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历史系列

——极简人类史+极简科学史+极简海洋文明史+哈佛极简中国史
（套装共4册）

[美]大卫·克里斯蒂安 等 著

管策 等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极简人类史：从宇宙大爆炸到21世纪

极简海洋文明史：航海与世界历史5000年

哈佛极简中国史：从文明起源到20世纪

极简科学史：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2500年

极简人类史

——从宇宙大爆炸到21世纪

[美]大卫·克里斯蒂安 著

王睿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赞誉推荐

致中国读者

中文版推荐序

序言

1 前传 开端之前

2 开端 采集狩猎时代

3 加速 农耕时代

4 我们的世界 近现代

附录A

附录B

附录C

致谢

一切有为法

如露亦如电

如梦幻泡影

应作如是观

——《金刚经》

赞誉推荐

“微软之父”，比尔·盖茨

自从观看了大卫·克里斯蒂安讲授的“大历史”课程，我便成了他忠实的学生。因此当我看到本书各章节中，令人醍醐灌顶的世界历史陈述时，我自然十分高兴。希望本书能让更多的读者认识这位颇有天资的科学家兼教师。

世界史知名学者，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大卫·克里斯蒂安……在搜集数据、高效处理数据以及思路清晰地写作方面，拥有独特的天赋。他能深入浅出地讲解历史，语言富有感染力，但又不至于引起读者的不满。读者们大可放心地依靠他，获得敏锐且内容丰富、见解深刻、充满反思意味而又极其简要的历史概观。

全球史知名学者，杰里·本特利

（Jerry H. Bentley）

通过将人类历史置于自然环境的大背景下进行系统化思考，大卫·克里斯蒂安形成了令人眼前一亮的独特历史观。这本《极简人类史》对其主要观点进行了简要清楚的论述，对历史学家和普通大众均有借鉴意义。

《互联世界的历史》杂志，威廉·埃弗德尔

（William Everdell）

最好的“大历史”就是简单明了的小册子。大卫·克里斯蒂安的这本小书，最好地满足了现代社会不断增长的对极简“大历史”的需求。我认为本书最好的地方，就是它并非面面俱到地讲述历史事实。《极简人类史》充满了闪烁着智慧光芒的优雅语句，鼓励学生从“大历史”的视角重新看待自己所接受的教育，鼓励他们在已经存在了25万年，并且越来越成为一体的人类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特里·伯克

（Terry Burke）

大卫·克里斯蒂安是“大历史”领域的哥白尼。他的思路大气恢宏，理念缜密严谨，其力量足以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以往所有从小范围、短时段层面讲述的历史。

美国大学委员会世界历史课程顾问，比尔·思特里克兰

（Bill Strickland）

《极简人类史》为读者提供了世界历史的“大图景”：大到远远超过最近几千年的历史，却又简单得让普通读者都感觉轻松易懂。阅读克里斯蒂安的作品是一种享受，因为他能将历史讲得平易近人，而且又不会忽略其中微妙复杂的细节和偶然性因素。

青年支持者之声

（Voice of Youth Advocates）

本书专为辅助教师课堂教学而设计，易于课堂阅读所用，是不可多得的课堂资源。

伟谷州立大学，克雷格·本杰明

（Craig Benjamin）

本书就像一种精美的艺术，剔除了所有的冗余，将历史剥离到最本质的核心成分，展示了迄今为止，人类历史演变中不为人知的共性部分。大卫·克里斯蒂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念框架，这个框架将互相割裂的人类历史碎片，汇聚成一个有意义的统一整体。《极简人类史》有力地回应了人类历史毫无联系、碎片化的后现代观点，它揭示了看似杂乱无序的人类历史，其背后所隐藏的目的和意义。

致中国读者

《极简人类史》是一部关于人类的极简历史。今天的世界紧密相连，中国发生的事件可以影响整个世界，而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如澳大利亚、俄罗斯或巴西）的事件，也可能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因此，人们不仅需要了解本国历史，也应该了解整个人类的历史，这对大家来说至关重要。我希望《极简人类史》的中文版，能够帮助中文读者更好地认清人类（现代智人）这个奇特物种近10万年以来的发展轨迹。

当我们审视整个人类历史时，会发现一些很有趣也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的星球已经存在了45亿年之久，生命的出现也有约35亿年。相比之下，人类的出现则是比较晚近才发生的事情，不过是地球生命史的眨眼瞬间。尽管如此，在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生物中，人类仍然是最有趣、最奇特的物种之一。在近一40亿年里，我们是第个能将知识代代相传的物种，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在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学会了运用各种方式掌控环境，开发利用生物圈中的多样资源与能源。近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学习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之所以可以积累信息，是因为人类语言的特殊力量，让每个个体都可以与他人交流思想，并且从成千上万的其他个体身上，学习知识和经验。通过分享新信息，早期人类学会了在世界各地迥异的环境中生活。从人类的诞生地东非，到中东地区，到亚欧交界区域，再到亚洲、澳大利亚，最后抵达南北美洲和太平洋地区，人类的足迹逐渐遍布全球。随后，大约在1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学会了利用农业改造自然。农业使我们掌握了生物圈中流动着的各种能量，人类不断地改造环境，种植和养殖更多对人类有用的农作物和动物。随后，在刚刚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我们学会了如何利用3亿年以来，在化石燃料中不断积聚的巨大能量。化石燃料的发现为今天的高科技世界奠定了基础。

今天，人类主宰着整个生物圈。我们利用自己的能力改造了人类社会，使越来越多的人类成员过上了健康、富裕的生活。但是有了能力，责任也随之而来。整个生物圈未来千百年的命运，将取决于我们人类的抉择，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掌握了足以改变全球的强大能力。我们正在改变全球气候系统，我们正在改变海洋的化学构成，我们正在耗尽地下水资源，我们占用了地球绝大多数的土地和资源，使其他物种的生存变得举步维艰。如今，地球物种的灭绝速度，超过了过去6 500万年的任何时期。

我们只有从各自的国家、民族历史中退后一步，将整个人类历史当成整体来审视，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这个物种的特殊性，以及我们在未来几十年中即将面临的挑战。而为了更好地认清人类历史，我们不得不再一次退后，将人类史置于更宏大的地球史甚至宇宙史中来观察。《极简人类史》就是将人类史作为宇宙史的一个章节来描述。用这种方式观察人类史是新兴学科“大历史”的主要任务之一。大历史利用现代科学证据和学术成就，解读宇宙如何从“大爆炸”中诞生，越来越复杂的事物如何在宇宙中产生——从恒星到新的化学元素，再到行星，最终形成生命并发展成为现在我们改造的全球社会。今天的全球社会是已知宇宙中最复杂的事物之一，而这种复杂度不断提升的历程，讲述的正是人类的故事。

《极简人类史》向诸位呈现了这样一部“大历史”。我希望本书的中文版，能向中文读者提供一种令人振奋的、审视人类历史的新方式，一种将人类历史视为更宏观宇宙史一部分的新视角。

希望诸位“悦读”我在本书中讲述的故事。

大卫·克里斯蒂安，2016年1月

中文版推荐序

读者手中的这本小书是“大历史”创始人大卫·克里斯蒂安的一部力作。其实，严格地说，这本书还算不上是真正的“大历史”（big history），而仅是“大历史”比较晚近的一个瞬间有关人类的历史，故名《极简人类史》。据说，克氏撰写这种“一册在手、粗觉寰球凉热”的小书，是受到了霍金《时间简史》和麦克尼尔父子《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的启发。

“大历史”有两个主要的叙事线索。其一是有悖于“熵增原理”的“复杂度不断提升”（increasing complexity），即从“大爆炸”肇始的恒星、新的化学元素、行星、生命，直至当今全球社会的越来越复杂的事物，如何在宇宙中“涌现”（emergent）的过程，其原理是复杂物必须不断从周围的环境中摄取能量，方能维持稳态平衡的存续。作者在书中反复提及的人口翻番所需时间的急速缩减即一显例，即采集狩猎时代人口翻一番需要8000年至9000年，农耕时代是1400年，而到了现代社会则是每隔85年翻一番。这一方面说明人类从外界摄取能量的能力不断提升，而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当今时代的可持续危机。其二是“集体知识”（collective learning），即人类具有某种“非常精确、有效地分享信息的能力，其结果是在个体习得知识的同时，知识能够被存储到群体和整个物种的集体记忆之中，从而实现世代的累积”。在克氏看来，这正是人类有别于任何其他物种，能够脱颖而出、主宰整个地球并实现上述“复杂度不断提升”的根本原因。而此二者结合到一起，便成就了本书以生产和生活方式为核心的宏大叙事，即采集狩猎时代、农耕时代和以工业革命为主要特征的近现代，却“忽视……宗教作为变革媒介的作用”。

此外，克氏还有一个颇难割舍的说法，即“大历史”是一部“现代创世神话”（modern creation myth），欲收“神话”定位、规范、引领之功效，但克氏又有些游移不定，所以在其《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中“现代创世神话”之后加了个问号。克氏在本书中的解释是：几乎人类的每个社会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释宇宙起源的故事，这些创世故事——对那些相信它的人来说并非“神话”——试图为所有生命赋予意义，这些意义通常反映了他们各自的文化来源。也就是说“大历史”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创世神话”。

但这毕竟是“无神”的“神话”，并无力为生命赋予意义。物理学家史蒂芬·温伯格在《宇宙最初三分钟》一书中曾言：“宇宙越是为人所理解，便显得愈发没有意义。”[1]或参考一下爱因斯坦的观点：“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来看，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2]这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而言的，也正说明宇宙中人类的意义是人类自身创造出来的，是人自身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或多个意义系统。而作为其中之一的中华意义系统，在笔者看来，就是“知、爱、律、序”的演绎，即知天、爱人、循律、履序。

而这一意义系统的核心就在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有研究发现：中华文明自远古便是仿照日月星辰的“天”的制式建构的，[3]孔子将人的政治归为“天意”之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其实并非仅仅是个比喻，而荀子之“天行有常”、“曲适不伤”（《荀子·天论》），则说明中国古人尊天崇人自然观的高尚智慧，老子《道德经》更明确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的基本主张。这些构成后世“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亦可谓中国传统“大历史”观的思想根基，所以才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境界；至张载，则有知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普世情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及其由此衍生而来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政治观甚至至今仍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可谓“中国的大历史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史学对“大历史”的独特贡献。[4]

当今全球化时代，整个人类正遭遇一系列史无前例的重大危机，能源枯竭、环境恶化、气候变暖、人口压力、贫富差距加大等，正考验着人类可持续生存的智慧和勇气。大问题呼唤大视野，对史学家亦如是。好在如今，“在历史书写的多个领域，大又回来了。”[5]不同文明和传统的人们相互学习、砥砺创新，也是“集体知识”的一种表现吧。

是为序。

孙岳，2016年3月于北京

[1] Steven Weinberg, The First Three Minutes: A Modern View of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 2nd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p. 154.

[2] 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载许良英、赵中立、张宜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979年10月第一版，第43页。

[3] John C. Didier, In and Outside the Square: The Sky and the Power of Belief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World, c. 4500 BC – AD 200, 3 vols.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9）; David W. Pankenier, Astrology and Cosmology in Early China: Conforming Earth to Heave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王长久：《寻根“中国”：中国人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北京：华龄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

[4] 可参阅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第93-96页。

[5] Jo Guldi and David Armitage, The History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86.

序言

我们迫切地需要理解整个人类的历史，这正是眼前这本《极简人类史》（This Fleeting World）的写作初衷。今天的世界联系空前紧密，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生活在地球村，我们不但要了解彼此的分歧，更应该清楚彼此共同的关切。如果我们想避免因战争或生态崩溃（或两者共同作用）导致的全球性危机，“人性共通”和“全球公民”的意识就必须在未来几十年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了理解我们作为人类的共同关切，我们必须清楚人类有一部属于自己的“大历史”，这是一部超越特定地区、国家、民族甚至不同世界的“大历史”。正如“一战”刚刚结束时，H··G韦尔斯（H. G. Wells）在《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一书中写到的一样：“没有共同的历史观，就没有和平与繁荣。倘若在合作中缺乏共同的价值理念，仅凭狭隘、自私且彼此矛盾的所谓‘国家传统’行事，不同种族、民族的人们就注定滑向冲突和毁灭。”

就在韦尔斯写下上述文字前后，据称亨利·福特（Henry Ford）也曾说过，历史仿佛是由“一个接一个了无生趣的事实”组成的。（我们无从得知福特是否读过《世界史纲》一书，如果读过，他又该作何感想。）类似的历史并无太大意义。学生常常不知为何而学，而教师也常常不知为何而教。如果历史能够向读者讲述我们身处的社会和周遭世界的趣事、要事，剖析前因后果，引人入胜而又催人奋进，那么历史是值得学、值得教的。要使细节产生意义，我们必须将其置于一个更大的历史演变中，观察一个特定民族、国家、群体或世界的历史演变。

但究竟是何种演变和哪些群体呢？历史学家在不同的维度进行历史叙事。有人书写特定的社群或历史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或阿兹特克帝国的兴起。有人在更高的历史维度叙述，涵盖整个历史时期或区域，如古罗马史或美国史。这些都是我们熟知的历史叙事，而且书写美国史甚至整个西方文明史其实都相对简单。此外还有第三维度，即我们今天熟知的世界史。世界史学者们试图探寻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历史细节如何连接着更宏大的历史演变。当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世界历史叙事自然比特定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叙事包含“更多的史实”，这也是为何讲述世界历史更加困难的原因。《极简人类史》一书正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世界历史而写。

当我们进一步涉足被称为“大历史”的更为宏大的历史叙事时，任务就变得更加艰巨。大历史演变过程将人类历史和地球历史融入宇宙演化史。典型的大历史叙事通常从多个维度审视历史。它往往从宇宙学家称之为“大爆炸”的宇宙开端落笔，在开头几页就进行描述；接下来，随着原始宇宙（仅由氢原子、氦原子和大量能量组成）产生日益复杂的事物，大历史开始描述逐渐出现的更加复杂的实体。许多学生认为，大历史课程可以满足他们对生命、地球和宇宙等宏观问题的好奇心，而这些话题恰恰又是他们十分希望了解却被大部分学校课程忽略的东西。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希望讨论这个宏大故事的最新走向，他们希望讨论未来。这自然而然将历史引入了环境研究领域，后者也是一个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的领域。什么是“人类世”（Anthropocene epoch）？廉价能源是否会耗尽？新技术能够支撑人类的持续性发展吗？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无法提供确切的答案，但我们对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以及对人类世界以外更宏观领域的“大历史”的领悟，必将有助于我们把握上述议题的实质。

一些人怀疑，即使我们将历史回溯至地球起源，我们恐怕也无法得到一部连贯的人类史。但事实上，这部人类史一直存在，而且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其重要性日益凸显。这本《极简人类史》旨在通过讲述一部人类简史，帮助读者了解世界历史的概要。我希望本书能帮助读者厘清世界历史中纷繁芜杂的历史事实，成为他们在这个陌生领域的导航地图和指南针。从这个意义上讲，《极简人类史》就是一套导航工具，它的作用就像学习地理时所用的地图：它如同一个宏观的提纲，让你在学习具体史实的时候，脑海中始终存有更大的历史背景。你还可以把它想象成乘飞机俯瞰曾经徒步穿越过的乡村。乘飞机或许看不到太多的细节，但你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地形；单独的个体或许会模糊不清，但你能更容易地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部人类简史仅仅大致勾勒出人类这个神奇物种发展过程中的部分重要线索。当然，其他历史学家很可能会以不同方式梳理这些线索。尽管如此，随着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史（大历史）领域的不断发展，人们已就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关键节点达成了共识。《极简人类史》最重要的三章即是希望从这些共识中提炼精华。当然，简短有其弊端，但也有优势。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坐下来一两次就可以读完，时间紧凑得你读到结尾还能记得开头的内容！

如何使用《极简人类史》

《极简人类史》发端于为《宝库山世界历史百科全书》（Berkshire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第1版撰写的一系列回顾性文章。后来，教授世界历史的老师发现这些文章在课程设置、课堂准备和学生复习等方面颇有价值，于是决定将其合并成册进行出版。跟随本书主体内容，读者将从宇宙诞生一路前行至现代社会。此外，本书还包括三篇附录，希望有助于读者阅读理解。

鲍勃·贝恩（Bob Bain）和劳伦·麦克阿瑟·哈里斯（Lauren McArthur Harris）（两位原来是世界历史教师，现在研究教师培训方法）为本书撰写了学习指南，即本书的附录A。附录B讨论历史分期的复杂议题：我们如何将历史划分成便于操作的版块。附录C则包含一些可供参考的补充书目和网站，如“大历史项目”（the Big History Project）的网站。

尽管有种种不足，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本书，在脑海中形成一个或许粗糙但却有益的世界历史轮廓，就像16世纪航海家们使用过的地图一样。尽管它们最终被更精确、更复杂的现代地图取代，但是在当年，这些地图显得出奇得有用。希望本书亦能如此。

我们真诚地希望你能喜欢这本《极简人类史》，但愿它能向你展现出人类世界宏大、复杂，时而忧郁悲伤，时而催人奋进的历史画卷。这是我们人类自己书写的历史，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分子。

1
前传
开端之前

在人类历史以外，还存在一个更大的范畴，即地球史甚至整个宇宙的历史。本章“前传”正是希望在这个更大的范畴之内，讲述人类过去的历史——这也正是“大历史”研究的范畴。正如我们需要用世界历史，来帮助我们理解特定区域的历史一样，我们也需要一个更大的背景，来帮助我们看清人类历史在地球史乃至宇宙史中的位置。如果我们要进行超越人类自身历史的思考，我们就需要“大历史”。

20世纪中叶以前，大多数天文学家认为宇宙没有历史，它始终存在着。但我们有理由对此假设持怀疑态度。20世纪20年代，美国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Edwin Hubble）找出证据，发现大多数遥远的星系一直在离我们远去。这些证据表明宇宙可能一直在膨胀。如果宇宙在膨胀，则证明它过去一定小得多，而且在遥远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它可能被压缩在一个极其微小的空间内——甚至比一个原子还要小。

20世纪中叶，大部分天文学家积累了足够的证据，证实上述猜测正是以前发生过的事实。我们发现，人类并非唯一拥有历史的创造物。地球有自己的历史，整个宇宙也有自己的历史。自20世纪中叶以来，我们开始能够讲述这段历史，并将人类历史视为一部更宏大、更科学的“创世史”的一部分。本章人类史“前传”希望以21世纪的知识视野，向大家提供这部大历史的概览。（几乎人类的每个社会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释宇宙起源的故事，这些创世故事——对那些相信它的人来说并非“神话”——试图为所有生命赋予意义，这些意义通常反映了他们各自的文化来源。）

宇宙出现在大约138亿年前，源于宇宙学家所说的“大爆炸”。这是所有历史日期的开端，我们对大爆炸之前的世界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在此之前是否存在时间、空间甚至虚无，我们缺少任何与此有关的信息或是理论；这也正是创世故事开始的时候。但是其实，从宇宙出现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便能够讲述一个符合现代科学基本理念的创世故事——这个故事建立在大量且仍在不断增加的证据之上。

当宇宙刚刚出现时，它极其微小，很可能比一个原子都小。然而，在其内部蕴含着组成宇宙所需的所有物质和能量。此时的宇宙温度极高，（几乎无法用数字衡量！）以至于物质、能量、粒子、空间和时间全都混杂在一起。随后，在巨大能量的作用下，宇宙发生急剧膨胀，其速度可能比光速还要快。在暴胀过程中，宇宙逐渐冷却。正如蒸汽最终会凝结成水一样，宇宙在冷却过程中，也会经历一系列不同的“阶段变化”。从宇宙诞生的第一秒开始，各种截然不同的力量就出现了，包括引力（一种将万物拉拢聚合的力量）与电磁力（一种促使异性电荷相吸，同性电荷相斥的力量）。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夸克此时也出现了。然而诞生初始的宇宙变化剧烈，大部分粒子一出现就消失，转化成宇宙中的纯能量。

下一秒，宇宙暴胀的速度慢了下来。此时的宇宙已经出现了我们今天熟知的各种物质，包括质子和电子（组成原子的基本成分）以及至少四种基本形式的能量。这时的宇宙仍比太阳中心还要炽热，充斥着“等离子体”，这是一种由能量和带电粒子组成的杂乱的混合。大约38万年后，宇宙开始经历另一个“阶段变化”。此时的宇宙温度继续下降，使得带正电的质子能够捕获带负电的电子，形成最早的原子。原子呈电中性，于是突然之间，物质不再与电磁辐射相互作用。在今天所谓的宇宙背景辐射中，我们仍可以探测到宇宙在这个历史节点上释放的能量。宇宙背景辐射可以对老式电视机产生静电干扰，它的存在是上述故事真实可靠的最有力证据之一。

在这个阶段，物质的存在形式都极其简单。大多数物质都由自由移动的氢原子和氦原子组成。氢原子由一个质子和一个电子组成，而氦原子由两个质子和两个电子组成。历经千百万年，早期宇宙就是由这种氢原子和氦原子构成的大片星云组成的。那时的宇宙没有星体，唯一将其点亮的是穿行其中的巨大能量。

▣ 思想实验

人类试图了解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但不一定能达成共识。参考一下作家马克·吐温的看法，他写道，人类总是把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或者至是整个历史的中心。1903年，在题为“世界是为人类而造的吗？”（“Was the World Made for Man？”）的文章中，马克·吐温写道，“如果埃菲尔铁塔代表宇宙的历史，那么它顶端的球形构造上，那层薄薄的油漆就代表着我们人类的历史，没有人会认为那层薄薄的油漆是建造埃菲尔铁塔的目的。但我想有人就是这么认为的。”想一想我们该如何回应马克·吐温的这篇文章。我们人类是否应当一直把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或者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思考？人类如何看待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这一点重要吗？

随后，这个现代创世故事出现最神奇的转折之一，物质由此开始变得复杂起来。第一个出现的复杂物质是恒星，造就早期恒星的“工程师”当属引力。早在17世纪，艾萨克·牛顿就已经向我们展示了物体和物体之间存在引力，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能牢牢站立在地球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20世纪早期进一步证明，物质和能量其实是同一实质的不同形式，这解释了为什么能量也会产生引力。就这样，引力逐渐将飘浮在早期宇宙中的大片氢原子和氦原子云拉拢聚合。接下来，数以亿计的星云出现了，并在重力的作用下收缩。在收缩过程中，它们开始升温。随着温度上升，星云内部的原子运动得越来越快，相互间的碰撞也变得越来越激烈。最终，当星云中心的温度达到10℃左右，氢原子开始聚合，在此过程中，原子的一部分转化成纯能量。氢弹爆炸时，其内部氢原子的聚合也是如此。此时，由这些星云内部“超级氢弹”爆炸释放出的能量冲破引力的阻挡，向寒冷、空寂的星际空间倾泻而出。在宇宙出现的大约2亿年后，第一批恒星诞生了。它们中间的大多数，比如太阳，将持续燃烧几十亿年。

在引力的相互作用下，恒星开始聚合成为“星系”。每个星系都由数以亿计的恒星组成，比如我们所在的星系——银河系。接下来，星系还可以组合成星系团。从最高的层面来看，引力的拉拢力量实在太弱，不足以抵抗宇宙的扩张力。因此，尽管星系在引力的作用下聚合在一起，它们之间的距离还是随着宇宙的膨胀变得越来越远。

恒星能产生新的物质，使宇宙进一步变得复杂。最大的恒星产生最大的压力，通常也产生最高的温度。在恒星中心，聚合反应迅速发生，直至它诞生数百万年后，恒星逐渐耗尽自身的氢元素。此时，恒星的中心坍缩，产生更高的温度，直到氦原子开始聚合，产生更复杂的元素，比如碳。经历一系列这样的剧烈坍缩，新的元素不断诞生，直至出现原子核中拥有26个质子的铁元素。产生含有更多质子的元素需要更高的温度，没有恒星（无论其体积大小）能达到如此高的温度。当一颗体型巨大的恒星坍缩时，它会在巨大的爆炸中走向消亡，成为一颗“超新星”。正是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各种重元素，直到最重的元素铀，其原子核中含有92个质子。至此，组成我们世界的化学元素大多在大体积恒星的死亡剧痛中产生了。超新星使得化学反应成为可能，没有它们，人类就不会存在，地球也不会存在。

从大爆炸到现在，宇宙进化经历了大约138亿年时间。科学家将宇宙进化划分为8个层次，分别为物理进化、化学进化、天体演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社会进化、人工自然进化。人类历史只是宇宙进化过程中最后出现的简短片刻。

第一批超新星很可能是在大爆炸发生10亿年内消亡的。从那时起，超新星就一直将更复杂的化学元素抛撒到星际空间。尽管氢和氦仍是宇宙中占绝对优势的主导元素，但是其他元素的储量也有了显著的积累和提高。这些元素可以通过各种复杂的方式合成化合物，进而形成更加复杂的物质——包括我们人类本身。

行星是第一批由这些更加复杂的物质组成的天体。在像银河系一样的大星系中，星际空间中遍布这些新型化学元素。因此，当新恒星诞生时，形成它们的物质不仅来自氢、氦组成的星云，还来自于碳、氧、氮、金、银、铀等其他元素组成的星云。事实上，所有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元素都可以在这些星云中找到。我们的太阳正是45亿年前，由这些物质组成的星云构成的。这片“太阳星云”（人们这样为其命名）在重力的作用下坍缩，直至氢原子开始在中心发生聚合，形成我们称之为“太阳”的恒星。大部分的太阳星云被太阳本身吞噬了，只有极微量的物质继续在年轻太阳的外部空间沿轨道绕行。在每一条绕日轨道上，原子相互碰撞、挤压，最终慢慢形成大一点的物质，这有点儿像滚雪球。（事实上，一些彗星就类似巨大的雪球，是行星形成过程中的遗留物。）这些物质相互碰撞、挤压，逐渐形成较大的天体，如陨石或微小行星，我们将其统称为“小行星体”。随后，在每一条绕日轨道上，所有碎片相互碰撞、挤压，逐渐形成各种星体，我们将这些星体称作“星子”（Planetesimols）。太阳的热量将气态物质从星系中心驱散，这解释了为何内圈行星（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呈固态，而外圈行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呈气态。

早期地球是一个炎热、危险的地方。它被陨石和小行星轮番撞击，随着体积越来越大，压力使地球中心温度上升，而大量的放射性物质加快了热量积累。很快，早期地球由于温度过高开始熔化，在此过程中发生了我们称之为“重力分异”的现象。比较重的元素，如铁和镍，沉积到地球中心，形成了地核。金属构成的地核能够产生磁场，保护我们免受太阳的一些有害辐射。稍轻的物质组成了熔融态、瓜瓤状的中层，我们称之为“地幔”。更轻的物质则停留在了表层。这些物质迅速冷却，形成了蛋壳一般薄薄的一层，我们称之为“地壳”。地壳仅有几千米厚。而最轻的物质是气体，这些气体从地球表面的火山喷薄而出，形成了早期的大气层。

40多亿年前的地球历史被划分为“冥古宙”。那时的地球酷热难耐，不断遭受小行星的轮番撞击，大气层中也没有游离氧。此时还没有生物能够在地球生存。随后地球开始慢慢冷却，最终，水蒸气组成巨大的云团在地球上空循环，逐渐形成降雨，造就了早期的海洋。

我们几乎可以确认，正是在这些早期海洋中，一种新的复合体开始出现：这就是生命。液态水为化学反应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在空气中，原子运动太快，无法配对；而在固体中，原子又几乎一动不动；水是最适宜的，化合物运动不快不慢，所以一旦它们相遇，便可配对形成更加复杂的化合物。在当时地球的某一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在早期海洋的深处），由于那里既有来自深海火山活动的能量，又有充足的化学物质，越来越多更加复杂的化合物开始形成。距今大约35亿年前，也就是地球诞生后的10亿年内，这些化合物中的一部分形成了地球上第一批生物。生物学家把这些微小、简单、单细胞的生物命名为“原核生物”。直至今天，原核生物仍是地球上最普遍的生物。像所有的原核生物一样，最早的这批生物太小，肉眼无法看见。但它们的一举一动都足以证明，它们是有生命的，全然不同于没有生命的物质。它们能通过生物学家称之为“新陈代谢”的化学反应，从周围的环境中汲取能量。它们还可以利用令人惊叹的庞大而复杂的分子（我们称之为“DNA”，脱氧核糖核酸的英文缩写）的特性进行自我复制。原核生物通过分裂成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个体，或者“克隆”，进行自我繁殖。尽管如此，由于在生殖过程中总是会有微小差异，这就意味着个体之间总是会出现细微的差别。由于存在这些差别，一些个体在获取能量方面会优于其他个体，而且这些个体更容易存活，并能更有效地进行繁殖，将这些优点和特性遗传给自己的后代。通过这种方式，生物开始逐步改变、进化，顺应各种各样的环境，演化出千百万个不同的物种。这个过程，查尔斯·达尔文称之为“自然选择”。正是这种机制造就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姹紫嫣红、万物生长的大千世界。随着越来越多的物种出现，地球表面被一层薄薄的生命体覆盖，我们称之为“生物圈”。迄今为止，地球是宇宙中已知唯一存在生命的行星。当然，将来我们也可能在宇宙的其他地方发现某种形式的生命存在，而且从理论的角度来说，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从化石遗迹来看，第一批原核生物出现在距今35亿年前。通过自然选择，它们中间的一部分已经学会进行光合作用。这是一种直接从阳光中汲取能量，并将其储存在体内的能力，今天所有的植物仍在使用这种方法。我们知道光合作用出现的时间很早，因为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名为“叠层石”的古老化石，这是一种巨大的、类似珊瑚的物体，它们是由大量类似藻类的微生物遗骸组成的，这种生物能够进行光合作用。光合作用有一个明显的附加作用：这种化合反应需要从阳光中汲取能量，并且产生氧气这个附加产品。因此，随着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呈几何倍数增长，越来越多的氧气被释放到大气层中。对某些生物来说，这完全就是灾难，因为氧气极其活跃，可能变得极具破坏性。如果你怀疑这种说法，可以想想火——火就是氧气和其他元素发生的剧烈反应。事实上，地质学家能够追踪游离氧在地球上的逐渐积累，因为他们发现了赤铁带：赤铁就是铁与游离氧结合的产物，这是一种缓慢形式的燃烧，我们通常称之为“生锈”。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物种成功地适应了含氧量日趋丰富的大气层。其中一些还开始利用氧原子的高能量驱动自身的新陈代谢。于是通过这种方式，在距今约20亿年前，真核生物出现了，它的出现标志着生物复杂性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些早期真核生物与原核生物一样，是单细胞生物。真核生物大多比原核生物体积大，它们通常将脱氧核糖核酸（DNA，遗传信息载体）保护在一个细胞核中，这能够确保它们更加精准地繁殖。其中一些物种还可以在繁殖前替换部分遗传信息片段，这意味着它们的后代具有父本、母本的双重特点。这是一种新型繁殖方式的开始，我们称之为“有性繁殖”。有性繁殖可以产生更丰富的多样性，因为后代和亲本不可能完全相同，这样，自然选择的节奏就大大加快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地球历史最近的10亿年中，生物物种的多样性比以前提高得更快。

距今约6亿年前，第一批多细胞生物出现，这是生物圈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之一（此外，还有“人类世”带来的变革，这将在最后一章讨论）。在震旦纪及随后的寒武纪岩层中，突然出现已经可以用肉眼直接看到的大体积化石。从那时起，尽管大多数生物仍属于单细胞的原核生物或真核生物，但是古生物学家已经追踪到多细胞生物日趋丰富的多样性。每一种这样的生物都含有数十亿的真核细胞，它们密切配合，共同构成一个生命个体。多细胞生物的出现，标志着生物复杂性的进一步提高。

最初，所有多细胞生物都生活在海洋。但从距今约5亿年前开始，部分生物（极有可能是早期形态的植物或昆虫）开始探索陆地。这绝非易事，因为它们是在水中进化的，需要水维持其新陈代谢并进行繁殖。因此，像今天所有的陆地生物一样，它们必须进化出特殊的皮肤，以保护身体内部进行的各种化学反应，它们甚至为自己的后代进化出了精密复杂的保护机制，如蛋壳。从那时起，千百万种大型生物先后在地球上出现，它们繁荣兴旺，随后又消亡灭绝，包括最早的两栖类动物、爬行动物（如恐龙）和第一批哺乳动物。我们还知道，地球历史上还多次出现剧变时期，在此期间，数以百万计的生物在短时间内消失殆尽。有时，这些“灭绝事件”是由于地球和某些小行星碰撞引起的，而这些小行星直至今天仍环绕着太阳运行。这些碰撞掀起的尘烟犹如巨大的帷幕，遮天蔽日长达数月甚至数年，就像核战争一样。此外，它们还可以引发破坏力巨大的海啸。距今约6 500万年前，很可能就是由于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绝大部分种类的恐龙灭绝殆尽。最早的哺乳动物极有可能是体型较小的穴居动物，类似于今天的鼩鼱。它们的袖珍体型和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性，使其比体型巨大的恐龙更有优势，在小行星撞地球的灾难中逃过一劫。

最早的生命原核生物诞生于太古宙（38亿年至25亿年前），紧随其后的是真核生物。距今约6亿年前的震旦纪（也称埃迪卡拉纪），地球上出现了多细胞的“埃迪卡拉生物群”。地球进入古生代之后，进化速度大大加快。最早的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都在这一时期出现。距今2.5亿年前，地球进入中生代，这一时期的生物圈几乎被恐龙主宰。恐龙灭绝之后，地球进入新生代，现代生物开始出现，包括最晚进化出来的人类。

摆脱了恐龙这块绊脚石，哺乳动物开始适应曾经被恐龙独霸的多样的自然环境。很快，我们发现，大量新型的哺乳动物出现在地球上。其中一种为灵长类动物，它们大多数时间生活在树上。为了适应树间生活，灵长类动物需要具备适于抓握的手，可以观察立体图像的眼睛和能够处理大量视觉信息的大脑。从距今约2 000万年前起，一部分灵长类动物（早期形态的猿）开始花更多时间生活在地面上。到了约700万年前，在非洲某个地方，一些猿类开始用双脚站立。这是第一批“类人猿”，这种两足直立的猿是我们人类的直接祖先。

我们最有名的类人祖先或许就是“露西”了。她属于名为“南方古猿”的类人族群，居住在距今约300万年前的非洲埃塞俄比亚一带。我们可以从露西脊柱和颅骨的连接方式得知，她是用两足直立行走的。人类古生物学的先驱之一玛丽·利基（Mary Leakey）也发现了两个南方古猿的化石足迹，这是当初他们走过火山爆发散落的灰烬时留下的。露西比现代人个头稍小，大脑和现代黑猩猩差不多大小，所以，即使我们遇见她，我们很可能也会把她当成一个黑猩猩。200万年前，非洲东部出现了另一个类人物种，我们称之为“能人”。这个物种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成员可以制作简单的石质工具。约50万年前，地球上又出现了一个类人物种，名为“直立人”（Homo erectus，古生物学家至今仍在争论该物种的确切命名）。该物种的成员和现代人类个头相当，其脑容量也和我们相差无几。他们制作的石质工具比能人更加精细复杂。随后，这个物种的部分成员离开非洲，迁移到其他地区，历经许多代，最远的到达了今天的中国境内。

我们人类，即现代智人，出现在约25万年前的东非。随着人类的出现，我们进入了人类历史时期。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人类的出现标志着生物复杂性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这也是为何人类历史和其他物种的历史截然不同的原因。

原始人种分类图

傍人（约270万年前）

南方古猿阿尔法种（约400万年至100万年前）

海德堡人（约70万年至20万年前）

格鲁吉亚人（约180万年至160万年前）

能人（约250万年至150万年前）

直立人（约180万年至20万年前）

早期智人：尼安德特人（约15万年至10万年前）

晚期智人：现代智人（约5万年至1万年前）

2
开端
采集狩猎时代

采集狩猎时代是人类历史中这样一个时代：整个人类社会依靠采集或狩猎，而不是通过种植或制造，来获取食物和其他必需品。此时的人类被称为“采集狩猎者”。这个时代也被称作“旧石器时代”。采集狩猎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时代，也是迄今为止最长的时代，这是为人类历史奠定基础的时代。

采集狩猎者采集自然资源，用于饮食、居住、衣物、仪式活动和其他一些目的。他们的大部分活动并不是为了试图改变其居住环境。采集狩猎者独特的文化和技术创新，将他们的生活方式（人类与自然以及人类成员之间的诸多联系方式）与其他非人类物种（如猿猴）区分开来。只有人类能使用语言符号进行交流，语言使得人类成员之间可以精细地分享和积累知识。随着知识分享的不断深入，远古采集狩猎者的技能和生活方式逐渐适应了多种多样的自然环境，创造出其他大型物种无法赶超的多彩文化和多样技术。这种适应新环境的超凡应变能力，是人类历史得以形成的关键。

据我们所知，最早的人类就是这些采集狩猎者。采集狩猎时代始于约25万年前，那时候现代智人，也就是我们现代人类，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上。尽管一些采集狩猎的部落至今依然存在，但是随着农业社会的首次出现，采集狩猎时代在大约1万年前就终结了。从那时起，采集狩猎不再是人类社会唯一的生活方式。

研究采集狩猎时代

历史学家曾经纠结于是否将采集狩猎时代写入历史，因为他们大多缺乏相应的研究技术，无法了解一个没有文字证据的时代。通常来说，研究采集狩猎时代的不是历史学家，而是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史前历史学家。

在缺乏文字证据的情况下，学者们常常采用三种截然不同的证据，来了解这段时期的历史。第一种是远古社会留下的物质遗迹。考古学家解读人类骨骼、石器和其他历史遗迹，研究远古人类及其猎物的遗骸，或者某些物品的残留物，如石器、制作品或者食物残渣。此外，自然环境中的一些研究证据，也可以帮助学者们了解气候和环境变化。我们没有发现多少人类历史最早时期的骨骼遗迹，能够确认属于现代人类的骨骼遗迹，最早只能追溯至16万年前。尽管如此，考古学家仍能从支离破碎的骨骼遗迹中读取令人震惊的大量信息。比如，对牙齿的细致研究，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关于早期人类日常饮食的信息，而日常饮食又可以揭示许多关于生活方式的信息。同样，男女之间骨骼大小的差异，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少两性关系方面的信息。通过研究从海床和数万年前形成的冰盖中提取的花粉和果核样本，考古学家们已经成功地重构了当时的气候和环境变化模型，而且准确度越来越高。此外，半个世纪以来不断改进的年代测定技术，让我们能更加准确地推算年代，从而为整部人类历史编纂更加准确的大事年表。

“沃尔道夫的维纳斯”，这是在奥地利沃尔道夫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品。该雕像高约11.1厘米，刻画了一个身材肥硕，象征旺盛的生育能力的妇女。

尽管考古证据向大家展示的大多是人类祖先物质方面的生活，但是时不时也会充满诱惑地让我们瞥见他们的文化甚至精神生活。我们至今仍然无法准确解读远古人类的一些艺术作品，如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的洞穴壁画，但是这些令人惊叹的艺术创作，的确能向我们揭示更多关于早期人类社会的情况。

第二种用来研究早期人类历史的主要证据，来自于对现代采集狩猎部落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必须谨慎使用，因为现代采集狩猎者毕竟来自现代，他们的生活方式或多或少受到现代社会的影响。尽管如此，通过研究现代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古代小型采集狩猎部落的基本生活方式。这种研究可以帮助史前历史学家更好地解读为数不多的史前考古证物。

近年来，基于现代基因差异进行对比研究的新方法，成为研究早期人类历史的第三种途径。基因研究可以测定现代族群之间的基因差异程度，帮助我们预估自己族群的历史，以及确定远古人口迁移时，不同族群分散的时间。

要将这些不同类型的证据整合进一部世界历史并不简单：首先，大多数历史学家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训练；其次，考古遗迹、人类学成果和基因研究会产生不同类型的信息，这些信息和大多数专业历史学家视为首要研究基础的文字记载是截然不同的。来自于采集狩猎时代的考古证据，无法像书面材料一样记载个性化的细节，但它可以揭示许多关于人类生活方式的信息。整合这些不同学科领域的真知洞见，是世界历史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尤其在研究采集狩猎时代时，它是我们必须直面的挑战。

人类历史的开端

时至今日，学者们仍在争论人类是何时出现在地球上的。其中一个假说（即多地起源模式）认为，现代人类是过去100万年中，在非洲——亚欧大陆的多个地区逐渐进化而来的。这一理论得到了一小部分体质人类学家的赞同，如米尔福德·沃尔波夫（Milford Wolpoff）和艾伦·索恩（Alan Thorne）。随着时间推移，不同地区的原始人类（即早期人类祖先）逐渐分化，一方面为现代人类的地区差异（即人种）奠定了基因基础，一方面维持了人类作为同一物种的基因联系。多地起源模式意味着，人类历史是在过去100万年中的某个时间点逐步发展起来的。这种模式的证据主要来自对骨骼遗迹的对比研究。

▣ 碳-14年代测定法

以下选文着重强调了碳-14年代测定法对考古学的革命性影响。

20世纪40年代，美国化学家威拉德·F·利比（Willard F. Libby）在芝加哥大学发展出碳-14年代测定法，他因此荣获了196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碳-14年代测定法为确定大多数考古遗迹中有机物的年代，提供了一套准确的测定方法，它在世界各地普遍适用。这种方法使科学家测定历史年代的能力有了革命性提高。它使考古学家从只能依靠人造器物确定年代的单一方法中解脱出来，第一次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年代测定法。随着碳-14年代测定法的出现，许多老旧的考古体系都被推翻。今天，有了准确可靠的纪年表，我们终于能够为远至更新世晚期的考古遗迹测定年代。

来源：哈德逊·M（n.d.），“理解碳-14年代测定法”。2007年5月16日检索。

来自：http://www.flmnh.ufl.edu/natsci/vertpaleo/aucilla10_1/Carbon.htm

走出非洲，走向争议

第二种假说（有时称为“走出非洲”假说）主要依赖于对现代人类进行基因对比，但是它也宣称自己的理论和现存的骨骼证据相吻合。该假说的理论基点，始于我们发现现代人类族群之间的基因非常相似，相似到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人类已经进化了超过25万年。这种假说认为，现代人类均起源于生活在距今约25万年前的少数共同祖先。今天，人类最丰富的基因多样性出现在非洲。这就表明，非洲可能是人类的起源地，在迁移到世界各地之前，远古人类在那里居住的时间最长。如果“走出非洲”假说无误，那么现代人类都是从生活在非洲的“直立人”之后的某个形态进化而来的。这个新人种很可能是在某个孤立的群体中快速出现的。

“走出非洲”假说本身就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认为，尽管现代人类从距今约25万年的非洲进化而来，但那些明显属于人类行为的最早证据（包括先进的狩猎技术和多种多样的艺术活动）仅有5万到6万年的历史。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包括考古学家理查德·克莱恩（Richard Klein）和其他一些专业人士。从这种观点来看，直到某些细微的基因变化使得人类普遍拥有现代性的语言能力之前，人类还算不上真正的人类，人类历史也还没有真正开始。“走出非洲”假说的这一版本，主要依据新式工具和手工制品的传播，这一点在大约5万年前的亚欧大陆的考古研究中可以明显看到。

近年，“走出非洲”假说的一些支持者提出，由于学者们进行的考古研究多在亚欧地区，而非假定的现代人类的诞生地非洲，因此上述变化的重要性可能被人为夸大了。在对现有的来自非洲的考古物证进行仔细分析后，人类学家莎莉·麦克布里雅蒂（Sally McBrearty）和艾莉森·布鲁克斯（Alison Brooks）指出，非洲典型人类活动的考古物证可以追溯至20万至30万年前，这和我们发现的最早的人类骸骨是符合的。如果麦克布里雅蒂和布鲁克斯是正确的，那人类最早应该出现在距今20万至30万年前的非洲，这个时期也是人类历史真正的开端。我们在这本《极简人类史》中采用的历史分期正是基于这些发现。我们暂时采纳这种说法，即最早的人类出现在距今约25万年前，这也标志着人类历史的开端。但是，我们必须牢记，这个年代可能会被修改。

什么使我们与众不同？

什么使我们和其他物种截然不同？什么使人类历史和其他动物的历史截然不同？对于这些根本性问题，从古至今有很多回答。现代人的回答包括：我们有两足直立行走的能力；我们会使用工具；我们能有计划、有步骤地狩猎；我们有不同寻常的超级大脑。遗憾的是，随着对与人类亲缘相近物种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们发现这些特质在人类近亲（如黑猩猩）身上也有某种程度的呈现。例如，第一位在自然状态下研究黑猩猩的现代动物学家简·古道尔（Jane Goodall）就很快发现，黑猩猩也能制作和使用工具，而且也会狩猎。

现在看来，人类主要区别于其他近亲物种最有力的标志就是语言符号了。尽管许多动物都可以通过各种原始方式与同类交流并分享信息，但只有人类是唯一可以使用语言符号进行交流的生物。语言符号是一个将人造符号用语法联系起来的系统，能够创造出无限的准确话语。语言符号极大地提高了人类交流的准确性，拓展了人类交流的思想和领域。语言符号第一次赋予了人类神奇的能力，让我们可以谈论那些我们没有亲眼见到的事物（比如经历、发生在过去和未来的事情），以及那些我们不确定是否存在的事物（比如灵魂、魔鬼和梦）。

▣ 思想实验

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人类交流系统如何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想想你从家到学校的路线，对沿途的事物你了解多少，又作何感想？现在问问自己：“我头脑中的这些思想、观念，有哪些不是别人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方式装进我脑袋里的？我每天使用的这些物件中，有哪些是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就可以独立发明出来的？”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他人的经验和思想对你我的重要性。

在原始社会，石器是重要的生产工具，由于制造石器的技术比较复杂，原始人类需要借助语言符号，交流并传播这一技术。在石器制造水平较高的阿舍利文化中，原始语言（主要是一些基本的符号）是重要的推动力之一。石器制造促使人类产生语言，语言的产生加快了知识积累，进而推动生产技术的革新。

人类交流系统在效率、范围和准确性方面突然提高，这使得人们可以将自己所学更多地与他人分享。这样，知识的积累速度开始远远超过其流失速度。知识和经验不会随着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死亡消失，而是为下一代保留了下来。

就这样，每一代人都继承了前人积累的知识。随着知识积累的不断增长，后人得以采取不同方式，利用这些知识适应多样的环境。除人类以外，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只有在整个物种的基因构成发生改变时，其行为才会发生重大变化。而人类却不用等基因发生改变，就可以对自己的行为做出重大调整。这种“群体学习”的积累过程，解释了为何人类会拥有超凡能力，并得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它同时也阐明了人类历史为何拥有独特的活力。在人类历史中，文化超越了自然选择，成为变革的首要驱动力。

上述结论提示我们，要追问人类历史的开端，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早期人类遗骸的解剖学分析，还要注意那些标志着语言符号和技术积累的考古证据。麦克布里雅蒂和布鲁克斯的发现，正是将符号活动能力的早期证物（如研磨颜料以用于身体彩绘的遗迹）和石器技术重大变革的早期证物（如多种直立人族群所掌握的石器技术的消失）与新物种“赫尔梅人”（Homo helmei）的出现联系起来。这个物种的骨骸和现代人高度相似，以至于最终我们可能只能将其并入自己这个物种——现代智人。大约在30万年至20万年前，能证明这些变化的解剖学证据、技术工艺证据以及文化证据就在非洲出现了。

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

采集狩猎时代的考古学证据非常稀少，以至于我们对早期人类生活方式的理解主要依赖于对现代采集狩猎部落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事实上，采集狩猎生产模式的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由人类学家理查德·李（Richard Lee）首先提出的，而这正是基于他对非洲南部采集狩猎部落的研究。尽管如此，少之又少的考古学证据可以用来规范现代人类学研究提出的一些归纳性结论。

从为数不多的采集狩猎时代遗迹，以及我们已知的现代采集狩猎者的生活方式和技术工艺来看，我们可以确信，如果以现代标准来衡量，他们的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那时的人类每天从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中获取的热量很难超过3 000卡路里，而这是一个成年人类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能量。

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意味着以后来的标准来看，当时的人口密度非常低，平均每平方千米不足1人。这意味着少量的人口散布在广阔的范围内。

现代研究显示，采集狩猎者可能会有意识地控制人口增长，以避免对土地的过度利用。研究还显示，采集狩猎者可以利用多种方式控制人口增长：如通过延长母乳喂养实现避孕；使用各种堕胎术；有时，甚至会杀死过多的儿童，或者让年老、患病等身体不够健康的成员自生自灭。

由于每个采集狩猎部落都需要一个大的区域维持其基本生存，和现代采集狩猎者类似，远古采集狩猎者可能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由几个关系密切的成员组成的小型部族中。大多数小型部族属于游牧性质，你必须步行很长距离，才能走遍你自己的大片部族领地！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确认，临近的部落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比如，几乎所有的人类部族都鼓励成员与外族通婚，以远离自己的直系血亲。采集狩猎部落定期与邻近部落会面，彼此交换礼物和故事，举行各种仪式，一起载歌载舞，共同解决争端。在这种聚会（可能类似于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歌舞会）上，来自不同部落的男男女女会自发地或通过正式的婚约走到一起。

亲缘关系

族群交流意味着每个部落在邻近部落中都有亲属，这就确保了邻近族群之间休戚与共的团结意识和语言之间的相互重叠。血缘亲情结成的纽带造就了地区交流网络，使邻近部落间的人员、物质和思想交流更加顺畅。

基于现代采集狩猎社会的研究显示，家庭和血缘观念为考量和组织社会关系提供了首要方式。事实上，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1982）一书中，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就建议将小型社会描述为“血缘秩序社会”。家族就是社会。这一点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来说，恐怕难以理解。血缘和家族观念为行为和礼仪提供了准则，要在当时的世界生存下去，这是十分必要的：那时大多数部落人数不多，没有几个人能在一生中有幸见到几百人。

社会即家族的观点也向我们透露了许多关于采集狩猎社会经济情况的信息。当时的交换关系与现代家庭中的此类关系相似。交换被视为礼节，这意味着交换行为本身比实际交换的物品更重要，交换是巩固、加深现有关系的良方。人类学家认为，这种关系建立在互惠基础之上。与之类似，权力关系也就是家庭或扩展家庭的权力关系。公正、纪律——甚至是对反社会行为的暴力惩罚，也可以由家庭一手实施。家庭等级制度（只要其存在）主要基于性别、年龄、经历和家庭成员享有的威望。

基于现代采集狩猎社会的研究显示，尽管男女可能分工不同（就像社会的年老成员和年轻成员分工不同），但他们扮演的角色差异并不一定造就相应的等级关系。女性可能承担大部分照顾子女的责任，并负责采集大部分食物（至少在温带和热带地区是这样，在这些地区采集比狩猎更重要）；而男性则负责狩猎，在上述这些地区，这是一种不太稳定的食物来源。尽管如此，没有证据表明男女承担不同的职责会形成相应的控制与支配关系。在整个采集狩猎时代，人际关系都着眼于个体感受而非等级制度。在一个人际关系密切、没有嫌隙的时代，人们没有必要建立如现代社会这样一个高度制度化的社会结构，这样的构建主要是为了调整陌生人之间的关系。

种类繁多的墓葬品和艺术品留下痕迹，使我们得以一窥采集狩猎者祖先的精神世界，但却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现代对比研究显示，远古采集狩猎者将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视为扩展家庭的一部分，其中充满生灵，人们或与之建立亲缘、责任关系，或与之对立。这样，远古采集狩猎者对人类和其他物种、实体的区别就相对模糊，不像我们今天区分得这么分明。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些现代人常常觉得不可思议的理念，如图腾崇拜——将动物、植物甚至地质构造（如山峰和湖泊）视为神灵，顶礼膜拜。虽然部落与部落之间象征精神的具体图腾存在很大差异，但是相信万物有灵是采集狩猎社会最根本的关于宇宙的设想（或宇宙模型）。这种设想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的世界：动物和物体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人类只好随性为之。

生活水平

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其197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采集狩猎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的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基于从现代采集狩猎社会搜集到的证据，他反驳道，从某些方面来看，采集狩猎者（当然指那些没有生活在严酷自然环境中的群体）的生活算得上富足。游牧生活不利于物质财富的积累，因为人们不得不随身携带他们拥有的财物；同样，采集狩猎这种随时从周围环境获取生存所需的生活方式，也不利于财富积累。在当时的世界，人们没有必要积累物质财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私有财产的缺失就是贫穷的标志。但萨林斯认为，采集狩猎者很可能感到生活富足，因为他们的生活所需可以从周围的环境中获取。尤其是那些生活在温带地区的采集狩猎者，他们的饮食富含营养、多种多样；饮食的多样性使远古采集狩猎者们免受饥荒的困扰，因为即使他们喜欢的食物歉收，他们还有其他多种选择。

▣ 思想实验

早期采集狩猎者的饮食状况和我们今天大不相同，但其饮食需求和我们相差无几。想想今天我们花多久就能获取3 000卡的热量，你可以以下面的快餐食谱为例：

早餐：唐恩都乐（Dunkin' Donuts）烤肠，鸡蛋，奶酪牛角包（690卡），热巧克力（220卡）；

中餐：麦当劳麦乐鸡汉堡（425卡），16盎司可乐（210卡），10个炸洋葱圈（244卡）；

晚餐：汉堡王超级汉堡（670卡），1中杯奶昔（560卡）。

现在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商店、餐馆，而你想从水果、昆虫的幼虫、鱼等食物中获取相应的热量，你得花多少时间从你家附近的自然环境中找到这些食物？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做这些事情？你需要多少新知识，来辨别哪些食物是安全的，哪里可以找到这些好的食物？

生活闲适，但生命短暂

古生物学家（专门研究化石中的生物的专家）的研究已经确认，远古采集狩猎者的总体健康状况优于早期农业社会的人类。采集狩猎者居住的小型社会使他们和流行性疾病隔离开来，频繁的迁移活动又避免了招引致病害虫的垃圾堆积。现代对比研究显示，采集狩猎者的生活相当闲适，他们每天只需花几个小时寻找生活必需品，所花时间比农业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要少得多。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从另外一些方面来说，毫无疑问，采集狩猎时代的生活十分艰苦。比如，预期寿命可能非常低（或许低于30岁）。尽管也有许多人活到了七八十岁，但相比大多数现代社会，其居高不下的婴儿死亡率、意外事故以及人为暴力，也造成了更多年轻成员死亡。

▣ 思想实验

环顾一下教室的四周。想象你就生活在采集狩猎时代，你不必去学校，也不必走进一间正方形的教室，你可能每天都待在野外，搜寻坚果、浆果或鹿。好吧，可能不是你们中间的所有人，但你们中间至少有一半人活不下来，因为50%的儿童会在10岁之前死亡。假如你是其中的幸运儿，勉强幸存，想想如此频繁地失去年幼的兄弟姐妹，会是一种什么感受……

采集狩猎时代的重大变革

采集狩猎部落规模过小和跨地区思想交流受限，足以向我们现代人解释，为何在这段历史时期技术革新相当缓慢。尽管如此，相比我们的猿人祖先（包括两足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哺乳动物及其他相关种类）和其他大型物种的变革，这一时期的变化可谓相当迅速。只举一个例子：我们的直系祖先直立人使用过的阿舍利手斧（Acheulian hand axes，一种源于非洲、有200万年历史的石质工具）就曾历经100多万年而没有多少变化。而在20多万年的采集狩猎时代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多样技术和新型的生活方式。事实上，约20万年前，阿舍利石器技术在非洲突然被更多样、更精良的石器制作技术取代，这一事件正是我们认为现代人类从此出现的最有力证据之一。许多通过这种方法制作的新型石器十分袖珍，可能装有手柄——手柄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石质工具的灵活性，拓宽了其用途。

我们的采集狩猎者祖先的技术革新能力，使他们能在陌生的土地上探索、定居，这是和他们出生、进化的地方截然不同的环境。事实上，这种创造力正是我们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关键之一，包括与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类人猿。据我们所知，类人猿还无法完全恰当地调整其行为，使自己可以迁移到新的栖息地。这正是我们通常认定人类有历史，而这些物种却没有历史的原因。相比之下，人类采集狩猎时代的历史是由许多迁移到陌生环境、未被记载的小故事组成的。微小的技术革新，新知识、新技巧的积累，生活方式的细微变化，共同促成了这种迁徙。

随着人类越来越广泛地遍布地球，人类的数量明显增加了。尽管基因证据显示距今约7万年前，人类人口缩减至区区几千人，但是现今对采集狩猎时代的人口进行估算，大体上还是依赖于猜测。最近，人口统计学家马西姆·利维巴奇（Massimo Livi-Bacci）提出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推测。他宣称3万年前，世界人口仅有几十万人；但到了1万年前，人口可能已达600万左右。如果我们假定3万年前世界人口为50万，那么就意味着，在距今3万年到1万年前这一时间段中，世界人口的年增长率低于0.01%。也就是说，世界人口大致每8 000年至9 000年翻一番。我们可以把这个增长率和其他历史阶段的平均增长率作比较：农耕时代是每隔1 400年翻一番，现代社会是每隔85年翻一番。

▣ 思想实验

人口“翻一番时间”究竟是什么意思？假定人口增长率为每年0.01%——这是假设的3万年前的人口增长率。为了理解“翻一番时间”在此人口增长率之下的意思，想象一下下面的场景：某一个村庄有11个人，刚好组建一支足球队。他们非常想和其他球队比赛，但却一个人也找不到。以上述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要等多少年才能凑齐22个人呢？答案是：9 000年。（如果想要替补队员，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图中展示的是各种早期的尖状工具。第1组工具用石质薄片制成；第2组用鹿角制成；第3组用动物骨骼制成；第4组用鹿角制成；第5至7组用切割而成的石头制成。

技术变革

采集狩猎时代的增长速度在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引人注目。至今，人们仍将人口增长视为技术革新的间接标志。因此，采集狩猎时代的人口增长意味着技术革新贯穿整个时代，也暗示技术革新在加速。当然，对比人类历史的后续时期，这种增速还是极其缓慢的。造成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是采集狩猎部落规模较小，分布比较分散，导致信息交流受限。事实上，变革发生得如此之慢，以至于一个人穷其一生都很难注意到。这意味着，远古采集狩猎者并没有多少长期变化的意识，他们大体将过去视为基于目前的一些细微变化而已。

迁移到陌生环境，往往需要新的技术、技能。这种类型的迁移可能在采集狩猎时代早期就开始了，但当时所有人类都还居住在非洲大陆。不巧的是，研究人类历史初期的技术变革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现存的器物能为我们提供的信息很少，我们无法得知当时的工匠们有多少技术知识。今天，我们可以依赖汽车、电脑之类的物品，因为这些东西代表了大量的专业知识。然而，现代人类学研究显示，采集狩猎者的技术知识主要储存在大脑中，而并非体现在器物上。出于这种原因，采集狩猎者残存的工具仅仅能为我们留下关于他们真实技术、技能的苍白印迹。

尽管如此，变化的证据还是相当有力的。人类迁移到新环境的第一个证据就是人类遗骸开始出现在非洲大陆的各个地方。到了距今约10万年前，一些部落学会了利用海岸周围的资源生活，如贝类动物；而另一些则逐渐适应了热带雨林和沙漠的生存方式。证据表明，相距达几百公里的部落开始以物易物，这说明相距较远的部落也在进行信息交流。所有这些交流成为激发技术试验的关键因素。

向非洲以外地区迁徙

从距今约10万年前开始，一些远古人类开始走出非洲，在世界其他地方定居。现代人部落逐渐出现在亚洲西南部，从那里，人类开始向东、向西迁徙，来到亚欧大陆更偏南、更温暖的地区。这些迁徙将人类带到了类似非洲故土的自然环境，因此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有任何技术突破。事实上，许多其他物种也存在类似在亚洲和非洲之间迁徙的情况。但是当时间来到距今55 000年至40 000年前，人类出现在冰河时代的澳大利亚大陆时，这一事件立刻被视为技术创新的明显标志。因为抵达澳大利亚大陆需要高超复杂的航海技术，而且要想定居在澳大利亚大陆，人类必须适应完全不同的生物环境。迄今为止，我们还没发现其他哺乳动物能独立完成这样的壮举。

同样载入史册的还有约3万年前人类在西伯利亚的出现。要想在冰河时代末期的中亚大草原（面积广大、浩瀚无垠的大片无树草原）生活，你必须掌握捕获大型哺乳动物（如鹿、马、猛犸等）的高超狩猎技术，因为此地可食用的植物要比温暖地区少得多。而且，你必须学会取火，制作贴身的衣物，建造经久耐用的房屋，以保护自己不受严寒的侵袭。到了13 000年前，通过穿越冰河时代连接东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白令陆桥，或是乘船绕道白令陆桥沿岸，人类抵达了美洲。随后，在进入美洲的2 000年内，一些部落深入到南美洲的南部地区。

每一次这样的迁徙都需要新的技术，新的植物学、动物学知识以及新的生活方式。这样，每一次迁徙都代表着一次技术突破，而每一次技术突破都有赖于人类部落在尝试开发各自小区域的特定资源时，做出的不计其数的技术调整。尽管如此，没有证据表明这一时期人类部落的平均规模变大了。采集狩猎时代的技术变革使人类居住得更分散，而不是更集中。人类散布在更加广泛的世界范围，但他们仍旧生活在流动的小型部落中。

人类对环境的影响

虽然一般来说，采集狩猎者对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影响有限，但那些使人类得以完成上述迁徙的技术创新，却意味着他们对自然的影响在增加。尽管围绕下面两个话题还存在一定争议，但许多大型动物（巨型动物）物种的灭绝和“刀耕火种”的盛行，就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的有力注解。

▣ 思想实验

如果你所在的部落平均每年迁移10英里（约16公里），想想你们需要多少年才能从非洲出发，穿越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到达阿拉斯加，然后再横穿整个美洲，抵达最南部的火地岛？完成迁移需要技术进步。再想想当你从非洲（这里气候炎热，动植物资源丰富）启程，到达西伯利亚（这里气候寒冷，植被缺乏，有很多大型动物，如猛犸），再到达北美洲（这里森林茂盛，充满了未知的动物和植物），再先后穿过中美洲的热带丛林和安第斯山脉，抵达火地岛，一路上你需要多少新的知识技能？

巨型动物灭绝

在刚刚过去的5万年中，许多大型动物物种相继灭绝，尤其是在人类新近踏足的地区，无论是澳大利亚、西伯利亚还是美洲。澳大利亚和美洲可能失去了70%—80%体重在100磅（约45公斤）以上的哺乳动物物种。这些物种包括澳大利亚的巨型袋鼠和袋熊；西伯利亚冰河时代的猛犸和长毛犀牛；美洲的野马、骆驼、大树懒和剑齿虎。欧洲可能失去了40%的大型动物物种；而在人类和大型哺乳动物长期共存的非洲，仅有14%的大型动物灭绝。随着考古学家推算出更加准确的日期，我们发现这些灭绝发生的时间正好和现代人类抵达相关地区的时间大致吻合，这就意味着人类导致这些动物灭绝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类似的灭绝在近几个世纪仍在发生：比如，一种与鸵鸟差不多大小、名为“恐鸟”的动物在新西兰灭绝。这个活生生的现代例子向我们展示了，没有任何与人接触经验的大型动物，在面对狩猎技术日趋精湛的人类时，可能会遭遇些什么。此外，这些动物的低生育率也使他们极易灭绝。大型动物在澳大利亚和美洲的灭绝改变了这些地区的历史：因为大型动物的丧失意味着人类再也无法利用这些资源，无法将它们驯化成役畜，或者当成食物、纤维素的重要来源。

刀耕火种

证明早期采集狩猎者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日益增加的第二个例子，就是澳大利亚考古学家里斯·琼斯（Rhys Jones）称之为“刀耕火种”的人类活动。严格地说，刀耕火种算不上一种真正的种植活动。然而就像种植一样，它是一种通过调控自然来增加人类认为有用的动植物产量的方式。刀耕火种者会定期烧掉土地上的残留物，以防止危险可燃物的堆积。定期放火烧地还可以清理低矮的杂草，沉积灰烬。实际上，这种做法加速了已死的有机物的分解，使新生植物迅速萌芽，从而吸引食草动物和捕食这些动物的掠食者。在短短几天或者几周之内，猎人便可以重返他们烧过的这片土地，找寻到许多新的植物和以这些植物为食的各种动物。

人类有计划地在其定居的大陆上焚烧土地。随着时间流逝，这种活动逐渐改变了当地的地貌和动植物混杂的模式。以澳大利亚为例，千百年来持续不断的刀耕火种，使桉树分布的范围越来越广，但这却是以其他畏火植物的减少为代价的，也因此塑造了与人类初到澳大利亚时截然不同的地貌。

加快步伐

从距今约5万年前开始，技术革新的速度开始加快。人类顺利迁移到新大陆、新环境，便是技术革新加快的一个佐证。此外，新的技术、技能开始传播，石质工具变得更多样、更精致，很多还安装了手柄。人们开始使用新材料，如兽骨、树脂和植物纤维。从距今约3万到2万年前开始，越来越多的新式精密工具逐渐出现，包括弓箭和长矛抛掷器。

苔原地区（苔原是平坦或稍有起伏的无树平原，位于典型的寒带和亚寒带地区）的采集狩猎者们用骨针缝制动物皮毛，精心剪裁以制成衣物。有时，他们会用动物牙齿或贝壳制成的精美饰品装点衣物。他们的猎物遗迹显示，猎人们的狩猎技术（尤其是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已经非常专业，这说明他们对不同环境的了解变得越来越熟练。岩洞壁画、木质或骨质雕塑也开始出现在互无联系的非洲、澳洲、亚洲和欧洲各地。

富足采集狩猎者的出现

不断加速的技术革新带来了新发展，为最终引导人类进入农耕时代的变革埋下了伏笔。大多数的采集狩猎技术是“分散型”的，它引导人类占据了广大的地区，但却没有扩大单个部落的规模。然而，采集狩猎者有时也会采用“集约型”技术。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引导他们从给定区域内获取更多资源的技术。这种技术使采集狩猎者们能创建规模更大、更稳定（适宜定居）的部落。这种变化的证据普遍来自于距今20 000年至15 000年前，其中最著名的证物来自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谷之间的走廊地带，这是连接非洲和亚欧大陆的一片区域。人类学家很早就意识到，居住在物产丰富地区的采集狩猎者们，其流动意识可能会逐渐减弱，他们大部分时间会生活在1到2个主要的定居地内。而且，只要采集狩猎者们发明出能提高特定区域内资源产出的新技术，他们的定居意识便愈发增强。人类学家将这种采集狩猎者称为“富足的采集狩猎者”。

下一个例子来自澳大利亚，我们在这里可以对采集狩猎生活进行深入研究，因为原住民将这种生活方式延续到了现代。在过去的5 000年里，澳大利亚多地出现了更新颖、更小巧、制作更精良的石质工具，包括可能用来当作矛尖的袖珍石尖。一些工具制作得异常精美，以至于方圆几百英里的部落都来进行交易，并将其当成仪式用品。新技术意味着获取资源的新方式。在维多利亚州，人们曾设计了诱捕鳗鱼的复杂陷阱，有的陷阱甚至建有近300米长的管道。在管道的某些点上，人们会设置网兜或锥形陷阱，用树皮制成的长条或编织好的灯芯草带捕获受困的鳗鱼。这些“鳗鱼农庄”能收获数量可观的鳗鱼，于是人们开始在附近兴建相对固定的居住设施，其中一个居住点包含近150个由石头搭建的小屋。除了鳗鱼，这些小型定居点的居民还依靠本地的其他资源生活：从鸸鹋到袋鼠，都成为他们的猎物，他们还将当地植物也当成食物，如雏菊或山药的块茎、蕨类植物以及各种旋花科植物（旋花科的草本植物、灌木植物等）。

钦西安人使用的弯木带盖木箱，用于储存毛毯等物品。箱体四周是用赤铁矿粉等天然颜料绘制而成的线条纹饰。该物品是富足采集狩猎者身份的代表。

一些部落开始收获各种植物，如番薯、水果、谷物等，这意味着人类开始向农业社会转型。人们在收获番薯时，会有意识地促使其重新生长；人们还会故意将水果的种子种到废物堆里，以建成小型的果园。

在更加贫瘠的澳大利亚中部地区，早期欧洲殖民者目睹了当地部落用石刀收获野生小米，并将其垒成大草垛存储起来。在一些地区，考古学家还发现了15 000年前用于研磨植物种子的磨石。在澳大利亚沿海的许多地区，人们开始划着小船，用贝壳制成的鱼钩打鱼。捕鱼活动使他们得以建立人口更多、居住更集中的部落。总体来说，定居在沿海地区的人口要比内陆地区的人口更多、更密集。

富足采集狩猎者部落的出现，为人类历史下一个关键的过渡期开辟了道路：在这个时期，那些有计划、系统性地操控自然，以期从给定区域获取更多资源的新部落出现了。我们将人类从事这种活动使用的所有技术命名为“农业”将农业技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这个时代称为“农耕时代”。

世界历史中的采集狩猎时代

历史学家们时常推测，在漫长的采集狩猎时代，没有多少东西发生了变化。对比人类历史的后续时代，这种推断似乎是正确的。在采集狩猎时代，即使发生变化，其速度也相当缓慢，以至于个人穷其一生也很难察觉到这些变化。如此一来，男男女女都很难意识到技术革新的重大意义。尽管如此，对比人类出现以前的时代，采集狩猎时代的技术革新速度已经相当惊人。由于人类掌握语言符号，技术协同成为可能（通过语言联系人类个体，从而产生创造力），人类社会逐渐成功地学会了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定居生活。新技术的逐步积累，使采集狩猎部落通过迁移，定居到世界大部分地区。这是史无前例的壮举，不仅其他灵长类动物没有做到，就连我们的猿人祖先也没有做到。

在25万年的时光里，变革的速度逐渐加快。在最近的5万年中，世界各地的采集狩猎技术均呈几何倍数增长。最终，采集狩猎技术发展得足够高超，使某些地区的一些部落能够更加深入、更加集中地利用当地资源。这种变化标志着迈向农耕社会的第一步。

3
加速
农耕时代

随着第一批农业部落的出现，在距今1 1 000年至1万年前，农耕社会诞生了。我们可以将农耕社会定义为人类历史中农业生产技术占绝对主导地位，并成为大多数人类社会根基的时代。在近250年以来，随着现代工业技术在生产力水平上赶超农业，并逐渐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农耕社会逐步走向消亡。

虽然和长达25万年的采集狩猎时代相比，农耕时代仅仅延续了区区1万年，但迄今为止，70%的人类成员可能都生活在农耕社会，因为这一时代的技术远远比采集狩猎时代高产。

农耕时代以其绚丽的多样性著称于世，其丰富程度甚至超过了采集狩猎时代和现代社会。可事实上，多样性是技术创新和技术停滞共同作用的产物，因为新技术（如农业技术和畜牧业技术）虽然开创了新的生活方式，但通信技术的局限和落后却保证了世界不同地区的有效隔离，使各地都能沿着自己的既定轨道独立发展。我们现在可以确认几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区域”，这些区域直至公元前1500年，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这四个最著名的世界区域是：非洲——亚欧大陆（从非洲南部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西北角）、美洲、澳大利亚以及太平洋各岛屿。

在每个世界区域内，各地区社会之间保持着藕断丝连的物质和文化联系，并且形成了一个较大的网络。在某些世界区域内，由于相对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农耕文明”出现了。时光荏苒，这些文明逐渐和其他地区的农耕文明建立了联系，也和生活在各大农耕文明交界区域的人们展开了交流。尽管如此，据我们所知，直至公元前1492年，不同世界区域间还没有任何显著的交流。生活方式的丰富多彩和不同地区之间的相对孤立，解释了为何相比采集狩猎时代和现代社会，我们更难总结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农耕时代的社会特征。

当然，世界各地的发展轨迹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点。农业在世界各地是独立出现的，无独有偶，国家、城市、历史建筑以及书写文字也是如此。所有这些类似之处引出了一系列深刻的、关于人类历史演化基本模式的问题：无论在任何地区，无论在任何社会和生态条件下，人类历史是否存在一个基本轮廓，一个大体一致的发展方向和模式？如果这种基本模式存在，它是否来源于我们这个物种的天性或者文化演变的基本原则？抑或这些类似都是误导性的？我们是否应该强调人类历史经验的多样性、开放性，而不是其一致性和趋同性？

农业的起源

“农业”一词在这里用来描述能够增加人类优选的动植物产量并且一直在演化、发展的各种技术。从生态学上讲，农业能比采集狩猎更有效率地获取自然界通过光合作用储存的能量与资源。因为耕种者能比采集狩猎者更自觉地介入自然环境，农业放大了人类对自然环境、自身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农业生产者如此密集深刻地调控动植物物种，以至于他们的选择开始改变作物的基因构成，我们将这一过程称为“驯化”。通过砍伐森林、使河流改道、开垦山坡和耕种土地，农业生产者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使其越来越受人类活动控制。

最终，通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农业生产者创建了新型社会群落。就规模和复杂性而言，它们和采集狩猎时代的部落有着天壤之别。人类不仅驯化了其他物种，也驯化了他们自己。

农业不会使土地的作物产量自动增加。事实上，农业生产者会通过去除对人类无用的物种，降低土地的总产量。他们增加的仅仅是那些对人类有用的作物产量。去除无用的杂草可以将更多的养分、阳光和水留给驯化作物，如玉米、小麦和稻谷；而消灭狼群和狐狸则能够使牛羊和鸡群繁盛兴旺起来。通过提高人类优选的动植物的产量，农业生产者得以供养更多的人口。在使用采集狩猎技术的时代，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 思想实验

设想你将在自然灾害后重新开始生活。你去不了商店，因为交通和通信系统仍无法运作。你能吃的所有东西仅限于森林和田野中可以找到的食物。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你能找到哪些可以放心食用的东西？你会如何烹制它们？如果生吃，你能想象嚼食生鱼和野生谷物的感觉吗？另外，如果你想自己种植食物，你该从哪里入手呢？

