释”，《汉书》作“张释卿”。（《刘邦评传》）

【汇注】

裴骃：徐广曰：“一云张释卿。”骃按：如淳曰：“《百官表》‘谒者掌宾赞受事’，灌婴为中谒者。后常以奄人为之，诸官加‘中’者多奄人也。”（《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杨树达：齐召南曰：按：张释卿《恩泽侯表》作张释，无卿字。《燕王刘泽传》作张卿，无释字。先廉曰：释，其名也，卿盖美称，若言某甫矣。树达按：王说非也。古人二名，《史记》每只称一字。如鲁隐公名息姑，只称息，闵公名启方，讳启只称开，是也。班于此皆改史而兼称之，表与传改之未尽耳。说详本书卷五《晁错传》“丞相青翟”条下。又按：此以释卿说大臣请王吕产，故吕后德而封之，事见《刘泽传》。（《汉书窥管》卷一《高后纪第三》）

陈直：《汉书·百官公卿表》有谒者，《灌婴传》有中谒者，无“中大谒者”之名，此为汉初之官制，当与谒者仆射相类。犹崔寔《四民月令》，标题官名为大尚书也。（《史记新证·吕后本纪》）

王恢：张释，寺人，以大谒者劝王诸吕，与祝兹侯同日封。九月，免。建陵，《汉志》东海郡县，侯国。并见《沭水注》。后景帝封卫绾，宣帝封刘遂。今江苏沭阳县西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施丁：中谒者，官名。掌宫中传达事务，多为宦官担任。（《汉书新注》卷三《高后纪第三》）

又：张释卿，人名。姓张，名释，字卿。这里“卿”为衍字。（同上）

张大可：中大谒者，谒者，主管皇帝文办及接待宾客，加“中”字，系宦官任谒者。（《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汇评】

顾炎武：吕后封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此封宦官之始。（《菰中随笔·官人久于其职》）

［日］泷川资言：愚按：宦官为列侯，始于此，以其劝王诸吕赏之也。（《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施之勉：按《始皇纪》后附《秦纪》：赵高为丞相安武侯。《李斯传》：二世曰：夫高，故宦人也。则宦官封侯，非始于此矣。嫪毐诈为宦者，封长信侯，犹在赵高前。（《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吕后本纪第九》）

[6]【汇校】

梁玉绳：附按：《汉书·外戚表》独以“荣”为“莹”，疑非。（《史记志疑》卷七）

王叔岷：梁玉绳云：“《汉书·外戚表》独以‘荣’为‘莹’。疑非。”按：荣、莹古通，“莹”非误字。《吕氏春秋·振乱篇》：“且辱者也而荣。”高诱注：“荣，光明也。”荣训“光明”，则为“莹”之借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有说。）是荣、莹古通之证。（《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裴骃：徐广曰：“吕后昆弟子。”（《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杭世骏：“吕荣为祝兹侯”，臣世骏按：《年表》祝兹侯吕荣注：《索隐》曰：《汉书》作琅琊、松兹侯。徐厉注：徐广曰，“松”一作“祝”。广盖以《文帝纪》云祝兹侯军棘门，而《绛侯世家》亦云祝兹侯徐厉军棘门也。徐厉封于高后四年，在吕荣前，中间未尝失封，则荣不得封于祝兹明矣。似应从《汉书》为是。但上年方以刘泽为琅邪王，而荣复为琅邪侯，岂琅邪有王国，又侯国耶！（《史记考证·吕后本纪》）

王骏图、王骏观：吕荣之祝兹属琅邪，徐厉之祝兹属庐江，地名适同，无容以为疑也。且厉封在前，荣封在后，而并列侯国，其非一地可知。或以两国同名为嫌，故改庐江祝兹为松兹耳。考景帝分封王子时，于元鼎元年，以胶东康王子延为祝兹侯，可见先时属琅邪无疑。且《年表》索隐注曰：祝兹在琅邪。《王子侯表》注曰：《表》在琅邪，杭公疑为即琅邪，此其所以误也。（《史记旧注平义·吕太后本纪》）

编者按：陈苏镇《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一文亦有考证：《史记》卷十九《惠景间侯者年表》有“松兹夷侯徐厉”，又有“祝兹侯吕荣”。松兹侯条《集解》引徐广曰：“松，一作祝。”《索隐》曰：“《汉表》作祝。”《汉书》卷十六《高后功臣表》有“祝兹夷侯徐厉”，但又说“祝兹，在《恩泽外戚》”。同书卷十八《外戚恩泽侯表》却有“祝兹侯吕荣”。对这些记载上的混乱，前人已经考证清楚。王先谦《汉书补注》“祝兹夷侯徐厉”条引陆锡熊云：“厉以吕后四年封，十一年薨。又吕荣以吕后八年封祝兹。二侯不应同时并封一地。班于《表》末已明言祝兹在《恩泽外戚》，则《功臣表》之徐厉从《史表》作松兹为是，盖传写误耳。”（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钱大昕也认为：“当以庐江之松兹为徐厉国，琅邪之祝兹为吕荣国也。”（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今案：汉初庐江郡属淮南国，故松兹侯的封邑也在淮南国内。

王恢：吕荣，八年四月，以吕后昆弟子侯。九月，坐吕氏事诛。祝兹，《胶水注》：“胶水北迳祝兹县故城东，汉武帝封胶东康王子延年为侯国。”今山东胶县西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7]【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吕纪》“中”下有“官”字。颜师古曰：诸中官，凡阉人给事于中者皆是也。宦者令丞，宦者署之令丞。（《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汇注】

程徐庆：写吕后施恩善后之计。（《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施丁：宦者令丞，官名。宦者专署的令丞。关内侯，地位低于列侯，有封号而无封国。（《汉书新注》卷三《高后纪第三》）

龚浩康：诸中宦者令丞，指宫中的各宦官头目。令为正职，丞为副手，二者都为少府属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关内侯，有侯爵而无封地，食邑京师者。（《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8]【汇注】

裴骃：如淳曰：“列侯出关就国，关内侯但爵其身，有加异者，与关内之邑，食其租税也。《风俗通义》曰：‘秦时六国未平，将帅皆家关中，故称关内侯。’”（《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食邑，也叫“采邑”。指天子封给诸侯收取赋税以供衣食之用的封地。一般为世袭，但受封者在食邑里只能收取民户赋税，没有行政统治之权。（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七月中，高后病甚，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1]，军北军[2]；吕王产居南军[3]。吕太后诫产、禄曰[4]：“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5]，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6]。”辛巳[7]，高后崩[8]，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9]，将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赐金[10]，大赦天下[11]。以吕王产为相国[12]，以吕禄女为帝后[13]。

[1]【汇注】

龚浩康：上将军，官名，掌管军政的最高武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汇评】

锤惺：吕后病甚，部署后事，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王产居南军，仍诫曰：“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勿送葬，毋为人所制。”主意如此，虽百郦寄何为哉！及寄绐说吕禄归将印，以兵属太尉，吕媭闻之大怒曰：“若为将而弃军，吕氏无处矣！”乃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曰：“毋为他人守也！”以此观之，吕氏独有两女子，禄、产辈奴耳。吕雉死后，诸吕中有一人如媭者，汉危矣哉！愚尝谓媭封临光侯，自是爵赏之妖，然媭之雄略，消得一侯，胜吕氏数王耳。（《史怀》卷五）

丘濬：吕氏与高祖同创汉业，高祖临终又亲受其付托，既而杀其爱子，使惠帝因是不得正命而终。是时高祖诸子故无恙，乃舍之而别求他人之子立之，以继汉统，揆之《春秋》莒人灭鄫之例，吕氏之罪大矣；况又渎男女人伦之化而相其嬖臣，违“非刘不王”之誓而王其外族，其于高祖大义已绝，故去其太后之称而书以死，以为世戒。（《丘濬集·世史正纲》）

牛运震：按：此点南北军，正为后文伏案。（《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2]【汇校】

张文虎：“军北军”，上“军”字应作“居”，《汉书》正作“居北军”，《通鉴》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吕太后本纪》）

【汇注】

周祈：汉南军，卫尉主之，掌宫门屯卫兵；北军，中尉主之，巡徼京师，即周虎贲氏之职也。武帝增八校，改中尉为执金吾。唐南衙禁兵即汉南军，领以左右卫府上将军，宋为殿前司官，曰都检点，宋祖由此受禅，改称都指挥使。北衙卫兵即汉北军，领以左右羽林军大将军。宋为武德司，后改皇城司，官曰皇城使，又改为武功大夫，今锦衣卫实兼其职也。（《名义考》卷七《南北军》）

胡三省：班《表》：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外又有中尉掌徼循京师，属官有中垒、寺互等令、丞。至后汉始置北军中侯，掌监五营。刘昭《注》曰：旧有中垒校尉，领北军营垒之事；中兴，省中垒，但置中侯以监五营。又据班《表》：中垒以下八校尉，皆武帝置。意者武帝以前，北军属中尉，故领中垒令、丞等官；南军盖卫尉所统。班《表》：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周勃之入北军也，尚有南军。乃先使曹窋告卫尉毋入吕产殿门，然后使朱虚侯逐产，杀之未央宫郎中府吏厕中，以此知南军属卫尉也。（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八年”注）

[3]【汇注】

［日］泷川资言：俞正燮曰：汉初南北军，《刑法志》云：“高祖天下既定，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语惟见此，《百官表》无之，他纪传亦不说。今案：高祖时之南北军，以卫两宫。汉五年治长乐宫，八年治未央宫，皆有卫。长乐在东，为北军，未央在西南，为南军。高帝初居长乐宫，七年长乐宫成，朝十月，帝辇出房，是也。八年治未央，而十一年吕后杀淮阴侯于长乐钟室，则帝居未央，后居长乐，所谓“戚姬常从，吕后希见，上益疏”是也。至太子位定，帝始居长乐，十二年崩于长乐宫是也。惠帝居未央，太后居长乐，帝以数朝跸烦民是也。少帝亦居未央宫，后使吕禄领北军，吕产为相领南军是也。知两军初是两宫卫者，吕后崩时诫禄、产，必据兵卫宫，毋送葬是也。知北军是长乐者，周勃入北军，问为吕右袒，为刘左袒，北军卫吕后，故两问也。知南军是卫未央者，南军相国吕产，不知北军已失，乃入未央宫，周勃分北军卒千人予朱虚侯，令入宫卫帝，乃杀产，帝劳之。又杀吕更始，乃还，驰入北军报周勃。又代王至未央宫，谒者拒代王曰“天子在”，是少帝居未央，吕产领南军相少帝，俱在未央也。至文帝时，乃合南北军，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是也。其后中垒掌北军，郎中掌南军，宫室日增，南军名没，而北军名存，戾太子白皇后于未央宫，而发长乐宫卫，则北军犹众也。（《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又：吴仁杰曰：汉之兵制，常以北军为重，周勃一入北军，而吕产、吕更始辈束手就戮。戾太子不得北军之助，而卒败于丞相之兵，两军之势大略可睹矣。吕后初从大臣之请，用吕台居北军，而南军则用刘泽如故。泽妻，后女弟吕嬃女，后意以两军惟北军为重，既得其柄，南军又媭子婿居之，宜无足患。至七年，乃复长虑却顾，使泽之国，而以南军付吕产。《史记》于八年载后病困，乃以吕禄居北军，非也。吕台卒于后之二年，禄盖代台者，则其居北军，非始于后病困之日。（同上）

【汇评】

王夫之：汉聚劲兵于南北军，而兵积强于天子之肘腋，以是为竞王室、巩部畿、戒不虞之计焉。然天子岂能自将之哉？必委之人。而人不易信，则委之外戚，委之中官，以为昵我而可无虞者，乃吕禄掌北军，吕产掌南军。吕后死，且令据兵卫宫，以遂其狂逞，而刘氏几移于吕。其后窦、梁、何进与中官迭相握符，而恣诛杀以胁天子者，喋血相仍。即其未乱也，人主之废立，国事之措置，一听命于大将军，而丞相若其府史。使利器不操于其手，则三公九卿持清议于法宫之上，而孰敢恣睢以逞乎？天下散处而可以指臂使者也。兵者，卫四夷而听命于帅者也，近在肘腋而或掣之矣。周勃佹得而成，窦武佹失而败，人主赘立于上，而莫必其操纵，则亦危矣。（《读通鉴论》卷二）

郭嵩焘：按：吕禄、吕产分典南、北军，在吕后病时，特以兵属之，使据守宫卫，不至受制于人。上文惠帝始崩，丞相为言使分典南、北军者，必非事实。（《史记札记·吕后本纪》）

程徐庆：南北军所系甚重，而二吕将之，故篇中屡屡提掇。（《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梁玉绳：按：吕产之将南军，当在七年封刘泽琅邪王时，盖泽将南军者也，泽就国琅邪，必以产代将矣。吕禄之将北军，当在二年吕台死后，盖台将北军者也。台死而禄必继之矣。《汉书·外戚传》与此同误。《高后纪》又书禄为上将军于七年，亦误。或谓惠帝崩时，丞相依张辟彊计，请以吕台、吕产为将，居南北军，似产与台并时为将，不待七年始将南军，抑岂丞相虽请之，而未尝用产欤？曰：吴斗南云：“汉南北两军相表里，其实南军非北军比也。高帝发中尉卒之万人，王温舒为中尉，请覆中尉卒，得数万人。北军尺籍亦云盛矣。若盖宽饶为卫司马、卫卒之数，不过数千人而已。故汉之兵制，常以北军为重，周勃一入北军，而吕产、吕更始辈束手就戮。戾太子不得北军之助，而败于丞相之兵，两军大略可睹矣。吕后初从大臣之请，用吕台居北军，而南军则用刘泽如故。泽妻，后女弟吕媭女，后意以两军惟北军为重，既得其柄，南军又媭子婿居之，宜无足患。至七年，乃复长虑却顾，使泽之国，而以南军付吕产。《史记》于八年载后疾困，乃以吕禄居北军，非也。吕台卒于后之二年，禄盖代台者，则其居北军非始于后病困之日。”斗南此辨甚核。（《史记志疑》卷七）

[4]【汇校】

王叔岷：按：《通鉴》无“吕”字，疑涉上文两“吕”字而衍。（《史记斠证》卷九）

[5]【汇注】

王叔岷：按：“即”犹“若”也。下文“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又云“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两“即”字亦并与“若”同义。（刘德汉学弟《史记虚字集释》亦有此说。）（《史记斠证》卷九）

[6]【汇校】

［日］泷川资言：李笠曰：下“毋”字疑衍。《汉书·外戚传》无。（《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王叔岷：按：《通鉴》亦无下“毋”字。（《史记斠证》卷九）

【汇评】

马廷鸾：汉自高帝有天下以来，常有疑将相大臣之心，吕后习闻久矣。至是，再经大丧，其畏忌诸公，诚有如彊之计者。当高帝时，后诛韩、彭如杀狐免。高帝崩时，且欲尽诛诸将而后发丧。今惠帝折夭，国无冢嗣，彼将诛大臣以逞，固优为也。大臣姑为自全之计，以待此媪之老且死，禄、产庸人，平、勃取之有余也。大概欲存汉祚，则平、勃不可亡；欲诛诸吕，则太后不可存。今诸公以计存，而后以老死，则汉氏安矣。（《碧梧玩芳集》卷二一《吕后》）

程徐庆：吕后部署后事如此，虽百郦寄何益！（《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7]【汇校】

张文虎：《志疑》云：“《通鉴目录》辛巳是八月朔，当日历法疏，安知不以为七月晦？”按：八年八月辛巳朔，与《通鉴》合，《汉书》书七月，承《史》误。梁因下文书八月而致疑，实则“八”乃“九”之讹。（《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吕太后本纪》）

［日］泷川资言：愚按：《将相年表》亦以辛巳属七月。（《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8]【汇校】

王叔岷：按：《御览》八九引高后作“太后”，《通鉴》同。（《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陆唐老：在位八年，寿年不载。（《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八）

梁玉绳：按：《通鉴考异》据《长历》言高后八年七月无辛巳，则此与《汉纪》并误。《通鉴目录》辛巳是八月朔，当日历法阔疏，安知不以为七月晦乎？（《史记志疑》卷七）

朱孔阳：高祖吕皇后讳雉，字娥姁。父吕公，单父人也，好相人，高祖微时，吕公见而异之，妻以女。吕后为人刚毅，佐定天下。高祖崩，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召赵王如意酖之。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命惠后张氏阳有身，取后宫子名之，杀其母，立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为少帝，遂临朝称制，王诸吕，持天下。八年辛酉二月，吕后祓还，过轵道，见物如苍犬，据掖，忽弗复见。卜之，云赵王如意为祟，遂病掖伤。七月辛巳，崩于未央宫，合葬长陵。（《历代陵寝备考》卷一〇《汉》）

又：《关中记》曰：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诸陵皆如此。（同上）

杨树达：病掖伤崩，见《五行志》。《史记·外戚传》云：“薄后以吕后会葬长陵，故特自起陵。”则吕后为与高帝合葬也。又按：赤眉发掘汉陵，污辱吕后尸，见《后汉书·刘盆子传》。（《汉书窥管》卷一《高后纪第三》）

陈直：“吕后陵，在高祖陵东。按《史记·外戚世家》，高后合葬长陵。注云：‘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直按：《史记·高后本纪·集解》引《皇览》曰：“高帝、吕后山各一所也。”《外戚世家·集解》引《关中记》曰：“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诸陵皆如此。”《秦汉瓦当文字》卷一第三十二页，有“长陵东瓽”瓦当，则为吕后陵上之物。又有“长陵西神”瓦当，则为高祖陵上之物。又见残画瓦筒上印有“西神”二字，大如核桃．用龟蛇体，文字尤精。（《三辅黄图校证》卷六）

刘庆柱：高祖与吕后合葬长陵。长陵位于今咸阳市秦都区窑店乡三义村附近。陵墓附近曾经出土过属于西汉时代的“长陵东当”“长陵西当”和“长陵西神”文字瓦当，证实了这里的陵墓确为长陵。

长陵东西并列着两座陵墓，应该是高祖和吕后的陵墓。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曾为长陵树立两通碑石，把东边陵墓作为高祖陵，西边陵墓当成吕后陵。我们认为，就目前已有的材料来看，毕沅把两座陵墓弄颠倒了，因为历史文献明确记载，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吕后陵在高祖陵东南280米，封土形状与高祖陵相同。其封土底部东西150米、南北130米，顶部东西50米、南北30米，封土高30.7米。（《西汉十一陵·高祖长陵》）

又：长陵不仅有高祖的原庙，还有吕后庙，吕后庙亦在长陵旁。（同上）

[9]【汇注】

裴骃：蔡邕曰：“皇子封为王者，其实古诸侯也。加号称王，故谓之诸侯王。王子弟封为侯者，谓之诸侯。”（《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10]【汇注】

编者按：汉代实行三公九卿制度，三公指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九卿指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此时按官阶、级别赐予黄金（黄铜）。

[11]【汇评】

程徐庆：广施死后恩泽，以收服人心，长王诸吕，此老媪奸甚。（《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2]【汇校】

梁玉绳：按：产为相国，当在七年七月。盖审食其免，即以产嗣相位也。《汉书·高后纪》固言七年产为相国，但误书于五月以前耳。此及《将相表》书于八年七月，《惠景侯表》书于八年九月，并误。食其免相在七年七月，见《百官公卿表》。（《史记志疑》卷七）

王荣商：（《汉书·高后纪第三》：七年春正月，以梁王吕产为相国，赵王禄为上将军。）荣商案：产为相国，乃八年事，以《史记》考之，是时徙梁王恢为赵王，吕王产为梁王，六月，赵王恢自杀，始封禄为赵王。此证产为相国云云，乃徙梁王、吕王二事之讹也。（《汉书补注》卷二，引自徐蜀编《两汉书订补文献汇编》）

施之勉：按：吕王产以高后崩后为相国，故《汉书·文帝纪》元年十月诏曰：前吕产自置为相国。此及《将相表》《惠景侯表》书于八年七月、九月是也。产为相国，在七年，则皇帝诏书，何谓诬为自置相国耶？上文云，七年二月，徙梁王恢为赵王，吕王产徙为梁王。梁王不之国，为帝太傅。梁王恢之徙王赵，心怀不乐，六月即自杀。秋，太傅产、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吕禄，上侯，位次第一，请立为赵王。是七年秋，产尚未太傅，非为相国也。食其免相，当依此纪及《将相表》，在八年七月辛巳。（按：刘义叟《长历》：八月辛巳朔。七月当改作八月为是。）即高后崩之日也。产为相国，故食其免耳。（《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吕后本纪第九》）

龚浩康：以吕产为相国事在高后七年七月，以吕禄女为帝后则在高后四年少帝弘即位之时，这里叙于吕后死后，恐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汇评】

凌稚隆：按：非刘氏而王，即负白马之约，奚系汉室存亡哉？其失在于以兵柄授吕氏，则曰帝而帝，曰王而王，太阿在手，人不得而婴其锋耳。（《汉书评林》）

韩兆琦：按：汉初设相国一人，萧何任之；萧何死，曹参任之；曹参死，乃命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至此则一人任相国之制度改矣。今有陈平为右丞相，审食其为左丞相，忽又生出吕产为“相国”事，则吕后欲抛开陈平，用旧制独任吕产之意甚明。（《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13]【汇校】

梁玉绳：按：禄女为后，当在四年少帝宏即位之时，《汉书·外戚传》可证。此叙于高后死后，亦误也。（《史记志疑》卷七）

王叔岷：《考证》：禄女为后，当在四年少帝弘即位之时，《汉书·外戚传》可证。此误。按：《考证》说本梁氏《志疑》。《通鉴》从《史记》书在八年七月。（《史记斠校》卷九）

【汇注】

程徐庆：此亦遗诏中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高后已葬[1]，以左丞相审食其为帝太傅[2]。

[1]【汇注】

裴骃：皇甫谧曰：“合葬长陵。”《皇览》曰：“高帝、吕后，山各一所也。”（《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刘安国：吕后陵在县东四十里红旗北二里。《史记·外戚世家》：高后崩，合葬长陵。《关中记》：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诸陵皆如此。（《重修咸阳县志》卷一《陵墓》）

[2]【汇校】

梁玉绳：按：事在七年七月，《公卿表》甚明。此书于八年七月高后葬后，与《将相表》同误矣。（《史记志疑》卷七）

【汇评】

申涵煜：食其，吕后幸臣，秽迹久著，文帝三年犹逭天诛，当时可谓失刑。淮南王报母仇，始以铁锥锥杀之。殆宗庙之灵，假手于长也，然柄已下移矣。（《通鉴评语》卷一《审食其》）

程徐庆：此却非太后意。此纪作三大段看，以上序太后称制是第一大段。（《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长陵

玉玺——皇后之玺长陵附近发现的吕后

皇后之玺印文

朱虚侯刘章有气力[1]，东牟侯兴居其弟也，皆齐哀王弟[2]，居长安[3]。当是时[4]，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5]，畏高帝故大臣绛、灌等[6]，未敢发[7]。朱虚侯妇，吕禄女[8]，阴知其谋[9]。恐见诛[10]，乃阴令人告其兄齐王[11]，欲令发兵西，诛诸吕而立[12]。朱虚侯欲从中与大臣为应[13]。齐王欲发兵[14]，其相弗听。八月丙午[15]，齐王欲使人诛相，相召平乃反，举兵欲围王，王因杀其相，遂发兵东[16]，诈夺琅邪王兵[17]，并将之而西。语在《齐王》语中[18]。

齐王乃遗诸侯王书曰[19]：“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王齐[20]。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为齐王[21]。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帝更立，又比杀三赵王[22]，灭梁、赵、燕以王诸吕[23]，分齐为四[24]。忠臣进谏，上惑乱弗听[25]。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26]，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侯[27]。而诸吕又擅自尊官[28]，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29]。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30]。”汉闻之，相国吕产等乃遣颍阴侯灌婴将兵击之[31]。灌婴至荥阳[32]，乃谋曰：“诸吕权兵关中[33]，欲危刘氏而自立。今我破齐还报，此益吕氏之资也。”乃留屯荥阳[34]，使使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35]，以待吕氏变，共诛之[36]。齐王闻之，乃还兵西界待约[37]。

[1]【汇校】

王叔岷：按：《齐悼惠王世家》云：“朱虚侯年二十，有气力。”《汉书·高五王传》云：“章年二十，有气力。”《通鉴》同。（《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沈约：朱虚侯，汉时城阳国人，以刘章有功于汉，为之立祠。青州诸郡，转相放效，济南尤盛。魏武帝为济南相，皆毁绝之。（《宋书·礼志》）

韩兆琦：气指慷慨有志节，力指勇武。（《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齐王刘肥次子，吕太后封为朱虚侯，又妻以吕禄女，用以笼络刘氏诸王。吕太后崩，诸吕欲为乱，刘章从其妻口中知其谋，遂与诸大臣先发难，除诸吕，立了头功。（《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汇评】

范槚：刘章为吕氏婿，故得察吕氏之隐，且以壮健得备宿卫，当沉几不露，以需时变。观其《耕田》之歌，佐酒之事，圭角太著，可为寒心。使以才见忌而先剪之，则北军之节不可夺。如刘氏何故善处大事者，宁过于忍，无过于激。（《洗心居雅言集》卷上《朱虚侯》）

夏之蓉：吕氏之用朱虚侯，与武氏之用张柬之，皆天也，张善藏其用，刘则早露锋芒，耕田作歌，军法行酒，其不以才见忌者，幸尔。（《读史提要录》卷一）

程徐庆：得力在此。忽提朱虚，文章上下关键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2]【汇注】

韩兆琦：齐哀王，名刘襄，悼惠王刘肥之子，刘邦之孙。（《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齐哀王，即刘肥之子刘襄，是刘章和刘兴居的兄长。下文所说的“齐王”，也是指他。（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3]【汇注】

韩兆琦：在京侍卫天子。（《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4]【汇评】

牛运震：按：此提掇细脉老致。（《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5]【汇评】

程徐庆：总提。（《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6]【汇注】

［日］泷川资言：绛，绛侯周勃。其不称姓者，以汉初功臣多周姓也。灌，灌婴。（《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龚浩康：绛、灌，即绛侯周勃和颍阴侯灌婴。灌婴（？—前176），汉初大将，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县南）人。丝绸小商出身。随刘邦转战各地，陷阵却敌，以年轻善战闻名，成为刘邦的得力将领。汉初封颍阴侯，文帝时先后任太尉、丞相。事详《樊郦滕灌列传》。（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7]【汇评】

程徐庆：一层。（《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8]【汇评】

程徐庆：应前。（《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9]【汇注】

龚浩康：指刘章因其妻为吕禄之女，暗中知道了诸吕的阴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10]【汇评】

程徐庆：二层。（《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1]【汇注】

杨树达：齐王，树达按：齐哀王襄也。（《汉书窥管》卷一《高后纪第三》）

[12]【汇注】

王叔岷：按：“而立”下疑脱“为帝”二字，“欲令发兵西诛诸吕而立为帝”句，“朱虚侯欲从中与大臣为应”句，非欲立朱虚侯也。（《考证》断句大谬！）《齐悼惠王世家》作“乃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朱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又见《汉书》及《通鉴》，并其证。《汉纪》作“章乃使人阴告其兄齐王，欲（原误‘婴’）令发兵西。章及兴居欲从中与大臣为内应，诛诸吕，立齐王”，亦可证。又按：“欲令发兵西”，师古注云：“西诣京师。”（《史记斠证》卷九）

韩兆琦：谓使刘襄诛诸吕而自立为帝。按：当时诸侯国中以齐国势力为最大，悼惠王刘肥为孝惠帝之异母长兄，今刘肥之子刘襄又于刘邦诸孙中年龄最大，故刘章有此设想。（《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汇评】

张恕：吕后八年，刘章告兄齐王发兵诛诸吕，齐王遂发兵，又诈瑯琊王泽发其国兵。刘泽虽太后所封，究与吕氏势不两立。太后既崩，自应为刘氏发难，何待齐王诈发其兵耶？意者，齐王以泽为吕媭子婿，惧其事机不密，故先用诈谋，而泽卒与齐王合谋而西（见本传），以复帝业。齐王可谓审用权变者矣。（《汉书读》卷一）

程徐庆：择立也。与下擅废帝更立相应。（《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3]【汇评】

程徐庆：三层。一层写诸吕，两层写朱虚，一时情事俱尽。（《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4]【汇评】

锤惺：齐王举兵诛吕氏，吕产等遣颍阴侯灌婴将兵击之，婴屯留荥阳，使使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此最是诛吕安刘先著，其得力在平、勃、朱虚之前。吕产欲发关中，内惮绛侯朱虚等，外畏齐楚兵，又恐灌婴叛之。吕氏之败，败于灌婴牵制耳。文帝即位行赏，先论灌婴合谋功，而后及平、勃、朱虚等，得之矣。（《史怀》卷五）

[15]【汇注】

张大可：八月二十六日。（《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16]【汇注】

张大可：于是计划东征。按：琅邪王刘泽吕太后所立，在齐之东，齐王起兵为解除后顾之忧，于是用计夺琅邪兵，实际上没有东征，故下文云“诈夺琅邪王兵”。事详《齐悼惠王世家》。（《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17]【汇注】

杨树达：（《汉书·高后纪》）齐王遂发兵，又诈琅邪王泽发其国兵。树达按：事详《高五王传》。（《读汉书札记》卷一，引自徐蜀编《两汉书订补文献汇编》）

韩兆琦：刘襄不知琅邪王刘泽的意向如何，派人将其骗至齐国拘起，而后尽发琅邪之兵。（《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18]【汇注】

龚浩康：指有关此事的详细情况，都载在《齐悼惠王世家》中。《史记》记事，凡采用互见法时，常以“语在某某语（或事）中”提示。所谓“某某语（或事）”，即指某人的传记（“本纪”“世家”或“列传”）。（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汇评】

程徐庆：省笔。（《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韩兆琦：琅邪国原是齐国东南部的一个郡，吕后为削弱齐国，先在齐国的济南郡设吕国以封吕台；又在齐国的琅邪郡设琅邪国以封刘泽。刘泽既是诸吕的姻亲，又占据着原齐国的地盘，因此刘襄起兵之始先将刘泽收拾，也在情理之中。（《史记笺证·吕太后本纪》）

[19]【汇评】

王世贞：颍阴侯为大将军，东击齐。齐哀王贻之书曰：“高帝提三尺剑，诛暴秦，有天下，实赖君侯及二三大臣之力。剖符定封，以启汤沐，世世勿绝。唯是庶邦兆民之供与君侯二三大臣共之。惠帝崩，高后用事，私其家人，诛戮懿亲，翦灭宗社，弗神其鬼。白马之盟蔑焉，以王诸吕，君侯及二三大臣实与闻之，曰委曲旁迕，以济大几。今少主非先惠帝遗体，臲臲负乘，禄、产实凿其牙，旦夕改社。寡人眇小之区，非敢以与宗庙大策，唯君侯与二三大臣是希，以徼惠于高皇帝。今者崤函之间有兵师焉，云君侯将之，以诛寡人，寡人未敢信也。寡人少不能知君侯，尝闻之先王，言雍邱之起，君侯实布腹心。高皇帝削赢扫项，百十邻死，以有今日。爵列通侯，位至三事，君侯所邻死百十。且富贵者为高皇帝耶，为吕后也？今幸社稷之灵，吕氏倒持太阿，以授君侯，君侯不蚤定计，即不讳，与二三大臣何面目见高皇帝于地下！”颍阴大惭，诧曰：“此婴之日夜切齿而腐心者也！敬与齐王连和。”（《史记短长说》）

牛运震：录齐王遗诸侯王书，重叙高后灭刘氏、王诸吕事，总括遥应，前后通灵。（《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20]【汇评】

丁南湖：齐悼惠王者，高帝之第二子，而刘章者，则王之第二子也。章之妻即禄之女，而章不以私情夺其义气，壮哉！高帝之慈孙矣。奈何文帝黜其功，薄其封，而致令夭薨也，惜哉！（见《袁王纲鉴合编》卷六《高后》）

[21]【汇注】

张大可：留侯良，即张良，高祖谋臣，封留侯，事详《留侯世家》。（《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22]【汇注】

司马贞：比音如字。比犹频也。赵隐王如意，赵幽王友，赵王恢，是三赵王也。（《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23]【汇注】

韩兆琦：“灭梁、赵、燕”，梁乃刘恢之封国，吕后徙刘恢王赵（而后杀之），封吕产为梁王，则刘氏之梁国灭；吕后连杀三赵王，而后封吕禄为赵王，则刘氏之赵国灭；燕乃刘建之封国，刘建死，吕后杀其子而除其国，封吕通为燕王，则刘氏之燕国灭。（《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24]【汇注】

张大可：吕太后削夺齐地，分出吕（济川）、琅邪、城阳三国，合齐为四。（《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25]【汇校】

王叔岷：按：《汉书》“惑”作“或”，惑、或正、假字。（《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程徐庆：谓王陵也。一段数高后时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26]【汇注】

［日］泷川资言：颜师古曰：春秋富，言年幼也，比之财方未匮竭，故谓之富。（《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27]【汇校】

王叔岷：按：《汉书》“恃”作“待”，恃、待并谐寺声，疑古通用。（《史记斠证》卷九）

[28]【汇校】

王叔岷：按：《齐悼惠王世家》《汉书》“而”并作“今”，而犹今也。《越王句践世家》：“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长短经·是非篇》“而”作“今”，《张仪列传》：“而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又云：“而杀张仪，秦必大怒攻楚。”《通鉴·周纪三》“而”并作“今”。《田单列传》：“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通鉴·周纪三》“今”作“而”，皆而、今同义之证。（此议前人未发。）（《史记斠证》卷九）

[29]【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高武王传》“庙”下无“所”字。（《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汇评】

程徐庆：一段数高后崩后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30]【汇注】

［日］泷川资言：真德秀曰：高祖为义帝发丧告诸侯曰：“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齐王遗诸侯书，不曰诛诸吕，而曰“入诛不当为王者”，其义颇同，犹有古辞命气象。（《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汇评】

牛运震：用高祖讨项羽檄文法。（《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程徐庆：录齐王一书，重叙高后灭刘王吕事，总括遥应，前后通灵。（《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31]【汇注】

龚浩康：颍阴，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许昌市。（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汇评】

韩兆琦：此时灌婴必亦伪装效忠于吕氏者。伪装忠于吕氏，而无助诸吕擅权，日后又能为诛诸吕建大功者，唯灌婴其人，陈平、周勃不足数。（《史记笺证·吕太后本纪》）

[32]【汇校】

王先谦：作“荧”是也，详见《惠纪》。（《汉书补注·高后纪第三》）

【汇注】

张大可：荥阳，汉县名，地处冲要的军事重镇，在今河南荥阳东北。（《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33]【汇校】

施之勉：按：《齐悼惠王世家》权作将。吴汝纶曰：权，当依《通鉴》作“拥”。此形似而讹。（《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吕后本纪第九》）

王叔岷：《考证》：古钞本、枫、三本“权”作“拥”。《汉书·高五王传》作“举”。“拥”字义长。按：“权”乃“拥”之形误。《齐悼惠王世家》作“将”，“将”与“拥”义近。（《史记斠证》卷九）

点校本《史记》修订组：“诸吕拥兵关中”，“拥”，原本作“权”，据毛利本改。按：《通鉴》卷一三《汉纪五》高后八年，亦作“拥”。（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九）

【汇注】

龚浩康：关中，地区名。又称“关内”。历来所指范围大小不一。这里指函谷关以西汉都长安一带地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34]【汇校】

王叔岷：按：《齐悼惠王世家》《汉书》《汉纪》“留”下皆有“兵”字。（《灌婴列传》作“因屯兵荥阳”，《汉书》同。）（史记斠证》卷九）

【汇评】

牛运震：“灌婴至荥阳，乃谋曰”云云，至“以待吕氏变，共诛之”。按：留屯荥阳，与齐连和，以待吕氏变，此灌婴本谋也，今以事计，反面于婴语中说透，而正面即入叙事，省简而明豁，笔法最妙。《史记》善用此法。（《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又：吕氏之败，败于灌婴牵制，此紧要关目也，故特提明。（同上）

夏之蓉：吕氏之败，败于灌婴牵制。方望溪谓安刘之功，以婴为首，而议者推功平、勃，误矣。按：平为丞相，听邪谋以南北军属产、禄，使勃有将之名而无其实。一旦变起仓卒，勃不得入于军，则平已束手无策。事幸而成者，婴为之权藉也。吕氏空国以兵授婴，而婴顿兵待变，是犹孤豚局于圈，而虎扼其外也。吕氏心孤，故郦寄之谋得入。（《读史提要录》卷一《西汉》）

[35]【汇注】

施丁：灌婴与齐王连和事，详见本书卷四一《灌婴传》。（《汉书新注》卷三《高后纪第三》）

[36]【汇注】

吴仁杰：十二年，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惠纪》七年发车骑材官，诣荥阳，太尉灌婴将。《高后纪》八年，产、禄等遣颍阴侯灌婴将兵至荥阳。仁杰按：《史记》本传婴自击黥布归，以列侯事孝惠、吕后。其后吕禄闻齐王举兵，乃遣婴为大将，往击之。婴行至荥阳，乃谋屯兵。传中所载，止此一事，乃知婴屯兵荥阳，实以吕后八年。《史记》《汉书》于高、惠纪各书之，盖重出之也。《文纪》诏曰：“前产、禄擅遣将军灌婴击齐。”则婴此时未为太尉，太尉自是周勃。孝文立勃为丞相，乃以婴为勃代，而《惠纪》乃书婴为太尉，又误也。《通鉴》于高帝十二年及孝惠七年皆书婴屯荥阳二事，恐当删。（《两汉刊误补遗》卷一）

【汇评】

程徐庆：吕氏之败，败于灌婴牵制，此安刘先著。文帝先赏其功，而后及平、勃等，得之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赵青黎：吕后崩，产、禄擅兵，刘氏殆哉岌岌乎！然卒赖以安者，非平、勃，乃灌婴也。假令灌婴而为吕氏，则以禁中素练之军，御诸侯乌合之众，可一战破之。即不然，而坚守荥阳，老诸侯之师于城下，虽百平、勃，其能消吕氏之奸心，弥其变乱哉？且平、勃何为者也，不过使人劫郦商焉已耳，劫之而商之从与否，未可必也。商从矣，而吕氏之受其绐与否，又未可必也。贾寿来，具以齐楚合从告产，平阳侯闻而驰语丞相太尉，太尉勃乃敢驰往北军。仅而得入，方且以左右袒卜人心，复不敢讼言诛之也。方且授事于朱虚而至日晡，此其瞻顾抑甚矣。是以后之论者，皆曰幸也，军之左袒也，幸也，吕氏之无知而受其绐也。然军不左袒，吕不受绐，刘氏其遂终殆乎？非也。其时婴已与齐楚合，而荥阳之兵屯数十万。荥阳，关中襟喉也。逐兽者张其网矣，铤而走险不得脱焉。络马首，穿牛鼻，虽有蹄触，其能肆其毒耶？故吕媭亦既怒之矣，产、禄非不悟也，所依违者，冀得垂怜以丐余生，而平、勃乃藉手告成功焉。彼前之请将三吕而居南北军者谁乎？请诸出入宫而居中用事者谁乎？何惴惴焉。止为免祸计也。及其后而相与阴谋，亦复以“吾属无类”为辞，此其心大概可知。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岂得谓袁丝之言过哉！史称灌婴至荥阳乃谋曰：“诸吕欲危刘氏而自立，我破齐还报，此益吕氏之资。”以视瞻顾若平、勃，果何如也？君子读之，以为其书盖微而辨。（《星阁史论·灌婴论》）

[37]【汇校】

王叔岷：按：《齐悼惠王世家》《汉书》“还”并作“屯”。（《史记斠证》卷九）

【汇评】

夏之蓉：高帝于异姓如信、布等，手剪之殆尽，而同姓亲属，坐拥百城，独不以措意，诚虑之深而计之熟也。当吕后时，刘氏不绝如悬丝，其卒能诛吕、产，立代王，措天下于盘石之安者，实赖齐王拥重兵压境上，声罪以致讨，而后平、勃得乘隙而缚之。（《读史提要录》卷一《西汉》）

吕禄、吕产欲发乱关中[1]，内惮绛侯、朱虚等[2]，外畏齐、楚兵[3]，又恐灌婴畔之，欲待灌婴兵与齐合而发[4]，犹豫未决[5]。当是时[6]，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名为少帝弟[7]，及鲁元王吕后外孙，皆年少未之国，居长安[8]。赵王禄、梁王产各将兵居南北军[9]，皆吕氏之人[10]。列侯群臣莫自坚其命。

[1]【汇评】

归有光、方苞：诸吕固无能为，而史公数语评写人心事情，收拾殆尽。（见《归方评点史记合笔》）

郭嵩焘：按：吕后以南、北军属之吕禄、吕产，使据兵自固，以毋为人所制而已。产、禄庸才，并所将兵亦解以属之太尉，是岂欲为乱者？史公以周勃除诸吕，特重吕氏之罪，以疑似被之名耳。（《史记札记·吕后本纪》）

[2]【汇校】

［日］泷川资言：张文虎曰：中统游本“朱虚”下有“侯”字。（《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汇评】

苏洵：帝常语吕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必勃也，可令为太尉。”方是时，刘氏既安矣，勃又将谁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属勃也，知有吕氏之祸也。虽然，其不去吕后何也？势不可也。昔者武王没，成王幼，而三监叛，帝意百岁后，将相大臣及诸侯王有武庚禄父者，而无有以制之也，独计以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与弱子抗。吕后佐帝定天下，为大臣素所畏服，独此可以镇压其邪心，以待嗣小之壮。故不去吕后者，为惠帝计也。吕后既不可去，故削其党以损其权，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是故以樊哙之功，一旦遂欲斩之而无疑。呜呼，彼岂独于哙不仁耶！且哙与帝偕起，拔城陷阵，功不为少矣！方亚夫嗾项庄时，微哙诮让羽，则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恶哙欲灭戚氏者，时哙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斩之。夫哙之罪未形也，恶之者，诚伪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斩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于吕氏，吕氏之族若产、禄辈皆庸才，不足恤，独哙豪健，诸将所不能制，后世之患，无大于此矣。夫高帝之视吕后也，犹医者之视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无至于杀人而已矣。樊哙死，则吕氏之毒将不至于杀人，高帝以为是足以死而无忧矣。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哙之死于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则吕禄不可绐，太尉不得入北军矣，或谓哙于帝最亲，使之尚在，未必与产禄叛。（《嘉祐集》卷三）

[3]【汇注】

韩兆琦：楚，刘邦之同母弟刘交的封国。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汇评】

梁玉绳：按：下文贾寿亦云“灌婴与齐楚合从”，而楚无发兵诛诸吕事，疑误。盖楚元王从高帝崩后，未尝一至关中，以《诗》《书》自误，绝不与闻朝政。即其遣子入长安，亦不过访浮邱伯学《诗》而已，故不为吕后所忌。复封其子上邳侯，使为宗正，岂非以力不足而有远祸之识耶？殆与吴、代、长沙同居局外矣。（《史记志疑》卷七）

[4]【汇评】

程徐庆：未知婴与齐连和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5]【汇校】

王叔岷：《索隐》《正义》云云，是所据本“豫”并作“与”。《殿本》亦作“与”，盖改从故本耳。（《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司马贞：犹，邹音以兽反。与音预，又作“豫”。崔浩云“犹，蝯类也。卬鼻，长尾，性多疑”。又《说文》云“犹，兽名，多疑”，故比之也。按：狐性亦多疑，度冰而听水声，故云“狐疑”也。今解者又引《老子》“与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故以为“犹与”是常语。且按狐听冰，而此云“若冬涉川”，则与是狐类不疑。“犹兮若畏四邻”，则犹定是兽，自不保同类，故云“畏四邻”也。（《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日］泷川资言：王念孙曰：犹豫双声字，犹《楚辞》言“夷犹”耳，非谓兽畏人而豫上树，亦非谓犬子豫在人前。愚按：《正义》有讹脱。（《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汇评】

牛运震：此又承前文“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详言之，前后有次第相生之妙。“欲发”“内惮”“外畏”“又恐”“欲待”等句，写二吕心曲匆乱如画。（《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6]【汇评】

牛运震：此处又用提掇，妙有安顿。（《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7]【汇注】

［日］泷川资言：名，如上文“名美人子”之“名”。（《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王恢：淮阳国，故皇子友国，友徙王赵，国除为郡。吕后元年复置，四月辛卯立惠帝子强。五年八月，卒，无后，以其弟壶关侯武嗣。八年，武诛，国除复为郡。

按：高帝十一年三月，“罢颍川郡颇益淮阳”以王子友。颍川，汉所独有十五郡之一，固无“罢”之之理，不过益之以边县。文帝十一年武徙王梁时，贾谊以为“淮阳之比大诸侯，厪如黑子之著面”。虽未能“包陈以南揵之江”（《贾传》），循名责实，可能有淮北汝南郡。景帝二年淮阳与汝南并为国，后汝南以支郡收，或如《汉志》仅存九县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名义上说是少帝的弟弟。刘太、刘武、刘朝三人，均惠帝后宫美人之子，而被孝惠张皇后称为自己所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8]【汇注】

韩兆琦：鲁元王吕后外孙，即张偃。按：“名为广帝弟”与“吕后外孙”皆夹注句，其主要所叙乃谓以上四子皆“年少未之国，居长安”。（《史记笺证·吕太后本纪》）

[9]【汇校】

梁玉绳：按：七年更名梁曰吕，故上文已书吕王产矣，而此忽改称曰梁王，何也？下文“请梁王归相国印”，亦非。（《史记志疑》卷七）

[10]【汇评】

程徐庆：提此段，见吕氏盘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太尉绛侯勃不得入军中主兵[1]。曲周侯郦商老病[2]，其子寄与吕禄善。绛侯乃与丞相陈平谋，使人劫郦商[3]，令其子寄往绐说吕禄曰[4]：“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5]，吕氏所立三王[6]，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7]。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赵王印，不急之国守藩[8]，乃为上将[9]，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10]。足下何不归将印，以兵属太尉[11]？请梁王归相国印[12]，与大臣盟而之国[13]，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14]。”吕禄信然其计，欲归将印，以兵属太尉。使人报吕产及诸吕老人，或以为便，或曰不便[15]，计犹豫未有所决[16]。吕禄信郦寄，时与出游猎[17]。过其姑吕媭[18]，媭大怒，曰：“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19]。”乃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曰：“毋为他人守也[20]。”

[1]【汇评】

唐鉴：南军北军不可得，产禄方擅国。灌婴出，事仓皇，太尉来，劫郦商。郦商之子真贤豪，与其卖国还卖交。卖交犹可，卖国得祸，军中纷纷皆袒左，不比萧、何钟室谋，密语绐杀淮阴侯。（《唐确慎公集》卷六）

程徐庆：“不得入”是眼目。再逼。（《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2]【汇注】

韩兆琦：郦商，刘邦的开国功臣，以功封曲周侯。其兄即辨士郦食其。（《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曲周，县名，治所在今河北省曲周县东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又：郦商，刘邦的重要将领，谋士郦食其之弟。刘邦起兵反秦后，他率四千人来归。后封曲周侯，任右丞相。（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3]【汇评】

李德裕：及吕后之殁，劫郦商以绐吕禄，计亦窘矣。周勃虽入北军，尚不敢公言诛吕，岂不艰哉？赖产、禄皆徒隶之人，非英杰之士，傥才出于世，岂受其绐说哉！（引自《汉书评林》）

叶寘：留侯晚谢病，吕后劫之，使画保护太子之谋。淮阴侯遭诬，后与萧相国谋，缚斩钟室。彭越徙蜀，后诱致洛阳，并夷灭之。威震外廷，渐无帝矣，帝亦愤不能堪。后迎医，即嫚骂，不使治病。樊哙，吕氏婿，或云党吕，即欲斩哙。后方偃然自专，问百岁后代萧相国者，枚数而未肯休，岂窥帝腹心所托而将翦除之。帝崩，后不发丧，与审其食谋尽族诸将。毒机之发，不可御矣。天佑汉祚，幸郦商有闻，危言劫之，奸谋旋沮，否则，绛侯诸大臣且不自保，何能须臾为汉计？他日，商令其子绐吕禄解兵属太尉，史云绛侯丞相使人劫之，由前事而言，商何必劫哉？余谓诛僇信越时，后既包藏祸心，及谋族诸将，其迹始暴，郦将军此事最有功于汉，当表出，第不知樊哙若在，欲不负汉，如健妇何？（《爱日斋丛钞》卷二）

胡缵宗：昔郦寄说吕禄以兵属周勃，勃乃入据北军，遂诛诸吕，人皆以卖友讥之。左孺辨杜伯非罪，宣王怒而加诛，史官以为友美之，愚谓国重友轻，然卖友诛诸吕以安刘者，忠也，友顺君逆，宁顺友不易言以求生者宜也，二子各安其志而已。（引自《汉书评林》）

牛运震：“绛侯乃与丞相陈平谋”云云，至“绐说吕禄曰”，按：此急中妙着，文法亦简捷。《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4]【汇注】

颜师古：绐，诳也。（《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陆唐老：郦音历，郦商之子，名寄。（《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八）

【汇评】

张耒：吾观陈平使人劫郦商，使其子说吕禄，陆贾劝陈平以百金交欢绛侯，而平、勃日以亲，卒用此灭吕氏，未尝不窃叹也！夫士不以仁义相与，则其于利害之际，其能不以诈谋相欺者鲜矣。郦商为列侯，事高祖十余年，其视吕氏之危汉，其心岂能无恻然哉？虽不劫之，岂不肯使其子也？绛侯，汉之大臣，虽无百金，未必与平异心也。平之心，岂不知郦商、绛侯之未必背汉也，然必为是之区区者，其心不能无疑于此二人故也。彼其不能无疑者，何也？士不以仁义相与，而其合也以权利，则其于利害之际，安能无疑哉？昔周公为师，召公为保而不悦，周公详说而宣谕之。夫师保之际，有所不悦，而周公不忌焉，谕之以义、明之以理而已。呜呼！圣贤之事，为不可及也哉。（《柯山集·陈平论》）

杨维祯：或问：寄为卖友，班史已辨，先儒又以寄劫而后从功，不足以赎罪，其说何如？抱遗老人曰：此况所以以为卖友，非也。汉之卖友，则有其人。或问为谁？曰酂侯、户牖侯是也。云梦之伪、钟室之绐，媒致淮阴以冤死，二子卖友，君子忍之，况之卖禄，非出于素心，而出于平、勃之劫其父也，则非二子比已。况之卖友，其名可辞。（《史义拾遗》上《或问郦寄卖友》）

程徐庆：逼出急中妙著，千金一缕之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韩兆琦：绐（dài）说，故意以坏主意劝人。绐，骗。邵宝曰：“国为重，则朋友为轻，是故寄不绐禄、产，北军不可入也。卖而取败，犹将褒之，况一举以定汉社稷哉！”（《史记评林》）（《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5]【汇注】

司马贞：吴，楚，齐，淮南，琅邪，代，常山王朝，淮阳王武，济川王太，是九也。（《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胡三省：楚王交，高祖弟。代王恒、淮南王长，高祖子。吴王濞，高祖侄。琅邪王泽，刘氏疏属。齐王襄，高祖孙。常山王朝、淮阳王武、济川王太，惠帝子。（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八年”注）

【汇评】

杨树达：按：其时刘氏王存者六人，楚元王交、吴王濞、齐王襄、淮南王长、代王恒、琅邪王泽是也。若并数封者，据《诸侯王表》当为十二王。此云九王，未详。然《诸侯王表》谓高祖分封子弟，大启九国，历叙燕、代、齐、赵、梁、楚、荆、吴、淮南九国，此九王当即彼九国也。吕氏本四王，为台、产、禄、通。此及代、宋、昌皆只云三王，不数后封之吕通也。盖通于吕后八年七月封，即高后崩之月也。（《汉书窥管》卷一《高后纪第三》）

[6]【汇校】

王念孙：“刘氏所立九王，吕氏立三王”，念孙按：吕氏下脱“所”字。《索隐》本有“所”字，《汉书》《汉纪》并同。（《读书杂志·史记·吕后本纪》）

王叔岷：《考证》：“诸本无‘所’字，王念孙曰：‘《索隐》本有。《汉书》《汉纪》并同。’愚按：南化本亦有。”按：《通鉴·汉纪五》亦有“所”字。（《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司马贞：梁王产、赵王禄、燕王通也。（《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刘氏九王为高祖所立，即：一、楚王刘交（高祖弟）；二、吴王刘濞（高祖侄）；三、齐王刘肥；四、淮南王刘长；五、赵王刘如意；六、代王刘恒；七、梁王刘恢；八、淮阳王刘友；九、燕王刘建（以上七王高祖子）。吕氏四王吕太后所立，即：吕台吕王，吕产梁王，吕禄赵王（均吕太后侄），台子通燕王。因吕台已死，故云吕氏三王。（《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施丁：吕氏先后立有吕王吕台、梁王吕产、赵王吕禄、燕王吕通四王。这里只言三王，想是未计后封之吕通。（《汉书新注》卷三《高后纪第三》）

[7]【汇校】

施之勉：吴汝纶曰：《通志》作“事已布告诸侯王，诸侯王以为宜”。当是宋本《史记》如此。《汉纪》同。（《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吕后本纪第九》）

王叔岷：按：《汉书·高后纪》《汉纪》“诸侯”下并有“王”字。（《史记斠证》卷九）

【汇评】

程徐庆：先安其心。（《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8]【汇注】

颜师古：之，往也。（《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韩兆琦：藩，指诸侯的封国。古称诸侯之国为天子的藩篱屏障，故云。（《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9]【汇注】

龚浩康：上将，高级武官。这里指上将军。（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10]【汇评】

程徐庆：又中其忌。（《历代名人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1]【汇注】

颜师古：属音之欲反。（《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12]【汇校】

王叔岷：《考证》：《汉书·吕纪》“王”下有“亦”字。按：《汉纪》“王”下亦有“亦”字。（《史记斠证》卷九）

[13]【汇评】

牛运震：此句开说庸人得法。（《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程徐庆：无此一语，庸人不信。（《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4]【汇评】

程徐庆：寄之说禄，即许允、陈泰之说曹爽也。何以见听？真人奴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5]【汇评】

牛运震：二语乱得妙，写庸人纷纷聚议如画，《汉书》削去“或以为便”一句，便少神。（《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16]【汇注】

王先谦：师古曰：犹，兽名也。《尔雅》曰：犹如麂，善登木。此兽性多疑虑，常居山中，忽闻有声，即恐有人且来害之，每豫上树，久之无人，然后敢下。须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决者称犹豫焉。一曰陇西俗谓犬子为犹，犬随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来迎侯，故云犹豫也。麂音几。王念孙曰：按：“犹豫”双声字，犹楚词之言“夷犹”耳，非谓兽畏人而豫上树，亦非谓犬子豫在人前。师古之说皆袭《颜氏家训》而误，说见《广雅》。（《汉书补注·高后纪第三》）

【汇评】

程徐庆：危急中得此一说，以为顿有此耳，偏又作一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郭嵩焘：按：史公于此写尽吕氏庸才，意在容身保位而已，岂能为乱者？诸吕老人或以为便，或曰不便，周章可笑。（《史记札记·吕后本纪》）

[17]【汇评】

司马光：赤帝祚四百，徒然诸吕谋。出游逢友卖，未返见家收。弊冢苦无托，遗祠今幸留。士心俱左袒，何怨曲周侯！（《温公文集》卷四八《吕禄庙》）

程徐庆：欲夺其军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8]【汇注】

颜师古：吕后妹。（《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宋祁：吕媭，樊哙妻，封临光侯。（引自《汉书补注·高后纪第三》）

胡三省：媭，吕后之妹，樊哙之妻；于禄，姑也。（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八年”注）

张晏：媭音须。（引自《汉书评林》）

王鸣盛：《高后纪》“吕禄过其姑吕媭”，师古曰：媭，吕后妹。按：吕媭，樊哙妻也。《说文》：贾侍中说，楚人谓姊为媭。《离骚》“女媭之婵媛”，王逸注：女媭，屈原姊也。《陈平传》：高帝命平斩哙，道中计曰：哙，吕后女弟女媭夫。则其为吕后妹甚明，盖姊妹通称。（《十七史商榷》卷九）

钱大昭：《说文》：媭，女字也。贾侍中说楚人谓姊为媭。《离骚》“女媭之婵娟”，王逸注：屈原姊也。《诗·正义》引郑注《周易》“归妹以须”，亦云屈原之姊名女须，是须与媭古字通。吕媭为吕后姊也。（《汉书辨疑·高后纪第三》）

【汇评】

于慎行：吕媭机略，不减其姊，非樊哙不足当之。如郦寄绐说吕禄，以兵属太尉，媭大怒，谓禄等曰：“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乃悉出其珠玉宝器散堂下，曰：“毋为他人守也！”此人幸而为女，假使禄、产有如此才，刘氏危矣。（《读史漫录》卷三）

[19]【汇校】

颜师古：言见诛灭无处所也，“处”字或作“类”，言无种类也。（《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王叔岷：《索隐》：颜师古以为“言见诛灭无处所也”。按：“今”犹“将”也。（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五有说。）《汉书》师古注又云：“‘处’字或作‘类’，言无种类也。”《汉纪》“处”正作“类”。（《史记斠证》卷九）

施丁：无处安身，将被诛灭之意。（《汉书新注·高后纪第三》）

【汇评】

夏之蓉：吕媭机智，不下于吕后。当郦商绐吕禄，以兵属太尉。媭大怒，谓禄等曰：“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乃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曰：“毋为他人守也。”具此英识，不愧一侯。禄、产辈奴才耳。使识能类媭，刘氏不綦危乎！（《读史提要录》卷一《西汉》）

秦笃辉：苏明允论高帝之欲斩樊哙，为欲削吕氏之党以损其权，最为卓见。又谓哙死于惠之六年，天也。在则吕禄不可绐，太尉不得入北军矣。又谓椎埋屠狗之人，见其亲戚乘势为帝王，有不欣然从之邪？皆深切事情，储在陆谓为已甚。按：哙纵不叛，吕禄不可绐，太尉不得入北军，此必然之势。且陈平素畏哙，必多牵制，欲说哙诛吕，殊费周张。况吕禄弃军，哙妻吕媭出其珠玉重宝于堂下，曰：“无为他人守也！”显有明征，而谓哙能与其妻异邪？（《读史賸言》卷一）

[20]【汇评】

牛运震：写吕媭亦奇妇人，雄爽在目。（《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程徐庆：媭权术不下高后，吕氏独有两女子耳。紧接吕媭一怒，急中倍急。（《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左丞相食其免[1]。

八月庚申旦[2]，平阳侯窋行御史大夫事[3]，见相国产计事。郎中令贾寿使从齐来[4]，因数产曰[5]：“王不蚤之国，今虽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6]，欲诛诸吕告产[7]，乃趣产急入宫[8]。平阳侯颇闻其语，乃驰告丞相、太尉[9]。太尉欲入北军[10]，不得入[11]。襄平侯通尚符节[12]，乃令持节矫内太尉北军[13]。太尉复令郦寄与典客刘揭先说吕禄曰[14]：“帝使太尉守北军[15]，欲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16]，不然，祸且起[17]。”吕禄以为郦兄不欺己[18]，遂解印属典客[19]，而以兵授太尉[20]。太尉将之入军门[21]，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22]。”军中皆左袒为刘氏。太尉行至[23]，将军吕禄亦已解上将印去[24]，太尉遂将北军[25]。

[1]【汇校】

梁玉绳：按：《将相表》及《百官表》食其以九月复相，后九月免，则此六字当书后九月中，误入于八月也。（《史记志疑》卷七）

【汇评】

程徐庆：吕氏先免食其，恐其在内与大臣合谋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2]【汇校】

梁玉绳：《通鉴考异》云：上有八月丙午，此当作“九月”。（《史记志疑》卷七）

张文虎：庚申距辛巳四十日，不得同月。二术（编者按：颛顼术、殷术）九月皆辛亥朔。庚申，九月十日也。《将相表》九月诛诸吕，是其证。《通鉴》作“九月”，是。（《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吕太后本纪》）

李景星：“八月庚申旦”，按：上有“八月丙午”，此当作“九月”。（《史记评议·吕后本纪》）

编者按：八月，《资治通鉴》作“九月”。胡三省注曰：《考异》曰：《史记本纪》“八月庚申旦”上有“八月丙午”。《汉书·高后纪》亦云“八月庚申”。今以《长历》推之，下“八月”当为“九月”。

[3]【汇校】

杨树达：刘攽曰：按《表》及《周昌传》，高后四年，窋为御史大夫，诛诸吕后免，则非行也。疑此记误。先谦曰：《史记》《通鉴》亦作行事。《公卿表》：“高后八年，淮南丞相张苍为御史大夫。”盖窋前虽真为御史大夫，高后已诏张苍代之，苍未任事以前，窋尚在官，故仅谓之行事。参观《纪》《表》，可得其实。《任敖传》云：“窋诛者吕，后坐事免。”（刘言《周昌传》，误。）按：《文纪》劝进表已书御史大夫臣苍，知所谓坐事免者，仍指高后时言。窋虽有诛诸吕功，已不预迎立文帝之事矣。树达按：刘说是也。《表》载张苍为御史大夫，与《任敖传》所载即是一事，事在高后崩后。王云高后已诏张苍代之，臆说不足据。说互详本书卷五《任敖传》。（《汉书窥管》卷一《高后纪第三》）

施之勉：《考证》：高后八年，张苍代曹窋为御史大夫，而未就任，窋尚在官视事，故曰行事。按：《考证》非也。辛巳，高后崩，庚申，窋行御史大夫事。辛巳距庚申四十日，则窋行御史大夫事，在高后崩后也。苍以淮南相为御史大夫，《张丞相传》亦明云在高后崩后。据本纪，朱虚侯逐吕产，杀之即中府厕中，即在庚申窋行御史大夫事之日。而庚申，至后九月晦日己酉，代王至长安代邸，为五十日。窋坐事免，苍为御史大夫，在此五十日内也。《考证》以为苍未就任，窋尚在官视事，岂非语乎？（《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吕后本纪第九》）

施丁：曹窋于高后四年始为御史大夫，诛诸吕之后才免职，此时正任职事，不当用“行”字（疑为衍字）。（《汉书新注·高后纪第三》）

【汇注】

颜师古：窋，曹参子也，音竹出反。（《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日］泷川资言：高后八年，张苍代曹窋为御史大夫，而未就任，窋尚在官视事，故曰“行事”。（《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韩兆琦：平阳侯窋，即曹窋，曹参的儿子，袭其父爵为平阳侯。行，代理。御史大夫，官名，汉代的“三公”之一，主管监察、弹劾。（《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平阳侯窋，即曹参之子曹窋，袭父爵为平阳侯。平阳，县名。治所在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窋，曹参子，吕太后四年代任敖为御史大夫。（《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

[4]【汇注】

胡三省：《姓谱》：周康王封唐叔虞少子公明于贾城，子孙以国为氏。又，晋大夫贾季食邑于贾，其后以邑为氏。（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八年”注）

程徐庆：贾寿，吕氏之党。（《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王先谦：《百官表》郎中令无贾寿，盖阙。（《汉书补注·高后纪第三》）

施丁：郎中令，官名，职掌守卫宫殿门户。（《汉书新注·高后纪第三》）

[5]【汇注】

颜师古：数，责之也，音数具反。（《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6]【汇注】

颜师古：齐楚俱在山东，连兵西向，欲诛诸吕，亦犹六国为从以敌秦，故言合从也。从音子容反。（《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龚浩康：合从，联合。本指战国时六国联合抗秦，后也泛指弱国联合抵抗强国。从，通“纵”。（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7]【汇评】

程徐庆：归功灌婴，应前伏后。（《历代名人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8]【汇注】

胡三省：趣，读曰促。（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八年”注）

王叔岷：按：《通鉴》“迺”作“且”，注云：“趣读曰促。”“迺”与“且”同义。（《史记斠证》卷九）

韩兆琦：趣产急入宫，其意乃使其迅速入宫拥兵自卫，及控制皇帝以发号施令。趣，同“促”。（《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汇评】

程徐庆：禄将北军而时出游猎，产将南军而不入宫，宜其败也。又有贾寿一促，万分危急，下乃转出事机，一路逼仄之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9]【汇校】

宋祁：“驰”，邵本作“以”。（引自《汉书补注·高后纪第三》）

王叔岷：按：《汉书》《汉纪》并无“乃”字，疑涉上下文“乃”字而衍。下文“平阳侯恐弗胜，驰语太尉”与此句法同。（《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张大可：丞相太尉，即陈平、周勃。（《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

【汇评】

夏之蓉：平阳侯曹窋，屡发产谋，以关平、勃，功不在灌婴下。及事平，以不与谋诛诸吕，夺官，而无一言以自明，何其厚也！（《读史提要录》卷一《西汉》）

[10]【汇注】

陈埴：南北军皆环宫宿卫之兵。南军属于郎中令，所谓掌宫掖门户是也，其卫士即诸郎为之（《表》云：掌守门户，出充军骑），多或至千人（多子弟及儒生），武帝增置期门及羽林军（以六郡良家子为之，多亦至千人），始尚枭勇武力矣。北军属于卫尉，所谓掌宫门屯卫兵是也。其卫士乃郡国之民更番为之，岁常转至一万人；新故送迎，率常二万人在道。武帝初年省其半。卫尉属官有侯官、司马等。盖宽饶尝为之，极能抚循卫士，及一岁尽当更，卫士数千人愿复留一年，以报宽饶德。则卫尉所领为番上之士可知。南北军虽领于二卿（郎中令、卫尉），而列将军实为主帅，故吕后欲为难，使吕禄以上将军居北军，使吕产以相国居南军。文帝新即位，夜拜宋昌为卫将军，兼领南北军，则知二军领于列将军者，其正也。其以相国分领者，以吕禄才弱故尔。大抵北军重于南军，故平、勃止得北军，足以定大难。吕氏既失北军，虽有南军，无能为矣。或者不察，乃以卫尉为领南军，中尉为领北军。按：周勃既得北军，便令卫尉无纳吕产殿门，则卫尉隶北军可知。中尉巡徼京师，乃督察长安盗贼事，王温舒尝为之，所治皆长安豪猾，全无一事关于宿卫。或者又以京城诸屯兵为北军，按：吕后既以禄、产领二军，临终戒之以据兵卫宫，无送丧，则二军皆屯卫宫禁可知。又，周勃既入北军，便迤逦去殿门，入未央宫，则知为宫门卫兵无疑。南、北军力，心膂爪牙之寄，一则以子弟郎从为之，一则以郡国之民更番为之用，见国家一体，兵民一致，必如是而后可以肃环列壮帝居矣。（《木钟集》卷一一《南北军辨》）

韩兆琦：北军乃守卫长乐宫者，长乐宫是吕后所居，是诸吕的老巢所在，夺取了北军，即可直接捣毁吕氏巢穴；同时，北军较南军势大，控制北军即可基本控制京城局面，因此太尉首先谋入北军。（《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入北军，入北军军营夺取北军。西汉宫卫南北两军，北军比南军势大，周勃入据北军则大局可定。戾太子发兵，北军使者护军任安不助太子，太子败。（《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

施丁：北军，汉代守卫京师的屯卫兵。因屯守于长安城内未央宫北面，故称。（《汉书新注·高后纪第三》）

[11]【汇评】

牛运震：再言“不得入”，只觉提掇点应有情，不嫌其复。（《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12]【汇校】

王叔岷：《索隐》：“张晏云：‘纪信子。’又晋灼云：‘信被楚烧死，不见有后。’……张说误矣。”按：黄善夫本、殿本《索隐》引晋灼注“信被楚烧死”，并作“信被焚死”。又《索隐》“误矣”并作“谬误”。《汉书》晋灼注作“纪信焚死，不见其后”。《通鉴》注引同。《索隐》引“其”作“有”，义同。（《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裴骃：徐广曰：“姓纪。”张晏曰：“纪信子也。尚，主也。今符节令。”（《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司马贞：张晏云：“纪信子。”又晋灼云：“信被焚死，不见有后。”按：《功臣表》襄平侯纪通，父成以将军定三秦，死事，子侯。即通非信子，张说误矣。（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索隐》晋灼曰]“信被焚死”，“焚”原作“焚烧”，耿本、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作“焚”，毛利本眉批《索隐》同，今据改。按：《汉书》卷三《高后纪》“襄平侯纪通尚符节”，颜师古注引晋灼作“纪信焚死”，《通鉴》卷一三《汉纪五》高后八年胡三省注引同。）（《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刘攽：高祖以善用人得天下，岂宜忘纪信之功，疑成者即信子之名。（引自《汉书评林》）

王先谦：刘攽曰：高祖以善用人得天下，岂宜忘纪信之功？疑成者即信之一名。齐召南曰：纪信与纪成自是两人，后儒以信死节最烈，没未得封，故疑纪成即信耳，不知纪成名字早著于鸿门间道走军之日。其后战死好畤，则《功臣表》有明文，非死于荥阳也。高祖于功臣，以父死节封其子者三人：一纪通，以父成战死好畤；一高景侯周成，以父苛守荥阳，骂项王死事；一高梁侯郦疥，以父食其说齐王死事。纪信、枞公宜有封爵，而《侯表》无之，必是其人并无子孙可封。晋灼及师古说确有证据，攽说非也。（《汉书补注·高后纪第三》）

［日］泷川资言：俞越曰：高祖八年，萧何营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师古云：“未央殿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谒北阙，公车司马皆在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西、南两面无门阙矣。”以是考之，北军在北阙外，南军在未央宫之南，自南军入未央宫，仍须由北阙，故太尉之谋在先得北军。北军既得，而南军孤悬于外，无能为矣。（《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龚浩康：襄平侯通，即纪通。因其父纪成战死而被封为襄平侯。襄平，县名。属临淮。故址在今江苏省盱眙县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13]【汇注】

颜师古：矫，诈也。诈以天子之命也。（《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胡三省：班《志》，襄平县属辽东郡。张晏曰：纪通，纪信子也。尚，主也；今符节令也。晋灼曰：纪信焚死，不见其后。《功臣表》云：通，纪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封侯。贡父曰：汉祖以用人得天下，岂忘纪信之功哉！疑成者，即信之一名也。通尚符节，故使持节矫以帝命内勃北军。内，读曰纳。（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八年”注）

钱大昭：内读为纳。下“毋内相国产殿门”“殿门弗内”并同。（《汉书辨疑》卷一）

程徐庆：令，平阳侯令之也。能。一面矫节入北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王叔岷：《考证》：“钱大昭曰：内读曰纳。”按：《通鉴》注：“内读曰纳。”即钱说所本。（《史记斠证》卷九）

韩兆琦：节，以竹为之，天子派出的特使持之以为信验。矫内，假传命令使之放进。按：此时是传令，太尉尚未到。（《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汉之兵制，常以北军为重，周勃一入北军，而吕产、吕更始辈束手被戮。”（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汇评】

韩兆琦：这是纪通为周勃预备的一个“通行证”。（《史记笺证·吕太后本纪》）

[14]【汇注】

应劭：典客，今大鸿胪也。（引自《汉书补注·高后纪第三》）

裴骃：《汉书》《百官表》曰：“典客，秦官也，掌诸侯、归义蛮夷也。”（《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颜师古：揭音竭。（《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胡三省：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八年”注）

龚浩康：典客，官名。主管诸侯及国内少数民族事务，为“九卿”之一。后改称“大鸿胪”。（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15]【汇评】

夏之蓉：初，高帝崩，吕后与审食其谋不发丧，赖郦商一言谏正之。及齐王襄发兵讨诸吕，商子寄绐说吕禄，令归将印，其父子之于汉，皆不可谓无功，然寄特迫于绛侯之劫，非本心也。其平时党吕之罪，自不可逭，故虽与典客刘揭同说吕禄，揭后封侯赐金，而寄不录，固有由矣。至卖友一节，不足置辨。（《读史提要录》卷一《西汉》）

[16]【汇校】

宋祁：南本作“归印绶去”。（《汉书补注·高后纪第三》）

[17]【汇评】

程徐庆：一面矫少帝命于吕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8]【汇注】

裴骃：徐广曰：“音况，字也。名寄。”（《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牛运震：“兄”字如字，徐广以为“况”字，失之。（《读史纠谬》卷一《史记·吕后本纪》）

王筠：吕禄以为郦兄不欺己，或亦呼为兄耶，不则寄字况。《白虎通》：兄，况也。或借兄为况，或讹况为兄。（《史记校》）

王叔岷：《集解》：“徐广曰：兄音況，字也。名寄。”按：《通鉴》兄作况，况乃況之俗变，从徐音也。（《史记斠证》卷九）

【汇评】

苏轼：班固有言：“当孝文时，天下以郦寄为卖友。夫卖友者，谓见利而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又执劫，摧吕禄，以安社稷，谊存君亲可也。”予曰：当是时，寄不得不卖友也。罪在于寄以功臣子而与国贼游，且相厚善也。石碏之子厚与州吁游，碏禁之不从，卒杀之。君子无所讥，曰“大义灭亲”。郦商之贤不及石碏，故寄得免于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为洗卖友之秽，固之于义陋矣。（《苏轼文集》卷六五《郦寄幸免》）

牛运震：“郦兄”二字酷肖语气，徐广以为“况”，失之。（《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19]【汇注】

颜师古：属音之欲反。（《汉书补注·高后纪第三》）

[20]【汇评】

陈子龙：寄之说禄，则许允、陈泰之说曹爽也。何以见听？真人奴耳！（《史记测议·吕后本纪》）

[21]【汇评】

程徐庆：前矫内太尉，至此乃入军门也。入军门即发令，正见其急。（《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22]【汇注】

颜师古：袒，脱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偏脱其一耳。袒音徒旱反。（《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陆唐老：袒，廷旱反。偏脱于肩袖。（《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八）

胡三省：师古曰：袒者，脱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袒者，偏脱其一耳。郑氏注《观礼》云：凡为礼事者左袒；若请罪待刑则右袒。（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八年”注）

朱翌：王孙贾入市曰：淖齿杀闵王，欲与我诛者袒右，市人从者四百人，诛淖齿。周勃诛吕氏，用左袒之策本此。（《猗觉寮杂记》卷下）

翁元圻：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吕后纪》）。按：《仪礼·乡射疏》云：“凡事无问吉凶皆袒左。”是以《士丧礼》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觐礼》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宣施于右”是也。以此考之，周勃诛吕氏之计，已定为吕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觇人心之从违也。［何云］木强老革仓猝时，未必便学叔孙太傅也。［阎按］卢六以曰：《国策》称王孙贾入市曰：淖齿乱齐国，杀王，欲与我诛者袒右，市人从者四百人。岂战国时又独以袒左为刑乎？故知左右不必区分，但觇众心之从违。盖自战国迄汉，人习为之，故少文者亦复能尔也。［全云］陈涉之起亦袒右，厚斋之说未足信。［卢月船云］左右袒明于文定，说得最好，言所以安其反侧之心，使以为刘之迹自解，激其忠愤之志，使以为吕之言为辱也，详见《读史漫录》。［元圻按］《吕后纪》师古注：袒，脱衣袖而肉袒。左右者，偏脱其一耳。《猗觉寮杂记》谓周勃盖用王孙贾之策。（《翁注困学纪闻》卷一二《考史》）

程徐庆：襢、袒同。左襢、右襢之令，所以安其反侧之心，使以为刘之迹自解，激其忠愤之志，使以为吕之言为辱也。急中妙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陈直：凤翔彪脚镇，曾出秦代大画砖，为两王宴饮图，持杯皆用左手，知秦代尚左，但汉初改为尚右，《周昌传》“左迁”是也。周勃入北军，大呼“为刘氏左袒”，知仍用秦代习俗。（《汉书新证·高后纪》）

王叔岷：《正义》：襢音但，与袒同。按：《御览》三百七、《记纂渊海》六一引襢并作袒，《汉书》《汉纪》《通鉴》皆同。《通鉴》注：“郑氏注《觐礼》云：凡为礼事者左襢，若请罪待刑则右袒。”（《史记斠证》卷九）

【汇评】

朱翌：杜牧之云：“南军不袒左边袂，四志安刘是灭刘。”其意以谓四志辅立太子为非，何不思之甚也。惠帝嫡且长，为太子无过。即位之后，能高祖规模，亦可谓贤矣，安能料其身后汉有吕氏之祸也哉？使惠帝不可立，张良决不肯从吕后之请，又岂肯起四老人哉？南军不袒左袂，意谓周勃入北军时，设有不袒者，奈何？此儿童之见也。勃所虑者，不得入北军耳，既入则无事矣。勃之设问，必已得北军之情。万一不左袒，必有后命，岂若世之庸人无思虑者？牧之可无虑也。（《猗觉寮杂记》卷上）

胡寅：太尉此问非也。有如军士不应，或皆右袒，或参半焉，则如之何？故程子谓是时直当谕以大义，率而用之尔，况太尉已得北军，士卒固惟旧将之听，非惟不当问，盖亦不必问也。伊川先生曰：此属率为身谋，非真为国家也。至哉，斯言乎！（见《袁王纲鉴合编》卷六《吕后》）

陈霆：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昔人胥谓周勃以此觇众心之向背也。王伯厚独不然，其言曰：“考之《仪礼·乡射》疏，凡事无问吉凶皆左袒，是以《士丧礼》及《大射》皆袒左，惟受刑则袒右。故《觐礼》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于右’是也。以是考之，勃诛吕氏之计已定，若为吕氏则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耳。”予按：齐湣王之乱，王孙贾入市中，呼曰：淖齿乱齐国，杀湣王，欲与我诛淖齿者袒右。市人从之者四百人，是勃之前已有以袒右卜众者矣。今以袒右为当受刑，固曰有据，然例以王孙贾之事，则市人从讨者当刑否耶？（《两山墨谈》卷三）

胡侍：胡寅《读史管见》曰：太尉左袒之令，非也，有如军士不应，或皆右袒，或参半焉，则如之何？故程子谓是时直当驱之以义而已，不当问其从不从也。况将之于军，如臂之于指，其为刘氏与不为刘氏，非惟不当问，亦不必问也。王应麟《困学纪闻》曰（原本此中脱漏十九字）：“《仪礼·乡射》疏云：凡事无问凶吉皆袒左，是以《士丧礼》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觐礼》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于右’是也。以此考之，周勃诛吕氏之计已定，为吕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军中于是左袒而为刘氏，效义者有赏，背义者有刑，太尉之令严矣，非以觇人心之从违也。”余按：《汉书·陈胜传》，陈胜起兵，徒属皆袒右，称大楚受刑之说，恐未通也。（《真珠船》卷七）

杨一奇：勃令军中左右袒，设使右袒，其可已乎？伊川先生以为此属尽为身谋，非真为国家也。（养心吴氏补）（《史谈补》卷之二《左袒右袒》）

戴璟：将帅之于士卒，犹身之使臂，车之运毂，故威克厥爱而号令必严明，约束必斩截，此为将之常规也。昔禹伐三苗，曰“一乃心力，其克有勋”；启伐有扈，曰“用命赏于袒，不用命戮于社”；仲康征羲和，曰“同力王室，钦承威命”。古人之令军中者如此，岂问其从与不从哉？周勃既入北军矣，即当移檄远近，谕以吕氏当诛之罪，下令军中，刻期而进，勉之以一心，戒之以用命，伸之以同力，则以顺讨逆，何患其弗克哉？今曰“为刘左袒，为吕右袒”，设使军皆右袒，或参半焉，则将中止而不进耶？或率右袒之军而诛吕氏耶？吾意勃之设心，若使有右袒者，则将为项羽之诈坑秦卒乎？如其不然，则将为迁就之计而不敢发乎？考《史》，勃已兼将南北军，尚恐不胜，未敢公言诛之，则勃之畏懦无能久矣，岂知所谓讨贼之义乎？先儒谓其任智术，踪迹疏昧，信然！（《新编汉唐通鉴品藻》卷四《勃令军中左右袒》）

洪垣：“左右袒”之问诚非也，当时纪通以节矫纳勃北军，而以兵属勃，即可以大义正矣，猝然之间，未有谋焉，而曰为刘为吕，以吕与刘并言之，又何谓焉？若非郦寄一绐，吕禄兵解，朱虚侯刘章宿卫禁中，为诸吕所惮，而定北军之志，斯其左右袒也，亦未可知矣。勃盖重厚而过之者也。或者乃曰陈平以勃之重厚先入，犹公孙弘之以汲黯先尝也，是变诈之术也。曰勃之先入者，太尉之兵权耳，同心相济，各因所能以成天下之事，又何有所不可哉？陈平善成周勃功，而且谦谦然逊而弗居，斯亦无负于帝之命矣。虽然，诸吕之王始于张辟彊，陈平言之于吕后而行之，非其自僭也。吕禄之叛，形未具而兵权已解，尽捕其少长悉诛之，其除恶务本之意与？吾于心终不能无疑也。（《觉山洪先生史说》卷一《吕后》）

高拱：问：伊川云：“周勃当初入北军，亦甚拙，何事令左袒则甚？如右袒，后还如何？当时已料得左袒，又何必更号令？如未料得，岂不生变？只合驱之以义，管他从与不从。”其说何如？曰：此不得其情。夫勃之此举，乃计耳。而后人未识得。请言之。曰：虽天下至恶之人，大逆不道，而其形未著，有从而问之者曰：“若从逆否？”于是显然承伏，世必无其人也。则军中之必无右袒可知已。虽天下至恶之人，大逆不道，而其形未著，有从而问之者曰：“若从顺否？”于是不以承伏，世必无其人也。则军中之必皆左袒可知已。况今日之域中，谁家之天下？光天化日，六军皆集，而太尉临之于上，为顺为逆，死生祸福，立见于前，其事几何如者，而军中顾敢有明为右袒者耶？夫左袒、右袒，举手即为之，固至易事也。以至易之事而令其自为，而以决至大之隐情，岂非天下至愚乎？且即左袒，未必即为刘也；即不右袒，未必即不为吕也。亦姑以应之而已。而遂以信之，岂非尤天下至愚乎？漫以为之，则迂谬而无当，谓以审其向背，则观望而不忠，皆人所甚讳也。而太尉白眼为之，公然而以为言，岂其梦耶？嗟乎！兵以计胜，太尉此举，固自有意，非作事果如此也。何者？禄、产为乱，诸军从之久矣。禄、产既诛，彼方怀惧，于是而率之以诛诸吕，彼必曰：“诸吕未灭，姑缓我耳。诛诸吕后，必且穷搜我也。”其心如此，而吾乃与之举事，则其中当有变。当是时，欲明言赦其反欤？然反形未著，吾乃明言其反而赦之，则彼愈疑而为惧愈深。欲不言欤，则彼犹夫疑、犹夫惧也。故以号于众曰“左袒者为刘，右袒者为吕”，盖计其必左袒也。而使皆得以形迹自见，吾乃可因其迹而信之，而其疑惧可释。卒之果皆左袒，于是遂明言曰：“皆为刘，无为吕者也，吾可与诛诸吕矣。”而诸军者亦皆释其疑惧，忻然以为刘自庆。即归而语其妻子，亦必曰：“吾皆为刘者也，岂为彼吕哉！”于是反侧皆安，而诛诸吕果济事。盖初左袒时，非皆真为刘也。既左袒之后，则遂皆为刘者也。初不右袒时，非皆不为吕也。既不右袒之后，则遂皆无为吕者也。而太尉独心知之，泯于无迹。作事在此，取效在彼，人不得而识也。后世徒据其迹议之云云，失之远矣。且人臣之为国也，将以济事也，若曰“吾只驱之以义，管他从与不从”，则是吾只作个题目，管他济与不济也，而可乎？（《本语》卷四）

范槚：凡事皆左袒，惟受刑则袒右，在《礼》可考也。太尉北军之令，正以大义肃人心，使知助乱者必刑无赦耳。人心之戴汉，太尉审之久矣。外有齐王灌婴之兵，内有将相交和之固，而刘章、郦商辈又从而左右之，人心之附，岂必入北军而后觇哉？先儒谓此属尽为身谋，殆非也。然前此淖齿乱齐，王孙贾独以右袒令众，何耶？盖国破君亡，奋勇战义，死皷死绥，在此一举，此令之所以异也。（《洗心居雅言集》卷上《左右袒》）

吴崇节：按：胡致堂曰，太尉此问非也，有如军士不应，或皆右袒，或参半焉，则何如？程伊川谓此属率为身谋。愚谓太尉必知军士之皆左而不右也，姑以此倡大义、一众心耳。盖此令一出，则平日为刘者固益作其忠汉之气，即依违观望者，亦将乘此回面，易踵赴义输忠。太尉之问，岂徒然哉？致堂以为不必问犹可，若以首鼠两端病之，则几于枉矣！（《古史要评》卷之一《左袒为刘》）

于慎行：绛侯“左袒”之问，宋人非之，其迂可笑。当是时，太尉已入北军，百万之众，在其掌握，声罪致讨，吕氏之势去矣，执符而临之曰为刘为吕，则安有复为吕者乎！辟如平盗者，已执其渠魁，乃执其党而问曰“若欲为盗，若欲为平民”，则安有曰“我为盗”者乎？其尽左袒无疑也。然则何以问？曰：安其反侧之心，使以为刘之迹自解，激其忠愤之气，使以为吕之言为辱也。故太尉一问而刘氏安矣。

（黄恩彤录附：王伯厚曰：凡事无问吉凶，皆袒左，是以《士丧礼》及《大射礼》皆袒左，惟有受刑袒右，故《觐礼》云“右肉袒”，注“刑宜施于右”是也。以此考之，周勃诛诸吕氏之计已定，为吕氏者有刑，故以左袒示之，非以觇人心之从违也。窃谓绛侯厚重少文，岂暇考《仪礼》以令军中哉？三军之众，又安得通《礼》，知右袒之为刑令也？不如文定之论切要惬理。）（《读史漫录》卷三）

袁黄：勃令军中左袒，非有所观望于其间，此勃之术也。吕东莱曰，军中忿吕氏而思刘氏，不待问而可知也，必使之左袒，所以发其忠愤，而为建议号令之始也。士一左袒，虽使有吕氏之人潜伏行伍中，亦皆胆落神禠，无能为矣，故曰此勃之术也。（《袁王纲鉴合编》卷六《吕后》）

徐应秋：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昔人颇有以绛侯为失计者。王应麟曰：“考之《仪礼·乡射》疏，凡事无问吉凶皆左袒，是以《士丧礼》及《大射》皆袒左，惟受刑则袒右。以是考之，勃诛诸吕之计已定，若为吕氏者，则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耳。”吴兴陈霆则云：“淖齿弑齐王，王孙贾入市中，呼曰：‘淖齿乱齐国，杀湣王，欲与我诛淖齿者袒右！’市人从者四百。又陈胜起兵，徒属皆袒右，称大楚。是勃之先有以袒右令众者，岂谓袒右皆有刑乎？又吴人入楚，召陈怀公，召国人曰：欲与荆者左，不与荆者右。齐桓公立管仲为仲父，令诸大夫曰：善吾者入门而右，不善入门而左。则是法亦已久矣！”（《玉芝堂谈荟》卷六）

贺详：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昔人颇有以绛侯为失计者，不知勃老将也，已预知众心之归刘氏，而不能无疑于吕氏之有党。盖令一下，而或间有右袒者，或迟疑未左者，立诛之以令众，如杨素、朱滔之举耳，岂至此而始觇人心之向背哉？（《留余堂史取》卷三）

周祈：周勃袒左、袒右之令，似坐观成败之形，安在其安刘也？使北军袒右，将王吕乎？使左、右相半，将并王乎？是不然。此勃誓师之辞，为刘者袒而立于左，左袒，吾赏之也；为吕者袒而立于右，右（社）〔袒〕，吾戮之也。片辞之下，定社稷之安危。勃之重厚，于此可见。予闻之关中乔景叔先生说如此。（《名义考》卷七《左袒为刘》）

夏之蓉：绛侯左袒之问，后人多议之，此未审当时情势也。太尉已入北军，百万之众在其掌握，其尽为左袒，不待智者而知，而必问于众者，一作其忠愤之气，一安其反侧之心，凡以肃军令而壹众志尔。（《读史提要录》卷一《西汉》）

牛运震：按：当时军心无不为刘者，太尉固知之矣，特下令俾左袒者，所以安人心、壮军势也。后人或以此讥之，王应麟又以为古者吉凶事皆袒左，惟受刑者袒右，为吕氏者有罪，故太尉以右袒示之。此皆不知事情，而或过于曲解固求，而失其真者也。（《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又：军中皆左袒，缀“为刘氏”三字，妙，有气势。（同上）

[23]【汇注】

龚浩康：“太尉行至”三句可看作对太尉入北军前的补充交代。《汉书·高后纪》删去了这几句，显得简洁些。行，将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24]【汇评】

程徐庆：追序一笔，承还归印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25]【汇注】

班固：京师有南北军之屯。（《汉书·刑法志》）

马端临：北军中尉主之，掌京城门内之兵。（《文献通考》卷一五〇《兵考二》）

又：北军番上，与南军等。南军卫士，调之郡国，而北军兵卒，调之左右京辅。（同上）

郭嵩焘：按：矫内太尉北军是一事，吕禄解印以兵属太尉是一事。太尉入军门，行令军中，始矫节入北军，以试军心之向背；吕禄即不归印而军心向汉，太尉本主兵，亦可因而用之。吕禄即解将军印去，则太尉承之以将北军，吕氏无能为矣，故太尉将之入军门。史公黏合两事为一，而先后情节固自分明。（《史记札记·吕后本纪》）

韩兆琦：按：“太尉行至，将军吕禄亦已解上将印去”二句，与上文“遂解印绶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重复，似应削，今暂用括号括起。（《史记笺证·吕太后本纪》）

【汇评】

晁说之：陈平令周勃先入北军，亦不是推让功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试难也。（《晁氏客语》）

杨一奇：“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厥后王陵独遵白马盟，周勃却狥太后意，然则安刘氏者陵也，非勃也。帝遗命如此，可谓知人善任使乎？勃后悉捕诸吕时，吕后已崩矣。后若在，勃能然乎？亦足以见安刘非勃。（《史谈补》卷之二《安刘必勃》）

李贽：千古犹有冤勃者，冤哉？（《史纲评要》卷五《汉纪》“高皇后八年”）

陈子龙：凡定内变必须得禁军，观唐太子重俊之所以败，玄宗之所以胜，皆在此，甘露之败亦如是也。（《史记测议·吕后本纪》）

牛运震：“南军”“北军”，点注最有关目；“太尉遂将北军，然尚有南军”，转笔力量老横。（《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然尚有南军[1]。平阳侯闻之，以吕产谋告丞相平[2]，丞相平乃召朱虚侯佐太尉[3]。太尉令朱虚侯监军门，令平阳侯告卫尉[4]：“毋入相国产殿门[5]。”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6]，乃入未央宫[7]，欲为乱[8]，殿门弗得入，裵回往来[9]。平阳侯恐弗胜[10]，驰语太尉[11]。太尉尚恐不胜诸吕，未敢讼言诛之[12]，乃遣朱虚侯谓曰：“急入宫卫帝[13]。”朱虚侯请卒，太尉予卒千馀人[14]。入未央宫门，遂见产廷中。日餔时[15]，遂击产。产走。天风大起[16]，以故其从官乱[17]，莫敢斗。逐产，杀之郎中府吏厕中[18]。

[1]【汇注】

马端临：章氏曰：南军有郎卫、兵卫，掌天子宿卫，北军止于护城。（《通考》卷一五〇《兵考二》）

邓之诚：汉南北军简表：

（《中华二千年史》卷一《汉之制度》）

施丁：汉代守卫未央宫的屯卫兵。因未央宫在长安城内南面，故称。（《汉书新注·高后纪第三》）

【汇评】

程徐庆：转笔老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2]【汇校】

梁玉绳：按：此十三字与上下文不接，且前已言平阳侯驰告丞相太尉矣，其为重出无疑，当衍之，《汉书》无。（《史记志疑》卷七）

王叔岷：按：《通鉴》亦无此十三字，从《汉书》也。（《史记斠证》卷九）

【汇评】

牛运震：“平阳侯闻之，以吕产谋告丞相平”云云，此下情事倥匆纷拏，却点次分明如画。（《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程徐庆：接贾寿促吕产入宫事，百忙中一丝不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3]【汇评】

陈耆卿：平、勃虽均为诛诸吕，而勃又与平不同。平性狡诈，故多避祸求全；勃性刚直，故多犯难不顾。……盖平未当难时，善于自解，有急则委之他人。勃未当难时，辩不如平，有急则自任甚确。辩不如平者，少文也；自任甚确者，重厚也。故诛诸吕时，平尝安徐，勃尝急迫。平不入北军，而勃入北军，使北军有变，则勃先及矣。平不谕谒者，而勃谕谒者，若不受，则勃先及矣。平专以难者遗勃，而自处以易，后来相位之逊，虽欲不逊，亦不可得也。勃知己之位在平上者，以功大尔；岂知所以犯帝之忌，而取捕逮之辱者，亦以此哉！然勃亦有以自取之也。远权退势出于己则善，出于君上之迫促则已非矣。陈丞相卒，上复用勃为相，亦以资历功劳无以易勃故尔，要亦有不得已焉者也。十余月而遣归，则本心见矣。夫为丞相不自抽身，而待其君之遣，则已可哂矣。为勃之计，惟有深藏远蹈，而被甲以见守尉，果何为者邪！借使汉家欲戮一退休之相，甲胡足以御之？然则勃非能反者，特不学而愚尔！（《筼窗集》卷二《陈平周勃王陵论》）

程徐庆：遥接朱虚侯。（《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4]【汇注】

林駉：《考异》：南军，卫尉主之。卫尉有尉、士、令、丞，诸丞、卫侯、司马皆属焉。周勃既入北军，乃令人告卫尉“毋纳吕产”，以此知南军主之卫尉明矣。（《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一·卫尉》）

韩兆琦：卫尉，官名，主管防卫宫庭，为汉代的“九卿”之一。按：汉初卫尉有二，一为长乐宫卫尉，一为未央宫卫尉，品级相同，此处乃指未央宫卫尉。（《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5]【汇注】

胡三省：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平阳侯时为御史大夫，盖将丞相之命以告卫尉，使毋纳产也。（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八年”注）

【汇评】

程徐庆：吕产虽将南军，卫尉乃刘氏之人，故使之禁产入宫，恐其从中矫制为乱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6]【汇校】

张文虎：吴云元板下有“之赵”二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吕太后本纪》）

[7]【汇注】

龚浩康：未央宫，汉宫名。位于长安城内西南隅，即今马家寨村。当时是西汉朝廷的朝会之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8]【汇评】

郭嵩焘：“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乃入未央宫，欲为乱”，按：是时吕禄已去北军，吕产又去南军，而入未央宫，一卫尉拒之有余，而云“入未央宫，欲为乱”，则所欲为乱者何也？吕氏宗室几与刘氏等，又专据兵权，大臣畏惮之至矣，故以产、禄之庸才而平、勃等视之若虎之负嵎，无敢撄其怒者，而多为疑似之言以防祸之所极，其实为乱之形迹，初无可征也。（《史记札记·吕后本纪》）

[9]【汇校】

王叔岷：按：《通鉴》“殿门”上有“至”字，文意较完。景祐本、黄善夫本、殿本“裵回”皆作“徘徊”。《汉书》《通鉴》并同。“徘徊”乃俗字，此改俗从正耳。（《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颜师古：徘徊犹傍徨，不进之意也。徘音裴。（《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汇评】

程徐庆：亦不得入，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牛运震：“徘徊往来”四字写得情景可想。（《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10]【汇校】

［日］泷川资言：“恐弗胜”三字疑衍，《汉书》无。（《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11]【汇评】

程徐庆：又增一笔，写其匆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2]【汇校】

钱大昕：《史记》“诵”作“讼”，韦昭曰：“讼犹公也。”（《廿二史考异》卷六）

王叔岷：《集解》：徐广曰：“讼，一作公。”按：韦昭曰：“讼犹公也。”按：《通鉴》“讼”作“公”，从一本也。《准南子·兵略篇》：“夫有形埒者，天下讼见之。”许慎注：“讼，公也。”（《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司马贞：按：韦昭以“讼”为“公”，徐广又云一作“公”，盖公为得。然公言犹明言也。又解者云讼，诵说也。（《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日］泷川资言：《汉书》“讼”作“诵”，诵、讼古通。《孟子》：读其书，颂其诗。（《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13]【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吕纪》“遣”作“谓”，“侯”下无“谓”。（《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汇评】

程徐庆：予卒千人，本以诛产，而曰卫帝，是未敢公言诛之也。匆急中偏能写太尉肺腑中事，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4]【汇评】

陈仁子：汉宗室之忠，无如刘章、刘向二人。吕氏外戚也，欲危刘氏，则章力护之。王氏亦外戚也，欲危刘氏，则向力排之。……异时章得诛诸吕，刘向不得诛诸王者，何也？盖章之志得行，而有平、勃以主其盟；向之无功，不幸而不遇平、勃也。（《文选补遗》卷一二《极谏外家封事》注）

[15]【汇校】

宋祁：越本、邵本并无“日”字。（引自《汉书补注·高后纪第三》）

王叔岷：《考证》：餔，《汉书》作“晡”。按：《汉书》《通鉴》“见”上并无“遂”字，疑涉下“遂”字而衍。《说文》：“餔，日加申时食也。”晡与餔同。（《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胡三省：申时食为餔。（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八年”注）

韩兆琦：日餔（bū）时，犹言傍晚时分。餔，《汉书》作“晡”。晡，日申时也，相当于今之下午三点至五点。餔，申时食也，犹今之所谓“晚饭”。（《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16]【汇评】

程徐庆：天应又如此。（《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7]【汇校】

王叔岷：按：《御览》一八六引此无“以故其”三字，《汉书》同。（《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程徐庆：梁国相府之从官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8]【汇校】

施之勉：吴汝纶曰：“吏”下，当依《汉书》增“舍“字。（《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吕后本纪第九》）

王叔岷：按：《御览》引“逐产杀之”作“遂杀产于”。恐非其旧。（《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裴骃：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宫殿门户，故其府在宫中，后转为光禄勋也。”（《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王先谦：《冯唐传》“为郎中署长”，郎中府即郎中署也。（《汉书补注·高后纪第三》）

朱虚侯已杀产[1]，帝命谒者持节劳朱虚侯[2]。朱虚侯欲夺节信[3]，谒者不肯，朱虚侯则从与载[4]，因节信驰走[5]，斩长乐卫尉吕更始[6]。还，驰入北军，报太尉[7]。太尉起，拜贺朱虚侯曰：“所患独吕产[8]，今已诛[9]，天下定矣[10]。”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11]。辛酉[12]，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媭[13]。使人诛燕王吕通[14]，而废鲁王偃[15]。壬戌[16]，以帝太傅食其复为左丞相[17]。戊辰[18]，徙济川王王梁[19]，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20]。遣朱虚侯章以诛诸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灌婴兵亦罢荥阳而归[21]。

[1]【汇评】

程徐庆：又提一句，以见其难。（《历代名人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2]【汇校】

［日］泷川资言：南化本、三条本“命”作“令”。（《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王叔岷：按：《汉书》“命”亦作“令”。（《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颜师古：劳，慰问之也。（《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3]【汇校】

［日］泷川资言：枫山、三条本无“信”字。（《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王叔岷：按：《汉书》……亦无“信”字。《通鉴》亦无“信”字。（《史记斠证》卷九）

[4]【汇注】

韩兆琦：从与载，谓登上谒者之车，与之同车共载。（《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王叔岷：按：《汉书》“则”作“乃”，义同。师古注：“因谒者所持之节用为信也。章与谒者同车，故为门者所信，得入长乐宫。”（《史记斠证》卷九）

【汇评】

牛运震：“朱虚侯因从与载，因节信驰走”云云，至“太尉起，拜贺朱虚侯”，写朱虚侯警捷、太尉歆耸之神最有气色。（《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5]【汇注】

颜师古：因谒者所持之节，用为信也，章与谒者同车，故为门者所信，得入长乐宫。（《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韩兆琦：意谓借着谒者手中的节，故可于宫庭禁地间驰走无阻。节信，师古曰：“因谒者所持之节以为信也。”（《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6]【汇注】

程徐庆：长乐卫尉乃卫尉属官，更始斩，则南军亦定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7]【汇评】

程徐庆：仍转到北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8]【汇注】

韩兆琦：因其身为相国，且又掌握南军，故云。（《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9]【汇校】

张文虎：吴云元板“今”上重“产”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吕太后本纪》）

[10]【汇评】

刘向：汉兴，诸吕无道，擅相尊王，吕产、吕禄席（席犹因也）太后之宠，据将相之位，兼南北军之众，拥梁、赵王之尊，骄盈无厌，欲危刘氏，赖忠正大臣绛侯、朱虚侯等谒诚尽节，以诛灭之，然后刘氏复安。（引自《文选补遗》卷一二《极谏外家封事》）

姚信：周勃之勋，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载，较然可见，而人以勃功大于光，意窃不安。何者？勃本帝大臣，居太尉之位，拥兵百万，既有陈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虚、诸王之据，郦寄游说，以谲诸吕，因众之心，易以济事。若霍光者，以仓卒之际，受寄托之任，辅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乱，诛除凶逆，以靖王室，废昌邑，立宣帝，任汉家之重，隆中兴之祚，参赞伊、周，足为贤相，推验事情，优劣明矣。（引自《太平御览》四四七）

周昭：陈平、周勃感陆生而相亲，所以安赵于强敌，定汉于几殆。（引自《太平御览》四六〇）

程徐庆：结上两“恐弗胜”句。（《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1]【汇注】

颜师古：分音扶问反。（《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汇评】

黄震：汉氏已绝而复续，分王子弟力也，不然而尽聚之京师，歼于吕氏妇人之手，无噍类矣。

吕后杀其子孙而欲帝母家，使母家无少长皆斩，而身亦死于祟祸，史迁备著之，为万世女后戒。（《黄氏日抄》卷四六）

牛运震：“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云云，至“而废鲁王偃”，诛诸吕数语已毕，简直竦劲之笔。凡萧杀之文，须以简直竦劲为上。（《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王鸣盛：周勃、陈平、刘章既诛产、禄，悉捕诸吕，无少长男女皆杀之，并樊哙之妻吕媭及其子伉皆杀之。除恶莫若尽，此之谓矣。惟其能断，故能定乱。而唐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张柬之、崔元不诛诸武，仅斩二张，遂谓无事。谋疏若此，其及祸宜也。（《十七史商榷》卷九）

[12]【汇注】

韩兆琦：辛酉，九月十一日。（《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13]【汇注】

程徐庆：先匿，次日方捕获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4]【汇注】

程徐庆：已就国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5]【汇评】

程徐庆：非吕氏，又幼，不与谋，故不诛。快。一篇惶急恐惧，至此收功，耳目一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6]【汇注】

张大可：壬戌，九月十二日。（《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17]【汇评】

程徐庆：何不杀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8]【汇注】

韩兆琦：戊辰，九月十八日。（《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19]【汇注】

胡三省：吕产既诛，故徙太王梁。（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八年”注）

瞿方梅：方梅案：济川王既非惠帝子，大臣何得于此时独徙王之要地也？《汉书》本纪及《周勃传》皆无此语，班意固不谓然也。（《史记三家注补正·吕后本纪第九》）

韩兆琦：为将吕氏削夺齐国而来的济川地归还齐国。（《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济川王刘太实未之国，徙是改封，将济川地归还齐国。（《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20]【汇校】

梁玉绳：按：遂之立也，在文帝元年，《文纪》及《年表》可据。此与《世家》谓吕后八年九月为大臣所立者误。（《史记志疑》卷七）

王叔岷：《考证》：“梁玉绳曰：遂之立也，在文帝元年，《文纪》及《年表》可据。此与《世家》谓吕后八年九月为大臣所立者误。”（原引“大臣”误“二臣”。）按：《通鉴》无此九字。（《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龚浩康：据《孝文本纪》与《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刘遂被立在文帝即位之后，不在吕后八年；又，刘遂为文帝所立，非大臣所立。这一史事，各处记载不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汇评】

程徐庆：又带叙梁王、赵王事作余波。（《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21]【汇评】

司马光：吕氏之乱，汉氏不绝如线。然而卒不能为患者，外有宗藩之强，内有绛、灌之忠也。（《稽古录》卷一二）

杨时：诸吕之王，非汉约，天下莫与之也。产、禄擅兵，欲危刘氏，忠臣所共切齿，而郦寄与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谋吕禄也，劫之而后从，则商、寄之罪均矣，虽绛侯赖之以入北军，功不足以赎其罪也。使商不就劫而吕氏得志，则寄之父子得无非望乎？其卖友非其本心也。（引自《袁王纲鉴合编》）

张耒：吾尝怪昔者高祖之时，其将相大臣皆天下豪杰之才，其谋谟勇力皆足以过绝天下，以战而无不胜，以计而无不中，以项籍之势，卒败于此数公者。然及天下既平，吕后、惠帝之际，彼吕后者，乃一妇人，提禄、产之庸人而王之，放肆纵弛，无所不至，此其间非不可窥，而其智谋非有深远可畏而不测者。夫以陈平、周勃之才，而驭吕后、禄、产之庸人，此无以异于取诸怀中而杀之。然是二人者，恇怯畏缩而不敢发，乃更先为自安之计，以固吕后危疑之心，终吕后之世而不动。及吕后既死，是二人者，其取禄、产，何其多忧自重而不敢易之。盖如史之所载，谓陈丞相使人劫郦寄，说吕禄解赵王印之国，而吕禄从之，太尉以节入北军，而犹左右袒以观三军之心。既得北军，又不敢倡言诛产也，灌婴以数万众与齐王合，乃相与待吕氏之变而后动。此三者，予未尝不窃疑之。夫吕禄之弃北军，无以异于遇盗而使之束兵也，则陈平之视禄也，亦易矣，然犹委曲迂远，使其亲戚劫之以利害之谋。周勃岂不知天下之与刘氏也，而犹区区谋以观其意。以灌婴之才，资数十万之众，而徬徨于外，不敢先发。夫以吕氏之区区，安坐而肆其所为，亦安能有所立？而数公者，反迟疑慎重，待之以天下之大事。夫何其勇于争天下、谋项籍，而怯于此也。盖尝为之深思其故，而后数公之志可见。考其所为之故，则夫天下之善谋者，无以过也。何者？昔者，高祖之与项籍角驰于中原，其初非有所凭藉也，特徼幸于一战之间，此其所为，不得不出于果敢而勇决，弃死而不顾，何者？使其成功则固得，吾不可必之求；不幸而败，则吾亦何所爱哉？彼高祖之得天下于百战之中，困辱伤败，既老而仅得之，则吾爱其所得，岂与匹夫驰骋徼幸于一战之际者同日而语也。故其遇诸吕之祸也，以为吾轻发而遂胜邪，则吾固何求？使万有一不胜，则其存亡，无乃甚可惜哉？曷若迟之而求无失也。是故不惮岁月之勤，而深虑夫一失之可爱，此其所以迁延委曲，待其敝而后发欤？夫千金之贾，见日而行，未夕而止，一日之力，有所不尽，是何也？彼力非不能远也，惴惴乎畏失其所爱者也。夫山林之盗，出入于险阻之间，晨夜而不顾，彼以为有所获者，固我之所幸，不幸而败，于吾何失哉？此平、勃之智也，夫操天下之重利者，不可为匹夫轻死之谋，匹夫之谋，是不得已之计也。（《柯山集》卷三七）

吴见思：诛诸吕一段，事在仓猝，始而齐王起兵，朱虚、兴居造谋，继而灌婴将兵，郦寄游说，太尉入北军，朱虚入宫卫帝，多少事体！始而诸吕内惮，诸吕犹豫，继而平阳侯恐不胜，太尉恐不胜，多少情节！且诸吕待灌婴处，郦寄绐吕禄处，贾寿促吕产处，平阳侯驰告处，襄平侯矫节处，平阳侯又驰语处，多少变态！接手写来，一丝不乱。而一时之事，无不曲尽，所以为奇。（《史记论文·吕太后本纪》）

申涵煜：高帝谓安刘氏者必勃，若预知吕氏之难也者。使非平、贾、朱虚谋于内，齐王、灌婴应于外，勃何能为“左袒”之呼，直儿戏耳。袒不左，其可止耶？故袁盎曰：“丞相适会其成功。”（《通鉴评语》卷一《周勃》）

王鸣盛：诸吕之平，灌婴有力焉。方高后病甚，令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产居南军，其计可谓密矣。卒使郦寄绐说吕禄归将印，以兵属太尉，而诛诸吕者，陈平、周勃之功也。然其始惠帝崩，高后哭泣不下，此时高后奸谋甫兆，使平、勃能逆折其邪心，安见不可扑灭者！乃听张辟彊狂竖之言，请拜产、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高后欲王诸吕，王陵守白马之约，而平、勃以为无所不可，然则成吕氏之乱者，平、勃也。幸而产、禄本庸才，又得朱虚侯之忠勇，平、勃周旋其间，而乱卒平，功尽归此两人。而孰知当留屯荥阳与齐连和之时，婴之远虑有过人者！齐王之杀其相而发兵夺琅琊王兵，并将而西也，此时吕禄独使婴击之。婴，高帝宿将，诸吕方忌故大臣，而危急之际，一旦假以重兵，此必婴平日伪自结于吕氏。若乐为之用者，而始得此于禄。既得兵柄，遂留屯荥阳，待其变而共诛之。其时吕氏乱谋急矣，顾未敢猝发者，彼见大将握重兵在外，而与敌连和以观变，恐猝发而婴倍之，反率诸侯西向，故犹豫未忍决。于是平、勃乃得从容定计，夺其兵权而诛之。然则平、勃之成功，婴有以助之也。然婴不以此时亟与齐合，引兵而归，共诛诸吕，乃按兵无动者，盖太尉入北军，吕禄归将印，此其诛诸吕如振槁叶耳。若婴合齐兵而归，遽以讨吕氏为名，则吕氏乱谋发之必骤，将印必不肯解，而太尉不得入北军矣。彼必将胁平、勃而拒婴与齐之兵。幸而胜之，喋血京师，不戕千万之命不止，此又婴计之得也。（《十七史商榷》卷五）

牛运震：“灌婴兵亦罢荥阳而归”，按：此以灌婴罢兵结诛诸吕事，绝好收键。（《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刘沅：朱虚侯不告齐王发兵，吕产等不忌诸侯，灌婴不谕齐屯兵待变，亦必滋扰，二人之功大矣，故书予之。周勃入北军，纪通之力，故书。郦寄绐吕禄，人以为卖友，然君臣之谊重于朋友，事关宗社，大义灭亲，何况于友！特寄善禄，当早劝以辞荣远引，乃为忠告之道耳。（《槐轩全书》卷七《史存》）

又：天地一阴阳也，男女正天地之大义。孔子以系家人，故王者修齐治平，必自刑于化始。吕后以阴险之资，怀不测之志，使高帝正身有道，选用名贤，则所以防间而训化之者，必有其方，乃多行猜忌，屠戮勋臣，纵任悍妻，肆为凶暴。观其诱杀韩、彭，私通食其，固已目无君上，而帝瞀然弗悟，卒使人彘飞血于宫廷，哲嗣伤心于酒色，祸人祸己，咎将谁尤？夫秦失其政，天下骚然，幸获平宁，皆思安枕，凡兹佐命，岂独不效忠勤而乃务为翦灭。然平、勃、纪、婴绸缪于杌陛之时，互竭其赞襄之力，群凶授首，危而复安，亦可见开国之臣大有裨于宗社矣！后之有天下者，当知至治不外家庭，靖邦必须贤佐，毋矜远略而忽闰门，毋薄勋旧而从邪佞，则保世兹大，庶可庆无疆焉。（同上）

程徐庆：并收完齐王、灌婴事，好结局。此段序诛吕氏，方略节次，及成败未分之际，诸将相耳目交关，指授接应，秘而警，捷而妥，处仓卒中情事入微。以上序大臣诛诸吕，是第二大段。（《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韩兆琦：灌婴先与齐王连和，以武力威胁京城，促成了朝廷内部的政变，使诸吕迅即被灭，此其一；又由于灌婴驻守荥阳，阻止了齐兵西进，使朝廷诸臣得以自如地立代王为帝，免去重大分争，此其二，灌婴之功大矣。（《史记笺证·吕太后本纪》）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1]：“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2]。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3]，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4]。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5]，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6]。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7]。”或言“齐悼惠王高帝长子，今其適子为齐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长孙[8]，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钧）[9]，驷钧[10]，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11]。”欲立淮南王[12]，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13]：“代王方今高帝见子[14]，最长[15]，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16]。且立长故顺[17]，以仁孝闻于天下，便[18]。”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19]。代王使人辞谢。再反[20]，然后乘六乘传[21]。后九月[22]，晦日己酉[23]，至长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谒，奉天子玺上代王，共尊立为天子。代王数让，群臣固请，然后听。

[1]【汇注】

韩兆琦：阴谋，暗中商量。（《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汇评】

牛运震：“诸大臣相与阴谋曰”云云，此转入议废立，波澜最老。

议废立作三节，层次曲折。（《史记评注·吕后本纪》）（《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薛福成：汉惠帝时，张皇后无子，太后命取后宫美人子名之，以为太子。帝崩，太子嗣位。四年，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太后幽杀之，立孝惠后宫子宏为帝，其诸子皆为王。太后崩，大臣诛诸吕，相与阴谋，以为少帝诸王皆非孝惠子，复共诛之，尊立文帝。盖尝综而考之，惠帝凡七子，曰前少帝也，太后所名为皇后子者也；后少帝也；强也，不疑也，朝也，武也，太也，大臣所斥为吕氏子者也，而实则皆惠帝后宫美人子也。后儒不察，袭讹踵诬，并信为非刘氏子。嗟乎！惠帝诸子不幸身逢奇祸，又蒙冤终古，岂不哀哉！且大臣之阴谋曰：“少帝、诸王，皆非惠帝子，吕太后以计诈名他人子，令孝惠子之，以强吕氏。今已灭诸吕，少帝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审如是，则惠帝之有子，帝皆及见之矣，帝岂肯以他姓子为嗣者哉？彼诸大臣欲杜后患，必灭惠帝嗣而后已。《史记》《汉书》于《高后纪》与《周勃传》，一再著之曰“阴谋”，书法可谓微而显矣。不然，岂有主神器者非刘氏子？而齐王起兵与文帝即位，一书一诏，皆不指斥及之，盖其说仅出大臣阴谋之口，非天下之公言也。虽然，大臣得为是谋者，孰教之，太后教之也。惠帝即位，太后欲立张皇后，虚中宫者四年，帝之生子，当在立后之前，又以其非嫡出，不早正其名位。帝崩，始取美人子名为皇后子，而杀其母，逮骤闻怨言，而复以杀其孙，于是张皇后无子之名转显于天下。天下知皇后无子，即可并疑惠帝之无子；知少帝非皇后子，即可并疑诸子之非惠帝子。讹言一布，万喙莫辨，至今藐焉诸孤，相率就死而莫之哀。愚哉太后！惨哉大臣之心也。陈平临终戒子孙曰：“吾世即废，终不能复起，以吾阴祸多也。”夫所谓阴祸者，其即此类也！夫其即此类也夫！（《庸庵文外编》卷二《书〈汉书·高后纪〉后》）

[2]【汇校】

［日］泷川资言：“梁”当作“吕”。上文云“立皇子太为吕王”，梁王即吕产也。

施之勉：按：上文云吕王产徙为梁王，立皇太子为吕王。更名梁曰吕，吕曰济川。又云：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名为少帝弟。下文云：戊辰，徙济川王王梁。则此梁王，即济川王太也。《考证》非。（《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吕后本纪第九》）

【汇注】

周寿昌：按：前后有两少帝，前之少帝即后宫美人子，于高后四年幽死，后之少帝为恒山王弘也，亦明前幽死之少帝实为孝惠子也。（《汉书注校补》卷三）

王先谦：轵侯朝为恒山王，壶关侯武为淮阳王，昌平侯太为吕王，更名吕曰济川，所谓三弟为王者也。《史记》作“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梁”是“吕”之误，时梁王乃吕产也。（《汉书补注·高后纪第三》）

龚浩康：指少帝刘弘和梁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帝山王刘朝都不是惠帝之子。事实上，既然前文说了这几个人是“孝惠后宫子”，是惠帝张皇后“无子，佯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就说明这几个人仍是惠帝之子。大臣们这么说，只是一种托辞。（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汇评】

郭嵩焘：按：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皆非惠帝子，乃出诸大臣口中，意在废少帝而择诸王之贤者立之，假为之词以行诛耳。当时天下晏然，读《史》者亦无异词，则以吕后之暴戾，天下怨之，而废少帝，而立文帝，实有定社稷、安人民之功。汉时风气犹为近古，持议论以簧鼓天下者，尚无其人也。前言孝惠皇后无子，佯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旋又幽杀之。谓太子非皇后子可也，谓非惠帝子则不可。吕后称制，立孝惠后宫子彊为淮阳王，子不疑为常山王，子山为襄城侯，子朝为轵侯，子武为壶关侯；旋以襄城侯为常山王，更名义，及立为帝，又更名宏。此其为惠帝子，谁复疑者？当时以吕后所立，废之可也，分部诛灭之，亦已过矣。（《史记札记·吕后本纪》）

安作璋、孟祥才：他们（编者按：周勃、陈平为首的刘氏集团）明白，少帝及诸王，毕竟为吕后所立，与诸吕关系密切，一旦他们长大，对自己十分不利。于是就以其非惠帝子为理由，一一加以诛杀。可怜这几个无辜的少年，都成为两大集团斗争的牺牲品，悲惨地死于利刃之下了。其实，从情理推断，这几个人作为惠帝的亲生儿子恐怕是没有问题的。（《刘邦评传》）

[3]【汇注】

龚浩康：子，以子为子。（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4]【汇评】

梁玉绳：附按：上文一则曰“孝惠后宫子”，再则曰“孝惠皇后无子，取美人子名之”，则但非张后子，不得言非孝惠子也，乃此言“诈名他人子以为子”，后又云“足下非刘氏”，何欤？《史记考要》谓诸大臣阴谋而假之词，以绝吕氏之党，不容不诛，其信然已。史公于《纪》两书之，而《年表》亦云“以孝惠子封”，又云“以非子诛”，皆有微意存焉，非岐说也。（《文纪》：“大臣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亦同。）（《史记志疑》卷七）

程徐庆：只一句，并少帝牵入吕氏之党。深文。（《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日］泷川资言：愚按：纷扰之际，谋诈百出，美人之子，孰定其真假？但以当日事情推之，何、梁二说盖得其实。又案：俞正燮《癸巳存稿》有《汉少帝本孝惠子考》，亦以少帝为孝惠子。（《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5]【汇注】

韩兆琦：所立，指现时在位的少帝刘弘。（《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6]【汇注】

韩兆琦：无类，绝种，指被杀光。（《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汇评】

程徐庆：可知诸人皆为身谋，非为社稷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7]【汇评】

程徐庆：一段总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8]【汇评】

程徐庆：此议立齐王，其朱虚令齐发兵，本谋耶？文帝之不加恩亦以此。（《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9]【汇校】

张文虎：“钧”字涉下而衍，南宋本、中统本并无。（《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吕太后本纪》）

王叔岷：《考证》：“张文虎曰：‘（母家驷钧，）“钧”字涉下而衍。南宋本、中统本并无。’愚按：《汉书·高五王传》无‘驷钧’二字。”按：此本作“今齐王母家驷钧，恶人也”。景祐本、黄善夫本并作“今齐王母家驷驷钧，恶人也”，并误叠“驷”字。殿本及此本又并误叠“驷钧”二字。《齐悼惠王世家》作“齐王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也”（《汉书·高五王传》无“齐王”二字），《通鉴》作“今齐王舅驷钧，虎而冠”，咸可证。（《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韩兆琦：母家驷，谓其母家姓驷。（《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汇评】

韩兆琦：按：照原文不动，本自通顺，表现当时人说话的口角，似更生动，删一“钧”字反而生涩。《汉书》为取简洁，删“驷钧”二字，不使重出，意思固可，但不删亦自有其佳处。（《史记笺证·吕太后本纪第九》）

[10]【汇注】

张大可：驷钧，人名，齐襄王之舅。（《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编者按：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修订本以“驷钧”二字重复，据毛利本删。今从韩兆琦说，保留原文。

[11]【汇校】

王叔岷：按：《齐悼惠王世家》《汉书·高五王传》“即”并作“今”，“则”并作“是”。即、今并与“若”同义，“则”与“是”同义。（《史记斠证》卷九）

【汇评】

陈子龙：世乱先有功，齐固宜立者也。立代王，几授齐兵，名矣。（《史记测议·吕后本纪》）

[12]【汇校】

张文虎：吴云元板“南”作“阳”。（《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吕太后本纪》）

[13]【汇注】

程徐庆：淮南王舅，乃赵兼也。借齐、淮南两层作引，下接“乃曰”二字，是当时商量口角。（《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汇评】

牛运震：“乃曰……”云云数语最质峭，三十字中凡备六层意思。（《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14]【汇注】

张大可：见子，还在世的儿子。（《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15]【汇注】

胡三省：言高帝见在诸子惟代王为最长也。见，贤遍翻。代王，高帝姬薄氏所生。（见《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八年”注）

张大可：最年长。代王刘恒为高祖第三子，其兄齐王刘肥、惠帝刘盈已死，故刘恒最长。（《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16]【汇评】

徐孚远：薄昭后杀汉使者，亦不为谨良也。大臣以齐王起兵，英气难测，又刘泽怨之，故申代屈齐也。（《史记测议·吕后本纪》）

[17]【汇校】

王叔岷：《考证》：“李笠曰：故、固通。”按：《通鉴》“故”作“固”。（《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张大可：立长名正言顺。封建宗法制度，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贤。（《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18]【汇评】

程徐庆：以三十六字作六层，以一字结。短俏乃尔。（《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后本纪第九》）

[19]【汇评】

程徐庆：二“阴”字相应。（《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20]【汇注】

张大可：使者第二次去迎请。（《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21]【汇注】

裴骃：张晏曰：“备汉朝有变，欲驰还也。或曰传车六乘。”（《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日］泷川资言：董份曰：袁盎言帝乘六乘传，驰不测之渊，所云“六乘”者，盖文帝料汉事已定，止用六乘急赴，不多备耳。张晏说非是。《文帝纪》命张武等六人乘传，恐即此云。（《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韩兆琦：乘六乘传：乘坐六匹马拉的驿车，为取其快也。传，驿车。一说，文帝及侍从所乘，总共只有六辆传车。董份曰：“盖文帝料汉事已定，止用六乘急赴，不多备耳。”（《史记评林》引）（《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又：乘六乘传：诸说不一，其一谓文帝及其侍从所乘，总共只有六辆传车。……其二谓中途六次更换传车，仓修良曰：“六次换乘急赶，取其快速。”其三谓代王本人乘坐着六匹马拉的传车，一取其快，二表示即将为帝的身份之高。……以上三说中仓修良说似不太合理，单说“换乘”几次而不论路程远近，岂能说明其是否快速？（《史记笺证·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乘传，古代驿站用四匹下等马拉的车。传，指驿站或驿站的车马。（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汇评】

程徐庆：文帝料汉事已定，以六乘急赴，不多备车马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22]【汇注】

裴骃：文颖曰：“即闰九月也。时律历废，不知闰，谓之‘后九月’也。以十月为岁首，至九月则岁终，后九月则闰月。”（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以十月为岁首至九月则岁终后九月则闰月”，此上疑脱“如淳曰时因秦”六字。按：《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后九月”，颜师古注：“文颖曰：‘即闰九月也。时律历废，不知闰，谓之后九月。’如淳曰：‘时因秦以十月为岁首，至九月则岁终。后九月即闰月。’”）（《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程徐庆：即闰九月也，时置闰在岁终，而汉初以十月为岁首，故后月即闰月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23]【汇注】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周、秦、汉初，皆以闰置岁终，非历废之谓。（《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张大可：后九月，即闰九月。汉承秦历，以十月为岁首，年终置闰称后九月。晦日己酉，九月二十九。晦日，阴历月终。（《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东牟侯兴居曰[1]：“诛吕氏吾无功，请得除宫[2]。”乃与太仆汝阴侯滕公入宫[3]，前谓少帝曰：“足下非刘氏[4]，不当立[5]。”乃顾麾左右执戟者掊兵罢去[6]。有数人不肯去兵[7]，宦者令张泽谕告[8]，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舆车载少帝出[9]。少帝曰：“欲将我安之乎[10]？”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11]。乃奉天子法驾[12]，迎代王于邸。报曰：“宫谨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宫[13]。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14]，曰：“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而入？”[15]代王乃谓太尉。太尉往谕，谒者十人皆掊兵而去[16]。代王遂入而听政。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于邸[17]。

[1]【汇注】

牛运震：“东牟侯兴居曰‘诛吕氏吾无功’”云云至“宫谨除”，按：此除宫一段，结少帝案。（《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2]【汇校】

王叔岷：《考证》：“除宫，清宫也。胡三省曰：此时群臣虽奉帝即位。少帝犹居宫中，有所屏除也。”按：《齐悼惠王世家》《夏侯婴列传》《汉书·高五王传》及《夏侯婴传》“除宫”皆作“清宫”。《通鉴》胡注：“除宫，清宫也。”《考证》引胡注，“宫中”本作“禁中”，“有”上本有“盖”字。（《史记斠证》卷九）

韩兆琦：意谓请让我先去清扫一下皇宫，指处治少帝及其他各种有碍文帝登基的人员。（《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3]【汇注】

张大可：太仆，九卿之一，掌皇帝车马。（《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龚浩康：汝阴，县名。治所在今安徽省阜阳市。（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九《吕太后本纪》）

又：滕，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滕县西南。（同上）

韩兆琦：太仆，官名，汉代的“九卿”之一，为皇帝掌管车马。滕公，即夏侯婴，刘邦的开国功臣，以功封汝阴侯。因其在秦时曾为滕县令，故时人习惯地称之为滕公、滕婴。（《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4]【汇校】

王叔岷：按：《通鉴》“氏”下有“子”字。（《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张大可：足下，对同辈人的尊称。对少帝称足下，即不承认他为帝。（《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5]【汇评】

程徐庆：直应篇首“非刘氏不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日］泷川资言：阎乐弑秦二世，亦呼以“足下”。滕公，夏侯婴。（《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韩兆琦：为除诸吕，而连带惠帝子亦必除尽；为除惠帝子又必须称其为“非刘氏”，周勃、陈平等亦可谓狠毒之极。（《史记笺证·吕太后本纪》）

[6]【汇校】

王叔岷：《集解》：“徐广曰：掊音仆。”按：《汉书·周勃传》“掊”作“仆”，师古注：“仆，顿也。”本《说文》。（《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裴骃：徐广曰：“掊音仆。”（《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韩兆琦：麾，同“挥”，挥手示意也。掊兵，放下武器。掊，同“踣”（bó），仆，倒。（《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7]【汇评】

徐孚元：是时禁卫之士，皆有守不贰其心，犹有仆御正人之意，非后代所及。（《史记测议·吕后本纪》）

[8]【汇校】

王叔岷：按：《汉书》《通鉴》“泽”并作“释”，古字通用，说已见前。《通鉴注》：“班表，宦者令，属少府。张释，即大谒者，封建陵侯者。释本宦者，故兼是官。”（《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梁玉绳：按：张泽以中大谒者封建陵侯矣，则其官岂仅宦者令哉！（《史记志疑》卷七）

韩兆琦：张泽，似是自代国随文帝来京的太监头目。（《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9]【汇注】

裴骃：蔡邕曰：“律曰‘取盗乘舆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渫渎言之，故托于乘舆也。乘犹载也，舆犹车也。天子以天下为家，不以京师宫室为常处，则尝乘车舆以行天下，故群臣托乘舆以言之也，故或谓之‘车驾’。”（《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日］泷川资言：文帝既立，少帝安得乘天子法驾出宫乎？盖下文《集解》所谓“小驾”也。（《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王叔岷：按：《通鉴》注：“沈约《礼志》云：‘魏、晋御小出，多乘舆车。舆车，今之小舆。’意者此舆车，盖天子常所乘舆车。即魏、晋间小舆也。”（《史记斠证》卷九）

[10]【汇校】

王叔岷：按：《汉书》“将”作“持”，将犹持也。《外戚世家》：“扶将出门。”《汉书》“将”作“持”，《庄子·秋水篇》：“将甲者进。”《释文》引一本“将”作“持”，并其比。（《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程徐庆：言何往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1]【汇注】

［日］泷川资言：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为天子之私府。（《史记会注考证》卷九）

[12]【汇注】

裴骃：蔡邕曰：“天子有大驾、小驾、法驾。法驾，上所乘，曰金根车，驾六马；有五时副车，皆驾四马；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程徐庆：《黄图》：法驾，京兆尹奉引，侍中参乘、奉车郎御，属车三十六乘。（《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张大可：法驾，天子举行隆重典礼时乘坐的车驾，京兆尹、执金吾、长安令导引，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代王入宫即位，故用法驾。（《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13]【汇评】

梁玉绳：按：宫既除矣，少帝出矣，而犹曰天子在乎，大臣奉玺立天子矣，又奉天子法驾即位入宫矣，而犹曰“足下何为”乎，事不应有，理所必无，此史公载笔之失。（《史记志疑》卷七）

[14]【汇注】

王叔岷：按：《汉书》师古注：“端门，殿之正门。”（《史记斠证》卷九）

张大可：端门，宫殿正南门。（《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第九》）

[15]【汇注】

程徐庆：端门，宫之正门。少帝舍少府，犹在宫门内，故守端门者不知。汉之宿卫守职如此，犹有仆御正人之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6]【汇评】

程徐庆：掊兵作两层写。前诛诸吕一段，雄壮飞动，故又序此三段，安详容与，以终此篇。（《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17]【汇注】

张大可：诛梁王刘太（即济川王，徙梁）、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及少帝刘弘。诸王未到封国，住于长安的王邸中，故云“诛于邸”。邸，是建于京师的王侯府第。（《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

韩兆琦：有司，主管该项事物的官员。设官分职，各有所司，故曰有司。司，主管。（《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汇评】

郑晓：平、勃之留少帝，以俟代王也，辟弑君之名也，少帝真惠帝子也，平、勃不立少帝而迎代王，恐有唐五王之祸也。少帝不得其终，是以有七国之难。（引自《汉书评林》）

郭嵩焘：按：汉时承战国之余习，轻用刑杀。惠帝崩而太子立，其后宫子封王者五人，而云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养后宫，非惠帝子者，由当时诸王大臣怨恨吕后至深，惠帝在位浅，无恩泽及人，乘势尽诛其后，犹战国残忍惨酷之遗也。少帝、诸王之死，史公据事直书，其情事固自显然。（《史记札记·吕太后本纪》）

程徐庆：完少帝等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代王立为天子[1]。二十三年崩[2]，谥为孝文皇帝[3]。

[1]【汇评】

牛运震：“代王立为天子。二十三年崩，谥为孝文皇帝”，结法最好，太史公得意之笔。（《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刘沅：代王即位，名正言顺也，而再三让，潘氏以为诈，不知大臣迫王，王始以宾主礼自谦，大臣固请，乃南乡复再让，此礼之正也，何讥？至勃上玺符，王谢，以至邸再议，而胡氏讥其受玺，卫桥亦疏。（《槐轩全书》卷七《史存》）

[2]【汇注】

韩兆琦：文帝于公元前179年即位，在位二十三年，卒于公元前157年。（《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3]【汇校】

张文虎：“二十三年崩，谥为孝文皇帝”，此后人妄增。（《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吕太后本纪》）

【汇评】

王若虚：《吕后纪》末云：“代王立为天子，二十三年崩，谥为孝文皇帝。”按：此言代王为天子，但以终诛吕之事耳。其崩与谥，则本纪自具，何必及之邪？（《滹南遗老集》卷一一《史记辨惑三》）

程徐庆：以上序大臣谋立文帝，是第三大段。（《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太史公曰[1]：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2]，故惠帝垂拱[3]，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4]，天下晏然[5]。刑罚罕用，罪人是希[6]。民务稼穑[7]，衣食滋殖[8]。

[1]【汇评】

牛运震：赞语亦自修洁遒古，“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数语，政见尔时宇内宁谧，无事可纪，略以著纪中不载他事之意，非徒以此颂美孝惠、高后也。（《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程徐庆：赵恒曰：刑措则罪人是希，务农则衣食滋殖，所谓“天下晏然”也，而政乃不出房户，几乎女中尧舜矣。纪与赞互见，功罪不相掩。（《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又：牟庭曰：霍光之立宣帝也，亦先废昌邑王贺。以平、勃之权，岂不能先废少帝哉？平以为少帝早废或死，而贤明者入立，必不肯自任其篡弑之名，必将讨杀首恶，以谢宗庙与天下。（同上）

李景星：赞语两以惠帝、高后并提，见既有《吕纪》，即不必再作“惠纪”，而“政不出房户”句，又将为吕后作纪本旨明明逗出矣。（《史记评议·吕后本纪》）

[2]【汇注】

韩兆琦：无为，古代道家学派的一种哲学思想，提倡顺应自然，不要人为地生事。他们的口号是“无为”，但实际上却要达到“无不为”的目的，很懂得辩证法。汉代初期为适应恢复生产、休养生息的社会要求，统治者多很喜欢黄老哲学，即所谓“休息乎无为”。（《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张大可：无为政治是指统治阶级实行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政策，不滋事扰民。汉初承秦末战乱，民生凋敝，经济残破，吕后、文、景三朝奉行无为政治，七十年间国殷民富，为汉武帝的事业奠定了物质基础。（《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

[3]【汇注】

韩兆琦：垂拱，垂衣拱手、清闲无事的样子。以表示当时社会太平安乐，国家统治者皆安闲而无所事事。（《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4]【汇校】

张文虎：《御览》引作“闺房”。（《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吕太后本纪》）

王叔岷：按：《御览》八七引“房户”作“闺房”。（《尔雅·释宫》：“宫中之门，其小者谓之闺。”）《汉书·高后纪》《汉纪》并作“房闼”。（师古注：“闼，宫中小门。”）（《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张大可：女主称制，皇帝裁决法令称“制曰”。这里是指吕后摄行天子事。（《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

【汇评】

林駉：孝惠、高后之时，政出房闼，君道不立，虽纪吕后亦可也。（《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九·史学》）

[5]【汇注】

韩兆琦：意谓皇帝不用出屋，政事就能处理好，天下太平无事。晏，安也。（《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6]【汇评】

韩兆琦：按：《酷吏列传》有所谓“汉兴，破觚而为圆，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艾安”，即此之谓。（《史记笺证·吕太后本纪》）

[7]【汇注】

施丁：稼穑，播种和收获，泛指农业。（《汉书新注·高后纪第三》）

[8]【汇校】

王叔岷：按：《御览》引“殖”下有“矣”字。（《史记斠证》卷九）

【汇注】

颜师古：滋，益也；殖，生也。（《汉书注·高后纪第三》）

韩兆琦：意谓老百姓都从事农业生产，衣食日益富足。赵恒曰：“刑措则罪人是希，务农则衣食滋殖，所谓天下晏如也。纪与赞互见，功罪不相掩。”（《史记评林》引）（《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汇评】

王符：当吕氏之贵也，太后称制而专政，禄、产秉事而握权，擅立四王，多封子弟，兼据将相，外内磐结，自以虽汤武兴、五霸作，弗能危也。于是废仁义而尚威虐，灭礼信而务谲诈，海内怨痛，人欲其亡，故一朝摩灭而莫之哀也。（《潜夫论·忠贵篇》）

林駉：汉自吕氏颛权，产、禄怙势，白马盟寒，争疏王爵，稔成北军之变；王氏根据，莽凤长奸，垂涎汉鼎，举朝不问，卒致篡夺之患。此虽吕、王之罪，亦汉人抑制无法也。（《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九·戚畹》）

赵彦卫：汉高祖诏守尉长史善遇高爵，惠帝令民得卖爵，高后文帝赐天下民爵，七年赐民爵户一级，当为父后者爵一级，景帝三年赐民爵一级，四年、五年又赐爵一级，赐天下民为父后者爵可矣，赐民爵户一级，景帝三年间三迁其爵，苟有犯法，不知当时守尉长吏何所施其治？景帝于七国反后连年赐爵，与高后之户一级同，皆欲收人心，殊非先王固结人心之实。（《云麓漫钞》卷六）

金圣叹：此是三段文字，却是倒装笔法，若顺写之，应云：孝惠高后之时，刑罚希，民滋殖，政不出房户而致此晏然者，以黎民新离战苦，甚欲休息也。言外便见已前数十年生灵涂炭。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提），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一段），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一段），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一段）。（《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吕后本纪赞》）

程徐庆：三段。一气直下，忽然便住，奇文。（《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吕太后本纪第九》）

【篇评】

吕祖谦：存吕后为有功臣，存功臣为有吕后，此高祖深意也。（《大事记》）

马端临：孝惠高后时，吴有豫章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文献通考·征榷二》）

宋濂：高祖知吕后与戚夫人有隙，然终不杀者，以孝惠帝不能制诸大臣，故委戚氏不顾，为天下计也。（引自《史记评林》）

胡广：观辟彊所言，为陈平一身之谋，而不思为汉社稷之计。当是时，使诸吕将兵，居中用事，苟有豪杰之志，视去绛侯、朱虚辈如薙草芥，易置刘氏如反掌耳。平亦岂能自安哉？诸吕本皆庸才无能为者，故一旦得而禽狝之，汉之不为吕氏者幸尔。辟彊年幼，好谋如此，无乃犹习其父风，使留侯而在，其肯为此计乎？陈平佐高祖定天下，秘计满怀，何以轻听其言，卒启王诸吕议，犹且阿谀顺旨，而莫知止，果何为者？厥后虽有安刘之功，仅足以赎前过。（《胡文穆杂著·张辟彊》）

于慎行：汉高祖千古英雄之主，乃至嬖一女子（戚夫人），欲以百战所得之土，付之三岁小儿（赵王如意），必不然矣。然则易太子者何？为吕后也。以吕后之鸷悍，而当孝惠之仁柔，其势必至于乱，此高帝所熟计也。其曰“羽翼已成，横绝四海，虽有矰缴，将安所施”，为吕后也，故曰“吕后真而主矣”。（《读史漫录》卷三）

又：吕后鸷悍，孝惠仁柔，其势必乱，似已，但如意甫离襁褓，戚夫人正当壮盛，自古以壮后拥幼帝而能不乱者，鲜矣。较诸吕后、孝惠，庸有愈乎？高帝少好酒色，甫定天下，即立外妇子为齐王，抚有七十二城之地，春秋益高，惑溺愈甚，母爱子抱，情弗能割，其所以欲废太子者，乃为戚夫人地，不复计及其他，毋庸曲为之解也。（同上）

归有光、方苞：按：郑樵以史弃孝惠纪吕后为非，小司马亦然，然史公固有意为之，以纪吕而括惠，纪惠不能尽吕事也，故赞中言孝惠皇帝、高后之时，吕后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二语，史公用重笔。东莱谓高祖之存吕后为有功臣，存功臣为有吕后。宋濂亦谓高帝知惠帝不能制诸大臣，故委戚氏不顾，皆能窥见《吕纪》叙戚姬、赵王如意数行文字深处。呜乎，圣王道失，齐治无方，而人伦之道苦矣。立常山王为帝不称元年者，以太后制天子事也。纪中特笔，史公每于重顿挫处，极有义法。朱虚侯刘章段，诛诸吕定刘氏者，平、勃也，朱虚乃其中要人，故重提。叙妇吕禄女阴知其谋，恰与全纪事相映发。郦商老病，吕禄与寄游猎，皆自然成章。兴居除宫段亦似有意回应，此段提掇平阳侯窋段，平阳、朱虚亦自然映发，为事中关要。太尉将之入军门段，太尉于此纪中如画家主峰，此数行叙军中左袒，尤为主中主也。（《归方评点史记合笔》）

金圣叹：以项羽作本纪，痛惜英雄也。以吕后作本纪，深恶僭乱也。此亦欧文忠所云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不没其实，以不为梁见春秋之意，不必以唐经乱周纪律之一赞以严整为奇绝，似孟坚手笔。（《金圣叹批才子古文》）

刘绍攽：汉世之弊，始终女主。娥姁任禄、产，几危宗社，窦后、王后、卫后率预政，宠外戚，卒召王氏五侯之祸，见微知著，故于开国之初，垂烱鉴焉。所谓牝鸡之晨也。《索隐》疑其全没孝惠，亦昧于履霜坚冰之义矣。（《九畹古文》卷一〇《书吕后本纪后》）

牛运震：王诸吕、诛诸吕，是《吕后本纪》一篇大关键。

叙诛诸吕头绪最繁多，而点逗极为明晰，事最匆遽而叙次最安闲，总于转键安顿见笔法妙处。

吕氏、刘氏，一篇眼目，故屡屡提掇点逗生情，如篇中“非刘氏功臣番君”“吕氏权由此起”“非刘氏而王”“今王吕氏”“定刘氏之后”“欲王吕氏”“欲以王诸吕为渐”“太后欲侯诸吕”“欲王吕氏”“吕氏安得王”“诸吕用事兮刘氏危”“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非刘氏王者”“今吕氏王”“欲危刘氏而自立”“此益吕氏之资也”“以待吕氏变”“皆吕氏之人”“刘氏所立九王，吕氏立三王”“吕氏今无处矣”“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为刘氏”“以强吕氏”“吕氏以外家恶……则复为吕氏”“诛吕氏吾无功”“足下非刘氏，不当立”，皆其篇中眼目也。

或谓《汉书·高后纪》所载高后八年之中，妖祥水旱，选举贬夺，及一时行政布令，事迹颇有，《史记》多不之载，亦一疏漏，此似有见。第纪事之法，贵识大旨，得要领，俾览者了然，知其注意所存，不欲旁及他端，以滋烦杂也。如《吕后本纪》一篇大旨，只在吕后王诸吕、危刘氏，以及大臣诛吕安刘之事，故于吕后之封立诸吕、残灭诸王，皆再三详言之。至如他事，如《汉书》所载“除三族罪，妖言令”“赐民爵一级”“差次列侯，功定朝位”“发河东、上党骑屯北地”“城长陵”“行五分钱”，尊昭灵后，遣将击南越，以及越王丛台灾、桃李华、地震、星昼见、江水泛溢之事，或见于他传，或略而不载，正以著其作《吕纪》本意，不欲以他事与王吕危刘之事相杂也。柳子厚云：“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望溪方氏曰：“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即谓之洁。”观《吕后纪》正可见太史公明于体要，而其纪事之精神飞动处，如彼数事，不载何害？即属疏漏，亦政不必以此屑屑相讥也。（《史记评注·吕后本纪》）

又：《索隐》曰：吕太后以女主临朝，自孝惠崩后，立少帝而始称制，正合附惠纪而论之。或依班氏分为惠帝、吕后二纪，郑樵曰：“迁遗惠而纪吕，无亦奖盗乎！”愚意《索隐》欲分惠帝、吕后二纪者是也，其谓合吕附惠而论，及郑氏之以遗惠纪吕为奖盗者，则不知史体者也。夫高帝既崩，惠帝早霣，吕后女主临朝称制，权出房户，凡八年，所立二少帝特拥侲子，饰空名，政柄不由焉，安得不本纪吕后乎？然太史公之为《吕纪》也，殆未尝以帝王统绪之事予之也。凡帝纪必编年另行特提，以重其体，《吕纪》则压行连叙，与他纪异，是未尝成其为编年之体也。吕后者，高皇后也，依义例当称“高后本纪”，今没其高后而斥称其姓，若以著其王吕锄刘之罪，不与其为高后也。然则吕后之为本纪，殆以世代事迹之序属，有不得不然者，而太史公之深文微意，正有予夺隐显之妙，知乎此，则知吕后本不可附于惠纪，而又岂得以奖盗讥之耶？……后儒逞臆见，轻议论，皆缘不肯细读太史公书，不知史公史法之精，亦不知史公作史之难也。（同上）

邹方锷：高祖定天下，诛大臣，吕后有力焉。其于孝惠之世，政教号令皆自后一人主之。削孝惠而纪吕后，纪其变也，著其实也。（《大雅堂初稿》卷六）

赵翼：母后临朝，肆其妒害，世莫不以吕、武并称，然非平情之论也。武后改朔易朝，遍王诸侯，杀唐子孙几尽，甚至自杀其子孙数人，以纵淫欲，其恶为古今未有。吕后则当高帝临危时，问萧相国后孰可代者，是固以安国家为急也。孝惠既立，政由母氏，其所用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无一非高帝注意安刘之人，是惟恐孝惠之不能守业，非如武后以嫌忌而杀太子宏、太子贤也。后所生，惟孝惠及鲁元公主，其他皆诸姬子。使孝惠而在，则方与孝惠图治计长久。观于高祖欲废太子时，后迫留侯画策，至跪谢周昌之廷诤，则其母子间可知也。迨孝惠既崩，而所取后宫子立为帝者，又以怨怼而废，于是己之子孙无在者，则与其使诸姬子据权势以凌吕氏，不如先张吕氏以久其权。故孝惠时未尝王诸吕，王诸吕乃在孝惠崩后，此则后之私心短见。盖嫉妒者，妇人之常情也，然其所最妒，亦只戚夫人母子，以其先宠幸时，几至于夺嫡，故高帝崩后即杀之。此外诸姬子，如文帝封于代，则听母薄太后随之。淮南王长无母，依吕后以成立，则始终无恙。齐悼惠王以孝惠庶兄失后意，后怒，欲酖之，已而悼惠献城阳郡为鲁元汤沐邑，即复待之如初。其子朱虚侯章入侍宴，请以军法行酒，斩诸吕逃酒者一人，后亦未尝加罪也。赵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自杀，则皆以与妃吕氏不谐之故。然赵王友妃，吕产女，梁王妃亦诸吕女，又少帝后及朱虚侯妻，皆吕禄女。吕氏有女，不以他适，而必以配诸刘，正见后之欲使刘、吕常相亲，以视武后之改周灭唐，相去万万也。即其以辟阳侯为左丞相，令监宫中，亦以辟阳侯先尝随后在项羽军中同患难，虽有所私，而至是时其年已老，正如人家老仆，可使令于阃阈间，非必尚与之昵。《史记·刘泽传》，太后尚有所幸张子卿（《汉书》作张卿），然如淳注谓“奄人也”，则亦非私亵之嬖，以视武后之宠薛怀义、张易之兄弟，恬不知耻者，更相去万万也。武后之祸，惟后魏之文明冯后及胡后，约略似之，而世乃以吕、武并称，岂公论哉！（《廿二史札记》卷三《吕武不当并称》）

又：《史记》于《高祖本纪》后即继以《吕后纪》，而孝惠御极七年，竟不书，虽其时朝政皆出于母后，然《春秋》于鲁昭公之出奔，犹每岁书“公在乾侯”，岂有嗣主在位，又未如庐陵王之遭废，而竟删削不载者。班书补之，义例精矣。（《陔余丛考》卷五《汉书》）

冯景：光武中兴，迁吕太后庙主于园，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配食地祇，袁宏乃曰：先君之体，犹今君之体，推近以知远，则先后义钧也，而况彰其大恶以为贬黜者乎？陋哉斯言！光武告祠高庙数语，仁之至，义之尽，虽圣人复起，不能易矣。《春秋》书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吕后淫虐不道，谋危社稷，是高皇帝之罪人也，绝不为亲，讵曰非礼。赤眉发掘诸陵，吕氏之尸，遂遭污辱，是天丑其德，假手赤眉，以昭大罚，而尚可崇庙享配地祇也乎？光武贬黜之也固宜。薄太后母德慈仁，子孙延祚，诚非溢美，《春秋》之义，母以子贵，配食高庙，岂过举哉！或曰薄非適也，非適而并后，非礼。是不然。《春秋》文四年，书夫人风氏薨。风氏，庄之媵，僖之母也。媵而称夫人、称薨，且书葬我小君成风，非以子贵故耶？后此三书，一宣八年，一襄四年，一昭十一年，皆书夫人，书薨书葬我小君，无异辞焉，而谓薄太后亲生孝文皇帝，贤明临国，犹不可以上尊号乎？今夫大旱，雩祭而请雨，大小鸣鼓而攻社，天地阴阳等耳，或请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阳灭阴也，固其义也。虽太甚，拜请之而已。大水者，阴灭阳也，是卑胜尊也，逆节也。日食亦然，故鸣鼓而攻之，朱丝以胁之，为其不义也。董子曰：胁严社而不为不敬灵，绝母属而不为不孝义，是道也，夫岂袁宏所能知哉！（《解舂集文钞》卷一〇《光武迁吕太后庙主议》）

李祖陶：吕后佐帝定天下，父兄皆取侯封。暨事之平，犹能诛斩韩、彭以绝后患，其视绛、灌之徒，盖犹俎上肉也。惠帝既崩，取宫中家人子立之，而身自临朝，首王诸吕以张其族，亦颇除三族、妖言之令，置孝弟力田之官，差次列侯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至于幽废少帝，别立恒山，诸大臣皆拱手熟视，一听其所为，岂真陈平不如王陵哉？盖以太后年老，不久人世，知禄、产之庸，无能为，故不力争，以速其祸也。使吕后有元后之谋，禄、产有吕媭之智，为乱天下虽不足，而以诛大臣则有余矣。其能平此难者，外则赖灌婴屯兵荥阳，与齐连和，令吕禄心胆俱碎，故太尉得以绐入北军；内则赖朱虚侯章愤不顾身，击杀吕产、吕更始，故勃起拜贺，而天下定。其与通消息者，又有平阳侯曹窋，平、勃不过劫郦商，令寄绐说禄而已，而坐尸安刘之功，不已泰乎！虽然，尊立文帝，非朱虚侯意，诸大臣阴谋立之，则为天下得人，功亦大已。（《史论五种·前汉书细读一·吕后纪》）

徐时栋：天下号令在某人，则某人为本纪，此史公史例也。故《高祖本纪》之前，有《项羽本纪》，高祖以后，不立孝惠皇帝本纪，而独立《吕后本纪》，固以本纪为纪实，而非争名分之地也。此后无人能具此识力，亦无人敢循此史例矣。（《烟屿楼读书志》卷一二）

崔适：按：《汉书》有《惠帝纪》，此附于《吕后纪》中。（《史记探源·吕太后本纪第九》）

李景星：《史记·吕后本纪》虽名为纪，其记事深刻曲折，实与传同。（《汉书评议·高后纪》）

又：《吕后本纪》叙各项复杂事迹，而笔端却极有条理；写一时匆忙情形，而神气却自尔安闲。大旨以吕后为主，而附叙者为惠帝，为两少帝，为高祖诸子，为诸吕，此所谓复杂也。看他拈起一头，即放倒一头，放倒一头，即另起一头，任他四面而来，偏能四面而应，此所谓条理也。欲侯诸吕，乃先封高祖功臣；欲王诸吕，乃先立孝惠诸子，封刘泽，封张偃，封张敖前姬子；及其后也，谋诛诸吕，又分多少层次，几令人口述不暇，此所谓匆忙也。曰“太后哭泣不下”，曰“其哭乃哀”，曰“太后风大臣”，曰“取美人子名之”，而又载赵王歌，载郦寄绐吕禄语，载太尉入军门令，此所谓安闲也。总之，以刘氏、吕氏为一篇眼目，以王诸吕、诛诸吕为一篇关键，以“吕后为人刚毅”句为一篇骨子。不称高后而称吕后，著其为吕而不为刘也。不编年另提，不与其临朝称制也。不书妖祥水旱及其他诸大事，纪以王吕危刘为主，不欲以他事相杂也。且既不予其专制，即不能以他帝纪为例也。凡若此者，皆太史公之特笔也。（《史记评议·吕后本纪》）

徐朔方：《史记》把惠帝同戚夫人以及一些受迫害的皇子的传记都写进了《吕后本纪》，人和事集中在一起，再加上“高祖微时妃也”“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这些句子的点明，一个专横残暴的人物形象就从字里行间跳出来了。软弱无能的惠帝是她的反衬。吕后把戚夫人弄成“人彘（猪）”，毒死、饿死、逼死不是她亲生的皇子各一人。另一个不是她亲生的皇子，献出城阳郡封地，把她的嫡亲女儿尊为王太后，才免了杀身之祸。这都是大小老婆争风在丈夫死后的病态发作。吕后为了亲生儿女和娘家的好处，除了大封诸吕为王、侯，让他们掌握文武大权外，还做了许多怪事。她最喜欢搞裙带关系。她叫嫡亲女儿的女儿同嫡亲儿子惠帝成亲，把她妹妹的女儿嫁给丈夫的堂弟大将军营陵侯刘泽。她又硬叫不是她亲生的皇子娶姓吕的女儿作王妃，有两个皇子就因夫妇不和而被害。她想不到死后恰恰是朱虚侯刘章的妻子——上将军赵王吕禄的女儿对刘家泄漏机密而使诸吕被一网打尽。

除了上面这些，吕后生前，惠帝七年、吕后八年前后十五年的国家大事，在这篇《本纪》中很少有记载（诸吕之乱是在她死后）。作为传记文学，《吕后本纪》写得很生动，作为历史著作，作为一篇《本纪》，那就太不够了。在《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已经出现文学和史学、艺术性和真实性的矛盾，如果那两篇还能两全其美的话，到《吕后本纪》就变成文学压倒史学，《本纪》写成了传记文学。从历史观点来看，这是以帝王将相的传记冒充历史的一个典型例子。

《汉书》分写成《惠帝纪》《高后纪》，虽然还是帝王将相为中心，但它留意国家大事，比《史记·吕后本纪》提供更多的史料，这是一个进步。（《史汉论稿·读〈史记·吕后本纪〉》）

王恢：八年七月，吕后崩，诸吕欲为乱，齐王襄遗诸侯书：“高后杀三赵王，灭梁、燕、赵，以王诸吕，分齐为四（齐、城阳、济川、琅邪），今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当是时，济川王大、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及鲁王张偃，皆年少未之国；赵王吕禄，吕王吕产，将南北军：皆居长安；独吕通远在燕京。灌婴，宿将也，屯荥阳以扼要冲，决刘吕雌雄。而吕氏所资以夺政权之南北军，竟不烦一兵而为绛侯所轻取。故几移汉祚之大祸，日晡而大定——此为宗室与功臣对外戚一大胜利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高飞卫：吕后执政时，扶植重用诸吕，几乎倾覆汉室，被后代史家视为“汉贼”。他们对司马迁不纪惠帝而纪吕后颇有微词，宋代郑樵说：“迁遗孝惠而纪吕，无亦奖盗乎？”其实，这正是太史公眼光卓越，有别于众人之处，他清楚地认识到汉惠帝的无能和无所作为，“号令一出太后”，吕后实际是最高统治者这一客观的历史事实，冲破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束缚，实事求是地记录这一时期历史的新变化，使女性政治家第一次并列于封建帝王的行列中。没有超乎寻常的勇气和胆识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论〈史纪〉中的女性形象》，见《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第一辑）

研究综述

一、概说

司马迁为什么写《吕太后本纪》？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有一个解说：“惠之早殒，诸吕不台。崇强禄产，诸侯谋之。杀隐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祸，作《吕太后本纪》第九。”对此可以做这样的解读：司马迁认为汉惠帝的早死，给汉朝留下了一个政治难题，那就是诸吕作难。吕后提拔重用吕禄、吕产等吕姓的人为王，结果招致了拥戴刘氏江山、坚持只能封刘家人为王的诸侯的反对；吕后杀了赵隐王，囚杀了赵幽王刘友，引起大臣们的怀疑，吕后的这一系列作为招来了吕家灾祸的开启。司马迁在这篇传记中想要描述的就是一场政治危机，以及危机的解除。从司马迁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司马迁是把吕后当作矛盾对立的一面，而把坚持只能封刘姓的人为王的大臣作为对立的另一面，同时认为吕后的作为是造成吕家灾祸的根源。“祸”者灾祸。《说文解字》：“祸，害也。神不福也。”《荀子·天论》：“逆其类者谓之祸。”司马迁应该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使用“祸”字。那么，“遂及宗祸”四字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司马迁在描述这场斗争中的立场，是站在刘家一边的。司马迁说明本篇传记只是记述吕后与诸位大臣之间的矛盾展开，及其演进与结局。

吕后是个什么样的人？《吕太后本纪》传主人物吕后，名吕雉，字娥穔。她的事迹在《史记》里分别列在《高祖本纪》和《吕太后本纪》两个本纪，以及与吕后相关的《项羽本纪》、《留侯世家》、《淮阴侯列传》等人物的传记中。

司马迁之后也有人要改《吕太后本纪》篇名为《吕后本纪》，也也成为一个争论的话题。然而，本篇命名“太后”，可知记述的重点是儿子作了皇帝之后吕后的事迹，可知这当是司马迁的本意。《高祖本纪》记述的是吕后未曾主持天下大政以前的事迹。有关她的家庭、父母、婚姻、婚后的遭遇，直到夫君登上皇帝的宝座。吕雉为刘邦生了一男一女，就是后来的孝惠帝和鲁元公主。孝惠帝没有本纪，其事迹均载《吕太后本纪》之中。吕后当政，自然是“太后”，自然是《吕太后本纪》。如果是《吕后本纪》，似乎应当是儿子没有当皇帝之前的事迹。而这些事迹在《高祖本纪》和其他传记中了。《吕太后本纪》开篇是这样记述的：“吕太后者，高祖微时妃也。生孝惠帝、女鲁元太后。”这句话的含义是：吕太后是汉高祖的妻子，当汉高祖贫贱时只可称之为“妃”，而当她所生的儿子成了皇帝之后，就将她称之为“太后”了。《太史公自序》称本篇篇名，也是《吕太后本纪》。在《吕太后本纪》中，也有“吕太后诫产、禄”的说法。《太史公自序》和《吕太后本纪》都是司马迁亲笔所写，并且相互一致，应该是一种精准表述。如果依据其他的或者后来人的所见改易本篇篇名，似乎应当特别谨慎了。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六认为《吕太后本纪》应该改为《吕后本纪》，但是他也指出：“‘太后’乃一时臣子之称”，既是一时之称，司马迁拿来作篇名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对于原来的吕后，汪惠敏《史记政治人物述评·吕太后》总结《说：“吕后初嫁刘邦，也如同一般妇女，以夫为贵，顺守妇德，坚忍刻苦，操持家务；育有一儿一女。刘邦依旧是放任不羁，好酒及色，吕后则任劳任怨，在田中耕作，抚育子女。当老农过时，请求给水解渴，吕后不但供给饮水解渴，并且又给他粮食饱腹，充分体现出女子淳朴、敦厚的美德；尤其听到老父相告自己是贵人之相，并没有得意骄矜之色，反而急忙把两子带出引见，让老父相面。刘邦回来，又急忙告诉刘邦，好让刘邦赶紧去追问，希望刘邦也有富贵之相。可见吕后依然是深持着‘妻以夫贵，母以子贵’的观念，完全不同于她日后的行为表现。”

而《吕太后本纪》所记述的则是吕后主持国家政务的事迹。韩兆琦《史记选注汇评》对本篇主要内容的总结是：“本篇名为本纪，实则只是记述了刘邦死后，吕后为了自己的揽权、专权、固权而大肆培植吕氏势力，残酷打击刘氏宗室和刘邦的元老功臣，以致激起刘氏宗室与刘邦元老功臣联合，一举诛灭了吕氏集团的惊险斗争。吕后与功臣的矛盾，始自惨杀戚夫人与赵王如意。吕后亦自知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亦自知其社会基础十分薄弱，于是大封诸吕，使其把握一切重要的军政大权；同时又以嫁女结亲的方式，企图监督控制刘氏宗室，其用心亦不可谓不苦矣。无奈由于实在不得人心，所以吕氏集团最后终于在齐王与灌婴联合的军事压力下，被周勃、陈平等所发动的政变一举摧毁了。”韩兆琦《史记题评》则归纳为：“《吕后本纪》其名为‘纪’，实际上是一篇‘传’，而且只是记载了吕后杀刘氏、王诸吕，和刘氏与功臣元老联合彻底消灭了吕氏家族的过程。”

陈其泰《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云：吕后秉政期间，先后任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等人做丞相，执行的是刘邦确定的无为而治、恢复民力的政策。吕后秉政时，继续减轻刑罚，废除一人犯罪诛灭三族的残酷刑律，又宣布取消秦始皇时颁布的百姓家中私藏图书有罪的旧法令。吕后还避免了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因此，吕后掌权的十五年中，刘邦所确立的恢复生产、减轻刑罚的方针继续得到贯彻。惠帝不用过问政事，吕后治国不出房门，而海内安定，经济有效地得到恢复，民众逐渐富裕起来了。

俞樟华《史记赏析集·吕太后本纪》云：司马迁认为，吕后的主要功绩，是在刘邦死后的十几年中为维持社会安定，发展社会经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汉初，因秦末以来战争连绵不绝，天下残破，社会经济遭到严重毁坏，针对现实，刘邦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可是刘邦在位时间甚短，而那时同异姓王的战争又连年不断，因此所谓“与民休息”在刘邦时代实际并未得到很好实施。到惠帝即位，天下初定，“与民休息”才开始成为现实。……惠帝四年除“挟书律”，大赦天下；吕后元年，在中央设孝悌力田官，奖励力田的人，劝导和督促地方上的农业生产；吕后二年，行八铢钱，即改变钱法，限制豪强铸钱；吕后五年，“令戍卒岁更”，使屯戍京师和边疆的士兵定期一年轮换一次，让他们能回家生产。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社会的安定，为以后的“文景之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吕后在争权夺利时刚愎残暴，对剪除刘氏子孙非常凶狠，但对老百姓并没有实行严刑峻法，大加杀戮。在她执政的十五年里，已经初步改变了刘邦面临的萧条衰败的景象，出现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民致力农桑、安居乐业的局面，所以司马迁在《吕后本纪》篇末赞语中欣喜称颂说：“孝惠、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个评语是实事求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的。

二、本传的主题是什么

韩兆琦《史记选注汇评》认为：“作者对吕后的权势熏心、凶残忌刻、结党营私是极其厌恶的，但对其执政时期的政治经济措施，以及社会生产的发展状况，仍是肯定的。足见作者的唯物、求实精神。作者对周勃、陈平诛灭诸吕的行动是赞成的，但对于他们在吕后执政时的看风使舵、媚上保身，以及后来在谋画立谁为帝和造作虚词以诛惠帝诸子上所表现出的严重私心，则微致讽讥之意。作品的情节紧张、语言生动、艺术水平不在项羽、荆轲、田单等纪传之下。”韩兆琦在《史记题评》中则进一步对司马迁对于吕后的政治态度进行分析：“从整篇作品以及整部《史记》来看，司马迁对吕后却又不是一概否定的。司马迁认为，吕后的主要功绩是在刘邦死后的十几年里，为维持社会安定，为发展社会经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与民休息’的政策只有到吕后执政时才开始成为现实……至于她为了报复戚夫人与赵王如意，将他们母子残酷整死的事情，系事出有因，倒还可以不论。诸如此类的吕后的人品，实在无可称道。然而这只是一方面。据《季布栾布列传》和《匈奴列传》记载，惠帝时，匈奴单于来信侮辱吕后，吕后大怒，召集大臣商议对策。樊哙等诸将都主张出兵讨伐，唯有季布陈述利害，坚决主和。吕后这时虽然盛怒，头脑却清醒，她没有为泄私愤而发动一场不合时宜的劳民伤财的战争，而维护了汉初那种和平安宁的恢复发展生产的良好环境。王诸吕与诛诸吕，是当时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司马迁出于传统的维护刘氏的观念，对吕后一系列做法颇多意见，但在具体记述时仍比较客观……清代王鸣盛也说：‘初惠帝崩，高后哭泣不下，此时高后奸谋甫兆，使平、勃能逆折其邪心，安见不可扑灭者！乃听张辟瞗狂竖之言，请拜产、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高后欲王诸吕，王陵守白马之约，而平、勃以为无所不可，然则成吕氏之乱者，平、勃也。’（《十七史商榷》）这些评论，都比较接近司马迁的原意。”

张大可《史记全本新注》评述说：“《吕太后本纪》记载西汉王朝在巩固政权过程中激烈而复杂的政治斗争。吕太后名雉，汉高祖刘邦的皇后，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实际上的女皇帝。高帝死后，她执掌朝政十五年，临朝称制八年。她为了加强吕氏统治，不惜残害高祖后代，打击开国功臣，剥夺太尉周勃的兵权，罢免了右丞相王陵，架空了左丞相陈平，以自己的亲信审食其为左丞相，居中用事。她还违背刘邦‘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约规，大封吕氏宗族，酿成了诸吕之乱，几乎葬送了刘氏天下。但吕太后执行了刘邦‘无为而治’的政治方针，国家安定，作者又予以肯定。”

施丁《汉书新注·高后纪》一篇的“说明”指出：本篇的着眼点在民众的感受，在国家是否稳定，认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出发点应该看其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从而对吕后做出了正面的评价：“本卷记述吕后（吕雉）临朝称制八年的史事及其为人为政的一些特点。吕后，即吕雉（字娥姁），刘邦之妻。刘邦称帝，立为皇后。能干有谋，协助刘邦有力。刘邦死后，掌握大权。这位无名义而有实权的女皇帝，既贯彻汉初‘无为而治’策略，又违背‘非刘氏而王’的规定而封王诸吕，故一方面促进了汉初社会安定和经济恢复，另一方面也促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刘、吕矛盾这实质上是一种权力再分配的斗争，很难论其历史是非及正义与否。当时的民众，想的只是安宁和富庶。‘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符合历史的需要。”

在评价吕后时，唐代以后的史学家往往将吕后与唐代的武则天相比较，清代史学家赵翼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吕武不当并称》指出，吕后的一切作为，即使是那些被后来人认为有悖政治、伦理的作为都是可以理解的，都没有违背“非刘氏不能称王”的原则，其谓：“吕后则当高帝临危时，问萧相国后孰可代者，是固以安国家为急也。孝惠既立，政由母氏，其所用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无一非高帝注意安刘之人，是惟恐孝惠之不能守业……后所生，惟孝惠及鲁元公主，其他皆诸姬子。使孝惠而在，则方与孝惠图治计长久。观于高祖欲废太子时，后迫留侯画策，至跪谢周昌之廷诤，则其母子之间可知也。殆孝惠既崩，而所取孝惠子立为帝者，又以怨怼而废，于是己之子孙无在者，则与其使诸姬子据权势以凌吕氏，不如先张吕氏以久其权。故孝惠时未尝王诸吕，王诸吕乃在孝惠死后，此则后之私心短见。盖嫉妒者，妇人之常情也，然其所最妒，亦只戚夫人母子，以其先宠幸时，几至于夺嫡，故高帝崩后即杀之。此外诸姬子，如文帝封于代，则听其母薄氏随之。淮南王长无母，依吕氏以成立，则始终无恙。齐悼惠王以孝惠庶兄失后意，后怒，欲荓之，已而悼惠献城阳郡为鲁元汤沐邑，即复待之如初。其子朱虚侯章入侍宴，请以军法行酒，斩诸吕逃酒者一人，后亦未尝加罪也。赵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自杀，则皆以与妃吕氏不谐之故。然赵王友妃，吕产女，梁王妃亦诸吕女，又少帝后及朱虚侯妻皆吕禄女。吕氏有女，不以他适，而必以配诸刘，正见后之欲使刘、吕常相亲。”

汪惠敏《史记政治人物述评·吕太后》认为：“虽然吕后因自私心与报复心，使她失去理智，做出惨绝人寰以及大乱宗室的举措，但是对于百姓、政治，她并没有野心。一切政令，她还是依循刘邦之旧，使百姓休养生息。她任用萧何为相，‘反秦之弊，与民休息’；萧何死，继用曹参，‘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彻底实施无为之治，使百姓各处其宜。”

韩国汉城女子大学金泽中《吕太后与人彘事件》一文指出：“司马迁在《吕太后本纪》中大述特写人彘事件，既不是为了揭露吕太后的残忍，也不是为了表现惠帝的仁慈，其真正目的是为了贬低无能的惠帝，而肯定吕太后的历史地位。”

林励、林新阳《浅析吕太后形象的多样性》指出：“本文从《史记》所载史实出发，从多方面的角度对吕太后进行重新解读，从而挖掘出深藏在她身上的容易被人忽视的形象特征：富有母性情怀的吕太后；拥有政治魄力的吕太后；具备刚毅残忍的吕太后；脆弱的吕太后。结论：吕太后是司马迁笔下一个比较典型的悲剧性人物。从表面上看她是个性格刚毅、工于心计、心狠手辣、不可一世的坏女人，这也是传统意义上人们对她的评价。可是透过《史记》的字里行间，我们仍能洞察到吕后这个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我们会发现吕太后并非是百恶而无一善的，她的性格也不是单一的。实际上，她有着普通人的脆弱、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一面，她是一个丰富而立体的人物。我们在评价她时，应客观而多角度地来看待她。”

三、司马迁为什么给吕太后立本纪

这个问题的提出暗含了一个意思，就是：吕后是没有资格进入本纪的，司马迁为什么将之列入本纪，为什么给予如此高的地位？从前述可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并没有从这个角度回答这一问题，司马迁说明的只是本篇记述吕后与反对吕氏封王的诸位大臣之间的矛盾展开，说明其演进与结局。这说明了在司马迁的眼光中立吕太后本纪并不是什么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竟然成为后来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既关系到对《史记》体例的认识，又牵扯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体系，因而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史记》有十二本纪，进入本纪的人物，从《五帝本纪》开始，到《孝武本纪》，也就是由轩辕黄帝开始到夏、殷、周、秦始皇、项羽、高祖刘邦，再就是吕后及之后的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这样看来，除吕后之外，就只有项羽没有当上皇帝而进了本纪。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司马迁的标准里，什么样的人可以进“本纪”？司马迁自己并没有做出解释。

后来的学者做了许许多多的研究分析，甚而是猜测。因而只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具体到吕后来说，她是《史记》十二本纪中唯一的女性传主，她同时是《史记》一百三十篇之中唯一的女性传主。而且从正式的意义上说，吕后又是没有登临皇帝宝座的人，她不过是假借着儿子惠帝的名义在掌权。天下号令虽然皆出于她，然而她并没有“皇帝”的名分。有没有这个“名分”，在男子当权的世界里可是不一样的。在男性当权的社会里，给予女子如此高的地位，实属第一次，也因此引起激烈的反应。这里的矛盾是“孝惠日饮，为淫乐，不听政”，而实际的执政者却是吕后。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女子，而且是并未登上皇帝宝座的人能不能进入本纪？意见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反对的意见。《剑桥中国秦汉史》总结说给吕后如此高的地位，自然地给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引起历史学家的反对是自然的：“如同以后类似的情况，吕氏家族发动的夺权活动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王朝世系或典章方面的问题，因为安排好的皇位继承已经被人篡改或打乱。中国历史学家的态度是预料的到的，这个事件通常被描述为一件非法的篡权行动，而那些最后清除吕氏的人受到尊敬并被给于特殊的待遇。”

比如司马贞《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认为司马迁这样处理，埋没了孝惠帝的历史地位：“吕太后本以女主临朝，自孝惠崩后，立少帝而始称制，正合附《惠纪》而论之；不然，或别为《吕后本纪》，岂得全没孝惠而独称《吕后本纪》？合依班氏分为二纪焉。”

郑樵的态度则似有矛盾之处，《通志·帝纪序》：“迁遗孝惠而纪吕，无亦奖盗乎！”乃是持批评的态度。而《通志》卷五上《前汉纪五上》又认为不立吕后为本纪，则其中八年的历史无所系：“汉吕、唐武之后立纪，议者纷纭不已，殊不知纪者编年之书也，若吕后之纪不立，则八年正朔所系何朝？武后之纪不立，则二十年行事所著何君？不察实义，徒事虚言，史家之大患也。”

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本纪·吕后本纪》对郑樵持批判态度：“《困学纪闻》引郑樵，谓迁遗惠而纪吕为奖盗。然《通志》则谓《汉书》立《吕后纪》为当，自相矛盾。黄震曰：‘惠帝立七年，名惠帝子者，践祚复二人，史迁皆系之吕后，意者，示女主专制之变也。然吕氏，汉之贼也，而可纪之哉？’何焯曰：‘作《吕太后本纪》者，著其实。赞，以孝惠皇帝冠之，书法在其中矣。’按：此何说极是。史公书本通史，不为汉一代设，分孝惠纪则嫌繁矣。昔人极讥史公不立孝惠纪，要皆论辩正统之习耳。《文心雕龙》《索隐》谓当立孝惠纪而以吕后两少帝附之。王拯曰：‘纪吕可括惠纪，惠不能尽吕。’是也。”

第二类，赞成司马迁为吕后立本纪的则更多一些。比如徐时栋《烟屿楼读书志》卷十二认可司马迁的做法，他是这样解释的：“天下号令在某人，则某人为本纪，此史公史例也。故《高祖本纪》之前有《项羽本纪》，高祖以后，不立孝惠皇帝本纪，而独立《吕后本纪》，固以本纪为纪实，而非争名分之地也。此后无人能具此识力，亦无人敢循此史例矣。”换一句话说，即谁是真正主宰天下的人，谁就可以进本纪。

何焯《义门读书记·史记》认为，司马迁这样写是为了尊重历史事实：“作《吕太后本纪》者，著其实。赞，以孝惠皇帝冠之，书法在其中矣。”“赞，汉兴，至孝文帝四十有余载以下，言外可思，益见补《武纪》之谬。”

邹方锷《大雅堂初稿》卷六也持与何焯相同的观点：“吕后何以立本纪也？陆子曰：著孝惠不成乎君也。孝惠诚柔懦，然当天下大定，强藩悍镇如韩、彭、黥布等，已铲削诛夷，令无吕后制其上，帝犹不失为守成之主也。吕后英悍，与唐之武氏略同，而中宗之不道，犹不得与孝惠比。谓纪吕后著孝惠不成乎君者，岂迁意哉！高祖定天下，诛大臣，吕后有力焉。其于孝惠之世，政教号令皆自后一人主之。削孝惠而纪吕后，纪其变也，著其实也。”

洪饴孙《史目表》卷一《史记》指出，《史记》为吕后立本纪，是开了新体例：“《吕后本纪》在本纪中次九。按：因女主临朝而立本纪，次入帝纪，此例始于《史记》。”

郭嵩焘《史汉札记》卷一《吕后本纪》也指出吕后入本纪，乃纪实也：“按：此《本纪》中明言‘孝惠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是惠帝初立后，吕后专杀自恣，政由己出，固已久矣。史公不为惠帝立纪，以纪实也。”

徐浩《廿五史论纲·自序》，第一九页《孝文本纪》沈作喆评价说，《汉书》立《孝惠纪》，又为吕后立本纪，是继承了《史记》：“《史记》有《吕后本纪》，次入帝纪，因女主临朝而立，此例始于《史记》。《汉书》因之，立《高后纪》。在后妃之前，先立《孝惠纪》，惠帝崩，再立后纪，体例截然。《高后纪》中，但纪临朝八年大事，其日常行事，别见《外戚传》，此与《史记》之毕载一篇者，例微不同。”

杨琪光《史汉求是》卷二《吕后本纪》则更推进一步，认为班固的《汉书》在处理吕太后问题上大不如司马迁的《史记》：“汪子川曰，太史公作本纪等，先将其人衡当，然后量而汇事。吕后为汉贼，其所载皆植吕倾汉之为，而于当时于彼无关系者，概屏焉。倘胪列之，讵不邻于褒乎？班氏不识此义，于详者转略，略为详，又无篇法，不啻张米盐杂碎店矣。以作采伐者之故实则可，若欲事缵属者，宜弃之唯恐不速矣。匪我一人言也，灵皋方氏亦曾及之。”

关于《吕太后本纪》的讨论，其实也是关于《史记》“本纪”体例的讨论，可以这样总结：“本纪”是用编年的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迹，是《史记》全书的大纲。简而言之，就是帝王的传记。当然，吕后未称帝，亦为本纪，太史公给之本纪也是对其历史地位的肯定。

司马迁将吕后入本纪正是体现了远见卓识，他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女性在男子当权的时代而有如此高的地位，实属第一次，是历史著作中的第一次，足见司马迁对于女性并没有歧视的眼光，而是正眼看待她们的历史贡献。吕后只是《史记》女性人物形象的高峰而已。

《史记》几乎将此前的历史著作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尽皆录入，并且使其丰满照人，而且《史记》中新增加的女性人物都各有千秋。比如以前著作中已经有的介之推的母亲，入《晋世家》，显得那样的毫不留恋名誉地位的洒脱；比如同样在《晋世家》中的重耳齐国妻子的睿智决绝；比如《赵世家》中赵括母亲的冷静与远见。《史记》独立创造的王陵的母亲、陈婴的母亲，刺客聂政的姐姐聂荣，无一不是闪烁着成熟的政治家的光辉，令人起敬，千载之后仍然使人击节称叹。即便是《货殖列传》中那些普通的谋生的女性，也都有着超人的智慧，顽强的执着。司马迁正是有了这样的女性观，平视的看待女性，所以毫不觉得吕后入本纪有什么不好。

四、如何评价诛灭诸吕？

诛灭诸吕是本传的主要内容，司马迁对此一行动持肯定态度。

当惠帝不满母亲吕后所为，忧郁病死之后，吕雉临朝称制，封侄吕台、吕产、吕禄等为王，擅权用事，排斥王陵等老臣，拔擢亲信。由于刘邦曾与诸大臣共立“非刘氏不王”的誓约，所以刘氏宗室和大臣在吕后死后拨乱反正，太尉周勃，丞相陈平和朱虚侯刘章等迅速翦灭诸吕。《吕太后本纪》详细记述了这一过程。

历史学家对于诛灭诸吕的记述基本持赞同的态度。

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六批评陈平、周勃委曲求全，而赞颂王陵力争：“吕后欲王诸吕，王陵力争，可谓社稷臣矣。平、勃阿意王之，勃虽卒诛诸吕、安刘氏，然已功不赎罪；若平又何以赎之，而反受赏邑三千户、金二千斤耶？平平生教帝诈，无益成败之数，天下既定，误帝伪游，叛者九起，卒死于兵，今复负帝于身后，如此平真汉之罪人哉！”

《史记评林》凌约言谓：“一篇关键，总在王诸吕、诛诸吕上著力，以汉室兴替所关也。太史公乃见其大者。”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灌婴于平诸吕为有功》肯定灌婴的功劳：“诸吕之平，灌婴有力焉。方高后病甚，令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产居南军，其计可谓密矣。卒使郦寄绐说吕禄归将印，以兵属太尉，而诛诸吕者，陈平、周勃之功也。然其始见帝崩，高后哭泣不下，此时高后奸谋甫兆，使平、勃能逆折其邪心，安见不可扑灭者！乃听张辟瞗狂竖之言，请拜产、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高后欲王诸吕，王陵守白马之约，而平、勃以为无所不可，然则成吕氏之乱者，平、勃也。幸而产、禄本庸才，又得朱虚之忠勇，平、勃周旋其间，而乱卒平，功尽归此两人。而孰知当留屯荥阳与齐联合之时，婴之远虑有过人者！齐王之杀其相而发兵夺琅邪王兵，并将而西也，此时吕禄独使婴击之。婴，高帝宿将，诸吕方忌故大臣，而危急之际，一旦假以重兵，此必婴平日伪自结于吕氏。若乐为之用者，而始得此于禄。既得兵柄，遂屯留荥阳，待其便而共诛之。其时吕氏乱谋急矣，顾未敢猝发者，彼见大将握重兵在外，而与敌连和以观变，恐猝发而婴倍之，反率诸侯西向，故犹豫未忍决。于是平、勃乃得从容定计，夺其兵权而诛之。然则平、勃之成功，婴有以助之也。然婴不以此时亟与齐合，引兵而归，共诛诸吕，乃按兵无动者，盖太尉入北军，吕禄归将印，此其诛诸吕如振槁叶耳。若婴合齐兵而归，而太尉不得入北军矣。彼必将胁平、勃而拒婴与齐之兵。幸而胜之，喋血京师，不戕千万之命不止，此又婴计之得也。”

还应该指出的是，吕家的人并不都是一些无名鼠辈，吕家人跟随刘邦打天下，立下过功勋。菜九段《古史杂识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释读》就指出吕泽、吕释之是刘邦打江山的有功之臣，吕泽甚而是第二号功臣。其文曰：

（周吕侯吕泽）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入汉为侯。还定三秦。将兵先入砀。汉王之解彭城，往从之。复发兵佐高祖定天下。

案，吕泽为吕氏在刘邦军事集团中最重要将领，甚至于其起兵之初都可能与刘邦是两股势力，《功臣表》的行文，就看不出其是否从刘邦起事。汉二年吕泽之先入砀，表明此年功臣表中其它人之下砀战功是在吕氏的领导下取得的。

（建成侯吕释之）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击三秦。汉王入汉，而释之还丰沛，奉卫吕宣王、太上皇。天下已平，封释之为建成侯。

案，吕释之入关后未入汉，东还之丰沛“奉卫吕宣王、太上皇”。则吕公尚远在楚地，不在汉中。其人既未入汉，则其未参加击三秦战事，从击三秦，当为从击秦之误。当时封侯者均为战功卓著者，郦商以定汉中、巴、蜀三郡之功尚不得封侯，又岂能封吕公这样与破秦不相干之人为侯，此事费解。如此做法或者可以解释为因吕泽在反秦战事中功劳甚大，并未单独计功。为安抚计，封其父为侯，以使这支不可小觑且功劳甚大的部队安心。

五、本篇的艺术手法

牛运震《史记评注》：“叙诛诸吕头绪最繁多，而点逗极为明晰，事最忽遽而叙次最安闲，总于转键安顿见笔法妙处。”

李景星《史记评议·吕后本纪》：“《吕后本纪》叙各项复杂事迹，而笔端却极有条理；写一时匆忙情形，而神气却自尔安闲。大旨以吕后为主，而附叙者为惠帝，为两少帝，为高祖诸子，为诸吕，此所谓复杂也。看他拈起一头，即放倒一头，放倒一头，即另起一头，任他四面而来，偏能四面而应，此所谓条理也。欲侯诸吕，乃先封高祖功臣；欲王诸吕，乃先立孝惠诸子，封刘泽，封张偃，封张敖前姬子；及其后也，谋诛诸吕，又分多少层次，几令人口述不暇，此所谓匆忙也。曰‘太后哭泣不下’，曰‘其哭乃哀’，曰‘太后风大臣’，曰‘取美人子名之’，而又载赵王歌，载郦寄绐吕禄语，载太尉入军门令，此所谓安闲也。总之，以刘氏、吕氏为一篇眼目，以王诸吕、诛诸吕为一篇关键，以‘吕后为人刚毅’句为一篇骨子。”

韩兆琦评价说：《吕后本纪》通过大量生动传神的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塑造了吕后这个既精明能干、工于心计，又生性毒辣、凶狠无比的女王形象，为多姿多彩的我国历史人物画廊增添了生动的一页。就选材而言，作者不是完整、全面地记述吕后一生的功过事迹，而是像后代小说那样，集中表现了吕氏与刘氏宗室及元老功臣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与王诸吕、诛诸吕无关的事情，作者都忍痛割爱，或只在论赞中简单提点，或干脆写入他篇，这就保证了主题鲜明，矛盾集中，尽管千头万绪，而线索非常明晰。《吕后本纪》是《史记》中描写最生动，情节最紧张，最像文言短篇小说的篇章之一。

吴福助《史记解题》评价说：此篇特详吕氏本末，凡三大段，先叙吕后称制，次叙废刘王吕，次叙诛诸吕。此皆汉室兴替所关，是史公乃见其大者。其间附叙孝惠、两少帝三朝。又高祖八子，除孝惠有本纪，齐王、淮南王有世家，馀亦附此。事情丛杂纠纷，而叙得脉络输灌，章法蝉联，绝有神采。尤其通过大量细节描写与心理刻画，塑造吕后既精明能干、工于心计，又生性毒辣、凶狠无比之女主形象。另又集中表现吕氏与刘氏宗室及元老功臣间的矛盾冲突。主题鲜明，剪裁严净，情节紧张，描写生动，艺术成就甚为出色，颇似文言短篇小说，应予以细读。

六、研究新角度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吕太后本纪》时运用了新的方法，取自新的角度，使研究色彩纷呈。比如刘月娜《从吕太后和刘盈谈〈史记〉心态描写》一文就从心理学角度重新剖析吕后：“《史记·十二本纪》主旨是写中国历史王业兴衰，为此后的王业提供借鉴。

司马迁看出帝王个人心理素质特别是帝王主观意志对历史的特殊重要性，因而把笔触深入到历代帝王心理之中，写出帝王的禀赋、人格、意志、欲望对历史的深刻影响。比如《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等篇均有精彩贴切的心理描写，本文以汉惠帝刘盈及其母后吕氏太后进行简单剖析。”

七、从《汉书》看《史记》

《汉书》的史料来源，汉武帝以前绝大部分用《史记》原文。赵翼《廿二史札记》对《汉书》所用《史记》的材料作过一番对勘的功夫，指出《汉书》对《史记》作了三个方面的增补：第一，增篇目，比如增加《惠帝纪》、《蒯通传》、《伍被传》、《地理志》、《艺文志》等；第二，增事实，如《韩信》、《楚元王》、《萧何》、《卫青》、《公孙弘》等传中都增加了史料。第三，增文章，如《贾谊》传载《治安策》，《晁错》传载《贤良策》等。武帝以后的史料：班彪《史记后传》，《汉书》中《元帝纪》、《成帝纪》及《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均为班彪作。各家续写《史记》的材料。其他方面的记载，如《汉著记》、《汉大年纪》等。

《汉书》虽然大量引用《史记》，但也有不同。《汉书》虽然绝大多数采用的是《史记》的史料，但也有增补变化。即使引用相同的情况下，取舍亦有不同，反映出班固与司马迁二人史学观、价值观的不同。

本书引用了许多《汉书》的注释，是因为《汉书》记述汉代部分大量的引用了《史记》，两者互相重合的句子比比皆是。《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最为重要的典籍，为之作注者代有其人，并且多有精彩之处。引用《汉书》注释，如他山之石，自然可以攻玉。

再者，《汉书》所述人物与《史记》重合时，《汉书》有超出《史记》内容的部分，可以增补《史记》内容。即如《吕太后本纪》所记载与《汉书》对比而言，《汉书·匈奴传》所载冒顿《遗高后书》，《史记》即未载入，明凌稚隆所辑《史记评林》引陈仁锡评《汉书·匈奴传》载冒顿《遗高后书》及高后答书，陈仁锡的解释是：“《汉书》详，然《史记》讳之亦是”。陈氏认为班书马史的详与略都没有错，《史记》隐讳两书内容，可能是为尊者讳，《汉书》详录两书，可能是出于惩恶。陈仁锡认为史家撰述随时而定，没有必要拘泥一定的程式。

八、结论

围绕《吕太后本纪》的一切争论，都是围绕着对吕后如何评价展开的。

对于吕后是否应该入本纪的争论，是围绕对吕后历史地位的评定展开的。司马迁在《史记》体例上有许多所谓的“破例”，如项羽进“本纪”，孔子、陈涉进“世家”，都是因为司马迁对体例的构思完全出于对传主人物历史地位的考察，如果影响到一代，成为一时政治的中心人物，则入“本纪”，如项羽、吕后。而吕后的人品如何是另一回事，是后来人所关心的。

罗泌《路史》就认为天下之统纪在何人，则此人可以入本纪，不当以性别而论，其云：“甚矣，天下之不可一日无王也。太史公作《史记》《世家》侯室，而纪皇王，然而吕后项籍俱列本纪，人皆疑之。且以为太史公坏编年之法以立纪传，予有以见太史公为得圣人之意也。夫《春秋》编年，以王次春，示天下不可一日无王也。太史公不敢拟圣人而作经于是，法外传之体，以为纪、表、世家焉。是编年之法也。惠帝死，孝文未立，吕后为政者八年，今不纪，则将屹然中绝其统邪？知此，则知太史公纪吕后之意矣。……统在惠则纪惠，统在吕则纪吕，岂固曰‘妇人不得为君，吾不纪邪’？”罗苹《路史注》曰：“惠帝立七年，而史不纪，政实出于后也。固乃立惠纪于吕后之前。唐高宗崩，中宗即位，武后废之，及其反正，史遂‘纪’之。武后之下，范祖禹以为春秋不王，吴楚以存周室。唐有天下，武后乌得间之，遂复中宗之年，绌武氏之号。此尤倍理，不知周既革号而易祚矣，范晔、华峤之徒，乃以谓后者配天作合，前史录外戚于末编，非其义，乃尽取诸后纪之，斯无识矣，不知何所见而纪邪？”

对于女子入本纪，儒家正统人物颇为不屑，所以非议蜂起，进而将吕后执政与武则天篡权相比，然此二人虽皆为女子，然又有不同，一为维护汉统，一为改移天下属姓，实不可同日而语。为此，王观国《学林》评曰：“《汉书》立高皇后吕氏帝纪，《唐书》立则天皇后武氏帝纪，其名相类，而其事有大不相类者。汉惠帝即位，太后立帝姊鲁元公主女为皇后，无子，取后宫美人子名之，以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为皇帝，年幼，太后临朝称制。方惠帝崩，太后哭而泣不下，及陈平等请拜诸吕为将居中，太后悦，其哭乃哀。盖吕后独生惠帝，惠帝无子，取后宫子为太子者，欲继统出于惠帝也。惠帝崩，太后哭而泣不下者，太子幼，太后心疑大臣，未有自全之策。及陈平请用诸吕，太后哭乃哀，盖吕后不过内欲继统出于惠帝，而外崇诸吕之名位，庶可以固吕氏之宗，而享富贵之安也。吕后有假宠外戚太过之罪，而无盗汉之心。及吕后崩，大臣诛诸吕，此亦必然之理，使诸吕不诛，则诸吕果能废刘氏而革天命乎？若夫武后则不然，方且废中宗，改国号周，自称神圣皇帝，立武氏七庙。方是时，天下已移为周矣，非复唐有也，然则武后真篡唐者也。及大臣诛二张，中宗复即位，徙太后上阳宫，复唐宗庙，然后天下复有唐。由此观之，则武后之与吕后，其事大不相类可知也。”

司马迁对吕后政治地位的评价和对其个人品性、人性的描写，二者是兼顾的，对其政治作为的肯定和对其为人的批判，在《吕太后本纪》中做了分隔处理，即在“赞语”中对吕后予以历史功绩的评价，肯定吕后安定天下，使百姓安稳、国家太平、对外关系和谐之功绩，而在传中则实录其心胸褊狭、手段狠毒，吕后人物形象的正反两个方面二者和谐相处于一篇之中。但是无可讳言的是，这样的处理，将重心、主要内容放在了批判的位置，称赞、肯定的结论则只在赞语中闪现，显然是不对等的。这也确实反映了司马迁对吕后批判的主要倾向，对其功绩则有所保留。

从今天的角度看，吕后的狠毒、残忍、自私、褊狭等的一面，是在中国特殊的政治斗争的你死我活的特别环境之下产生的，甚或是在总结历史教训之后的自卫。如果不改变“成者王侯败者贼”的政治斗争格局，而仅仅批判一位女子的激烈反应是不公道的。吕后在政治上的作为与功绩应该是第一位的。在政治上，吕后能够审时度势，深知天下之要务，顺应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采纳正确的治国方针，表现出善识大体、统览全局、把握正确航向的杰出政治家风范。吕后最大的政治功绩在于支持曹参推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策。如果说刘盈不能左右曹参政策，那么吕后以她的刚毅是完全有能力干预朝政的，她是凭借自己的清醒理性才支持曹参的。在她统治期间，人民生活得到较大的改善，战争的创伤得以恢复，犯罪率大为降低，真正地实现了国泰民安，这些政治实绩奠定了她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大政治家的地位。吕后确实凶狠歹毒，但她所迫害的只是统治集团中与她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少数人，并没有把她的狠毒自私贯彻到治国方略中去，不像秦始皇那样把毒螫伸向最广大的人民。汉初能有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与吕后个人杰出的政治素质不无关系。

在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上，吕后也表现出顾全大局、忍辱含垢的政治家风度。在她临朝称制期间，匈奴冒顿单于倚仗强大的军事实力，给吕后写了一封“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之类的带有侮辱性内容的信件。士可杀而不可辱，一介布衣尚不可欺，更何况吕后是堂堂中国的女主！吕后接信后，虽然在短期内愤怒情绪占了上风，萌生出征讨的念头，但她最终还是理性占了上风，否定了樊哙莽撞的做法，继续推行刘敬倡导的对匈奴和亲的政策，为汉家休养生息营造了一个相对安宁的环境。

封建时代最为人所诟病的吕氏代刘，在今天看来其实不应成为吕后的大错，江山仍然姓刘，吕后还是刘邦的妻子，吕后并没有将国家交给吕家的人，这样看来吕后多封几个吕家的人就不那么重要，而关键是看其政策是否符合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再追问一句，为什么皇帝一定要姓刘而不能姓吕呢？谁打的江山非得谁来坐吗？凭什么？为什么？似乎在封建的政治学说中并没有这一问题的答案。

吕后去世后，围绕着权力中心所展开的斗争，是《吕太后本纪》描述的重心，诛杀诸吕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风云波谲曲折，其文字之张弛有道，人物个性描述之精彩，堪称千古奇文。许多个头绪同时展开，而又各自有序，文笔之控放张弛，在紧张中透现出节奏的轻快。也因此，此本纪成为绝妙好文，读之令人难忘。

《史记》的心态描写，远远不光是只对帝王而已，其丰富的历史人物心态描写，为《史记》带来生动性、形象性和立体感，也使这部史书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可以扩大理解《史记》的范围，进一步深化对《史记》的研究。

这篇本纪中一位二十岁的年轻人，为诛杀诸吕立下功劳的刘章，是被作为政治人物描述的，但是却在另外的一个领域，在酒文化的传承中独领风骚。他奉吕太后之命侍奉酒宴，担任酒吏，留下了酒席宴上的两条新法：一条是以军中舞助兴佐酒，二条是酒席上施行军法，杀了逃酒的人。于是后来的人把他作为酒令的创始人。这实在是本传记人物描写的意外收获。

对《史记·吕太后本纪》的研究，是《史记》研究的一个部分，然而其传主人物的特殊性却是吸引历代学者的重要原因。相信对《吕太后本纪》的研究，还会有更多的成果。

徐兴海

于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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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画

瞿方梅．史记三家注补正[M]．上海：广文书局，1973.

期刊：

刘庆柱、李毓芳．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J]．考古与文物，198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孝文本纪／田大宪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3

（史记研究集成／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徐卫民主编．十二本纪）

ISBN 978-7-5604-4048-4

Ⅰ．①孝…　Ⅱ．①田…　Ⅲ．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传体②《史记》－研究　Ⅳ．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1699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孝文本纪

田大宪　编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邮　　编　71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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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箱　xdpress@nwu.edu.cn

电　　话　029-88303593　883025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西安华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502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4048-4

定　　价　14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西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联系调换。电话：029-8830296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史记研究集成》

总主编　袁仲一　张新科　徐　晔　徐卫民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

主　编　赵光勇　袁仲一　吕培成　徐卫民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顾问　张岂之

主　任　安平秋　徐　晔

副主任　张新科　马　来　徐卫民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子今　尹盛平　田大宪　吕培成　吕新峰

李　雪　李颖科　杨建辉　杨海峥　吴秉辉

何惠昂　陈俊光　张　萍　张　雄　张文立

赵生群　赵建黎　骆守中　高彦平　郭文镐

徐兴海　商国君　梁亚莉　彭　卫　程世和

主　编　赵光勇　袁仲一　吕培成　徐卫民

总序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195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巨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历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展现了中华民族维护统一、积极进取、坚韧不拔、革故鼎新、忧国爱国等民族精神。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突破传统，大胆创新，开辟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正如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序》所说：“由《史记》以上，为经为传诸子百家，流传虽多，要皆于《史记》括之；由《史记》以下，无论官私记载，其体例之常变，文法之正奇，千变万化，难以悉述，要皆于《史记》启之。”在世界文化史上，《史记》作为巨幅画卷，也是当之无愧的。苏联学者图曼说：“司马迁真正应当在大家公认的世界科学和文学泰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和古希腊史学名著比较，其特点在于它的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生活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集中到一个战争，重视政治、军事。普鲁塔克的传记汇编所收的人物也限于政治家和军事家，即使是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也没有一字提到，更没有一个关于从事生产活动者的传记了。”[1]《史记》在唐以前传至海外，18世纪开始传入欧美，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汉学界研究和关注的对象。毋庸置疑，《史记》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

据《汉书》记载，西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史记》公之于众。但当时史学还没有应有的独立地位，加之在正统思想家眼里，《史记》是离经叛道之作，是“谤书”，因而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东汉中期，《史记》才逐渐流传。魏晋以后，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史记》的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抄写、学习《史记》的风气逐渐形成。谯周《古史考》等书对《史记》史实的考证，揭开了古史考辨的序章。裴骃的《史记集解》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史记》注本。此一时期，扬雄、班氏父子、王充、张辅、葛洪、刘勰等人对《史记》发表过许多评论，他们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肯定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由于史论的角度不同，班彪、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出“史公三失”问题。随之，以王充和张辅为开端，开始了“班马异同”的学术讨论，也即开《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之先河。

唐代由于史学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记》在史学史上备受尊崇，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成为修史之宗。唐代编纂的《晋书》《梁书》《陈书》等八部史书全部采用纪传体的写法。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对纪传体的优点也予以肯定：“《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2]史学家杜佑发展了《史记·八书》的传统，著《通典》一书，成为政书体的典范。唐代注释《史记》，成就最大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与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两部书和南朝刘宋年间裴骃所作的《史记集解》，被后人合称为《史记》“三家注”。“三家注”涉及文字考证、注音释义、人物事件、天文历法、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典章制度等，是《史记》研究总结性、系统性的成果，因而也被认为是《史记》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司马贞、张守节、刘知幾、皇甫湜等人，对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的创新精神作出了许多肯定性的评论。如皇甫湜《皇甫持正集》认为，司马迁“革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将以垂不朽”。特别是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使《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宝藏得到空前的认识和开发，奠定了《史记》的文学地位。

宋代的《史记》研究步入一个新阶段。由于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加之印刷技术的发展，《史记》得以大量刊行，广为研读。宋人特别注重《史记》的作文之法。如文学家苏洵首先发明司马迁写人叙事的“互见法”，即“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3]，开拓了《史记》研究的领域。郑樵在《通志·总序》中称《史记》为“六经之后，惟有此作”，肯定司马迁前后相因，会通历史的作史之法，这也是第一次在理论上从“通”的角度评论《史记》。本时期的评论，还把“班马优劣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苏洵、郑樵、朱熹、叶适、黄履翁、洪迈等人都发表过评论，涉及思想、体例、文学等方面的比较，乃至于出现了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娄机的《班马字类》这样的专门著作，把《史记》比较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元代除了在刊刻、评论《史记》方面继承前代并有所发展外，主要贡献在于把《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搬上舞台。元代许多杂剧的剧目取材于《史记》，仅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就有180多种，如《渑池会》《追韩信》《霸王别姬》等，这些剧目的流传，又扩大了《史记》的影响。

明代是《史记》评论的兴盛期。印刷技术进一步提高，给刻印《史记》提供了有利条件，尤其是套版印刷的兴起，给评点《史记》提供了方便。明代从文学角度评论《史记》取得的成就最大，对于《史记》的创作目的、审美价值、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多样化的艺术风格等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4]。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王慎中、钟惺、陈仁锡、金圣叹等人都是评点《史记》的大家。同时，由于《史记》评点著作大量出现，辑评式研究应运而生。凌稚隆《史记评林》搜集整理万历四年（1576）之前历代百余家的评论，包括“三家注”及各家评点和注释，并载作者本人考辨，给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后来李光缙对该书进行了增补，使之更加完备。明代晚期，《史记评林》传入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对《史记》的研究。另外，朱之蕃《百大家评注史记》，葛鼎、金蟠《史记汇评》，陈子龙、徐孚远《史记测义》等也进行了辑评工作。明代由于小说的繁荣，人们对《史记》的认识也开辟了新的角度，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系，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成就。在《史记》历史事实的考辨方面，杨慎《史记题评》、柯维骐《史记考要》、郝敬《史记愚按》等，以及一些笔记著作，均颇有新意。

清代迎来了《史记》研究的高峰期。专门著作大量涌现，如吴见思《史记论文》、汪越《读史记十表》、杭世骏《史记考证》、牛运震《史记评注》、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王鸣盛《史记商榷》、邵泰衢《史记疑问》、赵翼《史记札记》、钱大昕《史记考异》、梁玉绳《史记志疑》、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郭嵩焘《史记札记》、李慈铭《史记札记》、吴汝纶《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等，都是颇有特色的著作。这些著作最大的成就在于考据方面。清人考据重事实，重证据，大至重要历史事件，小至一字一句、一地一名，对《史记》史事和文字的考证极为精审。钱大昕为梁玉绳《史记志疑》作序，称其“足为龙门之功臣，袭《集解》《索隐》《正义》而四之矣”。许多学者是考中有评，如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自此例一定，历来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5]其他非专门研究《史记》的著作如顾炎武《日知录》、刘大櫆《论文偶记》、章学诚《文史通义》以及一些古文选本等，也对《史记》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评论。

近现代以来，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史记》研究呈现出继承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问题不断深入的特点。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文化、从史学到地理、从文学到美学、从伦理到哲学、从天文到医学、从军事到人才，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诸如李笠的《史记订补》、王叔岷的《史记斠证》、钱穆的《史记地名考》、瞿方梅的《史记三家注补正》、陈直的《史记新证》、王恢的《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等，从《史记》文本文字、地理名物及《史记》研究的再研究等方面进行考证或订补。另外，杨燕起等编纂的《历代名家评史记》，精选1949年前的《史记》评论资料；近年来，由张大可、丁德科主编的《史记论著集成》汇辑当代学者的专题研究成果；赵生群主持修订的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使《史记》校勘更上层楼。同时，各种不同类型的《史记》选注本、全注本、选译本、全译本相继问世。

《史记》在日本影响很大，近现代以来颇具影响的《史记》研究专家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宫崎市定等。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之后水泽利忠对该书进行校补，使之成为《史记》研究总结集成式的成果，该书在辑佚、校勘、对《史记》史实的考证、对司马迁所采旧典的考证、对“三家注”的再考证、对词句的训释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施之勉的《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严一萍的《史记会注考证斠订》等均针对缺憾专门作了订正。欧美学者对《史记》的研究，诸如法国的沙畹、康德谟，美国的华兹生、倪豪士，以及汉学家高本汉、崔瑞德、鲁惟一、陆威仪等，在关注《史记》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以西方思维、理论及方法，将《史记》与西方传统的史学著作进行比较研究，亦颇具特色。

从以上简单勾勒《史记》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呈现出“历代不辍、高潮迭起”的状态。不仅如此，海外汉学界特别是日本的《史记》研究亦有突出的表现。

二

《史记》研究积累了大量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不同时期承前启后、不断深化的学术成果，这其中有就个别问题的深入探究，有零散的评论，亦有专题式的系统研究。除此之外，系统整理前代研究成果、提出新见的集成式整理方式，更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南朝刘宋至唐代形成的《史记》“三家注”和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完成的《史记会注考证》，被视为《史记》研究系统、全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甚至被称为《史记》研究的两座里程碑。

今天，《史记会注考证》出版已经八十余年，《史记》研究又经过了一个不凡的历程，海内外《史记》研究新见迭出，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新的变化，突出特征是由“史料学”向“史记学”发展，即从史料的整理和挖掘中分析司马迁的思想，通过具体史料探讨《史记》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其价值。这也在客观上对《史记》研究成果再次进行集成式整理提出了新的学术要求，《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正是顺应这一学术发展的重要尝试。

《史记研究集成》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关心、指导和支持下，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和西北大学出版社具体组织实施。集成规模浩大，搜罗宏富；分类选目，采摭众家；纵横有序，类别集成。在总体架构上，分别形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各部分研究集成。集成以汇校、汇注、汇评为编纂体例，总体编纂表现出资料搜集的全面性、类别整理的学术性，以及体例设置的科学性和出版所具有的实用性特点，具体如下：

首先，资料翔实完备，涉及古今中外所有研究成果，是近两千年来《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集成所收资料，上自汉魏六朝下至21世纪初，不仅包括中国历代《史记》研究形成的资料，亦广泛涉及海外研究成果，特别注重对新材料、新观点的采撷吸收。近现代以来，《史记》研究呈现出以史学、文学为主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地理、天文等多学科的特点，相关的研究成果自然也就成为本集成的组成部分。同时，遴选搜集所能见到的《史记》研究的相关资料，又针对性地搜集补充海外研究资料，充分显示了《史记研究集成》资料搜集的全面性。

其次，观点采摭众家，厘定甄选，兼及考古资料补正，充分体现了《史记研究集成》的学术性。《史记》研究者之众，多不胜数；成果之丰，可谓汗牛充栋。经过了汉魏六朝开启至唐代的注释繁盛期，两宋传播和品评期，明代评论兴盛期，清代考据高峰期，以及近现代的拓展深入期这些不同阶段，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料，这些资料就观点看，前后相继，但会通整理难度之大超乎想象。编纂者一要质其要义，二要考其先后，三要会通甄选以厘定条目，除此之外，还要参酌考古新发现作深入补正或提出新见解，这也体现出集成的学术性特点。

再次，体例设置科学，出版具有实用性。《史记研究集成》以汇校、汇注、汇评分类，以观点先后列目，类编得当，条贯秩然。一方面网罗《史记》研究多学科、多层次、全方位之学术观点，另一方面完整呈现《史记》研究的学术脉络，每篇前有题解，后有“研究综述”，在收集历代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一些有争议的或者重大的学术问题加以编者按语。本集成系统全面，方便使用，具有工具书的性质。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辑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一，它为《史记》研究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有价值的资料，古今中外的重要成果尽收眼底，为理论研究铺路搭桥，为立体化的研究提供依据。第二，它既是历代资料的精选荟萃，又是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史的全面呈现，具有学术史的认知价值。第三，它与前代的《史记》“三家注”、《史记会注考证》等里程碑式的著作相比，体现了编纂者的创新精神和力争超越前代的学术追求，有助于推动《史记》研究向纵深发展，有助于推动“史记学”的建立。第四，《史记》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集成的编辑出版，一方面可以为史学、文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于有关的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有益的资料，有助于促进这些学科的发展，繁荣当代学术；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入挖掘《史记》中蕴含的至今仍有现代意义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与治国智慧，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是一项基础性文化工程，资料的搜集与会通整理不仅需要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也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储备，更需要学术界的通力合作。书稿在编纂和审定过程中，得到了著名史学家、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中国《史记》研究会原会长、北京大学安平秋先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彭卫研究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诸位大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谢忱。

限于体例和篇幅，以及资料的限制，前贤时彦的成果难以全部吸收，颇有遗珠之憾，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史记研究集成》编辑出版委员会

（张新科执笔）

2019年3月18日

[1]齐思和：《<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载《光明日报》1956年1月19日。

[2]［唐］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二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8页。

[3]［宋］苏洵著，曾枣庄等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4]详参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第四章“明人评点史记的杰出成就”，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5]［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作为《史记研究集成》的一部分，《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以下简称“集成”）编纂工作实际始于1994年。它是在赵光勇教授审择资料，构设体例的基础上，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组织启动编纂的。对于这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实施，时任陕西省省长白清才、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董继昌、陕西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李绵等人高度重视，并给予重要支持。在几近十年的编纂中，十余位专家勤勉有为，爬梳浩如烟海的资料，会通比较，厘定条目，汇校、汇注、汇评出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发展的学术脉络，至2003年形成初稿。

2013年，书稿经过十年“周转沉淀”，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支持下，西北大学出版社接手编辑出版，并邀纳资深编审郭文镐等组建《史记研究集成》编辑部，组织项目的编辑加工。从2013年至今，在六年的精心组织与实施中，编辑部的同志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资料核查工作，其中不乏深入的校雠勘误；在内容处理上，听取专家意见，同样进行了庞杂的“考量删繁以求简练”的编辑加工。在此基础上，各位编纂者又进行了系统的补遗与增订。《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至此完成编辑审定。这期间，2015年，《史记研究集成》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16年、2018年，出版社和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先后组织了两轮专家审定，形成了系统的修改意见，从增删与补遗等方面有力的保证了“集成”的全面性与学术性，从而提高了“集成”出版的代表性与权威性。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项目实施前后25年，十余位专家，淡泊名利，潜心以为，他们以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而为，成一家之言”的精神为榜样，砥砺前行，在此我们感念良多。殚精竭虑、因病辞世的吕培成教授，年愈九旬、依旧念兹的赵光勇教授，耋老鲐背、勉力而为的袁仲一先生等，他们都是司马迁精神不衰的实践与体现。已故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原副会长张登第先生在“集成”编纂的组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书稿的编、审、校前后持续六年，这期间，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承担着大量繁重的工作，他们珍视与编纂者的合作，在工作上与编纂者并肩前行，在专业上不断历练提高，受益良多。可以说，“集成”的编辑出版，是编纂者与出版者密切合作的结果，也充分体现着双方致力于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与使命意识。

值此《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付梓之际，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杨海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彭卫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专家学者所提供的重要的学术支持。同时，感谢社会各界给予的关心和指导。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年3月19日

凡例

1. 本书《史记》正文以中华书局1959年版点校本为底本，参考《史记》新校本（修订本），汇集历代兼及国际汉学界《史记》研究资料，简体横排。凡古今字、通假字、俗字等，以及人名、地名中的异体字，均一仍其旧。各卷编排：卷前为题解，卷末为综述，正文分段，每段为单元，标示注码，段后依次排列汇校、汇注、汇评资料。

2. 本集成遴选的资料，录自古代文献和近现代学术专著，有参考价值的今人研究成果也予酌录。汇校部分，以他校为主（点校本已作版本校）。汇注部分，不限于字词义诠释，句义段义以及天文地理等考释也包括在内。所有部分，皆不惮其繁，一一罗列各家之言。

3. 本集成引录的资料中使用的书名简称依旧，个别生僻者，首次出现时，随文加“编者按”予以说明。如：《锥指》（编者按：《禹贡锥指》）；《经典》（编者按：《经典释文》）。

4. 本集成引录的资料中的原有夹注，改为括注，字体字号同正文。为方便读者解读研究资料中的个别问题，本书编者间或加有“编者按”，按语相应随文或置于该条资料文末。

5. 每条研究资料于文末括注出处，录自古代文献和近现当代学术专著者括注书名、卷名或章名，连续两条或三条出处相同者，后条简注“同上”；录自现当代期刊者括注篇目及期刊年次期次。书末附《引用文献及资料》，详注版本信息。

注：文中出现的“□”同原版纸书

目录

总序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凡例

孝文本纪第十

研究综述

引用文献及资料

返回总目录

孝文本纪第十

【题解】

凌稚隆：按：《汉书》大要袭此，惟诏书稍详。（《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吴见思：本纪之体，是诸传之提纲，故挨年逐月，一路叙去，用花巧不得，止看其叙法之简净、安放之妥当而已。《汉文》纯用文胜，写得臻臻楚楚，优柔不迫，与《高后纪》另用一种笔仗。中载诸诏，文法佳胜，或当时如此，或系史公删润，虽不可知，然汉文以后之诏皆不如前，则史公与有力也。此纪通篇与武帝事对照，昔人所谓鱼藻之义也。（《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牛运震：孝文诏书，质古温醇，居然三代之遗，而所行政事亦称之，不徒为空言也。太史公于他帝诏令多不载录，而独详录孝文诏令，盖深有见于孝文者，亦以见太史公史体之严也。（《史记评注》卷二《孝文本纪》）

又：《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故四时无事必书，若“隐六年，秋七月”之类是也。月不可阙，况于年乎？太史公去文帝未远，而年阙不具何也？岂旧史残阙邪，抑史公疏漏而不能举其全邪？《汉书》按年而一一编入之，遂成全纪，读《文纪》者，始无遗憾焉。（《读史纠谬》第一卷《史记》）

又：元年赈贷百姓诏、赐三老肉帛诏，十二年赐农民租税诏、赐三老孝弟力田帛诏，后元年议佐百姓诏，皆文帝布德行惠大事，《史记》一切阙而不载，不如《汉书》详载为是。（同上）

佚　名：史诠曰：《孝文纪》年缺不具，无乃有残篇断简之失欤？（《史记疏证（外一种）》卷十）

汤　谐：孝文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史公在孝武时作《孝文纪》，故尤极无穷慨慕也。二十余年深仁厚泽，纪中排缵不尽，止举其大要，而余者令人悠然可思，正是史公画龙点睛妙手。而或以为年缺不具，有残简之失者，误矣。（《史记半解·孝文本纪》）

吴汝纶：《文帝纪》以诏令为章法。文帝诸政不可悉以类从，一以诏令纬之，统摄联贯，若网在纲矣。（《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崔　适：按：五年、七年至十二年，后三年至后五年，皆无文，《汉书》有之。“孝文帝从代来”至“兴于礼义”，在《汉书》为赞语，此乃移入纪中“帝崩”之前，何其颠错而残缺也。张晏云“《景纪》亡”，当是《文纪》之误。小司马所谓取班书补之者，在此不在彼也。不然何由录班赞？且太史公于《高》《惠》《景纪》帝崩皆谥，此纪独否，高后、惠、景崩皆不地，此于未央宫，皆与班书合，可为录取班书之证。（《史记探源》卷三）

李景星：太史公于他帝诏令，多不载录，独于《孝文本纪》录诏令最详。盖以孝文各诏，质古温醇，实属三代之遗。且所行政事，又足以副之，非托诸空言者比也。通篇叙事，纯以文胜，写得秩秩楚楚，优柔不迫。既无《高纪》中疏荡之气，亦无《吕纪》中刻挚之笔，又处处与《武纪》中作反面对照。写仁厚守成之主，不得不另用此一副笔墨也。后幅收束，尤为严密。“从代来即位”一段，总叙帝之生平于未崩之前。“后七年六月”一段，详叙帝之遗诏于既崩之后。下又继以景帝之诏、群臣之议，将帝所行之大事，再括叙一番。而以“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一语作为断定，精确正大，穆然高古。此史公真实笔力，后人无此本领，亦无此眼光。或以为景帝之事，不当列于此矣。（《史记评议·孝文本纪》，见《四史评议》）

又：《文帝纪》只补出几层年月，增得几篇诏令，便又是一样精神。如“四年”“五年”“七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后三年”“四年”“五年”，《史记》俱阙而不书，揆之《春秋》无事不书之义，颇不相合，班氏增之是也。此外如元年“振贷诏”“养老诏”，二年“劝农诏”，十二年“劝农诏”“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诏”，后元年“佐百姓诏”，皆是文帝恭俭爱民之实在处。《史记》阙之，便觉减色。班氏一一增出，当时善政，千载如目睹矣。至若“除秘祝诏”已载《郊祀志》，“除肉刑诏”已载《刑法志》，“议郊祀诏”已载《郊祀志》，“贤良极谏诏”已载《晁错传》。纪中略为提明，即觉两边俱到，此尤是班氏特别用意处，不可不知。（《汉书评议·文帝纪》，见《四史评议》）

刘咸炘：崔适曰：（略）（编者按：此处所引，见上引崔适语。）按：此说似可信而实未安。史公本纪、世家书法本参差，不一律处多矣，岂可悉以为伪邪？帝崩不谥，或是脱文，且《高纪》书高祖崩，《惠纪》书惠帝崩，《景纪》则书孝景皇帝崩，亦不一律，孰为伪？高祖崩，亦书地，岂亦伪邪？缺略自是原文之简，倘写《汉书》，何不会写？若不缺，崔氏不将又以为伪证乎？若“代来”以下，论前、论后，固皆可书，前人以为班移入赞，崔氏则以为写赞入纪，安见此是而彼非乎？赵翼《廿二史札记》谓总叙自应在帝崩后，史殊非法，此乃以后史法绳之耳。（《太史公书知意·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陈仁锡曰：《孝文纪》年缺不具，或有残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徐复观：《汉书》的《文帝纪》，虽然大部分袭用《史记》，但依然加了一番增删移易的工夫。并且我怀疑《史记》的《文帝本纪》，可能也有残缺，计有四年、五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及后三年、四年、五年，共十一年，皆缺而不书，亦未如《吕后本纪》书明“三年无事”。这是有点奇怪的。虽然《汉书·文帝纪》，在这几年中，除十二年有较详记录外，余亦皆非常简略，例如九年仅“春大旱”三字，可视为因为当时太平无事，史公乃援“春秋常事不书”之例，特加略过，究竟未免略得太多了。（《两汉思想史》卷三《<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

编者按：《史记·孝文本纪》中，“四年”“五年”“七年”至“十二年”“后三年”至“后五年”共十一年缺而不书，对此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缺略自是原文之简；一种认为，年缺不具，当有残简。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我们很难简单认同某种看法。但是，从《孝文本纪》本身看，多载诏令是其不同于本纪他篇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与司马迁对文帝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状况的向往与倾慕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在写法上或可能并未依循本纪中逐年记事的惯例，而把重心放在表现文帝的政绩上，将某些无大事可记的年份从略。这种年缺不具的现象并非仅见于此篇，《秦本纪》也有这种情况。

赖长扬：在我看来，《孝文本纪》就出于司马谈之手。……

《孝文本纪》：“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这透露了本篇为司马谈所作的消息。

“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这个“于今”，理当迄于作者记述之时，显然是在“改正服封禅”之前。据《文帝纪》《封禅记》《历书》，由于方士公孙臣、新垣平的鼓吹，文帝曾“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后因“新垣平事觉”，他“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终未成就封禅。景帝即位，“无所兴”。武帝“尤敬鬼神之祀”，才于前110年四月，第一次封禅于泰山，“衣尚黄而尽用乐”，改元为元封。倘若《文帝纪》作于这之后，赞语中绝不能说“未成于今”的话。《文帝纪》杀青于元封年之前无疑。（《司马谈作史补证》，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

又：不只如此。司马谈作史，当先有本纪之作。《史记集解》引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序事如古《春秋》。”《史通·本纪》：“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本《春秋》作纪，既是职守之责，又可先以其提挈一代大事，在编纂上有不少便利处。司马谈守史职三十年，又亲历文帝之世，“所次旧闻”有纪，是理所必然。而这段时间，司马迁仕为郎中，未闻有越俎代庖事。司马谈的遗嘱和司马迁的回答，就是明证。

从思想上看，司马谈作《文帝纪》也很有理由。

司马谈歆慕封禅。元封元年武帝封禅，他“留次周南，不得与从事”，至于“发愤且卒”。临去世，他还含恨抱怨：“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向往之情，跃然纸上。“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深切惋惜，溢于言表。司马迁则不然。他说：“余从巡祭天地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神语，究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他通过这些“表里”的记述，嘲笑了“用事于鬼神者”的虚妄。

《六家要旨》备推黄老清净无为的思想，和孝文帝的政治实践，虚实相映。《文帝纪》详述了他无为政治的种种言行，最后赞扬说：“德至盛也。”这和《六家要旨》认为道家是诸家之首，无所不包，无所不能，事少功多相一致。以虚求实，以实证虚，在司马谈看来，最使他感兴趣的帝王当有文帝。

如上说是，则《孝文本纪》当司马谈作。（同上）

赵生群：赖长扬认为此篇为司马谈所作，文中主要是从文、景、武诸帝筹划封禅的过程以及太史公父子对封禅的不同态度来加以证明的。为了使司马谈作史的事实更加清楚，这里再作些补充。“改正服封禅”共指三件事：改正朔、易服色、封禅。据《封禅书》，封禅一事得以实现，是在元封元年。《汉书·武帝纪》载：“（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据此可知，改正朔、易服色二事的正式完成是在太初元年。联系太史公父子生活和创作的时间，即可确定《孝文本纪》的作者是谁。元封元年，武帝东封泰山，司马谈留滞东南，不得与从事，因而“发愤且卒”。司马迁正好奉使西南夷返京，在河洛之间见到病危的父亲。司马谈嘱咐再三，要司马迁完成自己的遗愿，继《春秋》而作史，司马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谈死于元封元年，他编次旧闻，都是在这以前。司马迁则是在太初改历之后，才开始“论次其文”。司马谈作史之时，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三件大事都未能举行，所以《孝文本纪》赞语说“谦让未成于今”；司马迁作史时，此三事都已大功告成，如果他作《孝文本纪》，不可能出现“谦让未成于今”这样的话。这是《孝文本纪》为司马谈所作的铁证。（《<史记>文献学丛稿·司马谈作史考述》）

张大可：本篇写代王十七年一笔带过，主要内容写汉文帝即帝位二十三年的政绩。汉文帝躬俭仁爱，关心民生疾苦，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汉初黄老无为而治政治的较好执行者。（《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题解》）

［韩］朴宰雨：《汉书·文帝纪》基本上袭用《史记·孝文本纪》，加上多少删略、改写，多加增补而成。其篇名“文帝”即“孝文皇帝”之略称，是用谥号。删略部分中，除收帑诸相坐律令事与除肉刑事，移入于《汉书·刑法志》；《遣灌婴击匈奴诏》，移入于《匈奴传》；景帝《议定孝文帝庙乐诏》及其议论，移入于《景帝纪》。增录元年《议振贷诏》《养老诏》、二年《劝农诏》、十二年《劝农诏》与《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诏》、十三年《耕桑诏》、十五年《举贤良诏》、后元年《求言诏》等诏八条。文帝四年、五年、七年至十二年、后三年至五年，《史记》记事都缺，而《汉书》依年月各增写一些零碎的纲目性史事。《汉书》将《史记》后六年写文帝敦朴之风与德化之治部分，移写为《文帝纪赞》。因此，《汉书》赞语虽袭用《史记》篇末部分，但不袭用其“太史公曰”……总之，《汉书·文帝纪》基本上袭用《史记·孝文本纪》，但有删有增有移，变化较多。（《<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第二章《<史><汉>总体比较》）

施　丁：《史记·文帝本纪》记文帝史事既有详载，又多漏略。《汉书·文帝纪》则认真做了两方面的事：一是将有些史事，仅保留事目，具体记载便移于有关的传记；二是补记了一些史事和诏令。（《汉书新注》卷四《说明》）

杨燕起：司马迁撰《孝文本纪》，依次记述了如下政绩：

一、除收帑诸相坐律令；二、令列侯就国，减轻吏卒给输长安的劳苦；三、开籍田，亲率耕；四、除诽谤妖言之罪；五、除肉刑；六、除田之租税；七、与匈奴结和亲之约；八、损郎吏员；九、弛山泽之禁，发仓庾以振贫民；十、民得卖爵。

其后，还有三段不同一般的记述和评论。

第一段，说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来一直很俭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自己穿粗布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而“治霸陵皆瓦器”；感动南越王尉佗去帝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令边兵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赐吴王几杖，赐张武金钱，以愧其心。这是除节俭之外，对内缓和与诸侯的矛盾，对外安抚边境少数民族政权，立意是不要烦劳百姓，打破安定的局面。这段结尾说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强调“德”和“富”。

第二段，记文帝遗诏，主要说不要大规模办理丧事，“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凡七辈）。表现了文帝不仅生时忧恤百姓，即使临终也以百姓为念。

第三段，先记汉景帝的诏书，概述了文帝的功德，说：“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后借大臣的议论说，“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又极力赞扬了文帝的盛德。

从汉初帝王的几个本纪来看，司马迁特别推崇汉文帝，可以说是将汉文帝看作了自己的理想国君。他企求汉文帝时的国家安定、人民安乐的局面。……其他在《史记》有关人物的诸列传中，司马迁也表彰了汉文帝勇于采纳袁盎、张释之、冯唐、田叔等大臣直谏的精神，及窦广国虽“贤有行”，亦因他是皇后弟，而不以“私”用为丞相的用人态度。

对汉文帝的推崇，一方面表述了司马迁所希冀的理想社会的内容；另一方面，对汉文帝的肯定，也是立足于观察汉武帝时的政治，而对现实社会提出的含蓄批评。（《<史记>的学术成就》第五章《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李炳海：文景之治是汉代的盛世，对于开创这个局面的汉文帝，司马迁予以充分的肯定，作为他心目中的英明天子加以叙述。

传记主要从两方面记载汉文帝的美德功绩，登基前后突出其谨慎，大权在握之后赞扬其仁慈。

……文帝登基之后发布了一系列诏令，司马迁在列举文帝的所作所为时，主要凸现他的仁慈。论功行赏，大赦天下，此为仁行之一。废连坐之法，仁行之二。举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自责其身，仁行之三。废肉刑，仁行之四。免除田之租税，仁行之五。令祠官勿为天子祈福，仁行之六。减服御狗马，损郎吏编制，仁行之七。禁厚葬扰民，仁行之八。

在表现文帝谨慎一面时，司马迁通过一系列情节加以显示，有叙述、有描写，构成前后连贯的故事。这部分内容文学价值较高，文帝的个性特征比较明显。在叙述文帝的仁爱之行时，传记大量引录文帝所发布的诏令，用他自己的话语、举措来加以表现。这部分内容价值不高，但保存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也许司马迁有感于单靠引录诏令无法把文帝的美德懿行完满地显示出来，因此，他又用一段叙述加以补充，总结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期间最令人钦佩的地方，一是他的节俭，在古代帝王中是罕见的；二是他的宽厚大度，以德报怨，容常人所难容之事。

文帝的遗诏全文过录，这是最能体现文帝人格魅力的一篇文章，曾经感动过无数后人。

篇末两段文字都是对文帝的盖棺定论，一篇是景帝即位之初所下的诏书，尊文帝为太宗，庙用《昭德》之舞。一段文字是司马迁的评论，他把文帝放在西汉王朝兴盛的过程中加以考察，认为文帝有至盛之德，足以举行封禅大典以昭告天地。

当然，这篇传记只是写了文帝光辉的一面，至于他的弱点、过失，则要通过阅读周勃、邓通等人的传记才能感觉到，他的仁爱、俭朴也是有限度的，并非完美无缺。（《史记校勘评点本·孝文本纪》）

韩兆琦：本篇记述了汉文帝于大臣诛诸吕以后，果断入承天子位的过程，以及称帝后的种种德政。在本纪所写的汉代帝王中，司马迁给予汉文帝的政治评价是最高的，对汉文帝的个人品德，也称扬备至。

（1）司马迁认为，汉文帝是以国家、黎民百姓为重的一代贤君。他思忧天下，关心民瘼，“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太史公自序》）。他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司马迁之所以对汉文帝如此称许，是因为汉文帝的“行事”符合自己的政治思想。司马迁主张为政者应施行“德政”，从《五帝本纪》到《周本纪》，他看重的都是“德”。《夏本纪》说“德流苗裔”；《殷本纪》说“德盛阿衡”；《周本纪》说“德盛西伯”。但是从《秦本纪》到《吕太后本纪》，司马迁痛感他们唯“力”是用，逮至孝景及今上，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此处，司马迁感慨良多！沈作喆说：“读史者但知《武纪》《封禅书》为讥也，不知子长赞文帝汉兴四十余载，德至盛，廪廪乡改正朔服色封禅，谦让未成于今。而孝武初即位，未有德惠及民，便修鬼神之祀，公卿草巡禅，则为不仁矣，此盖子长之微意也。”（《寓简》）汤谐说：“孝文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史公在孝武时作《孝文纪》，故尤其无穷慨慕也。二十余年，深仁厚泽，纪中排缵不尽，止举其大要，而余者令人悠然可思，正是史公画龙点睛妙手。”（《史记半解》）

（2）汉文帝是司马迁心中的理想君王，他不仅谦让、俭朴、宽仁，而且具有勇于纳谏的精神。司马迁在《张释之冯唐列传》中通过张释之、冯唐的犯言直谏而被文帝接受的故事表现了这一主旨。例如有一人盗去高祖庙内座前玉环，汉文帝大怒，“下廷尉治”，希望能把小偷满门抄斩。结果，张释之以法办事，“奏当弃市”，并且犯言直谏：“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尽管汉文帝以为张释之未能体现自己的“承宗庙意也”，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张释之的判决。在理解了汉文帝勇于纳谏这一层面的意义后，我们也许会看出汉文帝身上还是有不少阴暗面的，他“从善”但并不“如流”，假若张释之是按皇上主意判案的张汤，汉文帝的“仁德”就没有本篇所叙说的那么多了。另外，汉文帝还有猜忌功臣的缺点，致使周勃恐惧而死。这方面需参照《绛侯周勃世家》等。

（3）赞扬了上书感动天子的少女缇萦，表明司马迁对待妇女的观点是进步的。缇萦是太仓公的小女儿，太仓公会医术，后受人诬告被解往长安受肉刑。临行时，五个女儿随而泣，仓公骂道：“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这时，少女缇萦挺身上书，不仅使父刑得免，而且感动文帝，除去了“断支体，刻肌肤”的肉刑。在司马迁笔下，一位少女的个别行为，与朝廷的政治措施联在了一起，遂使缇萦这一女性形象在中国历史上得以不朽。班固在《咏史》诗中称赏道：“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曹植在《精微篇》中也赞曰：“多男亦何为！一女足成居。”

（4）司马迁《史记》对帝王诏策多不滥载，惟本篇载录文帝诏书特详。李景星说：“太史公于他帝诏令，多不载录，独于《孝文本纪》，录诏令最详。盖以孝文各诏，质古温醇，实属三代之遗。且所行政事，又足以副之，非托诸空言者比也。通篇叙事，纯以文胜，写得秩秩楚楚，优柔不迫。既无《高纪》中疏荡之气，亦无《吕纪》中刻挚之笔，又处处与《武纪》中作反面对照。写仁厚守成之主，不得不另用此一副笔墨也。后幅收束，尤为严密。‘从代来即位’一段，总叙帝之生平于未崩之前；‘后七年六月’一段，详叙帝之遗诏于既崩之后。下又继以景帝之诏、群臣之议，将帝所行之大事，再括叙一番，而以‘世功莫大于高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一语作为断定，精确正大，穆然高古，此史公真实笔力。”（《史记评议》）（《史记题评·孝文本纪》）

杨燕起：首先，《史记》设本纪是以之为全书之纲，其主要作用是显示天下的发展大势，表述出德力转化影响朝代兴亡的思想观点，在这样的发展环节中，《孝文本纪》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文帝以其个人魅力，将德推向“至盛”的地步，从而达到了“仁”的境界，最是司马迁之所希望歌颂的，故《孝文本纪》畅其笔墨，纵横捭阖，实足以使人陶醉。“体圆用神”所要传达的，即是以其题材的富于变化而表述出撰史的意旨与神韵这一目的，单就《孝文本纪》而言，也有了充分的体现。而《汉书》断代为史，在体制上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且班固也缺乏和司马迁一样的史学统领识力，自然不可能将《文帝纪》作如此看待，也是有它一定道理的。

其次，基于历史事势的发展观，《史记》努力塑造出文帝的仁德形象。在《孝文本纪》的叙事中，先以“贤圣仁孝，闻于天下”为其立论基础，接着述法之“禁暴而率善人”和强调立太子时的谦让，以及托出赐天下鳏寡孤独以布帛米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亲开籍田，除诽谤妖言之罪，乃至除秘祝，除天下之田租，除肉刑及与匈奴和亲，发仓庾以赈贫民等等诸多论例，都是为了铺垫出文帝对国事和天下民生的关爱情怀的切实丰满和至诚感人，最后的亦叙亦议进一步阐发出文帝之节俭、忧民、安内、靖边，而总归于“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仪”，接着又申其遗诏之睿思豁达并乞求“方内安宁”，复以景帝之诏作结，颂其盛德而比之高祖，“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将文帝德治光辉的评述推向极致，从而为他论赞的作结语提供了充分的事实和论说依据。德至盛而达于仁，在《史记》中是对帝王人物形象的最高推崇，也寄予了司马迁的论政理想，故本篇为事势发展、形象塑造与理想寄托相结合的令人赞叹的华章。班固《汉书》创制有其新意，书志、列传更趋完备。为体例的需要，它必然会将相关的内容集中在一起，故《孝文本纪》中的一些内容移到了他篇，并为《文帝纪》增加了《史记》所不必记或缺载的某些叙事，以完成它自身应具的合理性。这样，《汉书》体例规整了，也可以使人们读到更多的历史记载的内容，但是它无法顾及《史记》突出文帝盛德形象的意图，结果是追求理想仁君的境界、效果也就不见了，显示出“体方用智”与“体圆用神”的又一差别。（《<史记>与中国史学》第九章）

孝文皇帝①，高祖中子也②。高祖十一年春③，已破陈豨军④，定代地⑤，立为代王⑥，都中都⑦。太后薄氏子⑧。即位十七年⑨，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⑩。九月，诸吕吕产等欲为乱⑪，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⑫，谋召立代王⑬，事在《吕后》语中⑭。

① 【汇注】

司马迁：代王立为天子。二十三年崩，谥为孝文皇帝。（《史记·吕太后本纪》）

裴　骃：《汉书音义》曰：“讳恒。”（《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荀悦曰：“讳恒之字曰常。”应劭曰：“谥法‘慈惠爱民曰文’。”（《汉书注·文帝纪》）

李　昉：（《吕氏春秋》）曰：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稼种植之谓也。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尊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耘疾，守战固，不败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之者，唯孝乎！（《太平御览》卷七七《皇王部二》）

张守节：《谥法》：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史记正义·谥法解》）

龚浩康：孝文皇帝（前203—前157），名恒，刘邦之子。前180年至前157年在位。“孝文”是他的谥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② 【汇校】

王叔岷：案：《御览》引“高祖”下有“之”字。（《史记斠证》卷十《孝文本纪》）

【汇注】

司马迁：高祖八子：长男肥，孝惠兄也，异母，肥为齐王；余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为赵王，薄夫人子恒为代王，诸姬子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子长为淮南王，子建为燕王。（《史记·吕太后本纪》）

又：高帝八男：长庶齐悼惠王肥；次孝惠，吕后子；次戚夫人子赵隐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吕太后时徙为赵共王；次淮阳王友，吕太后时徙为赵幽王；次淮南厉王长；次燕王建。（《史记·高祖本纪》）

裴　骃：高祖，《汉书音义》曰：“讳邦。”张晏曰：“礼谥法无‘高’，以为功最高而为汉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龚浩康：高祖，即刘邦。前202年至前195年在位。中子：排行在中间的儿子。刘邦共八子，刘恒居第四。（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张大可：中子，子弟众多，长为伯，少为季，其余均可称中子。（《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③ 【汇注】

龚浩康：高祖十一年，即前196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④ 【汇注】

司马迁：（十年）八月，赵相国陈豨反代地。上曰：“豨尝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为列侯，以相国守代，今乃与王黄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东往击之。至邯郸，上喜曰：“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闻豨将皆故贾人也，上曰：“吾知所以与之。”乃多以金啖豨将，豨将多降者。十一年，高祖在邯郸诛豨等未毕，豨将侯敞将万余人游行，王黄军曲逆，张春渡河击聊城。汉使将军郭蒙与齐将击，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马邑，马邑不下，即攻残之。豨将赵利守东垣，高祖攻之，不下。月余，卒骂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骂者斩之，不骂者原之。于是乃分赵山北，立子恒以为代王，都晋阳。……（十二年）樊哙别将兵定代，斩陈豨当城。（《史记·高祖本纪》）

又：汉十一年秋，陈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郸击豨兵……汉十二年……豨常将兵居代，汉使樊哙击斩豨……

陈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从。及高祖七年冬，韩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还，乃封豨为列侯，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兵，边兵皆属焉。

豨常告归过赵，赵相周昌见豨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豨所以待宾客布衣交，皆出客下。豨还之代，周昌乃求入见。见上，具言豨宾客盛甚，擅兵于外数岁，恐有变。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财物诸不法事，多连引豨。豨恐，阴令客通使王黄、曼丘臣所。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称病甚。九月，遂与王黄等反，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

上闻，乃赦赵、代吏人为豨所诖误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郸……十一年冬，汉兵击斩陈豨将侯敞、王黄于曲逆下，破豨将张春于聊城，斩首万余。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击东垣，东垣不下，卒骂上；东垣降，卒骂者斩之，不骂者黥之。更命东垣为真定。王黄、曼丘臣其麾下受购赏之，皆生得，以故陈豨军遂败。（《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编者按：斩陈豨者，《史记》有樊哙、周勃两说：《高祖本纪》《韩信卢绾列传》作樊哙，《绛侯周勃世家》则作周勃。考之《汉书·高帝纪》《周勃传》，提及斩豨者均作周勃。梁玉绳《史记志疑》也认为“非哙明甚，盖周勃斩之也”。至于斩豨之地，亦有灵丘、当城两说。

裴　骃：邓展曰：“东海人名豬曰豨。”（《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龚浩康：陈豨（xī），宛句（今山东省东明县东南）人。汉初封阳夏侯，任代国相，并监管代、赵两国边防军。赵相周昌见他拥有军队，又大招宾客，恐其生变，便向高祖告发。高祖召他来京，他托病不往，发动叛乱，自称代王，战败后被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⑤ 【汇注】

应　劭：故代国。（引自颜师古《汉书注·地理志》）

龚浩康：代，汉初封国。辖有今河北省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地区和山西省东北部地区，都城先在代县（今河北省蔚县），后迁中都（今山西省平遥县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⑥ 【汇注】

司马迁：（十一年）正月丙子，初王元年。（《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又：……陈豨军遂败。上还至洛阳。上曰：“代居常山北，赵乃从山南有之，远。”乃立子恒为代王，都中都，代、雁门皆属代。（《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班　固：（高帝）诏曰：“代地居常山之北，与夷狄边，赵乃从山南有之，远，数有胡寇，难以为国。颇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属代，代之云中以西为云中郡，则代受边寇益少矣。王、相国、通侯、吏二千石择可立为代王者。”燕王绾、相国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贤知温良，请立以为代王，都晋阳。”（《汉书·高帝纪》）

裴　骃：徐广曰：“十一年正月。”（《史记集解·韩信卢绾列传》）

佚　名：金甡曰：按：是年帝八岁，大臣迎立时二十四岁。（《史记疏证（外一种）》卷十）

【汇评】

王若虚：迁、固记事，互有得失。如《史记·孝文纪》云：“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豨军，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汉书》云：“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十一年诛陈豨，定代地，立子恒为代王。”固之序薄氏，文顺于迁矣，而加“子恒”二字，复为赘也。（《滹南遗老集》卷二十《诸史辨惑》）

⑦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遥县西南十二里，秦属太原郡也。”（《史记正义·孝文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平遥县西南十二里”，本书卷五《秦本纪》、卷五八《梁孝王世家》，《正义》引《括地志》皆无“南”字。《元和志》卷一三《河东道二·汾州·平遥县》：“中都故城，在县西十二里，属太原郡。汉文帝为代王都于此。”

阎若璩：顾宁人谓代凡三迁。春秋末赵襄子所言代，则今之蔚州，乃古代国也。汉高帝立子恒为代王，都晋阳，后迁中都。晋阳今太原县，中都今平遥县，皆非今代州。今代州之名，自隋开皇五年始，固已不知汉光武以卢芳为代王，居高柳，高柳故城在唐云州定襄县。晋愍帝以猗卢为代王，城盛乐为北都，修故平城为南都。拓跋珪立为代王，都云中，在朔州北三百余里，后徙都平城，置代尹。是代尚有四，不止如宁人云三迁也。（《潜邱札记》卷二）

程馀庆：故城在汾州府平遥县西十一里。按：《高纪》云“都晋阳”，后文帝过太原，复晋阳、中都二岁（编者按：“三岁”为是），盖由晋阳迁中都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山西汾州府平遥县西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　恢：高帝十一年（前196）立为代王，都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北十二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孝文本纪》）

编者按：文帝为代王时建都何处，文献中有两种说法：《史记·孝文本纪》《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韩信卢绾列传》《汉书·文帝纪》俱作“都中都”，《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及荀悦《汉纪》则作“都晋阳”。对此，有人认为晋阳不过出现在高祖的诏书中，并非实际为都。如梁玉绳曰：“疑当时诏都晋阳，而实居中都，亦犹韩王信诏都晋阳而请居马邑。”（《史记志疑》）有人则认为，先都晋阳，再迁中都。如淳说：“《文纪》言都中都。又文帝过太原，复晋阳、中都二岁，似迁都于中都也。”（引自裴骃《史记集解·高祖本纪》）阎若璩《潜邱札记》、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王先谦《汉书补注》等与如淳持相同看法。比较两说，迁都一说似较合理。如果文帝不曾都于晋阳，何以日后特意免除晋阳、中都之民三年的赋税，赐予两地特殊的恩遇？据《太原县志》，文帝为太子时，“初立为代王，都晋阳……尝幸太原，赏赐故旧群臣，赐里民牛酒，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留饮十余日。故晋人立庙祀之”。又据《山西通志》（清觉罗石麟等撰）：“《晋阳志》：汉高祖十一年讨韩信，遣太尉周勃平定代地，遂取山阳。太原之区亦属代，立子恒为代王。都晋阳，后都中都。魏时废为县，属平陶。”这些记载或可为迁都说添一证据。至于为何迁都、何时迁都，早期文献中未见记载。

⑧ 【汇校】

牛运震：“太后薄氏子”，此句当在“高祖中子也”之下。（《读史纠谬》第一卷《史记》）

【汇注】

司马迁：薄太后，父吴人，姓薄氏，秦时与故魏王宗家女魏媪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阴，因葬焉。

及诸侯畔秦，魏豹立为魏王，而魏媪内其女于魏宫。媪之许负所相，相薄姬，云当生天子。是时项羽方与汉王相距荥阳，天下未有所定。豹初与汉击楚，及闻许负言，心独喜，因背汉而畔，中立，更与楚连和。汉使曹参等击虏魏王豹，以其国为郡，而薄姬输织室。豹已死，汉王入织室，见薄姬有色，诏内后宫，岁余不得幸。始姬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兒相爱，约曰：“先贵无相忘。”已而管夫人、赵子兒先幸汉王。汉王坐河南宫成皋台，此两美人相与笑薄姬初时约。汉王闻之，问其故，两人具以实告汉王。汉王心惨然，怜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梦苍龙据吾腹。”高帝曰：“此贵征也，吾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为代王。其后薄姬希见高祖。

高祖崩，诸御幸姬戚夫人之属，吕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宫。而薄姬以希见故，得出，从子之代，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从如代。（《史记·外戚世家》）

龚浩康：薄氏，高祖的妃嫔。刘恒生母。刘恒尊她为代太后；即帝位后，尊为皇太后。（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⑨ 【汇注】

颜师古：张晏曰：“代王之十七年也。”（《汉书注·文帝纪》）

施之勉：按：《外戚世家》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议立后，疾外家吕氏强，皆称薄氏仁厚，故迎立代王，立为孝文皇帝。（《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孝文本纪第十》）

【汇评】

张建寅：在他居代的十七年间，正值高后当政，诸吕擅权，刘氏诸王遭受迫害或被排斥。这时候刘恒的政治地位，也正如他自己所表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汉书·两粤列传》）当然，刘恒在此时，一是由于他年幼，二是由于他政治地位的低下，不可能有所建树。正因为这样，《孝文本纪》对刘恒的居代十七年只是一笔带过，写得非常简单。（引自张大可《史记选注讲·孝文本纪》）

⑩ 【汇注】

司马迁：七月中，高后病甚，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王产居南军。吕太后诫产、禄曰：“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史记·吕太后本纪》）

颜师古：荀悦曰：“讳雉之字曰野鸡。”应劭曰：“礼，妇人从夫谥，故称高也。”师古曰：“吕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讳雉也。姁音许于反。”（《汉书注·高后纪》）

⑪ 【汇注】

龚浩康：诸吕，吕后执政时，分封她的吕氏子侄四人为王，六人为侯，史称“诸吕”。吕产，吕后长兄吕泽之子。吕后执政时，被封为梁王，后任相国。（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郭嵩焘：按：吕后以南、北军属之吕禄、吕产，使据兵自固，以毋为人所制而已。产、禄庸才，并所将兵亦解以属之太尉，是岂欲为乱者？史公以周勃除诸吕，特重吕氏之罪，以疑似被之名耳。（《史记札记》卷一）

吕思勉：吕后初意，固惟汉宗室、功臣之任也。吕氏之败，正由其本无翦灭宗室、功臣之计，临事徒思据军以为固；既无心腹爪牙之任，齐兵卒起又无腹心可使，而仍任灌婴，遂至内外交困，不得已，欲听郦寄之计。使其早有危刘氏之计，何至是乎？乃诬以产、禄欲为乱关中。产、禄果有反谋，安得吕禄去军，而不以报吕产？吕产又徒手入未央宫，欲何为乎？故知汉世所传吕后事，悉非实录也。然其明言诸大臣之废立为阴谋，已非后世之史所及矣。（《秦汉史》第四章第四节《汉初事迹·汉初功臣外戚相诛》）

高　敏：经过吕后的精心安排，不仅中央军政大权已落入诸吕之手；拥有部分军权的刘泽与宗亲刘章，又被吕后以媾姻纽带捆住了手脚；吕后所立少帝及其他诸王，又非惠帝儿子；中央政权中其他官吏、宗亲敢于反抗吕后者如王陵、赵王友等，或被处死，或被驱逐；复有审食其这样的人专司监视反对者的活动。一旦诸吕发动叛乱，要夺取刘氏政权，几乎已成定局。作为刘氏宗亲的刘恒，平时远处代地，毫不熟悉宫中内幕。因此，他只有等待命运对他的裁判，更不会产生被迎立为皇的美梦。（《论汉文帝》，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⑫ 【汇注】

司马迁：太后称制，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史记·吕太后本纪》）

【汇评】

王　恢：八年七月，吕后崩，诸吕欲为乱，齐王襄遗诸侯书：“高后杀三赵王，灭梁、燕、赵以王诸吕，分齐为四（齐、城阳、济川、琅邪），今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当是时，济川王大、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及鲁王张偃，皆年少未之国；赵王吕禄、吕王吕产，将南北军：皆居长安；独吕通远在燕京。灌婴，宿将也，屯荥阳以扼要冲，决刘吕雌雄。而吕氏所资以夺政权之南北军，竟不烦一兵而为绛侯所轻举。故几移汉祚之大祸，日晡而大定——此为宗室与功臣对外戚一大胜利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⑬ 【汇注】

司马迁：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或言“齐悼惠王高帝长子，今其嫡子为齐王，推本言之，高帝嫡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钧），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史记·吕太后本纪》）

【汇评】

朱宝昌：当吕太后身后，诸吕欲为变乱时，宗室跳得最积极的是齐哀王和他的兄弟朱虚侯。哀王是高祖嫡长孙，他想继承帝位，本来很有资格。代王母子在代，安于北藩，对在长安发生的事，丝毫不动声色。安分守拙，无任何希冀。这姿态可谓高极。历史证明：每当天下动荡，尚未见端倪之时，首先跳出来想捞一把的人，或没有好下场，或至少是毫无所得。这时大臣们一致认为：齐王外婆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也。吕氏几乱天下，立齐王，是又一吕氏也。代王外婆家薄氏，君子长者。且代王高帝子，于今见在最为长。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大计就是这样定了下来。一个是外婆家强有力，一个是外婆家门衰祚薄。结果，优点反成了缺点，坏事反变成了好事。

按：大臣们这样决策，决非有所爱于代王，无非有所憎于齐王。这时立嗣的大权理所当然的在他们手里。他们主要是从他们自身的安危出发。这并没有什么不对。故文帝得继承大统，他未动一点脑筋，未出一点气力。（《朱宝昌诗文选集·论西汉文景之治和先秦黄老思想》）

⑭ 【汇注】

龚浩康：事在《吕后》语中，即有关此事的详情细节，都记在《吕太后本纪》中。《史记》采用互见法记事时，常用“语在‘某某语’中，事在‘某某语’中”加以提示；而所谓“某某语”，则指该人的传记（“本纪”“世家”或“列传”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吴见思：略序简净，下只详序代事，是文纪体。（《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①。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②。张武等议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③，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④，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啑血京师⑤，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⑥。”中尉宋昌进曰⑦：“群臣之议皆非也⑧。夫秦失其政⑨，诸侯豪桀并起⑩，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⑪，然卒践天子之位者⑫，刘氏也⑬，天下绝望⑭，一矣。高帝封王子弟⑮，地犬牙相制⑯，此所谓盘石之宗也⑰，天下服其强⑱，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⑲，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⑳。夫以吕太后之严㉑，立诸吕为三王㉒，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㉓，一呼士皆左袒㉔，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㉕。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㉖，其党宁能专一邪㉗？方今内有朱虚、东牟之亲㉘，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㉙。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㉚，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㉛，大王勿疑也㉜。”代王报太后计之，犹与未定㉝。卜之龟㉞，卦兆得大横㉟。占曰㊱：“大横庚庚㊲，余为天王，夏启以光㊳。”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矣，又何王㊴？”卜人曰㊵：“所谓天王者乃天子㊶。”于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见绛侯㊷，绛侯等具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㊸。薄昭还报曰：“信矣，毋可疑者㊹。”代王乃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㊺。”乃命宋昌参乘㊻，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㊼。至高陵休止㊽，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㊾。

① 【汇注】

司马迁：及吕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卒诛诸吕，立孝文皇帝，陈平本谋也。（《史记·陈丞相世家》）

又：……高后崩。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吕产以吕王为汉相国，秉汉权，欲危刘氏。勃为太尉，不得入军门。陈平为丞相，不得任事。于是勃与平谋，卒诛诸吕而立孝文皇帝。（《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班　固：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汉书·百官公卿表》）

裴　骃：《汉书·百官表》曰：“太尉，秦官。”应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为称。”（《史记集解·高祖本纪》）

颜师古：应劭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汉书注·百官公卿表》）

龚浩康：丞相，西汉初曾称“相国”，与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陈平（？—前178），汉初大臣。事详《陈丞相世家》。周勃（？—前169），汉初大臣。事详《绛侯周勃世家》。（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② 【汇校】

［日］泷川资言：延久古钞本无“张”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汇注】

班　固：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汉书·百官公卿表》）

臣　瓒：主郎内诸官，故曰郎中令。（引自颜师古《汉书注·百官公卿表》）

王先谦：汉初，诸王国群卿大夫如汉朝，此代国之郎中令也。下文云张武为郎中令，则汉朝之郎中令，故《百官公卿表》于孝文元年书“郎中令张武”。（《汉书补注·文帝纪》）

张大可：左右，左右之人，此指郎中令张武。郎中令，秦汉官九卿之一，掌卫皇宫，统属诸郎。汉时诸侯王国仿照中央也设三公九卿之职。（《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③ 【汇校】

施之勉：按：《御览》八十八引，不重“张武等”三字。（《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孝文本纪第十》）

【汇评】

吕祖谦：存吕后为有功臣，存功臣为有吕后，此高祖深意也。（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④ 【汇注】

颜师古：言常有异志也。属意，犹言注意也。属音之欲反。（《汉书注·文帝纪》）

程馀庆：言其意不止为侯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汇评】

孙　琮：微词隐约。（《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⑤ 【汇校】

司马贞：啑，《汉书》作“喋”，音跕，丁牒反。《汉书·陈汤》《杜业》皆言“喋血”，无盟歃事。《广雅》云“蹀，履也”，谓履涉之。（《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胡三省：予据《类篇》，啑字有色甲、色洽二翻。既从啑字音义，当与歃同；若从喋字，则有履之义。（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张文虎：啑血，《索隐》无盟歃事。《字类》引《史》文云“啑”古“歃”字，疑是《集解》文。《索隐》以此与《吕后纪》“啑血盟”异义，故辨之。而今《集解》本佚矣。（《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

王先谦：周寿昌曰：“按：喋自为唼喋之喋。”《司马相如传》“唼喋荇藻”注“唼喋，鸟食之声也”，正借作唼血，训若口唼之也。《史记·魏豹彭越传》“唼血乘胜”，《集解》引徐广“喋一作唼”，足证唼、喋二字本通。至蹀字，从足，《淮南》许注“蹈也”，不能以蹀作喋。先谦曰：《史记》作“啑”，啑、唼同字，周说是也。（《汉书补注·文帝纪》）

郭嵩焘：“啑血京师”与《吕后本纪》“啑血盟”异训。《汉书·文帝纪》作“喋血”，《魏豹传》赞亦云“喋血乘胜”，《索隐》云“喋，犹践也”，则字当为“蹀”。《广韵》“喋，血流貌”，正此“啑血”之意。（《史记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吴　恂：按：喋血，犹《国策》《吕览》《淮南子》《说苑》之涉血。《王莽传》云“喋血而进”，谓践血而进也。盖喋为蹀字之假，服、颜之说是也。《史记·文纪》作啑血，啑、喋同韵，犹蜨字俗作蝶也。唯《吕后本纪》“啑血盟”之啑字义异，彼啑乃歃之通借，周氏以《史记》喋、唼互作，故训为唼血，然事非齐盟，安用槃敦？王氏从之，非也。（《汉书注商·文帝纪》）

编者按：“服（虔）、颜（师古）之说”见《汉书注·文帝纪》。周氏（寿昌）、王氏（先谦）之说见《汉书补注·文帝纪》。

王叔岷：《正义》：“啑血，上音歃。《汉书》作喋。《广雅》云：‘喋，履也。’颜师古云：‘字当作蹀。蹀，谓履涉之耳。’”（原引师古注，两蹀字并误喋。）案：啑当作喋，喋与蹀同。《广雅·释诂一》：“蹀，履也。”（《正义》引蹀作喋，盖从《汉书》作喋改之。古人引书往往如此。）《淮阴侯列传》：“新啑血阏與。”“喋血”亦谓“履血”也。（《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裴　骃：《公羊传》曰：“京，大；师，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服虔曰：“喋音蹀，屣履之蹀。”如淳曰：“杀人流血滂沱为喋血。”师古曰：“喋音大颊反，本字当作‘蹀’。蹀谓履涉之耳。”（《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啑，邹音使接反。又云或作“喢”，音丁牒反。（《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又：喋，旧音歃，非也。按：《陈汤传》“喋血万里之外”，如淳云“杀人血流滂沱”也。韦昭音徒协反。（《史记索隐·淮阴侯列传》）

郝　敬：啑，音杂，与唼同。言大臣多诈谋，新歃血，明为不轨，未可信也。《汉书》作“喋血”，注作“喋”，音跕。（《批点史记琐琐》卷一）

洪颐煊：按：《汉书·文帝纪》作“喋血”。师古曰：“喋音大颊反，本字当作蹀。蹀谓履涉之耳。”《吕氏春秋·期贤篇》“履肠涉血”，涉血即蹀血也。《吕后本纪》“始与高帝啑血盟”，啑血即歃血。《史记》皆借啑字为之。（《读书丛录》卷十七）

程馀庆：啑、踕通，履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龚浩康：啑，通“蹀”，踏。啑血京师，指陈平、周勃等诛灭诸吕一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⑥ 【汇评】

李　贽：凡人中之谨慎。（《史纲评要》卷五）

凌稚隆：按：诸吕既诛，人心已定，安可毋往？张武其过虑哉！（《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吴见思：何至于此！欲扬宋昌，先抑张武等耳。（《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夏之蓉：迎代之时，张武劝帝称疾以观其变，似亦老成持重之计。但此时诸吕初平，少帝称为惠帝子者犹在，倘迟回观变，天下事未可知。（《读史提要录》卷一）

郭嵩焘：按：张武等阻文帝之行可谓无识，然其言以为汉大臣习兵，多谋诈，而疑其属意不可测。当时诸臣上者主兵，次者工刀笔、尚游说，陈平、周勃处吕后之事，矫诬诡变，仅以成功，而于大臣所以经理天下，拨乱世而反之正者，其道固未闻焉。秦汉以后，终不能一复三代之治，所以为可叹也。张武之疑，固非无因也。（《史记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⑦ 【汇注】

班　固：秦官，掌徼循京师。（《汉书·百官公卿表》）

司马贞：《东观汉记·宋杨传》宋义后有宋昌。又《会稽典录》：昌，宋义孙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龚浩康：中尉，官名。掌管京师治安的武官。宋昌，楚将宋义的孙子。随刘邦起义反秦，文帝时被封为壮武侯。进，指进言，建议。（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孙　琮：第一高，识人。（《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⑧ 【汇评】

程馀庆：先一句驳倒，下再申其说。（《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⑨ 【汇注】

龚浩康：失其政：政治混乱，不清明。（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⑩ 【汇校】

张文虎：中统、游本作“傑”。（《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御览》引“桀”作“傑”，殿本同。《汉书》、《汉纪》七、《通鉴·汉纪五》亦并作“傑”。傑、桀正、假字，《高祖本纪》已有说。（《史记斠证》卷十）

⑪ 【汇评】

吴见思：应其属意非止此。（《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⑫ 【汇校】

王叔岷：案：《御览》引此无“之”字，《汉书》《汉纪》并同。（《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颜师古：卒，终也。（《汉书注·文帝纪》）

胡三省：卒，子恤翻。（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⑬ 【汇评】

牛运震：“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位者，刘氏也”，此长句可谓矫若游龙。（《史记评注》卷二《孝文本纪》）

⑭ 【汇注】

龚浩康：绝望，指断绝了当皇帝的希望。（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孙　琮：二字透。（《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⑮ 【汇注】

司马迁：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史记·高祖本纪》）

胡三省：王，于况翻。（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⑯ 【汇校】

王叔岷：案：古钞本“盤”作“般”，旁注“盤”字。景祐本、黄善夫本、殿本并作“磐”，《通鉴》同。般、盤古通。磐，俗字。《荀子·富国篇》：“国安于盤石。”杨倞注：“盤石，盤薄大石也。”（《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颜师古：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言封子弟境土交接，若犬之牙不正相当而相衔入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张大可：高祖刘邦分封众子侄为诸侯，其地与京师所属郡县形势为犬牙相错，既能相助，又能相制。（《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⑰ 【汇校】

张文虎：毛本“盤”，《索隐》本、《汉书》、《汉纪》并同。他本作“磐”。（《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汇注】

司马贞：言其固如盘石。此语见《太公六韬》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胡三省：石大而下平，盘踞地面，不可得而移动，故以为喻也。（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袁黄、王世贞：《荀子·富国篇》曰“国安于盘石”。注：盘，固也。国之安，强如盘，踞之大，不可拔。（《袁王纲鉴合刻》卷六）

王先谦：盘石，盘薄大石也。（《荀子集解》卷六《富国篇》）

⑱ 【汇评】

吕思勉：其言可谓深得事情，不徒汉大臣之不敢有异意以此，即吕氏，始终不敢萌取刘氏而代之之心，亦未必不以此也。（《秦汉史》第四章第四节《汉初事迹·汉初功臣外戚相诛》）

⑲ 【汇注】

司马迁：（高祖进关中后，）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商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

班　固：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汉书·刑法志》）

颜师古：约，省也。（《汉书注·文帝纪》）

⑳ 【汇评】

凌稚隆：宋昌三说，灼见时事，亦有识之士矣。（《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李澄宇：中尉宋昌谓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刘氏卒践天子之位，天下绝望，盖得天时；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天下服其强，盖得地利；汉兴，除秦苛政，人人自安，难动摇，盖得人和。（《读史记蠡述》卷一）

㉑ 【汇评】

程馀庆：又提呼起。（《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㉒ 【汇注】

司马迁：（七年）二月……吕王产徙为梁王，梁王不之国，为帝太傅。……太傅产、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吕禄上侯，位次第一，请立为赵王。太后许之……八年十月，立吕肃王子东平侯吕通为燕王……（《史记·吕太后本纪》）

司马贞：梁王产、赵王禄、燕王通也。（《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诸吕三王，即梁王吕产、赵王吕禄、燕王吕通。诸吕中封王者本为四人，其中吕台、吕通父子相承，所以称“三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㉓ 【汇校】

张文虎：《御览》八十八引无“一”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张文虎曰：《御览》引无“一”字。愚案：延久古钞本有，《汉书·文纪》亦有。（《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通鉴》亦有“一”字，《御览》误脱，不足据。（《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司马迁：太尉欲入北军，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节，乃令持节矫内太尉北军。太尉复令郦寄与典客刘揭先说吕禄曰：“帝使太尉守北军，欲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以为郦兄不欺己，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史记·吕太后本纪》）

司马贞：即纪通所矫帝之节。（《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李　揆：汉以南北军相制，故周勃以北军安刘氏。（引自徐天麟《西汉会要》卷五十六）

吴仁杰：勃遂将北军，然尚有南军。《刑法志》：京师有南北军之屯。仁杰曰：汉南北军虽号为两军相表里，其实南军非北军比也。高帝发中尉卒三万人，王温舒为中尉，请覆脱卒，得数万人，北军尺籍亦云盛矣。至若盖宽饶为卫司马，卫卒之数不过数千人而已，故汉之兵制，常以北军为重。周勃一入北军，而吕产、吕更始辈束手就戮，戾太子不得北军之助，卒败于丞相之兵。两军之势，大略可睹矣。（《两汉刊误补遗》卷一《南北军一》）

张英、王士祯：南军若今诸卫，北军若今羽林等军，周勃驰入北军是也。（《渊鉴类函》卷一百二《设官部·卫将军》）

韩兆琦：北军乃守卫长乐宫者。长乐宫是吕后所居，是诸吕的老巢所在，夺取了北军，即可直接捣毁吕氏巢穴；同时，北军较南军势大，控制北军即可基本控制京城局面，因此太尉首先谋入北军。（《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节，符节。古代使者所持的一种凭证，用金、玉、竹、木等制成。北军，西汉时京城长安的警卫部队，因驻地在城北，所以称“北军”。（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张大可：太尉，指周勃，他入北军除诸吕事详《吕太后本纪》及《绛侯周勃世家》。节，符节，调遣军队的凭证。（《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汇评】

程馀庆：转有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郭嵩焘：按：汉制太尉典军。高祖十一年周勃已为太尉，明年高祖复语吕后云“可令周勃为太尉”，至吕后四年复云：“置太尉官，绛侯勃为太尉。”《将相表》于太尉一官，或云罢，或云置，而罢太尉官，典兵谁也？《史》亦不详。高后八年，病甚，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王产军南军，而以吕产为相国。然则典南、北军者，本无专官耶？汉初有征讨，置将军，或曰上将军。上将军亦无专官。而陈平、审食其实为左、右丞相。吕禄之为上将军，吕产之为相国，盖亦吕后之特命矣。惠帝初崩，王陵、陈平为丞相，无故以南、北军属之吕禄、吕产，必不应有此事。而吕后八年令吕禄为上将军居北军，吕产居南军，相距八年之久，吕禄、吕产久典禁军，太尉周勃岂能一日便夺之？疑此张辟彊之献计，亦传闻之辞，史公杂采入之，准之前后情事，实多有未合者。（《史记札记》卷一）

㉔ 【汇注】

司马迁：太尉将之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为刘氏。太尉行至，将军吕禄亦已解上将印去，太尉遂将北军。（《史记·吕太后本纪》）

颜师古：呼，叫也，音火故反。他皆类此。（《汉书注·文帝纪》）

又：袒谓脱衣之袖也，音徒旱反。（《汉书注·高帝纪》）

沈钦韩：《齐策五》王孙贾入市中曰：“淖齿杀闵王，欲与我诛者袒右。”《乡射礼》注：袒左，免衣也。疏云：知袒左者，凡事无问吉凶，皆袒左。是以《士丧》主人左袒，此及《大射》亦皆袒左，惟有受刑袒右，故《觐礼》注右肉袒者，刑宜施于右也。（《汉书疏证·高帝纪》）

【汇评】

刘子翚：或谓使众皆右袒，勃当何如？噫！是未察其情也。方勃令纪通持节矫纳勃北军，复令说禄解印，以兵授勃，当是时，军众岂不知勃为刘氏而来哉！勃已执兵柄，下令以激众心，故云尔。岂有夺吕禄之兵，而复为吕氏哉！（引自凌稚隆《汉书评林·高后纪》）

杨　时：绛侯之入北军也，乃令之曰：为刘氏者左袒，为吕氏者右袒。使吕氏能得士心，军皆右袒，则斯言岂不召乱乎！盖不学无术，居其位而不知其任，皆此类也。（《龟山集·史论·周勃》）

胡　寅：太尉此问非也。有如军皆右袒，或参半焉，则如之何？故先贤谓是时直当谕以大义，率而用之尔。况太尉已得北军，士卒固惟旧将之听也。（《读史管见》卷一）

又：吕氏盗朝，产、禄肆乱，不有太尉主兵而北军助顺，则海内危矣。（见《十先生奥论注·后集卷二·历代论·西汉下》）

吕祖谦：军中忿吕氏而思刘氏，不待问而可知也。盖使之左袒者，所以发其忠愤而为建义号令之始也。士一左袒，虽使有吕氏之人潜伏行伍之中，亦皆胆落神褫，无能为矣，孰谓无益哉！（《大事记解题》卷九）

王应麟：或问：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袒有左右，何也？《仪礼·乡射》疏云：“凡事无问吉凶，皆袒左，是以《大射》及《士丧礼》皆袒左，唯有受刑者袒右。故《觐礼》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于右是也。”以此考之，太尉勃诛吕氏之计已定，为吕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军中。于是皆左袒，而为刘氏效义者有赏，背义者有刑。太尉之令严矣，非以觇人心之从违也。高帝之余泽在人者未远，吕氏之余威强胁而莫从，北军已属太尉，城外之兵皆为汉用矣。南军虽犹属吕产，而无外兵之援，产至殿门弗得入，则宫中宿卫皆汉之兵矣。齐王襄倡义于东，荥阳之将待变于外，诸吕已为几上肉，故太尉先入北军，犹张柬之用羽林以复唐也。将相同心，虑无遗策。或以左袒之令为非，盖未考古礼尔。（《通鉴答问》卷三）

又：窃谓绛侯厚重少文，岂暇考《仪礼》以令军中哉？三军之众，又安得通《礼》，知右袒之为刑令也？不如文定之论切要惬理。（引自于慎行《读史漫录》卷三）

养心吴氏：勃令军中左右袒，设使右袒，其可已乎？伊川先生以为此属尽为身谋，非真为国家也。（引自《史谈补》卷二）

陈　霆：按：齐湣王之乱，王孙贾入市中呼曰：“淖齿乱齐国，杀湣王，欲与我诛淖齿者袒右。”市人从之者四百人。是勃之前已有以袒右卜众者矣。今以袒右为当受刑，固曰有据，然例以王孙贾之事，则市人从讨者当刑否耶？（《两山墨谈》卷三）

陈继儒：为刘左袒，为吕右袒，昔人颇以绛侯为失计者。王应麟曰：……（编者按：见上引王应麟语）吴兴陈霆则云：……（编者按：见上引陈霆语）应麟自为得情，而不知其已屈于陈氏矣，情皆未得情也。勃老将也，已预知众心归刘，而不能无疑于吕氏之有党。盖令一下，而间有迟疑未决者，立诛之以令众，如杨素、朱滔之举耳，岂至此而始觇人心之向背哉？（《枕谭》）

于慎行：绛侯左袒之问，宋人非之，其迂可笑。当是时，太尉已入北军，百万之众，在其掌握，声罪致讨，吕氏之势去矣。执符而临之曰：“为刘为吕？”则安有复为吕者乎？辟如平盗者，已执其渠魁，乃聚其党而问曰：“若欲为盗，若欲为平民？”则安有曰“我为盗”者乎？其尽左袒无疑也。然则何以问？曰：安其反侧之心，使以为刘之迹自解；激其忠愤之气，使以为吕之言为辱也。故太尉一问，而刘氏安矣。（《读史漫录》卷三）

凌稚隆：《仪礼》凡事无问吉凶皆袒左，惟受刑袒右，据此则右袒之令，明示为吕氏则有刑尔。及考《战国》王孙贾曰“淖齿弑齐王，与之诛之者袒右”，又何说耶？愚以为此兵机也。太尉预知众心已归刘氏，而不能无疑于吕氏之有党，故缪为此令，以俟间有袒右者，或迟疑而未左者，则立诛之，以警众。盖其计画已先定矣。如姑以觇人心向背，如诸说纷纷，则高帝素称知人，何以曰安刘氏者必勃耶？（《汉书评林·高后纪》）

胡　侍：胡寅《读史管见》曰：太尉左袒之令非也，有如军士不应，或皆右袒，或参半焉，则如之何？故程子谓是时直当驱之以义而已，不当问其从不从也。况将之于军，如臂之于指，其为刘氏与不为刘氏，非惟不当问，亦不必问也。……余按：《汉书·陈胜传》：陈胜起兵，徒属皆袒右，称大楚。受刑之说，恐未通也。（《真珠船》卷七）

王世贞：为刘左袒，昔人以为失计，非也。勃老将岂不知众心，独不能不疑吕氏有党。盖令一下，倘有迟疑者立诛，以令众耳。（引自《论世八编》三编第六卷）

程至善：吕氏擅权未久，人心怀刘素矣。勃太尉左右袒之问，一以助军威，一以坚众志，何非为国家。唐杜牧有诗云：军中若袒右边袖，四皓安刘实灭刘。此诗人好为议论耳。此时太尉岂不虑及此，盖为人心归汉，决无右袒之理耳。（《史砭》卷一）

编者按：此诗引自杜牧《题商山四皓庙一绝》，杜诗曰：吕氏强梁嗣子柔，我于天性岂恩仇。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程氏所引与原诗略有出入。

夏之蓉：绛侯左袒之问，后人多议之，此未审当时情势也。太尉已入北军，百万之众在其掌握，其尽为左袒，不待智者而知，而必问于众者，一作其忠愤之气，一安其反侧之心，凡以肃军令而壹众志尔。（《读史提要录》卷一）

牛运震：按：当时军心无不为刘者，太尉固知之矣，特下令俾左袒者，所以安人心、壮军势也。后人或以此讥之。王应麟又以为古者吉凶事皆袒左，惟受刑者袒右，为吕氏者有罪，故太尉以右袒示之。此皆不知事情，而或过于曲解固求，而失其真者也。（《史记评注》卷二《吕后本纪》）

韩兆琦：按：此处所云“左袒”“右袒”者，乃一种激励、鼓舞军心的手段。有人引证古礼详辨左、右之分，恐亦过泥。何焯曰：“木强老汉（周勃），仓促间未必学叔孙太傅也。”（《义门读书记》）是说诚然。（《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㉕ 【汇注】

［日］泷川资言：《留侯世家》张良称汉皇曰“沛公殆天授”，《淮阴侯传》韩信谓汉皇曰“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盖当时有此语。宋昌亦引称刘氏。（《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古钞本“乃”作“廼”，下同。《陆贾列传》陆贾称汉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留侯世家·考证》曾引之）。“天之所建”，意犹“天授”矣。《淮南子·齐俗篇》称汤、武“遭桀、纣之世，天授也”。（《史记斠证》卷十）

佚　名：徐孚远曰：大臣擅命，虽足为变，然执权者多不能相下则不敢萌异心也。（《史记疏证（外一种）卷十》）

㉖ 【汇注】

颜师古：为音于伪反。（《汉书注·文帝纪》）

胡三省：为，于伪翻。使，如字。（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汇评】

孙　琮：一句一意。透。（《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程馀庆：大臣擅命，虽足为变，然执权者多，不能相下，则不敢萌异心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㉗ 【汇校】

王叔岷：案：古钞本“一”作“壹”。（《史记斠证》卷十）

㉘ 【汇校】

吴汝纶：《汉书》句上无“方今”二字。（《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李　笠：按：“方今”二字与下“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句辞复，《汉书》无此二字，读者每疑此为衍文。笠谓此亦史文不忌繁重之证，非有误也。《高祖纪》云“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剽悍，今不可遣”，连用三“今”字，亦是此类。（《史记订补》卷二）

［日］泷川资言：“方今”二字与下文复。（《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汇注】

司马迁：朱虚侯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尝入侍高后燕饮，高后令朱虚侯刘章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进饮歌舞。已而曰：“请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儿子畜之，笑曰：“顾而父知田耳。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试为我言田。”章曰：“深耕溉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吕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太后左右皆大惊。业已许其军法，无以罪也，因罢。自是之后，诸吕惮朱虚侯，虽大臣皆依朱虚侯，刘氏为益强。（《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又：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卫于汉，吕太后封为朱虚侯，以吕禄女妻之。后四年，封章弟兴居为东牟侯，皆宿卫长安中。（同上）

又：朱虚侯刘章有气力，东牟侯兴居其弟也，皆齐哀王弟，居长安。（《史记·吕太后本纪》）

司马贞：虚音墟，琅邪县也。（《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又：《地理志》县名，属东莱。（同上）

张守节：《括地志》云：“朱虚故城在青州临朐县东六十里，汉朱虚也。《十三州志》云丹朱游故虚，故云朱虚也。”虚犹丘也，朱犹丹也。（《史记正义·吕太后本纪》）

沈钦韩：《一统志》：东牟故城在登州府文登县西北。（《汉书疏证》卷三《王子侯表上》）

钱　穆：（朱虚）故城今临朐县东北庙山社，土人呼城头。（东牟）故城今文登县西北。（《史记地名考》卷二十五《汉侯邑名》）

龚浩康：朱虚：即朱虚侯刘章。封地在朱虚县（今山东省临朐［qú］县东南）。东牟：即东牟侯刘兴居。封地在东牟县（今山东省牟平县）。刘章和刘兴居都是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当时都住在京城长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王　恢：（朱虚）吕后二年五月封。《汉志》琅邪郡县，今山东临朐县东北庙山社。（《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又：（东牟）吕后六年四月封，《汉志》东莱郡县，今山东文登县西北。（同上）

【汇评】

宋存标：齐王朱虚侯殛吕产，驰北军，不世之大功也；其笼络召平，取琅琊下济南，不世之奇材也。且齐王为高帝孙，以嗣惠帝，名至顺也，奈何舍此而外求人，其意实忌齐王英武。且未举兵时一种阴谋谄诈固结吕氏者，朱虚已悉知，恐他日见诛，而代王又以宽厚闻立之，出其不意则彼之德我必甚。此迎立代王意也。（《秋士史疑》卷一）

