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给卢卡（Luca）、詹妮弗（Jennifer）和斯图尔特（Stuart）。

是你们让我领略了赤道的生活，

并教会我提问题。

一切都进展得相当顺利。

目录

- 致谢

- 前言

- 时间线

- 1 南部群岛：瑞士军刀之国

- 2 大士关卡：距马来西亚几百米的地方

- 3 AYE收费公路：莱佛士的烙印

- 4 裕廊岛：深入工业奇迹的内部

- 5 班丹：资源匮乏的国度

- 6 西海岸路：建设新社区

- 7 新加坡国立大学：世界一流？

- 8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体育设施：受教于约瑟林？

- 9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新型国家

- 10 纬壹科技城：启汇城和未来经济

- 11 肯特岗公园：当新加坡还是昭南岛时

- 12 海特拉巴路：帝国的终结

- 13 南部山脊森林步道：征服丛林，驯服历史

- 14 阿明回教堂：宗教的博弈

- 15 甘榜巴鲁路：马来光头党

- 16 达士岭组屋：五十层高楼上的不平等挑战

- 17 唐人街：新加坡人口的74.3%

- 18 芳林公园：无比安静的演说者角落

- 19 CBD：“我们是实用主义者”

- 20 驳船码头：走出新加坡

- 21 滨海湾：Instagram上的城市

- 22 东海岸公园：欢乐世界

- 23 樟宜机场：变动的地理

- 24 丹那美拉渡轮码头：小红点

- 索引

致谢

我要感谢所有帮助我进行研究和写作这本书的人。他们中有些人贡献了自己的时间，有些人分享了自己的观点，有些人给予我鼓励；还有一些人在喝过几杯昂贵的葡萄酒或者几罐足球赛后的啤酒后，无意中启发了我。如果我忘了谁，那先在这里说声对不起了。还有一些人不愿意被提及名字，但我依然对你们表示感激。

感谢阿列克斯和尼克·巴恩斯（Aleks and Nick Barnes）、威特·卡斯特利格（Megat Castelcage）、詹姆斯·克拉布特里（James Crabtree）、费尔南多·甘迪奥利（Fernando Gandioli）、雷蒙德·戈和AJ（Raymond Goh and AJ）、埃里卡和约翰·哈德菲尔德（Erica and John Hadfield）、玛吉·霍尔（Margie Hall）、戈登·休伊特（Gordon Hewitt）、洛林和杰伊·桑加尼（Lorraine and Jay Sangani）、郭建基（Kenji Kwok）、许瑞麟（Collin Koh）、许成春（Koh Seng Choon）、罗伯特·科伊（Robert Kooij）、约翰·劳森（John Lawson）、纪梭·马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大卫和南希·马拉兹（David and Nancy Marazzi）、尼克·梅热斯（Nick Measures）、斯特芬·彼得森（Steffen Pedersen）、拉格万·拉夫恩德兰（Raghavan Raveendran）、郭晓韵（Kuik Shiao Yin）、大卫·斯奇林（David Skilling）、艾伦·森（Alan Soon）、约兰达·塔拉维拉·马林（Yolanda Taravilla Marin）、覃炳鑫（Pingtjin Thum）、董夷（Tong Yee）、苏迪尔·瓦达凯（Sudhir Vadaketh）、克里斯和卡罗尔·范·比克（Chris and Carol Van Beek）、基思·沃利斯（Keith Wallis）、托尼·瓦格纳（Tony Wagner）、威廉姆·温（William Wan）、夏洛特·威尔金森（Charlotte Wilkinson）、陶菲克·尤塞夫（Taufiq Yussef）、格雷梅林·达尔·萨莫拉（Gremelyn Dar Zamora），以及所有和我一起参加过周三晚上足球赛的人。

非常感谢赫斯特出版社（Hurst）的各位，是他们鼓励我写作这本书，并向我提供建议和专业知识。迈克尔·德怀尔（Michael Dwyer）从一开始就支持这个项目，而当项目耗时超出他的预期时，他也相当宽容。法哈娜·阿瑞芬（Farhaana Arefin）是一名优秀的编辑，将千言万语织成一本有可读性的书。我之前在写《热那亚》（Genoa）的时候，就认识了乔恩·德·佩耶（Jon de Peyer）、黛西·莱奇（Daisy Leitch）和艾莉森·亚历山大（Alison Alexanian），因此很高兴能再次和他们合作。如果本书有任何错误，那都是我的责任，在此提前向那些发现错误的人致歉。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首先是我出色的妻子伊拉里亚（Ilaria），如果不是她，我们也不会来到新加坡。在本书写作的全程，她不但给予我支持，还给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我在岛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我们超棒的儿子卢卡（Luca）一起度过的。我们先是借助一辆婴儿车，之后是一辆滑板车，在炎热的天气里和失修的路面上一边观察一边问问题，然后一起探索了这个地方。我要把这本书献给他，也献给我的父母詹妮弗和斯图尔特（Jennifer and Stuart），他们在1974年带我和哥哥从达勒姆（Durham）去到内罗毕（Nairobi），在那里我们开启了赤道冒险并得到一个小妹妹。谢谢你们。

前言

1819年1月28日，一艘名为“印第安纳号”（Indiana）的船在船长詹姆斯·帕尔（James Pearl）的领导下，与“企业号”（Enterprise）一起在圣约翰岛（St John’s Island）抛锚。船上载着的大多数是英国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确认位于北方几公里处的大岛上是否有荷兰人。答案是否定的。第二天，一队人马登上那座较大的岛屿，登陆地点在内陆河流和温暖海洋交汇的地方。印度洋和南中国海通过这条狭窄的海峡彼此相连。这队人马当中有一个人是苏门答腊岛西岸明古连（Bencoolen）的代理总督，名字叫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他非常看好脚下这个泥泞岛屿的潜力。而后世将莱佛士登上这座泥泞岛屿作为现代新加坡的源起。

两个世纪后，我来到新加坡的方式更加平淡无奇。我从米兰乘坐一架新加坡航空的红眼航班，从码头上一大片停船的上方降落到这座岛上，当时离黎明还有一个多小时。想到自己即将在这座现代世界的模范都市国家生活，我感到很高兴。当时我正在为自己的上一本书做出版前的收尾工作，这本书讲的是意大利城邦热那亚，热那亚算得上新加坡在中世纪的先驱样本了。我在书中追溯了热那亚的诞生、爆炸式的发展，以及作为威尼斯的强劲对手，漫长的衰落过程。我描写了热那亚错综复杂的街道和小巷（vicoli）里的众生相，那些变性娼妓、种植罗勒的农民、斯里兰卡来的板球运动员、巧克力制造商，等等。新加坡是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里没有中世纪的街道，甚至难以探寻两个世纪前莱佛士登陆之前的岛上历史。查尔斯·狄更斯曾形容热那亚，说它闻起来像一块用热毯子包起来的旧奶酪。而新加坡则是一个会禁止口香糖的地方。

尽管如此，我仍认为它们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热那亚在发现自身的处境毫无希望又异常脆弱时，不得不背水一战。热那亚人凭借艰苦的劳动、精明的策略、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中世纪飞速发展的全球贸易网络，实现了自己的繁荣。热那亚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被寸草不生的岩石、干旱和咸海包围，但它突破重围，成为中世纪经济开启的重要一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纽带，以及新世界秩序建立的一块基石。同样，现代新加坡被马来西亚联邦于1965年一脚踢开后，被迫闯入这个不欢迎它的世界。新加坡人也一样凭借艰苦的劳动、精明的策略、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全球化世界飞速发展的贸易网络，实现了自己的繁荣。

但热那亚的例子也隐含了警告的意味。热那亚很小、很敏捷、很有活力，热那亚人工作努力，积极转换商业模式以顺应快速变化的世界。但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荣耀后，它终究开始失去其地位，并不可避免地进入长达几世纪的缓慢衰落期。新加坡也一样，很小、很敏捷、很有活力。令人钦佩的新加坡政府努力转换商业模式以顺应快速变化的世界。新加坡独立以来的半个世纪，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不再是那个贫穷泥泞的小岛，也无畏于周围充满敌意的赤道邻邦。但随着新加坡独立5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同时也是莱佛士开启新加坡现代历史的200周年纪念日），人们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合理的质疑。新加坡奇迹仅仅是50年间的事吗？抑或可以持续更长时间？

在动笔写这本书之前，我头脑中就存有一些问题，而贯穿这本书的线索，是我在一天之内走完53公里，穿越整个国家的一次徒步。这次徒步有两个目的：第一，它是我了解这个地方的方式之一，让我明白它是如何运作的，它的历史与地理又如何与它的现实和未来交织在一起；第二，它让我看清这个国家到底有多拥挤。大概900年前，热那亚那样小体积的城邦并不罕见。但在21世纪初的现代世界，即使我们摒弃民族国家的概念，将世界看作一连串相互关联的城市群，新加坡的面积仍然非同一般。如果一个国家可以让你在一天之内走完（尽管这一行为相当不明智并让你筋疲力尽），那就说明它实在太小了。新加坡的面积赋予它很大的优势，比如很高的治理性和灵活性，但也同样留给它很小的回旋余地和容错空间。关于新加坡未来的所有问题，都必须考虑到它狭小的国土面积。

另外我还想补充几点。第一，虽然我对新加坡的未来心存疑虑，但我仍然祝愿它能拥有美好的未来。事实证明，在过去的三年半里，这里对于我的家人而言是一个迷人又有趣的家园。我们遇到了很多可爱的人，带走了很多温馨的回忆——尽管我永远也适应不了岛上这糟糕的气候。

第二，我要解释一下这本书的书名：“狮城新加坡”。新加坡（Singpore）指代了自莱佛士创立这个地方后的200年，以及独立以来50年的现代奇迹。狮城（Singapura）指出了它更深层的本质：在地理上它根植于一个位于东南亚、赤道上的马来世界。我在副标题“从奇迹到自满”[1]里使用了“奇迹”一词，表达了我对李光耀和新加坡人民在独立后的半个世纪里所取得成就的钦佩。而“自满”在我看来是新加坡奇迹的最大威胁。李光耀肯定是不自满的，但我能看到另一种不同的态度正渗入新加坡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五彩斑斓的热带霉菌一点点地侵蚀高楼白色的混凝土墙壁。其他国家的政府和民众显然也有自满情绪，但新加坡太小了，这使它在自满面前显得尤其脆弱。

第三，我在全书中提到的货币数字，都以新加坡元（S$）为单位。做一个粗略的估算，在2015年独立50周年时，1美元可兑换1.37新币，1欧元可兑换1.51新币，而1英镑则能兑换2.15新币。

最后，不得不说那从西向东53公里的徒步不但令人精疲力竭，到最后简直让人鲜血淋淋。但这段徒步也让人兴奋不已，它赋予了我一个独一无二的窗口，让我从中窥见整个国家如何从物质到观念上融为一体。几年前我从北到南徒步的路程要相对短一些，但同样非常有价值。我强烈建议大家，从Grab打车软件上叫的出租车上下来，从游泳池里出来，用自己的脚来丈量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国家吧。你只需要带上足够的运动饮料、创可贴还有干燥的T恤衫就可以了。不管你能走多远，希望你都不会感到后悔。祝你好运！

[1] 本书中文书名有改动。原书名为Singapore，Singapura：From Miracle to Complacency——编者注

时间线

14世纪：时称“狮城”的新加坡蓬勃发展。几个世纪以来文明在这座岛屿上不断更迭。

16世纪早期：葡萄牙水手来到这座岛屿，称其为“伟大遗址”。

1819年：1月29日，斯坦福·莱佛士爵士登岛，开启了现代新加坡的历史。2月6日条约签署后，英国人得以在此建立贸易港口。

1822年：莱佛士重回新加坡，并对新加坡的管理方式提出批评。他于1826年于英格兰逝世。

1824年：新加坡被柔佛（Johor）苏丹永久割让给东印度公司，《1824年英荷条约》将其牢牢地置于英国势力范围内。

182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之外建立海峡殖民地。

1827年：华人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族群。

1845年：《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出版。

1867年：海峡殖民地被划入皇家殖民地。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

1877年：华民护卫司署成立，管理解决华人社区内部的争端，包括苦力贸易的泛滥。

1889年：华人秘密结社被取缔。

1939年：位于新加坡的大英海军基地建成。

1942年：日本军队入侵，迫使英国于2月15日投降。日军侵占期间的暴行之一便是肃清行动。

1943年：鸦片被日本人取缔。

1945年：日本侵略军于9月正式投降，随后新加坡经历了一段骚乱、抢劫和无序的时期。英国军事当局于此时接管新加坡，直到1946年3月。

1948年：新加坡举行第一次选举，尽管只有英国公民可以投票。与此同时，英国士兵与马来亚共产党发生冲突，进入“马来亚紧急状态”。

1955年：立法议会选举将授权扩大到非英国公民。劳工阵线（Labour Front）的大卫·马绍尔（David Marshall）成为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人民行动党（PAP）赢得三个席位。

1956年：岛上内乱持续不断。英国害怕放弃内部安全控制权引起的后果。马绍尔向英国争取新加坡完全自治失败后辞职。

1959年：由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立法议会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新加坡开始走向自治。

1960年：建屋发展局成立，旨在帮助新加坡人民入住有秩序的社区。

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成立，包括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Sarawak）和北婆罗洲（North Borneo）。温斯敏（Albert Winsemius）发表了关于如何振兴新加坡经济的报告。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被迫宣布独立。

1981年：樟宜机场对外开放，新加坡向高科技产业转型。

1987年：新加坡大众捷运系统开通。

1990年：吴作栋成为总理，但李光耀仍以总理公署高级部长的身份保有大量权力。与此同时，新加坡公路上的汽车数量因拥车证制度的引入得到控制。

1992年：颁布口香糖禁令。

2002～2003年：SARS疫情横扫亚洲。

2004年：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成为新加坡独立后的第三任总理。达士岭（Pinnacle@Duxton）第一套样品房面市。

2010年：滨海湾金沙酒店开业。

2011年：工人党作为反对党在选举中表现出色，敦促人民行动党做出坚定和深思熟虑的回应。

2015年：李光耀于3月23日去世，8月新加坡迎来50周年独立纪念日。新加坡在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1]教育排行榜的所有类别（数学、阅读和科学）中全部排名第一。

2017年：哈莉玛·雅各布（Halimah Yacob）当选新加坡总统。政府出台了禁止外国人参加年度LGBT粉红点活动的规定。美国接受了余澎杉（Amos Yee）的政治庇护请求。我步行53公里穿越了整座岛屿。

[1] PISA的全称是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译者注

1 南部群岛：瑞士军刀之国

西海岸码头，一晚上的工作刚刚结束。低瓦数的灯和流浪猫、下班的消防员、涂了油的氧化金属味道，这一切构成一个朦朦胧胧的世界。我们头顶的某个地方，一场风暴正在聚集，它半掩在新加坡黎明时分那低赤道的云层里。我想起我的优步（Uber）司机在车开到武吉知马广场（Bukit Timah Plaza）附近的时候说，今天会下暴雨，不知道我们能不能逃过一劫。

一把办公椅——斜靠在那儿，像是要抓住这转瞬即逝的休息时间——怕被雨淋已经被人遮上了。烟民们向上瞥一眼天空，然后用打火机把手里的烟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一个从南亚移民新加坡工作的船员，穿着荧光橙色的连体工作服从甲板上爬下来，手指攥紧了装满水的水瓶把手：不管下不下雨，今天都会很热。赤道就在不远处，在那潮湿的、被重工业的火焰和滚滚浓烟模糊的地平线之外。

起伏的海浪让我们三两步就爬上了船，巴塞尔船长（Captain Basir）都不需要费心绑缆索固定船身。他启动发动机，提了一挡，我们就突突地开出去，开向一个浮动的加油站。加油站漂浮在一排建到一半的石油钻井平台的阴影里。巴塞尔船长给船加满油——花了两张50块的美元钞票——便带着我们南下，驶进那条因夹在集装箱港口组成的弯臂和裕廊岛（Jurong Island）东北沿岸中间而形成的海峡里。裕廊岛上矗立着上千个石化设施的烟囱。而集装箱港口的地平线处则散落着巨大的起重机。它们因集装箱全球化，“弯曲着腰杆”忙碌在无尽的搬运劳动中。

一艘较小的集装箱运载船，长荣海运（the Evergreen line）的“永联号”（Ever Union），响着喇叭从我们旁边挤过去。巴塞尔船长懒洋洋地调整了一下船身，保持平衡。我们摇摇晃晃地驶过几艘汽车运输船，这些船只开往世界各地，就像用铁打造的多层浮动停车场。还有桁架桥高高指向天空的“美泰马士基”轮（Mette Maersk），带着一队庞然大物，装满了40英尺的标准化集装箱。当水域在我面前打开，我能看到肯特岗公园（Kent Ridge）上空正下着大雨。一抹阳光从集装箱港口上方的云层缝隙里透出来，也许风暴最后会选择放我们一马。

面前逐渐展开的全景是我登上巴塞尔船长的船的主要原因。新加坡是一个小小的岛屿，却将自己的内脏隐藏在海峡边缘。我想在集装箱船的中间穿梭，在南部群岛之间划出一条航线，看看这个地方如何从一个合适的视角连接在一起。这是一种追溯新加坡历史的方式，回到那个叫“狮城”［原文为马来语（Singapura）］的旧世界，回到那些赤道上不紧不慢的马来渔村的过往。同时它也帮助我理解，这个旧世界是如何被重新定位并服务于新加坡奇迹。

船驶到反乌托邦的裕廊岛边缘，水流开始变得不稳，巴塞尔船长再次加大油门，溅起的小水花从开着的门那里溅到我眼镜上。我擦掉水珠，看到了武公岛（Bukom Island）上的钢铁烟囱向外喷发燃气的火焰和迅速消散的蒸汽云。在蒙罗维亚（Monrovia）注册的“维加·阿尔法号”（Vega Alpha）从我们船头前横着插过去，带着符合它体积大小的决心；巴塞尔船长丈量了一下相对路线和速度，轻轻推了推手中的舵，叼起一根香烟。

看船檐上的字，船长的这艘汽船就简单地叫作SC3139H。挡风玻璃上的雨刷看上去很简陋，他头顶垂下一个白色塑料制成的、造型别致的双“金字塔”钥匙环，上面印着阿拉伯文字。他的仪表盘上放着两包波迈香烟（Pall Mall）：一包是红的，另一包是他更偏爱的绿盒。另一段阿拉伯文字，用蓝色铅笔写在墙上。一个透明的塑料拉绳袋挂在钩子上，里面全是牛奶咖啡，一根吸管从袋子上方露出来。

巴塞尔船长是当地人。他就在南部群岛长大，这里当时还属于另一个世界。准确地说，他是在我们面前这个现在被叫作实马高岛（Pulau Semakau）的岛上长大的。这个岛屿总共几平方公里，有着又长又低的石头堤岸，一直延伸到开阔的海域里。最初的实马高岛和旁边的锡京岛（Seking Island）上都住着渔民。那里曾经有一个马来渔村和一个中国渔村，房子都建在干栏上，海岸有红树林的保护。居住在新加坡的沼泽地和南部群岛沙地的渔民每年都会举行岛际运动会，参与舢板竞赛和拔河比赛。“我天生就是个渔民啊，”巴塞尔告诉我，“从来就只是渔民啊。”

自年轻的巴塞尔船长离开海岛，被放逐到新加坡混凝土中心深处的一栋高层建筑里，三十多年过去了，这里已经不再适合打鱼。因为实马高岛现今已经成为最先进的海洋垃圾填埋场。在一个如此缺乏空间的国家，人们不得不从垃圾中制造出可用的岛屿。我们的西面是巴威岛（Pawai Island），新加坡令人望而生畏的军队就在那里进行实弹射击，每15分钟就有一次爆破：一道闪光，一朵蘑菇云蹿上数百米湿热的高空，15秒后我们才感受到声音的冲击波。我们西南方的莱佛士灯塔标志着新加坡的边境，这条狭窄海峡的西侧则汇集了全球四分之一的贸易货物。船舶警报器在这些水域不断响起，在两英里的半径范围里承载了200艘甚至更多的船只。[1]

在电闪雷鸣的东边，我看到缆车一直延伸到圣淘沙（Sentosa），这个神奇的岛屿被新加坡人称为“欢乐世界”。尽管这里曾经是英国的军事基地，并曾关押过后独立时期的政治犯。吉宝湾（Keppel Bay）的高层产权公寓就像女巫的手指划破天空，无数明显空着的公寓，暗示着大量来自中国的投资。除此之外，我还能辨认出造型奇特、像香蕉船一样的滨海湾金沙酒店（Marina Bay Sands）集团的高楼。在我们的右舷是新加坡海峡的航运高速通道，由全世界制造和消费的货物源源不断地通过这里。而船的前方，几个长满丛林的圆鼓鼓的小岛，散落在赤道边上，并不像新加坡境内的领土那样必须派上用场。它们属于一个从来不缺土地或者至少不缺岛屿的国家，一个乘坐波音747从西到东需要5小时的国家——印度尼西亚。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登上SC3139H。如果不了解新加坡的地理，不明白这个国家如何让红树林沼泽和沙子发挥效用，我就无法理解新加坡。

汽船上的其他朋友则有别的兴趣点。有两对新加坡夫妇，他们本来可以吃一顿让人微醺的奶酪火锅，再往盛沙拉的大碗里扔几把车钥匙。但他们选择了轻松愉快地度过这一天，喝喝葡萄酒，吃吃米粉，甚至钓钓鱼。一个年轻的日本男人带了一堆可怕的专业器材。一对年纪大些的小伙子和另外两个小年轻，注定什么都抓不到。然后就是我们的向导了，这个男人取了一个简直是东南亚最具狄更斯风格的名字：麦加特·卡斯特尔凯奇（Megat Castelcage）。

前一天晚上他通过手机信息介绍了自己，并附上一则警告：不许携带猪肉或香蕉登船。当我们在南部群岛之间转悠的时候，他认真地解释道，香蕉会将鱼吓得沉入几英寻的海底。他不是全职向导：他平日在新加坡的中央商务区有一份工作，但周末他总是花太多时间钓鱼，还要为这样的行程付钱，所以干脆决定自己当向导了。而他的假期时间也全部用来钓鱼。

按照麦加特·卡斯特尔凯奇的说法，在这些水域垂钓，诀窍在于使用活虾，将鱼钩穿过虾的背部，再从头部穿出，利用重物将鱼线坠入30米或40米深的珊瑚附近。巴塞尔船长在大家钓鱼的时候会关掉引擎，海流会将我们一路带向东岸，直到一声“收线！”，大家飞快地卷好鱼线，出发寻找下一个停船点，再从那里开始随波逐流。一路上，在某些地方我们会期待鱼的出现，而巴塞尔会注意盯着开向我们的船只，船上的烟囱偶尔会吐出几缕柴油燃烧的黑烟。

那两对新加坡夫妇打开一瓶葡萄酒，聊着天，虽然他们串在鱼钩上的虾完全没有引起鱼的注意。他们讲的每一句话都愉快地混合了中文和英文。其中一位太太的女儿在英国上大学，于是他们热衷于探讨不同航空公司的优劣，这也算很新加坡式的消遣活动了，他们最后得出结论：还是新加坡航空最好。当地人几乎从来不说“新加坡航空公司”，而使用代码“SIA”或者（更简洁的）“SQ”代替。“钓鱼不重要，”其中一个人告诉我，“我们是来吃饭的。”今天很适合把自己包围在玻璃钢和糟糕的厕所设施中，观察全球最令人瞩目的国家的地理形态。[2]

* * *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和加纳一样。”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曾经这样说。马凯硕是新加坡在世界范围内最杰出的学者，他对于自己的祖国怀有强烈的感情和近乎无限的自豪。[3]“但如今，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英国。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经济成功的故事，还关乎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预期寿命的提高、人民拥有自己的住所以及教育质量的提升。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马凯硕教授无须别人多言，便会自发地为新加坡唱赞歌。他这么做有理有据：在独立后的半个世纪里，新加坡在各项指标上，无论是教育还是财富、犯罪还是健康，都一跃达到世界顶尖水平。这对于一个用一天时间可以步行穿越的小国而言，是一份相当不错的答卷，更何况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并没有想要独立。它卓越、袖珍，同时也是许多其他国家的榜样，因为它无需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也一样成就了现代富裕的国家。

就像许多新加坡公民一样，马凯硕教授的根要追溯到岛屿之外。1947年印巴分治，他身为印度教教徒的父母离开了后来成为巴基斯坦的那片土地。整个家族自此分散到世界各地。他能一口气列出那些目的地：苏里南（Suriname）、吉隆坡、尼日利亚、中国香港、日本、得克萨斯、圭亚那、雅加达、加纳、孟买、加尔各答。“我明白自己能出生在新加坡是多么幸运。如果我的父亲当年去了尼日利亚，我也许会比现在富有。但我去过尼日利亚和苏里南，也见过了那里人民的生活。与它们相比，新加坡的转型是如此引人注目。”

比起马凯硕教授的家族，我来到新加坡的方式就平庸多了。当时我儿子刚一岁，我妻子正要加入这个国家备受关照的高技能外籍工大军。我们没打算待很久，但新加坡牢牢地吸引了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国家在独立后的最初50年就是这么设计的：将自己打造成一块吸引国际人力资本的低税收磁铁。

在我们抵达后不久，这个小国就庆祝了自1965年与马来西亚联邦分道扬镳后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尽管那时候的新加坡也算不上荒岛，但自那次重大的分裂后它所取得的成绩，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奇迹。1965年，这个国家还充斥着杂乱无章、疾病蔓延的贫民窟，有时这些贫民窟就用支柱支撑着，建在恶臭的脏水上。其他人则住在位于丛林里阴暗潮湿的角落、被称为“甘榜[4]的村落里。海港倒是有的，但英国军队即将于1971年撤离，并带走国民生产总值的1/5和10%的工作岗位。除了地理位置，这个地方几乎没有任何资源。而它的北边是马来西亚，南边是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夹在中间就像一颗等待被碾碎的坚果。

但它没有被碾碎。新加坡在富有远见的领导下，凭借努力工作和对自身脆弱性的自觉，实现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有史以来，还没有哪个国家像新加坡一样，如此迅速而全面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马凯硕教授如是说，“这是个耸人听闻的论断：新加坡是人类历史开启以来最成功的国家。因为它超越了一切预期。”

这个耸人听闻的论断在这个国家成立后的第一个50年里也许是成立的，但在它的第二个50年里还能成立吗？当我们乘坐的、由米兰飞往新加坡的SIA777航班于2014年2月的那个早晨落地时，新加坡上下的反思情绪比以往更为浓重。50周年大庆的准备工作正在顺利进行，推土机、手提钻以及巨大的钻井设备正叮叮当当地疯狂工作。建筑物拔地而起，混凝土和钢铁铺设出庞大的基础设施。但就在人们庆祝新加坡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所取得的成就时，也不可避免地问到关于未来的问题：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成功后，新加坡的生活将会开始变得艰难吗？

挑战肯定改变了。如今在面对世界时，新加坡以一个拥有领先经济的富裕国家自居。轻松获胜的局面已经过去了。它一直以来充当了崛起中的亚洲和世界之间的纽带。但国境之外，曾支撑它崛起的良性外部环境不太可能继续保持良性。为了保持繁荣，甚至只是为了生存，新加坡都不得不继续发展。

这一点也许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适用，但对于新加坡而言更是百倍适用。就因为一个根本性的惊人事实：它太小了。

小国有小的优势。新加坡经济咨询公司（Landfall Strategy Group）的董事大卫·斯基林（David Skilling）曾将新加坡比作汹涌大海上的一艘小船：在不得不面对风浪时，它通过积累经验，了解如何让自己生存下来。脆弱孕育了活力。就像泰坦尼克号，他指出，就是因为太大了，所以不需要太在意海上的情况，看看都发生了什么。而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泰坦尼克号之所以沉没，就是因为它实在是太庞大了。而在我们不知晓的地方，有成千上万的小船曾在风浪中被撞成碎片，葬身海底。新加坡也许拥有过活力，但无法摆脱其脆弱性。

但如果它丧失了脆弱感呢？如果它变得自满了呢？毕竟，当你拿着低收入、季风随时可能刮走你的木屋上的棕榈叶屋顶时，保持警惕更容易些。但当你实现了新加坡奇迹，还会那么容易保持警惕吗？作为积极派倡导者的马凯硕教授也承认，这将是这个国家的下一个考验。

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新加坡的建国之父——李光耀。他凭借意外的运气，加上善用国家的两种资源——地理和人口，创造出一个袖珍的奇迹。但50年过后，这一套不像之前那么管用了。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已不再具有优势。意外的运气更是像季风天的海洋，难以预测。那新加坡人民呢？他们还会像如今被优待的建国一代（Pioneer Generation）一样辛勤工作吗？他们会不会太爱购物，而总是在社交网络上抱怨和发牢骚呢？如果民众人人自满，又会对国家和政府产生什么影响呢？政府会在挣扎着解决民众期待和抱怨的过程中，失去它勇敢无畏的名声吗？

以下是一些数据对比，用来更好地呈现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之小。新加坡的主岛从一端到另一端，不足50公里（将近30英里）。整个国家面积只有719平方公里。做个比较：伦敦的面积是1572平方公里；纽约，789平方公里；东京，2188平方公里；拉各斯（Lagos），测量数据可疑地显示为不多不少1000平方公里；墨西哥城，1485平方公里；莫斯科，2511平方公里。以上所有城市都有腹地，并且人口众多，还不乏工业、淡水、农场、污水处理厂、发电站和军事设施。与此同时，你可以在一天之内步行穿越新加坡——这很好且形象地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小国。

我已经亲自尝试过了，从北走到南。我从柔佛海峡（Johor Straits）的英国皇家海军旧基地附近的三巴旺公园（Sembawang Park）开始，步行36公里左右，抵达拉布拉多公园（Labrador Park），曾有一支英国的炮兵连在这里看护吉宝港（Keppel Harbour）的航路。这一路走来，我很好地了解了新加坡是如何组织它的资源的：从精心设计的水库、军营和轻工业区，到爱德华时代的平房、高层公共住房和高档私人公寓。除了路上一些转移我视线的东西，我总觉得自己抄了一条近路。

反之，沿着新加坡最长的轴线进行步行穿越，则是一项更为艰难的挑战。我从西部与马来西亚接壤的大士（Tuas）出发，一直走到远东紧挨印度尼西亚边界的丹那美拉（Tanah Merah）渡轮码头。这是一条长达53公里的旅程，跨越了这个极小但卓越的国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还将看到新加坡的勇气所在，以及是什么让它实现了成功。行走还可以帮助我勾勒出，自己和他人都存有的、关于奇迹能否延续的担忧。对于一个汗流浃背、筋疲力尽的45岁老男人而言，这条路太长了。我妻子认为我是个傻瓜。但你有多少机会能在一天内走遍一整个国家呢？

* * *

回到我们在南部群岛和货轮航道之间的开阔海域。我看着海面上漂浮着的各种从船上丢弃的废物、全亚洲丢失的夹脚拖鞋、被扔掉的酸奶罐子，随着巨大的波浪上下起伏，真希望现在就能回家。但就在这时，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拉扯钓竿，就好像我穿在鱼钩上的虾被卡在了锯齿形的珊瑚里。拉扯的力量越来越大，我意识到水下好几米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跟我较劲。我也开始反击，不断地拉紧并回收鱼线，直到它破水而出。这是一条大到能让麦加特·卡斯特尔凯奇兴奋的鱼，一条花尾胡椒鲷，俗称“甜蜜的嘴唇”。虽然这不是今天最大的猎物，但足以让我儿子惊叹一下了。

最后，终于连麦加特·卡斯特尔凯奇都认为是时候回家了。当时天已经很晚了，我们要加速跑在赤道夜晚的前面，赤道的黑夜总是突如其来地吞没白昼，好像被触发的捕鼠夹。巴塞尔领我们绕过实马高岛的东部边缘，一个工业垃圾分类装置被漆成了亮绿色。之后又经过武公岛：耸立的工业烟囱就像刺猬身上的刺，集装箱码头就在对面，而裕廊岛就在前方。我们从马士基集团一艘庞然大物的船头挤过去，回到了码头。

[1] Rose George，Deep Sea and Foreign Going：Inside Shipping，the Invisible Indust ry That Brings You 90% of Everything，London：Portobello Books，2013.

[2] 大家彼此彼此吧。

[3] 就在我写这本书的2017年，马凯硕教授宣布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一职上引退。

[4] 原文Kampongs在马来语中是村庄的意思。——译者注

2 大士关卡：距马来西亚几百米的地方

对于清晨七点钟的步行者来说，大士显得不太友好。事实上，大士在任何时间都不欢迎步行者。如果有人在室外30多摄氏度的高温和接近100%的湿度中闲逛，倘若在新加坡其他地方，人们顶多觉得有些可疑，但在大士附近则会遭到充满敌意的对待。这里虽然有公交车站，但车站两边几码之外根本没有人行道。集装箱卡车也好，轻便摩托车也好，公共汽车也好，所有人都乘坐机动车出行。一群刚下晚班的孟加拉工人，从一辆巴士一拥而下，又蜂拥奔向另一辆巴士，表现出行动上的高度一致。他们无非想要穿过堤道，赶回马来西亚的廉价铺位睡一觉。

由于这个未曾预见的小问题，原本想要盛大开启的一日徒步穿越计划，最终在朦胧的晨曦中，伴着我无头苍蝇般前后躲闪的脚步，顺着高速公路的硬路肩，令人胆战心惊地开始了。走出几百米后，我在一座车辆呼啸而过的立交桥下面，找到一条相对安全的小路。路面上印满了数十双南亚工作靴的鞋印。鞋印渐渐偏向左边，我还有几英里的硬路肩要应付，那之后终于有正规的人行道了。我感受着脚下的混凝土路面，大步流星地坚定向前：要适应这种感觉，我接下来还有很多时间。我放开脚步，徒步穿越新加坡正式开始了。

这一长达53公里的徒步穿越，从新加坡与邻国之一的马来西亚的边界处开始。大士关卡是一座大桥，与马来西亚的柔佛西段相连，通往附近的旅游胜地，如努沙再也（Nusajaya）、振林山（Gelang Patah）、马来西亚乐高乐园（Legoland Malaysia）等。新加坡与曾经同为一个国家的马来西亚，有两条堤道相连，大士关卡是较新的一条，而另一条则是西南18公里处、曾于1942年被日本侵占的兀兰关卡（Woodlands）。

大士之所以适合作为徒步穿越的起点，有两个原因：第一，现代独立的新加坡缘自1965年与马来西亚的痛苦分离；第二，在那之前很长时间，远在莱佛士意识到这座岛的战略意义之前，这座岛都深深地栖息在一片有贸易、捕鱼和海盗的马来世界的水域中。

几个世纪以来，新加坡只是散落在浩瀚海洋世界中、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岛罢了。这个海洋世界在几千年中是连接着贸易的纽带。它曾经的名字是Pulau Ujong，字面意思是“半岛尽头的岛屿”。如果把罗越人（Orang Laut）的活动范围比作巨大的星座，它不过是其中一颗闪耀的星。罗越人是一群流浪的海上民族，他们在溪流、海峡和红树林周围谋生，生活在温暖的海洋和潮湿、通常也无法深入的内陆之间的过渡区域。岛上还散落着一些年代更久远的马来村落，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与巴塞尔船长在实马高岛上的祖先没有太大差别。

这座岛屿在前莱佛士时期的历史，不甚明晰却引人入胜。14世纪，人们称它为Singapura。这个名字来自梵文，意思是“狮城”[1]。关于这一名字的由来，有一个传说称，王国的创立者斯里·特里·布阿那（Sri Tri Buana）第一次来岛上巡游时，看到一头像狮子的野兽，由此将这个地方命名为狮城。另一个传说称，斯里·特里·布阿那的一个后代伊斯干陀沙（Iskander Shah，又称拜里迷苏剌），试图以“狮城”的名号，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因为当时的王权又被称为“狮子王座”。无论如何，狮城的繁荣转瞬即逝。伊斯干陀沙在爪哇战争舰队的围困下，从岛上逃离，转而建立了马六甲王国。

马六甲海峡是当时——也是现在——海上贸易网络的重要纽带，是太平洋季风与印度洋季风的咽喉点。船只通常需要在海峡等待海风与这两股季风中的一股汇成一股，再继续航程，而在返程时则需要等待海风与另一股季风汇合。这个地区还是一个宝藏，蕴藏了多种物资，比如龟壳、檀香木、海参和燕窝。中国人将这里称作“南洋”，即南部的海洋，许多中国沿海城市的人来南洋寻找他们的财富。著名的三宝太监郑和曾经过新加坡南缘的龙牙（Dragon’s Teeth），但大名鼎鼎的中央帝国也许是因为短视，随后放弃了向海洋扩张势力的野心。所以大中华帝国并没有将势力延伸到这里。

但这片海域还有其他帝国，建立在有丰沃农耕剩余的土地上，比如暹罗和爪哇，还有当地的马来苏丹国（Malay sultanates）。随后欧洲人乘坐在风浪中上下颠簸、吱呀作响的船只，从遥远的世界前来寻找香料、贸易路线和个人财富。葡萄牙人的模式是首先建立战略性的海军基地，比如说，他们在自己命名的马六甲海峡建起一座要塞，面向海峡的西北方向。紧接着荷兰人来了，于1641年抢占了马六甲，以更加系统的手段开发东南亚，并扩张他们的商业帝国。他们对于如何开发眼前那片广阔的群岛很有兴趣，因为那里的爪哇岛上有肥沃的火山灰土壤，而香料群岛的资源也相当丰富。因此，他们对巽他海峡（Sunda Strait）更有兴趣，因为船只可以先沿着苏门答腊岛的西海岸一直向南，再穿过巽他海峡向北，进入爪哇海。荷兰在那片海域的势力范围要大过葡萄牙，而他们的势力一直存在了几个世纪，以至于后来这片群岛被人称作荷属东印度，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

英国对这片海域的介入，始于他们对于通航印度和中国的兴趣（两国都拥有巨大的贸易市场），同时也是为了保护马六甲这样的战略位置不落入他们的劲敌——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人手中。自从英国开始介入，荷兰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便被慢慢削弱。1790年，英国人首次染指槟榔屿（the island of Penang）[2]。皇家海军的弗朗西斯·莱特（Francis Light）说服当时的吉打（Kedah）苏丹，将槟榔屿以一年6000英镑的价格让给了东印度公司。但槟榔屿太靠北了，无法控制马六甲海峡。当时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1783年出生在加勒比海的一条船上。他决心寻找一个更符合英国利益的落脚点。这个年轻人就是斯坦福·莱佛士，关于他的故事我们之后再细说。

欧洲人的巡航和野心在不断拉近世界各国的距离，马六甲海峡因其地理位置的巨大潜力，不断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它就像一个十字路口，季风在这里相遇，印度洋和太平洋在这里相接，中国和南亚的巨大贸易市场由这里实现通商。它是农业帝国的边境地带，也是通向香料群岛奇异宝藏的西部狭窄的门户。它对于在全世界游走的欧洲人而言，有着致命的魅力。这片海域不但深深吸引着外来国家的势力，也吸引着敢于冒险的个人前来，这些人想要利用这里的贸易网络，逃避故乡希望渺茫的生活。塑造了今天这个现代、成功又多民族的新加坡的DNA，便要追溯到这个位于马来世界（Malayoshere）腹地的小岛与生俱来的地理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能侵扰这里的生活的，只有渔民、农民、螃蟹和奇怪但怀抱着希望的商人。

* * *

马来人的悠久传统只在现代新加坡留下淡淡的印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华人在这个多元文化人口中的比例大大超过了马来人（ethnic Malays）。再向前追溯一些，这个国家是在英国人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尽管现代新加坡对于他们的前殖民统治者抱有谨慎的矛盾情绪），因此从马来世界剥离出来后，只留下极少有关早期身份的痕迹。家族的联系还没有中断。“我父母和一个兄弟还住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著名政治家拉惹勒南（S. Rajaratnam）曾在1965年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我无法迫使自己把他们当作外国人。”[3]但今天看来，即使在1960年代新加坡正式并入北方邻居成为它管制下的一个州时，分离的命运便早已注定了。就好像一场高中毕业的集体狂欢，此后大家便走上了不同的职业道路。

在新加坡人眼中，马来西亚问题仍然与民族和文化相关的禁忌话题联系在一起。马来西亚人口的组成就像新加坡人口的镜像。在马来西亚，华人和印度人的社群只占到人口比例很小的一部分，占主导的还是马来人；而新加坡的人口组成和马来西亚一样，只是华人比重占到全国人口的3/4。此外，新加坡虔诚地信奉多民族主义，对待它的多民族人口就像对待狭小空间内的炸药一样小心翼翼；而马来西亚将自己视为马来人的马来西亚，随时准备采取手段维护马来人的支配地位。早在1933年，当地的马来社群（Malay Community）就曾向英国殖民者施压，要求禁止华人和印度人继续移民。当1957年资源丰富的马来半岛脱离英国独立时，当时组成马来亚联合邦（The Federation of Malaya）的是9个马来王国。当1963年马来亚联合邦将范围扩大到新加坡时，也谨慎地纳入了曾是英国殖民地的沙巴和沙捞越：如此一来尽管新加坡的加入带来了庞大的华人人口，但他们依然保持了马来人在数量上的优势。

新加坡在决心无视种族的问题上显得非常明智，它很清楚集中的人口分布，加上语言和民族的差异，极有可能导致危险的分裂。种族暴动被认为是非常真实的安全威胁：1964年新加坡就曾爆发过种族暴动，一部分原因在于当时开始筹建现代化的社会住宅，导致了“甘榜”的拆除和居民的重新安置。正是新加坡根本的民族精神与联合邦其他成员州存在重大差异，才导致后来彼此走上冲突之路。

冲突最终发生了。1965年8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一脸悲痛地出现在电视前，宣布这座小岛从现在起走上了自己的道路。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最罕见的地缘政治实体：一个不情愿独立的国家。“对我而言，这是一个痛苦的时刻，因为我的一生……都曾信仰这两块领土的合并和统一。”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是说，随后他要求暂停一会儿，好恢复平静。[4]

不难看出为什么连李光耀总理都为独立感到惴惴不安。因为新加坡根本不像一个有生存能力的国家。它既没有腹地，也没有现成的市场出售它想出售的商品，没有获得劳动力、食物和淡水的地方。马来西亚则正相反，得益于战后橡胶和锡生意的繁荣，以及朝鲜战争带来的地缘经济春风，经济发展良好。1948年，它贡献了大英帝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5]

在任何时候粗略地浏览一眼地图，你都会觉得新加坡是马来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人为地染上了华人的颜色。同时它也高度脆弱，就栖息在欧亚大陆的东南段，好像球窝关节里的那个球。在某一点上（大士以北处），新加坡离马来西亚只有500米左右。

往南，这个新生的国家与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Riau Islands）只有一条窄窄的航道相隔。两国分坐在1824年英荷划定势力范围的分界线的两边。荷属东印度群岛后来成为印度尼西亚，它也不是一个明显的友邦。它之前被卷入低强度的局部战争中，后人称之为印马冲突。冷战时期，在越南战争爆发的背景下，印尼政府的左翼倾向引起了政治倾向偏中右翼的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切实的顾虑。

李光耀总理有很多理由为这个被迫独立的国家感到担忧。然而，被如此粗暴地赋予了独立，迫使新加坡复兴了一个古老的政治单位——城邦。历史上有很多盛极一时的城邦，从玛雅时代的伟大城邦，到威尼斯、热那亚和雅典、斯巴达。新加坡让城邦模式在现代复苏。

新加坡因其小，更容易集中力量解决主要问题，也因其小，人民行动党得以真正控制调控国家的杠杆。人民行动党已经通过让人们移居大型的HDB城市组屋来解决人民的住宿问题，也不用担心工人和农民直接的政治利益分歧。[6]当人民行动党收紧民主政策时，民众在脆弱感的驱使下也会表现出更大程度的容忍。民众必须相信政府，而政府也实现了绝大多数的承诺。国土面积以及随之暴露的弱点，也使政府在做出某些决策时更加容易：当你只有一个小小岛，并且领国都虎视眈眈，你除了放手实现全球化还有别的选择吗？你也许会说，新加坡即使有一个不乐观的起点，但仍然实现了奇迹。然而事实却是，正是这个不乐观的起点，才造就了新加坡的奇迹。

与此同时，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这个北方昔日的伙伴之间，在情感方面的关系依然具有挑战性。其中一部分也是源于脆弱感：尽管新加坡有着与它体量不匹配的军事实力，但马来西亚仍然比它大得多。很多新加坡的出租车司机热衷于提醒我，马来西亚人口的绝大部分都是马来人啊。“他们能信得过吗？”出租车司机会看着后视镜，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地问道。[7]“他们可是穆斯林啊。”也许他还会加一句。“万一有什么危机……”有些人可能会说得更直白一些，而这些人不仅限于出租车司机。

这种出租车上的大叔言论近年来涉及了额外的安全层面。2017年《海峡时报》援引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安全消息来源称，马来西亚对于许多伊斯兰国家实行的免签政策，导致马来西亚成为被驱逐的伊斯兰国（ISIS）战斗人员的储备所。显然有30多名伊斯兰国成员在伊斯坦布尔的阿塔图尔克机场被拘留，经过一番外交角力，最后他们被送往了马来西亚。消息人士告诉《海峡时报》：“他们没有被遣返回上一个登陆口岸，而是被给予了遣送到马来西亚的‘选择’……我们已成为一个垃圾场。”[8]像这样的事情，不管是对是错，都恰恰印证了新加坡大众对于马来西亚已偏离正轨的刻板印象。毕竟，别忘了，它离新加坡只有500米远啊。

面对现代马来西亚不甚明确的发展轨迹，新加坡人一边幸灾乐祸，一边焦虑不安。马来西亚近年来的经济倒退令人担忧，公然打破了区域内人人谈及的“亚洲崛起”的进程。马来西亚作为曾经的“亚洲四小虎”之一，曾扬言要重现日本在温暖海域里的成功。但近来，马来西亚出现了真正导致不安定的因素。政府总理纳吉布·拉扎克（Mohammad Najib Abdul Razak）似乎践行了最不新加坡式的政治手段，将政治与赞助、腐败、无能，以及最令人警觉的元素——宗教，捆绑在一起。[9]

这种政治手段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丑闻。在这一丑闻中，总理本人被直接指控将数亿美元从一家战略发展公司转移到自己的个人账户（他本人否认所有不当行为）。丑闻甚至牵涉新加坡的金融系统，而该系统一向被新加坡国民视为廉洁的灯塔。新加坡人早先就猜疑，金钱和腐败在马来西亚政治中扮演了润滑剂的角色，而这一桩令人遗憾的买卖只是证实了这一猜疑。这件事证明，两国之间有巨大的文化鸿沟，而不仅是一道窄小的海峡。

与此同时，纳吉布·拉扎克越来越依赖伊斯兰教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打击任何不满的反对声音。这当然与一直以来亲马来人的积极歧视政策有关，自1950年代英国势力离开，马来西亚政府一直在推行这一政策。这种趋势在马来西亚经济陷于停滞（并在一马发展有限公司丑闻被揭发）之后更加明显，而纳吉布越来越倚重于农村的保守选民对其政权的支持。这一举措也让许多新加坡人坐立不安，要知道他们自己国境内的宗教问题也像民族问题一样，具有爆炸的可能。

要探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令人尴尬的维度，就是新加坡境内的马来社群。较华人社区而言，马来社群拥有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这也是新加坡政府一直关注的问题。马来人在考试中的表现更差，接受高等和继续教育的人数更少，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中比例更高。[10]学者约翰·柯蒂斯·佩里（John Curtis Perry）指出，这一现状有其历史原因：从新加坡和马来亚殖民地发展的早期开始，马来人就更倾向于从事体力劳动，比如农耕和捕鱼，而不是与商业或工业相关的工作。[11]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学业水平的差异，但一种广泛存在的说法是：新加坡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由华人主导，而不是马来人。

在新加坡庆祝50周年独立的那段时间——或者不应该说独立，而是当年马来西亚把新加坡一脚踹开，决定以后都不想要这个小小岛了——我问过一个特别精明和有智慧的朋友：如果新加坡的奇迹要终结了，他的祖国该怎么办？他深吸一口气，看上去巴不得我没问过这个问题。在我的反复催促下，他终于吐出一个答案：“重新加入马来西亚。”他低声嘟囔道。他的语气说明了一切：对于新加坡而言，重回马来西亚不是统一，而是承认自己失败了。[12]

[1] 岛屿的另一个早期名称是淡马锡（Tamasek），现在采用了这一名称的淡马锡控股就是新加坡的国有财富基金。

[2] 槟榔屿是槟城的汉语旧称，但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明何时槟榔屿的名称被改为槟城，本书以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为界，独立以后称为槟城，之前都称作槟榔屿。——译者注

[3] Philippe Regnier，Singapore：City-State in South-East Asia，London：Hurst，1987.

[4] “Transcript of a press conference given by the Prime Minister of Singapore，Mr. Lee Kuan Yew，at Broadcasting House，Singapore，at 1200 hours on Monday 9th August，1965，”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9 August 1965，http：//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data/pdfdoc/lky19650809b.pdf

[5] John Curtis Perry，Singapore：Unlikely Pow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

[6] 建屋发展局（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又称HDB，为新加坡的绝大多数居民提供了住所。——作者注

[7] 这种出租车的驾驶技术貌似是因为一个不明智的理论，认为这样可以省油。这也意味着，我儿子在两岁到三岁之间，十有八九会在出租车上呕吐。

[8] “Malaysia a ‘dumping ground’ for deported ISIS fighters，” The Straits Times，17 May 2017，http：//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malaysia-a-dumping-ground-for-deported-isis-fighters

[9] 2018年5月，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Najib Razak）在大选中败选。这让很多新加坡人在感到惊讶的同时也感到宽慰，意识到选举确实存在败选的可能。

[10] Zhang Jiayi，“Debunking the myth of the lazy Malays，” Yayasan Mendaki（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Malay/Muslim Community） （2014），http：//www.mendaki.org.sg/qws/slot/u50178/2.%20Publication%20&%20Resources/2.5%20Others/2.5.4%20YM%20Occasional%20Papers/MENDAKI%20Occasional%20Paper%20Series_Zhang%20Jiayi.pdf

[11] Perry，Singapore：Unlikely Power，2017.