美洲印第安人有一句谚语：“狗让我们成为人。”人类大约在3万年前驯化了狗，并将其用于捕猎。狗后来演变成人类的伴侣，有时也成为他们的食物，甚至影响了他们的交流方式和组织方式。

采集狩猎时代的技术变革是粗放型的（通过拓展生活范围使人口数量翻倍增长），而农耕时代的技术变革则是集约型的（它使得更多人口能够在给定区域内生存）。久而久之，人类及其驯化的动植物开始在更大、人口更稠密的社会群落定居下来；如此一来，人类居住的生态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种改变的性质和速度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都是革命性的、前所未有的。

农耕时代的最早证据

农耕时代最早证据的确切日期还有待修正。迄今为止，农耕时代的最早证据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谷之间的走廊地带，这是连接非洲和亚欧大陆的重要通道。在肥沃的新月地带（即环绕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重要河流的弧形高地），自公元前8000年（距今1万多年前）起，人们就已开始种植谷物。在尼罗河以西的撒哈拉沙漠（那时的土地还不像今天这样贫瘠），人们可能早在公元前9000年至前8000年就已经学会驯化牲畜，在随后的1 000年内，人们可能又开始种植高粱。在非洲西部，人们从公元前8000年起就开始种植甘薯。在中国，人们从公元前7000年起便开始在南方种植稻米，在北方种植其他谷物。此时，在马来群岛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人们已经开始了基于甘薯和芋头（一种大叶的亚洲热带植物）种植的农业生产。最早种植根茎类作物的部落可能来自热带沿海地区，然而随着冰河时代后期海平面的上升，大多数这样的遗迹都被淹没了。在中美洲（含墨西哥及其南部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人们尽管可能早在公元前7000年就开始种植瓜类，但直到公元前5000年，系统性农业的证据才开始出现。在安第斯地区，农耕时代开始的最早证据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正是从上述地区和其他农业生产独立出现的地区，农业生产技术及其生活方式逐渐扩展到世界的大多数地区。

公元前1200年的埃及坟墓壁画。农业的兴起并非一夜之间，而是历时数千年的缓慢过程。农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迄今为止，我们对农业诞生的源头仍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任何相关的解释都必须说明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延续了20多万年以后，农耕种植的生活方式为何在短短的几千年里就在彼此没有密切联系的世界各地蓬勃发展起来了。当我们认识到农业是在世界多地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就推翻了曾经盛行一时的一种观点：认为农业是一项绝妙的发明，当它在诞生地出现时，人们就认识到了它的优势，并将其从单一中心推广到世界各地。但当研究者发现采集狩猎者即使知晓农业，却仍坚持原有的生活方式时，上述观点就进一步受到冲击。采集狩猎者反对改变，可能是由于早期农耕者的营养和健康水平普遍低于周围的采集狩猎者，而农耕者承受的压力却要高于他们。如果农业反而会降低生活水平，那么关于农业如何起源的解释就要更多依赖于“推动力”而非“拉动力”。换句话说，早期农耕者并非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生活方式，而是如我们推测的，他们是被迫接受农耕生活的。

富足采集狩猎者

解释农耕革命起源的轮廓已经成形，但是许多细节还需要实际例子的支撑。人们已经对中美洲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农耕文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上述两个地区，农耕村庄都是伴随着采集狩猎者加大对特定资源的开发力度，并逐步提高其工具和技术的精准和效率以适应环境，如此这般，历经几个世纪后逐渐形成的。这是迈向农业的第一步。当步伐越走越远，这样的技术工具便可以将传统采集狩猎者转换成“富足采集狩猎者”。相比传统采集狩猎者，富足采集狩猎者能从给定区域获取更多的资源。久而久之，他们得以获取足够的资源，过上半定居的生活：在一个地方住上大半年。这种生活模式在物产丰富（如鱼类和野生谷物充足）的地区尤其容易出现。上一个冰河时代末期，这种社会群落在世界多地出现，这种现象让我们不由得将这些变化和始于18 000年至16 000年前令人捉摸不透的全球变暖联系起来。

在温带和热带地区，温暖的气候可能已经造就了局部的“伊甸园”——物产极其丰富的地域——原本稀少的高营养植物（如野生稻谷）在这里繁荣兴盛起来。实际上，由于上一个冰河时代严酷的气候条件，集约型农业基本不可能实现；可是到了后来，冰河时代末期竟成为农业产生的关键条件之一，使农业在近10万年内第一次成为现实。

上一个冰河时代的末期正好和采集狩猎时代全球人口大迁移的最后阶段重合。人类学家马克·科恩（Mark Cohen）指出，截至上一个冰河时代末期，地球上已经很少有人类未曾涉足的地方，而且从采集狩猎时代的标准来看，当时世界的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人口过剩的问题。或许正是由于当时温暖、湿润、适合作物生长的气候与部分地区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不期而遇，促使一些采集狩猎部落在11 000年至1万年前开始定居生活。纳吐夫部落就是代表这种变化的一个典型的例子，14 000年至12 000年前，他们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附近肥沃的高地上。纳吐夫部落大体上已开始定居生活，但他们仍延续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采收野生谷物并捕捉瞪羚。在尼罗河东部的埃塞俄比亚，类似部落可能直到现代社会早期依然存在，他们以采收野生高粱为生。

充分发展的农业

最终，一些定居或半定居的采集狩猎者变成了农业生产者。对农业生产出现后的第二阶段的最佳解释可能来自人口统计学。如前所述，针对游牧式采集狩猎者的现代研究发现，采集狩猎者部落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控制人口增长，如延长母乳喂养时间（这样可以抑制妇女排卵）、杀婴、杀老等各种方式。当然，对于定居在物产丰饶地区的采集狩猎者们来说，这种限制完全没有必要，可能早已被废止。即便如此，经过两到三代的发展，定居在物产丰饶地区的采集狩猎者们可能也很快发现，周围环境能够提供的资源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

人口过剩带来了两个显而易见的选项：迁移或精耕细作（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产生更多的食物）。当土地资源匮乏，且临近部落也面临相同问题时，他们可能别无选择。定居下来的采集狩猎者必须精耕细作。即使是那些能够返回其传统游移生活的采集狩猎者可能也会发现，两三代以后，他们便无法涉足祖先曾有的领地，他们也会逐渐失去游移式采集狩猎者应有的技能。那些选择精耕细作的部落必须利用现有技术，努力提高生产力。他们已经有了不少急需的知识：他们知道如何除草，懂得如何灌溉，知晓如何驯化各种牲畜。人口过剩也为人们更加精确、系统地应用这些知识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上一个冰河时代末期出现的全球气候变暖扩大了可食用作物（如小麦和野生稻米）的耕作范围，提高了产量，使农业的精耕细作成为可能。

上述论据似乎都可以证明为何人类迈向农业社会的过渡期出现在上一个冰河时代末期。它们也符合我们所知的其他地区向农业过渡时期的情况，尤其是温带地区——这里的农业主要建立在谷物种植基础之上。这些论据还有助于解释为何一些地区未能出现高度发达的农业（如澳大利亚），尽管我们的考古记录中已经有不少澳大利亚迈向农业社会的早期证据，如富足、半定居式的采集狩猎者的出现。

变革的种子

当农业出现在一个地区之后，它便开始传播。这首先是由于农耕部落的人口迅速增长，他们必须找到新的土地用于耕种。尽管对许多采集狩猎者来说，农业可能只是一个毫无吸引力的选项，但农耕部落通常确实比采集狩猎部落拥有更多的资源和人口。当冲突发生时，更多的资源和人口意味着更强大的力量。农业最容易扩展到那些与现有农业区接壤，且拥有相似土壤、气候和生态的地区。而在环境条件不同的地区，农业的扩展则有待于新技术的发展成熟，如能够适应新定居点自然环境的更好的灌溉手段和新型的作物品种。

▣ 思想实验

上一个冰河时代之后，更加温暖、湿润、适应作物生长的气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采集狩猎者最终汇集成为农耕社会。你认为21世纪的全球气候变化能够改变我们居住的这个社会的根本性质吗？它会像11 000年前发生过的那样，引领我们创建一种全新的生活模式吗？

这样的变化十分明显，例如，当农业从亚洲西南地区扩展至气候更凉爽、湿润的东欧、中欧和北欧时，或是当玉米种植从中美洲向北扩展时，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作物本土化时产生的细微基因变化。在没有新技术的地方，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可能延续更长的时间，农业的扩展可能被抑制，有时甚至会推迟数千年时间：例如亚欧大陆无树草原的边缘地带，农业种植的生产方式直到现代才被引入。通常，农业扩展都会经历所谓“萌芽”阶段：部落村庄人口过剩，年轻家庭被迫开辟新的土地，定居在离原来村庄不远的地方。

总体特点和长期趋势

尽管存在超乎寻常的文化多样性，农耕部落之间共享一些重要的特征，这些特征确保了农耕时代的延续。这些特征包括：以村庄为基础的社会构成，人口活力增强，技术创新加速，农副产品革命，灌溉，流行性疾病，权力等级，以及与非农耕民族的关系等。

埃及坟墓壁画上的丰收场景。本地人口压力、向新环境的扩张以及不断增长的思想和物资交流，都促使农耕技术不断进步。

以村庄为基础的社会构成

所有农耕社会的根基都是村庄，这是由耕种农户组成的较为稳定的社区。尽管地区与地区之间在作物品种、农耕技术和礼节仪式等方面差异巨大，但他们都受春耕秋收、夏储冬藏的农耕节奏的影响，都需要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的协同合作，都需要处理与外部族群之间的关系。

人口活力增强

不断提高的农业生产力，意味着农耕时代的人口增速远远超过采集狩猎时代。快速的人口增长意味着支撑其成为现实的村庄模式和技术，最终将扩展到可以进行农业生产的其他地区。现代研究显示，在农耕时代期间，世界人口由1万年前的600万增长到1750年现代社会初期的7.7亿。虽然这些数字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地区和年代差异，但基本可以得出每年约0.05%的平均人口增长率；以这种增速，人口每1 400年会翻一番。我们可以把这种速度和采集狩猎时代每8 000年至9 000年翻一番的速度，以及现代社会约85年翻一番的速度做一下对比。

技术创新加速

本地人口压力、向新环境的扩张以及不断增长的思想和贸易交流，都促使农耕技术不断进步。大多数技术突破来源于针对特定作物的细微调整和改变，如确定播种的时间或者选择更好的品种。但总体来说，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依赖于各种环境下全面的技术创新。实行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者用火焚烧森林，清理出空地，并在森林燃烧留下的灰烬上种植作物。几年以后，当土壤的营养物质耗尽，他们又会迁往别处。在山区，农耕者们学会了如何开发坡地，他们会建造形似台阶的梯田。

农副产品革命

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技术创新对非洲——亚欧大陆世界区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考古学家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将这些变化称为“农副产品革命”。从大约公元前4000年开始，一系列的技术创新使非洲——亚欧大陆区域的农耕者得以更有效地利用大型牲畜的农副产品——那些无需屠宰牲畜就可以加以利用的产品。农副产品包括纤维、奶、用作肥料的牲畜粪便以及用于耕田犁地、运输人员和物资的牵引动力等。在干旱贫瘠的地区，如亚欧大陆的无树草原、亚洲西南部的沙漠、东非大草原等，农副产品革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畜牧业，这是一种所有部落成员都依靠他们饲养的牲畜生活的模式。和农耕时代典型的种植部落不同，畜牧生产者通常是游牧式的，因为在畜牧业兴盛起来的干旱草原，牲畜须在各处草场时时迁移，以确保它们有足够的草料。

▣ 农副产品革命

正如下面来自牛津大学网站的引文所述，“农副产品革命”是一种仍需6 000多年前的远古文物不断测试的理论。

牛津大学考古学系教授、阿什莫林博物馆欧洲史前文物部主任安德鲁·谢拉特参加了第一个计划。正是他首先提出，除了肉食，人类可能并未利用第一批驯化动物的农副产品（如奶、羊毛、鬃毛和牵引动力），而是直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挤奶和其他动物农副产品的开发才成为史前农业生产的一部分。这种社会经济转型有助于推动社会发生革命性变化，如游牧部落的诞生，地中海农耕经济的产生，以及复杂的国家层面的社会的出现等。

牛津大学黎凡特考古实验室向研究机构提供了出土于以色列内格夫沙漠、公元前4500—前4000年的陶制器皿碎片，检测其中是否含有奶液残留，用以测试谢拉特提出的“农副产品革命”假说。这些样品如今正在理查德·埃弗谢德（Richard Evershed）教授位于布里斯托大学的生化研究中心接受检测。

来源：牛津大学希伯来及犹太研究中心。（2004）。2007年5月18日检索。

来自：http：//www.ochjs.ac.uk/Levantine.html

尽管如此，农副产品革命的主要影响还是集中在种植区，在那里，马、骆驼和牛已经开始用于耕种土地以及运输人员和物资。羊驼的驯化，意味着南美洲也曾有过农副产品革命的经历，但其主要的影响还是局限于非洲——亚欧大陆地区，因为美洲大多数有可能被驯化的动物都在采集狩猎时代消失殆尽。非洲——亚欧大陆历史和美洲历史之间的许多重要的差异，可能最终会归结于这个关键技术的不同。

只需要灌溉

被统称为“灌溉”的水利管理技术，对农业生产力的影响更大。懂得灌溉的农民将小股水流导引到自家田地；还会用泥土或废渣填充沼泽，铺垫新的土地；他们还修建运河网络和堤坝，服务于整个地区。在非洲——亚欧大陆、南北美洲甚至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太平洋各岛屿，人们都已开始某种形式的灌溉。灌溉技术影响最大的地区当属土壤肥沃但气候干旱的地区，如分布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南亚次大陆北部和中国华北地区等地的冲积平原，以及南美安第斯山脉的低洼地带。在上述地区，灌溉型农业十分高产，随之带来了迅猛的人口增长。

随着农业生产力越来越高，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它已经能够支撑规模更大、人口更稠密、相互联系更紧密的社群。在这些社群中，由于人口压力和信息交流日益频繁，持续稳定的创新活动在许多领域不断涌现：包括建筑、战争武器、信息记载、交通、商业、科学和艺术等。反过来，这些创新活动又刺激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农耕时代的变革比采集狩猎时代更加迅速。尽管如此，创新活动仍然很难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这种滞后可以解释为何从年代甚至世纪的宏观层面来看，所有的农耕社会都无法逃脱先扩张后消亡的历史怪圈，这种循环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人类社会发展向前的大体趋势。此外，这种循环也造就了更加显而易见的历史发展模式：政治的起伏、商业的成败、文化的兴衰等。这些都曾是让历史学家们十分着迷的话题。

这种兴衰交替的模式被称为“马尔萨斯周期律”，这是以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名字命名的，他坚称人口会比食物供给增长得更快，从而引发饥荒和突然的经济衰退。

流行性疾病

由于流行性疾病和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人口增速可能减缓。采集狩猎部落基本上没有流行性疾病，因为他们规模小且流动性强，而农耕社会却为病原体（致病媒介）创造了更为适宜的环境。与牲畜的密切接触使病原体有机会从动物转移到人体；垃圾的不断积累为疾病的滋生和害虫的繁殖提供了温床；而人口众多的社群则为流行性疾病的传播和蔓延准备了大量潜在的受害者。于是，由于人口增长和部落间交流急剧增加，疾病在地区间的传播越发畅通无阻。就像人类搭上了驯化动物这辆快车，各种疾病也开始搭上人类这辆快车。疾病的影响，通常是从灾难性的流行性疾病爆发开始，随后经历一系列病理弱化的过程，最终在多地民众的免疫系统适应了新型疾病后，以灾难性爆发的日趋减少结束。

在佛兰德斯的图尔奈，人们正在埋葬感染黑死病的死者。农耕社会为病菌（致病媒介和病原体）创造了更为适宜的环境。据估计，瘟疫爆发期间的中世纪欧洲，约有30%-60%的人死于黑死病。

正如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指出的那样，非洲——亚欧大陆世界区域内广泛的流行病交换，使这一地区的人口形成了足以应对大量疾病的免疫力，而其他世界区域的人口在这些疾病面前仍十分脆弱。跨越亚欧的疾病交流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在公元元年后的第一个一千年里，人口增长缓慢——因为这些流行性疾病曾多次爆发。它也可以解释为何在1492年世界重新联合以后，疾病交流的灾难性后果主要出现在非洲——亚欧大陆以外的地区。毕竟，非洲——亚欧大陆地区的人们已经获取了足够的免疫力，能够抵御比其他世界区域的人们多得多的疾病。

权力等级

在许多热带地区，人们可以根据生活需要逐步收获根茎类作物。然而在谷物种植区，如亚洲西南部、中美洲以及中国，作物成熟几乎都在同一时间；这样，所有的庄稼都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收获并储存。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谷物种植使得人们能够积累和储存大量剩余的粮食，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随着种植谷物的农民人口翻倍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储存的剩余粮食越来越多。为了控制不断增加的宝贵粮食库存，冲突时有发生，这就导致了新形式的社会不公，形成了新的权力体系。

储存粮食的增加使人类社会第一次有能力养活大量的非农业生产者，他们都拥有专业技能，如牧师、陶工、建筑工人、军人或艺术家。这些人都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用他们各自的产品或服务换取食物和其他生活所需。随着农业生产者和非农业生产者开始交换物资与服务，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劳动分工。伴随着劳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家庭与家庭、社会群落与社会群落之间的相互依存越来越密切，联系个人与社会间的职责和依赖关系的网络也越发紧密。

最终，剩余粮食逐步增长到足以支撑各种精英团体的程度。这些精英团体要么通过交换物资和服务，要么通过武力威胁，实现了操控和管理他人生产的物资。农民开发自然环境，一些团体专门剥削农民，而这些团体又受上层集团剥削，如此这般，人类社会开始出现等级结构。威廉·麦克尼尔将这些精英团体称之为“宏观寄生虫”（macroparasites），而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称其为“纳贡者”（tribute takers）。

与非农耕民族的关系

最后，农耕时代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是农耕社群和其他类型社群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整个农耕时代，居住在主要农业区之外的放牧者和采集狩猎者仍持续地对农耕社群施加影响：他们在农耕区之间运输物资；向农耕区引介新技术（例如与畜牧业有关的相应技术——从改进后的马鞍到更加先进的武器）；进行商品贸易（如皮毛、象牙或羽毛）。

▣ 思想实验

职业测试有助于将多种职业可能压缩至契合个人特点和兴趣的少数几个特定领域。这种测试对学生非常有价值，且十分有助于长远目标的实现。想想如果每个人都干同样的工作，现代社会该如何运作？然后想想这唯一的工作最有可能是哪种职业？（去问问农民！）

城市出现之前的农业社会
公元前8000—前3000年

早期农业社会是指农耕部落业已存在，但尚未出现大型城市和国家的时期。在非洲——亚欧大陆地区，这一时期从约公元前8000年一直延续至约公元前3000年，也就是第一批城市出现的时期；在美洲，这一时期开始时间稍晚，但持续时间更长；在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屿地区，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现代。

村庄组成的世界

在早期农耕时代，村庄是地球上最大、最常见的社会组织模式，也是人口活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最重要的源泉。在今天的世界，无论从人口、技术、文化还是政治方面来看，村庄已经被边缘化，而我们大多数人也都忘记了千百年来村庄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在早期农耕时代，大多数村庄都在进行人类学家称之为“园艺种植”的农业活动。这些活动主要依赖人力（如果对比现代社会，主要是女性人力），而他们的主要劳作工具则是各种各样用于挖掘的木棍。当然，这些村落也进行了不少先锋性的创新活动，如改进灌溉和修筑梯田，最终使人口更多的农耕社群得以出现。于是，村庄便成为千百年来农耕社会人口和地域扩张的主要原因。

等级制度的出现

在早期农耕时代的村庄里，由于稠密的人口居住在相对狭小的空间，人们开始遇到新的问题。随着部落规模的扩大，人们必须找到定义自己与邻里关系的新方法、新途径——确定谁有资格管理库存资源、谁掌控司法、谁组织战事、谁管控贸易和宗教信仰等。随着专业化的范围扩大，农耕部落还必须找出一套调控人与人之间交流和冲突的办法，因为此时人们的利益和需求已经逐渐多样化。小型采集狩猎部落原本只需基于血缘的家族式规则便已足够，现在却必须用更加复杂的规则加以补充，用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因为此时人们之间的接触越来越短促，且呈现出匿名化、非个性化的特点。此外涉及整个部落的大型计划，如修建寺庙、挖掘运河、准备战事等，也需要有新型的领导团体。

▣ 梯田

在东南亚各国（如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山间蜿蜒盘旋的梯田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观异景，也是游客必到的景点，其中一些梯田已耕种了2 000多年。以下描述菲律宾北部伊富高（Ifugao）部落的选文显示，修筑梯田可能比远远看上去复杂得多。

“开荒地”（Habal，坡地、甘薯地、烧荒开垦地）。在坡地上开垦，通常沿等高线修筑（尤其适合种植甘薯）。其他旱地高山作物（包括芋头、山药、树薯、玉米、小米、绿豆、木豆等，但是不包括海拔600—700米以下种植的水稻）也可以在坡地上合理地间作套种。通常在连续几年正常的耕作周期下，间作套种的作物彼此界线分明。

“屋舍梯田”（Lattan，定居点、村庄梯田、居住地）。水平梯田，土地表层光滑或有垫层，但并未耕作；主要用作房屋或谷仓的庭院，用于晾晒谷物等。各自分散独立，筑有篱笆、围墙等，各有其主。

“排干田”（Qilid，排干梯田、垄田）。水平梯田，土地表面平整，表层经过耕作或挖有沟渠（通常沿等高线修筑），便于种植旱地作物，如甘薯和豆类。排干田虽属私人所有，但这种暂时的排干状态只会延续很短几年，便会回到更加持久稳定的梯田使用状态。

“池塘田”（Payo，筑堤梯田、稻米梯田）。农田平整，筑有堤坝，以保持土地有浅水淹没，为湿地作物（如稻米、芋头和其他作物）的种植创造条件。这种田地属私有财产，田地间有石制标记，是价值最高的土地形式。

来源：康克林·H· C（1967-68）。伊富高民族研究面面观。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Transactions, ser. 2, 30, 107-108。

考古学证据显示，所有这些由人口规模扩大、人口密度增加导致的社会压力最终造就了制度化的政治、经济等级。在这种制度下，富有的统治者、牧师和商人位于社会顶层，而贫穷的奴隶、流浪者则处在底层。考古学家怀疑，但凡同一社群中墓穴或住所大小不一时，就意味着等级制度已经出现。当发现夭折儿童的墓穴格外奢华时，我们便几乎可以确认新兴的等级制度是可以继承的，父母可以将地位传给自己的儿女。当纪念性建筑出现时，如太平洋复活节岛上的雕像或是巨石组成的圆圈（像英国的巨石阵），我们便可以确信，此时的社群首领已经有足够权力可以组织并协调成百上千的劳动力。

早期妇女地位的限制

性别等级可能是最早的制度化等级之一。当家庭成员和外部成员建立起更加复杂的人际关系时，他们势必会受到新规则、新系统的影响，并拥有新的期望。日益加深的劳动分工也在家庭和村庄以外创造了新的机会。然而，在一个每户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完全依赖尽可能多生养子女的世界，女性通常没有多少机会承担更加专业化的角色——而这些角色往往会带来巨大的权力和财富。语言学家、考古学家伊丽莎白·巴伯（Elizabeth Barber）曾指出，上述事实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男性更容易在刚刚出现的等级制度中占据高位。战事可能也改变了性别关系：随着人口增长，部落间竞争加剧，男性开始垄断暴力组织。

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楔形文字泥板，上面记录了大麦和麦芽交易的信息。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最早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3000年，最初就是为了记账之用。

巴比伦世界地图是已知最早的世界地图，它反映了文明诞生时，人们对当时世界的认识。地图刻在一块楔形文字泥板上，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的楔形文字，讲述了巴比伦帝国“荒废的城市”。位于下部的最显眼的圆点，代表着当时世界的中心——巴比伦城幼发拉底河从城市中间穿过，城市四周环绕着“盐海”，更远处呈辐射状的三角形图案，则代表了“遥远的未知之地”。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男性在村庄以外权力构建中的压倒性优势重塑了村庄和家庭内部的关系和观念。基于其在家庭外部逐步显现的权力构建中的地位，男性开始出现天生的优越感，而女性则越发受到她们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与男性关系的束缚。即便能在家庭以外赚钱养家的女性，也仍然在家务活动中受到上述关系的制约。在家庭内部，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和需求确保了男性、女性需要继续协同合作。家庭内部这种亲密关系的构建主要依靠个人素质和性别差异。尽管如此，在家庭之外，一种由文化期望和权力关系交错而成的强大网络还是出现了，我们称其为“父权制度”。

领导者和领导力

随着本地社群被纳入更加广泛的交流网络，权力等级也塑造了其他关系。在这些更加宽广的交流网络中，传统的亲缘关系思维不再奏效。家族宗谱也开始穿上了半虚构式的外衣，整个社群都声称他们源自共同的、通常带有神秘色彩的祖先。这种家族宗谱观念催生出新型的等级制度，即通过判定与创始人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为后代划分等级。血缘亲近的后代往往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此时，贵族便开始出现了。尽管如此，当民众选择领导者时，能力和出身都有同等的分量。当出身高贵的人缺乏领导才干时，那些拥有更多才能，以神灵的抚慰者、捍卫者和调停者身份出现的人，便常常被人们选作领导者，去辅佐或替换那些出身高贵的无能者。最简单的领导方式源于社群的需求，因此领导者主要需要依赖民众的首肯。这种首肯使早期的权力结构十分脆弱，因为一旦领导者未能完成民众期冀的任务，他们的权力便会迅速蒸发。

▣ 思想实验

设想如果今天你的学校因火山爆发被掩埋，而在距今1 000年后又被人挖出，考古学家可以根据哪些线索判断出谁是学校的领导？倘若对未来的调查者来说，房间的大小可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体育教师（在体育馆中引导活动）就应该是最有权威的人；倘若书籍的数量说明问题，那么学校的图书管理员就应该手握权力了；倘若未来的考古学家们知道支票和信用卡是什么模样，他们也许就会关注财务办公室了。

尽管如此，随着社群扩大，领导者手中的资源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匀出其中一部分，专门用于供养职业执法人员或早期军队。通过这种方式，领导者至少可以胁迫由其统治的部分民众，帮助其用武力威胁控制劳动力，并聚合更多的资源。尽管考古学证据和人类学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特定社群此类过程逐步清晰显现的暗示，但是我们基本上已无法得知这些过程的细节。这些过程为更加强大的政治组织（我们称之为“国家”）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国家的出现和大型、定居式社会群落（我们称之为“城市”）的产生基本是同步的。

最早的城市和国家
公元前3000—前500年

对于那些将历史定义为“通过书面记载研究过去”的人们来说，公元前3000年到前500年才是人类历史真正开始的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书面记载的资料在两大世界区域（非洲——亚欧大陆和美洲）出现了。在此之前，我们谈论的所有一切都只能归结于“史前”。从世界史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标志着人类社会在规模和复杂性上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世界区域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非洲——亚欧大陆区域，第一批城市和国家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美洲，第一批城市和国家出现在中美洲和秘鲁，但时间比非洲——亚欧大陆区域晚了2 000多年。在大洋洲，城市和国家在整个农耕时代都没有出现；但在太平洋地区，在距今1 000年左右，国家的萌芽在一些海岛（如汤加和夏威夷）出现了。

如果要找出第一批城市和国家出现的首要原因，那一定是不断增加的人口密度。最早一批城市和国家正是出现在人口密集的区域，人口的急剧增长往往是由灌溉农业的迅速扩张带来的。人口密度的突然增长加剧了大型社群带来的协调和管控问题，使专门领导者的需求大大上升。人口的快速增长也使领导者拥有的资源成倍增加。这解释了为何最早的城市和最早的国家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出现的。城市可以定义为“内部有复杂劳动分工的大型社区”。（与此不同，村庄甚至一些早期的城镇，一般都只是由从事农业生产的类似家庭组成，其内部财富等级有限，也没有严格的劳动分工。）国家可以定义为一方面依赖制度化、系统化的武力强制，另一方面依赖民众许可的权力组织。

城市和国家只是一系列社会创新变革的一部分，这些变革都发生在农业生产高度发达的地区，与人类社会不断扩大的规模和日趋复杂的结构密不可分。这些创新变革包括组织专业化团体（如官员、士兵、作家），强制征税，建造标志性建筑等。

非洲——亚欧大陆和美洲

由于农业的发展进步和城市国家的出现密不可分，当我们发现城市和国家出现的最早证据均源于农业传统发达的地区时，就应当没有丝毫惊奇。考古学证据显示，最早的大到足以称之为“城市”、强到足以称之为“国家”的社群均来自于连接非洲和亚欧大陆的尼罗河谷至美索不达米亚的走廊地带。早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世界上最早的一些国家就出现在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考古学家称之为“苏美尔”的地区，以及尼罗河沿岸（即今天的埃及和苏丹一带）。考古证据显示，在接下来的1 000年里，城市和国家又陆续出现在今天的巴基斯坦至印度河谷一带和中国北方地区。

▣ 在电子时代记录新石器时代定居点

自1993年起，一个由考古学家组成的国际小组一直在位于今天土耳其境内的恰塔霍裕克（Catalhoyuk）古城进行挖掘工作，这实际是重启了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在此地开始的考古挖掘。为了同步直播在恰塔霍裕克挖掘现场出土的9 000多年前的历史文物，团队成员丽贝卡·戴利（Rebecca Daly）在他们的网站上进行博客连载，以下是她在2004年7月28日更新的博客内容。

贝里达今天开始挖掘羊羔的墓穴，这让我俩十分激动，因为我们都怀疑里面肯定有些意想不到的东西。现在出土的物品越来越多，人类遗骸实验室正开足马力，努力完成交办的每一件事情。正当他们迎头赶上时，更多的东西出现了！我们确认，贝里达现在发现了一件有趣的类似鸟骨一样的东西，他和来自人类遗骸实验室的洛丽都觉得这是一支笛子。这件东西的确就是笛子的造型，而且它的两端都被削掉，这暗示人们可能会利用中空的内部做某种事情。我的期望值很高，贝里达看来真能找到有趣的物件。如果这件东西真是笛子之类的东西，那就太棒了，因为这可能是人类发现的最早的乐器。整个墓穴底部和上层均撒满赭石，暗示着这是下葬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用整只羊羔做陪葬品，自然意味着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座墓葬，而且证据显示这座墓葬的主人下葬时还遵循严格的流程顺序，这使我们的推断更加可信。

来源：《恰塔霍裕克未解之谜》（2004）。2007年4月8日。

来自：http://www.catalhoyuk.com/history.html

乌尔帝国建基于两河流域南部地区，那里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国家的发源地。乌尔城是乌尔帝国的都城，“乌尔的旗帜”出土于乌尔城的皇室墓穴，四周用马赛克精心镶嵌而成，分为“战争”与“和平”两个场景。图中显示的是“和平”场景。

在美洲，我们也可以追踪到类似的从村庄发展到城市、国家的模式，但能证明这两种变化的证据出现得更晚。尽管早在公元前2000年，大型部落和强力领导者就已经出现在中美洲的奥尔梅克地区（Olmecs，墨西哥南部的海湾地区），但考古学家们仍旧相信，美洲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和国家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瓦哈卡河谷（Oaxaca Valley）以及更南部的玛雅文明的核心腹地。在安第斯地区也是如此，国家大小的社群，如莫契文化（The Moche Culture），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末期。

农耕文明

随着人口增长以及物质、文化交流将更多的地区连接起来，早期国家形态开始从上述核心区域向周围地区扩展，使财富和权力更加集中。随着国家模式的不断扩张，一些与其紧密相关的制度和实践也逐步固定下来，我们称之为“农耕文明”。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农耕文明的扩张都反映了不断增长的人口密度和规模。城市不过是人类社群中规模最大、人口密度最高的罢了。而国家则是大型、强制性的权力组织，是管理并护卫城市规模的社区所必需的。当然，国家也依赖城市和内陆地区聚集的大量财富为其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使用武力募集财富的方式最初就是赤裸裸的掠夺，后来这种掠夺变得更加制度化，我们称之为“征税”。管理大量财富需要新型的政权模式和财务制度。事实上，在所有新兴国家，文字最早都是作为一种记载追踪财富去向的技术出现的。甚至在没有出现完整书写系统的印加古国，统治者们也发明了一种类似结绳记事的系统进行财务管理。

护卫大量高度集中的财富并维持城市间及城邦（自治城邦包含城市及其附属领地）间秩序需要军队的参与。在苏美尔及其他地区，入侵的军队可能建立了第一批国家，且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国家都热衷于参与战争。同样，早期国家的统治者们也会参与那些有助于维持其统治权力的仪式性活动。他们会组织奢华展览以炫耀财富，这其中常常包含用活人献祭；他们会建造宫殿、寺庙和祭奠死者的纪念塔，如金字塔或庙塔（一种类似金字塔的寺庙建筑，尖顶，外部有楼梯，顶层设有神坛）。这些设计复杂的建筑旨在提升当地统治者、他们治下的城市以及他们膜拜的神灵的威望。

帝制国家

随着时间推移，由于城邦之间贸易往来日益紧密并逐渐融合，国家规模不断扩大。最终在独裁者掌控的众多城镇区域内形成了帝国体制。阿卡德王国的萨尔贡（Sargon of Akkad，统治期约为公元前2334—前2279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地区北部建立了可能是全球第一个的帝制国家。到公元前2000年中期，商朝（约公元前1766—前1045年）已经在中国北方创建了帝国。这类国家变得越来越常见。随着规模的扩大，他们通过地方统治者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征税和管辖的区域。交通与通信条件的改善，譬如，公元前2000年非洲——亚欧大陆出现的轮式车辆，延伸了城邦及其官员和军队所能到达的范围。

然而，帝国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其势力范围，因为商人将各国连为一体，构建了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庞大网络。事实上，有专家说早在公元前2000年，连接中国和地中海的丝绸之路沿线贸易已经创造了泛亚欧的单一贸易体系。

尽管这些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社群令人印象深刻，人们也应当牢记他们权势的局限性。只要公民足额缴税并在需要时承担徭役，就没有多少农业国家真正关心民众生活。主要城市以外的法律与秩序常常交由地方统治者或贵族来维持。广袤的疆土仍在帝国统治者的直接掌控之外。学者莱茵·塔格培拉（Rein Taagepera）估算公元前1000年早期，国家控制的领域不超过当今各国领土面积的2%。在此弹丸之地以外，是世界大多数人口居住之地，还有采集狩猎者、自耕农和牧民等更分散的小型社群。

▣ 思想实验

在21世纪，肆无忌惮的炫富——豪宅、奇珍异宝，诸如此类——仍展示巨大财富的一种方式。你认为一百年后会怎样展示财富？炫耀财富会不会招致不满？或许我们应当通过赠送物品的方式来展示财富，正如美洲原住民的赠礼仪式那样。毕竟，比尔·盖茨正忙着赠送他们数十亿美元的财产呢。（哇，真不少！）

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建造于公元前1754年左右，现存于法国卢浮宫。汉谟拉比是巴比伦的第六位国王，统治着两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该法典向人们揭示了早期人类帝国的法制规范与秩序。正文包括282条法律，详细规定了帝国的刑事、民事、贸易、审判等领域的制度。

两尊阿布广场寺（Square Temple of Abu）的信徒雕像，制作于约公元前2700年。广场寺位于苏美尔的埃什南纳，这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一座城邦，也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城市之一。雕塑展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城市居民的风貌，贝壳贴的大眼睛尤其引人注目。

虽然农耕文明常常将这些外邦群体视为野蛮人，但他们在提供创新源泉和联系农耕文明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亚欧大陆的草原牧民传播了宗教理念和冶金文化，在中国、印度与地中海国家之间运输了货物。他们可能首创了农耕文明中的某些军事和交通技术，例如轮式战车。这段时期最具有创新意义的航海技术出现在西太平洋地区，那里的拉皮塔民族利用巨大的双重壳体独木舟，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来到新几内亚至斐济、汤加的大片区域内定居。

城邦在数量、规模及势力上的长期增长，不仅反映了治国之道和战争方面的创新，也反映了整个农耕时代持续的人口增长。我们的统计数据含糊不清，精准性欠佳，但至少从长远来看，农耕地区的人口增长比其他地方更快。当然，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并没有农耕时代早期快。

尤其在城市中，卫生条件恶劣，空气差，水质污浊，人口死亡率相当高。尽管城市有更好的机遇，但相对于乡村来说，更容易使人丧命。人口增长也因为周期性人口萎缩而减缓。疾病蔓延至缺乏免疫力的人口居住区是造成这种萎缩的部分原因，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破坏了整个文明的生产基础也是原因之一。临近公元前3000年末期，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人口骤降，很可能就是由于过度灌溉造成的，因为这会使土壤盐分过高，造成农作物产量减少。考古学家能通过大麦这种相比小麦抗盐性更强的谷物的日渐广泛的使用，来追溯公元前2000年晚期的土壤盐渍化过程。

农业、城市与帝国
公元前500—1000年

在公元前500年至1000年这一段时间里，多数始于公元前3000年之后的长期趋势都得以延续。随着世界各国人口增多（尽管这个时间段的中期进展缓慢），国家势力、规模和数量不断增长，交换网络的范围也日益扩大。随着农业发展，城市乃至国家出现在曾属于偏远地区的欧洲西北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印度及中国南方。农耕文明逐渐侵入采集狩猎者、自耕农和牧民聚居区。南北美洲也经历了类似的进程，只不过时间上滞后了近2 000年。

非洲——亚欧大陆

创建于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现称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标志着国家势力的显著扩张。因为该王朝掌控的区域达到其过往朝代最大疆域面积的5倍。在此后的1 500年时间里，类似规模的帝国被称为标准的帝国，其中包括中国的汉朝（公元前202—220年），地中海的罗马帝国（公元前27—395年），以及印度的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前188年）。阿拔斯王朝从749/750年开始统治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地区（最终在1258年崩溃），控制区域略大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面积。帝国间的交往也非常频繁。居鲁士二世，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开创者，曾在公元前6世纪，侵略过现在中亚的局部地区。当中国的汉武帝400年后再次侵入相同地区时，地中海沿岸国家与东亚农耕文明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紧密，他们将整个亚欧大陆融合成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体系。

“罗马军团跨过舟桥”，图像来自图拉真的纪功柱。图拉真柱为罗马帝国皇帝图拉真所立，以纪念他胜利征服达西亚。公元2世纪，是罗马帝国历史上实行向外扩张政策的强盛时期。

不断延伸的政治、商业和知识交流网络可以诠释这一时代另一重大发展：遍布全球各地的宗教传统的涌现，成为最初的世界宗教。早期的宗教传统通常要求特定社会或地区群体的效忠，而世界宗教宣称表达普遍真理并代表全能神灵，这反映了帝国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调和广大区域内不同民族信仰的需求。

第一个世界宗教很可能是拜火教，其创始人可能来自公元前6世纪的中亚，大致是居鲁士二世创建阿契美尼德帝国的时期。而在印度经历了快速城镇化和疆域扩张期之后不久，佛教诞生于印度北部。佛教在公元1000年初期出现重要发展，这段时期它开始传播到中亚、中国及东南亚。基督教的影响力在罗马帝国时期扩大，直至公元4世纪，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下成为官方宗教。

佛教和基督教都成功传播到中亚并最终传入中国，但只有佛教对中华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创始于公元7世纪亚洲西南部的伊斯兰教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它传播到北非、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最初的传播者是征战的军队，随后又被穆斯林传教士和名为“苏菲派”的信徒传播至其他地方。

带来第一批世界宗教的社会力量同样也激励了哲学和科学雏形的诞生，这是人们对现实进行总结概括的早期尝试。尽管通常与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密切相关，这些理念也能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天文和数学传统以及印度北部和中国的哲学传统中得到体现。

美洲

在南北美洲，政治体制也在规模、军事实力、文化和商业范围等方面获得纵深发展。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里，复杂的城邦体制与初创的帝国出现在中美洲。处于鼎盛时期的墨西哥特奥蒂瓦坎城（Teotihuacan），拥有逾10万人口，控制着跨越中美洲大部分地区的贸易网络。但我们不确定该城市是否直接控制其他城市乃至国家。再向南，玛雅文明由大量的区域国家构成，其中一些国家至少短时间控制过他们的邻国。然而在公元500年至1000年期间，这两种强大的体系均走向崩溃。正如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初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地区，这种的体系崩溃可能归咎于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

▣ 思想实验

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大宗教。但迄今为止，美国一直盛行基督教。你在自己的社区见到过更多的佛教和伊斯兰教信徒吗？如果没有，请在线搜索词组“佛教寺庙”或“清真寺”，并添加你所居住的城镇或城市名，你可能会对搜索结果大吃一惊。众多族群已经设法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但这些群体中的大多数人信奉起源于犹太——基督教的神学教义和传统。对于其他宗教，如佛教和伊斯兰教来说，要被21世纪的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是否还需要更多时间？

但是，就如同苏美尔的政治传统最终被巴比伦和亚述采纳一样，中美洲的特奥蒂瓦坎城和玛雅人的政治传统为农耕时代下一时期更强大的帝国奠定了文化基础。在安第斯山脉地区，城市和国家也开始出现。第一个可能是秘鲁北部的莫切王国，它在公元第一个千年期间兴盛了近800年。与特奥蒂瓦坎城一样，莫希王国也影响了一大片区域，尽管我们无法确定该国对其他城市和国家具有多大的直接政治影响力。公元500年至1000年间，类似的国家实体也出现在更加偏南，即当今秘鲁和玻利维亚交界处的的喀喀湖附近的陆地区域。

其他地区的扩张

在农耕文明以外的地带，人口增长也产生了新的阶层结构。在亚欧大陆人烟稀少的草原地带，游牧部落开始组成大型的移动联盟，劫掠邻近的农业地区并征税。在中亚蒙古地区，匈奴人于公元前2世纪创立了一个大帝国。公元6世纪，突厥强国出现，鼎盛时期的突厥国疆域从蒙古地区延伸至黑海。在太平洋沿线，来自斐济附近的岛屿移民开始定居在波利尼西亚群岛，零散地分布于太平洋中东部区域。夏威夷岛与遥远的复活节岛直到公元600年才有人移居，而新西兰更是在公元1000年后的某段时间才有人居住，大概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最后一块定居地。波利尼西亚群岛上居住着农耕民族，包括汤加和夏威夷在内的部分区域，人口增长为权力阶层的诞生创造了先决条件。

最后，连农业文明很少影响到的地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北美洲，随着玉米栽培技术缓慢向北推广，大量的农业或半农业社会群落开始形成，比如著名的“阿纳萨齐人”（Anasazi）或者“古普韦布洛人”(Ancient Pueblo People，分布于科罗拉多高原，即今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的交汇处）。在北美洲东部地区，农耕社群出现在诸如俄亥俄河谷这类区域，人们在这里栽培向日葵等本地植物。甚至连澳大利亚的采集狩猎部落也强化生产，开始在人口稠密地区定居，尤其是在海岸线上。

现代革命前夕的农业社会
1000—1750

农耕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即从1000年至1750年，前期的历史趋势得以延续，但是根本性的变化也暗示着现代化社会变革即将到来。

农耕文明传播到以往边缘化的区域，例如北美洲、非洲南部、中国西部地区。迁移的农民通常在都市商人和政府的积极支持下移居到新地域。尽管亚欧大部分地区14世纪遭遇黑死病（腺鼠疫），美洲16世纪遭遇欧洲带来的疾病（如天花），导致人口急剧下降，但世界人口总数仍维持增长态势。美洲地区16世纪的经济崩溃和人口骤降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美洲原住民人口可能在哥伦布之后的16世纪下降了约50%—90%。但从长远来看，随着亚欧大陆移民者的到来、牲畜和作物新品种的引进以及后续耕地面积的扩充，人口数量得以弥补。在农业、武器、运输（尤其是海运）和工业领域，连续的稳定创新举措通过平稳地提升平均生产率和巩固国家政权，维系了经济增长态势。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估算，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商品及服务总产值，GWP）从1000年的1 200亿美元左右（以1990年的国际货币测算）上升至1820年的近7 000亿美元。

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建立的“工厂”。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接踵而至的荷兰和英国，占领了全球重要的贸易口岸。控制全球贸易网络为欧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崭新的关于地理、自然世界以及其他社会习俗的信息。

全球网络的诞生

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世界主要地区在16世纪实现了统一。在此基础上，第一个全球交换网络诞生了。它将数千年来从未来往过的地区联系在一起，形成商业和知识协同，为现代世界的兴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非洲——亚欧大陆来说，刚刚过去的一千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日渐广泛而密切的国际交往。维京掠夺者和商人的足迹遍布中亚、地中海、西欧海岸沿线乃至遥远的冰岛和格陵兰岛。公元1000年，他们甚至在加拿大的纽芬兰岛建立了短期的殖民地。13世纪早期蒙古大规模的征战，缔造了从中国东北延伸到地中海的广袤区域内的相对和平。同时，在他们的保护下，丝绸之路的商队路线从13世纪晚期到14世纪早期获得蓬勃发展。海上航线同样活跃，从地中海经南亚和东南亚到中国进行货物互换，业已成为常规路线。15世纪早期，明朝皇帝派遣庞大的中国船队，由回族将领郑和统率，连续几次航行至西方，其中部分航程到达亚洲西南部的阿拉伯半岛及非洲东部地区。

地处亚欧核心地带的波斯和中亚地区的控制权，在11世纪晚期先由阿拔斯王朝这一伊斯兰帝国掌握，随后被蒙古人据为己有，这促进了技术、商品以及宗教文化传统在亚欧大陆范围内的广泛交流。在美洲大陆，谈到第一批帝制国家的涌现，最成功、最著名的案例当数建立在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基础上的阿兹特克帝国，以及建立在秘鲁库斯科城基础之上的印加帝国。它们是最初的美洲政体（政治组织），其职能是对大面积区域实施政治和军事管控。

然而，小型的高度商业化的西欧非帝制国家，最终通过建立全球海上运输网络将零碎的世界农耕地区连接起来。公元第一个千年内，第一批国家在西欧建立，因为这片区域已被并入罗马帝国的商业和文化圈。公元9世纪，查理曼大帝和他的继任者试图在西欧重建罗马帝国。他们的失败尝试正好说明欧洲是一个中型国家竞争激烈的地区。由于这类国家相比大型帝国，如阿拔斯王朝或唐朝（618—907）而言，课税基础更加有限，他们必须寻找替代性收入来源（包括贸易收入）以便在恶性战争中生存，这已成为地区准则。

一位不知名的葡萄牙绘图家绘制的1502年世界地图，展现了当时人们心目中世界的样子。图中欧洲和非洲的地理信息已经相当准确，而亚洲与美洲则非常简略。在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海图是紧俏商品，而且因为不断有新的地理发现，海图每隔几年就需要更新一次。地理大发现时代极大地拓展了欧洲人的空间视野，整个人类世界开始连为一个整体。

无怪乎掠夺成性、穷兵黩武的贸易国传统就此形成。欧洲国家因受阻于地中海东部，希望寻求新渠道争夺南亚和东亚的广大市场。其探索过程得到欧洲各国政府的强力支持，最终在此种鼓励下，由葡萄牙人带领欧洲商队驾驶小巧灵活且全副武装的舰船完成了环球航行。欧洲国家通过介入东南亚庞大贸易体系所侵占的利润，以及通过征服中南美洲的几大文明所获取的更加可观的收益，相比起初投入的金钱和资源而言，其回报则不知高出几许。

全球贸易网络的冲击

美洲和欧洲是最先在新全球贸易体系下经历深刻变革的地区。在亚欧大陆东部，欧洲国家的侵袭影响力有限，仅仅维持了一个世纪多一点。葡萄牙和西班牙军舰，以及一百年后接踵而至的荷兰和英国舰船，占领了重要的贸易口岸，干预当地贸易，尤其是香料贸易，但他们对区域的主要政治体影响很小。在南北美洲，欧洲的新型武器、传统政治与经济结构的解体，外加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环，即亚欧病原体诸如天花病毒的作用，击垮了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让西班牙政府攫取了贸易货物和贵金属等意外横财，也为横跨大西洋的第一个帝国提供了资助。正如我们所见，欧洲疾病在美洲的毁灭性极强，因为大多数本地人对这些已经在非洲——亚欧大陆蔓延数百年的疾病缺乏免疫力。

▣ 思想实验

虽然大规模流行病，如黑死病和天花，重创了当时的世界人口，但是我们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流行性疾病危机。这是由什么疾病造成的呢？你注意到它的存在了吗？仅在1981年至2001年期间，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病毒的致死率已超越人类史上所有其他疾病。尽管世界各地都有经济、社会和医疗方案来治疗和控制艾滋病，但该流行病仍然远远没有结束。艾滋病在我们有生之年被攻克的概率有多大呢？

控制全球贸易网络为欧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崭新的关于地理、自然世界以及其他社会习俗的信息。这些让欧洲知识分子触手可及的新信息洪流，对于打破常规、催生质疑和创新性思维方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与所谓的科学革命紧密相关。欧洲思想家在受到新知识洪流的冲击后，脱离了旧观念的束缚，不得不对万事万物重新审视，并不断试验新的观念。

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完全免受首个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南北美洲与非洲——亚欧大陆间的货物交换，刺激了后者整个地区的人口增长。随着玉米、木薯与马铃薯这类农作物传播到中国、欧洲与非洲，它们在这些地方要么增补了现有的作物种类，要么使得人们得以开垦不适宜其他作物生长的土地。美洲大量的白银资源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尤其在16世纪70年代以后，因为中国政府逐渐要求以白银支付税款，这样，白银不断流入这个仍是全球最大的单一经济体。新型瘾品如烟草与古柯叶首次出现在非洲——亚欧消费市场，而像茶叶这类传统瘾品，流通范围则变得更加广泛，从而刺激了从伊斯坦布尔到墨西哥城的广大城市消费者的需求。

或许最重要的是，欧洲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发生了转变。如果将世界划分为分散的区域，欧洲可能仅仅是非洲——亚欧大陆的一个边缘地带。亚欧贸易网络的中枢位于地处中东地区的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在这个诞生于16世纪的全球一体化体系中，欧洲国家认为他们处于一个空前庞大且最具活力的贸易网络的中心。流动在这些网络上的巨大财富流和信息流将改写欧洲以及大西洋地区在世界史中的作用和意义，最终还将改变整个世界。

世界史中的农耕时代

农业技术的引进提高了生产力，增加了人口数量，并激发了创新。这些进步解释了为何农耕时代比采集狩猎时代的变化更加迅速。然而，更庞大、更密集的社群带来了新的问题，要通过形成庞大的、称之为“国家”“帝国”和“文明”的结构层次才能得到解决。随着家族和家庭成员发觉他们融入了国家、区域和市场，并受其中力量的制约，人类社群的性质在这些结构层次中发生了改变。更大区域和更多社群之间的技术交流和商品交换促进了农耕技术、通信技术、信息存储技术及战争武器方面的许多细微进展。尽管创新速度比采集狩猎时代快得多，但仍跟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这也正可以解释为何以更小的尺度来看，对大多数统治者及其臣民而言，农耕时代典型的变化节奏是循环性、周期性的。

近代世界建立在农耕时代的人口、资源与信息缓慢积累的基础上，但创新速度的大幅提升，为人类生活方式的另一种根本性变革创造了条件，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罗马帝国灭亡后，君士坦丁堡一度成为地中海世界贸易网络的中心。它扼住亚非欧交通的咽喉要道，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拜占庭帝国衰落后，君士坦丁堡的中心地位逐渐衰落。到1500年地理大发现之后，全球贸易网络中心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

《清明上河图》呈现了公元10世纪北宋都城汴京的繁荣景象。北宋在当时世界贸易网络中也占据重要地位。由于丝绸之路被西夏阻断，北宋开始发展海上贸易。北宋的铜钱成为国际货币，丝绸、瓷器、茶叶等远销地中海世界。

4
我们的世界
近现代

在人类史的三个主要时代中，近现代是最短暂但也最为动荡不安的时代。采集狩猎时代的持续时间超过20万年，农耕时代持续了大约1万年，而近现代仅仅维持了250年。这个短暂时代的变革也比以往更为迅速和彻底。事实上，这一时期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人类历史中人口总和的20%都生活在这两个半世纪。近现代在上述三个时代中的互联性最高。相比过往新观念和新科技需要数千年才能传遍全球，如今来自五大洲的人们能够轻松地交流，如同大家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历史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史。

现在我们假设近现代始于1750年左右。它深深扎根于农耕时代，然而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其起始时间为1500年，甚至更早。确定近现代的起止时间十分棘手，有些学者认为近现代结束于20世纪，我们现在生活在与“近现代”时期截然不同的“后现代”时期。近现代的许多特征延续至今，还会在将来一段时期继续存在。因此，将我们所处的时代视为近现代的一部分更加合理。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知道近现代结束的确切时间，也无法如愿以偿地看清它的总体轮廓。

无法将近现代作为整体来对待，让我们难以明确其主要特征，也说明了我们刻意使用“近现代”这一模糊称谓是有道理的。目前人们划分近现代的要素（定义特征）似乎是创新速度的不断加快。新技术增强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掌控力，并且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技术变革和人口变化反过来改变了生活方式、文化和宗教传统、医疗和人口老龄化模式，以及社会和政治关系。

近现代向世界历史学家提出了鲜明的挑战。我们距离近现代太近，无法清楚客观地加以审视；我们掌握的信息量太大，难以从细节中分辨出趋势；变化比以往更加频繁，且遍布全球各地。接下来，应该尝试在世界历史学家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形成连贯的概述。

近现代的主要特征和趋势

近现代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大量统计数据，让人们第一次能够量化众多显著的变迁。

人口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

尽管在20世纪晚期，人口增长速度放缓，近现代仍是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1750年至2000年间，世界人口从7.7亿左右增加到近60亿，在250年里数量增长近8倍。这种增长态势相当于每年人口增长0.8%，大约每85年人口会翻一番。（相比而言，农耕时代人口翻倍时间估计为1 400年，采集狩猎时代的翻倍时间长达8 000年至9 000年。）劳动生产力空前提高让人口数量增长至8倍成为可能。根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在1700年至2000年间增长了90倍以上，连人均生产量也提高了9倍。

▣ 思想实验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对未来五十年的影响有多大？这会不会成为世界历史上另一个转折点？或许是新一轮全球性冲突的开端？或者，更乐观地看，这会不会成为将我们从残酷世界冲突中解放出来的一个转折点？你怎么看待？你希望怎样？

劳动生产力的惊人提高，是近现代史上所有最重大变化的原因所在。生产力提高的部分原因是新技术的发现和推广。例如在农业领域，得益于轮作技术的改善、灌溉技术的加强、人工肥料和杀虫剂的广泛应用，粮食产量与人口数量并驾齐驱。其他原因还包括人类学会开发利用新能源。采集狩猎时代，每人平均每天可以支配3 000多千卡的能量，仅够维持人体的合理健康状态。农耕时代，每人平均每天可以支配12 000千卡的能量，当时最强劲的可用动力是家畜或风力船。到了近现代，人类已经学会从煤、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中提取能源，甚至利用存储在原子核中的能量。如今，平均每人每天可以支配230 000千卡的能量，这一数据是农耕时代的20倍。（相当于每天吃近1 000块糖获取的能量！）飞机、火箭与核能的时代取代了马、牛与柴火的时代。

城镇扩展

人口增长带动了人类社区平均规模的扩大。在1500年，全球只有约50个城市的居民人口超过10万，还没有居民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

到2000年，数千个城市的居民人口超过10万，约411个城市居民人口超过100万，其中41个城市人口超过500万。（2007年，中国上海的人口数量估计达到1 550万左右。）农耕时代，大多数人劳动、生活在乡村；到了20世纪末期，近5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5 000人以上的社区。村落数量的急速下降标志着世界上大多数人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与农耕时代一样，随着社区规模的日益扩大，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首先是雇佣模式的变化。在农耕世界中，大多数人是小农；如今，大部分人依靠不同职业赚取薪水养活自己。

交通和通信领域的创新改变了社群与地区间的关系。19世纪以前，人们的旅行速度快不过马蹄（或是快速帆船）。杰斐逊总统在1809年离任时，还曾骑马回弗吉尼亚老家蒙蒂塞洛的庄园。传递书信最快捷的方式是使用依靠国家资助的驿马快递系统。而如今信息即刻就能传遍全球，易腐物品在几小时或者数天之内就可以从世界一端运输到另一端。

两幅图对比显示了近现代城镇的沿革。左图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新阿姆斯特丹城市地图，创作于1660年。新阿姆斯特丹原是荷兰殖民者从美洲印第安人手中购买的岛屿曼哈顿，后来改称纽约。右图是工业化后期曼哈顿的城市俯瞰图，大致延续了左图的城市规划格局。

日益复杂和强大的政府

随着人口的增长及人们之间互相联系的加强，更加复杂的管理方式势在必行，这是政府体制变革的原因。前现代的政府乐于关注战争和税务，让他们的民众几乎毫无拘束地自由谋生；但现代国家面临的管理任务更加错综复杂，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调节和管控管辖范围内民众的生活。现代国家庞大的官僚机构是现代革命最重要的产物之一。民主政体也是一样，它让政府机构能够及时调整政策，更加贴近其统治的广大群体的需求和能力。民族主义这种公民对政府在情感和理智上的密切认同，是政府与其统治下的民众之间新型关系的另一个产物。

民主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表明现代政府越来越不愿意依靠武力实现自身意愿，相比农耕时代的统治者，现代政府更多地使用行政和强制权力。农耕时代的政府从未尝试掌控子民的出生、死亡与收入数据，或是实施义务教育，而现代政府将这些重任作为日常事务对待。现代国家甚至能比农耕时代最大的帝国更有效和更大规模地使用暴力。18世纪的大炮可以摧毁一座房屋或杀死一群士兵；现代核武器则可以毁灭整个城市，伤亡数百万人，多种核武器一起使用可以在数小时之内终结人类历史。

权力在本质上的一个微妙变化，在于现代国家日益依赖于商业和经济上的成就而不是生硬的高压政治。他们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势力范围内社会的经济生产力水平，以至于现代政府必须充当有效的经济管理者。更多民主政府体制的建立、奴隶制重要性的降低、20世纪欧洲帝国的终结、1991年苏联计划经济的崩溃，以及1990年和1991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均反映出当权者越来越意识到：熟练的经济管理方式比农耕时代典型的粗暴的、具有强迫性的统治策略，更能有效地提高生产力水平。

美国建国初期，选举权受到财产、种族、性别等多种限制，主要是成年白人男性基督徒的特权。到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普通民众要求普选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图为1851年密苏里乡村选举的场景。

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

虽然财富积累速度空前加快，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却在加大。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结果显示，1820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非洲国家人均值的3倍；截至1998年，这项比率上升至近20倍。但是，现代技术产生的部分效益得到了更广泛的分享。粮食生产供应情况和卫生条件的改善、疾病知识的增长、疫苗接种（19世纪）和抗生素（20世纪）的推广使用，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理解以下事实：人类历史上首次将婴幼儿期死亡率控制在如此低的水平，以致人类平均期望寿命翻了一倍还多，从1820年的约26岁上升到20世纪末的66岁左右。这些成果虽未普及，但世界各地都能感受到它们的影响。

女性享有更多机遇

世界许多地区已经重构了男女之间的关系。新能源淡化了雇佣关系里体力的重要性；新式避孕方法赋予男女在生育上更多的选择权；新技术，如用奶瓶喂养，允许父母更轻松地分担照料婴儿的重任。婴儿死亡率降低和新型社会化养老，减轻了为了养老而生育多个子女的压力。最后，城市化和商业化进程为女性和男性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妇女与传统的育儿者的角色不再紧密相关，这在工业化最发达的地区表现尤为明显。不过，性别不平等观念即使在深受现代革命影响的社会中依然存在。即便是在美国和西欧国家，女性的平均薪资水平都落后于男性。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在1992年接受计时工资的工人中，女性的时薪中位数仅占男性时薪中位数的79.4%；在全职蓝领和工薪族中，女性周薪中位数占男性周薪中位数的75.4%；1992年女性年薪中位数占男性年薪中位数的70.6%，这是可获得的最近年份的统计数据”。

前现代生活方式的消亡

现代革命最终摧毁了前现代生活方式。直至20世纪，独立的采集狩猎部落仍存在于世界各地。但20世纪末期，采集狩猎者无一生活在现代国家之外，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因为他们被强行带进了现代世界。农业耕作，这一贯穿农耕时代大多数人类成员的生活方式逐渐走向没落，因为小型农户无法与大型机械化生产的农场或工业化程度较高国家的商业化农户竞争。20世纪末，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农业耕作方式已经消失。即便是在其幸存地——如东亚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这种方式也正在衰落。这些变化趋势标志着形成于人类历史早期并随后盛行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终结。

解释现代革命

导致这些重大变化的关键原因是创新加速带来的人类劳动生产力的陡升。所以，要阐释现代化，我们有必要解释创新速度为何在近现代期间飙升。迄今为止还没有普遍认可的现代革命的起因，或者准确点说，人类历史创新的总体原因。但是，人们就某些较为重要的诱因达成了广泛共识。

英国达勒姆郡东部的工业城市莫顿，这里原本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工业革命以后，该地因富藏煤炭资源，发展为一座工业城市。图中描绘的是19世纪中叶，这里工厂紧挨农田建立的场景，体现了农业社会不断后退，为工业社会让渡土地、人力等资源的历史结局。

农耕时代累积的变革

第一，现代革命明显建立在农耕时代累积的变革的根基之上。数千年的缓慢发展为农业和水资源管理、战争、采矿、金属工艺、交通与通信领域带来了递增式的技术改进。交通与通信领域的技术改进——例如操控性更强的舰船和活字印刷术的推广——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扩大了交流范围，并且确保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理念更自由地传播。征兵或征税这种大规模人力组织的方式在农耕时代也有进步。这些技术和组织方面的缓慢变化，在全球市场规模和领域稳步扩张的背景下，成为近现代更加迅猛变化的跳板，不过其发生方式至今尚未完全明晰。农耕时代的最后几百年间，变革的进程已经开始加速。1000年至1820年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呈近6倍的增长态势，而在之前的1 000年里，几乎毫无增势可言。

商业社会的兴起

第二，大多数历史学家认同现代革命与更多商业社会的兴起有关。从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一直主张创新和商业活动存在紧密联系。亚当·斯密认为，大市场允许专业化分工的加强，这必将促进高效生产力的发展。同样重要的是，竞争型市场中参与买卖的企业家所面临的，是农耕时代的地主与政府通常可以避免的竞争方式。为维持生存，企业家不得不依靠生产并销售廉价商品以削弱竞争对手。这样做意味着贸易和生产要达到最高效率，通常也意味着寻求并引进最新技术。随着商品交换的扩散，雇佣工人的数量也在增加，即那些依靠自身劳动力进入市场的人。由于他们相互之间竞争上岗，雇佣工人也不得不担忧新进的廉价劳动力及其生产效率。

正因为如此，发生在农耕时代的缓慢的社会商业化进程，很可能通过激发创新提高了生产力。随着企业家和工薪阶层财富、影响力及人数的增加，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对待创新的态度愈发开放，并且更容易接纳创新。

统一性全球网络的发展

第三，从16世纪开始，世界区域联系为统一性全球网络，强烈地刺激了商业发展和技术创新。在短暂的100年内，商品交换和思想交流的规模几乎翻倍，大量新商品和新思想进入世界流通领域。玉米、糖、白银、咖啡、棉花、烟草、马铃薯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及商业专业知识不再局限在特定区域，而是传播到世界各地，甚至连人口贩卖也走向国际化。16世纪以前，最活跃的奴隶贩子在伊斯兰世界从事贩卖交易，他们手中的大部分奴隶来自于北方的斯拉夫民族或突厥族。从16世纪起，欧洲奴隶贩子开始捕获和购买非洲奴隶，并将他们用船运至美洲种植园。不管好坏，这类全球性贸易毕竟推动了世界商业的普遍发展。

西欧崛起，成为全球枢纽

尽管变化如疾风骤雨，但是并没有立刻改变整个世界，不同地区接受改变的先后顺序对近现代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事实便是引发现代革命的第四个诱因。西欧国家在农耕时代处于大贸易体系的边缘地带，在16世纪建立的全球贸易网络中却处于核心区域，这是因为他们掌控着将世界联系为一体的远洋舰队。相比其他地区，西欧具备更好的地理优势，便于从新兴的全球交易系统的庞大的商品流和思想流中获得好处。欧洲科学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加强联系后，对源源不断涌入的新思潮作出的回应。对新思想、新作物、新宗教和新商品等的认知削弱了传统行为、宇宙论和信仰的基础，并且尖锐地提出了应该怎样对世界认知去伪存真的问题。活字印刷术的革新与推广确保了新信息在欧洲更加顺畅地传播。

与此同时，欧洲国家身处几乎连年战乱的境况中，迫切需要扩大资金来源。因此，他们热衷于利用全球经济体系中存在的商业机遇。为达到目标，他们的手段之一是掠夺美洲资源，利用美洲的商品，如白银，换取进入世界最大市场南亚及东亚的通道。欧洲内部不断增长的商品交换和知识交流创造了开放的创新环境，因为创新者可以利用全世界的知识和商业资源。西欧在现代革命初期阶段的领先地位，让它和北美地区在近现代史上留下了独特的烙印，并取得了持续至今近200年的全球霸权地位。凭借欧洲的首要地位，英语，而并非波斯语或汉语，成为现代外交和商务领域的通用语言；在联合国工作也需要穿西装打领带，而不是身穿土耳其长衫。

▣ 思想实验

世界不同国家常常拥有不同的实力和重要性。想象1789年的世界情形。中国很可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为富有、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那时的欧洲开始在世界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北美大部分领土或者被美洲原住民占领，或者被欧洲殖民主义势力控制；美国实力相对较弱，且经济地位无足轻重。现在设想一下未来情形，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最为富有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欧盟成员国组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美国实力更弱，经济地位更加微不足道，美国国家及其公民该怎样适应这样的地位落差呢？

其他因素

第五，更特殊的因素必须深入到阐释现代革命的所有细节中。欧洲国家特有的商业化性质无疑有助于解释他们为何善于接受创新，但是地理因素，如气候变化以及英国等欧洲西北部国家和地区存在的大型且易采的煤矿层，也可能造就了欧洲在现代革命中的天时地利因素。

工业革命
1750—1914

这些论据表明现代革命的因素出现在世界各地，尽管其全面影响首先表现在欧洲西北部和当今美国的东海岸地区。在大西洋地区，技术变革从18世纪晚期开始加速。常见的标志性变化包括引进和推广生产效率更高的农业技术，更高效的棉纺织加工机器，苏格兰发明家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改良的蒸汽机以及第一列机车。到19世纪初，人们发现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1837年，法国革命家奥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 Blanqui, 1805—1881）宣称英国正在进行一场“工业革命”，其意义不亚于当时刚在欧洲和美洲发起的政治革命。此时，欧洲生产力水平已经超越印度和中国两个古代超级大国。

水晶宫是工业革命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它是1851年在伦敦举行的万国工业博览会的场馆，见证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空前成就。当时人称，“世界历史从未目睹过像1851年的世界各国工业大展览这样的盛事。一个伟大的国家正在邀请所有的文明国家来参加一次盛会，比较和学习人类智慧的结晶”。

19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扩展到美国。蒸汽机被广泛应用于采矿、冶金、机械等工业生产部门。图为1867年美国俄亥俄州一家木材加工厂的产品海报，展示了将蒸汽机用于木材加工的场景，该工厂加工的木材可以被用作修建铁路的枕木。铁路的修建，大大加快了资源、信息的交流速度，对促进美国经济具有特殊的革命性意义。

工业革命的三次浪潮

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呈现波浪式发展态势。每一波都带来了新的生产力提升技术，并将工业化进程扩展到新的区域。第一波浪潮出现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期，英国发生了最具有关键性的变革，尽管英国引进的许多革新其实是由其他国家首创。其中最重要的变革是引入高效棉纺织机器和瓦特发明的蒸汽机。

蒸汽机是一种首次高效利用化石燃料储能的机械，它提供了一种似乎用之不竭的廉价能源，尤其是在那些可利用煤炭的地区。蒸汽机使从矿井中抽水的工作变得更加简单，因此快速降低了煤矿开采成本。蒸汽机与18世纪晚期发明的新型纺织机结合，彻底改革了纺织工业这个在大多数农耕社会中位列农业之后的第二大产业。为了更加高效地利用这些新技术，企业家开始将工人集中到监控严密的大型生产车间，这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工厂。

第二波创新浪潮发生在19世纪初期至中期。在这几十年里，蒸汽机被安装在车上以制造出第一批机车。铁路系统大幅降低了陆路运输成本，它们对美国、俄国等大国的经济具有特殊的革命性意义。紧接着，对煤炭、机车、车辆、轨道的需求刺激了煤和金属的冶炼与管理，早在19世纪初期，这些技术就传播到欧洲其他地方和美国。

第三波创新浪潮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工业技术在此期间传播到北美、欧洲其他地区、俄国和日本。俄国和日本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遭受西方列强的军事羞辱，这让两国政府强烈地认识到要生存就必须鼓励工业化，因为工业实力能够显著增强军事力量。钢铁、化工和电力是这一波工业革命期间最重要的新技术。新型组织形式将银行和工厂组建成大型股份制企业，其中最大一家在美国建立。在德国和美国，系统性的科学研究方法与大型企业主体都开始在技术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创新开始在现代政治和企业的结构体系下逐渐制度化。

到19世纪末，在与德国和美国的竞争下，英国逐渐丧失产业主导地位。1913年，美国对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占比接近19%，德国占比9%，而英国只有8%多一点。

经济发展

工业化革命的三个浪潮改变了生产力水平。从1820年至1913年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倍多，德国增长了9倍，美国增长了41倍。与此同时，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9倍，德国增长了3.4倍，美国增长了4.2倍。此前的人类历史还从未见证过生产力有如此惊人的飞速发展。

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速没有跟上。正好相反，工业化领先地区不断增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侵蚀着印度、中国以及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农耕社会。在欧洲和其他大西洋强国的机器纺织品以低廉的价格削弱其他地区本土产品的竞争力的同时，他们现代化的军队也攻占了世界大片地区。

19世纪后期，财富和权力的地区差异急剧扩大。1820年至1913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的占比从33%降至9%，印度的占比从16%降至8%，而英国的占比从5%上升至超过8%，美国的占比从约2%上升至超过19%。直至19世纪末，印度被英国统治；中国遭到欧洲、大西洋以及日本等列强的商业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军事支配；南北美洲、大洋洲大规模涌入欧洲移民；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处于欧洲的财政支配和商业统治下；非洲和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也已划入欧洲帝国的势力范围。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不平等像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一样引人注目，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全球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也在19世纪后期诞生了。

民主革命

经济变革常常伴随着深层次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变革。农耕时代的农民群体主要依靠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但工业社会中的城市工薪收入群体，和作为雇主的企业家阶层一样，对只有国家能够提供的法制秩序和经济管理体系依赖度很高。随着职责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各国政府也反过来更依赖于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合作。这些变革正好可以解释各国政府与其民众之间为何反复出现激烈争吵。最早的现代化民主政治体制在动荡不安的18世纪下半叶诞生于美国和西欧。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将这段时期称为“民主革命时代”。更加民主的治理方法将向更广泛的人群赋予政治影响力，而换来的是监管的加强。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府开始征募大量军队，采取细致的人口普查措施，并监管工厂、办公场所乃至家庭内部的生活。

法国大革命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一次革命，“网球场宣誓”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奏。当时第三等级要求召开国民议会，遭到国王路易十六的压制。国民议会代表在凡尔赛宫室内网球场聚集宣誓，“不制定和通过宪法，绝不解散”。

文化变革

文化生活也发生了变革。19世纪期间，在北美及欧洲大部分地区，大众教育将读写能力传授给大多数民众，而新兴的大众传媒为民众提供大量的阅读信息，全面报道本国及世界各地的要事。大众教育同新型的大众娱乐形式一道，开始为国民共享的“民族”身份赋予现代意义。所有的宗教传统此时都必须直面现代科学提出的挑战，大多数传统开始融入某些现实科学理念，并注意摒弃其他方面。19世纪的辉煌成就提升了科学的威望，也挑战了传统的世界观。

英国自然学家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提出的进化论颇具挑战性。它暗示生命本身可能是一种不可捉摸的力量的产物。但正是由于进化论过分依赖理性解读，科学世界观无法发挥传统宗教的精神慰藉作用。这解释了为何科学带来的挑战不仅没有摧毁传统宗教，反倒似乎促进了新型宗教运动的发展，譬如基督教的福音派。

在大西洋核心区域之外，工业革命的间接影响范围广、破坏性强，这是因为欧洲及北美发展壮大的政治、商业与军事实力已经威胁到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并且开始侵蚀古代思维方式下的信仰。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土地资源短缺、税负增加以及城镇带来的新机遇颠覆了乡村生活方式。然而，正如社会主义者指出的那样，早期工业城镇的条件通常比乡村更差。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民生活方式被缓慢侵蚀，以及早期工业城镇的恶劣环境，共同营造了剑拔弩张的社会紧张局面。

处于早期工业革命核心区域外的政府机构不得不面对近乎不可能的挑战，他们要设法追赶欧洲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同时又不能破坏自身政权的传统社会和文化结构根基。过渡期必定是痛苦的经历，因为农耕时代的主导政治形态主要建立在传统的地主土地所有制而并非商业贸易的基础上；然而，人们逐渐意识到工业化与商业活动紧密相关。不足为奇的是，现代政府形式的产生常常导致传统社会结构与治理体系的剧烈崩塌。日本是少数的在不破坏传统社会结构的前提下，成功实现向现代工业化经济过渡的社会之一。

1900年，现代革命的众多特征在北大西洋核心区域已随处可见。无论如何，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也开始感受到它在生活方式、经济运行、政治治理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影响力。

▣ 思想实验

就人类历史而言，面向全民的公共教育是非常晚近的现象。细想19世纪的公共教育所普及的人数比以往都更多，但也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多。1900年，5岁至19岁的美国人入学率仅有51%。现在设想，假如没有公立学校和强制考勤，你通过自学能学会什么？哪些是你无法学习的？例如，你的父母没有受过教育，谁能教你阅读？你可以在哪儿学习数学？你如果连基础数学都不懂或是没有阅读能力，又能找到什么工作？你认为公共教育在现代社会比在农耕时代更加重要吗？

大众传媒使信息传播不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信息交流的速度大大加快。图为1848年美国民众通过报纸了解墨西哥战争。

20世纪危机
1914—1945

1913—1950年间，曾让世界大幅改观的经济增长引擎似乎抛锚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增长率从1870年至1913年间的年均1.3%减缓为1913年至1950年间的0.91%。经济增长的缓慢态势影响到工业革命的所有核心区域，但这种影响在曾经的农业大国，如中国和印度，表现更为突出。这种趋势下的明显例外是俄国，其经济年均增长率从沙皇晚期的1.06%上升至1913年至1950年苏联早期的1.76%。

曾经促进工业革命发展的国际金融业和贸易体系的崩溃，是导致增速减缓的部分原因。1870年至1950年间，投入国际贸易的世界生产总量比例发生实质性下滑。部分问题在于，工业化国家政府仍在探索如何最有效地实现经济快速增长，通常他们像过往的大型农业帝国一样，将增长视作一场零和博弈（双方利益针锋相对，不可能取得妥协的局面），要获胜只能排挤受保护的市场中的竞争对手。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的迸发就是这种竞争关系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因为欧洲诸国尽力垄断对他国的控制权。大国竞争关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贸易保护主义（通过限制外国竞争对手进而保护国内生产者利益）的蔓延。第三种表现形式是共同防御体系在欧洲的兴起，它将巴尔干半岛危机演变成一场全球性战争。主要工业强国间的相互猜疑和竞争关系阻塞了国际交流主动脉，这对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造成致命打击。

▣ 《西线无战事》节选

自1929年出版以来，《西线无战事》一直被奉为讲述战争中士兵个人苦难的经典小说。德国作家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 1898—1970）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个人从军体验，写作了这部小说。下面引用书中最意味深长的语录：

此刻，我第一次发现，你我同病相怜。我想起你的手榴弹，你的刺刀，你的步枪；现在，我看清了你的妻子，你的面容和我们的友谊。原谅我，战友。我们发现得太迟了。为何从未有人告诉我们，大家都是可怜人，你们的母亲像我们自己的母亲一样都忧心忡忡，我们一样都畏惧死亡，一样都垂死挣扎，一样的悲痛欲绝，原谅我，战友；你怎么会是我的敌人？

来源：Remarque,E.M.（1929）.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A.W.Wheen,Trans.,P.223）.