㉙ 【汇注】

司马迁：吕禄、吕产欲发乱关中，内惮绛侯、朱虚等，外畏齐、楚兵……（《史记·吕太后本纪》）

又：吴王濞者，高帝兄刘仲之子也。……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东并荆地，劫其国兵，西度淮，击楚，高帝自将往诛之。刘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气力，以骑将从破布军蕲西会甀，布走。荆王刘贾为布所杀，无后。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史记·吴王濞列传》）

又：楚元王刘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韩信于陈，乃以弟交为楚王，都彭城。（《史记·楚元王世家》）

又：淮南厉王长者，高祖少子也……高祖十一年（十）〔七〕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长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龚浩康：吴，即吴王刘濞（bì），刘邦次兄刘仲之子。当时辖有三郡五十三城，建都于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东北）。楚，即楚王刘交。刘邦的异母弟。辖有四十城，建都于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淮南，即淮南王刘长。刘邦之子。辖有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建都寿春（今安徽省寿县）。琅邪（yá），即琅邪王刘泽。刘邦的堂兄弟。辖有今山东半岛部分地区，建都于东武（今山东省诸城县）。齐，即齐王刘襄。齐悼惠王刘肥之子。辖有今山东省北部部分地区，建都于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代，即代王刘恒。辖有今山西省东北部、河北省西部部分地区，建都于中都（今山西省平遥县西南）。以上六个势力强大的诸侯王都是刘氏宗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司马光：吕氏之乱，汉氏不绝如线，然而卒不能为患者，外有宗藩之强，内有绛、灌之忠也。（引自《宋文选》卷三《前汉论》）

凌稚隆：按：“内”“外”二句，即所谓磐石之宗者。（《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㉚ 【汇注】

胡三省：长，知两翻。（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汇评】

牛运震：“方今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两“方今”极肖口吻，得指画陈说之神。《汉书》削其一，遂减色。（《史记评注·孝文本纪》）

孙　琮：亦数用“今”字，与《高祖纪》同法。（《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㉛ 【汇注】

司马迁：大臣议欲立齐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齐王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吕氏故几乱天下，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长者；且代王又亲高帝子，于今见在，且最为长。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于是大臣乃谋迎立代王。（《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㉜ 【汇评】

王九思：始言“天下绝望”“天下服其强”，继言“大臣因天下之心”，总为下文四“皆”字根本。（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吴见思：前列三段，后用四转，事理明透，笔墨简净。（《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程馀庆：识时务者在俊杰，昌亦人杰也。而竟无传，何也？岂事俱悉于此耶？（《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又：前列三段，后用四转，愈入愈微。（同上）

编者按：程馀庆将宋昌所述“群臣之议皆非”的根据，分为“前列三段，后用四转”。其划分为：“夫秦失其政”至“天下绝望”，一段；“高帝封王子弟”至“天下服其强”，二段；“汉兴，除秦苛政”至“人人自安，难动摇”，三段。三段之后，程将“夫以吕太后之严”析为“又提呼起”，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为“转有力”。此后为四转，分别是：“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一转；“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二转；“方今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三转；“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四转。

夏之蓉：宋昌独条陈三议，决策劝行，其果断刚决，胜武远矣。（《读史提要录》卷一）

李祖陶：大事惟能人断之始定。当大臣既诛诸吕，遣使迎代王入即位，张武以下皆怀狐疑，惟宋昌以三事明其可信。盖见理明而料事定也，岂谫谫拘拘者所能知哉？（《史论五种·前汉书细读》卷一《文帝纪》）

陈海瀛：余尝有读《孝文本纪》，诗云：漫言平勃久交欢，诸吕虽诛汉未安。不是宋昌排众议，代王祗作外藩看。即咏此也。（《读史记管见·孝文之谦让与宋昌之明决》）

㉝ 【汇校】

王叔岷：案：《汉书》《通鉴》“与”并作“豫”，古字通用。《初学记》二十引“卜”上有“遂”字。（《史记斠证》卷十）

【汇评】

吴见思：宋昌云云，已极明矣，故作一顿。（《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㉞ 【汇注】

王叔岷：“之”犹“以”也。（《史记斠证》卷十）

龚浩康：卜之龟，通过龟甲上的裂纹形状来推测吉凶。下文的“大横”，即指大的横向裂纹。（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㉟ 【汇校】

吴汝纶：据应劭《汉书注》“龟曰兆，筮曰卦”，此“卦”疑衍字。（《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初学记》《御览》引此并无“卦”字，《汉书》《汉纪》《通鉴》皆同。《说文系传》三九引“大”作“正”，盖据《集解》引应注改。（《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裴　骃：应劭曰：“以荆灼龟。文正横。”（《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应劭曰：“龟曰兆，筮曰卦。卜以荆灼龟，文正横也。”（《汉书注·文帝纪》）

罗　璧：二《礼》灼龟之法，卜人占坼。汉文入立，卜兆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应劭注：龟，文正横也。而横所以吉之，义未详。按：占人贾氏《疏》云：灼龟灼其腹骨近足高处，占其坼兆，直向背为木，直下向足为水，斜向背为火，斜向下为金，横者为土。朱文公解《易》，因谓汉文兆得横木，得土也，所以吉。（《识遗》卷二）

胡三省：孔颍达曰：兆者，龟之亹坼；繇者，卜之文辞。（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沈钦韩：《史记·龟策传》：卜先以造灼钻，钻中已，又灼龟首，各三；又复灼所钻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其兆有首仰、足开朎、横安吉。横吉：上有仰，下有柱，大吉。此云大横得大吉兆也。（《汉书疏证·文帝纪》）

㊱ 【汇校】

王叔岷：案：《说文系传》引“占曰”作“其繇曰”，盖据《集解》引李注改。《初学记》引“夏启”作“夏后”。古钞本、景祐本、黄善夫本、殿本《集解》服、李注，“庚”字皆不叠。古钞本张注，“能”上无“乃”字。《汉书》张注“禅贤”作“嬗贤”（嬗、禅古通）。下作“至夏启始传嗣，能光先君之业”。《通鉴》注引同。（《史记斠证》卷十）

㊲ 【汇注】

裴　骃：服虔曰：“庚庚，横貌也。”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张晏曰：“横（行）〔谓〕无思不服。庚，更也。言去诸侯而即帝位也。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则禅贤，至启始传父爵，乃能光治先君之基业。文帝亦袭父迹，言似夏启者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繇音丈救反，本作籀。籀，书也，谓读卜词。（《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荀悦云：“大横，龟兆横理也。”按：庚庚犹“更更”，言以诸侯更帝位也。荀悦云“繇，抽也，所以抽出吉凶之情也”。杜预云“繇，兆辞也”，音胄也。按：《汉书》盖宽饶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传贤人，家以传子孙”。官犹公也，谓不私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雷思齐：昔汉文自代来，卜得“大横”，繇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释者谓大横龟之正，横是其体也。文帝有土之象，则卜兆。汉初似尚存，而后世不传。（《易筮通变》卷上）

胡　渭：汉文帝自代来，卜得“大横”，繇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大横者，龟文之正，横是其体也。由是观之，盖经兆之体即横邪，向背之形参伍以变，而为百有二十者也。雨霁蒙驿克，则大卜之所谓色也。大横者体之正也，庚庚者色之明也。（《洪范正论》卷五）

程馀庆：音亢。（《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张文虎：（《集解》）“行”乃“谓”之讹，依《汉书补注》引改。（《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又：“至启”，各本“至”讹“王”，《考证》据《汉书注》改。（同上）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大横，是卜兆之名，犹筮之卦名。三句皆繇文，何特“庚庚”二字？愚按：庚、王、光，韵。《左传》僖公四年载繇辞云“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是繇辞有韵之证。（《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施之勉：按：贾逵云：凡卜，欲作龟之时，灼龟之四足，依四时而灼之。其兆直上向背者为木兆，直下向足者为水兆，邪向背者为火兆，邪向下者为金兆，横者为土兆，是兆象也。盖代王得土兆耳。（《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孝文本纪第十》）

点校本《史记》修订组：（《集解》）“横谓无思不服”，“谓”，原作“行”，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四引宋祁：“江南本注文，张晏曰：‘横谓无思不服。’”今据改。（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十《孝文本纪》）

又：“传父爵”，《汉书》卷四《文帝纪》“夏启以光”，颜师古《注》引张晏作“传嗣”，《通鉴》卷一三《汉纪五》高后八年胡三省《注》引同。（同上）

又：“光治先君之基业”，《汉书》卷四《文帝纪》“夏启以光”，颜师古《注》引张晏无“治”“基”二字，《通鉴》卷一三《汉纪五》高后八年胡三省《注》引同。（同上）

又：“注五帝官天下”此六字原无，据《索隐》本补。（同上）

㊳ 【汇注】

程馀庆：《周礼》“太卜三兆”，其颂皆千有二百，此三句即龟繇也。庚犹更也，言以诸侯更帝位也。先是五帝皆传贤，启始继父位，以光昭先君之基业，文帝亦犹是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张大可：这预示刘恒将同夏禹之子启一样践天子位，光大父业。（《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㊴ 【汇校】

王叔岷：案：《御览》引“已”作“以”，《通鉴》同。“以”犹“已”也。（《史记斠证》卷十）

【汇评】

牛运震：“寡人固已为王矣，又何王？”“果如公言”，写代王真情雅度如生。（《史记评注》卷二《孝文本纪》）

孙　琮：此语热中之甚。（《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㊵ 【汇注】

陈　直：卜人当即太常属官之太卜令，汉初王国设官，皆如秦朝，非一般占卜之人。（《史记新证·孝文本纪》）

㊶ 【汇校】

张文虎：《御览》引“天子”下有“也”字，与《汉书》合。（《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古钞本作“廼天子也”。《御览》七二五引同。《通鉴》亦有“也”字。张氏所称《御览》，盖卷八八。（《史记斠证》卷十）

㊷ 【汇校】

王叔岷：案：古钞本“往”字注在“见”字右上旁。《汉书》《汉纪》并无“往”字。（《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司马贞：县名，属河东。（《史记索隐·高祖功臣侯年表》）

张守节：《括地志》云：“绛邑城，汉绛县，在绛州曲沃县南二里。或以为秦之旧驰道也。”（《史记正义·绛侯世家》）

沈钦韩：《一统志》：绛邑故城在平阳府曲沃县西南。（《汉书疏证》卷三）

钱　穆：故城今曲沃县西南，春秋晋迁新田即此。（《史记地名考》卷二十四《汉侯邑名（一）》）

龚浩康：绛（jiàng）侯，即太尉周勃。封地在绛县（今山西省侯马市东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孙　琮：以长者故遣。（《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程馀庆：遣薄昭见太尉，非但察迎立之情，亦以自托于大臣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郭嵩焘：按：遣薄昭见绛侯，所以观大臣、将相之心也，而因使张武六人乘传诣长安以为之先，又复使宋昌观变，以少帝尚在，虑其事或中变也。写得文帝周详慎重，非徒以据非常之位，惊疑而已。（《史记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章邦元：代王贤名必在齐王之右，大臣迎立，实出公论，适又有舅家相形。是时代王犹豫，薄昭先往，功亦不细。后乃被诛，此文帝刚断之过。（《读通鉴纲目札记》卷四《迎立代王恒》）

㊸ 【汇注】

颜师古：说所以迎代王之意也。（《汉书注·文帝纪》）

㊹ 【汇评】

凌稚隆：按：“信矣”应上，实不可信。（《汉书评林·文帝纪》）

㊺ 【汇评】

孙　琮：真情不必讳。（《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㊻ 【汇校】

王叔岷：案：古钞本“乘”上有“乘六”二字，《汉书》同。张晏注：“传车六乘也。”（《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颜师古：乘车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处车之右，以备倾侧。是以戎事则称车右，其余则曰骖乘。骖者，三也，盖取三人为名义耳。（《汉书注·文帝纪》）

胡三省：乘，绳证翻。（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汇评】

孙　琮：亲之也。（《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㊼ 【汇校】

吴汝纶：依《通鉴》增“从”字。（《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点校本《史记》修订组：“乘六乘传”，“六乘”二字原无，据东北本补。按：本书卷九《吕太后本纪》、卷一〇一《袁盎晁错列传》，《汉书》卷四《文帝纪》、卷四九《爰盎传》皆云代王“乘六乘传”。（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十《孝文本纪》）

【汇注】

司马迁：高帝六年，更命咸阳曰长安。（《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又：（诸大臣）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辞谢。再反，然后乘六乘传。（《史记·吕太后本纪》）

又：（袁）盎曰：“夫诸吕用事，大臣专制，然陛下从代乘六乘传驰不测之渊，虽贲育之勇不及陛下。”（《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班　固：乃令宋昌骖乘，张武等六人乘六乘传诣长安。（《汉书·文帝纪》）

裴　骃：张晏曰：“备汉朝有变，欲驰还也。或曰传车六乘。”（《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颜师古：张晏曰：“传车六乘也。”师古曰：“传音张恋反。”（《汉书注·文帝纪》）

胡三省：传，株恋翻。（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杨　慎：《孟子》“置邮传命”，古注：置，驿也；邮，驲也。或问余：驿与驲、置与邮，何分别乎？余曰：考之《说文》：驲，传也；驿，置也。“置”缓而“邮”速，“驿”迟而“驲”疾也。“置”有安置之意，如今制云“日行一程”；“邮”有过而不留之意，犹今制云“倍道兼行”。《左传》“楚子乘驲车，会师于临品之上”，又“祁奚乘驲而见范宣子”，又“子木使驲谒诸王”，又云“吾将使驲聘问诸晋”。以上“驲”字，见于《左传》者四条，皆言速驰之意。后世不达“驲”字之义，而吏牍俗书又以“驲”为“驿”之省文。本朝刻《春秋大全》，皆认“驲”为俗书省文，尽改《左传》四“驲”字为“驿”，作者之精意隐矣。

汉制：四马高足为“置传”，皆君与大夫所乘，其行安舒，故不得不迟；一马二马为“轺”，传军书使命之用，故不得不疾。汉文帝自代来，乘六传车，亦取其速。

“驿”与“驲”二字，于文义为小异，然混而不分，则解经皆谬矣。元许白云曰：马递曰置，步递曰邮，盖想象妄说，初无所祖。不思古注邮训为驿，若是步递，字何以从马乎？（《升庵集》卷四十五）

林剑鸣等：《史记·孝文本纪》索隐引如淳曰：“律，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急者一乘传。”根据来往官员或应征人员身份地位的高下，配以不同的乘传。也根据文件情报的紧急与否，或派轺传，或派乘传。（《秦汉社会文明》第八章《全国水陆交通网的形成》）

韩兆琦：传，驿车。一说文帝及侍从所乘，总共只有六辆传车。（《史记选注汇评·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乘传（shèngzhuàn），古代驿站用四匹下等马拉的车。传，指驿站或驿站的车马。（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张家英：《说文·人部》：“传，遽也。”段玉裁注：“《周礼·行夫》：‘掌邦国传遽。’注云：‘传遽，若今时乘传骑驿而使者也。’《玉藻》：‘士曰传遽之臣。’注云：‘传遽，以车马给使者也。’《左传》《国语》皆曰：‘以传召伯宗。’注皆云：‘传，驿也。’汉有置传、驰传、乘传之不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乾部》“传”下注：“《尔雅·释言》：‘驲、遽，传也。’按：以车曰传，亦曰驲，以马曰遽，亦曰驿，皆所以达急速之事。”……“乘传”“驰传”的说法在《史记》中也可以屡次见到。……“传”读zhuàn。“乘传”指乘坐四匹下等马拉的车。

……上引段玉裁注谓“汉有置传、驰传、乘传之不同”，实际上汉代还有“传置”的称谓。《孝文本纪》：“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索隐》“按：《广雅》云：‘置，驿也。’《续汉书》云：‘驿马三十里一置。’故乐产亦云传、置一也。言‘乘传’者以传次受名，‘乘置’者以马取匹。传音丁恋反。如淳云：‘律：四马高足（良马）为传置，四马中足（中等马）为驰置，四马下足（下等马）为乘置，一马二马为轺置，如置急者乘一马曰乘也。”《史记》中只出现过“轺车”“轺传”，未出现“轺置”。《季布栾布列传》：“朱家乃乘轺车之洛阳，见汝阴侯滕公。”《集解》引徐广曰：“马车也。”《索隐》：“按：谓轻车，一马车也。”《儒林列传》：“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集解》引徐广曰：“马车。”“传置、驰置、乘置”的说法，《史记》中不见，亦不见“置传”。至于“乘传”与“驰传”，则是屡见不一见的了。（《<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文本纪》）

【汇评】

董　份：袁盎言：帝乘六乘传，驰不测之渊。所云六乘者，盖文帝料汉事已定，止用六乘急赴，不多备耳。张晏说非是。《文帝纪》命张武等六人乘传，恐即此云。（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吕后本纪》）

㊽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县西南一里，本名渭桥，架渭水上。《三辅旧事》云秦于渭南有兴乐宫，渭北有咸阳宫。秦昭王欲通二宫之间，造横桥，长三百八十步，桥北（京）［垒］石中，旧有忖留神象。此神曾与鲁班语，班令其出，留曰“我貌丑，卿善图物容，不出”。班于是拱手与语曰“出头见我”。留乃出首。班以脚划地，忖留觉之，便没水。故置其像于水上，唯有腰以上。魏太祖马见而惊，命移下之。（《史记正义·孝文本纪》）

胡三省：班《志》：高陵县属左冯翊。（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凌稚隆：此语（编者按：指上引《正义》）当在渭桥下，然所引《三辅旧事》，大略与下《索隐》注同。至于留神象，怪诞不经，何与于本文，丛塞于此。（《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方以智：忖留，桥柱像也。《水经注》：冯翊石柱桥北首，垒石水中，旧有忖留神像，此神曾与鲁班语曰：我貌狞丑，卿善图物，容我不出。班拱手，令出头，以脚画地，置其像于水，惟背以上立水上。董卓后焚此桥，魏更修之。忖留之像，曹公骑马见之，惊。（《通雅》卷二十一《姓名·鬼神》）

程馀庆：故城在西安府高陵县西南二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张文虎：（《正义》）“兴乐宫”，各本误作“舆宫”二字，依下《索隐》引改补。按：今本《三辅黄图》及《水经注·渭水》、宋敏求《长安志》引并作“长乐宫”。（《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又：“桥北京石水中”，《渭水·注》引作“桥之北首垒石水中”，《长安志》亦作“垒”，疑本作“絫”，因讹为“京”。（同上）

［日］泷川资言：高陵，陕西西安府高陵县西南。《正义》“本名横桥”以下当移下文“渭桥”下。（《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钱　穆：高陵故城，今高陵县西南。（《史记地名考》卷二十一《关中地名》）

龚浩康：高陵，县名。即今陕西省高陵县。当时的县城在长安城东北约五十里，刘邦陵墓在此。（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王　恢：《汉志》：“左冯翊高陵，右辅都尉治。”故城陕西今县西南一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㊾ 【汇评】

凌稚隆：按：“观变”应上“以观其变”句。（《汉书评林·文帝纪》）

吴见思：四顿。又作四节。事理固当慎重，笔墨亦极顿挫。后乃一泻而下，正蓄其势也。（《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编者按：宋昌言后，事理已明，但代王仍显得审慎、持重。吴见思将此处视为顿挫之笔，并具体析为四顿。“代王报太后计之，犹与未定”作一顿；“卜之龟，卦兆得大横”至“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作二顿；“于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见绛侯”至“信矣，无可疑者”作三顿；“代王乃笑谓宋昌曰”至“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作四顿。

昌至渭桥①，丞相以下皆迎②。宋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③，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拜④。太尉勃进曰：“愿请间言⑤。”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⑥。”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⑦。代王谢曰：“至代邸而议之⑧。”遂驰入代邸⑨。群臣从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⑩、御史大夫张苍⑪、宗正刘郢⑫、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皆再拜言曰⑬：“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⑭，不当奉宗庙。臣谨请（与）阴安侯列侯顷王后⑮与琅邪王⑯、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议曰⑰：‘大王高帝长子⑱，宜为高帝嗣。’愿大王即天子位⑲。”代王曰：“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⑳，不足以称宗庙㉑。愿请楚王计宜者㉒，寡人不敢当㉓。”群臣皆伏固请㉔。代王西鄉让者三，南鄉让者再㉕。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计之，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宜称㉖，虽天下诸侯万民以为宜㉗。臣等为宗庙社稷计，不敢忽㉘。愿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㉙，寡人不敢辞。”遂即天子位㉚。

① 【汇注】

裴　骃：苏林曰：“在长安北三里。”（《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司马贞：《三辅故事》：“咸阳宫在渭北，兴乐宫在渭南，秦昭王通两宫之间，作渭桥，长三百八十步。”又，《关中记》云石柱以北属扶风，石柱以南属京兆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又：按：今渭桥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阳路，曰西渭桥；一所在东北高陵道，曰东渭桥；其中渭桥在故城之北也。（《史记索隐·张释之传》）

程馀庆：此中渭桥也，在西安府西北二十五里渭水上，本名横桥，秦昭王作。（《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渭桥在西安府咸宁县。（《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钱　穆：渭桥即中渭桥，在长安县西北故长安城北。东渭桥在长安县东北，殆即景帝筑。西渭桥在咸阳县西南，一名便桥，武帝作。（《史记地名考》卷二十二《秦汉宫陵庙名》）

王　恢：渭桥：《清统志》二二九：在长安县西北故长安城北，接咸阳县界，亦曰中渭桥。《水经注》：秦始皇作离宫于渭水南北以象天宫，故《三辅黄图》曰：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度，以法牵牛。桥广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间，七百五十柱，一百二十二梁。桥之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立之，柱北冯翊立之。有令丞，各领徒一千五百人。桥之北首，垒石水中，故谓之石柱桥也。《汉书注》：苏林曰：渭桥在长安北三里。《元和志》：中横桥在咸阳县东南二十二里，本名横桥，架渭水上。始皇都咸阳，渭水南有长乐宫，渭水北有咸阳宫，欲通二宫之间，故造此桥。汉末董卓烧之，魏文帝更造。刘裕入关又烧之，后魏重造。贞观十年移于今所。《玉海》：秦汉唐时架渭水者三桥：中渭桥在长乐宫北，秦造。便桥在长安西，汉武帝造。（见《汉书·武纪》）东渭桥在万年东，不知始于何世。《县志》：中渭桥在县西北十五里。《旧志》：在县西北二十五里。又唐兴元初，车驾自兴元还长安，李晟等谒见于三桥。《通志》：三桥在县西二十里。

秦汉渭河桥遗址

《元和志》一：便桥在咸阳县西南十里，武帝建元三年初作便门，桥在长安北、茂陵东，去长安二十里，长安城西门曰便门，此桥与门相对，因号便桥。

据上《元和志》《清统志》明析言之，汉时长安附近横跨渭水的大桥，有中、东、西三桥。

中桥在今咸阳县东二十里，秦时称横桥，汉改名渭桥（即本纪所称者）。又因与汉长安城西的横门相对，称为横门桥或石柱桥。历代屡毁屡建，唐时始坏。

东渭桥在今西安市东北的灞水、泾水、渭水的交汇处，汉景帝五年（前152）建，见于《景纪》（《玉海》偶失检）。唐咸亨中置渭桥于此，凡东来漕粮皆聚于此，再转运长安。唐后废。

西渭桥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建（《汉书·武纪》），在今咸阳县南，因与汉长安城便门相对，称为便桥，又名便门桥。唐时称咸阳桥。天宝十年鲜于仲通征南诏，所募兵勇从长安经此桥南下，杜甫《兵车行》“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即此。（《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② 【汇注】

李澄宇：曰丞相以下皆迎，曰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皆再拜言，是相在将前，宗正且在御史大夫后也。而代王乃曰“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盖朝列相在前，奉宗庙宗室在前，天子即位，以奉宗庙为重也。前遣薄昭往见绛侯，兹复以将居相前，殆亦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之意耶。（《读史记蠡述》卷一）

【汇评】

张子象：此后四用“皆”字，见人心归附之同如此。（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编者按：“丞相以下皆迎”句后四用“皆”字，分别是：“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皆再拜言”，“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群臣皆伏固请”，“丞相平等皆曰……”。司马迁四用“皆”字，意在表现拥立代王，众望所归。

孙　琮：信无变。（《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③ 【汇评】

程馀庆：节次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④ 【汇注】

孙　琮：未君故。（《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⑤ 【汇校】

吴汝纶：《汉书》无“言”字。某按：言字当有，下言公言私，即承此“言”字。《汉书》脱。（《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汇注】

颜师古：间，容也，犹今言中间也。请容暇之顷，当有所陈，不欲于众显论也。他皆类此。（《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包恺音闲，言欲向空间处语。颜师古云：“间，容也，犹言中间。请容暇之顷，当有所陈，不欲即公论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即公论”，《汉书》卷四《文帝纪》颜师古《注》作“与众显论”，《通鉴》卷一三《汉纪五》高后八年胡三省《注》引作“与众中显论”。

张守节：上记闲反。间，隙也；隙之间私语也。（引自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汉纪》作“请避左右以闻”，即“请间言”之意。（《史记斠证》卷十）

张家英：“间”应读jiàn。“请间”一语，《史记》中屡见之。《李斯列传》：“李斯数欲请间谏，二世不许。”《袁盎晁错列传》：“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错常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同上：“窦婴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见。晁错在前，及盎请辟人赐间，错去，固恨甚。”“请间”是请求对方给予一定的时间跟自己单独交谈，不让其他人参与。这与“辟（避）人赐间”为同一委婉的说法。（《<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文本纪》）

【汇评】

胡　寅：太尉此请非也，不过欲叙讨诸吕、迎代王之功以伸私款耳。（《读史管见》卷一）

陈　埴：勃既入军，复问左右袒，迎文帝却欲入私谒，似未得人臣事君之义。（引自凌稚隆《汉书评林·张陈王周传》）

焦　竑：范子入国，不欲代帅受名，故终身不染于难。太尉智不及此，徒恃请间数语，为足以固文帝之心。而文帝方入国，已不直太尉所为，而有心于勃矣。霍氏之祸，萌于骖乘；械系之辱，始于请间，有以来之也。然则勃欲自全，乃自祸哉！（引自《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程馀庆：不学之过，惹出宋昌正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⑥ 【汇评】

邵经邦：文帝二十三年之天下，决信于宋昌之片词。其却太尉之请，词意确然，益足以见其持守之正。（引自凌稚隆《汉书评林·文帝纪》）

胡　寅：宋昌一折之，其情立见，遽上符玺。夫渭桥非殿邸所在，王若何而受之？一举而三失焉，不学之过也。（《读史管见》卷一）

程至善：迎王至渭桥，勃太尉请间，不过欲自陈其功。宋昌公私之论，真足千古。厥后，文帝欲用广国，虑天以己有私而止，犹然昌之论也。然昌终文帝之世，官爵不甚显，岂帝不欲私代来臣乎？（《史砭》卷一）

牛运震：“王者不受私”语极明快。《汉书》作“王者无私”，失之。（《史记评注》卷二《孝文本纪》）

夏之蓉：迨周勃渭桥请间，昌又以数言折之，夺重臣之气，尊朝廷之权，何其伟也！（《读史提要录》卷一）

孙　琮：语有气岸，应机明决，汉臣无此比。（《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程馀庆：有气岸。昌已看定时势，必无中变，故直辞以折重臣之气。此是藩王入继大统第一要著。不然，主权不立。如东晋诸王者，盖不知此术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李祖陶：至逆折太尉之请间，谓王者无私，尤足以消阻群疑，取信天下。（《史论五种·前汉书细读》卷一《文帝纪》）

⑦ 【汇校】

王先谦：《史记》“玺”下有“符”字，《通鉴》同。下文亦言“玺符”，则“符”字当有。（《汉书补注·文帝纪》）

王叔岷：案：《御览》八八引“天子”下有“之”字。（《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张守节：上，时掌反。（引自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孝文本纪》）

龚浩康：玺（xǐ），皇帝的印。符，和前文的“节”一样，是古代朝廷传达命令或调动军队用的凭证。用金、铜、玉或竹、木制成，剖而为二，双方各执一半，以验真伪。（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苏　轼：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雄雌，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东坡全集·贾谊论》）

⑧ 【汇注】

许　慎：邸，属国舍。（《说文解字》六下）

颜师古：郡国朝宿之舍，在京师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归至也，音丁礼反。他皆类此。（《汉书注·文帝纪》）

【汇评】

凌稚隆：按：下文两“议”字，皆根此“议”字来。（《汉书评林·文帝纪》）

吴见思：又顿住。好事体应如是，文体亦应如是。（《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牛运震：“至代邸而议之”，从容得体，口吻亦入妙。（《史记评注》卷二《孝文本纪》）

孙　琮：宋昌之老识，文帝之宽重，与诸大臣之矜慎，种种境界精细入神。（《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⑨ 【汇校】

吴汝纶：依《通鉴》补“邸”字。（《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汇注】

司马迁：后九月，晦日己酉，至长安，舍代邸。（《史记·吕太后本纪》）

班　固：闰月己酉，入代邸。（《汉书·文帝纪》）

沈钦韩：《西京杂记》：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皆天下之骏马也。有来宣能御，代王号为王良，俱还代邸。（《汉书疏证》卷二《文帝纪》）

王先谦：刘攽曰：“己酉，去诛诸吕三十七日矣。”（《汉书补注·文帝纪》）

【汇评】

凌稚隆：按：《史记》“驰之长安”“驰至渭桥”“驰入代邸”，三用“驰”字，有应变神速之意。（《汉书评林·文帝纪》）

李景星：按：《史记》“入代邸”上……有“驰”字，正传出应变神理……（《汉书评议·文帝纪》，见《四史评议》）

孙　琮：宽重得体。（《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⑩ 【汇校】

颜师古：服虔曰“柴武”。（《汉书注·文帝纪》）

钱大昕：服虔曰：武，柴武。晦之曰：服说非也。考《高五王传》：汉闻齐王发兵，相国吕产等遣大将军颍阴侯灌婴将兵击之，婴至荥阳，留兵，使人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灌婴传》：吕禄等以婴为大将军，婴至荥阳，乃与绛侯等谋，风齐王以兵诛诸吕，齐兵不前。绛侯既诛诸吕，婴自荥阳还，与绛侯、陈平共立文帝，于是益封婴三千户。观文帝元年诏书，益封户邑者止有太尉勃、丞相平、将军婴，而无名武之大将军，则其为灌婴何疑！至柴武为大将军，在文三年，因济北王反，遣武击之，事已即罢。服氏谓文帝即位之初即有大将军柴武，失之远矣。（《三史拾遗》卷二《文帝纪》）

钱大昭：服说非也。若柴武为大将军，位在御史大夫之上，《公卿表》不应失书。（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文帝纪》）

梁玉绳：陈武，《史》《汉》中亦作“柴武”。臣瓒曰“武有二姓”，是也。又考《汉书·贾山传》云“柴唐子为不善”，是武一名唐，姓名并有二矣。其子柴奇谋反事，见《淮南王传》。（《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沈钦韩：按：《史记·将相名臣表》高后八年，隆虑侯灶为将军，击南越。《南粤传》云高后崩即罢兵。此“武”盖“灶”之讹也，灌婴尚屯荥阳。（《汉书疏证》卷二《文帝纪》）

王先谦：钱说是也，《史记》亦误作陈武。（《汉书补注·文帝纪》）

［日］泷川资言：大将军陈武，《汉书》不载姓，唯言大将军武。服虔以为柴武，柴武为大将军，在文帝三年。陈武亦他无所见。钱大昭曰：大将军当灌婴，考《高五王传》，汉闻齐王举兵，“相国吕产等乃遣大将军颍阴侯灌婴将兵击之”。《灌婴传》“吕禄等以婴为大将军”，婴之为大将军，吕禄等所置，故《公卿表》不载。婴有靖难之功，与周勃、陈平共立文帝。观《汉书·文纪》，元年益封户邑者止有太尉勃、丞相平、将军婴，而无名武之大将军，则其为灌婴何疑？（《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陈　直：陈武即柴武，服虔之注是也。《高祖功臣侯表》称棘蒲刚侯陈武，又见《史记·文帝纪》三年，《考证》谓陈武他无所见非也。又按：先秦至两汉，陈姓与姚姓通称，《战国策》姚贾，《孟子》作陈贾是也。陈姓与田姓通称，《田敬仲世家》改称田氏，现出土铜器、陶文仍称为陈氏是也。陈武又作柴武，或亦同此例。又按：《小校经阁金文》卷十一，四十页，有柴是一斗范阳侯鼎。西安汉城遗址，又出有柴是一斗铜鼎（是即氏字假借，鼎存汉中王子献手中，未著录）。西汉柴是，无其他封侯者，决为柴武家所自造之器无疑，并可证明柴武自己称为柴氏，不称为陈氏。（《史记新证·孝文本纪》）

编者按：关于大将军陈武，向有不同看法：其一，柴武说。服虔曰陈武即柴武，梁玉绳《史记志疑》、陈直《史记新证》均同此说。陈直根据先秦两汉时陈、姚二姓及陈、田二姓通称之例，推测“陈武又作柴武，或亦同此例”。其二，灌婴说。钱大昕据《汉书·高五王传》《灌婴传》中大将军灌婴的记载，以及文帝元年诏书，认为当时封邑者只有太尉周勃、丞相陈平、大将军灌婴，而无名武之大将军，因此，此处大将军应为灌婴。又考柴武为大将军的时间，在文帝三年，“因济北王反，遣武击之，事已即罢”（《三史拾遗》卷二），服虔所云为非。钱大昭进一步指出，大将军位居御史大夫之上，如柴武为大将军，《公卿表》应有记载。王先谦亦赞同钱说。其三，隆虑侯灶说。沈钦韩据《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史记·南越列传》中高后八年隆虑侯灶为将军击南越、高后崩即罢兵的记载，认为“武”系“灶”之讹，同时表示不同意灌婴说，因为此时“灌婴尚屯荥阳”。（《汉书疏证》卷二）三说关键在于：一、有无陈武其人。二、高祖吕后时期是否有姓陈名武的大将军。关于前者，《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均列棘蒲刚侯陈武之后，可见确有陈武其人，至于后者，尚无资料可证。

⑪ 【汇注】

龚浩康：御史大夫，官名。“三公”之一。主管弹劾、监察以及图籍秘书等。张苍（？—前152），汉初大臣。阳武（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南）人。原为秦吏，归附刘邦后曾任代、赵之相，因功封北平侯，文帝时任丞相。他精通律历，曾进行改定历法的工作，是当时著名的历算家。（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⑫ 【汇校】

王鸣盛：《文纪》群臣上议，有“宗正臣郢”。文颖曰：刘郢也。按：《百官表》：高后二年，上邳侯刘郢客为宗正，七年为楚王。又《王子侯》《诸侯王表》并作“郢客”，而《史记·表》与此《纪》文皆作“郢”，未知孰是。（《十七史商榷》卷九《汉书三·刘郢》）

王念孙：此（编者按：指《汉书·文帝纪》）及《儒林传》“郢”下皆脱“客”字，《史记》同。《诸侯王表》《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楚元王传》及《史记·惠景间侯者表》皆作郢客。（《读书杂志·汉书》）

梁玉绳：此即楚元王子夷王郢客也。缺“客”字，说在《诸侯王表》。（《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王荣商：《汉书》二名者多举其一字。如刘弃疾称刘弃，杜相夫称杜相，此类非一。盖史家便文称之，非脱也。（引自杨树达（《汉书窥管》卷一《文帝纪》）

［日］泷川资言：王鸣盛曰：《汉书·百官表》，高后二年“上邳侯刘郢客为宗正”，又《王子侯》《诸侯王表》并作“郢客”。梁玉绳曰：此即楚元王子夷王郢客也。缺“客”字。愚按：王念孙说同。（《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汇注】

裴　骃：《汉书·百官表》曰：“宗正，秦官。”应劭曰：“周成王时，彤伯入为宗正。”（《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龚浩康：宗正，官名。“九卿”之一。掌管皇族有关事务，多由皇族担任。刘郢，楚元王刘交之子。（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⑬ 【汇注】

颜师古：揭音竭。（《汉书注·文帝纪》）

龚浩康：典客，官名。又称大鸿胪，“九卿”之一。掌管诸侯及四方少数民族朝贡等事务。（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王维桢：历叙诸大臣，见公议也。（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⑭ 【汇注】

司马迁：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后宫子强为淮阳王，子不疑为常山王，子山为襄城侯，子朝为轵侯，子武为壶关侯。……五月丙辰，立常山王义为帝，更名曰弘。（《史记·吕太后本纪》）

班　固：大臣相与阴谋，以为少帝及三弟为王者皆非孝惠子，复共诛之，尊立文帝。（《汉书·高后纪》）

颜师古：不详其有爵位，故总谓之子。（《汉书注·文帝纪》）

宋　祁：若曰不详其爵位，则高后元年已封三王二侯，而弘又为帝，非不详也。（引自凌稚隆《汉书评林·文帝纪》）

王先谦：周寿昌曰：按：前后有两少帝。前之少帝即后宫美人子，于高后四年幽死；后之少帝为恒山王弘也，亦明前幽死之少帝，实为孝惠子也。先谦曰：轵侯朝为恒山王，壶关侯武为淮阳王，昌平侯太为吕王，更名吕曰济川，所谓三弟为王者也。《史记》作“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梁”是“吕”之误，时梁王乃吕产也。（《汉书补注·高后纪》）

陈　直：弘即少帝之名，西安汉城遗址曾出带钩，上面有“皇帝弘”三字，三段连文，共有九字，未著录，盖为少帝之物。（《史记新证·孝文本纪》）

【汇评】

张　宁：按：孝惠崩时年二十有三，因人彘事，日纵淫乐，非不能近妇人者。《史记》云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无子，徉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既壮，闻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后安能杀吾母？我壮，即为变。”然则少帝实为孝惠所御美人之子无疑。张后特不当杀其所生母而诈为己所出，其事盖后世所常有，决非他人子也。若取他人子入宫，何以称为美人？少帝既解事，又安敢昌言以仇后？其后太后欲王诸吕，先立孝惠后宫子某为某王，亦言后宫未尝言取异姓也。及少帝幽废，又云“五月丙辰，立常山王义为帝，更名弘”，亦未尝言立所名他人子也。太后崩后齐王发兵诛诸吕，遗诸侯书曰“诸吕擅废帝更立，又比杀三赵王。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盖指吕台等耳，亦未尝正言帝非刘姓，不当主天下也。及平诸吕罢兵，乃书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诸王皆非真孝惠子，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今已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及考《汉书》亦云：大臣相与阴谋，以为少帝及三弟皆非孝惠子，复共诛之。而《五行传》遂附会为吕氏子。且高后欲王诸吕，不过违高帝之约，王陵、樊哙犹力争以为不可，诸将相戚属皆有后言，史不绝书。若立他姓，是无宗社矣。况后废置时，固尝有诏，诸大臣顾反无一言以争？又无私议少见于史？至于齐王举兵西向，直指京师，盖已无所顾忌，正当首揭此举，昭告神人与天下，共正大义。曾无一语及之，何也？使诸大臣初知而不敢言，则后崩兵起之时，可得言矣。使其不知，则今日之谋，曷从而得之耶？自是承讹袭舛，而燕王旦亦藉此说以拟孝昭，使其事遂成，则真伪亦无辨矣。观迁、固之书，所谓“相与阴谋”，所谓“即长用事，吾属无类”，所谓“不如”，所谓“复共”，微词奥意，若将不能已而尚可已焉者，不过各为身计而已。（《方洲集》卷二十八《读史录·高皇后二年》）

郑　晓：少子真惠帝子也，平、勃不立少帝而迎代王，恐有高五王之祸也。（引自凌稚隆《汉书评林·高后纪》）

何　焯：少帝非刘氏，乃大臣既诛诸吕，从而为之辞。（《义门读书记》）

罗世烈：周勃、陈平等召集朝臣会商善后办法，他们认为小皇帝同吕氏关系密切，为了免除后患，绝不能再保留，因而诬称他不是惠帝血统而加以铲除。（《秦汉史话·封建大帝国的巩固发展·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⑮ 【汇校】

张文虎：按：《汉书》无“与”字，此“与”字衍。（《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吴汝纶：当依《通志》删“与”字、“列侯”字。《汉书》并无。下“与”字，非也。《通志》有。《索隐》有“列侯”字。（《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汉书》无“列侯”二字，此疑衍。徐孚远曰：公议废立事，而以妇女二人为冠首，非体也。或尚有吕后使遗风邪？愚按：此时汉皇尊属存者有是二人，故先承其意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古钞本《集解》，吕嬃作吕须（嬃、须古通，已详《吕后纪》）。“阴安”下有“侯”字。《汉书》如淳注亦作阴安侯。（《史记斠证》卷十）

点校本《史记》修订组：“臣谨请阴安侯”，“请”下原有“与”字。《汉书》卷四《文帝纪》无此字，今据删。（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十《孝文本纪》）

又：“列侯顷王后”，《汉书》卷四《文帝纪》无“列侯”二字，疑是。按：“列侯”二字与下文重。（同上）

【汇注】

裴　骃：苏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颉侯信母，丘嫂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又：徐广曰：“代顷王刘仲之妻。”骃按：苏林曰“仲子濞为吴王，故追谥为顷王”也。如淳曰：“顷王后封阴安侯，时吕嬃为林光侯，萧何夫人亦为酂侯”。又《宗室表》此时无阴安侯，知其为顷王后也。”（同上）

编者按：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王骏观《史记旧注平义·孝文本纪》等均认为羹颉侯名“信”，各本作“终”。另，方以智《通雅》卷十九《称谓》释丘嫂，称：“丘嫂即巨嫂。《楚元王传》：‘高祖过丘嫂飡。’《史记》作‘巨嫂’。巨与丘，犹丘与区也。嫂，本作，晋帖作。”

颜师古：苏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颉侯母，丘嫂也。”晋灼曰：“若萧何夫人封为酂侯也。”（《汉书注·文帝纪》）

又：苏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为代王，后废为郃阳侯。子濞为吴王，故追谥为顷王。”如淳曰：“《王子侯表》曰合阳侯喜以子濞为王，追谥为顷王。顷王后封阴安侯，时吕媭为林光侯，萧何夫人亦为酂侯。又《宗室侯表》此时无阴安侯，知其为顷王后也。按《汉祠令》，阴安侯高帝嫂也。”师古曰：“诸谥为倾者，《汉书》例作顷字，读皆曰倾。”（同上）

司马贞：按：苏林、徐广、韦昭以为二人封号，而乐产引如淳，以顷王后别封阴安侯，与《汉祠令》相会。今以阴安是别人封爵，非也。顷王后是代王后，文帝之伯母。代王降为郃阳侯，故云“列侯顷王后”。韦昭曰“阴安属魏郡”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乐产”，耿本、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作“乐彦”。下同。

张守节：《括地志》云：“阴安故城在魏州顿丘县北六十里也。”（《史记正义·外戚世家》）

又：颉，纪八反。顷，奇倾反。（引自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孝文本纪》）

钱大昭：按：《汉书》妇人封侯者四，阴安之外，萧何夫人为酂侯，吕媭为临光侯（《文纪》注作林光，误），奚涓母底为重平侯。（《汉书辨疑》卷一）

梁玉绳：苏林谓邱嫂封阴安，甚是。如淳谓顷王后封阴安，非也。刘仲之妻已尊为代顷王后，见为吴王太后，何烦封侯乎？（《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沈钦韩：《一统志》：阴安故城在大名府清丰县北二十里。（《汉书疏证》卷二《文帝纪》）

张文虎：《集解》“林光”与《汉书注》合。《吕后纪》《樊哙传》作“临光”，宜各仍之。（《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吴汝纶：《索隐》如淳以顷王后别封阴安侯，与《汉祠令》相会。某按：《汉书·注》引如淳说，云按《汉祠令》阴安侯高帝嫂也，若祠令文如此，不足证阴安侯之即顷王后。苏林以为二人，亦云高帝丘嫂也。（《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王先谦：《史记》“顷王后”上有“列侯”二字。《索隐》：顷王后是代顷王后，文帝之伯母。代王降为郃阳侯，故云“列侯顷王后”。又云：苏林、徐广、韦昭以阴安侯、顷王后为二人封号，而乐彦、如淳以顷王后别封阴安侯，与《汉祠令》相会。先谦按：羹颉侯母，亦高帝嫂也，非与《祠令》舛。据《史记》，加“列侯”二字，则为二人明矣。官本注“合”作“郃”，知上有“安”字是。（《汉书补注·文帝纪》）

沈家本：苏林以为二人，如淳以为一人。按：苏是。如如说，则当云列侯阴安侯矣。徐孚远曰：“公议废立事而以妇女二人为冠首，非体也。或尚有吕后时遗风耶？”按：时无太后及皇后，宗室中尊属为楚王，时又不在京师，在京师者二人为最亲，故大臣与议引之。（《沈寄簃先生遗书·诸史琐言》）

乔松年：《孝文本纪》阴安侯、顷王后定是两人，一高帝伯兄之妻，一高帝仲兄之妻，非一人也。（《萝藦亭札记》卷三）

王骏观：《集解》苏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颉侯终母丘嫂也。观按：羹颉侯名信，非名终也，且丘嫂未闻封侯。乐彦、如淳以为代顷王刘仲妻，先曾别封阴安侯，后顷王降为列侯，故称刘仲妻为阴安侯，列侯顷王后盖为得之。苏林说误。（《史记旧注平义·孝文本纪》）

钱　穆：按：（阴安）亦见《河水注》。故城今河北清丰县北二十里。顿丘故城在清丰西南，即春秋卫邑也。（《史记地名考》卷二十六《汉侯邑名（三）》）

龚浩康：阴安侯，指刘邦长兄刘伯的妻子，阴安侯是她的封号。阴安，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清丰县西南。顷王后，指刘邦次兄刘仲的妻子。顷王是刘仲的谥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王　恢：高帝大嫂，羹颉侯信母，见《文纪》。失封年月，亦不知何时罢。（《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点校本《史记》修订组：（《集解》）“此时无阴安侯”，“侯”字原无，据东北本补。按：《汉书》卷四《文帝纪》颜师古《注》引如淳有“侯”字。（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十《孝文本纪》）

编者按：对“阴安侯列侯顷王后”的理解，向有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参与讨论废立一事的刘氏家族代表是一人还是二人。持二人说者，以苏林、徐广、韦昭等人为代表，认为阴安侯是高帝长兄刘伯之妻，阴安侯是其封号；列侯顷王后是高帝次兄刘仲之妻，顷王是刘仲谥号。而如淳等人则称阴安侯列侯顷王后仅指刘仲之妻一人。理由是刘仲原为代顷王，其妻曾别封阴安侯，后顷王降为郃阳侯，故称仲妻为阴安侯列侯顷王后。论者多以二人说为是，认为如淳所引《汉祠令》“阴安侯高帝嫂也”，不足证明阴安侯即顷王后。但也有人认为无证据显示刘伯之妻曾经封侯。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对此采取慎重的态度，既在阴安侯与列侯顷王后后分别引《集解》《索隐》注，又未在阴安侯与列侯顷王后之间加标点。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则明确为二人，在阴安侯与列侯顷王后之间标注“、”号。

【汇评】

梁玉绳：议立大事也，而以二妇人冠首，殊为失礼。徐孚远谓尚有吕后时遗风，良然。文帝曰“愿请楚王计宜者”，则得之矣。（《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林茂春：梅崖师曰：“当时劝进乃以二妇人为首，以其最尊且亲也。”（《史记拾遗》）

⑯ 【汇校】

点校本《史记》修订组：与琅邪王：“与”，《汉书》卷四《文帝纪》无。（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十《孝文本纪》）

【汇注】

颜师古：文颖曰：“刘泽也。”（《汉书注·文帝纪》）

张守节：今沂州也。（《史记正义·齐悼惠王世家》）

⑰ 【汇注】

吕祖谦：议立君止于二千石。（《大事记解题》卷九）

顾炎武：古时制禄之数，皆用斗斛。《左传》言：豆区釜锺，各自其四，以登于釜。《论语》：与之釜，与之庾。《孟子》：养弟子以万锺。皆量也。汉承秦制，始以石为名，故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而三公号万石。百二十斤为石，是以权代量。然考《续汉·百官志》所载月奉之数，则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以至斗食奉月十奉斛，又未尝不用斛。所谓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为品级之差而已。今人以十斗为石，本于此，不知秦时所谓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撞万石之钟，悬石铸钟鐻，衡石程书之类，皆权也，非量也。惟《白圭传》“榖长石斗”，《淳于髡传》“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对斗言之，是移权之名于量尔。（《日知录》卷十一）

徐昂发：汉禄赐之制不可详考，所谓二千石及百石者，乃品秩之等差，非俸入也。（《畏垒笔记》卷二《两汉禄制》）

赵　翼：石，本权衡之数也。《汉·律历志》“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是石乃权之极数。至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则斛乃量之极数。乃俗以五斗为斛，两斛为石，是以权之极数为量之极数，殊属歧误。然汉时米谷之量已以石计，如二千石、六百石之类，未尝以斛计。叶石林谓以斛为石自汉以来始见之，是也。又《管子·禁藏篇》：民率三十亩，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国策》：燕哙让国子之，自吏三百石以上悉予之。又《汉书·食货志》记李悝之论曰：“一夫田百亩，每亩岁收一石半，百亩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则斗斛之以石计，自春秋、战国时已然。时俗所称，盖相沿旧名也。又按：古时一石重一百二十斤，与一斛之数不甚相远。《汉书·成帝纪》注，如淳曰：“中二千石月得百八十斛，一岁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岁凡得一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岁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虽官秩之名与所得俸之实数多寡微有不同，然大略不外乎一斛为一石也。盖古时十斗为斛，一斛即是一石。（《陔余丛考》卷三十《石》）

龚浩康：二千石，汉代内自九卿郎将，外至郡守尉官，其俸禄等级，均为年俸二千石。这里泛指九卿、郡守级的官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⑱ 【汇注】

胡三省：长，知两翻。（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是时高帝子存者，唯代王与淮南王而已，淮南为少，故称代王为长子尔。（《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龚浩康：在当时高帝尚存的两个儿子（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中，刘恒居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⑲ 【汇评】

程馀庆：即用章奏体行文，一片质语，绝无润饰，而更觉秾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⑳ 【汇校】

王叔岷：案：古钞本“佞”作“仁”，“仁”乃“佞”之坏字。《小尔雅·广言》：“佞，才也。”（《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颜师古：不佞，不材也。（《汉书注·文帝纪》）

㉑ 【汇注】

颜师古：称，副也，音尺孕反。其下皆同。（《汉书注·文帝纪》）

㉒ 【汇注】

裴　骃：苏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司马贞：楚王交，高帝弟，最尊。言更请楚王计宜者，故下云“皆为宜”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佚　名：金甡曰：阴安侯妇人也，琅琊王疏属也。是时楚王取为尊亲，何乃后之，宜帝时特举以为言也。（《史记疏证（外一种）》卷十）

［日］泷川资言：愚按：自高祖而言，尊属止阴安侯、顷王后，自代王而言，尚有楚王，所以有此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龚浩康：楚王刘交是刘邦之弟，在皇族中年辈最高，所以刘恒要和他商议。（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凌稚隆：按：太史公连下“宜”字、“计”字，则诸大臣之慎重、代王之谦让具见之矣。（《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何　焯：阴安侯、顷王后皆妇人，琅邪王疏属。帝言“请楚王计宜”，斯识体矣。（《义门读书记·前汉书》）

㉓ 【汇注】

王汉昌：他到达长安代邸后，郡臣请他即位，他说：“愿请楚王计宜者，寡人不敢当。”楚王刘交是刘邦的弟弟，在当时的同姓王中辈数最高；他希望刘交考虑一个合适的人，他自己不敢当，是要表明他有谦恭的美德。（《汉文帝初政》，载《河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汇评】

程馀庆：又顿住。好！（《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㉔ 【汇注】

司马迁：（大臣）共尊立为天子。代王数让，群臣固请，然后听。（《史记·吕太后本纪》）

㉕ 【汇注】

司马迁：（袁）盎曰：“……陛下至代邸，西向让天子位者再，南面让天子位者三。夫许由一让，而陛下五以天下让，过许由四矣。”（《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裴　骃：如淳曰：“让群臣也。或曰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向坐，三让不受，群臣犹称宜，乃更回坐，示变即君位之渐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回坐”，《汉书》卷四《文帝纪》颜师古《注》引如淳作“南鄉坐”，《通鉴》卷一三《汉纪五》高后八年胡三省《注》引同。

颜师古：鄉读曰向。（《汉书注·文帝纪》）

胡三省：如（淳）说以代王南向坐为即君位之渐，恐非代王所以再让之意。盖王入代邸而汉廷群臣继至，王以宾主礼接之，故西鄉。群臣劝进，王凡三让，群臣遂扶王正南面之位，王又让者再，则南鄉非王之得已也，群臣扶之使南鄉耳。遽以为南鄉坐，可乎？（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霍　韬：曰：帝即位，东向三让，南向再让，礼之节也。（《兀涯西汉书议》卷二）

郝　敬：宾主位东西面，君臣南北面，先西向让，群臣劝进，乃更回坐，即君位之渐也。（《批点史记琐琐》卷一）

洪颐煊：按：西鄉让者，谓琅邪王刘泽；南鄉让者，谓丞相以下。（《读书丛录》卷十七）

沈钦韩：《御览》（四百二十四）：《周书》曰：汤三让于诸侯，莫敢即位。与今殷祝解异。《博物志》：三让：一曰礼让，二曰固让，三曰终让。（《汉书疏证》卷二《文帝纪》）

王骏观：《索隐》如淳曰：让群臣也。或曰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让不受，群臣犹称宜，乃更回坐示变，即君位之渐也。观按：此解未当也。西鄉让三，示不敢居正位也，南鄉让再，让楚王交及吴王濞也，盖吴楚地在南。有司劝立太子时，文帝犹以“楚王季父也。吴王，于朕兄也”为辞，可见此时南鄉让之意矣。（《纲鉴》注谓西鄉让三，让淮南王长齐王襄赵王遂也，南鄉让再，则楚王吴王也，实指西南诸国，与鄙说旨趣相同也。）（《史记旧注平义·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此对群臣辞让也。注不当言“让群臣”，群臣岂嗣位者哉？……鄉读曰“嚮”。（《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龚浩康：古代礼仪，宾主之间一般东西而坐，以向东坐为尊；君臣之间南北相对，以君主向南坐为尊。代王朝西谦让了三次，是按宾主礼；朝南谦让了两次，则是依君臣礼。（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陈季雅：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是知人君之受天下，不可不以礼逊为先也。是以圣人若舜禹者，天与之，人与之，自可安受，亦且逊于德，弗嗣，拜手稽首固辞，况其下乎！此代王西向逊者三，南向逊者再，吾是以知文帝之为贤也。故昭帝崩，无嗣，玺书制诏昌邑王行大鸿胪事，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从者马死相望，何其不逊乎！（《两汉博议》卷二《论人君受天下当以礼逊为先》）

孙廷铨：孝文庙自代王迎即帝位，西向让三，南向让再。儒者或非之，一何陋也。夫礼，有三让之文：彼固以请，此固以辞，彼固以辞。圣人制此者，非以长伪明，谨廪之至也，不宁文帝。高帝既灭项羽，群臣上尊号，帝辞让而后受之；光武既定，河北、关中失守，群臣劝进，让之至再，此皆安所待乎？盖天下重器，帝者尊位，天下惟真有大度者，然后有小心。今以匹夫创起，一旦当居王侯兆民之上，上视天，下视地，不觉恤然。此其敬慎之心，临事自动，乃其能有天下之木也。若云既谓堪之，何为复让！人臣乍受一官，少复作此意态，尚且遗笑千古，况天子之贵、四海之富邪！（《汉史亿》上卷）

㉖ 【汇评】

凌稚隆：按：“宜称”与上“不足以称”相应。（《汉书评林·文帝纪》）

牛运震：“臣伏计之，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宜称”云云，此段谨重有体，真大臣之言。（《史记评注》卷二《孝文本纪》）

孙　琮：连用“宜”字、“计”字，此又史公颊上加毛也。（《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㉗ 【汇校】

王叔岷：案：古钞本“以”上有“皆”字，《汉书》同。（《史记斠证》卷十）

㉘ 【汇注】

颜师古：忽，怠忘也。（《汉书注·文帝纪》）

王先谦：刘攽曰：忽，言轻易也。先谦曰：刘说是。（《汉书补注·文帝纪》）

㉙ 【汇注】

王先谦：莫宜寡人，言无若寡人之宜者也。上文丞相平等曰“大王奉高祖宗庙最宜称，虽天下诸侯万民皆以为宜”，故曰“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汉书补注·文帝纪》）

编者按：杨树达《汉书窥管》（卷一）曾对王先谦此语加以梳理，认为“王校改‘其’为‘莫’，是也，而释‘莫宜寡人’为无若寡人之宜者，则意是而辞非。此文‘宜’下省‘于’字，‘莫宜于寡人’，谓无人更宜于寡人耳”。

【汇评】

凌稚隆：按：“其宜寡人”，“宜”字总承上文四“宜”字。（《汉书评林·文帝纪》）

㉚ 【汇注】

司马迁：迎立代王，是为孝文帝，奉汉宗庙。（《史记·外戚世家》）

郭嵩焘：按：此即天子位，谓受天子玺符，群臣舞蹈拜贺而已。其时少帝尚在，代王方居代邸，不得于此遽云“即天子位”也。史公之意，亦但谓文帝受天子符玺，为天子而已，故于次年特著“皇帝即阼”之文。盖以是时犹用秦朔以十月为岁首，绛侯诛诸吕在九月，文帝不敢遽夺吕后之年，至次年始即位，改元，谒高庙。《汉书》并次年“皇帝即阼”之文去之，则尤舛也。（《史记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汇评】

叶　适：及吕后死四十日间，诸吕已灭，更数十日，则孝文立，汉事定矣。后人徒见取之不难，便谓若戏剧，不知其处置精密，盖能使外朝上下相合为一，更无趋和吕后之意。不然，不足为燕居深念也。（《习学记言》卷二十一）

霍　韬：创业诸君郊坛即位，受命于天也；嗣君庙廷即位，受命于祖也，正也。帝由代嗣统，即位于邸，乃入前殿下诏，变而得其正者也。（《兀涯西汉书议》卷二）

凌约言：代王至渭桥，群臣固请，再拜三让，而后即天子位。及建太子，亦因有司固请，而后许之。文帝谦让未遑。太史公如此模拟逼真。（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牛运震：“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云云至“遂即天子位”，此段叙群臣劝进，代王谦让，雍容详悉，摹写逼真。（《史记评注》卷二《孝文本纪》）

钱大昭：他帝皆云即皇帝位，此独云天子者，孝文谦让再三，而后践祚，不敢以美称自居，史家著其谦德。（《汉书辨疑》卷一）

程馀庆：从代来作多少顿挫，至此收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群臣以礼次侍①。乃使太仆婴与东牟侯兴居清宫②，奉天子法驾③，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④。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⑤，镇抚南北军⑥。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⑦。还坐前殿。于是夜下诏书曰⑧：“间者诸吕用事擅权⑨，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⑩。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⑪，女子百户牛酒⑫，酺五日⑬。”

①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文纪》无“礼”字，《通鉴》有。（《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汇注】

颜师古：各依职位。（《汉书注·文帝纪》）

吕祖谦：即位于邸。（《大事记解题》卷九）

② 【汇校】

［日］泷川资言：枫山、三条本，“太仆”下有“夏侯”二字。“清宫”，见《吕纪》。（《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古钞本“太仆”下亦有“夏侯”二字。《汉书》应注“静宫”作“静室”，“清静”作“清净”。《通鉴》注引同。宫、室同义，《尔雅·释宫》：“宫谓之室，室谓之宫。”静、净古通。（《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司马迁：东牟侯兴居曰：“诛吕氏吾无功，请得除宫。”乃与太仆汝阴侯滕公入宫，前谓少帝曰：“足下非刘氏，不当立。”乃顾麾左右执戟者掊兵罢去。有数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张泽谕告，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舆车载少帝出。少帝曰：“欲将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驾，迎代王于邸。报曰：“宫谨除。”（《史记·吕太后本纪》）

又：济北王兴居，齐悼惠王子，以东牟侯助大臣诛诸吕，功少。及文帝从代来，兴居曰：“请与太仆婴入清宫。”废少帝，共与大臣尊立孝文帝。（《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又：婴自上初起沛，常为太仆，竟高祖崩。以太仆事孝惠。……孝惠帝崩，以太仆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来，婴以太仆与东牟侯入清宫，废少帝，以天子法驾迎代王代邸，与大臣共立为孝文皇帝，复为太仆。（《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裴　骃：应劭曰：“旧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静宫令先案行清静殿中，以虞非常。”（《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静宫令”，东北本作“静室命”，疑当作“静室令”。按：《汉书》卷四《文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作“静室令”，《通鉴》卷一三《汉纪五》高后八年胡三省《注》引同。《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静室而止”，李贤注：“《前书音义》曰，汉有静室令也。”

司马贞：按：《汉仪》云“皇帝起居，索室清宫而后行”。（《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吕祖谦：滕公自高帝时为太仆。（《大事记解题》卷九）

胡三省：余谓此时群臣虽奉帝即位，而少帝犹居禁中，盖有所屏除也。（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方以智：《后汉·张禹表》曰：“王者止则交戟，清道而后行，清室而后御。”《文纪注》：应劭曰：“遣静室令，令先案行清静殿中，以虞非常。”《杨秉传》：“警跸而行，静室而止。”注：“静室，谓先使清宫也。”（《方以智全书》第一册《通雅》卷二十四《官制》）

王先谦：王先慎曰：东牟侯自请与太仆俱入清宫，见《高五王传》。先谦曰：婴，夏侯婴也。《史·集解》引“静室”作“静宫”。（《汉书补注·文帝纪》）

龚浩康：太仆，官名。“九卿”之一。是掌管皇帝车马的高级侍从官员。婴，即夏侯婴。汉初以功封汝阴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张大可：滕公即夏侯婴，西汉开国功臣之一。（《史记全本新注·吕太后本纪》）

【汇评】

牛运震：叙孝文即位清宫，有与《吕后本纪》详略不同处，当参看。（《史记评注》卷二《孝文本纪》）

③ 【汇注】

裴　骃：蔡邕曰：“天子有大驾、小驾、法驾。法驾，上所乘，曰金根车，驾六马；有五时副车，皆驾四马；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史记集解·吕太后本纪》）

颜师古：如淳曰：“法驾者，侍中骖乘，奉车郎御，属车三十六乘。”（《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汉官仪》云：“天子卤簿有大驾、法驾。大驾公卿奉引，大将军参乘，属车八十一乘。法驾公卿不在卤簿中，惟京兆尹、执金吾、长安令奉引，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天子卤簿有大驾法驾”，耿本、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东北本眉批《索隐》“法驾”下有“小驾”二字。按：《通鉴》卷一三《汉纪五》高后八年胡三省《注》引《汉官仪》亦有此二字。

胡三省：蔡邕曰：法驾，乘金根车，驾六马；有五时副车，驾四马；侍中骖乘，属车三十六乘。沈约《礼志》：汉制，乘舆金根车，轮皆朱班、重毂、两辖、飞軨。毂外复有毂，施辖，其外复设辖，铜贯其中。飞軨以赤油为之，广八寸，长注地，系轴头，谓之飞軨。金，金薄缪龙为舆倚较。较在箱上，文画藩。藩，箱也。文虎伏轼，鸾雀立衡，文画辕。翠羽盖，黄裹，所谓黄屋也。金华施橑末，建太常十二斿，画日月升龙，驾六黑马，施十二鸾，金为叉髦，插以翟尾。又加左纛，所谓左纛舆也。路，如周玉路之制。应劭《汉官卤簿图》：乘舆大驾，则御凤凰车，以金根为副，又五色安车、五色立车各五乘，建龙旗，驾四车，施八鸾。馀如金根之制，犹周金路也。车各如方色，所谓五时副车。白马者，朱其鬣。安车者，坐乘。又有建华盖九重甘泉卤簿者，道车五乘，游车九乘，在乘舆车前。又有象车，最在前，试桥道。宋明帝时，建安王休仁议曰：秦改周辂制为金根，通以金薄周匝四面。汉、魏、二晋，因循莫改。（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龚浩康：法驾，也叫“法车”。皇帝专用的车驾之一。古代皇帝的车仗，根据人员、设备规模，有大驾、法驾、小驾之分。法驾六马，由京兆尹（京城最高行政长官）奉引，侍中官陪乘，奉车郎驾车，从车三十六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④ 【汇注】

司马迁：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史记·高祖本纪》）

又：代王即夕入未央宫。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曰：“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而入？”代王乃谓太尉。太尉往谕，谒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听政。（《史记·吕太后本纪》）

司马贞：秦家旧宫皆在渭北，而立东阙、北阙，盖取其便也。（《史记索隐·高祖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未央宫在雍州长安县西北十里长安故城中。”颜师古云：“未央殿虽南向，而当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门、东阙，至于西南两面，无门阙矣。萧何初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宜然乎？”按：北阙为正者，盖象秦作前殿，渡渭水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日］泷川资言：入宫，即令抚军行殿，疾雷不及掩耳，亦是汉皇驰入夺君之术矣。（《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钱　穆：未央宫，今长安县西北。（《史记地名考》卷二十二《秦汉宫室陵庙名》）

西汉长安城布局示意图

【汇评】

苏天爵：汉文帝至自代邸，以其日日夕即位，岂宜拘以禁忌误大计耶？（《滋溪文稿》卷九《碑志·元故太史院使赠翰林学士齐文懿公神道碑铭》）

董　份：前“驰至渭桥”“驰入代邸”，用二“驰”字。此又云“即日夕”，又用二“夜”字。盖变起仓卒，机不容间，事须如此。亦见文帝应变神速，知大计也。（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⑤ 【汇注】

杜　佑：汉文帝始用宋昌为卫将军，位亚三司。（《通典》卷二九《职官十一》）

胡三省：班《表》：前、后、左、右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汉不常置。蔡质《汉仪》：汉兴，置大将军、骠骑将军，位次丞相；车骑将军、卫将军、左右前后将军，皆金紫，位次上卿。余据大将军始于灌婴，骠骑、车骑、左右前后将军，景、武之后方有其官，卫将军则始置于此。（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龚浩康：卫将军，官名，掌管京城卫戍事务。（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陈季雅：凡为君者，苟不先封其平日所亲信之人，捍卫吾之前后，则他日有变，必不可恃也。昔楚成王商臣，其平日亲信一潘崇而已，及其始立，便以潘崇为太师，且掌环列之尹。亦见文帝夜拜宋昌、张武之意，竟将其权分付亲信人。（《两汉博议》卷二《论为君者当先封所亲信人以为捍卫》）

孙　琮：宿卫至重，且首任从龙之臣。（《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⑥ 【汇注】

班　固：京师有南北军之屯。（《汉书·刑法志》）

杜　佑：汉京师有南北军，掌理禁卫。（《通典》卷二八《职官十》）

吴仁杰：南北军以卫尉、中尉分掌其事。胡广曰：卫尉徼巡宫中，执金吾徼巡宫外，相为表里。李揆亦曰：南北军本以相制，二者固不可总而一之也。文帝即位，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似未究当时置军之意。至二年，乃以郦兄为卫尉，总南军，而中尉不除人，岂昌以卫将军仍统北军耶？十四年纪书中尉周舍为卫将军，击匈奴。《百官表》亦载舍是年为中尉，然不载其自中尉为卫将军事。意中尉、卫将军名虽殊，而职统北军则一，故史略其事耳。（《两汉刊误补遗》卷一《南北军五》）

编者按：文帝虽居代地多年，未必不知南北军以卫尉、中尉分掌其事。即位之初，夜拜宋昌为卫将军，统领南北军，一因初有天下，立足未稳，对京师各种政治势力包括拥立他的元老重臣尚存疑忌，所以收领南北军权，统一辖制。二因宋昌系代臣，深得信任，非常时期统领两军，可备不虞。因而，文帝此举决非“未究当时置军之意”，而是有意为之的重要防范措施。

沈钦韩：亦临时军号，以护卫为义。《功臣表》王恬以卫将军击陈豨。文帝入未央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十四年匈奴寇边，中尉周舍为卫将军，军渭北）。宣帝更以张安世为大司马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属焉。以此而推，凡冠大司马辅政者，皆领南北军矣。（《汉书疏证》卷四《百官公卿表》）

俞正燮：高祖时之南北军，以卫两宫……长乐在东，为北军，未央在西南，为南军。（《癸巳存稿·汉南北军义》）

姜宸英：汉制，武帝以前北军属中尉，领丞侯司马千人等官，至武帝又立中垒以下八校尉。南军盖卫尉所统，掌宫门卫屯兵。周勃入北军，尚有南军，乃先使曹窋告卫尉毋以吕产，然后使朱虚侯逐产杀之，以南军属卫尉故也。文帝即位，始置为卫将军，以宋昌为之，令镇抚南北军。则中尉、卫尉之军皆受节制于卫将军矣。此特初除宫，危疑之际权寄心膂于代来之臣，以防仓卒之变，而非必为定制也。故三年之诏即罢其军。至前三年遣丞相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复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盖卫尉禁兵不复隶矣。后十四年冬，匈奴寇边，杀北地都尉卬，遣三将军屯边，而用中尉周舍为后将军，当以有事暂设。自此年后至宣帝地节二年，始以张安世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属焉，复如宋昌之兼统南北军矣……盖国有大事，特设此官以统南北之军，使事权归一。及事变既定，则南北各归其军，中尉、卫尉仍分治之，所以防其权之太重，此汉之良法也。盖后世之失也，京师偷惰，禁军骄横，其为禁军者多中官宠帅主之，而大将之威令有所不得行也，此能分而不能合之病也。及其功成，求得大将久握重兵于外，根柢蟠固，专恣自用，而天子尺一之诏不足以收之，此能聚而不能散之病也。然后思汉文仓卒之制操纵合宜。其所以经久而虑变者如此，其精论者固不足以尽之矣。（《湛园集》卷八《前汉》）

李澄宇：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亦犹惠帝崩后，吕后必令吕台、产、禄将兵，居南北军而后心安也。（《读史记蠡述》卷一）

苏诚鉴：诸校尉（包括城门校尉）掌管的兵才是北军……因其营地在未央宫北，所以称为北军；与之相对，守卫宫城和“徼循京师”的卫兵就称为南军。（《西汉南北军的由来及演变》，载《安徽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

【汇评】

程馀庆：诛诸吕，定策立，皆两军之力也，故以宋昌为卫将军镇抚之，则已收两军之心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⑦ 【汇注】

颜师古：行谓按行也，音下更反。（《汉书注·文帝纪》）

吕祖谦：宫门殿门掖门，郎中令所掌。（《大事记解题》卷九）

许应元：南北军殿中宿卫皆重事，故以所亲颁之。（引自凌稚隆《汉书评林·文帝纪》）

【汇评】

陈　亮：将相大臣，以天下之义迎立代王，犹逡巡而不敢进，既已立矣，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而张武实行殿中。将相大臣，今犹未足信耶？昔者王代而今为天下主，必自代来者而后足信，何其示天下以狭耶！（《陈亮集》卷之四）

蔡　戡：文帝宽仁恭俭，为汉贤君，惜乎君人之量不洪，未免为盛德之累。诸吕既诛，惠帝无子，所当立者高帝子耳。高帝见在子唯帝与淮南王，帝长而贤，天命人心不约而合，故平、勃定策迎帝者，岂私也哉？顺天命因人心也。且楚汉相攻，平、勃身履，目击之高亡屡矣，卒并天下。韩、彭、英、卢一有非觊，相继葅醢。高后擅朝，诸吕用事，寻亦夷灭。天命归汉，殆不容释，平、勃尚何望耶？帝何以判然而犹豫不决者，盖高后杀赵王、齐王，几及于难；燕王早世，又杀其子；后欲徙帝王赵，患将及矣。帝逊辞以谢之，仅乃得免。帝惩诸王之祸，惴惴然朝不谋夕，一旦人以天下与之，非意所及，且喜且惊，故谋及群臣，谋及卜筮，迟疑而不敢进。先之以薄昭以察其情，继之以宋昌以观其变。当是时，帝之心何如哉？即位之夕，夜拜宋昌为卫将军，张武为郎中令，何乃匆匆如此。数月之间，又封昌为壮武侯。朱虚、东牟尝有立齐王之意，帝追恨而黜其功。章以失职怏怏而死，兴居遂有不轨之谋。夫昌以劝进而得封，章、兴居以欲立齐王而被黜，帝之所存，亦可见矣。昔晋侯赏从亡之功，介之推曰：“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盖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能为，岂以昌一言之劝，章、兴居一言之异，而为得丧乎！帝于此切切焉，是不知有天道也。或谓夜拜昌、武，非遽欲贵之，帝自代有天下，疑汉大臣皆不附己，故以亲信代处要任，盖所以虑患于未然。此文帝私忧过计耳。绛、灌始诛诸吕，握玺将兵，呼吸之间有关存亡，不以此时图危社稷，帝已正位，君臣之分定矣，欲何为哉？夫君人者，当以天下为量，汉臣即代臣也。帝乃畏忌大臣，宠任亲信而预防之，自分旆域，示人以疑，使人有危惧之心，亦非自全计也。唐魏徵尝劝建成早除秦王，薛万彻尝帅东宫兵以攻秦府，二人者罪不容诛，太宗不惟赦之，又复用之，位极将相，不以为疑。至于秦府旧人，迁官反出东宫齐府之后，惟才是择，不以新旧为间。如太宗，可谓有君人之量也。若夫文帝，恭俭爱民，有非太宗所能及者。倘以大体责之，视太宗有间矣。故曰：君人者当以天下为量。（《定斋集》卷十二）

王应麟：或曰：文帝入未央宫，用自代来者总兵柄，不如唐裴度之入蔡也。曰：自世变之不古，而人君不得不操天下之大权。《夏书》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夫子录之为万世训。兵者，国之神器，君之大柄，福威惟辟，征伐自天子出，罔不在初诘尔。戎兵张皇六师，虽成康之隆，儆戒不忘，况大变之甫定乎！汉南北军在京师，郎中令掌禁卫始也，权移于吕氏，今又权归于大臣。平、勃虽忠，然处变与处常异。常时则君臣之分定，权在上而不在下；有变则大臣擅立君之威，不亟收之，则君弱臣强之渐将不可制。文帝夜拜宋昌，以收两君之权，张武行殿中，以收禁卫之权，乾坤开阖，风雷迅厉，一夕而军国之纪纲以正，君臣之堂陛以严。虽有示人不广之迹，其意则天下之至公也。帝之此举，若私于用亲臣，实所以全大臣，故平、勃皆以功名自终。若宣帝之待霍氏光为大将军，子为中郎将，兄孙领胡越兵，婿为东西宫卫尉，假其权以养其恶，优之乃以害之，然则文帝其可轻议哉！（《通鉴答问》卷三）

于慎行：张武为代郎中令，文帝入为天子，武实决策扈从，即位之夜，即拜武郎中令。然帝在位二十余年，而武位不益郎中令也。古人仕宦之难如此，使后世如武者，当以决策扈从论功，旬日之间，即为将相，安有以藩邸重臣，二十年不迁者乎？然武尝受赂金钱，文帝加赐以愧之，恐其人无大臣之节，不可大用，文帝不以故旧私之尔。（《读史漫录》卷三）

⑧ 【汇评】

凌稚隆：按：《史记》“下诏”之上，有一“夜”字，与上文“即日夕入未央宫”“夜拜宋昌”同意，不可少。（《汉书评林·文帝纪》）

孙　琮：前用两“驰”字，此云“即日夕”，又云“是夜”，机不用间，见文帝知大计。（《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⑨ 【汇注】

颜师古：间者，犹言中间之时也。他皆仿此。（《汉书注·文帝纪》）

⑩ 【汇注】

李澄宇：即位第一诏有“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云云，则就事直指，以功为次。将谓周勃，相谓陈平，列侯谓灌婴、纪通、刘章、兴居，宗室谓刘揭，大臣谓郦商、寄、滕公等也。（《读史记蠡述》卷一）

⑪ 【汇注】

臣　瓒：爵者，禄位。（引自颜师古《汉书注·高帝纪》）

颜师古：帝初嗣位，为恩惠也。（《汉书注·惠帝纪》）

方以智：汉赐民爵，唐曰赐民古爵，宋赐高年爵。《大事记》：“普赐天下民爵，自惠帝始。”《后汉书注》：刘邵《爵制》曰：“春秋不更，庶长已见。商鞅修其法品为十八级，合关内侯列侯凡二十等。”《百官表》曰“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车（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原文，‘车’上当补‘驷’字。——《通雅》校点者注）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避武（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武’下当补‘帝’字。——《通雅》校点者注）讳曰通侯”，赐爵自公士以上，不得过公乘。赐爵者有罪得赎，贫者得卖与人。《高纪诏》曰：“民各归其县，复故爵。”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抗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其令诸吏善遇高爵。”于文定言：“汉赐民爵，不知其制。”（《方以智全书》第一册《通雅》卷二十二《官制》）

乔松年：汉赐民爵户一级，每户一人得爵，故可转鬻于人，非尽人赐以一级也。记或云“赐民爵户一级”，或云“赐民爵一级”，文有详略耳。（《萝藦亭札记》卷三）

龚浩康：汉代常例，每逢新皇帝登位或朝廷有大庆典，要授予担任过军吏或文吏的家长（有时也可扩大到一般民户）一级爵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⑫ 【汇注】

裴　骃：苏林曰：“男赐爵，女子赐牛酒。”（《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赐爵者，谓一家之长得之也。女子谓赐爵者之妻也。率百户共得牛若干头，酒若干石，无定数也。（《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按：《封禅书》云“百户牛一头、酒十石”。乐产云“妇人无夫或无子不沾爵，故赐之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沈钦韩：师古说袭姚察。然长男得爵，妻得牛酒，而次丁与妻并不及，非普洽之惠也。章怀太子注《后汉·纪》，知其不可通，遂以为此是女户头（《唐律疏议》：户内并无男夫，直以女人为户，其终则为绝户）。然女户甚少，百户共赐，如何分布？愚以为只就乡亭中百户率得牛一头、酒十石，不限有爵无爵之妻。（《汉书疏证》卷二《文帝纪》）

孙　琮：妇人或无夫无子，不沾爵，故赐之。（《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王先谦：何焯曰：《后书》注姚察云：女子，谓赐爵者之妻。《封禅书》“百户牛一头，酒十石”。臣贤按：此女子百户，若是户头之妻，不得更称为户，此谓女户头，即今之女户也。恩当普洽，所以男户赐爵，女户赐牛酒。按：此说近之。又按：《昭纪》始元元年“赐民百户牛酒”，《元纪》初元元年“赐吏民五十户牛酒”，而别无女子百户、五十户之文。或者吏民但赐牛酒，而不赐爵，则其妻不别沾赐，非女户也。惟章帝元和二年诏书，独系以经曰：“无侮鳏寡，惠此茕独，加赐河南女子百户牛酒。”或当如章怀之说，诏书曰河南，则止于河南户所属，不普洽天下，与前书中事不同。（《汉书补注·文帝纪》）

⑬ 【汇注】

裴　骃：文颖曰：“汉律三人已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今诏横赐得令会聚饮食五日。”（《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服虔曰：“酺音蒲。”……师古曰：“酺之为言布也，王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饮食为酺。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义同。”（《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说文》云“酺，王者布德，大饮酒也”。出钱为醵，出食为酺。又按：赵武灵王灭中山，酺五日，是其所起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是其所起也”，“也”上耿本、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有“远”字。

吕祖谦：许其群饮也。周禁群饮，秦汉因之。（《大事记解题》卷九）

丘　濬：汉以来赐民酺始此。酺之为言布也，王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饮食为酺。自古以来，皆有酒禁，汉法：三人无故群饮，罚金四两。文帝即位，首赐天下之人，令其会聚饮食者凡五日，所以鼓舞其惧忻之心，而发舒其薨结之情也欤！（《世史正纲》卷三）

霍　韬：帝即位，首赐民酺，何也？盖古者群饮有刑。汉律：三人群饮，罚金四两。非丧祭不用酒，非老疾不得饮酒，故谷麋而民食饶余。帝即位，位肆敕，乃特赐酺以为惠。后世造酒无禁，群饮无罚，天下之粟半麋于酒，民多嗜酒，亡其身以及其家。赐酺之政，帝王不得行矣，去汉远矣。（《兀涯西汉书议》卷二）

郝　敬：出钱曰醵，音觉。出食曰酺，音浦。（《批点史记琐琐》卷一）

沈钦韩：《说文》：“酺，王德布，大饮酒也。”《周礼·族师》“春秋祭酺”注故书“酺”，或为“步”。杜子春云：“当为‘酺’，族长无饮酒之礼，因祭酺，而与其民以长幼相献酬焉。”按：古者无事不饮酒。《酒诰》曰：“祀兹酒，故假祭名以饮酒，因谓赐民饮酒为酺。”又《礼器》注：“合钱饮酒为醵，王居明堂之礼，仲秋乃命国醵。”贾公彦云：州长、党正饮酒礼，皆得官物为之。族师卑，不得官物为礼，郑据《礼器》《明堂》，礼皆有醵法，以不得官物故须合钱耳。然此赐酺，即是合钱醵饮也。（《汉书疏证》卷二《文帝纪》）

王叔岷：案：古钞本《集解》“群饮”下有“食爵”二字。《汉书》文颖注“群饮”下有“酒”字。《一切经音义》八七引汉律作“无故三人以上群饮者，罚金四两。今赐令会饮五日也”。并引《说文》云：“酺，王德布，大饮酒已。”（今本《说文》“已”作“也”。）（《史记斠证》卷十）

【汇评】

程馀庆：此段写得耳目一新，笔墨相配乃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①，徙立故琅邪王泽为燕王②。

① 【汇校】

牛运震：按：此处记元年，不必再书“孝文皇帝”，《汉书》削之为是。即《史记·景帝纪》，亦无此例也。（《读史纠谬》第一卷《史记》）

郜积意：“十月”，误。当据《汉书·高帝纪》作“十二月”。说见上例。（《<史记><汉书>年月考异》）

编者按：郜积意所说“上例”，系指其对《吕太后本纪》中“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的考异。郜氏认为，“据《吕太后》《孝文本纪》，文帝于后九月己酉晦入未央宫，夕夜从群臣议即帝位。越三日，即明年十月辛亥，践阼，谒高庙。庚戌为十月朔，岂有未谒高庙而立王之理？”

王叔岷：案：黄善夫本、殿本并提行。（《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程馀庆：此时以十月为岁首，九月即位，至此乃改元谒庙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龚浩康：元年，即前179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② 【汇校】

王益之：《考异》曰：“泽为齐王所诈失国，自归长安，故《史记》本纪书‘故琅邪王’。《汉书》削‘故’字，非也。但《史记》纪及表皆书于冬十月庚戌，《汉书》表、纪书于十二月。以史考之，文帝以己酉夜入未央宫，犹未谒见高庙，不应次日便封燕赵也。盖班氏修《史记》以为《汉书》，其间失子长之大意者固多，至于考计年月，其一日之长固不可尽废也。今‘故’字从《史记》，封拜年月从《汉书》。”按：刘泽虽为齐王所诈失国，而汉朝并未除其封，是王爵现存，不得称“故”。《汉书》削去“故”字，自属有见，《考异》反斥其非，未为允当。（《西汉年纪》卷五）

吕祖谦：泽，少帝时为齐王所诈失国，自归长安，故《史记》本纪书“故琅邪王”。《汉书》削“故”字。（《大事记解题》卷十）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立故”二字疑衍，《汉书》无之。未徙之时，仍是琅琊王矣，何所得“故”字？自此徙彼，王爵不变，何所得“立”乎？（《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汉纪》《通鉴》亦并无“立故”二字。（《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司马迁：孝文帝元年，尽以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琅邪、济南郡复与齐，而徙琅邪王王燕……（《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又：高后六年，初置琅邪国。（《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班　固：文帝元年，徙泽为燕王，而复以琅邪归齐。（《汉书·荆燕吴传》）

颜师古：李奇曰：“本齐地，前分以王泽，今复与齐也。”（《汉书注·荆燕吴传》）

张守节：今兖州东沂州、密州，即古琅邪也……《括地志》云：“密州诸城县东南百七十里有琅邪台，越王勾践观台也……琅邪山在密州诸城县东南百四十里。始皇立层台于山上，谓之琅邪台，孤立众山之上。”（《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吴仁杰：孝惠元年以刘泽为卫尉。泽固吕党，至后之七年以泽为琅邪王。（《两汉刊误补遗》卷一《南北军二》）

胡三省：泽以吕后七年自营陵侯封琅邪王。齐王起兵诛诸吕，泽失国，西至京师，与大臣共立帝，以功徙封燕王。（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佚　名：史诠曰：徙琅琊复齐楚地，《汉书》在元年十二月。（《史记疏证（外一种）》卷十）

龚浩康：燕（yān），汉初封国。辖今河北省北部和中部部分地区。都蓟（jì），今北京市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王　恢：吕后七年二月，从田生说，分齐之琅邪郡十余县立营陵侯泽为琅邪王，以慰其心而固诸吕。泽虽刘氏支族，而实党附吕氏。王二年，与诸将相共立代王为帝；文帝德之，徙为燕王，乃复以琅邪予齐（《荆燕世家》）。（《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又：吕后八年（前180）九月，吕通既诛，元年（前179）十月庚戌，即徙琅邪王刘泽王燕。

燕，大国也，有广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与辽东。吕祸刚平，诸大臣议所立，本有意齐王者，泽挠之，文帝以是得立，乃徙王燕以报，不念旧日之附于吕氏也。

泽传子及孙定国，乱人伦，武帝元朔二年（前127）自杀，国除为广阳郡。上谷等五郡，景帝时以边郡收，所谓无北边郡也。

元狩六年（前117）四月复置，立皇子旦。后坐臧匿亡命，削良乡、安次、文安三县。昭帝元凤元年（前80），旦谋反，自杀，国除，复为广阳郡。（《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汇评】

邵　宝：泽之西也，脱齐之留而已，乃得吐天下之至计焉，其志大，其义正。然其所言，则非天下之极论也。代王亲高帝子，于今见在最为长，天下之极论固于是乎，在而以驷钧薄氏量较，孰为恶戾，长者何居？虽然，泽目击吕氏之变者也，苟有虑焉能不是？及乎君子论代来之功，当以泽为首。（《学史》卷五）

全祖望：（卢镐）问：琅邪王刘泽，吕媭之婿，其封王本不以正，党于产、禄，是以齐王诱而留之，泽以计脱，入关。文帝即位，不降封，而反以大国酬之，何也？答：文帝长者，而即位时所举定乱之赏甚有私。盖大臣本拟立齐王，而泽恨齐王之绐之，故挠其事。文帝以是得立，而泽遂得徙封燕，以报其功。不念其平日之党于吕也，则朱虚、东牟之见绌，固宜矣。虽然，绌朱虚、绌东牟、绌齐，并绌其功臣魏勃，而褒燕、褒齐相召平之子，则固文帝之自为谋也。至于平阳侯曹窋、曲周侯郦寄，皆有功而不加封，陆贾亦不封，不可晓也。岂诸臣皆朱虚所善，故同欲立齐王者与？（《经史问答》卷九）

辛亥，皇帝即阼①，谒高庙②。右丞相平徙为左丞相，太尉勃为右丞相③，大将军灌婴为太尉④。诸吕所夺齐楚故地，皆复与之⑤。

① 【汇注】

张守节：主人阶也。（《史记正义·孝文本纪》）

吕祖谦：《曲礼》曰：践阼，临祭祀，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践履也。阼，东阶也，主人所升降也。《士冠礼》注云：阼犹酢也，所以答酬宾客也。天子祭祀唯至尊，独升东阶，群臣皆由西阶也。周康王将受顾命，由宾阶者，未即位，不敢当主也。文帝已即位，故初谒高庙即阼阶而升。《史记》书“即阼”，志其正位居尊之始也。《汉书》削“即阼”二字。（《大事记解题》卷十）

吴见思：阼，庙阼阶也。汉制，天子即阼阶，明为天下主也。（《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即阼，犹言即位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② 【汇校】

梁玉绳：按：此有错误，当云“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皇帝即阼。辛亥，谒高庙”。盖是年十月朔为庚戌，文帝以上年后九月晦己酉至长安，故翼日为岁首，行即阼之礼，越日谒高庙也。（《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汇注】

龚浩康：高庙，汉高祖刘邦之庙。古代皇帝登基时，都要到祖庙里去举行祭祀、朝拜之礼。（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③ 【汇校】

钱大昕：按：《公卿表》，孝文元年十月，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太尉周勃为右丞相。八月，勃免，平独为丞相。二年十月，丞相平薨。十一月，勃复为丞相，是平、勃同为丞相在元年，非二年也。《文帝纪》元年十二月，除收孥相坐律，正平、勃并相之时。《志》云二年，误。（《廿二史考异》卷七《汉书·刑法志》）

王叔岷：案：古钞本“勃”上有“周”字。（《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司马迁：孝文帝立，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陈平欲让勃尊位，乃谢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问之。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于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赐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史记·陈丞相世家》）

又：（孝文元年）十一月辛巳，平徙为左丞相。太尉绛侯周勃为右丞相。（《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荀　悦：丞相平病，让位于太尉。周勃为（左）〔右〕丞相，位第一，平为（右）〔左〕丞相，位第二。（《汉纪》卷七）

张守节：此时尚右。（《史记正义·孝文本纪》）

吴仁杰：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师古曰：“古者以右为尊，故云不出其右也。”《刊误》曰：“古者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贵右似战国时俗也。”仁杰按：用兵贵右，见《老子》书。又云凶事尚右，《礼》载孔子拱而尚右，二三子皆尚右。孔子曰：我则有姊之丧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此凶事尚右然也。兵者凶器，尚右盖以凶礼处之。《春秋传》言：郑曼伯为右拒，在祭仲足为左拒之，先用兵尚右然也。《礼》“乘君之乘车，不敢旷左”，注谓车上贵左。然乘车与兵车不同，乘车则贵左，兵车则贵右。乘车，君在左，御者在中央；兵车，君在中央，御者在左。战国已来，无日不寻干戈，天下之人习见兵车之礼而已，故其俗贵右。然魏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侯生，则战国有时而尚左。（《两汉刊误补遗》卷一）

王　楙：古者以右丞相为尊，左丞相次之。如汤以伊尹为右相，以仲虺为左相；汉以陈平功第一为右丞相，周勃功第二为左丞相之例是也。后世以左丞相为上，右丞相次之。如晋以王睿为左丞相，以王保为右丞相；《北史》解律金进位右丞相，迁左丞相之例是也。官以左为上，其来久矣，驯至于今日。仆观国家班次与夫乡党齿序之类，无以左为尊。至于官职名号，又往往为重者，如文武之有左右选，中书之有左右司，记注之有左右史，是皆先左而后右者，初不可一概论也。白乐天制曰：魏晋以还，右卑于左。（《野客丛书》卷二十五《左右丞相》）

戴　埴：汉以右为尊，谓贬秩为“左迁”，仕诸侯为“左官”，居高位为“右职”。周昌相赵，高帝曰：吾极知其左迁。陈平以右丞相逊周勃，位第一；平为左丞相，位第二。谓左戚右贤、居客之右、朝廷无出其右，皆此意也。（《鼠璞》卷下《左右》）

王鸣盛：尚右尚左之说，纷纷不一。《王陵传》云“陈平以位让周勃，乃以勃为右丞相，位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第二”，此汉人尚右之明文。故《高纪》云“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师古曰：古以右为尊，故云。《诸侯王表》云作左官律。师古曰：汉依上古法，朝廷之制，以右为尊，故谓仕诸侯为左官。《文纪》云：右贤左戚。师古曰：以贤为上，然后及亲。《周昌传》：“高帝使昌为赵相，曰吾极知其左迁。”《灌夫传》：“贵戚在己右，必陵之；在己左，益礼敬。”合而观之，汉人尚右，则诚然矣。（《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三）

【汇评】

茅　坤：陈平让绛侯相右，固黄老之道也。（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陈丞相世家》）

④ 【汇校】

梁玉绳：平、勃、灌婴之为丞相、太尉在十一月辛卯（一作“辛巳”），《将相表》可据。此与《百官表》并误书于十月辛亥。若果以十月辛亥命官，则下文十月壬子封赐诸臣之诏，何以尚称太尉勃、将军婴乎？是宜于“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之后，而书之曰“十一月（三字补，《本纪》惟十月有日，故此亦不日），右丞相平徙为左丞相，太尉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若夫琅邪之徙、赵王之封及复与齐、楚地，俱在十二月，《汉书·文纪》可据。此与《诸侯王表》并误书于十月之庚戌、辛亥两日，而又失书封赵王遂（《史》误书于《吕后纪》中）。是宜于后文十二月之下书曰“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徙立故琅邪王泽为燕王。诸吕所夺齐、楚故地皆复与之”。（《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沈钦韩：《将相表》作十一月辛巳。按：《文帝纪》十月辛亥，皇帝见高庙，诏文仍称太尉勃、将军婴，则勃、婴之迁，俱非当日，疑《史·表》为是。（《汉书疏证》卷三《百官公卿表》）

郜积意：此文紧接“辛亥，皇帝即阼，谒高庙”后。辛亥，十月二日。然《名臣表》云：“十一月辛巳，平徙为左丞相，太尉周勃为右丞相，灌婴为太尉。”案：以“十一月辛巳”为长。此文之下有壬子（十月三日）诏书益封之事，仍称“太尉勃、灌将军婴”，是勃、婴为丞相、太尉。此其一。又云“封典客揭为信阳侯”，考刘揭封侯，《史》表在元年三月辛丑（三月，当作“十一月”），《汉》表在十一月辛丑。十一月庚辰朔，辛巳，二日；辛丑，二十二日。此其二。由此可知，文帝下诏之日，至诸人拜相封侯之实期，容有间日。如下文三月诏封宋昌为壮武侯，然实封却在四月。《汉书·百官表》系于十月辛亥，误。（《<史记><汉书>年月考异》）

【汇注】

司马迁：太后崩，吕禄等以赵王自置为将军，军长安，为乱。齐哀王闻之，举兵西，且入诛不当为王者。上将军吕禄等闻之，乃遣婴为大将，将军往击之。婴行至荥阳，乃与绛侯等谋，因屯兵荥阳，风齐王以诛吕氏事，齐兵止不前。绛侯等既诛诸吕，齐王罢兵归，婴亦罢兵自荥阳归，与绛侯、陈平共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于是益封婴三千户，赐黄金千斤，拜为太尉。（《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龚浩康：灌婴（？—前176），汉初大将。封颍阴侯，文帝时任太尉、丞相。（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朱　熹：论功益户有差。（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杨　慎：定婴之功，不在绛侯、陈平下。（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樊郦滕灌列传》）

⑤ 【汇校】

凌稚隆：按：《史记》以“吕氏所夺”句次于“灌婴为太尉”下，疑衍。班掾移入于此，甚当。（《汉书评林·文帝纪》）

【汇注】

吕祖谦：齐地，城阳、济南、琅邪三郡也。楚地，当考。（《大事记解题》卷十）

胡三省：吕后封吕台为吕王，得梁地，夺齐、楚之地以傅益之。（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汇评】

申时行：此孝文即位所首举者，故录之于此。（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二《孝文本纪》）

壬子①，遣车骑将军薄昭迎皇太后于代②。皇帝曰：“吕产自置为相国③，吕禄为上将军④，擅矫遣灌将军婴将兵击齐⑤，欲代刘氏，婴留荥阳弗击⑥，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⑦。吕产欲为不善，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谋夺吕产等军⑧。朱虚侯刘章首先捕吕产等⑨。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⑩。典客刘揭身夺赵王吕禄印⑪。益封太尉勃万户⑫，赐金五千斤⑬。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⑭。朱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⑮。封典客揭为阳信侯⑯，赐金千斤⑰。”

① 【汇校】

张文虎：中统本误“午”。（《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汇注】

张大可：壬子，十月三日。（《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② 【汇注】

司马迁：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议立后，疾外家吕氏强，皆称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号曰皇太后，弟薄昭封为轵侯。（《史记·外戚世家》）

吕祖谦：按：《史记·外戚传》（编者按：应为《外戚世家》。兹照录）：高祖崩，诸御幸姬、戚夫人之属，吕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宫，而薄姬以希见故得出。从子之代，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从如代，为代太中大夫（太中大夫见《年表》）。车骑之拜，盖在文帝即位后也。（《大事记解题》卷十）

沈钦韩：汉皆以军兴时置，如蔡寅、灌婴、靳歙、张武、令免、周亚夫等，不久即罢，惟薄昭以文帝舅为之十年。（《汉书疏证》卷四《百官公卿表》）

龚浩康：车骑将军，官名。汉代将军名号繁多，其中大将军、骠骑将军，职位次于丞相；车骑将军、卫将军、左右前后将军等，职位次于上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凌迪知：迎立代王，乃以薄氏仁善。（引自凌稚隆《汉书评林·外戚传》）

③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文帝纪》“吕”上有“前”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汇注】

司马迁：辛巳，高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赐金。大赦天下。以吕王产为相国，以吕禄女为帝后。（《史记·吕太后本纪》）

④ 【汇注】

司马迁：七月中，高后病甚，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史记·吕太后本纪》）

沈钦韩：汉征伐遣将，授印事讫则归列侯位，惟吕禄为上将军，将北军，与信国并列。（《汉书疏证》卷四《百官公卿表》）

龚浩康：吕禄，吕后次兄吕释之之子。吕后执政时被封为赵王，后为陈平、周勃等所杀。上将军，官名。掌管全国军队的最高武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⑤ 【汇注】

司马迁：高后已葬……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畏高帝故大臣绛、灌等，未敢发。朱虚侯妇，吕禄女，阴知其谋。恐见诛，乃阴令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诛诸吕而立。朱虚侯欲从中与大臣为应。齐王欲发兵，其相弗听。八月丙午，齐王欲使人诛相，相召平乃反，举兵欲围王，王因杀其相，遂发兵东，诈夺琅邪王兵，并将之而西。语在《齐王》语中。

齐王乃遗诸侯王书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王齐。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为齐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帝更立，又比杀三赵王，灭梁、赵、燕以王诸吕，分齐为四。忠臣进谏，上惑乱弗听。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侯。而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汉闻之，相国吕产等乃遣颍阴侯灌婴将兵击之。（《史记·吕太后本纪》）

司马贞：韦昭云：“故卫地，河南县也。”（《史记索隐·河渠书》）

钱　穆：今河南旧荥泽县西南。（《史记地名考》卷十四《韩地名》）

⑥ 【汇注】

司马迁：灌婴至荥阳，乃谋曰：“诸吕权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今我破齐还报，此益吕氏之资也。”乃留屯荥阳，使使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齐王闻之，乃还兵西界待约。（《史记·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荥阳，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北，是古代的军事要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王　恢：荥阳，《括地志》：“故城在荥泽县（今郑州古荥镇）西南十七里。”当今荥阳县东北，郑州西北，平汉路西。后魏太和十七年徙京索之间大索城，即今治。

《济水注》：“索水又东迳虢亭南，故虢公之国也。又东迳荥阳县故城南，汉王困荥阳，纪信诈降，汉王出西门得免。信冢在城西北三里。其城跨倚冈原，居山之阳。索水又东迳周苛冢北，苛守荥阳，项羽烹之。索水又东流北屈西转，北迳荥阳城东而北流注济水。”

按：成皋固洛阳之险塞，而荥阳又成皋之门户也。负嵩山余脉之斜坡，面河淮千里之平原，楚汉以此决兴亡。其后陈平、灌婴屯十万之众以扼东西之冲；七国反，窦婴、周亚夫以荥阳为司令台。汉初平，晋永兴、永嘉、太和，梁大通，隋大业，无不争此以壮声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

【汇评】

王慎中：齐哀王举兵来，婴屯荥阳，齐止而不前最是紧要……当时非婴止之，则诛诸吕之后，有难为者矣。绛侯得诛诸吕于内，而齐罢归者，婴之力也。（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樊郦滕灌列传》）

凌稚隆：按：灌婴此出，吕产所遣也，乃不党吕氏，而留兵荥阳，以待其变，岂非安刘一功臣也哉？（《史记评林·齐悼惠王世家》）

李祖陶：其能平此难者，外则赖灌婴屯兵荥阳，与齐连和，令吕禄心胆俱碎，故太尉得以绐入北军。（《史论五种·前汉书细读》卷一《吕后纪》）

⑦ 【汇注】

司马迁：禄、产等惧诛，谋作乱。大臣征之，天诱其统，卒灭吕氏。（《史记·外戚世家》）

【汇评】

凌稚隆：按：婴虽贩缯徒也，而止兵待变与谋立帝安刘之功，讵在勃下哉？（《汉书评林·樊郦滕灌傅靳周传》）

锺　惺：齐王举兵诛吕氏，吕产等遣颍阴侯灌婴将兵击之。婴屯留荥阳，使使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此最是诛吕安刘先着，其得力在平、勃、朱虚之前。吕产欲发关中，内惮绛侯、朱虚等，外畏齐楚兵，又恐灌婴叛之。吕氏之败，败于灌婴牵制耳。文帝即位行赏，先论灌婴合谋功，而后及平、勃、朱虚等，得之矣。（《史怀》卷五）

方　苞：汉之再世，诸吕作难，定天下、安刘氏者婴也，而议者推功于平、勃，误矣。平为丞相，听邪谋，以南北军属产、禄，使勃有将之名而无其实久矣。一旦变起仓卒，而勃不得入于军中，则平已智尽而能索矣。向使绐说不行，矫节而谋泄，平、勃有相牵而就缚耳，如产、禄何！前古用此以败国殄身者众矣。平、勃之事，幸而集，则婴为之权藉也。吕氏虽三王，悬国千里，外无一夫之援，而诸侯合从西向，空国兵以授婴。当是时，吕氏所恃者婴耳，而婴屯兵荥阳，与诸侯连和以待其变，是犹孤豚局于圈槛而虎扼其外也。吕氏心孤，故郦寄之谋得入，而公卿吏士晓然知产、禄之将倾，同心于踣之，故矫节闭殿，莫敢龃龉以生得失，譬之于射，勃矢而婴弦机也。向使吕禄自出以当齐楚，而产兼将南北军以自定，或不足以倡乱，贼诸大臣有余力矣。吕氏本谋欲待婴与齐合兵而后发，故虽听郦寄之言，尚犹豫未有所决也。及贾寿自齐来，知婴谋，然后以印属典客，盖自知无以待婴，而欲改图以缓死，故得因其瑕衅而乘之。由是观之，定天下、安刘氏者婴也，审矣，其推功于平、勃，误也，抑吾有感焉。三代以下，汉治为近古，其大臣谋国若家人，然婴之功，虽掩于平、勃，受封犹次之。至平阳侯窋屡发产谋，以关平、勃，折其机牙，功不在婴下。及事平，以不与诛诸吕，夺官而无一言以自列。呜呼！何其厚与！（《方望溪全集》卷三《灌婴论》）

夏之蓉：吕氏之败，败于灌婴牵制。方望溪谓安刘之功，以婴为首，而议者推功平、勃，误矣。按：平为丞相，听邪谋以南北军属产、禄，使勃有将之名而无其实。一旦变起仓卒，勃不得入于军，则平已束手无策。事幸而成者，婴为之权藉也。吕氏空国以兵授婴，而婴顿兵待变，是犹孤豚局于圈，而虎扼其外也。吕氏心孤，故郦寄之谋得入。（《读史提要录》卷一）

王鸣盛：诸吕之平，灌婴有力焉。方高后病甚，令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产居南军，其计可谓密矣。卒使郦寄绐说吕禄归将印，以兵属太尉，而诛诸吕者，陈平、周勃之功也。然其始惠帝崩，高后哭泣不下，此时高后奸谋甫兆，使平、勃能逆折其邪心，安见不可扑灭者！乃听张辟彊狂竖之言，请拜产、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高后欲王诸吕，王陵守白马之约，而平、勃以为无所不可，然则成吕氏之乱者，平、勃也。幸而产、禄本庸才，又得朱虚侯之忠勇，平、勃周旋其间，而乱卒平，功尽归此二人。而孰知当留屯荥阳与齐连和之时，婴之远虑有过人者！齐王之杀其相，而发兵夺琅邪兵，并将而西也，此时吕禄独使婴击之。婴，高帝宿将，诸吕方忌故大臣，而危急之际，一旦假以重兵，此必婴平日伪自结于吕氏。若乐为之用者，而始得此于禄。既得兵柄，遂留屯荥阳，待其变而共诛之。其时吕氏乱谋急矣，顾未敢猝发者，彼见大将握重兵在外，而与敌连和以观变，恐猝发而婴倍之，反率诸侯西向，故犹豫未忍决。于是平、勃乃得从容定计，夺其兵权而诛之。然则平、勃之成功，婴有以助之也。然婴不以此时亟与齐合，引兵而归，共诛诸吕，乃按兵无动者，盖太尉入北军，吕禄归将印，此其诛诸吕如振槁叶耳。若婴合齐兵而归，遽以讨吕氏为名，则吕氏乱谋发之必骤，将印必不肯解，而太尉不得入北军矣。彼必胁平、勃而拒婴与齐之兵。幸而胜之，喋血京师，不戕千万之命不止，止又婴计之得也。（《十七史商榷》卷五《灌婴于平诸吕为有功》）

⑧ 【汇注】

司马迁：太尉绛侯勃不得入军中主兵。曲周侯郦商老病，其子寄与吕禄善。绛侯乃与丞相陈平谋，使人劫郦商，令其子寄往绐说吕禄曰：“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赵王印，不急之国守藩，乃为上将，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足下何不归将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吕禄信然其计，欲归将印，以兵属太尉。使人报吕产及诸吕老人，或以为便，或曰不便，计犹豫未有所决。吕禄信郦寄，时与出游猎。过其姑吕媭，媭大怒，曰：“若为将军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乃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曰：“毋为他人守也。”（《史记·吕太后本纪》）

又：及高后崩，大臣欲诛诸吕，吕禄为将军，军于北军，太尉勃不得入北军，于是乃使人劫郦商，令其子况绐吕禄，吕禄信之，故与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据北军，遂诛诸吕……（《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汇评】

晁补之：太尉握兵奉玺，卒立孝文。汉之贤君，孝文一人而已，则太尉非社稷臣而何？方吕后称制，势无刘氏，戆如王陵，廷争不可，智如陈平，依违未言。当是而责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则吕后帝母罪所不加，是禄、产不得而诛，大臣反受其咎。投鼠忌器，祸机一发，当何如哉！卒之吕后死而禄、产诛，刘氏固安，社稷固定，太尉忠诚，主兵之力也，则太尉非社稷臣而何？若非时危疑社稷无主，平居讨乱谓之功臣可也，而勃择立孝文，谋深而虑远。终孝文既立，德尊而泽厚，岂特为汉贤君隆四百年之业而已哉！（见《苏门六君子文粹》卷五十四《袁盎以绛侯为功臣》）

张　耒：以夫陈平、周勃之才，而驭吕后、禄、产之庸人，此无以异于取诸怀中而杀之。然是二人者，恇怯畏缩而不敢发，乃更先为自安之计，以固吕后危疑之心，终吕氏之世而不动。及吕后既死，是二人者，其取禄、产何其多忧自重而不敢易也。盖如史所载，以谓陈丞相使人劫郦寄，说吕禄解赵王印之国，而吕禄从之。太尉以节入北军，而犹左右袒以观三军之心。既得北军，又不敢倡言诛产也。灌婴以数万众与齐王合，乃相与待吕禄之变而后动。此三者，予未尝不窃疑之。夫使吕禄之弃北军，无以异于遇盗而使之弃兵也，则陈平之视禄也，亦易矣。然犹委曲迂远，使其亲戚劫之，以利害之谋。周勃岂不知天下之与刘氏也，而犹区区为谋以观其意；以灌婴之才，资数十万之众而徬徨于外，不敢先发。夫以吕氏之区区，安坐而肆其所为，亦安能有所立？而数公者，反迟疑慎重，待之以天下之大事。夫何其勇于争天下、谋项籍而怯于此也。盖尝为之深思其故，而后数公之志可见。考其所为之故，则夫天下之善谋者无以过也，何者？昔者高祖之与项籍角驰于中原，其初非有所顾籍也，特徼幸于一战之间，此其所为不得不出于果敢而勇决，弃死而不顾，何者？使其成功则固得，吾不可必之求；不幸而败，则吾亦何所爱哉？彼高祖之得天下于百战之中，困辱伤败既老而仅得之，则吾爱其所得，岂与夫匹夫驰骋徼幸于一战之际者同日而语也。故其遇诸吕之祸也，以谓吾轻发而遂胜耶，则吾固何求？使万有一不胜，则其存亡无乃甚可惜哉！曷若迟之而求无失也。是故不惮岁月之勤，而深虑夫一失之可爱，此其所以迁延委曲，待其弊而后发欤？夫千金之贾，见日而行，未夕而止，一日之力有所不尽，是何也？彼力非不能远也，惴惴乎畏失其所爱也。夫山林之盗，出入于险阻之间，晨夜而不顾，彼以谓有所获者，固我之所幸，不幸而败，于吾何失哉！此平、勃之智也。夫操天下之重利者，不可为匹夫轻死之谋，匹夫之谋，是不得已之计也。（见《苏门六君子文粹》卷七《平勃论》）

史尧弼：是时直谏以抗之者，王陵也；阴谋而图之者，陈平也；合将相者，陆贾也；结吕禄者，郦寄也；倡大义者，朱虚侯也；握重兵者，齐与灌婴也；而刘揭御史窋张辟彊之徒，皆并力驰骋乎其间。是数子者，皆以其才与之角，惟勃能以不才而合其谋；皆欲动而求成功，惟勃能以不动而制其会。是以入北军而人不知，士皆左袒为刘氏而诸吕不之觉，安社稷、定刘氏而天下不见其状，此高祖所以必其成功而陈平所以自谓不及也。向使勃处危疑而以区区之才动于其间，则奸人得以乘势而夺其权，又何刘氏之安乎！（《莲峰集》卷七《安刘氏者必勃论》）

黄　震：陈平与太尉勃卒诛诸吕，然使诸吕谋逆者，平阿意太后之过也。纵火焚人之家，而随以扑灭，其功耶？罪耶？（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陈丞相世家》）

陈耆卿：平、勃虽均为诛诸吕，而勃又与平不同。平性狡诈，故多避祸求全；勃性刚直，故多犯难不顾。文帝钱谷之问，平对勃不对；王陵背约之问，平对勃不对。对者未优，不对者未劣也。盖平未当难时，善于自解，有急则委之他人。勃未当难时，辨不如平，有急则自任甚确。辨不如平者，少文也；自任甚确者，重厚也。故诛诸吕时，平尝安徐，勃尝急迫。平不入北军而勃入北军，使北军有变，则勃先及矣；平不谕谒者而勃谕谒者，若不受，则勃先及矣。平专以难者遗勃，而自处以易，后来相位之逊，虽欲不逊，亦不可得也。（《筼窗集》卷二《陈平周勃王陵论》）

俞长城：平、勃尝与王陵争矣，曰“安社稷定刘氏后，君不如臣”，后卒如其言。然则平、勃固能诛吕氏矣，何幸乎平、勃。曰平、勃此言，特以塞王陵之责，而非有预定之策也。夫食其浊乱宫闱，而与之比肩者，非平、勃耶？赵王少帝不得其死，而不敢争者，非平、勃耶？他姓之子俨然即位，而北面臣事之者，非平、勃耶？夫有陆贾，然后将相之交合；有灌婴，然后齐与汉连和；有郦寄，然后吕禄肯解将印；有纪通，然后勃入北军；有曹窋，然后吕产不得入殿门；有朱虚侯，然后能诛吕产。若使当是时，谋臣之计不深，与国之交不固，则汉之为汉，未可知也。幸而产、禄皆庸人耳。若使产、禄有王莽之奸、曹操之智、刘裕之勇，内收朝士心，外据兵权，则汉之为汉，未可知也。夫然，而谓平、勃能诛诸吕乎？夫其入北军而问左右袒也，是其心犹有所疑也；遣朱虚侯而不敢显言诛之也，是其心犹有所畏也。然则平、勃之诛诸吕也，信乎其为幸而已矣。（《可仪堂文集》卷二）

⑨ 【汇校】

吴汝纶：依《汉书》“捕”下增“斩”字，灭“等”字。（《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汇注】

司马迁：太尉遂将北军。然尚有南军。平阳侯闻之，以吕产谋告丞相平，丞相平乃召朱虚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虚侯监军门，令平阳侯告卫尉：“毋入相国产殿门。”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乃入未央宫，欲为乱，殿门弗得入，徘徊往来。平阳侯恐弗胜，驰语太尉。太尉尚恐不胜诸吕，未敢讼言诛之，乃遣朱虚侯谓曰：“急入宫卫帝。”朱虚侯请卒，太尉予卒千余人。入未央宫门，遂见产廷中。日餔时，遂击产。产走。天风大起，以故其从官乱，莫敢斗。逐产，杀之郎中府吏厕中。朱虚侯已杀产，帝命谒者持节劳朱虚侯。朱虚侯欲夺节信，谒者不肯，朱虚侯则从与载，因节信驰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还，驰入北军，报太尉。太尉起，拜贺朱虚侯曰：“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辛酉，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媭。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偃。（《史记·吕太后本纪》）

又：吕禄、吕产欲作乱关中，朱虚侯与太尉勃、丞相平等诛之。朱虚侯首先斩吕产，于是太尉勃等乃得尽诛诸吕。（《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汇评】

周紫芝：诸吕之祸，刘氏之危，甚于累卵。当是之时，首倡大义以扶奖王室者，刘章也。及绐产、禄而夺之权，虽其势去已若孤豚，然犹未成禽也。当是之时，首诛元恶以成一时之功者，亦章也。以谋言之，章为先；以功言之，章为大，则其报之宜如何哉？然余于章，犹不能无恨焉，以其意在齐王也。初，章使齐王举而西，因欲立以为帝，是教其兄使叛也。齐王将魏勃杀召平，为书以告诸侯王，反状既明。幸而禄、产死，京师平，内畏平、勃，外恃灌婴，其计遂寝，不者，祸将酷于吕氏矣。议者以谓章欲使齐王举兵入援关中，而不知其反也，曰代王于高皇帝为子，齐王于高皇帝为孙，以尊卑之分，则代王当立。代王仁贤闻于天下，齐王之善未有所称也。以贤不肖，则代王亦当立。代王母家薄氏，皆君子长者，齐王母家驷氏，皆虎而冠。汉方以吕氏为戒，而复使驷氏得昌，是益其暴耳，以母氏之善恶，则代王亦当立。然则章何为舍代王而欲立其兄乎，此余于章所以不能无恨也。非将相叶谋以公天下为心，卒迎代王而共立之，则汉之安危殆未可知。夫以孝文之仁孝恭逊出于天性，岂不知平吕氏之祸者，章之功为大。以齐王之故而犹有憾焉，何示天下之不广耶！初，大臣与章约，事成当尽以赵地王章，尽以梁地王其弟兴居。及孝文既立，遂黜其功。章自以失职，岁余忧死，而兴居亦举兵以反。呜呼，汉所以报章者，亦云薄哉！（《太仓稊米集》卷六十五《朱虚侯欲立齐王为帝》）

李祖陶：其能平此难者，外则赖灌婴屯兵荥阳，与齐连和，令吕禄心胆俱碎，故太尉得以绐入北军；内则赖朱虚侯章愤不顾身，击杀吕产吕更始，故勃起拜贺而天下定。（《史论五种·前汉书细读》卷一《吕后纪》）

又：虽然，尊立文帝，并非朱虚侯意，诸大臣阴谋立之，则为天下得人，功亦大已。（同上）

⑩ 【汇校】

张文虎：中统、游本作“夺”，涉下而误。（《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古钞本“太尉”下有“勃”字，《汉书》同。（《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姓纪。”张晏曰：“纪信子也。”（《史记·吕太后本纪》）

颜师古：晋灼曰：“纪信焚死，不见其后。《功臣表》云纪通，纪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封侯。”师古曰：“晋说是也。”（《汉书注·高后纪》）

司马贞：张晏曰“纪信子”，又晋灼云：“信被楚烧死，不见有后。”按：《功臣表》襄平侯纪通，父成以将军定三秦，死事，子侯。即通非信子，张说误矣。（《史记索隐·吕太后本纪》）

吕祖谦：身率者，专归入北军之功，于周勃、纪通则见率者也。诏者，少帝之诏也。文帝论功犹称此者，示易置大将必自天子出也。（《大事记解题》卷十）

龚浩康：襄平侯通，即纪成的儿子纪通。其父封襄平侯，父死后他继承父爵。襄平，《索隐》注：县名。属临淮，故址在今江苏省盱眙县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⑪ 【汇校】

梁玉绳：按：“赵王”二字当削，《汉书》载此诏无“赵王”，是也。（《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汉书》无“赵王”二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汇注】

班　固：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汉书·百官公卿表》）

颜师古：应劭曰：“典客，今大鸿胪也。”师古曰：“揭音竭。”（《汉书注·吕太后本纪》）

吕祖谦：身夺者，非使人也，论功以躬亲为重。（《大事记解题》卷十）

【汇评】

茅　坤：擘画诸用事功臣。按：甚当。独不及郦寄，何也？（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张泰复：郦寄与刘揭同说吕禄解将印，及文帝论功，揭封侯赐金，而寄不录之。以绐禄之功，仅足以偿平时党结诸吕之罪，而又迫于绛侯之劫，非本心也。（引自凌稚隆《汉书评林·文帝纪》）

吴见思：诛诸吕事，《文纪》中不能详序，又不可不序，前只略点，此借诏中序出。文法简捷，安放得宜。（《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牛运震：“皇帝曰：吕产自置为相国”云云至“典客刘揭身夺赵王吕禄印”，此段文极简质，括诛诸吕事并诸臣功次井井。（《史记评注》卷二《孝文本纪》）

梁玉绳：尝论大臣谋诛诸吕，郦寄之功不在平、勃下，盖非寄说吕禄解印，太尉不得入北军矣。乃文帝封赐不及，岂以绐禄之功，仅足以偿平时党吕之罪，而又迫于绛侯之劫，非其本心乎？曹窋、陆贾亦皆有功无赏，何哉？（《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李祖陶：平、勃不过劫郦商，令寄绐说禄而已，而坐尸安刘之功，不已泰乎？（《史论五种·前汉书细读》卷一《吕后纪》）

⑫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益”上有“其”字。枫、三本“万”上有“邑”字。“勃”上当补其姓，下文“襄平侯通”“典客揭”仿之。（《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汉书》“万”上亦有“邑”字。（《史记斠证》卷十）

⑬ 【汇注】

顾炎武：汉时黄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赐周勃至五千斤。（《日知录》卷十一《黄金》）

【汇评】

吕祖谦：以夺北军，功为第一。（《大事记解题》卷十）

⑭ 【汇校】

［日］泷川资言：“灌将军婴”，当作“将军灌婴”。（《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汉纪》作“将军灌婴”。（《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司马迁：孝文皇帝于是益封婴三千户，赐黄金千斤，拜为太尉。（《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编者按：陈平、灌婴受赐金数，诸说不一。《孝文本纪》载：“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陈丞相世家》《樊郦滕灌列传》则作“赐平金千斤”“赐黄金千斤”。荀悦《汉纪》（卷七）曰：“丞相陈平、将军灌婴邑各三千户，金三千斤。”未知孰是。

【汇评】

吕祖谦：平主谋庙堂，而封邑与灌婴等，盖其自处也。（《大事记解题》卷十）

尹起莘：诸吕之诛，《纲目》首书齐王襄发兵致讨，继书平、勃、朱虚侯诛产、禄及诸吕。今也论功行赏，止及平、勃、灌婴，而不及二人，此意特以章尝欲立齐王，故不录其功，而当时大臣亦无有能明之者。夫以平、勃阿意曲从，稔成吕氏之祸，功固未可以赎罪，其视二人有功无过者大有迳庭。《纲目》于此文无予夺，若不甚白，然而即前所书观之，则知二人之为有功；即后所书观之，则知二人之不及赏。其是其否，固自晓然于书法之间，此功赏之断案也。（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黄　震：吕后欲王诸吕，王陵力争，可谓社稷臣矣。平、勃阿意王之，勃虽卒诛诸吕、安刘氏，然已功不赎罪；若平又何以赎之？而反受赏邑三千户、金二千斤耶！（《黄氏日钞》卷四六）

⑮ 【汇注】

司马迁：孝文帝元年……益封朱虚侯、东牟侯各二千户。（《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裴　骃：徐广曰：“十一月辛丑。”（《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王先谦：王先慎曰：东牟侯同时受封赐，见《传》（编者按：《传》，指《汉书·高五王传》）。（《汉书补注·文帝纪》）

【汇评】

刘友益：三人之功一也，论功列叙平、勃、灌婴而不及章，则帝之私也。按：《史记》朱虚侯章只赐邑二千户、金千斤。（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⑯ 【汇注】

司马迁：刘揭，文帝封。（《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

司马贞：韦昭云勃海县。（《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阳信故城在沧州无棣县东南三十里，汉阳信县。”（《史记正义·孝文本纪》）

龚浩康：阳信，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阳信县境内。（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王　恢：刘揭，元年三月辛丑（《汉表》作十一月，未知孰是），以典客夺吕禄印，闭殿门拒吕产等，共立皇帝，侯。景帝六年（前151），子中意有罪，免。

《汉志》勃海郡县，今河北无棣县东南三十里；一说东北十五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⑰ 【汇注】

赵　翼：古时不以白金为币，专用黄金，而黄金甚多。尉缭说秦王，赂诸侯豪臣，不过三十万金，而诸侯可尽。汉高祖以四万斤与陈平，使为楚反间，不问其出入。娄敬说帝都关中，田肯说帝当以亲子弟封齐，即各赐五百斤。叔孙通定朝仪，亦赐五百斤。吕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斤。陈平交欢周勃，用五百斤。文帝即位，以大臣诛诸吕功，赐周勃五千斤，陈平、灌婴各二千斤，刘章、刘揭各千斤。吴王濞反，募能斩汉大将者五千斤，列将三千斤，裨将二千斤，二千石一千斤。梁孝王薨，有四十万斤。武帝平阳公主千斤，赐卜式四百斤。卫青击匈奴，斩首虏万九千级，军受赐二千万斤……可见古时黄金之多也。（《廿二史札记》卷三《汉多黄金》）

王世贞：汉文帝即位，太尉勃赐黄金五千斤，丞相平、将军婴二千斤，朱虚侯章、襄平侯通、典客揭各千斤。宣帝即位，大将军光赐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杂缯三万匹。汉世赏功之重如此。（引自《百五十家评注史记》）

林茂春：郝京山曰：《汉书注》凡言赐若干金者，一金予万钱，非实金也。言赐金若干及言黄金者，实金也。按：此云赐太尉勃金五千斤，则是实金八万两也。陈平、灌婴各二千斤，襄平、东平、典客各金千斤，则是共金七千斤，为金十一万二千两。况遍及诸臣当赐者不知若干人，则倾府库之藏不足，岂其然乎！当时必别有条例，即所称赐金若干者，未必全是金。古人赏数以多为名，如云万钟万镒九百十万皆细数以见多。如汉制三公号万石，实月谷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百二十斛；比二千石，百斛。以下递减，不及全数之半，少者不及十之七八，皆非必实给也。（《史记拾遗》）

【汇评】

高　敏：文帝依靠与重用刘邦时期的老臣、宿将和尊宠优待刘氏宗亲及诛诸吕有功列侯的举措，从时间上说，几乎终文帝之世未尝中止；从范围来说，几乎包括追随过刘邦的所有老臣、宿将和全部刘氏宗亲、列侯；从程度上来说，封王侯、赐爵级、益封户、拜丞相、赏钱财和免租税徭役，几乎无所不包。因此，文帝时期是尊宠刘氏宗亲和依靠刘邦时期老臣、宿将最为突出的时期。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这些人诛诸吕和迎立有功，另一方面同文帝想极力维护刘邦所确立的政治原则有密切关系。如果说文帝除亡秦苛法暴政和实行轻徭薄赋、放宽禁令等措施给他塑造了“仁者”和改革者的形象的话，那么，他的一系列尊宠刘氏宗亲和依靠老臣、宿将的措施，就赋予他以因循守旧和固定刘邦政治原则的形象。造成这种形象上矛盾的原因，在于他为老臣、宿将及刘氏宗亲所迎立，从而使报恩的思想束缚了他的手脚，出现了人格上的二重性。（《论汉文帝》，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十二月，上曰①：“法者，治之正也②，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③。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④，及为收帑⑤，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⑥：“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⑦，所以累其心⑧，使重犯法⑨，所从来远矣。如故便⑩。”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悫⑪，罪当则民从⑫。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⑬。其既不能导⑭，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⑮。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⑯。”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⑰。”

①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刑法志》为文帝二年事，误。（《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考证》云云，王先谦《汉书补注》引钱大昕已有说。“上曰”《刑法志》作“又诏丞相、太尉、御史”。《通鉴》径改“上曰”为“诏曰”。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五云：《史记·文帝纪》凡诏皆称“上曰”，以其出于帝之实意也。（《史记斠证》卷十）

编者按：《汉书·刑法志》以诏除收帑诸相坐律令为孝文二年事。

【汇注】

王若虚：汉文诸诏，班固皆书诏，而迁称“上曰”。按其文意，当以诏字为是。（《滹南遗老集》卷十一）

汪克宽：“名号例”曰：秦汉称帝。注曰：其曰“上”者，当时臣子之辞，今不用，唯注中或因旧文。（《环谷集》卷四《通鉴纲目凡例考异序》）

【汇评】

真德秀：文帝元年十月即位，十二月下此诏，盖即位后第二诏也。班氏载于《刑法志》，《史记》书之本纪。太史公书于高、景二纪，诏皆不书，独《文帝纪》凡诏皆称“上曰”，以其出于帝之实意故也。不然，则山东老癃扶杖听诏，愿见德化之成，其可以空言动耶！（引自陈仁子编《文选补遗》卷一《议犯法相坐诏》）

丘　濬：《史》纪文帝凡诏皆称“上曰”，而他纪则不然，以见一朝王言出于帝之实意。山东民杖扶往听，老羸窿疾願须臾无死必真。此实惠上以实、感下必以实应人君，尊居九重，与民相与使之鼓舞，惟有诏令耳，可不以实哉。《易》曰：天下有风，媚。后以施命诰四方。风者，天子号令鼓舞万物者也。诏令之入，人沦于肌骨，一如风之于万物也。（引自《论世八编》三编第六卷）

② 【汇注】

胡三省：治，直吏翻。（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日］泷川资言：正，“正鹄”之“正”。（《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刘子·赏罚篇》：“治民御下，莫正于法。”（《史记斠证》卷十）

③ 【汇校】

王叔岷：案：“率”借为“”，《说文》：“，先道也。”（段玉裁注：道，今之“导”字。）“率善人”犹言“导善人”。下文“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可证此“率”字之义。《刑法志》“率”作“衞”，“衞”盖“”之误，“”（今作帅）亦借为“”。（《史记斠证》卷十）

④ 【汇注】

［日］泷川资言：同产，兄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张家英：此“论”字非评论、议论之论，而是刑法上的用语，是判罪、定罪的意思。这一意义的“论”，《史记》中多次使用了。《李斯列传》：“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张耳陈余列传》：“［贯］高曰：‘人情宁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论死，岂以王易吾亲哉！’”《淮南衡山列传》：“及长身自贼杀无罪者一人，令吏论杀无罪者六人。”“论腰斩”即判决腰斩，“论死”即判定死罪，“论杀”即判定处死。这种“判决、判定”，实际上是从“分析、评定”的意义引申生发而来的。（《<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文本纪》）

⑤ 【汇校】

李　笠：按：父母妻子同坐便是收帑，不得复云“及”也，“及”疑为“乃”字之误。（《史记订补》卷二《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刑法志》“及”字同。“及”非误字，“及”犹“至于”也。《梁孝王世家》：“及左右近臣少见之人，如从管中窥天也。”“及”亦与“至于”同义。（彼文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五已有说。）（《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裴　骃：应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今除此律。”（《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编者按：清陈景云《两汉订误》（卷一）曰：“应劭曰：‘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家室。’按：‘并’下当有‘坐’字。”

颜师古：帑读与奴同，假借字也。（《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收帑），收录其妻子，没为官奴婢。（《史记索隐·商君列传》）

【汇评】

钱　时：舜罚弗及嗣，文王罪人不帑，而况于父母乎！高祖入关，约法三章，余悉去秦苛法，曷为而收帑相坐，复仍秦旧，此萧相国定律之罪也。文帝即位而首除之，知所先务矣。又明年，盗高庙玉环而乃不胜其怒，欲致之族，抑何欤？（《两汉笔记》卷三）

⑥ 【汇校】

王叔岷：案：《刑法志》作“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奏言”。下文“有司皆曰”作“平、勃乃曰”。（《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龚浩康：有司，有关主管官员。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所以称“有司”。这里泛指朝廷大臣。（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⑦ 【汇校】

王叔岷：案：下“坐”字当从《刑法志》作“及”，涉上“坐”字而误也。“相坐及收”，承上文“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而言。（《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沈家本：收与坐系二事。《说文》：收，捕也。《汉志》“逮系”注：“辞之所，及则追捕之。”《诗·瞻卬》：“此宜无罪，汝反收之。”《毛传》：收，拘收也。有罪者收，无罪者坐。《汉志》言“使有罪不收，无罪不相坐”，曰收律，曰相坐法，画然分明。（《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一》）

张大可：相互牵连治罪，目的是以此束缚他们的犯罪心理。（《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张家英：“相坐”也可以叫作“连坐”或是“相连坐”。这也可见于《史记》中。《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索隐》：“牧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相坐”“连坐”或“相连坐”是商鞅变法时在秦国实施的。“令民为什伍”，即让居民每十家或五家为一单位，其中一家犯罪，其余各家要检举告发；不检举告发者要予以治罪。《李斯列传》：“赵高曰：‘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于是，“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叛者众”。取得这样的结果自会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了。

《考证》引沈家本说，认为“坐”与“收”系二事。诚然，从词义上说，“坐”与“收”是不同的。但“坐收”是因相坐而被收捕，所以“相坐”与“坐收”实质上仍然是一回事，联系相当密切。这从下面所举一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淮南衡山列传》：“衡山王赐，淮南王弟也，当坐收，有司请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诸侯各以其国为本，不当相坐。与诸侯王、列侯会肄丞相、诸侯议。’”这里“相坐”与“坐收”针对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只不过天子以“诸侯……不当相坐”为由，为衡山王赐开脱了应予“坐收”的罪责而已。（《<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文本纪》）

⑧ 【汇注】

王叔岷：案：王先谦云：《淮南·氾论》：“故引太祖以累其心。”高注：“累，恐也。”（《史记斠证》卷十）

⑨ 【汇注】

颜师古：重，难也。累音力瑞反。（《汉书注·刑法志》）

龚浩康：重，看重；不轻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⑩ 【汇评】

程馀庆：一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⑪ 【汇注】

颜师古：悫，谨也，音丘角反。（《汉书注·刑法志》）

⑫ 【汇评】

金春峰：文、景好黄老刑名，不任儒者。所以在诏书中反复申言“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正”（编者按：中华书局本《史记·孝文本纪》作“罪当则民从”）……可谓李斯“无书简之文，以吏为师”的翻版。（《汉代思想史·汉初黄老思想的政治实质及其在学术领域的影响》）

⑬ 【汇校】

王叔岷：案：“之”犹“以”也。（《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颜师古：道读曰导。以善导之也。（《汉书注·刑法志》）

【汇评】

程馀庆：责备得是。汉吏治之盛，始此一语。（《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⑭ 【汇校】

王叔岷：案：“其”犹“若”也。《范睢列传》：“王其欲霸，必亲中国。”《战国策·秦策三》《长短经·七雄略注》《通鉴·周纪五》“其”并作“若”，《扁鹊列传》：“其在骨髓，虽有司命，无奈之何。”《文选》枚叔《七发》注引《韩非子》“其”作“若”（今本《韩非子·喻老篇》无“若”字），并其、若同义之证。《楚世家》：“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又见《左》宣三年传，参看吴昌莹《经词歆释》（编者按：当为《经词衍释》）五。“其”亦与“若”同义。（《史记斠证》卷十）

⑮ 【汇注】

颜师古：法害于人，是法为暴。（《汉书注·刑法志》）

⑯ 【汇注】

徐复观：元年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一段议论，移到《刑法志》。（《两汉思想史》卷三《<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

⑰ 【汇注】

班　固：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祅言令。孝文二年，又诏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议。”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奏言：“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来久矣。臣之愚计，以为如其故便。”文帝复曰：“朕闻之，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为暴者也。朕未见其便，宜孰计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无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谨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汉书·刑法志》）

编者按：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十引用上文后评论说：“由是言之，风俗移易，人性相近而习相远，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犹有过刑谬论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于末流者乎！”

凌稚隆：又按：《史记》此纪载除收帑诏文，班掾移入《刑法志》内。（《汉书评林·文帝纪》）

董　说：收帑，详见《什伍之法》。谓收录其妻子，没为奴婢。秦法：一人罪，收其室家。《盐铁论》云：“纣为炮烙之法，而秦有收帑之法。”（《七国考》卷十二《秦刑法》）

王鸣盛：盖车裂、腰斩、具五刑、夷三族，皆秦之酷法，汉初沿袭行之。韩信、彭越、英布皆受此。至《文纪》元年冬十二月，尽除收帑相坐律令。十三年夏五月，除肉刑法矣。然景帝于晁错，武帝于郭解、主父偃、公孙贺、李陵、李广利、公孙敖、任安、田仁、刘屈氂，犹皆腰斩夷族。则《文纪》云云，徒虚语耳。（《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四）

【汇评】

范　晔：高帝受命诛暴，平荡天下，约令定律，诚得其宜。文帝……惟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无革旧章。（《后汉书》卷六四《梁统传》）

陈仁子：汉之不为秦，以高帝之后继以文帝也。夫一人有罪并坐其家，秦法也。文帝不为秦，而武帝似秦，文帝除收帑诸相坐之令，而武帝立见知故纵之法。呜呼！汉高帝性本宽厚，非文帝培植之深，则断丧于武帝者，又一秦也。故高帝能创天下，而武帝能守天下。（《文选补遗》卷一《议犯法相坐诏》）

真德秀：文帝除收帑及肉刑、求直言除诽谤、祠官劝农等诏，皆尔雅温厚，有浑浩气象。（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霍　韬：帝曰：法以禁暴卫善，人之帝所以御史也。又曰：法正民慤，罪当民从，帝王御世大中之矩也。曰吏道民善，曰法反害民，建官制政之本，虐政残民之弊尽知矣。故曰：文帝，汉守成令主也。又曰：秦法，一人犯罪，一家坐死，惨酷矣。帝除之，仁政也，我立法惟叛逆乃连坐，万世之中极也。（《兀涯西汉书议》卷二）

邵经邦：孟子之称文王，必曰罪人不孥。帝虽未能究竟扩充，然而汉之元气勃勃然矣。贾山所谓思见德化之成者如此。（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袁黄、王世贞：文帝继统之初，正四方观听维新之日，《纲目》前书除收帑相坐律令，则见其急于解娆之意；次书定振穷养老之令，则见其切于养民之义；至是继书令四方毋来献，则又见其清净玄默之意。未及一年，帝之善政盖已班班可纪。汉治之兴，固其宜也。（《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吴见思：高帝刑乱国用重典，文帝则刑治国用轻典也。（《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汪　越：孝文元年书除收帑相罪律，首施仁也。（《读史记十表》卷十）

于豪亮：汉文帝废除了连坐法和收帑法。《史记·孝文本纪》记载：“（文帝元年）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但实际上，连坐之法，西汉一直没有废除。《汉书·刑法志》在记载“尽除收帑、相坐法”之后，接着说：“其后，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晁错传》记载晁错“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李陵传》：“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考古》1980年第2期刊出了1973年肩水金关出土的一件文书，内容是：“遂验大逆无道故广陵王胥御者同产弟，故长公主第卿大婢外人。”这也是西汉实行连坐法的一个例子。《汉书·孔光传》记载，西汉一直有“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这样一条法律，上述诸人被族诛，正是根据这条法律判决的。追查外人，也是根据这条法律。

西汉没有废除连坐法，仍实行族诛。收帑法却自汉文帝宣布废除以后直至西汉末始终没有再执行过，这里有一些旁证。《汉书·酷吏传·严延年传》：“（严延年）坐怨望非谤政治不道弃市。初，延年母从东海来，欲从延年腊。到雒阳，适见报囚，母大惊，便止都亭，不肯入府……母毕正腊，谓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我不意当老见壮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东归，扫除墓地耳。’遂去。归郡，见昆弟宗人，复为言之。后岁余，果败。东海莫不贤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东海号曰‘万石严妪’。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传》。”严延年“坐怨望非谤政治不道弃市”，他的兄弟五人仍然“至大官”，他的母亲甚至被称为“万石严妪”。他们当然没有被没收成为奴婢……又《王章传》：“（王章）书遂上，果下廷尉狱，妻子皆收系。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号哭曰：‘平生狱上呼囚，数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刚，先死者必君。’明日问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将军凤薨后，后弟成都侯商复为大将军辅政。白上还章妻子故郡。其家属皆完具，采珠致产数百万。时萧育为泰山太守，皆令赎还故田宅。”王章被判处死刑后，他的妻、子被收系并远徙至合浦，他们不但没有被没收为官奴婢，反而因采珠成为巨富，也许他们还蓄有不少奴婢呢。以上的事实表明，西汉确实废除了收帑法。（《西汉对法律的改革》，载《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

彭　年：收孥又称收、收录，或籍没。《史记·商君列传》索隐曰：“收，收录其妻、子，没为官奴婢。”《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亦“谓籍没其一门，皆为徒隶。”可见所谓收孥，就是一人犯罪，将其妻、子家属没入为官奴婢。

收孥之法的施行，在秦最为频繁。早在商鞅变法之时，秦国对罪犯就有“诛其身，没其家”，即“纠举而收录其妻、子为官奴婢”的刑罚（《史记·商君列传》索隐）。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收孥之法推行于全国。《盐铁论·周秦》载文学叙述秦代的状况说：“纣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赵高以峻文决罪于内，百官以峭法断割于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文学之言，可谓入木三分，足见秦代收孥之法实施之严酷。

西汉初年，“顺稽古之训，成时雍之化”，蠲除苛法严刑，释放部分官私奴婢，但是仍然保留籍没之制。汉律规定，罪人的妻、子“没为官奴婢，黥面”（《魏志·毛玠传》），“其弟没为奴”（《吕氏春秋·开春纪》注引《律》）。汉文帝二年，文帝曾与群臣讨论收孥律的得失，《汉书·刑法志》记录了当时君臣的意见（略）。君臣讨论的结果，是汉文帝下了“尽除收律、相坐法”的诏令。看来，收律当时是废除了，但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又将“其首事者妻、子没入为官奴婢”（《汉书·武帝纪》引应劭注）。这说明文帝“尽除收律”的诏令，已变成有名无实的一纸具文。（《秦汉族刑、收孥、相坐诸法及其施行之探讨》，见《秦汉史论丛》）

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①，所以尊宗庙。请立太子②。”上曰③：“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④，天下人民未有嗛志⑤。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⑥，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⑦。谓天下何⑧？其安之⑨。”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⑩，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⑪，明于国家之大体。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⑫。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⑬。岂为不豫哉⑭！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⑮，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⑯，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⑰，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⑱，非所以忧天下也⑲。朕甚不取也⑳。”有司皆固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馀岁㉑，古之有天下者莫长焉㉒，用此道也㉓。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亲率士大夫㉔，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㉕。诸侯王及列侯始受国者皆亦为其国祖。子孙继嗣，世世弗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㉖。今释宜建而更选于诸侯及宗室㉗，非高帝之志也㉘。更议不宜㉙。子某最长㉚，纯厚慈仁㉛，请建以为太子。”上乃许之㉜。因赐天下民当代父后者爵各一级㉝。封将军薄昭为轵侯㉞。

① 【汇注】

颜师古：蚤，古以为早晚字也。（《汉书注·文帝纪》）

王先谦：《说文》：“早，晨也。从日在申上。”，啮人跳虫。蚤、或体字，此假借通用，以为古字则谬矣。（《汉书补注·文帝纪》）

张大可：建太子要布告天下，杜绝诸皇子觊觎之心。（《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汇评】

黄　震：欲预正名分。（《古今纪要》卷二）

② 【汇评】

苏　辙：汉文帝即位，群臣请立太子，群臣不自疑而敢请，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后唐明宗尤恶人言太子事。然汉文帝立太子之后，享国长久，为汉太宗。明宗储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窥觊陷于大祸，后唐遂乱。（引自真德秀编《续文章正宗》卷六《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王应麟：或问：文帝元年，有司何以即有建太子之请？曰：太子天下之本，本正而天下定。高帝初为汉王，二年立子盈为太子，此汉之家法也。以高帝之豫定，犹牵于如意之爱。惠帝继嗣不明，遂有易姓之变，称制之僭，厥监不远，有司所以固请也。吕献可谏行议建储贰之赏，谓汉史载豫建太子，但云有司，不著其人。讫景帝世，不闻赏建言者言之，是公于天下赏之者，私于己也。盖汉俗近古，上无私恩，下无贪功，与后世异矣。然文帝知豫建而不知豫教。周勃、灌婴知为窦氏择师傅，而不知为太子择师傅也。用智囊之术，所习者刑名；逞博局之忿，所尚者刻薄。贾谊选端士正人之言，听之藐藐也。帝王之学不传而垂裕诒谋，诗书所称有愧焉。文帝天资粹美，岂大臣无以格其心欤？自汉而下，人君以建储为讳，若唐之宣宗，后唐之明宗。其终也，宦寺擅制君之权，宫闱起称兵之祸，是皆不学之过也。古者不讳危亡。贾谊谓生为明帝，没为明神，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又曰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文帝不以为讳。彼讳言建储者，其能长有天下乎？文帝可谓知为君之道矣。（《通鉴答问》卷三）

孙　琮：文势急中缓，缓中急，悠扬委曲，温雅可式。（《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③ 【汇注】

真德秀：按：“上曰”以下疑是面谕有司之语。（引自陈仁子《文选补遗》卷一《答有司请建太子诏》）

④ 【汇校】

张文虎：吴校宋板“弗”，各本作“未”。（按：金陵本未及剜改，仍作“未”。中华本初版亦作“未”，再版改。）（《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汇注】

王叔岷：案：《汉书·文帝纪》享作饗，古字通用。“歆享”复语，歆亦享也。《左》襄二十七年传：“能歆神人。”杜预注：“歆，享也。”（《史记斠证》卷十）

⑤ 【汇校】

郝　敬：嗛与歉、慊并通，不足而欲曰“嗛”，从口，与“歉”同。已足而快曰“慊”，从心从口，音衔。《佞幸传》“太后因比嗛韩嫣”，衔恨即不足之意，从心，音恰。《大学》“此之谓自慊”，快足也。俗语“饥思食”，曰欠，即嗛意，言未见民人有欲我而欠之者。（编者按：林茂春《史记拾遗》引用此段，无“俗语”至“欠之者”句。）《礼书》“入焉而嗛”，亦不足之意，与“慊”异。《汉书》作“未有惬志”，以慊用也。（《批点史记琐琐》卷一）

顾炎武：《孝文纪》“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与《乐毅传》“先王以为慊于志”同，皆厌足之意。《荀子》“惆然不慊”，又曰“由俗谓之道尽嗛也”，又曰“向万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又曰“不自嗛其行者言滥过”，《战国策》“齐桓公夜半不嗛”，又曰“膳啗之嗛于口”，并是慊字而误从口。《大学》“此之谓自谦”，亦慊字而误从言。《吕氏春秋》“苟可以傔剂貌辨者，吾无辞为也”，亦慊字而误从人。（《日知录》卷二十七《史记注》）

钱大昭：《史记》“惬”作“嗛”。《荀子·荣辱篇》：“臭之而无嗛于鼻。”杨倞注：“‘嗛’当为‘慊’，盖义与‘惬’同。”（《汉书辨疑》卷一）

方　苞：《索隐》“嗛者，不满之意”，与文义不协。《战国策》“齐桓公夜半不嗛”，注：嗛，快也。《汉书》作“嗛”，亦快足之意。（《史记注补正·文帝纪》）

梁玉绳：“嗛”即“慊”，《汉书》作“惬志”，义同（应劭曰“满也”。师古曰“快也”）。《索隐》以为“不满之意”，非也。（《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沈　涛：《孝文本纪》“天下人民未有嗛志”，《索隐》曰：“嗛者，不满之意也。未有嗛志，言天下皆志不满也。”涛按：小司马之说不可通。嗛，《汉书》作“惬”，应劭音箧，曰满也。师古曰：惬，快也。然则嗛乃惬之假字。小司马以本字义训释之，误矣。（《铜熨斗斋随笔》卷三）

张文虎：“嗛”当为“慊”，《汉书》作“惬”，义与“慊”同，注引应劭曰：惬，满也。此衍“不”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吴汝纶：梁云“嗛”即“慊”，《汉书》作“惬志”。（《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李　笠：按：方氏、梁氏说是也。《庄子·天运》：尽去而后慊。《释文》：慊，本作嗛。《乐毅传》“先王以为慊于志”与此义同。小司马于此云不满，于彼云不惬，并是不通训诂之失。顾氏《日知录》亦言“嗛”为厌足之意，与方氏说同，然以“嗛”为“慊”之误，亦未然。（《史记订补》卷二《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索隐》“不满之意”，“不”字疑衍。盖训嗛为满，故释“未有嗛志”为“天下皆志不满也”。《考证》引顾说，谓“嗛”与《乐毅传》之“慊”同，是也。《荀子·正名篇》杨倞注引《乐毅传》作“先王以为嗛于志”，可证。（《史记斠证》卷十）

吴国泰：按：小司马以为“嗛者，不满之意也。未有嗛志，言天下皆志不满也”。其言不可通。顾炎武以为同于“慊”字，训为厌足义，然《说文》“慊，疑也”，乃“嫌”之本字，无厌足义。若以为同于“歉”，则歉者，“食不满也”，与厌足之义正相反，是顾氏之言亦未可从也。考《汉书》此句作“未有惬志”，师古曰“惬，快也”，其言是也。盖“嗛”者正是“惬”之借字也。嗛、惬，同属于见纽双声，故可假嗛为惬也。今不求之于声，而惟求之于字，固宜其扦格而难通矣。（《史记》解诂（下）》，载《文史》第43辑）

【汇注】

颜师古：应劭曰：“惬音箧。惬，满也。”师古曰：“惬，快也。”（《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按：嗛者，满之意也。未有嗛志，言天下皆志不满也。《汉书》作“志”，安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嗛者满之意也”，“满”，原作“不满”，梁玉绳《志疑》卷七：“‘嗛’即‘慊’，《汉书》作‘惬志’，义同。应劭曰‘满也’。师古曰‘快也’。《索隐》以为‘不满之意’，非也。”今据删。

张守节：恨也，未有恩惠之志民也；又谦牒反，言未有惬洽之志于民。（引自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孝文本纪》）

朱锦绶：《索隐》曰：嗛者，不满之意也。案：如《索隐》说，此句应解为未有不满之志。小司马乃解为天下皆志不满，自相矛盾，不知此句固应解为天下皆志不满，而“嗛”字应训“惬”，文义方和。《庄子·盗跖篇》“口嗛于刍豢醪醴之味”，《战国策》“膳喢之嗛于口”，注：嗛，惬也，皆“嗛”训“惬”之明证。（《读史记日记》）

章诒燕：按：《说文》：嗛，口有所衔也。《夏小正》：田鼠者，嗛鼠也。此为“嗛”字本义。《汉书·外戚世家》：景帝恚，心嗛之而未发。《佞幸传》：太后由此嗛韩嫣。此用“嗛”字本义，即假借为“衔”字也。《谷梁传》：谷不升谓之嗛。《商铭》：嗛嗛之食，嗛嗛之德。《汉书·郊祀志》：今谷嗛未报。颜注：嗛，少意也。此假借为歉字也。《子夏》《周易》《汉书·艺文志》谦卦皆作嗛。《汉书·司马相如传》：陛下嗛让而弗发。《尹翁归传》：温良嗛退。颜注：嗛，古谦字，此又假借为谦字也。《庄子》：口嗛于刍豢醪醴之味。《战国·赵策》：衣服之便于体，膳啖之嗛于口。《魏策》：齐桓公夜半不嗛。《史记·乐毅传》：先王以为慊于志。《索隐》：曰慊亦作嗛。考慊字本作嫌疑之嫌，故《汉书·赵充国传》云：偷得避慊之便。而《大学注》：谦读为慊，快也，足也。此借慊为惬，因即借嗛为慊也。嗛字于本义外，音义之不同者四，除嗛、谦古通用弗论，其假借为衔字者户监切，假借为歉字者苦簟切，假借为慊字者诘叶切。此从诘叶切，文帝谦言天下人民未有快足之志也。《索隐》于《乐毅传》通慊于嗛，而于此乃训为不满之意，是本文从诘叶切，借为慊字，而《索隐》从苦簟切借为歉字，语适相反矣。顾亭林驳正此条，于嗛字偏旁明辨以皙，而音义之歧，不识何以置之不论。今备载于此，亦可为顾说之一助。（《读史诤言》卷一《史记诤言》）

［日］泷川资言：顾炎武曰：嗛，与《乐毅传》“先王以为慊于志”之“慊”同，厌足之义。（《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瞿方梅：案：嗛者，足也，快也。《索隐》说殊矛盾。今本《汉书》作“惬”，惬字异而义则同。（《史记三家注补正·孝文本纪第十》）

张家英：“嗛”为一多音多义字。《史记》中使用五次。除本例外，其余四次均应读xián：《外戚世家》：“景帝恚，心嗛之而未发也。”《酷吏列传》：“上怒曰：‘纵以我为不复行此道乎？’嗛之。”《大宛列传》：“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佞幸列传》：“太后由此嗛嫣。”以上四例，三家注均谓读与“衔”同。除第三例其义亦同“衔”之外，其余三例都是表“衔恨”之义的。

“嗛”可以通“慊”。《乐毅列传》：“先王以为慊于志，故裂地而封之，故得比小国诸侯。”《索隐》即以为，“慊”作“嗛”。此“嗛”当读qiè。《汉书·文帝纪》“嗛志”作“惬志”。此“惬”即今日通行之“”字。（《<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文本纪》）

⑥ 【汇校】

编者按：《汉书·文帝纪》中“禅”作“嬗”。

【汇注】

颜师古：晋灼曰：“嬗，古禅字。”（《汉书注·文帝纪》）

【汇评】

孙　琮：矢口堂皇，琅琅有声。（《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⑦ 【汇注】

王叔岷：案：《广雅·释言》：豫，早也。（《史记斠证》卷十）

【汇评】

孙　琮：此文帝谦让，后代岂得籍。（《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⑧ 【汇注】

颜师古：犹言何以称天下之望。（《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言何以谓于天下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王念孙：“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索隐》曰：“言何以谓于天下也。”念孙按：“谓”犹“如”也，言如天下何也。《礼书》曰“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律书》曰“谓百姓远方何”，义并与此同。《礼书》又曰“孝文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言礼貌不足恃，但问躬化如何耳（《正义》曰“躬化节俭，谓何嫌耳”，非是）。《儒林传》申公对武帝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语意与此同。古者谓如何为谓何。《邶风·北门篇》：“天实为之，谓之何哉？”言如之何也。僖二十八年，《左传》“救而弃之，谓诸侯何”，言如诸侯何也。成二年《左传》“以师伐人，遇其师而还，将谓君何”，言将如君何也。十七年《左传》“君实有臣而杀之，其谓君何”，言其如君何也。《齐策》曰“虽恶于后王，吾独谓先生何乎”，言独如先生何也。故高注曰：谓何，犹奈何也。奈，亦如也。《魏策》曰“杀之亡之，无谓天下何？内之，无若群臣何”，言无如天下何、无如群臣何也。《汉书·礼乐志·郊祀歌》“遍观是邪谓何”，晋灼曰：谓何，当如之何也。（《读书杂志·史记·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王说又见《经传释词》二，惟于彼释“谓天下何”为“奈天下何”，其义一也。下文孝文遗诏，亦云：“谓天下何！”《国语·晋语》：“奈吾君何！”与此句法同。（《史记斠证》卷十）

⑨ 【汇注】

颜师古：安犹徐也，言不宜汲汲耳。（《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其，发声也。安者，徐也。言徐徐且待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程馀庆：安，徐也，字法。（《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汇评】

吴见思：文法峭宕。（《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赵用贤：文帝此诏，有三代求言风。（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二《孝文皇帝本纪》）

⑩ 【汇注】

司马贞：按：崔浩云“伯、仲、叔、季，兄弟之次，故叔云叔父，季云季父”。（《史记索隐·项羽本纪》）

龚浩康：季父：叔父。古代兄弟依伯、仲、叔、季排行，所以季父又指最小的叔父。（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⑪ 【汇注】

裴　骃：如淳曰：“阅，犹言多所更历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⑫ 【汇校】

王叔岷：案：“以”犹“而”也。（《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吕祖谦：《史记》《汉书》两本纪所载，大略皆同，但《史记》云“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所谓秉德以陪者，专为弟设也。《汉书》削“惠仁以好德”一句，而云“吴王于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失文帝之意矣。（《大事记解题》卷十）

梁玉绳：按：《汉书》无“惠仁以好德”句，似较直捷。（《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佚　名：金甡曰：文帝生于高祖四年戊戌，吴濞生于始皇三十二年丙戌，长帝十二年。（《史记疏证（外一种）》卷十）

⑬ 【汇注】

裴　骃：文颖曰：“陪，辅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佚　名：淮南王生于高祖九年癸卯。（《史记疏证（外一种）》卷十）

⑭ 【汇注】

［日］泷川资言：冈白驹曰：岂可谓之“不豫”哉？愚按：“豫”字承上，言常思禅天下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汇评】

焦　竑：帝王为天下后世虑，不崇虚让，以动奸臣窥伺之心。幸元王长者，独无异志，若吴王、淮南卒以逆诛，岂非惠仁好德、秉德倍朕之言启之耶？（引自《百五十家评注史记》）

吴见思：三人作两段，折宕之妙。（《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孙　琮：缴应豫字。（《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⑮ 【汇注】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此有功臣，亦以同姓而言，朱虚等是也，非指异姓功臣。（《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⑯ 【汇评】

孙　琮：“不能终”三字，亦见大臣擅废立，故加敬慎。（《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程馀庆：真语。（《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⑰ 【汇注】

颜师古：必将传位于子。（《汉书注·文帝纪》）

【汇评】

吴见思：句峭。（《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⑱ 【汇校】

王叔岷：案：“其”犹“将”也。（《史记斠证》卷十）

⑲ 【汇校】

王叔岷：案：《通鉴》“忧”作“优”，古字通用。《说文》：“忧，和之行也。《诗》曰：布政忧忧。”段注：“《商颂》〔长发〕文，今诗作‘优优’。毛《传》曰：优优，和也。”“非所以忧天下”，犹言“非所以和天下”耳。（《史记斠证》卷十）

【汇评】

五礼图：汉文初年，有司请豫建太子，诏以不能博求天下贤德之人，授之以位，非所以忧天下。辞气雍容，可谓谦而又谦者矣。虽然，帝果欲与贤德之士共天下乎？诸吕戕害诸刘，汉祀不绝者如线，幸而大臣定乱，建议奉迎帝，始得承高帝之业，乘无疆之休，天与人归，宗社有主。使天下果有贤德如舜、禹者，果可即以天下让之耶？且以天下让者，无心于天下者也。无心于天下者，虽有迹类于争天下者，吾固可以泰然不与之计较。（《雨田古论》卷上《文帝欲立贤》）

⑳ 【汇注】

颜师古：不取，犹言不用此为善也。（《汉书注·文帝纪》）

吴见思：即位至此才四月耳，故曰早建，故有此再让也。（《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汇评】

陈仁子：文帝有天下而不与。其始也，不以天下私其身；其终也，不以天下私其子。帝自代郡来，辞让再三，初无一毫垂涎鼎玺之心，最是卑词而和匈奴，软语而谕南粤，视名位直将浼焉。其不有天下之心如此。有司请建太子，而帝曰别择贤，彼岂为其私哉！后立景帝，特以身履诸吕之变，不容不早定耳。西汉有帝王气象，文帝一人而已。（《文选补遗》卷一《答有司请建太子诏》）

吕祖谦：文帝之元年，景帝方十岁耳。平、勃所以亟请建太子者，惩惠帝继嗣不明之祸也。文帝所以固让者，盖践阼之始，惧不克胜，所言皆发于中心，非好名也。至于言楚王、吴王、淮南王，特因有司有豫建之请，故答以近亲贤王尚多，岂为不豫而已，亦非为禅让不情之语也。（《大事记解题》卷十）

张　栻：文帝以庶子居藩国，入践大统，知己之立为汉社稷，非为己也，故不敢以为己私。有司请建太子，则先示博求贤圣之义，而又推之吴王、淮南王；有司请王诸子，则先推诸兄之无后者而立之。其辞气温润不迫，其义诚足以感人也。（《南轩集》卷十六《文帝为治本末》）

编者按：凌稚隆《汉书评林·文帝纪》引“有司请建太子”下诸句，著者作“张载”，“博求”作“傅求”。

许应元：让固美德，然为天下万世虑，不崇虚言以开觊觎。幸元王长者，独无异志；如吴王、淮南卒谋叛逆，以绝其世。岂非秉德陪朕之言有以启之耶？其后，景帝亦言千秋万岁后传位梁王，太后、梁王皆以为实。袁盎进说而贾怨杀身，梁王亦骄不制。则按覈使者相望于道，向无田叔、韩安国开说事亦几殆然，则无实意而崇美词，为天下者亦奚取焉！（引自凌稚隆《汉书评林·文帝纪》）

钱　时：呜呼，美矣。三代而下，闻斯言哉！（《两汉笔记》卷三）

张邦奇：文帝此言，直与尧舜之心同，宜其子孙享国长久。后之猜忌宗室者不一再传而覆绝，可鉴矣。（《兀涯西汉书议》卷二）

王夫之：有司请建太子，文帝诏曰：“楚王，季父也；吴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诸父昆弟之懿亲，宜无所施其伪者。而以观其后，吴濞、楚戊、淮南长无一全其躯命者。尺布斗粟之谣，取疚于天下而不救。然则诏之所云，以欲翕固张之术，处于谦以利用其忍，亦险矣哉！且夫言者，机之所自动也。吴、楚、淮南闻斯语而歆动其妄心，则虽欲扑之而不得。故曰“火生于木而焚生火之木”，自生而自剋也。文帝亦何利焉？至于侵伐而天下亦殆矣。君子立诚以修辞，言其所可行，行焉而无所避，使天下洞见其心，而鬼神孚之；兵革之萌销于心，而机不复作；则或任焉而无所用谦，或让焉而固诚也，非有伪而托于“呜”者也。何侵伐之利哉！（《读通鉴论》卷二《文帝》）

袁黄、王世贞：问汉文帝践祚之初，谦让再三，及有司早建太子，又固让不许，诚伪何如？（《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王世贞：文帝此见犹不失为大公之心哉。（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二《孝文本纪》）

牛运震：议建太子一段写文帝谦让不遑处，温婉可思，蔼然如闻仁人之言。（《史记评注》卷二《孝文本纪》）

孙　琮：议虽不行，然唐虞来独见此议，亦犹天下为公之道。（《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李祖陶：其为政，则专务以德怀人，而欿然见自己之不足。请立太子，再三却而后从。一则曰豫建太子，重吾不德；再则曰人其以朕为忘贤而传于子，朕甚不取。（《史论五种·前汉书细读》卷一《文帝纪》）

㉑ 【汇校】

钱大昕：《汉书》作“且千岁”。（《廿二史考异》卷一）

王叔岷：案：古钞本“千”下有“有”字。（《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颜师古：治安，言当理而且安宁也。治音丈吏反。（《汉书注·文帝纪》）

钱大昕：按：殷周有天下，皆不及千岁，云千余岁者，并稷、卨受封之年计之。（《廿二史考异》卷一）

【汇评】

梁玉绳：按：治安千余岁之言非其实。（《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徐复观：元年正月，《史记》“有司皆固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汉书》易“皆千余岁”为“皆且千岁”，当然以《汉书》之义为长。（《两汉思想史》卷三《<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

㉒ 【汇校】

沈　涛：按：《汉书》作“莫长焉”，无“不”字。《索隐》曰“言古之有天下者，无长于立子，故曰莫长焉”，是小司马本亦无“不”字，今本有“不”字者衍。然小司马解莫长谓无长于立子，亦非。（《铜熨斗斋随笔》卷三）

梁玉绳：又“不”字当衍，“索隐本”无“不”字，与《汉书》同。（《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张文虎：各本“莫”下衍“不”字。《索隐》本无，与《汉书》合，《馆本考证》据删，《志疑》说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编者按：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愚按：延久古抄、枫山、三条本亦无“不”字。

郭嵩焘：按：金陵本无“不”字，与《汉书》合。《索隐》注云：“古之有天下者，无长于立子，故云莫长焉。”是所传本本无“不”字也。（《史记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编者按：孙琮《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作“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长焉”。

【汇注】

颜师古：言上古以来，国祚长久，无及殷、周者也。（《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言古之有天下者，无长于立子，故云“莫长焉”。（《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牛运震：长谓历数绵长也。言古之有天下者历数绵长，皆由于立子。《索隐》谓“古之有天下者，无长于立子”，大非。（《读史纠谬》第一卷《史记》）

程馀庆：言古之有天下者，历数绵长，皆由于立子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㉓ 【汇注】

颜师古：所以能尔者，以承嗣相传故也。（《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用此道者，用殷周立子之道，故安治千有余岁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杨树达：按：殷有兄终弟及之制，弟尽则仍传子，此就其传子言之。（《汉书窥管》卷一《文帝纪》）

㉔ 【汇注】

柯维骐：《周礼》师帅皆中大夫，旅帅皆下大夫，卒长皆上士，两司马皆中士，两皆统于军将，故曰士大夫。（《史记考要》）

【汇评】

孙　琮：从高帝说来，立言有体。（《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㉕ 【汇校】

吕祖谦：《史记》又云“高帝亲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汉书》削“亲率士大夫”一句，则与下文“建诸侯”之语不相应，于文义亦未足。（《大事记解题》卷十）

㉖ 【汇注】

颜师古：设，置立也，谓立此法也。（《汉书注·文帝纪》）

【汇评】

吕祖谦：有司之言曰：“高帝亲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及列侯始受国者亦皆为其国祖。子孙继嗣，世世不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然则当时之廷臣，盖其知此者矣。（《大事记解题》卷十）

㉗ 【汇注】

颜师古：释，舍也。宜建，谓適嗣。（《汉书注·文帝纪》）

㉘ 【汇评】

吴见思：三用高帝，事体尊重，文法历落。（《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㉙ 【汇注】

颜师古：不当更议。（《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言不宜更别议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㉚ 【汇校】

钱大昕：按：《高帝纪》书文帝名，《景帝纪》书武帝名。此称“某”，例亦不一。（《廿二史考异》卷一）

编者按：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汉书》“某”作“启”，景帝名也。

梁玉绳：《文帝纪》载有司请立太子云“子某最长”，当用此例（编者按：指避讳）。书曰“立子某以为代王”，即金滕所谓“元孙某”也。（《史记志疑》卷六）

王先谦：苏舆曰：《史记》避讳作“子某”，此纪直书子启，盖亲尽不讳也。下文“匄以启告朕”，《史记》亦删“启”字。（《汉书补注·文帝纪》）

【汇注】

钱大昕：《文帝纪》“子某最长，请建以立为太子”，此史公避讳之例。（《三史拾遗》卷一《高祖本纪》）

龚浩康：某，当时应是汉景帝刘启的名字“启”，史官为了避讳，改用“某”字代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㉛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纯”作“敦”。（《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汉纪》“纯”亦作“敦”。纯、敦义近。（《史记斠证》卷十）

㉜ 【汇注】

佚　名：金甡曰：按景帝是年十岁，即位时三十二岁。（《史记疏证（外一种）》卷十）

【汇评】

真德秀：有司固请，乃以子启为太子，时帝即位才数月。有司之建白，文帝之谦让，皆可为后世法。（引自陈仁子《文选补遗》卷一《答有司请建太子诏》）

凌约言：自秦杀扶苏，立胡亥，天下大乱。汉高盖目睹其弊者，乃亦有营营之惑，复召吕氏之变，卒致庶孽乱真，汉之不秦，无几哉。幸而有迎代之谋，又幸而有元年之诏，所以培西汉二百年之垂统，实在于此。（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李　贽：元年即立太子。是。（《史纲评要》卷六）

孙　琮：即位必固让而后许，建太子亦然。文帝谦让未遑，太史公摹拟逼真。（《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㉝ 【汇校】

［日］泷川资言：何焯曰：当为父后，谓嫡长也。中井积德曰：上有庆，而泽覃下，各以类耳。愚按：《汉书》无“代”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汉书》“代”作“为”，非无“代”字也。（《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裴　骃：韦昭曰：“文帝以立子为后，不欲独飨其福，故赐天下为父后者爵。”（《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虽非己生正嫡，但为后者即得赐爵。（《汉书注·文帝纪》）

编者按：师古此说谓赐爵者不只是嫡长子，也包括非嫡长子。清人何焯的看法与之不同。他说：“‘当为父后’，正谓嫡长耳。颜注非。其曰非己生，尤乖于理。”（《义门读书记·前汉书》）当代学者柳春藩不同意何说。他认为：“何焯的说法有些绝对化，似乎不妥。因为“为父后者”不一定都是嫡长子。《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三年‘赐天下长子当为父后者爵，人一级’。如果‘为父后者’的涵义就是指‘嫡长子’，那就没有必要专门点明‘长子’了。”（参见《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第二章第二节《西汉的封国·列侯的分封和食邑》）

【汇评】

程馀庆：虽非己生正嫡，但为后者，即得赐爵。文帝以立太子为后，不欲独飨其福，故推恩如此。（《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㉞ 【汇注】

司马迁：高后崩，大臣议立后，疾外家吕氏强，皆称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号曰皇太后，弟薄昭封为轵侯。（《史记·外戚世家》）

裴　骃：徐广曰：“正月乙巳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轵音只。（《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县名，属河内。（《史记索隐·惠景间侯者年表》）

又：后文帝以封舅薄昭。（《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又：按《地理志》，轵县在河内，恐地远非其封也。按：长安东有轵道亭，或当是所封也。（《史记索隐·外戚世家》）

王　恢：薄昭，高帝十年为郎，从军十七岁。元年正月（从《汉·表》）乙巳，以中大夫迎帝于代，以车骑将军迎皇太后，侯。

轵，今河南济源县南十三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龚浩康：轵（zhì），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济源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三月，有司请立皇后。薄太后曰①：“诸侯皆同姓②，立太子母为皇后③。”皇后姓窦氏④。上为立后故，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⑤。上从代来，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抚诸侯四夷皆洽欢⑥，乃循从代来功臣⑦。上曰：“方大臣之诛诸吕迎朕，朕狐疑⑧，皆止朕⑨，唯中尉宋昌劝朕，朕以得保奉宗庙⑩。已尊昌为卫将军⑪，其封昌为壮武侯⑫。诸从朕六人⑬，官皆至九卿⑭。”

① 【汇校】

程馀庆：余俱“上曰”。至立后，乃出太后诏，礼也。然薄太后当依《汉书》作“皇太后”。（《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汇注】

孙　琮：妇受命于姑，又家事，故主太后。（《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② 【汇注】

何　焯：“立太子母”上《史记》有“诸侯皆同姓”五字，盖周之天子，逆后于妫姜之国。今诸侯皆同姓，则不可拘以旧制，必贵姓也。然自此景立王，武立卫，安于立贱矣。此等皆汉事与三代始判分处，况始时固亦有长沙王在乎！唯中尉宋昌劝朕（至）官皆至九卿。（《义门读书记·前汉书》）

龚浩康：诸侯，指文帝的儿子刘启和刘武，他们都是窦氏所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牛运震：按：此当从杨慎注。然“诸侯皆同姓”一语，终觉语气不完。薄太后亦当依《汉书》作“皇太后”。（《读史纠谬》第一卷《史记》）

朱东润：吾尝疑汉人之初，帝室不敢私有天下，其视列侯若宗室然，所以与共天位。《孝文本纪》：“元年三月有司请立皇后，薄太后曰，诸侯皆同姓。”其明验矣。（《史记考索·读<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书后》）

③ 【汇注】

司马贞：谓帝之子为诸侯王，皆同姓。姓，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吕祖谦：古者天子必娶于诸侯，是时汉诸侯皆刘氏，故不得已，援母以子贵之义，立母后为皇后。（《大事记解题》卷十）

胡三省：春秋之法，母以子贵。《风俗通》：夏帝相遭有穷氏之难，其妃方娠，逃出自窦而生少康，其后氏焉。（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何　焯：先建太子后立皇后者，时代王王后先卒，窦姬乃以子贵也。立皇后称皇太后命，得著代之意。（《义门读书记·前汉书》）

吴见思：天子宜娶于异姓诸侯，今无异姓王，则母以子贵耳，用修解是。（《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佚　名：杨慎曰：文帝八男，景帝与梁孝王同窦后出，代孝王参、梁怀王揖诸姬出也，岂得为同姓哉？度其意，谓天子当以贵族为后，宜娶于诸侯之异姓者，如周之齐姜。今诸侯皆同姓，无异姓而王者，则立后当以太子母为正。《日知录》曰：文帝前后死，窦氏，妾也。诸侯皆同姓，谓无甥舅之国可娶，《索隐》解非。（《史记疏证（外一种）》卷十）

查德基、朱锦绶：《索隐》谓帝之子为诸侯王，皆同姓。姓，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按：《汉书·文三王传》孝文帝四男，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诸姬生代孝王参、梁怀王揖，其文甚明，不得云皆同母生。此盖谓天子取于诸侯。今诸侯皆同刘姓不可取，故即以太子母为后，不更取也。（引自《学古堂日记·史记》）

朱锦绶：《索隐》曰：谓帝之子为诸侯王，皆同姓。姓，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案：文帝四男，梁孝王与景帝同母，代孝王、梁怀王皆诸姬出，安得云同母生乎？其意当谓天子本宜以诸侯女为后，今之诸侯皆同刘姓，不得娶，故立太子母为宜也。（《读史记日记》）

王骏图：按：《外戚世家》窦后只二子，长即景帝，少子名武，即梁孝王，后数年始封，此时诸侯王安得皆同母生耶？此言诸侯皆同姓者，谓王后已死，又无异姓可娶，以为敌体，故援母以子贵之义，立太子母耳。顾亭林之论极是，但少未详明，故复引伸存之。（《史记旧注平义·孝文本纪》）

张大可：周天子立王后皆出自异姓诸侯王之女，汉诸侯皆同姓之国，不可娶诸侯女为皇后。文帝嫡妻死，所生四男亦死。故立窦姬所生长男刘启为太子。窦姬出身贱，为妾。薄太后此诏以太子母为皇后，即以窦姬为皇后，打破皇后必名门贵胄之女的惯例。薄太后亦出身贱，故有是诏。（《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汇评】

何　焯：高、文二帝气象虽不同，其开诚无饰则一也。（《义门读书记·前汉书》）

程馀庆：“太子母”三字，好题目。（《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④ 【汇注】

徐复观：《史记》：“三月，有司请立皇后，薄太后曰，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为皇后。皇后姓窦氏。”顾炎武谓“文帝前后死，窦氏妾也。诸侯皆同姓，无甥舅之国可娶，故援母以子贵之义，立窦氏为后。开景帝、武帝立贱者为后之端，故史公记之如此”。《汉书》则简化为“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窦氏为皇后”，而其中的委曲情形不可复见。（《两汉思想史》卷三《<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

⑤ 【汇校】

凌稚隆：按：振贷、养老二诏，《史记》所不载。（《汉书评林·文帝纪》）

梁玉绳：按：《汉书》载此诏无孤儿九岁已下赐布帛米肉事。（《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古钞本两“已”字并作“以”，“数”上有“差”字。（《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班　固：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汉书·文帝纪》）

吕祖谦：“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即《汉书》所载振贷之诏也，“及年八十以上、孤儿九岁以下布帛米肉各有数”，即《汉书》所载存问长老之诏也。《汉书》录其文，《史记》载其故也。（《大事记解题》卷十）

【汇评】

于慎行：汉文振贷之令，八十以上，月赐米酒肉；九十加赐帛絮，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职者督之。此三代之法也。天下事惟患以虚文应塞，如此良法，若得其人以实心奉行，王道可兴。不知文帝之时，郡邑长史，有能奉行者否？后世养老之政不行，惟大庆覃恩，有米肉之赐，有司视为故纸，不肯举行，使朝廷德泽，迄不下究。何以复三代之盛，必世之仁哉？（《读史漫录》卷三）

吴见思：即位赐民爵。立太子赐为父后爵，立后赐鳏寡孤儿。因事施恩，当为后世法。（《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⑥ 【汇校】

张文虎：中统、游本作“镇抚”。（《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汇注】

司马迁：至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史记·匈奴列传》）

王叔岷：案：“填抚”复语，古钞本“填”作“镇”。镇、填正、假字。《广雅·释言》：“镇，抚也。”《释诂》一：“镇，抚，安也。”（《史记斠证》卷十）

龚浩康：四夷，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是古代统治者对华夏族以外各部族的蔑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吴见思：顶上数节。（《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⑦ 【汇校】

余有丁：“循”谓次及之也，《汉书》作“脩”字。治定论封，见帝不私代邸臣也。（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何　焯：“循”，《汉书》作“脩”，是也。“功”下无“臣”字。（《义门读书记》卷十三《史记上》）

梁玉绳：《评林》余有丁曰“循谓次及之也”。《义门读书记》曰“循，《汉书》作‘脩’，是也。‘功’下无‘臣’字”。二说以义门为长。古脩字或作“”，而循字或作“”，故讹。《功臣表》“深泽侯赵脩”，《历书》“未能脩明”亦讹为“循”字。（《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牛运震：“循”字当依《汉书》作“修”。（《读史纠谬》第一卷《史记》）

张文虎：何氏《读书记》云《汉书》“循”作“脩”，是。《志疑》说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王先谦：《史记》作“乃循从代来功臣”，“循”“脩”因形似而误。（《汉书补注·文帝纪》）

李景星：按：“循”字，当依《汉书》作“脩”。（《史记评议·孝文本纪》，见《四史评议》）

［日］泷川资言：脩，各本作“循”。今从延久本、枫、三本。（《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徐复观：《史记》“上从代来，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抚诸侯，四夷皆洽欢，乃脩从代来功臣”，《汉书》既去“上从代来，初即位”一语，又将“乃脩从代来功臣”一语，简为“乃脩代来功臣”，意义因之不明。《汉书》常有意义不明，而后人曲为之解之句，皆由求简太过而来。（《两汉思想史》卷三《<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

王叔岷：脩，旧本作循。梁玉绳云……（编者按：见上“梁玉绳”条）案：《通鉴》亦作“乃脩代来功”。从《汉书》也。（师古注：自代来有时功者。）脩，隶书作（俗书亦同）。循，隶书作。二形极近，故易乱也。（《史记斠证》卷十）

点校本《史记》修订组：“乃循从代来功臣”，循，东北本作“脩”，《汉书》卷四《文帝纪》同。（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十《孝文本纪》）

【汇评】

张　栻：凡所以施惠于民者，类非虚文，皆有诚意存乎其间。千载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史于其编年曰：帝即施惠天下，诸侯四夷远近欢洽，乃修代来功。观诸此，又可见其明先后之宜而不敢私己，作史者亦可谓善发明矣。（《南轩集》卷十六《文帝为治本末》）

凌稚隆：按：班掾叙帝修代来功，而先之曰施惠天下云云，此见帝施为次序处。（《汉书评林·文帝纪》）

程馀庆：循，次及之也。当依《汉书》作“修”字为得。先序治化已成，然后论封，见帝不私代邸臣也。“乃”字有节次，有作用。（《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李祖陶：观文帝即位之后，先叙平内难功，封赏灌婴、平、勃以下，至施惠天下诸侯四夷，远近欢洽，始修代来功，可以谓之无私矣。（《史论五种·前汉书细读》卷一《文帝纪》）

吴汝纶：总束前文以为提掇。（《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⑧ 【汇注】

颜师古：狐之为兽，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听且渡。故言疑者，而称狐疑。（《汉书注·文帝纪》）

⑨ 【汇评】

程馀庆：应张武语。（《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⑩ 【汇评】

程馀庆：连叠五“朕”字，古峭。（《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⑪ 【汇注】

颜师古：尊，高也，高其官秩。（《汉书注·文帝纪》）

⑫ 【汇注】

司马迁：宋昌，文帝封。（《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

裴　骃：徐广曰：“四月辛亥封，封三十四年，景帝中四年夺侯，国除。”（《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编者按：壮武侯宋昌中元四年夺侯，国除之记载，见《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吕祖谦述及此事时指出：“夺侯，国除，不载其由。正使有罪不能全护先帝功臣，孝景亦未可无责也。”（见《大事记解题》卷十）

司马贞：韦昭云胶东县。（《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又：县名，属胶东。（《史记索隐·惠景间诸侯年表》）

张守节：《括地志》云：“壮武故城在莱州即墨县西六十里，古莱夷国，有汉壮武县故城。”（《史记正义·孝文本纪》）

丘　濬：此藩王入继，封其臣僚之始。（《世史正纲》卷三）

钱　穆：壮武，故城今即墨县西。（《史记地名考》卷二十五《汉侯邑名（二）》）

王　恢：宋昌，元年四月辛亥，以家吏从高帝起山东，以都尉从荥阳，食邑，以代中尉劝王，骖乘入即帝位，侯。景帝中四年（前146），有罪，夺爵一级，为关内侯。

壮武，《汉志》胶东郡县，今山东即墨县西六十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汇评】

吕祖谦：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宫，是夜即收兵权，付之藩国旧臣，盖习见高祖袭夺韩信军，遂以为处大事当如此。虽有为上易知之说，示人不广之说，亦不暇恤也。至于即位半年之后始修代来功，所封者独宋昌一人，必以为此乃己事，固可以伸吾谦抑之素志也。自今观文帝之时，非楚汉未定之际，平、勃之为人，非飞扬跋扈之才，使高帝而在，亦必不以此待之矣。然则资禀之不大者，岂特大舜临下，以简之德未易识哉。虽高帝屈群策之略，亦莫知其涯涘也。（《大事记解题》卷十）

胡　寅：文帝修代来功在三时之后，又所侯者才宋昌一人，此可为后世法矣。后世有自藩王入继大统者，汲汲施惠于其故邸之属，每加隆焉，曾不知其示不广于天下也。（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程馀庆：自是人情。然在平、勃诸人之后，又所侯只宋昌一人，此可为后世法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⑬ 【汇注】

颜师古：张武等。（《汉书注·文帝纪》）

⑭ 【汇校】

王先谦：“官皆至九卿”非诏文，诏应云“诸从朕六人，进秩有差”，而修史者终言之耳。（《汉书补注·文帝纪》）

【汇注】

张守节：汉置九卿，一曰太常，二曰光禄，三曰卫尉，四曰太仆，五曰廷尉，六曰大鸿胪，七曰宗正，八曰大司农，九曰少府，是为九卿也。（《史记正义·孝文本纪》）

龚浩康：九卿，汉代对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等中央九个重要行政机关高级首长的总称，其职位仅次于“三公”。（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上曰①：“列侯从高帝入蜀、汉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户②，故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③，淮阳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户④，卫尉定等十人四百户⑤。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⑥，齐王舅父驷钧为清郭侯⑦。”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为樊侯⑧。

① 【汇校】

王若虚：汉文诸诏，班固皆书“诏”，而迁称“上曰”，按其文意，当以“诏”字为是。（《滹南遗老集》卷十一）

② 【汇校】

张文虎：《汉书》同。北宋本、旧刻“三”作“二”，误。（《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汇注】

司马贞：其地在秦之山东，楚之西北，汉水南之地，名曰汉中也。（《史记索隐·封禅书》）

张守节：（汉中），今梁州也，在汉水北。（《史记正义·张仪列传》）

龚浩康：蜀，郡名。辖今四川省中部一带，郡治在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汉中，郡名。辖今陕西省秦岭以南地区，郡治在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张大可：此指追随高帝的六十八位功臣，原已封侯，今增其秩禄各三百户。蜀、汉中两地为秦汉郡名，是刘邦为汉中王时的领地。（《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汇评】

吴见思：欲封故吏，故先封从高帝者，礼也。（《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③ 【汇注】

吴见思：此故吏而又从高帝者也。（《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龚浩康：颍川，郡名。辖今河南省中部地区，郡治在阳翟（今河南省禹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又：食邑，又叫“采邑”，是皇帝赐给诸侯收取赋税以供衣食的封地，以征收赋税的民户数来表示等级大小。汉代受封者在食邑内一般只能收取赋税，而无行政管理之权。（同上）

④ 【汇校】

王念孙：按：“屠”字宋本、游本皆作“徙”，此本（谓王延喆本）初刻作“徒”，后改为“屠”（“屠”字独小于众字，剜改之迹显然），而各本皆从之，盖未达假借之旨也。《酷吏传》有胜屠公。《索隐》引《风俗通义》曰“胜屠，即申徒”。《通志·氏族略》亦引《风俗通义》曰“申徒氏随音改为申屠氏”。（《读书杂志·史记·孝文本纪》）

张文虎：王本剜改“屠”，它本作“屠”。按：《元和姓纂》“申徒”，引《风俗通》云“本申屠氏，随音改为‘申徒’。《尸子》云狄夏贤也，《庄子》申徒嘉兀者，汉有申徒建”。《杂志》云《酷吏传》有胜屠公，《索隐》引《风俗通义》曰即申徒。（《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汉书》“申徒嘉”作“申屠嘉”。（《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古钞本“徒”字同。殿本亦改作“屠”。徒、屠古通，王说是也。《庄子·德充符篇》亦有申徒嘉（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此淮阳守与之同姓名，岂慕其为人与？（《史记斠证》卷十）

杨树达：按：《申屠嘉传》云：“二千石食邑者二十四人。”据纪文则为三十人。此文十字三见，疑其二当作七字，乃与传合。七、十形近，传写易误也。（《汉书窥管》卷一《文帝纪》）

【汇注】

司马迁：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迁为队率。从击黥布军，为都尉。孝惠时，为淮阳守。孝文帝元年，举故吏士二千石从高皇帝者，悉以为关内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户。（《史记·张丞相列传》）

张守节：今陈州也。（《史记正义·留侯世家》）

钱　穆：淮阳，今河南淮阳县治。（《史记地名考》卷五《禹贡山水名下》）

龚浩康：淮阳，郡名。辖今河南省东部太康、淮阳县一带地区，郡治在陈县（今河南省淮阳县）。申徒嘉，一作“申屠嘉”，复姓申徒，名嘉。梁（今河南省商丘县南）人。初随刘邦击项羽、黥布，任都尉，惠帝时为淮阳郡守。（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⑤ 【汇校】

梁玉绳：《汉书·文帝纪》及《百官表》并名足，疑“定”字讹。（《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王先谦：《公卿表》孝文二年书“卫尉足”。《史记》作“定”，误也。（《汉书补注·文帝纪》）

郭嵩焘：按：《汉书·文帝纪》作“卫尉足”，《百官表》文帝二年“卫尉足”，“定”字恐传写之误。（《史记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李景星：按：《汉书·纪》及《百官表》，“定”皆作“足”。（《史记评议·孝文本纪》，见《四史评议》）

点校本《史记》修订组：“卫尉定”，定，《汉书》卷四《文帝纪》、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皆作“足”。（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十《孝文本纪》）

【汇注】

龚浩康：卫尉，官名。掌管宫门警卫等事务，为“九卿”之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⑥ 【汇注】

司马迁：赵兼，文帝封。（《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

张守节：《括地志》：“周阳故城在绛州闻喜县东二十九里。”（《史记正义·孝文本纪》）

编者按：“二十九里”，张文虎校曰：“与《外戚传》《正义》合。柯、凌本‘二’作‘三’。”见《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钱　穆：属上郡者乃阳周。《竹书》“惠王元年，周阳有白兔舞于市”，《水经·涑水注》“水出河东闻喜县东山，西过周阳邑南。其县南临涑水，北倚山原”，是也。兼以淮南舅父得侯。淮南王母，故赵王张敖美人，家在真定，封河东较近是。故城今闻喜县东二十九里。（《史记地名考》卷二十五《汉侯邑名（二）》）

王　恢：赵兼，元年四月辛未，以淮南厉王舅侯，六年，有罪，免。

周阳，《索隐》：“县名，属上郡。”按：上郡有阳周，无周阳。《正义》引《括地志》：“周阳故城在绛州闻喜县东二十里。”盖据《涑水注》景帝后三年封田胜者也。

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曰：“驷钧以齐王舅父得侯，即裂齐地而封之；赵兼以淮南舅父得侯，其封邑亦当在淮南境内。且兼得罪失侯，未几，即以淮南王子赐为周阳侯，同时侯者阜陵、东城，皆淮南故地，则此周阳亦在淮楚之间，不特非上郡之阳周，亦非河东之周阳矣。”

《志疑》云：“仓公传言齐中御府长信使楚，至莒县阳周水，疑听封即其地，盖乡名之同于县者。此与《淮南王传》及《汉·表》皆误作周阳，当依此表下文书王子赐封阳周为是。观《诸侯王表》及《汉书》表、传作‘阳周’可证。钱宫詹未检及此，故以阳周为误。”

梁氏以刘赐之封，推定赵兼同为阳周，然《史》《汉·酷吏传》并云：“周阳由，其父赵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阳，故因姓周阳氏。”（《志疑》于此何以无说？）则兼之封，未必与赐一地。赐以阳周侯立为庐江王，其地亦当在淮南境。（《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汇评】

凌稚隆：帝封淮南舅为侯，以封薄舅为侯之义推及之耳。（《汉书评林·文帝纪》）

⑦ 【汇校】

梁玉绳：清读若靖，即靖郭。《汉书·文纪》是“靖”也，故如淳曰“邑名，六国时齐有靖郭君”。而《惠景侯表》作“清都”，徐广谓一作“”（即字，钜鹿县名。湖本《年表》讹刻徐广注为“”），《汉·外戚恩泽表》作“邬”（太原县名）。师古、《索隐》皆言驷钧初封靖郭，后徙于邬。《史记疏证》云“《年表》驷钧以文帝元年封，六年有罪除，享国甚短，并无徙封之说。钧果徙封，《表》何故止录其前封，以清都失国耶？恐靖郭、、邬俱因偏旁形似而差，其作‘’与‘邬’者，又并‘清’字脱去耳”。此条余尝面质之杭先生。窃谓靖郭必齐地名，驷钧以齐王舅父侯，当裂齐地封之。清都实无其地，似不得专据《史·表》“清都”概指靖郭、、邬为差脱。徙封之说固不足信，、邬、都恐皆讹字。先生曰：“汝之言，是可订吾《疏证》之失。”（《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佚　名：金甡曰：按：《年表》作“清都”。徐广曰：一作“”。《索隐》曰：《汉表》作“邬”，此注误脱汉字。《年表》文帝元年封，前六年有罪国除，享国甚短，无徙封之说。凡始封某后，别封某者，《年表》俱次第详载注明转徙绝续之由。钧果徙封，《纪》《表》何并录其前封，而《表》直书，其以清都失国耶？恐郭都、、邬俱以偏旁形似而差，如曹畴、曹寿、曹时之类，“清”字并不免脱去耳。（《史记疏证（外一种）》卷十）

王先谦：《史记》作清郭侯。《集解》引如注，清音静。（《汉书补注·文帝纪》）

瞿方梅：《索隐》：按《表》，驷均封邬侯。方梅案：当云按《汉·表》。（《史记三家注补正·孝文本纪第十》）

杨树达：按：王国维云：《史记·孝文纪》作清郭，《汉书·文纪》作靖郭，《史·表》作清都，《汉·表》作邬，徐广注《史·表》又云一作枭。今齐鲁封泥有“请郭邑丞”“请郭丞”，知此五者皆请郭之讹也。（编者按：王国维此语见《观堂集林》卷十八《齐鲁封泥集存序》。）树达按：帝已封其母舅薄昭，此封兼钧者，盖以淮南王为亲弟，齐王为亲兄之子，而推爱及之，成帝时，立定陶王为皇太子，以亲弟中山见废，故封王舅冯参为宜乡侯以尉王意，见《冯奉世传》。诛诸吕时，朱虚东牟本谋欲立齐王，大臣亦有此议，见《高五王传》。文帝之封驷钧，盖与成帝之侯冯参用意相同也。兼又见《厉王传》。（《汉书窥管》卷一《文帝纪》）

陈　直：《汉书·孝文纪》作靖郭侯，《史记·侯表》作清都侯，《汉书·侯表》作邬侯。徐广注：“邬，一本作枭。”计有五说。《齐鲁封泥集存》十九页，有“请郭邑丞”封泥。四十四页，有“请郭丞印”封泥。可见当作请郭，疑即孟尝君父田婴所封之靖郭邑，《史》《汉》一误为都，再误为邬，三误为，皆以字形相近而误。又《十六金符斋印存·续百家姓谱》，有“驷恁”“驷渭”两印，知汉代驷姓尚多。（《史记新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梁氏谓清郭即靖郭，鄡、鄥、都恐为讹字，是也。王氏云云，都、鄥、枭为“郭”之讹，良是。清、靖则未必为“请”之讹。清、靖并谐青声，古得通用；请亦谐青声，亦得与清、靖通用也。《汉书·贾谊传》：“造请室而请罪耳。”苏林注：“〔请室〕音絜清。”王氏《补注》引卢文紹云：“建本《新书》此文正作‘清室’。”是请、清古通明验矣。（《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裴　骃：如淳曰：“邑名，六国时齐有清郭君。清音静。”（《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如淳曰：“邑名也，六国时齐有靖郭君。靖音静。”师古曰：“《外戚恩泽侯表》云邬侯驷钧以齐王舅侯，今此云靖郭，岂初封靖郭后改为邬乎？邬音一户反，又音于（度）〔庶〕反。”（《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按《表》，驷钧封邬侯。不同者，盖后徒封于邬。邬属钜鹿郡。（《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吕祖谦：淮南王高帝子齐王有讨吕氏之功，故特封其外亲。《汉书》本纪、年表皆止云“舅”，削“父”字，盖班固之时已不呼母兄弟为舅父矣。（《大事记解题》卷十）

吴见思：为前封薄轵也。（《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汉书》“清郭”作“靖郭”。（《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龚浩康：清郭，地名。疑即战国时齐国的靖郭邑，当在今山东省滕县境内。《汉书·文帝纪》作“靖郭”。（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王　恢：驷钧，元年四月辛未，以齐王襄舅侯。六年，坐济北王兴居举兵反，弗救，免。

清郭，《表》作清都；《汉·表》作邬；《文纪》又作靖郭。如淳曰：“邑名，六国时有靖郭君。”《志疑》引《史记疏证》：“恐靖郭、、邬俱因偏旁形似而差，其作‘’（徐广）与‘邬’者，又并清字脱去耳。窃谓靖郭必齐地名，钧以齐王舅得侯，当裂齐地封之。清郭实无其地，似不得专据《史·表》‘清都’，概指靖郭、、邬为差脱。师古、《索隐》徙封之说，固不足信，、邬，都恐皆为讹字。”

按：钧坐济北反，不救，免，其地当近济北，如齐庄岳之类，地不详耳。若钜鹿、鄱阳之，太原之邬，与济北远不相涉也。又济北王三年反，《史》《汉·表》皆云“六年”，追而“坐”之？抑因下周阳侯坐六年淮南王反，免而误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⑧ 【汇校】

王先谦：钱大昕曰：“‘丞’字衍。”周寿昌曰：“‘丞’字非衍也，此故常山王之丞相也。《百官表》诸侯王国，景帝中五年始改丞相曰相。此在文帝初，宜仍故称。《表》下书淮南丞相张苍为御史大夫，即其例。《功臣表》作‘常山相’，无‘丞’字，盖省文。”先谦曰：周说是。《史记》亦有“丞”字。（《汉书补注·文帝纪》）

郜积意：此在文帝元年。蔡兼封侯，《史》《汉》表皆在元年六月丙寅，且《汉书·文帝纪》亦系于六月，此云“秋”，误。（《<史记><汉书>年月考异》）

【汇注】

司马迁：蔡兼，文帝封。（《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

司马贞：县名，属东平。（《史记索隐·惠景间侯者年表》）

又：韦昭云：“樊，东平之县。”（《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编者按：王骏观不同意司马贞之说。他根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认为“樊县属东牟，非东平也，平、牟字相近而讹”（参见《史记旧注平义·孝文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汉樊县城在兖州瑕丘西南二十五里。《地理志》云樊县古樊国，仲山甫所封。”（《史记正义·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文帝时，诸侯王有丞相，景帝时改曰“相”。（《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钱　穆：《地理志》东平国有樊县，东牟属东莱郡，盖《索隐》误字。《郡国志》河内郡脩武有阳樊，服虔曰：“樊仲山甫之所居。”《正义》引《地理志》，殆此所误。樊故城，今山东滋阳县西南，与阳樊自别。（《史记地名考》卷二十五《汉侯邑名（二）》）

龚浩康：常山，汉初封国。辖今河北省中部和山西省东部部分地区，郡治在元氏（今河北省元氏县西北）。樊，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兖州县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王　恢：蔡兼，元年六月丙寅，以睢阳令从高帝起阿，以韩家子还定北地，用常山相侯。武帝元鼎四年（前113），曾孙辟方坐搏揜，完为城旦。

樊，《汉志》东平国县，今山东滋阳县西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汇评】

王维桢：此等益封先帝功臣，皆以封从代功臣之义推及之耳。（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董　份：先叙治化已成，然后论封，见帝不私代邸臣耳。（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凌约言：先施德惠，次论代来功，又次论汉中功。观太史所叙，知帝王施政缓急，皆有深意也。（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凌稚隆：常山王既以非孝惠子而诛之，而复封其所置相，何也？岂诛诸吕时，相亦有功耶？（《汉书评林·文帝纪》）

邵金凯：汉文帝即位以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与元老功臣的关系。文帝时期的元老功臣，是跟随汉高祖征战的猛将，他们是西汉统治的支柱，但功臣势力发展影响到皇权的加强。皇权与元老功臣的矛盾是自高祖以来的老问题，而对汉文帝来说却是一个新问题。就现实而言，周勃、陈平等功臣势力的发展，势必威胁文帝个人的权力，秦二世为其拥立者赵高所杀的所谓“望夷宫”事变，汉文帝有所耳闻；汉少帝刘弘为功臣同姓王所杀，是他亲眼所见，因此文帝必须谨慎从事。

其一，采用黄老“因循”之术，对整个中央机构人员安排不做大的调整，以保持政局的稳定，因此文帝朝对汉初功臣仍加以重用……其二，汉文帝采用“循名责实”之术，对整个官僚机构进行督察，检查百官是否因法守职。循名责实之术，是黄老刑名术之一，黄老道家认为“君无为而臣有为”，“人君分任臣下，各居一职”，君主“欲知得失，请必审名察形”。汉文帝采用“因循”之术，对整个中央机构不做大的调整，并不等于对公卿大臣放任自流。他常常用“问”和“察”等方式来循名责实。……据法守职的官吏受到称赞，职责不明的则受到斥责。其三，对势力强大的功臣集团，汉文帝采用“阳予阴夺”之术，进行削弱。文帝即位以后，对有拥立之功的大臣们进行奖赏，其中就包括元老功臣，又奖赏列侯从高祖入继汉者68人。正如史载“上从代来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天下“皆洽欢”。但同时对功臣进行“阴夺”……其四，对功臣集团进行削弱的同时，提拔新人参政。重视人才也是黄老道家的原则。黄老道家从“君无为而臣有为”原则出发，认为君主必须“亲亲而兴贤”，“因贤而使之”。汉文帝重视提拔新人，他曾两次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方极谏者”。此举开创了汉代察举制的先河。在他的提拔之下，“通达国体”的贾谊、“为国远虑”的晁错、屡次进谏的袁盎、执法如山的张释之等脱颖而出，他们对当时的政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从其与功臣关系来看，他们参政对功臣集团有削弱的一面。（《黄老术与汉文帝治国新论》，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人或说右丞相曰：“君本诛诸吕，迎代王，今又矜其功①，受上赏，处尊位，祸且及身②。”右丞相勃乃谢病免罢③，左丞相平专为丞相④。

① 【汇校】

牛运震：“人或说右丞相曰”云云，按：此人能说绛侯谢免相位，亦异人也。但宜详载于《绛侯世家》中，此于《本纪》载之，非体，只应记云右丞相勃谢病免罢可矣。（《读史纠谬》第一卷《史记》）

王叔岷：案：《绛侯周勃世家》《汉书·周勃传》《通鉴》“本”并作“既”，“本”犹“既”也。此义前人未发。（《史记斠证》卷十）

② 【汇注】

颜师古：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赏而居尊位，以久当之（不去），即祸及矣。（《汉书注·张陈王周传》）

王叔岷：案：古钞本“罢”字左旁注“”字。，籀文歸。或一本“罢”作“歸”与？（《史记斠证》卷十）

③ 【汇校】

【汇注】

徐复观：《史记》文帝元年“人或说右丞相（勃）曰，君本诛诸吕，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赏，处尊位，祸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谢病免罢”，《汉书》移置《周勃传》。（《两汉思想史》卷三《<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

【汇评】

章邦元：“君独不素教我”，对痴呆如画，此与安乐公诚如尊谕、晋惠帝为官为私之语何异？然而当大任者，即此人也。木讷近仁，高祖知人之明，不可及矣。（《读通鉴纲目札记》卷四《右丞相勃免》）

④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八月中。”（《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吕祖谦：自是专置一相。武帝征和二年虽诏分丞相长史为两府，以刘屈氂为左丞相，然右丞相竟未尝拜也。（《大事记解题》卷十）

袁黄、王世贞：自此只置一相。（《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汇评】

王　质：天下之患，莫大于当然而不然，不当然而然。当然而不然，则能者隳；不当然而然，则不能者喜。夫是二者，虽圣人不能以为天下。……文帝尝问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不知也。以问左丞相陈平，曰：“各有主者。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是二者，其为不知一也。勃讷于辩，平捷于言，其为不知一也。举天下之事而付之宰相，而宰相举不事事如此，文帝拱手而听焉，且又以陈平为能也，其何以率天下之怠者耶？禽兽之纤悉，上林令之当知也；上林令不知，而虎圈啬夫知之，二人能否见矣。啬夫无所赏，而令无所责，则是知与不知同为一律而已。此二事者，皆可以驯致天下之乱，而文帝特幸免耳。汉之大乱，四夷猖獗，而诸侯骄恣，其衅皆成于文帝之时。而世以为文帝善用长者，不知石奋、卫绾之流，果何补于汉？盖尝读西汉百官年表，以为文帝公卿大夫类多龌龊庸朴之徒，而其通明精悍之士，则皆暴露于宣帝之际。宣帝之所以鼓舞天下者，何也？赏有所不可辞，而罚有所不可避，名有所不可覈，而实有所不可隐。儒者之论，则以宣帝为杂于霸，文帝为纯于王，而不知赏、罚、名、实此四者，王者之大权也。（《雪山集》卷四《汉文帝论》）

朱　熹：问：“文帝问陈平钱谷刑狱之数，而平不对，乃述所谓宰相之职；或以为钱谷刑狱一得其理，则阴阳和，万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职，莫大于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体；此之所论，亦是一说，但欲执此以废彼，则非也。要之，相得人，则百官各得其职。择一户部尚书，则钱谷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则狱事亦清平矣。昔魏文侯与田子方饮，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陈平之意亦犹是尔。盖知音而不知人，则瞽者之职耳。知人，则音虽不知，而所谓乐者固无失也。（《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

方孝孺：昔者汉文帝以诸王入继国统，绛侯周勃挟诛吕氏之权，常有德色，帝待之益庄。一旦临朝，而问谷钱决狱之数，勃不能对，惭愧流汗，遂谢病不敢居相位。不责其德色之不恭，而引职事以问之，若文帝可谓御权臣矣。盖勃之功烈声威素行于臣民，苟责其不恭，其心怏怏未必服，祸或因之以起矣。吾固假之以宽，置而不问，而以其职问之。文帝岂不知其不能对哉？出其不意，问其所当知，使其不对而自惭，惭而不敢怨，怨而不敢怒，其骄慢之虚气，至是索然销铄而无余。天下之大柄不待发于声色而尽归于己，虽有勃辈十百，亦无足异矣。此其得御权臣之道者也。（《逊志斋集》卷五《郑灵公二首》）

洪　垣：理阴阳，亲百姓，抚四夷，平天下，亦只有在用人、理财、刑赏上添入一个絜矩，便是宰相陈平所谓大体恐亦大言之，而未知有见也。惟是其不答钱谷之问，而所言相体安静无扰与帝意合，故悦之。此平直善变也。（《觉山洪先生史说》）

钱谦益：汉家争道孝文明，左右临朝问亦轻。绛灌但知谗贾谊，可思流汗愧陈平？（《牧斋初学集》卷十三《试拈诗集·戊寅元日偶读<史记>》戏书纸尾）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①，复以绛侯勃为丞相②。上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馀（岁）③，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遗德④。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⑤，吏卒给输费苦⑥，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⑦。其令列侯之国⑧，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⑨。”

① 【汇校】

王叔岷：案：古钞本、景祐本（前行未空字）、黄善夫本、殿本并提行。《汉书》《汉纪》《通鉴》并同。（《史记斠证》卷十）

【汇评】

司马迁：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方其割肉俎上之时，其意固已远矣。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史记·陈丞相世家》）

李德裕：诸葛亮言：“以子房之清雅，不释陈平之浊俗。”观此，则二人之品格可见矣。（《穷愁志》，引自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十）

② 【汇校】

梁玉绳：《将相表》《公卿表》勃复相在十一月，此连书于十月，非。（《史记志疑》卷七）

龚浩康：《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周勃复相在十一月。（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郜积意：勃于文帝元年十月为右丞相，八月免。二年十月陈平卒，勃于十一月复为丞相。《名臣表》《汉书·百官表》皆云十一月乙亥，此系于十月，连书也。（《<史记><汉书>年月考异》）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绛邑城，汉绛县，在绛州曲沃县南二里。或以为秦之旧驰道也。”（《史记正义·绛侯周勃世家》）

丘　濬：前此丞相有左右，此惟称丞相。（《世史正纲》卷三）

【汇评】

陈耆卿：勃知己之位在平上者，以功大尔，岂知所以犯帝之忌，而取捕逮之辱者亦以此哉！然勃亦有以自取也。远权退势，出于己则善，出于君上之迫促则己非矣。陈丞相卒，上复用勃为相，亦以资历功劳无以易勃故尔，要亦有不得已焉者也。（《筼窗集》卷二《陈平周勃王陵论》）

姚苎田：前之辞位谓何，而复居之不疑？勃之祸胎于是矣。（《史记菁华录》卷三《绛侯周勃世家》）

③ 【汇校】

王念孙：按：“岁”字因上文“治安皆千余岁”而衍。此言“千余”者，谓千余国，非谓千余岁也。下文“各守其地”，即指千余国而言，则“千余”下本无“岁”字明矣。《汉书·文帝纪》无“岁”字。（《读书杂志·史记·孝文本纪》）

编者按：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一《孝文本纪》均引此说。

梁玉绳：按：“岁”字衍文，《汉书》无。（《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吴汝纶：王怀祖依《汉书》删“岁”字。（《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点校本《史记》修订组：“古者诸侯建国千余”，“余”下原有“岁”字。《汉书》卷四《文帝纪》无“岁”字。王念孙《杂志·史记第一》：“此言‘千余’者，谓千余国，非谓千余岁也。下文‘各守其地’，即指千余国而言。”今据改。（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十《孝文本纪》）

④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文帝纪》“遗”作“违”。（《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点校本《史记》修订组：“遗德”，《汉书》卷四《文帝纪》作“违德”。（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十《孝文本纪》）

⑤ 【汇注】

颜师古：所食之邑去长安远。（《汉书注·文帝纪》）

王启原：三辅不以封列侯。列侯食邑，近者距长安数百里，远者且千里、数千里。惟关内侯则食邑关中，比于周之圻内诸侯，而降列侯一等，此列侯乃彻侯，故云邑远。（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文帝纪》）

⑥ 【汇注】

吕祖谦：自侯国往长安给役输赋。（《大事记解题》卷十）

⑦ 【汇校】

王叔岷：案：《汉书》“驯”作“训”。驯、训古通。《万石列传》：“驯行孝谨。”《集解》引徐广曰：“驯，一作训。”与此同例。（《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颜师古：繇读与由同。（《汉书注·文帝纪》）

张守节：驯，古“训”字。（《史记正义·孝文本纪》）

【汇评】

锺　惺：即位之二年，遣诸侯之国，固自有深意。然其言曰“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训其民”，出题甚正，立言甚妙，一毫形迹不露。此大作用、大权术也。（《史怀》卷五）

⑧ 【汇注】

司马迁：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班　固：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汉书·贾谊传》）

凌稚隆：按：此议起于贾谊。（《汉书评林·文帝纪》）

杨树达：按：此事发于贾谊，见《谊传》。（《汉书窥管》卷一《文帝纪》）

【汇评】

陈仁子：文帝令列侯之国，高处有三：一则代来知馈饷之苦，二则留京师孤刍牧之任，三则有缓急生肘腋之祸。至于宴饮赏赐之滥，又其余者也，深哉！（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陈傅良：遣列侯之国，是为民转输劳苦，非有他意。（引自凌稚隆《汉书评林·文帝纪》）

⑨ 【汇校】

王叔岷：案：古钞本“太”作“大”。（《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裴　骃：张晏曰：“为吏，谓以卿大夫为兼官者。诏所止，特以恩爱见留者。”（《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李奇曰：“为吏，谓为卿大夫者。诏所止，特以恩爱见留者。”（《汉书注·文帝纪》）

胡三省：余谓当时如周勃者是也。（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钱大昭：谓遣列侯太子之国。（《汉书辨疑》卷一）

周寿昌：汉制，王及列侯长子皆称太子，王母称太后，不必天子也。下文诏云已立其子太子遂为赵王，皆是。（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文帝纪》）

吴见思：为吏与诏所留者，遣其太子也。（《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张大可：此诏意在减少贵族聚居京师，减轻人民负担。（《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汇评】

程馀庆：短长句错，是汉初文势，长句朴古，道事情详尽。（《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柳春藩：列侯大都居住在京城长安，不之国，在实际上也不起治民的作用。文帝二年（前178），曾“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并且在诏令中指出：“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但没有落实。至景帝后二年（前142），“省彻侯之国”，连遣列侯之国的命令都取消了。列侯只是在被免职时才回到封国，这不是光彩事，不是回国治民，而是凭其所食“租税”，去过寄生生活。王子侯属于诸侯王的子弟，得随王就国，一般都住在王国的都城，实际上也不起治民作用。（《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第二章《西汉的封国》第二节《列侯的分封和食邑》）

陈苏镇：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允许东方王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享有相当自主权，并可在一定程度上从俗而治。这一制度除了“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之外，也起到缓解东西文化冲突的作用。但文帝即位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文帝不具备高帝、吕后那样的威望，无力继续驾驭郡国并行的复杂局面。曾为汉朝“盘石之宗”的东方王国，转而成为对汉朝的威胁，淮南王和齐王甚至对文帝的皇位提出挑战。为了削弱诸侯王的力量，同时又避免激起内战，文帝采取了收夺诸侯王自置二千石的权力，要求王国用汉法等釜底抽薪的措施，使汉初的东方政策悄然发生转变。这是汉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汉文帝的“易侯邑”和“令列侯之国”政策，表面上是针对功臣侯的，其实主要矛头是指向淮南国和齐国的，是文帝削弱和控制王国势力的又一举措。唯其迂回曲折，更可见文帝当时用心之良苦。（《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①。十二月望，日又食②。上曰：“朕闻之，天生蒸民③，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菑④，以诫不治⑤。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见于天⑥，菑孰大焉⑦！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⑧，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⑨，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⑩，及知见思之所不及⑪，丐以告朕⑫。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⑬，以匡朕之不逮⑭。因各饬其任职⑮，务省繇费以便民⑯。朕既不能远德⑰，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⑱，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而又饬兵厚卫⑲，其罢卫将军军⑳。太仆见马遗财足㉑，馀皆以给传置㉒。”

① 【汇校】

张守节：按：《说文》云日蚀则朔，月蚀则望。而云晦日食之，恐历错误。（《史记正义·孝文本纪》）

程馀庆：日蚀必在朔，今日晦，恐历错误。（《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前志》晦食者多，盖当时历法为然，不当云错误。（《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古钞本“食”作“蚀”，下同（下文徐广注亦作“蚀”）。食，借字。（《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班　固：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在婺女一度。（《汉书·五行志》）

顾炎武：“汉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汉书》多有食晦者，盖置朔参差之失。（《日知录》卷二十七《史记法》）

② 【汇校】

裴　骃：徐广曰：“此云望日又食。按：《汉书》及《五行志》无此日食文也。一本作‘月食’，然史书不纪月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焦　竑：“汉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下“日”当作“月”，刊本误耳。徐广以为望日又食，《汉书》及《五行志》皆无此文。一本作“月食”。然月食《史》所不纪。此不通天文故也。盖日食必于朔，月食必于望，时以晦既日食，望又月食，不半月而天变两见，故于望日下诏书修省，而诏止云“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则因感日食之变而益谨日食之戒故也。景帝后三年十月，日月皆食，云十月而不系以日，则此月朔望分食，非一日事也。（《焦氏笔乘》卷二《徐广注误》）

凌稚隆：按：《史记》于“日有食之”下，书“十二月望，日又食”，此变异之大者。而下诏修省，曾不言及，当是衍文。以故班史削之，而《五行志》中亦不载。（《汉书评林·文帝纪》）

顾炎武：“十二月望，日又食”，此当作“月”耳（钱氏曰：古法用平朔，故日食有在晦及二日者，唐以后改用定朔，由是日食必在朔）。（《日知录》卷二十七《史记》注）

方　苞：“日又食”句，“日”当作“月”，观诏书但言日食，可见并书月食者，以与日食同月故也。《景帝纪》后二年十月，日、月皆食，亦并书。（《史记注补正·文帝纪》）

梁玉绳：按：《正义》曰：“《说文》‘日蚀则朔，月蚀则望’。而云晦日蚀之，恐历错误。”《集解》徐广曰：“望日又食，《汉书》及《五行志》无此文。一本作‘月食’，然《史》不纪月食。”余谓古法不用定朔而用平朔，故日食多有在前月晦者，非尽史官之误。（《春秋》隐三年“日食不书朔”，《谷梁》云“食晦也”。）《后书·郑兴传》言“日食在晦，先时而合，由于月行疾”，亦未确。至徐广以《汉书·文纪》《五行志》无望日又食之事，本作“月食”，明焦竑《笔乘》及《日知录》二十七卷并从之。《笔乘》曰“晦既日食，望又月食，不半月而天变两见，故于望日下诏书修省，而诏止云日食，因感月食之变，而益谨日食之戒也”。窃疑“十二月望日又食”七字当是衍文，《班书》不载，其证一。诏书不及，其证二。日食不以望，其证三。频月不日食，其证四。焦、顾二公依徐说作“月食”，亦可不必，盖因《史》文有“望”字，谬为之词也。而以为《史》不纪月食，则又不然。古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公羊传》文），《礼·昏义》言“阴事不得，适见于天，月为之食”。《天官书》言月蚀将相当之，故《诗传》云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犹常也。《周礼·鼓人职》云“救日月诏王鼓”，《太仆职》云“军旅田役赞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左传》庄二十五年云“非日月之眚不鼓”。是知日月之食并严，而月食不书，惟《春秋》之法，不可概论。即如《史记·景帝纪》后三年书日月皆食，《六国表》秦躁公八年书日月蚀，史公何尝不纪，但不全纪耳。故谓文帝二年十二月无月食或月食而不纪则可，谓《史》例不记月食则不可也。徐广说非。而此七字之误亦有因，下年十月、十一月两次日食，《汉书》纪、志载之，而《史》于文帝三年止有十月日食，无十一月日食，分明误入于此。虽然一年两食者有之，一年三食者有之，比月而食，古无有也。如《汉书》惠帝七年正月、五月日食，是一年两食矣。《晋书》惠帝光熙元年正月、七月、十二月日蚀（是年有闰），是一年三食矣。若比月而食，未之前闻。或难之曰：《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日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日食，《史记·年表》皆书日再蚀。《汉书》高帝三年、文帝三年俱十月、十一月日食，比月而食，古来凡四见，《五行志》确指所在之星，所应之事，奚言未闻？又杜预《长历论》云：“《春秋》日有频月而食者，旷年不食者，理不得一。”杨士勋《谷梁传释》云“据今历无有频食之理，古或有之”。宋梁铉翁《春秋详说》云“天度有时而变常，若执一定之律，而忽无穷之变，恐失《春秋》记灾示警之意”，子奈何断以为绝无耶？曰：此不可以空言争也。《左传》疏云：“频食于术不得有。但字则变古为篆，改篆为隶。书则缣以代简，纸以代缣。年数遥远丧乱，或转写误，失其本真。先儒因循，莫能改易，执文求义，理必不通，后之学者宜知此义。”斯语足破千载之疑，且不观《元史·历志》与《尚书疏证》《春秋大事表》乎？《元志》具著李谦《授时历·议》引晋姜岌、唐僧一行以为襄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四年八月不应比食，宜在误条。又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三十有七事，以《授时历》推之（《授时历》，元至元间许衡等造），惟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及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不入食限，盖自有历以来，无比月而食之理。姜岌、一行已有定说。孔子作书，但因时历非大义所关，不必致详也。《疏证》卷六上云：“春秋时史失其官，闰余乖次，从古未有过于春秋之世，则难信亦未有过《春秋》之书。即以三十六日食论，有误‘五’为‘三’者（谓月数误），庄十八年、僖十二年是。有误‘三’为‘二’者，文元年是。有误‘十’为‘七’者，宣八年是。有误‘九’为‘六’者，昭十七年是。有以后月作前月，不应闰而闰先时者，隐三年、桓三年、十七年、庄二十五年、三十年是。有以前月作后月应闰而不闰后时者，宣十七年、成十七、襄十五、二十七、昭十五、定十二是。至僖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时月食，非日食，何误至此。”（说本《元志》）则由此以推，无比食而书比食，其误又何怪焉？金坛蔡仲全告其弟子秦云九曰：“想因当日史官算失一闰，误以二十一年之九月作十月朔日食，已书之史矣，他日又误以二十四年七月作八月朔日食，已书之史矣，既而见其失闰不合也，乃于两年各补足一闰，书为二十一年九月朔日食，二十四年七月朔日食。两册俱存，而后之修史者并录之尔，或恐无以为孔子地。”余意此出于脱简乎？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之后，必有某公某年为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为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脱其简于彼，而错其简于此，事固有之，理或一解，孔子作《春秋》因而不革，盖其慎也。且《春秋》重在人事以示劝戒，他若历属大道，即用旧史，失在既往，曷由可追？苟必取而正之，凡二百四十二年间，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鲜不随之而错置矣，孔子敢擅易本国之正朔以干罪戾哉。又云以《授时》法推得汉高帝三年丁酉岁十一月甲戌朔日食，汉历误为前月晦日也。又书十一月癸卯晦日食，则记载之误。况癸卯乃十二月朔，不入食限，亦岂晦日哉。更推得文帝三年甲子岁十一月丁酉朔入食限，十二月丁卯朔不入食限，《汉书》所载误处，与高帝三年同。总之，比月而食，千古所无，不必辨者。晦日日食，乃历疏之故耳。《大事表》云：“频食断无此法，而《春秋》所以书者，是时周历算法已不准，推步常迟一月，颁历云某月朔应日食，到前一月之朔而日大食，甚至日既食人所共见，鲁史既据实书之矣。至后一月不见有食，则以周保章氏所颁，未敢轻削。鲁史非精历算者，不能考正是月之不入食限也。因并存之。”《汉书》载高帝三年、文帝三年频食，亦是汉初袭用秦正，历法未讲，致有此误，泰和定历以后则无此矣。若谓天道至远，不可得知，容或有此，则自太初迄今二千年中，绝无连月再食之事，而独于春秋时再见，且于汉祖开创孝文之朝再见，无是理也。综览诸书，皆不及《史记》孝文二年书频月日食之事，而比类以推，“十二月望日又食”七字显属误端，其为衍文无疑。即所称“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者，亦十二月朔日食之误也（十二月朔是癸卯）。或复难曰：《梦溪笔谈》云“淮南人卫朴精于历术，《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过得二十六七，朴乃得三十五。惟庄公十八年一蚀，今古算皆不入蚀法，疑前史误”。《困学纪闻》六本此，然则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频食，卫朴已推而得之矣，则又何说？曰：历家如姜岌、一行之流最为杰出，非朴所敢望，皆确言五比食之理，朴又乌从知之？且庄十八年一食，《元志》谓误“五”为“三”，阎氏于《尚书疏证》、《困学纪闻》注、《潜邱札记》并言是年五月壬子朔申时日食，而朴不知。朴于历疏矣，则所谓“得三十五”者，岂足信耶？（熙宁中朴造《奉元历》。）（《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洪颐煊：按：日无望食之理，月食《史》不书。下诏云“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不言频食，此乃史之驳文。（《读书丛录》卷十七）

李元春：《孝文本纪》二年十一月、十二月日再食，据下诏辞，似无十二月再食事。（《诸史间论》卷一）

张文虎：按：日无比食之理，望无日食之事。《汉书·文帝纪》《五行志》皆不书十二月之食，下文帝诏亦只言十一月晦日食。以今癸卯元术上考，是年十二月癸卯朔（《颛顼术》同，《汉书》纪、志并为十一月癸卯晦，则又合殷术）太阴交周六宫〇一度〇四分二十九秒入食限，盖史文失书日名，而是月望，太阴交周初宫十六度二十四分三十六秒，月亦入食限，月食例不书，岂连累而及之邪？（《舒艺室随笔》卷四）

又：按：下文帝诏亦只言十一月晦，不及十二月，《汉书》一同，疑误衍。说具《志疑》。（《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郭嵩焘：按：“十一月晦”，当为“十二月朔”，历家大小建偶有参差故也。诏书仅据“十一月晦，日有食之”为言，则“十二月望，日又食”之文为畸出矣。十二月望当为日、月食连见，史公以为灾，依类书之，其后失于删削耳。古法用平朔，故日食有在晦者；唐以后始改用定朔，由是日食必在朔。（《史记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李景星：按：《史记》于“日有食之”下书“十二日望，日又食”，此及《五行志》皆无其文。又下载诏书亦言十一月，不及十二月，疑《史记》误也。（《汉书评议·文帝纪》，见《四史评议》）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望无日食之理，又无一月两食之理。月食又《史》所不纪，而《汉书》及《五行志》皆不载，则其为讹文明矣。下诏文不论望食，亦其一征。梁玉绳说同。焦竑曰：（略）张文虎曰：（略）（编者按：此引焦竑、张文虎文，分别见本书“十二月望，日又食”汇校）。愚按：诏文云“累三光之明”，其所畏，不止日食，焦、张说是。（《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汉纪》亦无此文，《通鉴》同。（《史记斠证》卷十）

龚浩康：按：月中不可能发生日食，而且下面诏文也没有提到，可见史文有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郜积意：日食在朔，月食在望，此云“十二月望，日又食”，必误。《正义》引徐广云“一本作‘月食’，然史书不记月食”。考下文诏书“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见于田，菑孰大焉”，疑“望日又食”四字或衍，《汉书》但记日食不记月食，可参证。（《<史记><汉书>年月考异》）

【汇注】

程馀庆：按：史不书月食，今因不半月而灾变两见，故于望日月食后，下诏修省，而诏止云日食者，盖因感月食之变，而益谨日食之戒故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③ 【汇注】

王叔岷：案：《左·文十三年传》：“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又见《说苑·君道篇》，“民”上有“烝”字。蒸、烝古通。《尔雅·释诂》：“烝，众也。”《左·襄十四年传》：“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又见《新苑·杂事一》。（《史记斠证》卷十）

④ 【汇校】

吴汝纶：依《汉书》“灾”上删“以”字。（《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汉书》“菑”作“灾”（下同），“诫”作“戒”，并古字通用。（《史记斠证》卷十）

⑤ 【汇注】

颜师古：治音直吏反。（《汉书注·文帝纪》）

⑥ 【汇校】

［日］泷川资言：古钞本、三条本、南化本“適”作“谪”。（《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汇注】

颜师古：適读曰谪，责也，音张革反。见音胡电反。（《汉书注·文帝纪》）

程馀庆：適、谪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古钞本此下有注云：“適，音徒厄反也。”盖《集解》之文，各本并脱。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案：下文《孝文》遗诏亦云：“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秦始皇本纪》：“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方言》十三：“眇，小也。”（《史记斠证》卷十）

⑦ 【汇注】

颜师古：灾莫大于此。（《汉书注·文帝纪》）

【汇评】

朱　黼：日食果天运乎？抑人事乎？曰天运而已，而人事实行乎？其间先儒知历者，谓日之行也，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为一交。交当朔则食。交者，其行道之险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则阳气之有强弱也。食者其强，不食者其弱也。人事之修否，而食不食随之，安得不关诸人事哉！（引自陈仁子编《文选补遗》卷一《日食诏》）

陈仁子：日食者征在阳，征主弱而臣强则食，君子弱而小人强则食，中国弱而夷狄强则食。帝在位二十三年，日食者四，甚至孛星、地震、旱蝗、大水，层见叠出。当时，无主权之下移也，无憸人之在朝也，吾意征应匈奴强而入寇耳。帝犹引躬责过，所以无过也。（《文选补遗》卷一《日食诏》）

何　焯：自秦以来不畏于天，至文帝始闻此言。（《义门读书记·前汉书》）

⑧ 【汇注】

龚浩康：眇，通“秒”。微小。兆民，万民。兆，初以百万为兆，后有二解：十万为亿，十亿为兆；万万为亿，万亿为兆。这里用“兆”形容极多。（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⑨ 【汇注】

颜师古：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汉书注·文帝纪》）

［日］泷川资言：自是其后宣帝五凤四年，元帝永光二年、四年，成帝河平元年、永始二年、三年，哀帝元寿元年，亦日食下诏自责，其他天灾地变，莫不皆然，盖以为天象与人事相关也。说详于《廿二史札记》二卷。（《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庄子·胠箧篇》：“上悖日月之明。”（《史记斠证》卷十）

⑩ 【汇注】

颜师古：令谓此诏书。（《汉书注·文帝纪》）

⑪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见”下无“思”字，此涉上文衍。（《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汇注】

郭嵩焘：按：“知见思之所不及”，兼三项言之：已得曰知；见闻所及曰见；未得而心求之曰思。（《史记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汇评】

吴见思：分知、见、思三项，详。（《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⑫ 【汇校】

佚　名：徐孚远曰：“白”宜作“丏”，疑字讹也。（《史记疏证（外一种）》卷十）

张文虎：“丐”各本作“白”，字形相近而讹。《考证》据《汉书》改。（《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程馀庆：“白”当作“丐”，乞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郭嵩焘：按：《汉书》正作“丐以告朕”，金陵本作“丐”是也。（《史记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吴汝纶：本作“白以告朕”，依《通鉴》改，《汉书》同。（《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丐，诸本作“白”，延久古钞本作“丐”，与《汉书》合。今依改。颜师古曰：丐，乞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骏图：《考证》：徐孚远曰：“白”宜作“丐”，疑字讹也。《礼记》：“丐”字各本作“白”，字形相近而讹。图按：《史·文》云：“及知见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此“白”字直作明白解耳，谓思朕之过失，及思虑所不及之事，皆当明白告朕耳，何必作“丐”字也？况各本皆作“白”，更无庸以为讹矣。（《史记旧注平义·孝文本纪》）

【汇注】

颜师古：丐音盖。丐亦乞也。启：开也。言以过失开告朕躬，是则于朕为恩惠也。《商书·说命》曰“启乃心，沃朕心”。（《汉书注·文帝纪》）

吕祖谦：求言于执政也。（《大事记解题》卷十）

胡三省：匄，音丐，乞也。（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⑬ 【汇注】

吕祖谦：令执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者，此制科之始也。（《大事记解题》卷十）

胡三省：贤良方正之举昉此。（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丘　濬：后世制科，其名始兆于此。（《世史正纲》卷三）

周寿昌：此汉廷策士之始。前此即位二年，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未闻举何人，至是始以三道策士。而晁错以高第，由太子家令迁中大夫。（引自王光谦《汉书补注·文帝纪》）

龚浩康：汉代自文帝这次下诏后，始设“贤良方正”（又称“贤良文学”）这一科目，以选拔人才，询访政治得失。凡中选者，由朝廷授予官职。（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尹遂昌：人君之德虽不一，然敬天听言乃其要者。今孝文乃能因日食之变，诏举贤良方正，一举而敬天听言，求贤之意，皆在乎其中。书之于册，足为千古之美。（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五礼图：文帝，三代以下极盛之贤君也。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求贤若渴之虚怀也，亲策于廷，遂为后世临轩试士之始，亦何异于有虞氏之敷奏、周人氏之拜献乎！（《雨田古论》卷上《汉文帝策士得晁错》）

⑭ 【汇注】

颜师古：匡，正也。逮，及也。不逮者，意虑所不及。（《汉书注·文帝纪》）

【汇评】

丘　濬：此后世人主因灾异求言之始。自文帝因日食下此诏后，凡遇日食，与夫地震、山崩、水旱、疾疫之类，皆下诏求贤，遂为故事。（引自凌稚隆《汉书评林·文帝纪》）

瞿方梅：案：此为后世举贤良之始。（《史记三家注补正·孝文本纪第十》）

⑮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作“敕以职任”。（《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通鉴》亦作“敕以职任”。饬、敕古通，《说文》：“敕，诫也。”《广雅·释言》：“敕，谨也。”诫、谨义近。其、以同义。（《史记斠证》卷十）

⑯ 【汇注】

颜师古：省，减也，音所领反。繇读曰徭。（《汉书注·文帝纪》）

吕祖谦：令执政戒敕内外众职，省繇费也。（《大事记解题》卷十）

胡三省：省，所景翻，减也。繇，读曰徭，役也。（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王先谦：官本“繇读曰徭”作“繇音傜”。（《汉书补注·文帝纪》）

【汇评】

霍　韬：曰养曰治育，帝王所以克共天职也。天地大德曰生，天生斯民不能自养，是故立君养民也。因日食而求言而举贤，分职制治所以养民也，省繇费养民之实也。帝王所以遇灾而惧，克享天心也。（《兀涯西汉书议》卷二）

⑰ 【汇注】

吕祖谦：自“不能远德”以下，亦诏执政罢卫将军军，省太仆马也。（《大事记解题》卷十）

王先谦：远德，谓德及远。外人，胡、越之属。（《汉书补注·文帝纪》）

⑱ 【汇校】

钱大昭：《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憪”下有“然”字。（《汉书辨疑》卷一）

【汇注】

裴　骃：《汉书音义》曰：“憪然犹介然也。非，奸非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苏林曰：“憪，寝视不安貌也。”孟康曰：“憪犹介然也。非，奸非也。”师古曰：“孟说是也。憪音下板反。”（《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苏林云“憪，寝视不安之貌”，盖近其意。余说皆疏。憪音下板反。（《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编者按：苏、孟二说，杨树达皆以为非。他说：“苏、孟说皆非也。憪当读为。《小尔雅》云：‘，忿也。’”（《汉书窥管》卷一《文帝纪》）

凌稚隆：按：师古云：“外人之有非”，谓夷狄边患也。（《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沈钦韩：《说文》：“憪，愉也。”非此义。昭十八年“执事撊然，授兵登陴”，杜预云：“撊然，忿劲貌。”服虔云：“撊然，猛貌。”按：《方言》：“撊，猛也。晋魏之间曰撊。”此服氏所据也。《诗》作“僩”。《说文》云：“武貌。”《荀子·荣辱篇》：“陋者俄且僩也。”杨倞注：“僴与憪同，猛也。”杨据《汉书》此文，故云与“憪”同，然非也。（《汉书疏证》卷二《文帝纪》）

程馀庆：非，姦非，谓边患也。句峭。（《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孟康《汉书音义》释“憪然”为“介然”。《汉书·陈汤传》“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师古注：“介然，犹耿耿。”《广雅·释训》：“耿耿，不安也。”是孟康之训与苏林之训相符矣。（《史记斠证》卷十）

吴国泰：按：者，“睅”之借字。《说文》：“睅，大目也。”人有所思虑则目不交睫。故睅之引伸义为寝视不安之貌。《左·宣二年传》：“睅其目。”《释文》引孟康曰：“睅犹分然也。”苏林曰：“睅，寝视不安貌。”即此文也。则古本《史记》有作睅者矣。（《<史记>解诂（下）》，载《文史》第43辑）

⑲ 【汇注】

颜师古：饬，整也，读与勅同。（《汉书注·文帝纪》）

王先谦：按：此谓京师兵卫。（《汉书补注·文帝纪》）

［日］泷川资言：句下添“乎”字看。（《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⑳ 【汇注】

吕祖谦：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则此军又在南北军之外也。（《大事记解题》卷十）

方以智：文帝拜宋昌卫将军，领南北（据《汉书·文帝纪》，“南北”下当脱“军”字——《通雅》校点者注），十一月罢卫将军。此在南北军之外。（《方以智全书》第一册《通雅》卷二十五《官制·武职·兵制附》）

郭嵩焘：按：汉制南军属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北军属中尉，掌徼循京师。宫门屯卫属之南军；城门属之北军：皆卫军也，文帝特置卫将军领之。当时为宋昌兼领南、北军，非常职也。明年匈奴入北地，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十四年匈奴攻朝那塞，遣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所领皆卫军也，而南军卫宫门者终不遣出屯。此诏云“罢卫将军军”，于史无征。汉制卫军皆由郡国调发，《黄霸传》“坐发骑士诣北军，马不适士”，是卫士及所乘马皆出自征调。宋昌为卫将军兼领南、北军，而卫尉、中尉各有专司，疑当时必稍益卫将军军以备区庐屯卫。诏书所谓“饬兵厚卫”是也；至是始罢之，其后并罢卫将军。因事出屯，乃加卫将军名领卫军，此汉制之可考见者，《史记》及《汉书》于此皆无注。（《史记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王先谦：宋昌所领也。（《汉书补注·文帝本纪》）

【汇评】

王夫之：文帝罢卫将军军，不欲使兵之冗集于京师也；罢太尉官属丞相，不欲兵柄轻有属也；合将与相而一之，故匈奴侵上郡而灌婴以丞相出将。以是为三代文武同涂之遗制与！抑论之：罢卫军，罢太尉，未尝不宜也。天子者，不待拥兵以为威；假待之以为威，则固不可更授其制于一人。乃若合将相于一，而即相以将，则固不可。灌婴者，可将者也，非可相者也；其可相者，则又非可将者也。故三代之制，不可行于后世者有二：农不可兵，兵不可农；相不可将，将不可相也。

且夫古之将相合一者，列国之事尔。楚之令尹，楚之帅也；晋之将中军，晋之相也。所以然者，何也？列国无议礼、制度、考文之事，无百揆、四门、大麓之典；其执政者，不必有燮阴阳、兴教化、叙刑赏之任。而其为帅也，亦邻国之不辑，相遇于中原，以一矢相加遗，而犹有礼焉；非如后世之有天下者，与夷狄盗贼争社稷之存亡也。其谓之将相者，今一郡之倅判而已；又其小者，一县之簿尉而已。若天子，则吉甫、山甫、方叔、南仲各任其任而不相摄。然则三代且不然，而况后世统万方之治乱，司边徼之安危者乎！（《读通鉴论》卷二）

㉑ 【汇注】

颜师古：遗，留也。财与才同。才，少也。太仆见在之马今当减，留才足充事而已。（《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遗犹留也。财，古字与“才”同。言太仆见在之马，今留才足充事而已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胡三省：班《表》：太仆掌舆马。见马，见在之马也。遗，留也，财，与才同。少也，仅也。言减见在之马，所留财足充事而已。（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吴见思：现在之马，所留者才足以备乘舆而已，余皆以给驿也。（《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龚浩康：见马，现有的马匹。见，通“现”。现在。遗财足，只保留刚刚够用的马匹。财，通“才”。仅仅。（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凌稚隆：按：务省繇费，罢卫将军，减太仆，与上“布政不均”相顾。（《汉书评林·文帝纪》）

㉒ 【汇校】

王念孙：按：“置传”，当为“传置”。《索隐》本出“传置”二字，引如淳曰“律，四马高足为传置，四马中足为驰置，下足为乘置，一马二马为轺置”，则作“传置”者是也。《汉书》亦作“传置”。（《读书杂志·史记·孝文本纪》）

张文虎：《索隐》本与《汉书》合，各本误倒。（《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古钞本、景祐本、黄善夫本、殿本“传置”皆作“置传”。此作“传置”，与《汉书》《通鉴》合。（《史记斠证》卷十）

点校本《史记》修订组：“余皆以给传置”，传置，东北本、景祐本、绍兴本、耿本、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作“置传”。按：《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乘传诣雒阳”，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律，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通鉴》卷一一《汉纪三》高帝五年胡三省《注》引如淳亦作“置传”。（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十《孝文本纪》）

【汇注】

颜师古：传音张恋反。置者，置传驿之所，因名置也。他皆类此。（《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按：《广雅》云“置，驿也”。《续汉书》云“驿马三十里一置”。故乐产亦云传置一也。言乘传者以传次受名，乘置者以马取匹。传音丁恋反。如淳云“律，四马高足为传置，四马中足为驰置，下足为乘置，一马二马为轺置，如置急者乘一马曰乘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张守节：乐产云：传置一也，谓乘传者以传受君命，乘置者以置马取用也。……自“不能远德”以下，亦诏执政罢卫将军军，省太仆马也。（引自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十）

胡三省：史炤《释文》曰：置者，置邮也，以其居符传之所，故谓之传置，犹传舍也。余谓传置即驿传之传，非符传之传。炤言置邮，是也；言符传之所，非也。此其误。（《通鉴释文辨误》卷一）

郝　敬：置，建也，每十里一置。传，转也。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急乘一马曰乘。《汉书》文帝十二年“除关无用传”，景帝四年“复置津关，用传出入”。注：传，信也，两行书缯帛，分持其一，出入关合之，乃得过，谓之传。又谓之棨，刻木合符曰棨，书缯帛曰传。此传与驿传小异，而同音。传，去声，取往来还传之义。（《批点史记琐琐》卷一）

王先谦：宋祁曰：传，传舍；置，厩置。按：《广雅》云：置，驿也。（《汉书补注·文帝纪》）

高　敏：“传”与“置”，本质上都是驿道上的车站，故有“传、置一也”的说法。由于“传”“置”都是车站，故《汉书·文帝纪》二年条颜师古把“置”释为动词，谓“置者，置驿、传之所，因名置也”。由于乘马传递的车站叫作“置”，故《汉书·李广传附孙陵传》称驿骑为“骑置”；同书《刘屈氂传》称乘驿马曰“乘疾置”。由此而推演出置厩苑以养马之所曰“厩置”，见《史记·田儋列传》；称置邮之所曰“邮置”，亦见《史记·淮南厉王列传》。至于置“传”之所，也分别获得了“传置”“驰置”“乘置”与“轺置”之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书·高帝纪下》五年条田横“乘传诣洛阳”语下，如淳注引《汉律》曰：“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急者乘一乘传。”在这里，“传置”“驰置”“乘置”与“轺置”，变成了“置传”“驰传”“乘传”与“轺传”，益见“置”与“传”是可以互训的，表明“传、置一也”的说法不诬。

明白了“传”“置”本质相同而又有区别，对于了解汉代传车的等级区分是有帮助的。根据《史记·孝文本纪·索隐》及《汉书·高帝纪下》注引如淳引《汉律》云，得知“传车”按照拉车马匹的多少与优劣被区分为四种类别：一曰“置传”或“传置”，用高足四马拉传车；二曰“驰传”或“传驰”，用四匹中等马拉传车，《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出使西南夷“驰四乘传”即此类；三曰“乘传”或“乘置”，用四匹下等马拉车；四曰“轺传”或“轺置”，系用一匹马或二匹马拉传车，居延汉简中屡见“轺车一乘，用马一匹”或“轺车一乘，马二匹”等记载（详见《居延汉简甲乙编》），即属此类。

汉代传车除上述四种外，还有特级传车，当时谓之“六乘传”或“七乘传”。《史记·孝文本纪》谓张武等迎代王时，代王“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至高陵休止”。同一史实，在《汉书·文帝纪》中作“张武等六人乘六乘传诣长安”，颜师古注引张晏曰：“传车六乘也。”又《汉书·爰盎传》载盎述及这一事实时，也说代王“从代乘六乘传，驰不测渊”。由此可见，《史记》脱“六乘”二字。所谓“六乘传”，据上引《汉律》关于拉车马数量与优劣不同而有不同称呼的规定，应为六匹马拉的传车，而非张晏所云六辆传车。又《史记·吴王濞传》谓吴楚等七国反叛时，“条侯将乘六乘传，会兵荥阳”。此处之“六乘传”，显系条侯一人所乘之车，故应为六马驾的传车而非六辆传车。《续汉书·舆服志》谓皇帝坐的“德车”，“驾六马”，其他如五时车、安车、立车等，“皆以御驾六，余皆驾四”。由此可见，代王“乘六乘传”，表示以皇帝之礼待之；条侯之乘六乘传，是由于代表皇帝出征，正符合天子之车“驾六马”的规定。除六乘传外，还有“七乘传”。《汉书·武五子传·昌邑哀王刘髆传》谓昭帝死，“无嗣”，大将军霍光征髆之子贺典丧，贺“乘七乘传诣长安邸”。以“六乘传”之义推之，所谓“七乘传”，应是用七匹马驾的传车。可见，传车的不同类别，决定于封建的等级制度。

传车的不同类别，除了驾车的马匹有多少与优劣之分外，还有车辆本身的高低之别，上述“七乘传”“六乘传”与“置传”“驰传”“乘传”等几种乘传，均属于高级传车。（《秦汉邮传制度考略》，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日］泷川资言：《汉书·表》，太仆掌舆马。（《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考证》说，本《通鉴》注。（《史记斠证》卷十）

张大可：按：文帝二年十二月因日月食下诏求贤，从此建立了汉家举贤良制度。此诏还颁布了一系列利民休养生息的措施。（《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汇评】

牛运震：日食诏渊然典古，近乎诰体矣。（《史记评注》卷二《孝文本纪》）

程馀庆：此后世人主因灾异求言之始，而贾山《至言》于是出，真不愧直言极谏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①，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②。”

① 【汇校】

张文虎：中统、游本“藉田”。（《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汇注】

班　固：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贾谊说上曰：“筦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汉书·食货志》）

裴　骃：应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亩，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韦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庙，且以劝率天下，使务农也。”瓒曰：“景帝诏曰‘朕亲耕，后亲桑，为天下先’。本以躬亲为义，不得以假借为称也。籍，蹈籍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编者按：《集解》此注中“蹈籍”一语，张守节释曰：“上音导，谓践籍之义。”见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孝文本纪》。

颜师古：瓒说是也。《国语》曰“宣王即位，不藉千亩，虢文公谏”。斯则藉非假借明矣。（《汉书注·文帝纪》）

胡三省：陆德明《经典释文》：藉，在亦翻。（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郝　敬：帝王典籍之田。或云与“藉”同，借也，借民力治之，因借以劝民。或云蹈藉也，举趾而耕，以人君躬稼为义。（《批点史记琐琐》卷一）

沈钦韩：《通典》（吉礼六）：“齐武帝永平中，耕藉田用丁亥。王俭以为亥日藉经纪无文。”助教周山文议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甲，干也；辰，支也。有事于天，用甲；有事于地，用辰’。”何佟之云：“汉文用于此日耕藉，祠先农，后王相承用之，非有别义。”（《汉书疏证》卷二《文帝纪》）

李元春：应劭释“籍田”之“籍”为借民力，瓒取蹈籍意。予谓籍者，祭祀所籍赖也。（《诸史间论》卷一）

王先谦：王启原曰：“《东方朔传》：‘顾成庙远无宿宫，又有萩竹藉田。’《本纪》（编者按：指《汉书·文帝纪》）四年，服虔注：‘顾成庙在长安城南。’此汉藉田定所也。孝武耕于上林，孝昭耕于钩盾弄田，《纪》故别著之。《食货志》云：‘上感贾谊言，始开藉田。’”先谦曰：官本“藉”作“籍”，注并同。藉、籍古书假借通用，故“藉”或为“籍”。据注，应本作“籍”，韦本作“藉”，当正作“耤”。《说文》“耤”下云：“帝耤千亩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谓之耤，从耒昔声。”“藉”下云：“祭，藉也。一曰草不编，狼藉。”“籍”下云：“簿书也。”（《汉书补注·文帝纪》）

［日］泷川资言：张文虎曰：中统、游本“籍田”作“藉田”。愚按：延久〔古〕钞本亦作“藉”，与《汉书》合。藉田，韦说为长。《孟子·滕文公篇》“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助者藉也，则藉者助也，可以推藉田之义。《周语》“藉千亩”，帝王何得躬亲耕千亩田乎？瓒说拘于“躬亲”二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景祐本“籍”亦作“藉”，《集解》同。《通鉴》亦同。籍、藉古通。《集解》：“籍，蹈籍也。”古钞本作“藉，谓蹈藉耕也”。《后汉书·明帝纪》：“朕亲耕藉田，以祈农事。”注引《五经要义》曰：“藉，蹈也。言亲自蹈履于田而耕之。”（《史记斠证》卷十）

龚浩康：籍田，古代帝王亲自耕种的田。实际上，只是每年春耕时由帝王犁几下，象征亲自耕种，用以奉祀宗庙，并以此表示提倡农业之意。因为这种田靠征籍（借）民力耕种，所以称“籍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师　丹：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引自《汉书·食货志上》）

② 【汇校】

梁玉绳：按：《汉书》此下有“民谪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十八字，此不全载。（《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汇注】

班　固：春正月丁亥，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民谪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汉书·文帝纪》）

裴　骃：应劭曰：“黍稷曰粢，在器中曰盛。”（《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后汉书》注引《五经要义》云：“天子藉田，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史记斠证》卷十）

霍　韬：三代而下，重念民生，惟文帝为称首。其曰：农，天下之大本，尤君人者所宜知也。正月诏亲率群臣农，以身劝也。帝月诏赐民半租，实惠下也，所以劝也，帝之念民至矣。（《兀涯西汉书议》卷二）

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①。上曰：“赵幽王幽死②，朕甚怜之，已立其长子遂为赵王③。遂弟辟彊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可王④。”乃立赵幽王少子辟彊为河间王⑤，以齐剧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⑥，立东牟侯为济北王⑦，皇子武为代王⑧，子参为太原王⑨，子揖为梁王⑩。

① 【汇校】

梁玉绳：按：诸侯王之立，《史》《汉》表俱在二月乙卯，《本纪》皆误作“三月”。（《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朱一新：《诸侯王表》代王等均以二月乙卯立，与纪差一月。（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文帝纪》）

［日］泷川资言：梁玉绳曰：诸侯王之立，《史》《汉·表》俱在“二月乙卯”。《本纪》皆误作“三月”。（《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通鉴》亦承袭而误作“三月”。（《史记斠证》卷十）

郜积意：此在文帝二年。《汉书·文帝纪》《通鉴》亦作“三月”。然据《史》《汉》诸侯王表，立诸皇子为王，俱是二月乙卯，乙卯，二月十三日。此“三月”，当作“二月”。见梁玉绳说。（《<史记><汉书>年月考异》）

② 【汇注】

司马迁：七年正月，太后召赵王友，友以诸吕女为后，弗爱，爱他姬。诸吕女妒，怒去，谗之于太后，诬以罪过，曰“吕氏安得王！太后百岁后，吾必击之”。太后怒，以故召赵王。赵王至，置邸不见，令卫围守之，弗与食。其群臣或窃馈，辄捕论之。赵王饿，乃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于嗟不可悔兮宁蚤自财。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丁丑，赵王幽死，以民礼葬之长安民冢次。（《史记·吕太后本纪》）

龚浩康：赵幽王，即刘友，刘邦第六子，被封为淮阳王。吕后时改封为赵王，后为吕后幽禁而饿死。“幽”是他的谥号。赵，汉初封国，辖今河北省南部地区，都城在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③ 【汇注】

胡三省：赵王友幽死于吕后七年，徙梁王恢王赵，恢寻以逼死，以其国封吕禄。禄诛，乃复封友长子遂为赵王。（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王　恢：吕禄既诛，元年十月庚戌，即立赵王友子遂（《本纪》失书，误书于《吕纪》）。（《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④ 【汇注】

颜师古：辟强，言辟御强梁者，亦犹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强音其良反。一说辟读曰闢，强读曰疆。闢疆，言开土地也。《贾谊书》曰：“卫侯朝于周，周行人问其名，卫侯曰辟强。行人还之曰：‘启强、辟强，天子之号也，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则其义两说并通。他皆类此。（《汉书注·文帝纪》）

编者按：王先慎释颜注曰：“卫侯事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贾谊本之，颜偶有不照。周时尚不许卫侯名辟强，汉初不得取名明矣。前说是。”见《汉书补注·文帝纪》。

司马贞：音壁强二音，又音辟疆。（《史记索隐·楚元王世家》）

王　恢：观夫景帝四年徙衡山王勃来王，“所以褒之”；又武帝元鼎元年勃子胡，“献泰山及其旁邑”，是济北亦大国也。而兴居以为失职夺功，三年，乘匈奴入边，文帝幸太原，反，诛。地入于汉，属之泰山郡。十六年（前164）四月复置，立肥子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汇评】

吴见思：欲立诸子，先立诸王。与前一样。（《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五礼图：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让者？礼之文即礼之实也。”文帝即位时退让再三，有司请立太子，又辞让者再。其赏功臣也，先增平、勃、灌婴等户，始封宋昌；其封皇子为王也，先立河间、城阳、济北诸王，然后封皇子。皆抑抑乎有恭敬退让不敢自纵之意焉，可谓得礼之本者矣。贾生议定礼乐制度，帝亦谦让未遑。后世论者每以不能复三代之盛为帝惜。嗟乎！礼乐制度固未易言也，使帝当成康之际，其致治不更有过之者耶！（《雨田古论》卷上）

⑤ 【汇注】

司马迁：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强，取赵之河间郡为河间王，（以）〔是〕为文王。（《史记·楚元王世家》）

司马贞：河漳之间邑。（《史记索隐·五宗世家》）

张守节：河间，今瀛州也。（《史记正义·楚元王世家》）

陈　直：按：潍县郭氏藏有“河间太守封泥”（原物现藏北京大学历史系）。又：《齐鲁封泥集存》一页，有“河间王玺”封泥，皆与本传相合。盖河间先为汉郡，赵王及楚王辟强皆因而未改，成为自置之郡，而河间太守封泥，已称太守，则为楚王时物。（《史记新证·楚元王世家》）

王　恢：元年十月，既立友子为赵王，二年，复以赵之河间郡为国，二月乙卯，立友少子辟强，都乐成，今河北献县东南。十五年（前165）卒，子福嗣，一年，卒，无后，国除为郡。（《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龚浩康：河间，汉初封国。辖今河北省献县、交河的部分地区，都城在乐成（今献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⑥ 【汇注】

龚浩康：城阳，汉初封国。辖今山东省沂南县一带地区，都城在莒（jǔ）县（今山东省莒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王　恢：城阳，齐城阳郡，二年别为国，二月乙卯，立齐肥子朱虚侯章，都莒（今山东莒县）。二年卒，子喜嗣。十一年（前169）徙王淮南，国除为郡。十六年（前164）喜复还王，十传，王莽时绝。（菑川、河间诸国大多类此。）（《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马持盈：剧郡，繁盛之郡地。（《史记今注》卷十《孝文本纪》）

【汇评】

胡　寅：刘章忠勇，先愤刘氏失职，年才二十，而诸吕惮之，不敢轻发。及平、勃举事，章首诛相国产，其功不在二人之下。文帝行赏，于章宜先焉。而即位二年，乃始与辟强、兴居去侯而王，又不显言其功，何哉？初，章欲立其兄齐王，谋不在代也，文帝以是终怀不平，大臣又无开陈之计，使盛德之主，稍负疵议，惜哉！则其所谓“朕自任衣冠，念不至此”者，殆空言矣。若乃修代来功，在三时之后，又所侯者才宋昌一人，此则可为后法。后世有自诸侯王入继大统者，汲汲施恩于其故邸之属，又致隆焉，曾不知示狭于天下，本以为荣，适以表私也。（《读史管见》卷一）

杨维桢：脱大臣之祸而起诸吕之权者，张辟强（良之孙）也，大臣依之而诛诸吕者，朱虚侯也。辟强罪当诛，而朱虚之功当封不在平、勃下也。文帝论功益户有差，而朱虚不加恩，何邪？以立齐王之嫌而绌之也。吁！帝亦不广矣。越二年，有司请立诸侯王，章始与河间、济北为城阳王，帝负其功而章不快，快章之德也夫！（《史义拾遗》卷上《朱虚侯论》）

王维桢：章报齐约楚，亲诛二逆，帝乃列其功于平、勃之下，逾二年而后封以城阳小国。岂非讶其初欲立齐王故耶？（引自凌稚隆《汉书评林·文帝纪》）

邵　宝：朱虚侯章，吕氏婿也，独能深惟大义，毅然倡之。当是时，微章，刘之安否未可知也。其欲立齐王，亦岂大失哉？及事定之后，顾坐是以绌其功，疑生于嫌，虽文帝不免焉，良可惜矣。程子谓人臣之义，王陵为正。愚于章，亦云。（《学史》卷七）

五礼图：当大臣诛禄、产时，朱虚侯章功在平、勃之右，即日初意在立其兄齐王。然齐王高帝长孙也，独能奋义西讨，不愈于吕氏所名孝惠子乎？章既出死力以诛诸吕，使刘氏危而复安，社稷堕而复立。及大臣建议迎立文帝，章即从之，实未尝有异论，岂非功之首当受上赏者乎？帝以章前有立齐王之心，绌其功而不得王，后封城阳，亦不过与清宫之东牟同赏，私己安在？其无心于得天下乎？然则有司请建太子，帝诏以欲传贤，犹夫即帝位时之“西向让者再，东向让者三”云尔。以帝之聪明，岂真谓尧舜之传贤可学乎哉！（《雨田古论》卷上《文帝欲立贤》）

章邦元：朱虚久应封王，因欲立齐王，文帝忮之。后忮心已化，欲封而不得，兹因封子而先封诸王，可谓善于救过。（《读通鉴纲目札记》卷四《立朱虚侯为城阳王》）

⑦ 【汇注】

司马迁：孝文帝二年，以齐之济北郡立兴居为济北王，与城阳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诛吕氏时，朱虚侯功尤大，许尽以赵地王朱虚侯，尽以梁地王东牟侯。及孝文帝立，闻朱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绌其功。及二年，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章、兴居。章、兴居自以失职夺功。（《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胡三省：城阳、济北本皆属齐，今分以王章、兴居，二人皆悼惠王子。（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杨树达：按：文帝闻朱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黜其功。及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章、兴居，见《高五王传》。（《汉书窥管》卷一《文帝纪》）

龚浩康：济北，汉初封国。辖今山东省平阴、肥城等县地区，都城在卢县（今山东省长清县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王　恢：济北，楚汉之际田安国，后为济南郡，属齐。吕后置吕国，又改济川。二年复置济北国，二月乙卯，立齐王肥子东牟侯兴居，都卢，今山东长清县南二十五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汇评】

黄淳耀：余读《文帝纪》：即位将一年，乃修代来功。群臣请立太子，下诏欲择诸侯王、昆弟及贤有德义者。群臣固请，始许之。又立赵幽王太子遂、王遂弟辟强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然后立其三子。为王次第可观，以为有王者举动。及读《齐王传》，始诛诸吕时，朱虚侯章功尤大，大臣许尽以赵地王章，尽以梁地王兴居。及文帝立，闻朱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章、兴居，始知帝所为，假仁者耳。射钩斩祛之恨，霸者犹能忘之；今乃小嫌黜人大功，岂公义乎？（《陶庵全集》卷四《史记评论·文帝本纪》）

全祖望：按：文帝因大臣先有立齐之议，故不忘情焉。薄朱虚、东牟之赏，而齐王之薨，仅谥曰哀。又托以推恩悼惠诸子，分其国而六之。故召氏封，魏氏不封，皆有成心。（《经史问答》卷九）

张　恕：文帝分齐地，立悼惠王庶子六人皆为王，盖推亲亲之谊，以广其恩，异时为乱所不意也。迨七国起兵发难，自取灭亡，不得谓山崩天戒，以文帝盛封齐楚为过。（《汉书读》卷二）

王　恢：汉文，国史上之贤君也，其所举定乱之赏固不能无私。然如“大臣许尽以赵地王章，尽以梁地王兴居”，则齐系得半天下之半矣。乃尽以吕后所夺城阳、琅邪、济南三郡还之，而别置城阳、济北以酬朱虚、东牟，惠而不费，处理甚善。然而各私其子，以亲制疏，不免叛乱相仍者，王之所大欲，不夺不厌。其后用贾谊策，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少则隐消邪心，诚不失为“安上全下”的温和政策。岂意寝成内重外轻，外戚轻移国祚。此盖天下不公之必然，古今之所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⑧ 【汇校】

吴汝纶：二字依《汉书》补。（《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编者按：《汉书·文帝纪》“皇子武为代王”前有“因立”二字。

【汇注】

司马迁：孝文帝凡四男，长子曰太子，是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参；次子胜。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为代王，以参为太原王，以胜为梁王。（《史记·梁孝王世家》）

裴　骃：徐广曰：“都中都。”（《史记集解·梁孝王世家》）

张守节：《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遥县西十二里。”（《史记正义·梁孝王世家》）

龚浩康：武，文帝次子刘武。封为代王后，又曾改封为淮阳王和梁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王　恢：《汉书·贾谊传》：“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后分代为两国，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后又徙代王武为淮阳王，而太原王参为代王，尽得故地。”盖并太原入代，仍有代郡与太原，而雁门、定襄以边郡收，代自此无北边郡。参再传孙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徙王清河，国除为郡。（《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又：淮阳，惠帝子武故国，四年（前176）复置，徙代王武来王。十二年（前168）徙王梁，国除再为郡。

【汇评】

凌稚隆：按：有司请立皇子，而诏乃先叙诸王，且曰已立，曰遂立，而后曰因立皇子，示不私其子也。（《汉书评林·文帝纪》）

⑨ 【汇注】

司马迁：二年……以参为太原王……二岁……以代尽与太原王，号曰代王……而徙代王王清河。（《史记·梁孝王世家》）

裴　骃：徐广曰：“都晋阳。”（《史记集解·梁孝王世家》）

张守节：《括地志》云：“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即古晋阳城。智伯与韩魏攻赵襄子于晋阳，即此城是也。”（《史记正义·梁孝王世家》）

钱　穆：汉太原郡治晋阳，今太原县治。（《史记地名考》卷十五《赵地名》）

龚浩康：参，文帝第三子刘参。封为太原王后，又曾改封为代王。太原，汉初封国。辖今山西省中部地区，都城在晋城（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⑩ 【汇注】

裴　骃：徐广曰：“都睢阳。”（《史记集解·梁孝王世家》）

龚浩康：揖，文帝幼子刘揖。后从马上跌落而死。梁，汉初封国。辖今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地区，都城在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王　恢：刘大既诛，二年二月乙卯，立皇子揖王梁。十一年六月卒，无后，国除。十二年，徙山，西至高阳（杞县西）四十余城，皆多大县。（《梁孝王世家》）传八世，王莽时绝。（《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①，诽谤之木②，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③，是使众臣不敢尽情④，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⑤？其除之⑥。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⑦，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⑧，而吏又以为诽谤⑨。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⑩，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⑪。”

① 【汇注】

裴　骃：应劭曰：“旌，幡也。尧设之五达之道，令民进善也。”如淳曰：“欲有进善者，立于旌下言之。”（《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沈钦韩：《管子·桓公问》：“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淮南·主术》：“尧置敢谏之鼓。”（《汉书疏证》卷二《文帝纪》）

程馀庆：旌，幡也。尧设之五达之道，令民进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② 【汇注】

裴　骃：服虔曰：“尧作之，桥梁交午柱头。”应劭曰：“桥梁边板，所以书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复施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应说是也。（《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按：《尸子》云：“尧立诽谤之木。”诽音非，亦音沸。韦昭云：“虑政有阙失，使书于木，此尧时然也，后代因以为饰。今宫外桥梁头四植木是也。”郑玄注：《礼》云“一纵一横为午”，谓以木贯表柱四出，即今之华表。崔浩以为木贯表柱四出名“桓”，陈楚俗桓声近和，又云“和表”，则“华”与“和”又相讹耳。（《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郝　敬：诽谤木，立道旁，使人书过其上，即今桥梁头四柱，俗谓之华表者也。（《批点史记琐琐》卷一）

方以智：汉有交午，亦谤木也。管子对桓公：“黄帝立明台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建鼓之朝，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武王有灵台之复。”公曰：“吾欲效之，名曰啧室。以东郭牙为之。”即谤木建鼓之意也。崔豹《古今注》：答程雅问尧谤木曰：“华表木，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秦除之，汉复修，今西京谓之交午木。”注“服虔曰：‘尧作桥梁，交午柱头。交午，作工以子午为直。’或曰‘交衢之柱，下有撑木者’，是也”，今谏鼓犹存。（《方以智全书》第一册《通雅》卷三十八《宫室》）

袁黄、王世贞：尧立诽谤之木，虑政有阙失，使言事者书之于木。（《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沈钦韩：崔豹《古今注》：“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表，以横木交柱头，状如华，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亦以表识衢路。秦乃除之，汉始设焉，今西京谓之交午柱。”《淮南·主术》：“舜立诽谤之木。”高诱云：“书其善否于表木也。”（《汉书疏证》卷二《文帝纪》）

［日］泷川资言：《管子·桓公问篇》：“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淮南子·主术篇》：“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中井积德曰：旌木以语上古政事，盖废已久矣，未见废在秦时也，亦未见今之复施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杨树达：按：《吕氏春秋·自知篇》云：舜有诽谤之木。《邓析子》同。服虔云：尧作，盖本《尸子》。《尸子》云：尧立诽谤之木。见《史记索隐·孝文本纪》引。（《汉书补注补正》卷一）

王叔岷：案：古钞本“天下”下有“者”字，旌作，《集解》同。或旌字。《贾子新书·保傅篇》：“于是有进善之旌，有诽谤之木。”《大戴礼·保傅篇》旌作，与此同例。《大戴礼》“有诽谤之木”。庐辩注：“尧置之。”与此文《索隐》引《尸子》合。《邓析子·转辞篇》《帝王世纪》（《艺文类聚》十一、《御览》八一引）并云：“舜立诽谤之木。”《吕氏春秋·自知篇》：“舜有诽谤之木。”《刘子·贵言篇》：“舜树诽谤之木。”则咸与《考证》所引《淮南子》合。（《史记斠证》卷十）

龚浩康：相传帝尧时，曾在交通要道上树立旗帜和木牌，让人们在旗下提意见，在牌上写谏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③ 【汇校】

梁玉绳：按：《汉书》纪、志，高后元年正月诏除妖言令，而此又有除妖言之诏，师古以为中间曾重复设之。然诏中无一语及妖言，《名臣表》止言除诽谤律，景帝元年十月诏，历叙孝文功德，但云除诽谤而亦不及妖言。则师古重设之说未确，疑“妖言”二字是羡文。（《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吴汝纶：《汉书》作訞。（《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颜师古曰：“高后元年，诏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妖言之罪，是则中间曾重设此条也。”梁玉绳曰：“诏中无一语及妖言。《名臣表》止言除诽谤律。”景帝元年十月，诏历叙孝文功德，但云除诽谤，亦不及妖言。则师古重设之说，未确。疑“妖言”二字衍文。（《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汉书》“妖言”作“訞言”（《通鉴》同）。师古注：“訞与妖同。《汉纪》亦有“妖言”二字。此文有“妖言”二字，容是史公原文。高后元年，虽诏除妖言之令，或暂除而日久复以为有罪。师古重设之说，似未可废也。（《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颜师古：高后元年诏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訞言之罪，是则中间曾重复设此条也。訞与妖同。（《汉书注·文帝纪》）

吕祖谦：贾谊《论秦》曰：“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然则秦律也。”（《大事记解题》卷十）

④ 【汇评】

吴见思：此臣之诽谤也。（《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⑤ 【汇评】

钱　时：朝廷以言为讳，非宗社之福也。且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使有可议，安能禁人之言？虽禁亦何益哉！上无讳过之名，下有敢言之气，明白洞达，有闻即改，呼吸开利，脉络贯通，天下乌有不治者？秦为无道，切切然畏人之议己，于是严诽谤妖言之法，而偶语者且弃市。此非特其君之罪也，往往奸臣误国，惟恐其过上闻，是以钳天下之口，以塗一人之耳目。譬犹市井小儿，欲人之不见也，而自掩其两眼，良可悯笑。及至其后盗满天下，而二世不知；兵入宫帷，而二世不觉。方怒责宦者曰：公何不早告我？宦者曰：使臣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万乘之贵，四海之富，乞为黔首而不可得矣。岂特无以来远方之贤良哉？（《两汉笔记》卷三）

⑥ 【汇注】

丘　濬：妖言之禁，吕氏时已除矣，而其法犹有存者，至是始尽除焉。（《世史正纲》卷三）

凌稚隆：按：此议起于贾谊。（《汉书评林·文帝纪》）

吴永章：秦时，稍有不满之语，可罗织以妖言诽谤之罪，对秦始皇若有不恭的表示，更以“大逆”治罪而遭族灭。这样，使大批“细民”因此“无知抵死”。故文帝上台不久，即宣布“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其作用，除使无辜免遭荼毒外，还能使皇帝听到各种不同意见，即所谓“通治道而来谏者”（以上引文均见《文帝纪》），而不致被奸邪壅蔽。（《关于汉文帝的“文治”》，载《光明日报》1980年2月12日）

【汇评】

陈仁子：高后除訞言之令者，名也；文帝除訞言之令者，实也。惟其实故能受。（《文选补遗》卷一《除诽谤訞言法诏》）

尹起莘：直言虽举，而秦之虐禁犹有存者。书除诽谤妖言法，则帝之开广言路尤可嘉矣。（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编者按：杨一奇辑、陈简补辑《史谈补》卷二引此语，其后有“此所以贾山有至言之疏，而袁盎有却坐之请也。殷周而后，可谓英英独照者”句。

胡　寅：妖言令之始设也，必谓其摇民惑众，有奸宄贼乱之意者。及其失也，则暴君、权臣假此名以警惧中外，塞言路也。故贾谊论秦曰：“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夫忠臣为上尽忠深计，必剀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陈危亡之戒，不止于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观之，曰：“是特扬君过以卖直。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殆诽谤妖言耳。”此策既行，使中外之人钳口结舌，人君不闻其过，沦于危亡而不悟。然则其所谓谤者，乃天下之忠，而其自为者，乃天下之妖也。夫既以忠谏深计为诽谤、妖言，则指鹿为马，指野鸟为鸾，指菌为芝，指氛（梫）［祲］为庆云，指雹曰不为灾也，指彗曰所以除旧而布新也，蝗生则曰不食嘉谷也，日食则曰阴云蔽之也，地震则曰官府无伤也，霖雨则曰秋稼自茂也，水涌泛滥则曰民无流死者也，岁饥则曰路未尝有饿者也。凡贤否、是非、治乱、得失，一切反理诡道，倒言而逆说之，欺惑世主，使沦于危亡，其罪岂特诽谤之比，其为妖也，不亦大乎？呜呼，文帝除此令，其享国长世宜哉？（《读史管见》卷一）

李东阳：诽谤妖言之法，此亡秦所以钳天下之口，而肆其暴者也，文帝除之。其惠天下利国家，甚不细，然反唇腹诽之刑，汉之世犹不免焉。逮于后世所谓妖言者，转而为谶纬逆乱之名，枝连蔓结，其为祸不可胜计。固秦有以启之，而汉亦不能尽弭之故欤！（《历代通鉴纂要》卷十）

霍　韬：谓忠谏为诽谤，谓深计为妖言，秦人所以失天下也。祝诅得罪，陷民罟也，帝悉除之，虽则宥罪，实来谏也。诽谤妖言日闻于耳，然而天下阽于危亡者，鲜矣。又曰：诽谤妖言勿罪是也，然而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者，何以处之哉？所以为君者难也，必不得已，宁如文帝，除其罪以也。纳诽谤毋如于秦人，夫其罪以绝忠言。又曰：秦汉之妖言，非后世真妖言也。又曰：妖言在小民，勿治可也。妖言在奸臣，则有舜法。（《兀涯西汉书议》卷二）

⑦ 【汇注】

裴　骃：《汉书音义》曰：“民相结共祝诅上也。谩者，而后谩而止之，不毕祝诅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编者按：此注中“不毕”，张文虎校曰：“南宋、中统本并作‘必’，古通。”见《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点校本《史记》修订本：“谩者而后谩而止之”，此处文意不通，疑有脱误。按：《汉书》卷四《文帝纪》“以相约而后相谩”，颜师古注：“初为要约，共行祝诅，后相欺诳，中道而止，无实事也。”

颜师古：谩，欺也。初为要约，共行祝诅，后相欺诳，中道而止，无实事也。谩音慢，又音莫连反。（《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韦昭云：“谩，相抵谰也。”《说文》云：“谩，欺也。”谓初相约共行祝，后相欺诳，中道而止之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顾炎武：“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谓先共祝诅，已而欺负，乃相告言也。故诏令若此者勿听治。《注》并非（编者按：《注》系指颜师古《汉书注》。杨树达《汉书窥管》（卷一）引顾炎武上说，作“《注》并非”为“颜说非也”）。（《日知录》卷二十七《史记注》）

吴见思：谩，欺也。初为要约。共行祝诅，后相欺负，乃相告言也。（《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方　苞：谩者，告首以陷之也。（《史记注补正·文帝纪》）

郭嵩焘：按：“相约结”当是相聚为乱。因祝诅上而约结，犹言聚群不逞之徒，谋发难也。“相谩”，谓虚言相诳，无事实，吏则谓之大逆。既“中道而止”，何得谓之大逆乎？亭林顾氏云：“谓先共祝诅，已而欺负，乃相告言也。故诏令若此者听勿治。”《索隐》《注》误。（《史记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王先谦：刘攽曰：“祝诅上以相约，汉俗如此，犹《后汉·传》云‘不直者，不敢祝少宾’也，故吏得以为大逆。”先谦曰：“以”与“已”同，刘误读。《史记》“约”下有“结”字。（《汉书补注·文帝纪》）

易白沙：按：《史记索隐》与颜注皆未当。古之帝王使百姓祝福于神，民有怨者则不祝其君，而反诅之。孔安国所谓请神加殃也。故吏以为诽谤而诛之。（《帝王春秋》）

王叔岷：案：“约结”，复语，义同。《汉书》无“结”字，《音义》释“相约”为“相结”，是也。《庄子·外物篇》：“相结以隐。”结犹约也。古钞本“谩”作“慢”，《集解》同。谩、慢正、借字。（《史记斠证》卷十）

张大可：秦汉时有祝诅皇上、诽谤皇上之罪，文帝时一度废除，后又恢复。（《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吴国泰：按：以，“舆”之借字。此言人民或祝诅上，已与人相约结而后复相欺谩而中止也。（《<史记>解诂（下）》，载《文史》第43辑）

张家英：“约结”为约定结交或约好结为同盟。《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辩。王爱陵，常多予金钱，为中诇长安，约结上左右。”“约结上左右”即与皇帝身边亲近的人结为亲密关系。

《考证》所引顾炎武语见《日知录》卷二十七。顾氏谓《集解》所解为非是对的。《集解》中“谩者，而后谩而止之”，字句疑有脱误。《索隐》所引韦昭语不确，“谓初相约共行祝，后相欺诳”，说得还是对的。实际上，“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这句话的意思并没有说完，顾氏与小司马都看出来了。顾氏补上了“乃相告言”，小司马补上了“中道而止之”。这两者是从不同的方面说的，因为各以己意为之，很难说出哪一个绝对的好。应该注意：此“谩”字应读为mán。（《<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文本纪》）

点校本《史记》修订组：（《索隐》）“谓初相约共行祝”，“祝”下疑脱“诅”字。（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十《孝文本纪》）

【汇评】

吴见思：句峭。此妖言也。（《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程馀庆：此妖言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⑧ 【汇注】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他言，谓非诽谤之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⑨ 【汇评】

吴见思：此民之诽谤也，作三段法变。（《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⑩ 【汇校】

姚　范：“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按：“拒”，别本作“抵”。（《援鹑堂笔记》卷十五）

【汇注】

颜师古：抵，触也，亦至也。（《汉书注·文帝纪》）

辛德勇：《史记·孝文本纪》这段文字中“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这两句话，中华书局点校本原来是连读为“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似亦不如从中断开，要更为顺畅合理，亦即将“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这一整句话，解作“这些都是由于小民愚昧，因其无知而处以死罪，我绝不会这样做”。（《史记新本校勘》第四篇《孝文本纪》）

⑪ 【汇校】

佚　名：愚按：《汉书》此诏在五月。（《史记疏证（外一种）》卷十）

【汇评】

程馀庆：直言虽举，而秦之虐禁犹有存者。书此一诏，则帝之开广言路，尤可嘉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赵用贤：文帝此诏，有三代求言风。（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二《孝文本纪》）

劳　榦：这确是非常重要的事。谏诤一事是儒家政治上的特质，文帝虽然以黄老之学为治，但仍在相当范围内采取儒学。儒家对于谏诤，如《孝经》说：“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即可作为代表。诚然谏诤一事，言不言在臣，用不用却在君。人臣并无强君纳谏之权。照这个原则发展下去，虽然是走向立宪政治的路，却和立宪还隔一个遥远距离。但在法家的理想下，却是不能做到的。（《秦汉史》第四章《从布衣天子到无为而治》）

朱宝昌：所谓诽谤罪、妖言令，是暴秦遗留下来的极不人道，也极为无聊的弊政。这是尊君的必然产物，汉既承秦制，同样是尊君，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想要根治这一弊政是很困难的。这样说来，这制度根本要不得……他（文帝）是个今上皇帝，他总不能叫宗室大臣及士大夫、老百姓都不要尊他。只是他心中雪亮：不管人们喊尊君喊得震天价响，无非都是迫于势，在那个制度下不喊不行，不尊不行。（《朱宝昌诗文选集·论西汉文景之治和先秦黄老思想》）

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①。

① 【汇注】

裴　骃：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张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从简易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符谓诸所合符以为契者也。（《汉书注·高帝纪》）

又：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使音所吏反。（《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汉书仪》：铜虎符发兵，长六寸。竹使符出入征发。《说文》云分符而合之。小颜云：“右留京师，左与之。”《古今注》云：“铜虎符银错书之。”张晏云：“铜取其同心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吕祖谦：兵符：郡付之守国，独付之以相。何也？汉制，诸侯不得自发兵也。齐魏勃绐齐相召平曰“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然则文帝以前盖有虎符矣。此谓之初作者，岂非用铜于此始乎？（《大事记解题》卷十）

钱大昭：《说文》：“琥发兵，瑞玉为虎文。”盖用兵取其威武，故玉与铜皆用虎也。（《汉书辨疑》卷一）

俞正燮：《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合符釜山。”《后汉书·方术传·序》“钤决之符”注引《玉钤篇》及《玄女六韬要诀》云：“太公谓武王曰：‘主将有阴符八等，符长一尺至符长三寸，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闻，闻符所告者皆诛。阴符云以近通远，从中应外，阴通言语是也。’”《史记·信陵君列传》云：“得虎符，夺晋鄙军。”《汉书·文帝纪》云：“二年，为铜虎符、竹使符。”《杜诗传》云：“旧制，发兵皆以铜虎符，其余征召竹使而已。”《魏志》注引《汉献帝传》“封魏王诏”曰：“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隋书·樊子盖传》云：“炀帝谓子盖曰：‘今为卿别造玉麟以代铜兽。’”《唐六典》亦云：“隋炀帝别造玉麟以代铜兽，赐留守樊子盖。”《唐志》则《舆服志》有银菟符、铜鱼符、青龙符、朱雀符、驺虞符、玄武符，又畿内则左有三，右有一，外则左五右一。《唐六典》云，符节五等，铜鱼符、传符、随身鱼符、木契、旌节。《册府元龟》（六十一）：周显德六年三月癸酉，敕诸道牧守，每遇除移，并特降放制书，又何假于符契，宜易前规，罢兹虚器，其铜鱼并宜停废。《两汉刊误补遗》云：周显德五年（《困学纪闻》云六年）诏谓特降玺书，发兵何假符契，遂废之。宋康定初，复铸铜兵符。盖符者，三代时在物为名，瑞曰符瑞，契曰符契，节曰符节，汉始有铜竹符，定名之。《文心雕龙》云：“三代玉瑞，汉用金竹，末代从省，代以。”按：《庄子》云“焚符破玺”，于符言焚，则三代之符亦以竹。《汉书·终军传》“弃”即是关符，则汉符亦或兼用。《文帝纪》十二年，“除关无用传”注云：李奇曰：“传，棨也。”颜师古曰：“棨，刻木为符也，或用缯帛。”非《文心雕龙》所谓末代也。《释名》云：“符，付也，书所敕命于上，以付使传行之。”《玉篇》云：符，符节也。分为两边，各持一以为信，则《周官·掌节》“门关用符节”之符非达诂也。五代时亦用传箭，盖兼沿唐时青海番部传箭之法，在古亦有之。《说文》云：“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汉书》注，应劭云：“竹使符者，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然则竹使符本是箭，取征发之速也。盖周起军旅用牙璋，汉文以后用符。周显德六年废符用玺书。（《癸巳存稿》卷七）