[12] 纳吉布的败选导致一些报纸公开猜测，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重新统一虽然不太可能，但确实是可行的。

3 AYE收费公路：莱佛士的烙印

大士不只是有集装箱卡车、再生土地和新兴工业园区。在我徒步的路线上，位于大士关卡正南方的便是莱佛士滨海俱乐部，这里可以提供“帆船港口的全套服务，配以乡村俱乐部的装潢”，并有条件停泊“巨型游艇”。你可以在星空下享用晚餐，在俱乐部的“小剧院”里看场电影，也可以去“探索酒吧”（the Discovery Pub）边喝啤酒边计划一下去兰卡威（Langkawi）的短途观光。

如果像我那天早晨一样，沿着亚逸拉惹高速公路（Ayer Rajah Expressway，AYE）向西南走，会发现右手边全是工业区，左手边则是莱佛士乡村俱乐部。这片“占地146公顷的甜美土地”上建有两个锦标赛级别的高尔夫球场、一个有空调设施的羽毛球馆，以及一个赌场，里面有16台令人目眩神迷的水果老虎机。除去这些水果老虎机，莱佛士乡村俱乐部还是相当时髦的。但它也注定要完蛋：2017年初，政府宣布将征用俱乐部所在地，为可能兴建的新隆高铁（新加坡与吉隆坡之间的高速铁路）让路。[1]这是进步的代价，也是生活在一个土地完全由当局控制的国家的代价。

滨海和乡村俱乐部是引出斯坦福·莱佛士爵士这一话题的最佳引言。几个世纪前，他宿命般地踏上这里的海岸，几个世纪后，新加坡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全岛顶级的酒店（尽管还有滨海湾金沙这样耀眼的新贵）[3]、最负盛名的学校和世界顶尖的新加坡航空商务舱（至少到2005年为止）。莱佛士的名字成为代表渊源和品质的最佳符号：对于一个生前并没有在这座岛上度过太多时间并为它增光添彩的人而言，这是一份相当不错的遗产。更何况他的名字不可避免地与英国殖民地的过去联系在一起，而许多现代新加坡人都想尽量淡化这段历史——如果不是贬损它的话。

莱佛士的故事开场时，英国作为海上贸易大国，正在东南亚扩张自己的势力。它的利益主要集中在支持中印贸易、与法国和荷兰等大国进行战略竞争，以及应对该地区长期加剧的海盗行为。正是莱佛士，将所有这些利益具体转化成新加坡这座泥泞的小岛。

以现代标准看来，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本人生活得非常苦。他于1783年出生在加勒比海的一艘船上。他的父亲本杰明是一艘商船的船长。钱一直困扰着他的家庭：莱佛士不得不中途辍学，打工养家，而他的父亲最后死在债主的监牢里。莱佛士后来成为东印度公司总部印度之家的一名职员，当时他饥渴的求知欲引起了多个同事的注意。1805年他前往槟榔屿的乔治市，但常常因为社会地位和经济上的巨大差异，无法融入当地的生活。尽管如此，他努力学习马来语，从而得以更深入地理解他周围的这个世界。

1818年莱佛士被任命为明古连的州长，明古连位于苏门答腊岛漫长的东南沿海的中部。尽管如此，他认为比起遥远的槟榔屿，要强化英国在该区域的利益，需要寻找更适合的贸易站点。荷兰人已经在马六甲海峡苏门答腊一侧的廖内群岛立足，莱佛士在印度总督黑斯廷斯侯爵（Marquis of Hastings）的支持下，开始寻找他理想的贸易站点。一个选择是马六甲海峡正中间的卡里蒙岛（Karimun），这个岛位于新加坡的西南方。我曾经坐在胜安航空公司（Silk Air）的空中客车里，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一边绕着这座岛盘旋，一边等待在樟宜机场降落，当时凶猛的暴风雨铺天盖地，彻底遮蔽了新加坡的海岸线。岛上渡轮码头的附近堆积着杂乱无章的城镇，对于新加坡人和马来西亚人而言，这里是寻求廉价购物和性爱的旅游小景点。

但莱佛士发现新加坡后便将卡里蒙岛抛诸脑后，因为新加坡的隐蔽性更好，面积更宽广，拥有深深的锚泊地和宜人的河口。1819年1月29日，他登上了当时还人迹罕至的小岛。如今那个地方有一座他的聚合大理石雕像，上面刻着的一段铭文称，是他的“天才和洞见改变了新加坡的命运，让这座默默无闻的渔村变成一座伟大的海港和现代大都市”。用莱佛士在加尔各答向黑斯廷斯侯爵做出承诺时的话说：“新加坡之于东方，很可能会像马耳他之于西方。”

新加坡在摆脱了殖民主义之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然保留了莱佛士的雕像这一点说明现代新加坡与莱佛士建立的殖民地之间存在一脉相承的地方：都依赖自由贸易和全球资本，都致力于守护小岛上的多样性，鼓励商业，同时为海上航道清除海盗等障碍。李光耀麾下有一名颇有影响力的荷兰经济顾问——阿尔伯特·温斯敏（Albert Winsemius）博士。温斯敏博士就特别热衷于将现代新加坡与英国殖民地的过去联系在一起，借此传达出一个信息：在东南亚各地都在掀起战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只有新加坡是西方资本的避风港。向莱佛士倾斜，等于重新诠释了新加坡的殖民地时期，使其与现代新加坡的价值观保持一致。

莱佛士登岛的时候，新加坡也许人迹罕至，但并不是一无所有。它在马来世界中拥有悠久的历史。这里不但有散落的种植园和渔村，在新加坡河口还有一个小型的马来人定居点，而整座岛在名义上处于柔佛苏丹的控制下。在莱佛士看来，有一点很不幸，即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Tengku Abdul Rahman）与荷兰人之间关系密切。但有一点很幸运，他的哥哥东古·侯赛因（Tengku Hussein）一直为自己失去苏丹继承权愤愤不平，因为他父亲1812年去世的时候，他刚好在外地举行婚礼。于是英国人迅速将东古·侯赛因接到新加坡，并承认他为苏丹，以换取允许莱佛士在该岛建立贸易站的条约。

尽管荷兰人对这一系列的事态发展感到不满，但他们的势力正在慢慢消退。1824年签署的《英荷条约》（Anglo-Dutch Treaty）划分了两国在该海域的势力范围。[4]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深水港的新加坡，从此牢牢地掌控在英国人手中（至少是在东印度公司手中）。而远在伦敦的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向国会宣布，新加坡使“整个印度归于大英帝国”，它将接受来自加尔各答的统治，因为它其实应当算作“印度的延伸”。[5]

在约瑟夫·康拉德1902年写就的《走投无路》（The End of the Tether）中，惠利船长忆起第一次来到早期的新加坡：“这里有一个渔村，几间盖在木桩上的草房，一边是一条浑浊的随着潮水涨落的溪流，另一边则是一条泥泞的小路，这条路弯弯曲曲地通往一片杂乱的荒地，那里既没有码头，也没有自来水。”[6]随着新加坡的腾飞，这一切都改变了。

新加坡作为贸易站，几乎立刻实现的成就便是人口的增长。当莱佛士短暂登岛的时候，岛上的马来定居点大概只有150人生活在那里。到1824年，岛上的居民已经达到1.5万人左右，到1850年人口已超过5万人。早在1830年，新加坡就能在“戎克季”（junk season）吸引到7000名中国苦力，几乎使岛上的华人人口翻了一番。[7]截至1830年代，经过海峡的一半贸易都要通过新加坡。英国的投资也加固了新加坡在中国和马来贸易网中的地位。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在中国的影响力逐渐增强，1841年签署的《南京条约》[9]极大地促进了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但也开启了新加坡与中国香港之间旷日持久的竞争。

无情蔓延的现代性让新加坡的地理优势变得更加明显。新加坡先后于1859年和1870年，分别与巴达维亚（今天的雅加达）、加尔各答通了电报。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新加坡与伦敦之间的航运时间减半，同时确认了煤将成为未来的主要动力来源。当英国开始挖掘马来半岛的潜力，开采那里的矿产资源并大规模种植橡胶树时，新加坡也处在理想的位置上。“上帝先是在这里埋下金和锡，”鲁德亚德·吉卜林写道，“然后带来了英国人，他们创立公司抢占租借地，不断向前（得寸进尺）。”[10]19世纪五六十年代，罐头食品的发展让马来亚的锡矿不断增值，而机动车的发明最终对橡胶产业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岛上如锡冶炼等新型工业主要吸引了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新加坡同时也是东南亚穆斯林前往麦加朝圣的路途中一个合适的集结地。

一言以蔽之，莱佛士在新加坡问题上的远见相当准确。这个岛上除了汗水、烂泥、感染致命热带疾病的无穷风险，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但是以东印度公司旗帜上的条纹起誓，这座岛屿的地理位置独一无二。莱佛士的天赋是战略性的，他看到的是比街道平面图更广阔的大版图。他意识到了这座岛的潜力，然后着手为开发该岛奠定基础。这其中包括，将新加坡建设成一个19世纪的全球贸易枢纽和自由港，建立足以超越区域竞争对手的设施和行政架构，并使国际贸易模式更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莱佛士对自由贸易的承诺符合英国一贯的哲学方针。新加坡直到1853年才开始对商业交易征税，此后也只征收很少的税。这使得新加坡在竞争对手（如巴达维亚）面前拥有了巨大的优势，而后者由于官僚政治、腐败和歧视逐渐陷入困境。可以说，新加坡对自由贸易和无干扰式管理的承诺，直到今天都使它与该区域的其他国家截然不同。

起初，新加坡极大地受益于当地的马来贸易网络。较大的欧洲船只会停靠在新加坡，享受优质的港口设施，而船上的货物如武器、布料和鸦片，则用小船装载发往该区域的各个地方。各艘小船在返回枢纽港时则会载上热带的木材、香料和丝绸。

奇怪的是，虽然莱佛士迄今为止一直在新加坡的故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他本人几乎没有在这块殖民地上居住过。而实际上真正管理这片小岛的是威廉·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他定期便会与莱佛士争论，到底应该如何建立和管理新加坡。法夸尔认为应当利用经济中不甚“健康”的部门获取收入，因而向赌博征税。而莱佛士认为应当禁止赌博。[11]法夸尔还拍卖了禅杜（Chandu，一种可吸食的鸦片）的专卖特许权执照，这些执照的收益在1820年代占到政府收入的近1/3。在这点上，将新加坡称为毒品国家并不为过。多年来，这种形式的“包税制”贡献了政府收入的40%～60%，并让一部分中国商人变得非常富有。总的来说，东印度公司很乐意放任新加坡的各个社群自由组织，这样一来他们可以将精力投入到建造港口、发展英国和自己公司的贸易，并让这座岛在资金上自给自足。

莱佛士本人则于1824年返回英国，而从他登上东印度公司那艘名为“命运号”（Fame）的货船起，便开启了这趟命运多舛的回程。货船先是起火，随后在明古连附近沉没，随船携带的122箱货物全部葬身海底，里面尽是莱佛士喜爱的手抄字画以及动物标本。[12]莱佛士在热带地区停留的这段时间，损失惨重：先后由于各种疾病，他失去了五个孩子中的四个，以及他的第一任妻子。他随后又因为一系列债务问题，不得不面临东印度公司的指控。此外，他本人长期经受着剧烈头痛的折磨。1826年7月5日，年仅44岁的莱佛士被人发现死于一段楼梯的底部。如今看来，他很可能患有脑瘤或是得了脑中风。值得注意的是，莱佛士死后，当地教区的牧师不允许将他埋葬在教堂墓地。原因是，西奥多·威廉姆斯（Theodore Williams）牧师的家族从牙买加的奴隶贸易中大量获益，因而强烈反对莱佛士关于反奴隶制的观点。

随着新加坡的发展，港口的焦点从新加坡河的码头转移到后来被称作吉宝港（Keppel Harbour）的港口。从那时起出现了海上蒸汽动力，岸上全是煤仓，中国工人（按照宗族结成帮派）将煤放进篮子里，用肩挑着搬运。使用蒸汽动力的船只也不再依赖季节性的季风便能航行。而港口的货物通过牛车运到市中心，因为市中心仍然在新加坡河的河岸附近。

吉宝港的名字来自皇家海军的亨利·吉宝（Henry Keppel）上尉，吉宝港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港口，正是由于他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来到新加坡之前，他参与了第一次卡洛斯战争（the First Carlist War），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并在佛山水道之战（the Battle of Fatshan Creek）中击沉了100艘中国战船。他最显著的成就之一，就是将港口建设得适合于蒸汽船停靠。他在1848年5月30日的日记里写道，他“惊讶地发现岸边的深水……如今蒸汽很可能投入使用，一座用于存放煤炭的现成港口的价值将无可限量”。[13]他对新加坡的贡献是如此重要，当他1900年以91岁的高龄回到新加坡时，迎接他的是欢呼和香槟。阿尔杰农·韦斯特爵士（Sir Algernon West）记录了吉宝的这次回归：当时担任署理总督的亚历山大·瑞天咸（Alexander Swettenham）和殖民地最主要的商人们在一座浮标上开启香槟，“由衷地为这名海军上将欢呼”。[14]

来新加坡从商的不仅有中国人、马来人、英国人和南亚人，其中一支最小的族群是亚美尼亚人，他们的到来对新加坡的生活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受到波斯的迫害，他们于1820年开始向东迁徙，被这座新兴城镇的商贸机会所吸引。他们带来了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奇妙的名字，比如薛克兹·A.薛克兹（Sarkies A. Sarkies）和阿利斯塔基斯·薛克兹（Aristarkies Sarkies），他们俩最先到达新加坡，随后紧跟着卡拉皮特·潘努斯（Carapiet Phannous）、麦基特里克·摩西（Mackertich Moses）和亲如兄弟的两家人：塞特一家（Seths）和撒迦利亚一家（Zechariahs）。名字经常会被英国化，所以斯捷潘尼安（Stepanian）变成了斯蒂芬（Stephen），马尔迪里安（Mardirian）变成了马丁（Martin）。

新加坡最著名的两个机构就是亚美尼亚人创建的。在槟榔屿经营酒店的马丁和提格雷·薛克兹（Martin and Tigran Sarkies）于1887年创立了标志性的莱佛士酒店（Raffles Hotel）。而在那之前的四十几年里，吉席·摩西（Catchick Moses）创办了《海峡时报》。吉席·摩西出生在巴士拉，于16岁生日到来之际抵达新加坡。他最初在布斯特德公司（Boustead & Company）当职员，随后开始自己创业。1840年代初，吉席·摩西一位名叫马尔季罗斯·阿普卡尔（Martyrose Apcar）的朋友从英国运来一台印刷机，想创办一份报纸，但最终由于财务问题不了了之。吉席·摩西接手后，于1845年7月15日发行了第一版《海峡时报》。

这份新报纸的头版郑重声明：“《商业日志》（Journal of Commerce）将不遗余力地正确记录当前物价，并保持其市场报告的准确性。”报纸上刊登了关于西班牙双轨横帆船“达尔多号”（Dardo）前往马尼拉，以及“安娜·玛利亚号”（Anna Maria）驶向伦敦的公告。刊发了各种商品的广告，有山羊、台球桌、象牙制的纸牌盒、羽毛扇子、桌游、白兰地和货真价实的马卡发油（Macassar oil）。对于某些人，他们有比山羊和白兰地更迫切的需求，于是就有一整个专栏专门推荐“霍洛韦药丸”（Holloway’s Pills）。这种药丸声称可以治疗的一些症状，在我看来很像是赤道高温引起的不适，比如“国王的邪恶”（King’s Evil，即淋巴结炎）或者“没来由的虚弱”。专栏中还包括了几个证人的证词，其中一个叫威廉·布鲁克（William Brooke），他就是吃了药丸后治愈了自己左臂上15处流脓的溃疡，以及两条腿上的多处溃疡和伤口。[15]

不幸的是，吉席·摩西的这场投资失败了。卖掉报纸后，他专心经营更有利可图的风险投资，比如房地产。他死后，《海峡时报》刊登了他的讣告，说他“总是在公众场合穿长外衣，戴高顶礼帽”，但没有提到正是他创立了这份报纸。[16]一直到1970年代，亚美尼亚人的社群都很小但很重要，最后一名波斯亚美尼亚人海伦·梅塞特（Helen Metes）于2007年去世。[17]

莱佛士乡村俱乐部的绿色植被，将是我接下来很长一段旅程中看到的最后一点绿色。我开始逐渐接近新加坡工业的中心，一切都被一层褐色的污垢覆盖住。政府不会给步行的白痴发放津贴。当我走到大士路的交叉口，不得不绕道一公里多，方能从车流中找到一条路。空气中充斥着化学物质，我做好心理准备，迎接我穿越新加坡时最丑陋的一段路程。

[1] “Raffles Country Club to make way for KL-Singapore High-Speed Rail，” Channel NewsAsia，4 January 2017，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raffles-country-club-to-make-way-for-kl-singapore-high-speed-rai-7537076.[2]

[2] 该项目已于2018年5月28日由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取消。——译者注

[3] 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写到莱佛士酒店时曾这样说，“这里的食物有多好，房间就有多糟糕”。而且显然也不是所有的食物都好吃：“甲鱼排至今还存在于我遗憾的记忆中。”

[4] 条约事实上划定了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及新加坡之间的边界。英国一些人害怕削弱已摇摇欲坠的荷兰帝国，甚至主张放弃新加坡，因为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平衡法国的势力。

[5] John Curtis Perry，Singapore：Unlikely Pow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

[6] Joseph Conrad，The End of the Tether，first published in Youth：A Narrative and Two Other Stories，Edinburgh/London：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1902，http：//www.gutenberg.org/files/527/527-h/527-h.htm

[7] “戎克季”大约从每年的11月到次年3月，中国的帆船和其他船只在东北季风的推动下从中国来到新加坡。反之有“布吉季”，船只在西南季风的推动下前往印度支那和中国。[8]

[8] 英语称中国帆船为“junk”，被音译成“戎克船”。——译者注

[9] 《南京条约》签署时间为1842年，原文误为1841年。——译者注

[10] Rudyard Kipling，From Sea to Sea and Other Sketches：Letters of Travel，London：Macmillan and Co.，1900，https：//archive.org/details/fromseatosealet02kiplgoog

[11] 更多关于赌博的内容，详见第21章。

[12] 莱佛士对自然界的兴趣如此浓厚，甚至将一只老虎幼崽当作宠物养，还给大猩猩穿人类的衣服。他是伦敦动物学会和伦敦动物园的联合创始人。世界上最大的花——大王花（Rafflesia），那种散发着腐肉味道的花，就是以莱佛士的名字命名的。

[13] “Henry Keppel Surveys New Harbour，29th May 1848，” History SG，March 2015，http：//eresources.nlb.gov.sg/history/events/6f5184c7-d976-4f15-8da3-a77dab180981

[14] Algernon West，Memoir of Sir Henry Keppel，G.C.B.，Admiral of the Fleet，London：Smith，Elder & Co.，1905，p. 161，https：//archive.org/stream/memoirsirhenryk00westgoog#page/n182/mode/2up

[15] The Straits Times，15 July 1845，p. 1，http：//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traitstimes18450715-1.2.2.4

[16] The Straits Times，20 July 1920，p. 10，http：//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traitstimes19200720-1.2.70

[17] “The Armenians of Singapore：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rmenian Weekly，6 January 2015，https：//armenianweekly.com/2015/01/06/armenians-of-singapore/

4 裕廊岛：深入工业奇迹的内部

天知道，如果我逆行穿越污秽的裕廊工业区会发生什么。人行道上破破烂烂，尽是破碎的混凝土路面和泥泞的洼地。沼泽的边缘散落着废弃的塑料、玻璃的残渣和难以名状的生锈金属。原本徐徐向前的道路在交叉路口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笨重的货车在黎明的光亮里隆隆驶过，某个运气欠佳的独行者很可能被卷进它们六个车轴中的一个而一命呜呼。

如果大士不宜步行的话，那裕廊便是步行禁区，这片禁区专为重工业及连带的重型机械和烟囱设立。从先驱路（Pioneer Road）可以看到巨大的船只，就像泰恩河（Tyne）上的沃尔森德（Wallsend）或是热那亚的桑皮尔达雷纳（Sampierdarena），只是位于赤道附近。眼前隐约出现一片庞大的建筑外壳，大到可以一口吞下泰姬陵，还有胃口再吃个布丁。院子里则堆满了滑轮、缆绳、铁轨和轮胎。一个中国工人穿着一件尼龙的旧荷兰足球队上衣，背上挂着一个羽毛球拍，用手指拎着一袋用塑料袋包装的咖啡甜牛奶，从一个大门里走出来，沿着建筑的边缘徘徊了一阵又原路返回了。交叉路口有一座豌豆绿色的工人宿舍，一层的栏杆上挂着显眼的夹克和纱笼（sarongs）[1]。宿舍的玻璃上贴满了报纸，好让下了夜班的工人们尽量不被曚昽的阳光打扰。

如果将现代新加坡比作一台性能优异的高级轿车，配备了魔法般的电脑系统以及皮革衬垫、空调和电子设备，那裕廊就是一台不起眼的内燃机。正是这台毫无怨言的引擎将轿车带到现在的位置上。未来或许将会是无声、舒适和清洁的，但如果没有那些上了油的金属部件、爆炸和废气，就不会有现在的到来。

事实上，裕廊的故事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后，新加坡仍隶属于大英帝国的那段历史。那时的裕廊和现在非常不同——并且形状也很不一样，这都要归功于新加坡人民将热带海滨变成大片可使用陆地的强烈热情。

事实上造陆运动在新加坡独立之前已经开始了，人们排干沼泽和红树林以改善天然的海岸线，后来又新增了一个理由，便是建立港口的需求。1822年，一小拨苦力花了四个月时间将经常有洪水泛滥的新加坡河南岸湿地改造成驳船码头。阿卜杜拉·宾·阿卜杜·卡迪尔（Abdullah bin Abdul Kadir）是此项工程中英国方面的非正式秘书，他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每天下午，都准备了一袋袋的钱币支付给工人。”他们每人能收到1个卢比。[2]在这之后很久，为了应对蓬勃发展的贸易，囚犯们又于1859年至1864年建造了哥烈码头（Collyer Quay）。

裕廊岛的故事就像更广义上的新加坡的故事一样，讲述的不仅仅是一座岛屿上的经济变化，或是这座岛上某个角落的变化，也是岛屿本身地形的变化。新加坡独立后的第一个重大变身工程，就是东海岸的“大垦荒运动”（Great Reclamation），这一工程为新加坡增加了15平方公里以上的面积。[3]独立后的新加坡孜孜不倦地填海造陆，似乎在用一国之力来迷惑制图者：于是出现了榜鹅（Punggol），出现了圣淘沙的海滩、大士的高尔夫球场以及裕廊的设施，而我正行走其间。裕廊岛的石化仙境通过填海造陆将七个小岛合并而成，而这一千禧年计划耗资共60亿新元。

新加坡如今的总面积几乎比独立时大了四分之一：1965年新加坡共占地581.5平方公里，截至2015年已经扩展到719.7平方公里，而这一面积还在逐年增长。[4]增加这个弹丸之国的实际存量土地，不仅制造出更多宝贵的空间，也使各种有特殊用途的设施得以搭建，比如集装箱码头、娱乐性海滩和蒸蒸日上的工业景观。填海造陆获得的旱地中有大约三分之一归建屋发展局管理，而建屋发展局有义务为85%的新加坡人建造房屋。在2013年公布的土地利用规划中，国家发展部预计，要容纳可能达到100万的人口数量，新加坡还需要增加56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5]此外气候变化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全岛约三分之一的面积海拔不足5米。

当我乘坐SC3139H经过裕廊岛的人工东南海岸去南部群岛垂钓时，目睹了裕廊岛令人望而生畏的天际线。尽管这座岛四处散发着恶意的气息，但现代裕廊真正的奇迹其实深藏在大地的深处。裕廊岩洞的工人们需要搭乘直梯降到100米的地下，然后才能进入满是自行车和电脑的房间里工作。而他们下面有两个圆柱形的地下仓库，贮存了1.26亿加仑的原油。还有9个这样的仓库已在规划中。这座资源匮乏的小岛通过这种方式，用令人惊叹的决心和想象力将自己打造成一个碳氢化合物中心。

然而填海造陆有极具争议的一面：填海的物料必须从别的地方获得。于是很多工程项目挖掘出的废料被填进了海里，比如新加坡地铁，又称大众捷运系统（MRT），就在扩建中产生了大量废料。而这一系统在新加坡的地下形成一个蜿蜒、巨大，似乎永无止境的隧道网络。有一些废料是名副其实的垃圾，比如实马高岛就是一个垃圾埋置岛。但大多数用来填海的物料实际上是沙子，因此沙子正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具战略性和争议性的资源之一。

沙子作为一种天然集料是继水资源之后被开发的第二大自然资源。在这个二进制代码和网红视频组成的世界里，简单如沙子这样的东西支撑着真正的实体经济进步。混凝土有一半以上是由沙子构成的，而沙子在沥青中占到的比重高达94%。中国在截至2017年的四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而衡量这一进步的显著标准之一便是沙子的使用量：中国在四年中使用的沙子超过了美国在一个世纪中使用的沙子总量。[6]

尽管新加坡有打造21世纪知识经济的雄心，但她却成为沙子的主要进口国，而这些沙子则主要用来填海造陆。新加坡拥有世界最高的对沙子的人均需求量：约每人每年5.4吨。这一需求对环境和地缘政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有人指出，新加坡的沙子进口直接导致了24座印尼岛屿的消失，并致使东南亚海上边界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由于存在领土侵犯和纠纷，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当局已禁止向新加坡出口造陆所需的物料。）持续的高需求，以及对供应影响敏感度的提升，导致了沙子价格暴涨。沙子的单价1995年到2001年是每吨3美元左右，几年后蹿升至每吨190美元。[7]

新加坡对沙子的庞大胃口令许多周边国家决定禁止向她出口沙子。但神奇的是，这些国家的沙子有时会不明所以地来到这座岛上。有调查显示，尽管越南于2009年颁布了禁令，但一些越南的出口商仍然公开表明，自己的货物是运往新加坡的。[8]调查表明，在2017年的头两个月，有40艘这样的货船，共向新加坡运送了总计905000立方米的沙子。[9]国家发展局对此回应说，填海造陆是为了满足“我国日渐增长的需求”，但同时也指出，新加坡在填海造陆的必要物料上很难自给自足。回应还说，国家会开发“新型和创新的方式来减少对沙子的依赖”，包括回收利用挖掘产生的物料以及围垦等方式。[10]

新加坡很明智地认为，未来沙子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像花岗岩和混凝土等其他重要建材一样，政府严格跟踪不同等级沙子的储备情况。新加坡甚至在勿洛（Bedok）建立了“战略型沙地保护区”（Strategic Sand Reserve），由此工程建设对沙子的需求便不会因管理失控而受到扰乱。

裕廊不仅代表了新加坡在工业上达成的奇迹，同时也代表了某种精神，这种精神不是那么触手可及，因此为了帮助理解，我要讲下面这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中学女生，光看她们的外表，你会以为她们是某个尼姑庵的小尼姑。她们个子不高，皮肤柔嫩，却顶着一头黑色的硬茬子板寸头，而不是新加坡女学生规定的马尾辫。黄雪梨（Cherry Wong）和赖蕾亚（Leia Lai），这两个15岁的小姑娘可对藏红色的袍子和在佛祖前顶礼膜拜没有兴趣，她们只是两个少女，甚至在她们搅动的骚乱面前憋不住自己的笑容。

显而易见，现代新加坡并不是一个反文化的地方。然而按照约定俗成的社会标准，雪莉和蕾亚却是不折不扣的叛逆者，岛上几乎每个人都对她们那一头招摇的板寸有话说。她们这一反叛行为的初衷是值得赞许的，大多数老师和家长都会以此为傲。因为她们俩加上另外三个朋友，请求学校允许她们剃光头发，捐给儿童癌症基金会。校方同意了她们的请求，但需要她们在头发长回来之前佩戴假发上学。

鉴于女孩儿们就读的是圣玛格烈中学（St Margaret’s Secondary School），因此学校对着装标准要求严格并不奇怪。这是新加坡第一所女子学校，由一个名叫玛利亚·戴尔（Maria Dyer）的传教士于1842年创建。当年她途经新加坡，看到一群女孩子被当作家佣奴隶拍卖。学校的校训是“慈善，耐心，奉献”，当女孩儿们要剃掉头发时，当时的校长只有一个要求，她们的发型不能“朋克、不女性化和邋遢”。如果你站在学校外面的花拉路看着学生们一个接一个走出教室，会觉得她们干净整齐得像刚拆掉包装的人偶。

不幸的是，玛利亚·戴尔的后继者们在接下来的星期一发现这5个女孩儿中的3个顶着又短又硬的寸头来上学了，不但没戴假发还活像一头获奖的泰姆华斯猪（Tamworth pig）。校方马上采取行动，把她们揪出教室，赶进商场，每人买了一顶70美元的假发。然而这事不但没有就此结束，反而在社交网络上引发论战，秃头女学生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话题，讨论直指一个核心问题：作为一个新加坡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论战的一方是圣玛格烈中学的校领导，他们坚称规矩就是规矩：女孩儿们知道她们在做什么，也应当遵守约定。而女孩儿们的支持者则认为，这不过是另一个例子，证明新加坡在某些事情上不够变通。而女孩儿们自己则拿出医生的证明，证明她们在新加坡酷热潮湿的天气里佩戴粗糙的假发导致头皮上生了皮疹。女孩儿们的说法似乎获得了胜利，社交媒体上的风暴逐渐平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有错。

在接下来的11月，在消费主义的热潮下，乌节路（Orchard Road）上的购物中心和寺院纷纷开始点缀起闪光的粉色独角兽和其他圣诞节相关的神奇物件，而我与董夷（Tong Yee）相约一起喝咖啡。在思考新加坡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一问题上，董夷是当今最深刻的思想家之一。他对整个事件的看法令我大吃一惊。女孩儿们错了，他说。“信任是新加坡最宝贵的资源，如果我们不能重拾信任，我们将无法生存。”鉴于他手下经营的企业叫“集体思想”（Thought Collective），旨在培养新加坡人在思想上的主动性和独立性，这使他的论断显得有些违和。但他反驳说，女孩儿做出了承诺，却最终食言了。仅就这个单纯的事实，她们就大错特错。

董夷接着解释说，1980年代，独立的新加坡还没有站稳脚跟。人民行动党领导下的政府正在缓慢地创造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奇迹。按照规划，下一步便是在西南沿岸那片泥泞不堪、虾蟹横行的湿地岛屿中间，建立石化工业。那么问题来了，很简单，没有人愿意为裕廊岛这个看似不可能的项目投资。整个计划眼看就要搁浅了。这时一家大型石油公司决定，这事儿毕竟值得冒险，于是拿出了几亿美元。

是什么让情况改变了？董夷问道。其他国家确实有石油，也有大量其他的自然资源，但只有很少的国家能够信守诺言。如果新加坡说裕廊岛计划能成功，计划就一定能成功，这比任何埋在地下的黑金都要重要。接下来的几年里，这家大型石油公司证实了自己的判断，这也是为什么裕廊岛上现在布满了冒着浓烟和火焰的烟囱，就像那两个女学生一头的板寸。女中学生们做错了：新加坡也许没有很多资源，但她起码信守诺言。

这一点也是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的其他同人们想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核心。他们必须让新加坡成为一个对外国投资者有吸引力，并且可以信赖的地方。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对破坏性的工会和左翼激进分子的威胁采取强硬态度，而处在冷战时期的美国为此感到欣喜。

新加坡的经济在独立之前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其中之一便是失业率。1962年新加坡的失业率达到15%。许多人受雇于小型手工业，而人口膨胀正在酝酿中。有大约五分之一的新加坡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整个国家的就业严重依赖于英国的军事基地，前景黯淡。同时，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紧张关系打碎了任何想要立即建立更加一体化的地区经济的希望。

新加坡奇迹依赖的不只是李光耀，财政部部长吴庆瑞（Goh Keng Swee）是推动新加坡成为外资天堂的核心人物。荷兰经济学家温斯敏将战后振兴荷兰的经验带到新加坡：二战后鹿特丹的海港被夷为平地，重要的基础设施均被摧毁，80%的工厂被迁往德国，土地被海水淹没。对于温斯敏而言，新加坡只是另一个经济发展的难题。

事实上这个荷兰人对于新加坡的前景相当乐观，他于1963年发表了所谓“温斯敏报告”的文件，阐述了他关于如何建立新经济的主张。他的想法与李光耀不谋而合。他们都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应当建立在（而不是排斥）大英帝国的遗产之上，让岛国经济与未来全球化的国际经济接轨。[11]就像当年莱佛士建立的新加坡一样，这里将是一个自由的港口，通过设立激励措施和特例章程鼓励贸易，同时对基础设施和教育进行实质性的投资。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建立法治，打击腐败，并且确保新加坡实现高品质的卫生和绿化从而吸引高技能的外国劳动力来此居住。新加坡将是一座“花园城市”（Garden City）。雨树和野生的肉桂树与成排的叶子花一起种植，郁郁葱葱。政府鼓励人民将英语作为通用语言。

多亏了新加坡狭小的国土，中央才能通过经济发展局有效地推行其经济计划。再加上技术官僚、出色的组织才能，以及对新加坡利好趋势的认知能力，所有因素聚集起来才打造了新加坡的奇迹。港口已经做好了迎接集装箱业的准备，而经济发展局则大力推动如海上保险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催化其生态系统的形成。同时新加坡利用日本的经济腾飞，以及东北亚对石油制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带动本国经济。然而没有坐享其成的时间：新加坡的修船业开始突飞猛进，技能不断提高，生产力也不断增强。而1960年代开启的裕廊岛工程，在吴庆瑞的领导下，既展示了新加坡发展的雄心，也证实了其信守诺言的能力。

1960年代，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上，这一产业当时在该区域的其他地方几乎不存在。更重要的是，这为国民提供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很多就在裕廊的道路和建筑群中。然而作为一个小国，它足够灵活，政府宏观的大手随着区域发展的变化随时调控经济的走向。当造船业在日本和韩国兴起后，新加坡将资源转向了有更高价值的产业中：在1980年代，这就意味着将资本投入到额外的培训和科研中，并制定一套高科技的战略。当本地劳动力的成本上升后，低技能岗位的空缺便由南亚和邻国的外来劳动力填充。

新加坡成了经济全球化的模范代表。1965年到1987年间，新加坡的对外贸易额平均达到国民生产总值（GNP）的3倍以上。与之相比，1984年的中国香港，其对外贸易额是GNP的1.67倍，中国台湾是0.89倍，韩国是0.67倍。1987年，东盟79%的贸易都通过新加坡完成。[12]

所谓奇迹，不单纯是图表上向上扬起的箭头，在1985年和1986年，新加坡遭遇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强势的增长（1984年的8.2%的）被逆转，建筑和石油等关键产业的发展势头严重放缓。同一区域新的“亚洲四小虎”迅速实现工业化，而新加坡的工资水平在该区域明显偏高。这次经济衰退对于政府而言是个名副其实的挑战，原因有二：第一，它暴露了新加坡这座小岛有多么依赖外部环境——不管这一环境是好的还是坏的；第二，它表明国家在某些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政府迅速应对，不是压制而是顺应发展趋势，对政策方向进行了及时调整。这便是小国之内，一个强大、有决断力并且负责任的政府的魅力。开支和税收被削减，资金被投入到科研、教育和培训中。经济很快恢复增长，短暂的衰退并没有造成更多生存风险。奇迹不但在继续，还向新加坡政府和人民敲响了警钟：对于新加坡财富而言，最大的风险恰恰是自满。

[1] 围裙（尤指马来西亚人围在腰间或裹在身上的一块长布）。——作者注

[2] Samanth Subramanian，“How Singapore Is Creating More Land for Itself，” New York Times，20 April 2017，https：//www.nytimes.com/2017/04/20/magazine/how-singapore-is-creating-more-land-for-itself.html

[3] 详情请见第22章。

[4] https：//data.gov.sg/dataset/total-land-area-of-singapore

[5] “A High Quality Living Environment for All Singaporeans：Land Use Plan to Support Singapore’s Future Population，”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Singapore），January 2013，https：//www.mnd.gov.sg/landuseplan/e-book/files/assets/common/downloads/Land%20Use%20Plan%20to%20Support%20Singapore.pdf

[6] David Owen，“The World is Running out of Sand，” The New Yorker，29 May 2017，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7/05/29/the-world-is-running-out-of-sand

[7] “Sand，rarer than one thinks，” UNEP Global Environment Alert Service，March 2014，https：//na.unep.net/geas/archive/pdfs/GEAS_Mar2014_Sand_Mining.pdf

[8] 越南国家建设部确实允许以这种方式出售一些来自海洋和河流疏浚工程产生的沙子，尽管调查称这部分沙子的数量不可能达到这么多。

[9] “Tracing Vietnamese ‘sand drain’ to Singapore—P1：Where do the ships go？”，Tuoi Tre News，2 March 2017，http：//tuoitrenews.vn/features/39825/tracing-the-vietnamese-sand-drain-to-singapore-p1-where-do-the-ships-go

[10] Zhangxin Zheng，“Sand exported unethically from Vietnam ends up in Singapore，” Mothership.sg，10 April 2017，http：//mothership.sg/2017/04/sand-exported-unethically-from-vietnam-end-up-in-singapore/

[11] 它更加官方的叫法是“新加坡国家拟议工业化方案”（A proposed industrialization programme for the state of Singapore），联合国工业调查团，1963年。

[12] Philippe Regnier，Singapore：City-State in South-East Asia，London：Hurst，1987.

5 班丹：资源匮乏的国度

裕廊河（Jurong River）上的一座高架桥，标志着我经过14公里的跋涉，接近了起步阶段的尾声。我侧身让一个骑自行车的孟加拉人从我所在的狭窄步道上经过，他用不易察觉的幅度点点头，向我致谢。我站在河岸上方，闻得到人类粪便的味道，向下看有一片小型的棚户区。离我几码远的地方，有人赶着羊群从驳船上下来，经过步桥，前往我猜应该是屠宰场的地方。一个骑着电动摩托车的人正一心多用，戴着刺眼的绿色头盔一边拿手机聊天，一边开心地笑着，身上的T恤写着很符合他的口号“积极心态，振奋，生活”。一个用链条连接的围栏旁，一个小猪大小的榴梿挂在树上，被塑料袋严丝合缝地包裹着，防止它遭到害虫的侵害。

在我的前方，便是班丹蓄水池（Pandan reservoir）。鸽群沿着蓄水池的周边觅食，池边散落着从椰子树上掉下来的椰子。蓄水池的另一端排列着建屋发展局建造的十层高的HDB组屋。当我差点儿因裕廊岛工业区的烟囱窒息而亡，又一路擦着卡车的巨轮冒着分分钟葬身车底的风险走到这里时，突然映入眼帘的高大森林和塔架救赎了我。那是位于向北6公里远的武吉知马自然保护区（Bukit Timah Nature Reserve）。一群白鹭和一只看上去很警惕、长得像翼龙的苍鹭穿行在池边开满鲜花的芦苇丛中。鼻孔里令人致幻的化学烟雾被一股带着淡淡咸味的空气代替掉，着实令人欣慰。

如果说裕廊岛象征着新加坡的工业以及填海造陆的奇迹，那班丹（Pandan）则代表了这个国家亟待解决的资源问题。以水资源为例。在裕廊河高架桥的旁边有一条小溪，溪水的颜色看上去就像一个死女巫的皮肤，散发着工业副产品和污水的味道。这个弹丸之地的小岛已经被超城市化，有无数缺水的工业和休闲设施，以及几百万人口。尽管一场20分钟的风暴就能带来惊人的降水量，但要为几百万人口，以及他们的家园和企业提供足够的清洁用水，还是远远不够的。

新加坡的清洁用水有四个来源。第一个，按照1962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签署的供水协议，马来西亚允许新加坡每天从柔佛河（Johor River）获取2.5亿加仑河水，作为回报，马来西亚从中获取2%的清洁水。然而周期性的严重干旱加上不断变化的用水模式对该水源的安全性造成严重影响：该水源主要来自柔佛河上的林桂水坝（Linggiu reservoir），但2016年10月，水坝的蓄水量已降至库容的20%，比两年前减少了84%。两国的供水协议将于2061年到期，但马来西亚已经在大声抱怨新加坡支付的费用，不管是水坝土地的租金还是维护费，都太低了。

新加坡清洁用水的第二个水源是国内集水，班丹蓄水池就是这样的集水区，用于收集周期性的暴雨降水。新加坡的暴雨总是像一个盛满温水的大桶一下子浇在我头上，把我淋成落汤鸡。国内集水的计划始于1980年代，当时出现了用水危机。而大多数从天而降的珍贵水资源都落进受污染的水道里，不再适合使用。如今新加坡的中心由储存淡水的蓄水池占领，从外观上看像是一个翠绿的丛林之心。河道的入海口和溪流，包括新加坡河，都筑起堤坝以增加蓄水容量。

如果说马来西亚的水证明了新加坡对超越自己国界的地理区域有持续的依赖，那当地集水则表明了新加坡政府不得不像对待多层拼图那样对待自己的土地资源。而第三和第四种水源则完全是技术的解决方案：反渗透淡化海水（desalinated reserve-osmosis water）和新生水（NEWater）。两种水都是从管道和下水道里回收的水资源。新生水是淡化海水价格的一半，而生成新生水的技术已经出口到印度和泰国等国家。新加坡每年的降雨量超过两米，只要对雨水进行正确的收集，就能生成提供大量的原材料。樟宜机场将近三分之一的用水都是当地的再生水，用于冲洗厕所和消防灭火等灰水用途（这为新加坡每年节省了275000新元）。这四种清水来源是新加坡因太小而无法满足自身基本需求时采取的不同应对措施。

通过上述四种水源获取足够的清洁水的挑战具有严重的潜在政治影响。不断发展的城市化令铺设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变得更加困难也更加昂贵，由此产生的成本从2000年的5亿新元，增长到2015年的13亿新元，涨幅达到1.5倍之多。用水量也在不断增加。而《海峡时报》将国家日益严重的用水困难定性为新加坡成功的连带后果：公民用水难的问题被如此有效地解决后，人们在用水时抱着理所当然的心态，大肆挥霍（新加坡每人每天的用水量竟能达到150升）。《海峡时报》还引用水资源专家阿斯特·彼斯瓦斯（Asit Biswas）的话，赞扬新加坡公务员具备“素质和智慧”，让水费在就业家庭收入中占到的比例从2001年的0.69%降到2014年的0.36%。[1]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然而2017年2月，新加坡财政部部长王瑞杰（Heng Swee Keat）发布财政预算案，将水费上调30%，这是17年来的第一次。由此引发不少不满的声音。执政党人民行动党议员李美花（Lee Bee Wah）在接受亚洲新闻台（Channel News Asia）的采访时说，水费的大幅度增长是为了提高公民对水资源问题的意识。一个Facebook用户反驳道，议员们应该削减自己的工资，以提醒自己努力工作才能谋生的重要性。另外一些人在演说者角落（Speaker’s Cornor）组织了抗议。[2]鉴于新加坡政府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并且增加国民收入，在供水时进行错误的定价会为人民行动党造成实质性的政治困难。

此外还有水资源安全性的问题。我在新加坡生活的整段时间里，水安全都是出租车大叔们最爱聊的话题，他们就喜欢用上百种理由向你喋喋不休地解释，为什么这个国家快要完蛋了。由于新加坡的用水主要依赖于马来西亚和科技手段，那由此产生的成本最终会被迫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而消费者则希望政府能不断有效地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堪称凶事预言家的出租车大叔们在这件事的立场上还是大体相对坚定的。确实，当新加坡还是大英帝国的要塞时，水安全就是它的一个弱点（虽然比起它的现代竞争对手中国香港来说，新加坡的情况还稍稍好一些）。

新加坡长期以来是如此缺乏土地，因此当我了解到它的农业实际上非常兴旺时，我着实大吃一惊。新加坡的农场大多集中在班丹向北几公里一个叫克兰芝（Kranji）的地区。1970年代，新加坡北部的大部分土地都用于农业生产，特别是猪的饲养。这一方面是因为猪肉好吃；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没有什么比无法控制自己的食物供应更令人不安的了。然而对于当时的新加坡而言，将农业用地转用于其他用途可以实现更高的价值，比如用于住房和集水。而且猪的粪便会污染柔佛海峡，因此当最后一批猪被食用后，最后一个猪圈也被关闭了。

目前还保留的农场都位于新加坡的西北角，面积小到简直堪比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当年为了业余爱好修建的农场，而且这些农场生意相当兴隆。其中一座最吵也最让人头疼，听上去就像里面有十几个滚筒洗衣机在运转但是球轴承已经坏掉了。

切尔西·温（Chelsea Wan）的父亲在1970年代猪圈纷纷关闭的时候，开了这家“裕廊牛蛙农场”（Jurong Frog Farm）。他原本在石油燃气业工作，但从养殖业中看到一个商机，一个为新加坡提供鲜嫩可口、呱呱直叫、家养蛋白质的商机。如今他的女儿在经营这家农场，养殖的美国牛蛙已达到两万只，有些甚至和小猫一样大（当然比猫身上滑溜多了），这些两栖动物终日聒噪着发出怪异的白噪声。农场欢迎游客的来访，里面还设有一个咖啡厅，以及装满高品质田鸡肉的大冷柜。精力旺盛的人还可以拿网现场捕捉牛蛙。我曾见过数量繁多的平板卡车在岛上来回穿梭，车上搭载着成筐成筐上下蹦跶但终究难逃一死的牛娃。切尔西自认为是一名青蛙学家，她告诉我，新加坡最时髦的餐厅都希望在菜谱上标新立异，而令人垂涎的田鸡腿可谓大有市场。

除了牛蛙，克兰芝还养殖鳄鱼、豆芽和山羊，所有这些农作物都整齐地掩藏在丛林里，各自充分利用着自己那块土地。甚至还有一种“锦鲤酒店”（Koi Hotel），某些价值数万美元的名贵鲤鱼可以在主人去度假时被寄养在这里。有些人会花上一笔不小的费用，购买一些看上去很有前途的鱼，希望自己手中的这条鱼可以在某一天赢得锦鲤锦标大赛的冠军。然后他们把这条鱼送到这样的酒店，等它们长够岁数后便带回家。新加坡也许有很多因资源短缺造成的问题，但目前它似乎并不缺有钱人。

[1] Carolyn Khew，“Singapore’s water success has H2O expert worried，” The Straits Times，21 March 2016，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environment/singapores-water-success-has-h2o-expert-worried

[2] 更多关于演说者角落的内容请见第18章。

6 西海岸路：建设新社区

惹兰布罗（Jalan Buroh）是一条盘绕经过班丹蓄水池凸起南缘的高速公路，相对于裕廊光秃秃的功能性道路，这条公路让人倍感亲切。道路两旁的植被被精心修剪过，有一队孟加拉工人带着团队的热忱，用割草机和电锯将这些赤道生长的茂盛植被修剪得服服帖帖。一排排雨树被修剪出怪异的直角，而枝干上攀附着寄生的蕨类植物。此外时不时能看到流动商贩售卖的那种剩盒饭被丢弃在路边，散发着刺鼻的气味。

继续向南，当我经过班丹河的时候，能看到那里的集装箱港口堆积成山的货物和起重机。但是抛开这些，当我拐上西海岸路（West Coast Road）后，便清晰地意识到我已经将工业化的西南部甩在了身后。眼前拔地而起的是巨大的混凝土HDB组屋，组屋的外围粉刷了奶油色和对比鲜明的蓝色。这些组屋看上去有大约12层那么高，区别彼此的唯一不同是楼体两端巨大的数字：511，512。此外这附近还有成排的商店，有东林中学，人行步道的上方有遮挡，能帮助行人躲避暴雨和烈日。我看到有老年人费力地爬上了一辆公交车，座椅区域上方同样有遮蔽，而游乐场上铺了海绵。其他的HDB组屋也分别聚集在一起，以不同但醒目的配色方案彼此区分：这一组使用的是绿色调，另一组则使用粉色调。几百户人家刚洗好的衣服被串在晾衣竿上，从阳台上伸出来，活像一群被家养驯化的17世纪长枪兵团。至于我的徒步之旅，从这里开始进入了舒适的新加坡，这里是建国一代的乌托邦，是从艰难的工业化中结出的果实。

新加坡宣布独立的时候，大部分新加坡人不是居住在“甘榜”，也就是乡村里，就是居住在城市但接近于贫民窟的条件下。当时多亏小岛的战略位置，港口得以招揽些钱财，但当时的港口周围也只有破旧的老商店，墙壁之间回荡着噪声，空气中充斥着烟雾和恶臭，床上睡着倒班的工人。贫民窟填补了结实建筑间的空隙，就像柴油机缝隙中的污垢。摇摇欲坠的小木屋只能靠屋顶上的棕榈树叶抵挡暴雨。这样的木屋用腐烂的木桩支撑着，建在污泥、粪便和蚊子幼虫的上面。木屋之间用摇摆不定的湿滑步道连接起来。

甘榜建在岛屿内部的树丛和种植园之间。每当雨季到来，道路便成了布满泥潭的障碍赛道。猪在垃圾堆里翻弄食物，厕所往往就建在村民养鱼的池塘上面。“倒夜香的”（night soil men）一直到1980年代还在岛上开着他们俗称“36门车”（sa chap lak meng chia）的载粪车，从一个甘榜到另一个甘榜，四处叫门，清理粪坑。

鉴于上述情况，在新加坡尚未独立之前，为这个人满为患的赤道小岛寻找一个更卫生和实用的住房方案就已经是当时政府的当务之急。为了解决这一公认的难题，当局于1930年代启动了公共住房项目计划。建屋发展局于1960年成立，但在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联邦分离之前，该发展局的职能已经从向穷人提供租房服务转变为大规模建造自有住房。在这一转变的背后是一种战略考量：李光耀认为，通过这一特殊手段解决国民住房问题，可以让人民产生对未来发展的参与感、一种归属感，以及未来新加坡不会实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政府通过此举获取了土地使用的控制权，同时为市中心发展商业创造了有用的空间。

HDB组屋背后的社会工程含义显而易见。申请组屋是有族裔配额的，此举旨在打造完全混合的“国民”社区，而不是“族裔”社区（但实践中存在二手市场造成的自我隔离，人们往往会出售和重购组屋，方便生活在家人和朋友附近）。35岁之前，只有结婚的夫妇才能直接向建屋发展局购买组屋。由于在新加坡同性恋婚姻不合法，同性恋伴侣就不能购买新的组屋。未婚妈妈也遇到相同的困境。但子女购买父母附近的组屋可以享受折扣，因为这样有利于他们赡养老人。至于喜欢几代人一起居住的大家庭，则可以申请三代同堂组屋（“3Gen” flat）。[1]HDB组屋不仅帮助政府塑造了新的社会，还同时塑造了新的社会行为：凡事都必须符合规定，比如必须冲洗公共厕所，再比如禁止在房间内裸体走动。

HDB组屋对于新加坡奇迹而言是如此基本的要素，新加坡甚至为它建立了一家博物馆。博物馆的导览称，我将“从HDB画廊踏进公共住房的世界”，并将因“旅程中绚烂的声光而目眩神迷”。一般的社会住房工程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至少目前而言，除了1930年代至1980年代中欧和东欧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

博物馆本身并不是特别好找。按照前台的指引，我下了几层楼梯，经过一个看上去很好吃的“瓦罐炖猪杂汤”的铺子和一个地下停车场。走过一扇门是一条走廊，走廊的墙壁上绘制了颜色鲜艳、棱角分明的大型壁画，描绘了多族群和谐共处在高层住宅楼里的景象。我转过一个转角，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博物馆里的第一组陈设展示了新加坡在独立后的半个世纪里取得的成就。陈设由几组实体模型构成。第一个是独立前的厨房样式，里面昏暗逼仄，使用蜂窝煤生火。然后过渡到1960年代的客厅，客厅中央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并且装饰了粉色的塑料珠帘。几码之外，我们看到热切的夫妇们兴奋地将手指向未来，他们用SkyTerrace@Dawson或者RiverVista@KalangWhampoa来命名这些崭新的组屋大楼。就像博物馆承诺的，我看到了“从贫民窟走向活力城镇”的全过程。

尽管参观者寥寥无几，但看得出博物馆的设计者们倾其所有，想让参观者明白，高层混凝土是如何炼成闪闪发光的组屋大楼的。每一个无人的角落里，都有一台3D显示屏或是视听特效陈列，从真人大小的全息图像到交互式的城市景观，可谓应有尽有。

其中一台装置是一个大型电脑游戏，最多有四名玩家可以同时操作，每人选择一个个人定制的化身，便可以在新加坡特定街区的数字化街道上行走。倘若有玩家在行走中锁定了某个有颜色的按钮，立马会有一句话弹出来：“通用设计为居民创造了安全又舒适的家园，并能满足居民在生命各个阶段的需求。请从下面一组图片中选择带有通用设计特征的照片。”

我选择了一个虚拟化身，摆弄着我的操纵杆。当我正确回答了一个问题后，马上会得到一个更为详尽的解释作为奖励：“有5%的组屋优先供应给符合‘三孩优先购房计划’（Third Child Priority scheme）的申请者，以此鼓励新加坡人养育三个或更多的孩子。”这对于有竞争意识的人而言实在太令人陶醉了，要是有人能跟我一起玩这个游戏就好了。

然而到头来，博物馆还是无人问津，我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有点儿偷偷摸摸的意味。我不同寻常的举动一定被监控录像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同时通过电脑搜索匹配了我的上网浏览记录，乃至我对香辣蟹的看法，等等。最后我没有完成这个游戏就穿过粉色的珠帘离开了。我回到楼上，看着雨水汩汩地滑过窗玻璃，这里没有人会回想新加坡曾在泥泞中使用蜂窝煤的过去。大家都有太多商品要购买，太多美食要品尝，太多手机要摆弄，以至于人们太沉迷于手机屏幕上的世界，随时会撞到路人身上。

尽管先前的博物馆里完全没有游人，着实令人失望，但HDB组屋在新加坡奇迹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它完全配得上一座博物馆，而不输于任何一个弓箭的箭头或者陶器碎片。组屋的建设是小岛实现今天的成功的关键步骤。有了组屋，许多新加坡人才第一次享受到卫生、耐用且不受风雨影响的住房。组屋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个国家有限的空间，创造了我正在走过的、以公寓组合而成的新型社区。年幼的新加坡人甚至可以拿起一本主人公叫作“HDB先生”（Mister HDB）的漫画书，书的封面上可以看到几座高层建筑和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男人。他就是林金山（Lim Kim San），他神情严肃的脸上透着远见，手中则握着一幅建筑设计图。[2]

HDB组屋甚至与国家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了结合。[3]新加坡公积金计划（Central Provident Fund，CPF）要求雇主和雇员分别拿出一部分现金作为公积金，而公积金的一部分可以用来抵用押金。此外还有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补贴，数额可高达数万美元。组屋的价格偏低，至少在人们的承受范围之内：建屋发展局称，首次置业者平均只需要缴纳不到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便能进行抵押贷款。房价已经如此低廉，对于最贫困的新加坡人，还另外存有少量公共住房，但需要月收入低于1500新元才能申请；此外这样的住房还适用于只能住小房子的大家庭。

但HDB组屋系统也面临一些挑战。在新加坡，退休人员依靠的是公积金，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由国家资助的养老金，因此建屋发展局原以为退休人员在退休时已经还清贷款，会选择将房屋置换成小房型，以获取更多的现金。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国家现在只好允许退休人员将组屋的99年租约剩余的部分出售给政府。组屋这一租赁系统很快开始引起公众的恐慌，因为人们逐渐意识到，随着99年租约所剩年限的不断缩短，房屋价格也毋庸置疑地迅速贬值。[4]HDB组屋并不一定可以保值，虽然很多业主和他们的子孙看到房价上涨便心安理得地以为可以保值。政府继续坚持，组屋租约到期后必须归还建屋发展局，但这可能为政府带来不小的麻烦。或许这正是政府过度自信的地方：它忘了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的根基是为人民带来富裕的生活。如果有一天新加坡人走上街头疯狂抗议的话，原因大概不是新加坡日渐萎缩的政治言论自由，而是人民口袋里的钱变少了。

尽管HDB组屋系统的成功毫无疑问帮助新加坡社会建立了稳定和信任，但也有许多人诟病，正是这一系统让新加坡人变得倾向于规避风险，从而将资金储蓄起来而不是用于创业。同时它也为政治操纵创造了机会，因为如果有任何选区的选民在国会中投票支持人民行动党以外的政党的话，这一选区便会在HDB升级的排行中位置下滑。我在“周三足球之夜”的一个新加坡队友就明确指出，这一点正是许多人不投反对党的一个光明正大又广为人知的理由。

当政府以组屋为基础创建新社区的时候，有些东西被遗失掉了。在曾经散落于丛林里的甘榜里，大家因生存需要紧密合作，齐心协力应对洪水、疾病、安全、食物这样的挑战。那时候社区有自己的庆典活动，大家分享共同的兴趣，有相互依赖的团结感。新型的高层公寓不但拆散了这些社区，还从人们手中拿走了安全和安保的社区责任。群体价值逐渐转向个人财富和自身利益。

甘榜直至今日仍是传统社区精神象征性的检验标准，根据你的经历或者乐观程度，可以认为这种精神已经遗失或已被重拾了。当局还在谈论如何将HDB组屋设计成“垂直的甘榜”，并配置了社交空间和屋顶花园。[5]当地政府想努力为社区提供一个聚焦点，以及许多的娱乐设施和各种各样的活动。我在广东民路附近就碰到过一个这样的空间，摆放了当天的报纸供人阅览（“阅览时间限30分钟”），还提供初级韩语课，以及冰激凌芝士蛋糕的烘焙课程。一张告示提示说“该洗手间于9：00 am到6：00 am[6]期间供美发课程的学生使用”，而另一张告示则警告“不许在公共空间小便及吐痰”。此外那里还有“气球造型兴趣小组”，以及更多关于公共卫生的通知。居民会受到各种形式的表彰，比如“好心家庭奖”，以及“杰出母亲——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好榜样”评选，评选栏里排列着候选母亲们的照片，她们来自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族群。

另一个检验HDB新社区社群性的标准则是小贩中心（hawker centers）。那里人声嘈杂、熙熙攘攘，充斥着锅碗瓢盆的噪声和味精的气味。社区引入小贩中心的初衷，一部分也是为了更好地确保公共卫生，因为小贩中心的商贩比真正的街边小贩要更好管理。这些小贩同时也担负着某种社会经济的角色：通过向下班的人贩卖廉价且快捷的食物，帮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平衡了正式的等级办公室里漫长的工作时间；帮助居住在高密度的居民楼中的组屋居民弥补了人均狭小的厨房面积；同样因为他们提供的食物价格便宜，为社会最贫困的人群提供了食物保障；此外他们还为社会各个阶层和族群的人提供了一个混合的空间，人人都可以坐下来吃一碗鸡肉印度香饭（chicken biryani）或者面条。[7]无论是在HDB组屋社区，还是商业中心或者办公区，小贩中心都是新加坡生活广受欢迎的试金石。当“了凡香港油鸡饭&面”（Liao Fan Hong Kong Soya Sauce Chicken Rice & Noodle）获得米其林一星时，人们普遍感到开心和自豪。而一盘由陈翰铭（Chan Hon Meng）掌勺的标志性油鸡饭只要2新元，但你得排队才能吃到。

尽管有政府的大手在引导新加坡人实践更道德或更有效的社会行为，但还有不少人也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向人们灌输社区精神。BlockPooling网站的CEO莫汉明（Moh Hon Meng）告诉我，现代新加坡大多数的人际互动来自居民之间的相互抱怨（一年大概有7万起投诉，其中四分之三是关于噪声）。他试图通过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交网站来扭转这种厌世的流行趋势。这个网站旨在鼓励大家相互分享、和睦相处。他希望通过让不同的人合力解决共有的问题，比如登革热或者房屋漏水，鼓励居民之间相互借用电钻或梯子等物品，从而改善人际关系。而我还听过别的一些点子，就不是那么有说服力了，比如“晨间问候者们”（morning greeters），他们会早起结队晨跑，并在晨跑的过程中愉快地问候路上遇到的人。

另一个想要改变现状的是前牧师威廉姆·温（William Wan）。我有一天和他在奢华的美国俱乐部（American Club）相约一起吃早饭，就在史各士路（Scotts Road）旁边。我一眼就看出他与众不同，因为他在问候侍应生的时候直呼其名，并开心地称赞他们的服务。新加坡人都很喜欢抱怨，他对我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对！这没达到标准！我们都被惯坏了，我们是自己成功的受害者。”温的解决方式便是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并赋予他们改变的能力。当我问道，这是不是意味着首先要让人们感到惭愧，他回答说，这更多是一个负疚感的问题。在行为举止上自私自利的人并不是坏人，他解释道，他们只是需要改变他们的坏习惯。他轻笑着又吃了一勺燕麦、香蕉和葡萄干，同时没有忘记对服务员送去一抹感谢的微笑。

温身上有一个福音派教徒能拥有的所有美德，以及对人性善良和青年人潜力所抱有的无限信心。很多社会都有像他一样的人，坚定不移地行善。但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样，建立起“新加坡友善行动”（Singapore Kindness Movement）这样的组织，致力于帮助国民，令他们只是简单地对别人更加友善。他在我们见面的期间快速地谈及一连串的问题。如果新加坡的基督徒真心遵守安息日，为什么不能在星期天给他们的家佣放一天假呢？如果在运载外国劳工前往建筑工地的平板卡车上安装安全带怎么样？为什么不能简单地说一句谢谢，再多笑笑呢？“友善可以催生友善。”他说道。

相对于新加坡狭小的国土面积，这一点便显得更加重要，他说道。“这里不像别的国家，你可以逃到树顶上躲起来。逃进田纳西州的树林里，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但我们国家是如此的小，我们必须与人交往。并不是每一种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交易。而有价值的东西也不只是钱。”新加坡是不是太物质化了？“在50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攀爬到了发展‘金字塔’的塔尖，”他回答道，“但现在我们要讨论的不再是基本的生活需要了，比如食物或者衣服。我们需要追求些别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物质进步。”我认为，这一回答是一个精心阐述的“是”。

尽管美国俱乐部离我要去的巴士站只有200米距离，但温还是坚持让我少出200毫升的汗，让我搭了一段顺风车。他先从自己的丰田普锐斯（Toyota Prius）里翻出几本写有“友善的五个理由”的小册子，然后把车从我们停车的车位开出去。一名女士开着一辆大型的雷克萨斯（Lexus），眼都不眨一下，从我们面前插过去。这似乎是质问一下这个国家损人利己的开车方式的好机会。“啊，那确实是这样。”他停下车。“但这是一个执行的问题。如果认真执行交通规则，就能拯救生命。”这是一个很新加坡式的评论，反映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信念，那就是不管多小的政府都应当参与改变社会。当我们驶近大门就要拐上克莱莫山（Claymore Hill）的时候，另一辆车赶在红灯之前，从我们车前加速驶过，堵住了我们的去路。“我认为一切问题都是体谅他人的问题。”他一边说一边耐心地等待。“那你的工作很重要了？”“啊，是啊！”他又一次轻声笑道。我能感觉出他在享受挑战。

我走过西海岸路边的第一片HDB房产，紧接着出现了更高的豪华私人公寓。一排排伪豪宅，连带它们的门廊和装腔作势的装饰，成堆地扎在阴影里。墙上的裂缝和满墙的霉菌暗示了赤道气候要将所有人类建筑归还丛林的不懈努力。这些公寓和伪豪宅属于新加坡15%的人口，他们不居住在公共住房中。

现在是早上10点钟，温度计的水银柱无情地攀升着。尽管我时不时大口喝水，但仍然觉得很渴。在经过一所名为“大脚”（Bigfoot）的幼儿园和一个SPA中心时，我踏进一家无处不在的711便利店，喝下一罐又冷又湿又甜的饮料。当我享受过片刻空调房的凉意后，再回到酷暑中时觉得十分不舒服。

我与一名女佣擦肩而过，她正站在暴雨水沟中刷洗白色的围栏；又看到一则招贴广告，称使用赛格威平衡车（Segway）出行是一种绿色的出行方式。我离开主路，拐上通往金文泰森林公园（Clementi Woods Park）的上山坡道，公园里一队穿着特殊保护外套的孟加拉工人正鱼贯踏过钢铁一般的赤道草丛。走到山顶，这里有一家叫“樱花国际自助餐厅”（Sakura International Buffet）的饭店，看上去像是某种指定餐厅。而悄悄隐藏在后面的，是1912年成立的日本学校（Japanese School）。

在新加坡有一个已有100多年历史、成熟的日本社区。这里还有东南亚最大的日本公墓，里面有910座墓碑，就在泉和道（Chuan Hoe Avenue）旁边。这座公墓1891年开园时，最先埋葬的是日本的娼妓［“南洋姐们”（karayuki-san）］和其他一些日本居民［其中第一个叫山本音吉（Yamamoto Otokichi），是一名水手，自1862年定居新加坡］。AR游戏“Pokemon Go”在新加坡是被明令禁止的。

新加坡和日本之间历史上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二战期间日本对新加坡的占领。当时的日本不止在新加坡，在全亚洲都以残暴闻名。然而在现代新加坡，日本人却以整洁闻名，因此日本人事实上成为新加坡房东眼中的首选房客，而他们在战争时期的所作所为便既往不咎了。

在房屋招租的广告中加入明快又准确的种族特征要求，这在许多西方人看来相当令人困扰。浏览这些广告，你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注释：“印度人勿扰”（No Indians）（即使他们是新加坡公民也不行），或者“PRC勿扰”（No PRC）（PRC是中国大陆人的缩写）。房屋交易搜索网站99.co有一个“欢迎所有族裔”的过滤设置，这都要感谢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大流士·张（Darius Cheung）。因为他也有过租房失败的经历，房屋中介告诉他房东不能把房子租给他，就因为他妻子是印度人。[8]BBC报道过一个斯里兰卡工程师苏尼尔（Sunil）的故事。他曾因为一口标准的西方口音获得了看房的资格，但房东在见过他本人后告诉他，房子不能租给他（我身边的一位斯里兰卡朋友，在牛津读过书，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一名房屋中介告诉苏尼尔，这是因为印度人和中国大陆人不爱惜房子。“他们做饭味道很重，使用很多调料，而别人不喜欢。”[9]而日本房客在找房的时候，就不会遇到这种偏见。

[1] http：//www.hdb.gov.sg/cs/infoweb/residential/buying-a-flat/new/hdb-flat

[2] 新加坡很擅长这种事。李光耀的年轻粉丝们可以收集一整套有关李光耀的漫画书：《一个名叫哈利的男孩》（A Boy Named Harry），《哈利长大了》（Harry Grows Up），《哈利建立国家》（Harry Builds a Nation）。