New York.Fawcett Crest.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王位继承者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遭到刺杀之后，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俄国介入塞尔维亚保卫战，德国对俄国宣战，同时将俄国的盟友英国和法国卷入战争。欧洲遍布全球的殖民和商业网络将其他国家拉入战争旋涡。德国在非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中国的殖民地被法国、英国和日本军队攻占；从印度、东南亚、非洲、大洋洲和北美等殖民地和前殖民地，以及阿根廷这样的半殖民地，军队和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欧洲。1917年美国对德国宣战。

“一战”期间，德国首先对英法联军使用芥子毒气，“二战”中，日本侵略军曾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等大型战役中，多次使用这种生化武器。芥子毒气这种工业化战争的产物，带来了极端的杀伤力。

19世纪的军事变革决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是异常血腥的战争。新型武器，包括机枪、坦克和飞机，而类似芥子毒气这样的生化武器足以灼伤受害者的五脏六腑。讽刺的是，医疗进步让更多的兵力留在了前线，而对敌方阵地发起的突袭常常徒劳无功，士兵性命最终丧失在成千上万机枪火炮的枪林弹雨中。现代工业国家靠掌控经济来武装各自的军队，有效发动“全面战争”。在战争大后方，女性代替男性在农场、兵工厂或铁路上劳作，对胜利的贡献不亚于军队。事实上，女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成为战后妇女选举权迅速普及的主要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工业革命时代的第一次全面战争——美国内战更配得上这个称号——而是将工业化战争的惊人规模和破坏力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成为近现代史上具有实质意义的第一次全球性战争。

全球巨变

法国凡尔赛惩罚性和平条约的签订，以及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的失败，证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对抗并未消失。1929年，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最终崩溃，由此引发的经济萧条影响到几乎所有的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以及为他们提供原材料的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经济大萧条似乎印证了社会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走向瓦解的预言。许多国家政府重新开始闭关自守（国家基础上的经济独立与自给自足），而之前他们却在争相角逐正在萎缩的世界资源和市场份额。

1933年，德国出现了以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为首的法西斯政权。希特勒决心挽回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必要时进行武力征服。法西斯主义在其创始人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的出生地意大利泛滥，并蔓延到了西班牙、巴西以及其他地区。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反映了19世纪后期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度幻灭。法西斯主义者预感国家和种族冲突时代的到来，最优越且最强大的民族定能取胜；革命社会主义者则将此冲突定义为阶级斗争，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本家和工人势不两立。

俄国出现了由马克思主义指导、决心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19世纪资本主义瓦解的另一显著标志。沙皇俄国政府鼓励工业增长，但是（与日本明治政府不同）未能在统治结构框架下成功接纳实现工业化所必需的企业家。最终，城市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迅速壮大和贫困农民的日益增多造成了社会危机，同时由于在日俄战争中的军事败绩和参与“一战”的巨大消耗，沙俄帝国解体。传统精英对于这场危机的反应过于被动迟缓，这让弗拉基米尔·列宁（1870—1924）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并通过一场激烈的内战（1918—1920）牢固掌握了政权。

布尔什维克致力于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立生产资料（例如土地）、银行和所有大型企业均为集体所有的社会形态。在列宁的继任者约瑟夫·斯大林（1879—1953）执政期间，苏联建立了非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使其足以对抗资本主义竞争对手。斯大林政府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创的管理方法，开始管控并协调整个苏联经济，不让市场力量发挥重要作用。为应对工业化和加快重整军备进程，斯大林政府建立了庞大、强力和高压的国家机器，必要时甚至不惜采取专制行动。人们曾在一段时间内认为新体制可以匹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及军事实力。20世纪30年代至后来的50年代期间，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确比其他国家更快（由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缺乏以市场价格为参考，我们无法进行确切的财政对比）。但由于后来市场价格逐步透明化，我们发现苏联为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付出了惨痛的人道代价。

▣ 思想实验

1935年，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小说《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这里》（It Can't Happen Here）出版。故事主要讲述了为什么法西斯主义甚至可能出现在美国。其他虚构作品，如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2004年的小说《反美阴谋》（The Plot Against America）呈现了类似的情景。你认为法西斯主义可能在美国最终胜出吗？若此事发生，哪些因素是诱因，而哪些不是？

重整军备

20世纪30年代期间，在日益紧张的国际形势下，世界主要强国开始重整军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端于日本和德国妄图创建各自的陆上帝国。日本于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并在1937年全面入侵中国；德国的扩张主义冲动促使其在1939年入侵波兰之后全面发动欧洲战争。1941年，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美国，在日本对珍珠港进行先发制人的袭击后参战。苏联也在遭受德国侵略后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东亚及东南亚的战区，与欧洲战区一样广阔。但是，最终，在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苏联非凡的协调调动能力下，同盟国终于扭转了对轴心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战争形势。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残酷。近6 000万人丧生，大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3%。

▣ 思想实验

1945年，哈里·杜鲁门总统决定动用原子弹结束“二战”在太平洋地区的战争。想一想从杜鲁门决定使用最恐怖的武器从而引起人们的争辩开始，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核俱乐部。现在设想一下，如果你有机会给杜鲁门建议，你会提议其他选择吗？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在战时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你认为这一史实有何重大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20世纪的全球社会再次陷入文明危机。图为重整军备的德国纳粹军队。

随着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武器原子弹的使用，战争宣告结束。1945年8月，原子弹被投放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原子弹。（投放原子弹的B-29轰炸机飞行员保罗·蒂贝茨上校［Paul Tibbets］以自己母亲的名字，将战机命名为“艾诺拉·盖伊”号［Enola Gay］，这颗原子弹绰号“小男孩”。）随着对城市的空中轰炸首次成为现代战争的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多数人员伤亡都是平民。战争的极端残忍性的最有力的印证，可能就是希特勒的纳粹党对近600万犹太人进行的系统性谋杀，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大屠杀”（Holocaust）。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欧洲不再主导全球经济体系。美国和苏联成为新的超级大国。他们拥有自己的盟友和附庸，各自代表着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随着东欧大部分国家的加入及1949年毛泽东（1893—1976）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阵营的规模和实力得以壮大。截至1950年，世界近1/3的人民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以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美国、苏联、日本乃至拉丁美洲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东南亚、印度、非洲及其他地区反殖民运动的强势兴起，揭开了终止欧洲帝国主义统治的序幕。在印度，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民大会党，成为独立运动的强力支持者，充满感召力和创造性的莫罕达斯·甘地（1869—1948）被推举为领袖。在他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下，英国被迫于1947年承认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新生国家的独立地位。尽管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国家危机四伏，但是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还为时过早。科技创新在此期间迅猛发展，内燃机投入大批量生产，飞机制造业兴起，（飞机起初作为战争武器，后来演变为新型的商业和民用运输方式，）纺织品、橡胶的化学替代品开始出现。这是一个属于声呐、核能和石油的年代；同样也是一个属于根本性科技突破，尤其是物理学突破的年代。

其他一些进步成果同样保障了资本主义增长引擎重新启动，19世纪经济增长的强劲步伐得以延续。促进增长复苏的管理准则首先出现在美国，其中两个方面的进步尤为重要：第一是亨利·福特（1863—1947）于1913年首先倡导的大规模流水生产线；第二是20世纪20年代随着普通人有机会获得现代化商品，如汽车、电话和收音机，大众消费主义的意义初见端倪。

▣ 思想实验

许多人认为，美国青少年将大众消费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这是从理论角度阐述大众消费的经济学家做梦也想不到的。商家乐于接触青少年，他们每年花销超过1000亿美元。青少年消费确实为美国经济注入活力。但是，许多社会科学家和媒体评论家驳斥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我们的子女正持续受到媒体（广告主、电视节目与网站）的摆布，不间断的购买行为，为成年后的超支和债务埋下了隐患。你怎么看？有什么论据可以支持双方的观点？其中一方是否更加合乎情理？我们若是接受一方观点并反对另一方，要紧吗？我们能否辩证地看待双方观点？

购买力成就的消费主义

大众消费主义最终解决了消费不足这个19世纪困扰生产者的根本问题。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一些生产商发现产品的市场营销困难重重。至少从19世纪70年代起，人们就认识到当生产力超越了市场需求时，资本主义经济就容易受到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性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经济周期相当于农耕时代的马尔萨斯增长与衰退周期循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济周期是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引发的，而马尔萨斯灾难主要是生产不足（或消费过度）导致的。20世纪早期，人们意识到为了保障经济长期增长，刺激需求与市场保护前景更加广阔。

然而为了促进需求增长，政府和雇主必须保证消费者钱包里有充足的现金购买商品和服务，必须提高雇员的生活质量而不应削弱他们的收入水平。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时期，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主张各国政府要振兴资本主义经济，不应该加大降薪力度，而应当采取诸如发放失业金的策略来刺激消费。其实政府已经在尝试采取这类措施。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政”通过政府项目为经济投入了大量资本，试图通过新建道路和大坝等基础设施，来创造就业机会并拉动消费。

来源： University of Minnersota Meddia History Project.（2007）.Retrieved May 22,2007.来自： http：//www.mediahistory.umn.edu/timeline。

对资本主义政府来说，大众消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削弱了一些反资本主义论述。在20世纪，人们发现拥有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的人口，不大可能转变为革命的无产阶级，而这一阶级被德国政治哲学家卡尔·马克思视作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大众消费策略是资本主义制度对抗革命的最有效手段。

危机与创新

对于众多领域来说，1914年至1945年的危机时期，同时上演了一场知识领域的革命。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以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 1885—1962）、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 1879—1961）、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 1901—1976)和马克斯·玻恩（Max Born, 1882—1970)为代表的科学家阐明的“量子力学”理论，驳斥了早期的机械论宇宙模式。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通过揭示无意识心理动机的重要意义，对在人类事务中理性作用的信念提出了挑战。新型艺术形式，如电影将艺术现实主义引入了大众文化，并激励艺术家和作家尝试新的、不太注重现实的表现手法，从以画家毕加索（1881—1973）为代表的立体主义，到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的梦呓一般的语言，处处都可以看到这种尝试的影子。

大众文化的新技术，包括广播、报纸尤其是电影，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让我们得以影响世界各地民众，影响观点、态度和幻想，各国政府和广告客户开始逐渐重视它们的价值。

苏联在运用大众传媒传播思想方面尤其具有创造力。新型大众传媒有助于培育能够冲击传统高雅文化霸权的大众文化。在工业化国家的核心区域之外，传统宗教和艺术，如印度教和佛教的复兴，开始在创新民族文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对抗北大西洋区域的文化霸权。

现代历史
1945年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引擎再次轰鸣，造就了世界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从1913年至1950年间的0.91%，上升至1950年至1973年间的2.93%，之后在1973年至1998年间降至更为适度但仍然引人瞩目的1.33%。

随着市场的开拓，美国“马歇尔计划”提供的大规模重建援助资金，推动了全球性监管机构，如联合国（1945年）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47年）的成立，国际经济秩序重新恢复正常状态，再次呈现稳定发展的趋势。出口国际市场的商品在总产量中的比例，在1913年至1950年间跌落之后，于1950年至1995年间增长了3倍。先后发生在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的国际贸易复苏和大众消费主义传播，刺激了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在欧洲和日本首次出现了大量购买私家车、电视机、收音机的消费者，而空运成本的降低使他们去往异国度假成为可能。新一波电子技术领域的创新受到战时科研项目的促进，引领了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电子革命。而生物技术领域的创新，包括发现脱氧核糖核酸结构等，酿成了基因工程新技术的发展，其意义我们仍无法预知。

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逐渐擅长通过刺激消费，以及在干预和“自由放任主义”之间寻求适度平衡的方式，来维持经济增长。20世纪70年代初期与90年代后期的衰落表明经济周期仍未得到完全掌控。然而，19世纪后期的诸多贸易保护主义幻想破灭，因为政府认识到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单个国家（甚至是最强大的国家）的财富增值通常需要依赖全球经济增长，而并非占有受保护市场。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现实更清晰的研判，成为美国政府决心（通过“马歇尔计划”）资助欧洲和日本战后重建的原因，尽管此举意味着将昔日的敌国扶持成为商业竞争对手。

本着这种精神，加上来自于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压力，欧洲政府放弃了他们在19世纪后期开拓的帝国。在1945年后的40年间，大约有100个国家从其欧洲领主手中取得了独立。另一批新兴国家涌现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截至2007年，联合国已拥有192个成员国。

工业化进程开始延伸至19世纪后期的工业核心区域之外，部分原因在于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的积极支持。直至20世纪90年代，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都非常迅速，其中韩国、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尤为突出，它们均受到日本增长模式的影响。

火箭与卢布

即使世界划分为两大主要阵营，世界经济仍保持增长态势。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相互较劲。在数十年的时间里，这些对抗关系险些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将是一场核战争。然而，冷战也是一场争夺经济和政治霸权的较量。双方均认同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增长是政治和军事成功的关键。两大集团采用了竞争方式来获取经济增长，而且在大约三十年时间里，都难以明确究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还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更快。

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的国民生活水平开始提高，因为继任者将投资引向消费品和住房领域。20世纪50年代，苏联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似乎展现了计划经济的技术活力。这些成就包括研制导弹、核武器，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第一颗空间卫星——“旅行者”号（Sputnik），1961年将第一位宇航员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 1934—1968）送入太空。

在随后的20世纪70年代，苏联经济增速减缓，当苏联人得知他们的生活标准远远落后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时，大家的希望破灭了。虽然当大量资源被配置到大型工程时，计划经济确实可以实现创新，但是缺少竞争所带来的持久压力，无法形成资本主义世界驱动生产力提升的持续创新潮流。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仍未成功引进正在彻底革新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新电子技术。苏联的领导者们知道，这个事实对苏联来说意味着军事和科技灾难。

美国早在1941年就启动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这项计划旨在摧毁纳粹德国。1945年7月16日，美军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市附近成功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核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在看到爆炸之后，引述了《薄伽梵歌》：“现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实际上，原子弹所能造成的科技灾难，将时刻成为悬在人类世界上方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图中呈现的分别是原子弹引爆0.025秒、8秒、9秒的景象。

苏联经济的屡次失败告诉大家许多关于现代革命驱动机制方面的知识。苏联的当权者们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知道计划经济固有的不足：缺乏竞争和缺少盈利动机。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经济的高增长率仍主要依赖于大规模、高强制性的劳动力和资源调配，而并非效率的真正提高。80年代中期，新一届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承认，苏联经济止步不前的原因在于，国家无法再像30年代与40年代那样不停地调动新资源了。苏联经济体制走向崩溃的原因在于其采用动员性的发展战略，这与传统农业帝国如出一辙。这种方式尽管对军事危机行之有效，却扼杀了创新。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从反面印证了卡尔·马克思宣称的“资本主义是现代化的原动力”这一论断。

中国的适应性调整

社会主义中国是上述规律的一个明显例外。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政权尝试采用斯大林的方法实现工业化。但是，大跃进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灾难，“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动乱，外加中苏关系裂痕加深，促使中国政府放弃苏联式理想化的全面国有经济体制。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的继任者再次谨慎地引入市场经济元素，随着企业活动在中国推进，经济增速加快。

放眼世界各地，这段时期的经济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大众教育在世界多地推广，因此，多数国家的大多数民众掌握了基本的读写能力。越来越多的民众居住在大型城市，因为日渐改善的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条件，日益增多的薪金和工作机会，都吸引着来自乡村的人们。

这是人类历史上，城市首次成为比乡村更健康的地方，至少城市里能提供清洁水源、基本卫生条件、医疗服务、交通及居民用电等基础设施。在短短一代人（1955年至1990年）的时间里，人类的平均寿命从大约35岁提高到55岁，从这一惊人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

城市化同时改变了两性关系，因为在适应城镇生活的家庭中，女性的薪酬收入与男性同等重要。妇女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政府部门、教育、医药和科学领域。然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如经济平等，依然任重道远。以1990年的世界范围为例，相对于每100位同等处境的男性，约80位女性接受过中等教育，约65位接受过高等教育，而仅有约60位女性实现成功就业。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新型电子通信技术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使得苏联（及其解体后的俄国）和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让整个世界比以往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全球一体化的新动向成为人们逐渐熟知的“全球化”。全球化趋势促进了大多数核心工业经济体与众多新兴工业体的经济增长。尽管许多较贫穷的国家，尤其是部分非洲国家及拉美国家，因参与竞争的成本过高而使发展水平远远落后。然而无论怎样，全球化毕竟增进了文化间的紧密联系。随着电视和广播的广泛应用，及其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普及，发达工业国家的文化规范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

可口可乐文化与文化抵制

美国的影响力无可争辩。随着可口可乐这样的消费品走向世界，美国的服装、音乐、体育和娱乐风格在全球广泛传播，全世界无人不晓。然而，西方的影响力也同样招致了强烈甚至暴力的抵制：世界各个国家政府及其公民都在尽力捍卫符合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和宗教价值观，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激进的反西方主义新思潮的兴起，仅仅是对抗西方价值观日益盛行的一种表现形式。

日益突出的全球性不平等加剧了人们对西方价值观的反抗。1960年，世界最富有的20%的人口，他们赚取的收入是世界最贫穷的20%的人口收入的30倍。到1991年，此差距扩大至61倍。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使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国家贫困状况更加突出，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收入、医疗与教育资源、清洁水源和空气等必需品获取方面的不平等状况。尽管在20世纪工业化扩散到越来越多的国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其进程要么不彻底，要么因为咖啡或原油类等专业商品贸易发展缓慢而受限，要么由于军人政府腐败经营、剥夺利润或是挪用资金扩充军备，并未将获得的利润重新投资于教育、医疗健康和保证持续增长的领域。

▣ 思想实验

1999年，喜马拉雅山区的不丹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向国民引进电视机的国家。在这个偏远的佛教国家，有许多人害怕电视会给国家文化和公民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是对民众来说，这毕竟意味着第一次广泛接触西方文化。不丹国王认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新闻，将使不丹人了解民主的运行机制。但随着46个频道的开通，他们知晓的远不止正在实践中的民主。2002年，不丹见证了第一波犯罪浪潮，其中包含贩卖毒品、偷窃与谋杀。倘若第一套碟形天线从未被引进，不丹是否境况更好？“两耳不闻窗外事”是否有时也是福音？

韩国首尔市中心的一栋建筑上，挂着麦当劳的广告牌，西方消费品的流行程度可见一斑。

虽然现有的财富与科技可以为全人类提供基本的医疗条件、清洁的水源和充足的粮食，但在世界最贫穷的地区，仍有数百万人死于饥荒或是传染疾病。缺乏适当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使艾滋病迅速蔓延，尤其是在非洲南部的一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年人中几乎1/4人口患有艾滋病。由于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遭受人口过剩、土地所有权碎片化及廉价海外进口商品的冲击，农民日益成为边缘化群体。

对世界大多数地方而言，“现代化”意味着农民阶层的消失，而在整个农耕时代，大多数人都属于这一阶级。东欧剧变也令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回第三世界。对许多人来说，直至21世纪初期，现代革命还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直接或间接地讲，现代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严重不平等，仍很有可能继续激起血腥的游击战冲突，我们仍将见到持有现代武器的小型群体，试图抵御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经济和军事势力。

▣ 思想实验

你可以想象未来吗？

想象一个你自己喜欢的未来。未来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有何不同？会有多少人生活在未来的世界？他们如何生活？他们能活多久？未来会出现一个管理全世界的超级政府吗？还是仍旧存在大量小型的本土政府？

现在想象一个你不喜欢的未来，然后问问自己相同的问题。

最后，想象一下你设想的哪种情况才是最有可能出现的未来。真实的未来最有可能就是好与坏的混合体。别在意你的回答是对还是错。重要的是你能够尽自己所能，想象这些不同版本的未来世界，因为你就属于创造未来的这一代人。

资源耗费殆尽

有人将世界最贫穷国家的悲惨境遇视为经济落后的标志，也有人将这些境况视作向整个未来世界发出的危险警告。20世纪下半叶，人们明显感到人口的迅速增长和资源耗费的加剧，正在向整个生物界施加新的压力。在《阳光下的新鲜事》（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一书中，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辩称道，从长远看，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变化最终将成为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变化。

随着城市不断吞噬耕地和林地，普通道路和高速公路相继侵占更多的土地，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为了维持生计持续伐林开荒，人口增长已成为影响环境的最重要因素。尽管如此，在20世纪末期，随着全世界城市化程度加深，受教育水平提高和服务质量改善，供养更多孩子的成本增加、需求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已明显放缓。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世界人口将在21世纪末达到峰值—90亿至100亿。

在另一方面，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化已扩展至中国、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希望享受到和今天欧洲以及北美地区一样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即使人口增速放缓，人类对环境的压力也会持续增加。环境压力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他物种无法利用被人类入侵的栖息地，这样一来，今天的物种灭绝速度已和过去6亿年里物种灭绝最快时期的速度相当。一些资源已被开发利用得接近枯竭，如鱼类资源和清洁淡水。

其中最迫切的威胁，莫过于燃烧大量化石燃料对大气层造成的影响。二氧化碳就是一种温室气体，这些温室气体可以阻挡太阳热量到达地球，从而导致大气层平均气温升高。在农耕时代，毁林造田可能已经造成全球二氧化碳浓度升高，而从工业革命开始的化石燃料燃烧，则使二氧化碳水平进一步急剧上升，从1800年的280ppm到2000年的350ppm，到2150年，可能会上升至550ppm至660ppm。对大气层的人为干扰究竟会造成什么后果，我们还不得而知，但这些干扰很可能会导致全球气候系统发生重大而迅速的改变——其剧烈程度不亚于发生在上一个冰河时代末期的气候变化。这些变化导致的洪水将淹没许多沿海地区，使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气候模式陷入混乱，并通过改变土地的生产力动摇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于是一些学者声称，由于我们这个物种拥有独一无二的重塑世界的能力，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纪元——人类世。

人类凭借一己之力成为全球地质变化的重要力量。但是直到20世纪最后20年，人类可能已经成为生物圈变化的主导性力量的观点才逐渐成形。如今，许多学者辩称，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他们这种观点的依据是什么？

地质时间表是基于岩石分层，用于追踪记录地球历史重大事件的系统，它包含几个不同类型的地质时期。其中最大一级称为“宙”（eons），如“显生宙”（Phanerozoic），即大型生物时代，涵盖了刚刚过去的5.4亿年。其次为“代”（eras），如“新生代”（Cenozoic），即哺乳动物时代，涵盖了刚刚过去的6 600万年。“代”还可以细分为“纪”（periods），如“第四纪”（Quaternary），涵盖了刚刚过去的200万年。最后，“纪”还可以再细分为“世”，其中离我们最近也最短的就是刚刚过去的“全新世”（Holocene），自上一个冰河时代末期算起，持续了大约11 500年，这是气候异常稳定的一段时期。英国地理学家尼尔·罗伯茨（Neil Roberts）在其新书《全新世：一部环境史》（The Holocene: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中，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可读性极强的全新世历史，并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世这个全新概念。一部分学者开始宣称，全新世已经结束，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人类世，这是一个充满不可预知的急剧变化的混乱时代。人类世最突出的特点即是我们（现代智人）这个物种扮演的变革性角色。对于大多数现代人来说，人类对自然不断增强的控制力，意味着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更好的营养，更优越的居住和医疗保障条件，更便利的通信和更快捷的交通。但在过去的50年里，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为了这些利益，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现代，人类世的概念主要归功于荷兰气候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据称在21世纪初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保罗·克鲁岑对我们仍居住在全新世时代的论调勃然大怒，忍不住大声呵斥：“我们不是在全新世，我们在人类世！”

尽管人类世是新近出现在地质学意义上的时间尺度，它在更宏大的时间尺度行星史上同样引人关注，因为在近45亿年的地球生命史中，这是第一次单个物种在塑造生物圈中扮演了关键性作用。而且，我们改变事物的速度非常快。历史上也曾有过某些物种，它们对整个生物圈产生了变革性影响，如第一批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细菌（它们能进行光合作用，并开始向大气层释放氧气），或者对地区环境产生重要影响。但历史上从未有哪个单一物种，能在短短几个世纪内改变整个生物圈。正如2011年一篇论文的作者提出的，“人类世这个术语意味着：（1）地球正移出自己现有的时代，即全新世；（2）人类活动是地球移出全新世的最重要原因，也就是说，人类仅凭一己之力就已成为全球地质变化的重要力量”。

人类世的概念不仅吸引着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大历史学家均对其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它对我们现代智人这个物种至关重要。这种理念就是一个强大的透镜，我们可以透过它审视历史，进一步思考究竟是什么使我们如此与众不同。历史学家可能也会认同这种理念弥足珍贵，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更加准确的思考人类历史纪元的方式，而在此之前，人们都模糊地将其描述为现代性。人类世的理念同时也吸引了各种全球性组织以及来自不同背景，研究人类活动对生物圈影响的专家们。保罗·克鲁岑自己就曾将这个理念称为“对世界的一个警示”。

人类的结局

1969年，随着登月计划的实现，人类小心翼翼地迈出了离开地球家园的第一步。所有这些步伐让人类的目光聚焦于现代革命带来的重大变化，提醒我们人类社会不断增强的力量和复杂性是有代价的，其间伴随着许多危险。人类现在已经拥有了摧毁自身和破坏地球的力量。我们与日俱增的力量带来了许多我们准备不足的重要责任，地球村的高度复杂性也使人类社会可能面临令人恐惧的崩溃，显得愈发脆弱。与此类似，历史上许多基于灌溉的野心勃勃的农业文明（从苏美尔到玛雅）也经历过这种崩溃。但从另一方面讲，当今人类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宽广知识范围，也使我们有能力过渡到一种可持续的、与生物圈更加友好的关系模式。

然而，现代革命是否会催生一个能够维持生态、经济和政治相对稳定的新型全球系统？抑或当今时代的加速变革是否正是人类社会突然崩溃的前奏？这种崩溃是否会将人类社会重新拖回早期农耕社会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究竟哪一种情况会出现，我们还不得而知。或许，现代产业革命最深刻的悖论就是，一方面人类掌控生物圈的能力越来越强，而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展示出足够能力，表明我们可以正确运用这种掌控力，使生物圈更加平衡、可持续。作为一个物种，我们真的可以掌控我们令人惊叹的创造力吗？想知道我们人类令人叹为观止的集体成就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流芳百年，我们尚需时日。

[1] 胜利城（Vijayanagar，又译维查耶那加尔），印度古城名，14世纪中叶，维查耶那加尔王国兴起后建都于此。

附录
A

如何在课堂使用《极简人类史》

对于历史教师和教育者来说，世界历史或许是最难组织、策划和讲授的课程。要想将整部世界史置于一个焦点，且避免困扰历史教育多年的“一个接一个了无生趣的事实”的授课陷阱，绝非易事。当然，无论在任何层面（不管是地区、国家，还是本地），能够组织条理连贯的历史课程（如西方文明史、美国史或者波基普西市史），都算得上是一种挑战。然而，作为曾经的历史老师、如今仍在与现任或者未来的历史老师积极互动的研究者，我们认为世界史和大历史的教学问题最为突出。大多数教师可能认为，相比讲授国家或地区层面的历史，教授世界史需要填充更多的史料。相比他们处理国家或地区历史时的情况，老师们可能缺乏一种高屋建瓴的世界历史变革全局观。而这种全局观至关重要，它可以为教师在讲授课程时选取史料提供指引，也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认清历史是如何连成整体的。

我们曾专门为75位世界历史教师开设了讲习班，这里发生的事情也值得我们思考。开班时，我们要求他们先用5分钟讲一个关于美国历史的小故事。大家马上行动起来，迅速确定熟悉的年代和事件，随后阐释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大多数老师毫不费力地立刻组织了一个熟悉的故事，并通过它展示了美国的成长和发展。他们的大多数故事包含美洲原住民、欧洲人定居点的设立和殖民、独立战争和宪法的确立、南北战争及重建、西进运动和工业化、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及新经济政策、冷战、民权运动及其他现代事件。当我们要求他们再用5分钟讲一个关于西方文明的故事时，他们又立刻行动起来。这次，他们同样很快就准备了一个有关西方历史的故事。准备的故事大多包含两河流域文明、古典地中海文明、中世纪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民族国家、大航海时代、民主革命和工业化。这些老师里有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也有刚出学校的新手，但他们仿佛都手握美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的“大图景”，并且可以随时将其运用在讲述历史事件变迁或更低层面的历史细节上。

然而当我们要求老师们编一个5分钟的世界历史小故事时，大家则反应不一。只有少数人马上着手进行，其他老师要么纠结于故事从何处开始，要么坦承自己对世界某些地区或时段的历史不甚了解。还有一些老师讲述的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故事，只不过顺带提及了中国或印度。与他们讲述美国历史或西方文明史不同，老师们没有用宏大的故事来架构他们对世界历史的理解。由于没有现成的历史大图景，这些老师们的故事通常只是在叙述自己的个人感受，且深陷细节的泥沼，不知道故事中应该包括什么，省略什么，也不清楚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

如果我们确认历史过程不仅仅是一场文化巡游或一堆事实数据，那老师们就必须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来确定这个过程应该包含哪些因素，且要在不同的文化、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之间，找到合乎逻辑的联系。以我们作为历史教师和教师培训者的经历，并通过我们对历史学习和教学的多年研究，大家开始意识到理解历史大图景对于有意义、有逻辑的历史教学十分重要。遗憾的是，正如其他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供历史老师求助的典型领域——如教师培训、国家标准、教材或课程计划中，没有哪个领域向老师们提供了可以讲授历史大图景的世界历史教员，而这种历史大图景是老师们在进行历史课程和教学设计时必备的东西。

这就是为何我们对大卫·克里斯蒂安的阐释性论著《极简人类史》抱有热烈期待的原因。通过提出一种关于“大历史”框架的理论，《极简人类史》为教师和其他历史教育者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这种工具我们和老师用起来得心应手，可以在教授世界历史时更有逻辑地组织和讲授课程。

《极简人类史》作为教学工具

《极简人类史》向大家展示了一种大图景、全景式的世界大历史叙事，这在任何教科书、课程导读或国家标准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它向历史教师和其他各层次、各类型的教育者提供了一种设计和组织世界历史课程的有效思维方式。通过关注一个超大规模的历史空间，大卫·克里斯蒂安不仅以不到100页的篇幅，成功地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富有逻辑的宇宙历史故事，而且给大家展示了教师应掌握哪些技巧，来应对组织和教授世界历史课程时遇到的各种关键性挑战。

大多数的教师、教材和历史课程都仅仅停留在国家或某个单一文明层面，很少把视野拓宽，关注更大的图景。所以，他们大多将讲授重心放在国家（或文明）的政治和文化上，这种办法容易把世界历史弱化成国家史或文明史的序列研究，除了偶尔会进行国别对比，强调各国的政治和文化差异外，这种方法很少注意到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极简人类史》则独辟蹊径：克里斯蒂安认为，世界历史理应超越“讲述这个国家或那个团体的单一历史”，而应当关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用克里斯蒂安自己的话来说，世界历史的目标应是讲述所有民族共通的故事，因为我们同属人类。历史关注的焦点应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故事：人类制造和分配食物的重大变化；我们如何组织人类社会；如何认识、开发我们的环境；如何经历和应对全球范围的危机；如何看待人口的此消彼长等。超越将单个国家或文明作为分析单元的传统方式，《极简人类史》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重要时期：采集狩猎时期、农耕时期和现代时期。

像所有优秀的历史学家一样，克里斯蒂安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了丰富的论据和有价值的历史细节，他的理论绝非无视历史内容的模糊框架和空洞之谈。克里斯蒂安正是按照历史细节的本来用途使用它们：用来支撑和照亮人类历史叙事，使其更加易于理解。当然，在关注大图景的同时，克里斯蒂安也没有忽视学生学习世界历史时应注意的其他层面。虽然他的历史叙事关注的事件都非常宏观，以至于各大文明（更不要说国家、文化和历史人物）都难以看见，但克里斯蒂安在书中自始至终都坚持使用地区、国家或本地的事例来阐释历史的宏观模式。

通过这种方式，《极简人类史》也可以帮助老师们应对讲授世界历史时遇到的第二个挑战，即帮助学生建立起大历史和小历史（发生在较低层面，学生更熟知的历史事件）之间的有效联系。换句话说，世界历史教师经常努力帮助学生，了解历史变化的宏观解读和微观解释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学习具体历史事件或时段的建议，还是考察结构和文化之间关系的建议，贯穿《极简人类史》宏观历史叙事始终。克里斯蒂安提出的理念使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空维度追踪历史问题，可以进行比较，甚至可以通过这条道路寻找新的证据，反过来挑战他的历史大图景。就像摄影师需要使用多种镜头——特写、广角或全景——来讲述图片故事，世界历史教师和学生也需要透过多种镜头来观察世界历史，以期尽其所能理解得更透彻。

使用《极简人类史》设计并讲授世界历史

当我们和上述75位老师共同使用《极简人类史》时，他们对此非常感兴趣，声称本书为他们设计历史课程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指引他们更好地筹备美国历史和西方文明史课程。我们发现仅是本书目录，就可以为老师们提供原本缺失，但却是大家急需的关于全球历史变化和联系的大图景。

但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同意克里斯蒂安的观点。有些人觉得他忽视了世界各种宗教作为变革媒介的作用；有些人则针对克里斯蒂安的叙事中，经济力量始终凌驾于文化智慧力量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其他人则对其历史叙事中个人的缺失表示关注。的确，在克里斯蒂安展开历史的这个宏大的层面，我们很难看到个人的行为和功绩，对一些老师来说，这就相当于提出了关于人类媒介角色及其因果关系等历史编纂和教学问题。尽管如此，这些不同意见并未减损本书的效用。相反，这些反对意见可以更加彰显本书的价值，因为它们可以鼓励教师使用或寻找历史证据，来挑战克里斯蒂安提出的观点。

历史教师或教师培训者还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将《极简人类史》作为教辅工具，帮助其提高课程设计、备课计划和课堂授课的水平呢？下述清单是我们所做的一些初步选择，旨在向大家展示我们如何使用这本书推动世界历史和大历史教学。

在不同时空层面，如何安排讲授步骤

学会识别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全球模式，并能够将这些模式和地区或当地的发展现状结合并综合思考，这是我们通过学习世界历史发展起来的最重要、最关键的思维方式之一。通过提供宏观性全球历史叙事和为其他精细研究提供建设性意见，《极简人类史》为我们准备了可以联系各个地理和时间层面历史的模式和框架，使我们可以在各种历史间触类旁通，游刃有余。想设计出合适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不同历史时空中自由探索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而《极简人类史》为老师们提供了合适的方法应对这种挑战，这可能是本书最大的价值。当然，这也是和我们合作的老师们的看法。

例如，大家可以想想《极简人类史》是如何通过对世界三次主要工业化浪潮的简要描述来记述工业革命的。以这种全球模式为起点，老师可以要求他们自己（及其学生）移至较低层面，近距离考察工业化进程在西欧、俄罗斯、日本等地区的实现情况。历史的镜头还可以进一步拉近，以便老师让学生仔细观察工业化在某些殖民地（如印度）产生的影响，或让学生观察工业化对于各个社会性别的关系或阶级关系的影响。然后，在考察完工业化在世界各地的实现情况后，老师可以让学生回溯并重新考虑历史大图景。

有助于创建课程和设计单元

《极简人类史》不仅可以通过贯穿各个时空的历史叙事技巧，帮助老师们形成关于世界历史的纵向观念，还可以帮助老师们形成关于历史重大变革的横向观念。这样，老师们就可以借鉴《极简人类史》为我们提供的时代和主题划分，为自己的课程设计断代和主题框架。在本书的每一章，我们为人类历史的各个转折点都提供了有力的论证，老师们可以利用这些论证有逻辑地划分自己的授课时间（如单元划分和学期划分）。老师们还可以通过《极简人类史》找到重要的全球性话题，如“早期城市”或“全球性网络的建立”等，用以划分或协助评估自己的授课单元。克里斯蒂安对于早期城市和全球性网络的描述可以帮助教师思考，学生能够从探索这些话题得出哪些宏观的、有价值的结论。老师们或许还可以辟出一个学习单元，专门研究早期城市或全球性网络可能包含的历史细节。

有助于激发学生思考

许多老师希望和自己的学生一起使用《极简人类史》，我们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学生们同样需要了解他们所学历史的大图景，所以老师可以和学生共同合作使用《极简人类史》，就像当初我们和老师们合作使用一样，尽力为学生构建一幅关于人类历史的大图景。关于老师们为何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课程开始时使用本书，如果我们回溯本书各章开头和结尾的内容，可以找出很多原因。这样做可以帮助学生把自己所学的历史细节与更大的历史图景联系起来，这种办法反过来会帮助学生们更清楚地记忆历史细节，并使这些细节更有意义。

我们也希望老师可以利用本书的各章内容鼓励学生思考，激发他们去探索，对历史进行批判性考察。比如，“可口可乐文化与文化抵制”一节，简要讨论了西方产品及价值观广泛传播后，西方文化不断上升的全球影响及其结果，这就是可以和学生们一起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话题。

有助于培养见习教师

在美国，世界历史即使不算所有学校课程中发展最快的一门学科，也肯定是社会研究课程中发展最快的一门。然而，很少有教师接受过世界历史培训，甚至是那些有资质可以教授世界历史课程的老师。例如，密歇根州的教师只需在美国以外的地区或欧洲，连续参加两门历史课程的学习，即可获得讲授世界历史的资质。虽然《极简人类史》无法代替我们准备世界历史课程时的大量实质性工作，但它可以给见习老师提供一部简约的人类史，以及许多有关世界历史话题和资源的新想法。我们在培训未来历史教师时曾使用过此书，我们希望将本书与其他广泛使用的教科书，以及世界历史国家标准和各州标准结合、对比，以便达到更好的效果。

结论

很明显，《极简人类史》可以为教师、师资培训者、课程设计专家和学生提供各种借鉴和应用可能，我们对此深感兴奋。我们坚信，大家会找到更多富有创意的办法使用本书，推动世界历史教学，帮助学生更深刻、更精准地理解人类历史——这是我们共同的根本目标。

密歇根大学鲍勃·贝恩

（Bob Bain）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劳伦·麦克阿瑟·哈里斯

（Lauren McArthur Harris）

鲍勃·贝恩和劳伦·麦克阿瑟·哈里斯都曾在高中任世界历史教师，合起来拥有超过35年的教学经验。两人分别在密歇根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研习世界历史教学，并和见习教师、现任历史教师共事合作。

附录
B

世界历史分期

像所有的故事一样，历史也是有结构的，而历史分期就是史学家们用来创建结构的一种主要手段。然而，历史的发展天衣无缝，浑然天成，很少会自然而然地中断，因此尝试将整个人类历史按照时间顺序整齐地断代一定是人为的。历史分期总会违背复杂的历史事实，即便是最严谨的断代也不免会扭曲历史。任何历史分期的设计都必须在清晰、连贯、准确和真实的矛盾需求中妥协而来。

在世界历史中，寻找合理的方案划分历史是一种挑战，并且极其复杂，因为它试图为所有人类社会历史作出条理清晰的解释。对《极简人类史》而言，这种挑战更大，它尝试着用一些鲜为人知，甚至对很多世界史学家来说都陌生的尺度描述历史。本书不可避免地牺牲一些重要的细节，因为它试图勾勒出更大的框架。例如，书中提到农业文明的进程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特定文明社会独有的发展史。本书选取了一个不同的历史片段，这个片段与我们熟悉的片段相比，不分伯仲，只是不同而已。但由于它的不同，它向我们展现了一些新事物，也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也许当我们用大比例尺看待历史时，发现的最重要的对象莫过于人性。以这种尺度，仅以这种尺度，才可能把人类的历史轨迹作为整体看待并有所感悟。

但这样做，我们不得不以新的方式来思考历史分期的问题。接下来，我们会讨论世界史中由历史分期带来的某些特殊问题，一些历史分期的传统方法和本书中采取的整体讲述人类历史的折中方案。

理论运用上的问题

由于任何一种编年体都会强调过去的某些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所以历史分期会产生理论运用上的问题。强调性别的史学家可能会寻找男性和女性地位及权力发生变化的历史时期来研究（女性选举权或早期农业社会父系社会关系的出现）；研究战争的史学家可能会关注武器和战术的变化（例如火药的使用和第一个有组织军队的出现）；研究宗教的史学家或许会把目标聚焦在第一个千禧年里第一种“世界性”宗教的出现。不同的问题凸显不同的历史面貌，产生不同的历史分期。换句话说，选择历史分期就是在人类历史中，对孰轻孰重作出相当随意的判断。关注历史中的小部分，历史学家能避免某些挑战，但在世界历史上，历史分期要求对地球上所有社会中的变化作出判断，历史学家在确定这些变化能达成一致意见吗？目前的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组织方面的问题

历史分期也会造成严重的组织方面的问题。由于不同的宗教和社会都有其各自独特的历史轨迹，我们如何找到公平对待它们的标准呢？毕竟，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会产生成百上千的不同事情，那么史学家究竟要关注哪些事情呢？这是世界历史上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因为相邻的地区或国家的发展方式相近，而相距甚远的社会鲜有相同之处，那么我们能因为它们同时存在，就将它们放在同一时期吗？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会面临失去世界历史联系的危险。现代史的专业研究出现在欧洲，许多早已确定的历史分期方案使欧洲历史独树一帜。比如在传统上将欧洲史分成古代史、中世纪史和现代史，但是这样的标准在欧洲大陆以外地区毫无意义，虽然这种标准早已制定并为人熟知。无独有偶，中国史学家长期使用动态标准为历史记载提供框架，但这些标准在其他方面也毫无意义。比如“唐代的美洲”这种提法有何意义呢？能否找到对非洲、欧亚大陆、美洲及太平洋地区都有意义的标准呢？对于这些问题的最终解释方案，在世界史学家之间很难达成共识。

伦理方面的问题

历史分期会带来伦理问题，因为它很容易暗示价值判断。如果我们的历史分期假设某些历史时期较其他时期更为“先进”或“进步”，那么这种情况尤为显著。欧洲历史的教科书上常会使用诸如“黑暗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科学的革命”或“民主革命时期”等标记，描述这个历史时期时，这些标记绝不会保持中立。用过这些标记，我们大约会了解一段历史：黑暗时期蒙昧落后，中世纪时期承上启下，现代社会真正始于文艺复兴。这样的历史体系对于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作出了价值判断，因为它隐藏性地比较了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同层次。直到现在，史学界对这样的观点仍有广泛争议，即西方社会开始现代化时，其他社会还处于早期历史时期，需要奋起直追。有可能创建一种历史分期体系，避免把对某个时期或地区的价值判断强加于另一个时期或地区吗？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普遍认可的答案。

技术的问题

所谓技术上的问题，我指的是由于历法不同所引发的问题。为什么说“哥伦布于1897年横渡大西洋”听上去这么奇怪呢？因为我在记录这个年代时，使用的是伊斯兰世界而不是基督教世界的历法。古希腊的城邦大多时候用每个统治者的年号来纪年，直到公元前4世纪，才由柏拉图的朋友蒂迈欧提出使用一个统一的纪年系统。这个纪年系统从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当天算起，依据现代历法（基督纪元），这一年是公元前776年。这些例子都证明了，编写一部通用的历法是一项复杂、长期、困难的工作。但是，在我描述的所有这些困难中，人们达到了逻辑合理、广泛一致的观点，但在历法的使用上仍有争议。使用基督教的历法是不是隐含着文化帝国主义呢？我们能简单使用缩略词公元前或公元后（“BC//AD”），或是基督纪元前或当代（“BCE//CE”）来逃避这些指责吗？没有一个历史分期的体系，能够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或是所有不同的要求。大体上如历史作品一样，历史分期的框架反映了创造框架的时代，和人们的偏见与判断，同时也反映了提出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范围。这意味着有一个框架能适合众多不同的历史范围，并为史学家提供记录历史的依据。

历史分期的框架

最简单的断代方法就是将过去分成两个大的时代，这种方法在很多的创世故事中都出现过。这两个时代就是创世时代和现代（如某些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解释），或是“衰落”前期和后期（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教义中《创世记》的记载）。这种二元断代法提供了一种有力方式来对比过去和现在，对当代社会抑或赞扬抑或谴责。甚至到今天，这种断代史的踪迹在二分法框架中依然存在，比如现代理论框架把历史僵硬地分成所谓的“现代”和“传统”社会。

然而大多数断代史的框架都把过去分成很多个主要的时代，每个时代又分成多个时期。朝代的历史通常意味着一种周期观，即历朝历代都要经历由盛及衰的过程，正如每位统治者一样，都要经历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的过程。在一种更为线性的观点的构想中，所产生的历史记载常常会把所描述的框架看作一系列独特的时代，其中的每个时代都可能被看成一个更为庞大、更为普遍的轨迹中的一部分。在公元前8世纪时有这样的记载，古希腊的诗人赫西俄德把历史描述成五个伟大的时代，起初是黄金时代，人类心满意足，像神仙一样；接下来经历了几个衰落的阶段，即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英雄时代；最后就是赫西俄德自己所在的时代，在他看来，暴力和愚昧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崛起和衰落的类似模式在更近代一些的著作中再次出现，比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和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把时间顺序的周期性和线性结合起来，认为人类历史始于一个简单而理想化的时期，即原始的共产主义时期，接下来的历史阶段具有生产力不断提高、剥削和不公不断出现的特征。但是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框架发展到顶点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会解决所有矛盾，从而“回到”第一阶段的平均主义社会。

现代社会大部分断代史框架都呈现出线性的特征，这些框架受到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著作的极大影响，他们比历史学家更急于建构断代史，以涵盖所有人类历史，因为考古学家不同于历史学家，他们主要处理物质形态的手工制品，所以围绕物质文化方面建构断代史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另外从大的范围上看，这些断代史清楚地指明了历史的线性变化。19世纪的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Christian Thomsen, 1788—1865）和沃尔索（Jens Worsaae, 1821—1885）构建了一个由三个时代组成的框架，即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这一框架对史前研究仍然有一定的影响。20世纪，戈登·柴尔德（G. Gordon Childe, 1892—1957）从重要的技术意味着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一马克思主义史观出发，主张人类史前历史的转折点来自于技术和社会层面。他强调最重要的是农业的出现（即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和城邦的出现（即城市革命）。19世纪的人类学家，如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和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 1832—1917）提出了相似框架，即不同的社会结构出现在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这一渐进运动中，而不同的时代是由不同的社会结构区分开来的。

在20世纪晚期，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运用框架的危害性越来越敏感，这种框架意味着对价值观作出轻率的判断。虽然大部分断代史的现代框架保留了历史的指向性，但专家们通常会抵制要么进步、要么衰落这种方向性的假设。大多数断代史的现代框架，在极大范围上仍主要综合了技术和社会学的因素来区分不同时代。这种传统及其根源可追溯到有记载的最早期的历史。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苏美尔人的《吉尔伽美什史诗》通过对比城邦中的英雄武士吉尔伽美什和他那来自蛮荒之地的好朋友恩奇都，来说明不同的技术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道德体系以及不同类型的政治、社会行为。马克思把这种对历史的深刻认识正式地写进了“生产方式”的概念中。它为应对断代史的挑战提供了最好的辩解，那就是基础性技术决定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生活水平、人口增长、两性关系、政治结构、关于宇宙的想法、社会、神明甚至历史变化的节奏和本质。

世界历史断代

以下的框架也取决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它从整体上把人类历史断代成三部分，根据地域的不同，在每段大分期中又有从属时期。当然，由于各种不同的目标，这个总的结构是一个不尽完美的折中方案，但它反映了世界史的现代著作中，一个合理而广泛的共识。

这三个主要时代始于“采集狩猎时代”，这是距今最遥远的时代，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超过95%的时间都处于这个时代；接下来是“农耕时代”，持续了近一万多年；最后是“近现代”，距今时间最短，目前已经历了250年。在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1 000亿人中，大约12%生活在采集狩猎时代，68%生活在农耕时代，剩下20%生活在近现代。人类预期寿命在近现代大幅增长，这意味着如果统计所有人生活过的总年数，现代人占比接近30%，农耕时代的总生活年数占比超过60%，而采集狩猎时代的相应比例不超过10%。

正如所有的断代史框架一样，我们需要意识到某个断代史的局限性和它的优势。这里采用的方案是以技术的根本变革为基础构建框架的。第一个独特的人类社会的出现依赖于采集狩猎；农业和社会的出现主要取决于农业生产；最后就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

这个方案对第一和第三时代结构方面的划分尚可接受。10 000年前，所有人类社会依赖于技术，这一主张是合理的，这些技术被宽泛地描述为采集狩猎，这样概括人类社会是有益的。然而，至今采集狩猎社会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仍然存在，所以如果我们要更加准确地定义第一时代的话，我们可以说整个人类社会都依赖于采集狩猎。现代也是一样，提供一个总体的历史划分框架相对简单，因为世界上的任何部分都相互联系，并且受到同一推动力和影响力的支配。所以我们可以把现代定义成近两三百年的深刻技术变革，带来世界上所有社会形态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代。这个时代中的次级历史分期，表现出现代社会关于一些最重要的转变达成的一个广泛（但绝非普遍）的共识。

农耕时代（距今大约10 000年至250年）的结构划分是最棘手的。这个时代为大量历史著作提供了素材，整个时代最为多样化，没有任何标记能充分地捕捉这种多样性。欧亚非大陆、美洲和太平洋世界的历史在完全独立的舞台上演。在亚欧大陆的某些地方，农业社会早在一万年前就出现了；在美洲，所有社会依赖于采集狩猎已经长达几千年；而在澳洲，农业社会直到现代才出现。因此，定义这一时代的最佳方式就是把它描述成：农业首先开始在世界的一些地区对人类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但是时间上的巨大差异意味着在这个大时代中，选择灵活的从属时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这里采取的方案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在农业社会的历史中有四大阶段。这些阶段发生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在第一阶段中存在着农耕社会群落，但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和国家；在第二阶段中存在着城市，早期形式的国家和帝国；第三阶段以更庞大、联系更紧密的城市和国家为特征；回顾历史，第四阶段可以这样定义，在公元1000年至1750年之间，世界处于转型的边缘，而这次转型比以往人类历史中的任何一次都更具革命性。

以往断代史框架解决伦理道德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简单地照顾表述和称谓，并牢记所有历史分期都是有几分随意性的。这里使用的表述方法，并不意味着对社会的不同形态或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作出优劣判断，但这种断代方式能清晰地呈现出某种轨迹。从整个范围上看，人类历史存在指向性是毫无疑问的。采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现代社会从时间上看并不是随意出现的，而是有着清晰的时间顺序。这种时间顺序的潜在逻辑性，反映了人类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变化。从大的时间顺序上看，人类改变技术，用于生产出越来越多的能源、食物以及其他资源，从而保障人口增长，这一过程反过来会促进一个更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的产生。这些技术先进、人口众多的较大型社会，与生产力低下的较小社会接触时总会占据优势。人类历史的形态是存在的，建构某种全球性的历史框架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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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参考文献

下表极具选择性地列出了一些世界历史的材料，主要关注写作《极简人类史》时用到的资料。目前，关于世界历史已经有大量著作问世，并且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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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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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History Connected: http://worldhistoryconnected.press.uiuc.edu/

World History For Us All: http://worldhistoryforusall.sdsu. edu/dev/default.htm

致谢

我希望感谢几位研究世界历史的同事为本书初稿提出的建议和批评意见。他们包括《宝库山世界历史百科全书》的编辑威廉·麦克尼尔、杰里·本特利、卡伦·克里斯滕森（Karen Christensen）、大卫·利维森（David Levinson）、约翰·麦克尼尔、海蒂·露普（Heidi Roupp）和朱迪斯·金泽（Judith Zinsser）。我尤其感谢威廉·麦克尼尔，他几十年来一直坚持以学者的严谨和作家的权威从事宏观历史写作。我还要感谢罗斯·唐恩（Ross Dunn）、特里·伯克以及“你我的世界历史”团队全体成员，尽管我们对于WHFUA网站的讨论激烈、复杂、困难，但它们都十分有趣、新颖。这些讨论帮助我厘清了人类历史大体形态。我还要感谢妻子恰迪（Chardi）对本书及我的整个研究生涯的一贯支持。最后，作者还要对宝库山出版集团的各位同仁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极简人类史》的几次印刷中对本书的指导和监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极简人类史：从宇宙大爆炸到21世纪 / （ 美）克里

斯蒂安著；王睿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4

书名原文：This Fleeting World： A Short

History of Humanity

ISBN 978-7-5086-5918-3

Ⅰ . ①极… Ⅱ . ①克… ②王… Ⅲ . ①文化人类学－

通俗读物 Ⅳ . ① C912.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2818号

This Fleeting World: A Short History of Humanity by David Christian

Copyright © 2008 by Berkshire Publishing Group 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极简人类史：从宇宙大爆炸到21世纪

著者：［ 美 ］大卫·克里斯蒂安

译者：王睿

审校：孙岳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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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海洋文明史

——航海与世界历史5000年

[英]菲利普·德·索萨 著

施诚 张珉璐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致谢

地图

序言

第1章 航海

第2章 贸易

第3章 帝国

第4章 宗教

第5章 食物与健康

第6章 结论

延伸阅读

致谢

本书是为了配合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第70届“英美历史学家会议”而撰写的，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在此，我要感谢所长大卫·坎纳丁（David Cannadine）教授对我的信任、邀请我与会，我还要感谢前任所长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en）教授邀请我参加在历史研究所举办的、由“文艺复兴基金会”资助的“全球史”研讨班，我从中获益良多。

诸如本书这样的作品必须参考许多杰出学者的论著，如果我在引用他们的著作时出现错误，他们不负任何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我比较关注古代、中世纪和早期近代欧洲和地中海的文明史。一方面，这是由于本书提出论点的性质决定的；另一方面，这是我最擅长的领域。

我要感谢特德·凯泽尔博士和利奥诺拉·迈尔斯女士，他们为我承担了由草莓山圣玛丽学院研究基金提供部分资助的一些本科生课程。在本书写作期间，几位学术同行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和帮助，特别是圣玛丽学院的迈克尔·帕特里奇博士和戴维·埃文斯博士以及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的弗朗西斯·贝尔丹教授。

如果没有伦敦大学图书馆、历史研究所、沃伯格研究所、英联邦研究所、皇家霍洛威学院、阿什莫林博物馆和圣玛丽学院，本题的研究和写作都将无法开展。在本书准备完稿的过程中，许多人给予了帮助，特别感谢乔希·迈耶，他给插图分门别类；侧写出版社（Profile Books）的每个人，尤其是非常有耐心的编辑彼得·卡森，以及文字编辑彭尼·丹尼尔和贝拉·库尼亚。

像以前一样，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妻子德布拉，她的支持、建议和鼓励对我而言弥足珍贵。

最后，我谨以本书献给我敬爱的父母科林和莫琳，小时候他们经常带我去海边玩，并且一直鼓励和关心着我的学术研究。

地图

序言

1915年“持久”号陷入南极洲冰雪

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的“持久”号在南极被困。“持久”号于1914年8月从伦敦出发，这次探险的目标是横穿南极大陆。1915年，探险船被威德尔海的浮冰团团围住，并最终沉入海底。沙克尔顿和他的船员乘坐救生船，被一艘智利拖船救起。此次经历0促使许多航海者认81真检查他们的装备以适应极端环境的能力。最终，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人类的航行范围覆盖了所有海域。

大海的挑战

奇异的东西虽然多，但没有一样能像人这样奇异：他们冒着狂暴的南风，横越过灰色的大海，劈开汹涌的波涛前进，不怕被吞没的危险。

人是主宰，他的天赋能够超越所有的指南针，将所有的想象掌控在手中——他奋力向前，无论身处灾难还是胜利之中……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

这些诗句摘自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诗人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它们彰显了海洋挑战中暗藏的益处和危险。它们也是人类独有的天赋——创造和毁灭的能力这把双刃剑的一种隐喻。纵观世界历史，海洋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扩张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舞台，它一直是文明双向传播的渠道。

本书有选择地从航海的角度探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几个主题。作者不打算按照时间顺序或者地理名称概述世界历史，而是力图显示航海在人类成就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虽然水手和航海对人类文明演进做出的历史贡献是一个多样且迷人的主题，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人类的许多活动与航海并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

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航海网络的发展，它把不同社会和文明连接起来，为商品的交换和分配、政治经济权力的展现、思想和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渠道。从广义上说，这些网络既有经济特点，又有政治特点。经济网络本质上是贸易网络，它们使国家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获取、分配、转移和消费诸如食物、金属或木材等资源。政治网络是航海帝国或者联盟，其统治集团指挥别人，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事实上，这两种做法经常重叠。最成功的航海文明可以被定义为那些最有效地利用经济网络和政治网络去达成其目的的文明。

因此，我们应该将那些充满活力、雄心勃勃、拥抱海洋挑战的航海国家和社会与那些更为被动，没能奋力掌握海洋并且容易受到海外统治的国家和社会进行区分。网络越广泛，利用网络控制其他社会就越困难，因为直接控制距离遥远的地方在实际操作上是困难的。我们将会看到，技术的改进、资源的增加、更完善的社会和政治组织能使文明发展出更广泛的航海网络。但是许多世纪以来，最广泛的航海网络被局限于一定的地理和文化区域之内。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是世界航海文明史上的分水岭。正是在这个时期，几个欧洲国家开始将它们的航海范围延伸至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到达以前它们很少或没有任何政治经济实力的地区。这次扩张最突出的象征是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人的著名航行。全球海路的最终建立，使世界范围的经济和政治网络得以形成。我们将选择一些主题来探讨航海扩张的诸多影响。

本书主要章节的结构和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概述航海技术的一些重大历史演变。聚焦于船只的演变，讨论港口及其设施的意义、航海方法的改进。本章特别注意军舰和商船的发展，后面的章节将论述利用这些船只的社会和文明的航海活动及其意义。第二章论述公元1500年前世界主要地区的航海贸易网络的特点。第三章关注欧洲急剧扩张前后的政治网络和航海帝国。第四章的重点是讨论世界重要地区是如何与航海网络的发展进行互动的。第五章从人类饮食和疾病方面论述航海和文明史的一些重要趋势。第六章以前面各章为基础得出一些总体结论，概括航海与文明之间相互关系的积极和消极后果。第六章之后的阅读书目将为进一步研究本书的主题提供一个有益的起点。

第1章 航海

航海的起源早已湮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人类何时、何地、如何第一次决定驶向覆盖了大部分地球表面的海洋。但是我们能推测的是，正是对食物的需求促使我们的祖先在这些水域里寻找并追逐鱼群和其他海洋生物，寻求可食用的植物和动物。最早的船只可能不是用于在大海里航行，而是用于在河流和湖泊中航行。跨越远海，而不仅仅在湖泊或河流等相对静止的水域里探险是人类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人类航海成就的最早证据不是在古代海船的遗骸中发现的，而是在我们的祖先能够通过海路到达的、不断增加的海岛和陆地住所的遗迹中发现的。使用简单的筏子也许就能跨越海洋。

考古学家认为，从他们已知的早期人类可以得到的工具及用于其他目的的合适材料来看，可以跨骑的单一原木可能是最早的水上船只形式。由此可见，以各种方式（比如通过捆绑或钉钉子）把原木捆绑起来而建造的粗糙船只是符合逻辑的简单步骤。通过与现在或不久之前某些地方使用的船只相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明显的原始船只建造是多么有效，完全可以胜任水上运输。芦苇做成的漂浮物和船只很容易取代原木捆绑的筏子，因为它们从根本上说只是一束芦苇而已。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中非的维多利亚湖、图尔卡纳湖和乍得都发现了这种简易船只，该地区与最早的人类起源有关。在埃及发现了这种船只发展的大量实物证据，包括绘画记录。这种简易船只在尼罗河流域流行，可能与该地区缺乏适当的造船木材有关。芦苇筏子的遗迹在地中海、欧洲、中亚、阿拉伯半岛、南亚甚至塔斯马尼亚都被发现了。如今在南美多个地方发现了芦苇船只。用树木制作的船只和独木舟也在多个地区被发现，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和北欧，那里有非常适合制作船只和独木舟的桦木和山毛榉木。

古埃及墓穴壁画中的芦苇船

这是一种用纸莎草制作的单桅船，使用的帆为方形帆，顺风时行进速度较快，逆风时需要降帆，依靠人力划桨。船体狭长，首尾各建有一个小房间，供船长使用。早期埃及人借用这种船航行于各个海域，进行海上贸易。

从新石器时代起，人类就已经将动物毛皮用于多种目的，因此将这种技术用于航海也就毫不奇怪了。在古代，动物毛皮被广泛用于制作船只、独木舟和皮筏子，范围从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公元前4000年的船只泥版模型和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公元前705——前681年）的宫殿墙壁上雕刻的浮板和皮筏，到加拿大和阿拉斯加的因纽特人使用的独木舟和木架蒙皮船。动物毛皮船只和筏子在海中有很大优势，因为海水更寒冷，比如北海或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海水，它们能保持毛皮干燥和较低的船只吃水线，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最受欢迎的制造航海船只的材料还是木材。根据文献记载推断，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中期，美索不达米亚就开始使用木板制作的船只了。大约与此同时或者稍晚，埃及也制造了木板船只。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期，木板船只的优势在地中海、西欧、近东[1]和印度洋地区被广泛利用，木板船只更小，力量更大，操纵更灵活。在某种意义上，木板船被用于世界各地，包括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和太平洋群岛，但是它们发展的时间顺序难以确定，而且这些地区的典型帆船类型似乎是原木而非木板制造。

地中海和印度洋地区

由青铜制造的坚硬金属工具被用于船舶建造，这显然是船只制造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许到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早期，这种金属工具就在中欧被制造出来了，晚些时候就传播到了地中海和近东。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后期，体积足够大，能够装载牛类牲畜的木制船只已被用来在大陆与塞浦路斯岛之间摆渡。桨和橹是最早的航海者用于推动船只前行的方法，到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末，风帆已经在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使用。人们在何地或何时开始使用风帆，现在还不明确，虽然很可能是这些地方几乎同时“发明”了它。为了利用风力推进船只，把一块巨大的兜风布安装在桅杆上，现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忽略那些首次做出这类发明的人的天才和勇气。风帆船是人类伟大的技术革新之一，在文明史上的地位可以比肩陶轮与印刷术。木制帆船在此后2 000年里是地中海及其附近地区首选的海上交通工具。

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地中海及其附近地区主要使用两种推动船只的方法（风帆和船桨）。船只开始按照功能进行专业化设计。公元第一个千年间，典型的航海船只要么使用船桨，要么使用风帆，要么两者并用。根据船主的需要，船只的体积、深度、宽度和长度各不相同。船身长、多层船桨、船首带有撞击锤的战舰是与古代水手息息相关的一种船只，其最好的例子是著名的三桨战船和五桨木船。但是由于其需要众多的桨手，这些外观雄伟的划桨帆船只能用于海军。不够优雅、短小、圆形的船只由于其载重量更大，也可以在地中海、红海或者波斯湾的各个港口得到广泛应用。地中海以外的地区，极少有专门的战舰，因为汹涌的海浪和强大的海风减弱了大型划桨船只的效率，而且这些地区也不太常发生海战。古代水手使用的桅杆数量和风帆类型差异很大，正如建造技术、索具和风帆海船的差异一样。到公元3世纪，方形帆逐渐被三角帆和斜挂大三角帆所取代，加上多层划桨，这在相对风平浪静的地中海具有很大的优势。斜挂大三角帆的一个主要优势是它能被切得更大，帆面被风吹得更膨胀，因此能更有效地捕捉风向和利用风力，这种优势在迎风航行时格外明显。人们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开始利用季风，这使阿拉伯海和印度洋出现了更大、更结实的风帆船。因此阿拉伯海的造船者很早就制造出了带有三角帆操纵装置的拼接木板船。这些船是“单桅三角帆船”（这是欧洲人称呼一系列船只的名字）的先驱。如果再看看其他地方，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安装了稳定支撑架，很轻的竹制或者木制船在东南亚非常流行，常用于浅海和岛屿之间的航行。

三列桨船

又称三桡船，每侧船舷装有三排桨，配有170名划桨手，航速最高可达7至8节（1节=1海里/ 1小时=1.852公里/ 1小时），舰首装有令人生畏的青铜撞角。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人就是依靠这样的舰队将他们的政治势力扩张至海外的。

在这些海洋和其他一些地区，风帆装置、转舵方法和其他方面的航海尝试促使上述地区根据自身条件逐渐建造了各种船只。一般来说，影响海洋船只设计的因素在世界各地大致是相似的。它们包括各地能够获得的原材料、货物的体积和重量、水手的成本（对贸易和海军装备来说都是重要的）、风力和洋流特有的力量、海岸水深等等。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例如，在通常需要运载大型货物（比如木材、纺织品、粮食和廉价金属）的地方，将制造更大的货船，而小型货船则有利于装载奢侈品或高价值货物（比如黄金和象牙）。但是大型货船直到更为近代的时期才广泛使用，其中一个原因是，有的商人或船主缺乏制造并有效经营的资本。只有非常富有的统治集团才有财力使用它们。但是人们常常寻求协商合作，将大型货物与小型货物混合装载，因此典型的前工业化时代的商船或者贸易船只的体积和水手数量都是适中的。

单桅三角帆模型

三角帆船又被称为纵帆船，它可以在行驶中做幅度大得多的转向，从而更有效地捕捉风向和利用风力。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阿拉伯地区的一些部落开始用枣椰树树干和羊皮制造三角帆，到了公元6世纪，这一技术被欧洲人借鉴，用于改良欧式方形帆。

维京海盗船模型

8至10世纪，维京人在北欧海域称霸，他们所使用的船型船体狭长，两端高高向上翘起，船首有蛇形或龙头形雕像，船尾有橹无舵。这种船吃水较浅，航行起来速度比较快。维京海盗使用这种船穿越了大西洋，从地中海到达黑海，令当时的欧洲人闻风丧胆。

北欧和西欧

考古资料表明，至少从公元前2000年起，北欧和西欧的沿海地区之间就已经成功地开始了装载着人员和货物的长途海上航行。我们已经注意到用动物毛皮制造的船只在较寒冷的海域中的重要性，而且从一些古典罗马作家那里得知，这种船只被认为最适合法国、爱尔兰和不列颠本土的水手。用动物毛皮包裹起来的细木架子也非常轻，这是经常需要长途航行的水手的另一个有用装置，它也需要额外的浮力。风帆和船桨都用于推动船只，但是只有当罗马人在北方海域进行海上作战时，才会使用地中海类型的大型划桨船。

中世纪早期的西北欧和斯堪的纳维亚水手使用船首和船尾两头上翘的船只，这是后来许多中世纪船只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船只能够轻易登上海滩并停泊，当借助风力航行时，也能起到很大作用，这似乎一直是人们偏爱的航行技术。建造船只时通常是先制作船体，用轻便的木板层层叠加建成，再堆砌砖块，用绳索将其捆绑固定在龙骨上，用铁箍扎牢，再用铁钉钉牢每块木板。到9世纪时，北欧的造船工匠已经建造了一种龙骨较宽的船只，主要依靠方形帆作为动力，而船桨只作为平静水域或者陆地河流中的辅助动力来源。典型的维京海盗船就是一种轻快的帆船，吃水很浅，很少或者根本不需要停泊设施。

船只是根据使用它们的社会团体的需要而设计的。来往于北海和大西洋的挪威和丹麦船只一般比在波罗的海航行的瑞典船只的体积要小，这种牺牲船只装载量的做法是为了让船能在最艰难的条件下航行。到13世纪中期，斯堪的纳维亚人和他们的日耳曼邻居都忙于利用更笨重、不太长的船只进行贸易，甚至进行军事行动。占支配地位的船只有两种：一种是“浮船”，这个词似乎起源于某种“空心豆荚”，形如香蕉，船体弯曲，船首和船尾高翘，但艉柱和艏柱很小，甚至没有。船的侧舵一般被用于操控船只方向。关于这种船的完好描述可见14世纪的温切尔西印章。“浮船”也许起源于低地国家，后来传播到英国和北欧，是14至15世纪最常见的货船。另一种船是“单帆船”，也许起源于弗里斯兰，其特点是构成角度的船首和船尾、平底和宽阔的船体。单帆船是12至13世纪汉萨同盟商人喜欢的船只。这两种船只都有一块方形主帆，悬挂在船中部的桅杆上。更大的风帆和更多的桅杆逐渐增加进来。商船和战舰上都使用后船楼和前船楼。浮船和单桅帆船发展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港口的关税和航海税刺激了商人使用更少且更大的船只。另一个原因或许是船中央安装尾舵的方法于12至13世纪引入北欧，该方法更容易在这种船只中使用。还有一种说法是，高边帆船更容易防止海盗的攻击。16世纪时，以更坚固、更灵活的龙骨船为基础的三桅帆船开始取代这些早期船只。

15至16世纪载着欧洲水手航行世界各海域的船只综合了来自地中海、印度洋和北欧的船舶设计建造传统。15世纪葡萄牙人喜欢的轻快帆船都有直接的、横梁式方向舵的船尾。它们都是用平铺法建造的，即木板与木板平铺连接，而不是像北欧那样用木板叠木板而拼接起来。它们既可以悬挂方形帆，也可以悬挂大三角帆，正如瓦斯科·达·伽马史诗般的首航印度的船队那样，在大西洋使用以前的风帆，但是在印度洋则换成了大三角帆。

西班牙“大帆船”

中世纪的商业贸易刺激了造船技术的进步。当时欧洲人广泛借鉴印度洋、北欧的造船技术，例如西班牙大帆船，在船首桅杆上增加悬挂三角帆。此外，这种帆船的体型、空间、桅杆数量、船只吨位均有增加，为的是运送更多的货物，以及安放沉重的大炮。

此后几个世纪里，欧洲造船技术的主要进步局限在增加船只吨位和提高航行速度方面。帆船越来越大，船面越来越光滑，桅杆和风帆也越来越多，以便尽量有效地利用风力。16世纪后期，排水量几百吨的船只比较多见，此后几个世纪里，人们建造了千吨以上排水量的船舶。长途运输大宗货物的大型快船也需要保护。为了安全地运输大量财物，西班牙发明了最著名的“大帆船”。这是一种船身修长，拥有单层或双层甲板的海船，前后甲板高高翘起，船体镂空用于安放沉重的大炮。16至18世纪欧洲人的船载大炮数量剧增，使得他们能够有效地对抗东方的船只，攻占海岸要塞。例如，中国人在战争中一直使用火炮，但是他们没有在船只上安装大炮。

中国

远东的海洋远比地中海多风，作为推进动力的桨和橹不如风帆重要。在中国，最早从船头到船尾都使用风帆的明确证据可以追溯至公元3世纪，但在此之前风帆似乎就已经用于建造船只，简易的方形风帆也许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使用了。中国漫长的海岸线由几个主要的河口三角洲分隔开来，其中最长和最宽的河流是长江，这使得无数航海团体由此产生。到公元1000年末期，中国发展了各种用于近海和长途海上航行的船只。这一发展成果奠定了中国海船的特点，这种海船通常被称为“帆船”，适合在远海和诸如长江等宽阔的大河里航行。

中国古代船只

图中所示是一艘清末民用商船，后来被英国人秘密购买，并命名为“耆英”号。“耆英”号是一艘三桅平底帆船，舷部画有龙目，寓意保持正确方向，使用悬吊式穿孔尾舵，确保船只转向快捷而准确。它在21天的时间里完成了从香港经好望角绕行美国东海岸，最终抵达伦敦的远航，引起上至维多利亚女王，下至普通市民的极大兴趣。