沈钦韩：《周礼·典瑞》注：“郑司农云：‘牙璋发兵，若今时以铜虎符发兵。’杜子春云：‘珍圭征守者，若今时征郡守以竹使符也。’”按《信陵君传》：“如姬窃得魏王兵符，与公子夺晋鄙军。”《隋书·纪》：“炀帝幸辽东，命卫玄为京师留守，樊子盖为东都留守，俱赐玉麟符以代铜虎。”《唐六典》：“后魏有传符，历北齐、隋皆用之。武德初为银菟符，后改为铜鱼符，以起军旅，易守长。其传符以给邮驿，通制命（太子监国曰：双龙之符，左右各十。京都留守曰麟符，左二十，右十九。东方青龙符，西方驺虞符，南方朱雀符，北方元武符，左四右三）。随身鱼符以明贵贱，应征召（左二右一，太子以玉，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题云某位姓名。其官只有一员者，不复著姓名，并以袋盛。其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册府元龟》（四百七十五）：“后唐长兴元年，给事中崔行奏内库：‘每州有铜鱼八只，一只大七只小，两只右五只左。其右铜鱼，一只长，留在内，留一只在本州库，逐季申报平安。左鱼五只，皆镌次第字号。每新除刺史到任后，即差人到当省，请领左鱼。当司覆奏内库，次第出给左鱼一只，当省责领分符到州，集官吏取州库右鱼契合，却差人送左鱼纳省。如别除刺史，州司又请次第左鱼，周而复始。’按：竹使符则后世木契之制也。”《六典》：“木契所以重镇守，慎出纳（军驾巡幸、皇太子监国、有兵马受处分者为木契。若王公以下、两京留守及诸州，有兵马受处分并行军所，及领兵五百人以上、马五百匹以上征讨，亦各给木契。其在外及行用法式，并准鱼符）。王畿之内，左右各三；王畿之外，左右各五；庶官镇则左右各十。”《宋史·兵志》：“康定元年颁木契。上下题‘某处契’，中剖之。上三枚中为鱼形，题一、二、三。下一枚中刻空鱼，令可勘合。左旁题云‘左鱼合’，右旁题云‘右鱼合’。上三枚留总管钤辖，官高者掌之；下一枚付诸州军城寨主掌总管钤辖。发兵马百人以上，先发上契第一枚，贮以韦囊，缄印之。遣指挥赍牒同往所在，验契，合即发兵。”（《汉书疏证》卷二《文帝纪》）

又：按：《文纪》二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惩诸吕之难，立制以防矫诬，前此未有虎符之目也。史家多以后事追称，《史记》如此类甚多。（《周官·典瑞》“牙璋以起军旅”注谓“牙璋亦王使之瑞节”，然汉未有虎符，以前亦当以瑞节发兵，如魏之兵符是也。）（《汉书疏证》卷二十七）

皮锡瑞：应劭曰：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锡瑞案：《齐悼惠王世家》魏勃绐召平曰：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勃此言在齐王诛诸吕时，文帝尚未立，而已有虎符，则为虎符不始于文帝二年明矣。本纪与世家必有一误。（《师伏堂笔记》卷三）

王国维：兵符之制，古者皆右在内而左在外，又左右之数各同。三代不可考。《曲礼》曰：“献粟者执右契。”郑注：“契，卷要也，右为尊。”契以右为尊，符节可知，尊者在内、卑者在外亦可知也。秦虎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盖用古制。汉则文帝二年“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师古曰：“与郡守为符，右留京师，左以与之。”则右内左外，与秦制同。颜注又引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乃听受之。”此藏于内者也。《文选》潘元茂《册魏公九锡文》云：“授君金虎符第一至第五。”此颁于外者，是内外之数同也。今传世汉以后诸符，如汉魏郡太守虎符（嘉定瞿氏藏）、东莱太守虎符（潍县陈氏藏）、玄菟太守虎符（海丰吴氏藏）、渔阳太守虎符（吴县吴氏藏）、长沙太守虎符（吴县吴氏藏）及王莽厌戎、敦德二符，胁文皆云“左二”，汉常山太守虎符（潍县陈氏藏）则云“左三”，晋上党太守二符，一云“右二”，一云“左二”，是左右数同之证也（左右各五）。（《王国维先生全集》卷十八《隋铜虎符跋》）

杨树达：按：皮锡瑞云：“《齐悼惠王传》：魏勃绐召平曰：‘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勃此言在齐王诛诸吕时，文帝尚未立，而已有虎符，则为虎符不始于文帝二年明矣。二者必有一误。”树达按：此事胡三省已疑之，沈钦韩以为追称。树达谓：此当是初本有虎符，而文帝初以铜为之。后余治金文，读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说与余同。钱氏书卷三云：“虎符自古皆有，特不以铜作之耳。《说文解字》曰：‘琥，发兵瑞玉为虎文，是古用玉符。’”树达按：今汉郡守虎符见于金石诸书者，济阴太守符见于宋人《续考古图》卷壹，张掖太守符见于刘喜海《长安获古篇》卷贰，上党太守符见于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卷贰，南郡太守符见于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拾及钱坫《款识考》卷叁，长沙太守符见于吴大澂《恒轩吉金录》，河东上郡二太守符见于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拾肆，桂阳太守符见于黄濬《衡斋金石识小录》。以上郡守符凡八事，而国相者不一见，乃知《汉书》于《史记》去国相二字之审谛也。又汉诸侯王符，有泗水王虎符见《恒轩吉金录》，侯国符有安国侯虎符，见罗振玉《贞松堂吉金图》卷下，临袁侯虎符见《衡斋金石识小录》上册。又县令长符有瘿陶长符，见《小校经阁金文》拾肆。又蛮夷国符有坐须薉国王虎符及古斗薉王虎符，并见《小校经阁金文》拾肆。《汉书·地理志》下云“玄菟乐浪，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薉即濊也。以上诸事皆可补史家之阙。或曰：虎符承郡守，竹符承国相，竹符难久，故无存者，班删非是。按：此说亦通。（《汉书窥管》卷一《文帝纪》）

陈　直：汉代虎符与诸侯王者称“汉与”，及仅称“与”字两种。给郡守者，皆不称汉与。例如“与南郡守为虎符南郡左二”（见阮氏《积古斋钟鼎款识》卷十，七页）。“与张掖太守为虎符张掖左一”是也（见《长安获古编》卷二，三十一页）。又《居延汉简释文》卷一，八十一页，有残简文云“从第一始太守，从第五始使者，符合为□”，似存在太守官府之符，由第一至第四，使者仅有第五符也。又按：现各考古书籍中著录之虎符，仅见太守之符，不见国相之符，而竹使符亦从未发现，或因竹质易于朽败欤。（《史记新证·孝文本纪》）

又：按：战国时用虎符，见于《信陵君传》。出土之虎符，有鹰节三、骑马节一、齐大夫牛节一、辟大夫虎节一，共六种。文字虽自称为节，形状实为符，所异于符者，无左右之分，故鹰节有人称为节，有人称为符（见《增订历代符图录》一至二页）。又秦阳陵兵符文云：“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新郪虎符云：“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队事虽无会符行殹。”（见《秦汉金文录》卷一，四十一页）两符皆作虎形，汉承秦制，秦同于六国之制，知发兵必用虎符。一般学者，狃于《汉书·文帝纪》，有二年九月初与郡国守相铜虎符之纪载，因对本传文虎符发生疑义，不知文帝初与虎符者，指初与郡国守相而言，将军所用之虎符，则不始于文帝时也。两汉郡守之虎符，出土极多，而将军之虎符，则从未发现。清仪阁所藏之伏波将军大虎符，则为伪造。（《史记新证·齐悼惠王世家》）

又：按：汉代虎符有两种情形，与诸侯王者，或称“汉与”（阜陵王虎符），或仅称“与”（泗水王虎符）。与郡守者皆称“与”。如阮氏《积古斋钟鼎款识》卷十、七页，有“与南郡守为虎符，南郡左二”是也。现出土者左符多，右符较少。纪数是二、三为多，一、四、五绝少。西安汉城遗址，曾出铜符材一对，亦为罕见之品。又按：《居延汉简释文》卷一、八十一页，有残简文云：“从第一始，太守，从第五始，使者，符合乃□（乃字原误释为字，家保之元所读句逗如此）。”似第一至第四符，长存太守府，使者所合，为第五符也。（《汉书新证·文纪》）

王叔岷：案：《说文系传》九引“初”作“始”。《周礼·春官》宗伯典瑞贾《疏》引应注，“铜虎符”下有“从”字，“至郡”下有“国”字；引张注，“珪璋”作“圭璋”，《汉书》张注同。珪，古文圭。《周礼·地官》司徒掌节《疏》引应注，“至郡”下亦有“国”字，“竹使符”下有“者”字；引张注，“珪”亦作“圭”。《说文系传》引应注，“镌刻”作“旁镌”，古钞本“刻”作“剋”，“剋”（俗“勀”字）亦借为“刻”。（《史记斠证》卷十）

张大可：铜虎符，铜铸虎形符，长六寸，右留京师，左留郡守，合符发兵。竹使符：竹制信符，长五寸，可作出入征发之凭证。（《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①。十一月，上曰：“前日（计）〔诏〕遣列侯之国②，或辞未行③。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④。”绛侯勃免丞相就国⑤，以太尉颍阴侯婴为丞相⑥。罢太尉官，属丞相⑦。四月，城阳王章薨⑧。淮南王长与从者魏敬杀辟阳侯审食其⑨。

① 【汇校】

张文虎：（《汉书》）《文帝纪》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按：《史》于“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下，即书十一月诏列侯之国及丞相免，无“丁卯晦，日有食之”之文，班《书》误衍。癸卯元术十一月丁酉朔，太阴交周五宫二十四度〇五分五十七秒入食限。古戼、丣字形近易乱，后人莫定，遂两仍之。《五行志》亦承其误。（《舒艺室随笔》五）

王叔岷：案：景祐本南宋补版、黄善夫本、殿本并提行。《汉书》《汉纪》并同。《通鉴》提行，列为《汉纪六》。（《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王先谦：《五行志》：十月在斗二十三度，十一月在虚八度。（《汉书补注·文帝纪》）

张大可：十月丁酉，十月三十日。（《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② 【汇校】

梁玉绳：《史诠》曰：“湖本‘诏’作‘计’，误。”（《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张文虎：“计”当依《汉书》作“诏”。中统、游本作“诸”，盖“诏”字之误。（《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又：中统、游本“诸侯”。（同上）

郭嵩焘：按：“计遣”，《汉书》作“诏遣”，此当是传写之讹。（《史记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吴汝纶：本作“计”，依《汉书》改。《史诠》云“诏”作“计”，误。（《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陈仁锡曰：湖本“诏”作“计”，误。张文虎曰：计，当依《汉书》作“诏”。（《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绛侯周勃世家》“计”作“诏”，《汉书·文帝纪》《周勃传》并同。（《史记斠证》卷十）

点校本《史记》修订组：“诏遣列侯之国”，“诏”原作“计”。张文虎《札记》卷一：“‘计’当依《汉书》作‘诏’。中统、游本作‘诸’，盖‘诏’字之误。”按：本书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及《汉书》卷四〇《周勃传》皆作“诏”。今据改。（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十《孝文本纪》）

【汇注】

张大可：先前之诏，指二年十月遣列侯就国之诏。（《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③ 【汇评】

程馀庆：遣之国而不行，何等跋扈！而帝加一“未”字，何等出脱得好！（《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④ 【汇注】

钱大昕：汉时列侯多不愿就国，故文帝二年，诏遣列侯之国。其明年，又免丞相周勃，令率列侯之国。当时宜无不就国者矣。（《潜研堂文集》卷十二）

【汇评】

徐孚远：遣丞相就国，亦以收大臣之权，言词深隐，不见猜防。（《史记测义》）

姚苎田：心实忌之，饰词以罢其相位也。（《史记菁华录》卷三《绛侯周勃世家》）

⑤ 【汇注】

司马迁：孝文三（年）十一月壬子，勃免相之国。（《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王先谦：本书（编者按：指《汉书》）《王商传》张匡云：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时，纤介怨恨，而日为之蚀，于是退勃使就国，卒无怵愁忧。按：《传》《志》皆无其事，盖匡妄言。（《汉书补注·张陈王周传》）

【汇评】

陈耆卿：十余月而遣归，则本心见矣。夫为丞相，不自抽身而待其君之遣，则已可哂矣。（《筼窗集》卷二《陈平周勃王陵论》）

吕祖谦：以率列侯之国为名而罢之也。勃功成不退，固非人主所能久安。（《大事记解题》卷十）

陈　亮：文帝裁绛侯以大义，而卒不任宋昌、张武以国政，彼其轻重深浅，必有以知之矣。（《陈亮集》卷之四《问答下》）

张　宁：汉高虽剖符分封，然皆留之京师者，防天下有变也。文帝诏遣列侯之国，又诏周勃为率者，监代邸之事也。（《方洲集》卷二十八《读史录》）

吴见思：免相说得有恩礼。句亦峭。（《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⑥ 【汇校】

梁玉绳：“以太尉”上失书“十二月”，《汉纪》有。（《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汉书》“以太尉”上有“十二月”三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梁说是也。《汉书》“太尉”上有“十二月”三字，无“以”字，《汉纪》同。《考证》失检。免丞相勃在十一月，以灌婴为丞相在十二月，《名臣表》孝文三年书“十一月壬子，勃免相之国。十二月乙亥，太尉颖阴侯婴为丞相”亦其证。此并书在十一月，非也。《通鉴·汉纪六》作“十二月免丞相勃，遣就国。乙亥，以太尉灌婴为丞相”，并书在十二月，亦非也。（《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吕祖谦：灌婴功名次于周勃者也，故以代之。（《大事记解题》卷十）

沈钦韩：《一统志》：颍阴故城在开封府郑州东南四十里。（《汉书疏证》卷三）

龚浩康：颍阴，县名，即今河南省许昌市。（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王　恢：《颍水注》：“颍水自阳翟来，东南迳颍阳县西，下入颍阴。”（《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汇评】

黄　震：灌婴起自贩缯，从高祖骑将，战功居多，其后不为诸吕击齐，而共立文帝，遂致位宰相，益勇健而有定识云。（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樊郦滕灌列传》）

钱　时：禹宅百揆而征苗，周公位冢宰而征淮夷。古之居其任者皆大圣大贤，是故毕公以司马而为太师亦无不可也。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入相出将，奚所择哉！汉之太尉，司马职也，用为丞相，犹有古人文武不分之意，然而人物则大不同矣。绛、灌之俦，拔城陷阵，从高帝起草莱，定天下，赏之则可，贵之则可，使之掌兵柄则可，冢宰之职，岂其任也。高帝垂殁，谓勃可令为太尉，文帝即位，陈平乃以右丞相逊之。呜呼！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岂武夫健将赏功之具也哉！平也，既知宰相上佐天子，如是其重大，而以之逊勃，何也？草昧之初，姑置勿论，汉至文帝，宜知所审矣。一失于勃，又再失于灌婴，踵武相承，名益不正。更丞相为大司徒，固已舛谬，其后遂位大司马于司徒之上，专总军国之大务，而终不识冢宰之为何职矣。可胜叹哉！（《两汉笔记》卷三）

⑦ 【汇注】

司马迁：三岁，绛侯勃免相就国，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许应元：卫将军既领南北军，故罢太尉军。（引自凌稚隆《汉书评林·文帝纪》）

吕祖谦：罢太尉官，属丞相，则兵柄归相府矣。（《大事记解题》卷十）

胡三省：汉承秦制，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今周勃自丞相罢就国，灌婴自太尉为丞相，因罢太尉官。盖三公不必备之意，且兵柄难以轻属也。（见《资治通鉴》卷十四注）

钱大昕：丞相、三公除授，纪皆不书。文三年，太尉颍阴侯灌婴为丞相，以罢太尉书也。成帝绥和元年，以大司马骠骑大将军（大字衍）根（监本无根字）为大司马，以罢将军书也。哀帝元寿二年，大司马卫将军董贤为大司马，丞相孔光为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为大司空，以正三公官书也。成帝初即位，以元舅侍中卫尉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特书于本纪者，著王氏篡国之渐也。将相罢免，例不书。惟建元二年，丞相婴、太尉蚡免；元寿二年，大司马骠骑将军丁明免，独书。（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文帝纪》）

张大可：撤裁太尉官职，部分职权由丞相兼领。这反映了皇帝集中军权，不设置总领军事长官。西汉太尉前后罢置有五次，此为第三次废。景帝时吴楚七国反，临时设太尉官，以周亚夫为太尉，事平官省。武帝初为安排外戚田蚡临时设置，随后罢废，不再设置。（《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⑧ 【汇注】

王　恢：《汉志》济阴郡属县，作成阳。《瓠子河注》：“雷泽东南即成阳县。故《史记》曰：武王封弟叔武于成。应劭曰：其后乃迁于成之阳，故曰成阳也。”《本纪》城阳君，昭十七年入朝，汉高与项羽攻屠之；羽击齐北至城阳，见《羽》及《高纪》。曹参击王离于此，见《参传》。《清统志》（一八一）故城在今濮县东南九十里，与曹州接界。成或作城，又讹作郕。（《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

⑨ 【汇校】

王叔岷：案：古钞本“杀”（作煞，俗）上有“贼”字。（《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司马迁：孝文帝时，淮南厉王杀辟阳侯，以诸吕故。（《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又：淮南厉王长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赵王张敖美人。高祖八年，从东垣过赵，赵王献之美人。厉王母得幸焉，有身。赵王敖弗敢内宫，为筑外宫而舍之。及贯高等谋反柏人事发觉，并逮治王，尽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系之河内。厉王母亦系，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闻上，上方怒赵王，未理厉王母。厉王母弟赵兼因辟阳侯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辟阳侯不强争。及厉王母已生厉王，恚，即自杀。……

高祖十一年（十）〔七〕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长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将兵击灭布，厉王遂即位。厉王蚤失母，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时以故得幸无患害，而常心怨辟阳侯，弗敢发。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上以亲故，常宽赦之。三年，入朝。甚横。从上入苑囿猎，与上同车，常谓上“大兄”。厉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请辟阳侯。辟阳侯出见之，即自袖铁椎椎辟阳侯，令从者魏敬刭之。厉王乃驰走阙下，肉袒谢曰：“臣母不当坐赵事，其时辟阳侯力能得之吕后，弗争，罪一也。赵王如意子母无罪，吕后杀之，辟阳侯弗争，罪二也。吕后王诸吕，欲以危刘氏，辟阳侯弗争，罪三也。臣谨为天下诛贼臣辟阳侯，报母之仇，谨伏阙下请罪。”孝文伤其志，为亲故，弗治，赦厉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颜师古：辟音必亦反。食其音异基。（《汉书注·高帝纪》）

又：杀之于其家。（《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县名，属信都。（《史记索隐·高祖功臣侯年表》）

张守节：审食其也。《括地志》云：“辟阳故城在冀州信都县西三十五里，汉旧县。”（《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王世贞：淮南王之椎辟阳侯也，免冠诣北阙谢，文帝以亲亲故不忍诛，而怒不已也。入见太后而请罪曰：“臣有弟，不能训，而擅僇高皇帝之大臣，臣不能属司寇而宽之，敢谢不法。”太后曰：“帝毋忘高皇帝耶？”曰：“何敢忘。”曰：“帝亦知吕后之人彘戚夫人乎？”曰：“知之。”曰：“高皇帝而在也，其能无人彘辟阳侯哉！淮南王代帝而行高皇帝诛者也，何罪？”其速赐王。（《史记短长说》卷下）

钱大昕：（《水经注》）《浊漳水篇》以辟阳亭为审食其封国，考本传云“辟阳近菑川”，则非信都之辟阳也。（《潜研堂文集》卷十二《答问九》）

沈钦韩：《一统志》：辟阳故城，在冀州东南三十里。（《汉书疏证》卷三《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

［日］泷川资言：详《淮南王传》。（《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钱　穆：辟阳，又见《水经·浊漳水》注。《汉书·王陵传》：“辟阳近菑川。”梁氏云：“《水经·沭水篇》有辟阳城，疑封此。”今考菑川都劇，今山东寿光县东南。信都辟阳故城，今河北冀县东南三十里，与寿光不为远。沭水所经辟土城，今山东莒县东南，与寿光不为近。汉文封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都莒，与辟土城逼处甚迩；梁说殊误。（《史记地名考》卷二十四《汉侯邑名（一）》）

陈　直：食其即今语之“吃完了呀”，盖当时之习俗语。不必读食为异声。故审食其、郦食其等，皆取以为名。（《史记新证·项羽本纪》）

龚浩康：长，即刘邦第七子刘长，封淮南王。后因谋反被贬为庶人，绝食自杀。审食其（yìjī），刘邦同乡。因侍奉吕后受到宠信，封辟阳侯，吕后时官至左丞相。高祖九年（前198），刘长之母被拘自杀，审食其未能劝吕后而予营救，刘长因此怨恨而将他杀死。辟阳，县名。治所在今河北省冀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张大可：审食其为吕太后宠臣，用事宫中。淮南王刘长母被吕太后逼杀，刘长认为审食其未尽保护之力，故怒而使刺客魏敬杀死审食其。事详《淮南王传》。（《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汇评】

晁补之：辟阳罪应大戮，不止于三，而诸王擅杀列侯，罪亦无赦。文帝知辟阳之足以得死，而伤厉王之为母杀仇，又以兄弟恩故屈法赦长，可谓宽矣。内假手于人以去元恶，而外不害亲亲之仁，宽之可施，术莫尚此，然而竟以是启淮南，使速败，故传曰“宽难”。（见《苏门六君子文粹》卷五十三《厉王杀辟阳侯》）

董　份：厉王虽以母仇杀人，而指数其罪，皆当辟阳，本有死罪，故赦弗治也。（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淮南衡山列传》）

刘辰翁：厉王生不知母，长而不忘仇恨，身危犯法，以摅其愤，使无骄恣自祸，此志岂不与天壤相磨，可称讽诵哉！文帝伤其志是已。（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淮南衡山列传》）

凌约言：厉王自幼子于吕氏，见审食其之幸于吕后，而言无不从者稔矣，其心有大不甘者，况有弗争其母之故乎！（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淮南衡山列传》）

尹起莘：食其邪辟，法当诛死，何以书杀而不去其爵，不与刘长之擅杀也。当是时，明天子在上，藩臣来朝，乃于辇毂之下戕害列侯，罪已不容于诛矣。赦而不问未几，卒以反诛，此则帝仁柔之过也。（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邵　宝：君在上而擅杀一侯，是可为也，孰不可为也！要君无上，文帝不议于群臣，不告于高庙，不请于太后，而亟赦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厉王之不终，谁之过欤？且宽于厉王而独严薄昭，盖帝之惩于吕后者深矣。（《学史》卷十一）

张　溥：辟阳之罪，莫大于侍太后，监宫中。厉王责以三罪而不之及，盖为亲讳也。文帝心知辟阳大恶，难于显言，快心厉王之一击，而赦弗治，亦所以全亲也。若以春秋之义断之，厉王专杀之罪小，讨贼之功大。帝录其功而赦其罪，因其念亲之诚，而教以忠孝之道。（《历代史论》二编卷一《淮南谋反》）

范光宙：史言淮南王长刚戾，身死辎车，罪不足怜，然其袖铁椎椎辟阳侯令从者魏敬刭之，虽豫让荆卿，不若是气决也。文帝心知辟阳之恶，快心于厉王之一击，赦而勿治，亦所以全亲也。乃日骄纵，以生其邪谋。此袁盎曰：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传相，以故至此。然吴楚七国之叛，衡山坚守，安亦为相所制。当时褒美贞信，恩厚最著，彼亦何尝有反侧之行哉？即安数欲反，谋之伍被，被极陈患客安为气结流涕，乃执义不固，踪迹覆败，是所谓君非其君，臣非其臣也。若衡山王赐惑于其后徐来，囚太子爽，遂至告变，阖室诛处，迹其所造棚车镞矢，亦以备淮南耳。非果倍汉而自为也。而二子构衅，阴事宜露，乃知衡山之死，死于家人，非教训不豫之故哉。予尝论淮南父子之不得其死，长失于刚，安失于文，赐失于愚，而祸本于无严传相乎。（《史评》卷三）

张　恕：裹金椎椎杀辟阳侯，以泄杀母之忿，实大快事，然独不为太后地乎。噫，王亦甚矣。（《汉书读》卷八）

章邦元：此时若数其罪，黜为庶人，淮南不惟俯首无辞，亦且甘心听命。俟二三年后，封以小国，何至谋反而死，至有尺布斗粟之谣。此文帝仁者之过也。（《读通鉴纲目札记》卷四《淮南王长杀审食其》）

翦伯赞：文帝即位之初，正当一个新的政变之后，诸吕虽诛，而中央政府则已解体。文帝虽欲整饬纪纲，但他以藩王入承帝统，威信未立，羽翼不丰。反之，刘氏诸王则已屡代藩封，基础已固；又以新诛诸吕，气焰万丈。因此文帝即位之后，不得不采取优容政策，如吴王濞称病不朝而仍赐以几杖；淮南王长击杀审食其而仍赦其无罪。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中央政府之衰微。（《秦汉史》第二编第七章《西汉政权的性质、组织、发展及其崩溃》）

吕思勉：汉人之重复仇，观淮南王事可以知之。审食其之于厉王母，特未能争于吕后耳，非有意杀之也；而厉王处心积虑，必致之死。（《吕思勉读史札记·淮南王》）

五月，匈奴入北地①，居河南为寇②。帝初幸甘泉③。六月，帝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④，毋使害边境⑤，所以输遗匈奴甚厚⑥。今右贤王离其国⑦，将众居河南降地⑧，非常故⑨，往来近塞，捕杀吏卒⑩，驱保塞蛮夷⑪，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⑫，入盗，甚敖无道⑬，非约也⑭。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⑮，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⑯。”匈奴去，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⑰。

① 【汇注】

张守节：今宁州也。（《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钱　穆：《汉志》北地首县马领，殆郡治，今甘肃环县西南。（《史记地名考》卷二十八《西北边地名》）

龚浩康：匈奴，又称“胡”。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汉初，冒顿（mòdú）单（chán）于统一各部，组成强大的奴隶主政权，屡次南下侵扰。北地，郡名。辖今甘肃省东北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南部地区，郡治在马岭（今甘肃省庆阳县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马持盈：北地，统甘肃旧宁夏、庆阳二府之地。（《史记今注》卷十《孝文本纪》）

编者按：据《史记·高祖本纪》，汉元年，略定陇西、北地、七郡。二年，置北地郡。

② 【汇校】

吕祖谦：《汉书》作“匈奴入居北地、河南为寇”。《史记·大事记》作“匈奴大入上郡”。《灌婴传》作“匈奴大入北地、上郡”，盖河南之地涉二郡之境也。（《大事记解题》卷十）

梁玉绳：《史》《汉》本纪皆云匈奴寇北地，《名臣表》《匈奴传》作“上郡”，盖二郡相接骚动，故此（编者按：指《樊郦滕灌列传》）并言之也。（《史记志疑》卷三十二《樊郦滕灌列传》）

【汇注】

颜师古：北地郡之北，黄河之南，即白羊所居。（《汉书注·文帝纪》）

胡三省：余谓其地在北河之南，蒙恬所收，卫青所夺，皆是地也。（见《资治通鉴》卷十四注）

凌稚隆：按：河南即今河阴是也。（《史记评林·匈奴列传》）

龚浩康：河南，指今内蒙古境内黄河以南伊克昭盟地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王　恢：河南地，即新秦中——今河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

③ 【汇注】

裴　骃：蔡邕曰：“天子车驾所至，民臣以为侥倖，故曰幸。至见令长三老官属，亲临轩，作乐，赐食帛越巾刀佩带，民爵有级数，或赐田租之半，故因是谓之幸。”（《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编者按：王叔岷《史记斠证·孝文本纪》云：古钞本《集解》“邕”作“雍”，雍（“雝”之隶变）、邕古通；又“侥倖”作“侥幸”，《汉书注》同。幸、倖古、今字。“赐食帛越巾刀佩带”，《汉书注》作“赐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带之属”。《通鉴》注引同。此文“赐”下疑脱“酒”字，“帛”下疑脱“葛”字，“刀”字疑衍。古钞本“帛”字作“帛白葛”三字。有“葛”字是，“白”字又涉“帛”字而衍。

颜师古：甘泉在云阳，本秦林光宫。（《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应劭云：“宫名，在云阳。一名林光。”臣瓒云：“甘泉，山名。林光，秦离宫名。”又顾氏按：邢承宗《西征赋注》云：“甘泉，水名。”今按：盖因地有甘泉以名山，则山水皆通也。宫名谬尔。（《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岭，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史记正义·范雎列传》）

又：越谓江东。细综布为手巾也。（引自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孝文本纪》）

胡三省：《括地志》：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三十八里。《元和郡国志》：云阳县西北三十八里有车箱阪，荥纡曲折，财通单轨，上阪即平原宏敞。甘泉宫之地亦曰车盘岭。宋敏求《长安志》：云阳磨石岭，山有甘泉。（见《资治通鉴》卷十四注）

程馀庆：宫名，在西安府鄠县西南十三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甘泉，宫名，在陕西西安府泾阳县西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龚浩康：甘泉，宫名，旧址在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甘泉山。（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王　恢：《史地考》（二二）：“秦甘泉宫在渭南，汉甘泉宫在云阳（按：见《元和志》卷一），隋甘泉宫在鄠县（按：《元和志》卷二云：在县西南二十二里，前对甘泉谷）。秦时咸阳跨渭南北，甘泉近上林，即鄠县也。秦、隋甘泉宫正同一地。又文景皆临幸甘泉，而不曰甘泉有宫，以秦二世有林光宫，至汉犹存，武帝别创甘泉在林光宫旁，在今淳化县西北约三十里。”《括地志》误“秦始皇作甘泉宫于云阳”。（《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

④ 【汇注】

凌稚隆：按：“幸甘泉”下，《史记》有“帝曰：汉与匈奴约”一段，是声罪致讨之词。（《汉书评林·文帝纪》）

［日］泷川资言：《匈奴传》云：“高帝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匈奴传》“昆”作“兄”，义同。（《史记斠证》卷十）

⑤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匈奴传》“使”作“侵”。（《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⑥ 【汇注】

王　恢：自高帝平城围解，结和亲之好，岁奉金帛文绣甚厚，冀买其欢心以宁边境，历惠帝、吕后以及文帝，委屈唯谨。而匈奴入据河南，形强势胜，迄未稍动其“亲情”，屡寇而益深。举其大者：

三年（前177）五月，侵及北地上郡。帝自甘泉经高奴，幸太原，复晋阳中都民三岁，因济北王反，乃罢兵。

十四年（前166）冬，入朝那，杀北地都尉。乃遣周舍、张武屯渭北；昌侯庐卿（昌，琅邪郡县，山东诸城东南）军上郡，宁侯魏遬（宁，河南修武县）军北地，隆虑侯周灶（隆虑，河内郡县。今河南林县治）军陇西：分两道戒备。再遣东阳侯张相如（东阳，今山东恩县西北六十里）为大将军，成侯董赤（成，山东宁阳县北。以上皆高帝宿将）、栾布为将军，迎击之，匈奴遁去。（栾布景帝六年攻齐，封俞侯，可见此役无战功。）

后六年（前158），匈奴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杀略甚众而去。乃以令勉屯飞狐口，苏意军屯句注，张武屯北地，缘边守备。又置三将军卫京师：周亚夫居细柳，刘礼屯霸上，松兹侯徐焯军棘门。匈奴出塞，始罢。（《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汇评】

贾　谊：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无已也。以汉而岁致金絮缯彩，是入贡职于蛮夷也。顾为戎人诸侯也，势既卑辱，而祸且不息，长此何穷！陛下胡忍以帝皇之号特居此？（《贾谊集·势卑》）

又：古之正义，东西南北，苟舟车之所达，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后云天子；德厚焉，泽湛焉，而后称帝；又加美焉，而后称皇。今称号甚美，而实不出长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边长不宁，中长不静，譬如伏虎，见便必动，将何时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于匈奴。窃为陛下不足。（《贾谊集·威不信》）

⑦ 【汇注】

胡三省：右贤王，匈奴贵王也，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见《资治通鉴》卷十四注）

［日］泷川资言：右贤王，匈奴贵王。（《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龚浩康：右贤王，匈奴官名。冒顿单于时，除自领中部外，设左右贤王，由单于子弟担任。职位仅次于单于。（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⑧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无“降”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汇注】

郭嵩焘：按：《始皇纪》：“三十三年，遣蒙恬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城河上为塞。”是河南本胡地，秦始略得之，故云“河南降地”。（《史记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龚浩康：河南降地，指今内蒙古境内黄河以南一带地区。最初为胡人所占，后被秦始皇攻取，胡人归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吕思勉：（孝文三年，右贤王入居河南为寇。其明年，单于遗汉书曰：“今以少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则匈奴之服西域，在孝文三四年间。）而匈奴之国势，遂臻于极盛。（《吕思勉读史札记·匈奴龙庭》）

⑨ 【汇注】

颜师古：言异于常，非旧事。（《汉书注·匈奴传上》）

⑩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近”作“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古钞本“杀”作“”，旁注“煞”字。“”或为“贼”之俗省与？贼亦杀也。（《史记斠证》卷十）

⑪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驱”下有“侵上郡”三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汇注】

颜师古：保塞蛮夷，谓本来属汉而居边塞自保守。（《汉书注·匈奴传上》）

编者按：“驱保塞蛮夷”，《汉书·匈奴传上》作“殴侵上郡保塞蛮夷”。颜师古注曰：“殴与傲同。”

龚浩康：保塞蛮夷，指当时居住在边塞一带保卫边防的少数民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张家英：《汉书·匈奴传》上“驱保塞蛮夷”作“敺侵上郡保塞蛮夷”，师古曰：“敺与驱同。保塞蛮夷，谓本来属汉而居边塞自保守。”师古将“保塞”解为“保守边塞”，恐不合于文意。

“保塞”之“保”，非动词“保守”之义，而应为名词“郊保”之保。《左传·襄公八年》：“焚我郊保，冯陵我城郭。”王念孙曰：“‘郊保’与‘城郭’相对为文，‘保’谓小城也，‘保’与‘城’同类。”（《经义述闻》卷十八引）《资治通鉴·汉光武帝建武三年》：“诸营保附岑者皆来降。”胡三省注：“‘保’与‘堡’同。”

“保塞”即城堡与关塞，是名词性的，非动宾词组“保守边塞”之义。“驱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即驱赶居住在城堡关塞中的少数民族居民，让他们无法住在原先的住所。（《<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文本纪》）

⑫ 【汇校】

王叔岷：案：古钞本“陵”作“凌”，古字通用。《魏其武安侯列传》：“凌轹宗室。”（《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颜师古：轹者来各反。（《汉书注·匈奴传上》）

又：陵轹，谓蹈践之也。（汉书注·灌夫传）

⑬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敖”作“骜”。（《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汉书·匈奴传》师古注：“骜与傲同。”敖、骜、傲古并通用。（《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龚浩康：敖，通“傲”。（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⑭ 【汇评】

吴见思：结上“约”字，首尾相应。（《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⑮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无“五千”二字。高奴，今陕西延安府肤施县。（《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汇注】

颜师古：上郡之县也。（《汉书注·匈奴传上》）

张守节：延州城本汉高奴县旧都。（《史记正义·匈奴列传》）

又：《括地志》云：“延州州城即汉高奴县。”（《史记正义·项羽本纪》）

王先谦：高奴在今延安府肤施县东。（《汉书补注·文帝纪》）

钱　穆：《汉志》属上郡，今肤施县东。（《史记地名考》卷二十八《西北边地名》）

龚浩康：高奴，县名，治所在今陕西省延安市东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王　恢：高奴，当在陕西延安县东五里。故城所在有二说：

一说在延安东五里者：《括地志》：“延州州城即汉高奴县。”《元和志》三：“延州为汉上郡高奴县之地。今州理即上郡高奴县之城也。项羽三分秦地，以董翳为翟王，都高奴，即其地也。”以临真（甘泉东北百七十里）、金明（延安西北百里）、丰林（延安东南）、敷政（安塞西南百二十里）、延昌（安塞北）皆汉高奴县地。

另一说：杜佑《通典》（一七三）：“延州理肤施，旧汉县。金明县，汉高奴，董翳所都。”《纪要》（五七）张其说：“肤施县，战国赵地，赵惠文王二年，主父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即此。秦置县，属上郡，汉为上郡治。隋大业三年复置县，为延安府治。延安城在府东五里，有东西二城。沈括曰：延安有五城，说者谓旧有东西二城，夹河对峙，高万典郡，始展南北东三关城。按：杜甫诗：‘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是天宝中已有五城也。今旧址已废。”又金明城云：“在延安府西北百里。杜佑曰：古高奴也。项羽封董翳为翟王，都高奴。汉文三年匈奴侵盗上郡，灌婴击之，匈奴走出塞，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后汉亦为高奴县，晋废，后魏置广洛县，隋初改金明。”

《寰宇记》（三六），高奴亦从杜说主金明。惟上郡治肤施，说在今绥德东南五十里。谓今肤施：“隋大业三年分丰林、金明二县置，故城在今延安府东五里。金明，汉高奴县地，董翳所都。”

《清统志》（二三四）：“高奴故城在肤施县（延安府治。民国废府改延安）东五里，董翳为翟王所都。文帝三年发边吏骑诣高奴，帝自甘泉之高奴。《水经注》清水东迳高奴县。隋始自绥德州界移肤施县于此，唐为延州。”其说是也。盖魏、秦之上郡治高奴，董翳为翟王即都于郡治。汉之上郡治外徙三百里，北当匈奴入侵之冲，即赵迁中山王之肤施，在今绥德东南五十里（于此最堪注意者，魏上郡止及今无定河），《纪要》谓之上郡城是也。隋分丰林、金明二县地置县，乃移古肤施之名于新置在今延安东五里之高奴故城；《元和志》误以为即今古肤施，复旧名。杨守敬《汉志》及《水经注图》，图肤施于榆林县南、无定河北是也；而图高奴于安塞县西北则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⑯ 【汇注】

司马迁：是岁，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婴将骑八万五千往击匈奴。匈奴去，济北王反，诏乃罢婴之兵。后岁余，婴以丞相卒，谥曰懿侯。（《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又：于是孝文帝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史记·匈奴列传》）

⑰ 【汇注】

裴　骃：《汉书·百官表》曰：“中尉，秦官。”（《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胡三省：此中尉所掌材官士也。观此，益足以明二年罢卫将军军，卫将军军本不罢也。（见《资治通鉴》卷十四注）

龚浩康：中尉，官名。掌管京城的治安，兼管北军。材官，指勇武有力、精于骑射的步兵。（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吕祖谦：帝将亲击匈奴，故发兵卫守长安也，独发中尉材官者，用征黥布故事也。卫将军其宋昌欤？（《大事记解题》卷十）

辛卯①，帝自甘泉之高奴②，因幸太原③，见故群臣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⑤。复晋阳中都民三岁⑥。留游太原十馀日⑦。

① 【汇注】

张大可：辛卯：六月二十七日。（《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② 【汇注】

颜师古：之，往也。高奴，上郡之县。（《汉书注·文帝纪》）

凌稚隆：按：甘泉即今淳化。（《史记评林·匈奴列传》）

③ 【汇注】

龚浩康：太原，郡名。辖今山西省北部地区，郡治在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吕祖谦：自甘泉之高奴，劳丞相军也；自高奴之太原，驻跸，为丞相军声势。（《大事记解题》卷十）

④ 【汇注】

吴见思：代之故臣也。（《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⑤ 【汇注】

颜师古：里别率赐之。（《汉书注·文帝纪》）

⑥ 【汇校】

凌稚隆：按：《汉书》“三岁”下有“租”字。（《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晋阳、中都，帝为代王时旧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府阳曲县。中都，汾州平遥县。《汉书·文帝纪》“岁”下有“租”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汉纪》《通鉴》亦并有“租”字。复谓免其赋租，则“租”字亦可省。《汉书·高帝纪》“都晋阳”下，如淳注引《文帝纪》“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租”句，三误二，而岁下无“租”字，正与此文合。（《史记斠证》卷十）

编者按：《史记志疑》《点勘史记读本》《史记评议》等也提到《汉书》此句有“租”字而《史记》缺。

【汇注】

颜师古：复音方目反。（《汉书注·文帝纪》）

张守节：故城在汾州平遥县西南十三里。（《史记正义·孝文本纪》）

编者按：此注与同篇《正义》“中都”注几乎相同。其“中都”注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遥县西南十二里。”对此，顾炎武以为“此注已见卷首‘中都’下”，“当言中都故城，言晋阳误”（《日知录》）。沈家本同意顾说，并进一步推测“此《正义》原本盖标晋阳、中都四字，下注晋阳云云，中都云云。今‘晋阳’下有夺文，遂致讹舛十三里，卷首注三作二”（见《沈寄簃先生遗书·诸史琐言》）。

胡三省：班《志》，晋阳、中都二县皆属太原郡。高帝十一年，立帝为代王，都晋阳。如淳注曰：《文纪》言都中都，又，帝复晋阳、中都二岁，似迁都于中都也。《括地志》：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遥县西南十三里。宋白曰：汉文帝为代王，都中都，故介休县东南中都城也。《史记·诸侯年表》：高帝十年，封子恒为代王，都中都。复，方目翻。（见《资治通鉴》卷十四注）

王先谦：皆为代王时都。（《汉书补注·文帝纪》）

王　恢：晋阳，即故太原，今晋源县治。《汉志》：“太原郡晋阳，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龙山在西北，晋水所出，东入汾。”《晋水注》：“城在晋水之阳，故曰晋阳。”（《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

编者按：如淳、程馀庆注中俱言文帝“复晋阳、中都二岁”，与《孝文本纪》中三岁说相异。

⑦ 【汇注】

程馀庆：即高帝丰、沛之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往击胡①，乃反②，发兵欲袭荥阳③。于是诏罢丞相兵④，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⑤，将十万往击之⑥。祁侯贺为将军⑦，军荥阳⑧。七月辛亥⑨，帝自太原至长安。乃诏有司曰：“济北王背德反上⑩，诖误吏民⑪，为大逆。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地邑降者⑫，皆赦之，复官爵⑬。与王兴居去来，亦赦之⑭。”八月，破济北军，虏其王⑮。赦济北诸吏民与王反者。

① 【汇注】

王　恢：济北国，故兴居国，今复置，立安都侯志。七国反，志坚守，乱平，徙王菑川。景帝四年（前135），徙衡山王勃来王，所以褒之也。勃子胡，武帝元鼎元年，“献泰山及其旁邑”。胡子宽，后元二年（前87）谋反，自杀，国除，并入泰山郡。（《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② 【汇注】

司马迁：兴居闻匈奴大入汉，汉多发兵，使丞相灌婴击之，文帝亲幸太原，以为天子自击胡，遂发兵反于济北。（《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班　固：兴居以为天子自击胡，遂发兵反。（《汉书·高五王传》）

丘　濬：汉以来藩王反，始此。（《世史正纲》卷三）

③ 【汇注】

［日］泷川资言：今河南开封府荥阳县。（《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张大可：荥阳，秦汉时地处冲要的军事重镇，在今河南荥泽县西南。（《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④ 【汇注】

司马迁：是时济北王反，文帝归，罢丞相击胡之兵。（《史记·匈奴列传》）

⑤ 【汇校】

颜师古：臣瓒曰：“《汉帝年纪》为陈武，此云柴武，为有二姓。”（《汉书注·文帝纪》）

洪颐煊：按：《史》《汉》两《表》皆作棘蒲侯陈武。（《读书丛录》卷十九）

佚　名：史诠曰：《汉书》作“柴武”。（《史记疏证（外一种）》卷十）

［日］泷川资言：陈武，《汉书·文帝纪》作“柴武”。臣瓒曰：“《汉帝年纪》为陈武，此曰柴武，为有二姓。”洪颐煊曰：“《史》《汉》两《表》，皆作陈武。”（《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汉纪》《通鉴》陈武亦并作柴武。（《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胡三省：应劭曰：“棘蒲，即常山平棘县。”师古非之。余据《靳歙传》，则棘蒲赵地也，在安阳以东。宋白曰：“棘蒲，春秋时晋邑，汉初为棘蒲，后改为平棘。”盖亦本应说也。（见《资治通鉴》卷十四注）

许应元：既置太尉官，及兴居反，乃置大将军。景帝时又并置大将军、太尉，武帝初田蚡为太尉，其后废，而卫青为大将军，其实一官也。（引自凌稚隆《汉书评林·文帝纪》）

钱大昕：棘蒲，《索隐》云：《汉·志》阙。按《赵世家》：敬侯六年，伐魏，取棘蒲。《正义》云：今赵州平棘县，古棘蒲邑也。今考：陈武以高帝六年封棘蒲侯，而七年又封林挚为平棘侯，则平棘非即棘蒲，或其地相去不远。棘蒲国除之后，省入平棘尔。（《廿二史考异》卷二）

王先谦：应劭以为棘蒲即常山平棘县。师古驳之，以平棘乃林挚侯国也。（见常山平棘注）按：《一统志》：“棘蒲故城今赵州治，平棘故城在赵州南，或棘蒲国除，后并入平棘。”（《汉书补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龚浩康：棘蒲，地名。在今河北省赵县境内。一说疑在今河南省延津、长垣二县之间。陈武，即柴武。（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⑥ 【汇校】

吴汝纶：依《汉书》补“众”字。（《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古钞本“万”下有“众”字，《汉书·文帝纪》《通鉴》并同。（《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班　固：将四将军十万众击之。（《汉书·文帝纪》）

编者按：据《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表》，四将军分别是昌侯卢卿、共侯卢罢师、宁侯遬、深泽侯将夜。《集解》引徐广语，称“遬姓魏，将夜姓赵”。

⑦ 【汇校】

王叔岷：案：《汉书》“贺”上有“缯”字，《通鉴》同。（《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姓缯，以文帝十一年卒，谥曰敬。”（《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司马贞：《汉书音义》祁音迟。贺姓缯。缯，古国，夏同姓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并州祁县城，晋大夫祁奚之邑。”（《史记正义·孝文本纪》）

胡三省：班《志》：“祁县属太原郡，晋大夫贾辛邑。”《括地志》：“并州祁县城是也。”柴武、缯贺，皆高帝功臣。《姓谱》：“柴姓，高柴之后。缯，亦姓也，以国为氏。”《国语》云：“申、缯方强。”韦昭注：“缯出于姒姓。”（见《资治通鉴》卷十四注）

龚浩康：祁，县名，治所今山西省祁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⑧ 【汇评】

吕祖谦：兴居觖望而反，欲袭荥阳，亦知战国秦汉以来天下之常势矣。然区区祖策士之余说，欲用之于人民乐业之时，闻车驾暂出，遂生觊觎，其识略非城阳匹也。文帝亟罢丞相击匈奴之兵，拜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击济北。昌侯卢卿、共侯卢罢师、宁侯魏遬、深泽侯赵将夜皆为将军，属武。又别遣祁侯缯贺，将兵屯荥阳，应之如是汲汲者，虑其万一豕突南北之冲，虽不能为社稷大忧，岂不甚费经理也。文帝可谓知兵矣。（《大事记解题》卷十）

⑨ 【汇注】

张大可：七月辛亥，汉文帝五年，旧历七月二十九日。（《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⑩ 【汇注】

胡三省：济，子礼翻。（见《资治通鉴》卷十四注）

⑪ 【汇注】

颜师古：诖亦误也，音卦。（《汉书注·文帝纪》）

钱大昭：《说文》：“诖，误也。”《史记·张仪传》：“夫不顾社稷之长利，而听须臾之说，诖误人主，无过此者。”（《汉书辨疑》卷一）

王叔岷：《汉书》师古注：“诖亦误也。”王先谦《补注》：“钱大昭曰：‘诖误，本《史记·张仪传》。’周寿昌曰：‘颜训本《说文》，特“误误”于文不辞。’《广雅》：‘诖，欺也。’《王莽传》：‘臣莽为受诖上误朝之罪。’注亦训欺。”案：诖，固可训欺，师古训误，则“诖误”为复语。“诖误吏民”犹言“误吏民”耳。周氏未达。《张仪传》“诖误人主”本《战国策·韩策一》。（《史记斠证》卷十）

⑫ 【汇注】

胡三省：降，户江翻。（见《资治通鉴》卷十四注）

⑬ 【汇注】

颜师古：复音扶目反。（《汉书注·文帝纪》）

⑭ 【汇校】

刘　攽：高帝诏云“与兴居去来归，赦之”，今此文（编者按：指《汉书·文帝纪》）亦当云“与王兴居居去来者，赦之”，盖脱一“居”字。（编者按：《资治通鉴》卷十四胡三省注云：“余谓贡父说是。”（引自凌稚隆《汉书评林·文帝纪》）

袁　文：《汉书》济北王兴居反，诏曰“与王兴居去来者，亦赦之”。三刘释云：“高帝诏曰‘与绾居去来归者，赦之’，今此文当云‘与王兴居居去来者，赦之’，盖脱一‘居’字也。”余谓若依高帝之诏，则当云“与王兴居居去来归者赦之”，又脱一“归”字也。（《瓮牖闲评》卷二）

梁玉绳：按：宋袁文《瓮牖闲评》云“《汉书》济北王兴居反，诏曰‘与王兴居去来者，亦赦之’。三刘释云‘高帝诏曰与绾居去来归者赦之’，今文脱‘居’字”。余谓若依高帝之诏则又脱“归”字也。刘、袁皆就《汉书》诏词言之，其实“居”字不必补，但“来”下脱一“者”字，而袁文谓脱“归”字，尤所未安。高帝曰归者赦之，则不归者不赦矣。文帝直曰赦之，则不问其归不归而概赦之矣。一字之增减，宽严迥别，可妄添乎？居谓与反者，居处也，去来谓与反者往来也，旧注非。（《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编者按：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志疑》将“余谓若依高帝之诏则又脱‘归’字”作梁玉绳语，查《瓮牖闲评》卷二，此句仍为袁文所云。

王先谦：刘攽曰：高帝诏曰“与绾居去来归者，赦之”，今此文亦当云“与王兴居居去来者，赦之”，盖脱一“居”字也。先谦曰：“居”字不加，文意自明，非脱也。《史记》亦作“与王兴居去来”。“去”谓叛去，“来”谓来降。《集解》引徐广云“乍去乍来也”。颜云“弃之去而来降”，则与字意不了。信当如刘说，添“居”字矣。（《汉书补注·文帝纪》）

吴汝纶：某按：刘贡父谓兴居下脱一“居”字，非也。《集解》张、徐二说皆善，不必增“居”字。《通志》有“居”字，疑依刘说增之，非有旧本如此也。“来”下《汉书》有“者”字，依文亦可省。（《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去来，犹往来也，“来”下补“者”字看。（《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汉书》《通鉴》“来”下并有“者”字。（《史记斠证》卷十）

杨树达：按：刘说是也。“与兴居去来”，文义不完，居字重文，脱去其一，《史记》亦同脱耳。下文“严道”下脱“道”字，例正同。（《汉书窥管》卷一《文帝纪》）

【汇注】

裴　骃：徐广曰：“乍去乍来也。”骃按：张晏曰“虽始与兴居反，今降，赦之”。（《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编者按：王骏观曰：《志疑》按二说皆非也。居谓与反者居处也，去来谓与反者往来也。观按：“与兴居去来”，谓但与兴居通往来，非相从反畔者，故亦赦之。徐、张二说皆非是。梁氏《志疑》以王兴居之名，训为居处，尤大谬可笑。见《史记旧注平义·孝文本纪》

颜师古：虽始与兴居共反，今弃之去而来降者，亦赦。（《汉书注·文帝纪》）

吴国泰：当以“与王兴居去”为句。“来”字属下读。盖去犹倍也，来犹归也，言与王兴居倍汉去者，今来归亦赦之也。（《<史记>解诂（下）》，载《文史》第43辑）

【汇评】

吴见思：调古而简。（《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⑮ 【汇注】

司马迁：天子闻之，罢丞相及行兵，皆归长安。使棘蒲侯柴将军击破虏济北王，王自杀，地入于汉，为郡。（《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班　固：八月，虏济北王兴居，自杀。（《汉书·文帝纪》）

沈钦韩：《西京杂记》：兴居始举兵，大风直东来，直吹其旌旗，飞上天入云而坠城西井中。马皆悲鸣不进。左右李廓等谏不听，后卒自杀。（《汉书疏证》卷二《文帝纪》）

［日］泷川资言：《汉书·文纪》作“虏济北王兴居自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汉纪》《通鉴》并书“兴居自杀”。《西京杂记》一：“兴居反，始举兵，大风从东来，直吹其旌旗飞上天入云，而堕城西井中。马皆悲鸣不进。左右李廓等谏，不听。后卒自杀。”（沈钦韩《汉书疏证》亦引之，文有出入。）（《史记斠证》卷十）

六年①，有司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②，不听天子诏③，居处毋度④，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⑤，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⑥，遣人使闽越及匈奴⑦，发其兵，欲以危宗庙社稷⑧。群臣议，皆曰“长当弃市”⑨。帝不忍致法于王，赦其罪，废勿王⑩。群臣请处王蜀严道、邛都⑪，帝许之⑫。长未到处所，行病死⑬，上怜之⑭。后十六年⑮，追尊淮南王长谥为厉王⑯，立其子三人为淮南王⑰、衡山王⑱、庐江王⑲。

① 【汇校】

凌稚隆：按：缺四年、五年不书。（《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梁玉绳：按：纪缺四、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等年事。又改元后三、四、五年亦缺。（《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崔　适：按：五年、七年至十二年，后三年至后五年皆无文，《汉书》有之。（《史记探源》卷三）

［日］泷川资言：缺四年、五年不书，《汉书》有之。（《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景祐本南宋补版、黄善夫本（前行未空格）、殿本并提行。《汉书》《汉纪》《通鉴》亦并提行；又四、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等年事，及改元后三、四、五年事皆不缺。（《史记斠证》卷十）

编者按：《史记·孝文本纪》未记文帝四年冬至六年十月间事，《汉书·文帝纪》有记载：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婴薨。夏五月，复诸刘有属籍，家无所与。赐诸侯王子邑各二千户。秋九月，封齐悼惠王子七人为列侯。绛侯周勃有罪，逮诣廷尉诏狱。作顾成庙。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盗铸钱令，更造四铢钱。六年冬十月，桃李华。

② 【汇注】

王先谦：周寿昌曰：“《颜氏家训·风操篇》：‘厉王名长，琴有修短之目。’”卢文紹云：“今淮南子凡‘长’字皆作‘修’。”（《汉书补注·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王　恢：淮南王长自以高帝子，骄恣不奉法，擅杀辟阳侯审食其，逐汉所置相、二千石，不肯易侯邑之在淮南者三县。薄昭切谏，不听。六年（前174），令人反谷口（今陕西醴泉县东北七十里），使使闽越、匈奴。事觉，迁蜀严道、邛都，死雍，国除为郡。（《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③ 【汇注】

班　固：厉王……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作法令，数上书不逊顺。文帝重自切责之。时帝舅薄昭为将军，尊重，上令昭予厉王书谏数之，曰：“窃闻大王刚直而勇，慈惠而厚，贞信多断，是天以圣人之资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称天资。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县之实，甚厚。大王以未尝与皇帝相见，求入朝见，未毕昆弟之欢，而杀列侯以自为名。皇帝不使吏与其间，赦大王，甚厚。汉法，二千石缺，辄言汉补，大王逐汉所置，而请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许大王，甚厚。大王欲属国为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许，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贡职，以称皇帝之厚德，今乃轻言恣行，以负谤于天下，甚非计也。夫大王以千里为宅居，以万民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沫风雨，赴矢石，野战（次）〔攻〕城，身被创痍，以为子孙成万世之业，艰难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艰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养牺牲，丰洁粢盛，奉祭祀，以无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属国为布衣，甚过。且夫贪让国土之名，轻废先帝之业，不可以言孝。父为之基，而不能守，不贤。不求守长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后父，不谊。数逆天子之令，不顺。言节行以高兄，无礼。幸臣有罪，大者立断，小者肉刑，不仁。贵布衣一剑之任，贱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学问大道，触情妄行，不（详）〔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弃南面之位，奋诸、贲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见，高皇帝之神必不庙食于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诛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齐桓杀其弟，以反国；秦始皇杀两弟，迁其母，以安秦；顷王亡代，高帝夺之国，以便事；济北举兵，皇帝诛之，以安汉。故周、齐行之于古，秦、汉用之于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国便事，而欲以亲戚之意望于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诸侯子为吏者，御史主；为军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门者，卫尉大行主；诸从蛮夷来归谊及以亡名数自（古）〔占〕者，内史县令主。相欲委下吏，无与其祸，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汉系大王邸，论相以下，为之奈何？夫堕父大业，退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诛，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书谢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吕氏之世，未尝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骄盈，行多不轨。追念罪过。恐惧，伏地待诛不敢起。’皇帝闻之必喜。大王昆弟欢欣于上，群臣皆得延寿于下；上下得宜，海内常安。愿孰计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祸如发矢，不可追已。”王得书不悦。（《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齐召南：文帝令薄昭为书责厉王，至王得书不悦，皆《史记》所无，而班氏增补之者也。（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④ 【汇注】

司马迁：淮南厉王朝，杀辟阳侯，居处骄甚。袁盎谏曰：“诸侯大骄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横。（《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⑤ 【汇注】

司马迁：当是时，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厉王以此归国益骄恣，不用汉法，出入称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汇评】

王慎中：伤其志弗治，虽文帝之友爱，然淮南王之骄恣益甚矣。（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淮南衡山列传》）

⑥ 【汇注】

［日］泷川资言：棘蒲侯柴武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⑦ 【汇注】

龚浩康：闽越，古族名。古代越人的一支。秦汉时分布在福建省北部、浙江省南部部分地区。其首领无诸相传是越王勾践的后裔，因曾帮助刘邦反秦灭楚，汉初被封为闽越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⑧ 【汇校】

张文虎：游本“为”。（《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汇注】

司马迁：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事觉，治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汇评】

王　毂：淮南王之反，亦文帝致之也。前此帝初立，廷臣请豫建太子，以重国本，盖鉴于孝惠继嗣不明之故也。时帝已有子矣，乃曰朕既不德，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尚有吴王、淮南王在。夫帝以外藩入继大统，诸侯王未尝不以此生觊觎之心。今既以二王为辞，则二王之妄希天位者，实文帝有以挑之也。一言之误，贻祸无穷。为人君者，尚当慎尔出话乎！（《读史管见》）

田昌五、安作璋：文帝以外藩入继大统，威信未立，羽翼不丰，国家大事，多予优容。这愈加助长了诸侯王的气焰，他们骄纵不法，渐有不臣之心。如淮南王刘长直呼文帝为“大兄”，与文帝同车而行，倨傲无礼，又私自锥杀辟阳侯审食其；在封国内擅自驱逐中央任命的傅、相等二千石官，任用私党，招徕亡命，自行封爵关内侯以下者近百人，居室仪仗均依皇帝仪式，不行汉法，根本不把文帝放在眼里……面对这种情况，文帝一味宽大……刘长虽然屡屡犯上，仍赦其罪，仅仅遣使赐书，予以训告而已。各个诸侯王无不恣意妄为，目无天子，终至酿成了淮南王刘长与济北王刘兴居之叛乱。（《秦汉史》第二章《西汉前期的政治和经济》第四节《皇权和封国的斗争》）

⑨ 【汇注】

司马迁：“丞相臣张仓、典客臣冯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贺、备盗贼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乘舆，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为丞相，聚收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其财物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当得，欲以有为。大夫但、士五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欲以危宗庙社稷。使开章阴告长，与谋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开章之淮南见长，长数与坐语饮食，为家室娶妇，以二千石俸奉之。开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报但等。吏觉知，使长安尉奇等往捕开章。长匿不予，与故中尉蕑忌谋，杀以闭口。为棺椁衣衾，葬之肥陵邑，谩吏曰：‘不知安在。’又详聚土，树表其上，曰：‘开章死，埋此下。’及长身自贼杀无罪者一人；令吏论杀无罪者六人；为亡命弃市罪诈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人无告劾系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赐人爵关内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长病，陛下忧苦之，使使者赐书、枣脯。长不欲受赐，不肯见拜使者。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击之。陛下以淮南民贫苦，遣使者赐长帛五千匹，以赐吏卒劳苦者。长不欲受赐，谩言曰‘无劳苦者’。南海民王织上书献璧皇帝，忌擅燔其书，不以闻。吏请召治忌，长不遣，谩言曰‘忌病’。春又请长，愿入见，长怒曰‘女欲离我自附汉’。长当弃市，臣请论如法。”（《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汇评】

王夫之：淮南王长反形已具，丞相、御史奏当弃市，正也。所谓“人臣无将，将则必诛”者也。（《读通鉴论》卷二《文帝》）

程馀庆：废徙诸王，用有司弹事，不欲出自人主，伤亲亲之恩也。始见于此，后世仍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⑩ 【汇注】

司马迁：制曰：“朕不忍致法于王，其与列侯二千石议。”

“臣仓、臣敬、臣逸、臣福、臣贺昧死言：臣谨与列侯吏二千石臣婴等四十三人议，皆曰‘长不奉法度，不听天子诏，乃阴聚徒党及谋反者，厚养亡命，欲以有为’。臣等议：论如法。”

制曰：“朕不忍致法于王，其赦长死罪，废勿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⑪ 【汇校】

裴　骃：徐广曰：“《汉书》或作‘邮’字，或直云‘邛僰’。邛都乃本是西南夷，尔时未通，严道有邛僰山。”（《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邛僰山”，东北本作“邛崃山”。按：《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蜀郡》：“严道，邛崃山，邛水所出。”

梁玉绳：“都”乃“邮”字之讹，《史》《汉·淮南王传》作“邛邮”可证。（《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张文虎：“道”字《考证》增。按：疑“道”下当有“县”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吴汝纶：《通鉴》依《汉书》“都”作“邮”，当从之。（《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清庄逵吉本《淮南子》高诱《叙》严道作岩道，云：“古严、岩字通。”《通鉴》邛都亦作邛邮。古钞本《集解》邛僰并作邛来，邛僰即邛来之异名。（《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张守节：邛，其恭反。《括地志》云：“严道今为县，即邛州所理县也。县有蛮夷曰道，故曰严道。邛都县本邛都国，汉为县，今嶲州也。《西南夷传》云‘滇池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是也。”按：群臣请处淮南王长蜀之严道，不尔，更远邛都西有邛僰山也。邛僰山在雅州荣经县界。荣经，武德年间置，本秦严道地。《华阳国志》云：“邛筰山故邛人、筰人界也。山岩峭峻，曲回九折乃至，上下有凝冰。按即王尊登者也。今从九折西南行至嶲州，山多雨少晴，俗呼名为漏天。”（《史记正义·孝文本纪》）

胡三省：杜佑曰：“邛州临邛县南有邛来山，在雅州百丈县。严道，今雅州。”宋白曰：“秦灭楚，徙严王之族以实此地。故曰严道。”（见《资治通鉴》卷十四注）

沈钦韩：《一统志》：严道故城，今雅州府荣经县治。《元和志》：邛，东山，在县西五十里。（《汉书疏证》卷二十七《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程馀庆：严道，今四川雅州府。（《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张文虎：《正义》“本邛都国”，“邛”字《考证》增。（《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王先谦：严道，今雅州府荣经县治。雍在今凤翔府凤翔县南。（《汉书补注·文帝纪》）

又：严道，今雅州府荣经县治，有邛来山，在县西五十里。（《汉书补注·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日］泷川资言：愚按：今四川雅州府荣经县西南。徐孚远曰：废徙诸王，则有司弹事，不欲出自人主，伤亲亲之恩也。始见于此，后世仍之。（《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龚浩康：邛（qióng）都，地名。在今四川省西昌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王　恢：严道，今西康雅安县（编者按：今四川雅安县）。秦汉属蜀郡。《纪要》（七二）引《华阳国志》云：“始皇灭楚，徙严王之族以实其地，因为严道。后往往徙罪人于此。汉文帝六年，诏徙淮南厉王长于严道、邛邮，即此。”（《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又：《汉志》越嶲郡治邛都，故城今西康西昌县（编者按：今四川西昌县）东南。邛本西南部族，汉时居北起邛崃、南及邛都一带。在未置郡以前，邛都是滇以北君长什数中最大者（《西南夷传》）。

《史》《汉·淮南传》并作“邛邮”。张晏以为“邛，邮置名”。师古又曰“行书之舍”。皆曲为之解。《志疑》转以“都”为“邮”之讹。而此外并不见有此名称，“邮”为“都”形之讹，当无可疑。

八年五月，文帝封淮南王四子为阜陵、安阳、阳周、东城侯。淮南民歌“斗粟尺布”讥之。十二年，乃徙城阳王喜来王，以示不贪其地，并追谥淮南王长为厉王（汉法，有罪夺爵不谥）。

十六年（前164）四月丙寅，怜厉王失国早死，徙喜还城阳，实行贾谊“众建”政策，分其地为三，立其三子王淮南故地。（东城侯良早死，无后。）

阜陵侯安王淮南，仍都寿春。（《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张大可：严道、邛都，汉县名。严道即今四川荥经县，邛都即今四川西昌县。汉时为蛮荒之地，流放重罪人的所在。（《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点校本《史记》修订组：（《正义》）“按即王尊登者也”，“登者也”，《通鉴》卷一八《汉纪》十武帝元光五年胡三省《注》引《正义》作“叱驭处”，疑是。按：《汉书》卷七六《王尊传》：“及尊为刺史，及其阪，问吏曰：‘此非王阳所畏道邪？’吏对曰：‘是。’尊叱其驭曰：‘驱之！’”（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十《孝文本纪》）

⑫ 【汇注】

司马迁：“臣仓等昧死言：长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废勿王。臣请处蜀郡严道邛邮，遣其子母从居，县为筑盖家室，皆廪食给薪菜盐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请，请布告天下。”

制曰：“计食长给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从居，他可。”（《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汇评】

凌稚隆：按：读淮南王罪案，则汉臣执法，汉主友爱，蔼然可见。（《史记评林·淮南衡山列传》）

王夫之：文帝赦而徙之，与蔡叔、郭邻之罚等，臣子法伸而天子之恩纪不靳。（《读通鉴论》卷二《文帝》）

⑬ 【汇注】

司马迁：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谋反事觉，治，连淮南王，淮南王征，上因迁之蜀，槛车传送。袁盎时为中郎将，乃谏曰：“陛下素骄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为人刚，如有遇雾露行道死，陛下竟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杀弟之名，奈何？”上弗听，遂行之。（《史记·袁盎晃错列传》）

又：于是乃遣淮南王，载以辎车，令县以次传。……县传淮南王者皆不敢发车封。淮南王乃谓侍者曰：“谁谓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骄故，不闻吾过至此。人生一世间，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颜师古：迁于蜀郡之严道，行至扶风雍县，在道而死也。（《汉书注·文帝纪》）

王叔岷：案：行犹因也。《留侯世家》：“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长短经·霸图篇》自注“行”作“因”，即行、因同义之证（参看《项羽本纪斠证》）。（《史记斠证》卷十）

【汇评】

王夫之：长愤恚不食而死，“怙终贼刑”，免于讨，足矣。（《读通鉴论》卷二《文帝》）

⑭ 【汇注】

司马迁：淮南王至雍，病死，闻，上辍食，哭甚哀。（《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汇评】

钱　时：六年，淮南王长乃以谋叛死。得非大公无我之论，反有以启凶人贼子之心乎？曰：虽然，帝则不为无罪也。感念同气友爱，不忘为之择师傅，明礼义，弗纳于邪可也。今也骄蹇不法则宽假之，仇杀辟阳则赦弗治，警跸称制拟于天子，有言者则不听。自作法令，行于其国，逐汉置使，请自置相、二千石，则曲意以从。至甚也，擅杀不辜，爵人至关内侯，数上书不逊顺。乃始切责风谕以为儆戒，则既晚矣。郑庄公居共叔段于京，祭仲曰：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忍哉，斯人之言！虽文帝友爱非庄公比，然养成其恶而不能裁之以义，则一而已。爱之者所以祸之欤！（《两汉笔记》卷三）

张　宁：夫谋反无君人，皆得而诛之，此春秋之法也。淮南反罪已具，其行时帝未尝有制，令诸县发封馈侍，即使有之而长愤恚不就食，亦未如之何也。及其既死，帝欲泄哀掩过，听袁盎之言论，诸县弃市，是乱法者得怜而守者得杀。孰谓汉文之世而有此失哉！（《方洲集》卷二十八《读史录·文帝》）

丁南湖：此田野小民之谣（编者按：此谓当时流传的一首民歌。歌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它表达了民间对淮南王谋反、文帝废而徙之一事的一般看法），岂当时智者之议哉！盖以厉王愤恚不食，故误谓上之禁其食也。遂以衣食为词，而曰布曰粟焉。夫厉王谋反，是弟不容兄也，文帝废而徙之，是天讨也，而岂兄不容弟乎？况帝封厉王之四子为侯，此成王囚蔡叔封祭仲之遗法，孰得以斯谣为帝累耶？（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王维祯：观文帝始末处淮南以及其子，则岂有杀弟心耶？（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淮南衡山列传》）

李祖陶：凡事谨之于始，治之于微。始以为细故而姑纵之，则后无及，所谓涓涓不塞，流为江河，毫末不扎，将寻斧柯也。淮南厉王自恃天子之弟，以私意椎杀辟阳侯，虽持之有故，而其恶实不可长。文帝以亲故不治，归益自恣。至出入警跸称制，文帝复重自切责，只使薄昭以书数之。卒至与太子谋反，废死于道，而来斗粟尺布之谣。袁盎谓上素骄淮南王，不为置严传相，故至此。王亦自伤。骄不闻过，岂非姑息者实养恶哉！其后分淮南为三，以封其子。（《史论五种·前汉书细读》卷二《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黄恩彤：淮南王反状甚明，张丞相以为罪当弃市，法不私于亲也。帝赦其死而徙之，未为寡恩，特不应封以辎车，绝其供馈耳。袁盎乃欲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是周公不当杀管蔡矣，何其谬哉！（《鉴评别录》卷四）

张　恕：厉王不食而死，非县传者不发车封之过，乃以袁盎一言令皆弃市，盎直教帝委过于下耳。盎之残忍乃斩错，故智帝为所蒙，故有是命。（《汉书读》卷八）

朱宝昌：文帝六年，发生了淮南王自杀的事件。这是一幕悲剧。文帝十二年，民有作歌刺文帝者，其词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听到后叹息。

文帝对这个小兄弟溺爱、骄纵，当他犯了法以后仍是委曲求全，想保全他。史书具在，可以复按。这首讽刺的歌，应该说与事实有出入。但是这反映废诽谤妖言罪的诏令的确落实了。所谓与事实有出入，这就看对这句话怎样理解。文帝和淮南王之间，的确发生了矛盾，淮南王在受到严厉处分后自杀了。这都是事实。至于责任，在淮南王，文帝处分他不过是吓唬他一下，不久仍要恢复他的王封。这，作歌者怎得知其底细呢？作歌者凭一时感慨，即便对文帝微有讽刺之意，当然也应该言者无罪。民间的歌谣并不是法官的判决。（《朱宝昌诗文选集·论西汉文景之治和先秦黄老思想》）

⑮ 【汇注】

郜积意：此承前文淮南厉王薨，时在文帝六年。而淮南厉王子三人为王，在文帝十六年。或书“后十年”，或书“十六年”。此书“后十六年”，文意有歧。（《<史记><汉书>年月考异》）

龚浩康：后十六年，指后来到文帝十六年，即公元前164年。不是指十六年之后。（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⑯ 【汇注】

司马迁：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闻之，乃叹曰：“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阳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置园复如诸侯仪。（《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⑰ 【汇注】

司马迁：（袁）盎曰：“……陛下迁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过，有司卫不谨，故病死。”于是上乃解，曰：“将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于是文帝立其三子皆为王。（《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又：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复故城阳。上怜淮南厉王废法不轨，自使失国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勃为衡山王，阳周侯赐为庐江王，皆复得厉王时地，参分之。东阳侯良前薨，无后也。（《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司马贞：名安，阜陵侯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编者按：王恢注曰：（阜陵）《汉志》九江郡县，今安徽全椒县东十五里。景帝三年，吴楚七国反，安欲发兵响应，其相将兵为汉守，淮南得完。而其群臣宾客以厉王迁死感激，时欲叛而未有因。武帝元朔五年（前124），以拥阏求奋击匈奴者雷被等，削其二县，耻之，谋反益甚，日夜与伍被等案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其孙建与伍被告变，元狩元年（前122），自杀，淮南从此国除为九江郡。（《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⑱ 【汇注】

司马贞：名勃，安阳侯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编者按：王恢注曰：（安阳）《汉志》汝南郡县，见《淮水注》，今河南正阳西南。景帝三年，吴楚七国反，勃坚守无二心。吴楚平，勃入朝，帝以为贞信，徙王济北，所以褒之也，乃徙庐江王赐来王。

赐王庐江十二年，徙王衡山又三十三年——即武帝元狩元年，淮南王安反，恐为所并，而以为淮南如己西，可定江淮间而有之。而其反状，则与淮南王安甚相似（江都王建反状又同于衡山）：其宾客日夜怂恿谋反，刻天子玺、将、相、军吏印；其家庭父子之间，明争暗斗，卒因白嬴上书，其子孝告反，事下沛郡治，赐闻，自杀。国除为郡。（《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岣嵝山，在衡州湘潭县西四十一里。”（《史记正义·夏本纪》）

乔松年：汉衡山郡为秦九江所分，盖今之六安州，非楚之衡山也。（《萝藦亭札记》卷三）

王　恢：（衡山国）分淮南国衡山郡置，立安阳侯勃，都六。（《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又：元狩二年（前121），更衡山郡为国，立胶东王寄子庆，仍都六，王莽时绝，凡百三十年。然已非厉王之遗孽，又其封域才五县也。

淮南自英布始国中更厉王长，城阳王喜，国分为三，谋反者四。是异姓固反，厉王父子亲为骨肉，亦谋为叛逆。吴楚之忧，动半天下，岂真俗薄僄勇轻悍，好作乱？王国权利一再削夺，以为天下宰不公，而难抑制其愤激。乃祖不曰“大丈夫当如是也！”英布亦“欲为帝耳”。（同上）

⑲ 【汇注】

司马贞：名赐，周阳侯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徐复观：六年，《史记》以一百三十一字记淮南王长谋反迁蜀道死事，《汉书》则仅书“十一月淮南王长谋反废迁蜀严，道死雍”十六字。此外则移置到《淮南传》。（《两汉思想史》卷三《<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

古永继：淮南王刘长，为文帝异母弟。文帝初即位时，他常恃自己与文帝的亲密关系，“骄蹇，数不奉法”，而文帝“以亲故，常宽赦之”。以致朝中上至薄太后、太子，下至诸文武大臣，都怕他三分。在文帝的骄纵下，他竟发展到“不用汉法，出入称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并与闽越、匈奴勾通，阴谋反叛，结果于文帝前元六年事发被拘，谪徙蜀郡严道邛邮，途中不食而死，淮南国被取消，地入于汉。六年以后，文帝闻有百姓作歌为淮南王鸣不平，讥刺他们弟兄不能相容，于是“乃徙城阳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又“怜淮南厉王废法不轨，自失国早死，乃立其三子为王……皆复得厉王时地，叁分之”，而把淮南王喜迁回原封国城阳。早在文帝前元八年，文帝“怜淮南王”，就封了其年仅七八岁的四个儿子为侯，贾谊揣知喜动恻隐之心的文帝接下来必又将封其为王，即上疏谏止，指出：“窃恐陛下接王淮南诸子，曾不如臣者孰计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不便，虽割而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即疑有专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汉书·贾谊传》）提醒文帝注意封王之后可能产生的恶果，不要养虎贻患。而文帝拒不听谏，八年之后还是封了其三子为王（四子中有一人早死）。此即分淮南为三的来历。（《“文、景分国为削藩”辨》，载《安徽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

钱　穆：庐江国都舒，后为郡治，今庐江县西。（《史记地名考》卷十八《豫章长沙地名》）

龚浩康：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即刘长之子刘安、刘勃、刘赐。衡山国辖今河南、安徽、湖北三省交界地区，都城为邾（zhū）县（今湖北省黄冈县北）；庐江国辖今安徽省南部、湖北省东部和河南省商城县地，都城为舒县（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汇注·孝文本纪》）

王　恢：庐江国，分淮南国庐江、豫章郡置，立阳周侯赐，都舒。在淮南三国中，领域最大，南接两越，吴楚反，数使使相交，乱平，衡山王徙王济北，乃徙王衡山，国除仍为郡（《汉志·庐江县十二·豫章郡十八》）。（《史记本纪地图考·文帝本纪》）

【汇评】

贾　谊：窃恐陛下接王淮南诸子，曾不与如臣者孰计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尊奉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大父与伯父、叔父也。白公为乱，非欲取国代王也，发愤快志，剡手以冲仇人之胸，固为俱靡而已。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

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不便。虽割而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即疑有专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愿陛下少留计。（《贾谊集·谏立淮南诸子疏》）

真德秀：汉文帝亦不幸有淮南王之事。只缘文帝所为，可称处多，淮南王之死，又不出其本意，所以不失为汉之贤主。然不免有此一玷，不如无之为愈。（《西山文集》卷四《得圣语申省状》）

凌稚隆：按：《史记·纪》中载淮南谋反事，而班掾仅书其纲以详本传也。得减省法。（《汉书评林·文帝纪》）

王夫之：淮南王长之废，国法也；其子受封，亲亲之仁也。（《读通鉴论》卷二《文帝》）

徐克范：文帝采贾谊之言，武帝用主父之策，其事一也，而实不同。文帝之心在分地以保全之，不失亲亲之本，故淮南厉王废死，随立其嗣。武帝之心在分地以削弱之，假以推恩之名。（引自汪越《读史记十表》卷九补）

牛运震：“后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长谥为厉王，立其子三人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此预纪后事也，作史者不可不知此法。（《史记评注》卷二《孝文本纪》）

古永继：诸吕灭亡后，代王刘恒因是“高帝现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得从边远代地入长安，被尊立为天子（《史记·吕太后本纪》）。刚从自相残杀阵痛中恢复过来的刘氏统治集团，此时需要的是内部的协调和稳定，刘邦分封同姓王的指导思想，此时在君臣中亦未减弱。在他们看来，皇室与诸王之间，起码还是一种彼此都需要的相互依存关系。正是由于当初高帝所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成“磐石之宗”，“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有“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加上一批元老重臣的存在，才使吕后的作为不得不有所节制；也正是由于这两部分人的联合行动和拥戴，才使文帝上了台。所以文帝即位后，功臣宿将自不必说，对分布各地的同姓诸王，自然要视为加强自己地位和巩固统治的重要依靠力量。因此，尽管当时有的诸侯王在“无为而治”的疏网下势力得以膨胀，并发生过一些叛乱事件，但以“贤圣仁孝闻于天下”的汉文帝，却表现出极度的宽宏大量。对反叛的诸王除公开以兵戎相见者，如济北王被依法治罪外，对其他人则尽量优容待之。淮南王刘长谋反事发后，依群臣议罪当弃市，文帝却“不忍致之于法，赦其罪”，仅“废勿王”，最后在群臣要求下，才勉强同意谪处蜀郡以“苦之”。不意他中道自绝，文帝闻之，“哭甚悲”，为补心中疚意，后来终立其三子为王。吴王濞“失藩臣礼，称病不朝”，文帝也没依法深究，反而赐给几杖，以示尊敬和优待。

可见文帝此时一方面仍循“无为而治”政策，力求统治集团中的安定；另一方面则视宗室为手足，视诸侯为屏障，不愿轻易去触动他们。这与他“专务以德化民”而求天下治安的思想，恰恰是一致的。（《“文、景分国为削藩”辨》，载《安徽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

十三年夏①，上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②。百官之非，宜由朕躬③。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④，以彰吾之不德⑤，朕甚不取。其除之⑥。”

① 【汇校】

凌稚隆：按：自七年至十二年皆缺，不书。（《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自七年至十二年皆缺不书。愚按：《汉书》有之。（《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景祐本南宋补版、黄善夫本、殿本并提行。《汉书》《汉纪》《通鉴·汉纪七》并同。（《史记斠证》卷十）

编者按：《史记·孝文本纪》未记文帝七年至十二年间事，《汉书·文帝纪》记载如下：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罳灾。八年夏，封淮南厉王长子四人为列侯。有长星出于东方。九年春，大旱。十年冬，行幸甘泉。将军薄昭死。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还。夏六月，梁王揖薨。匈奴寇狄道。十二年冬十二月，河决东郡。春正月，赐诸侯王女邑各二千户。二月，出孝惠皇帝后宫美人，令得嫁。三月，除关无用传。

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诏曰：“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

② 【汇校】

王叔岷：案：景祐本南宋补版“德”作“悳”。悳、德古、今字，亦正、假字也。（《史记斠证》卷十）

③ 【汇注】

王叔岷：案：《论语·尧曰篇》：“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墨子·兼爱下篇》：“万方有罪，即当朕身。”（《史记斠证》卷十）

④ 【汇注】

班　固：郡县远方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即有灾祥，辄祝祠移过于下。（《汉书·郊祀志》）

裴　骃：应劭曰：“秘祝之官移过于下，国家讳之，故曰秘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洪亮吉：此盖《周礼·甸师》代王受灾眚遗意。（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文帝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掌禁内祷禳，故曰“秘祝”耳。洪亮吉曰：此盖《周礼·甸师》“代王受灾眚”遗意。（《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龚浩康：秘祝，官名。掌管为皇帝向神灵求福消灾。由于祝告内容只告诉皇帝，对臣下保密，所以称“秘祝”。（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⑤ 【汇校】

王叔岷：案：古钞本“彰”作“章”。彰、章正、假字。（《史记斠证》卷十）

⑥ 【汇注】

司马迁：孝文帝……即位十三年，下诏曰：“今秘祝移过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史记·封禅书》）

［日］泷川资言：又见《封禅书》。（《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杨树达：按：据《郊祀志》，秘祝移过乃秦制，汉仍之，今始除之。（《汉书窥管》卷一《文帝纪》）

【汇评】

真德秀：按：十三年夏，诏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由德兴。百官之非，皆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文帝过则自归，福则众共，古帝王用心也。（引自陈仁子编《文选补遗》卷一《增祀无祈诏》）

张　宁：十三年，除秘祝。十四年，增诸祀坛场珪弊。诏曰：“祸自怨起，福由德兴。”又曰：“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方洲集》卷二十八《读史录·文帝》）

吴见思：简而劲。（《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程馀庆：卓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①，诏狱逮徙系长安②。太仓公无男③，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④，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⑤！”其少女缇萦自伤泣⑥，乃随其父至长安⑦，上书曰⑧：“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⑨，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⑩，虽复欲改过自新⑪，其道无由也⑫。妾愿没入为官婢⑬，赎父刑罪，使得自新⑭。”书奏天子⑮，天子怜悲其意⑯，乃下诏曰⑰：“盖闻有虞氏之时⑱，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⑲，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⑳。今法有肉刑三㉑，而奸不止㉒，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㉓？吾甚自愧㉔。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㉕。《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㉖。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㉗，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㉘。朕甚怜之㉙。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㉚，何其楚痛而不德也㉛，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㉜！其除肉刑㉝。”

① 【汇注】

司马迁：太仓公者，齐太仓长，临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医方术。高后八年，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余，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受之三年，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然左右行游诸侯，不以家为家，或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司马贞：名意，为齐太仓令，故谓之仓公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胡三省：太仓令，齐王国官也。《姓谱》：淳于出于姜姓，州公之后。（见《资治通鉴》卷十四注）

钱大昕：《孝文纪》作太仓令，意之名无所避，而《文纪》称淳于公，又称太仓公，目录亦称仓公而不名，盖当时有此称，史公因而书之。（《廿二史考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陈　直：按：太仓长属大司农，汉初王国百官，都如汉朝，《齐鲁封泥集存》八页，有“齐太仓印”封泥，与传文正合。（《史记新证·扁鹊仓公列传》）

王叔岷：案：《仓公列传》：“太仓公者，临淄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御览》七二一引，略“氏”字。）景宋本《白帖》十三引“有罪”作“犯法”，恐非其旧。（《史记斠证》卷十）

龚浩康：太仓令，官名。掌管国家粮库，属大司农。各诸侯王国也设有此官。淳于公，复姓淳于，名意，汉初名医。临菑（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临淄镇）人。因曾任齐国太仓令，所以又称“仓公”。事详《扁鹊仓公列传》。（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② 【汇注】

司马迁：文帝四年中，人上书言意，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颜师古：逮，及也。辞之所及，则追捕之，故谓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将送，防御不绝，若今之传送囚也。（《汉书注·刑法志》）

编者按：王先谦《汉书补注·刑法志》取后一种解释。

张守节：逮徙，上音代，谓追捕徙禁长安诏狱。（引自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孝文本纪》）

③ 【汇校】

王叔岷：案：《记纂渊海》三九引“男”作“子”。（《史记斠证》卷十）

④ 【汇校】

王叔岷：案：古钞本“公”下有“还”字。《列女传·辩通篇·齐太仓女传》《汉书·刑法志》“将”作并“当”，义同。（《史记斠证》卷十）

⑤ 【汇校】

李　笠：按：《烈女传》《汉书·刑法志》“缓”上并无“有”字。《仓公传》云“缓急无可使者”亦可证此“有”字误衍。（《史记订补》卷二《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后汉书·王畅传》注、《白帖》六、《记纂渊海》引“子”并作“女”，“缓”上并无“有”字，《汉纪》八同。《御览》五一九引此，“缓”上亦无“有”字。盖涉下“有”字而衍。（《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司马迁：意有五女，随而泣。意怒，骂曰：“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⑥ 【汇校】

王叔岷：案：《周礼·秋官》司刑贾《疏》、《御览》五一九引“少”并作“小”，《汉纪》同。《白帖》十三引“少”作“幼”。《后汉书》注引“泣”上有“悲”字，《列女传》《汉志》并同。《御览》四一五引“泣”上有“涕”字。（《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颜师古：缇萦，女名也。缇音他弟反。（《汉书注·刑法志》）

司马贞：缇音啼。邹氏音体，非。（《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龚浩康：缇萦（tíyíng），淳于意的小女儿。由于她向文帝上书救父，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把她作为遵循封建孝道的榜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⑦ 【汇校】

王叔岷：案：《御览》八八引“乃”作“迺”，《汉志》同。作“迺”是故书。《列女传》作“而”，义同。《御览》四一五引“长安”下有“诣北阙”三字。（《史记斠证》卷十）

【汇评】

程馀庆：自是豪杰。（《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孙　琮：丈夫。（《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⑧ 【汇注】

司马迁：于是少女缇萦伤父之言，乃随父西。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汇评】

牛运震：缇萦上书讼父事，宜详载于《仓公传》中，《本纪》内主于除肉刑，而缇萦事宜从略。此纪、传详略互见，各有所宜而不可混者，亦史例也。（《读史纠谬》第一卷《史记》）

⑨ 【汇校】

王叔岷：案：《白帖》十三、《御览》四一五引此并无“其”字，《列女传》《汉纪》并同。（《史记斠证》卷十）

【汇评】

孙　琮：情词婉笃动人。（《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⑩ 【汇校】

王叔岷：案：《孙子·火攻篇》：“死者不可以复生。”《孔丛子·刑论篇》：“死者不可生，断者不可属。”太史公《自序》：“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说苑·政理篇》：“死者不可生也，断者不可属也。”《汉书·景帝纪》：“死者不可复生。”《宣帝纪》：“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路温舒传》：“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属。”《御览》引此文“属”作“续”，义同。《仓公列传》亦作“续”。《集解》引徐广曰：“一作赎。”《白帖》引此文“属”亦作“赎”，《汉纪》同。续、赎正、假字。《后汉书·文苑·赵壹传》：“昔原大夫赎桑下绝气。”李贤注：“赎即续也。”与此同例。（《史记斠证》卷十）

编者按：《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作“刑者不可复续”。

【汇注】

颜师古：属，联也。音之欲反。（《汉书注·刑法志》）

【汇评】

程至善：太仓令廉吏也，不以家为家，而病者怨之，有洛阳之逮少女缇萦上书，以“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二语，感悟人主。不惟脱父千罪，且开文帝仁爱一念，得除肉刑焉，千古人羡慕，女亦贤已哉。班孟坚云：有男和聩聩，不如一缇萦。真胜于男子百倍矣。（《史砭》卷一）

姚苎田：哀恻忼慨。（《史记菁华录》卷五《扁鹊仓公列传》）

⑪ 【汇校】

吴汝纶：本作“复”，依《汉书》改。（编者按：《汉书·刑法志》作“虽后欲改过自新”。）（《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白帖》《御览》引“虽”下并无“复”字，《仓公列传》《列女传》《汉纪》并同。古钞本“虽復”作“虽後”，《汉志》《通鉴》并同。是也。後、復形近，又涉上文两“復”字而误耳。（《史记斠证》卷十）

【汇评】

孙　琮：至理，不独情至。（《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⑫ 【汇注】

颜师古：繇读与由同。由，从也。（《汉书注·刑法志》）

【汇评】

姚苎田：缠绵沉痛。（《史记菁华录》卷五《扁鹊仓公列传》）

⑬ 【汇校】

王叔岷：案：《白帖》六两引此文，一引“没入”作“没身”，《汉纪》同。《仓公列传》《列女传》并作“入身”，义同。《御览》四一五引“婢”作“奴”，《汉纪》同；又引“赎”上有“以”字，“父”下有“之”字。《后汉书》注、《白帖》十三引“赎”上亦并有“以”字。《仓公列传》《列女传》《汉志》《汉纪》《通鉴》《容斋续笔》三皆同。《御览》五一九引“父”下亦有“之”字。（《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胡三省：汉制：永巷令典官婢。（见《资治通鉴》卷十五注）

张　恕：缇萦赎父罪，愿没入为官婢，隶臣隶妾皆是，今之发兵丁为奴昉此。（《汉书读》卷二）

⑭ 【汇校】

王叔岷：案：《白帖》六引“得”下有“改过”二字。《仓公列传》作“使得改行自新也”。《贾子新书·过秦下》：“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又见《秦始皇本纪·赞》）（《史记斠证》卷十）

【汇评】

司马迁：缇综通尺牍，父得以后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锺　惺：缇萦上书救父，自是豪杰，立言婉笃，情理感人。肉刑法其来久矣，以一女子除之，其功又岂止救父哉！然文帝博大长者而学道人也，胎骨中原有此慈慧夙根。（《史怀》卷五）

吴见思：不讼冤而只说改过，意婉而悲，是动人处。（《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黄恩彤：数语道尽肉刑之酷，言婉而意悲。以帝之仁，固应闻而心恻也。（《鉴评别录》卷四）

⑮ 【汇评】

王先谦：朱子文曰：“于文‘书奏’下多‘天子’二字。前曰上书，非上于天子而何？后曰书奏，非奏于天子而何？若曰书奏天子怜悲其意，文字直而美。”先谦曰：此即用《史记·文纪》文，朱强作解事，多此类。（《汉书补注·刑法志》）

⑯ 【汇校】

王叔岷：案：《后汉书》注、《御览》五一九引“怜悲”并作“悲怜”，《汉纪》同。《白帖》六、十三并引作“哀怜”。（《史记斠证》卷十）

【汇评】

班　固：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引自张守节《史记正义·扁鹊仓公列传》）

田汝成：仁矣哉，汉文帝也。后世有一女子可以上书动万乘乎？（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扁鹊仓公列传》）

牛运震：“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此处须用“天子”字，“怜悲其意”有情有体。（《史记评注》卷二《孝文本纪》）

程馀庆：大圣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冯梦祯：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续，此数语亦至当。然亦仓公所犯罪小，故卒蒙恩宥，若絓重刑之科，则天子亦不得以一女子上书故而哀免之矣。（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二《孝文本纪》）

姚苎田：文帝真圣主。后世有以一女子上书感当宁者乎？（《史记菁华录》卷五《扁鹊仓公列传》）

⑰ 【汇校】

王叔岷：案：《汉志》《汉纪》并作“遂下令曰”。《容斋续笔》作“即下令”。乃、遂、即并同义。（《史记斠证》卷十）

【汇评】

孙　琮：推恩。（《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⑱ 【汇注】

龚浩康：有虞氏，传说中的远古部落名。居住在蒲阪（今山西省永济县蒲州镇）一带。五帝中的帝舜即为该部落领袖。（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⑲ 【汇校】

王叔岷：案：古钞本“僇”作“戮”。《列女传》《汉志》《容斋续笔》五并同（明刊本《列女传》“戮”作“示”）。戮、僇正、假字。（《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荀　子：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墨黥、蚤婴、共艾毕，菲对屦，杀赭衣而不纯，治古如是。是不然。（《荀子·正论》）

编者按：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二《正论篇》释此语曰：“治古，古之治世也。肉刑，墨劓剕宫也。象刑，异章服，耻辱其形象，故谓之象刑也。”

张守节：《晋书·刑法志》云：“三皇设言而民不违，五帝画衣冠而民知禁。犯黥者皁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膑者墨其体，犯宫者杂其屦，大辟之罪，殊刑之极，布其衣裾而无领缘，投之于市，与众弃之。”（《史记正义·孝文本纪》）

吴国泰：按：画，谓界画，犹言分别也。故《正义》引《晋书·刑法志》云：“犯黥者，皁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膑者，墨其体；犯宫者，杂其屦；大辟之罪，殊刑之极，布其衣裾而无领缘，投之于市，与众弃之。”所谓皁也、丹也、墨也、杂也、布也者，皆非绘画之画，而为分别界画之意也。（《<史记>解诂（下）》，载《文史》第43辑）

⑳ 【汇校】

王叔岷：案：《列女传》“则”作“其”，“则”犹“其”也。《汉志》作“何治之治也！”文意亦同。（《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日］泷川资言：《荀子·正论篇》“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墨黥；蚤婴；共，艾畢；对屦；杀，赭衣而不纯，治古如是’。是不然。”《尚书大传》“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屦，下刑墨幪”。注：幪，巾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㉑ 【汇注】

裴　骃：李奇曰：“约法三章无肉刑，文帝则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孟康曰：“黥、劓二，（则）〔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汉书注·刑法志》）

司马贞：韦昭云：“断趾、黥、劓之属。”崔浩《汉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张斐注云：“以淫乱人族序，故不易之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编者按：《沈寄簃先生遗书·诸史琐记》据张斐注，认为“文帝时未除宫刑，故武帝时尚有司马迁下蚕室事”。

梁玉绳：此所谓肉刑三者，孟康注以为黥、劓、刖。《索隐》引崔浩《汉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贾公彦《周礼·司刑·疏》亦言“文帝惟赦墨、劓、刖三肉刑，其宫刑至隋始除之”。盖皆本《汉书·刑法志》为说。然景帝元年制曰“除肉刑重绝人之世”，《汉书·晁错》对策曰“除去阴刑”，则文帝固已除宫刑矣。且《汉志》亦并无不易宫刑明文，疑此是劓、刖、宫为三肉刑，盖黥至轻，自不应数之。而宫刑之复，必景帝也，故景中四年作阳陵，赦死罪欲腐者许之，孝武于史公亦用此刑。（《北史》西魏文帝大统十三年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则除宫刑非始于隋也。）（《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编者按：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云：文帝诏文所云“刻肌肤”者，明指墨刑，梁说未可直信。

程馀庆：独宫刑不易，以乱人族类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孟康注本《汉志》，以“肉刑三”为黥、劓、刖。惟据《列女传》下文云：“其除肉刑。自是之后，凿颠者髡，抽胁者笞，刖足者钳。”则是凿颠、抽胁、刖足为三肉刑矣。文帝已除宫刑，梁、俞二氏所见同。梁氏疑“劓、刖、宫为三肉刑”。俞氏谓“除宫刑在肉刑之外”，俞说是也。（《史记斠证》卷十）

龚浩康：肉刑三，古代残害犯人肉体的三种刑法，一般指黥（qíng。在脸上刺字）、劓（yì。割去鼻子）、刖（yuè。断足），也有人认为是指劓、刖、宫（残害生殖机能）三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点校本《史记》修订组：（《索隐》）“族序”，耿本、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作“族类”。（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十《孝文本纪》）

㉒ 【汇评】

沈家本：文帝言有肉刑三而奸不止，一言蔽之矣。止奸之道，在于教养。教养之不讲，而欲奸之格也，难矣哉！（《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五》）

㉓ 【汇校】

王叔岷：案：古钞本“朕”下有“之”字，《汉·志》同。《列女传》“教”下有“之”字。（《史记斠证》卷十《教本纪》）

【汇注】

张家英：“非乃”为一复合虚词，古籍中罕见使用，解释古汉语虚词用法的专书亦少有涉及者。清人刘淇《助字辨略》第一“非”字条下曾举本例，于引用例句后说云：“非乃，犹云无乃。”“非乃”在《史记》中仅此一见。现举用“无乃”之二例：《周本纪》：“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孔子世家》：“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非乃”与“无乃”同用于反问句中，同表示“莫不是、恐怕是”之类的委婉语气。（《<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文本纪》）

【汇评】

孙　琮：句句大圣人语。（《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㉔ 【汇评】

吴见思：数语三折。（《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㉕ 【汇注】

颜师古：道读曰导。（《汉书注·刑法志》）

凌稚隆：按：师古云：“驯”古“训”字，“道”读曰“导”。（《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王先谦：驯、训古通。（《汉书补注·刑法志》）

［日］泷川资言：《汉书·刑法志》“驯”作“训”。（《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列女传》《汉纪》“驯”亦并作“训”。驯、训古通，说已见前。《汉志》师古注：“道读曰导。”《汉纪》“道”正作“导”。（《史记斠证》卷十《孝文本纪》）

㉖ 【汇注】

颜师古：《大雅·泂酌》之诗也。言君子有和乐简易之德，则其下尊之如父，亲之如母也。（《汉书注·刑法志》）

朱　熹：传曰：岂以强教之，弟以悦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集传》卷十七）

㉗ 【汇校】

吴汝纶：“已”字依《汉书》补。（《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古钞本“施”下有“已”字。“已”字当在“刑”字下，《列女传》《汉志》《通鉴》并作“教未施而刑已加焉”，可证。（《史记斠证》卷十）

㉘ 【汇校】

编者按：“而道毋由也”《汉书·刑法志》作“而道亡繇至”。颜师古注曰：“繇读与由同。”

【汇评】

牛运震：“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即用缇萦语，妙。（《史记评注》卷二《孝文本纪》）

㉙ 【汇评】

程馀庆：是萦书动人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㉚ 【汇注】

颜师古：息，生也。（《汉书注·刑法志》）

㉛ 【汇注】

王叔岷：案：“楚痛”复语，楚亦痛也。《列女传》《汉志》《汉纪》《通鉴》皆略“楚”字。（《汉纪》“而不德也”作“而不得理也”。德、得古通，“理”字乃后人妄加。）（《史记斠证》卷十）

【汇评】

吴见思：又叠一句，酸楚恻隐之至。（《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牛运震：“何其楚痛而不德也”，恻然可涕。（《史记评注》卷二《孝文本纪》）

㉜ 【汇评】

孙　琮：不惟有仁人之言，兼有仁人之政。史公《赞》云“岂不仁哉”，良然，良然。（《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㉝ 【汇校】

沈家本：除肉刑，《札记》云：上文云“去肉刑”，此不当复出，当依《汉书》作“除宫刑”，与下“出美人”为类，所谓重绝人之世也。《志疑》以其复出，疑上“去肉刑”为“去田租”。按：《汉书》亦作“去肉刑”，不误。（《沈寄簃先生遗书·诸史琐言》）

张文虎：上文云“去肉刑”，此不当复出，当依《汉书》作“除宫刑”，与下“出美人”为类，所谓重绝人之世也。《志疑》以其复出，疑上“去肉刑”为“去田租”。（《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按：张校疑误。《汉书》卷四《文帝纪》载孝文帝除肉刑而不言除宫刑，卷五《景帝纪》称述文帝德政云“陈宫刑”，殊觉突兀。《史记》全书无除宫刑之文，而去（除）肉刑之记载非止一处。

杨燕起：除肉刑一事，按年表所记发生在文帝十二年。《孝文本纪》则记为十三年，与《汉书·刑法志》和此处（编者按：指《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记为四年，均疑非。（《<史记>的学术成就》第六章《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汇注】

司马迁：（缇萦）书闻，上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班　固：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

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来者久矣。陛下下明诏，怜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者终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由至，于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谨议请定律曰：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如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臣昧死请。”制曰：“可。”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景帝元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犹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笞者，箠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犹以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汉书·刑法志》）

编者按：《汉书注·刑法志》引臣瓒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釱左右止代刖。今既曰完矣，不复云以完代完也，此当言髡者完也。”

裴　骃：徐广曰：“按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史记集解·扁鹊仓公列传》）

张守节：《汉书·刑法志》云“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史记正义·扁鹊仓公列传》）

贾公彦：汉文帝十三年赦肉刑，所赦者惟墨劓与刖三者，其宫刑至唐乃赦也。（《周礼注疏》卷三十六）

丘　濬：三代以前，所谓肉刑者，墨、劓、剕、宫、大辟五者是也，至汉时仅有三焉，黥、劓、斩趾而已。文帝感淳于公少女缇萦之言，始下诏除之，遂以髡、钳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斩趾。自是以来，天下之人，犯法者始免断肢体、刻肌肤，万世之下，人得以全其身，不绝其类，文帝之德大矣。（《世史正纲》卷三）

袁黄、王世贞：肉刑者，墨、劓、剕、宫、大辟也。除者，有以易之也。高帝约法三章，无肉刑，文帝则有肉刑也。按《刑法志》，文帝刑法之除，乃在于刑措之后也。（《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杜贵墀：汉文帝十三年赦肉刑，所赦者惟墨劓与刖三者，其宫刑至唐乃赦也。愚按：文帝尝用贾谊言，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武帝时稍复入狱，既以釱代膑矣。《陈宠传》又云：帝遂诏有司，绝钻诸惨酷之刑。钻者，钻去其膑骨，即膑刑也，则肉刑亦未尽除矣，宫刑可知。（《汉律辑证·律一》）

姚　鼐：汉文帝除肉刑，所去黥、劓、刖三者而已，其腐刑乃尚用者，盖有故也。汉时风俗尚厚，民之自阉以求进者，盖未有也。除腐刑，则天子宫中无宦者可用矣。且民之正犯当宫者亦希，故复当募死罪为宫刑，以备宫廷之用。（《惜抱轩全集·笔记卷四·汉书》）

朱一新：文帝初除肉刑，独未及宫刑。（《汉书管见》卷一）

【汇评】

崔　寔：文帝虽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右趾者既陨其命，笞挞者往往致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乃重刑，非轻之者。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政论》，见《后汉书》卷五十二）

陈　龟：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体德行仁，为汉圣主。（《拜度辽将军临行上疏》，引自《后汉书·陈龟传》）

钟　繇：大魏受命，继踪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引自《三国志》卷十三《钟繇传》）

陈　群：臣父纪以为汉除肉刑而增加笞，本兴仁恻而死者更众，所谓名轻而实重者也。名轻则易犯，实重则伤民。《书》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灭趾之法，所以辅政助教，惩恶息杀也。且杀人偿死，合于古制；至于伤人，或残毁其体而裁剪毛发，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蚕室，盗者刖其足，则永无淫放穿窬之奸矣。夫三千之属，虽未可悉复，若斯数者，时之所患，宜先施用。汉律所杀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余逮死者，可以刑杀。如此，则所刑之与所生足以相贸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杀之刑，是重人支体而轻人躯命也。（引自《三国志》卷二十二《桓二陈徐卫庐传》）

傅　玄：或问：汉太宗除肉刑，可谓仁乎？傅子曰：匹夫之仁也，非王天下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济者也，非小不忍之谓也。先王之制，杀人者死，故生者惧；伤人者残其体，故终身惩。所刑者寡，而所济者众，故天下称仁焉。今不忍残人之体，而忍杀之，既不类伤人刑轻，是失其所以惩也。失其所以惩，则易伤人。人易相伤，乱之渐也。犹有不忍之心，故曰匹夫之仁也。（《全三国文》卷四十八《傅子·问刑》）

孔琳之：唐、虞象刑，夏禹立辟，盖淳薄既异，致化实同，宽猛相济，惟变所适。《书》曰“刑罚世轻世重”，言随时也。夫三代风纯而事简，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务殷，故动陷宪纲。若三千行于叔世，必（省）〔有〕踊贵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复者也。汉文发仁恻之意，伤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创制，号称刑厝，然名轻而实重，反更伤民。故孝景嗣位，轻之以缓。缓而民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罚之中，所以见美在昔，历代详论而未获厥中者也。兵荒后，罹法更多。弃市之刑，本斩右趾，汉文一谬，承而勿革，所以前贤怅恨，议之而未辩。（引自《宋书·孔琳之传》）

袁　宏：汉初惩酷刑之弊，务宽厚之论，公卿大夫，相与耻言人过。文帝基朝，加以玄默。张武受赂，赐金以愧其心；吴王不朝，崇礼以训其失。是以吏民乐业，风流笃厚，断狱四百，几致刑措，岂非德刑兼用已然之效哉？世之欲言刑罚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远矣。（引自《三国志》卷十三注）

白居易：汉除肉刑，迨今千有余祀，其间博闻达识之士，议其是非者多矣。其欲废之者，则曰刻肤革，断支体，人主忍而用之，则恺悌恻隐之心乖矣。此缇萦所谓虽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由者也。其欲复之者，则曰任箠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则专杀滥死之弊作矣。此班固所谓以死罔人，失本惠者也。臣以为，议事者宜征其实，用刑者宜酌其情，若以情实言之，则可废而不可复也。何者？夫肉刑者，盖取劓腓黥刖之类耳。《书》所谓五虐之刑也。昔苗人始淫为之，而天既降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下亦离心。夫如是，则岂无滥死者耶？汉文帝始除去之，而刑罚以清。（《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七《议肉刑》）

胡　寅：汉文帝听缇萦一言兴仁恤刑，易笞钳城旦之法，至于今千五百年，天下之全躯保体，受一女子之惠，不知其几何人。周勃、张仓之徒亲见酂侯定律，不为缇萦微且贱而弃其言也，则某之所陈，必望相公哀而许之。慺慺丹赤，不觉词费。冒渎威严，悚息迟命。（《斐然集》卷十七《寄秦丞相书》）

洪　迈：汉文帝即位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女缇萦年十四，随至长安上书，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帝怜悲其意，乃下令除肉刑。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议请定律，当斩右趾者，反弃市，笞者杖背五百至三百，亦多死，徒有轻刑之名，实多杀人。其三族之罪，又不乘时建明以负天子德，意苍、敬可谓具臣矣。史称文帝止辇受言，今以一女子上书，躬自省览，即除千载所行之刑，曾不留难，然则天下事岂复有稽滞不决者哉？所谓集上书囊以为殿帷，盖凡囊封之书，必至前也。（《容斋随笔·续笔卷三》）

陈傅良：以一女子言，改百年帝王之故典，非甚勇不及此，谓之仁可也。（引自陈仁子编《文选补遗》卷一《除肉刑诏》）

陈　亮：肉刑之兴，说者以为起于苗民，而尧参取而用之。“报虐以威”，盖将以戒小人，而非出于圣人之本心也。故舜多为之塗以出民于刑，祇以施诸怙终者；而穆王之训刑为尤详。然则虽圣人欲去之久矣，安在其为孝文姑息之仁也？而世儒之道古者，必以为井田、封建、肉刑皆圣人之大经大法，不可废也。治天下而不用肉刑，徒以启小人犯法之心耳。故曰：肉刑之刑，刑也。汉魏之际，往往数议复之而不果，以至于本朝，而刑轻于三代矣。法家者流，以仁恕为本，惟学道之君子始惓惓于肉刑焉，何其用心之相反也？推之天理，验之人事，而要诸古今之变，究其所从始，极其所由终，必有至当之说。

昔者圣人别人类于禽兽之中，而去其争夺戕杀之患。盖必执生杀之权，而后谓之刑政也。则肉刑固已草具，而未有其法耳。苗民始多为戕人之具以淫用之。尧惧其为世训也，故取而次第品节之，使必若苗民者然后罹此刑耳，故曰“报虐以威”。舜又多为之法以出之，而夏于赎刑为尤详。商人执刑罚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盖严其所当用者耳。夫既多为之塗以出之，而不严其所当用者，是教人以轻犯法也，岂圣人制刑之本意哉！文武尤谨于庶狱，而成康措而不用，至于四十余年。穆王耄荒，而训刑以诘四方，使知刑者圣人爱民之具，而非以戕民也。汉兴，承秦之余烈，先王之法度尽废，而肉刑块然独存。文帝感一女子之言而慨然除之，于是可与语通变之道矣。（《陈亮集》卷之四《问答下》）

陈季雅：法有轻其实重，将以爱民适以厉民，自是君变古之心始。肉刑三代之良法，劓剕之余勿与人类，其视笞箠之令得全其肌体者，宜若惨矣。然大辟之条特有二百，而死罪无几，狱奏一上天子，公卿为之侧席谳听。法简而禁行，意深而情密，又岂若后世节目繁多，罪重失中，使民轻于犯法，而复严刑以待之也。自汉文不忍天下之入于法者被雕残之苦，变肉刑之制而为笞箠之令，三代遗意至是扫地。然考之古法，犹有失之重者，劓刑非死罪也，今则笞三百；斩左趾者，非死刑也，今则笞五百。笞三百笞五百又率多死者，此非班固所谓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有杀人之意乎？至景帝定箠令，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自是得全。然弃市之令能如古者之二百条乎？否也。此非班固所谓死刑既重，生刑又轻之意乎？噫！向者肉刑未罢也，三章之法特增置九章而已，自是肉刑既罢，则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固应有是也。向者肉刑之未罢也，诏御史狱之疑者，属二千石又移廷尉，廷尉不能决，谨具以闻。自肉刑之既罢，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议者咸伤，冤之固应有是也。由后观之，得不有赭衣满道，盗贼公行之事，论至于此，则班固作《刑法志》所以叙汉文于未改肉刑之前，具言其刑措之盛于改箠之后，言其杀人者良有以夫。（《两汉博议》卷二《论文帝虽欲轻刑反以杀人》）

又：太史公、班固皆以文帝不能复古为恨，吾以文帝之变古者深可恨。肉刑古之良法，文帝则变之……至于古人肉刑之法，所以使民易避而难犯，凡其有罪三刺三罚，始坐诸嘉石，役诸司空归诸圜土，苟至于化之不从，感之不格，怙终而不悛者，始而明刑。其罪可生者，皆从墨劓剕宫之制；其不可生者，始从大辟之诛，盖未闻其遽施刑于民也，故人知自爱而重于犯法。夫以古人用法之意若此，而文帝乃以为可畏，易之以笞法，殊不知此法一立，上之人便轻用了，下之人便轻犯了，所以流弊有不可救者。或者谓文帝除肉刑苟为未善，何以致刑错之风。按：《刑法志》，文帝肉刑之除，乃在于刑错之后，自是而下，以致人轻冒法，而文书盈于几阁，不足以胜奸。是则文帝之变古岂不为可恨！（《两汉博议》卷二《论文帝变古为可恨》）

编者按：宋陈仁子《文选补遗》卷一引文中，“坐”为“耻”字，“感”为“威”字。

杨万里：或谓：肉刑之除，其文帝瑜中之瑕也欤？嗟乎！是亦见其末而莫原其初者也，随其声而莫睹其形者也。肉刑何从而作乎？其作于圣人之不得已乎？洪荒之世，人与禽之未别，则夫所谓人者，其能如今之世，礼可以绳而法可以纠哉？其必有所大乱而不可止者也，由是肉刑生焉。圣人非欲作也，欲不作而不得也；非欲存也，欲除之而未可也。汉文之世，其民醇且厚矣，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则帝亦不仁矣。夫尧舜复生必除之矣，文帝除之而有过，则尧舜除之亦有过乎？（《诚斋集》卷九十《程试论·汉文帝有圣贤之风论》）

叶　适：汉文帝因一女子喟然兴叹，遂易三代之肉刑。当时论刻肌肤断肢体终身而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此最得肉刑紧急处。然人之一念无穷，朝为夷齐，暮为桀跖，岂可便为定据因其有罪遽加之刑，要非天理。汉文虽不得以帝王之事望之，惟是除肉刑之法，开后世仁恕之端，轻刑之原，保全天下之民，虽尧舜禹汤文有所不及也。（引自陈仁子编《文选补遗》卷一《除肉刑诏》）

陈仁子：古者风俗淳，故肉刑虽立而犯者少；后世风俗浇，故肉刑既立而犯者多。太宗曰：不肉刑、不井田、不封建，而欲治天下者，不可得也。夫肉刑本非圣人作也，劓刵黥，苗民五虐之刑也，圣人以此报人耳。古制不复，如井田封建者不少，岂但肉刑哉！秦汉之后，犯法滋多，恐非一太仓令止也。文帝除之，特虑于一时之弊，况刑措不用，则肉刑存否于一时，亦何损益哉！太宗之言，未足窥汉文之心。（《文选补遗》卷一《除肉刑诏》）

钱　时：文帝之除肉刑，是矣。古圣用之，然且非欤？曰：不然。治古之世，有井田以为养，有学校以为教，有比闾族党以为居，有冠婚丧祭以为礼。凡所以善人心、厚风俗之道，无所不尽其至，然犹惧其或入于非义，以乱吾俗也。于是为之法制以防之，画之衣冠以威之，垂之象魏以晓习之，又岁时读法以训谕之，是明刑者所以弼教也。折民于刑者，所以降典也。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肉刑虽具而未必用也。后世教化不明，先王所以善人心、厚风俗之道扫地尽矣。每见所谓一门之内，大者可杀，小者可论，未尝不为之痛心疾首。呜呼！是谁之咎哉？人欲横奔，风俗败坏，无礼无义，以妄为常，爪刚者抉，力强者搏，纷纷籍籍，与禽兽无异。上之人不思所以致此者何由，凡古人假之以弼教降典哀矜恻怛而不忍者，一切假之为胜民之具矣。是故刑辟愈繁而奸愈不可止。夫如是，而以肉刑为重。肉刑其果重乎？文帝谓教未施而刑已加，良可敬服。虽然，此事殆未易轻于置论。愚是以于肉刑之除感世变之非古，而为之重叹也。（《两汉笔记》卷三）

丘　濬：或谓古有肉刑，人人自爱而重犯法，罪不可除。曰：今亦有斩首之刑，犯者往往而是，何不自爱而重犯法欤？除之诚是也，矜不成人也。（《史谈补》卷二）

陈潜室：井田、学校、封建、肉刑，四者废一不可。粤自秦变古法，凡古人教民养民处，扫地不存，独留肉刑，以济其虐，虽微文帝必有变之者。此盖损益盈虚，理势必至，能通变宜民，虽成康复起，不能易也。（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丁南湖：文帝除肉刑，信乎其有不忍人之心矣。然不忍于淳于意，而特忍淮南与薄昭者，何哉？君德莫大于好生，故小民犯法而可矜；家法惟期于御乱，故至亲大逆而罔赦。（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马明衡：文帝之除肉刑，万古不能再复，亦未可逐以一笔勾断也。盖上古圣贤既已不作，后世为君者喜怒好恶之横出，而为臣者谀侫苟且之成风。就中虽有一二忠实之质，然亦所谓存十一于千百，而其至精至粹之德，抑何得以言皋陶哉！夫有尧舜皋陶之德，而行尧舜皋陶之刑可也；德不足以比尧舜皋陶，而行之或少纾焉，是亦未为失也。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吕刑之赎刑，虽与舜流宥五刑少异者，亦所谓失之不经，而不至于大杀不辜也，不亦可哉！况详其意，亦所谓疑者赎之耳，其不疑而丽于五刑者，刑之固自若也，安能以货而倖脱哉！而其曰审克曰阅实其罪曰中曰德曰敬忌曰惟良曰哀敬，不一而足，其丁宁反覆深切之意，蔼然见于言外。此穆王一念之善，谓非圣人之心而与圣人同者欤！若曰财匮民劳，欲以敛财为事，则其曰罚惩匪死，人极于病，即其所谓罚者亦恐其有亏枉而不敢苟也，此岂汲汲于敛财者，而能虚饰为是言哉！大抵后世于圣贤未能见，得实理实心而实知圣贤所以为圣贤者，在此而不在彼，或只就躯壳上看，故即其人之心，有一念一事可同于圣贤者，不肯法其同以达其异，必欲求其异以掩其同。宋自二三大儒之外，多有此病，是皆未足以见圣人之心也。夫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夫子之心非知德者，孰能体之？予常见今之司刑者，恃其才智之雄，或以一人之见而破数人之是非，或以一日而剖决断数十事，若果肉刑，吾将见肢体残伤之人遍于天下矣。（《尚书疑义》卷六）

张邦奇：帝王之用肉刑也，所以养之教之者，备且至也，后世欲用肉刑，盍先加意于教养乎？文帝自咎教未施而除肉刑，其所师者，帝王之心也。（引自《兀涯西汉书议》卷二）

霍　韬：肉刑古帝王设之，以防民俾难犯也。后之酷吏暴君，乃反假之，以快喜怒，故有举国之民刖者过半，而屦贱痛踊贵焉。文帝除之，哀矜惨恻之意溢于言外，民之父母也。惟肉刑既除，则刑遂轻而民易犯，奸伪愈多，无法以防。宋儒张载议复焉，而未有定论。要之帝之好生之心，则宛然可想也。后世有天下者，有文帝好生之心，虽复肉刑可也。然而臣下体帝心者寡也，是故肉刑难议也。（《兀涯西汉书议》卷二）

唐顺之：汉文帝除肉刑，后儒陈季雅曰：“古人肉刑之法，所以使民易避而难犯也。文帝除之，易之以笞，以致人轻犯，法不足以胜奸矣。”陈潜室曰：“井田、学校、封建、肉刑，四者废一不可。”丁南湖曰：“文帝不忍于淳于意，特忍于淮南、薄昭者，何哉？然则肉刑不可除与？”解曰：君行仁政，迂儒起而议之，得不令人思始皇乎！陈氏谓肉刑易避而难犯，然人之为恶者，必先计度刑之轻重而后为之与？必不然也。如一计度焉，则自不为恶矣，何论轻重乎？曰小民无知而犯法，与其重也，何如轻之？陈氏以肉刑与井田、学校并衡，则又大谬不然者。井田、学校，所以生民也，肉刑，所以死民也。井田、学校废，则民无以遂生而复性，肉刑废，则民得以改过而自新，利害相反也。比而同之，病狂丧心矣。丁氏谓文帝不忍于淳于意而特忍淮南、薄昭，是又论之至刻而无当者。淮南以反闻，文帝徙其身而侯其四子；薄昭杀汉使，帝不忍加刑而使人哭之，可谓情法两尽矣。而丁氏犹非之，其意将谓淮南帝舅尚不可赦，凡有罪戾可尽从深刻乎？亦将谓淳于意必不可赦乎？是皆残忍为心者，一或秉政，则宁成、义纵之流也（编者按：清张彦士《读史尝疑》卷二《诸儒》引此文，此处有“若此辈者”四字），是之谓当付祖龙之坑。（《两汉解疑》卷上《除肉刑》）

李　贽：圣主。（《史纲评要》卷六）

熊尚文：读之凄然，求伸其父子之情，而亦不屈夫国家之法。天子为之，诏除肉刑，其言之利溥矣。女中丈夫非耶！（《兰曹读史日记》卷一）

尤　侗：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以淫乱人族类，故不除之。然司马迁为李陵又说，岂犯淫乎？甚矣，武帝之暴也。（《看鉴偶评》卷二）

卢舜治：孝文以下恤刑数诏真仁者之言，好生之德，可以为千载法。（引自凌稚隆《汉书评林·刑法志》）

凌稚隆：按：汉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过轻而略无惩创，笞法过重而至于死亡。其后乃去笞而独用髡。减死罪一等，即止于髡钳，进髡钳一等即入于死矣。（《汉书评林·刑法志》）

魏裔介：肉刑惨毒，非为民父母之意也。文帝因缇萦一书而易之，仁及万世。后世君臣，乃屡有欲复肉刑者，其亦不仁之甚矣。（《鉴语经世编》卷三）

爱新觉罗·胤禛：史称文帝除肉刑以感女子缇萦上书救父，其事不经。余故叙而论之。夫文帝除肉刑，甚盛德也，高帝约法三章，已去秦肉刑，复肉刑在吕后悖暴之时乎。帝既去诽谤妖言之令，因思及断体刻肤之痛，而有是诏，称虞氏之治，欲以德化民，固不因缇萦之言也。必因缇萦之言是转，非帝之本意，且其事亦有不可为训者。盖淳于公罪屈耶，不藉其女之言，应出之。淳于公罪当耶，虽有其女之言，应入之，其出其入亦惟视其自取。是所为与天下共之，何容心焉，而又何有于感一言而及天下乎！且是诏之首即述有虞氏，则舜之殛鲧禹，固未闻有代父之请也。史迁将以为缇萦之孝为过禹乎？天下之被刑者多矣，孰无子女，使皆效缇萦所为从之，则杀人者可以不死；死不从之，则伤孝子之意。如是，则圣人明刑之教废矣。夫逮系谩骂，固常人之情，激切救父，亦女子所有。余独怪史迁牵及肉刑之诏，使有识者必致疑，无知者谓可法，乱圣人之大经，害贤帝之盛德，是故不可不辨。（《御制文集》初集卷十三《书汉文帝除肉刑诏后》）

牛运震：除肉刑诏极婉厚。（《史记评注》卷二《孝文本纪》）

王鸣盛：文帝除肉刑，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者皆弃市。有轻刑名，实杀人。笞五百、三百，率多死。班氏论之云：“除肉刑本欲全民，今去髡钳一等，转入大辞，以死罔民，死者岁万数，刑重所致也。至穿窬之盗，忿怒伤人，男女淫佚，吏为奸臧，若此之恶，髡钳又不足以惩。刑者岁十万数，民不畏，又不耻，刑轻所生也。宜思清原正本，删定律令，纂二百章，以应大辟。其余罪次，于古当生，今触死者，皆可募行肉刑。”《魏志》陈群议云：“汉除肉刑而增加笞，本兴仁恻而死更众，所谓名轻实重也。名轻则易犯，实重则伤民。且杀人偿死，合于古制；至于伤人，或残毁其体，而裁翦毛发，非其理也。若用古制，使淫者下于蚕室，盗者刖其足，永无淫放穿窬之患矣。夫三千之属，虽未可卒复，若斯数者，时之所患，宜先施用。汉律所设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余逮死者，可以刑杀。如此则所刑与所生足以相贸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杀之刑，是重人肢体、轻人躯命也。”其旨本班氏。（《十七史商榷》卷十一《汉书五·肉刑》）

俞正燮：《史记·孝文纪》十三年诏云：法有肉刑三，其除之。又载景帝诏云：除肉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汉书·景帝纪》诏述文帝，正作“除宫刑，出美人”。《刑法志》言文帝易髠、黥、劓、斩左趾右趾。《志》又言男女淫佚髠钳之罚，不足以惩。又言男女淫乱，乃复古刑。《景帝纪》中四年秋云“死罪欲腐者许之”，其后如司马迁、许广汉、张贺之属，皆是也。《晁错传》云“肉刑不用”，又云“除去阴刑”，是文帝除宫刑，事迹明白，后用以抵死及刑淫佚。司马迁不喜书宫刑字，班固视之不审，又见时有宫刑，故《志》言除髠刖劓黥耳。而《汉书·景纪》诏称孝文皇帝除诽谤，去肉刑，不私其利也；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分别言之，除宫刑在肉刑之外明矣。《史记集解》孟康云：肉刑三，黥一，劓一，左右趾一。《索隐》引崔浩《汉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张裴注“以淫乱人族类，故不除之”，乃前后不精审之论。（《癸巳存稿》卷六《汉文帝除宫刑证》）

程馀庆：以一女子言，改百年之故典，非甚勇不及此。万世之下，犯法者得以全其身，不绝其类。文帝之德大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沈思伦：汉文帝之除肉刑，明英宗之禁生殉，千古同圣也。（《学语杂篇》卷二十）

沈家本：举千数百年相沿之成法，一旦欲变而易之，此非有定识以决之，定力以行之，则众说之淆乱足以惑其聪明，众力之阻挠足以摇其号令，故变之难也。文帝因一女子之书，发哀矜之念，出一令而即施行，其定识、定力为何如？后之议者，犹主张复古之肉刑，龂龂如也，何所见之固也？（《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五》）

又：汉文除肉刑，千古之仁政也，班固首议其非。汉末大儒郑玄及名士崔寔、陈纪并有复古之议。建安初，荀彧申其说而孔融驳之。曹操又欲复之，钟繇迎合其旨，陈群亦申其父纪之论而王修驳之。太和中，繇复上疏申其说而王朗驳之。洎乎江左刘颂言之，不省，卫展又言，而周、曹彦、桓彝等驳之。桓玄又申其议，而蔡廓、孔琳之又驳之，故事迄不行。溯自建安之初，迄乎江左之季，议复者辩论锋起，而卒格于众议者，仁惨攸判，人有同心也。今试即诸家之说而综论之。

班固以为死刑重而生刑轻，是以奸不止，民愈嫚。夫以斩右止而改从弃市，乃由生入死，谓刑重则诚重矣。第既谓刑轻不足以塞奸，而肉刑更轻于死刑，遂可以塞奸乎？谓复肉刑则刑可谓而禁易避，彼死且不畏，岂遂畏肉刑乎？推其意旨，自相凿枘，此固说之失也。崔寔以为右止者既殒其命，笞挞者往往致死，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夫黥、劓与左止俱去，不可谓非减重为轻。自景帝改定箠令，笞者亦未至戕其命，至右止去死罪一间，虽汉律今不可考，其条目必不多，其情罪必较重，故文帝可两府之议。当其时，断罪四百，几致刑措，德化之隆，后代莫比，岂以严致平哉？盖寔以孝宣之严刑峻法为优，于孝文以除肉刑为苟全之政，其谓文帝以严致平，实有悖于哀矜之本旨，不过附会其词，以申其重刑之论耳，此寔说之失也。陈纪以为杀人偿死，伤人或残毁其体，是以刑为报施之事矣。先王之制，刑以止奸禁暴也，岂若寻常报施之事必两相当哉？谓淫者下蚕室，盗者刖其足，则永无淫放穿逾之奸。夫淫者有罪，何至遽令绝世，且治男子犹可，妇人将必闭诸宫中，设或淫风流行，又安得千百之室以处之？刖足艰于行，身即不能为盗，而可为盗之谋首，又岂刖足之所能禁？此纪说之失也。钟繇以为蔽狱之时，讯问三槐九棘、群吏万民，其当弃市，欲斩右止者许之，岁生三千人。夫以一人之罪而必聚群吏万民而讯问之，且岁有三千人，又必一一讯问之，其事极烦扰，势必有不能行者。繇谓孝文不合古道，而大魏继踪虞夏，谀词阿世，颠倒是非，悖谬孰甚？此繇说之失也。刘颂以为亡者刖足，盗者截手，淫者割势，除恶塞源，莫善于此。其意略同陈纪，而截手之刑，古法所无，未免骇听。颂又谓残体为戮，终身作诫，人见其痛，畏而不犯，岂知利欲之诱如蚁慕羶，生计一穷，铤而走险，骤欲禁遏之，断非肉刑之所能致效也。此颂说之失也。厥后王导、刁协诸人所持之说，大略相同。郑康成为汉末大儒，而其说不传，未知其意旨何如。盖自班固创于前，自此推波助澜，至东晋之末而犹未息，可为法家中之一大争端矣。推求其故，则张苍定律改斩右止为弃市，系由生入死，人遂得据此以为言耳。在当日，定律之本旨必非无因；特其说不传，论者不察，并一切肉刑而亦议之，纷争不已，何其固也？驳复古之议者，王修但称时未可行，而其议不详。孔琳之辞未别白，荀悦、蔡廓不以复肉刑为是，而欲复斩右止之法，惟孔融与周等所议最为切中事情。王朗所议，尤为通论。迨后唐贞观中，除断趾法改加役流，与朗议实相吻合。此实可于张苍之法补救其未善者也。夫自皇风既邈，德化不修，习俗日颓，狂澜难挽，上之人不知本原之是务，而徒欲下之人之不为，非也。于是重其刑诛谓可止奸而禁暴。究之，奸能止乎？暴能禁乎？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此皆明祖阅历之言著之《大诰》者也。然则欲以肉刑止奸而禁暴，其无效也可知矣。袁宏谓刑罚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远矣。亮哉言乎！（同上）

翁叔元：汉之时，非唐虞之时，非三代之时，而当秦大乱之后之时也。秦之世，坏先王之井田，废先王之封建，灭先王之礼乐，凡圣人之所以万世磨钝、化导天下之具，无所不废，而惟肉刑独存。彼固欲荦然独行恣睢之心，以肆毒天下，而肉刑适以济之。民之被其毒者深矣。汉兴沿而未改，至文帝始诏除之。厥后宣帝之世，其臣路温舒犹为上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狱吏是也。由此观之，使文帝不除肉刑，则后之为严刑峻法以济其酷者，又不知如何矣。故文帝之除也，鉴秦弊也，鉴秦弊而必除之者，以世非唐虞三代之时，而大乱之时也。唐虞三代，有井田以养民，有封建以治民，有礼乐以维风俗，民之犯法者寡矣。如是而有不率教者，然后从而刑之。是刑者，所以助井田、封建、礼乐之不逮也。汉之世，井田、封建既不可复，礼乐亦谦让未遑。今将舍治之本，而独立其所助，曰吾其坏井田、废封建、灭礼乐，而独任肉刑以治天下。呜呼，非始皇，吾固知其不出于此也，况孝文之贤哉！（引自《涵芬楼古今文钞》卷四《肉刑论》）

刘颂声：肉刑者何？当刑而罪不至死者也。当刑则刑，古之制也。畴则除之，除之者汉文帝也。文帝之除奈何？悯缇萦也。萦父太仓令，有罪当刑，上书乞代，天子悲悯其意，诏永除之。颂帝德者至于今不衰。然则无议之者乎？曰：有。劓墨剕宫者，著于吕刑，三代相沿，莫之或易，帝除之。蔑古，一也。保全者一，漏网者众，人轻犯法，适足长奸。废法，二也。谁非人子，谁无父母，故舜殛伯鲧，大禹不闻乞代之言，使人皆乞代，则刑尽可除。不可为训，三也。辟之曰是固然矣，以余所闻，则正有异。自卫鞅变法，古制尽湮，利民之政，了无复存，虐民之刑，讵不可稍缓，奚云“蔑古”？肉刑虽除，钳笞自在，严不至于断体，宽亦足以惩恶，奚云“废法”？缇萦求代，纯孝可悯。且其父为吏，齐中皆称廉平。骤罗法网，保无失入，矜而救之，固迥异于大赦以邀福、纵囚以沽名者，又何“不可为训”也？君子论人，当略迹而原心。帝即位初年，即除收帑相坐律令，不惑群议，断自宸衷。至是复除肉刑，恻怛慈祥之意，昭然史册。君子谓帝养成汉家一代宽厚之俗，良以此也。阙后景帝嗣统，即灭笞律定箠令，虽天资素号刻深，于刑狱三致意焉。延及元、哀，恤刑之诏，不绝于书，岂第当时称刑措哉？！千载而下，颂其德者，犹恨不躬逢其盛云。（引自《雷辑史事论》卷二《前题》）

五礼图：仁矣哉，文帝之除肉刑也。肉刑虽起于古，自文帝慨然除之，后更千百世未有起而复用肉刑者，除其所当除也。惟迂儒曲学每谓肉刑当复，讥文帝之变古，且与短丧同议。夫除肉刑则乌可与短丧同议哉？！自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至秦而扫地皆尽，至汉始约略复兴。凡秦人所既除者，汉不能复也，凡秦人所未除者，汉又不得不除，肉刑亦其一也。迂儒曲学所谓肉刑必不可除者，其意何哉？不过曰自夏商周行之，必不可除耳，则亦思古圣人所最慎而不轻用者莫如刑狱，要其清本澄源不专以刑也。有井田以厚民生，有学校以复民性，有封建以总民治，有礼有乐以范民俗。而一民风，天下之得丽于刑者盖寡，是以用肉刑而民不犯也。至秦则不然，井田变而开阡陌，学校变而焚诗书，封建变而置郡县，礼变而一决于法，乐变而郑卫俳优，所谓古帝王之治安在哉？独用肉刑则沿古不变，而又加以收帑族诛之令，益以诽谤诅咒之条，任以刻深严酷之吏，讥律令者同大逆，杀人多者为忠臣。上则衡石程书，下则赭衣载道，海内黔首重足而立，侧目而视，敢怒而不敢言，不二世而天下亡矣。汉知秦之亡以暴虐，矫其弊而代之以宽，入关约法三章，即除苛法，与民更始，天下便之，萧、曹创画一之模，孝惠守休息之意，民脱秦祸而归汉德，犹出汤火而濯之以风露也。文帝益用，以德化民，致治之盛，比美成康。其除肉刑，乃除秦沿前古之弊政，岂得以变古讥之乎哉！且以秦之尽变古法也，井田、学校、礼乐之变更，诚为可议，至封建之易为郡县，后世便之，不谓秦轻变古也。肉刑在三代自为仁政，至末世自为弊政，恶得而不除乎哉？！《纲目》不书始贤文帝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文帝之谓乎！即诏短丧，亦未可为帝讥也。《诗》曰庶见素冠兮，春秋时已变古矣，果始于文帝乎？《纲目》之不书始，盖其慎也。（《雨田古论》卷上《汉文帝变古论》）

李祖陶：至孝文更除肉刑，其意义甚，然笞五百笞三百者率多死，故景帝遂省之。（《史论五种·前汉书细读》卷一《刑法志》）

黄恩彤：文帝除肉刑，以惠万世，实自缇萦发之，真奇女子哉！独怪帝下哀痛之诏，将省刑辟以仁天下，而张苍、冯敬定律，议笞罪至三百五百之多，当斩右趾者弃市，是加人于死，欲轻反重也，岂帝意哉！若贾生在，必痛哭上书矣。（《鉴评别录》卷四）

吕思勉：汉文废肉刑诏所称，即今文家义也。此较诸今人之仅言废死刑者，尤有进矣。夫以古代用刑之酷，一读《汉·志》，未有不为之恻然流涕者也。乃自汉文废肉刑以来，二千余年，虽或议复，而卒不果。儒家之义，旁薄郁积，以植其基。而缇萦以一少女，慷慨激发以成其功。如此崇高粹美之文明，诚足使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论学集林·辩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

于豪亮：汉文帝废除肉刑、规定罪人服刑期限和废除收帑相坐法是中国刑法史上的重大改革。关于罪人服刑期限，当时的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作了如下规定：“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见《汉书·刑法志》）这项规定，意义不十分明确，后来汉律作了更明确的规定：

（一）髡钳城旦舂。《汉旧仪》云：“凡有罪，男髡钳为城旦，城旦者，治城也；女为舂，舂者，治米也。皆作五岁。”

（二）完城旦舂。《汉书·惠帝纪》注引应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妇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岁刑。”

（三）鬼薪白粲。《汉旧仪》云：“鬼薪者，男当为祠祀鬼神伐山之薪烝也；女为白粲者，以为祠祀择米也。皆作三岁。”

（四）隶臣妾。根据上文所引《汉书·刑法志》，隶臣妾为三岁刑。鬼薪白粲和隶臣妾同为三岁刑，两者不同之处在于鬼薪白粲服役劳动强度大，隶臣妾服役劳动强度小。

（五）司寇。《汉旧仪》：“司寇男备守，女为作如司寇，皆作二岁。”《后汉书·张皓传》注引《汉书音义》：“司寇二岁刑也。输作司寇，因以名焉。”

（六）复作、罚作。《汉旧仪》：“男为戍罚作，女为复作，皆一岁。”《史记·淮南王安传》集解引苏林：“一岁为罚作，二岁刑以上为耐。”《汉书·宣帝纪》注引李奇云：“复作者，谓女徒也。谓轻罪，男子守边一岁，女子软弱不任守，复令作于官，亦一岁，故谓之复作徒也。”注又引孟康云：“复音服，谓弛刑徒也。有赦令诏书去其钳釱赭衣，更犯事，不从徒加，与民为例，故当复为官作，满其本罪年月日，律名为复作也。”

必须指出的是，从居延汉简的材料看，以孟康之说为是，“女为复作”之说绝对不确。劳干《居延汉简》三六页，520.2A：“武以主领徒复作为职，居延茭徒髡钳城旦大男厮殷，署作府中寺舍。”（劳干误释“武”为“未”，“领”为“须”，遂使文义不通。）又九六页，60.2：“复作大男蔡市”（劳干误释“蔡”为“丛”）。又一三七页，37.33：“居延复作大男王建。”……复作有“大男”，而且数量不少，可见“女为复作”的说法是错误的。

汉文帝规定了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犯的刑期，后代一直沿用，影响极为深远。《汉书·晁错传》记载晁错在对策中称颂汉文帝说“罪人有期”，正是指此而言。在秦代，大多数罪人是无期的。（《西汉对法律的改革》，载《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

韩连琪：为封建史学家所称颂的汉文帝的“除肉刑”，其实就完全是一种阴谋和欺骗。肉刑是指黥、劓、刖左右趾。“除肉刑”的内容是原来当斩右趾的改为死刑，当斩左趾的改为笞五百，当劓的改为笞三百。事实上是改为死刑的固不必说，就是改为笞的也是“笞数既多，亦不活也”。结果是原来该受肉刑的几乎全部成为死刑，“斩右趾者又当死，斩左趾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连后来汉景帝也不得不承认“加笞与重罪（死刑）无异”，“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班固也以文帝的除肉刑为“以死罔民”，“死者岁以万数”，指责文帝的除肉刑是“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汉书·刑法志》）。崔寔也曾指出“文帝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并说到当时的人民，就宁愿“复肉刑”（《政论》）。崔寔以后，如郑玄、陈纪、仲长统等都主张“宜复行肉刑”（见《晋书·刑法志》）、仲长统《昌言》。）荀悦至谓“惟复肉刑，是谓生死而息民”（荀悦《申鉴》）。这说明文帝的除肉刑，较之肉刑，是同样甚至更充分地体现了汉统治阶级刑法的残酷的。如果只是片面地摭拾封建史学家美化汉文帝的所谓“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措）之风”，来宣扬汉初统治阶级的“禁纲疏阔”，显然是不正确的。（《论汉初的政治经济政策》，载《文史哲》1979年第6期）

高　敏：汉文帝即位前和即位之初，亡秦的苛法暴政仍然严重地困扰着当时的劳动人民，对此如不彻底予以改变，就有蹈亡秦覆辙的危险。这是汉文帝所面临的第一大社会问题，也是铸造他以行仁政的形象出现的关键性因素。

我们知道，秦的苛法与暴政，是导致秦王朝速亡的重要原因。秦末农民起义，就以“诛暴秦，伐无道”相号召，可见秦法与暴政是当时劳动人民所反对的核心问题。刘邦入关后之所以立即与关中父老相约“约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正是顺应当时关中“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的心态而采取的措施。然而，事实证明，刘邦的这一做法只是临时性措施，他并没有来得及“悉除去秦法”，同时也无条件再推行这一措施，故秦的苛法如故，以至于到高后元年（前187）正月，她还在说：“前日孝惠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新近出土的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所载，更明显地证明从汉高祖初年到其十二年中所使用的法律基本上仍是秦律。因为这个《奏谳书》所收十多个案例所依据的法律，在刑罚名称、罪犯类别、量刑标准和计赃数量等方面，都同云梦出土的秦律相同，却不同于萧何制定的汉律九章，则刘邦确未曾“悉除秦法”。正因为如此，故惠帝时才有“欲除三族罪、妖言令”之议，高后才有除此苛法之诏。

吕后虽有除秦苛法之诏，却并未实行，或者说实行不久，又恢复了诽谤妖言之法，唐人颜师古即持此看法，故文帝前元二年（前178）五月，依然存在“诽谤訞言之罪”。由此可见，文帝即位之初，仍然面临一个必须彻底废除秦的苛法这一重大社会问题，不如此，就无以求得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巩固。事实证明，正是这样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了汉文帝采取了彻底清除亡秦的苛法与暴政的一系列措施：

前元元年（前179）十二月，即文帝即位后第三个月，便发布了“尽除收帑相坐律令”的诏书。前元二年五月，又颁“令列有诽谤、訞言之罪……其除之”之诏，并规定“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前元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即除去擅征捕苛法。前元十三年五月，又颁“除肉刑法”之诏。

汉文帝所采取的上述一系列措施，就给他塑了一个“除帑削谤，政简刑清”的仁者形象。实则他并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仁者”，而是在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下不得不顺应民心而为之，否则，既无以树立西汉政权不同于亡秦的形象，也无以巩固他自己的统治，故曰是时代铸造了他的品格特征。（《论汉文帝》，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王泽武：文帝“除宫刑”似是史实。但细一推敲，其中尚有不少疑点。

首先，宫刑与墨、劓、刖刑同为五刑中的肉刑，文帝十三年除肉刑令中的“今法有肉刑三”怎么解释？前文已肯定汉初有宫刑，若文帝有除宫刑之意，则诏书中的文字应是“今法有肉刑四”，即然不是“四”而是“三”，这只能说明汉文帝并无除宫刑之意，或者他根本不知道《汉律》中还有宫刑。

其次，如果汉文帝十三年除肉刑时一并除去了宫刑，那么晁错对策中的“除去阴刑”和景帝诏书中的“除宫刑”，岂非赘言？宫刑亦为肉刑，且在五刑中墨、劓、刖、宫是并列的四种肉刑，为什么墨、劓、刖刑能以“肉刑”包括，而唯独宫刑要另行提出并与“肉刑”并列？难道晁错、刘启眼中的宫刑不是肉刑？抑或除肉刑令后又曾有“除宫刑令”？

其三，如前所言，汉文帝除肉刑实乃“易”刑，即以髡钳（剃发并以铁圈束颈）易黥，以笞（用带节竹板抽打脊背）三百易劓，以笞五百易斩左趾，以弃市（在闹市中处死）易斩右趾。易刑实施后，表面看社会上的确少了许多墨面、无鼻、跛足者，但事实上那些被刑的罪人除“髡钳为城旦舂”者外，其余的几无生机……汉文帝无明确的除宫刑诏令，无具体的除宫刑时间，景帝亦无具体的复宫刑诏令和时间，只能说明汉文帝除肉刑未除宫刑，故发生在景帝中四年秋的“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事件只是史家对景帝朝大赦所作的记录，而非景帝复宫刑。既然未除，何以言复？

其四，文帝诏书中的“终身不息”之“息”并非衍生繁殖之意，应把它理解为滋生、生长。所谓“终身不息”只是汉文帝对被刑之人终身致残而不能恢复原来状貌的悲惨结局的感叹，这与诏书中的“朕甚怜之”的意思相吻合。所谓“朕甚怜之”，并不是某些文章所说的是汉文帝对缇萦的“怜悲”之情，而是汉文帝刘恒对被刑者“终身不息”结局的某种无奈和同情……

其五，司马迁乃武帝朝太史令，编撰《史记》始于太初元年（前104），距汉文帝除肉刑仅60年。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述了天汉三年（前98）自己“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的史实，悲怆地喟叹因受腐刑而“身毁不用矣”。被世人视为奇耻大辱的宫刑对司马迁的打击可想而知，但他并不讳疾，而是直书其事，由此可以看出《史记》确为信史。缘何《史记·孝文本纪》中自始至终没有汉文帝除宫刑的文字？当然是因为汉文帝未除宫刑……综述，本人认为孝文皇帝在位23年宫刑未除。（《汉文帝“易刑”考辨》，载《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①，是为本末者毋以异②，其于劝农之首未备。其除田之租税③。”

① 【汇校】

吴汝纶：（勤）《汉书》作“廑”。（《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② 【汇校】

王先谦：刘攽曰：“谓”疑当作“为”字。先谦曰：《史记》作“为”。古“谓”“为”同字，刘说非。（《汉书补注·文帝纪》）

【汇注】

裴　骃：李奇曰：“本，农也，末，贾也。言农与贾俱出租无异也，故除田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汇评】

吴见思：为本无异于为末也。句峭。（《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③ 【汇注】

郭嵩焘：按：《汉书·食货志》云：“汉兴接秦之敝，约法省禁，经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文帝用晁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错复奏言：“边粟足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所能除田租者，粟本有余故也。除田租十一年至景帝立，制田租三十而税一，遂为定制，文帝之遗泽远矣。（《史记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张大可：其除田之租税，古为十一之税。汉初田税为十五税一。至此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免田租达十三年。景帝二年（前155）恢复田租，减为汉初之半，为三十税一。（《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汇评】

欧阳修：臣闻农者，天下之本也。终岁勤动以养君子，其用力也劳矣。是以文帝诏书数下，观勤勉种植，初则赐租税之半，已而尽除之，太仓之粟卒至于红腐不可食，非敦本之效欤？（《文忠集》卷一百五十六《淳熙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进》）

胡　寅：汉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时封国渐众，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于郡县之时矣。又与匈奴和亲，岁致金絮彩缯之奉。复数为边患，深入寇盗，候骑至雍、甘泉，天子亲将，大发车乘骑卒，命将出击。复因河决，有筑塞劳费，大司农财用，宜不至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赐民岁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则何以足用乎？曰：文帝节俭，起化于身。衣绨弋，履革舄，集上书囊以为殿帏，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帐无文绣，百金之费，亦不苟用。一人如此，宫阃是效，流传国都，以及远外，莫有奢侈之习，则如何而不富，其财盖不可胜用矣！然后知导谀逢恶者，纳君于荒淫，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土，至于财竭而下畔，下畔而上亡，其罪可胜诛哉！（《读史管见》卷一）

吕祖谦：用晁错鬻爵之策，积粟既多，故除田之租税也。荀氏论曰“古者十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大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大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富强。（《大事记解题》卷十）

叶　适：汉文帝用贾谊言开籍田，从晁错入粟除租，后遂三十税一。孟子以二十取一为貊道，谓有中国人伦非苟轻之，此为当时诸侯小国言之可也。若汉初制度已大异，必将反之于古，而后能利民，相持纷纷，欲益反损。如错等议论，虽甚拙陋简率，而因时转易，主于不贪，农末相安，积实自倍，卒成汉世之仁政，则虽圣贤复起有不能废矣。至后世全得天下无异于汉。上下苦心劳力，奉行刻剥之策，使仁人志士，欲出其一二，求以毫末利民而不可，且终莫知其所以受病者安在，是真可悲耳！（《习学记言》卷二十二《汉书二》）

真德秀：文帝即位十二三年间，减租税半者再，除租税者一，后世人主未有能及之者，岂非躬行节俭之效欤？按：此议起于晁错。（引自陈仁子编《文选补遗》卷一《劝农诏》）

林之奇：文帝以富庶之业，始于贾谊，成于晁错。谊则言愿殴民而归之农，使天下各食其力，文帝感悟，耕籍田以为农先，而务农之诏无岁无之矣。错之劝帝令民入粟，以多少级数而拜爵，文帝感悟，赐民田租之半。尽除田租之诏自此而屡下矣。然则文帝之致此者，岂非二人之力哉？（引自陈仁子编《文选补遗》卷一《劝农诏》）

编者按：《史记评林·孝文本纪》引此语，“殴民”作“驱民”

陈仁子：古者重农务欲富民，后世重农务欲富国。周公《七月》之诗，富民也，商君农谷之赏，富国也。文帝终身劝农，而十数年间减租税者再，除租税者一，真心在农，不但劝之，而又富之。若帝但务富强，则租不复减矣。帝之劝农与秦之君臣富国者不同。（《文选补遗》卷一《劝农诏》）

马端临：先公曰：文帝除民田租，后十三年，至景帝二年，始令民再出田租，三十税一。文帝恭俭节用而民租不收者至十余年，此岂后世可及！（《文献通考·田赋考》）

何　焯：尽除租税不可为经常，盖欲极所以劝农之道耳，非帝之节俭亦莫之能行也。（《义门读书记·前汉书》）

刘友益：除者何永除也？前赐天下半租，仁矣，于是遂永除之。非常之俭约，国有余蓄，能若是乎？（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丘　濬：有田则有租，此天地自然之常理，百王不易之定法也。食王土，为王民，无终岁不纳租税之理；人君不横征而多取之，斯当矣，岂有尽除之理哉！文帝斯举，固其仁厚之政、恭俭之效，要之不可为常也。虽然，其视后世尽民所有而取之者，何啻天渊哉！（《世史正纲》卷三）

于慎行：汉文帝十二年，赐民田租之半，次年，尽除田之租税。诏曰：农，天下之本，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尽除田之租税，此则不但赐租，乃至除而不收。至景帝元年，复收民田半租，则其半尚除免也。不知当时田租之外，尚有何项供需，仰给公家之用，不然，安有除去田租，而可以为国者，是三代之所不能行也。彼时封国既多，各有国赋，百官之员又少，沿边诸侯，各以其国御虏，士马之费，不领于司农，而文帝躬行节俭，无分外之营，费用少耳。至乃除去田租，恐必别有经计，不可不考也。（《读史漫录》卷三）

王夫之：文帝十三年，除田租税；景帝元年，复收半租，三十而税一；施及光武之世，兵革既解，复损十一之税，如景帝之制；诚有余而可以裕民也。封建不可复行于后世，民力之所不堪，而势在必革也。（《读通鉴论》卷二《文帝》）

夏之蓉：文帝即位十二三年，减租税者再，尽除租税者一，虽不可以为经常，亦欲极所以劝农之道耳。非帝躬行节俭，莫能行也。然此尚其末节，惟此惧于不终一念，乃帝王之用心。（《读史提要录》卷一）

程馀庆：文帝屡蠲租税，此真恭俭之实效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翦伯赞：西汉自高祖下逮文、景之世，代有减轻或蠲免田赋之令。高祖时“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文帝十二年“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明年，“除田之租税”。至景帝元年，又“令田半租”，即三十而税一。其间共有一十二年，没有收过一文田租，这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事实，也是中国历史家称颂不绝的文景之德政。但是可惜这种德政，并不能普及于万民，而只能及于有田有土的豪强。因为政府减免的，是地主应缴的土地税。与无田无土的农民，不但毫无利益，而且反有损害。一方面，农民不能因此减免对地主应缴的地租，而且还要增加许多因为填补免田赋的损失而来之苛捐杂税的负担；另一方面，地主以减免田赋之所得，益发肆行土地的兼并，更加速了农民离开土地的过程。所以荀悦慨乎其言之曰：“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秦汉史》第七章《西汉政权的性质、组织、发展及其崩溃》）

刘光华：文、景两帝对农业十分重视。见于《汉书》帝纪关于农本政策的诏令，至少有七篇。这些诏令强调：“农，天下之大本也”，“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道民之路，在于务本”等等。这种农本政策虽然是继承了古代“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唯物观点，但主要的还是来源于现实生活“民多乏食”“民有饥色”的迫切性和尖锐性。因为人民“饥寒并至”就会造反，汉文帝、汉景帝是懂得这个道理的，这就是他们所以把农业提到治国之本的原因所在。

文、景两帝重视农业是真实的、具体的。他们除了于每年春耕之始举行“朕亲耕，后亲桑”“为天下先”的藉田仪式，用以“导民”“劝农”外，还规定了许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具体措施，诸如命令地方“郡国务劝农桑”，对劝农成绩坏者给以处罚；在基层政权机构内，按一定户口数量比例推举努力生产的人任“力田”官，具体指导农业生产；给缺乏种子、口粮的农民“贷种、食”，对其中确有困难而不能按期偿还者，“皆赦之”；遇到自然灾害则“发仓庾以振民”；紧缩政府开支，“减汰官”，“省徭赋”；听任人稠地少地区农民“徙宽大地”；赐天下民“田租之半”“除田之租税”等等，都是封建时代比较少见的。汉初田税为什五税一，赐民“田租之半”就是三十税一；而“除田之租税”则是完全豁免，这对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有重大作用的。（《西汉前期的封建“治世”》，载《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徐朔方：后来到文帝十三年，下令免除田租；景帝元年（一作“二年”）开始减半征收，实行三十税一。同无地少地的农民仍是关系不大，直接得到好处的还是那些地主富农和自耕农。（《史汉论稿·读<史记·吕后本纪>》）

［日］好并隆司：文帝时代的免租可举出：二年“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三年“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租”。十二年“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十三年“其除田之租税”。景帝元年则“令田半租”。据此可以推测，文帝十三年前三十税一，至十三年租税全免，景帝时又复半租。从散见于各年的史料来看，实行这些减免的主要的理由，是因为商业的活跃，使农民难以安定，减免租税的意义在于振兴农业。这也许是因为定居简直就是控制人头的基本条件。

文帝十二、十三年的减免与晁错的边地政策关系很深。《汉书·食货志上》：“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恩泽加于万民，民愈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后十三年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所谓“入粟塞下以拜爵”，就是西岛所说的纳粟授爵（西岛定生，日本学者。其说见《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一书，东大出版会1961年刊）。这段话是晁错在其对策之后作为新财政政策上奏的。它不仅要通过纳粟授爵，“分散富人之财，充实边地军粮，填补国家之不足”，而且还包含着贮积其粟，“勿收田租”，以推动人们的农业经营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节俭以田租为大宗收入来源的帝室财政，出现了《汉书》赞语中所说的“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的情形，以简省祭祀或皇帝自己的开销，压缩帝室费用的支出。晁错提出的政策，企图以授爵为基本方针，收纳富人之粟以代田租，从而扶持小农。为此，文帝以“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汉书·食货志》）为方针，加以实施，以免“人主不德”（《汉书·文帝纪》）之弊。

如上所述，田租的减免以晁错新政策的实施为契机，为了鼓励安居乐业而得以实行了。在此仅想简单地指出，它通过削减帝室财政而成为事实，大致说明了这种政策的性质。（《西汉帝国的两重构造与社会性质》，引自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研究译文集》第一辑）

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①，杀北地都尉卬②。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③，中尉周舍为卫将军④，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⑤，车千乘⑥，骑卒十万⑦。帝亲自劳军⑧，勒兵申教令⑨，赐军吏卒⑩。帝欲自将击匈奴⑪，群臣谏，皆不听⑫。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⑬。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⑭，成侯赤为内史⑮，栾布为将军⑯，击匈奴。匈奴遁走⑰。

① 【汇校】

王叔岷：案：景祐本南宋补版、黄善夫本、殿本并提行。《汉书·文帝纪》《汉纪》《通鉴》并同。《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汉纪》《通鉴》，“塞”皆作“萧关”。（《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司马贞：上音朝，早也。下音乃何反，县名，属安定也。（《史记索隐·张释之冯唐列传》）

张守节：塞，先代反。《括地志》云：“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县西七十里，汉朝那县是也。”塞，即萧关，今名陇山关。汉文帝十四年，匈奴入朝那塞者也。按：百泉亭即朝那县之地。缾，白刑反。《地理志》云缾属琅邪郡。（引自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孝文本纪》）

又：在原州百泉县西北十里，汉朝那县是也。（《史记正义·张释之冯唐列传》）

编者按：张守节《史记正义》释“朝那”，一说在原州百泉县西北十里（见《张释之冯唐列传·正义》），一引《括地志》，说在原州百泉县西七十里（见《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孝文本纪》）。查《史记正义·匈奴列传》，曰“汉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县西七十里，属安定郡”。宋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十）所引《史记正义》，也云“汉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县七十里，属安定郡”。据此，“西北十里”一说，值得推敲。

胡三省：班《志》，朝那县属安定郡。应劭曰：《史记》，故戎那邑也。（见《资治通鉴》卷十五注）

钱　穆：朝那故城，今甘肃平凉县西北。应劭曰：“故戎那邑。朝那湫，今固原县西南盘山之阴。”（《史记地名考》卷二十八《西北边地名》）

龚浩康：朝（zhū）那，县名，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王　恢：《匈奴传》：“匈奴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遂至彭阳（甘肃镇原县东八十里），使奇兵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朝那县原属北地郡，武帝元鼎三年析置安定郡，朝那属焉。说者谓以安定名郡，因其外阻河朔，内当陇口，襟带秦凉，拥卫畿辅，关中安定，基于此也（《纪要》五八）。

朝那即今瓦亭；塞即萧关，即固原县南三十五里之关城。与其北高平（固原），其南泾阳（瓦亭东三关口），皆位于六盘山东麓，泾水河谷，关陇之肩背也。胡骑自宁夏泝清水河谷而上，沿泾水河谷而下，最为利便。自来关中被寇，东北为无定河以及洛水，北为环河而达泾川，西北则泾水河谷最当冲要。（《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② 【汇注】

司马迁：当是之时，匈奴新大入朝那，杀北地都尉卬。（《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又：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史记·匈奴列传》）

裴　骃：徐广曰：“姓孙。封其子单为缾侯。匈奴所杀。”（《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编者按：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引正义札记》（卷一）曰：“匈奴所杀”四字疑当在“其子”上。

又：徐广曰：“姓孙。其子单，封为鉼侯。白丁反。”（《史记集解·匈奴列传》）

颜师古：《功臣表》云缾侯孙单以父北地都尉卬力战死事，文帝十四年封，与此正合。然则卬姓孙，而徐广乃云姓段，说者因曰段会宗即卬之玄孙，无所据也。会宗，《汉书》有传，班固不云是卬后，何从而知之乎？（《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按：都尉姓孙名卬。（《史记索隐·张释冯唐列传》）

又：卬音五郎反。徐广云：“姓孙，其后子单封为瓶侯。音白丁反。”（《史记索隐·匈奴列传》）

张守节：北地郡，今宁州也。（《史记正义·张释之冯唐列传》）

吕祖谦：朝那，今原州临泾县有汉朝那县故城。萧关，朝那之关也。按：《地理志》朝那属安定郡，而北地都尉见杀者，盖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所置，是时犹属北地也。（《大事记解题》卷十）

洪颐煊：按：《汉书集注》师古曰：“《功臣表》云缾侯孙单以父北地都尉卬力战死事，文帝十四年封，与此正合。然则卬姓孙，而徐广乃云姓段，说者因曰段会宗即卬之玄孙，无所据也。”与此不同。岂小颜所引误耶？抑裴骃引徐广说未审耶？（《读书丛录》卷十七）

沈钦韩：《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段氏出自姬姓，汉有北地都尉卬。徐广云：姓段者，谱牒相承久矣，不能尽与史合。然今本《史记注》所引徐广说则云姓孙，或者妄人转据阿颜说改之。（《汉书疏证》卷二《文帝纪》）

蒋国祚：按：师古注：《功臣表》缾侯孙单父卬以北地都尉，匈奴入，力战死事，子侯。文帝十四年封与此正合。卬当为孙，阙一字即孙字。（《两汉纪字句异同考》）

王先谦：《通鉴》胡注亦云徐广曰卬姓段，而《史·集解》引徐说，略与颜同。盖颜、胡采他人说，而误以为徐也。（《汉书补注·文帝纪》）

龚浩康：都尉，官名。掌管全部军事，维持地方治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③ 【汇注】

司马迁：汉元年，略定陇西、北地、上郡。二年，置陇西郡。（《史记·高祖本纪》）

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遬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史记·匈奴列传》）

张守节：陇西，今陇右。（《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齐召南：上郡将军，昌侯卢卿也；北地将军，宁侯魏遬也；陇西将军，隆虑侯周竃也。见《匈奴传》。（《汉书补注·文帝纪》）

程馀庆：三将军不著姓名，军边地。（《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郭嵩焘：按：三将军，即下张相如、董赤、栾布也。先遣使分屯边郡，而后乃以张相如为大将军，合兵击之，故分叙之如此。（《史记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钱　穆：秦、汉上郡治肤施，今陕西绥德县东南。（《史记地名考》卷二十八《西北边地名》）

龚浩康：三将军，指陇西将军隆虑侯周灶、北地将军宁侯魏遬（chì）、上郡将军昌侯卢卿。陇西，郡名。辖今甘肃省东南部一带，郡治为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上郡，郡名。辖今陕西省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河套以南地区，郡治为肤施（今陕西省榆林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王　恢：（陇西）陇山以西。《河水注》：“陇水西北迳狄道故城东，汉陇西郡治，秦昭王二十八年置。”狄道，今甘肃临洮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

又：（北地），《匈奴传》，昭王二十八年伐残义渠，置北地郡。如《汉志》，有今甘肃、宁夏东部，兼涉绥远西南隅，子午山东麓陕西境。（《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

又：上郡汉治肤施，今绥德东南五十里。……《纪要》（五七）：“……汉逐匈奴，开朔方，恒自上郡西北，盖其地外控疆索，内藩畿辅，上郡惊，则关中之患，已在肩背间矣。”（《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

④ 【汇注】

龚浩康：卫将军，和下文的“车骑将军”一样，都是征伐时所加的将军名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⑤ 【汇注】

佚　名：徐孚远曰：上言遣三将军军边地也，不著姓名。周舍、张武此二将军屯京师。（《史记疏证（外一种）》卷十）

程馀庆：此二将军屯京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今陕西西安府咸阳县。三将军在边郡，二将军在京师。（《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⑥ 【汇注】

胡三省：乘，绳证翻。（见《资治通鉴》卷十五注）

⑦ 【汇注】

司马迁：于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史记·匈奴列传》）

⑧ 【汇注】

丘　濬：此后世人君亲劳军之始。（《世史正纲》卷三）

⑨ 【汇注】

颜师古：申谓约束之。（《汉书注·文帝纪》）

周寿昌：颜注，约束教令，于义复。申者，重也。（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文帝纪》）

⑩ 【汇校】

王叔岷：案：《汉书》《汉纪》《通鉴》并无“军”字，疑涉上文“劳军”而后。（《史记斠证》卷十）

⑪ 【汇评】

方　苞：按：帝欲自将击匈奴，特笔也。史公于未竟行之事而特书之，皆极用意处。（《归方评点史记合笔》卷一《孝文本纪》）

⑫ 【汇评】

朱沛国：文帝于备边一事，未尝少忽。虽恬静玄默，而躬骑射之习；虽慈祥淡泊，而甘游畋之娱；虽尊礼大臣，而方正常侍之士日与驰逐；虽勤恤民隐，而六郡良家之子悉皆调集；虽爱惜财用，而缮修城堡未尝靳费。卫军罢矣，而广武之兵犹聚也，苑囿弛矣，而上林之射不息也。高袪一言，李齐之贤，每饭不忘；冯唐一论，颇牧之善，拊髀称叹；晁错一奏边事，玺书褒美。凡二十三年之间，其商略区画舍农桑外，所深注意者独边事而已。然其卑辞屈己，岁致金缯，与犬羊结好者，岂得已哉！帝亦度匈奴桀骜之势未可以遽服，而疮痍甫定之民未可以遽用，故虽外为和亲之礼，而内实未尝轻弃自治之策。帝于是愤怒激烈，锐志雪耻，必欲躬自北伐，虽群臣之谏不听。岂非仁者之勇哉！（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编者按：本文原见《中庸衍义》卷九。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将朱文压缩重组，更显精练。兹录如下：“文帝于备边一事，未尝少忽。虽恬静玄默，而勤习骑射；虽爱惜财用，而缮修城堡，拊髀称叹颇、牧。晁错奏边事，玺书褒美。今复欲自将击匈奴，岂非仁者之勇哉！”

锺　惺：文帝谦逊爱养，事事以静为主，至欲自将击匈奴，大臣谏不听。何其勇也！愚尝谓文帝用兵，远过武帝。武帝击匈奴，在行一己之志，故常生事；文帝在图天下之安，故常归于无事。大小公私，其本末不同耳。（《史怀》卷五）

⑬ 【汇注】

裴　骃：如淳曰：“必不得自征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文颖曰：“要，（却）〔劫〕也，哀痛祝誓之言。”（《汉书注·文帝纪》）

胡三省：文颖曰：“要，劫也，哀痛祝誓之言。”余谓固要，力止也。要，读曰邀。康力笑翻，非也。（见《资治通鉴》卷十五注）

又：海陵本《释文》曰：“要，力笑切。”余谓要之为义，劫也，约勒也，此所谓固要言力约止之也。要读如邀。海陵本音非。（《通鉴释文辨误》卷一）

王叔岷：案：“要”与“止”相应，要亦止也。《汉纪》“要”正作“止”。《管子·君臣下篇》：“要淫佚。”尹之章注：“要，谓遮止之也。”与此“要”字同义。（《史记斠证》卷十）

【汇评】

程馀庆：序法节次，便见文帝当时作用。（《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⑭ 【汇注】

司马贞：县名，属临淮。（《史记索隐·高祖功臣侯年表》）

吕祖谦：按《年表》东阳侯张相如以击陈豨力战功，封侯者也。……绛侯既死，人望无过张相如，故以为大将军。（《大事记解题》卷十）

龚浩康：东阳，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武城县东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王　恢：《左》襄二十三年，晋赵胜率东阳之师以追齐师。昭二十二年，晋荀吴略东阳。马融云：“晋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为东阳，自朝歌以南至轵为南阳。”《国策·齐策》：“兼魏之河南，绝赵之东阳。”《赵世家》：“惠文王之东阳，决河水伐魏。”大抵太行山东，大河以西，统称东阳。汉于今山东恩县西北六十里卫河南岸置东阳县，张琦即以此释之，不知以统名而专名其县，如南阳河内然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始皇本纪》）

又：《清统志》（一三四）：“故城今安徽天长县西北七十里，故址尚存，俗谓之屈城。”（《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项羽本纪》）

⑮ 【汇校】

钱大昭：建成侯董赫，《史记·孝文纪》作“成侯赤”。徐广曰：“赤姓董。”《汉书·匈奴传》作“成侯董赤”。《功臣表》及《汉纪》俱无建成侯董赫，但有成敬侯董渫。孝惠元年，康侯赤嗣，是建成侯衍“建”字，赫、赤古字通。又考《百官表》，文十四年，有内史董赤，而无栾布，《布传》又不言曾为内史，窃意“内史”二字，当在成侯之上。（《汉书辨疑》卷一）

梁玉绳：按：《名臣表》书“成侯董赤内史栾布”，《匈奴传》虽失书栾布，亦云“成侯董赤”，不言“为内史”，《汉书·文纪》虽误书“成侯”为“建成侯”，而亦书“内史栾布”，不言赤为内史也。《史诠》谓上“为”字衍。内史，栾布官。此解似是，但《百官表》是年内史乃董赤，而《栾布传》言“自燕相为将军”，不言为内史，疑有误。“赤”当作“赫”，说在《功臣表》。（《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佚　名：史诠曰：上“为”字，衍文，内史、栾布官也。按：《史·表》成侯董赤内史；栾布为将军是也。《汉书》“赤”下亦无“为”字。一本“赤”作“赫”。（《史记疏证（外一种）》卷十）

史学海：《文帝纪》十四年“建成侯董赫”，学海按：齐次风（编者按：齐召南，字次风。阮葵生曰：“齐次风，召南也。”《茶余客话》卷二）据《功臣表》辨建成之误，是也，但“赫”字亦误。《功臣表》：成敬侯董渫薨。孝惠元年，康侯赤嗣，四十四年，有罪，免。孝景中五年，赤复封节氏侯。《百官公卿表》：孝文十四年，内史董赤。又《史·孝文纪》：成侯赤为内史……《匈奴传》成侯董赤为将军。师古曰：《文纪》言建成侯，此言成侯，纪、传不同，当有误。按：颜注疑而未定，若核各表，自知误。在《文纪》《表》言封建成侯者三人：刘拾以武帝元朔四年封，黄霸以宣帝五凤三年封，皆在后，不必言；吕释之以高帝六年封，传子则，有罪，免。则弟种，复封，高后七年更为不其侯，八年反诛，是文帝时无建成侯也。《史·功臣表》索隐曰：成，县名，属涿郡。（《汉书校证》卷一）

吴汝纶：“赤”下本有“为”字，“布”下无“皆”字，依《汉书》校改。《史铨》云内史栾布官。某按：《通鉴》注引《史记正义》，赤音赫。局刻本失载《正义》文。（《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王先谦：齐召南曰：按《功臣表》，董赫是董渫之子，封成侯，非建成侯。《史记》成侯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是也。《公卿表》于是年书内史董赤，即依《史记·栾布传》，未尝为内史，故《公卿表》不书。此文建成侯既衍“建”字，以内史连栾布为句，亦非事实。先谦曰：齐说固当，但董赤既为内史，与军事无涉，叙入不伦，疑《史记》误文。故班固于《匈奴传》但书成侯董赤为将军，而删栾布。然《布传》明云“孝文时至将军”，删“布”亦未是也。《匈奴传》无“建”字，与本表及《史记》合。明此，“建”字传写误衍。（《汉书补注·文帝纪》）

［日］泷川资言：《汉书》作“建成侯董赫”。齐召南曰：《功臣表》董赫是董渫之子，封成侯，非建成侯。《史记》作“成侯”，是也。陈仁锡曰：“为”字衍文。内史，栾布官也。梁玉绳曰：此解似是，但《百官表》是年内史乃董赤。而《栾布传》言“自燕相为将军”，不言为内史，疑有误。（《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瞿方梅：案：《汉书》本纪作“建成侯董赫”（编者按：“本纪”当指“文纪”）。考同时有吕释之者，封建成侯。一地当不两封，《汉书》疑误。赤、赫形似惑也。（高帝六年，正月，董渫封成侯，吕释之封建成侯，赤则渫之子也。）（《史记三家注补正·孝文本纪第十》）

朱东润：按：《匈奴传》言：“匈奴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传》又言：“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遬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此三将军也。”又据传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则本纪夺“前将军”三字，内史应属栾布上。（《史记考索·汉初匈奴大事年表》）

陈　直：考证：《汉书》作建成侯董赫，齐召南曰：董赫是董渫之子，封成侯，非建成侯，《史记》作成侯是也。按：《汉书·百官公卿表》，文帝十四年内史董赤，当即成侯董赫之异文。又《艺文志·农家》，有董安国十六篇，注汉代内史，不知何帝时，疑董安国为董赫之字。（《史记新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汉书》作“建成侯董赫、内史栾布皆为将军”。“建”字误衍，齐说是。古钞本此文“成侯”上亦衍“建”字。《通鉴》作“成侯董赤、内史栾布皆为将军”（《汉纪》但书内史栾布）。《正义》：“赤音赫。”《释名·释采帛》：“赤，赫也。”赤、赫古通，则赤不必改作赫，《通鉴》存此文之旧，是也。上“为”字义犹“与”也，非衍文。当读“成侯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为句。犹言“成侯赤与内史栾布为将军”也。《春申君列传》“黄歇为楚太子计曰”，《通鉴·周纪五》“为”作“与”，即为、与同义之证。又此文及《汉书》《汉纪》并书内史栾布，《通鉴》从之。似栾布曾为内史，可以补《栾布传》所略也。（《史记斠证》卷十）

点校本《史记》修订组：“成侯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东北本无上“为”字，疑是。按：本书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大发车骑往击胡”，《集解》引徐广曰：“内史栾布亦为将军。”《汉书》卷四《文帝纪》：“建成侯董赫、内史栾布皆为将军。”（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十《孝文本纪》）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姓董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曰：《文纪》言建成侯，此言成侯，纪传不同，当有误。（《汉书注·匈奴传上》）

张守节：音赫。（《史记正义·匈奴列传》）

又：赤，音赫。（引自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孝文本纪》）

编者按：张衍田在此佚文后注云：“《校补》‘赫’下有‘呼格反’三字，且于‘呼格反’下云：‘高、泷川本无上三字。’”《校补》指《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水泽利忠之校补。

吕祖谦：成侯董赤，高帝将董渫者也。（《大事记解题》卷十）

胡三省：成侯董赤，高帝功臣董渫之子。成侯国属涿郡。赤，《史记正义》音赫。（见《资治通鉴》卷十五注）

沈钦韩：《一统志》：成县故城在兖州府宁阳县北。按：涿郡又有成县。（《汉书疏证》卷三）

龚浩康：成，县名。治所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一说在今河北省保定市境。赤，董赤。一说亦当作“赫”。内史，官名，掌管京城地区的民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⑯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内史栾布亦为将军。”（《史记集解·匈奴列传》）

吕祖谦：栾布，哭彭越者也。（《大事记解题》卷十）

徐复观：十四年，《史记》文帝欲自将击匈奴，因“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赤为内史（《正义》：赤音赫），栾布为将军”。《汉书》将“成侯赤为内史”改为“建成侯董赫内史、栾布皆为将军”。董赫本封成侯而非建成侯，其误一。据《公卿表》，董赫此年为内史而未为将军。《汉书》则以为由内史而与栾布同时调为将军，故用一“皆”字，其误二。盖班氏不了解当时形势，匈奴一入边，京畿即为之震动，故文帝以成侯赫为内史，乃所以加强京畿之拱卫，与命将为同时，且亦为同一目的，致有此误。（《两汉思想史》卷三《<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

龚浩康：栾布，汉初将领。梁（今河南省商丘县南）人。先为燕王臧荼之将，文帝时任燕国丞相，景帝时因平定七国之乱有功，被封为俞侯。事详《季布栾布列传》。（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⑰ 【汇注】

司马迁：拜……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史记·匈奴列传》）

又：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同上）

【汇评】

丘　濬：命将出师多矣，不书，书此者何？驱之出塞即还，可以为万世御夷之法也。（《世史正纲》卷三）

朱东润：《传》（编者按：指《匈奴列传》）言：“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遂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是则“匈奴遁走”句非史实。（《史记考索·汉初匈奴大事年表》）

春，上曰：“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①，十四年于今，历日（縣）〔緜〕长②，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③，朕甚自愧④。其广增诸祀场珪币⑤。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⑥，望祀不祈其福⑦，右贤左戚⑧，先民后己，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釐⑨，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⑩。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独美其福⑪，百姓不与焉⑫，是重吾不德⑬。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⑭。”

① 【汇校】

王叔岷：案：古钞本“幣”原作“弊”，旁改作“幣”。作弊是故书。弊、幣古通。《虞卿列传》：“开关通幣。”景祐本幣作弊，《货殖列传》：“无息幣。”《索隐》本、《正义》本幣作弊；《庄子·则阳篇》：“搏幣而扶翼。”《释文》本幣作弊，《说剑篇》：“谨奉千金，以幣从者。”日本旧钞本幣作弊。皆其证。（《史记斠证》卷十）

② 【汇校】

凌稚隆：按：师古云：“‘縣’，古‘懸’字。”“縣长”，《汉书》作“弥长”。（《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王念孙：按：“縣”当为“緜”，字之误也（隶书“縣”字或作“”，“緜”字或作“”，二形相似，故緜误为縣。《汉緜竹令王君神道》緜字作，是其证也。《淮南·本经篇》“緜联房植”，緜字亦误作縣）。《汉书》作“历日弥长”，“弥”亦“緜”也。故文十四年《谷梁传》“緜地千里”。范宁注曰：“緜犹弥漫也。”《贾子·壹通篇》“弥道数千”，犹“緜道数千”也，緜与弥声近而义同，故緜或作弥（《贾生传》“弥融爚”，《汉书》作“偭蟂獭”，偭、緜古同声，弥之通作偭，犹弥之通作緜也）。若縣与弥，则声远而不可通矣。（《读书杂志·史记·孝文本纪》）

郝　敬：按：“墠”与“坛”同，筑除虽异，为场则同，凡地平坦曰场。始皇禅梁父，亦谓为墠场，祭地于梁父也。（《批点史记琐琐》卷一）

张文虎：《杂志》云“縣”当为“緜”。《汉书》作“弥”，弥亦緜也。（《校刊史记集解索引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吴汝纶：縣，当依《汉书》作“弥”，王校改“緜”字。（《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縣长”犹“远长”，与“弥长”同旨，似无烦改字。《荀子·性恶篇》：“加日縣久。”“縣久”与“縣长”“弥长”亦同旨。《淮南子·主术篇》：“鞅鞈铁铠，瞋目扼掔（古腕字），其于以御兵刃縣矣。劵契束帛，刑罚斧钺，其于以解难薄矣。”高诱注：“縣，远也。”王氏谓“縣亦当为緜。緜，薄也。此言緜，下言薄，其义一也”（《淮南杂志》）。窃以为高诱训縣为远，远与薄义亦相近，似亦无烦改字。（《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縣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即《淮南子》此文句法所本。《庄子》用远，《淮南子》用縣、薄，义并相通。）（《史记斠证》卷十）

点校本《史记》修订组：“历日縣长”，王念孙《杂志·史记第一》：“‘縣’当为‘緜’字之误也。《汉书》作‘历日弥长’，‘弥’亦‘緜’也。”按：“縣”有“久远”之义，《荀子·性恶》：“今使塗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縣久，谓久长。东北本作“懸”，亦可证作“縣”不误。（点校本二十四史之修订本《史记》卷十《孝文本纪》）

【汇注】

郝　敬：“縣”“懸”同，言在位年弥久也。（《批点史记琐琐》卷一）

③ 【汇校】

［日］泷川资言：枫、三本“不明”作“无明”。（《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古钞本亦作“无明”。无、不同义。（《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颜师古：敏，材识捷疾。（《汉书注·文帝纪》）

④ 【汇评】

程馀庆：三十七字，作一气读。（《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⑤ 【汇校】

张文虎：，毛本“坛”。（《校刊史记集解索引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王先谦：《史记》“坛”作“”。（《汉书补注·文帝纪》）

［日］泷川资言：《汉书·文纪》“”作“坛”。颜师古曰：筑土为坛。除地为场。币，祭神之帛（土，原引误“地”）。（《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封禅书》《通鉴》亦并作坛，盖本为一字。之作坛，犹禅之作襢矣。（有时、坛义别，《礼记·祭义》：“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郑玄注：“封土曰坛。除地曰。”是犹场也。）（《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颜师古：筑土为坛，除地为场。币，祭神之帛。（《汉书注·文帝纪》）

袁黄、王世贞：珪币谓祭神之玉帛。（《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杨树达：按：广谓坛场，增谓珪币。（《汉书窥管》卷一《文帝纪》）

【汇评】

陈仁子：文帝于鬼神之事虽不免寓意，亦未尝留意。夫帝于鬼神之祠非一祠渭阳矣，祠长门矣，祠五帝矣，几若溺于虚诞者。后新垣平献玉杯而以诈诛，公孙臣议服色而以怠止。凡天下祠祭领以祠官，帝不复往，非若武帝求蓬莱广台馆，迷而不知反者。呜呼，帝尝问谊言鬼神之事矣，至是无乃有悟于心乎！今兹增祀无祈之语，即前时因丰年祀上帝意也，可谓寓意而不留意。（《文选补遗》卷一《增祀无祈诏》）

⑥ 【汇注】

王叔岷：案：《庄子·山木篇》：“与而不求其报。”（《史记斠证》卷十）

⑦ 【汇注】

袁黄、王世贞：国中山川，远望而祭之也。（《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⑧ 【汇注】

裴　骃：韦昭曰：“右犹高，左犹下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以贤为上，然后及亲也。（《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刘德云：“先贤后亲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吴仁杰：《诸侯王表》作左官律，师古曰：“汉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为尊，故谓仕诸侯为左官。”仁杰按：士蔿曰今分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则左官之言在春秋已如此。王叔与伯舆争政，王右伯与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寡君亦左之。右之云者，非以右为尊而然也，以一人之身言之。左阳右阴因固有定体，然黄帝书谓地不满东南，故左手足不如右强。《礼》“左朐右末”注谓从右手取之之便，然则所谓左之右之者，譬左之用事与否耳。故杜征南解“在公之右”云用事也，解不亦左乎？云不便也，实用此意。《文纪》“右贤左戚”注引韦昭曰“右犹高，左犹下也”似未得其要领。（《两汉刊误补遗》卷一《尚右三》）

郝　敬：汉制尚右，右尊左卑，谓先贤后亲也。（《批点史记琐琐》卷一）

王先谦：颜注：当在左戚下。（《汉书补注·文帝纪》）

【汇评】

程馀庆：右，犹高；左，犹下。言先贤后亲也。申上增币之意，字字深厚。（《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⑨ 【汇注】

裴　骃：如淳曰：“釐，福也。《贾谊传》‘受釐坐宣室’。”（《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同音僖。（《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音禧，福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袁黄、王世贞：祠官谓摄行祀事者。（《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王　筠：祠官祝釐，釐字解同《说文》，可见为自古相传之训。豪釐见《礼记》。今人多用毫釐。（《史记校》卷上）

⑩ 【汇校】

王叔岷：案：《封禅书》《汉书》《汉纪》《通鉴》“福”下皆有“于”字。《书钞》八引“愧”作“媿”，《汉书》同。愧，或媿字。后多此例。（《史记斠证》卷十）

⑪ 【汇校】

吴汝纶：本作“躬”，依《汉书》改。（《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汉书·文纪》“躬享”作”专鄉”，鄉即饗，与此意同。（《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古钞本“朕”下有“之”字，《汉书》《通鉴》并同。《通鉴》“躬享”作“专饗”。享、鄉、饗古并通用，参看《汉书补注》。（《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王先谦：周寿昌曰：“乡音享。《祭义》飨者，乡也。《燕礼》注：‘主国君飨时。’《释文》：‘飨本作乡。’《后书·光武纪》三年诏有曰‘斯皆祖宗之灵，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与此意同。”先谦曰：周说是也。《史记》作“躬享”，《通鉴》作“专飨”。（《汉书补注·文帝纪》）

⑫ 【汇注】

颜师古：与读曰豫。（《汉书注·文帝纪》）

⑬ 【汇校】

吴汝纶：依《汉书》增“也”字。（《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汇注】

颜师古：重音直用反。（《汉书注·文帝纪》）

【汇评】

吴见思：语意三折。（《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⑭ 【汇注】

李澄宇：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所谓敬鬼神而远之也。（《读史记蠡述》卷一）

【汇评】

茅　坤：诏祝釐官罢祝可，而因岁穰而增币不可。（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封禅书》）

袁　黄：尚论人主于三代之下，则吾必以汉文为贤。其去祠官之祝釐，尤千古卓识也。（《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程馀庆：简而至，得孔子敬而远之之旨。（《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孙月峰：增珪币无祈，真得事神之道。致敬尤恳至。（引自潘椿《史汉初学辨体·文帝纪》）

吴汝纶：下叙公孙臣新垣平等，此见文帝颇惑方士祈祷邪说。《汉书》入之《郊祀》而不载之，《本纪》失之。（《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是时北平侯张苍为丞相①，方明律历②。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③，言方今土德时④，土德应黄龙见⑤，当改正朔服色制度⑥。天子下其事与丞相议。丞相推以为今水德⑦，始明正十月上黑事⑧，以为其言非是，请罢之⑨。

① 【汇校】

王叔岷：案：古钞本“苍”作“仓”，《汉纪》同。古字通用。（《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司马迁：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从攻南阳。苍坐法当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遂从西入武关，至咸阳。沛公立为汉王，入汉中，还定三秦。陈馀击走常山王张耳，耳归汉，汉乃以张苍为常山守。从淮阴侯击赵，苍得陈馀。赵地已平，汉王以苍为代相，备边寇。已而徙为赵相，相赵王耳。耳卒，相赵王敖。复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击之，苍以代相从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

迁为计相，一月，更以列侯为主计四岁。是时萧何为相国，而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苍又善用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黥布反亡，汉立皇子长为淮南王，而张苍相之。十四年，迁为御史大夫。（《史记·张丞相列传》）

又：苍与绛侯等尊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婴卒，张苍为丞相。（同上）

司马贞：县名，属中山。（《史记索隐·高祖功臣侯年表》）

钱　穆：北平，故城今河北满城县北。（《史记地名考》卷二十四《汉侯邑名（二）》）

龚浩康：北平，县名，治所在今河北省满城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王应麟：或问：张苍好书博闻，以文吏为相，非绛、灌比也，而不闻兴起儒者之学，何欤？曰：儒者不用于世久矣。刘向《别录》云：虞卿以《春秋》授荀卿，荀卿授张苍。然则苍所学者《春秋》，所师者荀卿也。汉初，《左氏传》出苍家，则苍之学不止律历也，明春秋之义以佐其君，正纲常，辨名分，决大事，断大疑，经纶天下之大经。嘉以《春秋》为本德，则汉可以为帝王之治。考之于传，不过推汉为水德，推律调音，以定法令程品而已，而未尝以《春秋》之学施之政事。淮南王长之罪，苍尝议之，而辄论如法之奏，不能全兄弟之恩也；肉刑之除，苍又议之，而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不能广钦恤之仁也。苍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止于明习图书计籍。贾生所谓大臣特以簿书期会为大故者，安能以圣人之遗经措之相业哉！其后公孙弘以《春秋》之义治臣下取汉相，是以圣经为司空城旦书也。夫子制《春秋》以俟后圣，其终不行矣夫。（《通鉴答问》卷三）

② 【汇注】

司马迁：苍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史记·张丞相列传》）

③ 【汇注】

司马迁：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史记·封禅书》）

颜师古：音张恋反。谓转次之。（《汉书注·郊祀志上》）

司马贞：五行之德，帝王相承传易，终而复始，故云“终始传五德之事”。传音转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又：音张恋反。传，次也。谓五行之德始终相次也。《汉书·郊祀志》曰：“齐人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始皇采用。”（《史记索隐·秦始皇本纪》）

［日］泷川资言：五德终始传，又见始皇二十六年纪、《封禅书》《历书》《贾生传》《孟荀列传》《张丞相传》。（《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汇评】

龚浩康：终始传五德事，指天地间的事物都是由五德（又叫“五行”，即金、木、水、火、土等构成各种物质的五种元素）终而复始、循环往复相传下来的。这是阴阳家用以解释王朝兴废原因的一种理论。例如，夏、商、周三朝的更换，就是金（商）克木（夏）、火（周）克金（商）的结果。为了适应“五德终始”，各个朝代常改正朔、易服色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李廷机：五德之论，昉于邹衍，其书轶而不传，后儒从而推广之。然而生剋难据也。夫相生者从其所执之序也，故太昊为木，而炎帝以火承之，轩辕为土，而少昊以金承之。是则何之说也？相剋者从其所不胜者言之也。故夏为木，而商以金剋之，商为金，而周以火剋之，是邹衍之旨也。然则是向之说独可推于五帝之前，而衍之说独可推于三季之后矣。且夫五帝之相继，三王之代兴，此其生剋之际，犹可言也。若夫唐之继汉，宋之继唐，与夫我国家之继宋，既非顺而受之，又非剋而代之也，果孰为相生乎？孰为相剋乎？抑其间自为生剋者各有在乎？是所谓生剋之难据者也。（引自《百五十家评注史记·孝文本纪》）

梁玉绳：此事《封禅书》《历书》及贾生、张丞相传俱有之。窃谓五行之王，颇不足准，其说始于邹衍，今视之特阴阳末术耳，初无预于治乱之数，自秦始皇采用，遂相沿以为大事，不亦惑乎！邹衍论五德取相胜，故贾谊、公孙臣曰应黄龙见，汉当土德，土克水也。沈约因称白帝之子是水，赤帝之子是土，孝武用之。刘向言五德主相生，以秦为闰位去之，故曰周木德，汉火德。应劭因称秦水汉土为失，光武改之。后世咸宗刘说，魏称土德，晋称金德，宋称水德，皆是也。独张苍曰“河决金堤，汉为水德”。夫河决岂吉祥善事，而指以为水德之符，奚异方士以岁旱为乾封，以孛见为德星哉？张苍之议，必因高帝“北臝待我而起”一语，故《历书》亦云“高祖自以为获水德之瑞”。不知高祖一时之词，非自道得水德，初起事时，旗帜已尚赤矣，特袭秦正朔服色，未遑更定也。（《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④ 【汇注】

张大可：方今言土德时，公孙臣认为汉代秦，秦为水德，汉为土德，土胜水。丞相张苍认为汉代周，应为水德。周为火德，水胜火，言汉为水德者，不承认秦有水德。（《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⑤ 【汇注】

司马迁：苍为丞相十余年，鲁人公孙臣上书言汉土德时，其符有黄龙当见。（《史记·张丞相列传》）

龚浩康：土德应黄龙见，根据阴阳家的理论，与金木水火土五德相应的是白青黑红黄五色。公孙臣认为汉朝正值土德，相应的是黄色，所以这样推断。下文“丞相推以为今水德……上（崇尚）黑”，也是出于这一理论，只是推算结果不同。（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姚苎田：从来术数之学，必有验而后能动人。（《史记菁华录》卷一《封禅书》）

⑥ 【汇注】

龚浩康：正朔指历法制度。古时改朝换代，新王朝为了表示“应天承运”，须重新确定正朔。服色，指官府应用的颜色。古时每个王朝的车马、祭牲、服饰等都有自己所崇尚的颜色，如夏朝尚青、商朝尚白、周朝尚红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姚苎田：公孙臣之言即邹衍之说也，其言未必尽谬。然一为所动，而新垣平即得以荒诞之说希宠于进。其后虽以诛死，而文成、五利之属已接踵于阙下矣。且文帝于贾谊所陈改正朔、易服色诸事，则谦让未遑，独于公孙臣辈信之甚笃，谓非贻谋之不善耶？（《史记菁华录》卷一《封禅书》）

⑦ 【汇注】

张守节：姚察云：“苍是秦人，犹用推五胜之法，以周赤乌为火，汉胜火以水也。”（《史记正义·张丞相列传》）

王鸣盛：“颛顼高阳氏水德，水生木，故帝喾高辛氏为木德；木生火，故唐尧火德；火生土，故虞为土德；土生金，禹为金德；金生水，汤为水德；水生木，周为木德”云云。案：《后汉书·郎传》：条便宜对曰：孔子曰：“三百四岁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岁，五行更用。”注：《易乾凿度》孔子曰：“立德之数，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岁。”五德备，凡千五百二十岁。太终复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犹改也。《乾凿度》在纬书中最为可信，据此则知五德相代，其说出于孔子。但孔子言三百四岁一德，《汉·志》却言一代一德。历代运数短长不定。假如夏、商、周传世皆数百年，决无既定为一德矣，三百四岁后，忽又更易一德之事，则孔子亦言其理而已，不必泥《汉·志》是也。且此五德之运，王者循环相代，而所尚之色却不用五色者，以三正也。建子者，物初生，色赤，故尚赤；建丑者，物渐箸，色白，故尚白；建寅者，物已成形，色黑，故尚黑（或作“青”亦可。《礼记》“或素或青，夏造殷因”下郑注有此一条。大凡物之成形，有黑者，亦有青者）。《舜典》“三帛”，郑注甚明，详《尚书·后案》一卷。又此三正临时酌用，不必一定挨次循环。所以夏建寅之后，商不必从子起，却建丑，而周却建子，参错不齐，然与五德无涉。又五运相代，取相生不取相克。周木德也，宗灵威仰，木生火。秦人应以火德王，乃《秦始皇本纪》云“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从所不胜”，而用水德，遂以十月为正，误以周为火，又误以相生为相克，又误以五德改正朔，一事而三误，秦人不学如此。至汉则继周不继秦，故用火德，尚赤。王莽用土德代汉，又因汉称尧后，亦自称舜后。明正当受汉禅也，亦可笑矣。至魏始以土德继汉，色尚黄。

《张苍传》苍推汉为水德，是承秦而不改；公孙臣又上书，谓汉当用土德，是亦承秦而言之，以秦人应火德故耳。无知秦已误用水矣，奈何汉又用土乎？抑或又误用相克之说乎？皆非也。（《十七史商榷》卷十一《汉书五·五德相代》）

吴见思：五德之运，公孙臣以秦为正，故土；张苍以秦为闰，故水（编者按：此语亦见高嵣《史记钞》卷二）。（《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程馀庆：五德之运，公孙臣以秦为正，故以汉为土德；张苍以秦为闰，故以汉为水德。（《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姚苎田：秦之为水德，旧矣，而苍乃以汉为水德之始者，其意以秦为闰位，不足当五德之数者。（《史记菁华录》卷一《封禅书》）

【汇评】

杨　时：当是时，汉廷公卿皆武夫，军吏无能知书者，唯苍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尤邃于律历，有所建明，宜无不从也。然其术学疏陋，犹以汉当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绌，惜夫！（《龟山集·史论·张苍》）

尤　侗：王以相胜为义，秦为水德，剋水者土，焉有以水济水者乎？张苍以汉得水德，鲁人公孙臣以为当土德，其应黄龙见。至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始改焉。汉廷诸儒不学，使大议于草野之人，又必待天象而始验，何其疏也。（《看鉴偶评》卷二）

金维宁：文侯（编者按：张苍谥号文侯）精律历，汉家宗之尚矣，何孝文时鲁人公孙臣复起而议之？曰：汉有土德，王有黄龙当见其后，黄龙见于成纪，以从土德。文侯因自诎，得毋以汉去周未远，周为火德，汉以水胜火，故从水。而文侯本秦人，仍秦之旧，以十月为岁首，其间有附会之失与！（《垂世芳型》卷三）

梁玉绳：按：汉之王或以土德，或以火德，或以水德，所说不同，而水德之说尤妄，语在《孝文》事中。（《史记志疑》卷十五《历书》）

⑧ 【汇注】

司马迁：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史记·张丞相列传》）

裴　骃：服虔曰：“十月阴气在外，故外黑；阳气尚伏在地，故内赤。”（《史记集解·封禅书》）

程馀庆：十月阴气在外，黑，阳气尚伏在地。（《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郭嵩焘：按：《汉书·郊祀志》公孙臣言“始秦得水德，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丞相张苍以为汉乃水德之时，河决金堤，其符也”。史公约其言，以为今水德，而去“河决金堤”一语，徒以“正十月上黑事”明之，则仍袭秦之旧也，不得云“始明”矣。（《史记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⑨ 【汇注】

司马迁：至孝文时，鲁人公孙臣以终始五德上书，言“汉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当有瑞，黄龙见”。事下丞相张苍，张苍亦学律历，以为非是，罢之。（《史记·历书》）

又：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史记·封禅书》）

黄　震：张苍，先帝旧功臣，别无长短。自秦时为柱下史，汉兴专令主计。汉家言律者，本之以十月为岁首，色上黑。公孙臣言汉土德，其符黄龙见，苍罢之。其后黄龙见，苍自绌。（《古今纪要》卷二）

柯维骐：按：汉文帝时，公孙臣上书，欲改正朔，易服色，而黜于张苍及贾谊之议，犹之公孙臣也，而阻于绛、灌。（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屈贾列传》）

何孟春：文帝十四年，公孙臣言，秦得水德，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其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服色上黄。丞相张苍以为非，罢之。明年，黄龙见成纪。帝乃召臣，拜博士，草改历、服色事。臣之所议，谊之议也。（《贾太傅书序》，见《贾谊集》附录序跋）

王鸣盛：《张苍传》：“苍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上黑。苍为丞相十余年，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五德传，言汉土德，其符黄龙见。苍以为非是，罢之。其后黄龙见成纪，文帝召公孙臣为博士，草立土德时历制度。”张晏曰：“以秦水德，汉土胜之。”《贾谊传》：“谊以为汉宜改正朔，数用五，色上黄。”赞曰：“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其术已疏矣。”按：秦人用水德，本自讹舛，不可承，况五德取相生，不取相克，即欲承秦，何为以土胜之？张苍固非。而公孙臣、贾谊亦非。故赞曰“术疏”。（《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四《汉书十八·五德》）

【汇评】

司马迁：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而绌贾生、公孙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颛顼历，何哉？（《史记·张丞相列传》）

程馀庆：秦既水德，汉复称水德，非也。将以秦为闰位，不纪其数耶？（《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林剑鸣等：文帝刘恒即位，距西汉开国已二十六个年头，史称当时“天下和洽而固”（《史记·贾生列传》），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于是便有人按五德终始说，提出改水德为土德的问题了。

第一个提改制建议的是洛阳少年贾谊。文帝尽管十分赏识他的才华，也确实按照他的意见，对某些律令有所“更定”，但当时文帝新即位不久，朝内旧有的功臣势力还很大，绛侯周勃、丞相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不断向文帝施加压力，以为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史记·贾生列传》），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同上引）。这样，贾谊提出的一整套“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同上引）的改制方案，不仅未能实行，就连他本人也被派到边远的长沙国做个无权的太傅，年方三十三岁那年，便郁郁而亡。

继贾谊之后提出改制的是鲁人公孙臣。他的运气并不比贾谊强多少。他上书陈述改制要求以后，立即遭到丞相张苍的反对，碰了一鼻子灰。文帝十五年（前165）春，在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北）大概有人发现了一条黄蛇，于是纷纷传说见了“黄龙”，似乎土德之应“黄龙”果真出现了，于是文帝召回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史记·封禅书》），那位坚持水德的丞相张苍为此也自绌辞职。眼看着改制即将实现，可节骨眼上却偏偏节外生枝，出了新垣平欺骗皇帝之事。后来新垣平虽被杀掉，但文帝从此对改制之事也不再感兴趣，由公孙臣发起的改制活动也便不了了之。（《秦汉社会文明》第九章《具有浓厚迷信色彩的信仰》）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①，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②，申明土德事③。于是上乃下诏曰④：“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⑤。朕亲郊祀上帝诸神⑥。礼官议，毋讳以劳朕⑦。”有司礼官皆曰⑧：“古者天子夏躬亲礼祀上帝于郊，故曰郊⑨。”于是天子始幸雍⑩，郊见五帝⑪，以孟夏四月答礼焉⑫。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⑬，因说上设立渭阳五庙⑭。欲出周鼎⑮，当有玉英见⑯。

① 【汇校】

王叔岷：案：景祐本南宋补版（前行未空格）、黄善夫本、殿本并提行，《汉书》《汉纪》《通鉴》并同。（《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裴　骃：韦昭曰：“成纪县属天水。”（《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又：徐广曰：“在文帝十五年春。”（《史记集解·封禅书》）

颜师古：成纪，陇西县。（《汉书注·文帝纪》）

又：天水之县也。（《汉书注·郊祀志上》）

编者按：颜师古注“成纪”，有天水县与陇西县两说。对此，史学海认为：《地理志》成纪县属天水郡，不属陇西，颜注误，此事《郊祀志》亦载之。师古曰“天水之县”是也。（《汉书校证》卷一）周寿昌则认为，二者“一纪其时，一书其实也”。（见王先谦《汉书补注·郊祀志上》）

张守节：见，音胡练反。韦昭云：“听聪知正，则黄龙见。文帝尊孝弟力田，又除秘祝肉刑，故黄龙为之见。”成纪，在秦州县，本汉县，至今在州北二里。（引自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孝文本纪》）

又：按：成纪今秦州县也。（《史记正义·封禅书》）

胡三省：班《志》：成纪县属天水郡，庖牺所生处。见，贤遍翻。（见《资治通鉴》卷十五注）

王先谦：成纪在今秦州秦安县北三十里。（《汉书补注·文帝纪》）

［日］泷川资言：今甘肃秦州秦安县。（《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钱　穆：今秦安县北。（《史记地名考》卷二十一《关中地名》）

张大可：成纪，汉县名，在今甘肃通渭县东。（《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汇评】

高　嵣：谀臣兴而黄龙应。唐之兴庆、宋之天书皆仿佛此意。（《史记钞》卷二《封禅书》）

陆可教：帝王命世之符，古今论之多矣。若周以赤鸟之祥，汉以黄龙之瑞，则名儒硕士，皆以为火土之符，而程子亦有唐为土德无水灾，宋为水德多河患之说。按：宋之水灾，特其都汴时耳，南渡后河患不宋而金矣，岂金之所乘亦宋之运耶？抑宋之运已尽，而金乘之也？此皆说之难据者也。（引自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② 【汇注】

龚浩康：博士，官名。职掌古今史事和文献典籍等，相当于皇帝的学术顾问。既各司其专门之学，又参预政事讨论，并外出巡行视察，当时为太常（“九卿”之一）属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吕思勉：按：文帝尝一用公孙臣，并惑于新垣平，拜臣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又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其所为与武帝何异？或曰：汉人迷信深，此黄龙见成纪为之，然《贾生列传》言：“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帝虽谦让未皇，然以为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之属短之，乃不用。然则谓帝之用公孙臣、新垣平为惑于黄龙之瑞，其本意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者，亿度之辞，非其实也。（《吕思勉读史札记·汉儒术盛衰上》）

③ 【汇注】

司马迁：后三岁，黄龙见成纪。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史记·封禅书》）

又：其后黄龙见成纪，于是文帝召公孙臣以为博士，草土德之历制度，更元年。张丞相由此自绌，谢病称老。（《史记·张丞相列传》）

【汇评】

周紫芝：汉文帝时，鲁人公孙臣上书，言汉当土德，丞相张苍明于律历，乃以汉水德。明年黄龙见成纪，文帝乃拜臣为博士，诏诸儒改服色。而贾谊献策，亦以汉当土德。至孝武时，虽倪宽之通经，司马迁之博洽，犹循公孙、贾谊之说，不复有所改易。独刘向父子以谓帝出乎震，故包犠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诸儒之说何其纷纷耶。夫以汉之一代所以王者三，或以为水，或以为火，或以为土，彼盖有所托而言，然亦有未足然者。三代之王取受命之符，于始兴之帝。黄龙见于文帝时，安得以为土德，此公孙臣之说为非也。自包犠氏以五德相传，则秦以水德，汉安得复以水乎，此张苍之说为非也。以土制水，于五行序为是，然高祖始兴，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则汉当以火而不以土，无可疑者，此贾谊、司马迁之说为非也。夏得木，商得金，周得火，在三代无以母传子之序。周以火，秦以水，汉复以火，在秦汉无周而复始之义，此刘向父子之说为非也。夫以贾谊、司马迁、张苍、刘向之徒，其博闻洽识皆千年之士也，而谓其说卒无可取，盖亦不可。要之后世，灾异之学出于臆说。苟稽诸圣而无考焉，虽略之，可乃若秦汉之所以存亡，其理较然易知者，且详言之以为后世戒，则亦乌乎而不可哉！（《太仓稊米集》卷四十六《五德》）

凌稚隆：按：贾谊欲改正朔，服色上黄，当时未之行。兹因黄龙见成纪，乃召公孙臣草改历服色事。然则臣之所议，其谊之议欤？（《汉书评林·郊祀志》）

孙廷铨：帝王五德终始之运，其说靡定。汉兴之初，断蛇若符，旗帜尚赤，已为火德矣。文帝时贾谊、公孙臣又以秦为水德，从所不胜，汉当为土德；而丞相张苍又以河水决金堤为符，汉当为水德。文帝初从苍议，色尚外黑内赤，其明年，黄龙见成纪，帝以为土德之应，更从臣议，召为博士。及刘歆父子推五行之运，以子乘母，以谓帝出乎震，故木德自皞始，炎帝以下，以次相生，至汉仍为火德。诸说并殊，愚谓此皆汉人说符之论耳，考之《诗》《书》所称，实无是也。夫五德备，然后为帝，犹四时具，然后为年。寒暑阙一岁，功不成，德刑不均，王道不立，何必处一以自狭邪！（《汉史亿》上卷）

杨希枚：文帝时，公孙臣上书，言汉得土德，而张苍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堤，其符也”。其后因“黄龙见于成纪”，文帝复召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之事”，而张苍也以此自黜。于是文帝“郊见雍五畴”，而“祀衣皆上赤”！（见《史记·孝文帝本纪、历书、封禅书、张苍传》）据此，可以了解的，即依公孙臣之说，则秦自居水德，且唯秦居水德，汉也才可以应土德。因此，秦自居水德说，未非不是因汉自居土德说而起。但就张苍之说而言，则秦非唯初不应有自居水德之说，且实不在帝系之列！此外，可注意的，即文帝虽已命公孙臣申明土德之事，而郊祀上帝时却又祠衣上赤，与始皇以为应水德而郊宿衣尚白之说也如出一辙；显见文帝也不以汉应土德说为然，而似仍意在水德。因此，其后新垣平以望气，诈言神事见诛，文帝也就“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废不复问”。汉应土德之议显然竟搁置未行，文帝已经厌烦得谈也懒得谈了。（《论今文<尚书·太誓><尚书大传·太誓>及<史记>的白鱼赤鸟神话》，见《先秦文化史论集》）

④ 【汇注】

司马迁：其夏，下诏曰：“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诸神，礼官议，无讳以劳朕。”（《史记·封禅书》）

⑤ 【汇注】

张守节：言丰年也。（引自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孝文本纪》）

⑥ 【汇注】

张大可：郊祀，祭天地之祀，每年在夏至日于南郊举行。（《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汇评】

高　嵣：谀臣用而方士来，为文成五利先声，附会符瑞，谋议封禅，见方士易惑主听如此。（《史记钞》卷二《封禅书》）

姚苎田：说符瑞而归功岁与民，固自得体。（《史记菁华录》卷一《封禅书》）

⑦ 【汇注】

裴　骃：《汉书音义》曰：“言无所讳，勿以朕为劳。”（《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无讳以朕为劳，自言不以为劳也。晋灼曰：“讳，忌难也。”（《汉书注·郊祀志上》）

程馀庆：勿以朕为劳而有所讳也，倒句。（《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言勿为劳我而讳避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汇评】

吴见思：简质中却有姿致。（《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⑧ 【汇注】

司马迁：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于郊，故曰郊。”（《史记·封禅书》）

⑨ 【汇注】

颜师古：邑外谓之郊。（《汉书注·郊祀志》）

⑩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歧州雍县南七里故雍城，秦德公大郑宫城也。”《庙记》云：“橐泉宫，秦孝公造。祈年观，德公起。在雍州城内。”《括地志》云：“秦穆公家在雍县东南二里。”（《史记正义·秦本纪》）

钱　穆：雍县故城，今凤翔县南。《晋地道记》以为西虢地。应劭曰：“四面积高曰雍。”（《史记地名考》卷八《秦地名》）

龚浩康：雍，即辟雍，古代设在郊外的祭祀之所。一说县名，治所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张大可：雍，秦县名，在今陕西凤翔县南。那里有五帝及百神之庙，汉代帝王常巡幸。（《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⑪ 【汇注】

胡三省：秦立白帝、赤帝、黄帝、青帝畤于雍，汉高帝又立黑帝畤，故雍有五帝畤。雍，于用翻。见，贤遍翻。（见《资治通鉴》卷十五注）

尤　侗：文帝十五年始郊见五帝，论者曰：天一而已。而曰有五帝焉，非古也。夫五帝主五行，以气化者也，然《月令》：孟春之月，其帝太皞；孟夏之月，其帝炎炎；中央土，其帝黄帝；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孟冬之月，其帝颛顼。则居然有五帝矣。《周礼》亦有兆五帝之文，祀之固宜。秦祀四帝，高祖曰：待我而五也。（《看鉴偶评》卷二）

程馀庆：此五畤之五帝。（《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龚浩康：五帝，五天帝。具体所指有两说：一、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二、东方青帝、南方赤帝、中央黄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胡　寅：天以形体言，帝以主宰言，其实一理也，非天与帝二物也。天子以继天言，帝以主天下言，其实一人也，非帝与天子殊分也。考之《诗》《书》《易》，惟天称帝，若句芒、蓐收，司五方者，以神明之可也。而郑康成专信纬书与刘歆《周礼》，立五帝之号，并天而六，后世又升五岳爵次，自公而王，自王而帝，一何（卖）〔渎〕乱名实之甚哉？夫帝者，统御四海之称，未尝统御四海，则不可谓之帝，亦犹天者，遍覆群物之称，不能遍覆群物，则不可谓之天，其义类不亦显而易明欤？议礼制度，能一（主）〔正〕之，以破积久之妄、群众之疑，使百世以俟而不惑，是亦圣人之徒也。（《读史管见》卷一）

刘友益：天一而已，而曰五帝，非古也。（《通鉴纲目书法》）

编者按：李述来曰：按：五帝，见《周礼》，不得云非古。下云作渭阳五帝庙，乃讥耳。（《读通鉴纲目条记》卷二）

尹起莘：文帝谦恭之君，初无所溺，而乃始为五帝之祀。夫帝一而已，安得有五？况异时纷纷祠祀，实昉于此。故《纲目》特以始郊五帝书之，以见开端之失。至他日武帝五畤之祀，则始于雍，此固《纲目》谨始之意。（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丘　濬：人君之职，在乎奉天临民而已。故有天下者，受上天之命，则当奉上帝之祀焉，所以报本也。汉初因秦雍畤增之为五，固已非礼矣，然皆有司致祠，人主未尝一亲事焉。文帝始议亲郊，然其在位二十三年，仅一郊见而已。呜呼！受天命为天子，而略天之祀如此，固非人君奉天之职，抑岂上天命君之意哉！（《世史正纲》卷三）

⑫ 【汇注】

司马迁：于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见雍五畤祠，衣皆上赤。（《史记·封禅书》）

刘　攽：予谓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于时据十月为岁首，故言夏郊也。（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郊祀志上》）

编者按：《汉书评林·郊祀志》引刘奉世语，与上说相同，仅“一用夏正”作“一茂夏正”。

［日］泷川资言：又见《封禅书》。《汉书·文纪》云：十五年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周寿昌曰：此汉廷策士之始。前此即位二年，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未闻举何人。至是始以三道策士，而晁错以高第由太子家令迁中大夫。愚按：是事《晁错传》亦不载，故补记。（《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⑬ 【汇注】

司马迁：其后黄龙见成纪，张苍自黜，所欲论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气见，颇言正历服色事，贵幸，后作乱，故孝文帝废不复问。（《史记·历书》）

【汇评】

李　贽：歪人。（《史纲评要》卷六）

姚苎田：前公孙臣之说犹预以黄龙见为验，及符合，而后官之，至新垣平望气，则惟其言是凭，而无从按验矣。逐步写来，得失自见。（《史记菁华录》卷一《封禅书》）

⑭ 【汇注】

司马迁：文帝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五帝庙南临渭，北穿蒲池沟水。（《史记·封禅书》）

又：其明年，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同上）

编者按：据此处所述，新垣平说上设立渭阳五庙一事与黄龙见成纪、文帝召公孙臣、下诏及郊祀五帝诸事并非同年，而是“其明年”，与《孝文本纪》记载略有出入。

裴　骃：韦昭曰：“在渭城。”（《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五庙，即下渭阳五帝之庙也。（《汉书注·文帝纪》）

张守节：《汉书·郊祀志》云：“汉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阳面，五帝各如其帝色。”《括地志》云：“在渭城。”（引自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孝文本纪》）

又：渭阳五庙在二水之合北岸。（《史记正义·封禅书》）

又：《括地志》云：“渭阳五帝庙在雍州咸阳县东三十里。《宫殿疏》云‘五帝庙一宇五殿也’。”按：一宇之内而设五帝，各依其方帝别为一殿，而门各如帝色也。（同上）

胡三省：韦昭曰：“在渭城。”师古曰：“《郊祀志》云：在长安东北，非渭城也。韦说谬矣。”余据水北为阳，长安在渭南，渭城在渭北，五帝庙或在渭城界，韦说未可非也。《括地志》：渭阳五帝庙，在雍州长安县东三十里。（见《资治通鉴》卷十五注）

高　嵣：五帝庙，一宇五殿也。按：一宇之内，而设五帝，各依其方，帝别为一殿，而门各如帝色也。（《史记钞》卷二《封禅书》）

龚浩康：渭阳，地名。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余有丁：以文帝之贤而犹不免于惑祥矫诬焉，难哉！（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刘友益：自帝有渭阳汾阴之祠，于是武帝祠灶、祠神君，立越祠，昭帝祠凤凰，宣帝祠金马碧鸡，皆有自来矣。至唐则有九宫贵神之祠。世主之惑何多也！（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许应元：用新垣平言设五庙，乃始郊见五帝，非礼也。文帝贤君，而微好鬼神之事，前席贾生时略可窥其微矣。（引自凌稚隆《汉书评林·文帝纪》）

卢舜治：此叙文帝举五帝之祠。（引自稚隆《汉书评林·郊祀志》）

钱　时：甚矣，异端邪说之善幻也，武帝好大喜夸，其受文成五利之诈固宜；文帝崇朴为天下先，乃敛退务实之主。贾谊请去秦法，立汉制，则谦逊未遑；张释之言便宜事，则首命之曰卑之毋甚高论，夫谁得而入之？新垣平何人也，其言一投遂且贵宠，立庙坛，议封禅，相与为非礼之礼而不悟。得非公孙臣土德之应有以荡其心，而神气五采之说遂妖妄于郊见五帝之后乎？周公作《无逸》而终之曰：“古之人犹胥训告，胥教诲，民无或胥诪张为幻，此厥不听，人乃训之，乃变乱先王之正刑。”吁！可以为戒矣。（《两汉笔记》卷三）

丘　濬：用方士请也。后世人主作非礼之祠始此。文帝犹然，无怪乎武帝立越祠，宣帝祠金马碧鸡也。（《世史正纲》卷三）

夏之蓉：［文］帝十五年以前，仁风善政，美不胜书。自惑新垣平之说，稍信祥，而治遂衰微矣。嗣是武帝祠灶、祠神君，昭、宣之世祠凤凰、祠金马碧鸡，皆渭阳、汾阴之祠有以开之。（《读史提要录》卷一《西汉》）

姚苎田：何所见而遽信之。（《史记菁华录》卷一《封禅书》）

李祖陶：文帝于稽古礼文之事，多谦让未遑，而用新垣平之言，作渭阳五帝庙，又于长门道北作五帝坛，遂为武帝信方士立祠祭之始，殊堪叹息。（《史论五种·前汉书细读》卷一《郊祀志》）

林剑鸣等：文帝受新垣平之骗，作渭阳五帝庙，似已开汉代皇帝迷信方士风气之先河。（《秦汉社会文明》第九章《具有浓厚迷信色彩的信仰》）

⑮ 【汇注】

司马迁：（新垣）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史记·封禅书》）

裴　骃：后三十七年，鼎出汾阴。（《史记集解·封禅书》）

程馀庆：按：后三十年，鼎果出汾阴。此必平所伪造以欺文帝者，未及出之而被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周鼎，周朝传国的九个宝鼎，相传沉没在泗水之中。（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张大可：出周鼎，古代传国宝鼎，共九只。周亡，九鼎入秦，但有一只飞没入泗水中，秦始皇和汉文帝都想打捞出来而未果。（《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⑯ 【汇注】

裴　骃：《瑞应图》云：“玉英，五常并修则见。”（《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陈　直：屈原《九章·涉江》云：“登昆仑兮食玉英。”又按：《小校经阁金文》卷十五，九十页，有上太山镜铭云：“上太山，见神人，食玉英，饮醴泉，驾蛟龙，乘浮云。”玉英之瑞，为先秦两汉人所称道如此。（《史记新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初学记》六引“五”下有“帝”字，“當”作“常”。《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五”下亦并有“帝”字。當、常古通。下文“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汉纪》常作當，《老子》七十四章“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卷子本《玉篇》“可”部引常作當，《墨子·耕柱篇》“是所谓经者口，杀常之身者也”（“口”下旧衍“也”字）。明李卓吾本常作當，皆其比。（《史记斠证》卷十）

十六年，上亲郊见渭阳五帝庙①，亦以夏答礼而尚赤②。

① 【汇注】

司马迁：夏四月，文帝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五帝庙南临渭，北穿蒲池沟水，权火而举祠，若光辉然属天焉。于是贵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史记·封禅书》）

颜师古：韦昭曰：“在渭城。”师古曰：《郊祀志》云在长安东北，非渭城也。韦说谬矣。（《汉书注·文帝纪》）

张守节：颜师古云“蒲池，为池而种蒲也。蒲字或作‘满’，其言水满”，恐颜说非。按：《括地志》云“渭北咸阳县有兰池，始皇逢盗兰池者也”。言穿沟引渭水入兰池也。疑“兰”字误作“蒲”，重更错失。（《史记正义·封禅书》）

吕祖谦：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夏四月，文帝亲拜霸渭之会（如淳曰：二水之合也），以郊见渭阳五帝。五帝庙南临渭，北穿蒲池沟水，权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于是贵平上大夫，赐累千金。（《大事记解题》卷十）

丘　濬：书人君亲祠始此。（《世史正纲》卷三）

林剑鸣等：至文帝十五年（前165），开始实行亲郊之礼，即皇帝亲自到雍去郊见五帝。当时，文帝又听信赵人新垣平的话，立渭阳五帝庙，并于第二年亲拜郊见。《汉书·郊祀志》记述这次郊礼的情形道：“五帝庙临渭，其北穿蒲地沟水。权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后来新垣平骗术败露被杀，文帝从此也就不复亲祠，而仅使有司以时致礼。（《秦汉社会文明》第九章《具有浓厚迷信色彩的信仰》）

【汇评】

张　宁：观二诏之言，可谓敬鬼神而远之，粹然一出于正。及郊雍之后，惑于新垣平，遂有祷祀之作。盖帝天资虽美，素无学问之功，是以不能精一而守其常德也。（《方洲集》卷二十八《读史录》）

② 【汇校】

王叔岷：案：景祐本南宋补版、黄善夫本、殿本并提行，《汉书·文帝纪》《汉纪》《通鉴》并同。古钞本“尚赤”作“上赤”。尚、上古通。（《史记斠证》卷十）

【汇评】

程馀庆：“亦”字跟上“夏四月答礼”来。文帝谦恭无所溺，乃始为五帝之祀。夫帝一而已，安得有五？异时纷纷祠祀，实昉于此。故书之，以见开端之失。（《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十七年，得玉杯①，刻曰“人主延寿”②。于是天子始更为元年③，令天下大酺④。其岁，新垣平事觉⑤，夷三族⑥。

① 【汇校】

梁玉绳：按：《汉书·文纪》十六年九月得玉杯，令天下大酺。此与《封禅书》以得杯大酺在十七年，误也。（《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牛运震：“十七年”当依《汉书》为“后元年”。（《读史纠谬》第一卷《史记》）

李　笠：按：《封禅书》《汉·纪》并作“杯”，古字通也。《史记》亦作“桮”。《宋微子世家》“彼为象箸，必为玉桮”，《项羽本纪》“不胜桮杓”，盖“不”“丕”“否”古并通用耳。（《史记订补》卷二《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景祐本南宋补版、黄善夫本、殿本并提行。古钞本得下有“符瑞”二字。得杯、大酺，《汉纪》《通鉴》亦并书在十六年九月。又案：《通鉴》注引《正义》全作令，是也。（《史记斠证》卷十）

郜积意：“十七年”即文帝后元年。《汉书·文帝纪》系于十六年秋九月，但《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又在后元年。以《汉书》前后互歧，似后元年是。梁玉绳以为当从十六年九月，却无论证。（《<史记><汉书>年月考异》）

【汇注】

裴　骃：应劭曰：“新垣平诈令人献之。”（《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又见《封禅书》。（《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张大可：玉杯，此为新垣平暗中使人所献，后被人告发而被灭族。事详《封禅书》。（《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汇评】

姚苎田：新垣平以望气见，其初但作渭阳五帝祠，幻而未失其常，所以尝试上意也。至是文帝忽自见五人而凭意造幻，别立五帝坛，平于是而有以窥帝矣。于是玉杯汾鼎纷纷诞妄，一依于气，以为之说。次序累累，岂非以著上之失耶？（《史记菁华录》卷一《封禅书》）

② 【汇注】

程馀庆：刻，谓器上铭记。（《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汇评】

高　嵣：浸浸乎神仙矣。（《史记钞》卷二《封禅书》）

姚苎田：微以求仙不死意尝之。（《史记菁华录》卷一《封禅书》）

③ 【汇注】

司马迁：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史记·封禅书》）

颜师古：张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为吉祥，故改元年，以求延年之祚也。”（《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按：《秦本纪》惠文王十四年更为元年。又《汲冢竹书》魏惠王亦有后元，当取法于此。又按：《封禅书》以新垣平候日再中，故改元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宋　祁：按：《纪年通谱》云：《史记·文纪》十七年书“始得玉杯曰人主延寿，于是天子更始为元年”，而不著“后”字。至班固则于此题“后元年”，然则当时玉杯册中之异，但称元耳。史家追书“后”，字以别初元。（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文帝纪》）

孙　奕：纪元非古也，其起于谁乎？以一字纪元者，始于西汉文帝之后元年；景帝之前三年、中元年、后元年。以二字纪元者，始于西汉武帝之建元。（《示儿编》卷十四《纪元》）

黄　溍：汉文帝纪年有后元，景帝有中元，有后元。葛胜仲曰：谓之后，则疑若有极，乃不讳避，何耶？按刘贡甫《两汉刊误》，元鼎四年方得宝鼎，无缘先三年而称之。《封禅书》云：“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也。”由是言之，则所谓中元、后元者，岂亦后来之追命乎！宜其无所讳避也。然以《汉书·武帝纪》考之，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四年得鼎后土祠旁。应劭于元年注曰：“得宝鼎，故因是改元。”贡甫因《封禅书》后三年之语，不取应劭之说，而谓四年方得鼎，似当。（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武纪建元元年，师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刊误》曰：“年号之起，在元鼎耳。”《通鉴考异》曰：“元鼎年号，亦如建元、元光，皆后来追改。”按：魏司空王朗曰：古者有年数，无年号，汉初犹然，其后乃有中元、后元，元改弥数，中后之号不足，故更假取美名。盖文帝凡两改元，故以前后别之。景帝凡三改元，故以前中别之。武帝即位以来，大率六年一改元，二十七年之间，改元者五，当时但以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为别。五元之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数。盖为是也。时虽从有司之议，改一元为建元，二元为元光，三元为元朔，四元为元狩，至五元则未有以名，帝意将有所待也。明年宝鼎出，遂改五元为元鼎，而以是年为元鼎四年。然则谓年号起于元鼎固然，谓元皆为后来追改者，亦不误也。说盖本此。武纪后元元年，刘贡甫曰：按《昭帝纪》云：辞讼在后二年前皆勿听，但当称后元年也。王子充谓武帝沿文景故事，始以“后元”二字加于年上，非史官追书之。顾亭林曰：汉文帝后元元年，景帝中元年、后元年，当时只是改为元年，后人追纪之为中、为后耳。若武帝之后元元年，则自名之为后，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则自名之为中，不可一例论也）。（《日损斋笔记·辨史十六则》）

丘　濬：人君即位之一年，是谓之元。元者，首也，始也。人无二首，故国无二王；国无二王，故年无二元。自三代以来未之改也。文帝信新垣平“候日再中”之说，于是乎诏以十七年为元年。呜呼！是恶知春秋所以正始之意哉！后世遂祖以为常，故一君而二元三元者有之，甚乃至于六七元焉。（《世史正纲》卷三）

佚　名：史诠曰：《汉书》十六年秋得玉杯，明年改元后元年。（《史记疏证（外一种）》卷十）

杨树达：王荣商云：此盖新君即位之后，加中后字以别初元，如武帝诏云“诸逋贷及辞讼在孝景后三年以前，皆勿听治”是也，非史家追书。（《汉书窥管》卷一《文帝纪》）

龚浩康：把十七年（前163）改为元年，以表示划时代的转变，史书称此后的纪年为“后元”。（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钱　时：日行一度一岁一周天，瞬息不停，晷刻不爽，安有却而复中之理乎！一日之不再中，亦犹一君之无再元也。妖人习幻妄，或得以变乱蠢愚之耳目，岂谓文帝而亦信之，未几平败，则可以悔矣。而改元之缪，终成其诈而弗之变，遂使万世承讹。至有一君而改数元者，其说乃自新垣平始。甚为文帝惜也。（《两汉笔记》卷三）

丘　濬：此后世人君再纪元之始。按：文帝改元，盖惑方士新垣平“侯日再中”之说也。未几，平以败露伏诛。后世人主不考其故，一切效而法之，何哉！（《世史正纲》卷三）

胡缵宗：文宗玄默寡欲，令祠宗无有所祈，可谓不惑邪佞矣。而信新垣平玉杯之诈，辄为改元，不其亏至德乎！（引自凌稚隆《汉书评林·文帝纪》）

袁　黄：人主延寿，甘心为玉杯而改元，何哉？然亡几垣平以诈诛，至于凭几一诏。（《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李　贽：圣主也被人哄。（《史纲评要》卷六）

汪　越：表新垣平诈，言方士觉诛之，此讽武帝也。以孝文而有玉杯改元之失，况后之王者乎！黄龙见成纪，宝鼎出汾阴，皆不为瑞，况于求神仙、冀黄金成而河决可乎！（《读史记十表》卷十）

梁玉绳：改元以日再中，而此谓因得杯，亦误。日再中乃秦王誓燕丹妄语（见《论衡·异虚篇》），文帝奈何信之。（《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程馀庆：人君即位，以元纪年，虽累数至百，不改也。文帝至是已十六年，乃怵于邪臣之说，无故改元，果何义哉？（《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顾颉刚：读此，可知文帝的更元年完全因新垣平而不因公孙臣。但新垣平所以这样做，可以说是步公孙臣的后尘。他看见公孙臣豫言黄龙见而真的黄龙见，得着天子的宠信，他就变本加厉，想出神气五采、献玉杯、日再中……种种花样来了。他比公孙臣的胆子更大，欺骗皇帝的次数更多，所以土德的制度尚未颁行，而后元年却先实定了。（《古史辨》第五册下编《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杨树达：按：武帝之求仙，实文帝信新垣平启之。（《汉书窥管》卷一《文帝纪》）

④ 【汇注】

张守节：古者祭酺，聚钱饮酒，故后世听民聚饮，皆谓之酺。《汉书》“每有嘉庆，全民大酺”，是其事也。彼注云：“因祭酺而其民长幼相酬，郑注所谓祭酺合醵也。”酺，音蒲。（引自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孝文本纪》）

胡三省：汉律，三人无故群饮，罚金四两。今诏横赐得会聚饮食。师古曰：“酺，布也，言王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饮食为酺。”《周礼·族师》“春秋祭酺”注：酺者，为人灾害之神也。有马酺，有蝝螟之酺与人鬼之酺，亦为坛位如雩禜。族长无饮酒之礼，因祭酺而与其民以长幼相献酬焉。（见《资治通鉴》卷十五注）

【汇评】

吴见思：文帝之失，止新垣平一事，故约略写之，为贤者讳也。（《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⑤ 【汇注】

龚浩康：指新垣平诡称望气，让人诈献刻有“人主延寿”字样玉杯的骗局被发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王应麟：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日无再中之理，而新垣平言之；日无渐长之理，而袁充言之。汉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汉文悟平之诈，而隋文终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也。（引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⑥ 【汇注】

司马迁：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自是之后，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史记·封禅书》）

颜师古：夷，平也，谓尽诛除之。（《汉书注·高帝纪》）

又：夷者，平也，谓尽平除其家室宗族。（《汉书注·郊祀志》）

冯　景：晚出古文《泰誓》曰：“罪人以族。”族者，秦法也。窃疑纣虽恶，五刑之法无改，宁有是乎？按：《史记·秦本纪》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初者，创始也。盖谓三代之法所无，而秦特创之。若纣已行，何云初乎？张晏“三族”注曰“父母、兄弟、妻子”，而如淳则以父族、母族、妻族解之。呜呼！不仁哉如淳也。庄子言五纪，匡衡、韦元成言五属，袁绍言五宗，皆言父祖己子孙也。庄子言六位，老氏、《班·志》、贾谊言六亲，吕不韦言六戚，亦不过父母兄弟夫妇耳。故贯高曰：“人岂不欲爱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已论死。”其非异姓明甚……班固《刑法志》云：高后元年，除三族罪。孝文二年，又诏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弗取。”此明明以父母、妻子、同产为三族。观此张晏注乃益明，而如淳之罪大矣。《周礼》：“小宗伯之职，掌三族之别，以辨亲疏。”注云：“三族者，父子孙，人属之正名也。”《仪礼·士昏礼》：“请期，曰：‘吾子有赐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请吉日。’”注“三族”：“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也。”此非三族之明证哉！更证诸《尔雅》：“内宗曰族，母妻曰党。”《白虎通》曰：“族者，凑也。上凑高曾，下凑曾元，聚合而生爱死哀也。”（引自《涵芬楼古今文钞》卷八《辨汉注如淳解三族之缪》）

王先谦：新垣平谋逆，复行三族之诛。（《汉书补注·文帝纪》）

彭　年：汉朝初年，省禁约法，放宽刑罚，但是“尚有夷三族之令”。其后，高后元年下诏“除三族罪”，然而徒有虚名，文帝十七年又恢复族刑。武帝以后，“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汉书·刑法志》），族刑更滥施无度。迨及东汉初年，光武帝下诏“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后汉书·循吏传》），但仍沿用族诛之刑。章帝元和元年诏曰：“往者妖言大狱，所及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李贤注曰：“即三族也。”（《后汉书·章帝纪》及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亦以族刑相诛。实际上，终秦汉之世，族诛这一斩草除根、殄灭族类的酷刑，未尝有废止之时！那么，什么是族刑？所谓族刑，又称族诛、族灭、族夷。就是一人犯罪，诛及三族。三族又是指哪些亲属？关于三族之说，古有异议。郑玄注《周礼·小宗伯》说“三族谓父、子、孙”，而注《仪礼·士昏礼》则云“三族谓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郑注二说，前后不同，自相矛盾。《大戴礼·保傅》卢注曰：“三族，父族、母族、妻族。”如淳注《史记·秦本纪》亦同此说。

按：以上诸说非是。《史记·秦本纪》集解引张晏曰：“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也。”又《史记·文帝本纪》说：“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史记·商君列传》载：“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商君书·画策》说：“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失法离令，若死，我死。’”据此可知，灭三族就是一人犯重罪，刑及全家，父母、兄弟、妻子一起遭受诛戮。显然，这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特点的，极其野蛮、残酷、落后的刑罚。（《秦汉族刑、收孥、相坐诸法及其施行之探讨》，见《秦汉史论丛》）

龚浩康：三族，说法不一。一说为父、子、孙；一说为父母、兄弟、妻子；一说为父族、母族、妻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吕祖谦：受玉杯之献，即明皇之德灵宝也；以日再中之说而改元，即哀帝之溺夏贺良也；治庙汾阴，欲祠出周鼎，即始皇之祷泗水也。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使新垣平不死，汉其殆哉！然武帝既诛文成，而五利之宠又甚于前。文帝自是遂不复信方士之诞，盖其天资本非多欲，而耽溺尚新，故犹可自拔也。观其遗诏之首曰“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去此才六七年耳，所见如出两人。人恒过然后能改，岂虚言哉！至于忿疾新垣平而复三族刑，惩艾淫祠而怠于正朔、服色、郊祀之事，则补衮职者之责也。（《大事记解题》卷十）

尹遂昌：文帝盛德之主，清静玄默，无所偏好，今《纲目》上书作五帝庙，亲祠之，又书改元，祀汾阴，垣平伏诛，则小人之诈以甚而败。幸帝速悟，不远而复，不然，岂不为盛德之累耶！然帝能诛垣平而不能尽改其所为，使后人得以踵而行之，则亦犹为未尽善也。观《纲目》前后所书，皆有深意。然则人主好尚，盍亦以谨其微哉！（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丁南湖：以玉杯改元，文帝盛德之小疵也；新垣平伏诛，则帝改过不吝矣。《易》曰“不远复”，其文帝之谓乎？（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马端临：文所行，独新垣平一事，为盛德之玷。然此事所关甚重。盖其宠新垣平也，惑于求仙希福之说，而淫谄之祀迄汉世而未能正者以此。其诛新垣平也，复行收帑相坐之律，而滥酷之刑迄汉世而未能除者亦以此。帝恭俭仁贤之主，而此二事，失礼失刑，遂令后嗣遵而守之，以为汉家制度，不敢革正，惜哉！（《文献通考》，引自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一》）

丘　濬：按：孝文所行，独平一事，为盛德之累，其诛之是矣。然因是而复行三族之诛，终汉世而不能除，惜哉！（《世史正纲》卷三）

汪　越：后元年书诛新垣平，大改过也。（《读史记十表》卷十）

陈季雅：复之初九，曰不远复。无祇悔。上六，曰迷复。凶。盖人之有过速改之，则为善莫大，苟滋甚而不知反焉，则亦无益矣。汉文帝其初惑新垣平之诈，特与之立庙，是固失也，及玉杯周鼎之诈既觉，而夷族之诛略不少贷，五帝之祠领之以官，而帝不躬往，且终身耻言鬼神之事，而为盛德之主。此不远复，无祗悔者也。（《两汉博议》卷二《论新垣平诈觉谋反》）

梁玉绳：又考《汉书·纪》《志》高后元年除三族罪，《史记》脱不书，则族诛之法已前除之，何以新垣平复行三族之诛？岂妖诬不道，不用常典耶？《刑法志》讥其过刑矣。然文帝于盗高庙玉环之罪欲致之族，则又何也？（《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程馀庆：文帝宽仁，新垣平罪至三族，以妖诬不道，故不用常刑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又：玉杯尚可假刻，日却何能复中？神气周鼎，恍惚无凭。平之荒诞，与文成五利等，文帝早觉其诈而诛之，庶几改过不吝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黄恩彤：正朔、服色、明堂、封禅，儒者所争也。祀五帝，祠周鼎，方上所建也。帝初亦不能无动，迨新垣平诈觉被诛，晓然于粉饰太平，均非当务之急，于是一切谦让未遑焉。此帝之明也。（《鉴评别录》卷四）

李澄宇：书新垣平事觉，夷三族，幸之也。盖长命富贵，人所共欲，谚谓作了皇帝想神仙，即此一念扩之耳。文帝早寤，故仅一新垣平；武帝晚寤，故有神君薄忌、李少君、少翁、乐大、公孙卿、公玉带等。（《读史记蠡述》卷一）

陈海瀛：是为孝文盛德之累，而孝武之好神仙进方士，其端亦自此开矣。（《读史记管见·孝文盛德之累》）

徐复观：后元年，《史记》“其岁，新垣平事觉，夷三族”，《汉书》“冬十月，新垣平诈觉谋反，夷三族”。将“其岁”改为“冬十月”，这在时间上较《史记》为密。《史记》称“其事觉”，不言“诈”而“诈”自见。《汉书》易为“诈觉”，此种异同无关宏旨。惟《汉书》添“谋反”两字，新垣平一介江湖术士，如何有谋反的可能？文帝以自己受骗，故“夷三族”以泄愤，班氏则轻轻加上“谋反”两字，以见夷三族为理所当然。这种随意捏造罪名的记载，有伤历史的良心，此乃出于班氏尊汉之心太过。（《两汉思想史》卷三《<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

后二年①，上曰：“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②，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③，封畿之内勤劳不处④，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⑤。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⑥，以重吾不德也⑦。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⑧，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⑨，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轶于道⑩，以谕朕意于单于⑪。今单于反古之道⑫，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⑬，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⑭。和亲已定，始于今年⑮。”

① 【汇注】

杨　慎：古者天子诸侯继立踰年，而称元年终一主为一元，未有一主而再称元者也。汉文帝信新垣平之言，再称后元。自后，武帝更十数纪元，历代皆然。俗谚有“乱主年年改号，穷士日日更名”之讥。然予观长历，云秦惠文十四年更为元年，则其谬不始于汉文矣。又晋惠大安二年，长沙王乂事败，成都王颖改年为永兴，始一岁而二号；齐郁林王改元隆昌，海陵王改元延兴，明帝改元建武，是一岁而三号。史册书法混淆，俗谚云乱，诚是也。（《升庵集》卷七十二《纪元》）

龚浩康：后二年，即公元前162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② 【汇校】

吴汝纶：《汉书》无“是以”二字。（《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汇注】

龚浩康：方外，汉边界以外。指外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张大可：方外之国，政教达不到的地方，即外国，这里主要指匈奴。（《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③ 【汇注】

颜师古：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去来无常也。（《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顾胤按：《尔雅》孤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吴见思：边民之被祸也。（《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④ 【汇注】

颜师古：王畿千里。不处者，不获安居。（《汉书注·文帝纪》）

吴见思：内地之征发也。（《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汉书》“畿”作“圻”。师古注：“圻亦畿字，王畿千里。”“勤劳”复语，勤亦劳也。《说文》：“勤，劳也。”《汉书》“远达”作“达远”。（《史记斠证》卷十）

⑤ 【汇校】

王先谦：《史记》“达远”作“远达”。（《汉书补注·文帝纪》）

【汇评】

程馀庆：以四荒不安引为己咎，是帝王天下一家气象。（《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⑥ 【汇校】

王先谦：官本“入”作“又”，是。《史记》作“又”，“其”作“吾”。（《汉书补注·文帝纪》）

【汇注】

颜师古：谕，晓告也。（《汉书注·文帝纪》）

吴见思：内志，即和好息民也。（《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谕，晓也。《汉书·文纪》“德”下无“也”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⑦ 【汇注】

颜师古：重音直用反。（《汉书注·文帝纪》）

⑧ 【汇校】

王叔岷：案：古钞本“夙”作“宿”。夙、宿正、假字。《诗·小雅·小苑》：“夙兴夜寐。”（《史记斠证》卷十）

⑨ 【汇校】

王先谦：《史记》“恻怛”作“怛惕”。（《汉书补注·文帝纪》）

【汇注】

颜师古：怛，恨也。怛音丁曷反。（《汉书注·文帝纪》）

⑩ 【汇校】

郝　敬：《汉书》作“结辙”，使车往来交错，辙如结也。古“辙”“轶”通。（《批点史记琐琐》卷一）

张文虎：各本“轶”下并注“音辙”二字，疑校者所增。中统、游、毛无。（《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王先谦：钱大昭曰：徹，古“辙”字，南监本、闽本作“辙”。先谦曰：官本正文注并作“辙”。《史记》作“结轶”。（《汉书补注·文帝纪》）

［日］泷川资言：依注，《集解》本“轶”作“辙”。今本《汉书》作“徹”。《田敬仲世家》：“伏式结轶。”《索隐》：“轶，音姪。车辙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景祐本“轶”下有注云：“音辙。”黄善夫本、殿本并同。景祐本为《集解》本，是《集解》本作“轶”，非作“辙”也。轶借为徹，徹、辙古、今字。（《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裴　骃：韦昭曰：“使车往还，故辙如结也。相如曰‘结轨还辙’。”（《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编者按：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卷三根据裴骃注解，认为“裴氏本作辙，不作轶”。又：点校本《史记》修订本：“结轨还辙”，“辙”，东北本、殿本作“辕”。按：本书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汉书》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下》皆作“辕”。

司马贞：轶音姪。轶者，车辙也，言车辙往还如结也。《战国策》作“结靷”。（《史记索隐·田敬仲完世家》）

又：邹氏轶音逸，又音辙。《汉书》作“辙”。顾氏按：司马彪云“结谓车辙回旋错结之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编者按：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卷三注曰“结谓车辙回旋错结”句前一“结”字后“当脱辙字”，同时指出：“是作轶者，乃邹诞生本耳，而音姪音逸又各不同。”

沈钦韩：《史记》作“结轶”。《庄子·天地篇》：螳螂怒臂以当车轶。《国策》“辙”多作“轶”。（《汉书疏证》卷二《文帝纪》）

王　筠：结轶于道，盖借轶为辙。忆《韩诗外传》有之。（《史记校》卷上）

⑪ 【汇注】

颜师古：单于，匈奴天子王号也。单音蝉。（《汉书注·文帝纪》）

编者按：《汉书补注·文帝纪》引周寿昌语，认为“颜注‘天子’二字失检。《匈奴传》解甚明，此说为赘”。按：《汉书·匈奴传》释“单于”曰：“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

【汇评】

吴见思：是文帝一生主意，于此诏点出。（《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⑫ 【汇注】

颜师古：（返）〔反〕，还也。（《汉书注·文帝纪》）

程馀庆：反，还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⑬ 【汇校】

吴汝纶：本作“亲”，依《汉书》改。（《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汉书·文纪》“亲”作“新”。（《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周尚木：按：“亲”当作“新”，时为文帝后二年方使使遗匈奴书，定和亲，故云“新”也。《汉书》正作“新”。（《史记识误》卷上，引自《史记订补文献汇编》）

王叔岷：案：“新”亦借为“亲”。（《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颜师古：偕亦俱也。之，往也，趣也。（《汉书注·文帝纪》）

程馀庆：偕，俱也。之，趋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⑭ 【汇注】

颜师古：元元，善意也。（《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战国策》云：“制海内，子元元，非兵不可。”高诱注云：“元元，善也。”又按：姚察云“古者谓人云善，言善人也。因善为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顾野王又云“元元犹喁喁，可怜爱貌”。未安其说，聊记异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张家英：“元”有“善”义。《尚书·舜典》：“柔远能迩，惇德允元。”孔《传》：“元，善之长。”（《十三经注疏》130页上）而“元者，善之长也”，又见《周易·乾·文言》（同上15页上）。《左传·文公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杜预注：“元，善也。”（同上1862页上）“元元”亦有“善”义。《战国策·秦策一》：“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高诱注：“元，善也；民之类善故称元。”《汉书·文帝纪》“以全天下元元之民”，颜师古注：“元元，善意也。”“元元”一词，不见于六经诸书，而《史记》中则数见。《秦始皇本纪·赞》：“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匈奴列传》：“元元万民，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跂行喙息蠕动之类，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平津侯主父列传》：“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以上三例，“元元”都用作“民”的修饰语，表示“善”或“善良”的含义。而如下一例中的“元元”则与以上诸例不同：《平准书》：“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赈元元，宽贷赋，而民不齐出于南亩，商贾滋众。”这个“元元”指百姓、庶民。这个“元元”之后没有跟着用那个“民”字，也可算是用修饰语代替中心词吧。（《<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文本纪》）

⑮ 【汇注】

司马迁：孝文帝后二年，使使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当户且居雕渠难、郎中韩辽遗朕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今闻渫恶民贪降其进取之利，倍义绝约，忘万民之命，离两主之欢，然其事已在前矣。书曰：‘二国已和亲，两主欢说，寝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闟然更始。’朕甚嘉之。圣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长，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朕与单于俱由此道，顺天恤民，世世相传，施之无穷，天下莫不咸便。汉与匈奴邻国之敌，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秫蘖金帛丝絮佗物岁有数。今天下大安，万民熙熙，朕与单于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细故，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兄弟之欢。朕闻天不颇覆，地不偏载。朕与单于皆捐往细故，俱蹈大道，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元元万民，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跂行喙息蠕动之类，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来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释逃虏民，单于无言章尼等。朕闻古之帝王，约分明而无食言。单于留志，天下大安，和亲之后，汉过不先。单于其察之。”

单于既约和亲，于是制诏御史曰：“匈奴大单于遗朕书，言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令）〔今〕约者杀之，可以久亲，无后咎，俱便。朕已许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史记·匈奴列传》）

陈　直：按：《专门名家》第二集，有归化城杀虎口出土单于和亲方砖文云：“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共十二字，砖为平方形，分阴阳文两种，篆势雄伟，决为西汉初作品，此当时人民对和亲之看法。（《汉书新证·匈奴传》）

【汇评】

陈仁子：帝之和匈奴，何仁而不悟也。夫夷狄之欲，甚无厌也，可以德柔，可以力屈，不可专以利诱。若一切挟金缯诱之，吾惧利有限而欲无厌，未可恃此为固也。且以帝之时较论战者凡几，和者又凡几。三年，匈奴尝入寇矣，遣灌婴击之而走；十四年，匈奴又入寇，杀都尉卬矣，遣张相如等击之而走。后元六年，又入上郡矣，遣周亚夫等御之而退，是战未尝不胜也。六年，冒顿死，尝请和亲矣，至十一年而有狄道之寇。后元二年，亦和亲矣，至六年而有云中之寇，是和未尝可恃也。矧帝之时未尝无具也，绛、灌可将也，南北可军也，富庶可财而三表五饵可术也。内为天保以上之规模，外为枤杜出车之备，且乘隙而用之，孰至以天下之大而畏人者！而帝一切以和亲为常，此固贾谊所以痛哭流涕于斯也，帝何不悟哉？！（《文选补遗》卷一《与匈奴和亲诏》）

又：读文帝赐匈奴书，其辞委曲，有兄弟之和……文帝当夷狄之强，故委曲以尽其情。（引自凌雅隆《汉书评林·匈奴传》）

郑　湜：昔匈奴之盛也，汉人折节于和者屡矣。孝文虽遣使谕意，冠盖相望，然乍和乍叛，嫚辱之声常至于中国。竟孝文之世，和凡三议矣，辄不数岁。（见《十先生奥论注·续集卷十五·国体论三》）

黄　震：秦汉以天下为私，自京师去匈奴塞上，皆天子所自制。边尘稍惊，劳民万里，故秦之备胡，不得不出于长城。然此毒民之事，适以自毙，不可为也。故汉之求安，不得不出于结约，虽娄敬遣公主之说不可用，若孝文皇帝，赐之书有曰：天不颇覆，地不偏载，使两国之民若一家。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跂行喙息蠕动之类，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呜呼，大哉！言乎文帝之心，天地之心也，持之坚行之久。至孝景世，终无大寇。武帝即位之初，匈奴信汉，自单于以下，往来长城下，无忌矣。乃一旦无故自为狙诈，于匈奴兵连祸结，使天下生灵肝脑塗地，然匈奴益骄，亦终不我服。回视文景之世，得失可如哉！（引自凌雅隆《史记评林·匈奴列传》）

王　鏊：先秦文字，无有不佳。余所尤爱者，乐毅《答燕惠王书》、李斯《上逐客书》、韩非子《说难》，可谓极文之变态也。其后汉文帝赐匈奴、南粤王书亦似之。文帝其所谓有德者之言乎？！（《震泽长语》卷下）

凌稚隆：按：历观诸诏，虽礼乐制度缺，然而议论词章，足冠千古。（《汉书评林·文帝纪》）

郭嵩焘：按：文帝此诏至诚恻怛，孟子以太王迁岐为仁，而引汤事葛、文王事昆夷，以为乐天，亦即此义。南宋以后诸君子，于汉、唐规模全不一考，并此诏载在《史记》亦无有知之而言之者，岂不可叹！（《史记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黄恩彤：议战议守，命将出师，迄无成效，而卒归于和亲。（《鉴评别录》卷四）

后六年冬①，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三万人入云中②。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③，军飞狐④；故楚相苏意为将军⑤，军句注⑥；将军张武屯北地⑦，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⑧，居细柳⑨；宗正刘礼为将军⑩，居霸上⑪；祝兹侯军棘门⑫：以备胡⑬。数月，胡人去，亦罢。⑭

① 【汇校】

［日］泷川资言：此纪三年、四年、五年缺不书。《汉书》有之。（《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编者按：凌稚隆《汉书评林》、梁玉绳《史记志疑》、崔适《史记探源》、李景星《四史评议》等均指出，文帝改元后三、四、五年《史记》缺不书。《汉书·文帝纪》记载如下：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蚀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为庶人。行幸雍。五年春正月，行幸陇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② 【汇注】

司马迁：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史记·匈奴列传》）

又：孝文后元六，匈奴人入云中。（《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张守节：《括地志》云：“云中故城在胜州榆林县东北四十里，秦云中郡。”（《史记正义·绛侯世家》）

［日］泷川资言：上郡，今陕西延安府绥德州。云中，今山西朔平北归化城。（《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龚浩康：云中，郡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以南、前房子以北地区，郡治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王　恢：云中郡，赵武灵破林胡楼烦开置。（前301）秦因之。楚汉之际属赵国。高帝三年属汉，四年复以属赵，六年又属代国。十一年以边郡收。

《汉志》云中郡治云中，据《河水注》，故城在今绥远托克托东北黑水河南岸。《周勃世家》“定云中郡十二县”，《汉志》县十一，除沙南一县在河南，余在河东——大河东流转南之一曲。（《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张大可：云中，汉郡名，郡治云中，在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西南。（《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③ 【汇校】

裴　骃：徐广曰：“卫尉改名也。”骃按：《汉书·百官表》景帝初改卫尉为中大夫令，非此年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钱大昭：《汉纪》令免作李勉，今作令免，字之误也。徐广以为中大夫令是官名，小颜以为文帝时尚无此官，其人姓令名免。二说皆误。（《汉书辨疑》卷一）

梁玉绳：荀《纪》作“李勉”“苏隐”，未知何据。令是姓，注以为官号，非。（《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诸蔼堂：“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中大夫令是官号，勉其名。荀《纪》作“李勉”，必有所据。大颜、小颜以为姓令，《索隐》引《风俗通》云令尹子文之后，皆非也。《志疑》误从之。（引自梁玉绳《史记志疑》附录三《庭立纪闻》）

【汇注】

班　固：六年冬，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汉书·文帝纪》）

荀　悦：六年冬，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车骑将军李勉，屯飞狐口，将军苏隐屯勾注，将军张武屯北地，周勃子亚夫为将军，次细柳，将军刘礼次霸上，将军徐厉次棘门，以备胡。（《汉纪》卷八）

颜师古：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此诸将军下至徐厉，皆书姓，而徐广以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说非也。据《百官表》，景帝初改卫尉为中大夫令，文帝时无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属官，秩比二千石。（《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裴骃按：《表》景帝改卫尉为中大夫令，则中大夫令是官号，勉其名。后此官改为光禄勋。虞世南以此称中大夫令，是史家追书耳。颜遊秦以令是姓，勉是名，为中大夫。据《风俗通》，令姓令尹子文之后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王鸣盛：注：师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此诸将军皆书姓，而徐广以为中大夫令是官名，非也。按：荀氏《汉纪》令免作李勉，徐、颜皆误。且据《百官公卿表》，景帝初，始更名卫尉为中大夫令，文帝时本无此官名，则徐说尤为妄矣……（《百官公卿表》：惠帝七年，奉常免。师古曰：名免也。存疑）。（《十七史商榷》卷九《令免》）

洪颐煊：按：《史记·始皇本纪》：“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中大夫令本秦官，非始于景帝时。（《读书丛录》卷十九）

周寿昌：《百官表》惠帝七年奉常免。师古云，免，名也。此盖即其人，史失姓耳。颜云“下书姓”，此亦应是令姓。按：七年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属国悍为将屯将军，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张武书姓，亚夫、悍俱未书姓。谓景帝改卫尉为大夫令，文帝时尚不能称，则英布为九江王时，已称淮南王。景帝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而《食货志》于卫青击胡即称大司农，武帝以后尚称大农。武帝始设三辅，而景帝后五年诏已称三辅。盖补称或追称，此等处班史无定例也。似徐说为正。（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文帝纪》）

［日］泷川资言：令姓，勉名，颜说是。（《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骏观：观按：中大夫是官名，其人姓令名勉耳，此下五将军皆有姓，何容此人独无姓乎？盖令亦姓也。据《风俗通》，令姓是令尹子文后，徐、马谓中大夫令是官号，而没其姓，说殊非是。考《汉书·百官表》，景帝初始改卫尉为中大夫令，此乃文帝后六年事，则是时尚无中大夫令之名，安得有此官号乎？盖中大夫是郎中令属官，秩比二千石，谓令勉以中大夫为车骑将军，将兵屯于飞狐也。又按：《百官表》武帝太初元年改郎中令为光禄勋，小司马谓是中大夫令所改，尤妄甚也。（《史记旧注平义·孝文本纪》）

杨树达：《史记索隐》云：“颜遊秦以令是姓，免是名，为中大夫。”则师古此说袭自大颜也。（《汉书窥管》卷一《文帝纪》）

吴　恂：按：中大夫令，本秦官。《史记·始皇本纪》有中大夫令齐，汉初亦曾拜灌婴为中大夫令，以傅郎中骑兵，足征文帝前已有此官，不自孝景始也。颜氏以表无其文，是以云然，不知表虽列戎职，然将军以下例不录之，且其于微职所阔略者亦多，如太官献食丞、大行治礼丞、雒阳武库令、河东均输长、车骑将军军市令、前将军军司空令等。非博稽广览，不能详也。寻中大夫，但掌论议，秩不满千石，至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大夫，秩始比二千石，颜说亦非，而中大夫令则典禁兵，其职截然不同也。（《汉书注商·文帝纪》）

王叔岷：案：《将相表》《汉书》《通鉴》“令勉”并作“令免”。师古注：“其人姓令名免。”勉、免古通。《汉纪》“苏意”作“苏隐”，意、隐古亦通用。昭公十年《左氏春秋经》季孙意如，《公羊经》意作隐，即其比。（《史记斠证》卷十）

龚浩康：中大夫，官名。大夫中的一种。职位略低于卿，是朝廷的顾问官。车骑将军，地位仅低于大将军的高级武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编者按：对“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理解的分歧，主要有二。其一，官号之争：是中大夫还是中大夫令？其二，姓名之争：是姓令名勉还是名勉失姓？由于“令”字在该句中的特殊作用，这两个问题相互伴生。持中大夫令观点的，以徐广为代表，认为此官称由卫尉改名。持中大夫观点的，以颜师古为代表，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认为改名在景帝初年，文帝时尚无此称。反对者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卫尉竭、内史肆、伍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认为秦时已有中大夫令一称（张守节《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也云“中大夫令，秦官也”），景帝时方有此称之说不足为凭。至于姓名之争，持中大夫令说者，以名勉失姓为正；持中大夫说者，则坚持认为姓令名勉。作为后一说法的补充，有人引《风俗通义》，认为令姓为令尹子文之后；有人据常情推理，以为文帝遣六将军，“此下五将军皆有姓，何容此人独无姓乎？”（实际上，祝兹侯于六将军中只列封爵，并无姓。）这些说法自有其道理，但尚缺乏说服力。东汉史学家荀悦《汉纪》记六将军一事，明确提出“车骑将军李勉”，成为姓名之争的又一焦点。有人认为此说必有根据，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还有人据此将徐、颜之说一并否定。众说纷纭，迄无定论。由于《汉纪》成于东汉末年，且据《汉书》改编，李勉一说或有所本，但《史记》《汉书》中未见李勉之名，迄无资料参证证实。

④ 【汇注】

裴　骃：如淳曰：“在代郡。”苏林曰：“在上党。”（《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险阨之处，在代郡之南，南冲燕赵之中。（《汉书注·匈奴传上》）

张守节：按：蔚州飞狐县北百五十里有秦汉故郡城，西南有山，俗号为飞狐口也。（《史记正义·郦生陆贾列传》）

何　焯：《后书·郡国志》：上曲阳故属常山，恒山在西北。注引《晋地道记》云：自县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恒多山坂，名飞狐口。按：此则飞狐口，即代郡之常山关，与上曲阳相接者也。（《义门读书记·前汉书》）

程馀庆：关名，在顺天府广昌县北二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直隶易州广昌县。（《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钱　穆：飞狐口，今河北涞源县北，察哈尔蔚县南，为紫荆、倒马之外险。又壶口关在山西长治县东南。如淳分说得之，苏林、《集解》《正义》皆误。（《史记地名考》卷二十八《西北边地名》）

王　恢：《漯水注》：“祁夷水（壶流河）自平舒（广宁西）来，东北得飞狐口，广野君所谓杜飞狐之口也。《魏土地记》云，代城南四十里有飞狐关。祁夷水合关水东北流迳代城西。”

《纪要》（三九）：“《地道记》，自常山北行四百五十里，得常山岌，号飞狐口。郦食其说汉高距飞狐之口，《文帝纪》令勉屯飞狐。后汉建武十二年，卢芳与匈奴、乌桓连兵盗边，诏王霸与杜茂治飞狐道，筑起亭阵，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自汉至宋，为边陲重地。”

按：在今河北、察哈尔两省界上，涞源与蔚县之间。南障紫荆、倒马及平型关，山北诸州之噤喉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编者按：飞狐即飞狐口，又作蜚狐，为汉代重要关隘，在今河北涞源县北蔚县南。《辞海》说其“两崖峭立，一线微通，迤逦蜿蜒，百有余里”，古代为河北平原与北方连郡间的交通咽喉。飞狐郡属，《集解》分引代郡、上党两说。清人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据《元和郡县志》《明史·地理志》等，认为苏林“在上党”一说误。《元和郡县志》：“自（蔚州飞狐县）北入妫州怀柔县界，即古飞狐口……刘琨自代出飞狐口，奔于安次，亦谓此道。”《明史·地理志》：“飞狐峪在山西蔚州广昌县北，今为里石岭堡（《蔚州志》：飞狐口在州东南六十里，北口在州南三十里）。”

⑤ 【汇校】

钱大昭：《汉纪》“意”作“隐”。按：意、隐古通。《春秋》季孙意如，《公羊传》作隐如。（《汉书辨疑》卷一）

吴汝纶：梁云：荀《纪》令勉作李勉，苏意作苏隐。（《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⑥ 【汇注】

司马迁：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史记·匈奴列传》）

裴　骃：应劭曰：“山险名也，在雁门阴馆。”（《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句音章句之句。（《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并如字。句，又音鉤。（《史记索隐·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又：句，伏俨音惧，包恺音鉤。（《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又：韦昭云：“山名，在阴馆。”（《史记索隐·匈奴列传》）

张守节：句注山在代州雁门县西北三十里。（《史记正义·刘敬叔孙通列传》）

又：上古侯反，下之具反。《括地志》曰：“句注山，一名西陉山，在代州雁门县西北三十里。”句，《汉书音义》：“章句之句。”（引自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孝文本纪》）

又：句，古侯反；注，之具反。《括地志》曰：“句注山，一名西陲山，在代州雁门县西北三千里。句注与夏屋山相接，天下之阻路，所以分别内外地。”属代国。（引自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十）

编者按：《大事记解题》注文中“西陲山”应为“西陉山”，“三千里”系“三十里”之误。

方以智：句注，句，音钩，其音章句之句者，非也。山在代州雁门县西北。（《方以智全书》第一册《通雅》卷十六《地舆·地名异音》）

何　焯：句注则雁门关也。（《义门读书记·前汉书》）

沈钦韩：欧阳忞《舆地广记》：代州雁门县有句注山，汉击匈奴于此。一名西陉山。《方舆纪要》：在代州西北二十五里。一名句注陉。（《汉书疏证》卷二《文帝纪》）

程馀庆：山名，在代州西北二十五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句注，今山西代州。（《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钱　穆：句注山，今代县西北二十五里。《吕氏春秋》：天下“九塞”，句注其一。以山形句转，水势注流名；与雁门山冈陇相接，夏屋山亦相附近。大抵代境诸山皆其支脉。（《史记地名考》卷十五《赵地名》）

王　恢：《纪要》（三九）：山在代县西北二十五里。一名西陉山，亦曰雁门。《尔雅》北陵西踰雁门。《吕氏春秋》，天下九塞，句注其一。《国策》，张仪说燕王，赵王欲并代，与代王遇于句注之塞。又苏厉为齐谓赵惠王，秦反巠分、先俞于赵。孔氏曰：巠分即陘山，先俞即西踰，字与音之讹也。（《赵世家》正义：陉山西踰二山，并在代州雁门县。）《史记》，赵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又《赵世家》，赵有代句注之北。汉六年，匈奴围韩王信马邑，信降，遂引兵南逾句注。又文帝后六年，苏意屯句注。武帝元光五年，诏发卒治雁门阻险。《晋地道记》，北方之险，有卢龙、飞狐、句注之首。《河东记》（五代李撰）句注以山形句转、水势注流而名。亦曰陉岭。自雁门以南，谓之陉南，以北谓之陉北。自汉中平（公元184）以后，羌胡大扰，陉北之地，皆为荒外，并以句注为塞。

《唐志》，西陉，关名也，在雁门山上。东西山岩峭拔，中有路，盘旋崎岖，绝顶置关，谓之西陉关，亦曰雁门关。西北去朔州马邑七十里，南去代州三十里（不止，见下）。又有东陉关，在代州南三十里。杜佑曰：东陉关甚险固，与西陉关并为句注之险。今雁门关在州北四十里，为戍守重地，与宁武、偏头为山西三关（按：所谓外三关也）。关城周二里有奇，傍山就险，屹为巨防。

按：唐扼句注之险，于绝顶置关，取其北雄郡雁门为名。唐晏《庚子西行记事》（侍慈禧奔西安）：“十月初五宿广武，城在黄花岭下。初六日度雁门关，关路绝陡，盘云直上凡二十里，关城踞绝顶，度关有李牧祠。下岭二十里，宿仁义镇。初七日宿阳明堡。初九日抵代州。”阳明堡虽近代州，但关城至州城必不止三十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⑦ 【汇注】

司马迁：（匈奴）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于是汉使三将军军屯北地，代屯句注，赵屯飞狐口，缘边亦各坚守以备胡寇。（《史记·匈奴列传》）

胡三省：秦灭义渠，置北地郡。（见《资治通鉴》卷十五注）

何　焯：屯与次异。屯有分地，次，备调发也。（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文帝纪》）

［日］泷川资言：北地故城，今甘肃庆阳府环县东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⑧ 【汇校】

王先谦：钱大昕曰：“景帝中二年，始改郡守曰太守，此‘太’字衍，本传无‘太’字。”先谦曰：《史记》亦无“太”字。（《汉书补注·文帝纪》）

【汇注】

司马贞：河内，河曲也。内，音汭。（《史记索隐·晋世家》）

张守节：古帝王之都多在河东、河北，故呼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又云：河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卫州，折东北入海，曲绕冀州，故言河内云也。（《史记正义·魏世家》）

胡三省：项羽以河内郡为殷国，高帝灭殷，复置河内郡。（见《资治通鉴》卷十五注）

钱　穆：河内西阻王屋诸山，与河东分隔，北则太行蔽之。汉河内郡治怀，今武陟县西南。《史记地名考》卷四《禹贡山水名中》）

龚浩康：河内，郡名。辖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郡治在怀县（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周亚夫（？—前143），绛侯周勃之子，以治军谨严著称。初封条侯，景帝时任太尉，后因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有功，升为丞相。《绛侯周勃世家》中附有传。（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⑨ 【汇注】

司马迁：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月余，三军皆罢。乃拜亚夫为中尉。（《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裴　骃：徐广曰：“在长安西。”骃按：如淳曰“《长安图》细柳仓在渭北，近石徼”。张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编者按：王先谦《汉书补注·文帝纪》引宋祁语：《集解》“如淳注文‘长安’字下有一‘图’字”。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引正义札记》（卷一）曰：《集解》石徼各本同。《汉书注》《通鉴·注》、今本《三辅黄图》并同。毛本讹“右徼”。

颜师古：《匈奴传》云“置三将军，军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此则细柳不在渭北，揖说是也。（《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按：《三辅故事》细柳在直城门外阿房宫西北维。又《匈奴传》云“长安西细柳”，则如淳云在渭北，非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细柳仓在雍州咸阳县西南二十里也。”（《史记正义·绛侯周勃世家》）

毛奇龄：按：《黄图》曰：“细柳观在长安西北。”《三辅旧事》云：汉文帝大将军周亚夫军于细柳是也。若然，则是以长安西北之细柳观为细柳营矣。予尝闻之，汉有三细柳在长安西，而两在西北，一在西南。其在西北者，则细柳观与细柳仓也。其在西南者，则细柳营。而与西北之细柳观实异地焉。尝考细柳观即古徼也，在长安西北，即所谓渭水北者，而细柳仓在古徼西，独细柳营者名柳市，在长安西南。《汉书·汉文纪》颜师古注与张揖注同，皆云在昆明南，而昆明则长安西南也。西南之不可得，同于西北亦明矣。且夫《上林赋》不有云“登龙台掩细柳”乎，此则细柳观与细柳仓也，西北之细枊也。《西京赋》云“东至鼎湖，斜界细柳”，此西南之细柳也。此细柳营也。尝读《汉书》矣，《匈奴传》云“置三将军军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夫曰长安西细柳耳，复曰渭北之棘门霸上。向使细柳仍在渭北，则细柳固与棘门、霸上军并军也。《汉书》何得以渭北别之棘门霸上，得并于渭北之细柳观与细柳仓，而亚夫之细柳必不得并于棘门、霸上，亦可知矣。天下读书者如客之求细柳营者不少，书之注细柳营者不独《黄图》。使不读《汉书》，皆疑是时长安西南，何以独无军，有以议汉世用兵之不详也。又书之。（《西河集》卷六十一《<三辅黄图>书后二》）

沈钦韩：《御览》（百九十）：《三辅故事》曰：周亚夫军于细柳，今石激是也。石激西有细柳仓。《元和志》：细柳仓在咸阳县西南二十里，周亚夫军细柳，此是（又：细柳原在长安县西南三十三里，别是一细柳）。按：张揖云在昆明池南者则长安之细柳原，非也。（《汉书疏证》卷二《文帝纪》）

程馀庆：今西安府咸阳县西南二十里，有细柳仓是。（《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细柳，陕西西安府咸阳县西南有细柳仓，亚父屯兵处。（《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龚浩康：细柳，地名，在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南渭水北岸。（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王　恢：《匈奴传》：“军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元和志》一，万年县东北三十里有细柳营。又长安县西南三十三里有细柳原。谓皆非亚夫屯军之所。以为在咸阳县西南二十里之细柳仓。疑张揖说在昆明池南柳市为疏远。

《纪要》（五三）咸阳县细柳仓条从其说，谓“汉旧仓也。服虔云在长安西北，《三辅故事》在直城门外阿房宫西北维。亦谓之柳中。汉初，樊哙从入关，攻下柳中，即柳云”。而长安县细柳原又云：“在府西南三十里。或曰文帝时昆明未凿，徐厉（按：当作悼）军渭北，而刘礼、亚夫军渭南，内外联络，以防卫京城，安知其非是。杜佑亦曰：细柳原，盖亚夫屯于此。”

按：细柳仓、细柳原皆在渭南，不过一偏北，一偏南。而大军布防地带，最重形势，必不拘泥一点，故其说稍异。大体渭南京东屯霸上，西屯细柳，渭北军棘门为“尖”兵，形如“△”角。（《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汇评】

黄　震：重厚似勃，执正过之。细柳之军，文帝动容。拜中尉，付以重寄，属后人焉。（《古今纪要》卷二）

张　宁：周亚夫屯细柳，文帝至不能入；韩信为将，高帝两驰夺其军。疏密不同而成功无异，要之亚夫为有制，此李广、程不识成败所由分也。（《方洲集》卷二十八《读史录》）

⑩ 【汇校】

梁玉绳：按：《公卿表》《绛侯世家》及《汉书》皆与此同作“宗正刘礼”，然《表》书礼为宗正在景帝元年，而乃于孝文后六年冬已书之，未知孰误？（《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汇注】

胡三省：宗正，秦官，掌亲属，汉因之。（见《资治通鉴》卷十五注）

［日］泷川资言：刘礼是时未为宗正。（《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通鉴》亦作“宗正刘礼”。《汉纪》作“将军刘礼”，不书“宗正”。（《史记斠证》卷十）

⑪ 【汇注】

司马迁：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张守节：《庙记》云：“霸陵即霸上。”按：霸陵城在雍州万年县东北二十五里。（《史记正义·绛侯周勃世家》）

又：《括地志》云：霸陵城在雍州万年县东北二十五里，汉文帝之陵邑也。《庙记》云：霸陵即霸上也。（引自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十）

［日］泷川资言：霸上，陕西西安府咸宁县。（《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龚浩康：霸上，又称“霸头”，地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是古代咸阳、长安附近的军事要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⑫ 【汇校】

钱大昕：祝兹，《索隐》云《汉书》作“琅邪”。按：高后四年封松兹侯徐厉，《汉·表》作“祝兹”，而《史记·文帝纪》《周亚夫世家》亦有祝兹侯徐厉名。说者疑徐厉已封祝兹，则此吕荣所封，当依《汉书》作琅邪，然遍检各本《汉·表》，祝兹侯吕荣无有作琅邪者，则单文孤证，未可信也。及读《汉书·王子侯表》，祝兹侯延年下注“琅邪”字，乃悟《索隐》本云“《汉·表》在琅邪”后人传写，讹为“书作”二字尔。今考定，当以庐江之松兹为徐厉国，琅邪之祝兹为吕荣国也。（《廿二史考异·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

梁玉绳：按：祝兹属琅邪，松兹属卢江，判然二地。高后封吕荣，武帝封刘延，是祝兹也。高后封徐厉，昭帝封刘霸，是松兹也。故《汉·表》于祝兹下注琅邪，而《水经注》二十六卷“胶水北径祝兹县故城东，汉武帝封胶东康王子延为侯国”，斯为的证。乃史公于《惠景功臣表》书松兹侯徐厉，固未尝误，而此纪及《将相表》《绛侯世家》并以徐厉为祝兹侯，岂非巨谬乎？徐厉以高后四年封，传国至建元六年绝。吕荣以高后八年封，若谓徐厉封祝兹，则一地既无两封之理，而厉亦未失国，吕荣安得有之？《汉书》纪、表、传皆作“祝兹”，尤误也。至诸将俱书姓名，而此独缺不具，又不称将军，疑抄写讹脱。然考《功臣表》《徐厉传》子悼，以文帝前七年嗣，而棘门之屯在文帝后六年，当是徐悼为将军。乃《将相表》《绛侯世家》及《汉书·文纪》《勃传》并误为徐厉，不自知其与《表》相矛盾，注家俱不纠之。而徐广于此注云“姓徐名悍”。盖因下文有将屯将军属国悍，意以为即松兹侯，故下文再注曰“悍姓徐”，而不知属国悍实别一人。徐侯亦名悼，非名悍也。（《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佚　名：金甡曰：按：《年表》松兹侯徐厉，始封厉，传悼。文帝七年，侯悼元年也。棘门之屯，文帝后六年事，自当是悼为将，盖厉死久矣。然《周勃世家》固明云祝兹侯徐厉军棘门，岂悼嗣侯于文后七年，《年表》脱一“后”字耶？二者必有一误。悼之与悍，亦未知孰是。（《史记疏证（外一种）》卷十）

王先谦：苏舆曰：祝兹侯，《史记》不书名。祝兹，《史·表》作松兹（徐广云：一作“祝”），本书《功臣表》厉以吕后四年封，十一年薨。孝文七年，康侯悼嗣（《史·表》同）。据《纪》，是年厉为将军，则《表》载薨年误。厉薨当在六年春后，或在明年。悼嗣封，后为将屯将军（见下）。金革无辟，礼宜然也。自吕后四年至孝文后七年，《表》当云二十七年薨，“七年”上亦夺“后”字。《史记·绛侯世家》及本书《周勃传》并云“是年，徐厉屯棘门”，知非《纪》误。（《汉书补注·文帝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上并书姓名，祝兹侯无姓名，脱文耳。《汉书》“侯”下有“徐厉为将军”五字。俞樾曰：《惠景间侯表》“松兹侯徐厉”，非悍也。文帝遗诏“属国悍为将屯将军”，悍不书姓，而徐广注以为姓徐，未知所据。愚按：《史·将相名臣表》《绛侯世家》及《汉书·周勃传》并云，是年徐厉屯棘门，与《汉书·文纪》合。《惠景间侯表》云，松兹侯徐厉以吕后四年封，十一年薨，孝文七年康侯悼嗣。《汉书·功臣表》同。“十一年”当云“二十七年”，“文帝七年”当云“文帝后七年”，“康侯悼”当作“康侯悍”，悍、悼形似而误。又按：当依《表》作“松兹”。（《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梁氏谓祝兹侯为松兹侯之误，是也。又疑此文钞写讹脱，缺书姓名，又不称将军，亦是也。《汉书·文纪》《通鉴》并作“祝兹侯徐厉为将军”（《绛侯世家》《汉书·周勃传》并同），书姓名，又称将军，《汉纪》亦书“将军徐厉”，与上文一律，可补此文之脱。惟祝兹亦松兹之误。梁氏又据《功臣表》，谓“棘门之屯，在文帝后六年，当是徐悼为将军”，则未审。考《绛侯世家》《汉书·周勃传》于孝文后六年，并书“徐厉为将军，军棘门”。《将相表》于孝文后六年，亦书“徐厉军棘门”，则棘门之屯固是徐厉，非其字悼也。《汉书·功臣表》书“孝文七年，康侯悼嗣”。《史记·惠景侯表》亦书“七年，康侯悼元年”。两“七年”并当作“后七年”，盖孝文后六年厉尚为将军，未薨。《绛侯世家》《汉书·文纪》及《周勃传》《汉纪》《通鉴》皆可证。薨后其子悼乃得嗣也。则此固当书“徐厉为将军”矣。徐注此文祝兹侯云：“姓徐，名悍。”盖以将屯将军属国悍，与徐厉为一人。《将相表》孝文后七年书云：“属国捍为将屯将军。”《索隐》于“捍”下云：“亦作悍。徐广曰：姓徐，一名厉。即祝兹侯。”即其证。其以徐厉、徐悍为一人，诚误；然徐氏固知为将军军棘门者为徐厉矣。（《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裴　骃：徐广曰：“《表》作松兹侯，姓徐，名悍。”（《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又：（棘门）徐广曰：“在渭北。”骃按：孟康曰“在长安北，秦时宫门也”。如淳曰“《三辅黄图》棘门在横门外”。（《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张守节：孟康云：“秦时宫也。”《括地志》云：“棘门在渭北十余里，秦王门名也。”（《史记正义·绛侯周勃世家》）

又：横，音光。秦舆乐宫（编者按：“舆乐宫”恐系“兴乐宫”之误）北门，对横桥，今渭桥。（引自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孝文本纪》）

编者按：张衍田按：此《正义》释《集解》“横门”。《三辅黄图》卷一：“长安城北出西头第一门曰横门。《汉书》虒上小女陈持弓走入光门，即此门也。门外有桥曰横桥。”《汉书·成帝纪》颜师古注引如淳云：“横，音光。”