[3] 详见第9章。

[4] “Why 80% of Singaporeans live in government-built flats，” The Economist，6 July 2017，https：//www.economist.com/news/asia/21724856-subsidies-are-irresistiblebut-come-social-controls-why-80-singaporeans-live

[5] “Creating ‘vertical villages’ in Singapore，” BBC News，27 November 2017，http：//www.bbc.co.uk/news/av/business-42115818/creating-vertical-villages-in-singapore

[6] 原文为“am”，疑有误，应为pm。——编者注

[7] Tyler Cowen，“A safety net we all can stand behind，” Marginal Revolution，15 May 2017，http：//marginalrevolution.com/marginalrevolution/2017/05/safety-net-can-stand-behind.html

[8] Suruchi Mazumdar，“The racist reality of house-hunting in Singapore：‘Sorry，your wife is Indian，’” Quartz India，29 August 2016，https：//qz.com/768706/the-racist-reality-of-house-hunting-in-singapore-sorry-your-wife-is-indian/

[9] Helier Cheung，“‘No Indians No PRCS’：Singapore’s rental discrimination problem，” BBC News，2014，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26832115

7 新加坡国立大学：世界一流？

日本学校马路对面就是新加坡教育系统皇冠上的明珠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NUS）的主校区。[1]整个校区看上去光彩照人、绿树成荫、热情洋溢。校园里到处贴满了海报和公告，写满了时下最热的词语，比如“创新”和“进取”。一个路标指示说前方就是国家风洞（National Wind Tunnel）。而校区居然还有一条自行车道，为那些不畏酷暑和骑行危险，依然选择骑两轮儿出行的人提供了罕见的安全庇护。有一辆大学校园巴士，车身上印有“为更清洁的明天而设计”的字样，载着勤勤恳恳的学生们到处跑。

笼罩着校园的氛围可以说是精英范儿的、自给自足的以及极其专业的。这所大学是国家的荣耀，也是教育苍穹中一颗闪亮的星。有趣的是，尽管我这一路走来亲眼见识了新加坡立国的基础——它在马来世界中的位置，它的独立建国，它的工业奇迹以及它的组屋体系——但偏偏是NUS的校园，让我对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轨迹产生了质疑。

表面上新加坡的教育体系是世界一流的，而这一荣耀不单只属于NUS以及它在国内最大的竞争对手——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NTU）。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教育排行榜对72个国家的15岁学生进行了能力测评，而新加坡在测评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绩。在全部的三项考核中——数学、科学和阅读——新加坡全部排名榜首。[2]新加坡于是成了学术优异与否的试金石，许多国家纷纷效仿，想要提高自己学校的学术表现。比如英国就在2016年宣布，将在一半的小学里试行新加坡教育体系中的数学教学法。[3]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加坡实现这样的成绩并没有花很多钱：新加坡每年只有3%的GDP用于教育，而这个比例在英国是6%，而瑞典则是[4]

教育部将现有体系的根源追溯到1950年代晚期，那时国家“还没有从二战的重创中恢复过来”。[5][6]那段时间，学校是暴力和骚乱的中心（特别是华文中学），之后蔓延到大街上，于是发生了1955年的福利巴士工潮（Hock Lee Bus Riots）。1965年新加坡意外从马来西亚分离，新独立的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国家的教育体制，意识到国内族群间随时可能爆发的摩擦，新的教育制度强调学校在方方面面的统一性，无论是教学课程还是学校建筑。十年后，新加坡已经为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世界银行将新加坡划分到“中等收入国家”（Intermediate）而不是“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始终认为学校是新加坡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他确立了英语为学校的教学语言，同时反复强调学生应努力学习、严于律己。

1980年代的经济衰退推动了进一步的教育改革，教育的目标指向为新加坡经济提供技术和原材料，并深植于STEM四门课程（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有一队老师专门致力于研究其他教育体系、学习法以及心理学的最新成果。教育经费的预算也增加了：1960年代到1970年代，教育预算占到政府支出的10%左右，而截至1980年代，政府预算的15%～20%都用于教育资源。政府特别将注意力放在为32万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新加坡人提供培训上。如果新加坡能繁荣昌盛，依靠的不是廉价劳动力，而是更优质的劳动力。[7]

1997年，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引入全新的教学课程，将重点放在如何塑造公民意识和技能上，更加符合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人才需求。[8]通过课程，学生将学习到如何真正像一名数学家一样思考，而不仅仅是学会回答问题。孩子们学习的课程变少了，但学习的程度加深了。

教学标准也重新进行了调整。政府决定，教育体制的起点应当是吸引有才华的人加入教师队伍，并尽可能用最好的方式训练并激励他们。教师的起薪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教师这门职业享有很高的声望。“新加坡的文化发展到这个阶段，教师职业已经获得家庭和父母更多的重视，”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的大卫·孔（David Hung）教授如是说，“20年前情况还不是这个样子的。薪酬至关重要。在公众看来作为老师的实质性好处也至关重要。”[9]同时政府鼓励教师参与公共与政策工作，有一扇旋转的借调之门，可以让最有能力的教师从课堂进入教育部任职。与英国等国家不同，班级的大小也不是首要问题：如果一个老师足够优秀，又有足够的时间备课的话，那班上有多少学生并不构成真正的难题。

吸引并培养有能力的人才成为教师，听上不去不像火箭科学那么酷炫，却是很多国家没能做到的。新加坡顶尖的教师可以帮助孩子们掌握他们学习的概念，而不仅仅是坐在课堂上证明自己学习的基本水平，然后按部就班地继续这样的学业。这套方法对于数学和科学尤其有用——而其他现代教育体系恰恰证明，它们在这一方面是多么薄弱，简直不堪一击。当你路过一所学校的门口，很可能会看到召集学生参加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海报，就像足球和网球运动的海报一样。

支撑学校每天艰苦教学的，是对新加坡脆弱性的认识。学校大厅经常悬挂着各种横幅，上面印着令人警醒的标语，比如“没有人欠新加坡的人情”（No one owes Singapore a living）或者“新加坡由我们自己来保卫”（We must ourselves defend Singapore）。和英国的学校相比，新加坡的学校没有庆典，也没有到处张贴的海报，教室里通常光秃秃的，没有任何能吸引人注意的摆设。学校的建筑统一保持简洁：白色粉刷、棱角分明的混凝土墙壁，通风通常靠房顶的电风扇或者气砖，而不是空调。新加坡的学校里竞争激烈，努力学习理所当然。因为新加坡的奇迹毕竟要归功于新加坡人民辛勤的汗水、精英主义的管理以及高水平的数学能力。

尽管如此，在这些亮眼的数据后面隐藏着另一个真相。批评者指出，单个学生的成功太过于倚重唯一一门考试：学生11岁那年的小六会考（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s）[10]。单靠这一次考试的成绩就决定了一个孩子是不是能进入一所特别好的中学，然后一直往前进入好的大学，最后进入利润丰厚且稳定的金融业工作。这几乎是新加坡每个青少年的梦想。

而事实上，这种体制会导致年纪轻轻的孩子们承受过多的压力。早在200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正常的学校学习时间之外，孩子们还要每天花3～8小时完成作业，或参加“提高班”。同一项调查还发现，10～12岁的青少年最大的恐惧来自学校的考试（36%）。排在它后面位列第二位的是害怕自己的父母死去（17%）。而害怕在学校考出坏成绩蹿升到第三位（14%）。[11]经合组织于2017年进行的研究指出，86%的新加坡在校学生担心自己的成绩不好，而这一项在全球的平均比例是66%。[12]

这种程度的压力毁掉过一条现实中的生命。2001年，一个原本看上去很快乐的小学学生莉希尔·罗（Lysher Loh）选择了自杀。这个10岁的小姑娘曾对家佣说，她希望自己来世不再为人，因为课业压力太大了。有报道称，在此之前的一年，曾有过一起类似的自杀案，死者是一名12岁的孩子。报道援引调查数据指出，在9～12岁的孩子中，有三分之一因学业压力产生过轻生的念头。[13]

这些问题当然没有逃过政府的法眼，但事实证明，尽管如此，要扭转这一形势非常困难。因为就算政府凭借洞察力和智慧，认识到了问题所在，却很难阻止父母们想方设法帮助自己的孩子取得成功。正如东亚国家，只需要看看其课外辅导业的发展状况便一目了然。

陈嘉庚站（Tan Kah Kee）是大众捷运系统（Mass Rapid Transit——MRT）新开的蓝线市区线上的一站，站里尽是穿着校服的学童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这些可不是普通的在校学生，而是能就读武吉知马路（Bukit Timah Road）和杜尼安路（Dunearn Road）沿线最好的学校的幸运儿。这些学校包括新加坡华侨中学（Hwa Chong Institution）、国家初级学院（National Junior College）、南洋女子中学（Nanyang Girl’s High School）和莱佛士女子小学（Raffles Girl’s Primary School）。当这些学生沿着陈嘉庚站陡峭的电梯下行时，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将直面一堵巨大的广告墙，上面是一则补习学校的广告。这则广告用一个了不得的卖点（“树立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技能，点燃你对学科的热情”），让你在地铁的冷气中忍不住打个激灵：补习学校每天早晨7点开课，周末也不例外。

新加坡补习行业的兴隆使孩子们认为自己没有达到课业期望，因此压力倍增。而父母不惜把兜里的钱全掏出来支付给行业中最好的补习老师。这些补习老师巨额的薪酬水平足以让学校里工作的同行羡慕地泪流满面。现年32岁的补习老师霍佳汉（Anthony Fok）手下有200名左右的学生，这些学生一年支付的补习费将近100万新元。彭曜康（Phang Yu Hon）老师教四节物理课的收费是700新元，还包括每堂课上唱歌和跳舞的环节。在过去的10年里，私人补习行业的产值从过去的6.5亿新元增长到2016年的10亿新元以上。[14]

补习行业的报酬是如此丰厚，以至于正式在编的老师纷纷跳槽，这些老师原本就很擅长带出高分考生，就像是业余运动员被吸引到职业联赛中。霍佳汉告诉《海峡时报》的记者，他只在学校任职4年就辞了工作开补习班。[15]而补习学校也有一套自己的行业激励术语，从“才能发展中心”到“提高深化”。当其他国家张贴锐舞和party海报的时候，新加坡在张贴补习经济的广告。

比起韩国，新加坡的补习业还不至于那么密集并富有破坏性——韩国现在竟然有补习学校培养学生通过考试，从而进入其他排名顶尖的补习学校。这对于学生而言有几点非常有害的影响。其一，学生因为高强度的补习而精疲力竭。在新加坡的星巴克里，经常可以看到“高峰时段禁止学习”的标志，以防止咖啡馆里挤满做代数的学生。他们经常选择在拥挤的HDB公寓外完成课业。孩子们很早就起床，但很晚才睡觉，中间很少有自由活动时间，并且在他们醒着的时间里，一直被失败的恐惧压迫着。玩耍、乐趣和自由探索世界的种种，都被挤出了孩子们的生活，同时也挤掉了只有探索发现才能激发的好奇心和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有人担心，新加坡的教育体系虽然非常有效，但毫无乐趣可言。认识到这一点，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少教多学”的口号，并推行了一系列措施，让孩子们在学习的课目上更有发言权。

此外精英主义在新加坡的成功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弗林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的迈克尔·巴尔（Michael Barr）教授曾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说：“几十年前，教育还是穷人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但如果实行教育精英主义，意味着竞争成本的大大提升，中产阶级的虎妈们将凭借自己雄厚的财力，为自己的孩子挤掉其他竞争者。[16]同时伴以零和性质的考试，即考试排名不是以绝对分数，而是以相对分数来决定。这将必然导致私人补习上的军备竞赛。

抛开所有的花环和成功，以及无情的教育压力造成的牺牲，批评者们还认为，新加坡的教育体制正在培养错误的优等生，因为21世纪的人才需要的是另一套不同的技能。“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在今天内容知识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哈佛大学创新实验室（Harvard University’s Innovation Lab）的学者托尼·瓦格纳（Tony Wagner）说道，“这个世界已经不在乎你的知识水平，只在乎你能用你的知识做什么。”严格地说，新加坡式的教育突出的正是这一方面：顶尖的教师非常擅长教授概念，并帮助学生们将所学的概念应用到各个地方。但是瓦格纳博士反驳道，如果不允许学生在实际生活中释放教育的潜能，那无助于培养他们更抽象的软技能。而这才是新加坡教育体制的缺陷。

所谓软技能之一便是主动性。当我沿着新加坡国立大学校园的人行道走上肯特岗下段（Lower Kent Ridge Road），走过大学主行政楼的时候，看到一个简单的路牌，感到很惊讶。这个路牌上用过分醒目的卡通形象告诉行人如何过马路。这里走来走去的不是需要卡通人物来提示自己交通规则的小学生，而是全亚洲最好的大学生（或者是第二好的，如果你问南洋理工大学的学生的话）。这个路牌似乎在传达一个信息：“如果不确定的话，最好下达指示，而不要冒险导致不良后果。”这种过分的提防绝不宜于培养所谓的软技能。

新加坡的另一个问题和东亚国家一样。它之所以能在国际考试中拥有极高的排名，源于国内的教学将重点完全放在应对高压考试上。“亚洲国家的学生们在考试中的高分表现并不能证明他们具备同样高水平的创新能力，”瓦格纳博士警告说，“这些国家都是以考试驱动的国家。”新加坡的家长经常在孩子参加小六会考之前几年暂停工作，一心帮助孩子准备考试。而孩子们“只有一种生活。他们上学，然后回家，然后参加补习，在晚上12点或更晚时睡觉，第二天早上5点或6点起床，然后重新来过”。他认为，这种紧张又单调的学习模式，无法催生只有在享受学习时才能迸发出的创造力和好奇心。只有创造力和好奇心才是未来电脑和人工智能最不可能取代人类的部分。同时它也让人们燃起对知识和教育的热爱，让人们得以终生学习，并在具有挑战性且不停变化的事业中，运用自身的主动性，不断巩固和强化自己的专业技能。[17]

新加坡人博比·加雅拉曼（Bobby Jayaraman）是一名基金经理，也是一位前管理顾问，他在写给《海峡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呼吁新加坡反思自己的教育体制。[18]他在文章中称，新加坡的学生之所以能在国际大赛中获取高分，主要依赖于平时不间断的启发式训练，这些训练让他们能也仅能解决具体描述的问题。但由此一来，他们无法形成实际思考、理解或是凭借直觉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考试考的都是抽象的语法结构，尽是多选题的形式，而鲜有对书籍和文本的灵活性和创造性的讨论。作文的写作靠的是堆砌应试用的华丽辞藻，而不是运用想象力。

严格的学习管理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新加坡人对于阅读兴趣寥寥，除了自助类书籍，他们的阅读量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一项调查显示，只有40%的新加坡人在过去的一年中读过一本书，而这个比例在美国达到70%。新加坡市场上甚至发行了只要10新元的“车票书”（ticket books），鼓励人们多读书，而不只是看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碎片化的超短文字。[19]尽管全世界的人都无可救药地沉溺于面前的小屏幕，但新加坡的情况尤其严重——新加坡一家麦当劳特意设置了手机储物柜，鼓励顾客在就餐的时候多和家人聊天。一项麦当劳的调查表明，显然有三分之二的新加坡父母会在吃饭时看手机。[20]

教育对于新加坡而言，比对于大多数其他国家都更重要，因为李光耀说过，人才才是新加坡“唯一的自然资源”。[21]培养大量的科学和数学人才对于实现经济的腾飞至关重要。如今瓦格纳博士指出，许多国家开始发现，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其他更加抽象的技能变得极为关键。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如今确实到达了一个拐点，决定了它必须转向知识经济。但是正如博比·加雅拉曼在他文章中指出的，如今的教育体制正在阻碍新加坡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它似乎就像一个工厂，正在为跨国企业批量生产中级员工，它制造的是不合时宜的天才。大卫·孔教授也为此感到担忧，因为这样的教育无法为知识经济的繁荣提供“天才创新者和特立独行者”。[22]

对这个问题深有同感的还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教授琳达·林苑清（Linda Lim Yuen-Ching）。她在母校美以美女校（Mehodist Girl’s School）的战略规划研修会上发表讲话，认为教育制度应当配合21世纪信息经济的要求，当时台下聚集了来自她母校的教育者。她认为新加坡应当拥抱这个新世界的挑战，这个世界被书呆子称作“VUCA”，因为它充满了反复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许多新加坡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憧憬的稳定、安逸又有利可图的事业，将受到“竞争上的挑战以及技术上的扰乱”。学校应当打破常规思维，教孩子们如何变相思考。“我们在工作和游戏时，身边都是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因此多样性成了一种资产，而同理心是一种必需品。”她还分享了一些严峻的事实：尽管新加坡取得了种种成就，但在印尼这样的邻国看来，它始终是一个因循守旧、缺乏企业家精神的国家。一名美国银行家曾对她说，这座小岛会一直需要外国人的存在，原因很简单，因为“新加坡人的想法都一模一样”。[23]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阿德里安·W.J.葛（Adrian W.J. Kuah）也参与了这场讨论。他担心新加坡的高压教育体制让孩子们没有时间培养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在他看来，复习、探索、失败和实验都应该在教育中占据一定的时间。但未来并不是没有希望的，因为葛确实看到一些迹象表明国家正在改善这一问题。例如南洋女子中学就决定，将每天早上的上课时间推迟45分钟。[24]如果一个教育体系连孩子们的睡眠时间都要限制，那这种教育一定没有太多乐趣可言。

[1] 按照你查阅的国际排名不同，新加坡国立大学可以是新加坡和亚洲最好的大学，也可以位列全球第22位（2018年《泰晤士高等教育》），抑或全球第15名，但在新加坡只是位列第二（在QS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南洋理工大学位居第一）。

[2]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2015，”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5，https：//www.oecd.org/pisa/pisa-2015-results-in-focus.pdf

[3] Gonzalo Viña，“Half of UK primary schools adopt ‘Asian’ style maths，” Financial Times，12 July 2016，https：//www.ft.com/content/693e5d6a-4829-11e6-8d68-72e9211e86ab

[4] Jeevan Vasagar，“Why Singapore’s kids are so good at maths，” Financial Times，22 July 2016，https：//www.ft.com/content/2e4c61f2-4ec8-11e6-8172-e39ecd3b86fc

[5] “Many Pathways，One Miss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2007，https：//www.moe.gov.sg/microsites/many-pathways/

[6] 但这不能掩盖英国统治遗留下的坚实基础：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书院和新加坡英华学校（分别建立于1905年、1823年和1886年）。

[7] Philippe Regnier，Singapore：City-State in South-East Asia，London：Hurst，1987.

[8] “Many Pathways，One Miss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2007，https：//www.moe.gov.sg/microsites/many-pathways/

[9] “Singapore tops Asia in preparing students for the future：EIU study，” Channel NewsAsia，20 September 2017，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asia/singapore-tops-asia-in-preparing-students-for-the-future-eiu-9232606

[10] 即小学毕业时的结业考试。——译者注

[11] “Fearing exams more than parents’ death，” News24，21 November 2001，https：//www.news24.com/xArchive/Archive/Fearing-exams-more-than-parents-death-20001121

[12] Sandra Davie，“Singapore students suffer from high levels of anxiety：Study，” The Straits Times，20 August 2017，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education/spore-students-suffer-from-high-levels-of-anxiety-study

[13] “Student，10，jumps to death over school workload，” Singapore Window，22 August 2001，http：//www.singapore-window.org/sw01/010822af.htm

[14] Calvin Yang，“Super tutors who earn at least $1m a year，” The Straits Times，23 May 2016，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super-tutors-who-earn-at-least-1m-a-year

[15] Calvin Yang，“Super tutors who earn at least $1m a year，” The Straits Times，23 May 2016，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super-tutors-who-earn-at-least-1m-a-year

[16] Jeevan Vasagar，“Why Singapore’s kids are so good at maths，” Financial Times，22 July 2016，https：//www.ft.com/content/2e4c61f2-4ec8-11e6-8172-e39ecd3b86fc

[17] 新加坡为了应对终身学习的挑战，建立了基于代金券的“个人学习账户”，可用于一系列课程。

[18] Bobby Jayaraman，“Let’s kill the drill approach in schools，” The Straits Times，17 February 2017，http：//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lets-kill-the-drill-approach-in-schools

[19] Amanda Erickson，“People in Singapore don’t read much literature. Can these tiny books change that？”，The Washington Post，11 February 201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7/02/11/people-in-singapore-dont-read-can-these-tiny-books-change-that/

[20] Maggie Hiufu Wong，“McDonald’s offers to lock up your smartphone for more family time，” CNN，17 October 2017，http：//edition.cnn.com/travel/article/singapore-mcdonalds-mobile-phone-locker/index.html

[21] Stavros N. Yiannouka，“Is education the secret of Singapore’s success？” World Economic Forum，10 April 2015，www.weforum.org/agenda/2015/04/is-education-the-secret-to-singapores-success

[22] “Worldwide Educating for the Future Index，”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2017，http：//educatingforthefuture.economist.com/

[23] “Singapore and the World：Looking Back and Looking Ahead，” The Online Citizen，4 June 2017，https：//www.theonlinecitizen.com/2017/06/04/singapore-and-the-world-looking-back-and-looking-ahead/

[24] Adrian W.J. Kuah，“It’s about time we learn to take our time，” Today Online，5 June 2017，http：//www.todayonline.com/singapore/its-about-time-we-learn-take-our-time

8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体育设施：受教于约瑟林？

经过立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主行政楼前面那块教年轻人如何过马路的牌子，就是大学的体育场。这片体育场位于肯特岗下段的一个斜坡下面，像整座校园一样让人眼前一亮。看上去校方不惜重金打造了整个场地和运动设施，供人奔跑、跳跃、踢腿、投掷。

上一章提过，新加坡的孩子们没有很多时间运动。但当他们运动时，选择的项目则具有明显的族群差别。按照人们的固定印象，印度孩子选择打板球，马来孩子选择踢足球，而华人孩子只会渴望地望着窗外，再低头做一道数学题。当然，这难免以偏概全，但其中不乏一些事实。

无论如何，新加坡都不可能成为体育上的超级大国。它面积太小，又很少有人参加体育赛事。这里的气候更是让人望而生畏。我每周三晚上在五人制足球场上踢球，即使到了深夜，衣服还是瞬间就湿透了，一旦你停止运动，蚊子就会疯狂地攻击你任何一寸裸露在外面的皮肤。有时候我们会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打断，在我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会突然发现雨水没过了膝盖。新加坡对运动的热忱一般仅限于电视上，人们为表现更出色的欧洲足球队加油鼓劲。

然而2016年发生的一件事让整座小岛掀起了一阵运动的热潮。契机是里约热内卢的奥运会。大概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比新加坡更爱这届奥运会了，因为一个眉清目秀的新加坡运动员，约瑟林（Joseph Schooling），在100米蝶泳中斩获了奥运金牌，这是新加坡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成绩！在此之前，这个小国在体育上的建树超不过一条维基百科（Wikipedia）的脚注。因此这块金牌可谓非同凡响。[1]

约瑟林一夜之间成了新加坡万众瞩目的大明星，受到自政府到新加坡航空的追捧。新加坡航空设法为约瑟林拍摄了一组庆祝照片，在照片中运动员被挤在一排人的最后面，这排人里有SIA的高管和穿着“Singapore Girl”[2]制服的空姐们。这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阵舆论热潮，叫“约瑟林在哪里？”因为大家要像在玩《威利在哪里？》（Where’s Wally？）[3]一样，从人山人海中找出约瑟林。当我在医院候诊的时候，随便翻阅一下新加坡《今日报》（Today），就会看到这个美少年正在和名人握手，让学童试戴他的金牌，并承诺会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参加四项赛事。一系列文章喷涌而出，讨论他的欧亚血统所属的那个鲜为人知的人口群体。而另一些文章则在辩论，约瑟林的身份应不应该允许他获得特许，不用像其他年轻男子那样服兵役。

也有一些文章指出，约瑟林现象的背后有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他成功正是因为他不像新加坡人。“约瑟林是一个异类。并且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是一个异类。”贝尔蒙·雷（Bermont Lay）说道。约瑟林的父母送他去国外，为他创造通往成功的最好的机会，并为此卖掉了百万美元的豪宅。按照新加坡人典型的规避风险的成本效益分析，这么做的风险太大了。雷谨慎地推测说：“如果约瑟林的父母更务实一些，住在HDB的组屋里，也许他们的儿子会在新加坡成为一名通过完整认证的游泳教练。”[4]

* * *

纠正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对于这个国家的兴衰甚至存亡都至关重要。它在不断地蜕变和重塑中调整着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而教育不仅为它的经济培养出最优秀的劳动力，而且也是新加坡各社会阶层团结一致的黏合剂。

唯才是用的精英主义是新加坡社会的核心指导原则。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原则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道扬镳的时候就建立了，因为马来西亚选择了摒弃精英主义，偏袒马来族群。而新加坡则用唯才是用的精英主义缓和了国内潜在的民族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讲，这个资源匮乏的小国有必要通过推行精英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有限的人力资源里挖掘出最大的生产力。它的教育体系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国家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的才华白白浪费，无论他是谁，他的肤色、种族、宗教为何。

新加坡确实为它最出色的人才提供了最好的培育和奖励。它颁发充足的公共资助奖学金给最聪明的学生，帮助他们在全球最好的大学完成学业。之后他们应召回国，投身于公共服务事业。行政服务人员每年都要接受考核，成绩不达标者将被无情淘汰。而留下的人将享受天价的薪金待遇，而在英国，要想拿到同样的薪酬，则必须离开公共服务事业，转向高端金融业。政治家们也因为没有加入中央商务区的角落办公室大军（意指金融业），将才能应用于实现“更伟大的利益”而得到丰厚的回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一年可以拿回一张170万美元的巨额支票（这还是几年前他减薪28%之后的金额），而美国总统的年薪还不到50万元美元。[5]唯才是用的精英主义还有第三个重要效应，就是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所有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对于社会凝聚力而言至关重要，并让不同的公民组群认为自己被一视同仁，从而确立了国家的正统性。但如果这种公平竞争的承诺不过是一种假象呢？学者迈克尔·巴尔认为新加坡精英主义和多民族主义的“双重神话”背后，是华人占主导的庇护网络通过影响力挤占了国家权力网络的所有入口。[6]香港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 in Hong Kong）的李经文（Whilliam Keng Mun Lee）教授的另一项研究表明，教育程度的差异并没有对族群收入鸿沟造成太大影响。按照李教授的分析，由于华人在经济和政治上占据的主导地位导致了某种形式的社会歧视，以至于马来人和印度人被隔离到（也许是在潜意识中）低收入的工作和职业中。[7]

教育精英主义的神话不仅在于最优秀的补习老师屈指可数，还在于某些街区聚集了最好的学校资源，比如陈嘉庚站附近，这种街区差异带来的红利必然产生高昂的经济代价。我家的邮筒里就收到过一份广告传单，上面有武吉知马一栋“小二楼”（two-storey bungalow）的广告。传单上的房屋中介似乎得过很多奖，广告词里镶嵌着大号字体凸显的字样（“一直以来、专注于、持续的制造、获奖者”）。广告在介绍这座二层平房的位置时，选择用一滴艳俗的荧光绿墨迹水滴圈注出，赋予买家“不公平的有利位置，家门口就是莱佛士女子小学”。当一个人银行账户里有几百万存款时，就可以轻易玩转教育精英系统，无论是主流的教育体系还是校外的辅导班。

如果你就这一问题询问新加坡人，他们很可能会低声嘟囔或者放声大笑，然后把这一现象全部归咎于“惊输”（kiasu）心理。这是一种害怕败给别人，与自私和漠视他人紧密相连，并在面对失败时过分谨慎和恐惧的心理。有时这种心态会受到欢迎，比如有一个在线论坛，雄心勃勃的父母们详细地讨论和分享孩子成长的细节，从大考之前的睡眠模式到学前教育，事无巨细，这个论坛就叫“惊输父母”（www.kiasuparents.com）。有人甚至称，惊输对成就的执着恰恰是新加坡奇迹的动力源泉。也有人为这种国民心态略感惭愧，因为它使得新加坡人变得心胸狭隘、为人刻薄（并且盛产寸步不让的司机）。无论如何，惊输已经被新加坡承认是一种国民心理：一项调查表明，新加坡人认为惊输最好地描述了新加坡社会，是新加坡人的最高价值和行为特征。[8]

“这听上去就像是个国民笑话，对不对？”郭晓韵（Kuik Shiao-Yin）说道。当时我们一起在奎因街（Queen Street）的“精神食粮咖啡厅”（Food For Thought café）里一起喝咖啡。“但我认为没人会觉得这个笑话好笑。”郭晓韵是新加坡国会提名议员（nominated members of parliament，NMP），由总统任命，不隶属于任何政党。她也是“集体思想”（The Thought Collective）的创意总监，这家社会企业的宗旨是激发年轻人的创造性想象力。她指出，从新加坡人方方面面的行为中都看得到“惊输”的影子。“有时候，人们根本不知道前面的人为什么排队，但还是跟着一起排，因为他们害怕错过了什么。或者在学校，有孩子把图书馆的书藏起来，目的是不让别的孩子发现这本书。”

郭晓韵女士认为，惊输一部分源于新加坡对自己面积和脆弱性的不断强调。“恐惧、脆弱和稀缺的心理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她反思道。新加坡不应该觉得成功理所当然。“但奇迹之所以为奇迹，正是因为它不会连续发生。奇迹不应该被浪费。”尽管她认为惊输有它的用处，但还是公开宣称应摒弃惊输的心态。她面向国会发言，认为创新能力、生产能力、协作能力以及宽容大度的举止等重要的素养“完全依赖于一个人是否有意愿和动力与世界分享真正的价值和更伟大的财富。惊输的人根本不在乎自己是否在创造和分享价值”。如此一来，新加坡无法产生真正的企业家，只能培养“拿来主义”（copy-and-paste）的生意，比如“珍珠奶茶店……新潮咖啡厅和猫咪咖啡屋”。[9]

这样的公开言论自然引来不少批评，而郭晓韵女士也认同惊输有“良性”和“恶性”之分。但是她谴责道，政府如今缺乏宏伟目标正是惊输的错，而许多新加坡人因为惊输，只满足于从事没有风险的工作，把先机让给了更有胆识的外国人，使他们成了各行业的领袖和领头人。

再者，新加坡作为岛国太小了，没有很多运筹帷幄的空间。新加坡政府确实利用狭小的面积创造了世界顶级的教育体系，而这一教育体系正是新加坡奇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从世界的顶点继续进发，在身后还有其他国家紧随其后的情况下，突破现状并非易事，这比后起直追要难得多。国家现在需要新的手段，将重心转向经济中不同的、高科技的其他方面；需要政治家们重拾胆识和雄心；需要国民具备创新精神和能力。这个已经备受赞誉的教育体系必须面对超越自我的挑战。新加坡有幸已经拥有了最优秀的教育者和令人羡慕的STEM教育模式。但是对于这座东南亚的小岛而言，如今的关键已不再是已经实现的奇迹曾经多么有效率，而是如何才能通过调整和改造，让奇迹继续延续下去。仅仅拥有高水平的数学能力是远远不够的。

我望向新加坡国立大学漂亮的运动场和跑道，发现上面一个人也没有。也许是因为已经日上三竿，天气变得太热了。我从水壶里喝下一大口水，继续我的路程。

[1] 其奖励也非同寻常。新加坡对奥运金牌获得者给予国家奖励753000美元，是世界最高的。其次是印度尼西亚，383000美元，然后是阿塞拜疆，255000美元。http：//sports.yahoo.comnews/u-s-ranks-ninth-on-list-of-countries-paying-out-bonuses-for-gold-medals-184751327.html

[2] Singapore girl 是新加坡航空公司推出的广告形象标志，是表现新加坡航空的身着特色马来西亚布裙（Sarong Kebaya）制服的空中小姐，是全球最有名的广告形象之一——译者注

[3] 一本视觉发现图书。这本书的目标就是在一张人山人海的图片中找出一个特定的人物——威利。威利穿着红白条纹的衬衫并戴着一个绒球帽，手上拿着木制的手杖，还戴着一副眼镜。他总是会弄丢东西，如书本、野营设备甚至是他的鞋子，而读者也要帮他在图中找出这些东西来。——译者注

[4] Belmont Lay，“Joseph Schooling is S’porean. He won a medal for S’pore. But he did it in the most un-S’porean way，” Mothership.sg，18 August 2016，http：//mothership.sg/2016/08/joseph-schooling-is-sporean-he-won-a-medal-for-spore-but-he-did-it-in-the-most-un-sporean-way/

[5] “World’s Top 20 Highest Paid Political Leaders，” Richest Lifestyle，2015，https：//richestlifestyle.com/highest-paid-political-leaders-in-the-world/

[6] Michael D. Barr，The Ruling Elite of Singapore：Networks of Power and Influence，London：I.B. Tauris，2014.

[7] William Keng Mun Lee，“The economic marginality of ethnic minorities：an analysis of ethnic income inequality in Singapore，” Asian Ethnicity，vol. 5，no. 1 （2004），https：//doi.org/10.1080/1463136032000168880

[8] Fann Sim，“Singapore is kiasu，competitive，self-centred：survey，” Yahoo！News，23 August 2012，https：//sg.news.yahoo.com/singapore-is-kiasu—competitive—self-centred—survey.html

[9] Justin Ong，“Singapore should kill ‘kiasu’ culture：NMP Kuik Shiao-Yin，” Channel NewsAsia，5 April 2016，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singapore-should-kill-kiasu-culture-nmp-kuik-shiao-yin-8089162

9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新型国家

此时我已经行走了23公里，穿越了45年的时光，当下一个地标式建筑渐渐映入眼帘时，我心里升起安心的感觉。前方是国立大学医院（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一个穿着考究的男子从他的本田缤智（Honda Vezel）里探出身子，用湿纸巾清洁他的赤脚，并用中指和无名指优雅地夹着一支香烟。国立大学医院外，一个长着阿拉伯人面孔的病人穿着病号服，嘴里叼着一支芳香的棍子状烟斗，烟斗上镶嵌着金色的叶子纹路，末端是小小的烟锅。

因为陪儿子来过几次，我对国立大学医院很熟悉，这家医院以它在提供医疗保健时安静的高效率闻名。我在新加坡居住的寥寥数年间，曾体验过该国几家医疗机构的服务，虽然大部分时候是作为一名心不甘情不愿的病人。每一次有恙的不同身体部位都被专业地修复完好，这令我心怀感激，印象深刻。如果我一定要在这世间遭受重大疾病，我希望我身处新加坡。[1]

全球健康的成果和科技几乎一直在不间断的进步中，这一切得益于世界各地医疗系统的艰苦努力，其中也包括新加坡取得的显著成就。美国的医疗系统漏洞百出且极其昂贵。英国的医疗系统在避免可见的财务交易时，显得过于偏执。至于其他国家，直白地讲，根本无力应对人口膨胀造成的老龄化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老年慢性病的就医需求。相比之下，新加坡以低廉的成本实现了极佳的成果。难怪全世界都在研究它的医疗系统。

新加坡从一个汗津津的赤道小岛摇身一变成为小型公共政策的超级大国，从健康指数上看，主要体现在婴儿死亡率上。1908年，新加坡每1000个新生的婴儿中有347.8个最终死亡（其中60%在出生后的前三个月死亡），同年在美国，1000个婴儿中只有100个左右会死亡；而截至2015年，新加坡的婴儿死亡率已经降至美国的一半。在早些年间，新加坡的医疗体系受到当时人口结构的影响——岛上的男性数量远远多于女性——护理等工作由（戴着镣铐的）罪犯来完成。1885年，圣婴修道院（Convent of the Holy Infant Jesus）的法国修女们开始介入。而产科相关的劳动主要由传统的马来助产士（bidans）完成。

1926年12月，一个名叫伊达·西蒙斯（Ida Simmons）的苏格兰女人登岛，旨在改善岛上的婴儿死亡率以及产妇的健康。她迅速地学会了马来语，并且深入热带丛林走访了甘榜。她个人的影响力清晰地体现在统计数字上：1927年，每1000个新生婴儿中有263个最终死亡；当她于1948年退休时，1000个婴儿中只有57个会在出生后的第一年死亡。[2]

新加坡现在的医疗制度与它整体的社会保险制度捆绑在一起。基于就业制度的强制性储蓄——中央公积金是它的核心。就业人员一直到55岁为止，需将20%的薪水存入中央公积金账户（55岁之后这一比例会降低），同时雇主需在员工账户中存入最多17%的金额。[3]这笔储蓄将被分配给三个账户：①用于支付住房、保险和教育的普通账户；②用于退休后的养老账户；③用于支付医疗费用和保险的保健储蓄账户，最高限额为52000新元。就业人员也可以参与支付终身健保双全（Medishield Life）——对大部分的灾难性大病有效——或者健保基金（Medifund），当其他账户耗尽时，这一基金可以为患者提供一层安全网。

在这一体制的驱动下，公立和私立医院并存，各自承担一份不同的义务。举个例子，在新加坡住院，如果你选择A类病房，你可以享受独立的病房但需要支付全部费用。如果你选择开放式病房并且与他人共用卫生间（C类病房），那政府将承担80%的费用。尽管新加坡整体的医疗费用很低——特别是与美国相比——但医院之间的竞争还是造成了明显的价格上涨。政府对此做出回应，不仅规定了不同病房的比例，还要求赡养人在寻求高昂的科技治疗手段时首先寻求政府的许可，同时政府还对其他多个因素进行了调控，包括医生的薪水。[4]这套体制非常具有新加坡特征：高效，市场化经营，但受到国家强有力的控制。这种体制可以说三分之二都是私立医疗，但也可以说五分之四都是公共医疗，包括健保基金在内都可以算作公共医疗。用新加坡财政部前部长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的话说，健保基金避开了“无用又不平等的”普遍福利制度。

新加坡的医疗保健战略象征着该国更广泛的公共政策方针——技术官僚式的小国体制，加上恰到好处的强制力支持，保证人民各司其职。这有点儿像玛丽·包萍（Mary Popins），正如彭博新闻社的主编约翰·米克莱维特（John Micklethwait）和《经济学人》杂志的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所说的：“（玛丽·包萍）不只是一个魔法保姆，而且非常专横，甚至有些阴险。”[5]他们引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一句广为人知的话说：“我们决定什么是对的。民众怎么想无所谓。”

李显龙总理在2005年行政服务晚宴上发表讲话，称新加坡的公务员是在“实验室的条件下进行公共管理”。[6]他们富有创造力并且注重结果，不被意识形态过度约束。但正因为这些试验是在新加坡这个实验室里进行的，与国家的大小成比例，因此决定了它难以实现大规模的复制。按照经济学家泰勒·科文（Tyler Cowen）的说法，新加坡的医疗系统对于其他国家是不是一个可持续的范例，仍然值得探讨，因为“在一个小型的儒家城邦，人们被给予高度自律的期望，也更容易做到质量监管”。[7]

尽管新加坡的公共政策试验是否可以被复制，仍然难下定论，但其他国家的代表仍然前赴后继地飞往樟宜机场，希望向这个岛国取经。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西方的社会保障计划在未解决的养老金债务、人口统计和反常动力的压力下，正摇摇欲坠。对于人民行动党而言，西方的福利制国家不但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且是社会活力和个人责任感的拖累。2010年李显龙总理指出，欧洲正在意识到，他们备受追捧的团结精神仰仗于欧洲慷慨的福利制度，也就意味着他们一直以来入不敷出。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指出这一点的人，但是他指出这一点时，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元首，而这个国家宣称拥有更好的制度。

快速发展中的大国领导人对学习西方模式兴趣寥寥，因为它不但造价昂贵而且动力机制很糟糕。新加坡模式不但经济实惠，而且可以巧妙地与自己的政治体制结合在一起。中国经济腾飞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为改革开放绘制蓝图时拜访过新加坡。他明确地认定中国应该效仿新加坡（同时新加坡也是北京与更广阔世界的桥梁）。新加坡的政治元老吴庆瑞从新加坡的公众生活中隐退后，一直担任中国的经济顾问。而中国的部长们每年会与他们的新加坡同人进行两次会面交流，中国55个市的市长一年四次前往新加坡学习城市管理课程。[8]

但即使在自己有限的疆域内，新加坡模式也面临着挑战。尽管没有西方老龄化社会面临的养老金和健康风险，但新加坡本国的人口统计变化也值得警惕。2014年，新加坡的生育率是1.25[9]。一般而言，只有平均生育率达到2.1，才能维持一个国家人口的世代延续。与之形成反差的还有日本，这个国家也在应对自己的人口危机，2014年日本的生育率是1.42。[10]而韩国的数据更加糟糕，只有1.20。一个韩国的国会委员会曾计算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韩国最后一位公民将于2750年死亡。[11]

与此同时，社会的平均年龄急剧上升。美国称，新加坡将在2026年变成“超级老龄化社会”（super-aged society），届时将有五分之一的人口超过65岁。而那时介于25岁到49岁的核心劳动力已经呈减少趋势。每个年过65岁的新加坡人将对应不足5个核心劳动力，而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一比十几。[12]甚至有人认为，是新加坡的福利制度鼓励新加坡人少生育，这才助长了这一问题。[13]

新加坡的技术官僚于是回到实验室，寻找修补的手段，谋求以行之有效的方法应对这些挑战。然而这绝非易事，因为他们的解决方案必须融入其他更复杂的动力中，比如新加坡衰退的流动劳动力市场，以及该国在不断演变的全球知识经济中的位置。他们必须重新修改和修正他们的解决方案，不断适应外界对新加坡施加的影响力。国土面积狭小也许对以实验室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有利，但也意味着你无法控制更广泛的操作环境，因此如果你的技术官僚出了错，在结果上将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

* * *

“我在欧洲居住了12年后，第一次回到新加坡时，才意识到这里没有乞丐。”许成春（Koh seng Choon）稍稍提高了音量，盖过实龙岗小贩中心（Serangoon hawker centre）的喧闹声。“这里没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没有残疾人。新加坡肯定是个理想国！”尽管有人为此大唱赞歌，但这个国家远远不是理想国。然而许成春的观察在我看来千真万确，新加坡的大街上看不到贫穷和残疾人。

新加坡有很多人的生活过得相对艰苦，比如从菲律宾、印尼和孟加拉来的低技能移民。还有在小贩中心默默收拾托盘、佝偻的七旬老人们，他们在晚年没有足够的钱为自己养老。但大多数时候，贫穷都难觅踪迹。当局真心实意地认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因此更加强调新加坡社会中个人责任的重要性。[14]

然而许成春所看到的大街上没有残疾人的现象背后，却有着更复杂的原因。偶尔我能看到人行横道的路口有人坐着轮椅贩卖单包纸巾，但也仅此而已。许成春认为这种现象有一部分“亚洲”成因，因为亚洲的残疾人通常被自己大家庭的成员环绕并照料，因此不像在其他文化中那样，经常出现在公共视野里。有些人也许会认为，这是以家庭网络为基础的社会以及“面子”文化的副产品，但另一些人也许会直接将它称作羞耻和偏见。无论如何，就像我在新加坡遇到过的许多人一样，许成春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决定担负起自己的个人责任。“我认为我们还很缺乏对残疾人的理解，”他说，“只要我们肯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就能完成许多事情。”

许成春给新加坡残疾人的机会便是教给他们一门手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实龙岗的小贩中心进行这次谈话。许成春把这个小贩中心称作“尊严厨房”（Dignity Kitchen）。尽管表面上相似，但它与新加坡成百上千散落在HDB组屋和办公楼附近的小贩中心有本质不同。从一个堆满鱼头和海参的水产市场乘电梯上楼就来到了这个小贩中心。和其他小贩中心一样，这里有混凝土墙壁，并且弥漫着油炸东方小吃的味道，但除此之外有什么东西与其他地方明显不同。这里明显不如其他的小贩中心忙碌，而且服务人员看上去不但没有惯常的快餐式的冷淡态度，而且带着一种殷切的期待，随时准备为客人提供服务。摊位后面的员工向来访的食客投以专注的眼神，在他们眼中这些客人并不是下一盘4新元的米粉，而是对自己服务能力的根本考验。

“我们雇用身体有缺陷的人，然后训练他们学习三种技能：准备食材、烹饪和服务支持。”许成春说。这很复杂。就拿让一个人可以在摊位上售卖鱼丸粗面或者干捞面这件事来说，因为每个人在身体、情感和心智上的伤残情况不同，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法。所以许成春设计了一个单手卷夹用来卷咖喱角，一个供盲人使用的砧板，并为有大脑性麻痹的员工设计了自动煮面器。一些摊位的不同步骤是使用不同颜色的手套完成的。许成春发现，有一个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年轻人喜欢完成精确的任务，于是他安排这个年轻人每天用特定的方式，使用不同的作料和工具腌制120个鸡翅。

尽管许成春和他的员工们使用富有创造力而且精心设计的方案为残障人士提供了就业机会，但整个企业的存在仍然依赖于公众对残障人士的服务进行配合。比如说在咖啡摊位，服务员双耳失聪，顾客需要使用振动蜂鸣器和摆放方便的镜子先引起服务员的注意，然后通过简单的手语向他点单。尊严厨房的顾客们需要准备好等待更长的时间，一盘菜可能需要20分钟而不是6分钟做好。这种在计时上的变化，许成春说，需要顾客的参与和投入。但顾客要展现的不只是耐心，而剩下的那部分才是他整个企业所追求实现的。

“这当中最大的挑战便是同理心。”许成春说。就像他想要教给员工一门手艺，他想教给新加坡公众拥有同情和理解。这并不容易。“因为我的员工干活很慢，所以有一天我决定给他们带上胸章，上面写着‘失明’‘失智’等。”然而这个想法让小贩中心的销售额一落千丈。“当人们看到‘失智’两个字，谁也不向他买东西。”他解释道。另外将顾客的注意力引向服务员的残障本身也遭到了无情的批判。“有人甚至说：‘是哪个脑残想出这么个脑残的主意？’那个向他卖东西的服务员哭了！如果你不想买，就不要买，但不要对人说那样的话。”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决定适可而止。大家问我能不能把胸章摘下来。我同意了。然后你知道吗？第二天，销售额就上去了！之前不想买的那些人又回来了。同理心千真万确是最大的挑战”。

许成春不只是在帮助一个特定的残障人群，而是所有在进取的新加坡社会里的弱势群体：身体有残疾的人，比如在车祸中严重受伤的人，未成年母亲，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妻子，以及那些有精神疾病或障碍的人。这些人代表了一个少数群体，这个群体正在被新加坡这种极其精简而且极大程度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社会所忽略。尽管这个群体在新加坡会被认为与国家和社会的绝对利益不符，但他们的存在不得不令人警醒。

已经是午饭时间了。我问许成春他最爱吃的菜是什么。“卤面（Long mee）。有很多肥肉的面，很不健康但是我喜欢。我就喜欢吃油腻的东西，比如说猪尾巴。”他向后张望，好像在寻找什么人。“但我老婆说，这对我的胆固醇不好。”他神经质地笑了一下，然后迫不及待地投向他眼前的大餐。这些食物正来自在他倡议下建立起来的小贩摊位。

[1] 若干知名人士也做出了类似的选择。罗伯特·穆加贝就是新加坡医院的常客，还有亚洲各地的富人们。

[2] Duncan Sutherland，“Ida Simmons，” Singapore Infopedia，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13-05-14_135054.html

[3] https：//www.cpf.gov.sg/employers/employerguides/employer-guides/paying-cpf-contributions/cpf-contribution-and-allocation-rates

[4] Aaron E. Carroll and Austin Frakt，“What Makes Singapore’s Health Care So Cheap？”，New York Times，2 October 2017，https：//www.nytimes.com/2017/10/02/upshot/what-makes-singapores-health-care-so-cheap.html

[5] John Micklethwait and Adrian Wooldridge，The Fourth Revolution：The Global Race to Reinvent the State，London：Allen Lane，2014.

[6] http：//app.psd.gov.sg/data/SpeechatAdminServiceDinner2005final.pdf

[7] Tyler Cowen，“A few notes on Singaporean （and other） health care systems，” Marginal Revolution，26 August 2013，http：//marginalrevolution.com/marginalrevolution/2013/08/a-few-notes-on-singaporean-and-other-health-care-systems.html

[8] Seth Mydans and Wayne Arnold，“Modern Singapore’s Creator Is Alert to Perils，” New York Times，2 September 2007，http：//www.nytimes.com/2007/09/02/world/asia/02singapore.html

[9] 生育率指的是一个女人在一生中生育孩子的平均数。——作者注

[10]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TFRT.IN？

[11] Julian Ryall，“South Koreans ‘will be extinct by 2750，’” The Telegraph，25 August 2014，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soutkorea/11054817/South-Koreans-will-be-extinct-by-2750.html

[12] Ong Hwee Hwee，“Singapore population report：10 things to know about citizens，PRs，babies and more，” The Straits Times，30 September 2015，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singapore-population-report-10-things-to-know-about-citizens-prs-babies-and-more

[13] Seb P. Smith，“Singapore’s demographic time-bomb，” Medium，2015，https：//medium.com/@sebpsmith/singapore-s-demographic-time-bomb，no longer available.

[14] 一名资深的外国记者曾告诉我，她因为报道过一次新加坡的贫困案例，而被一个部门叫去友好交谈。官员们解释说，这个人只是因为不恰当的个人选择而遭受苦难。很难想象其他发达国家采取如此不同寻常的官方干预。

10 纬壹科技城：启汇城和未来经济

如果有一天新加坡发射了自己的航空火箭，一定会给它起个了不起的名字。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出发，穿过波那维斯达立交桥（Vista Flyover），我能窥到新加坡为了成为世界领先的知识经济体而做出的努力，而那些建筑的名字向世界大声主张着那些雄心壮志：启汇城（Fusionpolis），Galaxis（直译为银河），伊诺威士（Innovis），纬壹科技城起步谷（LaunchPad@One North），以及BASH（Build Amazing Start-ups Here，直译为“在这里开启美好的创业之旅”）。这些名字就像一个在变形金刚的工厂里嗑糖嗑嗨了的六岁小孩想出来的名字。

我相当熟悉纬壹科技城。因为福克斯体育新闻亚洲版（Fox Sports News Asia）［标语是：“体育要上哪儿，砰！（Where sport goes BOOM！）”］在那里有一个新闻编辑室，我曾在几个月的愉快时光中担任过他们的电视记者。在晚餐休息时间和女子高尔夫球与足球转会的报道间隙，我会在纬壹科技城四处游逛，看那些正在建设的工程项目，听一帮科技人才热烈讨论工作，并感受那些未来主义的名字。我看到一组建筑模型，是未来新加坡新传媒集团（Mediacorp Campus）的时髦大楼，新加坡国有广播公司之后会搬去里面办公。这一切看上去就都像是太空时代的产物。

如果说新加坡经济在保有领先地位的情况下仍然在向前发展的话，那所有迹象都表明，它将依赖于纬壹科技城（One North）的未来，不只是它那些巴克·罗杰斯（Buck Rogers）式的名字和富有前瞻性的公司。纬壹科技城以及智能经济必须成为新加坡经济的主流。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答案的一部分就是转变为“智慧国家”（Smart Nation）。幸运的是，一个冠以同样名字的政府计划在2014年发布，明确指出其目标是在面临老龄化和人口密度增长的挑战面前，改善国民的生活质量。对于时任新加坡公务员首长的何学渊（Peter Ho）而言，这一举措不只是以科技改善生活，而且是从体制层面进行创新，将科技与政策和规划结合起来。这一志向很宏大，他说，但可以从小项目做起，比如机器人助手，可以帮助老年人准备餐食，或者完成一些日常的行政和保健工作。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赋能授权，因为太多由上至下的管控“会扼杀创新精神，而创新精神才是智慧国家的核心”。[1]

政府已经鼓励金融业向金融科技（fintech）领域扩张。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MAS）里有一个实验室，叫作LookingGlass@MAS（直译：穿衣镜@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那里工作的年轻人比一般的金融监管者看上去更邋遢，在白板上潦草地写着时髦的字眼。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对金融科技启用了“沙箱”（sandbox）机制，对小规模的实验放宽监管力度，允许创新在安全条件下进行测试。截至2020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计划投入1.58亿美元发展金融科技，希望由此补足和强化占国内生产总值十分之一的传统金融部门。金融科技在新加坡对应的关键词是“使能者”而非“扰乱者”：不能以进步的名义扼杀下金蛋的鹅。[2]

推动新加坡向“智慧国家”转型的其他动力还有日益令人担忧的人口比例和劳动力市场的短缺。建屋局智慧市镇框架（Smart HDB Town Framework）就提议在房屋内安装行动传感器，如果有老人跌倒，传感器可以向护理人员发出警告。还有一项提议，涉及一队奇特的亮橙色治安机器人。它们的职责是一边巡逻一边使用摄像机和传感器执行任务，比如说监控流氓车牌。参与此项目的安世科安保公司（Ademco Security）解释说，尽管他们提供了更有竞争力的工资，但还是难以招到足够的马来人担任辅警，也许可以将机器人视为填补空缺的方式之一。[3]

这座岛国一直以来都很鼓励交通上的创新。某个极端的例子是他们甚至试图使用芳香疗法让人们舍弃自己的汽车，选择气味香甜的巴士。这一策略直接源自新加坡技术官僚的创新脚本，就是在由塔式运输公司（Tower Transit）运营的巴士上注入玫瑰或薄荷的香气。[4]与此同时，新加坡还实施了电子道路收费计划（Electronic Road Pricing scheme），即根据汽车的目的地和所经路段的繁忙程度收费，而这一策略新加坡是从伦敦和斯德哥尔摩学来的。

自然地，新加坡也试图在国内推广自动驾驶汽车革命，并成立了新加坡自动驾驶陆路交通委员会（Committee on Autonomous Road Transport in Singapore）。有一项研究表明，如果用机器人取代该国所有的人类驾驶员，可以减少80%的道路车辆数量（我个人的感觉是，如果用机器人取代该国所有的人类驾驶员，道路也会提高80%的安全度）。[5]这种创新意识颠覆了汽车拥有权对应的陈腐观念，深得马凯硕这类远见卓识者的赞同。“这就是新加坡要实现想象力飞跃的地方。我一直在讲，我们需要成为全世界第一个零汽车拥有率的国家，”他告诉我，“我们足够小，不需要拥有自用车。为什么不能打造全世界第一个无车国家呢？人们可以使用汽车，但不需要拥有它？”

这种对“智慧”的展望是好的。根据2016年戴尔电脑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新加坡在“未来准备”（future readiness）的榜单上排名全球第三（位于圣何塞和旧金山之后）：那里有适当的人选具备了适当的技能组合，拥有支持新技术的基础设施，为企业提供创新和成长的机会。[6]

新加坡有很多聪明人——不管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外部——都在不断地展望未来。他们的笑容中闪现着大脑的智慧火花。同时他们也是总理的战略规划部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当中的一个和我相约在国家美术馆喝咖啡，一起坐下来聊天。“新加坡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在系统地考虑未来。”他向我确认道。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

像林苑清教授一样，这名战略家也常提起VUCA，即不稳定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但它同时也是各式观点、叙述、预算和反响的熔炉。“VUCA的问题没有任何先例。反馈回路也很长。不是说我试一下，得到反馈，然后就可以做出调整。”相反，这项工作是需要排查什么才是“下一个可能造成问题的原因”，必须持续关注这些场景，为当下的战略制定提供参考。

“是什么让你们的团队夜不能寐？”我问道。“中美关系。还有去全球化。”后者更多是一种上升的情绪，而不是一个由坚实数据证实的现象，但对于新加坡的全球化经济而言，去全球化着实令人担忧。

然而这些忧虑，仅仅是他们团队试图破解的未来趋势罢了。如果我是他们的话，让我夜不能寐的大概是新加坡几乎不可能保持原有的发展轨迹这一事实。我越分析未来的趋势，就越感到恐慌：如果在制定战略时对未来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那这个弹丸之国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没有回旋的余地。“太过超前等同于犯错。”他对我说。而且即使是很小的错误也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你做错一次，就会丧失执政的大部分合法性。”

这里提到的合法性似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打造一座“智慧”城市，并对凡人几乎感知不到的未来趋势做出战略性回应，这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但这样一来也可能迷失方向，并且一直都存在犯错的风险，而且必须在不可预测的未来面前随时切换立场。除却所有的征兆和战略，这名战略家颇具远见的筹划，事实上一定不逊于构建了新加坡合理性的那些更稳固的基石，如医疗保健系统和大众捷运系统。尽管新加坡的营销十分巧妙，但这种寻求平衡的做法实则令人担忧。在从花园城市向智慧城市演变的过程中，新加坡要竭尽所能，不要变成眩晕城市（Dizzy City）才好。

[1] Peter Ho，“Governing in the Anthropocene：Risk & Resilience，Imagination & Innovation，” Lecture II of the IPS-Nathan Lectures，19 April 2017，http：//lkyspp2.nus.edu.sg/ips/event/201617-ips-nathan-lectures-lecture-ii-governance-in-the-anthropocene-risk-resilience-imagination-innovation

[2] “Singapore tries to become a fintech hub，” The Economist，12 January 2017，https：//www.economist.com/news/finance-and-economics/21714384-city-state-wants-fintech-bolsters-not-disrupts-mainstream

[3] Monica Kotwani，“Singapore’s security industry，plagued by high turnover，to see robots in its midst，” Channel NewsAsia，6 April 2017，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singapore-s-security-industry-plagued-by-high-turnover-to-see-ro-8703870

[4] Linda Poon，“To Entice Riders，Singapore Buses Get a ‘Signature Scent，’” Citylab，8 March 2017，https：//www.citylab.com/transportation/2017/03/singapore-buses-now-have-a-signature-scent-to-entice-more-riders/518940/

[5] 新加坡人的驾驶技术普遍很差。也许是因为国土的面积决定了没多少人——无论是尼桑还是兰博基尼的车主——能开到每小时50英里那种令人晕眩的高速。司机对于其他的道路使用者也抱着令人恼火的“惊输式”零和态度。我儿子在上学的路上跟我学到几个非常不好的词，那时我们常常骑车上学，不得不面对来往的汽车。

[6] Saheli Roy Choudhury，“Innovators，Singapore wants you，Smart Nations boss says，” CNBC，17 May 2016，https：//sg.news.yahoo.com/innovators-singapore-wants-smart-nations-010944370.html