从13至14世纪起，通过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和周游各地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的描述，我们对挤满了海船的港口有了清晰的认识。结合欧洲和中国的文献，以及艺术和考古证据，我们能拼凑出14世纪中国典型大型商船的样貌。它们是用松木或杉木板建造的，由铁钉和各种堵缝材料加以固定，内部还有水密舱壁。它们装备4至6根桅杆，以及用帆布和席子制作、用吊杆加固的复合风帆。船身略显弯曲，但是船身没有龙骨，船尾是宽阔的立板或横梁，以便轻易地安装尾舵。尾舵的发明似乎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4世纪。如果与主风帆连接起来，尾舵就能使中国帆船根据风力和风向调整位置，船只转向快捷而准确，比阿拉伯和西方传统的标准索具、滑动龙骨或活动披水板等技术更加先进，从而使海员们更容易借助风力迅捷精确地调整方向。

现代海战的发端

16世纪，欧洲发展出了新式战舰。它们被设计成一个射击平台，目的是远距离炮击敌人。因此，近代的早期战舰设计者一味追求向敌人发射尽可能多的炮弹。战舰由多层甲板建造而成、重心低而且异常坚固。战术发展为利用宽阔的射击面，实现多门大炮进行发射。无论在海上还是陆地，“战术原则”就是使战舰驶过目标，然后从合适的距离进行威力强大的炮击。

海战面貌发生变化的著名例子是1588年企图入侵英国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被打败。当时英国拥有大约100艘战舰，主要是武装商船，其中包括大量的私掠船。英国舰队的船长是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nke）这样的人，他们与海盗战斗的经验异常丰富。英国还有19艘作为海军指挥核心的军舰。这些船是大型的快速帆船，装载了足够多的大炮。英国船只的机动性强于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英国舰队大炮的射程、威力和数量也强于西班牙舰队。西班牙舰队由地中海式的单层甲板大帆船、战舰、武装商船和大型船只组成，企图沿着英吉利海峡航行，逆着盛行的西南风，从低地国家征集和运输大量军队到英国。西班牙缺乏统一行动的基础，军舰缺乏足以牵制英军的远程武器；西班牙指挥官对于面对数量庞大、装备精良的敌军舰队，开展如此大规模且复杂战争所产生风险的认识也不够充分。

欧洲新式战舰

17世纪，欧洲各国普遍使用装配有重型武器的风帆战列舰，这种战舰低舷、横帆，设有多层火炮甲板，可以装载数十门甚至上百门大炮，作战时多艘战舰排成一列，从而发挥出极强的火力优势。

除了自己的战船和航海技术优势外，英国的胜利有一半得益于天公作美、敌人的战略拙劣。尽管如此，这场战争为后人提供了一种海战的经验，这种经验将在欧洲新兴海军强国的海上冲突中变得司空见惯。为特定目的建造的、装载了高效火炮的战舰的好处已有目共睹，从海上进攻拥有强大海军之敌人的难度也昭然若揭。

从17世纪到18世纪，欧洲大国海船的吨位和火力都在不断增长。17世纪法国和英国舰队的大战舰都装载了50、60甚至70门大炮，排水量达到2 000吨。到19世纪中叶，一线作战的军舰可以装载130门大炮，排水量达到3 000吨。19世纪开始采用钢铁和蒸汽动力，20世纪开始采用柴油机动力，真正的巨无霸战舰得以建造出来，排水量达到5万吨。后膛式的高速发射火炮使它们能够进行远距离攻击。制导导弹和飞机进一步扩大了作战双方之间的距离，但是军舰作为移动炮台的原则基本没变。

蒸汽动力

蒸汽动力船舶的到来并未使航海技术在一夜之间发生革命性变化。经过几个世纪的船舶设计和航海技术改进，再加上航海者的高超技巧，意味着蒸汽动力必须大幅度改进，才能挑战风帆的主导地位。早期蒸汽轮船是由明轮驱动，这是一种推进方法，为罗马人所熟知。12至13世纪，中国人也偶尔使用过这种方法。

18世纪末，蒸汽轮船起初在法国、美国和苏格兰的湖泊、内河和运河中进行试验。人们传统上认为，第一艘实用的明轮蒸汽船的建造者是威廉·赛明顿和帕特里克·米勒。1801年至1802年，他们的“夏洛特·邓达斯”号（以它的贵族资助人邓达斯勋爵命名）在苏格兰的福斯克莱德运河上牵引驳船，但是由于人们担心它的冲积物会损坏河岸，遂将其废弃直至生锈腐烂。克莱德运河见证了另一艘明轮蒸汽船“阿盖尔公爵”号的航行，它于1814年完成了经都柏林和普利茅斯到达伦敦的海上航行。19世纪20年代，蒸汽轮船航行于世界各地的内河和大海，作为远洋船只，它们需要凭借相对较薄的船体容纳庞大的燃料、引擎、锅炉和螺旋桨等，因此仍然存在劣势，这些因素意味着它们不一定超过帆船，特别是在长途的贸易和军事行动方面。

为20世纪大型、快速的商船和军舰的发展铺平道路的革新是螺旋桨。像日后出现的发动机一样，这种驱动蒸汽引擎动力的方法，仍然是世界各地的主要使用方法。它的起源非常普通。1836年，一位名叫弗朗西斯·佩蒂特·史密斯的农场主使用从一个船模上拆下的螺旋桨给一艘小火轮作动力，使其从泰晤士河口航行到福克斯通。由于得到财政资助和工程技术支持，史密斯创立了“螺旋桨公司”。1843年，该公司的“阿基米德”号证明那种动力系统能在蒸汽轮船上使用，杰出的I.K.布伦奈随后设计出了适合螺旋桨的钢铁蒸汽轮船。1843年建造的“大不列颠”号航速为9节，速度太慢，甚至赶不上货船。直到1845年，英国海军部才认识到螺旋桨的优势，皇家海军装备了螺旋桨的“响尾蛇”号与同样尺寸和引擎功率的传统明轮蒸汽船“阿勒克图”号进行对抗赛。后者被甩到了船尾，这有力地证明了螺旋桨的强大。尽管守旧者反对在吃水线以下刺穿船体以便驱动更快，蒸汽驱动的螺旋桨还是成为皇家海军铁甲舰的标准动力。

为了能够在全世界的商业航行和海战中有效地取代帆船，蒸汽驱动的螺旋桨轮船还需要更多改进。引擎必须更小、效率更高，特别是主要燃料煤炭既庞大又沉重。据估计，1850至1870年，世界蒸汽动力的船舶数量占比大约从15%增加到50%。此后蒸汽轮船成为主要商船。铁壳船建造技术的发展始于19世纪，因为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使钢铁变成了适合建造大型构件的材料。到19世纪80年代末，全世界的货船中有大约1/4是帆船。然而，尽管钢铁制造的蒸汽轮船的体积、速度和普及程度都在提高，人们仍然在建造帆船，其中不乏一些知名的大帆船，帆船仍在跨越大洋的贸易航线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850至1875年间，英国的蒸汽轮船急剧增加。1850年时英国的蒸汽轮船已经占世界蒸汽轮船总吨位的25%，到1880年时，英国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50%。从贸易方面来看，英国及其殖民帝国主宰了海上世界。当时世界上的远洋轮船几乎都去过英国或英国控制的海港。

19世纪初，铁甲舰正处于试验阶段。第一艘正式的铁甲舰是1860年下水的皇家海军“勇士”号。19世纪的最后25年，世界海军大国都逐渐用钢铁制造的蒸汽军舰取代了木制帆船。

螺旋桨蒸汽轮船

螺旋桨蒸汽动力船舶是20世纪初航海技术的又一次新变革，图为1845年英国明轮汽船“阿莱克托”号与螺旋桨汽船“响尾蛇”号的竞赛。螺旋桨具有航速快、效率高的优点，“响尾蛇”号能够逆着“阿莱克托”号的引擎和划桨方向，拖着它走。

港口

最早的海运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陆地设施，但是当古代各个文明开始经常性地进行贸易后，它们建设了港口，以便船只停泊。人们在印度发现了最早的人工建造码头的证据。在孟买湾的拉合尔，考古学家发现了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用泥砖砌成的矩形水池和码头。在印度杜瓦卡尔（Dvaraka）的水下考古遗址中，发现了公元前15世纪的港口遗存。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埃及，还有关于造船厂的文字证据。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末期，古代地中海和印度洋地区的大型沿海城市很可能都建造了码头和船坞。在较短时间里，拥有装卸器具、货栈、办公场所的建筑和设施在世界很多港口都出现了。虽然海运的改进使得港口技术的规模和实质发生了合理的变化，但是诸如码头和货栈等基本特征在几世纪里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前工业社会港口与现代社会港口的最大差异或许是规模。现代油轮和集装箱货轮经常停泊在面积相当于一个小城镇的港口。有一点必须强调，那就是在前工业时代，大多数海岸贸易港口与它们繁荣的农业和商业腹地之间是相互依赖的。马赛港就把法国的乡村和城镇与地中海联系起来。亚历山大港不仅为尼罗河谷地服务，而且也为近东各国服务，后者通过古代横穿沙漠的商队路线与各地建立了联系。拥有罗索尔和布罗奇作为港口的孟买湾为古吉拉特地区、印度河流域、北印度的粮食和棉花产区提供了良好的出海口。如果向北部内陆延伸，那么人们就可以进入中亚的主要商道。长江口一直是中国中部地区大量财物的主要进出口通道。为了贸易或者海战需要而控制港口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许多战争的爆发常常是为了争夺港口的出入权。

对港口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种现代化发展是货物和商品入港和出港方式的变化。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地中海沿岸地区、印度和中国都出现了连接主要港口与内陆中心的运河。但是，铁路与公路是工业时代的典型特征。它们的发展意味着人口和产业能够布局在远离服务于它们的海港。世界各地许多主要的贸易港口因此走向衰落，经常与提供贸易需求的船员进行交往联系的人口比例也下降了，即使曾经极度依赖航海业的英国也不例外。

发现海路

真正的航海技术包括在看不见陆地时能使船只从一个地方航行到另一个地方。在两个相互能看见的地方之间航行比较容易，但是当看不见地平线时，水手就必须用其他方法来确定航向。在不依赖航海图和仪器的情况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航位推测法”。简而言之，它是对一艘船只出发后的航行距离和方位的持续估算。即使一位船长对自己的船舶了如指掌，他也无法控制由于海况、洋流和风向而引起的航速和航向变化。利用“航位推测法”能比较可靠地在远海航行几百英里[2]，虽然累积的误差很可能导致在长途航行中无法到达目的地。关于目的地的位置和航线上的海洋特性，水手了解得越多越好。

在古代和中世纪早期，没有精确的地图或航海图，在大海里精确推算距离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水手主要依靠个人经验和对船只的航行能力、风向、潮汐、洋流、近海水域的深度，在特定水域发现的鱼类、鸟类、海洋动物及对各个海岸的特征的了解。如果有必要，他们还会利用其他水手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这种对各地的方位，以及如何到达目的地的了解，可以从对冰岛位置的描述中得到证明，它来自冰岛的《殖民地之书》，该书成于12世纪。

“智者报告说，从挪威的斯塔德（Stad）向西航行7天到达冰岛的霍恩，从斯奈山半岛（冰岛西部）向西航行4天就到达格陵兰，海洋在这里最狭窄。据说如果有人从卑尔根沿着正西方向航行，到达格陵兰的送别角，那么他再航行半天就可到达冰岛南部。从冰岛南部的雷克雅内斯向南航行5天就可到达冰岛的斯莱恩角，从冰岛北部的朗加内斯向北航行4天就可到达北冰洋的斯瓦尔巴群岛。”[3]

这段摘录自冗长的关于冰岛早期历史和移民记录的文字生动地说明了航海图和仪器出现前的实际航海情况。航程是以一天航行的大致距离为基础来推算的。这并非意味着所有船只在相同时间里航行的距离相等。它应该被理解为非常粗略的估算，以一艘快速帆船在晴天而且顺风风力很大的情况下，能够（乐观地估计）航行的距离为前提。这里给出的数字相对合理地反映了真实距离，因为冰岛距挪威西海岸大致相当于它距格陵兰东海岸距离的两倍。实际上，很少有船只航速能如此快。到达冰岛和斯瓦尔巴群岛（又译斯皮兹比尔根岛）的时间是尤其乐观的估计，但是它们似乎考虑到了主要洋流和风向。在春天和夏天，从挪威出海向西航行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夏末和秋天风向西吹的时候最为有利。那些作为标志的地方大多数是海岬。斯奈山半岛和雷克雅内斯就是冰岛西南海岸的两个小半岛。现代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就位于两个半岛之间的法赫萨湾旁边。斯莱恩角曾经叫玛莉特半岛，位于梅奥的西海岸。即使是地势非常低洼的海岬，从海上10英里左右的地方也能被看见。对新手而言，区分海岸线上的不同海岬的确有困难，但是老练的水手能轻易发现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异。经验丰富的水手记住了大量不同海岸的特征，这使得他们能够分辨何时到达某个特殊地点。他们还可以通过取自船底的岩石、沙子或稀泥来了解海底情况。探测水深也会很有帮助，不仅在决定继续安全航行的可能性方面，而且在推算一艘船只的位置方面。在水深变化大、地质条件复杂的海域，这些检验航行条件和方位的方法显然更有用处。地中海的水手比那些在北海和大西洋航行的水手更少使用这些方法。

波多兰航海图

水手们使用“航位推测法”并不能准确判断航行路线，相反如果算错一个航位，下一个航位也会不正确，由此累积的误差经常导致航行无法到达目的地。航海图虽然能够帮助水手增加对海洋空间的地理掌控，但是保障安全航行的话，还得依靠水手们丰富的航海经验。

当地气象知识的重要性可用著名的季风例子加以阐释。东西向交替的季风对航海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们能使非常坚固的船只快速而直接地穿越印度洋。它们还促进了东非、阿拉伯半岛、印度、东南亚群岛沿海地区的航海事业。季风自6月到9月从西南吹向东北，11月到4月从东北吹向西南。季风的名称起源于阿拉伯语“mausim”，意思是“风的季节”。这些风促进了远距离季节性航海的发展。季风模式的发现是印度洋地区航海的一个巨大进步。大约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或公元前600年之前，人们就掌握了季风的规律，使得东非与印度、印度与东南亚之间通过横跨印度洋建立了更直接的贸易路线。季风还改善了近东与地中海和南亚之间的航海联系。每个地区都增加了对其他地区各民族及其产品和需求的了解。地中海的水手最终从有经验的印度洋水手那里学会了如何预测和利用季风。

后来，欧洲水手取得了同样重要的发现。在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早期葡萄牙影响扩大的过程中，对西大西洋的风向和西非沿岸陆风知识的日益了解发挥了重要作用。瓦斯科·达·伽马在1497年到达好望角的航程中充分利用了盛行的季风。1611年，荷兰船长亨德里克·布劳沃发现了如何利用强劲的西风从好望角直接航行到苏门答腊与爪哇之间的巽他海峡。后来，在这些大西洋“咆哮的西风带”上的航行偶然会把船只吹向很远的地方，甚至吹到东方。1615年，澳大利亚西海岸就是这么被发现的。

世界各地早期的水手都利用天象指导他们沿着正确的航道行驶。如果人们可以看到并且掌握它们的类型，那么恒星是可靠的航行指南。尽管历史学家在中世纪文献里发现的航海水平与水手的口头传说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但从古代起，大多数航海文化便已了解相对位置的季节、纬度变化和正午太阳的高度。天文导航在热带海域比较容易，因为恒星更容易被观察到，这些地区的恒星方位相对稳定。在更北面的一些地区，除了北极星之外，其他恒星的方位似乎都在穿过天际时发生了变化。15世纪，欧洲的水手开始使用星盘。这是一种比较精确的测量天空纬度的仪器，虽然它只能用于陆地或者非常平静的海面。

最早利用磁北极作为航海方位仪的时间难以确定。维京人就知道天然磁石的特性，他们以此作为航行的辅助，但是西欧最早提及水手使用的指南针是12世纪后期的文献。

水手的星盘，带有平衡环和计量刻度

水手的星盘包括一个圆形环和仔细区分的刻度表，虽然这种仪器代表的导航进步并非海上扩张的必要前提，但是它们的确有助于为水手们开拓贸易网络带来更大信心。

传统观点认为，意大利的阿马尔菲港的水手在地中海航行中最早使用指南针。像中国人一样，欧洲人发现，漂浮的指南针是非常有效的，他们在铜鞘里装备一根指针，以便它能在卡片上指出方位点。15世纪，在欧洲的航海领域，指南针导航变得更加普遍了。通过使用指南针、航海图和航行方向名单，意大利水手发展了一套在地中海及其附近地区精确定位的方法。阿拉伯航海家在13世纪使用航海指南针，也许是从欧洲人那里学的。印度洋的水手比欧洲水手更多地利用详细的天文知识。阿拉伯人称之为“阿尔卡马尔”的系统，用一根木棍和一根绳子测量某个天体的纬度，并利用同样的原理制作星盘。导航技术的一个重要发展，是计算船只航程的时间单位从“天”缩减为“小时”，最后精确到“分”甚至“秒”。玻璃制造行家威尼斯人制造出高质量的沙漏，13世纪时被广泛使用，但是沙漏计时太不精确。13世纪著名的加泰罗尼亚哲学家拉蒙·勒尔总结了一种按照“小熊星座卫星”的运动来确定时间的方法，这是围绕北极星运行的星座中的两颗恒星，但这种方法在应用中会产生很大误差，特别是在没有特殊仪器的情况下。即使17世纪机械钟变得普遍时，它们仍然缺少精确导航所需要的准确性。

随着15世纪末全套天文表的出版，从理论上说，通过简单计算正午太阳的位置和固定经度的时间差，比如格林尼治时间与当地时间的差异，人们可以确定自己的位置是在该点的东边还是西边。东经或西经每差15度，便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相差1小时左右。直到这时，计算海洋经度才变得可靠。为了解决精确记录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难题，欧洲各航海大国进行过多种尝试。凭借其特有的私人事业与国家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英国议会于1714年通过法令，设立“海洋经度发现委员会”，为精确度在30英里以内的计时体系提供两万英镑奖金。1765年，英国钟表匠约翰·哈里森（1693——1776）因制作出体积小、精度高的航海经线仪而赢得了这笔奖金。直到对哈里森的航海经线仪的实用性感到满意后，委员会才发放了全部奖金。1775年，库克船长利用哈里森设计的航海经线仪进行了其中一次太平洋航行活动。如果与天文表和精密测量仪器——如1757年发明的六分仪——一起使用，那么航海经线仪就能够提供一套真正精确的经度和纬度测量系统。人们在格林尼治国家航海博物馆里还能见到这种仍在运行的海洋经线仪。直到1880年，世界各地的贸易网络正在交汇合一，英国的海上实力处于鼎盛时，格林尼治的坐标才被确定为这种本初子午线。

古代中国发明的指南针

中国人早在战国时期，就发明了一种具有磁性、形似勺子的磁性指向器——司南，这是最早出现的指南针。11至12世纪，指南针被应用于海上导航，后来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改变了西方的航海技术。除司南以外，中国发明的指南针还有多种形式，例如玄鱼、指南龟、罗盘等。根据不同原理，又可以分为水浮式罗盘和旱罗盘。

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一种完全不同且简单的确定海上或地球表面位置的系统出现了。这就是全球定位系统，简称“GPS”。美国国防部发射的绕地球旋转的24颗卫星传输信号至便携式接收器，通过测量3个或更多卫星接收信号的时间差异，接收器就能提供误差不超过几米的精准定位。

[1] 近东是政治地理术语，一般是相对中东、远东地区而言的概念，指距离西欧较近的国家和地区。——编者注

[2] 1英里=1.6093公里。——编者注

[3] Byock, Jesse L., Medieval Iceland: Society, Sagas and Pow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88,p.1.

第2章 贸易

“贸易”可以被定义为“任何具有交换性质的商品或财富的转移”。长途贸易并非人类社会必要或固有的功能，但是它却成为整个城市化历史长河中最为普遍的现象。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首次冒险航海的目的是从海洋中获取食物，比如各种鱼类或哺乳动物等。因此，最早的海上贸易是以物易物，捕鱼共同体用海产品来交换粮食、衣服和工具等。通过长途海上贸易建立的联系是经济文化交流过程的关键因素，而这种交流塑造了地中海地区、近东和中东地区、印度洋地区以及远东地区各具特色的文明模式。

正是在包括尼罗河河谷、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甚至印度河河谷的“肥沃新月”地带，早期城市文明的兴起促进了海上和陆地贸易的发展。到公元前第四个千年后期和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早期，精细的农业技术和组织使这些地区的社会逐渐复杂繁荣起来。随着手工匠、商人、航海家、士兵、传教士、执政官与统治者的功能专业化，他们便从初级农业生产者中分离出来，社会分化与等级体系开始产生。这些集团认识到，错综复杂的陆地和海上贸易网络的发展能为近东和印度的城市、宫殿和神庙的消费阶级提供丰富多样、质量更好的原料或手工业品。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大大小小的王国和帝国开始形成。中国也出现了与之相类似的发展，但这种发展的动力来自江河贸易而非海上贸易。

早期海上贸易

文明诞生最初，非洲地区、地中海地区、两河流域地区已经开始了海上贸易。他们交换的商品以生活必需品为主，如粮食、木材、家畜，偶尔也有比较精致的装饰品、珠宝或者瓷器。图中展示的是腓尼基、埃及、迦太基、古罗马的手工艺品。

几千年前，生活必需品如食物、家畜、奴隶，以及更精致一些的物品如香水、香料、贵金属和纺织品贸易在古代地中海、印度洋和大西洋的地方性或区域性层面上进行。有些商品广受欢迎，由于可以通过海上贸易获得，它们的价格根本不与实际价值挂钩。几个世纪以来，玻璃珠是南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出口的一种重要商品。马尔代夫群岛的玛瑙贝壳则更受欢迎。它们被用作装饰品、身份的标志和多子多孙的象征，以及从中非到中国等国家的货币形式。

古代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贸易

得益于越来越多的官方和私人书面记录、碑文以及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地中海地区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末期开始形成的海上贸易模式。一般来说，从公元前1500年开始，来自腓尼基城邦的商人和黎凡特海岸的商人开始成为海上贸易最重要的一个群体。地中海地区都受到周围更大的城邦的支持或某种程度上的控制。埃及控制南部，赫梯人控制北部，亚述人、巴比伦人和波斯人控制东部。他们都需要当地有用的原材料如木材、亚麻和本地手工制品，尤其是家具、金属器皿和昂贵精美的服饰以及跨过地中海才能够得到的东西。这些需求不仅促进了商品贸易这一形式的出现，还构成了一种朝贡体系。尤其是在强大的新亚述人和波斯帝国控制近东地区的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间。沿海城市如提尔、西顿、比布鲁斯和乌加里特则是手工匠和商人的聚集地，他们还向近东地区的寺庙和宫廷提供所需的商品和奢侈品。黎凡特海港被一些中间商占据，他们的航海活动成为社会与宗教之间，商业与文化交流之间的润滑剂。虽然腓尼基人与他们北方和南方的邻国从未形成一个完全统一的黎凡特城邦，但他们是几个城市的集合，并与周边形成紧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联。他们将海上贸易视为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政治相对独立。这些商人组成若干群体，他们的交易并没有受到城邦统治者过多的限制。商人们可以通过对港口的商品收税来积累财富，但他们的政治权力依附于通过海上贸易所发展的那些重要顾客，即大型集权式国家。

公元前1100年左右，著名的埃及僧侣温纳蒙的旅行故事使我们洞察了地中海贸易的本质。温纳蒙从自己的故乡底比斯出发，去购买用来祭祀阿蒙神的木材原料。他先抵达坦尼斯，再从这里前往比布鲁斯，但是当他经过多珥时，遇到了臭名昭著的海盗提科斯的袭击，提科斯抢走了用来交易木材的贵金属。在西顿，他虽然从提科斯手中抢回了一部分珠宝，但并不能满足交易木材所需的数量。于是他不得不求助自己的雇主，要求再派人送些黄金、银器、亚麻制品、垫子、牛皮、小扁豆和鱼。这些由奢侈品和食品组成的物品基本上代表了埃及和腓尼基之间贸易的主要商品，比布鲁斯的商人可以将商品留下来供自己使用，也可以用来出售和赠予。

黎凡特商人的成功与文化影响的扩大得益于他们强大邻国的扩张。商品需求量的增加对他们供应商品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元前8世纪，腓尼基的海上贸易规模超越了东地中海，并在西班牙、撒丁群岛、西西里以及北非海岸建立数不清的定居点。其中，位于突尼斯海岸的迦太基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城邦，它的发展被视为黎凡特文化的先驱，在与当地居民的往来中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国家的建立、复杂社会的等级区分以及商业的发展。希腊人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字，此外还可能存在很多与腓尼基人交往的早期的政治经济机构。他们相应地也被视为在意大利城市文明发展中，以及古代文明最为富有和强大的国家罗马的崛起过程中贡献最多的群体。

古代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贸易

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埃及人已经航行至地中海东岸、红海甚至亚丁湾，与当地人展开商品交换。埃及盛产金矿，他们用金子或者木材、粮食、牛换取药材、纺织品和珠宝。

希腊和罗马

希腊人从青铜时代起就开始了跨地中海的贸易活动。但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希腊的贸易规模极速下降，原因在于希腊进入了学者们所说的“黑暗时代”，在公元前8世纪时才开始复兴。此时的希腊商人开始同周边的腓尼基人、叙利亚人、伊特鲁里亚人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如叙利亚沿岸的米纳和那不勒斯湾的伊斯基亚等进行贸易往来。希腊在地中海贸易复兴的一个原因是很多类似于黎凡特那样的小而独立的城邦的发展。这些城邦之间在海上进行自由贸易，交易的商品可以在数量众多的天然的小的海湾和水湾间轻松转换。

大量的考古发现如手绘的花瓶、双耳瓶等瓷器残片证实了希腊和罗马的贸易。这些瓷器代表了那些来自罗马或希腊的商人，或者与希腊人和罗马人有贸易往来的人。并不能说这些瓷器就是贸易的主要商品。它们也许就是普通的盛酒或鱼酱的容器，或者是那些价值一般的，同奢侈品一起运送，作为压舱物的彩陶。

一些地方因某种商品而闻名，如埃及的玻璃、科斯岛的纺织品、雅典的橄榄油、黑海的鱼以及西西里的粮食作物。专业市场涌现出来，或者因为靠近贸易路线以及货源地与集散地，或者由于一些有利的政治条件。因此，科林斯很早以前就成为整个陆地与海岸贸易的中心。希腊的罗德岛，位于黎凡特和爱琴海之间，毗邻埃及，因其有利的地理位置而发展起来，后来成为爱琴海地区一个重要的粮食市场。公元前166年以后，提洛岛成为一个自由港口，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奴隶贸易中心。亚历山大里亚在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统治时变得繁荣起来，成为一个连接印度洋、亚洲和地中海的贸易中心。

米诺斯文明时期的希腊

希腊人也是最早孕育海洋文明的民族之一，他们是天生的海员和商人。早在米诺斯文明时期，希腊人就已经航行至西西里、叙利亚甚至黑海沿岸，与当地人进行贸易往来。

不管是通过战争、走私、非互惠性的礼物赠予，还是通过进贡，这些商品与奴隶的非交易式流动也同样是古代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海军与海盗可能会偶尔干扰地中海的海运贸易，但他们很少造成长期的破坏。此外，这些地区的居民也没有兴趣阻止商人们在城市之间运送他们的货物。战俘或是海盗俘虏都是希腊和罗马奴隶贸易的交易对象。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从西西里岛和非洲获得了大量进贡的粮食。尽管如此，古代地中海的经济特征体现在海上贸易十分发达，尤其是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它是古典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大部分的海岸城市都建有码头设施，包括仓库和为商人和治安官设置的办公室。在大城市，也可能有专业化的市场，例如雅典的水产市场或者是亚历山大港的奴隶市场。罗马人可谓是伟大的土木工程师，他们创造了许多实用且美观的建筑。他们甚至建造了混凝土结构的城市水渠设施，这使得大规模的商业港口得以产生，例如利比亚海岸的大莱普提斯、巴勒斯坦和奥斯蒂亚的凯萨里亚，以及位于台伯河口处的罗马港。海上大宗货物的自由流通使大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增，需要建立一支25万人的常备军，而后者反过来又促进了前者的发展。公元1世纪到4世纪，罗马大概有100万居民。然而，其本身的农业粮食产量尚不能满足这些人口的需求，因此商人从海上运回来自西班牙、非洲、法国、撒丁岛和西西里岛以及地中海其他地区的粮食、葡萄酒等商品。

古罗马城市鸟瞰图

这幅罗马城鸟瞰图选自1572年格奥尔格·布劳绘制、霍根伯格刻印的《寰宇城市志》，它还原了罗马的城市形态，图中可以清楚看到沿台伯河修建的港口城市和高架引水渠设施。

小规模的长距离贸易由职业商人操控，他们要么从生产者那里直接用钱或者物品进行购买，要么从其他商人手中购买，然后再卖给消费者，之后获得现金或实物。这样的贸易大部分都是投机性的，为了卖掉自己的商品，商人们可能不得不去很多地方。在文学作品中，这种类型的商人都是有些经济实力的自由人，来往于各个市场之间，购买与出售不同数量的商品。他或许也有自己的船只，但是大部分商人则与船主形成了一种暂时的合作关系。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对商人持有强烈的社会偏见，在他们看来，商人在社会层面和道德层面都不如地主。通过限制元老院议员所拥有的船只的大小，罗马人试图立法限制贵族从事海上贸易。虽然这样的法律看起来旨在维护占统治地位的贵族的形象，因为他们的地位要优于商人，但事实上，罗马帝国富有的地主们大量参与海上贸易。罗马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出于宗教和社会目的形成了一个联合体，意识到海上贸易重要性的帝国当局鼓励他们将产业和生意传给继承人。

在古代地中海的许多地方，女人参与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法律或习俗的限制，在没有男人管理的情况下，她们无法独自进行大规模贸易。她们通常交易一些适合女性的商品，比如食物、小件衣物，尤其是香水。在一些文字资料中偶尔也可以发现妇女从事规模较大的贸易，通常是通过代理商进行，尤其是公元前3世纪以后，此时更多的妇女开始获得经济独立，随后便从事一些贸易活动。

奴隶与享有市民权的人也经常性地参与到海运贸易中来，既作为自由人的助手，也作为半自由机构。古希腊法庭演说中的一些最著名的贸易争端就包含奴隶和曾经的奴隶。罗马解放了相当多的奴隶，其中一些人后来通过商业贸易积累了财富。在阿比特·彼得罗纽斯的早期古代小说中，虚构了一个名叫特里马乔的自由奴隶，继承了他前任主人的财产后从事海上贸易活动：

长话短说，我建造了5条船，搞到了一船葡萄酒。当时，这可是非常贵重的。我把它们运到了罗马。然而有一天，我们遭遇了海神的袭击。船都被毁了。你也许会认为我在骗你。但这是真的，并不是我编出来的。我因此沮丧了吗？没有，我向你保证。我全当什么也没有损失。我又建造了一些更大更好的船，获得了更大的成功，所有人都称赞我的勇敢。你知道，一条大船的后劲是很大的。我再次运送了葡萄酒、熏肉、豆子、巴布亚香水和奴隶……有一次我挣到了1 000万。我立即买下了我主顾的资产。我建了房子，买了奴隶和家畜；不管怎样，我觉得自己过得很滋润。[1]

特里马乔的故事固然有为了文学效果而夸大的成分，但却十分生动地表现出了个别商人所要面对的风险刺激和潜在收益。透过那些设备装置、废弃的仓库和破旧的商船遗迹，可以看出罗马帝国（公元前31——公元400年）时期，海上贸易在某些方面的规模要更大。大量粮食、葡萄酒、橄榄油和其他产品通过往来于产地和销售地之间的商船进行流通，同时面向城邦和私人顾客。

罗马商船及其海上贸易

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是当时西方世界空前强大的国家，它凭借自身实力发展海上贸易，建造了技术先进的“考贝塔”商用货船，这些商船一度遍及高卢、黑海、埃及、中东甚至亚洲地区。

一般来说，上面所描述的海上贸易模式在其他地方也可见到。城邦的日趋强大与稳定，持久而复杂的经济体系的形成都促进了海上及陆上贸易的发展。到公元1世纪中期，我们所说的旧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通过广泛的贸易网络联系在一起，其中有很多是通过海运贸易。虽然只有船匠、水手和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全部依靠航海来获取日常所需的家畜。但可以确切地说，是海上贸易网促进与维持了高度多样化的社会结构，同时社会内部开始出现专职的商人、神职人员、军人和教师。在此要强调一下贸易中流通的商品种类，其中大部分是食品、原材料如金属和木材、布料、芳香剂和香料。这些商品都已深深融入欧洲、地中海地区，以及近东和中东、南亚和东亚地区，这也使它们成为文明化的一部分。

印度洋

跨越阿拉伯半岛的商队将印度洋与地中海地区、近东与中东地区联系起来。公元1000年，南亚大帝国出现，促使因印度洋地区贸易网而发展的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商品、资金、技术和思想的交流刺激了统治阶层对农民征税，同时也刺激了地区性的市场与贸易网的增长。此外，还促进了农场、森林和山坡农林作物产量的增加，鼓励人们交易贵金属和进口商品。这种贸易在政府人员、手艺人、宗教文化精英与那些从事奢侈贸易的商人之间展开。因此，城市文明化开始在近东地区发展起来。非洲之角和东南亚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海上贸易带来的刺激做出了回应。

地中海、近东和印度洋地区的海上贸易受益于罗马（后为拜占庭）帝国的相对稳定和繁荣。尽管其主要对手波斯帝国占据优越的地理位置，罗马自身则处于劣势。这一地区先是处在帕提亚人的统治下，到公元3至7世纪，又在萨珊王朝的统治下。渐渐地，萨珊王朝势力扩大，控制了阿拉伯半岛的关键地区，特别是佐法尔和阿曼。早在公元1世纪，罗马人就意识到他们在与南亚和中国的贸易中处于劣势，这一点在老普林尼的《自然史》中就有记载，他于公元79年死于维苏威火山喷发。从波斯人的角度来讲，罗马的金银使印度商人变得富有。因此，他们能更好地在波斯湾与靠港口供应的内地贸易区进行贸易。公元5世纪时，由于罗马帝国分裂，罗马黄金的流通量下降，于是印度商人便将目光转移到了东南亚的黄金产地。

东西方贸易中转站——金角湾

君士坦丁堡的港口城市金角湾，扼住欧亚大陆的交通咽喉，是拜占庭帝国重要的商业据点。阿拉伯商人将他们从东方世界采购的香料、瓷器、茶叶运到君士坦丁堡，然后转销给那里的威尼斯商人，与他们交换欧洲产的金矿、橄榄油或者羊毛挂毯。

阿克苏姆是文明化的一个生动例子，它因加入印度洋贸易网络而变得繁荣。它是尼罗河河谷以南的非洲首个城市化的地区，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7世纪是它最繁荣的时期。阿克苏姆的贸易范围随着地中海文明化而扩大，经由埃及、阿拉伯半岛到达印度。借助季风，印度和红海地区的贸易不断增长，这可看作是阿克苏姆兴起的一个原因。公元2世纪到公元4、5世纪，由于频繁的战争和政治因素，导致索马里和阿拉伯西南地区的贸易受阻，这一时期也是当地基督化的过程。阿克苏姆拥有一支重要的商人船队和一支海军，这使得他们控制了红海和亚丁湾的贸易。其主要港口阿杜利斯在公元6世纪取代了也门的贸易港口萨巴和其他小的王国，成为印度和埃及之间的主要贸易转口港。

在伊斯兰国家的海上贸易兴起之前，红海南部的贸易主要集中在也门（松香，比如乳香和没药）、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黄金、生铁和松香）。逐渐地，东非大部分地区开始融入与南亚的贸易中。也门商人和后来的阿克苏姆商人的贸易冒险活动沿着海岸线，一直到达非洲之角以南。相比地中海和南亚地区的商人，他们的冒险活动既没那么频繁，也没那么有影响力。这是因为他们所接触的索马里和肯尼亚人聚居区并非大的城邦，后者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城市文化没有太多的联系。当地居民不生产复杂的商品，只是提供生铁和犀牛角等原材料。

《开罗地毯商人》

这幅油画描绘了开罗的阿拉伯商人，他们频繁出现在非洲——印度洋的海上贸易网络中，从埃及、索马里经红海到达阿拉伯半岛甚至印度，与当地人进行大宗商品贸易。

公元1000年，印度洋地区海上贸易网络的范围空前扩大，从地中海沿岸、美索不达米亚、东非海岸北部和西部，到东南亚群岛和东亚的南中国海。南亚和阿拉伯半岛的商人和船员控制着这一区域的贸易。他们的港口和商船总是装满大量来自各个地区的特色产品和财富。

季风的规律性对商人来说是一大好处。因为季风强度不同（西南亚季风尤其猛烈），所以并不是任何时候都适合航行，他们依季节而变化，使远距离航海得以进行，并有规律地与遥远的地方开拓贸易联系。因此，人们可以更重视有规律地获得来自遥远国度的材料和产品，也可以更依赖在遥远国度的市场出售自己的产品或通过贸易获得产品。漫长的季节很难被避开，在季风不利于航行的时候，某些港口不得不维持几个月的平淡期，因此商品的流通通常是发生在季风条件利于航行的时候。只是在蒸汽时代到来后，这种受季风影响的情况才有所改变。但是季风雨的到来也为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带来所需的水资源，所以说人类在陆上和海上活动的季节性变化都离不开天气因素。

历史学家肯尼思·麦克弗森强调“贸易平衡”对南亚地区的发展十分有利：“简单来说，南亚出口商品的价值远大于进口商品，于是大量金银流向了次大陆地区。”[2]虽然大量黄金经由陆路从中亚和西伯利亚流入印度的精英阶层手中，但在公元100年，大量的黄金开始从地中海、东非（间接到西非）以及东南亚地区流通到南亚商人感兴趣的地区。

东南亚和中国

东南亚贸易网络的发展是人口密度的增长、社会和经济差异的加大以及海上技术的发达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最初，该地区的航海就对旅行和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在更新世末期，随着航海水平的发展，水稻和其他谷物的种植技术也随之提高，几种主要的家畜和家禽——如猪和鸡——传播到整个地区。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末期，来自东南亚的商船抵达了中国和印度的港口。他们用丁香、水稻和锡交换中国的丝绸、铜、罗马黄金和印度棉布。城市文明的发展步伐在这个地区要慢于中国或南亚，国家的最早建立是依靠农业生产率提高、采集物的剩余以及金属制品和陶瓷等手工业的发展。然而与印度洋、中国和地中海建立海洋贸易联系，似乎鼓舞了在岛屿之间，或在三角洲和大河的河口建立沿海贸易国家。在随后的1000年里，这些地区的城市和宫廷对商品需求的不断增长推动了跨印度洋和东南亚到中国的海上贸易不断增长。到公元9世纪，中国商人开始进入东南亚和印度的港口市场。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远航至遥远南部的非洲东海岸，最远到达了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他们在那里遇到了马来西亚移民的后裔。

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早期，中国的海上贸易之所以扩张，有几大因素。对进口货物和中国出口市场的需求都有所增长，这从根本上都是受中国经济增长的刺激。唐宋时期中国的人口数量几乎增长了两倍。到12世纪末，中国人口已达1亿。增加人口的生存要靠土地资源的更深入开发，不仅是技术开发，也依靠对农业劳动力的组织和控制，尽管地主与佃户之间，工人与商人之间的关系几乎始终是中国内部动荡的根源。中国北方人口迁徙到中原和南方地区，这也是人口平衡的一个转变。金属制品和纺织品——不只是丝绸，还有麻布和棉布的产量增加。高质量的陶瓷器产量增加，技术改善，达到了完美的水平，使中国瓷器傲视大部分文明世界。

北宋时期的海上贸易

北宋时期的中国海外贸易发展迅速，在当时世界贸易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当时出现的交子成为国际流通货币，商品远销南亚、东南亚甚至地中海地区。《清明上河图》描绘了20多艘船只，折射出北宋航运业的发达景象。画中出现的香药铺，反映了北宋的“香药海上贸易”。

从东南亚跨印度洋到中国的海上贸易稳步增长，无疑是这些地区的城市和宫殿对大量产品和货物日益增长的需求所刺激的。到9世纪时，中国商人开始参与到东南亚和印度的港口市场中来。宋朝（960——1279）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空前和平稳定的时期，经济得到巨大增长，国内的农业、手工业和贸易迅速发展，以中国海运为主体的南亚和东南亚的海外贸易繁荣发展。自11世纪开始，中国参与海洋贸易的步伐迅速加快，11世纪全球范围的贸易迅速发展，高质量的瓷器、纺织品（尤其是丝绸），以及金属制品漂洋过海，用来交换宝石、香料、谷物和纺织品（尤其是棉花）。

宋朝的海外贸易十分可观。从海上贸易关税可知国家的收入情况，根据进口商品的不同类型，征税的额度从10%到40%不等。10世纪时，这一数额涨幅非常平稳，只有50万吊[3]，但到了11世纪，增长至6 500万吊。到了12世纪初，关税增长到占全国总收入的20%。13世纪时，蒙古的征服对海上贸易的干扰很小。他们向海外扩张，包括1281年入侵日本，但在日本被传说中的“神风”飓风破坏了。蒙古人也没有试图干扰日益扩张的宋朝商人到东南亚，尤其是越南和马来西亚的贸易活动。事实上，蒙古人对越南、柬埔寨和爪哇的远征甚至可能加强了中国南方与这些地区的联系，为此后明朝初期统治者更雄心勃勃的远征铺平了道路。到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中国就已成为南海地区在商业和军事上占统治地位的海洋国家。

哥伦布航海发现之前的美洲和大洋洲

出于不同的原因，美洲和大洋洲不可能用上面的方式进行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5世纪末，美洲已经有相当发达的海上和陆上的贸易网络。尤其是加勒比海的群岛和海湾，那里是天然的海上交流舞台。从考古发现来看，打火石、陶器、石珠子和衣服配饰都是加勒比地区海上贸易的商品。金属、黑曜石、纺织品以及可可豆看来同样经由海洋到达世界其他地区。早期西班牙扩张活动常常遇到一些从事海上贸易的皮筏和木舟。这种贸易大部分集中在中美洲的主要城市文明地区。

1502年，哥伦布在第四次远航中曾记载了中美洲洪都拉斯海上贸易商品的多样性：

我们的独木舟与帆船一起同行，感谢上帝，我们的人免受任何艰苦或危险，并带回了当地众多特产。昂贵的货物堆成了山，不同款式不同颜色的棉斗篷和刺绣无袖上衣。有凹槽的长柄木剑、小刀、火石、短柄小斧等。食物方面，这些当地人与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原住民所食用的食物相似，同时还有用玉米酿的酒，味道有些像英国啤酒。[4]

塔希提的波利尼西亚船只

18世纪70年代，库克船长航行到太平洋沿岸的岛屿塔希提，发现了仍然处在原始文明阶段的波利尼西亚人。这幅1776年创作的画作描绘了波利尼西亚人使用的传统船只，与旁边先进的英国船舰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这方面来看，前哥伦布时期美洲的海上贸易与旧大陆十分相似。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美洲跨地区贸易没有特别重要的显著证据来证明。大约10万年以前，人类文明出现在东南亚群岛上。35 000年之前，人类掌握了足够的海洋知识，于是他们穿越汹涌的海洋来到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婆罗洲和澳大利亚。作为最具冒险精神的群体，马来——波利尼西亚人最终迁徙到东非海岸以及太平洋上的岛屿，包括所有定居点中最遥远的复活节岛。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岛群的开拓要远远晚于东南亚岛群，是在新几内亚居民习得农业技术和种植作物与养殖动物很久以后。他们独特的源自摩鹿加群岛的拉皮塔风格陶器，向东最远在位于西经140度、距澳大利亚西北部有5 000英里的马克萨斯群岛被发现。在岛与岛之间航行的过程中，他们乘坐有单或双的船体和舷木支架以便保持平衡的轻型木船或独木舟。在公元前1300年以前，他们曾远航至斐济，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里，他们到达了波利尼西亚群岛。大约到13世纪末，南太平洋各群岛，包括新西兰，就已经有人殖民了，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表明，这些群岛之间一定有航海联系。虽然重要的航海贸易网络的存在不容易证明，但是各个群岛似乎各自独立发展，直到17、18、19世纪欧洲人陆续到来为止。澳大利亚的情况更不寻常，在经历最初的海上移民定居后，航海贸易或重大的海洋资源开发就几乎没有发展，因为陆地、河流和海岸的资源足以养活其人口。直到18、19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澳大利亚与印度洋世界的联系并不多。它的土著也不经常接触其他文化，因为外来光顾者很少，澳大利亚的航海活动仅限于沿岸海域。

中世纪欧洲的海上贸易

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与公元7世纪穆斯林对地中海地区的征服成为破坏海上贸易的原因。然而，这些破坏并没有中断地中海、大西洋和北海地区的贸易。北海位于罗马帝国的边缘地带。政治稳定、大城市以及常备军为商业活动提供了发展的保障，但这对商业交流的维系并不是最重要的。在基督徒与穆斯林们建立起新的城市国家后，他们用新的贸易网络取代了原有的贸易网络。在本书的第六章，我将更为清晰地论述伊斯兰世界的贸易，所以，接下来要论述的内容则是汉萨同盟与威尼斯共和国是如何发展成为商业帝国的。

成立汉萨同盟这个构想是在13世纪德国北部港口吕贝克首次提出的，当时日耳曼骑士正在“安抚”波罗的海沿岸。这是基于控制战略口岸使其连接到一个网络，最初是要建立一个政治和军事网络，后发展为海上贸易帝国。1356年，首届会议在吕贝克召开，所有决定都通过集会的形式做出，没有等级之分，故称为“汉萨同盟”。会员数量庞大，大约有100个港口和贸易中心参与进来，范围从芬兰的南部海岸一直延伸到莱茵河，令其便于控制重要的贸易路线和贸易商品。汉萨同盟的贸易网十分庞大，从波罗的海到北海，再到大西洋，乃至地中海也被囊括其中，并且通过一些重要的港口如里斯本、马拉加、巴伦西亚和威尼斯而连接起来。14世纪时，汉萨同盟规模初具。在重要的港口如布鲁日、伦敦、卑尔根和诺夫哥罗德设有同盟办事处。这种办事处是汉萨同盟设在这些城市中的小飞地，有些像我们今天的大使馆或者领事馆，但仅仅具有贸易功能。举例来说，1323年在布鲁日设立的办事处主要掌管北欧的纺织品、粮食、水果、葡萄酒、香料等来自波罗的海、大西洋、地中海的商品交易。

14世纪英国温切尔西港的封印

这枚来自14世纪英格兰温切尔西港口的印章生动地表现了中世纪欧洲国家与城镇的海上贸易活动。这艘船有着与众不同的圆形船体，船尾、前甲板和舵桨。该印章描述的是船即将离开去从事贸易的场景，船锚在响亮的号角声中缓缓升起。

虽然能够在受到压迫时集结或配置强大的海陆军力量，但这些商人集体的协商能力才是他们的影响力所在。他们获得了税收特许权和在特定港口从事海上贸易的垄断权。一旦出现新的利润高的商品，他们就会马上垄断。15世纪，正是由于汉萨同盟对卑尔根渔业的垄断，英国人被驱逐出挪威海域。于是，后者将目光转向冰岛，机缘巧合地促进了冰岛与欧洲大陆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常规海上贸易。当时他们在挪威的传统供应商更愿意向西南部而非西北部航行。15世纪末，来自汉萨同盟的力量进驻该地区，英国人再次被挤走。他们只能在更远的西部地区开辟一条远离拉布拉多和纽芬兰海岸的新的渔业贸易路线。

汉萨同盟限制对手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而非政治。它并不追求控制整个国家或者地区，而只是控制一些重要的港口、城市、市场和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如谷物、木材、布料、鱼和葡萄酒。汉萨同业公会的早期威力表现在1284年，当挪威国王埃里克二世发现德国商人已经垄断了挪威的国内贸易时，他试图限制北部德国商人的活动。但他很快发现，这些商人和他们的团体能够通过封锁挪威的粮食贸易来困死挪威。于是他不得不做出让步，在支付赔偿金，取消税收以及允许这些商人自由通过卑尔根市南部的港口后，这些商人才解除了封锁。

然而，久而久之，汉萨同盟受到那些新兴的民族国家的冲击而逐渐衰落，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曾得到过汉萨同盟的帮助。但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们又不能忍受一个独立的海上同盟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活动。16至17世纪时，汉萨同盟遭到了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打击。由于政治和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的增强，民族国家如英格兰、瑞典和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西班牙不断壮大。例如，瑞典国王曾凭借新式海军与那些来自吕贝克的商人进行竞争，强夺了芬兰湾的控制权。汉萨同盟面对来自这些民族国家的压力时，表现得十分软弱，无力抵抗。1669年，汉萨同盟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但只有8名会员派代表参加。

汉萨同盟

1356年，德意志北部城邦为了向波罗的海南岸扩展商业利益，组建了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汉萨同盟。成员最初以港口和贸易中心为主，如吕贝克、汉堡、罗斯托克，后来荷兰、英国也加入同盟。从14世纪到15世纪，汉萨同盟覆盖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的重要港口和城市。

公元6世纪，东哥特人统治了意大利北部，此时威尼斯也随之建立。它位于波河三角洲北部的泻湖岛屿。最初人们为了避难而来到此处，但威尼斯占据了可以发展成海上贸易帝国的最佳位置。最初，威尼斯是连接东西地中海的纽带。罗马帝国时期，东西地中海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结合得日趋紧密。但由于蛮族与穆斯林的入侵以及罗马帝国内部矛盾的激化，这种联系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随着地中海地区国家和伊斯兰王国之间开始建立一套相对稳定的政治关系，大规模贸易因此发展起来，威尼斯也随之成为基督教港口和伊斯兰教港口之间重要的媒介。1081年，威尼斯获得了与君士坦丁堡进行贸易的机会。在后来的12世纪，威尼斯开始与十字军所建的黎凡特进行贸易。即使在后来东方的拉丁帝国衰落后，威尼斯依旧同埃及、黎凡特和地中海其余地区维持着大规模的贸易。胡椒等香料、丝绸和蔗糖则是威尼斯从亚得里亚海运往欧洲其他地区的主要商品。作为交换，这些地区向威尼斯提供北欧的羊毛纺织品以及它们自己的特殊产品——玻璃。

1202年，在威尼斯商船的支持下，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开始。但威尼斯人需要建造更大的船只来运送十字军，因为开支巨大，他们一度经济吃紧。十字军在得到威尼斯人的部分经济支持后，便加入到他们袭击位于达尔马西亚海岸的扎达尔基督教港口的活动中，这一举动旨在加速威尼斯控制亚得里亚海的贸易。但这一消息传到了教皇因诺森三世那里，被激怒的教皇不得不把整个十字军军队逐出了教会。战役的下一个阶段是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并任命了一个傀儡皇帝。在这种极具偶然性的情况下，法兰克人和威尼斯人夺取了整个城市的控制权，并开启了神圣罗马帝国东方模式的一段短暂统治。

这些执迷不悟的威尼斯人在瓜分君士坦丁堡的战利品方面存在一定特权。这些战利品包括造船厂，加上通往东地中海地区的利润较高的商路控制权，其中有克里特岛及其群岛，位于非洲、爱琴海、黎凡特以及埃及航线的交汇点。在1669年奥斯曼帝国将这些商人赶出干地亚地区之前，他们一直控制着这条商路。威尼斯的海军力量确保了其在伊斯的利亚半岛以及亚德里亚海东岸、克里特岛、爱奥尼亚群岛和爱琴海地区的领土控制。其他一些沿海城市建立的商业和军事基地与威尼斯展开竞争，尤其是热那亚和比萨，但它们均无法在海军和商业方面比肩威尼斯。通过孜孜不倦地发展着自己的商业，威尼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商业城市之一。

威尼斯海军是建立在轻帆船舰队的基础上的。他们与先前地中海地区的海军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武器方面则更为先进。船只携带近距离射程的小型枪炮和一般性的可投掷武器。这使得水手能够更靠近岸上的对手。最重要的是，共和国拥有数量庞大的海军舰船（截至1581年已达146艘），并且能够轻易地建造更多船只，同时召集雇佣兵或其他军事力量进行支援。自罗马帝国灭亡后，威尼斯的常备海军规模在地中海地区独一无二。强大的海军力量使得威尼斯有能力去采取一个更灵活的政策来镇压“海盗”，尽管这只是一个不太现实的目标。尤其是在16世纪，大量的基督徒和穆斯林海盗横行于地中海地区，此外还有许多北欧强大的战船也加入其中。

中世纪的威尼斯

中世纪的威尼斯在地中海贸易中处于垄断地位，它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在世界各大洲广泛建立殖民据点和商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威尼斯垄断了东西方贸易，成为东方商品进入西方世界后最著名的贸易集散地。

全球贸易网络的起源

汉萨同盟以及威尼斯对海上商业的有力推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15世纪哥伦布、达·伽马和他们的同伴发现新大陆后，经营新的贸易机会的标准。

16世纪早期，葡萄牙航海家们开始同印度洋地区和远东地区进行海上贸易。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来完全控制这一贸易网，他们试图建立一个由王室垄断重要贸易物品（比如胡椒等）的模式。然而渐渐地，在与穆斯林和其他非基督徒的贸易往来中，他们变得更倾向于合作而非武力征服。他们更愿意通过使用海军力量来获取直接利益。此后，通过向已经占领的港口征收商品税，或者发放许可证给那些他们占领的地区来获利。在这两种政策行不通的一些地方，他们就在主要的商站同当地航海者在运往欧洲和新大陆殖民地市场的香料、纺织品、陶瓷、金属以及其他商品方面展开竞争。

西班牙征服和移民美洲的方式不同于葡萄牙人征服印度洋地区的方式。原因在于西班牙人采用了一种完全开放的新形式的远距离海上贸易。西班牙从美洲攫取了大量的白银。这些白银不仅对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而且也促使新贸易网的扩大。16世纪中叶，位于秘鲁的波托西银矿的产量比世界范围内其他地区银矿产量的总和加起来还要多。秘鲁白银向北流通到墨西哥海岸的阿卡普尔科，通过大帆船运往菲律宾的马尼拉。此地汇集了各种各样的东方商品，尤其是来自中国的丝绸。交易过后，再由同样的大帆船运载商品跨越太平洋，到达秘鲁后穿越加勒比海最后返回西班牙。

黑三角贸易

地理大发现以后，葡萄牙、西班牙向外拓展海上贸易。来自两国的商船队装载盐、酒、布匹前往非洲换成奴隶，然后穿过大西洋到达美洲，把奴隶换成蔗糖、烟草和黄金，最后返回欧洲。这条航线大致成三角形状，由于以贩卖黑人奴隶为主，因而被称为“黑三角贸易”。

同样地，西葡两国对美洲的开发促使大批人口越过海洋来到新大陆，他们中的一些是来自旧大陆的雄心勃勃的移民，但大批黑奴也被贩卖到巴西和加勒比地区用来种植甘蔗、烟草，其他商品则从殖民地出口到欧洲、非洲和东方。

由欧洲殖民主义力量创造的高风险高利润的跨世界贸易网络伴随着影响深远的社会与政治变化，形成一种不可小觑的经济动力。现代资本主义的传播以及全球工业化等多种因素造就了现代国家的雏形，但我们必须承认，16至17世纪海上贸易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21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包括其优势与缺陷。

[1] Petronius, The Satyricon, translated by Paul Dinnage, Panther Books, London, 1971, pp.92-3.

[2] McPherson, Kenneth, The Indian Ocean. A History of People and the Se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lhi, 1993, p.55.

[3] 1吊钱为1000个铜币。——译者注

[4] The Life of the Admiral Christopher Columbus by his son Ferdinand, translated by Benjamin Kee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Brunswick, 1959.

第3章 帝国

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看到，至少自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以来，人类社会跨越海洋进行贸易的要求是如此强烈，城市和大国的发展与陆上和海上的经济政治网络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在本章中，我们将看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产生的巨大变化；这一时期，由于欧洲的发现之旅，贸易网络快速剧烈的扩张，随之而来的是欧洲国家海外帝国的建立。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社群组织第一次能够使其军事和商业影响突破早已建立的边界，去支配和开拓新的地区。此一发展奠定了一系列世界性帝国和现代全球航海贸易网络的基础。

古代的海上帝国

古老的地中海世界见证了几个海上大国的兴衰。尽管公元前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雅典人成功地遏制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下波斯帝国的海上行动，但要说他们控制了东地中海，甚至爱琴海的海上航线，都是言过其实的，即便雅典的附属国大多数分布在爱琴海海域。雅典的商业霸权亦远非想象中的强大。

亚伯拉罕·克雷斯克的《世界地图》

这幅地图创作于1375年，描绘了9个帝国的君王，他们头戴王冠、手持权杖，统领着欧洲以外的海陆世界。左下方的黑人国王是“几内亚王”，他的手中握有一个金球，代表当地盛产金矿。葡萄牙亨利王子沿大西洋航行到这里，与他进行商品贸易。地图右侧亚洲部分描绘了元世祖忽必烈以及当时的国际都市杭州。受《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杭州被称为Quinsay。

西地中海两个航海强国罗马和迦太基之间早期的特征是合作精神和互相尊重势力范围。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这一特征变成了商业和政治竞争以及一系列战争。然而罗马和迦太基似乎都没有禁绝与对方进行海上贸易的意思。两国商人参与的海上经济网络超出地中海的范围，尤其是向北，在那里，大西洋海岸的民族有广阔的航海网络，这个网络至少可以追溯至青铜时代。迦太基人似乎亦对开展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贸易联系有兴趣，但迦太基的探险家到达的最远地方似乎是塞拉利昂海岸，公元前5世纪晚期，迦太基船长汉诺航行至此。他们未能与西非民族建立起长期的海上贸易（参见文前第一幅地图）。

在与迦太基的竞争中，罗马人成为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他们发起众多海上远征，以反对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其他城邦。公元前55年至前54年，他们甚至入侵了遥远的不列颠岛，而公元43年的再次入侵更具决定性。从公元前264年至公元70年这段时期，罗马帝国逐渐控制了地中海周边的所有地区，消除了所有潜在的竞争对手。拉丁语作家们喜欢把地中海称作“我们的海”（mare nostrum）。正如我们看到的，地中海是一条繁忙的商业通道，它在帝国权力中心和众多省份之间提供了快速交流的好方式。为了维持这一状态，地中海周边地区的港口停泊着一支装备有200艘船只的常备海军。罗马商人参与的经济网络的范围超过了罗马政治影响的范围。例如，在第二章我们看到，罗马时代印度洋地区的水手与地中海地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罗马人并未试图把他们的政治势力扩展至这一地区。

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

公元前3世纪，迦太基是活跃在地中海西岸的航海强国，商业贸易发达，领土一度覆盖了非洲北部与西班牙南部地区。罗马在向地中海扩张时，遭到这个海上强敌的阻挠，双方为争夺地中海霸权，展开将近一个世纪的激战，即三次布匿战争。

我们已经目睹了两支欧洲中世纪海上力量汉萨同盟和威尼斯共和国的崛起，但是其政治或商业影响的扩张并不能被认为已经超出了一个固定地区贸易网络的范围。同样，形形色色的穆斯林哈里发帝国无疑征服了大片地区，但从未将其势力扩张至海外一些遥远的地区或尚未在其贸易网络范围内的地区。14世纪上半期，著名的摩洛哥地理学家伊本·白图泰的游记非常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点（参见文前第一幅地图）。大约1325年，他主要经陆路从北非旅行至莫卧儿印度，所经地区通常是在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网络内。他从坎贝湾乘船向南到达斯里兰卡，然后向北再向东到达中国。他旅行的范围远远超过已经臣服于穆斯林统治者的地区，但仍然没有超出中世纪穆斯林水手活动的贸易网络。

斯堪的纳维亚的海外扩张

人们认为，袭击、掠夺并殖民法国、大不列颠、爱尔兰、冰岛和格陵兰岛，以及瑞典入侵东波罗的海和俄国，是北欧海上强国突破既有贸易网络的最初表现。斯堪的纳维亚的地形使其波罗的海沿岸和西海岸的海岸线皆有利于海上交流。高山、森林也促使居民将其居住点设在湖边以及沿河处，最著名的要数沿挪威峡湾建立的居住点。从8世纪中叶到11世纪末，斯堪的纳维亚民族跨越北海、波罗的海和北大西洋进行持续扩张。

维京入侵者著名的长船非常结实，可以承载大量人员、货物和动物，而且适应性非常强。挪威水手可以一连好几天待在海上，或沿未标识的海岸线巡航，探索适于航行的水湾和河流。瑞典战士和商人阶层渡过波罗的海，沿河到达诺夫哥罗德，甚至基辅，深入俄国西部的腹地，寻求控制内河航线以来往于波罗的海和黑海及其周边地区。10世纪时，正是这些冒险将被称为瓦兰吉亚人的民族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联系在一起。北欧人战船的机动性给了他们长距离袭击和自由选择袭击目标的战略优势，以及当他们发动袭击时，突袭的战术优势。这些袭击之于受害者的影响是可怕和具有破坏性的，但可以看出，在当地势力足够强大且能够组织抵抗的地方，北欧人或避开，或选择与之和谐共存。

当这些海上入侵者被纳入英格兰、爱尔兰、法兰克王国（Francia）和俄国既有的政治框架中时，与之达成妥协的原则已接近逻辑极限（logical limit）。9至10世纪，丹麦维京人袭击英格兰并定居于此，在英格兰北部和东部建立了丹麦区（the Danelaw）。他们或是得到安抚性的贡金，即声名狼藉的丹麦金，或是被纳入英国的政治结构，并皈依基督教，尽管他们的经济和文化影响仍是巨大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成功的丹麦维京人是克努特大帝（1016——1035），11世纪时，抛开联合统治英格兰和丹麦不谈，他仍因传说中试图指挥海浪而闻名遐迩。9世纪下半叶，瑞典军事首领在诺夫哥罗德和基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911年，由于在沙特尔附近战胜了罗尔夫·甘格尔（Rolf Gangr）的海盗团伙，法国加洛林王朝国王查理三世（Charles the Simple）建立了诺曼底公国。罗尔夫及其追随者入侵法国东北部长达数年之久。他被劝说接受基督教，并受洗取名为罗洛。自此以后，作为国王的封臣，罗洛的一部分义务是保护法兰克塞纳河谷的领土免遭其他北欧人的劫掠。诺曼底公爵们变得如此强大，以至在11世纪取得事实上的独立。1066年，惊觉于挪威国王无情者哈拉尔德三世（Harald III Hardrada）试图征服英格兰，诺曼底公爵威廉着手实施了最成功辉煌的北方海上远征，即入侵并征服英格兰。另一个诺曼王国由罗杰·德·霍特维尔于11世纪末创建于西西里。在这里，诺曼人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3世纪。

促使斯堪的纳维亚人进行海外冒险的因素很多，无法轻易断定哪个才是主因。尊敬和赞美成功的劫掠者的文化和社会倾向，无疑鼓励了维京人的最初劫掠。挪威的《萨迦》（sagas）与《荷马史诗》赞美暴力的海上劫掠者的方式有某种相似之处。一个伟大的维京人领袖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劫掠目标，并将战利品分发给其追随者来提升其权力和地位。成功的劫掠和广泛的海上贸易的结果是在挪威、瑞典和丹麦建立了更复杂有效的统治，并调整目标，使之与所劫掠地区的潜在价值相符。人口增长及其对土地的压力，可能部分解释了扩张的原因，尤其是挪威的扩张。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仅仅为抢劫和贸易提供了有限的范围，只是适宜少量移民的长期定居。另一方面，爱尔兰、英格兰和法兰克王国是繁荣的，非常适合战士们居住，这些战士可以转化为统治者、农民，当然还有商人。我们不应忽略这样的事实，即许多水手是精明（keen）的商人。在波罗的海和西部海域，他们喜欢的港口变成了商业交易的天堂，例如都柏林的维京人基地。斯堪的纳维亚政治和社会的变迁似乎也推动了许多人背井离乡。大约从870年至930年，一些家族和宗族定居冰岛，他们显然希望继续生活在由世袭的族长及其附庸组成的相对宽松的结构中。冰岛的移民主要来自挪威西南部，在那儿金发王哈拉尔一世（870——945）的集权遭到前所未有的强烈抵制；在之前的一个世纪中，这里发起了众多维京探险。9世纪后期，英格兰、法兰西和爱尔兰，甚至立陶宛的地方势力复苏，开始反对北欧海盗，这可能鼓励着人们到更远的地区进行殖民。挪威相对艰难的生活可能也刺激着绝望的人们采取重大措施改变自己的处境。10世纪时，来自挪威和冰岛的一群人在格陵兰进行殖民。其领袖红发埃里克是一个暴力的人，他杀人如麻，臭名昭著，即使按照斯堪的纳维亚的标准来说亦如是。他继续探索水手贡恩布约尔恩（Gunnbjörn）偶然发现的土地。贡恩布约尔恩在从挪威航行至冰岛的途中，被吹离航线，他认定绿色的土地（Groenland）至少像冰岛一样具有价值。后世的人们会发现，在世界的最北端维持他们选择的文明形式太困难了。

《贝叶挂毯》勾勒的“诺曼征服”

《贝叶挂毯》勾勒了诺曼人征服英国的历史场面。11世纪中叶，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为争夺英国王位，实施了一次海上远征，将诺曼人的势力扩展到偏远的英格兰。这次远征使英国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再次卷入欧洲事务。“征服者威廉”由此被认为是近代英国的第一位国王。

9世纪末10世纪初，定居冰岛和格陵兰岛的家族逐渐形成以养殖牛羊、渔猎为基础的相对简单的生活方式。冰岛人并未完全放弃乘着用进口木材建造的船只劫掠爱尔兰和不列颠的维京传统。10世纪末，冰岛的基督徒人口总计超过6万人，但严重依赖挪威（后来是汉萨同盟）贸易商进口木材和粮食。尽管冰岛以拥有稀有的白色猎鹰及其毛皮、粗毛料布和鱼制品而自豪，但这也是一个证明维持一个岛国运转只能通过海上联系的最好例子。14世纪末，衰落的挪威贸易、火山运动、日益恶化的气候和集权的斯堪的纳维亚王国的政治冷漠，几乎使冰岛重蹈格陵兰的命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寻找新的地区从事贸易的英国渔船，恢复了冰岛人的海上联系。

1261年，格陵兰人接受了挪威的统治，但面对日益恶化的气候状况，以及加拿大因纽特人的不断到来，他们的生存依赖与挪威频繁的海上联系。挪威海上力量和贸易的衰落，部分是由于汉萨同盟和波罗的海诸国的兴起，因此，挪威对前往格陵兰的海上航线的兴趣减弱。与孤立、荒凉地区的贸易获益甚少。格陵兰出产劣质的布料、少量毛皮和象牙，但是为了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居民们需要粮食、木材和金属等跨过北大西洋运来的基本物资。1370年，定期航行至加达（Gardar）东部殖民地的一艘船失去踪迹，从此杳无音信，自此，就只有爱冒险的渔民或那些被严重吹离航线的人可能会进入这里的港口。到15世纪末，斯堪的纳维亚人口萎缩似乎停止了，尽管如此，当南欧要在美洲建立众多新帝国之时，北欧人的北极探险却告一段落了。

挪威人发现北美的事情家喻户晓，如同首次登陆格陵兰一样是一个偶然，如果简单地将其看作哥伦布发现加勒比海岛屿的先导，可能极容易被误解。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维京人航行至北美与其首次登陆格陵兰和冰岛的目的大致相同。他们主要是为了寻找土地进行殖民，而非寻找可以与之进行贸易的人。著名的列夫·埃里克松探险队，大约于公元1000年从格陵兰起航，探索了拉布拉多（马克兰）和纽芬兰（文兰）的一些海岸线，仅仅耗时一个冬天和一个春天，而他的兄弟托瓦尔（Thorvald）的探险队在被美洲原住民赶走之前，在那里停留了几年时间（大约为1003——1005）。埃里克松的姻亲卡尔塞夫尼（Karlsefni）进一步进行殖民的尝试，这个探险队包括一大群男人、女人和牲畜。他们试图和原住民进行贸易，但是并不能和他们达成妥协，甚至彼此之间也不能达成妥协，僵持几年之后，只好作罢。

奥拉斯·马格努斯的《海图》，1539

有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早的地图之一，描绘了北欧的物种、产出，如海鱼、驯鹿、木材。图上出现的海象、翼龙等神怪形象，是画家根据水手的见闻臆测出来的。诸如捕鱼、狩猎、商品交换等场景，则反映了北欧海上民族的日常生活。

从广阔的北欧海上帝国的角度来描述殖民征服事件是吸引人的，但斯堪的纳维亚人占领的地区并不具有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的统一性。贸易联系和贸易联盟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着，但远达不到专营的程度，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被纳入更广阔的欧洲民族之间的互动网络中。大多数情况下，北欧人被他们遭遇的社会同化了。无论凯尔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希腊人，还是斯拉夫人，都含有维京人的元素。尽管一些富有进取心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领袖和君主努力成为海外领土的统治者，但没有人建立起长久的帝国。甚至克努特大帝的英格兰和丹麦联合王国在其死后也不复存在。北欧的探险和殖民大多是个人或家族的行动，涉及既有统治家族的领袖和成员，但是并不能像后来欧洲海外扩张的情况一样被称为国家事业。

中国

隋（581——618）唐（618——907）时期政治和经济的成就，奠定了帝国扩张的基础，为作为远东地区海陆支配力量的宋朝（960——1279）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然而，中国的海上力量并非主要指向公海。商业联系的扩张主要掌握在富有进取心的个体商人手中，他们经常不得不与对于和外国接触极其谨慎的帝国权威相抗衡。在很大程度上，这可以归咎于来自草原地区的持续入侵。

明初永乐帝统治时期，中国正从蒙古人统治时所导致的内部分裂和经济问题中恢复过来，曾短暂实行海上帝国主义，例如郑和（1371——1433）的航行。郑和是一个来自中国南部的穆斯林，他受命进行一系列远征，这些远征兼具军事和外交使命，目的是在印度洋和东南亚宣扬国威。这些航海活动涉及约200艘大型船只，将近3万名船员——水手、士兵、外交人员、学者和商人。这些航行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海盗行为，尤其是来自日本的海盗行为愈演愈烈之时，中国的海军实力得以彰显。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地位得到加强，昂贵的礼物、远方异族的使节、所有渴望改善其商业前景者使帝国宫廷应接不暇。然而永乐帝的继任者们并未将其举措和尝试贯彻到底，把政治影响的边界延伸至中国参与其中的商业网络的边缘。取而代之，为了应对北部边疆入侵的巨大压力，他们在海上和陆上恢复了防御、内向的姿态，这些都具有以前王朝的特征。外国水手在中国港口依然受到欢迎，许多中国人到国外进行贸易，并定居东南亚和印度。

隋代五牙舰

出现于隋代的战船，因为有五层船楼而得名。船上设有高度灵敏的牵拉船桅和风帆，船楼上建有垛口和作战平台，两侧船舷装有拍杆，起到抛石机的作用。船的底部填充土石，用于保持高度稳定性。

《平定台湾得胜图》

这幅画描绘清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施琅率军平定台湾的历史场景。战舰从台湾岛凯旋，彰显了清朝盛世时期强大的海军实力。

西班牙在美洲

1492年，热那亚航海家克里斯多弗·哥伦布（1451——1506）的船队在加勒比群岛登陆。这只船队是从伊比利亚半岛出发向西航行，旨在寻找到达中国和东印度的航线的。这次著名的航海由西班牙王室支持，它开辟了一个供西班牙人和其他欧洲人探索开发的新世界。

西班牙对新近发现的“西印度”进行殖民是突然的，且进展迅速。最初的假设是中国大陆距西方并不遥远。一旦发现中美和南美海岸证明这一理论有误，西班牙便乘机殖民、征服、利用和开发大陆地区。必须强调的是人们坚决要从发现美洲中获益，美洲的发现是由西班牙王室以及与王室委员会一道来到新世界的代表所促成的。西班牙人所表现出来的经济上的进取心是引人瞩目的。他们将早期征服墨西哥和巴拿马获得的部分收益用于远征秘鲁，而且当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于1536年遭遇印加大起义威胁时，支持他的商人迅速集结物资和人员帮助他。

西班牙征服的两个最重要的地区是墨西哥和秘鲁。16世纪上半叶，伊斯帕尼奥拉岛和古巴是深入大陆的补给站。太平洋海岸的巴拿马建于1519年，同年，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an Cortés）率领小股军队从墨西哥湾出发向内陆挺进，寻找阿兹特克人的黄金，他们充分利用了阿兹特克帝国内部存在的政治纷争。科尔特斯和即将成为征服者的人拥有火枪、大炮和弩，但若没有特斯科科湖以东的特拉斯卡拉部落的帮助，他们不可能完成引人注目的征服，借此他开辟了通往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的通道，1520年，他在首次试图征服该城失败后，从这里撤退。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引入美洲的疾病之一天花，先是在1518年重创了伊斯帕尼奥拉岛，紧接着在1520年侵袭了墨西哥。后来，天花向南传播至秘鲁，并且在西班牙轻松征服美洲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1492年，哥伦布率领船队到达巴哈马群岛，他将这片新发现的土地称为“西印度”。此后十年里，他又进行过三次远航，希望找到东方的中国、印度。尽管哥伦布发现的并非亚洲，但是他取得了一个更伟大的成就，那就是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位于秘鲁和智利的印加帝国被坚定的西班牙海上远征所击败，这些远征由雄心勃勃且冷酷无情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和迭戈·德·阿尔玛格罗等人领导。船只使他们能够占据深入印加帝国的有利位置，并且他们充分利用了火器和骑兵。随着受人尊敬的印加王瓦伊那·卡帕克（Wayna Capac）于1528年死于天花，他们也得益于帝国内部爆发的严重政治冲突。卡帕克死后，发生了王位继承权之争。瓦斯卡尔（Huascar）和后来继承王位的阿塔瓦尔帕（Atahuallpa）之间的内战，给了西班牙人利用敌人政治弱点的天赐良机。尽管如此，征服印加帝国仍是一件缓慢的事情，征服者领导层之间激烈且致命的争吵使事情复杂化了。征服并未真正完成，直到最后一个活跃的抵抗中心于1572年投降。