胡三省：徐厉，高祖功臣，吕后四年封祝兹侯。《史记·表》作“松滋”。班《志》：松滋县属庐江郡。（见《资治通鉴》卷十五注）

又：如淳曰：棘门在横门外。横门，长安城北出西头第一门。（同上）

沈钦韩：《长安志》：棘门在咸阳东北十八里。（《汉书疏证》卷二《文帝纪》）

又：《史·表》作松兹，《纪》祝兹城在胶州西南。（《汉书疏证》卷三）

［日］泷川资言：棘门，陕西西安府长安县北。徐孚远曰：三将军屯边郡，三将军屯京师。（《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龚浩康：祝兹侯，《集解》引徐广语：“《表》作松兹侯，姓徐，名悍。”而《史记志疑》认为，“松兹侯”即松兹侯徐厉之子徐悼。《汉书·文帝纪》则为“祝兹侯徐厉为将军，次棘门”。松兹，地名，在今湖北省松滋县南。棘门，地名，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原为秦宫门。（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王　恢：徐厉，以舍人从起沛，以郎中入汉，还，得雍王章邯家属，用常山丞相侯。文帝后六年，厉子悼军棘门以备胡，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孙偃有罪，免。

（松兹）《汉志》庐江郡县，今安徽宿松县北五十里。《汉书》纪、表、传并误作“祝兹”。（《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

又：（棘门）《渭水注》：“长安北出西头第一门名横门，其外郭有都门，有棘门。徐广曰：棘门在渭北。”《括地志》：“在渭北十余里。”《元和志》一：“在咸阳县东北十八里，本秦阙门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⑬ 【汇注】

司马迁：孝文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又：又置三将军，军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史记·匈奴列传》）

【汇评】

于慎行：汉都长安，地近匈奴，故高帝神武，而不免平城之围；文帝仁厚，而细柳棘门近畿之地，辄发兵列屯为备，其势诚相逼也。（《读史漫录》卷四）

周　南：文帝每遇敌入，发兵屯上郡，屯北地，亦为久驻之计。盖尝以十万大兵，用将军屯长安，旁及后灞上、棘门。去长安俱二十里，而皆宿重兵，皇皇然忧其冲突而至堂奥之内也。其得免于侵陵之祸者，幸矣哉。（引自《涵芬楼古今文钞》卷四《四塞论上》）

程馀庆：此亦三将军屯边郡，三将军屯京师也。俱著姓名，其文愈明。（《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⑭ 【汇注】

司马迁：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去远塞，汉兵亦罢。（《史记·匈奴列传》）

［日］泷川资言：又见《绛侯世家》《匈奴传》。（《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汇评】

宋　祁：文帝之世，单于五犯中国。帝但遣将出兵，尽境而退。此可知帝之不乐穷追极战，挐祸伤民也。故揖将军于细柳，屈己以尊亚夫，叹李广之能战，惜其不遇高祖。仁者不务战胜而好自修也，明矣。（《景文集》卷四十三《论文帝不能用颇牧》）

黄恩彤：前之大入上郡、云中，家令所云卒少则入，此则所云远县才至，胡又已去者也。是时汉之将吏名为追击，实则听其饱掠而去耳。（《鉴评别录》卷四）

李澄宇：三年，遣丞相灌婴击匈奴，匈奴去，诏罢丞相兵。六年，以周亚夫等备胡，数月，胡人去，亦罢。但备边不深入，亦驭夷一法。（《读史记蠡述》卷一）

徐复观：记匈奴之事，《史记》详而《汉书》略，这说明匈奴问题在政治上的比重，在史公时代远较班氏时代为重。（《两汉思想史》卷三《<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

天下旱①，蝗②。帝加惠：令诸侯毋入贡，弛山泽③，减诸服御狗马，损郎吏员④，发仓庾以振贫民⑤，民得卖爵⑥。

① 【汇校】

王先谦：《五行志》作“春，天下大旱”。（《汉书补注·文帝纪》）

② 【汇注】

颜师古：蝗即螽也，食苗为灾，今俗呼为簸蝩。蝗音胡光反。蝩音钟。（《汉书注·文帝纪》）

③ 【汇校】

王叔岷：案：古钞本“弛”作“施”，《集解》同。弛、施正、假字。下文“辄弛以利民”，古钞本“弛”作“施”。亦同此例。（《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裴　骃：韦昭曰：“弛，废也。废其常禁以利民。”（《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弛，解也，解而不禁，与众庶同其利。（《汉书注·文帝纪》）

程馀庆：弛，解也。解其禁，与民同利。（《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④ 【汇注】

张大可：损郎吏员，精减郎官。汉郎官无定员，经常千余人。（《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⑤ 【汇注】

裴　骃：应劭曰：“水漕仓曰庾。”胡公曰：“在邑曰仓，在野曰庾。”（《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司马贞：郭璞注《三苍》云：“庾，仓无屋也。”胡公名广，后汉太尉，作《汉官解诂》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张守节：胡公名广，后汉太尉。《百官箴》者，广所著书名。应劭著《官仪次比》。（引自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孝文本纪》）

胡三省：凡仓无屋曰庾。（见《资治通鉴》卷十五注）

⑥ 【汇注】

司马贞：崔浩云：“富人欲爵，贫人欲钱，故听买卖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林茂春：陈子龙曰：此民相买卖而官不与焉，必是所赐虚名，若今之散官。（《史记拾遗》）

郭嵩焘：按：此“卖爵”者，即文帝即位赐民爵一级，及元年立太子，赐天下民当为父后者爵一级，皆民爵也，故令得自买卖。其入粟于六百石爵上造，以次至大庶长，自二等以至十八等，而听其自为市，则是亵爵而为稗政之尤矣，文帝不应然也。陈氏以为“若今散官”，散官亦岂能听民买卖乎？（《史记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武帝许卖武功爵，盖由有此先例。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政不可不慎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①，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②，有不便③，辄弛以利民④。尝欲作露台⑤，召匠计之，直百金⑥。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⑦，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⑧！”上常衣绨衣⑨，所幸慎夫人⑩，令衣不得曳地⑪，帏帐不得文绣⑫，以示敦朴，为天下先⑬。治霸陵皆以瓦器⑭，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⑮，不治坟⑯，欲为省，毋烦民⑰。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⑱，然上召贵尉佗兄弟⑲，以德报之，佗遂去帝称臣⑳。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㉑，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㉒，恶烦苦百姓㉓。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㉔。群臣如袁盎等称说虽切㉕，常假借用之㉖。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㉗，以愧其心，弗下吏㉘。专务以德化民㉙，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㉚。

① 【汇校】

［日］泷川资言：延久钞本“二十”作“廿”。（《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御览》八八引“帝”上有“皇”字，《汉书·文纪·赞》同。（《史记斠证》卷十）

【汇评】

梁玉绳：此段总叙文帝诸善政，当在后七年之末“袭号曰皇帝”句下，错简于后六年也。后世作史，皆仿此总叙法。（《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编者按：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文本纪》：赵翼亦有此说。《汉书》取此为《文纪·赞》。

方　苞：以下所叙列，视前诸大政为小，故总束于后。韩、欧墓志，多用此法。（《方苞集·集外文补遗》卷二《读书笔记·史记评语》）

程馀庆：长句。总领一段。（《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② 【汇校】

王叔岷：案：《汉书》《金楼子·兴王篇》《通鉴》并作“车骑服御”。《汉纪》“狗”亦作“车”。（《史记斠证》卷十）

③ 【汇校】

宋　祁：“‘便’字下疑有‘者’字。”（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文帝纪》）

④ 【汇注】

颜师古：弛，废弛，音式尔反。（《汉书注·文帝纪》）

⑤ 【汇校】

裴　骃：徐广曰：“露，一作‘灵’。”（《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汇注】

颜师古：今新丰县南骊山之顶有露台乡，极为高显，犹有文帝所欲作台之处。（《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顾氏按：新丰南骊山上犹有台之旧址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史怀远：汉文帝露台故址，在骊山东二十五里，名九龙头，以九峰环侍其下故也。矗立万仞，高出云雾之表，旭日初升，天光四澈，北瞰延榆，南俯商雒，西陇东华，相违不啻咫尺。八水汇流如线，登高眺望于此，庶乎观止。（［乾隆］《临潼县志》卷九《名胜》）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无木曰台，然后代通观榭皆谓之台，此欲谓无木之台，故称露台耳。露是“暴露”之“露”。又曰：露台遂不作，焉得有旧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施之勉：《索隐》，顾氏按：新丰南骊山上，犹有台之旧址也。《考证》：中井积德曰：露台遂不作，焉得有旧址？王楙《野客丛书》曰：汉文帝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众人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仆考汉金一斤万钱。露台之资，才千缗耳，于恭俭之德，未为损也。帝直以中人十家之产，而不敢妄费，其爱惜天下之财如此。观翼奉疏曰：文帝欲作一台，度用百金，重民之财，废而不为。其积土基，至今犹存。是则固尝兴工辇土以筑露台之基矣，特未营财植耳。因念有所费而中辍之，止其役于已为，尤见文帝之所以贤也。颜师古《汉书注》曰：今新丰县骊山之顶，有露台乡，极为高显，犹有文帝所欲作台之处。《玉海》一百六十二引孙樵《露台遗基赋》曰：有土有积，其高盈尺，隐于脩冈，屯若环堂。是露台之基已筑矣。骊山顶上，所积土基，即是台之旧址，至唐犹存。顾说是也。中说非。（《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孝文本纪第十》）

王叔岷：案：《金楼子》此下更有“台基已成，将构”六字，未知何据。（《史记斠证》卷十）

⑥ 【汇校】

王叔岷：案古钞本、《帝王略论》“匠”并作“近”。《正义·论字例》云：“匮、匠从走。”《考证》引张文虎曰：“走疑辵。”此其验矣。（《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张守节：汉法一斤为一金，一金直万钱也，百金直千贯。（引自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孝文本纪》）

编者按：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文本纪》：《正义》依《平准书》。

钱大昕：《履斋示儿编》云：《公羊传》隐五年曰“百金之鱼”，注云：百金，犹百万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万钱矣。《汉·食货志》亦云黄金一斤直万钱，则知文帝言“百金，中人十家之产”，即是金百斤为钱百万也。（《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九）

林茂春：程大昌曰：周人之金以镒计，镒，二十两也；汉人之金以斤计，斤，方寸而重一斤也。惠帝初即位，赐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郑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是也。《食货志》黄金一斤直万钱，则汉云一金者皆为一斤（按：斤十六两与镒二十两有别）。（《史记拾遗》）

程馀庆：汉金一斤万钱，百金，才千缗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苏　舆：古者言金以斤计，斤率二十两，与今以十六两为斤者异。《齐策》高诱注“二十两为一金”。赵岐《孟子·梁惠篇》注“二十两为镒”。《公孙丑篇》注“古以一镒为一金是也”。《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公羊·隐五年传》何注“百金，犹百万也”。此百金是金百斤，直钱百万。汉金价贱，故高祖赐家令则五百金，予陈平则四万斤。唐太宗以孔颖达等善谏太子，赐金一斤（见《唐书·孔颖达传》），是金至唐价贵矣。（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文帝纪》）

杨伯峻：古时所谓“金”，不是今日的“黄金”，一般实际上是铜。（《孟子译注·公孙丑下》）

⑦ 【汇校】

李慈铭：按：《史记》作“中民”，此（编者按：指《汉书·文帝纪》）避唐讳改。（《越缦堂读史札记·汉书札记卷一·文帝纪》）

王叔岷：案：古钞本“产”上有“生”字，疑因“产”字联想而衍。（《史记斠证》卷十）

编者按：《汉书·文帝纪》作“中人”。

【汇注】

颜师古：中谓不富不贫。（《汉书注·文帝纪》）

⑧ 【汇评】

王　楙：汉文帝尝欲作露台，台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仆考汉金，一斤万钱，露台之资，才千缗耳，于恭俭之德未为损也。帝直以中人十家之产，而不敢妄费，其爱惜天下之财如此。观翼奉疏曰：“文帝欲作一台，度用百金，重民之财，废而不为。其积土基，至今犹存。”是则固尝兴工辇土，以筑露台之基矣，特未营材植耳。因念有所费而中辍之，止其役于已为，尤见文帝之所以贤也。（《野客丛书》卷一《文帝露台》）

吴崇节：按帝以此，遂至海内富庶，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至不可食，而贯且朽焉。故曰：露台惜金，则贯朽粟陈，此汉文恭俭之明效也。（《新镌古史要评》卷一）

⑨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文纪》作“弋绨”。（《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御览》六八九引此“绨衣”亦作“弋绨”。《汉纪》《金楼子》《帝王略论》《通鉴》皆同。《汉书·东方朔传》、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书钞》一二八及《御览》六九七引《风俗通》亦并作“弋绨”。《汉书·文纪》如淳注：“弋，皂也。”师古注：“弋，黑色也。绨，厚缯。”（师古注又见《东方朔传》）弋与黓通，《广雅·释器》：“黓，黑也。”（《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裴　骃：如淳曰：“贾谊云‘身衣皂绨’。”（《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许　慎：绨，厚缯也。从系弟声。（《说文解字》十三上）

颜师古：绨，厚缯。绨音大奚反。（《汉书注·文帝纪》）

袁黄、王世贞：绨，厚缯也，盖今之绝也。（《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编者按：“衣绨衣”，《汉书·文帝纪·赞》作“身衣弋绨”。弋绨，颜师古注：“如淳曰：‘弋，皂也。贾谊曰身衣皂绨。’弋，黑色也。绨，厚缯。”（《汉书注·文帝纪》）沈钦韩说：《后书·王符传》引《前书音义》曰：“弋，厚也。”《集韵》：“黓，皂也。”《广韵》又作，云黑衣。按：以弋为皂者，据贾谊言，自衣皂绨，疑皂亦帛之误。《说文》：绨，厚缯也。云弋厚者是也，何必定以黑色为衣？（《汉书疏证》卷二《文帝纪》）吴恂认为，弋乃黓字之省。《广雅·释器》：“黓，黑也。”《说文》虽无其字，然《尔雅·释天》《淮南子·天文训》均有“太岁在壬曰玄黓”之文，弋字训厚，书、传无征，寻弋绨即贾疏之皂绨。《国策》之缁帛之衣，及《晏子春秋》之缁布之衣，其义亦同。盖以黑色耐污，可节洗浣，此皆言其节俭耳。沈氏疑贾疏皂乃帛之误，帛绨虽亦可通，然于撙节之义则泯矣。（《汉书注商·文帝纪》）以上诸说，属“弋绨”注疏，亦对理解文帝“衣绨衣”有所帮助，故引于此。

⑩ 【汇注】

班　固：文帝幸邯郸慎夫人、尹姬，皆无子。（《汉书·外戚传》）

裴　骃：张晏曰：“慎夫人，邯郸人也。”（《史记集解·张释之冯唐列传》）

⑪ 【汇校】

王叔岷：案：古钞本“曳”作“抴”，“抴”与“曳”同。（《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袁黄、王世贞：衣之长不被土也。（《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汇评】

荀　悦：孝文帝不爱千里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可谓难矣。抑情绝欲，不如是，能成功业者鲜矣。（《申鉴·杂言上》）

于慎行：汉文帝身衣弋绨，而贾人墙屋文绣，夫人衣不曳地，而倡优下贱，得为后服，此风俗之蠹也，然富庶承平之象于此可想矣。要之惟帝身弋绨，而后贾人下贱有文绣之饰。至武帝之世，穷奢极欲，珍台闲馆、车服美人之丽，视文、景之时，何啻天壤？而舟车缗钱，算及毫末，贾人下贱，方且愁病无聊，何以有雍容奢丽之风邪？（《读史漫录》卷三）

⑫ 【汇校】

王叔岷：《初学记》二五引“帏”作“帷”，《汉书·文纪》《通鉴》并同。帷、帏正、假字。“帷帐”复语，《广雅·释器》：“帷，帐也。”（《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应　劭：文帝虽节俭，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尽华榱壁珰，轩槛皆饰以黄金。（《风俗通义》卷二）

编者按：易白沙《帝王春秋》曰：文帝并不节俭宫室，故以黄金为饰。

⑬ 【汇注】

王　符：孝文皇帝躬衣弋绨，足履革舄，以韦带剑，集上书囊以为殿帏。盛夏苦暑，欲起一台，计直百万，以为奢费而不作也。（《潜夫论》卷三《浮侈篇》）

徐昂发：《风俗通》云：世传汉文帝节俭，集上书囊以为前殿帷，天下升平，粟升一钱。夫文帝虽节俭，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华榱壁珰，轩槛皆饰以黄金，其势不可以书囊为帷，奢俭好丑不相侔副。又谷籴尝至石五百，不升一钱也。愚按：此则马班但言帷帐无文，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乃实录也。（《畏垒笔记》卷一《汉文帝》）

【汇评】

翟　酺：夫俭德之恭，政存约节。故文帝爱百金于露台，饰帷帐于皂囊。或有讥其俭者，上曰：“朕为天下守财耳，岂得妄用之哉？”至仓谷腐而不可食，钱贯朽而不可校。（《上安帝疏谏宠外戚》，引自《后汉书·翟酺传》）

郎　：《老子》曰：“人之饥也，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绨袍革舄，木器无文，约身薄赋，时致升平。（《对状尚书条便宜七事》，引自《后汉书·郎传》）

杨　植：良史所记，必非妄言。汉兴，承亡秦残酷之后，项氏战争之余，海内凋弊，生人力竭。汉文仁明之主，起自代邸，知稼穑之艰难。是以即位之后，躬行俭约，继以景帝，犹遵此风。由是海内黔首，咸乐其生，家给户足。迨至武帝，公私殷富，用能出师征伐，威行四方；钱至贯朽，谷至红腐。……据武帝嗣位之初，物力阜殷，前代无比，固当因文帝俭约之致也。（见《全唐文》卷七三二《对汉文从俭奏》）

欧阳修：孝文之兴，汉三世矣。孤秦之弊未救，诸吕之危继作，南北兴两军之诛，京师新蹀血之变。而文帝由代邸嗣汉位，天下初定，人心未集，方且破觚斫雕，衣绨履革，务率敦朴，推行恭俭。（《欧阳修文选·贾谊不至公卿论》）

朱　翌：汉文恭俭，不能禁庶人之文绣被屋壁，倡优僭后饰……化天下当以诚，帝使邓通得自铸钱，是岂欲天下之人趋俭哉？（《猗觉寮杂记》卷下）

方　勺：前史称汉文帝节俭，身衣弋绨，集上书囊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此三事以人主行之，可谓陋矣！然赐邓通以十数钜万，又以铜山与之，此又何也？（《泊宅编》卷中）

李清臣：至文景之为君，其治出于恭俭仁恕，然其君臣之间，尊严而甚可惮。（《西汉论》，引自《全宋文》卷一七一三）

⑭ 【汇注】

张守节：故霸陵在雍州万年县东北二十五里。汉霸陵，文帝之陵邑也，东南去霸陵十里。《地理志》云：“霸陵故芷阳，文帝更名。”《三秦记》云：“霸城，秦穆公筑为宫，因名霸城。汉于此置霸陵。”《庙记》云：“霸城，汉文帝筑。沛公入关，遂至霸上，即此也。”（《史记正义·高祖本纪》）

胡三省：班《志》：霸陵县属京兆，故芷阳也。帝起陵邑，因更名。（见《资治通鉴》卷十三注）

袁黄、王世贞：霸陵在雍州万年东北，汉文置墓陵于上。（《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程馀庆：在故长安城东七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刘向《谏昌陵疏》谓文帝寤张释之言，去坟薄葬，以俭安神。贾山《至言》亦言之，则霸陵在汉帝诸陵中最俭者矣。而《晋书》称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岂文帝崩后，臣子违其素志邪？古书所言，未可悉信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编者按：王叔岷《史记斠证》卷十云：案：《考证》“刘向《谏昌陵疏》”至引《晋书》（《索琳传》）“珠玉未尽”，本梁氏《志疑》。

朱孔阳：按：霸陵，城名，本秦穆公筑，文帝葬其地，因置霸陵县，成云即以霸水名陵。（《历代陵寝备考》卷十）

刘庆柱、李毓芳：霸陵，在灞河西岸，“就其水名，因以为陵号”（《汉书补注·文帝纪》）。灞河也称灞水，灞水原名为滋水。秦穆公称霸，改名滋水为灞水，以宣扬其“霸业”。

霸陵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前殿遗址东南57里，位于西安东郊白鹿原东北隅，即今灞桥区毛西乡杨家屹村，群众称为“凤凰嘴”。

霸陵“因其山，不起坟”，地面上没有封土。在白鹿原原头的断崖上凿洞为玄宫，其中以石砌筑，坚固异常。修筑起来可能比平地起冢的长陵、安陵省工，但仍是一项相当浩大的工程，当时朝廷任命了“郎中令武（张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见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藏郭穿复土属将军武”。由于霸陵是斩原为冢，凿崖为墓，所以陵墓排水成了个重要问题。《长安志》卷十一引《关中记》记载：霸陵之上“为池，池有四出道以泻水”，这该是霸陵的部分排水设施。

文帝治霸陵“因山为陵”，除了力求节俭，更是为了陵墓安全。有一次，文帝携带慎夫人到霸陵，群臣前呼后拥。他看到修筑中的霸陵，不无感慨地说：“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斮陈，蕠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郄；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文帝十分赏识张释之这番话，可见，文帝“节葬”“因山为陵”“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使其中无可欲”，确保安全（《史记·张释之列传》）。

尽管霸陵“不起坟”，但“稠种柏树”于墓上，筑陵园围于其中。文献记载，霸陵“周围三百丈”（《咸宁县志》卷十四），大概指其陵园范围而言。霸陵陵园辟有高大门阙。永始四年（前13）夏天，霸陵陵园东门阙发生了火灾。

陵园附近还有寝庙一类建筑。《长安志》卷十一记载：文帝陵庙在霸陵北部。文帝陵庙称“孝文庙”，建于景帝元年（前156）。（《西汉十一陵》上篇第三章《文帝霸陵》）

王　恢：后七年（前157）六月，帝崩于未央宫，葬霸陵。

《将相年表》：孝文九年（前171）以芷阳乡为霸陵。《本纪》后六年（前158）“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汉纪》云：因其山。）《三辅黄图》：“在长安城东七十里。”《长安志》：“在万年县东三十里白鹿原上。”《括地志》：“在万年县东二十里。霸陵，故芷阳也。《汉晋春秋》云：愍帝建兴三年（公元315）秦人发霸、杜二陵，珠玉綵帛以千万计。帝问索綝曰：汉陵中物，何乃多耶？对曰：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既久，比崩，茂陵不复容物。赤眉贼不能减半。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也。”

《志疑》：“霸陵凡三被发：《张汤传》一也，《风俗通》二也，《晋书》三也。赤眉之扰，汉诸陵无不被发者，而犹文、宣二陵幸免开掘，故《王莽传》特书曰：‘霸、杜陵完。’”《外戚世家》：“窦太后合葬霸陵。”景帝即秦芷阳县置霸陵县。北头边侧近霸水，东南至陵十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⑮ 【汇校】

宋　祁：“‘饰’旧作‘饬’。”（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文帝纪》）

［日］泷川资言：《汉书》“饰”下有“由其山”三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编者按：原引“因其山”，“因”误“由”。

王叔岷：《汉纪》《通鉴》“饰”下亦并有“因其山”三字。《金楼子》“饰”下有“因山”二字。（《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司马迁：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史记·礼书》）

罗　泌：先汉文帝敕治霸陵，一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故魏晋群盗发掘陵堬，而霸陵独得不抇，至元康间，三秦人尹桓解武始发霸、杜二陵，潜闼之中，金玉粲陈。（《路史·余论卷九·女英冢》）

沈钦韩：《长安志》：在万年县东十里白鹿原上。《晋书·索传》：三秦人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愍帝问曰：汉陵中物何乃多也？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武帝享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按：此云治霸陵皆瓦器，而仍有珍玉，盖帝既崩，臣子违其素志耳。（《汉书疏证》卷二《文帝纪》）

陈　直：按：汉人殉葬用钱，贵族用真钱，一般用陶制，孝文园应为真钱，故有人盗之。（《史记新证·酷吏列传》）

【汇评】

康　海：先辈言文帝好黄老，当于此类见之。（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陈　埴：文帝天资粹美，却能转得黄老不好处作好处；景帝天资刻忍，却将黄老好处转作不好处。（引自凌稚隆《汉书评林·文帝纪》）

顾炎武：《史》言文帝汉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刘向亦以孝文薄葬。然考《张汤传》，武帝时已有盗发孝文葬钱者，而晋建兴中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盖自春秋以来，厚葬之俗，虽以孝文之明达俭约，犹不能尽除，而史所书未必尽实录也。（引自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高　嵣：《孝文本纪》云：“上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令衣不曳地，帏帐不得文绣。治霸陵，皆以瓦器。”是躬化节俭，谓何嫌耳，不须繁礼饰貌也。（《史记钞》卷一《礼书序》）

⑯ 【汇注】

刘　向：孝文皇帝居霸陵，北临厕，意悽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紵絮斮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故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坟。（引自班固《汉书·楚元王传》）

胡三省：古者墓而不坟。坟者，聚土使之高大也。皇甫谧曰：汉长陵高十三丈，阳陵高十四丈，安陵三十余丈，则不度甚。治，直之翻。（见《资治通鉴》卷十五注）

杨树达：据《王莽传》云：“赤眉之乱，园陵皆见发掘，唯霸陵杜陵完。”盖文帝寤张释之之言，薄葬不起山坟故也。然晋建兴中卒被掘，见《晋书·索传》。（《汉书窥管》卷一《文帝纪》）

龚浩康：古代埋葬之处封土成丘的叫“坟”，平的叫“墓”。后来坟墓连用，不再区别。（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杨武站、曹龙：《史记》记载汉文帝霸陵“不治坟”，由此引发了千百年来关于霸陵薄葬、厚葬之争，考古界又有崖墓与竖穴土（石）圹墓两种观点……

（一）崖墓说。徐苹芳先生认为：西汉诸陵从形式上来看，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霸陵“因山为藏”的形式，一类是其他各陵在地面上夯筑高大封土为坟丘的形式。霸陵“因山为藏”的形式，从外观上看是“因其山，不起坟”；西安东郊凤凰嘴的高崖，即是霸陵之所在。从墓室的结构上来说，应当是一种崖墓。

刘庆柱、李毓芳先生认为：霸陵“因其山，不起坟”，地面上没有封土。在白鹿原头的断崖上凿洞为玄宫，其中以石砌筑，坚固异常。刘先生还推测西汉诸侯王崖洞墓可能是仿自文帝霸陵的“因山为藏”。

黄展岳先生持同样观点，他提出：一般认为，西汉诸侯王崖洞系仿效霸陵，因山为藏，这大概是事实。他还推测“霸陵依山为藏，应类似河南永城梁王墓和江苏徐州楚王墓的形式，在山腹内凿出甬道、墓室、回廊，设置多侧室、多耳室”。

焦南峰先生认为：西汉诸陵除霸陵依山为陵，是一种“因山为藏”的崖墓外，其余的封土均系夯筑而成。

梁勇先生认为：西汉11座帝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霸陵依山为陵的形式，墓葬开凿于山石中，不另起坟丘，属于崖洞墓；其他10座帝陵都筑有高大的覆斗形坟丘。

周学鹰先生认为：在西汉11座帝陵中，唯文帝霸陵采用“因山为陵”葬制，并且认为最早见于记载的汉文帝霸陵所以采用“因山为陵”葬制实受楚元王刘交陵墓的深刻影响。

学术界多数学者支持崖墓说。

（二）竖穴土（石）圹墓说。李德银先生结合文献记载，对霸陵陵区的地貌、地质条件、葬具及埋葬时的用人数等进行分析后认为，文帝的霸陵以自然山峰为坟丘，不再起山坟。墓内原拟以北山石为郭，则其陵墓为竖穴岩圹的可能性较大……甚至比横穴岩洞墓的可能性更大。

刘尊志先生认为：“因其山，不起坟”可以理解为将墓修在山上，墓葬的形制如李德银先生所讲，为竖穴石坑墓，而“因其山”“霸陵山川因其故”等亦可以理解为因有山的存在或在山的附近，故不修筑封土了，那么汉文帝霸陵的形制就可能与其他帝陵相似，为竖穴土坑墓。

关于霸陵帝陵的墓葬形制的两种观点均以文献为基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文献资料进行分析。不同时期的文献对霸陵的记载如下：

《史记·孝文本纪》载：“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属国悍为将屯将军，郎中令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见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藏郭穿复土属将军武。”《汉书·文帝纪》载：“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乙巳，葬霸陵……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汉书·楚元王传》载：“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坟。”《汉书·外戚传》载：“（窦）太后后景帝六岁，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合葬霸陵。”《后汉书·王符传》载：“文帝葬芷阳，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宝，不起山陵，墓虽卑而德最高。”《三辅黄图·陵墓》载：“文帝霸陵，在长安城东七十里，因山为藏，不复起坟，就其水名，因以为陵号。”《水经注·渭水》载：“汉文帝葬其上，谓之霸陵。上有四出道以泄水。在长安东南三十里。”《雍大记》载：“至元辛卯秋，灞水冲开霸陵外羡门，冲出石板五百余片。”

通过对文献记载的梳理，可以获得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由于古代帝王陵墓的保密性，文献对霸陵帝陵的墓葬形制仅有“不治坟”之类的简单记载，并不详细，也不可能详细，根据文献所获得的认识有待于考古验证。

其二，距离文帝埋葬时间最近的《史记》记载：“（霸陵）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这里明确说明霸陵帝陵无封土，缘由不是“因山”，而是“欲为省，毋烦民”。虽有“山川”二字，但重点是指陵区自然地貌无变化，并没有将其与“山”联系起来，也没有暗示其墓葬形制为何种形式，应是最可靠的文献资料。

其三，《汉书·文帝纪》关于霸陵的记载与《史记》几乎完全相同，不同之处在于赞曰：“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正是这句“因其山”，将霸陵与山联系起来，成为后世“因山为藏”“因山为陵”的渊源。《汉书·叙传》中有“太宗穆穆……宫不新馆，陵不崇墓”的记载，亦明确说明霸陵帝陵无封土，且与“山”无任何联系。

其四，汉代以后的文献对此的记载，基本与《史记》《汉书》一致，此处不一一列举。（《汉霸陵帝陵的墓葬形制探讨》，载《考古》2015年第8期）

【汇评】

刘　向：孝文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以为则。（引自班固《汉书·楚元王传》）

王　楙：汉文帝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示从俭也。班固赞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刘向亦曰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谓知帝矣。观晋《索琳传》，不能无疑。三秦人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晋帝问琳曰：“汉陵中物何多邪？”琳对：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武帝享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木皆已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金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仆观此说，以谓武帝固应如是，多藏金钱财物，已见于《贡禹》所陈矣。宣帝不得而知，然以《贡禹》杜陵宫人数百之言推之，恐亦未免。惟文帝平生节俭，人无间言，临终遗至薄之制，微至铜锡不以为饰，炳然载诸史册，以薄送终，而山陵中畜积如此之富，是不可晓，得非景帝违治命之意乎？又考晋《愍帝纪》，建兴二年盗发霸、杜陵，乃薄太后陵，金玉彩帛不可胜计，敕收其余以实内库，可验畜积之多也，是文帝之陵果不免矣。然而沈炯赋曰：咄嗟！骊山之阜，惆怅霸陵之原，文若俭而无隙，嬴发掘其何言？鲍溶诗曰：俭风本自张廷尉，霸陵一代无毁发。白乐天诗亦曰：骊山脚下秦皇墓，一朝盗掘坟陵破。可怜宝玉归人间，暂借泉中买身祸。奢者狼狈俭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凭君回首向南望，汉文葬在霸陵原。如炯、白等所言，则霸陵初未尝发也，不知前说何以纷纷如此。（《野客丛书》卷二十五《文帝薄葬》）

编者按：查《全唐诗》卷四百八十五鲍溶诗，其《倚瑟行》有“霸陵一代无发毁，俭风本是张廷尉”句，与王楙此引及下文梁玉绳所引诗略有差异。

庄　绰：《汉文帝赞》云：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刘向以成帝营昌陵不成，复归延陵，制度泰奢，上疏谏曰：“孝文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以为则。”而《晋史》愍帝建兴三年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彩帛，不可胜纪。时以朝廷草创，服章多阙，敕取其余以实内府，而史不言何陵之物，遂使后世疑瓦器为不然。按：赤眉在长安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宋太祖皇帝即位，自周文、武而下，凡掩三十六陵，而汉文亦在其间，皆唐末五代之所发者。盖摸金之人，但见巍然大冢，安知其中为无有？自非不封不树，则未有不发之墓也。（《鸡肋编》卷上）

梁玉绳：刘向谏昌陵疏谓“文帝寤张释之言，去坟薄葬，以俭安神”（贾山亦言之）。但《晋书·愍帝纪》“建兴三年盗发霸、杜二陵，金玉彩帛不可胜纪，敕收其余以实内府”。又《索琳传》“盗发霸、杜陵，多获珍宝。帝问琳：‘汉陵中物何多耶？’琳对以‘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充山陵。武帝享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金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然则文帝之葬，特差少于诸陵，而非真薄也，岂景帝不从遗诏之故乎？而《后书·光武纪》，二十六年寿陵诏云景帝遵太宗薄葬，抑又何也？再考《汉书·王莽传》曰“赤眉发掘园陵，惟霸陵、杜陵完”，《后书·光武纪》亦言之。《艺文类聚》七十九梁沈炯《归魂赋》曰：“咄嗟骊山之阜，惆怅霸陵之园。文恭俭而无隙，嬴发掘其何言？”白居易《新乐府》云：“骊山脚下秦皇墓，当时自以为深固。一朝盗掘坟陵破（项羽发之也），龙椁神堂三月火。奢者狼藉俭者安，一凶一吉在眼前。凭君回首向南望，汉文葬在霸陵原。”又唐鲍溶诗云：“霸陵一代无发毁，俭风本自张廷尉。”观此则霸陵未尝被发，疑《晋书》不可信。然盗发孝文园瘗钱，已明载《张汤传》矣。盖沈、白诸公止据两《汉书》，不见发于赤眉言之，而元李冶《古今黈》曰“《晋书》盗发霸、杜陵，多获珍宝，应劭《风俗通义》载霸陵薄葬亦被发掘（今本《风俗通》无），而其陵中物与《前书·本纪》绝不同。《前书》盖从史笔，劭说从所闻见，容有一误，质诸《晋书》，劭说为得其实”。余谓霸陵凡三被发：《张汤传》一也，《风俗通》二也，《晋书》三也。赤眉之乱，汉诸陵无不被发者，而独文、宣二幸免开掘，故特书曰“霸陵、杜陵完”。若夫金玉珍宝，必景帝为之，不依文帝遗诏瓦器之制，事秘莫知，史不得录，待被发而后见，故光武寿陵之诏，亦就遗诏言。李冶以为史笔讳之，非矣（《宋史·太祖纪》“诏有司周文、成、康、汉高、文、景凡二十七陵被盗发者，重葬致祭”，又在后）。（《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赵　翼：按：汉制，人君即位，即营陵寝，固是先事储备，然多入贡赋以实其中则立法甚谬……《史记·孝文纪》言“治陵皆以瓦器，不得用金银铜锡为饰”，刘向《谏昌陵疏》亦言“孝文薄葬，足以为式”，而《汉书·张汤传》有人盗发孝文园瘗钱，《晋书·索传》又有此盗发霸陵金玉之事，则文帝陵藏物亦已多。《唐书》虞世南亦谓汉家即位之初便营陵墓，三分贡赋以一入之，后赤眉入长安取之，累月不尽。盖汉制本如是也，则徒以耗天下之财，而转招摸金发丘之祸矣。（《陔余丛考》卷十六）

⑰ 【汇注】

黄国琦：霸陵，文帝陵名。又《后汉书》云：文帝处百姓于灵台，饬帷帐于皂囊。或有讥其俭者，帝曰：“朕为天下处财耳，岂得妄用之哉！”又东方朔曰：“文帝集上书囊以为殿帷。”又《后汉书》王符曰：“孝文皇帝躬衣弋绨，革为韦带。”（见《册府元龟》卷五六《帝王部·节俭》注）

秦建明：霸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霸陵乡毛窑院村东南，地理坐标为东经109°07′，北纬34°16′。东北临灞水，西南依白鹿原。霸陵以山原为陵，陵墓外形系利用一处现名为“凤凰嘴”的向灞河河岸突出之黄土原阶，正面经人工整修，呈金字塔形。该处圆顶高度为海拔684米，与河谷高差达250米以上。作为陵墓顶点的台原边缘海拔高度也达650米，与平地起陵相比，用工甚少，但依然气势雄伟。西安至蓝田的高速公路沿灞河河谷南侧，乡间公路沿灞河南岸山麓从陵前相并通过。据记载，霸陵上设有四出水道，其周遍种茂密的柏树，陵园名“盛德园”，周围“三百丈”，每面辟有高大的阙门。《汉书·五行志上》称：汉永始四年（前13）六月，孝文霸陵园东阙南方火。由此可见，其陵园四门阙布局当与其他汉陵相同。但具体遗址，目前尚未调查清楚……霸陵周围几公里范围内，分布有窦皇后陵与一些陪葬墓……

文帝虽然节葬，但霸陵还是在战乱中受到扰乱。晋愍帝建兴二年（314），盗发霸陵、杜陵及薄太后陵，金玉彩帛不可胜计，南陵薄太后被掘出，传说面色如生，葬品一部分被收入皇家内库。这次盗掘，霸陵、杜陵与薄太后陵俱遭破坏，所出珍宝甚多。文帝陵无封土，但其皇后陵却封土高大，引人注日，难免不受其害，今后陵封土南坡有一大洼陷，与渭北被盗的吕后陵、延陵等封土洼陷相类，也许就是盗掘之痕。霸陵此次似乎也曾受损，前人曾引鲍溶诗“俭风本自张廷尉，霸陵一带无毁发”，暗示霸陵只不过汉时未毁而已。

汉文帝九年（前171）在芷阳县西霸上筑陵，取名霸陵，遂改芷阳为霸陵县，迁治霸陵邑。其辖区约为今西安市灞桥区北部及临潼区西部。《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孝文九年，以芷阳为霸陵。”《汉书·地理志》称：“霸陵，故芷阳，文帝更名。”新莽时改为水章县，东汉时复名霸陵，至曹魏时撤县。关于霸陵邑的具体地点，有人据《长安志》“霸陵县东南至文帝陵十里”考证位于灞河对岸的田王村一带，与陵相距约5公里，而《长安志》所定县邑在浐灞二水间，《史记正义》曰：“霸陵城，在万年县东北二十里。”两说不同，上述二地都距陵10里左右。《水经注·渭水》：“（渭水）又东，于霸陵县北，灞水合浐水从县西北流注之。”《三辅黄图》亦称浐水出蓝田谷，北至霸陵入灞。据此，杂陵邑在灞水之东，距浐灞合流处稍偏北。按：曹魏时霸城县在今灞桥区新筑镇西南漕渠之北，《史记正义》所说或即此城……

汉文帝霸陵

鉴于霸陵在历史上的影响，考古学界一直对其比较重视。20世纪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对霸陵进行过调查，撰有《两汉陵寝》一文。1966年于后陵陵园西1公里处发掘从葬坑47座。1984年、1988年、1989年，陕西省文物保护中心曾对霸陵进行考古调查。

在西汉十一陵中，惟汉文帝霸陵与汉宣帝杜陵分布在渭水南岸，其余九陵都分布在渭北，形成渭水南北两组西汉帝王陵墓群。霸陵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座因山为陵的帝王陵墓，开秦汉以来因山为陵的先例。山陵气势雄伟，规划严谨，工程浩大，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陵墓。两千多年来，陵墓外形保存良好，其陵墓的规划与埋葬制度，在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史上都有其特殊性。霸陵及其后陵等组成了宏大的帝王陵墓建筑群，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西汉文帝霸陵》，引自陕西省文物局编《陕西文物古迹大观》）

【汇评】

朱　熹：三代以下，汉之文帝可谓恭俭之主。（《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

吕祖谦：治天下者，不尽人之财，不尽人之力，不尽人之情。是三者，可尽而不可继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汉文帝是也。露台惜百金之费，后宫衣不曳地，可谓不敢轻靡天下之财；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尝穷兵出塞，可谓不敢轻用天下之力；吴王不朝，赐之几杖，张武受赂，金钱愧心，可谓不敢轻索天下之情。当是时，文帝可为而能不为，以其所余贻厥子孙，凡四百年之汉用之不穷者，皆文帝之所留也。（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刘子翚：文帝身衣弋绨，慎夫人衣不曳地，惜百金不作露台，治霸陵以瓦器，可谓俭德之至矣。然宠幸邓通，赐赏通钜万以十数，赐铜山，得铸钱，邓氏钱布天下，何耶？盖心有所嬖惑，不能自胜也。然文帝恭行俭约，实惠及人，小疵不足掩大美，故卒为汉世之贤主也，其视唐虞三代之君则有间矣。（《屏山集》卷三《汉书杂论上》）

史　浩：文帝勤劳养庆源，力行恭俭为元元。后王犹听奸臣奏，独为青骢伐大宛。（《鄮峰真隐漫录》卷五十《玩好》）

朱　礼：俭，美德也，有出于天性，则自然而安行，有出于因人，则勉强而力行。有出于伪为，则暂然行之而必败。文帝衣绨履革，蒲席韦带，器无雕文金银之饰，示朴以先天下，终身安于俭素而不以为陋，此天性之自然也……故王嘉上书哀帝，历陈二君（文帝、元帝）俭德以戒其失，且举《论语》“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以为文帝备行此道，海内蒙恩。余是以知文帝之俭虽出于天性，复能资之圣学以成其德，是以躬行于上而化于下，海内殷庶，兴于礼义，卒为有制之贤君，其以此夫！（《汉唐事笺·前集卷二·节俭》）

牛运震：“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欲为省，毋烦民”，“恶烦苦百姓”，“专务以德化民”，凡此皆不徒实叙其事，而虚摹括写其意，所以为盛德之形容也。尤妙在善用数虚字，意思极深永。《汉书》削去“欲为省，毋烦民”，并削数虚字，遂少神色。（《史记评注》卷二《孝文本纪》）

刘光华：封建皇帝的生活作风既受物质条件制约，又不受物质条件制约，但却必须受阶级斗争的制约。“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汉书·贾山传》）秦王朝被农民推翻了，亡秦的前车之鉴，应该是制约汉文帝生活作风的根本原因。（《西汉前期的封建“治世”》，载《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张三夕：作为一个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汉文帝，能够把薄葬与为民联系在一起，是难能可贵的。当群下照例要大兴土木，修建他的陵墓时，他断然加以制止：“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这样做的目的是“欲为省，毋烦民”。他不愿意厚葬封树，给百姓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汉文帝勤俭为民、朴素薄葬的思想比较坚定，尽管当他预登寿陵，心有所感，曾一度想用南山坚固的石头作墓椁，但由于张释之的反对，便毅然“称善”而作罢。（《死亡之思与死亡之诗》第二章第二节《薄葬思想》）

黄宛峰：西汉文帝刘恒的节俭，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出名的，他的薄葬，更被后世传为佳话。然而考诸史实，文帝的“薄葬”却是颇令人怀疑的……

一、文帝的淡泊生死实则表面文章。……若从霸陵的兴作时间来看，文帝对自己的身后之事其实是很关注的……据《资治通鉴》的编年，前117、116年文帝曾两次去霸陵视察（编者按：据《资治通鉴》卷十三、十四，文帝两次去霸陵的时间为前178、前177年）。文帝于前179年即位，也就是说，霸陵的兴建就在他即位后一二年之间。并且，他对霸陵的兴作，还有种种构想。《史记·张释之传》载：文帝与慎夫人去霸陵视察，中郎将张释之随从，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凄惨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剒陈，蕠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但实际上文帝并未采纳张释之的建议。比较确凿的证据便是明代何仲默的《雍大记》所载：金朝至元年间（1291年），“秋，灞水冲开灞陵外羡门，冲出石板五百余片”。这五百余块石板当然不是墓中石板的全部。看来，以石为棺椁，以防盗掘，是文帝久存于心的愿望，张释之的一番话并未改变他的主意。而他的以石为棺椁，如张释之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正是为了厚葬其中。

二、随葬“皆以瓦器”并非事实。西汉末赤眉军入关盗掘诸帝陵，霸陵未开。故刘秀感慨曰：文帝薄葬，“使霸陵独完受其福”。实际上并非是“霸陵独完”，而是霸陵、杜陵均未被掘……而这两座陵，西晋时终于被掘。《晋书·索琳传》载：西晋末年，战乱不已，长安以尹桓、解武为首的数千户饥民处于死亡的边缘，于是“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以致于愍帝惊奇不已，问大臣索琳：“汉陵中物何乃多尔？”索琳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武帝享年久长……赤眉取（茂）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宝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亦百世之诫也！”在索琳看来，汉代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便是用于帝陵营作，帝陵怎能不奢侈呢？从号称“俭者”的霸陵、杜陵中也轻而易举地“多获珍宝”，实在是不足为奇的。

看来，刘秀认为文帝薄葬，故而霸陵未发，已与事实有一定出入，西晋饥民从霸、杜二陵中“多获珍宝”，更确切地说明了霸陵随葬“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是与事实不符的。

三、霸陵“不治坟”并不省工。……文帝的“不起山坟”是相对于西汉其他帝陵的堆土为陵而言的。据《汉旧仪》及《皇览》等书的记载，汉代帝陵的坟冢一般是先破土构筑地下墓室，然后在地面堆起封土，地面的坟冢上小下大，状如覆斗。咸阳原上的九座西汉帝陵及长安东南杜东原上的杜陵，都是这种形制。霸陵位于白鹿原上，它的独特之处是斩原为崖，凿崖为墓……这种墓穴的构筑较之堆土为陵，其费工费力的程度，由于西汉诸帝陵均未正式发掘，我们难以知晓，但霸陵的营作决非易事则是可以断言的。它绝对不像一般所想象的“因山为陵”那样简单，这从文帝临终的遗命也可以推知。

文帝临终除留下遗诏外，又“令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属国悍为将屯将军，郎中令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见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藏郭穿复土属将军武”。调发了都城附近各县服役的士兵一万六千人，都城内内史所率士兵一万五千人，统属将军张武指挥，去护送棺椁，穿穴、复土。这三万一千人是临时去挖墓穴吗？显然不是，因为文帝遗诏中还有“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霸陵的营作早在二十年前就已开始（如前所述，霸陵开始营建约在前177年，文帝死于前157年），不可能在文帝病危才去穿穴复土。此时的“穿复土”大概便是做墓穴及坟冢的最后清理工作，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的话，以三万之众的庞大队伍云（集）护送棺椁，清理陵墓，可见霸陵规模之大了。

文帝陵园的兴作情况不得而知，据考古工作者对西汉长陵、杜陵的一些考古钻探得知：西汉帝陵一般为坟冢居中，四面围墙，东西南北各有司马门（《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文帝园陵大概也颇为壮观。以至于文帝死后不过三四十年，武帝时期便有人盗发霸陵园埋的瘗钱。

总之，汉文帝的“薄葬”并非真实。但长期以来，人们却未注意到这一点，从汉代的刘向到刘秀，为矫当时的厚葬之风，开始颂扬文帝的“薄葬”，他们的话与事实已有出入。到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为自己建陵时，作《终制》，其中更以文帝霸陵为典型，赞誉道：“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刘秀）之掘，原陵封树也。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此后，文帝薄葬便成为“千年颂声”。（《史记·孝文本纪》附《索隐述赞》）这种看法一直延续至今，现在该换一个角度来看了。（《汉文帝并非薄葬》，载《南都学坛》1995年第1期）

⑱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削“武”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汉纪》《金楼子》亦并无“武”字。（《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司马迁：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谿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

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史记·南越列传》）

龚浩康：尉佗，即赵佗。本为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南）人，因秦时做过南海郡尉，所以称“尉佗”。他在起兵兼并了南海、桂林、象郡之后，建立南越国。高祖十一年（前196），刘邦封他为南越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⑲ 【汇校】

胡　寅：此元年事，宜移在前条。（《读史管见》卷一）

吴汝纶：局刻“贵”作“责”，误。（《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沈家本：责，王本同毛本、测议本，官本作“贵”。按：贵是，责字与下意背。《南越传》“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与此纪“贵”字相应。（《沈寄簃先生遗书·诸史琐言》）

［日］泷川资言：《汉书》无“尉”字，“报”作“怀”。愚按：事见《南越传》。（《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文选》班叔皮《北征赋》注引无“然”字及“贵尉”二字，《金楼子》同。《汉书》亦无“然”字。古钞本无“贵”字。《汉纪》《金楼子》“报”亦并作“怀”。《书钞》八引“以德报之”，作“报之以德”。（《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班　固：文帝元年，初镇抚天下，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即位意，谕盛德焉。乃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诏丞相平举可使粤者，平言陆贾先帝时使粤。上召贾为太中大夫，谒者一人为副使，赐佗书曰：“皇帝谨问南粤王，甚苦心劳意，朕，高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白）〔自〕临事，不幸有疾，日进不衰，以故悖暴乎治。诸吕为变故乱法，不能独制，乃取它姓子为孝惠皇帝嗣。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得擅变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故使贾驰谕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为寇灾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遗王。愿王听乐娱忧，存问邻国。”（《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⑳ 【汇注】

班　固：陆贾至，南粤王恐，乃顿首谢，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于是下令国中曰：“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汉皇帝贤天子。自今以来，去帝制黄屋左纛。”因为书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故粤吏也，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粤王，使为外臣，时内贡职。孝惠皇帝即位，义不忍绝，所以赐老夫者厚甚。高后自临用事，近细士，信谗臣，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老夫处辟，马牛羊齿已长，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皆不反。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无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也。高皇后闻之大怒，削去南粤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故敢发兵以伐其边。且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老夫故敢妄窃帝号，聊以自娱。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北面而臣事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谨北面因使者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汇评】

张　耒：余尝爱汉文帝，以赵佗称帝于南越，遣陆贾奉咫尺之书，驰一乘之传，曰：今两帝并立而无一使相通，是争也。未尝怒其为帝而佗心感竭诚屈服自痛，不须臾而去其僭号。谚云：人之饮酒，劝之饮愈不饮，禁之饮愈饮。夫佗之帝也，必意汉恶其逼我而矜张以伐之。夫如是，则足以自张于国人而意亦且少申矣。今乃不然，汉天子视我为帝，漠然如未尝有，则吾何以取重于国？退而视其黄屋左纛，非甚童騃，必且以为是，果何用之物哉！冒而居之，且甚不安。夫行所不安而求所无用，佗老贼必不然也，幸贾之来，恨去之不亟耳。文帝之策可谓得矣，其智可谓绝人矣，是合老子所谓不争而善胜者也。吴王不朝，赐以几杖，故卒文帝世不反；孝文之术每务出此，而贾生者故欲以改正朔服色；盛言岁赂匈奴为倒悬之势，欲以动之，宜其以为儿子之谕而不信也。（《张右丞文集》卷五十二《文帝议》）

胡　寅：贤哉，文帝之不欺也！实言之，于德无损，而听者心悦而诚服矣。或者夸大其辞，侈耀其事，假于符谶，托于怪神，欲以警厌群众，而不知虚誕之可愧也。《易》曰：“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文帝有焉。（《读史管见》卷一）

张　栻：其待夷狄，盖亦有道。以南越尉佗之强恣，自高帝犹难于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遗以一书，而佗即自去帝制，下令国中称汉皇帝、贤天子，皇恐报书，不敢慢。予尝详味帝所与书，则知忠信之可行于蛮貊如此。书之首辞曰：“朕，高皇帝侧室子也，弃外奉北藩于代。”盖后世之待夷狄，往往好为夸辞，于是等皆在所盖覆矫饰以示之者也。而帝一以其实告语之，彼亦豪杰也，见吾推诚如此，则又安得不服。故其报书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侧室之子为讳，则佗敢以越吏为歉哉。若吾以骄辞盖之，则彼亦且慢以应我，必然矣。推此一端，忠信可行于蛮貊，可不信哉！（《南轩集》卷十六《文帝为治本末》）

叶　适：孝文《遗尉佗书》，武帝《罢轮台诏》，万里外作家人父子对面言语。此心既发，随辄受验，虽古人责治不至如此之急。然与夫隐蔽夸饰、中外不相应者，去治乱安危之机远矣。（《习学记言》卷二十三）

楼　昉：委曲回护，不自尊大，而所据者正，所以感动而讽喻之者深矣。读文帝此书，非但忠厚恻怛，能服夷狄之心，又且明白正大，得待夷狄之体。（引自《两汉萃宝评林》上集）

陈仁子：服人之道，以真实相向，不必以浮尘相夸。文帝以大汉专力，攻一南粤，此建瓴之势也。帝处此时，再三开谕，略不较强弱。初言“侧室之子”，抑何坦也；继称南粤为王，抑何逊也。他日南粤奉书，稽颡称臣之不睱。呜呼！文帝一念之直，人自服其下，何待粉饰大言，劫以威而胁以势者？世之人主待臣妾，亦焉虚言相夸哉。（引自《两汉萃宝评林》上集）

黄　震：南越称帝，文帝以德怀之而称臣；既称臣，武帝以诈召之而反。越虽夷狄，人情亦概可知矣。用楼船十万师，一旦以夷为郡，岂不大快？然使五帝三王处此，亦有文帝之怀柔而已。夷狄在万里外，而必贪之，何哉？（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南越尉佗列传》）

杨维桢：甚矣，言之不可以已也，矧王言之大乎！余读汉文帝赐佗书，悃悃乎，沥沥乎，不忍脱去其口。乌乎，何其仁之！隐义之厚也，侧室皇帝以是感之，老夫臣佗以是谢之，化狂僭为抑畏，移誖嫚为讼咎，虽隆虑（周灶）百万之师横行南粤，其效未必如是之捷也。故余读西京之文，必读文帝书，而吕相绝秦之书为不足诵。

木尝侍先生读文帝书，问先生此书岂文帝自作耶，抑有代言者耶？先生曰：帝之谥文者，以此书尔。先儒谓诏词皆文帝肝膈语，则此书之悃欤，亦出于亲譔无疑，后来相如论蜀文，则袭帝而作者。（《史义拾遗》卷上《论文帝南越王佗书》）

黄淳耀：田横之海岛，尉佗之蛮夷，皆足以为中国患。佗材非弱于横者也，高帝于横则召之，怵以不来则加诛，至自杀而后已；于佗则因而立之。何也？横与帝俱尝南面称王，故以臣之示武；佗不起中国，故以封之示恩。召横时初定天下，兵力尚完，封佗时征荼、征布、征信、征豨，兵力殚矣。帝之屈伸操纵如此。（《陶庵全集》卷四《史记评论·文帝本纪》）

张　宁：为家易至于失义，为国易至于少恩，是以古者施恩必先乎疏远，行罚必先自贵近，所以防其偏而反之也。文帝能以恭逊之言化南粤，不能以友爱之意化淮南，岂非一于宽仁而无节制之道，是以疏远者感而亲近者益狎也欤？（《方洲集》卷二十八《读史录》）

尹遂昌：帝不用兵诛讨，遣使告谕，然佗之臣服有甚于诛讨之威者，以德化人之效于是可观。今即赐佗之诏读之，其卑逊谦抑之语，温然可掬，略无一毫矜夸之意，真足使人心悦诚服，佗虽欲倔强得乎？按：李氏曰：一纸书贤于千万师远矣。（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魏裔介：按：文帝谦逊，以天子而赐书蛮夷，云朕高皇帝侧室子。及两帝并立，纯是德化，宜尉佗之心服也。虽两阶十有，何以加焉。（《鉴语经世编》卷三）

程至善：文帝赐南越王书，以高皇帝侧室子自居，谦恭仁恕，真能诚信动蛮夷矣，奈何不以此道处北狄，而与和亲哉？曰：南越地狭力弱，且尉佗本中国人，可以化诲怀服。彼匈奴务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其可以处南越者处之乎？然有高、文之和亲，而后有宣、武之征伐，就汉而论，二者俱不可废也。（《史砭》卷一）

又：余观文帝赐南越书，悚然起眉，不独真心白意，沁人肺腑，且谦光慈惠，动人钦服。王佗之倾忧固宜，孰谓蛮夷不可以仁义治哉。古今兴师动众、激成变叛、胜负未分而涂地者，可矜矣。割地和亲之议，非所宜为犁庭扫穴之举，视此何为耶！仁哉！文帝足为万世法。（同上）

袁黄、王世贞：忠信可行蛮貊，文帝以德化人之效。（《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夏之蓉：文帝不开边衅，与越佗一纸书，贤于十万师，固是以德化之效，其欲自击匈奴，又何勇也。大抵文帝用兵与武帝异，武帝但快一己之志，文帝则在安天下，所以卒归于无事。（《读史提要录》卷一《西汉》）

夏勤墉：尉佗之地非不大，兵非不多，而臣服者，畏高帝之威，怀文帝之德也。然高帝忍分杯羹，尉佗恐伤宗墓，虽僻处南越，吾心重之。（《纪事约言》卷一）

汪之昌：叹文帝赐赵佗一书，洵所谓以善服人矣。夫佗本秦时一令，乘天下之乱，负固恃远以自外，于声教曰王曰帝，即称号之僭，窃抑又何所不至。文帝于此责其妄自尊大，正名定分出以堂堂正正之词，何尝不足以慑服其心。而帝赐佗书历述由外藩而嗣大统，迫于王侯吏之推戴，以见汉家之土地人民初无意于利而有之，况得其地不足为大，得其财不足为富，区区南粤奚屑与之较长短咎既往。知佗之不无乡土之思也，告以先人之冢兆已为修治，真定之昆弟悉加禄养，并允其请罢伐粤之将军，则已求无不应矣。知其挟寇边以为得计也，告以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在汉地之长沙南郡，诚苦其扰，而南粤之得一亡十，未必无损。平情与论，利害较然于言外，读赐书者自能立决，其何去何从，固无取乎虚声相恫喝矣。考高帝时遣陆贾拜佗为南粤王，令称臣奉汉约，曾岁月之几何，即此爽约兴兵。据《史记·律书》，将军陈武之议，首及南越，谓宜及士民乐用征讨以一封疆，夫岂不足于力，何不可稍折以威。而帝所赐书，乃不责以不当。自帝且直称之曰两帝，绝不与之争，一若无所用其争，示以不必争而告以不相争。佗得赐书，自言改号，不敢为帝，亦竟不敢复争。孟子曰：“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易》曰“修辞立其诚”。帝赐佗书大公无我，怀慈祥恺恻之旨，洵有所谓推诚相与者。盖默体高帝释佗弗诛之用心，有鉴于吕后弗能逾岭之事，示之以畏而不必服，不若服之以诚而无不服也。观汉文之于赵佗，慎毋谓文诰之不足动人哉！（《青学斋集》卷十六《书汉文帝赐赵佗书后》）

张　恕：读文帝赐赵佗书，意曲词婉，楼昉谓所据者正所以感动而讽谕之者深矣，微特得待夷狄之体也，所谓怀德胜于畏威。（《汉书读》卷十二）

徐锦华：汉高后朝，尉佗以南粤叛，攻长沙破数县，将军周灶击之，连岁不得解。文帝即位，赐佗书，遣使宣慰，而南人不复反。议者谓国家师武臣力，震惧蛮夷，故南粤望而归诚。当是时，灌婴屯兵荥阳，与齐合从，周勃入北军诛诸吕，内难悉平，汉业复兴。佗欲以一州之主，与天子抗衡，多见其不知量。其听命也，畏其势也。或又谓粤人之内附中朝也，非陆贾游说之力不及此。初，贾奉使至粤，责以礼义，喻以利害，王俯伏谢罪惟谨；今又掉三寸舌，辩说虏廷，而令要荒之君服事华夏，征讨之士不死边陲，易干戈而为玉帛，厥功伟矣。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贾固当之而无愧。然吾三复诏书，而叹文帝耀德不观兵，为勿可及已。其词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何其抑然自下也；曰“服岭以南，王自治之”，是不贪其土也；曰“多杀士卒，伤良将吏，朕不忍为”，是一视同仁也。大哉纶言，足以柔远人而服强虏矣，况又为之修治先冢，存问亲族。佗虽崛强，有不奉诏涕泣，望阙稽首，心悦而诚服乎！《军志》曰“攻心为上”，正此之谓。夫粤化外之方，断发文身之俗也，得其民不足强兵，得其财不足富国。自三代盛时，胡粤不受正朔，非先王之威不能远驭也。特以区区之粤，僻在边荒，不过要约之、羁糜之而已，奚烦兴师动众而疲敝中邦乎！昔秦取其地为桂林象郡，不旋踵而任嚣称王，其轻薄反侧，有明证焉。假使汉廷之上，竞武功，勤远略，蠢尔蛮方，灭此朝食，则必逾岭海，触暑湿，瘴疠交侵，人畜死道路，天下困于转输，费不可胜计。况佗东联闽，西结瓯，百越皆属，跨地万余里，楚氛甚恶，劳师远征，胜负未可知。乃明诏甫颁，番酋帖服，则一纸书贤于十万众矣。唐德宗之幸奉天也，罪己一诏，三军感动，而方镇之拒命如故，无他，徒恃文告，而无德以怀之耳。文帝却贡献，振贫穷，除收帑，令恩泽加于百姓，虽佗久处海滨，亦思托宇下，而观德化之成。故愿奉职贡，长为藩臣，发乎情而非强也。孟子曰：“以力服人者伯，以德服人者王。”后世论文景之世，比美成康，非以西京治迹，犹近王道也哉！（引自《雷辑史事论》卷二《汉文帝下诏服南粤论》）

㉑ 【汇注】

吕思勉：汉初对匈奴，亦尝用兵。已而被围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县），不利，乃用刘敬策，妻以宗室女，与和亲。盖以海内初平，不能用兵，欲以是徐臣之也。高后、文、景之世，守和亲之策不变。然匈奴和亲不能坚，时入边杀掠。汉但发兵防之而已。是时当匈奴冒顿、老上、军臣之世，为匈奴全盛之时。（《吕思勉读史札记·匈奴龙庭》）

㉒ 【汇校】

王叔岷：案：《汉书》《汉纪》《金楼子》并无“然”字。《艺文类聚》十二引“不”下有“得”字。（《史记斠证》卷十）

【汇评】

吕祖谦：文帝之于匈奴，来则御之，未尝穷追出塞也。正严尤之所谓中策，而尤独遗文帝，何哉？（《东莱别集》卷十五《读书杂记四》）

黄　震：愚尝因是而论汉世绥御之方，窃于不得已之中而曲为之处，惟文帝为得，而仲舒之论，未可谓其迂阔也。盖汉之于夷狄，非复五帝三王有绥服要荒，渐次而至风土之递易，分限之等差也。塞之内，皆耕田凿井、安土重迁之民；塞之外，即逐水草而居，迁徙无常之夷狄。时时抄略，势所必至，远在万里，何以制之？帝初即位，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谕盛德焉。且因高惠之权量时度，宜与匈奴复修和亲，一切与之相安，虽尉佗自帝，亦温辞以感服之，德至渥矣。匈奴或背约入寇，逐之出塞即止，曲常在彼而不在我。烟火万里之乐由此基之。使经汉之世，待夷狄皆如帝，何不可者？（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匈奴列传》）

崔敦礼：世言文帝和亲，匈奴及其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以为文帝仁厚之至，甚非通论。匈奴之陵汉，固也；而于文帝为已甚，帝屈己而优容之，非仁也，势也。帝之治，以略言之，曰仁则似矣。观其犯跸者有罚法也，而帝必欲杀之，以泄其怒；盗环者有诛法也，而帝必欲族之，以行其威。帝之于事，其小者不能忍如此。彼其二十三年之间，遭匈奴之凭陵，今年寇河南，明年居北地，今年入云中，明年掠上郡。待之愈宽而寇之愈急，礼之愈下而侮之愈不已，包羞忍耻如此，岂其本心哉！况匈奴尝杀一都尉，帝即赫然震怒，欲勒兵自将，鼓行而前。当是时，非群臣切谏于外，太后固要于内，则兵连祸结矣。相其胸中日夜愤惋，求一快意非浅浅也，然卒不与之敌者，非仁也，势也。帝之时，外有匈奴之忧，内有诸侯之患。诸侯往往尾大于身，指大于臂，包陆梁不轨之心，觑间伺隙，以幸国家之有事。使文帝忘自照之机，怀泄迩之念，扫境内而从事于匈奴，则诸侯之兵必乘虚西向，汉之社稷，未可知也。且文帝尝幸太原，欲北伐匈奴，丞相之兵未及越境，而济北之叛师已起，是其于匈奴之强，安得而不少忍也哉！譬犹一身之间，有腹心之患，有肤腠之疾，今有人病，方在腹心，未知所以疗之之术，而肤腠之间不利焉。不能少忍以待腹心之安，悍药毒石杂然而并进，而肤腠之疾未去而吾之腹心已困，有不速死者，几希矣。此文帝和亲匈奴之志也。其后一传而至孝景，用主父偃之谋，分建子弟，而诸侯之势弱矣。再传而至于武帝，中国旷然无内顾之忧，于是力争深入，大举以伐匈奴。匈奴消缩远遁，甘心款塞，请命于下吏，而终汉之世，边陲无警。呜呼！汉之为汉，所以图匈奴者，何其不苟也哉！（《宫教集》卷七《文帝论》）

㉓ 【汇注】

司马迁：历至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后且拥兵阻厄，选蠕观望。高祖时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今陛下仁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慄慄，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史记·律书》）

【汇评】

金春峰：刘邦所实行的正是刑德结合的方针。文帝继续了这种方针。《史记·孝文本纪》说“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务省繇费以便民”“除诽谤妖言之罪”“赏赐长老，收恤孤独……除田之租税……与匈奴和亲……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这些和前面讲的严酷法治相结合，都是黄老刑德并用思想的体现。儒家的仁恩礼教，项羽式的“恭敬爱人”“廉节好礼”，实际上被排挤了。（《汉代思想史·汉初黄老思想的政治实质及其在学术领域的影响》）

㉔ 【汇注】

司马迁：（高祖）拜沛侯刘濞为吴王。（《史记·高祖本纪》）

又：高祖……兄子濞为吴王。（《史记·吕太后本纪》）

又：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于是遣其丧归葬。至吴，吴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复遣丧之长安葬。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京师知其以子故称病不朝，验问实不病，诸吴使来，辄系责治之。吴王恐，为谋滋甚。及后使人为秋请，上复责问吴使者，使者对曰：“王实不病，汉系治使者数辈，以故遂称病。且夫‘察见渊中鱼，不详’。今王始诈病，及觉，见责急，愈益闭，恐上诛之，计乃无聊。唯上弃之而与更始。”于是天子乃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史记·吴王濞列传》）

又：及孝景帝即位，错为御史大夫，说上曰：“……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郄，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同上）

［日］泷川资言：事见《吴王濞传》。（《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龚浩康：吴，汉初封国。辖今江苏、浙江、安徽等省部分地区，都城在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东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吕太后本纪》）

又：古代以“赐几杖”表示敬老。文帝赐几杖，是示意吴王不必进京朝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张家英：“就”在古汉语中通常用作动词，而这个“就”则用作表时间的副词。《广韵·宥韵》：“就，即也。”“就赐几杖”即立即赐给吴王几杖。这样作“立即、随即”一类意思的“就”字古籍中用得不多。《律书》：“弧者，言万物之吴落且就死也。”同上：“胃者，言阳气就藏，入胃胃也。”以上《律书》中的二例，可以勉强凑数吧。（《<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文本纪》）

【汇评】

苏　辙：老子曰：“柔胜刚，弱胜强。”汉文帝以柔御天下，刚强者，皆乘风而靡。尉佗称号南越，帝复其坟墓，召贵其兄弟，佗去帝号，俯伏称臣。匈奴桀敖，陵驾中国，帝屈体遗书，厚以缯絮，虽未能调伏，然兵革之祸，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吴王濞包藏祸心，称病不朝，帝赐之几杖，濞无所发怒，乱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则东南之乱无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晁错之计，削诸侯地，濞因之号召七国，西向入关。汉遣三十六将军，竭天下之力，仅乃破之。错言诸侯强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世皆以其言为信，吾以为不然。诚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迁延数岁之后，变故不一，徐因其变而为之备，所以制之者，固多术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则虎毙，不幸则人死，其为害亟矣。晁错之计，何以异此。若能高其垣墙，深其陷阱，时伺而谨防之，虎安能必为害？此则文帝所以备吴也。呜呼！为天下虑患，而使好名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为晁错者鲜矣。（《栾城集·后集卷七·汉文帝论》）

朱　熹：文帝最好黄老，黄老之术，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文帝尤善用之。如南越反，则卑辞厚礼以诱之，吴王不朝，赐以几杖，此俱是退一着术数。（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王夫之：文帝崩年四十有六，阅三年而吴王濞反。濞之令曰：“寡人年六十有二。”则其长于文帝也，十有三年。当文帝崩，濞年五十有九，亦几老矣。诈病不觐，反形已著，贾谊、晁错日画策而忧之。文帝岂不知濞之不可销弭哉？赐以几杖而启衅无端，更十年而濞即不死，亦已衰矣。赵、楚、四齐，庸劣无大志，濞不先举，弗能自动。故文帝筹之已熟，而持之已定。文帝幸不即崩，坐待七国之瓦解，而折箠以收之。是谊与错之忧，文帝已忧之。而文帝之所持，非谊与错所能测也。（《读通鉴论》卷二《文帝》）

又：文帝且崩，戒景帝曰：“即有缓急，周亚夫可任将兵。”则文帝未尝须臾忘制吴也。故几杖之赐，欲以销其雄心而待其自敝，非玩也。中有所恃，则可静以待动，而不为祸先，无已，则固有以胜之矣。柔而不陷于弱，本立焉耳。（《读通鉴论》卷三《景帝》）

程至善：吴王不朝，以其子故，文帝仁厚主也，矜怜之而不责其罪。及景帝即位，正吴所仇恨者，一宽悔之诏，泯其前嫌，与之协洽谦退而优恤之，吴当盍不消其前忿，乐为自新，岂不两全乎！南越王且以优诏而去，矧在至戚不可化诲？然则几杖之赐，何向日之谋亦解耶！（《史砭》卷一）

杨　时：文帝赐吴王几杖，是纯任德教，权衡在上，伸缩由己。唐授藩镇节钺是一向姑息，权柄倒持于下，予夺由人。两事不可同日语。（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刘知幾：班史赞“吴王诈病”云云，此则纪之与传并所不书，而史臣发言，别出其事，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引自《汉书评林·文帝纪》）

陈季雅：人皆曰刑威足以惬人心，德义不足以破奸轨。观文帝御下，吴王诈病不朝，反状露矣，斧钺不加而几杖是赐；张武受赂，贪滥甚矣，苛责不及而金钱是赏，然二人者畏服不暇，岂德义果不足以破奸轨之心乎？及观武帝，恣行诛杀，虽将相大臣莫不骈肩受戮，末年盗贼滋起，绣衣直指旁午道路无可奈何，则刑威不足以惬人心也，明矣。（《两汉博议》卷二《论刑威不足以惬人心德义足以破奸轨》）

谢　铎：君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则无所施而不可，不然，将惠之而亵，威之而格矣。故在文帝可以赐几杖，而铁券之恩适足以怒怀光；在宋祖可以罢藩镇，而削地之谋适足以祸晁错。然则文帝之于吴，赐之可，削之亦可，而何独有见于几杖之芒刃，而无见于髋髀之斧斤乎？濞之反，文帝亦不能无憾焉！（引自《古今人物论》九卷《文帝》）

郑　贤：以吴王之反，咎几杖之赐，意远词顿，几于一字一珠。（同上）

㉕ 【汇校】

王叔岷：案：《汉书》《汉纪》《金楼子》《通鉴》“称”皆作“谏”。（《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龚浩康：袁盎（àng），即爰盎。楚人，后徙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历任齐相、吴相。因接受吴王金钱，为吴王隐瞒谋反情况，被御史大夫晁错告发而削职为民。吴楚七国以诛晁错为名发动叛乱时，他趁机向景帝建议杀掉晁错。后被梁孝王刘武派人刺杀。事详《袁盎晁错列传》。（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李德裕：袁盎对文帝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盎见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也。非至理笃论，此言足以惑文帝聪明，伤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弃，非罪见疑，可为长叹息也。当吕氏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刘氏，陈平用辟强之计，权王产、禄，绛侯若不与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阶乱矣，则刘氏安危，未可知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缁，未尝不心存社稷，志在刘氏。外虽逊顺，内守忠贞，得不谓之社稷臣矣。其后绛侯系请室，盎虽明其无罪，所谓陷之死地而后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义。杨子称盎忠不足而谈有余，斯言当矣。善哉！贾生之说喻堂陛之峻，高者难攀，卑者易凌。文帝感悟，养臣下有节，有以见贤人用心致君精识，若袁公者，难与并为仁矣。盎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挠，忠于所奉，害错之罪虐，贯于神明。安陵之祸，知天道之不昧矣。（引自《唐文粹》卷三十八《袁盎以周勃为功臣论》）

㉖ 【汇注】

裴　骃：苏林曰：“假者休假。借音以物借人。”（《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袁黄、王世贞：假借以辞色，纳其言而用之。（《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沈钦韩：《风俗通》（正失篇）：孝成帝问刘向曰：后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几至太平，其德比周文王，此语何从生？向对曰：生于言事。文帝礼言事者，不伤其意，群臣无小大，至即从容言，上止辇听之。其言可者称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后人见遗文则然。（《汉书疏证》卷二《文帝纪》）

㉗ 【汇校】

［日］泷川资言：延久钞本“乃”作“常”，与《类聚》所引合。（《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汇注】

陈　直：《汉书·百官公卿表》，属官有御府令，盖等于都内令，皆藏有帝王之私蓄。（《史记新证·孝文本纪》）

㉘ 【汇校】

王叔岷：案：古钞本作“弗刑下吏”，似谓“不下吏刑之”也。（《史记斠证》卷十）

【汇评】

何孟春：纵盗饮酒，非剪恶之法；绝缨加赐，非防淫之具。汉文帝金钱之愧，唐太宗布绢之给，非刑赏之正道也。（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王若虚：《史记·文帝纪》云：“张武受贻金钱，事觉，上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彼受金钱而复以金钱赐之，可以为愧。《汉书》但云“更加赏赐”，则泛而不明矣。（《滹南遗老集》卷二十《诸史辨惑》）

王世贞：张武受赂，文帝赐金钱以愧之，此以赏为罚也，使天下皆以辜受赏，赏不胜矣。武，代来人，帝故存之，其曰愧之，术也。唐太宗于长孙顺德亦以此。顺德椒房亲有巨庸，故太宗不欲行法。要之帝王之道，善有赏，恶有罚，无互用也，恶有赏也，善亦可罚乎？使二帝率其诚心而质行之，则二人之罪自有可原。夫使贪使诈，则过行可略也，议功亲则旧典可覆也，何必术？！（《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何　焯：贡禹言文帝贵廉洁，贱贪污，吏坐臧者皆禁锢，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是帝之为政不专于宽也，特刑不滥耳。张武旧勋，受赂不饬，未至大恶，故加赐以愧之，岂概施诸下，姑息成风，致贪吏放手哉？（《义门读书记·前汉书》）

㉙ 【汇评】

王应麟：或问文帝以德化民，有迹可言欤？曰苏氏谓纪无可书之事，然非无可书也。叙传所述曰：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帅下以德。又曰：我德如风，民应如草，帝之躬行，本于宽仁恭俭，玄默清净，风行俗成，庶几于胜残去杀。以帝之天资，能兴三代之礼乐，复三代之制度，则教化浃洽而王道成矣。惜其有富庶之效，未知圣王所以教民者也。农不供贡，罪不收孥，宫不新馆，陵不崇墓，四者皆帝之盛德，其大者不轻于用兵也。太史公《律书》载其无议军之诏，继以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又曰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耶？《通鉴》虽不书，而以德化民之实，于此可见矣。刑以不杀为能，兵以不用为功，财以不聚为富，人以不作聪明为贤。此苏氏称宋之仁也，愚于文帝亦云。（《通鉴答问》卷三）

徐中行：文帝专务以德化民，全得之老子，受用虽不无间杂千佰，皆行错等之言，然亦迥与景、宣不同，即邵子所谓伯之皇也。苏子制策贬之过矣。（引自《汉书评林·文帝纪》）

袁黄、王世贞：文帝仁俭之德，当观其大者、远者。自史臣博采傅会，转恐失真。毋论持百金以营台，分中金以号中人之产为理所必无，即慎夫人衣不曳地，而邓通则给铜山铸钱，事宁有剌谬？若此者甚至以赐吴王几杖为止叛，赐张武金为止贪，不几执宋襄齐偃王愚懦之见，窥寻令辟哉！向因读史屡及之，盖以辞害意，古今通病，不可不知。三者可尽而不可继。（《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吴见思：总结上十事。（《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编者按：司马迁此段以“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领起，将文帝政绩归为十件事。吴见思则将它们分别命之为：“减服御一”，“利民二”，“露台三”，“俭朴四”，“造霸陵五”，“感尉佗六”，“和匈奴七”，“化吴王八”，“容谏臣九”，“愧张武等十”。

㉚ 【汇注】

凌稚隆：按：此《史记》拾纪中所未尽载者，而总书于纪之尾，以著文帝德化之成。而班掾用之为赞，惟结以“仁哉”二字断之云。（《汉书评林·文帝纪》）

赵　翼：《史记》于后六年，忽总叙帝之节俭宽厚，下方叙后七年六月帝崩，殊属非法，总叙自应在帝崩后也。《汉书》取此语作赞。（《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互有得失》）

崔　适：“孝文帝从代来”至“兴于礼义”，在《汉书》为赞语，此乃移入纪中帝崩之前，何其颠错而残缺也。张晏云《景纪》亡，当是《文纪》之误。小司马所谓取班书补之者，在此不在彼也。不然，何由录班《赞》？（《史记探源》卷三）

吴国泰：按：此总叙孝文远事也。应在“帝崩于未央宫”之下，“遣诏曰”之上，方合书法。此盖错简也。故《汉书》不叙入正文而以之作传焉。（《<史记>解诂（下）》，载《文史》第43辑）

【汇评】

欧阳修：汉文帝当天下初定，躬行节俭。虽有千里马却而弗受，可谓不宝远物，协召公之训矣。二十三年之间，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南则尉佗上书称臣，北则匈奴通好保境，是故远人来格之效也。彼武帝则不然，大宛有善马，在贰师城，至令万里出师，伤财害民而不恤，马虽得而中国耗矣。是故圣人贱畜而贵人，笃近而举远。（《文忠集》卷一百六十《二月二十五日》）

董　份：太史深服文帝，故末复总叙其德化。“海内殷富”二句，结尽孝文功效矣。（引自《藏书》卷三）

方　苞：“孝文帝从代来”段以下所叙，列视前诸大政为小，故总束于后。韩欧墓志多用此法。（《归方评点史记合笔》卷一《孝文本纪》）

牛运震：“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云云至“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总叙孝文帝盛德行事于此。盖太史公深服文帝，特于纪末画一恭俭宽仁全图，以志其爱慕、缠绵之意。此本纪变体也。后代班氏以下诸史，凡帝纪操行，皆叙于纪末，则此体为通例矣。（《史记评注》卷二《孝文本纪》）

又：按：此段系于后六年之下、后七年帝崩之前，正太史公善于安顿、脱出蹊格处，他手定将此段置于帝崩遗诏之前矣。《汉书》用此段作赞语，亦无情致。（同上）

李澄宇：汉文喜黄老言，省刑薄税，与民休息，史称其专务以德化民。而吴王诈病不朝，赐几杖，张武等受贿，赐金钱以愧其心，尤他帝所弗及。世之谬谈法治者，曷不细思此理乎！（《读史记蠡述》卷一）

马育良：太史公于汉初诸帝，对文帝评价最高，说他“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史记·孝文本纪》）。其实，文帝治身俭约、政刑宽简是实，礼义教化云云率多虚辞，在汉代，是从贾谊开始，才真正提出这一套的。（陆贾也讲教化，但不是以礼义为主要内容。）《史记·礼书》载：“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礼义教化与经典教育、克服文化障碍关系甚著，“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汉书·董仲舒传》）。而斯时，“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以故礼乐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应劭《风俗通义》卷二“正失”）。宋王应麟也认为：“以帝之天资能兴三代之礼乐，复三代之制度，则教化浃洽而王道成矣。惜其有富庶之效，未知圣王所以教民也。”（《通鉴答问》卷三）而且，贾谊出任长沙王傅一年多后，文帝宣室召见“问鬼神之本”一幕也颇耐人寻味，唐代李商隐曾作诗《贾生》讥讽此事：“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清代翟在这个问题上可谓一语破的：“夫帝自不用生耳，岂翳生痛苦之过，而抑何绛灌之能操于其间哉。大抵帝之材与生相埒，而学则相左。生儒者，而帝习于黄帝老子之说也。生以权势法制进，而帝尚宽柔。生以经制礼乐进，而帝乐清净。若是者百投而百不合，虽从容言之奚益乎，虽有人乎君之侧奚济乎。”（《九畹史论·书苏东坡贾谊论后》）斯为确论。（《汉初治政与贾谊的礼治思想》，载《孔子研究》1993年第4期）

编者按：这段文字位于《孝文本纪》后六年之下，后七年遗诏之前。班固《汉书·文帝纪》将其置于卷末，作为史赞。对这两种安排，人们看法不一。赵翼认为：“《史记》于后六年，忽总叙帝之节俭宽厚，下方叙后七年六月帝崩，殊属非法，总叙自应在帝崩后也。《汉书》取此语作赞。”（《廿二史札记》卷一）崔适也说：“‘孝文帝从代来’至‘兴于礼义’，在《汉书》中为赞语，此乃移入纪中帝崩之前，何其颠错而残缺也。”（《史记探源》卷三）而牛运震则认为：“此段系于后六年之下、后七年帝崩之前，正太史公善于安顿、脱出蹊格处。”（《史记评注》卷二）这些说法虽不同，但多集中在是否“非法”即是否合乎文法方面，较少注意司马迁纪中此段的用意。史公对文帝德治十分倾慕，以这段文字撮其诸多善政，集中表现其宽俭仁德，之后继以遗诏、史公论赞，以反复申说、不断强化文帝以德治世这一主旨。正如董份所言：“太史公深服孝文治道醇厚，故其末复总叙诸善状，以深著德化，亦古体也。”（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孝文本纪》）司马迁才华丰赡，笔力遒劲，行文不拘一格，富于变化，这段文字在文中的位置正体现了这一特点。吴见思曰：“撮其大略，总叙一段，在编年之后，遗诏之前，如一小纪，虽略写大意，而精神气度无不逼露，是大手笔。”（《史记论文·孝文本纪》）诚为至言。班固将这段文字稍加改动，作为赞语，表明他完全同意司马迁的评价。就结构而言，也更显紧凑。一些评论家从一般文法的角度加以赞誉，自有其道理。但不应以此作为区分马、班高下的标准，忽略了司马迁撰写此段的苦心孤诣。至于以班《赞》为据，强说司马迁此段文字系由班《赞》补之（见崔适《史记探源》卷三），并无凭据。

后七年六月己亥①，帝崩于未央宫②。遗诏曰：“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③。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④，奚可甚哀⑤。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⑥，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⑦，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⑧，以离寒暑之数⑨，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⑩，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⑪，以重吾不德也⑫，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⑬，二十有馀年矣⑭。赖天地之灵⑮，社稷之福，方内安宁⑯，靡有兵革⑰。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⑱；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⑲。今乃幸以天年⑳，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悲之有㉑！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㉒。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㉓。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㉔。绖带无过三寸㉕，毋布车及兵器㉖，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㉗。宫殿中当临者㉘，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㉙，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㉚。已下㉛，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㉜。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从事㉝。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㉞。霸陵山川因其故㉟，毋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㊱。”令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属国悍为将屯将军㊲，郎中令武为复土将军㊳，发近县见卒万六千人㊴，发内史卒万五千人㊵，藏郭穿复土属将军武㊶。

① 【汇校】

王叔岷：案：古钞本提行，《汉书》《汉纪》《通鉴》并同。《御览》八八引《帝王世纪》：“孝文即位二十三年，年四十七。”“七”当作“六”。《帝王略论》称孝文“即位廿年，年卌六”，“廿”下盖脱“三”字。（《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王先谦：《五行志》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汉书补注·文帝纪》）

② 【汇注】

班　固：文帝，前十六年，后七年，著《纪》即位二十三年。（《汉书·律历志下》）

裴　骃：徐广曰：“年四十七。”（《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编者按：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文本纪》：《集解》“四十”，延久钞本作“卌”。

颜师古：臣瓒曰：“帝年二十三即位，即位二十三年，寿四十六也。”（《汉书注·文帝纪》）

崔　适：太史公于高、惠、景纪帝崩皆谥，此纪独否，高后、惠、景崩皆不地，此于未央宫，皆与班书合，可为录取班书之证。（《史记探源》卷三）

③ 【汇校】

梁玉绳：按：“盖”字当衍，或曰宜依《汉书》作“朕闻之”。（《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汉书》《通鉴》“闻”下并有“之”字。盖，发语词。非衍。《田敬仲完世家·赞》：“盖孔子晚而喜易。”《孟子·荀卿列传》：“盖墨翟宋之大夫。”并同此例。“萌生”，复语。萌亦生也。《淮南子·俶真篇》：“孰知其所萌？”高诱注：“萌，生也。”《孟尝君列传》：“生者必有死。”（《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颜师古：始生者曰萌。（《汉书注·文帝纪》）

④ 【汇校】

吴汝纶：依《汉书》，句下灭“者”字。（《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古钞、枫、三本“理”下有“万”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通鉴》“物”上亦有“万”字。《汉书》《汉纪》《通鉴》“然”下并无“者”字，疑涉上“者”字而衍。（《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袁　黄：又曰“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则固已深达生死昼夜之理矣。（《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⑤ 【汇注】

颜师古：奚，何也。（《汉书注·文帝纪》）

⑥ 【汇校】

王叔岷：案：《汉书》《汉纪》《通鉴》并无“时”字，读“当今之世”句。（《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胡三省：恶，乌路翻。（见《资治通鉴》卷十五注）

⑦ 【汇注】

王叔岷：案：《晏子春秋·外篇·不合经术者第八》：“厚葬破民贫国。”《韩非子·显学篇》：“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孔子世家》：“破产厚葬。”（参看《孔子世家考证》）《盐铁论·论诽篇》：“久丧以害生，厚葬以伤业。”（《史记斠证》卷十）

龚浩康：服，居丧。即在一定时期内为死者尽礼，以示哀悼，俗称守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⑧ 【汇注】

颜师古：临，哭也，音力禁反。下云服临、当临者，音并同也。（《汉书注·文帝纪》）

程馀庆：众哭曰临。（《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⑨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离”作“罹”。（《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通鉴》“离”亦作“罹”，古字通用。《书·洪范》：“不罹于咎。”《宋世家》“罹”作“离”，《庄子·盗跖篇》：“故服其殃，离其患也。”成玄英《疏》“离”作“罹”，并其比。（《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颜师古：罹者离，遭也。（《汉书注·文帝纪》）

程馀庆：离、罹同，遭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⑩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人”下无“之”字，“幼”作“老”。（《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通鉴》与《汉书》同。“长幼”承“父子”而言，幼作老，疑非。（《史记斠证》卷十）

⑪ 【汇评】

沈钦韩：观此，则知彼时大丧，犹循倚庐、食粥、三年不祭之制。虽遭大乱，周公之礼不废也。（《汉书疏证》卷二《文帝纪》）

⑫ 【汇注】

颜师古：重音直用反。（《汉书注·文帝纪》）

⑬ 【汇注】

颜师古：眇眇，犹言细末也。（《汉书注·文帝纪》）

⑭ 【汇校】

［日］泷川资言：延久钞本“二十”作“廿”。（《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⑮ 【汇校】

王先慎：“天”下当有“地”字，“天地之灵”与下“社稷之福”，文正相对，此脱“地”字耳。《史记》作“赖天地之灵”，是其证。（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文帝纪》）

吴汝纶：“天”下依《汉书》删“地”字。（《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古钞本无“地”字，是也。“地”字盖写者因“天”字联想而衍。《汉书》《通鉴》亦并作“赖天之灵”。（王先谦《汉书补注》，据今本《史记》谓《文帝纪》“天下当有地字”。非也。）（《史记斠证》卷十）

⑯ 【汇校】

王先谦：官本注“四方之内”，无“四”字。《通鉴》注引作“四方之内”。（《汉书补注·文帝纪》）

【汇注】

裴　骃：瓒曰：“方，四方也。内，中也。犹云中外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臣瓒曰：“方，四方也。内，中也。犹云中外。”师古曰：“此说非也，直谓（四）方之内耳。”（《汉书注·文帝纪》）

⑰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一云‘方内安，兵革息’。”（《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汇注】

颜师古：靡，无也。（《汉书注·文帝纪》）

⑱ 【汇注】

颜师古：过行，行有过失也。羞谓忝辱也。行音下更反。（《汉书注·文帝纪》）

⑲ 【汇注】

龚浩康：维：语助词，常用在句首，起强调作用。（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胡　宏：胡子曰：汉文之顾命曰：“朕不敏，无以佐百姓，常畏过行，惟年久长，惧于不终。”此乾之健，天行之所以无息也，此尧、舜、汤、文、武之心所以万世不灭也。孔子作《春秋》不书祥瑞者，惧人君之自满。自满，则止失此心也。（《胡宏集·知言·汉文》）

吴见思：反以久长为惧，更深一层。（《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沈　豫：文帝此诏，远过秦政、武帝长生之术，真一带令主也。（《读史杂记》卷一，见《二十二史考论》）

⑳ 【汇校】

王叔岷：案：王念孙谓“〔《汉书》〕‘天年’下脱‘终’字，当据如、颜注及《史记》《汉纪》补”。惟《史记》“天年”下亦无“终”字。《汉纪》“终”字则在“得”字下。据如注“得卒天年”，颜注“得终天下”，是《汉书》正文“得”下脱“终”字，《史记》亦然。当据如、颜注及《汉纪》补。《庄子·山木篇》：“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可为旁证。“今乃幸以天年得终”，紧承上文“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而言。（《史记斠证》卷十）

㉑ 【汇校】

吴汝纶：本作“悲”，依《汉书》改。（《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王叔岷：“朕之不明与？”颜氏谓“与读曰欤”。刘攽本之为说，甚当（此文《考证》亦有说，似本刘氏）。王氏以“与”为助句之词，可备一说；裴学海则读“朕之不明”句、“与嘉之”句。云：“与犹当也。”（《古书虚字集释》一）亦可备一说。“其奚哀悲之有！”古钞本“哀悲”作“哀志”。《志疑》“念”之误。《汉书》《通鉴》并作“哀念”。（《考证》已云：“《汉书》悲作念。”）（《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裴　骃：如淳曰：“与，发声也。得卒天年已善矣。”（《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善矣。”晋灼曰：“若以朕不明，当嘉善朕之俭约，何哀念之有也。”师古曰：“如、晋之说非也。与读曰欤，音弋于反。帝自言或者岂朕见之不明乎，以不可嘉为嘉耳。然朕自谓得终天年，供养高庙，为可嘉之事，无所哀念也。今俗语犹然，其意可晓矣。”（《汉书注·文帝纪》）

刘　攽：“与”读曰“欤”，言我之不明而蒙此欤，是可嘉也，其奚哀念乎！（引自凌稚隆《汉书评林·文帝纪》）

胡三省：帝自谦，以谓得终其天年以从先帝幸矣，奚哀念之有乎！（见《资治通鉴》卷十五注）

沈钦韩：按：如淳说是也。朕虽不明，犹以为善，深幸其考，终命。（《汉书疏证》卷二《文帝纪》）

章诒燕：诸说解“嘉”字，俱欠明皙。师古以“与”字截句，文义愈晦。张甫履云：与当读为豫，即与有荣之意，嘉即《礼运》“以嘉魂魄”之嘉。郑注：嘉，乐也。与嘉之者，对高祖而言也。文帝若谓以朕之不明，得与从高帝神灵，共嘉乐于太庙之中，已为万幸矣。天下臣民，又何哀念之有乎？考后汉建武二年，立高庙于洛阳，四时祫祀，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如旧。玩“如旧”二字，知西汉已然，或主张纯议，谓汉旧制三年一祫，存庙主不合食，似文帝不应即引毁庙之礼。然检《韦元成传》，有云“今宗庙异处，昭穆不序”，乃知大祫存庙不合祭者，系西汉之衰，群庙不列都宫内，故缺合祭之礼耳，非盛汉之初制也。文帝所言，系汉初制，此嘉字与《礼运》“嘉魂魄”之义极合，诸说可废矣。（《读史诤言》卷二《汉书诤言》）

李慈铭：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善矣。”师古曰：“与读曰欤，音弋于反。”慈铭按：颜注支曲如说是也，与犹已也，古以已字同，谓朕虽不明，已以得终天年，供奉高庙为喜，何有哀念乎？（树达按：《史记·集解》引如说下有“与，发声也”四字，王念孙申证如说甚详，其说是也。李氏此条意虽申如，却非如淳本旨。）（《汉书札记》卷一，引自《汉书窥管》）

王先谦：刘攽曰：与读曰欤，言得以天年供养于高庙，我之不明而蒙此欤，是可嘉也，其奚哀念乎？刘敞同。王念孙曰：“天年”下脱“终”字，当据如、颜注及《史记》《汉纪》补。《史·集解》引如注“曰”下有“与，发声也”四字，颜删之，非也。此与《高纪》“万民与苦甚之”之“与”皆助句之词。《左·僖二十三年传》“其人能靖者与有几”，言能靖者有几也（“与有几”三字连文。《释文》：与，音余。绝句，亦误）。《襄二十九年传》“是盟也，其与几何”，言其几何也。《周语》“若雍其口，其与能几何”，言能几何也。《晋语》“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将与几人”，言将几人也（韦注并曰：与，辞也）。又《左·昭十七年传》“其与不然乎”，言其不然乎也。《周语》“何辞之与有”，言何辞之有也。《晋语》“亡人何国之与有”，言何国之有也。《越语》“如寡人者，安与知耻”，言安知耻也。“与”字皆为语助。（《汉书补注·文帝纪》）

［日］泷川资言：与读曰“欤”。言朕幸以天年终，得复供养高庙于地下，以朕之不明而蒙此欤，群下宜嘉也，其何可悲哀乎？嘉与哀属群下，非帝自谓。《汉书》“悲”作“念”。（《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瞿方梅：案：如说近似，而意犹未憭。“与”当读“预”，言以朕之不明，而预于嘉休之甚，尚何哀悲之有。颜氏《汉书注》又解“与”读为“欤”，亦纡晦，恐未然也。（一解，“与嘉之”犹云“嘉与之”，亦通。）（《史记三家注补正·孝文本纪第十》）

吴国泰：按：“与”“啎”声通。啎者，牴啎，犹相当也。故牴啎有当义。与嘉之者，犹言当嘉之也。《汉书·高祖纪》“吾知与之矣”，王念孙训与为敌，与即假为啎也。言以我之不明，而竟得善终者，当为嘉美之事也。（《<史记>解诂（下）》，载《文史》第43辑）

【汇评】

吴见思：谦言朕之不明而得此欤？是可嘉矣，其奚悲哀乎？应奚可甚哀句，结。（《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㉒ 【汇注】

颜师古：令谓此诏文也。（《汉书注·文帝纪》）

吕祖谦：上文云“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然则前此民间皆服三年丧也。（《大事记解题》卷十）

赵　翼：汉文帝临崩，诏曰：“令到，吏民三日释服。”按：天子之丧，吏民尚齐衰三月，今易以三日，故后世谓之以日易月，然此专指吏民而言，未尝概之于臣子也。（《廿二史札记》卷三《两汉丧服无定制》）

【汇评】

朱　熹：文帝不欲天下居三年丧，不欲以此勤民，所为大纲类墨子。（《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五）

詹丞章懋：悲哀惨怛之意，直形于言词之表，文帝之宽仁，于此可想见矣。（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二《孝文本纪》）

㉓ 【汇注】

吕祖谦：上文云“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然则前此皆有禁。（《大事记解题》卷十）

王叔岷：案：《通鉴》注：“取读曰娶。”《汉纪》“取”正作“娶”。（《史记斠证》卷十）

㉔ 【汇注】

裴　骃：服虔曰：“践，翦也。谓无斩衰也。”孟康曰：“践，跣也。”晋灼曰：“《汉语》作‘跣’。跣，徒跣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编者按：［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十：《集解》“伏俨”，各本作“服虔”，今从延久本。《汉书注》亦作“伏俨”。王叔岷《史记斠证》卷十：案：古钞本《集解》“服虔”作“伏严”。延久本即古钞本，《考证》引作“伏俨”。盖从《汉书注》改“严”为“俨”也。惟严、俨古通。（《书·无逸》：“严恭寅畏。”《释文》：“严，马作俨。”即其证。）无烦改字。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服虔”，东北本、《会注》本作“伏俨”，疑是。按：《汉书》卷四《文帝纪》“皆无践”，颜师古《注》引亦作“伏俨”。

颜师古：孟、晋二说是也。（《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汉语》是书名，荀爽所作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吕祖谦：吏民给丧事则不当吉服，故不在三日之限。（《大事记解题》卷十）

沈钦韩：伏俨云：践，翦也者。《书序》：成王践奄。郑读践为翦。《玉藻》：“凡有血气者，弗身践也。”注云：践当为翦。翦犹杀也。《释名》：“三年之缞曰斩，不缉其末，直翦斩而已。”故伏俨以翦为斩衰也。此汉人古义，魏晋而下即有所不知。师古何足论乎？（《汉书疏证》卷二《文帝纪》）

王先谦：王先慎曰：此及下“绖带无过三寸”，皆指给丧事者言之。《后汉·礼仪志》：“佐史以下，布衣冠帻，绖带无过三寸，临庭中。武吏布帻大冠。”足为此文无斩衰之确证。伏说是。即曰衣冠，其无跣足，不待言也。先谦曰：《史·集解》引“伏俨”作“服虔”。《索隐》云《汉语》荀爽所作。又按：《荀纪》“皆无践”，作“皆无跣足”。《通鉴》亦作“跣”，皆主孟说，然不如伏义之长。（《汉书补注·文帝纪》）

瞿方梅：孟、晋说是也。“自当”至“无践”为句，服者各逗。给服临者，谓缌麻以上诸亲。（《史记三家注补正·孝文本纪第十》）

龚浩康：践，赤脚踏地。古人哭吊死者，赤脚踏地，表示十分悲痛。（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张大可：践，有两解。孟康曰：“践，跣也。”古代服丧要哀切。跣，即光着脚，表现十分哀切。服虔训践为翦，谓不要服斩衰。斩衰服，即穿没有剪缝的粗麻衣，丧期三年。（《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㉕ 【汇校】

钱大昭：“姪”当为“绖”，南雍本、闽本及《汉纪》并作“绖”。（《汉书辨疑》卷一）

㉖ 【汇注】

裴　骃：应劭曰：“无以布衣车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轻车介士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编者按：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曰：“《集解》‘服虔曰’三字，《考证》据《汉书注》增。”

颜师古：应说是也。（《汉书注·文帝纪》）

郝　敬：注：勿以布衣车及兵器也。（《批点史记琐琐》卷一）

章诒燕：应说以布衣车及兵器，未知何据。考《周礼·巾车》，王之丧车五乘，木车，蒲蔽，犬，尾櫜，疏饰，小服皆疏。注引先郑云：蒲蔽，谓蠃兰车以蒲为蔽，天子丧服之车，汉仪亦然。犬以犬皮为覆笭，谓蔽车旁御风尘者。犬，白犬皮。既以皮为覆笭，又以其尾为戈戟之弢，粗布饰二物之侧为之缘。服读为箙。小箙，刀剑短兵之衣，据此以粗布为小箙，于衣兵器可用为证，而衣车无考也。《既夕记》主人乘恶车、白狗幦。蒲蔽、犬服，注：笭间兵服，以犬皮为之。又贰车白狗摄服，注：摄犹缘也，狗皮缘服。又主妇之车疏，布裧，裧系车裳帏。士丧恶车，即王丧之木车。古丧车无等，贵贱同乘，《士丧礼》中亦不言以布衣车也。礼既无以布衣车之文，而郑司农又明云汉仪亦然，则汉丧车宜尚沿蒲蔽犬之制，此布字不得解作粗布之布，即所谓衣兵器，亦不可为确解矣。按：《书》康王之诰，诸侯入应门右，皆布乘黄朱。孔《传》云：皆陈四黄马朱鬣以为庭实。本书《元帝纪》，上幸长杨射熊馆，布车骑大猎，布亦是陈列之意，与“布乘黄朱”布字义同。此云无布者，以短丧故，仪卫悉减，既不发民哭临宫殿中，即无庸陈列车舆及兵器也。服说不施轻车介士，较应说为长。（《读史诤言》卷二《汉书诤言》）

李慈铭：服说是也。古之衣车皆有布，丧事素车用白布，不得禁之，此自以陈设车器为言。若如应说，则“及兵器”难解？岂有以布蒙兵器者乎？颜注谬。（《越缦堂读史札记·汉书札记卷一》）

龚浩康：布，陈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㉗ 【汇校】

张文虎：旧刻“民”，《御览》引同，与《汉书》合。他本作“人”，唐讳改。（《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郭嵩焘：按：“发人”即“发民”，《汉书》作“发民”，此避唐讳改。（《史记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李　笠：按：“人”，《汉·纪》作“民”，此作“人”者，疑唐时避讳改也。（《史记订补·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枫、三本、南化本下“宫”字作“中”。张文虎曰：各本“民”作“人”，旧刊作“民”，《御览》引同，与《汉书》合。愚按：延久本亦作“民”，《汉书》“声”作“音”。王先慎曰：后汉悉沿此制，详见《续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汉纪》《通鉴》“民”字并同。作“人”，乃唐人避太宗讳改。下“宫”字当作“中”，涉上“宫”字而误。古钞本亦作“中”。读“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中”句。《汉书》《通鉴》并同。《汉纪》作“无发民哭临殿中”（下不叠“殿中”二字）。《通鉴》“声”亦作“音”。（《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吕祖谦：此秦汉之旧制。欲其声大且众也，亦出于代哭之遗意。但展转说谬耳。（《大事记解题》卷十）

㉘ 【汇校】

吴汝纶：《汉书》“宫”作“中”。某按：此当复“宫殿中”三字。（《史记点勘读本·孝文本纪》）

【汇注】

方　苞：诏曰毋发人男女哭临宫殿中。当哭临者，谓群臣、命妇、内外宗也。而景帝遂自短丧期，误矣。（《史记注补正·文帝纪》）

㉙ 【汇注】

吕祖谦：“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此古制也；“各十五举声”，此文帝之意也。（《大事记解题》卷十）

王先谦：后汉悉沿此制，详见《续志》。（《汉书补注·文帝纪》）

㉚ 【汇校】

李慈铭：按：《史记》无下“临”字，是也。非临时禁宫中，无得擅哭，“哭”下自不得再有“临”字，此误衍。（树达按：《补注》采录。）（《越缦堂读史札记·汉书札记卷一·文帝纪》）

编者按：《汉书补注·文帝纪》李慈铭按语后，王先谦注曰：“《荀纪》亦无‘临’字。”

吴汝纶：《汉书》“哭”下有“临”字。（《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汉书》“哭”下衍“临”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汉书》“哭”下衍“临”字，王氏《补注》引李慈铭已有此说。《通鉴》亦衍“临”字。（《史记斠证》卷十）

㉛ 【汇注】

颜师古：为下棺也。音义与《高纪》同。（《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谓柩已下于圹。（《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郝　敬：已下，谓柩已下，壙也。（《批点史记琐琐》卷一）

何　焯：《史记·索隐》曰“已下”谓柩已下于圹。语尤分明，足明三十六日断自已葬之后矣。（《义门读书记·前汉书》）

王先谦：“以”与“已”同，下葬也。（《汉书补注·文帝纪》）

㉜ 【汇校】

王叔岷：案：《御览》八八引“红”并作“功”，《汉纪》《通鉴》并同。作“红”是故书。古钞本《集解》“三十”作卅。（《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裴　骃：服虔曰：“当言大功、小功布也。纤，细布衣也。”应劭曰：“红者，中祥大祥以红为领缘也。纤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释服。”（《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编者按：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曰：“释服”，《集解》细布衣。毛本“服”。

颜师古：服虔曰：“皆当言大功、小功布也。纤，细布衣也。”应劭曰：“红者，中祥、大祥以红为领缘。纤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释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晋灼曰：“《汉书》例以红为功也。”师古曰：“红与功同。服、晋二说是也。此丧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创而为之，非有取于《周礼》也，何为以日易月乎！（编者按：陈景云《两汉订误》卷一：“释服”注，师古曰：“何为以日易月乎。”按：“为”疑当作“谓”。）三年之丧，其实二十七月，岂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无七月也。应氏既失之于前，而近代学者因循谬说，未之思也。（《汉书注·文帝纪》）

编者按：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十）引师古此语，按曰：“文帝权制百官而已，轻重之服不当并言三十六月。”

司马贞：刘德云：“红亦功也。男功非一，故以‘工力’为字。而女工唯在于丝，故以‘系工’为字。三十六日，以日易月故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编者按：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十）引刘德语，“男功”作“思功”，“系工”作“系功”。

王　楙：汉人居丧，多以日易月，罕有终三年之制者，其制自文帝始。文帝遗诏令臣子勿久丧，已葬则除，自后因而弗改，习以成俗。（《野客丛书》卷十三《汉人居丧》）

王应麟：或问：胡氏云短丧之诏，谓吏民也。景帝自短三年之制，是薄于君父，自景帝始其论正矣。汉之群臣，于其亲不行三年之服，岂亦文帝为之欤？曰翟方进后母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因文帝之顾命，废天下之通丧，此非景帝之过欤？或曰：应劭注《文帝纪》，谓三十六日释服，此以日易月也。颜师古曰：“文帝自率己意创而为之，非有取于《周礼》，何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丧，其实二十七月，岂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无七月也。应氏失之。”其说孰是？曰：刘贡父以《翟方进传》三十六日为证，则应氏不误矣。又考唐《常衮传》：礼为君斩衰三年，汉文帝权制三十六日，我太宗遗诏亦三十六日。群臣不忍既葬而除，略尽四月。高宗如汉故事。玄宗始变天子丧为二十七日。然则三十六日之制始于汉文帝，二十七日之制始于唐玄宗，可以证应氏之说，辨颜氏之误。（《通鉴答问》卷三）

胡三省：《丧礼》：大功之服，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再期而大祥，逾月而禫；禫而纤，无所不佩。郑注云：大祥，除衰杖。黑经白纬曰纤。旧说：纤，冠者采缨也。无所不佩者，纷帨之属如平常也。孔氏《正义》曰：禫而纤者，禫祭之时，玄冠朝服；禫祭既讫，而首著纤冠，身著素端黄裳；以至吉祭，无所不佩者，吉祭之时，身寻常吉服，平常所服之物无不佩也……贡父曰：文帝制此丧服，断自已葬之后；其未葬之前，则服斩衰。汉诸帝自崩至葬有百余日者，未葬则服不除矣。《翟方进传》“后母终，既葬，三十六日起视事”，其证也。说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计葬之日，皆大谬也。考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功、小功，所以渐即吉耳。贾公彦曰：布之精粗，斩衰三升。齐衰有三等，或四升，或五升，或六升。小功、大功如前说。缌麻十五升，抽去半，朝服十五升。（见《资治通鉴》卷十五注）

王幼学：大功、小功，《本纪》“功”作“红”。应劭曰：红者，中祥、大祥以红为领缘也。刘德云：红，功也。男功非一，故以“工力”为字。女功惟在于丝，故以“系工”为字。（《资治通鉴纲目集览》，引自清李述来《读通鉴纲目条记》）

编者按：李述来《读通鉴纲目条记》卷二曰：按：此皆曲说。红之为功，犹公之为讼、容之为颂，古字省谐声通用耳。

郝　敬：红与功同，大功、小功皆布也，男功非一，从力，女功在絲，从系。纤，细布也。凡三十六日除服，以日易月也。按：《礼》大丧出入所乘车及兵器，皆以布裹之，遗诏不必也。既葬后，服大小功布，渐易以缌麻，然后从吉，是未丧亦粗衰也。三年之丧，实二十七月，而此既以日易月，不妨略多，合三岁之全月也。（《批点史记琐琐》卷一）

顾炎武：世谓汉文帝之丧，以日易月。考之于史，但行于吏民，而未尝概之臣子也。诏曰“令到，吏民三日，释服”，天子之丧，当齐衰三月，而今以三日，故谓之以日易月也。又曰“殿中当临者，旦夕各十五举音。已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已下者，下棺，谓已葬也，自始崩至于葬，皆衰。及葬已，而大功而小功而纤，以示变除之渐，自始崩至于葬，既无定日。（原注：刘攽曰：“文帝制此丧服，断自已葬之后。其未葬之前，则服斩衰。汉诸帝自崩至葬，有百余日者，未葬则服不除矣。后世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计葬之日，皆大谬也。”）而已葬之后，变为轻服，则又三十六日，总而计之，则亦百余日矣。此所以制其臣子者，未尝以日易月也。（《日知录》卷十四《君丧》）

毛奇龄：汉文始以日易月，除葬后易重服外（除丧见宋刘攽注及汉《翟方进传》），定为三十六日。其令有云“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合三十六日，亦惟旧制丧期本三十六月，而后可代之为三十六日，未有二十七月而可饶九月以代之者。故应劭曰，凡三十六月易之以三十六日。而《翟方进传》以丞相起复，亦云既葬后三十六日起视事，皆明验也。乃计其月数，则亦除既葬后分作三节。以大红十五日当一年之服，大红者，大功也；以小红十四日当二年之服，小红，小功也；以纤七日当三年之服。纤即禫服，《间传》所云禫而纤是也。（《三年服制考》，见《昭代丛书》丙集卷七）

何　焯：礼服不讲，乃有易月之谬说。颜师古及刘贡父驳正者是。然大红小红当如应氏之说。阎丈百诗云：汉文此制，行之三百七十年，魏武帝始令葬毕便除，无所为三十六日之服者，后又不知何代以三十六日，为除服期而不论葬与否。唐元、肃二宗之丧又降三十六日为二十七日，则所谓以日易月者于是焉始（按：元、肃二宗之丧为二十七日，见常衮议中）。（《义门读书记·前汉书》）

赵　翼：诏又曰：“殿中当临者，旦夕各十五举音。以下，则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已下者，下棺已葬也。自始崩至葬皆衰，既葬则大功、小功及纤，以次而杀也。刘攽谓汉诸帝自崩至葬，皆有百余日，未葬则服不除，既葬又有大功、小功及纤，以次而杀。是文帝虽有短丧之诏，其实臣子尚有未葬以前之服，即既葬后，大功、小功纤，亦有三十六日，初非二十七日也。且此专指国丧而言，非令天下臣民，凡父母之丧，皆以日易月也。乃自有此制，大臣不行三年丧，遂为成例。（《廿二史札记》卷三《两汉丧服无定制》）

沈钦韩：自大红、小红而纤，凡三十六日，皆谓既下圹，渐即吉，如古受服之义。服言：大功、小功布者是也。《间传》中月而禫之而纤。注：黑经白纬曰纤。疏云：禫，祭既讫，而首著纤冠、身著素端黄裳以至吉祭。黑经白纬曰纤者，戴德变除礼也。练服衣黄里縓缘，与其冠皆縓缘，岂有大红、小红之异？应劭说乃无稽矣（《唐书·崔祐甫传》：常衮与礼司议群臣丧服，汉文权制犹三十六日，太宗崩，遗诏亦三十六日，而群臣延之，既葬而除约四月也。按：衮此议，尚有古意，崔祐甫乃据遗诏，三日释服，一同吏民之例，全乖分义。衮以此横遭贬斥，祐甫公代其位。史不以为非，盖礼废久矣）。（《汉书疏证》卷二《文帝纪》）

程馀庆：红、功同。大功，稍粗熟布；小功，稍熟细布；纤，极细熟布。汉君丧自崩及葬，皆服斩衰。及葬，已而大功，而小功，而纤，以示除服之渐。自崩及葬，既无定日，已葬后，变为轻服，又三十六日，总计则百余日矣。此所以制其臣子者，未尝以日易月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沈家本：注：服虔曰：“凡三十六日而释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按：以下师古曰音义与《高纪》同。《高纪·注》苏林曰：“下音下书之下。”郑氏曰：“已下棺也。”然则此三十六日之服，乃已下之后改服红纤凡三十六日，其未下之先自崩至葬凡七日，必当仍服衰麻，合之为四十二日，非止三十六日。乃自来相传以日易月之说，未知何据而云，然殊不可解。《翟方进传》：及后母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是三十六日，是既葬后算起。汉法实如是也。（《沈寄簃先生遗书·诸史琐言》）

王先谦：刘攽曰：文帝制此丧服，断自已葬之后，其未葬之前，则服斩衰。汉诸帝自崩至葬，有百余日者，未葬则服不除矣。《翟方进传》“后母终，既葬三十六日，起视事”，此其证也。说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计葬之日，皆大谬也。考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红小红，所以渐即吉耳。（编者按：泷川资言《史记汇注考证·孝文本纪》引上说，接言：“顾炎武《日知录》、何焯《读书记》亦申颜、刘，其说甚备。”）又：此内有注云：《传》曰“方进供养后母甚笃，以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何焯曰：《史·索隐》“以下”谓柩已下于圹，语尤分明，足明三十六日，断自已葬之后矣。礼服不讲，乃有易月之谬说。颜、刘驳正者是。然大红小红，当如应氏之说。阎若璩云：汉文此制，行之三百七十年。魏武帝始令葬毕便除，无所为三十六日之服者，后又不知何代以三十六日为除服期，而不论葬与否。唐元、肃二宗之丧，又降三十六日为二十七日，则所谓以日易月者，于是为始（按：玄、肃丧为二十七日，见常衮议中）。（《汉书补注·文帝纪》）

林茂春：郝京山曰：按：礼，大丧出入所乘车及兵器皆以布裹之，遗诏不必也。既葬后服大小功布渐易以缌麻，然后从吉，是未丧（按：“丧”字当是“葬”字讹）亦粗衰也。三年之丧，实二十七月，即以日易月，不妨多合三岁之全月也。（《史记拾遗》）

龚浩康：这是文帝根据俭约精神独创的丧服制度。大功（男子为出嫁的姐妹姑母、堂兄弟和未嫁的堂姐妹，女子为丈夫的祖父母、伯叔父母、自己的兄弟）丧服用熟麻布制成，服期九月，他改为十五日；小功（男子为伯祖叔祖父母、堂伯叔父母、再从兄弟、堂姐妹、外祖父母，女子为丈夫的姐妹姑母、兄嫂弟媳）丧服用较细的熟麻布制成，服期五月，他改为十四日；缌麻（男子为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兄弟、外孙、外甥、婿、岳父母、舅父）丧服用细麻布制成，服期三月，他改称纤服，服期为七日。（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荀　悦：《书》云：“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由来者尚矣。今而废之，以亏大化，非礼也。虽然，以国家之重，慎其权柄，虽不谅闇，存其大体可也。（《汉纪》卷八）

胡　寅：文帝减节丧纪，负万民讥责，以小仁害大仁，固有罪矣。然遗诏所谕者，谓吏民耳，太子嗣君，岂吏民欤？而景帝冒用此文，乃自短三年之制，是不为君父斩衰，自景帝始也，其罪如何？三年之丧，自天子达尧、舜、三代，率由此道。君者，民之倡也。立爱自亲始，民尚有不知化者，而已先忘孝，何以率天下之为人子者乎？且著为礼文，则有不贰之重；制为刑辟，则有匿服之诛。乃不以身先之，礼必不行而刑必不服矣。且天子之所以不遂服三年者，何谓哉？谓妨政事耶，谓费财用耶，谓防摄政之人耶？谓妨政事，则政事孰先于国家之大忧也？谓费财用，则不得不可以为悦，财用固所以行礼也。谓防摄政之人，则自尧、舜至周末，未闻有摄政之人而夺丧君之国者。至于为臣民嫁娶祠祀之故，则用轻费重，尤为不伦。揆之以理，稽之以事，无一而可。不法尧、舜、三代，（而）〔乃〕安然以刻薄之景帝为师，而无所戒惧，特谓位尊势隆，得以自便，是不知理义之为大也。寥寥千载，惟晋武欲行古制，而尼于裴、杜之邪说。独魏孝文天性仁厚，断以不疑，虽不尽合礼文，而哀戚之情溢于杖绖。读其史者，犹恻然感动，想见其为人，可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岂不惜哉？必欲敦父子之恩，使众著于君臣之义，三年之丧，自天子达，然后尽道矣。（《读史管见》卷一）

朱　熹：或问：“文帝欲短丧，或者要为文帝遮护，谓非文帝短丧，乃景帝之过。”曰：恐不是恁地。文帝当时遗诏，教大功十五日，小功七日，服纤三日。或人以为当时当服大功者只服十五日，当服小功者只服七日，当服纤者只三日，恐亦不解恁地。臣为君服，不服则已，服之必斩衰三年，岂有此等级？或者又说，古者只是臣为君服三年服，如诸侯为天子，大夫为诸侯，乃畿内之民服之，于天下吏民无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制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却行这三年，至文帝反而复之耳。（《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

钱　时：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此天下之通丧也。君亲同之，三代而上，未之有改，是可率意而轻变乎？春秋以后，礼废乐坏，必有不能尽如古制者。宰予，洙泗高第，且发期已久矣。之问：滕世子行三年之丧，而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此可见矣。然未有如文帝截然定为三十六日之制，而以功缌易斩衰者，遂使短丧相承为历代之典，故是教天下后世臣子之忍于君父也，岂不缪哉！虽然，景帝则尤可罪也。滕世子不能自决，复问孟子。孟子曰：是在世子。世子曰：然，是诚在我。文帝姑息以为仁，而不明先王之大道固也，言之而不行则已矣。为景帝者，独无人子之心乎？独不能断之以义，作滕世子之见乎？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将荐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违而道一果食之微，且不可从父于非义，况父命以短丧而遂从之，食稻衣锦而安焉，如之何？其可也？因考高帝崩二十三日而葬，惠帝二十四日，文帝才七日。且即位四年而作顾成庙，又预治霸陵，皆不典。此由在廷之臣无知礼者，是以舛缪。若此故，虽短丧亦不以为异也。（《两汉笔记》卷三）

丘　濬：按：古者天子七月而葬。文帝以己亥崩，至乙巳才七日，即葬，何其亟哉！虽以文帝有遗命，不能如七月之期，然稍留旬日，亦可以少尽人子不忍死其亲之心，景帝独无是心乎！自是以后，遂以为例。景帝之崩，亦仅十日而葬，盖始于此也。（《世史正纲》卷三）

又：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未之有改也。文帝徙以一己之见，而轻变先王之制；景帝苟徇乃考之乱命，而顿忘罔极之深恩，遂使自古圣帝明王所以忠君孝亲之大典，一旦变革而为以日易月之制。自是以后，踵以为常，虽有贤孝之君，痛欲复古，然旋复而旋废，卒之至今，未能如礼。呜呼！文帝作之，景帝述之，其罪均矣。谨书其始，以垂戒万世。（同上）

邵　宝：汉文三十六日服于已下之后，盖既葬，未忍即除也。东汉以后，易月二十七日，则以所闻先后，薄益甚矣。前以三等服，后以再期日，义虽各有所取，如天下之通义，何乌乎甚矣。世变日降，而礼不可复也。（《学史》卷三）

王世贞：丧之以日易月也，昉于文乎？曰，非也。文以诏天下，非为君也，盖昉于景矣。（《论世八编》三编第六卷）

孙廷铨：文帝短丧诏曰：令到吏民三日，释服。殿中当临者，旦夕各十五日举声，以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诸儒以谓《汉书》例，以红功皆言功布也。纤，细布也；以下，下棺已葬也。已葬，方释重服，而制功则未葬，皆衰矣。既葬轻服，嗣得三十六日，未葬又无定日，则谓二十七日，以日易月者诬矣。今案：文帝此诏，自制固丧耳。初不言臣庶之家，亦用此令也。夫何成、哀间翟方进、薛宜先后为宰相，皆尝遭后母丧，方进以既葬三十六日，释服，自谓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而宜弟修临灾令去官，行三年服，宜力持不可。制相乖忤，以取谤议，构祸怨循，省前诏殊不可晓。若当日臣民已悉依此制，则经历数世，四海业已同风，何必方进用自殊别。若此令，虽行其三年之服，尚自由，人趋舍，又何必薛宜重靳厥弟。甚矣，汉法之不详，奉行之多迕也。（《汉史亿》上卷）

王夫之：夫文帝犹有古之遗意也。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纤七日，未葬以前，固皆斩衰也。《礼》：“天子七月而葬。”虞祔卒哭，将已期矣，期而小祥，古有受服焉。大功小功者，受服之变也；纤，禫服也；虽短之，犹未失古之意，而促已甚。（《读通鉴论》卷二《文帝》）

申涵煜：文帝遗诏盖自谦薄德，为吏民哭临者加恩耳，非指太子也。景帝竟以日易月，遂为千古罪人。后世不责景而反咎文，其亦不善读史者哉！（《通鉴评语》卷一）

阎若璩：又问：胡致堂、真西山并以汉文短丧诏其大指盖为吏民，初未及于嗣君。曰：非也。汉文明诏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三日者，吏民之服也，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以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三十六日者，殿中当临者之服也。殿中当临，非太子与百官而谁哉？然文帝之意，则诏天下以为己而服，非诏天下以尽为其亲而服，是文帝固未尝教天下以薄其亲也。然此诏以后，天下不复有丧三年者矣。呜呼！岂非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与！又岂非下之人只从其意而不从其令与！（《潜邱札记》卷四）

程馀庆：世谓文帝之丧，以日易月。按：此则但行于吏民，未尝概之臣子也。景帝冒用此文，乃自短三年之制，其罪大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杨以贞：《纲目》千三百六十二年书：人主终三年之丧者，晋武、魏孝文、周高祖而已，而遗诏短丧者，乃在恭俭仁明之汉文帝。于是议者纷起，以为此实仁明之累。然考之《朱晦庵集·杂著》，云五峰胡仁仲论短丧失，不在文帝而在景帝。胡氏《读史管见》亦云：遗诏短丧谓吏民非太子嗣君，而景帝冒用此文，自短三年之制，是不为君父服斩衰自景帝始也。呜呼，孝文盛德之主，何至变坏礼法如此。然非二胡之辨，则亦安见短丧之失，不在文帝而在景帝哉！（《志远斋史话》卷一）

㉝ 【汇校】

佚　名：史诠曰：“率”与“律”同，又音类，约数也。（《史记疏证（外一种）》卷十）

［日］泷川资言：《汉书》“率”作“类”。（《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李　笠：按：《汉·纪》“率”作“类”。颜师古《匡谬正俗》六云：率有律音，律、类声同，故得通用。《考工记·梓人》注：是取象率焉。《释文》：率，本又作“类”（《老庄申韩传》：大抵率寓言也。《正义》：“率”犹“类”也）。（《史记订补》卷二《孝文本纪》）

瞿方梅：案：“率”读为“律”，《汉书》作“比类”，率、类亦音义同耳。《孝武本纪》“后率二十岁”，《正义》“率”音律，又音类是也。（《史记三家注补正·孝文本纪第十》）

王叔岷：案：《通鉴》“率”亦作“类”，义同。《汉书·外戚传》：“事率众多，不可胜以文陈。”师古注：“率犹类也。”即其证。《汉纪》“率”作“数”，义亦相近。（《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颜师古：言此诏中无文者，皆以类比而行事。（《汉书注·文帝纪》）

㉞ 【汇评】

吴见思：一段序事，序法不繁不芜，简质有法。（《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邵　宝：汉文之短丧为己诏天下也，非敢使天下之人皆薄其亲也。（《学史》卷十二）

㉟ 【汇注】

班　固：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坟。（《汉书·楚元王传》）

裴　骃：应劭曰：“因山为藏，不复起坟，山下川流不遏绝也。就其水名以为陵号。”（《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司马贞：霸是水名。水径于山，亦曰霸山，即芷阳地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霸陵，汉文帝陵，在雍州万年县东二十里。霸陵，故芷阳也。”《汉晋春秋》云：“愍帝建兴三年，秦人发霸、杜二陵，珠玉彩帛以千万计。帝问索綝曰：‘汉陵中物，何乃多耶？’对曰：‘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一供宗庙，一供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既久，比崩，茂陵不复容物，赤眉贼不能减半，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也。’”（引自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孝文本纪》）

皇甫谧：孝文即位二十三年，年四十七，葬霸陵，因山为体，庙名顾城。（引自《太平御览》卷八十八）

杨树达：按：据《王莽传》，汉末赤眉起，汉陵皆见发掘，唯文帝之霸陵及宣帝之杜陵完，盖有以也。（《汉书窥管》卷四《楚元王传》）

㊱ 【汇注】

荀　悦：所幸慎夫人以下至少使，得令嫁。（《汉纪》卷八）

裴　骃：应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凡七辈，皆遣归家，重绝人类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王先谦：《荀纪》作“所幸慎夫人以下至少使，得令嫁”，帝殆有鉴于吕戚之事。（《汉书补注·文帝纪》）

【汇评】

真德秀：高帝无诏，景帝以后亦不复有，盖特出帝意而非故事也。观其词，非知死生之说者不能，孰谓帝不知学乎！（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陈仁子：人心至终而后见，况生死之际乎。成王心纯乎理，故冒贡非几之语未尝背道；魏武心纯乎欲，故分香卖履之事皆是为欲。何也？其心至此有不掩焉。故也文帝此诏，非但了死生之事，而爱民恻怛溢乎言外。故所短者在短丧，所主者在仁爱。文帝一念之真，安以死生二之哉！（《文选补遗》卷一《遗诏》）

黄　震：按：文帝遗诏短丧，议礼者讥焉。然观文帝恻隐为民，惟恐妨之，至死弥笃，在帝不失其为厚。为景帝者所宜如礼，不可苟徇其言，自流于薄尔，后世不以为讥，而反讥文帝，何哉！（引自凌稚隆《史记评林·孝文本纪》）

陈季雅：三年之丧三代共之，文帝则又变之。要之文帝大概姑息慈爱，有不便辄弛以利民，故当时惟不忍以一己之故使天下重服久临，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遂为是短丧之制。殊不知此言一发，而人伦之恩薄矣。（《两汉博议》卷二《论文帝变古为可恨》）

又：短丧之制，人皆以之罪文帝，然文帝固可罪，而景帝、申屠嘉尤可罪也。三年之丧，自有天地以来继继承承，遵守勿失，虽以嬴秦之暴，凡于先王礼乐刑政灭绝始尽，而独于此不废者，诚以天理所在，不可泯也。汉文帝师心不学，一时以重服之臣，罹寒暑之变，遂轻废古原帝之心，不忍以一己之故，而强之以所不堪，而其姑息慈爱，大抵然也。吾独怪景帝初立相，以申屠嘉取舍从违之权，诚有望于斯时也，然帝居人子之职，而不知三年之丧，三代共之。且徇文帝一时之言，景帝固取责也，然绳愆纠谬，正有赖于嘉之，相顾无一言以及此，又况臣子之于君父，从其道不从其令，今而不忍弃其小节，惟令之从。至于道之所在，忠孝之大者，反悖而不知为耶？昔滕定公薨世，子欲为三年之丧，然鲁国先君曾莫之行，而父兄百官皆以为不可，而曰丧祭从先祖。及孟子语以亲丧，自尽是在世子之说而从其言。然则景帝之为人子，宁有不愧于世子，而申屠之相去孟子远矣。（《两汉博议》卷二《论景帝与丞相申屠嘉不知有忠孝之大者》）

杨维桢：议者以文帝溺小仁、废大礼，为有罪于天下后世。余曰：文帝使博士诸生依据六经作王制，其于丧祭之礼昭昭矣。至遗诏短丧，特谦德自损之言，又为时之厚葬破业、重服伤生者矫其过而设也。初非著为令甲，使天下后世准之以法，世无孝子慈孙，辄援为前典，孝子之罪也，于文帝何尤！（《史义拾遗》卷下《议文帝短丧》）

邵　宝：人主临终而命出宫人，盛德事也，然夫人以下皆贵妾有名号者，方之古昔宜在九嫔之列，而俾与宫人同出，将孰归哉！敦天下之女教固不如是。虽然，此汉文短丧之诏之末词也，吾于是无庸议焉尔矣。（《学史》卷十一）

又：短丧之令，出于汉文而行于景，天下后世言不韪。不归之景而归之文，何也？文，贤者也，以贤者为父且为君，景乌得而违之？是故责文而舍景，亦春秋之意也。（引自凌稚隆《汉书评林·文帝纪》）

王世贞：丧之易月也，昉文帝乎？然而以诏天下也，非为君也，故文无不君而景有弗子。（引自凌稚隆《汉书评林·文帝纪》）

凌稚隆：按：文帝学黄老，短丧一诏亦清净无为之余意。（《汉书评林·文帝纪》）

锺　惺：文帝遗诏，薄葬短丧，其旨本出老庄。而以一片虚怀谦志发之，不露奇言异迹。帝王举动，自应如此。不尔，便是一杨王孙矣。（《史怀》卷五）

王夫之：汉文短丧，而孝道衰于天下，乃其由来有渐也；先王权衡恩义之精意，相沿以晦，而若强天下以难从也。《礼》曰：“事亲致丧三年，事君方丧三年。”方也者，言乎其非致也。嗣君之丧，致丧也。外而诸侯，内而公卿大夫，方丧也。苟其为方丧，则郊可摄，社稷五祀可祭，会盟征伐可从事，于臣也奚病？弟子之丧师也，群居则绖，出则否；以意通之，然则臣为君丧，有事焉而摄吉以行，可矣。《昏礼》之辞曰：“三族之不虞。”君不与焉，则冠昏且得行矣。天地社稷，越绋而行事，则祭固不废矣。文帝之诏曰：“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盖秦有天下，尊君已侈，禁天下以严，制天下之饮食，绝其祭祀，失先王之精义，而溢分以为物情之难堪，非三代之旧也。

抑文帝之诏，统吏民而壹之，则无差等也。《礼》有之“诸侯为天子斩衰”，惟诸侯也。“公士大夫之众臣为其君斩衰，布带绳屦”。《传》曰：“近臣，君服斯服矣。”是从服也，非近臣则杀矣。“庶人为国君齐衰三月”。国君云者，对在国之民而言，于天子则畿内之民也，不施及天下明矣。统天下之臣民，禁其嫁娶、祠社、饮酒、食肉，皆秦之苛法也。秦统而重之，文帝统而轻之，皆昧分殊之等，而礼遂以亡。

唯夫嗣君者，虽天子，固子也。达于庶人，性之无可斁，一也。同姓之诸侯王，爵则古诸侯也，自汉以下，无民事焉，无兵事焉，尤其可伸者也。宰辅以下，至于外吏之卑者，一也，皆臣也。吉凶杂用，推布带绳屦之礼而通焉。特非莅祀，则降采而素焉可矣。郡县之天下，无内外之殊，通庶人三月之制，施及天下可矣。

唯是“谅闇”之礼，举兵戎刑赏之大政，皆总己以听于冢宰，抑有难行于今者。非但冢宰之难其人而僭乱为忧也。古之天子所治者，千里之畿尔，四夷之守，藩卫任之。强臣内擅，诸侯得而问罪焉。外内相制。而诸侯之生死予夺，非朝廷所得意为恩威，则冢宰亦不得以意乱之。郡县之天下，统四海之治，总万方之赋，兼四裔之守。监司守令，刑赏听命，而莫有恒经。是非交错，恩威互致，冢宰孰敢以一身任之？非但无伊、周之德也，与百僚同拔于贡举资格之中，望自不足以相莅也。故欲行商、周之制，伸孝子之情，定天下之志，体先王之精意而无有弊，非穷理尽性以适时措之宜者，未易言也。沿三代之遗文于残阙之后，矫嬴政之过，而不内反诸心、外揆之时，达于事之无不可遂。则文帝之短丧，遂以施行于万世，而有志者莫挽，不亦悲乎！（《读通鉴论》卷二《文帝》）

秦　镜：文帝恭俭宽仁，劝农重本，专务以德化民，二十三年之间，民殷国富，刑措不用。汉家四百年之基，不可谓非文帝之所培养也。惜短丧之制，遗讥后世云。（《通鉴感应录》）

万岩舒：短丧在景而不在文，真有论世之识，千年黑月一夜生光，为之叫绝。（引自《绿萍湾史论初集》卷一）

朱　直：世之读史者，动以短丧责文帝。帝之于父母也，未闻其短丧也，以其短丧者，遗诏中有天下吏民，三日释服。此即帝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之意，所以示朴也。三日释服，所以示谦也，况诏者天下吏民。而景帝为其子，遂自同于吏民乎？即诏嗣君同于吏民，亦有制命有乱命，可从不可从，倘诏仿王孙之裸葬，岂子若孙亦尽从之耶？故短丧者景帝，非文帝也，而人何不察也！（《绿萍湾史论初集》卷一《汉文短丧》）

王鸣盛：文帝崩，归夫人以下至少使。景帝崩，亦出宫人归其家。至武昭乃有奉陵之制。平帝崩，王莽乃复出媵妄，皆归家。要之文景之制，信可以为后世法。（《十七史商榷》卷九《汉书·出宫人》）

郭子章：予读汉文帝遗诏，而知景帝之为人子，非孝也。诏之言仁厚恻怛，大都在禁重服与厚葬二者。夫禁重服，非禁其子也。谓生既不德，无以佐百姓，死又使人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为吏民设耳。文之治霸陵也，因其山，不起坟，器用瓦，不饰金银铜锡。遗诏谆谆，因其故，无有所改，盖有感于张释之之语，惧异日发也，乃文帝崩七日而葬，葬三日而景即位。遗诏所以禁吏民者，景以自禁，使天子不行三年之丧，遂永为制，而诒其父以短丧之讥。即朱子《纲目》亦书曰：帝崩，遗诏短丧，不知乃景自短，非文诏之短也。晋愍帝三年，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诏收其遗，以实内库，则遗诏所云无有所改，景帝悉改之矣。考薄太后崩于孝景二年，则薄陵所藏，皆景贮之，非文之意也，而暴其祖父遗骸于数百年后，其得为孝乎！魏文帝临终自作制曰：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树也。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而释之忠以利君，明帝孝以害亲也。当黄初时，霸陵未发，故景得逃其议，而不知景之罪与明之罪一也。后之作史者，改书帝崩，遗诏天下吏民三日释服，则短丧之罪已有所归。独于葬霸陵下，未明书景帝实金银于中，以为晋代盗发张本，竟无以诛其违令之罪，令后世为人子者，无所惩也。（引自《历代史事论海》卷十《汉景帝论》）

贺善赞：文帝，三代以来贤主，而首变古人之法二焉，除肉刑，诏短丧，二者皆大节，《纲目》曷为不书？始肉刑之除，犹曰不忍人之心云尔，短丧则废古礼，误后世之大者。其不书始何也？不专罪帝也。三年之丧，臣子所以自尽其心者，使景帝于此断以从令，非孝之义一由古礼，后世亦孰敢踵其失哉！（引自《雨田古论》卷上《汉文帝变古论》）

黄恩彤：了然于生死之际，仍重自贬损，以惠天下之臣民，帝可谓圣且仁矣。后世短丧，往往以帝藉口，乃有以日易月之说，师古及贡父，历指其谬。窃尝寻绎诏书，帝意有生必有死，死万物之自然，不与循俗厚葬重服，以破业伤生。又自谦言：无德以佐百姓，今崩，不忍复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伤长老之志，用是制为此服，行乎心之所安而已，非以变古礼，更非以垂后法也。帝历年所颁诏书，一皆温厚，此诏于大行之际，犹悱恻笃至如是，其帝豫自为之邪！抑另有文雅忠厚近臣，为之视草邪！要之言为心声，不可以伪为也。（《鉴评别录》卷四）

章邦元：短丧一诏，孝文学黄老之流弊，盖只知质而已矣，何以文为。而不知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也。（《读通鉴纲目札记》卷四《遗诏短丧》）

陈海瀛：读此遗诏，不独仁言利溥，盖亦深明死生之理云。（《读史记管见·孝文遗诏之仁惠可称而又达于死生之理》）

张三夕：汉文帝始终不渝地坚持薄葬思想，他的“遗诏”便能清楚说明这一点。

“遗诏”的一开头就指出人的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不必要丧过于哀：“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汉文帝比前之秦皇、后之汉武聪明，他不相信也不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迷信，没受方士巫术的蛊惑欺骗。他在临死前尚能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和比较正确的认识。汉文帝批判了当时的厚葬之风，鲜明地表示了他的反对态度：“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这种思想与五十多年前秦始皇的所作所为形成了进步与落后的对比。

汉文帝不仅反对厚葬，也反对久丧。他遗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不能因他的丧葬而禁止和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他还采取“毋发人男女哭临宫殿”的革除旧俗的措施。很显然，汉文帝的薄葬思想是对《墨子·节葬》和《吕氏春秋·节丧》《安死》的继承和发展。

汉文帝薄葬思想的价值和重要性不在思想的深度上，而在于他树立了一面薄葬的旗帜，成为后世君主学习的榜样和取法的楷模。用刘向的话说就是“孝文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以为则”（见《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第七册，第1957页）。事实上汉代也有不少帝王受到汉文帝的影响而实行薄葬，如东汉光武帝、汉明帝、汉顺帝等（参看《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卷二《明帝纪》，卷六《顺帝纪》）。因此，今天的史家称赞汉文帝“为秦汉后薄葬者之先导，究不失为贤君”（见吕思勉《秦汉史》第590—591页），似非过誉。（《死亡之思与死亡之诗》第二章第二节《薄葬思想》）

朱宝昌：从文帝临崩时的遗诏看，他对坐在皇帝宝座上的确并不感到是件多么舒服的事。秦二世皇帝、秦王子婴的下场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从绝对权力转化为零，乃至为负数，只在一刹那、一反掌，因所谓“绝对权力”本是件莫须有的事。王子婴有什么罪恶呢？落在项羽手里还不是求为匹夫而不可得。他为什么当皇帝呢？大臣们拥护他并非因为他有何功德。故文帝对于摆皇帝臭架子实在感到无聊而且危险……王船山说：“以法治天下，则下甚劳而上甚逸；以道治天下，则下甚逸而上甚劳。”（参《读通鉴论》论秦二世）这两句话分别用在始皇父子和文帝身上，可谓丝毫不爽……

文帝临崩时大有如释重负、如归故乡之感。不但不像燕昭王、秦始皇以及乃孙武帝求长生不死，而且也不希罕健康长寿。不深有得于柱下，他对生死能这样潇洒么？做皇帝对他是个什么滋味，不也可窥见一斑么？（《朱宝昌诗文选集·论西汉文帝之治和先秦黄老思想》）

杨天宇：文帝这一诏令，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说明短丧的原因，二是对短丧做出具体规定。关于短丧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生死是天地自然之理，不必悲哀；第二，厚葬破业，重服伤生，甚不可取；第三，不欲因己丧给臣民的生活带来不便；第四，自己已有幸获天年而终，无可悲哀。对于短丧的具体规定，有以下几点：第一，吏民哭吊三日即释服；第二，丧期内民众的生活一切照常；第三，丧事、丧仪一切从简；第四，葬后不再服斩衰，而先后服大功、小功、缌麻，以体现“渐即吉”之意，服丧期也由三年改为三十六日。又考文帝死于六月己亥日，而葬于六月乙巳日，是死后第七天就下葬了，比起儒家所制定的天子殡七月而葬的葬礼来，则大大缩短了，还比不上士、庶人葬前的殡期长。（《略论汉代的三年丧》，载《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㊲ 【汇校】

朱一新：按：《史记·将相名臣表》作“捍”。徐广云：姓徐，一名厉，即祝兹侯也。据《表》，尚有詹事戎奴亦为车骑将军。苏舆曰：徐以悍为祝兹侯，不误，至云一名厉，则误合两人为一。“悍”当为“悼”，形近致误，即徐厉之子也。厉薨，悼嗣，表文可考。不书祝兹侯，从其官号耳。《史·表》称属国悍，亦“悼”之误。（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文帝纪》）

［日］泷川资言：悍，松滋侯徐厉之子。《将相名臣表》悍作悼，形似而误。（《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编者按：王叔岷《史记斠证》卷十云：案：《将相表》“悍”作“捍”，“非”作“悼”，《考证》失检。彼文《索隐》于“捍”下云：“一作悍。”与此合。捍、悍古通，《庄子·大宗师篇》：“我则悍矣。”《释文》：“悍，本亦作捍。”即其比。古钞本《集解》表下有“曰”字。

瞿方梅：案：徐广以为即祝兹侯也。悍，《年表》作“悼”，《汉·表》同。（《史记三家注补正·孝文本纪第十》）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姓徐。”骃按：《汉书·百官表》“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又：李奇曰：“冯奉世为右将军，以将屯将军为名，此监主诸屯也。”（同上）

颜师古：典屯军以备非常。（《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户干反，亦作“悍”。徐广曰：“姓徐，一名厉，即祝兹侯。”（《史记索隐·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龚浩康：属国，即典属国。官名，主管民族交往事务。（《史记注释·孝文本纪》）

张大可：典属国，官名，掌蛮夷归降者。将屯将军，监管各地驻军。皇帝逝世，在易主之际，例置将屯将军指挥加强各屯兵警戒。（《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㊳ 【汇注】

裴　骃：如淳曰：“主穿圹填瘗事者。”（《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穿圹，出土下棺也。已而填之，又即以为坟，故云复土。复，反还也，音扶目反。（《汉书注·文帝纪》）

司马贞：复音伏。谓穿圹出土，下棺已而填之，即以为坟，故云复土。复，反还也。又音福。（《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张守节：张武也。（引自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孝文本纪》）

张大可：复土将军，主持葬礼封坟之事。（《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㊴ 【汇注】

吕祖谦：内史诸县有去长安甚远者，止发近县，不欲劳民也，“见卒”谓见在县为材官骑士者也。（《大事记解题》卷十）

㊵ 【汇注】

司马贞：按：《百官表》云内史掌理京师之官也。景帝更名京兆尹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编者按：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景帝更名京兆尹也”，“景帝”疑当作“武帝”。按：《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

吕祖谦：关中之民虽皆居内史之地，各有所隶。当为卫士，则隶南北军；当为材官骑士，则隶内史；徼循则隶中尉。其它别隶官府者，尚多有之，但其数不可考耳。（《大事记解题》卷十）

㊶ 【汇校】

梁玉绳：《汉书》此下有“赐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钱帛各有数”十七字，此阙。（《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汇注】

颜师古：即张武也。（《汉书注·文帝纪》）

【汇评】

吕祖谦：文帝所以纤悉区处者，恐送死之侈也。（《大事记解题》卷十）

程馀庆：高帝无遗诏，景帝后亦不复有，盖特出帝意，而非故事也。观其辞，非知死生之说者不能，孰谓帝不知学乎？（《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乙巳①，群臣皆顿首上尊号曰孝文皇帝。

太子即位于高庙②。丁未，袭号曰皇帝。

① 【汇校】

梁玉绳：按：《史诠》谓“乙巳”下漏“葬霸陵”三字，是也，《汉书》有。（《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乙巳”下，《汉书》有“葬霸陵”三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通鉴》“乙巳”下亦有“葬霸陵”三字，《汉纪》作“乙巳皇帝葬霸陵”。（《史记斠证》卷十）

李景星：按：《汉书》此下有“葬霸陵”三字。（《史记评议·孝文本纪》，见《四史评议》）

【汇注】

裴　骃：《汉书》云：“乙巳葬霸陵。”皇甫谧曰：“霸陵去长安七十里。”（《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王夫之：文帝以己亥崩，乙巳葬，合而计之，四十三日耳。景帝速葬而速除，不怀甚矣。以日易月，非文帝之制也，愈趋而愈下也。（《读通鉴论》卷二《文帝》）

张大可：乙巳，六月七日。（《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汇评】

罗大经：汉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才七日耳，与窭人之家敛手足形还葬者何以异？景帝必不忍以天下俭其亲，此殆文帝之顾命也。虽未合中道，见亦卓矣。文帝此等见解，皆自黄老中来。（《鹤林玉露》卷一）

编者按：“七月己亥崩”应为六月。《孝文本纪》曰：“后七年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另：《史记评林·孝文本纪》引此文，将作者标注为庐大经。

② 【汇注】

吕祖谦：《史记》书即位，其例有二：文帝至代邸，西向让者三，南向让者再，遂即天子位，此即受朝南面之位也。此所载乙巳太子即位于高庙，此即庙见阼阶之位也（文帝既即天子位，故下文称奉天子法驾，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是以袭号而称帝也。景帝乙巳即位于庙，丁未始书袭号皇帝，则乙巳即位乃即阼阶之位，非即天子之位也）。文帝自外入，故先即帝位，然后即阼谒庙；景帝继先君之丧，故即葬，先即阼谒庙，然后即帝位。然以《左传》考之，晋悼公自周入晋，事体与文帝同，先朝于武宫，五日而后即位于朝，未有不见庙而遽临群臣者。此陈平、周勃不学之过也。（《大事记解题》卷十）

沈钦韩：何焯曰：“《文纪》以乙巳葬。既葬乃即位也。《史记》云‘太子即位于高庙’，此皆典礼所征，不宜削略。”按：《公羊传》：“正棺于两楹之间，然后即位。”后世柩前即位之制，乃用《公羊》说，此尚近古。（《汉书疏证》卷二《景帝纪》）

编者按：王先谦《汉书补注·景帝纪》征引上说。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①，制诏御史②：“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③，制礼乐各有由。闻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④。高庙酎⑤，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⑥。孝惠庙酎⑦。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⑧。除诽谤，去肉刑⑨，赏赐长老，收恤孤独⑩，以育群生⑪。减嗜欲，不受献⑫，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⑬，不诛无罪。除（肉）〔宫〕刑，出美人⑭，重绝人之世⑮。朕既不敏，不能识⑯。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⑰。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⑱。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⑲。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⑳。然后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万世㉑，永永无穷，朕甚嘉之。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为礼仪奏㉒。”丞相臣嘉等言㉓：“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谨议：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㉔，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㉕。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㉖。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㉗，请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㉘。”

① 【汇校】

张文虎：中统、游本此以下提行，疑此亦后人所增。（《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据例，宜言“明年十一月，孝景制诏”也，《汉书》是诏在《景纪》中，理固当然。盖《史记》原文亦然，及《景纪》焚毁，是语不可没，故存而附乎此耳，或后人取乎《汉书》而系于此也，必非《史记》之旧矣。张文虎曰：中统、游本“孝景”以下提行，疑此亦后人所增。（《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景帝为孝文立舞乐之诏，及丞相等请立太宗庙议，《汉纪》亦载在《孝景皇帝纪》。《通鉴》未载景帝为孝文立舞乐之诏；丞相等请立太宗庙议，载在《孝景皇帝纪上》。又案：孝景以下，景祐本亦提行。（《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司马迁：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母窦太后。孝文在代时，前后有三男。及窦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史记·孝景本纪》）

吴见思：逾年改元，亦以十月为岁首也。（《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龚浩康：孝景皇帝元年，即前156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② 【汇校】

梁玉绳：景帝为孝文立乐舞之诏，及丞相等请立太宗庙议，《汉书》载《景帝纪》，而《史》录于《文纪》末者，承上文总叙文帝功德一段，以类相从也。当接写在“兴于礼义”句下，各本皆跳行写，非。（《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施之勉：《考证》：中井积德曰，据例，宜言明年十一月，孝景制诏也。《汉书》是诏在《景纪》中，理固当然，盖《史记》原文亦然。及《景纪》焚毁，是语不可没，故存而附乎此耳。或后人取乎《汉书》而系于此也，必非《史记》之旧矣。（《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孝文本纪第十》）

【汇注】

龚浩康：制诏，汉代皇帝文书的两种形式——制书诏令三公，传达州郡；诏书则布告臣民。这里兼用了两种形式，以示郑重。御史，官名。有侍御史、符玺御史、治书御史、监军御史等，都属御史大夫。（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汇评】

牛运震：“孝景皇帝元年”以下，此载景帝追崇文帝，诏令有司议定乐舞庙号等事，以总结文帝公德，故宜为文帝终篇也。近《史记》俗本，多将“孝景皇帝”以下跳行另提，若与《文帝纪》不相蒙者，大非史公之意，虽陵以栋、陈子龙本，亦不免为此。应连为一篇，以存《史记》之旧。（《读史纠谬》第一卷《史记》）

吴汝纶：此《纪》以诏令为章法，故以景帝此诏终之，以为线索。此诏正以总结文帝。《汉书》以入《景纪》，失之。（《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③ 【汇注】

裴　骃：应劭曰：“始取天下者为祖，高帝称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为宗，文帝称太宗者是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应说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汉书注·景帝纪》）

［日］泷川资言：王启原曰：“祖有功而宗有德。”《家语·庙制篇》以为孔子之言，虽不足据，《后汉书·光武纪》注引其文而云《礼》，盖佚《礼》之文。（《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考证》引王说，本王先谦《汉书补注》。下同。（《史记斠证》卷十）

马持盈：祖有功以得天下，宗有德以安天下。（《史记今注》卷十《孝文本纪》）

④ 【汇校】

吴汝纶：依《汉书》句上灭“闻”字。（《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李　笠：按：“歌者”与下句“舞者”偶，“闻”字疑涉上而衍。《汉·纪》无。（《史记订补》卷二《孝文本纪》）

【汇注】

［日］泷川资言：王启原曰：《白虎通》云：歌者在上，舞者在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⑤ 【汇注】

裴　骃：张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纯也。至武帝时，因八月尝酎会诸侯庙中，出金助祭，所谓‘酎金’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酎，三重酿，醇酒也，味厚，故以荐宗庙。酎音直救反。（《汉书注·景帝纪》）

马持盈：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纯也。至武帝时，因八月尝酎酒，诸侯于庙中，出金助祭，所谓“酎金”也。酎，音胄，醇酒也，重酿之酒，俗谓之“双套酒”。（《史记今注》卷十《孝文本纪》）

⑥ 【汇注】

班　固：《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汉书·礼乐志》）

裴　骃：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执干戚。《文始舞》执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见《礼乐志》。”（《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司马贞：应劭曰：“《礼乐志·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更名《文始》，示不相袭。《五行舞》本周《武舞》，秦始皇更名《五行舞》。按：今言‘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者，其乐总象武王乐，言高祖以武定天下也。既示不相袭，其作乐之始，先奏《文始》，以羽籥衣文绣居先；次即奏《五行》，《五行》即《武舞》，执干戚而衣有五行之色也。”（《史记索隐·孝文本纪》）

方以智：文始，汉之招也。汉《文始》《五行舞》，本舜《招乐》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示不相袭也。《昭容乐》《礼容乐》亦六年作，《昭容》犹古《昭夏》也。牛弘曰：“《昭容》生于《武德舞》，《礼容》生于《文始舞》，矫秦之《五行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周舞名曰《五行》。（《方以智全书》第一册《通雅》卷二十九《乐曲》）

沈　豫：《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皆先前朝次第舞之。今孝景《武德舞》在《文始》《五行》之先，亦异于古所云矣。（《读史杂记》卷一，见《二十二史考论》）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周初未有五行五色配属之说，此注恐附会。钱大昭曰：郑司农注《春官大胥》云：“汉大乐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庙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关内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高七尺以上，年二十到三十，颜色和顺、身体修治者，以为舞人。’”（《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龚浩康：古代乐舞有文武之分。《武德》为武舞，是高祖四年作的一种舞蹈，舞者手持干戚（盾与斧）。《文始》，相传为虞舜时的一种文舞（本名《招舞》，高祖六年更名为《文始》）。舞者手执羽旄（雉羽和旄牛尾）或羽籥（yuè。管乐器）。《五行》，本为周代的一种舞蹈，秦始皇二十六年改名为《五行》，舞者手执干戚，穿五色衣。（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⑦ 【汇注】

龚浩康：孝惠，刘邦的嫡长子刘盈。前194年至前188年在位。“孝惠”是他的谥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⑧ 【汇注】

裴　骃：张晏曰：“孝文十二年，除关，不用传令，远近若一。”（《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马持盈：孝文帝十二年，除关，不用傅令，远近若一。（《史记今注》卷十《孝文本纪》）

⑨ 【汇校】

梁玉绳：按：下文云“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盖叙事以类相从，则此“去肉刑”三字为错出重见，疑是“去田租”之误。除田租乃第一惠政，非文帝亦不能行，诏中不应独缺，且与“赏赐长老，收恤孤独”类也。（《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张文虎：上文云“去肉刑”，此不当复出，当依《汉书》作“除宫刑”，与下“出美人”为类，所谓重绝人之世也。《志疑》以其复出，疑上“去肉刑”为“去田租”。按：《汉书》亦作“去肉刑”，不误。（《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郭嵩焘：按：当依《汉书》作“除宫刑”，《札记》云：“上文‘除肉刑’，此不当复出。‘除宫刑’，与下‘出美人’为类，所‘重绝人之世’也。”（《史记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⑩ 【汇注】

班　固：（文帝）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以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汉书·文帝纪》）

⑪ 【汇校】

王叔岷：案：《汉书·景帝纪》“育”作“遂”，义同。《礼记·乐纪》：“气衰则生物不遂。”《乐书》“遂”作“育”，《淮南子·兵略篇》：“天化育而无形象。”《文子·自然篇》“育”作“遂”，并其证。《庄子·在宥篇》：“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又云：“今我愿合六气之精，以育群生。”前言“遂”，后言“育”。其义一也。（《史记斠证》卷十）

⑫ 【汇校】

裴　骃：徐广曰：“减，一作‘灭’。”（《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梁玉绳：《纪》中无却贡事，考《汉书·贾捐之传》云：“孝文时有献千里马者，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于是还马与道里费。”故《西域传·赞》云“太宗却走马”，荀悦《申鉴·杂言篇》亦云“孝文帝不爱千里马”，此可补《史》缺。（《史记志疑》卷七《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汉书·文帝纪》云：元年九月，令郡国无来献。《贾捐之传》又云孝文“时有献千里马者，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于是还马，与道里费”。（《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古钞本《集解》“减”作“缄”，“缄”谓“闭”也。《考证》引《汉书·文纪》，“九月”乃“六月”之误。（《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朱　熹：时有献千里马者，帝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下诏曰“朕不受献也”，令四方毋来献。（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⑬ 【汇注】

裴　骃：苏林曰：“刑不及妻子。”（《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帑，读与“孥”同。（《汉书注·文帝纪》）

张大可：指文帝元年废收帑相坐之法。（《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⑭ 【汇校】

沈家本：按：此诏“除宫刑，出美人”，与晁错对语“后宫出嫁，除去阴刑”二句文意正同，可见文帝时宫刑实已除之矣。此诏分肉刑、宫刑二事，与错对合，当不诬也。《史记·文纪》载此诏，“除宫刑”作“除肉刑”，与上文“去肉刑”之语既复，与下文“重绝人之世”一语亦不相贯，当是传写之讹。（《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六》）

吴汝纶：“宫”本作“肉”，依《汉书》改。（《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汉书·景帝纪》“肉刑”作“宫刑”。张文虎曰：上文云“去肉刑”，此不当复出，当依《汉书》“除宫刑”，与下“出美人”为类，所谓重绝人之世也。梁玉绳以其复出，疑上“去肉刑”为“田租”。案：《汉书》亦作“去肉刑”，不误。（《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汇注】

朱一新：周荇农师曰：此诏述文帝遗政也。文帝初除肉刑，独未及宫刑，此诏述之，而武帝时李延年、司马迁、张安世兄贺皆坐腐刑，是未及即复也。马端临谓是景帝中元年之后复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轻者不常用也。按：宣帝朝有李郁，见《西域传》，元帝时有石显、宏恭，见《佞幸传》，皆坐腐刑者。（《汉书管见》卷一）

牛运震：文帝十二年，出孝惠皇帝后宫美人，令得嫁，此极盛德事。（《读史纠谬》第一卷《史记》）

⑮ 【汇校】

吴汝纶：《汉书》句下有“也”字。（《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汇注】

王家文：《景帝纪》“孝文皇帝临天下，除诽谤，去肉刑，不私其利也，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据此则文帝之去肉刑、除宫刑，史皆有明文。故晁错对策言“肉刑不用”，又言“除去阴刑”，张晏注“阴刑为宫刑”，是也。姚氏笔记以张注为非，谓阴刑乃巧诋以杀人之刑，是未检纪文，臆为之说。（《古柏斋读书杂识》）

马持盈：以绝人之世为严重事件，不敢轻易用也。（《史记今注》卷十《孝文本纪》）

【汇评】

吴见思：又撮文帝事大意，于遗诏中再叙一番。一篇文字，作两层结束。（《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吴汝纶：《史记》此诏，以不私其利解减嗜欲、不受献，以不诛无罪解罪人不帑，以重绝人之世解除宫刑、出美人。语凡三端。《汉书》并为二事，似未明晰。（《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吕思勉：汉景帝元年诏曰：“孝文皇帝临天下……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史记》作肉刑，辞异意同。（上文已有“去肉刑”语，王先谦《汉书补注》：“《史记》作除肉刑，与上复出，自是传写误改。且下云重绝人世，知非谓肉刑也。”按：此恐后人以为言除肉刑不切而改之，古人于此等处，不甚计较。除宫刑与除肉刑既系一事，即上言肉，下言宫，亦不能谓其不犯复也。）晁错对策，亦美文帝“除去阴刑”，则文帝确有除宫刑之事。崔浩《汉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史记·孝文本纪·索隐》引），误矣。其所以致误者，《汉书·孝文本纪》云：“除肉刑法，语在《刑法志》。”而《刑法志》载张苍等议，但云“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在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而不及宫。孟康遂释文帝令中“今法有肉刑三”之语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其实令云“断支体”当指斩止，“刻肌肤”当指黥、劓，云“终身不息”则指宫也。《三国志·钟繇传》：繇上疏云：“若今蔽狱之时，讯问三槐、九棘、群吏、万民，使如孝景之令，其当弃市，欲斩右趾者许之。其黥、劓、左趾、宫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则孝文亦以髡、笞易宫刑，而《汉志》不之及，其疏漏殊可异也。（《吕思勉读史札记·汉文帝除宫刑》）

⑯ 【汇校】

王叔岷：案：《汉书·景帝纪》“识”上有“胜”字。师古注：“胜识，尽知之。”（《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颜师古：敏，材智速疾也。（《汉书注·景帝纪》）

⑰ 【汇注】

王叔岷：案：《秦始皇本纪》：“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又云：“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史记斠证》卷十）

⑱ 【汇注】

裴　骃：李奇曰：“侔，齐等。”（《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庄子·田子方篇》：“夫子德配天地。”《大宗师篇》：“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篇》：“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史记斠证》卷十）

马持盈：其恩德之厚，与天地相比。（《史记今注》卷十《孝文本纪》）

⑲ 【汇注】

颜师古：称，副也。音尺孕反。（《汉书注·景帝纪》）

⑳ 【汇注】

班　固：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以尊大宗庙。（《汉书·礼乐志》）

裴　骃：文颖曰：“景帝采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舞之于文帝庙，见《礼乐志》。”（《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昭，明也。休，美也。（《汉书·景帝纪》）

龚浩康：《昭德》，景帝时参照刘邦《武德》舞所编制的一种乐舞，意在颂扬文帝的功德。见《汉书·礼乐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马持盈：景帝采高祖《武德》作《昭德》舞，舞之于文帝庙。（《史记今注》卷十《孝文本纪》）

【汇评】

李祖陶：孝文庙奏《昭德》《四时》《文始》《五行》之舞……皆乐己所自作，兼乐吕人之乐，法制亦云备已。使推之郊祀，陈祖宗之功德而合雅颂之声音，以追商周之作者，岂不甚善！（《史论五种·前汉书细读》卷一《礼乐志》）

㉑ 【汇注】

王叔岷：案：《墨子·尚贤下篇》：“故书之竹帛，琢之槃盂，传以遗后世子孙。”（又见《兼爱下篇》及《鲁门篇》。）（《史记斠证》卷十）

㉒ 【汇注】

龚浩康：中（zhòng）二千石，汉代官职品级的一种，高于二千石。汉制，官吏品级为二千石者，一年俸禄实为一千四百四十石，而中二千石者，实为二千一百六十石。中，“满”的意思。（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马持盈：礼官具为礼仪，再上奏以闻。（《史记今注》卷十《孝文本纪》）

【汇评】

陈仁子：人之行事，最不能掩其实。夫以乐舞之立，乃后人摹写功德，光昭前烈者也。景帝纪孝文行事，若减刑、恤孤，闻者第赞其为是；宣帝纪孝武行事，若穷兵、淫祀，闻者第彰其为非。嗟夫，一时之所为，不掩万世之清议，如印印泥若此，而况《韶》《武》之尽善与否，千载之下有知之者。至《武》《箭》《韶》《濩》，季札固视其德之浅深，何如而可掩乎？（《文选补遗》卷一《立孝文庙乐舞诏》）

霍　韬：文帝盛德令主也，宜子孙世世献享也。诏所称皆非溢美，抑亦犹见古人祖功宗德之实也。（《兀涯西汉书议》卷四）

程馀庆：典实宏大，沨沨乎《雅》《颂》之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孙　琮：创者论功，述者论德。汉帝之德，莫盛于孝文。篇中述孝文盛德，真有上世所不及处，非溢美也。舞以《昭德》，庙号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贾生之言，于兹益信。（《山晓阁西汉文选》卷一《景帝定文帝庙乐诏》）

㉓ 【汇注】

颜师古：申屠嘉。（《汉书注·景帝纪》）

王叔岷：案：《汉书》师古注：申屠嘉。（《史记斠证》卷十）

龚浩康：嘉，即申徒嘉。文帝时先任御史大夫，后为丞相，封故安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㉔ 【汇校】

丁　晏：王本同，柯本作“议曰”，无“世”字。（《史记毛本正误》）

吴汝纶：王本“曰”作“世”，《汉书》同。今依《通志》凌本。（《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张文虎：“世”字各本皆同，《汉书》亦作“世”，惟凌本作“曰”，盖校者所改。（《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曰，各本作“世”，《汉书》同，今从凌本。（《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汇评】

张　溥：汉臣之议曰：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大于孝文皇帝。繇是创者论功，述者论德，为后世帝王准矣。夫论大功者，略其内行，论盛德者，评其微过。是故高帝葅醢功臣，为暴秦所不为，而不伤其得天下之效，曰其心虽忍，其功不可废也；文帝之德至矣，而阳城、济北之封，渭阳、汾阴之祠，犹不免儒者之讥。盖欲跻之三代，责备贤者不得不密也。（《历代史论》一编卷一《汉高帝文帝论》）

程馀庆：二语确。（《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㉕ 【汇校】

周尚木：按：“高皇”下，依上下文，合当有“帝”字。写者误脱也。（《史记识误》卷上，引自《史记订补文献汇编》）

王叔岷：案：古钞本“皇”下有“帝”字，《汉书》《通鉴》并同。（《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李祖陶：汉家议宗庙之礼，犹有古意，祖必以功，宗必以德。故景帝议孝文庙乐，丞相嘉等以为功莫高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也。（《史论五种·前汉书细读》卷一《景帝》）

朱孔阳：宋赵与时《宾退录》：西汉诸帝多自立陵庙名，后世不复然，至于其生而自命以某祖某宗，而使万世不祧者，自古所无也。惟于魏明帝见之，孙盛讥之是矣。彼谓顾成之庙称为太宗者，臣下假设之词耳，非此之比也。（《历代陵寝备考》卷十）

陈　直：按：《封泥考略》卷一，十四页，有“孝文庙令”封泥。《酷吏·张汤传》云：“会人有盗发孝文园瘗钱是也。”《汉书·百官公卿表》：奉常属官有诸庙寝园食官令长丞。孝文庙令在京师诸郡国皆有之，孝文园令，官署则在灞陵。（《史记新证·司马相如列传》）

丘　濬：秦以后，追尊祖宗庙号始见于此。三代而下，混一天下者，秦汉晋隋唐宋而已，而秦晋隋之祚，远不及汉唐宋。何也？盖晋隋唐得国不顺，而不为天之所助，虽有开国之太祖，而无继世之太宗故也。向使汉祖之后，止有孝惠而无孝文；唐祖之后，继以建成而无秦王；宋祖不受太后遗言，传位晋邸，则其所以创建之者虽定，而其所以缔结之者不牢，子孙将何以持守而驯致于数百年之远哉！故后世称有道之长曰汉唐宋，而秦晋隋不与焉。（《世史正纲》卷三）

㉖ 【汇校】

王叔岷：案：上文“施于万世”，下文“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此文“世”字，疑涉上下文而衍，《汉书》同。凌稚隆本盖意改“世”为“曰”耳。殿本亦作“曰”，盖从凌本。（《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袁黄、王世贞：天子七庙，以次祧迁。惟太祖百世不迁，太宗亲尽不祧。（《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马持盈：王及列侯岁时遣使诣京师，侍祠助祭也。不使侯王祭者，诸侯不得祖天子也。凡临祭祀宗庙，皆为侍祭。（《史记今注》卷十《孝文本纪》）

㉗ 【汇校】

吴汝纶：“所”字依《汉书》补。《汉书》无“岁”字。某按：“所”字句绝，“岁”字亦当有。（《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汇注】

裴　骃：张晏曰：“王及列侯岁时遣使诣京师，侍祠助祭也。”如淳曰：“若光武庙在章陵，南阳太守称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诸侯不得祖天子也。凡临祭祀宗庙，皆为侍祭。”（《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张说是也。既云天子所献祖宗之庙，非谓郡国之庙也。（《汉书注·景帝纪》）

张大可：诸侯王及列侯每年岁时派使者到京师献礼，陪侍天子临祭宗庙，称为侍祭。诸侯王及列侯均不得直接祭祀天子祖庙。（《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㉘ 【汇评】

吴见思：又借礼官议，作文帝断案，总结。（《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牛运震：篇末录景帝一诏，总括孝文帝所行德政，切实不浮。群臣议“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大）〔盛〕于孝文皇帝”，二语精确正大，穆然高古，此一篇绝大收结，太史公真实笔力也。班氏移此段于《孝景帝纪》中，以为此景帝事，可谓知作史而不知为文者矣。（《史记评注》卷二《孝文本纪》）

刘　沅：祖，始也，谓其为受姓及功德之始。宗，主也，谓其为子孙之主。分祖有功而宗有德，乃曲说，然亦无大害于义。至郡国立庙，则沿高祖之失也。（《史存》卷九《孝景皇帝》）

施　丁：司马迁于《文帝本纪》篇末录景帝诏以颂文帝“大德”，这是一篇收结，颇具只眼；班固将此诏移于《景帝纪》中，交还作诏者，可谓知表而不知里。（《汉书新注》卷四《说明》）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①，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②！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③，德至盛也④。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⑤，谦让未成于今⑥。呜呼⑦，岂不仁哉⑧！

① 【汇校】

［日］泷川资言：《论语·子路篇》“人”下无“之”，“国”作“邦”，“杀”下有“矣”，“言”下有“也”。改“邦”为“国”，盖史公避庙讳。（《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王叔岷：案：《论语·子路篇》“然后”作“而后”，“治国”作“为邦”。史公易“而”为“然”，易“为”为“治”，义同。《艺文类聚》十二引此作“孔子言‘必世而后仁。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盖改还《论语》之旧也。《御览》八八引此“是言”下亦有“也”字。古钞本《集解》“胜残”二字叠，“恶”下有“也”字，当补。皇侃《论语义疏》本王注作“胜残者，胜残暴之人，使不为恶也”，可证。（《论语注疏》本王注作“胜残，残暴之人，使不为恶也”，“残暴”上脱一“胜”字。）又《论语》王注“不用”下有“刑”字。（《史记斠证》卷十）

【汇注】

孔　子：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子路》）

裴　骃：孔安国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刘宝楠：郑注云：善人居中，不践迹，不入室也。此人为政，不能早有成功，百年乃能无残暴之人。按：……《汉书·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国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矣。”……善人既未入室，不能早有成功，故必期之百年也。（《论语正义》卷十六《子路》）

张大可：孔子言，见《论语·子路篇》第十一、十二两章。（《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② 【汇注】

孔　子：“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论语·子路》）

班　固：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国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矣。”言圣王承衰拨乱而起，被民以德教，变而化之，必世然后仁道成焉；至于善人，不入于室，然犹百年胜残去杀矣。此为国者之程式也。（《汉书·刑法志》）

裴　骃：王肃曰：“胜残暴之人，使不为恶。去杀，不用杀也。”（《史记集解·孝文本纪》）

颜师古：《论语》载孔子之言。此谓若有受命之王，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胜残，谓胜残暴之人，使不为恶。去杀，不行杀戮也。（《汉书注·刑法志》）

刘宝楠：《说文》：“残，贼也。”《孟子·梁惠王篇》：贼义者谓之残。言善人为邦百年，残暴之人不能尽绝，但其政治足以胜之，使不为恶，故亦不至用刑杀也。杀是重刑，言去杀，明诸轻刑未能免矣。（《论语正义》卷十六《子路》）

③ 【汇校】

［日］泷川资言：延久本“四十”作“卌”。（《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汇注】

张大可：孝文帝死于公元前157年，上距汉建国之公元前206年凡49年。（《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④ 【汇评】

司马迁：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耶！（《史记·律书》）

徐奋鹏：盖帝天资甚美，故令德善政相望于册，譬之春风和气，芬芳袭物。当是时，方内有安居之庆，司形无鬼哭之庭。上煦如春，下偃如草，德厚弥天地，被四海，盖亦一时之三代也。（《古今治统》卷六）

⑤ 【汇注】

［日］泷川资言：廪廪，渐进之意。《汉书·循吏传》“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枫、三本“鄉”作“嚮”，“正服”作“正朔”。正朔，正朔服色也。《封禅书》“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也。《汉书·郊祀志》改作“怠改正服鬼神之事”。（《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编者按：王叔岷《史记斠证》卷十云：《考证》释“廪廪”之义，本王念孙《汉书杂志》（《循吏传》）。古钞本“廪廪”作“禀禀”，“正服”亦作“正朔”。廪、禀古本通用，惟此作“禀禀”，疑钞者之误。

瞿方梅：案：廪廪，犹懔懔也，戒惧貌，“鄉”读为“嚮”。正，正月；服，服色，言改正朔服色而封禅也，并非封禅亦改之。（《史记三家注补正·孝文本纪第十》）

龚浩康：封禅，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一种大典。登泰山祭天为“封”，在泰山南面的梁父山祭地为“禅”。（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张大可：文帝即位，贾谊上《定制度兴礼乐疏》，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封禅改制，色尚黄，数用五。贾谊还亲自草具了仪法。文帝谦让，没有进行，仍守无为政治，休养息民。（《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汇评】

牛运震：“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云云数句，气脉音节极古厚，有不转而转、若断若接之妙。（《史记评注》卷二《孝文本纪》）

瞿景淳：廪廪谦让，具见于词，孝文真令主也。（引自《百大家评注史记》卷二《孝文本纪》）

⑥ 【汇注】

龚浩康：今，指汉武帝刘彻时期，也即司马迁作《史记》之时。（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文本纪》）

张大可：此句着重在“谦让”二字，感叹汉文帝德至厚，并不表明司马迁反对封禅。也有人认为此句着重在“于今”二字，表明《文帝本纪》写于元封元年之前，出自司马谈之手。其实“于今”二字，带有旁敲侧击，讽刺汉武帝多欲之意，并不表明写于元封之前。（《史记全本新注·孝文本纪》）

⑦ 【汇评】

牛运震：“呜呼”二字，无限感叹，殆不为武帝地耶！（《史记评注》卷二《孝文本纪》）

⑧ 【汇注】

马持盈：汉朝之兴起，到了文帝有四十多年之久，德教可以说是极盛了，那种风采焕然的样子（廪廪乎），已经走向于改正朔、易服色、行封禅的境界了（乡，向也。改正服，即改正朔，易服色。《汉书·郊祀志》谓：“是后，文帝怠于改正服鬼神之事”，所谓“正服”即正朔与服色也。所谓“鬼神之事”，即封禅也。由此可知太史公所谓之“改正服封禅”，即是改正朔，易服色，行封禅。文帝时未行，至武帝时而行之），但是文帝谦让，以至于今而未完成。唉呀，像文帝者，岂不是仁圣之主吗？（《史记今注》卷十《孝文本纪》）

张家英；《汉书·循吏传·序》：“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师古曰：“廪廪，言有风采也。”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十四》“廪廪”条，以为谓“廪廪”为“有风采”是“望文生义”，指出：“廪廪者，渐近之意，即所谓庶几也。言此数人者，廪廪乎几于德让君子矣。”

“廪”可以通“凛”。“凛凛”既可以表示寒冷之义，又可以表示“令人敬畏”之义；而后者是可以引申出“有风采”的意义来的。《汉书·循吏传·序》的师古注，应该说是对的，并没有错。

至于本例中的“廪廪”，应该用王念孙的“渐近之意，即所谓庶几”来解释，这样是合乎上下文意的。王念孙还曾举《公羊传》注为例。《公羊传·襄公二十三年》：“夏，邾娄鼻我来奔。”何休注：“以奔无他义，知以治近升平书也……所闻之世内诸夏，治小如大，廪廪近升平。”（《十三经注疏》2309页上）此例中的“廪廪”亦“庶几”之义。

“廪”还可以通“懔”，使“廪廪”可有“危惧”一类的意义。（《<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文本纪》）

【汇评】

吕祖谦：自“汉兴，至孝文”以下，子长专为武帝发也，虽意有所偏，亦可谓中武帝之病矣。班孟坚《赞》尽用《史记》“孝文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一章，而自增两语，云“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复采“呜呼仁哉”四字以结之，失其旨矣。（《大事记解题》卷十）

何　焯：言外可思，益见补《武纪》之谬。（《义门读书记》卷十三《史记上》）

吴见思：文帝以质胜，所未遑者文事耳。纪中铺序已尽，赞中反借其谦让未成，作反振法，即接曰“岂不仁哉”，则未成处，非讥其略，正赞其仁也，直与武帝对照。（《史记论文·孝文本纪》）

牛运震：赞语深厚，忾然穆然。（《史记评注》卷二《孝文本纪》）

程馀庆：应“仁”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文本纪》）

孙　琮：文帝除收帑肉刑，罢戍薄葬，史称玄默恭俭，皆从黄老中来，故《赞》以“仁”字结穴。（《山晓阁史记选》卷一《文帝本纪》）

沈作喆：读史者但知《武纪》《封禅书》为讥也，不知子长赞文帝“汉兴，四十余载，德至盛，廪廪乡改正服封禅，谦让未成于今”。而孝武初即位，未有德惠及民，便修鬼神之祀，公卿草巡禅，则为不仁矣，此盖子长之微意也。（《寓简》卷三）

刘咸炘：论意以不改服封禅为仁，讥武帝为不仁也。（《太史公书知意·孝文本纪》）

吴汝纶：余向谓此激射武帝，今考之非也。言帝已惑于公孙臣、新垣平等邪说矣，其未成幸也。（《点勘史记读本·孝文本纪》）

［日］泷川资言：细味此数语，似史公不慊于武帝者。（《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十《孝文本纪》）

李景星：赞语气脉音节俱佳，有似承似转、若断若续之妙。最后点一“仁”字是全纪眼睛，不可轻易视之。（《史记评议·孝文本纪》，见《四史评议》）

李长之：《孝文本纪》赞称：“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言外是武帝就不谦让而封禅了，所以可能也是此时讥武帝不度德量力之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六章《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下）——<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

徐复观：对文帝的观点，班氏与史公相同，所以《汉书·文帝纪》的赞，虽然没有用《史记·孝文本纪》“太史公曰”的赞，但即截取《本纪》在“后七年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前面一段总结性的叙述，以作帝纪的赞。仅在后面加“断狱数百，几至刑措，呜呼仁哉”三句作结。但这依然是来自“太史公曰”收尾的“呜呼，岂不仁哉”的。（《两汉思想史》卷三《<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

张大可：司马迁反复申言《史记》效《春秋》而作。《春秋》寓褒贬，“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史记》继《春秋》就是要明是非，惩恶劝善，为后王立法。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幾说：“夫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即其义也。至如四凶列于《尚书》，三叛见于《春秋》，西汉之记江充、石显，东京之载梁冀、董卓，此皆干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史通》卷八《人物》）。可见惩恶劝善是我国古代史家的一个优秀传统。《春秋》之所以受到司马迁的推崇，就是它的褒贬笔法“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能使“乱臣贼子惧”。固然这是为了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但贬斥乱臣贼子，褒奖圣君贤相，却也是符合古代人民的愿望。对司马迁的直笔，论者往往只注意鞭笞和揭露方面，而对褒扬圣君贤相方面大多失于偏颇，谓为谥美之辞。司马迁引孔子言称许孝文帝为“德至盛”的“仁君”，也是一种直书。《孝文本纪》突出记载文帝之“德”，不惜笔墨载他的节俭和宽厚，又大段引录景帝元年制诏郡国诸侯立太宗庙的令文，称文帝“除诽谤，去肉刑”“收恤孤独，以育群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云云。这些记载表明了司马迁的政治理想和许之为“仁”的标准，为后世君臣树楷模，这也是应当肯定的。（《史记论赞辑释·孝文本纪》）

陈桐生：汉文帝堪称三代以后第一个有德之君，司马迁对汉文帝的德治称颂不已，他在论赞中说：“孔子言‘必世而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司马迁用孔子的“仁”来概括汉文政治，高度评价汉文帝胜残去杀的德治精神，认为汉文帝的德政足可以封禅改制，但只是由于汉文帝的谦让而延搁下来。德是封禅改制的依据，在汉初几代帝王中，只有汉文帝的仁德才最有资格受命改制。（《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第六章《司马迁的王道观》一《司马迁对历代帝王政治的评判》）

【篇评】

晁　错：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万民，绝秦之迹，除其乱法；躬亲本事，废去淫末；除苛解娆，宽大爱人；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谤不治，铸钱者除；通关去塞，不孽诸侯；宾礼长老，爱恤少孤；罪人有期，后宫出嫁；尊赐孝悌，农民不租；明诏军师，爱士大夫；求进方正，废退奸邪；除去阴刑，害民者诛；忧劳百姓，列侯就都；亲耕节用，视民不奢。所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数十，皆上世之所难及，陛下行之，道纯德厚，元元之民幸矣！（《对贤良文学策》，引自《汉书·晁错传》）

司马迁：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史记·孝景本纪》）

又：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史记·太史公自序》）

班　固：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汉书·景帝纪·赞》）

又：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风流笃厚，禁网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汉书·刑法志》）

桓　谭：汉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汉初定，躬俭省约，以惠休百姓，救赡困乏，除肉刑，减律法，葬埋薄，损舆服，所谓达于养生送终之实者也。及始从代征时，谋议狐疑，能从宋昌之策应声驰来。即位而偃武修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与匈奴和亲。总撮纲纪，故遂褒增隆为太宗也。（《新论》）

杜　笃：刘敬建策，初都长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躬履节俭，侧身行仁。食不二味，衣无异采。赈人以农桑，率下以约己。曼丽之容，不悦于目；郑卫之声，不过于耳；佞邪之臣，不列于朝；巧伪之物，不鬻于市。故能理升平而刑几措，富衍于孝景，功传于后嗣。（《论都赋》，引自《全后汉文》卷二八）

荀　悦：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寮之贤，而贾谊见逐，张释之十年不见省用，冯唐白首屈于郎署，岂不惜哉！夫以绛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犹见疑，不亦痛乎！夫知贤之难，用人不易，忠臣自古之难也。虽在明世，且犹若兹，而况乱君主者乎！然则屈原赴湘水，子胥鸱夷于江，安足恨哉？周勃质朴忠诚，高祖以为安刘氏者必勃也，既定汉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岂有异哉！狼狈失据，块然囚执，俯首抚襟，屈于狱吏，岂不愍哉！夫忠臣之于其主，犹孝子之于其亲，尽心焉，尽力焉，进而喜，非贪位，退而忧，非怀宠，结志于心，慕恋不已，进得及时，乐行其道。故仲尼去鲁，曰迟迟而行；孟轲去齐，三宿而后出境，彼诚仁圣之心。夫贾谊过湘水，吊屈原，恻怆恸怀，岂徒忿怨而已哉！与夫苟患失之者，异类殊意矣。及其傅梁王，梁王薨，哭泣而从死，岂可谓不忠乎！然人主不察，岂不哀哉！及释之屈而思归，冯唐困而后达，有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贤俊所以伤心也。（《汉纪》卷八）

又：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之躬，率下以德。农不供贡，罪不收孥。官不新馆，陵不崇基，我德如风，民应如草。国富刑清，登高汉道。（《前汉纪》卷三十）

应　劭：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以故礼乐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温饱完结，所谓治安之国也。（《风俗通义》卷二《正失》）

曹　丕：文帝慈孝，宽弘仁厚，躬修玄默，以俭帅下，奉生送终，事从约省。美声塞于宇宙，仁风畅于四海。（《典论》，引自《太平御览》卷八十八）

又：昔有苗不宾，重华舞以干戚。尉佗称帝，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赐之几杖，以抚其意，而天下赖安。能弘三章之教、恺悌之化，欲使曩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若贾谊之才敏，筹画国政，特贤臣之器、管晏之姿，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汉文帝论》，引自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四）

挚　虞：汉之光大，实惟孝文。体仁尚俭，克己为君。按辔细柳，抑尊成军。营兆南原，陵不崇坟。（《汉文帝赞》，引自《渊鉴类函》卷四十一）

李　华：汉高除秦项烦苛，至孝文，玄默仁俭，断狱几措。（《质文论》，引自《唐文粹》卷三六）

白居易：成康阜其俗，礼让兴行。文景富其仁，盗贼衰息。此安业厚生之验也。由是观之，则俗之贪廉，盗之有无，系于人之劳逸、吏之贤否也。（《白氏长庆集》卷四十八《去盗贼在举德选能安业厚生》）

司马贞：孝文在代，兆遇大横。宋昌建册，绛侯奉迎。南面而让，天下归诚。务农先籍，布德偃兵。除帑削谤，政简刑清。绨衣率俗，露台罢营。法宽张武，狱恤缇萦。霸陵如故，千年颂声。（《史记索隐·孝文本纪·赞》）

陆　贽：汉文帝接秦、项积久伤夷之弊，继高、吕革创多事之时，家国虚残，日不暇给。而能躬俭节用，静事息人，服弋绨，履革舄，却骏马而不御，罢露台而不修，屡赐田租，以厚烝庶，遂使户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乡曲宴游，乘牝者不得赴会；子孙生长，或有积数十岁不识市廛；御府之钱，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国富于上，人安于下，生享遐福，没垂令名，人到于今，称其仁贤，可谓盛矣。（《翰苑集》卷二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郑文宝：臣闻汉文帝承高祖之后，天下一家，仅三十年，德教被于物也久矣。而又封建子弟，委用将相，其朱虚、东牟之力，陈平、周勃之谋，宋昌之忠，诸侯之助，由长子而立，可谓安矣。及即位，戒慎谦让，服勤政事，躬行节约。思治平，举贤良，赈鳏寡，除收妻孥相坐之法，去诽谤妖言之令，不贵难得之货，不作无益之费，其屈己爱人也如此。然而晁错、贾谊、贾山、冯唐之徒，上书进谏，必激切至痛哭流涕之词者，盖懼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也。而文帝优容不咈，圣德充塞，几至刑措。王业巍巍，千载之下，风声不泯，皆克勤勉强而臻于此也。今陛下当数岁大兵之后，邻封袭利之日，国用匮竭，民力疲劳。而内无刘章、兴居之亲，朝无绛侯、曲逆之佐，可谓危矣。非陛下聪明睿智，视险若夷，岂能如是乎！设使汉文帝之才，处今日之势，何止于塞心消志而已。陛下以天未厌德，民方戴旧则可矣，若欲骇远近之听，尉亿兆之思，臣敢冒死言之。夫人君即位之初，必在于发号施令，行人之所难行者，非秉汉文帝之心以布政，则臣不知其可也。（《江表志》卷三）

刘　筠：炎汉初兴，日不暇给，罚其合醵之会，著于三尺之法。逮乎孝文，崇修礼义，赐酺之惠，繇是流行。（《大酺赋》，引自《宋文鉴》卷二）

宋　祁：世称文帝，汉盛德主也。然在朝之儒，贾谊一人而已。所任宰相，尽高祖时猥将庸人，亦不深讨礼乐典章。于时诗书皆伏而未出。然而天下太和，兵革不兴，南越顺德，诸侯轨道，匈奴虽数盗边，亦不敢深入。由是言之，治天下者在质而已，不必尚文。故曰质其实，文近名。文弊则民诈兴矣。（《宋景文公笔记》卷中）

欧阳修：汉兴，本恭俭，革弊末，移风俗之厚者，以孝文为称首。（《欧阳修文选·贾谊不至公卿论》）

曾　肇：予尝谓治天下本于躬化，及观汉文帝躬行节俭，以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贾谊以谓“残贼公行，莫之禁止”。其说以背本趋末者，为天下大残；淫侈之俗，为天下之大贼，则当时风俗可谓敝矣。岂所谓躬化者果无益于治哉？盖文帝虽有仁心、仁闻，而不修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则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于理财。理财之法，其定民之大方有四，而任民之职有九。士农工商以辨其名，九穀、草木、山泽、鸟兽、财贿、丝枲，聚敛转移以辨其职；又为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无迁徙之业，无游惰之民，其于生财可谓众矣。至于爱养万物，必以其道，故罻罗纲罟、斧斤弓矢，皆以时入，而覆巢麛卵、杀胎伐夭皆为之禁。取之又有其时也，于是制礼以节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诸侯各专百里之国，卿士大夫至于庶人莫不有田，而视其位之贵贱，称其入之厚薄，而为之法制度数，以待其冠婚、宾客、死丧、祭祀之用者。隆杀多寡，各适其宜。为上者谨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于力分之内，无觊觎于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贫富均一，海内充实，无不足之患，然后示之以廉耻，兴之以德义，故民从之也轻。方此之时，游惰者无所容，而虽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于外哉？教化之所以成，残贼之所以熄，盖出于是也。

自秦灭先王之籍，而汉因之，务为一切之制，由天子至于庶人，无复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趋末，争于僭侈。高祖尝禁贾人不得曳丝乘车，其令卒于不行。至文帝之时，商贾厚富，力过吏势；而末技游食，害农者蕃。庶人墙屋之饰、仆妾之衣，皆宗庙之奉、天子之服，则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敝。方其开籍田以劝耕者，衣弋绨而斥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区区之一身，率四海之众，岂非难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非虚言也。虽然，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则庶几三代之贤主哉！（《曲阜集》卷三《汉文帝论》）

释契嵩：汉文帝修渊默，为之政务于宽厚，耻语人之过失，化行而世无告讦之俗。命张释之为廷尉，欲其持法甚轻。于是刑罚大省，岁卒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镡津集》卷五《刑法》）

司马光：帝宽惠恭俭，百姓富乐。（《稽古录》卷十二）

又：文景之时，天下家给人足，几致刑措。后世皆知称慕，莫能及之。夫民之情何尝不欲安乐而富寿哉？文景能勿扰而已矣。（同上）

又：李德裕以为汉文帝诛薄昭，断则明矣，于义则未安也。秦康送晋文兴如存之感，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断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愚以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虽素称长者，文帝不为置贤师傅而用之，典兵骄而犯上，至于杀汉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从而赦之，则与成哀之世何异哉！魏文帝尝称汉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杀薄昭，曰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既触罪法，又不得不害。讥文帝之始不防闲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则慰母心者，将慎之于始乎！（《汉文说》，引自《宋文选》卷四）

王安石：轻刑死人众，丧短生者偷。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谋。露台惜百金，霸陵无高丘。浅恩施一时，长患被九州。（《王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八《古诗·汉文帝》）

郑　獬：汉封之失不在高祖，而在文帝。何以言之？高祖初起扰攘之中，于时天下惟习知有六国之弊，而不知周公五百里之封。故其王侯崛起，各擅一国，包山跨河，无复疆畛。臧荼得燕，魏豹得魏，韩王得韩，诸田得齐，赵歇、张耳得赵，韩信、英布得楚，更贪互夺，惟恐土地之不广，甲兵之不雄。高祖知其势之不可削也，亦欲务尽乎英雄之用，乃手裂而尽付之。故其追项羽于固陵，期诸侯不至；用留侯计捐睢阳以北至穀城，以予彭越；捐陈以东传之海，以予韩信，乃能致二人而遂克羽。当此之时，高祖岂暇议周公五百里之封哉！及其已平，则宗室子弟类皆稚孺，颀然老壮余楚代耳，且恐后世一日有隙漏，则非强大诸侯无以镇压之，故又封其同姓各数十城，盘踞天下十分之七。其后吕氏果欲为乱，而天下坚重，卒不可摇，此高祖因用天下之势而为之封，庸何有失哉？！然高祖非不知其未有弊也，以存汉之计大而诸侯之祸未即发也。故其封吴王濞，召而相之曰：“若有反相，天下一家，慎勿反。”然而高祖竟封之，此其为虑可见矣。韩、彭辈既已诛夷，吕氏又灭，则变而通之，岂不在文帝乎！于时贾谊欲裂其国，以分封子弟，俾之久而可传，且拉其脊而折之。文帝竟不能用，拱手而成七国之祸，由此盘石遂臲矣。使贾谊之策行，则虽有王莽，何由为盗哉！夫惟高祖善用其势，惟贾谊善识其变，然而不能遂救之者，文帝也。汉封之失不在高祖，而在文帝，孰谓不然哉！（《郧溪集》卷十七《汉封论》）

又：至于文、景、昭、宣，用仁恩以结天下，乃去肉刑，定箠令，减口赋，三十而税一，假民田，赐民爵，女子牛酒，老者絮帛，孤独鳏寡皆有赈给，四方有一水旱、一灾异，则又为赋池御，发仓廪，除民租，下诏遣使以循抚之，其所以哺乳涵养之意，德泽逾于三代。虽元成之间，权纲狃为奸倖，而亦未尝有虐政残民也。（《郧溪集》卷十七《两汉论》）

苏　轼：自汉以来，道德纯备，未有如文帝者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啬夫，才之过人者也。才者见而不录，不才者置而不问，则事之不废坏者有几？然则兵偃刑措，何从而致之？南越不臣，宠以使者；吴王不明，赐以几杖。此与唐之陵夷，藩镇自立以邀旄钺者何异，不几于姑息苟简之政欤？《传》曰：三王臣主俱贤，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既见，不如也。文帝岂霸者欤？帝自以为不如，而魏文帝乃以为过之，此又何也？抑过之为贤欤？将自谓不如为贤欤？汉文之所以为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为此。（《东坡全集》卷四十九《省试策问三首》）

又：伏惟制策有“推寻前世，探观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术，而海内虚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窃以为不然。孝文之所以为得者，是儒术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尽者，是儒术略用而未纯也。而其所以为失者，则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贾谊之说，然后待大臣有礼，御诸侯有术，而至于兴礼乐，系单于，则曰未暇。故曰“儒术略用而未纯也”。若夫用老之失，则有之矣。始以区区之仁，坏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惩中罪，则又从而杀之。用老之失，岂不过甚矣哉！（《东坡全集》卷四十五《御试制科策》）

苏　辙：汉之贤君，皆曰文景。文帝宽仁大度，有高帝之风。景帝忘刻少恩，无人君之量，其实非文帝比也。（《栾城集·后集卷七·汉景帝论》）

晁补之：孝文既立，德尊而泽厚，岂特为汉贤君隆四百年之业而已哉！（见《苏门六君子文粹》卷五十四《袁盎以绛侯为功臣》）

张　耒：昔者绛侯既平吕氏，亲握国玺，授之孝文。当是时，刘氏之后惟大臣所立。文帝为诸王，特以其贤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绛侯以天下与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之报绛侯者，宜何如哉？虽分国而王之，天下未以为过也。然内难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赏禄赐所以慰答昔日之功者，未闻有卓然过于常时，何其不旋踵而遂去之速也。予尝观汉之大臣少全，武帝以来不啻如杀囚隶，独文帝时公卿被诛者无几人。然则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当是时，大臣之有恩者，宜无有过绛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简以召之如取孤囚，侵夺困苦，仅免于死。文帝非昏蔽无知之君，何独于勃少恩若是哉？盖尝深思其故而得其说。夫高祖之将大有功者，至文帝时几尽矣。非以逆诛，则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则狼顾而起。绛侯，吹箫之羁民也，用兵十余年，习见天下之势，喜事而尚功，其骁勇之习，岂能帖然无毫厘于心哉！以英雄之姿，挟立君之威，临视其上，无异于保妇之提婴儿，如是而不骄者，伊尹、周公之所难也。骄则纵，纵则乱因以生。文帝岂无爱勃之心哉！视前日之诛死族灭者，皆恃君邀功、骄蹇放纵之所致，而绛侯之迹异于韩、彭者无几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骄，骄而不已则乱，乱而不诛则废法，从而诛之则伤恩甚矣。呜呼！理至于是，曾不如抑远困辱，使之慊然内顾而无所恃，锄去其骄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孙长有国土之为愈也，然则文帝之恩亦深矣……天下之事，要其终而后知君子之用心，绛侯无祸于身，则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报之也。（《柯山集》卷三十六《文帝论》）

黄　裳：汉文帝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皆罢去之，专务朴素。然而文帝岂能鉴周之弊而致然哉！会其所好，适近圣人继周之意，故其屋壁得为帝服，倡优得为后饰，卖僮婢妾，富人大贾皆得以上僭，莫之制焉，斯亦文帝不能以义起礼之过也。呜呼！文帝畏甚高论，而释之与言秦汉间事而已。（《演山集》卷三十七《策题·第一道》）

杨万里：班固曰：“文景务在养民。”治天之法二，曰静、曰动。人君出治之法一，曰专。专则有守，有守则无慕，无慕则有成。羿而慕王良，则丧其射；伯牙而慕高渐离之筑，则丧其琴。技固不可以两能，能固不可以两精也。尧舜治天下以静者也，汤武治天下以动者也；成康治天下以静者也，宣王治天下以动者也。由静而治焉，治而专焉，是以有垂衣措刑之治；由动而治焉，治而专焉，是以有创业中兴之治。曰动曰静，虽圣人不能兼举而杂用也。择其所当务而吾执之以为专务，始之以择，继之以不疑，终之以不改，夫是之谓专务。文景之务，独在于养民。盖以古之静者而自处矣，而于天下之功名何务焉！平城之仇可报也，文景不报也；嫚书之悖可耻也，文景不耻也；火通甘泉之警可忿也，文景不忿也。文景非能忘情也，彼固有所不暇也。曷为不暇也？文景之所务，有不在此也。使天下之民安，何必报东门之役？使天下之民富，何必纪燕然之功？使天下之民仁且寿，保必数入陈之俘？得匈奴之辎重，孰与吾太仓之腐？得单于之朝，孰与吾黎民之醇？天马蒲萄之利，未足以易吾之桑麻满野也，龙荒大漠之取，未足以易吾之烟火万里也。方文景择引务而固执之，智者必忿于心，勇者必忿于色矣。未几，则相与乐之，已而忘之矣。天下忘文景之仁，而文景不忘天下之民。文景之不忘，专于仁者也；天下之忘文景，安于仁者也。故夫粟帛之赐，文景之小惠也；征赋之减，文景之廉德也；刑罚之几措，文景之宽政也：非文景养民之务也？文景之不以有功者易其有劳者，是真文景之务也欤？（《诚斋集》卷九十《程式论·文景务在养民论》）

又：汉文帝之贤与成康孰先孰后也？敦朴勤俭，一无嗜好，顾独稍好射猎，未损帝之贤也。而贾谊谏之曰：“不猎猛敌，而猎田彘；玩细娱，而不图大患，可为流涕。”贾山亦谏曰：“愿少衰射猎，修先王之道，不如此，则行日坏而荣日灭。”二臣者，所以责文帝备也，非责之备也，爱帝之全也。臣愿圣天子罢毬马之细娱，而求圣贤之至乐。收召天下耆儒正学之臣，与之探讨古今之圣经贤传，深求尧舜三代汉唐所以兴亡之原而择其中。以之正心修身，日就月将，圣德进矣。则五帝三王之治，涵养于圣心，而周流于天地。敌国虽强，其强易弱也。（《诚斋集》卷八十七《千虑策·君道上》）

朱　熹：文帝学申韩刑名，黄老清静，亦甚杂，但是天资素高，故所为多近厚。至景帝以刻薄之资，又辅以惨刻之学，故所为不如文帝。班固谓汉言文景帝者，亦只是养民一节略同，亦如周云成康，康亦无大好处。或者说《关雎》之诗，正谓康后淫乱，故作以讥之。（《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五）

又：文帝晓事，景帝不晓事。（同上）

又：文帝便是善人，武帝却有狂底气象。陆子静《省试策》说武帝强文帝。其论虽偏，亦有此理。文帝资质虽美，然安于此而已。其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题目只如此。先王之道，情愿不要去做，只循循自守。（同上）

吕祖谦：治天下者，不尽人之财，不尽人之力，不尽人之情，是三者可尽也，而不可继也。彼治天下者，不止为一朝一夕之计，固将为子孙万世之计也。为万世之计而于财、于力、于情皆使之不可继，则今日尽之，将如来日何？今岁尽之，将如来岁何？今世尽之，将如来世何？是以圣人非不知间架之税尽榷天下之利，而每使之有余财；非不知闾左之戍足以尽括天下之役，而每使之有余力；非不知钩距之术足以尽擿天下之诈，而每使之有余情。其去彼取此者，终不以一时之快而易千万世之害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汉文是也。露台惜百金之费，后宫衣不曳地，可谓不敢轻靡天下之财；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尝敢穷兵出塞，可谓不敢轻用天下之力；吴王不朝，赐以几杖，张武受赂，赐之金钱，可谓不敢轻索天下之情。当是时，流泽淳厚，极炽而昌，使心一向于靡民财，则固可以建神明通天之台，固可以备千乘万骑之驾，固可以泛沙棠木兰之舟，固可以设鱼尤曼衍之戏，而文帝不为。使心一向于用民力，则岂无绛灌之将，岂无表饵之策，岂无南北之军，岂无铜虎之符，而文帝亦不为。使心一向于索民情，则命晁错以任术数，命郅都以按刑狱，命朱建以治纵横，命周汤以穷暴酷，而文帝又不为。文帝可为而能不为，以其所余贻厥子孙，凡四百年之汉用之不穷者，皆文帝之所留也。（见《十先生奥论注·续集卷六·汉文帝》）

叶　适：三代以后，嗣子之美者：申生、太子晋、扶苏、孝惠、孝文。彼皆夭阏不遂，而孝文独推其仁心见于事业，徒得古人之一二，而后世赖之。使有孟轲之臣，则所开大矣，惜哉！（《习学记言》卷第十九《史记一》）

又：文帝接秦之敝，本欲有所为，惜乎当时无知治明道之士，而其间既已空缺数百年，高则有慕古之迂，卑则有循俗之陋，故其事止于如此。（《习学记言》卷第二十《史记二》）

又：汉文除肉刑，短丧，赐民租，除田租，皆以其予民者行之，不为勉强，更有以上事亦可行，惜乎辅之者无其人也。班氏父子虽摭其善，然亦止能言其俭及近里做事，盖其所知者如此而已。（《习学记言》卷第二十一《汉书》）

王　楙：文帝虽天资仁厚，然失于轻信，赏罚之命往出于一时而不加细审，所以当时之人卒能救止，不至丽于有过之地。季布为河东守，人或言其贤，则召以为御史大夫，又或言其使酒，则罢归故郡。贾谊通诸家之书，廷尉言其能，则召以为博士，绛灌言其擅权，则弃之长沙。周勃以大臣之重，或者言其反，则下廷尉，太后言其不反，则赦出之。太仓令或者言其过，遽下腐刑，缇萦言妾父廉平，则恕之。孟舒、魏尚守云中，皆有能称，稍有所闻，则下吏削爵，一闻田叔冯唐之言，遂复其故职。至于以口钝而责上林尉，以辩给而迁啬夫，以犯跸而欲致其死，以盗环而欲致之族，是皆出于一时之喜怒，而赖张廷尉之救止也。文帝轻于赏刑往往如此，正自其轻信之过。向非有以救之，能无损于文帝之仁乎？！（《野客丛书》卷十四《文帝轻信》）

又：汉高纪诏令雄建，孝文纪诏令温润，去先秦古书不远，后世不能及。至孝武诏令始事文采，亦寖衰矣。（《野客丛书》附录）

李邦直：至文、景之为君，其治出于恭俭仁恕。然其君臣之间，尊严而甚可惮。（《西汉论》，引自《宋文选》卷十九）

郑　湜：文帝恭俭玄默，化民以躬，二十三年如一日，可谓盛德矣。然惜百金之费不营露台，而赏赐弄臣累百钜万；稽古礼文谦逊未遑，而眩于玉杯之说。及议制度封禅号，称宽厚而所学者申韩，其与廷尉议刑常过于刻。（见《十先生奥论注·续集卷十四·君体一》）

陈仁子：仁未易言也，三代以下论仁，惟班固论文帝可以当之宜也。虽然，仁有本有末，曰赈贷曰养老曰赐租，此术也；和匈奴而不轻用兵，惜露台而不轻用民，身衣弋绨而不轻用财，此本也。若帝日用兵若民若财，虽今年赈贷明年养老，又焉得人人悦之哉？所可恨者，狱周勃而无待大臣之仁，杀薄昭而无待外戚之仁，迁淮南厉王而无睦族属之仁，此瑜不掩瑕也。若帝更尽善此，虽孔圣亦以仁许之，岂特固？（《文选补遗》卷一《议赈贷及养老诏》）

王　质：嗟乎！孰谓汉文帝之识而不若齐威王也。文帝尝问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不知也；以问左丞相陈平，曰：“各有主者，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是二者其为不知一也。勃讷于辩，平捷于言，其为不知一也。举天下之事而付之宰相，而宰相举不事事如此，文帝拱手而听焉，且又以陈平为能也，其何以率天下之怠者耶！禽兽之纤悉，上林令之当知也；上林令不知，而虎圈啬夫知之，二人能否见矣。啬夫无所赏，而令无所责，则是知与不知，同为一律而已。此二事者，皆可以驯致天下之乱，而文帝特幸免耳。汉之大乱，四夷猖獗，而诸侯骄恣，其衅皆成于文帝之时。而世以为文帝善用长者，不知吕奋、卫绾之流，果何补于汉？盖尝读西汉《百官年表》，以为文帝公卿大夫类多龌龊庸朴之徒，而其通明精悍之士，则皆暴露于宣帝之际。宣帝之所以鼓舞天下者，何也？赏有所不可辞，而罚有所不可避，名有所不可覈，而实有所不可隐。儒者之论，则以宣帝为杂于霸，文帝为纯于王，而不知赏罚名实，此四者王道之大权也。（《雪山集》卷四《汉文帝论》）

王　迈：文帝仁柔之主，非有武之刚锐、宣之严杀也。及参稽帝之行事，见其居重驭轻，总揽大权，虽武、宣之君不能过，而后知人君如帝，正所谓仁而有勇、宽而有制者也。

方其乘诸吕既诛之后，自代入继，习见南北军之权，能为社稷之轻重，故于天下未定、群臣反侧未安之始，即拜宋昌为卫将军以领之。及天下已定，人心已安，又恐此曹之恃恩怙宠，渐不可长也，于是不二年间，即罢昌之兵柄，一呼吸指麾之项，两军权自天子出也。故小而信近之臣，禀命惟谨，不敢窃弄威柄于冥冥之中；大而元功宿将，奉身寅畏，凛凛乎如履渊冰之上。百司庶府，不敢慢令于其内；诸藩侯王，不敢抗衡于其外。吁，何其壮也。

且七国之变，不遽发于文帝之时者。人谓吴楚包藏叛心已非一日之故，惟赖文帝优游而涵容之，故其谋无因而发；景帝用晁错削地之策，始激其变。窃以为不然。以文帝之时观之，盖未尝无间隙可激诸侯之反者。淮南王长首犯不轨，死于蜀道，当时有尺布斗粟之谣，此有可乘之隙一也，而七国不反。济北王兴居与平、勃之徒共平诸吕，以封爵不如意而谋作乱，卒起平之，此有可乘之隙二也，而七国不反。帝太子与吴王濞太子争博，以棋局杀之，吴王怨望失藩臣礼，此有可乘之隙三也，而七国不反。有此三间之可乘，而七国终莫为变者，非不欲为也。文帝收兵权于上，七国退听于下，虽欲为乱而不可得也。嗟夫，文帝天下之仁君，而能果于用天下之权，此其所以不可企及欤！（《臞轩集》卷四《文帝论一》）

又：夫帝能敢于肉刑之除而不能免犯跸之怒，能安于服御之减而不能无骖乘之非，能正元舅之刑而不能杜嬖倖之侮，能除宗庙之秘祀而不能不为神仙之惑，是皆私心有以挠之也。使是数者而不能自克焉，则怒者不息，是枉法也；非者不格，是启宠也；侮者不惩，是长恶也；惑者不悟，是迷复也，又何足为文帝哉！（《臞轩集》卷四《文帝论二》）

又：文帝以仁柔帅下，当时称为宽大，宜若臣下可得而狎之，而实则凛然不可犯。武帝号为英明之主，持法又严于文帝，宜若可以杜左右之欺，而实则易于狎侮，是岂可以无辨哉！薄昭，文帝之母弟，一旦以杀使者之故，文帝以义制恩，置昭于法，太后虽存，不可得而庇之。武帝之立，受制母后，曾不得一举手。及后崩，帝始得以有为，是后戚得专政于武帝之时，而文帝则无之也。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功不细也，告变之书，帝一闻而生忌，使廷折简以召之，极其困辱，仅免于死。而武帝初年，武安侯为丞相，擅人主生杀之权，帝莫能禁，如所谓君除吏尽，吾亦欲除吏等语，君弱臣强，于势甚舛，是功臣得擅权于武帝之时，而文帝又无之也。魏尚守云中首虏差六级似未为过，而幕府以闻，乃下吏夺之爵；而武帝时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阅四年之久从事于宛，及其归也，不过得骏马数百蹄而止，而两侯三卿同日并拜，得二千石者百余人。是以边境之事，得售欺于武帝之时，而文帝亦无之也。文帝入宫，夜拜宋昌为卫尉，领南北军，不二年即停罢之，操纵予夺，不以兵权轻假人；而武帝初遣李陵援贰师军，陵不受诏，又遣路博德迎李陵，而博德亦耻为陵后距，是兵将之令不行于武帝之时，而文帝又无之也。张武，帝藩邸之旧臣也，受赂金钱事觉，以赏愧之，故由代来官不过郎中令而止；武帝时田蚡受韩安国五百金，即召为北地都尉，受王恢千金，讽太后使不诛，事竟不发。是赃污之吏得容隐于武帝之时，文帝又无之也。新垣平之诈，既与之立庙，此固文帝一时之惑，及其奸状既觉，不旋踵而诛之，断在不赦；而武帝信李少君丹砂可化之言，听粤人祠鬼有效之说，及方士候神无效验，而公孙卿犹得以为解，终身不悟。是奸倖之徒得肆意于武帝之时，文帝又无之也。叠是六者而论之，文帝岂真仁柔，武帝岂果严毅哉？（《臞轩集》卷四《文帝论三》）

又：汉兴至此，甫二十年，高、惠之仁渐于人者尚浅也，流离之民仅及息肩，正犹痼疾初奋，勺饮圭黍方入口腹，而或者遽欲摇撼之，故恙几不复作乎，此固帝之所畏也。又况重以纷乱诸事之谮出于帝平日亲信者之口，虽欲使谊一日安其身于朝廷，不可也。何也？帝爱天下之重，固有甚于爱谊也。虽然，长沙告行之后，帝岂恝然忘情于谊哉？度之帝意，毋亦谓少年圭角未除，曾不知老成之为，定虑屈者伸之基，栽培封殖以大谊之所受，是帝之心也。宣室召还之日，其霜降水涸之时乎，谊于是时阅天下之礼义，颇多于畴昔矣。谊方自喜其前日之摧折，乃所以为今日之发生。而帝亦未敢以故态待谊，必欲其少年英锐之姿敛，而为元老之事业，而后帝之愿毕矣。《治安》一策，欲帝立制度为万世计，其论非不切至也，奈何以三表五饵之说参错乎其间，使一时君相得见其疏，故制度之说虽可，终不见用，岂不重可惜欤！大抵帝之本心，惟谨守高皇帝之规模，涵养天下民命而已。利口如啬夫之徒必痛惩而勇绝之，诚恐此风一长，有以激天下之多事。则谊之不及究其设施者，君子固不可得以病文帝。余尝因是而论汉高、文帝所用相臣，皆重厚之流，虽文雅不足，而于天下事变练熟已深，故不至轻举而妄动。自申屠嘉为相，之前类皆持重镇静，无智名勇功，表表在人耳目者，天下阴受其和平之福。申屠丞相薨，明年晁错用事，一转臂间如痈疽速溃而不可救。朝无老成，使新进之士得以变乱旧章、骚动政令。此岂天下之福哉！故曰：谊之不见用于文帝，虽谊之不幸，实汉家社稷之幸也。（《臞轩集》卷四《文帝论四》）

又：文帝初年虽有巧诈暴戾之习，而帝法不加察，刑不必严者，盖以君子长者处其身，而待天下亦以君子长者之道。彼虽薄而吾待之以厚，彼虽诈而吾示之以诚，养天下安静和平之福，而寿风俗之脉于无所终穷之地，其为虑岂不深远欤？景之忌刻，武之刚烈，宣之聪察，皆不足以进此。故曰天下之事，要其终而后见仁人君子之心。（《臞轩集》卷四《文帝论六》）

曾　丰：隋有以王通最善论治，大抵以为政猛宁若宽，法速宁若迟。齐之法欲速也，故其政猛；鲁之法欲迟也，故其政宽。徒猛则失矣，徒宽亦未为得也。而汉文、宣又以齐鲁之治国者治其天下，古所谓尤而效之，罪又甚焉者几是耶？盖闻人君之于天下，犹人之父母也。今夫母之于子，襁褓焉，父则鞭朴焉。夫鞭朴襁褓之施，所谓爱子虽一也。不知徒襁褓焉，则反以稔其骄；徒鞭朴焉，则反以启其欺。凡文帝之所施，无非襁褓以稔其骄者也，是以有吴王之事；凡宣帝之所施，无非鞭朴以启其欺者也，是以有王成之事。人谓吴王之诈病不朝，盖借怨以徼宠；成之伪增户口，盖浪图以冒赏，如斯而已矣。独不思文、宣者，二人之君也，有刀锯焉，有鼎镬焉，徼焉而弗动，冒焉而弗得，则二人之腰领非二人有也。人非木石，谁肯以腰领干刀锯鼎镬者。意者王盖狃于有所易，而成则逼于有所难而然耶！故人君之治天下，不可使人有难我之心，亦不可使人有易我之心，易斯骄，难斯欺。王之诈病不朝，骄孰甚焉；成之伪增户口，欺孰甚焉。呜呼！人则谓然。吾谓二人者，其初本无是心，盖文、宣有以来之也。文持心太厚者也，故常与人易；宣责效太急者也，故常与人难。尉佗之僭，朔方之陵，类皆狃于文之与人易也，而王则未欲僭且陵也，故止于骄；王吉之自杀，田延年之自杀，类皆逼于宣之与人难也，而成则未肯自杀也，故至于欺。吾尝论之王之骄，意者特蔑视尔，非徼宠也；成之欺，意者特逃责尔，非冒赏也。借使文之持心不失之太厚，则凡朝廷之所废置，人将有慄其股者，王虽怨望，岂敢骄也哉！宣之责效不失之太急，则凡郡县之所奉承，人尚有措其手者，成虽犷戾，岂欲欺也哉！吾故谓王之骄则狃于文之易，而成之欺则逼于宣之难，非徒然也。虽然，文之藩臣非特王之骄，淮南王长、济北王兴居亦犹王也，幸而王未遽反，不幸而淮南、济北遽反，故自杀或道死尔。不然，文独得惜一几杖耶？宣之官吏不特成之欺，田顺之伪增虏获亦犹成之伪增户口也，成幸而不败，顺不幸而败尔。不然，宣独得惜一关内侯耶？嗟夫！欺君骄上，臣子之罪也，今也反以得赏，小则几杖，大则关内侯，则人何惮而不为骄、不为欺？王骄之余，鼓而为七国之变；成欺之后，驯而致鹖雀之诬。噫！兹几杖、关内侯之余波也耶？君子曰：班孟坚所谓惠暴而宽恶，文实有焉；董仲舒所谓法出而奸生，宣实有焉。能近取譬，则文之事盖养虎遗患者也；宣之事盖水太清则无鱼者也。文武之道，盖不其然。记曰：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今夫文、宣，虽或失之与人易，或失之与人难。而上林之射赫赫若有怒焉，似非弛而不张也，务行宽大诏，休休若有容焉，似非张而不弛也，而卒未得为文武，何哉？文武动每戒之于其初，文、宣仅能持之于其末，此其故而已矣。古人不云乎：“与其巧持于末，不若拙戒于初。”后之君苟能如尧舜，则巧拙非所论也。不然，文武之道惟其师，无徒以文之易为母天下之襁褓；宣之难为父天下之鞭朴哉。（《缘督集》卷十五《文宣论》）

蔡　戡：知人不能用，用人不能尽其才，自昔人主之通患也。贾谊、李广皆天下奇士，生逢文帝，非不遇时，然卒不至大用，迨今为憾。愚尝求其故。帝之于谊，自以为不及，于广亦曰：“令当高祖世，万户侯何足道哉！”盖帝非不知其才，特不尽用其才耳；非不能尽用，不敢尽用耳。……天下之事，求以自适而快于一时者，终必为患。文帝之不敢尽用谊、广，殆类是欤！故广结发与匈奴战，往往轻敌取败，几不免者屡矣，然竟以此破亡；谊之三表五饵，术固以疏矣，帝若尽用之，其祸岂止于杀身而已耶！谊也，广也，不善自用，文帝不尽用之者，乃所以深知之也。观帝所置相，则申屠嘉，命将，则周亚夫，嘉之守节，亚夫之持重。其视贾、李，初若迟钝朴拙，有所不逮，至言汉贤相良将，必予之。帝之所用相命将如此，则谊、广之不用，固其宜也。且文帝非特能用将相耳，又能假其权，尊其礼，行其志，使得以自尽其才。嘉责辱邓通，帝则遣使致谢，亚夫以军礼见帝，则称善不已。自常情观之，二公悻悻自大，不肯少屈，几于专权犯上者，帝方且优容宽假，委曲奖借，又留以遗后人，帝于人才，可谓无负矣。惜乎至景帝时，晁错变更法令，嘉欲诛之而帝不可，王信以无功侯，亚夫力争之而帝不然，二公俱以是死。其后晁错既用，吴楚七国之变起；王信既封王氏，五侯之隙开。文帝以之致治，景帝以之召乱。治乱之间，在乎人才之用舍耳。呜呼！文帝能用人如此，谁谓不能用谊、广乎！然则谊、广之不用，可无撼矣。冯唐谓文帝虽有颇牧不能用，彼盖有激而云，非公论也。（《定斋集》卷十二《文帝论》）

又：文帝宽仁恭俭，为汉贤君，惜乎君人之量不洪，未免为盛德之累。诸吕既诛，惠帝无子，所当立者高帝子耳。高帝见在子唯帝与淮南王，帝长而贤，天命人心不约而合，故平、勃定策迎帝者，岂私也哉？顺天命、因人心也。且楚、汉相攻，平、勃身履目击之，高亡屡矣，卒并天下；韩、彭、英、卢一有非觊，相继菹醢；高后擅朝，诸吕用事，寻亦诛灭，天命归汉，殆不容释，平、勃尚何望耶！帝可以判，然而犹豫不决者，盖高后杀赵王，齐王几及于难，燕王早世，又杀其子，后欲徙帝王赵，患将及矣。帝逊辞以谢之，仅乃得免。帝惩诸王之祸，惴惴然朝不谋夕，一旦人以天下与之，非意所及，且喜且惊。故谋及群臣，谋及卜筮，迟疑而不敢进。先之以薄昭以察其情，继之以宋昌以观其变。当是时，帝之心何如哉！即位之夕，夜拜宋昌为卫将军，张武为郎中令，何乃匆匆如此！数月之间，又封昌为壮武侯。朱虚、东牟尝有立齐王之意，帝追恨而黜其功。章以失职怏怏而死，兴居遂有不轨之谋。夫昌以劝进而得封，章、兴居以欲立齐王而被黜。帝之所存，亦可见矣。昔晋侯赏从亡之功，介之推曰：“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盖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能为，岂以昌一言之劝，章、兴居一言之异而为得丧乎。帝于此切切焉，是不知有天道也。或谓夜拜昌、武，非遽欲贵之。帝自代有天下，疑汉大臣皆不附己，故以亲信代处要任，盖所以虑患于未然。此文帝私忧过计耳。绛、灌始诛诸吕，握玺将兵，呼吸之间有关存亡，不以此时图危社稷，帝已正位，君臣之分定矣，欲何为哉！夫君人者，当以天下为量，汉臣即代臣也。帝乃畏忌大臣，宠任亲信而预防之，自分畛域，示人以疑，使人有危惧之心，亦非自全计也。唐魏徵尝劝建成早除秦王，薛万彻尝帅东宫兵以攻秦府，二人者罪不容诛。太宗不惟赦之，又复用之，位极将相，不以为疑。至于秦府旧人迁官，反出东宫齐府之后，惟才是择，不以新旧为间，如太宗，可谓有君人之量也。若夫文帝恭俭爱民，有非太宗所能及者，傥以大体责之，视太宗有间矣。故曰：君人者当以天下之量。（《定斋集》卷十二《文帝又论》）

刘　炎：或问：文、宣之治孰优？曰：文、宣同于恤民，而异于驭臣。文帝驭臣宽而有制，宣帝驭臣严而少恩。（《迩言》卷九）

又：或问：汉、唐孰能用谏？曰：汉祖实副其名，唐宗名过其实。名实隐然，莫如文帝。终身受言，得之贾山；终身务农，得之贾谊；终身重谷，得之晁错。体貌大臣之说用，困邓通而重丞相，不止礼一周勃也；推毂遣将之说行，屈帝尊而信亚夫，不止赦一魏尚也。听言用谏之道，惟文帝得之。其余则忽听暂行而止也。（同上）

孔文仲：汉之两京，其治为近于正心修身以化天下者，莫如孝文帝。躬行以率下，其迹著明者，莫如节俭。班固称其在位二十余年，宫室园囿无所增加，至于身衣弋绨之服，帷帐无文绣之饰，则其行之于身者，可谓至矣。宜其天下之民，靡然革其故俗而从之。贾谊推极其弊，乃以为礼义廉耻不行于天下，天子之服而庶人得以衣，倡优被墙屋。由是观之，民之奢侈而僭上，骄汰而无节，盖亦未有过于此时也，岂帝王之行不足以率天下之民哉！盖文帝之所以率民者，未有以尽其方也。凡为治之体，有风化而又有法度。风化，所以动民之心；法度，所以动民之志，两者相为用，而未尝可以偏废者。风化有余而法度不足，虽黄帝尧舜复出，犹不能使天下胥劝而为善也。先王知其若此也，故为之制度之密，纪纲之详，颁之天下，以束其心体，齐其耳目。故宫室之用，器服之饰，车舆之节，人徒之数，自天子至于委吏，由京师被于海表，斟酌处置，锱铢分寸之间，皆有条理而不乱。使之驯饬而不至于拘，优游而不至于荡，下者不得进而慕上，尊者不得俯而从卑，则是所以调剂天下之民者，尽于此矣。犹惧夫斯民之未深知也，于是月告之，时诰之，岁晓之，设官师以劝之，于乡闾立师友以讲之，于庠序使知夫循理奉法之荣，逾分犯上之辱。夫如是，故下之民虽豪悍忍诟者，莫不愧羞勉激，以从上之令，而后风化得以行焉。文帝之为天下也，尝有法度纪纲以节制之欤？常月告之，时诰之，岁晓之，使知礼义之可贵欤？皆未尝闻也。则天下之民，将何所依归，向风而就先王之礼义哉！此其虽有修己之勤，而卒无化俗之效也。下至孝武，慨然有意修太平之治，于是畴咨海内，招徕俊良，与之议文章、改制度，而武帝未尝行之于身，故天下亦莫之信。其为治之迹，与孝文异而其实一也。臣故曰：风化法度，两者为用，而未尝可以偏废也。（《清江三孔集》卷二《文帝论》）

张　栻：文帝初政，良有可观，盖制事周密，为虑深远，恳恻之意，有以得人心，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见也。文帝以庶子居藩国，入践大统，知己之立为汉社稷，非为己也，故不敢以为己私。有司请建太子，则先示博求贤圣之义，而又推之于吴王、淮南王；有司请王诸子，则先推诸兄之无后者而立之，其辞气温润不迫，其义诚足以感人也。凡所以施惠于民者，类非虚文，皆有诚意存乎其间，千载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史于其编年曰：“帝既施惠天下，诸侯四夷远近欢洽，乃修代来功。”观诸此又可见其明先后之宜而不敢私己，记史者亦可谓善发明矣。其待夷狄，盖亦有道。以南越尉佗之强恣，自高帝犹难于服之。而帝特施恩意，遣使遗以一书，而佗即自去帝制，下令国中称汉皇帝贤天子，皇恐报书，不敢慢。予尝详味帝所与书，则知忠信之可行于蛮貊如此。书之首辞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弃外奉北藩于代。”盖后世之待夷狄，往往好为夸辞，于是等皆在所盖覆矫饰以示之者也。而帝一以其实告语之，彼亦豪杰也，见吾推诚如此，则又安得不服。故其报书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侧室之子为讳，则佗敢以越吏为歉哉。若吾以骄辞盖之，则彼必且慢以应我，必然矣。推此一端，忠信可行于蛮貊，可不信哉！以文帝天资之美，初政小心畏忌之时，得道学之臣佐之，治功之起，岂不可追三代之余风。惜其大臣不过绛、灌、申屠嘉之徒。独有一贾谊为当时英俊，而谊之身盖自多所可恨，而卒亦不见庸也。故以帝之贤，仅能为一时之小康，无以垂法于后世，如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于刑名之家、衰世之事。至于即位岁久，怠肆亦萌，新垣平之邪说故得以入之。然终以其天资之高，旋即悟也。其终诏有曰“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盖可见帝之能察乎此矣。呜呼，亦贤矣哉！故予犹重惜其诸臣之无以佐下风也。（《南轩集》卷十六《文帝为治本末》）

赵秉文：孝文慈俭，出于天性。是时汉兴二十余年，贾生遂欲改制度、削诸侯、系外夷。赖谊之策不行，遂以无事。使帝无贾生，不失为守成之贤主，而帝尽行生之言，其祸有不可胜言者。大抵文帝德量过于贾生，所不及者才具耳。虽然，以谊之才辅之可也，疏之亦非也。使谊加以数年不死，亦自悔其前日之论，则伊、管之俦也。（《滏水集》卷十四《西汉论》）

真德秀：或问：曹参治齐师盖公，其相汉也以清净。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黄老，约躬省事，薄敛缓狱，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负与？曰盖公之语。参曰：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此在《老子》书中一语尔。此一语非有搥提仁义、灭绝礼教之失也，故参用之，务为休息不扰。至于文景，斯极功矣，虽然庶矣富矣，而未及于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语哉？又况掇抬其谈，清论而不切于事理，有如西晋，至使胡羯、氐羌腥薰岱华几三百年，仲尼之道岂有此祸哉！（《西山读书记》卷三十六）

徐元杰：空谷而足音，晦冥而日月，绝无仅有之中，而求其粗合于古帝王之道，惟文帝一人而已。昔孝宗皇帝与大臣论古今治乱，因曰：“自汉唐以来，人君惟汉文帝粗能知道。自文帝之外，人君非惟不知道，亦不知学。”大哉王言，深于考论。夫后世人主之为学者乎！试即文帝之粗知道者观之，虽其礼文之事犹或多缺，然刺取六经，盖亦仿佛于王者之意。故当时之治蔼然，犹有王者气象。非粗知道者，其孰能之？自其躬玄嘿，丽道准仁，而修身之道粗明。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而齐家之道粗立。张武受赂，益愧其心，吴王不朝，赐以几杖，而治国之道又粗审。以至弃细过而绝戎隙，成军礼以张国势，务休息而专德化，警灾异而求直言，凡可以为平天下之道者，亦粗于此而加之意。然则文帝之所以为汉德之盛者，岂非粗知道之效欤？夫惟文帝粗知六经之道，既足以致后世之治，后世考论文帝之史，则当劝其所以为文帝者，而戒其所以不如文帝者，当劝夫文帝之可以到帝王者，而戒夫文帝之终于未到帝王者。则治道功用，又岂容外吾心而求之乎？（《楳野集》卷五《廷对策·绍定壬辰御试对策》）

黄　棨：汉文帝用儒之主也，刑名之学决非帝所好者。班孟坚以好刑名归之，岂非汉初诸儒未脱故习，言论之际一动文帝之听，则帝亦不能逃其名矣。噫！帝本好儒，而卒至于非所好，其亦不幸也已。孝文好刑名之言，请得以原文帝之心焉。尝谓儒术之与刑名，晓然如白黑之易辨也，此不待智者知之，三代而下，人主天资苟不至于尽坏者，又孰肯舍此而从彼哉！置思轲仁义于迂阔之地，唱申商名法于横流之中，世固有之矣，安可以是待文帝乎！昔之议者，亦以高帝为不喜儒之主，吁！帝岂真不喜儒哉，特未免为腐儒累耳。干戈未定，过鲁祠孔子，不可谓不知儒也。叔孙，儒者，委以制礼，可谓不用儒乎？《新语》一奏，随即称善。不好儒者，能之乎！屈一日之名，丧千古之实，世儒议论每每如此，高帝之不得以喜儒名者，君子固为高帝惜。况夫有好儒之实而反有好刑名之名，君子又安得不为文帝辨？且文帝何如主也，其真好儒耶？抑好刑名耶？谓其好刑名，则二十三年之治，以仁言，以德称，若以为真好儒，则此言又奚为至文帝哉！吁，有由也。天下之事有其实，固不得辞其名，而疑似之可议者，是必夫人之有以累乎我。爰自申商之习一炽于秦，世之以士自名者，非刑名不学也。（引自魏天应编《论学绳尺》卷七《孝文好刑名之言》）

李东阳；文帝，汉之贤君也，然狱周勃，削魏尚，怒张释之而疏贾谊，召季布，宠邓通，坐慎夫人而信新垣平。进退予夺之际，未合乎君人之道者亦多矣，而卒能成盛治，昭令名。（《怀麓堂集》卷七十二《私试策问十六首》）

郎　瑛：三代而下，称治世莫如文景。今观文帝之世三十六诏，景帝之世二十五诏，而其除租、赐爵、务农、忧恤者三之一焉，则其史称与民休息可知。呜呼！此后世之所不及也。（《七修类稿·文景诏》）

黄　震：上躬修元默，而将相皆旧功臣，议论务在宽厚，告讦之俗易，风流笃厚，禁纲疏阔，断狱数百，有刑措之风。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车服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欲作露台，直百金，乃止。身衣弋绨。尉佗称帝，以德怀之。吴王不朝，赐以几杖，张武受赂，更加赏赐，专务以德化民。（《古今纪要》卷二）

又：《文纪》所载皆恭俭爱民之事，一制诏必具，以其皆由恻怛之言也。《景帝》特载其政事之常、灾异之变，制诏不录之矣。至《武帝》，则始终备具著方士之欺谩，他不及焉。（《黄氏日钞》卷四十六《史记》）

方孝孺：太史公、班固称汉文帝之时，七八十翁未尝识市井，遨游嬉戏如小儿状。余尝思其言，而叹其盛。盖自三代以降，数千年间，俗莫醇于此时者。贾谊辈于治道，犹发愤病之，斯岂足以知文帝哉？以法术治天下，固不若以德化先天下之为完也。是道也，惟文帝知之，曹参行之，而贾谊非之，此贾生所以不逮文帝也哉！近代之政去古远矣，然其法宽事约有足取者。故方其承平之际，老成先进之人，皆浑厚雅重。口不出毁讪之言，而身不履诡激之行。余不及见之，而闻其流风于缙绅间。盖兵革之余，故老无复存者矣。（《逊志斋集》卷七《宁野轩铭》）

刘　璟：汉文帝恬淡寡欲，几致刑措。民受其赐，凡数百年，犹水火饥馑之得饮食，而济之以温凉，不其大哉！（《易斋集》卷下《恬澹轩记》）

唐汝询：穆穆孝文帝，恭己真明君，俭节著千古，上与成康群。已践茅茨迹，复扫空同云，不借堪临朝，珠玉委秋尘。宫衣不曳地，绮罗宁足珍，露以惜百金，四海生阳春。飞书谕南越，稽首称籓臣，乾坤既和洽，礼乐亦宜新。惜哉绛灌辈，椎鲁竟无文，空令长沙傅，辛苦吊灵均。（《顾氏诗史》）

董　份：《孝文纪》备载诏令德泽，而《景纪》止书年月，“赞”中亦止及七国一事，盖景帝不及文帝远甚，意固有在也。（引自《史记评林·孝景本纪》）

李　贽：历代诏令多文饰，惟孝文诏书，字字出肺肠，读之令人深快。予故备载之。孝文深得退一步法，自然脚跟稳实，故其诏令不虚也。学者未知黄帝老子之实，谓之异端杨朱氏，能令天下祸败。吁！请细观焉，毋但哺前人糟粕也。（《藏书》卷三）

于慎行：汉文帝好黄老之言，以无为为理，故于礼乐制度，谦让未遑。即一时才博善画之臣，如晁错、贾生（谊）多言更定法令，帝皆奇贵其人，而不用其画，此其所以致治也。使晁错、贾生当武帝之时，言安有不用者哉！故人主有能听言，有能不听言；人臣有能进言，有能不进言。当可以有为之时，能听者治；当可以不为之时，能不听者治。当众人不言之时，能言者贵；当众人皆言之时，能不言者贵。吁！此未易为一二浅夫道也。（《读史漫录》卷三）

丁南湖：说者以文帝比成王，愚窃以为帝之天资学力皆过之。盖人知成王之幼冲，而不知高帝崩时，代王才七岁，是又幼冲之尤者。及其长也，而各见闻其父道焉，则武之纯王，高之杂霸，其染于父者不同。一则藩邸孤陋，不与中朝文物之盛，而其傅之者虽一藩首选，亦不过宋昌之徒，一则左周右召，皆大圣之仪型，而其稍下者亦史雍史佚之贤。此其学于傅者不同。一则成周旧邦，礼乐千载，一则草茅崛起才及两代。此其籍泽于先世者不同。三不同矣，而终于同焉，岂非文帝有过之者乎？愚观二君之美政多矣，而成王之事则莫大于待周公。周公之功之亲，比诸周勃之于文帝，奚啻千万！及其待之也，乃各始疑而终悟。吾是以知武王而有成王不足奇也，高帝而有文帝乃所以为奇。（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杨　时：汉文帝资禀纯粹，若更从学问中彻底理会，便是汤、文以上人。（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丘　濬：三代以下，称帝王之贤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纳谏，尤其盛德焉。后世人主于封章之入固有未尝一经目者，况敢犯其行辇，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辄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况本不善而称其善乎！吁，若文帝者可谓百世帝王之师矣！（引自《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又：许衡曰：三代而下，称盛治者，无若汉文。然考之当时，天象数变，如日食、地震、长星、彗、孛之类，亦多有之。前此后此者，凡有是变，小则有水旱之应，大则有乱亡之祸，未有徒然而已者。独文帝克享天心，专以养民为务，今年下诏劝农桑，明年下诏减租税，其心恳爱生民如此。故不徒消弭灾异，而又致和气之应，遂使海内殷庶，黎民乐业，风俗醇厚，且建汉家四百之基，猗欤伟哉！（《世史正纲》卷三）

程　楷：文帝躬修玄默，务在宽厚，若无为者。然而无事则谦让无能，有事则刚毅奋发，实刚克焉。是以平、勃功高，终为将相，申屠守正，得申国法。劳军细柳，周亚夫若倨矣，则加叹不已。却座宠姬，袁盎若强矣，则锡赉加隆。知吴公政绩第一也，则超拜内班；张释之议论可采也，则擢居侍从；闻晁错之论，则（徒）〔徙〕居民于塞下；闻冯唐之论，则复魏尚于云中。贾谊《治安》，容纳其荣，贾山《至言》，毕从其词。用人至明且断矣。露台之费则惜之，千里之马则却之，除肉刑，除诽谤妖言法，除收帑相坐律，祥刑之意，隐然也。止秘祝，定赈穷养老令，举贤良直谏者，立法之意昭然也。安边恤民，固素志矣，而匈奴跋扈，则即下亲征之诏，一怒安民之勇也。恭俭亲亲，固恒德矣，而薄昭有罪，则不免自裁之令，罚不遗亲之猛也。为政明且断矣。是盖由其玄默思道，而涵养之功密。止辇受言，而采择之力多。故其所为动皆可观。然祀雍之举，未免于惑短丧之言，未免于谬，而邓通之宠，未必非昵幸之私，岂非其学问之功尤有未纯者耶！（《明断编》）

孙　绪：汉文帝不但恭俭，亦有才知权变。周勃迎立之日，即时入未央宫，夜以宋昌领南北军，张武行殿中事，数刻之间，处分俱定，周勃掌握已无物矣，而声色不动。此时年甚少，真天才也。宣帝之才亦能办此，然起庶人，依许史，汉廷诸臣无一相识者，不若文帝有代邸之资也。至踰年而光归政，尚谦让委任，则不若文帝之许勃归相印，率列侯就国之勇决矣。（《沙溪集》卷十六《杂著》）

苏颖滨：文帝宽仁，景忌刻，景非文帝比也。汉言文景，言恭俭云尔。（《论世八编》三编第六卷）

袁黄、王世贞：孝文恭俭，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富庶，兴于礼乐，断狱数百，几至刑措，至于制度礼乐，则谦逊而未遑也。（《袁王纲鉴合编》卷六）

梅鼎祚：文帝讳恒，高帝中子。初封代王。迎立，在位二十三年。宽仁恭俭，弛利戒兵，与民休息。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几致刑措，庙号太宗。（《西汉文纪》卷一《文帝》）

张　溥：文帝、仁宗仁厚恭俭，近于古之胜残去杀，其所持以致治者，惟在佞幸不加大臣，威权不从中出。佞幸不加大臣，则国体正；威权不从中出，则公论明。《史》称汉文时天下殷富，烟火万里；仁宗遗制下深山穷谷、老稚女妇莫不奔走悲号。得人心如此，岂有异术哉！充文帝尊重申屠刚之心，则左右不敢变乱纪纲，而弘恭石显之祸不作；充仁宗不斥苏辙之心，则天下利害莫不闻，而王安石之祸不起。繇是道也，子孙守之者治，变之者乱。景帝性严于文帝，矫之以刻薄；神宗志奢于仁宗，矫之以纷更，而危难间作，盖其证也。若汉高之法则不然。汉高之法得天下者也，汉文之法守天下者也。三代以下得天下者，多以忍为之。唐太宗忍于建成、元吉，不然则身死，而天下不得；宋太祖忍于周王宗训，不然则终身为臣，而天下不得，二者非得已也。独高祖为得天下以前，有不忍人之仁；既得天下，反行之以忍。盖用兵日久则仁心渐失，见大害则不顾小害，见大利则不顾小利，此即曹操宁我负人之心，高祖先用之，以得志于当日者也。然而其心不可告于臣民，其术不可施于孙子，是以君子舍而不道。夫得天下以义，守天下以仁，得天下以权，守天下以经。后世人主处变之日少，处常之日多，与学汉高，宁学文帝。何则？杀人之术不可数试，而宁民之道可长久不坏也。（《历代史论》一编卷一《汉高帝文帝论》）

张履祥：人主学术不可不正。汉之文帝，三代以下最为恭俭之主，然有大过。如景帝为太子，以博局杀吴王子而不问，酿成吴乱。孟子以瞽瞍杀人，士师执之，于义为正，而当时廷尉、御史大夫不一言及，何也？又不知为之师傅者，何以并得无罪也？使废太子而议其师傅，诸侯王之子莫不戒惧怵息，弗敢骄纵，异时七国之乱可以不作也。七国之乱，不于文于景，固缘文帝之时，诸侯王皆幼，师傅用事，如贾生所云，亦景帝之为人素无以服其心也，若是者固有本末矣。文帝学本黄老，迹其平生多以清静无事为道，是以匈奴则和亲，制度则依陋，其不用贾生亦此意也。夫所谓无事者，因乎事之所当，然不以私智扰之。如当刑而刑，当赏而赏，刑赏在物，而己不与也。推之因革损益，莫不皆然，非谓当为而概无之也。仲弓以子桑伯子为太简，孟子以大禹为行所无事，帝王恭己无为之义，尽矣。夫以文帝天资之美，进之尧舜文武之学，其德岂独优于汉唐诸君，抑继其世者，未必止于景武而已。黄老之弊，流为申韩。景帝天资虽远，弗逮文帝，然以晁错为师傅，是亦文帝有以开之也。武帝雄才大略，而果于诛杀，朝野内外伤夷涂炭，良由积谤使然，非特秦之余毒遗烈而已。然则学术之际，何可不慎也哉！（《杨园先生全集》卷十九《汉文帝论》）

孙廷铨：孝惠、高后遵法清静，三十年间秦风渐息，民气见醇。若以文帝之才而贾生之贤，相与改正朔、易服色，雍容文治，道必可观，而文帝不为也。方且惜露台，衣弋绨，集上书囊，除肉刑，蠲租赋，张武受赂而赐金钱，吴王不朝而赐几杖，南越帝制而赐玺书，凡其所为，若愚若朴，若讷若拙，忳忳然自与天下相安，于无文之治者大。以高帝淳朴之意，非以百年留之，不可遽散也。凡以为忠也，而刑措之治比迹成康。夫成康者，礼明乐备，周道之极盛也；而文景之际，汉道比隆焉，是为已得礼乐之情而用之地也，而何必既其文哉！观乎武帝，狭小前人号令，文章制作日盛而风俗凋敝，西汉之治亦渐衰。呜呼！斯则文帝谦让之深意也。（《汉史亿》上卷）

程至善：周云成康，汉言文景。余谓文可方成，景不足比。康弟其爱梁王，恐伤太后之心，终能致太后起立加餐，而帝亦疏王，不与同车辇，可谓能权。其视文帝薄昭之事，似更得宜。及梁王薨，太后哭不食，又终能致太后加一餐，可见真孝。即此大节，可为君天下者法。（《史砭》卷一）

董文友：三代以下，如汉文帝之为君，几乎圣矣，其为子亦几乎孝矣。太后止一弟薄昭，昭杀汉使，史称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杀，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夫执而杀之，与逼而杀之，其伤太后之心何以异哉！且帝不显诛之，而又逼以自杀，此非己之不忍杀之，必以太后之不忍杀之也。如以自杀闻于太后，而不以逼闻，是欺太后也；若使不逼，而昭何以自杀？虽欺太后，而太后固知其欺我也。母子相对之间，亦已各为衷曲矣。魏文帝言舅家不当假以权，既触汉法，不容不害，其议主于当杀。司马温公曰：“持法者亲疏如一。”其议亦主于当杀。至程子以昭之罪止于杀汉使，非盗长陵抔土比。始有存昭以全后、贷昭以慰母心之议。夫议亲之辟，为周官八议之首，而孝文又仁厚之君，昭或可邀不死，而终不赦。何哉？曰此帝之心也。此帝之所以谢齐王与迎立诸臣者也。盖诛诸吕后，本当立齐王而不当立帝。夫帝何以不当立也？帝为高帝之子，惠帝之庶兄，惠帝既崩，帝则见为高帝之庶长，于分当得立。然齐王之父悼惠王本为高帝长子，故当时谓齐王为嫡长孙。惠帝既崩，则可入嗣惠帝，于分尤当得立。均之当立，则当论贤；均之贤，则又当论功。而诛诸吕，定汉社稷，则始终皆齐王兄弟力也。齐王弟朱虚侯章素愤吕氏，当高后在日，已怀非种必锄之志，军法行酒，几蹈于危。至帝则畏后而不敢徙赵，其谢使也，止言愿守代边而已。朱虚宿卫，史言诸吕皆惮朱虚侯，虽大臣亦依朱虚侯，刘氏为益强。而朱虚侯之所以见惮于诸吕者，非为其能斩亡酒之一人也，以其有齐王在外为之兄也。及朱虚得诸吕之阴谋，而告齐王，使起兵讨诸吕，执言仗义，入诛诸吕之不当王者，于是灌婴兵出，即与连谋。而诸大臣外恃齐王，内恃齐王之弟，知诸吕之所惮者在此，始敢萌诛诸吕之心。不然，则丞相平、太尉勃正未敢劫令郦商之子往绐吕禄也。虽绐吕禄，而不以齐兵之罢为言，吕禄正未必听也。吕禄不听，则太尉正不得入军也。即入北军，而一军之中，不因有齐兵在外，正未必敢入人人左袒也。况朱虚侯手斩吕产而得南军，再斩吕更始而握禁卫，其弟东牟侯兴居又与周谋，是诛诸吕、复刘氏者，本齐王兄弟力也。况于分又当立，何舍之？而所立者乃在不诛诸吕、坐观成败之代王哉！此则平、勃之私，以其母家之不足为大臣忧而已。其时琅邪王怨齐，平、勃等与之议曰：“齐王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立齐王，恐复为吕氏也。淮南王少，母家又恶，惟代王母家薄氏谨良。”又曰：“薄氏君子长者，以善人则大臣安。”故舍齐王而立帝。而齐王贤甚已，不争功，而退守东藩。帝乃以朱虚、东牟初欲立齐王之故，竟绌其功，仅得赐金益户。逾年，始即割齐王之地，王朱虚于琅邪，王东牟于济北，济北王既已怏怏于夺功而反于前矣。乃今薄昭敢杀汉使，是不为谨良，不为君子长者，不为善人，则更非大臣初意。不杀之，将无以谢天下，而服诸侯王之心。故忍于必杀，以明己之公，而此心特不可告之太后，吾故于帝之贤，不能无责备焉。然则将如何？曰请于太后，即太后命杀之，帝亦曲赦之，削侯罢职。至教之不悛而再犯，则太后命杀之，帝遂杀之。庶母子以诚相与，而太后之心亦或不至于伤。夫法公也，而市公之心即私，故外有所市者，内必有所匿。先是元年正月，有司请立太子，帝欲待求贤圣有德之人而禅之，则为市公。至言吴、楚、淮南王皆可禅，而齐王尚在，反不及之，则似有讳言齐王而匿之者。薄昭之杀，亦市之之心也，其杀昭之心，不可以告太后，则又有匿之之心也。皆非诚也。然昭本有罪，而帝非得已。吾之说特充类至尽，汉唐宋诸君，岂有贤于帝者哉！（《增广古今人物论》卷三《汉文帝论》）

董其昌：往读史至汉文时，谋国之臣孰与晁、贾哉！贾大夫不难系单于头，而抱火积薪之虑，惟诸侯王为谆谆，又家令之疏备边，详哉乎其言之也。要以安宗庙而尊天子，舍削六国无足事者，帝心奇其才，莫能施用，竟成六国之祸。虽然帝之所能者，损万乘之重以重细柳而已。若曰：吾有真将军者，岂忧诸侯王哉！譬之治病，胫大如腰、指大如股者，症也。或言分之便，或言削之便者，禁方也，而条侯则医也。二子者，试方者也，试方者人费，试策者国废，得国医事几矣。藉令动六国之兵，而应以棘门、霸上之将，安在祸小乎？故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此文帝之明而熟于计也。（《容台集》卷三《贺楚方伯霖宇梁公晋中丞序》）

王　绅：予观文帝恭俭仁慈，可谓汉代之贤君矣。然而独阙于明断，何哉？于绛侯周勃之事而深见焉。夫勃，鄙朴人也，自高祖为沛令，即以中涓起从。观其披甲荷戈，攻守战斗，积铢镂之功，至封为列侯而食邑万户，则其忠勤之志已见于高祖爱遇之诚与垂死之嘱矣。夫何濒老而文帝以庸人之言遽疑其谋反，至令下狱而侵辱于小吏？苟非薄后之言，几置于斧锧，所见何其浅哉！予尝考其先，攻城破敌拥□之势者，固不可胜数。当高祖之疾也，命勃以相国代樊哙而定燕，及事未竟而高祖崩，则勃之欲反，岂非其时乎！高祖之崩也，惠帝、吕后继殁而诸吕乱，勃以入据北军而攻诸吕，天下之势皆归于勃，则勃之欲反，又岂非其时乎！勃于是时，既无谋反之意，乃为汉代社稷臣，易少主而文帝，则其忠勤之志又襮于是矣，而文帝又何疑哉！然文帝之立，勃之恩为大，以大恩之人而欲讯之以大罪，仁德良亏焉。虽然，宗社之寄非轻而人心之微难托，受天下之任固不得遁一人之恩而妨大事，理之常也。所可恨者，独阙于明断耳。昔太甲不义，伊尹放之，后太甲悔过而不疑；成王幼冲，周公相之，三叔流言而成王不惑；后汉昭帝以少孤而继大位，霍光为辅，燕盖上官谮之而昭帝能为之辨。是三君者，皆以稚童未练世故者也，特中心有明继断然。而文帝既不能效三君之为，又独不□妇人之志，吾不知其果何见耶？昔萧何、樊哙建不拔之基业，而高祖犹或系治于狱，或欲即斩军中，岂其习性而然欤？贾谊所云流涕太息者，当有为矣。（《继志斋集》卷五《汉文帝论》）

顾　克：文帝以高皇帝侧室之子，奉北藩于代，宋昌建策，绛侯奉迎，立为天王。寒心销志，不明求衣，躬修玄默，除苛解娆，开妖言之禁，去收帑之令，还千里之騄駬。惜百金之露台，逸游之乐，绝奇丽之语塞，躬衣弋绨，革舄韦带。起化于身以先天下，求真言极谏，而止辇受群臣之疏，不斧钺不朝之主，不桎梏受金之吏，且目黼黻而心田野，足轩陛而口茅茨。故劝农之外无奇语，蠲租之外无异说，而重民以厚本之政。盖天下新去汤火，而帝以膏粱饵之，故烟火万里。方内有安宁之庆，禁网疏阔，司刑无鬼哭之庭，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民生其间，亦一时之三代也。非宽仁恭俭之主，其孰能之哉？其备夷也，每饭念李齐，拊髀思颇牧，按辔行细柳外，虽和亲而内不弃自治之策。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尝穷兵出塞，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者，如一辄。盖天资甚美，故令德善政相望于册，使得道学之臣以佐之，十尧九舜曷足云也。惜大臣不过绛、灌、申屠之徒，而亦不免于微疵曲过，淮南王以辎车死，而致斗粟尺布之谣，新垣平以诡诈进，而有玉杯改元之失，作庙渭阳，亲祠五帝，师心不学，短丧废礼，为全美之累焉。（引自《古今人物论》九卷《文帝》）

顾炎武：汉元帝时，贡禹上言：孝文皇帝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疑者以与民，亡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断狱四百，与刑措亡异。（《日知录》卷十三《贵廉》）

葛　震：帝初即位，谦让弗遑，军领南北，夜拜朱昌。却千里马，赈贷危亡，赐书赵佗，去帝称王。诏除诽谤，续监秦亡。慎夫人幸，席舆后侵，袁盎却坐，嘉赐千金。半两榆荚，轻重不伦，更造四铢，以便于民。祸自怨起，福由德兴，除秦秘祝，过由朕躬。二十三年，鼎成上升，帝尚黄老，恭俭庄临。止辇受谏，江海日深，露台不作，费惜百金。霸陵瓦器，因山不坟，赐吴几杖，赏武愧心。家给人足，圣德浸淫，敦朴谦退，足为后箴。诏遗短丧，遂至而今。洛阳贾谊，奇才扶疏，过秦作论，治安上书。宣室诏问，帝席前虚，两为王傅，忧死命夫。淳于少女，名曰缇萦，上书讼父，齐称廉平。刑不复属，死不复生，身没官婢，愿赎父刑。帝怜其意，为除肉刑。檄责邓通，申屠嘉相，细柳将军，周亚夫将。（《诗史》卷二）

华庆远：孝文发口临文，无不雄警，而敛藏锋锷，千古独绝，自是天授，非代言者所能也。（《论世八编》三编第六卷）

叶　燮：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自周至汉八百有余年矣，何独无王者作欤？曰有之，独文帝一人而已。其出贾谊于长沙，不能如先王之任贤也，其时可兴礼乐，而谦让未遑，不能如先王之制作明备也。然吾尝谓其近乎王者，以其心为王者之心，斯其道为王者之道耳。文帝于汉家制度，未尝多所变更，而其治国也，有战兢惕厉之情，其保民也，有至诚恻怛之意。露台惜百金，帷帐无文绣，而后宫衣不曳地，为天下留财，而非徒示俭也；赐租税，除租税，赈贫养老，为天下散财，而非欲示恩也；止辇受言，可用用之，不可用置之，为天下集思广益，而非以鸣谦也；缇萦上书，遂除肉刑，吴王不朝，赐之几杖，张武受赂，金钱愧心。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为天下厚风俗，而非违道以干誉也。史称躬修元默，是其行道之本，化行天下，是其行道之效。盖其为人也寡欲，正其谊不谋其利，夏之启，殷之高宗，周之成康，不过如此。（见《历代史事论海》卷九《西汉论》）

龙体刚：文帝惠之弟，渭桥上符玺。玄默自躬修，韦带革为履。百金惜露台，献马却千里。藉田既亲耕，贤良亲策始。拊髀思颇牧，臣佗书一纸。贿吏赐金钱，收令生帑子。恭俭更宽仁，刑庭哭无鬼。细柳见将军，改容劳有体。法明礼乐修，德泽浃民髓。高厚同地天，成康斯媲美。独惜无九官，屈己和亲矣。改元因玉杯，短丧更废礼，廷尉平释之，治安哭贾谊。（《半窗史略》卷十）

又：汉文帝寒心销志，恭俭宽仁，丧服哭昭，肉刑不用。养老赦租，日黼黻而新田野；止辇纳言，足轩陛而口茅茨。撤夫人之坐席，不罪中郎；遏天子之乘舆，不驰细柳。召弄臣而不之拒，廷尉劾梁藩而不之嫌。昔人比之春风和气，芳香袭物，民生是时，真汉代之成康也。尚以淮南王之事为帝病，不思淮南之事迹已著，情难掩法。若必屈法原情，则流言可无管蔡之事矣，斗粟尺布，直野人谣语已耳。（同上）

方　苞：三王以降，论君德者，必首汉文，非其治功有不可及也。自魏、晋及五季，虽乱臣盗贼，闇奸天位，皆泰然自任而不疑，故用天下以恣睢而无所畏忌；文帝则幽隐之中，常若不足以当此，而惧于不终，此即大禹“一夫胜予”、成汤“慄慄危惧”之心也。世徒见其奉身之俭、接下之恭、临民之简，以为黄、老之学则然，不知正自视缺然之心之所发耳。

然文帝用此治术，亦安于浅近，苟可以为而止。其闻张季之论，犹曰“卑之毋高”，盖谓兴先王之道以明民，非己所能任也。孔子曰：“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书》曰：“周公师保万民。”若文帝者，能保之而不能师也。夫是，乃杂于黄、老之病矣夫！（《方苞集》卷三《汉文帝论》）

又：诸诏皆帝战战恐惧，克己循道以怀安天下之大政，他书则各入本传，观此可识本纪、列传记事与言之义法。（《方苞集·集外文补遗卷二·读书笔记·史记评语》）

爱新觉罗·弘历：三代以下，称汉文帝、唐太宗为贤主。然汉文知人不足，而安民有余；太宗知人有余，而安民不足。就其似者论之，虽各有其长，而欲媲美于虞廷之知人、安民，难矣！（《日知荟说》卷一）

又：文帝入继正统，宽仁恭俭，爱民务本，身衣弋绨，帷帐无文绣，约己师俭，为天下先。南越自立，以德怀之；匈奴入盗，令边备守，专务以德化民，培养汉祚，帝有力焉。（《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四《西汉总论》）

陈其山：文帝天资极厚，故能力行宽大，天下乂安，汉祚之长，实在于此。即云好尚黄老，亦无害为治。（引自刘鸿翱《绿野斋文集》卷二）

刘鸿翱：夫三代后善治天下者，孰如汉之文帝哉！世之论文帝，曰善用黄老。嗟乎，黄老岂足以治天下哉！史称文帝躬修元默，务以德化民，吏安其官，民安其业，畜积岁增，风流笃厚，禁网疏阔，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夫刑措而不用，此周自文武逮成康，积功累仁之久，百年间一见者也。文帝盖庶几焉，此岂用黄老之效哉！……且夫创制显庸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迹也，苟得圣人之意而用之，即让谦未遑，制作固无害于治。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礼度文章，焕然百废俱修。而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土木征伐神怪之事，日恐不给，百姓疲敝，起为盗贼，谈黄老者鄙焉。嗟乎！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其弊也在不循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论者乃曰不用黄老。文帝循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以治天下，所未遑者，制作之事耳，论者乃曰善用黄老，何其谬与！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未有不敬简者也，文帝可谓能居以行之者。世以用黄老目文帝，是以子桑伯子待文帝也。夫太简不可以临民，是向者仲弓之所辨也。（《绿野斋文集》卷二《汉文帝论》）

汪之昌：三代后称贤君者汉文帝，其一论者谓西京二百年之统绪，罔非文帝之善贻厥谋。按：汉高削平秦、项，未久而即世，继以吕后之悖暴，文帝踵其后以践祚。观于贾生疏《论积储》、晁错《重农贵粟疏》，当日府库虚耗可知。南粤倔强于南，匈奴岁扰于北何？莫非轻量汉家之无能为。国用兵力，最关治天下之至计。而汉文即位之初，与叔季世贫弱情形岌乎不可终日者，几无以异。考《汉书·文纪》二年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十三年诏除田之租税，是必仓廪充盈，故正供或从减或全蠲。赵佗上请罢长沙两将军，匈奴愿结和亲，是亦深知中国军威未容轻犯。曾几何时，规模顿成为富强。尝试推求其故，文帝致此者非他，亦务崇俭德而已。按：赞言帝欲作露台，以计直百金而止；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此所撮举犹是宫廷服御之微。按：帝即位二年，诏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是于不可弛之武备，惟恐妄费度支而力求撙节。《史记·律书》将军陈武等议讨南越、朝鲜，以一封疆，帝谓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原帝无议军之议，诚有鉴于兴师动众，常供或不敷支给，势必仍征取于民而烦费无已。时帝即省事以省用，所谓俭者不夺人义，堪印证矣。史言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承平安富之气象，迄今每令人神游其间。而文帝初未尝竭山川以生财也，亦未尝选士卒以奋武也。兵食之足，胥由俭德，其效乃有是哉！（《青学斋集》卷十三《汉文帝论》）

王　昶：汉高祖坚忍好杀，疑其不足以贻子孙。享国长久，卒历十二帝，祚二百余年，由文帝休养之功为多。盖自周衰东迁，五伯迭兴，百姓苦于战斗，至七国殆有甚焉。秦之帝也，不过四十年，侵寻迄楚汉间，喋血无虚日，民生之倒悬憔悴，五六百年于此矣。文帝自代来，见天下易乱而难治也，而周勃、灌婴辈，以行阵老，益厌言兵，于是务宽厚，崇清静，惇恭俭，以为休养生息之计。廷尉以张释之，更秦苛法殆尽。任张相如等长者，而啬夫谍谍捷给之人斥弗取。匈奴入犯，整军以御之，出塞乃已。尉佗倔强南越，卑辞逊语以屈之。虽以贾生流涕太息，欲缚中行说削七国地，帅天下以整齐严肃，帝犹恐其纷更扰动而不之用。于是乎安静无为，汉之元气始固。夫是时，周亚夫、剧孟之徒善将兵，非逊于卫青、霍去病、杨仆诸人也，陆贾之徒善驰说，非逊于张骞、唐蒙诸人也，而文帝卒不之使，以为天下已宁矣，百姓苦战斗已久矣。抚循之，安辑之，足以为治。不然，骛远略而忽近患，此亡秦之续尔。文帝不忍为也。文帝惟不忍为，然后百姓之戴汉也益坚。故虽以武帝踵其后，连兵三十余年，中国骚然，而百姓犹不忍以乱且叛。不然，高祖所为，岌岌不终日之势也，何能享用长久如此？虽然，武帝之好兵，景帝之残刻启之；景帝之残刻，文帝使晁错为家令启之。则为文帝者，其于佑启之道，惜犹有所未尽也夫。（《涵芬楼古今文钞》卷五《汉文帝论》）

杜　诏：文帝恭俭慈惠，务以德化民，其除诽谤，去肉刑，蠲租税，犹小焉者也。匈奴三入而三拒之，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烦苦百姓。即位二十三年，宫室园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以敦朴为天下先。洵乎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岂以狱周勃，宠邓通，短丧废礼少之！（《读史论略》）

杨琪光：孝文之俭觳，古今罕并，卒底殷富。众谓其祖宪黄老，在廷诸臣亦多用法，然黄老为吾道蠹病甚矣。文帝率臣民而师法之我夫子之道，不绝如缕，其不及过曲阜专以太牢祀孔子之高帝远甚，且又非尊用儒术之孝武比。特资性厚，屡有宽诏，之下沛足，培国本与深厚。世以其长，遂概其余不之责焉，足嗛后人哉！（《读史记臆说》卷一）

王树敏：宽猛相济，子产之言中道也。一于宽者，文帝弛纲之弊，一于猛者，景帝酷吏之弊，俱非所宜耳。（《史论正鹄·初集卷四》）

又：文帝无赏罚之明，故为臣下所蒙之，揭之而弊立见。（同上）

李廷机：文帝以侧室子入继汉统，树德弘休，务为宽和之政。除收帑相坐之令，去诽谤妖言之法，下春和赈贷之议，赐天下田租之半，举水火之元元，而衽席之，不可谓不为也。而吕氏谓帝可为而能不为者，非病其不为也。病其不能大有为也，盖人君之出治也，患其无能为之资，又患其无能为之时。时不可为而为之，是强天下而扰之，其失也躁率；时可为而不为，是委天下而弃之，其失也废弛。二者之为皆过也。今观恭俭如帝，爱民如帝，是有可为之资也。承高惠之后，海内殷富，黎民淳厚，又值可为之时也。夫顺风而呼，声不加疾，而听者自远；登高而望，明不加察，而视者自彻，势使然也。使帝乘其可为之时，展其能为之资，毅然以大有为自任，尊德乐道，举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次第推行，则可以挽马上之习，四三王而六五帝矣。惜乎宗黄老之教，束手谦让未遑，绵蕞之仪，秦仪也，帝独不能釐而振之乎！封郡之制，秦制也，帝独不能扫而更之乎！坑焚之禁，秦禁也，帝独不能徵山棲之彦，而探孔壁之藏乎！致使痛哭流涕之贾生，竟虚夜半之前席，是帝不能以身处于五帝三王之上，故其治效也，亦止于道不拾遗、外不闭户而已。譬之射者，志于百步则百步，志于五十步则五十步，非百步与五十步之勇怯也，为与不为也。以此论帝，帝何辞乎！虽然，帝亦不可轻议也。谢绝匈奴，三入三拒，尽用天下之力也；惜露台之费，去曳地之衣，不尽靡天下之财也；赐几杖于骜藩，馈金钱于墨吏，不尽索天下之情也。以其所不尽者，贻厥孙谋，凡四百年之汉，用之不穷者，皆帝之所留也，论者岂可以不为而短之哉！（见《历代史事论海》卷十《文帝可为而能不为论》）

陈明卿：文帝精于用兵者也，观其视棘门霸上，如见戏，而识真将军于一见之间，非得黄老兵机者，何以及此！但帝善藏其用，不欲以知兵善将，将显然至万分不可已则又不得不发矣。所以自击匈奴，非尝试也，大勇神武不轻用，而又不可不用也。至于兴居谋反而帝益发（身）〔深〕省矣。自后备边和亲，柔道之用孚及豚鱼，虽匈奴未灭，而患亦少衰矣。不战而屈人兵，上兵伐谋，未有知其妙用者。后世无帝之知兵而轻言和亲，无帝之神武而率尔亲征，皆偷安侥倖，岂帝王术哉！（引自《史汉初学辨体·文帝纪》）

孙月峰；汉语质，下令每简峭有味。（引自《史汉初学辨体·文帝纪》）

徐退山：汉初诸诏各见本色，高帝真气惊人，武帝雄才杰立，独文帝温醇深厚，令人思三代之遗。（引自《史汉初学辨体·文帝纪》）

刘　沅：史迁有言：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微言者，授受亲切之言；大义者，仁义中正之理。圣人修身以暨于天下，而道一风同，所恃者何哉？其心周知乎万物之故，而其道适得乎人情之宜，随时处中，风同道一。自春秋迄于战国，礼乐陵夷，民生久执隘矣，益以狂秦暴楚而古道荡然，盖不特典籍沦亡，抑且师傅失实。以文帝之贤，虚怀纳谏，而不得大贤辅之，观其前席而求亲策，而用殷勤求治之念，可不谓千载一时，而晁、贾诸人议论不过如斯。夫重农恤下，控制防边，固皆当时之急务，然内安外攘，必得贤才培养，旁求尤多善术。天下初安，将相多勋旧之臣，藩王受先帝之命，俱不可以轻为动摇。且于时，民苦其贫，财苦其匮，外寇苦其太强。文帝经营富庶，优待强梁，不可谓非怀柔之良策。是故赵佗吴濞俯首称臣，匈奴单于亦无大逞，使有伊周之佐，从容而效格心，可以不惑。志于黄头郎，周祥而兴礼制，可以消强梁于国内外，而诸臣不能也。是故虽有明智，不得孔孟之遗则，匡扶大业，通变宜民，必难尽善。三代而下，若帝之仁厚贤明，实为希有。君非其人，臣又希济，君子是以慨明良知不易兼全也。（《史存》卷八）

夏曾佑：汉之盛世，实在文、景，此时距秦、楚、汉三世递续之相争，已近三十年矣……初，太尉既诛诸吕，废少帝，议所立，以代王高帝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乃迎代王而立之。元年，有献千里马者，帝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于是还其马，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今四方毋求来献。”（此在后世成为具文，而汉文则为七国以来之创举。）初，秦开南越，置郡县，设官吏。及秦乱，秦将赵佗乃据地自王。汉兴，高祖使陆贾说佗，佗乃称臣。至孝惠、吕后时，皇室多故，汉兵不能逾岭，佗因以兵威财物，赂遗闽越（蛮族名，今福建省）、西瓯骆（蛮族名，今广西、越南之间）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乘黄屋左纛，自称武帝，与中国侔。帝乃为佗亲冢在真定者，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赐宠之，复使陆贾使南越，赐佗书曰：“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此亦七国以来之创论。）贾至南越，佗恐，顿首谢罪，称藩臣，去帝号。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少女缇萦上书曰：“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帝为之除肉刑。此皆帝之大略也。文帝好黄老家言，其为政也，以慈俭为宗旨，二十余年，兵革不兴，天下富实，为汉太宗，其专制君主之典型哉！帝时天下有两大事肇端，一其果显于景帝，一其果显于武帝。帝待诸王至宽大，诸侯骄泰，淮南王长至称帝大兄，而椎杀辟阳侯审食其于阙下，帝皆不问。洛阳贾谊上疏，请削诸侯，而改正朔，易服色，帝并不听。（皆非黄老之旨，文帝之学，盖优于贾谊远矣。）其后济北王兴居（齐王襄之弟，文帝二年封）发兵反，败死。淮南王长谋反，废徙蜀，道死。吴王濞招致郡国亡命，采豫章（汉郡，今江西省）之铜以铸钱，煮海水为盐，反迹日著；帝赐以几杖，不朝（吴之反谋，实因汉太子与吴太子争博，太子因引局提杀吴太子之故，故其曲在帝），其后卒致七国之变。帝初年，宦者燕人中行说降匈奴，始教匈奴猾夏，至武帝尽天下之力，仅乃克之，皆帝之所遗也。（《中国古代史》［上］第二编《中古史》第一章第十七节《文帝黄老之治》）

钱　穆：汉自高祖迄于吕后，二十余年，社会复苏，其当时内外之情势，俱如上述。而文景两朝政治之措施，又如何乎？汉孝文为中国史上有数之贤君，其最为后人称诵者，厥为其自奉之俭约……其次则为待人之宽仁。其尤有关系者，为废肉刑。……史称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风流笃厚，禁网疏阔。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其外对邻敌，内抚诸王，亦一以宽厚之意行之。南越尉佗自立为帝，文帝召贵佗兄弟，亲致书，存问有加。与匈奴结和亲，已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人，恐烦百姓。吴王濞诈病不朝，因赐几杖。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其务以德化有如此。论其宅心之宽厚，为政之清简，诚堪谓为盛德之君而无愧也。

……然文帝虽仁慈，亦非不知政治之不能终以无动无为，一务恭俭玄默以为长治久安之计也。贾谊所言，文帝且一一行之。帝临崩，告其子，一旦有事，周亚夫可用。景帝卒用亚夫平七国之变。特文帝以代王入主中朝，诸王在外者，非其长兄，则其伯叔父。廷臣皆高祖时功臣，封侯为相，世袭相承。文帝即由廷臣所立，强弱之势，难于骤变。其时汉中朝之政令，既不能行于王国，而汉帝威权，亦不能大伸于中朝功臣之上。故贾谊一言，而绛灌之属皆不喜，谓洛阳少年，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虽心悦谊，不得不外疏之。然文帝以慈祥恺悌默运于上，二十三年之间，而中央政府之基础日以稳固，外有以制诸王，内有以制功臣，则文帝之贤，又岂仅于慈祥恭俭而已哉？景帝虽遵业，慈祥之性，不能如其父。为之谋臣者，如晁错，又以深刻，主促七国之变。大难虽平，错亦见诛。然自高祖以来，功臣外戚同姓三系纷纭之争，至此告一结束。而中央政府一统之权能，遂以确立。景帝又用郅都宁成，务为严酷。痛诛游侠之徒，宗族豪杰，尽为惴恐。匈奴在景帝时，亦幸勿为大患。而俭约之守，则自高祖以来七十年相守勿衰。从此内力充盈，乃生武帝，雄才大略，得所凭籍，终以造成西汉全盛之势。文景之治，固为其主因矣。（《秦汉史》第二章《汉初之治》第三节《文景两朝之政治》）

蔡尚思：汉文帝号称三代下第一贤明君主，其实却是一位“自欺欺人”“有名无实”的昏暴皇帝。例如：（A）屈己事虏。文帝的对匈奴，名为和亲，实则臣事；和亲之事，名为爱民不战，实则纵敌杀人……（B）昏愚迷信。文帝因梦见“黄头郎”而尊幸邓通，因信“星气”而幸赵谈，公孙臣陈五行之事而召为博士，赵新垣平“以望气见”而亲郊见五帝庙，因新垣平诈令人献玉杯而“始更为元年”；召见久别的贾谊，不问民政而问鬼事；大臣诛诸吕迎他，他竟狐疑不听活人（宋昌）的忠言，而听死物（龟）的一卜，甚至以“天王”为“诸侯王”，连那封建圣人（孔子）作的“帝王须知”（《春秋》）也未一阅（详见《文帝纪》《佞幸传》《贾谊传》及丘濬、余有丁之论）。（C）免除田租而不改革田制……当时有产的大地主和无产的农民两种阶级，还是相差很远；而文帝不思均产，而要免租税。殊不知管田者本应出租税，现在除田租，便是免除管田者的租；管田者既免出租，自然可以从此更富了。而在无田者，本来就无须出租税，何待于文帝之下令免出？是半点的利益也没有受到；而且由于富者因免田租而更富，则一般贫者自然要被更重地压迫，更无望由下层翻身来与富者争平等。由此看来，文帝此种免租政策，简直是要使富者愈富，富者大受其赐；贫者愈贫，贫者大受其亏。名为仁政，实则虐法。名为救贫，实则助富。此点在东汉的荀悦，已有见及。（D）真虐伪仁。这方面，可分为三点：第一，是以死刑代肉刑……第二，是除收孥诸相坐律令，而不除夷三族之诛……第三，立轻法而行重罚……（E）真奢伪俭。第一，对于佞幸的奢侈……第二，是对于宫室的奢侈……第三，是对于陵园的奢侈……文帝对待佞幸与营造自己的宫室陵园，既皆富厚奢侈到此地步，而当时及后世反赞美他的俭朴，这真是再滑稽也没有了！所谓贤昏俭奢的分别，原来是在乎名，而不在乎实的。（F）赏罚不公——从私情而不从公道。第一，是不赏大功……第二，是不罚大罪……（G）不知用人。第一，是喜用奸宦。如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中行说傅公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行也，为汉患者！’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信之……”（详见《史记·匈奴列传》）结果增加匈奴的强硬，弄到国家危急，人民痛苦，真是“咎由自取”。此外如宦者赵谈、北宫伯子等，也是文帝的“宠臣”。（详见《佞幸列传》）第二，是不用贤才，如贾谊是文帝时的第一个贤才……以这样大才远识的人，而给他谪死，既不能用贤人，怎样算得是贤君？总而言之：文帝的行政与做人，做奴隶有余，做领袖不足；于治标为优，于治本为劣；长于苟安，短于进取；只有小惠，而无大德；毫无武功，极不忠实，殊少特识，不能制作。只是过渡或维持现状的君主；根本谈不上大道至治。明王渐逵说：“礼乐未遑之对，卑之无甚高论之言，其规模局隘，气象委靡，卒使古帝王经世之迹，不复见于今。是有保天下之心，而无高天下之识者也！”（《乞陈愚见疏》，见《岭南文献》）而张履祥也说：“观于汉文帝，知徒善不足以为政。”（《备忘一》）至其毫无见识，事事随人言而转移，以致弄到自相矛盾，宋王楙的《文帝轻信》最有见地（《野客丛书》卷十四）。而其实行德化，实有缺点，如孔文仲的《文帝论》所批评（《三孔清江文集》卷二）。文帝更和武帝同样地注重法治，而且都比不上秦始皇的宽大公正，详见章炳麟的《秦政纪》。（《中国历史新研究法》第九章《批评、叙述与客观态度》）

李澄源：史家称文景之治比于成康，以为汉之极盛，独刘向崔寔之言为异。应劭《风俗通》载刘向对成帝曰，文帝遵汉家，基业初定，重承军旅之后，百姓新免于干戈之难，故文帝宜修秦余政，轻刑事少，与之休息。以简约（编者按：《风俗通义》其后有“节欲”二字）自持，初开藉田，躬劝农耕桑，务民之本。即位十余年，时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然文帝本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以故礼乐庠序未修，苟温饱完给，所谓治安之国也。其后匈奴数犯塞，侵扰边境，单于深入寇掠，贼害北地都尉，杀掠吏民，系虏老弱，驱畜产，烧积聚，候骑至甘泉，烽火通长安，京师震动，无不忧懑。是时大发兴材官骑士十余万军长安，随（编者按：《风俗通义》作“遣”）丞相灌婴击匈奴，文帝自劳军于太原代郡，于是北边置屯待战……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蚀，地数震动，毁坏民庐舍，关东二十九山同日崩溃，水出河决酸枣，大风坏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虫。文帝下诏书曰，间者阴阳不调，日月薄蚀，年谷不登，大遭旱蝗饥馑之害，谪见天地，灾及万民。丞相御史议可以佐百姓之急。推此事类以右及中宗之世，不可以为升平。成帝曰，其治天下孰与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之时，亦以遭遇匈奴宾服，四夷和亲也。上曰：后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几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语何从生？向对曰：生于言事，文帝礼言事者，不伤其意，群臣无大小，至即便纵容言，上止辇听之，其言可者称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者多褒之。后人见遗文则以为不然，世之毁誉莫得其实，审形者少，随声者多，或至以无为有，故曰尧舜不胜其善，桀纣不胜其恶，桀纣非杀父与君也，而世有杀父君者，人皆无道如桀纣，此不胜其恶，故若文帝之任贤不胜其善，世俗褒扬其德比成王，治几太平也。然文帝之节俭约身以率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之难，似出于孝宣皇帝者也。如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不及孝宣皇帝，崔寔《政论》，亦谓宣帝之政治优于孝文。（《论衡·儒增篇》载光武辨文帝不居明光宫，断狱不三人。）大抵汉人称文帝颇有溢美，故刘向以为俗人所妄传，言过其实，以刘向之言合之于司马迁、班固之言，其称文帝之美相同，惟其政治不及宣帝，则班马所未及。以当时情势推之，刘向之言可信，但谓文帝治理之才不及宣帝，则又非知文帝者也。世以文景并称，景帝实不逮文帝甚远。景帝守文之主耳，而其政治一依文帝之旧，则并称亦可。《汉书·刑法志六》，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蠹，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及孝文皇帝即位，躬修玄默，劝趋农桑，减损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乐，蓄积岁增，户口寝息，风流笃厚，禁网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与民，是以刑罚大者，至于断狱四百。《史记·平准书》云，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史》《汉》所论为文景时代之政治社会情况，上承萧曹以来之治，以宽厚清净为主。汉初宰相皆汉初功臣，至景帝之申屠嘉为止，故汉初政治如出广辙，文景之治，为汉初黄老政治之极盛（汉人所谓黄老进退而已）。然各时代政治上之困难问题则不全同，高祖时之困难，外患则匈奴，内患则异姓诸侯王。高后惠帝时惟匈奴为患，惠帝殁后，始有大臣之偪，而同姓诸侯无忧也。文帝时三者并起，夷狄诸侯大臣皆可畏，稍一不慎，即足以倾覆汉室，幸大臣无篡夺之心，不与夷狄诸侯相合，不然则汉朝必致瓦解。文帝才大，能销患于未形，史家但称其德，罕言其才用，刘向且谓治理之才不及宣帝，失其实也。文帝之时犹是封建时代，汉所谓治者十八郡，诸侯自为政如战国之时，其政治之不及宣帝，即此可想见，况其时大患未去，又安暇及此耶？（《秦汉史》第五章《文帝景帝》）