11 肯特岗公园：当新加坡还是昭南岛[1]时

当走在科学园路（Science Park Road）上时，我想找一条小路穿过右手边沿街的建筑群缝隙。我想在手机上再次确认一下地图，但在新加坡令人作呕的高温下摆弄我的老花镜，着实让人气不打一处来，不但鼻子汗湿挂不住眼镜，大滴大滴的汗珠还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揉了揉眼睛，看到一条小路好像可以走，便走了上去。

沿着小路向右转，我看到面前出现一段长长的台阶，两边是绵延起伏的红砖屋顶。我向左走去，宽大的台阶旁边并排着一条笔直的、汩汩作响的狭窄水沟。两边的树木都很茂密。在大概100米的距离里，我享受着森林中相对清爽的空气，觉得自己正走在人应该走的路上：这里更像是大自然，而不是工业化的裕廊岛，也不是巨大版的城市规划电脑游戏。

肯特岗公园让我的徒步穿越更像是在散步，直到我走到一段特别陡峭又用黄色漆染的台阶前。一个标识警告我说，如果遇到猴子不要做出以下举动，包括喂食（否则处5000新加坡元的罚款）。这条小路很快通上了维安通道（Vigilante Drive），从那里穿过树梢和一片淡色公寓，可以看到集装箱港口的壮观景象。一群尴尬的新加坡年轻人正在围着一辆小面包车徘徊，几分钟前他们不小心在车上呕吐了，在野外显得无所适从。

右脚传来的不适感促使我坐下来，我小心翼翼地解开鞋带，脱掉袜子。眼前的景象就不那么壮观了，我整个小拇指都肿成了一个欲哭无泪的大水泡。考虑到我的徒步旅程还有好几公里才达到一半，这确实是个坏消息。我用黎明前打包好的初级水泡修复包把它处理了一下，又花了几秒钟想象之后会有多痛。但是想想徒步穿越茂密的树丛，那宽阔起伏的小路，内心便被这种简单的美好打动了，于是我再次选择出发。我一边走一边分散注意力，思考这样的斜坡适不适合一个四岁的小孩子玩踏板车：他会在滑行时满脸带着微笑，还是会在踏板车失控后，一头摔进灌木丛里，发现里面全是蛇和盘子大的蜘蛛？我决定把这个讨厌的小拇指截掉，等它长好以后，带着儿子回来试试。

在我前面，在一座叫The Peak（直译：顶点）的豪华山顶公寓（这里的公寓价格高达1000万新加坡元）后面，是一座白色殖民风格的平房，建筑比例优美，窗户上镶嵌着白色的菱形格子。这座建筑就是鸦片山岗战役纪念馆（Bukit Chandu War Memorial），纪念在1942年2月的鸦片山岗（Bukit Chandu）战役中誓死抵御13000名日本士兵进攻的1400名马来第一军团士兵。

这一事件是日本帝国军队成功入侵新加坡的行动之一。对于大英帝国而言却是一场惨败（温斯顿·丘吉尔称其为英国军事历史上最惨的灾难）；对于现代新加坡公民而言，这是一段深刻的成长经历，促使他们最终走向独立的道路，并让他们永远铭记着这座小岛的脆弱性。

面对日渐崛起的日本海军力量，大英帝国（特别是皇家海军）试图依仗“新加坡战略”（Singapore strategy）保全他们东部帝国的安全。即使在1920年代，当日本还处在蛰伏状态时，英国和美国就已经意识到了日本对他们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威胁。皇家海军元帅约翰·杰利科爵士（Sir John Jellicoe）造访了新加坡，对各种选择进行了评估，最终认为，最实际的防御方法是在这里建立一个基地，并希望在该基地受到威胁时可以给予必要的资源。

英国的想法基本上就是，以新加坡为支点，在面临直接危险时，海军舰队可以将三分之二的兵力派往东方。但前提是，他们要先维持或确保西半球某种形式的安全。再早一点，还有人考虑过将东方的兵力集中到悉尼，但这一提议被驳回了；尽管新加坡比悉尼更脆弱，但防御力增强的新加坡可以有力地确保马来半岛（Malayan）的资产安全（当时世界上一半的橡胶和三分之一的锡都来自这里），同时它也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重要战略杻纽。新加坡一如既往地占尽了地理优势。

与德国之间的战争的爆发是对这一战略的考验。一开始，法国被视为在地中海对抗意大利海军的关键，这样英国皇家海军就能将精力放在大西洋上。但随着1940年法国沦陷，事情变得非常棘手。如果轴心国势力（现在还包括维希政权下的法国）控制了地中海，并入侵黑海的话，他们就能拿下中东和罗马尼亚的石油，并得以直捣苏联的油田。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后，英国与日本也陷入战争状态，从中国香港到英属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以及从印度支那到印度尼西亚，整个亚洲西南角的局势都很脆弱。

大英帝国还必须考虑印度洋的安全。因为通过印度洋，他们可以经由伊朗抵达苏联，为东部地中海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并且得以前往印度及一路延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其他帝国资产。同时英国也不太可能寄希望于美国从珍珠港调兵至新加坡，因为美国承受不起离开夏威夷，将整个西海岸暴露给敌军的风险。

这一危险的战略形势，可能会引起白厅那些头脑清晰之人的警觉，但大多数人仍将新加坡视为某种形式的堡垒。它号称拥有大英帝国部署的五门最重的炮（15英寸或38厘米口径），以及四个小型飞机场。但在与日本的战争爆发后，事实证明，新加坡与其说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不如说是英国资产和希望都极度集中且脆弱的一点。如果无法强制建立超过400公里的外围防线，就不可能抗击空袭。而菲律宾的陷落使英国人对美国空军会提供任何此类掩护的希望破灭。

随着局势的恶化，英国人本可以从新加坡撤走薄弱的军力，转而加强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安全防卫。但他们没有选择这样做。当时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选择将“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HMS Prince of Wales）调往新加坡海域，希望可以对日军造成威慑。但这些努力因战力的缺乏（尤其是飞机）、糟糕的调度和战争的严峻被挫败了。

当时负责保卫新加坡的人是白思华中将（Lieutenant-General Arthur Percival）。从照片可以看出，他看上去纤弱且有些龅牙，穿着热带的短裤、长袜子，戴着遮阳帽。整个人的造型很不幸地强化了软弱无能的殖民领导者形象。作为减轻罪责的托词，他说自己1937年就预见到马来亚前沿防御的重要性，同时也明白一旦开战，新加坡将面临的挑战：易受空袭，海空军力不足，军队缺乏经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为此感到忧虑。据说总督申顿·托马斯爵士（Governor Sir Shenton Thomas）告诉一名叫莫利·雷利（Molly Reilly）的代码员，日本人绝对不会踏上马来亚一步。[2]

日本人很快就证明了总督有些过于自信。他们于1941年12月初，在马来半岛北部、马来亚与泰国的海岸上登陆，并骑着自行车开始向南部进发。当日本人的部队向着柔佛海峡前进时，白思华中将警告道：“帝国的眼睛正盯着我们呢。”尽管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曾警告说需要“十八个月和五个师”才能抵达海峡，但日军只用了两个月和区区三个师团就做到了。[3]在保卫新加坡的众多士兵中，有一个名叫阿瑟·多纳休（Arthur Donahue）的美国飞行员，他来自明尼苏达的一个奶牛场，志愿参加了英国皇家空军。“一切都取决于新加坡，”他写道，“如果新加坡沦陷，敌人就能征服荷属东印度群岛，从而获取橡胶、锡矿和石油资源，以便他们继续接下来的战争。”当他和他的战友们听说自己要来保卫新加坡这座岛屿时，他们欢庆道：“我们一心想要采取行动，这下可是中了大奖了！”[4][5]

守卫士兵里还有一个叫约翰·巴普提斯特·克拉斯塔（John Baptist Crasta），来自印度一个叫金尼戈利（Kinnigoli）的小镇［这个镇上“从来没有事情（发生），未来也不会有”］。他于1941年初从孟买来到新加坡。在他眼里，这个地方就像是游乐园般的“梦幻世界”，充斥着舞蹈和马来亚的狂欢；妓女涂脂抹粉，排成一列等待嫖客挑选。日本的入侵显然令他十分错愕。[6]

然而日本选择进攻新加坡并不让人感到惊讶。日本要寻求保护帝国经济所需的资源和领土，攻占新加坡是必要的前提。一旦拿下新加坡，盟军就失去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基地，同时日军可以进而入侵荷属东印度群岛，获取那里的石油资源。

面对坐阵柔佛海峡、来者不善的敌军，新加坡焦急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袭击。1941年末，倒霉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HMS Repulse）双双被日军的远程鱼雷轰炸机击沉，造成840人死亡。惨痛的损失令英国举国震惊，而新加坡已完全暴露也成了不争的事实。首席测量师托马斯·基钦（Thomas Kitching）在给妹妹布兰达的信中极其隐忍地写道：“新加坡必将遭受猛烈的轰击，将有不可避免的伤亡需要处理。”他提到了大停电，提到了《万世师表》（Goodbye，Mr Chips）的慈善放映会，提到在安置朋友和同事时日益紧张的局势——他们或是从马来亚流离失所至此，或是在轰炸中失去了岛上的家园。[7]

1942年2月8日，第一批日军登陆新加坡，将火力集中在岛屿的西北部，即今天的兀兰关卡（Woodlands border checkpoint）附近。他们利用丛林掩护自己的预备工作，清除了矮树丛以进行两栖作战，同时就着当地河口的鳄鱼大快朵颐。[8]那一天，托马斯·基钦在日记中写道：“在15英里之外，10万人正装备着可以想象到的所有毁灭工具，等待着自相残杀，这太不可思议了。”第二天，他的日记记录了新加坡皇家高尔夫俱乐部和新加坡游泳俱乐部的高昂会费金额，并对此感到失望。几天后，他不顾总督要求销毁的命令，在办公室里藏了几瓶烈酒。[9]从某些方面来看，生活还在照常进行。

岛上的战斗持续了一周时间，涌现了许多英雄主义和坚忍不拔的事迹，比如马来军团在鸦片山的顽强抵抗。然而最终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面对水和弹药的缺乏，白思华同意投降。那时，战斗的前线就在我老房子之外的几百米处（当时还没有那间房子），在一座陡峭的山脊上，现在那里建起了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National Junior College）和莱佛士女子小学（Raffles Girls’Primary School）。日本人一直将武吉知马地区视为关键，因为它位于高地，掌控着水库和主要的交叉路口。

投降书是在新加坡的旧福特车厂（Old Ford Factory）签署的，这家工厂位于再远一些的武吉知马路上，门面有金碧辉煌的艺术装饰、横平竖直的线条和不透明的翠绿色玻璃窗格。这家工厂建于1940年，是福特汽车在东南亚的第一个汽车装配厂。为了进一步羞辱对方，日本人要求纤瘦的白思华手举白旗和英国国旗走向工厂。在签字仪式上，一脸憔悴和羞愧的英国军官，与在山下奉文的带领下情绪高涨的平头日本军官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已陷入寂静的战场上，日军将死去战友的手割下来，然后将尸体焚烧。割下来的手会被寄回战友日本的家中厚葬。有日军在写给家人的信件中提到试吃英国人留下的芦笋和奶酪。[10]这座大英帝国的堡垒，就这样完完全全地沦陷了，连同他们奇怪的食物和托马斯·基钦偷藏的烈酒——它不是沦陷在某个欧洲劲敌的手上，而是落入一支亚洲势力的掌中。当温斯顿·丘吉尔看到日本居然如此轻易地就攻下新加坡时，确实应该感到震惊和迷惑。

许多英国平民被撤离（令他们身后留下的非英国人十分懊恼）。在一次空袭中，正在码头上的托马斯·基钦的妻子诺拉（Nora）差点儿出事。结果她躺在担架上被送上一艘名叫瓜拉（Kuala）的中国江轮。第二天，也就是14日，“瓜拉号”被击沉了。一位名叫德·马尔芒什夫人（Mrs. de Malmanche）的乘客，刚吃完早餐，就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枚炸弹引爆了舰桥和轮机舱。日军继续攻击水上船只，船长发布了弃船的命令。德·马尔芒什夫人最后被冲上一片石头海岸，获救了。诺拉·基钦不幸身亡。[11]

而那些未能逃脱的英军和他们的盟友则面临着被监禁的可怕未来。他们被告知，带上十天的衣服到巴东（Padang）集合，然后一同被押往樟宜的监狱。其他士兵则最终被关进菲律宾、缅甸或日本本土地狱般的监牢中。托马斯·基钦被关押在樟宜监狱，离今天备受推崇的新加坡现代机场的西跑道不远。战后杰出的政治家大卫·马绍尔（David Marshall）在被押送到日本北海道之前，也待在樟宜监狱。他曾在1B函馆营（Hakkodate Camp 1B）与几百名英国人、荷兰人以及少数几名美国人一起挖煤。他曾一度十分虚弱，无法继续挖煤，于是被转移到一个机场建筑工地。据他后来称，再过一个温度在零度下的冬天会要了他的命。

与此同时，日本占领者开始对岛屿进行管理，将它命名为“昭南岛”（Syonan-to），意思是“南方之光”，在他们的“共荣圈”（Co-Prosperity Sphere）里具有战略核心地位。绘有新加坡的草图被分发给日军，以庆祝他们的胜利。整个国家的时钟都按照东京时区，向前拨进1.5小时，并且统一采用日本历（1942年突然就变成了2602年）。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平民的命运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种族。作为一名印度人，约翰·巴普提斯特·克拉斯塔被日本人告知，“亚洲人”的共同敌人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英国人。当时日本正在到处游说，为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h Chandra Bose）的印度国民军招募志愿军。[12]鲍斯此前乘坐德国的潜艇前往日本，并通过电影向大众发表演说，扬言要建立一个没有英国人的印度。他甚至与当时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一起检阅了游行的部队。而克拉斯塔，尽管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监牢里遭受了连年的饥饿和暴力折磨，但最终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而他为数众多的战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日本人对新加坡华人的态度就不那么友善了。他们将华人视为潜在的反抗势力，特别是当时日本还在与中国持续交战。在战后的审判中，为日本被告做辩护的律师称，他们原以为会在新加坡遭遇由共产党煽动的游击战。再加上新加坡沦陷后出现的大范围治安混乱，以及英国部队和澳新军团（ANZAC troops）撤走后留下的大量武器弹药，无疑使这种恐惧加剧了。[13]结果就是日军发起了肃清行动（Sook Ching），试图根除新加坡华人中的反日分子。[14]1942年2月18日，所有年龄在18岁到50岁之间的华人男性，必须到检证中心报道。尽管日本宪兵队手上握有嫌疑者名单，但检证筛查是随机的。后来，红色高棉在甄别柬埔寨的知识分子时，就以眼镜和手的柔软程度作为是否接受过教育的依据，日军也以此作为是否反日的标准。检证本身非常残暴，受惊的华人聚成一团，在刺刀前面被迫排成几列。尸体俯首皆是。一个叫吴信答（Goh Sin Tub）的人回忆道，当时自己被推进一座帐篷，接受检证小组的检验。“他们模样很奇怪，脸都藏在头罩后面，说话时窃窃私语，但一直用手指对我们指指点点。”一个人错穿了军用靴子来检证中心报道，立刻就被日本人带走了。而幸运的人则会拿到一些纸条，或者在手臂或衣服上盖上戳，表明自己已经通过检证。吴信答的父亲被拘留了，但在等待被押上卡车的时候，他设法冲进一条下水道逃走了。“至于我，”吴信答回忆道，“肃清行动洗刷了我童年的纯真，这是我第一次与邪恶面对面。”[15]

这个国家未来的领袖李光耀，当时和家族的朋友、人力车夫高长古（Koh Teong Koo），一起去惹兰勿刹体育场（Jalan Besar Stadium）接受检证。他们一起在高长古的宿舍车仔馆（cubicle）待了一夜，这家车仔馆就位于铁丝网围起来的检证范围里。当他意识到事情不对的时候，设法回到车仔馆躲了起来。又等了一天半后，他再次经过关卡，终于获得了表示检证通过的橡胶印章。

那些没能通关的华人，都被货运卡车押去枪决了。据日军估计，有将近5000人被杀。但据新加坡的华人社群估计，加上在整个马来战役中丧生的死者，遇害总人数高达50000人左右。在整个日本占领期间，华人都是被鄙视、怀疑和施以暴力的对象。同时华人文化也受到镇压。华文学校全部关闭，直到1943年才重新开放，所有学生每周必须学习14小时的日语。[16]

战后日军曾试图解释镇压的原因。1947年，七名日本宪兵和皇军军官因他们在“肃清”行动中的暴行，在英国锡福斯高地军团（British Seaforth Highlanders regiment）的押守下，在拥挤的维多利亚纪念堂（Victoria Memorial Hall）前接受了审判。面对盘问，日军中将河村三郎（Kawamura Saburo）声称，如果他当时胆敢违抗命令，自己也会被枪毙，但他认为自己接收到的命令是正当的。[17]

同样也参与审判的还有作为控方证人兼翻译的筱崎护（Mamoru Shinozaki），他的身份在日据时期则更为模糊。筱崎护从外表看活像一名戴眼镜的银行职员：他留着精心修剪的小胡子，头发梳得纹丝不乱，小下巴，脑袋好像要融化在衣领里。战前，筱崎护就生活在新加坡，担任记者和领事馆的新闻专员。他同时也是一名间谍，负责从当地华人社群搜集情报。[18]英国人以间谍罪拘留过他，但日军入侵新加坡后，他被指派为高级官员，先是负责教育，随后负责福利。

筱崎护毫无疑问参与了日据时期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包括肃清行动导致的大屠杀。然而他在自传中却强调自己曾有过多种善举，比如故意将食物储藏在一家修道院，方便修女们获取。他还坚持说，自己冒着被宪兵队发现的危险，帮助了很多人，比如通过给上千名新加坡人发放由“国防总部外交事务特别官员”（Special Foreign Affairs Officer of Defence Headquarters）签署的特殊卡片来保护他们。

筱崎护参与的另一项富有争议的行动涉及在马来半岛重新安置平民。其中最重要的安置点设在马口镇（Bahau）的边上，这是位于森美兰州（Negeri Sembilan）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与当时新加坡天主教的主教阿德里安·德瓦尔（Adrien Devals）一起，两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日语名叫Fuji-go（意为“美丽的村庄”）的社区，主要由欧亚天主教徒组成。筱崎护和阿德里安·德瓦尔认为此举有益于缓解新加坡人口拥挤的状况。1943年的12月，第一批“安置者”在好牧者大教堂会合，一起乘火车前往北方的新生活。

Fuji-go有点儿像某种“角乐园”（Swiss Family Robinson）式的项目。最早的抵达者都是年轻人，每个家庭可以分到3英亩土地——尽管一开始，必须先将丛林夷为平地，所以所有人都先住在棚屋里。然而这里的土地完全不适宜耕种，而且常年受到疟疾的威胁。但好的地方是，这里食物相对充裕：有芜菁和空心菜可以吃。虽然填饱肚子不是问题，但饮食中缺乏营养。人们靠捕食蜥蜴和蜗牛来补充蛋白质。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前18个月就有约500人丧生。德瓦尔主教本人也因为患上坏疽而失去一条腿，于1945年去世。由于离开马口镇需要出境许可，因此许多居民偷偷向外传递消息，提醒亲戚们不要来这里，尽管报纸上大肆鼓励民众重新定居。

筱崎护在英国人回来后，再次以间谍罪被捕。但随后获得释放，谋了份翻译的差事，并且提供了不利于其他被控犯有战争罪的日本人的证据。当时有报纸称，他这么做是为了获得英国人的好感，以求留在新加坡。但他在自传中写道，英国人开始善待他是因为许多民众为他的善行向英国当局请愿。

其中一个为筱崎护说好话的人是赫尔曼·德苏萨（Herman de Souza），他是筱崎护在教育部的同事。很久之后他告诉自己的孙女菲奥娜·霍奇金斯（Fiona Hodgkins），筱崎护只是跟他说过：“我有很多很大的野心……但当英国人将我拘留后，我有的是时间思考，于是我就只剩下一个野心……那就是与人为善……不管对方是谁。”[19]菲奥娜·霍奇金斯对《海峡时报》出示了1946年她伯祖P.F.德苏萨的信件，上面写道：“我能切实地感受到筱崎护的公共精神和作为——在这个时代，我们都身不由己地堕落了——这更加凸显出他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绅士。”[20]

1948年，筱崎护由于此前与肃清行动的紧密关联被驱逐出新加坡。他的自传和他所讲述的其他关于他在新加坡时期所作所为的叙述，被严厉批判为自私且具有误导性。但也有人坚持用“新加坡的辛德勒”这个令人不快的称呼评价他。想在日据期间坚持黑白分明是很困难的。

日军将新加坡作为其海军的维修基地，但由于战争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计划发展，新加坡的经济开始遭受损失。而驻扎此地的日军的暴力和粗鲁行为也已经司空见惯。当澳大利亚突击队于1942年末炸毁了吉宝港口数艘油轮后，一个名叫约瑟夫·弗朗西斯（Joseph Francis）的当地司机被捕，日军怀疑他向战俘们移交了一台无线电发射机。他被关押并折磨了6个月，健康状况再也未能恢复，于1945年5月去世。此后不久，日军宣布投降。

约翰·巴普提斯特·克拉斯塔于1945年11月回到新加坡，他惊讶地发现，他初次来到这座岛上时那种俯首皆是的欢乐气息已经荡然无存。“如今这里，”他写道，“甚至不及之前的十分之一。”街上没有了商店和餐厅，尽管人们还是会去新世界游艺场（New World Amusement）这样的景点，但在克拉斯塔看来，人们只是出于习惯而不是出于享受的目的。商店里所剩无几的东西都卖得特别贵：一盒白锡包（Capstan）香烟现在要4新加坡元。他总结道：“贫穷和苦难是日本留下的遗产。”即使有些人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依然存下了一些钱，但由日本侵略者引入的“香蕉币”（banana dollars）也在英国管理者回归后被取消了。[21]

战争带来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大英帝国伟大的东方军事堡垒在亚洲军事力量面前不堪一击，这让英国人对维持一个全球性帝国的可行性产生了疑问。而在新加坡居住的非英国居民则从战争中得到几个不同的教训。一个名叫艾莎·阿克巴（Aisha Akhbar）的马来妇女在日本战败后，将英国人称作“泥足之神”。因为他们不但没能在1942年保卫新加坡；当他们1945年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做，只是一味地用饮酒、咒骂和嫖妓的方式[22]日据期间实施的种族差别对待政策也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人们默默地注意到，与马来人和印度人相比，华人遭到了十分粗暴的对待。一些人开始将反殖民地主义与共产主义结合起来。

很多人对这种和平感到不满。尽管橡胶业和锡矿的繁荣刺激了马来经济，并对新加坡产生了连锁反应，但该岛的基础建设仍然一团糟，战后英国的国力也只是战前的一个影子。苏伊士运河对英国和亚洲的贸易如此重要，却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彻底清理掉战时的沉船。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精英比任何时候都想要为自己的未来担负起管理的重任。

对于李光耀而言，这场战争是一次成长的经历。它不仅暴露了大英帝国的弱点，也预示着独立国家将纷纷诞生，世界格局将重新划分。这场战争还昭示了新加坡的脆弱性，即使在强大的帝国保护下，它依然脆弱不堪。针对国家安全工作应当如何统筹的问题，李光耀就此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与其仅仅试图击退侵略者，不如让自己成为一个别人动不得的目标。“在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世界上，”多年后他说道，“新加坡必须成为一只有毒的虾米。”[23]在勿拉士巴沙路（Bras Basah）和美芝路（Beach Road）交界处，如今耸立着四座纪念二战遇害平民的方尖碑。1967年，随着一座埋有数百具尸体的死人坑被发掘，日本政府向新加坡支付了1700万美元的贷款和赔偿。人称“马来之虎”，也是导致新加坡陷落的主脑的山下奉文，于1946年在菲律宾因其所犯下的战争罪行被处以绞刑。

[1] 昭南岛是日本在占领新加坡后，“马来之虎”山下奉文所取的新名称。——译者注

[2] John Curtis Perry，Singapore：Unlikely Pow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

[3] Henry Frei，Guns of February：Ordinary Japanese Soldiers’ Views of the Malayan Campaign and the Fall of Singapore，1941-42，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2004.

[4] Arthur G. Donahue，Last Flight from Singapore，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43，https：//archive.org/stream/LastFlightFromSingapore#page/n9/mode/2up

[5] 多纳休幸免于难，却于1942年在英吉利海峡驾驶自己的喷火式战斗机试图拦截一架容克-88轰炸机时丧生。

[6] John Baptist Crasta，Eaten by the Japanese：The Memoir of an Unknown Indian Prisoner of War，ed. Richard Crasta，New York：The Invisible Man Press，1999.

[7] Thomas Kitching，Life and Death in Changi：The War and Internment Diary of Thomas Kitching （1942-1944），ed. Goh Eck Kheng，Singapore：Landmark Books，2002.

[8] 日本士兵在利用自行车辅助沿半岛推进的过程中，平均每人掉了10公斤体重。

[9] 日本士兵在利用自行车辅助沿半岛推进的过程中，平均每人掉了10公斤体重。

[10] Frei，Guns of February，2004.

[11] Kitching，Life and Death in Changi，2002. Nora Kitching’s family only found out about her death three years later in 1945.

[12] Crasta，Eaten by the Japanese，1999. 在第21章里，我经过位于巴东运动场旁边的印度国民纪念地时，距它只有50米。

[13] “S’pore massacre final pleas，”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2 April 1947，p. 1，http：//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freepress 19470402-1.2.2.

[14] 肃清（Sook Ching）是一个中文词语，意思是“通过清洗来清除”。日文称为“dai kenshō”，意思是“大检查”。

[15] Goh Sin Tub，“The Sook Ching，” Biblioasia，vol. 12，no. 4 （2017），http：//www.nlb.gov.sg/biblioasia/2017/01/09/the-sook-ching/#sthash.pDjX6aBk.dpbs

[16] Paul H. Kratoska （ed.），Southeast Asian Minorities in the Wartime Japanese Empire，ed.，Abingdon：RoutledgeCurzon，2002.

[17] “Extermination order ‘just’ says Jap General，” The Straits Times，22 March 1947，p. 7，http：//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traitstimes19470322-1.2.86

[18] 这点不足为奇，日本鼓励在新加坡居住的居民随时拍照或手绘新加坡当地的情况，寄给日本本土当局。

[19] 奥娜·霍奇金斯是一名教师和作家，曾就马口镇和筱崎护写作了大量文章。

[20] P.F. de Souza，“Spy and Humanitarian，” The Straits Times，19 August 1946，p. 4，http：//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traitstimes19460819-1.2.42.4

[21] 因10元面值的货币上印有香蕉树，人故称之为“香蕉币”。

[22] T. Fujitani，Geoffrey M. White，Lisa Yoneyama （eds），Perilous Memories：The Asia-Pacific War（s），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

[23] Tommy Koh，“A world statesman，” The Straits Times，27 December 1990，http：//leekuanyew.straitstimes.com/ST/chapter3.html

12 海特拉巴路：帝国的终结

鸦片山岗灌木丛中的发夹型小径对我的关节相当不友好，不断地提醒我这将是漫长的一天。在小径的尽头长着更多的绿色植物。小径的右边是园艺园林（Hort Park），我在那里使用厕所，脱掉了湿透的T恤，换上包里装着的备用上衣。从前方坚不可摧的热带草坪后面，缓缓露出一片赤道英格兰的模样。

我越过山岗，走过几个系船柱，就踏上了坎特伯雷路（Canterbury Road）。走在这条路上，就像穿过一条时间隧道，来到一个被冻结在一半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真正的男人而不是嬉皮士才留胡子，在这个时代，英国还是日不落帝国。街道呈现一条优雅的弧线，好像是专为爱德华时代的老姑娘们骑自行车而修建的。除了坎特伯雷路，这里还有一条温彻斯特路（Winchester）、一条约克路（York）和一条康沃尔路（Cornwall），以及短小精悍的柏莎路（Birkshire）。这些路的两边点缀着高大的“黑白房子”（Black and Whites）[1]，大部分顶部铺有红色瓷砖，有个别一两座房子用糖粉雕琢出艺术装饰。房子的外面有户外厕所，供仆人使用，小孩子的踏板车停在车道上，整齐的木质甲板骄傲地铺设在泳池周围，所有这一切都被郁郁葱葱的树篱围挡起来。从整齐分割开的窗户里，我能看到房顶上的吊扇正无精打采地旋转着，仿佛在承认自己想要搅动厚重的热带空气的努力失败了。新加坡人提到黑白房子，还是会称“平房”（bungalows）。但黑白房子通常比“平房”这个词唤起的单层建筑的印象要更气派。黑白房子有楼上和楼下，有黑色屋梁撑起的高高房顶，和洞穴一般的大房间，非常适合人们在当中消遣娱乐，来一杯烈性鸡尾酒抵御赤道的炎热。而你需要至少两只手才能数清卧室的数量。

这些房子，像新加坡的大多数房产一样，归国家所有。国家有条不紊地对其一一进行了翻修，然后将租约拍卖给那些每月能拿出五位数租金的人。[2]一些房屋的出租信息会出现在《外籍人士生活》（Expat Living）杂志上，同一张版面里还可能出现时尚女性们抱怨她们在巴厘岛用很便宜的价格选购的家具，或者她们的宠物兔子被蟒蛇吃掉了。其他的大多数房子很少易主，这似乎是外籍人士所持津贴正在萎缩的经济指标。似乎很少有房子能吸引新加坡公民住进这种蛇蝎盘踞的自然环境中。

许多黑白房子都是种植园主建造的，也有一些聚集在带有“家乡地名”的街道周围，供爱德华七世时代富裕的英国人居住。他们将紧邻着实里达机场（Seletar air strip）旁的一处热带丛林建成了伦敦市中心的模样：兰贝斯（Lambeth Walk）和麦达维尔区（Maida Vale）与皮卡迪利（Piccadilly）相交。这里还有巴特西路（Battersea Road）、摄政街（Regent Street）、贝克街和莫宁顿新月街。海德公园的大门环绕实里达航空园的椭圆区（The Oval）开放，通过公园大道（Park Lane）与实里达航空景（Seletar Aerospace View）相连。对他们而言，这里大概就像家一样，只不过屋里的阿格炉（Aga）火力全开，抽水马桶里会有眼镜蛇。

尽管这里的一切都让人想起美好的野餐和壮丽的帝国，但大英帝国的官员们可不乐意被派驻到新加坡。在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走投无路》中，惠利船长走进早期尚未完全开化的新加坡，只见“满是华人商铺的贫民街道”，“间隔着丛林一样的野植被”。在这个地方，非欧洲人下班后就从街道上彻底消失了，就好像人们怕老虎会出没，“把某个华人商铺的店主抓去当晚饭吃”[3]。

当鲁德亚德·吉卜林来到这里时，他发现酷暑难耐。他在描述兰舍（Orchid House）里的酷热时说：“一道黏人又无情的蒸汗，不分昼夜往下淌。” 吉卜林发现这个殖民地实在不合胃口（“我想回家！我想回印度！我很痛苦。”）他形容在新加坡的英国人时，称他们为“刚从家里出来的老姑娘；精壮的汉子；穿戴整齐的下级军官，穿着轻便大衣，带着猎狐犬。长凳上坐着肥胖的上校、体型宽大的法官、工程师的妻子、商人和他的家人……”从他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似乎有很多人整日游手好闲。他指出，在工作日人们一般早上11点才开工，一旦把手上的事解决后就下班。这当中一部分原因在于无情的气候。“然而没有人说，在狮城生活是不健康的，”他写道，“一个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直到他突然感到不舒服。然后他越来越不舒服，因为这里的气候不会给他病情转好的机会——然后，他就死了。”[4]我对新加坡酷热的体验不尽相同——至少与最后那部分不太一样——但我身体的一部分确实在我抵达新加坡后开始产生生理性的病变，并在我离开后的几个星期里飞速得以康复。我一旦出门，一定会备好饮用水和几件备用T恤，以及一个塑料袋，用来装那些我换下的、已经湿透的上衣。我的眼镜有时候会从鼻子上滑下来。就像吉卜林一样，我讨厌这里的气候，并且每次想象着北欧的前辈们如何应对那些肉眼可见的身体病变时，那情形就让我不寒而栗。[5]黑白房子还代表了早期殖民者必须舍弃的东西：家庭生活。在20世纪初人们开始建造黑白房子时，狮城已经相对发展成熟，可以提供欧洲家庭所需要的更多设施。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以及广义上的交通网络的加速铺设，也使更多人可以和丈夫或父亲一起来岛上定居。

这一状况造成的副作用之一，就是1927年大量为欧洲人提供服务的妓院被关闭。既然家人得以团聚，“本土化”的现象也大大减少。[6]由于最早来到新加坡的——英国官员、中国商人、印度罪犯——都是男人，卖淫业就成为过去新加坡的一大特点。妓院也按照种族划分，但多是出于公共卫生而不是道德的考虑。人们这么做，是希望“亚洲病”（Asiatic diseases）不会跨种族传播。许多迎合欧洲人口味的妓女都是来自日本的“南洋姐”（karayuki-san）；游客和水手一般选择马来人和欧亚人；来自中国南部的妇女则通常沦为苦力们的妓女。[7]截至1882年，新加坡三分之一的妇女都从事卖淫活动。[8]贞德维护办事处（Offic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Virtue）成立了一家庇护所，向女性传授性交易之外生活所需的家务和语言技能。这家庇护所一开始只是竹脚地区[9]一家医院里的一个房间，但很快就扩大规模，接纳了120名女性，直到最后不得不搬去位于约克山（York Hill）的更大的场馆。

在柏莎路、约克路和温彻斯特路的中间，有一条路格外醒目。我沿着坎特伯雷路走到一个丁字路口，然后向右转，一座公园出现在我下面的右侧。这里便是海特拉巴路（Hyderabad Road）：这里没有英格兰的感觉，而对于大英帝国时代铺下这些路的人来说，也不太像英格兰。

自莱佛士、东印度公司和“远印度”（Further India）的时代以来，新加坡一直带有南亚次大陆的色彩。马来亚的种植园和港口急需劳动力，特别是当英国于1833年取消奴隶制后。因此大多数南亚人都以“帮工”的身份来到新加坡。如果他们被雇用后签约，就必须在五年时间内只拿固定的薪水（合同到期可以再续）。但这一制度由于工人不满苛刻的条件，包括延期债务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于1910年被废除。还有另一套制度叫“代理人制度”（Kangany：在泰米尔语中有监督者或上级的意思），于19世纪末建立，主要在马来半岛的咖啡和橡胶种植园推行。

除了有许多来自印度南部（特别是马德拉斯地区）的泰米尔人来当“帮工”之外，新加坡还吸引了包括锡兰人、泰米尔人和锡克人等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也有北印度来的帕西人和古吉拉特商人。还有一些人是作为印度兵和仆人跟着英国官兵来的。而整个20世纪，都有律师和医生这样的从业者相继前来。[10]一些印度裔居民，比如马凯硕教授的祖上，就是1947年印巴分治后来到新加坡的。

此外还有很多人是以囚犯的身份登岛的。第一艘运送囚犯的双桅帆船名叫“霍雷肖号”（Horatio），于1825年从明古连抵达新加坡，船上载有80名戴着镣铐的犯人。[11]为了利用他们的劳动力，莱佛士亲自引入一套既人道又富有成效的制度，而这座新生的城市也迫切需要倚重他们身上的肌肉。他们从勿拉士峇沙（Bras Basah）和珍珠山（Pearl’s Hill）搬来泥土，重塑了新城的中心，夷平了武吉知马的丛林（驱赶了其中的蛇和老虎），并于1862年修建了圣安德烈教堂（Saint Andrew’s Church）。一等犯人被认为是可以信赖的，因此被赋予了自由行动的权利。三等犯人被派去修筑工程，五等犯人通常尝试过逃跑，因此劳动时必须带着沉重的镣铐。六等犯人则主要是老人、小孩和妇女。1873年，最后一批印度囚犯被运往安达曼群岛和印度本土，只有一等犯人被允许留在新加坡。其中一些有一技之长的人，得以在后来树立起自己的名声，比如来自孟买的巴巴吉（Bbajee）负责过圣安德烈教堂的建筑设计工作，后来成为岛上第一个本土制图员。一个名叫哈马帕（Hammapah）的囚犯则成了一名土地中介员。[12]

现在新加坡的常住人口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南亚裔公民，他们在外交、企业乃至高级政治领域，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我曾有幸与这个社群的一名老成员会面。在一个炎热的下午，他驱车前来和我一起喝茶聊天。拉哈文·拉文德兰（Raghavan Raveendran）的身上展现了一切属于新加坡建国一代的那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当我见到他时，他已经80多岁将近90岁了，但仍然精力充沛地挥舞着一捆剪报，充满个性且目标明确。他不是在新加坡出生的，1950年他从喀拉拉邦来到新加坡时，还只是一个寻找机会的小伙子。来到这里的头两年，他在公共工程局（Public Works Department）从事测量员的工作，一做就做了六年。在回到印度并成婚之后，他便重新回到新加坡并永久定居。在这之后，他参与建设了数个为新加坡奇迹奠定了基础的工程项目，其中就有樟宜机场。一直以来，他都在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时间，支持各族群融合的事业，并参与完成值得称赞的公共工程。正是像拉哈文·拉文德兰这样的人托起了新加坡的奇迹，那种热衷于为公共利益而艰苦奋斗的精神，我几乎很少在年青一代的身上看到。

新加坡还有一大部分南亚人并非常住人口：这群辛勤劳作的劳动力大军似乎从未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和思绪中，他们远离那个被称作“家”的村庄和城市，在这里过着一种平行的生活。正是他们一砖一瓦地筑起大半个新加坡，同时用剪刀、锯子和锤子砍伐这无休止蔓延的灌木丛。这群人在黎明之前开工，汗流浃背地干到饭点，盛些清淡的米饭在人行道边吃。然后在继续工作或者回宿舍之前，忙里偷闲在路边眯个20分钟，横七竖八地躺在赤道阳光下，活像一群遭受神经毒气袭击的受害者。

这些工人群体与岛上永久居民之间的矛盾日趋严重，但用普遍的漠不关心来形容新加坡人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当有外籍劳工发现自己由于受伤或雇主拖欠工资而陷入绝望的困境时，岛上的居民为他们发起了募捐活动。我与南洋理工大学一位名叫郭建基（Kenji Kwok，音译）的学生交换过邮件，他谈到想要打击仇外心理，打破人们对外籍劳工的刻板印象。他提到最近《海峡时报》报出的有孟加拉清洁工不得不睡在散发恶臭的垃圾回收站的案例。[13]媒体也会经常鼓励人们做出微笑等简单的姿态，让这些辛勤的南亚工人感到宾至如归。

但双方关系也会陷入紧张，最坏的一次要追溯到2013年。当时一个33岁、名叫萨科斯维尔·库马尔维卢（Sakthivel Kumarvelu）的建筑工人因为喝醉酒被人从公共汽车上赶下去，然后被车撞死了。这件事后来引发了新加坡的小印度骚乱事件（Little India riots）。这一事件是1960年代以来新加坡最严重的公共骚乱。数百名外籍劳工袭击了汽车和救护车，并向警察投掷啤酒瓶。在火焰和警灯的照亮下，小印度社区平时的喧嚣和色彩被一张张愤怒而恐惧的面孔取代了。

尽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初称，对罪魁祸首“要严格按照法律来处置”，但之后他小心提醒新加坡民众，尽量不要对外籍劳工出言不逊。有这种敏感度也不足为奇，因为岛上的种族关系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在新加坡生活的南亚后裔，不管是外籍劳工还是当地居民，对于搬弄是非者而言，都是应该划清界限的对象。而外籍劳工本身已经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在平板卡车和建筑工地之间，在工人宿舍和郁郁葱葱的高速公路旁边——只因对方可疑就对其疏远，只会一损俱损。这一群人的汗水对于这座城邦的建设而言太重要了，同时他们也是这座人满为患的小岛重建和平与和睦的关键，因为这里的居民不但来自不同的族群，人与人之间的收入水平也天差地别。

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表明，小印度骚乱事件并没有加剧外籍劳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猜忌。小印度社区本身也对公共秩序条例进行了一些小的修改，比如说人们不能再在公共场所享受廉价啤酒；街头出现公共小便池，人们不用再在HDB街区附近或者黑暗的小巷里寻找撒尿的地方；道路上安装了路灯和监视摄像头，一座警察局突然出现在骚乱地区的正中心。除此之外，生活还在继续。工人们下班后穿上他们最好的衬衫，和朋友或者老乡一路聊天离开，而购物者挑选起花哨的布料和芬芳的香料。商铺贩卖着黄澄澄的黄金，食物美味可口，隐藏在小印度后街的妓女们继续做着她们五美元的兴隆生意。

* * *

由于新加坡在二战中受到日本侵略，其战后的日子如今看来更像是独立之前不可避免的前奏。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权，多亏了当时共产主义风潮的蔓延和偶尔的街头冲突——这些事件让英国对公共安全产生了忧虑。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的李光耀是亲英派，他非常坚定地认为，新加坡应当从英国的遗产中汲取养分，而不是单纯以自治的名义将其抛弃。这一决定无疑是明智的，现代新加坡得以立足的坚实基础无疑正是法治和英语。但现代新加坡与殖民地历史之间，也始终存在着对立。

“在英国殖民地长大的我们，一直被灌输自己是二等公民。”马凯硕教授的脸上带着一个饱经沧桑之人揶揄的苦笑，“英国人总是比我们聪明，比我们优秀”。他提到如今的变化仍然惊叹不已：“从亚洲人自觉低人一等，到亚洲人认为自己比西方人优越，这实在是太神奇了。如果你没有体验过那种文化的劣势，就无法明白这段路程我们究竟走了多远。”

我从一个侧门离开了海特拉巴路，进入园艺园林的葡萄园，终于有机会上个厕所并且换一件新T恤了。我现在已经徒步超过20公里，意味着我的旅程已经接近一半了。

[1] 殖民地风格的独栋平房，因外观上呈现出黑色框架和白色墙壁，故被人称作“黑白房子”。——译者注

[2] 如果你觉得自己够富有，也可以去这里看看https：//www.sla.gov.sg/SPIO/PropertyListing/Residential，如果你足够成功，还需要买一个橱柜装满琴酒才算完美。

[3] Joseph Conrad，The End of the Tether，first published in Youth：A Narrative and Two Other Stories，Edinburgh/London：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1902，http：//www.gutenberg.org/files/527/527-h/527-h.htm

[4] Rudyard Kipling，From Sea to Sea and Other Sketches：Letters of Travel，London：Macmillan and Co.，1900，https：//archive.org/details/fromseatosealet02kiplgoog

[5] 1934年1月，气温降到了19.4摄氏度。这个气温仍然是有记录以来最低的。

[6] 尽管如此，由于性病在英国驻军中的流行导致士气不振，当局不得不在1939年请专家前来解决问题。尼科尔小姐（S.E. Nicholl）由于拥有在仰光进行卖淫业调查的经验，被以每月500叻币的薪水聘请前往进行两年期的任职。

[7] Farish A. Noor，“Money Making Bodies：Prostitution and Colonialism in 19th Century Singapore，” Biblioasia，vol. 11，no. 3 （2015）.

[8] Lim Tin Seng，“Coolies，Triads and Pimps：Chinatown in Former Times，” Biblioasia，vol. 11，no. 3 （2015）.

[9] 竹脚的原名马来文是Kandang Kerbau（简称KK，意为水牛围栏）。——译者注

[10] M. Periasamy，“Indian Migration into Malaya and Singapore during the British Period，” Biblioasia，vol. 3，no. 3 （2007）.

[11] 苏门答腊的明古连（现在朋古鲁）从1787年起一直是印度人的流放地。

[12] Bonny Tan，“Convict Labour in Colonial Singapore，” Biblioasia，vol. 11，no. 3 （2015）.

[13] Aw Cheng Wei，“Life in the dumps，” The Straits Times，18 July 2015，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life-in-the-dumps

13 南部山脊森林步道：征服丛林，驯服历史

离开园艺园林和黑白房子林立的海特拉巴路，我突然来到半空中。顺着亚历山大拱桥和一座复式立交桥的斜坡，我走上一条距离地面18米高的钢铁步道，人称南部山脊森林步道（Southern Ridges Forest Walk）。

顺着这条步道前行，脚下是被繁茂丛林包围的吉门营房（Gillman Barracks），这座曾经的军营现在聚集了大量艺术工作室和创意空间。我的左手边是另一批沿普雷斯顿路（Preston Road）修建、相对低调的黑白房子，房子的背后就是大片丛林。随着我脚下的空间逐渐开阔，我能看到热带鸟类和蝴蝶在花间、枝间、叶间拍打着翅膀飞舞。我经过几群当地人和游客，见到有人装备齐全，好像要去蓝色尼罗河的源头探险。我被迫在一条蜿蜒曲折、通往直落布兰雅（Telok Blangah）的弯路和一段抄近道的台阶之间做出选择，我选择了后者：我的肌肉已经厌倦了鞋子一直踩在混凝土上的感觉。

走在半空中的步道上让我内心不禁有些雀跃。不只是因为我周围的空气开始流动，好像一股微风吹过，而且弯曲性的钢结构能让我在行走时感受到一股弹力，让我的腿和脚得到某种程度的舒缓。城市扩张下的HDB组屋从未离开过我的视线，而脚下的丛林似乎也经过规律性的修剪。但当身心被大自然包围时，还是不难想到，我这一天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其实就只是徒步穿越这座风景如画的热带岛屿。

高架步道是一项非同寻常的工程，只有特别富裕且深思熟虑规划过的国家才能办到。而事实上，新加坡在这方面尤其擅长。新加坡建立了一套“公园连接道系统”（Park Connectors），将岛上的绿地公园连接起来，好让有精力的市民可以步行或骑车到户外运动。离步道不远的北部，是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新加坡植物园（Botanic Gardens），这里展示了兰花、封蜡棕等植物一切可能的形态，还有漫不经心的水蜥蜴们，美不胜收。此外其他的绿地公园也经过精心设计和规划，比如奇异的滨海湾花园（Gardens By The Bay），让人觉得走进了超现实的爱丽丝镜中奇遇记。

对于新加坡而言，这些空间的出现绝不仅仅是个偶然，而是新加坡奇迹中经过周密规划、不可或缺的一环。新加坡植物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人从巴西带回橡胶树种，在马来亚建立种植园。岛上令人惊讶的绿地中心，集中了多个水库和森林，这也是为了部分解决岛上的缺水问题。像东海岸公园这样的休闲区，是岛上住在拥挤的高层建筑里的居民们释放压力的地方。更精致的绿地公园，比如新加坡植物园和滨海湾花园，赋予了新加坡“花园城市”的标签。新加坡自然协会（Singapore Nature Society）的玛姬·霍尔（Margie Hall）曾在植物园的一次广播采访中告诉我，“如果新加坡不是如此宜居的地方，高层管理人员是不愿前来居住的”。按照她的说法，建造如此多的绿地公园主要是出于经济的考虑。李光耀就明确地提出过花园城市的概念。

尽管这些世界级的设施本身是一种纯粹的商品，但它们的存在也暗示了新加坡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我正跳跃前行的这条步道，与两侧的丛林保持着一个手臂的距离（刚好用作自拍背景，但又不会太近而惹人不便），象征了新加坡人民要驯服自然的渴望。它试图用自然去交换休闲设施。尽管这么说难免有些过于笼统概括，但许多新加坡人都不太喜欢残酷无情的自然世界。

“他们已经完完全全与自然失去了联系。”玛姬·霍尔说。她提到异常清洁、具有保温隔热效果的高层公寓，提到新加坡人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害怕细菌。“如果你将一群小学生带到自然环境中，他们几乎一定会拒绝触碰任何东西。他们对自然事物的恐惧是一个问题。”花粉王国（Pollen Nation）的联合创始人卡尔·巴普蒂斯塔（Carl Baptista）认为，“惊输”在这种态度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如果可以简单地杀掉一只长相滑稽的昆虫，为什么要冒险触碰它？[1][2]

这种态度既有教育意义，也有经济意义。许多教育专家认为，在21世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所需的技能将来自更加宽松的教学模式。自然环境不仅可以给学生带来刺激，也为他们的探索提供了空间，并更多地涉及风险意识，但同时它们也可以帮助孩子们将课堂上学到的概念与教室之外的世界联系起来。当前惧怕自然的孩子们，与未来新加坡在现代经济中实现繁荣的能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

站在金属架的制高点上，我能看到茂密的绿色植被中似乎有些什么，似乎可以解释孩子们为什么会恐惧。一种丝绸质感的奇异反光暗示着那里正是八脚怪物们的巢穴。还有蛇，如果你阻碍了某些蛇的道路，它们可能会发怒。在某些地方，你根本无法分辨丛林的地面在哪里，树丛是如此浓密、深邃而可怕。灌木丛中爬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生物。新加坡的自然和田园风光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它可以一口吞下一具血肉模糊的西方人的尸体，然后只吐出一副骨头。曾经我的内心也是一个乡村男孩，但我此刻很高兴这一处特别的乡村离我的光腿有18米远。

驯服，或者至少控制大自然，一直是新加坡日程上的议题之一。合理利用新加坡河流中的淤泥和沼泽，是岛上最初的管理者要优先处理的事项之一。这里常年酷热难耐，空调简直是老天的礼物，很难想象没有空调人们能做些什么。用混凝土打造的高层HDB组屋，以及不断扩展的新加坡海岸线，都是新加坡奇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建筑工地和操场上的无数标志，不断地提醒着人们，与寨卡病毒（Zika）和登革热等疾病的斗争仍在继续。回到早期的新加坡，自然带来的危险可能更加血腥。1843年，老虎一共吞噬了300名岛上居民。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曾提到，1854年在一个捕虎陷阱里擒获过一只老虎。而新加坡最后一只老虎于1930年代在蔡厝港（Chua Chu Kang）一次村民们的大型捕杀行动中被杀，这只老虎身长2.6米，体重超过100公斤。老虎也许灭绝了，但野猪还会时不时出现在岛屿的北部，而巨大的河口鳄仍然出没在柔佛海峡的沿岸。

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造访新加坡的著名人物中有不少是狂热的博物学家。莱佛士就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大王花（Rafflesia plant），这种花长得就像是用几片红肉加青少年的皮肤缝成的，闻起来就像是文明的终结。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也曾在新加坡积极开展活动。他因独立构想了进化论学说而被载入史册，尽管查尔斯·达尔文比他更完整地阐述了这一理论。新加坡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几件他从这一地区搜集的东西，其中包括一个面部长得好像脱水的图坦卡蒙的猩猩标本。让博物馆引以为豪的标本中，还有一只长相能吓哭小朋友的长臂猿，是威廉·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搜集的，以及一只莱佛士自己收藏的马来熊标本，看上去好像一直在啃打气筒。

新加坡对待过去的态度，与对待自然时保持一臂距离的态度不谋而合。这个地方是如此现代，任何过去的痕迹都很难穿透混凝土留下来。那些幸存下来的，要不然就是像黑白房子一样的遗迹，要不然就是疑似已经掺入了现代叙事或其他的现代元素。

比如殖民主义的“滩涂主义”（mud-flatism）叙事。按照这种说法，在英国人莱佛士登岛之前，新加坡是一片原始的、未被人触及的土地，是英国人从泥土和丛林中建造出一座新的耶路撒冷。如今这种说法被认为具有误导作用。这一误解过分强调了殖民时代为现代新加坡所奠定的基础。相反，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这座岛屿身为淡马锡和狮城的历史，以及它在更加久远的历史中，如何处在马来半岛、东南亚和亚洲的贸易航线上。

同样的，尽管殖民时代的新加坡值得被尊重，但我们必须记得，英国人的统治归根结底是为了英国的利益，他们将岛上的亚洲居民（不管当时是谁）视为文化上的劣等者。但如果没有李光耀的天才领导，加上脆弱感和勤勤恳垦的劳作，新加坡就不会成就今天脆弱又耀眼的奇迹。透过过去和未来的滤镜检验时间的流逝，人们会发现为了持久的成功，必须驯服一些东西。从这条钢铁步道上看过去，除了自然，还有历史也一目了然。

新加坡就是用这种节制的、距离一臂之远的方式对待历史和自然的，而这会导致某种疏忽甚至无视。举个例子，让我们说说布满大片蛇穴和灌木丛的武吉布朗（Bukit Brown）。我第一次接触这一地区的历史是在某个周六的早上，我去麦里芝蓄水池（MacRitchie Reservoir）周围美丽的步道上徒步。我在罗尼路（Lornie Road）一个公交站的旁边发现了一个小牌子，上面提到由于新的发展需要，拟对日本战争期间的墓穴进行迁移。这里有墓穴本身不足为奇：我们离森路（Sime Road）只有一个手榴弹的投射距离，而森路是日本侵略战争中的战场之一。那里最初是英国皇家空军的指挥和控制中心，后来被日军占领，改造成英国战俘营。而今天这里成为一个地标，就位于新加坡岛屿乡村俱乐部（Singapore Island Country Club）的高尔夫球场上方。我还在灌木丛中发现一个造型奇特又古老的华人坟墓，它蹲坐在那里好像一个微型的分层祭坛，后面被半圆形的石碑包裹着。

牌子上提到的新发展，显然进展顺利。一道钢板架起的围栏正沿着谦福路的两侧搭建起来。我能分辨出新加坡柴油发动机熟悉的咔咔声，它将人拉回到有目的的生活中。然而这项发展显然不只是挪动了一些几乎被人遗忘的日本战争时期的墓穴。它还搅动了东南亚最大的华人墓群，以及在新加坡人看来还处在未开放状态的大自然。

一名50多岁的药剂师雷蒙德·吴（Raymond Goh），为了引起人们对这一发展的历史成本更多的关注，付出了超越常人的努力。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和他约在遍地神龛和坟墓的武吉布朗见面，我骑自行车赶到的时候已经大汗淋漓。吴先生和他的兄弟，在10年甚至更早之前，一起成立了一个名叫“亚洲超自然侦探协会”（Asia Paranormal Investigators）的组织，正是这个协会将他带到了武吉布朗的墓地。于是他们开始带领志趣相投的新加坡人游览，这些人都对了解过去兴趣浓厚，而且丝毫不介意没有冷气。

在一次游览中，吴先生发现一则碑文与清代的道光皇帝有关，他长达30年的统治从19世纪早期一直延续到中期。“我当时喊了句：‘我的天啊！’”他后来告诉我说，“‘这样的东西怎么会在现代新加坡存在呢？’于是我特别兴奋，决定更多地了解这个地方。”要想这么做并不容易：这片地域幅员广阔且杂草丛生，但吴先生一腔热血，充满激情。“我发现的坟墓中最早的1860年代就有了，但一些被重新安置的坟墓最早可以追溯到1826年。这些最早的坟墓是最初的拓荒者的！”

对于不怕蜘蛛并携带防蛇棒探险的人而言，武吉布朗共有10万座坟墓可以探索，实际数目甚至可能达到这个数量的两倍。“我们确实会遇到蛇，特别是在那些有五六十年没人碰过的坟墓周围。”吴先生一脸愉悦地穿过茂密的丛林，走向一个完全符合他刚刚描述的坟墓。“有时候还会遇到眼镜蛇。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带着一根棍子。”他在空中摇了摇那根棍子，咯咯笑着继续往前走。吴先生和他朋友AJ的热情极有感染力。他们就像两个小男孩儿，在圣诞节的早晨互相炫耀他们的新礼物，只不过脖子上卷了一条用来吸汗的白毛巾。

武吉布朗的墓群散发出的味道，正是盘踞不去的历史和自然的气息。墓碑上的日期通常和中国的政治动荡时期相关，碑文则注明了死者祖先所居住的村庄以及大家庭意义上的家族成员。令人生畏的蚂蚁军团在小型雕像上上下巡视，而另一些坟头则正慢慢被树根吞噬。地衣为风化开裂的石头增添了一抹鲜艳的绿色和好像铁锈般的红色。某些坟墓下放置着香盒，显然偶尔还会有人前来祭奠。吴先生用登山棍戳了戳其中一个，解释说这么做是为了向守护坟墓的土地神表示敬意。

然而，土地神的守护如今已风雨飘摇。“我手上有一张地图，”吴先生展开一大张图纸，“我们现在在一号区，就是这里。而这片灰色区域，这里，是一条新路。它会从墓群中横贯而过，将墓地一分为二。”他的嗓音开始提高：“这是在物理肢解这一切。你能听到机械运作的声音不是吗？”此时背景中能听到柴油机的轰鸣声持续不断地响起，就像嗜血的蚊子大军在发出高频的嗡鸣。“我们有点儿像一个在转型中迷失的国家，”AJ插话说，“这里有那么多我们不了解的历史故事。我们知道莱佛士，也许还知道日本占领时期。但所有这些先驱，他们是从中国一路乘船抵达这里的。当他们看到新加坡港口亮起的灯火，就知道自己到岸了。”他不无悲切地说：“这里埋藏了这么多的历史故事，但他们想在这个地方建一条高速公路。这太令人悲伤了。实在是非常非常令人难过。”

这条四车道的高速公路绝不只是为了表达对混凝土的盲目信仰，而是旨在减少当地的交通拥堵，并希望这一崭新的布局可以让人们更快捷地抵达麦里芝蓄水池这片都市绿洲。[3]尽管开发商试图将施工对墓地的影响降到最低，但这一工程依然牵涉成千上万的坟墓。另外，一条全新的捷运线路正在规划中，可能需要在这片森林地区下面挖造一条隧道。[4]公众对这两个项目的反应虽然很有限，但反映出大众对历史和环境不断提升的敏感度。但在如此狭小的岛屿上，发展有时意味着不可避免的牺牲。从新加坡人直截了当的功利主义角度看来，就算偶尔有像雷蒙德·吴和AJ这样的人，穿着湿透了的衣服，细声细气地表达着他们的不满，在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带来的好处面前也确实不值一提。

“正是在1965年开始的重建过程中，一切都被遗忘了。我甚至听说有计划要铲除唐人街！”吴先生拥有一种平静的乐观主义态度，许多从本性上为社会更广泛利益着想的男男女女身上都有这一特点。我就在新加坡的几个人身上看到过，而在新加坡，人们不像在西方国家那么容易敞开心扉，要直抒胸臆需要拥有坚定的个性。“但当他们的生活方式变好以后，人们就会想起来，并且质询为什么他们要摧毁这个与过去息息相关的地方。新加坡正在觉醒！”

再过50年，武吉布朗会变成什么样？我问他。会被推土机推平吗？会被丛林覆盖吗？还是会被重建修复？

“那时候，这里会变成武吉布朗遗产公园（Bukit Brown heritage park）。人们会来这里铭记历史，铭记他们的根。观赏绿色的植物，与大自然互动，触摸石块。”吴先生笑着说，“这是我的愿景。我把这里称为露天的教室。你在这里学习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学习来自坟墓之外的故事”。