1494年，当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有效地确定只有巴西东部向葡萄牙殖民者开放时，一项重要的决定得以达成。然而葡萄牙并没有急于开发这片新土地。16世纪30年代，为了回应法国殖民巴西的威胁，葡萄牙人才开始殖民和开发条约分配给他们的这一地区。葡属伯南布哥的首府奥林达建于1535年，但是，1600年，累西腓（Recife）的港口成为这一地区重要的城市中心。葡属巴西的行政首府巴伊亚建于1549年。

大量喜欢冒险且雄心勃勃的葡萄牙移民或其他地方的移民，为大片政府赠地的前景，以及蔗糖和烟草贸易的丰厚回报所吸引，准备横渡大西洋。西班牙及加勒比地区的移民亦为强占并开发矿产和农业资源的机会所吸引。他们将自己置于旧城中心的原住民人口之上，并逐渐将这些城市变成欧洲城市的模样。绝非所有来到美洲的人都变得富裕且有权有势，因为旧大陆司空见惯的财富不均衡、地位不平等被劫掠新大陆获得的巨额财富放大了。然而，最贫穷的白人农民也比原住民富有。殖民者及王室官员把原住民和后来输入的黑人奴隶组织起来，形成一支劳动力，供殖民主义者役使，他们采掘矿产资源，或收割用于出口的蔗糖和烟草等经济作物。然而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的朝贡体系与西班牙殖民制度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征服之后发展起来的社会和经济体制是最重要的一点。在这种社会和经济体制下，一小撮儿欧洲精英拥有权力，并冷酷无情地对比他们庞大得多的将近两千万无自由的原住民和移民行使权力。逐渐地，领取实物报酬的劳动者的需求被领取工资和签订契约的劳动者所取代，前者经常受驱使从事劳作，至死方休，对后者而言，尽管由西班牙领主和奴隶主制定的条款是严厉的，领主和奴隶主的行为也经常超出条款规定内容，但较以前毕竟有所改善。原住民人口迅速下降，原因是疾病、饥饿、过于繁重的工作和非人道待遇的重创，但是来自非洲以及葡属巴西的奴隶补充了这一人口损失。

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

西班牙很早就开始在墨西哥、加勒比海沿岸建立商业据点，进行殖民活动。1518年，西班牙殖民者听闻美洲内陆有一个遍布黄金的阿兹特克帝国，便组织一支远征军入侵了这个古老的印第安文明。

印度洋上的葡萄牙帝国

学者们将葡萄牙海军扩张的源起追溯到了13至14世纪，此时正值穆斯林势力在伊比利亚半岛大幅衰退、在摩洛哥沿岸逐渐式微。到1400年为止，冒险越过直布罗陀海峡的意大利和加泰罗尼亚海军对西北非海岸线已有深刻了解。1415年，葡萄牙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港（Ceuta），这个港口就坐落在直布罗陀海峡内。此后葡萄牙在摩洛哥境内相继建立多处沿海贸易港口，这开创了葡萄牙与非洲的长久联系。摩洛哥本是地中海周边广阔的伊斯兰世界中的一部分，但由于葡萄牙人与穆斯林在黄金和奴隶贸易上的利益冲突问题，最终葡萄牙人决定将穆斯林势力赶出北非。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终于实现了这一目标。当时出于经济和政治原因，葡萄牙帝国对其他地区也产生了兴趣。受到国王若昂一世（King João I，1357——1433）和他的儿子“航海家亨利”的影响，葡萄牙人前往亚速尔群岛、佛得角群岛、马德拉群岛和西非海岸进行航海探险。亨利的政治目标与商人的商业愿望达成一致，他们都想瓦解穆斯林贸易并直接进入盛产黄金和奴隶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截至15世纪末，大西洋和非洲西海岸都有了葡萄牙贸易据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几内亚湾的埃尔米纳城堡（Elmina）。1481年，葡萄牙人在这里修建了贸易基地。这里提供非洲国家和部落的奴隶，以及用黄金来换取包括纺织品在内的欧洲商品。到16世纪末，葡萄牙人的兴趣从黄金转移到（男性）奴隶身上，运奴船渡过大西洋将这些奴隶运到加勒比海和巴西。葡萄牙人在1473年发现了圣多美岛（São Tomé），随即就在这个地方发展了早期“殖民工厂”生产模式，他们使用奴隶种植蔗糖、操作磨坊。在这些地区，奴隶暴乱十分常见，由于非洲很多国家相对复杂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所以它们反对葡萄牙人的统治。当时，很多其他欧洲国家也觊觎这个地区。15世纪70年代，西班牙派遣贸易船队来到贝宁（Benin）海岸，但是到了16、17世纪，荷兰取得了葡萄牙在非洲的大多数财富。这些情况促使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1481——1495年在位）寻找机会继续向南开拓，同时他也希望向东方拓展。若昂二世带领海军沿非洲海岸向更深处探索，并到达了非洲南端和印度洋。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在1487至1488年到达了大鱼河（the Great Fish River）沿岸，只是船员发生叛乱他才决定返航。

迪亚士将其返回大西洋时途经的海岬命名为好望角，因为它让人们看到了找到印度航线的希望。但是葡萄牙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因为它不得不与它的邻居西班牙争夺西部的新势力范围。新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1495——1521年在位）派遣达·伽马舰队到东方寻找信仰基督教的君主（Christian monarch），并努力将葡萄牙打造成为与东方进行贸易的中心（参见文前第一幅地图）。

达·伽马的王室船队受到了东非沿岸国家的热烈欢迎。但是达·伽马与莫桑比克当局起了冲突，并且在不知道如何到达印度的情况下被赶出蒙巴萨（Mombasa）。然而，他却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到达马林迪，当地首领看出了与葡萄牙联手抵抗其敌国的潜在可能。在那里，达·伽马在经验丰富的印度洋航海家伊本·马吉德（Ibn Majid）的带领下穿越印度洋。到达卡利卡特（Calicut）后，葡萄牙船队受到了热情款待。尽管达·伽马没有什么可以作为交换的商品，但是当达·伽马将葡萄牙国王的亲笔介绍信呈献给卡利卡特首领后，他还是得到了大量的印度香料。达·伽马天生就是一个好士兵而非优秀的外交家，他与印度人的关系多次陷入危机。总体而言，达·伽马的船队给这个地区主要的海上伊斯兰国家留下了糟糕的印象。不久之后，印度人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来临了，人们马上感受到了欧洲商人侵略和贪婪的本性。欧洲的商人们控制了从非洲东海岸到印度西海岸的很多港口。虽然在多处反抗势力存在的情况下占领蒙巴萨港口并非易事，但是欧洲商人还是在1505年得逞了，并将其作为军事和商业探险的重要基地。

1505年葡萄牙王室正式建立印度诸邦与联邦属地，旨在专门为葡萄牙戏剧性地入侵印度洋地区提供政治框架。与此对应的商业机构是印度之家，这个机构的主要目标是操控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特别是在16世纪占整个香料贸易量四分之三的胡椒贸易。胡椒的主要生产地是印度洋的马拉巴尔海岸。早期葡萄牙公司试图切断主要受穆斯林海员长期控制的红海航线，从而掠夺加泰罗尼亚、威尼斯、亚历山大以及拥有主要产品供应资源的黎凡特等地的商人。“印度之家”打算在他们的殖民地实施皇家贸易垄断。基于此目的，1513年葡萄牙进攻了位于红海入海口的亚丁湾，亚丁湾人民进行了顽强抵抗。最终奥斯曼帝国粉碎了葡萄牙人的整个计划，因为前者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这条旧有航线。紧接着，葡萄牙取道苏伊士湾，但由于海军力量所限，并没有攻下地域如此广阔的帝国。然而，葡萄牙成功地征服并操控了当地一些重要的货栈（entrepôt）。他们还占领了一些重要的港口，1503年占领科钦（Cochin），1510年占领果阿，1515年占领霍尔木兹。果阿的葡萄牙人抢夺了霍诺瓦苏丹国（Sultanate of Honovar）向印度南部的印度毗奢耶那伽罗王朝（Hindu Vijayanagara）贵族提供亚洲马匹的生意。为了确保他们的商业利益不受南部马拉巴尔海岸的穆斯林港口的竞争，他们维系了与毗奢耶那伽罗王朝的合理关系，其中一些港口有很小的海军势力。

达·伽马抵达印度

1498年，在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支持下，达·伽马的船队抵达了印度土邦卡利卡特，他提出在葡萄牙和印度之间建立一条直接的香料贸易通道。曼努埃尔一世由此自称为“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航海、远征与商业之王”以及“香料贸易之王”。

16世纪早期，葡萄牙的主要优势就是他们强大的海军装备和技术。当然，这些都要依靠配备加农炮的远程轮船等武器装备和强势侵略性的突袭战术。虽然葡萄牙人一般不会在意如何对他们入侵的地区使用纷繁复杂的政治和外交策略，但是他们懂得分而治之。古吉拉特邦反对欧洲入侵者的势力暂时联合起来组成了“所有穆斯林的联盟”（League of all the Muslims）。但这个联合舰队组织松散，结果在1509年坎贝湾海域的第乌海战中被一举击溃。无奈之下，古吉拉特邦苏丹国的统治者只能与入侵者在第乌达成妥协。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控制下的其他港口也都妥协了，并被迫同意葡萄牙人征收通行税、港口关税和以护航或不受葡萄牙舰队干涉为名的保护费。如果拒绝合作，就意味着默许葡萄牙船队入侵港口、劫掠商人。科钦联合葡萄牙攻打葡萄牙的北方敌人卡利卡特，并于1513年战胜卡利卡特。与其受害者相比，葡萄牙人的优势在于一致和连贯的政治目标，以及印度公司背后王室的支持。

葡萄牙人在印度西海岸成功建立了几个主要商业聚点，但他们却无法征服位于东海岸的戈尔康达（Goloconda）和卡纳蒂克（Carnatic）的穆斯林商人势力。他们也无法侵占默苏利珀德姆（Masulipatnam）水手控制下的东南亚贸易，该地区成为莫卧儿帝国德干地区的主要港口。16世纪中期，莫卧儿帝国出现于印度。帝国的主要建立者是莫卧儿王朝第一位君主巴布尔（Babur）的孙子阿克巴（Akbar）。阿克巴本人并不是印度人，但是他与拉杰普特（Rajput）王宫的联姻政策塑造了一个与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的文化十分相近的王朝。在阿克巴（Akbar）子孙后代的维护下，莫卧儿王朝稳步成长。到17世纪末，莫卧儿王朝直接或间接地统治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尽管如此，位于印度南部到中部的马拉塔帝国（Hindu Maratha Confederacy）的崛起导致了莫卧儿王朝的瓦解，这也促使印度南部、东部沿海以及恒河流域半独立国家的兴起。此后，欧洲的侵略者也不断削弱莫卧儿帝国的势力。

印度诸邦和联邦属地（Estado da Índia）的早期目标就是继续扩充领土，要越过印度次大陆直抵香料群岛和其他传说中的东部富庶岛屿。1508年首支葡萄牙舰队来到马六甲，1511年残酷的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率领葡萄牙皇家海军占领了马六甲，这个印度洋地区香料贸易网中的重要港口。马六甲的穆斯林首领被迫流亡，并在马来半岛南端建立了柔佛苏丹（Johore）王朝，这成为马六甲的政治和商业重镇。

葡萄牙商业据点

1560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占了位于印度西海岸的果阿——达曼——第乌岛，将其作为殖民和商业据点。直到17、18世纪，葡萄牙殖民者一直控制着这些地区。

与近邻西班牙在帝国事业和商业上的竞争，为葡萄牙平添了探索东南亚可能性的一定程度的紧迫感。生产香料的岛屿特尔纳特（Ternate）和蒂多雷（Tidore）卷入了一场战争，在伊比利亚冲突的重压下，当地人已无暇顾及其内部争端。1529年西班牙退出，至此葡萄牙完全掌控这一地区，那是西班牙曾肆无忌惮实施压迫并激起愤恨的地方。在接下来的50年时间里，蒂多雷的作用仅限于一个贮藏和输送马鲁古（Moluccan）群岛丁香和肉豆蔻的牢固仓库。葡萄牙对蒂多雷、安汶岛（Amboina）和班达群岛（Banda Islands）的占领得到了当地穆斯林首领的默许。但是在1575年，同样是这些穆斯林统治者把愈发不受欢迎的葡萄牙人驱逐出了特尔纳特。

值得一提的是，受葡萄牙经济影响最大的还是远东地区。中国政府的确考虑过将葡萄牙人驱逐出马六甲，因为他们认为马六甲地区属于中国的势力范围。1516年，首位葡萄牙人来到珠江口，就此开启了他们在中国南方既盈利又和平的商业探险。葡萄牙人企图建立防御工事并实施海上贸易垄断，但这遭到了中国海军势力和政府官员的坚决反对，并促使官方于1521年禁止中国商人与葡萄牙贸易。然而，两个国家中唯利是图的商人经常违反这一规定，他们在小港口或者远离政府监督机构的小岛上进行交易活动。16世纪中叶，中国政府对国内商人的海外贸易态度发生了转变。自1567年开始，中国政府允许两国间少量的商业往来。在中国禁海政策的压力下，人们想在公海造船并非易事，因此外国海员就占据了优势。此后，葡萄牙人通过其于1557年建立的澳门小岛重新开展与中国的直接贸易，澳门就坐落在珠江口。他们从马六甲进口象牙、檀木和秘鲁白银，出口丝绸、制陶术、中国铜、汞和樟脑。中国是15世纪才引进银币的，来自日本的白银得到了来自新大陆的西班牙银块的补给。1571年以来，西班牙人都是通过马尼拉与中国进行贸易。他们给中国带来墨西哥和秘鲁白银，从中国带走丝绸、香料和陶瓷。

在1542至1543年间，葡萄牙人发现了去往日本的路线，其实他们原本的目的地是中国，但是台风把他们的船队吹向了日本。到了日本后，他们发现日本人很随和。于是，他们开辟了从澳门到长崎的新航线，这条航线令装满中国商品的葡萄牙船队获利丰厚。1641年荷兰夺取了马六甲，此后澳门商人就将他们的商业目标转向了菲律宾群岛，澳门商人将丝绸卖给西班牙人，然后西班牙商人再将这些丝绸出口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

虽然葡萄牙人对财富和大宗贸易怀着无限的渴望，但一些商人的商业追求中也掺杂了宗教热忱，所以他们并非单纯的帝国主义者。对于一些人来说，主导印度洋地区贸易的渴望，是与反对穆斯林的情感和对抗其他基督徒的行为相互交织的。阿尔布克尔克（Albuquerque）和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就是典型的好战的帝国主义者，他们希望建立广阔的葡萄牙海上帝国，从而实现在中央政权控制下垄断海上贸易的梦想。然而，也有敢于反对暴虐的帝国主义行径的葡萄牙商人，他们希望启用完善的法律制度使葡萄牙人与非基督徒进行平等贸易，而非通过使用武力来征服和控制对手的贸易网。

《南蛮屏风》与日本的葡萄牙商人

这幅南蛮渡来图取自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画作《南蛮屏风》，描绘了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葡萄牙商人前往日本进行贸易的生动场景。

《坎迪诺世界地图》

这幅世界地图展示了葡萄牙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认识的东西方世界，图中精确描绘了印度洋的非洲海岸，印度半岛的轮廓也首次被描绘出来。遍布非洲、美洲、印度半岛的红框蓝心旗帜代表着葡萄牙的势力范围。纵贯大西洋和南美洲的一条较粗的蓝线，则是葡萄牙与西班牙划分东西方世界的“教皇子午线”。

近代以来有学者提出，尽管葡萄牙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破坏印度洋地区的贸易活力。葡萄牙人的确成为海上贸易中的佼佼者，但与其完全控制这片海域的目标还是相距甚远。后来在当地势力的反抗、竞争以及强大欧洲竞争者带来的压力下，葡萄牙势力在印度洋地区渐渐消失了。最终，葡萄牙人以合伙人的身份参与了印度洋的海上贸易活动，虽然相当暴力且意想不到。

葡萄牙王室垄断东方贸易的美梦终结了，之后他们不得不允许私营贸易的发展。这一政策的实行不仅减少了葡萄牙王室在东方的贸易收入，而且还刺激了大量欧洲竞争者涌入该地区。随着实力的增强，这些竞争者与葡萄牙商人的关系由合作走向竞争乃至冲突。

为了增加贸易量，葡萄牙人将一些技术经验分享给中国和日本海员，这对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讲是很有益处的。从长远角度来看，葡萄牙人缺乏击败对手的人力和经济资源。不仅美洲和非洲的发展消解了他们的实力，而且欧洲和非欧洲的竞争对手也组成联盟对抗葡萄牙人。例如，欧洲商船经常造访苏门答腊岛北部亚齐（Achin）的胡椒生产区，此地位于有利的海湾地带，是香料和黄金贸易的中心位置，法国、荷兰和英国军队几经尝试，都没能占领这一地区。亚齐的海上贸易者通常都会载着货物直接来到红海港口，避免遇到更靠北的和波斯湾航线上巡航的葡萄牙船只。1641年，胡椒产区的人们协助马六甲人将葡萄牙人驱逐出境。奥斯曼帝国在土耳其和近东地区的崛起及萨法维帝国（1501——1736）在波斯的崛起，与葡萄牙人对印度洋地区产生兴趣几乎同时发生。这不仅仅是巧合。这两股强大的穆斯林势力控制了波斯湾和红海的内陆重要地区，此外他们还限制了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人的活动范围，并主导了这些地区的贸易网。1622年，阿拔斯一世（1571——1629）和他的英国盟友的舰队将葡萄牙人驱逐出霍尔木兹地区。1698年，葡萄牙人最终被阿曼伊玛目的海军势力驱逐出蒙巴萨岛。

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

起初，英国、法国和荷兰是通过加的斯（Cadiz）和里斯本繁荣的大西洋港口获取非洲、亚洲和美洲货物的。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引起的宗教和政治斗争所导致的后果是，欧洲人无法进入这些港口也无法获取盈利的货物。在跨海贸易遭遇排斥的情况下，他们铤而走险成为海盗或者从事相关活动（国家支持海盗活动），他们还试图建立与印度洋和美洲地区的直接贸易联系。像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和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这样的海员，他们为商人的私营公司开启探险活动。为了购买和装配去往美洲和东方进行袭击和贸易活动的船只，这些商人投入大量资源。随着这些海上冒险活动的开展，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性质发生了转变。欧洲商船和战舰在东方海域的结合让人望而生畏。

为了到东印度寻找商业机会，荷兰共和国于1602年建立联合东印度公司，后简称荷兰东印度公司。有趣的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们与西班牙君主国长期的争斗，因为这使荷兰建立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商人舰队。17世纪初，尼德兰是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重要商业伙伴，尼德兰为这些地区提供食物、衣服、原材料和包括武器在内的大量制造业产品。荷兰人是公海海域的优秀海员，这得益于他们习惯操纵大吨位的货船，在波罗的海、北海和大西洋海域内运载包括酒、衣服、木材和食盐等在内的货物。1600年，英国在伦敦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相比，它的资源和船只数量都相对较少，但是同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样，它也利用竞拍机制来增加利润，并将贸易货物种类从香料扩充至丝织品和茶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舶速度更快，这为他们争取了更多的贸易时间。不仅如此，英国船只在装备上也更胜荷兰一筹。

荷兰东印度公司

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建立的“工厂”。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接踵而至的荷兰和英国，占领了全球重要的贸易口岸。控制全球贸易网络为欧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崭新的关于地理、自然世界以及其他社会习俗的信息。

荷兰东印度公司印度洋贸易网建立之初就具有侵略性。荷兰人与柔佛人和坎蒂人[1]这样的葡萄牙敌人联合起来，将葡萄牙人驱逐出马六甲和锡兰地区。此外荷兰人还掠夺武装力量薄弱的地区，例如爪哇岛。荷兰人将他们主要的东南亚基地建在了雅加达（曾叫巴达维亚）。为了更好地掌控殖民地，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都在当地建立了军事基地。他们控制了这个地区之外的很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港口。为了保障对中国和日本日益增加的贸易的主导地位，荷兰东印度公司将很大一部分资源都集中在东南亚和远东地区。在17世纪，他们的战略重点逐渐从控制贸易转移到控制生产中心上，特别是锡兰、马拉巴尔海岸和马鲁古群岛的胡椒和香料产地。而英国则在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都有基地，此外还控制了阿拉伯海的大部分地区。

荷兰和英国起初是盟友，但是不久，随着英国被迫退出香料贸易，并失去一些海外基地后，这种联盟关系就破裂了。后来竞争升级为冲突，17至18世纪欧洲战争频繁爆发，导致主要海上霸权国家地位大洗牌，英国排在了西班牙、葡萄牙联盟之后，而荷兰则排在法国之后。与此同时，印度洋地区传统贸易网的内聚力破裂了。由于这些战争，欧洲国家间的政治和商业利益交织在一起。渐渐地，英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陆上和海上势力，使得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他殖民地代理机构都将更多的地区纳入不断扩大的海上帝国。

大不列颠海上帝国

很多英国人会以他们祖先在印度次大陆取得的霸权为傲，对此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即印度满足了英帝国的贪欲。例如，18世纪英国为得到印度纺织品所主导的变化，对孟加拉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英国的家庭手工业者施压禁止进口印花棉布，于是英国人将目光转向了白布，更何况从孟加拉国获取白布然后运往英国进行加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结果，英国船只频繁往来于两国间，英国和孟加拉国的棉布贸易量直线上升，但同时英国也开始干涉孟加拉国的经济和政治活动。在这种经济影响的长期作用下，孟加拉人愈加依赖他们靠出口棉织品赚取的收入。工业革命爆发后，随着生产和运输技术的进步，英国棉花生产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孟加拉国的工业则崩溃了，孟加拉国人民不得不回归农业。孟加拉人反对莫卧儿帝国的活动产生了政治影响，他们不仅加强其首领的地位，而且还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作为一支独立军事力量进驻孟加拉国。1757年，克莱武带领英国东印度公司成功占领了孟加拉国，并接管该国的行政和税收工作。这些经济收入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征服更多的印度领土、购买中国茶叶，最终掠走印度白银。

或许英国东印度公司把印度当成商品生产国，但是，就对工业革命的影响来说，财富从印度流入私营资本主义商人手中在一定程度上对工业革命产生了推动作用，不过这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英国在18世纪建立的广阔的贸易网。为了提高生产，这个贸易网为出口贸易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如果只关注国内市场，那么商品生产的规模就会相对变小。英国东印度公司取代了莫卧儿帝国和当地首领等封建统治者，并将农民、艺术家和商人群体贡奉的贡品送往国外。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治下，英国海军和陆军战斗力顽强、将领指挥有力，这将使他们能够瓦解印度首领和其他欧洲势力的反攻。法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761年被驱逐出印度南部地区的。英国商船队是对印度剥削最严重的势力之一。英国海军利用兵力和技术优势征服并统治印度，然后从印度为英国谋取利益。工业革命不断改善着英国的商品生产能力和财政水平，同时印度和其他帝国财富为他们需要出口的物品提供了市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队和其他设备则为这些物品提供了有效的运输。

普拉西战役

1757年，克莱武率领不到3 000人击溃了孟加拉国的7万大军，将孟加拉国变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势力范围，这场战役为英国将印度变为它的殖民地铺平了道路。

为了榨取印度农民的经济收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引入合同来实现这一目的。1793年孟加拉的《永久居留法》颁布，法律否认农民是国家的居民，规定他们要缴纳固定的契约金，而非变动的税金。基于此机制，印度财政收入大幅提高，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将这些白银全部转移到了英国本土。不断强化的英国统治最终导致了19世纪早期印度经济的萧条。历史学家迪特玛尔·罗特蒙特（Dietmar Rothermund）这样概括英国和印度的关系：“作为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东印度公司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生长在腐朽的封建军事政权统治下的农业国中的寄生虫。”[2]

自1813年起，东印度公司不再从事贸易垄断活动，1833年之后，这个公司的贸易活动也终止了，此后公司变卖了靛蓝和丝绸生意，只专注于管理部分帝国政务。可悲的是，就19世纪早期来说，印度货物出口到英国和中国的数量相当可观，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却将大部分利润带回了伦敦，以至于印度经济水平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提高。

另外一个英国剥削其殖民地的例子与印度铁路有关。英国交通史学家会说，英国公司修建和装备的印度铁路对于英国工程学和企业家精神来说是一个赠礼；然而印度的经济史学家会辩驳这是英国在海外殖民地的贪婪和利己主义的证明。19世纪50年代，铁路正以惊人的速度修建。然而当时工业化程度仍相对较低，直到1858年对印度的直接统治仍没有清除英国占领时的寄生本质。达尔豪西伯爵（Lord Dalhousie）是英国的铁路扩张主义者，在他的推动下，印度在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之后，其铁路运输系统更加完善了。截至1900年，铁轨覆盖长度已经达到25 000英里。事实上，虽然在1865年印度铁路火车的制造业已经启动，但是较之从英国进口机器和铁轨，自己制造的成本价钱要高一些。因此在1865至1941年间，印度国内只建造了700辆火车，但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印度从英国进口了12 000辆火车。此外，英国之所以为这项事业投资，是因为对其5%的利润感兴趣，这个利润全部来源于印度的纳税者。进入20世纪，印度的民族主义者批评了英国将资金投入到铁路而非拥有大量农业人口的灌溉事业上的行为，灌溉事业将给大量的农业人口带来收益。至此，有人可能会说，英国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早期就已为自己将来的衰退埋下了祸根。将印度公司纳入到英国的法律体系中，这需要咨询有实力的印度律师，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就是其中之一。通过铁路，人们能够到不同的地方参与政治活动，并且通过报纸的广泛流通，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也提高了。1750至1947年间，英国在其他地区的人们眼中就是海上寄生帝国。英国通过海上贸易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征服了印度，其后又通过海军和海上贸易资源不断剥削印度。印度洋和一些此前相互孤立的地区都陷入这张广泛的政治、经济网络中，这张网几乎囊括全球，在其中发生的任何危机均会影响所有个体，并造成世界性的战争和全球经济萧条。

大英帝国

19世纪大英帝国达到鼎盛时期，皇家海军控制着连接各个大陆的海上交通生命线。当时英国人这样描述帝国的辉煌景象：“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是我们的牧场，秘鲁是我们的银矿，南非和澳大利亚是我们的金矿，印度和中国是我们的茶叶种植园，东印度群岛是我们的甘蔗、咖啡、香料种植园，美国南部是我们的棉花种植园。”

[1] 坎蒂人（Cantii），指今伦敦东南肯特地区，以坎特伯雷为主要居住地的英国人。——译者注

[2] Rothermund, Dietmar, An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from Pre-colonial Times to 1991 , Routledge, London, 1993, p.16.

第4章 宗教

可以这么说，海洋和航海与宗教信仰及宗教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许多宗教中，船象征着通往来世之旅，鱼则象征着死亡和来世。考古学家们在祭祀、葬礼和其他形式的宗教仪式中发现了小型船只，甚至与原物同样大小的船只。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水手当然从来也不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类的力量是有限的，出没于浩瀚的大海，宗教信仰就成了人类最好的精神寄托。1542年，著名的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完成了从里斯本到果阿的旅行后，激动地说：

我们在旅行中听到了许多人的忏悔，他们中有的人疾病缠身，有的人身体安康。我每周日布道。一路航行到这里，感谢上帝赐予我们的和平环境。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受洗者，向他们传播福音，我们为他们忏悔，举行圣餐礼。无论在陆地还是在海洋，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1]

太阳船与埃及重生信仰

在古埃及重生信仰里，太阳船（Solar Barge）是将灵魂从现世运往来世的工具。古埃及人认为死去的灵魂搭乘船在天空穿行。《埃及亡灵书》中描绘过太阳神“拉”搭乘这条船渡过冥河，由此进入重生之旅的故事。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探讨航海与世界几大宗教传播之间的关系。16世纪欧洲海上贸易网络发展带来的深远影响将再一次呈现，这一次涉及的是不同文明间的宗教以及经济和社会的互动。

佛教

佛教的创立者是乔达摩·悉达多，又被称为“佛陀”［Buddha，即诚然世尊（the Enlightened One）］，他于公元前560年出生在一个与当今尼泊尔交界的印度北部城市。婚后一系列的生活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变化，这促使他试图通过苦行和冥想来找寻精神上的顿悟。尽管出身贵族，在当时的印度种姓制度中有着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他还是拒绝了自己文化中的一些最重要的社会和哲学信条，创立了托钵僧制度，用尽余生来传播新的教义，通过追寻最终的顿悟来消除欲望，即“涅槃”（Nirvana）。他卒于公元前486年，但是他的教义却远播至南亚和远东地区。佛教信徒的核心是男女僧尼制度。

从许多方面来看，佛教是在印度教的宗教和社会信仰中发展起来的一个支派。作为一个宗教术语，印度教可能涵盖了印度人所有的宗教信仰；作为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的集合，印度教既有内心的冥思、详尽的仪式，也有极端的苦行主义、纵欲主义、素食主义和曾经奉行的食人主义，更有万神殿供奉神灵和其他神圣之物，其著有《吠陀经》（the Vedas）之类的圣书，记载着神话故事和智慧文学。由于复杂的文化准则和精神标准，印度教中没有出现明显的传教因素。佛教起初是印度教内部的改革运动。早期的皈依者来自印度北部的一些民族。虽然著名的孔雀王朝（公元前324——前188年）的统治者阿育王（Asoka）在他统治期间皈依佛教，但佛教的传播却与政治无关，而是更依赖于通往南亚和远东的陆路与海路这两条贸易航线。印度教随后不断发展变化以适应多样性社会的需要，并采纳了佛教哲学的一些主要观点。公元11至12世纪时，佛教在印度大规模地消失，一部分原因是穆斯林的征服，另一部分原因是印度教的复苏。佛教的追随者也采纳了印度教泛神论的权威特点。

佛教传播到南亚

大约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统治时期，佛教开始向斯里兰卡传播，之后通过海路和陆路贸易航线传入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

公元前3世纪时，佛教就已经在锡兰发展起来。大部分僧伽罗人（Sinhalese），特别是统治阶层，成为佛教的主要追随者。他们资助僧侣，比如通过捐赠土地的税收，帮助抵制来自锡兰朱罗王朝（Chola Empire）的压力以及16至17世纪时来自强大的葡萄牙和荷兰的海上入侵。虽然佛教在亚洲中部和东南部通过陆路接触的传播显而易见，但是中国的佛教传播却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公元4世纪和5世纪，佛教也正是从这里传播到了朝鲜。公元6世纪20年代，朝鲜的传教士们又把佛教带到了日本。公元587年，舒明天皇（629至641年在位）宣布佛教教义与当地神道教结合，随后摄政王厩户皇子[2]进一步发展推广佛教。公元7至8世纪时，日本律令时代的统治者尤其热衷于在社会各阶层倡导佛教。日本的精英阶层拥护佛教，并以此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寻找合法的宗教外衣。19世纪时，中国和日本的移民把佛教带到夏威夷，佛教从此在美国创立。欧洲也从南亚的传教士那里接触到了佛教，其中英国最为突出。英国在20世纪初就与锡兰有着密切的海上往来。

佛教最重要的方面可能就是强调实现个人的自我觉悟和精神拯救的能力。可以说，佛教吸引着日渐壮大的城市社群，尤其是那些定期在不同地区间航行的人们。这种吸引力部分是由于佛教本身对不断变化之社会结构的适应能力，这与早期印度教中的等级化的社会控制和从众性形成对比。可见一斑的是，不仅印度教，其他许多当地宗教也都使商人成了等级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佛教因此成了有进取心、社会变动性大的商人们更倾向选择的信仰。毫无疑问，阿育王的故事在当地的商业团体中广泛流传，但他们也不是唯一这么做的人。国家的统治者接受佛教一定会引起许多不同动机的改宗，日本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虽然将佛教在南亚和东南亚的传播与不断发展的远距离海上贸易相联系是一件颇有吸引力的事情，但是二者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与其说是创造者，佛教或许更像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反应。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和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的南亚文明中，佛教中心的发展大大促进了财富在工匠和商人中的积累。这也为他们布施和支持佛教发展提供了物质财富。接受来自不同职业的人的捐赠是佛教从早期时代开始就具有的特征。在印度，有许多佛教寺庙的遗址在其北部和德干东部的贸易港口被发掘。这些寺庙遗址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向聚集在一起的普通佛教徒展示更高的威望和社会地位。这种趋势在亚洲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从海事角度来说，早期佛教的发展中尤为有趣的是船员保护神的演变。这些神被称为菩萨。菩萨是即将成为佛的人，他们拥有从海怪手里或者海难中拯救船员的神力。菩萨的形象在公元3至4世纪的文稿中就有记载。雕刻上的文字材料和其他各类文献都有关于海上佛教徒信仰海神的描述。对于在海上历险的船员们来说，佛教成了一种极有吸引力的信仰。但是航海在佛教传播中的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在佛教创立的地方，佛对商人或者船员从来也没有巨大的吸引力。佛教从来没有与某个特定的贸易网络有联系，也从来没有超出佛教徒参与的贸易网络的边界。

早期佛教中的海神

观音是佛教大乘菩萨，早期佛教的发展中将其视为海神，在向南亚、东南亚地区传播时，有些地区创造了鳌鱼观音、海岛观音、慈航观音等涉海神灵形象，这些神灵拥有从海怪手里或者海难中拯救船员的神力。

基督教的海上传教活动

基督教与海洋的关系和基督教信仰本身一样古老。《圣经》中记载来自加利利海的渔夫们就是耶稣基督最早的门徒。我们可以猜测，耶稣吸引了他们或许是由于后者所处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比较边缘化，这是罗马帝国内所有渔民的显著特征。但是耶稣似乎并没有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渔民中找到追随者。尽管如此，基督教的传播还是具有显著的海洋因素，主要有招募渔民以及鱼类或渔业等与海洋相关事物的象征应用。海上旅程的便利无疑促进了圣保罗（约逝世于公元65年）于公元1世纪在罗马帝国内的传教，虽然这位非犹太人使徒也没能躲过海难事故，在去往罗马接受审判的路上，他在马耳他遭遇了船舶失事。可以说，罗马境内的海上交流在维持基督教徒的团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在位）皈依基督教的前后都是这样。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近郊之外的基督教中心大多聚集在各贸易海港，如亚历山大里亚、昔兰尼（Cyrene）、莱普提斯（Leptis）、麦伽拉（Magna）、迦太基、马西利亚（Massilia，马赛旧称）和罗马。这些海港之间的海上旅行方便快捷。基督教组织之间可以在帝国内部交流诸多事务，如教义、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和宗教的关注点。基督教慢慢超越罗马的国界，却一直保持着与海洋的互利关系。水手和商人的保护圣徒圣尼古拉斯，是公元4世纪利西亚沿海贸易城市米拉（Myra，即今土耳其南部的穆拉）的主教。

《加利利海上的风暴》（美国印第安纳州立美术馆）

这幅画取材于《圣经》，描绘了耶稣和他最早的渔夫门徒乘船前往格拉森时的场景，他们在横渡加利利海时遭遇了风暴，惊恐的门徒叫醒耶稣，耶稣斥责风和海，风暴就止住了。

基督教在英国的发展过程中，古代大西洋的海上贸易网络起着重要作用。其中最有名的例证或许就是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约385——461）的早期历险。他16岁时被爱尔兰海盗掳走并带回爱尔兰。圣帕特里克在做了6年奴隶之后，设法获得自由，重返家园。据说当时他是沿着大不列颠西海岸乘坐一艘商船回到家中。约在公元435年，他回到爱尔兰成为主教并赢得了北部地区许多皈依基督教的教徒的尊崇。在这一意义上，他继续着圣帕拉迪乌斯（St Palladius）在爱尔兰南部发起的活动。圣帕拉迪乌斯曾是教皇西莱斯廷一世（Pope Celestine I，422——432）的使者，并曾经到苏格兰传教。5世纪时，关于格拉摩根郡(Glamorgan)兰特威特山［Llanilltydd Fawr，今兰特威特市（Llantwit Major）］修道院院长圣伊尔蒂德的传说和故事提到，圣伊尔蒂德曾带领几艘商船载着谷物来到布列塔尼（Brittany），帮助缓解了当地的饥荒。从6世纪末开始，基督教海上传教的任务之一是在西欧地区扩大影响。公元596年，教皇格里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the Great, 590——604年在位）派遣著名的传教士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Canterbury，逝世于604年）到达肯特（Kent）。在非基督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的改宗过程中，爱尔兰的凯尔特教会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在爱尔兰附近的大西洋陷落带边缘，相对孤立的地区大部分保留了其基督教组织。在杰出的人物如科伦巴（Columba）和科伦巴努斯（Columbanus）的带领下，爱尔兰人越过海洋来到了苏格兰、威尔士和法国。公元7世纪，传教士们从修道院聚集地如爱奥那（Iona）、林第法恩（Lindisfarne）、科尔迪岛（Caldy Islang）和吕克瑟伊（Luxeuil）出发，逐步实现了多数英格兰人和法兰克人所建王国的改宗。高卢的罗马教会从另一个方向远征到达英格兰南部。在法兰克教会的生活中，大不列颠和欧洲大陆的联系也使得英国人如卫利勃罗（Willibrord，658——739）、波尼法修（Boniface，680——754）和阿尔昆（Alcuin，735——804）起了领导作用。

斯堪的纳维亚的改宗体现了航海贸易网络在基督教传播中的重要性。基督教徒力图把他们的信仰带给古代斯堪的纳维亚异教徒，其早期传教基地之一是不来梅和汉堡之间相连的主教辖区。在那里，法兰克主教圣安科萨（St Anksar，801——865）经常冒险穿行于丹麦和瑞典之间，这里的国王布乔恩（Bjorn）和哈拉尔德·克拉克（Harald Klak）都支持基督教。安科萨竭尽全力推动了沿海城市的繁荣，如瑞典的比尔卡（Birka）、丹麦的赫德比（Hedeby）和里贝（Ribe）。这里出现了世界性的商业圈，为基督教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许多基督教堂在这里建造并为后来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基础。但是这一成功也是喜忧参半的，部分原因是多个非基督教的斯堪的纳维亚国王的不同态度，他们在意其臣民与一神论基督教的密切关系。

海上交流的某种不同在挪威国王奥拉夫一世（Oláf Tryggvason，995至1000年在位）传播福音的努力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不满足通过一己之改宗来鼓励人们皈依基督教，10世纪末，他派遣了多个传教士到达冰岛说服当地人接纳基督教。当最后被派往冰岛的佛兰德牧师尚布兰德（Thangbrandr）无功而返时，奥拉夫国王就俘获了几个重要人物作为人质，威胁说除非基督教在这个自治岛国被接纳，否则就杀死这些人质。尽管冰岛人认为他们属于自由的国家，不承认国王的直接领导，但他们还是认识到了挪威是他们主要的贸易伙伴。就像在第三章中讲述的那样，冰岛人严重依赖挪威船只频繁的来访以维持其繁荣。几年之内，大多数有地位的家族改宗基督教，官方的一些非基督教仪式也被废除了。

斯伏尔德海战

挪威国王奥拉夫一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位时强行在波罗的海西部推行基督教。大约公元999年，他与丹麦、瑞典、冰岛组成的联盟军队在斯瓦尔德展开交战，最终阵亡沉海。尽管此后挪威变成丹麦的一个领地，但是基督教也开始传到冰岛等地。

在东方，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出现了基督教组织，这主要是由波斯基督教派的活动引起的。穆斯林领导者没有阻碍基督教的传播，直到十字军东征时，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才变得互不相容。在印度洋航行的商人中，景教基督徒的出现无疑推动了基督教的进一步传播。建立在印度西海岸要塞的圣托马斯教堂就是景教教堂的一个典型。景教教徒甚至在唐朝时便来到中国传播教义，他们从波斯出发沿着亚洲中部的贸易线路来到这里。虽然基督教堂在7至8世纪时也存在过，但由于与佛教相抵触，加之9世纪中期抵制一切外来宗教的活动，基督教最终也没能在中国发展起来。

13至14世纪时，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成了基督教传教士优先考虑的地方，教皇们希望蒙古人改信基督教并与他们一起抵制伊斯兰教。在一次传教活动中，有个名叫约翰·孟德·科维诺（Giovanni di Monte Corvino，1247——1328）的方济各会修士沿着古代海上贸易航路于1297年从霍尔木兹海峡出发向东航行。1299年，他到达了新任可汗铁木耳（Timor）的朝廷。科维诺和他的随从受到了亲切的接见。1307年，他被任命为汗八里城（元大都别称，今北京）大主教。罗马教皇克莱蒙五世（Clement V，1305——1314年在位）指出他的使命是“拯救那些鞑靼人统治下的灵魂”。很显然，他使得大约六千蒙古人改信基督教，并且在泉州建立了除北京之外的第二个大教堂。但是科维诺的主教头衔在他死后不久就被撤销了，他创立的教堂圣会也在1368年蒙古政权被推翻后不复存在。实际上，之后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信徒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方济各前辈们的努力。可以说，这一失败是由于中国与基督教国家之间缺乏直接的海上联系。贸易网络中没有基督教徒的加入，中国境内的传教士们无法与其他的基督教徒保持经常的联系，这个小团体也就注定步履维艰。

科维诺所处的孤立环境和16世纪时沙勿略和利玛窦（Matteo Ricci）传教至远东的处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534年，圣方济各·沙勿略与其他五位传教士一起，在圣依纳爵·罗耀拉（St Ignatius of Loyola，1491——1556）的领导下创立耶稣会。1541年，沙勿略受命前往远东，如前所述，那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贸易和殖民活动正在日益扩大。他首先是与葡萄牙驻莫桑比克的官员一起从里斯本出发去往果阿。当时他能够沿南亚和东南亚海岸以及在各岛屿间畅行无阻。在锡兰、摩鹿加和日本传道数年后，他开始了去往中国的旅程。但是他却没能到达中国，而是在等待进入中国的官方通行证时死在了中国外海的岛屿上。利玛窦是另外一个前往中国的传道之人。1583年，他成功抵达中国广东省，1601年经南京到达北京。利玛窦到达北京之时正值中国明朝和葡萄牙关系紧张之季，但是多年的商业交往已经促使这种复杂的文化交流势在必行。更何况，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地，传教活动更容易开展。这都促成了交流网络的形成。基督教曾一直局限在中国领土的很小范围内，但是到了18世纪末期，基督教徒的数量已增至25万人。

伊斯兰教

公元632年，先知穆罕默德辞世。此后不到10年，阿拉伯人占领了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还侵入拜占庭帝国境内。几个世纪后，穆斯林商人和水手们控制了阿拉伯海、红海和大部分印度洋的海上商业活动。他们向东到达了中国南部和太平洋海岸附近。伊斯兰教发展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讽刺意义的就是麦加的商人领袖起初对先知及其追随者并不友好。其中部分原因是商人们害怕先知及其追随者会威胁到圣殿克尔白以及麦加作为西阿拉伯商业中心的地位。穆罕默德最终被接纳，他的先知预言也为麦加成为世界最伟大的朝圣地之一铺平了道路。麦加的商业地位也不断提高。来自海上的朝圣者从遥远的国度追随穆罕默德的启示蜂拥至这个神圣的城市。每年到麦加的朝圣者多达几万人，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买家、卖家和货物，越来越多的商人也被吸引到这里。每年一次的圣会就像季风一样如期而至，这不仅推动了商业的发展而且提高了麦加和麦地那的文化地位。直到今天，尽管朝圣者已不再选择海上航行，而是乘飞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但麦加朝圣依然是推动沙特阿拉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穆罕默德的领导下，穆斯林征服了阿拉伯西部和阿曼地区，取得了红海大部、亚丁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先知的继承人艾布·伯克尔（Abu Bakr）、奥马尔（Omar）和欧斯曼（Othman）又相继把伊斯兰教扩大到了整个波斯湾和地中海东南部地区。之后的800年，伊斯兰教的传播向西达到伊比利亚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向东达到摩鹿加群岛和菲律宾。穆斯林沿非洲东部海岸的扩张开始于公元8世纪，到1050年穆斯林商人就已经积极参与到出口产品至阿拉伯、红海和南亚的内地贸易活动中。他们取代了来自阿克苏姆的基督教商人，破坏了那里的王国以及阿杜利斯的港口。伊斯兰教沿非洲海岸的扩张与在亚洲东南部的扩张如出一辙。这两个地区在经济方面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许多港口如马林迪（Malindi）和蒙巴萨岛（Mombasa）发展为城市中心区，并建有清真寺。这些城市被一部分来自亚洲中东部和南部的商人阶层所控制，他们绝大部分都在非洲出生长大。商人们输出贝壳、象牙、奴隶，继续着从13世纪就已经开始的黄金买卖。他们与内地的一些农业国家有着经常的商业往来，如津巴布韦，黄金就是从这个地方被运往莫桑比克海峡的索菲亚港口。但穆斯林的文化影响在这些地区并不明显。荒芜的地貌以及疾病的流行阻碍了沿海地区的征服者进入内陆地区。

13世纪印度洋地区的穆斯林船只

出自13世纪穆斯林的手稿《阿尔哈里发手记》（the Maquamat of al-Harari），这幅插图展示了印度洋地区穆斯林船只的几个特点：船尾舵、铁质锚和双柱桅。其中一边还有观察台。

许多东南亚人的改宗起初集中在穆斯林商人组成的小群体内。来自中东的穆斯林水手定居在印度西海岸、非洲东海岸、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婆罗洲和爪哇的一些充满生机的世界性港口城市。他们与当地人通婚，在处理自己的事情时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对社会各群体的吸引力使得伊斯兰教在这些地区扎根。海上贸易带来的财富不断聚集，削弱了当地的社会等级制度。穆斯林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渗透到内地，但是在东非和东南亚都没有出现世界性的贸易区。这也就阻碍了宗教在这一地区的广泛传播。有些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教的改宗是在马六甲伊斯兰教君主（Sultanate of Malacca）的支持下实现的。由于能够促进与中亚和南亚地区伊斯兰教中心的交流，同时也更容易在经济上融入这些中心地区，东南亚岛国已有的等级制度和文化慢慢被更有利于商业圈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所取代。15世纪末，马六甲已经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贸易港口之一。

伊斯兰教统治者在伊斯兰帝国内部发展了农业、手工业和贸易，帝国伴随着穆斯林的征服而不断壮大。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一如既往地在商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穆斯林商人和非穆斯林商人的生意都很兴隆，财源广进。例如，在伊斯兰世界里就有许多犹太人社区。著名的开罗《戈尼萨文书》（Genizah）出土后，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到11世纪和12世纪犹太人在埃及以及其他地方的生活状况。文书中保留的大量记载让我们了解到处于从西欧到印度这一繁荣商业网络中心的海上商人们的生活。

伊斯兰世界的海上贸易

伴随穆斯林征服，伊斯兰教传播到红海、亚丁湾、印度洋直至东南亚地区。穆斯林水手 在这些地区定居，使当地人改宗，并与之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开罗、印度河三角洲、马六甲等信奉伊斯兰教的城市由此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

伊斯兰教传播中的政治维度也不能被低估。当然，这一过程主要贯穿在哈里发统治时期伊斯兰教扩张取得的军事胜利中。然而，穆斯林政权中政治力量的局限总是比经济和宗教的限制要小得多。例如，公元8世纪征服信德使印度河三角洲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但是直到公元11世纪，受土耳其入侵的影响，印度次大陆的北半部才开始被土耳其和阿富汗轮流统治。实际上，在权力极盛的公元14世纪，德里苏丹的王国仍是唯一能够在印度南部征税和索要贡赋的政权机构。长久以来，实现政治统一的梦想对于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一样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美洲的第一批基督教徒

欧洲海上扩张至美洲的过程中，宗教的扩张很难评价。毫无疑问，15至16世纪的海上扩张对基督教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例如，基督教是西班牙王室规定的宗教信仰，当地人的改宗是件头等重要的大事。然而，就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在征服美洲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大事与基督教无关。但是不管怎样，许多征服者坚信这一信仰的力量，他们认为自己从事着上帝的事业，而上帝的力量则促使他们成功。倡导宗教信仰是征服者和阿兹特克与印加统治者之间相互影响的重要方面。1519年，科尔特斯（Cortés）首次登陆尤卡坦（Yucatán），破坏了当地的异教圣像，并建立起基督教的圣坛，主持弥撒。当他追随蒙特祖玛（Montezuma）去往战神休齐洛波特力（Huitzilopochtli）的圣地特诺奇蒂特兰城时，他请求获准建立基督教圣坛，并下令将圣母玛利亚像安置在金字塔神庙的顶部。宗教问题的争端无疑破坏了西班牙人和阿兹特克人之间的关系。

皮萨罗和印加人的初次接触也有着明显的传教因素。1528年，他第一次和通贝斯（Tumbes）边远城镇的印加统治者交流时，皮萨罗认为他和他的探险队来到这里就是要说服印加人放弃对伪神的崇拜而改信基督教。1532年，皮萨罗和其同伴抵达库斯科（Cuzco）参见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时，他们故技重施。不幸的是，由于官方的禁令，当地人对基督教表现出的不是理解和友好，而是排斥甚至有暴力倾向。当阿塔瓦尔帕拒绝下令放弃自己的信仰时，针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就开始了。许多资料中记载皮萨罗探险队的牧师瓦尔弗莱特（Friar Vicente Valverde）就是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后期的探险家，如奥雷利亚纳（Orellana）和卡韦萨·德巴尔（Cabeza de Vaca），他们真心实意地想要了解当地真正的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特点，并向当地人宣扬基督教的优越性。但是早期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总督对待美洲中部和南部的居民非常不友好，甚至恃强凌弱。16世纪中期，征服者队伍中开始出现真正的传教士，而那时的殖民地已经是满目疮痍、伤痕累累了。与努力从异教中拯救当地人的灵魂相比，他们发现在欧洲统治者的控制下为当地人争取人身自由成为更大的挑战。

北美殖民地

欧洲人在北美渗透和殖民的方式各不相同。16世纪中期，西班牙人占领墨西哥海湾。随着海上探险的兴起，具有野心的探险家逐渐渗透进内陆地区。1565年，北美大陆的佛罗里达出现第一个永久的欧洲殖民地——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17世纪初西班牙舰队甚至已经到达阿拉斯加沿岸港口。但是由于北部原住民复杂的部族文化与联合抵抗，西班牙的侵略活动一直未能得手。殖民活动及农业开发常伴随着基督教传道。大部分新大陆的西班牙领地由教宗指定，他们强烈希望在当地居民中传播基督教信仰。起初，欧洲人日渐增强的海上航行能力使他们更容易在沿海区域建立殖民地定居点。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传教基地逐渐向新墨西哥、得克萨斯和下加利福尼亚往北的太平洋沿岸地带延伸。西部内陆的渗透还到达了蒙大拿和内华达各州，这为以后数代的殖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西班牙来说，竞争来自法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对美洲的兴趣在17世纪和18世纪间稳固增长。

16世纪上半叶，作为其伊比利亚邻居的对手，受西欧宗教和政治冲突的影响，法国船员在加勒比海和大西洋地区的活动频繁。他们突袭并俘获了大批从巴西和墨西哥往返的船只，这使得当地人十分惧怕法国人。其中最令人吃惊的，就是1555年在哈瓦那（Havana）发生的有法国皇家海军舰艇参与的袭击。1559年，法国和西班牙签订和平条约，承认了中美和南美是西班牙的势力范围，但却搁置了欧洲人要求开放北方领土的问题。

西班牙海上帝国

西班牙是欧洲的老牌殖民帝国之一，也是欧洲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的最早先驱。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成就大多是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取得的，作为回报，西班牙在将近200年内控制着大西洋以及美洲的海上势力范围，它的殖民地遍布各地，由此被称为“日不落帝国”。

当南特敕令（the Edict of Nantes）承认天主教和新教少数派共存后，宗教战争频发。特别是1562年到1589年间，法国境内的宗教战争异常激烈。17世纪20年代，争端一直持续不断。1685年，国王路易十四宣布废除南特敕令，许多新教徒被迫背井离乡，逃至它国。在英吉利海峡和法国的大西洋海岸，加尔文教徒招募到大批的追随者。无论是敌是友，迪耶普（Dieppe）、圣马洛（St Malo）、圣纳泽尔（St Nazaire）和拉罗谢尔（La Rochelle）这些港口城市与法国都有着长期的贸易传统。这些地区的航海技术精湛，海边村落的发展兴盛。尤其是拉罗谢尔，16世纪时，它独立于政府，不受以巴黎为基地的天主教统治者的政策影响，海盗活动和劫掠商船成为上述地区经济的主要来源，也是16世纪信奉天主教的布列塔尼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法国的宗教冲突在早期建立海外殖民地的过程中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s）很快就发现建立殖民地的可行性，这不仅能为立志改革的基督教徒提供庇护，还能为国内深受压迫的新教事业提供收入，并由此发展为在新大陆打击天主教利益的海上基地。新教领袖科利尼资助在里约热内卢海湾的某个小岛上建立了天主教和新教并存的社群。为了在陌生的环境下自力更生，这个小岛上的居住者度过了五年纷争不断的日子，后来他们遭到葡萄牙军队的驱赶。随后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巴西的东北部海岸，但仅有建立于1604年的卡宴（Cayenne）在葡萄牙赶尽杀绝的驱逐活动中保存了下来。在佛罗里达，科利尼于1562年继雅克·里博（Jacques Ribault）之后再次尝试殖民行动。这个地区是突袭西班牙白银运送队伍的理想场所，因为这里是西班牙船只从墨西哥湾出发返航回国的必经之路。就在南卡罗来纳州这个地方，里博和他率领的男女老幼组成的杂牌军首次尝试建立了定居点。1564年他们被一支佛罗里达东北部沿岸卡罗莱纳港的小股移民队伍打败。关键时刻，英国殖民者因为要竭力支持新的力量而伸出援手。但西班牙人也迅速插手以扫除对他们在美洲利益可能带来威胁的势力。诺曼底的加尔文教徒和布列塔尼半岛港口的天主教徒找到了另外一种贸易公司的模式，并尝试在与欧洲、印度以及美洲进行的商业活动中获得利润。但是来自荷兰的竞争以及持续不断的内乱严重限制了这一模式的功效。美洲中部和南部几乎都被天主教势力占据。

然而在北方，情况却截然不同。我们已经简单讲述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在美洲西北边陲的冒险活动。这些地区虽然人口稀少，部族体系却发展完善，其领土在16世纪之前就已经相当广阔了。美国和加拿大成了欧洲水手们登陆地的最佳选择，这样也避免了因侵略引起的与当地人的冲突。但是由于当地没有权威的政治机构，欧洲人不得不在北美采取与中美和南美完全不同的治理方式。

由于当地没有大规模帝国的存在，16世纪抵达北美的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殖民者也不能如法炮制西班牙在中美和南美的方式。当地的美洲人对欧洲人存有戒心。比如，在易洛魁人和休伦人之间长期存在的冲突中，圣劳伦斯河从南到北所有的疆域都被占领。这里成了欧洲殖民者销售武器的市场，也为他们内部的冲突提供了同盟军，同时，这也使得英国和法国都无法轻易进入北美大陆的核心地带。

欧洲宗教战争

16、17世纪的欧洲战争是宗教冲突与争夺霸权的共同产物。这些发生在天主教国家与新教国家之间的战争，如哈布斯堡——瓦卢瓦战争、三十年战争等，将当时欧洲的主要海上强国西班牙、法国、神圣罗马帝国、荷兰、英国都卷入其中。

从16世纪早期开始，法国和英国的渔民们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河流密布、港口众多。他们曾来到纽芬兰附近的大浅滩和圣劳伦斯河湾捕获鲸鱼、海象和大量鳕鱼；他们还和当地人交换毛皮，尤其是水獭皮和海狸皮。然而，吸引英国人和法国人来此探险的理由并不是对当地海洋与河流资源的向往，而是自北向西通往富饶的亚洲这一海上通道的地理位置。16世纪20年代，他们绘制出了美洲海岸的轮廓，却没有找到通往东方的可行路线。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早在1497年就宣称纽芬兰归英国王室所有，但是大西洋南部海岸的殖民活动直到17世纪20年代才真正开始。

法国对加拿大的侵略步伐直到17世纪时才不断加快。雅克·卡蒂亚（Jacques Cartier），一个来自圣马洛（St Malo）的经验丰富的水手，曾在16世纪30至40年代几次抵达纽芬兰探险，甚至到达了圣劳伦斯河，并且在当地向导的指引下发现了位于奥雪来嘉（Hochelaga，今蒙特利尔）的休伦湖定居点。身为胡格诺派信徒，卡蒂亚本可以和那些逃亡的人一起建立殖民地，并确保建立天主教堂。然而，他却成果甚微。宗教战争转移了人们对这一地区的注意力。就在1603年，法国大西洋沿岸的海边村落中出现了另一位天主教改宗者萨缪尔·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他发现阿尔冈昆人（Algonkians）和休伦人参与了与内陆更远地区的人们的交易，那里湖泊广大、河面宽阔。尚普兰负责寻找在魁北克的贸易港口。1627年，他说服黎塞留红衣主教（Cardinal Richelieu）建立新的法国皇家贸易公司。这一组织被赋予了很大范围的豁免权，负责安置因发展农业而被迫离开家园的数千法国天主教家庭。新教徒被禁止进入新的定居点。

在法国和罗马，对于印第安人改宗的前景，人们充满信心。而对北美民众来说，推动他们改宗的主要是耶稣会信徒。后者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会友已经创立了许多方法，包括理性说服和强制信奉。总体来说，17世纪的天主教会强烈反对暴力改宗和奴役异教民族。1622年，被称为传道总会（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的集会为传播信仰而举行。活动起初是为基督教传道而宣传两个主要原则，即吸纳原住民新成员和尊重当地习俗，这些都被称作保持不变的信条。

基督教传教士努力去理解并与北美的各民族达成妥协，然而成功的概率并不大。这是因为基督教的教义对加拿大各部族没有吸引力。他们实行一夫多妻制，在处理内外关系时奉行自己的道德标准和法律传统。他们的精神世界与基督教的教义不相容。他们不住在大型的、长久存在的村落或城镇里，这使得教堂集会非常困难。更何况，在与欧洲人的贸易中，他们只满足于欧洲人为他们提供的枪支和酒精。这是基督教徒永远无法赞同但又无法轻易责难的。

有些传教士被屠杀，尤其是被易洛魁人杀害。易洛魁人与法国人以及作为法国主要同盟者的休伦人之间存在冲突。这种冲突由于欧洲武器的使用以及与荷兰、英国、法国移民之间争夺利润丰厚的毛皮贸易而不断加剧。17世纪时，英国逐渐对圣劳伦斯河地区产生兴趣，而此时，法国的注意力也转向了密西西比河和路易斯安那。1670年，哈德逊湾公司（Hudson Bay Company）成立，他们取道西北并占据了由英国探险家亨利·哈德逊发现并命名的海湾，发展成为毛皮贸易领域的有力竞争者。18世纪，法国海军与英国海军开始了世界范围内的战争。这也不可避免地把新法兰西居民及其盟军休伦人卷入战争。英国军队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胜利促使法国让步，并与英国签订条约，法国势力在北美遂逐渐衰弱。最终，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把宗教信仰、政治分歧和他们的武器、酒精以及致命疾病一股脑地带到了大西洋。这些内容将在下一章详细讲述。从美洲原住民的角度来看，白人的入侵带来的只有衰败和死亡。

《沃尔夫将军之死》

这是一幅描绘英国在北美殖民作战的名画，再现了英国将领沃尔夫在魁北克战役中“英勇牺牲”的场景。沃尔夫是英国派驻北美殖民地魁北克的司令官，在1759年英法魁北克战役中指挥对法作战。战争以英军胜利告终，法国将北美加拿大割让给英国。

英国人在北美的活动有着强烈的政治和宗教竞争色彩，这些活动包括与法国的竞争以及16世纪后半期与葡萄牙、西班牙的竞争。英国宫廷中信仰新教的一派吸取了之前在位的天主教女王的教训，后者对新教徒施加残酷压迫，并得到其西班牙丈夫的支持。由于嫉妒天主教王国从海上贸易的发展中攫取的财富，越来越多的世俗欲望发展起来。英国人的信心不断增长，他们相信其船舰和船员的能力能够使他们赶上甚至超越欧洲对手们已有的成就。举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1577年弗朗西斯·德雷克开始了他的航行，起初他只是想攻击船舰和殖民地，联络那些想抵制西班牙征服的印第安原住民，侦查寻找可开发的基地和殖民地，想以此来削弱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北美的势力。德雷克的小型舰队由皇室和朝臣共同资助，他们希望能通过努力来获取物质、政治和外交上的利益。在佛得角，德雷克凭借武力抓获了一名葡萄牙领航员，以自己的方式沿南美海岸航行并继续向北，先后攻占了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等一些沿海定居点。他还俘获了一艘驶向巴拿马的运载珠宝的船只。在加利福尼亚海岸登陆后，他大肆宣扬英国在新阿尔比恩（New Albion）拥有主权。更多的伊比利亚领航员被俘获并被迫为他带路，他成功跨越了太平洋并向马尼拉进发。1579年，返航途经好望角时，他又与特尔纳特香料岛的统治者达成了商业协议。与麦哲伦和德尔卡诺（del Cano）的环球航行相比，德雷克的世界环游更加暴力且有利可图。德雷克的尝试也为日后英国成为持续两百年的海上帝国提供了先兆。1585至1590年间，英国人首次尝试登陆罗诺克（Roanoke）建立殖民地。英国新国王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在特许公司的资助下，殖民地被成功建立，这也推动了在弗吉尼亚和普利茅斯海湾的殖民开拓。17世纪30年代，已经有数千名定居者在弗吉尼亚从事用于出口英格兰的烟草种植业。

《五月花号公约》

1620年，英国102名清教徒为摆脱英国国教的迫害，从普利茅斯港口乘船逃往北美新大陆，他们随后在那里建立了一块英属殖民地。

后来发展为美国核心地区的英属北美殖民地几乎从一开始就有着明显的宗教特征。许多早期的移居者是“清教徒”，他们努力在英国国教内部开展严格的加尔文主义思想运动。但到16世纪末，他们显然没有达到这一目标。清教徒们聚集在教堂内，教会领袖说服他们脱离英国国教教会。他们首先去了荷兰，为了在新世界建立一个更神圣更独立的宗教团体，他们又来到了由弗吉尼亚公司控制的北部地区寻找定居地。最有名的一个宗教组织就是被称作“清教徒先驱”（Pilgrim Fathers）的宗教殖民者，这一组织大约由一百人组成。1620年11月，他们乘坐“五月花”号从英国普利茅斯出发，12月份到达新大陆的普利茅斯湾并创建了定居地。这是一个勇敢的举动，他们幸运地在远航中存活下来，安全登陆，并在早期与当地人结成友好关系。

越来越多的殖民地建立起来，越来越多的务实派清教徒加入进来，这使得殖民地数量不断膨胀。到1640年，移居者数量已有2万人。他们大多聚集在马萨诸塞湾附近，这里正是17世纪40年代早期政治和宗教出现剧变时，新英格兰联合殖民地诞生的地方。虔诚的新教徒既是传教士，也是避难者，他们促使周围当地部族内的数千人改宗，并努力把圣经翻译成当地语言。和天主教对手治理南北方的情形一样，他们的活动也并不总是和平的。在早期，出现过几次涉及原住民遭屠杀的流血冲突。新英格兰成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传教的中心，他们主张加尔文主义的正统教义，但遭到坚决的反对。后来越来越多的贵格会教徒（Quakers）、再洗礼派教徒（Anabaptists）以及其他基督教派也陆续创建了定居地。马萨诸塞湾南部附近罗德岛的居民更为包容，他们欢迎浸礼会教友（Baptists）、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进入他们的生活圈。

相对便利的海上运输为不同区域的殖民者提供了方便，他们可以沿着好望角的海岸线从南到北寻找更多可供选择的定居点。1632年，在塞西利乌斯·卡尔弗特（Cecilius Calvert）和巴尔的摩勋爵（Lord Baltimore）的资助下，殖民地出现在马里兰的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建立这一殖民地原本是为英国的天主教徒提供避难所，但也不排斥约占移民数量一半的新教徒。然而，由于处于统治地位的天主教徒和一些清教徒移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种海外的宗教和谐只是昙花一现。1689年，卡尔弗特家族被推翻，天主教徒的权力丧失。17世纪70年代，大批贵格会教徒定居在新泽西西部地区。他们就是从那里开始了对内陆地区的开发。1681年，贵格会领袖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用他从王室得到的特许状建立殖民地，后来发展成了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州。截至17世纪末，英国殖民地内有大约25万居民。到18世纪中期，高生育率以及大量涌入的新成员已经使殖民地总人口达到两百万之多。19至20世纪，航船提速、船体增大、海上商业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等一系列变化，均推动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尽管美洲殖民地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与英国有着密切联系，但这里民族多样，宗教信仰也是多种多样。其中，荷兰和德国加尔文宗占美洲殖民者数量的绝大部分，尤其在1664年纽约成为英格兰殖民地之后。18世纪，德国路德教派成员大批迁入美洲，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长老派信徒（Presbyterians）也来到这里。福音派神学（Evangelical Theology）也在美洲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在这里，多种宗教思想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这反映在不同会众和他们平凡牧师的灵性追求以及与之相关的品质和地位中。毫不奇怪的是，宗教宽容、言论自由以及参与地区决策的权利，都曾经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依然是当今美国政治的重要议题。

[1] 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 n.15, translated by M.J. Costelloe SJ,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1992, p.46.