李长之：文帝和景帝，则表面上是最和善、最仁慈的，但其实那真相却正相反。文帝，不用说，是对于黄老之术最精的人，他的谦让和宽厚都只是手段。那时的政治家如晁错，如贾谊，如张释之，也都是申商刑名之学的法学，这是他的周围。周勃出了狱以后，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这时是文帝三年（前177），可见那时的法也何尝宽？至于那个直言的老实人冯唐，便曾当面说文帝：“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吴王濞的使者也当面警告过文帝：“察见渊中鱼，不祥！”这都是可以看出文帝的真面目的。有着司法精神的张释之，并且一则对文帝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二则对文帝说：“法如是足也！”可知严法重刑本是文帝的倾向。文帝对于削诸侯事，表面上好像不听晁错的奏书，可是他对于淮南王就轞车传送，“暴摧折之”（袁盎语），后来死在路上；更从贾谊的谏书上看，“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二事均公元前174年），傅相便明明是派去了监视的；最后，又把周亚夫交给太子，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后来周亚夫却就是平七国之乱的主将。文帝的表面做得那样好，其实早已处心积虑，准备收拾一切碍眼的势力了！晁错是被称为峭直刻深的了，实则文帝正似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五章《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中）——必然的悲剧》）

何兹全：文帝景帝时，继续执行惠帝高后时的休养生息、安集百姓的政策。文帝景帝（前179年到前141年）在位的四十年，是汉初继惠帝高后之后又一个政治上安定、经济上发展的时期。因为政治上安定、经济上发展，人民的生活自然也是安定向上的。这一时期在历史上就博得了一个“文景之治”的雅号。

就历史事实方面来看，文景时期的被人称赞，也是有道理的。所谓“文景之治”，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去理解：

一、文景两朝的政策，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继续安定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公元前178年（文帝二年）下诏“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汉书·文帝纪》），即由原来的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公元前168年又诏“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同上）。第二年，又根本免除了田租，一直到公元前156年（景帝元年）才恢复三十税一。自公元前167年到前157年十一年中没有收过田租。人头税也有减轻。汉代人头税称为算赋，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人每年出一百二十钱，称作一算。（《汉书·高祖纪》注引《汉仪》注）文帝时减为民赋四十（《汉书·贾捐之传》）。徭役也有减轻，原为一年一役的徭役，改为“男三年而一事”（同上）。

二、文帝时的政策，协调了统治阶级内部功臣、宗室封国和皇权的关系。当时，在政治上，汉帝国朝廷以内存在功臣这一势力，朝廷以外，有已渐形成分离势力的封国。皇权和这两种势力都有矛盾。文帝对这两种势力努力采取妥协的政策，以求得政治上的相安无事。

三、文帝自奉是很俭朴的。《汉书·孝文帝纪赞》说他：“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秦汉史略》）

郭双成：西汉前期的几个封建帝王中，司马迁认为汉文帝是他理想中的所谓“明君”。《孝文本纪》通过对他的事迹的叙述，可以说是给当时的君主树立了一个宽仁俭朴、与民休息，对国家的发展壮大起了重大作用的帝王的典型。根据《孝文本纪》所写，他即位的头一年，即下令“除收帑诸相坐律令”；第二年，先是下令“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接着又下令“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最后则是除“诽谤妖言之罪”。十三年，又先后下令除“秘祝之官”“除肉刑”“除田之租税”。后六年，“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诸侯毋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狗马，损郎吏员，发仓庾以赈贫民，民得卖爵”。凡此种种，在司马迁看来都可以显示出汉文帝之“为帝”来。……在司马迁看来，封建帝王就应该像汉文帝这样“专务以德化民”，以达到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班固在《汉书·文帝纪》中把司马迁的上述一段带有总结性的文字稍加改动，用作赞语，说明他完全同意司马迁对汉文帝所作的评价。《史记·律书·太史公曰》写有这样一段称颂汉文帝政绩及其为人的话：“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这些称颂汉文帝政绩的话，虽然是有些言过其实，但也反映出汉文帝时期的政治是比较清明的，称文帝为“有德君子”，表示了司马迁对汉文帝的一种衷心赞美之情。唐代大诗人杜甫曾明白说出他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也可以说是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封建社会中一些具有强烈人民性的伟大诗人和作家的共同理想。（《史记人物传记论稿》第二章）

于豪亮：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文帝二年（前178）和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算赋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景帝二年（前155），又把秦时十七岁傅籍给公家徭役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始傅，而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为二十三岁。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做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数罪人，即被判处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②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改革的后两项在当时和以后虽没有认真执行，但文帝时许多官吏能够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民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文帝个人的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他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言，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建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但是，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文景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文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对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虽曾有所限制，但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清除其动乱隐患；景帝三年（前154）吴楚七国合谋叛乱，与此当有一定的关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Ⅲ·文景之治》）

王兴国：汉初的无为政治虽然给社会带来了稳定政局、安定秩序、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等好处，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其一，是纵容诸侯王骄恣不法，这也就是贾谊所说的“高拱而不忧”，“而故成六国之祸”（《权重》）。例如，文帝明知吴王刘濞心怀不轨，称疾不朝，却赐以几杖，特许他不朝，这样客观上助长了诸侯王的野心。其二，是听任富商大贾奢僭。例如文帝的除盗铸钱令，就为诸侯王、大臣佞幸、富商大贾积蓄货币、垄断国计民生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其三，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不公，激化了阶级矛盾。文景两朝，虽然从法律上强调重农抑商，但由于上述的放任政策，使工商者实际上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和地盘，而广大农民却在商贾大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下更加贫困。这就正如晁错所说的：“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论贵粟疏》）正是鉴于这种情况，所以贾谊和晁错都反复揭露当时社会上潜在的和正在激化的各种矛盾，指出其危险的发展前途，并且大声疾呼，要求最高统治者改变那种消极无为的政治态度，转而采取积极有为的进攻策略。但是当时一方面由于客观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例如文景两朝主要还是致力于发展生产，恢复国力；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集团中的个别老人的思维模式一时难以转换，从中掣肘，使改革也无法进行。例如，汉文帝的皇后窦太后就“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汉书·外戚传上》）。（《贾谊评传》第十二章《陆贾和晁错的政治思想》）

朱宝昌：对文帝的治天下，明末大思想家王船山归结为一个“忍”字，一个“让”字（见王船山《宋论·太祖》）。文帝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能让人之所不能让，他是无往而不忍，无往而不让。他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呢？面对高皇身后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根据他母子的亲身阅历，他感到除去忍和让，别无下手处，怎样对付，也不合适。船山指出这纯粹是道家的老学。船山的论断实在精确无比，是读透五千言后对文帝治天下的方术的最高度的概括。为什么要忍呢？五千言中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又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己者胜。”这话等于说，真正强有力者是最善于做自我斗争的人。一贯伸拳头的决没什么了不起。又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读一系列格言，如嚼橄榄，越嚼越觉意味无穷深广。可是，我们理解它、欣赏它都还不算太难，谁能在生活上认真做实践功夫呢？也许对二千年后今天的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这是帝王教科书……

按：完全反暴秦之所为，正是文景之治的主要精神，基本方向高祖入关时已奠定。文帝对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是十分清楚的，这是他一生最感兴趣的问题。他以忍让治天下，只要求天下承认一条：皇帝必须姓刘，是高皇帝的子孙，此外，无事不可商量。他以忍让、以清静无为作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消毒剂。君权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这里，但他按兵不动。他不动，于是谁也不敢随便乱动，这便叫作以静制动，这便叫作以天下之至柔弛骋天下之至刚。他一不以搏击为能，二不使阴谋暗算，只是一味没力气，不使劲。（《朱宝昌诗文选集·论西汉文景之治和先秦黄老思想》）

王彦辉：文景时期，统治者在政治上的政策失误及其影响表现如下：

第一，文帝对骄纵跋扈的诸侯王纵容恣任，终于酿成数王反叛之祸。王国势力随着西汉政局趋向稳定，自文帝即位伊始就日益暴露出分裂割据的倾向。在政治上，一些诸侯王自为法令，僭越礼制，“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汉书·贾谊传》）；在经济上，甚者“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史记·吴王濞列传》），虽居“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汉书·贾山传》）；在社会上，游士宾客争往仕之，羽翼已成。由此可见，诸侯王国已从初封时的社会稳定力量质变为分裂割据力量，或“谋为东帝（如淮南王长）”，或“西鄉（向）而击（如济北王兴居）”，一句话，王国问题已成为西汉内政中最大的隐患。

对此，贾谊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对现有王国实行再分封，令其子孙依次受封其父辈封地，“地尽而止”，即使暂无封者，亦要“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汉书·贾谊传》）这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不失为削弱王国势力的重要一环。遗憾的是文帝并没有及时采纳，而是在时过境迁的十年之后才有限地加以推行。事实证明，造成数王屡反，特别是吴楚七国之乱乃骄纵使然，为汉中央政策失误所致。

政策失误之一是奉行古法，不能因时宜有所更张。文帝即位后，诸侯王图谋分裂的动向已昭然天下，不久就发生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的叛乱，说明封国制已丧失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可文帝碍于形势，更囿于祖宗成法，不仅没能有效地遏止现有王国势力的发展，反而继续进行分封，加上景帝所封，至七国之乱前汉中央的直辖地已由文帝初年的37郡减少至24郡。（参见林剑鸣《秦汉史》（上）第29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汉书·枚乘传》）

政策失误之二是片面强调稳定，坐失解决王国问题的良机。文帝初即位仅存五王国（其一为长沙王吴芮），这本是削夺诸侯王国的最好时机，文帝即使不能抓住转机压抑现存王国，终止同姓分封的旧制，亦应从机制上设法解决集权与分权的关系问题。可文帝即位后却又陆续分封了五个宗室王和三个皇子王，使枝强干弱之势进一步加重。及贾谊议“众建”，文帝不能持积极态度削夺王国权势，反而一味消极安抚，对称疾不朝的吴王刘濞姑息养奸，纵其从容进行二十余年的谋反准备。十年之后，吴国叛势已成，文帝又拒纳晁错、袁盎等人的削藩之议，不去并齐（齐王则死无子）、淮南（淮南绝国已十年）地入汉，反而依贾谊计，析齐为六、析淮南为三，这一滞后之举虽在日后减轻了诸侯叛军对朝廷的军事压力，但并没有避免所析之国卷入叛乱。

政策失误之三是对图谋不轨之王无原则地姑息、恣纵，助长其分裂野心。汉初王国权势虽盛，但政治上有汉置相国的掣肘，军事上无汉颁虎符，诸王也不得擅发兵，只要朝廷对“不臣”之王态度强硬，措施得力，完全可以避免诸侯反叛所造成的政治动荡。但文帝恰恰采取了在“政宽”掩盖下的“纵容”政策。如淮南王“骄蹇，数不奉法”，文帝一再容忍，不治其罪，致使刘长有恃无恐，在封国内“不用汉法，出入惊跸，称制”，驱逐朝廷命官，自置二千石、相，文帝仍“曲意从之”，终使刘长谋反身亡。吴王濞自文帝三年便托病不朝，“为谋滋甚”，晁错等数“言吴过可削”，而文帝不仅不罪，反赐以几杖，使刘濞“益骄溢”，“谋作乱”。文帝生前不能绳之以法，终于“畜乱宿祸”，遗害后世。

第二，文、景因循“无为”之规而不图改弦，使各级政府消极苟安；又选官多取刘邦旧人，“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使统治集团缺少积极进取精神。汉初黄老思想为休养生息政策的贯彻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环境，历史作用不容抹煞。但政治上的“无为”也掩盖了各级官吏渎职怠工、纵人为奸的另一种倾向。我们决不能善意地把“无为”与实现社会治理等同起来，也不能把“有为”与社会安定对立起来，总体战略上的“无为”是促成社会趋向秩序发展的前提；具体工作中的“有为”是实现社会有序化的保证，两者在方向上并不矛盾。相反，任何在实际操作中将两者割裂开来，执其一端的作法都会把社会引入歧途。

……文、景二帝虽欲图振作，但缺少冲破这种传统氛围的勇气，每欲有所更张，都在群臣的“谏阻”下止步不前，这就决定文、景施政的主旋律只能是因循守成。

“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文帝即位后，已罢列侯就国，“颐指如意”，但在选官上仍不能突破功臣为相的旧例，公卿百官多取刘邦旧人。如文帝后二年（前162），张苍免相，“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余见无可者”，可文帝还要寻找一个“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的申屠嘉为丞相，不敢启用年轻有为的新人。这就使整个官僚队伍，特别是高层统治集团结构老化，“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赀”，致使人才的选拔面非常狭窄。这些出自屠夫、贩夫和靠父荫、富赀充位的大小官吏极少具备为吏的素质，缺少治国才能，更无深谋远虑。汉兴七十余年，“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汉书·董仲舒传》）。

第三，文、景二帝对世风日趋奢靡、贵戚官僚枉法为奸等现象“恬而不知怪”，以至于流俗日败，政风渐衰。文、景之世，社会上“背本而趋末”“以侈靡相竞”的风气业已演成，贾谊就一再呼吁朝廷采取禁奢措施，实现“富安天下”的目标。对此，文帝本人堪称楷模，在位期间励精图治，持俭勤政，对抑奢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但在商品经济日趋活跃、拜金观念不断滋长的社会氛围中，不是通过具体的政策、法令导民从俭，而是单纯依靠榜样效应、依靠吏民以礼义自律，当然没有多大号召力。何况文帝在持俭勤政的同时，又对宠臣邓通大加赏赐，前后“累巨万”，对臣下糜烂无度的生活方式听之任之，这无不助长了社会上的“淫侈之俗，日日以长”。

社会风气的腐化，人们对物欲的追求反馈到政治行为上，必然出现政府官员欺上瞒下、贪污受贿、行诈致利等权力腐败现象。正如贾谊所指，当时已是“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而朝廷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文帝蔽于“吏治蒸蒸，不至于法”的表面平静，在“网漏于吞舟之鱼”的条件下，对官吏腐化这股暗流缺少应有的政治嗅觉，不但没有及时予以治理，反而“不自扰”，“以为是适然耳”，以致政风日败，或“大为奸利”，“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权钱交易、权力腐败的风气由此形成。至武帝时出现“天下郡太守多为奸利”的严重局面，正是这股邪风的恶性发展。（《试析“文景之治”的政策失误及其影响》，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6期）

高　敏：从表面上看，汉文帝只是继承了惠帝、高后时期的黄老思想，推进了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实行了轻徭薄赋的传统政策，采取了一些重视农业与工商业的措施而已。以致于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既没有大兴土木的建设措施，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兴革举措，还没有兴师动众的壮烈行为，在他统治的二十余年中，好像一切都很平静，连《史记·孝文本纪》与《汉书·文帝纪》载其事迹也十分简略，有的年份，甚至无事可记，给史书留下了空白年代，从而给汉文帝造成了无所作为的印象。然而，这并不是汉文帝的真实形象。他提倡的清静无为政策，为的是防止官吏扰民，籍以保证劳动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与条件，并不是真正无所作为，更不是毫无兴革与建树。实际他的一生都在切切实实地为铲除亡秦暴政而努力为之；也在不声不响地为清除诸吕造成的消极影响而不懈奋斗；还在为维护与巩固刘邦开创的政治基业而煞费苦心，更在为不断实行旨在减轻劳动人民的租税徭役负担和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而采取各种措施。正是通过他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才踏踏实实地奠定了西汉前期长期稳定的政治基础，开创了社会经济迅速恢复与蓬勃发展的良好基地，实现了儒家所倡导的“仁政”局面，为景、武二帝时期准备了丰厚的物质条件，也为后世帝王树立了勤政爱民的典范。……后世史家，也称颂开创于文帝和继续于景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局面为“文景之治”时期。因此，汉文帝虽无雄心勃勃的改革家形象，也无气势汹汹的张扬表现，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改革者，正是他寓改革兴建于清静无为口号下的实干作风，开创了西汉王朝的新局面。故文帝决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皇帝，更不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皇帝，而是一个脚踏实的改革家，一个西汉王朝的忠实维护者。这就是他的个性特征的集中表现。（《论汉文帝》，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又：历史的进程是复杂的。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往往使历史的进程发生为人们所意想不到的后果。特别是剥削制度下，一些本来有益于劳动人民的措施，却会转化为对剥削阶级有利的政策；一些本来是为了发展经济的作法，却会引导出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一些本来可以是巩固政权、安定社会和维护政治传统的举措，却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汉文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结果是这样，他的一系列以巩固政权和维护传统为主旨的依靠老臣、宿将和刘氏宗亲的措施也是这样。这种以为善始而以祸害终的历史进程，是汉文帝所始料未及的，这是汉文帝的历史悲剧所在。

首先，文帝依靠、重用老臣、宿将和尊宠刘氏宗亲的政策，主要带来两个方面的消极政治后果：一是由于汉文帝依靠与重用老臣、宿将，忽视了对年轻官吏与将领的提拔和培养，从而造成高层统治集团成员的老龄化和丧失活力，使高级官吏与将领后继无人……二是尊宠与优待刘氏宗亲政策的实行结果，使得诸侯坐大，日益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严重影响中央集权国家政令的执行，甚至造成了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反叛。文帝时期已出现这种反叛的事实，如济北王刘兴居的反叛和淮南王刘长的谋反，就是明显的例证。至于景帝时期爆发的大规模反叛——“七国之乱”，也是在文帝时期埋下的祸根……

其次，汉文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更为严重，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帝的轻税措施，适足以资豪强，主要获得利者并非劳动人民，以致加速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二是文帝的弛山泽之禁、开关津之阻和任民冶铸的政策，虽然促进了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却使大批冶铸业者有了兴风作浪的本钱，造成了商人富贵而农民贫贱的反常现象，加剧了社会矛盾。

关于文帝的轻税政策适足以资豪强地主的问题，是这样引起和加剧的。文帝所实行的“十五税一”和曾经三度试行的“三十税一”的田租率，不过是一个征收田租的比率，而不是定额田租。在实际纳税的过程中，是按纳税者拥有土地的多少和每亩土地产量高低相结合的方式计算的。换言之，一家一户缴纳田租的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土地的数量，二是亩产量的高低。前者是个相对稳定的不变量，后者是因施肥多少和耕作勤惰等因素的不同而变化的可变量。基于前者，土地愈多者，纳税量也愈多，反之亦然；基于后者，劳动者施肥愈多和愈勤劳，亩产量也随之增加，纳税量也会愈多，反过来也是一样。对于一般的个体农户来说，拥有土地的量是十分有限的，他们只有靠多施肥和勤用力去提高单产。这样一来，按率田租法去缴纳田租，土地数量少所带来的好处是有限的，而由于多施肥、勤用力导致的产量增加所付出的田租量，会大大超过因土地少而获得的好处。反之，豪强地主土地多，自然通过低田租率所获得的好处也多；他们一般不直接从事生产，故通过亩产量的提高而多付的田租量落不到他们头上。于是，总的结果是：通过文帝减轻田租率的政策，主要获利者是豪强地主而不是农民……

关于弛山泽之禁、开关梁之阻和纵民冶铸等政策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危机，也是在封建剥削制度的温床上滋生出来的。以弛山泽之禁来说，给农民固然带来了樵采之便，但最大的获利者是战国时期遗留下的大批使用奴隶劳动的冶铁、采矿、铸钱和煮盐的大工商业主。他们进入山泽地区，占用山泽以为己有，大肆采矿、冶铁、铸造，以致富甲天下，还利用其资财交通王侯，结集势力，图谋不轨。有的还操纵市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甚至还不佐国家之急，任意兴风作浪。

再以纵民铸造货币来说，虽然增加了货币的流通量，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但能铸造钱币的人，只能是大冶铸业主和诸侯王，以致在文帝时期出现了专门以铸造钱币致富的不法之徒，正如《盐铁论·错币篇》所云，“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使得“吴王（刘濞）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吴、邓钱布天下”。《史记·平准书》也指出，因为文帝时令民得自铸钱，以致吴之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可见诸侯之坐大乃至叛乱，也与纵民得冶铸的政策有密切关系。

文帝的开山泽之禁、通关梁之阻和纵民冶铸等一系列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不仅带来了如上述的不良后果，而且还使当时社会形成了重视商人和轻视农民的风气。连司马迁也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纹不如倚市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种思潮，虽然到武帝时期才特别突出，但文帝时期实已开其端。故文帝之时，农民弃本求末之事，经常发生；文帝三番五次下重农之诏，也未能改变这种状况。商人致富之后，不仅在生活上挥霍浪费，而且利用资财，交通王侯，或用钱买爵，或纳粟免役，还大放高利贷盘剥农民，商人兼并农民之事与日俱增。法律上虽然重农抑商，但实际上商人的地位远在农民之上。正如晁错在给文帝的上书中所指出的：“今法律贱商人，而商人已富贵矣；（法律）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出现了“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的“上下相反，好恶乖迕”的反常现象。以致表面上的“文景之治”的太平景象，实质上却是危机四伏的火药桶。

对于因此而造成的社会危机，当时的政治家不是没有察觉到。年轻有为的贾谊与晁错，就曾不断地针对这些问题大声疾呼，并提出了解决矛盾、缓解危机的各种建议。例如贾谊的《治安策》，就指出当时的形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且各有所指。他还在《谏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中，指出纵民自由铸造钱币的政策，造成了劣币泛滥、钱文混乱、农民背本趋末和商人陷罪等弊端，因此，他力主废除纵民冶铸的政策。晁错也在看到了上述弊端之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文帝面对他们的建议，虽心知其正确，但因为老臣、宿将的反对而不能用，所以文帝的悲剧，既在于他未能预见其改革措施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也未能听取贾谊、晁错等人的正确建议。（同上）

研究综述

在《史记》十二本纪中，《孝文本纪》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不仅勾勒出汉代“至盛”时期的历史脉络，展现了汉文帝的治政轨迹，也型塑厚德谦让的君主形象，寄寓着司马迁的仁君理想。历代对《孝文本纪》和汉文帝的关注长盛不衰，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以“文纪”解读、文帝评价、文景之治为主导的研究取向。

一、关于“文纪”之解读

所谓“文纪”解读，是指对《孝文本纪》的解构与评析。它基于对“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1]历史书写的编纂体例，爬罗剔抉，既有对文本叙事、治政特点的历时把握，也有对释义考订、史实“镜像”的微观分析。例如，文帝为代王时，建都晋阳还是中都？入长安时，随入代邸的大将军是陈武，还是柴武？诸将诛吕之后参与讨论废立的刘氏家族代表是一人，还是二人？文帝六年冬，令“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屯兵飞狐时，将军官号是中大夫还是中大夫令，是姓令名勉还是名勉失姓？这些问题看似琐细，无关宏旨，实为串接“文纪”的历史叙事所需要。再如，“改正服封禅”之事已于太初元年举行[2]，而《孝文本纪》赞语中有“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的说法，既然“未成于今”，那么，其作者到底是司马迁还是司马谈（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至于《孝文本纪》的文本特点，也是解读者关注的对象。“叙法之简净，安放之妥当”[3]“读起来较有兴味”[4]是一种看法，“而何司马迁，博载失精粹”[5]是另一种认识，这些评价皆体现出人们对“文纪”笔法的不同感悟。

相较而言，对“文纪”解读的研究重点更多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孝文本纪》“多引诏书”之探讨。《孝文本纪》中，汉文帝的收帑、就国、亲耕、除刑、减租、和亲、节俭等治政，多通过引述诏书体现，它显示出司马迁历史记述的严谨态度。可是“太史公于他帝诏令多不载录”[6]，“他书则各入本传”[7]，为何唯独《孝文本纪》录诏令最详？如何看待这种特例？由此引出司马迁的帝王观、文帝的民本思想、汉初帝王治政策略比较等话题。至于“文纪”诏书的特点，亦为学者所重视。有人认为《孝文本纪》“以诏令为章法”，重在展示文帝的治政才能；有人认为“孝文各诏，质古温醇”，体现出其躬俭仁爱的形象特质；也有人注意到“诸诏皆帝战战恐惧”，透视出文帝的谨慎心态与内敛个性。汉诏比较也是孝文诏书研究的重要方面，它既包括对本纪中诏书内容的梳理，也引申出帝王气质与诏书风格的比较分析。有人认为文帝诏令质朴平实，在汉诏中尤为突出，“汉诏最渊雅，而文帝诏令尤为高”[8]；但也有人认为它既缺乏高祖的阔大气魄，也不同于汉武的雄健。“汉高纪诏令雄健，孝文纪诏令温润”[9]，“汉初诸诏各见本色，高帝真气惊人，武帝雄才杰立，独文帝温醇深厚”[10]，皆为其例。

近年来，对文帝诏书的研究又有拓展。其变化在于：由诏书背景的简单交待，延伸为对事件过程的探讨；由诏书意义的一般解读，转向对同类诏书的比较分析。例如，以往人们对文帝二年“令列侯之国”诏书之缘起，多止于“其说皆自贾生发之”[11]，即便探讨诏书的目的，也只限于对“一则代来知馈饷之苦，二则留京师孤刍牧之任，三则有缓急肘腋之祸”的点评。而当代学人通过考证，发现“令列侯之国”诏令表面上针对的是“高帝时大将”等功臣侯，实际上更注意防范的是诸侯王、外戚及其子孙，特别是淮南王和齐王的势力，因为他们构成对文帝的直接威胁。因此，“令列侯之国”实际上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易侯邑在淮南者”与“令列侯之国”作为相互关联的举措，有着深刻的政治用意。

其二，《史记·孝文本纪》与《汉书·文帝纪》之异同。从形式上看，《汉书·文帝纪》多取自《史记·孝文本纪》，以致有“班固断汉为书，失会通之旨。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自惭”[12]的评价，形成褒迁贬固的刻板印象。但同时，人们也注意到《文帝纪》确实补记了一些史事与诏书，对《孝文本纪》有所移文、增录与更评。“《汉书》大要袭此，惟诏书稍详”[13]。“《汉书·文帝纪》基本上袭用《史记·孝文本纪》，但有删有减，变化较多”[14]，因而《史》《汉》异同成为历代学者持续探究的话题。具体而言：

一是对记事缺略的补正。《孝文本纪》有“四年”“五年”“七年”至“十二年”“后三年”至“后五年”共十一年的缺略，这种缺略是司马迁援“春秋常事不书”之例，有意失书，还是原本就有遗落？有人认为司马迁记事只举要者，缺载系有意为之：“孝文为三代以来第一贤君，史公在孝武时作《孝文纪》，故尤极无穷慨慕也，二十余年深仁厚泽，纪中排纂不尽，止举其大要，而余者令人悠然可思，正是史公画龙点睛之笔，而或以为年缺不具有残简之失者，误矣。”[15]也有论者认为，班书增补也依其要。例如，对于文帝年间地震，《文帝纪》有“文帝二年，四月，齐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溃出”，而《孝文本纪》失载；《文帝纪》有“十二月，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徙琅邪王泽为燕王。吕氏所夺齐、楚地皆归之”，而《孝文本纪》缺“赵幽王遂子为赵王”“吕氏所夺齐、楚地皆归之”二语，且“徙故琅邪王泽为燕王”记为元年十月庚戌。二者相较，班书记事，有所补正。再如，据《史记》所载，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有食”，然而“望”在夏历为每月十五日，月中不会发生日食，所以《汉书》辨为“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删去“十二月望，日有食”，加以更正。

二是对增录诏书的分析。与《孝文本纪》相比，《文帝纪》增加了一批诏书，主要有元年“振贷诏”“养老诏”，二年“劝农诏”，十二年“劝农诏”“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诏”，后元年“佐百姓诏”。人们对这类“班氏特别用意处”加以梳理，认为它们皆是文帝恭俭爱民之实在处。李景星认为：“《文帝纪》只补出几层年月，增得几篇诏令，便又是一样精神”，而“《史记》阙之，便觉减色。班氏一一增出，当时善政，千载如目睹矣”[16]。黄震也称：“《文纪》所载皆恭俭爱民之事，一制诏必具，以其皆由恻怛之言也。《景帝》特载其政事之常、灾异之变，制诏不录之矣。至《武帝》，则始终备具著方士之欺谩，他不及焉。”[17]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也注意到，《文帝纪》与《孝文本纪》的差异，除了体现在内容增减，也表现在叙事手法方面。《文帝纪》着眼于以年月记事的形式体现人物政事，而《孝文本纪》更关注在“质古温醇”的叙述手法中对君主形象的塑造。

三是对移为班“赞”的争议。《孝文本纪》后六年之下、后七年遗诏之前，有一段自“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至“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总括文帝政绩的文字，因其置于帝崩之前，被指与文法不合；又因《文帝纪》将其移为赞语，引起对《孝文本纪》“颠错而残缺”的揣测，甚至被认为是“取班书补之”的证据。但是，也有学者予以反驳，认为这正是司马迁“善意安顿、脱出蹊格处”，体现出不拘一格的精神气度，“是大手笔”。《文帝纪》将其移作论赞，概括体现文帝节俭、忧民、安内、靖边的美德，凸显出其治身简约、政刑宽简的帝王形象和“专务以德化民”的人格魅力。在这一争议中，对班、马的比较不仅延伸为对本纪义法体式的探讨，也延及对作者用意的深入分析。

其三，与《史记》中汉初帝王之对比。历史书写既要将事件与人物置于当时的背景之下，也必然打着时代的印记。司马迁作《孝文本纪》基于怎样的时代背景？他的人生遭际对文本叙事构成怎样的影响？其写作过程与孝武时期的政治背景又有怎样的联系？《孝文本纪》与本纪中汉初各纪比较，有何寓意？诸如此类的问题皆为对汉初各纪中帝王进行比较研究的热点话题。在一些学者看来，“《景帝》特载其政事之常、灾异之变，制诏不录之矣。至《武帝》，则始终备具著方士之欺谩，他不及焉”[18]，与《文帝》的内容取式形成极大反差；文帝“务宽厚，崇宁静，以为休养生息”，与“武帝之好兵，景帝之残刻”形成鲜明对比[19]；而《孝文本纪》“既无《高纪》中疏荡之气，亦无《吕纪》中刻挚之笔”的独特风格，又引起人们对其写作背景的深层梳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史公在孝武时作《孝文纪》，故也”[20]，因而“通篇与《武帝纪》对照”（《史记论文》），以文帝治政寄寓批评武帝的明确寓意。如沈作喆认为，“子长赞文帝‘汉兴，四十余载，德至盛，廪廪乡改正服封禅，谦让未成于今’。而孝武初即位，未有德惠及民，便修鬼神之祀，公卿草巡禅，则为不仁矣，此盖子长之微意也”[21]。吴见思认为：“纪中铺序已尽，赞中反借其谦让未成，作反振法，即接曰‘岂不仁哉’，则未成处，非讥其略，正赞其仁也，直与武帝对照。”[22]刘咸炘也说：“论意以不改服封禅为仁，讥武帝为不仁也。”[23]但也有不同看法，吴汝纶就认为：“余向谓此激射武帝，今考之非也。言帝已惑于公孙臣、新垣平等邪说矣，其未成幸也。”[24]

二、关于文帝之评价

在十二本纪中，司马迁对文帝的评价是最高的。这既表现在《孝文本纪》的叙事选择，也表现在《史记》中对文帝德治的褒扬。从“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25]到“广恩博施”[26]“百姓遂安”[27]，不难看出文帝在司马迁心中的分量。班书同样给予文帝极高的历史评价，这一点，只要看看《文帝纪》刻意增补的文帝恭俭、劝农类诏书，即可见一斑。

马、班的褒扬奠定了历代文帝评价的基础。自汉代至魏晋时期，贾谊、晁错、桓谭、班固、杜笃、荀悦、应劭、曹丕、曹植、挚虞等人，多以对文帝史事的总体概括，评说其恭俭省约、以德化民的政绩。“汉承初定，恭俭省约，以惠体百姓，救赡困乏，除肉刑，减律法，葬埋薄，损舆服，所谓达于养生送终之实者也”[28]之类的表述，大致体现出时论的基本评价。唐宋时期，对汉文帝的评论也是热门话题。司马贞、白居易、宋祁、欧阳修、曾巩、司马光、王安石、郑獬、苏轼、苏辙、晁补之、张耒、朱熹、吕祖谦、叶适、王楙、李邦直、郑湜、陈仁子、王质、曾丰、蔡戡等人，以史评、策论等形式，旁征博引，论其得失。与前期评价不同的是，这一时期评说的论题更集中，论据更充分，论理更有说服力。例如，宋人王迈曾撰《文帝论》[29]数篇，从不同侧面展开分析。《文帝论一》论述文帝为仁柔之主，何以过人；《文帝论二》评说文帝有私心，何能改过；《文帝论三》比较文帝无武帝严苛，何以明察；《文帝论四》分析文帝爱贾谊之才，为何弃之；《文帝论五》辨识文帝不识贾谊还是贾谊无自知；《文帝论六》论证文帝治国禁网失疏还是度德量力。这些论述超出对文帝的一般评价，已经嵌入对其治政特点与治国规律的系统评议。明清时期，刘炎、孔文仲、张框、赵秉文、李东阳、郎瑛、黄震、董份、李贽、于慎行、丁南湖、程楷、袁黄、王世贞、张履祥、董文友、王绅、顾炎武、叶燮、方苞等人，或承续传统的认识尺度，或基于特定背景进行治政比较，使评价呈现出多样态势。近代以来，又有更多学者加入对文帝及其治政的学术关注。

文帝虽有生活节俭、胜残去杀、与民休息的一面，但是也有作为封建帝王的历史局限。如果只看到某个方面，忽略对文帝的客观评价，甚至人为地拔高、夸大，就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正如施丁所言，“对文帝的‘仁’‘德’，不能只看马、班的表面文字，还当做些具体分析”[30]。那么，历代对文帝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哪些问题？又存在哪些分歧？

其一，对守成之君的争议。

文帝推进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实行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为百姓赢得休养生息的时机，但这一过程并无大张旗鼓的兴革，并不引人注目。于是，他究竟是有所作为，还是因循自守、庸碌无能，就成为持续争议的问题。

持守成论者认为，文帝因循“无为”而不图改弦，持俭勤政却听任流俗日败，只是守成。“资质虽美，然安于此而已”[31]，“高则有慕古之迂，卑则有循俗之陋，故其事止于如此”[32]，所以，他既是历史盛世的主持者，继承了前任的遗产，又因缺乏进取，仅是维持而已。如宋人所言，“因前王盈成而守者，周成康、汉文景是也”[33]，在当代政治家眼中，这种观点也颇获认同。毛泽东就认为：“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34]

持务实论者则认为，文帝虽无大刀阔斧的张扬表现，却寓改革于脚踏实地的奋斗之中。他提倡清静无为的政策，为的是防止官吏扰民；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兴革举措，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为维护政治基业而煞费苦心；他努力铲除亡秦暴政，致力于“除帑削谤，政简刑清”、恢复经济、与民休息，这些皆为切实的变革之举。正是通过其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才奠定了西汉前期长期稳定的政治基础，为景、武二帝时期准备了丰厚的物质条件。所以，缺乏毕其功于一役的显豁政绩，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

其二，对弃用贾谊之辨析。

贾谊对文帝治政的影响，也是存有争议的问题。问题的要点有三：一是文帝待贾谊是厚还是薄；二是文帝为何弃用贾谊；三是文帝弃用贾谊与“七国之乱”的关系。

文帝待贾谊之厚薄，是指文帝对待贾谊是否公允。在这一问题上，马、班之间存在差异。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由于绛灌等短贾生，“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贾谊谏封淮南王子，“文帝不听”。由于文帝的失误，导致贾谊的不遇。班固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35]在班固看来，贾谊虽不至公卿，但其谋议已略施行，因此不能说“未为不遇”。两种看法，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学者的认识取向。世人“每以文帝不能用贾生为惜”，并在惋惜中流露出批评之音，“汉文疑贾生，谪至湘之阴”[36]，“才高众所妒，年少众所轻。奈何文帝贤，而乃谪贾生”[37]，皆是其例。“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38]诗中虽未否认文帝为“有道”之君，但批评他“恩犹薄”，不该放逐贾谊之意还是明显的。

至于弃用贾谊的原因，颇为复杂。一些评说将其归咎于文帝无识人之明，但也有不少评论着眼于思考问题：既然贾谊建言切中时弊，文帝为何不用其议？既然文帝有意削藩，为何在诸侯诋毁面前退缩不前？既然深知贾谊为一时之才，为何前后问计迥然相异？综合诸说，大致有这样一些看法：

一是贾谊“计贵戚之事，过于切直”，难被文帝采纳。贾谊指出社会的政治危机，提出改革政治的主张，颇得肯定。但由于即位不久，基础不稳，文帝又对贾谊的激进之举心存顾忌。所以，“帝心虽爱谊，而不敢决谊之用舍也”。正如赵秉文所言：“赖谊之策不行，遂以无事。使帝无贾生，不失为守成之贤主，而帝尽行生之言，其祸有不可胜言者。”[39]二是旧臣及贵戚的诋毁，迫使文帝疏远贾谊。贾谊曾得信任，“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40]，因而“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41]。但是，由于大臣对其“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的指责，使得文帝对其疏远，“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三是年轻气盛，锋芒毕露。寄希望于“立谈”间实现变革，因而其重要之策未获认可，“于是决知贾谊之才可以言文学而不可论政事矣”[42]。至于汉室轻儒术、重黄老，也被视为贾谊不遇的动因之一。

贾谊与“七国之乱”的关系，也是文帝研究的重要内容。“七国之变，不遽发于文帝之时”[43]，但这是否归因于文帝弃用贾谊的后果？有人认为，“七国之乱”在于文帝不听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计，“于时贾谊欲裂其国，以分封子弟，俾之久而可传，且拉其脊而折之。文帝竟不能用，拱手而成七国之祸”[44]。也有人认为，贾谊之忧，也是文帝之忧，只是双方基于对形势的不同判断。文帝希望假以时日，待其瓦解；贾谊则提出切直之策，力主变革。“文帝岂不知濞之不可销弭哉？赐以几杖而启衅无端，更十年而濞即不死，亦以衰矣。赵、楚、四齐，庸劣无大志，濞不先举，弗能自动。故文帝筹之已熟，而持之已定。文帝幸不即崩，坐待七国之瓦解，而折箠以收之。是谊与错之忧，文帝已忧之。而文帝之所持，非谊与错所能测也。”[45]这些观点看似有别，实则提醒人们，治政改革需要一定的条件。贾谊建言不为文帝接受，其原因可能很多，但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时机和力量把握的认知差异。如果时机不到，正确的建言也难以获得理想的结果。所以，不能只看贾谊建言未被采纳，就将文帝与“七国之乱”之间直接关联，甚至据此将文帝视为平庸无能。事实上，景帝时晁错实施的正是贾谊的主张，但因时势变易，不仅没能消弭乱局，反而使事件呈反向变局。如丁泰所言，“其（贾谊）欲削诸侯、震兵威，在当时则适与晁错同……向使谊不死，则此术虽见抑于文帝而必求试于景帝。七国之变为求错耶？……如晁则身不全，故为谊幸也”[46]。当然，从历史角度看，“七国之变，不遽发于文帝之时”，不等于文帝与之没有关联，“如景帝为太子，以博局杀吴王子而不问，酿成吴乱”。

其三，对治政失误的考察。

在《孝文本纪》《文帝纪》中，对文帝多为正面评价；历代文帝研究也多着眼于其善行罗列与政绩铺排，以“明君”定势替代了客观认知。即便指出偏差，也不被重视，更谈不上系统考察。因而，对文帝治政失误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

认识是一个过程，必然要经历由浅入深、由偏而全的阶段。对文帝失误的认识也是如此。早在《汉纪》中，荀悦就指出：“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寮之贤，而贾谊见逐，张释之十年不见省用，冯唐白首屈于郎署，岂不惜哉！夫以绛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犹见疑，不亦痛乎！”[47]惋惜背后，折射出对其不善用人的批评。此后，类似的批评屡有涉及。“虽天资仁厚，然失于轻信，赏罚之命往往出于一时而不加审细”[48]；“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49]；“惜乎辅之者无其人也”[50]；“惜百金之费不营露台，而赏赐弄臣累百钜万；稽古礼文谦逊未遑，而眩于玉杯之说。及议制度封禅号，称宽厚而所学者申韩，其与廷尉议刑常过于刻”[51]；“汉文知人不足，而安民有余”[52]，皆是其例。

在对文帝治政的探究中，也有学者超越了《孝文本纪》《文帝纪》所载善政之本身，依托事实进行分析，得出其治政失误的判断。在马、班等人的评价中，文帝的“除民田租”被视为惠政，荀悦则依托实情，指出受益者并非穷人。因为当时“豪强富人占田逾制，输其赋大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大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倍，豪强之暴酷于亡秦”，而“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自豪强”[53]。文帝的“除肉刑”为德政之说也被诟病。崔寔在《政论》中指出：“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具五刑。文帝虽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右趾者既殒其命，笞挞者往往至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诏曰：‘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民。’乃定律，减笞轻捶。自是之后，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也；以严致平，非以宽至平也。必欲行若言，当大定其本。”[54]

近代以来，对文帝的治政分析出现了由零散搜罗到系统概括的变化。蔡尚思在《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一书中辟有《批评叙述与客观态度》专章，认为“汉文帝号称三代下第一贤明君主，其实却是一位‘自欺欺人’‘有名无实’的昏暴皇帝”[55]。其根据：一是名为和亲，实则屈己纵敌；二是昏愚迷信，宠幸“风水”之臣；三是免除田租，贫者并未受益；四是虽除肉刑，仍为轻法重罚；五是真奢伪俭，名实迥然相异；六是赏罚不公，徇私不从公道；七是不知用人，用奸宦谪贤才。这种批判，概括了历代对文帝失误的批评，虽有矫枉过正之嫌，却集中展现了文帝一系列巩固政权、安定社会和维护政治的传统举措的消极后果。近年来，在一些秦汉史纲和秦汉论著中，对文帝治政失误的系统梳理愈益增多。

三、关于“文景之治”

所谓“文景之治”，是对文、景时期社会复苏、经济富庶状况的指称。历代史家、政治家持续关注这一现象，将其誉为封建盛世的标尺。其基本判断主要包括重农贵粟、轻民徭役、扫除繁苛、倡俭抑奢、慎用刑罚、与匈奴和亲等内容。

对文景之治的认知是一个过程，它既随社会的演进叠加新的内涵，亦因认识的深化呈现出历史的局限。

（一）文景之治认知的历史变迁

早在马、班书中，对文景治政已有高度评价。司马迁曰：“汉兴七十余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56]这一表述，概括了文景时期物质富足的情景。而班固云：“汉兴，扫除烦苛，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57]这一叙说，则点出文景在汉初治世中的作用。因此，文景并称，迄于马、班对汉初政治状态的评价。桓谭、杜笃、荀悦、应劭、曹丕、曹植等人，认可马、班对文景治政的认识，不仅对文帝赞誉有加，同时肯定景帝的“遵业”。如曹植《汉景帝》赞曰：“景帝明德，继文之则。肃清王室，克灭七国。省役薄赋，百姓殷昌。风移俗易，齐美成康。”[58]

延及唐代，对文景时期的认识又有变化。白居易在政论中多次提出，“迨于文帝、景帝，始思理道”[59]；“成康阜其俗，礼让兴行。文景富其仁，盗贼屏息”[60]；“当汉文景之时，节用劝农，海内殷实，人人自爱，不犯刑法”[61]，以“文景”指称表达治世蕴意。而且，文献中出现“文景之治”的表述，赋予这段历史以治世的明确指称。白居易在《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中提到，“虽成康、文景之理，无以出于此矣”[62]，将汉之文景与周之成康并举。今人王子今认为，考虑到避讳唐高宗李治的因素，文景之“理”，实指文景之“治”，进而推断明确的“文景之治”说法，最早可能出自唐人笔下。[63]为什么唐人关注“文景之治”？强调这个问题有何意义？综合诸说，一是梳理文景治政，以此印证盛唐成功。在唐人视野中，汉之文景与唐之开元同为治世，对二者异同进行分析，自然成为一时之选。白居易策论中对“开元之理”与“成康、文景之理”的比照[64]，即为一例。二是借助科举命题，可以引导史论取向。唐宋注重汉唐大一统的治政经验，策论常以汉唐盛世为命题对象。曾有论者认为，“今之论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为非盛世而耻谈之”[65]，对这种非盛世不取的命题取向提出批评。三是通过类比联想，意在强调唐宗政绩。唐人将汉文帝视为理想君王，赞美其恭俭礼让、厚民勤政的美德，但就本质而言，颂扬唐宗治政成就才是其醉翁之意。由于“汉代帝系中汉文帝已经被尊为‘太宗’。唐人在说到汉代这位‘太宗’的时候，自然是会联想到唐代那位‘太宗’的”[66]，由此在汉文帝与唐太宗之间自然建立起对应关系。因此，在学术视野中，文景并称与文景之治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异，一是作为修辞惯例，一是作为治世整体。或许可以说，真正的文景之治研究，是从唐代开始的。

历代文景之治研究呈现相对清晰的认知轨迹，但是仍然存在不足。表现在注重对文景之治一般特点的分析，忽略不同历史阶段的认识拓展；注重对文帝治政的系统梳理，但对景帝治政得失的研究显得薄弱，其原因如朱熹所言：“景帝以刻薄之资，又辅以惨刻之学，故所为不如文帝。班固谓汉言文景者，亦只是养民一节略同。”[67]

（二）文景之治与黄老思想

汉初崇尚黄老政治，“文景之治”也被视为黄老之学的代称。但是，对于文景之治是否等同于黄老政治，如何看待文景之治与黄老思想的关系，认识并不统一。有学者认为，黄老思想是按照传统的老子思想加上当时人的需要而形成的观点，或者说是当时的思想家们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提出的思想。所以，黄老之学是对老子思想的一种发展或改造，其实质和核心还是老子的思想。[68]也有学者认为，由于“黄帝书”散佚，“黄”究竟为何，面貌不清，造成凡言黄、老者，大都涉及老，而罕及黄，因而难以准确把握黄老思想的蕴涵。[69]至于文景之治与黄老学术联系的时间，以往关涉不多，近年已有学者指出“可以确认为夏曾佑所首倡”，因为其在光绪二十八年所著《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首次以“文帝黄老之治”“景帝名法之治”为章节标题。[70]

持文景之治为黄老政治者，主要基于对当时政治主流的考量。汉初国力萎弱，亟需休养生息，惠、吕、文、景诸帝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倡导黄老道家学说。文帝“躬修玄默”“本好黄老之言”，为太子配置谨厚长者为师，丞相陈平“好黄帝、老子之术”，加之窦太后作为黄老之学的政治代表，这种状况深刻影响着时代的政治取向和思想走向。据《史记·外戚世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因此，“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宫阙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处士如盖公、邓章、王生、杨王孙、安邱望之等，皆宗之”[71]。至于为什么窦太后好黄老，为什么窦太后死后黄老告退而儒学兴起，仍须进一步评析。

但是，也有学者对这种看法表示怀疑：“世之论文帝曰善用黄老，嗟乎，黄老岂足以治天下哉！”[72]依据这种观点，文景之治的思想模式并非专习黄老一家，而是诸家均有提倡。至于倚重的程度，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汉初以来的政治文化传统与制度架构是儒家提供的，文景之治依托的是儒道共法、儒道并用模式，例如缇萦上书一事中，文帝诏书引用的“恺弟君子，民之父母”，就语出儒家经典。也有学者认为，文景之治产生于“与民休息”的政策选择，如果硬要说其为某家之治，只能说是以儒为主的“杂家”之治。

至于黄老思想是否等于“黄”“老”并称或合称，认识也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黄老之名，起于文景，乃以《黄帝》《老子》之书合而成之，即使单治《老子》，亦称黄老。也有观点认为，汉初所谓“黄老”，并非二者合流，黄是黄，老是老，其间存在差异。只是由于“黄帝书”散佚，造成对“黄老”的认识疏离。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出土，激起人们重新辨正“黄老”内涵的学术旨趣。据唐兰先生判断，此即列于《汉志》道家类的《黄帝四经》[73]，这一佚书“对于研究汉初黄老学术，不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74]。它同时表明，对黄老思想的学术探讨仍然任重道远。

黄老之治是不是无为而治？如何认识无为而治？这是文景之治研究中又一个重要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无为而治是文帝治政的重要内容，“无为”是黄老学说的精髓，正是放任无为、休养生息的政策导致了文景之治。但有学者认为，无为而治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既主张与民休息，同时也倡导法术，是“德”“刑”共治的。也有人将两者加以综合，认为文景时期在总的方针政策上，是使“无为”走向“有为”，这正是西汉初年“黄老政治”的核心所在。但是，人们在对无为而治予以肯定的同时，对无为而治的内涵分析不够，甚至忽略其生成语境与发展条件。

（三）文景之治的历史局限

文景之治作为治世，为历代所激赏，但是对其历史局限，一直缺乏系统分析。已有学者通过梳理西汉政治思想的变迁，认为文景之治既代表了汉初政治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有严重失误。主要表现在：一是纵容诸侯王骄恣不法，加剧了枝强干弱之势，最终酿成七国之祸；二是因循守成，不图改弦，选官多援功臣旧人，形成消极苟安的治政传统；三是文、景对世风奢靡、枉法为奸现象听之任之，以致流俗日败，政风渐衰；四是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激化了阶级矛盾。因而，尽管文帝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导民从俭，仍然没能制止世风腐化；加之利益集团掣肘，改革难以进行，最终没能实现由无为向有为的转变。

综上所述，历代对《孝文本纪》与汉文帝的研究，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并随着历史的演进、新方法的运用与认识的深化，不断注入新的内涵。但是，与本纪中其他篇章相比，对汉文帝及其“治世”的学术关注仍显薄弱。有学者指出：“十二本纪中，研究的最少的是《孝文本纪》。文帝与景帝统治时期号称‘文景之治’，但对本篇的研究如此之少，显然是不相称的。”[75]这一现状表明，无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方面，这一研究都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田大宪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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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姓氏笔画及朝代先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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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孝景本纪／吕新峰，赵光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3

（史记研究集成／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徐卫民主编．十二本纪）

ISBN 978-7-5604-4049-1

Ⅰ．①孝…　Ⅱ．①吕…②赵…　Ⅲ．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传体②《史记》－研究　Ⅳ．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2339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孝景本纪

吕新峰　赵光勇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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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　029-88303593　883025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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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张　14.5

字　　数　276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4049-1

定　　价　8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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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研究集成》

总主编　袁仲一　张新科　徐　晔　徐卫民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

主　编　赵光勇　袁仲一　吕培成　徐卫民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顾问　张岂之

主　任　安平秋　徐　晔

副主任　张新科　马　来　徐卫民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子今　尹盛平　田大宪　吕培成　吕新峰

李　雪　李颖科　杨建辉　杨海峥　吴秉辉

何惠昂　陈俊光　张　萍　张　雄　张文立

赵生群　赵建黎　骆守中　高彦平　郭文镐

徐兴海　商国君　梁亚莉　彭　卫　程世和

主　编　赵光勇　袁仲一　吕培成　徐卫民

总序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195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巨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历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展现了中华民族维护统一、积极进取、坚韧不拔、革故鼎新、忧国爱国等民族精神。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突破传统，大胆创新，开辟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正如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序》所说：“由《史记》以上，为经为传诸子百家，流传虽多，要皆于《史记》括之；由《史记》以下，无论官私记载，其体例之常变，文法之正奇，千变万化，难以悉述，要皆于《史记》启之。”在世界文化史上，《史记》作为巨幅画卷，也是当之无愧的。苏联学者图曼说：“司马迁真正应当在大家公认的世界科学和文学泰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和古希腊史学名著比较，其特点在于它的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生活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集中到一个战争，重视政治、军事。普鲁塔克的传记汇编所收的人物也限于政治家和军事家，即使是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也没有一字提到，更没有一个关于从事生产活动者的传记了。”[1]《史记》在唐以前传至海外，18世纪开始传入欧美，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汉学界研究和关注的对象。毋庸置疑，《史记》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

据《汉书》记载，西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史记》公之于众。但当时史学还没有应有的独立地位，加之在正统思想家眼里，《史记》是离经叛道之作，是“谤书”，因而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东汉中期，《史记》才逐渐流传。魏晋以后，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史记》的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抄写、学习《史记》的风气逐渐形成。谯周《古史考》等书对《史记》史实的考证，揭开了古史考辨的序章。裴骃的《史记集解》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史记》注本。此一时期，扬雄、班氏父子、王充、张辅、葛洪、刘勰等人对《史记》发表过许多评论，他们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肯定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由于史论的角度不同，班彪、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出“史公三失”问题。随之，以王充和张辅为开端，开始了“班马异同”的学术讨论，也即开《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之先河。

唐代由于史学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记》在史学史上备受尊崇，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成为修史之宗。唐代编纂的《晋书》《梁书》《陈书》等八部史书全部采用纪传体的写法。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对纪传体的优点也予以肯定：“《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2]史学家杜佑发展了《史记·八书》的传统，著《通典》一书，成为政书体的典范。唐代注释《史记》，成就最大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与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两部书和南朝刘宋年间裴骃所作的《史记集解》，被后人合称为《史记》“三家注”。“三家注”涉及文字考证、注音释义、人物事件、天文历法、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典章制度等，是《史记》研究总结性、系统性的成果，因而也被认为是《史记》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司马贞、张守节、刘知幾、皇甫湜等人，对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的创新精神作出了许多肯定性的评论。如皇甫湜《皇甫持正集》认为，司马迁“革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将以垂不朽”。特别是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使《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宝藏得到空前的认识和开发，奠定了《史记》的文学地位。

宋代的《史记》研究步入一个新阶段。由于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加之印刷技术的发展，《史记》得以大量刊行，广为研读。宋人特别注重《史记》的作文之法。如文学家苏洵首先发明司马迁写人叙事的“互见法”，即“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3]，开拓了《史记》研究的领域。郑樵在《通志·总序》中称《史记》为“六经之后，惟有此作”，肯定司马迁前后相因，会通历史的作史之法，这也是第一次在理论上从“通”的角度评论《史记》。本时期的评论，还把“班马优劣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苏洵、郑樵、朱熹、叶适、黄履翁、洪迈等人都发表过评论，涉及思想、体例、文学等方面的比较，乃至于出现了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娄机的《班马字类》这样的专门著作，把《史记》比较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元代除了在刊刻、评论《史记》方面继承前代并有所发展外，主要贡献在于把《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搬上舞台。元代许多杂剧的剧目取材于《史记》，仅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就有180多种，如《渑池会》《追韩信》《霸王别姬》等，这些剧目的流传，又扩大了《史记》的影响。

明代是《史记》评论的兴盛期。印刷技术进一步提高，给刻印《史记》提供了有利条件，尤其是套版印刷的兴起，给评点《史记》提供了方便。明代从文学角度评论《史记》取得的成就最大，对于《史记》的创作目的、审美价值、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多样化的艺术风格等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4]。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王慎中、钟惺、陈仁锡、金圣叹等人都是评点《史记》的大家。同时，由于《史记》评点著作大量出现，辑评式研究应运而生。凌稚隆《史记评林》搜集整理万历四年（1576）之前历代百余家的评论，包括“三家注”及各家评点和注释，并载作者本人考辨，给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后来李光缙对该书进行了增补，使之更加完备。明代晚期，《史记评林》传入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对《史记》的研究。另外，朱之蕃《百大家评注史记》，葛鼎、金蟠《史记汇评》，陈子龙、徐孚远《史记测义》等也进行了辑评工作。明代由于小说的繁荣，人们对《史记》的认识也开辟了新的角度，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系，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成就。在《史记》历史事实的考辨方面，杨慎《史记题评》、柯维骐《史记考要》、郝敬《史记愚按》等，以及一些笔记著作，均颇有新意。

清代迎来了《史记》研究的高峰期。专门著作大量涌现，如吴见思《史记论文》、汪越《读史记十表》、杭世骏《史记考证》、牛运震《史记评注》、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王鸣盛《史记商榷》、邵泰衢《史记疑问》、赵翼《史记札记》、钱大昕《史记考异》、梁玉绳《史记志疑》、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郭嵩焘《史记札记》、李慈铭《史记札记》、吴汝纶《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等，都是颇有特色的著作。这些著作最大的成就在于考据方面。清人考据重事实，重证据，大至重要历史事件，小至一字一句、一地一名，对《史记》史事和文字的考证极为精审。钱大昕为梁玉绳《史记志疑》作序，称其“足为龙门之功臣，袭《集解》《索隐》《正义》而四之矣”。许多学者是考中有评，如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自此例一定，历来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5]其他非专门研究《史记》的著作如顾炎武《日知录》、刘大櫆《论文偶记》、章学诚《文史通义》以及一些古文选本等，也对《史记》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评论。

近现代以来，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史记》研究呈现出继承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问题不断深入的特点。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文化、从史学到地理、从文学到美学、从伦理到哲学、从天文到医学、从军事到人才，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诸如李笠的《史记订补》、王叔岷的《史记斠证》、钱穆的《史记地名考》、瞿方梅的《史记三家注补正》、陈直的《史记新证》、王恢的《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等，从《史记》文本文字、地理名物及《史记》研究的再研究等方面进行考证或订补。另外，杨燕起等编纂的《历代名家评史记》，精选1949年前的《史记》评论资料；近年来，由张大可、丁德科主编的《史记论著集成》汇辑当代学者的专题研究成果；赵生群主持修订的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使《史记》校勘更上层楼。同时，各种不同类型的《史记》选注本、全注本、选译本、全译本相继问世。

《史记》在日本影响很大，近现代以来颇具影响的《史记》研究专家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宫崎市定等。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之后水泽利忠对该书进行校补，使之成为《史记》研究总结集成式的成果，该书在辑佚、校勘、对《史记》史实的考证、对司马迁所采旧典的考证、对“三家注”的再考证、对词句的训释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施之勉的《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严一萍的《史记会注考证斠订》等均针对缺憾专门作了订正。欧美学者对《史记》的研究，诸如法国的沙畹、康德谟，美国的华兹生、倪豪士，以及汉学家高本汉、崔瑞德、鲁惟一、陆威仪等，在关注《史记》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以西方思维、理论及方法，将《史记》与西方传统的史学著作进行比较研究，亦颇具特色。

从以上简单勾勒《史记》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呈现出“历代不辍、高潮迭起”的状态。不仅如此，海外汉学界特别是日本的《史记》研究亦有突出的表现。

二

《史记》研究积累了大量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不同时期承前启后、不断深化的学术成果，这其中有就个别问题的深入探究，有零散的评论，亦有专题式的系统研究。除此之外，系统整理前代研究成果、提出新见的集成式整理方式，更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南朝刘宋至唐代形成的《史记》“三家注”和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完成的《史记会注考证》，被视为《史记》研究系统、全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甚至被称为《史记》研究的两座里程碑。

今天，《史记会注考证》出版已经八十余年，《史记》研究又经过了一个不凡的历程，海内外《史记》研究新见迭出，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新的变化，突出特征是由“史料学”向“史记学”发展，即从史料的整理和挖掘中分析司马迁的思想，通过具体史料探讨《史记》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其价值。这也在客观上对《史记》研究成果再次进行集成式整理提出了新的学术要求，《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正是顺应这一学术发展的重要尝试。

《史记研究集成》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关心、指导和支持下，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和西北大学出版社具体组织实施。集成规模浩大，搜罗宏富；分类选目，采摭众家；纵横有序，类别集成。在总体架构上，分别形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各部分研究集成。集成以汇校、汇注、汇评为编纂体例，总体编纂表现出资料搜集的全面性、类别整理的学术性，以及体例设置的科学性和出版所具有的实用性特点，具体如下：

首先，资料翔实完备，涉及古今中外所有研究成果，是近两千年来《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集成所收资料，上自汉魏六朝下至21世纪初，不仅包括中国历代《史记》研究形成的资料，亦广泛涉及海外研究成果，特别注重对新材料、新观点的采撷吸收。近现代以来，《史记》研究呈现出以史学、文学为主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地理、天文等多学科的特点，相关的研究成果自然也就成为本集成的组成部分。同时，遴选搜集所能见到的《史记》研究的相关资料，又针对性地搜集补充海外研究资料，充分显示了《史记研究集成》资料搜集的全面性。

其次，观点采摭众家，厘定甄选，兼及考古资料补正，充分体现了《史记研究集成》的学术性。《史记》研究者之众，多不胜数；成果之丰，可谓汗牛充栋。经过了汉魏六朝开启至唐代的注释繁盛期，两宋传播和品评期，明代评论兴盛期，清代考据高峰期，以及近现代的拓展深入期这些不同阶段，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料，这些资料就观点看，前后相继，但会通整理难度之大超乎想象。编纂者一要质其要义，二要考其先后，三要会通甄选以厘定条目，除此之外，还要参酌考古新发现作深入补正或提出新见解，这也体现出集成的学术性特点。

再次，体例设置科学，出版具有实用性。《史记研究集成》以汇校、汇注、汇评分类，以观点先后列目，类编得当，条贯秩然。一方面网罗《史记》研究多学科、多层次、全方位之学术观点，另一方面完整呈现《史记》研究的学术脉络，每篇前有题解，后有“研究综述”，在收集历代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一些有争议的或者重大的学术问题加以编者按语。本集成系统全面，方便使用，具有工具书的性质。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辑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一，它为《史记》研究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有价值的资料，古今中外的重要成果尽收眼底，为理论研究铺路搭桥，为立体化的研究提供依据。第二，它既是历代资料的精选荟萃，又是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史的全面呈现，具有学术史的认知价值。第三，它与前代的《史记》“三家注”、《史记会注考证》等里程碑式的著作相比，体现了编纂者的创新精神和力争超越前代的学术追求，有助于推动《史记》研究向纵深发展，有助于推动“史记学”的建立。第四，《史记》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集成的编辑出版，一方面可以为史学、文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于有关的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有益的资料，有助于促进这些学科的发展，繁荣当代学术；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入挖掘《史记》中蕴含的至今仍有现代意义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与治国智慧，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是一项基础性文化工程，资料的搜集与会通整理不仅需要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也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储备，更需要学术界的通力合作。书稿在编纂和审定过程中，得到了著名史学家、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中国《史记》研究会原会长、北京大学安平秋先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彭卫研究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诸位大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谢忱。

限于体例和篇幅，以及资料的限制，前贤时彦的成果难以全部吸收，颇有遗珠之憾，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史记研究集成》编辑出版委员会

（张新科执笔）

2019年3月18日

[1]齐思和：《〈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载《光明日报》1956年1月19日。

[2]［唐］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二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8页。

[3]［宋］苏洵著，曾枣庄等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4]详参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第四章“明人评点史记的杰出成就”，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5]［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作为《史记研究集成》的一部分，《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以下简称“集成”）编纂工作实际始于1994年。它是在赵光勇教授审择资料，构设体例的基础上，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组织启动编纂的。对于这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实施，时任陕西省省长白清才、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董继昌、陕西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李绵等人高度重视，并给予重要支持。在几近十年的编纂中，十余位专家勤勉有为，爬梳浩如烟海的资料，会通比较，厘定条目，汇校、汇注、汇评出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发展的学术脉络，至2003年形成初稿。

2013年，书稿经过十年“周转沉淀”，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支持下，西北大学出版社接手编辑出版，并邀纳资深编审郭文镐等组建《史记研究集成》编辑部，组织项目的编辑加工。从2013年至今，在六年的精心组织与实施中，编辑部的同志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资料核查工作，其中不乏深入的校雠勘误；在内容处理上，听取专家意见，同样进行了庞杂的“考量删繁以求简练”的编辑加工。在此基础上，各位编纂者又进行了系统的补遗与增订。《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至此完成编辑审定。这期间，2015年，《史记研究集成》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16年、2018年，出版社和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先后组织了两轮专家审定，形成了系统的修改意见，从增删与补遗等方面有力的保证了“集成”的全面性与学术性，从而提高了“集成”出版的代表性与权威性。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项目实施前后25年，十余位专家，淡泊名利，潜心以为，他们以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而为，成一家之言”的精神为榜样，砥砺前行，在此我们感念良多。殚精竭虑、因病辞世的吕培成教授，年愈九旬、依旧念兹的赵光勇教授，耋老鲐背、勉力而为的袁仲一先生等，他们都是司马迁精神不衰的实践与体现。已故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原副会长张登第先生在“集成”编纂的组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书稿的编、审、校前后持续六年，这期间，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承担着大量繁重的工作，他们珍视与编纂者的合作，在工作上与编纂者并肩前行，在专业上不断历练提高，受益良多。可以说，“集成”的编辑出版，是编纂者与出版者密切合作的结果，也充分体现着双方致力于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与使命意识。

值此《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付梓之际，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杨海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彭卫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专家学者所提供的重要的学术支持。同时，感谢社会各界给予的关心和指导。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年3月19日

凡例

1. 本书《史记》正文以中华书局1959年版点校本为底本，参考《史记》新校本（修订本），汇集历代兼及国际汉学界《史记》研究资料，简体横排。凡古今字、通假字、俗字等，以及人名、地名中的异体字，均一仍其旧。各卷编排：卷前为题解，卷末为综述，正文分段，每段为单元，标示注码，段后依次排列汇校、汇注、汇评资料。

2. 本集成遴选的资料，录自古代文献和近现代学术专著，有参考价值的今人研究成果也予酌录。汇校部分，以他校为主（点校本已作版本校）。汇注部分，不限于字词义诠释，句义段义以及天文地理等考释也包括在内。所有部分，皆不惮其繁，一一罗列各家之言。

3. 本集成引录的资料中使用的书名简称依旧，个别生僻者，首次出现时，随文加“编者按”予以说明。如：《锥指》（编者按：《禹贡锥指》）；《经典》（编者按：《经典释文》）。

4. 本集成引录的资料中的原有夹注，改为括注，字体字号同正文。为方便读者解读研究资料中的个别问题，本书编者间或加有“编者按”，按语相应随文或置于该条资料文末。

5. 每条研究资料于文末括注出处，录自古代文献和近现当代学术专著者括注书名、卷名或章名，连续两条或三条出处相同者，后条简注“同上”；录自现当代期刊者括注篇目及期刊年次期次。书末附《引用文献及资料》，详注版本信息。

注：文中出现的“□”同原版纸书

目录

总序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凡例

孝景本纪第十一

研究综述

附录

引用文献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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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景本纪第十一

【题解】

司马迁：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第十一。（《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王　肃：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三国志·魏书·王肃传》）

葛　洪：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马氏本古周史佚后也。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西京杂记》第六）

颜师古：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汉书注·惠帝纪第二》）

司马贞：《景纪》取班书补之。（《史记索隐·太史公自序》）

郑　樵：臣谨按：张晏曰：“自《景帝》至《平帝本纪》，皆王莽时刘歆、扬雄、冯衍、史岑等所记。惟《武帝纪》，迁没，其书残缺，褚少孙补之，所谓褚先生是也。”（《通志》卷五下《前汉纪第五下》）

吕祖谦：班固《前汉书·司马迁传》云：“十篇缺，有录无书。”以张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记》或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无书也。今各随其篇辨之。其一曰《景纪》，此其篇具在者也。《索隐》信张晏之说，遂谓《景纪》后人取班书补之，学者取司马氏、班氏二《纪》，观其去取详略之意，其才识之高下不可默喻矣。此《纪》所载，间有班书所无者。不惟非生班孟坚后者所能补，亦非元成间褚先生所能知也。况用意高远，岂他人所能辨乎？（《东莱集·别集》卷十四《辨史记十篇有录无书》）

陆唐老：景帝，以文帝太子嗣立。用晁错之言削七国之地，七国遂反。斩晁错谢七国。七国不罢兵，命周亚夫击破之。初元七年，中元六年，后元三年：凡三改元，崩。（《陆状元增节音注精义资治通鉴》卷六《纪传终始要括·景帝》）

王应麟：东莱吕氏曰：以张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记》或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无书也。其一曰《景纪》，此其篇具在者也，所载间有班书所无者。……卫宏《汉书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本纪，极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卫宏与班固同时。是时两纪俱亡，今《景纪》所以复出者，武帝特能毁其副在京师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他本也。（《汉艺文志考证》卷三《太史公百三十篇》）

陈振孙：《景纪》最疏略。（《直斋书录解题》卷四）

茅　坤：《文、景本纪》每年仅录所下明诏，与系时事之大者而已。朝廷之大政大议，特条见于将相名臣传记中，不敢详次如《秦纪》。予窃谓太史公未定之书也。（引自《史记评林·孝景本纪》）

徐孚远：孝景恭俭，诏书与文帝相为出入，太史迁不载，意自有在。或云武帝削之，亦不削诏书也？（《史记测议·孝景本纪》）

凌稚隆：隆按：《史记·景纪》非太史公笔，乃褚少孙取班书而补之者，亦仅撮其纲尔，不及班书远甚。（《汉书评林·景帝纪》）

方　苞：申屠嘉、周亚夫皆以自卒书，信乎此纪为褚少孙所补也。太史公实录，多直笔，此类不宜曲讳。（《史记注补正·孝景本纪》）

牛运震：《孝景本纪》班固以为有录无书，卫宏《汉旧仪注》云“太史公纪《景帝本纪》，极言其短，武帝怒而削去。此纪乃元、成间褚先生取班书补之，非太史公本书也”，茅坤以为“太史公未定之书”，柯维骐又以为“纪缺而赞存”。窃谓不然。景帝在位十六年，承文帝之业，海内安，除七国倡乱行诛，此外本自晏然无事；本纪仅录其诏旨之大者，及其灾异水旱、封爵赐予、贬夺诛罚、兴建更除诸大事，至其政议事迹之详，则别见于将相名臣年表、列传中，正其简严有法处，后人于此可以见本纪之体例焉，此必非褚先生所能补；且与班书互有详略，亦非褚先生所能增删也。太史公何等人，作《史记》何等事，纂述本朝先帝以垂后世，何缘而为未定之书？若谓“纪缺赞存”，更属疑似调停之见。予以为读《孝景纪》者，且于其书法简严处求史家本纪之法度。凡疑其非太史公书者，请存而不论可也。（《史记评注》卷二《孝景本纪》）

汪师韩：窃谓景、武世近，故迁有不及为。其《报任安书》，固云：“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未成。及己被刑，更欲著书以偿前辱”，时迁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任安责以古贤臣之义，岂有武帝既削其书，而迁犹孜孜于著述耶？（《韩门缀学》卷二）

梁玉绳：今读《孝景纪》所书，惟大事另一体格。后世史家作帝纪，多祖此例，且有《汉书》所无者，宋真德秀录《景纪》论于文章正宗，亦以为史公之笔，夫岂他人所能伪哉！（《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刘　纶：读诸史而不以正史为考信，则见必歧；读正史而不以诸史为参稽，则识必固。司马迁续父谈为《史记》，褚少孙补以景、武纪等书。（引自《皇清文颖》卷九《史论》）

王鸣盛：今考《景纪》见存，是迁元文，不知张晏何以言迁没后亡？且此纪文及赞，皆与《汉书·景纪》绝不同，又不知《索隐》何为言以班书补之？（《十七史商榷》卷一《十篇有录无书》）

桂　馥：《魏志·王肃传》：“帝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馥按：《后汉书·蔡邕传》王允谓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以遗后世。据此，则《史记》不尽作于腐刑之前，亦未闻削而投之。史迁《报任安书》受刑之后始成《史记》，与肃说不合。《吴志·韦曜传》：“昔李陵为汉将军，败不还，而降匈奴。司马迁不加疾恶，为陵游说。汉武帝以迁有良史之才，欲使毕成所撰，忍不加诛，书卒成立，垂之无穷。”此说与王允无异。今《史记·礼书》《乐书》《日者》《龟策》诸篇，褚少孙所补，岂皆孝武削而投之者耶？斯不然矣。班固《典引》永平十七年诏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按：此亦言陷刑之后始有刺讥，则武帝削投之说，未为实据。（《晚学集》卷四书后《书史记孝景孝武本纪后》）

又：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不言迁生时为武帝所削。（同上）

吴汝纶：方侍郎云：申屠嘉、周亚夫皆以自卒书，此《纪》信为少孙所补。史公实录，此类不宜曲讳。某按：周亚夫卒，不见此纪中。其中“三年，丞相周亚夫死”，死乃“免”之误字。若申屠嘉，实呕血死，书卒宜也。《汉书》《汉纪》皆亦书薨，无异文，方氏以此定是篇之真伪，非笃论。《汉书·景纪》中“三年春正月，皇太后崩”，孟康注“此太后崩，《史记》无也”，正引此篇以证《汉书》异同。若此篇非史公作，孟康宜不直名之为《史记》，不须纠《史》《汉》之异文。但郑氏《通志》载张晏说，谓“自景帝至平帝，《本纪》皆王莽时刘歆、扬雄、冯衍、史岑等所记，《武纪》褚少孙补。《史记》元有之篇，班氏皆不别撰，假如《景纪》为史公作，即刘、扬亦不更记，班氏亦不舍《史记》而取刘、扬。”孟康未必知文，其称引史篇，殆不足据。按：《三国志·王肃传》，肃对魏明帝云：“武帝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然则今之《景纪》乃魏以后人所续也。真西山以《景纪》后赞为史公文，恐亦考之不详。（《点勘史记读本·孝景本纪》）

崔　适：按：卫宏《汉书旧仪注》云：“太史公作《景帝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魏书·王肃传》亦云然。然班固谓迁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布焉。是则武帝无缘见其书，何由削去？且此《纪》之文，亦有详于《汉书》者。如三年，徙济北王以下五王；五年，徙广川王为赵王；六年，封中尉赵绾为建陵侯，至梁、楚二王皆薨，班书皆无之，则非取彼以补也。盖此《纪》实未亡尔。（《史记探源》卷三《孝景本纪》）

［日］泷川资言：《史公自序》云：“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第十一。”凌稚隆曰：卫宏《汉书旧仪注》云：“太史公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太史公蚕室。有怨言，下狱死”，此《纪》乃元、成间褚先生取班《书》补之，非太史公本著也。王鸣盛曰：迁下蚕室，在天汉三年，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何得谓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乎？与情事全不合。中井积德曰：元、成间何曾有班《书》？陈仁锡曰：《景纪》用编年例，惟书本事而已，此必太史公本书，非后人所补也。崔适曰：此《纪》之文有详于《汉书》者，如三年徙济北王以下五王，五年徙广川王为赵王，六年封中尉赵绾为建陵侯，至梁、楚二王皆薨，班《书》皆无之，则非取彼以补也。盖此《纪》实未亡尔。（《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孙德谦：马迁之于本纪，景帝、武帝，皆无所讳。《汉旧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又《三国志·魏志·王肃传》亦云：“汉武帝闻迁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蚕室。”吾尝观于此，知迁之得罪，特武帝借端于李陵事，以泄其怒，实则恶其行我史权。言则公而无私，不知避忌耳。（《古书读法略例》卷六《言公例》）

傅斯年：《景纪》之亡，有卫书、王传为证，无可疑者。然梁君曰，此《纪》之文，亦有详于《汉书》者，如三年徙济北王以下五王，五年徙广川王为赵王，六年封中尉赵绾为建陵侯，至梁楚二王皆薨，班书皆无之，则非取彼以补也。盖此《纪》实未亡尔。不知此类多过《汉书》之处，皆别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表》《惠景间侯者表》中，记载偶有出入，然彼长此短，若更据《汉书》各表各传以校之，恐今本《史记》无一句之来历不明也。补书有工拙，此书之补固工于礼乐诸书，然十篇之补不出一人，讵可以彼之拙，遂谓工者非补书耶？且张晏举补者之名，仅及一纪一世家二传，未云其他有补文，则此十篇今本非出于一手甚明矣。（《“战国子家”与〈史记〉讲义·十篇有录无书说叙》）

徐复观：现时的《景帝本纪》，张晏没有说是出自褚先生。凌稚隆谓“此《纪》乃元成间褚先生取《汉书》补之”，不论元成间尚无《汉书》，且亦与《汉书》之《景纪》不类。陈仁锡以为“《景纪》纯用编年体，惟书本事而已；此必太史公本书，非后人所补也”。崔适以为，“《史记》之《本纪》（景帝），有为《汉书》帝纪所未载者，则非取彼以补也，此纪实未亡耳”。按：史公作本纪之体裁，在材料许可范围内，与作列传无异，必叙及帝王之行为生活，此观于始皇、高祖、吕后、孝文各纪而可见。班固作《汉书》，《景纪》以前者抄自《史记》。由《景纪》起，不复涉及帝王个人之行为生活而改为编年体，遂为尔后修史的定法。其用心完全是出于不致因叙及帝王之行为生活而触犯忌讳。所以《史记·景纪》之全为编年体，正证明其非出于史公的原笔。且《自序》以“京师行诛，七国伏辜”，为景帝时的一件大事。《景纪》对此事之叙述仅八十五字，其中人名及官爵已占四十六字，史公不应如此简略。周亚夫以大功下狱而死，尤足见景帝性情之刻忌。《汉书·景纪》对此书为“条侯周亚夫下狱死”，犹保持实录。而《史记·景纪》则称“丞相周亚夫死”，即其下狱而亦讳之。又中二年临江王之死，《史记·景纪》书为“即死中尉府中”，《汉书·景纪》则书为“征诣中尉自杀”；是《史记》对此亦有讳饰。就全盘汉事之叙述而言，《史记》常较《汉书》为直笔，独《景纪》则《汉书》反较《史记》之笔为直，其非出于史公之手，尤属显然。《汉书》因有《百官表》，故不书景帝改官名之事。《史记·景纪》则书之。又《史记·文纪》书后二年、后三年，《景纪》亦书中二年、中三年、后二年、后三年；《汉书·景纪》则否；由此可知《史记》之《景纪》在先，《汉书》之《景纪》在后，两者并无直接关连。然《史记·景纪》之开首一段，较《汉书·景纪》为直率，其赞亦可断言为出于史公之手。因此不妨这样推测：《史记》在史公死后已开始流行，有人一面为了避忌时讳，同时又为了保持《史记》的完整性，乃将史公景帝原纪，大加删改，使其成为今日的面目。（《两汉思想史》卷三《论史记》）

李长之：我们为考订司马迁著《史记》时各篇的先后，我们先须把可能是司马谈写的除去……《史记》里可能有司马谈的著作，我看有八篇，这是：《孝景本纪》《律书》《晋世家》《老庄申韩列传》《刺客列传》《李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日者列传》……我辨别的标准是这样的：第一，就思想上，司马谈唯一留给我们的可靠的著作是《论六家要旨》，所以和这篇的论点符合与否就是一个试金石。第二，就时代上，《史记》里所叙的亲历的时代有远在司马迁以前，非他父亲不能接得上的。第三，就文字上，《史记》中时而讳谈，时而不讳，这不讳的就可能是谈自著。那么，我们看这八文：《孝景本纪》，除赞外，无文章可言。赞里说：“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大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这很像《论六家要旨》里责备法家的话：“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我原说过，《论六家要旨》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文，不如说是一篇政论，与其说是讲空洞的学派，不如说是批评当时的实际政治，所以《孝景本纪》和《论六家要旨》似乎都是司马谈手笔。再说，我推测《论六家要旨》的写作不出公元前一三五年（建元六年，黄老派的统治者窦太后死的一年）到一二四年（元朔五年，公孙弘倡议置博士弟子，以奖诱儒术的一年）之间，而《景纪》赞中提及主父偃上书天子下推恩令的事，那时是公元前一二七年（元朔二年），二文正可能是同一时之作。这时司马迁才九岁。假若死在元封元年（前110）的司马谈，以六十左右计，草此二文时是将近五十岁的吧。（《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六章《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下）》）

周振甫：凌稚隆《史记评林》：“按：卫宏《汉书旧仪注》云：“太史公纪《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太史公蚕室。……此纪乃元成间褚先生取班书补之，非太史公本书也。”今按：以《史记·孝景本纪》与《汉书·孝景本纪》对，有极大不同。如《汉书》孝景元年冬十月，有诏书褒美孝文帝德政，并令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礼仪。丞相臣嘉等奏，定高皇帝为太祖之庙，孝文皇帝为太宗之庙等等，《史记·孝景本纪》皆无有。故谓褚先生以《汉书·孝景本纪》补《史记》之缺非是。又《汉书·孝景本纪》末有“赞曰”，与《史记·孝景本纪》末有“太史公曰”，两者亦全不同。班固撰《孝景本纪》不袭《史记》则有之。（《史记集评·孝景本纪第十一》）

徐朔方：按：《史记·太史公自序》：“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根据作者自述，全书已成，连字数也作了计算。《自序》又说：“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第十一。”这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汉书》所谓“十篇缺，有录无书”，只是就他个人所见抄本而言，不能据以断定这十篇没有写，或者写成而所有抄本都已散失。（《史汉论稿·〈史记·孝景本纪〉非后人补作辨》）

又：如果像卫宏所说的那样，武帝对《景帝本纪》的不满已经到了“怒而削去之”的地步，司马迁为什么还能逍遥法外，直到李陵事件才被处以腐刑？《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对李陵事件愤愤不平，再三致意，为什么独独对《景帝本纪》被削一事，什么感情也没有流露呢？司马迁即使死于作《报任安书》的那一年，他在受刑后也至少活了五年，而且做过“中书令，尊宠任职”，可见卫宏的说法是难以置信的了。（同上）

施　丁：有说，今本《景帝本纪》对于景帝及武帝“绝不言其短”，此条理由实不能成立。班固说，《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张晏说，《景帝本纪》是所缺十篇之一。今本《景帝本纪》虽不能以为全是后人妄补，但也难以信为全是司马迁手笔。如今本《景纪》有“立皇子彻为胶东王”之语，“彻”是汉武帝之名，司马迁写“今上”之名何以不讳？想是后人所为。又如今本《景纪》在“立胶东王为太子”语下，有“名彻”这一笔，这也不可能是司马迁所写，可能是后人之注，又讹为大字当作正文。所以，以今本《景纪》而论“绝不言其短”，并不妥当。（《司马迁卒年考》，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

韩兆琦：本篇是否为司马迁原作，从古至今争议颇大。班固在《汉书》中说：“十篇缺，有录无书。”张晏则明确指出：“迁没之后，亡《景纪》。”（《史记集解》引）司马贞又说：“《景纪》取班书补之。”（《史记索隐》）但是，吕祖谦在《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十四《辨〈史记〉十篇有录无书》中认为：“《景纪》，此其篇具在者也。《索隐》信张晏之说，遂谓《景纪》后人取班书补之。学者取司马氏、班氏二纪观其去取详略之意，其才识之高亦可默喻矣。此纪所载，间有班书所无者，不唯非生班孟坚后者所能补，亦非元成间褚先生所能知也。况用意高远，岂他人所能辨乎！”王鸣盛也认为：“今考《景纪》见存，是迁原文，不知张晏何以言迁没后亡。且此纪文及赞，皆与《汉书·景纪》绝不同，又不知《索隐》何为言以班书补之。”（《十七史商榷》）崔适具体分析道：“此纪之文，亦有详于《汉书》者。如三年，徙济北王以下五王；五年，徙广川王为赵王；六年，封中尉赵绾为建陵侯，至梁楚二王皆死，班书皆无之，则非取彼以补也。盖此纪实未亡尔。”（《史记探源》）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史记》时，他们把属于后人补缀的文字另提行低两字排印。《孝景本纪》没有这样排，显然，他们也认为本篇属司马迁原作。如果认定本篇是司马迁原作，那么，我们要理解这篇作品的思想，就必须参照其它列传来统一理解。因为《孝景本纪》是一篇纯正的“本纪体”，叙事简略，旨在“记其大纲”（吕思勉《史通体》）。（《史记题评·孝景本纪》）

又：（1）司马迁认为，汉景帝是一位不修“仁德”的皇帝，在人品上相当差。他在“太史公曰”中说：“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汉景帝在位期间，只会因袭遵业，他对国家大事缺乏鉴别、决断；他对功臣、贤才动辄猜忌、杀戮；他寡恩刻薄，没有“君德”。为了强调这一思想，司马迁有意识地把《孝文本纪》与《孝景本纪》对比叙写。……董份对此说得好：“《孝文本纪》备载诏令德泽，而《景纪》止书年月，赞中亦止及七国一事，盖景帝不及文帝远甚，意固有在也。”（《史记评林》引）（2）司马迁对汉景帝的批判态度本篇不易看出，必须参照其他篇章，对比之下方能明了。汉景帝时期统治阶级内部充满了复杂、尖锐的权利之争，汉景帝与窦太后母子之间的种种矛盾，几乎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汉景帝与梁孝王兄弟之间也因争夺帝位而相互猜忌。汉景帝后宫也是“妃德”全无，王夫人与长公主勾结，上演了一出争夺太子继承权的宫廷“政变”，结果，汉景帝废了栗太子，使得栗姬忧死。汉景帝猜忌、逼杀功臣，如曾为平定“吴楚之乱”立下赫赫战功的周亚夫，竟然也被迫害吐血而死。以上具体细情，参看《绛侯周勃世家》《梁孝王世家》《魏其武安侯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外戚世家》《五宗世家》等。（3）司马迁对汉景帝的评价也应该辩证地理解。汉景帝时代，毕竟注重了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统治阶级的生活也相对简朴，这些还是应肯定的。班固说：“……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汉书·景帝纪》）总的看来，汉景帝的“恶劣”一面，是表现在统治阶级内部，而在当时的治国方略与影响国计民生的问题上，似乎该谴责的不多。（同上）

李炳海：景帝是文景之治的主要参与者，在历史上与文帝相提并论，然而，司马迁为景帝所写的传记却极其简略平淡，根本无法和文帝的传记相比。……显然，司马迁对景帝是掩其所长，不愿意把他表现得光彩照人。景帝本纪不收诏书，全是司马迁的叙述。而在整个传记中，所出现的灾异又比较多，其频率远远高于文帝传记。司马迁在文帝传记中也提到灾异，但往往是出现灾异之后就交待文帝的应对措施。而在景帝传记中，与灾异相伴随的往往是世间的纷争、祸乱。也就是说，司马迁选择写入景帝传记的事象往往带有不祥的性质，而较少展示太平盛世的景象。（《史记校勘评点本·孝景本纪》）

又：那么，司马迁为什么对景帝采取如此冷峻的态度呢？这从篇末的评论可以略知一二：“太史公曰：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在司马迁看来，文帝已经使天下大治，不再有异姓诸侯王威胁汉室。照理说来，景帝应该把天下治理得更好、更加安定，可是，由于朝廷举措失当，却导致七国之乱。司马迁虽然表面上指责晁错，实际认为景帝应该承担责任。司马迁对景帝的成见不止于七国之乱一事，他还认为景帝对大臣过于刻薄，无仁爱之心。周亚夫是西汉开国功臣周勃之子，治军有方，屡立战功，特别是在平定七国之乱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汉景帝对于这位功臣却寻衅迫害，妄加罪名，最后死在狱中。读过周亚夫传记，就会明显感觉到司马迁的不平之气。文帝身体力行，倡导薄葬，对此，司马迁在文帝传记中大书特书。那么，景帝在这方面如何呢？他的传记中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景帝五年，作阳陵；中四年，作德阳宫。景帝在生前早早预作陵墓、预作寝庙，司马迁把这些写入传记，看似客观记载，实际包含批评之意。（同上）

王　恢：《史记·自序》：“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然书之简策，容易散佚。迁殁，宣、成间“其书稍出”。盖单篇别行也。《汉书·宣六王传》云：“成帝时东平王宇来朝，上书求《太史公书》”；《后汉书·窦融传》云：“光武赐融以《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循吏传》云：“明帝赐王景《河渠书》”。班固《司马迁传》称：“十篇缺，有录无书。”于是卫宏《汉旧仪注》《西京杂记》《魏志·王肃传》，皆以为《景》《武纪》极言其短及过，武帝怒而削之。史公《自序》明言：“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意旨何等正大，陈述自应粲然，应无怒削之理？而《封禅》《平准》，实多讽刺，何反存而不削？张晏以为褚先生补之，“言辞鄙陋，非迁本意”。晏未见佚篇，焉知非迁本意？抑褚补之于前，班何云缺于后？且褚有所附益，明见各篇。惟班所据者，迁甥杨恽所出藏之名山抑在京师之副本？如兰台为副本，而名山之藏，岂全无散简佚篇流传？《大事记》（编者按：吕祖谦《大事记》）即谓“《武纪》亡，其余具在”。且曰：“《景》《武》两纪俱亡，而《景纪》所以复出者，武帝特能毁其副在京师者尔。藏之名山固自有他本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又：《索隐》谓“《景纪》取班书补之”。而《景纪》，《汉》并不详于《史》，如梁分为五，《史》则比《汉》详明。惟匈奴寇边，《史》较《汉》简略耳。（同上）

编者按：自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出《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之后，关于《孝景本纪》的真伪问题、著作权问题，及其它是是非非，论者蜂起，延绵不绝，迄无定论。虽东汉光武时卫宏在《汉旧仪》中将《孝景本纪》列入缺篇之中，并认为乃西汉元、成间褚少孙所补，但班氏并未加以肯定。后张晏虽同意这种观点，可是舆论并不一律。唐司马贞即以为《孝景本纪》乃“取班书补之”，宋郑樵则以为是“王莽时刘歆、扬雄、冯衍、史岑等所记”，与司马贞意见相左。此段公案，犹如治丝益棼，很难理出头绪。近人余嘉锡先生有鉴于此，乃“发愤理而董之”，“为之折衷”，今将其《太史公书亡篇考·景纪第三》作为《附录》，移录于后，作为参证。

孝景皇帝者①，孝文之中子也②。母窦太后③。孝文在代时④，前后有三男⑤，及窦太后得幸⑥，前后死，及三子更死⑦，故孝景得立⑧。

① 【汇注】

裴　骃：《汉书音义》曰：“讳启。”（《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颜师古：荀悦曰：“讳启之字曰开。”应劭曰：“《礼·谥法》：‘布义行刚曰景。’”（《汉书注·景帝纪第五》）

张守节：《谥法》曰：“繇义而济曰景。”（《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王钦若等：景帝讳启，之字曰开。（《册府元龟》卷三《帝王部·名讳》）

又：景帝，文帝太子。后七年六月丁未，即皇帝位。（《册府元龟》卷九《继统一》）

刘　沅：讳启，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寿四十六而崩。葬阳陵。《谥法》：布义行刚曰景。（《史存》卷九《孝景皇帝》）

② 【汇注】

班　固：文帝太子也。（《汉书·景帝纪第五》）

梁玉绳：按：孝文四男，景帝最长，故立为太子，《史》并其前夭死之三男数之，而云“中子”，非也。（《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王叔岷：案：《御览》八八引此无“者”字，孝文下有“帝”字。《汉书·景帝纪》作“孝景皇帝，文帝太子也”（《御览》八八引文帝作文皇帝）。（《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③ 【汇注】

司马迁：窦太后，赵之清河观津人也。吕太后时，窦姬以良家子入宫侍太后。太后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窦姬与在行中。窦姬家在清河，欲如赵，近家。请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赵之伍中。”宦者忘之，误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诏可，当行，窦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强，乃肯行。至代，代王独幸窦姬，生女嫖，后生两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数月，公卿请立太子，而窦姬长男最长，立为太子。立窦姬为皇后，女嫖为长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为梁孝王。……（《史记·外戚世家第十九》）

仓修良：窦太后（？—前135或前129）西汉文帝皇后。名猗房，清河观津（今河北武邑东）人。父早死，家贫。吕后时，以良家子入宫为宫女，侍吕后。后吕后将她赐给代王刘恒（即文帝）为姬，受宠幸。代王入为皇帝，立她为后，其子立为太子（即景帝）。因病失明。景帝立，尊为皇太后，窦氏三人封为后。好黄老之学，景帝、太子及诸窦亦皆因此而学黄老之术。武帝即位，尊为太皇太后，权倾一时，曾罢逐大臣窦婴、赵绾、田蚡、王臧和儒生辕固生等。建元六年（前135）病卒。《汉书》作元光六年（前129）卒。（《史记辞典》）

④ 【汇校】

张文虎：在代时，《御览》八十八引作“初在代”。（《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景本纪》）

［日］水泽利忠：延久、大洽、桃、南化、枫、棭、三、谦无“时”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注】

钱　穆：案：《郡国利病书》卷四十七引尹耕《代国考》：“汉以来代有三：曰山北、山南、山东。山北之代，旧国也。赵襄所并，代成、安阳所封，公子嘉所奔，赵歇、陈馀所主，夏说所守，王喜所弃，陈豨所监，皆是也；今蔚之废城也。山南之代，徙都也。文帝之始封，以及子武、子参之所分，皆是也；所谓‘晋阳、中都’也。山东之代，再徙也。武帝元鼎中，汉广阔，以常山为阻，徙代于清河；王莽继绝改号，广宗王义之所都，子年之所处，如意之所复，皆是也；所谓‘清河’也。”（《史记地名考·西北边地名》）

刘定山、龚浩康：代，汉初封国。辖有今河北省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地带和山西省东北部地区，都城先在代县（今河北省蔚县东北），后迁中都（今山西省平遥县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⑤ 【汇注】

班　固：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为帝后，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汉书·外戚传第六十》）

编者按：《史记·外戚世家》与《汉书·外戚传》皆记载代王王后生有四男，与此处所记不同。

⑥ 【汇校】

［日］水泽利忠：延久、大治、桃、南化、枫、棭、三、谦、高无“得”字而“幸”字作行。（《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⑦ 【汇注】

刘定山、龚浩康：更，递，连续，接连。（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⑧ 【汇注】

班　固：文帝立数月，公卿请立太子，而窦姬男最长，立为太子。（《汉书·外戚传第六十七上》）

【汇评】

徐复观：我在《论史记》一文中指出：《孝景本纪》虽因逢武帝之怒而被破弃，现《本纪》乃迁后不知何人所补，但开始一段及赞的“太史公曰”，补者仍存史公之旧。《史记》开始的一段是“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母窦太后。孝文在代时，前后有三男，及窦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在史公这段叙述中，实以“立嫡立长”的传统观念为背景，以见孝景之所以得立，实经过了一段曲折的情形；窦太后得幸而前后死，三子亦更死，其中是否含有宫闱惨剧在里面，史公未曾明言，后人自亦不必臆测；但这种叙述，对于景帝的尊严，多少有点损害。所以《汉书·景帝纪》便简化为“孝景皇帝，文帝太子也，母曰窦皇后”，这便把史公所叙的曲折一下子掩覆过去了。《史记》称“母窦太后”，既是景帝之母，当然应称太后。《汉书》“母曰窦皇后”，“皇后”是站在文帝立场的称呼；既曰“母”，则已站在景帝的立场，如何可以称“皇后”。一字之差，两人文字的疏密立见。此例极多。（《两汉思想史·〈史〉〈汉〉比较研究之一》）

元年四月乙卯①，赦天下。乙巳②，赐民爵一级。五月，除田半租③。为孝文立太宗庙④。令群臣无朝贺。匈奴入代⑤，与约和亲⑥。

① 【汇注】

姚允明：元年，春正月，听民徙宽大地。姚伯子谓人地偏胜，治所由乱也。农桑无所，技食于巧以竞丽，愈为财耗矣。奸利居贿，而俗习为诈，皆地不给耕之所致也。故人地均而后王道行，第听徙，犹未尽政也。（《史书》卷二《汉景帝》）

刘定山、龚浩康：元年，指景帝前元元年，即公元前156年。汉以夏历十月为一年之始，故前156年夏历十月，即算作元年正月。（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张大可：四月乙卯，四月二十二日。（《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

② 【汇注】

梁玉绳：按：“乙巳”二字衍。是月甲午朔，乙巳先乙卯十日，不应赐爵在赦前，亦不应二事相隔多日也。（《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郭嵩焘：按：乙巳在乙卯前十日，“乙巳”二字疑衍文，《汉书》赐民爵不书日。（《史记札记》卷一《孝景本纪》）

刘定山、龚浩康：乙巳，乙巳日上距乙卯日共五十天，不可能出现在四月份，因而与上句“四月乙卯”、下句“五月”有牴牾。（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日）西嶋定生：（景帝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这里未明示出赐爵的理由。在《汉书》上自从上一年六月文帝驾崩、景帝即位之后，直到这次的民爵赐与，有相当多的记事；但在《史记》卷十一《孝景本纪》，则于记述景帝即位事之后，立即记载道：“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赐民爵一级。”我们推想，这虽是到了即位的翌年，不过仍可解释为因即位而施行的民爵赐与。这里所示的《史记》上的赐爵记事，与《汉书》本纪上作为事例举出的记事不同，特点是以干支记日，其四月乙卯为二十二日，乙巳为十二日，顺序倒置；但与事例［六］（编者按：此指前180年下诏曰：“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文帝即位之际的民爵赐与相比较，赦与赐爵两相分离，这点也令人怀疑。所以，《史记会注考证》的同条谓：“梁玉绳曰：‘乙巳二字衍。是月甲午朔，乙巳先乙卯十日，不应赐爵在赦前，亦不应二事相隔多日。’”他引梁玉绳《史记志疑》的见解，指出这儿的乙巳二字是衍文。（《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第二章《民爵赐与的方法及其对象》）

③ 【汇注】

程大昌：夏、商、周赋、助、彻实皆十取其一。鲁哀公曰：二吾犹不足，则十二矣。秦始皇多事，征戍繁重，横加役取。董仲舒曰：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至班固《食货志》总言其凡，则又曰“收泰半之赋”。泰半者，三分取二也。三分取二，则又加于一半矣，而亦未至三十其倍。不知二者孰为的数也。高祖既定天下，约法三章，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则比十一之法既已加轻矣，文帝因晁错入粟之策，行之数年，边积饶衍，遂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其曰赐半者，此一年内当输一斗者，止输五升，是为官赐其年半额也。明年，又遂除民田之租税。此之谓除，则并与当输一斗之类全免不收矣。然此之除减，皆是立高帝十五税一以为之则而为除减之数焉耳。后至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则是于高帝所立之额正减其半。如高帝时应输一斗者，岁岁常减五升，而所取益以轻少矣。史家计定其数，则曰三十而税一也。三十而税一，是从古者十一之法而三分免二。若引而上之，以比古法，则当输三斗者，止取一斗也；民间种田三十亩，止收一亩而入之官也。汉家赋税之类，至此乃始定为三十取一也。（《演繁露》卷五《什一税》）

林　駉：汉量吏禄，度官用以赋民，于是什五税其一，文帝始行赐租之令。至十三年之六月，乃尽除而不收焉。及景帝元年，行半租之令而半租之，明年则又有三十税一之令。故终汉之世三十税一者，自景帝始也。（《古今源流至论》卷三《赋税》）

吕祖谦：按：《食货志》：文帝除民田之租税，后十二岁，孝景二年冬，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大事记解题》卷十）

周　密：自井田之法废，赋名日繁，民几不聊生。余尝夷考，在昔独两汉最轻，非惟后世不可及，虽三代亦所不及焉。自高、惠以来，十五税一。文帝再行赐半租之令，二年、十二年，至十三年，乃尽除而不收。景帝元年，亦尝赐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税一，即所谓半租耳。盖先是十五税一，则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税其一，乃所谓半租之制也。自是之后，守之不易，故光武诏曰：“顷者，师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三十税一如旧制。”是知三十税一，汉家经常之制也。（《齐东野语》卷一《汉租最轻》）

刘友益：文帝除之，至景帝而复收，非得已也。然止收半租，则赐民半租矣。自是遂为常制。是岁赐半租，自帝始也。（见《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四上《孝景皇帝·书法》）

胡三省：文帝十二年，赐民田租之半；次年，尽除田之租税；今复收半租。（见《资治通鉴》卷十一“景帝前元年”注）

沈钦韩：文帝十三年除田租税，此以新即位，国用不足，故复半出租赋。（《汉书疏证》卷二《景帝纪》）

沈家本：田租税，《食货志》：“汉兴，天下既定，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惠纪》：“减田租，十五税一。”注：邓展曰：“汉家初十五税一，俭于周十税一也。中间废，今复之也。”《文纪》：“十三年，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廑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景纪》：“元年，令田半租。”《补注》：“齐召南曰：《史记》除田半租，此文令田半租，以文帝十三年尽除田租，至此年始复收其半租也。”《西汉会要》：“三十而税一也。”《后书·光武纪》：“建武六年，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食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法。’”注：“景帝二年令人田租三十而税一，今依景帝，故云旧制。”……按：汉之田税，其初承秦什五之制。天下既定，即轻田税，十五而税一。文帝除田租税，故律亦除之。景帝复田半租，则此律亦必修复矣。除田租税，终文之世，行之十一年。景帝令田半租，其一半则永远除之，故《史记》云除田半租也。汉世待农民最优，虽以武帝之侈，而农不加赋，有司欲加算赋而不许，其家法固未替也。桓、灵亩税十钱，而汉亡矣。（《历代刑法考（下）·汉律摭遗二十二卷·田令》）

郭嵩焘：按：文帝十三年除田租税，此云“除田半租”，即《食货志》所谓“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此当具事书之，汉以后田租所由昉也。（《史记札记》卷一《孝景本纪》）

钱　穆：战国以来租额无考，惟孟子屡言什一之税，知战国租额决不止什一。汉制则什伍税一，又时减半征收，则为三十税一。（《国史大纲》第八章《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农民与奴婢》）

又：自文帝十三年除民田租，至景帝元年复收半租，其间凡十一年未收民租，为历史所仅见。（同上）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汉书》云：五月，除田半租。”盖孝文十三年，除田租税。后十一年，不复取租。至此，乃令出半租也。《史记》除字失当。（《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王叔岷：《汉纪》作“令民田收半租。”《通鉴》作“复收民田半租。”注：“文帝十二年，赐民田租之半；次年尽除田之租税；令复收半租。”孝文十三年以后尽除田租，至此仅除其半，故曰“除田半租。”其余半租不除，故亦可谓“复田半租。”此文除字，固未尝失当也。（《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施之勉：王益之曰：《食货志》以为二年。《汉书》本纪载于元年。齐召南曰：《史记》除田半租，《汉书》令田半租，以文帝十三年尽除田租，至此年始复收其半租也。杨树达曰：三十而税一语，亦见《志》，不必引《通鉴》。（《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编者按：文帝躬俭，田租十五而税一。因从晁错之言，先是令民入粟塞下，可以赎罪、受爵，从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也。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第九等爵也，万二千石为大庶长——第十八等爵也。使边防之粮食足够五年之用。以后又从晁错之言，令民可以入粟郡县，足支一岁以上。于是文帝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亦即三十而税一，翌年，又全部免除农民耕田之租税。后十三年，至孝景二年，恢复田租，令民三十而税一，所以未曾一步到位，可能是顾虑天下农民在心理上的承受能力。《汉书·食货志》云：“其后，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及徙复作，得输粟于县官以除罪。始造苑马以广用，宫室列馆车马益增修矣。”景帝不仅继续乃父轻徭薄赋以及办理粟除罪的制度，以其生于太平盛世，不知稼穑之艰难，奢靡之风亦渐抬头矣。如五年三月，作阳陵；五月，募徙阳陵，予钱二十万；中四年三月，置德阳宫，可见端倪。

【汇评】

陈　埴：景帝好处，只是不改文帝恭俭。……文景减田租事尤多，或三十而税一，或减租之半，或尽除之。所以致富庶者，人主恭俭寡欲，无兵革之事，故百姓亦皆富庶。（《木钟集》卷十一）

王应麟：文帝两诏赐今年半租，未以为常法也。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则以为常法矣。然而都鄙廪余皆满，太仓之粟充积露积，腐不可食，君民兼足，亦曰节俭而已。故为国以利为本，未有不利于国也，以利为利，未有不利于国也。有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于文景见之。（《通鉴答问》卷三《赐民田租之半》）

马端临：先公曰：文帝除民田租税，后十三年，至景帝二年，始令民再出田租，三十而税一。文帝恭俭节用，而民租不收者至十余年，此岂后世可及！（《文献通考》卷一《历代田赋之制）

丘　浚：古者什一而税，汉文帝始赐民租之半，后十三年，又尽除之。至是，景帝始复收民半租，三十而税一焉。夫三代取民，名虽不同，然取之皆以什一也。什一，天下之中正，多乎此则过于重而入于桀，有以伤乎民而不仁；少乎此则过于轻而入于貉，无以奉乎上而非义，皆非中正之道也。景帝之三十税一，虽异乎后世之暴征多敛者，然亦非先王之中制。要之，不可为常也。是故道以中庸为至，法以经常为极。（《世史正纲》卷三《汉世史·孝景皇帝》）

王夫之：什一之赋，三代之制也。孟子曰：“重之则小桀，轻之则小貉。”言三代之制也。天子之畿千里，诸侯之大者，或曰百里，或曰五百里，其小者不能五十里。有疆场之守，有甲兵之役，有币帛饔飱牢饩之礼，有宗庙社稷牲币之典，有百官有司府史胥徒禄食之众，其制不可胜举。《聘义》所云：“古之用财者不能均。”如此是已。故二十取一而不足。然而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差，有一易、再易、莱田之等，则名什一，而折衷其率，亦二十而取一也。自秦而降，罢侯置守矣。汉初封建，其提封之广，盖有倍蓰于古王畿者，而其官属典礼又极简略，率天下以守边，而中邦无会盟侵伐之事。若郡有守，县有令，非其伯叔甥舅之交，而馈问各以其私。社稷粗立，而祀典不繁。一郡之地，广于公侯之国，而掾史邮徼，曾不足以当一乡一遂之长。合天下以赡九卿群司之内臣，而不逮《周礼》六官之半。是古取之一圻而用丰，今取之九州而用俭，其他国家之经费，百不得一也。什一而征，将以厚藏而导人主之宣欲乎？不然，亦奚用此厚敛为也！（《读通鉴论》卷二《文帝二一》）

又：文帝十三年，除田租税，景帝元年，复收半租，三十而税一；施及光武之世，兵革既解，复损十一之税，如景帝之制；诚有余而可以裕民也。封建不可复行于后世，民力之所不堪，而势在必革也。（同上）

刘绍攽：俭为帝王之美德。而孟子曰：“俭者不夺人。”又曰：“取之民有制。”是俭者于其取民见之，不于其自奉见之也。后世即自奉以言俭，而古帝王之美德隐矣。汉兴，承秦之敝，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迄乎文景，人给家足，比美三代，说者谓节俭所致。问其俭，则以罢露台、慎夫人衣不曳地当之。呜呼！是自奉之约耳，乌可以云俭？所谓俭者，吾于其取民见之。高祖十五而赋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文帝诏赐天下民租之半，三年尽除之。景帝行半租之令，其后三十税一，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不领于天下之经费，此其有制不可夺也。乃所谓俭也。（《九畹古文》卷三《文景节俭论》）

白寿彝：文帝二年（公元前178），下诏：“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虽然这次所减仅当年田租，但开了田租三十税一的先例。及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又一次“赐农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三年，又下令“其除田之租税”，接连出现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和无田租征收的状况。不过，孝文帝十三年的“除田租”，恐仅限于十三年一年，并非自此年至景帝初年均无田租。因为根本不征收田租的作法，既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又无以支付官府的麋食和官吏的俸禄，还与《史记·孝景本纪》所载景帝元年（公元前179）“除田半租’之事矛盾。……因此之故，景帝元年，未云复田租，而可以有“除田半租’之事发生。否则，既已根本取消田租，又何须“除田半租”呢？景帝的所谓“除田半租”，即在十五税一的田租基础上再减轻一半，这就变成了《汉书·食货志》所说的：“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在这里，《史记》《汉书》所载虽有景帝元年与二年的差别，但田租税率的变化，至此形成了定制，迄于东汉之末而无所改易。（《中国通史》第4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田租及其税率的下降和征收的办法》）

李恒全：汉代皇帝即位之初，为了收买人心，往往实施一些惠民措施，以示“德政”。……再看汉景帝即位之初所实施的政策。“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赐民爵一级。五月，除田半租。”很显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贯彻的都是“为恩惠”的精神，“除田半租”也当符合这种精神。如果从汉文帝十三年到景帝即位之时的十余年，田租都是免除的，景帝一上台就征收田租（三十税一），显然就不是“为恩惠”了。因此，从逻辑上讲，汉景帝即位之前。汉文帝应是征收田租的，而且比景帝的三十税一重，否则与“为恩惠”的精神不符。（《战国秦汉经济问题考论》第三章《战国秦汉的赋役问题》）

王　川：同年（编者按：前元元年，即公元前156年），五月，景帝又诏令除田半租。这里的租就是田租（又称地租），系西汉政府对私有土地征收的土地税。从高祖起，田租征收的税率就是十五税一，这个税率比秦朝降低了若干倍，之后曾一度又有所提高；惠帝、吕太后时又恢复为十五税一；景帝为了安民、养民，决定再降田租50%，改十五税一为三十税一。景帝的这一创造性规定，大大减轻了农民的田租赋税，成为以后整个西汉田租的定制，并一度也在东汉实行。景帝的一系列准许徙民、大赦、赐爵、除田半租之类的政策，其目的就在于以具体的政策贯彻他的农本政策，这些政策，在封建时代都是比较少见的，这对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有积极作用的。（《汉景帝传》第二章《循而略革》）

④ 【汇注】

班　固：丞相臣嘉等奏曰：“……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献祖宗之庙。请宣布天下。”制曰：“可。”（《汉书·景帝纪第五》）

胡三省：应劭曰：始取天下者曰祖，高帝称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曰宗，文帝称太宗是也。师古曰：应说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贡父曰：颜说非也。始受命称太祖耳；有功亦称祖，商祖甲是也。（见《资治通鉴》卷十五“景帝前元年”注）

吕祖谦：按：《本纪》：“诏曰：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颜师古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制礼乐各有由。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庙酎，（张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纯也。至武帝时，因八月尝酎会诸侯庙中，出金助祭，所谓酎金也。”颜师古曰：“酎，三重酿，醇酒也，味厚，故以为宗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执干戚。《文始舞》执羽箭。《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见《礼乐志》。”）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开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遂群生；减耆欲，不受献，罪人不孥，不诛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胜识。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礼乐志》：“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四时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以尊太宗庙”。）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礼仪奏。”丞相臣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谨议：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献祖宗之庙。（张晏曰：“王及列侯岁时遣使诣。京师侍祠助祭。”）请宣布天下。制曰：‘可’”。（《大事记解题》卷十）

牛运震：元年……为孝文立太宗庙：按：景帝为孝文立庙，诏书奏议之详，已载于《文纪》之末，故此处只书其纲。（《史记评注》卷二《孝景本纪》）

⑤ 【汇注】

吕祖谦：按：《史记·本纪》：“匈奴入代，与约和亲。”《汉书》止书“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与匈奴和亲”而不书“入代”。使匈奴不入代，则陶青至单于之庭约和可也，何繇止于代下乎？（《大事记解题》卷十）

王　恢：自高帝平城围解，结合亲之好，岁奉金帛文绣甚厚，冀买其欢心以宁边境，历惠帝、吕后以及文帝，委屈唯谨。而匈奴入据河南，形强势胜，迄未稍动其“亲情”，屡寇而益深。（《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⑥ 【汇注】

班　固：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与匈奴和亲。（《汉书·景帝纪第五》）

刘定山、龚浩康：和亲，与敌议和，结为姻亲，是汉族封建王朝与邻国部落或少数民族首领之间具有一定政治目的的联姻。这一政策始于汉初。（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龚　荫：从记载看，“和亲”政策的内容是：（一）以公主嫁匈奴单于为阏氏（后来实际多以宗室或后宫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二）每年奉送一定数量的絮、缯、酒、米等物品（有时还送笙、竽、箜篌等乐器）；（三）汉与匈奴约为兄弟，相约以长城为界，北面“引弓”之民归单于管辖，南面“冠带之室”由汉帝统治；（四）汉朝向匈奴派遣能说善辩的“辩士”前去讽劝和讲解礼节，宣扬中原的传统观念和习俗；（五）汉朝向匈奴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在边境集市贸易和交往。（《民族史考辨：龚荫民族研究文集·关于西汉与匈奴政策之研究》）

【汇评】

班　固：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孝惠、高后时遵而不违，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加骄倨。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阵。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也。……夫边境不选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备塞之具，厉长戟劲弩之械，恃吾所以待边寇、而务赋敛于民，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雠，信甘言，守空约，而几胡马之不窥，不已过乎。……夫规事建议，不图万世之利，而媮恃一时之事者，未可以经远也。（《汉书·匈奴传第六十四上》）

刘　沅：帝初立，即与匈奴和，盖承文帝息民之志也。（《史存》卷九《孝景皇帝》）

李祖陶：其与匈奴和亲，亦文帝已行之法。然匈奴卒入寇，可知其非兵不服矣。（《史论五种·前汉书细读》卷一《景帝》）

龚　荫：这“和亲”之策是在匈奴强、汉朝弱的情况下，汉王朝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政策。……在汉王朝方面，汉初，中央集权统治尚不巩固，由于连年战争，中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对于北方匈奴势力的巨大威胁，汉王朝是无力再支撑同匈奴作战的。……“和亲”成为西汉对匈奴的重要政策。西汉的意图是：西汉以嫁“长公主”妻匈奴单于，谋求“单于阏氏”之贵，生子为“太子”，最终使匈奴大权落于太子即西汉“外孙”之手；西汉“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每年送给匈奴大量物品，这些是匈奴所缺乏的，从而使匈奴在经济上羡慕西汉，进而依赖西汉王朝；西汉“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宣扬中原的儒家“仁义”“礼教”等观念，以改变匈奴的一些诸如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等落后习俗，与中原在文化上同一。这样，西汉在政治上通过嫁公主以谋取单于之权，在经济上通过大量送予物品以使匈奴依赖于汉，在文化上以宣教化达到同一，就逐渐达到使匈奴依赖、臣服、接受西汉王朝的统治。因此，“和亲”之策，这实际是汉、匈双方都需要的。（《民族史考辨：龚荫民族研究文集·关于西汉与匈奴政策之研究》）

薛瑞泽：汉景帝即位后，汉朝国力仍然没有强大到足以与匈奴抗衡的地步，所以汉景帝延续了汉文帝对匈奴和亲的政策。汉景帝前元元年四月，派遣御史大夫陶青至代与匈奴和亲，“匈奴入代，与约和亲”。到前元二年秋天“与匈奴和亲”完成。前元五年正月，“遣公主嫁匈奴单于”。……总的来看，汉景帝时期，汉朝与匈奴的关系相对稳定，为黄河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外部环境。深为后世史学家称道的“文景之治”的实现，与汉景帝所推行的对匈奴的忍让政策也有很大关系。汉景帝的主导思想实际上是利用和亲政策维持与匈奴的相安无事，而着力发展黄河流域的经济，为民众创造相对安定的生存环境。正是从汉文帝到汉景帝所采取的对待匈奴的和亲政策，才为汉朝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北部边境安全，使黄河流域的百姓能够摆脱战争所带来的损伤，促使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也为此后汉武帝时期实现黄河文化的强力扩张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也正展现出黄河文化在形成之后所具备的韬光养晦的文化风貌。（《秦汉魏晋南北朝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第二章《西汉时期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

二年春①，封故相国萧何孙係为武陵侯②。男子二十而得傅③。四月壬午④，孝文太后崩⑤。广川、长沙王皆之国⑥。丞相申屠嘉卒⑦。八月，以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⑧。彗星出东北⑨。秋⑩，衡山雨雹⑪，大者五寸，深者二尺⑫。荧惑逆行⑬，守北辰⑭。月出北辰间⑮。岁星逆行天廷中⑯。置南陵及内史祋祤为县⑰。

① 【汇校】

梁玉绳：《汉纪》书于六月，此在春，未知孰是。（《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汇注】

章　衡：丙戍，二年。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六月，丞相申屠嘉薨，谥曰节侯。八月，以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九月，胶东人年七十生角，角有毛。荧惑逆行，守北辰。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与匈奴和亲。（《编年通载》卷三《汉·孝景皇帝》）

② 【汇校】

司马贞：《汉书》亦作“係”，邹诞生本作“傒”。又按：《汉书·功臣表》及《萧何传》皆云封何孙嘉，疑其人有二名也。（《史记索隐·孝景本纪》）

［日］水泽利忠：延久、大治、南化、棭、三、谦、狩“萧何孙萧係”。（《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注】

徐天麟：孝景二年，封故相国萧何孙係为列侯。（《西汉会要》卷三十四《职官四·继绝世》）

王钦若等：景帝二年，制诏御史：“故相国萧何，高皇帝大功臣，所与为天下也。今其祀绝，朕甚怜之。其以武陵县户二千封何孙喜为列侯。”（《册府元龟》卷一七三《帝王部·继绝》）

梁玉绳：按：《功臣表》及《汉书》表、传皆作“武阳侯萧嘉”，此作“武陵”，误。武陵乃郡名，即秦黔中郡，非所封也。或係或嘉，其人有二名，徐广言之矣。（《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郭嵩焘：封故相国萧何孙係为武陵侯，按：《汉书·功臣表》酂侯子禄嗣为侯，无后；吕后二年封何少子延为筑阳侯，文帝元年更为酂侯；子遗嗣，无后；文帝五年以遗弟则绍封为武阳侯，二十年有罪免，景帝二年以则弟嘉绍封。而《萧何传》称“景帝二年制诏御史，以千二百户封何孙嘉为武阳侯”。《史记·功臣表》与《何传》同，而《萧相国世家》但称后嗣以罪失侯者四，而不著其详，《景帝纪》则邑与名并误也。（《史记札记》卷一《孝景本纪》）

［日］泷川资言：考证：钱大昕曰：《功臣表》“武陵”作“武阳”，其名嘉，非係也。……又：《汉景纪》书于六月，此在春，未知孰是。张文虎曰：邹诞生，南齐人，裴氏无由引，且其文全同《索隐》，此俗本兼采二注而误入者。（《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刘定山、龚浩康：封係为武陵侯，《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谓“武阳，前二年，封炀侯弟幽侯嘉”，又《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谓“武阳，孝景二年，侯嘉以则弟绍封”。可见孝景二年所封者为武阳侯，而非武陵侯，故此处应为“武阳侯”。所封者究竟是萧係，还是萧嘉，据《集解》引徐广语说“疑其人有二名”。《汉书》的《功臣表》和《萧何传》都说是封萧何孙萧嘉。又，武陵系郡名，秦时称黔中郡，刘邦改为武陵郡，治所为义陵，在今湖南省溆浦县南；武阳则为县名，故城在今四川省彭山县东。（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③ 【汇校】

梁玉绳：按：《汉纪》在冬十二月，此书于春，亦异。“得”字当因下“傅”字误衍。（《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日］水泽利忠：南化、枫、棭、三、谦、狩、野、高“男子年二十而得傅”。（《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注】

颜师古：旧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为异制也。傅读曰附。（《汉书注·景帝纪第五》）

司马贞：荀悦曰：“傅，正卒也。”小颜云旧法二十三而傅，今改也。（《史记索隐·孝景本纪》）

丘　浚：按：傅，著也，言著名籍以给公家徭役也。汉制，民年二十二始傅，五十六乃免。至是景帝立为异制，令男子二十始傅。（《世史正纲》卷三《汉世史·孝景皇帝》）

沈钦韩：本年十五以上，今宽假之，至年二十始出算钱。傅，谓著于版籍。《小宰》郑司农注云：“傅之，著约束于文书。”师古说年二十三为正卒，非此制也。（《汉书疏证》卷二《景帝纪》）

［日］泷川资言：枫、三本“子”下有“年”字。中井积德曰：傅，谓为丁受徭役也。沈钦韩曰：本年十五以上出算钱，今宽之至二十岁始。傅，谓著于版籍也。梁玉绳曰：《汉·景纪》在冬十二月。“得”字衍。愚按：古钞本“子”下有“年”字，《汉书》作“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王骏图、王骏观：观按：《汉书》师古注云“傅，著也，谓著名籍给公家役使也”。盖与今世及岁时准入仕籍之制同；“正卒”说非是。（《史记旧注平义·孝景本纪》）

王叔岷：案：《通鉴》与《汉书》同，亦书于冬十二月。《汉纪》作“今天下男子年二十始赋”。赋、傅古通（《左》僖二十七年传：“《夏书》曰：赋纳以言。”《汉书·文帝纪》“赋”作“傅”，即其比）。惟书于冬十一月，“一”盖“二”之误。（《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施之勉：按：荀颜说是，沈说非也。徐天麟曰：《高纪》“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君”。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疲癃。《汉仪注》：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驰战阵，年五十六乃免为庶民，就田里。则知汉初民在官三十有三年也。今景帝更为异制，令男子年二十始傅，则在官三十有六年矣。见《西汉会要》。然则旧法二十三，今更二十，是重民之役也，岂得谓之宽乎？又，傅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为正卒，非谓算赋也。民年十五以上出算钱，至元帝时，贡禹始请年二十乃算。沈以傅为出算钱，景帝改为二十出赋，何其谬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吴国泰：傅者，“赋”之借字。《论语·公冶长》“可使治其赋也”。《释文》引梁武帝注云“鲁论作傅”，是二字可以互相假借也。何晏《集解》（编者按：《论语集解》）引孔注云“赋，兵赋”，是训赋为兵。《国语》“悉索敝赋”，注皆训赋为兵，是其义矣。男子二十而赋者，谓男子二十而服兵役也。（《史记解诂·孝景本纪》）

张荣强：“傅”本来的意思是“登记”“著籍”，但学者对汉代“傅”的具体涵义有不同理解。《汉书·高帝纪》高祖二年（公元前205）五月，“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如淳注引《汉仪注》：“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史记·孝景本纪》景帝二年（公元前155）令“男子二十而得傅”，《索隐》引荀悦云：“傅，正卒也”。按：如淳、荀悦的理解，“傅”就是正卒，是注册服兵役的意思。《汉书·高帝纪》颜师古的注释略有不同，“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颜师古在此将“傅”说成是服徭役。这些都是古人的说法，今人对“傅”的理解也有歧义。宋杰、施伟青、杜正胜申如、荀之说，认为“傅”是正卒兵役，不是平常的力役。钱剑夫持颜说，称傅“就是服行更卒徭役”。多数学者如高敏、张金光、黄今言则折中两说，认为汉时徭役、兵役起役年龄及服役年龄段一致，傅籍就是服徭役与兵役。按：荀悦、如淳是汉魏间人，其所说“傅”即正卒，显然有充分依据。（《汉唐籍帐制度研究·〈二年律令〉与汉代课役身份》

又：其令（景帝二年令）谓“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秦律中的“男子”有成年奴隶，也有成年自由人。但秦汉时期的奴隶是私人财产，据下引《亡律》，是“复使及算”，也就是说并不傅籍。汉代史籍屡见“赐天下男子爵”之语，秦汉爵制“吏民爵不得过公乘”，“过公乘者得贳与子若同产”。“公乘”为编户民所获爵位的最高界限，此中的“天下男子”与二年令同义，都是指身分限于公乘之下的自由男子。汉初傅籍标准与自身爵位有关，最低年龄“不更以下子”“士伍”是二十而傅。景帝二年令规定，天下男子一律二十傅籍，不再考虑爵位问题，这自然是当时泛授民爵，导致爵位轻滥的结果。而从傅籍标准看，就低不就高，显示出封建政府最大限度控制人力资源的意图。（同上）

李恒全：“傅籍”是秦汉力役征发制度中的重要一环。通常认为，秦汉男子达到一定年龄后，就要登记注册，即“傅籍”。开始承担更役和兵役，傅籍具有更役和兵役的性质。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秦汉“傅籍”的对象是男子。《史记·孝景本纪》：“男子二十而得傅。”《汉书·景帝纪》亦载，景帝二年冬十二月“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云梦秦简《内史杂律》：“除佐必当壮以上，毋除士伍新傅。”士伍，即无爵的男子。这些记载确证，“傅籍”者只是男子。（《战国秦汉经济问题考论》第三章《战国秦汉的赋役问题》）

④ 【汇注】

张大可：四月壬午，四月二十六日。（《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

⑤ 【汇注】

颜师古：服虔曰：“文帝母薄太后也。”（《汉书注·景帝纪第五》）

司马贞：薄太后也。亦葬芷阳西，曰少陵也。（《史记索隐·孝景本纪》）

⑥ 【汇注】

司马贞：广川王彭祖、长沙王发皆景帝子，遣就国也。（《史记索隐·孝景本纪》）

梁玉绳：按：六王同封，而独广川、长沙二王之就国，岂其余四王仍居长安乎？抑《史》之疏脱也？（《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王叔岷：案：春三月六王同封，梁说本《汉书》。又见《汉纪》《通鉴》。（《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施之勉：按：《汉诸侯王表》：河间国，孝景前二年，三月甲寅，初王献王德元年。二年，来朝。广川国，孝景前二年，三月甲寅，王彭祖元年。二年，来朝。是不但广川彭祖就国，河间王德亦遣就国也。下三年正月，燔雒阳东宫大殿城室。《集解》：徐广曰：雒，一作淮。《索隐》：《汉书》作淮阳王宫灾，故徙王于鲁。是淮阳王馀亦在二年就国，不居长安矣。（《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王　恢：广川国，故赵钜鹿郡，二年别为国，三月甲寅立皇子彭祖，治信都，今河北冀县。五年（前152），徙王赵，国除为信都郡。中二年（前148）复置，四月立皇子越，传子齐、孙去，悖虐，燔烧烹煮、生割剥人，杀其师父子，宣帝本始四年（前70）废迁上庸。国除复为郡。后四岁（前66），复置，立去兄文，传子汝阳（《传》作海阳），淫乱、杀人，甘露四年（前50），废迁房陵，国除，复为信都郡。元帝建昭二年（前27），更置为信都国。……《汉志》信都国，县十七。（《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又：长沙国，故吴芮国。芮五传，无后，国除为郡，时文帝之后七年也。越一年（前156），二年复置，三月甲寅立皇子发。《汉志》长沙国十二县，盖武陵、桂阳，景帝以支郡收，无南边郡。或如应劭引称发对帝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至谓“帝以武陵、零陵、桂阳属焉”，则误也。零陵，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始分桂阳置也。发三传至建德，宣帝以猎纵火燔民九十六家，杀二人，削其八县，则未知并入何郡。再四传，王莽时绝。（同上）

刘定山、龚浩康：广川，汉初封国，原名信都，景帝前元二年改，辖今河北省武邑、景县以南，南宫县以北部分地区和山东省德州市一带，都城在信都（今河北省冀县）。这时的广川王是景帝的第八子刘彭祖。长沙，汉初封国，辖今湖南省溆浦县以东、衡山县以北地区，都城在临湘（今湖南省长沙市）。这时的长沙王是景帝的第十子刘发。（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⑦ 【汇注】

司马迁：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迁为队率。从击黥布军，为都尉。孝惠时，为淮阳守。孝文帝元年，举故吏士二千石从高皇帝者，悉以为关内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户。张苍已为丞相，嘉迁为御史大夫。张苍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广国贤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余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因故邑封为故安侯。……嘉为丞相五岁，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晁错为内史，贵幸用事，诸法令多所请变更，议以谪罚侵削诸侯。而丞相嘉自绌所言不用，疾错。错为内史，门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堧垣。嘉闻之，欲因此以法错擅穿宗庙垣为门，奏请诛错。错客有语错，错恐，夜入宫上谒，自归景帝。至朝，丞相奏请诛内史错，景帝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为之，错无罪。”罢朝，嘉谓长史曰：“吾悔不先斩错，乃先请之，为错所卖。”至舍，因呕血而死。谥为节侯。（《史记·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葛　洪：汉文帝时，申屠嘉为丞相。时太中大夫邓通，方隆爱幸。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礼。丞相奏事毕，因言曰：“陛下爱幸臣，则富贵之。至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罢朝，嘉坐府中，为檄召邓通诣丞相府，不来且斩。通恐，入言文帝，帝曰：“汝第往，吾令使使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顿首谢。嘉坐自如，故不为礼。责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令吏行斩之。通顿首，首尽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释之。”邓通既至，为文帝泣曰：“丞相几杀臣。”（《涉史随笔·申屠嘉召责邓通》）

黄　震：汉景二年，申屠嘉死，汉相之威权遂夺。（《黄氏日钞》卷五十四《读杂史》）

范　理：申屠嘉，丞相，时晁错贵幸用事，法令多更。劾之，错自归上。嘉以不先斩错，因呕血死。（《读史备忘》卷一《申屠嘉》）

吴玉搢：“申徒、申屠、信都，司徒也。”《通雅》云：“司徒，以官为氏。”《史记·留侯列传》项梁立韩成为韩王，以张良为韩申徒，即司徒。《庄子》有申徒嘉、申徒狄，皆复姓。西汉申屠嘉，东汉申徒刚，与申徒同。宋罗璧《识遗》云：《史通》讥迁、固谓韩王名信都，亦误矣。《潜夫论》拜良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楚汉春秋》作信都，注：信音申，此与《史记》申徒可互推。古人信与申通，司因信转之故。（《别雅》卷一）

【汇评】

葛　洪：按：嘉本传，嘉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不过军行间勇健有材力人耳，及其为相，而风采号令威重乃如此。然则宰相之职业，其所关系顾不重耶！汉置丞相，仍秦之旧，其职号为无所不统。自高帝至于景帝，自萧何至于嘉，阅四世而相继为相者，无非高帝之旧臣，其人望之重，皆识权柄之所归。故其主亦不敢以庸常视之，而使得伸其威。帝虽不能因嘉之言以远通，终帝之世，嘉为相而通不敢辄启谗慝之口，其潜销密移于冥冥之中者，盖亦多矣。（《涉史随笔·申屠嘉召责邓通》）

钱　时：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两汉笔记》卷三《文帝》）

吕祖谦：自嘉之死，汉相之威权遂夺矣。御史大夫虽副贰丞相之官，今晁错为之，陶青特充位而已。体统不正，盖自此始。（《大事记解题》卷一一）

张　宁：申屠嘉始欲斩邓通，而诎于孝文，终欲诛晁错而纵于孝景，由其黯于先知，缓于制变，以致奸佞得以深结于君，而宛转脱罪也。使文、景因嘉之言而彰示，疏斥通、错，惩嘉之责，而慎于幸用，则君有从正之美，相有不阿之功，而通、错他日亦无杀身之祸矣。顾不能也，奈何！然嘉志虽不伸，犹不失为刚毅守节，死无可贬。后之为卿相大臣，不能为嘉所为，反有因邪佞以进，相与引荐，交誉为固宠保位之谋者，斯又申屠嘉之奴隶也。（《方洲集》卷二十八《读史录·景帝二年》）

方　苞：申屠嘉、周亚夫皆以自卒书，信乎？此《纪》为褚少孙所补也。太史公实录，多直笔。此类不宜曲讳。（《史记注补正·景帝纪》）

⑧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景纪》不载。（《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施之勉：按：《公卿表》“孝景二年，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注】

裴　骃：徐广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谥夷。（《史记集解·张丞相列传》）

胡三省：开封侯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班《志》，开封县属河南郡。《姓谱》：陶，陶唐氏之后。（见《资治通鉴》卷一五“景帝前二年”注）

吴汝纶：陶青，《汉纪》作陶青翟，后凡陶青，《汉纪》皆作陶青翟。盖陶与庄皆名青翟。《汉书》载“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与匈奴和亲”，文颖以为姓严，臣瓒、颜监皆以《汉书》为误，皆失考。陶名青翟，而《史》文多止称陶青者，犹刘郢客止称刘郢，省二名而称一字耳，《汉书》不误。（《点勘史记读本·孝景本纪》）

［日］水泽利忠：延久“陶青”旁注有“唐生”二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评】

司马迁：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史记·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⑨ 【汇校】

梁玉绳：按：《汉纪》及《天文志》并作“西南”，此言“东北”，误也。又《汉纪》书于十一月，此在八月，异。《天文志》云“是岁”。（《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王叔岷：案：《汉书·景帝纪》于十二月书“有星孛于西南”，《天文志》于十二月书“彗星出西南”，《汉纪》于十一月“有星孛于西南”，“一”盖“二”之误。《通鉴》于十二月书“有星孛于西南”，与《汉书》合。又于八月书“彗星出东北”，与《史记》合。盖兼采《史》《汉》之文，以为二事也。梁氏谓此“东北”为“西南”之误，则以为一事矣。（《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汇注】

刘友益：书彗星，记异也。自是荧惑、岁星逆行。明年，长星出而七国反，兵满天下，此其应也。（见《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四上《孝景皇帝·书法》）

⑩ 【汇校】

梁玉绳：按：上已书八月矣，何又言“秋”，当衍。（《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日］泷川资言：《汉志》不载。（《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⑪ 【汇注】

董仲舒：气上薄为雨，下薄为雾。风其噫也，云其气也，雷其相击之声也，电其相击之光也。……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则上合为大雨，下凝为冰，霰雪是也。雹霰之至也，阴气暴上，雨则凝结成雹焉。（《雨雹对》，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二十四）

刘　熙：雹，跑也，其所中物皆摧折，如人所蹴跑也。（《释名·释天》）

张守节：雨，于付反。（《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李昉等：《孔丛子》曰：永初二年夏，河西县大雨雹，皆如棬杯。大者或如斗，杀畜生雉兔，折树木。于是天子责躬省过。（《太平御览》卷一四《雹》）

刘友益：书雹，记灾也。（见《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四上《孝景皇帝·书法》）

胡三省：《大戴礼》曰：孔会子云：阳之专气为霰，阴之专气为雹。盛阳之气在雨水，则温暖而为雨，阴气薄而胁之不相入，则搏而为雹也。盛阴之气在雨水，则凝滞而为雪，阳气薄而胁之不相入，则消散而下，因水而为霰。（见《资治通鉴》卷一五“景帝前二年”注）

李克家：雨凝曰雹。雹，雨水也。……又曰：水有变，春雨雹；寒不降，夏雨雹；臣作奸，秋雨雹；臣逆命，冬雨雹。凡雨雹所起，必有欲怨不平之事。又曰：臣擅法则天雨雹。故雹皆冬之愆阳，夏之伏阴也。（《戎事类占》卷一八《雨电类》）

冯智舒：《一统志》（编者按：《大清一统志》）：衡山，汉初国名，治六县，后改为六安国。东汉国除，改为盛唐县，属庐江郡。（见《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四上《质实》）

孙之騄：《易稽览图》曰：“凡雹者过，由人君恶闻其过，抑贤不（易）［扬］，内与邪人通，取财利蔽贤，并当雨不雨，故（电）［雹］反下也。（《考定竹书》卷九《雨雹，大如砺》）

刘定山、龚浩康：衡山，汉初封国，辖今湖北省东部、河南省南部和安徽省西部地区，以境内有衡山（今安徽省境内的霍山）而得名。都城为邾，今湖北省黄冈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汇评】

董仲舒：雹，霰之流也，阴气暴上，雨则凝结成雹焉。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条，开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块，润叶津茎而已；雷不惊人，号令启发而已；电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雾不寒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条，凌殄毒害而已。云则五色而为庆，三色而成矞；露则结味而成甘，结润而成膏。此圣人之在上，则阴阳和，风雨时也。政多纰缪，则阴阳不调。风发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杀驴马，此皆阴阳相荡，而为祲沴之妖也。（引自《西京杂记》卷五）

又：凡雹皆为有所胁，行专一之政故也。（引自《晋书·五行志》）

班　固：《左氏传》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说曰：凡物不为灾不书，书大言为灾也。凡雹，皆冬之愆阳，夏之伏阴也。（《汉书·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蔡　邕：臣闻天降灾异，缘象而至，霹雳雹数发，殆刑诛繁多之所生也。（引自《太平御览》卷一四《雹》）

⑫ 【汇校】

王念孙：二年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念孙按：“深者二尺”，“者”字因上句而误衍也。雹有大小，故言大者五寸。若深二尺，则平地皆然，不得言“深者二尺”也。《秦始皇纪》：二十一年大雨雪，深二尺五寸。《汉书·五行志》：宣帝地节四年五月，山阳济阴雨雹如鸡子，深二尺五寸。皆不言“深者二尺五寸”也。又《五行志》，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齐楚地大雪，深五尺，不言深者五尺也。《初学记》《太平御览·天部》引《史记》并无“者”字。（《读书杂志》二《史记第二·孝景本纪·深者二尺》）

沈家本：《杂志》云：“者字因上句而衍，《初学记》《御览·天部》并无。”按：雹不必皆深二尺，有者字为是。诸书所引，未必无夺文也。（《沈寄簃先生遗书·诸史琐言》）

【汇注】

王华宝：《孝景本纪》：“八月，以御史大夫开封陶青为丞相。彗星出东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按：秋，《札记》（编者按：郭崇焘《史记札记》）：“《志疑》云上已书‘八月’，何又言‘秋’，当衍。”“深者”的“者”，《札记》：“《杂志》云‘者’因上句而衍，《初学记》《御览·天部》引并无”，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羲·校勘编》第182页举此例。吴金华先生认为：（1）“秋”字未必是衍文。因为这不是按月叙事，而是独立的一段。（2）“者”是衍文，王念孙之说可从。说地上积雹之厚，当云“深二尺”，不云“深者二尺”，是约定俗成的说法。类似的记载甚多，例如《秦始皇本纪》：“二十一年……大雨雪，深二尺五寸。”……“深”是泛指，“深者”则属特指，史家记载积雹、积雪、积水的深，只用泛指，这是通例。（《古文献问学丛稿·点校本史记正文校议》）

⑬ 【汇注】

巫　咸：荧惑主忧患，过恶祸福所由生也。（引自《唐开元占经》卷三〇《荧惑占·荧惑名主》）

子　韦：荧惑者天罚也。（见《吕氏春秋·制乐》）

刘　安：荧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无道之国，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出入无常，辨变其色，时见时匿。（《淮南子》卷三《天文训》）

董仲舒：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以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春秋繁露》卷八《必仁且智》）

司马迁：荧惑为孛，外则理兵，内则理政。故曰“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史记·天官书第五》）

又：荧惑，失行是也，出则有兵，入则兵散。（同上）

班　固：荧惑出，则有大兵。（《汉书·天文志第六》）

高　诱：荧惑，五星之一，火之精也。（见《吕氏春秋·制乐》“荧惑在心”注）

李克家：其东行曰顺，西行曰逆。逆则迟，通而率之，终为东行矣。不东不西曰留，与日相近而不见曰伏，伏与日同度曰合。其留、行、逆、顺、掩、合，犯陵变色，芒角，凡其所主，皆以时政、五常、五官、五事之得失而见其变。（《戎事类占》卷十二《星类六》）

又：荧惑所在之国，不秋，起兵。若留守之，必有殃祸。（《戎事类占》卷十三《星类七》）

李　贤：荧惑，南方，主夏，为礼为视，礼亏视失，不行夏令，则荧惑逆行。（见《后汉书·郎传》注）

⑭ 【汇注】

何　休：北辰，北极，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东西者，须视北辰。（《公羊传》昭公十七年注）

徐　彦：北极谓之北辰。李氏云：北极，天心。居北方，正四时，谓之北辰。孙氏、郭氏曰“北极，天之中，以正四时，谓之北辰”是也。云天中也者，以天面言之故也；然则谓之极者，取于居中之义矣。（见《公羊传》昭公十七年疏）

李克家：北极五星，在紫微宫中。北辰，最尊者也。其纽星为天枢。天运无穷，三光迭耀，而极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客星入，为兵，丧。（《戎事类占》卷七《星类一》）

陈士元：邢昺氏曰：《尔雅·释文》云：北极谓之北辰。郭璞云：北极，天之中，以正四时，然则极，中也，辰，时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极；以正四时，故曰北辰。（《论语类考》卷一《天象考·北辰》）

又：朱子曰：北辰，北极天之枢也。辰旁小星谓之极星。天圆而动，包乎地外，故天形半覆地上，半绕地下。左旋不息，其极纽则在南北之端焉。南极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隐不见，北极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见不隐。北极之星正在常见不隐七十二度之中，其旁则经星随天左旋，日月五纬右转，众星皆左旋，惟北辰不动，在北极星之旁，据北极七十二度常见不隐之中，故有北辰之号，而常居其所。（同上）

又：元按：《星书》，北极五星在紫微宫中，一名天极，一名北辰，其纽星天之枢也。天运无穷，三光迭耀，而极星不移。第一星太子也，第二星帝座也，亦为太乙座，第三星庶子也，第四星后宫也，第五星为天枢，……故三者皆称辰焉。《左传》云：日月之会谓之辰。……故五行之时，亦称五辰。《书》云“抚于五辰”是也。然则星家岂专以天体无星处为辰哉？（同上）

汪之昌：《论语》“辟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郑康成注：“北极谓之北辰。”本《尔雅·释天》文。《尔雅》李巡注：北极，天心，居北方，正四时，谓之北辰。郭璞注：北极，天之中，以正四时。后人以曰心，曰中，遂谓北辰是无星处。陈氏懋龄云：“凡天下之无星处曰辰。天有十二辰，自子毕亥，为日月所聚会之次舍，如十一月冬至，日月毕会于丑，必有所当之星宿。”……按：《经》明云“北辰居其所”，曰“居”、曰“所”，正就北辰居之而言，决非空洞无联处，则必确有所谓北辰者。《春秋繁露·奉本篇》“星莫大于北辰”，此即一证。窃就“居其所”之文以考，北辰，盖谓北辰虽周四游之极而枢星常居正中，即《史记·天官书》所云“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周髀》云：欲知北极枢旋周四极，常以夏至夜半时，北极南游所极。冬至日加酉之时，西游所极……此北极璇玑。四游正北极，枢璇玑之中，正北天之中，正极之所游。《吕氏春秋·有始览》：“极星与天俱游，而天枢不移。”天枢之名，虽不著于天官，而《吕览》《周髀》言之，大约古人星象疏阔，天极、天枢，本可包以北辰之名，正以运转不离于中，所居独尊，斡维斯系。伏生《大传》：旋者还也。机者，几也。其变几微，而所动者大。盖天枢本是默迹，非绝不动之谓。（《青学斋集》卷十《北辰解》）

⑮ 【汇注】

胡三省：荧惑，火星。北辰，中宫天极星也。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黄道北，自立冬、冬至行之；青道二，出黄道东，立春、春分行之；赤道二，出黄道南，立夏、夏至行之；白道二，出黄道西，立秋、秋分行之。其去极有远近，终不能出北辰之间；出北辰间，失其行也。（见《资治通鉴》卷十五“景帝前二年”注）

丘　浚：书月错行，始此。夫《春秋》，月食不书，此书“月出北辰何”？月行有常，北辰非其所行之道，错行至此，岂非大异乎？（《世史正纲》卷三《汉世史·孝景皇帝》）

邵泰衢：二年，荧惑守北辰，月出北辰间：星月出入黄道内外，至远不过十度，从未有失度上行直至枢辰间者，况月之合朔可推，食分可定者乎？如此，则历紊矣，此盖妖星之似火，妖气映云之似月者也，观象者讹之也。（《史记疑问》卷上《孝景纪》）

梁玉绳：按：荧惑何由守北辰？月何由出北辰间？真所难晓。邵氏《疑问》云“星月出入黄道内外，至远不过十度，从未有失度上行至枢辰间者，况月之合朔可推，食分可定者乎？此盖妖星之似火，妖气映云之似月者，观象者讹之也”。余谓非观象之讹，乃《史》讹耳。《汉·天文志》曰：“孝景二年十月丙子，火与水晨出东方，因守斗。”此书于八月后，亦误。（《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钱大昕：“二年，秋，荧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间。”月、五星出入黄道间，必无失行而守北辰之理。予意“辰”当为“戊”之讹。《汉书·天文志》东井西曲星曰戊北，北河南，南河火，守南北河，兵起。又云：元封中，星孛于河戊，占曰：南戊为越门，北戊为胡门。盖北戊与黄道相近，故荧惑得守之，而月行亦或出入其间也。（《三史拾遗·孝景本纪》）

徐　发：月为太阴之精，女主之象，君明则依度，臣专则失道。或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则乍南乍北。或女主外戚专权，则或进或退。（《天元历理》卷三《观象辑要》）

⑯ 【汇注】

司马迁：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顺逆。曰东方，木主春，日甲乙。义失者，罚出岁星。岁星赢缩，以其舍命国。所在国不可伐，可以罚人。其趋舍而前曰赢，退舍曰缩。赢，其国有兵不复；缩，其国有忧将亡，国倾败。其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史记·天官书第五》）

又：岁星所在，五谷逢昌。其对为冲，岁乃有殃。（同上）

班　固：岁星曰东方春木，于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亏貌失，逆春令，伤木气，罚见岁星。岁星所在国不可罚，可以罚人。超舍而前为赢，退舍为缩。赢，其国有兵不复。缩，其国有忧，其将死，国倾败。所去失地，所之得地。一曰：当居不居，国亡；所之国昌。已居之，又东西去之，国凶，不可举事用兵。安静中度，吉，出入不当其次，必有天祆见其舍也。（《汉书·天文志第六》）

张守节：岁星者，东方木之精，苍帝之象也。其色明而内黄，天下安宁。夫岁星欲春不动，动则农废。岁星盈缩，所在之国不可伐，可以罚人，失次则民多病，见则喜，其所居国，人主有福，不可以摇动。人主怒，无光，仁道失。岁星顺行，仁德加也。岁星农官，主五谷。《天文志》云：春日，甲乙，四时春也。五常，仁，五事，貌也。人主仁亏貌失，逆时令，伤木气，则罚见岁星。（《史记正义·天官书》）

又：《晋书·天文志》云：“太微，天子宫庭也。太微为衡，衡，主平也，为天庭理，法平辞理也。”按：言三台、三衡者，皆天帝之庭，号令舒散评理也。故言三台、三衡。（同上）

胡三省：岁星，木星也。太微为天廷。据《天文志》：北极及太微，人君之位；或守之，或出之，或逆行经之，皆变也。又石氏《星传》曰：龙左角为天田，右角为天廷。孔颖达曰：《春秋纬》文：紫微宫为大帝，太微为天庭，中有五帝座。（见《资治通鉴》卷一五“景帝前二年”注）

梅文鼎：五星有迟疾留逆，而古惟知顺行，占以逆行为灾，曰未当居而居，当去而去；当居不居，未当去而去，皆变行也。五星之出入黄道，亦如日月，故所犯星座可预求。……曰：然则占验可废乎？将天变不足畏邪？曰：恶，是何言也！吾所谓辨惑，辨其诬也。若夫王者遇灾而惧，侧身修省，以答天戒，固钦若之精意也。古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德刑固不以日月之食而始修也，遇其变，加警惕焉，此则理之当然，非以数之有常而或懈也。（引自《日知录集释》卷三十《天文》）

杨金鼎：岁星，即木星，简称为“岁”。我国古代认为木星十二年运行一周天（实际是11.86年），春秋时代并用以纪年。古人划分周天为十二次，木星每年行经一次，都有特定的名称。所以把木星叫做“岁星”，这种纪年法叫“岁星纪年”。（《中国文化史词典·天文历法·岁星》）

【汇评】

吕祖谦：《史记·景帝纪》载灾异甚悉。《汉书》皆略之，岂非以既见《五行志》，不复重出欤？失其旨矣。（《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刘　沅：天人一气也，故其感应甚速。景帝信晁错，将有七国之变，而灾异屡兆。故修德以怀柔，经纬以礼制，圣王自有弭灾之道。而景帝君臣不知天象，故如此也。（《史存》卷九《孝景皇帝》）

又：汉儒有言：一念之善，祥风和气；一念之恶，袄星厉鬼。帝失德未形，特以忌刻少恩，而变异应之，捷如影响。然则人君一念之间，所系若此，可不慎诸！（同上）

编者按：康有为在《诸天讲》一书的《通论篇》中，以《古以占验言天之谬》为题，系统地总结了用天象占验人事的错误所在，以及产生的原因。他说：“自殷巫咸言天，已主占验。春秋之梓慎、裨灶，战国之甘德、石申并以占天得名。直至近世，谈天虽寡，然皆知日月食之有定，而彗孛之见，人心犹惊。古言天文者，以张衡为古今第一，崔子玉推为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今日本大学藏平子地动仪，遗制犹有验焉。然张衡云：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动系于占，实司王命。四布于方，为二十八星，日月运行历行示休咎，五纬经次，用彰祸福。北周克梁，获庾季才为太史令，撰《灵台秘苑》一百二十卷，占验益备。盖诸星千万，欲名无从，不得不假人事以名之，故其积久有自来。既为人事，自有崇卑得失，而占卜自生矣。其后，君主权大，先圣不得已以天统君。故藉天象以警戒之，亦不得已之事。故历代天官五行之志，皆主占卜。今以地球大通，百国平立，君主繁多，渐改民主，或只立议长。进而知吾地蕞尔，仅为日游星之一，岂能以诸恒星应一国百官之占卜乎？可笑事也，皆不必辨。”用天来限制君权，用天象来警诫国君，虽属良好愿望，但真能起作用的实属微乎其微。司马迁有鉴于此，虽在《孝景本纪》中大量罗列异常的自然现象，要各人自去联系社会实际，进行独立思考，该得出什么结论，司马迁并未加以点破。正是“此地无声胜有声”也。

⑰ 【汇校】

余有丁：按：内史，京兆治，非为县。云然者，以祋祤属内史耳。（引自《史记评林·孝景本纪》）

梁玉绳：按：《名臣表》及《汉·志》并云南陵文帝七年置。又高帝九年置内史，景帝二年置左、右内史，见《百官表》。此有缺误，当云“置左、右内史及祋祤为县”。余有丁谓“祋祤属内史，故云内史”，亦非。（《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日］水泽利忠：延久无“为县”二字。大治“为县”傍注有“异本也”三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骃按：《地理志》《百官表》南陵县文帝置也。分内史为左右，及祋祤为县，皆景帝二年，不得皆如徐所云。（《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乐　史：祋祤故城在县东北一里，汉县也。宣帝神爵二年，凤凰集祋祤城是也。（《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一《关西道七·耀州·华原县》）

王益之：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薄氏崩，天子朝臣并居重服，葬南陵。用吕后不合葬长陵，故特自起陵，近文帝。（《西汉年纪》卷九）

顾祖禹：祋祤，废县，在州治东北一里，汉景帝二年置，县属左冯翊。颜师古曰：祋读丁活反，又丁外反；祤读翊，盖兵祷之名。（《读史方舆纪要·陕西·西安府·耀州》）

吴卓信：南陵，文帝七年置。《史记·将相名臣年表》孝文七年，四月丙子，初置南陵。本书《王嘉传》蔡廉为南陵丞。《汉旧仪》南陵，即薄太后葬之所，亦谓之南霸陵。因置县，以奉陵寝。后省霸为南陵。《括地志》南陵故城在万年县东南二十四里，本薄太后陵邑，陵在东北，去县六里。平帝元始四年，县为王莽所废。《类编长安志》南陵故城，在今咸宁县东南二十四里白鹿原上。《大清一统志》南陵废县，在今西安府咸宁县东南。按：《史记·景帝纪》二年，置南陵县。今据本《志》及《百官表》，又《史·将相表》并作文帝。盖文帝时置陵，景帝时置县也。薄太后以孝景前二年崩，以吕后合葬长陵，故特自起陵，近文帝霸陵，以在霸陵之南，故曰南陵。（《汉书地理志补注》卷一）

又：祋祤，景帝二年置。本书《郊祀志》宣帝神爵二年，凤凰集祋祤。《水经注》宜君水又东南流逕祋祤县故城西，南合铜官水。铜官水又西南逕祋祤县东，西南流注宜君水。师古曰：“祋祤，盖军士祷祀之名。祋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祤音诩。”《史记索隐》：“邹诞生上音都会反，又丁活反，下音羽。”《史记正义》：“祋音都诲反”。《玉篇》祤，于矩切。祋祤，县名，属冯翊。《元和志》今京兆府华原、同官二县，并汉祋祤县地。故城在华原县东北一里。《寰宇记》祋祤故城，在今耀州华原县东北一里。江邻几《杂识》赵龙图师民来自耀州，说其地昔名祋祤，有祋祤庙。疑祋祤是一兵器，其秦铸兵之所乎？《寰宇通志》祋祤城在耀州治东北一里，汉县遗址略存。方以智《通雅》祤字，《说文》所无。《卫青传》又作栩。王厚之《集古印谱》有祋栩丞印，亦从木傍。《大清一统志》祋祤故城，在今西安府耀州东。《州志》云在州东一里，以汉宣帝时凤凰所集，今人犹呼为凤凰台。（《汉书地理志补注》卷二）

周寿昌：寿昌案：此薄太后陵也。《史记·将相名臣年表》孝文七年，四月丙子，初置南陵，未置县也。《史记·景帝纪》二年置南陵县，是文帝时置陵，景帝时始置县也。曰南陵以在霸陵之南，故初谓之南霸陵。置县后即谓之南陵也。《志》似误，当从《史记·表》及《本纪》。观下云陵，昭帝初置，三年始置县。平陵，昭帝置，至宣帝时始置县，可证也。（《汉书注校补》卷二十一《地理志第八上》）

李廷宝：祋祤故城，景帝始置县于此。……东北一里，有……步寿原，东二里故惠政坊，有祋祤庙，盖祀祋祤令有遗爱者，亡其名。庙南有祋祤冢，即其令葬处。往州官毁寺庙，将及祋祤，祋祤庙火。（见《耀州志》卷二《古迹》）

黎锦照：汉景帝二年，置“祋祤县”，分内史为左右，属左内史；县与今之耀县皆汉祋祤地也。按：江邻幾《杂识》：赵龙图师民自耀过同，（说）［设］祋祤庙，疑祋祤亦是一兵器，其秦铸兵之所乎？（见《同官县志》卷二《建置沿革志》）

陈　直：《索隐》：邹诞生祋音都会反，又音丁活反。祤音羽，又音诩。直按：《居延汉简释文》卷三，四十二页，有简文云：“施刑士冯诩带羽掖落里王□。”带羽当为祋祤之俗字，然可证汉人读祤字为都会反，不读丁活反（会当读如会计之会）。（《史记新证·孝景本纪》）

王　恢：南陵，二年（前155）置南陵。《将相表》，文帝七年（前173）“四月初置南陵”（《汉志》同）。吴卓信《汉志补注》：“盖文帝置陵，景帝置县也。薄太后以孝景前二年崩，以吕后合葬长陵，故特起陵，近文帝霸陵，在霸陵南，故曰南陵。”谭其骧《汉志选释》：“故城在今西安城东南二十四里白鹿原上。陵县不属郡国，而直属于中央九卿中掌宗庙的太常。”（《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又：内史，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汉志》三辅并云“高帝九年（前198）复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分为左右内史”。《志》误；《百官表》景帝二年八月，左内史晁错为御史大夫（文帝十四年则只云内史董赤）。《志疑》曰：“当云‘置左右内史及祋祤为县。’”（同上）

又：祋祤，《汉志》左冯翊“祋祤景帝二年置”。《清统志》故城今耀县东一里。（同上）

刘定山、龚浩康：南陵，《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孝文七年“四月丙子，初置南陵”。与此处记载不符。南陵，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南。因在文帝霸陵之南，故名南陵。为文帝母薄太后葬处。内史，政区名，辖当时京城附近地区，治所在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因为由内史（掌管京城民政的长官，相当于后来的京兆尹）治理，故以官为名，而不称郡。景帝时分设左、右内史。祋祤，县名，治所在今陕西省耀县东，当时属京畿地区。按：内史、南陵分别设于高祖九年、文帝七年，《史记志疑》认为此句应为“置左右内史及祋祤为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三年正月乙巳①，赦天下②。长星出西方③。天火燔雒阳东宫大殿城室④。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反⑤，发兵西向⑥。天子为诛晁错⑦，遣袁盎谕告⑧，不止⑨，遂西围梁⑩。上乃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将兵诛之⑪。六月乙亥，赦亡军及楚元王子蓺等与谋反者⑫。封大将军窦婴为魏其侯⑬。立楚元王子平陆侯礼为楚王⑭。立皇子端为胶西王⑮，子胜为中山王⑯。徙济北王志为菑川王⑰，淮阳王馀为鲁王⑱，汝南王非为江都王⑲。齐王将庐、燕王嘉皆薨⑳。

① 【汇注】

章　衡：丁亥，三年。五月，长星出于西方。吴王濞、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反，天下震动。遣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将三十六将军击之。大赦天下。用袁盎谮，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诸将破七国兵，追斩吴王濞于丹徒，余皆自杀。立皇子端为胶西王，胜为中山王，徙济北王志为菑川王，余为鲁王，非为江都王。赐民爵一级。（《编年通载》卷三《汉·孝景皇帝》）

张大可：正月乙巳，正月二十二日。（《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

② 【汇注】

王钦若等：三年正月，吴王濞、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举兵反。大赦天下。二月，破七国。六月，诏曰：“乃者，吴王濞等为逆，起兵相胁，诖误吏民，不得已。今濞等已灭，吏民当坐濞等及逋逃亡军者，皆赦之。”（《册府元龟》卷八二《赦宥一》）

沈家本：景帝（元年、三年、四年，中元年、五年，后元年）。按：景帝在位十六年，凡赦六，又曲赦一，减死一，赦徒一，详彼门。（《历代刑法考（上）》卷十二《赦考·汉世诸帝赦之次数》）

③ 【汇注】

司马迁：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史记·天官书第五》）

颜师古：文颖曰：孛、彗、长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异。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长，参参如扫彗。长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无常也。大法，孛、彗多为除旧布新，火灾，长星多主兵革事。（《汉书注·文帝纪第四》）

李克家：流星之尾长二三丈，晖然有光，光白长竟天者，人主之使也。（《戎事类占》卷十四《星类八》）

徐　发：彗星小者数尺，长者或竟天，见则兵起，大水，除旧布新之兆也。（《天无历理》卷三《观象辑要·五星总论》）

④ 【汇校】

裴　骃：徐广曰：“雒，一作‘淮’。”（《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梁玉绳：徐广云“雒，一作‘淮’”，是也。《汉书》作“淮阳王宫正殿灾”，《索隐》曰“淮阳王宫灾，故徙王于鲁”。（《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张文虎：单本如此，下云“灾，故徙王于鲁也”，文义本明。各本误以“灾”字上属，遂于“淮阳”下加“王宫”二字，而删去“雒阳”字，大失小司马意。（《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景本纪》）

编者按：荀悦《汉纪》卷九《孝景》谓“春正月，淮阳王正殿灾。”“雒阳”亦作“淮阳”，与《汉书》同。

【汇注】

左丘明：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见《春秋左传注》宣十六年）

董仲舒：火有变，冬温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赏，恶者不绌，不肖在位，贤者伏匿。则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举贤良，赏有功，封有德。（《春秋繁露》卷十四《五行变救》）

郎：《易》天人应曰：君子不思遵利，兹谓无泽，厥灾孽火烧其宫。又曰：君高台府，犯阴侵阳，厥灾火。又曰：上不俭，下不节，炎火并作，烧君室。（引自贺复徵编《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二十三《上灾异章》）

班　固：三年……春正月，淮阳王宫正殿灾。（《汉书·景帝纪第五》）

又：《传》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说曰：火，南方，扬光辉为明者也。其于王者，南面向明而治。《书》云：“知人则哲，能官人。”故尧、舜举群贤而命之朝，远四佞而放诸野。孔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矣。”贤佞分别，官人有序，帅由旧章，敬重功勋，殊别适庶，如此则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笃，或耀虚伪，谗夫昌，邪胜正，则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滥炎妄起，灾宗庙，烧宫馆，虽兴师众，弗能救也。是为火不炎上。（《汉书·五行志第七上》）

孔颖达：《正义》曰：人火，从人而起，人失火而为害，本其火之所来，故指火体而谓之为火。天火则自然而起，不能本其火体。故以其所害者言之谓之为灾。圣人重天变，故异其名。（引自《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四）

司马贞：雒阳，《汉书》作“淮阳”。灾，故徙王于鲁也。（《史记索隐·孝景本纪》）

郑　樵：春正月，淮阳王宫正殿灾。（《通志》卷五下）

编者按：雒阳，司马光不认为是“淮阳”，在《资治通鉴》中仍肯定为“洛阳东宫灾”，胡三省注曰：“洛阳县，河南郡治所。高祖先居洛阳，因筑宫室，有南宫、北宫、东宫。”

郭嵩焘：天火燔雒阳东宫大殿城室。按：《汉志》作“淮阳王宫殿灾”，而《五行志》皆不载。此云“大殿城室”，“城室”字未详何义。据《封禅书》：“作甘泉宫中为台室。”《武帝纪》：“甘泉更置前殿，有芝生殿防内。”《说文》：“防，隄也。”殿外或有复道若隄，此“大殿城室”，当谓殿夹室殿壁四周若城也。又按：陈子龙云：“《武帝纪》‘殿防内’，‘防’即‘房’字，古防字作，去其下而为。《仙人唐公碑》可证。《项羽纪》‘封阳武侯为吴防侯’，《索隐》曰：‘古房子国’，《年表》亦作‘吴房’，是‘房’字亦作‘防’。汉时甘泉宫中，《宣纪》正作‘房’，是‘房’即宫中夹室也。”（《史记札记》卷一《孝景本纪》）

王叔岷：案：《汉纪》亦作“淮阳王宫正殿灾”（“宫”字就脱），亦可证此作“雒”之误。盖由“淮”误为“洛”（《通鉴·汉纪八》作“洛阳东宫灾”），复易为“雒”耳。（《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王　恢：雒阳宫殿，天火。徐广曰：“雒，一作‘淮’。”《汉书·景纪》正作“淮阳王宫正殿灾”。《索隐》曰：“淮阳王宫灾，故徙王于鲁。”徙鲁，未必因于火灾。（《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解惠全、白晓红：天火，指由雷电或物体自燃引起的大火。燔，焚烧。雒阳，《索隐》：“《汉书》作淮阳。”此事指景帝三年淮阳王刘馀的宫殿被大火焚毁。（引自金源编译《全译史记·孝景本纪》）

【汇评】

董仲舒：如人君惑于谗邪，内离骨肉，外疏忠臣，至杀世子，诛杀不辜，逐忠臣，以妾为妻，弃法令，妇妾为政，赐予不当，则民病血壅，肿目不明，咎及于火，则大旱，必有火灾。（《春秋繁露》第六〇《五行顺逆》）

胡　寅：景帝即位才三年，孛彗、雨雹、荧惑、岁星之变，纷纷见于史册。至是又书长星出西方，天火燔淮阳王东宫大殿城室，未几果有七国之变，汉几不保。帝岂有舛政逆令，以干天地之和者乎？盖一念之善，祥风和气；一念之恶，妖星厉鬼。景帝失德未形，特以忌刻少恩，而变异应之，捷如影响矣。其后十二年间，书日食七，地震四，星孛、蝗各一，雨雹、冬雷、大水、淫雨、春雨雪、东阙灾、秋大旱皆一。后三年，所书日月皆赤等灾尤为可畏。盖晁错以忠谋杀，皇后、太子以无罪废，丞相亚夫以守正不阿死，此皆非小故也。上天变异，夫岂适然哉？（引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景本纪》）

袁　燮：大抵天人本只是一件物事，故人君失德，天变随应。非天变也，我先自变也。在天许多祥善，便由在我有许多善政；在天许多变异，便由在我许多过失。三光全，寒暑平，我实为之也。日月薄蚀，星辰失行，我实先变也。此无他，只缘天人本是一理，今须是晓得真是一理始得。（《絜斋家塾书钞》卷一《舜典》）

尹起莘：景帝失德未形，特以忌刻少恩，而变异应之，捷如影响。然则人君一念之间，所系若此，观之《纲目》所书，则知微之显，诚之不可掩也。如是可不谨诸！（见《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四上《孝景皇帝·发明》）

⑤ 【汇校】

王叔岷：梁玉绳云：“王名各处作：‘雄渠’，惟《汉书·年表》作‘熊渠’，盖古通借用字。《左传》八元仲熊，《潜夫论·五德志》作‘仲雄’。《易系疏》引《世纪》：‘伏羲，一号皇雄氏’，《月令疏》又引作‘黄熊’。《魏书·羊祉传》：‘熊武斯裁’，‘雄武’也。”案：《汉纪》“菑”作“淄”，“雄”亦作“熊”。菑、淄古今字。（《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汇注】

班　固：文帝后五年六月，齐雍城门外有狗生角。……犬不当生角，犹诸侯不当举兵向京师也。天之戒人蚤矣，诸侯不寤。后六年，吴楚畔。济南、胶西、胶东三国应之，举兵至齐，齐王犹与城守。三国围之，会汉破吴、楚，因诛四王，故天狗下梁，而吴、楚攻梁。狗生角于齐，而三国围齐。汉卒破吴、楚于梁，诛四王于齐。京房《易传》曰：“执政失，下将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汉书·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又：文帝元年，四月，齐、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发水，溃出。刘向以为近水沴土也。天戒若曰：“勿盛齐、楚之君，今失制度，将为乱。”后十六年，帝庶兄齐悼惠王之孙文王则薨，无子。帝分齐地立悼惠王庶子六人（颜师古注曰：谓齐孝王将闾、济北王志、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皆为王）。贾谊、晁错谏以为违古制，恐为乱。至景帝三年，齐、楚七国起兵百余万，汉皆破之。（《汉书·五行志下之上》）

又：文帝十二年，有马生角于吴。角在耳前，上向。右角长三寸，左角长二寸，皆大二寸。刘向以为马不当生角，犹吴不当举兵向上也。是时，吴王濞封有四郡五十余城，内怀骄恣，变见于外，天戒早矣。王不寤。后卒举兵，诛灭。（同上）

又：景帝二年九月，胶东下密人年七十余，生角，角有毛。时胶东、胶西、济南、齐四王，有举兵反谋。谋由吴王濞起，连楚、赵，凡七国。下密县居四齐之中。角，兵象，上向者也。老人，吴王象也。年七十，七国象也。天戒若曰：人不当生角，犹诸侯不当举兵以向京师也。祸从老人生，七国俱败云。诸侯不寤。明年，吴王先起，诸侯从之。七国俱灭。（同上）

又：文帝五年，吴暴风雨，坏城官府民室。时吴王濞谋为逆乱，天戒数见，终不改寤，后卒诛灭。五年十月，楚王都彭城，大风从东南来，毁市门，杀人。是月王戊初嗣立，后坐淫削国，与吴王谋反，刑僇谏者。吴在楚东南。天戒若曰：勿与吴为恶，将败市朝。王戊不寤，卒随吴亡。（同上）

荀　悦：三年，冬十月，胶东下密人年七十余，生角，角有毛。本志（编者按：《汉书·五行志》，下同）曰：老人，吴王象也。年七十，七国象也。人不当生角，犹诸侯不当举兵向京师，七国将反之应也。（《汉纪·前汉纪孝景皇帝纪卷九》）

又：十有一月，白项鸟与黑项鸟共斗楚国苦县，白项鸟不胜，堕泗水中，死者过半。十有二月，吴城门自倾，大船自覆。本志以为金沴木也，吴地以船为家，天戒若曰：国家将倾覆矣。（同上）

又：初，上为太子，时吴王太子入朝，与上博，争道，无礼于上，上以博局掷之而死，送丧至吴。吴王怒曰：“天下一家，何必来葬？”复遣还长安，后称疾不朝，阴怀逆谋。时齐人邹阳、淮阴人枚乘皆游吴，乘谏曰：夫以一缕之丝，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深，虽至愚之人，犹知其绝矣。以君所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若变所为，易于反掌，安于太山。今欲极天命之寿，弊无穷之乐，终万乘之权，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阳亦数谏，吴王不听。乘、阳皆去，游梁。晁错说上曰：“吴王骄恣，阴有逆谋，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其反迟而祸大。”于是楚、赵有罪先削，吴王恐祸及身，己为使者，自见胶西王，合谋。发使约诸侯七国，同谋。南使南越，北连匈奴。吴王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小儿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君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小儿等，皆发。”移书郡国曰：“汉贼臣晁错，侵夺诸侯地。陛下多疾，志逸不能省察。欲举兵诛之。敝国虽小，精兵可得五十万人。南越分其卒半，以随寡人，寡人又得三十万。赵王固与胡王有约。寡人节衣积金钱，修甲兵，聚粮食，夜以继日，至今三十余年。寡人金钱布天下，诸侯王日用之不能尽。今人有能得大将者，赐金五千金，封邑万户。以城邑降者，封万户；若率万人降者，如大将军科。他皆以差受爵。”（同上）

张守节：（编者按：吴王濞）音匹备反。高祖兄仲子，故汉高祖十二年封，三十三年反。《年表》云都吴，其实在江都也。（编者按：楚王戊）高祖弟楚王交孙，嗣二十一年反，都彭城。（编者按：赵王遂）高祖孙，幽王友子，嗣二十六年反，都邯郸。（编者按：胶西王卬）卬，五郎反。高祖孙，齐悼惠王子，故平昌侯，十年反，都密州高密县。（编者按：济南王辟光）辟音壁。高祖孙，齐悼惠王子，故（初）［扐］侯，立十一年反。《括地志》云：“济南故城在淄川长山县西北三十里。”（编者按：菑川王贤）高祖孙，齐悼惠王子，故武城侯，立十一年反，都剧。《括地志》云：“菑州县也。故剧城在青州寿光县南三十一里，故纪国。”（编者按：胶东王雄渠）高祖孙，齐悼惠王子，故白石侯，立十一年反，都即墨。《括地志》云：“即墨故城在密州胶水县东南六十里，即胶东国也。”（《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江　贽：永嘉陈氏曰：吴王濞之谋反也，其志盖萌于太子博局之时，而停蓄含忍于文帝几杖之赐，西向之心，未尝不欲逞也。景帝之立，濞之侧目京师，狺然而噬者屡矣。而晁错削地之策适犯其怒，而泄其不逞之谋，卒死谗锋，为言事者戒。错诚可悲也哉！（《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卷八《孝景皇帝》）

又：吴王招纳亡叛，反形已具，汉固不可不为之虑也。其他若楚、赵、常山、胶西之徒，初曷尝有反谋者哉？向使错之议止于削吴，则其所反也独一吴耳。今也削地之令未加之谋反之吴，而先加之未反之国，使吴王得以借口，诱诸侯为左右手，几于危刘氏之社稷，然则扬子云以错为愚，诚可谓愚矣。（同上）

又：楚王戊来朝，错因言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削东海郡。前年赵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胶西王卬以卖爵事有奸，削其六县。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恐削地无已，因发谋举事，说胶西王，约齐、菑川、胶东、济南、楚、赵，皆反。发使遗诸侯书，罪状晁错，欲合兵诛之。（同上）

姚允明：御史大夫晁错，变法令以刻削诸侯，而名安刘。曰：三庶封，半天下。制不古。今吴逾骄，丛诸奸，久不发，崇为祸，盍谪削地，早速之反，犹可制也。削吴地，遂并及楚、赵、胶西。诸侯皆危，心汉之不能容己也。故吴使所及，齐、楚、赵皆应，齐孝王未即合从，即胶西、东、菑川、济南共围之。济北以城坏见劫，赵军其国以待。吴王取供山海，无赋于其国，以行媚于民，思有所用之也。悉发国中兵，得二十万，闽东、粤兵皆从反。起广陵，涉淮，则楚兵会，名诛错，而西攻。（《史书》卷二《汉景帝》）

赵　翼：七国反时，《史记》谓胶西王听吴王计，约同反。遂发使约齐、临菑、胶东、济南、济北，皆许诺。《汉书》独无济北。按：《齐孝王传》，是时孝王狐疑不同反，寻被临菑等三国围，急，阴与三国通谋，会路中大夫来，告汉兵且至，遂坚守。及汉将栾布等解三国围后，闻齐亦通谋，将伐之，孝王惧，自杀。而济北王以城坏未完，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发兵，故亦不同反。后闻齐王自杀，济北王亦欲自杀，梁孝王为之辨雪，乃得不坐（《邹阳传》）。据此，则齐与济北二王，亦非必能坚守之人。《史记》谓“胶西来约同反”时，齐、济北皆许诺，从其实也。《汉书》独无济北，则以其未成反也。然以其未成反而遂不列于约反之内，则齐王不惟不反，且有坚守之功，何以转列于从反之内乎？岂以齐王自杀，遂坐以反谋？济北免罪，则并其先欲从而不得反之处，概为隐讳耶？（《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互有得失》）

瞿方梅：方梅案：《正义》失之。高祖十二年，即吴王濞之元年，凡中间惠帝七年，高后八年，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又三年，然则吴封四十二年反也。《诸侯王表》可证。（《史记三家正补正·孝景本纪第十一》）

陈　直：《正义》：辟音壁。直按：辟光疑用庄子首篇“宋人有善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而命名，《正义》音璧，于义无取。（《史记新证·孝景本纪》）

王　恢：赵国，故赵王遂国。三年，因削其常山郡，乃与吴楚反，诛，国除为郡。五年复置，四月徙广川王彭祖来王，五传，王莽时绝。中六年（前144），分赵之东部置广平郡，仍属之赵。武帝征和二年（前91）置为平干国，立彭祖子偃，传子元。宣帝五凤二年（前56），以暴虐无道，国除复为郡。哀帝建平三年（前4），更置为广平国，正月立中山王胜六世孙汉，王莽时绝。（《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又：胶西国，齐王肥子卬国，都高密。二年，景帝削其六县，三年，因与吴楚反，诛，六月立皇子端。端数犯法，削其国，去大半。故胶西小国（《景十三王传》），一削再削，是其初国，不止如《汉志》（编者按：《汉书·地理志》）之高密国五县也。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卒，无子，国除为郡。宣帝本始元年（前73），更名高密国。十月立武帝子广陵王胥少子弘，三传，王莽时绝。（同上）

又：胶东国，齐王肥子雄渠国。三年，与吴楚反，诛，国除为郡。四年四月复置，立皇子彻，七年（前150）四月，彻入为皇太子（武帝），国除，复为郡。中二年（前148）复置，四月立皇子寄。淮南王安谋反（前122），寄私作军器，备战守，吏治淮南。寄自伤，病死，复立其子贤（并封寄少子庆为六安国王），传四世，王莽时绝。（同上）

又：楚则既削东海，吴楚乱平，即置鲁国与江都，而徙淮阳、汝南王王之，西接临江，南连长沙。使淮南孤立其间，一有反动，即可“封杀”。旋又分梁为五，燕更微弱单外，不足轻重。（同上）

刘定山、龚浩康：吴王濞，即高祖次兄刘仲之子刘濞。曾随高祖破黥布，以功封为吴王。景帝时，他反对削夺诸侯封地，联合楚、赵等六国发动叛乱，兵败后逃入东越，为越人所杀。事详《吴王刘濞列传》。楚王戊，即高祖异母弟刘交的孙子刘戊。赵王遂，即高祖第六子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胶西王刘卬、济南王刘辟光、菑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都是高祖长子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以上七王所在国的都城分别为：吴国都在广陵（今江苏省江都县东北），楚国都在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赵国都在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胶西国都在宛（今山东省章丘县东北），济南国都在东平陵（今山东省济南市东），菑川国都在剧（今山东省寿光县东南），胶东国都在即墨（今山东省平度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汇评】

陆唐老：林曰：晁错在文帝时，亦尝有更定法令、裁削诸侯之议，而文帝不从。及景帝即位，错亦以此说之，而景帝辄从之。盖文帝之资宽厚，故刻薄之言无自而入；景帝之资忌刻，故晁错之言有间而入也。景帝之为太子也，贾谊窥见其心术矣，观其上书文帝曰：“秦始皇使赵高傅胡亥，其所学者，无非劓人、杀人之事，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杀人，所以教之者然也。”其意亦以景帝既有刻薄之资，苟不得正人而与之居，则将刻薄残忍，无所不至，谊之所以窥其心术者，岂非以杀吴太子而得之邪？夫以再从父弟之亲，一旦以博棋争道之故，引博局而杀之，其为太子也，杀其亲戚而无所顾惜，则其即位也，欲为刻薄，又将何所不至哉！谊欲文帝遇之于其始，择正人而与之居，而文帝乃以晁错为家令，是以刻薄之臣辅刻薄之君也。安得不为刻薄之事乎？（《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卷二九《前汉五》）

钱孟浚：老泉曰，昔者高祖急于灭项，故举数千里之地以王诸将。项籍死，天下定，而诸将之地因遂不可削。当是时，非刘氏而王者八国，高祖惧其且为变，故大封吴、楚、齐、赵同姓之国以制之，既而信、越、绾皆诛死，而吴、楚、齐、赵之强反无以制。当是时，诸侯王虽名为臣，而其实莫不有帝制之心，胶东、胶西、济南又从而和之，于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黄屋，刺客公行，匕首交于京师，罪至彰也，势至逼也。然当时之人，犹且徜徉容与，若不足虑。月不图岁，朝不计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无变。以及于孝景之世，有谋臣曰晁错，始议削诸侯地，以损其权。天下皆曰“诸侯必且反”，错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吾惧其不及今反也。”……虽然，错之谋犹有遗憾。何者？错知七国必反，而不为备反之计云云。（引自《历代名贤确论》卷四二《晁错》）

又：何去非曰：当孝文之世，濞之不朝，发于死子之隙，而反端著矣。贾谊固尝为之痛哭矣。然而孝文一切包匿，不穷其奸，而以恩礼羁之，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余年，而濞无他变也。濞之反于孝景之三年，而其王吴者四十二年矣，齿发固已就衰，而乡之勇决之气与夫骄悍之情、窥觊之奸，皆已沮释矣。今一旦奋然空国西向，计不反顾者，濞岂得已哉？有错之鞭趣其后以起之也。昔高帝之王濞者三郡，且南面而抚其国者四十余年，错之任事，一旦而削其二郡，楚、赵、诸齐皆以暗隐微慝，夺其封国之半，彼固知其地尽而要领随之。是以出于计之无聊，为一决耳。向使景帝袭孝文之宽假，而恩礼有加焉，而错出于主父偃之策，使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以弱其势，则濞亦何事乎白首称兵，冀所非望，而楚、赵、诸齐不安南面之乐，而甘为濞役也。吴王反虏也，固天人之所共弃，未有不至于败灭者。（同上）

钱　时：汉惩秦孤立之败，大封同姓，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史氏谓矫枉过正，是矣。贾谊请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可为当时的论，其言苟用，安有七国之变哉？主父偃窃取而行于元朔间，已后矣。论者未免为文帝惜之。然以余观于事势，则盖有说也。自帝而上，异姓之王相继以反诛，而同姓固未有一人叛者。高后临朝，擅王诸吕，汉祚中绝者八年矣。微朱虚、东牟与二三大臣共起而诛诸吕，定刘氏，则汉之为汉，今何如也？帝自藩邸入继大统，然已寒之灰，续垂亡之脉，尾大之祸未见，而宗强之助方新。后虽有济北、淮南之衅，而兴居发于失职夺功，旋即败死。厉王长者，当时之论，往往咎在不为置严傅相，骄蹇弗度，以至于是。然亦事觉即废徙，无能为，皆非由地大也。贾生年少痛哭而言，于帝之心宜未尽合。自七国叛，其祸方著。天下无异姓强大之忧，而所可虑者独在同姓，惟见其害而不见其利，与文帝时大不侔矣。此主父偃之说所以得行欤！虽然责之以先见之明，以义断恩，知几弭祸，则文帝亦不为无罪也。（《两汉笔记》卷三《文帝》）

张　宁：七国之乱，其兆本在孝文之世，而事则成于孝景之朝。考之当时，天道示警，灾异甚多，吴王不朝，反迹已具。特以文帝宽仁，克谨天戒，恩礼优洽，无衅可乘，是以衷恶隐匿，蓄至于景帝，迫胁于晁错之谋而后发。故曰“惟德动天”，又曰“人定亦能胜天”，文帝之谓也。自昔奸臣贼子，非固有无，亦惟上之所以制驭者，得其道与否耳。（《方洲集》卷二十八《读史集·景帝三年》）

谢　铎：君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则无所施而不可。不然，将惠之而褒，威之而格矣。故在文帝可以赐几杖，而铁券之恩适足以怒怀光；在宋祖可以罢藩镇，而削地之谋适足以祸晁错。然则文帝之于吴，赐之可，削之亦可，而何独有见于几杖之芒刃，而无见于髋髀之斧斤乎？濞之反，帝亦不能无憾焉。（引自《史记评林·孝景本纪》）

李祖陶：吴王濞擅山海之饶，贵极富溢，其谋反也，孝文帝实酿成之。何也？藩王不朝京师，罪固当削，而反赐之几杖，不益滋之玩乎！即谓提杀其太子，咎实在汉，然藩王子敢与皇太子争道，亦为不恭。而吴王敢与王朝较曲直，弥为不顺，文帝优容之，姑幸无事。不知适以成反，迟祸大之衅已矣。然吴谋反而实不知所以反，使其用桓将军之计，先条侯而至雒阳，据武库之兵，食敖仓之粟；而又用田禄伯之计，以一军别循江淮而上，是楚、汉之争复起于今日。而出奇计者，且并汉祖出武关之计而尽塞之也。不知赵婴、周勃诸人，其何以处之？而袁盎乃徒欲斩晁错以谢天下，不亦谬乎！（《史论五种·前汉书细读》卷二《荆燕吴列传》）

又：盖分封过大，则嚣然有自负之心；分封过小，则苶然无自强之势。有自负之心，则汉之七国，晋之八王，皆为明鉴。（《史论五种·前汉书细读》卷一《诸侯王表》）

⑥ 【汇评】

王　恢：景帝即位，即曾加戒备，王其七子于江淮燕赵间：发王长沙，阏于王临江，馀王淮阳，非王汝南，德王河间，彭祖王广川，胜王中山。晁错为国远虑，还是主张积极的削地。景帝亦较乃父激烈，从错议，藉机会，先后削楚东海郡，赵常山郡，胶西六县。晁错认为：“吴王谋作乱，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不让他从容备战，迫他仓卒发难。汉廷方议削鄣郡（原误豫章）、会稽郡，吴王濞恐削地不已，果联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六国以反。七国之变，盖启于齐襄之讨诸吕；济北之叛，乃愤懑之发作，淮南王长之逐汉所置吏，吴王濞之桀骜不驯，“三庶孽（齐、楚、吴）分天下半”，其不安分之情，实远过于韩彭。文帝谦和优容，只暂安其反侧而难弭大欲。濞自言积谋三十余年，一发自能震撼半壁河山。三年正月，吴王起兵广陵，大将军田禄伯请以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少将桓将军以吴多步兵利险，汉多车骑利平地，请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果如是，将真成东西汉矣。幸皆不许，乃涉淮，并楚兵，宣告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淮南、衡山、庐江诸国，故长沙王子，已具精兵五十万，又发南越兵三十万，越与长沙由蜀向汉中；号召齐、赵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或会洛阳；燕定代、云中，与胡众入萧关，走长安。胶西、胶东、菑川、济南皆发兵响应，围临淄。赵亦遣使联匈奴。吴楚锐师直西攻梁；吴又别遣周丘降下邳，略地至成阳：声势浩大，八面威胁，半壁山河，遽然变色——远胜管蔡之以殷叛。（《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上篇《王国之演变·敉平吕祸与七国之乱》）

高　锐：七国之乱是同姓王封国势力与中央政权的一次较量。这可以说是分封制与中央集权郡县制最后的一场大斗争。汉初统治者在解除异姓王的祸患后，代之以同姓诸王，不过是战后巩固刘氏政权的一种权宜措施。但它毕竟有悖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总趋势，所以在文、景、武帝三世，巩固和加强中央政权的过程中，削弱同姓王的斗争也就不可避免。（《中国军事史略》第二章《西汉军事·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

⑦ 【汇注】

司马迁：吴、楚反书闻，兵未发，窦婴未行，言故吴相袁盎。盎时家居，诏召入见。……上卒问盎，盎对曰：“吴、楚相遗书，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适过诸侯，削夺之地’。故以反为名，西共诛晁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于是上默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盎曰：“臣愚计无出此，愿上孰计之。”……后十余日，上使中尉召错，绐载行东市。错衣朝衣斩东市。（《史记·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荀　悦：吴楚反书上闻，晁错议欲令上自将兵，身留居守。计未定。错素与袁盎有隙。错言盎前为吴相，宜知王谋而蔽匿不言，使至于是。于是欲请治盎，计未定。盎密闻之，乃夜告窦婴，因求见上，言吴所以反故。错方与上调兵食，上问盎，盎对曰：“吴王无能为也。”上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豪杰，白头举事，何以言吴无能为也？”盎对曰：“吴王铜盐之利则有之，安得豪杰而诱之？吴王若得豪杰，亦将转而为义，则不反矣。吴之所以诱者，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诱以反。”错曰：“盎策之善。”上问“计将安出？”盎曰：“愿屏左右。”上屏人，独错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错。错趋避东厢，意甚恨。盎对曰：“吴、楚言晁错擅削诸侯地，故先共诛错，复其故地而罢兵。今计独斩错，发使使吴、楚七国，赦其罪，复其故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上默然良久，遂从其计，斩错东市。（《汉纪·前汉纪孝景皇帝纪卷九》）

司马光：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欧劾奏错：“不称主上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无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制曰“可。”错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上乃使袁盎与吴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吴。（《资治通鉴》卷十六“景帝前三年”）

范　理：晁错，颍川人，学申商刑名于张恢。以文学为太常掌故，拜太子家令，以辩得幸，号曰“智囊”。数上书言兵事，及入粟，募民边塞，免农人租，皆其计也。累迁御史大夫，因议削七国地，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灌哗。错父来责让，错曰：“不如此，天子不尊。”父曰：“刘氏安而晁氏危。吾不忍见祸逮身。”遂饮药死。后十余日，七国反，以诛错为名。上以袁盎言，斩错东市。（《读史备忘》卷一《晁错》）

【汇评】

杨　时：晁错曰：“人君必知术数。”又曰：“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而自亲事。”操是说盖未尝知治体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胜也。舜之厚五典、庸五礼、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尝自为也。虽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术数而自亲事乎？使后世怀谄者误其君，挟术以自用，必资是言也。其为祸岂浅哉？若吴、楚之反不在错，天下已知之矣，景帝用谗邪之谋以诛错，其失计不已甚乎？当是时，兵之胜负，国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诛其谋首，岂不殆哉！而在庭之臣，无一人为错言者，盖变起仓卒，各欲侥幸于无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错亦有以取之矣。……错无硕德重望以镇服其心，而强为之谋，其召乱而取祸，盖无足怪者。（《龟山集》卷九史论《晁错》）

桓　宽：大夫曰：《春秋》之法，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故臣罪莫重于弑君，子罪莫重于弑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谋叛逆，诛及宗族。使晁错变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族，侵削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亲，吴楚积怨，斩错东市，以慰三军之士而谢诸侯，斯亦谁杀之乎？（《盐铁论·晁错》）

又：文学曰：……晁生言诸侯之地大，富则骄奢，急则合从，故因吴之过而削之会稽，因楚之罪而夺之东海，所以均轻重、分其权而为万世虑也。弦高诞于秦而信于郑，晁生忠于汉而雠于诸侯，人臣各死其主，为其国。（同上）

苏　轼：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天子不察，以错为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而不知错之有以取之也。……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惋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不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袁盎，可得而间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击吴楚，未必无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苏轼文集》卷四《晁错论》）

胡　宏：晁错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遂致灭宗，岂特景帝寡恩哉？错若自请讨吴，以周亚夫为己副，军事一以委之，岂至若此？（《五峰集》卷三《晁错》）

王　楙：袁盎与晁错素不相能。自吴王所归，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车拜谒，愿请间者，盖欲以错恶密启嘉，而嘉虑其以吴私事见告，难以区处也，拒之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与长史掾议，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盎薄以语讥之，嘉遂引为上客。而请间之说得行。想从容燕侍，力陈错恶。异时嘉奏请诛错，未必不自盎日夜从臾之故。奈何帝为错言先入，嘉奏沮格，发愤而死，得非盎有以误之乎？盎恨嘉死，益忿错之所为，求其害错者而不可得。窦婴亦与错有隙，会七国反，乃以盎荐上，上召见盎，问计安出，正投其害错之机。盎又请间，而错竟不能免矣。盎之请间，无非言错，委蛇曲折，为计甚密，故卒遂其所图。盎亦可谓深矣，嘉惟不密，反为错所陷，盎肯蹈其故辙哉！错计出于嘉上，而盎计又出于错上。信乎，天下无第一手也。（《野客丛谈》卷四《晁错》）

洪　迈：袁盎真小人，每事皆借公言而报私怨，初非尽忠一意为君上者也。……素不好晁错，故因吴反事请诛之。盖盎本安陵群盗，宜其忮心忍戾如此，死于刺客，非不幸也。（《容斋随笔·容斋续笔》卷十《袁盎小人》）

又：汉景帝为人，甚有可议。晁错为内史，门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堧垣也。丞相申屠嘉闻错穿宗庙垣，为奏请诛错。错恐，夜入宫上谒，自归。上至朝，嘉请诛错。上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堧垣，且又我使为之，错无罪。”临江王荣以皇太子废为王，坐侵太宗庙堧地为宫，诣中尉府对簿责讯，王遂自杀。两者均为侵宗庙，荣以废黜失宠，至于杀之，错方贵幸，故略不问罪，其不公不慈如此！及用袁盎一言，错即夷族，其寡恩忍杀复如此。（《容斋随笔·容斋续笔》卷九《汉景帝》）

尹起莘：濞为逆已久，特因晁错而发尔。然使错徐为之计，又不并削诸国，则濞亦无以为兴兵之端，故书错死于七国反之下，以见祸变之兴，由错而发。然则书杀而不书去官，何哉？错之为谋，虽曰失于轻举，要之为宗社大计，非为一己计也。景帝闻变，仓皇无策，一闻小人之说，遽尔轻杀，后之臣子，孰敢尽心为国谋虑者哉？世儒论错，或以为忠，或以为愚，其说不一。今观《纲目》所书，则错无罪见杀，较然甚明。后之论错者，要当以是为的。（见《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四上《孝景皇帝·发明》）

杨维祯：错号“智囊”，而不能保其躯，何也？错之智，岂不知口语多怨耶？错患诸侯王强大，不可制，即贾谊之忧于帝者，故请削地以尊天子，安宗庙，所谓万世利者是也。七国反，以诛错为名，帝又信谗于袁盎，故错斩东市。世不悲其智，而哀其忠。良史如太史公，犹以变古乱常取亡其躯，病错也。呜呼！错志不白矣。故予为错赋《忠乌》，乌鸣鬼雀，以其鸣告凶咎也。异乎飞驳之乌，专媚人以喜兆，而骄人于覆亡者，予以错比乌，而盎则为驳耳。（《史义拾遗》卷下《忠乌赋·序》）

唐顺之：错为景帝谋，欲削六国，而六国反。卒以谗口见杀。论者或讥其自取，或惜其忠，果忠欤？自取欤？解曰：晁错之计，忠则忠矣，要皆出于急功名之心为之也。何言之？求忠臣者必于孝子之门。当错之谋削六国，结怨诸侯，欲安刘氏也。父曰“刘氏安，晁氏危矣”。错不听而父自杀。此时错功名盖世，亦可死矣。乃毅然为之，令天子自将而己居守，然错之心既不知有父矣，又何知有天子？不过欲借此以侥幸于功名之会，一旦被谗而族诛，不知何面目以见父于地下耶！其死也，固枉也。意者杀父之贼，天故假手于袁盎之口耶？忠不可法，而不孝之名已彰，彰于万世矣。自取不自取，何足论哉！吾于是而谓人子，苟处天伦不得已之际，宁如徐庶之方寸，勿效温峤之绝裾。苟不然者，即功成如汉高亦不足以赎分羹之罪。况区区晁错忠孝两无当者乎？（《两汉解疑》上《晁错》）

夏之蓉：景帝听袁盎之言，斩错罢兵，脱当日吴楚兵竟罢，则直赦之乎？抑徐图之乎？赦之，则藩镇跋扈未有艾也。赦而徐图之，白头举事者，不应若是之易愚也。何汶一至于此。（《读史提要录·西汉》）

又：晁错谋七国以激变诛，亚夫平七国者以结怨，梁王而亦诛。忠直之臣，使辱朝市，天下谁复有竭节殚谋以殉国家之难者？此邓公所为拊心也。（同上）

又：欲削七国，杀机固先发自错，然盎先事私仇，快一时而取讥后世，何其谬也？况诛错后，七国未闻罢兵，是盎言欺也，将何以自免？虽错诛泄忿，其计事亦疏，而自策亦殆哉！（同上）

刘鸿翱：苏子曰，晁错发七国之难，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刘子曰：世谓错之忠于汉者妄也。错即自将，亦不免于祸。何也？此天道也。《传》曰：太上以德服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汉高帝百战以有天下，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七国皆高帝子侄，于汉为最亲，晁错何人，乃出削夺之谋哉？且夫七国果叛也。待其既叛发兵以诛之可也；如其不叛，七国固无罪。……汉高帝观吴王濞有反像，曰：“五十年后，东南有乱者，其汝乎？”然亦未尝不封也。文帝时，吴不朝，至赐几杖以愧其心。贾生，洛阳之少年，乃比之措火积薪，过矣。景帝以刻薄之资，待骨肉本易于寡恩，错果忠于汉，固当告帝以亲亲之谊。七国无变，宜如文帝之处吴；即帝虑其有变，亦宜举周公之处三监者以相劝勉，谓高帝亲属，我国家断不忍为祸始。如是，七国必不叛，即叛，亦必不以诛错为名。计不出此，顾云“削亦叛，不削亦叛”，呜呼！高帝之子孙几尽于错之手，错之罪上通于天矣。即使自将，错能免祸否乎？（《绿野斋文集》卷一《苏东坡晁错论》）

李祖陶：袁盎、晁错，皆文景时用事之臣，其人皆挟智数。两智相遇则相倾，而国之得失置不问矣。当淮南厉王之杀辟阳侯也，盎谓诸侯大，骄必生患，可适削地，此即晁错请诸侯罪过，削其友郡之策所以出者也。乃吴楚举兵，盎言宜斩错以谢之，不与初心相刺谬乎？盖第欲借公事以报私仇，而不顾长奸锋而失国体矣。逮后其言不售，景帝亦不能罪盎以谢错，错其何以瞑目哉？虽然，错之削七国是，而所以削之术则非也。读宁都魏叔子之论，错可以无恨于地下矣。（《史论五种·前汉书细读》卷二《袁盎晁错传》）

⑧ 【汇注】

范　理：袁盎，字丝，楚人。为郎中，数以直谏为吴相。与晁错素不好，未尝同堂语。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吴王财物，免为庶人。吴楚反，以计杀错。初，文帝欲以梁王武为嗣。盎进说止。王怨之，使刺客杀盎。（《读史备忘》卷一《袁盎》）

【汇评】

钱孟浚：少游曰：世之论者皆以为汉用袁盎之谋，斩晁错以谢天下为非是。以臣观之：汉斩错，七国之兵所以破也。何则？胜败之机，系于理之曲直，理直则师壮，师壮，胜之机也。理曲则师老，师老，败之机也。善战者战理。……夫汉之诸侯，连城数十，地方千里，虽号强大，然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错计，谪其罪过而削夺之，则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汉之心。当此之时，诸侯直而汉曲，故吴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吴即山铸钱，煮海为盐，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为反者三十余年。其称兵也，发愤削地，以诛错为名耳。汉斩错而兵不罢，则逆节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国之心。当此之时，诸侯曲而汉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虽然，汉之斩错也，其谋发于袁盎，盎与错有隙，故世之论者以错死为冤，此正楼缓所谓以母言之则为是，以妻言之则为妒。夫言之者异，而其言同也。使盎与错素无眦睚之嫌，其为汉计，亦当出此。然则汉不斩错奈何？即七国之兵未易破也。（引自《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二《晁错》）

⑨ 【汇评】

田　锡：孝景始用晁错之言，从之如顺流，将削七国之封，弱枝而强本。一旦七国共叛，遽听袁盎之言，诛错以谢七国。错既诛而乱不息，岂非孝景无断于用人，而反惑谗诬之言哉？若成与败，但思一决，而不图始终，慨然自谓决断，不其谬哉？……是知智计明然后决断，则事无不济矣！（见《涵芬楼古今文钞》卷二《断论》）

杨循吉：“为诛晁错”也，而曰“谕告，不止”，罪盎也。此《春秋》法也。（引自《史记评林·孝景本纪》）

凌稚隆：隆按：七国之反，不但以削地故，而袁盎乘衅诛错，以快其私，声为谢七国，而兵卒不解，岂非冤哉！（《汉书评林·景帝纪》）

李　贽：众适诸侯而少其力，此说甚是。削地致反，错之不善谋也。然袁盎借此以报私仇，其业何如！（《史纲评要》卷六《汉纪·孝景二年》）

⑩ 【汇注】

张守节：梁孝王都睢阳，今宋州。（《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王　恢：刘大既诛，二年二月乙卯，立皇子揖王梁。十一年六月卒，无后国除。十二年，徙淮阳王武来王，是为孝王，始自定陶迁都睢阳，今河南商丘。以亲爱故，王膏腴之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杞县西）四十余城，皆多大县（《梁孝王世家》）。传八世，王莽时绝。（《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⑪ 【汇注】

司马迁：孝景三年，吴楚反，上察宗室诸窦毋如窦婴贤，乃召婴。婴入见，固辞，谢病不足任。……乃拜婴为大将军，……窦婴守荥阳，监齐赵兵。七国兵已尽破，封婴为魏其侯。（《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班　固：诸将破七国，斩首十余万级。追斩吴王濞于丹徒。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自杀。（《汉书·景帝纪第五》）

又：景帝三年十二月，吴二城门自倾，大船自覆。刘向以为近金沴木，木动也。先是，吴王濞以太子死于汉，称疾不朝，阴与楚王戊谋为逆乱。城犹国也，其一门名曰楚门，一门曰鱼门。吴地以船为家，以鱼为食，天戒若曰：与楚所谋，倾国覆家，吴王不寤。正月，与楚俱起兵，身死国亡。京房《易传》曰：“上下咸悖，厥妖，城门坏。”（《汉书·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荀　悦：绛侯周勃子亚夫为太尉，将三十六军击吴、楚。窦婴为大将军，赐金五十斤。婴陈金庑下，军吏过辄令取为用，金无入家者。婴屯兵荥阳。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太尉至霸上，赵涉以布衣遮道，说太尉曰：“吴、楚闻将军出兵，必置伏兵奸人于崤、渑阨塞之间，且兵事尚神密，将军何不从此右关去趣蓝田，出武关，指洛阳，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橛鸣鼓，诸侯闻之，以将军从天降而下也。”亚夫从之。已而使之搜崤、渑间，果得吴伏兵，乃请涉为护军。亚夫既至洛阳，见剧孟，喜曰：“七国举事而不用孟，吾知其无能为也。”孟者，洛阳人。为任侠，行似鲁朱家。亚夫问故父客邓都尉：“计策安出？”对曰：“吴、楚兵锐，甚难与争锋。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勿与战。使轻兵绝淮、泗之口，断吴饷道。使吴、梁相弊而粮食竭，以全制其虚，吴必破矣。”从之。吴攻梁，梁王急，请救亚夫，亚夫不往。梁王上书请救，上诏亚夫救梁王，亚夫不奉诏，坚壁昌邑，而使其淮、泗口兵，绝吴饷道。楚乏粮，挑战，亚夫终不出。夜，军中惊而内相攻击，扰乱至于帐下，亚夫坚卧不起。有顷，乃自定矣。吴夜攻营壁东南，亚夫使为备西北，吴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吴、楚既饥乏，乃引兵去。亚夫出精兵追击，大破之。（《汉纪·前汉纪孝景皇帝纪卷九》）

又：胶东、胶西、济南、淄川、赵王，皆伏诛。（同上）

又：初，七国反，连齐。齐王城守，留。济南、胶东、淄川三国兵共围齐。齐王使路中大夫使于天子，天子令还，报齐坚守。路中大夫还，三国将劫而与之盟，令反其言曰：“吴已破汉矣。”大夫既许，至城下，望见齐王，言“汉发兵百万，使太尉击破吴楚，方引兵救齐，必坚守。”三国之兵杀之。齐被围急，阴与三国约，未定，会路中大夫至，复坚守。汉将闻齐初有谋，欲击齐，齐王将闾惧，自杀。上以齐迫胁，非其罪，乃立其太子寿为齐王。（同上）

杜　佑：汉景帝初，吴王濞反。总兵渡淮，与楚战，遂败棘壁，乘胜前，锐甚。梁孝王恐，遣六将军击吴，又败梁两将，士卒皆还走。梁数使使报汉大将周亚夫求救，亚夫不许，又使使恶亚夫于帝。帝使人告之救梁，亚夫复守便宜，不行。梁使韩安国及楚死事相弟张羽为将军（楚相张尚谏吴王而死），乃得颇败吴兵。吴兵欲西，梁城守坚，不敢西。即走亚夫军。会下邑，吴师欲战，亚夫坚壁，不肯战。吴粮绝，卒饥，数挑战，遂死奔亚夫壁，亚夫终不出。军中夜惊，内相攻扰乱，至帐下，亚夫卧不起，顷之复定。吴士卒多饥死，遂以叛散。（《通典》卷一百五十五“坚壁挫锐”）

徐天麟：太尉，秦官，掌武事。……孝景三年，置太尉官。（《西汉会要》卷三十一《职官一·太尉》）

王钦若等：二月壬子，诸将破七国，斩首十余万级。追斩吴王濞于丹徒。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自杀。（《册府元龟》卷一二一《征讨一》）

司马光：吴王之弃军亡也，军遂溃，往往稍降太尉条侯及梁军。吴王渡淮，走丹徒，保东越，兵可万余人，收聚亡卒。汉使人以利啗东越，东越即绐吴王出劳军，使人纵杀吴王，盛其头，驰传以闻。吴太子驹亡走闽越。吴楚反凡三月，皆破灭。（《资治通鉴》卷十六“景帝前三年”）

郑　樵：诸将破七国兵，斩首十余万级。（《通志》卷五下）

吕祖谦：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反，南连越，北连匈奴。吴楚围梁，胶西、济南、菑川、胶东围齐。帝以中尉周亚夫为太尉，将三十六将军，击吴楚；故詹事窦婴为大将军，屯荥阳；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救齐。赦天下，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周亚夫壁昌邑南，以梁委吴，而绝其粮道。二月，吴楚食尽，引去。亚夫追击，大破之。楚王戊自杀。壬午晦，日有食之。三月，东越斩吴王濞于丹徒，栾布败诸侯兵，解齐围。齐王将闾自杀。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伏诛。立齐太子寿为齐王。夏六月乙亥，徙淮阳王馀为鲁王，汝南王非为江都王，立子端为胶西王，胜为中山王。宗正礼为楚王。秋九月，郦寄、栾布灭赵，赵王遂自杀。（《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王　恢：其时长安之情况，《货殖传》云：“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足见其惶恐之情，亦可见列侯之效命王室，侯国错置王国间之善。然亦有响应之者，如阳都、魏其、台、辟阳、昌、下相、高陵、纪、菅、氏丘、營、缾、休、宛朐是也（见《侯表》）。此一系汉安危之大乱，景帝运筹廊庙：以窦婴为大将军屯重兵于荥阳之战略要点，为进攻退守之策源；太尉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为主力，击吴楚；别遣郦寄击赵；栾布击齐。亚夫请“以梁委之，绝其粮道”（委梁以敝吴，吴敝而梁亦敝，此景帝之默许也）。间道武关趋荥阳，急据昌邑（金乡西北）以为犄角，威胁吴楚之肩背，阻周丘之西进，断齐赵之连络，遣轻骑绝淮泗之口。月余，吴楚食尽，驱饥卒转攻昌邑，亚夫出其精锐，一举而大破之。吴王濞欲保东越，走死丹徒，楚王戊自杀。吴楚既平，转旆东征，菑川、济南、胶东、胶西四王皆伏诛。乘胜攻赵，赵王自杀。自吴首反，至大乱敉平，不过三月。武功之盛，或以为过于周公之东征。盖汉兴已四十年，国基已固，重以文帝仁厚，省刑薄敛，德洽天下，故能胜残去杀也。至是，原本维护封建之儒者，亦转成郡县制之拥护者矣。（《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上篇《王国之演变·敉平吕祸与七国之乱》）

【汇评】

吕祖谦：按：《史记·本纪》：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反，发兵西向。天子为诛晁错，遣袁盎谕告，不止，遂西围梁。上乃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将兵诛之。《汉书·本纪》则曰：吴王濞、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举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亚夫、大将军窦婴将兵击之。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二月壬子晦，日有蚀之。诸将破七国，斩首十余万级。追斩吴王濞于丹徒。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自杀。合二《纪》而观之，叙次之先后，去取之详略，孰优孰劣，必有能辨之者矣。（《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刘绍攽：大臣用兵，必为万全之计，未有以地与人，委敌以成吾功者也。况天子之亲乎？微论所亲不平，天子亦不平。于是乎交相构，而大臣之能自全者鲜矣。条侯亚夫，立朝不阿，庶几古大臣之风，独为太尉，以梁委吴、楚，则非计之得也。夫梁王武，景帝之弟，窦太后之爱子也，当其被兵，王即不言，帝与太后必有食不甘味、卧不安枕，冀得一释其困者。亚夫承命伐罪，帅师以来，固敌是求，乌有梁使请之，帝使诏之，竟守便宜，不奉诏哉！将以楚兵剽轻，难与争锋耶？独不思用兵之道，有当守者，有当战者。敌自远来，利在速战，而我之土地人民，复无所困，则可俟其老而承其敝，此当守也。虽自远来，彼利于战，我利于守，而我之土地人民，为其所困，几几乎有累卵之忧，则不得不赴其急而拯其危，此又当战也。况楚兵虽盛，不过数郡之众，汉以天下之全，又有梁以佐之，亚夫驰其前，梁必承其后，吴楚之师，有不倒戈以北者哉！何至置梁不顾，无异吴人之视越人也。梁之不为所屠戮者盖亦幸矣。方是时，帝与太后必有大不能平者，特以老成凋零，鲜可代将；又以文帝崩时，“有亚夫可任将兵”之语，故隐忍图成耳。七国已定，然后思快前忿。物腐虫生，事之理也。岂待梁王之短哉？及后罢相，人皆知以封王信、侯徐卢故，而不知实由于此也。盖徐、卢五人，帝虽爱之，终不若其弟，王信虽亲，太后视之，终不及其少子。特以彼当折冲之会，此值燕安之秋，故废黜之举，不见于彼见于此，而推原所由，在彼不在此也。虽然，人才有全有不全，亚夫之用兵也二：一备胡，一距吴、楚，率皆以逸待劳，不战而胜，意其才有所偏，能守而不能战，故不能为万全之计也夫！（《九畹古文》卷三《周亚夫论》）

钱　穆：秦灭六国，二世而亡，此乃古代贵族封建势力之逐步崩溃，而秦亡为其最后之一幕。直至汉兴，始为中国史上平民政权之初创。……直到景帝削平吴、楚七国之乱，平民政府之统一事业始告完成。……汉政府之实际统一，始于景帝。（《国史大纲》第七章《大一统政府之创建·平民政府之产生》）

吕思勉：吴王盖本无远略，亦且不能用兵，观其违田禄伯、桓将军，弃周丘可知。果能广罗奇谲之士，率其轻果之众，分途并进，正军则乘锐深入，一亚夫果足以御之乎？然则文帝之不听晁错，特因循惮发难而已，非真有深谋奇计也。至景帝之举动，则更为错乱，不足论矣。然则七国之乱，汉殆幸而获济也。然文、景同不失为中主，策治安者，必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安所得英武之主继世以持之？宜乎文、景时之局势，贾、晁观之，蹙然若不可终日也。（《秦汉史（上）》第四章《汉初事迹》）

范文澜：半割据的诸王国，经五六十年休息，统治者也很富强了。吴王刘濞采铜铸钱，与汉皇帝有同样富力。前154年，吴、胶西、楚、赵、济南、菑川、胶东七国国王联兵反叛，汉大将周亚夫击败七国叛军，灭诸国。此后，朝廷制定更严格的制度，皇子受封为王，只是征收租税，不管政事，王国与侯国无异。七国的灭亡，结束了西周以来合法的诸侯割据制度，加强了西汉朝廷中央集权的力量，汉朝确是统一了。经济繁荣与全国统一，使统治者改变政治方针，自与民休息的前期转入用尽民力的中期。（《中国通史·西汉的政治概况前期》）

又：历时约三个月的吴楚七国之乱，终于被平定下去了。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是实行统一集权制度的中央政府战胜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从此，汉朝才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社会才进一步得到安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才有了可靠的保障，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同上）

黄仁宇：在文景之治的阶段里，最重要的一个变动，乃是公元前154年“七国之乱”。吴王刘濞是汉高祖的侄子，他的长子刘贤在文帝时侍从皇太子，即与后来的景帝饮酒博弈，两人发生争执，刘贤被景帝打死，皇室将他的尸体送还吴国归葬，而吴王坚持送他回长安埋葬，有让文帝、景帝受道德责谴的样子，并且兹后即称病不朝。因此这纠葛及人命案可以视作以后吴楚叛变私下里的一个原因。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吴国处于长江下游，煎矿得铜，煮水为盐，吴王即利用这商业的财富，减轻并替代人民的赋税，因之得民心。他又收容人才，接纳各地“豪杰”。根据当时的观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数。所以御史大夫晁错就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已指出一个地方政治经济和法制因素不能任之自由发展的道理。（《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文景之治》）

［日］宫崎市定：这次内乱（七国之乱）对汉朝来说，反而因祸得福，盖乘此机会将企图反抗中央的诸侯消灭殆尽，另行建立为数众多的小诸侯。其领地一旦被细分化之后，便不再有反抗中央的力量。至于一般诸侯势力的衰微，虽是由于武帝时采纳主父偃之策而颁行推恩之令，将诸侯的领土分割而让其子孙继承所致，实则推恩政策在景帝时业已实行，此事正如《史记》的《诸侯年表第五》所见的样子。……根据事实，也许主父偃不是向武帝劝说，而是他对景帝的献策被采用的。无论如何，驾驭强大诸侯的问题在景帝时代已获得解决乃是事实。否则，虽然煞费苦心地平定了七国之乱，却又不能有效地运用当时的情势，则对景帝时代的政治家而言，实在应说是不光彩的事了。（《中国史》第一编《古代史·前汉·吴楚七国之乱》）

［日］大庭脩：吴楚七国之乱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汉王朝采取削夺诸侯王领地的政策，齐国的领地相继被分割为四国，由齐王诸子淄川、胶东、胶西、济南四王分领，吴、楚、赵与其联合，同姓诸侯共计七国发动叛乱。间接的原因是，齐国诸王的父亲悼惠王肥是汉高祖刘邦的嫡长子，对文帝的继位表示不满。当时的很多诸侯王，与景帝同是高祖的孙子，与其说是刘邦所期待的同姓意识，不如说它已成为诸侯王力图谋求本国利益的时期。……如把齐的四王看作一个齐国，七国就是吴、楚、赵和齐四国；如把汉王朝看作是在战国时代以来在秦的故地上建立的，那么，从地域上看，这次叛乱是战国时代秦与六国对立的再现，在中国古代史上可算是一次典型的东西之争。……公元前202年，刘邦从与其他七王同等的地位而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因此，汉初的王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刘邦虽然用同姓王取代了异姓王，由刘氏一族来统治郡国，但王国制度没有变化，从而导致了吴楚七国之乱。……汉王朝在平定大敌之后，就将大部分的领地划归自己的郡管辖，实际上将对抗势力的王国改编为与郡同等的地位，使汉王朝的势力大为增强，叛乱以后汉朝的繁荣得到保证。吴楚七国之乱上溯六十七年，正是秦始皇统一之年；叛乱之后六十七年，又是汉武帝去世的一年，这完全是偶然的巧合。从宏观上看，这一时期的前半段是秦创立以来皇帝统治反复动摇的时期；随后经过后半段的武帝时代，可以说皇帝的统治大体上奠定了基础。吴楚七国之乱恰好处于这个转折点。（《秦汉法制史研究》第一编第二章《汉王朝的统治机构》）

编者按：徐卫民在《文景之治》一书中认为，西汉政权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分裂割据危机，不论异姓王还是同姓王，只要存在握有实权的诸侯王，中央集权就得不到真正巩固与加强，分裂割据的危险就依然存在。因此，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着手削弱诸侯王的权力，继续执行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即使对他的儿子也不例外。一是进一步分散、缩小诸侯王势力范围，其弟梁王死后，分梁为五国，立梁王五子为王。二是诸侯王不居国理事，留在京城，置于皇帝眼皮底下，便于随时监督。三是取消诸侯王理民治国权力，改由朝廷所任相国与内史治事，直接听命朝廷指挥，同郡一样。至汉武帝时，又颁行“推恩令”，规定诸侯死后，除嫡系长子袭封外，其余子弟分得王国中的一块地为侯，归郡管辖，使王国进一步缩小，而中央直接管辖范围进一步扩大。使宗室子弟得到封侯，可达到一举两得的目的，宗室子弟有名有利，千恩万谢感激皇帝，有利于增强向心力，巩固统治政权。经过一系列改制，诸侯王的封国仅为食邑、衣食租赋而已，权力全部集中于朝廷手中，从而结束了自西周以来延续千余年的诸侯割据体制，皇权空前加强，使西汉真正成为封建专制集权国家。

⑫ 【汇注】

班　固：三年……夏六月，诏曰：“乃者吴王濞等为逆，起兵相胁，诖误吏民，吏民不得已。今濞等已灭，吏民当坐濞等及逋逃亡军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蓺等与濞等为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污宗室。”（《汉书·景帝纪第五》）

刘定山、龚浩康：楚元王，即高祖异母弟刘交。“元”是他的谥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汇评】

刘　沅：反不书王，此何以书，病帝也。帝为太子，以博戏杀吴太子，自反不缩，吴之谋反有由。既即位，不引咎自责，安抚吴王，推诚诸国，乃信晁错，急于削地，非主德之失乎？错不劝帝推仁仗义，恩礼交尽，以为怀柔，其取死有由。而不去其官者，错之失在不知怀柔之术，而非帝信任又何能召乱？故系杀错于反之下，以见七国反之由削地；而不去其官，以咎帝之不明。（《史存》卷九《孝景本纪》）

⑬ 【汇注】

张守节：《地理志》云魏其属琅邪。（《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范　理：窦婴，太后弟，为丞相。田蚡为太尉，与婴俱好儒雅。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读史备忘》卷一《窦婴》）

［日］泷川资言：考证：徐孚远曰：对魏其侯不言其捕反者，然文法自连属。（《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王　恢：魏其，窦婴。皇太后昆弟子。三年六月，以大将军屯荥阳，扦破吴楚七国，侯。武帝元光四年（前131），坐争灌夫事，上书称为先帝诏，矫制害，弃市，国除。《汉志》琅玡郡县，今山东临沂县南。汉初论功定封，非武功不得侯，载在盟府。“是以高后欲王诸吕，王陵廷争；孝景将侯王氏，脩侯犯色。卒用废黜。是后薄昭、上官、卫、霍之侯，以功受爵。”（《汉书·外戚恩泽表·序》）窦婴以大将军挥军破七国受爵，何乃抑之恩幸之《外戚》，与王信等？若卫、霍之征匈奴，丰功伟绩，亦不缘于椒房。李贰师明见《外戚传》，实因女宠以伐大宛，得天马，而降匈奴，不终臣节而列之《功臣》。城阳王子刘福，初封海常在《王子》，坐酎金免后，以击南越功封缭嫈，又入《功臣》，判若两人。中山靖王子刘屈厘以丞相封澎侯入《王子》，刘德以宗正封阳城，与惠帝四子又在《外戚恩泽》。申屠嘉用丞相封故安，又在《功臣》。诚如《文献通考》（二六七）所云：“功臣以勋绩显著而得，外戚以遭逢忝窃而致，夷裔降虏，有何勋庸，乃侪之《功臣》。宰相而封侯，未必恩倖，乃侪之恩泽。抑扬之意，殊所未喻。”（《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刘定山、龚浩康：魏其，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临沂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汇评】

张　耒：景帝称窦婴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因持重而相卫绾。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卫绾，则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观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遗其似。夫天下之善恶，其似者固必未是，而其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绾，车戏之贱士也，其椎鲁庸钝偶似夫敦厚长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岂谓其无是非可否，如偶人而已者也。苟以是为长者而用之，则世之可谓持重者多矣。夫恶马之奔踶不可矣，求其无奔踶可也，得偶马而爱之，可乎？景帝之相绾也，是爱偶马之类也。帝之恶周亚夫也，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卒杀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见于利害之际者，举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势者，易动以利；不轻许人之私者，不轻行其私。亚夫之不纳文帝于细柳，与夫不肯侯王，信可谓不可以势劫而无私意矣。仗节死义与夫见利而心不动，非轻势而灭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难者，意非亚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刚劲不苟，其形若难制而嫚上者，故杀之而不疑。呜呼！景帝者求人于形似而失之者也。盖昔高祖求傅如意者而不可得，得一周昌能强项面折，而高祖遂以赵委之。夫昌之不能脱如意于死，其势盖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见取而亚夫乃用是不免，则景帝与高祖其观人也亦异矣。（《柯山集》卷三十六《汉景帝论》）

⑭ 【汇校】

［日］泷川资言：张文虎曰：“礼”上各本衍“礼”字，《索隐》本无。愚按：《汉书》亦衍“礼”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日］水泽利忠：《索隐》、金陵同。各本“礼”上有“刘”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王叔岷：案：景祐本、黄善夫本、殿本“礼”上并有“刘”字，《汉书》同。《考证》引张说及谓《汉书》所衍“礼”字，盖“刘”字之误（《汉纪》《通鉴》并无“刘”字，与《索隐》本合）。（《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汇注】

荀　悦：夏六月，立元王子平陆侯礼为楚王，续元王后。初，诸侯得自除吏，御史大夫已下官属，拟于天子。国家惟置丞相，黄金印。自吴、楚反之后，夺诸侯权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其后惟得衣食租税而已。贫或乘牛车。（《汉纪·前汉纪孝景皇帝纪卷九》）

司马贞：韦昭云：“平陆，西河县。礼即向之从曾祖王父也。”（《史记索隐·孝景本纪》）

郑　樵：夏六月，诏诸吏民为吴王濞等所诖误，及逋逃亡军者，皆赦之。又楚元王子蓺等与濞等为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污宗室。立平陆侯刘礼为楚王，续元王后。（《通志》卷五下）

胡三省：礼时封平陆侯，为宗正。（见《资治通鉴》卷十六《景帝前三年》注）

傅　恒：帝以将闾迫劫有谋，非其罪也，乃召立其太子寿，欲续吴楚。太后曰：“吴王首为纷乱，奈何续其后！”不许。乃立礼（时封平陆侯，为宗正），奉元王后。（见《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十四《孝景皇帝》）

钱大昕：“三年，立楚元王子平陆侯刘礼为楚王。”《正义》云：“应劭云：平陆，西河县。”按：东平国有东平陆县，此刘礼所封邑也。《水经注》据《陈留风俗传》以尉氏之陵树乡，故平陆县指为刘礼所封者，失之。若应劭、韦昭辈以为西河之平陆，则谬甚矣。（《廿二史考异》卷一《孝景本纪》）

钱　穆：案：楚王子不应封西河。东平，故梁国，景帝中六年别为济东国。刘礼封在景帝元年，其时梁孝王方鼎盛，岂有楚王子封其国中？《水经·渠水注》：“长明沟水东经尉氏县故城南。自是三分，北分为康沟，东经平陆县故城北，刘礼封国。建武元年，罢为尉氏县之陵树乡。故《陈留风俗传》曰：‘陵树乡，故平陆县。’”据此，汉初陈留有平陆，刘礼所封，而《汉志》失之。故城今尉氏县东北三十五里。（《史记地名考·汉侯邑名》）

王　恢：楚国：楚王戊既自杀，四年（前153）复立楚元王交子平陆侯礼。礼四传至玄孙延寿，以“今地邑益少”（《汉志》仅有彭城七县），与广陵王胥谋反，宣帝地节元年（前69），自杀，国除为彭城郡。黄龙元年（前49）复置，宣帝徙其子定陶王嚣来王，三传，王莽时绝。但已非元王之裔矣。元鼎三年（前114），武帝又分东海郡凌、泗阳、于三县置。（《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又：平陆，元年（前156）四月乙巳，礼以楚元王子侯。三年徙王楚。《渠水注》：故城在今河南尉氏县东。景帝即位之初，似有意寻求楚为与国，隐消吴濞觊觎之念。与礼同日封其昆弟富为休侯（孟子居休，在滕县西北。三年，免，更封红。《获水注》，今萧县西。《史》《汉》误为二人），岁为沈犹侯（地不详），蓺为宛朐侯（疑宛字衍。朐今东海县。三年反，诛）。三年，既更封富为红侯，又封调为棘乐侯（河南永成县？）。景帝一代，封王子七人，楚占其五。余为中五年（前145）封梁孝王子买为乘氏侯（钜野县西南），明为桓邑侯（长垣县）。似又欲其制衡也。此外功臣、外戚侯者凡四十一人。《本纪》所举不过十五，又曰“封四侯”“封十侯”，有《侯表》在，固不必悉举（但漏列阳陵侯岑迈，见《将相表》）。惟举一挂三，转增迷惘。（同上）

又：七国之乱，是诸侯王隆替之分野，亦即汉代实际之统一。在此以前，中央直辖不过十五郡，而王国各自领郡（王国亦有太守），大者七八郡，小者二三郡，总计凡三十九郡。……盖景帝即位，即采晁错硬性的削地主张，削赵之常山郡，二年，又削楚之东海郡，三年，削吴之会稽、鄣郡，七国反时，汉亦不过“廿四郡”（《枚乘传》），反既平，以其余威削诸侯，“于是始得平原、千乘、济南、北海、东莱之地于齐；得涿、渤海、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之地于燕；得钜鹿、清河于赵；得太原、雁门于代；得沛郡于楚；得庐江、豫章于淮南；得武陵、桂阳于长沙。而诸侯之地以新封皇子者，尚不与焉。”（王氏《汉郡考》上）又续采贾谊众建政策，分赵为常山、中山、广川、河间、清河六国；分梁为济阴、济川、济东、山阳五国。从此王国不再兼辖二郡以上。（《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上篇《王国之演变·敉平吕祸与七国之乱》）

林剑鸣：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表明地主阶级内部中央政权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已经到必须彻底解决的时候了。镇压叛乱之后，景帝趁这一有利时机，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和控制诸侯王国势力的办法，以加强中央集权。首先，景帝继续实行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计划，在吴、楚、赵、齐四国旧地，又陆续封皇子十三人为诸侯王。这样做既收以亲易疏之效，又有削弱诸侯王势力的作用，使新建的诸侯王国远不如旧王国之强大。景帝以后，汉武帝继续采取这种措施，诸侯王地日蹙，势益弱，终于不能与中央分庭抗礼了。（《秦汉史（上）》第六章《西汉王朝的诞生和汉初的统治》）

黎东方：汉景帝在处分有罪的诸侯，明令其“国除”之外，也对其他王国进行了必要的政治整理。首先，汉景帝乘势收夺诸侯王国之支郡、边郡属汉，此外又有改封、徙封等调整措施。而当时总的趋势，是诸侯地方分据势力显著削弱。例如，特意以续楚元王之后的刘礼为楚王，而其实当时他的楚国仅有彭城（今江苏徐州）及其邻近数县之地。而代国其实也只剩下太原（郡治在今山西太原西南）一郡，其定襄郡（郡治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雁门郡（郡治在今山西左云西）、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县东北）三个边郡都已经归属中央。（《细说秦汉·平了七国之乱》）

刘定山、龚浩康：平陆，韦昭云“平陆，西河县”，误，此为东平陆。梁玉绳说为邑名，故城在今山东汶上县北。钱穆说为县名，故城在今河南尉氏县东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汇评】

刘　沅：帝欲立吴楚后，窦太后曰：“吴王首率天下纷乱。”不许。帝仍欲立吴楚后，可见其宽仁。而晁错必以刻道之，其取祸宜矣。（《史存》卷九《孝景皇帝》）

黎东方：汉景帝三年的空前动乱，一时使帝王为诸侯的强悍所震惊，而叛乱的平定，又使得削藩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不过，我们看到，在一些诸侯国“国除”和一些诸侯王的封地有所调整之后，汉景帝又分封了自己的儿子为新的诸侯王。一些旧有的诸侯国被翦灭，一些新立的诸侯国又出现了。尽管总的趋势是中央政府的实际行政权力有明显的增强，不过汉景帝继续封王的做法，说明他对于地方诸侯威胁中央的历史有切身的感觉，但是其内心有关中央集权政体的进步意义的觉悟程度，其实依然是有限的。（《细说秦汉·平了七国之乱》）

编者按：徐卫民在《文景之治》一书中认为，对“削藩”一事古今皆有人认为操之过急。明人张燧在《千百年眼》卷五“七国缓削则不反”条中认为：“汉景初年，七国后强，晁错之议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愚则曰：亟削则必反，缓削则可以不反。”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认为：“景帝削吴两郡令下，‘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此发谋’。可知若削地而予以明令保障，亦无七国之变。”岳庆平先生认为晁错的削藩是加速战争的爆发，是一种下策。上述看法均为一家之言，同时我们也应注意景帝本身“多病”、继位后又没有册立太子、朝中军功集团权势尚未肃清以及外部匈奴侵扰的现实情况。欲有作为的汉景帝，对诸侯王打击势在必行。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景帝任用周亚夫为太尉、窦婴为大将军率军平叛。经过三个月的战斗，叛乱被平定，避免了分裂局面出现，“西周以来习以为常的诸侯割据制度算是结束了”。七国之乱平定后，一部分参与叛乱的王国被除国改郡。七国之乱前后，景帝又先后分封13个儿子为王，再加上对梁等大国的分藩，到景帝中六年（公元前144年）诸侯王数量达到20多个，但王国领土则大为缩小，一般仅限于一郡或汉郡的一部分。同时“汉政府不再满足于依靠诸王来防御敌人或在对付入侵者时让他们充当缓冲者；中央政府显然希望自己来监管那些有受袭击和有破坏可能的地区”。于是收回了对边地的控制，加强了对边郡战备的管理，解除了诸侯王国与匈奴等少数民族联结侵扰内地之患，并为日后反击匈奴做好坚实准备。汉郡交错夹杂于诸侯王国之间，“帝国最富饶的部分已被分成官员可以对它们行使权力的较多小单位。”

⑮ 【汇注】

班　固：胶西王端，景帝子，三年六月乙巳立，四十七年，元封三年薨，亡后。（《汉书·诸侯王表第二》）

又：胶西于端，孝景前三年立。为人贼戾，……强足以距谏，知足以饰非。相二千石从王治，则汉绳以法。故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立四十七年薨，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胶西郡。（《汉书·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

王　恢：胶西国，齐王肥子卬国，都高密。二年，景帝削其六县，三年，因与吴、楚反，诛，六月立皇子端。端数犯法，削其国，去大半，故胶西小国。一削再削，是其初国，不止如《汉志》之高密国五县也。武帝元封三年，无子，国除为郡。（《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⑯ 【汇注】

班　固：中山靖王胜，景帝子，六月乙巳立，四十二年薨。（《汉书·诸侯王表第二》）

又：中山靖王胜以孝景前三年立。……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人。常与赵王彭祖相非曰：“兄为王，专代吏治事！王者当日听音乐，御声色。”赵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称为藩臣？”四十三年薨。（《汉书·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

徐天麟：中山国，高帝置中山郡。景帝封中山靖王胜，更为国。（《西汉会要》卷六十四《方域一·中山国》）

王钦若等：三年十二月，立皇子端为胶西王，胜为中山王，赐民爵一级。四年六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册府元龟》卷七九《厌赐一》）

王　恢：中山国，故秦代郡地，高帝分置中山郡，属赵国。三年（前154）别为国，六月乙亥立皇子胜，都卢奴（今河北定县）。五传至修，宣帝五凤三年（前55）卒，无子，国除为郡。（《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刘定山、龚浩康：中山，汉初封国，辖今河北省满城县至无极县一带地区，都城在卢奴（今河北省定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汇评】

长谷真逸：西汉景帝男中山靖王胜，为人淫蒏，乐酒好（肉）［内］，生子一百二十余人。宋徽宗止及其半。（《农田余话》卷下）

⑰ 【汇注】

荀　悦：济北王志亦初与诸侯通谋，后乃坚守。闻齐王自杀，而得立嗣。志亦欲自杀。齐人公孙蠼止之，因为说梁王曰：“夫济北之地，东接强齐，南当吴、越，北胁燕、赵，此四分五裂之国，权不足以自守，势不足以扞寇，虽坠犹失也，言于吴，非其正计也。昔郑祭仲许宋人立公子突以全其君，《春秋》贤之，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向使济北先见情实，则吴必先屠济北，招燕、赵而总之。如此，山东之从结而无隙矣。今吴、楚之王，练诸侯之兵，驱徒众而与天子争衡，济北独厉节坚守不下，使吴失据而无助，跬行而独进，瓦解土崩，败而无救者，未必非济北之力！以区区之济北，而与诸侯争强，是犹羔犊而扞虎狼也。守职志不挠，可谓诚一矣。功议如此，尚见疑于上，愿大王详思惟之。”梁孝王悦，驰以闻。济北王得不坐，徙封于菑川。（《汉纪·前汉纪孝景皇帝纪卷九》）

张守节：济，子礼反。济北国今济州卢县，即济北王所都。（《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⑱ 【汇注】

班　固：鲁恭王馀，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淮阳王。吴、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不喜辞，为人口吃难言。二十八年薨。（《汉书·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

张守节：淮阳国今陈州。鲁，今兖州曲阜县。（《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徐天麟：鲁国，故秦薛郡。高后元年，封张敖子偃，为鲁国。孝景二年，封共王馀。（《西汉会要》卷六十四《方域一·鲁国》）

王　恢：淮阳国，文帝子武故国，二年复置，三月甲寅立皇子馀，明年（前154）徙鲁，国除复为郡。宣帝元康三年（前63）复置，立皇子钦，传孙縯，王莽时绝。（《史记本纪地理图说·景帝本纪》）

又：鲁，张偃故国。三年复置，六月，徒淮阳王馀来王。馀五传，王莽时绝。《汉志》鲁国六县，疑恭王时当全有薛郡，后或有收入邻郡。（同上）

⑲ 【汇注】

班　固：江都易王非，（高）［景］帝子。三月甲寅，立为汝南王。二年，徙江都。二十八年薨。（《汉书·诸侯王表第二》）

又：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汝南王。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气，上书自请击吴。景帝赐非将军印，击吴。吴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吴国。以军功赐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汉边，非上书愿击匈奴，上不许。非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二十七年薨。（《汉书·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

荀　悦：徙……汝南王非为江都王，王故吴国也。非年十五，有才气。吴之反也，非上书请击吴，上赐非将军印，吴破，以军功封，赐天子旌旗。（《汉纪·前汉纪孝景皇帝纪卷九》）

张守节：汝南国今豫州。江都国今扬州也，吴王濞所都，反，诛，景帝改为江都国，封皇子非也。（《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徐天麟：孝景三年，立皇子为王，赐民爵一级。（《西汉会要》卷三十五《职官五·王皇子》）

吕祖谦：按：《世家》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汝南王，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力，上书愿击吴。景帝赐非将军印击吴。吴已破，徙为江都王，治吴故国，以军功赐天子旌旗。梁孝王亦以破吴有功，故有是赐。景帝之意，不过假至亲光宠，以镇服南方耳。然天子旌旗岂假人之具哉？二王卒皆骄纵，或累其身，或杀其子（江都王子建立为王，佩其父所赐将军印，戴天子旗以出。淮南事发，治党与，颇及江都王建，遂自杀），盖爱之者非其道也。（《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王　恢：汝南国，汉初分淮阳国置汝南郡，仍属淮阳国。惠帝元年国除，一直为汝南郡。二年别为国，三月甲寅立皇子非，明年（前154），非徙王江都，国除为郡。《汉志》汝南郡县三十七，户口居全国第一位。（《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又：江都国，吴王濞故国。三年六月，更名江都，徙汝南王非来王。以鄣郡为支郡。传子建。武帝元狩二年（前121），以谋反论，自杀，国除为广陵郡。六年（前117）四月，置广陵国，立皇子胥。地节元年（前69）与楚谋反，宣帝不忍致诸法，只诛首恶楚王延寿。五凤四年（前54）又谋反，自杀，国除复为郡。后七年，初元二年（前46）三月，元帝复立胥子霸，传子及孙。鸿嘉四年（前17）卒，无子，绝。后六年（前11），元延二年四月，复立霸子守，传子宏，王莽时绝。（同上）

刘定山、龚浩康：江都，秦时为广陵县，汉改为江都。治所在今江苏省扬州市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⑳ 【汇校】

裴　骃：徐广曰：“《表》云五年薨。”（《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梁玉绳：按：齐王之名，诸处并作“将闾”，盖古通用，犹吴王阖闾之为“阖庐”也。而燕康王嘉在位二十六年，以景帝五年卒，《史》《汉》《表》《传》《世家》俱可据。此言与齐孝王同薨于景帝三年，误。（《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汇注】

司马贞：（编者按：齐王将庐）悼惠王之孙，齐王襄之子。庐，《汉书》作“闾”。（编者按：燕王嘉）刘泽之子。（《史记索隐·孝景本纪》）

张守节：齐国，青州临淄也。将庐，齐悼惠王之孙，襄王之子，《年表》云。（《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日］泷川资言：古钞本、枫山本“庐”作“闾”。梁玉绳曰：齐王之名，诸处并作“将闾”，盖古通用，犹吴王“阖闾”之为“阖庐”也。中井积德曰：按：《齐悼惠世家》，哀王名襄，无襄王，将闾是悼惠之子。薨年亦异。愚按：《正义》“云”下有脱文，不然“年表云”三字衍。（《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日］水泽利忠：按：延久本、大治本并不作“闾”，泷川考证误。（《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王叔岷：案：庐、闾古通，梁说是也。《庄子·让王篇》“颜阖守陋闾”，《御览》八九九引“闾”作“庐”，亦其此。《庄子·天地篇》有“将闾葂”，将闾，姓也（见成玄英疏及《释文》）。齐王则以将闾为名耳。（《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四年夏①，立太子②。立皇子彻为胶东王③。六月甲戌④，赦天下⑤。后九月，更以（弋）［易］阳为阳陵⑥。复置津关⑦，用传出入⑧。冬，以赵国为邯郸郡⑨。

① 【汇注】

章　衡：戊子，四年，四月己巳，立皇子荣为皇太子，彻为胶东王。六月甲戌，赦天下。十月戊戌，晦，日有食之。（《编年通载》卷三《汉·孝景皇帝》）

② 【汇注】

班　固：夏四月己巳，立皇子荣为皇太子。（《汉书·景帝纪第五》）

吕祖谦：荣，景帝长子也；彻，武帝也。按：《五宗世家》：景帝子凡十三人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为宗亲。栗姬子曰荣、德、阏。程姬子曰余、非、端。贾夫人子曰彭祖、胜。唐姬子曰发。王夫人儿姁子曰越、寄、乘、舜。独不数武帝者承宗庙大统，故不别而为宗也（武帝母王太后乃王夫人儿姁之姊）。《史记·帝纪》书立太子而不著名，盖言荣长子当主匕鬯，天下所共知，不待名也。（《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王益之：四年夏四月己巳，立皇子荣为皇太子，使魏其侯窦婴为太子太傅。（《西汉年纪》卷九）

姚允明：四年，夏四月，立子荣为太子。（《史书》卷二《汉景帝》）

刘定山、龚浩康：太子，指栗太子刘荣，为栗姬所生。后于景帝七年被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③ 【汇注】

班　固：胶东王，景帝子，四年四月己巳立，四年为皇太子。（《汉书·诸侯王表第二》）

凌稚隆：按：书“立太子”，下又书“立皇子”，盖为后废立张本也。（《史记评林·孝景本纪》）

王之枢、周清源等：胶东王彻，以皇次子封，即孝武皇帝。至帝七年，入正位东宫。（《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卷二十三“孝景皇帝四年”）

梁玉绳：“彻”字当讳，说在《高纪》《汉武内传》称武帝名吉，则彻其改名欤？似不可信，姑记异闻。（《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王　恢：七年（前150）四月，彻入为皇太子，国除复为郡。中二年（前148）复置，四月立皇子寄。淮南王安谋反（前122），寄私作军器，备战守，吏治淮南，寄自伤，病死，复立其子贤（并封寄少子庆为六安国王），传四世，王莽时绝。《汉志》胶东国十一县，其初东莱为齐支郡，后本国亦有削入琅琊者。（（《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孝文本纪》）

④ 【汇注】

张大可：六月甲戌，六月二十九日。（《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

⑤ 【汇注】

王钦若等：（孝景）四年六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册府元龟》卷八二《赦宥一》）

吕祖谦：以立太子故也。（《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⑥ 【汇校】

梁玉绳：“弋阳”是“易阳”之误，《汉·地理志》可证。（《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王　辉：“阳陵□丞（《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第48页图130）”，《汉书·地理志》左冯翊：“阳陵，故弋阳，景帝更名，莽曰渭阳。”（《史记·孝景本纪》：“四年……后九月，更以弋阳为阳陵。”《汉书·景帝纪》：“五年春正月，作阳陵邑。”《汉书补注》：“先谦曰：……《一统志》（编者按：《大清一统志》）：‘故城今咸阳县东四十里。’吴卓信云：‘咸阳县东，高陵县西南，鹿苑原自咸阳来，当泾渭二水间，即阳陵所在。’”秦亦有阳陵。阳陵虎符：“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阳陵。”王国维《秦阳陵虎符跋》：“《汉志》阳陵虽云景帝所置，然《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有阳陵侯，《傅宽列传》亦同。《索隐》云：‘阳陵，《楚汉春秋》作阴陵。’然潍县郭氏有阳陵邑丞封泥，邑丞者，侯国之丞，足证傅宽所封为阳陵而非阴陵，是高帝时已有阳陵，其因秦故名，盖无可疑。”可见阳陵之名不始于汉景帝之后。（《新出秦封泥选释》，载《秦文化论丛》第6辑）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汉景帝陵也，在雍州咸阳县东三十里。”按：豫作寿陵也。（《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乐　史：阳陵城故弋阳地，景帝改为阳陵县，属冯翊。废城在县东北四十一里，东至景帝陵二里。曹魏省之。（《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六《关西道·咸阳》）

胡三省：班《志》，阳陵县属冯翊，本弋阳县。《索隐》曰：帝豫作寿陵于此，因更县名，在长安东北四十五里。（见《资治通鉴》卷十六《景帝前五年》注）

王　恢：阳陵，四年（前152）后九月，更以弋阳为阳陵，五年三月，作阳陵，渭桥，后三年（前141）二月，帝葬阳陵。《括地志》“故城在咸阳县东三十里”。《寰宇记》（二六）作“东北四十一里。东至景帝陵二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刘庆柱、李毓芳：阳陵位于汉长安城东北，西南距未央宫前殿遗址34里，西距汉高祖长陵12里，其东为泾渭汇流处。阳陵是咸阳原上西汉九座帝陵中最东面的一座，在今咸阳市秦都区肖家村乡张家湾村。陵区范围，向北伸进泾阳县高庄乡，向东至高陵县马家湾乡。……景帝陵园边长410米，陵园四面中央各辟一门，各门距帝陵封土均为110米，门外有双阙，在门两边对称分布，四对门阙的大小、形状基本相同。其中东、西、南门外阙址保存较好。以东门外阙址为例，底部东西长20米，南北长40米，高4—5米。二阙址间距约12—14米。门道和阙址附近露出墙壁、柱洞、铺地砖、卵石散水等。门两边有配廊，廊道方砖铺地，廊道外为卵石铺设的散水。文化层堆积中有汉代板瓦、筒瓦、瓦当和铺地砖等建筑遗物。（《西汉十一陵·景帝阳陵》）

王丕忠等：阳陵为汉景帝刘启的陵墓。《史记·孝景本纪》记载：“前元四年（前153）后九月，更以（弋）［易］阳为阳陵。”即以弋阳乡得名。《汉书·景帝本纪》记载：后元三年（前141）“甲子，帝崩于未央宫”，“二月癸酉，葬阳陵”。《史记》《汉书》注释及《三辅黄图》记载：阳陵“去长安四十五里”和“在长安东北四十五里”。……陵冢覆斗状，平面为正方形。底部每边长160米，顶部东西长54米、南北宽55米、冢高31.8米。整个陵冢为夯土筑成。陵园的东、西、南底边正中，各有两个土阙（北边已被削平）。两阙之间为阙门。南、西两阙门保持较好。南门现存宽14米。西门现存宽12.7米。东门已被破坏，残宽19米。东阙门中间原有一米多宽的河卵石路面，直达陵冢。各阙（内边）距陵冢底边均为120米。（《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又：（阳陵）第一排陪葬墓中2、3号墓，不但距阳陵近，而且位于阳陵左右两侧。可见墓主与景帝有特殊的关系。《咸阳县志》景帝后陵条记载：“在阳陵一百步废太子临江王母。”我们认为此排可能为姬妃陪葬区。3号墓可能为栗姬之墓。（同上）

张永禄：弋阳，县名，在今高陵县西南部和咸阳市东南部，秦置。汉景帝五年（前152）于弋阳境筑陵墓，名阳陵，故亦改弋阳县为阳陵县。（《汉代长安词典》一《地理环境·弋阳》）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阳陵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景帝刘启和王皇后“同茔异穴”合葬陵园，地跨咸阳市渭城区、泾阳县、高陵县三县区，东邻“泾渭分明”，北濒泾河，南隔渭水与今西安市、汉长安城相望，西与汉高祖长陵接壤，是咸阳原上九座西汉帝陵中最东端的一座陵园。这里地势高亢平缓，土厚水深，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堪称“风水宝地”。阳陵陵区由包含中部的帝、后陵园，西北、东南的外藏坑群，南部的礼制建筑群等组成的阳陵陵园和位于陵园北侧、东侧的陪葬墓群，东部的阳陵邑及西北侧的刑徒墓地等四大部分组成，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1—3公里，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汉阳陵帝陵陵园南门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5期）

编者按：徐卫民在《文景之治》一书中解释说，阳陵是汉景帝的陵墓，位于咸阳原上汉帝陵的最东边，靠近泾渭之汇。通过考古钻探和发掘研究得知：阳陵陵园平面呈不规则葫芦形，东西长而南北窄。东西长近6公里，南北宽1公里～3公里，面积约12平方公里。由帝陵、后陵、南区和北区从葬坑、刑徒墓地、陵庙等礼制建筑、陪葬墓及阳陵邑等部分组成。目前汉景帝阳陵是考古工作者在汉代帝陵中做工作最多的一个，也是对汉代帝陵了解最深刻的一个。……帝陵坐西面东，居于陵园的中部偏西。后陵、南区从葬坑、北区从葬坑、一号建筑基址等距分布于帝陵四角。嫔妃陪葬墓区和罗经石遗址位于帝陵南北两侧，左右对称。刑徒墓地及三处建筑遗址在帝陵西侧，南北一字排列。陪葬墓园棋盘状分布于帝陵东侧的司马道两侧。阳陵邑则设置在陵园的东端。整个陵园以帝陵为中心，四角拱卫，南北对称，东西相连，布局规整，结构严谨，显示了唯我独尊的皇权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文景之治》第六章《汉景帝其人其事》）

又：阳陵帝陵陵园平面为正方形，边长417.5米—418米。四边有夯土围墙，墙宽3.00米—3.50米；四墙中部均有“三出”阙门（这是表示陵墓高级的标志），四角隅无角楼之类建筑基址。陵园中部为封土堆，呈覆斗形，上小底大，底部东边长167.5米、南边长168.5米、西边长167.5米、北边长168.5米。封土顶部边长分别为：东边63.5米、南边56米、西边63.5米、北边56米。封土高32.28米。封土底部四边距围墙距离大致相等，约120米。（同上）

又：从阳陵的发掘和勘探情况，结合前面讲到的霸陵情况来看，西汉时期的帝陵具有以下特点：（1）西汉帝陵均有高大的封土（霸陵除外，霸陵系依山为陵），多为覆斗形，陵顶无“享堂”类建筑遗迹。（2）陵墓形制为“亚”字形，有四条墓道。（3）西汉前期，帝、后陵为同一个陵园，从阳陵以后，帝、后则各自为园。（4）帝、后实行“同茔异穴”的合葬制度，帝陵居中，后陵多在其东北，帝陵的封土要大于后陵。（5）陵园内均有陵庙、寝殿、便殿等建筑，祭祀形式复杂多样。（6）西汉早中期均设置有陵邑。11个帝陵中有七个陵邑。（7）大多实行厚葬制度，有众多的陪葬坑和陪葬墓。（同上）

⑦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景纪》“津”作“渚”。（《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注】

张家英：“津”为江河渡口，“关”为险阻要隘。“津关”为在水陆要冲的处所特设的关口；设置“津关”主要起战略上的防守作用。《秦始皇本纪·赞》中引贾谊《过秦论》中语：“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即用此意。《集解》引应劭曰：“文帝十二年，除关，无用传。至此复置传，以七国新反，备非常也。”这说的是“用传出入”的原由。……《史记》中“津”与“关”主要是分别使用，组合成词者只有二例，已见如上所引。“津关”倒过来说，就成了“关津”，含义相同。（《〈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景本纪》）

⑧ 【汇注】

裴　骃：应劭曰：“文帝十二年，除关，无用传，至此复置传，以七国新反，备非常也。”张晏曰：“传，信也，若今过所也。”如淳曰：“传音‘檄传’之‘传’，两行书缯帛，分持其一，出入关，合之乃得过，谓之传。”（《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颜师古：传，所以出关之符也。（《汉书注·酷吏列传第六十》）

徐天麟：文帝十二年，除关，无用传。景帝四年，复置诸关，用传出入。（《西汉会要》卷二十四《舆服下·关传》）

杨　侃：张晏曰：“传，信也，若今过所也。”如淳曰：“两行书缯帛，分持其一，出入关，合之乃得过，谓之传也。”师古曰：“古者或用棨，或用缯帛。棨者，刻木为合符也。传音张恋反。棨音啟。”（《两汉博闻》卷二《关用传》）

蒋廷锡：臣按：汉人所谓“传”，即今符验，文引之类。（见《古今图书集成·经济类编·戎政典》卷二六四《驿递部·总论》）

陈　直：《十钟山房印举》举二，五十四页，有“宜阳津印”。西安马氏藏有“函谷关印”封泥，皆为关津吏所用之印。又按：汉代人民过关，皆用符传，有四种不同形式。一曰符（见《居延汉简释文》卷一，八十二页，有橐佗长孙时符），二曰传（见同书同页，有四月戊午入关传），三曰过所（见同书同页，有元延二年，居延令丞忠移过所），四曰（见《汉书·终军传》），其质料符，过所用木竹质，传用木质兼用缯帛，则专用缯帛。考其实际，符与传，性质名称均相近，在《史记》《汉书》之记载用传出入者，不称为用符出入，恐后人与虎符相混为一谈也。（《史记新证·孝景本纪》）

又：《汉书·宣帝纪》本始四年，“民以车船载谷入关者，得毋用传”。颜师古注：传，传符也。符与传本为一事，但文献多称为传，而木简则传符并称。例如《居延汉简释文》卷一，八十二页，有简文云：“永始五年四月戊午，入关传。”又同页有永光四年正月己酉橐他长张彭祖符，永光四年正月己酉橐驼延寿长孙时符。以木简来分析，其区别在符有齿、传无齿，符纪数、传不纪数（附带有家属之符，则不纪数）。汉代过关津者所用之符信，计有传、符、过所、四种名称。（《史记新证·酷吏列传》）

⑨ 【汇注】

裴　骃：《地理志》赵国景帝以为邯郸郡。（《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徐天麟：赵国，高帝四年，封张耳为赵王。八年，国除。九年，封子如意，又封幽王友。高后封共王恢。文帝元年，封幽王子遂。景帝三年，国除，为邯郸郡。五年，封赵敬肃王彭祖，复为国。（《西汉会要》卷六十四《方域一·郡国沿革》）

梁玉绳：按：此年独书冬于年终，误。考《汉纪》四年及中四年，亦并误书十月于年终，不可晓也。又：《地理志》赵国景帝三年为邯郸郡，五年复故，此《纪》既误书为郡于四年之冬，而于五年不书复为赵国，疎矣。或问：《诸侯王表》亦书于四年，何也？曰：各表之例，凡书灭国及为郡，有书于当年当月者，有书于明年明月者，以地悉定始称灭，以置官守始称郡也。不独此年赵之为郡。如是，故不得指以为误。（《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王　恢：《汉志》：“赵国邯郸，赵敬侯自中牟徙此。”邯郸始见《左》定十年，战国属赵，赵为争河北形胜，敬侯元年（《左》定九年，前386），自中牟徙都之。魏拔（前353）而复归之（前351）。始皇十九年（前228）灭赵，置邯郸郡。汉为赵国、邯郸郡治。（《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中牟三国之股肱，邯郸之肩髀。”旧注三国“赵齐燕”，顾氏《大事表》因谓在邢台、邯郸间。按：本卫地，“佛肸以中牟叛”。《赵世家》《正义》说“在汤阴西”。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秦本纪》）

刘定山、龚浩康：邯郸，郡名，辖今河北省南部地区，郡治邯郸，即今邯郸市。（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韩兆琦：按：当时以十月为岁首，冬季之事不能书于是年末。梁玉绳曰：“书‘冬’于年终，误。《汉纪》四年及中四年亦并误书‘十月’于年终，不可晓也。”按：景帝三年赵王遂因谋反被灭，故赵国遂被改为邯郸郡，今乃书于次年之初。梁玉绳曰：“凡书灭国及为郡，有书于当年当月者，有书于明年明月者，以地悉定始称灭，以置官守始称郡也。”（《史记笺证·孝景本记》）

五年三月①，作阳陵、渭桥②。五月，募徙阳陵③，予钱二十万④。江都大暴风从西方来⑤，坏城十二丈⑥。丁卯⑦，封长公主子为隆虑侯⑧。徙广川王为赵王⑨。

① 【汇校】

梁玉绳：渭桥之作，《汉纪》不书。而作阳陵在正月，此云三月，小异。（《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王叔岷：《汉纪》《通鉴》并作“五年春正月，作阳陵邑”，与《汉书》同。（《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汇注】

章　衡：己丑，五年，春，遣翁主嫁匈奴单于。（《编年通载》卷三《汉·孝景皇帝》）

程馀庆：《汉书》载：景帝五年，遣公主嫁匈奴单于；六年，皇后薄氏废；中二年，改磔曰弃市，勿复磔；六年，灭笞法，定箠令。此皆大事，不得不书者，《史记》皆略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景本纪》）

②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景纪》云：五年春正月，作阳陵邑，无“渭桥”二字，与此异。（《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注】

颜师古：张晏曰：“景帝作寿陵，起邑。”（《汉书注·景帝纪第五》）

司马贞：景帝豫作寿陵也。按：《赵系家》赵肃侯十五年起寿陵，后代遂因之也。（《史记索隐·孝景本纪》）

程大昌：秦宫殿多在咸阳。咸阳，渭北也。至其阿房、长乐宫，则在渭南。南北正隔渭水，故长乐宫北有桥跨渭。而长安、咸阳始通。是以亦名便桥也。《三辅黄图》曰：“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度，以法牵牛。”盖指此之中桥而为若言也。桥之广至及六丈，其柱之多至七百五十。约其地望，即唐太极宫之西而太仓之北也。此桥旧止单名渭桥。《水经》叙渭曰：“水上有梁，谓之桥”者是也。后世加中以冠桥上者，为长安之西别有便门桥，万年县之东更有东渭桥，故不得不以“中”别也。（《雍录》卷六《中渭桥》）

郑　樵：五年春正月，作阳陵邑。夏，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通志》卷五下）

顾祖禹：东渭桥，在府东北五十里，汉高祖造此，以通栎阳之道。或曰：景帝时所作也。《史记》景五年三月，作阳陵、渭桥。《索隐》云：渭桥有三：通咸阳者曰西渭桥，通高陵路者曰东渭桥，在长安城北者曰中渭桥。阳陵即今高陵县境。（《读史方舆纪要·陕西·西安府·长安县》）

程馀庆：此东渭桥，在西安府东北五十里，高帝所造。（《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景本纪》）

王　恢：汉时长安附近横跨渭水的大桥，有中、东、西三桥。中桥在今咸阳县二十里，秦时称“横桥”，汉改名“渭桥”（即本《纪》所称者）。又因与汉长安城西的横门相对，称为横门桥或石柱桥。历代屡毁屡建，唐时始坏。东渭桥在今西安市东北的灞水、泾水、渭水的交汇处。汉景帝五年（前152）建，见于《景纪》。唐咸亨中置渭桥于此，凡东莱漕粮皆聚于此，再转运长安。唐后废。西渭桥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建（《汉书·武纪》），在今咸阳县南，因与汉长安城便门相对，称为便桥，又名便门桥，唐时称咸阳桥。天宝十年鲜于仲通征南诏，所募兵勇从长安经此桥南下，杜甫《兵车行》“耶娘妻女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即此。（（《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孝文本纪》）

编者按：袁仲一在《秦代金文、陶文杂考三则》（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秦汉时期，建陵邑的目的，《汉书·地理志》说：“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奉山园也。”《汉书·元帝纪》：“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又：《汉书·陈汤传》记载：汤上封事说，“初陵，京师之地，最为肥美，可立一县。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汤愿与妻子家属徙初陵，为天下先”。“于是天子从其计，果起昌陵邑，后徙内郡国民”。可见建陵邑的目的一是奉侍陵园；二是强干弱枝，即削弱地方诸侯豪强势力，促使中央权力、财力、人力的集中，所谓“内实京师，外销奸猾”。

王学理：西汉景帝阳陵在今陕西咸阳东接高陵县的鹿苑原上，据说得名于当时的“弋阳县”。王国维据汉高祖封傅宽阳陵侯推定，汉阳陵是沿秦阳陵而来（王国维：《观堂集林·秦阳陵虎符跋》）。可知秦阳陵虎符是秦始皇颁给内史驻守阳陵某将军的兵符。（《秦物质文化史》第四章《军事·军权》）

③ 【汇注】

赵　翼：汉制，天子即位即营陵寝，而徙富民以实之。《汉书》景帝五年作阳陵，募民徙陵，户赐钱二十万；武帝初置茂陵，赐徙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昭帝为母起云陵，募徙者赐钱田宅，盖其时仅徙民而不皆富人也。帝又徙三辅富人平陵，则渐及富民矣。宣帝时，募吏民赀百万以上徙于昭帝平陵，以水衡钱为起第宅，宣帝自作杜陵，徙丞相、下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赀百万以上者，则并及于达官矣。元帝筑寿陵，乃勿徙。诏曰：“安土重迁，民之性也。今使其弃坟墓，破产失业，非计也。今所为陵，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陔余丛考》卷十六《汉时陵寝徙民之令》）

刘庆柱、李毓芳：阳陵邑位于阳陵以东，约在今高陵县马家湾乡一带。《古诗源》卷三蔡邕在《〈樊惠渠歌〉序》中写道：樊惠渠在“阳陵县东，其地衍隩，土气辛螫，嘉谷不殖，而泾水长流”。樊惠渠虽早已废弃，但从记载的相对位置来看，它应在泾河西南、原地东北的泾河河谷谷地。阳陵邑位于樊惠渠西南的原地上。文献记载，阳陵邑与阳陵东西只相距二里。……当时的徙民主要来自关东，其中的大家有田氏、革氏、爰氏、单父氏、秘氏、郦氏、奚氏、周氏、张氏和翟氏等。此外，景帝和武帝时期有些达官显贵、豪杰巨富也徙居阳陵邑。（《西汉十一陵·景帝阳陵》）

王学理：在阳陵开工的时间上，有的学者把《史记》一书上四年后九月“更以弋阳为阳陵”当做筑陵起始的时间，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因为陵址选定在弋阳县，不但改了县名，连陵墓也随县称做“阳陵”。我们只能把这些看作是浩大工程开始前的一种预备，一种措施。因此，这不应算做阳陵破土动工的时间。在这里，我申述一下自己的理解：首先，就《史记·孝景本纪》所载作一连贯性的摘录。“四年……后九月，更以弋阳为阳陵。……五年三月，作阳陵、渭桥。五月，募徙阳陵，予钱二十万。……七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隶作阳陵者。”其次，就文献所载作一分析。文中有两处“作阳陵”，一在五年，一在七年。同前者对应的是《汉书·景帝纪》作“五年春正月，作阳陵邑。夏，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很明白，这是“阳陵邑”工程的始筑时间。我们再返回看《史记》，就知道筑“阳陵邑”与加固或重修“中渭桥”同样重要，都是修筑阳陵的前期准备工程，而且又是同年展开的；而后者，才是修陵的时间。修陵的劳动力靠判了刑的社会罪犯，因此才有“免除”他们罪犯身份的优待。同一道理，在后来的时间里景帝也是这么做的。……于此，我们就可以把修建陵墓的工程列出一个时间顺序来，图示如：公元前153年弋阳改名“阳陵”——公元前152年筑陵邑、修渭桥、安置徙民——公元前150年阳陵开工——公元前146年建德阳宫……（《汉景帝与阳陵》一《汉景帝其人·安寝阳陵》）

又：修筑陵墓，是一项内容多、上劳多、材料多、费时多、具有连续性特点的大型工程，涉及面广，需要各方同心协力配合。在破土动工之前，充分的准备尤为重要。“阳陵邑”的设立，是施工的基地。虽然当年弋阳的这块土地上有可能是林茂草丰、泾渭安澜，但毕竟还是一片狐兔出没的空旷原野。所以工程开始仅有两个月时间，就通过补偿的办法来招募和迁徙老百姓充实陵区，既为当前，更着眼阳陵将来的繁兴。为了京城和施工现场联系和运输物资的方便，加固或重修中渭桥，更是不可忽视的大问题。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阳陵工程的进程是有序的，总体把握是有方的。给徙民“予钱”（或作“赐钱”）、赦免刑徒……等措施，也显示出汉景帝不烦民、不扰民，性格具有宽厚仁慈的一面。固然和秦始皇迁徙三万家到丽邑免去他们十年的徭役负担（复）做法相同。但更多的具有一种人情味。（同上）

王丕忠等：景帝在修建陵墓的同时，筑陵邑，迁五千户为其守陵。东汉末，蔡邕在《樊惠渠歌》序言中说，光和五年（182），樊君于阳陵县东修渠，引渭水溉田，阳陵县即阳陵邑，可证阳陵邑位于泾河河谷地带。《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条记载：“头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东南至阳陵入渭”，说明阳陵邑不但靠近泾河，而且接近泾、渭交汇之处。米家崖附近即位于此。我们认为米家崖汉代遗址应是阳陵邑的所在地。（《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④ 【汇注】

傅　恒：自是，诸帝皆豫作寿陵。（见《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十四《孝景皇帝》）

王之枢、周清源：春正月作阳陵邑，夏募民徙居之，赐钱二十万。豫作寿陵也。豫作寿陵，自帝始。（《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卷二十三“孝景皇帝五年”）

⑤ 【汇注】

张大可：江都，王国名，即广陵，在今江苏扬州市。（《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

【汇评】

李克家：风者天之号令，顺其时则枯者荣，荣者实，此天令之喜也。不顺其时，则伤人折木，毁屋害稼，此天令之怒也。大抵顺时生物者吉，非时杀物者凶。（《戎事类占》卷十五《风类一》）

⑥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书》不载。（《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王叔岷：案：《汉纪》《通鉴》亦并不载。（《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⑦ 【汇校】

梁玉绳：按：卢学士曰“《史》《汉》《表》俱在中五年五月丁丑，此书于前五年五月丁卯，误也。徐广反据此以疑《表》，亦失于不考耳。高祖时功臣有隆虑侯竈，其子通嗣侯，中元年有罪国除，则不得于通未失侯之前以封，一也。《表》云‘元鼎元年自杀’，《汉·表》云‘二十九年’，自中五年至元鼎元年，年数方合，则不得于前五年封，二也。故以为《本纪》之误无疑”。余因考此侯之名，《史记·表》并作“”，而《汉·表》作“融”，《索隐》本《史·表》讹作“”，当作“螎”，与“融”同，岂“”字误欤？又此《纪》于封年虽误，而月日不误，盖中五年五月己未朔，丁丑在丁卯之后，必隆虑与乘氏、桓邑同以丁卯封，不然，《表》何以叙隆虑于乘氏、桓邑之前乎？《表》作“丁丑”，非。（《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汇注】

张大可：丁卯，五月二十八日。（《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

⑧ 【汇校】

钱大昕：按：《年表》，中元五年五月丁丑，隆虑侯元年。徐广据《本纪》以证《表》之非，予考《功臣表》，隆虑侯周通，以中元元年有罪国除，则之封隆虑，必在中元年以后，《纪》书于前五年者，非矣。《汉书·年表》：“景帝中五年，隆虑侯融以长公主子侯，二十九年，坐母丧未除服奸，自杀。”馆陶公主卒于元鼎元年，距孝景中五年，正二十九岁，又足证《史记》之《表》是而《纪》非也。融与字形相涉而讹。（《廿二史考异》卷一《孝景本纪》）

吴汝纶：梁云《汉·表》作融，钱云隆虑侯封，《年表》在中五年，《纪》书于前五年，非也。（《点勘史记读本·孝景本纪》）

［日］泷川资言：《汉书》不载。（《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日］水泽利忠：景、衲、绍、毛无“主”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注】

司马迁：以长公主嫖子侯，户四千一百二十六。（《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班　固：孝景中五年，侯融以长公主子侯，万五千户。二十九年，坐母丧未除服奸，自杀。（《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五》）

编者按：封隆虑侯者？抑是融？或一人有二名乎？

司马贞：音林闾。避殇帝讳改之。（《史记索隐·孝景本纪》）

又：隆虑，县名，属河内。音林闾。隆，避殇帝讳改也。（同上）

吕祖谦：长公主嫖，窦太后女，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栗姬太子荣之斥，王皇后武帝之立，长公主有力焉。《史记·本纪》特书其子封侯，以著其权宠也。《汉书》削之。（《大事记解题》卷一一）

梁玉绳：侯，按：侯姓陈，此失书，即堂邑侯陈婴之曾孙也。（《史记志疑》卷一二）

又：隆虑，附按：县属河内。《索隐》本作“隆卢”，古通。（同上）

王　恢：赵国，故赵王遂国，三年，因削其常山郡，乃与吴、楚反，诛，国除为郡。五年复置，四月徙广川王彭祖来王，五传，王莽时绝。（《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赵帆声：临虑（林虑、隆虑）：临虑，县名。《荀子·强国》：“在韩者，逾常山乃有临虑。”注：“《汉书·地理志》：临虑，县名，属河内，今属相州也。”临虑即“林虑”。《史记·外戚世家》：“王太后长女曰平阳公主，次为林虑公主。”《索隐》：“（林虑），县名，属河内。本名隆虑，避殇帝讳，改名林虑。虑音庐。”《正义》：“林虑，相州县也。”此言林虑即“隆虑”。虑为鱼韵，古音当同庐。《史记·孝景帝本纪》：“丁卯，封长公主子为隆虑侯。”《索隐》：“（编者按：隆虑）音林闾，避殇帝讳改之。”《汉书·地理志》河内郡有隆虑。注引应劭曰：“隆虑山在北。避殇帝名，故曰林虑。”隆之所以改作“林”者，虽言避殇帝讳，也由二字音近。二者于古音均为来母侵韵，为同音字。林又作“临”者，音全同。（《古史音释·临虑》）

解惠全、白晓红：长公主，指皇帝的姐姐刘嫖，窦太后所生。汉代称皇帝的女儿为公主，皇帝的姐妹为长公主，皇帝的姑姑为大长公主。（引自金源编译《全译史记·孝景本纪》）

⑨ 【汇注】

司马迁：赵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广川王。赵王遂反破后，彭祖王广川。四年，徙为赵王。（《史记·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又：彭祖为人巧佞卑谄，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诡辩以中人。彭祖多内宠姬及子孙。相、二千石欲奉汉法以治，则害于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设疑事以作动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讳，辄书之。二千石欲治者，则以此迫劫；不听，乃上书告，及污以奸利事。彭祖立五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同上）

王之枢、周清源：自广川王徙封，是为敬肃王。广川国除，为信都，至武帝征和元年再见。（《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卷二十三“孝景皇帝五年”）

【汇评】

刘　沅：周家大封同姓，然皆以德选，非尽人而分封也。汉高误袭其制，惟亲不惟德，故骄纵不法。帝既平七国，当乘时择贤而予之，乃仍封以国都，其皆能宣外敷治乎？虽易其地以防患，实非经国子民之道也。（《史存》卷九《孝景本纪》）

六年春①，封中尉（赵）绾为建陵侯②，江都丞相嘉为建平侯③，陇西太守浑邪为平曲侯④，赵丞相嘉为江陵侯⑤，故将军布为鄃侯⑥。梁楚二王皆薨⑦。后九月⑧，伐驰道树⑨，殖兰池⑩。

① 【汇注】

章　衡：庚寅，六年，十二月，雷霖雨。九月，皇后薄氏，无子，无宠，废。（《编年通载》卷三《汉·孝景皇帝》）

【汇评】

徐克范：六年废皇后薄氏不书，讳也。《外戚世家》云：景帝为太子时，薄太后以薄氏女为之妃，及即位，立为后，无子，无宠。薄太后崩，废薄皇后。夫后不闻有罪，又太后所立，太后崩即废，帝亦忍矣！帝本纪缺其事，或武帝削之欤？（《读史记十表》卷十《读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补》）

② 【汇校】

梁玉绳：按：五侯之封，《年表》在四月，此误云“春”。而尤误者，以卫绾为赵绾，较《水经注》二十六卷误为“石绾”更甚。卢学士云“此‘赵’字是后人妄增，观下江都丞相嘉、陇西太守浑邪、赵丞相嘉、故将军布皆不书姓，知本无此一字”。盖此乃卫绾非赵绾也，赵绾未尝封侯，武帝建元二年以御史大夫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下狱自杀。而卫绾封侯，《史》《汉·表》昭然可据，乃妄诞之徒于此增一“赵”字，至后元年“以御史大夫绾为丞相”下，又讹易作“封为建陵侯”五字，不知后元年所封者塞侯直不疑也。诸家但疑为复出而惮于详考，无有明辨其非，其非者今穷其颠末《表》而出之。（《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王叔岷：案：五侯之封，《汉书·功臣表》亦在四月。“中尉赵绾”，钱大昕曰：“《表》‘江陵’作‘江阳’。”卢氏据下文皆不书姓，知本无此“赵”字，是也。惟“赵”字盖涉上文“赵王”而衍，恐非后人妄增。“赵丞相嘉”，《汉·表》“嘉”作“息”。“鄃侯”，《史》《汉·表》并作“俞侯”，《栾布传》同。鄃、俞正假字。（《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汇注】

司马迁：以将军击吴楚功，用中尉侯，户一千三百一十。（《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又：六年四月丁卯，敬侯卫绾元年。（同上）

班　固：卫绾，代大陵人也。以戏车为郎，事文帝，功次迁中郎将，醇谨无它。……吴楚反，诏绾为将，将河间兵击吴楚，有功，拜为中尉。三岁，以军功封绾为建陵侯。（《汉书·万石卫直周张传第十六》）

郦道元：沭水又南逕东海厚丘县，王莽更之祝其亭也。分为二渎：西南出今无水，世谓之枯沭；一渎南逕建陵县故城东。汉景帝八年，封石绾为侯国（孙潜夫校云：按：《史记·年表》，景帝六年，卫绾封建陵侯），王莽更之曰付亭也。（《水经注》卷二十六《沭水》）

张守节：《括地志》云：“建陵故县在沂州承县界。”（《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李景星：本纪体例，书封王不书封侯，而此书封赵绾等五侯，所以著录其讨吴楚之功也。故御史大夫周苛孙平、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车亦以封侯书者，所以著录其忠臣之后也。（《四史评议·孝景本纪》）

牛运震：“以御史大夫绾为丞相，封为建陵侯。”此即卫绾也。六年已封为建陵侯，此处不应复叙，当作“以御史大夫建陵侯绾为丞相”可矣。（《读史纠谬》卷一《孝景本纪》）

又：按：“赵绾”当作“卫绾”，此因武帝时有赵绾而误之也。（同上）

崔　适：按：各本下有“封为建陵侯”句，衍也。建陵侯用中尉封，在前六年春，至此八年矣。（《史记探源》卷三《孝景本纪》）

王　恢：卫绾，六年四月丁卯，以将军击吴楚，用中尉侯。子信，武帝元鼎五年（前121），坐酎金免。（《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又：建陵，《汉志》东海郡县，侯国。并见《沭水注》。后景帝封卫绾，宣帝封刘遂。今江苏沭阳县西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吕太后本纪·建陵》）

③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姓程。”（《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王　恢：建平，程嘉，六年四月丁卯，以将军击吴楚，用江都相侯。武帝元光四年（前131），孙回，卒，无后。《汉志》沛郡县。《淮水注》建平故城在河南永城县西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④ 【汇校】

［日］水泽利忠：“邪”，延久、大治“耶”。（《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注】

司马迁：以将军击吴楚功，用陇西太守侯，户三千二百二十。（《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又：六年四月己巳，侯公孙昆邪元年。（同上）

张守节：《括地志》云：“平曲县故城在瀛州文安县北七十里。”（《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王钦若等：（景帝）六年，以绛侯周勃子坚为平曲侯，续绛侯后（以勃子亚夫有罪死，国除）。（《册府元龟》卷一七三《帝王都·继绝》）

程馀庆：浑邪，公孙浑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景本纪》）

钱　穆：案：《汉志》东海有二平曲：一注“侯国。莽曰端平”，一“莽曰平端”；不应一郡二县同名。莽改端平者，或当作“曲平”，《后书·万脩传》有“曲平亭侯”是也。又宣帝封广陵厉王子曾为平曲侯，东海平曲之为侯国者，指此。《魏书·地形志》：“文安县有平曲城。”在今河北霸县东，于汉属勃海。周亚夫封脩，在信都；其子坚封平曲，在勃海为近。《索隐》谓“《汉·表》在高城”，高城乃勃海都尉所治，盖亦指文安平曲。其地先封公孙，此封周坚，皆不在东海。（《史记地名考·汉侯邑名》）

王　恢：平曲，公孙浑邪。六年四月己巳，以将军击吴楚，用陇西太守侯。中四年（前146）有罪，免。《汉志》东海郡有二平曲：第一注“莽曰平端”，第二注“侯国。莽曰端平”。平曲故城在今江苏省沭阳县东北。《括地志》所谓在文安县北，《寰宇记》云永清县东者，疑系绛侯周勃子坚侯国。（《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刘定山、龚浩康：陇西，郡名，郡治狄道，在今甘肃省临洮县境内。太守，官名，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浑邪，公孙浑邪。平曲，邑名，在今河北省霸县东。（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⑤ 【汇校】

牛运震：赵丞相嘉为江陵侯，“江陵”当作“江阳”。（《读史纠谬》卷一《孝景本纪》）

王　恢：江阳，《本纪》作江陵，《史》《汉》《表》皆作江阳。《索隐》“县，在东海”。东海无江阳县。犍为有江阳，而其时犹未开。不知所在。嘉，《汉·表》作息，未知孰是。（《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姓苏。”（《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王之枢、周清源：江（阳）［陵］侯苏嘉，以击吴、楚功封，是为康侯。《传》懿侯卢及侯明及侯雕，至武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国除。“嘉”《汉书》作“息”。（《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卷二十三“孝景皇帝六年”）

钱大昕：“六年，封赵丞相嘉为江陵侯”，《表》作江阳。（《廿二史考异》卷一《孝景本纪》）

施之勉：按：《表》作“江阳”是也。六年，封嘉为江陵侯，何得于七年，废栗太子为临江王，而都江陵乎？盖江阳，亦犹南安，本属蜀郡，后属犍为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王　恢：苏嘉，六年四月壬申，以将军击吴楚，用赵相侯。武帝元鼎五年，孙雕坐酎金免。（《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刘定山、龚浩康：嘉，苏嘉。江陵，县名，治所在今湖北省江陵县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⑥ 【汇注】

王益之：先是，栾布、卫绾、程嘉、公孙昆邪、苏息，皆以击吴、楚有功。夏四月丁卯，封布俞侯、绾建陵侯、嘉建平侯；己巳，封昆邪平曲侯；壬申，封息江阳侯。（《西汉年纪》卷九）

王之枢、周清源：俞侯栾布，故彭越舍人也。至是以击吴、楚功封，传侯贲，至武帝元狩六年，坐罪国除。（《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卷二十三“孝景皇帝六年”）

牛运震：“六年春，封中尉赵绾为建陵侯”云云，至“故将军布为鄃侯”，本纪体例，封王书，封侯不书，此封赵绾等五侯书者，考《年表》，以录讨吴楚功也。此变例也，《汉书》略之。（《史记评注》卷二《孝景本纪》）

程馀庆：考《年表》，封五侯，以录吴楚功也。此不言所由封，省文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景本纪》）

王　恢：栾布，六年（前151）四月丁卯，吴楚反，以将军击齐，侯。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子贲坐为太常雍牺牲不如令，免。（《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刘定山、龚浩康：布，栾布。鄃，又作“俞”，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平原县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⑦ 【汇校】