不到200米远的地方，另一辆平板卡车停下来，六七名工人跳下来，安全帽已经牢牢系在脑袋上。即使在星期六，叮叮当当的施工声和发动机的轰鸣声也会一直持续到日落。我比吴先生和AJ出的汗还要多，欧洲人的大白腿上全是被蚊虫叮咬后血淋淋的痕迹。武吉布朗是个奇特的地方，而被当地媒体誉为“墓语者”的吴先生的品位也确实很罕见。我很难想象，还能有许多其他的新加坡人也和他一样，渴望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在武吉布朗周围转悠，享受着蟋蟀的鸣叫和鸟儿的歌唱，破译着碑文，敲打着眼镜蛇。当新加坡在50年后庆祝百年诞辰时，我敢说这片地区一定还会出现更多的混凝土。

尽管我对此颇有微词，但毕竟，新加坡承受不起这种毫无目的的多愁善感。它对历史和自然的尊重到底要屈就于其地理空间的匮乏。为了满足实际需求，有时必须接受持续且具有破坏性的变化。

为了理解新加坡对历史的态度，我收听了历史学谭炳鑫（P.J.Thum）一系列精彩的播客节目。这些节目里充满了挑衅、见解并多次提及《加勒比海盗》（Pirates of the Carribbean）。谭教授本人也是个人物：他曾是奥运会选手，是第一个游泳渡过英吉利海峡的新加坡人，同时他也是一名持不同政见的历史学家。他最近参与撰稿的一本书《艰难的抉择》（Hard Choices）坦率地谈到新加坡需要进行这样艰难的抉择。[5]而谭炳鑫正是以不完全接受人民行动党对新加坡奇迹的解释而闻名。

我在武吉知马路上的皇冠面包坊（Crown Bakery）约见了谭教授。这个地理位置本身足以引发我们关于新加坡的不断变化所带来的破坏性的探讨。谭教授的祖父母于1950年代在街角买过一栋房子。那时的武吉知马远不是今天这个舒适、多山、被外国人和百万富翁青睐的城市近郊。那时，这里还只是有老虎出没的种植园区。洪水会定期泛滥，因此谭教授的祖父母将房子架在地面之上以防御洪水。有一次，还有一具尸体从他家门前漂过。如今，如果这里再发一次大水，路上漂过的可能是辆法拉利。在新加坡，你一生中真可能遭遇到这样戏剧性的变迁。

这样的变迁是否意味着过去太容易被遗忘，而人们都拼命挣扎着想活在当下？我之前提到过我和家人住过的房子，就在距离这里一公里外的地方。那栋房子是新加坡这个由锻铁和混凝土空心砖打造的新殖民地郊区里第一批由私人建造的房子。自从1969年建成后，粉刷过的墙壁就几乎没有改变过。但这也意味着这房子极有个性：一个巨大的花园，不好使的空调，厨房里偶尔会有老鼠冒险进出。这种粗糙但现成的房屋质量意味着我们可以以相对低廉的租金租用，因为很少有新加坡人（或者外国人）愿意暴露在赤道令人不悦的环境中。隔壁的房子和我们的房子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墙壁被涂成双色调的蓝色，里面住着一个老妇人和她的菲佣。老妇人的家人试图卖掉房子（价值几百万），一旦房子卖出去等待它的命运就是被拆毁。[6]一座新的建筑将在原处拔地而起，花园将不复存在。混凝土、大理石和玻璃的墙角会一直逼到地产边缘的一英寸之内，而业主也许会使用蹩脚的借口，声称游泳池除了放在照片上好看之外一无是处。房子会变得丑陋不堪，人们会对犄角旮旯进行彻底消毒，而房子的样式就像是在大肆炫耀房主的地位和财富。过去的一切将烟消云散。如果在另一个国家，我想这样一座可爱的房子，坐落在一处曾在国家社会历史中扮演过某种历史角色的地盘上，会得到某种程度的保养维护。但在这里不会。

这便是政府寻求平衡的一个环节，谭教授说。他曾在牛津生活，那里是英国房价和工资差距最大的城市之一。他认为，这是因为那里的历史建筑都得到了绝佳的保护。如果在新加坡这么狭小拥挤的地方实行这样的保护，将导致严重的畸变，而政府也将失去一部分把控力。

他认为新加坡建国50周年也是一种畸变，而1965年正是划分该岛历史时期的人为界线。反之，新加坡“当下”的历史是由两个特殊的事件决定的。第一，1970年代的金融危机，它迫使政府重新设想新加坡从经济到教育体系的一切。第二，1980年代的全球政治重组，包括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工会的中立化，战后福利制度的瓦解。这些都促使新加坡成了今天的国际金融中心，谭教授解释说，尽管他对已经实现的社会现实并不是特别赞赏。

关于人民行动党的新加坡叙事，谭教授认为不足为信的还不止这些。他最有名的政见就是认为被称为“冷藏行动”的内部安全行为实际上是为了人民行动党无情并有计划地摧毁政治反对势力。冷藏行动最早从1963年开始，当时人民行动党正在与左翼分子争夺权力，而新加坡正与印度尼西亚进行“马印对抗”（Konfrontasi）这场低强度的战争。冷藏行动的表面目的是遏制马共统一战线的威胁——此时该战线的影响力正在逐渐扩大——从而为后殖民时代的新加坡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并坚定地站在亲西方的反共阵营开辟了可能性。但谭教授认为，这一行动背后的真正目的，与其说是保证安全和防止共产主义影响渗透政治，不如说首先是铲除任何可能对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产生威胁的左翼候选人。

这一独立建国之前的安全行动之所以会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在我看来，是因为它将人民行动党描绘成一股略显邪恶的势力，它对于权力有着不可动摇的渴望，在谈论国家利益的时候实际是在维护自身的利益。那些质疑冷藏行动的人，实际上是在传递一层隐含的信息：与其说他们是在攻击新加坡奇迹，不如说在他们看来，人民行动党——不管其执政带来了怎样毋庸置疑的成功——从根本上不信任民主政治。包括谭教授在内，许多人都不认可新加坡作为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灯塔不断崛起这一结果，因为这也意味着其他经济和政治哲学在这里将被无情地压制。2018年4月，这名学者出现在国会特权委员会面前，就蓄意散播网络虚假信息的指控参加了听证会，他被指控“在有外国势力干预的情况下，有组织地试图影响和颠覆”新加坡的国会程序。[7]

这类对新加坡历史持有略微不同意见的解释，随着近些年最神奇的一本图书的出版，在国家50华诞之际变得更加流行起来。更值得一提的是，《漫画之王——陈福财正传》（The Art of Charlie Chan Hock Chye）可谓是秘密营销艺术史上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个经典案例。[8]该书是一场极具创造性的视觉盛宴，描绘了这个同名英雄的生活，以及低级漫画的事业。该书记录了主人公经历了殖民地时代的童年，跨越了日本占领时期一直到战后的巷战岁月。随着城邦国家获得独立，新加坡奇迹逐渐显形，他的漫画天才也开始崭露头角。然而，尽管查理·陈（Charlie Chan）才华横溢，却未能激起配得上他才华的巨大反响。

但创作出这本书的艺术家兼作者——谦逊且戴着眼镜的刘敬贤（Sonny Liew）的境遇，却与书中的主人公大不相同。在《漫画之王》出版之前，他的事业令人称道，但不至于声名显赫。但这本书则恰恰证明了他的能耐：令人瞠目结舌的插画艺术和精巧熟练的人物刻画，加上精妙的叙事手法，将复杂的现实事件与想象的篇章巧妙地编织在一起。李光耀以外星人和大鼷鹿的形象出现，随后又以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出现，将公司的内部通讯写手扔进看门人的柜子里。书里有一个计划不周的超级英雄名叫蟑螂侠（Roachman）。这本书探讨了政府审查制度，描绘了漫画家如何日益政治化，以及主人公如何意识到自己的失败。在销售上这本书则是供不应求。

这当中除了漫画小说本身精彩绝伦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新加坡国家艺术委员会（Singapore’s National Arts Council）在这本书付印后，突然决定撤回授予刘敬贤的8000新元经费支持，这无形中为它提前进行了发行宣传。国家艺术委员会文化艺术部的高级主任柯国华（Khor Kok Wah）说，这是因为“作品对新加坡历史的重述，有可能损害政府及公共机构的权威与合法性，从而违反了我们资助的准则”。[9]不管原因究竟为何，刘敬贤的书都因此获得了大量的关注。当人们发现，这个以非同寻常的视角重述的新加坡历史故事惹得国家新闻中心（National Arts Council）如此不快的时候，他们自然喜欢得不得了。初版1000本，有一半在几天内就销售一空，一跃登上《纽约时报》和亚马逊的畅销书榜。《经济学人》称其“对新加坡持续的进步进行了感人又深邃的思考”。2017年刘敬贤荣获三项艾斯纳大奖（漫画界的奥斯卡），他可能会觉得那被没收的8000新元简直是他花过的最值的钱。与此同时，政府当局也得到一个教训，即如何不去控制有关历史的信息。一些更年长也更传统的人也许会从根本上质疑，这本书怎么会被允许出版。正如《经济学人》在书评中提到的：“人们不禁要问，李光耀是否会如此宽容？”[10]

[1] Kurt Ganapathy，“Why Singaporeans must learn to coexist with insects，” SG Magazine，5 May 2016，http：//sg.asia-city.com/city-living/news/why-we-should-learn-coexist-singapores-insects

[2] 花粉王国是新加坡一个保护蜜蜂权益的NGO组织。

[3] https：//www.lta.gov.sg/apps/news/page.aspx？c=2&id=rj2i4o1u3d7018466v86y82epxjj32mwbvnhu6rpwt8lplkgo6

[4] Adrian Lim，“Cross Island Line sparks residents’ fears，” The Straits Times，2016，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transport/cross-island-line-sparks-residents-fears

[5] Sudhir Thomas Vadaketh and Donald Low，Hard Choices：Challenging the Singapore Consensus，Singapore：NUS Press，2014.

[6] 我们的邻居最终会被安排住进该岛远东某处的公寓大楼里。瓦腾大街上不再会充斥着莉莉安娣做饭时辛辣刺鼻、几近致命的味道了。

[7] “Historian Thum Ping Tijn appears to be involved in coordinated attempt to subvert parliamentary processes：Charles Chong，” The Straits Times，2018，https：//www.straitstimes.com/politics/historian-thum-ping-tjin-appears-to-be-involved-in-coordinated-attempt-to-subvert

[8] Sonny Liew，The Art of Charlie Chan Hock Chye，Singapore：Epigram Books，2015.

[9] Sulaiman Daud，“Sonny Liew reveals why NAC revoked the grant for The Art of Charlie Chan Hock Chye，” Mothership.sg，29 September 2017，https：//mothership.sg/2017/09/sonny-liew-reveals-why-the-nac-revoked-the-grant-for-the-art-of-charlie-chan-hock-chye/

[10] “Lion City march，” The Economist，10 March 2016，https：//www.economist.com/news/books-and-arts/21694495-touching-thoughtful-meditation-singapores-relentless-progress-lion-city-march

14 阿明回教堂：宗教的博弈

穿过宏伟的亨德森波浪桥（Henderson Waves Bridge），走过铺有有机木板的起伏桥面，我来到了花柏山（Mount Faber）的边缘。如果我沿着花柏山继续前行的话，会经过一个叫幸福钟（Bell of Happiness）的陈设，然后抵达缆车站的起点，成排的缆车摇摇晃晃地向圣淘沙方向进发。但我没有选择这条线路，而是选择从花柏山北缘的步道下行，走上一段潮湿又蜿蜒的混凝土台阶。在下台阶的时候，我头一次在这段徒步中感到真正的疼痛，脚下一步一哆嗦，每走一步脚下都紧张得颤抖。是时候好好地休息一下，让我的双腿缓一缓，再多喝点儿含糖的运动饮料了。

阿明回教堂（Masjid Al-Amin）位于步道的底部，从丛林中拔地而起，坐落在泰洛克布兰加路（Telok Blangah Way）上。它算不上新加坡最具吸引力的建筑之一，看起来有点儿像1990年代的城外超市。我查了一下手机，几百米开外的地方有一家便利店，于是我抬脚继续前行。

我来到武吉宝美岗公园（Bukit Purmei Hillock Park）的边上休息，旁边一条长凳上坐着三个菲律宾家佣，一边忙着聊天，一边各自低头看着手机。每隔一分钟左右，其中一个人就会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好像我是派来监督她们干活儿的间谍。

我出发前绘制的纸质地图现在已经变得破破烂烂：边缘已经被磨损了，还潮湿得让人难受。我的下一段路线看起来过于复杂：我先要沿着武吉特蕾莎路（Bukit Teresa Road）绕一段路，然后进入甘榜巴鲁路（Kampong Bahru Raod），这条路横穿我在大士走过的同一条AYE收费公路。这么走不但很复杂，而且还要多走几百米。我在随身携带的瓶子里灌上淡水，撕开刚买的布洛芬的包装，决定省掉任何多余的里程。

于是我从前面的HDB组屋街区抄到一条近路，对着面前又一段阶梯轻声咒骂了一句。上了那段台阶，我来到一座叫东岳庙（Tang Gah Beo）的橙红色道教寺庙前，圣特蕾莎教堂（Church of St Teresa）整齐的白色墙壁就离它几米远。几百米之内，我还可以参观西拉路锡克庙（Silat Road Sikh Temple）和丹麦海员教堂（Danish Seamen’s Church）。我迅速地在手机上记下，在徒步的这一部分，显然应当探讨一下新加坡复杂且一触即发的宗教问题。

宗教一直以一种奇特且受到制约的方式存在于新加坡。你可以从一些人的衣着上看出他们的信仰。每周，菲佣们都会身着她们周日的盛装前往教堂，有时则身穿T恤衫，正面写有天主教或福音派教堂的名字。[1]而在周五，你也许会看到人们正涌出清真寺。小贩中心里通常会有一个藏在角落的神龛，而在佛教的中元节期间，人行道上会散落着香火和供品。

国家有关宗教的基本政策是，它属于私人范畴内的事情，并应当继续保持这种状态。在这个拥挤的多民族岛屿上，只有宗教问题有造成不同社区之间分裂的巨大潜力，公开讨论宗教问题也是一个被广泛尊重的公共禁忌。

我在新加坡只听过两次有关宗教的公开讨论。由于新加坡被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包围，因此其中一次便是讨论宗教激进主义是否会以某种形式对本国的穆斯林造成危险的影响。这个问题可能会在马来社区发生，因为他们可能受到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宗教潮流的影响，也可能会在新加坡的南亚移民劳工中发生。

政府显然对这一问题非常警惕。在孟加拉工人的宿舍里，偶尔会发现激进主义的闹事者。一个伊斯兰教导师纳拉莫哈默（Nalla Mohamed Abdul Jameel）在2017年被指在不同宗教团体之间煽动敌意。纳拉莫哈默在位于南桥路的詹美回教堂主持一次周五的祷告时，（用阿拉伯语）吟诵道：“求真主帮助我们对付犹太人和基督徒。”貌似这些词句出自印度的非古兰经文本。他被罚款4000新元，并被驱逐回印度。新加坡内政部再次重申，这类言语是不可接受的，即使原话出自古兰经也不允许。

另一个受到大众关注的宗教事件，是一个叫城市丰收教会（City Harvest Church）的福音团体引发的令人瞠目结舌的丑闻。这桩丑闻本身几乎与宗教无关，简直就是一部在现实生活中上演的、涉及几百万美元的流行歌星梦的肥皂剧。

城市丰收教会的故事以其创始人康希（Kong Hee）为中心。他被指控盗用了教会5000万新元中的一大部分资金，用于将自己的妻子打造成全球范围内的流行现象，因此被判有罪。他的妻子何耀珊（Sun Ho）在华语乐坛虽然已经小有名气，但对她而言这显然还不够。她真正想要征服的是英语世界。那接下来有个问题：要成为下一个麦莉、布兰妮或者麦当娜，没钱是不行的。而康希显然认为，要打造一个明星，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是值得的。

音乐产业的发展变幻无常，难以把握，因此康希决意用充足的资金来助推何耀珊事业的崛起。数以百万计的资金被投入音乐视频的制作，包括邀请当红明星以借其人气的巨额费用。在音乐视频《中国酒》（China Wine）中，何耀珊在韦克莱夫·让（Wyclef Jean）身边癫狂地摇身旋转，背景里净是些有违宗教教义的摇头晃脑。“我问她，这（中国酒）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她更有名气的搭档这么说唱道，“她说在中国我们不喝地道的葡萄酒，而是和中国酒掺在一起喝。”而在另一个音乐视频里，何耀珊一边用吸尘器做家务，一边唱道要杀死她拈花惹草的丈夫［由超级名模泰森·贝克福德（Tyson Beckford）饰演］。[2]只可惜这些巨额的投资所使用的资金本应当用来建造新的教堂，而更多的资金被挪用来掩盖最初的资金盗用行为。

在初审中检方提到，涉案金额“与夏奇拉的营销预算相同，比碧昂丝的预算略低”。而被告则坚称他们是希望通过流行音乐来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加入教会。无论何耀珊成为明星的吸引力有多大，但随着事件明显已演变成刑事调查，教会的会众开始纷纷离去。这件事除了证明那句谚语“名声没有哪种是坏的”一说不足为信外，何耀珊自己的事业也没见半点起色，完全无法与在她天赋上的投资相匹配。这到底是因为该事上庭审理，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就要交给历史来评判了。

新加坡最奇特的宗教场所是一座主题公园，它向参观者展示了中国阴曹地府最黑暗的模样。虎豹别墅（Haw Par Villa）坐落在一个混凝土的斜坡上，下面就是同名的捷运站。这里展示的东西让《旧约》里面那个爱复仇的上帝看起来都是个软心肠。

主题公园的第一部分——就是按照字面上的第一部分——是地府之旅。当中有不同的实景，里面的人们用各种奇异的方式互相折磨。旁边有文字帮助解释正在进行的折磨是针对哪种罪行。在阴曹地府的第三殿，罪人们由于忘恩负义、不敬长辈或越狱，心脏要被挖出来。盗墓者要被绑在火热的铜柱上煎烤，一起受刑的还有瘾君子和煽动犯罪行为和社会动乱的人。在第六殿，罪人们因为说谎和咒骂被扔在带刺的荆棘树上，而那些滥用书籍、拥有色情读物或浪费粮食的人，则被一把看上去很不妙的刀片锯成两半儿。

我在心里默默地计算了一下我可能犯过的事儿，然后咽了一口唾沫。我在想，如果一个人犯了好几宗罪要怎么处理。万一有人先是浪费了一些粮食，然后盗了个墓，最后从监狱里逃走了呢？这个恶棍是得先被锯成两半，然后分别绑到火热的铜柱子上，最后把心给挖了？那如果有人藏着黄色书籍，又对长辈不敬呢？全世界的青少年你们要小心了：虎豹别墅可不是一般的地狱，有一个宽容的法官会在公平权衡之后做出减刑的判决。

地府里的人物颜色都很鲜艳，而且个头够大，能让人们把罪人脸上的痛苦表情看得清清楚楚。那痛苦简直是漫山遍野。有些不幸的家伙被钉在布满尖刺的山上，要不被一个蓝色的怪物慢慢肢解掉，要不就被压在一块巨石下面。罪人一旦接受过惩罚，就被领到孟婆亭（在某些情况下，罪人大概是被装在桶里运过去的），一位叫孟婆的人会给他们一碗孟婆汤，让他们忘记前生。

虎豹别墅除了展现出阴曹地府的多重面貌，剩下的部分更多是古怪而不是恐怖。有一个陈设展示了一群穿着休闲服装的动物，举着照相机和枪正瞄准几只巨型蟋蟀。另一个陈设则展示了一个老妇人正在一个体态丰腴的母亲裸露的乳房上喝奶，而新生的婴儿正躺在地上哭泣。中国民间传说里错综复杂又噩梦一般的想象，都用石膏、混凝土和颜料呈现出来。少女们洗澡的时候旁边有长着猪头的生物翩翩起舞，一个穿着紧身衣和双色鞋的鼠头男人正在打电话。乌龟正从马克杯里喝着什么热腾腾的东西，而一头鹿正穿着衬衫打着领带。一群愤怒又没有颜色的巨猿在一段树干上爬来爬去，唤起了《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给我带来的童年阴影。某处有一艘悬挂着彩色锦旗的蒸汽轮船沉入波涛汹涌的大海，一个类似鲟鱼的东西用死鱼眼紧盯着一名乘客。我猜那些可怕的战斗和疯狂的舞蹈场面里一定蕴含着某种道德规训，让那些心态良好的游客去思考。而这当中游客甚至可能发现一座隐藏的雕像，是一个汗流浃背、来自英国北部的中年男人，他因为在这大热天里走了太多路，显得双腿严重衰老。

[1] 另一个颇有人气的选择是“I*桃心*SG”。

[2] Bhavan Jaipragas，“Gyrating Pop Stars，Embezzlement and Faith：Singapore’s City Harvest Church Scandal Headed for the Top Cour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6 April 2017，http：//www.scmp.com/week-asia/society/article/2087782/gyrating-pop-stars-embezzlement-and-faith-singapores-city-harvest

15 甘榜巴鲁路：马来光头党

如果说虎豹别墅带给人一场想象世界的精神之旅，那当代新加坡的现实则更多是严格和清醒的，是一个无情且毫不动摇的现代社会。玻璃和钢铁的高楼大厦投下长长的阴影，里面丢弃着残存的过去，只留下进步和现代化的力量一往无前地向前进。但如果你知道上哪儿去找，这里还是有不少历史遗迹被保留下来。比如说海特拉巴路上的黑白房子已经被改造翻修成为一种高端的历史纪念物，纪念那个殖民主义的时代，那时的殖民者会喝着琴酒醉醺醺地抱怨他们的风扇工人（punkah wallah）不能让屋顶上的风扇转得再快些。而在新加坡更靠近中心的部分，散落着一排排不知为何会被人忽略又装饰复杂的房子。许多已经破旧不堪，当中有不少是咖喱饭店或者KTV酒吧。[1]而另外一些房子则深陷中产化的进程，很多有钱的都市潮人将房子改造成他们梦想中家的样子，里面有内置的阳台和峇峇娘惹（Peranakan）风格的装饰设计。[2]

当我绕着甘榜巴鲁路（Kampong Bahru）走上交通繁忙的新桥路（New Brigdge Road）后，右手边有一排没有被中产化的商店/房屋，在我看来那里正是新加坡中心的起点。那里聚集着闪亮的KTV包房和DDD俱乐部（DDD Club）。有些橱窗被涂黑了，有些显现出舞女的身姿，还有一些则有昂贵的白兰地广告（只按瓶卖）以及不常见的品牌啤酒。暹罗秘密（贩卖的是泰餐而不是某种更具异国风情的东西）的旁边是“力量大街”（Strength Venue）健身馆和一个专门从事商业航空租赁的办公室。一名男子正在一家手工咖啡厅对着手提电脑伏案工作，手里捂着一杯馥芮白，而离他座位不到一米的地方有一根坚实的管子，正是这座建筑中的排污管道。我扫了一眼街角购买廉价印度食品的食客，想看看能不能撞见熟人，但陶菲克·尤瑟夫（Taufiq Yussef）不在人群中。他也许还在一家离这里几个商户之外，位于楼上、名叫“深度剪裁”（DeepCuts）的时髦理发店里工作。

陶菲克是我在新加坡认识的人当中最有趣的人之一。他是马来人，也是穆斯林，他显然花过很多时间思考自己是谁、不是谁。如今他是一名理发师，穿着打扮总是一丝不苟。但就在不久前，他还是一名光头党（skinhead）。

“（长大的过程中）你要面临青少年的问题，而你只想找到一个有归属感的地方。”他曾向我解释道。采访陶菲克是一种乐趣，当初我受BBC电台之托采访他时也一样。他态度温和、年轻天真，渴望着取悦他人。这和我对光头党的印象非常不一致。早在1980年代初，在我成长的英格兰东北部，光头党是这样一群人：穿着紧腰短夹克和牛血色马丁靴，在学校体育馆后面逛荡，一起分抽一包金边臣（Benson & Hedges）香烟，对路人怒目而视。这种亚文化同样包含自己的音乐，以及如他们的怒容一样不让人舒服的政治主张。

“你喜欢这种音乐，想要融入当中。有一点儿雷鬼，有一点儿斯卡（ska），还有一些政治理念，现在我长大了，觉得当年信奉这些东西有点儿蠢。”陶菲克说。“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信奉过一些傻事。”他很快补充道。一些光头党不主张白人权力，而是马来权力，他们系在马丁靴上的不是白色而是棕色的鞋带。尽管陶菲克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但他的社群千真万确抱有马来人的民族自觉。这个群体甚至囊括了他称为“光头鸟”（Skinbirds）的女性成员，她们即使穿得像个男孩子但还是继续戴头巾。

新加坡社会由华人占据主导地位，不同民族之间的异化也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果把这里看成是美国，那马来人就像墨西哥人或者美洲的土著，华人就像从英格兰或爱尔兰来的白人，印度人则是黑人。”正如陶菲克所言，不同的社群在新加坡也继续沿着不同的路径发展。“华人喜欢打篮球，马来人喜欢踢足球，印度人喜欢打板球。华人也踢足球，但他们通常会组织自己的联赛，有时是公司组建球队。你很难随机地加入一支球队，并在当中找到不同族群的人。”[3]在陶菲克和他的伙伴们还是青少年的时候，成为光头党是他们用挑衅的方式公然宣称自己身份的方式。

在新加坡光头党运动的边缘曾发生过一些暴力事件。陶菲克记得报纸上刊登过光头党球迷殴打缅甸国家队支持者的文章，但他再次重申这类事件不在他的经历范围内。此外他们还与当地的混混们有过摩擦，那群混混貌似也有自己追寻的尊严和身份。

陶菲克坐在“深度剪裁”的店里，穿着整洁的漆皮休闲鞋和一件精心熨烫过的绿色条纹衬衫，当年成为光头党更多是为了时尚和归属感，而不是闹事。“我喜欢时尚。”他承认道。他说那些像他一样，主要是因为李维斯牛仔裤和弗雷德·佩里（Fred Perry）衬衫而成为光头党的人，被其他人称作“时髦的贱人”（trendy wankers）。

陶菲克作为光头党成员的日子恰好随着国民服役期的到来而终结了，届时大家都得剃成光头。对他而言，服役似乎是一次成长的经历。因为被抓到替朋友接受身体检查，他被关了一段时间禁闭。但他也因意识到了自己对着装的喜爱而确定了今后的方向，他决心成为一名理发师，并经人介绍认识了他现在的老板。

服役结束后，他被老板派去荷兰的鹿特丹接受培训。他说他当时了解到，当地人因为叙利亚难民的大量涌入而对穆斯林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因此根本不知道去那里后将面临的是什么。但好在，他说，那种流言都是没有根据的，他并没有遭到当地人的排斥。他结识了一些鹿特丹当地的光头党，用他的话说，这让他感到紧张，“因为在新加坡，我们没有信奉新纳粹主义（neo-Nazi）的光头党”。

陶菲克那时结识了一个新朋友，而对方常常邀请他喝啤酒，这让他一度感到很有压力。但在他以宗教的理由拒绝过无数次后，对方终于妥协了。两个人开始交谈，先是聊光头党共同喜欢的音乐，然后聊到伊斯兰教。对方的女朋友说光头党团体内对伊斯兰教颇有敌意，因为他们不喜欢外人来到鹿特丹，并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荷兰人。陶菲克似乎很满意这个解释，提到这对情侣时情绪都很愉悦。这对情侣甚至在和另一个光头党争论时为陶菲克辩护，但他们显然对伊斯兰信徒不能喝啤酒这事儿不大赞同。陶菲克给我看了他珍藏的这位朋友的照片，就贴在他理发师的镜子边上。他告诉我，当他回到新加坡后，他在YouTube上找到了这位朋友的乐队The Firm。从视频上来看，他们是鹿特丹最好的“Oi！”乐队[4]，他们在一个指节金属套的标识前演奏，后面有一句标语：“被恨、被惧、被诅咒。”陶菲克的新朋友裸着上身，观众能看到他胸前的纳粹“卐”字文身。但陶菲克能以他天真的魅力和谦逊的善意赢得这个令人恐惧的人的信任，并不让我惊奇。

成为理发师的陶菲克如今已经彻底改头换面，他的头发如今经过精心打理，在各种美发产品的作用下锃光瓦亮，而不是支棱着充满挑衅的意味。他同时还学会了拥抱新加坡。“人们总以为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他说。在鹿特丹的时候人们问他喜欢家乡的什么，他总是觉得难以回答。但每当他抱怨在新加坡的生活时，总是受到来自荷兰、南美、美国和韩国的朋友们的责备。“所有我说的在新加坡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别的国家都更加严重。当我回到这里时，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我曾经看不起自己的国家。”

因此回过头来看，能在新加坡产生像光头党这样的青年亚文化是不是很奇怪呢？“在新加坡，你不太容易接触到很多东西。”陶菲克思忖着说。这座全球化的城市，通过Instagram或者出租车上的收音机，不断地接受着来自世界各地潮流的冲击。你可以在这里同时找到印有韩流明星照片、《星球大战》剧照和C罗照片的底裤。无数光溜的双腿上文有巴洛克式的文身，但这些都是贝克汉姆风格的时尚装饰，而不是莱米风格（Lemmy-esque）“我去你的”的反叛标志[5]。

但陶菲克说，即使光头党文化也正在逐渐消失。“你只能在一些音乐会上看到他们。乐队之类的地方还有一些老前辈。”他已经和大部分光头党没有联系了，还保持联络的那几个也都不再是光头党了。“但你可以继续在那种文化中生活，对我而言，这比光头党的身份丰富多了。”

陶菲克对新加坡的简短评论，与这个社会的长期健康发展息息相关。撇开真正的反叛不谈，这里没有为特立独行者或反文化者留下很多空间。在家庭和教育上推行的亚洲价值观，可以说是掩饰了一个过度循规蹈矩的社会，其中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应试和孝道的严重制约。而失败和耻辱正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毫无疑问，新加坡的确需要社会凝聚力，否则，它就像一只在狂风恶浪中颠簸的小船，可能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就沉没了。但如今，想要发展出适合21世纪中期的尖端知识经济，也许它需要一些更微妙的东西。企业家精神需要反复试错并从失败中学习，然而新加坡的制度并不鼓励其中任何一种。

陶菲克的故事本身也很有意义，因为它说明在新加坡社会中存在着有形的族群异化问题。滴酒不沾的穆斯林男光头党和包着头巾的女光头党，把头发剃光系好靴子，向一个由华人主导的顺从的新加坡表示反抗，同时他们也是在有意识地坚守着自己身为马来人和穆斯林的文化传统。陶菲克将马来人比作美洲土著反映出一点认识，即一方面马来人认为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继承人，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现在处在被剥削和被压制的地位。新加坡必须继续完善自己的制度，让每个人都觉得体制在为自己服务，而不仅仅只造福于自己的邻居。当我拐上尼尔路（Neil Road），经过一个峇峇娘惹侨生客栈（Peranakan Baba House）华丽的天蓝色门面时，我瞥见一群高达50层的庞然大物，它们一样也反映出不平等不公平的问题。

[1] 许多顾客进去也许没唱很多喜欢的热曲，但喝了非常昂贵的威士忌。——作者注

[2] 峇峇娘惹（Peranakan）指的是15世纪到17世纪间抵达马来群岛生活的华人后裔，他们在新加坡形成一个与后来华人不同的社群。——作者注

[3] 我个人经常在周三晚上去雨林体育中心踢足球，大多数踢足球的新加坡人都是马来人，另外有少数华人参与。超过一半的人穿着曼联、巴塞罗那或者德国球队的队服。勇敢的弱队在这里不太受欢迎。

[4] Oi！是朋克摇滚的一种音乐子类型，最早发源于1970年代末期的英国。——译者注

[5] 莱米·凯尔密斯特是重金属音乐巨头，摩托头乐队主唱。——译者注

16 达士岭组屋：五十层高楼上的不平等挑战

就在尼尔街（Neil Street）将与广东民路（Cantonment Road）交会的地方，我路过吉祥红龟粿（Ji Xiang Confectionery）。这家甜品屋位于一座醒目的、桃红加奶油色的巨大组屋的底层，门面也就比墙上的洞大一些。但别看它其貌不扬，其实声名远扬。它的特色甜品是一种用糯米粉、椰奶和糖制成的发亮并带有图案的黏嘴小甜点。新加坡人从四面八方前来，选购一份被精美装盘的礼盒，其中传统的口味有花生味、玉米味、芋头味和咸豆沙味。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东西实在不好吃：太甜、太黏，简直就是为了塞牙而设计的。但排队购买的新加坡人络绎不绝。这种食品就像一个黏稠的提示器，提醒我作为一名外籍人士，我的生活与口味和广大新加坡人之间有一道鸿沟。

普通新加坡公民的生活是围绕该岛社会契约的三大支柱构建的：带空调的地下捷运网、朴实简陋的小贩中心和高高耸立的HDB组屋。由于该国的居民忙于发财致富，他们期望生活的这三个基本层面——交通、食品和住房——可靠且能负担得起。

但这一社会契约似乎不如以前那么坚实了。矛盾的是，随着新加坡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她的大部分居民却开始有相对不富裕的感觉。一捆捆1000新元的钞票也无法阻止全球有关不平等的讨论冲上她的热带海滩。这一讨论在新加坡尤其火爆，一方面是因为该岛相当富裕，另一方面是由于整个国家建立在明确的精英主义基础上。

而一连串关于金融巨头炫耀财富的报道也加剧了这种紧张局势。2017年4月，当地一家餐厅的老板盖瑞·林（Gary Lim）曾被指控嘲讽一名出租车司机的财富状况，当时司机拒绝了他抛出的1000新元的钞票。“你看看，谁叫我这么有钱，我也没办法啊，”他在视频里说道，“你是成不了大事的。你知道你为什么是个出租车司机吗？因为你成不了大事。”社交媒体上舆论沸腾。林的餐厅在网上成了众矢之的，遭到了网友一连串的愤怒攻击。盖瑞·林为了适当地表示懊悔，也为了缓解局面，让自己的餐厅为出租车司机们提供免费的饮食。[1]

尽管如此，引发人们对不平等现象感到不安的，不只是一些超级富豪的粗鲁行为。它还涉及社会契约的三大支柱——交通、食品和住房。尽管新加坡人被告知自己已经实现了真正的富裕，但这三个方面恰恰代表了实现这一愿景道路上的玻璃天花板。

先从交通说起。捷运系统运行良好，公共汽车也都准时运营。当你下了交通工具，通常有一个有遮蔽的步道为你阻挡倾盆大雨，直到你的组屋或鲜货市场门前。而且交通费用很便宜。与其他富裕的城市相比，连出租车的费用都很低廉。市民也许会抱怨捷运列车的机械故障妨碍了列车的平稳运行，但这里的大多数人并没有与伦敦足以塑造人个性的公共交通对抗过，更别说在高峰时段在雅加达或曼谷出行了。尽管当地人会抱怨，但新加坡的公共交通除了空调温度调得太低，确实廉价且高效。像Grab或者优步（Uber）这样的打车软件又让打车出行变得更加便宜。[2]

但不是所有的外籍人士都对这里的公共交通系统表示赞赏。倒霉的英国人安东·凯西（Anton Casey）就是一个例子。他觉得公共汽车对于他儿子来说太脏太乱了，而且他很讨厌有些出租车司机的特有习惯。尽管如此，新加坡人不但没有接受凯西先生有建设性的批评，反而将他驱逐出境，而他的老板也解雇了他。这不公平吗？公平得很。

安东·凯西是全球最令人反感的一类人的典型代表。他不但是个银行家，而且引用一个金融业同行在《每日邮报》（Daily Mail）上的话说，还是一个“白痴”。[3]他和他的儿子之所以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是因为他的保时捷暂时上不了路。他把一张公交车的照片放到社交网络上，然后加了一个标题：“爸爸，你的车去哪儿了，这些穷人都是谁？”他抱怨说，他不得不下车洗掉“公共交通工具的恶臭”。他将一位出租车师傅称为“智障人士”。随着他奢华而自鸣得意的生活细节逐渐被曝光——包括他与前新加坡小姐的婚姻——死神针对他的审判开始了。[4][5]他匆忙乘坐飞机（经济舱）逃往澳大利亚。尽管他低声下气地向受辱者及公众道歉，仍然无法平息众怒。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人们对银行家普遍缺乏同情，即使是在热爱金融、对贸易开放的新加坡。尤其是当这个银行家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那种煽动者可能画出的漫画形象的时候，更是如此。

安东·凯西的行为让人们注意到，新加坡存在一条巨大而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横贯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大多数人和拥有私家车辆的少数人之间。德意志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一辆中型汽车在美国或者英国可能卖到24000美元，但在新加坡要卖到90000美元。[6]当你看到一辆劳斯莱斯或者法拉利经过时——在新加坡的某些区域豪车相当常见——你大概可以推测出车主为此花费了上百万甚至更多。

外籍银行家不是唯一受到责难的人。有钱有势的新加坡本地人也像土狼一样，怀着对同胞的同情之情照旧开着自己的迈凯伦（MclLarens）和阿斯顿·马丁（Aston Martins）飞驰而过。而公众最大的愤怒则朝向该地区来自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超级富豪。民众的愤怒情绪被2012年一起致命的交通事故点燃。在罗彻路（Rochor Road）附近的红灯路口，一辆法拉利599GTO以每小时178公里的速度侧面撞上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和车上的乘客——一名日本妇女，连同肇事的跑车司机马驰（中国人），当场丧命。[7]

新加坡的汽车所有权制度建立在拥车证（Certificate of Entitlement，COE）的基础上。事实上，拥车证是为期10年的汽车驾驶执照，可以随着车辆的出售进行转让。当一辆车车龄达到3年，那它的执照就只剩7年，而车的价值也会相应降低。10年之后，执照过期，不管车有多花哨多昂贵，都不能再上路了。然后它会被运到其他地方出售。[8]10年期的拥车证每年都会进行拍卖，而价格也一路飙升。早在2009年1月，B组车（1600cc或者97kw以上的车辆）的拥车证价值200新元，到2017年11月8日，同类拥车证的价格涨至57414新元。2017年的金额与2013年1月的峰值（96210新元）相比，已经算是很便宜了。[9]

一方面，拥车证控制了新加坡人拥有汽车的数量。这里很少出现严重的交通堵塞，而且绝对不会像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新兴城市那样，路上尾气熏天、摩托车劫匪频繁出没。TomTom导航仪公司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雅加达位列世界最拥挤城市的第二名，曼谷位列第三，新加坡则位列第55名。[10]另一方面，由于只有11%的新加坡人可以拥有自己的代步车，对大部分新加坡人而言，私家车的拥有权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一块玻璃天花板。[11]用新加坡英语来说，这叫“可望而不可即”（Look，but confirm cannot touch）。新加坡的交通服务当然很优质，但当大众高尔夫（VW Golf）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代表着一种无法获得的奢侈品时，难免会让人产生挫败感。

社会契约的下一个支柱是食物。鲜货市场和无处不在的小贩中心是大多数新加坡人就餐的主要去处。你可以用纸巾占个座位[12]，对着海南鸡饭、菜头粿（chai tow kway）或是一盆营养丰富的牛蛙粥大快朵颐，吃完后还有一个70多岁的服务员来收盘子——他想在退休之后明智地存些钱，而所有这些劳动也就能赚几个零钱。除此之外，吃饭贵得离谱。一想到要在外面吃饭，而且要开瓶酒，能让你在冷气十足的房间里冒出汗来。我在超市里看到，一小篮（日本）草莓能卖到70新元；我也曾带着负罪感喝过20新元一瓶的啤酒；如果发现一瓶不错的红酒售价在40新元以下，那简直是捡到大便宜了。这样的价格让现实扭曲，让游客惊讶。诚然，这样的招待标准可能会符合不少外籍人士对饮食的期待，但这毕竟是少数人的标准，与一个典型的当地公民能负担起的标准之间有很大一段距离。

社会契约的第三个支柱就是住房了。新加坡大约85%的人口居住在公共住房里（通常拥有时长99年的租约），而少数富人喜欢类似高档度假村的私人别墅，这些别墅拥有无边游泳池以及像“皇家角”（Cape Royale）和“纳西姆摄政王”（Nassim Regency）这样的名字。华彬汉美登顶级公寓（The Reignwood Hamilton Scotts condominium）可以将崭新的兰博基尼通过电梯运到你位于15层的公寓里，让坐在客厅里的客人，以及楼下171路公交车上的可怜“穷鬼”们都看到。翠城新景（The Interlace）是由31栋、每栋6层高的住宅楼组成的乐高丛林：实话说，与其说它是相互连接的格局，不如说它就是一堆摞起来的积木，但那都是小细节。无论如何，这座令人瞩目的巨大建筑群于2015年荣获了世界建筑节的年度最佳建筑大奖，它的风格和它获得的名望可是一个四方形的混凝土HDB组屋可望而不可即的。

私有房产的业主们不但可以住在梦幻般的建筑里，享有网红度假豪宅，还能因地产价格的通货膨胀获得巨额收益。新加坡安全港湾的地位让亚洲其他地区的热钱像潮水般涌入当地的房地产市场，这也是因为其他国家的法治没有那么牢靠，而货币的波动像季风一样。那些有幸拥有私人房产的人的银行账户，因此增加了几百万收益（其中一些很快流入保时捷和法拉利经销商的口袋里）。HDB组屋的价值也有所上升，但其租赁者却被挡在玻璃天花板的另一边。

这与西方世界经历的社会不平等不甚相同。在新加坡，人们显然正活在梦中。历经50年，这里从一个丛林密布的后殖民地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的数据，新加坡位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第三名，仅次于卡塔尔和卢森堡，领先于文莱、挪威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3]而这个国家没有从地下挖掘大量的碳氢化合物，也没有为那些从人民手中窃取财产的盗贼们提供零税收的便利。一个典型的新加坡人所拥有的经济保障和物质财富，远远超出他父母辈的想象。在这里真正的贫困是很罕见的。

然而这个典型的新加坡人也很愤怒。因为大众所能期待的物质水准和无法穿透的玻璃天花板另一边的少数人所能享受到的物质水准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新加坡反复强调自己的教育系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众多高级职位却由外籍人士和在国外镀过金的本地人占据，这也让新加坡人难以接受。这些人可以享受普通人买不起的汽车、公寓和餐厅服务。而这种不平等的感觉还与世代更迭有关。对于建国一代而言，工作、财富和安全都代表了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乌托邦。如今的年青一代穿梭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购物中心里，黏在他们方寸大的屏幕前，从没有面对过与上一代相同的困难。因此他们想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没想到一头撞上了玻璃天花板。

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新加坡已是连续第四次入选全世界“最昂贵的城市”。这样的调查结果通常会在当地媒体上刊登，并传达出官方对外籍居民喜好葡萄酒和公寓生活的半否认态度。[14]2014年在国会就预算案辩论时，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明确指出，下列消费属于外籍人士的特有开支：“进口奶酪、菲力牛排、博柏利雨衣、剧院里的最佳四连座、四人份三道菜的高端晚宴。”[15]言外之意就是，新加坡的生活成本并不高，只要新加坡人能满足于公共交通、小贩中心和HDB组屋。但我不确定这个信息在公民中的反响达到了尚达曼的预期。

如今不但在社会契约的三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玻璃天花板，作为新加坡社会基石的精英主义管理机制也开始受到质疑。“国民的素质决定了国家的产出，”李光耀曾说，“区别就在于，你如何挑选国民，如何训练、组织并最终管理他们。”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足够优秀，你就能找到工作，而言外之意是，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国家里，没有无用之人的容身之地。

然而，即使没有富裕的西方外籍人士和超级有钱的亚洲人，研究也证实了一种印象，即新加坡社会只有在某个不可渗透的社会顶层之下，阶层才是流动的。新加坡虽然有85%的人居住在公共住房中，但一项研究表明，那些住在私有房屋、在顶尖大学读书的人，更愿意和跟自己条件差不多的一小撮人亲近。[16]上层人士的特权不断被他们所处的社交圈强化，而上层以外的人则感觉受到了排斥。这一现象在当今世界并不罕见，但在新加坡尤其具有破坏性，因为这个国家如此之小，而且它对流动性和精英管理做出过公开承诺。[17]一项调查表明，60%的年轻人考虑移居国外以寻求工作机会，并使自己可以负担得起生活开支。[18]

在李光耀去世后的几年中，媒体上出现的一段插曲加剧了人们对新加坡精英主义文化的担忧。这段插曲以李光耀遗嘱中的一项条款为中心，表现为李氏家族的不睦。遗嘱规定，家宅必须在李光耀死后拆除。这一要求一部分出于隐私考虑，但另一部分，也是值得赞赏的部分，是他害怕死后围绕自己形成个人崇拜。虽然大多数新加坡人对于他们这位前领袖抱有极大的尊重，但新加坡鲜有街道或雕像纪念他。李光耀也许是一位伟人，但他的家族不应该因此沾光。

李光耀的住所是一座可爱的（尽管是被腐蚀的）五居室平房，位于欧思礼路（Oxley Road）的黄金地段，那里曾经是一片种植园。（报纸估计，这块地皮如今价值超过2000万新元。）2017年，关于这处房产的处理问题以一种颇为轰动的方式登上新闻头条。李显龙总理的弟弟和妹妹联合发表声明，称自己的胞兄“将自己对权力和个人声望的欲望与李光耀的遗产牢牢结合在一起”。如此一来，他试图违背父亲拆除家宅的遗愿（李光耀年迈后一直照顾他的女儿李玮玲已经不在那里生活了），希望借此提升自己的形象。他们还称，李显龙试图建立一个政治王朝，并表示“不管是以兄长还是领袖的身份，我们都不信任显龙”。[19]而李显龙总理在国会面前则明确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说自己的儿子对政治没有兴趣，并开玩笑说，如果他在13年的总理生涯后还需要通过一座房子来借用父亲的“光环”，“我也太可悲了”。[20]

不管这些声明和总理的反驳是否属实，这场内讧能在公众面前展开本来就已非同小可。这件事情随后主要通过Facebook的帖子形式继续发酵，很有可能进一步削弱公民对新加坡政治权力与利益无涉以及精英化本质的信心。这也就意味着，公众不再相信新加坡社会中政治权力与利益无关，并且保有精英化本质，甚至开始质疑政治阶级（Political Class）的合法性。

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愤怒正在对新加坡的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博客和社交媒体成为新加坡人发泄不满的最常用和最新的方式。一些人对外来人口的敌意越来越大，无论这些人是外籍专家、家政工人还是亚洲“那些在Instagram上炫富的富二代”。有人抱怨说，西方的外籍人士占有了最好的工作，家政工人把公共交通工具弄得乱哄哄的（你试着坐一下174路公交车，该车往返于武吉知马和菲律宾人周日的多功能会面场所幸运商业中心）。新加坡三分之一的常住人口都不是本地人，要平衡三个阶层——本地公民、高技能的外籍人士和低技能的移民——之间的利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国人为先党（Singfirst）的网站（口号是“公平社会、强大家族、自信人民”）指出：“在过去的50年中，新加坡人沦为了不断追求经济增长的附属品。”这是在明确地指责人民行动党的“精英主义”政策将新加坡变成了财富和收入高度分化的不平等社会，而且这一政策还使介于贫富之间的中产阶级人数不断减少。指责罗列出的事项还没有结束：一方面，税率旨在扶植外来的跨国公司和外籍员工；另一方面，压榨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造成人口过度拥挤。此外，国民服役的要求对新加坡本国男子不利。它宣称，新加坡如今亟须将整个经济增长模式与“跨国公司和外国劳工”分离开来。[21]与此同时，成功申请到“永久居民”身份的外国人人数大幅下降（永久居民拥有大量福利待遇，但没有正式公民身份）。由于申请条件中要求“充分融入当地社会”，而且对申请资格做出评判的评委会由当地人组成，2016年76%的申请被拒，而在2009年申请失败的比例仅为30%。[22]

从政治层面来看，国民日益增长的不安定感引发了戏剧性的后果。在2011年的新加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的支持率从75.3%下降到60.1%，而人民行动党总统候选人在五个选区中只赢得35.2%的选票。人民行动党在2012年和2013年的补选中再度失利。在新加坡人看来，这无疑称得上一场大地震。用新加坡政策研究院的许林珠（Gillian Koh）的话来说，新加坡正演变为一个“赢家和输家”的社会，这种模式下的政治就体现为“人们对于现行政治机构和领导人的信任被削弱，因为人们认为是体制造就了他们”。[23]

政府的应对策略是提供咨询，并将经费拨给低收入人群。这一分析思路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不谋而合，大家都意识到，有一群人更能接受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经济所带来的挑战，而另一群人更想要地方保护，两者之间存在分歧。在新加坡，低收入人群被称为“老街坊”（heartlanders）。同时政府还采取一些措施确保新加坡公民享有优先选择工作的机会。按照所谓“公平考量框架”（Fair Consideration Framework）的规定，该举措旨在“加强新加坡人为核心的劳动力队伍”。[24]2016年人力部部长林瑞生（Lim Swee Say）说，为实现这一点需要双管齐下。首先，因为没有做出适当的努力，强化企业就业人口中新加坡人的比例，100家企业将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这其中20%的企业后来对用人政策进行了完善，但剩下的企业仍然处于林先生的严格观察之下。其次，那些以公平和进步的方式在人力资本运作方面起到示范作用的企业，将受到政府优待。[25]

而单纯从逸事和个人层面出发，我的很多外籍朋友突然发现，不管他们的资历有多优秀，也不管他们所在的行业本地优秀人才多么缺乏，他们都被排斥在了有关职位的竞争范围之外。每当我们周三晚上聚在一起，在足球训练开始之前更衣的时候，我那些来自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的朋友都会大声抱怨，自己在招聘时不得不跨越了怎样的重重障碍。然后他们会沮丧地摇摇头，说这些公司在浪费了两到三个月的珍贵时间后，最终还是不得不从国外引进人才。

与此同时，从量化的层面出发，岛上的非公民数量经过多年的增长后，突然开始发生逆转。1970年，新加坡外籍劳工的数量占到全岛人口的3.2%；2010年，这个比例则是34.7%。[26]2008年，外来人口的数量达到每月19万人，涨幅近20%，而新加坡公民的人数则只增长了1%。尽管这一年的表现尤为突出，但在其他年份，外来人口的数量每年都在稳定增长（增长率通常在两位数），直到2012年那次决定性的选举为止。外来人口的增长率就此开始稳步下降。到2017年，人数大幅减少，达2.7万人。[27]

被削减的大多是高技能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不光在新加坡，在全世界都很稀缺。印度软件和服务业企业行业协会（Nasscom）称，新加坡签证的通过率近年大幅降低了。[28]2017年该协会主席R.钱德拉什卡（R.Chandrashskhar）称，当前受雇于新加坡的印度技术人员不到1万人；而过去几乎每年都要发放1万份工作许可证。[29]但事实上劳动力市场对于IT员工的需求是持续上涨的，仅2016年第四季度，针对该项技能的招聘启事数量就增长了30%。[30]

尽管在其他国家，也不难找出针对移民的类似政策，但对于新加坡而言，这一人数规模的下降造成的影响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美国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开始限制绿卡的发放，但美国本土仍有大量可以使用的内部资源。随着脱欧进程不断推进，有些人也许会谴责英国在欧盟的移民问题上和自己过不去。但尽管如此，英国境内仍有6000万人口和多元化的经济。但新加坡就不是这样了，别忘了，它是漂浮在全球化汪洋大海上的一叶小舟。如果需要船员来修理船帆或者补充航海技能，她未必能在本土居民中找得到这样的人。新加坡的奇迹显然离不开跨国公司和国际高技能流动人才。政府很难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与国民利益、国民感情（因为在社交媒体的新时代，人人都能发表意见）之间找到平衡点。

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是新加坡一直以来假装自己的面积比实际的要大。确实，它的劳动力市场腹地延伸到了几个同心圆以外，超越了它的国界：第一个同心圆囊括了来自马来西亚边境新山市（Johor Bahru）的日常通勤者；第二个同心圆囊括了特别是巴淡岛和邻近的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的工厂的工人，这些工厂实际上是国内工业低成本的延伸。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缅甸的外籍家政工人（FDW），以及来自孟加拉国和印度的体力劳动者。印度等地还会输送高级技工，从事新加坡人如今很回避的重工业一类的工作。最后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专家，处在技能链的顶端。

要改变劳动力市场结构当前的平衡状态不可能一蹴而就，还需要高度集权的政府用有形的手加以引导。高技能的外籍专家，以及雇用这些人的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一直处在新加坡经济价值链上游最顶端的位置，因此对这一部分人口数量加以限制，必然会对新加坡高端经济的维持造成实实在在的影响。而在劳动力技能的另一端，对外籍家政工人数量的限制将会引起极大的争议，他们默默无闻的劳动对于新加坡家庭的正常生活至关重要。然而正如政治经济学家琳达·林（Linda Lim）指出的，经济学规划师们需要校准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以确保激励机制不会偏向外国劳工。[31]这其中包括建筑业，（由于新加坡人不愿意从事该行业内的工作）外来劳动力大量涌入，并造成该行业长期处于低收入低生产率的状态。[32]此外，由于引入外籍家政工人太容易，国家从未设立专门照顾老年人的服务部门。马凯硕教授也认为，轻松就能获取的外来劳动力对新加坡经济产生了不良影响，并加剧了社会压力。“这就像一种鸦片，”他对我说，“你引入外来劳工，然后外来劳工轻而易举就增加了你的国民生产总值。但这也造成了社会问题。如果你想早上搭乘火车，却发现捷运列车里已经人满为患。”

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政府也在努力保护本国移民工人的权利。2016年，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宣布，他希望为印尼的外籍家政工人提供更好的培训、资格认证、正常的工作时间和住宿条件，提高他们的待遇标准。不用说，他也希望在新加坡务工的125000名印尼籍的家政工人可以获得更好的待遇。[33]菲律宾政府也明确表示，新加坡需保障菲律宾务工人员的工作条件。少数新加坡人用恶劣的方式对待自己家中的帮佣，这些话也是说给他们听的。2017年3月，林俊宏（Lim Choon Hong）和钟瑞凤（Chong Sui Foon）因虐待40岁的菲律宾家佣赛尔玛（Thelma Oyasan Gawidan）而入狱。在15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只给她吃白面包和方便面。在逃到移民避难所之前，赛尔玛的体重从49公斤掉到了29公斤。而另一个案例则是一名中介向一个可能的雇主抱怨说，某个特定的外籍家政工人很难找到工作，原因是她坚持要求每月休假两天。“她是来工作还是来度假的？”中介如是说。我们身边辛勤工作的外籍家政工人，每周工作7天，全年无休，包括圣诞节和复活节，而有些家庭的墙上就悬挂着十字架和其他象征基督信仰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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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吉祥红龟粿的对面，穿过广东民路，有一片在公共政策实验下诞生的有趣建筑直耸云霄。七座布满斑点窗户的建筑拔地而起，每一座都像一块大概50层楼高的多米诺骨牌，建筑与建筑之间由两座灌木丛生的天桥连接。总的来说，在一块不超过两个足球场面积的地皮上，这一建筑群构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公共住宅建筑。达士岭组屋（Pinnacle@Duxton）内有1858套豪华公寓、数千可移动的轻质混凝土墙体，还被赋予了新加坡政府满满的希望。达士岭组屋项目是政府对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象的反击行动之一，旨在向新加坡公民展示，公共住房也可以令人神往。任何人只需购买一日通票，就能乘坐电梯到达50层的高空天桥，尽情欣赏新加坡乃至印度尼西亚的瑰丽景色（桥的另一半则供楼内居民使用）。正如新加坡其他地方，这里的天桥也不仅仅是一条步道，而是一座真正的花园，人们甚至可以在这里找到这样的标识：禁止露营和赌博。天桥边缘有两层围栏将人们挡在一组轨道后面，用于架设玻璃清洁装置和防止高空晕眩。

2010年8月，李显龙总理在达士岭组屋的55层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国庆献词。恰如其分的是，在献词中李显龙总理强调了政府的目标是“让所有新加坡人都能享受经济增长的果实”。他还提到国民关于移民问题的“合理忧虑”，谈起完善服务，包括更有设计感的HDB组屋。[34]

极尽奢华的达士岭组屋确实满足了一切设计师的愿望。它向世人证明，卑微的HDB组屋可以一点儿都不卑微，它能冲破那层阻隔在85%的居住在公共住房内的人和一小群富豪之间的玻璃天花板。这一点确实令人钦佩。但事实上，这一项目却无意中强化了一种认识，即一部分新加坡人可以像买彩票中大将一样得到不公平的奖励。在达士岭组屋刚建成的时候，有5000人缴纳了10新元的申请费用希望得到其中一套住房。中了头彩的人在头五年里不允许进行房屋买卖，但五年过后，很多人从交易中获得相当可观的收益。这也许正反映出，这个如此优质和重要的楼盘，其初始售价低得多么不切实际。2004年，5套新出售的公寓售价在345100新元到439400新元之间。2016年，其中一套公寓的售价达到112万新元，这创造了HDB组屋交易史上的记录。在此之前，至少有10套达士岭组屋的公寓售价达到了7位数。[35]事实上一个房地产分析网站在2015年就指出，从达士岭组屋获取一套公寓的概率堪比买彩票中大奖。[36]从象征意义上讲，这很难用以强调新加坡社会天生具有公平性。

达士岭组屋是政府美化社会契约的起点，如今整个新加坡都在按照国民不断变化的期待改头换面。比如位于小岛北部的榜鹅地区（Punggol）。这里被重新开发成为热带度假胜地，北岸海湾（Northshore Cove）这样的时髦HDB组屋与旁边全设施配套的宝家轩（A Treasure Trove）这样的私宅比也毫不逊色。双子瀑布（Twin Waterfalls）以“新式的行政公寓”为卖点，其宣介称，在“风情无限的榜鹅海滨”，“每天早上醒来，眼前都是一个热带天堂”。还有一个以狂野西部为主题的榜鹅牧场，混凝土小屋被涂成马车的样子，前面有一个用假草皮填成的马的雕像。你也可以到疾驰马厩（Gallop Stables）骑马，玩一种叫“足球高尔夫”的游戏。如果你肚子饿了，可以前往螃蟹之家（House of Seafood）或梁吉签名（Leong Ji Signatures）就餐，只需路过两个浑浊的绿色水滴形池塘——里面的乌龟仰头望着天，喘息着。居民们骑着租来的自行车，在海边的木板上摇摇晃晃地前行，没几十米就停下来调节一下手机里音乐的音量。在榜鹅海滩（Punggol Beach），曾有几百名华人在日占期间的肃清行动中被杀害，如今这里被奇异的圆石头覆盖着。而离榜鹅海岸不远，位于柔佛海峡中间的实龙岗岛（Serangoon Island）如今被重新命名为科尼岛（Coney Island）。新加坡政府非常慎重地尝试更新社会契约，以满足新一代人的需求，这一代人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习惯于面对各种不确定性。这背后传达出来的信息是，不只是买彩票中大奖的达士岭组屋住户才能实现Instagram上的豪宅梦：每个人都能享受度假村式的生活方式，不管你是恼怒者还是自满者。

[1] “Free meals for insulted taxi drivers in Singapore，” BBC News，2 May 2017，http：//www.bbc.co.uk/news/blogs-news-from-elsewhere-39779406

[2] 在写作本书时，Uber已经退出新加坡市场，只保留了一小部分Grab的股份。打车预计将会变贵。

[3] Simon Parry，“Out of a job：Banker who sneered at poor and ‘the stench of public transport’ sneaks his family out of Singapore ... in economy class，” Mail Online，25 January 2014，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545824/Anton-Casey-British-banker-living-Singapore-provoked-fury-ridiculing-poor-people-parted-ways-company-gone-Australia.html

[4] 这里指他收到了死亡恐吓。——译者注

[5] Kevin Rawlinson，“British banker receives death threats for anti-Singapore diatribe，” The Guardian，23 January 2014，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jan/23/banker-singapore-insults

[6] “Singapore to freeze car numbers，” BBC News，24 October 2017，http：//www.bbc.com/news/business-41730778

[7] Horacelu，“Anti-Chinese sentiment in Singapore up following Ferrari crash caused by Sichuan man，” Shanghaiist，5 May 2012，http：//shanghaiist.com/2012/05/16/ferrari-crash-singapore.php

[8] 如果你的车有某些特殊性能，可以申请延长使用期，但很少得到批准。

[9] http：//coe.sgcharts.com/

[10] “Singapore to freeze car numbers，” BBC News.