[2] 即圣德太子（574——622），厩户是他摄政时期的别名。圣德太子在位时大力推广佛教，颁布有《三经义疏》。——编者注

第5章 食物与健康

航海、食物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越洋输送人类和商品的交易网络的性质。众所周知，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对人类文明中基本的食物与健康水平有重要的影响。

关于这些影响的例子，可以从一个已经出现的主题中提取。借助季风跨越印度洋地区的商品交易使得中国、东南亚和南亚的香料流通到阿拉伯、非洲东部、近东和地中海。可以看到的是，这种交易影响了烹饪方法，反之亦然。约从公元1世纪开始，罗马烹饪越来越追求将东方香料作为配料。尽管马库斯·加文·阿比修斯（Marcus Gavies Apicius）著名的食谱书大概是公元4世纪或5世纪的文本，却是基于更早的公元1世纪的版本。它广泛使用了进口香料，尤其是胡椒。阿比修斯的食谱当然不是罗马帝国的普通百姓能遵循的，但是它列举的一些合理的证据提示我们，有权势且富裕的社会精英的需求与香料市场密切相关。一旦某些物品如胡椒，被确立为上流社会生活方式必需的奢侈品，那么其需求就固定了。香料既是防腐剂，又是调味品，其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使香料商人们总能在地中海和周边地区的富裕精英中找到市场。人们觉得，对食物来说，防腐剂的更多使用不仅能改善储存，也提高了饮食的营养价值。现在我们将简要考查一些事例，在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航海的发展是如何影响饮食中主食的变化，从而在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香料之路

公元第一个千年，阿拉伯商船队经由印度洋进入东南亚，做起了香料贸易。他们将丁香、肉桂、豆蔻、胡椒等香料运回欧洲，再以高价出售，从而满足地中海、中东地区上流社会的需求。

渔业

捕鱼活动在人类文明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很久了，欧洲许多史前史学家认为，尼安德特人的骨骼显示他们缺乏维生素D，但可以在北纬40°以内接近赤道的地带通过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获得，他们不食用鱼，尼安德特时期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具备可能捕获鱼的工具。相比之下，相当多的考古证据显示晚期史前时代人类文化中出现捕鱼工具和鱼骨头。为了捕鱼，探险者必须接触水面，包括跋涉深水，在航海史上这是重要的一笔。历史上，所有进入海洋的社会群体都能收获海中食物，但鱼类作为陆上食物的一种补充，却很少成为人们饮食的一个支柱。如同海上其他方面的活动一样，在15世纪，西欧捕鱼业在规模和强度上也有令人瞩目的扩张，并最终促使全球性捕鱼工业的诞生。

正如人们所见，16世纪伴随着英、法和其他欧洲国家移民在北美的定居，舰船的数量也飞速增长，它们在纽芬兰、新英格兰和缅因州附近的水域捕捞作业。到16世纪末，为寻求滚滚财源，数百艘船只参与到捕杀鳕鱼和鲸鱼的队伍中。大部分捕获的鱼出现在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餐桌上，他们比以往更喜欢吃鱼，部分是因为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造成的饮食需求。沥干、腌渍和运输方式的改善也使大获丰收的鱼能够被分配销往整个西欧。猎捕鲸鱼是为了获取它们的肉、骨头和脂油。19世纪时脂油忽然成为照明行业的重要原料。与19世纪的其他方面一样，航海捕鲸业也在英国的控制之下，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和美国的船只也很引人注目。19世纪末期捕鲸和捕鱼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航海国家的重要产业。

捕鲸

16至18世纪，挪威的斯匹茨卑尔根岛是当时欧洲公认的捕鲸中心。来自荷兰、法国、英国的航船汇聚在这里，据估计，仅荷兰一国，每年捕杀的鲸鱼就多达6万头。他们捕获鲸鱼，主要为了用鲸鱼肉、鱼骨和鱼油牟取暴利。

20世纪航海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本质上改变了世界捕鱼船队。以蒸汽机和柴油机为动力的巨型船只同时具备冷藏技术，使得渔民能够从本地港口出发航行到更远的地方，在海上待得更久、捕获更多。声波定位仪和其他尖端的侦测方式使渔业成为一个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在深至900英尺的大海里用一艘或者几艘船合力将更大更有效率的渔网收起，可捕获不计其数的鱼，政府和国际组织迫于不断增长的压力，不得不禁止某些特定的捕捞方式，以保护海洋资源。

自20世纪以来捕鱼业的生产能力伴随着持续增加的需求不断增强。现在远离大海居住的人们也经常吃鱼，在英国，这种需求由炸鱼和薯条商店主导，已被作为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不太明显但很重要的发展是，为了培育促进海洋生物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使用了鱼粉。例如，对这些产品需求的增长是北大西洋青鱼和马鲛鱼遭到过度捕捞的重要原因，它也威胁着更小的鱼类如鳀鱼甚至鳞虾的供应。尽管可能会导致渔民歉收，但过去25年来世界各国持续关注过度捕捞，促使人们划定捕捞区域，规定渔网的尺度，制定配额和许可证制度。涉及渔场和资源储备时，国家利益经常发生冲突。19世纪70年代，冰岛和英国甚至曾进行过多次被称为“鳕鱼战争”的激烈海军演习，以保护各自的捕鱼权。

赫尔曼·麦尔维尔在其著名的小说《白鲸》中，讲述了新英格兰捕鲸船及其狂热船长的故事，赋予捕鲸以神秘浪漫的形象，但近些年来捕鲸的历史已经被视为是鲸的悲剧。为了应对北部大西洋水域的过度捕捞，捕鲸者在20世纪初进入太平洋和大西洋南部，一度把偏远的南乔治亚岛作为捕鲸行业的中心。直到新技术成功研发后，捕鲸业才衰落下去，它不会再以先前那样的速度继续消费大鲸鱼了。北方海域的须鲸和露脊鲸被捕杀殆尽，太平洋的抹香鲸也剧烈减少，鲸鱼已经成为迫切需要保护的海洋生态环境的象征。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只有日本还在继续经营着重要的捕鲸业，这主要是为了满足日本人对鲸鱼肉的需求。

水稻

水稻首先在东南亚种植。史前时期，它的一些品种向西北和东北部传播至中国和南亚，逐渐成为印度和中国的最主要农耕群体的粮食作物。农耕群体构成了亚洲大陆早期农业文明的基础。水稻种植成为东亚文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9至12世纪中国人口实现大幅度的持续增长，这要归因于水稻种植的改进。有些改善是技术上的，如使用更好的灌溉和种植工具，发明分类插秧的技术等。还有一些改进是生物学上的，特别是著名的早熟稻的采用，它是11世纪宋朝从越南占城引入的，首先在沿海各地种植，后来扩展至整个水稻种植区域。早熟稻使农民可以种植两季农业作物（增加了冬季作物），从而获得比以前更大的收获。

稻米作为货物的最大优点是它不会像其他食品一样迅速变质。它可以存储多年，支持人们度过歉收年景，甚至可以救济灾荒很严重的地区。印度洋海上贸易中的稻米不仅是亚洲和非洲众多地区的主食，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培育出了名目繁多的品种，人们还把它当作一种美味。商人通过将孟加拉稻米用船运到锡兰和马尔代夫，或者将马达加斯加的稻米运到东非大陆，来获得可观利润。

18至20世纪早期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稻米贸易成为大规模、高度繁荣的南中国海贸易航线的重要体现，其完全由中国和泰国的商人牢牢把持，他们挫败了欧洲意欲打破此局面的企图。19世纪，为了供养工业化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欧洲人开始从印度进口大量粮食，稻米仅仅是其中之一。稻米作为一种商品作物的扩散，是过去几个世纪海上贸易爆炸性增长的表现之一。到了19世纪末，北美开始广泛种植水稻，该作物至今仍是其农业经济的一部分。

马铃薯

16世纪，几种新的主食从新大陆引入旧大陆，包括玉米、木薯、马铃薯和若干不同种类的甜味马铃薯和番薯，它们促进了人口增长，维持了非洲到美洲的大规模人口海上迁移。这种迁移本身是对廉价和顺从劳力需求的一种回应，也迫使欧洲定居者在他们新开垦的土地上种植必需作物。从美洲到达欧洲的最著名的作物当属马铃薯，它被称赞提高了北欧贫困人口的营养摄入。马铃薯生长于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高地山谷，16世纪30年代后期西班牙人发现了马铃薯，西班牙水手在16世纪中期开始食用这种作物，并于16世纪70年代将其带回了西班牙。马铃薯从西班牙迅速传到了欧洲其他国家，在爱尔兰受到了大众的热烈欢迎，尽管如此，由于爱尔兰乡村人口自17世纪以来对马铃薯的依赖愈发严重，1845至1846年暴发的马铃薯晚疫病导致马铃薯饥荒，加之紧随其后暴发的霍乱、斑疹伤寒等疾病，使爱尔兰减少了约200万人。

马铃薯

马铃薯原产于南美洲秘鲁等地，16世纪被西班牙殖民者带到欧洲，因花朵美丽，最早被当做观赏类装饰品。后来法国人发明了烹饪马铃薯的方法，欧洲人开始普遍种植并食用它。

蔗糖和奴隶

甘蔗的首次种植可能出现在公元前7000年的东南亚。甘蔗最初生长在新几内亚或印度尼西亚，到达印度的时间不晚于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扩大至印度河流域，蔗糖开始和牛奶、大麦、稻米、姜和其他物质一起，广泛应用于食物和饮料中。最早关于蔗糖提炼过程的书面描述来自于公元500年的一份印度教资料，类似于用沸腾的甘蔗汁制作成球状的糖蜜。尽管公元1000年时甘蔗已经开始在印度洋地区广泛种植和使用，可是它并没有经常出现在欧洲的交易市场中，而是被视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奢侈品。8至9世纪随着穆斯林的征战，甘蔗被带到了地中海地区，尤其是北非、塞浦路斯群岛、罗德岛和西西里群岛。阿拉伯帝国培养的商界和政界人才有效地改善了甘蔗种植、改良和推广的基础设施。渐渐地，欧洲也获得了炼糖技术，中世纪的威尼斯是一个重要的转运港，将蔗糖分装运载至欧洲的其他地区。持续百年之久的基督教征服和再征服运动为十字军战士学习糖料制作提供了机会。11至12世纪地中海东部的拉丁领主成为塞浦路斯、黎凡特和马耳他甘蔗种植园的监管者。14世纪时蔗糖生产的中心似乎从东地中海转移到了西地中海。

圣多美岛、加那利群岛和马德拉群岛是葡萄牙早期制糖工业的中心，15世纪20年代早期，马德拉群岛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是伟大的航海家亨利王子主导的海上扩张的一部分。此岛气候宜人，土壤肥沃，被殖民后的第一个百年里主要种植和发展小麦与甘蔗，且迅速地将现有的黑奴投入到种植业和劳动密集型的制糖工业中，然后将蔗糖出口到欧洲其他地区。地中海的制糖工业被马德拉群岛的制糖业严重摧毁，不过，在16世纪后半期，美洲尤其是巴西也发展了更为广泛的制糖经济，马德拉居民被迫改种其他作物，特别是小麦和植物染料，如靛蓝。马德拉在引进葡萄树后开始生产红酒，这是马德拉出口商品中最为著名的。马德拉群岛和更北部的亚速尔群岛，那个同样由于航海家亨利的大西洋计划而于15世纪20年代出现居民的群岛，都是来往于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途中的重要据点。圣多美作为制糖中心的重要影响可以追溯至1500年左右。后来，当这些地方的经济开始由于新大陆的发展而蒙上阴影时，众多居民纷纷移居到了巴西。

甘蔗种植在16世纪时由欧洲移民和殖民者传播到南美和加勒比地区，从那时起，它成为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的主要出口商品。早期的欧洲移民不愿亲自从事不体面的体力劳动，事实上， 伊比利亚半岛和欧洲其他地方也没有足够的人口储备以提供劳动力，因为他们不得不准备移民到新大陆，经常在种植园恶劣的条件下从事辛苦的工作。由于原住民在欧洲人到来之后迅速减少，劳动力需求问题立刻突显出来。劳动力需要从西非奴隶港口获得，因此，蓬勃发展的制糖工业与海上贸易活动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很明显，奴隶参与地中海和近东的制糖工业由来已久，但是大西洋甘蔗种植的相对爆发性增长，为以奴隶为基础的蔗糖种植园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

1509年第一批定期船舶装载的奴隶被运往圣多明各，到西班牙控制的金矿里工作。1515年，熟练的蔗糖种植者从加那利群岛被运往加勒比地区，1516年，圣多明各的新蔗糖种植园开始向欧洲出口产品。但它们的出口很快就被葡萄牙的殖民地产品所取代，那些殖民地位于巴西、中美和南美沿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的许多地方。起初，大西洋奴隶贸易由葡萄牙人控制，商人在西非拥有官方的贸易垄断路线。17世纪，英国、法国和荷兰的贸易在大西洋两岸迅速发展起来。1637年荷兰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黄金海岸的埃尔米纳，并袭击了其他港口，这只是它侵食葡萄牙在世界海上航线地位的系列战役的一部分。我们已经考察了荷兰人在印度洋地区的活动，因而可以恰当地将其称为整体战略的西部行动。

这幅画描绘了殖民时期的北美印第安人的聚落。

荷兰的西印度公司成立于1621年，与它的东部同行一样，也是集资筹建的，但其管理委员会由来自尼德兰南部的加尔文派避难者牢牢控制，其思想立场是坚决反对天主教，因而反对伊比利亚。1630年荷兰夺取了葡萄牙的伯南布哥殖民地，一个繁荣的蔗糖生产地。他们从西非隶属于葡萄牙的贩奴港口进口了上千个奴隶。1644年西印度公司购买了近七千名奴隶，并将他们贩卖到美洲。但是，荷兰的甘蔗种植园经营并没有持续多久。1654年，坚定的荷兰加尔文主义者被信仰天主教的葡萄牙人和克里奥尔人驱逐，尽管荷兰的海军强大无比。虽然在巴西遭遇失败，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条款被逐出加勒比海地区，但聪明又有野心的尼德兰商人将自己定位为“海上马车夫”，在欧洲、非洲和新世界之间运输蔗糖和其他产品。

美洲的英、法征服者和殖民者在17世纪也将自己的国民带入制糖工业和奴隶贸易。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詹姆斯敦——建立于1607年，詹姆斯敦不能种植甘蔗，相对缺水的百慕大群岛也不能种植。不过，当英国人在1627年定居于巴巴多斯岛时，发现这里是一块完美的甘蔗生长地。随着贩奴者和殖民地种植园主的腰包逐渐鼓起，英国政府通过税收和关税征收，也积聚起巨大财富。关税依据利率制定，不鼓励从其他国家的殖民地进口产品。17世纪中期，英国的制糖岛屿已经取代巴西成为西北欧的主要供应商。贯穿整个17世纪的是不断寻求平衡的供求关系。据估计，从17世纪到18世纪这一百年间，英国人均糖耗量从4磅上升至8磅。英法两国还建立了特许贸易公司，英国皇家非洲公司（1672年）和法国塞内加尔公司(1673年），两者都是私人投资、享受不同程度政府支持的企业。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种植甘蔗不是贩运非洲黑奴的唯一目的，巴西腹地（内陆）的钻石和黄金矿井（山），以及围绕这些矿井（山）发展起来的城市移民，都是奴隶的主要消费者。18世纪巴西的棉花种植繁盛一时，19世纪时被美国超越，但是咖啡种植飞速增长，甚至在19世纪30年代取代蔗糖成为主要的出口物。烟草是第一种主要由北美奴隶生产的农作物，同样是因为为数甚多的移民不愿意接受低下的地位和恶劣的工作环境。17世纪后半期，伴随着英国商人和海上舰队的兴起，北美东南沿海地区和非洲间的奴隶贸易也急剧增长。在这些地区，奴隶主要种植的作物是水稻和靛蓝，但是18世纪末美国的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河的新型棉花种植园很快成为对非洲奴隶需求最大的产业。

此时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并不是唯一的奴隶贸易。印度洋和地中海区域的奴隶贸易彻底退回到了古代，而且在一些地区一直持续到20世纪。在16至17世纪遍布地中海的众多港口里，还有可供使用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奴隶。总而言之，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旧大陆的奴隶贸易涉及数以百万的奴隶。大西洋奴隶贸易引人瞩目的是其增长速度和惊人强度，关于它的真实统计赤裸裸地见证了海上扩张在奴隶劳力身上制造的的一系列悲剧。据估计，在15至17世纪的两百年中，约有50至60万非洲奴隶被贩卖到巴西，有45万奴隶到达非伊比利亚人占据的加勒比地区，另外40万到达西班牙占据的美洲地区。这一时期北美是一个小型的进口地，但是从1701年到大西洋奴隶贸易正式被终止的1808年，有惊人的600万人口被强行掳到穿越大西洋的贩奴船只上。每次购买的较少数量的奴隶来源于分散的非洲奴隶贩子集团，他们通过纷繁多样的途径获得奴隶，包括受骗人、罪犯和战俘。奴隶们聚集在等候区，在那里他们也许会等待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像货物一样被分装，开始了臭名昭著的中央航路之旅。即使是一个自由的水手，穿越大西洋的征途也是极其不舒适的，更何况被限制在船舶里的奴隶，虽然提供通风口和可以睡觉的木板，但一定是极其难以忍受的，这是一个备受折磨且常常是致命的旅程。在等候区和旅途中，痢疾和高烧是奴隶中最常见的致命疾病。乍一看死亡率不是特别高，通常介于4％至12％，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被运送的奴隶大部分是年轻健康的成年男性（数量是女性的2倍），他们在运输途中的生存能力本应是很高的。

以上概述的海上贸易通常是所提及的大西洋三角贸易的一部分，船只从欧洲尤其是不列颠和法国出发，携带工业制成品尤其是纺织品，出口到非洲销售。随后将非洲奴隶带往美洲销售，最后载运来自新大陆的由蓄奴种植园生产的商品，包括朗姆酒（由糖蜜制作）、可可（或巧克力）、咖啡和棉花，回到欧洲和非洲以及亚洲的部分地区。

船舶建造者、船员、商人和投资者都从这些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但是后来，自由贸易提倡者降低了可以保护种植园主利益的关税，使得这一体系不能更经济地运行。19世纪初的一个转变是对奴隶劳动力的依赖减少，美国和英国政府被迫开始废除奴隶贸易。尽管如此，这远远早于奴隶解放运动。英国在其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始于1838年[1]，法国始于1848年，美国直到1865年才开始推动废奴运动。巴西、古巴和波多黎各做出改变则更为缓慢。

1822年法国贩奴船（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

法国贩奴船只“维基兰特”号，1822年在贝宁河被英国皇家海军俘获。船上载有345个奴隶。毫无疑问，种族优越论构成了海上贸易扩张最野蛮一面的基础。

当然，19至20世纪的全球海上贸易扩张还涉及其他许多具有标志性的食物，它们是由大量签订契约与合同的奴仆甚至拥有土地的工人生产（加工）的粮食（果实）。例如，在欧洲与英国投资者和商人的操控下，19世纪6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的食用香蕉只在热带地区种植，那时它们已成为以大农场为基础的种植作物。到19世纪90年代，大公司为香蕉产业的发展而砍伐丛林，修建铁路、公路甚至港口，现在香蕉产业已经成为巴西、乌干达、印度和菲律宾等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在发达国家的人看来，饮茶甚至比食用香蕉更理所应当，然而，饮茶之风在全球的盛行也是近代以来的新现象。中国人和日本人自古以来被认为是痴迷的茶客，但欧洲人直到17世纪才真正认识到茶。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进口大宗数量的茶。起初茶叶的生产主要集中在中国，通过东南亚的港口进行贸易，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才鼓励印度、爪哇和锡兰种植园种植茶叶。随着茶叶在世界范围的生长，一些国家如阿根廷、秘鲁和俄国已成为主要的出口国，利用全球海上贸易网络分销其产品。

疾病和海上贸易

人类必须时刻与致命的传染性疾病抗争，当人类文明开始转向静态的农业模式，与史前狩猎采集时代相比，在相对有限的饮食范围内，人类身体各种有效的营养素和维生素减少，更不容易抵抗疾病。与此同时，农业文明为新的病原体创造了条件，其中一些寄居在植物、昆虫和动物身上，其他的则无须任何中间宿主即可在人类之间传播。形成对这些疾病的免疫力是一个非常缓慢且明显痛苦不堪的过程。世界不同文明发展出自身独特的致命疾病，如南亚的天花和中国的麻疹。由于诸多文明之间建立了海上和陆上贸易联系，因而它们也分享了疾病，且逐渐融合了免疫力，但是，突然的远距离运输将携带病原体的船员带到他们以前从未踏足的土地上，会造成生命的巨大痛楚和死亡。传染病通过海上贸易网络进行传播的一个早期例子，是公元前5世纪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公元前431——前404年）摧毁古代雅典的瘟疫。它似乎源于波斯或埃及，然后沿着完善建立的海上航线扩散至希腊，于公元前430年到达雅典。据说，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就死于此次瘟疫。曾遭遇感染但幸存下来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首先感染瘟疫的人群是住在雅典港口比雷埃夫斯的居民。他还指出，早前有记载说瘟疫曾经突然袭击爱琴海北部的利姆诺斯岛，此岛坐落于通往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的主要贸易路线之上，是雅典人控制的海上帝国的一部分。通过以上观察可以明确得知，引起传染病的细菌是由船舶携带而来的。那时雅典与对手斯巴达交战正酣，雅典公民聚集在城市避难所坚不可摧的城墙后面，过度拥挤的情况似乎促进了疾病在这座城市的传播。估计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场瘟疫，而伯里克利的死亡使雅典失去了政治领导者，突然而剧烈的人口减少可能也严重影响了他们维持一直依赖的统治地中海东部的海军力量。经过与斯巴达及其盟友的长期抗争，公元前404年，雅典人最终投降，交出了他们的海外帝国，拆除了曾长期抵御敌人的防卫城墙。

公元前430年的瘟疫似乎仅限于东地中海，但目前可知的规模更大的一个例子，是瘟疫摧毁了查士丁尼皇帝治下(526——565年在位）的罗马帝国。公元2至3世纪时罗马帝国曾爆发瘟疫，但原因还不明确。5世纪40年代爆发的瘟疫有充足的证据可确定为黑死病。该传染病可以由黑老鼠携带并通过跳蚤在它们之间传播。它可能起源于印度北部或非洲东北部，到545年时它似乎已经从埃塞俄比亚传遍了罗马帝国，远及不列颠诸岛。印度洋和地中海地区广泛的海上贸易联系无疑帮助了这种瘟疫的传播。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南亚、波斯湾、红海和地中海的港口城市是高度国际化的地区。城市里商人和其他船员组成的繁忙群体，沿着业已建立的海上航线频繁来往，无形中为感染疾病的黑老鼠提供了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途径。携带瘟疫的巴氏杆菌在鼠群里并不是长期存在的，实际上它们对鼠群和人群一样致命。现代研究表明，老鼠可能在非洲得上该病，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初始，当它们适应了城市居住环境后，开始将细菌传染给人类。繁荣的贸易港口中收集和暂时储藏食品与其他有机物的仓库，为黑老鼠提供了良好的环境。黑老鼠在印度洋地区的活动比它们在大陆地区的活动更容易，因为在那里它们可以爬上固定船只的绳索去寻找那些每次由海洋运载的大量食物。如果瘟疫在向北蔓延之前，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于印度洋地区制造问题，那么那里的人群可能开始拥有免疫力，多少会减少其毒性。然而，当它穿过埃及的土地屏障进入地中海，便遇到了一个没有这种免疫力的群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促进疾病传播的海上贸易网络是其显著的受害者之一。瘟疫爆发引发人口大幅下降和随之而来的农业减产，最重要的是城市财富积累和支出的减少。可以说瘟疫本身，加之5世纪30年代由毁灭性的火山喷发和之后的全球气候灾难引起的隐喻般的现实状况和精神氛围，对印度洋、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经济有严重的负面影响。6世纪和7世纪上半叶，几个较严重的流行病主要限于地中海东部，但在7世纪下半叶更剧烈和广泛的瘟疫爆发，影响了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由于此种传染病不能寄宿于人体，故最后终于消失。

5世纪20年代佛教徒从朝鲜抵达日本，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的，他们也许是无意中将天花带入日本岛屿。疾病逐渐传播，随着日本越来越融入远东的海上共同体，735年至737年天花的大流行消灭了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这场灾难严峻地考验了日本人在新的律令统治时期的信仰。圣武天皇作为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将此遭遇看作天神对他统治缺陷的不满。因而，他决定通过提倡一种更有道德的生活，并确保在日本各省份建造诸多神殿来增加他自己和他子民的虔诚。然而，日本所面临的问题是，其岛屿位置和相对较少的人口意味着不断增长的海上联系会带来不断增长的新型流行病的危险。黑死病在9世纪初从中国到达日本，接着许多流行的瘟疫如腮腺炎、麻疹、天花等接踵而至，约13世纪时，日本也最终融入东亚大陆的疾病模式中。

14世纪黑死病卷土重来。1331年它裹挟着毁灭性的影响渗透进中国，然后沿着商队路线穿过中亚。这些路线在14世纪被频繁使用，部分是因为成吉思汗及其后继的统治者对大片土地进行征服，并在政治上将它们连接到一起。在欧洲被称为黑死病的臭名昭著的流行病的传播再一次“得益”于海上贸易。它于13世纪40年代从中亚向西传播，在1346年到达克里米亚，1347年到达君士坦丁堡。它从这些地点穿越地中海的海上网络，在1348年至1349年到达英格兰和低地国家。在14世纪50年代，它可能通过英国和德国的港口到达斯堪的纳维亚。细菌通过海港入侵一个地区后紧接着会很快渗透进内陆，仍然是借助连接港口与经济腹地的贸易路线。人们发现能免受黑死病袭击的为数不多的欧洲地区是良好的内陆地带，例如位于中欧的波兰南部的平原和法国南部的贝阿恩地区。后来瘟疫的爆发遵循了与5世纪和6世纪时类似的模式，每隔十多年就会再次爆发。这些瘟疫对人口、农业、商业经济、政治和社会凝聚力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例如，在英国，1400年的人口估计只有1300年的一半。如14世纪50年代的法国扎克雷农民暴力起义，部分原因就是黑死病造成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混乱。

黑死病与海上传播

中世纪欧洲约有30%——60%的人死于黑死病。海上贸易使得这一疾病跨越大西洋，传播到欧洲以外的其他世界。

流行病学研究最终辨认出引起黑死病的细菌并强调了跳蚤、老鼠和人类之间的传染关系，而这项研究是因19世纪末另一场恐怖疾病的爆发而产生的。此事件的原因是中国远征军于19世纪50年代到达已经爆发鼠疫的云南，被派往该地区的战士在镇压了一场严重的叛乱后将鼠疫带回中国内陆，鼠疫通过陆路交通网络的传播相对较慢，直到1894年它才传入国际贸易港口香港和广州。然后，鼠疫从这些地方经由全球海上贸易路线扩散到整个世界。此时受到感染的人类和动物比中世纪的传染源移动的速度更快，移动的距离更远。在20世纪初，鼠疫在某些情况下对孟买、悉尼、旧金山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20世纪早期商船的速度和规模已经能确保传染病在杀死所有潜在可利用的、任意船舶上的人类和动物宿主之前穿越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

新大陆的传染病

14世纪末，旧大陆主要地区的疾病交流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此时海上世界的开放揭开了世界生物文明史的新篇章。持续发展的贸易路线刺激了经济增长，促进了文化交流，同时在重要的疾病全球传播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麻疹、天花和鼠疫（或者类似的不能确定的疾病）的盛行贯穿了整个旧大陆的历史。新旧大陆之间海上航路的开通将一些具有传染性的致命疾病引入美洲。哥伦布于1492年进行的那次著名远航中的传染病宿主造成了一场真正的大混乱，传染病在欧洲的环境中也很危险，一经释放，这些欧洲人携带的传染病就为新大陆的居民们带来了灭顶之灾。加勒比海群岛的阿拉瓦人和他们陆上的同胞被天花、麻疹、流感和斑疹伤寒袭击并遭到感染。

猪流感可能是西班牙人的第一个杀手，它侵袭新来者如同侵袭本地人一样。西班牙人在1518年将天花引入加勒比海地区后，据说那里只剩下1 000个当地的幸存者。1520年科尔特的增援军队将它带到了陆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于总体缺乏免疫力，阿兹特克、玛雅、印加文明和其他居民很快屈服于瘟疫造成的庞大的人口损失，西班牙的征服比他们自身想象的更为顺利。瘟疫不仅直接屠杀人口，还导致士气低落，需要强调的是，美洲原住民和他们的西班牙征服者都将此视为神灵不满的表现。麻疹爆发十年后，伤寒在1546年紧跟而来，欧洲人也是初次经历伤寒，这说明欧洲和美洲之间的海上联系使两个地区很容易一起遭遇瘟疫的蔓延。16世纪50年代相似的瘟疫肆虐欧洲和美洲，数百万人丧生，它甚至可能远及日本。

15世纪欧洲的海上扩张无疑也促进了天花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传播。但这并非欧洲和旧大陆其他地区之间唯一的海上疾病交流。梅毒在15至16世纪曾肆虐欧洲和亚洲，关于它的起源争议不断。有一种观点认为，与西非人种交往的葡萄牙种植园监工和奴隶贩子将当时的雅司疹带到了属于温带气候的地中海，在那里，它们突变为梅毒。之后成千上万的以年轻女性为主的奴隶们被带往伊比利亚和欧洲的其他地方，从而促进了梅毒的传播。另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在哥伦布前往加勒比地区的第一次航行中，士兵和水手们从美洲将梅毒带回了欧洲。记载中最早的梅毒爆发时刻是1494年，在那不勒斯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军队之中，这似乎很符合传统的猜测。查理撤军后大量雇佣军的遣散促进了梅毒的迅速传播。达·伽马1498年的探险又将它带到了印度，在16世纪早期，梅毒从印度通过海上贸易路线传播到了中国和日本。

古代佛罗伦萨药典中的图片描述(老楞佐图书馆)

这幅图例来自佛罗伦萨药典，根据征服特诺奇蒂特兰城当事人的记述所描绘。它展现出天花受害者的痛苦，此流行病于1520年传入科尔特。阿兹特克的原始资料提及此病称为“巨大的疹”。它几乎导致总人口的1/3患病。

151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颁发了皇家许可证，允许从非洲进口奴隶到加勒比海地区，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应对大幅度下降的原住民人口，黑人与他们的欧洲主人拥有同等的疾病免疫力。一些新的病原体随着奴隶船只越过了大西洋。16至17世纪，疟疾和黄热病从旧大陆传播到新大陆，成为全球航海的意料之外后果的又一例证。学者们推断，在水手们依赖大型水桶去维持他们漫长航程的补给时，水桶里的蚊子成为携带传染病的载体。

黑奴的流动跨越大西洋到达加勒比岛屿和美洲大陆，由于获得了一定的免疫力，他们逐渐取代了不堪一击的原住民，后者逐渐消失殆尽。当奴隶贸易放慢脚步后，来往于大陆之间的人们的健康水平相对有所改善，人口也有所增长。然而，长期的瘟疫与奴役使美洲原住民人口减少至哥伦布发现美洲前人口的二十分之一。

像詹姆斯·库克船长那样的航海探险家还把疾病传播到世界上更偏僻的地区（参见文前第二幅地图），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可预测的结果。据估计，90%的夏威夷群岛原住民死于18至19世纪传入的疾病。在澳大利亚、南太平洋群岛和美洲一些较偏远的地方仍然可以感受到其他地区的疾病传入带来的后果。在欧洲、亚洲、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港口之间持续增长的海上交流的长期结果却是制造了一种常规稳定的疾病传染模式。由此，一旦恶劣的卫生条件得以改善，即使存在流行性疾病，人口数量依然能得到增长。但是，随着艾滋病从它的源头非洲传播到世界各地，就可以清楚地证明，疾病越洋交流的历史还远远没有结束。

[1] 英国于1833年通过《废奴法案》，宣布在所辖殖民地逐步废除奴隶制，但作为适应期，获得自由的奴隶仍然要为前主人工作至1838年。 ——编者注

第6章 结论

自史前时代以来，航海技术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更大、更快、更安全的船只被建造出来，沿着覆盖全球的海上航线运输人员和财物。世界的大洋不再是人类发明和勇气的最大挑战，而是现代世界经济的通衢。本书的重要主题是广阔航海网络的发展，这个网络通过贸易、政治力量的辐射，思想和文化的融合而把世界各地的文明连接起来。

世界最著名的航海社会在航海网络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表明，世界历史的一个重大发展是1500年左右几个欧洲国家开始迅速扩张它们的航海网络。这种扩张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突破了长期形成的区域界限。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的船只把它们的政治实力辐射到全球。对新的贸易航路的积极探索和领土占有不仅为欧洲列强和其他国家带来了大量财富，而且促使世界经济和政治权力格局的最终形成。当然这些成就是从非常肯定的角度来看，但是航海胜利的故事也有诸多消极方面，尤其是一些航海大国与其他不太强大的民族之间建立的压迫和剥削关系。

美国的海洋扩张

美国的海洋扩张晚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等老牌海上殖民帝国，它进入20世纪以后才走上海外扩张的道路。美国的海洋扩张受益于它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取得的成就。

为什么是西欧的小国而不是诸如中国明朝或奥斯曼、萨法维和阿富汗帝国等国家能够利用它们的航海技术扩大经济和政治网络呢？从合作转向冲突和征服的过程中，技术发展不是决定性因素。西欧枪炮和舰艇的确优于其他国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军事冲突中，欧洲人就注定出类拔萃。为了把权力投射到遥远的地区，西欧国家的人力资源被利用到了极限。特别是葡萄牙和荷兰，影响力下降的部分原因就是人口局限，而英国、法国和后来美国的海洋扩张都伴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

组织制度的优势包括中央集权政府希望更少地依赖国内税收，颁布特许状，授予投资公司准政府的权力和高度发达的财政制度，这些都有助于解释欧洲的成功。对商业动机和回报的不懈追求也不应该被忽略。一些地区的政治分裂和敌对状态常常给外来的航海大国提供了干预机会，在鼓励海外扩张野心方面，欧洲列强之间的竞争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虽然威尼斯与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英国与法国之间不同时期的竞争分别出于政治、宗教和商业等不同目的，但是这些竞争不仅残酷无情，而且随着它们走向工业化和全球舞台而不断加剧。19至20世纪美国的显著发展和日本的现代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竞争强度。不幸的是，覆盖全球的经济是世界大战的一个先决条件。

还有必要强调一下，欧洲沿海地形是如何令其雄心勃勃的水手取得成就的。从挪威到伊比利亚半岛，西部沿海地区为掌握外海知识和航行带来了机遇或者说挑战。印度洋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印度洋盛行的季风和亚洲领土广袤帝国的强大吸引力似乎更有效地限制了水手们的视野。浩瀚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似乎也不足以把美洲两岸的航海文明引入未知海洋。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佛教的发展过程中，航海联系极大地促进了宗教改宗的蔓延。海上贸易商人似乎常常是接受异域新思想的先驱。但是，当反省本书研究的一些不太重要的主题时，我们不禁注意到，海洋常常为文明世界的居民提供了与其母国社会道德和宗教限制相分离的方法，从而使他们可以在遥远的海岸摆脱母国的道德和宗教约束。从宗教来看，可以这么说，欧洲航海网络的扩张速度太快，以致基督教的意识形态跟不上步伐。虽然从一开始，新大陆被征服的领土就是名义上的基督教社会，但是实际上，它的土著文化仍然保留了宗教认同，欧洲移民力图使他们的意识形态结构适应新形势。相反，在亚洲和东非，虽然基督教也有所传播，但是伊斯兰教和佛教一直通过航海网络传播，变化的速度更加合理。

海外生产以及按海洋对食物进行分配确实是航海对许多文明演变所做积极贡献的一个重要例证。新的食物来源得到了发展，新的粮食作物被融入许多民族的饮食之中。这常常导致新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形成，但是正如我们在蔗糖生产的例子中所见，对社会而言，一直卷入这种发展未必有利。航海与黑奴贸易之间的联系对那些被卷入的人员没有什么好处。

我们已经看到，随着人员、商品和思想跨越世界海洋的运动，严重的疾病也被传输到新地区并产生了惊人的后果。对人类的独创潜能来说，没有什么比通过海路传播的疾病所产生的始料未及的灾难性后果表现得更显著了。事实上，杰出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把世界描述为“仍然对1492年后突破海洋障碍、来往航行的船只引起的冲击做出回应。”[1]

不断扩大的全球经济也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现代世界技术和工业持续进步的一个不幸后果是航行的舰船、污水出口和被污染的河水，都向大海倾泻有害的、有毒的甚至放射性物质。

我们的研究显然能推断出许多不利后果，但是它们不能完全掩盖航海和文明的积极成就：例如，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传播到新的地区，航海技术的进步很快便促进了全球网络的发展。现代经济的长期发展仍被看作人类文明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尽管它带来了不平等和潜在的危害。

从文化上看，水手们的积极活动也令世界获益。由水手、商人、殖民者和传教士传播的丰富多彩的伊比利亚文化在许多地方繁荣起来，并且留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遗产。西班牙语成为世界第三大语言，是远离西班牙的智利的第一语言、菲律宾的第二语言。英语甚至更为普遍，英语文化的多面性与欧洲各航海国家的文化多面性一样。当然，这种影响力有两面性。本书的读者肯定能想到，自身的语言、饮食、服饰、创造性艺术和日常文化的许多方面都起源于外国。

无论我们选择从什么角度看，航海对文明发展的贡献的确都是丰富多样和令人陶醉的。最后，我们必须怀着衷心敬佩之情，仔细思考各大航海文明的水手们一次次充满信心地运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和技巧应对海洋挑战的方式。

本书开篇引用了一首诗歌，所以最恰当的方法是以引用另一篇诗歌作结，这次我们选取H.W.朗费罗（H.W.Longfellow, 1807——1882)的《大海的秘密》：

你想了解大海的秘密吗？

舵手们回答：

只有那些勇敢面对危险的人，

才能真正理解它的秘密！

[1] William H.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77, P. 234.

延伸阅读

最容易得到且最可靠的世界历史全面指南是由杰弗雷·帕克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第四版。大量的注释图令它特别有用。经济和政治权力格局的概念在迈克·曼恩的《社会权力的起源·第一卷：从人类之初到1760年》中以更复杂的术语给予了讨论。

第1章讨论的航海发展都包含在理查德·伍德曼的《船舶史》中。这是一部全面介绍从古至今航海故事的著作，重点介绍1500年以来的航海史。更早时期的航海史，参见莱昂内尔·卡森的《古代航行：古代地中海的水手和水军》，吉莉安·哈钦森的《中世纪的船舶和海运》以及E.E.莱斯主编的《海洋和历史》一书中分别由肖恩·麦克格莱尔、A.J.帕克和萨拉·阿雷森等人撰写的有关章节。

关于第2章，菲利普·科汀的《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提供了一个纲要，并讨论了一些理论概念。我发现肯尼斯·麦克弗森的《印度洋：一部人民和海洋的历史》、阿梅列·库特的《古代近东：约公元前3000——300年》、佩里格林·霍登和尼可拉斯·帕赛尔的《堕落的海洋：地中海史研究》和巴里·坎利夫的《面向海洋：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1500年的大西洋及其各民族史》提供了既刺激又丰富的信息。关于中国，参见谢和耐的《中国文明史》。

关于第3章，G.V.斯卡梅尔的《被环绕的世界：欧洲第一个航海帝国，约800——1650》是一个卓越的起点。还可参见莱昂内尔·卡森、谢和耐的著作，以及费迪南·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卡洛·奇波拉的《枪炮、风帆和帝国：技术革新和欧洲早期扩张阶段，1400——1700》、迈克·伍德的《征服者》、保罗·布特尔的《大西洋》。迪特马尔·罗特蒙特的《印度经济史：从前殖民地时代到1991年》精辟地介绍了在印度生活的英国人，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资本的年代：1848——1875》则更广泛地讨论了19世纪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问题。

第4章讨论的问题已经由前面提及的许多论著触及了。对早期佛教更全面的讨论可参见希曼舒·P.拉伊的《变幻之风：南亚早期佛教与航海联系》，谢和耐对中国的论述，康纳德·托特曼的《日本史》。《基督教传教士传记词典》有许多有用的词条。J. L.比奥克的《中世纪冰岛：社会、冒险故事和权力》一书分析了冰岛皈依基督教的问题，《牛津插图基督教史》则概述了基督教的传播情况。关于穆斯林水手和商人的重要性可参见菲利普·科汀、肯尼斯·麦克弗森的著作，特别是可以参见S. D.戈伊坦的《地中海社会：开罗密室文献描述的犹太人世界社区》。菲利普·詹金斯的《美国史》概述了美国主要宗教派别的发展。

肯尼斯·麦克弗森研究了印度洋地区航海与某些特定食物传播之间的关系；也可参见谢和耐对中国的论述。西敏司的《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史上的地位》提供了大量信息，赫伯特·S·克莱因的《大西洋黑奴贸易》更广泛地讨论了黑奴贸易的诸多问题。威廉·麦克尼尔的《疾病与民族》是论述疾病传播的奠基性著作，W.F.拜纳姆的《医学史百科全书》可以作为上述著作的补充。

上述所有著作都列出了它们的参考文献，这些参考文献有利于读者找到特定主题的更详细论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极简海洋文明史：航海与世界历史5000年/（英）菲利普·德·索萨著; 施诚, 张珉璐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6.10

书名原文: Seafaring and Civilization：Maritime Perspectives on World History

ISBN 978-7-5086-6744-7

I. ①极… II. ①菲… ②施… ③张… III. ①世界史IV. ① 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0701号

极简海洋文明史——航海与世界历史5000年

著者：［英］菲利普·德·索萨

译者：施诚 张珉璐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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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极简中国史

[美] 阿尔伯特·克雷格 著

李阳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前言

第1章 中国早期

起源：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早期：商朝

青铜时代晚期：西周

铁器时代：东周

铁器时代：中国哲学的诞生

历史视野中的早期中国思想

第2章 中国最早的帝国及其后时期

秦统一中国

西汉

东汉及其后时期

汉代思想与宗教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最早的帝国

第3章 帝制时代的高峰

帝国的重建：隋朝和唐朝

宋朝

元朝：蒙古大帝国统治下的中国

历史视野中的帝制中国

第4章 帝制时代后期：明朝和清朝

经济区域

人口

中国第三次商业革命

明朝的统治模式

明朝的对外关系

清朝的统治模式

清朝的对外关系

明清文化

历史视野中的帝制时代后期的中国

第5章 近代中国

清朝统治的终结

从王朝统治走向军阀政治

文化和思想激荡：“五四运动”

国民党治下的中国

历史视野中的近代中国

注释

延伸阅读

献给萨拉·克雷格（1960—1992年）

前言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文明延续至今，古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印度文明都被后来与之迥然不同的文化浪潮淹没或取代了。诚然，中国文明也非一成不变，它始终在发展变化，尽管融合了外来的影响，但从未被完全淹没。公元7世纪到8世纪时，中国的文字体系、哲学和技术传播到了日本、朝鲜及越南，确定了今日之“东亚”的范围，中国的诗歌、文学和艺术在这一地区依然具有影响力。如今，中国是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核大国，经济增长迅猛。要理解当今世界，必须理解中国，为此，我们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

本书最早是《世界文明的遗产》（The Heritage of World Civilization）一书中“中国”数章的扩充。再版时对这些章节进行了大幅修订，并将原先用罗马字母表示的中文名称和术语改为拼音。此次第三版的每一章又做了进一步修订和增补。

本书力图为中国历史进程建立一个编年框架并进行概述，在关注统治王朝的同时，也对跨越朝代界限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给予关注。有大学讲师希望以专题形式讲授中国历史，并指定（相关）专著、文献、小说和电影。本书文字简明，或许对他们颇具参考价值。

由于力求简明，笔者许多不乏自信的推断，可能仅在其简明的语境下正确，充分严格的论证则需要更多篇幅。笔者为重新讲述历史，择选一些关键的史实要素，因而不可避免地略去了其他一些有价值的要素。读者通过阅读书末延伸阅读中所列著作，可以了解到本书所述历史故事的更多背景以作为对照。

文字记载的历史是抽象的。在任何社会，变化或稳定都是亿万人的情感和行为的综合结果。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通过社会关系与更广泛的社会相连，为生存工作，并受到规则的保护和制约。这类关系的总和决定着国家发展的方向。历史学家至多能了解过往历史的一二。在中国，尽管近代之前的文献记载多于其他任何国家，绝大多数人仍湮没无名，不着痕迹。通过现存文献来书写中国历史，便如同要完成一幅多数碎片已经遗失的拼图。

以过去的眼光去观察某段历史总是非常困难。我们今天的假设总是难免臆断。即使研究西方——我们自己的文明——我们也仅能瞥见少量信息，比如说，中世纪汉堡一位商人的生活情况。而南宋时期杭州的一位商人怎样看待家庭、社会和宇宙就更难知晓了。但我们或许可以从原始文献中发现一些端倪，因此，诗歌、哲学、散文和小说中的场景会被间接或直接引述。这些当时的文字提供了直接的窗口，我们可借此窥见历史上中国人的实际思想与情感。它们照亮了历史，也提醒我们，生活在千年以前的中国人与今天的我们有着同样的希望、恐惧、喜悦与忧伤。尽管人类经验受到文化模式和社会形态的巨大影响，我们还是能体会到这些共有的情感。

中文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在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即中文的注音体系。直到大约二十年前，大多数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都使用威妥玛拼音体系，即将中文名字和术语罗马字母化。现在，多数学者和所有报纸都使用汉语拼音体系，即在中国通用的体系。我本人始终使用汉语拼音，因此，“毛泽东”我写作“Mao Zedong”，而不是“Mao Tse-tung”。总体上说，汉语拼音对使用英语的人并不难。“道”用汉语拼音写作“Dao”，而不是“Tao”，它在汉语中的发音也是这样。但由于汉语拼音体系是20世纪50年代发明的，受到了俄语的影响，一些字母的音值和英语不同，应当留意。

1. 旧式的“hs”（比如在“夏”朝中）现在写作“x”（因此朝代名写作“Xia”）。

2. 旧式送气音“ch”（比如在“清”朝中）现在写作“q”（因此朝代名写作“Qing”）。

3. 旧式的“ts”（比如在“蔡元培”中，现代思想家）现在罗马字母化写作“c”（所以写作Cai Yuanpei）。

与韩国和日本一样，中国的姓在前名在后。所以刚才例子中的人物是“蔡先生”而不是“元培先生”。为了标明向汉语拼音体系的转化，我有时在拼音后面的括号中加上了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比如“Jiang Jieshi”（Chiang Kaishek，蒋介石）或“Guangzhou”（Canton，广州）。延伸阅读书目中的部分书名则使用了旧式的威妥玛拼音体系。例如，使用“Sung”而不是“Song”（宋朝）来表示朝代名。这类情况可以通过上下文理解。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借鉴了许多出色的研究；对借用的很多智慧成果，像往常一样多数都没有在书中明确致谢。但我想特意提及以下几位，他们给予了我特别的和个人的帮助：我最早的中国史老师——史华慈、赖世和、杨联陞和费正清；我的同事们，同他们学习令我受益匪浅——包弼德、柯文、狄宇宙、艾朗诺、欧立德、梅谷、柯伟林、孔飞力、德怀特·珀金斯、普鸣、傅高义和叶山。

此外，以下评阅人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东田纳西州立大学的亨利·安特凯维奇，沃什本大学的杜永涛和巴特勒大学的韩孝荣。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旭子·克雷格，一直以来的精神支持和编辑建议。所有的谬误之处都归于我本人。

本版修订

在本版中，每章都有改动：

■ 增加了早期佛教的新内容。

■ 通向中国的海路部分增加了新资料。

■ 明朝和清朝部分增加了新内容。

■ 在第四章中，根据评阅人的建议，做了以下改动：

明清两朝按时序编排（不再用第2版中的专题形式）。

对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做了更清晰的描述。

第1章
中国早期

本章概要

起源：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 \ 青铜时代早期：商朝

青铜时代晚期：西周 \ 铁器时代：东周

铁器时代：中国哲学的诞生 \ 历史视野中的早期中国思想

起源：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

中国最早的人类生活可以追溯到距今数十万年前的北京人（直立人），其遗迹最早发现于中国北方的平原地区，此后在其他地区也陆续发现。北京人身高约1.5米，脑容量比现代人的小。北京人与“爪哇人”和在非洲、中东及欧洲发现的多种直立人相似，这些早期人类依靠捕猎野鹿和其他动物以及捕鱼、采集生存，男性比女性体形略大，劳动可能存在性别分工，女性从事采集。关于他们的语言能力、社会关系和信仰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确知的是，他们使用碎石制造工具，并用火烹饪食物。一些头骨上存在的猛烈敲击痕迹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吃人脑。

脑容量较大的现代人类（智人）最早在距今10万年前在非洲出现，在约距今5万年前来到中国，取代了北京人。他们使用火，并用精良的石片制造工具。通过在考古现场发掘的含有工具的连续地层，旧石器时代的历史进程若隐若现，并且这些工具呈现出了明显的地域特点。智人掩埋逝者。由于人类仍然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人口数量依然稀少。这样的制约在今天有助于保持物种之间的平衡，比如阿拉斯加的鹿和狼。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萌芽于约公元前6千纪。在世界上数以千计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中，仅有为数不多的文化把农业、制陶、驯养家畜和磨制石器相结合，我们将其视为“新石器时代”的特征。改进的工具在狩猎和农业中都发挥了很大功用。我们推测，在男性狩猎的时候，从事采集的女性发现了如何种植和培育种子，并在从播种到收获的整个过程中照料农作物。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使用篮子储存干燥的食物，用陶罐盛放液体。粮食产量的增加使人口迅速增长，人们在最肥沃的田地附近聚集，建立了群居聚落。这些变化改变了史前时代，如同今天科技改变了我们的时代。

中国的农业最早起源于公元前5600年到公元前4000年的黄河南部弯道流域。黄河是东亚四大河系中最北边的一条，其他还包括中国中部的长江、中国南部的珠江以及位于今越南北部的红河，这些河流都向东汇入太平洋。最近一千年中，黄河流经的平原地带大量森林被砍伐，冬季寒冷，经常遭遇旱灾，但在公元前6千纪，该地域气候温润，西部是森林茂密的高地，东部是大片湿地。当年沿黄河流域栖息的竹鼠，今天仅能在亚热带的东南亚地区看到了。

中国农业大发展中的主要作物是粟。约同一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甘薯和芋头，这是越南农业扩张的结果。在中国南方（以及今天的越南、泰国一带），人们开始种植水稻。与此同时，小麦从西方传入中国。

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清理土地并焚烧表层，种植粟、白菜，稍晚开始种植水稻和大豆。在土壤的肥力耗尽后，人们会遗弃田地乃至整个村落。这一时期的工具均为石器：石斧、石锄、石铲和石镰。居民畜养猪、羊、牛、狗、鸡等禽畜；野生动物十分丰富，狩猎依然是重要的经济活动。在对古代村落灰堆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鹿、野牛、羚羊、犀牛、野兔和旱獭的骨骸。谷物用陶器储存，陶器上绘有显眼的红色或黑色的几何图案。这种陶器随后被一种质地更为坚硬、轻薄的黑陶所取代，这种黑陶利用陶轮制成，随后沿黄河向西传播，并向南传播到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陶罐的三足形制在之后中国的青铜时代得到了沿袭。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

马家窑文化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 前2050年，是仰韶文化的一个晚期分支。其彩陶文化尤为发达，器形以盆、钵、罐、壶为主，纹饰以漩涡纹和波浪纹最具特色，具有极强的动感美。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白陶鬶

年代约为公元前4300— 前2500年，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陶鬶是一种盛水、炊煮器，是大汶口文化中的典型器物。造型独特，犹如一只伸着长喙引吭高歌的鸟，底部有三只丰满的袋足支撑。古代东夷人以鸟为图腾崇拜的对象，所以器物多制作成鸟形。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琮

良渚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200年。琮是一种内圆外方、中间为圆孔的筒形玉器，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礼器之一。学者推测，琮可能体现了原始先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方象征地，圆象征天，琮同具方圆，象征通贯天地。良渚先民用琮作为与天地神灵沟通的礼器。

中国早期农民编织麻布，并学会了用桑叶养蚕，用蚕茧生产丝。他们的房屋为半地穴式，用木柱支撑，地面位于地下，涂抹有一层灰泥。村落沿河谷坡地分布在相互独立的小块空地上。考古发现了武器和遭到过重击的土墙，表明村落之间存在战争。尽管有迹象表明可能存在祖先崇拜，但我们对他们的宗教信仰知之甚少。他们先在牛肩胛骨或龟甲上钻出小孔，然后用火灼烧，通过判断裂纹来进行占卜。逝者被埋葬在公共墓地，用陶罐盛上食物陪葬。部落首领佩戴玉制的指环和珠链。

青铜时代早期：商朝

中国传统史料记载了三个上古王朝：

公元前2205—前1766年夏

公元前1766—前1050年商

公元前1050—前256年周

直到20世纪早期，现代历史学家都认为其中前两个王朝的存在仅仅是传说。20世纪20年代，在今天安阳附近“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这座古城有城墙，是商代晚期的一座都城。此后又有其他商代城市遗址被陆续发现。古城遗址中包括商王庭卜筮部门的档案（商王朝负责档案典籍管理的官员称为“作册”），其中出土了大量刻有中国古文字的“甲骨”。甲骨上记载的诸王名字与传统史料所载基本吻合。商王朝实际存在的证据令历史学家相信夏王朝很可能也存在，或许夏是存在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王国或部落联盟，其文化属于红陶文化。有学者提出假设，认为位于黄河南岸的二里头可能就是夏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也许夏王朝时就已产生了黑陶工艺、青铜工艺，以及今人所未知的最早的中国文字体系？

商代甲骨文

商代甲骨文是中国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文字，具有一定的体系，刻、划精湛，内容丰富，为中国的古文字和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学者王国维曾利用甲骨文系统考证了殷墟卜辞中先公先王的名号，证明《史记》所记载商代历史为信史，并纠正了文献记载的错误。

青铜时代中国典型的政治机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邦国。其中最大的是商朝都城，但由于迁都频繁，很少有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那样的宏伟的建筑遗存。城中有公共建筑、祭坛和贵族的居所，周围环绕着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村庄。到商代晚期，中国北部平原上出现了几座这样的城市，由王庭宗族或贵族统治。商王享有政治、经济、社会及宗教权威，去世后由弟弟或儿子继承王位，其他城邦的统治者承认继任者的合法性。

战争爆发时，军事贵族驾驶战车上阵，指挥从民间征召的步兵作战。军队使用的武器包括长矛和杀伤力强大的复合弓。据记载，一支军队通常由3 000到4 000人组成，在某次战斗中甚至达到13000人。商主要与蛮夷部落作战，偶尔也镇压反对王庭统治的城邦。战争中的俘虏会沦为奴隶。

商代文明的三个显著特征是文字、青铜器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商朝宫廷史官可能使用竹简做记录，但这些竹简没能留存下来。留存至今的有青铜器和甲骨上的文字记录。一些甲骨上的文字记载了向神提出的问题、回答和事件的结果。有代表性的问题包括：哪位祖先导致王耳痛？如果王到齐地狩猎，是否会有灾难发生？王要出生的孩子会是儿子吗？如果王派兵征伐敌人，上帝是否会帮助他？祖先会接受供奉的祭品吗？

我们对商代宗教信仰的了解建立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商代的中国人相信一种超自然的“上帝”，具有统治人间的力量。在上帝之下，还有各种次要的自然界的神——日、月、土地、雨、风和六云。商王祭祀祖先而非上帝，因为祖先会代表后代向上帝祈愿。在世的国王并非神明，而是国家的最高神职人员。

在商代，中国的宗教和宇宙论常常紧密相关，这一传统延续到后世。商代人观察星辰运动，记录日食月食，将天象视作上帝的谕示。天官也记载宫廷中的事件。商代的历法每月30天，每年360天，通过定期增加闰月来调整。历法由商王颁布，用来指导农时，百姓据此按时播种和收获。

青铜器在约公元前2000年时在中国出现，比在美索不达米亚晚约1000年，比在印度晚约500年。关于其起源存在争议。在从中东到中亚的肥沃新月地带的大量考古发现表明，青铜器可能在公元前3千纪内传到了东方，但商代人很可能独立发展出了青铜技艺：商的铸铜技艺比美索不达米亚的更为先进，青铜器上的花纹则继承了此前的黑陶文化。青铜用于制造武器、盔甲、战车部件和各种精美的礼器。

在商代，和许多其他河谷文明一样，农业和冶金技术的进步增强了人们对自然的掌控能力，社会分层开始出现，大多数人被迫服务于少数人。拥有青铜武器的贵族能凭借武力剥削其他群体。等级制度决定了商代城邦中的生活方式。国王和官员居住在城内，房屋宽大，建造在地面上，用石头作为柱基，屋顶搭在成排的木柱上。他们的生活在古代堪称豪华：衣着华贵，宴饮作乐，用青铜器饮酒。相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居住在城外狭小的地穴里，生活贫困艰难。在对这种地下栖身之所的考古发掘中，仅发现了一些陶罐。

商代青铜象尊

青铜酒器，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顶部连铸的小象是盖钮。大象象鼻中空、上扬而鼻端前伸，是尊的流（倒酒的嘴）。象身布满精美的纹饰，有兽面纹、夔纹、四瓣花纹，以云雷纹衬托。

中国的文字

中国的文字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公元前1766—前1050年），人们为了占卜在兽骨或龟甲上刻字。现存的商代文字有约3000个，其中约一半已经得到辨认。这些文字经过演化，构成了如今收录汉字最多的大字典中5万余个汉字的一部分。不过，现在常用的字也只有3000到4000个，学者掌握的字数大约是这一数目的两倍。

汉字从图形演化而来，需要注意字形风格的逐步演化。字形在公元前200年基本固定下来，接近现代印刷体。

还有些文字是由两个图形组成的，以下例子使用现代文字：

太阳在树后代表日出东方而非日落西方，这是一种惯例。

还有其他几种造字法。比如将表音的声旁与表意的形旁相组合（即形声字）。汉语中有许多同音字，例如汉字“台”，读音为“tai”，意为“高处”或“举起”，但在口语中，还有同音字表示“苔藓”、“践踏”、“老马”和“懈怠”等意思，即

在每个例子中，字音都来自“台”，字义则来自另一部分。需注意的是，“台”可以处在字形的下、上或右边，位置的安排也存在一种惯例。

作者制表；书法：旭子·克雷格。

东亚语言

当今东亚语言的两大语系是汉语语系和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两者的差异与它们和欧洲语言的差异一样大。汉语语系包括现代汉语及其多种变体、藏语和缅甸语，越南语和泰语尽管受到了汉语的巨大影响，可能来自汉语语系，但也可能来自其他语系。汉语内部有多种方言，难以相互理解。在北京方言基础上形成的普通话与粤语（广东话）的差别比西班牙语和法语的差别更大。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使用范围分布在中国以东、以北及以西地区。该语系的语言包括日语、韩语、满语、蒙古语、突厥语以及远在欧洲的芬兰语和匈牙利语。

商代的人殉制度最为明显地体现了王室血统与低微出身之间的巨大鸿沟。在一座约长12米、宽8米、深8米的商代墓穴中，发现了大量被斩首的人的遗骸，马、狗的遗骸以及大量作为饰品的骨器、玉器、石器。商王去世时，数以百计的奴隶、战俘和商王生前的仆从会被殉葬。建造宫殿或祭坛时，也会供奉人牲。

早期中国的人殉

到公元7世纪左右，用活人殉葬的情况已经很少出现了，但仍然存在。以下诗句节选自《诗经·秦风·黄鸟》。这首诗作于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时，表现了尽管有宗教信仰和赋予的荣誉，但殉葬者依然不愿赴死的情形。

请注意其中用“彼苍者”即天空来表示上天。

今天，在战场上为国捐躯被视为光荣，这与为了在死后继续服侍主人而殉葬有什么不同？

交交黄鸟，

止于棘。

谁从穆公？

子车奄息。

维此奄息，

百夫之特。

临其穴，

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

止于桑。

谁从穆公？

子车仲行。

维此仲行，

百夫之防。

临其穴，

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

青铜时代晚期：西周

商代时，周人生活在黄河支流渭河以西的河谷地带，在今天的陕西西安附近。周在文化上与新石器时代的黑陶文化较为接近，文明程度比商落后，也比商更好战。商代的甲骨文中记载了商周之间的关系——有时友好，有时敌对。据史料记载，最后一位商王纣昏庸残暴。公元前1050年，商在与北方游牧民族和东方叛乱部族的战争中元气大伤，周趁机联合对暴政不满的诸侯国，推翻了商的统治。

周人基本沿袭了商代的生活和统治方式，以城市为中心、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诸侯国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单位。

据估计，公元前8世纪时，这样的诸侯国约有两百个。周代的社会阶层也与商代的类似，最上层是国王和贵族地主，其下是文官武士，农民和奴隶处于社会底层。奴隶一般作为家仆。因为自身在文化上较为落后，周人更多地吸收了商的文化，继续发展了中国的文字体系。周人也保持了铸造青铜礼器的习惯，但他们铸造的器皿在精美程度上无法与商代青铜器相匹敌——商代青铜器的精美程度在青铜时代冠绝世界。

西周晚期散氏盘

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相传清乾隆初年出土于陕西凤翔。内底铸有铭文19行、357字，内容为一篇土地转让契约，记述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并详记田地的四至及封界，最后记载举行盟誓的经过。

西周的都城仍设在中国西部，但当时又在位于黄河南部拐弯处的洛阳建立了陪都。周王封亲属和其他贵族盟友为诸侯，统治各国。这种非中央集权的贵族统治方式被称为“封建”，有时译成“feudal”。这种译法不无道理，因为这种分封像是周王的恩赐，而诸侯国在必要时要向周王提供军事支援。中国后世的历史学家对周代这种分封制与后来历朝历代所采用的高度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做了很多比较研究。

血缘纽带是周王朝统治模式的根基。周王是家族中嫡长子一脉的首领，代表整个家族祭祀“上帝”。诸侯国君主的排序反映了他们与周王嫡长子一脉的亲疏关系，他们的称号在英语中经常用英国封建贵族的头衔来翻译——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更准确的翻译术语仍在探索中。

周与商的一个区别在于各自所宣称的政权合法性的性质。商代帝王的祖先是神职统治者，拥有内在的宗教权威，因此无需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而周是取商而代之，必须对当前为什么是周而不再是商作为合法统治者做出合理的解释。周人的说法是上天（在商代早期，这一词语逐渐取代了原先的“上帝”来表示高于一切的存在）因不满最后一位商王纣的昏庸无道，剥夺了其统治的天命，转而赐予了周。这种天命观此后为中国历朝历代所秉持，直到20世纪初。汉字“天”的字形与“人”的字形相关联，并且这一概念起初拥有人性或拟人化的特点。而到了东周时代，尽管仍含有道德意味，但天的拟人化意味减弱，更多地成为一种抽象的超自然力量。

铁器时代：东周

公元前771年，渭河谷地的西周都城被犬戎攻破。中国传统说法中对这一事件的阐释让人想起“狼来了”的故事。昏庸的周幽王为了取悦最宠爱的妃子褒姒，反复下令点燃烽火——烽火在当时是蛮夷入侵时向诸侯发出的求援信号。褒姒在看到诸侯军队整装集结却扑了个空时，会欢乐地鼓掌。但诸侯们厌倦了被戏弄，当蛮夷真的入侵时，他们对烽火信号无动于衷。结果周幽王被杀，都城陷落。周平王继位，并和大臣们将都城迁至洛阳，东周时代由此开始。洛阳位于西周都城镐京以东300多公里，黄河大拐弯处的南岸。

东周的第一阶段史称“春秋”时期，因记载其历史的同名史书《春秋》而得名，延续到公元前481年。迁都洛阳以后，周王室再也没能恢复旧日的权威。到公元前7世纪早期，洛阳尽管仍是文化和礼仪中心，但政治权力名存实亡。周王族与诸侯国间的亲缘和宗教纽带都变得十分脆弱，能重新强化统治的军事力量也不复存在。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中国的政治呈现出中北部平原上众多小诸侯国和沿着平原边缘围绕着这些小国的、完全自治的诸侯大国共存的局面。较大的诸侯国在各自的国境线之内巩固统治，吞并周边的部落，并向外扩张，征服周边小国。

在周王室羸弱无力的情况下，为了防御诸侯大国的侵略，很多小国结成了防御同盟。最早的同盟出现在公元前681年，目的是抵御在南方占据了长江流域的“半蛮夷”的楚国。众小国的王公贵族将北方一个大国的国君选作盟主，并承诺给予他支持。在结盟仪式上，人们宰杀一头公牛，盟主和其他国君将牛血涂在嘴唇上，向天发誓坚守同盟。不过，根据中国成语“口血未干（就背叛了盟誓）”，我们可以推测，盟誓并非总能得到信守。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盟约和盟主不断变换，结盟仅仅是延缓了军事扩张的步伐。

东周的第二个阶段史称“战国”时期，同样得名于一部史书《战国策》，该书记载了公元前460年到前220年的历史。到公元前5世纪时，所有防御同盟都瓦解了，强国不断吞并较小的邻邦，平原边缘的各国日益强大，多国间的平衡局面不复存在。到公元前4世纪时，只剩下八九个国家争雄。唯一的问题是哪个国家能最终胜出，统一中国。

中国社会的三个重要变化导致了强大地方诸侯国的出现。第一是人口和耕地的增长。商和西周的城市好比荒野中的绿洲，被平原、沼泽和森林隔开。野生动物十分丰富，狩猎和畜养牛羊可以作为农业的补充。但到了东周时代，随着人口的增长，荒野地区逐渐消失，农业几乎成为经济的唯一支柱，狩猎变成了贵族的消遣。当国家相接时，边境地区就开始产生摩擦。这些变化在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铁器时代开始后加快。铁制工具有助于开垦新的土地，犁地更深，提高了农业产量，农产品有了更多盈余。灌溉和排水沟渠第一次取得了重要的地位。农奴让位于自由农民，农民开始买卖土地。到公元前3世纪时，中国的人口数量达到了2000万，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此后这一特征从未旁落。

第二个变化是商业的兴起。这进一步冲击了之前稳定的农业经济。商人利用为战争修建的道路，用马匹、牛车、船舶和公元前3世纪时传入中国的骆驼运送货物。地区之间进行产品贸易，铜制钱币和丝帛、贵金属一起成为货物交换时的媒介。富有的商人在生活方式上能与拥有土地的低等贵族相匹敌。许多城市加修了外城，为日益扩大的商业区提供场所。尽管战争连绵不绝，周代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钟、青铜镜、陶俑、漆器和乐器还是为当时中国的物质和艺术文化提供了丰富的例证。

战国曾侯乙墓棺椁漆画

1977年发现于今湖北随州。墓主人为战国初年古随地诸侯国曾国国君乙。外棺内套有一内棺，内棺形制略小，棺身遍涂朱漆，其上有神秘的彩绘装饰图案，以黑、黄色漆描绘了各种形态的龙、蛇、鸟、兽、神等，绚丽多彩，具有战国时期楚地文化的神秘浪漫色彩。

战国楚人物御龙帛画

1973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1号墓出土。画幅出土时平放在椁盖板与棺木之间，应是引魂升天的铭旌，因年代久远已呈棕黄色。帛画描绘了巫师乘龙升天的情景。巫师宽袍高冠，腰佩长剑，手执缰绳，神情潇洒地驾驭巨龙。画面布局精当，线条流畅，想象丰富，表现了楚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

春秋晚期吴王夫差剑

1976年发现于河南辉县。剑是适用于近战的短兵器，早在商代就已出现，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极为流行，且当时吴国、越国制作的兵器精良，名闻天下。该剑全长59.1厘米，剑身宽5厘米。铸有篆书铭文10字：“攻敔王夫差自乍其元用”，意思是吴王夫差自己制作了这把宝剑，希望能长久使用下去。

第三个对大国有利的变化是一种新型军队的出现。配备弓箭的骑兵部队取代了只适用于平原地区作战的旧贵族战车。多数战争是由征召的步兵完成的，诸侯大国集结的军队人数常常达到数十万之众，小国面对这样强大的军队完全无力抵抗。旧贵族让位于军事统帅，过去即使在战争中也具备约束力的旧礼制让位于血腥冷酷的军事谋略。战俘往往被屠杀。

政治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新兴诸侯国的君主开始称王，过去这一称号只有周的王族才能使用。在一些诸侯国宫廷中，世袭贵族的地位衰落，善于治理国家的谋臣取而代之。为了生存，新的国家必须把农业和商业财富转化为军事力量。征税、征兵和治理国家事务需要书记人员和有文化的官员，学校因此建立起来。在官员之下，出现了一个有文化的新的政治阶层，其成员被称为“士”。这一概念最早用来指“武士”，但内涵逐渐转变为“文官”。“士”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包括出身自低等贵族、旧武士阶层、地主、商人和地位上升的平民等家庭的读书人。从“士”这一阶层中，出现了创造“诸子百家”局面和改变中国文化的思想家。

铁器时代：中国哲学的诞生

商代青铜器美得令人窒息，但对西方人来说显得既古老又陌生。它们就像玛雅人的石雕，是由与我们自身的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所创造的，因此几乎令西方人无法理解。相反，东周时代儒家论著与诗歌中的人道精神能与我们直接对话。不过，这几个世纪的哲学思想正是从之前更古老的文化中孕育而生的，这些思想标志着文化上的突破，以及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传统”的开端。

我们注意到，铁器时代中国哲学思想的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是特例。在南亚，印度教和佛教兴起；在地中海地区东部，出现了希腊哲学和一神论的犹太教，犹太教日后衍生出了世界性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些思想和宗教的同时产生令人惊讶。孔子、老子、希伯来先知、佛陀和苏格拉底，尽管所处时代并不完全相同，但都是在公元前1千纪内的前后几百年间诞生的。这些伟大哲学和宗教的创立者，其学说都与个人经历紧密相关，难以仅从历史时代的角度来分析。不过，如果考察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仍然能注意到一些相似点。

1. 所有这些哲学和宗教革命都是在河谷文明的发源地或附近出现的：黄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与恒河。这些地区孕育了古代世界最先进的文化，农业发达，城市居民中很多人受过教育，从事商贸或其他职业。总之，这些文明都具备宗教和思想突破的物质基础。

2. 所有革命都是在古代世界的危机中出现的。铁器的出现意味着更精良的劳动工具和武器，进而是更多财富和更强大的军队。旧的社会秩序开始改变并最终瓦解，旧有的由贵族和神职人员掌控的社会规则被打破，人们需要一种更具普世意义的行为准则，换句话说，就是道德伦理。人与自然和万物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些条件都促成了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新前景。中国的“圣王”、犹太教的救世主、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三者的相似性绝非偶然，都是为了应对古代的社会危机，都通过在乱世中将伦理和历史重新联系，重建了社会秩序。

3. 这些新宗教和哲学思想的显著特征是具有普世价值观。每种思想都声称其教条对所有人而言都是真理，亘古不变。因此，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广为传播的宗教，希腊和中国哲学也传播到了发源地以外很远的地方。儒家思想逐渐传播到了越南、朝鲜和日本等一些习俗与中国迥异的国家。它能够在这些国家成为社会伦理和法律的基础，是因为其道德教化意义超越了中国习俗。

4. 哲学和宗教革命的次数屈指可数。原因并非人类的创造力在公元前300年后就枯竭了，而在于上述那种突破与进步只有在不断吸收新能量而持续发展的原发性传统内部才有可能出现。这一点在汉代（公元前206—220年）和宋代（960—1279年）儒学的发展中得到证明。文化范式一旦建立，经常能够持续。每种主流文化都能够抵御其他文化，极少会被取代。在中国，儒家思想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获得了永久性文化地位的佛教，但儒家仍能保持或重获其优势地位。

如果周代存在的学说确实有诸子百家之多的话，其中大多数今人已经无从知晓。很多典籍在秦代的焚书运动中被付之一炬。即便如此，仍有大量儒家、道家、法家三大主要学派之外的文献存世，足以显示出周代思想的包罗万象与蓬勃气息。

纵横家 。这一学派教授外交谈判中的游说技巧，其主要内容是通过讲述历史故事来为诸侯国的统治者提供指导。纵横家的学说实用性很强，并且由于演说风格幽默生动，颇受欢迎。

名家。这一学派探讨逻辑和联系。例如，一个命题是“南方无穷而有穷”；另一个命题是“白马非马”，是说“马”的概念并不等同于“白马”的概念。

兵家。孙子所作《兵法》是中国军事科学的经典，在当今也是世界范围内很多游击队和军事院校的研究对象。

它称赞不战而胜的将领，还讨论战时的物资供应、间谍活动、宣传和组织国家民众等问题。

阴阳家。这一学派用“阴”、“阳”和“五行”的概念来阐释宇宙运动。“阴”、“阳”是自然界中两种互补的力量，“五行”为金、木、土、火、水。阴阳家的思想后来被其他很多学派所吸收。

墨家。墨子（公元前470—前391年）是较早对孔子提出批评的思想家，他的理想目标是实现和平、富足和人口的增长。墨子讲“兼爱”，要求克服人性的自私。他主张原则性和朴素，批判缺乏实用性的事物，包括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侈靡的葬礼、繁琐的礼仪，尤其是战争。为了实现目标，墨子提出了一个关于强大国家的构想：臣民必须遵从统治者，统治者必须顺应天道，而上天会惩恶扬善。为了促进和平，墨子在小国遭到侵略时会将他的信徒组织成军队前去支援。

儒家

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在鲁国。孔子的出身可能是低等贵族或武士阶层，因为他接受了书写和礼乐等方面的教育。孔子幼年丧父，所以很可能经历过物质生活的贫困。他以讲学为生，带领门生周游列国，希望找到一位统治者接受他的学说，将他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但他只获得过一个小官职，他的政治理想被认为不切实际。孔子于公元前479年去世，尽管找到一位接受他政治理念的统治者的尝试失败了，他仍被尊为老师和学者。他在英文中的名字“Confucius”是汉语中“孔夫子”的拉丁文转写。

我们现在了解孔子的主要途径是《论语》。该书收集了孔子的语录，由他的弟子，也可能是他弟子的弟子们编撰而成。这些语录多以“子曰”开头，随后是孔子的言论。这些语录展现出了一个克己、彬彬有礼、乐观、敏锐、智慧的形象。在一个残暴与迷信横行的时代，孔子仁慈、理智、正直，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学生问他关于死亡的问题，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学生问他关于侍奉鬼神的问题，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

孔子把自己描述为传统的传承者和捍卫者，而不是革新者。他将商周两代的早期帝王理想化，奉其为道德典范，尤视周代早期的社会为黄金时代。他从周代典籍中探寻这一黄金时代的秘密。这些典籍和后世的一些文本成了儒家经典，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具有如《圣经》在西方一样的权威。十三经中的五经如下。

孔子燕居图

明代佚名作，孔府旧藏。此图描绘孔子闲暇无事时的神态，展现的是他温和儒雅的布衣老者形象。须眉舒长，唇齿显露，耳轮凸出，描画精细。

1. 《易经》。卜筮之书，后世学者认为其中含有关于宇宙的形而上真理。

2. 《尚书》。上古至东周早期的文献和言论汇编，部分内容可信。中国传统观点认为此书由孔子编纂，是对圣王言行事迹的记录。

3. 《诗经》。收录周代早期的约300首诗歌。作为一个复杂的文学传统的代表，该书收录的这些诗歌包含对爱情、友谊、礼仪、政治的歌咏，其中很多首在后世被赋予了政治和道德方面的诠释。

4. 《礼记》。礼仪制度与规则之书。儒家非常重视“礼”，认为礼既可以作为行为规范，也符合自然规律。

5. 《春秋》。孔子出生在鲁国，此书即是对公元前722年到前481年鲁国所发生大事的简要记载。中国传统观点认为，该书由孔子编纂，体现了孔子对这段时期历史人物的道德评价。

孔子关于“君子”的论述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君子”是文化上的典范形象，集古代圣人的知识、内在的德与外在的礼于一身。

如何比较“以直报怨”的理念和基督教把另一边脸也转过来的训导？你认为哪种更恰当？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孔子讲学建立在这些经典的基础之上，他希望能结束自己所处时代的混乱局面，回归周代早期的黄金时代。当有人就政事询问孔子时，他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伦理中的“五常”即五种伦理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如果每个人都能履行其社会地位所对应的职责，社会就能实现和谐。孔子认为，社会的安定祥和取决于成员的道德，这可谓基本真理。他的愿望是实现社会下至家庭成员个体、上至帝王的完美和谐。

然而，回归周代早期是不可能的。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从数百个小城邦向几个诸侯大国的转变，新的阶层出现，旧礼制被废弃，因此，仅仅强调基本的人际关系是不够的。孔子的智慧在于用一套新的伦理体系代替旧有的贵族规则，每个接受教育的人都能够实践这些道德准则。他对周代早期传统的重新阐释可以在其“君子”概念中窥见。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君主的儿子”（或贵族），孔子重新定义了“君子”，用来指一个行为高尚，拥有人道、诚实、正直、无私、忠心等内在美德，并且行为举止合乎礼仪的人。

孔子对“君子”概念的重新定义与英国“绅士”含义的改变并无二致。“绅士”原意为出身贵族的人，后来转变为指举止彬彬有礼的人。不过，相比之下，“绅士”在西方仍是很表面化的一种分类，而中国“君子”的内涵更深。孔子认为，伦理道德是内在的本性，真正的君子是向内发现了自身的本性，而这种本性也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所以孔子说：“天生德于予。”孔子对自己人生轨迹的描述也远远超出了举止得体的层面：“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子路问津

选自明人仇英《人物故事图册》。春秋晚期，孔子周游列国，从楚国叶邑返回蔡国，不知渡河的津口在何处，令弟子子路询问路旁耕地的两位隐士长沮、桀溺。在图中，孔子于车中端坐，前方则子路恭立，耕者作指点欲语状。

孔子常将君子与“小人”或普通民众相比。君子受过经典教化，能够发扬“道”，理解道德行为。相反，百姓则是“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设想的理想政府需要通过对君子的任用来实现，因为君子能够成为众人的楷模：“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君子之上还有圣王，同时具备圣德和统治权，德位一体。在孔子看来，周代早期的君王显然是圣人。他写道：“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也。”

孔子对君子的执着可能是导致他被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拒斥的原因之一。君子不追逐利益、不参与体力劳动的观念，与现代需求和平等观念相互冲突。孔子关于女性的观点也被认为很落后：女性很难相处，并且站在道德的对立面。而《论语》这部孔子的语录，几乎是一部只有男性角色出演的戏剧，他曾悲叹：“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2]

儒家学说直到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才被中国统治者奉为官学。但与孔子同时代而稍晚，出现了另外两位重要的儒家学者。孟子（公元前370—前290年）的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延伸，他对孔子思想的阐释为后世大多数王朝所认可。孟子的一个著名论断是人性本善，就像水向下流。因此教育的功能是帮助人发现内在的善并进行培育。此外，正如人性本善，天道也是向善的。上天的意愿是希望统治者重视人民的教育和福祉，如果人民反抗政府，就是上天剥夺了其统治权的主要证据。在中国历史上，对人民的关怀只是一句空话。实际上，动乱往往在政府羸弱而非暴虐时出现。但政府应当爱民的思想在儒家传统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另一位重要的儒家学者是荀子（公元前300—前237年），他发展了孔子思想中较为现实的一面。荀子认为上天并没有道德感，国家无论是暴君还是圣人在位，对上天来说都没有区别。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或者说，至少天生的性情（欲望和情感）如果不加以节制，就会导致社会冲突。因此，荀子强调礼制和教育对自由散漫天性的约束作用，以及包括奖惩在内的良好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塑造作用。荀子的思想对法家学派影响重大。

道家

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在工作中是儒家，而在个人生活上是道家。道家思想为背负沉重社会责任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精神避难所。道家的经典著作包括《老子》和《庄子》。《老子》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庄子》中的部分篇章也出自公元前4世纪，其他篇章则形成于之后的一两个世纪。

道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是“道”，它玄妙，不可言喻，也无法名状。道是宇宙的创造者、维系者，也是宇宙运行规律的体现。道在宇宙层面而不是人类层面上起作用，如老子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合乎道）不仁，以百姓为刍狗”[3]。

圣人意味着什么？人如何顺应自然规律？老子给出的答案是重获和重返自然的简单朴素。他对此有多种论述：“复归于无极”，“复归于婴儿”，“复归于璞玉”。人要想达到这种状态，必须“学不学”。知识不是好东西，因为它会造成差别，导致一系列观点和印象的产生，干扰“道”的实践。另一点是除了简单直接的自然需要之外，人必须学会没有欲望：“无名之璞，夫亦将无欲。”

既然圣人“以百姓为刍狗”，那么似乎应该超越了善恶。但在《老子》的其他论述中，圣人又被描绘为“善救人”。如果这两者并不矛盾，就形成了悖论。对这一点的解释是，圣人显然是超越道德的，但绝不是不道德的，也并不是没有道德感的。恰恰相反，因为合乎“道”，圣人在道德上完美无缺——他完全遵循道德准则，或使道德可望而不可即。因此，《老子》中有如下论述：“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郭店楚墓竹简《老子》

1993年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发掘者推断该墓为战国中期偏晚。其中出土的简本《老子》甲、乙、丙本是迄今为止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传抄本，与现在的通行本文字有所出入。

在这些论述中，我们也能发现道家政治哲学的基础，可概括为“无为”。“无为”的含义介于“什么都不做”和“存在但不作为”之间。这一概念和儒家思想有一定重合。如前所述，儒家的圣王是依靠本性来运用道德的力量，完美的儒家圣人能够实现无为而治。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在道家思想中，真正的圣人都像舜那样，有无为而治的能力：“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还说：“我无欲，而民自朴。”圣人无为而为，“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道家