梁玉绳：《表》言梁孝王以景帝中六年薨，《汉·表》亦然，则此《纪》以孝王与楚文王并时，薨于前六年者，误也。又《史·纪》《表》《世家》及《汉·表》，皆以楚文王在位三年，薨于景前六年，而《元王传》谓文王在位四年，误也。（《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王叔岷：案：下文中六年四月，书“梁孝王薨”（又见《汉书》《汉纪》《通鉴》），与《表》合。自不得先书于前六年。此“梁”字盖误。（《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刘定山、龚浩康：梁楚二王皆薨，下文中元六年有梁孝王薨的记载，另《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梁孝王世家》和《汉书·诸侯表》均载梁孝王死于中元六年。此处关于梁孝王死的记载显然有误，当为“楚文王薨”。楚文王，即楚元王刘交的儿子刘礼。（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⑧ 【汇注】

刘定山、龚浩康：后九月，即闰九月。（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⑨ 【汇注】

司马迁：二十七年，始皇……治驰道。（《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

张守节：按：驰道，天子道，秦始皇作之，三丈而树。（《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林剑鸣、余华青、黄留珠：驰道是秦汉道路网的主干，始建于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驰道本为天子道，最早出现于庞大的宫殿群中。为了安全起见，有时驰道两边还筑有墙垣，所以又被呼为甬道。《史记·秦始皇本纪》曰：“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史记正义》引应劭曰：“谓于驰道外筑墙，天子于中行，外人不见。”可见早期的驰道是皇帝在宫中和京城中的专用线。前219年，秦始皇东行郡县，登泰山而行封禅，又足迹远涉渤海之东，至琅邪，过彭城，渡淮水，上衡山，浮长江，自南郡由武关而北还咸阳。所经之处，皆予治驰道，于是关中通往关东的交通干线正式形成。以后始皇又多次出巡，遍及关东六国旧有疆域，驰道也就随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史记·秦始皇本纪》）。驰道与各郡县的道路相联接，在长江以北的黄淮流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道路网。（《秦汉社会文明》第八章《全国水陆交通网的形成·陆上交通》）

又：驰道全由黄土夯筑而成，路面平整，绝无杂草。《汉书·东平思王宇传》曰：“无盐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驰道状。”其所言虽系汉代驰道，但与秦驰道之原貌约大致相仿。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汉书·贾山传》），其规模颇为壮观。驰道中间三丈之路，属皇帝专用，任何人不得妄入，而“厚筑其外”的旁道，是百姓可以自由往来的通路。正因为如此，驰道的建立，无疑为黄淮流域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同时把作为政治中心的关中与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关东联系起来，也为巩固统一，繁荣社会，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同上）

⑩ 【汇校】

裴　骃：徐广曰：“殖，一作‘填’。”（《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汇注】

程大昌：《元和志》：咸阳县东二十五里兰池陂即秦之兰池也。始皇引水为池，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筑为蓬莱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始皇微行，遇盗于此。汉于池北立县，号池阳县。诸家但言池阳在池水之北，而不云池水之为何池，故莫究其宿也。予按：咸阳之地，别无池水能大于此，故汉之池阳即秦兰池之阳，而秦之兰池宫亦并此池建宫也。汉世亦有兰池宫，别在周氏陂。陂在咸阳县东南三十里，宫在陂南。（《雍录》卷六《兰池宫》）

顾炎武：兰池宫，《史记》始皇三十一年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汉书》渭城县有兰池宫（《正义》曰：《括地志》云“兰池陂即古之兰池”，咸阳县界。《秦记》云“始皇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逢盗之处也”。李善《文选注》“咸阳县东南三十里周氏陂，陂南一里有汉兰池宫”）。（《历代帝王宅京记》卷三）

梁玉绳：附按：此文曰“伐”，则不得言“殖”矣，徐广曰“殖，一作‘填’”，当是也。（《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日］泷川资言：考证：“殖”作“填”为长。以上数事，《汉书·景纪》不载。（《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陈　直：谓移植驰道树于兰池宫也，驰道亦仅指咸阳与兰池宫相近之一段而言。（《史记新证·孝景本纪》）

朱东润：《孝景本纪正义》：“刘伯庄云，此时兰池毁溢，故堰填。”按：《集解》：“徐广曰，殖一作埴。”刘本作“填”，故云。（《史记考索·刘伯庄〈史记音义〉辑佚》）

马持盈：“殖”系“填”字之误，兰池为秦始皇所筑，景帝令填之。（《史记今注·孝景本纪》）

何清谷：蜿蜒于甘陕的渭河，流到今咸阳以东摆动甚大，构成典型的流动性河道，而以向北移动为主（聂树人《陕西自然地理》）。这不仅妨碍秦咸阳的发展，而且其安全也常受到威胁。为了控制河道摆动，秦始皇时对这段河道进行了治理。《三秦记》云：“秦始皇作长池，引渭水，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筑土为蓬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亦曰兰池陂。”这项工程主要是“作长池”以稳定河道，开“兰池陂”以蓄水拦洪。长池与兰池统而言之为一，分而言之［为］二。陂，《说文》作“阪”解，阪为斜坡，水上有斜坡叫阪，兰池阪应是一个三面有岸可以蓄水的湖泊。长池是二百里拓宽加固的渭河河道，兰池陂则是长池系统中一个湖泊。《三秦记》又云：“兰池陂即古之兰池。”……湖面可以荡舟，又配有蓬莱山、鲸鱼石等景观，且距秦都颇近，是皇家的游乐场所。（《关中秦宫位置考察·兰池宫》，《秦文化论丛》第二辑）

王学理：秦始皇时，引渭水以作池，池旁筑离宫，为兰池宫。《三秦记》云：“秦始皇作长池，引渭水，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筑土为蓬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亦曰兰池陂。”由于引水为池，流经曲折，始长及“二百里”，旁及支流渠网纵横，可宽“二十里”，所以称作“长池”。这里风景秀丽，环境宜人，秦始皇常常游乐此地，甚至夜宿兰池宫。……《元和郡县志》说：“秦兰池宫，在（咸阳）县东二十五里。”唐咸阳县城在今咸阳市东北摆旗寨，按其方位、里程，兰池宫应在今杨家湾附近。据考古调查，今杨家湾是个簸箕形的大湾，北、西、东三面有高约5米的岸畔，惟南面平坦开阔直达渭河滩。20世纪50年代，这里平整土地时，发现淤泥甚厚。1987年渭河热电厂二期工程扩建钻探，秦汉以来的堆积层很厚，浅处30米可见生土，深处约70米，应是秦兰池遗址。此外，还在与杨家湾为邻的柏家嘴西塬边有一处高地，探出六处大片夯土遗迹，采集到大量秦宫遗址中常见的空心砖、铺地砖、瓦当、陶片及红烧土等，显然是一处秦代建筑遗址。此地恰在秦兰池西岸，当系因池而造的兰池宫之所在。当年，此宫亦遭项羽焚毁。由于秦兰池宫在秦末遭破坏，所以汉景帝六年（前151）“伐驰道树，殖兰池”。徐广说：“‘殖’，一作‘填’。”可见秦驰道废弃，兰池湮塞，兰池宫遂成废墟。西汉以后，由于周勃、周亚夫父子葬于兰池之北，遂将秦兰池改名周氏陂、周氏曲，或周曲，所以潘岳《西征赋》有“兰池周曲”之说。（《秦物质文化史》第三章《都邑·咸阳·兰池宫》）

刘定山、龚浩康：兰池，池名，故址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秦始皇时所建。后人名此处为“兰池陂”。（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王子今：《史记·孝景本纪》六年“后九月，伐驰道树，殖兰池。”文意费解。《史记志疑》：“此文曰‘伐’，则不得言‘殖’矣。”《集解》：徐广曰：“殖，一作‘填’。”《史记会注考证》收《正义》佚文：“刘伯庄云：‘此时兰池毁溢，故堰填。’”秦有兰池宫。……宫以兰池得名，当以濒水形胜。然而后九月时，关中陂池不当“毁溢”。从现代西安地区降水频率、降水强度看，冬季均最低。古今气候有所变迁，然而四季降水比率当不致有大的变化。“后九月”时已秋尽冬初，因而不当有陂“毁溢”，以致需伐驰道树“堰填”事。

从时令看，“后九月”恰是树木扦插育苗季节。“殖”作栽植蕃生解，上下文意正顺。《战国策·魏策二》：“今夫杨，横树之则生，侧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西汉时扦插技术当已普及。《四民月令》：正月“尽二月，可剥树枝”，二月“尽三月，可掩树枝（埋树枝土中令生，二岁以上，可移种之）”。此外也有秋季时扦插的情形。曹丕《柳赋·序》：“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是时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曹袁官渡决战，正在建安五年秋九月至冬十月间，古农书《艺桑总论》《农桑辑要》《农桑衣食撮要》等也都记载了秋暮采条，冬季覆土，春季栽植的“休眠枝埋藏技术”。秋冬之际，是树木枝条内养分贮存最充足的时候，这时采条埋藏越冬，插条切口还会形成愈伤组织，从而益于扦插后生根。明乎此，“伐驰道树殖兰池”一语就可得到正确理解。……兰池宫这种滨池沼而多“肥沃沙壤土”之处，正宜选作杨柳等林木的苗圃地。

能否得“殖”字正解，关键还在于认识“伐”字的准确含义。梁玉绳以为“曰‘伐’则不得言‘殖’”，显然将“伐”理解为由根基砍截斩断。有的同志也由此认为“伐驰道树殖兰池”，“作三辅驰道的部分道树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其次，此处“伐字之义，仅为砍斫枝条。《说文》：“伐，击也。从人持戈。一曰败也，亦斫也。”《诗·召南·甘棠》：“隐带甘棠，勿翦勿伐。”孔颖达疏：“勿得翦去伐击也。”朱熹《诗集传》：“翦，翦其枝叶也。伐，伐其条干也。”《诗·周南·汝坟》“伐其条枚”“伐其条肄”句，与此意近。伐取扦插所用枝条，正如《四民月令》所谓“剥树枝”、现代园林术语所谓“采条”。可见，所谓“伐驰道树殖兰池”，实际上是指在驰道行道树上采取插条，在兰池宫苗圃中培育苗木。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汉代育林技术的实际水平，也可以推定驰道行道树除“树以青松”（《汉书·贾山传》）之外，应当还有杨柳等更易于人工培育的树种。（《“伐驰道树殖兰池”解》，载《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兰池宫遗址位于咸阳市正阳乡柏家嘴原上，其东侧原下，即当年秦之兰池所在地。《雍录》卷四载“秦于兰池侧造宫”，兰池宫由此而得名。遗址西距第一号宫殿遗址约3.5公里，两者东西遥相对应。遗址的东侧，已被修筑咸阳至渭河电厂公路时破坏，宫室墙基与地面已暴露于东侧断崖。有关兰池宫的位置，史书均有记载……如《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渭城县有兰池宫”；《太平寰宇记》：“秦兰池宫在县东二十五里”，《元和郡县图志》：“兰池陂在县东二十五里。始皇引渭水为池，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筑为蓬莱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置兰池宫。”《雍录》卷六引《元和志》：“兰池宫在咸阳县东二十五里兰池陂，即秦之兰池也。”《长安志》卷十三：“周氏陂，周十三里，汉周勃冢在此，其子亚夫有功，遂赐此陂。”李善《昭明文选》载“周氏陂南一里有兰池宫”。《水经注·渭水》记载：“（成国）故渠逕长陵南，又东逕汉丞相周勃冢南，北有亚夫冢，故渠东南渭之周氏曲，又东逕汉景帝阳陵南。”周氏曲即周氏陂，亦即兰池陂，“而秦之兰池宫，亦并此池建宫也”《雍录》卷六引《元和志》，又《长安志》卷十三：“……今周氏陂南一里有秦兰宫。”其陂在今咸阳市正阳乡杨家湾一带，今遗存于杨家湾西侧柏家嘴原上的六处宫殿遗址，应属秦兰池宫的遗存。

又：关于兰池宫的始建年代，史无记载，从遗址中采集到的云纹瓦当、空心砖纹样以及陶文、筒、板瓦纹饰，大都与一号宫出土物相同，由此看来，兰池宫应建于战国时期，遗址中堆积着大量红烧土和被烧红的墙壁，也应与一号宫同毁于秦末。《雍录》所记载的兰池宫“至唐犹存”，或许是“秦宫汉葺”之兰池宫而已。在兰池宫东侧原下，为秦兰池遗址，如上所述：“兰池宫在咸阳县东二十五里兰池陂，即秦之兰池也”。兰池的大体范围：西依柏家嘴，东到九张村，北起高于渠，南至肖家村。在此范围内，至今仍然是一片低洼地带。据当地村民在此掘井时曾在淤泥中出土过鱼骨遗骸，以后又在该地电厂扩建工程中，于地面以下5米余的黄沙土中数次发现朽木。关于兰池形成的时间，史无记载，《元和郡县图志》载：“始皇引水为池”。如果按照兰池宫的营造年代推断，兰池应在兰池宫之前，即战国时就有了。它废弃于汉景帝六年，即《史记·孝景本纪》载：“（六年）伐驰道树、殖兰池。”（《史记·集解》：徐广曰：“殖，一作填。”）有关在兰池与兰池宫的活动情况，只有《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一年）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秦都咸阳考古报告》第八章《余论·秦咸阳城的选址及其布局》）

【汇评】

吕祖谦：列树以表道，古制也，伐之非矣。填兰池虽不知其故，然塞池以为陆，岂小役哉？《春秋》书毁泉台，穀梁氏以为自古为之，今毁之不如勿处之而已矣，正此意也。《史记》载于《本纪》，所以讥景帝废古制，劳民力。《汉书》削之。（《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七年冬①，废栗太子为临江王②。十（二）［一］月晦③，日有食之④。春，免徒隶作阳陵者⑤。丞相青免⑥。二月乙巳⑦，以太尉条侯周亚夫为丞相⑧。四月乙巳⑨，立胶东王太后为皇后⑩。丁巳⑪，立胶东王为太子⑫。名彻⑬。

① 【汇校】

王先谦：先谦曰：《史记》云七年冬，《表》作十一月己酉，《通鉴》从之；荀《纪》从《本纪》。（《汉书补注·景帝纪》）

【汇注】

章　衡：辛卯，七年，十一月，庚寅，晦，日有食之。栗姬妒，不逊。正月，废皇太子荣为临江王。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以其子胶东王彻为皇太子。娶平阳公主女陈氏为太子妃。六月乙巳，丞相陶青免，以太尉周亚夫代。（《编年通载》卷三《汉·孝景皇帝》）

② 【汇校】

梁玉绳：栗太子之号非礼也，即当时有此称，亦不宜著于《史》。又：太子之废，此言冬，《表》言十一月乙丑，《汉书》于《纪》云春正月，于《表》云十一月己酉。所书月日各异，余以为皆误，当作“三月乙丑”。何以明之？《绛侯世家》曰“景帝废栗太子，丞相固争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丞相者，亚夫也。亚夫以二月乙巳为丞相，若栗太子废于正月以前，则不可通矣。且立胶东王太后为皇后在四月乙巳，立胶东王为太子在四月丁巳，若栗太子废于正月以前，又何以虚东宫至五阅月之久乎？其误无疑。（《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汇注】

司马迁：景帝长男荣，其母栗姬。栗姬，齐人也。立荣为太子。长公主嫖有女，欲予为妃。栗姬妒，而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景帝，得贵幸，皆过栗姬，栗姬日怨怒，谢长公主，不许。长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许之。长公主怒，而日谗栗姬短于景帝曰：“栗姬与诸贵夫人幸姬会，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挟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大行奏事毕，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无号，宜立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诛大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见，以忧死。（《史记·外戚世家第十九》）

又：临江闵王荣，以孝景前四年为皇太子，四岁废，用故太子为临江王。四年，坐侵庙堧垣为宫，上征荣。荣行，祖于江陵北门。既已上车，轴折车废。江陵父老流涕窃言曰：“吾王不反矣！”荣至，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责讯王，王恐，自杀。葬蓝田。燕数万衔土置冢上，百姓怜之。荣最长，死无后，国除，地入于汉，为南郡。（《史记·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班　固：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时，薄皇后无子。后数岁，景帝立齐栗姬男为太子，而王夫人男为胶东王。长公主嫖有女，欲与太子为妃，栗姬妒，而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得贵幸。栗姬日怨怒，谢长主，不许。长主欲与王夫人，王夫人许之。会薄皇后废，长公主日谮栗姬短。景帝尝属诸姬子，曰：“吾百岁后善视之。”栗姬怒，不肯应，言不逊。景帝心衔之而未发也。长公主日誉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贤之，又耳曩者所梦日符，计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号宜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当言邪？”遂案诛大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见，以忧死。卒立王夫人为皇后，男为太子。（《汉书·外戚传第六十七上》）

又：上废栗太子，亚夫固争之，不得。上由此疏之。（《汉书·张王陈周传第十》）

又：四年，立栗太子，以［窦］婴为傅。七年，栗太子废，婴争，弗能得，谢病屏居蓝田南山下。（《汉书·窦田灌韩传第二十二》）

颜师古：栗姬之子故曰栗太子。（《汉书注·窦田灌韩传第二十二》）

张守节：临江，忠州县。虽王临江而都江陵。（《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吕祖谦：《史记·本纪》书废栗太子系以母姓者，言由母失宠而废也。按：《窦婴传》四年，立栗太子，以婴为傅。七年，栗太子废，婴争弗能得。谢病屏居蓝田南山下数月，诸窦宾客辨士说，莫能来。梁人高遂乃说婴曰：“能富贵将军者，上也；能亲将军者，太后也。今将军傅太子，太子废，争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谢病，拥赵女屏间处而不朝，只加怼自明，扬主之过。有如两宫奭将军，则妻子无遗类矣。”婴然之，乃起，朝请如故。婴守节不终，虽有愧于张湛，然犹知保傅之职者也。（《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王益之：十一月乙丑，废太子荣为临江王。（《西汉年纪》卷九）

丘　浚：汉以后废太子始此。（《世史正纲》卷三《汉世史·孝景皇帝》）

李　贽：初，燕王臧荼孙女臧儿，嫁王仲，生男信与两女。仲死，更嫁田氏，生蚡。文帝时，臧儿长女为金王孙妇，卜当贵，臧儿乃夺金氏妇，内之太子宫。生彻。及帝即位，长公主欲以女嫁太子荣，其母不许。欲与彻，王夫人许之。由是公主日谗荣母子，而誉彻之美，故有此废立。（《史纲评要》卷六《孝景皇帝》）

王之枢、周清源：临江王荣，始封。冬，复置临江国，废太子荣为王。长公主欲以女嫁荣，荣母栗姬不许。太子废，栗姬恚死。至帝中二年，王有罪自杀。（《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卷二十三“孝景皇帝七年”）

瞿方梅：《正义》：临江，忠州县。虽王临江而都江陵。方梅案：《地理志》南郡注曰：秦置。高帝元年，更为临江郡。五年，复故。景帝二年复为临江。中二年，复故。然则临江即江陵也。《正义》以巴郡之临江县当之，不审甚矣。（《史记三家注补正·孝景本纪第十一》）

杨树达：景帝以怒栗姬，故废其子，事详《外戚传》。周亚夫、窦婴皆争之，不得，见《亚夫》《婴传》。（《汉书窥管·景帝纪》）

施之勉：王益之曰：《汉纪》作“正月”，《史记·纪》作“冬”。按：《史记·年表》作“十一月乙丑，太子废”。又《汉书·梁王传》云“十一月，上废栗太子。按《汉书》，当时《汉书·本纪》误。又《通鉴》作“十一月乙酉”。按长历，十一月辛酉朔，无乙酉，而乙丑乃十一月初五日，当是《通鉴》为误。今从《史记·年表》。（《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王　恢：临江国，楚汉之际共敖国，都江陵。二年（前155）复置，三月甲寅立皇子阏于（《汉纪》无“于”字），四年卒，无后，国除复为郡。七年（前150）复置，十一月乙丑王废太子荣。中二年（前148），坐侵庙堧垣为宫，自杀，国除复为南郡。（《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刘定山、龚浩康：临江，县名，治所在今四川省忠县。《正义》说，“虽王临江而都江陵”。又据《史记志疑》考证，废栗太子事在周亚夫任丞相之后的“三月乙丑”，即前元七年三月乙丑日。（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汇评】

刘友益：四年夏，书立子荣为皇太子，至是已阅四载，未闻其有失德，何为遽废之哉？景帝忌刻，于斯可见。书“废”而不书有罪，则见废之不以其理，为可知。（见《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四上《孝景皇帝·书法》）

姚舜牧：皇后薄氏何以废？夫人王氏何以立？太子荣何以废？胶东王彻何以立？总之，由长公主之撺唆也。长公主欲以女嫁荣，薄后不许。因欲嫁彻，王夫人许之。是以日谗荣母子，而誉彻之美，故有此废立耳。然实由景帝之昏于色也。所幸王夫人何异于所幸戚姬哉？所幸慎夫人哉？所幸卫夫人哉？所幸钩弋夫人哉？四君处之各异，盖在其君之明察与否耳。（《来恩堂草》卷十一《废皇后薄氏》）

刘　沅：太子立已四年，未闻失德，听谗废之，帝之不德甚矣。（《史存》卷九《孝景皇帝》）

易佩绅：废立之事，高帝初欲为之制于义而未为，而景帝遂为之矣。所立后，王氏者，初为金氏妇，既生女矣。景帝为太子时，夺之而生武帝者也。以太子而夺臣民之妇，以失节之妇为天下母，文帝之失教甚矣！景帝之无状甚矣！以景帝为父，以王氏为母，武帝其安得贤哉？临江王之自杀也，盖景帝挑七国之衅以毙其伯叔兄弟，天遂亦使之自毙其子矣。（《通鉴触绪》卷七）

编者按：徐卫民在《文景之治》一书中认为，刘荣被立为太子后，“以（窦）婴为傅”。窦婴对刘荣忠心耿耿……丞相周亚夫对刘荣也是十分支持……周亚夫、窦婴两人皆因平定吴楚之乱被封侯，可以看作是新兴的军功集团代表。周亚夫、窦婴等人支持、拥立刘荣，当然是希望能够在刘荣登上皇位后继续保持功臣贵族集团的权势以及对于朝政的影响力。周亚夫、窦婴等的意图与汉景帝加强皇权、弱化功臣贵族干政相悖。为了打击功臣贵族集团势力，汉景帝首先采取废立太子的举措，从而使得功臣贵族集团无法在自己死后继续拥有较大的权利，此后便是对功臣贵族集团代表的打击。汉景帝不仅废太子，而且还进一步肃清这一派的势力，“上废太子，诛栗卿之属。”汉景帝之所以任用卫绾为王夫人之子刘彻的太子师傅，也在于卫绾不是功臣贵族集团中的一分子，对继承者不会施加影响。“敦厚可相少主”既是一种托辞，也反映了汉景帝对于周亚夫等功臣贵族集团强劲势头的排斥。废太子使得功臣贵族失去了权贵政治实施的依托，在统治核心阶层为西汉由军功受益集团支配政治转向平民政治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汉景帝废太子的内在原因就是削弱军功集团的势力、防止女后专权，从后来历史发展进程看，上述目的均已达到。这次废太子在“多姬多子的情况下，对日后避免宫室的斗争，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同时“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此次改易太子所产生的影响应该说是积极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毕竟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推向一个灿烂的顶峰”。

编者认为，在古代，实行帝制，太子是皇位第一继承人，是国之储君，似乎身系天下安危。或废或立，皆受朝野重视。《春秋》甚至主张“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以免引起争执与动荡。故景帝废栗太子，在历史上一直遭到非议。

③ 【汇校】

梁玉绳：《汉书·纪》《志》俱作“十一月庚寅晦”。（《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张文虎：十二月晦，日有食之。《汉书·景纪》作“十一月庚寅晦”，《五行志》同。按：《殷术》十二月辛卯朔，《颛顼术》庚寅朔，则此文“二”当作“一”。（《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景本纪》）

【汇注】

解惠全、白晓红：晦，阴历每月的最后一天。（引自金源编译《全译史记·孝景本纪》）

④ 【汇校】

［日］水泽利忠：南化、枫、棭、三、谦、狩无“有”字。延久、大治“食”字作“蚀”而无“之”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注】

班　固：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蚀之。（《汉书·景帝纪第五》）

又：景帝三年二月壬午晦，日有食之，在胃二度。七年十一月庚寅晦，日有食之，在虚九度。（《汉书·五行志第七下之下》）

司马光：七年冬十一月己酉，废太子荣为临江王，太子太傅窦婴力争不能得，乃谢病免。栗姬恚恨而死。庚寅晦，日有食之。（《资治通鉴》卷十六《孝景皇帝下》）

徐天麟：（编者按：景帝）七年十一月庚寅晦，日有食之，在虚九度。（《西汉会要》卷二十九《祥异上》）

李　贤：《春秋纬》曰：“日之将蚀，则斗第二星变色，微赤不明，七日而蚀。”《春秋汉舍孳》曰：“臣子谋，日乃蚀。”（见《后汉书·五行志》注）

焦　竑：日食，一定之数也，秦汉以前皆莫能先知。《礼》：“曾子问孔子曰：‘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废者几？’孔子曰：‘四。’请问之，曰：‘太庙火，日食，后之丧，雨霑服失容，则废。’”夫火也，丧也，雨也，皆不可先定也，当时视日食亦犹此耳。使先知之，则当预有戒令，朝不必入矣。《春秋》书日食三十有六，不徒曰日食，而曰“日有食之”，则若真有物食之者。君象而曰有食之，记异也，警人君也。后世阴阳家推测殆尽，上下千百年，皆可坐致，于是人君视为常数，而莫之畏矣。（《焦氏笔乘》卷一《日食》）

顾炎武：日食，月掩日也。月食，地掩月也。今西洋天文说如此。自其法未入中国，而已有此论。陆文裕《金台纪闻》曰：“尝闻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谓日月与地同大，若地体正掩日轮上，则月为之食。”南城万实《月食辨》曰：“凡黄道平分，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对冲处必为地所隔；望时月行，适当黄道交处，与日正相对，则地隔日光，而月为之食矣。”按：其说亦不始于近代。汉张衡《灵宪》曰：“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暗虚在星，星微月过则食。”载《续汉·天文志》中。俗本地字有误作他者，遂疑别有所谓暗虚，而致纷纷之说。（《日知录集释·月食》）

徐　发：日食为阴蔽阳，食既则大臣忧，臣叛王，兵起。（《天元历理》卷三《观象辑要》）

王先谦：先谦曰：《史记》在十二月。《五行志》在虚九度。（《汉书补注·景帝纪》）

编者按：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八十二《日食》记孝景朝，日食凡七次，即：景帝三年二月壬午晦，在胃二度；七年十一月庚寅晦，在虚九度；中元年十二月甲寅晦；中三年九月甲戌晦；三年九月戊戌晦，几尽，在尾九度；六年七月辛亥晦，在轸七度；后元年七月乙巳，先晦一日，在翼十七度。明代王英明在《历体略图》已明确指出：“日蚀非日失其光，乃月体掩之也。日天在月天之上，朔时月轮正过日轮之下，东西同经，南北同纬，故掩其光，非如俗所传有异物以食之也。”这就把日食这一自然现象，从与政治联姻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

【汇评】

管　仲：日掌阳，月掌阴，星掌和。阳为德，阴为刑，和为事。是故日食，则失德之国恶之。（《管子校注·四时》）

刘　歆：凡日所躔而有变，则分野之国，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共御厥罚，则灾消而福生；不能则灾息而祸生。故《经》书灾而不记其故，盖吉凶亡，常随行而成祸福也。（引自《汉书·五行志第七下之下》）

谷　永：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见贺复徵编《文章辨体汇选》卷一百四十六《日食地震对》）

范　晔：《日蚀说》曰：“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亏，为阴所乘，故蚀。蚀者，阳不克也。”……人君改修其德，则咎害除。（《后汉书·五行志六》）

李克家：日者君象，德政无失，百姓安宁，则日华五采，以兆祯祥。德政有瑕，人民怨咨，则日生变异，以彰乖慝。又曰：日有变，不在君上，则在分野。（《戎事类占》卷二《日类一》）

丘　浚：《春秋》于日食必书。盖以日者，人君之象，而被侵蚀，君道所忌也。书之以示后世，使其遇灾而恐惧焉。日食之变，古人论之详矣。大率谓日月之食，虽有常度，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贤去奸，能使阳盛足以胜阴，阴衰不能侵阳，则日月之行，虽或当食而不食焉。若国无政，不用善，臣子背君父，妾妇乘其夫，小人凌君子，夷狄侵中国，则阴盛阳微，当食必食。虽曰行有常度，而实为非常之变矣。其为说深切著明，后世人主所当服膺、儆省者也。然愚于此窃有见焉：自古明睿之君，正身修德，虽无变异，而所以兢惕者，固未尝少有怠忽也。……有国者，遇日月之薄蚀，亦犹有身者遇禄命之弗顺也。因天运必然之数，尽人道当然之理，一遇日食之变，则豫思所以修德而正事，任贤而去奸，使臣子不至背君父，妾妇不至乘其夫，小人不至凌君子，夷狄不至侵中国，则吾之阳盛，而天之阳亦从而盛矣，尚何阴盛阳微之足虑哉？是则先儒之论，欲销变于未然之先。而愚为此说，欲应变于将然之际，销未然之变，非上智不能应将然之变，虽中才可勉也。程子曰：日食有定数，圣人必书者，欲人君因此恐惧修省，其此意欤！（《世史正纲》卷二《汉世史·太祖高皇帝》）

王世贞：日月之交，月行黄道而日为掩，则日食，是曰阴胜阳，其变重；月行在望，与日冲，月入于日暗虚之内，则月食，是曰阳胜阴，其变轻。圣人扶阳而尊君，曰日，君道也，于其食，谨书而备戒之。然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著见不过三十六而已。前汉二百一十三年，而食者五十三，后汉百九十六年，而食者七十二，岂春秋为能治于汉耶？说者谓史佚而不尽载近矣，而是所谓日食者，其尽能为灾于汉，否也。（《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六文部《湖广第二问》）

赵　翼：汉文帝诏曰：“人主不德，则天示之灾。今日食适见于天，灾孰大焉。”宣帝诏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光武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百官，各上封事。上书者，不得言圣。”明帝诏曰：“朕奉承祖业，无有善政，日月薄蚀，彗孛见天，虽夙夜勤思，而知能不逮，今之动变，倘有可救，其言事者，靡有所讳。”又诏曰：“朕以无德，下贻人怨，上动三光，日食之变，其灾尤大。《春秋图谶》，所谓至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章帝诏曰：“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栗（切切）［忉忉］，痛心疾首。前代圣君，博思咨诹，有开匮反风之应。今予小子，徒惨惨而已。”以上诸诏，皆有道之君。太平之世，尚遇灾而惧如此。他如西汉成帝建始三年、河平元年、永始二年之诏，哀帝元寿元年之诏，东汉和帝永元六年之诏，虽庸主亦以灾异为忧，甚至明帝永平十三年日食，三公亦皆免冠自劾。盖汉时去古未远，经传垂戒之语，师友相传，如孔光论“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君德衰微，则日蚀应之”。谷永以正月朔日蚀，为兵乱将作。刘向并以《春秋》日食三十六，为弑君三十六之应。郑兴亦疏言“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今孟夏纯乾，阴气未作，其灾尤重”。马严亦疏言：“日者，众阳之长，食者，阴侵之征。是阴盛陵阳之象也。”丁鸿亦以为臣陵君之象。盖皆圣贤绪论，期于修德弭灾，初不以为次舍躔度之常，不关人事也。（《廿二史札记》卷二《汉重日食》）

刘韶军：古代重视日蚀之变，始自先秦的史籍《春秋》。司马迁《天官书》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蚀三十六。”春秋时期天子衰微，诸侯兴起，五霸接踵而起，礼崩乐坏，君不君，臣不臣，堪称天下大乱，故日蚀频见。古人也许正由此总结出“日蚀数者其乱众，稀者乱亦稀”的规律。在占星家看来，日蚀为下凌上、臣侵君之象也。从阴阳学说的角度看，则是阴侵阳、阴掩阳。而阳为君，阴为臣，阴应顺从阳，阳应主导阴，或阴侵阳、掩阳，则为臣侵君、掩君，属异常之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便会导致灾乱。……人君诛不以理，是阳自身之过，由此导致贼臣举兵而起，或导致妃党恣意妄为，邪臣在侧，以及大臣擅法，宗党犯命，威权害国，臣下务乱的局面。（《古代占星术注评·开元占经》）

编者按：太史公屡写天象的变异，皆是存而不论，但在他所处的时代，不能不受天人感应的影响。《吕太后本纪》云：“七年正月……己丑，日食，昼晦。太后恶之，心不乐，乃谓左右曰：‘此为我也。’”荀悦《汉纪》接下并谓：“《星传》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则灾异消矣。《诗》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冒用其良’，言人君失政，则日月失行。”汉文帝更把日食当成对自己的警示。他面对日食，曾反省说：“朕闻之，天生烝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诫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职任，务省徭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悯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而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荀悦总结说：“凡三光精气变异，此皆阴阳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由影之象形，响之应声，是以明王见之而悟，敕身正己，省其咎，谢其过，则祸除而福生，自然之应也。”司马迁在《天官书》中也提出了“日变修德”的命题，可是，景帝在日变面前，似乎无动于衷，仍然我行我素，栗太子不仅无罪而被废，且在以后逼其自杀，有损于政治伦理道德，遭到社会的非议。司马迁将日食与废栗太子并置一起，虽未发议论，但倾向自在不言之中。亦当含有谴责之意。

⑤ 【汇注】

沈钦韩：《长安志》：景帝阳陵在咸阳县东十五里。《帝王世纪》曰：阳陵山方一百二十步，高四十丈。（《汉书疏证》卷二《景帝纪》）

张家英：“徒”为刑徒，“隶”为奴隶；“徒隶”即是刑徒奴隶，服劳役的罪犯。古代的罪犯是可以变为奴隶的。《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初，裴豹隶也，丹书其罪。”杜预注：“盖犯罪没为官奴，以丹书其罪。”韩愈《柳州罗池庙碑》：“先时民贫，以男女相质，久不得赎，尽没为隶。”《史纪》中“徒隶”一词二见，俱见于《孝景本纪》中。另一为：“令徒隶衣七布。”此外，还有“徒奴”一词，见于《淮阴侯列传》：“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此“徒奴”与“徒隶”同义。（《〈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景本纪》）

刘庆柱、李毓芳：阳陵的修建是由“徒”（即“刑徒”之简称）完成的。关于这些徒的社会地位及劳动状况，通过对阳陵刑徒墓地的发掘，我们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西汉十一陵·阳陵刑徒墓地的考古发掘》）

又：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咸阳市秦都区肖家村乡上狼沟村发掘了29座刑徒墓，共出土35副人骨架。此处位于阳陵西北1500米。经探测，这个墓地范围约8万平方米，估计埋葬刑徒在万人以上。墓地的墓葬排列没有一定次序，葬式也不一样。墓坑平面多呈长方形或不规则形。如一号墓内埋葬一人，身首异处，颈上有钳，翘端向下，死于斩刑。又如二号墓，共葬6具尸体，人骨架4具在上，2具在下。发掘中发现，这些人骨架上有的颈上有钳，有的脚或腿上附，也有的被腰斩。死者的墓坑中没有棺椁和随葬品。从他们身上所带的刑具，不难看出，这是些髡钳城旦墓。所谓“髡”就是剔发，“钳”为颈项上带的刑具。“髡钳城旦”是刑徒中的一类，他们遗骨上的刑具，说明其生前戴着沉重的刑具从事繁重的苦役。刑具铁钳，直径17—24厘米，每只重约1150—1600克。铁套在刑徒的脚后跟上，类似后代的脚镣，直径9.5厘米，每只重820—1100克。这些刑徒大多是在营建帝陵及其附近众多建筑的繁重劳役中被摧残致死，或因某种原因被斩首、腰斩。刑徒墓埋葬之草率，尸骨之零乱，令人目不忍睹。（同上）

王学理：刑徒墓地，从事修建工程的多半是“刑徒”。他们的墓地被安排在阳陵西北1500米处的上狼沟村一带。墓地范围约8万平方米，估计埋葬刑徒万人以上。墓葬排列无次序、葬式不同、坑形不一，坑中骨架也多寡不等。像一号墓是长方形的土坑，长、宽仅可容身，深也只有75厘米，死者仰身直肢，身首异处，颈上套有铁钳，显然属于斩首。二号墓是个形制不规则、深度不等的土圹，其中埋有6架尸骨，其中4人压在2人上面，显然是边扔尸体边掩埋的。他们或仰身直肢，或头上脚上身体蜷曲，或肢干断开，或身首分离。既无葬具，又多颈带铁钳或脚套铁（有如脚镣）。《云梦秦简·司空律》有“城旦舂衣赤（赭）衣，帽（戴）赤（赭），枸椟樏栋之”的条文，显然刑徒服劳役时要穿红色的囚服、身带刑具的。阳陵囚徒或因劳动强度大、折磨而累死，或因罪处斩后丢入坑中，草草掩埋，因而尸骨枕籍，令人目不忍睹。（《中国汉阳陵彩俑·阳陵汉俑·陵园建筑遗存·刑徒墓地》）

编者按：徐卫民在《文景之治》一书中认为，刑徒墓地在景帝陵西北约1.5公里处。秦汉之际，帝王陵墓的修建工程主要由刑徒来修筑完成。据文献记载，秦始皇曾调集70万人修建其陵墓，其中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者，也包括一些刑徒。在秦始皇陵中就发现了几处刑徒墓地，他们生前为秦始皇修陵，死后被草草埋在陵园中。《汉书·景帝纪》载：景帝曾“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阳陵刑徒墓地在20世纪70年代初被发现，其面积达8万平方米，估计葬于此地的刑徒在万人以上。1972年发掘了其中的29座墓葬，发现了35具人骨架，其墓葬排列无序，尸骨凌乱，相互枕籍，埋葬草率，均无陪葬品。骨架上大多戴有“钳”“”等类铁制刑具，有的还有明显的砍斫痕迹。

张德臣：刑徒墓位于阳陵西北约1.5公里处，占地约8万平方米……《汉书·景帝本纪》记载中有“免徒隶作阳陵者”和中元四年（前147）“秋，赦徒作阳陵者死罪”等记载。从埋葬情况及葬式看，这些死者生前有可能是“坐法输作”修建阳陵的髡钳城旦，在繁重的劳役中死亡，有的是被杀后掩埋，因而尸骨枕藉，互相叠压，连刑具也未摘掉。估计葬于此地的刑徒在万人以上。阳陵髡钳刑徒墓在陕西是首次发现，与侯马东周奴隶殉葬墓的刑具比较，钳增加了翘（翅），重量超过2—5倍，同时出现了重达1.5—2斤的（手铐或脚镣），为研究文景时期的政治、刑律提供了实物依据。（《渭城文物志·刑徒墓》）

马永赢、王保平：当时帝陵工程规模之浩大是相当惊人的，据文献记载，在修建昭帝平陵时，仅为拉运填充墓圹的沙子就曾征用民间牛车3万辆。再以景帝阳陵为例，其封土据粗略估算约达30余万立方米，若按每人每天夯土一立方米计算，大约需用30万个劳动日。在这样沉重的劳役下，又加之恶劣的劳动环境，刑徒有的因劳累过度，倒毙劳作现场；有的病困交加死于破落简陋的工棚；有的因难以承受超负荷的劳作而绝望自杀；至于有砍斫痕迹的骨架，可能是因不堪重负，起而反抗，被现场监工砍杀而死。营建帝陵的刑徒的艰辛程度，是今人难以想像的，就连汉成帝也承认“卒徒蒙辜，死者连属”（《汉书·成帝纪》）。这些刑徒死后，便被胡乱地埋在高大巍峨的帝陵后侧一处偏僻的地方。（《走近汉阳陵》卷三《陵区布局》）

⑥ 【汇注】

［日］泷川资言：愚按：“春免徒隶”以下，《汉书》不载。（《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王叔岷：案：“春，免徒隶作阳陵者”，《汉纪》《通鉴》并不载。青之免、亚夫之相，《汉纪》亦并书于六月乙巳。《通鉴》作“二月丞相陶青免，乙巳太尉周亚夫为丞相”，与此《纪》言“春，青免”（春指正月），亦略异。《通鉴》盖以“春”为“二月”与？《正义》：“條，字亦作蓧。”蓧即條之俗。《汉志》“條”作“膠”，师古《周勃传》注谓《志》作“蓧”，“蓧”即“脩”之俗。六朝旧俗，往往如此。又：《汉纪》《通鉴》亦并书“二月，罢太尉官”，与《汉书·景纪》合。《将相表》书于六月，非。（《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⑦ 【汇校】

梁玉绳：附按：《将相表》以亚夫为丞相在六月乙巳，误也。《百官表》谓青之免，亚夫之相，并在六月乙巳，尤误。当依此《纪》为确。此《纪》云春青免，必正月矣。（《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汇注】

张大可：二月乙巳，二月十六日。（《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

⑧ 【汇校】

张守节：条，田彫反。字亦作“蓧”，音同。（《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王钦若等：七年六月丞相青免，太尉周亚夫为丞相，太尉刘舍为御史大夫。（《册府元龟》卷七一《命相一》）

【汇注】

王之枢、周清源等：条侯周亚夫，封十三年，讨吴、楚，有大功，为丞相。（《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卷二十三“孝景皇帝七年”）

梁玉绳：“条侯”之“条”，《汉书》《表》《志》作“脩”，仍音为“条”，古字通用（师古《周勃传》注谓《志》作“蓨”，误）。此《纪》《正义》云：“‘条’，田彫反。字亦作‘蓧’，音同。”自当依《史》作“条”为允（宋祁谓当作“蓨”，《集韵》音“祧”，非）。

又：小司马从颜监注，谓“在勃海”，《正义》引《括地志》谓“俗名南条城，在德州蓧县南”，盖因《汉志》勃海郡脩市县下注“侯国”二字，又脩市之“脩”亦音“条”，故俱以为亚夫封在勃海也。果尔，则何以不称“脩市侯”而称“条侯”乎？《后·志》脩县属勃海，颜监见《汉志》即注侯国予脩市，复见《后·志》勃海郡有脩县而无脩市，遂误合为一，以勃海言之。殊不知信都国之脩县，东汉始改隶勃海，以脩市并于脩县。而班《志》于脩市下注“侯国”者，乃指宣帝封刘寅为脩市侯，非指周氏之续封也。问有据乎？曰：有。《水经注》淇水过修县一条云：“修音条，王莽更名治修（今《汉志》作修治）。《郡国志》曰故属信都，汉封周亚夫为侯国，世谓之北修城。”浊漳水至乐成县一条云：“修市县，汉宣帝封清河纲王子刘寅为侯国，王莽更之曰居宁。”此岂非的证欤？

又：至“条侯”之名，有作“恶夫”者，《避暑录话》云：“人获玉印遗刘原父，文曰：‘周恶夫印’，原父云‘汉条侯印’也。”考古亚、恶二字通用，音义亦同。《礼记》“先有事于恶池”，宋王十朋注《东坡秦诅楚文诗》作“亚駞”。景帝封卢绾孙他之为亚谷侯，《汉书·绾传》作“恶谷”。此二字通用之证。明乐韶凤《洪武正韵》“亚，乌落切”。元周伯琦《六书正讹》“‘亚’，古‘垩’字，又借为‘憎亚’‘善亚’字”。《说文》“亚，丑也”。此音同义同之证。故陆德明《周易释文》：“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引荀爽本作“亚”。《尚书大传》：“武王升舟入水，钟鼓恶，观台恶，将舟恶，宗庙恶。”康成读为“亚”，尤为明验。但不知条侯之名其本字是“亚”是“恶”耳？条侯乃勃次男，则名似宜为亚，然《水经注》十九栎阳县周勃冢北有弱夫冢，即亚夫冢，弱与恶一例，则又似“恶”为是。古人命名用恶字者多，《经典》（编者按：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如鲁文公子恶，卫襄公恶，卫臣有石恶、齐恶，宋有戴恶，郑有孙恶，楚有郤恶，条侯倘类之乎？且印文未必借刻他字也。（《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吴汝纶：梁云“条侯”，《汉书·表》《志》作“脩”，音为条。亚夫，《避暑录》人获王卬文曰“周恶夫印”。刘原父云：“汉条侯印也。”《礼记》“恶池”，《诅楚文》作“亚駞”。卢绾孙他之为亚谷侯，《汉书》作“恶谷”。（《点勘史记读本·孝景本纪》）

刘定山、龚浩康：条，也作“蓧”或“蓨”。“脩”，县名，治所在今河北省景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⑨ 【汇注】

张大可：四月乙巳，四月十七日。（《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

⑩ 【汇校】

牛运震：立胶东王太后为皇后，此非书法也。当作“立皇后王氏”，不得言“立胶东王太后”。（《读史纠谬》卷一《孝景本纪》）

【汇注】

荀　悦：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初，皇后嫁为金王孙妻，其母臧儿卜相之，当贵，乃夺金氏，而内太子宫。王后方妊，梦日入怀，遂生男。丁巳，立胶东王彻为太子，实王皇后子也。（《汉纪·前汉纪孝景皇帝纪卷九》）

司马贞：皇甫谧云“名娡”，音志。（《史记索隐·外戚世家》）

又：按：《系家》，太后槐里人，父仲。兄信，封盖侯。后故金氏妻女弟姁儿也。（《史记索隐·孝景本纪》）

王先谦：何焯曰：“先立皇后而后立太子，与文帝故事异。”（《汉书补注·景帝纪》）

刘庆柱、李毓芳：孝景王皇后是京畿槐里人，父名王仲，母称臧儿。王仲死后，其母改嫁长陵田氏，她也随母亲到了长陵邑。长大后，她嫁给长陵邑的金王孙，并生一女，后其母逼其改嫁，出于无奈，她到了太子宫中当宫女。进宫后，颇受太子刘启宠幸，先后生了三女一子，子即以后的武帝刘彻。文帝死后，太子刘启即帝位，她被立为皇后，其子刘彻被立为太子。王皇后死于元朔三年（前126），合葬阳陵。（《西汉十一陵·景帝阳陵》）

【汇评】

张　宁：夫妇人伦之始，况君后所关，岂特一夫妇而已。景帝始以金氏妇为夫人，遂使薄后、栗姬、太子皆无故废死，不逾年，立为皇后，自古所无。其流至于武帝之世，闺门上下多逾礼制矣。（《方洲集》卷二十八《读史集·景帝三年》）

程馀庆：前不书薄皇后之立与废，而遽书此，缺漏也。景帝在而称太后者，妾贱不敢体至尊，故系于其子之国而称太后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景本纪》）

⑪ 【汇注】

张大可：丁巳，四月二十五日。（《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

⑫ 【汇注】

丘　浚：立夫人王氏为皇后，胶东王彻为皇太子：汉以来再立后、太子始见于此。（《世史正纲》卷三《汉世史·孝景皇帝》）

郭　宪：汉武皇帝未生之时，景帝梦一赤彘从云中而下，当崇芳之阁，见赤气如雾，来蔽户牖。望阁上有丹霞蓊郁而起，乃改崇芳阁为猗兰殿。后王夫人生武帝，青雀群飞于霸城门，改为青雀门。乃更修饰以文石瑶玉，为列钱之形，刻木为绮橑。其雀既去，改为青绮门。（引自《续谈助》卷一《洞冥记》）

【汇评】

吕祖谦：景帝在而称太后者，妾贱不敢体至尊，故系于其子之国而称太后也。《史记·本纪》先书立胶东王太后为皇后，次书立胶东王为太子，其书法可谓正矣。班氏书立皇后王氏，第循常例而已。（《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⑬ 【汇校】

牛运震：“立胶东王为太子。名彻”。按：“名彻”二字可省，盖前已书胶东王名矣。（《读史纠谬》卷一《孝景本纪》）

梁玉绳：附按：“名彻”二字，《史诠》以为当省。余谓此乃后人之注，讹写作大字，非本文也，《本纪》无此书法。（《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张文虎：名彻，二字疑后人旁注误入。（《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景本纪》）

［日］水泽利忠：延久、大治、南化、枫、棭、三、谦、狩、野、高无“名彻”二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陈　垣：按：汉代避讳制度，史书不犯帝王名讳，《史记·高祖本纪》多次提到惠帝而不书名；但《景帝本纪》却说“四年，立皇子为胶东王”。“七年，立胶东王为太子，名彻”。明显犯武帝之讳，可知这两条内容为后人所加。（《史讳举例》）

【汇注】

王之枢、周清源等：胶东王彻，封四年春，入正位东宫，以彻母王夫人纳长公主女也。至帝后三年即位。（《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卷二十三“孝景皇帝七年”）

【汇评】

胡　适：其实前汉人也都守“诗书不讳，临文不讳”的“礼”文。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引孔子的话：“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启是景帝之名，弗是昭帝之名。司马迁生于景帝中五年（西历前145，此据王国维的考证），昭帝立时，他不过六十岁，也许还生存（王鸣盛说）。即使他不及见昭帝之立，他不讳景帝之名，是无疑的。又《景帝纪》：“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彻为胶东王。七年冬，废栗太子为临江王。四月乙巳，立胶东王太后为皇后，丁巳，立胶东王为太子，名彻。”是他不讳武帝之名。以上各例可证司马迁的“临文不讳”。（《胡适谈史学·两汉人临文不讳考》）

靳德峻：君父之讳，前人所重，然为史贵征实，苟亦从兹例，则君父之名，将湮灭而不存，乌乎可哉！故《尚书》二典不讳尧舜，《春秋左氏》亦名时君也。乃后之修史者，明不及此，于征实之史书，亦避讳而不名，是则变本加厉之过也。史公博达，当不昏瞆至此，乃后人每见“邦”或作“国”，遂谓避高祖之讳；“盈”或作“逞”，遂以为避惠帝之讳；每见“谈”或作“同”，遂谓避父谈之讳。甚或书中之不讳者，亦代为纠改，致史公本真卒而不可得。读者犹疑，莫衷一是，则又孔平仲、梁玉绳等之过也。间尝考之史公书内，君父之名，犹屡见不鲜，以之相较，则讳者不过十二三，岂史公本不避讳，而讳者乃后人以今测古而改之耶？此诚不敢心，谨列举之以见焉。……武帝讳“彻”，之字曰“通”，而《景帝本纪》“立皇子彻为胶东王”，又云“立胶东王为太子，名彻”，是此两用“彻”字也。（《史记释例》附录）

中元年①，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孙平为绳侯②，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孙］左车为安阳侯③。四月乙巳④，赦天下，赐爵一级⑤。除禁锢⑥。地动⑦。衡山、原都雨雹⑧，大者尺八寸⑨。

① 【汇注】

吕祖谦：为立太子而改元也。（《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章　衡：壬辰，元年，十二月，甲寅，晦，日有食之。地动，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编年通载》卷三《汉·孝景皇帝》）

丘　浚：中元年，按：自文帝再纪元，易世之后，称元年者，以前后别之耳，非用是以冠年也。文帝再纪，故有后元之称。景帝三纪，故与前后又加中焉。（《世史正纲》卷三《汉世史·孝景皇帝》）

徐　度：自古人君即位之次年改元以至终身，汉文帝始以即位之十年为后元年。景帝复以即位之七年为中元年，又六年为后元年。至武帝初年乃号建元年，其后屡易其号，以至于今。虽立号纪年始于武帝，然其源盖自文帝之后元也。（《却扫编》卷下）

② 【汇校】

裴　骃：徐广曰：“（编者按：平）一作‘应’。”（《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王钦若等：中元年，以高京侯周成孙应绍封高景侯（初，成以及奇为项籍死事，子侠，文帝五年谋反，诛）。（《册府元龟》卷一七三《帝王部·继绝》）

【汇注】

司马贞：（编者按：周苛）周昌之兄。（《史记索隐·孝景本纪》）

徐天麟：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绶，禄比丞相，置长史如中丞，官职如故。（《西汉会要》卷三十一《职官一·御史大夫》）

王之枢、周清源等：绳侯周应，更封一年。高京侯成孙。成自文帝后五年罪夺，今更封应。传侯平。（《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卷二十三“孝景皇帝中元年”）

钱大昕：“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孙平为绳侯”：据《表》，是年封周成孙应，乃苛之曾孙也。平则嗣应为侯者，徐广云：“平”一作“应”，近之。（《廿二史考异》卷一《孝景本纪》）

王　恢：绳，中元年（前149）封高京侯周成孙应。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子平坐为太常不治园陵，不敬，国除。绳，地不详。（《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刘定山、龚浩康：周苛，周昌的堂兄，高帝时在荥阳战死。绳，今地名不详。据《清一统志》，山东省境内有绳、渑二水。在益都县境内者为绳水，在临淄县境内者为渑水。又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载，封为绳侯的是周苛的曾孙周应，周平则是周应之子。周苛之玄孙，后即位为绳侯。这里说“周苛孙平为绳侯”，疑误。《集解》引徐广语：“‘平’，一作‘应’。”（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③ 【汇校】

梁玉绳：《表》封绳侯者，周成之孙，周苛之曾孙名应者也，平乃应之子，嗣应为侯者也（徐广云“一作‘应’”，是已，然不得言苛孙）。又《史》《汉》《表》皆云中二年封昌孙左车为安阳侯，则左车亦非昌子也，亦非中元年封也。此《纪》于世次年数皆误，而师古乃据以注《汉书》，何耶？《汉纪》同误。（《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王先谦：“中元年封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孙子为列侯。注：师古曰：封苛之孙及昌之子也”：钱大昭曰：颜说非是。《功臣表》，高京侯周成以父苛功为侯，孝文时有罪，国除。孝景中元年，侯应以成孙绍封。《史记》同。则应乃苛之曾孙，不得谓之孙矣。汾阴悼侯周昌，再传至孝文时，有罪，国除。孝景中元年，侯左车以昌孙绍封为安阳侯，则左车乃昌孙，非昌子也。“孙”“子”二字，当有阙误。（《汉书补注·孝景本纪》）

张文虎：周昌子，“子”当作“孙”。（《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景本纪》）

崔　适：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曾孙平为绳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孙左车为安阳侯：按：各本作“周苛孙平、周昌子左车”，误也。今依《功臣侯表》“高京侯”“汾阴侯”表正。（《史记探源》卷三《孝景本纪》）

王叔岷：案：《汉纪》“子”作“孙”，不误；惟亦误书于中元年。（《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编者按：清康熙时《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卷二十三将安阳侯左车之事纪于孝景皇帝中二年，其文曰：“安阳侯周左车，更封，一年。汾阴侯昌孙。自文帝后七年，再夺，除，今更封左车。”

【汇注】

班　固：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孙子为列侯。（《汉书·景帝纪第五》）

颜师古：封苛之孙，及昌之子也。苛、昌皆尝为御史大夫，而从昆弟也，故总言之。（《汉书注·景帝纪第五》）

吴　恂：“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孙子为列侯”，师古曰：“封苛之孙，及昌之子也。苛、昌皆尝为御史大夫，而从昆弟也，故总言之。”钱大昭曰：“颜说非。《功臣表》高京侯周成以父苛功为侯，孝文时有罪，国除，孝景中元年，侯应以成孙绍封，《史记》同，则应乃苛之曾孙，不得谓孙矣；汾阴侯周昌者，再传至孝文时有罪，国除；孝景中元年，侯左车以昌孙绍封为安阳侯，则左车乃昌孙，非昌子也。孙子二字当有阙误。”王先慎曰：“《史记》作封苛孙平为绳侯，昌子左车为安阳侯，颜说本此而误。”恂按：“孙子”二字当为“子孙”，子孙者，总括之辞，犹后嗣之谓。又，周昌系封汾阴侯，汾阳侯乃靳强也，钱氏偶笔误。（《汉书注商·景帝纪》）

［日］泷川资言：枫、三本故“上”有“封”字，张文虎曰：“子”当作“孙”。钱大昭曰：左车昌孙，非昌子也。愚按：《汉书·景纪》同。《史》《汉·表》皆云“中二年封”。（《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王　恢：安阳，中二年，封汾阴侯周昌孙左车。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有罪，国除。《汉志》汝南、汉中并有安阳，汝南之安阳在今河南正阳西南。（《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编者按：《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卷三十四“孝景皇帝中元”没有“左车为安阳侯”之条目，而有“郸侯周应”，中云“更封一年。蒯成侯周緤少子。自文帝五年，侯昌罪夺。今复封应，是为康侯。传侯中居”。

【汇评】

牛运震：“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孙平为绳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孙］左车为安阳侯”：此以封侯书者，褒录忠臣之后，盛德事也，特详之；两言“故御史大夫”，词繁重而不杀，重其事，故书之详也。《汉书》作“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孙子为列侯”，虽简括，然失书法矣。（《史记评注》卷二《孝景本纪》）

程馀庆：褒录忠臣之后，盛德事也，故详书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景本纪》）

④ 【汇注】

张大可：四月乙巳，四月十七日。（《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

⑤ 【汇校】

［日］泷川资言：枫、三本“赐”下有“民”字，下同。“四月以下”，《汉书》不载。（《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日］水泽利忠：“赐爵一级”，延久、大治、南化、枫、棭、三、谦、野、高“赐民爵一级”。延久“民”旁注有“异本”二字。大治“民”旁注有“异本也”三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王叔岷：案：《汉书》《汉纪》“赐”下亦并有“民”字，下同。“四月乙巳，赦天下，赐爵一级”，《汉书》仅无“乙巳”二字。“除禁锢”以下，则不载。《考证》失检。又“尺八寸”，《通鉴》“尺”作“七”。（《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汇注】

吕祖谦：亦为立太子而下也。《史记·本纪》书除禁锢，盖常赦所不及也。（《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日］西嶋定生：（景帝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这是因改元而赐爵。《史记·孝景本纪》同条又载：“四月乙巳，赦天下，赐爵一级，除禁锢。”这儿记有干支，又记有跟赐爵同时，被处以禁锢之刑者，得到免除。（《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第二章《民爵赐与的方法及其对象》）

⑥ 【汇注】

沈家本：禁锢，《刑法志》：“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如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贡禹传》：“禹又言：‘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臧者，皆禁锢不得为吏。’”《史记·景纪》：“中元年，赦天下，除禁锢。”《汉纪》不书。《淮南王安传》：“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当削爵为仕伍，免，毋得宦为吏。”《武纪》：“元朔六年，诏曰：‘诸禁锢及有过者，咸蒙厚赏，得免减罪。’”……按：禁锢之事，春秋时已有之，秦之籍门，即禁锢也。汉世禁锢，其文始见于《刑法志》，其事在文帝十三年，合之贡禹所言，是汉初即有其法。《淮南王安传》之不得宦为吏，亦即禁锢也。《息夫躬传》躬同族亲属素所厚者皆免禁锢，是同族亲属及素所厚者，本在禁锢之列，躬狱得免耳。班《书》禁锢事少，而范《书》为多。周景以故吏，韩棱以属吏，禁锢之途，更无限制矣。（《历代刑法考（下）》卷十一）

廖伯源：“禁锢”是汉代刑罚之一种。凡见禁锢者，“不得宦为吏”。禁锢配合察举、征辟制度同时施行，禁止某类人或有罪者见举为吏。……“锢”之本义，《说文》谓“铸塞也”。《系传》：“臣锴曰：‘铸铜铁以塞隙也。后汉法有党锢，塞其仕进之路也。’”铸塞则不得漏泄，衍为“使无出路”“塞其仕进之路”等义。……因犯罪受罚不得仕宦，至文帝时始见。《汉书·贡禹传》曰：“元帝时，御史大夫贡禹上疏曰：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吏坐赃者禁锢不得为吏，是以不得仕宦惩罚犯贪污罪之官吏。盖官吏以职务贪污，其品格不适任为官，故不复任用。文帝时“禁锢”是否已成为正式之刑名，不易确言。上引文作“禁锢不得为吏”，贡禹于元帝时上疏提及文帝时事，必有所据。禁锢即不得为吏，贡禹疏文不作“禁锢”，而作“禁锢不得为吏”，文意重复。或是贡禹所据文帝时文件即是如此。盖非制度上之刑名，得稍作解释。然此为推测之辞，不能据此谓文帝时“禁锢”已成为正式之刑名。（《秦汉史论丛·汉禁锢考》）

又：武帝之前刑罚用“禁锢”之名而见于史书者，除上引文外，尚有两条。一是《汉书·刑法志》：文帝十三年，诏废肉刑。“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言：‘……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如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此文中之“禁锢”是刑名。此条出自《汉书》，《汉书》之撰写，或有以东汉时已流行之“禁锢”刑名代替汉初之“不得宦为吏”。另一条见于《史记·孝景本纪》：景帝中元年，“四月乙巳，赦天下，赐爵一级，除禁锢”。按：《汉书·景帝纪》中元年四月条，不见“除禁锢”三字。《史记·孝景本纪》非司马迁原作，盖迁没之后，亡《景帝纪》等十卷。《史记索隐》按：“《景纪》取班书补之。”不言何人补《景帝纪》。要者，《史记·景帝纪》中“除禁锢”三字为补者所加，或用其时通行之“禁锢”刑名。亦不可以此条确证景帝时“禁锢”已成刑名。（同上）

马持盈：除禁锢，禁止锢闭，使不得仕宦，即永不录用也。景帝废除此项法令。（《史记今注·孝景本纪》）

刘定山、龚浩康：禁锢，禁止，封闭，指勒令不准做官，相当于后来所说的“永不录用”。西汉初曾有不准商人和上门女婿做官，不准犯罪官吏重新做官的法令。（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⑦ 【汇注】

伯阳甫：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引自《史记·周本纪第四》）

【汇评】

朱　权：壬辰中元年，四月地震。衡山原都雨雹。任谗忌亲同姓，乖越之应。（《汉唐秘史》上《景帝》）

⑧ 【汇校】

［日］水泽利忠：延久“原都雨電雹”。（《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注】

刘定山、龚浩康：原都，县名，今地名不详，约在甘肃境内。（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⑨ 【汇注】

王之枢、周清源等：原都，地名，属衡山国。《纲目》书雹二十四，有五寸者焉，有如斗者焉，有如马头者焉，有如釜者焉，无有大于此者矣。（《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卷二十三“孝景皇帝中元年”）

中二年二月①，匈奴入燕②，遂不和亲③。三月，召临江王来④，即死中尉府中⑤。夏，立皇子越为广川王⑥，子寄为胶东王⑦。封四侯⑧。九月甲戌⑨，日食⑩。

① 【汇注】

章　衡：癸巳，二年，春，匈奴入燕。三月，临江王荣坐侵庙堧地，召诣中尉，自杀，葬蓝田，燕数万衔土置冢上。四月，有星孛于西北。七月甲戌，晦，日有食之。（《编年通载》卷三《汉·孝景皇帝》）

② 【汇注】

刘定山、龚浩康：燕，泛指古代燕国之地，即今河北省北部和辽宁省西部一带地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③ 【汇评】

牛运震：此言匈奴和亲讫于此年，从此战伐无已，盖通景、武而言之，有深慨焉。《汉书》削去“遂不和亲”四字，殆失其旨。（《史记评注》卷二《孝景本纪》）

刘　沅：《史记》云：“匈奴入燕，遂不和亲。”然帝已妻以女矣，何为不和耶？不修德政，徒恃和亲，何益？此可戒也！（《史存》卷九《孝景皇帝》）

④ 【汇注】

张大可：临江王，景帝长子刘荣，故太子，废为临江王。（《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

⑤ 【汇注】

班　固：三月，临江王荣坐侵太宗庙地，征诣中尉，自杀。（《汉书·景帝纪第五》）

又：临江王征诣中尉府对簿，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都禁吏弗与。魏其侯使人间予临江王，临江王既得为书谢上，因自杀。窦太后闻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归家。（《汉书·酷吏传第六十》）

张守节：《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颜云：“金吾，鸟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职主先道，以御非常，故执此鸟之象，因以名官。”（《史记正义·酷吏列传》）

吕祖谦：按：《史记·本纪》：“召临江王来，即死中尉府中。”而《汉书·本纪》乃书曰：“临江王荣坐侵太宗庙地，征诣中尉，自杀。”《史记》所以不书所坐者，盖谓此特姑为之名，其实召来使酷吏杀之耳。班氏乃用，他诸侯真有罪例，亦何所发明哉？景帝深刻少恩既已废荣，而又必欲杀之。郅都敢直谏，虽非可授以风指者，然粗厉庸暗如鹰犬，惟主所用，苟下之中尉府，则都治之，必不遗力。帝固知其可使也。窦太后闻之，怒，以危法中都，虽暂免归，景帝复拜为雁门太守，匈奴至为偶人象郅都，令骑驰射，莫能中，见惮如此。匈奴患之。窦太后乃竞中都以汉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释之。窦太后曰：“临江王独非忠臣邪？”于是遂斩郅都。观此，则景帝之情可见矣。《史记大事记》又书临江王征，自杀，葬蓝田，燕数万，为衔土置冢上，其逆天理，悖人心志，壹之动气，至于如此！（《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又：中尉，掌治左右宗室外戚者也。（《大事记解题》卷十一本注）

王之枢、周清源等：荣坐侵太宗庙堧垣为宫，征诣中尉府对簿。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中尉郅都禁吏不予，窦婴使人间予之。王既为书谢上，因自杀。太后闻之，怒，后竟以危法中都，杀之。（《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卷二十三“孝景皇帝中二年”）

王先谦：《荆州图副》云：“惧而缢死。”（《汉书补注·景十三王传》）

【汇评】

洪　迈：汉景帝为人甚有可议。晁错为内史，门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堧垣也。丞相申屠嘉闻错穿宗庙垣，为奏请诛错，错恐，夜入宫上谒，自归。上至朝，嘉请诛错，上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堧垣；且又我使为之。错无罪。”临江王荣，以皇太子废为王，坐侵太宗庙堧地为宫，诣中尉府对簿责讯，王遂自杀。两者均为侵宗庙，荣以废黜失宠，至于杀之；错方贵幸，故略不问罪，其不公不慈如此。及用袁盎一言，错即夷族，其寡恩忍杀复如此。（《容斋随笔·容斋续笔》卷九《汉景帝》）

夏之蓉：景帝刻深，非孝文比。其时郅都、宁成酷吏方进，而诏治狱者，务先宽，其可信乎？且临江亲子，而幽于囹圄。亚夫功臣，而诏诣廷尉，独不务宽，何也？论者顾谓文景之世，几至刑措，至上拟成康，过已。（《读史提要录·西汉》）

程馀庆：不书所坐者，盖侵宗庙也。特姑为之名，其实召来，使酷吏杀之耳。景帝有三冤臣：大夫错，丞相亚夫，临江王荣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景本纪》）

王　恢：王以细故，中尉郅都簿责王，王恐，自杀，足见汉法之严峻。《江水注》：王“被征升东出北门轴折，父老窃流涕曰：‘吾王不还矣！’自后北门不开，盖由荣非理终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编者按：徐卫民在《文景之治》一书中认为：由于刘荣被废正是出于打击功臣集团势力和防止女后专权的目的，因此刘荣的结局便十分的悲惨，带有“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之”的意味。刘荣被废为临江王，后以“坐侵庙堧地为宫”的罪名被征至中尉府问罪，因不堪忍受屈辱，最终自杀。而迫使刘荣自杀的幕后主使正是汉景帝本人。对于这种悲惨局面我们只能够以“虽有亲父，安知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不为狼”和“亲者自亲、爱者自爱，信者自信、猜者自猜”来解释了。

⑥ 【汇校】

［日］水泽利忠：“立皇子越为广川王”，延久、大治“立皇子越”。（《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注】

胡三省：广川王彭祖王赵，故立越为王。（见《资治通鉴》卷十六“景帝中二年”注）

王之枢、周清源等：广川王越，始封。复置广川国，立皇子越为王，是为惠王。（《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卷二十三“孝景皇帝中二年”）

王　恢：广川国，故赵钜鹿郡，二年别为国，三月甲寅立皇子彭祖，治信都，今河北冀县。五年（前152）徙王赵，国除为信都郡。中二年（前148）复置，四月立皇子越，传子齐、孙去，悖虐，燔烧烹煮、生割剥人，杀其师父子，宣帝本始四年（前70）废迁上庸，国除复为郡。后四岁（前66），复置，立去兄文，传子汝阳（《传》作海阳），淫乱、杀人，甘露四年（前50），废迁房陵，国除，复为信都郡。元帝建昭二年（前27），更置为信都国，立皇子兴，成帝阳朔二年（前23），兴徙王中山，国除复为郡。哀帝建平二年（前5）复置，徙定陶王景来王，王莽时绝。《汉志》信都国，县十七。（《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⑦ 【汇注】

胡三省：胶东王彻为太子，故立寄为王。（见《资治通鉴》卷十六“景帝中二年”注）

王之枢、周清源等：胶东王寄，始封。立皇子寄为胶东王，是为康王。（《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卷二十三“孝景皇帝中二年”）

王　恢：胶东国，齐王肥子雄渠国，三年，与吴楚反，诛，国除为郡。四年四月复置，立皇子彻，七年（前150）四月，彻入为皇太子，国除复为郡。中二年（前148）复置，四月立皇子寄。淮南王安谋反（前122），寄私作军器，备战守，吏治淮南，寄自伤，病死，复立其子贤（并封寄少子庆为六安国王），传四世，王莽时绝。《汉志》胶东国十一县，其初东莱为其支郡，后本国亦有削入琅邪者。（《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⑧ 【汇注】

班　固：九月，封故楚、赵傅相内史前死事者四人子，皆为列侯。（《汉书·景帝纪第五》）

裴　骃：文颖曰：“楚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赵相建德，内史王悍。此四人各谏其王，无使反，不听，皆杀之，故封其子。”（《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司马贞：韦昭云：“张尚子当居，赵夷吾子周，建德子横，王悍子弃也。”（《史记索隐·孝景本纪》）

王益之：夏四月乙巳（《侯表》），封楚、赵傅相死事者四人子为列侯（荀《纪》）：建德子横，遽侯；王悍子弃之，新市侯；赵夷吾子周，商陵侯；张尚子当居，山阳侯（《侯表》）。（《西汉年纪》卷九）

王先谦：钱大昭曰：“《功臣表》皆云四月丁巳封。”先谦曰：《史记》作《夏表》是也。“封”下十九字当在前“胶东王”下，传写者误移于此。（《汉书补注·景帝纪》）

施之勉：按：《惠景侯表》：四侯者，建德子横，封遽侯；慎子康，封新巿侯；夷吾子周，封商陵侯；尚子当居，封山阳侯。（《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刘定山、龚浩康：封四侯，吴楚七国叛乱时，楚国丞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赵国丞相建德、内史王悍因拒绝参与谋反而被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杀害，所以景帝封张尚之子张当居、赵夷吾之子赵周、建德之子横、王悍之子王弃之分别为山阳侯、商陵侯、遽侯和新市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编者按：王之枢、周清源在《御定历代纪事年表》中记四侯简况为：一、“山阳侯张当居，以父尚为楚相，不从王戊反，死事，子得封。至武帝元朔五年坐罪国除”。二、“商陵侯赵周，以父夷吾为楚太傅，不从王戊反，死事，子得封。至武帝元鼎五年，坐为丞相知列侯酎金轻，下廷尉自杀，国除”。三、“遽侯横（失姓），以父建德为赵相，不从王遂反，死事，子横得封。至帝后二年，有罪，国除”。四、“新市侯王康，以父慎为赵内史，不从王遂反，死事，子得封。传侯始昌。……‘康’《汉书》作‘弃之’”。

⑨ 【汇注】

张大可：九月甲戌，九月三十日。（《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

⑩ 【汇注】

徐天麟：（编者按：景帝中）二年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两汉会要》卷二十九《祥异上》）

朱　权：九月晦，日食，肖星孛于西北。以应梁王遣人刺杀大夫袁盎等十余人，天子震怒，京师大惊，此其兆也。（《汉唐秘史》上《景帝》）

中三年冬①，罢诸侯御史中丞②。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来降③，皆封为列侯④。立皇子方乘为清河王⑤。三月⑥，彗星出西北⑦。丞相周亚夫（死）［免］⑧，以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⑨。四月，地动。九月戊戌晦⑩，日食⑪。军东都门外⑫。

① 【汇注】

章　衡：甲午，三年，夏旱。六月壬戌，蓬星见西南，大如二斗器，色白。秋，大旱，蝗。九月，有星孛于西北，戊戌，晦，日有食之。既，丞相亚夫免，以御史大夫刘舍代之。（《编年通载》卷三《汉·孝景皇帝》）

② 【汇校】

梁玉绳：按：《百官表》省诸侯王御史大夫与改丞相为相，并在中五年，此与《汉·纪》书于中三年，未知孰是。而中丞之称则误也，中丞乃御史大夫之属。（《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汇注】

班　固：三年冬十一月，罢诸侯御史大夫官。（《汉书·景帝纪第五》）

赵　翼：汉时，郡国守相皆自置吏，盖犹沿周制。《唐书》魏元同疏曰：“周穆王以伯冏为太仆正而命之曰：‘慎简乃僚’，此令其自择下吏也。《周官》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则掌兴贤诏事，是分任群臣而统以数职也。汉时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则朝廷置之。州郡掾吏、督邮、从事则牧守自置之。”按：《汉书·高五王传·赞》汉初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群卿以下，汉独为置丞相而已。是诸侯并得置御史大夫等官也。杜佑《通典》云：“景帝惩吴楚之祸，乃罢御史大夫以下，不令置。”武帝又诏：“凡王侯吏职秩二千石者不得自置。”则其令渐严，然二千石以下犹得置。故《通典》谓“自置四百石吏”也。此侯国自置吏之故事也。（《陔余丛考》卷十六“郡国守相得自置吏”）

安作璋、熊铁基：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同书《景帝纪》的记载则是：“（编者按：中）三年冬十一月，罢诸侯御史大夫官。”《史记·孝景本纪》则作：“中三年冬，罢诸侯御史中丞。”《史记》和《汉书》的本纪在中五年均有“更名诸侯丞相为相”的记载，《百官表》因综述其事，故未细分，皆系于中五年，实际上罢御史大夫等官当在中三年。其次，罢省这些官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如师古所说：“所以抑损其权。”这是吴楚七国之乱后，削弱诸侯王国势力的措施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抑省”，不单纯是数量上的减少，也是剥夺几个方面的权力：一是司法权，如御史大夫（或御史中丞）、廷尉；宗正实际也是掌管宗室的司法权。二是财政权，罢省少府，是进一步限制其财政权力。（《秦汉官制史稿》第四章《王国官制·廷尉、少府、宗正、博士》）

刘定山、龚浩康：御史中丞，官名。汉代御史大夫下设两丞：一称御史丞，一称中丞。中丞掌管图籍文书，外负责督察刺史，内负责接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因居殿中，所以得名。当时各诸侯王国也设有这一官职。（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阎步克：汉景帝继踵而来实行“削藩策”，平定了爆发的“七国之乱”，随后就开始削弱王国官的建制。……1. 汉景帝中三年（前147）冬：罢诸侯御史中丞；中五年六月：更命诸侯丞相曰相（《史记》卷十一《孝景本纪》）。2. 汉景帝中三年冬十一月：罢诸侯御史大夫官；景帝中五年秋八月：更名诸侯丞相为相（《汉书》卷五《景帝纪》）。3. 汉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由此可见，汉景帝削夺王国选官权，又把丞相改名为“相”以贬抑之，并大幅度裁撤了王国官额。（《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下编）》第三章《西汉郡国官的秩级相对下降》）

③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景纪》不载。（《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注】

王之枢、周清源等：匈奴王子军降于汉。未几，携徐卢等六王降于汉。“子”《汉·表》作“于”。（《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卷二十三“孝景皇帝中三年”）

④ 【汇校】

梁玉绳：按：《史》《汉·表》中三年以匈奴王降封侯者七人，安陵侯于军、垣侯赐、遒侯李隆强、容城侯徐卢、易侯仆、范阳侯范代、翕侯邯郸。此七人为匈奴王同来降，同封侯，同其不同者只安陵以十一月封，余六侯以正月封（《史》《汉·表》误作十二月），故《纪》书封侯在春。而以七人为二人，则误也。《正义》谓“二人是首降”，亦无据，盖与《绛侯世家》及《汉书·勃传》言封徐卢等五人为侯，并属误端。《正义》所述侯名多错。（《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汇注】

司马迁：范阳，以匈奴王降，侯，户千一百九十七。（《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又：翕，以匈奴王降，侯。（同上）

荀　悦：高皇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约者，当天下共击之。”是教下犯上而兴兵乱之阶也。若后人不修，是盟约不行也。《书》曰：“法惟上行，不惟下行。”若以为典未可通也，匈奴徐卢等五人降，上欲封之，亚夫曰：“彼背其王，陛下何以责人臣守节哉？”上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封之。”（《汉纪·前汉纪孝景皇帝纪第九》）

张守节：《汉书·表》云：中三年，安陵侯子军、桓侯赐、遒侯隆强、容城侯徐卢、易侯仆、范阳侯代、翕侯邯郸七人，以匈奴王降，皆封为列侯。按：《纪》言二人者是匈奴二王为首降。（《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王益之：三年，匈奴王七人来降，上欲侯之以劝后。丞相周亚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之不守节者乎？”上曰：“丞相议不可用。”十一月庚子，先封于军为安陵侯；十二月丁丑，悉封徐卢等六人为列侯。（《西汉年纪》卷九）

丘　浚：冬十月，封匈奴降者徐卢等为列侯，后世封降胡为侯，始此。文帝时，虽有弓高、襄成两侯，乃韩王信子孙，非匈奴也。（《世史正纲》卷三《汉世史·孝景皇帝》）

朱东润：按：《绛侯周勃世家》（二人）作五人，《惠景间侯者年表》作七人。十一月封匈奴降王子军为安陵侯，十二月封匈奴降王赐为垣侯，隆强为遒侯，唯徐卢为容城侯，仆黑日为易侯，代为范阳侯，邯郸为翕侯。又按：《绛侯世家》“唯徐卢”作徐卢。（《史记考索·汉初匈奴大事年表》）

刘定山、龚浩康：列侯，爵位名。原名彻侯，因避武帝刘彻名讳，改为通侯，又称列侯，是秦汉时二十级爵位中的最高一级。（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李人鉴：按：本书《惠景间侯者年表》及《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皆谓孝景中三年匈奴王降者七人，皆封为列侯，其中安陵侯以十一月庚子封，余皆以十二月丁丑封。此《纪》以为匈奴王降者二人，又以为其事在春，皆误。（梁玉绳《史记志疑》谓此《纪》“二人”乃“七人”之误，而以为“春”字不误。梁氏以为匈奴王降者七人，惟安陵以十一月封，余六侯以正月封。“余六侯以正月封”之说未可信，而谓“春”字不误，则安陵侯封于十一月者得谓其亦封于春季乎？是亦不免予自相矛盾矣。）（《太史公书校读记·孝景本纪》）

韩兆琦：据《惠景间侯者年表》，中三年匈奴王来降被封侯者共七人，名“子军”者封安陵侯，名“赐”者封垣侯，名“隆强”者封遒侯，名“唯徐卢”者封容成侯，名“仆黥”者封易侯，名“代”者封范阳侯，名“邯郸”者封翕侯。今云“二人”，不知何故。《正义》有所谓“《纪》言‘二人’者，是匈奴二王为首降”，梁玉绳以为“无据”。（《史记笺证·孝景本纪》）

编者按：王之枢、周清源在《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卷二十三“孝景皇帝中三年”记匈奴降者为列侯及其简况为：安陵侯子军，以匈奴降王封，至武帝建元六年薨，无后，国除。垣侯赐，以匈奴降王封，至武帝后二年再见。“垣”一作“桓”。遒侯隆强，以匈奴降王封，传侯则。至武帝后二年再见。易侯仆黥，以匈奴降王封。至帝后二年再见。“仆黥”一作“仆”，音怛。范阳侯代，以匈奴降王封，传怀侯德，至武帝元光四年再见。《汉书》作范代。容城侯携徐卢，以匈奴降王封，传康侯绰及侯光，至武帝后二年再见。翕侯邯郸，以匈奴降王封，至武帝元光四年再见。

【汇评】

班　固：昔《书》称“蛮夷帅服”，《诗》云“徐方既俫”，《春秋》列潞子之爵，许其慕诸夏也。汉兴，至于孝文时，乃有弓高、襄城之封，虽自外俫，本功臣后，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亚夫守约而争，帝黜其议，开封赏之科。（《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序》）

荀　悦：《春秋》之义，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若以利害由之，则以功封其逋逃之臣，赏有等差，可无列土矣。（《汉纪·前汉纪孝景皇帝纪卷九》）

吕祖谦：外国归义封者始于文帝世弓高、襄成两侯，然二人者皆韩王信子孙，本皆中国之人，能自拔于匈奴，率其众复归中国，封之不为过也。彼徐卢等本匈奴酋长，景帝乃欲侯之以劝后。丞相亚夫之议虽若迂阔，其用意则远矣。景帝所以显沮之者，以向者引正义裁后兄王信之封，无辞以屈之，故发愤于此也。人主不敢专，封爵必与大臣共之，盖古之成法。景帝欲行其意而轻废之，此亚夫所以谢病也。自是以后，人主益行其意，封爵纷然，丞相亦不复以此为职守矣。（《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牛运震：中三年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来降，皆封为列侯”，此书略，本纪之正例也。（《史记评注》卷二《孝景本纪》）

⑤ 【汇校】

梁玉绳：按：此王之封，书于三月前，必二月矣。《史》《汉·表》在三月，《汉·纪》又在九月，并误。但《史·表》作“三月丁巳”，《汉·表》作“三月丁酉’，考是年二月壬寅朔，无丁酉，三月壬申朔，无丁巳，则是“二月丁巳”无疑。王名各处无“方”字，盖衍文。（《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日］泷川资言：《史》《汉·表》在三月，《汉·景纪》在九月。枫、三本无“方”字，《汉·景纪》亦无。《五宗世家》亦云“清河哀王乘”，则“方”字当衍。（《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日］水泽利忠：“立皇子方乘为清河王”，延久、大治、南化、枫、棭、三、狩、谦无“方”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注】

班　固：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无子国除。（《汉书·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

吕祖谦：按：《地理志》：清河王都清阳，今恩州清河县。（《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徐天麟：清河郡，高帝置。景帝中三年，立子乘为清河国。武帝建元五年，国除，复为郡。（《西汉会要》卷六十四《方域一·郡国沿革》）

胡三省：高帝置清河郡于齐、赵之间，今以为王国。（见《资治通鉴》卷十六“景帝中三年”注）

王　恢：清河国，故赵清河郡，治清阳，今河北清河县东。中三年（前147）别为国，二月立皇子乘，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卒，无子，国除为郡。（《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刘定山、龚浩康：清河，汉初封国，约辖今河北省南部南宫县与山东省北部高唐县之间的地区，都城在清阳（今河北省清河县东）。（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⑥ 【汇校】

梁玉绳：《汉纪》在九月。（《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王叔岷：案：《汉纪》《通鉴》亦并在九月。（《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⑦ 【汇校】

李景星：按：《汉纪》在“九月”。（《四史评议·孝景本纪》）

【汇注】

何　休：彗者，扫故置新之象也。（《春秋公羊传译注·文公十四年》注）

张守节：《孝经内记》云：“彗出北斗，兵大起。彗在三台，臣害君。彗在太微，君害臣。彗在天狱，诸侯作乱。所指其处大恶。彗在日旁，子欲杀父。”（《史记正义·秦始皇本纪》）

马端临：中三年三月丁酉，彗星见西北，其色白，长丈，在觜，且去益小，十五日不见。占曰：“必有破国乱君，伏死其辜。觜，梁也。其年梁王得罪。”（《文献通考》卷二百八十六《孛彗》）

又：孝景三年，填星在娄，几入，还居奎。奎，鲁也。占曰：“其国得地，为得填星。”是岁，鲁为国。（《文献通考》卷二百八十七《月五星凌犯》）

⑧ 【汇校】

郭嵩焘：丞相周亚夫死：按：此当云“丞相周亚夫免”，据《绛侯世家》，周亚夫死，国除，绝一岁，景帝乃封勃他子坚为平曲侯，续绛侯后。《功臣表》后元元年封勃子坚为平曲侯，距亚夫免相时凡五年，而《绛侯世家》云绝一岁，则是亚夫之死在景帝中五年也。两云“居无何”，必非一时事，故知此云“丞相周亚夫死”者，字之讹也。（《史记札记》卷一《孝景本纪》）

崔　适：按：各本作“周亚夫死”，误也。《绛侯世家》：亚夫死，国除。绝一岁，景帝更封绛侯绛他子坚为平曲侯；《高祖功臣侯表》：平曲侯坚元年，为景帝后元年。是则亚夫死于中六年，乃免相后三年也。今正。（《史记探源》卷三《孝景本纪》）

吴汝纶：某按：“死”当依《汉纪》作“免”，“死”乃“免”之误字。亚夫下狱死在后元年，非此年事。（《点勘史记读本·孝景本纪》）

［日］泷川资言：考证：“死”当作“免”，亚夫之死，在中五年。（《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李人鉴：按：本书《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谓“孝景中三年亚夫免相，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汉书·百官公卿表》亦谓“孝景中三年九月戊戌，丞相亚夫免，御史大夫刘舍为丞相”。（本书《绛侯世家》及《汉书·周勃传》亦皆以为亚夫之免相在孝景中三年，即匈奴王徐卢等降之年。）本书《绛侯世家》及《汉书·周勃传》皆谓亚夫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之后，亚夫下吏，“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国除。绝一岁，景帝乃更封绛侯勃他子坚为平曲侯，续绛侯后”。平曲侯之封，据《史》《汉》《功臣表》在孝景后元年。据此推之，则亚夫之死盖在孝景中五年。（孝景中五年亚夫死，中六年国绝一岁，后元年坚为平曲侯。）后人补撰此《纪》，不细考之上述各篇，徒见《绛侯世家》及《周勃传》于叙孝景中三年事后即言亚夫不食，呕血死（中间第有“居无何”一语），遂以为亚夫之死在孝景中三年，于是此《纪》亚夫之死先于中五年二年作“中三年”，而《汉书·景帝纪》则又后于中五年二年作“后元年”，皆甚谬妄不足信。《汉书·景帝纪》谓“孝景中三年秋九月，有星孛于西北，戊戌晦，日有蚀之”，是彗星之出，亚夫之免，日之食，皆在是年九月，而此《纪》乃以为彗星之出、亚夫之死在是年三月，其谬妄更甚矣。（梁玉绳《史记志疑》、郭嵩焘《史记札记》、崔适《史记探源》皆谓此《纪》“死”字为“免”字之误，其实乃此《纪》之补撰者误以为亚夫是年死，非此《纪》本作“免”，传抄误为“死”也。）（《太史公书校读记·孝景本纪》）

【汇注】

班　固：景帝三年，吴楚反，亚夫以中尉为太尉，东击吴楚。……凡相攻守三月而吴楚破平。于是诸将乃以太尉计谋为是。……归，复置太尉官，五岁，迁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废栗太子，亚夫固争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与太后言亚夫之短，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让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窦太后曰：“人生各以时行耳。窦长君在时，竟不得封侯，死后乃其子彭祖顾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上曰：“请得与丞相计之。”亚夫曰：“高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上默然而沮。其后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上欲侯之以劝后，亚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上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徐卢等为列侯。亚夫因谢病免。（《汉书·张陈王周传第十》）

钱　时：后元年，帝居禁中，召周亚夫赐食，独置大胾，无切肉，又不置箸。亚夫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上视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亚夫免冠谢上，上曰：“起。”亚夫因趋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无何，亚夫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与钱。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怨而上变告子，事连污亚夫。既闻上，下吏，吏簿责亚夫，亚夫不对。上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廷尉，廷尉责问曰：“若侯欲反何？”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吏曰：“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亚夫，亚夫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故得不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两汉笔记》卷三《景帝》）

又：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其于细柳得之审矣。”而卒定七国之乱，岂负文帝知人之明哉？栗太子之废而固争之，大臣职也，而帝遂疏之。其辨侯王信之非约，谏侯徐卢等之非，所以劝后，皆至论也。而帝遂免之，此固已不满人意。（同上）

刘　沅：初，上废栗太子，亚夫固争之，不得。上由此疏之。梁王来朝，每短条侯于太后。窦太后欲侯皇后兄王信，亚夫曰：“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帝默然而止。其后匈奴王徐卢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劝。亚夫曰：“彼背主降，侯之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帝不听，竟悉侯之。亚夫因谢病。（《史存》卷九《孝景本纪》）

王叔岷：王先谦《补注》引王先慎云：“《史记》‘亚夫死于中三年’，是也。亚夫免丞相，《公卿表》在中三年，本传：‘亚夫谢病免相。顷之，上召赐食。居无何，买葬器事起，遂入廷尉，不食死。’玩文法，亦不应隔免相后四年。《侯表》：‘孝景三年为太尉，七年为丞相，有罪国除。’自三年顺推至中三年，正合七年之数，明不当在后元年也。此文改传写误移之。”其说亦有据，姑并存之。（《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刘庆柱、李毓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在长陵的一座陪葬墓附近发现了大量陪葬坑，坑内出土了三千多陶人、陶马。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对此墓进行了长达五年之久的考古发掘。这座墓规模巨大、构筑复杂，为已发掘的汉墓中所仅见，在西汉帝陵陪葬墓中很有代表性。此墓位于长陵东部，在今咸阳市秦都区肖家村乡杨家湾村北。从其地望来看，该是《水经注》中记载的周勃或周亚夫墓。（《西汉十一陵》第一章《高祖长陵·杨家湾汉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汇评】

胡　宏：人不可不知道。知道，然后知进退。亚夫，勃之子，细柳军容，威震人主。吴、楚之反，计谋独出诸将之上，有盖天下之功。及因争废太子不能得，可以逡巡引去矣，后更为相，不知景帝特以人望用之也。先不肯救梁，后不肯侯王信，取诸贵戚怒。及不肯侯匈奴降者，乃谢病免。赐食无切肉、不置箸，见之使皇恐，请罪可也，犹顾尚席取箸，其不知几如此！其见杀也。岂特景帝之咎哉？（《五峰集》卷三《周亚夫》）

王应麟：或曰“太子荣之废，周亚夫为太尉时也。其知大臣之职业欤？”曰：“三公职无不统，况储贰之重乎？”……汉高帝欲废太子，谏者张良、叔孙通，而萧相国默无一言，于是失职矣。条侯本兵柄，而力争东宫之废，言虽不用，其后以是免相。夫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荣以无罪黜，条侯固争之，善矣；荣下吏而死，条侯不能谏，又三年而后谢病，不亦晚乎？不强谏以全太子，不早退以全其身，君子不无遗憾也。（《通鉴答问》卷四“上欲废栗太子周亚夫固争不得”）

张　宁：窃尝论高祖之于功臣，其初凡以策力诎致者，多异于始。意义感会者，多保其终。虽曰韩、彭、布、绾之流，诛夷无类，其实亦皆有致罪之迹，至今犹以为寡恩薄德。其后孝文乃以疑毁狱周勃，非太后提（絮）［挐］发言，勃必不免。孝景七国之变，周亚夫实居元功，竟以私忌致杀。二公皆先朝遗命功臣，犹且如此，况其下者乎？宜博陵侯之所以绝祀于孝宣也。由是论之，则孝文之于功臣不如高帝，而景帝又不如文帝，作法于凉，其弊犹贪，创业垂统之君，诚不可不慎也。（《方洲集》卷二十八《读史集·文帝四年》）

陈耆卿：读《周亚夫传》，见文帝所以重将之权；读《申屠嘉传》，见文帝所以重相之权。将相之尊次天子，将相不重则天子亦轻，此投鼠忌器之说也。……有文帝则足以容二子，无文帝则二子虽欲为二子而不能。夫文帝非不能自尊而卑将相也，顾其所以尊将相者，乃所以尊己也。《易》曰：“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夫惟其谦，故有尊而光之理；惟其卑，故有不可逾之理。世谓文帝之治尚宽，不知其振举朝纲，尊强国体，精采凛然，销奸褫恶，盖有合于乾德之刚，而非懈怠纵弛以为宽者也。景帝见识不眀，故疑心一开，大臣不得展手伸足。文帝任亚夫，则景帝杀亚夫。文帝任嘉，则景帝亦杀嘉。二子在文帝时，如在天池；在景帝时，如在樊罟。非二子前后相反，时使然也。景帝之待二子，诚失矣，而二子亦有以致之。大凡气强无学，虑直少谋，未必不为身患。宰相职业，以格心为主，不以矫激亢讦为功。以景帝之忌刻，二子无以化导融液之，而与力争于事为之末，则亦宜其扞格而不终也。况夫取箸之傲，未免以私情而亏公礼，悔不先斩错之说，又未免以小忿而忘大敬。呜呼！已伸者难屈，已亢者难下。景帝之不能容，亦文帝之能容有以致之耳。盖惟二子得容于文帝，而遂以其事文帝者事景帝，其气益张，不可收敛，则其死宜矣。观此，不独见文景二君体貎大臣之轻重，而亚夫、嘉之相业，可以夷考矣。（《窗集》卷二《周亚夫申屠嘉论》）

方孝孺：文景四世间，如王陵、周亚夫辈无数人，而亚夫尤得大臣体。在景帝时以争皇后兄信及匈奴降王之封忤旨，遂用他事下狱以死。夫封无功者以乱先帝之法，纳夷狄之叛臣以启为臣不忠之心，此诚宰相之所宜争也，亚夫争之，岂为过哉？彼景帝者私刻忍人也，欲封其后之兄，而亚夫不从，其心固有杀亚夫之端矣，特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无以屈其说，故忍而未发。官甲楯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名以诛之，遂卒置之于死。求其所为事，确乎有大臣之风，景帝罪之者私恨也，为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马迁反诋之为“守节不逊，以取穷困”，呜呼，人臣如亚夫，乃可谓之不逊乎？（《逊志斋集》卷五《条候传论》）

钟　芳：予反复《亚夫传》，见其行师制胜，屹立不挠，有犯颜敢谏之忠，徇义忘身之节，可谓烈丈夫矣。及其伤谗以诛，自景帝惨忍，群小乘间之故，亚夫曷故焉。而马迁乃责其“守节不逊，终以穷困”。呜呼！士君子不遇于时，守刚方而死者多矣。必欲变节徇时，吾恐祸不免，而行已亏也，岂亚夫之心哉！惜其隐忍固位，迷于先几。方景帝废栗太子，亚夫以宰相固诤，见疏不能引去。后虽侃侃正言，其如不入何，是亚夫之过也。（《钟筠溪集（上册）》卷十一《读周亚夫传》）

易佩绅：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盖亦知其子之不能以德服人，而必至用兵也。则其即位时，不欲豫建太子之言无复一语之可问于心矣。然则文帝固非纯于仁者，其布于外似仁，而运于中则智也。惟智也，故能知其子，能知其臣也。知亚夫之能济事，则知晁错之必生事也。使但有错之生事，而无亚夫之济事，则景帝肉袒系颈于吴王之马前矣。（《通鉴触绪》卷七）

刘　沅：亚夫所争皆大体，真相识，而帝弗从，竟免之，则私暗矣。（《史存》卷九《孝景本纪》）

王　恢：匈奴王来降者封为列侯，丞相周亚夫以为“彼背其主降，侯之，何以责人臣不守节乎？”亚夫之以王信无功，不得以皇后兄侯，景帝默然而止；而此乃欲侯之以劝后——犹今悬重金奖以飞机降，自应权宜军国。岂可拘以成规？惟亚夫卓有父风，平七国之乱亦不让乃父之平诸吕。惜卒以耿直见黜，绝食以死，悲夫！（《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李开元：至景帝中元年间，参加白马之盟的三方中，诸侯王国和以功臣列侯为代表的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皆已经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存在。周亚夫据守白马之盟，在汉朝内部已经没有强大的政治势力的支持，在相当程度上，不过是以个人的力量对膨胀不已的皇权作最后的抗争罢了。（《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第六章《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与汉代政治·周亚夫之死与专制皇权之形成》）

又：中元三年，即周亚夫据白马之盟阻止景帝封王信为侯后的两年，景帝排除周亚夫的反对，封匈奴降王徐卢等人为列侯，周亚夫免相，废弃白马之盟的最后障碍消除。中元五年，景帝如愿封王信为侯，白马之盟从此被废弃。景帝后元元年七月，周亚夫被逮捕下狱，冤死狱中。就在周亚夫之死的同年同月，具有军吏和近臣双重身份的卫绾出任丞相，汉建国以来，第一位非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出身的丞相诞生。这表明，伴随着周亚夫之死，宫廷皇权通过对于丞相的自由任命，已经完全控制和掌握了以丞相为中心的汉朝政府机构。同时，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周亚夫免相的同年，汉“罢诸侯御史官”，开始了对王国制度的彻底改革；而在周亚夫死的前一年，汉“更名诸侯丞相为相”，基本完成了对于诸侯王国制度之改革。可以说，至景帝中元年间，白马之盟被废弃，诸侯王国已经等同于汉朝之郡县，以丞相为中心的汉朝政府也已经从属于宫廷，汉初以来的有限皇权已经不复存在。相对于此，汉帝国之再统一完成，凌驾于王国和政府之上的专制皇权成立。汉初以来的霸业政治最终结束，帝业政治再次完全复活。周亚夫的死，集中地反映了这一历史变化的完成。（同上）

⑨ 【汇注】

胡三省：刘舍，高祖功臣桃安侯刘襄之子。襄本项氏亲赐姓。（见《资治通鉴》卷十六《汉纪八》注）

又：《索隐》曰：桃县属信都郡。（同上）

施之勉：按：《荀纪》“刘舍”作“周舍”。吴汝纶曰：桃侯刘舍。《通鉴》注云：项氏亲，赐刘姓。（《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刘定山、龚浩康：桃，地名，即桃丘，在今山东省东阿县西南。《汉书·百官表》作“姚丘侯刘舍”。“姚丘”系“桃丘”传写之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汇评】

吕祖谦：亚夫既以守职忤意免，代之者其选可知矣。（《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⑩ 【汇校】

［日］水泽利忠：延久“戊戌”二字作“甲午”。大治“戊戌”二字作“甲戌”。（《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注】

班　固：景帝中三年，秋，蝗。先是，匈奴寇边，中尉不害将车骑、材官、士屯代高柳。（《汉书·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⑪ 【汇注】

徐天麟：（景帝中）三年九月戊戌，晦，日有食之，几尽，在尾九度。（《西汉会要》卷二十九《祥异上》）

【汇评】

编者按：日食亦曰日蚀，并非日失其光，乃为月所蔽也，这是天体运行中的自然现象，是有规律的，本与政治无关，但古人却认为是上天的谴告。如文帝二年（前178）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文帝因此而下《日食诏》曰：“朕闻之，天生斯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职任，务省徭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屯戍，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文帝不是暴君，认为自己有遗行，受到上天的谴告，于是广求言路，进行自责，并且加以整改，从而使得政治更为清明。宣帝也算一位明君，五凤四年（前54）四月所下的《日食诏》中，也是从政治上找原因：“皇天见异，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称也。以前使使者问民所疾苦，复遣丞相、御史、掾一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其子元帝刘奭，于永光二年（前42）三月、永光四年（前40）六月曾因日食两次下诏自责。如遇昏君，虽亦因日蚀而下诏，不过做做样子，并不真正以此为契机而进行整改，这就会引发一场政治斗争。如元帝时谷永因日食之异，多次上书谏诤。其一：“元年九月日食，酒亡节之所致也。独使京师知之，四国不见者，若曰湛湎于酒，君臣不别，祸在内也。”其二：“今年（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二月日食，赋敛不得度，民愁怨之所致也。所以使四方皆见，京师阴蔽者，若曰人君好治宫室，大营坟墓，赋敛兹重，而百姓屈竭，祸在外也。”诸如此类，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不论是否科学，但借机除弊，未可厚非。可是，景帝见变不惊，无动于衷。当其在位期间，有过三次日食，第一次是前元七年冬十一月晦，第二次是中元二年九月甲戌，第三次是中元三年九月戊戌晦。除第一次日食曾于其“免徒隶作阳陵者”的措施，可能因日食而采取的宽仁行动外，其他两次皆无表示。但皆不曾下过一次“罪己诏”。实际上，景帝处事并非没有可议之处，太史公所以要在《孝景本纪》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记录天文变异现象，是否含有别种深意？

⑫ 【汇校】

［日］泷川资言：愚按：枫、三本无“外”字。“军东都门外”《汉纪》不载。（《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日］水泽利忠：“军东都门外”，延久、大治、枫、三无“外”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施之勉：按：《三辅黄图》：长安城，东北北头第一门曰宣平门，民间所谓东都门。《汉书》曰：疏广太傅受少傅上疏，乞骸骨归，公卿大夫为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即此门也。其郭门，亦曰东都，即逢萌挂冠处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注】

裴　骃：按：《三辅黄图》东出北头第一门曰宣平门，外曰东都门。（《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黄汝成：《史记》：“孝景中三年，军东都门外。”此时未有东都，其曰东都门，犹言东郭门也。（程大昌以为自此出洛阳东都者，非。）《三辅黄图》：“长安城东出北头第一门曰宣平门，民间所谓东都门。”（见《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二）

韩兆琦：驻兵于东都门外，因有“天变”，备非常。（《史记笺证·孝景本纪》）

王子今：《三辅黄图》卷一说：“长安城东出北头第一门曰‘宣平门’，民间所谓‘东都门’。《汉书》曰：‘元帝建昭元年，有白蛾群飞蔽日，从东都门至枳道。’又，疏广太傅、受少傅，上疏乞骸骨归，公卿大夫为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即此门也。其郭门亦曰‘东都’，即逢萌挂冠处也。王莽更名曰‘春王门正月亭’。‘东都门’至外郭亭十三里。”“宣”，有周遍的意义。“平”，有安定的意义。汉王朝统治的广大地域在东方。由于长安东出第二门、第三门直通宫殿区，此门成为长安东向交通线的起点，因而命名被赋予象征天下安定的意义。《史记·孝景本纪》：“军东都门外。”裴骃《集解》和司马贞《索隐》都引述《三辅黄图》：“东出北头第一门曰‘宣平门’，外曰‘东都门’。”《汉书·元帝纪》记载：“（建昭元年）秋八月，有白蛾群飞蔽日，从东都门至枳道。”如淳注引《三辅黄图》：“长安城东面北头门号曰‘宣平城门’，其外郭曰‘东都门’也。”……看来“东都门”确是“郭门”。然而《汉书·王莽传下》记载起义军攻入长安，灭亡王莽政权的过程时，又写道：“十月戊申朔，兵从宣平城门入，民间所谓都门也。”颜师古注：“长安城东出北头第一门。”宣平门也被称为“都门”。大约《三辅黄图》不同传本出现两种说法，即“宣平门”即“东都门”，以及长安东郭门为“东都门”，可能皆各有据。（见《西安古代交通志·汉代长安十二城门释名·宣平门》）

中四年三月①，置德阳宫②。大蝗。秋，赦徒作阳陵者③。

① 【汇注】

章　衡：乙未，四年，夏蝗，十月戊午，日有食之。（《编年通载》卷三《汉·孝景皇帝》）

马端临：四年七月癸未，火入东井，行阴；又以九月己未入舆鬼，戊寅出。占曰：“为诛；又为火灾。”后二年，有栗氏事，其后未央东阙灾。（《文献通考》卷二百八十七《月五星凌犯》）

②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景纪》“置”作“起”。（《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注】

蔡　邕：宗庙之制，古者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宫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独断》卷下）

范　晔：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月令》有先荐寝庙，《诗》称“寝庙弈弈”，言相通也。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后汉书·祭祀志》）

裴　骃：瓒曰：“是景帝庙也。帝自作之，讳不言庙，故言宫。《西京故事》云景帝庙为德阳宫。”（《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徐天麟：德阳宫，景帝庙号，德阳讳不言庙。（《西汉会要》卷六十五《方域二·宫》）

李克家：风温不常，蝗虫暴生，曰惑风，君淫政慢，国有变乱。（《戎事星占》卷十五《风类一》）

朱　礼：汉宗庙之制，不用周礼。每帝即位，辄立一庙，相去异处，不叙昭穆，故其数不止于七。文景在位，皆先作顾成、德阳庙。（《汉唐事笺》卷十二《宗庙》）

又：《元成传》：元帝时，贡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庙，今孝惠、景皆亲尽宜毁。……永光四年……孝景及皇考庙皆罢。（同上）

沈钦韩：谓庙为宫，此古义也。《春秋》经传、《毛诗》皆然。以周有文、武世室，鲁有鲁公、武公世室，故《尔雅》又云“宫谓之室，皆谓庙也”。瓒云讳庙言宫，文帝何以不讳，而贾谊直云顾成庙乎？此不通《雅》，故妄说。《长安志》景帝庙在咸阳县东北十五里。（《汉书疏证》卷二《景帝纪》）

赵　翼：西汉诸帝，多生前自立庙。《汉书·本纪》：文帝四年作顾成庙。注：帝自为庙，制度狭小，若可顾望而成者。贾谊《策》有云：“使顾成之庙，为天下太宗”，即指此也。景帝庙曰德阳，武帝庙曰龙渊，昭帝庙曰徘徊，宣帝庙曰乐游，元帝庙曰长寿，成帝庙曰阳池，俱见《汉书注》。（《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帝多自立庙》）

王　恢：德阳宫，瓒曰：“景帝庙，帝自作之，讳不言庙，故曰宫。”在咸阳东北五十里。（《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焦南峰、马永赢：《史记·孝景本纪》载：景帝“中四年（前153）三月，置德阳宫”。《集解》瓒曰：“是景帝庙也。帝自作之，讳不言庙，故言宫。”《西汉会要》引《西京故事》“景帝庙号德阳”。因此，德阳宫即景帝庙，其具体位置史书阙载，许多学者认为可能在景帝阳陵附近。（《汉长安城遗址研究·西汉宗庙刍议》）

王学理：公元前146年，汉景帝在阳陵为自己建陵庙，是对汉家宗庙设置的一次突破性举动。这在《史记·孝景本纪》和《汉书·景帝纪》两书中，都有记载。不过，在表述上二者有别。司马迁作“置德阳宫”，班固则写作“起德阳宫”。……“德阳宫”即“阳陵庙”，是区别生前和死后的两种称呼。《集解》引臣瓒的话说，“德阳宫”是景帝庙也。“帝自作之，讳不言庙，故言宫”。皇帝们的心路历程，在这表现得浅显而明白。在生前既不愿意“言死”，又不能违犯自然规律地“长生”，还不得不“事死如事生”地安排“后事”，故避讳“陵庙”而采用“宫”。……可见他们都不愿意自己末日的来临，于是就把建造“陵墓”的工程说成是“起寿陵”，意思在祝寿，建造的时间越长就越好。同样，在陵园中明明是为自己建造供后人祭祀的“庙”，却都要说成是生时常住的“宫”。这就显示出性质确定的同一建筑在生前与死后的称呼有所区别，实际上完全是出于精神安慰才采取了贴近帝王生活又为人们习惯的名称。所以“德阳宫”实际就是“德阳庙”，也就是“景帝庙”或“阳陵庙”。生前立庙，起自汉文帝的“顾成庙”。把庙称作宫的还有：汉武帝的“龙渊庙”称“龙渊宫”，孝元王皇后的“长寿庙”则称作“长寿宫”等等。这正同把陵称作“山”一样，像秦始皇陵称“骊山”、汉高祖长陵称“长山”，均带有吉祥的含义。（《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渭阳五帝庙”与“阳陵庙”并非一地说》）

【汇评】

王丕忠：德阳宫方位，《汉书·韦玄成传》：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旁立庙”。陵旁立庙是汉陵常制。《史记》与《西京故事》记载景帝庙为“德阳宫”。阳陵北面与东面为陪葬区，西面为长陵陪葬区，唯阳陵南面地势开阔，约半公里余，可建寝园庙。罗盘石附近的遗址，主要部分为一高台建筑，并有路直达阳陵。此处可能为景帝寝园庙——德阳宫。罗盘石居此遗址的中心，为寝庙的遗物。（《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杜葆仁：汉代盛行厚葬，当时的统治者很注重陵墓的建设。西晋索琳说：“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晋书·索琳传》），说明耗费之巨。西汉的帝陵，不仅地下墓室工程浩大，而且“各自居陵旁立庙”，“各有寝、便殿”，“一岁间，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八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牲卒不数中。”（《汉书·韦贤传》）可见规模之大。（《西汉诸陵位置考》，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

刘庆柱、李毓芳：陵旁立庙应始于西汉。西汉初年，仍袭旧制。高祖长陵附近原来并未立庙，高祖死后，在长安城内的南部修了“高庙”。后来因为惠帝在“月游衣冠道”上修了复道，为了维护宗庙制度与皇帝的尊严，只好又在高祖长陵附近再营建一处庙宇——“原庙”。“原庙”并不是真正的“陵旁立庙”之始，其后的惠帝庙、文帝的顾成庙都不在“陵旁”，惠帝庙在长安城内高庙之西。《书道》所辑录的“西庙”文字瓦当，应为惠帝庙遗物。顾成庙是汉文帝四年为自己修的宗庙，据《长安志》卷十“休祥坊”条记载，顾成庙在唐长安城休祥坊内，即今西安市玉祥门以西，在汉长安城以南。此庙虽然没在长安城内，但仍远离文帝霸陵。有人以为顾成庙就是文帝陵庙，其实不然，文帝霸陵的陵庙是文帝死后，景帝前元元年（前156）建造的。景帝中元四年（前146）又在阳陵修建了德阳宫，即阳陵陵庙。此后，出现了武帝龙渊宫、昭帝徘徊庙等，帝陵旁立庙的制度，一直持续到西汉末。这个制度应是创于汉景帝，始于文帝霸陵。（《西汉十一陵》第五章《陵庙的研究》）

③ 【汇注】

班　固：中元四年秋，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汉书·景帝纪第五》）

吕祖谦：按：《本纪》“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盖以犯罪抵死者多，故愿就宫刑者，特免其死也。然则景帝作寿陵，徒役之众，刑辟之烦，亦可知矣。赦有及天下者，有及一方者，有及一所者，此赦止及阳陵一所，它县不与也。（《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王仲殊：1972年，在陕西省咸阳市汉景帝“阳陵”西北约一公里半处，发现了一片丛葬的墓地，经勘探，面积达八万平方米，埋葬着筑陵的刑徒，估计人数在万人以上。墓坑排列无序，有的呈长方形，有的不成形状，坑内或埋一人，或埋多人。发掘出来的尸骨，有在颈上戴铁钳的，有在脚上戴铁钛的，证明他们是刑徒无疑，刑罚的性质属于所谓“髡钳”。可以肯定，这些刑徒是戴着刑具参加劳动的。《史记·景帝纪》说“免徒隶作阳陵者”，《汉书·景帝纪》说“赦徒作阳陵者死罪”，都说明了在“阳陵”的营建工程中所用的劳动力主要是刑徒。考古发掘工作的结果，正与文献的记载相合。规模宏伟的帝陵，正是建筑在成千上万的奴隶们的尸骨之上，生动而形象地说明了统治阶级的残酷。（《汉代考古学概说》第九章《汉代的墓葬》下）

又：西汉诸陵位置图。（见下图）

西汉诸陵位置图

陕西考古学会：秦汉时期统治者常利用徒刑为自己营建陵墓。《汉书·成帝纪》记载：汉成帝刘骜为自己修昌陵时“卒徒蒙辜，死者连属”。《史记·景帝本纪》《汉书·景帝纪》上也有“免徒隶作阳陵者”和“赦徒作阳陵者死罪”的记载，证明景帝阳陵这座巨大的工程也是利用当时的刑徒修建起来的。一九七二年春，阳陵附近的社员在修水库时，在阳陵西北三华里的地方，挖出了大量带刑具的骨架。考古工作者闻讯前往该地进行了发掘，证明这是一片西汉刑徒墓地，面积约有80000平方米。共发掘出二十九座刑徒墓，有三十五副骨架。墓葬排列无序，葬式不一，但均无棺椁及随葬品。以一、二号两墓为例，一号墓为长方形土坑，内葬一人，头在左腿外侧，身首异处，颈上有钳，可能属斩刑。二号墓为不规则长形土坑，坑内埋葬六人，互相叠压，尸骨枕籍，埋葬相当草率。有的颈上有钳，有的脚上有，有的骨架骨盆以下肢体与身躯脱节，很明显是腰斩的，死后刑具仍带在身上未取下来。（《陕西考古重大发现·西汉阳陵刑徒墓》）

王学理：汉景帝七年（前150）“春，免徒隶作阳陵者”（《史记·孝景本纪》）。中元四年（前146）秋，曾“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汉书·景帝纪》）。文献中大凡提到的“徒”，在中国古代若是泛称的话，指的就是些下层奴作的人。《唐律疏议》就有“徒者，奴也。盖奴辱之。”若具体而言，“徒”那可以是服徭役的自由人，也可以是服刑役的犯人。有一种刑名，就叫“徒刑”，是死刑、肉刑之外，按犯罪轻重而判处服定期劳役的一种刑罚。因为它是以劳役的形式作为特征的，在制裁犯罪方面体现着法律的另一种效能，既不像死刑那样地消灭劳动力，又不像重刑那样地摧残劳动力，而是把受刑者变成为社会继续效力的工具。这样一来，就成了封建国家获取无偿劳动力的手段之一，使得大兴建筑工程成为可能。所以，在这里对判处“徒刑”的罪犯，就可以称之为“刑徒”了。……所以，这里的“徒作阳陵者”必然是“刑徒”。还有一点，我们也必须明白，那就是：“徒刑”作为刑罚的一种，它是根据法律所定的刑名，同样有着一定的“刑期”。……汉景帝对作阳陵的刑徒加以赦免，岂不是把他们放归了吗？若果是这样的话，那修建阳陵的劳动力又怎么能保证呢？我以为，这里的“赦徒”，实际是恢复他们的自由民身份，并不能离开现场，而是要以修陵为前提的。出自同一道理，对于犯有死罪的男犯，准许自愿改为“宫刑”，使之保住性命，就等于对国家保护住劳动力的来源。无论如何，汉景帝“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的这一举措，不仅对犯罪者本人，而且包括他的亲属在内，多多少少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汉代雄风——汉景帝与阳陵》第七章《可怜筑陵刑徒人》）

中五年夏①，立皇子舜为常山王②。封十侯③。六月丁巳④，赦天下，赐爵一级⑤。天下大潦⑥。更命诸侯丞相曰相⑦。秋，地动⑧。

① 【汇注】

章　衡：丙申，五年，八月巳酉，未央宫东阙灾。地动。（《编年通载》卷三《汉·孝景皇帝》）

② 【汇注】

班　固：常山宪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骄淫数犯禁，上常宽之。三十三年薨，子勃嗣。（《汉书·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

胡三省：高帝置常山郡，属赵国；吕后分为王国；文帝并为赵国；今复以王舜。（见《资治通鉴》卷十六“景帝中五年”注）

王　恢：常山国，惠帝子朝国，文帝诛朝，国除仍为郡，复还赵王遂，二年以过削。中五年（前145）复置，四月，立皇子舜。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子勃嗣。数月，以罪废，徙房陵，国除为郡；其年，分四县置真定国，立舜子平，都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内。五传，王莽时绝。《高纪》称常山二十五城，《汉志》常山郡仅十八县，盖高帝十一年（前196）颇取恒山以北之地以益代，后又有削夺，如襄国本常山国都，而《汉志》属赵国也。（《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刘定山、龚浩康：常山，汉初封国，辖今河北省中部和山西省东部的部分地区，都城为元氏（今河北省元氏县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③ 【汇校】

梁玉绳：按：“十”乃“五”之误，犹前封七侯之误为二人也。《正义》云“《年表》亚谷侯卢他之、隆虑侯陈、乘氏侯刘买、桓邑侯刘明、盖侯王信，余检不获。中元三年，匈奴王二人降，封为列侯。《表》有七人，疑其五人是十侯之数”。张氏此言最谬，中五年止封五侯，并无十侯。何得强以中三年封者充其数。而安陵等七人之封皆在中三年，《史》《汉·表》明确可考，又何得割中三年所封之五人移入中五年耶？（《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王叔岷：案：梁氏谓“十乃五之讹。”是也。五，古文作×，与十形近，故致误耳。《汉纪》《通鉴》“封十侯”亦并不载。（《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李人鉴：按：本书《惠景间侯者年表》谓孝景中五年侯者五人：亚谷、隆虑、乘氏、桓邑、盖。《汉书》亚谷在《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乘氏、桓邑在《王子侯表》，盖在《外戚恩泽侯表》，隆虑在《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亦得五人。而此《纪》乃谓孝景中五年“封十侯”，与事实不符。张守节《正义》云：“其五人是中元五年封，余检不获。中元三年，匈奴王二人降，封为列侯。《惠景间表》云匈奴王降为侯者有七人，疑其五人是十侯之数。”梁玉绳《史记志疑》云：“张氏此言最谬。中五年止封五侯，并无十侯，何得强以中三年封者充其数？而安陵等七人之封皆在中三年，《史》《汉·表》明确可考，又何得割中三年之五人移入中五年邪？”梁氏之说，虽符事实，而于出于妄人补撰之此《纪》似犹观察未周也。妄人所补撰之此《纪》，谬误百出。此《纪》上文既误以景帝中五年封为隆虑侯事与景帝前五年徙广川王为赵王事为在同一年，又误以景帝中六年梁孝王薨与景帝前六年楚文王薨为在同一年，则其以景帝中三年所封之五人移并于中五年又何为不可邪？（本书《惠景间侯者年表》孝景中三年所封之七人与孝景中五年所封之二人先后相连，本当分为前七后五，而补撰此《纪》者乃妄分为前二后十。）然则妄人之补撰此《纪》者谬妄耳，张守节作《正义》尚能窥见其谬妄之由，不当反以“最谬”二字斥张氏也。（《太史公书校读记（上）·孝景本纪》）

【汇注】

张守节：《惠景间年表》云亚谷侯卢他之，隆虑侯陈、乘氏侯刘买、桓邑侯刘明、盖侯王信。按：其五人是中元五年封，余检不获。中元三年，匈奴王二人降，封为列侯。《惠景间表》云匈奴王降为侯者七人，疑其五人是十侯之数。（《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牛运震：中二年，“封四侯”，中五年，“封十侯”，此与封匈奴降王二人例同。（《史记评注》卷二《孝景本纪》）

施之勉：按：景帝中五年，封十侯。《高祖功臣表》：有平棘侯薛泽，塞侯陈始，节氏侯董赤，垣侯蟲捷，发娄侯丁通，更（《汉表》作“臾”）侯赵胡，临汝侯杨无害，阳平侯杜相夫。《惠景年表》：有亚谷侯卢它父（《卢绾传》作“他之”），隆虑侯陈蟜，乘氏侯刘贾，桓邑侯刘明，盖侯王信。两《表》中十三侯，均在中五年封。然垣侯蟲捷，殿本作后元年封。《卢绾传》：卢他之封亚谷侯在中六年。封长公主子蟜为隆虑侯，《本纪》在前五年。除此三侯，则景帝中五年，凡封十侯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韩兆琦：封十侯，梁玉绳曰：“‘十’乃‘五’之讹。”据《惠景间侯者年表》，此五侯为亚谷侯卢它父，隆虑侯陈，乘氏侯刘买，桓邑侯刘明，盖侯王信。他们所以封侯的原因，卢它父是高祖时燕王卢绾之子，卢它父随其父叛入匈奴后，又以东胡王归降汉朝；陈是长公主嫖的儿子；刘买、刘明，都是梁孝王刘武的儿子；王信是王皇后的哥哥。（《史记笺证·孝景本记》）

吴树平、吕宗力：“封十侯”，据本书《惠景间侯者年表》，中五年封卢它父为亚谷侯、陈为隆虑侯、刘买为乘氏侯、刘明为恒邑侯、王信为盖侯。“卢它父”，《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作“卢它之”，“陈”之“”，《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融”。《史记》《汉书》所载均为五侯，“十”乃“五”之误。（《全注全译史记·孝景本纪》）

编者按：《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卷二十三《孝景皇帝中五年》所纪封侯为：一、乘氏侯买，梁孝王子，始封。至明年为王，国除。二、塞侯陈始，博阳侯濞子，以罪除，今更封，至帝后元年再见。塞在桃林西。三、节氏侯董赤，成侯渫子。更封一年，赤以前六年罪除。今更封，是为康侯。传恭侯、霸军及侯朝，至武帝元狩二年再见。四、垣侯蛊捷，更封一年，文帝后三年复封曲城侯，上年又夺除。今再封，是为恭侯，传侯皋柔。至武帝元光二年再见。五、发娄侯丁通，宣曲侯义子，以罪除，今更封，至武帝建元六年再见。六、臾侯赵胡，更封一年，侯将夜孙循，以前三年罪除，今更封胡。至武帝元朔五年再见。七、盖侯王信，以皇后兄封，是为靖侯。传侯偃。至武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国除。八、亚谷侯卢它之，以匈奴降王封，故燕王绾子也，是为简侯。传安侯种及康侯偏，及侯贺。至武帝征和二年再见。九、平棘侯薛泽，更封一年，广平侯欧孙。泽自中二年罪除，今更封，是为节侯。传侯穰，至武帝元狩元年再见。十、杨平侯杜相夫：长修侯恬孙侯喜，以中二年罪除，今更封相夫。至武帝元封四年再见。至于张守节《正义》所云隆虑侯陈，是以长公主嫖子而封，按《孝景本纪》，乃封于前五年，非中五年也。

④ 【汇注】

张大可：六月丁巳，六月二十八日。（《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

⑤ 【汇校】

［日］水泽利忠：“赐爵一级”，南化、枫、棭、三、野“赐民爵一级”。（《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注】

王钦若等：（编者按：中）五年六月，大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册府元龟》卷七九《庆赐一》）

吕祖谦：肆赦赐爵，不知其徭。《史记·本纪》书“六月丁巳，赦天下，赐爵一级，天下大潦”。然则恩霈或为水潦而下欤？（《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⑥ 【汇校】

［日］泷川资言：“天下大潦”，《汉纪》不载。（《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王叔岷：《汉纪》亦不载。《通鉴》“潦”作“水”。《说文》：“潦，雨水也。”（段注本）（《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⑦ 【汇校】

梁玉绳：《汉纪》在八月，此在六月，微异。（《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汇注】

颜师古：亦所以黜之，令异于汉朝。（《汉书注·景帝纪第五》）

马　雍：按：《史记·孝景本纪》：中五年（前145）六月，更命诸侯丞相曰相。……西汉初年诸侯王国的“丞相”与改名以后的“相”在某些方面是有所不同的。按：《史记·五宗世家》云：“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拟于天子。自吴楚反后，五宗王世，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诸侯独得食租税，夺之权。”由此可见，西汉初年的诸王权力相当大，他的小朝廷里除了丞相要由汉朝中央直接任命以外，其余所有官吏都由诸王自己委任，诸侯王是王国的真正统治者，而丞相的职权只是辅佐诸侯王进行统治。……自从景帝改“丞相”为“相”以后，诸侯王的直接统治权完全被剥夺，王国朝廷的高级官吏统统由中央任命，与王国相都属于中央方面的人。所以，尽管王国相将金印改为银印，似乎级位稍降，而权力却大为提高，实际上已成为王国最高的统治者。这是我们对王国“丞相”和“相”前后两种不同官衔应当加以区别的地方。

又：而且，根据一些实例来看，西汉初年诸王的丞相虽由中央任命，却有某些“丞相”并非中央的人而是诸王自己的私人，例如赵王张敖的丞相赵午、贯高等是他父亲张耳门下之客，淮南王英布的丞相朱建是他自己的亲信，这些丞相都是为他们的国王效忠而并不效忠于汉朝中央的。这种情形在改名曰“相”以后就不再多见了。（《西域史地文物丛考·轪侯和长沙国丞相——谈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主人身分和墓葬年代的有关问题》）

阎步克：《二年律令·秩律》并无丞相，因为其时丞相无秩。史书既称汉初王国“百官皆如朝廷”，那么王国丞相也应无秩。丞相无秩名，也可以表示此官尊贵，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用秩级。那么，王国丞相在什么时候纡尊降贵，跟百官一样有了“若干石”秩级呢？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六月“更命诸侯丞相曰相”，我想那时其秩级就有了变化。首先从所佩印章看：太史公曰：“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拟于天子。自吴楚反后，五宗王世，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查《汉书·百官公卿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使用银印的官职中，最高的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在汉初为二千石，汉景帝时大约已是中二千石了。王国相由黄金印改用银印时，我猜其秩级大概是中二千石。由官吏赐爵时的同等待遇，也可以得出类似结论。有一段时间，中二千石的赐爵与诸侯相的赐爵相同。……换言之，汉景帝在把王国丞相改名为“相”时，还将其秩级定为中二千石。由此，王国相不再跟天子之相“尊无异等”了，而是降到了诸卿的同列，不是升，而是降了。（《从爵本位到官本位》下编第三章《西汉郡国官的秩级相对下降》）

又：这样说来，诸侯王相的秩级，就经历了如下若干变化：最初，天子之相与诸侯之相都可称“相国”；惠帝之时，就只有天子之相能叫“相国”了，诸侯国只称丞相，当然王国丞相仍与天子丞相“尊无异等”，且均无秩级；进而约在汉景帝时，诸侯相下降到九卿之列，秩中二千石；进而汉武帝一朝，诸侯相降为真二千石；进而元帝一朝，诸侯相降至二千石、与郡守同秩，位在郡守之后。（同上）

又：当然也要看到，王国“丞相”虽降为王国“相”，实权反倒增大了。马雍先生指出：“自从景帝改‘丞相’为‘相’以后，诸侯王的直接统治权完全被剥夺，王国朝廷的高级官吏统统由中央任命，似乎级位稍降，而权力却大为提高，实际上已成为王国最高的统治者。”改名“相”、给其秩级，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增大王国相的实权，也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两个措施的目的是一致的。（同上）

⑧ 【汇注】

牛运震：“彗星出东北。衡山雨雹，荧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间。岁星逆行天庭中。长星出西方。大风坏城，地动。天下大潦”，皆灾异也。本纪书灾异例也，《汉书》略之。（《史记评注》卷二《孝景本纪》）

中六年二月己卯①，行幸雍②，郊见五帝③。三月，雨雹④。四月，梁孝王、城阳共王、汝南王皆薨⑤。立梁孝王子明为济川王⑥，子彭离为济东王⑦，子定为山阳王⑧，子不识为济阴王⑨。梁分为五⑩。封四侯⑪。更命廷尉为大理⑫，将作少府为将作大匠⑬，主爵中尉为都尉⑭，长信詹事为长信少府⑮，将行为大长秋⑯，大行为行人⑰，奉常为太常⑱，典客为大行⑲，治粟内史为大农⑳。以大内为二千石㉑，置左右内官，属大内㉒。七月辛亥㉓，日食㉔。八月，匈奴入上郡㉕。

① 【汇校】

梁玉绳：按：《汉书》在十月，是也，此误二月。（《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汇注】

章　衡：丁酉，六年，十月，行幸雍，郊五畤。三月雨雪。五月，诏有司减笞法，定箠令。六月，梁孝王薨。分梁国，立王子五人为王。匈奴入雁门，至武威，酒泉，入上郡，取苑马。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编年通载》卷三《汉·孝景皇帝》）

张大可：二月己卯，二月二十五日。（《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

② 【汇注】

刘定山、龚浩康：雍，即辟雍，古代设在郊外的祭祀之所。一说，县名，治所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③ 【汇校】

李景星：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见五帝。按：《汉书》有“十月”。（《四史评议·孝景本纪》）

【汇注】

刘定山、龚浩康：郊，即郊祀。在郊外祭祀天地，是古代祭礼之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④ 【汇校】

梁玉绳：按：《汉书·纪》《志》皆作“雨雪”，此误为“雹”。（《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汇注】

董仲舒：水有变，冬湿多雾，春夏雨雹。此法令缓，刑罚不行。救之者，忧囹圄，按奸宄，诛有罪，搜五日。（《春秋繁露》卷十四《五行变救》）

班　固：景帝中六年三月，雨雪。（《汉书·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刘　沅：记异也。（《史存》卷九《孝景本纪》）

⑤ 【汇校】

班　固：其六年四月，梁孝王死；五月，成阳王、济阴王死；六月，成阳公主死。出入三月，天子四衣白，临邸第。（《汉书·天文志第六》）

梁玉绳：按：前四年徙汝南王非为江都王，则汝南国久已除为郡矣，安得中六年有汝南王乎？即非亦以武帝元朔元年薨，不与梁孝、城阳并薨于是年也，当是梁孝王子济阴哀王不识。济阴王薨于明岁后元年，《纪》并书于是年，而又误为“汝南”耳。（《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日］泷川资言：《汉纪》不载城阳、汝南二王薨。（《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注】

班　固：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献牛，足上出背上。刘向以为近牛祸。先是孝王骄奢，起苑方三百里，宫馆阁道相连三十余里，纳于邪臣羊胜之计，欲求为汉嗣。刺杀议臣袁盎事发，负斧归死，既退归国，犹有恨心。内则思虑霿乱，外则土功过制，故牛祸作。足而出于背，下奸上之象也。犹不能自解，发疾暴死，又凶短之极也。（《汉书·五行志第七下之上》）

又：梁孝王武，文帝子。（孝文二年）二月乙卯，立为代王，三年，徙为淮阳王，十年，徙梁，三十五年薨。孝景后元年，恭王买嗣，七年薨。（《汉书·诸侯王表第二》）

又：城阳，孝文二年二月乙卯，景王章以悼惠王子朱虚侯立，二年薨。四年，共王喜嗣，八年，徙淮南，四年，复还，凡三十三年薨。（同上）

张守节：（编者按：梁孝王）都睢阳，今宋州。（编者按：城阳共王）城阳，今濮州雷泽县，古城阳也。共音恭。《谥法》“严敬故事曰恭”。（《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胡三省：共王喜，文帝前四年嗣父章爵为王，八年徒王淮阳。后四年，复还城阳，至是而薨。共读曰恭。（《通鉴》卷十六《汉纪八》注）

顾锡畴：梁王薨，太后哭不食，曰：“帝果杀吾子。”帝哀惧，不知所为。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食汤沐邑。太后乃说，为帝加一餐。（《纲鉴正史约》卷六《汉景帝》）

王之枢、周清源等：城阳王喜，复二十三年薨，谥共，子顷王延嗣。（《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卷二十三“孝景皇帝中六年”）

钱大昕：“中六年，城阳共王薨。《正义》云：城阳，今濮州雷泽县，古成阳也”。按：城阳国治莒。《汉志》谓文帝二年，别为国者是也。濮州之城阳，汉时属济阴郡，乃梁地，非齐地，且“成”“城”字异，《正义》说非是。（《廿二史考异》卷一《孝景本纪》）

王先谦：钱大昭曰：梁王武不书名，疑传写者脱之。（《汉书补注·景帝纪》）

吴汝纶：钱云：城阳国治莒，《汉志》谓文帝二年，别为国者是也。《正义》说非是。（《点勘史记读本·孝景本纪》）

编者按：汝南王即江都王刘非，景帝子。《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称，公元前156年，即孝景前元元年，初置汝南国，翌年三月甲寅，初王非元年。三年，徙江都，改称江都王。

王骏图、王骏观：《正义》以雷泽为城阳，非其实也。顾亭林云：《汉书》城阳郡治莒。《吕后纪》齐王上城阳郡，《孝文纪》以齐剧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田儋传》反击项羽于城阳，《淮阴传》追北至城阳，皆是其地。又按：《战国策》：貂勃谓齐襄王，阖城阳而王。是古齐时已名莒为城阳矣，若在雷泽者，乃成阳也，有尧冢，汉时故县，《正义》殆失考耳。（《史记旧注平义·孝景本纪》）

王　恢：梁国，梁孝王武，窦太后爱子，景帝二弟也。七国反，以一城扞吴楚，吴楚不敢过而西，最有功，益骄恣，出跸入警，拟于天子。太后、景帝亦皆有意以孝王继统（其情有似庄姜、郑伯之于叔段）。袁盎等关说而止。孝王怨，暗杀盎及议臣。汉吏追究，孝王恐，诛羊胜、公孙诡入谢。然自此日疏。中元六年（前144）四月，（《世家》六月，误），孝王卒，太后哀极，景帝忧惧，乃分梁为五，五月丙戌，尽王其子，太后喜，帝亦喜“众建”矣。长子买为梁王。八传至新莽，贬为公，明年（公元10年）废。《汉志》梁国八县。《梁孝王世家》：“武帝元朔中，梁王襄有罪，削八城，梁余尚有十城。”《汉书·三王传》则云“削梁五县，夺王太后汤沐邑成阳邑，梁余尚有八城”。又成帝元延中“削立五县”。是梁分时梁本国不止八县。削此入谁？原有若干县？皆不可考。（《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又：汝南国，汉初分淮阳国置汝南郡，仍属淮阳国。惠帝元年国除，一直为汝南郡。二年别为国，三月甲寅立皇子非，明年（前154），非徙王江都，国除为郡。《汉志》汝南郡县三十七，户口居全国第一位。（同上）

刘定山、龚浩康：梁孝王，即景帝的胞弟刘武，封于梁，国辖今河南省与安徽省交界地区，都城为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县南）。他死后，其子刘买即位为梁王。城阳共王，即城阳王刘章之子、齐悼惠王刘肥之孙刘喜，国辖今山东省沂南县一带，都城为莒县（今山东省莒县）。汝南王，上文说前元三年六月，已徙“汝南王非为江都王”。《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则将“徙江都”事系年于前元四年，则中元六年已无汝南王了。这里记述不明。（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王子今：梁孝王刘武和汉景帝刘启是同母兄弟。母亲窦太后最疼爱刘武。《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其后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而窦太后由于偏爱这个小儿子，“赏赐不可胜道”，据说梁国“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经济实力甚至与中央政府国库的积储相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梁王在当时有“拟于天子”的威权，并不仅仅是由于皇亲的地位和富有的财力，还在于西汉初期的梁国是中央执政集团控制东方的政治枢纽。人们都会注意到，这一地区又曾经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中心。司马迁《史记·梁孝王世家》说，梁孝王刘武曾经吸引天下名士集聚于梁。……这些“宾客”中，多有天下奇士。梁苑一时成为吸引海内名士的文化胜地。……以汉赋作者为代表的文士群体曾经集中在这里，使得梁国成为汉代文化地图上的亮点。（《芒砀山泽与汉王朝的建国史》，载《中州学刊》2008年第1期）

又：梁国曾经富敌天下。《史记·梁孝王世家》褚少孙补述如此形容梁孝王之富有：“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汉末曹操曾经发掘梁孝王陵墓，“破棺裸尸，略取金宝”，据说“收金宝数万斤”。河南永城发现汉代大型洞室墓。据考古工作者推定，墓主应当是梁孝王刘武和他的王后，以及其子梁共王刘买。陵墓设计施工体现出建筑艺术的成熟。墓室壁画笔调生动，色彩华美，也反映了梁国文化在审美思想和艺术创造方面的优越。（同上）

【汇评】

凌稚隆：黄震曰：孝王既僭侈矣，景帝复失言“千秋万岁后传于王”，入则同辇出则同车，卒之梁王贼杀袁盎等大臣，几至变逆者，景帝之失也。（《史记评林·梁孝王世家》）

又：袁黄曰：武之罪，景帝为之也。夫秩等威定储贰，治道大计也，而帝皆忽之。故梁王欲用警跸则许之警跸，欲请子传位则许之传位，此二事者岂细故也哉。不能以义法裁之，而惟母言是徇，卒陷以骄纵而贻母忧，庸非办之不早办故邪！吾于是而知齐言郑语，《春秋》必系之弟。圣人之垂戒远矣。（同上）

⑥ 【汇注】

司马迁：济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为济川王。七岁，坐射杀其中尉，汉有司请诛，天子弗忍诛，废明为庶人，迁房陵，地入于汉为郡。（《史记·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班　固：孝景中六年五月丙戌，王明以孝王子桓邑侯立。七年，建元三年，坐杀中傅，废迁房陵。（《汉书·诸侯王表第二》）

荀　悦：夏四月，梁王武薨，谥曰孝王。时梁王北猎，梁有献牛足出背上。《本志》以为牛祸，思心务乱之咎也。乃分梁为五国，尽封梁孝王男五人，女五人皆食汤沐邑。五月丙戌，立梁孝王子明为济川王，勗为淄川王，彭离为济南王，定为山阳王，识为济阴王，不识为衡山王。（《汉纪·前汉纪孝景皇帝纪卷九》）

张守节：《表》云分梁置也。（《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胡三省：济川国在陈留、东郡之间。（见《资治通鉴》卷十六《汉纪八》注）

王　恢：济川国，应劭说都济阳，在河南兰封北五十里。《汉志》陈留郡十七县。（《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又：明。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坐杀其中傅（《世家》作尉），废迁房陵，国除为郡。《志疑》曰：“济川为郡，史汉不著其所在。《水经·济水注》引应劭曰‘济川今陈留济阳县’。则陈留郡即济川国；与吕后时济川国异。”钱大昕《考异》亦谓“《汉志》无济川郡，亦不言济川所在。予尝读《水经注》，引应劭说‘济川，今陈留济阳县是也’。乃知陈留郡即济川。”故《地志》称陈留郡，武帝元狩元年（前122）置，不言故属梁国者，史之阙也。济川国除在武帝建元三年，其时当为济川郡。至元狩初，移至陈留，乃改为陈留郡尔。（同上）

周振鹤：景帝中六年，分孝王梁国，置济川国以封孝王子明。武帝建元三年，“废明为庶人，……地入于汉为郡”（《梁孝王世家》）。济川所在，史未明言。钱大昕氏曰：“济水注引应劭云：‘济川今陈留济阳县。’乃知陈留郡即济川，……济川国除在武帝建元三年，其时当为济川郡，至元狩初移治陈留乃改为陈留郡耳。”此说极当。元朔中傿、宁陵二县由梁削来。元帝永光三年，以陈留郡置济阳国，封子康。建昭五年，济阳王徙山阳，国除复为陈留郡。成帝间，得酸枣县。《汉志》篇末域分载酸枣本属河南。《汉志》陈留郡领十七县，除去得自其他郡国三县，即为元朔以前济川国（郡）的范围。（《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梁国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辑）

⑦ 【汇注】

司马迁：济东王彭离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东王。二十九年，彭离骄悍，无人君礼，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所杀者子上书言。汉有司请诛，上不忍，废以为庶人，迁上庸，地入于汉，为大河郡。（《史记·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班　固：五月丙戌，王彭离以孝王子立。二十九年，坐杀人，废迁上庸。（《汉书·诸侯王表第二》）

张守节：《表》云分梁置也。（《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徐天麟：东平国，汉初属梁国。景帝中六年，封梁孝王子彭离，别为济东国。武帝元鼎元年，国除，为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为东平国。（《西汉会要》卷六十四《方域一·郡国沿革》）

胡三省：济东国后入汉，为大河郡，后又为东平国。（见《资治通鉴》卷十六《汉纪八》注）

周振鹤：济东国（大河郡、东平国），景帝中六年，分梁置济东国，封孝王子彭离。武帝元鼎六年，国除为大河郡。天汉四年，得鲁王子侯国二：宁阳、瑕丘（由昌邑国改隶而来）。宣帝甘露二年，以大河郡置东平国，立子宇为东平思王；瑕丘侯国回属山阳郡，宁阳侯国别属泰山郡。成帝建始二年，削樊、亢父二县（《汉书·成纪》）。河平元年，复樊、亢父（《汉书·宣元六王传》）。鸿嘉元年，封思王子侯国二：1. 栗乡，志山阳，地望无考。2. 桑丘，志泰山。鸿嘉二年、三年各封思王子侯国一：3. 桃乡。4. 富阳，志皆属泰山。元延元年，封思王子侯国一：5. 西阳，表东莱，志山阳。《表》误，大约错格（东莱应是下格胶东王子堂乡侯国所在）。地望无考。以理度之，栗乡、西阳当在橐县以西之东平、山阳交界附近。《汉志》东平国有无盐、东平陆等七县。宣帝甘露二年之东平国当为此七县地与五侯国之和。景中六年至武帝元鼎六年之济东国封域同此，唯武帝天汉四年至宣帝甘露二年的大河郡需再加上宁阳、瑕丘两地。（《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梁国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辑）

⑧ 【汇注】

司马迁：山阳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山阳王。九年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山阳郡。（《史记·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班　固：五月丙戌，哀王定以孝王子立。九年薨，亡后。（《汉书·诸侯王表第二》）

张守节：《地理志》云景帝中六年别为山阳国，属兖州。（《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徐天麟：山阳郡，汉初属梁国。景帝中六年，分梁为五国，别为山阳国，以封梁孝王子定。武帝建元五年，国除为郡。天汉四年更为昌邑国。昭帝元平元年，复为山阳郡。（《西汉会要》卷六十四《方域一·郡国沿革》）

胡三省：山阳国即山阳郡。（见《资治通鉴》卷十六《汉纪八》注）

王　恢：山阳国，定。都昌邑，山东金乡县西北四十里。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定卒，无子，国除为山阳郡。……《汉志》山阳郡，县二十三。（《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周振鹤：山阳国（昌邑国），景帝中六年，分梁置山阳国，封梁孝王子定。武帝建元五年，定无后国除为山阳郡（见《梁孝王世家》）。元朔中，薄县由梁国削来。元朔三年，得鲁王子侯国二：瑕丘、宁阳。天汉四年，以山阳郡置昌邑国，封子髆为昌邑哀王，宁阳、瑕丘侯国别属大河郡。昭帝元平元年，昌邑国除为山阳郡。宣帝甘露二年，瑕丘侯国复来属（是年大河郡置为东平国）。元帝建昭元年，得梁敬王子侯国五：中乡、郑、黄、平乐、甾乡。此后因山阳再度置国，侯国曾改属，不另注明。建昭五年，复置山阳国，济阳王康徙此。成帝河平二年，置城都侯国封王商，二千户。后又益二千户。河平二年山阳为国，封王商应以汉地，是否封于济阴而后改隶山阳？河平四年，山阳王徙定陶，国除为郡。鸿嘉元年，得东平思王子侯国：栗乡。永始三年，得梁荒王子侯国：曲乡。元延元年，得东平思王子侯国：西阳。《汉志》山阳郡领县廿三。始封之山阳国应无瑕丘等十王子侯国及薄县。（《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梁国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辑）

⑨ 【汇注】

司马迁：济阴哀王不识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阴王。一岁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济阴郡。（《史记·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班　固：五月丙戌，哀王不识以孝王子立。（七）［二］年薨。亡后。（《汉书·诸侯王表第二》）

张守节：《地理志》云景帝中六年别为济阴国，属兖州。按：今曹州是也。（《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徐天麟：济阴郡，汉初属梁国。景帝中六年，别为济阴国。武帝建元三年，国除，为郡。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国。明年，复为郡。成帝河平四年，复为定陶国。哀帝建平二年，复为济阴郡。（《西汉会要》卷六十四《方域一·郡国沿革》）

胡三省：济阴国即济阴郡。（见《资治通鉴》卷十六《汉纪八》注）

王　恢：济阴国，不识。都定陶。一岁卒，无后，国除为郡。宣帝甘露二年更置为定陶国，十月，立皇子嚣。黄龙元年徙楚，国除复为济阴郡。……《汉志》济阴郡，县九。县虽少，而户口高居百三郡国中第九位。（《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周振鹤：济阴国（定陶国），景帝中六年，分梁置济阴国，封孝王子不识，是为哀王。后元年，“（哀王）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济阴郡”（《梁孝王世家》）。宣帝甘露二年，以济阴郡置定陶国，封子嚣。黄龙元年，定陶王徙楚，国除为郡。元帝建昭五年，原梁国别属山阳之黄、甾乡侯国来属（因山阳该年置国）。成帝河平四年，复置定陶国，山阳王徙此，是为定陶共王。黄、甾乡侯国复属山阳郡。《汉志》济阴郡九县。其实此九县乃元延末定陶国属。《汉志》济阴郡名乃据元始二年户口籍而来，此情形与广平，信都同。哀帝建平二年定陶王景徙信都，国除为济阴郡，至元始二年不变。又居延汉简有“田卒济阴廪丘东□”。廪丘于《汉志》属东郡。不知是先属济阴，后改隶东郡，抑或反之？观廪丘以东有梁山，即梁孝王狩猎之良山（《梁孝王世家》），本属梁，于《汉志》亦属东郡。因此大体可推断东郡之寿良至廪丘一带应当原属梁地，亦即廪丘先为济阴郡属，后方改隶东郡。（《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梁国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辑）

⑩ 【汇注】

班　固：分梁为五国，立孝王子五人皆为王。（《汉书·景帝纪第五》）

司马光：冬，十月，梁王来朝，上疏欲留；上弗许。王归国，意忽忽不乐。……夏，四月，梁孝王薨。窦太后闻之，哭极哀，不食，曰：“帝果杀吾子！”帝哀惧，不知所为；与长公主计之，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买为梁王，明为济川王，彭离为济东王，定为山阳王，不识为济阴王；女五人皆食汤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说，为帝加一餐。（《资治通鉴》卷十六“景帝中六年”）

胡三省：梁仍都睢阳。济川国在陈留、东郡之间。济东国后入汉为大河郡，后又为东平国。山阳国即山阳郡。济阴国即济阴郡。济，子礼翻。（见《资治通鉴》卷十六“景帝中六年”注）

程馀庆：立其子买为梁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景本纪》）

周振鹤：《汉书·高纪》：汉“五年冬十月”，高帝许以“取睢阳以北至谷城皆以王彭越。春正月下令曰：“魏相国建城侯彭越……其以魏故地王之，号曰梁王，都定陶”。《汉志》云：梁国，故秦砀郡，高帝五年为梁国。秦于故魏地置有东、砀二郡，东郡置于始皇五年攻魏取二十城之后（《始皇本纪》），砀郡置于始皇二十二年取大梁灭魏之后（《睢水注》）。魏大梁于《汉志》为浚仪，属陈留郡；睢阳《汉志》为梁都，定陶为济阴郡治；谷城在东平国北，属东郡，于是彭越之梁国大体方位已定。

《汉书·高纪》：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谋反，夷三族”，“立子恢为梁王”，“罢东郡，颇益梁”。可见刘恢之梁国，领东、砀二郡，全有魏之故地。《史记·吕太后本纪》：七年二月“徙梁王恢为赵王，吕王产徙为梁王，……更名梁曰吕”。八年八月“朱虚侯已杀产，……徙济川王王梁”，后九月诛灭梁王。文帝元年，梁王既诛，梁国当除为东、砀二郡。《史记·文纪》：二年三月，“立子揖为梁王”，此时之梁国仅有砀郡。

《史记·诸侯王表》：“文帝十二年，淮阳王武徙为梁王。”武之梁国比揖多淮阳郡北边三城。文帝十一年，梁王揖死，无后。文帝次子武已为淮阳王，三子参为代王，更无他子可继王梁地。当时，中央朝廷势力还不够强大，只能用以亲制疏的方法与各诸侯王国相颉颃。梁王揖一死，形势正如贾谊所讲：“陛下所以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持者，唯淮阳、代二国耳。代北迎匈奴，与强敌为邻能自完则足矣。而淮阳之比大诸侯仅如黑子之著面，适足以饵大国矣，不足以有所禁御。”为了加强大宗的势力，贾谊提出两策：“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按：可见文帝十一年以前刘揖之梁国无东郡）；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雎阳，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文帝于是从谊计，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引文皆见《汉书·贾谊传》）文帝不敢全用贾策，而是加以变通。由《史记·诸侯王表》：文帝十一年，淮阳王“徙梁，为郡”。与《汉书·邹阳传》“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阳”的记载相对照，可知淮阳并未全益梁国，而是如贾谊所说割北边二、三列城益之而已，其余大部分地仍为淮阳郡。二、三列城估计为襄邑、傿县、宁陵。此时之东郡当然仍属汉，否则孝王之梁当不止四十余城矣。《史记·景纪》：中六年四月，梁孝王薨。“立梁孝王子明为济川王，子彭离为济东王，子定为山阳王，子不识为济阴王，梁分为五。”（《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梁国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辑）

编者按：梁孝王武薨，其子五人，共分梁地为五，除济川王明、济东王彭离、山阳王定、济阴王不识外，尚有梁王买，系武长子，自乘氏侯进封梁王，都睢阳。

【汇评】

吕祖谦：尽封其子，所以慰太后之心；瓜分其地，所以析尾大之势。（《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刘　沅：帝因太后哀泣，王梁五子，其孝敬有可录也，抑犹有憾焉。太后既钟爱梁王，何不封以王，优其礼，使常得见太后，而必封以地，宠以非礼，长其骄纵！舜之封象也，且令其源源而来，以尽亲亲之谊矣。（《史存》卷九《孝景本纪》）

董平均：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病死，……景帝于是与长公主商量，将梁分为五国，立梁孝王五子为诸侯王，他们是：梁王刘买、济川王刘明、济东王刘彭离、山阳王刘定和济阴王刘不识……从此梁国被分裂为五。“富贵骄淫之子，童心未改，皆使南面君人，坐待其陷于非辟，以易为褫爵”，其后，济阴、山阳、济川皆以无子或“坐射杀中尉”国除为郡，只有梁和济东二国传国稍长，此乃“阳予阴夺之术”也。我们知道，七国之乱以后，“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梁国却“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多大县”，显然违背了景帝的封国原则。将梁分为五国，每国仅八、九城，正是贾谊所谓“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的体现，文帝曾运用这一原则分齐、淮南，景帝继承文帝的分国原则分梁，即非首创，更不是为了“破格优待”梁王的后代，其惟一目的就在于“削藩”。（《出土秦律汉律所见封君食邑制度研究》第四章《诸侯王国在两汉时期的隆替更迭》）

古永继：景帝分梁为五，是在太后过分悲痛情况下，出于安慰她，也是为了自己“将功补过”，而对梁王后代采取的破格优待措施，诸国所分，与削藩政策是无关的。……因此，不管是文帝还是景帝的分国，都只是对宗室的一种例外恩典。齐王、淮南王、梁王由于与皇帝或太后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因而为其子孙取得了这种特权；而楚王与皇室关系一般，则未能享受这种待遇；吴王带头谋反，索兴被断绝了奉祀香火。……诚然，文、景的分国，客观上也起到了削弱诸侯王势力的一定作用，但这不是他们的主观动机，所以不能把它说成是统治者采取的削藩措施，这正如刘邦封同姓王是为屏藩皇室，但最后却走到了反面一样，不能由此就认为刘邦把分裂割据作为他的基本国策。（《文、景分国为“削藩”辨》，载《人大复印材料·先秦、秦汉史》1984年第1期）

又：《史记》《汉书》中出现的史、论矛盾，是由于班、马二人过分注重分国的客观作用，而忽视了它产生的原因。他们既想按历史的真迹来描述事件，又想把事件的发展纳入自己划好的框框。凑巧的是，贾谊死后出现的分国情况，与他生前的削藩主张恰甚相似，这就使他们很自然地把削藩与分国联系在一起。司马迁时此弊还不太突出。班固时则推到了极端。《汉书·贾谊传》云：贾谊死后四年，“齐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贾生之言，乃分齐为六国，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而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三子以王之”。这就把贾谊对分王的态度完全歪曲了。自《史记》《汉书》把文、景的分国与武帝的推恩相提并论后，后人在讲汉代削藩措施时，总要上溯到文帝头上。实际上，文、景的分国与削藩并没有必然联系，我们应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同上）

⑪ 【汇校】

梁玉绳：按：梁孝王子五人，此不数乘氏侯买者，买嗣梁王故也。而四人中惟明封桓邑侯，余三人未尝为侯。此言“封四侯”误，当作“封五王”，《汉纪》云“分梁为五国，立孝王子五人皆为王”。（《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王叔岷：案：《梁孝王世家》云：“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汉书·梁孝王传》《通鉴》并同。《汉纪》作：“乃分梁为五国，尽封梁孝王男五人。”并可证此“封四侯”之误。惟上文仅书立梁孝王子明、彭离、定、不识四人为王，不书立买为王。如梁氏所云：“梁孝五子五人，此不数乘氏侯买者，买嗣梁王故也。”则“封四侯”似当作“封四王”，乃与上文相应。如当作“封五王，”则上文“立梁孝王”下，似当补“立买为梁王”五字，文乃相继。《梁孝王世家》并书立买、明、彭离、定、不识五人为王，《通鉴》同，可定。（《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汇注】

刘定山、龚浩康：封四侯，据《汉书·景帝本纪》载：“梁王薨，分梁为五国，立孝王子五人皆为王。”与此处记载不一。所立五人，即梁王刘买、济川王刘明、济东王刘彭离、山阳王刘定、济阴王刘不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韩兆琦：按：《梁孝王世家》云：“梁王薨，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长子买为梁王，子明为济川王，子彭离为济东王，子定为山阳王，子不识为济阴王。”将梁国原来的地盘一分为五，化整为零，即贾谊《治安策》所谓“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景帝之所以首先从其胞弟之封国动手，盖因梁孝王生前对汉景帝的威胁太大了。（《史记笺证·孝景本纪》）

⑫ 【汇注】

徐天麟：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监，秩皆千石。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复为廷尉。（《西汉会要》卷三十一《职官一·廷尉》）

吕祖谦：《百官表》：武帝建元四年，复为廷尉。（《大事记解题》卷十一本注）

王应麟：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复为廷尉。哀帝元寿二年，复为大理。《表》廷尉，高帝五年，义渠始为之。王莽曰作士。（《玉海》卷一百二十三《汉廷尉》）

梁章钜：廷尉，《册府元龟》：秦制，廷尉，掌刑部。颜师古《汉书注》云：“廷，平也。治狱贵平，故以为号。”《张释之传》：“释之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后汉·光武纪》：“上听狱必质于朝廷，与众共之。尉，平也，故称廷尉。”按：廷尉，秦官，汉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复为廷尉，哀帝元寿二年，复为大理。（《称谓录》卷十七《大理寺职官古称》）

又：大理，《韩诗外传》晋文公使李离为大理。（同上）

又：理，《礼·月令》“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郑《注》：“理，治狱官也。有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左》昭十四年叔鱼摄理。”按：古者刑狱之职，通称为理。理，士官也。《国语·晋语》，生子舆为理。（同上）

梁玉绳：按：《汉纪》改诸官名在中六年十二月，此书于四月以后，而所改官名又不尽载，何欤？且所载多讹，俱说见后。（《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程馀庆：建元四年，复为廷尉。（《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景本纪》）

⑬ 【汇校】

编者按：《艺文类聚》卷四十九“将作”引《汉旧仪》曰：“将作大将，改作少府，景帝中六年更名也。”与此相反。

【汇注】

徐天麟：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侯。景帝中六年更名将作大匠。属官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又主章长丞。（《西汉会要》卷三十一《职官一·将作大匠》）

王应麟：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宗室。景帝中六年更名将作大匠。《志》大匠一人，三千石，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木土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玉海》卷一百二十四《汉将作少府》）

梁章钜：将作大匠，《汉·百官公卿表》“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侯”。景帝中六年，更名将作大匠。属官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分校七令、丞。又立章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东园主章，为木工。如淳曰：“章，谓大材也。旧将作大匠之材，吏名章曹掾。师古曰：今所谓木钟者，盖章声之转耳。东园主章掌大材以供东园大匠也。”按：内务府营造司之木库，库掌二人，副库掌二人，库守十有二人，掌供木材，即汉之东园主章长丞矣。据此，则营造司直年大臣即古之将作大臣也。（《称谓录》卷十九《营造司》）

又：“大匠卿”“匠卿”，《隋书·百官志》，大匠卿掌水土之工，又曰匠卿。按：即今营缮司。（《称谓录》卷十七《营缮司》）

王　辉：泰匠丞印，见《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一期第45页图61，《汉书·百官公卿表》：“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侯。景帝中六年更名将作大匠。”依其说，则大匠之名汉景帝中六年（前144年）以后始有。但《秦代陶文》拓片783、785瓦文有“大匠”，足见秦代已有大匠一职，汉初可能改为将作少府，景帝中六年又改将作大匠。（《新出土秦封泥选释》，载《秦文化论丛》第6辑）

又：匠名古已有之，（《周礼·考工记·匠人》：“匠人建国，水地以县……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是营建宫室城郭沟洫之官。睡虎地秦简《徭律》：“度攻（功）必令司空与匠度之，毋独令匠。”简文说估算工程量，必须由司空和匠人一起估算，不得单令匠人估算，可见匠人主持工程。陶文有大匠，当与始皇陵之修建有关。《封泥汇编》17.1有汉“大匠丞印”封泥，“泰”作“大”，无界格。（同上）

王学理：负责陵园地面和地宫建筑的施工、工程用材的生产与供应。秦有“将作少府”，是大型宫殿建筑工程的中央领导部门，《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它的职能是“掌治宫室”。而《后汉书·百官志》具体成“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工，并树桐梓之类于道侧”。这就说，将作大匠主管的工程内容不仅限于“掌治宫室”，还包括了庙、寝、宫、陵和路旁绿化工程在内。汉景帝六年（前151）把它改成“将作大匠”，显然是同建造阳陵有关。在秦始皇陵园出土的砖瓦上有很多带“大”字的印戳，如“大匠”“大”“匠”“大瓦”“大水”“大颠”等，都是“将作大匠”的省文。这也表明“将作大匠”早在秦代已有设立，同“将作少府”并存着，只是偏重于建筑工程的砖瓦生产和供应罢了。如果说汉景帝改“将作少府”为“将作大匠”的话，我以为他实际上是撤销了“将作少府”，把它的职能交给了“将作大匠”。由此不难看出，这既是扩大了“将作大匠”的管理范围，也强调它在陵墓工程中的重要地位。其属官有石库、东园主章等7个令丞。石库是主管石材的官职。东园主章是木工之长，按颜师古的解释是“掌大材，以供东园大匠也”。汉景帝阳陵铜器上发现有“东园主章”的刻文，说明将作大匠下属这一官职不仅是管木材的木工，还掌管着一部分铜器的制作任务。（《汉景帝与阳陵》卷一《汉景帝其人·安寝阳陵》）

⑭ 【汇注】

裴　骃：《汉书·百官表》曰：“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吕祖谦：《百官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风，治内史右地。按：武帝元光四年，窦婴、田蚡廷辩，主爵都尉是魏其，然则景帝虽改为都尉，至武帝世即改为右扶风。故记载尚仍旧名。志其都尉之称。亦如廷尉暂改为大理，《汉书》亦未尝称为大理也。（《大事记解题》卷十一本注）

王应麟：主爵都尉，秦官，掌列侯。景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风，治内史右地，与左冯翊、京兆尹是为三辅，秩二千石。注服虔曰：“皆治在长安城中。”师古曰：“《三辅黄图》云：京兆在尚冠前街，东入故中尉府；冯翊在太上皇庙西入；右扶风在夕阴街北，入故主爵府。长安以东为京兆，长陵以北为左冯翊，渭城以西为右扶风。”（《玉海》卷一百二十四《汉内史》）

程馀庆：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风。（《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景本纪》）

⑮ 【汇注】

班　固：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裴　骃：《汉书·百官表》曰：“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应劭曰：“詹，省也，给也。”瓒曰：“《茂陵书》詹事秩二千石。”张晏曰：“以太后所居宫为名。长信宫则曰长信少府，长乐宫则曰长乐少府。”（《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颜师古：应劭曰：“名曰禁钱，以给私养，自别为藏。少者小也，故称少府。”师古曰：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汉书注·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吕祖谦：《百官表》，长信詹事掌皇太后官。景帝中六年，更名长信少府。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长乐少府。张晏曰：“以太后所居宫为名也。居长信宫官，则曰长信少府，居长乐宫官，则曰长乐少府也。”应劭曰：“詹，省也。给也。”瓒曰：“《茂陵书》：詹事，秩真二千石。”（《大事记解题》卷十一本注）

徐天麟：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属官有太子率更、家令丞，仆、中盾、卫率、厨厩长丞。又中长秋、私府、永巷、仓、厩、祠祀、食官令长丞。诸宦官皆属焉。（《西汉会要》卷三十二《职官二·詹事》）

王应麟：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又中长秋私府、永巷仓厩、祠祀食官令、长丞诸宦官皆属焉。……长信詹事，掌皇太后宫，景中六年更名长信少府。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长乐少府。（《玉海》卷一百二十四《汉大长秋》）

梁章钜：“长信詹事”“长信少府”“长乐少府”，杜氏《通典》：汉有长信詹事，掌皇太后宫。景帝六年，更名长信少府。平帝元年，更名长乐少府。职如长秋，位在长秋上，及职吏，皆宦者也。（《称谓录》卷十一《太监古称》）

刘定山、龚浩康：长信詹事，官名，在长信宫（皇太后的住所）掌管皇太后事务的官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周晓陆：《汉·表》詹事属官有“祠祀长丞”。又：《汉·表》载奉常属官太祝，西汉景帝中六年更名为“祠祀”，恐与之无干。秦简《睡黑》记：“为惊祠祀。”汉印见《征存》“沛祠祀长”。汉封泥见《续封》《建德》“齐祠祀长”。《满城》“中山祀祀”。（《西安出土秦封泥补读·祀祀》，载《考古与文物》1998第2期）

⑯ 【汇校】

吴汝纶：《通志》“行”作“作”。（《点勘史记读本·孝景本纪》）

【汇注】

裴　骃：《汉书·百官表》曰：“将行，秦官。”应劭曰：“长秋，皇后卿。”（《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吕祖谦：《百官表》：“将行，秦官。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长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成帝鸿嘉三年，省詹事官，并属大长秋。《后汉·百官志》本注曰：秦有詹事一人，位在长秋上，亦宦者主中诸官。成帝省之。然则长信詹事、少府，亦多用宦者也。秩二千石。（《大事记解题》卷十一本注）

徐天麟：长信詹事，掌皇太后官。景帝中六年更名长信少府。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长乐少府。（《西汉会要》卷三十二《职官二·长信詹事》）

又：将行，秦官。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长秋（师古曰：“秋者，收成之时。长者，长久之义。故以为皇后官名。”）或用中人，或用士人。（《西汉会要》卷三十二《职官二·大长秋》）

王应麟：将行，秦官，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长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志》大长秋一人，二千石。宫卿之位。中兴常用宦者，职掌奉宣中宫命。凡给赐宗亲及宗亲当谒见者，关通之，中宫出则从。丞一人，六百石；中宫仆一人，千石，主驭；中宫谒者令一人，六百石；谒者三人，四百石，主报中章；中宫尚书五人，六百石，主中文书；私府令一人，六百石，主中藏币帛诸物，丞一人；永巷令一人，六百石，主宫人，丞一人。（《玉海》卷一百二十四《汉大长秋》）

杨　侃：“长信詹事，掌皇太后宫。景帝更名长信少府”。张晏曰：“以太后所居宫为名也。居长信宫，则曰长信少府；居长乐宫，则曰长乐少府也。”（《两汉博闻》卷七《长信少府》）

又：师古曰：“秋者，秋成之时。长者，恒久之义。故以为皇后官名。景帝时置，皇后卿也。”（《两汉博闻》卷七《大长秋》）

梁章钜：大长秋，历代沿革，汉有常侍，赞导内事。魏有大长秋。（《称谓录》卷十一《太监古称》）

刘定山、龚浩康：将行，官名，掌管传达皇后意旨与皇后宫中事务，是皇后的近侍人员，大多由宦官充任。（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⑰ 【汇注】

裴　骃：服虔曰：“天子死未有谥，称大行。”晋灼曰：“礼有大行、小行，主谥官，故以此名之。”如淳曰：“不反之辞也。”瓒曰：“大行是官名，掌九仪之制，以宾诸侯。”（《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司马贞：按：郑玄曰“命者五，谓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是九也”。（《史记索隐·孝景本纪》）

梁玉绳：按：《百官表》行人为典客属官，景帝改典客为大行令，未尝改大行为行人也。大行即大行令，省不言令也。（《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梁章钜：“大行令”“大鸿胪”，《汉书·百官表》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太平御览》引韦昭《辨释名》云：腹前肥者胪，言以京师为心腹，王侯外国为四体以养之也。《辨》云：鸿胪本故典客，掌宾礼。鸿，大也；胪，陈序也，欲以陈序宾客也。（《称谓录》卷十七《理藩院》）

又：“大行人”“小行人”，《周礼·秋官》，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郑注：大宾，要服以内诸侯、大客谓其孤卿。贾《疏》言，要服以内诸侯者，对要服以外为小宾蕃国，世一见是也。（同上）

又：“行人”，《管子·侈靡》，“行人可不有私”。注“行人，使人也”。（《称谓录》卷二十六《快脚》）

⑱ 【汇校】

梁玉绳：按：《百官表》奉常，秦官，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故《汉书·表》《传》中凡未更名之先多称奉常。而《史记》概称太常，如高帝拜叔孙通为太常之类，从不称奉常，岂非以后之制加前之人耶？然考唐玄宗《六典》云“汉高名曰太常，惠帝复曰奉常，景帝又曰太常”。《艺文类聚》四十九引《汉官典职》同，据此则非追书之词矣。疑《史》《汉纪》《表》但标大略，不甚分晰耳。又《百官表》景帝是年改太常属官太祝为祠祀，此阙。（《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汇注】

裴　骃：《汉书·百官表》曰：“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徐天麟：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又均官、都水两长丞。又诸庙寝园食官令长丞。有廱太宰、太祝令丞，五畤各一尉。又博士及诸陵县皆属焉。（《西汉会要》卷三十一《职官一·太常博士》）

王应麟：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师古曰：“太常，王者旌旗画日月，王有大事则建以行，礼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后改太常，尊大之义。”应劭曰：“欲令国家盛大常存，故称太常。”……）奉常，高帝七年叔孙通（始为之）；太常，景帝中六年吴利（始为之……），莽改太常曰秩宗。（《玉海》卷一百二十三《汉奉常》）

又：《唐六典》：汉高名曰太常，惠帝复曰奉常，景帝又曰太常（……《汉官典职》亦云：惠帝改太常为奉常）。（同上）

丘　浚：太常名官始此。按：太常，在唐虞为秩宗，兼典乐之任也。周曰宗伯，掌邦礼；秦改曰奉常，汉初名太常，未几又为奉常；至是更为太常，遂为一定之制。太常者，王者旌旗也，王有大事则建以行礼。太者，尊大之义。（《世史正纲》卷三《汉世史·孝景皇帝》）

马非百：奉常，周为春官宗伯，掌邦礼。秦改奉常。汉初曰太常。颜师古曰：“太常，王者旌旗也。画日月焉。王有大事，则建，以行礼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掌宗庙礼仪。”有丞一人，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令丞。又博士亦属焉。（《秦集史·职官志·奉常》）

编者按：袁仲一在《秦代金文、陶文杂考三则》（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汉代的诸帝王陵的陵园内都设有一套官吏，即每陵设陵令、园令各一人，另有丞及校长各一人，食官令长丞等，属于奉常。

⑲ 【汇注】

司马贞：韦昭云：“大行，官名，秦时云典客，景帝初改云大行，后更名大鸿胪，武帝因而不改，故《汉书·景纪》有大鸿胪。《百官表》又云武帝改名大鸿胪。鸿，声也。胪，附皮。以言其掌四夷宾客，若皮胪之在外附于身也。复有大行令，故诸侯薨，大鸿胪奏谥，列侯薨，则大行奏诔。”按：此大行令即鸿胪之属官也。（《史记索隐·孝景本纪》）

吕祖谦：景帝废太子荣，盖由大行请立栗姬为皇后。敢请立皇后，必非典客之属官。则改典客为大行，当在废立太子之前。又《百官表》：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然景帝中二年，诸侯王薨，大鸿胪奏谥诔策，复与《表》不同，二者皆当考。（《大事记解题》卷十一本注）

王应麟：《表》：典客，秦官，掌诸侯归义蛮夷。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史记》无“令”字），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表》典客，高五年薛欧（始为之……）。（《玉海》卷一百二十三《汉大鸿胪、典客》）

施之勉：按：《汉书·百官表》：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刘定山、龚浩康：典客，官名，掌管接待四方边境各族来朝人员事务，为“九卿”之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⑳ 【汇校】

梁玉绳：《百官表》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此在中六年，小异。大农即大农令。（《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汇注】

裴　骃：《汉书·百官表》曰：“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也。”（《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吕祖谦：《百官表》：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大事记解题》卷十一本注）

王应麟：《表》：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惠始为之……），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莽改曰羲和，后更为纳言。（《玉海》卷一百二十三《汉治粟内史》）

施之勉：按：《汉书·百官表》：治隶内史，秦官，掌谷货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刘定山、龚浩康：治粟内史，官名，掌管国家租税、钱谷、盐铁和财政收支，为“九卿”之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周晓陆：《汉·表》记：“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属官有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史记·孝景本纪》记中元六年更名“治粟内史为大农。以大内为三千石，置左右内官，属大内”。《集解》引韦昭曰：“大内，京师府藏。”又：《索隐》：“主天子之私财物曰少内，少内属大内也。”汉武帝时大内改称都内。《睡虎·金布律》：“都官输大内，内受买之，尽七月而毕。都官远大内者输县，县受买之。”“已禀衣，有余褐十以上，输大内，与计偕。”“在咸阳者致其衣大内，在它县者致衣从事之县。县、大内皆听其官致，以律禀衣。”（《西安出土秦封泥补读·秦内丞印》，载《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

㉑ 【汇注】

裴　骃：韦昭曰：“大内，京师府藏。”（《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刘定山、龚浩康：大内，官名，掌管京城仓库。二千石，官名，因每年俸禄为二千石（月俸一百二十斛）而得名，地位相当于太守。（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㉒ 【汇注】

司马贞：主天子之私财物曰少内。少内属大内也。（《史记索隐·孝景本纪》）

吕祖谦：按：《前汉·百官表》：宗正之属有内官长丞。又云：初，内官属少府，中属主爵，后属宗正。韦昭曰：大内，京师府藏。以《律历志》考之，分寸尺丈引，职在内官，则韦昭之说是也。所谓大内者，特内官之长耳。（《大事记解题》卷十一《本注》）

于豪亮：大内，西汉初还有此官名。《史记·景帝纪》：“以大内为二千石，置左右内官属大内。”《集解》引韦昭曰：“大内，京师府藏。”《索隐》云：“主天子之私财物曰少内。少内属大内也。”《汉书·严助传》：“越人名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应劭云：“大内，都内也。国家宝藏也。”（《云梦秦简所见职官述略》，载《文史》第8辑）

又：王先谦《补注》引姚鼐《惜抱轩笔记》，讨论“大内”建置沿革，其说颇为精当，现转引于下：“后人率称天子宫中为大内，误会此书之语，应、颜以官解之，是也。而即以大内为都内，则尚非也。盖武帝太初以后，国家谷货统于大司农，若汉初之制，则治粟内史自掌谷粟，大内自掌财货，故《史记·景帝纪》云：中六年以治粟内史为大农，以大内为二千石，置左右内官属大内，是大农、大内各为一职之征也。淮南上书在武帝建元三年，其时大内之官固在也，及后更定官制，裁大内之官，而左右内官之名亦去，更设均输、平准，都内之官，以领左右内官之旧职，而皆属于大司农，然则大司农诚掌谷货矣，若为治粟内史之时，但掌谷耳。”姚鼐认为，在西汉初期，大内掌财货，治粟内史管理农业，两者是平行的机构，大内并不隶属于治粟内史。后来治粟内史改名为大农令，武帝时又改为大司农，不仅管理农业，还管财政，说在大司农下面设立都内之官，掌管财货。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同上）

㉓ 【汇注】

张大可：七月辛亥，七月二十九日。（《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

㉔ 【汇注】

徐天麟：（编者按：景帝中）六年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在轸七度。（《西汉会要》卷二十九《祥异上》）

朱　权：七月晦，日食，以应匈奴寇雁门、上郡。（《汉唐秘史》上《景帝》）

【汇评】

孔颖达：日食是阴侵阳，是阳不胜也。（引自《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五十）

顾炎武：《春秋》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问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祸福何为？’对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其他月则为灾’。”非也。夫日月之在于天，莫非一定之数。然天象见于上，而人事应于下矣，为此言者，殆于后世以天变不足畏之说进其君者也。《汉书·五行志》亦知其说之非，而依违其间，以为食轻不为大灾，水旱而已。然则食重也如之何？是故日食之咎，无论分至。（《日知录集释》卷三十《日食》）

㉕ 【汇校】

梁玉绳：《汉纪》在六月。（《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汇注】

荀　悦：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威酒泉邑。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三千人。（《汉纪·前汉纪孝景皇帝纪卷九》）

司马光：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陇西李广为上郡太守。（《资治通鉴》卷十六《景帝中六年》）

吕祖谦：按：《匈奴传》，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小入盗边无大寇，然则今年与后二年之寇，皆非大入也。（《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胡三省：雁门有句注之险。如淳曰：“《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师古曰：“武泉，云中县也。养鸟兽通名曰苑，故谓牧马处曰苑。”《食货志》：“景帝始造苑马以广用。”（见《资治通鉴》卷十六《汉纪八》注）

朱东润：按：《汉书·景帝纪》作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又按：《李将军传》言景帝中李广为上郡太守，匈奴大入上郡，疑即此年。（《史记考索·汉初匈奴大事年表》）

刘定山、龚浩康：上郡，郡名，辖今陕西省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河套以南地带，郡治为肤施（今陕西省榆林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美］狄宇宙：司马迁的一些天人相关的思想展示了更早时期古老的神话性的理学要素，例如天的一部分与对应的地球一部分地区相互关联的分野思想体系。……目前的研究表明，司马迁是第一个跨越了中国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界限，将中国之外，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纳入相互关联的宇宙论结构之内的占星学家。

……司马迁还为我们呈现了具体的有关内亚的预言事例，将天文现象和自然现象联系在一起。……司马迁通过这种方法，使自秦帝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汉武帝采取了军事扩张政策以来的中国和内亚关系史上所发生的战败和取胜，就可以以当时知识精英们能够接受的方式予以记载。……将一件历史事件和观察到的天体“异常现象”联系起来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下边一段话：“（公元前114）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在此将日食与匈奴的入侵相联系，从内容上来说，与下面两句话类似，这两句话表达了“警示”与事件之间的关系。（《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第四章《驯服北方民族——司马迁史学思想中对于游牧民族的理性化态度》）

后元年冬①，更命中大夫令为卫尉②。三月丁酉③，赦天下，赐爵一级④，中二千石、诸侯相爵右庶长⑤。四月，大酺⑥。五月丙戌⑦，地动⑧，其蚤食时复动⑨。上庸地动二十二日⑩，坏城垣。七月乙巳⑪，日食⑫。丞相刘舍免⑬。八月壬辰⑭，以御史大夫绾为丞相⑮，封为建陵侯⑯。

① 【汇注】

章　衡：戊戌，后元年，五月，地震。七月乙巳晦，日有食之。条侯周亚夫下狱死。丞相桃侯刘舍免。八月，以御史大夫卫绾代之，封建陵侯。（《编年通载》卷三《汉·孝景皇帝》）

吕祖谦：不知改元之繇，当考。（《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编者按：改元之由，当与“三月丁酉之赦天下，赐爵一级”之举联系考察。

丘　浚：后元年，人君三改元始此。（《世史正纲》卷三《汉世史·孝景皇帝》）

② 【汇校】

［日］泷川资言：考证：“令”字各本缺，馆本据《汉书·百官表》补。梁玉绳曰：“令”字不可省，盖中大夫是别一官名，不比大行令、大司农之可称大行、大农也。愚按：《汉纪》不载。（《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王叔岷：《考证》本补“令”字，是。惟岷所据馆本（即殿本）亦无“令”字。《汉纪》《通鉴》亦并不载。（《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汇注】

张守节：《汉书·百官表》云：“卫尉，秦官，掌宫闱门卫屯兵。景帝初，更命中大夫令，后元年，复为卫尉。”（《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吕祖谦：所以更名中大夫令者，是时，中大夫必属卫尉也。（《大事记解题》卷十一本注）

刘定山、龚浩康：中大夫令，官名，掌管宫门警卫事务，并统辖南军。（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③ 【汇注】

张大可：三月丁酉，三月十九日。（《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

［日］泷川资言：枫、三、南化本“赐”下有“民”字。中井积德曰：“民”字脱，汉书可征。（《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④ 【汇注】

班　固：赐民爵一级。（《汉书·景帝纪第五》）

吕祖谦：以改元而行庆赐也。赐中二千石，诸侯相爵。如淳所谓“虽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赐之”，其说是也。苟官高而爵卑，一旦去官，虽徭役而不免也。（《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⑤ 【汇注】

颜师古：右庶长，第十一级爵也。（《汉书注·景帝纪第五》）

刘定山、龚浩康：中二千石，官名。汉代内自九卿郎将，外至郡守郡尉，都是二千石。但分为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三等。一般称二千石者，年俸实为一千四百四十石。而中二千石者，年俸实为二千一百六十石，因已满二千石，故名。中，“满”的意思。（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⑥ 【汇注】

班　固：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汉书·景帝纪第五》）

朱绍侯：景帝后六年（前143）“三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中二千石，诸侯相爵右庶长。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这又是由于改元而赐爵，除赐民爵之外，还赐官爵，但奇怪的是没有赐吏爵（即六百石以上赐爵五大夫之类），与赐爵相伴随的还有大酺五日，《史记·孝景本纪》记载与此相似，只是大酺的时间记为“四月”，比《汉书》具体一些。（《军功爵制研究·秦汉非军功赐爵诏令及说明》）

［日］西嶋定生：（编者按：景帝后元年）“三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中二千石诸侯相爵右庶长，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这是因改元而赐爵。这次在赐民爵一级的同时，如前述，对中二千石和诸侯的相，给与右庶长之爵。不过，这里又明示出，是三月赐爵。而到夏天，才大酺五日；自中元三年以来是禁止卖酒的，这时开禁。该赐爵与大酺，乍一看似无关系；但《史记》孝景本纪同条记有：“三月丁酉，赦天下，赐爵一级，中二千石、诸侯相爵右庶长。四月，大酺。”该赐爵，在三月丁酉，即三月十九日。《汉书·本纪》作为事例所示的“夏，大酺五日”一事在四月，所以，赐爵与大酺在时间间隔上并不那么大，似乎不能断定两者没有关系。（《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第二章《民爵赐与的方法及其对象》）

⑦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丙，一作‘甲’。”（《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汇注】

张大可：五月丙戌，五月初九日。（《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

⑧ 【汇注】

刘友益：书地震多矣，未有书动者。动者何？动而止者也。震久而动速也，震无数而动有数也。（见《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四上《孝景皇帝·书法》）

⑨ 【汇注】

程馀庆：食时，辰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景本纪》）

刘定山、龚浩康：蚤食时，早饭时分。蚤，通“早”。（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⑩ 【汇校】

［日］泷川资言：《汉纪》只云“五月地震”。（《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注】

刘定山、龚浩康：上庸，县名，治所在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⑪ 【汇注】

张大可：七月乙巳，七月二十九日。（《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

⑫ 【汇注】

班　固：景帝三年二月壬午，晦，日有食之，在胃二度。七年十一月庚寅，晦，日有食之，在虚九度。中元年十二月甲寅，晦，日有食之。中二年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三年九月戊戌，晦，日有食之，几尽，在尾九度。六年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在轸七度。后元年七月乙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十七度。（《汉书·五行志第七下之下》）

【汇评】

刘友益：景帝即位十有六年，日食者八，而又有日赤、日紫之异。西汉日食之数，莫如帝世者矣。（见《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四上《孝景皇帝·书法》）

⑬ 【汇校】

吴汝纶：《汉纪》作“周”。（《点勘史记读本·孝景本纪》）

【汇注】

王钦若等：后元元年七月，丞相舍免。八月，御史大夫卫绾为丞相。卫尉直不疑为御史大夫。（《册府元龟》卷七一《命相一》）

【汇评】

权德舆：萧曹以清静熙帝载，良平以谟明赞王业。至宣帝之时，则魏相通故事、丙吉知大体，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张苍之律历，孙弘之文章，韦贤之好学，平当之有恥，然亦号为贤相抑次焉。至若孔匡、张马服儒衣冠，被阿谀之讥，不胜其任。最下则陶青、刘舍、庄翟、赵周之徒皆龊龊备位，故身名皆泯。夫此数子者，岂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变哉。病于无所发明保持禄位而已，有时无功可不谓大哀哉！（引自《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七《汉之人臣》）

黄　震：晁错穿庙堧，嘉请诛之，不果，发愤死。自后刘舍、陶青辈宰相，备位而已。（《黄氏日钞》卷二《古今纪要》）

张　功：汉承秦制，对不能认真履行职责的官员以渎职罪处罚，最典型者是对三公的策免。西汉时期的丞相“掌承天子，助理万机”，天下治理出现问题时，往往会追究丞相的渎职罪。景帝后元元年“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刘舍免。”出现“日食”就是阴阳不和，原因在于丞相玩忽职守，没有协助天子完成协理阴阳的任务。又因为“刑不上大夫”观念的影响，对他们一般以免官或者自杀作为惩罚。（《秦汉犯罪控制研究》第九章《秦汉渎职犯罪的立法控制》）

⑭ 【汇校】

梁玉绳：按：后元年八月丙午朔，无壬辰，而此与《将相表》《百官表》皆作“壬辰”，疑。（《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崔　适：后元年，以御史大夫绾为丞相。案：各本下有“封为建陵侯”句，衍也。建陵侯用中尉封，在前六年春，至此八年矣。今正。（《史记探源·孝景本纪》）

牛运震：“以御史大夫绾为丞相，封为建陵侯”。此即卫绾也。六年已封为建陵侯，此处不应复叙，当作“以御史大夫建陵侯绾为丞相”，可矣。（《读史纠谬·孝景本纪》）

张文虎：后元年，七月丙午，丞相舍死。八月壬辰，御史大夫卫绾为丞相。案：丙午本八月朔，而当时以为七月晦。说已见前。然即以八月为丁未朔，亦不得有壬辰，非月误即日误。（《史》《表》《荀纪》并同。）（《舒艺室随笔》卷五）

施之勉：王益之曰：《史记大事记》《汉书·百官表》、荀氏《汉纪》并作“八月壬辰”。按长历，是月有丙辰、戊辰，无壬辰。（《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李人鉴：按：《汉书·景帝纪》作“秋七月乙巳，晦，日有蚀之”，《五行志》则云“后元年七月己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百官公卿表》谓“后元年，七月丙午丞相舍免，八月壬辰御史大夫卫绾为丞相”。据《景帝纪》则七月无丙午，八月无壬辰；据《五行志》则七月丙午晦，八月亦无壬辰。疑绾之为丞相当在九月壬辰，此《纪》及《百官公卿表》“八月”乃“九月”之误。梁玉绳《史记志疑》谓此《纪》当云“以御史大夫建陵侯绾为丞相”，“建陵侯”三字当在“绾”字之上，衍“封为”二字。（《太史公书校读记（上）·孝景本纪》）

⑮ 【汇注】

班　固：上立胶东王为太子，召绾拜为太子太傅，迁为御史大夫。五岁，代桃侯舍为丞相。朝奏事如职所奏。然自初宦以至相，终无可言。上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为丞相三岁，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职，免之。后薨，谥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国除。（《汉书·万石卫直周张传第十六》）

司马贞：姓卫也。（《史记索隐·孝景本纪》）

顾锡畴：初，绾以中郎将事文帝，醇谨无他。上为太子时，召文帝左右饮，而绾称病不行。文帝且崩，属上曰：“绾长者，善遇之。”故帝亦宠任焉。（《纲鉴正史约》卷六《汉景帝》）

【汇评】

刘　沅：汉兴，公卿无大贤，绾，不疑长者，尚可减帝刻深之弊。（《史存》卷九《孝景本纪》）

吕祖谦：按：本传绾代桃侯舍为丞相，朝奏事如职所奏（师古曰：言守职而已）。然自初宦以至丞相，终无可言。帝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谯郡张氏曰：景帝称窦婴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卫绾。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卫绾，则已甚矣。绾，车戏之贱士也，其椎鲁庸钝，偶似夫敦厚长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岂谓其无是非可否，如偶人而已哉。苟以是为长者而用之，则世之持重者多矣。（《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李开元：从第十四任之卫绾开始，丞相第一次由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以外的人担当，其时代已在景帝末年。也就是说，西汉初年，从高帝到景帝末，丞相例由功臣列侯世袭担当，即非功臣列侯不能任相。……从汉初到文帝后元，已有四十余年，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之第一代，非亡即老，健在能任事者已不多了，文帝有意改变功臣列侯任相之惯例，仍然办不到，还是只能在功臣中选任。申屠嘉景帝二年死，其时，第一代功臣已无健在者了，因惯例之余，由功臣列侯之第二代担任丞相。陶青，功臣开封侯陶舍子。周亚夫，周勃子。刘舍，功臣桃侯刘襄子。至景帝后元元年，方有非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出身的卫绾任丞相。卫绾，代人，以郎事文帝，迁中郎将。景帝初为河间王太傅。平吴楚七国之乱有军功，拜中尉，封建陵侯，后迁太子太傅，御史大夫，为笔者所谓的军者加近臣类型人物。笔者曾经论及，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对于汉朝政治之支配，大致于景帝时丧失，卫绾之出任丞相，正是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之影响力从汉代政治中消失的标志。（《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第六章《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与汉代政治》）

⑯ 【汇校】

余有丁：按：“绾”即前六年用中尉封者，此复出，误。（引自《史记评林·孝景本纪》）

郭嵩焘：《志疑》云：“当云‘以御史大夫建陵侯绾为丞相’，衍‘封为’二字。”按：上文前六年已封中尉赵绾为建陵侯矣，此不得重出。（《史记札记》卷一《孝景本纪》）

［日］泷川资言：卢文昭曰：“封为建陵侯”五字衍。梁玉绳曰：依《史》例当云以御史大夫建陵侯绾为丞相。愚按：卫绾封建陵侯，见前六年《纪》。（《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注】

司马迁：建陵侯卫绾者，代大陵人也。绾以戏车为郎，事文帝，功次迁为中郎将，醇谨无他。孝景为太子时，召上左右饮，而绾称病不行。文帝且崩时，属孝景曰：“绾长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岁余不噍呵绾，绾日以谨为。景帝幸上林，诏中郎将参乘，还而问曰：“君知所以得参乘乎？”绾曰：“臣从车士幸得以功次迁为中郎将，不自知也。”上问曰：“吾为太子时召君，君不肯来，何也？”对曰：“死罪，实病！”上赐之剑。绾曰：“先臣赐臣剑凡六，不敢奉诏。”上曰：“剑，人之所施易，独至今乎？”绾曰：“具在。”上使取六剑，剑尚盛，未尝服也。郎官有谴，常蒙其罪，不与他将争；有功，常让他将。上以为廉，忠实无他肠，乃拜绾为河间王太傅。吴楚反，诏绾为将，将河间兵击吴楚，有功，拜为中尉。三岁，以军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绾为建陵侯。（《史记·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后二年正月①，地一日三动②。郅将军击匈奴③。酺五日④。令内史郡不得食马粟⑤，没入县官⑥。令徒隶衣七布⑦。止马舂⑧。为岁不登⑨，禁天下食不造岁⑩。省列侯遣之国⑪。三月，匈奴入雁门⑫。十月⑬，租长陵田⑭。大旱⑮。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⑯。

① 【汇注】

章　衡：己亥，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动。匈奴入雁门，杀太守，发车骑、材官屯雁门。秋，大旱。（《编年通载》卷三《汉·孝景皇帝》）

② 【汇注】

丘　浚：书地震多矣，未有书动者。书地动仅此。先儒谓震久而动速也。震无数而动有数也。（《世史正纲》卷三《汉世史·孝景皇帝》）

③ 【汇校】

梁玉绳：附案：《通鉴考异》曰“《酷吏传》郅都死后宗室多犯法，上乃召宁成为中尉，在中六年，则后二年所谓郅都将军者，非都也，疑别一人。《汉书·纪》无郅将军事”。（《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汇注】

司马迁：（编者按：窦太后以临江王自杀郅都府中）怒，以危法中都。都免归家。孝景帝乃使使持节拜为雁门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从事。匈奴素闻郅都节，居边，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雁门。匈奴至为偶人像郅都，令骑驰射，莫能中，见惮如此。匈奴患之。窦太后乃竟中都以汉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释之。窦太后曰：“临江王独非忠臣邪？”于是遂斩郅都。（《史记·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班　固：郅都，河东大阳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时，为中郎将。敢直谏，面折大臣于朝。……拜都为雁门太守，……匈奴素闻郅都节，举边，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雁门。匈奴至为偶人象都，令骑驰射，莫能中，其见惮如此。匈奴患之。（《汉书·酷吏传第六十》）

张守节：郅，真栗反。《郅都传》云匈奴刻木为郅都而射，不中。（《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④ 【汇校】

［日］泷川资言：“地一日三动”一下，《汉纪》不载。（《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注】

朱　礼：汉法，三人无故群饮，则罚金。故自汉以来，皆有酒酤之禁，间赐民酺，以适一时之欢。是非欲夺民利特为是堤防也，惧其为酒醪以糜谷故也。（《汉唐事笺》前集卷十《酒酤》）

王观国：《前汉·文帝纪》诏曰：“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服虔注曰：“酺音蒲。”文颖注曰：“酺音步。《汉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今诏酺赐，得令会聚饮食五日也。颜师古注曰：“酺之为言布也。王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饮食为酺。”……《汉律》无故群饮者有罚，因恩诏赐酺而后始得会饮食焉。赐酺五日者，使得会聚饮食五日也。……颜师古乃曰：“酺，布也。王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饮酒为酺，此非赐酺之本意也。”许慎《说文》曰：“王德布，大饮酒。”盖王德布者，谓恩赐也。酺乃祭名也，非王德之名也。（《学林》卷二《酺》）

张传玺：《汉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每有嘉庆，必须先由皇帝暂解禁令，“令天下大酺五日”，民间的聚饮方有可能。可是贫困的人民群众对这样的聚饮到底有多大的积极性，是很难说的。（《秦汉问题研究·“更名民曰黔首”的历史考察》）

⑤ 【汇注】

班　固：以岁不登，禁内郡食马粟。（《汉书·景帝纪第五》）

李昉等：《礼》曰：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肿，马不食谷，驰道不除。（《太平御览》卷三五《时序·凶荒》）

徐仁甫：按：不得食马粟，此禁止句，下当省“食马粟”三字，文方与“没入县官”连贯。《汉书·景纪》作“禁内郡食马粟，没入之。”没入之上亦省“食马粟”三字。没入之谓没入其马。（《史记注解辨正》）

【汇评】

姚允明：禁食马粟，犯者没入马。糜谷于人所忽者。二事，文帝及之，而增严其禁，是帝之克子也。天等之秩，禽兽别草木，人别禽兽，官位序辨，而后天子独尊其上，玉食万方，以为制。若粟马而人莩，是养畜以害人也，天养为倒。（《史书》卷二《汉景帝》）

⑥ 【汇注】

颜师古：“没入”者，没入其马。（《汉书注·景帝纪第五》）

吕祖谦：是时关中未分三辅，皆称内史郡。《汉书》只书内郡，非也。所以禁以粟食马者，年荒重谷也。没入县官者，谓没入其马也。（《大事记解题》卷十一本注）

［日］泷川资言：《汉纪》作“以岁不登，禁内郡食马粟，没入之”。颜师古曰：食读曰“饲”，没入者，没入其马。与此纪小异。（《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刘定山、龚浩康：县官，古代指天子，这里指朝廷、官府。“没入县官”之前省略了“违者”“否则”等一类的话。（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张家英：《礼记·王制》：“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郑玄注：“县内，夏时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周亦曰畿。”因为古代天子掌握控制的地方可以称之为“县”，所以“县官”就可以成为天子的别称了……以“县官”称“天子”“朝廷”以至于“官府”的习惯，在汉代特别盛行。《史记》中所记汉代以前的事，也有一个例子中用到了这个“县官”。《范睢蔡泽列传》：“秦王乃拜范睢为相。收穰侯之印，使归陶，因使县官给车牛以徙，千乘有余。到关，关阅其宝器，宝器珍怪多于王室。”上例中的“县官”，应该是一般的“县的官吏”的意义。至于所指的是哪一个县，则不得而知了。（《〈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景本纪》）

⑦ 【汇注】

司马贞：七，盖今七升布，言其粗，故令衣之也。（《史记索隐·孝景本纪》）

张守节：衣，於既反。，祖工反。，八十缕也，与布相似。七升布用五百六十缕。（《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郑　樵：二年……春，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与战，死。发车骑材官屯。以岁不登，令内史郡不得食马粟，徒隶衣七布。（《通志》卷五下）

陈　直：七布等于丧家所用之粗麻布，班固《汉书》在《景帝纪》删此文，为汉讳也。此外有八布，见《居延汉简释文》卷三二页，云“广汉八布，十九匹八寸大半寸，直四千三百二十”。有九布，见同书卷一八十二页，云“九布三匹，值三百”。有十布，《汉书·王莽传》卷中云：“一月之禄，十布二匹。”名愈高，则布质愈细。（《史记新证·孝景本纪》）

于琨奇：《史记·孝景本纪》：“令徒隶衣七稯布。”《正义》曰：“稯，八十缕也，与布相似，七升布用五百六十缝也。”《仪礼·既夕礼》贾公彦疏“功布”曰：“功布，灰治之布也者，亦谓七升以下之布也。”由此我们可知，七稯布乃是正常人所穿衣服中最粗疏者，低于七稯，即为丧服之“功布”，孝景帝“令徒隶衣七稯布”，则常人所用之布即为八稯以上布也。（《秦汉奴价考辨》，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刘定山、龚浩康：七布，一种质地很粗糙的布。古代布帛在二尺二寸的幅度内以八十根经线为一，七就是只有五百六十根经线，所以极粗糙。（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⑧ 【汇注】

司马贞：止人为马舂粟，为岁不登故也。（《史记索隐·孝景本纪》）

吕祖谦：《正义》曰：马碾硙之比也。先时用马，今止之。（《大事记解题》卷一一本注）

程馀庆：不用马服碾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景本纪》）

［日］泷川资言：中井积德曰：马舂，以马舂粟也。设机轮为之，制如水碓。止马，必用人为之，则贫人得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刘定山、龚浩康：止，禁止。马舂，用马舂粮食。止马舂，意在提倡吃粗米。（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⑨ 【汇注】

班　固：秋，大旱。（《汉书·景帝纪第五》）

又：正月诏曰：“间者岁此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狭，无所农桑系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同上）

编者按：易白沙在《帝王春秋·弱民第三》中评之曰：“帝王政策以人民不相往来为至治，故禁其迁居，虽水旱灾异，非政府移民就谷，不能移动。”

刘定山、龚浩康：不登，没成熟，指庄稼没有收成。（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⑩ 【汇注】

王钦若等：（编者按：景帝后）三年，正月，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有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二千石听与同罪。（《册府元龟》卷七〇《务农》）

程馀庆：造，至也。禁天下费米谷，恐食不至明岁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景本纪》）

［日］泷川资言：冈白驹曰：造，作也，为也。不耕不织，徒居而食，谓之食于不造。中井积德曰：天下食，盖饼饵之类。张文虎曰：造乃“灶”之假借字。禁不造食者，行灶苟且不成灶，灶列五祀，尊灶，所以重饮食也。梁玉绳曰：句必有误字，当缺所疑。愚按：“令徒隶”以下，《汉纪》不载。（《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吴汝纶：禁天下食不造岁，句未详，当有误字。即《汉书》“岁不登，禁内郡食马粟”也。（《点勘史记读本·孝景本纪》）

王叔岷：案：《正义》说可从。“禁天下食不造岁”，盖令民节食之意。“令徒隶”一下，《汉纪》《通鉴》亦并不载。（《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陈　直：食不造者，谓不以谷食造酒，一岁为禁令也。（《史记新证·孝景本纪》）

吴静容：“不造”谓何？国内版本旧注无。梁玉绳曰：“食不造’句必有误字，当阙所疑。”又引周孝廉云：“‘造’当如《周礼·天官·膳夫》‘以乐撤于造’之‘造’。”（按：郑注：造，作也。）吴汝纶曰：“句未详，当有误字。”陈直曰：“食不造者，谓不以谷食造酒，一岁为禁令也。”《史记会注考证》引《正义》云：“造，至也。禁天下费米谷，恐食不造岁。”按：以上诸说，或无解而存疑，或有解而意不安。先君吴国泰先生以为“造者，糙之省文。《广韵》：‘粗米未舂者。’不造者，非粗糙之米，即精米也。为岁不登，故禁人食之。”以精米释“不造”，正与上文“止马舂”相应，即所谓“糠菜半年粮”之谓，怡然而理顺矣。（见《古籍点校疑误汇录（二）·〈史记·本纪〉校点商榷》）

【汇评】

吕祖谦：按：《史记·本纪》“令内史郡不得食马粟，没入县官。令徒隶衣七布，止马舂，为岁不登，禁天下食不造岁”。此皆自古荒政之遗法，与《曲礼》《玉藻》《穀梁》相出入（《曲礼》曰：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事不县，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玉藻》曰：年不顺成，君衣布。搢本关梁，不租山泽，列而不赋，土功不兴，大夫不得造车马。《穀梁》曰：大祲之礼，君食兼味，台榭不涂，驰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祷而不祀）。班《史》止载“食马粟”一事，余皆不书。（《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⑪ 【汇校】

梁玉绳：遣列侯，《汉纪》在十月，此在正月，亦小异。（《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汇注】

裴　骃：晋灼曰：“《文纪》遣列侯之国，今又省之。”（《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王钦若等：景帝后二年十月，省彻侯之国。（《册府元龟》卷六二《发号令一》）

又：文帝遣列侯之国，今省之。省音所领反。（《册府元龟》卷六二《发号令一》本注）

吕祖谦：《史记·列侯表》各书元年，盖汉初封列侯犹有君国子民之意也（《汉书·列侯年表》但书某年某月封，不书元年，失其旨矣），故文帝遣列侯就国之诏曰：“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今列侯多居长安，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训其民。”然则岂徒使之利租税之入而已哉？景帝既不令诸侯王治事，故亦省彻侯之国。自是之后，事权皆在其相，所谓侯国者，亦与县邑无异矣。（《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程馀庆：文帝遣列侯之国，今既不令诸侯王治事，故省之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景本纪》）

［日］泷川资言：《汉纪》云：二年冬十二月，省彻侯之国，此在正月小异。中井积德曰：列侯之国者尚多，故量省而遣之也。孝文尝遣列侯之国，然当时以职事留京者有之，诏旨止之者有之。又虽之国者，其子孙继袭，则或留京者亦有之，新封者亦有焉。是以其数年多耳。（《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刘定山、龚浩康：省列侯，遣之国：减少京城里的列侯，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封地去，以减轻京城压力和民众负担。（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⑫ 【汇注】

班　固：春，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与战，死。发车骑材官屯。（《汉书·景帝纪第五》）

司马光：三月，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与战，死。发车骑、材官屯雁门。（《资治通鉴》卷十六“景帝后二年”）

刘定山、龚浩康：雁门，郡名，辖今山西省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黄旗海、岱海以南的部分地区，郡治为善无（今山西省右玉县东南）。郡南长城附近的雁门关，是当时的南北交通要冲。（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⑬ 【汇注】

梁玉绳：附按：十月不当书于三月之后，《史诠》谓“七月”之讹，是也。（《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吴汝纶：十，《史诠》校改“七”。（《点勘史记读本·孝景本纪》）

施之勉：《考证》：陈仁锡曰：十月、七月误。梁玉绳曰：十月不当书三月后。按：《汉书》：秋大旱。则十月是七月之讹。（《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张大可：十月，系七月之误，汉以十月为岁首，三月后无十月。十与七易讹。（《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

郑慧生：《史记·孝景本纪》：“后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动，郅将军击匈奴……三月，匈奴入雁门。十月，租长陵田。大旱。”禾稼七月，正是抽穗结籽季节，最忌旱灾。十月农事已毕，则无人关心旱情。所以景帝后二年这次“大旱”，应在七月。《汉书·景帝纪》：后二年“春，匈奴入雁门……秋，大旱”。以此知此年大旱，确在七月。（《校勘杂志·也谈秦汉颛顼历十月、七月之误》）

⑭ 【汇注】

吕祖谦：长陵禁耕，地必广，景帝赋以与贫民，使奉陵邑，可也。今书曰租长陵田，是利其租入而已，奉先之意衰矣。（《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王　恢：《清统志》（二二九）：陵在咸阳东北四十里。《关中记》：高帝陵在西，吕后陵在东。按：高帝长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薄太后南陵，赵倢伃云陵，合称“九陵”。其中渭北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又称“五陵”。（《史记本纪地理图考·高祖本纪》）

⑮ 【汇注】

朱　权：正月，地一日三动。秋大旱，以应匈奴掠上郡。（《汉唐秘史》上《景帝》）

【汇评】

李昉等：《瑞应图》曰：遇旱，责躬引咎，理察冤枉，退去贪残，侧修惠政，则降以零雨。（《太平御览》卷三五《凶荒》）

⑯ 【汇校】

［日］水泽利忠：南化、枫、三、谦、狩、嵯“民疾疫”。（《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注】

张守节：衡山国，今衡州。河东，今蒲州。云中郡，今胜州。（《史记正义·孝景本纪》）

王　恢：衡山国，前两次（两）［雨］雹，此次民（役）［疫］，皆指衡山国（分淮南国衡山郡置，立安阳侯勃，都六）。《正义》误以为“今衡州”。江都（吴王濞故国，三年六月，更名江都，徙汝南王非来王）风灾，以及河东、云中（赵武灵破林胡楼烦开置。秦因之，楚汉之际属赵国。高帝三年属汉，四年复以属赵，六年又属代国，十一年以边郡收）民（役）［疫］，皆指郡国。（《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景帝本纪》）

又：《汉志》河东郡，有今山西西南部及汾水下流西北城，治蒲坂，今永济县。（同上）

又：赵武灵破林胡楼烦开置（前三〇一），秦因之。楚汉之际属赵国，高帝三年属汉，四年复以属赵，六年又属代国，十一年以边郡收。《汉志》云中郡治云中，据《河水注》：故城在今绥远托克托东北黑水河南岸。《周勃世家》“定云中郡十二县”，《汉志》县十一，除沙南一县在河南，余载河东——大河东流转南之一曲。（《史记本纪地理图考·文帝本纪》）

刘定山、龚浩康：河东，郡名，辖今山西省石楼县以南、沁水县以西地区，郡治为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云中，郡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以南、前房子以北地区，郡治为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东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汇评】

董仲舒：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

又：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后三年十月①，日月皆（食）赤五日②。十二月晦，③。日如紫④。五星逆行守太微⑤。月贯天廷中⑥。正月甲寅⑦，皇太子冠⑧。甲子⑨，孝景皇帝崩⑩。遗诏赐诸侯王以下至民为父后爵一级⑪，天下户百钱⑫。出宫人归其家，复无所与⑬。太子即位⑭，是为孝武皇帝⑮。三月，封皇太后弟蚡为武安侯⑯，弟胜为周阳侯⑰。置阳陵⑱。

① 【汇校】

张文虎：十月，《志疑》云“十月”不当书“三月”后。《史诠》谓“七月”之讹。（《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景本纪》）

② 【汇校】

梁玉绳：附案：《史诠》曰“日食在朔，月食在望，盖十月之朔日食而望月食，非食在一日也”或疑“食”字衍，当合下作“皆赤五日”，因《汉书·纪》《志》俱不言日食故也。（《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汇注】

李昉等：《礼》曰：妇顺不修，阴事不得，谪见于天，月为之蚀。故月蚀则后素服而修六宫之职，荡天下之阴事。（《太平御览》卷四《天部·月蚀》）

又：《荆州占》曰：月蚀，后自提鼓阶前，把槌击鼓者三，中良人、诸御者、宫人皆击杵救之。月已蚀，后乃入斋，服缟素三日，不从乐，以应其祥，此先王之所以免天地之诛而解四境之患也。（同上）

又：《礼斗威仪》曰：政太平则日五色；政颂平则日黄中而赤晕；政和平则日黄中而黑晕；政象平则日黄中而白晕；政升平则日黄中而青晕。（《太平御览》卷三《日上》）

又：政太平则月多耀，政颂平则赤明，政和平则黑明，政象平则白明，政升平则青明。（《太平御览》卷四《月》）

李克家：日赤如血，君忧臣背，灾疠盗贼并起。（《戎事类占》卷二《日类》）

又：月变色，将殃臣忧。赤，兵忧。（《戎事类占》卷四《月类》）

王英明：地悬于六合中央如鸡卵，黄在白内，故日由西照地，地必有影射东。照东必有影射西。夫日轮恒在黄道上，若遇望日，而月轮亦在黄道上，与日正对望，则地球障隔在日月之间，月轮必入地影之内，太阳不能照之，故失光而食也。渐出地影之外，太阳能照之，乃渐复得原光矣。（《历体略图》卷五）

余文龙：汉灵帝时，日数出东方正赤如血。……占曰：事天不谨，则日月赤。是时，月出入地二三丈，皆赤如血者数矣。（《史异编》卷一《日月》）

徐　发：日……赤，其下有叛。（《天元历理》卷三《观象辑要》）

又：日始出……有赤气如死蛇，为饥。（同上）

又：日……赤如血，君丧臣叛。（同上）

又：月珥……赤，兵。（同上）

［日］泷川资言：考证：陈仁锡曰：日食在朔，月食在望，盖十月之朔日食，而望月食，非食在一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朱东润：月食例不书，岂连类而及之耶！（《史记考索·徐广异文考证》）

【汇评】

李　贤：《礼斗威仪》曰：“日月赤，君喜怒无常，轻杀不辜，戮于无罪，不事天地，忽于鬼神。”（见《后汉书·五行志》六注）

尹起莘：景帝自三年平七国后，至此凡十二年间，书日食七，地震四、星、孛、蝗各二，雨雹、冬雷、大霖雨、大水、春雨雪、东阙灾、秋大旱，皆一见。是年所书，日月皆赤等灾，尤为可畏。帝非有甚失德也，特以刻忌少恩，故尔晁错以忠谋杀，皇后、太子以无罪废，丞相亚夫以守正不阿死，此皆非小故也。上天变异，夫岂适然？惟合先后所书而考之，则帝之得失，粲然可知，人主其无曰天道远云。（见《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四上《孝景皇帝·发明》）

③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一作‘雷’字，又作‘图’字，实所未详。”（《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洪颐煊：按：“书”当作“昼”，属下文“日如紫”句，言“十二月晦日昼时日如紫也。图即“”字之讹。（《读书丛录》卷十七《史记·晦》

又：晦、，《孝景本纪》：“后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集解》徐广曰：“一作‘雷’字，又作‘图’字，实所未详。”颐煊案：“书”当作“昼”，属下文“日如紫”句，言十二月晦日昼时日如紫也。“图”即“”字之讹。（同上）

王骏图、王骏观：十二月晦，：此事《汉书帝纪》及《天文志》皆不载。本古雷字，《史》《汉》亦数用之。十二月雷，故书本无疑义，何能作“书”又作“图”耶？张氏《札记》谓书乃雷之讹，图乃雷之讹，可见作“书”作“图”之非是。徐云“未详”，失之疏矣。（《史记旧注平义·孝景本纪》）

【汇注】

王　充：冬雷，人谓之阳气泄；春雷，谓之阳气发；夏雷，不谓阳气盛，谓之天怒。竟虚言也。（《论衡校注·雷虚篇》）

又：实说雷者，太阳之激气也。何以明之？正月阳动，故正月始雷；五月阳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阳衰，故秋冬雷潜。（同上）

又：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即询其身，中头则须发烧焦，中身则皮肤灼燌，临其尸上闻火气，一验也。道术之家，以为雷烧石色赤；投于井中，石焦井寒，激声大鸣，若雷之状，二验也。人伤于寒，寒气入腹，腹中素温，温寒分争，激气雷鸣，三验也。当雷之时，电光时见，大若火之耀，四验也。当雷之击时，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验也。夫论雷之为火有五验，言雷为天怒无一效。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同上）

编者按：“”：籀文雷字，从“回”者，象雷声之回转也。许慎《说文》云：“籀文靁间有回，靁声也。”段《注》曰：“阴阳迫动，即谓靁也。……回生万物者也。二月阳盛，靁发声，故以畾象其回转之形，非三田也。”

陈耀文：雷于天地为长子，以其首长万物，与其出入也。阳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终，阴用事亦百八十三日而终。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则万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则万物入，此其常经也。故雷安万物安，雷害万物害。犹国也，君安国亦安，君害国亦害。（《天中记》卷二《雷》引《洪范论》）

［日］泷川资言：焦竑曰：上雨下回即雷字，此以发声非时，故特纪异耳。雷，《集韵》原作“上雨下回”，《通志》云：囘，古雷字，后人加雨作“上雨下回”，囘象雷形，古尊壘多作云囘，今人不通字学，而欲读古书，难矣哉。（《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朱东润：今按：日食条，焦竑曰：“日当作月，刊本误耳。尽日食必于朔，月食必于望，时以晦既日食，望又月食，不半月而灾变两见，故于望日下诏书修省，而诏止云，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则因感月食之变而益勤日食之戒故也。”张文虎曰：“以今《癸卯元术》上考：是年十二月癸卯朔，太阴交周六宫一度四分二十九秒，入食限，而是月望太阴交周初宫十六度二十四分三十六秒，月亦入食限。月食例不书，岂连类而及之耶！”据焦、张两说，知当从一本作月，徐广下语，尤见审慎。、雷字同，《通志》云：回，古雷字，后人加雨作。回象雷形，古尊罍多作云回。徐广不知古字，诚无可讳，然既存雷字，又称未详，贤于不知而妄作者远矣。（《史记考索·史记徐广本异文考证》）

编者按：“十二月晦，雷”，标示雷震非时，亦有预示国君不安之意乎？观下文“孝景皇帝崩”，可谓匠心独运。

④ 【汇注】

李克家：（编者按：日）紫色无光，草寇起兵。（《戎事类占》卷二《日类一》）

丘　浚：“十二月，日如紫”，书日月异色，仅此见。（《世史正纲》卷三《汉世纪·孝景皇帝》）

徐克范：（编者按：高后）六年书昼昏，纪变也。（吕后恶之曰：此为我也。）凡灾异不悉书，书者有为也。（《读史记十表·读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补》）

⑤ 【汇注】

司马迁：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尝盛大而变色；日月薄蚀，行南北有时：此其大度也。故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为经，不移徙，大小有差，阔狭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为经纬，见伏有时，所过行赢缩有度。（《史记·天官书第五》）

胡三省：《晋·天文志》：太微，天子廷也，五帝座也，十二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南蕃中二星间曰端门，东曰左执法，廷尉象也；西曰右执法，御史大夫象也。左执法之东，左掖门也；右执法之西，右掖门也。东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东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华东门也；第三星曰次将，其北东太阴门也；第四星曰上将，所谓四辅也。西蕃四星：第一星曰上将，其北西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将，其北中华西门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阴门也；第四星曰上相，次亦四辅也。（见《资治通鉴》卷十六“景帝后三年”注）

徐　发：凡五星：岁星色青，比参左肩；荧惑色赤，比心大星；镇星色黄，比参右肩；太白色白，比狼星；辰星色黑，比奎大星。得其常色，而应四时，则吉，变常为凶。（《天元历理》卷三《五星总论》）

又：五星俱见，其年必恶。（同上）

刘定山、龚浩康：五星，即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太微，星宿名，是“三垣”（太微垣、紫微垣、天市垣）之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张大可：五星逆行守太微，金木水火土五星倒行，徘徊在太微星区。（《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

⑥ 【汇校】

［日］水泽利忠：《索隐》、金陵同。各本“廷”字作“庭”。（《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注】

司马贞：天廷即龙星右角也。按：《石氏星传》曰“龙在左角曰天田，右角曰天廷”。（《史记索隐·孝景本纪》）

程馀庆：《史》于《景纪》书灾异特详。（《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景本纪》）

【汇评】

司马迁：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大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大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史记·天官书第五》）

张　宁：“（编者按：景帝后天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动。秋大旱。三年冬十月，日月皆赤，十二月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贯天廷中”：按：孝景自七国平后，无岁不书变异，然未有如此二年之甚者。论者谓帝无甚失德，特以忌刻少恩故而。予意人君之失，莫大于刑赏不中。景帝自即位以来，王夫人以夺妇为后，而正后以无宠坐废，梁王武以贼杀曲全，而太子荣以无罪致死，晁错以忠谋市斩，而袁盎以谗嫉显荣，郅都、宁成以残酷召用，而窦婴、申屠以正议疏诎，王信、降虏以私叛封侯，而丞相亚夫以守正狱死，天下犯法者皆得从减笞之惠，而天子之至亲骨肉，乃不能终命于恩泽之余。刑赏失中，莫此为甚，此天所以大动威以彰之，不独因其心事一二之微而遂出灾异焉。此所以不逾年而有大故也。（《方洲集》卷二十八《读史集·景帝后二年》）

尤　侗：班史以文景并称，然文帝恭俭养民，景袭其遗业，故得苟安。而天资刻薄，刑政失理，相去奚翅霄壤哉！废薄后，杀太子及梁王，七国之反不为建文者幸也。相如申屠嘉，将如周亚夫，皆不得其死。用郅都、甯成酷吏，多杀人，而天变亦应之。十六年中，日食、雨雹、地震、荧惑岁星逆行、日月皆赤，日如紫月，贯天廷，长星出西方，彗星出东北，有星孛于西南、北，岁不胜书，获罪于天甚矣！史迁作纪极言景帝之短，岂为过乎！（《艮斋杂说续说·看鉴偶评》卷二）

⑦ 【汇注】

张大可：正月甲寅，正月十七日。（《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

⑧ 【汇注】

王钦若等：（编者按：后元）三年正月，皇太子冠。赐民为父后者爵一级。（《册府元龟》卷七九《庆赐一》）

吕祖谦：景帝以甲子崩，相距才十日耳，盖武帝方十六，未冠，故亟加元服也。（《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刘定山、龚浩康：冠，加冠，古代男子二十岁时，结发戴冠，举行加冠典礼，表示已经成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陈戍国：《史记·孝景本纪》，景帝后元三年正月甲寅，“皇太子冠”。《汉书·本纪》云：“皇太子冠，赐民为父后者爵一级。”按：冠即成人之礼，意味着可以接父皇的班了。“为父后者”，是指父亲的嫡长子，已经认可的继承人。皇太子冠，赐民为父后者各升爵一级，既表明皇太子之冠受国人重视，也表示储君特别和那些为父后者共庆冠礼，他们都是任重而道远。（《中国礼制史》秦汉卷《西汉冠礼、藉田礼和射礼》）

（录自公元1475年明成化十一年刊本《历代古人像赞》）

⑨ 【汇注】

张大可：甲子，正月二十七日。（《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

⑩ 【汇校】

牛运震：孝景皇帝崩，当依《汉书》作“帝崩于未央宫”。（《读史纠谬》卷一《孝景本纪》）

李景星：孝景皇帝崩，按：“孝景”二字当省。（《四史评议·孝景本纪》）

王叔岷：案：《汉书》《汉纪》《通鉴》并作“帝崩于未央宫”。《御览》八八引《帝王世纪》：“孝景帝即位十六年，年四十八。葬阳陵。”（此《纪》亦有“葬阳陵”三字，惟错在《纪》末。梁氏《志疑》有说，《考证》本之。）《帝王略论》云：“帝即位十年，年四十八。”十下脱六字。（《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汇注】

荀　悦：甲午，帝崩于未央宫。遗诏赐诸侯王、列侯马二驷，吏二千石黄金二斤，民户百钱，出宫人，复终身。（《汉纪·前汉纪孝景皇帝纪卷九》）

皇甫谧：孝景帝即位十六年，年四十八，葬阳陵，庙名德阳。……阳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四丈，去长安四十五里。（《帝王世纪辑存·汉第七》）

裴　骃：皇甫谧曰：“帝以孝惠七年生，年四十八。”

又：《汉书》云“二月癸酉，帝葬阳陵”。皇甫谧曰：“阳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四丈，去长安四十五里。”（《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颜师古：臣瓒曰：“帝年三十二即位，即位十六年，寿四十八。”（《汉书注·景帝纪第五》）

郑　樵：甲子，帝崩于未央宫，年四十八，遗诏赐诸侯王、列侯马二驷，吏二千石黄金二斤，吏民户百钱，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二月癸酉，葬阳陵。（《通志》卷五下）

徐天麟：孝景皇帝，文帝太子也。文帝元年正月，立为皇太子。后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即皇帝位。后三年正月甲子，帝崩于未央宫。二月癸酉，葬阳陵。（《西汉会要》卷一《帝系一》）

吕祖谦：甲子，帝崩于未央宫。二月，癸酉，葬阳陵。上谥曰孝景皇帝。（《大事记》卷十一》）

又：臣瓒曰：自崩及葬凡十日。阳陵在长安东北四十五里。（同上）

刘安国：景帝王后陵，距阳陵一百步。《前汉纪·外戚传》，后元朔三年崩，合葬阳陵。（见《（民国）重修咸阳县志》卷一《陵墓》）

王学理：汉景帝刘启，系汉文帝刘恒之子，是西汉的第四代皇帝。他于汉惠帝七年（前188）出生在代地，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即位，时年32岁。崩于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居世仅47个春秋。（《中国汉阳陵彩俑·阳陵汉俑》）

【汇评】

荀　悦：自汉初，务劝农，累世承业，至是始天下殷富，家给人足，京师之钱，累百巨亿，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充实，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官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仁义兴焉。（《汉纪·前汉纪孝景皇帝纪卷九》）

⑪ 【汇校】

梁玉绳：按：《汉纪》“赐诸侯王、列侯马二驷，吏二千石黄金二斤”，此但云赐诸侯王以下，则疏略矣。而赐民为父后者爵一级，乃前十日皇太子冠时事，非遗诏也。（《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汇注】

刘定山、龚浩康：民为父后，即继承父业的百姓。（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朱绍侯：景帝后三年（前141）春正月，“皇太子冠，赐民为父后者爵一级”。此为太子加冠赐爵之例，又是一种开创性的赐爵。《史记·孝景本纪》记载与此稍异。其记为：“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帝崩。遗诏赐诸侯王以下至民为父后者爵一级，天下户百钱。出宫人归其家，复无所与。”这就是说皇太子冠，并没赐爵，而是景帝崩后遗诏赐爵，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特别是说“赐诸侯王……为父后爵一级”极不合理，因为诸侯王已是最高爵位，不可能再赐一级。再考之《汉书·景帝纪》，问题就迎刃而解。《景帝纪》在“赐为父后者爵一级”之后，接着就是“甲子，帝崩于未央宫。遗诏赐诸侯王、列侯马二驷，吏二千石黄金二斤，吏民户百钱。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可见遗诏所赐给诸侯王的是马，赐给二千石的是金，赐给吏民的是钱，其中并没有“赐为父后者爵一级”的内容，《史记》是把皇太子加冠的赐爵误记入遗诏之中。这又是一次明显的失误。（《军功爵制研究·秦汉非军功赐爵诏令及说明》）

［日］西嶋定生：（编者按：景帝后三年春正月）皇太子冠，赐民为父后者爵一级。这是皇太子加冠庆典之际的赐爵，这种场合，也跟立皇太子之际同样，把“为父后者”当作赐爵的对象。《史记》卷一一《孝景本纪》，在这条记有：“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遗诏：赐诸侯王以下至民为父后爵一级，天下户百钱。出宫人归其家，复无所与。”这个对“为父后者”的赐爵，是在皇太子加冠之后，按崩逝的景帝遗诏而进行的，诸侯王以下，直至“为父后者”，尽皆赐爵一级。但给诸侯王加赐爵一级，实无意义。《汉书·本纪》在上述事例这段文字下边接着写道：“甲子，帝崩于未央宫。遗诏赐诸侯王、列侯马二驷，吏二千石黄金二斤，吏民户百钱。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遗诏中未包含赐爵。《史记会注考证》同条所引中井积德的见解说：“据《汉书》，赐民为父后者爵，是太子冠之覃恩，理当然非遗诏所宜赐。又赐诸侯王爵一级，岂有是理哉。皆当以《汉书》为正。”这是否定《史记》的记载，主张依从《汉书》的记载，应认为是正确的。《史记》之文，是把皇太子加冠之际的赐爵之诏与景帝遗诏弄成了一篇文章。因之，把遗诏中的诸侯王云云跟赐爵诏中的“民为父后者”错误地结合起来，于是记载成自诸侯王以下到民之为父后者都成了赐爵对象。本来，按遗诏赐爵，如稍后考察所知，是有悖于赐爵的意义的；所以，《史记》的该处文字，当不是熟谙赐爵意义的司马迁本人所写，恐属后来人改撰而成。（《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第二章《民爵赐与的方法及其对象》）

⑫ 【汇注】

刘定山、龚浩康：天下户百钱，指赏给全体百姓每户一百钱。（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⑬ 【汇注】

班　固：遗诏赐诸侯王、列侯马二驷，吏二千石黄金二斤，吏民户百钱。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汉书·景帝纪第五》）

章　衡：遗诏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编年通载》卷三《汉·孝景皇帝》）

王鸣盛：文帝崩，归夫人以下至少使。景帝崩，亦出宫人归其家。至武、昭乃有奉陵之制。平帝崩，王莽乃复出媵妾皆归家。要之，文、景之制，信可以为后世法。（《十七史商榷》卷九“出宫人”）

［日］泷川资言：《汉纪》云“皇太子冠，赐民为父后者爵一级。甲子，帝崩于未央宫。遗诏赐诸侯王、列侯马二驷，吏二千石黄金二斤，吏民户百钱，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中井积德曰：据《汉书》“赐民为父后者爵”，是太子冠之覃恩，理当然，非遗诏所宜赐。又赐诸侯王爵一级，岂有是理哉？皆当以《汉书》为正。王鸣盛曰：文帝崩，归夫人以下至少使。景帝崩，亦出宫人。至武、昭，乃有奉陵之制。平帝崩，王莽复出媵妾皆归家。（《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张家英：谨按：《汉书·景帝纪》作：“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本例中之“复无所与”，应与“复终身”或“复勿事”，“复不事”同一含义。“复”是免除徭役赋税，“勿事”“不事”是不供役使。“无所与”即不参与，“与”应读yù。（《〈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景本纪》）

刘定山、龚浩康：复无所与，即终身免除赋税。（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日］金子修一：在西汉，文帝以外留下遗诏的仅有景帝。《史记·孝景本纪》中有“遗诏赐诸侯王以下至民为父后爵一级，天下户百钱，出宫人归其家，复无所与”，《后汉书·景帝纪》后三年（公元前141）正月条中有：“皇太子冠，赐民为父后者爵一级。甲子，帝崩于未央宫。遗诏赐诸侯王、列侯马二驷，吏二千石黄金二斤，吏民户百钱，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所述内容有若干不同，但整体上可说是实施以赐予为中心的善政。可以说，它除宫人归家以外，是在文帝的遗诏中没有，后世也未见其例的，是景帝独有的遗诏。（《从皇帝遗诏来看唐代的中央和地方》，载《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

⑭ 【汇注】

王之枢、周清源等：甲子，帝崩于未央宫，太子彻即位，年十六。（《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卷二十三“孝景皇帝后三年”）

梁玉绳：附按：景帝正月甲子崩，以二月癸酉葬。是崩后九日而葬也。丙子太子立，是葬后三日而即位也。乃《汉书》谓甲子太子即皇帝位何欤？《大事记》曰：《史记》书正月甲子，孝景崩，二月丙子，太子立。景帝以癸酉葬，武帝以丙子立，用惠帝以来既葬即位之典也。班氏《景纪》书甲子帝崩，《武纪》又书甲子太子即皇帝位，是崩之日遽即位也，其误甚矣。盖武帝享国，多历年所，招方士，求长年，恤典废而不讲，受遗大臣如霍光辈，皆不学少文，故武帝以丁卯崩，明日戊辰昭帝遽即位。是后元之继宣，成之继元，哀之继成，皆以葬前正位号，自古既葬即位之礼遂废矣。班氏徒习见汉中叶以后故事，不复知先王之典制，谬误若此比者，非一条也。（《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⑮ 【汇注】

王鸣盛：愚谓迁实卒于昭帝初，观《景帝本纪》末云：“太子即位，是为孝武皇帝。”《卫将军骠骑传》末段亦屡称武帝，按其文义，皆非后人附益，间有称武帝为“今上”者。《史记》作非一时，入昭帝未久即卒，不及追改也。惟《贾生传》末述“贾生之孙嘉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此“孝昭”二字，则是后人追改，其元本当为“今上”耳。（《十七史商榷》卷一“子长游踪”）

梁玉绳：附按：史公本书称武帝曰“今上”，曰“今帝”，曰“今天子”，曰“今皇帝”，故凡言“孝武”者，悉后人所妄改也。（《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牛运震：“太子即位，是为孝武皇帝”。按：“孝武”当作“今上”，此皆后人改《史记》原本而失之者。（《读史纠谬》卷一《孝景本纪》）

施之勉：《考证》：梁玉绳曰：《太史公书》称武帝曰今上，曰今帝，曰今天子，曰今皇帝。故凡言孝武者，悉后人所妄改也。吴汝纶曰：某谓《史记》诸篇，有作于武帝时者，则称今上。有作于昭帝时者，则称武帝。其云讫于太初者，据大率言之，非太初后，遂无文也。（《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刘定山、龚浩康：是为孝武皇帝，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武帝均为“今上”“今帝”“今天子”“今皇帝”，此处独以谥号相称，疑为后人所改。（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⑯ 【汇注】

司马迁：以孝景后同母弟侯，户八千二百一十四。（《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又：后三年三月，侯田蚡元年。（同上）

裴　骃：苏林曰：“蚡音鼢。”（《史记集解·孝景本纪》）

司马贞：蚡音扶粉反。按：《外戚世家》皇太后母臧氏初嫁王氏，生子信而寡，更嫁长陵田氏，生蚡及胜也。（《史记索隐·孝景本纪》）

胡三省：班《志》，武安县属魏郡。又据《沟洫志》，蚡封武安，而奉邑食清河之鄃。蚡，房吻翻。（见《资治通鉴》卷十六“景帝后三年”注）

赵　翼：《史记·田蚡传》，景帝后三年，封蚡为武安侯。《汉书》则云，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武安侯。按：景帝后三年，正是武帝即位之岁，蚡乃武帝所封，特是时尚未改元故耳。（《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

刘定山、龚浩康：蚡，即田蚡（？—前131），长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人，景帝王皇后的同母弟。武帝即位后，被封为武安侯，先后任太尉、丞相。事详《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县名，治所在今河北省武安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⑰ 【汇校】

牛运震：“三月，封皇太后弟蚡为武安侯，弟胜为周阳侯”。按：此系武帝时事，不应载于《景帝纪》中。（《读史纠谬》卷一《孝景本纪》）

【汇注】

司马迁：以孝景后同母弟侯，户六千二百十六。（《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又：后三年三月，懿侯田胜元年。（同上）

胡三省：《史记正义》：绛州闻喜县东二十九里有周阳故城。（见《资治通鉴》卷十六“景帝后三年”注）

梁玉绳：附按：周阳，地在河东闻喜县。《水经注》六可证，《索隐》以上郡阳周当之，舛矣。（《史记志疑》卷十二）

刘定山、龚浩康：胜，即田蚡的弟弟田胜。周阳，据《索隐》说，“县名，属上郡。”按：属上郡者为阳周，周阳在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汇评】

吕祖谦：景帝封后弟，已非故典；武帝又封母之异父同母弟，恩亦滥矣。（《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刘　沅：初即位，先封母族，过也。事固有更亟于此者！高帝约，非军功不侯，何乃违之？（《史存》卷九《孝景本纪》）

⑱ 【汇校】

梁玉绳：附按：《评林》谓一本“置”作“葬”，是也。《史诠》云湖本“葬”作“置”，误，但此三字当在上文“太子即位”句前，错简于封太后弟之后。盖封太后弟在三月，而孝景之葬阳陵在二月癸酉，其去甲子之崩才十日耳。（《史记志疑·孝景本纪》）

张文虎：置阳陵，凌云“置”一作“葬”。《志疑》云作“葬”是。《史诠》云此三字当在上文“太子即位”句前，错简。盖封太后弟在三月，而孝景之葬在二月癸酉，去甲子崩才十日尔。（《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孝景本纪》）

崔　适：二月。癸酉葬阳陵。案：各本作“三月”，误也。上云“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则癸酉在二月，上距甲寅二十日、甲子十日也，又脱“癸酉”二字，误“葬”为“置”，今依《汉书》正。（《史记探源·孝景本纪》）

王叔岷：案：《汉书》云：“二月癸酉，葬阳陵。”《通鉴》作“二月癸酉，葬孝景皇帝于阳陵”。（《史记斠证·孝景本纪》）

吴汝纶：局本作“置”，依凌本校改作“葬”。（《点勘史记读本·孝景本纪》）

【汇注】

班　固：二月癸酉，葬阳陵。（《汉书·景帝纪第五》）

颜师古：臣瓒曰：自崩及葬凡十日。阳陵在长安东北四十五里。（《汉书注·景帝纪第五》）

王在晋：景帝阳陵，高陵县西南三十里。东有王后陵，其废太子临江王墓在蓝田县，葬时有数万燕衔土置冢上，世名燕子冢。（《历代山陵考》卷上《西安府》）

刘庆柱、李毓芳：在景帝陵东南420米、王皇后陵西南740米，有一处西汉建筑遗址。遗址外貌呈缓坡状，东西长120米，南北长80米。遗址中部有一夯台，应为其主体建筑的台基，其上有一块石板，平面为方形，边长1.7米，厚0.4米。石板上部加工成直径1.35米的圆盘，圆盘中心有“十”字形凹槽，槽宽3厘米、深2厘米。经测定，该“十”字为正方向。当地群众叫做“罗盘石”（编者按：亦称“罗经石”）。夯土台四周有卵石散水和砖铺地面遗迹。（《西汉十一陵·景帝阳陵·礼制建筑》）

李毓芳：“惠帝安陵和景帝阳陵”：惠帝安陵在今咸阳市秦都区韩家湾乡白庙村，东距长陵3300米。景帝阳陵在今咸阳市秦都区肖家村乡张家湾村，西距长陵5800米。安陵和阳陵分别位于长陵西、东两侧。安陵南与长安城西城墙相对。阳陵在长安城东北，阳陵陵区东部基本与汉长安城东都门（或称东郭门）南北相对。惠帝和景帝这样安排自己的陵墓位置，首先是因为他们分别属于穆位与昭位。以高祖长陵为祖位，穆位居西、昭位居东。其次，关于二陵与长陵的间距，主要是考虑帝陵应与汉长安城的西墙和东郭门南北相对。（《西汉帝陵分布的考察》，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2期）

张永禄：阳陵，亦称阳陵县，是汉景帝刘启的陵县。《史记·孝景本纪》记载：“前元四年（前153）后九月，更以弋阳为阳陵。五年三月作阳陵、渭桥。五月，募徙阳陵，予钱二百万。”弋阳是秦时旧县，景帝时改名阳陵。《史记》《汉书》注释阳陵去长安东北45里。《三辅黄图》记载阳陵在长安东北45里。今咸阳市东北约24公里张家湾西北即汉景帝阳陵和王皇后陵，西距长陵约6公里。据考古调查阳陵县城可能在阳陵东约3公里高陵县米家崖村附近，县城近泾渭之交，东为高陵县，西为长陵县，县境所辖面积有限。东汉时京兆尹樊陵于阳陵县东引泾水灌田，三国魏黄初元年（220）撤销阳陵县建制。（《汉代长安词典》一《地理环境·阳陵》）

王学理、王保平：“阳陵”系西汉景帝刘启（前188—前141）和王皇后（？—前126）合葬陵园的统称，位于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张家湾村北的原上，是西汉帝陵位处“五陵原”最东端的一个，隔渭水南望西安城，仅有22公里之遥。（《西汉阳陵陵园考古有重大发现》，载《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2期）

又：1990年5月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为配合咸阳国际机场东线专用公路建设，在阳陵南区的路基上作随工清理。随后经探测，发现了一组包括14行24个俑坑的从葬设施。这些坑是南北走向，东西平行，占地范围约96000平方米。俑坑南北均具斜坡道，宽度约4米，深7米，其长度可分大、中、小三级。最长的坑南北291米，最短约25米，中等的在120米以上。从清理和发掘可知，原来坑底横铺木板，侧垒枋木，上盖棚板，再覆席子，从而形成为一个放置陶俑、车马和其他文物的大型地下木结构藏室。（同上）

又：经清理的第六、八号两坑坑端面积不到40平方米，均遭严重盗扰，文物移位，仍出土彩俑陶俑个体400余件，铜铁兵器、农工工具、衣饰及货币千余件。（同上）

又：伴出的金属文物有铜镞、弩机、带钩、马衔、“半两”钱、铁矛、戟、剑、锸、凿、锛、陶井、灶等。这些都是装配给陶俑的，属于缩小比例的模拟品。但制作精巧，加工细致，无一丝含糊，是些具有同等研究价值的“明器”。（同上）

又：除已知的陵阙、“寝殿”等礼制性建筑正在探测其布局、结构外，在陵园的南侧、东南和正东都发现了大片的建筑群，形成对俑坑、陵园及其他从葬设施的半月形包围。在陵区地面上，除残留的几座陪葬墓封土堆外，东部远距离的陪葬墓多已平毁。但已勘探出墓区的大致范围及墓形。（同上）

又：据史载，高祖刘邦建立西汉政权之后，经惠帝“与民休养”、文帝刘恒和景帝刘启父子的苦心经营，前后五十余年（前194—前141），使国力从恢复到发展，创设下雄厚的经济基础，形成为历史学家所称道的“文景之治”。从此次陵园考古所获得的初步收获，即可看到当时治国的成效。（同上）

【汇评】

徐孚远：此《纪》严奥有法，特似古史，盖太史迁另一体也。而武帝以为谤书，与《文帝纪》并观，则知之矣。（《史记测议·孝景本纪》）

吴　溥：腾阳边郡，感荷神庥。在昔邑中宰官大夫以及都人士女，罔不仰其灵爽而祠之。由是庙貌以立。……虽然岁月云遥，泥涂易败，后之君子，倘能缺者补之，毁者葺之，或更光大而润色之，庶万年禋祀绵延不绝，获帝之眷，亦必无穷矣。是为记。清雍正五年丁未岁孟夏月谷旦。（引自《永昌府文征》卷十《重修来凤山汉景帝碑记》）

编者按：清人吴楷考证，来凤山汉景帝庙乃唐代屡屡寇边之蒙世隆，伪谥景庄帝，因以讹传为汉景帝。可作一说。见《永昌府文征》文卷十一《景帝非正祀辨》。

太史公曰①：汉兴，孝文施大德②，天下怀安③。至孝景④，不复忧异姓⑤，而晁错刻削诸侯⑥，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向⑦，以诸侯太盛⑧，而错为之不以渐也⑨。及主父偃言之⑩，而诸侯以弱⑪，卒以安⑫。安危之机⑬，岂不以谋哉⑭？

① 【汇评】

徐朔方：在十来篇《本纪》的“太史公曰”中，它以警辟的历史见解和政治评论而引人注目，显然不是后人的补作或伪托所能相比。《汉书·景帝纪》的赞语以汉代的文景之治与周代的成康之世相比，司马迁在高后、文帝、景帝三篇《本纪》中提出的却是另外一个看法。他赞美惠帝、高后时“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对景帝之世只说是“不复忧异姓”，指出朝廷和异姓诸王的矛盾已经让位给朝廷和同姓诸王的矛盾，对政治设施没有说一句好话，却间接地说“晁错刻削诸侯”，同他在《晁错列传》以及武帝时的几个“酷吏”的传记中，对刑法之治的非议都是一致的。《史记》和《汉书》对景帝有不同的评价，《史记》把景帝一朝看作是武帝一朝的刑法之治的先声，而《汉书》则以文、景之治标榜后世。（《史汉论稿·〈史记·孝景本纪〉非后人补作辨》）

② 【汇评】

苏　辙：汉之贤君，皆曰文景。文帝宽仁大度，有高帝之风；景帝忌刻少恩，无人君之量。其实非文帝比也。帝之为太子也，吴王濞世子来朝，与帝博而争道，帝怒，以博局提杀之。濞之叛逆，势激于此。张释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贬，斥死淮南。邓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痈之怨，困迫至死。晁错始与帝谋削诸侯，帝违众而用之，及七国反，袁盎一说，谲而斩之东市，曾不之恤。周亚夫为大将，折吴楚之锐锋，不数月而平大难。及其为相，守正不阿，恶其悻悻不屈，遂以无罪杀之。梁王武，母弟也，骄而纵之，几致其死。临江王荣，太子也，以母失爱，至使酷吏杀之。其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际，背理而伤道者，一至于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国，与文帝俱称贤君者，惟不改其恭俭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然陈侯平国、蔡侯般，皆以无道弑，而弑皆称臣，以为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犹称贤君，岂非躬行恭俭，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为不恭俭者戒也。（《栾城集·栾城后集》卷七《汉景帝第九》）

胡　寅：文帝宽厚长者，以德化人，无事则谦抑如不能，有难则英气奋发。景帝则刻薄任数，以诈力御下。平居则诛赏肆行，缓急则揣惧失措，其大较悬绝如此。而又以无能废正后，而夫妇之义薄；无罪废太子，而父子之恩暌；过爱梁王，轻许传位，而兄弟之好不终；信谗用私，诎申屠嘉，戮晁错，杀周亚夫，而君臣之道乖。其视乃翁益相辽矣。独节俭不妄费，育民以致丰富一事，为克遵前业耳。（《致堂读史管见》卷二）

徐复观：《史记·孝景本纪》的全文不可见，但由保存下来的“赞”，与《汉书·景帝纪》的“赞”，两相比较，史公与班氏两人对景帝的观点，并不相同；但班氏下笔是相当有技巧的。……史公首先承认景帝时代是社会比较太平安定的时代，但他把功劳归之文帝而不愿归之景帝。其次，他以七国之变，为景帝时代政治上的大事。晁错为之不以渐，未能善其谋，责晁错，实以责景帝。《汉书·景帝纪·赞》：“赞曰，孔子称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敞，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哉。”班氏对景帝的称颂，也止用“遵业”两字，则他仍未跳出史公所作批评的范围。但他不提七国之变，即是不打景帝的痛脚，而转一个弯，把汉的文、景，比之周的成、康，这便把景帝的地位提得很高了。（《两汉思想史·〈史〉〈汉〉比较研究之一》）

瞿林东：司马迁对汉文帝的评论是意味深长的，他引用孔子的话加以发挥说：“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向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史记·孝文本纪》后论）他又说：“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史记·孝景本纪》后论）所谓“德至盛”“施大德”，这是对汉文帝的“德”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在这个评价中，也暗含着对汉武帝大行封禅的批评。而司马迁对汉景帝本人，几乎没有作任何直接的评论。由此可见，司马迁在评价本朝君主时，在历史认识上是严肃的，在评价方法上是有分寸的，堪称史家评价君主的典范。（引自《中华文化通志·史学志》第六章《历史评价·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

③ 【汇注】

刘定山、龚浩康：怀安，怀念帝王的德政而安居乐业。（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汇评】

张大可：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是孔子抒发自己为政的理想，只表示一种志向；司马迁凝练成为一个单词，用以描写文景之世的太平景象，赞颂文帝之德，他在《孝景本纪·赞》中说：“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这里“怀安”一词说是孔子抒志言论的凝缩。（《司马迁评传·家学渊源与师承》）

④ 【汇评】

章　衡：帝遵文帝之业，黎民醇厚。（《编年通载》卷三《汉·孝景皇帝》）

胡一桂：先儒谓其独有节俭，不妄费，育民以致殷富一事，为克遵洪业。（《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七《西汉》）

孙　琮：先从孝文说起，递出孝景，立言有次。（《山晓阁史记选》卷一《孝景本纪赞》）

⑤ 【汇注】

张大可：不复忧异姓，异姓，指异姓诸侯王。刘邦与项羽争天下，先后封了九个异姓诸侯王。全国统一后，刘邦一个一个收拾了异姓王，改封同姓王，至景帝时，唯一的异姓王长沙国吴氏无后国除，一个异姓王也没有了，所以说“不复忧异姓”。（《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

【汇评】

金圣叹：异姓不复忧，乃自“施大德”来，则七国之事，不言可知。真正妙笔！（《金圣叹批才子古文·西汉文·孝景本纪赞》）

⑥ 【汇注】

张家英：《尚书·微子》“我旧云刻子”，孔《传》：“刻，病也。”《经典释文》引马云：“刻，侵刻也。”孔《疏》：“刻者伤害之义，故为病也。”“刻”有“伤害”之义，“削”有“掠夺”之义，因而“刻削”有“侵害、侵夺”的意思。晁错刻削诸侯，实主张缩小诸侯的封地，削弱诸侯的实力。“刻削”一语，《史记》中二见。另一见《秦始皇本纪》之“刻削毋仁恩和义”。这个“刻削”和本例不同，它表达的是“严酷、残虐”之类的含义。（《〈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景本纪》）

【汇评】

孙　琮：“而”字，微文。（《山晓阁史记选》卷一《孝景本纪赞》）

⑦ 【汇注】

刘定山、龚浩康：合从，本指战国时南北六国联合起来共同抗秦，这里借指吴楚七国联合起兵反叛朝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汇评】

金圣叹：孝景事无大于此，故只举一事。（《金圣叹批才子古文·西汉文·孝景本纪赞》）

⑧ 【汇校】

［日］水泽利忠：延久、凌、金陵同。各本“太”字作“大”。（《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评】

王应麟：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建侯以治之，而未可遽谓安宁也。古者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国止于百里。……汉惩秦孤立，封王子弟，大启九国，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虽有犬牙磐石之固，亦有指大如股之忧，此诸侯大盛，疆土逾制，自高帝失之。（《通鉴答问》卷四“七国反”）

⑨ 【汇注】

张大可：渐，因势利导。（《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

张家英：《广雅·释诂二》：“渐，进也。”这个“渐”，古作“”，是“逐渐、逐步发展”的意思。“错之不以渐”是批评晁错想维护中央集权，却不能依照逐步进行的原则来办理。（《〈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景本纪》）

【汇评】

杨　时：晁错曰：“人君必知术数。”又曰：“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而自亲事。”操是说，盖未尝知治体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胜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礼，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尝自为也。虽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术数而自亲事乎？使后世怀谄者误其君，挟术以自用，必质是言也，其为祸岂浅哉？若吴楚之反，不在错，天下已知之矣。景帝用谗邪之谋以诛错，其失计不已甚乎？当是时，兵之胜负，国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诛其谋首，豈不殆哉？而在庭之臣无一人为错言者，盖变起仓卒，各欲侥幸于无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错亦有以取之矣。夫汉之有七国，未若鲁之三家也。孔子堕三都之城，而三家无敢不受命者，則其处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孟子而得志，固将损之也。错无硕德重望以镇服其心，而强为之谋，其召乱而取祸，盖无足怪者。武帝时，淮南王欲反，独畏汲黯之节义，视公孙弘辈如发蒙耳，则天下果非智力可为也。以一汲黯犹足以寝淮南之谋，况不为黯者乎？（《龟山集》卷九史论《晁错》）

苏　轼：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而不知错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惋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不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袁盎，可得而间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击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苏文忠公全集·东坡应诏集》卷十《晁错论》）

苏　辙：臣闻圣人应变之机，正在迟速之际，但使事变稍缓，则吾得算已多。昔汉文景之世，吴王濞内怀不轨，称病不朝，积财养士，谋乱天下。文帝专务含养，置而不问，加赐几杖，恩礼日隆，濞虽包藏祸心，而仁泽浸渍，终不能发。及景帝用晁错之谋，欲因其有罪削其郡县。以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削书一下，七国尽反。至使景帝发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将，仅而破之。议者若不究利害之浅深，较祸福之轻重，则文帝隐忍不决，近于柔仁；景帝刚断必行，近于强毅。然而如文帝之计，祸发既迟，可以徐为备御，稍经岁月，变故自生，以渐制之，势无不可。虽有千濞，亦何能为？如景帝之计，祸发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锋刃既接，胜负难保，社稷之命，决于一日。虽食晁错之肉，何益于事！（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三十二《御边·再论兰州等地状》）

秦　观：臣闻世之论者，皆以为汉用袁盎之谋，斩晁错以谢天下为非。是以臣观之，汉斩错，七国之兵所以破也。何则？胜败之机，系于理之曲直。理直则师壮，师壮胜之机也；理曲则师老，师老败之机也。故善战者战理。……汉斩晁错之事，何异于此？夫汉之诸侯，连城数十，地方千里，虽号强大，然则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错计，擿其罪过而削夺之，则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汉之心。当此之时，诸侯直而汉曲，故吴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为反者三十余年。其称兵也，发愤削地，以诛错为名耳。汉斩错而兵不罢，则逆节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国之心。当此之时，诸侯曲而汉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淮海集》卷十九《进论·晁错论》）

蔡　襄：或曰：晁错为景帝谋削诸侯以尊汉，而陷于仇人，身死都市。事适未就而遭谗被祸，其诚忠矣，而扬子云乃以为愚，何哉？愚错而孰为忠耶？曰：错诚忠矣，然为汉谋诸侯，则曰削亦反，不削亦反，非愚而何？若主父偃、贾生推恩以分地，乃谋者之长策。（《蔡襄全集》卷三十一《杂说》）

周紫芝：世之议者皆以晁错不当削七国以发其怒，及七国反，以诛错为名，则景帝不得不杀错以谢七国。余以谓此特书生之谈，儿童之见耳。盖世之善论人者，不以迹而以心。其迹是也，其心非也，则世俗皆以为忠，而君子以谓未见其所以为忠焉，若王莽之安刘是也。其心是也，其迹非也，世俗未必以为忠，而君子以谓是乃所以为忠矣，若晁错之削七国是也。七国之地，高祖之所封，削之则为贼恩，吴楚之君怀奸而未发，激之则必至速祸，故削书一出而七国果反，连衡以叛，天子忧劳，王师四出而仅以仆灭，错亦可谓无策矣。当是之时，非特七国欲诛错，虽左右无不欲诛之者。非特当时左右之不知错，后世虽贤如扬雄者，亦以错为愚。景帝固知其为智囊，而先入之言已不可变，虽欲活之，计将安出？此无他，是皆观其迹而终其心，有不察焉者也。为景帝者，胡不察其心，以谓错所以削其国者，为其一身计耶？为天下计耶？二者有所不能明，则徐而思之，以谓吴楚之君地大势强，日以滋横，铸山煮海，招亡集叛，反状已萌，特未有以发耳。虽三尺之童知其必至于此也。错虽至愚，岂不知削其地则必叛，叛则祸必及己。错所以不畏其祸，而肯为其君言之者，其心果安在哉？盖特以安国家而定社稷也。察其心，苟知其如此，则左右大臣虽劝帝以杀错，勿杀可也。惜乎！孝景惑于一时之言，仓皇无术，而于错之心有不察也。……然而察错之心，则要在安刘氏而已。景帝不察其心，此盎之说所以得行于疑似之间也。或有以谓汉不诛晁错，无以折七国之兵，犹唐不杀国忠无以弭禄山之祸。孝景之杀错，岂得已哉？曰：错之忠岂可与国忠比？孝景之治岂可与明皇论？时国忠虽诛，而禄山之难未必戢，晁错不诛，七国将何为哉？此其理较然易知者，而景帝竟纳盎言，此殆不察其心而然欤？或者又谓七国之难作，错不能捐身以当其危，反使天子将兵而己居守，安在其为忠乎？曰：是乃所以为忠也。错知大臣之欲杀己，而自将其兵，则足未及旋而首已堕于奸臣之手矣。孰若使天子自将，己居其中，扼奸臣之吭而控之，则天子收战胜之功，而己不失忠臣之名，岂非两全之道欤？帝不此之思，而纳盎之说，此亦不察其心而然也。然则为人君而不察其臣下之心，则其杀忠臣而不悔者，鲜矣。（《太仓稊米集》卷四十四《晁错论》）

王之望：天下之事，曷尝不可为。其所以每至于祸败而不救者，非事固然为之，不知其数耳。为之不知其数，以至于祸败，而因以为事固不可为，则亦不察矣。昔晁错患诸侯强大，建议削地以尊京师。于是七国俱反，指错以为名，汉遂诛错以谢。议者皆冤错之策，以为吴楚之事，错固已前知之。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呜呼！七国之反，汉之不亡幸耳。祸尚有更大者邪？于此有削而不敢反，反亦不能为祸者。错顾不知，则其死亦宜矣。盖天下之势，强弱异形，则攻取有先后。先攻小以图大者，弱国之形也。先攻大以令小者，强国之形也。先小后大，则敌脆而力有所并；先大后小，则威加而交不得合。……景帝之世，山东之国凡十有八，而吴阻江负海，其地最大；怨望不朝，其罪最深；铸山煮海，招纳叛亡，其谋最久。景帝初立，宜姑加惠藩臣，阔略细故，使睦我而无反侧心，然后首议削吴。彼削之出于不意，则事有所不及谋。既而势益弱，则谋有所不敢；就使果发，亦无以动揺诸侯。一区区之吴，何能为哉？吴既削而天下定矣。此所谓削而不敢反，反亦不能为祸者也。错固不然，方且纷然更定律令，以侵刻诸侯为己功。先削赵，又削楚，又削胶西，然后乃议削吴。诸侯人人自危，皆有怨怒不服之心，故刘濞一呼天下皆应，吴未及削而祸结矣。然则错之谋实驱之，尚何冤哉！昔齐桓公欲尊王室，管仲先使之存亡继绝，而厚诸侯之礼，然后南征强楚，责包茅之不入，楚服而霸功遂成。齐列国也，为之有数，而其效犹见如此，况西汉全盛之时乎？……而错直为此纷纷，亦虑之不熟哉！夫谋事一未成而为天下所指，至以其族藉仇雠之手，为万世笑，可不哀哉！或曰：贾谊于文帝陈众建诸侯之策，主父偃因之，汉遂封及支庶，诸侯不削而自弱。错独不为此乎？曰：文帝之世，诸侯之子弟鲜矣。谊乃欲建以为国空而置之，然则必悟其将弱已矣。与割地何异哉？彼推恩之令，必武帝之世而后可行也，非所以责晁错也。（《汉滨集》卷十四《晁错论》）

钱　时：大抵积弊不可以骤革，深根固蒂之病不可以顿除。除之速，革之遽，则未有不召变致乱者。七国之祸，自高帝而种此根矣，至文帝时，有国各三数十年，而其兆日益以著。贾谊请分之，而帝不听；晁错请削之，而帝不忍。此其弊虽若宽纵以养祸，然未能害其能容也。景帝即位，推恩于同姓，威刑不耀，而德泽日加，使之有感而无怨，可怀而无可怒，然后取谊之策，裂土地而侯封之，不然者削之，不服者诛之，内之不失骨肉之亲，外不废国家之法，夫谁曰不可？安有嗣服未几，吾先帝之所优容而不忍者，捃摭往事一切行之，顿举骤发不少辽缓，使诸国合为一怨仇，然相向若蝟毛而起。此固势之所必至，无足怪也。错之言不行于文帝，而栽培酝酿于储宫则有日矣。一旦得君倾倒而出，以快其平日之所欲为而不顾。呜呼！错亦小丈夫矣哉！论者往往谓错以忠而受祸，是不然。世固有为谋虽忠，而举措之失宜，区处之乖方，以至误国祸天下者多矣，君子不谓忠也，于错乎何恤！（《两汉笔记》卷三《景帝》）

张　宁：晁错削吴之论，忠谋也。惜其进谋无虑，昌言之于朝。景帝听谋无断，杂议之于众，遂使叛濞先几首事，汉几不保，而错亦死于无辜。古云：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信矣！论史者谓错谋，失在不以渐，惟密然后能夫渐也。（《方洲集》卷二十八《读史录·景帝三年》）

王应麟：自昔论七国者，未有若太史公之简而明也。然则谓诸侯太盛，何欤？曰《易》始乾，坤次以屯，曰“利建侯”，其《彖》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言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建侯以治之，而未可遽谓安宁也。古者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国止于百里。周公之子封鲁，曰公车千乘，公徒三万，此百里之赋。《明堂位》谓封七百里，非也。汉惩秦孤立，封王子弟，大启九国，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虽有牙犬磐石之固，亦有指大如股之忧。此诸侯大盛，疆土逾制，自高帝失之。（《通鉴答问》卷四“七国反”）

又：或曰：谓“晁错为之不以渐”，何欤？曰：贾生谓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割地定制，使其子孙以次受之。一寸之地，天子无所利焉。此策若行，诸侯不削而自弱。晁错不深思熟虑，骤削其地，诸侯圜视而起，未能销天下之患，适以激天下之变。吴濞包藏逆谋久矣，未有名以举事也，一旦削楚、赵、胶西三国，吴亦将见削，于是托诛错之名，起西向之师。夫诸侯尾大，辅车相依，岂无经远之谋，遽为欲速之计，此错之所以误国而灭身也。倘能纾徐岁月，相时而动，用贾生众建之策，上不失睦族之义，下亦无少恩之怨，为之有渐，何名以与天子抗衡哉？贾生之言不行于文帝之时，主父偃因以说武帝下推恩之令，而侯国自析。故转安为危者错也，转危为安者偃也，谋国其可轻锐乎？然而诸侯之弱，汉之利也，亦汉之忧也。支叶凋零，本根不芘，权归于外戚，祚移于贼莽，以同姓之势微也。噫，周不惩管、蔡，而晋、卫之屏翰益隆，汉因惩七国，而骨肉之疏远益甚。观中山之对，诵刘向之书，此《诗》所谓“无独斯畏”者欤！（同上）

王夫之：文帝崩年四十有六，阅三年而吴王濞反。濞之令曰：“寡人年六十有二。”则其长于文帝也，十有三年。当文帝崩，濞年五十有九，亦几老矣。诈病不觐，反形已著，贾谊、晁错日画策而忧之。文帝岂不知濞之不可销弭哉？赐以几杖而启衅无端，更十年而濞即不死亦以衰矣。赵、楚、四齐，庸劣无大志，濞不先举，弗能自动。故文帝筹之已熟，而持之已定。文帝幸不即崩，坐待七国之瓦解，而折箠以收之。是谊与错之忧，文帝已忧之。而文帝之所恃，非谊与错所能测也。（《读通鉴论》卷三《文帝二三》）

夏之蓉：晁错以太子家令上书言事，皆切中当世之务。既为中大夫，遂言诸侯当削，法令当改，毅然言人之所不敢言，岂不勇哉？七国之难，身受其祸，其自为谋也愚，其为汉谋也智。（《读史提要录》卷一《西汉》）

又：错深通治要，即削地一事，与贾傅合，其才固足以挥斥七国而有余。惜急则无序，有戎首名。若以错之才，更慎密宽展，亦管、葛之亚也。（同上）

⑩ 【汇注】

司马迁：主父偃者，齐临菑人也。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也。齐诸儒生相与排摈，不容于齐。家贫，假贷无所得，乃北游燕、赵、中山，皆若能厚遇，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召。资用乏，留久，诸公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又：（编者按：主父偃说汉武帝）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嫡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同上）

范　理：主父偃，齐国临菑人，学长短纵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入关上书，为郎中。岁中三迁，时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或说曰“太横”，偃曰：“我阨久矣，丈夫生不五鼎养，死则五鼎烹。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后言齐王有淫行，上以为齐相。至齐，使人告王与姊奸事，动王，王自杀。上以偃劫其王，令自杀，为公孙弘执争，乃遂族偃。（《读史备忘》卷一《主父偃》）

刘定山、龚浩康：主父偃（？—前127》，复姓主父。武帝时上书言事，任郎中，官至中大夫。他提出逐步削弱诸侯王势力的“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的建议，即允许诸侯王分封自己的子弟为侯，使各封国愈来愈小，势力越来越弱。这一建议被武帝采纳，对巩固汉王朝中央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事详《平津侯主父列传》。（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

【汇评】

范　槚：大都耦国，乱之本也。汉分同姓，咸过其制，卒成七国之变。势固然哉！主父分王之谋，最为得策。盖祖贾生“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意，虽不削地以起衅，其实则自削也。恩施而法行其中，诸侯皆见德而不见法，此制驭之长策也。大抵亲亲之道，宁以恩掩义，勿以义胜恩。错之削地，纯任法，法胜则离，故叛。偃之分王，纯任恩。恩施则悦，故服。（《洗心居雅言集》卷上“主父偃请分王诸侯”）

⑪ 【汇评】

王应麟：武帝用偃之策，封诸王子弟为列侯，藩国分析，无尾大之势，可为汉之利。然诸侯贫者或乘牛车，本末俱弱，以成新都之篡，其害大矣。（《通鉴答问》卷四“诸侯推恩封弟子”）

⑫ 【汇注】

司马贞：主父偃上言，今天子下推恩之令，令诸侯各得分邑其子弟，于是遂弱，卒以安也。（《史记索隐·孝景本纪》）

孙　琮：与“怀安”应。（《山晓阁史记选》卷一《孝景本纪赞》）

［日］泷川资言：事在武帝元朔二年。中井积德曰：偃之言，即贾生之策矣。惜乎孝文不得行之于前，而归功于匪人也。（《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汇评】

戴　璟：始读《孟子》，见与慎子论齐、鲁之地，以为有王者起，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将损之。窃疑孟子虽负命世之大才，然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必有晁错之祸矣。及观汉武帝主父偃之策，令诸侯分王子弟，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而强藩重镇自削弱于谈笑指麾之下，孟子之言于此验矣。然愚以为自主父偃削地之后，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子弟日以藩而封国日以分，地势日以小，卒之王莽篡位，诸侯王兵弱力孤，坐视莽据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班行符命。于是自假即真，而莫可奈何。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玺韨，惟恐在后，或称美功德以苟活须臾之生。此则主父偃分王之策误之也。愚谓若孟子处之，分王亦必有节，不应世代迭相分王，至于削弱之甚如此也。（《汉唐通鉴》卷六“主父偃请分王侯”）

李景星：至于七国之反，关系国家安危，是孝景时第一大事，故《纪》中既载之，而赞语复论及之。“卒以安”三字，娟峭之至。末后结出“谋”字，尤有无穷感慨。（《四史评议·孝景本纪》）

⑬ 【汇评】

孙　琮：此赞当着眼“天下怀安”“卒以安”及“安危之机”数句，针针激射处。盖七国俱起，不安孰甚，景帝寻削之。景帝治绩莫大乎是。故汉代文、景并称，正称景帝之转危为安，同于文帝之怀安也。子长此赞，直以“安”字为线索。（《山晓阁史记选·孝景本纪赞》）

⑭ 【汇评】

荀　悦：自汉初务本劝农，累世承业，至是始天下殷富，家给人足。京师之钱累百巨亿，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充实，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官为姓号，人人自爱而不犯法，仁义兴焉。（《汉纪·前汉纪孝景皇帝纪卷九》）

又：《本纪》称周秦之弊，密文峻法，而奸不胜。汉兴，扫除苛政，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称文景，美矣！（同上）

司马贞：景帝即位，因修静默。勉人于农，率下以德。制度斯创，礼法可则。一朝吴楚，乍起凶慝。提局成衅，拒轮致惑。晁错虽诛，梁城未克。条侯出将，追奔逐北。坐见枭剠，立翦牟贼。如何太尉，后卒下狱。惜哉明君，斯功不录！（《史记索隐·孝景本纪述赞》）

吕祖谦：子长之赞如此，轻重抑扬之意可见矣。班孟坚乃谓周云成康，汉言文景，岂有旨哉！（《大事记解题》卷十一）

孙　琮：挺健深远，又妙在不甚透。（《山晓阁史记选·孝景本纪赞》）

程馀庆：结句荡开，古笔远神，妙在不甚说透，正自含蓄无穷。（《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

［日］泷川资言：真德秀曰：太史公论七国事，以一言断之曰：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则其初封建之过制，后之当抑损，而为之不善，皆见于一言，非后世史笔可及。（《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孝景本纪第十一》）

张大可：《孝景本纪·赞》以“谋”字作眼，实际是论贤才之“德”。晁错、主父偃，个人功绩皆为司马迁所肯定，但认为两人之德不足，所以都无好下场。司马迁特地将景帝与汉文帝相提并论，认为景帝之德逊色得多。（《史记全本新注·孝景本纪·简论》）

【篇评】

班　固：赞曰：孔子称“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汉书·景帝纪第五》）

李昉等：《汉书》述曰：孝景莅政，诸侯放命。克伐七国，王室以定。非怠非荒，务在农桑。著于甲令，民用宁康。（《太平御览》卷八八《孝景皇帝》）

司马光：班固赞曰：孔子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汉兴，接秦之弊，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继以孝文、孝景，清静恭俭，安养天下，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诎辱焉。当此之时，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资治通鉴》卷十六《汉纪八》）

胡　宏：汉景方其宠晁错，虽穿太上皇庙堧垣亦无罪；及恶临川王，则侵太宗庙堧垣倒而死亦不恤。任私意而不循义理，使君臣父子一至于是。又以郅都为中尉，贵戚宗室号曰“苍鹰”，后坐不与临川王刀笔，竟被诛。既宗室多犯法，则又用宁成。夫欲亲亲，必选有节行贤德之人为之师傅，为之交游。下民犹不可以酷法治也，况宗室乎！（《五峰集》卷三《论史·景帝》）

洪　迈：汉景帝恭俭爱民，上继文帝，故亦称为贤君。考其天资，则刻戾忍杀之人耳。自在东宫时，因博戏杀吴太子，以起老濞之怨。即位之后，不思罪己，一旦于三郡中而削其二，以速兵端。正信用晁错，付以国事，及袁盎之说行，但请斩错而已，帝令有司劾错以大逆，遂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七国之役，下诏以深入多杀为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周亚夫以功为丞相，坐争封匈奴降将事，病免，心恶之，赐食不置箸，叱之使起。昧于敬礼大臣之义，卒以非罪置之死，悲哉！（《容斋随笔》卷十一《汉景帝忍杀》）

王　迈：西汉自高帝创业，嘉与宇内，从事于广大乐易之域，宽仁一念，为汉家社稷之根本。文帝继之，仁增而愈高，泽浚而愈深。为景帝者，不过守高祖立国之意，益从而培植之，则汉家之元气日充，民心之戴汉愈固。夫何刑名之习，先入其心，任用酷吏郅都、宁成之徒，以毒天下。至使公卿大臣骈颈就戮，高、文累世之泽，殆几斩焉。河汾氏不以之预七制之列者，盖惜之也。（《臞轩集》卷四论《景帝论》）

钱　时：景不如文亦明矣，然言治者必曰文景，何也？盖自春秋、战国，历暴秦，更刘项战斗之祸，宇分裂，生民涂炭，至于文帝，乃始以朴俭先天下，务农重谷，省刑罚，薄税敛，而遂措斯世于休养生息之地，三代而下未之有也。景帝嗣服，虽不如文，而此数事所以厚民元气，养国命脉者，则能遵守，无所变乱，是以相继四十年，海内富庶，风俗醇厚。而西都之盛独称文景欤！（《两汉笔记》卷三《景帝》）

马廷鸾：景帝天资固深刻，而犹有文帝之遗风焉。保护梁王则文帝淮南王之余意也，擢用田叔则文帝用长者之微旨也，减笞数、定箠令，何以异于肉刑之除乎？禁酤酒何以异于酒醪糜谷之禁乎？凡两朝诏书，为民而下者，皆当时仁心仁闻，不容有所优劣。吕氏尊迁抑固，其素论也，然景诏不载，迁《史》之略失之也。因抑班氏，遂贬景帝，何谓也哉？（《碧梧玩芳集》卷二十一《景帝》）

胡一桂：景帝启即位之初，首赐民爵一级，除田半租，定笞律从轻之法，有足称者。惜帝于君臣父子夫妇昆弟之间皆未免少恩，皇后以无宠而废，为两汉废后之始。太子以无罪而诛，为两汉废太子之始。梁王以轻许传位而好不终，相如、申屠嘉刚直可尚也，为错所卖而见黜。将如周亚夫平定七国之功不可忘也，以谗言下狱而致死。吴王濞之叛，积怨于博局杀世子之时，而发怒于晁错削地之计，兵连七国，诛错为名，遽斩错以谢。错之惨刻固不足恤，而于大体亦已伤矣。至若张释之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邓通以吮痈之怨困迫至死，其于人伦之间刻薄任数，戕害杀戮曾不少忍，岂慈父之所可同日语哉？（《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七《西汉》）

范　理：孝景皇帝名启，后薄氏，后废。立王氏。帝在位十六年，有中元、后元，寿四十八，遵孝文之业，移风易俗，黎民醇厚，然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读史备忘》卷一）

范光宙：史以汉文、景并周成、康。噫！景与文并，已非其伦，而况云周乎！帝以节俭风天下，数下诏劝民农蚕，蓄储以备灾害，而闾里殷屯，人衍家富，庶几孝文之盛，亦足尚已。然孝文宽仁，动以德化，而帝以刻薄，又以智术御下。申屠嘉，贤相也，绌于错而死；晁错，谋臣也，中于盎而戮；亚夫良将也，仇于梁而杀。一时大臣，嚣然丧气，此帝之不善御臣也。未也，帝与吴世子局戏而杀之，兹又以廷议而翦其封壤，卒激之，使连七国，震三辅，几于为宗社之忧，此帝之不善处藩也。未也，梁孝王，太后爱子也，以太后故，王之多城，赐之警跸，而又许之为嗣，是独不知剪桐之戏乎？卒之骄纵，敢于杀天子之大臣，藉非田叔之说，其渐必至于跋扈，是又一吴王濞也，此亦帝之不善处弟也。犹未也。皇后，天下母也，甫后薄氏，遽废之，而更立王氏。太子，天下本也，甫立于荣，遽废之，而更立其子彻。悖理伤道，忍于骨肉间，抑又甚矣。是故文景者，治效兄弟也，德意父子也，未可以并而论也。（《史评》卷三《景帝·总评》）

郭子章：予读汉文帝遗诏，而知景帝之为人子，非孝也。诏之言仁厚恻怛，大都在禁重服与厚葬二者。夫禁重服，非禁其子也，谓生既不德，无以佐百姓，死又使人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为吏民设耳。文之治霸陵也，因其山不起坟，器用瓦，不饰金银铜锡，遗诏谆谆，因其故，无有所改。盖有感于张释之之语，惧异日发也。乃文帝崩七日而葬，葬三日而景即位，遗诏所以禁吏民者，景以自禁，使天子不行三年之丧，遂永为制，而诒其父以短丧之讥。即《朱子纲目》亦书曰“帝崩，遗诏短丧”，不知乃景自短，非文诏之短也。晋愍帝三年，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诏收其遗以实内库，则遗诏所云“无有所改”，景悉改之矣。考薄太后崩于孝景二年，则薄陵所藏，皆景贮之，非文之意也，而暴其祖父遗骸于数百年后，其得为孝乎？魏文帝临终自作制曰：“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树也。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而释之忠以利君，明帝孝以害亲也。”当黄初时，霸陵未发，故景得逃其议。而不知景之罪与明之罪，一也。后之作史者，改书“帝崩，遗诏天下吏民，三日释服”，则短丧之罪，已有所归；独于葬霸陵下，未明书“景帝实金银于中”，以为晋代盗发张本，竟无以诛其违令之罪。令后世为人子者，无所惩也。嗟乎，景之违文教令，不独此二者，申屠嘉、周亚夫，属之将相者，晁错属之家令者，而俾之俱不得其死，薄太后死未寒，而黜薄后，窦太后尚存，而死梁王，土芥骨肉，鱼肉旧臣，夫子谓孟庄子之孝，在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以景视文何如哉？班固之赞曰：“周云成康，汉言文景。”亦臣子推尊当代之词，非确论也。（引自《古今人物论》卷九《景帝》）

张　溥：景帝即位二年，即有孛、彗、雨雹之变，荧惑、岁星、月出之异。三年而长星出，东宫灾焉。其应在七国。七国既平之后，十二年间，《纲目》七书日食，四书地震，一书日月赤紫，五星逆守，月贯天廷，若星孛、蝗、旱、雹、雷、雨、雪、水、火，咎征咸在。载述若是者，其谁当之乎？则在帝身也。夫帝遵文帝之业，躬行节俭，重恤刑罪，黎民醇厚，财货充斥，号为太平，抑何天责之者深也？先儒讥其废薄后，杀太子，晁错弃市，亚父饿死，君臣父子之际殆有难言者。余以为帝提博局，杀吴世子，寡恩之性，自其为太子时已见之矣，无惑乎即位而戮人也。和亲之举，不遣家人子而遣公主，公主无侵堧之罪，而先婴临江之罚，此岂人情乎？其他张释之、邓通等，以私嫌死，又何言哉！……然帝于薄后、栗姬、太子、公主，残刻少恩，独尊事太后，亲爱梁王，袁盎之刺，不忍竟狱，视世之厚其妻子而薄父母兄弟者，亦有间矣。要以其刻薄果杀，虽施德百姓，有康王之誉，而不免天怒之至。况其少者，盍少鉴诸！（引自《历代史论》卷一《汉景帝论》）

华庆远：钟伯敬：景帝仅能守文帝之富强，待武帝之挥斥耳。一当七国之变，即窘急不知所出。杀晁错，不知所出。杀亚夫，无一可者。而武帝雄心，又苦无所发舒，乃以单于待命加嫚起衅举兵。观两朝事，而愈思代来时。（《论世八编》卷六《西汉》）

贺　裳：夫景帝仅中材之主而能守文帝之节俭，与民休息，宜其再受命也。（《史折》卷中《世纪总论》）

吴见思：不过排比事类，续成一篇，殊无剪裁，不足观览。赞语亦直率庸弱，不知何人手笔，恐褚先生亦不如是。（《史记论文》第二册）

牛运震：《孝景本纪》事迹与《汉书》相出入，而诏书则一概不载。按：景帝在位十六年，尚属恭俭守文之主，诏书如《议徙民宽大地诏》《谳狱诏》《定长吏车服诏》《令二千石修职诏》《劝农桑诏》，皆温雅可思。太史公不载于《纪》，或有所不满于景帝而故略之邪？然亦疏矣。不有《汉书》，则景帝诏书乌能睹于后世哉！（《读史纠谬》卷一《孝景本纪》）

夏之蓉：景帝刻深，非孝文比。其时郅都、宁成酷吏方进，而诏治狱者务先宽，其可信乎？且临江亲子而幽于囹圄，亚夫功臣而诏诣廷尉，独不务宽，何也？论者顾谓文景之世几至刑措，至上拟成康，过已！（《读史提要录》卷一《西汉》）

李祖陶：汉家议宗庙之礼，犹有古意，祖必以功，宗必以德，故景帝议孝文庙乐，丞相嘉等以为功莫高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也。其后终西汉之世，亦惟尊孝武皇帝为世宗，号为一祖二宗，而他皆不与，可谓严矣。文帝除田租，景帝则令田半租，是三十而税一，此必不可得已者也。其与匈奴和亲，亦文帝已行之法。然匈奴卒入寇，可知其非兵不服矣。七国之反，岂关晁错？景帝竟用袁盎之言，斩之以谢天下，真刻薄寡恩人哉。然矜慎疑狱，减笞法，定箠令，禁刻镂纂组，贱黄金珠玉，劝农之诏屡下，皆有得文帝之一体者。至异长吏车服，骎骎欲定礼制矣。（《史论五种·前汉书细读二·景帝》）

方濬颐：亲民之官莫如二千石，唯循良廉洁，斯为称职耳。反是，则诈伪货赂，日日以渔夺百姓，侵牟万民为事，甚至奸法与盗，而丞相壅于上闻。职之不修，朝廷安用此二千石哉？景帝谆谆告诫，而首以农蚕为重，民免饥寒，天下自无盗贼。故二千石之修职，端自劝民耕桑始。夫岂别有煦妪噢咻之术欤？官视民如子弟，不忍令其贫穷失所，则民亦焉有不视官如父母，尚敢甘于违犯教令也？前既有诏，听民徙宽大地，复有诏禁以苛为察，以刻为明，是其扫除烦苛，与民休息，亦未改夫文帝之政。至于末年复诏农务本，毋得为末，凡二千石听民采黄金珠玉者与同罪，帝之所以教二千石者详且尽已。虽不免刻薄任数，而节俭爱民，勤求吏治，独能克遵前业，继继绳绳，史谓汉之文景媲美成康，其庶几乎！（《二知轩文存·书汉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后》）

吴赞皇：异矣哉，汉景帝之为君也！历观载籍，其人之忍，有甚于汉景帝者哉？楚子上之称商臣曰：“蜂目而豺声，忍人也。”汉景帝殆蜂目豺声者哉？自其为太子时，引博局提杀吴太子，以起吴王濞之反谋。及即位，遂听晁错之谋，削夺诸侯地，以致七国之反。及七国反，即听袁盎之言，斩晁错以谢七国。当七国之连兵共反也，汉之危甚矣，不有周亚夫之为将，岂能平之于旬日间哉？是亚夫之功大矣。七国既平，遂以亚夫为丞相，未几即免，未几即下之狱，致其不食死。其待功臣之忍，岂不更甚于高帝也哉？且亚夫之免也，以帝欲废栗太子，亚夫固争之不得之故。是亚夫可谓至忠，而景帝之为君，可谓至昏者矣。其下之狱也，则以其“鞅鞅非少主臣”之故，是以疑似杀之，而非有其实也，尤昏暴之极者矣。其废皇后薄氏，废太子荣，皆不君之甚者。废皇后薄氏，遂立夫人王氏为皇后。王氏者，始为金王孙妇，既生女矣，其母臧氏，夺金氏妇，内之太子宫者也，是可以母仪天下乎？既废太子荣，遂立彻为皇太子，即王夫人所生者也，是岂人君之道乎？且既废太子荣为临江王矣，又征下吏，致荣自杀，不更忍乎？何其于功臣、于妻、于子无一不用其忍乎！……班固乃谓“周云成康，汉言文景”，以文景并称，且以比成康也，何其谬哉！（引自《古今人物论》卷三《景帝》）