[11] 相比之下，80%的美国成年人拥有自己的汽车。

[12] 在新加坡，人们会在餐厅用纸巾占座位，在用餐人多的时候让外国人感到非常恼怒。——作者注

[13] IMF.org，https：//bit.ly/2DLfIHh

[14] “Worldwide Cost of Living Report 2017，”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2017，https：//www.eiu.com/public/topical_report.aspx？campaignid=WCOL2017

[15] Tim McDonald，“Is Singapore really the world’s most expensive city？” BBC，7 April 2017，http：//www.bbc.com/capital/story/20170407-is-singapore-really-the-worlds-most-expensive-city

[16] “A Study on Social Capital i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paore），2017，http：//lkyspp2.nus.edu.sg/ips/wp-content/uploads/sites/2/2017/11/Study-of-Social-Capital-in-Singapore_281217.pdf

[17] Nur Diyanah Binte Anwar，“Negotiating Singapore’s Meritocracy：A Subtle Shift？”，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12 February 2015，https：//www.rsis.edu.sg/rsis-publication/cens/co15030-negotiating-singapores-meritocracy-a-subtle-shift/

[18] Amelia Teng，“Six in 10 young Singaporeans have considered leaving the country to fulfill their dreams，” The Straits Times，15 January 2014，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six-in-10-young-singaporeans-have-considered-leaving-the-country-to-fulfill-their-dreams

[19] Lee Wei Ling and Lee Hsien Yang，“What has happened to Lee Kuan Yew’s values？”，https：//www.theonlinecitizen.com/wp-content/uploads/2017/06/What-Has-Happened-To-Lee-Kuan-Yews-Values.pdf

[20] “Oxley Road：Full transcript and video of ministerial statement in Parliament by PM Lee Hsien Loong，” The Straits Times，3 July 2017，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oxley-road-full-text-of-ministerial-statement-in-parliament-by-pm-lee-hsien-loong

[21] http：//singfirst.org/manifesto-in-english/

[22] https：//www.applyprsingapore.com/

[23] Faris Mokhtar，“Survey points to social class divide among Singaporeans，” Today Online，28 December 2017，http：//www.todayonline.com/singapore/survey-points-social-class-divide-among-singaporeans

[24] “Fair Consideration Framework，” Ministry of Manpower （Singapore），http：//www.mom.gov.sg/employment-practices/fair-consideration-framework

[25] “Written Answer by Mr Lim Swee Say，Minister for Manpower to Parliamentary Question on strengthening Singaporean core in ‘triple weak’ companies，” Ministry of Manpower （Singapore），10 October 2016，http：//www.mom.gov.sg/newsroom/parliament-questions-and-replies/2016/1010-written-answer-by-mr-lim-swee-say-pq-on-strengthening-singaporean-core-in-triple-weak-companies

[26] Kent E. Calder，Singapore：Smart City，Smart State，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6.

[27] https：//www.population.sg/population-trends/demographics

[28] Nasscomshi是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的缩写。

[29] “More Worries For Indian Techies As Singapore Clamps Down On Work Visas，” NDTV，4 April 2017，http：//profit.ndtv.com/news/tech-media-telecom/article-more-worries-for-indian-techies-as-singapore-clamps-down-on-work-visas-1676975

[30] “After US，Singapore tightens work visas，advises Indian IT cos to hire more locals，” Moneycontrol.com，3 April 2017，http：//www.moneycontrol.com/news/business/after-us-singapore-tightens-work-visas-advises-indian-it-cos-to-hire-more-locals-2251591.html

[31] Linda Lim，“How land and people fit together in Singapore’s economy，” in Sudhir Thomas Vadaketh and Donald Low，Hard Choices：Challenging the Singapore Consensus，Singapore：NUS Press，2014.

[32] 几个月来我每次骑自行车送儿子上学时，都会路过杜尼安路上的一个建筑工地。同一名南亚男子每天都坐在建筑工地外的同一把塑料座椅上，盯着人行道，一周坐六天。

[33] Arlina Arshad and Joanna Seow，“Indonesia plans to stop sending new live-in maids abroad，” The Straits Times，18 May 2016，http：//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indonesia-plans-to-stop-sending-new-live-in-maids-abroad

[34] Li Xueying，“Singaporean PM：All to enjoy fruits of growth，” The Straits Times，9 August 2010，http：//www.mysinchew.com/node/43067

[35] Yeo Sam Jo，“Pinnacle@Duxton flat goes for $1.12 million，” The Straits Times，22 September 2016，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housing/pinnacleduxton-flat-goes-for-112-million

2018年1月，有18户房产以超过100万的价格出售。

[36] Lin Zhiqin，“Winning the HDB lottery—The Pinnacle@Duxton，” The Edge Property，27 May 2015，https：//www.edgeprop.sg/property-news/winning-hdb-lottery-%E2%80%93-pinnacleduxton

17 唐人街：新加坡人口的74.3%

尼尔路（Neil Road）蜿蜒向前，先是通向一个建筑工地，之后便是佛牙寺（Buddha Tooth Relic Temple and Museum）。尽管寺院整体是唐代建筑的风格，屋顶层层叠叠，但实际上直到2007年才建成开放。它是当地人和游客都爱去的综合型景点，可以被看作新加坡唐人街最恰当不过的起点。新加坡的唐人街干净整洁，对游客相当友好，沿着桥南路的边缘延伸。1822年莱佛士按照城市规划蓝图，将这里划归为唐人街，与英国人为每个地理和语言族群留出不同区域的方针保持一致。这里原来的名字叫“牛车水”（bullock water cart），牛车水是一种运送淡水的牛车。1836年，这里聚集起13700名华人居民，成为新加坡最大的城区，同时也是一个动荡不安、鱼龙混杂的区域。而如今佛牙寺就像一块整洁的磁铁，吸引了大量游客，并在周围聚集起崭新的商铺和摆满红色、金色纪念品的摊位。

大多数来海峡的早期定居者都是苦力，随着戎克季的贸易商队从中国来到新加坡。有一些是“自由人”，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为自己付过了钱，可以自由寻找工作。而与之对应的还有一种“契约”苦力，他们有契约在身，需要按照合同约定工作。他们被装进船舱运到新加坡，直到船员卖掉手上的合同才能离开。有一些最后会进入苦力收留所［功能有些像今天的女佣服务中介（maid agency）］，这样的机构星星点点地散布在新加坡不那么光鲜的购物中心里，长凳上坐满了来自群岛地区、一脸警惕的年轻妇女。

在马来亚和海峡殖民地，有大量工作需要这些没有技能的苦力，从拉人力车到搬运货物，尽管波动的供求关系可能导致工资极其不稳定。从1870年代开始，该区域对人力的需求量突然开始激增，随着马来亚种植园和采矿业的兴起（印度的罪犯劳动力时代已经终结），大量华南移民蜂拥而入。苦力贸易从20世纪初开始逐渐消亡，契约劳工制度则在1914年的《劳动合同条例》（Labour Contracts Ordinance）中被废除。

唐人街是由社区首领来间接管理的。由此便形成了以宗族为基础的各类互助团体。而第一个秘密团体——义兴公司（Ghee Hin），就是从这里发源的。在1820年代，义兴公司为成员提供工作、保安和住宿，也帮助警察抓捕违法分子。但随着自身规模的扩大，义兴公司开始掌控胡椒和甘蜜种植园，以及大米交易，同时也逐步开展起卖淫和鸦片业务。

义兴公司不断聚敛的权力和财富，令对手大为眼红。这其中既有从义兴公司分裂出来的野心勃勃的小团体，也有初来乍到的潮州人和客家人。1846年3月，这些敌对势力因“休伊葬礼骚乱案”（Huey Funeral Disturbances）爆发冲突。当时正值义兴公司为头领何亚炎（Ho Ah Yam）举行葬礼，由6000人组成的送葬队伍转上直落亚逸（Telok Ayer）的时候，迎头遇上3000名全副武装的敌对团体义福（Ghee Hok）的成员。1851年，由于义兴公司内部成员纷纷转向天主教，并对种植园的控制提出异议，随即爆发了“反天主教动乱”（Anti-Catholic riots）。义兴公司的成员攻击了位于克兰芝和武吉知马的种植园，基督徒之后做出反击。在一周时间内，近500人死亡，27个种植园遭到破坏。另有500人则是在1854年的“福建—潮州动乱”（Hokkien-Teochew riots）中丧生的。这场动乱始于帮派内部对米价无关紧要的争执，随后冲突升级演变成桥北路上动用大刀长矛的斗殴行为。[1]

暴力不仅仅发生在私会党（secret societies）内部。1876年，英国试图规范汇款业务，成立了华人邮政分局，以固定的费用办理与中国之间的邮寄和汇款业务。但这触动了私会党的利益（以及垄断地位），于是潮州商人开始散布谣言，说英国当局此举是为了钳制整个华人社区。他们还宣称，谁能取邮政分局员工的首级，谁就能领取奖励。于是骚乱爆发，造成多人死亡。

私会党在鲁德亚德·吉卜林到访的时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曾记录称，正当海峡殖民地政府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爆发了一场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引发的暴乱，起因是围绕阳台清理问题的争执。“一个华人背后一定有某个私会党，”他写道，“在他土生土长的国家里，自古以来人们为了寻求舒适、保护和稳定的工资，必须加入某个帮会，而他必须与帮会共进退，就像他必须携带自己的鸦片和棺材。”吉卜林同时注意到华人在岛上定居的情况，并认为他们事实上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我知道自己已经触到了天朝帝国的边缘，我整个人已经被中国烟草的臭味所浸透，那是一种切得很细、油腻且带有光泽的烟草……”[2]

当局不得不开始对私会党进行系统的监督和控制。1877年，华民护卫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正式设立，迫使私会党进行注册登记。这自然引人不满。第一任“华民护卫司”毕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于1887年遭到三合会（Triads）的袭击。两年后《社团注册法令》（Societies Ordinance）颁布，取缔了海峡殖民地的私会党。尽管这条法令顺利推行了，但并不是说私会党就从此销声匿迹了：一些私会党变成社会组织，转入地下，继续从事犯罪活动。一直到大英帝国统治的末期，私会党的残余还在继续活动，于是有了1950年代末的镇压行动：匕首行动（Operation Dagger）、佩雷克萨行动（Operation Pereksa）和赛普行动（Operation Sapu）。

在新加坡做苦力也许比在中国当农民日子要好过一些，但其生存状况依然非常糟糕。所谓家通常就是睡一觉的地方，一张床垫挤在一个狭小又不通风的密室里，只有一小块空间用来放置个人物品。1924年，人力车夫的工钱大约每月20叻币～24叻币（Straits dollars），每月能省下10叻币寄回中国老家。

许多苦力用抽鸦片的方式逃避艰苦的现实生活。鸦片让人遗忘。一个旅行者曾记录道，一个烟民的四肢垂下来，“好像不属于他一样；带着毫无意义但非常友善的笑容斜睨着我们。过量服用鸦片后，人看上去像个白痴，而不是一般的中毒后的样子。鸦片像酒精一样，夺走了人的大脑”。[3]

新加坡第一任验尸官罗伯特·利特尔（Robert Little）记录了19世纪中叶人们吸食鸦片前的准备过程。他所描述的过程让人想到了今天人们在后院制造冰毒的过程。这里面涉及用文火熬煮，通过纸或布料进行过滤，再加上黑色糖浆混合。除此之外，鸦片吸食过后剩下的残余被叫作“tye”，tye也被贱价出售。那些连tye都抽不起的人，还可以买tye抽剩下的灰烬（samshing）。

1848年，城镇中一共有45家拥有鸦片专卖特许权执照的商铺，农村则有6家（不算那些非法贩卖的店铺）。贩卖鸦片的店铺必须在店铺外面悬挂牌匾，标明专卖特许权执照的号码。而鸦片被放在竹叶和纸做成的三角形小包里，上面印有红色的“鸦片专卖”字样。最受欢迎的品种是三莽汉（three hoon），里面含有17.5克鸦片，足够抽六次的。它的售价是40分，抵得上苦力半日的工资。

鸦片会在新加坡风靡一时并非偶然。毒品贸易是新加坡得以建立的基础之一，这有赖于英国的贸易政策和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它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1814～1818年，鸦片占到孟加拉地区向中国和东印度群岛出口额的30%～50%。最初，鸦片一度被作为货币使用。正如之前提过的，威廉·法夸尔通过拍卖专卖特许权帮助该岛建立起行政管理体系。政府鼓励当地人特别是苦力服用鸦片：如此一来不光有大笔资金入账，还能抑制这个主要由男性移民组成的、充满绝望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极其恶劣的港口城市里躁动又紧张的气氛。

然而进入20世纪后，当局在取缔鸦片贸易的问题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当时整个殖民地有500多家鸦片特许专卖店。相关措施逐渐出台。1907年，新加坡成立禁吸鸦片协会（Anti-Opium Society）；1909年，《禅杜税收条例》（Chandu Revenue Ordinance）颁布，终结了鸦片的税收体系。1928年，鸦片吸食者必须进行登记；到了1933年，他们必须出示吸食证（包括照片），按照规定的限制购买当天所需鸦片。同年，禁吸鸦片协会的会长陈素兰（Chen Su Lan）建立了一家康复诊所。1934年，吸食登记制度废除，鸦片只能作为医疗用途使用。禁吸鸦片协会于1935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马来亚有10%的成年华人吸食鸦片，他们无论贫富，皆有毒瘾。1943年，在日本占领期间，鸦片贸易被宣布为非法。[4]

尽管战后继续推行禁止政策，但吸食鸦片的行为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当时人民行动党正致力于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更健康的国家，鸦片的存在显然与他们的意志相悖。鸦片的时代结束了，新加坡经济奇迹的背面就是对社会的大清洗，惩治毒品滥用成为新加坡司法系统的主要目标之一。任何人倘若在樟宜机场被发现携带毒品，那他就要大难临头了。[5]那么多苦力和劳工赖以为生的毒品随着如烟的往事淡出了新加坡的历史。

与在鸦片中醉生梦死的苦力相比，处在社会经济另一端的是来自中国的富豪阶层。他们吸收了殖民地社会的精华，发家致富，并建立起自己的影响力。1830年一个名叫黄埔（Whampoa）的15岁少年来到刚建立不久的新加坡，他的名字源自广州的一个地名。黄埔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卖牛肉和面包的商铺，就在驳船码头（Boat Quay）和文咸街（Bonham Street）交会的地方。父亲死后，他将商铺的业务扩展到制冰业等新领域。凭借他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勃勃雄心，加上日渐蓬勃的港口贸易助力，黄埔逐渐成为新加坡最富有的个体经营者，而一系列的荣誉和成就也接踵而至。他既是殖民地立法委员会里的第一个华人，也担任过新加坡驻俄国、中国和日本的领事，并且一手建立了莱佛士女子学校。在乔治·麦克唐纳（George MacDonald）的小说《弗莱施曼夫人》（Flashman’s Lady）中，他出场时手上总是拿着满满一杯雪利酒。

[1] Lim Tin Seng，“Coolies，Triads and Pimps：Chinatown in Former Times，” Biblioasia，vol. 11，no. 3 （2015）.

[2] Rudyard Kipling，From Sea to Sea and Other Sketches：Letters of Travel，London：Macmillan and Co.，1900，https：//archive.org/details/fromseatosealet02kiplgoog.

[3] Gracie Lee，“Chasing the Dragon：The Scourge of Opium，” Biblioasia，vol. 11，no. 3 （2015）.

[4] Gracie Lee，“Chasing the Dragon：The Scourge of Opium，” Biblioasia，vol. 11，no. 3 （2015）.

[5] 详见第20章。

18 芳林公园：无比安静的演说者角落

芳林公园（Hong Lim Park）是位于新加坡商业区中心的一块非常平常、（近似）矩形的安静绿洲。这个地方引人注目有两个原因：首先，它旁边就是令人瞠目结舌的皇家花园酒店（Parkroyal Hotel），这栋建筑看上去活像一个巨型3D打印出来的婚礼蛋糕被出来兜风的外星人砸进一座公园的正中间；其次，这个公园有一个毫无讽刺意味的区域，叫作演说者角落（Speakers’ Corner）。

演说者角落的原型是位于殖民地总部伦敦海德公园里的一个枝繁叶茂的角落。在那里，怪人、不满者、梦想家纷纷起身，站在临时演讲台上，自由发表他们对政治、人类存在的本质或大众素食主义的赤诚信念。19世纪末以来，这里一直汇集着各种白热化的讨论，混杂着疯狂的阴谋论和被大白于天下的真相。然而我在3月某一天的午餐时段路过芳林公园的时候，那个新加坡版的演说者角落显然空无一人。一名男子在公园的长椅上睡着了，他的塑料凉鞋整齐地排列在长椅下面，旁边放着一个封好的塑料袋，里面是从小贩中心买来的午饭。又厚又锋利且非常有弹性的热带草坪上，除了几个好奇的鹩哥走来走去，什么都没有。

这倒也不奇怪：新加坡永远不会允许不加限制的自由演说。任何人在用自己的见解激励世界或者就某一不公正行为聚众抗议之前，首先必须就一系列规则与有关政府部门进行协商。协商的内容似乎包括十几页条款和条件，外加一套法律和宪法条款。某些话题永远都不会被允许。比如说，如果你发表的演说可能会造成新加坡内部不同种族和宗教团体之间的分歧，你应该很快就能参观警察局的内部了。

一套规则，加上国家对其强制执行的意愿，足以令人望而生畏。2017年路透社曾发布过一份对水费上涨30%的抗议报道，报道称，很多人不敢加入抗议，否则还会出现更多抗议者。警方进行了严厉的反驳，称路透社的报道“虚假且具有误导性”，没有呈现演说者角落的真实面貌。[1]

任何其他有政治性质的公开演说都可能触犯法律。2017年7月，一个名叫普拉巴卡兰·斯利维贾扬（Prabagaran Srivijayan）的移民工人因走私毒品被处决。他从未认罪，而人权组织也呼吁政府重新审理这起案件。在他被行刑的前一天晚上，17人为他举行晚祷会，官方不允许他们点燃任何蜡烛。蜡烛随后被没收，而参与者被告知，根据《公共秩序法》（Public Order Act）第257A章第16（2）（a）节的规定，他们将面临非法公共集会的指控。[2]

决定要对公开发表反对意见的行为采取强硬措施的人，正是李光耀。他意识到不稳定势力可能会对这个新生的独立国家构成威胁。这一观点的形成可以回溯到印度尼西亚的“马印冲突”，以及人民行动党内部以李光耀为首的温和派和以林清祥（Lim Chin Seong）为代表的激进派之间的决裂。他也从战后新加坡的工厂动乱中吸取教训，明白罢工和高水平的工资会让外国投资者感到紧张。“我必须与左翼分子及其团体组织做斗争，”他在将近90岁的时候对《纽约时报》说，“如果我没有勇气也不够精明，无法战胜他们的话，就不会有新加坡了。”[3]

李光耀可以运用自己的勇气和精明。反对党政治人物J.B.惹耶勒南（J.B.Jeyaretnam）82岁去世，生前与李光耀是不共戴天的宿敌。《经济学人》形容他“是一个谦谦有礼且有尊严的人物，他的络腮胡让人依稀忆起维多利亚时代的政客”。[4]然而对于新加坡政府而言，惹耶勒南是一个死敌一样的人物。1981年，他在竞选时直面当地社会问题，赢得补缺选举后进入国会。三年后，支持他的选民数量增加。1986年，他却被判犯有伪证罪而锒铛入狱，在随后的五年时间里，其议员资格被废止，并被吊销律师执照。随后伦敦枢密院推翻这一判决，认为惹耶勒南遭受了所谓“严重的不公正对待”。他于1997年重返国会，并待了几年时间，但同时法庭开始慢慢对他进行打击围剿。最终他支付了约合160万新元的诉讼费和损害赔偿费。事实上惹耶勒南始终坚持反对人民行动党管理新加坡的方式，这足以证明他的品格。

由此传递出来的信息一目了然：如果你反对政府，并在此过程中危及新加坡，你一定会受到惩戒。奇迹本身太重要也太脆弱了，容不得任何来自内部的重大阻力。李光耀用他一贯直言不讳的方式评价了惹耶勒南的工作。“如果你是个麻烦制造者，”他在1997年的时候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从政治上摧毁你。只要J.B.惹耶勒南代表着他所代表的东西——一股彻底的破坏势力——那我们就一定要击倒他。”他继续实事求是地威胁道：“大家都知道我的包里有一把斧头，一把相当锋利的斧头。你要是敢惹我，我就会带上我的斧头，我们在死胡同里见。”[5]

李光耀与麻烦制造者们约见的死胡同，通常是指法庭；当局挥舞的锋利斧头，就是让你荷包见底的诽谤诉讼。2017年，《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报道，质疑政府与言论自由相关的政策，以及利用法庭来压制反对者的行为。报道指出，批评意见通常会导致诽谤诉讼，而诉讼内容“通常会让美国或者欧洲政客耸耸肩或者一笑而过”。报道援引了一个例子：新加坡最高法院判决三名社会运动活动分子有罪，原因是他们反对中央公积金的管理方式。他们的罪名是妨害公共利益，并对芳林公园内的活动造成公共滋扰。[6]这篇名为《抱怨并受谴责》（Grumble and be damned）的报道，引发了新加坡驻伦敦的高级专员符祺霞（Foo Chi Hsia）的尖刻回应。抗议者“不是因为批评政府而受到指控”，符专员告诫道，“而是因为粗鲁地闯入了一个由一群需要特殊教育的儿童们进行的表演活动，并对他们造成了惊吓，而且剥夺了他们表达意见的权利”。[7]

尽管这名高级专员的信函恰如其分地表明了分毫不让的态度，但新加坡专制和民主的组合拳从来都不是单向维度的。人民行动党在2011年大选中遭遇了重大挫折后吸取到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自己不能光顾着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比如说新加坡的经济问题，而将人民日常生活的琐碎之事交给其他政党去处理。这在社交媒体时代尤其危险，因为异见分子不需要申请许可就能到演说者角落发表言论。

对于这一问题，人民行动党的解决方案中有一个关键点，即夸大以社区为基础的地面战争。我之前居住的那片区域，植被茂密，在那里居住的都是外籍人士和本地的百万富翁，该区域的议员简直可以说无处不在。没两个月，邮箱里就会跳出一行闪闪发亮的字：“我爱武吉知马。”在《武吉知马地区公民内部通讯双月刊》的顾问委员会部分，能看到满满的颜色、Facebook的联系方式、二维码以及一张巨幅自拍照，上面是议员（“@SimAnn.SG”）和一个微笑的女学生。2017年第一期内部通讯里一共有26张照片，沈颖女士（Sim Ann）就不知疲倦地出现在其中17张里。

每一个公园和公共空间都有海报和公告牌，倡导各种有利于社区团结的活动：去参观新加坡双年展，和邻居多次观看电影《星球大战》。武吉知马的农历新年庆祝晚宴上注明：“特邀嘉宾：基层顾问沈颖女士——新加坡国家贸易和工业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参加“给爸爸的科学@公园”（Dads for science @ the park）只需要2新元的入场费，还可以参加为纪念新加坡国民服役制度（Singapore’s National Service）50周年举行的“战备军人答谢仪式”，并“有机会通过一起进行有趣的科学活动赢取奖品！”，来到一个到处是汉堡、冰激凌和幸运抽奖的世界。沈颖议员当然也是活动现场的贵宾。

这一地面战争的重燃不仅是为了提醒新加坡民众，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沈颖和她的同事们是如何努力工作的，同时也是为了显示政府一直在紧密关注地方社区问题。各种委员会和地方代表纷纷出动，逐区逐栋、挨家挨户地体察民情。他们了解并同情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烦恼和挑战；他们可以就地解决问题，或者将问题上报。人民行动党领导下的政府一向以立竿见影的行事效率来确保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因此他们的基层竞选活动也实实在在地锁定了每一个HDB组屋社区。

当我与新加坡国会提名议员郭晓韵（Kuik Shiao-Yin）探讨这个问题时，她认为这场地面战争是人民行动党在2011年遭遇重大挫折后有力的回击。她认为之所以会遭受挫折，是因为存在两种反对派选民：一种是极度愤怒的新加坡人，情绪受到网络上不满分子的煽动；另一种只是一般愤怒，需要向政府传达某种信息。政府的回应是通过倾听和处理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安抚后者，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诉求被听到了。“人们想要的就是这个，”她说，“政府允许人们表达愤怒，然后对其采取措施。愤怒是健康的，轻视则会导致功能性失调。”

然而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在社交媒体时代，要确立自身的合法性，不能只有绩效，过程也非常重要。除去新加坡的经济水平和极高的国际排名，那些抱怨政府管理方式的人如今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牢骚和抱怨。新加坡人可以很轻易地登录网上平台，坦率又安全地讨论敏感问题，而政府一贯采取的应对措施，很可能会为自己招来争议——因为它常常将健康的愤怒视为对政府不正常的蔑视。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新加坡第八任总统哈莉玛·雅各布于2017年参与的总统选举。毋庸置疑，雅各布是个有风度、有能力的合格的总统候选人。她是新加坡前国会议长。作为一个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而且是一名优秀的候选人，即便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她也可能获得选举的胜利。毕竟人民行动党已经从2011年的惨痛经历中恢复元气，在2015年的大选中赢得了七成选民的支持。但如果你握有权力的杠杆，干嘛要拿国家的未来去冒不必要的风险呢？

新加坡从1991年就建立了总统直选制度，表面上是为了提高选民的参与度和国家的合法性。尽管如此，但事实上总统直选几乎很少顺应民意：对参选者资格的限制意味着只有五分之二的投票可以计数，而最后是在二者之中选其一。随后法律再次发生变化：在2017年雅各布参与竞选的总统直选当中，这一限制变得更加严格。

就在竞选开始的几个月前，社交媒体上开始充斥着关于总统候选人的资格要求，这一届的候选人必须是马来人。这是因为一项法律规定，为确保新加坡三大族群都有机会，如果连续五届都没有某个族群代表当选总统，下一届选举就只保留给这个族群竞选。因此这一次，总统必须是马来人。但这种社会工程学的手段，到底算是马来族群的遮羞布，还是多民族社会的公平代表权？鉴于调查一致显示，九成新加坡人都希望总理和总统与自己同属一个族群，这么做也许很有必要。[8]然而多亏了这次选举的要求，许多新加坡人发现自己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讨论族群问题，而且通常是用令人不太舒服的直白方式去讨论。为什么那么多马来人比新加坡的华人更穷，素质更低？他们的孩子压力更小、更快乐吗？马来人会像华人那样忠于新加坡吗？华人是不是太占据主导地位了？为什么该国的三位总理（比总统权力大多了）都是华人呢？当亲耳听到、亲眼读到人们因这次选举而讨论族群问题时，我的感觉怪怪的，因为我以为公开谈论这个话题是新加坡的禁忌。这不仅仅是出租车司机的闲谈。

有些人也指出，只能有马来人参选的限制，还能顺便给人民行动党带来一个好处：陈清木（Tan Cheng Bock），那个在2011年以7383票的微弱差距败给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这一届无法参选。然而即使不考虑陈清木这种情况，一共也就只有三名候选人。

但这还没完，候选人的参选资格再度收紧。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候选人必须拥有高级政府职位，或经营一家盈利的私人企业，且企业的股东权益必须达到1亿新元。这一门槛随后又拔高到5亿新元。当委员会审查候选人资格的时候，发现只有哈莉玛·雅各布有资格参选。因此，她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不战而胜。

这种方式既不能增加合法性，也不能提升参与度。资深记者巴基（P.N. Balji）称，整个事件表明，李显龙总理显然不明白政治是如何变化的。他认为，在这次令人遗憾的事件中，马来族群感觉深受伤害，他们显然需要依赖积极的区别对待这件事让他们更添一种不公平感。[9]李光耀通过颇有效率的政府行为锁定了来之不易的执政合法性，但在这个时代，捷运系统会失灵，人们会因为精英主义的衰落和过高的汽车价格在网络上大肆抱怨，要维持其合法性已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这就意味着，如今的选民对于尖锐的政治行为更加敏感，而不是像李光耀时期那样，耸耸肩就过去了。现在就有人抱怨，等李显龙总理70岁的时候，应该如何任命下一任总理。是通过不透明的内部操作，还是会听从公众的意见？[10]

2017年的总统选举还表明，无论政府对政治进程的具体细节进行怎样的控制，它都不再能完全地控制住言论。人们表达了自己的愤怒，而且很多怒气后来在网络上上升为对政府的蔑视，蔑视它笨拙地操控总统竞选。巴基总结说，这次竞选的主要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响亮但简单的信息：“不要将新加坡人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11]

然而这一明显的失误，似乎正是因为政府太过看重新加坡人而导致的：这是自满截然相反的另一面。政府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让行动保持平衡，而网络时代让这一努力变得越来越艰难，它难免过于偏向某一边。对于一个习惯于牢牢掌控国家杠杆的有能力的政府而言，这自然是一种风险。正如经济学家泰勒·科文（Tyler Cowen）指出的那样，真正存在争议的不是新加坡政府的人才流失，而是人才流入。[12]由于大量的人才流入，导致政府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太聪明了，想象自己完全有能力影响整个岛国的运作；而矛盾的是，政府因此太自信而意识不到自己的盲目自信。

我与一位被引入政府的智囊约定，在一家名叫Relish的餐厅会面，餐厅位于殖民地时代的古鲁尼阁（Cluny Court）楼上。这家餐厅像小贩中心一样，可以代表现代新加坡的一个侧面。餐厅内部刻意营造出一种文雅的氛围，位置则选在法国大使馆和新加坡植物园附近。每天早上10点，餐厅里就坐满了身穿紧身衣的时髦法国主妇们，她们肩上挂着各自的瑜伽垫。这里可以为你提供一种粉色的气泡饮料，上面装饰着花园草木的嫩枝，放在你祖母当年用来装草莓酱的罐子里给你递上来。而在这座楼的其他地方，你可以啜一杯黄金拿铁，用做过美甲的手指尖拿起五彩斑斓的蛋白酥，以及在像“绝妙礼品”（Groovy Gifts）这样的精品店购买各式各样的小饰品。好在遇到像我这样不怎么文雅的顾客时，Relish也可以制作上好的汉堡和薯条。

按照与我共进午餐的人的说法，新加坡对待国家治理非常严肃。这与美国恰恰相反：在美国，由于人们投入不多，因此期望值也低。“但在新加坡，人民赋予政府资源，并等待期望被兑现。”与我交谈的对象就是这种资源的一部分，凭借他的个人简历，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他都可以直接进入顶尖的私营企业就职，并拥有白金银行账户。谈到新加坡面临的重大问题时，这些人在讨论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开放性，不管是移民还是劳动力市场问题，抑或捷运列车故障或是HDB组屋系统的问题。

当我谈到教育和小六会考的压力时，话题突然发生了惊人的转变。“新加坡，”我的午餐伙伴说，“无法接受失败。”确实，这个国家的规模决定了失败会带来巨大的成本。HDB组屋系统决定了人们一生的轨迹将以储蓄和传统就业方式为主导，而不是现代知识经济所需的冒险和企业家精神。小六会考对于孩子们也一样，在可以决定一生轨迹的高压考试面前，没有自我发现和创造力生存的余地。

我的午餐伙伴还提到余澎杉（Amos Yee）这个奇怪的案例。余澎杉是一个头发蓬乱的年轻捣蛋鬼，他对新加坡公共生活造成的影响远大于他的挑衅力度。“这就是史翠珊效应，放大一千倍那种。”这个效应来源于芭芭拉·史翠珊于2003年试图要求网站移除她在马利布（Malibu）的豪宅照片，结果反倒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同样的，新加坡当局试图逮捕一个青少年闹事者，但是因为他是一名青少年，当局这样做只会让他得到更高的曝光度。

余澎杉曾经是一名童星，一个前天主教教徒，他在网络上上传了一系列饱受争议的视频。他在视频中对从春节节庆到禁止同性恋等问题进行了嘲笑讽刺。当独立新加坡的指路明灯李光耀去世的时候，余澎杉才16岁。他用一个16岁青少年的典型口吻说：“李光耀终于死了。”在这段上传到Youtube上的视频里他质问道：“怎么就没人说，‘我靠，太好了，这家伙终于死了呢？’”他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发布了一张李光耀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做爱的漫画，声称在已故总理的领导下，新加坡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抑郁也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当局没有集体翻个白眼，转过身去，而是迅速逮捕了这名青少年，并最终判他入狱四周。刑满出狱后，他利用自己日渐扩大的公共影响力开始制造更多的麻烦，兴高采烈地呼吁新加坡人民起身反抗压迫。2016年12月，余澎杉逃往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他很快被关进伊利诺伊州伍德斯托克市麦克亨利县的成人管教所。新加坡人看到他继续被监禁莞尔一笑。但他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条挑衅信息称：“这只不过造成一点无伤大雅的轻微不便罢了，绝对不是那种能毁掉你生活的经历。”

余澎杉的政治庇护申请于2017年初在美国获得批准。芝加哥一名法官裁定，余澎杉在新加坡所受的对待构成了“因政治观点而受到的迫害”。新加坡内政部在裁决后的第二天做出回应，指出余澎杉之所以受指控，是因为他发表淫秽图片及针对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仇恨言论。余澎杉的网上漫谈，倘若要举一两个例子的话，包括称穆斯林是“追随一名天空巫师和一个有恋童癖的先知”，或者就单刀直入地说“去你的吧，基督狗屎们！”[13]新加坡驻伦敦的高级专员符祺霞再次发信给《经济学人》，重申余澎杉使用了偏执而非仅属粗俗的语言，并指出“新加坡绝不容忍仇恨言论，因为我们通过痛苦的经历明白我们在种族和宗教上的和谐有多么脆弱”。[14]在我写这一章的时候，余澎杉还留在美国，继续在网络上大放厥词，不过在新加坡也只是引起一些戏谑和轻蔑的反对。

在处理余澎杉这个案子上的不妥之处，我的午餐搭档说，在于他只不过是个做事不考虑后果的青少年罢了。他网上的言论冲动且令人生厌，在大多数国家会被简单地视为一种寻求关注的幼稚行径而置之不理。而在新加坡，这些言论被视为足以破坏国家稳定，需要下达逮捕令，用法律的全部力量对其进行镇压。甚至要任命第二副检察长担任他的检察官（时薪大概要达到天文数字，由庞大的国家资源来埋单），只是为了再次传达李光耀时代的信息，即任何不服从命令的人都将被国家机器所碾压。事实上，新加坡对不服从的零容忍态度，似乎可以粗略等同于对不从众和失败的零容忍。在某种程度上它达到了目的，但不幸的是，这也凸显出新加坡不是一个适合特立独行者或冒险者的地方。

在地缘政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战略纵深”（strategic depth）。它的意思是为逆转留出空间，之后再次寻找进攻优势。1941年，纳粹德国国防军多次进攻苏联，苏联诱敌深入自己的领土，并损失了几百万自己的士兵，最终集结起力量反攻柏林。苏联毫无疑问拥有战略纵深。

但新加坡却没有吸收失败后翻盘的能力。它实在是太小了，这导致政府试图控制每一种情况的方方面面，校准自己的行动，获得完美的平衡。“最可怕的是，新加坡的实用主义严格地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和想法，一举一动的背后都蕴含着冷酷的算计，似乎每一克能量都必须用于实现更高的经济目的。”作家苏迪尔·瓦达克斯（Sudhir Vadaketh）如是说。[15]确实，新加坡政府非常精于此道，因为其员工和领导都非常能干。

历史学家谭炳鑫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危险。人民行动党执政越久，就越不变通。是的，它总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比如在2011年大选之后，政府宣布出台价值80亿新元的“建国一代配套”（Pioneer Generation Package）计划，原因是很多年迈的新加坡人觉得自己在物质上落后了。但他说，这样的计划没能足够快地解决正在形成的问题。经济危机注定会演变成政治危机。“我们有一个能应对这些变化的政府吗？”他问我。但在他看来，答案是否定的：政治阶层已经深深地嵌入国家体系中，而国家体系又深深地根植于已经固化的“经济绩效的合法性”里。“倘若是今天，李光耀都没机会进入政府”他如是说。因为李光耀是个顽固不化的圈外人，他不怕打破规则。

* * *

但反之，在这个要面对特朗普、英国脱欧、假新闻、埃尔多安（Erdoğan）的时代，新加坡政府运行得似乎非常好。多民族的新加坡有其内部矛盾，但它绝没有动摇的迹象，更别说分裂了。能对这一点造成重大影响的也许就是身份政治了，这种政治在全球各地激起了愤怒的零和投票者。但这一政治概念至今还未能在岛上获取一席之地，至少目前为止是这样。

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新加坡人都被灌输了绩效合法性的价值观。公民们更希望拥有一个稳定且高效（人民行动党领导下）的政府，而不是一个片面呼吁他们身份认同的政府。他们同时也认同，人民行动党严格约束族群和宗教的诉求是根植于国民团结的真正需要。2013年的小印度骚乱更是加深了人们对种族暴动的记忆。新加坡人同时也是一群墨守成规、骨子里很保守的人。

举个有关性别和性取向的例子，这个问题在西方令无数年轻人热血沸腾。在新加坡，男同性恋依然是非法的。李光耀本人也说过，新加坡终有一天会接受并承认同性恋，但——由于国内穆斯林和老年公民更保守的社会立场——为了保持社会凝聚力，该进程必须缓慢推进。这更多是一种务实态度，而不是意识形态，是对主流保守意见的尊重。

尽管没有得到法律认可，但LGBT[16]群体在新加坡并不是地下群体。我有很多朋友是男同性恋者或女同性恋者，而且他们似乎也不需要隐瞒自己的性取向（当然我承认，这是从一个白人直男的视角观察到的）。一个男同性恋朋友陪自己的丈夫去医院就诊后跟我说，在得知他们俩的关系后，有一半护士对他们表示了真心的祝福，而另一半则明显表示不赞同。那些对他们表示过美好祝福的护士们，一定也不介意每年在芳林公园举行的由当地LGBT群体支持的“新加坡粉红点”（Pink Dot SG）。

我曾在2015年经过粉红点的活动现场，当时我妻子安排和一些朋友在活动现场见面。当时的气氛很友好，但也有些特别：人们都很开心，都身穿淡粉色的衣裳；但也有一种谨慎的氛围，似乎对自身身份认同的骄傲在周围看不见的反对下被冲淡了。你绝对看不到在悉尼或者旧金山那种干柴烈火似的性欲表现。

LGBT群体和国家之间这种相互通融而不放纵的感觉，在2017年的粉红点活动中得到了加强。像我这样的闲杂人等在这一年的活动现场是不受欢迎的，因为政府严令禁止外国人以任何途径参与该项盛会。“这是一项应当由新加坡人自己决定的政治、社会和道德选择，”内务部解释说，“LGBT问题就是其中之一。”[17]尽管2016年的粉红点活动由谷歌（Google）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等企业赞助，但按照新规定，外资企业将不得继续参与活动。

从表面来看，这是政府按照自己熟悉的脚本，迫使新兴话题进入它可控范围内的又一个例子。任由他们聪明过人的官员，以技术官僚和井然有序的方法，在充分剖析一个问题后，找到最佳的前进路径。当问题复杂、不确定，并需要在不同势力间寻求平衡的时候，这种方法无疑非常有效。但在涉及身份问题的时候，也许会显得不自然，因为人们会觉得政府约束和限制了自己生存的根本。

这就是新加坡在施行任何形式的身份政治时要面临的危险。由社交媒体引发的愤怒或其他强烈情绪，会要求政府在决策当中表现得更明确、更真诚和更坚定。我从我的午餐伙伴身上，以及全国无数的倡议当中了解到，政府中那些聪明的官僚已经意识到了这些新的动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完全把控得了。按照一些人的分析，比如马凯硕教授，也许这就是导致政府缺乏勇气的原因之一。在这点上，政府绝对没有自满——除了在这点上有些自满外——但这也许是不够的。

[1] “Singapore says Reuters report on water price protest misleading，” Yahoo！News，12 March 2017，https：//sg.news.yahoo.com/singapore-says-reuters-report-water-price-protest-misleading-201625008—business.html

[2] “Singaporean cops investigate participants in silent vigil for executed migrant worker，” Boing Boing，12 September 2017，https：//boingboing.net/2017/09/12/prabagaran-srivijayan.html#more-545552

[3] “Transcript of Minister Mentor Lee Kuan Yew’s Interview with Seth Mydans of New York Times & IHT on 1 September 2010，”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1 September 2010，http：//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data/pdfdoc/20100920006/transcript_of_minister_mentor_lee_kuan_yew.pdf

[4] “J.B. Jeyaretnam，” The Economist，9 October 2008，http：//www.economist.com/node/12376738

[5] Han Fook Kwang，Warren Fernandez and Sumiko Tan，Lee Kuan Yew：The Man and His Ideas，Singapore：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2015.

[6] “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says it welcomes criticism，but its critics still suffer，” The Economist，9 March 2017，http：//www.economist.com/news/asia/21718571-three-protesters-get-stiff-penalties-disturbing-public-order-government-singapore-says-it

[7] Foo Chi Hsia，“Letters to the editor，” The Economist，16 March 2017，https：//www.economist.com/news/letters/21718853-brexit-news-chile-singapore-diamonds-letters-editor

[8] Tan Weizhen，“Clear racial preference for Prime Minister，President：Survey，” Today Online，18 August 2016，http：//www.todayonline.com/singapore/clear-racial-preference-prime-minister-president-survey

[9] P.N. Balji，“Comment：Singapore presidency with an asterisk and a government that was blindsided，” Yahoo！News Singapore，13 September 2017，https：//sg.news.yahoo.com/comment-singapore-presidency-asterisk-government-blindsided-103722232.html

[10] Cherian George，“Singapore’s mystifying political succession，” New Mandala，7 February 2018，http：//www.newmandala.org/singapores-mystifying-political-succession/

[11] P.N. Balji，“Comment，” Yahoo！News Singapore.

[12] Tyler Cowen，“Why Singapore is special，” Marginal Revolution，3 August 2015，http：//marginalrevolution.com/marginalrevolution/2015/08/why-singapore-is-special.html

[13] “Singapore gov’t cautions granting of asylum to Amos Yee will encourage other hate speakers to seek refuge in USA，” The Independent （Singapore），25 March 2017，http：//theindependent.sg/singapore-govt-cautions-granting-of-asylum-to-amos-yee-will-encourage-other-hate-speakers-to-seek-refuge-in-usa/

[14] Foo Chi Hsia，“Letters to the editor，” The Economist，12 April 2017，https：//www.economist.com/news/letters/21720594-yemen-sex-studies-india-wales-singapore-banks-poland-brains-aprils-fool-letters

[15] Sudhir Thomas Vadaketh，“The end of identity？” in Sudhir Thomas Vadaketh and Donald Low，Hard Choices：Challenging the Singapore Consensus，Singapore：NUS Press，2014.

[16] LGBT是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和跨性別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写。——译者注

[17] Sophie Jeong and Spencer Feingold，“Singaporeans rally for gay pride amid ban on foreigners，” CNN，1 July 2017，http：//edition.cnn.com/2017/07/01/asia/singapore-gay-pride-rally/index.html

19 CBD：“我们是实用主义者”

经过芳林公园，我接下来沿着新加坡的中央商务区（CBD）的高楼大厦继续前进。这些用玻璃、钢铁和混凝土铸就的庞然大物，与裕廊岛鳞次栉比的烟囱和管道整齐地对应起来：现代新加坡的经济正是建立在金融服务和跨国公司，以及集装箱和数以百万加仑记的精炼石化产品之上。

我经过两栋直耸云霄的大楼，分别是华侨银行中心（OCBC Centre）和大华银行大厦（UOB Plaza），两家银行的总部里都坐满了西装革履的男男女女，他们忙着操控Excel上的表格，并将幻灯片颇有见地地组合在一起。新加坡的CBD中有什么东西有些违和。像新加坡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建筑工地也随处可见，给人一种万物无常的感觉。哥烈码头和莱佛士码头如今已经成为内陆码头，不再经受温热海水的冲刷。上班族偶尔在宽大的屋檐下闲逛，不必受新加坡天气时而令人汗流浃背、时而让人酷暑难当的折磨。在距离我的行走路线几个街区之外的地方，有新加坡最有氛围的小贩中心之一：直落亚逸集市（Telok Ayer Market），又称老巴刹（Lau Pa Sat），这里的屋顶是锈色的八边形钢结构，而下面的塑料座椅间弥漫着一千零一盘食物混杂的味道。

CBD的发展分为不同阶段，因此这里的建筑也呈现五花八门的大杂烩风格。[1]以略微褪色的绿色杜那士大厦（Tunas building）为例，它是新加坡最早的摩天大楼之一。大厅里的一块饰板显示，这座大楼可以追溯到1973年：一名印尼商人建起这座大楼，向天下昭告自己的成功。这个人如今仍然拥有顶部两层的产权，用来安置自己的艺术收藏品（显然除此之外他还需要六个仓库来储存这里挤不进去的那些东西）。这些展室就像快被遗忘的储藏室，里面堆满了数不尽的古董、帆布、古玩和劣质标本。一个房间里堆满了手提箱。还有一只一脸困惑、一嘴獠牙的熊的标本；一张摆满蓝白陶瓷茶壶的桌子；一只极乐鸟，看上去好像刚被甩出滚筒式烘干机。一包黑色包装的盐仓丁香（Gudang Garam）放在另一张桌子上，看上去和这栋建筑一般年纪。

杜那士大厦的辉煌在它的圆形屋顶平台上延续，从27楼可以直达平台。我数了一下，这里一共有27匹陶瓷马、7头骆驼、1头公牛和1条美人鱼。从平台上望出去视野相当壮观，可以看到乐高式的集装箱码头、圣淘沙和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的绿色丘陵。一个楼房大小的空调机组里巨型风扇叶片扇动的声音与旁边摩天大楼里传出的钻孔和敲打的声音汇集在一起。这里的CBD容得下杜那士大厦，也容得下周围更时髦的邻居，两者相得益彰。

第一代HDB组屋还有一些就坐落在CBD，隐藏在各种商业和金融殿堂中间。同一条街上，一边的房屋租金是每平方英尺18新元，而另一边则是1.8新元，比如“老张”一站式商店（Uncle Teo’s one stop shop）和完美外汇兑换局旁边的HBD组屋里的底层。只要租约一到期，这里就会立即被新一代的玻璃高塔所取代。空地的容积率决定了开发商会建多高的楼。那些留出非营利土地利用面积的开发商能够改变规则，在其他地方获得更多的商业楼层空间。这是一套非常优雅、有新加坡特色的体系，由精明能干之人打造，且效率极高。

衡量新加坡的侨居生活有三到四个标准，而CBD就是其中之一。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的世界就围绕着自己的公寓、办公室和樟宜机场，偶尔加入几顿周日酒店的早餐、午餐或者在圣淘沙的一日游，然而那不过是为了找到一点儿家庭生活的模糊感觉罢了。

新加坡作为外派人员的基地，其吸引力显而易见。这里的税率几乎像它的犯罪率一样低，家人可以入住带泳池的住房，前往巴厘岛、泰国和中国香港都很方便。[2]当然，随行而来的妻子（或者丈夫，比如我），也许会时不时无聊到要发疯，他们因为工作签证的问题没有办法从事任何有意义的工作。但孩子们在泳池里玩得很开心，这里的国际学校是世界一流的，到处都有美甲店。这里还有完善的幼儿保育服务，几乎所有地方都讲英语，无聊至极的人可以登录自己的网上银行，看看自己余额越来越多的账户。在新加坡重新安家也许花费不菲，但在这里为一家跨国公司效力几年，慢慢填满自己的银行账户，享受带有泳池的公寓，对于很多人而言仍然是一个非常诱人的选择。尽管限制越来越多，但2015年仍有大约11万名外籍人士在新加坡为7000多家跨国公司工作。[3]

这正是李光耀想要实现的。他知道吸引国际资本要与吸引国际劳工齐头并进。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倘若它们想要进军东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APAC），从而提升企业效益，同时又不会让员工的配偶和孩子感到不满意，新加坡是最理想的地方，而现代新加坡就是为此而打造的。外籍人士不需要缴纳很多所得税，但会在葡萄酒、汽车和公寓上花费大量金钱。成千上万个优质且富有进取性的办公室职位将被创造出来，而新加坡将成为世界的商业中心之一。如国际教育这样的新产业，也随之诞生。“新加坡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的好运气和好时机，” 新加坡经济咨询公司（Landfall Strategy）的戴维·斯基林（David Skilling）指出，“要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你就必须充分利用你的运气。”

然而现在有两个迫在眉睫的威胁。首先，政府在加大引进外籍人才的难度，跨国公司必须首先在新加坡本地的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合适的人选。其次，外籍人士的安置费用开始变得过于高昂，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与新加坡的差距正在逐渐拉近。

邻国宜居水平的提升至关重要。因为跨国公司不再需要在新加坡设立整个地区的总部，而是开始将各职能部门扩展到亚洲其他合适的地方——比如在胡志明市设立IT部门，而在雅加达进行采购。只需要让公司的高管享用新加坡文明的果实就够了，通过在更便宜的地区开设店铺可以节省大量资金。该区域的航空网络也变得更加完备，不需要仅仅依赖新加坡航空和国泰航空（Cathay Pacific flights）。即使是印尼鹰航空（Garuda），也把自己从老旧航空的废物箱里拯救出来，摇身一变成为出行的绝佳选择，并一举拿下Skytrax令人垂涎的五星评级。[4]在该地区的其他城市里，也有豪华公寓和数不胜数的泳池及健身房；商场里的货品琳琅满目，无线网络和4G信号完全覆盖，可以提供国际品牌下的儿童教育；也有几个鼓吹重视商业的政治家，并对法治表示尊重。如今连中国的城市都非常宜居，尤其是在没有雾霾天气时。同时这里也是开展经济活动的好场所，至少不会小到让你一天就能穿越全国。

但这里还有一个悖论：亚洲的崛起助长了新加坡的奇迹，但新兴崛起的亚洲也正在分掉新加坡的一杯羹。它们正在蚕食某些属于新加坡的独特卖点，同时也在引入一些可能会损害这个城邦国家经济健康的元素。

要了解亚洲的崛起对新加坡的重要性，就需要以这半个世纪的新加坡奇迹为出发点来进行梳理。首先是日本，它在世界一流企业如丰田和索尼的引领下实现了经济的腾飞。紧接着是韩国，其迅速发展的经济活力一直向南延伸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乃至马来西亚等市场。再后来，当然就是中国大陆了。

新加坡之所以能从中受益匪浅，得益于其廉洁高效的政府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它将崛起的亚洲与中东的石油资源对接起来，并自己发展出一整套综合性的石化工业。它的港口既现代化又高效，从欧亚大陆东南端的一个小点上吞吐着全球贸易。它在此过程中成为一个可靠的金融中心，而跨国公司将其作为设立地区基地的最佳选择。新加坡奇迹是在亚洲崛起的国际背景下实现的，也是李光耀及其追随者在国内取得的重大成就。

亚洲大约生活着40亿人口，生产了占世界40%左右的商品。中国变得如此举足轻重，成为世界上78个不同国家的第一或第二大贸易伙伴。随着西方的发达经济越来越难实现增长，亚洲成为投资者和管理者寻找机会的地方。而中国尤其让跨国公司感到兴奋。

1980年代的日本也曾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特别存在。一些推测和假设表明，日本的经济还会继续保持增长。但进入1990年代，日本开始辜负外界的预期。那如今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未来是否会面临挫折和停滞呢？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中国政府治理和经济增长的实质。1978年后，通过帮助农村提高生产力，为城市释放出大量潜在的工人——他们被运送到各地的工厂——中国实现了经济振兴。当然，这背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但中国奇迹的核心动力确实就如看到的这么简单。

当新一代领袖掌权后，中国共产党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极有效率的执政力量，能够规划和实施非凡的项目和计划。

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也可以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中国幅员辽阔，但经济却是从一个相当糟糕的境地起步的。1962年，其人均国民收入总额仅为70美元。1990年提升至330美元，到2001年，该总额增长了两倍多。而2016年，这一数字为8250美元。[5]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迅速增长，已突破10亿人口大关。中国的经济发展较晚，起步时世界上已经具备了成熟的技术，及稳定和开放的贸易体系，可以为之所用。

中国地震般的复苏推动了世界经济，并对新加坡尤其有利。但是这一趋势会继续保持吗？迈克尔·R.奥思林（Michael R. Auslin）在其著作《亚洲世纪的终结》（The End of the Asian Century）中为中国和亚洲大陆的其他国家绘制了一张风险地图。其中一共有五个风险领域：经济奇迹可能会就此打住，改革失败可能是部分原因；亚洲各国人口结构不稳定，要么老年人口太多，要么年轻人口太多；该区域许多政治革命尚未完成；亚洲各国之间相互排斥，充满敌意；此外，倘若美国践行对该地区的承诺，将有爆发冲突的切实风险。

老资格的中国观察家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by）在他的一本书中也提出了相似的问题。在《中国将主宰21世纪吗？》（Will China Dominate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他详细列举了中国实现的成就，但也阐述了关于人口、环境、水、能源、腐败以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因此他最后一章的标题就是“为什么中国不会主宰21世纪”。当然，在无法主宰和继续繁荣之间还有一条巨大的鸿沟，但芬比和奥思林的论述主旨都是中国很难保持同样的经济增长势头。新加坡从中国崛起中获取了大量益处，但地理现实是在不断变化的。

这就更加强了新加坡经济重塑的紧迫性。如果国家能再以同样的力度继续倚重跨国公司，而亚洲经济的前景也不再万里无云，新加坡将如何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金融科技（Fintech）也许将成为其中的关键因素，而对于新加坡非常重要的金融业正在受到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日渐精细的金融业的挤压。按照麦格里集团（Macquarie Group）一名高级经济学家的估计，新加坡的两大主权财富基金每年可以盈利近1万亿美元，[6]足以确保国家继续对新产业和基础建设进行战略投资，并缓冲一切冲击。

新加坡还必须保留一切让自己与该区域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的特质。而首要的，便是对法治的捍卫和对腐败绝不妥协的态度，新加坡在该领域的声誉对于它的定位至关重要。新加坡对于国际资本和西方企业而言一直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一切如李光耀所愿。法治，配以高效的政府，加上安全又透明的商业环境，对于一个接近亚洲市场的商业中心而言绝对是最佳的组合。

尽管如此，近年新加坡在这些领域的良好声誉似乎遭到了质疑。尽管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6年的腐败指数排名（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6）中，新加坡位列第七（换言之就是值得信赖），但此前与政府有关联的吉宝公司（Keppel corporation）曾被卷入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的大规模腐败丑闻，这着实令人不安。[7]新加坡还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确保其金融中心不受马来西亚1MDB丑闻的影响。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以“严重违反了反洗钱规定”为由，关闭了瑞士银行BSI（Swiss BSI bank）在新加坡的分行。[8]而关于李光耀故居那场丢人现眼的争执也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

我沿着CBD的边缘漫步，走过那些高大、雄伟、令人赞叹的塔楼。只见这里的男男女女，个个西装革履，喝着咖啡，彼此交谈着，他们都是世界级的金融和跨国企业里不屈不挠的战士，而正是这些行业在新加坡奇迹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政府看到了亚洲崛起为它带来的机会，并顺势抓住了它。而这些塔楼就是政府战术才华的见证。然而革命尚未成功，新加坡还需要相当多的努力才能保持现在的地位。新加坡必须珍惜和打磨自己在声誉上的优势，但今后的局面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顺风顺水了，它必须准备好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正如大卫·斯基林指出的那样，新加坡的经济模式正面临着边际回报递减的问题，要保持同样的生产力会变得更加困难、更加耗时也更加复杂。正如新加坡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那样，国家不能再单纯依赖外商投资；它必须开始发展国内的龙头企业，尽管它太小的国内市场决定了此举绝非易事。那些西装革履的战士们绝不能让自己陷入自满才行。

[1] 这种大杂烩的风格也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以至于巴基斯坦瓜德尔港开发的一个豪华住宅项目，就在广告里使用了新加坡CBD的照片。

[2] 税率对于每个居民而言，从0到20%不等，而对于非居民征收15%的税率。

[3] Kent E. Calder，Singapore：Smart City，Smart State，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6.