内在的、变化万千的宗教经验能否将人从日常的世俗中解脱出来，沉浸于道德的感召？其他宗教可能视作“超自然”的力量，在道家看来是真正的自然。

道家所说的“道”和孔子所说的“道”有什么不同？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庄子将政府比作腐鼠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曰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止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耶？”

除了成为合乎道之人这一基本原则之外，道家还有另外两个基本假设或原则。第一是物极必反。第二是过度的行政管理，即使是良好的管理，也会因其特有的分量而变成压迫。如老子所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治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还用更通俗的语言表述这一观点：“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说，为政不要过多干预。

法家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第三股重要力量是法家思想，它也是迄今为止在其自身所处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与其他学派相同，法家思想家也致力于终结使中国生灵涂炭的战争。他们认为，真正的和平需要统一的国家，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他们重视征兵，把战争视为增强国力的手段。

法家学者并不从遥远的过去追寻理想的统治模式。一位法家学者说，上古时期人口较少，食物较多，因此更易统治；而现在面临新的社会条件，需要新的统治原则。法家也不依赖理想的价值秩序来构建国家。其代表人物韩非子（卒于公元前233年）和李斯（卒于公元前208年）都曾断言人性是自私的。人天性喜好奖赏和享乐，痛恨刑罚和痛苦，如果法律严明公正，且有益国家的行为获得奖赏，削弱国家的行为受到惩治，那么实现国家强大、社会安定就指日可待。

战国秦杜虎符

出土于陕西西安郊区，铸造年代在秦惠文君十三年（前325年）以前。此是秦惠王授予杜县将领的虎符，杜县为秦早期设置的县，治所在今陕西西安附近。符身有错金铭文，共9行40字：“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殹。”

因此，法律应当鼓励战场上的忠勇和日常生活中的顺从、勤奋与节俭。法家学者厌恶商人，视其为寄生虫，而赞美勤劳的农民。他们尤其厌恶与之观念相左的学派，并批评那些赞美哲学家却忽视其哲学思想的统治者。

法家

在法家看来，国家只能管理人的行为，而无法影响人的内心。此外，赏罚对行为的约束比道德宣传更加有效。

现代是否有与法家思想相类似的学说？你如何看待法家思想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如何看待它作为一种解决犯罪问题的途径？法家看待法律、领导和国家治理的方式与其他学派有何不同？

韩非子论刑罚的效力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故骄于爱，听于威矣。……

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韩非子批判儒家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痤则寖益。剔首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

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

法家思想得到了秦国统治者的尊奉。秦在公元前256年推翻了周，并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由于秦法严酷，且法家学者把人世的法律置于天道伦理之上，其学说遭到了后人唾骂。在后世的中国人看来，正是法家哲学将其代表人物顺理成章地毁灭了：韩非子在秦国为官，但后来因为影响日益扩大，遭到李斯嫉恨，被李斯设计下狱毒死。而李斯尽管当上了秦朝的丞相，却在公元前208年与宦官的政治斗争中被杀。不过，尽管法家学说背负了很多骂名，其关于国家治理和刑事犯罪的法律成果却成为中国后世王朝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使儒家学者也无法脱离法律来治理国家。

历史视野中的早期中国思想

古代世界宗教和哲学革命的时代有时被称为“轴心时代”，这一说法是指后世宗教和哲学的发展都是以这些学说为中心展开的。如果把周朝的哲学革命与其他哲学革命相对比，它与一神论的犹太教和在其基础上衍生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与印度教和佛教也不同，而与古希腊哲学的发展比较相似，两者都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毛泽东曾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就是以周朝那个多家哲学流派共存、富有创造力的时代为参照。

两者之中，希腊思想家更侧重理论的推演，更关注数学和自然界；中国思想家则通常更注重实际，更倾向于探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问题。即使是在本质上无政治化的道家圣贤，也认为提出一套政治哲学理论十分必要。

此外，中国哲学的生命力远远胜过希腊哲学。“雅典的光荣”之后仅仅几个世纪，希腊哲学就被基督教的浪潮淹没了，成了神学的婢女，直到文艺复兴之前都没能作为独立的思想力量重新出现。相反，中国哲学尽管曾在几个世纪里受到佛教的冲击，但重新巩固了自身的优势地位，并一直保持到20世纪早期。当世界各地的其他文化都在宗教浪潮的冲击下日益衰落时，为何这些早期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思想能保持对中国的持久影响力？

原因之一，是通常受到历代王朝支持的儒家思想始终与许多流行宗教相互制衡，这些宗教都各自有其神鬼、天堂和地狱。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参与这一类宗教活动，神庙遍布全国的村庄和城镇。到了后来，只有从那些在儒家书院的纯粹环境中做研究的学者那里，我们才能看到“纯粹”的儒家哲学思想。

另一个原因，是儒家思想也有宗教维度，但它的一些假设与源自犹太教的宗教有很大不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世界观中存在一位上帝，上帝尽管非常关注人类，但并不属于人类世界。这种观念导致了二元论，即自然的人类世界与另一个超自然的世界相区别。而在中国的世界观中，这两者并不是割裂的：宇宙是唯一的、连续的、非二元的。它包含天、地、人，天在上，地在下，人立于天地之间。理想情况下人间由圣王统治，圣王通过个人德行的力量和祭祀牺牲来平衡天地宇宙的力量，达到和谐。

今天，在北京城中，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宇宙观在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时的表现形式。天坛位于城南，地坛位于城东北，皇宫在象征意义上位于两者之间。如果讨论皇帝在天坛的祭祀是世俗的（非宗教的）还是宗教的（非世俗的），那就偏离了问题的关键。这样做是把我们自身的二元对立假设强加给了中国。与此类似，我们所说的道家圣贤与自然天人合一，这里的自然并不等同于今天科学家所研究的自然，而是一种包含了形而上和宇宙力量的自然。这些力量在西方的世界观里，可能会被贴上“宗教”的标签。

思考

1.“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很多复杂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文明有哪些影响？

2.商、西周和东周分别有哪些显著特征？

3.什么样的条件促成了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

4.中国在公元前4世纪时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儒家、道家和法家分别给出了什么解决之道？

第2章
中国最早的帝国（公元前221—220年）及其后时期（220—589年）

本章概要

秦统一中国 \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东汉（公元25—220年）及其后时期（220—589年）

汉代思想与宗教 \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最早的帝国

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其文化、语言和地域的连续性。商、周的中心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或其支流渭河流域，中国最早帝国（秦、汉）的都城也位于同一地区。北方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也在日后一以贯之，延续至今。假如西方文明经历了同样的延续，其演进过程就会是从尼罗河谷的底比斯到尼罗河畔的雅典，尼罗河畔的罗马，及后来陆续形成的尼罗河上的巴黎、伦敦和柏林，这些文明中心都使用埃及语，书写埃及象形文字。

然而，历史上众多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中国是静止不变的。公元前3世纪出现了一个关键转折点，即类似于西方封建制的旧式西周诸侯国分封制被中央集权官僚政府所取代。新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起了北接草原、南至越南的庞大帝国。

中国最早的帝国的历史由三个部分组成：秦、西汉和东汉。英语中的“China”一词，就来自“秦”的音译。秦在公元前256年推翻了东周天子的统治，并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在重塑中国的过程中，秦王朝用力过猛，以至于过度扩张，在统一后仅仅延续了一代就分崩离析。继之而起的西汉和东汉则各自延续了约两百年。西汉由刘邦建立，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8年；东汉由西汉皇族后裔刘秀建立，从公元25年到220年。尽管两汉几乎前后相连，并且在制度和文化上有许多共同点，但历史学家通常将它们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时期。两汉对中国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中国的主要民族仍自称为“汉族”，以与蒙古族、满族、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相区别，其文字则被称为“汉字”。

秦统一中国

东周晚期（战国）诸侯中，秦国的势力最强。秦国位于中国西北的渭河流域，这一位置具有战略意义，一千年前周朝正是从这一地区开始了扩张。此地以山脉为屏障，有道路通向黄河平原，易守难攻，并有利于起兵攻伐他国。秦国的农业经济繁荣，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足以灌溉成都平原5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以此养活全国500万人口。公元前4世纪晚期，秦国攻占了今天四川的一部分地区，乃当时中国土地最为肥沃的地区之一。有来访者称秦国人淳朴、顺从。秦国尊崇法家政治，通过法家实行的新政来富国强兵。尽管秦国法律严峻，其他各地的很多农民因其社会稳定、秩序井然，纷纷迁居秦国。秦国半数疆土为诸游牧民族所环绕，常常遭受其侵扰。秦军在与游牧民族的连年战争中得到锻炼，日益壮大，并学到了一些游牧民族的作战技巧，比如在公元前4世纪时，秦军中出现了骑兵。其他诸国认为秦国文化粗俗，但对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则望而生畏。

公元前246年，秦国年仅13岁的新君嬴政继位，他在日后一统中国。史料中关于这位秦王的记载大相径庭：一方面，他精力充沛，聪敏智慧，行事果决；另一方面，则是难以捉摸、疑神疑鬼，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冷酷残忍。有一次，秦始皇看到丞相李斯出行的随从车马众多，很不高兴。有人把这一消息报告给了李斯，李斯赶紧减少了车马数量。皇帝发现后，知道身边有人向李斯通风报信，勃然大怒。经讯问，当时身边的随从无人认罪，于是他就把当天身边的随从全部下狱处死了。[1]

秦王的独裁专断人尽皆知，但朝臣们也称赞他善于听取意见。公元前232年秦王27岁时，秦国开始了灭六国的征伐。公元前221年，在完成统一大业后，秦王为了彰显自己高于此前所有诸侯国君的功业，令群臣商议尊号，取传说中代表神的“皇”字和上古帝王的“帝”字，组合成“皇帝”一词（英语译为emperor），自称为“始皇帝”。随后，在群臣辅佐下，秦始皇将在秦国卓有成效的变法推广至全国。此后直至他去世（公元前210年）的11年间，秦始皇治下的帝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征服了中国北方诸国和长江流域的“华夏之地”后，秦始皇的军队继续开疆拓土。秦军向南进发到了红河盆地北部边界、今属越南的地区，也到达了中国东南沿海、今天广州一带。秦军在北部和西北边界与游牧民族匈奴作战，匈奴人讲阿尔泰语，以部落联盟为组织形式。此前，中国北部边界的诸侯国修建了长城来防御这些游牧民族的骑兵入侵，秦始皇下令将既有的多段长城连接起来，形成了东起太平洋、西至中亚，绵延2 000多公里的长城。（与此相较，罗马人在英格兰修建的同样用于防御的哈德良长城，长度是120公里。）秦为修建长城征用了大量劳力，死于劳役的人不计其数——有记载是10万人，也有说法是多达100万人。在修建长城的劳力中，包括“治狱吏不直者”，即一些办理案件时枉法的官吏。

秦朝最重要的改革是建立了管辖全国的中央集权政府。秦始皇的心腹、时任廷尉的李斯把秦国的官僚体系推广到了新收服的地区。他将全国分为四十个郡，每郡又分为若干县，县向郡负责，郡向中央政府负责。政府选贤任能。在治理上采取法治而非人治，庶民和贵族都需要遵守国家法律，所有人都必须缴纳赋税。这套中央集权的治理体系颠覆了周朝诸侯分管各地的分封制。同时，为了使地方政府顺利运行，秦朝迫使被征服各国的贵族离开故土，迁徙到都城咸阳，在今西安附近。他们住在渭河岸边，对岸就能望见秦始皇宏伟的宫殿。

秦始皇还实行了其他改革措施以巩固国家的统一：修建以都城咸阳为中心通向各地的驰道，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以取代之前流行的多种文字，统一车轨。思想也不可避免被统一，受到钳制。秦始皇及其朝臣尊崇法家，开展了一场思想清理运动，这使他们遭到后人的口诛笔伐。秦始皇下令搜集并焚毁儒家和其他学派的典籍，处决（活埋）了数百名反对法家思想的儒生。只有秦国的史书、农林种植、卜筮、医药之书等这些实用类书籍不在焚毁之列。丞相李斯认为，那些“以古非今者”应当处死。他特别指出《诗》《书》和诸子百家著作会惑乱百姓，私藏者当论罪处置。

现代历史学家质疑儒家史学家给予秦始皇的传统负面评价，他们指出秦始皇提倡道德，其中包含人道、正直、孝道等儒家价值观。秦朝法律虽严，但在运用时多考虑具体情形。他们还强调秦始皇对统一中国的贡献。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宫廷中阴谋四起，心怀嫉恨的宦官赵高（一说并非宦官）唆使昏聩的秦二世杀掉了李斯（李斯被施以“五刑”后，腰斩于市）。此后，朝中再无才智能与李斯相匹敌者。各地纷纷爆发起义，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秦朝在过短的时间内采取了过多变革措施，人民不堪重负。由于大兴土木，修建驰道、运河、长城，赋税十分沉重。人民痛恨征兵和徭役，贵族恼恨其地位丧失，商人地位低下并遭到盘剥，法家之外的各派学者遭到镇压。后世一位史学家写道：“被判刑者不计其数，因受刑被砍断手足的人在街上排成长列。上至王官显宦下至庶民，人人自危。”[2]最终，秦朝因其严刑峻法自食其果。为了避免回朝后遭到重罚，前往镇压起义的将领如果战败，干脆加入起义军。公元前206年，秦帝国土崩瓦解。

秦量

秦朝为统一全国量制而颁发的标准量器。外壁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阴文书刻，字体为小篆。

1974年，西安附近一位农民在打井时，发现了与真人真马一样大小的兵马俑。随后，考古人员在发掘过程中先后发现了8 000多个兵马俑。目前，秦始皇陵尚未发掘，据史料记载，陵墓中绘制了天象、秦国地理，用铜铸成墙壁，灌入水银作为江河，还安装了由机关操纵的复合弓箭，如果有人闯入就会自动发射。陵墓周围是殉葬坑，大量马匹、贵族和囚犯为秦始皇陪葬。始皇帝原以为自己建立的王朝能延续万世。

西汉
（公元前206—公元8年）

王朝兴替

中国的儒家史学家从统治时间较长的王朝中总结出一个规律，称之为“王朝兴替”。他们将王朝的兴替阐释为“天命”。这种兴替往往从内战开始，逐渐发展为军事上对中国的统一。实现统一是天赋王权的证明。开国之君通常精明强干，在巩固自身统治的过程中重建国家的和平与秩序，政治和谐，经济随之增长。王朝达到顶峰的标志是公共工程的兴盛、大刀阔斧的改革和积极的军事扩张。在这一阶段，中国看似十分强大，无可匹敌。然而，盛极则衰，扩张战争的巨大耗费和宫廷生活的日益奢靡，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王朝江河日下。皇帝的权力被削弱，朝中充斥着各种阴谋，中央控制力废弛，地方官员和军阀割据一方。最终，运河等公共工程年久失修，洪灾肆虐，瘟疫横行，叛乱爆发，王朝分崩离析。在儒家史学家眼中，亡国之君不仅在政治上羸弱无力，在道义上也罪有应得。

西汉早期

西汉王朝的前六十年是其王朝的早期阶段。秦朝灭亡后，众多起义首领中的一人控制了渭河盆地并逐步统一了中国。他就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史称汉高祖。汉高祖出身布衣，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汉高祖建都长安，距周、秦都城不远。汉高祖和继任者有意避免劳民伤财的举措，以免使百姓联想起秦的专制暴政，重蹈秦朝覆辙，因此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巩固权力。他们废除了秦代的严酷刑罚，轻徭薄赋，国家政治安定，经济恢复，仓廪充实，积累了大量财富。后世史学家称赞汉初统治者是圣王典范。

汉武帝

西汉王朝的第二阶段始于汉武帝。公元前141年，16岁的武帝即位，开始了长达54年的统治时期。武帝为人果敢、孔武有力、聪颖，同时也迷信、多疑、报复心强，将个人专制推至登峰造极。

经过汉初几位帝王的恢复经济、休养生息，武帝即位时，国家经济已较为繁荣，武帝在此基础上实行了经济新政。他下令修建了从黄河通达中国西北部的运河，连接中国北方的两大经济区。他在全国建立了“常平仓”，丰年收购盈余的粮食，在荒年低价卖出。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他向商人征税，降低钱币的币值，并开始出卖部分官职。武帝像秦朝一样实施国家垄断，将铜钱铸造及盐、铁、酒的生产经营等收归官有，那些通过经营这些商品且不纳税而积累起大量财富的商人因此受到打压。由于畏惧武帝，当时无人对国家垄断经营提出异议，但在武帝去世的几年后，朝中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辩论。

这一辩论史称“盐铁之议”，在后世的中国、朝鲜和日本历史上常被称引。争论的一方是立场近似于法家的官员，认为国家应该占有盐铁经营的利益；另一方是儒家学者，认为这些物资应交由私营，因为参与经商会败坏官员的道德。编撰史书的儒生将儒家写成这场辩论中的胜者，但国家垄断经营成为后世中国财政中的常态。

汉武帝同时也开疆拓土，这是每个强大王朝的特征。汉朝的军队向南直抵今越南北部一带，中国在该地区的统治延续了千余年；向东北，在朝鲜北部驻扎，设立郡县进行统治，直到公元313年。

匈奴

汉王朝受到的主要威胁来自游牧民族匈奴，他们在北方建立起一个部落联盟或帝国。匈奴常常派骑射兵偷袭中国，并在汉朝军队出动前就逃之夭夭。为打击匈奴，汉武帝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在后世得到沿用。武帝推行“以夷制夷”，与靠近边境的游牧民族部落结盟，对抗更远的部落。结盟的部落可以与中国通商，接受授予的封号，并与汉朝和亲，即其首领迎娶汉朝公主。许多诗歌记载了这些远嫁草原的女子的悲苦。当商贸和封号都行不通时，汉武帝就采取武力手段。公元前129年到前119年，武帝几次派出十万余人的大军进入草原，击败位于蒙古南部的戈壁以南的匈奴势力。他随后派出七十余万人前往荒芜的河西走廊（大致位置是兰州到玉门）驻扎，将长城延伸修建到了塔里木盆地东部边缘的玉门哨所，构建起以匈奴领地为中心、向西延伸的战略防线。从这里出发，中国的影响力扩散到了中亚绿洲，开启了丝绸之路，连接起长安和更为遥远的西方。

远嫁游牧民族的中国女性

这里选的第一首诗是刘细君《悲秋歌》。细君是西汉武帝时的一位公主，在公元前105年被汉武帝送往中亚游牧民族国家乌孙，嫁给乌孙国王。细君到达乌孙后，见到了年老体衰的丈夫。乌孙国王每年与细君相见一两次，一同饮酒。因语言不通，二人无法交流。第二首诗创作于几个世纪后，是唐代诗人杜甫《咏怀古迹》组诗的其中一首，这首诗是他在造访同样远嫁和亲的昭君的故乡村庄后写下的。

这两首诗中的女性命运表现了古代中国统治者什么样的对外政策？

1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2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夜月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班昭《女诫》

班昭（公元45—116年）是著名历史学家班固的妹妹。《女诫》是她教导女性遵从道德的著作，在汉代广为流传。《卑弱》是其中一章，其他六章为《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

在中国社会的多种女性品格中，哪些可能是对这类道德说教的反应？班昭列出的女性品德更多地与性格弱点还是优点相关？

卑弱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斋告先君，明当主继祭祀也。三者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矣。

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执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静自守，无好戏笑，洁齐酒食，以供祖宗，是谓继祭祀也。

三者苟备，而患名称之不闻，黜辱之在身，未之见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称之可闻，黜辱之可远哉！

女性地位

在孔子的教化中，女子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子是新的一家之主。家族血脉依男性的世系传递。女性结婚时，就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和祖先，成为丈夫家族的一员。在缠足习俗流行的近一千年前，男性诗人傅玄（217—278年）写下了以下这首悲歌，名为“豫章行苦相篇”。

“离家”指结婚。这首诗中描绘的意象与西方诗歌中的有什么不同？

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

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

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

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

长大逃深室，藏头羞见人。

垂泪适他乡，忽如雨绝云。

低头和颜色，素齿结朱唇。

跪拜无复数，婢妾如严宾。

情合同云汉，葵藿仰阳春。

心乖甚水火，百恶集其身。

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

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

胡秦时相见，一绝逾参辰。

莫高窟第323窟初唐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局部）

画面中甘泉宫内立二铜像，汉武帝正在对其焚香礼拜，榜题曰：“汉武帝将其部众讨凶奴，并获得二金（人），长丈余，列之于甘泉宫，帝（以）为大神，常行拜褐时。”

明妃出塞图

选自明人仇英《人物故事图册》。此图描绘汉代王昭君远离故国，出塞和亲的故事。画中右边身着红袍者为匈奴使者，明妃坐驼车，装束误为唐式。远处平沙连绵，三五行人，一片前途渺茫的情景，烘托出了昭君的离愁别绪。

北魏司马金龙墓漆屏

1976年出土于山西省大同市。漆屏出土时有较完整的五块，图中所示为第一、二块，分四层，所画故事多出自东汉刘向所著《列女传》，第四层为班婕妤辞汉成帝同乘辇的故事。汉成帝在后宫游玩，想让班婕妤一同与他乘辇，但被班婕妤以明君身边应坐贤臣之语辞谢。后世便以“辞辇”作为称赞后妃之德的典故。

西汉的政治

汉朝建立后，起初实行分封制和郡县制共存的“郡国并行制”。西部地区划分为郡县，由中央直接管辖，东部地区分为十个半自治的诸侯国，分封给汉高祖起事过程中的亲信。汉朝实行这种类似于周代的“封建制”，既是时局所迫，也是为了昭示不同于暴虐的秦朝所实行的中央集权统治。但在汉王朝政权逐步稳固后，各诸侯国的异姓王均被皇室子弟所取代。中央将各诸侯国进一步划分成更小的单位，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到汉朝立国百年时，仅剩几个很小的诸侯国。尽管表面上与秦及其制度划清了界限，但汉朝实质上重建了秦的中央集权官僚统治。

汉代官员有等级之分，俸禄包括粮食、钱和丝帛。官位可通过捐纳或举荐获得，举荐称职人选是地方官吏的职责。据记载，东汉时期都城长安的太学有学生3万人。官吏队伍不断扩大，到公元前1世纪时，已超过13万人——相对于当时已达6 000万的人口数来说，这一数字可能并不庞大。

汉代政府的法律体系开始部分儒家化，其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完成。汉高祖蔑视儒生，认为他们是迂腐的书呆子，有一次甚至向一顶儒生的帽子里撒尿。然而儒家学说证明了自己的用处，“天命说”为王朝兴替提供了道德基础。对古史记载的尊崇正符合国家需要。儒家经典逐渐成为官学的教学标准。到公元前135年，实际上几乎所有官员都已经接受了儒家的学说。人们认为儒家能塑造君子，使他们成为不依靠外界约束依然能保持正直的官吏，因为儒家主张通过道德教化完成“修己”的过程，并且描绘了一幅由德才兼备的君子施行仁政的理想图景。诚然，人们并不打算用礼仪替代法律，但法律的阐释和运用日益被接受儒家教育的人所掌握。

汉代政治的一些特点在后世朝代中仍有体现。皇帝被称为“天子”，集权力于一身。一个强有力的成年皇帝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但如果皇帝自身软弱无力或在幼年即位，朝中就会有人争相以皇帝之名来篡取实际的统治权。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这种擅权摄政者分为四类：朝臣、太后、宦官和军事将领。

朝臣根据治理能力选任，构成官僚体系，并直接向皇帝提出治国理政的建议。在中国历史上，朝臣往往是除皇帝本人之外最有权势的群体，但他们的地位并不稳固，有时甚至岌岌可危。在为官生涯中，从未遭到罢黜或放逐的官员少之又少。汉武帝在位期间的七位丞相中，有五位都被他下令处决。

在皇帝的众多后妃中，未来皇位继承者的母亲被称为“太后”。太后的影响力有时在小皇帝成年后依然存在，但主要是在皇帝幼年时最为强大。例如，公元前195年，汉高祖驾崩，吕后成为她的儿子、新皇帝汉惠帝刘盈的摄政者。吕后在外戚的支持下，牢牢掌握了朝廷大权，除掉了一位对手（戚夫人及其子如意），而当汉惠帝即将成年时，吕后又杀掉了他，扶植他的幼子刘恭即位，以便继续摄政。吕后于公元前180年去世，反对吕后统治的皇族拥护者将吕氏外戚大肆屠戮。

西汉墓室壁画《迎宾拜谒图》

20世纪20年代前后，这幅壁画被从洛阳八里台汉墓中盗出，辗转流落国外，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壁画描绘了一幅极为生动传神的生活化场景：最左边的主人拱手而立，正与第一位客人寒暄，第二位客人默随其后，第三位客人则回头与第四位客人交谈。

宦官一般出身社会底层，在幼童时期被送入皇宫，净身后被派给后宫妃嫔作为侍从。因此，宦官有机会自未来的皇帝出生时起就陪伴其左右，成为其少年时期的亲信，并在他们即位后继续辅佐。皇帝常常依靠宦官来制衡朝臣，但在中国的史学家看来，宦官是贪婪的阉人，总是心怀鬼胎。

无论武将还是叛军，军事领袖经常成为开国的功勋。王朝发展到后期，地方军事将领往往割据一方，成为半独立的地方统治者，脱离中央管辖，个别的甚至篡位夺权。然而，相较罗马等其他国家，武将在中国朝廷中的地位比较低。原因之一可能是武将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在声誉上不及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官。另一个原因是朝廷大费周章来防止武将割据一方。汉代的军事将领都是每逢战事临时任命，并且是两位将领一同任命，以便互相监督。

汉代和后世王朝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政府职能有限。政府征收赋税，维持军队实力，执行法律，供养皇室，以及修建超出地方政府管辖权的公共设施。但在很多秩序井然、税收正常的地区，政府权力都掌握在地方贵族和大地主手中。这一模式并非中国独有，大多数前现代时期的政府，即使是官僚制的，也都浮于表面，难以深入地方社会实际事务，只能偶尔触及和干预地方社会的日常事务。

丝绸之路

在罗马，一种由中国丝绸制成的长袍深受广大女性的喜爱，但遭到道德说教者的痛斥。中国富人则觊觎罗马的玻璃和黄金制品。不过，当时还没有一支驼队能一路从长安远赴罗马。贵重的货物运送起来比人更容易，像接力一般在各国之间转运，从一个商业网络向下一个传递。

汉代及后世的丝绸之路路线，源自中国或中亚商人的贸易网络，从中国的都城伸展到中国西北部的兰州，穿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随后穿过环境恶劣的塔里木盆地，在中国驻军断断续续的保护下，穿过多个绿洲，到达喀什。从喀什开始，路线分为两条：北线途经塔什干、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南线途经德黑兰、巴格达和大马士革，最终都到达地中海沿岸港口城市提尔、安提俄克和君士坦丁堡，这些城市都与罗马有贸易往来。来自长安的货物只有一小部分到达罗马——这与罗马在西方贸易市场中的中心地位并不相称。而罗马商人委托运往东方的货物，也只有极小的一部分能到达中国。

丝绸之路和另一条更远但也同样艰险的海上交通线路，表明当时的中国与其他各文明中心相距甚远。丝绸之路“旅程”要花费半年多时间才能完成，行程数千公里，而驼队常常一天只能行进约24公里。旅途艰险，气候极端，旅行者一路上要穿越沙漠和山路，历经寒冷、饥饿、沙暴的考验，还要防备不时出没的盗匪。

西汉马王堆帛画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这是出殡时张举的一种铭旌，制作精美，色彩鲜艳，线条流畅，充分反映了汉初绘画艺术的风格和成就，而且以神话与现实、想象与写实交织而成的诡异绚烂场景为构图，极具文化内涵。

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和近邻展开，出口商品主要包括丝绸、漆器、金属制品，以及稍晚出现的珠宝、麝香和大黄（游牧民族用作帮助消化的药品），进口货物则有供给军队的马匹、牛、羊、驴、玉（和田玉）、羊毛、药品、靛蓝和稀有动物。只有最珍贵的货物才能到达最远的国家，价值不菲、轻巧、便于携带的丝绸是最为理想的商品。罗马人和中国人对对方所在何处仅有极其模糊的概念，对彼此的文明更是一无所知。罗马人认为，丝绸是从植物上采摘下来的。

来自遥远市集的异国奇货给丝绸之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其真正的意义是作为交流的纽带。在更早的时代，中国可能从西亚引进了双轮马车、复合弓、小麦、驯化的马匹、马镫，甚至用模具铸造青铜的技艺也可能来自外国。中国的造纸、制铁、水车、耕牛用的牛轭和后来的指南针、火药等技术，则缓慢地传播到了西方，有时长达几个世纪。植物和农作物的种子和胚芽在东西方之间相互传播。东汉时期（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发生瘟疫，损失了四分之一的人口；据说中国在四十年后也发生了瘟疫，造成了同样可怕的后果。公元14世纪时，腺鼠疫从中国西南部经蒙古帝国传到中亚、中东，最终到达欧洲，即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宗教也经由丝绸之路传往东方：佛教在东汉晚期传入中国，伊斯兰教的传入则晚了几个世纪。

衰落与篡权

公元前1世纪，汉武帝在位的最后十年，国家在军事扩张上的花费远远超出了财政收入。他的继任者削减军费，放宽经济管制，减轻赋税。但在之后的几代，地方豪强地主开始运用他们在地方政治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来逃避税收，国家的财政收入日益减少，小地主和自由农民身上的税负日益沉重。公元前22年，国内多地相继爆发叛乱。朝廷的统治力也衰落了，接连几位皇帝都羸弱无力，各种阴谋诡计、派系斗争甚嚣尘上。即使朝臣也开始意识到，汉王朝已经丧失天祚，气数将尽。

当时朝中许多人拥护前朝皇后的侄子、辅政大臣王莽改朝换代，自立为皇帝。王莽为示对帝位并不渴求，先是三番五次拒绝，后于公元8年接受建议，即位为帝，改国号为“新”。王莽信奉儒家思想，根据古代经典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更多依赖新制度的建设而非道德革新。王莽恢复了上古封号，扩大了国家垄断经营的范围，废除私人家奴（当时人口中约有百分之一为私人家奴），向贫穷的农民发放贷款，抄没地主豪强的私有田产。

四神瓦当

出土于新莽时期长安宗庙建筑遗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守卫四方之神，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在汉代的壁画、瓦当和画像石中经常出现。

王莽的改制导致了多方人心疏离，商人憎恨国家垄断经营，大地主抵制国家强行没收田产。连老天都和王莽作对：黄河泛滥改道，摧毁了中国北方的灌溉系统。连年歉收造成饥荒。匈奴越过边境侵扰。公元18年，农民组织“赤眉军”发动起义。公元23年，起义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尸体被分而食之。王莽试图不依赖独立的军事力量，从一个腐朽王朝内部建立新王朝，结果以失败而告终。王莽死后，混战局面持续了两年多，直到公元25年，大地主出身的起义军首领刘秀在乱局中取胜。由于他是西汉皇族后裔，所以他建立的东汉王朝被后人看作是汉朝的“光复”。

东汉（公元25—220年）
及其后时期（220—589年）

公元1世纪

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将都城东迁至洛阳。在当朝和其后两朝，中央政府重新掌握了实权，经济自由发展，农业和人口从战乱凋敝中渐渐恢复。到公元1世纪末，中国的经济恢复了西汉鼎盛时期的繁荣。与西汉相比，东汉在经过短暂的休养生息、实现社会安定后，更早地开始了军事扩张。刘秀在位期间，东汉就收复了今中国南方和越南地区。匈奴内部的分裂给了东汉可乘之机，东汉在公元50年巩固了与南匈奴的同盟关系，公元89年，东汉将领窦宪率军队穿越戈壁滩，击败北匈奴。有历史学家认为，这场战役导致了北匈奴的迁徙，他们先是迁徙到了今俄罗斯南部的干草原地区，随后在公元5世纪进一步西迁到达欧洲，后被称为“阿提拉匈人”。公元97年，东汉将军甘英向西到达里海沿岸。中国在亚洲内陆的扩张和对通商政策的放宽，促进了驼队经塔里木盆地将中国丝绸送往伊朗、巴勒斯坦和罗马。

公元2世纪的衰落

公元88年以前，东汉的皇帝多精力充沛，此后则多无能而短命，外戚趁机大肆攫取财富。皇帝转而依靠宦官，宦官的权力常常压过朝臣。公元159年，皇帝利用宦官的计策，将太后灭族，出力的几位宦官权倾朝野。当朝臣和太学生对宦官专政提出抗议时，百余人被杀，另有千余人下狱。公元189—190年，军阀董卓废掉了当朝皇帝，另立新君，杀掉太后，并大肆屠杀宦官两千余人。宦官势力的剿灭打破了之前的平衡局面，本就在地方政治中势力强大、野心勃勃的武将，在朝廷中的地位也有所提升。

在乡村地区，自东汉建立时起就大权在握的大地主势力更为壮大。他们组建私人军队，把雇佣的农民变成农奴，凭借自身势力逃避赋税。大量自由农民为了避免沉重的税赋逃往南方，留下的自由农民的赋税和徭役更加沉重。很多农民加入了新道家宗教活动——东部的“黄巾军”和四川的“五斗米教”。这些宗教组织描绘的理想世界为农民提供了精神慰藉，并使农民有机会把对现实的不满转化为行动。公元184年，宗教组织成员张角带领黄巾军发动起义。地方军阀将起义镇压，继续各自割据。公元220年，他们废掉了东汉的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

帝国瓦解后的时期

在汉王朝灭亡后的三个半世纪里，中国一直处于分裂局面中。有一段时期，三国鼎立，其间很多英雄和谋士的故事为说书人所津津乐道，妇孺皆知。日后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刻画了这段时期众多英雄人物的形象。

东汉铅绿釉陶楼

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陶楼作为明器，主要流行于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按功能可分为望楼、仓楼和住宅楼三类。图中陶楼为望楼，仿木结构建筑，显示出汉代建筑技术已十分高超，可以建造多层超高建筑。望楼尤其流行于汉代的黄河流域，是豪强地主和军事实力的象征。

汉代之后的中国历史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大地主贵族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拥有大量田产、众多仆从、具备防御能力的庄园和私人军队，几乎不受地方政府管控。因为他们代理了地方政府的很多职权，所以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后汉已经恢复了周代的分封制。二是在这几个世纪中，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发展大相径庭。

在南方，先后出现了几个羸弱的王朝，都城均位于南京。尽管这六个南方小国被称为王朝——中国历史上从220年到589年的这一时期因此被称为六朝——但它们其实是充斥着阴谋、篡位和政变的短命国家。六朝与北方诸国间战争不断，并始终提防军阀叛变。这一时期，南方的发展主要包括：经济持续增长，都城南京发展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吸收南方各少数民族，促进了社会和文化融合；北方人大量南迁；佛教传入并逐渐渗入了中国文化的核心。

在北方，国家的形成与中国人和游牧民族的关系紧密相连。两汉时期，中国对草原地区的征伐最终促成了匈奴的半汉化及其与中国的合作，匈奴成为中国最北边的一道屏障——正如日耳曼诸部落扮演了罗马帝国爪牙的角色。但当中国诸国力量衰弱时，摇摆不定的游牧部落就打破盟约，与其他部落结盟，侵扰中国。北方众多的短命国家通常被称为“十六国”，其中之一由氐族入侵者建立。建立北方众国的民族中，多数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如鲜卑（蒙古人的前身）、拓跋（突厥人的前身）和柔然（后来前往东欧，被称为阿瓦尔人）。尽管在语言和族裔上有别，但这些民族国家间大同小异，有更多相似点。

桃花源记

公元380年，诗人陶潜描写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这里没有赋税，也没有受到蛮夷入侵和汉代以后纷乱战争的打扰。陶潜所幻想的这种简单和自然，或许与新道家思想相关。世外桃源拨动了中国人的心弦，后来又影响到朝鲜人和日本人，激发了大量绘画、诗歌和散文的创作。

理想国常常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之上，在此处则不然。这种理想体现了中国人怎样的人性观？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

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之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1. 起初都是草原游牧民族，生活方式上不同于汉人的农业社会。

2. 建立政权之后，或多或少实行汉化，辅政大臣多为来自大家族的汉人，保留着众多汉代传统。

3. 均卷入战争——北方诸国之间、北方与南方王朝或与抵制汉化的草原部落之间纷争不断。

4. 佛教在中国南北方一样盛行。作为具有普世意义的宗教，佛教扮演了沟通“蛮夷”与中国人之间的桥梁角色，正如基督教在后罗马帝国时代的欧洲成为一股统一力量。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往往被佛教中的神秘色彩所吸引，佛教常被尊为国教。在北方各国中，存续最久的是北魏（386—534年），其佛教造像艺术声名卓著。

文姬归汉图

金代张瑀作。蔡琰，字文姬，东汉末年大文学家蔡邕之女。东汉兴平年间，军阀混战，文姬为乱兵所掳，辗转流落南匈奴，居留十二年，嫁匈奴人为妻，生二子。后曹操当权，叹惜旧友蔡邕无子嗣，遂以金璧赎回文姬，将其改嫁给同郡董祀。

九原岗北朝墓葬壁画（局部）

位于今山西忻州九原岗，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北朝时期长卷式狩猎图，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关系、服饰外貌、民族融合等十分有意义。壁画色彩鲜艳，展现了北方游牧民族围猎练兵的生动场景，人物、动物形象十分活泼传神。

汉代思想与宗教

诗歌描绘了长安和洛阳的盛景：街道宽阔，城门由砖砌成，庭院开阔，城中设有瞭望塔，城墙雄伟。最为壮观的是皇宫，拥有宏伟的朝堂、众多宫室、后宫和花园，花园中设有人工湖，豢养珍禽异兽。但大汉盛景如今已灰飞烟灭，与意大利和地中海沿岸丰富的罗马帝国遗迹相比，中国的汉王朝几乎没有在地面上留下任何遗迹，我们只能从墓葬中出土的陶器、青铜器、乐器、金银珠宝、漆器和陶俑上，想象汉朝丰富的物质文化景象。我们也仅能从墓葬壁画上了解汉代的美术。不过，丰富的史料记载了汉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其中最重要两个领域或许可以说是哲学和史学。

汉代儒学

西汉的重要成就之一是整理了在秦朝焚书坑儒中散佚的古籍。有些是从藏书的墙壁中发现的，更多的是由儒生根据记忆重新写出。关于古文经和今文经可靠性的争论随之而起，延续至今。众儒生先后在公元前51年和公元79年两次讨论儒家经典，探求真义。公元175年，官方确认的版本被雕刻在石碑上，作为官学的教材。

约公元100年，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问世，收录约9 000个汉字，对统一书写体系大有裨益。和今天一样，汉代中国北方人和东南沿海人语言不通，但统一的文字能消除字音不同导致的沟通障碍，对中国的统一贡献巨大。

汉儒开始注经，注经自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儒生的主要活动之一。儒生背诵经典，并在写文章时引经据典。

汉代思想家扩展了周代儒家思想的范畴，加入了宇宙自然观方面的内容。周代的儒家学者认为圣王的道德力量不仅能使社会井然有序，也能使天地和谐。汉儒解释了其原因。例如，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认为，自然万物是一个单一、互通的体系，颜色、品德、行星、物质、数字和宫廷中的官吏等事物都有等级次序，就像季节更替，均体现出阴阳五行的运行之道。因此，正像人要根据季节更替增减衣物，帝王根据自然规律施行政策就非常重要。如果帝王有德，遵从天命治理国家，一切就井井有条；如果帝王违背天意，上天就会降下灾异作为警告——苍狗、咬尾巴的田鼠、日食、彗星等。如果这些征兆没能引起重视，更多怪事和不幸就会接踵而至。当然，声称通晓天意并劝谏帝王的都是儒生。

汉代武氏祠画像石

位于山东嘉祥。从上至下，第一层：中间西王母，两侧侍女；右侧鸟，蟾蜍，玉兔捣药；左侧龙，二羽人，人首鸟身。第二层：刻远古帝王十人，各有榜题。第三层：皆为孝子故事。第四层：自左而右，分别为荆轲刺秦王、专诸刺王僚、曹子劫桓的故事。第五层：车马出行图。

人们很容易批评汉代哲学的自然观是伪科学和机械化的，但它体现了中国人在了解和领悟自然世界方面的新尝试。这种努力促成了如地动仪的发明和天文学、音乐、医药方面的进步。汉代中国人还发明了纸张、独轮车、船尾舵和罗盘。

史学

中国人是前现代时期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们记录的历史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并且往往更为准确。除了《春秋》和孔子的著述，中国的修史传统始于汉代。关于中国人为何如此重视修撰史书有多种解释：因为重视现实世界是中国的传统；因为儒生重视学问，用著述表示对经典的尊奉；因为历史能为统治者提供经验教训，使他们引以为鉴，对要治国理政的读书人十分有用。

第一位运用实际文献和第一手史料进行记载的人是司马迁（卒于公元前85年）。他撰写的《史记》记载了从上古时代到汉武帝在位时期的历史。这部史书共有130卷（70余万字），分为“本纪”、“表”、“书”（关于礼、乐、天文、历法等）、“世家”和70卷“列传”等五大部分，其中有对外国人的记载。第二部伟大的史书是《汉书》，作者班固（卒于公元92年）。与司马迁的通史不同，《汉书》是一部断代史，并确立了中国历朝历代编修前朝历史的范例。

新道家

随着汉王朝的衰落，实现儒家社会政治理想的希望愈加渺茫。一些文人学士干脆抛弃了儒家学说，转而寻找新的信条和社会组织。

民间出现了一些道教派别，但这些教派与早期的道家哲学其实并无关联。他们的领袖博通经典，创立了整套仪式和等级制的教会组织，尊奉老子，尊其著述《老子》为天启录，并研究其他道家论著以作为乱世中的行动指导。其中一个教派是在中国东部活动的“黄巾军”，其信徒头缠黄巾。据五德终始说，汉为火德，火生土，而土为黄色，所以信徒头戴黄巾意味着推翻东汉王朝。公元184年，黄巾军发动了农民起义，目标是实现“太平”，但很快被镇压。另一个教派在中国西部（四川东部）活动，称为“天师道”或“五斗米教”，因入教者需缴纳五斗米而得名。天师道也有自己的教会组织，尊奉神权，自诩为救世主，提倡忠、孝，宣扬通过宗教实践来预防和治疗疾病。到了唐朝，道教的各派别及其教义、各级领袖得到了国家的承认。

这一时期，另一个在中国长盛不衰的问题得到了新发展，即对长生不老的追求。有人试图通过严格控制饮食和类似于瑜伽的冥想来获得长生不老，也有人通过禁欲或纵欲，还有人试图通过服食丹药来延长生命，沉湎于炼金术。尽管没能炼成仙丹，但炼金术的发展促成了医药、染料、釉料和火药的发现。文人学士间盛行的另一活动是“谈玄”，参与者关注对社会环境的适当应对。玄学尊崇老庄，同时把孔子置于更高地位，讲授《论语》，批评汉代人对五经的偏重。

司马迁论富人

司马迁的《史记》（公元前1世纪早期）中，过半篇章是杰出人物传记。他为儒生、游侠、卜筮者、酷吏、循吏、滑稽、医生和善于生财者作传。以下片段选自《史记·货殖列传》，是司马迁对汉代城市中充满活力的经济生活的描写，以及他对一些富人的评论。

从引文中你能总结出什么经济“原则”？在今天关于经济政策的讨论中，能否发现对司马迁观点的呼应？

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稿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髤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曲盐豉千荅，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濁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之所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司马迁遭受宫刑

司马迁为何能忍受宫刑？公元前98年，司马迁因替被匈奴击败的将军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判蒙受这一奇耻大辱，他为何不选择自尽以捍卫名节？请读他在《报任安书》中的解释。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这一时期最有风度的思想家都参与“清谈”。他们从魏晋宫廷中退隐，认为自然使人愉悦（寄情山水），喜好诙谐机敏的辩论，谈论诗歌、哲学，吹箫饮酒。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竹林七贤”。其中一人刘伶嗜酒，经常怀抱酒壶，命仆人拿着锄头跟在身后，随时饮酒作乐，并称如果醉死了就由仆人就地埋葬。他在家中不穿衣服，有客人来访，见此情形批评他。他说天地是他的栋宇，屋室是他的衣裤，反问客人：“为何在我裤中？”王徽之雪夜乘船拜访朋友，到了门口，没有进去就掉头返回，别人问他原因，回答说：“乘兴而来，兴尽而归。”这些轶事揭示了当时名士对礼教的蔑视和对自然心性的追求，但难免荒诞之嫌。

这些活动之间并非总是泾渭分明，有些玄学家赞赏竹林七贤，但也有人批评他们放荡轻浮、不务正业。新道家和玄学家研究相同的经典，但所做的阐释却不同。此外，除了上述几种活动外，其他民间宗教纷纷兴起，教义中包含信仰、修行和迷信成分，组织成员包括祭司、道士、预言者和女巫，有供奉神的庙宇祠堂。我们对这些宗教的了解主要来源于撰写史书的儒生对它们的激烈抨击。类似的迷信崇拜直到当代依然存在，并吸收了很多佛教元素。这些人有时也被称为“道士”，但这一称谓的使用几乎毫无意义。

佛教

公元1世纪时，来自中亚的传教者沿着商队开拓的路线，将佛教向东传入了中国。起初，佛教被看作是道教的一个新分支——早期翻译家用道教的很多概念去翻译佛经，因此这一点不足为奇。比如，“Nirvana”被译成“无为”。公元2世纪，对两者的混淆导致了一种非常中国式的观点，即老子曾经到达印度，佛陀成了其弟子，佛教是道教在印度的分支。

东山丝竹图

元佚名作。东晋政治家谢安又名谢东山，因年轻时曾在会稽东山隐居而得名。图中崇山峻岭，连绵不绝，山岭间云雾缭绕；下部则绘有一座雅致庄院，坐落于幽静山谷之间。院内侍女们已奏响丝竹，院外谢安则携仆恭候来客。

公元3世纪，随着汉代社会政治秩序的崩塌，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其情形可以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末期的传播相比较。尽管佛教在中国是外来宗教，但比之道教却有以下几个优势。

1. 佛教教义讲个人救赎，并提供了几种途径。

2. 对个人品行要求很高。

3. 佛教教义思想体系完备，在传入中国的前几个世纪，仍然受到印度佛教的影响。

4. 引入了世界上最为复杂深刻的印度传统冥想修行和心理学。

公元5世纪时，佛教已传遍中国全境。佛教偶尔会遭到信奉道教的皇帝的清洗。公元446年至452年和公元574年到578年，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先后开展过灭佛运动。不过，大多数统治者对佛教持支持态度。被称为“菩萨皇帝”的南朝梁武帝曾三次“舍身”出家，都被无奈的朝臣用重金向寺院赎回。南北朝都兴建了许多寺院，僧尼人数众多。中国艺术家创作了很多精美的佛教绘画和雕像，数以千计的僧人专职从事佛教经论典籍的翻译。中国僧人前往印度礼佛。公元399年到413年，僧人法宪经由陆路前往印度，海路返回，他对印度的记载成为研究印度历史的重要材料。唐代僧人玄奘在公元629年到645年西行访问印度。几百年后，他的经历被写成小说《西游记》（后来由亚瑟·韦利译为英文删减本《猴王》），包含了虔诚的信仰、魔幻和冒险元素。

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比较研究昭示了佛教传播中的几个显著特征。佛教最初在印度是作为一种改革运动出现的，它摒弃了复杂玄密的哲学思考，传授佛理，关注一些简单的真理：人生是苦难的，苦难的根源是欲望，死亡并不能终结生死轮回，只有实现涅槃才能使人脱离因果报应的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最超脱的宗教中，普度众生的宇宙万象都集中在了坐在菩提树下冥想的佛陀这一形象上。然而，随后的几世纪中，印度佛教在发展中出现了教义的分歧和教派的对立，逐渐与印度教混淆，难以分辨，在公元1000年之后又被印度教重新吸收。

在中国，佛教也出现了不同宗派，对佛教经典的排序也不同。但天才的中国人善于融会贯通。中国佛教吸收了早期佛教的经典和冥想修行方式，也吸收了大乘佛教思想，描绘了一系列佛陀的形象，宇宙的和历史的，过去的和未来的，都体现了唯一的终极存在。中国佛教还吸收了佛教苦修派的经典和修行方式。最后，在天台宗里，中国人把以上多方面结合起来，视作唯一真理的不同层面。因此，一个天台宗僧人的日常活动包括诵经、静坐冥想和虔诚修行。

佛教在社会层面上也适应了中国现实。祖先崇拜要求后人供奉牺牲，如果没有后代，先人就会变成“饿鬼”。因此，家中长子必须成家生子，而次子如果愿意，就可以成为僧人。为逝去的先辈秉持佛教行为也成为习惯。此外，中国和印度佛教的另一个不同点是，在中国，佛教受到国家的更多管理。就像佛教不能破坏家庭的完整性，佛教也不能减少国家的土地税收。因此，国家对僧尼和寺庙土地的数量都进行了限制，并且僧尼出家前要获得国家的许可。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常常得不到执行。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最早的帝国

在中国、印度和地中海各大帝国的形成中，是否有一股世界性、历史性的力量？显而易见，这些帝国具有一些相似的特点：三者都在思想革命后崛起，汉王朝建立在周代思想的基础上（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法家和儒家，汉代的官僚体系会是怎样），正如罗马帝国利用了古希腊思想，孔雀王朝利用了佛教思想。在这三个例子中，维系王朝君权神授权威的观念都源于更早时期的哲学思想。三者都处于铁器时代，利用各自的科技和新的组织技巧建立了强大的军队。

三个帝国之间的差别也具有指导意义。对比中国和罗马：在中国，汉人的文化是该地区唯一较为发达的文化，具有普遍性，在数百年间缓慢传播，在一些地方超越了政治的范围。即使是生活在长江流域、被中国北方人看作“蛮夷”的楚国人，他们的文化也只是共有文化的一种变形。因此，文化上的统一为中国的政治统一铺平了道路。相反，罗马帝国民众由多民族构成，使用多种语言，还包含一些更古老的文明。罗马人以其智慧建立了一套能包容文化多元性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

在地理上，罗马帝国的位置更具优势，地中海使全国大多数地区之间交通便利，也为商贸活动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反观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内陆，分为几大经济区，每个经济区都位于河谷地带，相互独立，中间隔着天然屏障，各自关注其内部。中国人的智慧在于克服了自然和空间障碍，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政治制度，使国家在政治层面上成为一个整体。

第二个不同点是中国汉代的政府组织比罗马帝国的更有序、更复杂、更称职。例如，政府几乎始终掌控着军队，而在罗马帝国晚期，接二连三的皇帝都是由军队或执政官任命的。罗马帝国并非中国式的“家天下”体系。

第三个不同点在于两大帝国军事形势的变化。罗马帝国是历经几个世纪缓慢建立的，经历了由一个国家慢慢发展壮大，把自身意志强加于周围其他国家，一点点合并成为一个帝国的历史进程。整个罗马帝国直到公元4世纪早期才形成。相反，中国直到公元前232年，都还是诸侯国并立的局面，随后突然被一个国家即秦国在短短11年内统一。中国这种更为剧烈的局面变化可能是由于在北方边境面临军事威胁：巨大的匈奴帝国比罗马帝国周边的诸部落要团结得多。相比罗马所面临的来自任何欧洲野蛮人的威胁，中国所受到的军事威胁都更为严重，因而应对的规模也更大。

思考

1.法家如何帮助秦国统一了中国？还有其他哪些因素促成了秦的统一？秦代政治制度有哪些主要特征？秦王朝为何会灭亡？

2.何谓“王朝兴替”？它在何种意义上体现了儒家的道德合法性？政治统治和军事实力衰落的循环是否为中国所特有，在其他文明中是否有相同的规律？

3.在朝廷上追逐权力的有哪些角色？他们使用的手段是否体现出各自不同的地位？

4.佛教在中国是否取得了与基督教之于罗马帝国的同等意义的胜利？比较中国和罗马帝国，两者面临着哪些同样的问题，并怎样尝试解决？

第3章
帝制时代的高峰
（589—1368年）

本章概要

帝国的重建：隋朝（589—618年）和唐朝（618—907年）

宋朝（960—1279年）

元朝（1279—1368年）：蒙古大帝国统治下的中国

历史视野中的帝制中国

如果我们把6世纪末到14世纪中期的中国王朝也像古埃及王朝那样编上序号的话，隋和唐就是第二帝国，宋是第三帝国，元是第四帝国。然而，数字无法传达出这些王朝的特征。唐朝（618—907年）是所有人最喜爱的朝代：开放，四海一家，开疆拓土，生气蓬勃，富于创造性。唐代中国作为榜样，对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国家建构与文化繁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诗歌艺术在唐代达到巅峰，后无来者。宋朝（960—1279年）在艺术上与唐朝旗鼓相当，是中国绘画的杰出时代，也是中国哲学自周代诞生以来最为重要的时期。尽管军事实力不强，宋朝仍然出现了重要的商业革命。元朝（1279—1368年）是蒙古人治下的短命王朝，当时的中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帝国。

帝国的重建：
隋朝（589—618年）和唐朝（618—907年）

与欧洲中世纪早期同时，中国历史最显著的特征是国家重新统一，一个以汉朝（公元前206—220年）为范本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帝国重新建立。与以往一样，统一仍是从北方开始的。统一的先行者是北魏（386—534年），它是北方胡汉民族杂居诸政权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北魏向南迁都洛阳，使用汉语作为官方语言，并且改穿汉族服饰，改用汉姓。北魏还凭借游牧骑兵的力量开征一种新的田税，以调配资源为国所用。北魏之后，相继出现过几个短命的王朝，这些国家的皇帝、官吏、军事统帅都出自同一个贵族阶层，社会差异很小，并且经常出现篡位的情况。

隋朝

581年，胡汉混血的将领杨坚掌权，并于589年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史称隋文帝。他的情况也符合上述王位篡夺的规律。隋文帝雄才大略，统一北方，重整税制，重建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随后征伐南方，统一全国。隋文帝在位期间，国家太平。他在渭河边的都城中兴建了宏伟的宫殿，重修长城，开凿大运河以连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大运河使身处北方的统治者得以利用中原和南方的财富。隋朝与北方边境各少数民族部落之间相安无事，隋朝公主嫁给东突厥可汗（首领）和亲。

隋朝的第二位皇帝隋炀帝在位前期同样兴建了许多工程，但随后因为意欲干涉草原政权的政治，引起了敌对与战争。对高句丽和北方边境的战事艰难，人员伤亡惨重，导致不满情绪日益上升。自然灾害频发。朝廷入不敷出，人心涣散。叛乱爆发，再次出现贵族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李渊最终在群雄中胜出，建立了唐朝。他是隋朝皇后的亲戚、胡汉混血贵族，与之前的统治者具有相同的社会背景。

中国历史学家常常把短命的隋朝和秦朝相比较。两者都结束长期的分裂局面，统一了中国，都在治国中用力过猛，迅速衰亡，并被一个长久的王朝取代。唐朝建立在隋朝的基础上，正如汉朝建立在秦朝的基础上。

唐朝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定都隋朝故都，改称长安。在建国后约十年的时间里，唐把势力范围扩展到全中国。政府作风节俭，税收不仅满足政府所需开支，而且足以支撑国家的军事征伐，使中国的国境拓展至前所未至的地方。儒家学士得到朝廷重用，佛教寺院兴盛，国家太平，秩序井然。624年到755年是唐朝的盛世。

政治制度：唐高祖李渊在起兵反隋之前是地方长官，他在建国后沿用了很多追随他的前隋朝官员。在建立新制度的过程中，他和继任者不得不调和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一方面，皇帝希望官僚政府能保证他将大权集于一身；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向贵族做出一定妥协——从东汉时期开始，贵族就成为中国社会中具有统治力的集团——贵族出任皇帝的政府成员，在唐代早期他们的地位仍然举足轻重。

中央集权的程度从官僚体系的正式组织上显而易见。最高一级是三个机构：十二卫、御史台、政事堂。十二卫遥领全国军队，皇帝本人是实际上的最高统帅。御史台是监察机关，直接向皇帝汇报弹劾官吏的违法行为，并且在认为皇帝自身行为失当时加以劝谏。政事堂是最重要的机构，每天朝见皇帝，由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长官组成。其中，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查中书省起草的诏令，尚书省负责执行颁布的诏令。尚书省下设六部，六部直到20世纪初都是中央政府的核心机构；六部之下是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机构。

唐代政府组织机构

县官处于官员等级中的最底层。其主要任务是征收赋税，维护法律和秩序。他们也是朝廷权威在地方上的延伸。县官履行职责需要挑战和削弱地方贵族的权威。诚然，县官本身也属于贵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更加依赖于自身职权，而非土地或亲缘关系。因业绩良好而升迁的官员，能提高其家族在中央政府官方档案中的地位。

为了保有贵族的支持，朝廷不得不做出妥协。在唐代的税收体系中，所有的土地首先都是皇帝的财产，然后重新分配给具有劳动能力的人耕种，耕者以劳役和粮食的形式缴税。由于所有具备劳动能力的成年男性都分配有同样面积的田地（女性分到的田地少于男性），这一田制被称为“均田制”。然而，这一制度远非平等。贵族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殊政策，并且按照品级被分给田地。这实际上确认了他们的地产控制权。在职官员则分配职分田，地租作为俸禄的一部分。

贵族在官吏的选任方面也享有优势。绝大多数官员获得举荐或任命都是因为父亲官居高位，官员几乎完全从贵族阶层中选拔。最初的选拔范围是对王朝建立有功的关陇贵族，后来逐渐扩大到其他地方的贵族。长安和洛阳官学的入学资格仅限于贵族和官员子弟。然而，仍有极小比例的官员是通过科举考试选任的。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享有至高无上的声望，并更有可能仕途一片光明。不过，由于只有家境殷实的人家才能供养得起儿子多年研习儒家经典并通过严格的考试，因此即使是科举出身的官员，一般也是贵族中有才干的人。

莫高窟第23窟唐代壁画《雨中耕作图》

此图描绘雨中耕作的场景，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调。乌云密布，大雨滂沱，一名农夫喝牛耕地，孩童在雨中嬉戏，一家农户四口在田边休息进餐，画面温馨，其乐融融。

女皇武则天：后宫的女性依然在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最突出的例子是武曌（624—约705年）。她本是强干的唐太宗的嫔妃，迷倒了他软弱的继任者唐高宗。原本在皇帝死后，所有无子女的嫔妃都要进入寺院做尼姑。所以太宗死后，她就被迫进入寺院。高宗作为新皇帝即位后，把她从寺院中召回。她回宫后得到册封，用下毒或其他手段除掉了所有对手，当上了皇后。那些对她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表示不满的政治人物，都被她谋杀或流放。660年，唐高宗中风，武后完全把持了朝政。683年高宗去世后，她垂帘听政七年，然后废掉儿子，自己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称帝的女性。她迁都洛阳，宣布建立新王朝。她喜好佛教，对方术也颇感兴趣，自称是弥勒佛的化身，在举国上下兴建寺院。她出资供养白马寺，任命她最喜爱的僧人薛怀义为寺院住持。她风流成性，男宠众多。武则天统治中国直到705年，时年82岁，对朝廷失去了掌控，被迫退位。以上出自当时儒家史学家的记载，他们将她的执政比作牝鸡司晨。

一名小吏对其事业的看法

寒山是唐代早期一位性情古怪的僧人。关于他的生平资料稀少，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写了超过三百首诗。以下是他的两首诗。

这名小吏的哀叹中有哪些内容看起来具有现代性？

书判全非弱，嫌身不得官。

铨曹被拗折，洗垢觅疮瘢。

必也关天命，今冬更试看。

盲儿射雀目，偶中亦非难。

徒劳说三史，浪自看五经。

洎老检黄籍，依前注白丁。

筮遭连蹇卦，生主虚危星。

不及河边树，年年一度青。

章怀太子墓《观鸟捕蝉图》

1971年出土于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李贤是高宗与武则天的次子。画面中树下三宫女神态各异，动作自然，富于变化：树木右侧的宫女双手叉于身前，若有所思；中间一人全神贯注，右手甩袖，欲捕捉树干上的蝉；左侧一人左手托帔帛，右手簪发，仰头观鸟。

南宋梁楷《太白行吟图》

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梁楷性格狂放，嗜酒自乐，擅长画释道人物和山水，发展了水墨减笔画，用笔精炼纯熟。《太白行吟图》是他减笔画的代表作品。此图寥寥数笔，就把“诗仙”李白飘逸的风度和神韵勾画得惟妙惟肖。

近年来，传记作家开始为这位女皇正名。诚然，她在唐朝宫廷的尔虞我诈中得势，冷酷无情，“铁腕女皇”之称名副其实。但与此同时，她精明能干，勤勉聪慧，在国家要职上选贤任能。在与关陇旧贵族的权力斗争中，她没有选择依靠自己的家族，而是依赖科举出身的官员和“北门学士”集团，由此扩大了其统治的基础。年轻王朝的统治活力或许有助于抵销宫廷阴谋的负面影响——这一时期没有产生地方独立或藩镇割据。她的统治时期恰好也是唐朝军事实力在地理疆域上扩张得最远的时期。但在武则天之后，中国再没有女性成为皇帝。

唐玄宗时期的长安：女皇武则天退位以后只过了几年——充斥着更多阴谋斗争的几年——唐玄宗即位。他是一位书法家、诗人、音乐家、艺术赞助人和道教徒，为人十分温厚，与家人和官员谋士都关系良好。玄宗的母亲窦氏此前因在宫中行巫术被武则天处死。为了与武则天倚重科举出身的官员划清界限，唐玄宗下令组建特别政治机构，由显赫的贵族领导，改革财政制度。玄宗在位期间，科举出身的官员失去了倚仗。国家整修和延长了大运河，并开展了一次新的人口普查，增加了税收。朝廷重新积聚起财富，国家恢复繁荣。玄宗一朝（712—756年），文化也极为灿烂繁荣。伟大的诗人李白（701—762年）多年后在流放途中，曾赋诗追忆年轻时在玄宗繁华的都城中意气风发的情景：

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

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

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著金鞭。

文章献纳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

与君自谓长如此，宁知草动风尘起。

函谷忽惊胡马来，秦宫桃李向明开。

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1]

长安作为帝国的首都和行政中心，行政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长安城的规划设计体现了皇帝和朝廷的权力与威严。皇宫位于城市最北边，坐北朝南。这一方位遵循传统，孔子曾称赞舜“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皇宫前官衙林立，一条宽约150米的大街直通城南的明德门。城市布局为南北、东西交错的网格状，曾有唐代诗人将其比作棋盘。城中每个坊都作为一个单元进行管理，内部有街道、坊门，夜间锁闭。长安城四周修建有城墙，面积约80平方公里。当时长安人口数超过100万——其中半数居住在城内，另一半居住在郊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750年时中国的人口数约为5 000万，不到今天人口数的4%。）长安也是贸易中心，许多商队从长安出发，到达中亚各地。在城内两座官营市场上，有来自印度、伊朗、叙利亚和阿拉伯的商人兜售来自近东乃至整个亚洲的商品。

大唐帝国：中国的王朝就像一架手风琴，先将疆域扩张到周边少数民族的领地，然后又收缩回原本人口密集的核心区。唐朝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西方的吐蕃人、西北方和北方的突厥人，以及东北方的契丹人。

唐代为保护边境实行四层级的对外政策。首先，当其他政策都无效时，就动用武力解决。但军事征伐耗费巨大，且出兵对付游牧民族就像用扫帚去扫潮水。一次战胜或许能瓦解少数民族的军事同盟，但十几年或几十年之后，他们又会在新的部落领袖率领下卷土重来。例如，唐军在630年击败了东突厥；648年，控制了塔里木盆地，开辟了通往西亚的贸易线路，该线路延续了大约一个世纪；657年，击败西突厥，使唐王朝的影响力越过帕米尔山脉，扩展到撒马尔罕附近的诸多小国。然而，突厥在698年再度侵扰边境，袭击唐朝西北地区，并且在711年到736年完全控制了从乌浒河（今中亚阿姆河）到唐朝北方边境的草原地带。

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对抗与此如出一辙。670年起，吐蕃开始扩张并对唐朝构成威胁。679年，吐蕃兵败。714年，吐蕃东山再起，与唐朝的战争从727年持续到729年，730年双方议和。但不久战争就再度爆发，751年，吐蕃与位于云南的南诏国结盟。763年，吐蕃军队攻占长安，大肆劫掠。尽管他们后来被赶走了，但显而易见的是，唐朝即使在国力最为强盛的时代，也没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李白曾作诗描述军队远征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

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

秦家筑城避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

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2]

唐朝采取的第二级政策是以游牧民族对抗游牧民族。回纥（788年改称回鹘）的兴起对唐朝具有重要意义。744年到840年，回鹘控制了中亚，并与唐结成了坚固同盟。如果没有回鹘的支持，唐王朝可能会更早灭亡。

第三级政策是在沿着包括长城在内的边境设防。唐代中期，北部和西北部所有边境地区都由军事统帅管辖，他们也不时干涉地方民政。唐朝的军事大权掌握在这些藩镇将领手中，其割据自治和随时叛变的危险对唐政权构成的威胁并不在游牧民族之下。

比起战争，和平外交的代价更小。唐朝对外防御的第四级政策是将潜在的敌人转化为附属国。唐的“附属国”概念范围很广，包括：完全附属于中国的封国；被中国军队征服的中亚国家；处于非战争状态下的敌对国家，比如吐蕃和南诏国；朝鲜半岛上的新罗，新罗凭借唐朝军队的支持统一了朝鲜半岛，但在唐军试图宣称唐朝对朝鲜拥有宗主国统治权时，他们又反过来与唐军为敌；完全独立的国家，比如日本。各国均派遣使节向唐献礼进贡，唐朝廷对各国使节颇为优待，并赐予丰厚的回礼。

几个世纪以来，这些使节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唐代中国作为东亚唯一的“发达国家”，为仍处于构建国家阵痛中的周边各国提供了榜样。外国使节有机会接触到唐朝文化与技术的方方面面：哲学、文字、政治与土地制度、佛教、艺术、建筑、医药。640年，在长安居住的朝鲜人达8 000之众，其中大部分是留学生。此后，中国再没能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因为众邻国不会再次经历发展中的形成阶段。

叛乱与衰亡：8世纪中期之后，唐朝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中国的边境线开始收缩。东北地区的部族蠢蠢欲动，吐蕃威胁着西部边境。751年，一支由唐朝将领高仙芝（高句丽人）率领的军队因战线过长，在中亚撒马尔罕附近被阿拉伯人击败，中国商队与西方的贸易往来从此被切断达五个世纪之久。更有甚者，755年，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胡族将领安禄山率部叛乱，叛军人数达16万，势力横扫中国北部，先后攻陷洛阳和长安。唐玄宗逃入四川。

这一乱局中也发生了浪漫的故事。早在十多年前，唐玄宗将其子寿王李瑁的王妃、年轻的杨玉环据为己有（他送给儿子另一位美人作为交换），对她万般宠爱，封为贵妃。不仅忽略“后宫佳丽三千人”，对朝政也不闻不问。起初，由于宰相李林甫有才能，玄宗不理朝政并无大碍。但当这位相国去世后，玄宗任命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为宰相，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叛乱爆发。在逃往四川途中，军士将当前困顿的局面归咎于杨贵妃，将其缢死。她的死后来被写入诗歌，流传不朽。诗中描绘她“肤如凝脂”、“花颜”、“蛾眉”，而玄宗因她的死“长恨”绵绵不绝。实际上，玄宗当时已72岁。

经历了约十年战乱后，新皇帝唐肃宗在回鹘帮助下重建唐王朝。作为部分回报，他放任回鹘人洗劫了长安城。战后，唐王朝逐渐恢复元气，在约一百年间保持了相对和平与繁荣，各项制度也得以恢复。中国的疆域缩小了，但军事将领守住了边境，使之不至于退后太多。地方政府的自治程度更高，不过依然向中央纳税。偶有零星叛乱，均被中央军镇压，这些军队有时由宦官统领。大部分皇帝软弱无能，但有三个强干者推行了改革。赖世和在翻译了9世纪中叶在唐朝学习的日本僧人圆仁的日记后，评价其中展现的“政府运行的图景”，“在9世纪来说令人惊讶，即使是在中国”。

宋人摹唐李昭道《明皇幸蜀图》

此图描绘的是唐玄宗李隆基为避安史之乱，远走蜀地的情景。图中山势突兀险峻，云雾缭绕其间，让人不禁生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感。崇山峻岭之间，一行人马在艰难行进。身穿红衣的唐明皇骑着三花马正待过桥，嫔妃身着胡装、头戴帷帽，随行的还有大臣、侍从和马匹等。

中央对国家的控制仍然很强，地方政府对待上级公文谨小慎微。行政管理中即使最琐碎的事务也有大量文件，尤为令人吃惊，因为这时已是王朝的衰落期。[3]

这一阶段的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是土地政策的改革。作为国家土地分配和税收基础的人口普查显示，全国人口数从安禄山叛乱前的5 300万下降到乱局结束后的1 700万。因为无力重新登记人口，政府放弃了按人头收税的均田制，而代之以用土地作为收税依据每年征收两次的两税法。这种两税法始于780年，一直沿用到16世纪。在新税制下，国家向各州、县征收固定额度的税收，各州、县分配到各乡、户。尽管如此，国家通过经营盐铁获得的税收仍超过了田税。

9世纪下半叶，唐朝廷更加羸弱，藩镇大多割据自治，通常由军事将领统辖，与中央相抗衡。国家在西南边境与南诏再度发生战事，盗匪横行，干旱歉收引发农民起义。到9世纪80年代之后，藩镇割据已将国家分裂为许多个独立的小政权，907年，唐王朝最终覆灭。但约半个世纪后，一个新王朝就崛起了。唐朝的覆亡并没有导致汉朝灭亡后那样长达几个世纪的分裂局面。中国内部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

唐代文化：唐代的创造性来自世界性、中世纪佛教和世俗因素三方面的共存与互动。这三个文化领域的兴盛都植根于帝国重新统一后财富的积累和社会秩序的重建。

莫高窟第156窟晚唐壁画《张议潮统军行军图》

唐朝中期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趁乱于781年攻占敦煌。张氏世为州将，张议潮于848年率众驱逐吐蕃，收回敦煌等地，后被唐朝廷封为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死后，其侄张淮深继任，为纪念其功绩，下令开凿第156窟，绘此壁画。

唐代文化的世界性不仅是由于其与其他文化和民族的广泛接触，更在于对它们所采取的开放态度。唐朝僧人前往印度礼佛求法以及印度艺术和哲学传入中国都是这种开放的组成部分。例如，印度绘画与雕塑艺术对肉体美感的呈现，对唐代菩萨造像艺术的形成有所影响。中外商业交往广泛。外国商品在长安的市场上随处可见，长安城中建有中亚和西亚商人的聚居区。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兴建了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聚居区。外来商人带来了他们的宗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其中多数宗教在9世纪的宗教清洗运动中被驱逐出境，但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一小部分存续到了20世纪。

中亚的音乐和乐器沿商贸线路传入中国，大受欢迎，几乎取代了传统音乐和乐器。女性接纳和采用外来发式。中亚人在长安街头进行戏剧和杂耍表演。甚至墓葬里的陶俑也出现了西亚商人、乘马匹或骆驼的中亚马夫和宫廷女性的形象。这些陶俑如今受到世界各地收藏者和博物馆的追逐寻访。外来事物也出现在唐代的诗歌中，其自身价值不仅得到肯定，甚至别具异国魅力。李白在《少年行》一诗中描绘长安盛景：

李白诗《长干行》之一首

唐代伟大的诗人李白一生写了大量诗歌，其中1 000首左右流传至今。

有人说，中国诗歌的精髓之一是其意象的具体化。这首作品是否支持这一论点？

河商妇：一封书信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

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

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

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

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

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

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

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

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

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

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

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唐三彩胡人骑骆驼俑

在丝绸之路上，骆驼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其造型在唐三彩中很常见。骆驼上的人俑，深目、高鼻、大胡子，是典型的胡人相貌。此俑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繁盛景象。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4]

时代稍晚的另一位诗人李贺描述了前线戍卒的生活：

胡角引北风，蓟门白于水。

天含青海道，城头月千里。[5]

尽管唐朝在对佛教的信仰程度上比之六朝略逊一筹，但却是中国历史上佛教的黄金时代。佛寺得到了从皇帝到贵族的大力捐助，获得了数量可观的土地和财富，全国兴建了许多寺院。今天，如果想领略唐式寺庙建筑的美轮美奂、木造像与寺庙壁画的精美，一定要参观位于日本奈良的法隆寺或其他寺院，因为这些遗迹在中国难觅踪迹。唯一的例外是敦煌千佛洞。敦煌深入中国西北，11世纪时，为了防止被吐蕃骑兵破坏，石窟被封存，直到20世纪才被重新发现。石窟中有石刻造像、佛教壁画和数以万计用汉文和中亚文字书写的经卷。

中国历史上，仅有唐朝确立过与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相类似的国教。即使如此，它也要屈从于强大的唐帝国。佛教的财富和知识具备世俗功能，寺院可以作为学校、旅馆甚至公共浴场，并提供借贷，僧人则主持葬礼、分发药品。

国家有时会没收寺院垄断的税收。最严重的灭佛运动发生在841年到845年，标志着佛教在中国命运的转折。热衷道教的唐武宗没收了寺院数千万亩免税田产，勒令26万僧尼还俗，毁掉了4 600多座寺院和4万座兰若。

唐代早期，最主要的佛教宗派是天台宗，但经历了9世纪中期的灭佛运动后，其他宗派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

1. 一个虔诚的宗派以弥勒佛为中心。弥勒佛是来自未来的佛陀，会在人间现身并创造极乐世界。弥勒佛是救世主，而非人类形象。此宗以救世自居的教义常常为大众起义或叛乱提供思想基础。比如唐宋以来流传于民间的白莲教，宣称为了迎接“弥勒下生”，要重建一个新世界。