刘　沅：文帝宽仁恭俭，而景帝承以刻深。岂作则之无本欤？晁错之流，辅导东宫，浸淫习染，渐牿天良。……皇后废，太子死，修齐之本已无，何问经邦！故其在位一十六年，天变二十二事，求如厥考之贤明，十无一二也。惟重农桑而尚节俭，尚绍余风。周美成康，汉言文景，特史臣阿附之辞，景岂文帝比哉！后之有天下者，当知正身以正朝廷，必由心术。不端其本，而徒事业之张皇，去圣益远。是故选贤与能，恭默思道，为图治之先务也。（《史存》卷九《孝景皇帝》）

顾景星：汉高帝惩秦敝，尽王诸子，而景帝用晁错谋，削七国地，自是枝叶衰微，王莽窃天物，宗室未能兴一旅、加一矢于咸阳者。至二十年后，而世祖起于布衣，则景帝立法之弊也。（《白茅堂集·明封建论》）

权德舆：司马氏修《史记》始作三传以诫世尔。而复以郅都为酷吏传首，愚有惑焉？都之为中郎将，上欲搏野彘，活贾姬，从容奏议，引宗庙太后之重；其为济南守，诛豪猾首恶，又道不拾遗；其为中尉，宗室贵臣敛手侧目；为雁门守匈奴不敢近边，至为偶人像之，骑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气节根于公廉，不发私书，不受请寄，具此数者，为汉名臣。且入居公卿，出总列郡，坚刚忠纯，终始若一。坐临江之嫌，当太后之怒，身死汉庭，手是异处，有以见汉氏之不纲，王泽之弛绝也。盖在史氏发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励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惩创。子长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从之，善善恶恶之义，于此缺矣。夫以推埋沈命，侮文巧诋之徒，目为等夷，杂列篇次，至其述赞，虽云引是非，争大体，又何补焉？噫嘻！《洪范》之沈潜，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虽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隐忠以避死，不枉道以莅官，无处父之华，异申枨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称职，闻其古之刚而无虐，怒而中节者欤？刚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而非，失之多矣，岂独是哉？（引自《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二《景帝》）

张　耒：景帝称窦婴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卫绾。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卫绾，则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观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遗其似。夫天下之善恶，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绾，车戏之贱士也，其椎鲁庸钝，偶似夫敦厚长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岂谓其无是非可否，如偶人者哉。苟以是为长者而用，则世之可以持重者多矣。夫恶马之奔踶也，求其无奔踶可也；得偶马而爱之，可乎？景帝之相绾也，是爱偶马之类也。帝之恶周亚夫也，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卒杀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见于利害之际者，举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势者，易动以利，不轻许人之私者，不轻行其私。亚夫之不纳文帝于细柳，与夫不肯侯王信，可谓不可以势劫，而无私意矣。伏节死义，与夫见利而心不动，非轻势而灭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难者，意非亚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刚劲不苟，其形若难制而嫚上者，故杀之而不疑。呜呼！景帝者，求人于形似而失之者也。昔者高祖求傅如意者而不可得，一周昌能强项面折，而高祖遂以赵委之。夫昌之不能脱如意于死，其势盖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见取，而亚夫乃用是不免，则景帝之于高祖，其观人亦异矣。（《柯山集》卷三十六《汉景帝论》）

晁说之：臣是以知汉文之为盛德也，景帝之材业皆非文帝比，而后世之称治君必曰文景，以配成康，何也？盖景帝之继文帝，不必创有所能，而能不改文帝之恭俭，不失文帝之德化，是亦文帝也。逮夫武帝兴而文景之风坠矣。君子谓汉道于是乎始衰矣，不待元成间也。武帝之材业实视景帝为优，有尊诗书之名，有修礼乐之观，岂不美哉。而兵穷绝域，刑及反唇，利悉秋毫，天下骚然不胜其声，使斯民不睹诗书礼乐之有益，云者无它焉。不如文景之有德也。（《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应诏封事”）

李　纲：晁错为景帝谋，以谓汉封诸侯王，连城数十，地广势强，不遵法制，削之必叛，然祸小而应速；不削亦叛，然祸大而应迟。故卒削之。而七国连衡而起，以诛错为名。景帝弗察，纳袁盎之说，斩错以谢七国。此景帝之过举也。而世以错为愚。（《梁溪集》卷一百四十九《论晁错王恢》）

李弥逊：议曰：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晁错为国远虑，尊天子安宗庙，忠矣，而不免于刑戮。借曰不爱一人以谢天下父母妻子，独何罪耶？景帝用袁盎之言而诛错，闻邓公一言而恨之，杜天下忠臣之口，忘国家万世之利，以救目前，亦可谓失刑政矣。（《筠溪集》卷八《景帝诛晁错》）

黎靖德：文帝学申韩刑名，黄老清静，亦甚杂，但是天资素高，故所为多近厚。至景帝以刻薄之资，又辅以惨刻之学，故所为不如文帝。班固谓：汉言文、景帝者，亦只是养民一节略同，亦如周云成、康。康亦无大好处。（《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五）

陈仁子：世之言汉帝者曰文景。文帝之天性宽厚也，景帝之天性刻薄也。景帝诚非文帝比也。然文帝尝免肉刑矣，而笞者犹不免于死。至景帝则减笞法，定箠令，使人得全其生，是帝亦未尝无文帝之宽也。夫性之刻薄者，必多杀。秦政以猜忍抟鸷之资，严刑峻法纳一世于罟擭陷阱之中，坑儒生，戍长城，速天下之毙而不之顾。景帝未尝若秦政之多杀也。帝在位恭俭十六年矣，诏令之下十有一，而为狱者二，其五年之诏则曰：诸疑狱不决者，谳之。后元年之诏又曰：有司不能决，移廷尉。其一念在民哀矜恻怛，兴问再四，决不至累兴大狱而多戮无辜者。独于六国之削、晁错之诛几不免流于惨者，亦非尽帝之过也。帝之以博局提吴王，盖少年血气之勇耳，而吴王擅铜盐之利，招致亡命，不致贡赋者四十余年，此虽甚懦者，亦有所不堪。至于晁错之诛，变出仓卒，而中于袁盎之计，有未及思者。况错使帝自将，而己居守，岂不重帝之疑，而取轻者乎？是削六国而诛错者，非帝之果刻也，其势然也。匹夫欲肆其杀人之心，虽敌已有所不顾。梁王骄恣，帝之不杀者终其身，虽屈于太后一时之故，而帝亦非果于杀者。昔吴王孙皓临朝，多以私喜怒擅杀臣下，此其天资之素，无怪也。帝非皓比也，而世犹以刻薄者诮帝，是母乃春秋责备之论欤！世之君而能如景帝者，亦未可少也。噫！言汉帝而以文景并称，景帝虽微不及文帝，而亦其亚也。（《牧莱脞语》卷八《汉景帝论》）

易佩绅：景帝之失德，吾大概言之矣。班氏谓其遵文帝之业者，盖省刑重农两事耳，而遂与文帝并称，何其幸乎！（《通鉴触绪》卷七）

业衍璋：史称文景之治，然而孝景视孝文，瞠乎其后矣，不得追踪而仿佛焉。削藩方略不周，致有七国之乱，一也。诛晁错，二也。下周亚夫于狱，竟死，三也。预作寿陵，四也。灾害时有，不闻救治，五也。其所以不至于衰乱者，汉文德泽犹厚，足以维之也。子弟庸愚，坐享贤父兄之力而不自知，大抵类此。（《业衍璋集·读〈史记〉杂议一〈孝景本纪〉》）

夏曾佑：文帝既崩，太子即位，是为景帝。帝亦治黄老学，而天资刻薄，不及文帝。然与文帝同为汉之明主，则以其材适于全权君主之用也。帝承文帝之后，无所更张，其时要事，结文帝之果而已。初，文帝宽容同姓诸侯，贾谊、晁错等皆言尾大不掉，宜加裁抑，帝阳不听而阴备之。临崩，戒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盖为其实而不受其名，真黄老之精义矣。及景帝即位，错用事，言之益急，帝听之，稍侵夺诸侯。于是吴王濞、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举兵反。帝归罪于晁错而杀之。而拜周亚夫为太尉，将三十六将军往伐吴楚，阅三月，亚夫大破七国兵，斩首十余万，斩吴王濞，余六国王皆自杀。以周亚夫为丞相，未几下狱死。帝既平七国，摧抑诸侯，不得自治民补吏，令内史治之，减黜其百官，又留列侯于京师，不使就国，于是宗室削弱，权归外戚阉宦，两汉皆以此亡，此又非贾谊等所及料矣。（《中国古代史·景帝名法之治》）

王学理：景帝在位的十六年间，能继承文帝“无为而治”的政治路线，尊奉“黄老之术”，做到“与民休息”，发展农业生产，平息了吴、楚等“七国之乱”，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并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使国家进一步得到安定。政治的清明给社会经济带来长足的发展，从而出现了千百年来为史学家所称颂的“文景之治”。《汉书·食货志》载：“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班固这段精彩的文字，形象地描绘了景帝统治时期民富国强的图景。（《中国汉阳陵彩俑·阳陵汉俑》）

刘庆柱、李毓芳：刘启（前188—前141），系文帝和窦皇后之子。公元前156年至前141年在位。景帝刘启继承其父的政策，遵奉“黄老之术”，严厉打击地方割据势力；采纳晁错的“削藩”政策，平息了以吴王刘濞、楚王刘戊为首的七国叛乱，巩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重本抑末”“劝农桑、益种树”；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为全面反击匈奴奴隶主贵族对西汉王朝的侵扰创造条件。文帝和景帝执政期间，国内政治局面安定。“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因此历史学家班固发出这样的赞叹：“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景帝死后葬于阳陵。（《西汉十一陵·景帝阳陵》）

编者按：徐卫民在《文景之治》一书中认为，汉景帝刘启（前156—前141在位）是西汉历史上一位守成君主，也是一位处在转折时代的君主。汉景帝既是“文景之治”局面的重要促成者，又为其子汉武帝时代西汉的强盛奠定了基础。由于汉景帝既没有其父汉文帝治世的功劳，又没有其子汉武帝勇武奋发、开拓基业的功绩，加之史料文献对其生平记载的简略，长期以来，对汉景帝的研究处于薄弱状态。

汉景帝的一生是有所作为的，他是汉代守成君主中的变革者。他统治期间，在统治思想、政治措施、经济措施、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与前代不同的变革。在统治思想方面：他以儒、法两家学说为核心，采纳道、农等学说，继续坚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综合上述各种思想奠定了有汉一代“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思想。政治上：起用儒、法学士，打击功臣势力，结束了汉初军功集团功臣贵族把持朝政的垄断局面；对诸侯王采取各种打击措施，消除了汉初分封同姓王所带来的分裂隐患；任人唯才、不避亲疏。经济上减轻徭役、节省民力，实现“重农富民、与民同乐”的局面；降低“纳赀”标准，扩大选官途径，同时又任用官吏打击地方不法豪徒。文化上，容许多种文化思想并存。可以说，孝景帝刘启一朝所采取的诸种变革措施，为西汉全盛局面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研究综述

《史记·孝景本纪》记述了西汉第六位皇帝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年-公元前141年）在位四十六年的文治武功。在其统治期间，他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与文帝一起，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孝景本纪》仅1600多字，是本纪中篇幅最短的，其体例、内容较为独特。它采用编年制，以大事纪的方式对孝景帝统治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做了简略的记录；此外，通篇都贯穿着对自然灾害、天象异变的叙述，表现出“天人感应”的思想。因此，关于《孝景本纪》的作者问题、孝景帝的功与过以及篇中所记载的天象灾害等问题，都是历代学者讨论的焦点。

一、《孝景本纪》是否为司马迁所作

自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出《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之后，关于《孝景本纪》的真伪问题，论者蜂起，绵延不绝，迄无定论。大体而言，分为两派：一派研究者认为《孝景本纪》“迁没”后亡，即《孝景本纪》乃后人补作。汉卫宏在《汉旧仪》中说：“太史公纪《孝景本纪》，极言其短，武帝怒而削去。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太史公蚕室。……此《纪》乃元、成间褚先生取班书补之，非太史公本书也。”但班氏并未加以肯定。后张晏、司马贞等皆持卫宏之说。张晏指出：“迁没之后，亡《景纪》。”（《史记集解》）司马贞也说：“《景纪》取班书补之。”（《史记索隐》）今人陈直亦承此观点，认为：“根据王肃‘于今两纪有录无书’话，似今本《孝景本纪》尚非史公的原本。”赵生群认为《孝景本纪》记载简略，“与其它名篇迥异”，“亦与他纪判然有别”，“可证《孝景本纪》非史公之笔”。至于“何人所补”，除“褚少孙所补”的说法之外，宋郑樵则以为是“王莽时刘歆、扬雄、冯衍、史岑等所记”（《通志》卷五下《孝景皇帝》），吴汝纶认为：“今之《景纪》乃魏以后人所续也。真西山以《景纪》后赞为史公文，恐亦考之不详。”（《点勘史记读本·孝景本纪》）以为《景纪》乃“魏以后人”所补。而近人傅斯年则认为“张晏举补者之名，仅及一纪一世家二传，未云其他有补文，则此十篇今本非出于一手甚明矣。”（《“战国子家”与〈史记〉讲义·十篇有录无书说叙》）以此而言，《景纪》之作者于“否定派”而言亦是莫衷一是，难以确定。徐复观则持有“折衷”之说，他认为：“《景纪》之全为编年体，正证明其非出于史公的原笔……然《史记·景纪》之开首一段，较《汉书·景纪》为直率，其赞亦可断言为出于史公之手。因此不妨这样推测：《史记》在史公死后已开始流行，有人一面为了避忌时讳，同时又为了保持《史记》的完整性，乃将史公《景帝》原纪，大加删改，使其成为了今日的面目。”（《两汉思想史》卷三《论史记》）

另一派研究者则认为《孝景本纪》“实未亡矣”，即《孝景本纪》乃司马迁所作。吕祖谦在《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十四《辨史记十篇有录无书》中认为：“《景纪》，此其篇具在者也。《索隐》信张晏之说，遂谓《景纪》后人取班书补之。学者取司马氏、班氏二纪观其去取详略之意，其才识之高亦可默喻矣。此纪所载，间有班书所无者，不唯非生班孟坚后者所能补，亦非元成间褚先生所能知也。况用意高远，岂他人所能辨乎！”王鸣盛也在《十七史商榷》卷一《十篇有录无书》中对张晏、司马贞提出质疑，他认为：“今考《景纪》见存，是迁原文，不知张晏何以言迁没后亡？且此纪文及赞，皆与《汉书·景纪》绝不同，又不知《索隐》何为言以班书补之？”之后崔适、牛运震从《史记》《汉书》两书互证的角度进一步阐明《景纪》乃史迁之原作，崔适说：“然班固谓迁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布焉。是则武帝无缘见其书，何由削去？且此纪文，亦有详于《汉书》者。如三年，徙济北王以下五王；五年，徙广川王为赵王；六年，封中尉赵绾为建陵侯，至梁、楚二王皆薨，班书皆无之，则非取彼以补也。盖此纪实未亡尔。”（《史记探源·孝景本纪》）牛运震也在《史记评注》中说：“（《景帝》）本纪仅录其诏旨之大者，及其灾异水旱，封爵赐予，贬夺诛罚，兴建更除诸大事，至其政议事迹之详，则别见于将相名臣年表、列传中，正其简严有法处，后人于此可以见本纪之体例焉，此必非褚先生所能补；且与班书互有详略，亦非褚先生所能增删也。……予以为读《孝景纪》者，且于其书法简严处求史家本纪之法度。凡疑其非太史公书者，请存而不论可也。”牛运震以文献互证的方法，在批判“否定派”的同时，也从书写体例上肯定了《孝景本纪》乃司马迁原作的观点。此点与梁玉绳、李景星的观点极其相似。

梁玉绳说：“今读《孝景纪》所书，惟大事另一体格。后世史家作帝纪，多祖此例，且有《汉书》所无者，宋真德秀录《景纪》论子长文章正宗，亦以为史公之笔，夫岂他人所能伪哉！”（《史记志疑·孝景本纪》）李景星在《史记评议》中对此篇评论道：“是纪的用笔，以简严胜，而书法，尤为不苟，在史分为另一格文字，实后来作本纪者之正例也。”近人周振甫也说：“以《史记·孝景本纪》与《汉书·景帝纪》对，有极大不同。……故谓褚先生以《汉书·景帝纪》补《史记》之缺非是。又《汉书·景帝纪》末有“赞曰”，与《史记·孝景本纪》末有“太史公曰”，两者亦全不同。班固撰《景帝纪》不袭《史记》则有之。”（《史记集评·孝景本纪第十一》）陈兰村也有着类似的评论：“本篇的著作者历史上有过不同的说法，牵涉到对《史记》的缺佚与补窜的学术之争。我们仍认为是司马迁的原作，只是格式与《史记》其他传纪有差别而已。”（《史记全本导读·孝景本纪》）

关于《孝景本纪》的真伪问题，诸多先贤虽然“发愤理而懂之”，“为之折衷”，但今日仍然是诸说并起，莫衷一是，难有确论。因此，如果没有新的资料出现，这一问题的争论恐怕仍会持续下去。

二、《孝景本纪》中景帝之“功”

史家论及景帝，多以“文景”并称。如晁说之评价道：“臣是以知汉文之为盛德也，景帝之材业皆非文帝比，而后世之称治君必曰文景，以配成康，何也？盖景帝之继文帝，不必创有所能，而能不改文帝之恭俭，不失文帝之德化，是亦文帝也。”（《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应诏封事》）晏璧亦云：“遵守成业，扫除烦苛，蠲民租，减笞法，与民休息，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国家无事，仓库赢余，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史钺》卷一）可知，景帝乃继守文帝之业，有守成之功，择其要而言之：

其一，以农为本，发展经济。西汉初年，汉朝统治者采用黄老无为的思想，实行“无为清静”、与民休息的政策，社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汉景帝继位后，又采取了许多变革措施，继续鼓励、促进农业生产。自其即位之初，即颁布了“三十税一”“二十始得傅”等有利于百姓安居与农业发展的变革措施，可谓有“开创之功”。林駉《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三《赋税》记载：“汉量吏禄，度官用以赋民，于是什五税其一，文帝始行赐租之令。至三年之六月，乃尽除而不收焉。及景帝元年，行半租之令而半租之。故终汉之世三十税一者，自景帝始也。”刘友益《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四上《民法》载：“文帝除之，至景帝而复收，非得已也。然止收半租，则赐民半租矣。自是遂为常制。是岁赐半租，自帝始也。”孙承恩评价道：“臣惟景帝恪守文帝之恭俭，其宽刑则减笞法，薄税则为制三十而税一，海内富庶，兴于礼让，有刑措之风焉。论守成贤主必以成康文景并称。信哉！”（《文简集》卷二《景帝》）

对于景帝三十税一所带来的积极意义，陈埴《木钟集》卷十一评价道：“文景减田租事尤多，或三十而税一，或减租之半，或尽除之。所以致富庶者，人主恭俭寡欲，无兵革之事，故百姓亦皆富庶。”王应麟亦评价道：“文帝两诏赐今年半租，未以为常法也。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则以为常法矣。然而都鄙廪余皆满，太仓之粟充积露积，腐不可食，君民兼足，亦曰节俭而已。故为国以利为本，未有不利于国也，以利为利，未有不利于国也。有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于文景见之。”（《通鉴答问》卷三《赐民田租之半》）钱时更是给以高度的赞美：“自春秋战国历暴秦更刘项战斗之祸。寓宇分裂，生民涂炭，至于文帝乃始以朴俭先天下，务农重谷，省刑罚、薄税敛，而遂措斯世于休誊生息之地，三代而下未之有也。景帝嗣服，虽不如文，而此数事所以厚民元气养国命脉者，则能遵守无所变乱，是以相继四十年，海内富庶，风俗醇厚，而西都之盛，独称文景欤。”景帝前元二年又令“男子二十始得傅”，也就是将男子起役的时间定为二十岁，至此“两汉人民的起役年龄才有明确的规定，而且是此前从无的创制和定制。”（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可谓减轻了对于农民的徭役剥削。此外，景帝还颁布了准许徙民、大赦、赐爵等一系列利民利农的政策，保护了农业劳动力，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形成民富国强的良好经济局面，为汉王朝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得到了历代史家的肯定。

其二，平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是关乎汉代统治及其政权的一件大事，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第十一》。”可以看作是对景帝一生最大功业之评判。孙琮也同样持有这样的观点，他在《山晓阁史记选·孝景本纪赞》说：“盖七国俱起，还安孰甚，景帝寻削之。景帝治绩莫大乎是。故汉代文景并称，正称景帝之转危为安，同于文帝之怀安也。”关于七国之乱，大多数学者认为多肇于文帝之时，宋代学者张宁说：“七国之乱，其兆本在孝文之世，而事成于孝景之朝。”（《方洲集》卷二十八《读史集·景帝三年》）江贽云：“永嘉陈氏（陈傅良）曰：吴王濞之谋反也，其志盖萌于太子博局之死，而停蓄含忍于文帝几杖之赐，西向之心未尝不欲逞也。”之所以在景帝时期爆发，学者着眼点多集中于“削藩”过急之上，龙体刚认为：“吴楚七国之反，晁错激成之也。”（《半窗史略》卷十）明人张燧亦在《千百年眼》卷五“七国缓削则不反”条中认为：“汉景初年，七国后强，晁错之议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愚则曰：亟削则必反，缓削则可以不反。”何去非亦云：“向使景帝袭孝文之宽假，而恩礼有加焉，而错出于主父偃之谋，使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以弱其势，则濞亦何事乎白首称兵，冀所非望，而楚、赵、诸齐不安南面之乐，而甘为濞役也。”台湾学者徐复观认为：“景帝削吴两郡令下，‘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此发谋’。可知若削地而与以明令保障，亦无七国之变。”（《两汉思想史》第一卷）

但是，亦有学者认为景帝“削藩”亦情形所迫。如吴崇节《古史要评》卷一《景帝》中认为：“按七国之削，虽失之太骤，亦其势不得不然也。”究其原因，高锐认为：“在文、景、武帝三世，巩固和加强中央政权的过程中，削弱同姓王的斗争也就不可避免。”（《中国军事史略》第二章）徐卫民也从景帝本身“多病”、又无册立太子、朝中军功集团权势尚未肃清等角度，认为“作为欲有为的汉景帝，对诸侯王打击也就势在必行”，分析了景帝“削藩”的必要性及七国之乱暴发的必然性。无论“七国之乱”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对于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贡献，学术界认识基本一致，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汉景帝随后采取了一系列削弱藩王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钱穆评价道：“直至景帝削平吴、楚七国之乱，平民政府之统一事业始告完成……汉政府之实际统一，始于景帝。”（《国史大纲》）自此之后，“西汉帝业始臻于巩固。严格言之，汉统一的中央集权，始为开始。……汉彻底的专制帝权始底完成。”（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第3册第六卷第三章《汉削平同姓诸王之战》）范文澜亦认为：“从此，汉朝才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社会才进一步得到安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才有了可靠的保障，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中国通史·西汉的政治概况前期》）这些都对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历史功绩及随后采取的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给予了积极肯定。

其三，延续和亲政策，与匈奴和平相处。所谓“和亲”，刘定山、龚浩康说：“和亲，与敌议和，结为姻亲。是汉族王朝与邻国部落或少数民族首领之间具有一定政治目的的联姻。”（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孝景本纪》）景帝的和亲政策，依然紧承前代帝王之政策，刘沅说：“帝出立，即与匈奴和，盖承文帝息民之志也。”（《史存》卷九《孝景皇帝》）李祖陶也说道：“其与匈奴和亲，亦文帝已行之法。”（《史论五种·前汉书细读》卷一《景帝》）但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在汉景帝时期所呈现出的新变化与新发展。如徐卫民指出“汉景帝在汉、匈关系上也采取了一些变革措施，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带有主动进攻态势。”主要表现为“（景帝时）始造苑马以广用”和景帝“封侯匈奴降者”，进一步削弱匈奴内部的力量两个方面。王川对此评价道：“景帝的封侯举动，打破了高祖之约的禁束，是适应新情况的变通措施，表现了循而略革的特征。”这些都为汉王朝打击匈奴奠定了基础，为民众创造相对安定的生存环境，使社会经济全面地得以发展，也为以后汉武帝的强力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孝景本纪》中景帝之“过”

景帝尽管以“文景之治”与文帝并称，然而，相较于文帝而言，景帝深受史家诟责。苏辙评价道：“景帝忌刻少恩，无人君之量。……其于父子兄弟之际，背理而伤道者。”（《汉景帝忌刻少恩论》）吕祖谦说：“景帝则刻薄任术，以诈力御下。平居则诛赏肆行，缓急则揣惧失措，其致悬绝如此。”（《大事纪解题》卷十一）洪迈也说：“考其天资，则刻戾忍杀之人耳。”（《容斋随笔》卷十一《汉景帝忍杀》）刘统勋亦言：“景帝之治，远不逮文，而失德之事屡矣。”（《评鉴阐要》卷二《史臣以周成康汉文景并称注》）究其原因，诸家之批评皆集中于“诛晁错”“废太子”“免（死）亚夫”三事之上。

其一，斩晁错。“斩晁错”是景帝屡受诟病的事件之一，如北宋李纲说道：“晁错为景帝谋，……而七国连横而起，以诛错为名。景帝弗察，纳袁盎之说，斩错以谢七国。此景帝之过举也。”（《梁溪集》卷一百四十九《论晁错》）同时代的杨时亦评论道：“若吴楚之反，不在错，天下已知之矣。景帝用谗邪之谋以诛错，其失计不已甚乎。”（《龟山集》卷九史论《晁错》）李弥逊道：“晁错为国远虑，尊天子，安宗庙，忠矣，而不免于刑戮。借曰不爱一人以谢天下父母妻子，独何罪耶？景帝用袁盎之言而诛错，闻邓公一言而恨之，杜天下忠臣之口，忘国家万世之利，以救目前，亦可谓失刑政矣。”（《筠溪集》卷八《景帝诛晁错》）以上诸家之说，皆是指责景帝受袁盎蛊惑之辞，而对国家大事缺乏鉴别、决断，晁错因此成为权力博弈的牺牲品。

其二，废太子。立废太子是古代帝制的大事，太子的或废或立，皆受朝野重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以免引起朝野争执与动荡。因此，景帝废立太子一事，在历史上一直遭到非议。关于废太子之缘由，姚舜牧论道：“皇后薄氏何以废？夫人王氏何以立？太子荣何以废？胶东王彻何以立？总之由长公主之撺唆也。长公主欲以女嫁荣，薄后不许。因欲嫁彻，王夫人许之。是以日谗荣母子，而誉彻之美，故有此废立耳。然实由景帝之昏于色也。”（《来恩堂草》卷十一《废皇后薄氏》）可见景帝听信了谗言，怒于太子之母栗姬，所以才不假思索地废了太子。吕祖谦评价道：“《史纪·本纪》书废栗太子系以母姓者，言由母失宠而废也。”近人杨树达也说：“景帝以怒栗姬，故废其子。”（《汉书窥管·景帝纪》）太子受母亲牵连，但太子并没有过错。从废立的过程及史实的角度出发，历代研究者多对景帝在“废太子”之事上的轻率、“失德”提出批评。如刘友益在《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四上《孝景皇帝·书法》中评价道：“四年夏，书立子荣为皇太子，至是已阅四载，未闻其有失德，保为遽废之哉？景帝忌刻，于斯可见。”刘沅在《史存》卷九《孝景皇帝》中说：“太子立已四年，未闻失德，听谗废之，帝之不德甚矣。”从而使“（废太子荣）而父子之道失。废皇后王氏，而夫妇之情薄。”（梁寅：《策要》卷二《文景》）但是，当代部分学者却从景帝加强王权的角度提出不同的见解。如李开元、徐卫民等人都对“废太子”一事加以“肯定”。认为“废太子使得功臣贵族失去了权贵政治实施的依托，在统治核心阶层为西汉由军功受益集团支配政治转向平民政治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同时“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此次改易太子所产生的影响应该说是积极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毕竟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推向一个灿烂的顶峰”，这一论点当是从历史的眼光做出的重新的正面、积极的审视。

其三、免（死）丞相。周亚夫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战斗中，屡立奇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胡宏论及周亚夫之贡献时说道：“吴楚之反，计谋独出诸将之上，有盖天下之功。”（《五峰集》卷三《周亚夫》）冯梦龙亦认为：“西汉吴楚之变，非条侯则去晋不远矣。”（《纲鉴统一》）然而这样一位功勋显著的名将却于景帝后元元年遭到寻衅迫害，最后冤死狱中。究其原因，叶景葵说道：“吾谓景帝之刻薄寡恩，乌足以当此？观于亚夫不得其死，令人扼腕。亚夫得罪，始于谏废太子，与争约法，景帝竟以大胾辱之，猜忌褊急，不值一噱。其他失德之事，史不绝书。孟坚之赞，岂足为定论耶？”（《萱园随笔》卷二三《汉景帝》）近人李开元也认为周亚夫之死乃是直接牵涉到政治事件之中，“其一为栗太子被废黜事，其二为王皇后兄王信封侯事”，从而受到景帝之猜忌、迫害。因此，历代研究者皆给予周亚夫以同情，并对景帝暗含指责。张宁也在《方洲集》卷二十八中认为“孝景七国之变，周亚夫实居元功，竟以私忌致杀。二公皆先朝遗命功臣，犹且如此，况其下者乎？……由是论之，则孝文之于功臣不如高帝，而景帝又不如文帝，作法于凉，其弊犹贪，创业垂统之君，诚不可不慎也。”刘沅《史存·孝景本纪》也认为：“亚夫所争皆大体，真相识，而帝弗从，竟免之，则私矣”。洪迈也说：“考其天资，则刻戾忍杀之人耳……周亚夫以功为丞相，坐争封匈奴降将事，病免；心恶之，赐食不置箸，叱之使起，昧于敬礼大臣之义，卒以非置罪之死，悲哉！”（《容斋随笔》卷十一《汉景帝忍杀》）台湾学者王恢亦言“亚夫卓有父风，平七国之乱亦不让乃父之平诸吕，惜卒以耿直见黜，绝食以死，悲夫！”（《史记本纪地理图考·孝景本纪》）

四、《孝景本纪》中“天人感应”的思想

关于天灾异象，古人往往将其与君主的“失德与否”相联系。《汉书·五行志》说：“人君能修政，共御厥罚，则灾消而福至。不能，则灾息而祸生。故经书灾而不记其故，盖吉凶亡常，随行而成祸福也。”丘浚在论述《春秋》时说道：“《春秋》于日食必书。盖以日者，人君之象，而被侵蚀，君道所忌也。书之以示后世，使其遇灾而恐惧焉。”深受《春秋》影响的司马迁，在他所处的时代，自然不可能不受到天人感应的影响。

《史记》之中出现了大量的祥瑞灾异，天象异变，而《孝景本纪》尤多。刘友益评价道：“景帝即位十有六年，日食者八，而又有日赤、日紫之异。西汉日食之数，莫如帝世者矣。”（《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四上《孝景皇帝·书法》）程馀庆亦说：“《史》于《景纪》书灾异特详。”（《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景本纪》）太史公在《景纪》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记载天文变异现象，自然也暗含着对于景帝的“褒贬”之义。因此，历代学者皆将天灾异象与景帝的“失德与否”相联系。宋代学者尹起莘评论道：“景帝自三年平七国后，至此凡十二年间，书日食七，地震四，星、孛、蝗各二，雨雹、冬雷、大霖雨、大水、春雨雪、东阙灾、秋大旱，皆一见。是年所书，日月皆赤等灾，尤为可畏。帝非有甚失德也，特以刻忌少恩，故尔晁错以忠谋杀，皇后、太子以无罪废，丞相亚夫以守正不阿死，此皆非小故也。上天变异，夫岂适然？惟合先后所书而考之，则帝之得失，粲然可知，人主其无曰天道远云。”（《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四上《孝景皇帝·发明》）胡寅亦言：“景帝即位才三年尔，孛彗、雨雹、荧惑、岁星之变，纷纷见于史册。至是又书长星出西方，洛阳东宫灾，未几果有七国之乱，汉几不保。帝岂有舛政逆令，以干天地之和者乎？”（引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孝景本纪》）明人尤侗亦持此观点，认为：“班史以文景并称，然文帝恭俭养民，景袭其遗业，故得苟安。而天资刻薄，刑政失理，相去奚翅霄壤哉！废薄后，杀太子及梁王，七国之反不为建文者幸也。相如申屠嘉，将如周亚夫，皆不得其死。用郅都、甯成酷吏，多杀人，而天变亦应之。十六年中日食、雨雹、地震、荧惑、岁星逆行、日月皆赤，日如紫月，贯天廷，长星出西方，彗星出东北，有星孛于西，南北岁不胜书，获罪于天甚矣！史迁作纪极言景帝之短，岂为过乎！”（《看鉴偶评》卷二）而张溥直接将这些天灾异象归咎于景帝：“载述若是者，其谁当之乎？则在帝身也。”（《历代史论》卷一《汉景帝论》）由此则可以看作景帝之作为是导致如此众多天灾变异的直接原因。因此，“在景帝传记中，与灾异相伴随的往往是世间的纷争、祸乱。……往往带有不祥的性质，而较少展示太平盛世的景象。”（李炳海《史记校勘评点本·孝景本纪》）尽管司马迁对此只是述而不论，但其倾向亦是自在不言之中。

综上所述，后世对《景帝本纪》的研究及争论是多方面的。《景帝本纪》因其不同于其他本纪的写法而引起了对司马迁作此纪的质疑，尽管未有定论，但这种探讨也都是基于史书撰写而展开的，具有其积极的意义。此外，对于景帝虽经七国之乱，但能继续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勤俭治国、发展生产、减轻赋税等功劳，后世给予充分的赞扬。而对于景帝斩晁错、废太子等过失，后世学者也给予了客观的评价。至于司马迁在《景帝本纪》中表现出来的“天人感应”思想，有所附和也有所批判。

吕新峰

2017年4月于陕西师范大学

附录

太史公书亡篇考·景纪第三

余嘉锡

《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卫宏《汉书（按：“书”字衍文）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按：卫宏东汉初人（《后汉书·儒林传》云“光武以为议郎”）作《汉旧仪》四篇，以载西京杂事（本传语）。其时班氏父子书未成，扬雄等《续太史公书》盖亦传播未广，宏无所据依，故其所著书，颇载里巷传闻之辞。如所作《诏定古文尚书（当作官书）序》，谓伏生使其女传言教晁错《尚书》（《史记·晁错传·正义》引），及此所记司马迁事皆是也。考之《汉书》，迁之得罪，坐救李陵耳，未尝举以为将，亦无下狱死之事。则其言武帝怒削本纪，自属讹传，不可以其汉人而信之也。桂馥《晚学集》卷四《书史记景武纪后》曰：“考迁《报任安书》，下蚕室后仍在朝，《汉书》亦不言下狱事。其下蚕室在天汉初，其卒在昭帝初，（按：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其纪年终于昭帝始元元年，与桂说合。张鹏一《太史公年谱》，则谓卒于昭帝末。要之皆无明据也。）未尝死于狱中也。卫宏之说不足信据，即此可见。”梁玉绳《史记志疑》曰：“卫宏等言史公之死，竟似北魏崔浩。然《汉书·迁传》但云迁死，未闻有下狱之事。况被刑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其《报任安书》，称著史未就，会陵祸，甘隐忍成一家言，以偿前辱，不复推贤进士。则死狱之说固虚，而以为书成于救李陵之前亦谬。且迁史死后稍出，至宣帝时始宣布，明载本传，武帝安得见之。且史公《自序》曰：‘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汉兴五世，隆在建元，作《今上本纪》。’可知纪中必不作毁谤语，只残缺失传尔，岂削之哉？且《封禅》《平准》诸篇，颇作讥切，又何以不削？而其余八篇，不尽是讥切，非关怒削，又何以俱亡？”

《西京杂记》卷六（抱经堂本卷下）曰：“汉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马谈，世为太史。子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史记，续孔氏《古文》，序世事，作传百三十卷，五十万字。谈死，子迁以世官复为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当作上）。天下上计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马氏本古周史佚后也。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事而已，不复用其子孙。”

按：《西京杂记》乃葛洪杂抄汉魏人诸书为之，托言出自刘歆《汉书》，或以为梁吴均伪作者，非也（说详余《四库提要辨证·子部七》）。此条全从卫宏《汉旧仪》内抄出，自作“景帝本纪”至“下狱死”，乃裴骃所引，已见上条，余亦杂见《汉书·司马迁传》如淳注（《史记自序·集解》引如淳同）及《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五。特诸书所引皆有删节，而此则其全文耳。然其说实不可据。除已为桂馥、梁玉绳所驳者外，如谓“谈为太史，迁年十三，使求古诸侯史记，作传百三十卷”；考《史记·六国年表序》，明言“秦焚《诗》《书》，诸侯史记尤甚。《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则太史公父子何尝得见古诸侯史记耶？且叙作传百三十卷于谈死迁为太史公之前，似谓《史记》为谈所作，又似迁作于谈未死时者。要之与《太史公自序》皆不合。又谓司马氏为史佚之后，亦不见于他书（梁玉绳《人表考》卷二，据《逸周书》及《晋语》，谓史佚氏尹，少昊之裔，周尹氏是其后，其说颇确）。至言武帝置太史公，宣帝以其官为令，尤与《百官表》抵牾，晋灼、颜师古已驳之矣。此盖出于当时流俗人之口，卫宏误采以著书，故其言无一可信。然则所谓武帝怒削本纪云者，可不待深考，而已知其非实矣。

《魏志·王肃传》（附《父朗传》后）曰：“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汉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史迁也。’”

按：余始疑王肃一时显学，何至与卫宏同一谬误。及读其“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之言，乃悟汉魏人之为此说，乃因不解十篇之何以有录无书，尤以帝纪之重要而竟亡失，以为必有其故，于是以其私意妄为揣测而为之辞。不及其余八篇者，以其无从臆度，遂置之不言耳。何焯《义门读书记·三国志》第一卷（此《读书记》之卷数）曰：“子邕此对，本之卫敬仲，与班氏所记不同。敬仲所记非实，于时主则为善对。”桂馥《书史记景武纪后》曰：“馥按：《后汉书·蔡邕传》，王允谓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以遗后世。据此，则《史记》不尽作于腐刑之前，亦未闻削而投之。史迁《报任安书》，受刑之后，始成《史记》，与肃说不合。《吴志·韦曜传》：‘昔李陵为汉将军，败，不还而降匈奴，司马迁不加疾恶，为陵游说。汉武帝以迁为良史之才，欲使毕成所撰，忍不加诛。书卒成立，垂之无穷。’此说与王允无异。今《史记·礼书》《乐书》《日者》《龟策》诸篇，褚少孙所补（谓《礼》《乐》两书为少孙补，实无明据），岂孝武削而投之者耶？斯不然矣。班固《典引》：‘永平十七年，诏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按：此亦言陷刑之后，始有刺讥，则武帝削投之说，未为实据。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不言迁生时为武帝所削。”汪师韩《韩门缀学》卷二曰：“窃谓景、武世近，故迁有不及为（按此说非是）。其《报任安书》，固云‘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未成。及已被刑，更欲著书以偿前辱’，岂有武帝既削其书，而迁犹孜孜于著述耶？王肃乃朗之子，朗得《论衡》称异，而肃亦好举异闻耳。”

郑樵《通志》卷五十《景帝纪》曰：“臣谨按：张晏曰：‘自《景帝》至《平帝本纪》，皆王莽时刘歆、扬雄、冯衍、史岑等所记。惟《武帝纪》迁没其书残缺，褚先生补之，所谓褚先生是也。’”

按：张晏此说不见他书，不知《通志》自何处转引，疑为《史记集解·孝景本纪》之佚文。盖今之《集解》，已非裴氏原书，（《隋》《唐》《志》皆八十卷，自《崇文总目》以下皆作一百三十卷），不免脱漏，而夹漈所据，犹善本也。晏为此言，盖谓班氏《汉书》帝纪孝文以前，以史迁为本。景帝以下，则据刘歆等续太史公记重修。惟中间《孝武》一纪，褚先生所补，文不足采，始由班氏父子自行改作也。今取《史》《汉》《景纪》两篇相较，虽《汉书》增益甚多，而仍以《史记》为蓝本。知今本虽非史迁原书，实出于《续太史公记》矣。第张晏此注虽为《通志》所引，而后人多不之知，遂谓今《景纪》真史迁之笔。高阆仙始表而出之。其搜寻可谓不易。然吾以为《景纪》实冯商所作，说详于后。

《大事记解题》卷十曰：“《史记·文帝纪》多载诏书，入《景纪》则皆不载，盖以为不足载也，其旨微矣。司马贞信张晏之说，遂谓《景纪》后人取班书补之，是殆不然。学者合取司马氏、班氏二纪，观其书法，则才识高下，可默喻矣。”

按：作本纪而不载诏书，与《高祖》《孝文纪》体例显然不同，即此已可知非太史公之笔。吕氏翻谓景帝诏书为不足载，真曲说也。吕氏历指《汉书》不如《史记》。其说有是有非，文繁不录。

《汉书艺文志考证》卷三引东莱吕氏曰：“张晏所列亡篇之目，其一曰《景纪》，此其篇具在者也。所载间有班书所无者。”《直斋书录解题》卷四曰：“《景纪》最疏略。”

按：陈氏此语颇为有识。其论余篇语，已见前，不重录。

《十七史商榷》卷一曰：“今考《景纪》现存，是迁原文，不知张晏何以言迁没后亡。且此纪文及赞，皆与《汉书·景纪》绝不同，又不知《索隐》何为言以班书补之。”

《拜经日记》卷九曰：“《索隐》曰：‘《景纪》取班书补之。’按：取班书勘之，迥不同，《史记》首云‘孝文之中子也’，而班书改云‘文帝大子也’，已失其事实。《史记》云‘孝文在代时，前后有三男。及窦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序孝景得立之由甚明晰，而班书删之。‘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赐民爵一级’，而班删“乙卯乙巳”四字。‘匈奴入代，与约和亲’，而班书但云‘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则匈奴入代事不明了。又改元则书中元年，中二年，后元年，后二年，而班书省言元年，二年，亦失旨。《史记》于天灾及王侯官制改建详言之，而班书多简省不载，殊失本纪之体，徒增入诏书。窃以为远不逮《史记》，乃反谓取之班书，不检甚矣。《史》胜于班者，随在皆是，学者读之自见。惟篇末书‘太子即位，是为孝武皇帝’，当是后人窜改，应改今皇帝或今天子也。”

按：臧氏讥《汉书》不书“匈奴入代”，不记天灾，皆《大事记解题》之说，诚中其病。其他则不免有误。如谓《汉书》不当改文帝中子为大子，不知《汉书》实作太子，非大小之大也。又谓班书于《景帝》两次纪元，只书元年、二年，不知《汉书》实作中元年、后元年。惟自二年以下始省去耳。至谓篇末“太子即位，是为孝武皇帝”，原本当作“今皇帝”，或“今天子”，则梁玉绳亦有此说（见《志疑》卷七）。盖信今本《景纪》为太史公笔，故以为后人所改。愚按此种句法，《史记》多有之，皆由后追纪之辞，故先言某人立，后称位号或谥法。如《周本纪》“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之类是也。今《景纪》称“是为孝武皇帝”，正是出于后人追叙之证。如史公生武帝之世，而曰太子即位，是为今皇帝，不已赘乎。

嘉锡按：张晏谓“迁没后亡《景纪》，今《景纪》非太史公笔也”。凡《史记》百三十篇，太史公皆撮其旨要著于《自序》，读之则其所致意者可知也。《文纪·序》：“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作《孝文本纪》。”故纪中叙此数事，特详于除肉刑，叙至二百数十字，虽强半与《仓公传》相复重，不恤也。《景纪·序》曰：“诸侯骄恣，吴首为难，京师引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然则篇中所着重，惟此一事，叙之当委曲详尽，而今纪乃仅以六十余字了之，是尚能得史公著书之意乎？且《史记》诸本纪，兼纪言动，此古史官之遗法，不似后人作纪，仅列事目，欲知时政之得失，须求之列传中也。而《景纪》乃尽削诏书不载，叙十六年之事，寥寥千许字，简则简矣，而史法之变自此始，遂为后来《新唐书》《五代史记》之滥觞。以与孝文以上诸纪较，其不出一手明甚。而吕祖谦、臧庸翻以不载诏书为胜于班固，岂不异哉！《通志》引张晏说，以为自《景帝》至《平帝本纪》，皆王莽时刘歆、扬雄等所记，其说固必有所据。然考《论衡·须颂篇》言：“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则不当有《景纪》。《史通·正史》篇亦谓：“《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相次撰续，迄于哀、平。”是诸家仅续汉武以后之事，亦不当有《景纪》。与张晏说皆不合，余尝反覆思之，而得其故焉。《史通》所举续《史记》诸人有冯商。《汉书·艺文志》著录冯商续《太史公》七篇。《张汤传·注》引如淳言：“商以成帝时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盖汉人于《太史公书》凡再续。一续于成帝时，刘向、冯商是也。再续于王莽时，张晏、刘知几所举刘歆、冯衍、史岑诸人是也。《论衡》独举扬子云者，雄及诸人各有所续，而撰辑成书则出于雄，故曰：“录宣帝以迄哀、平。”录者，编次著录之谓也。冯商所续十余篇，已入《七略》，本自单行，今《史记·景纪》盖即商所续也。奚以明其然耶？班固于《春秋》家下自注“省《太史公》四篇”，韦昭、如淳并云“商续《太史公书》十余篇”（韦说见《艺文志》注），而《志》所著录仅七篇，则其所省是商所续，而非司马迁书，固已甚明（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卷二已有此说）。考《汉志》全本《七略》，班氏所省皆重出之书。如《兵权谋》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之、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重（原脱“篇”字，“重”误作“种”，从刘奉世说校改）。《兵技巧》省墨子重。按之本志，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在道家，孙卿子、陆贾在儒家，苏子、蒯通在纵横家，淮南王在杂家，墨子在墨家。既录其全书，则省其所重出也。《续太史公书》不见于他家，并非重出而竟省之者，何也？盖《七略》所录《太史公书》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者，史迁之原书也，无他家补篇。班固所见本，或已将冯商所补四篇合为一书。固以为是特补《太史公》，非所自续也，遂省去之。然《七略》于司马迁、冯商两家分别著录，原非重复，故班氏自注于省《太史公》四篇下，不着重字，与省兵十家者异。以此推之，其故可知矣。《景纪》者，四篇之一也。若曰非此故也，则《七略》书凡六百三家（见《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汉志》书五百九十六家，除入三家，省兵十家外，他书一篇不省，而独省此四篇，将何说以解之耶？沈钦韩《汉书疏证》亦疑此篇为商作，特其说出于揣测，无所征引，余故详考之如此。难者曰：固既省此四篇，而于“《太史公》百三十篇”下不加注明，则此四篇竟无着落。固之疏漏讵至于此？答曰：古人著书不皆精密。固作《艺文志》，据《七略》为要删，盖除其所出入省并自加注明以外，余皆撮取《七略》之语，一书多不过数十字，所删除者多矣，而未尝有所增益也。十篇有录之，名且不著，遑论冯商所续。褚少孙补《史》，本附迁书以行，《七略》未著录。固遂置之不言，亦何有于商？省去四篇之无着落，当责之固，不足难吾说也。难者又曰：张晏谓景帝以下本纪皆王莽时刘歆、扬雄、冯衍、史岑等所记，不言冯商。又于十篇有录无书，仅举褚先生所补四篇，亦不及商。今忽谓《景纪》为商所撰，岂有所据欤？答曰：吾即据《艺文志》省《太史公》四篇言之也。盖汉魏时《续太史公书》有二本，扬雄所辑者，始于宣帝以迄哀、平，此为王莽时诸人所撰之原书，王充所见是也。后人以其名为《续太史公书》，而中缺昭帝一代（《昭纪》疑亦冯商所续，当在《汉志》著录七篇之中），《景纪》书亡亦未补（《武纪》有褚少孙所补），乃取冯商所续并入扬雄书中（刘向《续传》是否因与刘歆为一家，已收入扬雄书中。抑后来与冯商书同时并入？不可知也）。《史通》所谓“向、歆、冯商、扬雄等相次撰续，犹名《史记》”是也。张晏所见，即是此本。故本纪上起景帝，下迄哀、平。特晏偶不详考，仅知为王莽时刘歆等所记，而不知中有冯商书，又不能得每篇之主名。故于十篇之补亡，仅举褚先生而不及商也。难者又曰：《七略》谓冯商颇序列传（《汉·志》颜注引），则商未尝作本纪、《书》《表》，安得有《景帝纪》乎？答曰：此特从其多者言之，刘师培所谓举偏以该全。《仪礼》十七篇非尽士礼，而有《士礼》之目也（见所作《古书疑义举例补》）。若莒泥其词，而谓商必不作《本纪》，则褚先生言好观览太史公之列传（《三王世家》语），《西京杂记》言司马迁作传百三十卷，将《太史公书》亦无《本纪》《世家》《书》《表》乎？凡吾所言虽无明文可据，未敢固执以为必然。然自信其为读书得闲，而非意为穿凿也。向使班固、张晏已明言某篇为冯商所补，则后人已无容置喙，而吾文亦可不作矣。（录自《余嘉锡论学杂著·太史公书亡篇考·景纪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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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

韩兆琦．史记博议[M]．北京：文津出版社，1995.

韩兆琦．史记题评[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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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瑞泽编．秦汉魏晋南北朝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十七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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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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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伐驰道树殖兰池”解[J]．中国史研究，1988（3）.

王子今．芒砀山泽与汉王朝的建国史[J]．中州学刊，2008（1）.

王丕忠等．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0（1）.

王辉．新出秦封泥选释[J]．秦文化论丛，2006（6）.

王学理、王保平．西汉阳陵陵园考古及重大发现[J]．考古与文物，1991（2）.

何清谷．关中秦宫位置考察[J]．秦文化论丛，1995（2）.

古永继．文景分国为“消藩”辨[J]．人大复印资料，1984（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阳陵帝陵陵园南门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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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孝武本纪／李雪等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3

（史记研究集成／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徐卫民主编．十二本纪）

ISBN 978-7-5604-4050-7

Ⅰ．①孝…　Ⅱ．①李…　Ⅲ．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传体②《史记》－研究　Ⅳ．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2314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孝武本纪

李雪　段承校　李延　李琰　编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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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　029-88303593　883025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西安华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307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4050-7

定　　价　9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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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研究集成》

总主编　袁仲一　张新科　徐　晔　徐卫民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

主　编　赵光勇　袁仲一　吕培成　徐卫民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顾问　张岂之

主　任　安平秋　徐　晔

副主任　张新科　马　来　徐卫民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子今　尹盛平　田大宪　吕培成　吕新峰

李　雪　李颖科　杨建辉　杨海峥　吴秉辉

何惠昂　陈俊光　张　萍　张　雄　张文立

赵生群　赵建黎　骆守中　高彦平　郭文镐

徐兴海　商国君　梁亚莉　彭　卫　程世和

主　编　赵光勇　袁仲一　吕培成　徐卫民

总序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195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巨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历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展现了中华民族维护统一、积极进取、坚韧不拔、革故鼎新、忧国爱国等民族精神。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突破传统，大胆创新，开辟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正如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序》所说：“由《史记》以上，为经为传诸子百家，流传虽多，要皆于《史记》括之；由《史记》以下，无论官私记载，其体例之常变，文法之正奇，千变万化，难以悉述，要皆于《史记》启之。”在世界文化史上，《史记》作为巨幅画卷，也是当之无愧的。苏联学者图曼说：“司马迁真正应当在大家公认的世界科学和文学泰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和古希腊史学名著比较，其特点在于它的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生活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集中到一个战争，重视政治、军事。普鲁塔克的传记汇编所收的人物也限于政治家和军事家，即使是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也没有一字提到，更没有一个关于从事生产活动者的传记了。”(1)《史记》在唐以前传至海外，18世纪开始传入欧美，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汉学界研究和关注的对象。毋庸置疑，《史记》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

据《汉书》记载，西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史记》公之于众。但当时史学还没有应有的独立地位，加之在正统思想家眼里，《史记》是离经叛道之作，是“谤书”，因而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东汉中期，《史记》才逐渐流传。魏晋以后，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史记》的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抄写、学习《史记》的风气逐渐形成。谯周《古史考》等书对《史记》史实的考证，揭开了古史考辨的序章。裴骃的《史记集解》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史记》注本。此一时期，扬雄、班氏父子、王充、张辅、葛洪、刘勰等人对《史记》发表过许多评论，他们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肯定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由于史论的角度不同，班彪、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出“史公三失”问题。随之，以王充和张辅为开端，开始了“班马异同”的学术讨论，也即开《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之先河。

唐代由于史学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记》在史学史上备受尊崇，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成为修史之宗。唐代编纂的《晋书》《梁书》《陈书》等八部史书全部采用纪传体的写法。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对纪传体的优点也予以肯定：“《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2)史学家杜佑发展了《史记·八书》的传统，著《通典》一书，成为政书体的典范。唐代注释《史记》，成就最大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与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两部书和南朝刘宋年间裴骃所作的《史记集解》，被后人合称为《史记》“三家注”。“三家注”涉及文字考证、注音释义、人物事件、天文历法、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典章制度等，是《史记》研究总结性、系统性的成果，因而也被认为是《史记》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司马贞、张守节、刘知幾、皇甫湜等人，对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的创新精神作出了许多肯定性的评论。如皇甫湜《皇甫持正集》认为，司马迁“革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将以垂不朽”。特别是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使《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宝藏得到空前的认识和开发，奠定了《史记》的文学地位。

宋代的《史记》研究步入一个新阶段。由于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加之印刷技术的发展，《史记》得以大量刊行，广为研读。宋人特别注重《史记》的作文之法。如文学家苏洵首先发明司马迁写人叙事的“互见法”，即“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3)，开拓了《史记》研究的领域。郑樵在《通志·总序》中称《史记》为“六经之后，惟有此作”，肯定司马迁前后相因，会通历史的作史之法，这也是第一次在理论上从“通”的角度评论《史记》。本时期的评论，还把“班马优劣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苏洵、郑樵、朱熹、叶适、黄履翁、洪迈等人都发表过评论，涉及思想、体例、文学等方面的比较，乃至于出现了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娄机的《班马字类》这样的专门著作，把《史记》比较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元代除了在刊刻、评论《史记》方面继承前代并有所发展外，主要贡献在于把《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搬上舞台。元代许多杂剧的剧目取材于《史记》，仅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就有180多种，如《渑池会》《追韩信》《霸王别姬》等，这些剧目的流传，又扩大了《史记》的影响。

明代是《史记》评论的兴盛期。印刷技术进一步提高，给刻印《史记》提供了有利条件，尤其是套版印刷的兴起，给评点《史记》提供了方便。明代从文学角度评论《史记》取得的成就最大，对于《史记》的创作目的、审美价值、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多样化的艺术风格等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4)。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王慎中、钟惺、陈仁锡、金圣叹等人都是评点《史记》的大家。同时，由于《史记》评点著作大量出现，辑评式研究应运而生。凌稚隆《史记评林》搜集整理万历四年（1576）之前历代百余家的评论，包括“三家注”及各家评点和注释，并载作者本人考辨，给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后来李光缙对该书进行了增补，使之更加完备。明代晚期，《史记评林》传入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对《史记》的研究。另外，朱之蕃《百大家评注史记》，葛鼎、金蟠《史记汇评》，陈子龙、徐孚远《史记测义》等也进行了辑评工作。明代由于小说的繁荣，人们对《史记》的认识也开辟了新的角度，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系，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成就。在《史记》历史事实的考辨方面，杨慎《史记题评》、柯维骐《史记考要》、郝敬《史记愚按》等，以及一些笔记著作，均颇有新意。

清代迎来了《史记》研究的高峰期。专门著作大量涌现，如吴见思《史记论文》、汪越《读史记十表》、杭世骏《史记考证》、牛运震《史记评注》、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王鸣盛《史记商榷》、邵泰衢《史记疑问》、赵翼《史记札记》、钱大昕《史记考异》、梁玉绳《史记志疑》、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郭嵩焘《史记札记》、李慈铭《史记札记》、吴汝纶《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等，都是颇有特色的著作。这些著作最大的成就在于考据方面。清人考据重事实，重证据，大至重要历史事件，小至一字一句、一地一名，对《史记》史事和文字的考证极为精审。钱大昕为梁玉绳《史记志疑》作序，称其“足为龙门之功臣，袭《集解》《索隐》《正义》而四之矣”。许多学者是考中有评，如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自此例一定，历来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5)其他非专门研究《史记》的著作如顾炎武《日知录》、刘大櫆《论文偶记》、章学诚《文史通义》以及一些古文选本等，也对《史记》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评论。

近现代以来，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史记》研究呈现出继承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问题不断深入的特点。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文化、从史学到地理、从文学到美学、从伦理到哲学、从天文到医学、从军事到人才，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诸如李笠的《史记订补》、王叔岷的《史记斠证》、钱穆的《史记地名考》、瞿方梅的《史记三家注补正》、陈直的《史记新证》、王恢的《史记本纪地理图考》等，从《史记》文本文字、地理名物及《史记》研究的再研究等方面进行考证或订补。另外，杨燕起等编纂的《历代名家评史记》，精选1949年前的《史记》评论资料；近年来，由张大可、丁德科主编的《史记论著集成》汇辑当代学者的专题研究成果；赵生群主持修订的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使《史记》校勘更上层楼。同时，各种不同类型的《史记》选注本、全注本、选译本、全译本相继问世。

《史记》在日本影响很大，近现代以来颇具影响的《史记》研究专家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宫崎市定等。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之后水泽利忠对该书进行校补，使之成为《史记》研究总结集成式的成果，该书在辑佚、校勘、对《史记》史实的考证、对司马迁所采旧典的考证、对“三家注”的再考证、对词句的训释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施之勉的《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严一萍的《史记会注考证斠订》等均针对缺憾专门作了订正。欧美学者对《史记》的研究，诸如法国的沙畹、康德谟，美国的华兹生、倪豪士，以及汉学家高本汉、崔瑞德、鲁惟一、陆威仪等，在关注《史记》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以西方思维、理论及方法，将《史记》与西方传统的史学著作进行比较研究，亦颇具特色。

从以上简单勾勒《史记》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呈现出“历代不辍、高潮迭起”的状态。不仅如此，海外汉学界特别是日本的《史记》研究亦有突出的表现。

二

《史记》研究积累了大量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不同时期承前启后、不断深化的学术成果，这其中有就个别问题的深入探究，有零散的评论，亦有专题式的系统研究。除此之外，系统整理前代研究成果、提出新见的集成式整理方式，更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南朝刘宋至唐代形成的《史记》“三家注”和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完成的《史记会注考证》，被视为《史记》研究系统、全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甚至被称为《史记》研究的两座里程碑。

今天，《史记会注考证》出版已经八十余年，《史记》研究又经过了一个不凡的历程，海内外《史记》研究新见迭出，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新的变化，突出特征是由“史料学”向“史记学”发展，即从史料的整理和挖掘中分析司马迁的思想，通过具体史料探讨《史记》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其价值。这也在客观上对《史记》研究成果再次进行集成式整理提出了新的学术要求，《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正是顺应这一学术发展的重要尝试。

《史记研究集成》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关心、指导和支持下，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和西北大学出版社具体组织实施。集成规模浩大，搜罗宏富；分类选目，采摭众家；纵横有序，类别集成。在总体架构上，分别形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各部分研究集成。集成以汇校、汇注、汇评为编纂体例，总体编纂表现出资料搜集的全面性、类别整理的学术性，以及体例设置的科学性和出版所具有的实用性特点，具体如下：

首先，资料翔实完备，涉及古今中外所有研究成果，是近两千年来《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集成所收资料，上自汉魏六朝下至21世纪初，不仅包括中国历代《史记》研究形成的资料，亦广泛涉及海外研究成果，特别注重对新材料、新观点的采撷吸收。近现代以来，《史记》研究呈现出以史学、文学为主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地理、天文等多学科的特点，相关的研究成果自然也就成为本集成的组成部分。同时，遴选搜集所能见到的《史记》研究的相关资料，又针对性地搜集补充海外研究资料，充分显示了《史记研究集成》资料搜集的全面性。

其次，观点采摭众家，厘定甄选，兼及考古资料补正，充分体现了《史记研究集成》的学术性。《史记》研究者之众，多不胜数；成果之丰，可谓汗牛充栋。经过了汉魏六朝开启至唐代的注释繁盛期，两宋传播和品评期，明代评论兴盛期，清代考据高峰期，以及近现代的拓展深入期这些不同阶段，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料，这些资料就观点看，前后相继，但会通整理难度之大超乎想象。编纂者一要质其要义，二要考其先后，三要会通甄选以厘定条目，除此之外，还要参酌考古新发现作深入补正或提出新见解，这也体现出集成的学术性特点。

再次，体例设置科学，出版具有实用性。《史记研究集成》以汇校、汇注、汇评分类，以观点先后列目，类编得当，条贯秩然。一方面网罗《史记》研究多学科、多层次、全方位之学术观点，另一方面完整呈现《史记》研究的学术脉络，每篇前有题解，后有“研究综述”，在收集历代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一些有争议的或者重大的学术问题加以编者按语。本集成系统全面，方便使用，具有工具书的性质。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辑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一，它为《史记》研究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有价值的资料，古今中外的重要成果尽收眼底，为理论研究铺路搭桥，为立体化的研究提供依据。第二，它既是历代资料的精选荟萃，又是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史的全面呈现，具有学术史的认知价值。第三，它与前代的《史记》“三家注”、《史记会注考证》等里程碑式的著作相比，体现了编纂者的创新精神和力争超越前代的学术追求，有助于推动《史记》研究向纵深发展，有助于推动“史记学”的建立。第四，《史记》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集成的编辑出版，一方面可以为史学、文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于有关的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有益的资料，有助于促进这些学科的发展，繁荣当代学术；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入挖掘《史记》中蕴含的至今仍有现代意义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与治国智慧，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是一项基础性文化工程，资料的搜集与会通整理不仅需要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也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储备，更需要学术界的通力合作。书稿在编纂和审定过程中，得到了著名史学家、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中国《史记》研究会原会长、北京大学安平秋先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彭卫研究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诸位大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谢忱。

限于体例和篇幅，以及资料的限制，前贤时彦的成果难以全部吸收，颇有遗珠之憾，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史记研究集成》编辑出版委员会

（张新科执笔）

2019年3月18日

(1)齐思和：《〈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载《光明日报》1956年1月19日。

(2)［唐］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二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8页。

(3)［宋］苏洵著，曾枣庄等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4)详参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第四章“明人评点史记的杰出成就”，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5)［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作为《史记研究集成》的一部分，《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以下简称“集成”）编纂工作实际始于1994年。它是在赵光勇教授审择资料，构设体例的基础上，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组织启动编纂的。对于这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实施，时任陕西省省长白清才、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董继昌、陕西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李绵等人高度重视，并给予重要支持。在几近十年的编纂中，十余位专家勤勉有为，爬梳浩如烟海的资料，会通比较，厘定条目，汇校、汇注、汇评出近两千年《史记》研究发展的学术脉络，至2003年形成初稿。

2013年，书稿经过十年“周转沉淀”，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支持下，西北大学出版社接手编辑出版，并邀纳资深编审郭文镐等组建《史记研究集成》编辑部，组织项目的编辑加工。从2013年至今，在六年的精心组织与实施中，编辑部的同志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资料核查工作，其中不乏深入的校雠勘误；在内容处理上，听取专家意见，同样进行了庞杂的“考量删繁以求简练”的编辑加工。在此基础上，各位编纂者又进行了系统的补遗与增订。《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至此完成编辑审定。这期间，2015年，《史记研究集成》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16年、2018年，出版社和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先后组织了两轮专家审定，形成了系统的修改意见，从增删与补遗等方面有力的保证了“集成”的全面性与学术性，从而提高了“集成”出版的代表性与权威性。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项目实施前后25年，十余位专家，淡泊名利，潜心以为，他们以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而为，成一家之言”的精神为榜样，砥砺前行，在此我们感念良多。殚精竭虑、因病辞世的吕培成教授，年愈九旬、依旧念兹的赵光勇教授，耋老鲐背、勉力而为的袁仲一先生等，他们都是司马迁精神不衰的实践与体现。已故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原副会长张登第先生在“集成”编纂的组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书稿的编、审、校前后持续六年，这期间，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承担着大量繁重的工作，他们珍视与编纂者的合作，在工作上与编纂者并肩前行，在专业上不断历练提高，受益良多。可以说，“集成”的编辑出版，是编纂者与出版者密切合作的结果，也充分体现着双方致力于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与使命意识。

值此《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付梓之际，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杨海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彭卫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等专家学者所提供的重要的学术支持。同时，感谢社会各界给予的关心和指导。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年3月19日

凡例

1. 本书《史记》正文以中华书局1959年版点校本为底本，参考《史记》新校本（修订本），汇集历代兼及国际汉学界《史记》研究资料，简体横排。凡古今字、通假字、俗字等，以及人名、地名中的异体字，均一仍其旧。各卷编排：卷前为题解，卷末为综述，正文分段，每段为单元，标示注码，段后依次排列汇校、汇注、汇评资料。

2. 本集成遴选的资料，录自古代文献和近现代学术专著，有参考价值的今人研究成果也予酌录。汇校部分，以他校为主（点校本已作版本校）。汇注部分，不限于字词义诠释，句义段义以及天文地理等考释也包括在内。所有部分，皆不惮其繁，一一罗列各家之言。

3. 本集成引录的资料中使用的书名简称依旧，个别生僻者，首次出现时，随文加“编者按”予以说明。如：《锥指》（编者按：《禹贡锥指》）；《经典》（编者按：《经典释文》）。

4. 本集成引录的资料中的原有夹注，改为括注，字体字号同正文。为方便读者解读研究资料中的个别问题，本书编者间或加有“编者按”，按语相应随文或置于该条资料文末。

5. 每条研究资料于文末括注出处，录自古代文献和近现当代学术专著者括注书名、卷名或章名，连续两条或三条出处相同者，后条简注“同上”；录自现当代期刊者括注篇目及期刊年次期次。书末附《引用文献及资料》，详注版本信息。

注：文中出现的“□”同原版纸书

目录

总序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凡例

孝武本纪第十二

研究综述

引用文献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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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武本纪第十二

【题解】

司马迁：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班　固：（编者按：《太史公书》百三十篇）迁之自叙云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师古曰：“序目本无《兵书》，张云亡失，此说非也。”）（《汉书·司马迁传第三十二》）

裴　骃：《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纪》”，又其述事皆云“今上”，“今天子”，或有言“孝武帝”者，悉后人所定也。张晏曰：“《武纪》，褚先生补作也。褚先生名少孙，汉博士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按：褚先生补《史记》，合集武帝事以编年，今止取《封禅书》补之，信其才之薄也。又张晏云“褚先生颍川人，仕元成间”。韦稜云“《褚家传》褚少孙，梁相褚大弟之孙，宣帝代为博士，寓居于沛，事大儒王式，号为‘先生’，续《太史公书》”。阮孝绪亦以为然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茅　坤：《武帝纪》并本《封禅书》。窃谓武帝雄才大略，又太史公所躬睹本末，何漫至此！愚意：孔子修《春秋》，而当时卿大夫犹有欲害之者，岂腐刑以后，太史公多戒心，遂毁其书而不出耶？（《史记钞》卷七》）

郝　敬：圣人于鬼神祭祀之祀详已，要不越人生日用酬酢应务之理，故曰：“务民之义，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礼》《乐》断自唐虞三代，不远于今，不遗于耳目见闻，所谓中庸之教，可知可能也。术士挟左道蛊世主，汉儒解经，谬信谶纬，援引五帝，而方士因缘，如公孙卿之《黄帝书》与许行之《神农言》，舍二帝三王不称，涛张为幻。孟子所以守尧、舜、仲尼之道，辞而辟之也。《封禅书》述武帝用方士祀鬼神，无一应验，终之曰“其效可睹”，不言而《春秋》寓矣。褚生补《武纪》，遗其雄略，特取是书充之，亦知子长本意。（《史汉愚按》卷二）

牛运震：《孝武本纪》本作《今上本纪》，观《太史公自序》可见。此篇有录无书。盖太史公仕于元封、太初之间，亲事武帝而未睹其终，故《今上纪》列其目而未及成书，褚少孙乃取《封禅书》补之。夫《封禅书》岂可为本纪者？且一篇之书，宁可重出两见邪？背谬疏陋，莫此为甚。宜一切删去而止存其目，以还太史公之旧。（《读史纠谬》第一《史记·孝武本纪》）

王鸣盛：《武纪》，褚少孙全取《封禅书》为之。观《文纪·赞》云：“孔子言：‘必世后仁。善人治国百年，可以胜残去杀。’汉兴，至孝文四十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而《自序》则云：“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以不改正服封禅为不仁，则以改正服封禅为仁，迁若作《武纪》，封禅固所必书，然必无专纪此事之理，且亦何取重见。其有录无书，岂诚未暇作乎，抑讳而有待也。而少孙率意补之，真妄人耳。（《十七史商榷》卷二）

赵　翼：按：史公自序作《武帝纪》，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举（编者按：《史记·太史公自序》无此字）封禅，改正朔，易服色，故（编者按：《史记·太史公自序》无此字）作《今上本纪》”。是迁所作《武纪》，凡征匈奴、平两越、收朝鲜、开西南夷，以及修儒术、改夏正等事，必按年编入，非仅侈陈封禅一事也。（《廿二史札记》卷一）

钱大昕：张晏云：“此纪褚先生补作。”予谓少孙补《史》，皆取史公所阙，意虽浅近，词无雷同，未有移甲以当乙者也。或魏晋以后少孙补篇亦亡，乡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数尔。《秦始皇本纪》末，有汉明帝十七年十月云云；《平津侯传》末，有太皇太后诏大司徒大司空云云；《司马相如传·赞》，有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云云，皆魏晋以后人窜入。（《廿二史考异·史记》）

梁玉绳：考《前书·艺文志》《司马迁传》及《后书·班彪传》，并言《史记》缺十篇，有录无书。张晏谓迁殁之后，亡《景纪》《武纪》《将相表》《礼书》《乐书》《兵书》《三王世家》《傅靳》《日者传》《龟策传》等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武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师古谓序目无《兵书》，张说非。《索隐》谓“《景纪》褚先生取班书补之，《武纪》取《封禅书》，《礼》取荀卿《礼论》，《乐》取《乐记》。《兵书》亡，不补，略述律而言兵，遂分历述以次之。《三王世家》空取其策文，《日者》不能记诸国之异同，而论司马季主。《龟策》直太卜占兆杂说”。《正义》谓“褚少孙补《景》《武纪》《将相表》《礼》《乐》《律书》《三王世家》《傅靳》《日者》《龟策传》”。《集解》引卫宏《汉旧仪注》谓“太史公作《景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之。后坐举李陵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西京杂记》谓“武帝怒削景及己《纪》，后迁以怨望下狱死”。《魏志·王肃传》谓“武帝闻迁《史记》，取景及己《纪》览之，大怒，削而投之，今两《纪》有录无书”。《大事记》（编者按：吕祖谦《大事记》，下同）谓惟《武纪》亡，其余俱在。且曰“景、武两《纪》俱亡，而《景纪》所以复出者，武帝特能毁其副在京师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纪》终不见者，岂非指切尤甚，虽民间亦畏祸而不敢藏乎？”余以为诸所说皆妄也。卫宏等言史公之死，竟似北魏崔浩，然《汉书·迁传》但云迁死，未闻有下狱之事。况被刑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其报任安书称“著《史》未就，会陵祸，甘隐忍成一家言以偿前辱，不复推贤进士”，则死狱之说固虚，而以为书成于救李陵之前亦谬。且迁《史》死后稍出，至宣帝时始宣布，明载本传，武帝安得见之？且史公《自序》曰“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汉兴五世，隆在建元，作《今上本纪》”。可知《纪》中必不作毁谤语，只残缺失传耳，岂削之哉！且《封禅》《平准》诸篇，颇有讥切，又何以不削？而其余八篇，不尽是讥切，非关怒削，又何以俱亡？若说史公未成，则《自序》中篇目完全，并字数亦明白记载，何云未成？至班固生于东汉，其书成于章帝建初中，乃司马贞言褚生以元、成间人而取用之，有是理乎？更可笑者，张晏诸人动言褚生补《史》，今即其所数十篇明言褚补之者，惟《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两传，其余七篇，安得概指为褚作耶？（《史记志疑》卷七《今上本纪第十二》）

桂　馥：《魏志·王肃传》：“帝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馥按：《后汉书·蔡邕传》：“王允谓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以遗后世。”据此则《史记》不尽作于腐刑之前，亦未闻削而投之。史迁《报任安书》受刑之后始成，《史记》与肃说不合。《吴志·韦曜传》：“昔李陵为汉将，军败不还而降匈奴。司马迁不加疾恶，为陵游说。汉武帝以迁有良史之才，欲使毕成所撰，忍不加诛，书卒成立，垂之无穷。”此说与王允无异。今《史记·礼书》《乐书》《日者》《龟策》诸篇，褚少孙所补，岂皆孝武削而投之者耶？斯不然矣。班固典引永平十七年诏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按：此亦言陷刑之后，始有刺讥，则武帝削投之说，未为实据。

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不言迁生时为武帝所削。裴骃于史迁《自序》末引卫宏《汉旧仪》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馥按：此与王肃说同。考迁《报任安书》，下蚕室后仍在朝，《汉书》亦不言下狱事。其下蚕室，在天汉初，其卒在昭帝初，未尝死于狱中也，卫宏之说不足信。即此可见。《唐书·郑覃传》：“帝言昔汉司马迁与任安书，辞多怨怼，故《武帝本纪》多失实。覃曰：‘武帝中年，大发兵事边，生人耗瘁，府库殚竭，迁所述非过言。’”馥按：唐时不及见《武纪》，帝谓失实，覃谓非过，何从知之？（《晚学集》卷四《书史记孝景孝武本纪后》）

俞　樾：褚先生取《封禅书》作《武帝本纪》，然亦有小异者。如“食巨枣大如瓜”，作“食臣枣”。《汉书·郊祀志》亦然，恐史公原文本是“臣”字，传写者误也。至《纪》与《书》异而胜于《书》者，如《书》云“天子识其手书”，《纪》云：“天子疑之，有识其手书，问之人，果伪书。”此当以《纪》为长，盖牛腹中书必文成使人为之，非所自为也。《书》云“神君最贵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属”，《纪》云“神君最贵者大夫”。按：神君乃巫之神。以巫为主人，居帷幄中，与人言，即所谓上郡有巫病，而鬼神降之者也。太一乃天神之最贵者。汉祀太一有二。其一则天子三年亲郊祠，如雍郊之礼。其一则亳人薄诱忌所奏祠，以岁时致礼，谓之薄忌太一。是二者均与神君无涉也。太一之佐曰五帝，亦非大禁、司命之属也。然则此太一当作大夫，盖巫神之贵者曰大夫耳。秦汉时民俗相称尊之，则曰大夫，若萧何称沛中吏是也。巫觋鄙俚，亦沿此称，非谓太一也。亦当以《纪》为长。（《春在堂全书》卷二）

杨琪光：太史公迁卒于孝武之世，孝武即不宜有纪，且纪又杂以封禅事，其必为少孙裂之以足成无疑也。（《读史记臆说》卷一《读孝武本纪》）

李景星：《孝武本纪》，太史公未完之书也。武帝之崩，在后元二年。史公卒年，诸书无考，然按《史记》所载，仅及于征和之初，而其《报任安书》亦在任安被罪之后。其书内所言，有“薄从上雍”一语。考征和三年正月，武帝行幸雍，《报任安书》所言即指此无疑。此后史公之事更无所见，想其卒即在此时矣。史公既卒于武帝之前，其于武帝行事自不能总纪其全。而封禅等条系当时朝廷所尚，又其身之所亲经，详以录之，作为底本以备一帝统系而待将来删润，揆之情理，亦固其宜。不幸而先卒，使此《纪》悬为千载疑案。后人无识，又不能论世知人以表传当日之情状，此固史公所无可如何者也。至于标题为《孝武本纪》，而叙述之间一则曰“孝武皇帝者”，再则曰“孝武皇帝初即位”，此皆后人所定，确非史公原文。以《自序》“今上本纪”证之，可见其纪事虽纯用《封禅书》，而字句有增有减，比而观之，更觉明晰。凡此，皆读是纪者所当知也。（《四史评议·史记评议》）

崔　适：《集解》：“张晏曰：‘《武纪》亡，褚先生补作也。’”《索隐》：“褚先生合集武帝事以编年，今止取《封禅书》补之，信其才之薄也。张晏云：‘褚先生名少孙，仕元、成间。’”案：《封禅书》录《郊祀志》而删其昭、宣以下，此《纪》复录《封禅书》而削其文、景以上，是此纪亦断头刖足之《郊祀志》也。《郊祀志》系刘歆为莽典文章时作，详《序证·要略节》，岂仕元、成间人所及见？观于《三代世表》《五宗世家》下褚先生说，则其文章经术卓尔不群，何至袭《志》为《纪》耶？谅褚补亦亡，后人因张晏之言录此以充其数也，小司马诬褚先生矣。（《史记探源》卷三）

余嘉锡：嘉锡按：张晏谓褚先生所补，言辞鄙陋，非迁本意者，为《武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四篇言之也。今之《武纪》，全出抄袭，不止鄙陋而已，且与其他所补诸篇皆不类。盖不独非褚先生所补，亦并非张晏之所见也。钱氏、臧氏固疑及于此，惟其说尚未详，请得而疏通证明之。篇首六十字，臧氏谓其抄自《景纪》是也，然其间已有甚可笑者。《景纪》末云：“太子即位，是为孝武皇帝。”《武纪》亦抄入之。不知此等句法，太史公书中自有又例。《五帝本纪》为全书所托始，其篇首称黄帝者，乃以后来之号追加之于前，又云“是为黄帝”者，明其至此已即天子位，故有黄帝之号也。至于继统之君，则缀某人立是为某帝于前纪之末，而本纪内不复着此语，自《颛顼纪》至《孝文纪》皆是也（高祖虽创业之君，其纪内亦无此语）。今《武纪》既云：“孝武皇帝，景帝中子也”，并叙其以胶东王为太子，而复云“太子即位，是为孝武皇帝”，几于文义不通。以此学太史公，是但知效颦，而不知其所以颦也。褚先生当时大儒，以文学经术为郎，虽不善著书，亦何至于此。且其所补缀附益，皆自称“褚先生曰”，以别于太史公原书，往往自言其作意及其事之所从得者，未尝有依托剽窃之意。《武纪》一篇，全出抄袭，可谓至愚极陋，而篇末独不缀一字，其必不出少孙之手，尤大彰明较著者矣。张晏虽能知十篇之目，然于其六篇不言为谁何所补。虽明知《景纪》为刘歆、扬雄、冯衍、史岑等所记，而终不能得其主名。独于《武纪》等四篇确指为褚先生补作者，即据其篇中自言之也。若如今之《武纪》，并无褚先生字，晏安得漫指而厚诬之乎。钱氏谓“或魏晋以后，少孙补篇亦亡，乡里妄人取此以足数。”今按：裴氏《集解》于此篇引用徐广《史记音义》语甚多，广为东晋末人（广以宋元嘉二年卒，年八十，见建康宝录卷十二），所见本已如此。以此考之，盖两晋间人所为也。（《余嘉锡论学杂著》）

龚浩康：《太史公自序》作《今上本纪》，且《本纪》中叙武帝事迹时都称“上”“今上”“今天子”等，可知篇名称谥号“孝武”，于理所无。所以此篇题目当依《太史公自序》改作《今上本纪》。又据考证，本篇首段六十字为后人所补；自第二段起至篇末，与《封禅书》同，而文字颇多讹谬，可见系后人取《封禅书》而成。一说《孝武本纪》为褚少孙所补。（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今本《孝武本纪》绝非原作《今上本纪》，题目也不相同。但补缺者是摘取司马迁本人之作，单独成篇，突出武帝的迷信封禅也有意义。因此，近人李长之认为，《孝武本纪》是司马迁自己重抄《封禅书》以示讥讽。但《今上本纪》与《孝武本纪》书题就不一样，显然是武帝之后补缺者所为，有意更名以示非原作。（《史记全本新注》卷十二《封禅书第六》）

李全华：《史记》记前代之事，无顾忌；作“汉史”，写当代之史，特别是记武帝一代之史，则忌讳多多。太初以前，“今上本纪”未能写，天汉以后，司马迁以口舌得祸，求免死，下蚕室，“今上本纪”就不是不能作而是不敢作了。

《史记·匈奴列传》“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史记·匈奴列传》最后一段写的是天汉二年五月，李广利和李陵之败，及征和三年，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十万，出雁门”，“闻其家以巫蛊族灭，因并众降匈奴”。《史记》全书记事，可考者，此为最晚。司马迁借此告诉《史记》读者，《史记》“切当世之文”“则微”，是“忌讳之也”。这一段话出现在《史记·匈奴列传》之末，不是偶然的，是太史公借此告诉《史记》读者，这是《史记》全书体例。“今上本纪”是“切当世之文”的典型，只能“微”，故“有录无书”。

结论：班固说“十篇阙，有录无书”，是《史记》有十篇未作，不是张晏说的“亡”十篇。（《史记疑案》）

编者按：关于本篇的存在性与真实性之争，通过以上所引，大致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叫作事实不清，观点相左。然而，也有一个基点似乎是大家公认的，那就是现行的《孝武本纪》，绝非司马迁《今上本纪》之原作。于是，又有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来，给我们的研究罩上了团团迷雾。对此，作为本集成的编撰者，只能择其要者分述如下，并力求找到一些驱散迷雾的思路。

1. 到底有无原作？持无论者，以李景星为代表，疑其为“太史公未完之书也”。其理由不外乎：①司马迁只为前代君主立纪，汉武帝尚未“盖棺”，难以定论；②司马迁大约死于汉武帝之前，即使撰写，也难以卒章；③司马迁遭受李陵之祸后，心有余悸，故不敢写。④汉武帝之事，“已散见于各篇之中，至于他的品德高下优劣、功过是非，我不说，后人去评说吧！”（张胜发《〈今上本纪〉空白说管见》，渭南师专学报（综合版），1990年第2期）即主观上有意不写。持有论者甚众，皆以《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中的相关论述为据，多面求证，破无立有，如梁玉绳等人。

2. 原作情形如何？赵翼等人认为，司马迁既已在《自序》中交待了《今上本纪》的编写大旨，必然说到做到，凡汉武帝所成大事，“必按年编入，非仅侈陈封禅一事也。”

3. 原作去向何处？有三种说法：①作者自删，以免再次获罪。②武帝怒而削之。此说最早见于东汉卫宏的《汉旧仪注》，颇为流行。③不知为何人所失。总之，《今上本纪》至今未见真迹，遂为千古疑案。二千多年来，不断有人撰文破案，但结论大都建立在推理分析的基础上，没有足够的史料以资证明，因而缺少说服力。

4. 补作者到底是谁？亦有三种说法：①司马迁自取《封禅书》的后半部分而代之，以示讥讽。②汉宣帝时博士褚少孙取《封禅书》以足数。此说自三国时张晏提出后，流行最广。同时，又有人认为褚少孙可能依据司马迁在《自序》中的提纲补作过《今上本纪》，但魏晋以后也已失传。③乡里妄人，他人取《封禅书》以足数。以上各说貌似有理，但却经不起推敲，尤其是至今仍无可靠的事实支持，依旧很难令人信服。

5. 补作能否代替本纪？当然不可能完全代替。但是，从另外几个侧面（不仅仅是封禅，还有向儒术、改正朔、易服色、伐南越、堵河决等）再现汉武帝的人生轨迹，表现汉武帝的精神追求及性格特征的某些方面，亦合乎司马迁的本旨。

6. 如何评价补作？①在原作缺失的情况下，补代或许聊胜于无。更何况，它仍然是取自司马迁的原作。②补作即使“突出武帝的迷信封禅也有意义”，因为从后世的眼光看，剔除君主身上的弊病，比溢美君主的功德更具有借鉴性。③补作校正了《封禅书》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讹。

7. 如何重构武纪？对于《今上本纪》的缺失及其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疑问，迄今只能缺则如缺，疑则存疑，以待将来有所发现而宽慰之。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也不是只有遗憾而无所作为。我们完全可以按照《史记》本纪的体例，将散见于《史记》其他篇目中有关汉武帝的史实汇总起来，再参考《汉书·武帝纪》《资治通鉴·汉纪》九至十四，并吸收新发现的考古成果及文史资料，重写一篇前所未有的《汉武帝本纪》，以报世望。至于《史记》中涉及到汉武帝生平事迹的主要篇目，大体上有《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匈奴列传》《大宛列传》《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韩长孺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汲郑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以及《外戚世家》《三王世家》。至于《史记》中涉及到汉武帝一朝的史事，据张大可统计，其篇目和字数均占四分之一。这都为我们的重写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这里先将《史记》以外的，以及《孝武本纪》未能涉及到的有关汉武帝研究的部分资料摘编如下。

桓　宽：文学对曰：……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

大夫曰：……先帝（编者按：即汉武帝）哀边人之久患，若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盐铁论·本议》）

文学曰：……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师旅数起，粮食不足。故立田官司，置钱，入谷射官，救急赡不给。

大夫曰：……先帝计外国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敌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势变以主四夷，地滨山海，以属长城，北略河外，开路匈奴之分，功未，卒。（《盐铁论·复古》）

御史曰：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赡，地势温湿，不宜牛马。民跖耒而耕，负檐而行，劳罢而寡功。是以百姓贫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负辂于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车。孝武皇帝平百越以为囿圃，却羌、胡以为苑囿，是以珍怪异物，充于后宫，、，实于外厩，匹夫莫不乘坚良，而民间厌橘柚。由此观之，边郡之利亦饶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于计也。

文学曰：……闻往者未伐胡、越之时，徭赋省而民富足，温衣饱食，藏新食陈，布帛充用，牛马成群。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骑乘；当此之时，却走马以粪。其后，师旅数发，戎马不足，牸牝入阵，故驹犊生于战地，六畜不育于家，五谷不殖于野，民不足于糟糠，何橘柚之所厌？（《盐铁论·未通》）

大夫曰：……先帝举汤、武之师，定三垂之难，一面而制敌，匈奴遁逃，因河山以为防，故去沙石咸卤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县，弃造阳之地以与胡，省曲塞，据河险，守要害，以宽徭役，保士民。由此观之，圣主用心，非务广地以劳众而已矣。（《盐铁论·地广》）

贤良曰：……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安。其后邪臣各以伎艺，亏乱至治。外障山海，内兴诸利。杨可告缗，江充禁服，张大夫革令，杜周治狱，罚赎科适，微细并行，不可胜载。夏兰之属妄搏，王温舒之徒妄杀。残吏萌起，扰乱良民。当此之时，百姓不保其首领，豪富莫必其族姓。圣主（编者按：即汉武帝）觉焉，乃刑戮充等，诛灭残贼，以杀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责，故居民肆然复安。然其祸累世不复，疮痍至今未息。（《盐铁论·国疾》）

大夫曰：……先帝推让斥夺广饶之地，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国，皆内拒匈奴，断其右臂，曳剑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广用，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未睹其计之所过也。

大夫曰：初，贰师不克宛而还也，议者欲使人主不遂忿，则西域皆瓦解而附于胡，胡得众国而益强。先帝绝奇听，行武威，还袭宛，宛举国以降，效其器物，致其宝马。乌孙之属骇胆，请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虽未尽服，远处寒苦饶埆之地。

文学曰：有司言国外之事，议者皆激一时之权，不虑其后。张骞言大宛之天马汗血，安息之真玉大鸟，县官既闻如甘心焉，乃大兴师伐宛，历数期而后克之。夫万里而攻人之国，兵未战而物故过半，虽破宛得宝马，非计也。当此之时，将卒方赤面而事四夷，师旅相望，郡国并发。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后遣上大夫衣绣衣以兴击之。当此时，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东豪杰，颇有异心。赖先帝圣灵裴然。其咎皆在于欲毕匈奴而远几也。为主计若此，可谓忠乎？（《盐铁论·西域》）

大夫曰：……及先帝征不义，攘无德，以昭仁圣之路，纯至德之基，圣王累年仁义之积也。今文学引亡国失政之治，而况之于今，其谓匈奴难图，宜矣！

大夫曰：……先帝为万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于是遣左将军楼船平之，兵不血刃，咸为县官也。（《盐铁论·论功》）

御史曰：……大河之始决于瓠子也，涓涓尔，及其卒，泛滥为中国害。灾梁、楚，破曹、卫，城郭坏沮，蓄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令孤寡无所依，老弱无所归。故先帝闵悼其灾，亲省河堤，举禹之功，河流以复，曹、卫以宁。百姓戴其功，咏其德，歌“宣房塞，万福来”焉，亦犹是也。如何勿小补哉？

文学曰：河决若瓮口而破千里，况礼决乎？其所害亦多矣！今断狱岁以万计，犯法兹多，其为灾岂物曹、卫哉！夫知塞宣房而福来，不知塞乱原而天下治也。周国用之，刑错不用，黎民若四时各终其序，而天下不孤。《颂》曰：“绥我眉寿，介以繁祉。”此天为福亦不小矣。诚信礼义如宣房，功业已立，垂拱无为，有司何补法令何塞也？（《盐铁论·申韩》）

班　固：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汉书·武帝纪第六》）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駮，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汉书·刑法志第三》）

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坏败，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汉书·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

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籍兵厉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则天下断狱万数，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淮南王盗写虎符，阴聘名士，关东公孙勇等诈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下》）

（编者按：武帝）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嶲，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汉书·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是时，上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穷治其事。丞相公孙贺父子，阳石、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语在《公孙贺》《江充传》。

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时上疾，辟暑甘泉宫，独皇后、太子在。太子召问少傅石德，德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曰：“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太子急，然德言。

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说疑使者有诈，不肯受诏，客格杀说。御史章赣被创突亡，自归甘泉。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斩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遂部宾客为将率，与丞相刘屈氂等战。长安中扰乱，言太子反，以故众不肯附。太子兵败，亡，不得。

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茂上书曰：“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己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之所生也。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为汉適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曰：‘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比干尽仁而遗其身，忠臣竭诚不顾鈇钺之诛以陈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书奏，天子感寤。

太子之亡也，东至湖，臧匿泉鸠里。主人家贫，常卖屦以给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闻其富赡，使人呼之而发觉。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即入室距户自经。山阳男子张富昌为卒，足蹋开户，新安令史李寿趋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斗死，皇孙二人皆并遇害。上既伤太子，乃下诏曰：“盖行疑赏，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寿为邗侯，张富昌为题侯。”

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而车千秋复讼太子冤，上遂擢千秋为丞相，而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汉书·武五子传第三十三》）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上既悔远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乏。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臣谨遣征事臣昌分部行边，严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选士马，谨斥候，蓄茭草。愿陛下遣使使西国，以安其意。臣昧死请。”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斯留甚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丐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详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釜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釜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汉书·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诏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遗德，承圣业，奉宗庙，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遁，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薉、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于宗庙；协音律，造乐歌，荐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褒周之后；备天地之礼，广道术之路。上天报况，符瑞并应，宝鼎出，白麟获，海效巨鱼，神人并见，山称万岁。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朕甚悼焉。其与列侯、二千石、博士议。”于是群臣大议廷中，皆曰：“宜如诏书。”长信少府胜独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公卿共难胜曰：“此诏书也。”胜曰：“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于是丞相义，御史大夫广明劾奏胜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及丞相长史黄霸阿纵胜，不举劾，俱下狱。有司遂请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献纳，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国凡四十九，皆立庙，如高祖、太宗焉。（《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

司马光：臣光曰：武帝欲侯宠姬李氏，而使广利将兵伐宛，其意以为非有功不侯，不欲负高帝之约也。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欲侥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然则武帝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谓之能守先帝之约，臣曰过矣。（《资治通鉴》卷二十一）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皇后、太子宠寖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觉之，谓大将军青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有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

臣光曰：天下信未尝无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地，无不如意。及后息民重农，而赵过之俦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辄应之，诚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兴商、周之治，其无三代之臣乎！（同上）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同上）

苏　轼：伏惟《制策》，有“推寻前世，深观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术而天下虚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窃以为不然。孝文之所以为得者，是儒术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尽者，是用儒之未纯也。而其所以为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贾谊之说，然后待大臣有礼，御诸侯有术，而至于兴礼乐，系单于，则曰未暇。故曰儒术略用而未纯也。若夫用老之失，则有之矣，始以区区之仁，坏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惩中罪，则又从而杀之。用老之失，岂不过甚矣哉！且夫孝武亦未可谓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兴妖祠，大兴宫室，而甘心远略，此岂儒者教之？今夫有国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实。见孝文之富殖，而以为老子之功，见孝武之虚耗，而以为儒者之罪，则过矣。（《苏文忠公全集·东坡后集》卷十《御试制科策》）

赵　翼：至武帝则继体已五世，朝廷尊严，宜与臣民阔绝矣。乃主父偃上书，朝奏入，暮即召见。同时徐乐、严安亦上书，俱召见。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主父偃传》）终军上书言事，帝奇其文，即拜为谒者（《军传》）。甚而东方朔上书，自言：“年十三学书，十五学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亦诵二十二万言。今年二十三，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为天子大臣矣。”其狂肆自举如此，使在后世，岂不以妄诞得罪。乃帝反伟之，而令待诏金马门，遂以进用（《东方朔传》）。史称武帝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宜乎兴文治，建武功，为千古英主也。又戾太子死巫蛊之祸。车千秋上书为太子讼冤，帝大感悟，召见，即拜为大鸿胪。不数月，遂为丞相。帝之度外用人如此，而当时禁网疏阔，怀才者皆得自达，亦于此可见矣。（《廿二史札记》卷二“上书召见”）

又：汉武帝三大将，皆从嬖宠擢用。卫青父郑季，给事平阳侯家。与卫媪通，生青。故青冒姓卫氏，为平阳主骑奴。而卫媪先有女子夫，以主家讴者，得幸于帝，立为后。青以后同母弟，见用为大将军，征匈奴有功，封长平侯。平阳主寡居，青即尚焉。霍去病父霍仲孺，先与卫子夫之姊少儿通，生去病。去病以皇后姊子见用，为骠骑将军，征匈奴有功，封冠军侯。李广利之进也，其女弟本倡，后得幸于帝为李夫人。帝用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得其王母寡头以归，封海西侯。三大将皆出自淫贱苟合，或为奴仆，或为倡优，徒以嬖宠进，后皆成大功，为名将，此理之不可解者也。且卫媪一失节仆妇，生男为大将军，生女长君孺嫁公孙贺，官至丞相。次少儿生去病，又嫁陈掌，亦为詹事。小女子夫，且为皇后。而去病异母弟光，又因去病入侍中，后受遗辅政，封博陆侯，为一代名臣。其始皆由贱妇而起，间气所钟，固有不择地者哉！（《廿二史札记》卷二“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

又：（编者按：《汉书·武帝纪·赞》）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仰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统计武帝所辟疆土，视高、惠、文、景时几至一倍，西域之通尚无与中国重轻，其余所增地，永中国四至，千万年皆食其利。故宣帝时韦玄成等议，以武帝丰功伟烈，奉为世宗，永为不毁之庙。……盖其穷兵黩武，敝中国以事四夷，当时实为天下大害。故宣帝时议立庙乐，夏侯胜已有“武帝多杀士卒，竭民财力，天下虚耗”之语。至东汉之初，论者犹以为戒。（《廿二史札记》卷二“汉书武帝纪赞不言武功”）

又：武帝长驾远驭，所用皆跅弛之士，不计流品也。……募吏民无问所从来，……此其鼓动人材之大略也。至其操纵赏罚，亦实有足以激劝者。……或在军有私罪，而功足录者，……则以其万里征伐，不录其过。甚至失机败事，而其罪可谅，其才尚可用者，亦终不刑戮，使得再自效。……且任用时不拘以文法。……其有恃功稍骄蹇者，则又挫折而用之。……激使立功自赎。其驾驭豪杰如此，真所谓绦镟在手，操纵自如者也。而于畏懦者，则诛无赦。……又或冒功行诈，如左将军荀彘击朝鲜，与杨仆争功嫉妒，虽克朝鲜，终坐弃市。赏罚严明如此，孰敢挟诈避险而不尽力哉！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廿二史札记》卷二“汉武用将”）

洪　迈：是时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由心术既荒，遂念招妄。男子、木人之兆，皆迷不复开，则谪见于天，鬼瞰其室。祸之所被，以妻则卫皇后，以子则戾园，以兄子则屈牦，以女则诸邑、阳石公主，以妇则史良娣，以孙则史皇孙。骨肉之酷如此，岂复顾他人哉！且两公主实卫后所生，太子未败数月前，皆已下狱诛死，则其母与兄，岂有全理？固不待于江充之谮也。（《容斋随笔·容斋续笔》卷二《巫蛊之祸》）

又：汉武帝天资高明，政自己出，故辅相之任，不甚择人，若但使之奉行文书而已。其于除用郡守，尤所留意。……观此三者，则知郡国之事无细大，未尝不深知之。为长吏者，常若亲临其上，又安有不尽力者乎？惜其为征伐、奢侈所移，使民间不见德泽，为可恨耳！（《容斋随笔·容斋续笔》卷十《汉武留意郡守》）

王夫之：情之所发，才之所利，皆于理有当焉。而特有所止以戒其流，则才情皆以广道之用。止才情之流者，性之贞也。故先王之情深矣，其才大矣，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而一顺乎道。武帝曰：“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有是心，为是言，而岂不贤乎？

汉武抚已平之天下，民思休息。而北讨匈奴，南诛瓯、越，复有事西夷，驰情宛、夏、身毒、月氏之绝域。天下静而武帝动，则一时之害及于民而怨讟起。

武帝之劳民甚矣，而其救饥民也为得。虚仓廥以振之，宠富民之假贷者以救之，不给，则通其变而徙荒民于朔方、新秦者七十余万口，仰给县官，给予产业，民喜于得生，而轻去其乡以安新邑，边因以实。此策，晁错尝言之矣。错非其时而为民扰，武帝乘其时而为民利。故善于因天而转祸为福，国虽虚，民以生，边害以纾，可不谓术之两利而无伤者乎！史讥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然则疾视民之死亡而坐拥府库者为贤哉？

乐成侯丁义荐栾大，大诈穷而义弃市。……义既诛，大臣弗敢荐方士者，畏诛而自不敢尝试也。义诛，而公孙卿之宠不复如文成、五利之煊赫。其后求仙之志亦息矣。……武帝淫侈无度而终不亡，赖此也夫！

武帝之淫祠以求长生，方士言之，巫言之耳。兒宽，儒者也，其言王道也，琅琅乎大言之无惭矣；乃附会缘饰，以赞封禅之举，与公孙卿之流相为里表，武帝利赖其说，采儒术以文其淫诞。先王之道，一同于后世缁黄之徒，而灭裂极矣。

汉武帝任杜周为廷尉，一章之狱，连逮证佐数百人，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奔走会狱，所逮问者几千余万人。呜呼！民之憔悴，亦至此哉！缘其始，固欲求明慎也。……明慎不知止而留狱，酷亦哉！

治奸以迫，则奸愈匿，而盗其尤者也。……武帝之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则欲吏之弗匿盗，不上闻而以禁其窃发也，必不可得矣。……呜呼！上失其道而盗起，虽屡获伏法，仁者犹为之恻然，况凭一往之怒，立一切之法，以成乎不可弭之势哉！汉武有丧邦之道焉。（《读通鉴论》卷二）

王若虚：汉武老且死，意欲立昭帝，而忧其子少母壮或至于乱也，遂杀钩弋夫人。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盖其违天理而拂人情耳。顾乃矜语左右，自以为明。……“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为”……况以逆料未必然之事而杀其所亲乎？……母子，天伦也。立其子必杀其母，是母乃子之贼而子乃母之累也。其为戾不已甚乎？……匹夫之为其家虑，犹君之为其国虑也。使天下之人皆如武帝之用心，杀人岂可胜计，而亲戚之间，岂复有恩义哉？故夫武帝之安其后者，乃所以绝其后，非惟不仁，抑亦不智矣。……此固凶毒残酷之所为，殆禽兽之所不忍，而帝自为明。史臣又从而赞誉之，何其怪也？……孰谓武帝此举可为法哉？（《滹南遗老集》卷二十五《君事实辩》）

钱　时：武帝才高而过失最多。一时进用，往往皆快心逞意之徒，务投所好，以相从谀，鲜有正救之者。……每见东瓯告急，聂壹设诈，可否两端，初不自决。非庄助、王恢启其端萌而鼓其狂念，安有后日穷征远讨之祸哉？（《两汉笔记》卷四《武帝》）

又：武帝竭中国之力，以逞其好大喜夸之志。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郡；岁出击胡，动十余万，驱生灵，就锋镝，沥膏血，事荒远。大农费匮，掊取百端，后虽匈奴远遁，幕南无王庭，而海内则萧然矣。尺寸之地，不知其为几万万民命之市也。悲夫！（同上）

又：武帝之虚耗，原于文景之恭俭。何者？省费尚朴，身先天下，两君相继，凡四十年。粟腐贯朽，海内殷富，非天雨而鬼输也。武帝嗣服，但见财用丰衍而不知其所自来。是以胸胆开张，耳目盈荡，恣所欲为而不暇计其后。譬如膏粱之子，狃于贵盛，侈费无艺，意气咈然，以妄为常，难可复敛。一有不给，遂至刻剥苟求，卖田宅、货簪珥什物，以继其欲而弗悟。斯武帝之谓矣。（同上）

又：文成、五利相继伏诛，亦可以省矣，而公孙卿之诈愈甚。后虽厌怠，而犹庶几其万有一焉者，无他，心有所溺耳。自今观之，妖妄之言，动以万计，如狎弄婴孩于掌股之上，可怪可笑，而帝不虞其诈也。（同上）

又：武帝惑于方士妖巫之言，浮海而求，筑宫而候，摇摇神驭，若将且至。则其精神慌惚，志气飞扬，蓬莱、方壶固无时而不望也。如醉如梦，以妄为真，建章宫中岂果有所见哉？心迷而眼乱耳，巫蛊之祸于是遂兴。杀人无数，妻子不保，由武帝之失其主宰故也。（同上）

又：……颠冥狂眩，过失万端。盖无日而不履祸败之途，无事而不蹈覆亡之辙。方其安于所习而未悟也，肯自谓狂悖乎？肯自谓愚惑乎？肯自谓受欺妖妄，自谓伤害百姓、愁苦天下乎？追悔昔非，一朝感动……此虽多历年所，老成定虑。然其端的，正由太子之死于巫蛊、贰师之败于匈奴，摧折顿挫，困心衡虑，而后得之耳。

武帝悔过方新，其言哀矜恻怛，蔼然有三代仁民爱物之意。的的真实，闻之使人感动。无他，发于本心故也。（同上）

皮锡瑞：汉武嗣兴，天下殷富。承二代节俭之后，据四海全盛之势。将欲制匈奴之横恣，奋中国之积弱，摅祖宗之宿愤，恢孙子之远图。以为伏猛兽者，先去爪牙；仆大树者，先芟枝叶。于是攘漠北，收河西，降其二王，遂开四郡。燕支既夺，虏廷之妇女无颜；金人祭天，阙下之名王稽颡。塞缮蒙恬，城平赵信。姑衍既禅，天威赫然。且又大略雄才，高掌远跖。艾朝鲜之旃，徙瓯闽之众，赐西夷之印，悬南粤之头。凡今滇黔闽粤之疆，朝鲜顺化之壤，所由光华之治，黼黻皇风，半皆帝之开辟蚕丛，创通蛮服。昔也鳞介，今也衣裳。美哉禹功，明德远矣。

或者疑其意夸广大，道昧羁縻，不采淮南之书，乃贻蜀老之诮。不知一劳永逸者，圣王之志也；相容并包者，天地之量也。南交旸谷，曾戴尧天；岛夷流沙，旧登《禹贡》。犬牙相错，鲸波不扬。人非异类之人，地本中华之地。周通之而旋阻，秦辟之而未成。列入版章，被之声教。是岂画大渡之斧，玩幽州之图者，所得并此鸿规，同兹骏烈也哉！

若夫听博望通西域，则实喜功之夸念，而非经国之远猷。盖鄯善诸邦，不列王会；葱岭以外，水皆西流。初非要荒入贡之班，复昧江汉朝宗之义。诸国势若鸡连，细同蜗角，不能与匈奴同进退，岂必关大汉之安危？帝乃纳其夸说，恃为大援，断彼右臂，填兹巨壑。乌孙公主，远泣琵琶；大宛使臣，辱椎金马。黄鹄远嫁，两昆弥日用忧劳；赤汗西来，十万众皆为枯骨。加以条支、大鸟，犁靬幻人。苜蓿蒲萄，志移于异物；角牴妙戏，戒昧夫慢藏。玉帐增其侈心，金钱耗于酺饮。威德自矜夫上古，倾骇竟类夫亡隋，其计可谓傎矣。盖伐匈奴则黄帝涿鹿之师，而此则周穆征戎之举也；平诸国则成汤兼弱之道，而此则秦皇远戍之劳也。昧远者概云黩武，好夸者尽诩奇功，不亦是非混淆，而褒讥谬乱哉！

是知近通声教者，可以收入版图；远隔山海者，不宜驰情域外。古之人不宝远物，不贪虚名。奇肱飞车，破弃勿用；越裳献雉，正朔弗加。菌鹤短狗，邈矣凫旌之图；黄竹白云，荒哉鼍梁之驾。岂有天下骚动之忧，末年轮台之悔乎？（见《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皮锡瑞卷·汉武帝论》）

吕思勉：武帝所事既广，其费用，自非经常岁入所能供，故其时言利之事甚广。虽其初意，抑或在摧抑豪强，然终诛求刻剥之意多，裒多益寡之意少，故终弊余于利，关于民愁盗起也。今略述其事如下：一管盐铁……二算缗……三均输……四酒酤……五卖爵赎罪……以上皆苛取于民者，其未尝径取于民，而实则害民尤甚者，则为钱法。（《秦汉史》第五章）

又：李广之含冤负屈，而陵犹愿心为汉武效力。及其败也，汉不哀其无救，而又收族其家，可谓比之寇雠矣，而其门下与友人犹以为愧。知汉承封建余习，士之效忠于其君者，无一而非愚忠也。有此士气，岂唯一匈奴可平？虽平十匈奴、大宛，中国之损失犹未至如元狩、太初两役之甚也。而武帝专任椒房之亲以败之。……恶知夫武帝之失，不在其思拓境土，而别有所在乎？……（《吕思勉读史札记》乙帙《汉武用将》）

夏曾佑：武帝即位，称建元元年。帝王有年号始此；

是年诏郡国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擢广川董仲舒为第一。科举之法始此；

仲舒请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之，于是罢黜百家，用儒术，议立明堂，遣安车蒲轮，束帛加璧，迎鲁申公。专用儒家始此；

元光元年，命李广屯云中，程不识屯雁门。征匈奴始此；

二年，李少君以祠灶却老方见上，上尊信之。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方士求仙始此；

（……编者按：五年）是年女巫楚服教陈皇后祠祭厌胜，挟妇人媚道，事觉，诛楚服等三百余人，废皇后陈氏。巫蛊始此，废后亦始此；

元朔元年，东夷薉君南闾等二十八万人降，置苍海郡。开朝鲜始此；

是年诏吏通一艺以上者，皆选择以补右职，以儒术为利禄之途始此；

六年，诏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臧罪，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各有定价。卖官始此；

南越相吕嘉杀其王及太后以叛。秋，将军路博德等讨南越，斩吕嘉，置南海、合浦、苍梧、郁林、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开南蛮始于秦，今再复之；

元鼎六年，东越王馀善叛汉，自称武帝。将军杨仆击东越，斩馀善，遂徙其民于江淮间，其地遂虚。开闽越始此；

元封元年春正月乙卯，封泰山，丙辰，禅泰山下阯东北肃然山。封禅始此；

太初元年夏五月，造《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以为典常，垂之后世。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皆始此。

是中国之政始于汉武者，凡一十二事。（《中国古代史》）

范文澜；汉武帝凭借前期所积累的财富与汉景帝所完成的全国统一，再加上本人雄才大略的特征与在位五十四年的长久时间，对外用兵，扩张疆土，对内兴作，多所创建（主要是水利），把道家思想的无为政治，改变为以儒家学说为装饰的多欲政治。通过汉武帝，农民付出“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造成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西汉一朝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大经学家大政论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张骞，以及民间诗人所创作经大音乐家李延年协律的乐府歌诗，集中出现在汉武帝时期。这是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期，汉武帝就是这个灿烂时期的总代表。（《中国通史》）

翦伯赞：西汉政府在奠定我国疆域的事业中，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一页空前辉煌的纪录。两千年来，中国历史家都把这种辉煌的伟业，归功于汉武帝个人的成就，所谓“雄才大略”者是也。一直到现在，汉武帝这个名字，成为中国传奇中的英雄之典型。诚然汉武帝主观的创造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如果没有推动这个事业的客观形势的要求，没有广大劳动人民的牺牲，则汉武帝即使有雄才大略，结果也只能停止在愿望的阶段。具体的史实显示出来，西汉对经略边疆地区的发动，胜利地进军，这决不仅依于汉武帝个人才能之发挥，而是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活力之历史的要求。换言之，不是汉武帝的勤远谋略的意图，推动了当时的大远征；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发动这个大远征，汉武帝的活动不过是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史纲》第二卷）

又：说到汉武帝，也会令人想到他是生长得怎样一副严肃的面孔。实际上，汉武帝是一位很活泼、很天真、重情感的人物。他除了喜欢穷兵黩武以外，还喜欢游历，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神仙。汉武帝，是军队最英明的统帅，又是海上最经常的游客，皇家乐队最初的创始人，文学家最亲切的朋友，方士们最忠实的信徒，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他决不是除了好战以外，一无所知的一个莽汉。（同上）

张维华：汉武帝在位作皇帝，起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历时五十四年，占了整个西汉王朝四分之一的时间。而且在他在位的期间，无论在政治、文化、经济方面，或是在对外关系上，都有极重要的变革和措施；这些重要的变革和措施，不仅影响到汉王朝自身，而且也影响到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各方面。旧日中国历史工作者，在人物的类比上，有“秦皇、汉武”之说；在历代王朝的类比上，有“汉、唐之盛”之说。前一句话，虽然是说秦皇、汉武在各人一生的行动和生活上有些类同之处，但也暗含着他们对于当时历史所起的某些作用。后一句话，虽然是指着两个王朝说的，其实是影射着汉武帝、唐太宗对于造成“汉、唐盛世”所起的影响。研究各个时代的历史，不可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也不可忽略个人应有的作用；对于历史人物的个人作用，必然根据历史的真象，予以适当的处理和安排。（《汉史论集·论汉武帝》）

张传玺：汉武帝一生的功绩很多，归纳起来，可分为三个方面：一、进一步奠定祖国的疆域，推动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二、完善中央集权制度，巩固政治统一，促进经济发展；三、征集古代遗书，设五经博士，兴太学，设乐府，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复兴和发展。

汉武帝作为一个封建皇帝，也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例如他在生活方面，奢侈严重，还迷信巫术。他发兵镇压戾太子，一度造成朝廷政治混乱，即所谓“巫蛊事件”，这是他迷信巫术造成的。西汉中期的主要社会问题是“土地”与“奴婢”问题，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大量的破产农民沦为奴婢，流民多达二百万，各地相继发生了农民起义。可是，汉武帝并未正确地处理此事。他曾长时间用残酷镇压的办法对付起义农民或流民，但起义、暴动仍然不断。只是到后来，他才有所悔悟，并坚决改变政策，注意安定农民生活，招徕流民，缓和了社会的矛盾。汉武帝还重用酷吏，乱杀无辜的情况也很严重。

总的说来，汉武帝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错误与他的功勋相比，是较小的。尤其可贵的是，他在统治的后期，能对所出现的政治和社会的主要问题有所认识，并及时转变政策，稳定了局势，促进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和经济发展。这样的政治态度和做法在历代封建帝王中是少有的。（见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之光》上卷）

安作璋、刘德增：董仲舒的儒学，已不同于先秦儒学，它已从其他各家各派思想中吸取新的内容来充实自己，以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其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刑者，德之辅”，也可以说是儒法并用，德主刑辅。从汉武帝开始，逐步确立了一套“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论“汉家制度”》，载《秦汉史论丛》第九辑）

杨生民：汉武帝评价种种：

一、功过论与代价论

汉武帝生前，朝臣们对他的举措的争论就是很激烈的。汉武帝去世不久，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对武帝时盐铁酒专卖、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的讨论分成了两派。宣帝即位的第二年即本始二年（前72）夏，围绕祭祀武帝要不要增加庙乐的问题，对武帝的功过进行了争论。

从上述评价中可以看出：其一，对汉武帝持否定意见者，一是强调汉武帝时期长期战争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二是否定汉武帝时期管盐铁、酒类专卖、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又恰是武帝“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所以，按这一意见，最后必然导致否定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否定汉武帝的历史功绩。这自然是人们所不能完全同意的。其二，肯定汉武帝历史功绩的意见，常常否定武帝时期长期战争及其经济政策给民众带来的苦难，如桑弘羊等人在盐铁会议上说“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盐铁论》卷十四《轻重》）。这种意见也非实事求是，也难以令人信服。

……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议后，朝臣再一次讨论，认为汉武帝过失太大，其庙“宜毁”（《汉书》卷七三《书贤传》）。在这种情况下，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详细地论述了汉武帝的历史功绩，由于这篇文献对如何评价武帝具有重要性，所以引证如下：“臣闻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猃狁最强，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诗人美而颂之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又曰‘……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荆蛮来威’，故称中兴。及至幽王，犬戎来伐，杀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后，南夷与北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春秋》纪齐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故弃桓之过而录其功，以为伯首。及汉兴，冒顿始强，破东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广兵强，为中国害。南越尉佗总百粤，自称帝。故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且无宁岁。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动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货赂，与结和亲，犹侵暴无已。甚者，兴师十余万众，近屯京师及四边，岁发屯备虏，其为患久矣，非一世之渐也。诸侯郡守连匈奴及百粤以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杀郡守、都尉，掠取人民，不可胜数。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单于孤特，远遁于幕北。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余郡。功业既定，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实百姓，其规抚可见。又招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下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至今累世赖之。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业，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为武世宗。……孝宣皇帝举公卿之议，用众儒之谋，既以为世宗之庙，建之万世，宣布天下。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上览其议而从之。制曰：“太仆舜、中垒校尉歆议可。”（《汉书》卷七三《韦贤传》）上述这段文字是西汉时期从积极方面较为全面评价汉武帝的最有力的文字。……所以，武帝对后世所建树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只要把汉武帝外事四夷的活动放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汉武帝不仅对汉朝而且对中华民族的发展都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这一点应是毫无疑问的。

汉武帝一方面有巨大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又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前者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的。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代价论”。如范文澜先生说，汉武帝“付出‘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造成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又说，汉武帝的活动“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同上）。因此，可以说代价论在评价汉武帝时把他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把二者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为正确评价汉武帝提供了一个好的供人选择的思路。

二、事业成败与政策转变说

评价汉武帝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汉武帝在位的五十四年划分为若干时期，看其每个时期事业的成败。如果由于没有及时转变政策而导致失误，原因就应当从没有及时转变政策上去找寻。政策转变说在评价武帝时突破了功过论的框框，试图从事物的发展演变过程找到一个合理的界限。这应当说是很有新意的。

从汉武帝当皇帝后的五十四年看，他的事业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从建元元年（前140）至元鼎六年（前111）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武帝取得辉煌胜利的时期，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尊儒术、重法制、悉延百端之学，以儒家为统治思想而又兼用百家的格局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2）在统一国家方面，反击匈奴战争获胜，尤其是元朔二年取河南地之战、元朔五年大败右贤王高阙之战、元狩二年河西之战、元狩四年漠北之战，取得重大胜利，使汉朝军事力量的压倒优势不可逆转。这一时期平定两越，建元三年迁东瓯于江、淮间，元鼎六年平定南越，在其地置九郡，次年即元封元年又徙东越民于江、淮间。通西南夷方面，元光五年通夜郎、置犍为郡、开道路，元光六年以邛都为越巂郡、莋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白马为武都郡、南夷为牂柯郡，问题基本解决。（3）在打击分封割据势力与豪强方面，元朔二年行推恩分封，元狩元年淮南王、衡山王谋反被诛，元鼎五年坐酎金律列侯夺爵者106人。在打击豪强和高赀富人方面，元朔二年徙郡国豪杰及资三百万以上者于茂陵，元狩四年“摧浮淫并兼之徒”，酷吏义纵、王温舒等人严厉打击豪强。在经济方面一些主要措施也基本出台。

从上述事实看，在第一阶段武帝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任务，不仅对内在思想文化、打击分封势力、豪强、富商大贾等方面是如此；在统一国家方面也是如此，不仅胜利平定了南越、东越，西南夷的问题基本上获得了解决，而且，反击匈奴的战争也取得了胜利，汉朝从匈奴方面取得了河南地和河西，给了匈奴以沉重打击，漠南无王庭，匈奴对汉朝已构不成重大威胁，说明对匈奴的战争也基本告一段落。

2. 从元封元年（前110）到太初四年（前100）这十年为第二阶段。这十年历经了元封、太初两个年号，这两个年号都有标志政策转变的含义。元封以举行封禅大典而得名，其意思是“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既然如此，接下来实行政策转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太初以颁布太初历而得名，实行改正朔、易服色等方面的改制，标志着要除旧布新、改弦更张之义，也是政策转变的好时机。而且这十年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已相当尖锐，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农民起义与战争的失败还未发生，所以这时正是转变政策的最佳时机。那么这时武帝为什么没有能实行政策转变呢？这一点从元封元年武帝的诏书和以后的行动中可以看出。元封元年冬十月，武帝下诏说：“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和）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率师焉。”接着又遣使告单于说：“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关。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这就是说，汉武帝要求匈奴“臣服”汉朝，单于震慑于汉武帝的威势，没有前来接战，也没有“臣服”。此后，汉武帝试图通过和谈让匈奴“臣服”，这不能不说是政策上的一个调整。这种政策的调整，还可从元封二年（前109）武帝派汲仁、郭昌率数万人堵塞瓠子决口看出。瓠子决口堵塞后，朝臣争言水利，如果顺着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就会逐渐转变到以重农、富民为中心的路线上去。然而，这时汉武帝并没有下定不再出兵的决心，而这时下述两方面的事情又促成了他的继续出兵：一是边境不断发生战事，有发兵的需求，如西南夷方面，侵犯汉使吏卒，所以元封二年派郭昌击滇，滇王降，置益州郡。是年朝鲜派兵击辽东，杀辽东都尉，武帝派杨仆等击之。次年朝鲜降，置四郡。元封六年，益州郡昆明地区反，武帝又派郭昌击昆明。二是“西蛮北夷，颇未辑睦”。西域各国原为匈奴属国，汉朝使者通西域后，有的国家阻拦、攻掠汉使，于是有元封三年（前108）赵破奴破楼兰、车师之事。元封六年（前105）汉朝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乌孙，汉武帝是想通过和平友好的办法争取西域，但此时发生了大宛不与汉使买卖天马，并设法杀汉使取其财物的事件。结果遂发生从太初元年（前104）秋开始到太初四年（前101）春李广利的两次伐大宛。两次伐大宛，虽取得胜利，但耗费巨大，大大激化国内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如果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取胜后，立即转变政策，从此不再出军，仍然可以。然而武帝没有抓住这一时机，结果就陷入了困境。

3. 从天汉元年（前100）至后元二年（前87）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共十三年，经历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四个年号。武帝开始用年号时一个年号六年，太初改制后一个年号四年。太初四年（前101）春，李广利伐大宛后，西域各国纷纷臣服汉朝，汉武帝没有抓紧时机转变政策。天汉元年（前100），汉朝和匈奴和谈失败，汉使苏武被匈奴扣留。这使汉武帝想通过和谈让匈奴臣服的希望落空。接着，武帝就想通过军事征伐迫使匈奴臣服。征和二年（前91），武帝分别派李广利、李陵统兵讨伐匈奴，都以失败而告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各地小股农民起义纷纷发生。所以汉武帝就立即转而镇压农民起义，这次农民起义经几年才镇压下去。农民起义还未镇压下去，天汉四年（前97）李广利等四将讨伐匈奴无功而归。过了五年，即征和元年（前92），就发生了丞相公孙贺家因巫蛊被族。巫蛊之祸刚告一段落，征和三年（前90），李广利率七万大军败降匈奴。征和四年（前89），武帝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颁《轮台诏》，表示从此不复出军，才下决定实行政策转变。

三、高指标是失误的主要原因

从汉武帝上述三个阶段的情况不难看出，元封以后未能及时实行政策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低估了匈奴的综合国力，因此制定了要匈奴“臣服”这一当时汉朝还无力达到的高指标。为什么说这个指标是无力达到的高指标呢？从汉武帝为达到这一目标先是和谈后又用兵，对此可以说是孜孜以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最后还是以达不到目的而告终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历史上由于不从实际出发、不实事求是地给自己制定高标准，劳民伤财的事例比比皆是，即使像汉武帝这样英明的、很注意吸取秦朝亡国教训的君主也不能幸免，惜哉！惜哉！（《汉武帝传》）

又：汉武帝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一、汉武帝的历史地位

最初，汉代人在两汉范围内，把汉武帝与汉高帝、汉文帝、汉光武并列，作为汉代四位功德大的皇帝。这是一种意见。

然而，以汉武帝所成就的事业，仅仅局限在两汉范围内来评价是不够的，这实际上等于降低了汉武帝的历史地位。所以，东汉末年应劭打破了朝代的界限，从中国历史的发展出发说：

高祖践祚，四海安。世宗攘夷辟境，崇演礼学，制度文章，冠于百王矣。……

从应劭称赞汉武帝“冠于百王”之后，后来称汉武帝对整个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不断出现。如曹植赞汉武帝说：“世宗光光，文武是攘，威震百蛮，恢拓土疆，简定律历，辨修旧章，封天禅土，功越百王。”从赞扬武帝“功越百王”来看，其意与应劭类似（《艺文类聚》卷一二《帝王部二·汉武帝》）。到了明代，李贽评价武帝说：

孝武绍黄帝以增廓，皆千古大圣，不可轻议（李贽《藏书》卷一《世纪总论》）。

孝武乃大有为之圣人也。当其时拓地几二万余里，视汉高所遗不啻倍之。……有为之功业已大矣（李贽《藏书》卷三二《德业儒臣后论》）。

近代人夏曾佑在其所著《中国古代史》中说：有为汉一朝之皇帝者，高祖是也。有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秦皇、汉武是也（《中国古代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

二、汉武帝的创新精神

汉武帝时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不断创新的时期，而汉武帝本人也是个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所以那个时期有许多创设。

1. 汉武帝是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先是六年一个年号，后来四年一个年号。

2. 汉武帝是第一位在统一的国家制定、颁布太初历的皇帝，以正月为岁首这一点，一直延用到现在。

3. 汉武帝时期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史记》，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4. 汉武帝时期出现了秦统一后我国见于史籍记载的《舆地图》，元狩四年四月丙申，“太仆臣公孙贺行御史大夫事……，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汉书·武帝纪》载元鼎六年秋“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注引臣瓒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见汉《舆地图》。”据颜师古说，臣瓒生活的时代“在晋初”（颜师古《汉书叙例》）。这说明汉代的《舆地图》晋初臣瓒还见过。这也说明汉代已明确出现了关于国家的地域概念。这对后世自然地理研究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5. 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对策，武帝亲自策问，选拔人才做官。后世科举之制始此。

6. 汉武帝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始于此。

7. 元朔五年为五经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地方郡国可按一定条件选送一些人，可受业如弟子。经考试，能通一艺以上，可用作官吏。从国立太学生中选拔官吏始于此。

8. 汉武帝在尊儒术时，又“悉延百端之学”，形成了在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同时，又兼用百家的格局。这点对后世也影响巨大。

9. 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亲临现场督察堵塞黄河瓠子决口。秦统一后，皇帝亲临现场治理黄河，这是第一次。

10. 汉武帝时推广耧车（土法播种机）下种，此后这一方法在中国用了两千多年。

11. 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这在中国史上属首次。

12. 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以宗室女细君为公主嫁乌孙和亲。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与西域国家和亲。

13. 在轮台、渠犁屯田，并置使者、校尉。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在今中国新疆地区屯田。

14. 汉武帝时用井渠法作龙首渠，后传入今中国新疆地区，并进而传入波斯等地。

15. 从西域引进葡萄、苜蓿种植，从大宛引进了良种马——天马，西域的乐曲、魔术传至中国，中国的铸铁技术、丝织品、漆器传至大宛等地。

16. 汉武帝外施仁义，实行德治；同时又重视法治，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这在历史上也是首次。

17. 元封五年（前106），为加强对地方官吏和豪强的监察，置十三州部刺史，令六百石级别的刺史督察二千石级别的郡国守相。

18. 为加强皇权，改革丞相制度，设立中朝，对后来的丞相制度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19. 元鼎二年（前115）禁郡国铸钱，专令国家所属上林三官铸钱，非三官钱不得流通，郡国以前所铸钱皆废销。从此国家垄断了铸造钱币的权力，对后世影响重大。

20. 汉武帝通过大量移民在西北边郡屯田，这对反击匈奴、经营西域起了重大作用，对后世也有重大影响。曹操在《置屯田令》中曾说“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三国志》卷一《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就说明了这一点。

21. 汉武帝时任用官吏是多元化的。二千石以上官吏可通过任子制度使子孙当官；有钱人可通过“赀选”当官；先贤的后裔可以受照顾，如贾谊的两个儿子就被关照当了郡守。然而，尤为突出的是武帝用人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如皇后卫子夫是从奴婢中选拔出来的。卫青、霍去病分别是从奴仆和奴产子中选拔出来的。而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兒宽，以及严助、朱买臣等人都是从贫苦平民中选拔上来的。御史大夫张汤、杜周和廷尉赵禹则是从小吏中选拔出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任用的一些将军是越人、匈奴人。而金日这样一位匈奴的俘虏在宫中养马的奴隶，竟然与霍光、上官桀一起被选拔为托孤的重臣。这些情况说明汉武帝选拔人才是不受阶级出身与民族差别限制的。只要愿为汉朝事业奋斗，有艺能、有才干的人，能为将相和可以出使遥远国度的人都可任用。正因如此，汉武帝时人才济济。班固就惊叹地说：“汉之得人，于此为盛！”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22.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派大军深入匈奴腹地进行决战的皇帝。

23.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要北方游牧民族——匈奴臣服于中原王朝的皇帝，为此又在今内蒙筑受降城。武帝生前虽未达此目的，但在宣、元时期，匈奴归服汉朝为藩臣。

24. 李广利伐大宛后，西域南道诸国多臣服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降汉，匈奴不敢争西域，罢僮仆都尉。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督护，管理西域南、北道诸国，西域诸国臣服于汉。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

25. 汉武帝平定南越后，首次在今海南岛置儋耳郡、珠崖郡。……

三、武帝创设对后世的影响

1. 在学术思想政策方面。……汉武帝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国家在太学设儒家的五经博士，提高了儒学的地位；同时又“悉延百端之学”，形成了尊儒术而又兼用百家。这一点奠定了中国以后封建社会学术思想的格局，即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而诸子百家兼用。不仅如此，汉武帝时西域胡乐、魔术的传入，说明在文化上也通过开放，发展、壮大自己。

2. 在政治制度方面。……汉武帝则是外施仁义，实行德治；同时又重视法治，以严刑峻法治国，二者兼用，恩威并举。这种体制汉武帝是主要的创始者和完成者。并且，此制对后世影响巨大，以后各个朝代一般均是二者兼用的。这里既有社会的需要，也有历史继承发展的逻辑规律在内。

3. 汉武帝时官吏来源的多元化，而又唯才是举，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奔走各国求官入仕现象的逻辑发展。……

4. 汉武帝时社会上多种经济成分共存，有地主经济、个体农民经济、工商业者的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

5. 汉武帝的统一“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6. 实行“一国两制”。汉武帝有宏大理想，他想着要“德润四海，泽臻草木”，“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既然如此，他自然要使自己的恩泽达到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这除了表现在尽量用招徕的办法让四夷臣服、优待归降的如匈奴浑邪王及其下属等之外，实行一国两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同上）

罗义俊：所谓创制，究其实质，是说汉武帝实际地完成了由秦搭好基本骨架的中央集权的一人专制的国家和政治及经济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汉承秦制。说得具体些，经过汉武帝的历史活动，从汉初皇帝节约自持、优礼宰相、垂拱无为的政治，演变为扩张皇权，收揽一切权力的“多欲”政治；从蠲削烦苛，刑罚罕用，“专务以德化民”，演变为好用酷吏苛法又外施仁义的王霸杂用；从开关梁，弛山泽之禁，轻徭薄赋，演变为“赋敛繁多，律外而取”，垄断财利，推行土地国有化，全面控制经济领域；从崇尚黄老，诸子并为传记博士，全面地复兴学术文化，演变为尊儒兴学，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也可以作这样的表述：以经过改造的儒学新形态今文经学为实际主导思想，并延用法家集权主义的皇权思想，由皇帝决定一切，通过以天子左右近臣组成的内朝，来指挥由考试选举制度产生的文官组成的政府，从而运行政治，统制经济，建设学术文化。这就是汉武帝的创造。（《汉武帝评传》）

又：汉武帝时期多样性的交织在一起的朝廷及社会气氛，也反映了汉时中国皇权制度和社会内部，反映了汉文化内部，存在着生机，存在着活力，存在着交光互映的运动，而不是铁板一块僵硬、停滞不动的。如果说这个以儒学为主流、主体和主元的多样性的汉文化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话，那么它和汉武帝创造性的历史活动是分不开的，也是自汉武帝时正式奠定的。

如同汉朝廷及社会的多样性的气氛奇妙地交织在一起一样，汉武帝的身份、地位和性格也是多样性、多面性的统一。这两者是一致的，互为反映，相互为用的。这个表述，不是推论，而是历史事实。汉武帝的历史活动及其造成朝廷社会气氛的多样性，也是汉武帝多样性、多面性的身份、地位和性格的逻辑结果和作用。汉武帝这一个人及其性格，产生形成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及朝廷社会气氛，又创造与助成了这种制度及气氛。“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即中国俗语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同上）

姜　鹏：《史记》和汉武帝的关系：由于身处时局之中，对于“巫蛊案”，亲眼目睹了这场巨变的司马迁，始终欲言又止，在《史记》中表达得相当隐晦。在“巫蛊案”发生后不久，司马迁也终止了《史记》的写作，所以我们在《史记》中找不到汉武帝晚年改革的内容。这或许由于司马迁对当时政治环境的失望，或许由于司马迁本人生命的终结，使他无法看到汉武帝晚年的改辙。无论出于哪种情况，这都体现了司马迁叙述汉武帝时代的局限性。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比较对读《汉书》《资治通鉴》《史记》的必要性。（《汉武帝的三张面孔》）

卢敦基：汉武帝刘彻常被人们与秦始皇及唐宗宋祖相提并论，出现于诗词文赋和我们的习常记忆中。人们通常认为汉武帝一朝代表了中国文明的光辉灿烂，但在我看来，还不如说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难解的千古疑团更为恰当。班固称颂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胆有识选拔人才，还有“兴大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神，礼百神”的雄才大略，司马光却说他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两者对在一起，不知者很难会认为同指一人。前人常有盖棺论定之说，其实盖棺哪能论定？汉武帝是千古一帝还是汉世罪人，足使后人颇费思量了。

问题远不止于此。汉武帝一朝长达五十三年，还留下了一大堆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说，《汉书》将张释之与汲黯合传，张释之因为据理力争、奋抗文帝而成为千古名臣，与他相仿，有时敢于怒批逆鳞的汲黯为什么却总是让人觉得有点戆头戆脑？比如说，有人认为飞将军李广生不逢时，如果他生在汉高祖时，“万户侯何足道哉”，但是为什么与李广同时代的卫青、霍去病又能以不为人所重的外戚身份大破匈奴，立下不世军功？比如说当时外族的压力并不重于前朝，为什么汉武帝又要对四方频繁用兵，甘冒耗空国库的危险？比如说汉朝初年一直崇尚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为什么汉武帝突然改弦更张，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所尊崇的又真是孔孟之道吗？概而言之，从汉初的无为不言到汉武帝的好事扰民，这个似乎是明显不智的巨大转折的发生，又有着怎样的依据？它究竟是汉武帝本人的偶然冲动，还是他深思熟虑后的举措？……

前朝积弊肯定需要整肃，难的是如何整肃。我们早已说过，大汉帝国是早熟的帝国，依据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以及统计学的水平，皇帝断不能在经济上切实控制天下。如此要整顿朝纲、收拾民心，势必诉诸于政治文化理想。既然无从切实地掌握民情作有计划的发展，那只有诉诸运动，借声势来代替日常组织的不足。所以汉武帝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儒家（董仲舒式）讲的是大一统和皇权至尊，所以汉武帝要屡次出兵攻击匈奴，因为对外发动战争是增强国内凝聚力的最佳和常用手段。至于屡次巡游及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等繁琐举动，更成为增强威势及文化上统制的必要因素。所以汉武帝一朝威名远扬，内部平安，不能不说他针对时势选择了必要的对策。至于由此而耗空国库，引起民怨，那也是无可奈何。即使今人对传统政治的积弊已然洞若观火，但假设通过时间机器再回到两千年前，怕也无更妥善的办法。（《暧昧的政治——闲说西汉二百年》）

王立群：汉武帝是一个非常多面的人。他是一个政治家，非常有政治头脑；但又是一个普通人，喜怒哀乐俱备。他是一位明君，深知自己的历史责任；但他又是一位暴君，杀伐任性；他既立下盖世之功，又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灾难；他宠爱他喜欢的女人，可是，他不仅移性别恋，还为了江山，杀掉了自己最宠幸的女人。他绝顶聪明，又异常糊涂，为了传说中的宝马，居然不惜牺牲数万人的生命。当更近地走近他时，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对立的角色中，他不是简单地非此即彼。两难之地，非常之时，他也会犹豫不定，甚至异常痛苦；同样有普通人的欢喜和哀愁、小气和算计、失眠和焦虑。在他果决、自信、大气的外表下，有一颗惶惑、敏感的心。总之，他就像一个专业演员，对每个角色都有自己最精彩的演绎：本色鲜明、尽职到位。或许在很多时候，他的角色并不讨巧，甚至令人厌恶，但是，他的演出是精彩的，他演出了他的“这一个”。然而，我们在对他盖棺定论时，往往流于偏激，说好时千古一人；说坏时罄竹难书。这样，分歧就在所难免了。

我们无法使用单一的标准评价任何人。人性本就复杂，更何况封建帝王！或许他的好发自本心，也可能是笼络人心的手段；或许他的坏是皇权使然，不得已而为之，也可能是天性如此，薄情寡恩。因此，既然我们无法剥离他身上的帝王枷锁，我们的评价，就只能在他的帝王与凡人两种身份之间游移。当年天真无邪的“彘儿”，如何蜕变成一个既可爱又可怕的皇帝？怎么可能一言蔽之、一书尽之？（《读〈史记〉之汉武帝》）

黄留珠：秦皇、汉武在我国历史上都是极有作为的帝王，他们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样令人赞叹不已。……汉武帝的进取精神比起秦始皇来，并不逊色。这里，且不说他派番阳令唐蒙开通夜郎牂柯的道路，是何等富于冒险；也不谈他派人勘察褒水、斜水，试图新开运漕的打算，是何等富于幻想；单就他遣使通西域这件事而论，其积极进取的热忱，也当令后人瞠目结舌了！大家知道，汉时的西域系指今新疆及中亚乃至更远的广大地区。其境内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二部。汉初，西域共有三十六国，绝大多数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汉武帝为了更有效地抵御北方匈奴的侵略，当他从一个匈奴降人口中得知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便立即募使前往，去寻求与国。“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武帝的募召，竟得到了汉中人张骞的响应。当时，从汉到西域必经被匈奴人控制的河西地区，其前进的道路是极其艰难的。公元前138年，张骞率众百余人持汉节向西域进发，途中被匈奴俘获，拘留了十余年，逃脱后继续仗故节西行抵大月氏。那时大月氏在中亚阿姆河流域农耕定居，“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尽管张骞未能完成结交与国的使命，但他终于在公元前126年，生还长安。这就更加激发了汉武帝的进取之心，此后遂开始了一系列广求西域通道的活动。其间虽然经历了一些失败，但自公元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大败匈奴收复河西之后，通往西域的道路，终告通畅了。（《秦汉历史文化论稿》）

又：汉武悖论现象透视

汉武悖论作为历史悖论的个案，具体指汉武帝一生功与过所呈现出的极其矛盾的现象。……

很显然，“雄才大略”这四个字，意味着汉武帝的非凡与功绩的巨大。这些巨大的功绩，似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1. 强化中央集权……

2. 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3. 完善选官制度……

4. 兴办太学、郡国学……

5. 抗御匈奴，开边拓疆……

6. 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汉武帝的功绩纵然很大，但其过失也确实不少。……

1. 征伐过度，危及社会……

2. 穷奢极欲，劳民伤财……

3. 信惑神怪，挥霍无度……

除上述三方面最为明显的过失之外，武帝的不少作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有其积极的作用，因此被归结为他的历史功绩；但就其长远影响而论，这种“功”每每也是“过”。例如强化中央集权，由武帝开其端，以后历代统治者在这方面逐渐加码，特别是宋、明两代则将这种政治推向极致，其结果造就了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传统，因而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建立民主政治便显得特别费劲，所付出的代价也特别沉重。再如独尊儒术，固然十分符合当时汉帝国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对统一思想很有好处，但从此却窒息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局面，使思想文化变得单一化。“学术的道路从此限定只有经学一条了”，“两千余年没有生气的学术思想就在这时行了奠基礼”。若从这样的视角去看汉武帝，他的的确确是一个莫大的罪人。

总之，当我们分析评述汉武帝的功过是非时，很容易看到，在他的身上存在着令人惊异的巨大矛盾：即大功与大过同在，或曰大功与大过集于一身。……

面对上述古今皆有的汉武悖论现象，人们不禁要问：产生这类悖论现象的原因何在？这里，至少有两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其一，任何杰出人物总有其局限性，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讲的便是这个道理。……

其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正如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世人的许多举措在实施的当时，可能是正确的、进步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客观条件的变化，也会变成谬误与过失。（同上）

［英］鲁惟一：汉武帝时期（前141—前87）标志着汉代历史的新转折。巩固工作让位于扩张和积极的主动行动；建设性的政策被采纳，以加强中国和解决它存在的问题。政治家们计划改进国内的施政和加强对其人民的控制；计划组织经济和增加国家的收入；计划消除入侵的威胁和改善中国在边远地区的利益。到公元前108年，汉朝的军队已经向外推进到最远的距离，新的移民冒险活动也正在组织之中；公元前105年的宗教仪式显示了汉皇室对号称取得的丰功伟绩的自豪感。

这些发展的取得并非没有遭到非难，也耗费了大量中国的资源。武帝末年的特点是执行紧缩的政策；汉朝的军队不再是百战百胜了。有迹象表明帝国国库已经空虚；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皇室本身的稳定也受到妒忌、倾轧和暴力的威胁。

公元前141年，当武帝之父死时他年16虚岁。九年前经过了宫廷阴谋和取消了景帝的第一个继承人人选后他被指定为太子。新皇注定要掌握中国的命运达54年之久，这是中华帝国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许多学者认为他具有活力和主动进取的个人品质，并坚持这些是使他在位时取得种种成就的原因，但经过更缜密地考察，支持这种主张的证据远不是明确的。这几十年中所采取的大部分主动行动可以归因于他的顾问的建议，这些人中有的是外戚；但是汉武帝本人没有亲自参加指挥本朝著名的军事远征。我们从读到的材料中知道他主持宗教仪式，监督黄河堤坝修复工程的最后一些阶段，或检阅凯旋而归的队伍。此外，据说他寻求长生不老的方法或听从术士和方士的花言巧语。当后妃和外戚之间不和时（前91），60岁的皇帝显然不能用他性格的力量平息混乱。虽然没有办法说明他个人是否得人心或激发人民的忠诚，但与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的政策很快遭到了尖锐的批评，理由是好大喜功和无端牺牲生灵。（《剑桥中国秦汉史》第二章）

孝武皇帝者[1]，孝景中子也[2]。母曰王太后[3]。孝景四年，以皇子为胶东王[4]。孝景七年，栗太子废为临江王[5]，以胶东王为太子[6]。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7]。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8]。

[1] 【汇校】

编者按：首句直呼“孝武皇帝者”，显然不符合《太史公自序》中关于《今上本纪》的说明，也不符合《史记》在当代史中一律称汉武帝为“上”“今上”“今天子”的惯例。再者，即使司马迁活到汉武帝以后，而《史记》叙事的下限却在汉武帝之当世（不管是太初、天汉还是征和），仍不宜用谥号；如若司马迁先于汉武帝而去，则更无法预知传主的谥号。所以说，此句乃至本段并非司马迁的原作是不言而喻的（依此类推，《史记》当代史中凡称“孝武”“汉武”“武帝”者，也应视为后人所改）。同样，除本段六十字外，本文以下八千多字与《封禅书》的后半部分完全重合，这种以书代纪的做法，无论何人所为，都成了研究《孝武本纪》的第一只拦路虎。

【汇注】

班　固：丁卯，帝崩于五柞宫，入殡于未央宫前殿。三月甲申，葬茂陵。（编者按：臣瓒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五十四年，寿七十一。”“自崩至葬凡十八日。茂陵在长安西北八十里也。”（《汉书·孝武纪第六》）

裴　骃：《汉书音义》曰：“讳彻。”（《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张守节：《谥法》云：“克定祸乱曰武。”（《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2] 【汇注】

司马迁：太史公曰：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史记·孝景本纪第十一》）

司马贞：案：《景十三王传》（编者按：此处十三王并不包括刘彻，固其继承了帝位，正传已升至本纪）广川王已上皆是武帝兄，自河间王德以至广川，凡有八人，则武帝第九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龚浩康：孝景（前188—前141），即景帝刘启，文帝之子，前157年至前141年在位。他继文帝之后，继续采取“与民休息”政策，轻徭薄赋，重农抑商，兴办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又采纳晁错的意见，削夺诸侯封地，并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整顿吏治，使中央集权政体得以巩固。在位期间，社会经济呈现繁荣景象，政治安定，国内殷富，府库充实，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 【汇注】

司马迁：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儿。臧儿者，故燕王臧荼孙也。臧儿嫁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与两女。而仲死，臧儿更嫁长陵田氏，生男蚡、胜。臧儿长女嫁为金王孙妇，生一女矣，而臧儿卜筮之，曰两女皆当贵。因欲奇两女，乃夺金氏。金氏怒，不肯予决，乃内之太子宫。太子幸爱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时，王美人梦日入其怀。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贵征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史记·外戚世家第十九》）

鲁　迅：汉景皇帝王皇后内太子宫，得幸。有娠，梦日入其怀。帝又梦高祖谓己曰：“王夫人生子，可名为彘。”及生男，因名焉。是为武帝。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于猗兰殿。（《古小说钩沉·汉武故事》）

[4] 【汇注】

司马迁：初，上为太子时，娶长公主女为妃。立为帝，妃立为皇后，姓陈氏，无子。上之得为嗣，大长公主有力焉，以故陈皇后骄贵。闻卫子夫大幸，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陈皇后挟妇人媚道，其事颇觉，于是废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

陈皇后母大长公主，景帝姊也，数让武帝姊平阳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弃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阳公主曰：“用无子故废耳。”陈皇后求子，与医钱凡九千刀，然竟无子。（《史记·外戚世家第十九》）

龚浩康：胶东，封国名，辖今山东半岛中部地区，都城在即墨（今山东省平度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5] 【汇注】

司马迁：景帝长男荣，其母栗姬。栗姬，齐人也。立荣为太子。长公主嫖有女，欲予为妃。栗姬妒，而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景帝，得贵幸，皆过栗姬。栗姬日怨怒，谢长公主，不许。长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许之。长公主怒，而日谗栗姬短于景帝曰：“栗姬与诸贵夫人幸姬会，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挟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

景帝尝体不安，心不乐，属诸子为王者于栗姬，曰：“百岁后，善视之。”栗姬怒，不肯应，言不逊。景帝恚，心嗛之而未发也。

长公主日誉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贤之，又有曩者所梦日符，计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大行奏事毕，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无号，宜立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诛大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见，以忧死。卒立王夫人为皇后，其男为太子，封皇后兄信为盖侯。（《史记·外戚世家第十九》）

龚浩康：栗太子，即景帝之子刘荣，为栗姬所生，后因罪自杀。临江，封国名，辖今湖北省西南部地区，都城在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汉书音义》注：“本南郡，改为临江国。”（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6] 【汇注】

鲁　迅：是时皇后无子，立栗姬子为太子。皇后既废，栗姬次应立；而长主伺其短，辄微白之。上尝与栗姬语，栗姬怒，弗肯应；又骂上老狗，上心衔之。长主日谮之，因誉王夫人男之美，上亦贤之，废太子为王，栗姬自杀，遂立王夫人为后，胶东王为皇太子，时年七岁。上曰：“彘者彻也。”因改曰彻。

丞相周亚夫侍宴，时太子在侧；亚夫失意，有怨色，太子视之不辍，亚夫于是起。帝问曰：“尔何故视此人邪？”对曰：“此人可畏，必能作贼。”帝笑，因曰：“此怏怏非少主臣也。”

廷尉上囚。防年继母陈杀父，因杀陈。依律，年杀母，大逆论。帝疑之，诏问太子。太子对曰：“夫继母如母，明其不及母也，缘父之爱，故比之于母耳；今继母无状，手杀其父，则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宜与杀人者同，不宜大逆论。”帝从之，年弃市。议者称善。时太子年十四，帝益奇之。（《古小说钩沉·汉武故事》）

【汇评】

编者按：在此次太子争夺战中，刘荣、刘武等人都是失败者，唯独七岁的刘彻才是胜利者。原因何在？这首先是当时王朝权力斗争与汉景帝独断专行的结果，其次才是他的聪慧乖巧压倒了其他的王兄王弟。当然，他并非此次内乱的兴风作浪者，也未必清楚这张胜券的惨重代价，更不会想到半个世纪以后，同样的历史悲喜剧，会在他的导演下，以更加复杂、激烈、残酷的形式再度出现。

刘彻被确立为太子后，为了将来能够顺利接班掌权，汉景帝为其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从各方面进行培养教育。如先后召拜卫绾为太子太傅、王臧为太子少傅、汲黯为太子洗马、郑当时为太子舍人来完成这一重要任务。二、尽力扫除政治障碍。如故意设局剪除周亚夫等持不同政见者（见《汉书》卷四十）。三、引导其见习、参与朝廷日常活动，征询其对重要政务活动的意见等等。

[7] 【汇注】

裴　骃：张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岁为太子，为太子十岁而景帝崩，时年十六矣。”（《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8] 【汇评】

凌稚隆：王维桢曰：“尤敬鬼神之祀”是篇中冒头。（《史记评林·封禅书》）

编者按：本段虽为后人所加，但也符合《史记》本纪的撰写体例。即首先概括地交待汉武帝的身分、世系、登上皇位之艰辛以及平生第三大之爱好与功业——“尤敬鬼神之祀”（前两大爱好与功业是文治和武功）。联系全文可知，“尤敬鬼神之祀”足以说明汉武帝是一个以追求个人长生久视为目的的泛神主义者和祭祀至上主义者。这让我们从另一侧面了解到汉武帝社会角色的多重性。但是，我们也大可不必一见“尤敬鬼神之祀”就简单地嘲笑汉武帝的愚昧和迷信；也不要一口咬定他的这些举动完全是为了个人的极尊极贵和长生不老。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汉武帝祭祀天地鬼神的根本目的与独尊儒术一样，首先是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这是封建礼教的必然要求，其实质是将自己的内在愿望外化为一种宗教礼仪，借此以感化、笼络、震慑民心。所以说，事奉鬼神者，从意识形态上统治人民也。因此，在那时，祭祀鬼神不但是国家大事，也是我国鬼神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再联系《封禅书》全文还可以明白，此处的“鬼神”并非单指，实际上它是西汉时期宗教神话世界的代名词，其中包括了祖先神、人格神和自然神，从而体现出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广义鬼神观。

元年[1]，汉兴已六十馀岁矣[2]，天下乂安[3]，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4]。而上乡儒术[5]，招贤良[6]，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7]，欲议古立明堂城南[8]，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9]。会窦太后治黄老言[10]，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11]，召案绾、臧，绾、臧自杀[12]，诸所兴为者皆废[13]。

[1] 【汇注】

龚浩康：元年，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六十七年，岁在辛丑。”（《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六十余岁，指从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2年称帝，到这时已六十多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 【汇注】

张守节：音鱼废反。（《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龚浩康：安，太平无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4] 【汇注】

司马贞：上音搢。搢，挺也。言挺笏于绅带之间，事出《礼·内则》。今作“荐”者，古字假借耳。《汉书》作“缙绅”，臣瓒云“缙，赤白色”，非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张守节：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言禅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泥银绳，或曰石泥金绳，封之印玺也。”《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史记正义·封禅书第六》）

龚浩康：荐绅，同“搢绅”。“缙绅”，指将笏插在官服的大带与革带之间，是古代高级官吏的装束，后用作官宦的代称。封禅，帝王祭祀天地的典礼。秦始皇、汉武帝都曾登泰山封禅，此后的历代王朝也都以此作为国家大典。改正度，改换正朔（一年和一月的开始，即一年的正月初一）和服色等制度。古时改朝换代，新即位的帝王为了表示“应天承运”，改故用新，必须重新确定正朔等制度。（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黄留珠：最早记载封禅的古籍要数《管子》，其中有《封禅》篇，可惜它已亡佚；不过《史记·封禅书》记有一段管仲论封禅的话，据学者研究，认为很可能抄自《管子·封禅》。从这段文字可知，管仲所记古代举行封禅之君共12人，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夏禹之前，而居禹以后的仅有两位，即商汤和周成王。大家知道，禹之前本系传说时代，有关那时到泰山封禅的说法，并不可信。再者，这段文字里秦汉时盛行的受命符瑞观念十分明显，所以不难推见，封禅之制的产生绝不可能去秦汉太远，商汤、周成王封禅的说法，应当为子虚乌有一类。总之，《封禅书》中管仲论封禅的一段话，只可看作传说，不能视为信史。（《秦汉历史文化论稿》）

顾颉刚：董仲舒是专精《春秋》的，他在文章里说：依照《春秋》的道理，新王必改制。为什么呢？就因新王是受命于天的，不是继承前王的。倘使一切照了前王的制度，那和继承前王的还有什么分别？受命的王原是上天所特别提拔的人，一个人奉事他的父亲尚且要先意承旨，何况是天。现在上天特别提拔了你，然而你竟没有把旧制度变更一点，显不出这提拔的好意，这是天的意思吗！所以迁都城、换称号、改正朔、易服色，都不为别的，只为顺着上天的意思，表示自己是新受天命的人罢了。这样说来，这种改制度的事并不为适合民众的需要，只是要使上帝喜欢。更老实讲，不过替皇帝装点，使得他的地位以神秘的渲染而更高超而已。（见《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顾颉刚卷·汉代学术史略》）

【汇评】

浦起龙：初即位时，即用叠笔特提议举封禅，手有六辔。（《古文眉诠》卷二十）

程馀庆：数语总提下半篇，有吞云梦八九之势。（《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黄历鸿：封禅，作为泰山人文景观特有的文化背景，奠定了泰山在诸多名山中的独尊地位。从较浅层的意义上看，封禅是古代天地崇拜与帝王宗教合而为一的一种祭祀典礼，它给泰山罩上了一层浓重而神圣的帝王之气，使有着深厚崇拜传统的国人油然而生敬畏之心；而若深究一步，我们则会发现，封禅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实际上更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在演进中的一种浓缩和积淀，它上承远古以来的鬼神迷信，下接君权神授的天命观念，渗杂着求仙长生、祭祖祀宗、扬名立威、告天报地等种种祈求，从朴素幼稚的原始自然观逐步推进到政治领域，天神崇拜与帝王崇拜并为一体，将“天人感应”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封禅的历史，映出一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演变史。其中最有价值之处，是它显出了古代帝王迷信对当时政治统治的重要影响。

以较为宽广的视野看待古代封禅，有如下几点应予留意：

一、封禅根本上是远古以来天地鬼神崇拜的产物。且不论传说中的七十二君封禅故事，仅就正史有载的秦、汉二朝封禅，其迷信成分可以说占据了主流。寻求天命转移、君权至上的神学依据，借封禅秘请神仙乞长生不死，是秦皇汉武热衷封禅的主要动机。虽愚昧之举可笑，但真诚之心不可疑。我们大致可以相信，早期的封禅是整个时代迷信盛行在帝王身上的集中体现，是祭祀古风的虔诚再现。

二、封禅的实质有一个演变过程。历史更迁、时世变幻，其根本原因在人事、政事而不在天意。这一点到了东汉光武帝时开始有所醒悟，其封掸已不似前朝那样神秘，且对封禅的政治目的有了明确的表述：“治世之隆，必有封禅，以告成功”；到了唐代，神仙方术之类已多为世人视为荒诞，天地鬼神之祀也较前朝大为收敛，以唐玄宗的“道在观政”为标志，封禅的实质从天神崇拜转向了政治上的庆典，古来秘不外传的所谓“玉牒石检”，在高宗和玄宗的两次封禅中都公布于众。而最后一次正式封禅——宋真宗封禅干脆为政治目的而不惜伪天书假祥瑞，这种在秦汉之际是欺天违神的作孽之举，却在宋朝成为封禅的公开借口。封禅的神圣性大遭亵渎，所谓“易姓告代之大礼”“告成功于天”，只剩了徒有其名的形式，其信仰的基础丧失后，封禅的史剧也就谢幕了。因此，由远推近，封禅走了一段从虔诚到不经意再至虚伪的道路。历史的发展不断打破旧迷信，又不断利用迷信。迷信一旦被利用，便表明它已失去了原本的意义而沦为工具了。明清以后封禅废止，它连工具的意义也不复存在了。

三、封禅所表现出的“天人感应”思想具有传统文化意义上的极大普遍性。“天人感应”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最基本的哲学命题，根深蒂固地深埋于民族心理之中，封禅的神学基础，正是建立在这个命题之上的。有史可查的封禅虽只有一千多年，但祭天祀地却并没有因封禅废止而中断，明清在京都设天坛地坛祭皇天后土，实质上是变相的封禅之延续。封禅作为过时的迷信被淘汰，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主要是由于它粗鄙的远古迷信方式和特定的祈祷目的得不到足够的证实而终遭怀疑，或者说，它把天神天命人格化、意志化而加以崇拜，在历史事实和人们的认识进步面前经不起认真的推敲诘问，最终陷入了难以自圆的窘境。宋朝兴起的理学，将秦汉形成的人格天神改造为更为抽象的“天理”，“天人感应”的观念在新的神学框架下得以延续发展。因此，封禅虽废止，而其神学基础却以变相方式依然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封禅所体现的，不仅仅是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帝王宗教思想，而且体现了更为深广的“天人感应”这一传统观念。（《泰山封禅》）

编者按：真正的封禅是由特定的人（天子）在特定的时期（盛世）和特定的地点（泰山）所举行的祭祀天地的神圣活动。为何“荐神之属皆望天子封禅”呢？按照《封禅书》的记载，封禅成行的三大条件是帝德、天意和民心，缺一不可。唯其如此，才符合“天人感应”的哲学观念与“上下相孚”的治世准则。它既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宗教形式之一，也是一个国家最盛大的政治礼仪之一。这一活动植根于我国最古老的原始崇拜和卜筮，天地为万物的主宰神和人类的命运神，也是一切神灵的最高统治者。尤其是天神，其地位更是至高无上。这样，古代的统治者便以天子自居，宣扬“君权神授”的天命观，以巩固其统治。他们为了支配、利用天神地祇，首先要想方设法接近、通达天神地祇。而祭祀则是接近、通达天神地祇的惟一手段。那么，为何要在泰山上祭祀呢？因为在齐鲁文化中，泰山自古就有“天齐”“岱宗”之美称，相传是中华河山的镇山，离天最近，登上它封禅，当然可以与天相通了。由于人们崇拜泰山，也将泰山和黄河一样，看作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象征，所以，在太平盛世，即天下昌盛统一、民族团结和睦的时候，由天子登临封禅，一则是为了报答天神地祇的恩德，以求再获保佑；二则是为了宣示自己的文治武功，以博得万民拥戴；而更重要的则是为了将神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以借其威号令天下。所以说，封禅也是国家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至于后来一些帝王将相还企图借用封禅登上仙位，以求长生不老，则不过是封禅活动向更加消极的方面发展后在他们身上派生出来的痴心妄想罢了。宽容一点讲，追求长生不老也可以算作他们的愿望和权力，但是，绝不可假借封禅以行之，更不可因此而靡费国帑，劳民扰众，尤其不可鬼迷心窍，一错再错。

[5] 【汇注】

龚浩康：上，指君主。乡，通“向”，倾向，引申为崇尚。儒术，儒家的学术，指以孔丘为宗师的学派，是“九流”之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家英：“儒”是春秋时代熟悉诗、书、礼、乐为贵族服务的人，本有“术士之称”（《说文·人部》）。“儒”又是孔子创立的一种学术流派。《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而“儒术”则是儒家倡导的原则、学说和思想。

《高祖本纪·赞》：“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吕太后本纪·赞》：“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明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初统治者依据道家学说，与民休养生息，原本合乎时宜；但经过六十多年的调整，天下晏然，应该有所改变了。武帝“乡（向）儒术”就是想有所改变的。可是“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诸所兴为者皆废”，使武帝“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的策略在执行上受到阻碍。直到“后六年，窦太后崩”后，武帝“乡儒术”的愿望才得以实现，汉代的统治策略才得以改变。（《〈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武本纪》）

【汇评】

司马迁：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数年之间，太卜大集。（《史记·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夏之蓉：武帝即位之初，首策贤良方正，董江都以一代大儒为之举首，兴治之机，庶几可望。乃数年后，惑方士之说，役志神仙；又穷兵黩武，征伐之举，纷纷交作。于是，因用兵而兴徭役，因徭役以致空虚，因空虚而卖爵，因卖爵而吏道杂，因吏道杂而法网严密。太史公《平准书》中，叙次甚明，其不为秦者幸尔。（《读史提要录》卷一）

吕思勉：儒术之兴，乃事势所必至，汉武特适逢其会耳。……秦博士多儒生，则所谓文学者，其学术亦可知矣。然则始皇非不欲用儒也，未及用而诽谤之事遽起，案问御史既希旨，诸生又传相千引，遂至所坑者几五百人耳。然原其初意，固与汉武无以异也。……高、惠之世，本无意于更化者也；文、景则有意焉，而为武力功臣所阻者也。于斯时也，必此等阻挠之人尽去，而又得一好大喜功之主，举前世谦让未遑者，悉不让而为之，而后更化之事可成，武帝则其人也。武帝之世，则其时也。其能就前人所未就之业，宜哉。然其事，则固始皇以来之所共愿也，未之逮耳。……

汉武帝可谓隆儒之主与？曰不可。其初即位时事，乃卫绾、窦婴、田蚡等所为，非其所自为也；其后为五经博士，置弟子，议出公孙弘；此固由武帝能用弘，从其言；然终武帝之世，儒生见任用者，亦惟弘一人而已。……改正朔，易服色，迟至太初元年，武帝在位既三十七年矣，苟有崇儒之心，何待是？盖其封泰山，意在求神仙；其改正朔，亦惑于公孙卿迎日推策之说耳。（《吕思勉读史札记》乙帙《汉儒术盛衰》上）

又：中国自汉以后，儒术盛行，其事实始于武帝，此人人能言之。然武帝非真知儒术之人也。武帝之侈宫室，乐巡游，事四夷，无一不与儒家之道相背。其封禅及起明堂，则惑于神仙家言耳，非行儒家之学也。然儒术卒以武帝之提倡而盛行，何哉？则所谓风气既成，受其鼓动而不自知也。（《秦汉史》第五章）

顾颉刚：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诱引。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李全华：现代通行的历史教科书都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这样的吗？不是，是误会。汉武帝尊儒，但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尊”与“独尊”是性质不同的事。

《汉书·武帝纪·赞》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出处。……汉武帝“表章六经”是事实，“表章六经”是“尊儒术”，“尊儒术”不等于“独尊儒术”。……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则是班固杜撰。……

相反，武帝亲信大臣，备受尊敬的有治黄老之术的汲黯、郑当时。……汉武帝用人不拘一格，不问出身。卫青、霍去病出身“人奴产子”（奴隶），而为大司马大将军、大司马骠骑将军；而丞相李蔡、公孙贺出身骑士。其他丞相、御史大夫，非功臣列侯即醇谨老臣，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事！……

“汉家自有制度”，所谓“制度”，即“霸王道杂之”，即儒法兼用制度。武、昭、宣三代皆“霸王道杂之”；高、惠、文、景四代则专用黄老刑名之术治国。（《史记疑案》）

王子今：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间，确实是文化建设取得非凡成就的时代。班固说，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提供了伟大的历史贡献，重要原因之一，是汉武帝能够“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就是以宽怀之心，广聚人才，给予他们文化表演的宽阔舞台，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才干。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后的赞语中，列数了当时许多身份低下者受到识拔，终于立功立言的实例，指出正是由于汉武帝的独异的文化眼光和非凡的文化魄力，使得这些人才不致埋没，于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群星璀璨的文化景观。如班固所说，当时，“儒雅”之士，“笃行”之士，“质直”之士，“推贤”之士，“定令”之士，“文章”之士，“滑稽”之士，“应对”之士，“历数”之士，“协律”之士，“运筹”之士，“奉使”成功之士，“将率”果毅之士，“受遗”而安定社稷之士等，不可胜纪。班固所谓“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总结，是符合当时人才队伍最为雄壮的历史事实的。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开明干练的“群士”“异人”，国家才能够焕发精神，多所创建，这一历史时期于是“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在多方面完成了空前绝后的历史创造。（《汉武英雄时代》）

又：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正是在汉武帝时代，随着中国以大一统为基本形式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得以定型，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也得以基本形成。作为重要的历史标志，以儒学作为思想定式的制度也开始出现。（同上）

逯耀东：这是封禅见于武帝时之始。而封禅与巡狩、改历、易服色同时出现，是武帝政治改革中的重要环节。这次提出的政治改革，由于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的阻碍而失败，王臧、赵绾成为这次政治斗争中的牺牲者。王臧、赵绾见用于武帝，由田蚡举荐，案《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

何　新：为了抑制诸侯在中央的政治影响力，刘彻命令当时驻在京城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同时命令各地包括各封国、诸侯领地开放城门，不得私设关卡限制往来出入。这是打破地方割据的重要举措。还下令对贵族子弟横行不法者实施惩戒，削除其贵族属籍。这些措施引起了列侯、宗室贵族们的强烈不满，“毁新政日甚”，都集聚到太皇太后窦氏周围告状诋毁。于是太皇太后要刘彻废弃儒学而采行黄老之道，恢复文景时代的“无为之治”。……

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不到一年即告失败。当时在列王贵族及诸窦宗室中无疑发生了欲废黜皇帝的暗流，所以才出现了田蚡与刘安密议的一幕。这一点还可以从以下一则史事中得到旁证。据《资治通鉴》记载：当初武帝被立为太子，靠的是其姑母长公主刘嫖，条件是刘彻娶长公主独女陈阿娇为妻。刘彻即位后，陈阿娇成为皇后。长公主自恃拥立皇帝有功，向刘彻请求利益无厌。武帝深患之。而陈皇后骄悍，于是刘彻疏远阿娇。而刘彻的母亲王太后立即警告他说：你新即皇位，大臣未服。先为改制，太皇太后已怒。现“又忤怒长公主，必重得罪，宜深慎之！”所谓“大臣未服”，即指公卿权贵中反对刘彻的暗流。所谓“必重得罪”，就是皇帝要当不成了。刘彻是极其聪明之人，马上转而“恩礼”长公主、陈皇后。从建元二年至建元六年间，他四处游荡射猎，不再过问大政方针，“无为而治”。由于长公主的保护与刘彻的韬光养晦，才使他的帝位得以保全。

建元六年窦氏死后，刘彻的帝权得到恢复。他再度改元，将年号命名为“元光元年”。所谓“元光”，这一年号显然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此后数十年间，刘彻每隔六年即更改一次年号，表明建元六年之间的失败记忆对他留下的印象是多么深刻！（《雄·汉武帝评传及年谱》）

编者按：汉武帝崇尚儒术，重用董仲舒之事见《汉书·董仲舒传》：“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武帝最赞赏董仲舒的如下言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举贤良对策》之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本于此。

汉武帝的崇尚儒术，以至于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是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的。众所周知，汉兴六十余年来基本上是以黄老之术作为统治思想的，这固然有“与民休息”，发展经济的功绩，但也明显地助长了诸侯分裂的倾向，并且逐渐地对中央集权构成了威胁。刚刚登基的汉武帝，为救此燃眉之急，必须重新选择治国之术，既不能再沿用黄老之术，也不能重蹈秦始皇焚书坑儒之覆辙。而儒家学说，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到汉武帝时，已形成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想派别，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势力，也急需在统治阶级内部选择自己的代理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所主张的“天子至尊”的大一统观念、有所作为的精神境界，以及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的种种说教，其本身即具有巩固封建政权、禁锢人民思想的特殊功能，投合了汉武帝的勃勃雄心。因此，儒术便成了汉武帝的治国思想，儒士便成了汉武帝的得力助手。但是，事实表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完全彻底的。他只不过是以思想文化上的独尊儒术为外衣，来掩饰他政治上的严刑峻法之实质，从而达到巩固封建政权，同时满足一己私欲的终极目的。因此，汲黯称其为“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即外儒内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实，历代统治者的思想言行、方针政策，大都是以他和他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利益为转移的，或者说，他们大都是实用主义者，真心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人少之又少。因此，汉武帝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各种流派，也是各取所需、为己所用的。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只能是崇尚儒术，兼崇百家。司马迁在《史记·龟策列传》中说：“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后来的汉宣帝在训示太子时所总结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汉书》卷九《元帝纪第九》），正好都说明了这一点。汉武帝后来的大肆访真求仙、寻找长生不老之术，可见他又堕入了黄老神仙之道。这从侧面证明了汉武帝所崇尚的儒术，也并非孔孟学说的真谛，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对儒术的一种重构。正如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所说的那样，是对儒家学说的宗教化和神学化。从此以后，儒学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成为我国封建社会长期信守的统治思想，即后世所谓的儒学开始经学化和正统化。但是，“独尊”的局面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

[6] 【汇注】

龚浩康：贤良，又称“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汉代选拔统治人才的科目之一。汉文帝为了询访政治得失，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中选者则授予官职。（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家英：贤良，本指有德行才能或是有德行才能的人，汉代成为选拔统治人才的一个重要科目。由皇帝提出要求，让各郡国推举文学之士充任。经皇帝考查后，对其优异者授予官职。《孝文本纪》：“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平准书》：“当是之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平津侯主父列传》：“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是时弘年六十，征以贤良为博士。”

如上所引，文帝时即要求举“贤良方正”，被推举者要求“能直言极谏”，陈述政治上的得失。武帝时又要求举“贤良”或“贤良文学”或“方正贤良文学”。这些名称虽有差异，性质却是相同的。《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曰：“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贤焉。”被推举为“贤良”的人，要求写出“贤良文学对策”，提交皇帝审览。《汉书》中即留下了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等人“举贤良文学对策”时所作的文字。

被征为“贤良”的人，有的颇为突出。如辕固生，“孝景时为博士”，“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武帝即位，“时固已九十余矣”，“复以贤良征固”。又如公孙弘，“建元元年……是时弘年六十，征以贤良为博士”。“元朔三年……以弘为御史大夫”。“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终”。他位极人臣，被称为“举首”。（《〈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武本纪》）

编者按：《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大约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滥觞。这次御前会议在西汉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名为举贤良对策，实为海选人才，辅佐朝廷及王国，并由此形成了汉朝的察举制度。其次，所谓举贤良对策，实为第一次科举殿试，有开科举先河之功。再次，所谓对策，就是总结历史经验，探讨古今治国之道，为汉武帝制定大政方针出谋划策。这也是秉承先帝的遗志，问政于贤良文学之士。最后，这也是西汉历史上的第一次学术讨论会。通过“百家争鸣”，初步确立了儒学在政治思想上的统治地位。这样的盛会，于元光元年（前134）五月、元光五年（前130）八月还举行过两次。

【汇评】

顾颉刚：建元元年（前140）冬十月，汉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等官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这是科举制的开头。举来了一百多人，天子把他们问了再问。策问的结果，以董仲舒为最优，这就是很有名的“天人三策”。他的第三策的末尾说：孔子作《春秋》，最看重一统。现在百家异说，各人有各人的主义，使得国家没法立出一定的法制，百姓也不知道走哪一条路好。据我的意见，以为凡不在《六经》里的，以及和孔子的道理不合的，都可以截住它前进的道路。等到邪说息了，然后政治可以划一，法制可以明定，人民也得到了正确的路了。武帝正心醉着儒家，他的话很中听。丞相卫绾奏说所举的贤良们，有的治商鞅、韩非的刑名之言，有的习苏秦、张仪的纵横之言，足以惑乱国政，请都黜退，于是这一次的选举就只剩下了儒家。五年（前136），他又置五经博士，提倡儒学的色彩愈加鲜明。人民为谋自己的出身计，大家涌进了这条路。儒家所提倡的大典，如巡狩、封禅、郊祀、改制等事，武帝莫不一一举行。自从他定了郊祀天地之礼，又集合了一个歌曲的班子，唤做“乐府”，用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命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作诗赋。每年正月第一个辛日，他在甘泉祭上帝时，童男女七十人一齐歌唱，从黄昏直唱到天亮。儒家鼓吹了几百年的礼乐，到他的手里而一齐实现。

但劝汉武帝罢黜百家的董仲舒，他真是孔子的信徒吗？听了董仲舒的话尊崇儒家的汉武帝，他真行孔子之道吗？这不劳我细说，只消把董仲舒所作的《春秋繁露》和记武帝事实最详细的《史记·封禅书》去比较《论语》，就会知道。（见《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顾颉刚卷·汉代学术史略》）

[7] 【汇注】

龚浩康：赵绾，代（今河北省蔚县东北）人，当时任御史大夫。王臧，兰陵（今山东省枣庄市东南）人，当时任郎中令。赵绾任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王臧任郎中令，是“九卿”之一，所以合称“公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家英：“文学”在古代是一个多义语词。它最先的含义是“文章博学”，是孔门设立的四个科目之一，如《论语·先进》的“文学：子游、子夏”，如《仲尼弟子列传》的“孔子以为子游习于文学”。因为“文学”是孔门有名的四科之一，所以“文学”又可以成为儒学的代称。《李斯列传》：“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文学”还可以作为“学问”或“学术”的代名词，如《绛侯周勃世家》说：“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而责之：‘趣（促）为我语！’”《魏其武安侯列传》说：“（灌）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甚至可以特指有关狱讼的文书与文件而言。如《蒙恬列传》说：“恬尝书狱典文学。”《索隐》云：“谓恬尝学狱法，遂作狱官，典文学。”其中的“典”是“主持、掌管”一类的意思。

《史记》中使用“文学”一词约三十次，其中的多数系指“才学”包括“文才”而言。……

“文学”还可以成为官名，例如郡中可以有“文学卒史”“文学掌故”；《汉官》中更载中央的卫尉、太仆、廷尉、大行、大鸿胪、大司农、执金吾等官员属下，设有“文学”多人，其秩百石。（《〈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武本纪》）

逯耀东：汉武帝登基后的连串改革，因窦太后阻挠而失败。由田蚡举荐的王臧、赵绾，成为政争中的牺牲者。田蚡虽好儒术，却更喜黄老鬼神之事。而他所喜的黄老，又与窦太后所喜的有别，前者“迂诞依托”，多出汉武帝时方士之手；后者起于六国时，与老子近似。窦太后反对改革，既是为了保有其政治特权，也可能是恐田蚡假儒家之名，将年轻的汉武帝引入行鬼神之事的歧途。当窦太后死后，田蚡为丞相，先前窦太后反对的种种措施，纷纷恢复。汉武帝颁贤良诏、幸雍、祠五畤，并订定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畤的祠祀制度，同时在上林置神君。后来，田蚡因过于嚣张而见斥，但汉武帝好鬼神之祠，亦已积习难返。（《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导言）

【汇评】

凌稚隆：案：公卿用文学之士，自武帝始。（《史记评林·封禅书》）

[8] 【汇注】

司马贞：城南，长安城南门外也。案：《关中记》云明堂在长安城门外，杜门之西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顾颉刚：再有一种明堂说，说天子应当住在一所特别的屋子里，这屋子的总名叫做明堂，东南西北各有一个正厅，又各有两个厢房。天子每一个月应当换住一地方，穿这一个月应穿的衣，吃这一个月应吃的饭，听这一个月应听的音乐，祭这一个月应祭的神祇，办理这一个月应行的时政；满十二个月转完这一道圈子。这大院子的中间又有一个厅，是天子孙季夏之月里去住的；另有一说是每一季里抽出十八天（所谓“土王用事”）去住的。这把方向的“东、南、中、西、北”和时令的“春、夏、□、秋、冬”相配，使天子按着“木、火、土、金、水”的运行去做“天人相应”的工作，真是五行思想的最具体的表现。记载这个制度的，叫做《十二纪》（《吕氏春秋》），又叫做《时则》（《淮南子》），又叫做《月令》（《礼记》）。

自汉兴到汉武帝之世已六十余年（前206—前140），鲁两生所说的“积德百年”的话已差不多了。汉武帝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他过不惯道家的淡泊生活，觉得儒家讲得“天花乱坠”的各种制度很有趣，所以他一即位就用赵绾、王臧等儒者为公卿。他们做了公卿，第一件事就是准备在城南造一个明堂，为皇帝朝见诸侯之用。这制度还保存于《礼记》。书上说：明堂是明诸侯的尊卑之堂，在这堂里，天子背着屏风，南向而立。三公站在中阶之前，北向；诸侯站在阼阶之东，西向；诸伯站在西阶之西，东向；诸子站在正门的东隅，诸男站在正门的西隅，都北向。九夷在东门外，西向；八蛮在南门外，北向；六戎在西门外，东向；五狄在北门外，南向；九州之牧在二重门外，北向。这样的“万国衣冠拜冕旒”，天子的尊严哪里想像得尽；再看叔孙通的朝会之礼，仅列文武百官的次序的，就觉其规模的狭小了。（见《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顾颉刚卷·汉代学术史略》）

龚浩康：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都在此举行。后来宫室渐备时，另在近郊东南面建明堂，以存古制。（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9] 【汇注】

龚浩康：“草巡狩”句：草拟的巡狩、封禅和改换历法、服色等计划没有实现。巡狩，指皇帝出巡，视察诸侯所守的封地，一般每五年一次。（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程馀庆：此武帝言封禅之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0] 【汇注】

龚浩康：窦太后，文帝的皇后，景帝即位后，尊她为皇太后，是武帝的祖母。黄老，即黄老学派，是战国和汉初的道家学派，以传说中的黄帝同老子相配，并同尊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西汉初期，统治者采取“与民休息”恢复生产的政策，崇尚黄老“清静无为”的治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1] 【汇注】

裴　骃：徐广曰：“纤微伺察之。”（《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微，暗中察访。奸利事，指以非法手段牟取私利，如贪污受贿等情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御史大夫赵绾与郎中令王臧支持汉武帝向窦太后夺权，奏请武帝亲政，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借口赵、王贪赃枉法，下狱迫其自杀，阻止了汉武帝夺权。（《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梁玉绳：案：奸利二字，《史》之曲笔也。（《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编者按：“微得”，《史记·封禅书》作“微伺得”，意思更加明确。

[12] 【汇注】

张守节：《汉书》孝武帝二年，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无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应劭云：“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黄老术，非薄《五经》，因故绝奏事太后，太后怒，故令杀。”（《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龚浩康：召案，传讯审查定罪。案，通“按”，考问。（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程馀庆：《汉书》：武帝二年，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无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按：如《汉书》所言，尊天子之义也，不为奸利，盖有司承太后皆坐之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3] 【汇评】

程馀庆：汉武事一，且顿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编者按：此段言汉武帝实行新政，初试锋芒即遭失败。这不能完全归罪于后党的专制与顽固，也怪汉武帝太过年轻，治世经验不足。再加上用人不当，又不能妥善处理各种政治关系，特别是同后党的关系，仅凭单纯的爱好和一时的热忱行事，还想马到成功，这样，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后来，在其母王夫人等辈的劝诱下，才有所觉悟和妥协，总算坐稳了江山。同样，此次失败也不能完全归罪于黄老学说。黄老与儒家、刑名等学派的发展变化，本来就是一个相互为用、相得益彰的自然选择过程，如果人为地宣布“独尊儒术”，必然招致其他学派的反对和攻击，而儒家在当时正处于弱势地位，怎能不败？后来，汉武帝的新政终于得到实现，儒家的思想终于爬上统治地位，也不能将功劳完全记在汉武帝的账上，而只能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汉武帝不过是顺势而为罢了。

同年，汉武帝还先后颁布了《复高年子孙诏》《修山川之祠诏》和《省卫士苑马赐贫农诏》，大有弘扬孝悌之德、保护自然环境和精兵简政之高情雅意。

后六年[1]，窦太后崩。其明年[2]，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3]。

[1] 【汇注】

程馀庆：元光元年。（《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后六年，指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 【汇注】

张大可：其明年，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3] 【汇注】

班　固：（编者按：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昚，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勃，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汉书·武帝纪第六》）

龚浩康：公孙弘（前200—前121），菑川薛（今山东省寿光县南）人。狱吏出身，学《春秋》杂说，武帝初征为博士。以熟习文法吏治，先后任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曾建议设五经博士，置弟子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编者按：在参与建元、元光的政治改革中，董仲舒、公孙弘是两个标志性的贤良文学之士。前者因在第一次会议（这是司马光的观点，司马迁、班固或认为在第二次）上发表《天人三策》而震动朝野，汉武帝对其一方面十分赏识，一方面又十分警惕和不满，因此，只采用其言而不重用其人。后者却因具体落实董仲舒的主张而取得汉武帝的信任。正如《史记·儒林列传》所言：“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他的博士入官之奏议经汉武帝批准实行后，“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但是，二人在性格、德操上互不相同，因此，前者看不起后者，后者又极力排斥前者，从而在尊儒史上留下许多悖论。

【汇评】

夏之蓉：公孙弘开东阁，为时所称。然一董仲舒尚排挤之，何贤之能得？按：弘东阁招贤，有曰钦贤馆，以待大贤；曰翘材馆，以待大材；曰接士馆，以待国士。考汉时人材，未闻有出门下者，馆亦虚设耳，与废为马厩，何以异哉？（《读史提要录》卷一）

程馀庆：汉武事二。上已提明本旨，却又序乡儒术、招贤良、征文学等事，不肯遽入渎神求仙，笔法委蛇不迫。（《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王国维：武帝始罢黜百家，专立五经，而博士之员大减。《汉书·武帝纪》：“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百官公卿表·序》同）赵岐《孟子题辞》：“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

案：文、景时已有《诗》《书》《春秋》博士，则武帝所新置者，《易》与《礼》而已。《易》之有博士，始于田王孙，在武帝时。《礼》之有博士，可考者始于后苍，在昭、宣二帝之世，而苍又兼传《齐诗》，不知为《齐诗》博士与？《礼》博士与？疑武帝时，《礼》博士或阙而未补，或以他经博士兼之，未能详也。

又案：传记博士之罢，钱氏大昕以为即在置五经博士时，其说盖信。然《论语》《孝经》《孟子》《尔雅》虽同时并罢，其罢之之意则不同。《孟子》，以其为诸子而罢之也。至《论语》《孝经》，则以受经与不受经者皆诵习之，不宜限于博士而罢之者也。刘向父子作《七略》，六艺一百三家，于《易》《书》《诗》《礼》《乐》《春秋》之后，附以《论语》《孝经》《尔雅》，附小学三目。六艺与此三者，皆汉时学校诵习之书。以后世之制明之，小学诸书者，汉小学之科目；《论语》《孝经》者，汉中学之科目；而六艺则大学之科目也。武帝罢传记博士，专立五经，乃除中学科目于大学之中，非遂废中小学也。（见《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国维卷·汉魏博士考》）

罗义俊：董仲舒的建议，是要将博士制度与太学制度结合起来，进而确立以经术造士的教育制度。……以经师为博士的太学制度的建立，使博士的性质和构成同秦与汉初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一定程度上说，使博士官从太常那里取得了分离，也就是恢复了战国时的独立性，并从宗教气氛中解放出来，学术性质大大增加。其次，博士取得了“掌教弟子”的职能，也就由掌通古今的侍从顾问学官而演变为主掌教“五经”的国家学术教育机关的官员，成为“天下宗师”。最后，置五经博士实际上是把尊儒术制度化。置五经博士的反面就是凡治经外之学的一概丧失担任学官的资格，事实上原来博士官中治诸子传记学的全都被罢免。从此，西汉的博士一职由经学家独占，博士构成单一化了。这也就是习惯上称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真实结果和实际意义，所谓罢黜百家实指从学官中罢退。（《汉武帝评传》）

明年[1]，上初至雍[2]，郊见五畤[3]。后常三岁一郊[4]。是时上求神君[5]，舍之上林中蹏氏观[6]。神君者，长陵女子[7]，以子死悲哀[8]，故见神于先后宛若[9]。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10]。平原君往祠[11]，其后子孙以尊显。及武帝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12]。

[1] 【汇注】

张大可：明年，元光二年。（《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2] 【汇注】

龚浩康：雍，县名，治所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编者按：“初”字不仅仅表示“尤敬鬼神之祀”的开始，也是成就大业的开始。因为此时的汉武帝已经二十四岁，经过八年的执政磨练，政治障碍已经扫除，指导思想已经明确，大政方针已经制定，各级官吏已经备齐，因此，大干一番，势在必然。

[3] 【汇注】

张守节：畤音止。《括地志》云：“汉五帝畤在岐州雍县南。孟康云畤者神灵之所止。”案：五畤者鄜畤、密畤、吴阳畤、北畤。先是文公作鄜畤，祭白帝；秦宣公作密畤，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下畤，祭赤帝、黄帝；汉高祖作北畤，祭黑帝：是五畤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龚浩康：郊，古代祭礼之一，即在郊外祭祀天地。五畤，古代祭祀天地五帝的五个固定处所。秦时建有密畤、上畤、下畤、畦畤，汉时建有北畤，分别祭祀古代传说中主管东南西北中五方的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这五位天帝。地在今陕西凤翔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姚苎田：亦从郊祀引入，是一书针线。（《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英］鲁惟一：在春秋战国时期（前722—前221），当中国分成若干共存的王国时，周代诸王已难以号称具有上天单独直接委托给他们的统治权利。而其他的王，只要周王还存在（不管他的权力和领土已经变得多么小），也难以做到这点。在此期间，关于应受尘世诸王崇拜的上帝的思想已经发生变化。人们已经认识到，除了上帝，还有应享有祭祀的其他一些帝，但他们与各王室毫无关系。因此我们就见到，至迟从公元前7世纪起，秦国的统治者已经建坛供奉这些如称之为青帝或黄帝的神仙。帝与五色之一的认同，反映了五行之说日益增长的影响。

崇拜白、青、黄、赤四大帝的做法到秦帝国时代似乎已经确立。高帝在公元前3世纪最后几年建立汉朝后的最早几个活动之一就是通过制定对第五帝——黑帝的祭祀来扩大这些仪式，以确保被认为是控制宇宙的全部五种力量得到应有的承认。

可能直到公元前31年前后，对这五帝的崇拜形成了代表帝国的祈求者的主要活动。仪式一般在建于长安城西面的一个传统宗教中心雍的五坛举行，但有时也在其他地方举行。公元前165年，皇帝开始亲自参加祭祀仪式，虽然打算诸皇帝应每隔一定的时期亲临祭祀地，但这只在武帝时代实行过。在公元前123至前92年期间，武帝参加祭祀不下七次，他的继承者也在公元前56、前44、前40和前38年参加。（《剑桥中国秦汉史》第十二章）

[4] 【汇注】

司马贞：案：《汉旧仪》云“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畤。三岁一遍，皇帝自行也”。（《史记索隐·封禅书》）

【汇评】

凌稚隆：杨慎曰：武帝封禅事神等事，盖睹符瑞见而臻太山，祗肃而过者也。（《史记评林·封禅书》）

[5] 【汇注】

张守节：《汉武帝故事》云：“起柏梁台以处神君，长陵女子也。先是嫁为人妻，生一男，数岁死，女子悼痛之，岁中亦死，而灵，宛若祠之，遂闻言宛若为生，民人多往请福，说家人小事有验。平原君亦事之，至后子孙尊贵。及上即位，太后延于宫中祭之，闻其言，不见其人。至是神君求出局，营柏梁台舍之。初，霍去病微时，自祷神君，及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谓神君曰：‘吾以神君精洁，故斋戒祈福，今欲淫，此非也。’自绝不复往。神君惭之，乃去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龚浩康：神君，古代对神灵的敬称，这里指长陵女子。据《正义》转引《汉武帝故事》说，相传长陵女子嫁人后，生下一男夭折了，她也悲痛而死。死后常在她妯娌宛若身上显灵，宛若便立祠敬她。（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浦起龙：捷接求神君，非若新垣自来矣。……大凡侈心人必好奇巫鬼神仙，长生久视其说最奇而动听。此处两是时，提起一神君，一少君，皆类不死者，有以开其兆而中其隐矣。然不死岂可得，计乃出于封禅以掩饰之。封禅者，依于巫与仙之类，辞夸而事可矫举，姑藉其事以结证其妄说也。（《古文眉诠》卷二十）

[6] 【汇校】

梁玉绳：附案：《汉志》作“嗁”，有啼、斯二音，师古以斯音为是，谓其字从“石”从“虒”，则作“蹏”者非矣。（《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裴　骃：徐广曰：“蹏音蹄。”（《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徐广音蹄，邹诞音斯，又音蹄，观名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龚浩康：上林，苑名，秦时所建，武帝加以扩大，周围达两百多里，内有离宫、馆、观七十多座，苑中放养各种禽兽，供皇帝春秋时打猎。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及周至、户县界。蹄氏观，庙宇名，在上林苑中。（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7] 【汇注】

龚浩康：长陵，县名，汉高帝陵墓所在，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8] 【汇校】

吴见思：多“悲哀”二字。（《史记论文·孝武本纪》）

【汇注】

姚苎田：即童死也。（《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以产子而死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李　笠：案：以子死者，谓因产子死也。《郊祀志》作“以乳死”。《集注》孟康曰“产乳死也”可证。许慎《说文叙》字者，孳乳而寝多也。子孳音义同。孳既训乳，故子亦为乳也。（《广史记订补》卷三《封禅书》）

[9] 【汇校】

凌稚隆：案：《汉书》孟康注，“宛若”下有“字也”二字。（《史记评林·封禅书》）

【汇注】

裴　骃：孟康曰：“产乳而死。兄弟妻相谓‘先后’。宛若，字。”（《史记集解》）

司马贞：先后，邹诞音二字并去声，即今妯娌也。孟康以兄弟妻相谓也。韦昭云先谓姒，后谓娣也。宛音冤。（《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吴见思：诸解俱不明，大约宛若是人名也。（《史记论文·封禅书》）

[10] 【汇评】

程馀庆：说神君一段鄙亵，正以著武帝陋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1] 【汇注】

裴　骃：徐广曰：“武帝外祖母也。”骃案：蔡邕曰：“异姓妇人以恩泽封者曰君，仪比长公主。”（《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案：徐云武帝外祖母，则是臧儿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吴见思：武帝外祖母臧儿封平原君。（《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平原君姓王氏，武帝之外祖母也。（《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汇评】

张大可：平原君，武帝外祖母王臧儿，秦末燕王臧荼之孙，没落后初嫁槐里王仲，生王信及两女；王仲死，又改嫁长陵田氏生子田蚡、田胜。臧儿长女即景帝王皇后，汉武帝之母。臧儿十分迷信，卜筮两女当贵，于是献之于太子宫。长女时已嫁为金氏，臧儿夺之。太子即景帝，果然宠信王氏，即位后废栗姬及太子刘荣，立王氏为皇后，立汉武帝为太子。武帝即位，臧儿被封为平原君，王氏满门贵幸。汉武帝好神仙，求长生，与他小时就受外祖母薰陶有很大关系。（《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2] 【汇评】

程馀庆：此言求仙之始。汉武事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编者按：这一节拉开了汉武帝求神访仙活动的序幕。求神访仙活动的思想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原始人类的灵魂不灭之信仰，而对汉武帝来说，还有更为直接的家庭历史之背景。他的九五之尊，就被当作是祖先——外祖母祭祀长陵神君的直接成果。因此，作为受益者，焉有不加倍祭祀之理？另外，长陵女子死而为神，可见中国的神是人变成的，而非本来就有。

据《汉书·武帝纪》载：（编者按：元光二年）“春，诏问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议宜击。夏六月，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大）［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将三十万众屯马邑谷中，诱致单于，欲袭击之。单于入塞，觉之，走出。六月，军罢。将军王恢坐首谋不进，下狱死。”“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由此汉武帝正式拉开了对匈奴长达四十多年的战争序幕。

是时而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1]，上尊之[2]。少君者，故深泽侯入以主方[3]。匿其年及所生长[4]，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却老[5]。其游以方遍诸侯。无妻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6]，常馀金钱帛衣食[7]。人皆以为不治产业而饶给[8]，又不知其何所人[9]，愈信，争事之[10]。少君资好方[11]，善为巧发奇中[12]。尝从武安侯饮[13]，坐中有年九十馀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14]，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行，识其处[15]，一坐尽惊[16]。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17]。”已而案其刻[18]，果齐桓公器[19]。一宫尽骇[20]，以少君为神[21]，数百岁人也[22]。

[1] 【汇注】

司马贞：如淳云：“祠灶可以致福。”案：礼灶者，老妇之祭，盛于盆，尊于瓶。《说文》《周礼》以灶祠祝融。《淮南子》炎帝作火官，死为灶神。司马彪注《庄子》云髻，灶神也，如美女，衣赤。李弘范音诘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裴　骃：李奇曰：“食谷道引。或曰辟谷不食之道。”（《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是时，这时，当时。而，助词，起徐缓音节的作用，无实在意义。祠灶，祭祀灶神以求福安。古人迷信，以为灶神能向天帝报告人间善恶，掌管一家祸福。谷道，种谷得金的道术。一说不吃粮食而能生活，是长生不老的方术。却老，防止衰老，延长寿命。方，方术，道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 【汇评】

凌稚隆：何孟春曰：季氏旅泰山，僣诸侯之礼；汉武祀内灶，天子行大夫之职。冉求不能救，孔子责之。李少君之诬，罔其容诛乎？而当时廷臣不能一言议其罪也。（《史记评林·封禅书》）

姚苎田：两个“是时”，先提明其事，而后疏解之，此法乃于古文章开山手最为悍劲。……

少君是正案。用平原引入而以一“亦”字带转，最妙！……

史公文绝少排比处，惟此段前云“是时上求神君”，下接以“神君者云云”，后云“是时李少君”，下接以“少君者云云”，一排比法也。又叙武安侯事毕云“一坐尽惊”；叙齐桓公器毕云“一宫尽骇”，又一排比法，然极整齐处却正极疏宕，故奇。（《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言祠丹灶之神，则致物及避谷道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编者按：上一“是时”言求神，下一“是时”言献神，可谓前呼后应，上下相孚。如若靠实的话，“是时”当承上文之“明年”，即元光二年（前133），乃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的起跑线。而李少君则是第一个蛊惑、怂恿汉武帝求神访仙而又被尊崇的人。他的登场，折射出汉武帝此举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基础。据《史记·封禅书》的前半部分记载：“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由此可见，李少君之流不过是燕齐海上方士一派的孝子贤孙罢了。他们此时此刻的活动，包括以后的极力鼓吹登封泰山、寻找海上三座神山，皆为“怪迂阿谀苟合”之事。除齐、燕地区以外，在当时的楚文化中，求神访仙之风也大行其道，这在《庄子》等著作中都有记载。如果再往前推的话，按照本文后面公孙卿假托齐国方士申功的说法：“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断斩非鬼神者。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可见中华民族的始祖就是求神访仙的始作俑者。这一说法自然是“烟涛微茫信难求”，但是，在战国时期的燕国、齐国等沿海地区及南方诸国，以方术之士为主而形成的以求神访仙、长生不老为目标的“神仙家”，却是不能排斥于诸子百家之外的，因为受他们影响的不仅仅是当时及后世的统治者，即使在民间的信仰中，尤其是后来兴起、至今仍然流传的道教中，也是以该家的宗旨为追求目标的。

[3]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姓赵，景帝时绝封。”（《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又：徐广曰：“进纳于天子而主方。一云侯人主方。”骃案：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药者也”。（同上）

司马贞：案：《表》深泽侯赵将夕，孙夷侯胡绍封。（《史记索隐·封禅书》）

龚浩康：深泽侯，赵胡，他继承祖爵为深泽侯。主方，主管方术医药之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4] 【汇注】

程馀庆：生长，谓其所生之郡县及居止处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5] 【汇注】

裴　骃：如淳曰：“物，鬼物也。”瓒曰：“物，药物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李　笠：《集解》如淳曰：“物，鬼物也。”瓒曰：“物，药物也。”案：如说是。下文“祠灶则致物”，亦谓致鬼物，非药物。药物则不能云使、云致矣。《封禅书》：“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来者赤帝子。’”（《郊祀志》同，师古曰：“物，谓鬼神也。”）《秦本纪》：“类物有害之者，并以物为鬼物也。”《齐悼惠王世家》：“相舍人怪之，以为物，而伺之。”《索隐》：“物，怪物。”《汉书·注》师古曰：“物，谓鬼神。”《扁鹊传》：“当知物矣。”《索隐》云：“当见鬼物。”参互证之，知瓒说未确。（《广史记订补》卷二《孝武本纪》）

姚苎田：使物，致鬼神也。祠灶之余文。（《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物，鬼物。先序欲老。（《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汇评】

张家英：《秦始皇本纪》：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天官书》：“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这里所举的两个“物”，和本篇下文的“皆致怪物与神通”“依依震于怪物”“其后令带奉祠侯神物”的“怪物”“神物”同义，是“精怪、神灵”一类的意思。

秦始皇因为要“求仙人不死之药”，所以受到方士们的愚弄。汉武帝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李少君吹嘘：“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在方士们的愚弄下，武帝甚至由衷地发出叹息：“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在这方面，汉武帝比之秦始皇，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孝武本纪》以写武帝求仙封禅为主体，对于暴露武帝的愚蠢，起了良好的作用。（《〈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武本纪》）

[6] 【汇注】

龚浩康：更，连续，纷纷。馈遗，赠送财物。（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7] 【汇校】

张文虎：旧刻无“帛”字，与《封禅书》及《汉书·郊祀志》合。（《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

【汇评】

姚苎田：妙在写得极浅鄙，又极幻忽，真笔端有舌。（《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8] 【汇注】

龚浩康：治，管理，经营。饶给，富裕。（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9] 【汇评】

编者按：何所，什么地方。“不知其何所人”正是方士们的一大特点。他们有意隐瞒籍贯出处，无非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神秘感罢了。方士之所以成为中国的“特产”，特就特在自欺欺人。因为不如此便不能满足他们的各种贪欲，尽管这种满足是暂时的，终归要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然而，被欺者也有可欺之处。愚昧无知，痴心妄想，缺乏自信便是他们的软肋。宋人杨时所撰《二程粹言》有云：“自谋不诚，则欺心而弃己；与人不诚，则丧德而增怨。”大概说的就是方士一类人吧！然而，方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倒有深究的必要。

[10] 【汇注】

龚浩康：事，侍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1] 【汇注】

姚苎田：资性嗜好方术。（《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龚浩康：资，资质，指人的天资禀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资好方，凭藉好的方术。（《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2] 【汇注】

裴　骃：如淳曰：“时时发言有所中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姚苎田：能射覆中幽隐之事。（《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龚浩康：巧发奇中，能用巧言猜中。（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程馀庆：此言方伎之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3] 【汇注】

司马贞：服虔云：“田蚡也。”韦昭云：“武安属魏郡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龚浩康：武安侯田蚡，长陵人，景帝王皇后的弟弟。武帝时封武安侯，拜太尉，后迁丞相。（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4] 【汇注】

程馀庆：大父，祖父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5] 【汇注】

程馀庆：识，记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6] 【汇评】

姚苎田：写得若真若诈，令人于言外领之。（《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17] 【汇校】

梁玉绳：案：齐景公新成柏寝之台，见《晏子春秋·杂》下篇，桓公时安得有此台乎？少君甚妄。（《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裴　骃：服虔曰：“地名，有台也。”瓒曰：“《晏子书》柏寝，台名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张守节：《括地志》云：“柏寝台在青州千乘县东北二十一里。《韩子》云景公与晏子游于少海，登柏寝之台而望其国。公曰：‘美哉堂乎，后代孰将有此？’晏子云：‘其田氏乎？’公曰：‘宴人有国而田氏家，奈何？’对曰：‘夺之，则近贤远不肖，治其烦乱，轻其刑罚，振穷乏，恤孤寡，行恩惠，崇节俭，虽十田氏其如堂何！’即此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程馀庆：柏寝台在青州府乐安县东北二十八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齐桓公（？—前643），姜小白，春秋时齐国国君。前685年—前643年在位。他任用管仲进行改革，奋发图强，扩大实力，成为当时的第一个霸主。详见《齐太公世家》与《管晏列传》。柏寝，台名，齐桓公时所筑，故址在今山东省广饶县东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8] 【汇注】

程馀庆：铭记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已而，随即。案，通“按”。查验。（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案其刻，审查铜器上的刻字。（《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9] 【汇评】

吴见思：自古术士决非一人做成，必要旁人帮衬。一则买嘱老人，一则私通宫竖耳。馈遗处说明，此处不说明，是史公欺人处。（《史记论文·封禅书》）

[20] 【汇评】

凌稚隆：董份曰：上言“一坐尽惊”，此言“一宫尽骇”，太史公亦作对语耶。（《史记评林·封禅书》）

[21] 【汇评】

吴见思：《书》“以为少君神”好。（《史记论文·孝武本纪》）

姚苎田：老人游射之地，铜器款识之形固可访求，默识者其技本浅，而庸人辄靡然惑之。甚矣！其诞之足以饰诈也。（《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22] 【汇评】

程馀庆：是儿女子口耳传颂情景。应匿其年，总上一笔，冷隽。（《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少君言于上曰：“祠灶则致物[1]，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2]，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3]，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4]，见之以封禅则不死[5]，黄帝是也[6]。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7]，食臣枣，大如瓜[8]。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9]，不合则隐[10]。”于是天子始亲祠灶[11]，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12]，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13]。

[1] 【汇注】

钱锺书：按：上文又有“依物怪，欲以致诸侯”，下文又有“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震于怪物，欲至不敢。”合之《留侯世家》：“太史公曰：‘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则析言之，不仅鬼别于神，亦且“物”别于鬼神。旧注“物”为“鬼神”，尚非确谛。“物”盖指妖魅精怪，虽能通“神”，而与鬼神异类；《论衡·订鬼》所谓“老物之精”，《楞严经》卷九所谓“年老成魔”。观《太平广记》分门即知：《西游记》中捉唐僧者莫非“物”，《后西游记》则亦有“鬼”。《汉书·郊祀志》上：“黄龙见成纪，……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文义甚晰，“物”，龙也，“物之神”，龙精或龙怪也。《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舍人怪之，以为物而伺之”，亦谓物妖。《陈涉世家》记吴广“卜有鬼”，陈胜、吴广“喜念鬼”；顾狐“呜呼”作人言，当属于“物”，殆用意如《左传》昭公八年“石言”于晋之鬼实“凭焉”耶？《庄子·达生》篇桓公“见鬼”，问皇子曰：“有鬼乎？”皇子曰：“有！”而所举罔象、委蛇之属，皆怪也，又曰：“其为物也恶。”是则浑言之，“鬼”非特与“神”通用，亦与“物”通用耳。（《管锥编》第一册《史记会注考证五八则》）

又：“物怪”与鬼异类，《周礼·春官》“凡以神仕者”一节部居井然不紊：“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祇、物鬽”；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五三疏引《说文·鬼部》：“鬽，老精怪也。”又引《广雅·释天》：“物神谓之鬽。”而申说曰：“即物之老而能为精怪者。”观《汉书·艺文志》所录《杂占十八家》中书名亦可知。其第六家为《人鬼精物六畜变怪》二十一卷，“精物”“变怪”即后世所谓妖精、妖怪，不同于死而为厉作祟之“人鬼”者；第八家为《执不祥劾鬼物》八卷，“鬼物”乃“人鬼精物”之略言耳。《说文》有“”字，解曰：“鬼之神者也。”则非天神地祇之“神”，乃人死成神，如阎罗王是鬼做耳，即范缜之所“不祀”也。（《管锥编增订》）

龚浩康：致物，指招来鬼神。（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 【汇注】

龚浩康：丹沙，即朱砂（硫化汞），矿物名，供药用，也可作颜料。古代方士说它可以炼制长生不老药或黄金。（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 【汇评】

姚苎田：幻诞无稽之极。（《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编者按：据《道教文化面面观》介绍，从李少君为汉武帝用丹砂炼金以来，社会上对术士们的作金便批评不断。特别是用与黄金根本不同的物品作金，涉及到凡物是否皆有神、变化是否有极限等认识论问题。对此，东晋葛洪所持的肯定观点成为整个道教炼丹术“点铁成金”的理论基础。他在《抱朴子内篇》中说：“金丹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入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显然，这里运用了我国中医“缺啥补啥，吃啥补啥”的补法，也有点儿唯意志论。

[4] 【汇注】

龚浩康：蓬莱，古代传说东海中的三座仙山之一。相传蓬莱、方丈、瀛洲三山，外形如壶，山上以黄金白银为宫殿，有不死之药，是神仙所居之地。战国时齐威王、宣王和燕昭王、秦始皇都曾派人入海求此仙山。（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编者按：关于海上仙山，《史记·封禅书》亦有记载：“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对于这样的描述，如果运用科学的方法加以解释的话，很可能就是渤海上空经常出现的海市蜃楼现象。而这一现象的光怪陆离、变幻莫测等特征，恰好成为方士们编造各种神话、仙话、鬼话的第一手资料。然而，海市蜃楼终归是虚幻的东西，虽然可以开阔人们的眼界，激发人们的思维，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怎么能靠得住呢？

[5] 【汇评】

凌稚隆：茅坤曰，“至是始以封禅为不死之术”。（《史记评林·封禅书》）

姚苎田：一篇大关键语。（《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6] 【汇注】

钱锺书：《考证》（编者按：《史记会注考证》，下同）：“茅坤曰：‘至是始以封禅为不死之术。’”按：茅言是也。秦始皇封禅，而不死之方术则别求之海上三山；《淮南、衡山列传》中被述徐福“伪辞”，言之尤明，所谓“见海中大神，愿求延年益寿药”也。汉武乃二而一之，故下文公孙卿曰：“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登天矣。’”又丁公曰：“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是泰岱之效，不减蓬瀛，东封即可，无须浮海。然以泰山为治鬼之府，死者魂魄所归，其说亦昉于汉。《后汉书·乌桓鲜卑传》：“中国人死者，云魂神归岱山。”陆机《泰山吟》：“幽涂延万鬼，神房集百灵。”《博物志》卷一引《孝经援神契》曰：“泰山，天帝孙也，主召人魂。东方，万物之始，故知人生命之长短。”（《文选》刘桢《赠五官中郎将》第三首：“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李善注亦引此）。《日知录》卷三〇、《陔余丛考》卷三五、《茶香室丛钞》卷一六考汉魏时泰山治鬼之说，已得涯略（吴锡麒《有正味斋骈体文》卷一五《游泰山记》全本《日知录》）。经来白马，泰山更成地狱之别名，如吴支谦译《八吉祥神咒经》即云“泰山地狱饿鬼畜生道”，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九所谓“泰山”为“梵言”而强以“泰方岱岳”译之者。然则泰山之行，非长生登仙，乃趋死路而入鬼箓耳。封神治鬼，说皆不经，彼此是非，无劳究诘，而一事歧意，于汉武帝之贪痴非分，不啻促狭戏弄，又费锡璜论《封禅书》所未道矣。（《管锥编》第一册《史记会注考证五八则》）

【汇评】

吴见思：一连作五叠，一气趋下，词源倒峡之妙。（《史记论文·封禅书》）

浦起龙：是为第一次附会封禅之说，以神仙串合，正中本趣。摘出黄帝，又后来方士所争托者。（《古文眉诠》卷二十）

顾颉刚：稍后于孟子的邹衍，他的历史说就从当时直序到黄帝，再推至窈窈冥冥的天地未生之际，可见他以为黄帝是尧舜以前的帝王，历史记载的开头。这一变便使上古史换了一个新面目。司马迁作《史记》，列《五帝本纪》于《夏本纪》之前，而以黄帝为其魁首，黄帝的历史地位就日益巩固，直到如今不曾动摇。

……至于阴阳家、道家、神仙家、医家、历家……都常说起黄帝，而且把他看作教主，因此他竟成了一个极伟大的偶像，由他开创了中国的全部文化。依我想，这完全是时代因缘的凑合。假使他的传说发生得早些，自会成了儒、墨二家崇拜的对象。假使尧舜传说发生得迟些，他们也就变为“百家不雅驯”的箭垛。这立言的诸子何尝像我们这样用功研究古史，他们只是拉了一个当时认为最古且最有力的人作为自己的学说的保护者而已。黄帝是一个怎样的人物，或只是天上的五色帝之一，或再有别的背景，均不可知；但他的传说普及于学术界是战国末年的事，其发展直到西汉，则是一个极明显的事实。（见《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顾颉刚卷·汉代学术史略》）

编者按：灶神本为原始信仰中的火主神，只是到了后来，几经演变，才成了凡间的一个饮食小神。而李少君要炼成长生不老的仙丹妙药，必须借助于灶神的神火，这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灶神。由此还可见出原始火主神崇拜的痕迹。至于祠灶致物，并由此而发生的连锁反应，直到可使人长生不老，则完全是李少君的胡编乱造。但自此以后，灶神的神职和地位又发生了变化，成为一个掌管人间寿夭祸福的大神。

[7] 【汇注】

司马贞：服虔曰：“古之真人。”案：《列仙传》云安期生，琅邪人，卖药东海边，时人皆言千岁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张守节：《列仙传》云：“安期生，琅邪阜乡亭人也。卖药海边。秦始皇请语三夜，赐金数千万，出，于阜乡亭，皆置去，留书，以赤玉舄一量为报，曰‘后千岁求我于蓬莱山下’。”（《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程馀庆：安期生，即与蒯通相善，以策干项羽而不用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8] 【汇校】

司马贞：案：包恺“巨，或作‘臣’”。（《史记索隐·封禅书》）

张文虎：旧刻、毛本并作“臣”，是也。《封禅书》此字北宋本、旧刻本亦并作“臣”，与《郊祀志》合。它本作“巨”，误。（《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

【汇注】

梁玉绳：附案：既言巨，则不得复言大，必是误文。《汉志》作“食臣枣”，《索隐》亦引包恺云“巨，或作‘臣’”。考《田儋传·论》“安期生与蒯通相善，尝以策干项羽”，则辨士之流，即其时见存，亦不过八九十岁人，安得以为古之真仙哉！言食安期大枣，犹言与九十余老人之大父游射也。《韩子·外储左篇》云“郑人有相与争年者，其一人曰我与黄帝之兄同年”，少君其类是欤？（《艺文类聚》八十七引《史》作“大如瓠”）（《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龚浩康：食，通“饲”，给人吃。枣，传说中的仙果。（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吴见思：《书》多一安期生，文致好。（《史记论文·孝武本纪》）

[9] 【汇注】

龚浩康：合，和合，融洽，这里指道相合。（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编者按：此言值得玩味。中国的神仙实为得道，即合道之人。此道包括天道、地道和人道。因此，欲成仙道，必先修道、得道，特别是得人道。汉武帝如能知此行此，不必求仙，亦可成仙。

[10] 【汇评】

吴见思：突然又接出安期生，无伦无次，文法佳妙。（《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其言不即不离，所以羁縻弗绝者，全赖此种伎俩。（《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又：直至此始，以求仙封禅牵合为一事，前此未尝有也。史公笔力可恣，横七竖八说来，而意义自相贯属，看其点睛处即明。（同上）

程馀庆：合，道相合也。抬高安期身份，正名士躲闪法。（《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1] 【汇评】

浦起龙：孝武求仙起于此。（《古文眉诠》卷二十）

姚苎田：“亲祠灶”句特著失礼之极。（《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12] 【汇注】

龚浩康：方士，方术之士，指古代求仙、炼丹，自称能长生不死的人。这些人常以修炼成仙和不死之药等方术骗取统治者的信任。（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3] 【汇注】

司马贞：齐音剂。（《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汇评】

吴见思：接连数句收完上少君所云。（《史记论文·封禅书》）

郭嵩焘：案：此著武帝信用方士之始。（《史记札记》卷三《封禅书第六》）

王子今：《史记·封禅书》说到“百鬼”“诸鬼”，然而具体的鬼，似乎只有所谓“灶鬼”一例，即：“（编者按：元狩二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术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主管“灶”的鬼神，其地位虽然未必很高，但是崇祀却相当普及。《论语·八佾》：“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淮南子·氾论》说：“故炎帝于火，而死于灶。”高诱注：“炎帝神农，以火德王天下，死托祀于灶神。”《礼记·祭法》说，“王为群姓立七祀”，“王自为立七祀”，都包括“灶”。又说：“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郑玄注：“此非大神所祈报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尔。”“‘灶’，主饮食之事。”而灶神（灶鬼）在汉武帝时代受到特殊重视，又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

《史记·封禅书》说：“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李少君用以迷惑汉武帝的方术中，“祠灶”列为第一。司马迁还写道：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矣。

原来李少翁在汉武帝面前夜致“灶鬼之貌”，是有一定的文化意义的。汉武帝对“祠灶”的重视，是基于方士们所设计的这样一条迷信链的影响：祠灶—致物—朱砂炼金—黄金作饮食器—益寿—可见蓬莱仙者—封禅—不死这一富有奇妙诱惑力的神学方程式，吸引这位多欲而有为的最高统治者不惜搁置政务，而努力寻求其最后的解。于是汉武帝亲自“祠灶”，“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这种方士进行的早期化学实验，成为皇帝亲自关注的事。（《史记的文化发掘》）

编者按：据考证，李少君是我国历史上真正开始炼丹的有名姓可稽的第一个方士。因此，他的炼丹活动和炼丹术也就具有了开创性。从上文的记载看来，尽管他的炼丹还不是为了服用，而只是为了给饮食器皿镀金，但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些其他信息：其一，说明当时的人已经初步懂得了某些金属对人体健康有好处的道理；其二，说明当时已经掌握了较为复杂的冶炼术和镀金术；其三，为研究道教方士的炼丹术找到了原始资料。其四，至少在汉武时期，方士的政治地位绝不亚于儒士。

居久之[1]，李少君病死[2]。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也[3]，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4]。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5]，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相效[6]，更言神事矣[7]。

[1] 【汇注】

龚浩康：居久之，过了许久。（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 【汇注】

张守节：《汉书起居》云：“李少君将去，武帝梦与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乘龙时从云中云‘太一请少君’，帝谓左右：‘将舍我去矣。’数月而少君病死。又发棺看，唯衣冠在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3] 【汇注】

张大可：化，仙化，即尸解。（《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姚苎田：语带调笑，深著其惑。（《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4] 【汇注】

裴　骃：韦昭曰：“人姓名。”《汉书音义》曰：“二人皆方士。”（《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又：徐广曰：“锤音才恚反。锤县、黄县皆在东莱。”（《史记集解·封禅书》）

张守节：音直伪反。（《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程馀庆：按：少君已死，何所从受？盖修其遗方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黄，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黄县东。锤，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文登县西。史，掌管文书的小吏。宽舒，后任祠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5] 【汇注】

凌稚隆：焦竑曰，《汉武内传》云：“李少君，字云翼。齐国临菑人。好道，入泰山采药，修绝谷全身之术。遇安期生。少君疾，因叩头乞活。安期以‘神楼散’一七（剂）与服之，即愈。乃以方干上。言‘臣能凝澒成白银，飞丹砂成黄金，金成服之，百日升天，身生朱阳之翼，艳备员光之翼，竦则凌天，伏入无间，控飞龙而八遐遍，乘白鸿而九陔周。冥海之枣大如瓜，钟山之李大如瓶，臣以食之，遂生奇光。师安期投臣口诀，是以保万物之可成也’。于是上甚尊敬，为立屋第。”（《史记评林·封禅书》）

【汇评】

姚苎田：一求再求，写出可笑。（《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6] 【汇注】

龚浩康：海上燕齐，指古代燕、齐两国靠近渤海之地，即今河北、山东等省沿海地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吴见思：《书》无“相效”字。（《史记论文·孝武本纪》）

【汇评】

凌稚隆：案：“海上燕齐”句与前“周人言方士”句相应。（《史记评林·封禅书》）

[7] 【汇评】

吴见思：神仙怪迂之事甚多，先出此二事作引，故结一句，拖一笔，少作一顿。后诸人皆从此生出章法。自武帝即位至此是第六节。（《史记论文·封禅书》）

邵泰衢：化金之说起，而丹砂铅汞殃。饮器益寿之言兴，而服食诡术售。独不见其病死乎？裴骃之注，亦迷于迂怪者也。刘向上书言黄金可成，致费帑金而论死。少翁以帛书饭牛，而以诈被诛。栾大尚主，而验之无实被诛。武帝曰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卓哉！亲尝之而真知之也。世之论者往往以汉武媲之秦皇，不知秦皇焚弃诗书，汉武表章圣学，其相去本霄壤。但其穷奢欲而惑神仙，侈宫室而喜巡游，其匹耳。然有亡秦之失，卒无亡秦之祸者，有其本与。（《史记疑问》卷上）

郭嵩焘：案：此著方士言神鬼之始，皆李少君倡之。（《史记札记》卷三《封禅书第六》）

程馀庆：应前燕齐怪迂阿谀之徒，自此兴数句。汉武事五。（《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姚苎田：妙。借“莫能”拖下“仙未至而怪迂来”矣。（《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亳人薄诱忌奏祠泰一方[1]，曰：“天神贵者泰一[2]，泰一佐曰五帝[3]。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用太牢具，七日[4]，为坛开八通之鬼道[5]。”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6]，常奉祠如忌方[7]。其后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8]”。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忌泰一坛上，如其方[9]。后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10]，祠黄帝用一枭破镜[11]；冥羊用羊[12]；祠马行用一青牡马[13]；泰一、皋山山君、地长用牛[14]；武夷君用干鱼[15]；阴阳使者以一牛[16]”。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于忌泰一坛旁[17]。

[1]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一云亳人谬忌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此文则衍“薄”字，而“谬”又误作“诱”矣。（《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陈　直：直按：《封禅书》及《汉书》，并作亳人谬忌。谬忌盖人名，此作诱忌而又衍薄字，盖为后人亳字之注音而阑入正文。古亳薄二字通用，《左》哀四年传“亳社灾，”《公羊传》作“薄社灾”是也。（《史记新证》）

【汇注】

司马贞：亳，山阳县名。姓谬，名忌，居亳，故下称薄忌。（《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吴见思：《书》作“谬忌”。（《史记论文·孝武本纪》）

龚浩康：亳，地名，有南亳（今河南省商丘县南）、北亳（今山东曹县南）、西亳（今河南省偃师县西）等几处，都曾为商朝的都城。薄诱忌：《索隐》认为“薄”是“亳”的衍文，“诱”是“谬”的误写，应作“谬忌”。《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都作“谬忌”。由于“亳”同“薄”，后文便将“亳人谬忌”省称为“薄忌”。（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太一，又写作泰一，北极神之别名，为天上最尊神。（《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2] 【汇注】

司马贞：《乐汁徵图》曰：“天宫，紫微。北极，天一、太一。”宋均云：“天一、太一，北极神之别名。”《春秋佐助期》曰：“紫宫，天皇曜魄宝之所理也。”石氏云：“天一、太一名一星，在紫宫门外，立承事天皇大帝。”（《史记索隐·封禅书》）

【汇评】

张铭洽：汉武帝登基后，“尤敬鬼神之祀”，也将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推向成熟。“上帝”便在此时应运而生了。《史记·封禅书》记载：“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把自古传说中认为最尊贵的五帝仅仅列为天神“太一”的辅佐。汉武帝当然立即采纳了这一说法。这使得中国古代天文学出现了一次革命。中国古代天文学自古就是与占星术联系在一起的，但无论是二十八宿也好，五大行星也好，或是其他一些奇异星象也好，在占星术中，它们仅仅起到了预示人间祸福的作用，都还不具有惟一最高神的身影。自从出现了“太一”，北极便归“太一”专有，称为“中宫”，“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史记·天官书》）。“太一”也拥有了三公、后妃、藩臣、各种政府机构、车马、建筑等等，完全映照了地上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北斗七星成为“太一”的专用工具，“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向。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史记·天官书》）。以前的占星术理论及方法（主要是楚文化中的内容）不仅全都被吸收、保留，而且得到了一次飞跃性的发展。这是自《甘石星经》问世以后中国古代天文学在南北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所出现的创造性成果。

“太一”最高神的确立，反映了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完善和走向成熟，也可以说是秦、汉祭祀崇拜意识中的最大不同。秦始皇可以藐视所有与己无干的神灵，独尊于天下，但却还不善于利用神灵的力量来巩固权力；而汉武帝之后的皇帝虽然看起来是率领天下臣民拜伏在一切神灵脚下，表现出对神灵的畏惧和服从，但神权却无处不在，帮助皇帝加强和巩固政权，这正是与天下臣民进一步拜伏在皇帝脚下相表里的。（《从〈史记·封禅书〉看秦汉之际的神灵崇拜》，见《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五辑）

[3] 【汇注】

司马贞：其佐曰五帝，《河图》云“苍帝神名灵威仰之属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张守节：五帝，五天帝也。《国语》云“苍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纪，黄帝含枢纽”。《尚书帝命验》云“苍帝名灵威仰，赤帝名文祖，黄帝名神斗，白帝名显纪，黑帝名云矩”。佐者，谓配祭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龚浩康：佐，辅佐，指辅佐泰一的神。五帝，传说中的天上五方之帝：东方苍帝，名为灵威仰；南方赤帝，名为赤熛怒；中央黄帝，名为含枢纽；西方白帝，名为招拒；北方黑帝，名为叶光纪。一说五帝即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4] 【汇校】

梁玉绳：附案：《史诠》谓“牢”下当有“具”字。然徐广曰“一云‘日一太牢具七日’”，与《汉志》“日一太牢七日”合也。（《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裴　骃：徐广曰：“一云日一太牢具，十日。”（《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太牢，古代盛肉食用的器具叫牢，大的叫太牢。太牢用来盛牛、羊、猪三牲，因此也把祭祀时并用的三牲叫做“太牢”。（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5] 【汇注】

司马贞：开八通鬼道。案：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云：“坛有八陛，通道以为门。”又《三辅黄图》云：“上帝坛八觚，神道八通，广三十步。”（《史记索隐·封禅书》）

龚浩康：坛，土筑的高台，古代用来举行祭祀、朝会、盟誓等大事。八通之鬼道，坛的八方有通行的石阶，作为神鬼来往的走道。（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闢坛坊，开通八方之鬼道。（《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神书第六》）

[6] 【汇注】

龚浩康：太祝，官名，掌管祭祀祈祷之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7] 【汇注】

吴见思：如谬忌所定方。（《史记论文·封禅书》）

【汇评】

程馀庆：此言神祠之始。汉武事六。（《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8] 【汇校】

梁玉绳：附案：《史诠》曰：“天、地、太一，所谓神三也（《汉志》缺“神”字，句读亦误），观下文作甘泉宫，画天、地、太一诸神可知矣。湖本读‘祠神’句，而以三一、天一、地一、太一为四神，非也。”（盖因有三一之神而误）（《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顾颉刚：这种天神，无疑地发生于阴阳说：天一是阳神，地一是阴神；泰一更在阴阳之前，为阴阳所从出，所以谓之最贵。《易传》里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泰一便是太极，天一和地一便是两仪。……从此之后，泰一就是上帝之名，上帝就是泰一之位，终汉一代再也分不开来。（《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顾颉刚卷·秦汉的方士与儒士》）

[9] 【汇评】

程馀庆：汉武事七。（《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编者按：汉武帝对方士们可谓言听计从，尤其是在元封元年前后在封禅问题上，简直是让他们牵着鼻子走。但是，他究竟还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比如，他绝不允许方士们有意欺骗自己，一经发现，必以欺君之罪论处，如李少翁、栾大之流。他也并未愚昧迷信到底，而是不断地观察实效，直至最后觉悟。

[10] 【汇注】

司马贞：谓祠祭以解殃咎，求福祥也。（《史记索隐·封禅书》）

吴见思：《书》无“秋”字。（《史记论文·孝武本纪》）

龚浩康：解祠，为了消灾解祸而举行祭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释》卷十二）

张大可：解祠，祓除不祥之祭。《论衡·解除篇》评述古代解除之法。例如新屋落成，设土偶人致祭，解谢土神，名曰解土。凡解除，先设鬼形致祭，祭毕驱以刃杖，以为这样就驱除了恶鬼。王充抨击以为妄。古人迷信乃尔。（《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1] 【汇注】

裴　骃：孟康曰：“枭，鸟名，食母。破镜，兽名，食父。黄帝欲绝其类，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镜如而虎眼。或云直用破镜。”如淳曰：“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为枭羹以赐百官。以恶鸟，故食之。”（《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枭，通“鸮”，传说中吃母的恶鸟。破镜，又叫“獍”，传说中吃父的恶兽。（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用这类恶鸟恶兽祭祀黄帝，令天下人猎捕恶鸟恶兽使其无遗种。（《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2] 【汇注】

裴　骃：服虔曰：“神名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编者按：此处断句与《封禅书》有异。《封禅书》为“冥羊用羊祠”较为合适。因此句为五个排比句的首句，首句用了“祠”，以下便可因为句式相似而省去，语气、语意照样连贯，且与“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在句式上有所变化，也不显得板滞。

[13] 【汇注】

程馀庆：冥羊马行，二神名，后总序明。（《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4] 【汇注】

裴　骃：徐广曰：“泽，一作‘皋’。”（《史记集解·封禅书》）

司马贞：此则人上书言古天子祭太一。太一，天神也。泽山，本纪作“皋山”。皋山君地长，谓祭地于皋山。同用太牢，故云“用牛”。盖是异代之法也。（《史记索隐·封禅书》）

张守节：丁文反。三并神名。（《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吴见思：《书》作泽。（《史记论文·孝武本纪》）

梁玉绳：附案：《汉志》及《补今上纪》作“皋山山君”，此脱“山”字（《志》脱“地长”，《索隐》以祭地于皋山解之，非。湖本又讹“皋”为“峄”）。徐广曰“泽，一作‘皋’”。泽与皋古通，《诗》“九皋”，《传》“皋，泽也”。《列女传》皋陶之“皋”作“睪”，《颜氏家训·书证篇》所云“皋，分泽片尔”。又《历书》引《大戴礼·诰志篇》“稊先滜”（《礼》作“瑞雉无释”，未测其旨），《索隐》解“滜”为“泽”（古释泽又通）。宋江休复《杂志》引此语云“夏英公文字中用‘滜’作‘坡泽’之‘泽’”（江更引宋子京《谢历表》作“呼号之号”，则误矣）。《天官书》“太白章大圜黄滜”，注“音泽”，皆可互证。或以“泽”为“皋”之误，不然也。（《左传》襄十七“泽门”，《释文》言“或作‘皋’误”，然《大雅·绵》疏作“皋门”，不得为误。《水经颍水注》“泽城即古城皋亭是”，亦一证也）。（《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15] 【汇注】

司马贞：顾氏案：《地理志》云建安有武夷山，溪有仙人葬处，即《汉书》所谓武夷君。是时既用越巫勇之，疑即此神。今案：其祀用干鱼，不飨牲牢，或如顾说也。（《史记索隐·封禅书》）

龚浩康：武夷君，武夷山神，武夷山在今福建省崇安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6] 【汇注】

裴　骃：《汉书音义》曰：“阴阳之神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汇评】

凌稚隆：（黄洪宪）又曰：“下一‘以’字，代用字，盖文法变化如此。”（《史记评林·封禅书》）

[17] 【汇评】

凌稚隆：黄洪宪曰：“祠黄帝用某物，又倒一文法云冥羊用某物祠，以后只云用某物，而总之曰‘令祠官领之各如其方’，有许多情景在里面。”（《史记评林·封禅书》）

程馀庆：汉武事八。三段俱以谬忌作主而各结以天子，令祠官三句伸缩倒换妙甚。（《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郭嵩焘：案：武帝始信鬼神，淫祀所由起也，而郊祀一袭秦旧，至是创为太一之名，而滥及天地，繁为之名，杂天地之祠于诸淫祀中，则渎乱典礼为尤甚矣。此等皆由上书贸然言之，亦遂贸然行之，汉初君臣，不学无术如此，三代圣主之典礼，后世永不复能考见，此可叹也。（《史记札记》卷三《封神书第六》）

其后，天子苑有白鹿[1]，以其皮为币[2]，以发瑞应[3]，造白金焉[4]。

[1] 【汇注】

龚浩康：天子苑，指当时的皇家园林上林苑。（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 【汇注】

司马贞：案：《食货志》皮币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以荐璧，得以黄金一斤代之。又汉律皮币率鹿皮方尺，直黄金一斤。（《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龚浩康：币，指既作货币，又用以作垫璧礼品的白鹿皮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 【汇注】

龚浩康：瑞应，吉祥的征兆。古代迷信说法，认为帝王施行德政，上天就会有祥瑞的感应。（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4] 【汇注】

司马贞：案：乐产云“谓龙、马、龟”。（《史记索隐·封禅书》）

又：案：《食货志》白金三品，各有差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张守节：白金三品，武帝所铸也。如淳曰：“杂铸银锡为白金也。”《平准书》云：“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曰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圆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隋之，其文龟，直三百。”《钱谱》云：“白金第一，其形圆如钱，肉好圆，文为一龙。白银第二，其形方小长，肉好亦小长，好上下文为二马。白银第三，其形似龟，肉好小，是文为龟甲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龚浩康：白金，银，这里指银锡合金。当时铸有龙、马、龟三种图形的白金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吴见思：汉武事九。皮币事闲甚，因瑞应，故序入。（《史记论文·封禅书》）

编者按：汉武帝在我国货币改革史上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其一，从元鼎四年（前113）开始，他将铸币权收归国家所有，实行铸币的国家垄断。这一措施，今天仍然沿用。其二，他下令铸造的五铢钱是我国历史上数量最多，流通最久的钱币。其三，他下令制作的白鹿皮币，乃是一种信用货币。当然，他也有过货币政策的失误。如改铸、发行三铢钱，就被认为是加紧盘剥国民，并造成通货膨胀的恶果。

从元光二年，汉武帝除了“尤敬鬼神之祀”外，在千古传颂的文治武功方面，还有哪些重要的举措呢？

一、内修法度，开局良好。

1. 三令五申实行选拔各种人才的察举制度，并于元朔元年下诏：凡不举荐孝廉者，都要受到惩罚。2. 在大力表彰孝道、仁术的同时，重用张汤等酷吏，严刑峻法，使“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进一步明朗化。3. 元朔三年颁布“推恩令”，名为推广仁政，实为削弱王国势力。4. 改革朝廷组织机构，“中朝”（或“内朝”）的势力正在形成，丞相的权力不断弱化。5. 以处理窦婴、田蚡之党争为契机，采取多种措施，打击豪强游侠，力求稳固政权，稳定社会。6. 进一步改革兵制，加强中央军事力量，于元朔六年增置武功爵十一级。

二、外攘四夷，初见成效。

1. 元光二年冬，开始了大规模征讨匈奴的战争。2. 元光五年，以唐蒙发巴蜀卒治南夷道，遣中郎将司马相如谕抚开西夷，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郡。3. 元朔元年，东夷秽君南闾举众降汉，以其地置苍海郡。4. 不断地帮助闽越、南越排忧解难，为其后的统一奠定了基础。5.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经过十二年的艰难曲折，经于在元朔三年回到长安。

三、广开财路，力渡难关。

1. 采纳董仲舒“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后可善治也”的建议，改革土地占有、使用和管理制度，以保证农牧业生产收入的不断增加。2. 重视水利建设。如采纳大司农郑当时的奏议，开始修建集灌溉运输于一体的漕渠；接受庄熊罴的建议，开始修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用井渠法输水灌溉的龙首渠。同时，大力治河救灾，减少经济损失。如元光三年，发兵十万，堵塞濮阴瓠子的黄河决口。3. 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变更货币形式，为统一全国货币做准备。4. 增加税种和税量。如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车，租及六畜”。5. 卖官鬻爵，出货赎罪和免役。如元朔二年，“令民入奴婢得复，入羊为郎”；元朔六年，“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可以说，有汉以来，汉武帝将这些措施用得最滥，因而争议也最大。6. 募民开边。如元朔二年夏，募民十万徙朔方。

四、以文治国，特点突出。

1. 初步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又悉延百端之学的文化教育方针和选拔人才的原则。2. 元朔五年，颁“劝学诏”，从公孙弘请定太学制度置博士弟子员，又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3. 任用司马谈为太史令，除负责修史外，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收集、整理、研究各种遗书。《隋书·经籍志》对此有详细记载。4. 自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后，西汉的经学研究日渐兴盛起来。5. 由于汉武帝的喜好与倡导，汉赋的创作和乐府诗的采集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其明年[1]，郊雍，获一角兽[2]，若麃然[3]。有司曰[4]：“陛下肃祗郊祀[5]，上帝报享[6]，锡一角兽[7]，盖麟云[8]。”于是以荐五畤[9]，畤加一牛以燎[10]。赐诸侯白金，以风符应合于天地[11]。

[1] 【汇注】

裴　骃：徐广曰：“武帝立已十九年。”（《史记集解·封禅书》）

【汇评】

凌稚隆：案：篇中凡“其明年”“其后某年”“某来年”“其春”“其冬”“并是岁”等语俱略不详。（《史记评林·封禅书》）

[2] 【汇注】

龚浩康：一角兽，长着一只角的野兽。（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 【汇注】

裴　骃：韦昭曰：“楚人谓麋为麃。”（《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麃音步交反。韦昭曰“体若麕而一角，《春秋》所谓‘有麕而角’是也。楚人谓麋为麃”。又《周书·王会》云“麃者若鹿”。《尔雅》云“麋，大鹿也，牛尾一角”。郭璞云汉武获一角兽若麃，谓之麟是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凌稚隆：余有丁曰：“案：《武纪》‘若麃然’，《汉书》诏‘获驳麃’，此‘若麟然’正明其非麟也”。（《史记评林·封禅书》）

吴见思：《书》作“若麟然”。（《史记论文·孝武本纪》）

龚浩康：麃，同“麅”。古代鹿的一种，据说外形像獐，牛尾，一角。（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其明年，元狩元年（前122）。获一角兽，《汉书·武帝纪》作“获白麟”。麃，鹿属，形似麞，牛尾一角。（《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编者按：“麃”字，龚、张二人都用了颜师古的释义，读音似以páo为准，但“同‘麅’”一说，明显不合原文之义。

[4] 【汇注】

龚浩康：有司，即主管官吏。古代设官分职，诸事各有专人主管，所以称有关主管官员为“有司”。（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5] 【汇注】

龚浩康：陛下，臣下对帝王的尊称。肃祗，庄严恭敬。（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6] 【汇注】

龚浩康：报享，报答对他的祭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7] 【汇注】

龚浩康：锡，赐，给予。（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8] 【汇校】

梁玉绳：案：获麟在元狩元年，而造白金及皮币在元狩四年，此误也。《汉志》删“其后天子”二十一字，改“其明年”为“后二年”。“若麟”当依《汉志》及《补纪》作“若麃”，观下文“盖麟”之言可见矣。考元狩元年驺牙出建章宫后阁重楼中，与获麟同时，此符瑞之一也，故马卿《封禅书序》云“囿驺虞之珍群”，《颂》云“般般之兽，乐我君囿”。马、班皆不载其事，仅见褚生所续《滑稽传》内。又：元狩元年作《白麟歌》，元鼎四年作《宝鼎天马歌》，元封二年作《瓠子》《芝房歌》，五年作《盛唐枞阳歌》，太初四年作《西极》《天马歌》，太始三年作《朱雁歌》，四年作《交门歌》，《史》讫太初，自不及《朱雁》《交门》，《瓠子》载《河渠书》，其余《白麟》《宝鼎》《芝房》《盛唐枞阳》等歌，皆宜入《封禅书》，史公略而不载，未知其故。两《天马歌》宜入《大宛传》，亦不载。（《乐书》后人所续，不足据）。（《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张守节：《汉书·终军传》云“从上雍，获白麟。”一角戴肉，设武备而不为害，所以为仁。（《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凌稚隆：苏轼曰：“史迁书‘获一角兽，盖麟云’，‘盖’之为言疑之也。夫兽而一角固麟矣，何疑焉？岂求之武帝而未见所以致麟者欤？”（《史记评林·封禅书》）

程馀庆：《汉书·终军传》：从上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一角而五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盖，大概，副词。麟，麒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外形像鹿，独角，全身生鳞甲，牛尾。一般认为是吉祥的象征，与龙、凤、龟一起称为“四灵”。（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凌稚隆：案：“盖麟云”与管仲言“麒麟来”暗应。（《史记评林·封禅书》）

程馀庆：若麟盖麟之者，皆疑辞也。与前管仲言麒麟不来句暗应。（《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钱锺书：《考证》引洪迈曰：“东坡作《赵德麟字说》云：‘汉武帝获白麟，司马迁、班固书曰：获一角兽，盖麟云；盖之为言，疑之也。’予观《史》《汉》所记事，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盖’，其语舒缓含深意。姑以《封禅书》《郊祀志》考之，漫记于此。”按：马迁此篇用“云”字最多，如“其详不可得而纪闻云”，“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或曰郊上帝诸神祠所聚云”，“则若雄鸡其声殷殷云”，“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闻其言不见其人云”，“闻若有言‘万岁’云”，“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东入海求其师云”，“因以祭云”，“乃遣望气佐候其气云”，“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见大人迹云”。复出叠见，语气皆含姑妄言而姑妄听之意，使通篇有惚恍迷茫之致。然苏轼语诚是矣，尽惬则犹未也。《封禅书》原文曰：“郊雍，获一角兽，若麟然；有司曰：‘……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一“若然”，一“盖云”，字不苟下。《孔子世家》：“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伯夷列传》：“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合观则辞旨益明。一角之兽，曾获其物，而为麟与否，有司迎合，不可必也；孔子适周，尝有其事，而果问礼老子与否，传说渺悠，不得稽也；箕山有冢，马迁目击，而真埋许由之骨与否，俗语相沿，不能实也。“云”之为言，信其事之有而疑其说之非尔。常谈所谓“语出有因，查无实据”也。（《管锥编》第一册《史记会注考证五八则》）

[9] 【汇注】

龚浩康：荐，进献。（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荐，祭。（《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0] 【汇注】

张守节：力召反，焚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龚浩康：燎，焚柴祭天的祭礼。（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1] 【汇校】

李　笠：案：依文“地”当作“也”。又：上云上帝报享，获一角兽，此符应合于天未合于地也。盖也与地形近，又涉天字而误耳。《书》《志》并不误。（《广史记订补》卷三《封禅书》）

【汇注】

裴　骃：晋灼曰：“符瑞也。”瓒曰：“风示诸侯以此符瑞之应。”（《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吴见思：以符应风诸侯也。（《史记论文·封禅书》）

龚浩康：风，通“讽”，暗示。符应，古代迷信，以所谓天降祥瑞来附会人事，称为符应，又叫“瑞应。”地，当作“也”，《封禅书》与《汉书·郊祀志》都作“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凌稚隆：刘廷蘭曰：“君子玄览往籍，迄睹兹纪，为吁嗜唶嘅焉，曰嗟乎咄哉！其不讲于搜狩之术也，甚哉！其不知物也。得一兽而嬖之，彼乃以是为休征也。夫古者天子大礼，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武也，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得其物不足喜，不得不足异也。在书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万民，惟正之供，左师摩厉而鸣祈招之音，楚灵为之叹息，卒以不终狩，何取乎？其又何夸于元而名之也。且夫岐山之凤、郊棷之麟、洛水之神龟，生有异质而亦有定名，不闻其以若称也。而独不知有南方之昭明若凤，周幽王之鼋漦若龙若龟耶！物若矣，乃休灾，亦判之一角之谓何以若麟而麟焉，其真不识麟者耶。我闻之《诗》曰‘麟之趾，振振公子’，又曰‘振振公姓’，夫亦其非物之谓，人之谓耳。不以人瑞而以物瑞，帝乃淫于其末矣。不然均麟也，岂其麟于周而公子振振，汉麟之而竟以来巫蛊之祸，何以故？吾故曰元狩之得一角兽也，搜狩之术，不讲物则不辨，而妄言休征，以诳天下万世，其主与臣均有责云。”（《史记评林·孝武本纪》）

程馀庆：上云以发瑞应造白金，今因获白麟赐诸侯白金，风示以符瑞之应，合于天也。拖一笔逸韵正有讽刺。汉武事十。（《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1]，乃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2]。天子受之，更以他县偿之。常山王有罪[3]，迁[4]，天子封其弟于真定[5]，以续先王祀[6]，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7]。

[1] 【汇注】

龚浩康：济北王，刘胡，汉高帝曾孙。国辖今山东省平阴、泰安等县地，都城在卢县（今长清县南）。且，将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吴见思：又为封禅再引起。（《史记论文·封禅书》）

浦起龙：是为第二次附会封禅以符瑞串合，于是太山地从侯国来归，脚地已立。（《古文眉诠》卷二十）

程馀庆：济北成王胡。紧接上风符应，合于天句。以为封禅引起，所谓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用笔有渴骥奔泉之势。（《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2] 【汇注】

龚浩康：泰山，山名，在今山东省中部，古称东岳，主峰玉皇顶在今泰安市北。古代帝王常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 【汇注】

班　固：（编者按：元鼎四年）常山王舜薨。子勃嗣立，有罪，废，徙房陵。（《汉书·武帝纪》）

龚浩康：常山王，刘勃，汉景帝之孙。国辖今河北省西南部分地区，都城在元氏（今元氏县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4] 【汇注】

龚浩康：迁，流放。（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5] 【汇注】

龚浩康：真定，县名，在今河北省正定县南。武帝置真定国，都城设此。（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6]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元鼎四年时。”（《史记集解·封禅书》）

[7] 【汇校】

梁玉绳：附案：《汉志》及《补今上纪》并作“天子之郡”，疑“邦”字乃“郡”之讹。（《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辛德勇：《史记·封禅书》原文：“……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邦。”……昔清人顾炎武尝谓：“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汉书》相关文字既然是直接脱胎于《史记》，也就更不必非改易早出的《史记》本文不可。

若从修辞上看，上句已言“以常山为郡”，若继之复云“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郡”字连续重复，文辞呆滞，不如写作“天子之邦”有错落的韵致；又“天子之郡”是一句大白话，不过直书其事，而“天子之邦”语出《诗经》，故新改者又不如原文沉着庄重。

再从其实质性内容上看，当时汉廷移改诸侯王封地，将其从像五岳这样具有神圣象征意义的名山大川所在的区域迁出，这本来是汉武帝地域控制措施的一个重要环节，即用以凸显天子至高无上的尊严和权威；相对来说，也就是贬损诸侯王的地位。因此，司马迁借用《诗经》“天子之邦”这一语句来反映大汉朝廷对这些宗教性圣地的控制，其意图便是提升天子直辖区域相对于东方诸侯之国的尊崇地位。以“天子之邦”来暗对“诸侯之国”，谓五岳皆端居于“天子之邦”而不再错置于“诸侯之国”，此亦顾炎武所说《史记》较诸《汉书》“令人读之感慨有余味”处。知此历史蕴涵，尤其不应轻易更改旧文。（《史记新本校勘》）

【汇注】

龚浩康：当时北岳恒山在今河北省曲阳县西北，因避文帝讳改名常山。故改常山为郡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程馀庆：汉讳邦、雉与恒，此书不讳，误也。小收应前伏后。汉武事十一。（《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编者按：元狩元年的大事还有：

一、因猎获白麟而改元元狩，汉武帝正式建立年号由此开始。

二、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诛，二国除。党与死者数万人。

三、立刘据为皇太子。

四、关心民生疾苦，诏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

其明年[1]，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2]。上有所幸王夫人[3]，夫人卒，少翁以方术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4]，天子自帷中望见焉[5]。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6]，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7]。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8]，宫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9]。”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10]。又作甘泉宫[11]，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12]。居岁馀，其方益衰[13]，神不至[14]，乃为帛书以饭牛[15]，详弗知也[16]，言此牛腹中有奇[17]。杀而视之，得书，书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识其手书，问之人[18]，果（为）〔伪〕书[19]。于是诛文成将军而隐之[20]。

[1] 【汇注】

张大可：其明年，据《资治通鉴》文成被诛在元狩四年，以下文“居岁余”被诛来推计，文成见武帝当在元狩二年或三年之间。（《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2] 【汇注】

张守节：《汉武故事》云少翁年二百岁，色如童子。（《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程馀庆：少翁姓李。（《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少翁，即“少年老人”的意思。齐人长相如少年，自称年已两百多岁以骗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 【汇校】

张守节：《汉书》作“李夫人”。（《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汇注】

裴　骃：徐广曰：“齐怀王闳之母也。”骃案：桓谭《新论》云武帝有所爱幸姬王夫人，窈窕好容，质性嬛佞。（《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又：徐广曰：“《外戚传》曰赵之王夫人幸，有子，封为齐王。”（《史记集解·封禅书》）

张大可：王夫人，汉武帝宠姬，赵人，齐王刘闳之母。（《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4] 【汇校】

梁玉绳：附案：《史》作“王夫人”，故徐广以赵之王夫人为证，见《外戚世家》及《汉·外戚传》（各本徐注有讹），而《郊祀志》及《外戚传》却作“李夫人”。潘岳《悼亡诗》“独无李氏灵，仿佛睹尔容”。白居易有《新乐府·李夫人篇》，用《汉书》也。但李夫人卒时，少翁之死已久，必《汉书》误（晋葛洪《抱朴子·论仙篇》谓“《史记》《汉书》皆云李夫人”，乃记录谬耳）。又《拾遗记》谓是李少君致李夫人于纱幕中，唐陈鸿《长恨歌传》亦作“李少君”，皆误以少翁为李少君耳。而《拾遗》之误从桓谭《新论》来，李善注安仁《悼亡》引《新论》曰“李夫人死，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裴骃于《补记》，《索隐》于《外戚世家》并引《新论》作“王夫人”，此处引《新论》同，与《选》注不合。又《索隐》称李少翁谓出《汉书》，少翁姓李，《汉书》未见，恐小司马误。《居易录》引《拾遗记》作“董仲君”，亦所未闻）。（《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5] 【汇注】

凌稚隆：光缙曰：案：《汉书》：“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设灯烛帷幄，而令帝居他帐，遥见望好女如夫人之貌而不得就视，益悲感。为作诗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娜娜，何姗姗其来迟。’”盖帝之迷惑如此。（《史记评林·封禅书》）

龚浩康：帷，帐幕。（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程馀庆：按：李夫人卒时，少翁死已久矣。《史》以为王夫人是。幻极隐约得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6] 【汇注】

龚浩康：拜，授与官职。（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7] 【汇注】

龚浩康：礼之，以礼节接待他。（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8] 【汇注】

龚浩康：即，如果，假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即欲，如欲。（《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9] 【汇评】

程馀庆：联宫室衣服，与求仙为一。（《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0] 【汇注】

裴　骃：《汉书音义》曰：“如火胜金，用丙与丁日，不用庚辛。”（《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案：乐产云：“谓画青车以甲乙，画赤车丙丁，画玄车壬癸，画白车庚辛，画黄车戊己。将有水事则乘黄车，故下云‘驾车辟恶鬼’是也。”（《史记索隐·封禅书》）

吴见思：青云车以戊己日驾。余同。（《史记论文·封禅书》）

张家英：（胜日）本例又见于《封禅书》，文字全同。《索隐》“案：乐产云：‘谓画青车以甲乙，画赤车丙丁，画玄（黑）车壬癸，画白车庚辛，画黄车戊己。’将有水事则乘黄车，故下云‘驾车辟恶鬼’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云：“胜日谓五行相克之日也。《索隐》非。”

“胜日”确实指“五行相克之日”，其中“胜”之义同“克”。古代五行学说中，以“金、木、水、火、土”配十天干，其组合为：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五行可以相生，亦可以相克。其相生的顺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的顺序则是：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相克”也叫“相胜”。《集解》引《汉书音义》的说法，用的即是“五行相克”的思想。当要解决“金”的问题时，只能用丙丁，因为丙丁属“火”，“火克金”；不能用庚辛，因为庚辛属“金”，金与金不能克，只能互相壮大。

五行学说又将五行与五方、五色、五味、五音等相配，以组合为变化的复杂关系。上举《索隐》所引乐产的说法，将五行与五色相配，即将“木、火、土、金、水”配以“青、赤、黄、白、黑”。“有水事则乘黄车”，黄色属“土”，取“土克水”之义。（《〈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武本纪》）

龚浩康：胜日，指干支五行相胜（克）之日。如甲乙日驾青车，丙丁日驾赤车占居优势；又驾青车办土事，驾赤车办金事占居优势之类。（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胜日，五行相克之日。甲乙为木，丙丁为火，戊己为土，庚辛为金，壬癸为水，如水胜金，用丙丁日而不用庚辛。丙丁为火，赤色，出行乘赤色车，可以避恶鬼。（《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1] 【汇注】

龚浩康：甘泉宫，宫名，又叫云阳宫。故址在今陕西省淳化县甘泉山。（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凌稚隆：光缙曰，以后凡“又”字皆见武帝甘得之心（编者按：“甘得之心”化用《史记·封禅书》“世主莫不甘心焉”句意）不息。（《史记评林·封禅书》）

[12] 【汇评】

吴见思：极写兴作纷纷。（《史记论文·封禅书》）

[13] 【汇注】

龚浩康：益衰，越发不见灵验。（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4] 【汇评】

程馀庆：扫兴。（《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5] 【汇注】

张守节：饭，房晚反。书绢帛上为怪言语，以饲牛。（《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程馀庆：为怪语书帛上杂草中以饭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饭牛，喂牛，指将帛书让牛吞食下去。（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6] 【汇注】

龚浩康：详，通“佯”，假装。（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7] 【汇评】

程馀庆：幻。与新垣平玉杯事相似而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8] 【汇注】

吴见思：《书》作“天子识其手书，问其人。”（《史记论文·孝武本纪》）

程馀庆：文成役使之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9] 【汇校】

张文虎：北宋、中统、游、王、柯、毛并作“为”，此亦古字之仅存者。凌本改“伪”，非。（案：中华本为便利读者，改“为”为“伪”）。（《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改为“为”。

[20] 【汇注】

张守节：《汉武故事》云：“文成诛月馀，有使者藉货关东还，逢之于漕亭，还见言之，上乃疑，发其棺，无所见，惟有竹筒一枚，捕验间无踪迹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汇评】

凌稚隆：屠隆曰：“‘隐之’二字甚有着，为下‘文成食马肝死耳’张本。”（《史记评林·封禅书》）

吴见思：前欺武帝者多矣，独诛文成，盖怪书之中有言及国祚，要挟武帝也。（《史记论文·封禅书》）

程馀庆：隐之者，将以求方士，冀遇其真也，痴得妙已。为下悔文成蚤死，并文成食马肝勾伏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编者按：李少翁有意造假固然可恨，然而更可恨的是汉武帝竟将早已被秦始皇等人证明为不可能实现的虚幻境界当成终身奋斗目标，而且还要兴师动众，孜孜以求，即使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汉武帝在他的晚年虽然对自己的愚蠢举动有所觉醒，但是，由此而造成的巨大损失却是难以挽回的）。因此，他只能识破方士一时一事的欺骗行为，却不能识破这些行为的本质，更不能认识到自己的奋斗目标——长生不老的虚假性。而这一虚假性正好是李少翁造假的真正根源。

元狩四年是汉武帝历史上又一个不平凡的年份。

一、这年冬天，徙关东灾区贫民七十二万五千口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县官衣食振业，又遣使虚郡仓廪振贫，募豪富相假贷，尽力解决灾荒问题。

二、以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统兵数十万人，与匈奴进行了漠北大决战，从此以后，两国开始进入休战缓和时期。

三、“汉之飞将军”李广自杀。

四、大司农令郑当时提议盐铁官营。

五、颁发告缗令，初算缗钱。

六、毁四铢半两钱，改铸三铢钱，并造皮币、金币。这是汉武帝的第三次货币政策。

七、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其后则又作栢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1]。

[1]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元鼎二年时。”（《史记集解·封禅书》）

又：苏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盘承甘露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服虔云：“用梁百头。”案：今字皆作“柏”。《三辅故事》云“台高二十丈，用香柏为殿，香闻十里。”（《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又：《三辅故事》曰“建章宫承露盘高三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故张衡赋曰“立修茎之仙掌，承云表之清露”是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龚浩康：柏梁，台名，台高二十丈，相传以香柏为梁，所以称“柏梁台”，故址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铜柱承露仙人掌，汉武帝在建章宫神明台建铜柱，高二十丈，大七围，上有仙人掌承接露水。他迷信，以为用这种露水和着玉石的粉末调制成“玉露”，经常服用，就能长生不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程馀庆：又因甘泉一句，带序柏梁承露等。为后作宫观作引。汉武事十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文成死明年[1]，天子病鼎湖甚[2]，巫医无所不致，（至）不愈[3]。游水发根乃言曰[4]：“上郡有巫[5]，病而鬼下之[6]。”上召置祠之甘泉[7]。及病，使人问神君[8]。神君言曰[9]：“天子毋忧病[10]。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11]。”于是病愈，遂幸甘泉[12]，病良已[13]。大赦天下[14]，置寿宫神君[15]。神君最贵者（大夫）〔太一〕[16]，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属，皆从之[17]。非可得见，闻其音，与人言等[18]。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也[19]。居室帷中。时昼言，然常以夜[20]。天子祓，然后入[21]。因巫为主人[22]，关饮食[23]。所欲者言行下[24]。又置寿宫、北宫[25]，张羽旗[26]，设供具，以礼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27]。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毋绝殊者[28]，而天子独喜[29]。其事秘，世莫知也[30]。

[1] 【汇注】

姚苎田：文成将军死之明年。（《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2] 【汇注】

裴　骃：晋灼曰：“在湖县。”韦昭曰：“地名，近宜春。”（《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案：鼎湖，县名，属京兆，后属弘农。昔黄帝採首阳山铜铸鼎于湖，曰鼎湖，即今之湖城县也。韦昭（云）以为近宜春，亦甚疏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又：案：《三辅黄图》“鼎湖，宫名，在蓝田”。韦昭云“地名，近宜春”。案：湖本属京兆，后分属弘农，恐非鼎湖之处也。（《史记索隐·封禅书》）

梁玉绳：附案：《日知录》二十七谓“湖”当作“胡”，宫名，《扬雄传》“南至宜春、鼎湖”是也。然余考《史》《汉》及《黄图》《水经注》，四皆作“湖”，乃古通用字，如湖陵县，《史》《汉》多作“胡陵”，“风胡子”《吴越春秋》作“湖”，可证。又《汉志》京兆湖县注云“故曰胡，武帝建元元年更名湖”，《通典》曰“鼎湖即此”。（《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龚浩康：鼎湖，宫名，故址在今陕西省蓝田县境，地近宜春（今陕西省长安县南）；一为地名，在今河南省灵宝县，此说似不确。（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汉武帝病鼎湖在元狩五年，即公元前118年。鼎湖，行宫名，因建在鼎湖而得名。鼎湖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南荆山脚下，传说黄帝采首阳山之铜铸鼎于湖，曰鼎湖。（《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3] 【汇校】

张文虎：“至”字疑即上“致”字讹衍，《封禅书》《郊祀志》并无。（《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

[4] 【汇注】

裴　骃：服虔曰：“游水，县名。发根，人名姓。”晋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临淮淮浦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颜师古以游水姓，发根名。盖或因水为姓。服虔亦曰发根，人姓字。或曰发树根者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龚浩康：游水发根，姓游水，名发根。一说游水即“油水”，水名，在今河南省信阳县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5] 【汇注】

龚浩康：上郡，郡名，辖今陕西省北部和内蒙古河套以南地区，郡治在肤施（今陕西省榆林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6] 【汇注】

张大可：病而鬼下之，能使病巫之神附身。（《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姚苎田：“病”字非狂惑而何？（《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7] 【汇注】

编者按：甘泉宫是汉武帝在秦林光宫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本为其避暑、接见诸侯王、郡国上计吏及外国宾客之用，如今又多了一项功能：敬养方士，求神访仙。

[8] 【汇注】

裴　骃：韦昭曰：“即病巫之神”。（《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神君，指巫师所说的鬼。（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姚苎田：即病巫所凭，又一神君也。神君之称，前后数见，各就其事尊称之，想见不根之甚。（《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9] 【汇评】

编者按：如将神君解释为鬼，则以下所言，皆为鬼语。但从其效果来看，则此上郡巫显然是在以前治疗的基础上，又用了某种心理暗示的手段而已。

[10] 【汇注】

龚浩康：毋，莫，不用。（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1] 【汇注】

龚浩康：强，勉强，勉强支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2] 【汇注】

龚浩康：幸，封建时代称帝王亲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3] 【汇注】

裴　骃：孟康曰：“良已，善已，谓愈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良，的确，真的，副词。已，止。（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病良已，病果然好了。（《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4] 【汇注】

梁玉绳：案：是年为元狩五年，不闻有大赦之事。（《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15] 【汇校】

梁玉绳：（编者按：金陵本无“酒”字）案：“酒”字衍，《补纪》《汉志》无。注“更立此宫也”。（各本注中有误脱）。（《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郭嵩焘：案：《汉书·郊祀志》亦作“置寿宫神君”，玩文义，当作“置酒寿宫”，班氏盖误也。《史记》“置酒寿宫神君”，以上下文义求之，实不误。武帝祠神君甘泉，自在病前，即此所云寿宫也。神君言：“天子病少愈，与我会甘泉。”于是上幸甘泉，置酒寿宫以应其言，所谓“因巫为主人关饮食”，则置酒时情事也。下云“置寿宫北宫”，别是一事，不可因此遂谓先置寿宫，又置寿宫北宫也。（《史记札记》卷三《封禅书第六》）

张文虎：疑当作“置神君寿宫”，故孟康曰“更立此宫也”。下云“又置寿宫北宫”，是其证。然《郊祀志》文与此《纪》同，《封禅书》正作“神君寿宫”，而其上又作“置酒寿宫”，疑“酒寿宫”三字后人所增。（《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

【汇注】

裴　骃：服虔曰：“立此便宫也。”瓒曰“宫，奉神之宫也。《楚辞》曰：‘蹇将澹兮寿宫’。”（《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程馀庆：言置酒于寿宫，以享神君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汇评】

姚苎田：了鼎湖一案，下特就神君详记一番。《汉武纪》置寿宫神君无“酒”字，其言可从。今即作“置酒食于寿宫，以酹神君”，亦自有致，古文如此等处须各以意会之，正不必定求画一也。（《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16] 【汇校】

王叔岷：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云：“昔者，屈原放逆沅、湘之间，因其俗信鬼而好祠，为作《九歌》以乐神，即巫觋所事之神也。第一篇为《东皇太一》，其辞曰：‘吉日兮良辰，穆将愉兮上皇。’夫尊之曰‘东皇’，曰‘上皇’，不可谓非最贵者矣。《封禅书》云：‘置寿宫神君。寿宫神君最贵者太一。’而《九歌》第二《云中君》云：‘蹇将澹兮寿宫。’其第五、第六曰《大司命》《少司命》。是此诸神皆‘寿宫神君’之一，所谓‘太一之佐’也。《武纪》作‘大夫’，形近致讹耳。”

案：《汉纪》者下亦有曰字，“大夫”亦作“太一”。余氏以作“太一”为是，是也。惟谓《武纪》作“大夫”为“形近致讹”，则尚可商榷。盖太、大固形近，一、夫则非形近也。窃以为太，古多作大，“太一”之作“大夫”，盖由写者联想而致耳。（《史记斠证·孝武本纪第十二》）

[17] 【汇注】

程馀庆：为神君从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8] 【汇注】

程馀庆：应神君言。（《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张大可：指太一、大禁、司命等神，不能看见它，却能听得见它们的声音，与平常人说话一样。（《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姚苎田：幻得可笑，令人自思之。（《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19] 【汇评】

编者按：以上描述，云里雾里，扑朔迷离。是当时的神话传说，巫师的装神弄鬼，魔法师的幻觉技艺，还是纯粹的文学想象，如今都无法确指。但是，有一点则可以肯定：它真实地反映了方士文化丰富、神秘、奇幻性的冰山一角。

[20] 【汇注】

姚苎田：偶然昼言，而夜言则其常也。（《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汇评】

吴见思：倒句俊妙。序神君处有是邪非邪姗姗来迟之态。（《史记论文·封禅书》）

[21] 【汇注】

裴　骃：《汉书音义》曰：“崇絜，自祓除然后入。”（《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祓，为除灾去邪而举行的一种祭礼。（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2] 【汇评】

编者按：为了求神访仙，长生不老，巫师可以反宾为主，神权可以大于君权，真所谓君权神授也。难道汉武帝真的愿意这样低三下四吗？

[23] 【汇注】

龚浩康：关，领取。（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4] 【汇校】

梁玉绳：附案：《补纪》作“所欲者言行下”，《汉志》作“所欲言行下”。钱唐汪绳祖曰：“‘所以’当作‘以所’，讹倒耳。”（《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裴　骃：李奇曰：“神所欲言，上辄为下之。”（《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张大可：《武帝纪》作“所欲言者行下”，指神君所想说的话，就下传于巫，即由巫的口中说出。（《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姚苎田：盖神君以天子为客而享之，则如是真弄武帝如婴儿矣！“所以言，行下”，谓神君所言，天子即为行之于臣下也。（《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25] 【汇注】

司马贞：《括地志》云：“寿宫、北宫皆在雍州长安县西北三十里长安故城中。《汉书》云武帝寿宫以处神君。”（《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姚苎田：寿宫、北宫，盖神君之别馆。多其宫观以礼重之。（《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龚浩康：北宫，宫名，旧址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6] 【汇注】

龚浩康：羽旗，用羽毛作装饰的旗帜。（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7] 【汇校】

梁玉绳：附案：《汉志》作“画法”，孟康曰“策画之法也”。此与《补纪》作“书法”非，《正义》书音获，尤非。（《史记志疑》卷十六《封禅书第六》）

【汇注】

裴　骃：《汉书音义》曰：“或云策画之法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张守节：画音获。案，画一之法。（《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龚浩康：画法，记下法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画法，有符图的法语。（《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28] 【汇注】

程馀庆：附言人关言语，非尊贵鬼神也。故所知识者少，言无绝殊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29] 【汇注】

龚浩康：独，单独；独自。（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0] 【汇评】

凌稚隆：王维桢曰，以汉武之雄而昏迷至此，其病根总只贪为若海。故曰人主之心不可有所蔽，蔽则譬之而啬矣。（《史记评林·封禅书》）

姚苎田：他语以含蓄为妙，此却直说破，而其妙愈见。（《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既云所语，世俗之所知，又云其事秘，世莫知，尽情嘲笑，此段句句直序，句句曲折，言外之旨，隐然显然。按：赞文此事，是史公所亲见，故言之，尤亲切有味云。汉武事十三。（《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黄历鸿：此处所言，是武帝病请神君而愈。病之初，大概来势较猛，巫医什么方法都用了，仍不见愈。古时称“巫”者，所指远泛于今日，医生、神巫、占卜相面者，炼丹、练气功者等等皆统称巫，而以法术奇方奏效者，又称“方术之士”。此处“巫医”，多半应指当时之宫中御医。既然御医无法，有个叫游水发根的臣属进言说，上郡有一方士，有通神驱鬼之术。武帝即召方士入，并供养其神于甘泉宫中。病发作时，请方士问神君。此“神君”，有人疑为即上陵因乳病而死之女子，前文述武帝迎此民间小神入奉上林蹄氏观中。方士传神君之答道：皇上之疾病不要紧，待稍好些，振作精神与我在甘泉宫相会吧。武帝闻此言，“于是病愈”。此处甚费解，有说武帝之病经御医治疗，已近将愈，闻神君言而病愈“遂起”，实属巧合；亦有说武帝之病乃心病所引，诛杀文成将军少翁，给他心理打击极大，女巫一折腾，竟兴奋而疾祛。总之，人之疾病，机理颇深奥，今人尚多有不明，况乎古人。有人戏言，一人患病，先后服食十种方子的中药，终于痊愈。若探究到底是何种药方有效，恐无以回答。但直观的经验却多半认定最后一方为优，因服下即愈。可以设想武帝求神君而病愈，神君者，或许即最后一方药。武帝病愈即赴甘泉与神君会，欣喜至极而大赦天下，将神君安置在寿宫。按方士的说法，他大概是能让神君附身的人，替神君传达神意。所以武帝会神君，其实就是与方士会，方士反成了主人，他传述神君的食谱祭品，要求为神君立寿宫、北宫，树羽毛旗帜，陈设供具。神君所言，方士转达，武帝命人认真记录，称为“画法”，大概是一种法术之词。按《史记》的记述，这位神君的话“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只是众所周知的普通法术，并无特殊之处，但“天子心独喜”，武帝偏爱。最后，司马迁口吻神秘地说：“其事秘，世莫知也。”此乃作史之人惯用的隐讳笔法。（《泰山封禅》）

编者按：这一年，汉武帝进行了第四次货币改革。《史记·平准书》说：“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这是为了防止盗铸假币而采用的新举措。

其后三年[1]，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2]，不宜以一二数[3]。一元曰建元[4]，二元以长星曰元光[5]，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云[6]。

[1] 【汇注】

张大可：指元狩六年。（《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2] 【汇注】

程馀庆：得诸瑞以名年。（《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元，开始，这里指纪元。天瑞，古人迷信，将自然界出现的某种奇异现象附会为吉祥之兆，称为“天瑞”。（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 【汇注】

裴　骃：苏林曰：“得黄龙凤凰诸瑞，以名年。”（《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张守节：孝景以前即位，以一二数年至其终。武帝即位，初有年号，改元以建元为始。（《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张大可：古代有年数而无年号，文帝、景帝改元以前元、中元、后元别之，武帝即位改元频繁，以一元、二元、三元等为称。至此，有司建言年号应与天降祥瑞相应，于是追改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等名。（《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4] 【汇注】

程馀庆：建元元年。（《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建元，我国古代第一个年号。汉武帝以前，帝王纪年只有年数，没有年号。到武帝元狩年间，才开始采用年号纪年，并追定建元以来的年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5] 【汇注】

程馀庆：以有星光之瑞，改曰元光元年。（《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长星，彗星的一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6] 【汇校】

钱大昕：案：元光之后尚有元朔，则元狩乃四元，非三元。班史改以为今无三元字，盖得之矣。言建元、元光而不言元朔者，建以斗建为名，光以长星为名，皆取天象。若元朔纪年，应劭解朔为苏，取品物繁息之义，不主天瑞，故不及之耳。说者谓建元、元光之名，亦此时追命之，恐未然也。《武帝纪》建下多元字，光上、狩上亦有元字，此后人妄增。（《廿二史考异·史记》）

陈　直：《考证》（编者按：《史记会注考证》，下同）：顾炎武曰：建元、元光之号，皆自后追为之，而武帝即位之初，亦但如文景之元，尚未有年号也。直按：建元、元光两年号，并非追记。西安南郊曾出土有“建元四年高（下缺）”陶尊。又《藤花亭镜谱》卷一四页，有汉元光元年五月丙午铜镜，均可证明。（《史记新注》）

辛德勇：今案：汉武帝“三元”亦即第三个纪元，本名元朔，四元才是元狩，所以上面这段文字在“二元”与“三元”之间，必有脱文，清朝学者周寿昌等早已指出这一点。盖“四”字古文写作积四横划，作“”形，与“三”字字形极易混淆，清人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总结古书形近致讹的规律，即将“‘四’字古文与‘三’相似而误书为‘三’”列为一种常见的数字讹误用例；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也举述有诸多“三”“”混淆的例证。今本《史记·封禅书》这处脱漏，应系抄录《史记》者因疏忽而误将“三元”与“元”相混淆，复以两字上下邻近而误将三元、四元两条记述牵合为一体使然。即《史记·封禅书》原文，应当大致如下：

三元［以□□□□曰“朔”，（四）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

“［］”里添补的就是今本《史记》漏掉的文字，只是具体佚失多少个字，现在已经无从考究。

宋人王应麟叙述武帝元狩以前诸元得名缘由，谓“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六年更始而曰‘朔’，郊得一角兽曰‘狩’”，这实际上就是用“六年更始”四字，来臆补《史记·封禅书》佚失的文字。又《史记·封禅书》继此“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事下，记云“其明年”冬武帝始立后土祠于汾阴并“亲望拜”，武帝尚“始巡郡县”；同年夏，复得宝鼎于后土祠旁，而核诸《汉书·武帝纪》等文献，可知这些均属元鼎四年的事情。从而可以判定，此有司建言以天瑞命诸元事，应当发生在元鼎三年，亦即武帝第五纪元之第三年。所以，《史记·封禅书》在这里自应如此一并论及一、二、三、四诸元。（《史记新本校勘》）

【汇注】

裴　骃：徐广曰：“案：诸《纪》元光后有元朔，元朔后得元狩。”（《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程馀庆：此不言元朔，而以元狩为三元，盖脱缺也。《郊祀志》云：“今郊得一角兽。”曰“狩”云，亦脱元朔不言。以二书考之，当云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三元曰“朔今郊得一角兽”曰“狩”云。盖年若起于元狩，以前年号则因有司言追命也。其始但曰“一元二元三元而已”。此处入建年号，冷甚，实为前后祥瑞事作点衬也。汉武事十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三元，武帝的第三个年号为“元朔”，第四个年号才是“元狩”。此处史文有错漏。元狩，即上文所叙武帝元狩元年在雍县郊祀五帝时获得独角兽一事，因附会为天赐麒麟，所以定年号为“元狩”。（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三元”二字，当从《汉书·郊祀志》更为“今郊”。即今元因郊得一角兽而得名“元狩”。（《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编者按：这里的元指纪元的名称，即年号。封建帝王设置年号，就是从汉武帝开始的，可谓创举也。其命名的依据，鲁惟一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认为有以下三条：“这一制度之使用部分地是出于方便；部分地是确认王朝宣布的某些特点、特性或目的；部分地是为了纪念一些重要事件。”但是，这三条显然与有司所说的“宜以天瑞命”的根本依据并不完全相符。“宜以天瑞命”，就是说纪年的名称应该根据上天所降示的祥瑞征兆来确定。这是天人感应观的又一具象化。

这一年，汉武帝继元光五年、元狩元年后，再次下诏，遣博士褚大等六人循行天下，举独行之君子，问寡贷贫。从此确立了汉定“征召制”之选官制度。这一年，经过长期苦心经营的，由将军、近臣和尚书组成的“中朝”（“内朝”）制度已经完全确立。

接下来的元鼎二年（前115）十一月，张汤因罪自杀。夏天，以桑弘羊为大农丞，开始试行均输。同时，关东发生水灾。九月，诏令山林池泽之饶与民共之，派遣博士循行赈救贫民。是年还铸造发行了“赤侧钱”（一称“赤仄钱”），算是第五次货币改革。这一年乌孙使者数十人跟随张骞第一次来到汉朝。

元鼎三年（前114）十一月，诏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夏四月，雨雹，关东十余郡国发生饥荒，出现人食人的惨象。是年，张骞去世，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诸国纷纷派遣使者跟随张骞的副手来到汉朝，汉朝也由此而开始了交通西域的热潮。

【汇评】

赵　翼：古无年号……至武帝始创为年号。朝野上下俱便于纪载，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然武帝非初登极即建年号也。……是帝至元狩始建年号，从前之建元、元光等号，乃元狩后重制嘉号，追记其岁年也。……又按武帝自建元至元封，每六年一改元，太初至征和，每四年一改元，征和四年后，但改为后元年，而无复年号，盖帝亦将终矣。（《廿二史札记》卷二“武帝年号系元狩以后追建”）

其明年冬[1]，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2]，而后土毋祀[3]，则礼不答也[4]。”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等议[5]：“天地牲角茧栗[6]。今陛下亲祀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7]，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瘗[8]，而从祠衣上黄[9]。”于是天子遂东[10]，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上[11]，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12]，如上帝礼。礼毕，天子遂至荥阳而还[13]。过雒阳[14]，下诏曰：“三代邈绝[15]，远矣难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后为周子南君[16]，以奉先王祀焉[17]。”是岁，天子始巡郡县，侵寻于泰山矣[18]。

[1] 【汇注】

程馀庆：元鼎四年十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张大可：其明年，元鼎四年，即公元前113年。（《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2] 【汇注】

编者按：汉武帝所说的上帝，并非基督教信奉的造物主，而是中国人原始信仰中的天神。它与地神为对偶神，或如顾颉刚先生所说的阴阳神。按照“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原理，只有二神同祭才合礼数，因而才能生效，故下文有“则礼不答”之议。而天神非常之众，故有“贵者泰一”之说（此乃亳地方士谬忌之发明，汉武帝只是盲从而已）。后土则是地神的象征物，又称之为社。

[3] 【汇注】

龚浩康：后土，地神。（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4] 【汇注】

龚浩康：答，回报，引申为周全。（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

张大可：答，相对，相等。谓只祭天而不祭地，于礼不答，不周全。（《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程馀庆：郊天而不祀地，失对偶之义。（《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5] 【汇注】

裴　骃：韦昭曰：“说者以谈为太史公，失之矣。《史记》称迁为太史公者，是外孙杨恽所称。”（《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韦昭云谈，司马迁之父也。说者以谈为太史公，失之矣。《史记》多称太史公，迁外孙杨恽称之也。姚察案：迁传亦以谈为太史公，非恽所加。又按：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属仍以旧名，尊而称公，公名当起于此。”故如淳云：“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其义是也。而桓谭《新论》以为太史公造书，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朔所加之者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钱大昕：案：《封禅书》两称太史公与祠官宽舒连文而不著名，为其父讳也。是年郊雍为元鼎四年。其明年冬至郊拜泰一，皆谈为太史公时事。谈以元封元年卒，卒后迁始继之。《汉志》称谈名得其实矣。以太史公为太史令，则据后官制追改之。（《廿二史考异·史记》）

陈　直：直按：即上文黄腫人之史宽舒。金石索，金属，印玺之属，有“沛祠祀长”印，盖为郡国之祠祀官，此为太史令之属官。（《史记新证》）

[6] 【汇注】

程馀庆：牛角或如茧或如栗，言小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天地牲角茧栗，祭祀天地用的牛，其角要小如蚕茧或板栗。古代祭祀，用牛以小为贵。角如茧栗，形容牛角初生，牛尚幼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7] 【汇注】

程馀庆：郊天有五时，故祠后土亦用五坛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圜丘，祭天的坛，因外形圆如天体，高如小丘，所以称“圜丘”。圜，同“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8] 【汇注】

龚浩康：瘗，埋葬。（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瘗，埋于地下，令后土歆享。（《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9] 【汇注】

程馀庆：侍祠之人皆著黄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从祠，陪祭，这里指陪祭者。上，通“尚”，崇尚。（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凌稚隆：卢舜治曰：郊雍，乃封泰山张本；祀后土，乃禅梁父张本。后段一一相应。盖此时尚未巡狩，后始巡郡县，浸寻于泰山矣。（《史记评林·封禅书》）

[10] 【汇注】

龚浩康：东，向东，东行，用如动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1]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元鼎四年时也。”骃案：苏林曰“脽音谁”。如淳曰“河之东岸特堆堀，长四五里，广二里余，高十余丈。汾阴县在脽之上，后土祠在县西。汾在脽之北，西流与河合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脽，丘，音谁。《汉旧仪》作“葵丘”者，盖河东人呼“谁”与“葵”同故耳。（《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凌稚隆：案：《汉书》云：天子东幸汾阴，男子公孙滂洋等见汾阴旁有光如绛，遂立后土祠于汾阴。（《史记评林·封禅书》）

程馀庆：脽，音谁。脽丘以形高起，如人尻脽，故名。脽长四五里，广二里，高十余丈。在河东岸，汾阴县在脽上，后土祠在县西，汾水在脽北，在今蒲州府宋河县北十里。《汉书》：“天子东幸汾阴，男子公孙滂洋等，见汾旁有光如绛，上遂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汾阴脽，即汾脽，汾阴县治（今山西省万荣县西南）所在地。长四五里，宽约二里，高十余丈。县西后土祠，为武帝时所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英］鲁惟一：在武帝时期，还举行了其他的一些帝国崇拜。在继续履行对五帝的祭祀的同时，武帝开始举行对后土和泰一的崇拜仪式。在河东郡汾阴专门设计和建造的场所以牛、羊、猪三牲祭祀后土。武帝在公元前114年亲自参加第一次祭祀，并且至少参加过其他五次；他以后的几个继承者到公元前37年为止参加过五次这样的仪式。（《剑桥中国秦汉史》第十二章）