[4] https：//skytraxratings.com/airlines/garuda-indonesia-rating

[5]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China

[6] Samanth Subramanian，“How Singapore Is Creating More Land for Itself，” New York Times，20 April 2017，https：//www.nytimes.com/2017/04/20/magazine/how-singapore-is-creating-more-land-for-itself.html

[7]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corruption_perceptions_index_2016#table，https：//anticorruptiondigest.com/anti-corruption-news/2018/01/10/keppel-the-story-of-a-bribe/

[8] “Swiss criminal probe into BSI bank over 1MDB links，” BBC News，24 May 2016，http：//www.bbc.com/news/business-36365928

20 驳船码头：走出新加坡

我穿过佩妮·布莱克酒吧（Penny Black）旁边的一条小巷，来到新加坡河的河边。沿着河岸开设并带有露天空间的商铺在我的左手边延展开去，门面上装饰着巨大的鱼缸，里面是一些闷闷不乐的龙虾，而开放式的菜单似乎从来不能反映出所售海鲜的真实价格。除了陪我蹒跚学步的孩子一起散步，我只去过驳船码头（Boat Quay）三次。其中一次，我和妻子坐在那里吃了一顿快餐——唯一值得铭记的也就是埋单时的金额了。而另外两次则是参加由当地人和背井离乡的石油天然气工人组成的米德尔斯堡足球俱乐部（Middlesbrough FC）在新加坡的粉丝群——这是一个我加入其中的松散又奇异的群体——的活动。这个团体是一个奇异的混合体：一边是举止生硬、红脸蛋的提赛德大学毕业生（Teessiders），让人短暂地怀念起英国北海凛冽的风和恰似裕廊岛一样的天际线；另一边还有一群新加坡人，与东南亚广大人口对名利的追逐不同，他们对一个距离自己十万八千里的无名俱乐部有莫名的喜爱。其中一次比赛，球队输掉了附加赛的决赛。而另一次，球队得以升级。但无论哪一次，啤酒都是15新元一杯。

驳船码头像上游的克拉码头（Clarke Quay），是新加坡夜生活的精神中心。背包客在附近游走，日常的开销先在脑子里过一圈儿，随即就从手里花掉了。浓妆艳抹的女士们跟外国男子搭讪，邀其一起喝一两杯。饭店展示鱼缸里的龙虾相互攀比着吐出一串串细小的气泡，旁边是在泛绿的水中浮游的石斑鱼。佩妮·布莱克酒吧的对岸就是亚洲文明博物馆（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那边的河岸更加庄严肃穆，向上一直通往国家议会。

在我眼中新加坡与夜生活毫无关联。Time Out杂志在2018年对全球32个主要城市进行了调查，从中选出最令人兴奋的城市，在这次排名中新加坡位居可怜的第31位。[1]这里当然不是曼谷，而是会禁止咀嚼口香糖，并对恶棍使用鞭刑的地方。众所周知，这里的清教徒式管理禁止男子的头发超过衣领2英寸以上。2005年我曾以新加坡为起点，游览了越南、老挝、泰国和柬埔寨，并造访了一个大学老同学，他后来让我了解到点心（dim sum）和空调的美好。一路下来，新加坡与东南亚其他地方的废墟、嘟嘟车和喧嚣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我儿子满周岁后的第二天，我搬到新加坡居住，从此就失去了和陌生人一起喝啤酒喝到天亮的兴趣。卢卡一个人就足以让我熬红了眼睛而且身心俱疲。我甚至很庆幸自己待在无聊的新加坡。

然而一本书改变了我对新加坡夜生活的看法。这本《莎笼派对女郎》（Sarong Party Girls）不经意间一炮而红：故事的女主人公毫无疑问是个幼稚又肤浅的年轻女子，名叫嘉泽林（Jazeline）或者林文华（Lim Boon Huay）。她的目标是找一个洋人（ang moh）结婚。[2]嘉泽林试图从HDB组屋的“沟渠”（longkang）里逃离，那里面尽是些用手指甲抠耳屎的“阿明们”（Ah Bengs）。[3]她痛恨欧亚混血儿，认为他们不过是因为很久以前的一滴白人血就表现得自命不凡。而讽刺的是，她也梦想自己能生一个有一半洋人血统的“宝宝里的香奈儿”（Chanel of babies）；同时她恶毒地评价说，那些长得丑的混血儿“脸长得像个屁股”（backside faces）。她时常抱怨自己的一个老熟人总是吹嘘她在伦敦一个叫哈克尼（Hackney）的肮脏地方［原话是“该死的地方（bumfuck place）”］的新生活；她会更乐意生活在一个有著名英国足球队的地方，比如曼彻斯特、利物浦或者“阿斯顿维拉”（Aston Villa）[4]。酷的东西那真是Atas又Shiok，而坏的东西真是“非常的困”。一个有魅力的女人都是“高高瘦瘦的”，而一个白痴是个Goondu。我就不翻译在咒骂另一个女人时说的Chee Bye是什么意思了，而当嘉泽林说她想要hantam一个人的时候，通常带有人身暴力的威胁。[5]嘉泽林——林文华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渴望改变社会地位，想要一个全新的更好的生活，但这一切似乎可望而不可即。哇（Wah）！

因此要解决问题，她就要更加努力地捕获自己的洋人，也就是说她要更专注地成为一名“莎笼派对女郎”（或者简写为SPG）。[6]她要光顾高级酒吧，喝几瓶价钱贵到你欲哭无泪的烈酒，幸亏和她一起的男人荷包够充实（她记得有一次她喝掉三瓶酒，每瓶售价2888新元）。

整本书充满了尖锐的观察。嘉泽林解释说，为什么一个开Mini车的人，比开宝马或者奔驰这些更拉风品牌的洋人更靠谱：她认为公司是不会给员工配Mini车的，而开Mini的车主一定足够有钱才能买得起自己的拥车证。她很失望地发现，一个潜在的恋爱对象在裕廊岛的工业区而不是CBD工作，也就是说他从事的是石油天然气行业而不是银行业。她还捕捉到这个小国的公民们喋喋不休的自我怀疑，比如说要证明一个酒吧里的事情“确实发生过”，是因为一个叫《新时代》（New Times）的报纸写过一篇文章而帕斯的一份报纸引用过。另外在她眼中，政府的工作就是为新加坡人修建外表看上去很酷的社区，从而弥补人们只能生活在一个伶仃小岛上的事实。Die lah。[7]

小说的作者谢丽尔·谭（Cheryl Tan）告诉《新加坡今日报》（Today Online）的记者，小说的创意来自一次她在酒吧与当地的一些朋友的见面。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莎笼派对女郎跟她说起了“香奈儿宝宝”，而谭女士立刻意识到这种次文化充分反映了新加坡人对种族、金钱、文化和历史的态度。嘉泽林想要成为SPG的愿望，出于“为自己创造更好生活的渴望——这种生活超越了自己身边所看到和厌恶的传统家长制”。她没有下限的物质主义是一种反抗，反抗父母用长时间的劳动而换取的枯燥无味的HDB组屋生活。而这本书也是新加坡式英语以及方言的大联欢：用谭女士自己的话说，这样的语言“直接，有点专横，有趣，讽刺，诙谐并有些厚颜无耻的粗俗”。[8][9]

《莎笼派对女郎》在描写新加坡人看待世界一事上，是一本严肃的书籍。尽管它被伪装成一本机场消遣读物，但嘉泽林很可能就是现代社会的伊丽莎白·班内特（Elizabeth Beneet）[10]。尽管通过本书，读者能一瞥新加坡皮囊下的污秽之处，引人入胜，但我还是惊讶于书中的某些见解可以一针见血，直指真相。嘉泽林肆意的物质主义倾向与我对新加坡价值的感观不谋而合。毕竟，李光耀的奇迹就是合法地把钱放进公民的口袋里。他认识到，物质主义而非理想主义才是抵御共产主义的最坚固的堡垒，也是让公民与自己的奋斗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最有效方式。人民行动党的联合创始人之一S.拉惹勒南也曾指出：“金钱是唯一能在普通新加坡人心中激起强烈感情的东西。”在警告政府不要忽视孝敬老人这一价值观时，他还说，“有关金钱至上主义的宗教正在所有的社会中繁荣壮大”。[11]一次，我儿子被邀请参加一个朋友的四周岁生日，作为家长我们被要求向他的教育信托基金捐款。给他们一只“戴帽子的猫”（The Cat in the Hat）有什么不好呢？

如今，人们逐渐感觉到要实现自己的抱负，面前隔着一块无法突破的玻璃天花板，这一价值观体系正在成为新加坡的负担。它还让人们开始重视职业生活的安全以及物质财富，而不是通过冒险或其他捷径获取金钱。要在这个岛国推广创业文化，仅仅有种子基金和纬壹（One North）这样巧妙的建筑名称是不够的。

这本书的核心还揭示出另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不管你如何三缄其口，都不能掩饰种族问题在新加坡人心目中的分量。人们认为印度食品会让南亚人的家里味道难闻，认为马来人都很懒惰，认为嫁给洋人是通往舒适生活的捷径，从此可以进行高端购物、乘商务舱旅行，生个香奈儿宝宝。SPG现象是如此真实，以至于银行家的妻子们在网上展开了热烈讨论。我的一个好朋友和她的丈夫以及金融界的同事一起出席了一场高端活动，回来后愤愤不平，刻薄地讽刺那些SPG们，说每当那些男人的妻子转过身，她们就蜂拥而上将其围住。

这本书也对新加坡职场上的男性主导和等级文化投下了批判的目光。女人在职场上通常不过是一个装饰，事情只有在老板确认的情况下才能推进。面对上司，下属不允许表达不同意见，不能挑战上司的权威，也不能比老板先下班。

然而这本书最有趣的见解还是关于嘉泽林和母亲之间代际观念的转变。嘉泽林断然拒绝接受母亲那一代人为之奋斗的平淡而稳妥的生活：住在HDB组屋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她渴望的是社交媒体、时尚杂志和乌节路的时髦商店所鼓吹的诱人生活方式。这两代人之间的不协调是新加坡所独有的，也应当引起社会的特别关注。嘉泽林这一代人已经将艰苦劳动和脆弱感抛诸脑后，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自满和对捷径的寻求。奇迹为新加坡人民创造了美好的生活，但他们没有表示感激，而是希望更上层楼。Kani nah！

* * *

新加坡社会面貌的改变可以在电影中得到反映。早在1947年，新加坡被电影《新加坡喋血记》（Singapore）描绘成一个“没有良心的城市”，该片由艾娃·加德纳（Ava Gardner）和弗莱德·麦克莫瑞（Fred MacMurray）主演。1978年，电影《圣徒杰克》（Saint Jack）描绘了一个皮条客兼船用杂货商杰克·弗劳尔斯（Jack Flowers）奔走在港口周围的肮脏世界及国外之间的故事。尽管影片在新加坡岛上拍摄，却由于对当地的负面描绘而被禁30年。到了1970年代末，这个城市开始发生变化，而全面清理整个岛国是李光耀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HDB组屋和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但远不如鸦片烟馆、货运码头和赖在商店里的绝望水手上镜。直到1999年，新加坡才重新登上大银幕，在《魔鬼营业员》（Rogue Trader）中成为冷血的金融故事的背景地，该片讲述了尼克·李森（Nick Leeson）和巴林银行（Barings Bank）的故事。[12]

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这座经过消毒的城市的犯罪率一直盘旋在非常低的水平。超市外面的自行车不上锁也不会有人偷（或者这不过是因为天气太热了，实在不适合骑自行车出行）。偶尔街道上会有告示告知路人，附近发生了一桩——通常是很轻微的——犯罪行为。[13]新加坡的警方称，2016年总共有135天没有接到犯罪举报。[14]在一个人口如此密集的城市里——从花花公子到厕所服务生，一共得有几百万人——这实在太惊人了。

这微不足道的犯罪率不是偶然的，而是李光耀为了吸引全球精英而实施的一项深思熟虑的计划。就犯罪率而言，新加坡在1990年代都一直保持正常。而在此之前犯罪率时不时会飙升：比如1979年，犯罪率同比上升了25%，次年又上升了18%。犯罪举报最严重的是1988年，一共有46753起案例记录在案。[15]有很多入室盗窃和抢劫案，以及像吸大烟、嫖娼和赌博这样的历史问题。警察像罪犯一样战战兢兢。

这些案件中耸人听闻的一个是一桩宗教谋杀案，犯人是一个名叫林宝龙（Adrian Lim）的男子和他的妻子陈梅珠（Tan Mui Choo）以及情妇何家凤（Hoe Kah Hong）。1983年，他们诱拐两名年轻女孩到林宝龙在大巴窑（Toa Payoh）的公寓后，将其杀害。在庭审中，我们得知犯人对受害者进行了吸血、巫术、性侵、催眠以及电击等“治疗”。这栋位于七楼的公寓里有一个祭坛，许多十字架，印度教以及道教的偶像，还有很多香烛。1988年，这三人在沐浴并吃下一些蛋糕后，被执行了绞刑。[16]

黑社会暴力也曾持续过一段时间。有一起案件涉及一名黑帮老大兼职业杀手“独眼龙”——真名陈楚仁（Tan Chor Jin）。他隶属369私会党（369或称Salakau，就是闽南话中369的发音），该组织的资金来自毒品买卖和卖淫。他被捉拿归案还多亏了新加坡人对海南鸡饭的热爱。他最后一次犯罪是杀害一个名叫林福顺（Lim Hock Soon）的夜总会老板。“独眼龙”强行闯入该男子的公寓，命其将妻子、13岁的女儿和家佣捆绑起来，然后对着他开了6枪。尽管他顺利逃脱，但在吉隆坡一家勉强称得上豪华的皇家花园酒店（Grand Plaza Parkroyal Hotel）暴露了行踪。陈楚仁半夜让酒店送一份海南鸡饭到房间，一名便衣警察伪装成服务生将鸡饭送到后，成功地在房间里安置了一个窃听器。警察一听到陈的打鼾声，便冲进房间。陈楚仁于2009年被执行绞刑。

自1980年代初起新加坡开始实施严厉打击犯罪的行动。当时的内政部部长蔡善进（Chua Sian Chin）表示，新加坡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凡是违反了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的人都将受到谴责，而违法乱纪者必须为自己的恶行感到深切的羞耻”。他还提到曾经的甘榜村，谴责如今的社会失去了“传统社区成员间的温暖、关怀和凝聚力”，不再尊重老年人，得上了“快速致富”综合征。[17]

要解决新加坡的犯罪问题，很重要的一部分依赖于社区警务，一种基于日本交番体系下的基层单位。贾古玛（S.Jayakumar）教授后来代替蔡善进成为内政部部长，他亲自访问日本考察这一体系的运作情况。“如果有家长带着孩子来交番，说他们的宠物丢了，”他说，“警察不管正在做什么，都会抛下手中的事情，尽最大努力帮他们找回这只猫。因为如果他做到了，就赢得了这个家庭的心，从此会被这个家庭当作朋友看待。”

新加坡的第一个邻里警岗（Neighbourhood Police Post）于1983年在大巴窑设立。门上悬挂着一个巨大的牌子，写着“为您服务”，人们透过开缝的玻璃窗可以看到里面的警员。截至1993年，新加坡有91个这样的邻里警岗，罪恶之城对犯罪的反击开始了。浑身肌肉、身穿战斗服的V队长（Captain V）成为打击犯罪的吉祥物，站在反犯罪的战斗巴士上守护全岛。而私人捐助者慷慨解囊，为全国罪案防范理事会（N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Council）提供资助。

这整个过程都极具新加坡特色：它经过了审慎的衡量，极有成效，并坚决贯彻到近乎荒谬的程度。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些人晚上出去玩儿，几杯酒后也许想去酒吧的屋顶上跳舞。为了制止这种现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将这种类型的活动限制在规定的舞池内进行。然而到了2002年，政府高层开始反思。总理吴作栋（Goh Chok Tong）在国庆讲话中指出：“也许我们应当允许人们在酒吧屋顶跳舞。”之所以这样做，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政府认为这有助于重塑新加坡作为派对城市的形象——非典疫情过后“亚洲的伦敦”。[18]于是在磋商后，政府派出一个研究小组去上海、北京和香港考察，记录并观察人们是如何在酒吧屋顶上跳舞的。其结果就是政府全面放开舞池的规定，在适合的酒吧屋顶上安置了围栏（作为安全措施）。[19]这便是公共政策制定的一套范例，而这一政策的制定让嘉泽林——林文华之流感到非常满意。

另一个为新加坡引来质疑声音的是国家在犯罪问题面前表现出的坚定态度，以及他们的鞭刑。1994年，新加坡的鞭刑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起因是一名来自中国香港的16岁少年因无证驾驶父亲的汽车而被捕。随后警方在男孩受押期间对其进行审问，调查人员进而发现新加坡美国学校（Singapore American School）的其他几名男生也存在无证驾驶的情况，其中包括一个名叫麦克·彼特·菲尔（Michael P. Fay）的19岁美国男孩。这个男孩很倒霉，因为警方不但在他家里发现了被盗的路标，而且根据当时媒体的报道，怀疑他与一系列汽车破坏和轮胎划伤的行为有关。菲尔对上述罪行供认不讳，他被判处鞭刑（六下鞭笞）和四个月监禁。该判决在国际上引起强烈抗议，比尔·克林顿总统甚至表示鞭刑是极端且错误的。但新加坡政府表示将坚决执行这一处罚，尽管最终的鞭笞从六下减到四下。回到美国后，菲尔描述了鞭刑的细节。他说后来狱官跟他说，他在第一鞭过后就大声叫喊“我要死了！”血流的程度在喷涌而出和慢慢渗出之间，“就像在流鼻血”。他的屁股后来留下了棕色的疤痕。[20]不管菲尔先生的臀部遭受了怎样的损伤，新加坡都在向国际社会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新加坡将以强硬的态度对待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犯罪行为。鞭笞在新加坡学校里仍然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惩罚方式，尽管——就像国民服役一样——只是针对男性群体。

除此之外，新加坡的司法系统里还包含一种绞刑。

按照辛赫（Darshan Singh）的说法，要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行刑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行刑者毫无经验，那被执行绞刑的犯人“会像鸡，或者像脱水的鱼一样挣扎”。而他则不然，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截至2005年，他在46年中处决了850人。他会确保死刑犯在处刑时保持镇定，并告诉他们要勇敢。他会在行刑前的一周给死刑犯称重，然后在执行绞刑的当天再称一次重，之后他会仔细查阅1913年英国内政部发表的《官方绞刑公示表》（Official Table of Drops），以精确计算出行刑需要的绳索的长度。早年间，他每次行刑都会使用新的绳索，但由于造价高达几百美元，他开始重复利用这些绳子。作为绞刑的行刑者，他每周五轮班，从早晨五点半开始，等工作结束后正好吃午饭，然后去新加坡康乐俱乐部（Singapore Recreation Club）打曲棍球或者板球。（他在板球领域的杰出才能，显然在执行鞭刑时变得非常有用，他每打一鞭可以获得50分的报酬。）

辛赫在处理行刑者的工作时表现得从容不迫。他于1950年代中期加入了殖民地军队，但在27岁的时候自愿从一名叫西摩先生（Mr Seymour）的人手中接过行刑者的工作，因为执行绞刑可以获取额外的收入。他发现自己还挺喜欢这份工作。有一次，在犯人被关押的实南岛上发生了凶残的暴乱，他竟然在一天内以三个人一批的速度处死了18个人。还有一次，他仅用9分钟就绞死了7个人。2001年，辛赫的朋友们开了好几瓶芝华士威士忌，庆祝他的第500次绞刑。[21]尽管他的战绩鲜血淋淋，但唯一一次让他感到困扰的是一个叫王咪咪（Mimi Wong）的麻烦囚犯。这个女人是个舞女，谋杀了她日本情夫的妻子。在狱中的时候，她曾经脱光衣服对着狱警撒尿。1973年对她执行绞刑后，辛赫请了一个月的病假，而且从未和妻子谈论过王咪咪死前发生的事。[22]

辛赫轻松绞断死囚脖子的方法，让他在新千年最初的几年里一夜成名。2002年，在从柬埔寨前往墨尔本的途中，一个名叫阮祥云（Nguyen Van Tuong）的澳大利亚人在樟宜机场转机时被逮捕。当时从他身上搜出296.2克海洛因，一部分绑在身上，另一部分塞在随身携带的包里。在新加坡，只要在出入关时携带15克海洛因，就足以被判死刑，于是2004年阮祥云被判处绞刑。这一判决引起了澳大利亚的强烈抗议。辛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很希望亲自行刑，而且详细阐述了原因，这使得抗议的声音变得更加尖锐了。当新加坡政府最终指定他人完成行刑时，辛赫表示，就因为澳大利亚媒体的负面报道，导致他错失了470新元的行刑费。[23]与此相反，新加坡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将其描绘成一个尽忠职守的公务员，只是被狡猾的记者蒙骗而说了不该说的话。

尽管新加坡当局希望外界多宣传他们在犯罪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但当有人指出他们在实施死刑时不甚公平时，他们就没那么高兴了。一名英国记者亚伦·沙德瑞克（Alan Shadrake）就因为写了一本表达上述观点的书而锒铛入狱。他因为两起特殊的案件而对这一话题产生了兴趣。一个是涉及毒品走私的阮祥云事件，另一个则是关于一个名叫迈克尔·麦克雷（Michael McCrea）的英国商人。麦克雷谋杀了他的女友和司机（他的一个密友），将他们的尸体丢在一辆银色的大宇汽车内，将车停放进豪杰大厦七楼的停车场，随即逃离了新加坡。他成功地促使澳大利亚政府拒绝将其引渡回新加坡，因为一旦他回去必然会面临被处决的威胁（他后来在澳大利亚被裁定为过失杀人罪，被判处24年监禁）。[24]出于对新加坡死刑全新的兴趣，沙德瑞克一路调查直到找到辛赫。他们一拍即合，他回忆说：“我们两个很投脾气。我过去常跟他聊起曼联，他也很喜欢。”[25]

沙德瑞克从辛赫那里套取了大量劲爆又血腥的细节，随后写成了著作《刽子手往事》（Once a Jolly Hangman），并在其中列出一些令人震惊的指控。他认为，相较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新加坡有意在年轻人和穷人当中偏重使用死刑。[26]尽管新加坡不介意外界视自己在犯罪问题上过于强硬，但他们绝不允许别人指控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不公平。在书籍出版后，不顾英国高级专员公署（British High Commission）的反对，沙德瑞克在新加坡出席了新书的发布会。当天的活动大约有150人出席，这名76岁的老人在工作结束后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6点30分，他被警察叫醒，被押送到牢房接受审问。最终他获判入狱六周，支付了巨额罚款。[27]

除了鞭刑和绞刑，真正让新加坡在国际上声名大噪的，是国家对口香糖的禁止。1983年，外交和文化部部长丹那巴南（S.Dhanabalan）首次提出这一问题。口香糖广告因此被叫停，学校的小卖部不允许再出售口香糖。紧接着（1990年代初）新加坡发生了一连串故意破坏行为，比如在捷运列车门上的传感器上粘上口香糖，导致地铁运行故障等，这一问题变得尖锐起来。据报道称，单是建屋发展局每年就要花费15万新元清理被咀嚼过的口香糖。1992年，《进出口（口香糖）（修订）法案》通过，禁止国内进口、制造和销售任何口香糖。近年来，由于同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这条法律已经相对放宽，允许尼古丁口香糖等治疗型产品上市销售。[28]尽管新加坡为全球化商业做出了让步，但口香糖的问题已然成为新加坡的一个象征，代表了它要建立一个接近无犯罪国家的决心，而这也正是它吸引跨国公司和外籍劳工很重要的一点。“如果你不咀嚼就不能思考，”李光耀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次采访时说，“那你试试嚼香蕉吧。”[29]

[1] James Manning，“The Time Out City Life Index 2018，” Time Out，30 January 2018，https：//www.timeout.com/london/citylifeindex

[2] ang moh是闽南语，意思是“白人”。嘉泽林在故事中明确说自己想找一个体毛不太多，不是红脸也不长猪鼻子的洋人。——作者注

[3] Longkang是马来语，意思是沟渠、下水和垃圾场。Ah Beng是指粗野的新加坡男人，beng也就是“明”，出自闽南语，经常出现在中国男性的名字里。与阿明对应的女性称呼是阿莲（Ah Liens）或者阿花（Ah Huays）。——作者注

[4] 这不是一个地名，是英国中部伯明翰市的一个足球俱乐部的名字。——译者注

[5] 以上全都是新加坡式的英语。——译者注

[6] Cheryl Lu-Lien Tan，Sarong Party Girls，New York：HarperCollins，2016.

[7] “真是丢人！”——作者注

[8] Joy Fang，“Dissecting the Sarong Party Girl，” Today Online，15 August 2016，http：//www.todayonline.com/lifestyle/dissecting-sarong-party-girl

[9] 《Singlish新加坡方言秘籍》（A guide to Singlish emojis）里有一句我最喜欢的当地短语，“来，我为你鼓掌”（Come I clap for you），这是一种讽刺性的说法，对方原本会期待你给出更积极的回应。

[10] 《傲慢与偏见》的主人公。——译者注

[11] S. Rajaratnam，“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Releas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22 July 1984，http：//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data/pdfdoc/SR19840722s.pdf

[12] 尼克·李森是一个驻守在新加坡的英国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交易员，由于一系列欺诈性的投机交易，致使巴林银行倒闭（英国最古老的商业银行）。

[13] 这些告示上最常列出的是一种叫“侵夺隐私”（outrage of modesty）的违法行为，这是性骚扰的一种古老说法。这一罪名可以涵盖从严重到怪异的一系列犯罪，包括一名针灸师亲吻并轻咬一名受害者的脚趾。

[14] Uptin Saiidi，“Singapore’s crime rate is so low that many shops don’t even lock up，” CNBC，16 January 2018，https：//www.cnbc.com/2018/01/16/singapores-crime-rate-is-so-low-that-many-shops-dont-even-lock-up.html

[15] Susan Sim，Making Singapore Safe：Thirty Years of the N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Council，Singapore：N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Council，2011，http：//www.ncpc.org.sg/images/media/FinalSoftCopy_NoBleeding.pdf

[16] “Guilty As Charged：Adrian Lim and his 2 ‘holy’ wives kidnapped，tortured and killed 2 children，” The Straits Times，15 May 2016，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courts-crime/guilty-as-charged-adrian-lim-and-his-2-holy-wives-kidnapped-tortured-and

[17] Sim，Making Singapore Safe，2011，pp. 16，18.

[18] SARS指代了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于2002年和2003年暴发，病原体来自生活在中国南部洞穴中的蝙蝠，在37个国家致近800人死亡。

[19] The Government’s “Feedback Unit” cited the changes as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public opinion shaping policy，in Chapter 5 （called “Party On！”） of a 2005 report called “Shaping our home：turning ideas into reality.”

[20] “Teen-Ager Caned in Singapore Tells of the Blood and the Scars，” New York Times，27 June 1994，http：//www.nytimes.com/1994/06/27/us/teen-ager-caned-in-singapore-tells-of-the-blood-and-the-scars.html

[21] “‘I am now sending you to a better place than this，’” Asian Pacific Post，20 September 2005，http：//www.asianpacificpost.com/article/2104-i-am-now-sending-you-better-place.html

[22] Calvin Yang，“Guilty As Charged：Dance hostess Mimi Wong murdered her Japanese lover’s wife，” The Straits Times，14 May 2016，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courts-crime/guilty-as-charged-dance-hostess-mimi-wong-murdered-her-japanese-lovers-wife

[23] Connie Levett and Steve Butcher，“Hangman ignites outrage，” The Age，30 November 2005，http：//www.theage.com.au/news/national/hangman-ignites-outrage/2005/11/29/1133026468284.html

[24] “Guilty As Charged：Michael McCrea killed a woman and a man he called his brother，” The Straits Times，16 May 2016，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courts-crime/guilty-as-charged-michael-mccrea-killed-a-woman-and-a-man-he-called-his

[25] Patrick Barkham，“Jailed in Singapore for writing a book they didn’t like，” The Guardian，27 July 2011，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jul/27/jail-singapore

[26] Alan Shadrake，Once A Jolly Hangman：Singapore Justice In the Dock，Singapore：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2010.

[27] Justin McCurry，“Alan Shadrake faces Singapore jail term for criticising use of death penalty，” The Guardian，7 November 2010，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0/nov/07/alan-shadrake-singapore-death-penalty

[28] “Chewing gum is banned，” History SG，2 January 1992，http：//eresources.nlb.gov.sg/history/events/57a854df-8684-456b-893a-a303e0041891

[29] Peter Day，“Singapore’s elder statesman，” BBC News，5 July 2000，http：//news.bbc.co.uk/2/hi/programmes/from_our_own_correspondent/820234.stm

21 滨海湾：Instagram上的城市

新加坡河流到加文纳桥（Cavenagh Bridge）的时候，已经懒得再装作自己是一条河了。从这里再往前，它就好像一个45岁爱吃土耳其肉夹馍（donner kebabs）、无事一身轻的大汉，流进一个海湾，那里的新加坡经常出现在Instgram（照片墙）上。

我继续向前走，胃里塞满了不怎么好消化的巨无霸和清凉爽口的可口可乐，我猜我那双快散架的脚肯定不乐意我去鱼尾狮（Merlion）那里绕一圈儿，那可是新加坡的象征。[1]我转身经过浮尔顿酒店（Fullerton Hotel）壮丽的门廊，漫步至新加坡河的北岸。一尊莱佛士的雕像就矗立在我左边十几米的地方，他就是在这里意外开创了一段历史，但我的双脚已经没办法让我四处闲逛了。

在我的左手边，是政府大厦大草场（Padang sports field）。两个世纪以来，新加坡的体育精英们在这里发球、射门、得分。旁边有一个不起眼的纪念碑，纪念印度国民军（Indian National Army）的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暗示了战时的复杂情况。[2]我右手边则是滨海公园通道（Esplanade Drive），密密麻麻都是嘟着嘴自拍的人，一边搔首弄姿一边拍照，拍完后再调整姿势继续拍。这表明一件事，我们到滨海湾金沙酒店（Marina Bay Sands）了。

莱佛士酒店（Raffles Hotel）你可以靠边儿站了，滨海湾金沙酒店才是现在新加坡最热门的新酒店。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在里面住过，但它已然成为21世纪新加坡的标志性象征。它看上去像一个拨开的香蕉，被托举在200米高的3座塔楼顶端。上面的无边泳池——天知道掉进去过多少部苹果手机——是专为社交媒体而建的。在这个泳池里的主要活动，就是一手举起一部手机，然后对着它微笑。整整有500个起重机控制着1000吨水（特别是在有风的日子里），防止它整体崩塌，破坏了Instagram上的画面。尽管从技术上来讲，把泳池分割成几个小块会更合理，但为了保持无边泳池的完整性，建筑师莫瑟·萨夫迪（Moshe Safdie）不得不开发出一种复杂的伸缩接缝来防止漏水。滨海湾金沙酒店于2010年开业，在未来的十年内有望将游客收入翻三番。酒店的总体造价高达80亿新元。其中70%的收入来自赌场，而酒店里的套房会免费提供给豪赌的输家和赢家。酒店里一共有50名管家，为2500间客房中的高级住客提供服务。酒店的大厅像一个巨大的洞穴，走进去仿佛走进一座狭长的塔庙内部。这里的剧院共有4000个座位。16000件装有电脑芯片的工作制服在自动衣架和传送带上嗡嗡作响，每当9000名员工中的一个登录系统，属于他的那套制服就会神奇地出现在面前的窗口里。厨房每天要烹饪1吨大米，用5吨面粉烘焙面包。每天还有1000条浴巾供泳池边的客人使用。

没错，我也在这栋建筑前拍了一张大汗淋漓的自拍照传到了推特（twitter）上。我是为了抨击，并不是因为骄傲。

考虑到新加坡对博彩业的严厉规定，滨海湾金沙酒店和圣淘沙（Sentosa）赌场的巨额收入不禁让人大开眼界。事实上，早在英国殖民时期，赌博就是岛上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莱佛士和威廉·法夸尔早期的矛盾就源于此，因为莱佛士不同意法夸尔利用“不正当收入”为公共工程提供资金。1823年，更笃信清教的莱佛士开始查封赌博行为，并声称“凡是用金钱或货物下注的人，屁股上都要受80下棍打，且下注的金钱和财产统统由政府没收”。尽管政府发布了棍打屁股的警告，但赌博毫无消停的意思，仅1827年就带来71283叻币的收入。直到1829年，海峡殖民地宣布一切赌博均为非法行为。[3]

然而该禁令并没有考虑到岛上快速增长的华人人口的需求。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赌上性命才逃离了苦难生活，来到欧亚大陆这个尖尖小角上寻求一个全新的开始，他们从本性上对这种能一下子就改变生活的游戏上瘾，而不考虑它可能带来的负面结果。

新加坡华人移民最常玩的一种游戏叫十二支（Chap Ji Kee），闽南话里是“十二张牌”的意思。玩法是把一张牌从一个袋子里抽出来，放进一个盒子里。玩家对六张红色的牌（将、仕、相、伡、、炮）和六张黑色的牌（帅、士、象、车、马、包）分别下注。揭开牌面后，押中的人可以赢得十倍于赌注的资本——从数学角度来讲庄家毫无疑问胜算最大。在政府看来，这种玩法和华人地下私会党以及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密切相关，于是进行了系统的压制。

然而十二支的利润太高了，让人无法割舍，于是便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为了避免聚众引来怀疑，赌资是挨家挨户收的。赌资的收缴者们则发明出一套相当高明的加密系统和会计方法。可以对临时需要现金流的人扩大信贷额度。抽牌的结果会张贴出来，以方便人们看到后迅速散去，这样一来组织者也有机会篡改结果，让抽中的牌面恰巧是下注最少的那张牌。随着赌局越来越转移到地下，其组织方式也越来越复杂，出现了不同层次的赌资收缴者、发起者和次级发起者。唐人街因此被人称作缴间前（Kiau keng cheng）（闽南语里是“赌场前面”的意思），或者Po tsz chheung kai（粤语是指“赌场街”）。

最底层的穷人也会玩十二支，他们用10分钱下注，如果不识字，组织者还可以把牌面换成简单的数字来代替。但这一恶习还是在中产阶级女性当中最流行。一名娘惹（nonya，女士、大婶）因为赌博欠了5万新元的债款，不得不典当掉自己的珠宝（自己只能戴假货）。在1909年的一次突击检查中，警方在坦克路（Tank Road）的一座房子里抓捕了11名娘惹。执法官建议她们的丈夫把她们丢监狱里关上两个星期，而不是交罚款了事。

十二支在日本占领期间受到官方鼓励，并在战后的岁月里欣欣向荣。最大的组织有两个：一个是老张（Lau Tiun），总部设在中峇鲁（Tiong Bahru）和实龙岗路上段（Upper Serangoon Road）；另一个是上海大同（Shanghai Tai Tong）。后者的头目于1948年被捕并被驱逐出境后，另外两个帮派迅速占领了他们的领地，并接手他们的赌博生意。截至1970年代，老张、少波（Sio Poh）和大波（Tua Poh）合起来的年收入高达1亿新元。1973年《新国家》（New Nation）的一项调查表明，95%的玩家明知赌局有诈但照玩不误。女性则继续通过错综复杂的收缴者网络，进行小到不起眼的押注。而赌资的收缴者们也是当地的鱼贩子或者市场的摊贩。

十二支后来以“家庭主妇的鸦片”（The housewives’ opium）一名迅速蔓延，而且它与黑社会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新加坡官方开始对赌博采取严厉的措施。十二支的整个生态系统对人民行动党要建立的社会和国家构成了致命的威胁。1960年代到1970年代间，打击非法赌博的网络逐渐被收紧，为了疏解由此带来的赌博压力，新加坡博彩公司（Singapore Pools）作为一家国有的博彩企业于1968年成立。新加坡政府忙于用坚定的有形之手指导社会的重建，它在处理赌博问题上的方式让人们看到政府的技术官僚主义和家长式的作风。[4]新加坡的赌博风气仍然很重，平均每年每个成人要在赌桌上输掉600美元，这一数据远远高出大多数国家。[5]

与此同时，同样是这个技术官僚主义和家长式的政府，开始将博彩业置于发展政策的中心地位，建造了滨海湾金沙和圣淘沙的大型赌场。“我不喜欢赌场，但世界改变了，”李光耀在2007年接受《国际先驱论坛报》的采访时说，“如果我们没有像拉斯维加斯那样的综合度假胜地……我们就输了。所以，我们也搞吧，并且尽量让它们安全运营，不受黑社会控制，没有卖淫或者洗钱的勾当。”[6]由于遵循这种头脑清醒的实用主义方针，新加坡的赌场受到严格控制，并获利颇丰。新加坡公民也可以参与其中：尽管不像外国人，当地人入场需要支付每天100新元（或者一年2000新元）的入场费。人民行动党先是以创造现代国家的名义铲除了十二支，随后以国家经济发展的名义宣布改弦更张，打造了擎天香蕉式的滨海湾金沙酒店，旨在让新加坡成为一个目的地而不是中转站，同时从利润丰厚的东亚博彩市场上分得一杯羹。

整个滨海湾的建筑群就是为了将新加坡打造成一个目的地。这里有滨海湾金沙的艺术科学博物馆（ArtScience Museum），其外形像一个机器人半开的手掌；还有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Esplanade concert halls），它的外形像一对双榴莲。当我徒步走过滨海湾浮动舞台（the Float）——一个在离岸几米处浮动、面积10000平方米的舞台——的时候，正在呈现各种形态的幼稚白色充气装置（以及一只抹香鲸）满眼都是忸怩作态的眼神和微笑。滨海湾浮动舞台不只是为了展现装置艺术和让人自拍，还有一个更严肃的目的：新加坡正在积极研究一切浮动的建筑结构，包括太阳能发电厂、运输燃料容器，甚至是居民住宅，意图解决国内土地稀缺的问题。

我从浮动舞台对面看台的夹缝中穿过去，来到淡马锡大道（Temasek Avenue），并穿过一个长途汽车停车场。登上几段混凝土台阶后，我来到本杰明·希尔斯立交桥（Benjamin Sheares Flyover）的边缘，穿梭的车辆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开始感到一阵晕眩。从这里看视野非常壮观。我的左手边是加冷（Kallang），至今仍以新加坡的红灯区闻名。加冷河曾经被叫作死鸡河（Sei Kai Hor），因为里面经常浮满了农场动物的尸体。滨海湾东花园（Gardens By The Bay East）就在我正前方一水之隔的地方，而真正漂亮的滨海湾花园（Gardens By The Bay）的主体部分主要在我的右手边。为了克服恐高带来的晕眩感，我只能紧紧地盯着我自己的鞋，并且一节一节地数台阶——但我如果瞥一眼前方，就能看到花穹（Flower Dome），以及雨雾森林（Cloud Forest Dome）里的室内瀑布。那里有种着多种植物且结构奇特的擎天树丛（Supertree Grove），蜻蜓湖（Dragonfly Lake）还有我儿子钟爱的水上乐园，他经常于周日的早上在喷射的水柱间兴奋地跳来跳去。这里是新加坡最热门的目的地，但我却只想离开，继续前进，从立交桥的另一端下到安全的地面。一旦我的双脚落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即将走上徒步旅行的最后一段路程，前方就是绿树成荫的东海岸公园（East Coast Park）。我可以在那里喝两口水，稍稍透口气，把脚拔出来看看为什么袜子里好像兜满了水。

[1] 鱼尾狮是一个半狮半美人鱼的生物。有人很喜欢它，但我很讨厌。尽管它象征了狮城的起源，但这个生物似乎更能凸显这个地方人造合成的本质，而不会让人联想到这里引人入胜的遗产。不可避免的，鱼尾狮被设想成当地旅游局的标志。——作者注

[2] 详见第11章。

[3] Janice Loo，“Desperate housewives：the lure of chap ji kee，” The Straits Times，29 November 2015，https：//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desperate-housewives-and-the-lure-of-chap-ji-kee

[4] 当局并不总是能拿捏到正确的平衡。全国预防嗜赌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n Problem Gambling）曾在2014年足球世界杯之前刊登了一幅广告招贴画。一个男孩坐在足球上，一脸担忧地告诉朋友，他希望德国队能赢，因为“爸爸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押在上面了”。但与广告的初衷事与愿违，德国队那一年节节胜利，并拿下了总冠军。国家要是想举一个鲁莽赌博的安全例子，应该让那个爸爸把钱押在英格兰队上。

[5] “The world’s biggest gamblers，” The Economist，9 February 2017，https：//www.economist.com/blogs/graphicdetail/2017/02/daily-chart-4

[6] “Excerpt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Lee Kuan Yew，” New York Times，29 August 2007，http：//www.nytimes.com/2007/08/29/world/asia/29iht-lee-excerpts.html

22 东海岸公园：欢乐世界

在台阶脚下，我尽可能拖延着不去检查我脚部的情况。我喝了点水，目光扫视着树丛和灌木丛，想找一个能方便一下的地方。我检查了一下手中的地图，让纸上的涂鸦和现实世界做一个比较。我用拇指揉揉大小腿上酸痛的肌肉，然后松开了鞋带。

考虑到我的袜子出门时还是白色的，此时已经浸成了鲜红色，这可不是个好兆头。我把一只脚的袜子剥到脚踝，一片血淋淋的皮肤从里面滑出来，一直从我的脚踝掉到鞋底的地方。上面有血，还有一些其他不知道是什么的潮湿又黏稠的分泌物。我把那片掉下来的肉推回原位，试图把所有黏稠的东西粘回去。然后我穿上袜子，再用我神经能够承受的力度把鞋带系好，然后开始查看另一只脚。另一只脚的情况也一模一样，于是我又做了相同的处理。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还有15公里的路要走完，而我不光脚又肿又疼，肌肉也开始抽筋。我本以为抵达东海岸公园（East Coast Park）可以实现望梅止渴的效果：这是最后一个海峡了，沿岸分布着绿油油的绿地以及新加坡最精致的休闲娱乐空间。我要顺着右手边沿着海岸向前走，几百艘各式各样的船只停泊在离岸不远的地方，而在我的前面，A380和747在樟宜机场起起落落，我每走一步都离那里更近了。然而现在，我脚下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剧痛，每一条弯路都是一段不必要的附加痛苦。我这一次徒步之旅也许比不上阿普斯利·彻里一加勒德（Apsley Cherry-Garrard）的《世界上最糟糕的旅行》（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但也差不多了，也就是少了冻疮、企鹅蛋和寒冷带来的持续的死亡威胁。

起初我一步一晃的路程走得还算顺利。被树木和植被包裹的感觉确实如我所料，让我身心放松，除了东海岸公园大道（East Coast Parkway，ECP）上传来的雷鸣般的交通噪声。就在东海岸公园大道的另一边，有一排高层海景高档公寓：棕榈花园（The Palms）、听涛阁（The Waterside）、麦雅滨海楼（The Seafront on Meyer）、夏威夷大厦（Hawaii Tower）、卡莎美福特公寓（Casa Meyfort）和君豪公寓（The Sovereign）。附近开始出现骑自行车、滑旱冰和慢跑的人。我知道在一两公里内就有含糖饮料可以补充能量了，到时甚至可以买到一些扑热息痛（Paracetamol）。

我又踏上了围海造田的土地。现在那片有着悦耳名字的公寓大楼所在之处曾经是古老的海岸线。远处那些盖满了平房的街道——马盖特路、拉姆斯盖特路和伯恩茅斯路——在殖民地时代能享受得到徐徐海风。围海造田后，新海岸线的诞生缓解了土地压力，于是为公寓、ECP和东海岸公园的大长草坪留出了足够的土地。

这是人民行动党计划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旦新加坡经济好转，娱乐生活必将紧随其后。在不远的过去，有世界城（Great World City）这样的大型综合娱乐场所，它是人们忙碌了一天后休闲放松的好去处。而更远些，则有妓女、鸦片、琴酒，或者其他的组合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如今，这些全部被公园、游乐园以及——最重要的——圣淘沙，取代了。

如果说新加坡植物园（Botanic Gardens）是新加坡绿化的典范，中央森林和水库（central forests and reservoirs）就是它的绿色心脏；各种各样的公园是它的市政设施的话，圣淘沙则是国家专项批准和特别建造的主题公园。这座岛屿位于新加坡的南端，就像新加坡悬挂在马来半岛的远端一样。你只要跳上一台拥挤的单轨列车或者乘坐出租车穿过堤道，就来到了被官方指定为“欢乐世界”的圣淘沙。不过里面架设的成排闭路电视用来监控一切不快乐的人。

圣淘沙名胜世界（Resorts World Sentosa）可以为游客提供多种多样的活动选择，从环球影城到高风险的赌局应有尽有。这里有西乐索海滩（Siloso Beach）、巴拉湾海滩（Palawan Beach）和丹戎海滩（Tanjong Beach），每一片海滩上都有一系列供人休闲的场所，进口的沙子，游客通过摇摇晃晃的小桥和飞狐索道就能抵达近海的迷人岛屿。你可以乘坐缆车，学习跳伞或者冲浪，参观杜莎夫人蜡像馆，或者带着孩子去趣志家（KidZania）疯玩儿。这里当然也有一个鱼尾狮，如果你需要拍照留念的话又多了一次机会。这里还有两个高尔夫球场可供选择，此外更有游艇俱乐部和一系列新加坡最高档的房地产。我在浏览房地产交易网站的时候，发现一栋坐落在滨海大道上的豪宅，玻璃墙面，棱角分明，但最终会被人遗忘的样子，售价8760万新元（在我写下本章的时候，售价也跌至4800万新元）。虽然购买后也只是享有99年的租赁权，但这座房子视野极好，可以一览海面上五颜六色的钢铁集装箱，以及通往塞林加岛（Seringat Island）的航线风景。谢天谢地，广告上说房屋价格可以协商。[1]

圣淘沙不是一直都这么有趣的。沿着岛上小丘修建的两条道路就展示了这里完全不同的传统：炮兵大道（Artillery Avenue）和艾伦·布鲁克路（Allanbrooke Road）［我猜这条路的名字大概来自二战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Alan［sic］Brooke）元帅］。尽管圣淘沙如今是现代新加坡致力于社会和谐和娱乐生活的战略组成部分，但在英属殖民地时期，新加坡实际上是海上繁荣的战略组成部分之一。你从那套价值8760万新元的房子里看到的集装箱，就是吉宝港的一部分，而人们很早以前就认为这座小岛可以为整个港口地区提供强有力的保护。

这座岛屿当时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点，就是气候条件特别差，是英国进行疟疾研究的中心。这座岛屿后来变成一座堡垒，而岛屿的西端有一个很不错但没什么游客的博物馆，就在西乐索炮台（Fort Siloso）附近。这个炮台要为后来日军进攻下新加坡的沦陷负有部分责任，因为日军是从北部入侵的，这里的炮口“指错了方向”。

这座岛最初的名字很难被准确地追溯到。在英属新加坡的早期，它被叫作Pulau Panjang，意思是长岛。然后又被叫作Pulau Blakang Mati，意思是绝后岛。尽管这个名字也许非常适合装点这个“亚洲最受欢迎的游乐园”，但在1972年由新加坡旅游促进局（Singapore Tourist Promotion Board）组织的征集竞赛中，小岛被确定命名为“圣淘沙”，马来语中有“和平与安宁”的意思。

这个新名字为该岛的新角色点燃了希望之火。即使它如今已转变为欢乐世界，但它也有不那么美好的一面。一名叫谢太宝（Chia Thye Poh）的政治犯曾是该岛唯一的常住居民，且被实施软禁。他在1960年代曾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是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sialis）在裕廊选区的代表，而社会主义阵线是从人民行动党里分裂出来的左翼政党。他还是一名激进主义分子，组织参与了罢工和街头示威。他于1966年被捕后，拒绝签署放弃暴力并与马来亚共产党断绝联系的承诺（他认为签署这一承诺，就表明自己之前鼓吹过暴力，或曾是一名共产党党员）。尽管他既没有被指控，也没有被审判，但根据《内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谢太宝被监禁了23年。他出狱后被软禁在西乐索炮台警卫室里一间小而整洁的房间里。他被迫每天在欢乐世界从晚上9点一直待到早上6点，而他白天的行动将受到进一步的限制。1998年，所有限制终于被撤销，他才得以离开这个欢乐世界。

* * *

对于那些认为圣淘沙的娱乐项目有些另类的人来说，还有其他更真实的方式来了解新加坡人究竟是如何享受生活的。比如说，他们可以去钓虾。我曾和妻子、儿子一起去过海滨钓虾场（Hai Bin prawning pool），这个地方藏在一座轻轨站和花园中心的后面，旁边是灯火通明的高尔夫练球场。这里的房顶是金属的，下雨时会发出巨大的响声，穿过一条水道，前面便是混乱的丛林。建国一代对这种消遣的方式一定会很认同。

我用一小时去捉虾的快乐时光在我儿子看来不过是更坚定了他的观点，那就是我在使用鱼竿和鱼线捕捉生物方面简直一无是处。我花了18新元，得到一根细长弯曲的鱼竿，一张用来挂在池边的网，一小碟装有鸡心碎片的塑料盘子。“第一次来啊？”一个人接过我的钱后，脸上露出混杂了吊唁和希望的微笑。

我在鱼钩上串了点儿鸡心，然后向卢卡展示如何把渔线浸入可乐色的水里面。我们身后坐着一整个大家族，他们今天一起露营，母亲和祖母正在盯着自己的平板电脑，而一个小女孩儿正在用计算器完成数学作业。在一阵令人兴奋的汩汩声中，我们身旁的一个女人从水里拎出一只装甲怪物一样的东西，那东西多节的蓝色爪子无力地挣扎着。“安娣（Auntie），这东西我们怎么处理呀？”她的一个朋友问道，并准备好一对钳子准备把它从鱼钩上扭下来。大获全胜的垂钓者发现了我儿子，并且坚持要让他跟这个怪物合照。我儿子照做了，但理所当然地向我投来恐惧的目光。

而在我们对面，三个面露沮丧的男人任鱼竿无用地垂在水面上，否认现实一样地看向别处。又有一个男人来到我们的水池边，定睛凝视着浑浊的池水，仿佛拥有一种能感知到虾群的第六感。他掏出一根令人印象深刻的专业可伸缩鱼竿，那个装鱼竿的袋子里还装有衬垫。拿走我18新元的男人又出现了，看到我一无所获后无语地摇摇头，然后把一桶蠕动着闪闪发光的大虾倒在我的鱼竿旁边。他又帮我们做了一个鱼饵放下去，很快就感觉有东西上钩了，然后他把鱼竿交给我。我试图模仿在其他钓虾者身上见过的精致和海明威式的力量，但突然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不对劲，提上来的鱼钩是空的。看来这一个小时我是钓不到虾了。

也许还是因为我的手法太业余了。我读过一篇报道，一个44岁的商业顾问第一次钓虾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项娱乐活动。之后他变得相当痴迷，开始购买活虾，在家研究它们的进食习惯。他还前往中国台湾向一名钓虾大师学习技巧，那场面大概会让人想起卢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和尤达（Yoda）的会面。如今这个男人自己已经是个大师了，他在海滨钓虾场（这里显然是他第三喜欢的钓虾场所）每个月要花费800新元。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被阿谀的粉丝们包围。他抓到的虾太多了，多到不得不把多余的分给当地的退休人员。他在钓虾界就像赌界被从蒙特卡洛一直到大西洋城的赌场下逐客令的数牌客（card-counter）。

海滨钓虾场的其他人也都抱着差不多的目的。我妻子指指我们身边颇有收获的安娣，她正在鱼钩周围布置一团红色的浆状物。收银台旁边有一个橱柜摆满了令虾着迷的杀手诱饵及混合物。一名钓虾大师正将已经卷成规则小球的诱饵固定在鱼钩的末端，娴熟得好像在使筷子。另一对夫妇拿出一个特制的塑料盒，里面被隔成好多个小格，每个小格里都装有一种特殊的诱饵或制剂，能确保虾一个接一个的上钩。三个沮丧男中的一个从他的钓具上卸下一个张扬舞爪的生物，但三个人都装作不动声色。全场除了我们一家，其他人都是华人。

我们那天确实抓到了一只虾，尽管算是二手的。一个微笑的绅士带着一丝怜悯和好奇，把一只疯狂挣扎的大虾从水里拽出来的时候招呼我们过去。他把虾的爪子卸掉后，给我儿子看鱼钩钩住的位置，就在大虾吐泡泡的嘴巴那里，然后就将这只虾送给了我们。

这样的新加坡与乌节路华丽的精品店和被国家批准建造的圣淘沙乐园相差十万八千里。在这里，燃烧木炭的香气伴着罗比·威廉姆斯（Robbie Williams）的“天使”，从烤肉坑里冉冉升起。天花板上挂着鸟笼，里面是会唱歌的鸟儿和虎皮鹦鹉，鸟笼中间还间或悬挂着嘉士柏的旧广告。在海滨钓虾可以持续一天一夜，甚至更长的72小时。来这里的人有些是夫妻，有些是钓虾大师，有些只是为了和别的安娣一起共度一段时光。有些人在夜店玩乐后和朋友一起来这里抽个烟，也有人从HDB组屋逃来这里，以避开写数学作业的孩子和看肥皂剧的老婆。一个意大利人和英国人结合的家庭有可能会逛到这里，然后得到人们礼貌、体贴又怜悯的接待。它就在那里，全天开放，因为这就是新加坡人想要花时间去做的事，尽管这不是政府规划他们去做的。

我正准备收起我那个显然一无所获的鱼竿时，我旁边的安娣又钓到一个庞然大物。她一会儿就能在烧烤区大快朵颐了，尽管她抓到的那个东西有60%都是虾的钳子。在她对面，那三个过分严肃又运气不佳的男人看到她的战利品后，又看回自己那个附在可乐色水面上的浮标。

* * *

我就着富含糖分的运动饮料吞下几颗扑热息痛，继续沿着东海岸公园艰难地前行。绿色的植被在新加坡长10公里的东南海岸延伸，一边是车水马龙的东海岸公园大道，一边是开阔的大海。无数码头和石头防御工事架起闪闪发光的人造海滩。海面上停泊着抛锚的船队：货船、游轮、集装箱和汽车运输船。所有的船只都在烈日下安静地面对着海上的洋流。

与精心管理的圣淘沙相比，东海岸公园大道更能代表新加坡真实的面貌。在这一小片土地上，一切都按规划进行。救命的运动饮料摊位平均地分布在路边，中间挤着各式海鲜餐厅和快餐店。偶尔会有混凝土的平房出现在路边，露营区到处扎着30新元的劣质帐篷，据说许多新加坡人第一次和异性进行不遮拦的切磋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我开始绕着一个用于滑水的环礁湖的沿海边缘前进，结果被工程建筑搞糊涂了。我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沿着原路返回，走上顺时针的方向。每一点多余的步数都给我带来双倍的疼痛。

这条步道与一条熙熙攘攘的自行车道并行向前。穿着全副莱卡赛车装备的男人们骑着碳纤维的自行车，但也不知是没办法还是不愿意，他们的车速还不及一只患哮喘的拉布拉多。成双成对的年轻女性，手拉着手，摇摇晃晃地踩在旱冰鞋上想要保持平衡。一群群小学生像小绵羊一样走在自行车道上，焦急地寻找老师的指示，怎么走才算安全。每一个水泥长凳都被正在休息的南亚劳工占据了，这些人或者是趁午休时间小憩一下，或者是在快速地翻阅手机。其他人则成群结队地坐在敞开的混凝土地板上，从硬纸包装里舀着咖喱一边吃一边偶尔相互攀谈一下。

我以为自己会喜欢整个徒步当中这段绿树成荫、微风习习的路程。我可以停下来品味一下空气中的咸味，赤脚走过沙滩、让海浪拍打我的双脚，眺望离岸的钢铁巨轮，并让目光顺着铝制的庞然大物缓缓降落在不远处的樟宜机场。那种在一天之内横穿全国的满足感即将充溢我的胸膛，每一步都将活力四射。

但每一步都举步维艰。我清楚地看到一架虎航（Tiger Air）A320的机尾正在做落地前的最后一次高度下降，它的机尾翘了一下，便继续前进了。

[1] 然而一套小湾轩（The Berth By The Cove）两层的顶层公寓套间在2018年初可以卖到325万新元的话，2011年则已经卖到564万新元。https：//www.propertyguru.com.sg/property-management-news/2018/3/169729/sentosa-cove-penthouse-sold-at-24-million-loss

23 樟宜机场：变动的地理

那架虎航的空客在继续下降，身影逐渐消失在东海岸公园的树丛后面。机上的乘客将不再看得到那几十艘抛锚的巨轮组成的壮观景象，以及在这之外的沙滩带以及东海岸公园大道、拉古娜国家高尔夫乡村俱乐部（Laguna National Country Club）和丹娜美拉乡村俱乐部（Tanah Merah Country Club）的淡滨尼（Tampines）高尔夫球道，然后随着飞机降落到樟宜机场的1号跑道。乘客们在飞机滑行到指定停机口的过程中，将能看到新加坡航空和阿联酋航空的A380这样的大型双层飞机，也能看到即将返航马尼拉的宿雾太平洋航空的A330型飞机，以及机场内到处进行着的施工项目。他们下飞机后，迎接他们的将是对抗当地气候的空调温度和争相前去办理入境手续的人流。等到公事公办似地接受过入境检查后，他们就可以前去提取自己的行李，而行李无一例外已经在等着他们了。整个过程非常顺畅，堪称现代旅行的奇迹。我有一次坐着印尼鹰航737从雅加达出发，在樟宜机场最偏远的一个角落下了飞机，25分钟后我就已经到家了，而我家离机场的直线距离足足有20公里。

如果说新加坡有什么地方能代表这50年的奇迹的话，那一定是樟宜机场了。它一直被评为世界上最好的机场，各大杂志一直在吹捧它的高效率和舒适性，以及专门为过境旅客设置的游泳池。新加坡有些出租车司机也许很糟糕（有一次我们深夜抵达樟宜机场，差点儿被一个司机害死），但你也可以使用优步（Uber）和Grab叫车，没有人会为了一两美元讹诈你。不用说，整座机场都是围海造陆建起来的。要促成这样的事情，背后必须有一个卓越、专注又坚定的政府。

而以樟宜机场为家的新加坡航空，也甚是为它增光添彩。新加坡航空简称SIA，一直名列世界最佳航空公司之一。它因其高品质的运输连接能力，特别是在连接欧洲和澳大利亚的“袋鼠航线”上的表现而享有盛名。由于新加坡没有国内市场的需求，它便充分利用波音747“巨型喷气式飞机”的飞行能力，成为连接世界其他地方的纽带。事实上，SIA就是新加坡的两翼战略：它利用地理和科技的优势，在价格和质量上都具有全球性的竞争力。甚至在1970年代末，我的祖母就乘坐过SIA的航班前往新西兰看望我们。

但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新加坡奇迹在改变小岛命运的时候，在头五十年发挥出的巨大能量不见得会在未来持续。就质量而言，SIA已经不再遥遥领先。它面临着来自海湾地区的竞争，比如卡塔尔航空就加入了竞争并且后来居上。而价格方面，SIA本来就不以廉价著称，但如今在新型飞机和低成本航空（low cost carriers，LCC）制定规则的局面下，价格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SIA的票价往往处在最贵的一档里，尽管新加坡人绝对的忠诚让他们可以享受到相对的优惠。如果说在较长的航线上，SIA需要面临来自阿联酋和中国航空公司的竞争，那低成本航空借由高效能的远程小型喷气式飞机，正在逐步侵占中长距离的航线。

最后要说的是，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对于SIA而言，也许不再像以前一样有利了。在过去使用波音747的年代里，东南亚是欧洲和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之间天然的停靠站。海湾地区由于地理优势的传承，窃取了这块馅饼上的一大块，取代新加坡成为欧洲和快速崛起的东亚之间的中转站。那里是卡塔尔（Qatar）、阿联酋（Emirates）和阿提哈德（Etihad）航空公司的大本营，其八小时的飞行范围可以覆盖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而四小时的飞行范围可以覆盖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1]而海湾地区也将自己标榜为耀眼的冬日度假胜地：即使新加坡拥有滨海湾金沙和莱佛士酒店，但面对Instagram上的王者迪拜仍望尘莫及。巨额资金被投入到海湾地区的航空产业，帮助其提升服务质量和市场营销、机场设施的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内地的航空公司也在提升品质，并降低价格，而且地理位置也便于它们加入袋鼠航线上的竞争。而这还是在超低成本航空诞生之前。[2]正如中国香港的国泰航空，如果想保持竞争力，SIA必须做好上述相关的一切应对措施。

地理变化带来的挑战也对新加坡的其他领域造成了影响。新加坡作为一个港口的核心主张，一直基于它的地理优势，因为它处在从东亚到印度、海湾地区和欧洲海上航线的关键位置上。1965年获得独立后，它先后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崛起中受益匪浅。特别是在集装箱运输普及后，国家在燃油精炼、燃料补给和港口基础设施上的投资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是这种地理红利还能继续吗？

很容易就可以判断是不能的。随着中国向价值链的上游转移，大力扩大内需，必然会导致经由新加坡的出口贸易减少。其他的一些发展趋势也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包括随着全球变暖，欧洲和亚洲之间可能会发展出一条无冰的北极路线，抑或在3D打印的推动下，当地供应链的持续完善。如果世界向后碳经济转变，新加坡的石化工业以及连接中东和东亚的纽带作用就会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另一个扭转地理优势的可能性则来自距离新加坡1000公里的马来半岛上，这种可能性是一两个世纪来很多梦想家梦寐以求的，但同时让新加坡当局时不时地直冒冷汗。这种可能性是一个简单的设想，即只需在马来半岛较窄的地方开通一条运河就可以完全绕过新加坡。这一设想至少可以追溯到1677年，由一名法国工程师提出。到了19世纪，英国人认为“克拉运河”（Kra Canal）对他们的利益造成了真正的潜在威胁。而这一观点在1857年印度兵变后得到修正，当时的人们认识到，如果有运河就能实现增援部队在印度和东亚之间的快速转移。

曾有探险队多次到克拉地峡（Kra Isthmus）进行考察，这个地方位于泰国和缅甸境内，是马来半岛上最狭窄的部分。然而多次考察后大多数人的结论是，运河的开通可行性不高：那里是丘陵地形，且下面的岩石是花岗岩。1863年一项英国的调查建议，在那里修建一条铁路而不是运河。1883年，阿尔弗雷德·J.洛夫图斯（Alfred J. Loftus）发表了一篇关于自己探险的记述。在这份记述中他发表了自己对很多问题的思考，包括晚餐如何炖猴子吃，如何就着白兰地和雪茄，以及水蛭带来的麻烦。他同时指出：“在我看来，要通过克拉地峡沟通两片海洋，无论是建造运河还是铁路，都是完全没用的。”[3]1897年，英国与暹罗（现在的泰国）签署了一份条约，规定在没有英国的同意下，只有暹罗人可以开凿这条不可能开通的运河。

然而这个想法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进入1970年代，该设想再度起死回生，尽管运河开通的计划仍然未能取得进展：泰国并没有相应的基础设施可以开动如此昂贵的工程，同时有人担心运河的开通将导致该国大部分地区与动荡的南部省份（穆斯林省份）形成事实上的分治。2017年，一个由泰国退伍将军组成的名为泰国运河与研究开发协会（Thai Canal Association for Study and Development）的组织对克拉运河的可行性再次进行研究。克拉运河工程可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挂钩，同时工程将耗资280亿美元。[4]

尽管事实上，与在地峡炖猴子吃的阿尔弗雷德·J.洛夫图斯相比，今天的人们并没有离克拉运河更近，但这并不能掩盖一些更广泛的问题。新加坡最初吸引莱佛士并让李光耀得以创造奇迹的地理条件，也许将不再对新加坡有利。因为地理环境不是静止不变的。

新加坡如今面临的挑战是，它的国土面积在地理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几乎没有可以回旋的余地。从印度的鸦片到中国的电子产品，从中东的石油到东南亚跨国公司安全的避风港，新加坡奇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地理位置。与新加坡相对应，历史上也有其他的经济体在地缘现实改变后被边缘化，比如热那亚就是在贸易从地中海和黑海转向大西洋后衰落的；还有像纽约州的布法罗（Buffalo），它本是连接纽约与伊利湖（Lake Erie）的纽带，如今也变得无足轻重。我们再次重申，新加坡承受不起骄傲自满带来的后果，无论樟宜机场有多棒，以及当地人对SIA有多忠诚。

* * *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也许为它的崛起提供了帮助，但同时也是其不安定感的来源。国土面积狭小本就带有风险，而它恰好位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好像胡桃夹子中间的坚果，这不禁增加了新加坡的脆弱感，而正是这种脆弱感推动了新加坡奇迹的实现。它也许已经极大地改善了和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新的安全问题已经出现。我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听到人们——不管是政府工作人员还是出租车安哥（uncle）——议论关于恐怖袭击的威胁。按照合理的预测，如果有任何此类事件发生，将极有可能是极端分子所为。除了境内马来社群中数量可观的穆斯林（以及很多从孟加拉国来的穆斯林移民工人），新加坡的两大邻国都是伊斯兰国家。

由于被如此庞大——但这里必须强调，庞大但友好——的穆斯林人口所包围，新加坡非常担心像叙利亚冲突那样的余波迟早会冲上自家的海岸。在ISIS（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的黑旗下战斗过的新加坡人，总数估计应当达到了两位数。[5]此外为数众多的激进印尼人和马来人也曾参与其中，而且其中相当多的人已经返回了东南亚。而他们回来的时候还带回了别的人，有情报来源担心，许多极端分子最终被“投放”到了马来西亚。

对于这些激进的极端分子而言，邻近的新加坡可能是一个诱人的目标。外交官比尔维尔·辛格（Bilveer Singh）认为，极端分子很可能将新加坡视为马来世界中的非法产物，被异教徒所占领，并在地区和国际上推行反穆斯林的政策（包括允许美国驻扎军事基地）。[6]新加坡所崇尚的物质主义和西方精神也自然是被抨击的对象。

除了伤亡人数，很容易设想任何一次成功的恐怖袭击所带来的影响和后果。2016年8月，6名恐怖嫌犯被捕，涉嫌密谋从峇淡岛发射火箭攻击新加坡的滨海湾。新加坡内政部于2017年发布《恐怖威胁评估报告》，将伊斯兰国列为该国最严重的危险。[7]作为一名前广播记者，我毫不怀疑，如果新加坡的滨海湾受到攻击，由于其强烈的标志性和对视觉造成的强烈冲击力，受攻击的画面将长期占据全球的滚动电视新闻。确实，在这样一个与世界保持密切联系的国际化岛屿上，任何恐怖袭击都会成为全球新闻的焦点，并伴随着大量由专业或业余拍摄者拍摄的视频片段。

任何类似事件对于新加坡而言都将是灾难性的。它将摧毁依赖于跨国公司的新加坡经济，摧毁它与地区和全世界的开放联系，以及对于游客和外籍人士而言绝对安全的环境。该国最近对外籍人士进行一定限制的举措，更加深了一种印象，即双方之间不过是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外籍人士不过是流动人口，可以转眼就和富有的新加坡人一起，乘坐第一班飞机飞往珀斯（Perth）、迪拜和伦敦，从此在这片土地上消失。而恐怖主义对于新加坡奇迹将构成致命的威胁，当局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

“新加坡将恐怖主义视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南洋理工大学海事安全项目的许瑞麟博士（Dr Collin Koh）说，“特别是‘伊斯兰国’的威胁正逐渐渗入东南亚。”我曾因马六甲海峡的海盗问题，打电话给许博士进行咨询，但我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向了恐怖主义。在他看来，新加坡周围拥挤的海上航线大大增加了其遭遇袭击的风险，攻击的目标也许就是我在南部群岛垂钓时看到的那些工业设施。“我们是一个重要的石化枢纽，”他指出，“而我们的许多设施都建在海滨，非常靠近那些繁忙的海上航道。”在如此拥挤又繁忙的环境下，将很难对攻击进行早期预警。曾有人在印度尼西亚的岛屿附近劫持了一艘渡轮，计划袭击港口或客运码头设施。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没完没了、难以想象且令人恐惧。

你只需走进某些捷运的车厢就能感受到官方对恐怖主义的担忧。车厢里除了针对登革热和将细菌到处传播的危险性进行了标准的警告之外，我乘坐过的一列捷运列车上还张贴了公共安全广告，旨在提高民众对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的警惕性。我严格遵守建议，下载了SGSecure的智能手机应用。它的功能中有一项是向当局发送任何包含可疑物品的照片。“警惕可疑或恶意行为的迹象”的字样之外，还附有图片，显示出哪些服饰和行为尤其值得警惕。

英国在福特汽车工厂宣布投降的纪念日如今被称为全面防卫日（Total Defence Day）。全国五大“全面防卫”体系的支柱包括军事、民事（包括家庭和朋友在内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社会和心理（“成为一个有韧性的人”）。[8]对于像新加坡这样表面上稳定、安全又有保障的地方而言，这些公共信息的设立就像一个警钟，提醒人们可能发生的最坏的结果。然而，这并不能涵盖所有对岛国经济和安全可能造成的威胁。

海盗也是一种威胁。对于东南亚的这个角落而言，海盗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这里无数的小岛和杂草丛生的小溪为海盗船提供了绝佳的掩护。在新加坡历史的早期，许多入侵者都来自棉兰老岛（Mindanao）和婆罗洲的海盗基地。当时日不落帝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一个叫詹姆斯·布鲁克（James Brooke）的英格兰人，他就是因降服海盗而闻名的。

布鲁克出生在印度，从英格兰的学校逃走后，加入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孟加拉军团。他于1825年严重受伤，当时他参与了第一次英缅战争的兰格普尔战役（Battle of Rungpore），并带领印度志愿军进行了两次冲锋。在第二次冲锋时，他被枪击中后从马上摔下来，被人留在战场上等死。当战斗结束后人们清理战场时发现他还有呼吸，于是他被送回英格兰，身体连同他逞强的个性都一起痊愈了。[9]

在继承了3万英镑的遗产后，布鲁克买了一艘名为“皇家号”（The Royalist）的双桅纵帆船向东南亚进发。1838年他抵达婆罗洲，在那里帮助镇压了反抗文莱苏丹的暴动。当地苏丹为了感谢布鲁克，赋予了他砂拉越的总督一职。布鲁克成功地镇压了以北婆罗洲海岸为据点的海盗集团，并在另一次反抗苏丹的暴动中，帮助苏丹复位，自此之后他便成了著名的“砂拉越白人拉惹”（White Rajah of Sarawak）。布鲁克曾一度与亨利·凯佩尔爵士（Sir Henry Keppel）在新加坡会师，然后直捣令人闻风丧胆的达雅克战斗快速帆船（Dyak war prahus）基地。[10]达雅克战斗快速帆船是一种巨型的河口船只，有多达200个划桨靠人力划动，而船顶上则搭载着手持剑和吹箭筒的战士们。

马六甲海峡的现代海盗行为则没有那么丰富多彩，但它却是一个持久的严重问题。21世纪初，海盗攻击事件激增，曾一度可以比肩非洲之角的海盗行为，成为下一个海盗猖獗之地。许多攻击都发生在拥挤的海峡内，位于三个沿岸国家直接管辖范围之外的水域。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片相对开阔的海域，它就位于新加坡西南边缘的莱佛士灯塔外，靠近印尼的数座岛屿和曲折的苏门答腊海岸线。

这些现代海盗的目标与印度洋上索马里附近海盗的攻击目标非常不同。这些海盗锁定的目标通常是棕榈油或原木等商品的运输船。海盗们通常在夜晚登船，将船开到某个偏远的小溪或岛屿上，然后将船上的货物简单地卸载，或者直接装到另一艘船上。事实上，海盗们这套繁杂的操作，旨在渗透那些复杂且受到高度监管的供应链，而不单单是索要赎金那么简单。他们的行动需要动用伪造、技术和金融专家。有时，他们会为窃取的船只重新制作新的文件。这不是简单的盗窃活动，通过这样的方式，海盗可以规避行业规范的监管，比如渔业和棕榈油行业，对行业的可持续性造成影响，并与更广泛的犯罪网络联系在一起。[11]

我们知道，新加坡政府在这方面绝不会骄傲轻敌，它拿出强有力的措施与邻国一起打击这种新型的海盗行为，并已经收到成效，尽管东南亚的其他地区仍然会受到海盗的侵扰［婆罗洲东北海岸附近的苏禄海（Sulu Sea）显然是最新的危险区域］。尽管如此，许瑞麟博士向我指出，仍然有一种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风险存在。

“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和实施对南中国海的法治。”许博士说。这听上去完全不像海盗活动那么活跃。“像新加坡这么小的国家，对沿海大国如何对待海上法治非常敏感。由于规范性的问题，南中国海已经对新加坡构成了威胁。”

2012年，东亚的军事预算首次超过了欧洲北约成员国的预算，与前一年相比增长了7.8%。[12]

新加坡50年的奇迹主要建立在良性的贸易环境背景下，在这样的环境中国际法得到了良好的维护，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经济蓬勃发展，而如今紧张局势的加剧令新加坡深感不安。如果南中国海发生任何一起事件，将导致航运系统的急速崩溃。“所有审慎的国防规划者，都在思考南中国海的海上通信线路问题。”许博士评论说，“你必须假设，如果有一天南中国海陷入冲突，将危及航道安全并迫使船只改变线路。”

即使没有这样的冲突，新加坡在外交中寻求平衡的路子也越走越难、举步维艰。它在中国和美国的利益之间如履薄冰，一方面要表现得自己是北京的朋友，另一方面又要确保将樟宜的海军基地打造得完全符合美国军舰的尺寸。新加坡的武装部队在以色列的指导下，前往中国台湾和澳大利亚进行训练。美国的政治思想家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说过，对于新加坡而言，权力的平衡与其说是犬儒主义，不如说是秩序维护。他同时指出，新加坡在外交政策和安全精英对优势平衡的计算问题上，是全世界最冷血的。[13]因此新加坡至今还保留着国民服役制度（只限男性），军队则备有战斗机、预警机、护卫舰和潜艇，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但正如《经济学人》所警告的，这种平衡将越来越难以维持。而另外一个弹丸小国——卡塔尔的处境，也应当令新加坡引以为戒。这个小国在2017年的时候发现自己完全处在孤立状态，承受着所有周边国家的压力。[14]像卡塔尔一样，新加坡不仅需要在用水和粮食安全上依赖周围更广泛的地域，同时也需要周围的空域来发挥自己交通枢纽的功能。

[1] “UAE will be the hub of the world，” Gulf News，2017，http：//gulfnews.com/polopoly_fs/1.1933436！/infoDup%5B0%5D/uploadInfo/fileUpload/infoFile/03_Hub%20of%20the%20World.pdf

[2] David Fickling，“The Decline and Fall of Asia’s Airline Empires，” Bloomberg，19 January 2017，https：//www.bloomberg.com/gadfly/articles/2017-01-19/ominous-fading-of-air-power-in-hong-kong-and-singapore

[3] A.J. Loftus，Notes of a Journey Across the Isthmus of Krà，Singapore：Singapore and Straits Printing Office，1883，http：//reader.library.cornell.edu/docviewer/digital？id=sea：111

[4] William Mellor，“Ambitious Thai canal would link Pacific and Indian oceans，” Nikkei Asian Review，10 August 2017，https：//asia.nikkei.com/magazine/20170810/Politics-Economy/Ambitious-Thai-canal-would-link-Pacific-and-Indian-oceans

[5] Zakir Hussain，“How 15 Singaporeans were radicalised by ISIS ideology，” The Straits Times，16 July 2017，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radicalised-in-singapore

[6] Bilveer Singh，“Why Singapore Is a Terrorist Target，” The Diplomat，28 June 2017，https：//thediplomat.com/2017/06/why-singapore-is-a-terrorist-target/

[7] Bilveer Singh，“Why Singapore Is a Terrorist Target，” The Diplomat，28 June 2017，https：//thediplomat.com/2017/06/why-singapore-is-a-terrorist-target/

[8] https：//www.mindef.gov.sg/imindef/mindef_websites/topics/totaldefence/about_us/5_Pillars.html

[9] 伤口使他有资格领取每年70英镑的终身养老金。大多数报道称，布鲁克是肺部中枪，但小说家乔治·麦克唐纳·弗莱泽（George MacDonald Fraser）的作品《闪人的女人》（Flashman’s Lady）一书中则指出，事实上他的伤口导致了生殖器的重要缺失。

[10] 关于亨利·吉宝（Henry Keppel），更多请见第3章。

[11] Nicholas Walton，“Why piracy should be recognised as a sustainability issue，” Futures Centre，20 October 2015，https：//thefuturescentre.org/articles/4674/why-piracy-should-be-recognised-sustainability-issue

[12] Bill Hayton，The South China Sea：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

[13] Bill Hayton，The South China Sea：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

[14] Tyler Cowen，“Economists’ View of Qatar Cutoff Is a Little Scary，” Bloomberg，13 June 2017，https：//www.bloomberg.com/view/articles/2017-06-13/economists-view-of-qatar-cutoff-is-a-little-scary

24 丹那美拉渡轮码头：小红点

如果有人侮辱你，你却坦然接受的话，侮辱就已经失效了。当印尼总统B.J.哈比比（B.J. Habibie）将新加坡称作“小红点”的时候，他毫不掩饰对这个自立成国的弹丸小岛的轻视。然而50年后新加坡不但存活了下来，而且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50周年大庆的标志SG50就被设计成一个小红点的样子。它不仅代表了国家战胜困境求得生存，而且象征着一种集体的自豪感，自豪于国家能够突破物理的限制，使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而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横贯新加坡的南部地平线，却依然巨大、混乱，充满了尚未释放出来的潜力。

从樟宜机场的上空能看到一块突出的陆地，那就是丹那美拉渡轮码头（Tanah Merah ferry）。大概一年前，我和家人从那里乘坐渡轮前往位于印尼廖内群岛民丹岛（Bintan）上的一个度假村。我所乘坐的渡轮在缓缓驶过几十艘抛锚的船之后，才开始慢慢加速，将我们载到民丹岛北部的一个港口。在那里有列队的中巴车等着将乘客送往各自前往的度假村。度假村里有一头大象、迷人的服务和一点点海风。有些人选择去打高尔夫，或者一杯接一杯地喝酒，这里的酒水价格才是新加坡的零头。我选择去白色沙滩，到清澈的海水里泡一泡，一边愉快地漂浮着，一边望着远处的油轮驶入南中国海。当我从水里出来后，发现我的腿毛被口香糖一样的油渍缠在了一起。一罐类似白酒的东西被放置在沙滩旁边的凳子上，以便像我这样欠谨慎的游泳者把皮肤擦干净。我离开海滩回到度假村的花园时，身上的味道就像一块画家的抹布。

在清澈的海水中还隐藏着这样令人惊讶的油状物便是在提醒我们，虽然民丹岛位于马六甲海峡内，但离新加坡只有一步之遥。事实上，民丹岛北部沿岸可以说是新加坡的实际延伸，只是处在不同的旗帜和管辖之下。邻近的巴淡岛（Batam）也可以被视作新加坡的廉价工业区，而像丹戎槟榔（Tanjung Pinang）和柔佛巴鲁（Johor Bahru）这样的城市则被看作劳动力的储备区。地理学家和规划师则将这一延伸的地理范围称作新马印尼增长三角（Indonesia-Singapore-Malaysia growth triangle）或SIJORI增长三角（SIJORI growth triangle）。[1]尽管这些邻国间早期的关系剑拔弩张，但随着新加坡的经济腾飞，这种关系转向了互利互惠。这一新的局面为新加坡延展了事实上的领土面积，并让邻国实现了可喜的经济增长。

当丹那美拉渡轮码头终于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时，我已经对新加坡的地理了如指掌。我的袜子被血浸透了，腿部的肌肉和跟腱在经历了差不多50公里的混凝土道路后（里程数都赶上新加坡独立的年份了），已经疼痛难忍。而我也正在接近我的双重目标。当我挣扎着走向码头的时候，证明新加坡真的可以用一天徒步穿越。当我走过工业区、遗址、HDB组屋社区、休闲公园和全球金融机构所在的摩天大楼时，我亲眼看到新加坡的故事在我面前展开。这是对一个发生在赤道以北的弹丸小岛上，始于莱佛士而终于李光耀的奇迹的诠释。

这次徒步也展示出新加坡奇迹也许可以延续的可能。裕廊的工业实力依然非常强大，尽管新加坡已经开始规划向现代知识经济转型，而新加坡国立大学和纬壹就是对这一规划的尝试。政府及其战略团队、顶尖人才以及人民行动党领导下的社区外延，显然在为守护创新和政治合法性而战。在中央商务区弥漫着一种自信的风气，就像直落亚逸集市上空木炭烧烤腾起的烟雾。毫不奇怪，英国有意识脱欧的背后有一群发挥指导作用的精英将目光投向东方，要让英国成为能够自由贸易的泰晤士河上的新加坡。[2]

在行走的过程中，我也有足够的时间反思这个国家现在面临的逆境。万一它的地理位置不再是一种资产，或者国际大环境不再像半个世纪前那么友好呢？如果政府不再有卓越的想法，或者失去了实施这些想法的合法性怎么办？万一有恐怖袭击摧毁了国家在安全方面的声誉，抑或南中国海上发生冲突，不再有稳定的船只数量经过新加坡海峡怎么办？如果新加坡人变得对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失去了支撑他们经济奇迹的冲劲、脆弱感和对努力工作的欲望怎么办？正如时任新加坡公务员首长的何学渊所说：“曾经动员过祖辈和父辈的那一套对第三代没有用了。”[3]

而令我最担忧的，恰恰是最后一点，即不是新加坡政府而是新加坡公民日益增长的自满情绪。这个小国就像公海上风暴中的橡皮艇，不得不依赖脆弱感生存下来。当你的房屋还用棕榈叶遮顶，周围的邻居谁也无法信任时，要保有脆弱感非常简单。但如今，新加坡人有空调和防雨步道遮阳避雨，有菲佣照顾起居，那些从前敌对的邻居都巴望着新加坡经济能分一杯羹给柔佛和巴淡岛。在这种情境下要保有冲劲和脆弱感就更难了。2010年，深思熟虑的李光耀告诉《纽约时报》：“我必须告诉下一代，如今取得的成就不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以为它是恒定不变的，那它一定会瓦解，而你将永远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4]

自满也可能对被吹捧但无疑非常高效的新加坡式政府构成威胁。如果公民可以通过互联网随时发表不满言论，李光耀又怎么可能实现他的略有独裁意味的奇迹呢？2011年的选举标志着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合法性不是那么有保障的。他们需要向大众宣传政府进一步的成就，并且减轻公民体会到的那种挥之不去的不平等感。但万一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采取事与愿违的举措呢，比如收起对跨国公司及外籍员工的利好政策？新加坡政府不得不在利益之间小心权衡。

人民行动党还需要继续对经济实行高瞻远瞩的管理，不管未来将在它周围酝酿出怎样的风暴。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余波，暴露出该国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2007年，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势头强劲，达到7.7%，而随后一年，金融危机加上区域出口量下滑，新加坡的经济大幅放缓，增长率仅为1.2%。2009年第一季度，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19.7%（与上一年同期同比下降11.5%），着实令人担忧。在第一季度的三个月里，制造业（特别是电子产品、精密工程产品和药品）的生产量同比收缩29%。[5]

新加坡一个最关键的事实就是，它小到一天之内就可以走完，这意味着它根本没有战略纵深来吸收自满、灾难、挫折和阻碍。如果新加坡人丧失了自己的脆弱感，那他们通过查看地图、阅读报纸，就能迅速地重新找回那种感觉。2018年初，政府宣布由于巨额预算盈余，新加坡每个成人都能获得最多300新元的一次性奖金，但这也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艰难状况发出了严厉的警告。[6]

对于新加坡人而言，每年年末的几个月都有助于唤醒他们对脆弱性的忧患意识。2015年的8月到11月间，我们一家人醒来时，鼻孔里尽是烧焦的泥炭味儿。我们这时会向窗外张望，看能看到多远的街道。有时，我儿子的托儿所会因此关闭。行人经过我家门口时都戴着口罩。如果情况很严重的话，他们会眼睛发红、发痒并且流泪。随时关注关于致命的PM2.5浓度的在线预警信息已经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这些颗粒一旦吸入会钻进我们肺部的粉红色弹性组织中。

严重的时候，“雾霾”足以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任何户外活动场所，从酒吧到体育娱乐部全都关停。这时我妻子会在通勤时选择地铁而非公交车，并且尽可能地在家办公。我们购置了多台大型电动空气过滤器，并熟知每一台喷射出的各类粒子。外籍专家，以及其他有钱、有闲、工作有弹性的人，会给自己和家人预定飞往澳大利亚、日本或欧洲的机票离开新加坡。

很少有事件或话题像雾霾一样，提醒人们新加坡在世界上的位置。雾霾是一种季节性的庞大烟雾体，在旱季达到高峰，笼罩了东南亚的部分地区。雾霾的发源地通常是苏门答腊或者婆罗洲这样的大型岛屿，那里的沼泽地被清理后用来种植油棕树，榨取棕榈油。因此沼泽地纷纷枯竭，泥炭质的土壤渐渐变干。人们刻意纵火燃烧茂密的灌木丛，而这些火在地面熄灭后在地下继续阴燃。在干燥的天气里，这些灰尘就一涌而起，卷入云霄，在空中蔓延以致覆盖整个国家。处在这种地狱般的现象下是致命的——据研究人员估计，2015年7月至10月间，雾霾造成了10万人丧生。其中有数千人死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7]

这种致人咳嗽和死亡的邪恶之云的出现，就像是对新加坡的亵渎。毕竟，这个弹丸小岛被前景黯淡的邻国所包围，岛上的空气又热又重，呼气就跟喝汤似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仍然创造了奇迹。但2015年的雾霾表明，这个岛无法逃过所有的劫数。许多新加坡人为雾霾对当地造成的影响所动，害怕处于四周纵火的环境中，想要动员一切力量来提供帮助。但新加坡技术官僚的控制手段，即用大脑和意志力去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的无垠的烟雾前失败了。在一座小岛上修复一些问题是可能的，但可惜，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印度尼西亚比一般的世界还要更复杂。

对于新加坡而言，一个诱人的选择是想办法让地理服从意志。由于围海造田工程的开展，新加坡已经很熟悉稳步扩张领土的概念。它还通过SIJORI增长三角扩大了事实上的领土，巧妙利用高端和低端移民人口为本国的劳动力市场服务。同时它也是跨国公司的大本营，一个强有力的地区金融中心。

这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里，当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虽然克兰芝还有一些精品农场，但新加坡早在1970年代就下定决心要摆脱北部发臭的养猪场，决意将该岛的食品生产外包出去。这些养猪场现在就坐落在新加坡的“近邻”地区，比如巴淡岛。新加坡目前有3.8亿美元的投资投放在澳大利亚的农业项目上，并参与了一个180亿美元的项目——在中国东北建设一个大型农场。确保政府顺利运转的那些聪明人将这些问题都视为管理问题。

但更冒险也更激进的解决方案也许会有派上用场的一天。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曾为新加坡的未来献上一些更具创造性，并能突破地理局限的想法。本雅明·古森（Benjamen Gussen）提议在西澳大利亚领土上建立一座新加坡的“特许城市”，那里酷暑难当、人口众多，而且有很多能杀死人的东西。[8]从本质上说，这个方案解决了一个供需问题：他认为全世界都需要另一个新加坡模式下的全球性城市，而西澳大利亚有数量充足、被太阳烘烤过的橙色灌木丛。

这个设想旨在约1000平方公里的合适地点建立一座绿地特许城市。古森博士建议将它命名为“迪亚路加”（Dilga），也就是当地土著卡拉杰利人（Karadjeri）崇拜的象征生育和成长的女神。在这一风投项目中，四个合伙人各投入四分之一的资产：西澳大利亚提供土地；新加坡提供基础设施；旁边会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剩下的部分将依赖于私营企业。四方将一起起草一份基本法案，交由联合国保管。

成群的移民将被10年免税的优惠、唾手可得的公民身份和极低的失业率吸引而纷至沓来。主题公园、赌场和度假村将招揽游客的光临。这将有利于澳大利亚消耗其难民配额，同时向世界展示其绿色技术（特别是太阳能和海水淡化）。

这个宏图已经超越了单纯地建立一座城市：它提出一个完美的模板，可以进行复制粘贴式的模仿，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一系列迷你“新加坡”。事实上，这一设想可能带来奇迹，并且获取特许权。谁不愿意生活在一个干净整洁、经济繁荣、安全又高效的复制狮城里呢？他们甚至会设计自己版本的鱼尾狮。

古森博士自己也承认，这一想法本身的基本架构并不是原创的。早在公元前760年，迦太基的前身就是一座名叫“新城”（Qart Hadasht）的特许城市。香港、澳门和维萨卡帕特南经济特区就是类似理念的城市变体。2016年，《海峡时报》一名评论编辑蔡美芬（Chua Mui Hoong）写道，基于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战略关系，澳大利亚拥有成为新加坡腹地的潜质。此前一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常务董事曾设想，在珀斯建立一个退休社区。也许新加坡有望成为一个品牌国家，或一个城市规模的管理咨询公司，向想要自己创造奇迹的国家提供获利颇丰的解决方案。

这个想法很独特，但并不愚蠢。地理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现在都倾向于一种思路，即不再以传统的国家单位进行思考，而是考虑建立一种能超越国界或位于国界之内的功能性区域。在英国就有几个这样的经济一体化地区，比如M4走廊、北部经济引擎、英国“硅谷”（Silicon Glenn）。蓝香蕉地带（The Blue Banana）是一个微微弯曲的地带，覆盖了人口稠密的欧洲地区，从威尔士和英格兰，一路跨过英吉利海峡，向南转入意大利由热那亚、米兰和都灵构成的老式工业三角区。到访的商人们一想到珠江三角洲能给他们带来的利润率就激动得浑身颤抖。新加坡本身处在SIJORI增长三角的核心。或许随着传统智慧不再将国家作为秩序的基石，一家拥有新加坡奇迹品牌的超强咨询企业将自然地成为市场的领导者。

全球气候变暖也可能让新加坡在规划未来的时候将地理因素的考虑提前。早在2007年，李光耀就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国家已经开始和荷兰水利专家探讨堤坝问题。如果水位只是上升一米，问题不大（尽管对于印度尼西亚而言，水位上升一米将引起其他重大的地区问题）。但是他说：“可万一海平面要上升三米、四米、五米呢……我们会怎么样？新加坡将有一半会消失！而且是值钱的那一半——海滨那一半！”[9]

当我和马凯硕这样的智者谈论新加坡毫无回旋余地的地理限制时，他告诉我，人们必须更多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他们也许会在HDB组屋里度过自己的一天，但他们很富有，他们的城邦通过航空、渡船和公路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他们可以在巴淡岛、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拥有第二套住房，这没问题的。”他说。同时他补充道，让公民在这些更广阔、更便宜的地区养老也是解决养老金缺口的一种潜在方式。

马凯硕教授对新加坡人的告诫便是：公民要像资深政治家一样，勤于发挥他们的想象力。这是在采访他时，他从始至终在表达的主题。“成功会产生自己的问题，”他说，“新加坡的根本挑战就是柯达的挑战。[10]”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成功，但自满对于这一著名的相机胶卷制造商造成了致命的伤害。“由于你现在做得很好，要突然戏剧性地改变方向是很困难的。但现在已经到了新加坡必须戏剧性地改变其方向的时候了。”简而言之，新加坡正在变得过于自满，无法做出勇敢和大胆的决定，从而使自己在公海上永不沉没。

马凯硕教授在自己的一生中见证了整个新加坡奇迹的兴起和繁荣，并高度赞扬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高层在有效领导这个新国家时取得的成绩。与此相反，他对现任领导层却给予了寓贬于褒的评价：他称当前政府“考虑周全”，已经意识到了必须做出重大改变，却迟迟不愿将变革推行到底。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呢？我问道。“别忘了，变革是有风险的。”他回答道。“我们已经建成一种激励体系。我们的公务员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如果你有能力并且业务水平突出，你就能获取奖励。但如果你选择冒险，就有可能失去相当不错的收入。成功会让你选择规避风险。”

马凯硕教授随后回敬了我一个问题：“上次政府做出真正激进且与众不同的事情是什么时候？”我停顿了一下，咕哝几句，任凭脑中的齿轮转来转去，也想不出有什么事情。这种感觉好像回到了大学时代的辅导课，一名国际知名专家将我置于一个不舒服的境地，随时准备反击我提出的任何草率或不成熟的想法。2011年大选的警钟敲响后，对移民问题的重新思考算不算呢？我知道这个例子不是很服人。“但这些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他反驳道，“在过去的10年里，没有任何措施是带有革命性的大胆举措。”我随后指出，政府除非面临危机，几乎很少做出任何革命性的举动。“但这就是问题所在！你精准地定义了这个问题。你正在向我表明，只有危机才能推动新加坡政府做出改变，但问题在于：新加坡政府必须在危机之前采取行动。”

一部分专家在马凯硕教授的提醒下，将自满的责任推卸到政府的身上，而不仅仅是人民身上。公民的自满是可以被原谅的，就像他们因移民问题感到不安，他们在指导孩子通过考试时持续不断地采用零和模式，以及他们宁愿选择一眼望得到头的会计职业也不要赌上一切去创业，这些都是可以被原谅的。然而政府不同，它肩负了不同的职能，有责任在必要的时候做出艰难的决定，而不只是单纯地进行压力管理。

以2011年选举时的应对措施为例。当人们就马来女总统的选举一事议论纷纷时，政府开始收紧对粉红点活动的限制，这是政府在微观管理上的笨拙尝试吗？制定对雇用外籍人士更加严格的规定呢？新加坡经济难道不是建立在吸引外国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的基础上吗？对菲律宾家佣和孟加拉国劳工的长期依赖，真的可以讨好建筑在他们的廉价劳动基础上的家庭和公司吗？甚至为此放弃生产力和真正的21世纪产业，比如老年看护和建筑业？我绝不认为新加坡政府不明白自己所面临的挑战，或者它没有卓越的思想家和管理者。但也许，它已经不再真正勇敢，而眼前众多复杂的VUCA挑战，需要充满胆识的回应而不是技术官僚式的应对。新加坡政府处在汹涌大海上的一叶扁舟上，想要繁荣而不只是生存下去需要拿出1965年的精神。但马凯硕教授对此不太抱有期望。

“未来不会出现重大的内爆，”马凯硕教授说，“而会出现一种平稳、轻缓的下滑。渐渐地，我们会发现我们的邻居变得更有竞争力。他们更加果敢、更有想象力。有许多理由会让人们继续选择我们。如果你想成立一家律师事务所为这个区域的事务服务，显而易见你会将办公地点选在新加坡。这里一切正常。”但从长远来看，这样做是不够的。“我们会走上平稳的下坡路。”

从马凯硕教授的办公室可以越过树丛，看到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校园。就在我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前，我们短暂地提及了我写的关于热那亚的那本书。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我说道，因为热那亚人拿了一手烂牌，必须被迫起身奋斗。这座城邦利用艰苦的工作、发明创造和地理优势，从无到有，在新生的半全球化的中世纪经济中扮演了重要的齿轮作用。但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热那亚逐渐失去活力，在遭遇法国和西班牙排挤的同时，苦苦寻求一个目标。随后便经历了足有600年的缓慢而稳定的衰败。“花了600年才衰落也不坏啊！”马凯硕教授说道，在我出门时握了握我的手。

* * *

我徒步的最后一段路程，让我疼痛难忍。我穿过一条运河的出海口，一瘸一拐地走过一个户外探险中心的绳索和空中步道，穿过一片稀疏的丛林，走上与海岸公园相连的步道。我走上丹那美拉海岸路，向右转，经过一片错综复杂排列在一起的锥形路标，这些路标让我想起了英格兰。我拐向渡轮码头，用手指触摸过码头的建筑后，给妻子发了条信息。我找到一个座位，叫了一辆Uber，然后走进室内。我又呷了一口含糖的运动饮料，才发现我的双手在颤抖。我手机上的APP告诉我，我走了53公里。

当司机开着她的本田缤智来接我时，她问我是不是从印度尼西亚来的。不，我回答道，我是从大士来的。哦，司机应了一声，开上了主路。我们眼前一架宽体喷气式飞机降落在樟宜机场。我问司机，路上堵得厉害吗？还行，她回答说，离下班高峰期还早呢。我的手机显示，回家的路程大概需要25分钟，我们将取道平坦宽敞的高速公路，路两旁都是一排排修剪整齐的雨树和色彩鲜艳的九重葛灌木。这只是一个小小岛，我很快就能到家了。

[1] SIJORI取自新加坡（SIngapore），马来西亚的柔佛（JOhor）和印度尼西亚的廖内（RIau）。——作者注

[2] 讽刺的是，新加坡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自由贸易国家，而是与国际机构和关系紧紧捆绑在一起，并要受制于国际经济大环境中一些具有最糟糕的不确定因素的国家。

[3] Peter Ho，“The Paradox of Singapore and the Dialectic of Governance，” Lecture III of the IPS-Nathan Lectures，3 May 2017，http：//lkyspp2.nus.edu.sg/ips/event/201617-ips-nathan-lectures-lecture-iii-the-paradox-of-singapore-and-the-dialectic-of-governance

[4] “Transcript of Minister Mentor Lee Kuan Yew’s Interview with Seth Mydans of New York Times & IHT on 1 September 2010，”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1 September 2010，http：//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data/pdfdoc/20100920006/transcript_of_minister_mentor_lee_kuan_yew.pdf

[5] Bettina Wassener，“Singapore Trims Its Economic Forecasts for 2009，” New York Times，14 April 2009，http：//www.nytimes.com/2009/04/14/business/global/14singapore.html

[6] Toh Wen Li，“Singapore Budget 2018：Adult Singaporeans to get SG Bonus of up to $300 after $9.6b budget surplus，” The Straits Times，19 February 2018，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adult-sporeans-will-get-sg-bonus-of-up-to-300-after-overall-budget-surplus-in-fy2017

[7] Jeevan Vasagar，“Toxic haze in Southeast Asia killed 100，000，study says，” Financial Times，18 September 2016，https：//www.ft.com/content/925a02d4-7e17-11e6-8e50-8ec15fb462f4

[8] Benjamen Gussen，“A proposal for a Singaporean ‘charter city’ in Australia，” The Straits Times，24 January 2017，http：//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a-proposal-for-a-singaporean-charter-city-in-australia

[9] “Excerpt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Lee Kuan Yew，” New York Times，29 August 2007，http：//www.nytimes.com/2007/08/29/world/asia/29iht-lee-excerpts.html

[10] 众所周知，柯达发明了数码相机，却选择忽视它，因为其自身的核心商务是胶卷。如今回望这段历史，这绝对不是一个明智的抉择。——作者注

索引

（此部分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1MDB scandal-191

Administrative Service（civil service）-44，61，71，78-80，88，90，204，239，246

Ageing society-see Demography Agriculture-13，19，44，45，103，162，188，243

American Club，The-54，55

Amusement halls-97，241

Ang Mo-see Expat

Anglo Dutch Treaty of 1824-ⅹⅴ，24

Armenians-28，29

“Asian Tigers”-18，40

Australia，Australians-95，96，101，105，145，153，196 203，204，224，229，234，242-244

Ayer Rajah Expressway（AYE）-21，132

Banana dollars-105

Bangladesh，Bangladeshis-11，41，47，56，82，113，132，133，155，228，247

Bedok Strategic Sand Reserve-35

Black and Whites-9，94，107，108，110，117，121，137

Blockpooling-54

Boat Quay-32，166，193，194

Borneo-ⅹⅵ，15，230-232，242

Bose，Subhas Chandra-100，208

Botanic Gardens，Singapore-118，175，215

Britain，British，British Empire-ⅹⅴ，ⅹⅵ，7，14-16，19，22-25，32，38，44，60-62，94-98，101，102，104-111，114，118，121，137，139，146，153，154，161，164，165，167，169，177，179，193，195，201，203-205，214-216，226，229-231，239，244，248

Brunei-148，231，233

Buddhism，Buddhists-35，132，161

Bukit Brown cemetery-122-125

Bukit Timah-1，72，99，111，126，152，171

Bukit Timah Nature Reserve-42

Caning（corporal punishment）-202，203，205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5，72，183-185，191，196，239

Central Provident Fund（CPF）-51，52，78，79，170，146

Certificate of Entitlement（CoE）-ⅹⅶ，146

Changi Airport-ⅹⅶ，23，43，80，100，112，166，185，203，214，221-224，227，237，249

Changi Prison-100

Chap ji kee-see Gambling Chewing gum-ⅹⅱ，ⅹⅶ，194，205，238

Chia Thye Poh-216，217

China/Chinese-4，13，14，16，20，22，25，28，34，53，57，80，81，95，123，161-166，186-190，195，196，209，225，227，232-235，243，245

China Town-124，125，161-163

Chinese（Singaporean ethnic group）-ⅹⅴ，3，15，31，60，69，72，97，101，102，105，106，109，110，122，123，134，139，142，161-164，173，174，209，210，218，228

Christianity，Christians-27，55，103，111，132-135，156，163，177，178

Churchill，Winston-94，99

Cinema-21，100，177，198，199

City Harvest Church-133，134

Clinton，Bill-202

Coldstore，Operation-128

Collyer Quay-32，183

Comic books-51，129

Complacency-ⅹⅲ，ⅹⅳ，8，9，40，52，159，175，181，191，198，227，229，232，239-241，245-247

Condos-see Housing，private Conrad，Joseph-24，109

Containers，shipping-2，10，11，21，33，39，47，94，183，184，215，216，225

Convicts-32，78，110，111，112，162

Coolies-ⅹⅴ，25，32，110，161，162，164-166

Corruption-18，19，26，39，133，134，186，189-191

Cowen，Tyler-80，175

Crime-6，134，135，164，185，199-205，209-211

Death Penalty-168，200，202-205

Demography-38，70，78，80，81，88，89，156，189

Deng Xiaoping-80，188

Dignity Kitchen-83-85

Disabilities，disabled-82-85

Disease-see Health

Drugs-see Opium

Durian fruit-41，211

East Coast，East Coast Park-33，118，212-214，219，223

East India Company，British-ⅹⅴ，14，24，26，27，110，231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39

Economy-ⅹⅵ，7，8，16，17，18，38，40，60，72，80，87，88，90，105，106，127，144，148，149，154-156，166，171-173，187-189，191，208，230，235，238，240，241，248

Education-ⅹⅶ，19，20，22，38，59-69，71-75，79，102，119，142，173，176，185，197，217-219，241

Elections-ⅹⅵ，ⅹⅶ，52，152，154，169，170，172-175，179，240，246，247

Environment-see Nature

Eurasians（Singaporean ethnic group）-70，103，110，195

Europe，Europeans-13，14，26，49，70，80，82，99，110，125，170，224-226，233，239，242，244，248

Expats-6，39，57，68，74，108，126，143，145-147，149-155，171，181，185，186，196-199，229，241，247

Facebook-44，151，171，177

Farquhar，William-26，121，209

Fay，Michael P-202

Finance，Financial system-19，27，38，62，72，88，127，144，145，149，155，183，184，187，190，191，198，199，239，240，243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240，241

Fintech-88，190

Fishing-3，4，5，10，12，23，24，229，234

Foo Chi Hsia-170，178

Food-45，47，50，53，54，82-85 94，99，103，109，114，137，138，143，147，149，158，167，168，175，176，183，184，193，194，197，200，205，208，209，220，226，227，239，243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FDWs）-55，56，127，132，152，155，156，162，200，247

France/French-22，175，226，248

Gambling-26，157，199，208-211，215

“Garden City”-39，91，118，119

Gardens by the Bay-118，212

Genoa-ⅹⅰ，ⅹⅱ，ⅹⅲ，17，227，244，248

Geography-ⅹⅲ，4，5，7-9，14，24-26，43，95，161，187，190，224-227，238，239，242-245，248

Germany/Germans-95，97，178

Globalisation-ⅹⅱ，2，4，17，38，39，90，128，141，153，154，205，243，248

Goh，Raymond（and AJ）-122-125

Government，Singapore’s-ⅹⅱ，ⅹⅳ，ⅹⅶ，9，17，19，26，27，37，39，40，43，44，48，49，52，53，56，60，61，63，65，70，74，79-81，85，88，90，127，129，130，133，153，155，157，168-176，178-181，186，187，190，191，196，201，202，204，209，211，215，219，224，228，232，239-241，243，246，247

Goh Chok Tong-ⅹⅶ，201

Goh Keng Swee-38，39，80

Gulf，Persian-see Middle East

Haw Par Villa-134-137

Hawker centres-47，50，53，54，82-85，143，147，149，167，168，183，184

Haze，The-241，242

HDB Gallery-49-51

HDB social housing-3，9，17，41，47-54，56，59，64，71，79，89，114，118，132，143，148，150，157，158，172，176，184，185，195，196，198，199，219，239

Health-6，53，54，77-81，85，88，91，105，109，110，180，216，230，242

Heng Swee Keat-44

History-ⅹⅱ，ⅹⅲ，ⅹⅴ，7，12，17，24，49，51，57，94，120-130，134，137，166，188，196，207

Ho，Peter-88，239

Hokkien-163，194-196，200，209，210

Hong Kong-25，40，44，95，185，190，201，202，225，235

Hong Lim Park-167，170，180，183

Hort Park-107，114，117

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ⅹⅵ，33，41，49，51，52，205

Housing，private-4，9，56，94，108，148-150，158，185，186，214

Independence-ⅹⅱ，ⅹⅶ，7，12，15，17，20，48，60，95，125，127，157，238，247

India/Indians-6，14，22-25，28，39，43，95，97，100，109，111，112，133，154，155，162，165，225，226，231

Indians（Singaporean ethnic group）-15，53，57，69，72，100，105，110，112，114，139，162，197

Indian Ocean-ⅹⅰ，13，14，231

Indonesia/Indonesians（and Dutch East Indies）-4，6，7，9，14，16，17，25，26，34，38，82，97，128，133，145-147，155-157，169，184-186，223，228-231，233，235，237，238，242，245，248

Inequality-79，142-153，157-159，240

Infant mortality-78

ISIS（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228，229

Islam，Muslims-25，131，133，138，140-142，177，178，180，228

Japan/Japanese-ⅹⅵ，4，6，9，18，39，56，57，59，81，95-97，99，100，102，110，146，166，187，188，201，233，234，242

Japanese invasion of Singapore-ⅹⅵ，12，94-99，102，114，122，216，230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ingapore-ⅹⅵ，57，99，100-106，124，165，210

Java-13

Jeyaretnam，JB-169，170

Ji Xiang Confectionery-143，157

Johor Bahru-12，155，238，240

Johor River-42

Johor Straits-9，45，98，159

Johor，Sultan of-24

Jurong-31，32，33，35，39，42，47，93，183，193，216，239

Jurong Frog Farm-45

Jurong Island-2，10，33，37

Jurong River-41，42

Kampongs-7，48，53，200

Keppel，Henry-28，231

Keppel Harbour-27，28，105，216

Kent Ridge，Kent Ridge Park-2，93

Kiasu-73，74，119，247

Kipling，Rudyard-25，109，163

Knowledge economy-65，67，82，87-90，142，176，239

Koh Seng Choon-82-85

Konfrontasi-17，128，169

Kra-226，227

Kranji-44-46，243

KTV lounges-137，138，195

Kuah，Adrian WJ-68

Labour market-39，82，88，89，155，156，176，185，186，243

Labour Front-ⅹⅵ

Land reclamation-3，21，31，183，214，224，242

Lee Hsien Loong-ⅹⅶ，72，79，80，113，114，151，157，174，175

Lee Kuan Yew-ⅹⅲ，ⅹⅵ，ⅹⅶ，8，16，17，38，49，60，67，79，101，102，106，114，119，121，128-130，150，151，168-170，177-180，187，190，197，199，205，211，227，233，239，240，245，246

Lee Kuan Yew’s bungalow-150，151，191

Legitimacy-13，44，52，72，90，91，129，151，172，174，179，239，240

LGBT-ⅹⅶ，49，180，181

Liao Fan Hong Kong Soya Sauce Chicken Rice & Noodle，Michelin Star awarded to-54

Liew，Sonny-129

Lim Chin Seong-169

Lim，Linda Yuen-Ching-67，68，90

Little India Riots-113，114

Mahbubani，Kishore-6，7，8，111，114，156，181，245-248

Malacca/Melaka-ⅹⅴ，13，14

Malacca，Straits of-4，13，14，23，25，231，238，239

Malays（Singaporean ethnic group）-ⅹⅳ，2，3，12，15，18，19，20，22，25，53，69，72，94，98，105，110，138，139，142，173，174，195，197，216，228，247

Malay Emergency-ⅹⅵ

Malay Federation-ⅹⅱ，ⅹⅵ，ⅹⅶ，7，15，16，49，216

Malay Peninsula-25，95-98，102，103，111，118，162，165，214，226

Malayosphere-ⅹⅲ，12，13，15，16，26，28，59，121，228

Malaysia/Malaysians-7，9，11，12，15-21，23，34，38，42-44，60，133，187，191，200，228，232，233，235，238，242，245

Marina Bay Sands-ⅹⅶ，4，22，207-209，211，225，229

Marshall，David-ⅹⅵ，100

Mass Rapid Transit（MRT）-ⅹⅶ，63，64，91，143-145，156，174，176，230，241

Materialism-197，198，200

McDonald’s-67，207

Meritocracy-62，65，71-73，144，150，151，174

Merlion-207，215，244

Middle East-95，140，148，187，223-225，226-228，234，235

Migrant workers（see also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1，11，39，47，55，56，111-114，154，155，221

Migration-15，16，25，39，82，111-114，152，154-157，162，165，176，185，186，223，238，243，244，246，247

Military（of Singapore）-3，9，18，230，232-235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MAS）-88，244

Monsoons-13，14，27

Moses，Catchick-29

Myanmar/Burma-100，139，155，226，231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NTU）-60，66，112，229

National Development，Ministry of-33，35

National Service-70，140，203，235

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NUH）-77，87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NUS）-59，60，65，66，69，75，239

Nature-34，42，93，108，118-125，188，189

Netherlands（Holland，the Dutch）-ⅹⅰ，13，14，16，17，22-24，31，38，140，141，153，235，245

New Zealand-96，101，224，225

NEWater-43

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63

Oil-33，34，37，39，45，97，187，193，196，227，229，238

One North-87，88，197，231

Opium（drugs，narcotics）-ⅹⅵ，25，26，28，94，162-166，168，199，203

Pandan Reservoir-41，42，47

Penang-ⅹⅴ，14，22，23

Pensions，retirement-52，79-81，147，244，245

Peranakan-138，142

Percival，Lieutenant-General Arthur-96-99

People’s Action Party-ⅹⅵ，ⅹⅶ，17，37，38，44，52，80，128，152，166，169-174，179，180，197，211，214，216，239，246

Philippines/Filipinos-82，96，100，127，132，152，155，156，223，230，232-235，240，247

Pink Dot-ⅹⅶ，180，181，247

Pinnacle@Duxton-ⅹⅶ，143，157-159

Pioneer Generation-9，48，112，123，179，196，217

Piracy-12，229-232

PISA education rankings-ⅹⅶ，60

Portugal/Portuguese-13，14

Prawning-217-220

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PSLE）-62，66，176

Prostitutes/prostitution-97，105，110，114，137，162，176，195，199，211，212

Punggol-33，158，159

Raffles，Sir Stamford-ⅹⅰ，ⅹⅱ，ⅹⅲ，ⅹⅳ，ⅹⅴ，12，14，21，22-27，38，111，120，121，124，161，207，209，225，227，239

Raffles Country Club-21，22，29

Raffles Hotel-22，28，208

Raffles Marina-21-22

Rajaratnam，S-15，197

Religion-18，19，131-136，168，178，197，200

Retirement-see Pensions Resources-7，9，34，41，44，46，67，97，105，232

Revenues，government-see Taxes Riau Archipelago-16，23，155，184，229，237，238，243，240，245

Riots-ⅹⅵ，16，60，113，162，163，169

Robots-88，89

Royal Air Force，British-122

Royal Navy，British-95，96，98

Sand-34，35

“Sarong Party Girls”-194-198

Schooling，Joseph-70

Second World War-ⅹⅵ，12，57，94-99，100-106，114，122，124，165，210，216，230

Secret Societies，clans-ⅹⅵ，27，162-165，200，209，210

Security（of Singapore）-ⅹⅵ，16，18，42，44，53，89，95，106，114，115，128，133，149，162，168-170，189，197，216，217，227-230，232-235，239

Semakau，Pulau-3，10，12，34

Sentosa-4，33，131，184，185，209，211，215-217，220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ⅹⅶ，201

Shanmugaratnam，Tharman-79，149

Shaved heads scandal-35-37

Shiao-Yin，Kuik-73，74，172

Shinozaki，Mamoru-102-104

Shop houses-48，161

SIJORI triangle-238，243，245

Sim Ann-171

Singapore Airlines（SIA）-ⅹⅰ，5，7，22，70，186，223-225，227

Singapore Kindness Movement-55，56

Singapore Nature Society-118，119

Singapore River-27，31，120，207

Singapore，Strait of-ⅹⅴ，4

Singapura-ⅹⅲ，ⅹⅴ，2，12，13

Singh，Darshan-202-204

Singlish-147，194-198

Size，Singapore’s tiny-ⅹⅲ，ⅹⅳ，2，6-9，17，33，39，42，55，69，73，74，78-80，82，90，124，142，154，176，196，227，239，241，247，249

Skinheads-138-142

Smart Nation/Smart City-88，89，91，191

Snakes-94，108，119，120，122，123，125

Social Media-9，44，148，151，171-173，177，181，198，207，208，225，240

Sook Ching massacre-ⅹⅵ，101-104，106

South China Sea-ⅹⅰ，232-234，238，239

South Korea-39，40，64，81，141，187，225，234

Southeast Asia-ⅹⅲ，5，13，14，16，22，24，25，34，56，57，75，95，99，121，122，147，186，187，193，194，225，227-232，242

Southern Islands-ⅹⅰ，1-5，10，12，34

Southern Ridges-117，118

Speakers’Corner-44，167，168，171

Spiders-94，119

Sport-52，69，70，87，98，126，139，153，193，194，203，204，208，214，217，220，221，223

Sri Lanka，Sri Lankans-57

“State of Fun”-see Sentosa Steam power-27，28，99

Straits Settlements-ⅹⅴ，162，164，209

Straits Times，Founding of The-ⅹⅴ，29

Suez Canal-25，106，110

Sumatra-ⅹⅰ，14，22，23，27，231，242

Sunda Strait-13

Swettenham，Alexander-28

Taiwan-40，218，225，233-235

Tanah Merah-9，223，237，238，248

Taxes，taxation-26，27，40，149，152，165，185，186，209，244

Taxi uncles-18，44，141，144-146，174，214，224，228

Telok Ayer market-184，239

Terrex saga-235

Terrorism-18，228-230，239

Thailand，Thais，Siam-13，43，97，138，145，147，185，194，226，227，232，245

Thought Collective，The-37，73

Thum，PJ-126-128，179

Tigers-109，120，126

Tong Yee-37

Trade-ⅹⅱ，ⅹⅴ，4，12-14，22-29，32，38-40，53，95，106，121，161，162，165，187，189，205，226，227，234，239，241

Transport，Urban（see also Mass Rapid Transport）-11，48，55，56，59，63，89，91，113，122，143-149，152，165，241

Tuas-9，11，12，16，21，30，31，33，248

Tutorial colleges-62-66，73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38，72，78，79，95，96，139，141，142，146，154，177-179，189，205，218，227，228，234，235

Vietnam-35，186，194，232-235

VUCA（Volatility，Uncertainty，Complexity，Ambiguity）-68，90，247

Vulnerability-ⅹⅱ，ⅹⅳ，7，8，16-18，62，73，74，95，96，106，121，198，228，239-241

Wallace，Alfred Russel-120，121

Wan，William-54-56

Water（resource）-9，16，24，34，42-45，53，54，56，93，98，109，118，161，168，189，208，212，213，235，244，245

Water Monitor lizards-118

West Coast Road/Park-47，56

Wet markets-83，144，147

Whampoa-166

Winsemius，Albert-ⅹⅵ，23，38

Wong，Mimi-203

Workers’Party-ⅹⅶ

Yacob，Halimah-ⅹⅶ，172-174，247

Yamashita，Tomoyuki-99，106

Yee，Amos-ⅹⅶ，176-178

Yussef，Taufiq-138-14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迹狮城：新加坡的历史与现实/（英）尼古拉斯·沃尔顿（Nicholas Walton）著；焦静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9

书名原文：Singapore，Singapura：From Miracle to Complacency

ISBN 978-7-5201-6797-0

Ⅰ.①寻… Ⅱ.①尼…②焦… Ⅲ.①新加坡-历史-研究 Ⅳ.①K33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02750号

寻迹狮城：新加坡的历史与现实

著者/〔英〕尼古拉斯·沃尔顿（Nicholas Walton）

译者/焦静姝

出版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段其刚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3.5 字数：190千字

版次/2020年9月第1版 202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6797-0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1990号

定价/7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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