[12] 【汇注】

龚浩康：望拜，遥望远方，拜祭神灵。（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3] 【汇注】

龚浩康：荥阳，县名，在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4] 【汇注】

龚浩康：雒阳，都邑名，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当时是河南郡的郡治。雒，三国时改作“洛”。（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5] 【汇注】

龚浩康：三代，指夏、商、周三代。邈，遥远。（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6] 【汇校】

梁玉绳：案：《封周后诏》与《汉书·武纪》迥异，何也？（《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龚浩康：周子南君，指周朝的后代姬嘉。“子南”是他的封邑名，在今河南省临汝县东。（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7] 【汇评】

程馀庆：周后，姬嘉也，附笔宾中之宾。（《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编者按：汉武帝此举并非“宾中之宾”，而是“为政以德”“治国以礼”的外在需要。自古以来，敬奉祖先就是每个部族、每个国家、每个家庭的神圣职责，以至于成为一种传统、一种美德，甚至于一种崇拜。其目的只在于弘扬祖德祖业，保佑子孙世代平安兴旺罢了。否则，便会数典忘祖，“礼崩乐坏”，天下大乱。

[18] 【汇注】

裴　骃：晋灼曰：“遂往之意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侵寻即浸淫也。故晋灼云“遂往之意也”。小颜云“浸淫渐染之义”。盖寻淫声相近，假借用耳。师古叔父游秦亦解《汉书》，故称师古为“小颜”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张家英：“侵寻”为“渐进”或“逐步发展”之义，晋灼解为“遂往”是不确的；颜师古解“浸淫”为“渐染”，《索隐》取颜说以解“侵寻”，倒颇为合适。“侵寻”与“浸淫”，双双迭韵，古人是将其视为謰语即连绵词的。

“浸淫”一语，《史记》中未见，亦未见“侵淫”。与“侵寻”含义相同的，只有“浸浔”和“侵浔”。其用例为：《齐悼惠王世家》的“事浸浔（不得）闻于天子”。《司马相如列传》的“八方之外，浸浔衍溢”与“嬐侵浔而高纵兮，纷鸿涌而上厉”。其中二例无注，惟“浸浔衍溢”句下，《索隐》云：“浸淫。案：浸淫犹渐浸。”因此，说“侵寻”与“浸淫、浸浔、侵浔”异形同义是没有问题的。（《〈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武本纪》）

【汇评】

凌稚隆：案：“天子始巡”句与“始皇始巡郡县”句相应。（《史记评林·封禅书》）

浦起龙：是为第三次封禅，由巡狩揣合。（《古文眉诠》卷二十）

郭嵩焘：案：本以封禅为名，而由鬼神杂小祀以及太一、天、地，而后浸寻以至泰山，相与贸贸然行之，以明其无征也。（《史记札记》卷三《封禅书第六》）

程馀庆：浸，渐也；寻，就也。二字妙有情理。是又以后土联洽封禅也，与始皇东巡郡县，至乎泰山下相应，是封禅根本。将言封禅前以少君作一引。再以济北王献郡作一引，此又因幸汾阴一引。节节点次，有马迹蛛丝之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其春[1]，乐成侯上书言栾大[2]。栾大，胶东宫人[3]，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4]，已而为胶东王尚方[5]。而乐成侯姊为康王后[6]，毋子[7]。康王死[8]，他姬子立为王。而康后有淫行，与王不相中（得）[9]，相危以法[10]。康后闻文成已死，而欲自媚于上，乃遣栾大因乐成侯求见言方[11]。天子既诛文成，后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尽[12]，及见栾大，大悦[13]。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14]，而敢为大言[15]，处之不疑[16]。大言曰：“臣尝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17]。顾以为臣贱[18]，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予方[19]。臣数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20]。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21]，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22]。’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掩口，恶敢言方哉[23]！”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24]。子诚能修其方[25]，我何爱乎[26]！”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27]。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28]，令有亲属[29]，以客礼待之，勿卑[30]，使各佩其信印[31]，乃可使通言于神人[32]。神人尚肯邪不邪[33]。致尊其使[34]，然后可致也[35]。”于是上使先验小方，斗旗[36]，旗自相触击[37]。

[1] 【汇注】

编者按：此为倒叙。先说“其明年冬”，再说“是岁”“其春”，应为元鼎四年，即公元前113年之春。

[2]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姓丁，名义。后与栾大俱诛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韦昭云：“河间县。”案：《郊祀志》乐成侯登，而徐广据《表》姓丁名义，未详。（《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3] 【汇注】

裴　骃：服虔曰：“王家人。”（《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胶东，指当时的胶东王，景帝之子刘寄。宫人，官名，掌管诸侯王的日常生活事务。（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4] 【汇评】

程馀庆：伏恐效文成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5] 【汇注】

程馀庆：主乐方。（《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张家英：“宫人”是在宫中负责王的日常生活事务的下级官吏。《周礼·天官·序》：“宫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贾公彦疏：“宫人在此者，案其职云：掌王之六寝之脩，又供王沐浴扫除之事，是安息王身，故在此也。”《孝景本纪》：出宫人归其家，复无所与。《外戚世家》：武帝择宫人不中用者，斥出归之。《韩王卢绾列传》：燕王绾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宫人”通常指宫女妃嫔等女性，如上引一、二两例，第三例中的“宫人”，则既含男性，亦含女性。

“尚方”之“尚”，为“掌管、主持”之义。《文雅·释诂三》：“尚，主也。”王念孙《疏证》：“尚之言掌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壮部》，“尚”可假借为“掌”。此“尚”当读为zhǎng。《绛侯周勃世家》：条侯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司马相如列传》：厮征伯侨而役羡门兮，属岐伯使尚方。前一例之“尚方”，是制造帝王所用器物的官署。《索隐》云：“工官即尚方之工，所作物属尚方，故云工官尚方。”后一例的“尚方”，是掌管方药。《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尚，主也。岐伯，黄帝太医，属使主方药。”本例中的“尚方”属于后一义。

古代宫中为帝王生活服务的机构，多称为“尚”。《新唐书·百官二》：殿中省设监一人，少监二人，丞二人。“监掌天子服御之事。其属有六局，曰尚食、尚药、尚衣、尚乘、尚舍、尚辇。”《史记》中可见者，除了“尚方”之外，还有“尚符节”、“尚衣轩”、“尚食监”。（《〈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武本纪》）

陈　直：为胶东王尚方令也，汉初王国设官，都如汉朝。《小校经阁金文》卷十三六十一页，有胶东食官金刀亦其证。（《史记新证》）

龚浩康：尚方，官名，掌管配制药方等事务。（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尚方，专为宫廷制造器具的官署，王国亦有尚方，此指栾大为尚方吏。（《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6] 【汇注】

裴　骃：孟康曰：“胶东王后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康王名寄也。（《史记索隐·封禅书》）

龚浩康：康王，刘寄的谥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7] 【汇注】

龚浩康：毋，通“无”。（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8] 【汇注】

裴　骃：徐广曰：“以元狩二年薨。”（《史记集解·封禅书》）

[9] 【汇校】

张文虎：不相中即不相得，盖读者旁注“得”字，混入正文。《封禅书》《郊祀志》并无。《考异》云衍。（《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

【汇注】

司马贞：案：《三苍》云“中，得也”。（《史记索隐·封禅书》）

龚浩康：中，投合。（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不相中，不相和睦。（《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0] 【汇注】

程馀庆：以罪法相倾危。（《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危，危害，倾轧。（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互相揭短，以法相威胁。（《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1] 【汇注】

龚浩康：因，凭借，通过。（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吴见思：曲曲写来正是破法，宁有此仙人乎？（《史记论文·封禅书》）

[12] 【汇评】

姚苎田：文成以为妄被诛，而天子乃以为惜。昏惑至此，总源于一念之贪。……“惜其方不尽”句直从下“子诚能修其方”句倒出来，夫栾大之方非文成之方也，而武帝悦栾大，直谓之能修文成之方，于是知其每饭不忘文成也。其为栾大所罔，不亦宜乎！（《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序栾大辄牵连成照顾映带有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3] 【汇评】

吴见思：前曲写栾大来踪，此曲写武帝心事。对照。（《史记论文·封禅书》）

[14] 【汇注】

龚浩康：方略，计谋策略。（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姚苎田：二句是真本领。（《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15] 【汇评】

凌稚隆：屠隆曰：“不大言不足以欺人主，战国策士之习皆然。如下文‘黄金可成，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率空语无事实耳。”（《史记评林·封禅书》）

浦起龙：栾大技尤出诸人下，史公特详具来踪猥贱，而以“大言”二字观之，后则故极陈其宠异也。（《古文眉诠》卷二二）

[16] 【汇注】

龚浩康：处之不疑，指说谎话而神色自若。疑，犹豫，惶惑。（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处之不疑，指栾大说谎话（大言）就像真的一样。（《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吴见思：写得磊落轩畅。与诸公不同，故动人主，取富贵独多。（《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二句是其作用，写得尽情。（《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17] 【汇注】

司马贞：韦昭云：“仙人。”应劭云：“名子乔。”（《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18] 【汇注】

龚浩康：顾，但，不过。（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9] 【汇评】

姚苎田：蓬莱岂有势利神仙耶？其术亦易见矣！而武帝英主，信之不疑，即前所谓“甘心”者也。（《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20] 【汇评】

吴见思：仙人与方必择贵贱，必天子而后仙。仙人绝矣！奇谈！（《史记论文·封禅书》）

程馀庆：要以尊官，动以宠任。（《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21] 【汇评】

姚苎田：李少君言求仙，忽阑入封禅，可谓诞矣。栾大之求仙，又忽阑入“河决可塞”，其诞愈甚。盖少君进说之时，方议封禅；栾大进说之时，方忧河决。于是小人巧舌依附，各视所急而中之。史公特写个榜样，以为万世炯戒。（《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又联治河，与神仙为一。（《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22] 【汇注】

龚浩康：致，求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姚苎田：栾大实无伎俩，故但托“师言”，而惟以其身任使者，因而诳得富贵，可谓巧矣。（《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连用四可字句法，文势一滚而下，错综天子心坎上语，而以“臣之师曰”领之，何等空灵。（《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郭嵩焘：案：此文绝是支离有意味。（《史记札记》卷三《封禅书第六》）

[23] 【汇评】

吴见思：开口先防此一着，安有畏死之仙人哉？（《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又豫为要约，以塞祸萌。（《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又预杜后祸。（《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24] 【汇注】

司马贞：案：《论衡》云“气热而毒盛，故食走马肝杀人”。《儒林传》云“食肉无食马肝”是也。（《史记索隐·封禅书》）

凌稚隆：茅坤曰：案：《洞冥记》云：“郅支国贡马肝石如马肝，春以和九转之丹，用拭发，白者皆黑。帝坐群臣于甘泉，有白发者赐拭皆黑。齐人李少翁以神仙惑帝，帝乃以马肝石赐少翁，少翁死，即文成也。今人见景帝有食肉不食马肝，为不知味之语，遂谓文成食马之肝而死，非也。”（《史记评林·封禅书》）

龚浩康：马肝，相传马肝有毒，人吃了会丧命。（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朱　翌：汉武杀文成，而曰文成食马肝死。霍去病射杀李广之子敢，武帝又为之讳曰鹿触死。赏罚国之纪纲，既已自欺，又为人欺，何也？

李陵降匈奴，武帝戮其妻子，而司马迁会召问，诉其冤，至下狱而其说不变，……武帝怒李陵降，是已；不能存其妻子，以须陵所为，遽杀之，亦忍矣！迁纵为陵游说，亦无大过，下蚕室，虐哉！（《猗觉寮杂记》卷下）

姚苎田：马肝有毒，托词忸怩之甚。（《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25] 【汇注】

龚浩康：诚，果真，如果，副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6] 【汇注】

司马贞：上语栾大，言子诚能修文成方，我更何所爱惜乎！谓不吝金宝及禄位也。（《史记索隐·封禅书》）

龚浩康：爱，吝惜，舍不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吴见思：正答“我何爱乎”，将富贵拓开一步，正是深入一层。（《史记论文·封禅书》）

程馀庆：言不吝金宝禄位也。应惜其方不尽，应甘心。（《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27] 【汇评】

姚苎田：见其甚不易求。（《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28] 【汇评】

吴见思：自为之地。（《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所谓“敢为大言”实际处。（《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29] 【汇评】

程馀庆：大惩文成见诛，令有亲属者，欲结婚帝室也。不知汉主多更适，尚主反易得罪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30] 【汇评】

吴见思：伏示不臣。（《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三句含三意，下逐段分应。（《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31] 【汇评】

吴见思：伏佩六印。（《史记论文·封禅书》）

[32] 【汇评】

吴见思：伏入海求神。（《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反照前“以臣为贱”句。（《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33] 【汇注】

龚浩康：邪，语助词，表疑问。不，同“否”。（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4] 【汇注】

龚浩康：致尊，尽量尊重他的使者。致，尽其情。（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5] 【汇注】

程馀庆：言神人肯则已，不肯则更加尊其使，乃可致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汇评】

凌稚隆：董份曰：君讳言臣死而托之马肝，臣欲要君而妄希亲属。武帝非不英明，而一为方溺，则闇愚如此，其得不亡幸也。（《史记评林·封禅书》）

吴见思：两宕作疑词，正是决词。下一句挽入一时口语如见。（《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此所以月余配四印，有加无已也。（《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36] 【汇校】

梁玉绳：附案：此与《汉志》作“棋”，《补纪》作“旗”，张守节谓“旗”本或作“棋”，故《索隐》引《毕万术》，《正义》引高诱《淮南子》注并作棋解。而《通鉴》独作“旗”。《考异》引《汉武故事》证之云“栾大尝于殿前树旍数百杖，令旍自相击，繙繙竟庭中，去地十余丈，观者皆骇”。两解均有据，存参。（《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张守节：音其。文本或作“棊”。《说文》云：“棊，博棊也。”高诱注《淮南子》云：“取鸡血与针磨捣之，以和磁石，用涂碁头曝干之，置局上，即相拒不止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龚浩康：斗旗，方士利用磁性相斥相引的作用，使棋子在棋盘上自相触击，用这种魔术手段来骗人。旗，通“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7] 【汇注】

司马贞：顾氏案：《万毕术》云“取鸡血杂磨针铁杵，和磁石棋头，置局上，即自相抵击也”。（《史记索隐·封禅书》）

【汇评】

吴见思：与致王夫人一样。（《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方士动人本领。（《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是时上方忧河决[1]，而黄金不就[2]，乃拜大为五利将军[3]。居月馀，得四金印[4]，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天道将军印[5]。制诏御史[6]：“昔禹疏九江[7]，决四渎[8]。间者河溢皋陆[9]，隄繇不息[10]。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11]，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12]。《乾》称‘蜚龙’，‘鸿渐于般’[13]，意庶几与焉[14]。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15]。”赐列侯甲第[16]，僮千人[17]。乘舆斥车马帷帐器物以充其家[18]。又以卫长公主妻之[19]，赍金万斤[20]，更名其邑曰当利公主[21]。天子亲如五利之第[22]。使者存问所给，连属于道[23]。自大主将相以下[24]，皆置酒其家，献遗之[25]。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26]”，使使衣羽衣[27]，夜立白茅上[28]，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29]，以示弗臣也[30]。而佩“天道”者，且为天子道天神也[31]。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32]。神未至而百鬼集矣[33]，然颇能使之[34]。其后治装行[35]，东入海，求其师云[36]。大见数月[37]，佩六印[38]，贵振天下[39]，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40]，能神仙矣[41]。

[1] 【汇注】

龚浩康：方，正当。河，黄河。（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姚苎田：点睛法。（《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编者按：河决为国家大难，武帝岂敢不忧？此虽一笔带过，却是闪光之处。故姚氏曰“点睛法”。事实上，汉武帝确有关心民生疾苦的胸襟和举措。这也是尊奉儒术、实行德政的基本要求，不独汉武帝如此。

[2] 【汇注】

张守节：炼丹砂铅锡为黄金不就。（《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龚浩康：黄金不就，指用丹砂、铅锡来提炼黄金的事没有成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程馀庆：炼丹砂铅锡为黄金，不成也。验小方后，遂认真河决可塞，黄金可成，打动无限痴想。乃武帝溺惑受病之根。（《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3] 【汇评】

姚苎田：使者贵矣。（《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4] 【汇注】

司马贞：谓五利将军、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为四也。（《史记索隐·封禅书》）

[5] 【汇校】

梁玉绳：栾大四印合五利为四，而乃并天道玉印为四金印。（《史记志疑·今上本纪第十二》）

【汇注】

姚苎田：各配其信印矣。（《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汇评】

吴见思：写栾大一时富贵逼人，气势赫奕。佩印一。（《史记论文·封禅书》）

又：《书》无“天道将军”字，盖后有玉印，此不宜重。（《史记论文·孝武本纪》）

姚苎田：汉法：非军功不侯，非出征不加将军号。今以一方士佩五将军印，且封侯，其名又多不典，何处索解？妙！载制词一首而其义约略尽见，真千古绝高手笔。（《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6] 【汇注】

龚浩康：御史，官名，掌管文书记事，相当于皇帝的秘书。（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7] 【汇校】

梁玉绳：案：“江”乃“河”之误，《汉志》是“九河”。（《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龚浩康：禹，古代部落联盟领袖，也称大禹、夏禹，姓姒，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奉舜之命治理洪水有功，被舜选为继承人，舜死后担任部落联盟领袖。九江，指长江在今湖北省境内的九条水道，《汉书·郊祀志》作“九河”，则是指黄河在河北省境内的九条水道。（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8] 【汇注】

龚浩康：决，开道引水。四渎，古代对四条独流入海的大川的总称，即是江（长江）、河（黄河）、淮（淮河）、济（济水）四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姚苎田：从河决起，寻个冠冕题目，益见大之巧于说。（《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9] 【汇注】

龚浩康：间者，指近年以来。皋陆，高地，指河岸。皋，通“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河溢皋陆，河水泛溢，淹没了河岸（皋）及岸边陆地。（《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0] 【汇注】

张守节：颜师古云：“皋，水旁地也。广平曰陆。言水大泛溢，自皋及陆，而筑作堤，徭役甚多，不暇休息。”（《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程馀庆：言水旁乃平地，筑堤之繇役，不暇休息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堤繇，修筑堤防的劳役。繇，通“徭”，劳役。（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姚苎田：言治堤之徭役也。句古甚。（《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11]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元鼎四年也。”（《史记集解·封禅书》）

龚浩康：临，统管，治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2] 【汇注】

司马贞：韦昭曰：“言栾大能通天意，故封乐通。”乐通在临淮高平县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龚浩康：通，通晓，指了解天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程馀庆：解天士大通二号，恍惚可笑。（《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3] 【汇注】

裴　骃：骃案：《汉书音义》曰“般，水涯堆也。渐，进也”。武帝云得栾大如鸿进于般，一举千里，得道若飞龙在天。（《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乾》称“蜚龙”，“鸿渐于般”，称赞获得了道术，如飞龙在天上游弋，腾跃自如；找到了方士，似鸿鸟渐近涯岸，高飞远翔。乾，《易》卦名。蜚，通“飞”。般，水边的高岸。（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周易·乾卦》所说“飞龙在天”，《渐卦》所说“鸿渐于般”，差不多说的就是今天的君臣相遇吧！“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为《乾卦》九五爻辞，“鸿渐于般，饮食衎衎”，为《渐卦》六二爻辞。汉武帝赞栾大如飞龙在天，如鸿鸟之进于阜堆，一举千里。（《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姚苎田：《乾》称“蜚龙”二句，隐寓上仙之旨，微妙之甚。盖飞龙者，升天之义，渐般者，阶梯之象，庶几旦夕通之，言得栾大而仙人冀也，自束无人会得此旨。（《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14] 【汇注】

龚浩康：庶几，也许，差不多，表希望推测之词。与，赞许。（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程馀庆：荒谬附会借极摹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5] 【汇注】

裴　骃：韦昭曰：“乐通，临淮高平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其，应当，祈使副词。乐通，地名，在今江苏省泗洪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吴见思：封侯二。（《史记论文·封禅书》）

【汇评】

程馀庆：取乐于通仙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6] 【汇注】

裴　骃：《汉书音义》曰：“有甲乙第次，故曰第。”（《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列侯，秦汉时二十等爵位的最高一级，又称彻侯，后因避汉武帝刘彻名讳，改为通侯。甲第，上等房屋。旧时官僚住宅有甲乙等第之分，所以称豪华住宅为甲第。（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7] 【汇注】

龚浩康：僮，奴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8] 【汇注】

裴　骃：《汉书音义》曰：“或云斥不用也。”韦昭曰：“尝在服御。”（《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孟康云“斥不用之车马”是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凌稚隆：杨慎曰：“斥，充斥也。音‘拓’。言拓车马等以充其家。”（《史记评林·封禅书》）

程馀庆：举车同，斥不用也。言分乘车之物，充其家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郭嵩焘：案：蔡邕《独断》：“天子所御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言车马、帷幄、器物，皆视天子乘舆而以充其家。斥，盖指视之意。《后汉书·孔融传》“拟斥乘舆”语本此。李贤注《后汉书》云：“斥，指也。”（《史记札记》卷三《封禅书第六》）

龚浩康：乘舆，帝王乘坐的车辆。斥，剩余的，不用的。帷帐，宫室的帐幕，借指宫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吴见思：赐第物三。（《史记论文·封禅书》）

[19] 【汇校】

梁玉绳：附案：孟康云“卫太子妹”。如淳云“卫太子姊”。师古据《外戚传》是“姊”，以孟说为非。但帝女称公主，姊妹称长公主，此帝女而云长公主，故裴骃曰“未详”也。《索隐》谓：“是卫后长女，非如长公主之例。”此解甚通，若《刘敬传》称鲁元公主为长公主，《外戚世家》称文帝女嫖为长公主矣。（《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裴　骃：孟康曰：“卫太子妹。”如淳曰：“卫太子姊也。”蔡邕曰：“帝女曰公主，仪比诸侯。姊妹曰长公主，仪比诸侯王。”骃案：此帝女也，而云长公主，未详。（《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案：卫子夫之子曰卫太子，女曰卫长公主。是卫后长女，故曰长公主，非如帝姊曰长公主之例。（《史记索隐·封禅书》）

龚浩康：卫长公主，武帝卫皇后的长女。妻，以女嫁人，动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凌稚隆：董份曰：“因大言当有亲属，遂以卫长公主妻之，昏何甚也。”（《史记评林·封禅书》）

又：罗大经曰：“汉武帝刻意求仙，至以爱女妻方士，可谓颠倒之极。末年乃忽悔悟曰：“世岂有仙者，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耳！此论却甚确。”刘潜夫诗云：“但闻方士腾空去，不见童男入海回。无药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来。”（《史记评林·孝武本纪》）

吴见思：妻公主四。（《史记论文·封禅书》）

[20] 【汇校】

梁玉绳：案：《汉志》作“十万斤”。（《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程馀庆：谓遣嫁之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赍，赠送，赐给。（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1] 【汇注】

裴　骃：《地理志》云东莱有当利县。（《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姚苎田：栾大食邑在当利，故以卫长公主之名从之。（《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龚浩康：当利，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掖县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2] 【汇注】

龚浩康：如，往，去，动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3] 【汇校】

龚浩康：所，当依《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作“供”。（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注】

龚浩康：存问，慰问，省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程馀庆：亲如存问五，以客礼待之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24] 【汇注】

裴　骃：徐广曰：“武帝姑也。”骃案：韦昭曰“窦太后之女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程馀庆：大主，武帝姊，平阳公主之属。（《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25] 【汇评】

吴见思：置酒献遗六。栾大一时倾倒通国如此，为之一笑。（《史记论文·封禅书》）

[26] 【汇注】

姚苎田：“道”字作引导解。（《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27] 【汇注】

龚浩康：使使，派遣使者。衣，穿，动词。羽衣，用鸟羽制成的衣服，后用来称道士的衣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羽衣，仙人所服之衣。（《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28] 【汇注】

龚浩康：白茅，多年生野草。古代常用来包裹祭祀用的礼物。（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9] 【汇评】

姚苎田：做作极矣。千古读之，无不失笑。（《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30] 【汇注】

程馀庆：羽衣以鸟羽为衣，取神仙飞翔之意。致尊其使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编者按：弗臣，指受印者不是天子的臣下。

[31] 【汇注】

张大可：道天神，引荐天神。道，读导。（《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吴见思：序栾大富贵极盛矣，又落天道玉印。另作一段写以为姿致：两白茅羽衣，两夜立，俊雅之极。（《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又拖一句作注，妙甚。（《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32] 【汇注】

龚浩康：下，使动用法。（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凌稚隆：案：人主富贵极矣，所垂涎者神仙耳。大既能致神役鬼，宁不为其所惑耶？（《史记评林·封禅书》）

[33] 【汇评】

程馀庆：接上三夜字看，觉笔底有阴森惨淡之气。（《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34] 【汇评】

姚苎田：与“斗棋”一段遥应作章法。无数做作，却并不见其通言于神人也。故特插“使鬼”一小段与前“斗棋”作应，总见其小技诳人处。（《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35] 【汇注】

龚浩康：治装，整理行装。（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6] 【汇评】

吴见思：写栾大不可方物。（《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盖世荣华，只为此一句耳。收得淡然，而其妙愈见。大之狂，帝之惑，俱跃然矣。（《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37] 【汇注】

龚浩康：见，被引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8] 【汇注】

司马贞：更加乐通侯及天道将军印，为六印。（《史记索隐·封禅书》）

张大可：佩六印，栾大身兼六职，即五利将军、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乐通侯、天道将军六印。（《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39] 【汇注】

龚浩康：振，通“震”，震惊。（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程馀庆：又总一笔，摹写殆尽。（《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40] 【汇注】

裴　骃：服虔曰：“满手曰搤。”瓒曰：“搤，执持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张大可：搤捥，握持手腕，表示奋激。这里指燕齐方士都奋激自称有招来神仙的秘方。（《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41] 【汇评】

吴见思：一路言祠祭及神仙，其文已多。至栾大极盛矣，再发便为累坠，故借势一结，又扬一笔，若断不断。下又序宝鼎事以闪开，间隔之，是《史记》章法。自谬忌至此是第七节。（《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收笔与少君段应。（《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高　嵣：第六截落到孝武，是主中主。言祷祀，言符瑞，言巡狩，先为封禅作挑逗，而大旨尤在方士进用。两神君，一少君，一谬忌。拜少翁为文成将军，拜栾大为五利将军，以此事神，以此求仙，又皆封禅之缘起也。文内两言海上燕齐方士，大旨若揭。（《史记钞》卷二）

程馀庆：搤，执持也，捥，腕同。只搤捥二字，写方士热中技痒，情状如见。汉武事十六。（《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1]，见地如钩状[2]，掊视得鼎[3]。鼎大异于众鼎[4]，文镂毋款识[5]，怪之，言吏。吏告河东太守胜[6]，胜以闻[7]。天子使使验问巫锦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之[8]。至中山[9]，晏温[10]，有黄云盖焉。有麃过[11]，上自射之，因以祭云[12]。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13]。天子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14]，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今年丰庑未有报[15]，鼎曷为出哉[16]？”有司皆曰：“闻昔大帝兴神鼎一[17]，一者一统[18]，天地万物所系终也[19]。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20]。禹收九牧之金[21]，铸九鼎，皆尝烹上帝鬼神[22]。遭圣则兴[23]，迁于夏商[24]。周德衰，宋之社亡[25]，鼎乃沦伏而不见[26]。《颂》云‘自堂徂基[27]，自羊徂牛[28]；鼐鼎及鼒[29]，不虞不骜[30]，胡考之休’[31]。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32]，承休无疆[33]。合兹中山[34]，有黄白云降盖[35]，若兽为符[36]，路弓乘矢[37]，集获坛下[38]，报祠大飨[39]。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40]。鼎宜见于祖祢[41]，藏于帝廷[42]，以合明应[43]。”制曰：“可[44]。”

[1] 【汇注】

裴　骃：应劭曰：“锦，巫名。”（《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又：应劭曰：“魏，故魏国也。脽，若丘之类。”（同上）

凌稚隆：案：汾阴故魏地，故曰“魏脽”。（《史记评林·封禅书》）

龚浩康：巫，古代称能够以舞降神的人，女的称巫，男的称觋。锦，人名。魏脽，即汾阴脽，因原属魏国，所以称魏脽。营，祠庙周围的界限。（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 【汇评】

编者按：地异藏宝乃中国风水堪舆术的一般信条，然而，缺少科学依据，碰运气者居多。看来，此巫锦真是一个幸运儿。

[3] 【汇校】

梁玉绳：附案：《汉书·武纪》《水经注》六言元鼎元年先已得鼎汾阴，此元鼎四年为重得之。然《封禅书》《郊祀志》皆不载元年得鼎事，必是误出，《通鉴考异》辨之矣。（《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司马贞：《说文》：“掊，抱也。”音步沟切。（《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凌稚隆：王维桢曰：“元鼎、元封之间，燕齐之士争言神仙，故淫祠于汉世为多。虽当时名儒继登宰辅，亦莫能正之者。元成之秦衡潭用事，始奋然欲尽去淫祠以正古义，又幸世主从之，其事行矣。未几，以刘向一言而祷祠复兴，惜哉。”（《史记评林·封禅书》）

张大可：其夏云云，此元鼎元年事。《封禅书》所载时间有其明年、其后某年、其来年、其春、其夏、其冬、是岁等语，皆行文所至或追书、或穿插，以文情纬文，而不是严格的编年，故时间不明，后人不明史公书法，以此处为错简，非是。魏脽，即汾阴脽丘，古属魏地，故又名魏脽。掊视，扒开泥土察看。（《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浦起龙：此下入得汾鼎、郊太一两事，直走封禅正旨矣。文极浩烦，意有专注，到后方知。

本段叙得汾鼎，即孝武所欲祠出之，以为封禅之符者。乃今既得之，是宜亟行封禅也。（《古文眉诠》卷二十）

[4] 【汇注】

程馀庆：《汉书》：“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5] 【汇注】

司马贞：韦昭云：“款，刻也。”案：识犹表识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张大可：文镂无款识，鼎上只有刻纹，没有款识。镂，刻。天子诸侯之鼎皆有款识，此鼎为新垣平等人伪造，故无款识。（《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吴见思：另起一头序宝鼎，由宝鼎及鼎书，由鼎书及封禅，是此节主意。（《史记论文·封禅书》）

[6] 【汇注】

龚浩康：河东，郡名，辖今山西省西南部地区，郡治在安邑（今夏县西北）。太守，官名，郡的最高行政长官。胜，人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7] 【汇注】

龚浩康：闻，传报。（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8] 【汇注】

裴　骃：如淳曰：“以鼎从行，上至甘泉，将荐之于天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张大可：上荐之，汉武帝将鼎进献（荐）给上帝和祖先。（《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郭嵩焘：案；“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之”十字，曲尽当时情事。下云至中山、至长安，则于其中另叙此二段，以烘托之。迎鼎者，上自迎也；从行者，既迎而遂从上以行也；至甘泉荐之，谓进而置之甘泉宫中也。下言有司议谓“宜见于祖、祢，藏于帝廷”，则亦荐告之祖庙而已。《汉书》如淳注谓“以鼎从行上至甘泉，将荐之于天”者，非也。（《史记札记》卷三《封禅书第六》）

[9] 【汇注】

裴　骃：徐广曰：“《河渠书》凿泾水自中山西。”（《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此山在冯翊谷口县西，近九嵕山，土人呼为中山。《河渠书》韩使水工郑国说秦凿泾水自中山西，即此山。（《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龚浩康：中山，山名，在今陕西省淳化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中山，又名仲山，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0] 【汇注】

司马贞：如淳云：“三辅俗谓日出清济为晏。晏而温，故曰晏温。”许慎注《淮南子》云：“晏，无云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凌稚隆：杨慎云：“凡日出太早则阴雨，稍晏则晴霁。故曰晴为晏”。（《史记评林·封禅书》）

张大可：嚥，即晏温，古陕北土语，指天空晴朗，风和日丽。（《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1] 【汇注】

程馀庆：麃，音庖，似獐，牛尾，一角。（《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2] 【汇注】

裴　骃：徐广曰：“上言从行荐之，或曰祭鼎（乎）〔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汇评】

程馀庆：祭鼎也。于鼎上又添色泽，伏冷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3] 【汇注】

龚浩康：大夫，官名，名目甚繁，多系中央要职和顾问。（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4] 【汇注】

龚浩康：登，庄稼成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程馀庆：灾异事即从诏中补出，微辞。（《历代名家评注史记评注·封禅书》）

[15] 【汇注】

程馀庆：庑，音无，草木盛貌。言虽祈谷而未获丰年蕃庑之报。（《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丰庑，丰收。庑，茂盛。报，报赛，农事完毕之后举行的祭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6] 【汇注】

龚浩康：曷为，为何，为什么。（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今岁丰收还未曾报祭天地，天地为何又出宝鼎呢？（《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吴见思：先作一谦让，而以聪明语出之。（《史记论文·封禅书》）

编者按：汉武帝此句的意思十分明显：因为己德尚缺，故而宝鼎出非其时。这里，他首先申明，近年频繁巡察后土，当然也包括敬奉其他鬼神的目的不过是“祈为百姓育谷”，即办好事。如果加上以前的致鬼（招魂）、致物（炼金）、消灾、却老，特别是后来的效法黄帝，封禅登仙，可见他“尤敬鬼神之祀”的目的是不断变化升级的，且由为民逐渐演变到为己，但仍以为民作基础。因为只有为老百姓办好事，才能取得民心；只有取得民心，才能感动上天，赐降祥瑞，从而获得封禅的资格。这也是本文经常将治水救灾与祭祀封禅结合起来叙写的基本原因。

[17] 【汇注】

司马贞：颜师古以大帝即太昊伏羲氏，以在黄帝之前故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又：案：孔文祥云“泰帝，太昊也”。（《史记索隐·封禅书》）

龚浩康：大帝，也作“泰帝”，传说中的太昊伏羲氏。兴，制作。神鼎，对宝鼎的美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编者按：鼎由食器、礼器发展为权力、国家，乃至“天地万物所系终”的象征，逐渐形成了我国的鼎文化崇拜。而崇拜的核心不过是王朝的最高权力和大一统的理想罢了。因此，这里“神鼎”的“神”字，更有神秘无比、神力无穷的意义。

[18] 【汇注】

张大可：一者壹统，只作神鼎一，一的意思就是一统天地。（《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编者按：这里的“一者一统”，也即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所说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这是汉武帝及一切胸怀高远的帝王们最为推许的信条。

[19] 【汇校】

梁玉绳：案：“终”字误，《汉志》作“象”是。（《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吴汝纶：梁云《汉志》终作象，《武纪》亦作终。某疑终乃络之误。（《点勘史记读本》）

【汇注】

龚浩康：系终，归结。（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0] 【汇注】

龚浩康：象，象征，代表。（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吴见思：向插九鼎，此又添黄帝三鼎，总属无稽，然黄帝鼎书正从此起。（《史记论文·封禅书》）

[21] 【汇注】

龚浩康：九牧，即九州。牧，原指州的长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2] 【汇校】

张文虎：《封禅书》作“亨”，《集解》《索隐》皆先释烹，后释，似当如《封禅书》。然《郊祀志》作“享”，注引服虔曰“以享祀上帝也”。盖此文当以“皆尝享上帝鬼神”为句，古享字烹字皆作“亨”，致相混耳。疑《史》文当作“亨”。（《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

【汇注】

裴　骃：徐广曰：“烹，煮也。音觞。皆尝以烹牲牢而祭祀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言鼎以烹牲而飨尝也。“”字又作“觞”字，音殇。《汉书·郊祀志》云鼎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鬲音历，谓足中不实者名之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龚浩康：烹，烹煮，特指烹煮牲畜以祭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3] 【汇注】

张守节：遭，逢也。鼎虽沦泗水，逢圣兴起，故出汾阴，西至甘泉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龚浩康：兴，兴起，出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程馀庆：言鼎逢圣人在上，则兴起。（《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24] 【汇注】

程馀庆：谓夏德衰，鼎迁于商。商德衰，鼎迁于周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25] 【汇注】

张守节：社主民也。社以石为之。宋社即亳社也。周武王伐纣，乃立亳社，以为监戒，覆上栈下，不使通天地阴阳之气。周礼衰，国将危亡，故宋之社为亡殷复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汇注】

龚浩康：宋，国名。周武王灭商后，封商纣之子武庚于商的旧都亳（今河南省商丘县北）。周成王时，武庚因叛乱被杀，又以其地封给商纣之庶兄微子，建为宋国。辖地在今河南省东部及山东、江苏、安徽三省之间。社，祭祀土神的场所，古代诸侯建国必先立社。（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6] 【汇校】

梁玉绳：案：史公述有司议，缺略不具，当以《汉志》校之，得失自见。然“周德衰”下有“鼎迁于秦，秦德衰”二语，社亡鼎没，不在秦衰之时，议者未免失词。又考禹铸九鼎虽不见于经典，而相传为禹铸。《易林》小畜之益、《说文·鼎部》及杜注《左传》、王嘉《拾遗记》皆称是禹，惟《墨子·耕柱篇》言夏启所铸，并载白云之谣，恐单说不可信，而金氏《前编》因之，何与？（《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龚浩康：见，通“现”，出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凌稚隆：光缙曰：“案：野史云：汉得汾阴鼎，而帝嘉之。群臣上寿，贺陛下得周鼎。吾丘寿王独谓非周鼎而对上曰：‘周德始后稷成文武，其报祯应鼎为周出，名曰周鼎。今汉自高祖继周至于陛下，功德愈盛，天瑞并至，宝鼎自出，非周鼎也。’夫武王克商，迁鼎于雒阳。而吾丘寿王曰鼎为周出，诬罔甚矣，当时附会之谈宁独一吾丘哉？”（《史记评林·孝武本纪》）

[27] 【汇注】

张守节：此以下至“胡考之休”是《周颂·丝衣》之诗。自堂，从内往外。基，门内塾也。郑玄云：“门侧之堂谓之塾。绎礼轻，使士升堂，视壶濯及笾豆之属，降往于塾。牲自羊徂牛，告充已，乃举鼎告絜，礼之次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28] 【汇注】

张守节：自堂往塾，先视羊，后及牛也。毛苌云：“先小后大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29] 【汇注】

裴　骃：韦昭曰：“《尔雅》曰鼎绝大谓之鼐，圜奄上谓之鼒。”（《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30] 【汇注】

司马贞：《毛传》云：“虞，哗也。”姚氏案：何承天云“虞”当为“吴”，音洪霸反。又《说文》以“吴，一曰大言也”。此作“虞”者，与吴声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借此“虞”为欢娱字故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钱大昕：古文虞与吴通。汉碑亦有“不虞不扬”之文。今《封禅书》作不吴，乃后人据《毛诗》称改。（《廿二史考异·史记》）

[31] 【汇注】

龚浩康：《颂》，指《诗经》中的《周颂·丝衣》。徂，往，到。基，指门外两侧房屋的地基。鼐，大鼎。鼒，小鼎。虞，喧哗。骜，通“傲”，傲慢。胡考，长寿。休，福禄。（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颂》云：引自《周颂·丝衣》。意谓周祭典之官在祭礼之前，要从堂至门塾，察看羊牛牲品以及大小祭器是否整洁如仪，在祭祀时不喧哗，不怠慢，所以才能得到寿考的福气。丝衣，祭服。旧注认为《丝衣》是周公成王太平之时的祭祀乐歌。徂，往。基，门内塾。鼐，大鼎。鼒，小鼎。不吴，读不虞，不喧哗。不骜，不怠慢。胡考，寿考。（《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32] 【汇注】

吴见思：光润其色，龙变其文也。（《史记论文·封禅书》）

龚浩康：光润，指鼎的外表光彩华美。龙变，龙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异动物，能上天下海，变化莫测，这里用“龙变”来形容鼎的光彩的变幻神奇。（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3] 【汇注】

凌稚隆：杨慎曰：“鼎虽沦没泗水，逢圣则兴起，故出汾阳（编者按：据本节开头之“汾阴巫锦”，此阳当为阴之误）西至甘泉也”。（《史记评林·封禅书》）

张大可：鼎至甘泉，焕发光彩，空中出现龙形的云气变化，象征着大汉承受无边无尽的休美。（《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程馀庆：言鼎至甘泉之后，其色光润，其文龙变，承此休福无穷竟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34]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关中亦复有中山也，非鲁中山。”（《史记集解·封禅书》）

[35] 【汇注】

裴　骃：韦昭曰：“与中山所见黄云之气合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梁玉绳：附案：服虔云“云若兽，在车盖也”。晋灼云“盖，辞也”。师古云“二说非，盖发语辞也”（颜即晋说）。《史诠》云“降盖句，即上文‘黄云盖焉’是也”。《史诠》说胜旧注。（《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36] 【汇注】

裴　骃：服虔曰：“云若兽，在车盖也。”晋灼曰：“盖，辞也。或云符谓瑞应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符，祥瑞，吉祥之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7] 【汇注】

裴　骃：韦昭曰：“路，大也。四矢为乘。”（《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程馀庆：路，大也。四矢曰乘。言上亲以弓矢，获麃于坛下也。应上自射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38] 【汇注】

龚浩康：集，会聚。（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9] 【汇注】

裴　骃：徐广曰：“一云大报享祠与。”（《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大飨，古代帝王诸侯合祭历代祖先的祭礼。（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报祠大享，用大享酒礼祭祀，回报天地。（《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凌稚隆：陈文烛曰：案：《汉武故事》云，武帝祀甘泉，至渭泉，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长七尺，上怪其异，遣问之。女曰：“帝后第七车侍中知我所来。”时，张宽在第七车，对曰：“天星主祭祀者，斋戒不严，则女入星见。”余谓此与老人黄犬之说，俱属荒唐，姑述所闻如此。（《史记评林·封禅书》）

[40] 【汇注】

裴　骃：服虔曰：“高祖受命知之也，宜见鼎于其庙。”（《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合德，天人互相感应。迷信者认为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动上天。（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吴见思：心知妙犹天子独喜也。（《史记论文·封禅书》）

[41] 【汇注】

龚浩康：祖祢，祖先。古代父死，神主进入祖庙以后称“祢”。（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祖祢，祖考之庙。（《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编者按：神主，书写着死者身份、姓名的牌位，一般用木片做成，呈“且”字形，是供奉和祭祀的直接对象。

[42] 【汇注】

龚浩康：帝廷，指甘泉宫内供奉天帝的殿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43] 【汇注】

龚浩康：明应，上天所降符瑞的应验。明，神明，神灵。（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程馀庆：祢，文庙。帝廷，甘泉天神之廷。言武帝受命，而帝心知其意，而与天合德，宜见此鼎于祖祢之庙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44] 【汇注】

龚浩康：制，称帝王的命令。（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程馀庆：汉武事十七。（《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编者按：从本段看来，汉武帝对于封禅成仙之事，在开始的时候，还是心中无数，疑虑重重，没有信心的。只是后来在公卿大夫、文武官员的极力劝谏下，他才制曰：“可。”因此，封禅之过，绝不能全怪汉武，也不能全怪方士，还应该追究朝廷官员的蛊惑教唆罪。

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1]，而不能至者，殆不见其气[2]。上乃遣望气佐候其气云[3]。

[1] 【汇注】

张守节：蓬莱、方丈、瀛洲，渤海中三神山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汇评】

程馀庆：无端接入求仙，笔法灵奇冷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2] 【汇注】

龚浩康：殆，大概。（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吴见思：昔犹望见，今并不见其气。玄之又玄。（《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既不见其气，又何从知其不远？语荒唐入妙。（《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3] 【汇注】

姚苎田：令善望气者佐之，占候也。（《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龚浩康：望气佐，指善于望气的官员。候，等候观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编者按：望气亦称候气。它是古代方士通过观察云气的形状、色彩及其变化情况来预测人事吉凶福祸的一种占卜术。这自然是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论”的主观臆断和牵强附会，但在汉代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史记》中写到望气活动的，除了本篇外，还有《项羽本纪》《孝文本纪》《李将军列传》等。《史记·天官书》中更有大量的关于望气的理论与实践的叙述。此时，望气不但成了一个专门职业，而且在朝廷中还设置了相应的官员。望气时，似乎还要举行隆重的仪式。鲁惟一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写道：“称之为‘候气’的仪式旨在确定那些赋予自然界生命的气在流动时发生了什么变化。观察和记下这些变化是必要的，这样人的相应的气和活动就能与自然界的秩序和节奏的变化相一致。大部分这样的典礼在举行时是非常庄重的，其标志是参加的国家高级官员都得遵照规定的先后程序；举行的仪式无疑是很正规的。”

【汇评】

吴见思：遥接入海求蓬莱，下即插入神仙事。（《史记论文·封禅书》）

程馀庆：又作不了语，妙。汉武事十八。（《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其秋，上幸雍，且郊[1]。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亲郊之”。上疑未定[2]。齐人公孙卿曰[3]：“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4]，与黄帝时等。[5]”卿有札书曰[6]：“黄帝得宝鼎宛（侯）〔朐〕[7]，问于鬼臾区[8]。区对曰：‘（黄）帝得宝鼎神[9]，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10]，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11]，后率二十岁得朔旦冬至[12]，凡二十推[13]，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14]”卿因所忠欲奏之[15]。所忠视其书不经[16]，疑其妄书[17]，谢曰[18]：“宝鼎事已决矣，尚何以为！[19]”卿因嬖人奏之[20]。上大说[21]，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功[22]，申功已死[23]。”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齐人也。与安期生通[24]，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25]。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26]。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27]。封禅七十二王[28]，唯黄帝得上泰山封’[29]。申功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30]。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31]。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32]，五在中国[33]，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34]，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35]。患百姓非其道[36]，乃断斩非鬼神者[37]。百馀岁然后得与神通[38]。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39]。鬼臾区号大鸿[40]，死葬雍，故鸿冢是也[41]。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42]。明廷者，甘泉也[43]。所谓寒门者，谷口也[44]。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45]。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46]。黄帝上骑[47]，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馀人，龙乃上去[48]。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黄帝之弓[49]。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胡髯号[50]，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51]，其弓曰乌号。[52]’”于是天子曰：“嗟乎[53]！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耳[54]。”乃拜卿为郎[55]，东使候神于太室[56]。

[1] 【汇校】

梁玉绳：附案：上，常称也；幸雍，常事也。只因《汉志》偶脱“幸”字，师古遂造为雍地形高之说，以上雍释，而小司马袭之，何无识也。（《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司马贞：上雍，以雍地形高，故云上。（《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龚浩康：且，将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编者按：郊，古代祭礼，即郊祀，指在郊外祭祀天地，又称郊社。在冬至日祭天于南郊称为郊，夏至日祭地于北郊称为社，合称“郊社”。郊祀、郊社都是古代帝王的重大活动。

[2] 【汇评】

姚苎田：郊社之礼，乃天子绝大之事，而小人至，欲以矫诬荒诞之说立坛，令天子亲郊，无忌惮极矣。然武帝于方士之言，无不如石投水，独于亲郊太一一事疑而稍绌之，盖犹有君人之道焉。（《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又：前云“神君最贵者太一”，兹更以五帝为太一之佐，盖太一即太极也。五帝即五行也。理本寻常，但以鬼道附会之，则可嗤耳。（同上）

[3] 【汇注】

龚浩康：公孙卿，方士。（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4] 【汇注】

龚浩康：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这年仲冬辛巳日是朔日，早晨交冬至中气。朔，指月亮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之间和太阳同时出没时所呈现的新月月相，这种现象通常出现在夏历每月初一，所以一般称初一为朔日。（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5] 【汇评】

凌稚隆：徐中行曰，“观公孙卿所言，则知汾阴鼎必其所为，以欺武帝者”。（《史记评林·封禅书》）

浦起龙：上叙得鼎，尚未与封禅搭连。此言得鼎之年，与黄帝朔旦冬至合，适相凑泊矣。又恰当与少君言封禅不死，黄帝是也相印。（《古文眉诠》卷二十）

姚苎田：另起一头，以黄帝作话柄，以宝鼎作证明。（《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6] 【汇注】

龚浩康：札书，写在木简上的文章。（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程馀庆：以下详公孙卿出处，亦用倒序法。（《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7] 【汇校】

梁玉绳：附案：宛朐地名，即济阴宛句也，而《补纪》作“宛侯”，《汉志》作“冕侯”，注家皆缺。盖“冕”当作“冤”，“侯”“句”音近。《路史·国名纪》六“宛侯，三皇时侯国”。（《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钱大昕：《封禅书》作宛朐。宛朐，盖地名，济阴郡冤句县是也。《汉志》作冕侯，冕即宛之讹。侯句音相近。（《廿二史考异·史记》）

编者按：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修订本作“宛侯”。此处当为《封禅书》原文。

【汇注】

程馀庆：故城在曹州府西南四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宛朐，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菏泽县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8] 【汇注】

裴　骃：《汉书音义》曰：“区，黄帝时人。”（《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郑氏云：“黄帝佐也。”李奇曰：“黄帝时诸侯。本作‘申区’者，非；《艺文志》作‘鬼容区’者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姚苎田：黄帝时良史。（《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9] 【汇校】

张文虎：此“黄”字似衍，《封禅书》《郊祀志》并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

【汇注】

程馀庆：神策，灵蓍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姚苎田：既得鼎，又得神人书策，如谶纬之属。（《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10] 【汇注】

龚浩康：纪，历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1] 【汇注】

程馀庆：迎，逆数之也。言黄帝得神蓍，因以推算历数，逆知节气日辰之将来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2] 【汇校】

编者按：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校勘记［三七］：“得”，本书卷二八《封禅书》《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作“复”。疑“复得”连用更合上下文意。

【汇注】

张守节：率音律，又音类，又所律反，三音并通。后皆放此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龚浩康：率，大率，通常。（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3] 【汇注】

龚浩康：推，指推算次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4] 【汇评】

凌稚隆：庐璘曰：“案：《史记》黄帝获宝鼎，迎日推策。春秋时楚子尝问鼎于周，战国时齐欲取鼎于周，至秦并天下，销天下兵器铸铜人十二，不知九鼎竟在何处，云沦伏于洛。至汉武帝时以巫锦言得鼎于汾阴，云大异于众鼎，据《战国策》言举移一鼎当得九万人，则此鼎非九鼎之数，必黄帝所获宝鼎也，以后亦不闻此鼎下落。但后汉末载董卓销十二铜人以铸钱，夫鼎极大，粗重之物，非人所能隐藏，而竟无所寻觅，此古今一大怪异事也。”（《史记评林·孝武本纪》）

程馀庆：言每十二年，即复过朔旦，冬至二十推应四百年，合是岁己酉前二十年计之，故但云三百八十年也。插序一书，甚“不经”二字允为定评。（《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编者按：比物附瑞，观象授时，乃中国传统思维之遗则，宗法政治之大事。其源盖出于天命观。“得天之纪，终而复始”，极言人只要能赶上天道循环之良辰吉日，与之同行，便可与之同寿。天不死，人亦永生。此乃祭天祀物，改历易服之由。黄帝之举，实为“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故能仙去。此论亦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时所重视。

[15] 【汇注】

龚浩康：所忠，武帝的近臣。（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6] 【汇注】

程馀庆：不合经典。（《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张家英：“不经”指所说的事不见于大家公认的经典，没有合法的依据。本篇下文尚有：“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亦用其义。后一例又见于《封禅书》。（《〈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武本纪》）

龚浩康：经，正常，寻常。（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7] 【汇评】

姚苎田：以所忠之疑其妄，反映武帝之反信其真。（《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18] 【汇注】

龚浩康：谢，推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程馀庆：谓不须更言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9] 【汇评】

吴见思：先一折挫明示其妄。（《史记论文·封禅书》）

[20] 【汇注】

龚浩康：嬖人，宠爱的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1] 【汇注】

龚浩康：说，通“悦”，高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2] 【汇注】

裴　骃：《封禅书》“功”字作“公”。（《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申功，方士。（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申功，即鲁大儒申公，事详《儒林列传》。（《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23] 【汇评】

吴见思：一篇神仙不死，此偏说死。（《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妙，无从考较矣。然申公者，何为死耶？扭捏可笑。（《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24] 【汇评】

姚苎田：武帝求安期生久矣，故方士辄以“与安期通”为言。憨甚。（《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25] 【汇注】

姚苎田：鼎书即前札书也，下文连缀二“曰”字，及“申公曰”字，又于书外附会之也。（《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汇评】

姚苎田：申公“受黄帝言”，见其亲承衣钵。又云“无书，独有此鼎书”，见其大可宝贵也。作态妙绝。（《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26] 【汇注】

张家英：《经传释词》卷八：“且，犹抑也。”这是说“且”是一种选择连接词，它表示的是“抑、或”的意思。这种用法的“且”字《史记》中屡见。（《〈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武本纪》）

龚浩康：且，或者，选择连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吴见思：先见乃尔明是妄谈。（《史记论文·封禅书》）

[27] 【汇评】

浦起龙：是为第四次劝举封禅，乃到头之的脉也。（《古文眉诠》卷二十）

[28] 【汇注】

张守节：《河图》云：“王者封太山，禅梁父，易姓登崇，有七十二君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汇评】

吴见思：祖袭管仲。（《史记论文·封禅书》）

[29] 【汇评】

姚苎田：忽然又穿到封禅去，妙绝章法。（《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上泰山有何难？故为此言者，欲神其事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30] 【汇评】

吴见思：前两点封禅犹是蛛丝马迹，入此节则封禅为主。从此一层一层渐渐引入黄河之源，涓涓细水行三日，则狐可越；既入积石，则淼茫矣。（《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随口说成一片，无端无绪，令人自入其玄中。（《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要紧在此一句，然谈何容易。（《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31] 【汇注】

裴　骃：应劭曰：“黄帝时诸侯会封禅者七千人。”李奇曰：“说仙道得封者七千国。”张晏曰：“神灵之封谓山川之守。”（《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韦昭云：“黄帝时万国，其以修神灵得封者七千国，或为七十国。”乐产云：“以舜为神明之后，封妫满于陈之类也。”顾氏案：《国语》仲尼云“山川之守，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汪芒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也。”（《史记索隐·封禅书》

姚苎田：言封内山川为神灵所守者。（《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龚浩康：神灵之封，指为主持祭祀名山大川而建立的封国。居，占，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神灵之封居七千，黄帝诸侯有七千成仙，其神灵享受山川之封。（《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32] 【汇注】

龚浩康：蛮夷，古代对南方和东方各族的泛称。这里指中原华夏族以外的四方各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3] 【汇注】

龚浩康：中国，指中原地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4] 【汇注】

龚浩康：华山，山名，古称西岳，在今陕西省东部。首山，山名，在今山西省永济县南。太室，指嵩山，古称中岳（按：中岳实含太室、少室二山），在今河南省登封县北。东莱，即莱山，有两座，一在今山东省莱阳县北，一在今山东省黄县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程馀庆：三在蛮夷者，何不序？明是杜撰。（《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35] 【汇评】

吴见思：切中武帝之心。（《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以武帝方大征匈奴也。（《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揣摹附会入妙。一句与上不连（《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36] 【汇注】

龚浩康：患，忧虑。非，非难，反对。（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7] 【汇注】

司马贞：谓有非毁鬼神之人，乃断理而诛斩之。（《史记索隐·封禅书》）

凌稚隆：案：卿见武帝事征伐、好神仙则曰“黄帝且战且学仙”，惧人攻其邪妄则曰“断斩非鬼神者”。此小人极意逢迎之态，专权固宠之术也。（《史记评林·封禅书》）

姚苎田：杜塞后门，方士恶技。（《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非，毁也。预杜争臣之口。二句与上不连。（《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38] 【汇注】

姚苎田：又纡其期以难之。（《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钱锺书：《考证》：“何焯曰：‘恐其言不验被诛，故远其期于百余岁。’”按：即同《韩非子·内储说下》宋人棘端削猴之谲智，此远其期限，而彼严其禁忌耳。夫学仙所以求长寿，今乃谓长寿然后得学仙；汉武若非妄想颠倒，必能遁词知其所穷。《赵飞燕外传》夷人曰：“学吾术者，要不淫与谩言”，樊嬺嗤之曰：“阳华李姑蓄斗鸭池下，若獭啮鸭，芮姥献捕獭狸，语姑曰：‘是狸不他食，当饭以鸭。’……今夷术真似此也！”公孙卿语洵可以芮姥之狸喻之。（《管锥编》第一册《史记会注考证五八则》）

张大可：意谓汉武帝欲登仙，要像黄帝一样等待百余年。此公孙卿愚弄汉武帝以求自保的谎言。（《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39] 【汇评】

姚苎田：此句顾“幸雍”近事。（《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40] 【汇注】

龚浩康：号，别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41] 【汇注】

裴　骃：苏林曰：“今雍有鸿冢。”（《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冢，隆起的坟墓。（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吴见思：引其人，引其冢，说得活像，今小说家每祖其法。（《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此借一二近似地名，以实其说。（《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鸿冢在凤翔县。四句与上不连。（《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42] 【汇注】

龚浩康：明廷，即明堂。（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黄帝接待万灵于明廷。（《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43] 【汇注】

程馀庆：甘泉山在邠州淳化县东北五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44] 【汇注】

裴　骃：徐广曰：“一作‘塞’。”（《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又：《汉书音义》曰：“黄帝仙于塞门也。”（同上）

司马贞：服虔云：“黄帝所仙之处也。”小颜云：“谷，中山之谷口，汉时为县，今呼为冶谷，去甘泉八十里。盛夏凛然，故曰寒门谷口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姚苎田：接会百神于明廷，其地即今甘泉。而又谓谷口为寒门。寒者，幽隐之义，百神之所从出入也。（《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谷口，汉县，故城在西安府礼泉东北七十里。其地在九嵕山东，仲山西、泾水出山之处，盛夏凛然，故曰“寒门”。西北去甘泉八十里，黄帝升仙处也。五句与上不连。（《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谷口，即中山的谷口，因谷北寒凉，所以称为“寒门”。（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45] 【汇注】

裴　骃：晋灼曰：“《地理志》首山属河东蒲阪，荆山在冯翊怀德县。”（《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程馀庆：首山在许州襄城县南五里。荆山在陕州阌乡县南三十五里，其阳有铸鼎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张大可：首山，又名首阳山、雷首山，在今山西永济县南。（《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龚浩康：荆山，山名，在今河南省灵宝县境。（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46] 【汇注】

司马贞：颜师古云：“胡谓项下垂肉也；髯，其毛也。故童谣曰‘何当为君鼓龙胡’是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又：《说文》曰：“胡，牛垂颔也。”《释名》云“胡，在咽下垂”者，即所谓咙胡也。（《史记索隐·封禅书》）

龚浩康：胡，颈部下垂之肉。髯，颊上的长须。（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张大可：龙项下垂肉上的龙须下到地面来迎接黄帝。（《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47] 【汇评】

梁玉绳：案：黄帝上骑与秦穆上天其妄一也，何待于辨，而《风俗通·正失篇》《子华子·问鼎篇》极论黄帝升遐之谬，迂矣。（《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48] 【汇评】

姚苎田：妙有斡旋，正是索解不得。（《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49] 【汇校】

李　笠：案：堕字误衍其一。髯拔则弓自堕，何待髯堕而后堕弓乎？《补纪》《汉志》及《论衡·道虚篇》并作“龙髯拔。堕黄帝之弓”。又《汉书·司马相如传》左乌号之雕弓。《集注》张揖曰：“黄帝乘龙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龙髯，髯拔，堕黄帝弓。”亦一确证也。（《广史记订补》卷三《封禅书》）

【汇注】

张守节：徒果反。（《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汇评】

吴见思：《书》多一“龙须”字，一“堕”字方详。（《史记论文·孝武本纪》）

[50] 【汇注】

张守节：户高反，下同。（《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龚浩康：号，大声哭喊。（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51]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湖水原出虢州湖城县南三十五里夸父山，北流入河，即鼎湖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龚浩康：名，命名，起名。动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52] 【汇评】

吴见思：以奇笔写奇事，粲若纷花，句句雅俊。《子华子·辩释》一篇句皆本此，自非汉以前之书。（《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与今市儿谈新闻何异？然竟为千古口实。甚矣，人之好怪也。（《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又：自“黄帝时万诸侯”以下，皆杂举黄帝故事，以歆动武帝，其中且注且证，左牵右曳，绝似《考工》《尔雅》诸书。史公借荒诞之说以发其奇横之文，正是极得意处。（同上）

程馀庆：十七句与上不连。述申公言，凡四十八句，而每数句则变换，初不接连，读之如见其随口拉谎、左支右诎之状，传神之笔。（《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逯耀东：战国兴起的传说中的黄帝，经邹衍将其纳入历史系统之后，成为人世真实的黄帝，再进一步成为华夏民族的共祖。司马迁写《史记》始于《五帝本纪》，其中又由黄帝开始，就是受到了这种影响。不过，这个民族共祖却在汉武帝时，腾升为神仙的黄帝，其过程就是《史记·封禅书》撰写的原因。由战国时期的传说凝聚而成的黄帝，流传到汉代，尤其汉武帝时，已有许多不同的面貌。大致来说，《汉书·艺文志》存在着起于“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以及“迂诞依托”两大类的黄帝著作。……

司马迁将包括黄帝在内的许多神话材料，采取保留的态度，每每借方士之口道出，却不加任何论断，将这一份材料保存在《封禅书》中。然后，再进一步从传说中提炼可信的材料，塑造另一个历史的黄帝。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两个黄帝：一个在《封禅书》，另一个在《五帝本纪》。前者是神仙的黄帝，后者是历史的黄帝。（《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导言）

编者按：公孙卿所言，皆黄帝修仙得道之神话传说，与《五帝本纪》之黄帝相表里，亦开历史人物神话化之先河。然而，黄帝本赋地龙之性，当其凡间功德完满时，自然会被天龙迎入仙境，亦示天地相合，天人和谐。这与秦皇、汉武之求仙长生确有本质区别：其一，非有意为之。所谓“且战且学仙”，实无可考；其二，非为满足一己之私欲。因此，黄帝不但是中华民族之始祖神，亦为神国之最高统治者。至于公孙卿何以撰此，大抵不过是狐假虎威，蛊惑汉武帝罢了。而对于汉武帝来说，有了黄帝做靠山，就等于找到了封禅求仙的根本依据，就会极大地提升这一活动的社会地位和感召力。只有在这时，他才会理直气壮地说：我的“尤敬鬼神之祀”，完全是为了继承中华始祖的圣业，宏扬先贤圣哲的道统，为子孙后代打开通往盛世的大门。如果我再能成仙，这不是三全其美吗，何乐而不为呢？谁还敢反对呢？

[53] 【汇注】

龚浩康：嗟乎，感叹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姚苎田：公孙卿半日谬悠之谈，娓娓如见。武帝听到出神处特下“嗟呼”一叹，真千古传神之笔。（《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54] 【汇注】

龚浩康：，鞋子。（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草鞋。（《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牛运震：“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耳。”“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然益遣，冀遇之。”连用此等飘动之笔，写出武帝求仙神情。后人有云如武帝爱道凭虚欲仙，正从此等句看出。（《史记评注》卷四）

程馀庆：者，从草履也。应甘心语，有飘飘凌云之意。（《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编者按：汉武帝的这句话显然只是一种假设的情景，但是，它却表现了对黄帝登仙的无比赞叹与极度羡慕之情。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求仙长生的痴迷程度，绝不仅仅出于一时兴起所发的感慨。但是，如果硬要说“天子口里无戏言”，一定要说到做到，那也是不现实的。因为黄帝仍然是“且战且学仙”，最后的乘龙归去也只是个传说，根本不可信。武帝最终也觉悟到这一点。所以，这句话不过是说说而已。实际上，汉武帝是一个大有情义的人，他对皇后、嫔妃及皇子、皇孙的爱绝不亚于最重情义的凡夫俗子。这仅仅从他写过的一些诗赋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真要让他“视去妻子如脱耳”，恐怕他首先会陷入《红楼梦·好了歌》所描写的两难困境：“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对汉武帝来说，还应再加一难：“世人都说神仙好，只有江山忘不了！”至于一些论者认为汉武帝的这句话及其求仙长生活动完全是一个皇帝追求远大的生活理想和高尚的精神境界的个人之举，而且说只有皇帝才能有这样的主客观条件，这大概只能叫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孔子曰：“亦各言其志耳。”

[55] 【汇注】

龚浩康：郎，皇帝侍从官的通称，职掌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和备顾问及差遣，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名目。（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56] 【汇评】

凌稚隆：光缙曰：“汉武帝汾脽得鼎，因更其年元，皆侈心所使耳。余观《春秋》鲁桓公二年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太庙；昭七年晋赐子产以营之二方鼎。十六年，齐伐徐，徐贿以甲父之鼎。定六年，叔文子谓卫侯曰：‘昭公之难，君将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鉴纳之，择用一焉。’兹数者皆宝鼎也，则古人赠遗且用之，安足奇哉？而遽以名年也。后宣帝又于扶风亦得鼎，窦宪勒燕然，还，有南单于亦遗宪仲山甫古鼎，有铭，宪遂上之，迄晋魏六朝隋唐亦往往言获古宝鼎器，是何宝鼎之多也，惜不令汉武见之耳。”（《史记评林·孝武本纪》）

又：邵宝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树，然而不能已者，有体魄焉尔也。黄帝既仙，无体魄矣，衣冠而葬，何为哉？《易》曰：“纳约自牖”。武帝有牖如此，群臣不能自纳焉，而乃为迎逢，以成方士之妄，帝之暂明而倏晦，群臣亦与有罪焉。（《史记评林·封禅书》）

程馀庆：不了。汉武事十九。此段借公孙卿语通贯上下，尤为周密。盖至此凡得鼎、游山、伐国无一不附会黄帝，而收入封禅求仙中。此用笔之穷工极妙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冯立鳌：可以说，公孙卿是在求仙一事上对刘彻欺骗得时间最长、也最为成功的一人，他以黄帝成仙为例证，引诱刘彻深深迷恋于求仙之道，又不断用巨人脚印和转述的神语等似是而非的证据来表明神仙的存在，甚至把灾祸也说得与黄帝有相同之处，使刘彻在每次的失落和丧气中总能得到及时的安慰与一丝欣喜，让刘彻虽然求仙不得，但却欲罢不能，终使骗术能够延续。刘彻对公孙卿的求仙之事似乎是有所怀疑的，他曾向其提起过少翁、栾大求仙之诈，似有逼问公孙卿之意。刘彻后来在桥山（今陕西黄陵县北）见到黄帝坟墓，就问身边人：听说黄帝不死，为何有坟墓？有人告诉他：黄帝成仙上天，是群臣们把他的衣冠葬在此处。刘彻虽然表示了对黄帝升天的一丝疑问，但被方士的巧言轻轻掩饰，成仙的愿望使刘彻宁肯相信此言为真，从而打消了对公孙卿仅有的一点怀疑。前104年，公孙卿以太中大夫的身份奉诏与太史令司马迁、詹事壶遂共造《太初历》，可见公孙卿在朝中的涉事之广及刘彻对他的信任之深。史书上对公孙卿的结局未作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推动了入海求仙的风潮，而本人却避免了少翁和栾大那样的被杀命运。他可能具备天文历法方面的知识，无论如何都应是方士中有识见和最狡猾的人物。（《天汉璀璨：汉武时代五十年》）

上遂郊雍[1]，至陇西[2]，西登空桐[3]，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泰一祠坛[4]，坛放薄忌泰一坛[5]，坛三垓[6]。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7]，黄帝西南[8]，除八通鬼道[9]。泰一所用[10]，如雍一畤物[11]，而加醴枣脯之属[12]，杀一犛牛以为俎豆牢具[13]。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14]。其下四方地，为餟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15]。已祠，胙馀皆燎之[16]。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17]，水而洎之[18]。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19]。泰一祝宰则衣紫及绣[20]。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21]。

[1] 【汇评】

程馀庆：遥接前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2] 【汇注】

龚浩康：陇西，郡名，辖今甘肃省东南部地区，郡治在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 【汇注】

张守节：空桐山在原州平高县西一百里。（《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程馀庆：山名，在肃州高台县西南，黄帝学道处也，故登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空桐，即崆峒，山名，在今甘肃省平凉县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4] 【汇注】

龚浩康：具，备置，供设。（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5] 【汇注】

龚浩康：放，通“仿”，摹仿，效法。（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程馀庆：薄忌即亳谬忌。应前即是省笔。（《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6]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垓，次也。”骃案：李奇曰：“垓，重也。三重坛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垓，重也。言为三重坛也。邹氏云一作“阶”，言坛阶三重。（《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龚浩康：垓，台阶的级次。（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坛三级阶，即三重。垓，重。通鬼道。（《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7] 【汇注】

程馀庆：谓青帝居东，白帝居西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张大可：各如其方，五帝各自在其方位上。（《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吴见思：坛制及于此序出。（《史记论文·封禅书》）

[8] 【汇注】

裴　骃：服虔曰：“坤位在未，黄帝从土位。”（《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程馀庆：西南坤方从土位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9] 【汇注】

张大可：在黄帝的西南开辟八条通鬼道。（《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凌稚隆：杨慎曰：“祠太一则便曰‘放薄忌’，曰放薄忌则便曰‘如其方’，而文即应前矣。”（《史记评林·封禅书》）

程馀庆：谬忌坛制，反于此序处又是补笔。此序祠太一之仪也，先记祠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0] 【汇校】

梁玉绳：案：“其”字衍。（《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11] 【汇注】

龚浩康：一畤，指五畤之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2] 【汇注】

程馀庆：枣脯，以枣作脯。（《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神书》）

龚浩康：醴，甜酒。脯，干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祭祀太一的用物与祭祀雍一畤相同，只是外加醴酒、枣、干肉等物。（《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3] 【汇注】

程馀庆：狸犛通，西南徼外长髦牛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犛牛，即牦牛。一种毛很长的牛。俎豆，肉案和作料盏。祭祀、宴享用的礼器。（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杀一头狸牛以充俎豆。（《史记全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4] 【汇注】

裴　骃：韦昭曰：“无犛牛醴之属。”（《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音进。《汉书》作“进”。颜师古云：“具俎豆酒醴而进之。一曰进谓杂物之具，所以加礼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程馀庆：具俎豆酒礼而进之，无犛牛之属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张大可：只有五帝才加享俎豆醴酒等物。（《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5] 【汇注】

司马贞：餟音竹芮反。谓联续而祭之。《汉志》作“腏”，古字通。《说文》云：“祭酹。”（《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张守节：刘伯庄云：“谓绕坛设诸神祭座相连缀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龚浩康：餟，连续祭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在坛下四周祭祀群神及北斗，祭座一个接一个。餟，连缀，指祭座相连。（《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6] 【汇注】

龚浩康：胙余，祭祀后剩余的酒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祭毕，剩下的祭肉（胙）用火烧化。（《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7] 【汇注】

龚浩康：“鹿居其中”二句：指将鹿纳入牛的体腔内，又把猪纳入鹿的体腔内。彘，猪。（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8] 【汇校】

梁玉绳：附案：《汉志》作“水而酒之”是，徐广固云“洎”一作“酒”也。（《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裴　骃：徐广曰：“洎音居器反，肉汁也。”骃案：晋灼曰“此说合牲物燎之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又：徐广曰：“洎，一作‘酒’。灌水于釜中曰洎，音冀。”（《史记集解·封禅书）

张守节：刘伯庄云：“以大羹和祭食燎之。”案：以鹿内牛中，以彘内鹿中。水，玄酒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程馀庆：洎，音既，涤也，谓以水涤濯其牲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洎，添水浸润。（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将鹿置白色的牛中，又将猪置鹿中，再用水泡上。洎，润。（《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吴见思：三句诸解俱不明寓意，前狸牛乃俎豆之实，而太一，五帝决非一牢。牛鹿彘序法，乃列牲之次第，即礼齐在中，殽胾在左之类是也。（《史记论文·封禅书》）

[19] 【汇注】

司马贞：特，一牲也。言若牛若羊若彘，止一特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又：案：乐产云“祭日以太牢，月以少牢。特，不用牝也”。小颜云“牛羊若彘止一牲，故云特也”。（《史记索隐·封禅书》）

龚浩康：特，牲畜一头称为“特”。（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用牛祭日，用羊、猪祭月，均一牲，叫特。（《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吴见思：以上诸坛之牲俎。（《史记论文·封禅书》）

[20] 【汇注】

龚浩康：祝宰，指主持司祭的官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1] 【汇注】

吴见思：以上祝宰之衣色。（《史记论文·封禅书》）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1]，天子始郊拜泰一[2]。朝朝日，夕夕月，则揖；[3]而见泰一如雍礼[4]。其赞飨曰[5]：“天始以宝鼎神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6]，皇帝敬拜见焉[7]。”而衣上黄[8]。其祠列火满坛，坛旁烹炊具[9]。有司云“祠上有光焉[10]”。公卿言“皇帝始郊见泰一云阳[11]，有司奉瑄玉嘉牲荐飨[12]。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13]”。太史公、祠官宽舒等曰[14]：“神灵之休[15]，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坛以明应[16]。令太祝领，（祀）〔秋〕及腊间祠[17]。三岁天子一郊见[18]。”

[1] 【汇注】

龚浩康：昧爽，即拂晓，天未全明的时候。（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 【汇注】

［英］鲁惟一：尊奉泰一的仪式是武帝在公元前113年冬至定出的。他亲自参加了首次仪式，并且另外三次去过在他的夏宫甘泉附近为举行这一崇拜而设立的祭祀地。他的几个继承者在公元前61至前37年去过10次。崇拜的形式适当地祭祀了日月之神，还包括供献三牲。（《剑桥中国秦汉史》第十二章）

【汇评】

浦起龙：叙到天子始郊，正是朔旦冬至之月，与公孙得鼎奏书，一拍一合，始信两段原是一事，俱借以为封禅先事也。（《古文眉诠》卷二十）

[3] 【汇注】

裴　骃：应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拜日东门之外，朝日以朝，夕月以夕。”瓒曰：“汉仪郊泰一畤，皇帝平旦出竹宫，东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程馀庆：汉仪郊太一时，皇帝平旦出行宫，东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朝朝日，早晨朝拜太阳。（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又：夕夕月，傍晚祭祀月亮。后一“夕”字为动词，古代称祀月为“夕”。（同上）

张大可：早晨拜日，傍晚拜月，用拱手礼。（《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编者按：朝拜日，夕拜月，则日月亦神也。此礼仪由远古之自然崇拜而来。

[4] 【汇评】

吴见思：以上郊祠朝夕之礼节。（《史记论文·封禅书》）

[5] 【汇校】

凌稚隆：注“赞飨”之下有“一人”二字。（《史记评林·封禅书》）

【汇注】

司马贞：案：顾氏云“飨，祀祠也”。《汉旧仪》云“赞飨一人，秩六百石”也。（《史记索隐·封禅书》）

龚浩康：赞飨，祭祀时的祝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6] 【汇注】

程馀庆：复得十一月朔旦冬至，故云朔又朔，终复始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7] 【汇评】

吴见思：以上赞乡之祝词。（《史记论文·封禅书》）

程馀庆：此记祠祝，文甚简古。（《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8] 【汇评】

程馀庆：又补记祠衣。（《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9] 【汇评】

程馀庆：序祠坛、祠物、祠礼、祠衣、祠祝，文极古雅整洁。（《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0] 【汇评】

吴见思：似明说又不明说。此篇纯用此等笔。（《史记论文·封禅书》）

[11]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云：“汉云阳宫在雍州云阳县北八十一里。有通天台，即黄帝以来祭天圜丘之处。武帝以五月避暑，八月乃还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程馀庆：云阳城在泾阳县西北三十里，云阳宫在城北八十一里。即黄帝以来祭天圜丘之处，武帝以五月避暑；八月乃还。（《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张大可：云阳，宫名，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其处有通天台，即黄帝以来祭天之所。（《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2] 【汇注】

裴　骃：孟康曰：“璧大六寸谓之瑄。”（《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音宣，璧大六寸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张守节：《汉旧仪》云：“祭天养牛五岁至二千斤。”（《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龚浩康：奉，通“捧”。瑄玉，古代祭天所用的璧，直径为六寸。嘉牲，肥美的牲畜。荐飨，进献。（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嘉牲，祭天的五岁牛。（《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3] 【汇注】

龚浩康：属，连接。（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凌稚隆：光缙曰，天子始郊拜太一而有司云“祠上有光”，又云“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于是诸方士遂争神奇怪。得其似以为真矣。以后凡曰“山下闻若有言”、万岁曰“其夜若有光”、曰“若有象景光”、曰“蓬莱诸神若将可得”、曰“神人若云欲见天子”、曰“若见有光”云，皆用“若”字描写。（《史记评林·封禅书》）

程馀庆：应上有光，又添出黄气，幻甚。（《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4] 【汇注】

龚浩康：太史公，指司马谈。（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5] 【汇注】

龚浩康：休，指神灵所显示的美好气象。（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6] 【汇校】

裴　骃：徐广曰：“地，一作‘夜’。”（《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梁玉绳：附案：地与域复，徐广于《补纪》及此书并云“地”一作“夜”，是也，上文言“夜有美光”正合。《汉志》亦误仍《史》讹本。（《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张大可：光域，祠上之光所照的光圈范围。（《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程馀庆：明著美光及黄气之祥应。（《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7] 【汇校】

张文虎：《封禅书》作“秋”，《郊祀志》同，此“祀”字误。（《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

【汇注】

龚浩康：腊，夏历十二月。（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8] 【汇评】

程馀庆：汉武事二十一。（《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编者按：元鼎四年（前113）是汉武帝封禅路上具有决定性的一年，也是第六次即最后一次实行货币改革的一年。从此以后，铸币权收归国家所有，且世代相沿，直至今天。从此以后，统一的“孔方兄”竟在中国的大地上存活了两千多年。

其秋[1]，为伐南越[2]，告祷泰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3]，以象天一三星，为泰一锋[4]，名曰“灵旗”[5]。为兵祷[6]，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7]。而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8]，之泰山祠[9]。上使人微随验，实无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雠[10]。上乃诛五利[11]。

[1] 【汇注】

张大可：其秋，此元鼎五年（前112）之秋。（《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2] 【汇注】

龚浩康：南越，也作“南粤”，指今广东、广西两省以及越南部分地区。当时南越相国吕嘉谋反，杀南越王赵兴、太后及汉使者终军等，武帝派兵征讨。（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一作‘牝’。”（《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汇注】

裴　骃：如淳曰：“荆之无子者，皆以絜齐之道也。”晋灼曰：“牡荆，节间不相当者。”韦昭曰：“以牡荆为柄者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凌稚隆：余有丁曰，交龙为旗，有一升一降，今止画升龙，故曰“登龙”。（《史记评林·封禅书》）

张大可：用雄荆作杆，在幡上画日、月、北斗登龙之形，立于太一坛上，叫灵旗。牡荆，雄荆，即荆的枝条节和节不相当而错出的荆。荆，落叶灌木。（《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4] 【汇校】

梁玉绳：附案：《汉志》作“泰一鏠旗”，下有“灵旗”句，则此“旗”字宜省。鏠与锋同，宋祁谓淳化本作“绛旗”，乃讹也。“天一”，《汉志》作“太一”，非。（《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天官书》曰天极星明者，泰一常居也。斗口三星曰天一。”骃按：晋灼曰“画一星在后，三星在前为太一锋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5] 【汇注】

张守节：李奇云：“画旗树泰一坛上，名灵旗，画日月北斗登龙等。”（《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程馀庆：牡，刚也，荆，强也。以牡荆指所伐取刚强之意。……天一一星，天帝之神，主战斗。三星，太一旁之三星，三公也，盖以牡荆为幡竿，而画日月北斗登龙，又画一星在后，三星在前，以象天一及三星，为太一锋旗，名之曰：“灵旗”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6] 【汇注】

张守节：为，于伪反。（《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编者按：指太史在祭坛上举着特制的“灵旗”，指向被伐之国进行“兵祷”。这是古代行军打仗前必须举行的祭礼。

[7] 【汇注】

张守节：韦昭云：“牡，刚也。荆，强。”案：用牡荆指伐国，取其刚为称，故画此旗指之。（《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汇评】

吴见思：厌胜（编者按：厌读yā。厌胜，古代方士所玩弄的一种巫术，谓能以一定的咒语、祭品、法术制服人或物。此指上文为伐南越而进行的一系列巫祷活动），事写来多有藻色。（《史记论文·封禅书》）

程馀庆：此段忽入征伐事虚写。汉武事二十二。立太一坛，制太一灵旗，此因记太一而类及之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8] 【汇注】

龚浩康：使，被派遣出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程馀庆：遥接入海求其师，忽收转五利，妙甚。（《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9] 【汇注】

龚浩康：之，到，往，动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0] 【汇注】

司马贞：案：郑德云“相应为讐，谓其言语不相应，无验也”。（《史记索隐·封禅书》）

张大可：多不雠，指栾大之方多不售，即不应验。（《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1] 【汇注】

张守节：《汉武故事》云：“东方朔言栾大无状，上发怒，乃斩之。”（《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汇评】

梁玉绳：案：《正义》引《汉武故事》云“东方朔言栾大无状，上发怒，乃斩之”。然则非尽因其方不雠之故也。（《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程馀庆：汉武事二十三。（《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其冬，公孙卿候神河南[1]，见仙人迹缑氏城上[2]，有物若雉[3]，往来城上。天子亲幸缑氏城视迹。问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4]？”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5]。其道非少宽假，神不来[6]。言神事，事如迂诞[7]，积以岁乃可致[8]。”于是郡国各除道[9]，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10]。

[1] 【汇注】

程馀庆：六年十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其冬，《汉书·武帝纪》载公孙卿言仙人事在元鼎六年（前111），此处当作“明年冬”。河南，郡名，辖今河南省北部地区，郡治在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 【汇注】

程馀庆：缑氏故城，在河南府偃师县南二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3] 【汇注】

龚浩康：雉，鸟名，俗称野鸡。（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4] 【汇注】

龚浩康：得毋，即“得无”，莫非，该不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5] 【汇评】

吴见思：仍用“五利”语。（《史记论文·封禅书》）

编者按：公孙卿重弹栾大老调的用意是，明确告诉汉武帝，要认清自己的不利地位，如俗语所云：求人是给人当孙子，更何况是求神。这样，就可以取得主动权，从而牵着他的鼻子走。

[6] 【汇注】

龚浩康：少，稍微。宽假，宽容，指延长一段时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人主要见神仙，如果不是从容慢慢地等待，神仙就不会来。（《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7] 【汇注】

张守节：迂音于。诞音但。迂，远也。诞，大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龚浩康：迂诞，迂阔荒诞，不切实际。（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8] 【汇注】

张大可：说道神仙，其事好像迂阔怪诞，但只要诚心一年一年地等下去，总是可以等来的。（《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吴见思：自为解嘲，自为展期，想随口撮空之时，目动气索。（《史记论文·封禅书》）

[9] 【汇注】

龚浩康：除道，修筑和清扫道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0] 【汇评】

凌稚隆：黄洪宪曰：“文成以致王夫人中，五利以黄金、塞河、不死仙药，公孙卿以宝鼎中，武帝屡被其欺而不悟，终欲封禅，以冀数者之必得，抑何不明若此。”（《史记评林·封禅书》）

吴见思：除道望幸若与上不相蒙，实是“积岁可致”之贻害也。史公接序于此，立言之妙。（《史记论文·封禅书》）

其年，既灭南越[1]，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2]。上善之[3]，下公卿议[4]，曰：“民间祠尚有鼓舞之乐[5]，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6]？”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7]。”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8]，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9]。”于是塞南越[10]，祷祠泰一、后土[11]，始用乐舞，益召歌儿[12]，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瑟自此起[13]。

[1] 【汇校】

编者按：其年，《史记·封禅书》作“其春”。

【汇评】

编者按：据《史记·南越列传》载：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南海郡尉赵佗乘机“自立为南越武王”。汉高帝十一年（前196），朝廷派陆贾出使南越，正式册封赵佗为南越王。“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赵佗以为这是长沙王欲灭南越而施行的毒计，于是怒而“自尊号为南越武帝”，不但与汉廷抗衡，且“以兵威边”，很快将南越扩张成一个“东西万余里”的大国。到汉文帝时，才归汉称臣。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南越向汉廷告急，武帝派兵打败了进犯南越的闽越。后来，南越王赵兴上书武帝，“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南越与汉廷的关系才日趋正常起来。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南越国内以丞相吕嘉为代表的贵族势力日趋强大，他们借故为南越王、王太后明争暗斗，意欲叛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据《汉书·武帝纪》载，当为“夏四月”），吕嘉公开发动政变，“乃与其弟将卒攻杀王、太后及汉使者”，“立明王长男越妻子术阴侯建德为王”。于是，武帝便命令工尉路博德、主爵都尉杨仆等五人为将军，率兵十万众，由三面攻入南越，在元鼎六年（前111）夺得番余，俘获吕嘉和赵建德，并论功行赏，将一大批越人贵族封为列侯。南越桂林监居翁，也谕告西瓯四十万众，皆归汉属。南越之乱平定后，汉武帝在南越、西瓯及其相邻地区建立了九郡，其中六郡在今天的广东、广西境内，三郡在今天的越南北部。从此以后，我国的南部边陲才真正出现了安定、统一的局面。有关武帝讨伐南越的史实，亦散见于《史记·东越列传》《史记·西南夷列传》和《汉书·武帝纪》）

[2] 【汇注】

龚浩康：李延年（？—前87），汉代著名音乐家，中山（今河北省定县）人。乐工出身，官至协律都尉，后被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编者按：李延年，汉代音乐家。《史记·佞幸列传》言其为中山（今河北定县）人，父母兄弟皆为乐工。延年善于歌唱，尤其喜欢创作新的乐曲。汉武帝时，任乐府中的协律都尉。武帝郊祠时的乐歌，大都是他创作的。又传李延年将来自西域的《摩诃兜勒》曲加以改造，成为乐府歌曲《横吹曲》，共二十八解（章）。

[3] 【汇注】

龚浩康：善，赞许，宠爱。（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4] 【汇注】

龚浩康：下，下交。（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5] 【汇注】

龚浩康：鼓舞，古代的一种杂舞。（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6] 【汇注】

龚浩康：称，相称，合适。（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岂称乎，这难道是合宜的吗？（《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浦起龙：越既灭而承之以乐舞，从干羽格苗化来，而乐舞正可为封禅备用。（《古文眉诠》卷二十）

[7] 【汇注】

龚浩康：神祇，天神和地神（编者按：也泛指神仙、精怪）。（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程馀庆：公卿议与上若一，阿谀特甚。应前。（《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王子今：“礼”与“乐”的结合，曾经形成形式层次比较典雅、道德风格比较高尚的文化，同时也成为儒学文化主体的基本标志之一。所谓“与民同”，所谓“随世”（《史记·乐书》），则又体现其内容实际上有与民俗文化共同的物质。按照司马迁的说法，礼乐文化的构成，又表现出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其终极目的，竟主要是“用于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史记·乐书》）。（《史记的文化发掘·封禅典礼的文化内涵》）

又：对于礼乐文化和“鬼神”的关系，司马迁又写道：“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以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对于这段文字，张守节《正义》解释说，“此释仁近乐之义。言乐之为体，敦厚和同，因循圣人之神气而从顺于天。”“此解义近礼之由。居鬼犹循神也。鬼谓先贤也。礼之为体，尊卑殊别，各有其宜，因居先贤鬼气而从顺于地，分别体分。”所谓“礼乐”“仁义”的原则，都是要循鬼神之气而从顺于天地的。（同上）

[8] 【汇注】

张守节：泰帝谓太昊伏羲氏。（《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裴　骃：徐广曰：“瑟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素女，神女名，擅长弦歌。瑟，一种拨弦乐器，形似古琴，通常为二十五弦，弦各有柱，可上下移动，以确定声音的高低清浊。（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9] 【汇注】

程馀庆：不止，悲不能自止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破，打破，引申为改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0] 【汇校】

编者按：王叔岷《史记斠证·孝武本纪》云：“案：景祐本、黄善夫本、殿本《封禅书》塞并作赛，塞、赛古今字。《风俗通·声音篇》引《汉志》《通鉴汉纪》十二亦并作赛。”再联系本段上下文，“于是塞南越”当是消灭南越以后紧接着举行的庆祝活动，与“祷祠泰一、后土”的酬神活动相统一，故并列起来。

【汇注】

龚浩康：塞，同“赛”，古代称举行祭祀酬谢神灵。这里指武帝因平定了南越而举行酬神祭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塞南越，以南越为塞，即灭了南越。（《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1] 【汇注】

程馀庆：前为伐南越告祷太一，故既灭南越，而赛报其德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2] 【汇注】

龚浩康：益，增加。歌儿，歌童，泛指歌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3] 【汇校】

梁玉绳：案：“琴”字衍。（《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张文虎：《补武纪》《郊祀志》无‘琴’字，《志疑》云衍。案：上文“二十五弦”下《集解》“徐广曰瑟”，疑此文“瑟”字因注而增，然则此二字皆衍。（《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三）

编者按：《史记·封禅书》原文瑟上有“琴”字。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应劭云武帝令乐人侯调始造箜篌。”（《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应劭云：“武帝始令乐人侯调作，声均均然，命曰箜篌。侯，其姓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凌稚隆：光缙曰：“案：《风俗通》云，武帝祀太山、太一、后土，令乐人侯调依琴作坎侯，言其坎坎应节也，侯以姓冠章也，坎侯即箜篌。又：桓谭《新论》云：鄙人谓狐为狸，以瑟为箜篌，此非徒不知狐与瑟，乃不知狸与箜篌也。”（《史记评林·孝武本纪》）

又：案：《考要》云：“空侯亦曰次侯”。（《史记评林·封禅书》）

龚浩康：箜篌，一种拨弦乐器，有卧式、竖式两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郭嵩焘：案：古乐散亡，并琴瑟亦不复见于世，武帝始作空侯，而引二十五弦之制以推知琴瑟之用，而后稍稍窥见古乐之渊源，而琴、瑟之名，世乃有知者。战国二百余年中，尽先王礼乐制度而沦废之，此可为太息者也。（《史记札记》卷三《封禅书第六》）

程馀庆：武帝令乐工侯调，依琴作坎，言其坎坎应节也。侯，工人之姓，因名坎侯，后讹为箜篌。体曲而长，二十三丝抱于怀中，两手齐奏之，谓之擘。上言征伐，此段又言音乐。汉武事二十五。视仙人迹祷祠用乐，记序极闲冷，正不欲骤入封禅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编者按：乐舞及祭祀用乐舞，由来己久。《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对其渊源记载详备。汉武恢复这一传统，不啻于祭祀有利，也对我国音乐舞蹈艺术的发展有促进作用。汉武帝的音乐天才及对音乐的爱好与重视，于此可见一斑。

其来年冬[1]，上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2]，然后封禅[3]。”乃遂北巡朔方[4]，勒兵十馀万[5]，还祭黄帝冢桥山[6]，泽兵须如[7]。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8]，群臣葬其衣冠[9]。”既至甘泉，为且用事泰山[10]，先类祠泰一[11]。

[1] 【汇注】

程馀庆：元封元年十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2] 【汇校】

王念孙：案：释，本作泽，故徐广《音义》曰：“古释字作泽”。……《孝武纪》亦作泽，后人改泽为释，则与《音义》相左矣。下文泽兵作释兵，亦是后人所改。（《读书杂志·史记第二》）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古‘释’字作‘泽’。”（《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张家英：“振兵”与“泽旅”为两个并列的动宾结构；如果“泽旅”为“释旅”，则显然与“振兵”不相协调。本例又见《封禅书》，《集解》引徐广语同。（《〈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孝武本纪》）

龚浩康：振兵泽旅，表示不再用武，天下太平的意思。振，收。泽，通“释”，解除，遣散。旅，古代以士兵五百人为旅，也泛指军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振兵释旅，先发扬兵威而后解甲。振兵，振扬兵威。释旅，解散军队，即偃武修文，以示太平。（《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3] 【汇评】

吴见思：前三点封禅作引，至公孙卿点出汉主上封渐近矣。至此则实序封禅之前振兵释旅，以下层层引起，一层近似一层。（《史记论文·封禅书》）

浦起龙：至是第五次遂汉行封禅矣。武功，亦揣合黄帝，并应齐桓四伐之言。（《古文眉诠》卷二十）

程馀庆：联征伐与封禅为一，应前“黄帝且战且学仙”句。（《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4] 【汇注】

龚浩康：朔方，郡名，辖今内蒙古西南部河套地区，郡治在朔方（今乌拉特前旗东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5] 【汇注】

班　固：元封元年冬十月，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汉书·武帝纪第六》）

龚浩康：勒，统率。（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编者按：汉武帝亲自北巡朔方，当在元封元年（前110）。《史记·匈奴列传》这样写道：“是时天子巡边，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而使郭吉风告单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问所使，郭吉礼卑言好，曰：‘吾见单于而口言。’单于见吉，吉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单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徒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语卒而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之北海上。而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息士马，习射猎，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这就是说，汉武帝自此以前二十九年来对匈奴所进行的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对汉朝威胁最大的边患已经基本上解除了。这就达到了“古者先振兵泽（释）旅，然后封禅”的基本要求。

[6] 【汇注】

程馀庆：在鄜州中部县西北。县西有祁仙台，武帝所筑。（《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桥山，也称子午山，在今陕西省黄陵县，相传山上有黄帝陵墓。（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7] 【汇校】

梁玉绳：附案：《汉志》作“凉如”，徐亦作“凉”。（《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裴　骃：李奇曰：“地名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程馀庆：地名，在桥山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8] 【汇注】

龚浩康：仙，成仙，用如动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9] 【汇评】

黄　震：方士之说，惟以黄帝乘龙上天为夸。武帝巡行亲行黄帝冢而祭之，方士尚何辞？而从者复遁其说为葬衣冠。主暗臣谀一至此，甚悲。（《黄氏日钞》卷四十六《读史》）

程馀庆：汉武事二十六。（《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0] 【汇注】

张守节：为，于伪反。将为封禅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又：道书《福地记》云：“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周回二千里。”（同上）

龚浩康：为且用事泰山，为了将封禅泰山。且，将。用事，多指举行祭礼。（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1] 【汇注】

龚浩康：类祠，祭名，为特定目的而举行的临时祭礼。（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为了将要在泰山封禅，所以先在甘泉类祭太一神。类，祭天的一种礼仪名。（《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浦起龙：以祠太一勒上，以得宝鼎提下，紧接议封，益信两长段，皆封禅贴身张本。（《古文眉诠》卷二十）

程馀庆：且，犹将也。类祠，以事相类而祭之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1]。封禅用希旷绝[2]，莫知其仪礼[3]，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4]。齐人丁公年九十馀[5]，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6]。秦皇帝不得上封[7]。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8]。”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9]，草封禅仪[10]。数年，至且行[11]。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12]，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13]，欲放黄帝以尝接神仙人蓬莱士[14]，高世比德于九皇[15]，而颇采儒术以文之[16]。群儒既以不能辩明封禅事[17]，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骋[18]。上为封祠器示群儒[19]，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20]”，周霸属图封事[21]，于是上绌偃、霸[22]，尽罢诸儒弗用[23]。

[1] 【汇注】

张守节：《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禅梁父之趾，广厚也。刻石纪号，著己之功绩。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报天，禅梁父之趾以报地。封者，附广之；禅者，将以功相传授之。”（《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汇评】

吴见思：封禅之前议仪礼，又一层。（《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引脉好。见封禅事皆从方士悠谬之谈造始也。（《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2] 【汇注】

龚浩康：用希，很少举行。希，通“稀”。旷绝，废弃灭绝。（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 【汇评】

吴见思：应其仪堙灭，即事用希。（《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用事希少，旷世绝无举行者，故其礼不传。（《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4] 【汇注】

裴　骃：苏林曰：“当祭庙，射其牲以除不祥。”（编者按：此论甚当。“射其牲以除不祥”者，厌胜之属也。）瓒曰：“射牛，示亲杀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天子射牛，示亲祭也。事见《国语》。（《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龚浩康：《周官》，一部记载周朝礼仪制度的典籍。因与《尚书》的《周官》篇同名，改称《周官经》，西汉末又改称《周礼》。《王制》，《礼记》篇名，记述古代有关封国、爵禄、祭祀、刑政、学校等典章制度。望祀，即望拜。射牛，古代帝王祭祀天地宗庙时，亲自用箭射牛备祭，以示隆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封禅大典很少举行，荒废多年，没有人知道它的礼节和仪式，因此诸儒就从《尚书》《周官》《王制》等书中采摭望祀、射牛等作为封禅的参照。望祀，遥祭山川。射牛，天子举行禘郊大典，亲射牲牛，表示亲祭。（《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5] 【汇评】

吴见思：平空插入丁公事，绝无来去踪迹。奇！（《史记论文·封禅书》）

浦起龙：丁公，方士又一起，封禅求仙，合而一之，其言破的，萦带秦皇，章法巧会。（《古文眉诠》卷二十）

[6] 【汇注】

龚浩康：合，应当。（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吴见思：封禅名奇，以为不死之名更奇。（《史记论文·封禅书》）

程馀庆：一篇要旨，从此老口中说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编者按：丁公所言，值得玩味。“封者，合不死之名”，言下之意，却难得不死之实。这里涉及到古人的生死观及天命观问题。据《五帝本纪》载，先民之生死观早已在黄帝时期初步建立。然而，到孔子时，又发生了疑问：“不知生，焉知死？”于是，战国、秦汉人追求长生不老者甚众，而以秦皇汉武为最。欲达此目的，除其他修炼方法以外，作为帝王，最便捷、有效的途径就是封禅。然而，“封者，合不死之名”，难得不死之实。此虽符合先民的生死观与天命观，却难填秦皇汉武求仙长生之欲壑。于是，他们便心存侥幸，一意孤行，直至失败。号称真命天子，万民之主，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逆天命、拂民意，是何道理？

[7] 【汇注】

龚浩康：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曾于东巡途中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并立石歌功颂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吴见思：应儒生言不得封。（《史记论文·封禅书》）

[8] 【汇评】

吴见思：无风雨原是常事，此即始皇遇风雨说得神灵，亦以为武帝之地耳。一篇鬼话模写入神。（《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提出主脑。若无此则将以武帝封禅真欲与七十二君争烈耶？言渐上，苟不遇风雨，则便可上封，令其尝试之也。（《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9] 【汇评】

凌稚隆：案：《国语》云：“天子郊禘之事，必自射其牲。”诸儒议其仪，数岁不就，厥后武帝自制仪法，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盖纳兒宽“天子建极”之论焉。（《史记评林·封禅书》）

[10] 【汇注】

司马贞：仪见应劭《汉官仪》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牛运震：此下渐入封禅正文也。“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正与其仪礼阙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遥应。“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此语为一篇主意，盖武帝封禅本为求仙，故太史公每以封禅求仙伴叙，而于公孙卿、申公二段特著其旨。（《史记评注》卷四）

[11] 【汇注】

张大可：经过数年准备，到了将要向泰山进发的时候。（《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2] 【汇评】

姚苎田：又忽嵌入一段断制议论，奇妙极矣。（《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13] 【汇评】

姚苎田：此等皆武帝心坎中语，代为曲曲写出。（《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14] 【汇评】

吴见思：《本纪》“上”作“尝”乃明。（《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名目不伦不类，正妙于如此。（《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15] 【汇注】

裴　骃：张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韦昭曰：“上古人皇者九人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姚苎田：九皇或作人皇氏兄弟九人解，亦不必拘。（《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龚浩康：高世，超出世俗。九皇，传说中远古时的帝王，兄弟九人，分管天下九州，所以称九皇。（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汉武帝从公孙卿和方士的口中听说，黄帝及以上（即九皇），封禅都能引来怪物，能和神往来，也想效法黄帝及以上，在封禅时能接待神仙和蓬莱士，让自己的德行高比九皇，而采用了许多儒家学术来装点。九皇，即黄帝以上的伏羲、神农，以及天皇、地皇、人皇等九皇。（《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6] 【汇评】

程馀庆：曲曲传出武帝心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姚苎田：“以文之”道破，妙甚。（《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17] 【汇评】

姚苎田：此正所谓牵于古文而不能骋之实（《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封禅事《礼经》所不载，孔子所不言，管子诸书虽有之，又不合典礼，故不能详辨而明其事。然亦恐忤帝旨，不敢公言其非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8] 【汇注】

龚浩康：不敢骋，不敢自由发表见解。（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骋，纵横驰骋发表见解。（《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吴见思：注明两句，妙！一时若狂，半缘无识，而管子传略诸书误之。尽信书不如无书，为之一叹。（《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采古书之说，而学陋才浅，不能畅达其旨归。（《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谓但拘守《尚书》《周官》所载，望祭郊礼之礼，而不敢驰骋其说，如方士所言致怪物与神通等事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9] 【汇评】

姚苎田：一事。（《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闲接“草封禅仪”。（《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20] 【汇注】

龚浩康：徐偃，博士。太常，官名，九卿之一，掌管宗庙祭祀礼仪，兼管选试博士。鲁，国名，公元前11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辖今山东省南部地区，都城在曲阜（今曲阜市）。（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姚苎田：二事。（《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21] 【汇注】

裴　骃：服虔曰：“属，会也。会诸儒图封事。”（《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姚苎田：图者，未决之谓。（《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徐偃、周霸皆鲁申公弟子，为博士。见《儒林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汇评】

姚苎田：三事。（《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22] 【汇注】

龚浩康：绌，通“黜”，贬退，排斥。（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凌雅隆：案：“上绌”句与始皇绌儒生、博士相应。（《史记评林·封禅书》）

[23] 【汇评】

程馀庆：武帝志在方士之说，而诸儒聚讼，皆欲依仿古礼，故忤旨也。与前绌儒生相应，写武帝性情行事，正与始皇一样。不了。汉武事二十七。（《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逯耀东：汉武帝从开始就没有纯用儒术的意愿，招贤良方正董仲舒、公孙弘对策，两人都受到阴阳五行灾异之变的感染，而这正是汉武帝所喜爱的。所以，后来积极筹办封禅时，汉武帝完全依信方士，对于诸儒据儒学典籍提出的议论，更是反感，甚至一怒之下，尽罢诸儒不用。其中更可能包括司马谈，遂致滞留周南，不得参加封禅。司马谈于建元、元封间任太史，正是汉武帝由好鬼神之祠，进而封禅泰山的日子，司马谈无役不与。而且，从他的《论六家要指》来看，显然不属儒家，而最后竟遭尽罢诸儒的牵连，不得封禅，司马迁书以“发愤且卒”，应是当时实际的情况。（《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导言）

编者按：据上文所述，儒生们既不能明辨封禅的具体情形，又受儒家经典的束缚，提不出什么可行的礼仪，还对现行的祭器、祭礼评头论足，可见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了封禅的绊脚石，当然要遭到武帝的罢黜。这时的武帝似乎又成了独尊方术了。看来，武帝对儒术的尊奉，也不过是取其所需、用其所欲、唯利是采罢了。退一步讲，儒术在这里本来就是封禅礼仪的陪衬物或装饰品，儒生们的表现又显得迂腐、低能，不知通权达变，因此，在这件具体的事情上，罢黜他们也不无道理。

三月，遂东幸缑氏[1]，礼登中岳太室[2]。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3]。问上[4]，上不言[5]；问下，下不言[6]。于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7]，命曰崇高邑[8]。东上泰山，山之草木叶未生[9]，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颠[10]。

[1] 【汇校】

梁玉绳：案：《汉书·武纪》作“正月”，荀《纪》《通鉴》同，此与《郊祀志》作“三月”，似误。（《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2] 【汇注】

裴　骃：文颖曰：“崧高山也，在颍川阳城县。”（《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又：韦昭曰：“崧高山有太室、少室之山，山有石室，故以名之。”（同上）

姚苎田：方接入“且行”事。（《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龚浩康：中岳太室，即中岳嵩山。有东西两山，山上有石室，所以称东山为太室，西山为少室，统称嵩高。（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姚苎田：直以意行之。（《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未封泰山先礼太室。四层。（《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3] 【汇注】

张守节：《汉仪注》云：“有称万岁，可十万人声。”（《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汇评】

姚苎田：二字甚活，而后世则愈说得逼真。（《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4] 【汇注】

龚浩康：上，指山上的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5] 【汇注】

龚浩康：不言，不曾呼喊。（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6] 【汇注】

张大可：问上、问下，指问山上、山下之人。一说上指汉武帝。（《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吴见思：只十字写一时人情狂鼓聋聩，嘻笑怒骂皆在其中。妙绝！（《史记论文·封禅书》）

[7] 【汇注】

姚苎田：以三百户之赋供祠祭之用。（《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8] 【汇注】

张守节：颜师古云：“以崇奉嵩高山，故谓之崇高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姚苎田：别为三百户邑名。（《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汇评】

程馀庆：崇高同嵩高，今登封县是。汉武事二十八。（《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编者按：汉武帝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山，实为东登泰山封禅之预演。此次预演的成功，更刺激了武帝封禅的痴情，更加剧了武帝求仙的进程。司马迁用亦真亦幻的手法，从侧面烘托出这次祭祀的情景：“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这里，一方面是以一种莫名其妙的口吻表现了一种肯定的意思：群臣及其随从对祭祀、封禅活动十分狂热。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此次预演的神秘性，给人以恍惚迷离之感：“万岁”是谁喊的？上边的人没有喊，下边的人没有喊，那就只有神灵喊了。

[9] 【汇校】

编者按：山，《史记·封禅书》作“泰山。”

【汇评】

程馀庆：应恶伤之草木。（《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0] 【汇注】

龚浩康：上石，指将石刻运上山。据说石刻高二丈一尺，刻文为：“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内，莫不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吴见思：封禅之前先立石，又一层。（《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汉武假封禅之名以求仙，《史》纪其事者冠之曰《封禅书》，然只东上泰山立石一事了却封禅公案矣。（《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又：一书中结穴只此三语。秦人往往立石刻颂功德，汉武刻石而无文，意者即此以为增封之义耶？（同上）

又：读此段要识得史公笔径之奇绝处。每于一段文字中间，破开嵌入一段，使精神彼此贯注，从古无此妙文也。如“群儒采望祀射牛事”句，本当直接“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也，乃于中嵌入齐人丁公一段说话，可知封禅仍是求仙。又“至且行”三字，本直接“东幸缑氏”句也，乃又于此中插入一段自己议论，道出武帝隐衷及诸儒迂陋，不能以古谊匡君为可惜。嗟乎！此《封禅书》之所由作欤。食之人从无见此者，可叹也。（同上）

程馀庆：今泰山顶无字碑是也。汉武事二十九。（《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1]。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2]，然无验者。乃益发船[3]，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4]。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5]，至东莱[6]，言夜见一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7]，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8]。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9]，言“吾欲见巨公”[10]，已忽不见[11]。上既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12]。宿留海上[13]，与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14]。

[1] 【汇注】

裴　骃：文颖曰：“武帝登泰山，祭太一，并祭名山于泰坛，西南开除八通鬼道，故言八神也。一曰八方之神。”（《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用事八神。案：韦昭云：“八神谓天、地、阴、阳、日、月、星辰主、四时主之属。”今案：《郊祀志》，一曰天主，祠天齐；二月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东莱山；七曰日主，祠盛山；八曰四时主，祠琅邪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编者按：八神有三种“版本”：1. 四面八方之神。2. 帝喾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亦称八元、八神。3. 古齐国所奉之八主，亦本文之所祠。《史记·封禅书》于秦始皇封禅一节，对此释义明晰，远胜《郊祀志》。此八主除战神蚩尤为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外，其余均为原始自然崇拜的产物。

【汇评】

吴见思：秦始皇先封禅后祠八神。此先祠八神后封禅。（《史记论文·封禅书》）

王子今：秦汉帝王沿并海道巡行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祭祀天地山川鬼神。原本属于齐人神秘主义文化系统中的崇拜对象的所谓“八神”，包括天地之神、阴阳之神、日月之神、日时之神、兵战之神，结成了比较完备的祭祀体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八神”之中，有六神完全位于海滨。事实上，西汉时期，秦地和齐地，在当时正统礼祀体系中，形成了一西一东两个宗教文化的重心。……秦汉帝王东巡海上，其深层心理，还有接近并探求神仙世界的期望。（《史记的文化发掘·封禅典礼的文化内涵》）

[2] 【汇注】

龚浩康：疏，奏章。（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姚苎田：封禅事毕矣，只要候神人至而乘龙上仙耳。故以下求神愈急。（《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3] 【汇注】

龚浩康：益发，增派。（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姚苎田：“无验者，乃益发船”二句连书，见其昏瞀之至。（《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4] 【汇评】

吴见思：遥接入海求仙事。（《史记论文·封禅书》）

[5] 【汇注】

龚浩康：节，古代使者所持作为凭证的信物，用玉、角或竹制成。（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候，探察。（《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姚苎田：仍归结到公孙卿。（《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6] 【汇注】

姚苎田：即候气。（《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7] 【汇注】

龚浩康：就，接近，靠拢。（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8] 【汇评】

姚苎田：明明有迹，而人不可就视；明明是人，而迹又类禽兽。一语而再三，幻如此。（《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9] 【汇注】

龚浩康：老父，（对）老人的尊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姚苎田：诞甚，却可味。（《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10] 【汇注】

司马贞：《汉书音义》曰：“巨公谓武帝。”（《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程馀庆：巨，大也。天子为天下父，故曰“巨公谓武帝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汇评】

姚苎田：秦皇遇神人，称之为“祖龙”；武帝遇神人，称之为“巨公”。其言虽诞，然自饶古致，可想见汉人笔舌之妙。（《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11] 【汇注】

龚浩康：已忽，随即，一会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2] 【汇注】

龚浩康：大，很，完全。（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吴见思：写汉武作聪明处，忽又懵懂。字字入骨。（《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明是责备廷臣之语。举朝若狂，王谁与为善哉？（《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13] 【汇注】

司马贞：音秀溜。宿留，迟待之意。若依字读，则言宿而留，亦是有所待，并通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凌稚隆：宿留谓有所须待又濡滞也。（《史记评林·封禅书》）

【汇评】

吴见思：作信，宿留海上未为不可，音秀溜者，何也？（《史记论文·封禅书》）

[14] 【汇注】

程馀庆：有乘传公行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又：又有微行密访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传车，古代驿站的专用车辆。间使，随时派出的使者。（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凌稚隆：光缙曰：“太史公纪武帝入海求神仙，公孙卿言夜见一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此其怪诞不经，勿可信。则王弇州《海游记》悉之矣，记曰：‘登故枕海山东门，有一里大蒐之圃在焉。其阳依海，壖而坛。余与姜君觞于坛，轻云蒙笼，风师不惊，文沦若縠，容裔滉漾与天下上，俄而云气骤变，峰屿尽改，或断或续，或方或圆，或峻或衍，或英或坏，或涉或密，或坠或隒，或浸漶波浪，或斗插入汉，或为鸱，或为伏虬，或为虎豹者不一。余慨然谓姜君曰：“於乎！此奇表之士所得，而影响其君，为始若武者哉！彼其惊幻变之熹微，叹光景之恍惚以为其下真若有神仙者焉。思竭天下之力以从之，而竟不可得，不知其泡沫之躯倏焉而灭，为兹海之云气久矣，於乎！古人所谓仙不死，是邪，非邪？姜君不答，第趣觞觞，余醉而归。’光缙窃以公孙卿所谓大迹类禽兽，得非若弇州所谓为鸱、为伏虬、为虎豹者哉？惜当其时无有以此说告秦皇汉武而独幸。此说可以宪将来，故为述之若此云。”（《史记评林·孝武本纪》）

浦起龙：一路皆诡言仙迹，益可证明封禅本旨，正欲求长生不死，秦皇汉武一辙也。（《古文眉诠》卷二十）

程馀庆：求仙是封禅本意，故先详序。七层。汉武事三十。（《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四月，还至奉高[1]。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2]，不经[3]，难施行[4]。天子至梁父[5]，礼祠地主[6]。乙卯[7]，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8]，射牛行事[9]。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泰一之礼。封广丈二尺[10]，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11]，书秘[12]。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13]，亦有封。其事皆禁[14]。明日，下阴道[15]。丙辰[16]，禅泰山下阯东北肃然山[17]，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18]，衣上黄而尽用乐焉[19]。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20]。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21]，颇以加祠[22]。兕旄牛犀象之属弗用[23]。皆至泰山然后去[24]。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起封中[25]。

[1] 【汇注】

编者按：四月，即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四月。

程馀庆：故城在泰安府东北十七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奉高，县名，在今山东省泰安县东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 【汇注】

龚浩康：殊，异，不同。（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 【汇注】

张大可：不经，不合常理。（《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4] 【汇评】

程馀庆：闲接绌霸、偃，罢诸儒事，作提笔。（《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5] 【汇注】

龚浩康：梁父，一作“梁甫”，山名，在今山东省泰安县东南，是泰山下的一座小山。（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6] 【汇注】

龚浩康：地主，地神。（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程馀庆：补完前礼祠八神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7] 【汇注】

张大可：乙卯，四月二十日。（《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8] 【汇注】

龚浩康：侍中，官名，是从列侯以下至郎中的加官，侍从于皇帝左右。皮弁，冠名，用白鹿皮制作，朝会时的常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9] 【汇注】

编者按：指武帝亲自射牛用作牺牲，举行祭祀地神的礼仪（此举同时包含厌胜的意义）。接着又在泰山下面的东方设坛祭祀天神。

[10] 【汇注】

龚浩康：封，指祭天的坛。（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1] 【汇注】

龚浩康：玉牒书，古代帝王告天的文书，写在简册上，用玉作装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玉牒书，古封禅文写在玉制的小简上，称玉牒书。牒，小简。（《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2] 【汇注】

张大可：书秘，书写的内容，秘密不使人知。（《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3] 【汇注】

裴　骃：《汉书·百官表》曰：“奉车都尉掌乘舆车，武帝初置。”韦昭曰：“子侯，霍去病之子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程馀庆：《百官表》：“奉车都尉掌乘舆车”。子侯，霍去病子名，嬗字子侯。（《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4] 【汇注】

龚浩康：禁，禁止向外泄露。（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其事皆禁，其祭天之文亦秘而不宣。（《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5] 【汇注】

张大可：阴道，山北为阴，泰山北坡之道为阴道。（《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6] 【汇注】

张大可：丙辰，四月二十一日。（《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7] 【汇注】

裴　骃：服虔曰：“肃然，山名，在梁父。”（《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程馀庆：在泰安府东北七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肃然山，山名，是泰山的东麓，在今山东省莱芜县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编者按：在整个封禅过程中，为了表示诚意，汉武帝都要亲自祭拜天神地祇。

[18] 【汇评】

安作璋、刘德增：武帝封禅实为二封二禅。公孙卿说过，黄帝登仙之时，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飞去。余小臣不得上，抓扯龙须，龙须拔，坠地，武帝担心登仙时遇到黄帝那样的麻烦，故先禅于梁父，封泰山下东方，然后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行封礼；从阴道下，禅于肃然山。可谓用心良苦。（《汉武帝大传》）

[19] 【汇注】

程馀庆：即李延年所制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汇评】

吴见思：序完封禅事，下即封禅物色再写一番，作铺叠亲贴。（《史记论文·封禅书》）

[20] 【汇注】

龚浩康：一茅三脊，一种有三条脊棱的茅草，即菁茅，又叫灵茅。藉，用茅草铺地而坐，这里指用灵茅做垫席。（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用江淮间产的一种有三棱脊的茅为神的席垫子。（《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凌稚隆：案：此“一茅三脊”与管仲言“一茅三脊”相应。（《史记评林·封禅书》）

[21] 【汇注】

龚浩康：纵，放出。白雉，白毛野鸡，古代迷信以为祥瑞之物。（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吴见思：代比目、比翼、凤凰、麒麟作符瑞。（《史记论文·封禅书》）

[22] 【汇校】

梁玉绳：附案：“礼”乃“祠”之讹。（《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张文虎：补《武纪》《郊祀志》并作“祠”。（《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三）

[23] 【汇注】

龚浩康：兕，古代称犀牛一类的野兽。旄牛，一种长着长毛的牛。犀，即犀牛。体形大于牛，鼻上有角，毛极稀少，皮极坚厚，古人多用以制甲。（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4] 【汇校】

梁玉绳：案：《补纪》《汉志》“皆至泰山然后去”，此作“祭后土”，误。（《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郭嵩焘：案：前云“封泰山下东方”，此云“益杂封”，则所封不一处也。前云“射牛行事”，此云“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颇以加礼”，则兼用诸鸟兽以为加礼也。前云“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此云“皆至泰山祭后土”，则上封泰山上者天子与侍中二人，而泰山下群臣皆得封也。（《史记札记》卷三《封禅书第六》）

张文虎：《封禅书》作“祭后土”，《郊祀志》与此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

[25] 【汇评】

吴见思：夜若有光难辨也，泰山出云常事也。写得隐约，妙！（《史记论文·封禅书》）

牛运震：叙封禅一段，归重处而其文殊略不甚详明者，以封禅事秘，本非从臣所能睹著，又以封禅事属旷举仪，非经制，不欲铺张之也。（《史记评注》卷四）

编者按：封禅既为国家大典，按理应该举行公祭才对。但汉武帝却在关键环节（如玉牒书，上泰山封）实行秘封，可见其中必有不可告人之私欲。《新唐书》卷十四在记叙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封禅泰山时写道：“玄宗问：‘前世何为秘玉牒？’知章曰：‘玉牒以通意于天，前代或祈长年，希神仙，旨尚微密，故外莫知。’帝曰：‘朕今为民祈福，无一秘请，即出玉牒以示百寮。’”这可以看做是对汉武帝秘封泰山的最好解释。

天子从封禅还，坐明堂[1]，群臣更上寿[2]。于是制诏御史[3]：“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4]，兢兢焉惧弗任[5]。维德菲薄[6]，不明于礼乐。脩祀泰一[7]，若有象景光[8]，屑如有望[9]，依依震于怪物[10]，欲止不敢[11]，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后禅肃然[12]。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13]，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复博、奉高、蛇丘、历城[14]，毋出今年租税[15]。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16]。行所过毋有复作[17]。事在二年前，皆勿听治[18]。”又下诏曰：“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19]，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20]。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21]。”

[1] 【汇注】

裴　骃：《汉书音义》曰：“天子初封泰山，山东北阯古时有明堂处，则此所坐者。明年秋，乃作明堂。”（《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程馀庆：此泰山东北阯古明堂也，在泰安府东三十里，汲水上。明年秋乃作新明堂。（《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2] 【汇注】

程馀庆：更，互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3] 【汇校】

梁玉绳：案：《汉书·武纪》载诏辞与此异，似当依《武纪》。（《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4] 【汇注】

龚浩康：眇眇，微小。至尊，最尊贵的地位，指帝王之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5] 【汇注】

龚浩康：兢兢，小心谨慎的样子。（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6] 【汇注】

龚浩康：维，助词，通常在句首，也可放在句中。菲薄，微薄。（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7] 【汇注】

龚浩康：修，修治。（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8] 【汇注】

龚浩康：景光，吉祥之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9] 【汇注】

裴　骃：瓒曰：“闻呼万岁者三。”（《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程馀庆：屑，微也。此前类祠太一时所见，于此补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张大可：仿佛看到了闪闪光亮。光屑，一闪一闪的光亮。（《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0] 【汇校】

吴见思：《书》无“依依”字。（《史记论文·孝武本纪》）

【汇评】

程馀庆：应前皆致怪物。（《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1] 【汇评】

吴见思：四字简当。（《史记论文·封禅书》）

[12] 【汇注】

凌稚隆：服虔曰，“肃然”，山名，在梁父。（《史记评林·封禅书》）

[13] 【汇注】

龚浩康：嘉，希望。士大夫，通称居官有职位的人。更始，重新开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4] 【汇注】

裴　骃：郑玄曰：“蛇音移。”（《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复，免除赋税或徭役。博，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泰安县东南。蛇丘，县名，在今山东省泰安县西南。历城，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济南市。（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5] 【汇注】

张大可：免除（复）博县、奉高县、蛇丘县、历城县今年的租赋。（《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6] 【汇注】

张大可：乙卯，元朔三年。是年三月诏赦天下，诏曰：“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与士大夫日新厥业，祗而不解。其赦天下。”（《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7] 【汇注】

龚浩康：复作，汉刑律名，指解除枷锁的罪犯在监外服劳役。（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凡天子走过的地方不再征发徭役。（《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8] 【汇注】

龚浩康：勿听治，不处理，不追究。（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9] 【汇注】

龚浩康：巡狩，指帝王到各地巡行视察诸侯所守的地方，所以又作“巡守”。（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编者按：《尚书·尧典》：（舜）“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诚以功，车服以庸。”《孟子·梁惠王上》：“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

[20] 【汇注】

张大可：朝宿地，朝见天子的住宿之地。指在泰山建诸侯邸。（《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21] 【汇注】

张守节：诸侯各于太山朝宿地起第，准拟天子用事太山而居止。（《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龚浩康：邸，府第。（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高　嵣：第七截引到封禅正文矣。借汾鼎、郊太一两事作缘起，以黄帝为牵合，以求仙作点逗，而仍由方士以耸动之，当与秦皇一截对着。（《史记钞》卷二）

程馀庆：汉武事三十一。（《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王子今：泰山，中华早期神秘主义文化的纪念碑。秦汉时期关于“封禅”的理论，都是以泰山作为确定的“封禅”地点的。泰山，可以看作以“封禅”作为主体仪礼的思想体系的地理支点。泰山，很早就在正统文化体系中具有神秘主义的意义。（《史记的文化发掘·封禅典礼的文化内涵》）

又：关于秦始皇封禅和汉武帝封禅的记述，是司马迁《史记·封禅书》最富有文化深意的内容。通过《史记·封禅书》的记述可以看到，从司马谈到司马迁，都对求仙思想干扰封禅事业，持否定的态度。然而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史记》的文化思想又不能与方术迷信分割得十分明确。

秦皇汉武“封禅”故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有的学者称之为“封禅”文化，并以为：“这一封禅文化，不仅在时间方面起源很早，空间方面分布亦甚广。”甚至“封禅文化的分布，不仅限于亚洲，它还东渡太平洋，远抵中美洲和南美洲”。分析所谓“太平洋区各地的封禅文化”（凌纯声《北平的封禅文化》《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1378页至1384页），当然是十分宏大的研究课题。（同上）

黄留珠：西汉初，经济凋敝，干戈未平，封禅之事自然无法提起。尽管文帝时曾有过巡狩封禅的谋议，但很快便因新垣平一案而成为泡影。直到武帝时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一则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已得到恢复发展，这就为举行封禅之类祀典提供了可靠的物资基础。二则当时“天下安，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如大文豪司马相如，到临死前还“遗札书言封禅事”，说什么“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壮观，王者之卒业，不可贬也，愿陛下全之”。三则武帝本人具有好大喜功的性格特点，对于向天地报告成功的封禅大典，无疑是他心向往之的事情了。由此可见，西汉举行封禅，到武帝时完全具备了实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

这次封禅，始建汉家之封，是西汉政治宗教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汉室官员以能有幸参加为荣，以不能参加为耻。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竟气愤而卒。临死前他拉着儿子的手哭泣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由此可见，时人把封禅礼典，看得何等重要。这次大典之后，武帝遵循五年一修封的定制，分别于元封五年（前106）、太初三年（前102）、天汉三年（前98）、太始四年（前93）、征和四年（前89），共进行了五次修封。这在我国历史上也是一项创举。另据《汉书·霍去病传》记载，元狩四年（前119），霍去病大败匈奴后曾“封狼居胥山（今乌兰巴托东），禅于姑衍（今乌兰巴托东南）”，可见汉世出征将军亦可行封禅之礼。（《秦汉历史文化论稿》）

陆威仪：为了庆祝自己的文治武功，汉武帝改革了大量的崇拜仪式。众所周知，汉代中国的泰山封禅仪式达到了宗教仪式的顶峰。在这些仪式里，皇帝强调了他对世界的主权，向至高神宣示他的胜利，并且像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那样，追求以最高的奖赏方式——长生不老，来保有自己在世间的胜利。的确，对领土的索求和对长生不老的渴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长生不老的人存在于地球的边缘或山脉的最高处，只有世界的帝王才能把这些地方纳入版图。（《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

编者按：汉武帝在封禅后所下的诏书中对自己已往谦恭勤谨心理的剖白及今后进一步明德自新愿望的表述是真实可信的。从建元元年“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至今天，整整花费了三十年时间，才完成了一场扑朔迷离的封禅大典，可谓空前绝后之举。封禅既是报德，也是建德，且为大德。因此，同遇到其他好事、好兆一样，都要封赏臣民、大赦天下，这是历代帝王的规矩，而以汉武帝为甚。不过，前者有挥霍之嫌，后者有宽容之度。虽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举行了第一次封禅，但是，汉武帝的个人目的并未达到。因此，以后又连续举行过五次这样的封禅，何得何失，历史早已做出结论。

天子既已封禅泰山，无风雨菑[1]，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山若将可得[2]，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3]，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4]。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5]，上乃遂去，并海上[6]，北至碣石[7]，巡自辽西[8]，历北边至九原[9]。五月，返至甘泉[10]。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11]，以今年为元封元年[12]。

[1] 【汇校】

编者按：《史记·封禅书》只有“封”字而无“禅”字。

【汇评】

浦起龙：嵌无风雨句，对照秦封，随即提起神仙，为封后主笔。（《古文眉诠》卷二十）

[2] 【汇注】

龚浩康：若，或许。（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 【汇注】

龚浩康：庶几，也许可以，表希望、推测之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庶几遇之，希望侥幸地遇上神仙。（《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凌稚隆：案：“庶几遇”句与“始皇冀遇三神山”句相应。（《史记评林·封禅书》）

程馀庆：此一语膏肓之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4] 【汇注】

张大可：希望找到蓬莱仙岛。（《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吴见思：此节言封禅，序至此，大礼大文，浩汗极矣，故又作一锁以收束之。似断似连，顿而复起，文法连环之妙。（《史记论文·封禅书》）

[5] 【汇注】

梁玉绳：附案：《索隐》引《新论》《风俗通》谓子侯乃武帝杀之，《梁书·许懋传》亦言霍嬗见杀，然不足信，《风俗通》已论其诬矣。（《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评】

司马贞：《新论》云：“武帝出玺印石，财有朕兆，子侯则没印，帝畏恶，故杀之。”《风俗通》亦云然。顾胤案：《武帝集》帝与子侯家语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此说是也。（《史记索隐·封禅书》）

凌稚隆：董份曰：“武帝封太山求神仙，专从子侯则死矣，故特著之见神仙不足恃也。”（《史记评林·封禅书》）

吴见思：秦封禅方讫遇风雨，汉封禅方讫死子侯。正高兴时即接此败兴语，史公妙处。（《史记论文·封禅书》）

安作璋、刘德增：封禅典礼结束后，方士们又说登封不能成仙，但有希望找到三神山。武帝又兴冲冲地赶去东海边，极目远眺，仍是一无所见。霍嬗突然罹病，一日而死。有人说武帝怕福佑让他得了，或占了先，把他鸩杀了。还有人说，他登天成仙了（见《史记·封禅书》司马贞《索隐》引《新论》《风俗通》等书）。（《汉武帝大传》）

[6] 【汇注】

龚浩康：并，通“傍”，挨着，沿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并海上，沿海北上。（《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7] 【汇校】

梁玉绳：（编者按：金陵本作“碣石”）附案：《史诠》曰：“湖本‘碣’作‘竭’，误”。《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龚浩康：碣石，山名，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8] 【汇注】

龚浩康：辽西，郡名，辖今辽宁省中西部及河北省承德等地区，郡治在且虑（今河北省卢龙县东）。（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9] 【汇注】

龚浩康：九原，县名，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0] 【汇注】

裴　骃：《汉书音义》曰：“周万八千里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11] 【汇注】

龚浩康：元鼎，汉武帝第五个年号（前116—前111）。（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2] 【汇校】

梁玉绳：附案：此文当在前“群臣更上寿”句下，错简也。（《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龚浩康：元封，汉武帝第六个年号（前110—前105）。（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程馀庆：应前改元事，汉武事三十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其秋，有星茀于东井[1]。后十馀日，有星茀于三能[2]。望气王朔言[3]：“候独见其星出如瓠[4]，食顷复入焉[5]。”有司言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6]。”

[1] 【汇注】

裴　骃：韦昭曰：“秦分野也，后卫太子兵乱。茀音佩。”（《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茀，通“孛”，指星星光芒四射的现象。东井，即井宿，星官名，二十八宿之一。（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彗星现于东井。茀，彗星。东井，即井宿。（《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2] 【汇注】

裴　骃：韦昭曰：“三能，三公。后连坐诛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三能，即三台，星官名，共六星，两两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能，通“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程馀庆：自封禅后连著天态，史公微旨，先提明。（《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3] 【汇注】

龚浩康：王朔，方士。（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4] 【汇校】

司马贞：乐产、包恺并作“旗星”。旗星即德星也。《符瑞图》云“旗星之极，芒艳如旗”。本亦作“旗”也。（《史记索隐·封禅书》）

梁玉绳：案：此作“旗星”《汉志》作“填星”，注定各依文解之，小司马又以为岁星。余谓皆非，当依补《纪》作“其星出如瓠”为是，盖即指上文茀于东井，三能之星也。以彗孛为德星，犹以天旱为乾封，阿谀无理，足供千古拊掌之资。（《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张文虎：北宋本与《索隐》本合，各本“填”作“旗”。《志疑》云：“当依《补纪》作‘其’，盖即指上茀星。”案：此亦可备一说。（《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三）

吴汝纶：“填”当依《武纪》作“其”。《索隐》云：“乐产、包恺并作‘旗星’。”旗，其之借字。《汉志》作填，误字也。其星即上茀星，则光微小，不能如瓜也。（《点勘史记读本·封禅书》）

【汇注】

司马贞：见星出如瓠。按：《郊祀志》云“填星出如瓠”，故颜师古以德星即镇星也。今案：此纪唯言德星，则德星，岁星也。岁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5] 【汇注】

张大可：主管天象的望气者王朔说：“我观察（候）天象，发现独有土星出来时像瓠瓜一般大，只吃顿饭的时间就没入了。”食顷，吃顿饭的短暂时间。（《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6] 【汇注】

郭嵩焘：案：《天官书》，房星东北曲十二星曰旗。天旗直东方七宿，左右各六星，则此之云如瓜者，必非旗星也。《郊祀志》作“填星”，填星，土星也，土星亦无忽出忽入之理。此云“旗星”，谓星光芒射大如旗也。“德星”以明瑞应，不必据岁星之为德星当之。方士虚诞之言，原不足信，《索隐》必求实指其星名，误矣。（《史记札记》卷三《封禅书第六》）

龚浩康：德星，迷信者把某些具有异常现象的天体称为德星，说它是吉祥幸福的象征。这里或以为指木星，或以为指土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德星，汉以土德王，故以填星为德星。（《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编者按：元封元年是汉武帝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年。其主要大事有：

一、威震匈奴，与其和谈取得进展。

二、东越来降，悉徙其民于江淮。

三、第一次封禅礼成。

四、任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司农，完全实现盐铁产业国有化。

五、在京师立平准，在全国正式实行均输法。

六、停止告缗。

其来年冬[1]，郊雍五帝[2]，还，拜祝祠泰一[3]。赞飨曰[4]：“德星昭衍[5]，厥维休祥[6]。寿星仍出[7]，渊耀光明[8]。信星昭见[9]，皇帝敬拜泰祝之飨[10]。”

[1] 【汇注】

程馀庆：二年十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2] 【汇注】

龚浩康：雍，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 【汇注】

龚浩康：祝，向神灵说话求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4] 【汇注】

张大可：赞享，司仪。（《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5] 【汇注】

张大可：昭衍，光照无际。衍，普遍。（《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6] 【汇注】

龚浩康：厥，助词。维，是。休祥，吉祥。（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7] 【汇注】

司马贞：寿星，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理安，故言之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8] 【汇注】

龚浩康：渊耀，光照深远。（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9] 【汇注】

司马贞：信星，镇星也。信属土，土曰镇星，则《汉志》为德星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汇评】

郭嵩焘：案：此为祝祠太一之词。德星，即所谓“旗星出如瓜”者。寿星所出，祝祠也。是时武帝方求长生不死之方，愿见寿星以明应也。信星，总言之，星出而入，据以为信，所谓信而有征也。《索隐》注误。（《史记札记》卷三《封禅书第六》）

[10]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一无此字。”（《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汇注】

龚浩康：泰祝，也作“太祝”，职官名，主管祭祀祈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凌稚隆：光缙曰：读《封禅书》，具见当时臣谄主愚，可发一叹。夫有司且以德星为报封禅，无惑乎！方士之谀说也。南燕汝水不水，燕主超恶之。李超曰：“良由逼带京城近日月也。”燕主大悦。汉时君臣率类此耳。（《史记评林·封禅书》）

程馀庆：汉武事三十三。（《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其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1]，若云“见天子”[2]。天子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3]。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4]，毋所见，见大人迹[5]。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6]。是岁旱。于是天子既出毋名[7]，乃祷万里沙[8]，过祠泰山[9]。还至瓠子[10]，自临塞决河[11]，留二日，沈祠而去[12]。使二卿将卒塞决河[13]，河徙二渠[14]，复禹之故迹焉[15]。

[1] 【汇评】

吴见思：又接公孙卿候神。（《史记论文·封禅书》）

[2] 【汇校】

张文虎：《封禅书》“见”上有“欲”字，《郊祀志》同。（《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

[3] 【汇注】

龚浩康：中大夫，官名，掌论议，备顾问。（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4] 【汇注】

凌稚隆：《索隐》曰，音秀溜。宿留，迟待之意。若依字读，则言宿，而留亦是有所待，并通也。（《史记评林·封禅书》）

龚浩康：之，语中助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5] 【汇评】

吴见思：写公孙始终一大人迹。（《史记论文·封禅书》）

[6] 【汇注】

龚浩康：芝，即灵芝，菌类植物，有光泽，可供观赏，又供药用。古人认为它是一种瑞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程馀庆：芝，菌属，春青夏紫秋白冬黑。有石芝、木芝、肉芝、菌芝数种。汉武事三十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7] 【汇注】

龚浩康：毋名，没有正当理由。毋，通“无”。（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天子巡行皆有名义，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听信公孙卿谎言，东巡东莱山欲见仙人，其理不正，故云“既出无名”。（《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编者按：有名封禅固当，无名封禅亦可制造理由，如下文之“干封”便是。真所谓天子欲行，何患无辞？然亦有名正而不封者如唐太宗。贞观年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盛世初显，群臣屡议封禅，太宗曰：“议者以封禅为大典。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阙封禅之礼，亦可比德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亦何异于桀、纣？昔秦始皇自谓德洽天心，自称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汉文帝竟不登封，而躬行俭约，刑措不用。今皆称始皇为暴虐之主，汉文为有德之君。以此而言，无假封禅。礼云：‘至敬不坛’，扫地而祭，足表至诚，何必远登高山，封数尺之土也。”显然，唐太宗之封禅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民本性。至于此议是否也在批评汉武帝，可想而知。

[8] 【汇注】

裴　骃：应劭曰：“万里沙，神祠也，在东莱曲城。”孟康曰：“沙径三百余里。”（《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程馀庆：祷，祈雨也。万里沙在莱州府东北三十里，夹万岁水两岸，有万里沙祠。（《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万里沙，地名，在今山东省招远县与掖县之间。这里指建在万里沙的神庙。（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9] 【汇注】

裴　骃：邓展曰：“泰山自东复有小泰山。”瓒曰：“即今之泰山。”（《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10] 【汇注】

裴　骃：服虔曰：“瓠子，隄名。”苏林曰：“在甄城以南，濮阳以北，广百步，深五丈所。”瓒曰：“所决河名。”（《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瓠子，即瓠子口，在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是当时黄河的决口。（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1] 【汇注】

司马贞：按：《河渠书》武帝自临塞决河，将军以下皆负薪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龚浩康：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决于瓠子口，洪水泛滥成灾。元封二年，武帝派兵数万，填塞瓠子口决河；从万里沙返回时，又亲临瓠子口，沉白马、玉璧祭神，令从臣将军以下官员负薪填决，领导堵塞决口的工作，并作《瓠子歌》。（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2] 【汇注】

司马贞：案：沈白马祭河决，于是作《瓠子歌》，见《河渠书》。（《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汇评】

司马迁：天子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旱，干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于是天子已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填决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

天子既临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延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一曰：“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污兮浚流难。搴长茭兮沈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颓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万福来。”于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宫。而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

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然其著者在宣房。（《史记·河渠书第七》）

程馀庆：结河决案。汉武事三十五。（《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3] 【汇注】

龚浩康：二卿，指将军汲仁、郭昌。（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4] 【汇注】

龚浩康：二渠，一为大河（在今河南省滑县境内），一为漯水（在今河南省南乐县附近），分流于当时瓠子口的上游和下游。（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5] 【汇校】

梁玉绳：案：所复非禹迹也，说在《河渠书》。（《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评】

浦起龙：以上为封禅结束。以下封禅余文。然时时顾母，而意则专主遇仙。（《古文眉诠》卷二十）

编者按：治理洪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首要条件。因此，世界各国、各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治理洪水的英雄神话流传于世。我国古代帝王中，汉武帝可算是重视水利的明君，他除了在全国大规模地兴修水利之外，连堵决疏河也要恢复夏禹当时的原貌。这在《史记·河渠书》中有着明确而生动的记载。特别是其中汉武帝所作的两首《瓠子歌》，苍凉雄浑，悲天悯人，连司马迁也深受感动，“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诗中唱道：“不封禅兮安知外”，分明又赋予封禅以新的含义，即在去泰山的沿途，可以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尽管它只是封禅的副产品，亦难能可贵。据研究，汉武帝时期兴修水利的高潮就是从本年开始的。

是时既灭南越[1]，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2]，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3]，寿至百六十岁。后世谩怠[4]，故衰秏[5]”。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6]。上信之[7]，越祠鸡卜始用焉[8]。

[1] 【汇校】

编者按：南越，《史记·封禅书》作“两越”。

【汇评】

程馀庆：应前既灭南越。（《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2] 【汇注】

裴　骃：韦昭曰：“越地人名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程馀庆：勇之，越人名，言其土俗尚鬼神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3] 【汇注】

龚浩康：东瓯王，即东海王，东越人的首领，名摇。惠帝三年（前192）被立为东海王，建都东瓯（今浙江省永嘉县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4] 【汇注】

龚浩康：谩怠，指怠慢鬼神。谩，通“慢”，怠忽，轻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5] 【汇注】

龚浩康：衰秏，衰败。秏，同“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6] 【汇注】

裴　骃：《汉书音义》曰：“持鸡骨卜，如鼠卜。”（《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张守节：鸡卜法用鸡一，狗一，生，祝愿讫，即杀鸡狗煮熟，又祭，独取鸡两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今岭南犹此法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汇评】

凌稚隆：案：应劭云：“武帝时迷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数为其言，武帝欲验其道，令巫诅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诵咏经论，不能伤害，而巫者忽死。”（《史记评林·封禅书》）

[7] 【汇评】

编者按：平定两越本是汉武帝的功劳，有利于靖边安民，汉夷交融。然而，他却从中挖掘出“越祠鸡卜”的巫文化之糟粕而加以推广，真乃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武帝处处不忘求神访仙，所谓“且战且学仙”是也。

[8] 【汇注】

龚浩康：用，采用，流行。（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郭嵩焘：案：武帝以事鬼，始浸寻而及天地、百神之祀，而极于封禅，终复返之于鬼。（《史记札记》卷三《封禅书第六》）

程馀庆：愈趋愈下。汉武事三十六。（《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公孙卿曰：“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1]，以故不见[2]。今陛下可为观[3]，如缑氏城[4]，置脯枣[5]，神人宜可致[6]。且仙人好楼居[7]。”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8]，甘泉则作益延寿观[9]，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10]。乃作通天台[11]，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12]。夏，有芝生殿防内中[13]。天子为塞河，兴通天台[14]，若有光云[15]，乃下诏曰：“甘泉防生芝九茎[16]，赦天下，毋有复作[17]。”

[1] 【汇注】

龚浩康：遽，急促。（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遽，匆匆忙忙的往求。（《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2] 【汇评】

吴见思：正为两次大人迹作解。（《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又别起一头，明明说性急不得。（《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3] 【汇注】

龚浩康：观，台阁，庙宇。（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4] 【汇注】

裴　骃：韦昭曰：“如犹比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姚苎田：中岳在缑氏县，故欲仿之。（《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仿其制度。（《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5] 【汇注】

龚浩康：脯，干肉。（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6] 【汇注】

龚浩康：宜，大概。（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姚苎田：“宜”字含糊得妙。（《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7] 【汇评】

吴见思：掉一句是为观缑城注脚。（《史记论文·封禅书》）

浦起龙：姑用楼居宫观诸遁词，以解说其遇仙之无据。（《古文眉诠》卷二十）

姚苎田：方士伎俩将穷，必别设一难以遁其情。公孙卿候神，至此茫无着脚。武帝虽昏惑，而斩断英果。惧大诛之将至也，则又引之以土木之功，民穷财殚，至死不悟。千古而下，读之愤叹！史公曲曲传之，岂非良史之梼杌哉？（《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又：加一句，暗暗引入土木之功宜侈大。（同上）

[8] 【汇注】

裴　骃：应劭曰：“飞廉神禽，能致风气。”晋灼曰：“身如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程馀庆：飞廉神禽能致风雨，身如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以铜铸。其象置观上，因名飞廉观。桂观，即桂宫。（《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陈　直：西安汉城遗址，出土蜚廉画瓦甚多，其形身如鹿，头如雀，与晋灼注相合，盖即蜚廉观中之物。（《史记新证》）

[9] 【汇校】

梁玉绳：案：《汉志》作“益寿延寿馆”，师古谓二馆名。考注引《汉武故事》及《括地志》皆云“延寿观”，更无“益寿”之名，《三辅黄图》亦但云“延寿”。盖此多一“益”字，《汉志》更多一“寿”字，师古注非。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据雍、耀间耕夫得古瓦，其首作“益延寿”三字，以为观名益延寿。夫瓦之真赝不可知，既未足凭，而益与延同义，不应复出。又其时并作者蜚廉桂观之属，或一字名，或两字名，何以此观独三字名乎？其为衍文无疑。（《艺文类聚》六十三引《史》是“延寿观”）。（《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陈　直：直按：黄伯思《东观余论》所记，及《史记》原文作“益延寿观”，皆确实无误。《汉书》作“益寿延寿观”则为衍文也。吴愙斋在秦中曾得“益延寿”瓦，载在愙斋砖瓦录中，后此瓦归于南陵徐积余先生。秦汉瓦当文字卷一十四页摹有瓦文。在四八年春间，又出残者一角，仅有寿字可见。此瓦面积近尺，为汉瓦中最阔大之品。此外又有“益延寿宫”瓦，及“益延寿”大方砖，旁画四虎形，泷川君未知我国汉瓦出土情形，故论点多所隔阂。若以西汉无三字观名，又何解于“鼎湖延寿”之四字宫名乎。（《史记新证》）

【汇注】

司马贞：小颜以为作益寿、延寿二馆。案：《汉武故事》云“作延寿观，高三十丈”。（《史记索隐·封禅书》）

[10] 【汇注】

龚浩康：具，指祠具，祭神用的供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姚苎田：又一结。（《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11]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在甘泉。”（《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汉书》作通天台于甘泉宫。案：《汉书旧仪》台高三十丈，去长安二百里，望见长安城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姚苎田：即金茎承露台。（《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汇评】

编者按：自甘泉望长安，二百里竟然清晰可见，实在非今人之所思。如若不是夸张，要么就是观者具有特异功能，要么就是汉武帝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与治理竟如此富有成效，不禁令人神往。

[12] 【汇注】

司马贞：姚氏案：“扬雄云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武帝增通天台、迎风宫，近则有洪崖、储胥，远则石关、封峦、鹊、露寒、棠黎等观，又有高华、温德观、曾成宫、白虎、走狗、天梯、瑶台、仙人、弩法、相思观。”（《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汇评】

程馀庆：汉武事三十七。（《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3] 【汇校】

吴见思：记“房”作“防”。（《史记论文·封禅书》）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元封二年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芝生殿房中。案：生芝九茎，于是作《芝房歌》。（《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凌稚隆：董份曰：“内中似复，盖言房内之中间也。”（《史记评林·封禅书》）

程馀庆：《瑞应图》：王者敬事耆老，不失故旧，则芝草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汇评】

凌稚隆：光缙曰：“案：《委宛余篇》云，‘吴归命候时，以吴平家鬼目菜为芝草，拜平侍芝郎。’我朝世宗时奸人王金于崇文门外积巨木，置阴湿所，以药傅之，即生芝随药，成五色，上进得官，此皆人所未解者。然则汉武芝生殿防内中，安知非公孙卿辈造为之耶？”（《史记评林·孝武本纪》）

[14] 【汇评】

姚苎田：与通天台，与塞河，何与本诏书而附会之也？（《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15] 【汇注】

裴　骃：李奇曰：“为此作事而有光应。”瓒曰：“作通天台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汇评】

程馀庆：为河决已塞，及作通天台，有神光之应。今又有芝草之瑞，故诏赦天下，暂止兴作也。幻。（《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6] 【汇注】

裴　骃：应劭曰：“芝，芝草也，其叶相连。”（《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九茎，长有九株菌柄的灵芝。（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7] 【汇注】

龚浩康：复作，汉刑律名。轻刑徒，不戴刑具刑衣而服劳役者。一说为不戴刑具服劳役的女刑徒，刑期为三月至一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程馀庆：汉武事三十八。（《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汇评】

姚苎田：盖谓神贶已彰，不待他求矣，故暂止兴作。（《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其明年[1]，伐朝鲜[2]。夏，旱。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乾封三年[3]。”上乃下诏曰：“天旱，意乾封乎[4]？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5]。”

[1] 【汇注】

程馀庆：三年。（《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2] 【汇注】

张大可：据《汉书·武帝纪》，汉武帝东巡东莱与伐朝鲜均在元封二年。（《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龚浩康：朝鲜，国名，在今辽宁、吉林两省部分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相传周初箕子被封于此，汉初由卫满继之。其南部为三韩诸国，当时都属汉朝所辖。（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程馀庆：又插序征伐事。汉武事三十九。（《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编者按：据《史记·朝鲜列传》记载：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东出塞，渡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阏不通。元封二年，汉使涉何谯谕右渠，终不肯奉诏。何去至界上，临水，使御刺杀送何者朝鲜裨王长。朝鲜怨何，发兵袭攻杀何。天子募罪人击朝鲜。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济浮渤海，兵五万人；左将军荀彘出辽东，讨右渠。天子为两将未有利，乃使卫山因兵威往谕右渠。右渠见使者顿首谢：“愿降，恐两将诈杀臣；今见信节，请服降。”遣太子入谢，太子亦疑使者左将军诈杀之，遂不渡水，复引归。山还报天子，天子诛山。左将军破水上军，乃前，至城下，围其西北。楼船亦往会，居城南。右渠遂坚守城，数月未能下。左将军急击之，朝鲜大臣乃阴间使人私约降楼船。左将军数与楼船期战，楼船欲急就其约，不会；左将军亦使人求间却降下朝鲜，朝鲜不肯，心附楼船，以故两将不相能。天子使济南太守公孙遂往正之。遂偏信左将军，而以节召楼船将军入左将军营计事，即命左将军麾下执捕楼船将军，并其军，以报天子。天子诛遂。左将军已并两军，即急击朝鲜。元封三年夏，尼溪相参乃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王险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复攻吏。左将军使右渠子长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谕其民，诛成巳，以故遂定朝鲜，为四郡。

[3] 【汇注】

张守节：乾音干。苏林云：“天旱欲使封土干燥也。”颜师古云：“三岁不雨，暴所封之土令乾。”郑氏云：“但祭不立尸为乾封。”（《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张大可：此为公孙卿编造的谎言，黄帝封泰山，大旱三年，为的是烘干封土。（《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4] 【汇评】

程馀庆：此又以天旱纽合封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5] 【汇注】

张守节：灵星即龙星也。张晏云：“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也，见而祭之。”（《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龚浩康：灵星，一说是主宰庄稼的星；一说是主宰庄稼的神。（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灵星，又名天田星，即龙星，主稼穑。汉高祖之时，令天下立灵星祠。（《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凌稚隆：案：“尊祠”句与“高帝祠灵星”句相应。（《史记评林·封禅书》）

吴见思：封禅后接茀星，天旱乃茀星为德星。天旱为乾封，一时矫诬，正于无意中两两对照。（《史记论文·封禅书》）

程馀庆：与高帝祠灵星事相应。汉武事四十。（《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其明年[1]，上郊雍，通回中道[2]，巡之。春，至鸣泽[3]，从西河归[4]。

[1] 【汇注】

程馀庆：四年十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2]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在扶风汧县。”（《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回中，地名，在今陕西省陇县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汉武帝郊雍，幸回中，据《武帝纪》在元封四年（前107）。回中，行宫名，在今宁夏固原县境。（《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3] 【汇注】

裴　骃：服虔曰：“鸣泽，泽名也，在涿郡遒县北界。”（《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鸣泽，泽名，在今河北省涿州市东北。一说即今甘肃平凉县西之独鹿（都卢山）鸣泽，今谓之弹筝峡。（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4] 【汇注】

程馀庆：汉武事四十一。（《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汇注】

龚浩康：西河，郡名，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置，辖今内蒙古、山西、陕西三省区部分地区，郡治在平定（今内蒙古自治区东胜县境内）。（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编者按：元封四年夏，大旱，关东流民二百万，无名数（无户籍）者四十万。朝廷特设流民法，以禁官吏重赋。

其明年冬，上巡南郡[1]，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2]，号曰南岳[3]。浮江[4]，自寻阳出枞阳[5]，过彭蠡[6]。祀其名山川。北至琅邪[7]，并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

[1]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元封五年。”（《史记集解·封禅书》）

龚浩康：南郡，郡名，辖今湖北省西南部，郡治在江陵（今江陵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 【汇注】

龚浩康：登礼，登山祭祀。潜，县名，治所在今安徽省霍山县东北。天柱山，又名皖山、潜山，在安徽省霍山县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 【汇校】

梁玉绳：附案：武帝移南岳衡山之祀于霍山，非礼也。霍山即天柱山，在庐江潜县西南。谓之霍者，《尔雅》“大山宫小山曰霍”也。衡山在长沙湘南县南。或谓衡山亦名霍，恐非。（《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裴　骃：应劭曰：“潜县属庐江。南岳，霍山也。”文颖曰：“天柱山在潜县南，有祠。”（《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程馀庆：故潜城，在六安州霍山县东北三十里。天柱山，在县南五里。武帝以衡山阻远，故以天柱代南岳，因名霍岳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4] 【汇注】

龚浩康：浮江，指乘船游览长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5] 【汇注】

裴　骃：《地理志》“庐江有枞阳县。”（《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寻阳，县名，治所在今湖北省黄梅县西南。枞阳，县名，治所在今安徽省枞阳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6] 【汇注】

龚浩康：彭蠡，泽名，约当今鄂东皖西一带滨江湖泊，后演变成现在的鄱阳湖。按：彭蠡位于寻阳与枞阳之间，所以这一句是对上句的补叙。（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7] 【汇注】

龚浩康：琅邪，郡名，辖今山东省南部地区，郡治在东武（今诸城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编者按：元封五年两件大事值得一提。一是创设刺史部十三州，并以“六条”为监察、断案的依据。二是颁布了影响深远的《州郡察茂材异等诏》。见《汉书·武帝纪第一下》。

初，天子封泰山[1]，泰山东北阯古时有明堂处[2]，处险不敞[3]。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4]。济南人公玊带上黄帝时明堂图[5]。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6]，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7]，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8]，如带图。及五年脩封[9]，则祠泰一、五帝于明堂上坐[10]，令高皇帝祠坐对之[11]。祠后土于下房[12]，以二十太牢[13]。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14]。礼毕，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秘祠其颠[15]。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16]，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举火，下悉应之[17]。

[1] 【汇评】

吴见思：倒提一句。（《史记论文·封禅书》）

编者按：武帝所信方士之“仙话”，以为从外部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完善各种祭祀礼仪，便可达到封禅遇仙的目的，故有此处大兴土木，重构明堂之举，实乃舍本逐末，一厢情愿而已。

[2] 【汇评】

程馀庆：此即周天子东巡狩，朝诸侯之明堂，齐宣王所欲毁者也。类孟子一言其遗址，遂至汉犹存云。（《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3] 【汇注】

程馀庆：言其地阻阨，而室不显敞。（《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4] 【汇评】

程馀庆：按：五年前，帝常坐明堂矣，其遗制尚存，今云未晓，何也？意古明堂，不过三间，九架屋子，帝嫌其不敞，而欲阔大之。故未晓其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等制度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5] 【汇注】

司马贞：玊，或作“肃”。公玊，姓；带，名。姚氏案：《风俗通》齐湣王臣有公玊冄，其后也，音语录反。《三辅决录》云杜陵有玊氏，音肃。《说文》以为从玊，音“畜牧”之畜。今读公玊与《决录》音同。然二姓单复有异，单姓者肃，后汉司徒玊况是其后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龚浩康：济南，郡名，辖今山东省历城、济南、章丘等县地区，郡治在东平陵（今章丘县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6] 【汇评】

龚浩康：圜，通“环”，环绕。复道，高楼间或山岩险要处架空的通道。（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7] 【汇注】

司马贞：玊带明堂图中为复道，有楼从西南入，名其道曰昆仑。言其似昆仑山之五城十二楼，故名之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程馀庆：昆仑者，三成之名也。成，重也。依古名而制度不经如此。（《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昆仑，山名，在今西藏、新疆之间。传说黄帝时在山上建有供神仙居住的五城十二楼。汉武帝按黄帝时明堂图修建的明堂与昆仑五城十二楼相似，所以这样命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8]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在元封二年秋。”（《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汶，水名，从泰山东北流过，经奉高县城西南注入巨野泽。（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令奉高县作明堂于汶水之上。其事在元封二年。奉高在今山东省泰安县东北。（《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9] 【汇评】

程馀庆：连后事序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0] 【汇注】

龚浩康：上坐，受尊敬的席位。坐，通“座”。（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1] 【汇注】

龚浩康：高皇帝，即汉高帝。（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2] 【汇注】

李　笠：案：房读如阿房之房。上文云“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非有上房、下房也。房古通作。《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房光汉表》作光可证。后土位下，故祀于下耳。（《广史记订补》卷三《封禅书》）

[13] 【汇注】

龚浩康：太牢，本指牛、羊、猪三牲一套（三者各一），有时也专指牛。（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4] 【汇评】

［英］鲁惟一：在举行帝国崇拜时，还可以注意另外两个重要的现象。专家们的想象有时可能超过了他们知识的准确性，武帝与他们作了郑重的商讨以后，就在泰山山麓建立了明堂。此举的目的是遵循中国的几个最早的传说，最后采纳的建筑物的形式吸收了许多宗教和神话的内容。

武帝在明堂打算证明他的统治正受到神灵的保佑，而他对五帝和泰一的献祭确定了他心目中的神灵。明堂还用做可把皇帝的权威加给其臣属的庄严的场所。有种种迹象表明，另一个可能也有宗教职能的建筑物已经初步确定是辟雍堂的基部，它位于长安的南部，现在已有可能对它进行重建。（《剑桥中国秦汉史》第十二章）

[15] 【汇评】

张大可：秘祠其巅，在最高峰上举行秘密祭礼。（《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6] 【汇评】

程馀庆：二帝同居南方。（《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英］鲁惟一：公元前110年在泰山举行的仪式中，对黄帝十分崇敬，此神也许被人格化为古代之黄帝。武帝显然把他看成一个能够赐给长生术的中介神仙，因此就在他墓前献祭。这里看来存在某种动机的混乱，因为有人怀疑，一个被认为取得长生之术的生命怎么会留下供人们景仰的遗体。在这一次，有的崇拜者可能认为长生存在于人世以外的境界，而另一些人只是想象长生是肉体生命的延长。武帝的祭祀和动机也许可以作如下的解释：是由于他近期因三名自封的术士可悲地未能实现其诺言而感到失望之故。这些诺言包括炼制长生的灵药和使武帝的一个宠爱的妃子复生。可能对黄帝的祭祀是针对这些失败的反应。（《剑桥中国秦汉史》第十二章）

[17] 【汇评】

程馀庆：汉武事四十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其后二岁[1]，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2]。天子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3]，每脩封禅[4]。其赞飨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5]，周而复始[6]。皇帝敬拜泰一[7]。”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8]，莫验，然益遣，冀遇之[9]。

[1] 【汇注】

龚浩康：即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南巡后二岁，即元封七年，因是年改历，而改元太初。（《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2] 【汇注】

龚浩康：推历者，推算历法的人。本统，正统。汉朝在改历前以建亥之月（夏历十月）为岁首，自太初元年起，改建寅之月（夏历正月）为岁首，将夏历十一月朔旦冬至作为历法的起点。（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编者按：公元前一〇四年阴历十一月初一这一天，于干支为甲子日，于月相为新月，于节气为冬至，可谓天赐良辰。于是，经汉武帝批准，从这一天起，实行由落下闳、邓平、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人创制的新历法，并将其作为汉朝历法的根本系统，即《太初历》。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成熟的、完整的历法，也是我国历法史上的第一次大改革，无论从科学性还是实用性来看，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汇评】

张维华：与封禅之礼具有相同意义的，是“改制”之说，同样，这也是儒家吸收的其他学派的学说。改制本身是说，继前一代而兴的后一代的开国皇帝，亦是受了上天之命的。上天在人世间依着五行相克相生的顺序，来安排历代王朝兴亡的顺序。亡者因其数适亡而亡，兴者因其数适兴而兴，不假人意。继起的一代开国之主，为了表示他所受的“命”与前一代不同，就要通过“礼制”上一些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叫做改制。

武帝即位之后，以董仲舒为首的儒家们，更积极的提倡儒家政治，武帝既然接受了儒家的建议，而行封禅之礼，也必然要接受儒家的建议，而行改制之事，固而有太初改制的出现。当时主张汉得“土德”之说的人，已经占绝对优势了，固而就按“土德”改订礼制。《汉书·武帝纪》载其事云：“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此即此次改制的大体内容。诚然在改制时，也曾令唐都落下闳以及司马迁等二十余人改订历法，创成了更为精确的“太初历”，显示出中国的天文历法之学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重要的意义，却不在此。其重要的意义，依然是把皇帝神秘化了，说明他们所行使的政权是出于“天意”，是“代天行道”。这样，自然也会影响到当时的专制主义的加强。（《汉史话集·论汉武帝》）

安作墇、刘德增：秦亡汉兴，犹沿用秦之“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从秦昭襄王始用“颛顼历”，至汉初，此历已使用百余年；秦末战乱，测天校历工作中断，西汉也迟迟未能健全测天机构。因此，到武帝时，便出现了“朔晦月见，弦望满亏”的错乱局面。改定历法已是势在必行了。元封七年（前104），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和太史令司马迁上书：“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所谓“正”为一年开始的时间，“朔”为一月开始的时间。当时，朝臣之中，御史大夫兒宽号为最明经术，武帝便诏令他与五经博士会商此事。他们商议之后，上书：“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创业变改，制不相复，推传序文，则今夏时也。臣等闻学偏陋，不能明。陛下躬圣发愤，昭配天地，臣愚以为三统之制，后圣复前圣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统绝而不序矣，唯陛下发圣德，宣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汉书·律历志》）他们从“三统说”的理论出发，赞同公孙卿、壶遂和司马迁的提议。“三统说”把王朝的更替归结为黑、白、赤三统的循环，历代的帝王都被编排在这三统之中，得到一统而为天子者，必须相应地改正朔，易服色，以示受命于天。“三统说”还指出，上古三代，夏是黑统，商为白统，周乃赤统。周衰以后，又该是黑统了。孔子要想立黑统，但他有其德而无其位，仅是个“素王”，只好托王于鲁，在《春秋》里手定制度而空垂其文。

与“三统说”同时存在的，还有一种“五德终始说”，用土、木、金、火、水的相生相克来解说王朝的更替，每个承天受命的皇朝都占了其中一德。秦始皇宣称得水德，以十月为岁首，色尚黑。汉初有人说汉代秦而兴，土克水，汉应得土德，色尚黄；也有人认为秦短命，没有得到水德，真正得水德的，恰正是汉朝。

武帝决计改正朔，易服色，既不是为了校正历法，也不是要继黑统，亦非应土德或水德，而是为了长生不死。他在批复兒宽的诏令中直言不讳：“乃者有司言历未定，广延宣问，以考星度，未能雠也。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然而上矣。书缺乐弛，朕甚难之。依违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为元年。”（《汉书·律历志》）孟康注：“合，作也。黄帝作历，历终而复始，无穷已也，故曰不死。”应劭注：“黄帝造历得仙。”臣瓒注：“黄帝圣德，与神灵合契，升龙登仙，故曰合而不死。”诸家注尽管不一，但“黄帝合而不死”，是指黄帝因作历而成仙不死，则是无疑的。从“盖闻”来看，这当是方士们杜撰出来的一套谎言。（《汉武帝大传》

[3] 【汇校】

王叔岷：《考证》（编者按：《史记会注考证》）：《汉书·武纪》《郊祀志》帝下有於字。案：《汉纪》帝下亦有於字。《汉书·武纪》帝下有于字，于犹於也，但不作於。《通鉴》帝下亦有于字。（《史记斠证·孝武本纪》）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适二年，故但祀明堂。”（《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4] 【汇校】

凌稚隆：《武纪》“毋”作“每”。（《史记评林·封禅书》）

龚浩康：每，当依《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作“毋”。（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注】

张大可：每五年一修封，元封五年修封奉高至今只二年，故毋修封禅，只祭上帝于明堂。（《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5] 【汇注】

龚浩康：泰元，天的别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太元神策，指太初历。（《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6] 【汇注】

司马贞：案：荐飨之辞言天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复始。又按：上黄帝得宝鼎神策，则太古上皇创历之号，故此云太元神策，周而复始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7] 【汇注】

凌稚隆：吴宪新曰：“太初历始复夏正，盖太史公之力；然汉武帝赞享敬拜太一，则固用方士语耳。”（《史记评林·封禅书》）

[8] 【汇注】

龚浩康：考，考查验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9] 【汇注】

龚浩康：冀，希望。（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程馀庆：汉武事四十三。（《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十一月乙酉[1]，柏梁烖[2]。十二月甲午朔，上亲禅高里[3]，祠后土。临渤海[4]，将以望祠蓬莱之属，冀至殊庭焉[5]。

[1] 【汇注】

裴　骃：徐广曰：“二十二日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张大可：上文十一月甲子朔，则乙酉为十一月二十二日。（《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2] 【汇注】

姚苎田：即通天台。（《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汉武事四十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柏梁，即柏梁台，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柏梁灾，柏梁台失火。柏梁台建于元鼎二年。（《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3] 【汇注】

裴　骃：伏俨曰：“山名，在泰山下。”（《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高里，山名，在泰山南麓，今泰安市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4] 【汇注】

龚浩康：渤海，也作“勃海”，在今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5] 【汇注】

裴　骃：《汉书音义》曰：“蓬莱庭”。《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冀，《汉书》作“几”。几，近也。冀，望也，亦通。服虔曰：“蓬莱中仙人。殊庭者，异也。言入仙人异域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张大可：希望能到神仙洞府。殊庭，神仙所居的特别洞府。（《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凌稚隆：案：此又缴入求仙事。（《史记评林·封禅书》）

程馀庆：连用此飘动之笔，写出武帝求仙神情。汉武事四十五。（《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姚苎田：此二句亦帝意中事。后以柏梁灾亟还，故未果也。（《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上还，以柏梁烖故，朝受计甘泉[1]。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2]，十二日烧[3]，黄帝乃治明庭[4]。明庭，甘泉也[5]。”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6]。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7]。勇之乃曰[8]：“越俗有火烖，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9]。”于是作建章宫[10]，度为千门万户[11]。前殿度高未央[12]。其东则凤阙[13]，高二十馀丈[14]。其西则唐中[15]，数十里虎圈[16]。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馀丈[17]，名曰泰液池[18]，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19]，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20]。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21]。乃立神明台、井幹楼[22]，度五十馀丈[23]，辇道相属焉[24]。

[1] 【汇注】

张守节：顾胤云：“柏梁被烧，故受记故之物于甘泉也。”颜师古曰：“受郡国计簿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龚浩康：朝受计，临朝受理各郡国上报的表册。计，计簿，登记政府财物、人事等情况的簿册。（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在甘泉宫接受郡国朝见上计，重建柏梁台。（《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2] 【汇注】

龚浩康：就，建成。（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凌稚隆：杨循吉曰：“术士每以黄帝作证，何其诬圣耶”。（《史记评林·封禅书》）

吴见思：公孙卿之师申公独有鼎书，此外无有，前乾封，此青灵台，出于何处？（《史记论文·封禅书》）

[3] 【汇校】

裴　骃：徐广曰：“日，一作‘月’。”（《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汇评】

程馀庆：此又以火灾纽合封禅。（《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4] 【汇评】

姚苎田：帝所深慕者黄帝，故处处借作入港话头。（《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5] 【汇评】

凌稚隆：董份曰：“旱则黄帝干封，灾则黄帝灵台火，巧言如簧，信矣。”（《史记评林·封禅书》）

[6] 【汇注】

龚浩康：都，建都，动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7] 【汇评】

姚苎田：此句追叙法，盖前曾有此说。（《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编者按：皇帝之所幸，官邸及其他楼堂馆所随之而大兴，其连锁反应必然是搜刮民脂民膏的无限加剧和社会财富的过度挥霍。如此以往，何谈以民为本，国运昌盛？

[8] 【汇评】

吴见思：又插“勇之”，仍用越事。（《史记论文·封禅书》）

[9] 【汇注】

龚浩康：胜服，制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越人勇之进言，按越人风俗，火灾后重建新屋，要超过原来的规模，以大胜小，压制火灾。于是另造广大的建章宫。（《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姚苎田：既曰越俗，则岂足为天子效法哉？（《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皆为作建章宫起。按：盖建章本大役，故先为之蓄势，不得过金银宫阙。始作伪者，以慰渴想。此方士欲兴土木本旨。（《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0] 【汇注】

张守节：《括地志》曰：“建章宫在雍州长安县西二十里长安故城西。”（《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程馀庆：在未央宫东南复作。（《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1] 【汇注】

龚浩康：度，制度，规模。（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2] 【汇注】

龚浩康：未央，宫名，汉高帝时修建，周围二十八里，规模十分宏伟，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姚苎田：连用数“度”字，皆就营建之始随事纪之。（《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13] 【汇注】

龚浩康：凤阙，宫阙名，因阙上以五尺铜凤为饰而得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4] 【汇注】

司马贞：《三辅黄图》云“武帝营建章，起凤阙，高三十五丈”。《关中记》“一名别风，言别四方之风。”《西京赋》曰“阊阖之内，别风嶕峣”是也。《三辅故事》云“北有圜阙，高二十丈，上有铜凤皇，故曰凤阙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程馀庆：《三辅故事》：其阙圆上有铜凤凰，高二十五丈，（凤阙在）东。（《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5] 【汇注】

司马贞：如淳云：“《诗》云‘中唐有甓’。郑玄曰‘唐，堂庭也’。《尔雅》以庙中路谓之唐。《西京赋》曰‘前开唐中，弥望广象’是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梁玉绳：附案：《汉志》作“商中”，师古曰：“商，金也。于序在秋，故谓西方之庭为商庭。”据颜说，则作“唐中”为非。然《西都赋》“前唐中而后太液”，《西京赋》“前开唐中”，固皆用“唐中”字也。（《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龚浩康：唐中，池名，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太液池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6] 【汇注】

张守节：圈，其远反。《括地志》云：“虎圈今在长安城中西偏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姚苎田：盖为养虎之圈于回塘中，其大数十里，（《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黄图》：唐中池在太池南，周回十二里。虎圈在长安城西偏。西。（《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7] 【汇注】

张守节：颜师古云：“渐，浸也。台在池中，为水所浸，故曰渐台。”案：王莽死此台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18] 【汇注】

张守节：臣瓒云：“泰液言象阴阳津液以作池也。”（《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19] 【汇注】

龚浩康：蓬莱、方丈、瀛洲、壶梁，都是传说中的海上仙山，这里是托名的建筑。（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0] 【汇注】

司马贞：《三辅故事》云：“殿北海池北岸有石鱼，长二丈，广五尺，西岸有石龟二枚，各长六尺。”（《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程馀庆：（神山龟鱼之属在）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21] 【汇注】

司马贞：其南则玉堂。《汉武故事》“玉堂基与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程馀庆：大鸟，以铜铸大鸟象也。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玉堂，宫名。璧门，宫门名。门高二十五丈，因门上以玉璧为饰而得名。大鸟，指神鸟的雕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姚苎田：不得遇其真者，姑且作其伪者，此方士欲兴土木之根也。盖聊藉此慰帝渴想之情耳。（《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22] 【汇注】

司马贞：《汉宫阙疏》云：“台高五十丈，上有九宫，常置九天道士百人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又：《关中记》“宫北有井幹台，高五十丈，积木为楼”。言筑累万木，转相交架，如井幹。司马彪注《庄子》云“井幹，井阑也。”又崔譔云“井以四边为幹，犹筑墙之有桢幹。”又诸本多作“幹”，一本作“榦”。音韩。《说文》云：“幹，井桥。”（同上）

编者按：作为专用名词，这里为“井幹（hán）楼”，因为“干”已无hán音。

[23] 【汇注】

程馀庆：《汉宫阁疏》：神明台，高五十丈，土有九室，常置九天道士百人。幹，音寒，井上木栏也。后。（《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24] 【汇注】

龚浩康：辇道，指楼阁间可通手推车的空中通道，相当现在的天桥。相属，相连接。（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凌稚隆：罗大经曰：“唐李商隐《汉宫》诗云：‘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犹在集灵台。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讥武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无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悟，犹徘徊台上，庶几见之，且胡不以一物验其真妄乎？金盘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长生，此方士之说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以一杯赐之，若服之而愈，则方士之说犹可信也。不然，则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间，委蛇曲折，含不尽之意。”（《史记评林·孝武本纪》）

姚苎田：土木之功，前特以“仙人好楼居”引其端，未几以“芝房之瑞”而止。已而柏梁毁于火，天之警帝也章章矣。乃方士又捏造青灵台一段公案，而以复治明廷启之。至越巫则直以越俗“厌胜”之法为言，而后土木大兴。看其逢君之恶，亦从渐渐生发下来。《易》不云乎“其所由来者渐矣”。为人上者，盍留意于斯焉。（《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汉武故事》：建章、长乐，皆辇道相属。悬栋飞阁，不由路径。一句总结。前后总提总结，中列前后东南北六段，极整齐却极错落。序宫室处是一幅汉宫春晓图，觉目前金碧灿烂，遂弄成一神仙界，不必他求矣。结前柏梁铜柱案。汉武事四十六。（《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1]，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2]，因为太初元年[3]。是岁，西伐大宛[4]。蝗大起[5]。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6]。

[1] 【汇评】

凌稚隆：案：“汉改历”句与“秦改历朔”句相应。（《史记评林·封禅书》）

又：凌约言曰：“正月为岁首，行夏之时也。故《书》曰：‘汉改历，予之也。’辞亦严矣。”（《史记评林·封禅书》）

【汇评】

程馀庆：终前改正朔建年号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2] 【汇校】

裴　骃：徐广曰：“一无‘名’字。”（《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梁玉绳：附案：《武纪》云“数用五定官名”，则此官名上似脱“定”字。而《汉志》云“官更印章以五字”，则又似多“名”字。（《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裴　骃：张晏曰：“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为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陈　直：直按：现以出土汉印考之，章为五字，多用于太守都尉及将军。举例如河东太守章，虎牙将军章是也。二千石以下官印，如令长，则仍为四字，称为印，不用五字。（《史记新证》）

龚浩康：据方士们推算，汉朝为土德，而在五行中土的序数为五，所以应将官印一律改为五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 【汇注】

龚浩康：因为，因而定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程馀庆：汉武事四十七。（《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编者按：汉朝一开始仍沿用秦的历法，以夏历十月为岁首。所以，我们读《史记》的时候，必须注意其月份与夏历的对应关系。直到汉武帝元封七年（前104），才改用“太初历”，以建寅之月（即今正月）为岁首，实际上等于恢复了夏历。因为夏历纪年比较科学地顺应、处理了地球、月球和太阳三者之间的自然关系，它的季节变化又比较恰当地反映了农业生产的规律性，能直接地为农业生产服务。所以，从此以后在约两千多年间，除王莽和魏明帝时一度曾改用过殷历（以夏历十二月为岁首），唐武后和肃宗时一度曾改用过周历（以夏历十一月为岁首）外，一般用的都是夏历。现在，虽然国家用的是公历，但是在民间仍然是公历和夏历并行。尤其是在广大农民中，夏历（又称农历）的使用率比公历还要高，所以，尽管方士们为“太初历”蒙上了“受命于天”的阴影，但是，从实用价值来看，“太初历”还是功不可没的。

[4] 【汇注】

龚浩康：大宛，西域国名，位于今苏联中亚境内，都城在贵山城（今中亚卡散赛），盛产葡萄、名马。（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编者按：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国盛产葡萄，多善马，马汗血。以农牧为主，商业亦很发达，但军事上却受匈奴控制。太初元年，武帝第一次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之控制，从而开通西域，威胁匈奴臣服于汉。其次才是为了获取大宛的汗血马及其他宝物。但此次出师不利，不但无功而还，且损兵折将十之八九。太初三年（前102），李广利再次西征，围城四十余日，才攻破了宛都外城，迫使大宛杀死了匿善马而杀汉使的王毋寡，尽出善马，与汉军讲和。此后，汉开始在西域的一些咽喉要道派兵驻守，在一些大都重镇设置行政机构，以确保交通往来畅通、安全。事见《史记·大宛列传》。

[5] 【汇评】

程馀庆：兵灾连书，妙。（《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6] 【汇注】

裴　骃：韦昭曰：“丁，姓；夫人，名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程馀庆：其先丁徙，本越人，封阳都侯，夫人其后也。诅军为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又：结匈奴案。汉武事四十八。（同上）

龚浩康：虞初，曾任侍郎，号称“黄衣使者”，相传著有《虞初周说》。祠诅，举行祭祀，祈求鬼神加祸于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凌稚隆：柯维骐曰：“汉武弊中国以至四夷，至于诅咒，计穷矣。厥后虽得志于大宛，而不免损威于匈奴，诅果何损耶？”苏东坡谓武帝讳巫蛊之事，疾如仇雠，己且为巫蛊之魁，何以责其下？此最可笑也。（《史记评林·封禅书》）

钱锺书：按：苏轼《仇池笔记》卷上论此曰：“汉武帝恶巫蛊如仇雠，盖夫妇、君臣、父子之间，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己且为巫蛊，何以责其下？此最可笑。”甚有识力。马迁载其事于《封禅书》，亦见祝此之寿考者即可诅彼之死亡，如反覆手之为云雨。堂皇施之郊祀，则为封禅；密勿行于宫闱，则成巫蛊，要皆出于崇信方术之士，巫蛊之兴起与封禅之提倡，同归而殊途者欤。（《管锥编》第一册《史记会注考证五八则》）

编者按：用诅咒的巫术使匈奴、大宛失败或遭难，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战术。这也从侧面说明要战胜匈奴、大宛是非常艰难的，是要付出极大的痛苦代价的，尤其是对匈奴的战争更是如此。有汉以来，汉室对匈奴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对匈奴的战争就进行了四十四年。其中牺牲的将士之众，死亡的马匹之多，耗损的民脂民膏之巨，恐怕是史无前例的。就是这样，也没有最后制服匈奴，只是在战争的前期取得了一些胜利，维持了边疆的一时安宁。到了后期（即从太初元年开始），由于用人方面的失误，致使战争的损失越来越惨重。再加上连年征战，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老百姓的厌战情绪与日俱增。所以，到了征和四年，汉武帝不得不下轮台之诏，停止了对匈奴的战争。对匈奴的战争，从反对侵略、骚扰的角度讲，是完全必要的，汉武帝在这一方面是功绩卓著的。但是，企图消灭匈奴，扩大战争规模的行动却是不可取的。这是向外扩张，穷兵黩武的表现。司马迁对此是批评和反对的，他在《史记》的《平津侯主父列传》和《律书》等篇中，都明确地表示了这一态度。关于汉武帝攻伐匈奴、大宛的历史，司马迁在《史记》的《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大宛列传》里都有详细记载，在《韩长孺列传》《李将军列传》及《平准书》等篇中，也都部分地涉及到了。

其明年[1]，有司言雍五畤无牢熟具[2]，芬芳不备[3]。乃命祠官进畤犊牢具[4]，五色食所胜[5]，而以木禺马代驹焉[6]。独五帝用驹，行亲郊用驹[7]。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禺马代。行过，乃用驹。他礼如故[8]。

[1] 【汇注】

程馀庆：太初二年。（《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2] 【汇注】

龚浩康：牢熟具，指煮熟的牲畜等祭品。具，酒肴和食器，泛指祭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 【汇注】

龚浩康：芬芳，指芳香的祭品。（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祭雍五帝的牺牲不是熟食品，不够芳香。（《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4] 【汇注】

龚浩康：犊，小牛。（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5] 【汇注】

裴　骃：孟康曰：“若火胜金，则祠赤帝以白牡。”（《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指所用的牲牢的颜色，按照五行相克的道理，加以选择。如祭赤帝，则用白色牲牢，以便神灵享用。（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6] 【汇注】

司马贞：木耦马。一音偶。孟云“寓寄龙形于木。”又姚氏云“寓，叚也。以言叚木龙马一驷，非寄生龙马形于木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龚浩康：因当时对大宛用兵，马匹短缺，所以用木偶马代替。（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7] 【汇校】

梁玉绳：附案：《汉志》无此语是，既以木禺马代驹，尚何五月尝驹之有？下文“行过乃用驹”，是总上五畤诸山川在内，又何必两言用驹乎？其为后人误增无疑。而《补纪》作“五帝尝驹”尤谬，此正指五畤之祠，而五畤即五帝也。（《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龚浩康：“独五帝用驹……乃用驹”，这几句文字有错乱，如《汉书·郊祀志》作“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禺马代。独行过亲祠，乃用驹”，文意才顺。（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注】

程馀庆：言祠雍五畤，惟用犊牢，而驹则以木偶马代之。惟五月常祭，及天子亲郊，乃用真驹。（《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8] 【汇注】

程馀庆：汉武事四十九。（《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其明年[1]，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2]。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3]，以候神人于执期[4]，命曰迎年[5]”。上许作之如方，名曰明年[6]，上亲礼祠上帝，衣上黄焉[7]。

[1] 【汇注】

张大可：其明年，太初三年。（《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2] 【汇评】

吴见思：考神仙无验，下即接方士之言。有意无意之妙。（《史记论文·封禅书》）

[3] 【汇注】

裴　骃：应劭曰：“昆仑玄圃五城十二楼，此仙人之所常居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相传黄帝时在昆仑山顶建有金台五座，玉楼十二座，以供神仙居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五城十二楼，传说仙人所居住的昆仑玄圃为如此规模，今欲招致神仙，就应仿建这样的宫观。（《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4] 【汇注】

裴　骃：《汉书音义》曰：“执期，地名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5] 【汇注】

张守节：颜师古云：“迎年，若言祈年。”（《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龚浩康：迎年，楼名。取祈求丰年之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迎年，以及下文的“明年”，均候神的殿名。迎年之意为祈年，明年之意为明其得延年。（《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6] 【汇注】

龚浩康：明年，楼名。（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7] 【汇校】

吴见思：《书》无“衣上黄”字。（《史记论文·孝武本纪》）

梁玉绳：案：《补纪》云：“上亲礼祠上帝，衣上黄焉”，《汉志》云“上亲礼祠，上犊黄焉”，疑此“上帝”是“上黄”之误。（《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编者按：祀，《史记·封禅书》作“祠”。

【汇评】

程馀庆：汉武事五十。（《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公玊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巨、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1]，禅凡山合符[2]，然后不死焉[3]。”天子既令设祠具，至东泰山，东泰山卑小，不称其声[4]，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禅焉。其后令带奉祠候神物[5]。夏，遂还泰山，修五年之礼如前，而加禅祠石闾[6]。石闾者，在泰山下阯南方[7]，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闾也[8]，故上亲禅焉[9]。

[1] 【汇校】

吴见思：《书》作“封臣”。（《史记论文·孝武本纪》）

梁玉绳：附案：上文“臣枣”误作“巨枣”，此“封巨”又误作“封臣”。南监本作“巨”字不误。《补纪》及《汉书·人表》《郊祀志》作“封钜”，并与“巨”同。（《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裴　骃：应劭曰：“封钜，黄帝师。”（《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又：徐广曰：（编者按：岐伯东泰山）“在琅邪朱虚县，汶水所出。”（同上）

张守节：张揖云：“岐伯，黄帝太医。”（《史记正义·孝武本纪》）

龚浩康：东泰山，山名，在今山东省沂源、沂水两县间。（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 【汇注】

凌稚隆：徐广曰：“在琅邪朱虚县汶水，所出凡山，亦在朱虚。”（《史记评林·封禅书》）

程馀庆：东泰山即沂山，在青州府临朐县南百里。凡山在县东北三十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凡山，山名，在今山东省昌乐县西南。合符，古代以竹木或金玉为符，上刻文字，剖而为二，双方各执其半，检验时相合以证真假，叫做“合符”。这里指将在两山祭祀所得的符瑞相合。（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3] 【汇评】

吴见思：通篇言黄帝而史公序自舜起。（《史记论文·封禅书》）

[4] 【汇注】

程馀庆：按：沂山本高大，故《周礼·职方》“以为青州山镇”。今曰“卑小”者，盖沂山，远望之则高压群山，绿发麓曼衍（编者按：蔓延）八九十里，以渐而升，逮至其巅，则失其峻极耳。（《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称，适合，相副。（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5] 【汇评】

程馀庆：汉武事五十一。（《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6] 【汇注】

龚浩康：石闾，山名，在今山东省泰安县南。（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7] 【汇注】

程馀庆：在泰安府南四十五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8] 【汇注】

龚浩康：闾，里巷的大门，里巷。（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9] 【汇评】

凌稚隆：凌约言曰：“至此又总叙而断之，叙词简明，断意微婉。”（《史记评林·封禅书》）

程馀庆：汉武事五十二。（《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编者按：汉武帝于太初元年派遣因杅将军公孙敖修筑塞外受降城后，又于太初三年派遣光禄勋徐自为修筑五原塞外列城，派遣强弩都尉路博德修筑居延要塞。

其后五年[1]，复至泰山脩封[2]，还过祭常山[3]。

[1] 【汇校】

梁玉绳：附案：史公载武帝太初三年禅石闾后，即总叙所兴诸祠，而以方士候神终焉。此前后三十三字乃后人妄增，《史》讫太初，安得叙至天汉已下乎？盖《汉志》欲终武帝事，故连言云“其后五年，复至泰山修封，还过祭恒山。自封泰山后，十三岁而周遍于五岳、四渎矣”。下又两言“后五年”以终之。《补今上纪》者不知断限，谬割《汉志》以续《本纪》，并增《封禅书》，遂令文义隔绝，注家岂未之察耶？或曰后人不知《补纪》者是从截取《汉志》来，反认为《史记》本文，因而增入此书也。（《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汇注】

裴　骃：徐广曰：“天汉三年。李陵以天汉二年败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2] 【汇评】

程馀庆：更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英］鲁惟一：在泰山或其附近举行的封禅献祭中可以看到崇拜重点的类似的变化。泰山是中国最著名的圣岳之一。在中国历史上，它曾吸引历代帝王的次数不多的朝圣。虽然履行的献祭的性质一直笼罩着神秘的气氛，但历史中有关封禅的记述可以使我们作出一些推论。当秦始皇在公元前219年登上泰山时，他把这次登山作为他为了显示自己的文治武功的帝王巡行的一部分行程。

一个世纪以后，武帝两次登山（公元前110年和106年），并且采用了元封的年号以表示纪念。从举行的仪式中的象征可以清楚地看出，祭祀的对象主要是五帝，特别是黄帝……

似乎没有提到公元前110和前106年的两次典礼过程中祭天的事。但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问他的大臣关于登山和在山顶崇拜时（公元56年）应遵守的仪式，他被告知，此举将是向上天禀告自己功业的手段；这样，在天与王朝的世袭之间就可以建立一种联系纽带。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皇帝应向上天禀告他行使治理天下的职责这种思想的发展。为了保证祭祀地的准备要按照规定的和有象征意义的规模，并有器皿、玉和其他必需的设备，一切工作必须十分精心。（《剑桥中国秦汉史》第十二章）

[3] 【汇注】

龚浩康：常山，即恒山，古称北岳，在今河北省曲阳县西北。汉时因避文帝刘恒名讳，改称“常山”。（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吴见思：序完汉武事。自子侯暴病至此是第九书。以下总序一段作结。（《史记论文·封禅书》）

浦起龙：此一段通身总束，与秦皇后一段遥配，彼繁此简，各尽其妙。（《古文眉诠》卷二十）

高　嵣：第八截乃封禅以后事。时时回顾神仙，其巡狩营造渎祀，皆因以牵合之者也。（《史记钞》卷二）

程馀庆：汉武事五十三。武帝封禅祠神事，盖睹符瑞见而臻泰山，祗肃而过者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编者按：太初四年春，李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宝马来。天汉元年，匈奴归汉使者，使使来献。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放牧北海。天汉二年，汉匈重开战局。五月，李广利将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于天山。李陵战于居延北，后败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下狱受腐刑。是年，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因颁《沉命法》，增设绣衣直指，指派暴胜之为绣衣直指使者，镇压齐楚燕赵等地的农民暴动。

今天子所兴祠[1]，泰一[2]、后土[3]，三年亲郊祠[4]，建汉家封禅，五年一脩封[5]。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6]，五，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7]。凡六祠[8]，皆太祝领之[9]。至如八神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10]，行过则祀，去则已[11]。方士所兴祠，各自主[12]，其人终则已[13]，祠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14]。今上封禅[15]，其后十二岁而还[16]，遍于五岳、四渎矣[17]。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18]。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迹为解[19]，无其效[20]。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21]，然终羁縻弗绝[22]，冀遇其真[23]。自此之后，方士言祠神者弥众[24]，然其效可睹矣[25]。

[1] 【汇评】

凌稚隆：杨慎曰：“‘今天子’以下至篇终总括武帝封禅求神之事，而结之曰‘其效可睹矣。’盖婉其词以讥之。”（《史记评林·封禅书》）

又：案：“今天子”下与前总结始皇事暗应。（同上）

[2] 【汇注】

程馀庆：甘泉。（《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3] 【汇注】

程馀庆：汾阴。（《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4] 【汇评】

程馀庆：收郊祠。（《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5] 【汇评】

吴见思：总收封禅郊祠。（《史记论文·封禅书》）

[6] 【汇注】

裴　骃：李奇曰：“祀名也。”（《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司马贞：赤星即上灵星祠也。灵星，龙左角，其色赤，故曰赤星。五者，太一也，三一也，冥羊也，马行也，赤星也。凡五，并祠官宽舒领之。（《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程馀庆：（编者按：薄忌太一）长安南东郊。天一，太一也，在薄忌太一坛上。（编者按：冥羊、马行在）薄忌太一坛旁。（编者按：赤星）即灵星也，灵星龙左角赤。故曰赤星祠在长安城东。（《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龚浩康：薄忌泰一，指根据亳人谬忌所奏而建的泰一神祠。三一、冥羊、马行、赤星，都是神祠名。赤星，即灵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7] 【汇校】

梁玉绳：案：《汉志》作“五床”，《地理志》谷口县有五床山祠。此自薄忌太一至五床凡六祠，盖“五”字下误脱“床”字耳。《索隐》不知此为误脱，遂于《补纪》数薄忌太一至赤星为五，而加以正太一后土祠为六。于此书云“祠官宽舒议祠后土为五坛，故谓之‘五，宽舒祠官’”。无论岐头别说，自相龃龉，而正太一及后土上文已别言之，何得混入？且即其所称薄忌太一也，三一也，冥羊也，马行也，赤星也，正太一也，后土也，凡七祠矣，奚云六乎？宽舒之祠官（《汉志》讹“宫”），谓六祠皆以宽舒为祠官主之，而领于太祝耳，岂“五坛”之谓哉。（《史记志疑·封禅书第六》）

张文虎：《索隐》本同。北宋本“五”下嵌补“床”字，与《郊祀志》合。《志疑》云：“《地理志》谷口县有五床山祠，此自薄忌太一至五床凡六祠也。”（按：梁说非。王先谦曰：“《索隐》注纪云‘五者，太一也，三一也，冥羊也，马行也，赤星也。凡五，并祠官宽舒领之。五者之外有正太一后土祠，故云六也’。又注《封禅书》云‘《郊祀志》云祠官宽舒议祠后土为五坛，故谓之五宽舒祠官也。’一人之说前后互异，当以纪注为正。”）（《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三）

龚浩康：宽舒之祠官，字句疑有误，似应作“祠官宽舒”。（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注】

张大可：薄忌所建太一、以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祠由官宽舒致祭。（《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8] 【汇注】

司马贞：谓五者之外有正太一后土祠，故六也。（《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程馀庆：五祠之外，尚有云阳太畤。（《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9] 【汇评】

吴见思：总收太一等祠祀。（《史记论文·封禅书》）

[10] 【汇注】

程馀庆：诸字是统括字。举明年、凡山，以统其余也。明年即上命曰“明年”者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1] 【汇注】

张大可：至于八神诸神，明年、凡山等名祠，天子巡幸经过时才祭祀，天子走后不祭。（《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吴见思：总收八神等祠祀。（《史记论文·封禅书》）

[12] 【汇注】

龚浩康：主，主持致祭。（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13] 【汇注】

龚浩康：终，死。（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其人终则已，指某方士死后（人终），则他所建的神祠就停止祭祀。（《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4] 【汇评】

吴见思：总收方士诸祠祀。（《史记论文·封禅书》）

程馀庆：此段与前总结始皇事暗应。一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15] 【汇评】

姚苎田：结穴封禅。（《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16] 【汇注】

龚浩康：还，行，过，回顾。（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牛运震：总结武帝求神仙之事也。祠祭求仙，武帝两大事，皆与封禅相表里，故特抽出于篇终论之。收祠祭叙而不断，收求仙则兼用断语，然特微婉吞吐。（《史记评注》卷四）

姚苎田：结穴诸神祠。（《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17] 【汇校】

梁玉绳：祭恒山，遍岳、渎，均天汉后事，而谬割《郊祀志》以窜入之，殊觉乖乱。（《史记志疑·今上本纪第十二》）

【汇注】

张大可：自从皇上封禅以来十二年（元封至天汉二年），差不多五岳四渎都普遍立祠祭祀。（《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8] 【汇评】

姚苎田：结穴候神人、求蓬莱。（《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19] 【汇注】

龚浩康：解，解释，指解说的依据。（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0] 【汇校】

编者按：无其效，《史记·封禅书》作“无有效”。

【汇评】

凌稚隆：凌约言曰：“太史公作《封禅书》，其于祷祠百出，则随之以‘若有符应’之言；于求仙无方，则随之以‘终不可得’之言。迁之微文见意，往往如此，而武帝之无道昭昭矣。”（《史记评林·封禅书》）

吴见思：收完方士求蓬莱候神人诸事，凡六段收拾完全，绝无渗漏，是大手笔。（《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结穴许多幻迹。（《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21] 【汇注】

龚浩康：益，更加，越发。（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吴见思：将武帝回护一句。（《史记论文·封禅书》）

程馀庆：怪迂二字，通篇断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编者按：汉武帝由开始迷信方士，到后来逐渐有所怀疑，至此时虽然开始厌恶起来，但仍对其抱有希望。直到征和四年，也就是他的晚年，才应大鸿胪田千秋之请，“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并指斥他们“尽妖妄耳”，看来是彻底觉悟了。这一过程虽然前后用去了五十多年的时间，中间冤死、处死了包括太子在内的不知多少人的性命，但是最终还是自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这说明他还算得上是一个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注意超越自我的人，而不像有些评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

[22] 【汇注】

龚浩康：羁縻，笼络。（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3] 【汇评】

凌稚隆：王维桢曰：“末云‘终无有验’，又云‘无有效’，‘天子亦怠厌’而犹或‘冀遇其真’，邪说之惑人如此夫？”（《史记评林·封禅书》）

吴见思：又就武帝扬开一句。（《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三句结穴痴肠无数贪念。渺然不尽故，妙。（《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24] 【汇注】

龚浩康：弥，更加。（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5] 【汇注】

裴　骃：徐广曰：“犹今人云‘其事已可知矣’，皆不信之耳。又数本皆无‘可’字。”（《史记集解·孝武本纪》）

龚浩康：其效可睹矣，其效验可以想见了。言外之意是，可见其效验是等于零了。（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司马光：征和四年（前89）三月，上耕于钜定。还，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禅石闾，见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曏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资治通鉴》卷二十二）

洪　迈：《史记·封禅书》载武帝……凡数十事，三千言，而其末云“然其效可睹矣”。则武帝所兴为者，皆堕诞罔中，不待一二论说也。文字结尾之简妙至此。（《容斋随笔·容斋续笔》卷九《文字结尾》）

吴见思：又即方士订实一句，是史公全篇主意，于此结穴。（《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拖一笔，从上两个“无有验”“无有效”虚掉一句，趣甚。（《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又：此是一篇大文结束，看其语不多，而缜密周匝，仍有余力，以见其奇伟之气，迥非韩、苏所能仿佛其万一也。（同上）

牛运震：结束一段，低徊顾盼，纡复盘绕，数行中凡数曲折，真有出神入化之妙。“天子益怠厌方士怪迂语矣”数语，似为武帝解脱。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八字，正深中膏肓之病。“然其效可睹矣”，长篇恰好妙结，烟波渺然。（《史记评注》卷四）

高　嵣：第九截乃通身总束也。将封禅求仙，并孝武一生所兴祀典，一齐摄入。曰无有验，无有效，又结曰其效可睹矣，词意冷然。此与秦皇后一段遥配，彼繁此简，各尽其妙。（《史记钞》卷二）

程馀庆：此段又总序而断之。序辞简明，断意微婉。再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白寿彝：司马迁用这一句话点破了汉武帝这种痴心妄想是多么荒诞可笑，徒劳无功。（《〈史记〉新论》）

逯耀东：在《封禅书》里“云云”特别多，所谓“云云”，也就是人云亦云，司马迁将这些人云亦云而无法考证的材料，保持原来的形式叙述出来，有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意思，至于其真伪是非，就待后有君子自己判断了。

累累万余言的《封禅书》，就用盖、若、焉及云云结构而成，用这些无法考证的材料，支持了武帝的封禅与求仙。但司马迁对武帝求仙采取保留的态度，也就是《封禅书》所谓“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弥众，然其效可睹矣”。不过，“冀遇其真”却是武帝求仙所坚持的态度。司马迁便以“冀遇其真”，结合了盖、焉、若及云云的材料，记载武帝封禅的过程。（《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

王子今：秦皇汉武以强力有为、卓识远见著名，然而都为探寻虚无飘渺的海上神仙传说，进行了毕生的追求。滨海文化以神奇的伟力，竟然可以使“威振四海”（《史记·秦始皇本纪》）、“雄材大略”（《汉书·武帝纪》）的帝王们迷醉终生！这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奇迹。这种文化现象能够发生，有东海方士们竭力促进的作用。顾颉刚先生对东海方士们鼓吹的神仙迷信发生的原因，有十分精辟的分析。他说：“这种思想是怎样来的？我猜想，有两种原因：其一是时代的压迫。战国是一个社会组织根本变动的时代，大家感到苦闷，但大家想不出解决的办法。苦闷到极度，只想‘哪里躲开了这恶浊的世界呢？’可是一个人吃饭穿衣总是免不了的，这现实的世界紧紧跟在你的后头，有何躲开的可能。这问题实际上既不能解决，那么还是用玄想去解决罢，于是‘吸风饮露，游乎四海之外’的超人就出来了。《楚辞·远游》云‘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免众患而不惧兮，世莫知其所如’，真写出了这种心理。其二是思想的解放。本来天上的阶级即是人间的阶级，而还比人间多出了一个特尊的上帝，他有最神圣的地位，小小的人间除了信仰和顺从之外再有什么敢想。但到战国时，旧制度和旧信仰都解体了，‘天地不仁’‘其鬼不神’的口号喊出来了，在上帝之先的‘道’也寻出来了，于是天上的阶级跟了人间的阶级而一齐倒坏。个人既在政治上取得权力，脱离了贵族的羁绊，自然会想在生命上取得自由，脱离了上帝的羁绊。做了仙人，服了不死之药，从此无拘无束，与天地相终始，上帝再管得着吗！不但上帝管不着我，我还可以做上帝的朋友，所以《庄子》上常说‘与造物者（上帝）游’，‘与造物者为人’。这真是一个极端平等的思想！有了这两种原因做基础，再加以方士们和宗教的点染，旧有的巫祝们的拉拢，精深的和浅薄的，哲学和宗教的，种种不同的思想糅杂在一起，神仙说就具有了一种出世的宗教的规模了。”

顾颉刚先生分析了神仙学说出现的时代背景。应当说，这种文化现象发生的地域渊源也值得注意。顾颉刚先生还写道：“鼓吹神仙说的叫做方士，想是因为他们懂得神奇的方术，或者收藏着许多药方，所以有了这个称号。《封禅书》说‘燕、齐海上之方士’，可知这班人大都出在这两国。当秦始皇巡狩到海上时，怂恿他求仙的方士便不计其数。他也很相信，即派韩终等去求不死之药，但去了没有下文。又派徐巿（即徐福）造了大船，带了五百童男女去，花费了好几万斤黄金，但是还没有得到什么。反而同行嫉妒，互相拆破了所说的谎话。”（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战国秦汉时期“燕、齐海上之方士”的活跃，是有特定的文化条件的。沿海地区的自然景观较内陆有更奇瑰的色彩，有更多样的变幻，因而自然能够引发更丰富、更活跃、更浪漫的想象。于是海上神仙传说已表现出神奇的魅力。（《史记的文化发掘·封禅典礼的文化内涵》）

王贵福：司马迁是具有广博知识的学者，而且亲自参与了汉武帝求仙拜神的一系列活动，目睹了方士们的各种滑稽可笑的表演，因此能看穿神仙的虚妄。“终无有验”，“无有效”，“然其效可睹矣”，这些点睛之笔，揭穿了方士们的谎言，指出了什么成仙上天，什么点土成金，统统都是骗人的。正是因为司马迁具有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因此，他对汉武帝的愚蠢的求仙活动能够做出彻底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从〈史记〉看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编者按：若以本段中“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的时间概念为准，可知本传叙事止于天汉三年（前98）。这与一般公认的《史记》叙事之下限，即征和三年（前90）还差八年。离汉武帝去世更有十一年。这十一年间，有关汉武帝的大事接连不断，几乎件件都是历史上的重头戏。

一、对匈奴的战争以失败而告终。汉匈自天汉元年（前100）重开战局十年来，双方死伤惨重，耗资巨大，可谓两败俱伤。被逼无奈，汉武帝于征和四年（前89），即他的最后一位大将李广利投降匈奴的第二年，下诏“不复出军”。这被认为是汉武帝打算结束其四十三年战争生涯的标志。

二、有汉一代，巫蛊不断，而以汉武帝末年为甚。从征和元年开始，江充奉诏治理巫蛊，乘机扳倒太子，诬陷其谋反，迫使其于征和二年（前91）自杀。一时间，朝廷内外，混乱不堪，危机四伏，连诛者不知有多少万人。这是汉武帝历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是汉武帝长期迷信方士酿成的最大恶果，也是对汉武帝最大的身心打击。同时，此案还折射出汉武帝末年的历史大势及其性格特征的某些方面。

三、设置司隶校尉。针对不断发生的巫蛊案与宫廷、王国之腐败，汉武帝于征和四年（前89）设置并亲自领导了司隶校尉，“捕巫蛊、督大奸滑”（《汉书·百官公卿表》），“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后汉书·百官志》）。这实际上是进一步强化监察和吏治的举措。

四、痛下轮台之诏，汉武帝开始悔过与转轨。《轮台诏》载于《汉书·西域传下》。它是汉武帝于征和四年（前89）对搜粟都尉桑弘羊和丞相、御史关于屯田轮台所上奏章的批示。在这封诏书里，他对已往穷兵黩武给百姓造成的苦难深表忏悔，对如今提出屯田轮台的要求逐条加以否定。同时，明确主张“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这无疑是改弦易辙，回归正途的宝贵信号。

五、镇压农民暴动。汉武帝末年的农民暴动此伏彼起。虽有《沉命法》督办和绣衣直指专管，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六、推行代田法。为了落实“富民”“力本农”的转轨政策，汉武帝于征和四年（前89）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并支持其推行代田法，使用新式农具，从而发展了农业生产，缓和了官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

七、粉碎了马通兄弟的未遂阴谋。马通乃征和二年巫蛊案件中的因功封侯者，随着冤假错案的真相大白，他日益感到自己大难临头，遂生谋反和刺杀武帝之邪念。后元元年六月，当其兄侍中仆射马何罗行刺武帝时，兄弟三人被奉车都尉霍光、骑都尉上官桀和驸马都尉金日磾一并拿下。

八、立储过程匪夷所思，辅政大臣精挑细选。前任太子死，谁来递补，一直是汉武帝的最大心病，也是宫廷内外争斗的焦点。但是，当后元元年谋立刘弗陵后，却极其残忍地处死其母，说什么“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这显然是当时历史的、制度的局限性与汉武帝思想性格的偏执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至于主要的辅佐大臣为什么要选定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和田千秋等人，一是他们对大汉，特别是对汉武帝忠贞不二，二是相信他们不会让新主重蹈旧主的复辙。

太史公曰[1]：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2]。入寿宫侍祠神语[3]，究观方士祠官之言[4]，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5]，具见其表里[6]。后有君子，得以览焉[7]。至若俎豆珪币之详[8]，献酬之礼[9]，则有司存焉[10]。

[1] 【汇注】

龚浩康：太史公，司马迁自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2] 【汇注】

龚浩康：从，跟从。（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评】

姚苎田：抽一总笔作冠冕。（《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括尽郊社坛祠封禅等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3] 【汇注】

张大可：寿宫，汉武帝修的神祠，所置神君以太一神最尊，武帝经常到寿宫求神问吉凶。（《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姚苎田：即转入琐细处。（《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括尽神君冤鬼等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4] 【汇校】

龚浩康：言，于此文意不顺，当依《封禅书》作“意”。（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汇注】

龚浩康：究观，推究体察。（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一二）

张大可：方士，《封禅书》所载主要是道士，他们用长生术欺骗汉武帝求神问仙。祠官，主持祭祀活动的官吏，指太常及其属官。《汉书·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吴见思：只一句如轩辕之镜，物无遁形。（《史记论文·封禅书》）

姚苎田：八字中含一篇大文，真奇笔！（《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程馀庆：括尽少君、少翁、栾大、薄忌诸人论说行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5] 【汇注】

龚浩康：退，返，回过来。论次，依次论述。（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退，回来，引申为事后，指司马迁从巡祭天地、封禅之后。论次，编述，记载。（《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程馀庆：括尽虞舜后武帝前巡狩祷神求仙等事。（《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6] 【汇注】

龚浩康：表里，指祭祀之事的内外情形。（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具见其表里，照实写出祭祀活动的外表及真实内容。见，读“现”。表，指祭祀活动的外部形式，即典礼仪则。里，指祭祀活动的内涵目的，即真实内容。（《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编者按：凌稚隆在《史记评林·封禅书》中引用杨慎的话说：“表者，其外之仪文也；里者，其内之德也。”这样的理解似乎更为深刻一些。

[7] 【汇评】

程馀庆：总束。（《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8] 【汇注】

龚浩康：至若，至于。珪币，祭祀用的玉和帛。（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俎豆，盛祭物的器皿。珪币，玉帛等祭祀礼品。（《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9] 【汇注】

龚浩康：献酬之礼，指献祭神灵，酬报神功的祀仪。（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献酬之礼，这里是对种种祭祀礼仪的代称。（《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10] 【汇注】

龚浩康：存，保存，记载存案。（见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卷十二）

张大可：有司，主管事务的部门，指祠官。（《史记全本新注》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汇评】

凌稚隆：杨慎曰：“赞语又总括一篇之意，巡祭、封禅、方士、祠官括尽武帝之事。论次自古以来用事鬼神者，则自舜以来之事皆包括之矣。”（《史记评林·封禅书》）

姚苎田：名为《封禅书》，而叙武帝封禅事极简略，故补此句。（《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又：赞语不作褒刺，以褒刺之旨具见书中也。（同上）

程馀庆：括尽诸礼典牲犊车马驾，被瘗埋服色，赞拜等事，以撇笔作佳笔。一篇大文字，洋洋万余言，只用数语收括之，何等笔力！（《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封禅书》

王子今：鬼神迷信最为泛滥，而鬼神迷信又与政治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历史阶段，是汉武帝时代。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说：“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在汉武帝执政期间，鬼神信仰被抬高到空前的程度。甚至当时方士以方术影响汉武帝，也被记载作“以鬼神方见上”。

司马迁曾经有追随汉武帝祭祀各地鬼神的实践，他又是第一位总结历代鬼神信仰的史学家。……在司马迁时代已经形成并且在学界流行的儒学经典中，鬼神崇拜已经成为政治文化的基本构成之一。（《史记的文化发掘·封禅典礼的文化内涵》）

又：吕思勉在其《秦汉史》中分析汉代社会文化时曾经指出，汉代“为一迷信之世界”，又说：“若两汉，固仍一鬼神教术之世界也。”

司马迁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他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观念不可能不受到世风的影响。他的伟大著作《史记》，也难免在若干内容中弥荡着受当时意识形态中鬼神世界的影响而生成的神秘云雾。司马迁《史记》中的有关内容，为我们描绘出秦汉时期鬼神世界的写真。当时的鬼神崇拜，和其他神秘主义信仰相结合，形成了秦汉人精神世界中的主要支柱之一。

从《史记》的内容看，司马迁所肯定与赞许的鬼神观，或许可以用“通乎鬼神”和“质诸鬼神”来概括。《史记·乐书》说：“……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所谓“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是一种相当高的文化境界。张守节《正义》对这一说法的解释是：“言阴阳和，四时顺，以应礼乐，礼乐与鬼神并助天地而成化也。”“质诸鬼神”之说则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通乎鬼神”和“质诸鬼神”，体现出一种兼有圆通与方正两种特色的文化风格，同时又体现出一种对鬼神既仰视而又能够正视的正文化立场。（同上）

又：回顾中国古代学术史，可以发现文化创造和文化积累有两个大的方向，一种是上层社会予以较多关心的以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的方向，我们这里姑且将其收纳的主要内容概称为政治文化；一种是下层社会予以较多关心的以实用技术为主要侧重的方向，我们姑且将其收纳的主要内容概称为方术文化。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过去，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往往注意的只是从百家争鸣到儒家定于一尊这一过程，而很少考虑在先秦诸子‘之前’和‘之下’还有以数术方技之学为核心的各种实用文化。特别是他们还从这种发展的结果看问题，即汉以后的儒学一直是扮演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角色，影响着官僚士大夫的一举一动；而儒学又是以人文教育为内容，‘不语怪神，罕言性命’（《后汉书·方术列传》）。因此，人们往往把中国文化理解为一种纯人文主义的文化。但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我们已日益感觉到其片面。在我们看来，中国文化还存在着另外一条线索，即以数术方技为代表，上承原始思维，下启阴阳家和道家，以及道教文化的线索。”（李零《中国方术考》）方术文化作为民间文化的强大潜流，实际上对于中国文化的主体内涵和表层形态一直有着有力的影响。要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是不能不重视方术文化的研究的。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方术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司马迁凭借他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文化资质，生动记录了有关的文化信息。应当说，我们面前的《史记》一书，是发掘方术文化历史资料的一座富矿。这真是中国文化学者和中国历史学者的幸运！（同上）

【篇评】

司马贞：孝武纂极，四海承平。志尚奢丽，龙敬神明。坛开八道，接通五城。朝亲五利，夕拜文成。祭非祀典，巡乖卜征。登嵩勒岱，望景傅声。迎年祀日，改历定正。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史记索隐·孝武本纪述赞》

又：《礼》载“升中”，《书》称“肆类”。古今盛典，皇王能事。登封报天，降禅除地。飞英腾实，金泥石记。汉承遗绪，斯道不坠。仙闾、肃然、扬休勒志。（《史记索隐·封禅书述赞》）

苏　轼：轼以谓古之贤君，知直臣之难得，忠言之难闻，故生则尽其用，殁则思其言，想见其人，形于梦寐，可谓乐贤好德之主矣。汉武帝雄才大略，不减太宗。汲黯之贤，过虞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武帝厌之。故太宗之治，几置刑措，而武帝之政，盗贼半天下，由此也夫！（《苏轼文集·汉武帝唐太宗优劣》）

凌稚隆：董份曰：“少孙以《封禅书》录作《武帝本纪》，既已偏矣，而赞语至有司存云云者，在《封禅书》则可用耳，于帝纪何涉，而全录其文，不易一字，何其陋之甚而多忽也。”（《史记评林·孝武本纪》）

又：王应麟曰：“《皇王大纪》云：‘自史迁载管仲言上古封禅之君七十有二，后世人主希慕之，以为太平盛典。然登不遍于四岳，封非有十二山，入怀宴安不行五载一巡守之制，出崇泰侈无纳言计功行赏之实。镌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诸侯德也。泥金检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侯礼也。心与天道相反，事与圣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举，而天灾人祸随至者多矣。’梁许懋曰：‘燧人之前，世质民淳，安得泥金检玉？结绳而治，安得镌文告成？是故考舜典可以知后世封禅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迁著书之谬。”（《史记评林·封禅书》）

又：陈祥道曰：“观太史公《封禅书》，首叙帝舜类上帝、祠六宗、望山川、祠五岳之事，以至三代郊祀之礼，然后及秦汉间不经之祠，且历叙始皇、孝武所得燕齐方士怪诞、矫诬之说，共为一书。班孟坚遂取作《汉·郊祀志》。盖秦汉之君不能明理，以古先圣王报本反始之大典，视为求仙徼福之一事。故郊畤诸祠，其说多出于方士，作史固不得而删之也。然少君，栾大、公孙卿、越人勇之徒，其所言怪妄，诸说本无关于祠祀者，亦丛杂附见于封禅郊祀之书，何耶？”（同上）

又：茅坤曰：“甚矣！人主之心，不可有欲也。一有欲，则天下技幻之士，日夜巧伺以至。其为术愈眇而不可信，而其所贪以冀遇者愈发而不可穷。两者相为主客以终，其身死且不寤，悲哉！自古以来，以雄才大略称者汉武，而秦皇汉武为诸燕齐迂怪之士舞弄之，若偶然以困于欲也。语曰‘东海之鳌惑于饵，则渔人狎之若羊豕。’信矣。”（同上）

又：茅坤曰：“文几三千字，而前后血脉贯穿如一句，总属一‘幻’字。”（同上）

又：王维桢曰：“予读《封禅书》数过，中虽包罗者众，而求仙遇仙实篇中主。故于每篇随年分往往著见，而文意抑扬曲折可观。”（同上）

又：案：自武帝有求仙之惑，今日用方士，明日遣祠官，溺志于怪诞之说而不自知，故子长作《封禅书》以救其失。其首虽曰“帝王何尝不封禅”，而其赞乃曰“究观方士祠官之意”，子长之意婉矣。（同上）

方　苞：是书所讥武帝事，义皆显著，独杂引古事，则意各有指。武帝名为敬鬼神之祀，而以封禅合不死。郊畤秘祝，不过与祠神君灶鬼同意耳！盖好神而实比于慢矣。故首载夏孔甲好神，三世而亡；殷武乙慢神，三世而亡；复大书始皇封禅，后十二岁秦亡；示无德而渎于神为亡征也。殷二宗遇物变，惧而修德，国以兴，历年以永；示宝鼎、一角兽，不足为符应也。其详秦先世事及史敦、史儋语，以雍之诸祠兴于秦，而敦、儋妄称符命，以启二君之汰，为方士怪迂语之征兆也。苌宏欲以物怪致诸侯，无救于周之衰，而身为僇；则以方祠诅匈奴、大宛者可知矣。秦缪公病寤，而世传为上天，缪公死年有征，则黄帝鼎湖之事，乃此类耳。管仲能设事以止桓公之欲，而汉公卿乃徇方士以从君于昏，是可叹也。夫孔子论述六艺，无及封禅者，则非古帝王之典祀明矣。《传》所言易姓而王，封禅者七十余君。姑无论其有无，信曰有之，亦功至德洽，而告成于天，如成王乃近之耳。岂以是为合不死之名、接仙人蓬莱士之术乎？所谓群儒不能辨明封禅事者，此也。故其发端即曰‘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盖谓非以是致怪物与神通耳。（《方苞集》卷二《书封禅书后》）

又：《传》所称封禅者七十二君，本无稽之言，但以是致怪物与神通，则举之不以其事，而上古封禅之有无，又不足辨矣。此子长之微指也。（《方苞集》卷二《又书封禅书后》）

吴见思：武帝如出塞诸事，尽可发挥，以褚先生之才，何妨别构一篇，乃始终止取封禅一书，何也？岂有鉴于史公之祸而然与？《纪》中添改处止数字，较本书颇明晰，而色泽则已减。（《史记论文·孝武本纪》）

牛运震：陈仁锡云：“子长作《今上本纪》，武帝以为谤书而削之，故亡其篇。”又云：“太史公以孝武时人纪孝武时事，则多微辞，惜今亡其纪，无可考见尔。”按：武帝崩于后元二年，太史公不知卒于何时。第《史记》所载，仅及于征和之初，而其《报任安书》亦在任安被罪之后。篇内有云“薄从上雍”。考征和三年春正月，武帝行幸雍，则当在征和三年也。此后太史公事无所见，或当卒于征和、后元之间。且自序云“作《今上本纪》第十二”，则其不及见武帝之终，无疑也。不及其终，则别为实录纪事，无不可者，而括其全以为本纪，则无由本纪之也。然则自序所谓《今上本纪》者，殆其书未成而仅列其目，以备一代帝统，不敢竟阙之也。如以为谤书而武帝削之，则太史公之讥讽武帝，孰有过于《封禅》《平准》诸书及《酷吏》《佞幸》等传者，胡不闻武帝削之耶？况太史公固有所不满于武帝，第其微讽暗刺，或散见于书传中则可矣。若以编年纪事之书，而寓微讽暗刺之旨，则窃意其有必不然者。何也？非体也。非体之文，太史公岂为之耶？观其《今上本纪》，《自序》云“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殆亦未尝没其君之善。即使太史公操笔为《今上本纪》，亦未见其必为谤书也。（《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卷二）

又：“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括尽郊社、坛祠、封禅等事。“入寿宫侍祠神语”，括尽神君、灶鬼等事。“究观方士祠官之意”，括尽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宽舒、薄忌、勇之诸人论说行事。“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括尽虞、舜以后，汉武以前，巡狩、祷祠、渎神、求仙等事，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又隐括诸祀典、牲犊、车马、驾被、瘗埋、服色、赞拜等事，一篇大文字，洋洋三千言，只用数语收摄之，何等笔力！赞语长句纡旋，古劲绝伦。

旧评：依古郊祀柴望之义，后世人主用以夸其受命之符，从骄心出，去之已远。汉武附之求仙长生，则又益一痴心。支离纽造，愈远愈讹。此书妙在将秦、汉以来坛畤祀典与封禅牵合为一，将封禅与神仙牵合为一，又与河决、匈奴诸事与求仙牵合为一，似涉附会，而其中格格不相蒙处，读之自见。累累万余言，无一着实语。每用虚字诞语翻弄，而褒贬即在其中。盖武帝雄主，甘心求仙，必有一段微言妙理，足以深入而先夺之。太史公舍其微妙者不言，而娓娓谈方术，皆不出肤亵之语，如梦，如谑，如儿戏，如街谈，写人主迷惑沉溺，全在事理明白易晓处见之。所谓“欣然庶几遇之”，“羁縻不绝，冀遇其真”数语，是其胎骨中贪痴种子。怪迂阿谀苟合之徒，接踵而中之，往无不获，其原在此。篇末一语曰“然其效可睹矣”，意兴飒然，断案悚然，尤妙在含蓄，冷冷无极力收括之迹。……

《封禅书》本以武帝为主，而叙虞、夏以来祷祠、巡狩、祥、符命之事，有得有失，或经或不经，皆为武帝作影照也。纪武帝事本以封禅为主，而叙祠神、求仙、匈奴、河决、黄金、宝鼎、改正朔、建宫室等事，支离曼衍，纽合牵附，则皆为封禅作衬染也。盖武帝封禅本为长生不死之道，原与古帝王升中告成之旨殊别，故求仙者封禅之根，而祠神者求仙之阶，三事本属一事，是以屡屡伴叙，不嫌纠牵，而每借方士口中点明其旨。如所云“祠灶则致物，致物则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又云“上封则能仙登天矣”，又云“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皆此义也。至于匈奴，河决、黄金、宝鼎、改正朔、建宫室等事，皆似与封禅求仙无涉，而俱有关会。公孙卿言“黄帝且战且学仙”，则匈奴事可暗照也。栾大言“河决可塞”，而武帝诏曰“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后又以“既出无名，乃祷万里沙”，“塞决河”，则河决事可类附也。言黄金，则“丹沙可化为黄金”，“以为饮食器则益寿”者是也。叙得宝鼎，则以黄帝得宝鼎“迎日推策”者是也。记改正朔，亦以公孙卿札书有黄帝神策、朔旦冬至之事。叙建宫室，亦以公孙卿言“仙人好楼居”，方士有言“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之事，凡此皆与求仙事有关会而类及之，以为封禅衬托渲染也。设词于疑信之际，用笔在离合之间，摹拟处无一实境，论断处无一直笔，可谓殚讥讽之微文，极纪载之能事矣。封禅书讥讽嘲笑，可谓尽情极致矣。然皆以冷语出之，终有厚气装裹，不失之尖酸浅露。

封禅求仙，秦皇、汉武事迹略同。太史公叙二君事，多作遥对暗照之笔，盖武帝失德处，不便明加贬语，而借秦皇特特相形，正以见汉武无殊于秦皇也。如纪始皇事云“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纪武帝亦云“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纪始皇云“封禅皆秘之，世不得而纪也”；纪武帝亦云“书秘其事，皆禁。”纪始皇云“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纪武帝亦云“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纪始皇云“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纪武帝亦云“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纪始皇云：“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纪武帝亦云“冀遇蓬莱焉”，“冀至殊廷焉”，“然益遣，冀遇之”，“冀遇其真”。纪始皇兴立祠官，所奉天地、山川、鬼神，总列一段，而约之云“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他名山川诸鬼及八神”，“上过则祠，去则已。”“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纪武帝所兴祠，亦总列一段，而约之云“凡六祠，皆太祝领之。至如八神，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过则祠，行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祠官不主。”纪始皇封禅事，而终之曰“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纪武帝封禅事，篇终亦曰“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岳、四渎矣。”文法、句法往往相同，屡屡相犯，正其故作对照重复之笔，而武帝之失德，无殊于秦皇，隐然可见。此中命意，用笔之妙，真不可思议。（《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卷四）

姚苎田：《封禅书》千古奇文，而读者不能明其中之逐段自成结构，只是通长看去。又因其文甚长，眼光不定，遂如入迷楼者，只知千门万户，复道交通，终不能举其要领所在，未免矮人观场之诮。今特用摘截之法，单就精神团结、筋胳联贯处，细为批摘，而安枝布叶之精，斗角钩心之巧，豁然呈露。且逐段甲乙，眼光易注，固读古文之一捷法也。如欲观其全局，则线装充栋，岂限上智之批寻哉？附识于此。文中云：“三神山不远，舟欲近，风辄引之去。”读此篇者，当作如是观。此即史公自状其文也。（《史记菁华录·封禅书》）

郭双成：《封禅书》写武帝迷信方士一世，安于方士们相继不断的欺诈，通过对他的封禅、企求成仙和寻求不死之药而失败的事迹的描写，对他的愚昧、荒唐、精神空虚，极尽嘲笑、讽刺的能事，反映了君主的封建专制往往与愚昧迷信伴随在一起的历史趣事。（《史记人物传记论稿》）

［英］鲁惟一：精神的发展（其影响持续的时间远比汉代长久）在武帝时期的突出表现与组织地方、发展经济或扩大中国人在新开发地区的利益等计划同样引人注目。在武帝朝的写作方面，司马相如（约前180—前117）给称之为赋的一种诗的新体裁树立了样板，影响了以后几个世纪的文学发展。与他同时代的董仲舒（约前179—前104）从宇宙的角度解释人事，认为人事是范围更大的造化的万物体系的一部分，他的归纳长期以来形成了被公认为是儒家思想正统的部分基础。约死于公元前110年的司马谈与其子司马迁（约死于前86）一起，创造了一种记述历史的新形式，它在长达两千年一直是范例。虽然由于这些或类似的贡献，诗、哲学和历史写作都得到了新的动力，武帝本人却没有明显地关心这些活动，尽管文献记载中的确收有被认为是出于他笔下的一些短诗。我们更多地听到的是他在国家的宗教祭礼和个人信仰方面的个性和活动。通过参加既定的祭礼和举行某些新的仪式，武帝以皇帝专用和不准其他凡人使用的方式来为国家的利益服务。……

除了代表王朝参加这些祭祀活动外，武帝个人还沉溺于寻求通往长生的道路。如同秦始皇时期那样，这条通往长生的道路这时被认为是经过神圣的蓬莱岛而后道经东方的仙境而展现的。还有报道说，汉武帝易听信方士的主张，这些人答应使他长生，或让他的一个死去妃子复生。这些记载都可在严肃的正史中找到；从公元3世纪的文献开始，这些记载连同武帝的神话变成了荒诞之说和传奇；而武帝则成了具有半仙法术并与西王母有来往的君主。……

武帝朝最壮观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可能是公元前110年在泰山举行的封禅。汉武帝耗费巨资，浩浩荡荡地巡幸这一圣岳，其远行的目的似乎又是寻求长生。（《剑桥中国秦汉史》第二章）

黄历鸿：汉武帝一生文治武功，雄才大略，功高不亚于高祖，后世历代亦罕有可比，然而于迷信之事却泥陷如此之深，乍视似不可思议。其实细究其社会背景与特殊之帝王心理，并不难理喻。就帝王心理而言，身为天子，所虑者无非两者为大，一为江山社稷，一为健康性命。武帝继位前三十年，主要致力于边患及内政，平定匈奴，推崇儒术，加之文景之治带来的经济繁荣，他所处的时代，基本上内忧外患皆无，国库充盈，人民富足，江山社稷之虑大致可去。大凡盛世之君，多有时运。时运乃祖先所传，非亲制，视之为天赐神助亦不为过。故武帝祭天告地，屡屡封禅，确也是当时帝王的正常心态，既财力允许，臣属多议，武帝的祭礼封禅搞得隆重频繁，不足为奇。至于沉迷于成仙升天，并非汉武帝一人所独有。秦始皇东巡访海仙，遣徐福携童男童女下海求药，急切之情亦令人吃惊。孝文帝听信方士新垣平，着迷于望气之术，亦有先例，但比起汉武帝来，程度均不及他。帝王受自天命，是很古以来的传统观念，普通人尚畏死而祈长寿，何况自视为天之子的帝王。武帝生于盛世，又才高功著，臣属以传说中的神仙先圣奉承、恭维于他，久而久之，亦自信不疑。且武帝读书颇多，远古神话给他的诱惑早已深埋于心底。既为天子，便产生了强烈的一试心理。他坚信自己能效仿黄帝，在人间大功告成之后升仙上天，修得长生不死之身，愈到晚年，这个欲望愈迫切。按古书及传说，修炼成仙之仪式极为繁艰，古代巫师方士在这方面添加了数不清的怪异之法，使普通人望而却步，知难而退，而帝王却自恃富有天下，无论多么繁琐稀罕的作法之术，都可满足，权势和财富极大地增强了帝王求仙的自信心。武帝在这方面表现尤甚。（《泰山封禅》）

白寿彝：《封禅书》主要记载帝王的宗教活动。这是司马迁讲“天人之际”很重要的篇章。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是讲这些帝王有很多宗教建筑（神祠），并列举了很多神的名字，而这些神都是历代帝王造出来的。另一个是讲由于帝王怕死而追求长生不老，访仙求药。通过这两个内容，司马迁一方面揭露出宗教是统治者捏造出来的东西，不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指出，既然是他们捏造的，而他们又去追求长生不死之药，真是荒唐之至。……

在长达几千字的《封禅书》里，司马迁用客观的笔调，描写了这些荒唐怪诞的活动，有时既不肯定其有，又不明言其无，很俏皮地用“若”什么、“似”什么的写法来表现。最后，他说自己参加过封禅的活动，也到神祠里去过，了解过方士祠官的意图，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他把自古以来侍奉鬼神的活动集中起来，“具见其表里”。“具见其表里”这五个字很厉害，说明他是洞悉这些活动真相的。他还特地指出，他这样写是为了要让后世的君子，看出一个究竟来，“后有君子，得以览焉”。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究天人之际”是针对阴阳五行之说开展的一场斗争。（《〈史记〉新论》）

徐日辉：《天官书》借天象变化究人事德政，而《封禅书》则讲祭天封地祀鬼神须有仁德的前提，才能调整天人关系顺乎“道德”含义。二书一个谈天一个说地，探索天地人事变革，宣扬《易》理、黄老之说，讽刺汉武帝不施德政而尤敬鬼神的做法，是自欺欺人之举，其结果与政无益、与民有害，只能加速国家的衰亡。“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这是司马迁在《封禅书》里告诉后人他作该书论秦皇、汉武的目的所在。（《〈史记〉八书序列新论》，《学术月刊》1996年第10期）

瞿林东：古往今来，有不少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对汉武帝统治时的盛世讴歌备至。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身处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却没有陶醉于对盛世的歌颂。他以一个冷静的、负责任的史学家的眼光，看到了这个盛世表象后面的社会问题，并在《史记》中有所记载，从而显示出他的卓越的史识和实录的精神。……

显而易见，司马迁正是通过《封禅书》从一个方面揭示了汉武帝统治时期盛世表现背后的阴暗面，汉武帝的这些愚蠢行径使他看到了“物盛而衰”的历史变化。这种历史变化，已不只是表现为对于神仙的笃信和求访，而是人世间的活生生的反映。……

司马迁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来看待和解释这种变化，即他说的“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种变化正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统治固有矛盾发展的结果；武帝不同于高祖、文、景，因为他处在这个矛盾发展的新的阶段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最高统治者的变化，不应看作是上述变化的原因，而恰恰是这个变化的一部分。（《司马迁怎样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3期）

研究综述

两千多年来，在《史记》研究的重重迷雾中，《孝武本纪》的迷雾始终盘桓于最顶层，大有一种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之势。这些迷雾主要来自以下五个方面：

1. 文本方面。现在通行的《孝武本纪》，是否为司马迁原定《今上本纪》之真身？如是，为何连名称也要换掉？如否，其真身何在？还有，它与《封禅书》的关系如何？应该怎样对待？

2. 作者方面。司马迁究竟为汉武帝树碑立传了没有？如若已立，传在何处？情形怎样？如若未立，是何缘故？再者，他与传主的关系到底怎样？“谤书”之说能否成立？

3. 时代方面。修史最难在当代，而《孝武本纪》恰为彼时之当代史，且为当代史中的帝王史。那么，它的撰写过程与定稿是否比前代史受到更多的忌讳、干扰和限制呢？这些已经被后世称之为历史局限性的痼疾，是否也影响了本传研究的真实性、客观性及其价值评价呢？

4. 传主方面。汉武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怎样的帝王、怎样的英雄？他在社会关系、行为模式、思维方法、精神人格等方面有哪些独特、复杂性和矛盾性？他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他？研究他有何价值？

5. 研究者方面。历史上的汉武帝只有一个，而在研究者的笔下却成了无数个。研究者所处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各不相同，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互有差异，因此形成了研究的百家争鸣。

于是，从二十五年前开始，我们便决定在《史记研究集成》的宏伟构架中，实施《〈史记·孝武本纪〉研究集成》的子工程，以期驱散迷雾见蓝天。现在，这一工程终于接近尾声了，那么，我们的劳动是否如愿以偿了呢？

一、司马迁问：谁弄丢了我的《今上本纪》

研究《孝武本纪》的最大难题，就是对象的缺席，即找不到它的真身《今上本纪》。这就让研究者一开始便陷入了窘境。那么，《今上本纪》到底写了没有？写成没有？如若已经写成，原文藏身何处？或曰又被谁弄丢了，以至于到现在仍然下落不明？这一连串的基本问题，不得不让研究者紧锁双眉。

（一）关于《今上本纪》丢失的种种猜测

众所周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清清楚楚地写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这就告诉后人，《今上本纪》不但写了，而且写了什么，也有提纲可循。既然如此，那么，原文何在呢？于是，研究者进行了种种猜测。

1. 汉武帝怒而削之。此说流传最广，而起根发苗者当属东汉卫宏。他在《汉旧仪》中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接下来，后世附和者、发挥者代有人出。

2. 司马迁迫不得已而自毁之。持此论者，明代茅坤当为代表人物。他在《史记钞》中说：“《武帝纪》并本《封禅书》。窃谓武帝雄才大略，又太史公所躬睹本末，何漫至此！愚意：孔子修《春秋》，而当时卿大夫犹有欲害之者，岂腐刑以后，太史公多戒心，遂毁其书而不出耶！”(1)其他赞同者甚众，不再一一罗列。

对于上述两种销毁说，不少研究者都认为于事实缺乏根据，于道理经不起推敲，充其量为一时猜测之辞，因而不予采信，弄丢《今上本纪》者应该另有其人。那么，此人究竟为谁呢？

3. 不知为何人所失。否定上述两种观点的学者均持这一看法，包括郝敬、赵翼、钱大昕、梁玉绳、余嘉锡等人。他们中有的人还为其丢失的原因作了种种推演。如为战乱所失、为管理混乱所失、为陪葬主人所失，还有李长之的“自然淘汰论”。这一看法虽然未能释疑解惑，却反映了一种严格的科学态度，在其真相大白之前，实事求是的研究者只能如此选择。

（二）关于《今上本纪》未能写成的种种原因之猜测

既然搜寻了两千多年也没有找到弄丢《今上本纪》的“真凶”，于是，研究者索性改换思维方式，另辟蹊径加以破获，这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较为便捷的“未写论”。但是，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作者为何不写，或者没有写完呢？对此，他们又是如何解答的呢？

1. 不敢写。不少论者以为，司马迁在遭受李陵之祸以后，从消极的方面吸取了经验和教训，胆子越来越小，忌讳越来越深，决心不再触及这位当代暴君之错乱神经，以免再度引火烧身。正如李全华在《史记疑案》中所说的那样：“太初以前，‘今上本纪’未能写，天汉以后，司马迁以口舌得祸，求免死，下蚕室，‘今上本纪’就不是不能作而是不敢作了。”(2)

2. 不宜写。国人治史，一向遵循“盖棺定论”之传统。因此，不少论者，如杨琪光、张胜发等人以为，对于健在的汉武帝，“即不宜有纪”。再说，为活着的帝王立纪，也与已故的十一位帝王不类。还有，为当代人立传，成功的几率一般也比较小。这是因为变数太多，还不如留待将来再说。

3. 不愿写。还有一些论者，如李全华、张胜发等人认为，司马迁在遭受腐刑之后，处于个人感情与秉笔直书的矛盾痛苦之中：歌颂英主非所愿，揭露暴君忧人讥。所以，干脆不写了，留待后人去追忆、去评价吧！

4. 不及写。也有一些论者，如刘知幾、杨琪光、李景星等人以为，司马迁很可能卒于汉武帝之世，心有余而命不足，来不及为汉武帝立传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上述四种看法，同样是口说无凭，文随心便，主观猜测的成分远远大于合理想象中的事实，因而统统难以成立。

（三）我们的态度与看法

对于上述种种研究迷雾，诚如梁启超所言：“现存古书，十有九非本来面目，非加一番别择整理工夫而贸然轻信，殊足以误人。然别择整理之难，殆未有甚于《史记》者。”(3)看来，要破解《今上本纪》的缺失之谜，实在成了难中之难。那么，我们的态度与看法如何呢？

1. 只能相信司马迁。司马迁是本案的第一当事人，而且是一个极负责任的当事人。他既然在具有总结性质的《太史公自序》中宣布了撰写《今上本纪》的重大信息，又在《报任安书》中加以重申，这就说明《今上本纪》的成书是毋庸置疑的。除非司马迁的人格出了大问题，否则，他怎么会如此这般地欺世盗名呢？至于为何找不到，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能全怪司马迁。

2. 以科学的态度承认《今上本纪》丢失的历史事实，所谓疑则从疑，缺则如缺。不沮丧，不烦恼，以平常之心对待之，就让其成为历史的维纳斯雕像吧！那也算是一种美。

3. 充分肯定历代研究者多年来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继续发扬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在历史的海洋中打捞不辍，直到《今上本纪》的真身浮出海面。对此，我们也像《老子》祖本的出土一样，寄希望于考古的惊人发现。

二、《封禅书》何以变成了《孝武本纪》

一般认为，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孝武本纪》，绝非司马迁的《今上本纪》。不说别的，仅看题目，也会相信这一判断：司马迁哪能预知汉武帝的谥号呢？如果要看内容的话，正如赵翼所言：“按：史公《自序》作‘武帝纪’，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举封禅，改正朔，易服色，故作《今上本纪》’，是迁所作‘武纪’，凡征匈奴、平两越、收朝鲜、开西南夷，以及修儒术、改夏正等事，必按年编入，非仅侈陈封禅一事也。”(4)然而，事实却令人感到奇怪：《孝武本纪》除开头六十字外，其余竟全部出自《封禅书》。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移花接木者为谁

既然如此，那么，是谁斗胆移花接木，将《封禅书》的当代部分变成了《孝武本纪》呢？对此，大约有五种说法。

1. 褚少孙补作。此说自从三国时张晏提出以后，响应者居多，驳斥者亦众。

2. 魏晋妄人窜入。如钱大昕说：“张晏云：‘此纪褚先生补作。’予谓少孙补史，皆取史公所阙，意虽浅近，词无雷同，未有移甲以当乙者也。或魏晋以后少孙补篇亦亡，乡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数尔。”(5)

3. 可能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所为。张胜发在他的文章中说：“我想如果笔者的‘空白说’成立，那必定是杨恽在长期珍藏太史公遗稿中，阅览、宝爱之外，对外祖公被武帝戕害一事，感触于衷。又发现《今上本纪》有序无文，就将武帝一生最丑陋的一节，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的记载——《封禅书》，移入本传，作了露骨的讽刺、嘲笑。”“从杨恽狂放不羁的性格来看，他作这样的嘲讽，完全是可能的。”(6)

4. 可能是司马迁自己所为。张大可在《史记文献研究》第六章中说：“我疑心，焉知司马迁不是故意地重抄一份《封禅书》，作一个最大的讽刺呢？意思是：‘瞧吧，你自认为武功了不得，其实你一生也不过只是被一些方士所愚弄罢了，你虽然也偶尔觉悟，但是像吃鸦片一样，不知不觉就被方士的胡话所诱惑了。’试想，除了司马迁之外，谁敢在同一部书里把同一篇文章再抄一遍？除了大讽刺家司马迁之外，谁又会这样幽默而痛快？补书的法子尽多，哪有在同一部书里找出一篇现存的东西来顶替的？”(7)

5. 不知何人所为。与上文“不知是谁弄丢了《今上本纪》”的思维方式相同，在左右不是、无所适从的矛盾痛苦中，提出这一看法的研究者，自然是对历史、对科学高度负责的表现。

（二）是否符合司马迁的原创意图

对于移花接木是否符合司马迁原创意图的问题，基本上有两种对立的看法。

1. 符合司马迁的原创意图。持此论者，依据《太史公自序》中的写作提纲，极言封禅本为汉武帝一生的主要活动，诸如改律历、易服色等政绩，也不过是为此而服务的。因此，通过封禅过程的展示，既可以烘托出大汉盛世景象，又可以表现汉武帝性格的另一方面。因此，司马迁必定会大书特书如流传之版本。

2. 违背司马迁的原创意图。持此论者，仍然依据《太史公自序》中的写作提纲，认为封禅只是汉武帝一生的次要活动，且为十足的败笔，难道司马迁能置更为辉煌的文治武功于不顾，而专门给他的脸上抹黑不成？

我们的看法是，流行的《孝武本纪》只是部分地符合司马迁的原创意图，而不是全部。因为记叙汉武帝的封禅活动，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能借口败笔而放弃，这是违背“实录”原则的。同时，对于汉武帝的大规模封禅活动，也应该具体地回放到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背景中加以正确理解，而非毫无分析地一概打倒。

（三）能否替代原作

流行的《孝武本纪》能否替代原作《今上本纪》？对此，研究者的看法比较一致。那就是，它充其量不过是原作的一部分，部分当然不能僭越整体。再说，按照司马迁的创作体例，八书的创作目的显然不同于本纪。本纪是为帝王树碑立传的，是以写人为主，意欲通过帝王这类人物一生的政治活动，达到“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主要目的。而书则是以记事为主，体现其它的创作意图。如通过《礼书》以明人伦制度，通过《乐书》以示礼乐教化，通过《天官书》《封禅书》以“究天人之际”等等。还有，本纪为全书之大纲，具有统摄其它篇目之功用，《封禅书》亦在被统摄之中，那当然不能以目代纲了。

（四）有无存在价值

现行的《孝武本纪》有无存在价值？对此，自然也是肯定与否定的两种意见。

1. 肯定者的看法。首先，在《今上本纪》缺失的情况下，移花接木略胜于无，至少可以在精神上给读者以“人全家全”的安慰。更何况，替代品仍然出自司马迁之手，确为信史，绝非妄作。其次，在那个时代，封禅活动也是国家大事，记载它，本身就有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认识意义，尤其是可以从中感受大汉盛世的永久魅力。再次，这一活动又是汉武帝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通过它来关照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一条不可或缺的研究正路。比如说，他的愚昧、贪婪、妄想等性格中的黑点，只在封禅活动中才能更加充分地显露出来。

2. 否定者的理由。否定者认为，《孝武本纪》完全取材于《封禅书》，是一种不可饶恕的抄袭行为，是一种无聊至极的重复举动。而抄袭和重复，无论对史学家，还是文学家，都是最大的犯罪。

对于上述两种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肯定者的看法。在《今上本纪》缺失之谜尚未破解之前，还是以尊重历史，维持现状较为稳妥。

三、谁说司马迁没有为汉武帝立传

在我们为《今上本纪》的缺失而遗憾、困惑了许久之后，这才发现，我们的研究者太拘泥于惯常的思维定势，非要找到一篇教科书上定义过的纪传体文本不可。然而，假如我们改换一种思维，运用广角镜头看问题，便会惊喜地发现，虽然《今上本纪》难觅芳容，但是，司马迁还是别出心裁地为汉武帝撰写了另类本纪，而且写得很有特色。其理由如下：

（一）虽无专纪，却有全纪。从广义的角度看，整部《史记》的当代部分都可以算作是汉武帝的本纪。为什么呢？君不见凡记事者，哪一件大事（甚至小事）不是在汉武帝的亲自领导、决策或支持下进行的呢？凡写人者，哪一个不是汉武帝的臣民呢？他们的一言一行，哪一种不是以汉武帝的意志为转移呢？他们在政治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难题和矛盾，哪一样不是由汉武帝最后裁决的呢？甚至他们的命运和前途，哪一端不是攥在汉武帝的手心里而任其主宰呢？很显然，在《史记》的当代史中，汉武帝的身影可谓无时不在时时在，无处不在处处在。这正如他在整个现实生活中控制着当时的汉王朝一样，他也控制了《史记》中的全部当代史。因此，以“实录”为原则的司马迁，便不得不以其为中心撰写当代史。这样一来，《史记》的当代史自然也可以充当汉武帝的全部史。

（二）互见之法成其果。关于《史记》的互见之法，自从苏洵开其端，靳德峻等人发其义，后世接受者越来越多。此法对于汉武帝的“无传之传”来说，作用尤为明显，效果十分突出，真所谓“于本传不载或略载，而详于他传”也。举例来说，《封禅书》的当代部分，已被借用为《孝武本纪》；《河渠书》有近十分之六的篇幅记叙了汉武帝领导下的全国水利事业发展之盛况；《平准书》几乎就是汉武帝重大经济活动的专传；《外戚世家》的后半部分（包括褚补）折射出汉武帝时期政权内部斗争的激烈与残酷。自《魏其武安侯列传》以下，凡二十四传，除《循吏列传》外，皆为汉武帝时之当代史，每篇都涉及到汉武帝的各项活动。特别是其中的《韩长孺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大宛列传》等等，更是从不同的侧面，或详或略，或直或曲地再现了汉武帝历史的各个片断，其中当然也渗透着作者对他们的各种感情与评价。如果我们将所有这些记载有机地串联起来，不就是一篇上乘的《今上本纪》吗？不错，这有类于古籍整理中百衲本的补救之法，但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好方法呢？

（三）无传之传人人用。从引用效果的角度看，后世研究者大都是将《史记》中的当代史部分作为汉武帝的无传之传来对待的。无论是班氏父子、司马光，还是翦伯赞、范文澜，以及大批的历史科普工作者，他们在研究、宣传汉武帝的时候，哪个人不是以这无传之传为蓝本呢？

关于上述理由的基本观点与方法，笔者早年第一次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剑萍先生处聆听的时候，顿觉眼前一片光明。后来陆续读到不少与此相同相关的文章时，才知道这是大多数汉武帝研究者的共同认识。

四、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究竟如何

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与评价，是《孝武本纪》研究的又一难题。而研究的焦点，则是司马迁是否对汉武帝进行了讽刺，以至于将整部《史记》写成了“谤书”。

（一）讽刺说的出苗与蔓延

一般认为，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卫宏，是最早提出讽刺说的研究者。他不知从何处得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之”(8)的历史事实，一经记录在案，便成为后世发挥的依据。如汉献帝时，王允就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9)三国时，魏明帝曹叡藏答于问似地对王肃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10)在讽刺、谤书说笼罩学术界一千多年后，近人李长之又将司马迁讽刺、诽谤的对象由汉武帝扩大至整个汉王朝，从而将此说推向极致。(11)

（二）支持讽刺说的三种理由

司马迁为什么要讽刺、诽谤汉武帝，大致有三种理由：

1.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为其提供了讽刺的一切社会条件。持论者认为，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得到巩固，而这一成果却是千百万人的流血牺牲换来的。虽有文景之治的经济实力垫底，却也经不起毫无节制的挥霍浪费；虽然迎来了盛世，但是，盛世之下又潜伏着种种社会危机和民族矛盾。如此等等，必须由司马迁等人随时提醒最高统治者加以警惕。故而当正面劝谏不能达到目的时，就只好运用讽刺以进言。

2. 司马迁对大汉王朝抱有偏见。从思想认识的角度讲，正如李长之所言，司马迁对整个大汉王朝抱有某种难以名状的偏见，因而将最大讽刺目标定为汉武帝，就是对“武帝周围那些人物，他也很少瞧得起”(12)。

3. 司马迁具有强烈的复仇心理。从精神心理的角度讲，持论者认为，司马迁的个性心理，特别是在遭受李陵之祸后激起的复仇心理，成为讽刺汉武帝的直接原因。杨宁宁、张宁等人甚至引经据典认为“发愤”等同于复仇，“可以说书中记录的每一段复仇史都传达出他强烈的复仇意念，每一个复仇人物都成为他向汉王朝复仇的代言人”(13)。此时此地的司马迁，似乎不仅仅是一个讽刺狂，而且还成了一个复仇狂。

（三）讽刺说能否成立

以上三条理由，充其量只是为讽刺说的成立提供了几种臆断的或然性，并不具备客观的必然性。

1. 持论者的标准并不统一。我们发现，对于同一个汉武帝的同一件事，司马迁是否采取了讽刺、揭露或者否定的态度，不同的评论者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如司马迁叙述汉武帝的封禅活动，白寿彝等人认为是有意讽刺其“荒诞可笑，徒劳无功”，因而，《封禅书》是最典型的“谤书”。(14)而清人邵晋涵则认为，《封禅书》不用贬词，“直记事而其失自见”，(15)对此，我们应该如何取舍呢？我们还发现，评论者所谓讽刺汉武帝的所有手法，在《史记》的其他本纪中悉数存在。如写颛顼、尧、舜的教子无方、殷纣王的“淫乱不止”、周厉王的弭谤被逐、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而身亡、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项羽的“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刘邦的“好酒及色”、吕后的专横残忍、汉景帝的出尔反尔，还有《封禅书》中写黄帝的“且战且学仙”等等，却未曾有人特别指摘为讽刺与报复，这又该作何解释呢？这里的原因，除了持论者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的差别之外，难道说他们对相同的对象采取了异样的评价标准？

2. 讽刺说不符合司马迁的人格精神。从上述乱象中不难看出，一些讽刺论者似乎并不完全了解司马迁的人格精神。就拿“发愤”等同于复仇的观点来说，“发愤”是个体在遭受巨大的身心打击时所采取的豁达大度、忍辱负重、愈挫愈勇的积极人生态度，是胸怀开阔、人格高尚的重要表现。司马迁在遭受汉武帝非人的打击报复时，为了继承父亲的宏图大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就是这样做的，怎么能说是报复呢？如果将《史记》作为向汉武帝复仇的结果，不是极大地贬损了它的辉煌价值吗？这在逻辑上也难以成立。退一步讲，司马迁在遭受近乎灭顶之灾的情况下，肯定有满腔的愤怒和怨恨，这在他的《报任安书》中确有充分的表露。但是，李陵之祸对司马迁的影响也并非全部是消极的。它除了陡增其怨愤和羞愧外，也更加深化了他对汉武帝及其统治集团的认识，更加激起了他那不畏强暴和艰险的斗争精神，更加坚定了他那撰写《史记》的正确信念，从而进一步升华了他的人格境界。

3. 讽刺说与司马迁的撰史宗旨水火不容。司马迁的撰史宗旨是不允许他带着讽刺、复仇的心理去写作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讽刺的火焰势必烧毁客观、公平和正义，仇恨的洪水定会淹没创作的宗旨和原则。这样写出的《史记》必然会怒云密布，怨气翻滚，怎么还能“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呢？是个人的仇恨（尽管其中更多公仇）重要呢，还是修史的宗旨和原则重要呢？我们认为，根据司马迁的人格与追求，他是断然不会以牺牲后者的代价去抚平前者的。

4. 讽刺说未顾及司马迁的撰史原则与方法。司马迁的撰史原则与方法，尤其是“实录”的精神支柱，也与讽刺说格格不入。“实录”的原则自从扬雄在《法言·重黎》中提出以后，最具影响的解释当属班固的“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6)“实录”的要义就是忠于历史，让事实说话，实事求是胜于一切。这种实事求是的“实录”精神，也是他那伟大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这一原则，汉武帝是什么样子，就写成什么样子。只要尽量客观公正地加以再现，便无需或无所谓主观臆断地加以讽刺、揭露和批评。相反，也无需或无所谓刻意地加以肯定和赞扬，一切是非曲直，尽由读者去评说。当然，这并不是说司马迁就没有个人的历史倾向性，或者不需要表达这种倾向性。恰恰相反，司马迁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其各种具体的思想倾向，在《史记》的字里行间随处可见，只不过是有的表达得十分鲜明，有的则表达得隐晦曲折罢了。对汉武帝的纪传来说，则更加讲究表达方式的隐蔽性和艺术性。比如，除了主要运用事实证明法以外，还有对比映衬法、侧面交代法、藏贬于赞法、含混其词法等等。

（四）我们的基本看法

综上所述，再结合十二本纪的整体情况，关于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问题，我们的基本看法如下：

1. 司马迁对汉武帝始终是尊重的。他撰写《史记》的当代史，时时处处不忘以汉武帝为中心，凡写到汉武帝时，大都尊称为“今上”“今天子”。即使因李陵之祸而产生怨恨，也是“怨诽而不乱”，愤恨而有节。实际上，尊重汉武帝就是尊重历史事实，就是尊重传主的起码人格，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应该这样做，更何况是司马迁。

2. 司马迁为汉武帝立传，也和其他帝王一样，都是照实记录，可谓一视同仁。按照他所掌握的客观史料与始终坚持的评价标准，该怎样写就怎样写，既无需特别地优待或虐待汉武帝，也无需以自己的观点诱导阅读者。前文所述之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个汉武帝及其同一件事作出了不同的评价之现象，正好说明司马迁对汉武帝也坚持了“实录”的原则。

3. 如果要论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还有什么缺点的话，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两个不足：一是对其丰功伟绩的表现、肯定与赞颂略嫌不足，二是对其残暴乖戾、刻薄寡恩、穷奢极欲等历史污点的揭露和批评明显不足。同时，除个别的原因以外，“为尊者讳”的修史流弊尚未清洗干净。

五、后世关于汉武帝研究的主要项目有哪些

可以说，司马迁是研究汉武帝历史的第一位史学家。他从选取素材、提炼观点，到建立叙事模式与评价标准，都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为后世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树立了榜样。此后两千多年来，数以百计的研究者针对汉武帝的历史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活动，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研究成果。如果将这些活动与成果分门别类，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重要项目：

（一）汉武帝所处的历史时代

不少研究者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任何个人，特别是像汉武帝这样的英雄人物，他们的产生，绝不会离开特定的历史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历史主体和社会实践等先决条件。那么，汉武帝处在怎样的历史时代呢？

1. 这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日益巩固，同时又潜伏着多种政治危机的时代。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自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创建以后，再经由秦末农民起义的打击、项羽的复辟、刘邦的重建、刘恒、刘启的初步巩固后，到了汉武帝时期，它已经和刘汉政权融为一体，并且很快地出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但是，在大一统的政局之下，也潜伏着诸侯亲王伺机压权、割据，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的内忧和以匈奴为首的“四夷侵陵中国”之外患。这对汉武帝的执政能力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2. 这是一个文景之治在经济上积累了丰赡的社会物质财富，而这些财富又面临着消耗巨大、入不敷出的时代。如果没有文景之治所创造的经济实力，大汉盛世的出现绝不会在汉武帝统治的初期。然而，再富强的国家，也经不起对外穷兵黩武的消耗和内部穷奢极欲的挥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大力发展经济，亡国的大祸将会随时降临。汉武帝之所以采取一系列的政策与措施振兴经济，其源盖出于此。

3. 这是一个华夏传统文化和汉民族文化迅速崛起，同时又与其它外来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时代。西汉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朝代，在文化上，对内兼容并包，相机取舍，灵活运用；对外合理吸收，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到汉武帝时代，在华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汉民族文化的宏伟构架已经建立起来。这种主导多元的新文化，最终成为大汉盛世的内在精神支柱和外部显著标志。

4. 这是一个大汉民族的形成及其主体精神急剧高涨，同时又存在着大量复杂民族矛盾的时代。汉民族的共同体是在西汉王朝空前广阔的国土上，以及空前统一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旦形成，这个民族便在当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在抵御外侮和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的斗争中，表现出自信、自立、创新、进取、坚毅、团结、吃苦耐劳等主体精神。正因为如此，汉民族不但唱响了当时大汉盛世的最强音，也逐渐成为后来整个中华民族的顶梁柱，以至于将自己的高大形象树立于世界之巅。但是，与此同时，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尤其是匈奴的不断犯边，成为汉武帝的心腹大患，如果处理不当，将会造成严重后果。

（二）汉武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研究汉武帝是一个怎样的人，实际上就是对汉武帝特殊的历史角色和人格精神实施定性分析。它将有助于提示汉武帝之所以成为汉武帝的内在依据，也是历史学家“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重要方法，因此，它历来是汉武帝研究的常设项目。

1. 汉武帝的历史角色定位

我们知道，每个伟大历史人物的角色都是普通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体。如果从普通人的角度看，正如翦伯赞所说的那样：“汉武帝是一位很活泼、很天真、重情感的人。他除了喜欢穷兵黩武以外，还喜欢游历，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神仙。汉武帝，是军队最英明的统帅，又是海上最经常的游客，皇家乐队最初的创始人，文学家最亲切的朋友，方士们最忠实的信徒，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他绝不是除了好战以外，一无所知的一个莽汉。”(17)可见，他是一个相对全面发展的普通人。从这一角度研究汉武帝，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并注意克服完全政治史研究所带来的单调、板滞、威严等缺点，同时，也会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增添新的内容与活力。但是，汉武帝毕竟不是一个纯粹的普通人，他更是一个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具有特殊人格精神的个别人。关于这一点，安作璋、刘德增在《汉武帝大传》中所作的概括较有代表性(18)，特简介如下：

（1）从汉武帝的一朝、一生来看，他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风流人物。我们的理解是，雄才大略是从引领时代、驾驭全局和制定战略的高度来评价的，风流人物则是从个人的性情、兴趣、爱好等方面来评价的。

（2）从整个汉王朝来看，他是一个“功至著”的汉家天子。这一评价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其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不但超越先祖，也使西汉进入最强盛的时期。

（3）从春秋战国以来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他是“冠于百王”的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这一结论，显然是通过对比而产生的。事实也已证明，汉武帝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的确远远超过了其他圣贤与明君。

2. 汉武帝独特的人格精神

从整体上把握了汉武帝的历史角色定位后，还需进一步透视其独特的人格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深入理解其巨大的创造性、灵活的思维方式和主要的价值取向。然而，人格精神源于内心世界，常言道，知人知面难知心，尤其是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谁能真正摸得透？幸运的是，前人对此已经有过不少论述。在此基础上，加以逆流溯源，我们特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下：

（1）他具有强烈的帝王社会责任心。这仅从公元前91年，他在甘泉宫中向大将军卫青的一次真情袒露中便可知晓。他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19)这不能不说是“天下之事，舍我其谁”的宏伟担当与深谋远虑。

（2）他具有求新求变、求大求永的创造精神。汉武帝一生所追求的三大目标——文治、武功与长生，及其在这些目标下所出现的大一统之疆域、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是这种精神的物化成果。

（3）他具有天人合一、古今贯通、霸王道法相济的思维倾向。司马迁撰史宗旨中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何尝不是汉武帝这种思维方式的集中代表。汲黯对其“内多欲而外行仁义”的批评，张汤的“《春秋》断狱”法，无不说明他们对汉武帝这种思维方式的了如指掌。

（4）他具有自信、开放、兼容并包的文化胸怀。华夏的传统文化、国内各民族的文化，还有来自外邦外域的文化，经他的大一统熔炉之冶炼，便升华为儒主道从，多元并举的汉文化体系。

（5）他具有敢想敢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意志。这在抗击匈奴、平定内乱和求仙长生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6）他具有天资聪慧、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精神素养。如前所述，汉武帝是一个相对全面发展的人。全面发展首先是各种内在的精神素养之发展，唯其如此，其他的发展才有明确的方向与持久的动力。

（7）他具有自我反思，悔过自新的豁达气度。这主要表现在《轮台罪己诏》和对求仙长生行为的幡然醒悟中。虽然这些自我批评带有马后炮的味道，但是，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讲，实属难能可贵，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应该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功用。

以上所述，只是针对汉武帝人格精神的主体层面进行的概括与评价，至于非主体层面的概括与评价，将在后文中逐步涉及。

（三）关于汉武帝的功过是非问题

关于汉武帝的功过是非问题，向来都是《孝武本纪》研究的核心问题。具体而言，则是通过对其一生所作所为的利害分析，看其是否对国家——西汉王朝的兴旺发达有利，是否对当时民众的安居乐业有利，是否对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创造发展有利，是否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进步有利。有利则有功，有害则为过。

1. 是否对国家——西汉王朝的兴旺发达有利。对此问题的纲领性评价，当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作的概括：“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这一概括简洁地肯定了汉武帝在创建西汉盛世过程中的统领地位和积极作用。其中的“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则是盛世在拓边安疆、统一政局、建制立法、礼乐教化等不同方面的突出表现。然而，盛世之功又与穷兵黩武、穷奢极欲、劳民伤财、人口减半的盛世之难如影随形，两者之间的比例到底应该如何划分，是四六开还是对半开，至今仍在争论之中。但是，我们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汉武帝的表现肯定是功大于过。

2. 是否对当时民众的安居乐业有利

然而，在是否对当时民众的安居乐业有利这一问题上，汉武帝的所作所为似乎是过大于功。这是因为，对外连年征战，对内大兴土木，再加上以他为首的统治集团穷奢极欲，民众在经济上、肉体上、精神上的各种负担，比起文景二帝时期，显然更加沉重。当他们实在无法忍受时，怨愤自然就会变成反抗，变成暴乱，以至于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关于这一方面的过失，司马迁在《平准书》等篇中就有所批评，汉武帝本人在晚年颁布的《轮台罪己诏》中也有所悔悟。但是，汉武帝也有恤民、救民的善心和义举。王夫之就曾经论道：“武帝之劳民甚矣，而其救饥民也为得。虚仓会以振之，宠富民之假贷者以救亡。不给，则通其变而徙荒民于朔方、新泰者七十余万口，仰给县官，给予闰业，民喜于得生，而轻去其乡以安新邑，边因以实。此策，晁错尝言之矣。错非其时而为民忧，武帝乘其时而为民利。”(20)

3. 是否对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创新发展有利。一般研究者都认为，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汉武帝对当时农业生产的重视是值得肯定的，而且是愈到晚年愈重视。在他的领导和支持下，原有的铁器农具如犁铧之类得到改进，新的农具如耧车之类时有创造，新的农业技术如代田法、井渠法不断出现，新的农业政策如屯田法等及时颁布与坚持，再加上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引进良种等措施的采取与完善，都使得西汉农业生产的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汉武帝对当时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也是功大于过的。如统一货币、盐铁专卖、平准均输、算缗告缗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行，不但保证了经济的健康有序之运行，也打击了土豪劣绅的专横与恣肆，从而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尽管这些政策与措施在后来的“盐铁会议”及后世的评价中受到许多批评与攻击，说明当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还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冲突，但是，总的来说，它们的积极效应始终是居于首位的。

4. 是否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进步有利。对于这一问题，答案是完全肯定的。其中司马迁和班固的评价最具有代表性。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就是从纵的方向，对西汉以来，特别是汉武帝以来继承和发展被秦始皇割断了的中华民族文化之圣脉的极力肯定与宣扬。而班固则是从横的方向对汉武帝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肯定与歌颂。他在《汉书·武帝纪》末赞道：“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21)虽然这里的“罢黜百家”不尽符合事实，“建封禅，礼百神”也多为污点，但是，从总体上看，再加上大力促进对内对外的文化传播与交流之功绩，汉武帝对西汉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民族文化的繁荣进步之贡献，恐怕是无人可以企及的。

（四）关于汉武帝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告诉我们，只有对历史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人，才能在历史上站稳脚跟，因而才能对后世产生影响。汉武帝就是这样的人。对于他的创造性贡献，不少研究者如数家珍般地罗列了一批又一批，有十多条的，二十多条的，还有三十多条的。其中杨生民在《汉武帝传》中(22)，将他的创造性贡献列举了二十五条后，又从六个方面加以概括，认为这些才是真正奠定他的历史地位，对后世影响最深最大，直到今日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的基本贡献。我们不妨摘录如下，以供参考。

1. 在学术思想政策方面，汉武帝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国家在太学设儒学的五经博士，提高了儒学的地位。同时，又“悉延（引）百端之学”，形成了尊儒术而又兼用百家的格局，从而奠定了中国以后封建社会学术思想政策的基础。

2. 在政治制度方面，汉武帝是外施仁义，实行德治；同时，又重视法治，以严刑峻法治国，二者兼用，恩威并举。此制对后世影响巨大，以后各个朝代一般均是二者兼用的。

3. 汉武帝时官吏来源既多元化，又唯才是举。这种国家选拔官吏没有地区、家庭出身、民族区别的限制，后来就变成科举制度与历史传统。

4. 汉武帝时社会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有地主经济、个体农民经济、工商业者的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汉武帝虽然不是封建国有经济成分的创始者，然而汉武帝时期国有经济成分却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和强化。事实证明，汉武帝扩大封建国有经济成分的措施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5. 汉武帝的统一“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在北方击败了强敌匈奴，在西方取得了三十六属国，在西南恢复庄蹻滇国的旧业，在南方消灭了南越赵氏的割据。”(23)

6. 汉武帝平定南越、西南夷、羌人之后，采取“以其故俗法”的方针。他对匈奴浑邪王降汉的部众也采取了“因其故俗为属国”的方针。这些事实说明，汉武帝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建立统一的汉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中国后世的影响是无法忽视的。

以上六条创造性的贡献，足以支撑起他的崇高历史地位，足以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但是，这些贡献除第5条乃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基本物质条件外，其余几乎都属于制度文化的范畴。而制度文化同物质文化一样，都会与时俱变，优胜劣汰。只有精神文化，包括渗透于物质、制度中的精神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精神意蕴，就像“楚宝”一样，才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遍性之历史价值，才可以永远流传下去。对于汉武帝来说，这种无价之宝就是他所树立起来的战略家之英雄形象，以及这一形象所展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与人格精神。与此同时，从这一视角研究历史人物，还可以有效地预防有权就有地位，成功就是英雄，就能产生影响之类的功利、势利评价流行病之蔓延。

六、汉武帝评价中的矛盾现象

回顾汉武帝评价的漫长历史，不难发现，相互矛盾的观点自始至终都是大量存在的。如果将这些观点稍事归类排队的话，也不外乎下列十对：

（一）汉武帝功绩卓著而罪孽深重

这里的功绩当然首推武功。汉武帝凭借武力外攘四夷，扩疆辟境，实现了华夏民族、江山的大一统，可谓前无古人，后庇来者。然而，这样的功绩却是用千百万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特别是对匈奴的连年征战，双方牺牲的将士动辄几万、几十万，致使“海内虚耗”“人口减半”。即使侥幸存活者，也要继续忍受战争创伤所带来的痛苦。这样的千秋功罪，谁又能计算得清？

（二）汉武帝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如前所述，汉武帝制定各种政策，采取多项措施，鼓励创造生产工具、改进生产技术、引进优良品种、扩大耕种面积，确实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又颁行统一货币、盐铁专卖、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也确实满足了国家和自己的需要。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不断加重的税收、徭役和兵役之负担，从而又挫伤了农民和工商业者的生产积极性，以至于激起了他们的抵制和反抗，反过来又阻碍了生产的发展，破坏了经济的良性循环，即是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正常发展。

（三）汉武帝既广揽人才，又扼杀人才

汉武帝广揽人才、重用人才，似乎有超越先贤之誉。凡有远见卓识和一技之才者，无论三教九流、诸子百家，也不管亲疏、民族与敌友，皆可为我所用，同时，一般也会给予相应的待遇。然而，另一方面，他也有重用外戚、奸佞、方士等任人唯亲、唯拍、唯奸的严重弊端。更为不可思议的是，他甚至也随意猜忌功臣，残害忠良。如对李广、李陵、司马迁等人的态度就是这样。

（四）汉武帝既虐民，又爱民

如前所述，同所有封建统治者一样，在汉武帝的眼里，广大民众只不过是自己手中的各种生产工具和战争武器，任意地剥削他们、压迫他们、驱使他们，从根本上并不把他们当人对待，为他们着想，为他们服务。所以说，虐待民众是封建帝王行为的主流和常规。至于有时也唱唱爱民如子的高调，然而，民众仍然是子女而不是父母。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子女也是父母的奴隶。他们有时也救民于水火，那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一旦失去了子女，谁来养活父母？而这时，只有在这时，用辩证的方法来看待的话，民众才会从客观上得到一些实惠。

（五）汉武帝的思想既是开放的，又是禁锢的

汉武帝在改革文景两帝“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统治模式，采纳主父偃、董仲舒等人提出的加强中央集权、统一思想文化等治世方略时，以及在开通西域，拓疆安边的过程中，他的思想是空前开放的。然而，当其一旦重用儒术、迷信方士后，他的思想又有被其所禁锢的倾向。“独尊儒术”虽不完全彻底，但是，创设五经博士，选拔儒士为宦，甚至连酷吏们断案也要比附《春秋》经义，不也表明了他的思想行为之偏执吗？至于多年迷信神仙长生而被骗就不必多说了。

（六）汉武帝既胸怀远大理想，又颇多痴心妄想

汉武帝生当其时，加之文韬武略盖世，立志顺应历史潮流，创造前无古人之大一统业绩，将西汉全面推向强盛，堪为后世效法之榜样。然而，他也有踏平天下，四海一姓，穷奢极欲，尽八方之美以为己用，直至长生不老，飞升仙境的痴心妄想。

（七）汉武帝既聪明，又愚蠢

研究者几乎都承认，汉武帝具有超常的聪明与才智，且为“雄才大略”。但是，不可否认，他也有相信鬼神、巫蛊，被方士、巫师牵着鼻子走的极端愚蠢。不过，一旦当他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后，他又毫不留情地诛杀了他们，直至晚年方才觉悟。

（八）汉武帝既残暴，又仁慈

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残暴、乖戾、喜怒无常。他对外大肆征伐，杀人无数。对内任用酷吏，实行高压统治，动辄诛杀九族。但是，他也有筑望思台的父慈、对心爱女子的多情以及对死难将士的哀悼之心。

（九）汉武帝既大度，又狭隘

汉武帝对于归顺的周边小邦小国，尽量尊重、保留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似有民族自治的包容与大度。但是，他也有报复奴隶、猜忌忠良和听信谗言之类的狭隘。

（十）汉武帝既刚愎自用，又从善如流

从根本上讲，汉武帝和其他封建统治者一样，都是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听不得不同意见，尤其是反对的意见，如当今有些人常说的那样：“一声吼到底”。但是，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他也表现出一些从善如流的姿态。比如，凡符合自己想法的奏议，“皆曰可”，看了主父偃、徐乐、严安的劝谏书，大发相见恨晚之慨，甚至对汲黯的多次批评，也可以勉强接受。

那么，如何看待上述的矛盾现象及其观点呢？我们认为，首先，一般而言，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越是伟大的历史人物越具有矛盾的复杂性。其次，汉武帝所处的环境条件，他所受的教育水平，尤其是他的实践活动，都具有非同凡俗的独特性，这是造成其矛盾复杂性存在的客观基础。最后，由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地域和政治、文化背景存在差异，他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立场、观点和运用的方法各不相同，这是对汉武帝的评价之所以出现矛盾的主观原因。

七、关于汉武帝研究的六大基本问题

两千多年来，关于汉武帝的研究与争论，往往是老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又冒了出来，可谓层出不穷。但是，在所有问题中，我们认为以下六大问题最为基本，特请研究者予以重视。

（一）宗旨问题

为什么要研究汉武帝？司马迁的宗旨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之谓就事论道，依人评理。今人则提出了以追求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的学术价值观为研究之宗旨。且将三种意义合而为一，认为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历史研究就是与历史人物展开对话，以解决当代的实际问题，即所谓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这些自然是不错的主张，然而，如果“古为今用”用过了头，又会滑入实用主义、影射主义的怪圈，随意摆布，甚至阉割历史，反而搞得一片混乱。当然，我们并不一概反对古为今用，关键在于如何用才算用得恰当，用得好。像司马迁那样，从哲学、科学的终极目标上探索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本质与规律，感悟宇宙、天地、人生的存在真谛与关系，看似无用，却有大用、本用。

（二）原则问题

在以往的汉武帝研究中，曾经出现过目空一切的英雄主义、骂倒一切的虚无主义、不顾客观事实的假设与推理，以及脱离社会实践的精神分析等现象。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未能坚持实践第一、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基本原则的结果，反而是司马迁“实录”的撰史方法，集中地体现了这一原则的基本精神。看来，我们又得回归司马迁了：既然他可以“实录”，我们为什么不能“实评”呢？

（三）思维问题

思维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有力武器，在一切科学研究领域内具有相对的决定性。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历史研究的思维主流却笼罩在封建大一统的文化阴影之下，唯书唯上唯圣贤的经学思维以及英主明君、英雄救星的依附心理几乎窒息了史学研究的生命。在这种大背景下，对汉武帝的研究也只能是陈陈相因，几无创见。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本应思维解放，新见迭出，但是，谁知一阵春风过后，教条主义的乱贴标签，乱打棍子；极左思潮的数典忘祖，否定一切，又将汉武帝的研究引入歧途。新时期以来，经过拨乱反正，解放思维，史学研究日渐百废俱兴，新思维、新方法时有出现，新观点、新成果随之而来。但是，我们还需要调动所有思维手段，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多方位、多层次地对汉武帝这一历史现象进行全人全息之研究。

（四）创新问题

关于这一点，上文已经作了价值层面的简要概括，这里就如何创新汉武帝研究思维的一些具体设想，再结合个别棘手问题略作说明。

1. 注意进行哲理层面的探讨。汉武帝虽然不是哲学家，但是，在他的统治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那么，他于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他之所以在制度文化上有许多创造，能否在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找到相应的根源呢？他的“三观”究竟是什么？是如何形成的呢？只有这样不厌其烦地追根问底，我们大约才能距离汉武帝的本真越来越近。

2. 进军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真正的历史就是文化历，特别是精神文化史。反过来看，人类又通过文化表现自己的人性、价值观和本质力量。这是一件事情的阴和阳之两面，文化为阳，人性、价值观、本质力量为阴。因此，通过文化研究人，是再便捷、可靠不过的路径了。

3. 完善有创造必有代价的历史观。人类创造历史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关于这一现象，恩格斯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说道：“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它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24)我们现在还可以做的研究是，要进一步分清汉武帝所付出的代价，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以及在必要付出时，能否将这些代价降到最低限度。

4. 从普通社会学、心理学入手，也以平常心看待汉武帝。这样做，既不会苛求于汉武帝，也不会难为研究者，可谓双赢。

5. 引入文学艺术的研究方法。鲁迅评价《史记》，向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著称于世。这就启示我们，研究《孝武本纪》，也不得不从文本构成的艺术性上加以开掘，包括将《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古籍中的相关部分在写法上加以比较。因为内容与形式总是紧密相连，难解难分的。再者，单就形式本身研究，也有许多审美价值。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历史文本是撰述者创作出来的，其中除了饱含着他们的艺术才能、艺术追求外，必然还会打上其他的各种主观烙印，尤其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史胆、史识、史才之烙印，其研究价值并不比他们所研究的历史本身差。因此，我们有必要在鲁迅先生的名言后面再加上这样一句话：“思者之宝库”。

（五）传播问题

对于《孝武本纪》和汉武帝来说，以往的研究还不够理想，而在传播方面，问题似乎更多。比如说，该传的不传，不该传的却大传而特传；只在圈内传，不在圈外传；尤其是不能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和互联网将研究成果推向全世界，致使该让我们占领的空间却让别人占领了。

（六）学风问题

良好的学术风气永远是《孝武本纪》研究结硕果的阳光、雨露和空气。当务之急是，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在法庭上解决学术争端的法治主义及其他一切腐败学术风气拒之门外。

总体而言，对《孝武本纪》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也存在着大量问题，研究者必须以更深刻的历史眼光和更广泛的文化视野，从思想、制度、文化和方面入手，同时结合新出土的考古资料和考古发现，以期为《史记·孝武本纪》乃至《史记》研究提供更细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

李雪

2017年5月于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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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姓氏笔画及朝代先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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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曾佑．中国古代史[M]．上海：三联书店，1995.

钱穆．史记地名考[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钱锺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瑞典］高本汉著，陆侃如译．左传真伪及其他[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何新．雄·汉武帝评传及年谱[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

郭琦．陕西五千年[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徐朔方．史汉论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十一画

［宋］黄震．黄氏日钞[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清］梁玉绳撰，贺次君点校．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

［清］崔适著、张烈点校．史记探源[M]．北京：中华书局，1986.

［英］崔瑞德、［英］鲁惟一著，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黄历鸿．秦山封禅[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

黄留珠．秦汉历史文化论稿[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

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十二画

［清］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鲁迅．鲁迅选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鲁迅．古小说钩沉[M]．济南：齐鲁书社，1997.

十五画

翦伯赞．秦汉史校定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翦伯赞．翦伯赞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

十六画

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秦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十八画

瞿方梅．史记三家注补正[M]．上海：广文书局，1973.

期刊：

李长之．文学史上之司马迁[J]．文潮月刊，1949（6）.

徐日辉．史记：八书序列新论[J]．学术月刊，1996（10）.

瞿林东．司马迁怎样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J]．社会科学集刊，1989（3）.

陈可青．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及其阶级性[J]．新建设，1965（1）.

Table of Contents

总目录

五帝本纪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序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凡例

目录

五帝本纪第一

研究综述

引用文献及资料

夏本纪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序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凡例

目录

夏本纪第二

研究综述

引用文献及资料

殷本纪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序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凡例

目录

殷本纪第三

研究综述

附录

引用文献及资料

周本纪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史记研究集·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序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凡例

目录

周本纪第四

研究综述

引用文献及资料

秦本纪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序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凡例

目录

秦本纪第五

研究综述

引用文献及资料

秦始皇本纪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序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凡例

目录

秦始皇本纪第六

研究综述

引用文献及资料

项羽本纪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序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凡例

目录

项羽本纪第七

研究综述

附录

引用文献及资料

高祖本纪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序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凡例

目录

高祖本纪第八

研究综述

引用文献及资料

吕太后本纪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序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凡例

目录

吕太后本纪第九

研究综述

引用文献及资料

孝文本纪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序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凡例

目录

孝文本纪第十

研究综述

引用文献及资料

孝景本纪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序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凡例

目录

孝景本纪第十一

研究综述

附录

引用文献及资料

孝武本纪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序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辑出版说明

凡例

目录

孝武本纪第十二

研究综述

引用文献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