2. 另一个虔诚的宗派崇奉阿弥陀佛，即西方天堂或净土的掌管者。此宗教义称，在历史上的佛陀圆寂后的几个世纪里，其教义得到了准确的传播，人们只要通过努力就能悟道；但如今，佛陀的教义已经被歪曲，人类只有依靠阿弥陀佛才能得到救赎。那些心念纯净、虔诚的人通过口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能够得到拯救。此宗发明了众人集体念佛的形式，成为中国信众最多的教派，对中国的流行宗教产生了深远影响。

3. 第三个宗派在中国精英阶层中影响力最大，诞生于中国。“禅”在汉语中的发音是“Chan”，但在西方更广为人知的是其日语拼法“Zen”。禅宗并没有普世性的佛陀，其教义称历史上的佛陀仅仅是一个人，劝勉每位信徒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顿悟。尽管禅宗的信众通常来自中国最有知识的阶层，但它本身却是反智的，强调凭借直觉发现内心的佛性。修行者通过体力劳动和冥想能够达到顿悟。为了使一位僧人顿悟——在其经过长期的冥想准备之后——有些禅宗人士会提出一些通过正常推理难以回答的小问题：“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如何？”“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百尺竿头，如何进步？”（禅宗称此为“参话头”。）试图求索这些问题的心理状态被比作“啃棺材”或“蚊子上铁牛”。（禅宗称此为“大愤志”。）冥想的修行方式与禅宗对本性的观点相结合，对中国的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后来又对朝鲜和日本的艺术产生了同样影响。

唐代文化的第三个特征是世俗学术和文学的复兴。中央集权化官僚政府的重新建立激发了学习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公元3世纪汉代衰亡后就中断了。一个学士—官僚的复合体出现了。多数文人同时是官员，多数高官能诗善画。一部明朝时编纂的唐人诗集收录了约2300位诗人的48900首诗作。唐代文化的这一世俗支流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反对佛教，很多官员私下对佛教抱有同情。但是作为政府官员，他们的价值观日益倾向现世化。

唐代的史官恢复了汉代修撰前朝正史的惯例。此外，唐代学者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开始编撰综合性的制度史、地域史和地方志。他们编纂辞典，注疏儒家经典，还有些学者用文言文写作神怪传奇故事。（相反，佛教训诫都是用白话文写的。）尽管佛教画多于世俗画，但中国山水画正是兴盛于唐代。然而，世俗文化发展最为繁荣的领域毫无疑问是诗歌，诗歌代表了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李白能否被称为完全世俗化尚有待讨论，他可能更适合被称为道家，但显然不是佛家。李白出生于四川，他在唐代诗人中较为例外的一点是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尽管曾因诗名而在长安短暂任职。李白身形健硕，好剑，嗜酒。在他现存的诗篇中，诸如“将进酒”、“月下独酌”一类的题名很多。传说他因醉酒意欲拥抱湖中月影而溺亡。李白的诗风利落遒劲，豪情激荡，对美的捕捉和描绘细致入微。其中一首描绘登山时遇见星宿仙女的诗作，则充满奇幻色彩：“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李白离地升天，低头四顾：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6]

在李白笔下，人生短暂，宇宙无穷，但他并未因此而隐退于世。他不认为“道”是清静无为的，而是欣然与导致阴阳消长的元气融为一体。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7]

唐代与李白齐名的诗人杜甫（712—770年）出身文学世家，24岁时进士考试落第，长年颠沛流离，生活困顿。39岁时，因向朝廷献赋而获得官职，四年后又得到一个武官职位任命。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落入叛军之手，所幸逃脱，又重获任职，但不久即被免，生活更为困苦。比起李白，杜甫的诗作抒情色彩较淡而引经据典较多，也更多地体现出了对人民疾苦的怜悯之心：对儿子被征召入伍的母亲，对因战争而手足离散的兄弟，对自己的家人——当杜甫回到家人身边时，他们以为他已在战乱中身亡。与李白一样，杜甫也感叹人生短暂而自然永恒。他在游历唐太宗的宫殿遗址时，眼见“苍鼠窜古瓦”、“阴房鬼火青”、“美人为黄土”、“故物独石马”的悲凉景象，但对此的反应却是：

浩歌泪盈把。冉冉征途间，谁是长年者？[8]

诗中流露出坚忍的情怀，与李白相似，也并无佛教色彩。

宋朝（960—1279年）

中国传统史书往往以王朝兴替为期限来书写，并且理由充分：每个王朝都重复着兴起与衰落、扩张与收缩的命运轨迹。诚然，宋朝可以用这种眼光来看待。宋朝在960年建都于黄河畔的开封城。宋朝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效，统治了近170年，这一阶段被称为北宋。后期王朝积弱，1127年失去了国家北方的领土，但在南方建立政权，继续统治了150多年，新都城是位于中国中东部的杭州。南宋在1279年蒙古人大举入侵下灭亡。

但在王朝兴替的脉络之外，中国历史还有更丰富的内容。超越王朝更迭的长时段演变在根本上更为重要。其中一系列这样的变化始于晚唐，延续到宋朝，影响了宋朝的经济、社会、国家和文化。综而观之，这些变化揭示了为什么在唐代之后，中国并没有陷入汉代之后那样长达几个世纪的分裂局面，以及为什么中国日后都只出现过短暂的分裂局面。我们将在这一部分略去帝王、宦官、将军，转而聚焦更为根本的变革。

农业革命：从农奴到自由农民

隋唐两代的农民耕种自己或贵族所有的“均田”，在权利上胜过欧洲中世纪的农奴。他们对自己的土地拥有所有权，有时会在借贷时将其抵押给放贷人。欧洲的农奴没有这样的土地所有权，无法抵押土地。然而，对隋唐两代的农民而言，劳役本身仍是最沉重的赋税。不管农民耕种官员、贵族还是其他官府所有的土地，都会产生社会依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耕种者的身份与农奴就相差无几了。

不过，在唐朝及其灭亡后，贵族势力已大大削弱。田产由于在每一代都要分给所有男丁，数量变少。贵族由于被迁入都城居住，变成了不再拥有大量土地的城市精英。唐朝灭亡后，军阀经常抢占贵族的土地。由于贵族的势力日渐衰微，耕种者的土地所有权得到加强。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和两税法的推行（如前文所述），农民不仅可以抵押土地所有权，还可以自行买卖土地。将土地作为私产的所有权使耕种者更为独立，他们可以按意愿自由迁徙。宋朝时，用粮食缴税逐渐被用钱币缴税所取代。税收从劳动向货币的转变使农民得以掌控自己的时间。随着唐代早期和中期的府兵制被募兵制取代，征兵这一最为残酷和沉重的赋役退出了历史舞台。

同时，技术革新也使耕种者获益。一种新品种早熟稻的产量比旧品种翻了一番。在长江流域，水利工程广泛开展，肥料的使用也更为普遍。经济作物商品化程度提高，茶叶得到广泛种植，棉花成为常见作物。因为用货币缴税的数额逐渐固定，大量增产的产品就留在了耕种者手中。当然，地主比独立小农获益更多，而没有土地的佃农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随着贵族日渐没落，难以插手地方政务，县官的权威日益增加，成为皇家权威在基层社会的唯一代表。但每个县下辖很多村庄，县官无暇管理所有村庄的内部事务。只要保证税收及时缴纳、社会秩序井然，村庄的行政事务就交由本村精英自行处理。因此，宋代的农民不仅更自由、更富裕，也享有高度的自治。

宋代还出现了文人士绅阶层，尽管这一阶层是在后世才获得了远远更加重要的地位。典型的士绅家庭居住在村庄中，或移居县治所在地或有集市的镇上。由于家庭观念的范畴扩大，多数士绅家庭都至少有一位成员通过了科举乡试。这些士绅在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都更像县官而非村民。不过，这些家庭即使居住在城镇，依然在乡村中拥有土地，与当地的地主阶层有共同利益。尽管在权势上远远不如之前的地方贵族，但士绅阶层也参与地方事务，并在其中扮演着乡村与县官之间调和者的角色。

商业革命

在宋代，众多相关因素促使经济呈现出新的繁荣局面：人口的流动、新技术的出现、城市的发展、货币的广泛流通以及贸易的增长。

此时中国的重心转移到了南方。在唐代，北方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但从9世纪末开始，中国的人口、农业和文化的重心转向了东部的长江下游地区。800年到1100年，中国的人口总数上升到约1亿，而长江流域的人口数增长到原来的3倍。长江流域的水稻亩产量高于北方的小麦、粟，稻米也成了国家的计税单位。新产生的财富促成了大量学校的建立，朝廷不得不在科举中设定地方录取比例，以免长江流域地区的考生执掌全国。出于战略原因，北宋都城仍处在北方，但定在开封，比洛阳靠东得多，从南方运输税粮的大运河正是在这里与黄河交汇。

技术与钱币：新发明滋养了宋朝经济。中国北方的冶铁技术世界领先，用煤和风箱使熔炉达到炼钢所需温度。这种熔炉使中国得以制造出更精良的工具和兵器。稍早出现了雕版印刷术；最早的木刻本出现于7世纪，内容多为佛经；10世纪时，完整版的古代典籍开始刊行；到宋代中期，用活字印刷术印制书籍已经十分普遍。宋代出现的其他发明还包括算盘、火药和火枪以及质地更优良的纺织品和瓷器。

唐代的交易等价物以丝绸为主。钱币已经出现，但需求很小，限制了其流通。北宋时期，大量作为现金的黄铜被铸成钱币，供不应求。钱币中心铸孔，大额交易以一千钱一贯为单位。南宋时期，开始以银币作为铜币的补充。到12世纪晚期，银币数量比11世纪早期多了10倍。商人还使用信用凭据和多种多样的纸币。货币从城市传播开来，渗透入乡村经济：到1065年，用货币缴纳的税收增长至3800万贯钱。相比之下，唐代中期这一数目仅为200万。

贸易：唐代的城市是行政管理层面的，依靠非商业内陆地区的税收维持运转。官员薪俸和政府开支创造了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能提供这些商品和服务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渐渐出现，城市变得商业化。唐代的这一模式在宋代的大多数地区得到延续，但在都城和经济发达的长江流域地区，区域性的商业网络从城市覆盖到县治，再到有集市的镇，及其下辖的乡村市场。随着商业的发展，拥有超过10万户人家的城市数量达到了之前的4倍。北宋都城开封拥有26万户人家，人口数可能超过100万。南宋都城杭州拥有39万户人家。相比之下，中世纪欧洲的情况是：北宋时期的伦敦人口数为1.8万，南宋时期的罗马人口数为3.5万，一个世纪之后的巴黎人口数不到6万。

此外，与长安城内里坊各有坊墙、夜间闭门不同，两宋都城内部是开放的，并延伸到城郭之外。城市干道上，商铺沿街排列，与中国今天的城市一样。市场由商会而非官员管理。与财富增长相应的是对奢侈品的追逐和日益世俗化的生活方式。餐馆、剧院、酒肆、妓院林立，娱乐场所纷纷涌现，算命、杂耍、设棋局、演杂技、演木偶戏的各类人等充斥其间。这类职业在唐代长安城中也有，但在宋代从业者人数大增，服务对象包括小生意人、巨商富贾和官吏。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此图描绘了北宋都城开封的繁华景象，以及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百态。图中城楼高耸，店铺林立，人群熙熙攘攘，一队远道而来的骆驼商队正穿过城门，一片热闹繁华的景象。

南宋苏汉臣《货郎图》

图中货郎的车上挂满了各种新奇炫目的小玩具，有竹耙、帽子、肚兜、拨浪鼓、小风车、花灯笼等，品种丰富，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孩子天真活泼，欣喜若狂地在货车周围玩耍。货郎则推车停伫在梅树下，面带笑容。画面动静结合，人物形态写实，充满民间生活情趣。

宋代区域间的贸易往来局限于诸如丝绸、漆器、中草药和瓷器等奢侈品。大规模商品交易只有在江河、运河沿岸或沿海等交通便利的地区才划算。即便如此，这样的交易也往往只是为了应对周期性短缺。

同样繁荣的还有对外贸易。从汉至唐，中国船队沿海岸航行，到达一个又一个地标。到马来半岛的航程需要五个月时间。然而到了宋代，海洋中的航线取代了沿着海岸的线路。船只配备了密闭舱，航行不再完全依赖顺风，船舵的改进、指南针的运用以及对季风更深入的了解使这样的航行成为可能。中国船长利用指南针为船只导航，控制了去往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的海上航线，偶尔也会冒险驶入印度洋。新建的中国商人社区在东南亚遍地开花。阿拉伯人掌控着从近东到东南亚的印度洋航线，中国港口城市建有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聚居区。海外贸易的内容体现了中国经济的先进：中国进口原材料，出口成品。瓷器被运送到东南亚，由阿拉伯商船载往波斯湾的中转贸易中心，再沿东非海岸南下，远达桑给巴尔。

中国北部和西部边境地区的对外贸易仍保持常态。中国商人向吐蕃、突厥和蒙古商人购买马匹，同时贩卖丝绸、茶叶和大黄。到了元代，蒙古帝国的统一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陆上线路重新开始与危险的海上航线竞争。1600年之后，除了边境地区，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海上贸易。

政治制度：从贵族政治到专制统治

关于在唐代之后中国一千年间的政治体制，历史学家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的专制时期或绝对君主制时期。如前所述，宋代之前的皇帝也常有强权者，但从宋代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使皇帝更容易成为独裁者。这样的独裁者不在少数。第二种观点认为，“独裁”的说法并不准确。尽管存在专制暴政的可能性，但大多数皇帝都只对政府官僚的日常工作进行监督。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由非贵族出身的贤能之士组成，它的存在使中国与处于绝对君主制时期的欧洲迥异。这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

游节妇

洪迈（1123—1202年）是一位宋代文学家，搜集神怪、民间传说和确有其事的各类故事。不同于一般儒家说教对女性美德的宣扬，洪迈与宋代其他小说家笔下的故事包含更广阔的视角。这些故事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多样性。洪迈在《夷坚志》一书中收录了以下这则故事。由于中国人相信人死后有灵魂存在，因此冤死的宁六能出手报复，使恶人罪有应得。

这则故事中的道德观是否可简单归结为邪不胜正？能否对其加以更复杂的诠释？它对宋代社会的动态有何体现？

建昌南城近郭南原村民宁六，素蠢朴，一意农圃。其弟妇游氏，在侪辈中稍腴泽，悍戾淫泆，与并舍少年奸。宁每侧目唾骂，无如之何。

游尝攘鸡欲烹，宁知之，入其房搜索，得鸡以出。游遽以刃自伤手，走至邻舍大呼曰：“伯以吾夫不在家，持只鸡为饵，强胁污我。我不肯从，怀刀见杀，幸而得免。”

宁适无妻，邻人以为然，执诣里正，赴县狱。狱吏审其情实，需钱十千，将为作道地。宁贫而啬，且自恃理直，坚不许。吏傅会成案，上于军守戴，不能察，且谓闾阎匹妇而能守义保身，不受凌逼。录事参军赵师景又迎合意，锻炼成狱奏之。宁坐死，而赐游氏钱十万，令长吏岁时存问，以旌其节，由是有节妇之称。郡人尽知宁冤，而愤游之滥。

竟以与比近林田寺僧通，为人所告，受杖。未几抱疾，见宁为祟，遂死。时淳熙四年六月也。

第一个变化是较之唐代皇帝，宋代皇帝本人能直接控制更多部门。例如，在宋代，作为皇帝咨询政事的机构或“内阁”，枢密院与中书门下相互独立，同为皇帝提供政策建议。利用两者的相互制衡，皇帝得以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并能有效防止中书省和门下省官僚把持政权。

第二个变化是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宋朝在1100年的财政收入是唐朝财政收入最大数额的3倍。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人口和农业经济的增长，部分是由于国家对盐、酒、茶的垄断经营，以及在国内外贸易中征收的名目繁多的税费。北宋时期，来自这些商业的财政收入数额与田税持平；到了南宋，超过了田税。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儒家官吏仍强调农业的首要地位，但在帝制时代后期的中国，商业往往更为重要。

第三个使皇权得到加强的变化是贵族的消亡。唐代皇帝来自中国西北地区的胡汉混血贵族，与朝中多数要员出身相同，因此实质上是国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统治代表了贵族的利益。贵族垄断了朝中高位，实行内部通婚或与皇族联姻。贵族称皇帝为天子，但明白皇帝其实是他们中的一分子。相反，到了宋代，官位最高者通常是平民，大都经由科举考试产生。这些官员与皇帝之间存在巨大的社会鸿沟，因此也将皇帝视为非凡之人。精明的皇帝往往会利用这一点。

唐代官场存在普遍的自我固化现象：官员的子孙更容易入仕，官员主要从贵族中选拔，只有10%的官员来自科举考试。北宋时期，这一数字增长到57%，且经由科举入仕者能获得最高官职。南宋时期，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员数目更为庞大，获得官职者的比例反而降低了。对富贵人家的子弟而言，中进士是其家族在当地社会地位的保证。

科举考试分三级，每级中只有很小比例的考生能通过。考试和阅卷都采取了周密的措施以防止作弊和偏袒情况发生。考场的每间考房以墙隔开，考生进入前要被搜身防止夹带。考卷由书吏誊录并编号，避免考官根据名字或笔迹辨认出考生。少数人多次参加考试，直至中老年，但通过考试者的平均年龄是35岁上下。

考生为了通过考试，必须背诵儒家经典，阐释选段，按规制作文，根据出题者指定主题作诗，并用儒家哲学为当下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宋代科举制度选出的官吏才能颇高，可与19世纪英国的官员比肩——牛津和剑桥古典学的学生会成为通才官僚。中国的科举制在宋代十分兴盛，几经中断，延续到20世纪初。中国政治制度在这一千年间的延续有赖于科举精英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

科举知识精英的社会基础是由土地、教育和官职间的三角关系构成。土地产生的财富提供教育所需费用，良好的教育保证科举考试成功，通过考试可获得官职，官员可以为家族保障财富。（官俸完全足以应对代际传递中家族地产的分割。）全国的大多数人口处在知识精英以外的阶层：贫穷的农民或市民无法负担通过科举考试所需的多年学习，自然也无法获得官职。在知识精英内部，有些家族连续几代有人通过科考。更普遍的情况是，富裕官员的子孙通常不如清贫人家的子弟学习刻苦，“富不过三代”的谚语用在宋代和其后各朝代也恰如其分。在中国庞大的家族体系（有时称为世系或宗族）中，富有的官员常常能为穷亲戚家天资聪颖的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商人与科举考试体系有怎样的联系尚不清楚。他们尽管坐拥财富，却被文人和官员鄙视，被视为肮脏的逐利者。有些商人完全回避这一体系——彻头彻尾的儒家经典教育对商人之子经商毫无用处。但也有商人购买土地以获得社会地位和安全保障，以便他们的子孙能够参加科考。与此类似，小农可以慢慢积累，成为地主，教育子孙。科举考试体系下的中国社会呈现出层级分明的等级制，但并非封闭式的，也并未产生新的世袭精英。

宋代文化

唐宋之交，随着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变化，文化也发生了变化。宋代文化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唐代文化的活力，同时出现了某种更为内缩的倾向。宋代丰富的文化植根于经济增长、学校数量和识字人群数量的增加以及印刷术的普及。较之唐代，宋代文化的贵族性、世界性特征减弱，与官吏和文人士绅阶层的联系更为紧密。他们既是文化的实践者，又是其拥护者。常有人认为，宋代文化比起唐代佛教色彩有所减弱。但这种观点在近来的研究中遭到了质疑。诚然，禅宗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但另一个事实是一些儒士公开反对佛教和道教。在由科举界定的上层文化中，在唐代作为支流的世俗文化在宋代得到扩展并成为主流。

中国人把宋代视为传统文化的顶峰期。例如，宋代是中国陶瓷最辉煌的年代，出现了高温烧制技术，瓷窑遍布全国，釉色丰富，器形优美精致。宋代的陶瓷在世界上前无古人，使陶瓷技艺成为东亚的主要艺术形式之一。宋代还出现了众多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年）编撰了《资治通鉴》，考察自战国至五代的通史，而非一朝一代的历史。这部著作有一点比之前的史书都要深刻，即包含了对所用史料来源的探讨，对为什么选择某一史料说法而摒弃其他的给出了解释。不过，宋代文化最杰出的成就是在哲学、诗歌和绘画方面。

哲学：在哲学的创造性上，宋代仅次于周代，其思想上的活力来自不同观点间的交锋。

北宋中后期，王安石（1021—1086年）一派执掌朝政。王安石熟读儒家经典，自认为重新发现了周代理想社会的价值观。至少在他自己看来，这一发现使他成为孔子的正统继承者。他学说的关键是合理的制度能促成社会道德的有序与繁荣。

在具体措施上，王安石的“新法”主张政府应该更有作为：大型商业应由官营贸易机构而非私人经商者管理；应由官府而非大地主向贫穷的农户提供贷款；地方社会的道德权威应由地方官府而非富有的个人树立；郡县的教育职责应由官学而非私立书院承担。王安石还支持军事扩张。1127年，（女真人的）金国击败宋军，北宋灭亡，王安石一派失势。

明佚名《耆英盛会图》

北宋王安石变法期间，大臣富弼与其政见相左，称病辞官，退居故乡洛阳。他和司马光等十三人，置酒赋诗相乐，时人羡艳，谓之“洛阳耆英会”。图中主要人物右起分别为司马光、富弼、赵丙、张焘，或围案赋诗，或相顾唱和，形象生动。

王安石的对立派是“保守派”。保守派在北宋时期建立根基，南宋时把持朝政，并在1315年被元朝奉为正统，自当时起这一派对儒家经典的阐释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保守派认为政府应当减少作为，斥责王安石强调制度设立是“法家”。

众多保守派思想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朱熹（1130—1200年）。他的思想几经沉浮，直到20世纪早期仍被奉为正统。朱熹青年时除研习儒家，也研究过道家和佛家思想。他天赋异禀，18岁就中进士，后来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朱熹通过吸收利用佛教成分和注解“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和《大学》），使儒家学说成为更切近个人的哲学。结果他的学说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取代了佛教。南宋及以后，由于印刷术的迅速普及和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数增加，他的思想得以广泛流传。

朱熹认为，人性是宇宙的一部分，包含道德准则，可以通过学习和冥想来把握。理解了这些内在的道德准则就能实现德行上的升华，士人由此将成为全社会的道德典范。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关键是这些人，而非行政制度。他们的道德风度使行政制度显得粗暴又多余。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朱熹的哲学，明清社会的文人士绅阶层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将是什么样。

如果我们要在其他文明传统中寻找类似人物，可能会选择欧洲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年）和伊斯兰神学家安萨里（Al-Ghazali，1058—1111年），两者都创立了新的哲学体系，延续数百年。阿奎那将教会神学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相结合，正如朱熹将儒家教化与佛教的形而上概念相结合。由于朱熹宣扬“天理”并强调类似禅宗修行的冥想，后来有人攻讦他是披着儒家羊皮的佛教之狼。这种说法有失公允。不同于阿奎那使哲学为宗教所用，朱熹是使宗教为哲学所用。在朱熹手中，“天理”（也被称为原则或“理”）褪去了超自然的特征，成为道德与天地万物的基础。朱熹重申了千余年前孔子阐明的正面的道德真理。

历史学家认为，朱熹的学说是帝制时代后期中国稳定性的护卫者。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他的阐释就像科举制度、官僚政治、帝制、文人士绅阶层和土地制度一样，有利于保持延续性，阻碍变化发生。少数人在这种观点上走得更远，认为朱熹学说的正统地位扼杀了后世王朝中出现改变的可能性。这种观点尽管并非全无道理，恐怕也言过其实，因为与之相交锋的思想体系始终存在。

诗歌：宋代诗人虽处在唐代前辈的盛名之下，但也是中国最杰出的诗人。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写道：

唐诗如酒，宋诗似茶。酒劲浓烈，然不宜长饮。茶比酒淡，为饮者带来的愉悦也更宁静，但可以更长久地享用。[9]

北宋最著名的诗人是苏东坡（1037—1101年）。他对当时的所有文化领域均有涉猎：他是画家、书法家，对墨文化尤为精通；进行禅修，注解儒家经典；监管工程项目；还是一位美食家和美酒鉴赏家。他的人生受到政治影响，他属于保守派，认为政府能力有限，应通过道德实现社会治理。

苏东坡中进士后，几经升迁，官至杭州通判——权力颇大。他忙于审理囚犯，直至除夕之夜都不能休息。他在《都厅题壁》一诗中写道：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

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10]

八年后，改革派执政，苏东坡以诽谤皇帝的罪名被下狱，在狱中度过百日，等待处决。但他最终逃过一死，改为流放。他写道：

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11]

到达流放地后，他写道：

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

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

虽云走仁义，未免违寒饿。[12]

然而不久，流放生活就催生了艺术创作。他在“东坡”耕种，由此得号“东坡”。在这里所作的诗文中，他写道：

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

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

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

农父告我言，勿使苗叶昌。

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

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13]

1086年后，保守派重新掌权，苏东坡官复原职。1094年，朝中再次变天，苏东坡再次被流放，远赴海南岛。1101年，朝政再度易手，他在回京途中去世。

友人纪念苏东坡

苏东坡去世后，他的好友、诗僧道潜写下了以下诗句。

诗中表达的情感与第二章所引用文献体现的儒家人文主义有何联系？

峨冠正笏立谈丛，

凛凛群惊国士风。

却戴葛巾从杖履，

直将和气接儿童。

绘画：在西方，书法和绘画有着天壤之别，一个仅仅是技巧，另一个被尊为艺术。在中国，书法和绘画受到同样的欣赏，并且被看作是相关的。文人秉笔终生。毛笔在丝帛或纸上的每一笔都是终稿，错误无法掩盖。书法所需的线条、平衡和力道等特质对绘画也同样适用。即使对未经训练的西方人而言，中国书法也深为赏心悦目，并且要分辨出北宋最后一位皇帝徽宗优雅的笔法和禅宗僧人遒劲的笔迹并非难事。

宋徽宗《听琴图》

此图是宋徽宗人物画的代表作。画面上方有蔡京的题诗：“吟徵调高灶下桐，松间疑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以听无弦一弄中。”画中人物身处一高雅庭院中，环境简洁而幽静。图中弹琴之人是宋徽宗赵佶，听者三人神态各异，似乎沉浸在这静谧的气氛中。

宋代绘画题材丰富——花鸟鱼虫，骏马、猴子、水牛，文人、皇帝、菩萨或道教的不朽人物，但最高成就在于山水画。宋代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迥异，画面中的每一个部分都以最令人赏心悦目的形态出现，整幅画作并不局限于单点透视。画面中没有单一光源和阴影，而是全局性的分散的光。留白是画面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种典型的画面是近处有嶙峋怪石和虬曲的松树，然后用雾、云或雨制造出距离感，远景处是山崖轮廓淡入天际。如果画面中包含人物，往往很小，处于广袤的自然之中。因此，中国绘画体现了与中国哲学和诗歌相同的世界观。画家的目标是描绘出风景内在的真实特征，而不是囿于表象细节。不过，由于几乎所有人都会画同样的物象，大师与二流画家之间的差别就体现在绘画的技巧上。

在禅宗僧人或画家笔下，对内在真实性的直观视觉表现尤为明显。描绘禅宗传奇创立者菩提达摩的画，常常是用遒劲有力的向下一笔勾勒出他袍子的边缘。有些绘画描绘祖师撕毁经书或用扫帚扫除心镜中的尘埃，运用与画竹子几乎同样的笔法。元代石恪一派风格的绘画多表现小憩或冥想中的僧人或圣人形象。禅宗的“破墨”山水画通常包含石、水、山、云，每一意象都用具有爆发力的寥寥数笔勾勒。

元朝（1279—1368年）：
蒙古大帝国统治下的中国

蒙古人建立了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其疆域从里海延伸到太平洋，从北方的俄罗斯、西伯利亚、朝鲜到南方的波斯和缅甸。蒙古的军队甚至到达了爪哇岛和日本，只是没能取胜。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是这段历史故事中的一个篇章。

蒙古帝国的崛起

蒙古人是游牧民族，生活在中国北部的草原，养马牧羊。他们生活在一种被称为“毡帐”的毛毡帐篷里——他们有时自称为“毡帐之民”。蒙古女性承担很多劳作，比起汉地女性更为自由与随和。蒙古人的家庭从属于氏族，氏族联结成部族。部族每年迁徙时集结，从夏季草原迁到冬季牧场。首领一般出自贵族，凭借勇气、军事才能、决断力和领导力当选。和满族人与突厥人一样，蒙古人的语言也属于阿尔泰语系。

蒙古人信仰自然神和众神之上的天神。天蓝色是他们的神圣色。他们通过被称为“萨满”的神职人员与上天沟通。他们在政治上划分而治，在内部部族之间或与在他们统治下广阔草原边境地区定居的其他民族进行贸易或战争。

蒙古帝国的开创者铁木真出生于1162年，其父是一位部族首领。铁木真童年时，父亲被毒害。他逃走后漂泊多年，后重归部族，为父报仇，再后来当上了部族首领。凭借精明的联盟政策和卓越的生存能力，他在44岁时统一了蒙古所有部族，被推选为大汗，史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才干非凡，他的众儿孙也都成了英明的领袖。蒙古部族为什么能在这一历史时期，在几乎没有接触过世界上高等文明的情况下，产生如此出众的领袖，这一点令人费解。

另一个难解之谜是，仅有150万人口的蒙古人如何做到建立起一支以少胜多的军队，征服了人口数远在其上的众多民族。原因之一是制度化。成吉思汗的军队组织是每1万人编为一支“万人队”，其下再分为1000人、100人、10人的编队。军中设有详细明晰的信号，在战斗中，即使是很大的作战单位，也可以像手指一样灵活操控指挥。蒙古军队的战略极佳：军队会撤退、转向，从侧面袭击并歼灭敌军。历史记载清楚地表明，成吉思汗的骑兵常常令与之相遭遇的民族闻风丧胆。蒙古人是无可匹敌的马背上的民族，他们最令人生畏的武器是复合弓。这种弓很短，便于在马上使用，但比英格兰长弓杀伤力更强（两种弓拉满时的力量对比是1.5 : 1）。

蒙古军队行进能力惊人。每位士兵携带自身补给。他们携带备用马匹，能迅速行进很远的距离。例如，1241年，一支蒙古军队到达了匈牙利、波兰、亚得里亚海沿岸，并准备向更远处的西欧进发。但当窝阔台汗去世的消息传来，这支军队立刻班师赶回蒙古，参与新大汗的选举。

蒙古军队在遇到城墙时，会使用从之前征服的敌人那里学到的围城武器。在对波斯的战争中，他们使用了汉人工程师。恐怖也是蒙古军队的武器之一，在近东和中国，拒绝投降的城中军民都遭到了屠杀。在蒙古军队的征伐中，中国北方和四川的广大区域惨遭蹂躏，人口锐减。被征服民族对蒙古军队的描述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健壮和残忍。

不过，蒙古人的力量并不仅限于训练有素的军队。成吉思汗将军队向其他草原民族开放，他们只要遵从他所要求的军纪，就能从他的胜利中分得一杯羹。1206年，成吉思汗颁布法令，禁止部族间的争执和战争，而这些争端可能会削弱他的帝国。成吉思汗也拥有数以千计的跟随者发誓效忠他本人，他任命这些“从属”统领军队、参与政务。这一政策使他的势力拥有了内在的凝聚力，抑制了因效忠部族而引起的分裂倾向。

蒙古人的四处征伐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与之前阿拉伯人的扩张不同，蒙古人缺少来自宗教狂热的统一力量。诚然，在1206年一次部族首领集会上，一位有影响力的萨满巫师宣称，成吉思汗征服世界是天神的旨意。然而，另一些恬不知耻直接恭维成吉思汗的话，或许揭示了蒙古人征伐欲望背后的真实原因：“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14]

成吉思汗将他疆域广阔的帝国分给了四个儿子，他们在各自儿子的帮助下完成了征伐。帝国内部仍保有贸易和交通，但几代之后，四大汗国各自独立。位于中亚的察合台汗国保持着游牧传统。第二个汗国钦察汗国统治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第三个汗国伊利汗国统治波斯。第四个汗国窝阔台汗国继承了成吉思汗的大汗之位，起初以蒙古为中心，之后转而以中国汉地为中心。

蒙古在中国的统治

阐述中国历史的标准理论是王朝兴替论。另一种理论则用汉地定居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的互动来阐述历史。当中国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其财富和众多的人口保证他们可以军事扩张到草原地带。但当中国国力衰弱，草原民族就反过来侵扰中国。简要回顾：

1. 汉代（公元前206—220年）对外关系中最紧迫的问题是北边的匈奴帝国。

2. 汉朝灭亡后的几百年间，众多游牧民族侵扰和占领过中国北方。

3. 北朝胡汉混血的统治者的精干与制度促成了中国在隋（589—618年）、唐（618—907年）两代的重新统一。回鹘人在唐代的防御政策中也持续发挥着作用。

4. 北部边境的政权在宋代变得更加重要。北宋（960—1127年）向辽缴纳金银以换取和平。南宋（1127—1279年）尽管在文化上极为昌盛，但就像金国的一个附属国。当时金国扩张，占领了中国北部。

在蒙古人开始建立世界霸权之初，中国的财富就成为其目标。但成吉思汗行动十分谨慎，决定不在背后留任何可能的敌人。他先解决了中国西部的吐蕃，然后是女真人建立的统治中国北方的金国。蒙古军队于1215年占领中都（今北京），后成吉思汗于1227年去世。接着，他们在1234年攻取了洛阳和黄河南岸，1241年占领了整个中国北方。在此期间，蒙古人基本满足于掠夺战利品。后来，才有汉人谋士劝说蒙古统治者依靠税收可以获取更多财富。

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1215—1294年）于1260年被选为大汗。1264年，他从蒙古哈拉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迁都大都（今北京），并在1271年为他的王朝取了汉化的名称“元”。随后，他作为一位中国王朝统治者与南宋开战。决策做出后，蒙古军队立刻横扫中国南方，宋最后的据点于1279年陷落。

忽必烈汗在大都的统治反映出在蒙古人治下中国不同文化元素的融合。忽必烈在大都可以作为中国皇帝进行统治，这在哈拉和林是无法实现的。皇位继承采用了中国的世袭制。采用中国风格，重建有城墙的大都城。但是，大都比起中国之前的都城，处在过于遥远的北方，远离财富与人口中心。为了供给大都的物资所需，大运河必须延长。忽必烈在大都能够顾及东北和蒙古，同时保持和其他汗国的联系。大都城为蒙古人所有，在西方被称为“汗八里”（Cambulac），即“大汗之城”。汉人被与蒙古人隔离，居住在临近的一座城中。大汗居住的宫殿由一位阿拉伯建筑师设计，其宫室采用中亚风格。忽必烈还在蒙古上都［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诗篇中的“Xanadu”，后引申为“世外桃源”］保有行宫，在那里他以蒙古人的方式驯鹰、骑马、打猎。

元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

此图描绘的是元世祖于秋凉时节率领随从在旷野狩猎的情景。画面中黄沙浩瀚，朔漠无垠，世祖忽必烈身穿红衣，脚蹬红靴，外批滚黑边的白色毛裘，勒马回望。

蒙古人在中国北方的早期统治充满劫掠与剥削色彩，但后来转变为中国的政治和税收方式，尤其是在南方和基层。由于是凭借外来军事征伐取得政权，元朝对内统治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皇帝之下有中书省，其下有十个“行省”——后世朝代“省”的前身。这些高度中央集权的机构和蒙古人专断的决策方式加速了在前朝就开始萌芽的专制主义的趋势。

元代约有40万蒙古人居住在汉地。以这样少的人口要统治人口中占大多数的汉人，唯一的方法是保持隔离。措施之一是由蒙古人及其游牧民族联盟垄断军队。全国各地设立了驻防军队，草原地区还设置了战略保护区。军事将领的地位始终高于文官。第二项措施是在选任官员时实行种族分级制。第一等是蒙古人，占有顶层文武官职。第二等包括波斯人、突厥人和其他非汉族的少数民族，授予较高官职。第三等是北方汉人，还包括女真人和其他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居民。第四等是南方汉人。即使科举考试在1315年之后得到恢复，零星地举办过几次，但蒙古人及其盟友参加的考试也更容易，录取名额与汉人相当，且得到的官职更高。

这种制度产生了一种艰难的共生关系。汉人官吏直接管理汉族百姓、征税、解决纷争、维持地方秩序。这些官吏中罕有学习蒙古语者，但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几乎毫无可能。蒙古人主要集中在大都、一些大城市以及驻防区，使用蒙古语，基本不学习汉语。只有少数蒙古人会用汉语写诗和用中国传统方式作画。蒙古人与汉人的交流通常通过翻译进行。当汉族地方官向朝廷上书请示政务，朝廷的政令以蒙古文发出。（蒙古人借用了回鹘文的字母系统来转写他们的语言。）蒙古文下会写上逐词对照的汉文翻译，发回给地方官。由于两种语言在句法上差别巨大，译出的汉文怪诞难懂。

对外交流与中国文化

通过更广阔的蒙古帝国进行的外交和贸易，中国与其他发达文明的交流得到加强。波斯和阿拉伯世界尤为重要。商贾、传教士和外交官从波斯湾起航，穿越印度洋，到达中国东南部的海港。在广州和其他港口城市的阿拉伯人群体比宋代的更大。载有丝绸和瓷器的骆驼商队从大都出发，穿过中亚绿洲，抵达巴格达。尽管蒙古人并不喜欢汉族商人，贸易主要掌握在其他民族手中，此时中国的对外贸易还是扩大了。中国人在西亚贸易中心大不里士、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建起了聚居区。有关印刷、火药和中医药的知识正是在这一时期传播到了西亚。中国的瓷器和绘画对波斯的瓷器和细密画产生了影响。

在欧洲，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传递了有关中国的信息，他称自己曾在1275年到1292年担任忽必烈的官员。根据他的口述撰写的《马可·波罗行纪》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很多欧洲读者对在远离欧洲的地方存在这样一片富饶和文化繁荣的土地表示怀疑，但这部书激发了他们探索地理的热情。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出海时，他的目标是到达马可·波罗描述的日本国。

14世纪时，最伟大的穆斯林旅行家、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1304—1377年）游历了蒙古帝国的很多地方。他的观察记录提供了关于所到之处的丰富信息。他充满好奇，善于发现细节。“中国人是异教徒，他们对食肉没有禁忌，并且在市场上贩卖。他们是富有的民族，但并不在吃穿方面炫耀。”

蒙古统治者对宗教采取宽容或鼓励态度，也促进了其他文化方面的接触。在蒙古统治时期，基督教教派之一的景教从波斯传到中亚，又重新进入中国。忽必烈汗的母亲就是景教教徒。元朝的主要城市中修建有教堂。罗马教皇派遣了几个传教团来到元朝，在大都设立了大主教教职。他们建立了一所教堂，用突厥语或蒙古语讲经布道，还有男童合唱颂歌。忽必烈委任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为使者，带着他的信到罗马面见教皇，请教皇派一百位精通“七艺”的学者来大都。

蒙古人最热衷的宗教是教义具有神秘色彩、仪轨繁缛的藏传佛教，不过汉传佛教同样繁荣。所有宗教神职人员和修道者都免于纳税。据估计，蒙古人统治的一个世纪中，约有50万人成为佛教僧侣。收获最大的外来宗教是伊斯兰教，它在中亚和中国西部都确立了稳固的地位。伊斯兰地区、大都和东南港口城市中都建起了清真寺。儒家学说也被蒙古人视为宗教，讲授儒学的师者也无需纳税。不过，文人士绅阶层由于罕有获得重要官职者，故将蒙古统治时代看作一段艰难时期。

马可·波罗描述的杭州

马可·波罗是威尼斯人。1300年，威尼斯有超过10万的人口，是地中海地区最富足的城邦国家。尽管如此，在中国见到的一切仍让波罗感到措手不及。在谈到中国南宋时期的都城杭州时，他先指出了其面积大小（比威尼斯大10到12倍），然后讲到数量众多的运河与桥梁，其街道“用石头和砖块铺就”，位置在“一个清澈明净的淡水湖”和“一条水量丰盈的河”之间。他描述了“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行于城中的十个市场和“为来自印度和其他地方的商人提供住宿的石头建造的大货栈”的景象，随后描绘了城中居民的生活场景。

欧洲人读到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时，认为他口中的中国太好，不可能是真的。你是否同意？

这十个方形市场都被高楼大厦环绕着。高楼的底层是商店，经营各种商品，出售各种货物，香料、药材、小装饰品和珍珠等应有尽有。有些铺子除酒外，不卖别的东西，它们不断地酿酒，以适当的价格，将新鲜货品供应给顾客。同方形市场相连的街道，数量很多。街道上有许多浴室，有男女仆人服侍入浴。这里的男女顾客从小时侯起，就习惯一年四季都洗冷水浴，他们认为这十分有利于健康。不过这些浴室中也有温水，专供那些不习惯用冷水的客人使用。所有的人都习惯每日沐浴一次，特别是在吃饭之前。

在其他街上有许多妓院。妓女的人数简直令人不便启齿。不仅靠近方形市场的地方为她们的麇集之所，而且在城中各处都有她们的寄住之地。她们的住宅布置得十分华丽，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香气袭人，并有许多女仆随侍左右。这些妇女善于献媚拉客，并能施出种种手段迎合各类嫖客的心理。游客只要一亲芳泽，就会陷入迷魂阵中，任她摆布，害得失魂落魄，流连忘返。他们沉湎于花柳繁华之地，一回到家中，总说自己游历了京师或天城，并总希望有机会重上天堂。

这个城市的居民是偶像崇拜者，通用纸币。男子与妇女一样，容貌清秀，风度翩翩。因为本地出产大宗的绸缎，加上商人从外省运来绸缎，所以居民平日也穿着绸缎衣服。在此处所经营的手工业中，有十二种被公认高于其余各种，因为它们的用处更为普遍。每种手艺都有上千个工场，而每个工场中都有十个、十五个或二十个工人。在少数工场中，甚至有四十个人工作。这些工人受工场老板的支配。……京师本地的居民性情平和。由于从前的君主都不好战，风气所致，于是就养成他们恬静闲适的民风。他们对于武器的使用一无所知，家中也从不收藏兵器。他们完全以公平忠厚的品德，经营自己的工商业。他们彼此和睦相处，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男女因为邻里关系，而亲密如同家人。至于家庭内部，男人对自己的妻子表现出相当的尊重，没有任何妒忌或猜疑。如果一个男人对已婚的妇人说了什么不适宜的话，就将被看成一个有失体面的人。即使是外地来的商旅，他们也竭诚相待，请入家中，以示友好；对于其商业上的事务，也给予善意的忠告和帮助。另一方面，他们不愿意看见任何士兵，即使是大汗的卫兵也不例外，因为一看见他们，居民们就会想起死去的君主和亡国之恨。

尽管与其他民族和宗教有以上广泛接触，中国发达的文化看起来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不需要向其他地方学习什么，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文化的中心在南方，南方最后被蒙古人征服，受蒙古人统治的影响也最小。并且，作为对蒙古征服的回应，中国文化变得保守并转向自身内部。文人用宋代风格写诗。绘画发展出了新的流派，但这些发展都是在中国传统的内部，元代最杰出的绘画都延续了宋代的风格。与前代相同，元代历史学家也修撰前朝正史。朝廷修史机构的头目是蒙古人，但其下的官吏都是汉人，编撰的史书也沿用传统形式。随着王朝衰落，没有官职的文人撰文表达对宋朝的忠心，斥责蒙古人。这些著述并没有遭到审查：蒙古人读不懂，没读过，或者根本不在意这些书。

元代对中国艺术最主要的贡献是戏曲。元代戏曲家将诗词与歌舞戏剧相结合，创造了一种类似于歌剧的新剧种。这种戏曲由巡回剧团演出，很少使用道具，依靠化妆、服装、动作和程式化的姿势来达到表演效果。女性角色通常由男性扮演。除了唱段——这是表演中的高潮部分，戏曲使用白话语言，以吸引大众观看。没有官职的文人在创作剧本时，使用了宋代话本小说家几乎所有经典作品。常见的戏曲人物形象有绿林好汉、判案的包公、游历印度的唐僧、三国的武将文臣，以及浪漫主义的英雄、恶棍和鬼怪。正义永远获胜，戏曲通常是大团圆结局。在几部名剧中，尽管遭遇女方父母的反对和看似不可逾越的重重障碍，英雄通过参加科考高中状元，最终抱得美人归。科举考试在元代只举行过寥寥数次，因此英雄困境的这种解决方式是回归了宋朝。元代戏曲在之后的朝代中几乎没有变化，直到19世纪与中国南方的昆曲相结合，演变成了今天的京剧。

永乐宫三清殿东壁壁画

永乐宫位于山西芮城，又名大纯阳万寿宫，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元代全真教建筑群。其各大殿内的壁画堪称中国宗教绘画史上的杰作，由元代画师马君祥等人绘制，绘画风格上体现了唐宋遗风。

南宋《杂剧卖眼药图》

此图表现的是当时杂剧演出的真实场面。启功先生认为应当是元人画。画面中一老者手指眼睛，表明是买药的患者。另一位头戴高帽、身上挂满眼药膏的少年，当是卖药人。卖药人的药袋、药膏上都画满了眼睛，富有舞台气息。旁边放置一鼓，表明当时杂剧是边击鼓边表演。

元朝末年

尽管蒙古人对中国实行强大的军事统治和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元朝仍然成了中国历史上短命的王朝之一。王朝从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到1368年覆灭，仅仅经过了一个多世纪。忽必烈和其继任者的统治卓有成效，但此后王朝就走上了下坡路。当时，蒙古帝国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再对其各部分予以支持。各大汗国由于宗教、文化和地理上的差距已经相互疏离。即使身处蒙古的部族也不时叛乱，与身在大都的大汗抗衡。在他们看来，大汗过于汉化。同时，在大都的朝廷其实从来没有获得真正的合法性。有些汉人官吏自始至终忠心耿耿，但多数汉人把蒙古政权视为趁乱外来的谋利者，认为蒙古人的统治不过是军事压制。当王位继承纷争、党派之争和蒙古将领间的激烈争斗爆发时，汉人没有表现出团结起来支持王朝的任何迹象。

在乡村，同样出现了种种问题。赋税沉重，一些地方官府贪污腐败，国家增发纸币，却不接受以纸币缴税。黄河改道，壅塞了向京城运送粮食的运河。一支由15万名劳工和2万名士兵组成的队伍，耗费巨大，历尽艰辛，重整河道，使其通向山东半岛南部。1350年起十年间的自然灾害导致多地爆发起义。白莲教宣扬弥勒佛即将在人间现身。地方武将镇压起义，脱离中央控制。军阀纷纷起兵，控制四川的军阀因残忍而声名狼藉。叛乱使重要经济区遭到摧毁，人口锐减。最终，一支叛军兵临大都城下，最后一位蒙古皇帝元顺帝及其朝官骑马逃往上都。上都陷落后，他们又继续逃往蒙古高原深处。

历史视野中的帝制中国

中国与欧洲总体上的相似性一直持续到6世纪。两者都经历了伟大帝国的崛起与衰亡。乍看之下，汉朝灭亡后的三个半世纪与罗马帝国瓦解后的同一时期惊人相似：中央权威崩塌，私有军队出现，贵族财产与地位得以确立。曾与帝国结盟的野蛮部落侵略和掠夺了帝国广大区域。非世俗的宗教传入，挑战之前的正统世界观。在中国，新道家及其后的佛教挑战儒家的地位，正如基督教挑战罗马的社会政治秩序观。

但从6世纪晚期开始，本质上的分别出现了。欧洲日渐衰落，进入了分裂封建和倒退的时期，帝国的幽灵仍然游荡在欧洲的记忆中。但现实却是，即便经过了几个世纪，诸如法兰西（大约现今中国面积的1/17）、意大利（1/32）和德意志（1/27）这样小的地区都发现，要实现内部统一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更谈不上重建一个泛欧洲或泛地中海帝国。相反，中国与欧洲面积相当，并且在地理上并非一个天然的政治单位，但重建了统一的帝国，在财富、国力、文化和统一治理上达到了新高度并延续至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

中国能重构帝国的原因之一是佛教在中国的胜利不如基督教在欧洲的胜利那样彻底。儒家及其秉持的大一统观念，在六朝时的贵族和宫廷中得到存续。很难想象儒家学说剥离其政治理想，即一位天下共主顺应天命，由德才兼备的人辅佐实行统治。相反，罗马人的政治秩序观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就不复存在了。帝国在基督教思想中从来就不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或许只有拜占庭是个例外，帝国在那里延续的时间比在西欧长。西方的确出现过“基督王”的概念，但耶稣所探索的王国从本质上说不是现世的。

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的文化具有更强的同质性。中国有统一的汉字，几乎适用于中国所有方言。少数民族甚至“蛮夷”统治者——除了蒙古人——都被迅速汉化。相反，罗马帝国衰亡后，地中海地区分解回到原先的几个文化区域。拉丁语成为西方教堂中普遍使用的语言，但对大多数基督教徒来说，它是一种外语，是弥撒的神秘感的一部分。即使在意大利，它也只是书面语，与日常使用的口语相分离。欧洲的众多语言和文化是造成分裂的力量。

第三个原因是汉代之后，中国北方各政权建立在汉人以农业为本的经济实力与草原民族骑兵强大的军事力量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在欧洲则没有类似的情况。正是这样一个北方政权在589年重新统一了中国。

第四个或许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密度。8世纪时湖北省（当时称作“道”）登记在籍的人口数是10559728人。湖北的面积大约是法国的1/3，而法国在11世纪时的人口数约为200万。也就是说，即使将中国与三个世纪之后的法国相比较，中国的人口密度也多出了近15倍。（应当注意的是，这是与中国的非水稻产区做对比，水稻产区的人口密度更大。）中国更大的人口密度导致了一种与欧洲截然不同的历史。

人口密度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对蛮族征服者的同化比欧洲快得多。中国拥有更多的耕种者，提供了更多的富余农作物，能够供给北方。而欧洲各国得到的供给则相对较少。更多的人口也意味着更好的交流和更好的商业基础。诚然，汉朝灭亡后的几百年间，中国的经济和城市都出现了衰退。在有些地区，钱币被废弃，代之以货物交换或用丝绸作为货币。但中国的经济水平依然领先于中世纪早期的欧洲。

解释隋唐时期重建统一帝国的几个因素同样适用于宋朝和其后的朝代，甚至更为贴切。随着更多学校的设立和识字率的提升，儒家思想和大一统理想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10世纪时，中国的文化相比四个世纪前具有更强的同质性，而对外来影响的开放程度则有所降低。人口也有所增加，长江流域发展成为国家新的重心。

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政府能够不断得到重建——即使是在外来征服者的统治下——也可以用它所创造的利益来解释。对一位建立王朝的军事领袖来说，官僚化的国家是一架庞大的税收机器，能够供养其军队，并且提供财政收入，其数额超出同时代欧洲君主的想象；文官组成的政府能与野心勃勃的地方军阀相抗衡，也能为自己子孙的安全提供一定保障。对文人士绅阶层来说，为国效力意味着保持家族的财富、权力和地位，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对商人来说，一个强大的国家并非全是好处：它可能从他们的利润中征税，也可能对他们交易的商品实行垄断经营，但它也能提供秩序和稳定。商业在这一时期多半处于扩张状态。对农民来说，官僚体系也有利有弊：税收常常是剥削性的，但有序的剥削通常比面对贪婪的军阀、盗匪或四处劫掠的军队要好。

不同大陆间的比较是困难的，不过看起来唐代和宋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比同时代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都要好。西方直到19世纪才出现可与之比肩的德才兼备的官僚体系。

思考

1.中国如何能够在汉朝灭亡后仅400年就重建帝国，而罗马无法做到？隋唐间的过渡期与秦汉间的过渡期是否有相似之处？汉和唐的扩张与收缩之间是否有相似之处？

2.唐、北宋和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3.关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女性和战争，中国的诗歌和艺术告诉了我们什么？

4.是什么驱使蒙古人去征服当时大半个已知世界？他们的军队怎样做到这一点？征服中国后，他们怎样进行治理？汉人对蒙古人的统治如何回应？

第4章
帝制时代后期：
明朝（1368—1644年）和清朝（1644—1912年）

本章概要

经济区域 \ 人口 \ 中国第三次商业革命 \ 明朝的统治模式

明朝的对外关系 \ 清朝的统治模式 \ 清朝的对外关系

明清文化 \ 历史视野中的帝制时代后期的中国

明清是中国最后的两个王朝。明朝是汉人的政权，清朝是由外来征服者建立的王朝，其统治集团和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族人。尽管如此，两朝在制度和治理模式上十分相似，以至于有历史学家提出“明清专制统治”，就好像这是一个单一体系。帝制中国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权历史悠久，明清只是其最后阶段。当唐朝重建中央集权帝国，中国人锻造出了一套非常高效的行政体系，并且与他们内心熟悉的、教育所宣扬的社会准则极其吻合，以至于每次王朝覆灭后他们都能重建这一行政体系。即使是由外来征服者建立的王朝，也接受了这一模式的大部分。这一模式在明清显然得到延续，赋予两朝历史一种显而易见的循环形态。

但是超越王朝界限、非循环的趋势或许更为重要。中国的人口数量在从汉朝至宋朝超过一千年的时间里稳定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但在明朝突破了这一范围，在清朝更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在这点上，明清时的中国走上了发展成当今面貌的道路。商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18世纪，中国出现了前往东南亚和更广大地区的移民群体。19世纪，这一群体迅速扩大。这是人口压力和出口政策双重作用的结果，这一点不在此处的讨论范围内。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在中国和草原民族之间实力均衡的变化，这种均衡在直到19世纪的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简单来说，火器起初仅给欧洲带来了对中国的微弱优势，但是到清代晚期，却给中国对付草原骑兵带来了巨大优势。其结果是中国维系了对西藏、新疆等地区的统治。今天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某种程度上是清朝的功劳。

本章重点关注在晚近的几个世纪里中国的活力。如果我们将明清时期称为“中国的帝制时代后期”或“传统社会后期”，就能够避免诸如“中世纪”或“近代早期”这样的标签，这些试图将中国置于欧洲历史框架中的做法并不明智。但是，“帝制时代后期”或“传统时代后期”不能被解读为“静止时代后期”。因为在中国，经济有所发展，社会完整性增强，政府机构比以往复杂得多。这些进步使中国在19世纪面对欧洲时能做出积极的回应。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欧洲在这几个世纪间的变革更为彻底。事实上，除了希腊与罗马时代，欧洲史上大多数看似重要的事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技革命、民族国家的建立、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以及民主革命——都发生在中国明清两朝的时期。如果我们站在欧洲的角度去观察中国，中国似乎陷入了发展缓慢的泥淖之中，但这并不是实际情况。事实上，是西方的发展加速了。

经济区域

历史学家在书写欧洲的历史时，没人会把英格兰、法兰西和德意志混为一谈。中国在地理上的多样性丝毫不逊于欧洲，但这一点往往被政治和文化上的统一所掩盖。除了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中亚的干旱戈壁、蒙古草原以及满洲的森林，中国的中心地带可以分为三大层级，每一层级内部包含两到三个经济区域。

最北边的层级沿着黄河分布，包括中国北部与西北部。中国北部是平原，黄河淤积泛滥时容易被洪水淹没。农民在旱地上种植高粱、小麦、粟和大麦。从政治层面上说，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区域，因为首都北京位于其中。由于地理上的邻近，这是满族人最早占领的区域。中国西北部多为半干旱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贫困，其南边和东边的山脉将该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阻隔开来。这一区域是中国与外部的中亚和草原地区进行贸易的门户，居民包括蒙古人、藏族人、回族人以及汉族人。

第二大层级也沿着河流分布，涵盖了长江下游、中游和上游地区。包括长江三角洲在内的长江下游区域，拥有全国最稠密的人口、最优良的灌溉系统、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农业、最高的城市化程度和最高的教育水平。清代时这一区域所缴纳的田税达到全国总额的四分之一。到了近现代，三角洲城市上海逐渐扩张，影响了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长江中游区域也很富庶，出产稻米，商业繁荣。长江上游区域主要是四川省，土壤肥沃，农业发达，但与中国其他地区被山脉阻隔开。上古时期，周朝和秦朝都是从这一区域兴起并征服了全国。

第三大层级即中国南方，也包含三个区域。第一个区域是与台湾相望的东南沿海山区。农民在山谷中分布的梯田上种植茶叶和其他作物，讲多种方言，并进行沿海贸易。19世纪时，来自这一区域的移民在东南亚聚居，形成众多唐人街。更往南是第二个区域，即以广州为中心的南部沿海地区及内陆地区，东江、西江、北江流经这一区域。这里是18世纪和19世纪海外贸易的中心，也是移民集中输出的地区（直到最近，在美国的许多中国人都讲广东话）。20世纪早期，孙中山（孙逸仙）就是从这一地区开始他的革命生涯的。最后一个区域是中国西南部，多山，地处内陆，人口较少，位于中国中心地带的边缘。这里有矿业和农业。现代以前，这一区域半数人口是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族群。

人口

中国的人口从1368年明朝建立时的约6 000万或9 000万增长到了1644年明亡时的1.25亿。清代前期和中期，人口大幅增长，进入19世纪几十年后达到了4.1亿。更稠密的人口刺激了商业的发展，也为文人士绅阶层在地方社会的角色赋予了新的声望。他们比以往更多地在地方官府与人口众多的乡村之间调解斡旋。

食物供给的增加保证了人口的增长。在明代，粮食产量增加的40%来自最先进的宋代农业技术的传播和新水稻品种的培育，其余则来自新开垦的土地。在清代，粮食增产中的一半得益于新开垦的土地，另一半则得益于更优良的种子、肥料和灌溉条件。明代晚期，来自美洲的新作物传入中国，比如玉米、甘薯和花生（可以在干燥沙化的山地上种植，不会与水稻竞争），也增加了食物供给。到19世纪，玉米已经在全中国种植。

蒙古人统治期间，中国北方的人口从3 200万减少到1 100万。明朝政府把居民迁到荒芜的土地上，建立村庄，兴修水利，并于1415年重新开通了大运河。北方居民的迁徙一直持续到19世纪。在北方，多数农民耕种自己的土地，有时也雇用劳力。

中国南部和西南部也有来自人口稠密的长江中游地区的移民迁入，其中很多人在贫瘠的山地或丘陵地区边缘定居。1796年到1804年的白莲教起义就发生在这些远离地方行政中心的新定居地区。18世纪晚期苗族人发动的战争也是由于汉族人迁徙定居到西南部的高地上引发的。这些高地之前是苗族部落用于刀耕火种农业生产的土地。还有些人渡过海峡抵达台湾，或移居海外。清代，东南亚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的中国人商贸区——而19世纪的移民则远不止如此。

与此同时，长江流域的人口变得更加稠密。长江三角洲在内的下游区域水道众多，是中国的粮仓，但从明代晚期开始，诸如丝绸、棉花等经济作物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棉花在长江三角洲的种植十分广泛，以至于到了19世纪，这一地区需要从其他地区购买粮食。在三角洲以外的长江下游地区，约有90%的土地属于在外居住的地主所有。富裕的地主可能将田产分给很多佃农耕种，佃农向地主支付固定租金。南部沿海地区也有大量这样的在外地主，但宗族拥有更多土地，共同管理这些土地并将地租分给成员。

关于这六个世纪中中国人口的增长，有很多疑问待解。死亡率是否有所下降，如果是，原因何在？是否单纯依靠新田地和新技术增加了可以养活的人口数？人口是否因迅速增长而获益？明清时代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高效的政治制度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明朝统治偏远地区的时间比以往朝代更长，向清朝的过渡比以往的朝代更迭更快，破坏性也较小。这样长的和平时期对人口增长又有怎样的贡献？这期间并非没有流行病出现。在1586年到1589年和1639年到1644年的先后两场瘟疫中，中国人口最密集地区多达20%至30%的人口死亡，在某些县乡这一比例更高。另一场流行病爆发于1756年，1820年到1822年还爆发了一场霍乱。不过，人口增长不久就弥补了这些损失。多数历史学家将18世纪视为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但是，到了19世纪前几十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开始下降。可见人口不断增长并不全是一件好事。

中国第三次商业革命

中国商业在公元前300年到220年（从周代晚期到两汉）发展繁荣，但在随后几百年的分裂期内衰落了。第二章引用了司马迁对汉代富商的描写。850年到1250年（唐代晚期到宋代），商业再次兴起，只是到了蒙古人统治期间才萎缩。蒙元末年，军阀大肆抄没商人的财富。明代前期的几位皇帝也对商业持反对态度。他们在政策上闭关锁国、以农为本，严格限制舶来品的使用，要求货船办理通行证，并意欲把对外贸易限制在朝贡体系之内。这一体系中，周边国家向中国进贡以换取和平和贸易机会。政府还超发纸币，使之几乎毫无价值。建立官方垄断，对海上贸易和船运加以严苛限制，扼杀了商业发展，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萧条。不过，到了16世纪中期，得益于人口和农业增长，辅以政府管控的放松，商业再次开始复苏。这次复苏几乎彻头彻尾掌握在私人手中。

如果汉代和宋代的经济增长分别被称为中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商业革命，那么1500年到1800年的大扩张就是第三次商业革命。这次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长江流域率先出现的变化向中国其他地域的扩展，但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迟至19世纪早期，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商业化程度最高的非工业社会。

促进商业的因素之一是白银流入，白银在明清经济中扮演了铜钱在宋代经济中的角色。中国处于贸易顺差地位。16世纪中期开始，来自日本西部矿产的白银流入中国，而从16世纪70年代开始，从阿卡普尔科起航经马尼拉到达中国的西班牙大帆船船队，带来了墨西哥和秘鲁白银。明代后期，朝廷还开采了西南省份贵州、云南的银矿。18世纪，中国南方开发了黄铜矿。同时，私营的“山西票号”在全国各地开设分号，帮助协调区域间的账款支付，并拓展贸易的信贷业务。山西票号后来还在新加坡、日本和俄罗斯设立了办公机构。

与欧洲相同，在中国，白银的流入和流动性的增长导致了通货膨胀和商业增长。土地价格稳步上升。16世纪，明代早期可以用粮食、劳役和钱币等不同方式缴纳的三四十种田税被整合为一种只能用白银支付的税种，后者被称为“一条鞭法”。农民在市场出售粮食以获取白银，这使得部分农民从粮食转向种植其他更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此外，到19世纪早期，农户数达到了14世纪中期的六倍之多。

1500年到1800年的城市发展是地方市场繁荣发展的回应，主要发生在作为中间市场的城镇层面。这些城镇的发展比整体的人口增长更迅速，并在基层地方市场和更大的省会城市以及北京、杭州、广州等大城市间提供了纽带。基层、中层和大城市之间的商业联系并不完全是新生的，宋代时就在长江下游地区出现过，但这时已在全国大多数地区普及。在丝绸和棉花贸易中，城市里的商人资本家常常组织和投资从纺织到染布的全过程——类似17世纪欧洲的“包出制”。

跨区域贸易也有所推进。宋代跨区域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诸如丝绸、漆器、瓷器、药材和绘画等奢侈品，而清代前期的商人还买卖粮食、木材、盐、铁、棉花等产品。中国并未发展出全国性的经济，区域经济仍是大多数经济活动的核心，尽管各区域在体量上与一个欧洲大国相当。但是这些区域间的贸易作为一个新层级出现了，尤其是在因水运发达而贸易合算的地区。对外贸易也发展繁荣。通往东南亚和更远地方的宋代海上航线得到恢复，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

明仇英《南都繁会图》（局部）

此图堪称明代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明代南京城市商业贸易的盛况。全卷绘有不同职业和身份的人物1 000多个，店铺招幌牌匾109个。图中招幌有“西北两口皮货”、“东西两洋货物俱全”、“兑换金珠”等，可见南京作为当时著名商业中心和货物集散地的繁华与富庶。

商业革命中的女性

明清时期，儒家理想中的家庭规范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社会对女性的期望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儿子成为新的一家之主。女性在身体层面受到了更为严格的限制。缠足这一最初在宋代精英阶层中出现的行为，明代在上层社会中传播开来，清代中后期扩展到很多普通人身上。大多数女孩都不得不经历这一残酷的、会导致身体伤残的过程。即使在乡村，长有一双大脚也就是正常的脚的女性，有时会被认为嫁不出去。不受这一规矩约束的一个例外是中国南方的客家人。客家女性不缠足，在田间和男性亲属共同劳动。另一个例外是满族人。清代的康熙帝曾下诏禁止汉人缠足，但汉人并未理会。

清丁观鹏《太平春市图》

丁观鹏为雍正、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师。此图描绘了农村欢庆春节的热闹情景。画中商贩、游人的形象逼真，有卖爆竹、太平鼓、果品、鸟鱼的小摊，还有跑旱船、演傀儡戏的街头艺人等。

瘦马市[1]

在中国，没有子孙祭祀的人有变成饿鬼游魂的危险。因此，生儿子延续家族血脉是一种孝行。如果妻子没能生儿子，官员、商人或富有的地主就可能为求子而纳妾。一个人纳妾也可能仅仅是因为他有能力这么做，他乐意这么做，而且社会接受这种行为。对贫苦的农户来说，在歉收的年份，面对高额的税赋，卖掉一个漂亮的女儿通常似乎是比卖掉先辈留下的田产更好的选择。以下故事收录于明末张岱的《陶庵梦忆》一书中。

妾往往没得选择。但是在前现代时期的中国，很多正室也没得选择。对于女性而言，成为贫苦农民的妻子，经历艰难、饥饿和贫穷，或成为富人家的妾，有仆人、锦衣玉食并且孩子能接受教育，哪种情况更好？关于前现代时期中国对女性的态度，以下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什么？

扬州人日饮食于瘦马之身者数十百人。娶妾者切勿露意，稍透消息，牙婆驵侩，咸集其门，如蝇附膻，撩扑不去。黎明，即促之出门，媒人先到者先挟之去，其余尾其后，接踵伺之。至瘦马家，坐定，进茶，牙婆扶瘦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曰：“姑娘往上走。”走。曰：“姑娘转身。”转身向明立，面出。曰：“姑娘借手睄睄。”尽褫其袂，手出，臂出，肤亦出。曰：“姑娘睄相公。”转眼偷觑，眼出。曰：“姑娘几岁？”曰几岁，声出。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出门裙幅先响者，必大；高系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曰：“姑娘请回。”一人进，一人又出。看一家必五六人，咸如之。看中者，用金簪或钗一股插其鬓，曰“插带”。看不中，出钱数百文，赏牙婆或赏其家侍婢，又去看。牙婆倦，又有数牙婆踵伺之。一日、二日至四五日，不倦亦不尽，然看至五六十人，白面红衫，千篇一律，如学字者，一字写至百至千，连此字亦不认得矣。心与目谋，毫无把柄，不得不聊且迁就，定其一人。“插带”后，本家出一红单，上写彩缎若干，金花若干，财礼若干，布匹若干，用笔蘸墨，送客点阅。客批财礼及缎匹如其意，则肃客归。归未抵寓，而鼓乐盘担、红绿羊酒在其门久矣。不一刻，而礼币、糕果俱齐，鼓乐导之去。去未半里，而花轿花灯、擎燎火把、山人傧相、纸烛供果牲醴之属，门前环侍。厨子挑一担至，则蔬果、肴馔汤点、花棚糖饼、桌围坐褥、酒壶杯箸、龙虎寿星、撒帐牵红、小唱弦索之类，又毕备矣。不待复命，亦不待主人命，而花轿及亲送小轿一齐往迎，鼓乐灯燎，新人轿与亲送轿一时俱到矣。新人拜堂，亲送上席，小唱鼓吹，喧阗热闹。日未午而讨赏遽去，急往他家，又复如是。

随着人口增长和人均耕地面积减少，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在家从事劳动，纺纱、织布和生产其他产品，供给发展迅速的商品市场。随着女性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增加，她们在家庭事务决策中的声音也逐渐增大，常常越过儒家教条认为“合适”的界限。但与此同时，女性的法定权利——遗产继承和支配自己嫁妆的权利——比以往变得更加有限。此外，商业革命也使有能力纳妾的富裕市民人数增多，有更多人光顾茶馆、饭店和妓院。

明朝的统治模式

人们或许会认为，明清时期人口和经济的巨大变化即使不能导致资产阶级革命，至少也会使中国政治的上层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明清两朝的政治制度与宋元时期非常接近，只是有所改进且更加牢固。历史学家有时称这一晚期帝制体系“得到了完善”。它能包容和利用新的商业活力，正是这种活力引起了欧洲封建时代晚期君主政体内部的巨大变化。是什么样的制度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皇帝

这些制度之一是皇权。在发生饥荒、农民纷纷起义的年代，日后将成为明朝开国皇帝的朱元璋，正崛起为一支起义军的首领，对抗大厦将倾的蒙古帝国。他在长江流域建立了坚固的军事基地，1368年建都南京，并追击蒙古人的残余势力。1382年，远在西南边陲云南的最后一个蒙古军队据点陷落。朱元璋在身后以其年号“洪武”闻名，意为“洪大的武力”。历史学家称他勇敢、精明、富有远见，但晚年残酷、猜忌多疑、过分偏执。尽管如此，从建国到1398年，他在位的这30年，仍具有鲜明的王朝创立者的特征。他学习唐朝以寻求治国之道的启发，但在很多方面却追随了前朝蒙古统治者的脚步。

洪武帝是一位独裁者。他废除了宋元两代政治制度中由高官参与重要事务商议的中书省，所有决定完全由他个人做出。一位历史学家指出，有一次，洪武帝在8天的时间里收到1600份奏章，涉及3391件政事。另一位历史学家指出，“以一天10小时批阅200份文件的速度来计算，平均每份文件的考虑时间只有3分钟”[1]。由于需要处理的政务太多，14世纪晚期至15世纪，皇帝成了行政中的“瓶颈”，如果不够勤奋，政事就会陷入泥沼，耽搁不前。

洪武帝是一位暴君。他和继任者们设有自己的密探和监狱，对朝廷稍有微词的人都会受到残酷折磨。即使是高官，也有可能遭到羞辱性甚至有时足以致命的刑罚，在朝堂上被施以廷杖——这是从蒙古人那里承袭而来的刑罚。那些官员，甚至是受到残酷虐待的官员，仍会坚守奉献与效忠精神，这证明了儒家伦理教化的深入。明朝末年，一位三朝御史老臣因顶撞了权倾朝野的宦官，被宦官设计取得圣旨后下狱，于1625年被折磨至死。在给儿子的遗书中，这位官员痛斥奸佞，但也表明不畏死亡，因为他的躯体是属于“君父”的。此前，明代最著名的御史海瑞在16世纪中期的一起案件中受到了牵连。

海瑞入宫上疏，指出明世宗诸多声名狼藉的陋习。皇帝大怒，下令逮捕海瑞，不能让他逃走。宦官禀报世宗：“此人素有痴名。……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世宗闻此大为惊讶，宽恕了海瑞的忤逆。[2]

明佚名《太祖朱元璋像》

留存至今的朱元璋画像有十多个版本，但对其相貌的描绘分为端庄和怪异两个极端。故宫旧藏的这幅朱元璋全身坐像，描绘的是他壮年时的相貌，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面如满月，颇有英武之气。

洪武帝出身于一个失去了土地的贫苦农家，因此重视农业，同情小农的境况，对地主则不然。国家对所有田地进行了调查，登记于“黄册”或“鱼鳞册”中。田税带来的财政收入是蒙古人治下的两倍之多，为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并持续至16世纪。洪武帝鄙夷商业，用严苛的法律予以管制，废除垄断官营，禁止对外贸易。只有到了王朝后期，这些严格的措施松弛后，明清的商业革命才开始。

另一位值得特别注意的皇帝是永乐帝（1402—1424年在位）。“永乐”也是这位皇帝的年号，意为“永恒的欢乐”。（他从第二位皇帝，也是他的侄子建文帝手中篡夺了皇位，建文帝只当了四年皇帝。）永乐帝的权力基础在北方，他也最终迁都北京。永乐帝在位期间的一项成就是组织编纂了一部伟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囊括了当时的全部学科门类，收集了中国当时存世的绝大多数书籍。这一工程使广大文人学士深为欣喜，并为他们提供了数以千计的职位。这部百科全书仅有部分遗存至今。

永乐帝的第二项成就是修建了象征皇帝威仪的北京紫禁城。不同于克林姆林宫是由一道城墙内的各式混杂建筑组成的，北京的整个宫殿建筑群都聚焦于君王一人。紫禁城众多的外墙内墙、宽广的庭院以及厅堂，围绕着皇帝接见群臣的大殿所在的高地，按几何结构设计布局，层层递进。唐朝时，皇帝和朝廷要员坐在一起商议国家政事。宋朝时，官员站在皇帝面前。到了明朝，皇帝坐在高台之上，群臣则跪在皇帝面前。大殿后面是皇帝与后妃的居所。1425年，皇宫中有6 300位厨师，每天为1万人服务。这些数字后来有所增长。17世纪初，宫女有9 000人，而宦官据估计有7万人。皇帝这种光芒万丈、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延伸到他的家族。作为赏赐，皇族成员获得了中国北方的大量田产。

《永乐大典》书影

《永乐大典》于明朝永乐年间编纂成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全书22 937卷（目录占60卷），11 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当时搜集到的古今图书七八千种。但此后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800卷。

明佚名《入跸图》（局部）

此图描绘的是明朝皇帝出京拜谒祖宗陵寝归来的盛况，与《出警图》成一组。《出警图》描绘皇帝骑马，由陆路出京；《入跸图》则刻画皇帝乘船，走水路回宫。皇家的谒陵队伍庞大，百官毕至，场面宏伟，气势壮观。

随后，在16世纪和17世纪前期，好几位皇帝表现得对政治毫无兴趣。其中明武宗终日沉迷于酒色和游戏；明世宗醉心于道教仪轨；明熹宗不喜文墨，整日忙着制作家具。在这两个世纪里，皇帝的权力旁落，由高官或宦官行使。

官吏

明代统治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官府的掌管者。官府的正式组织与唐宋时期几无差别。处于最高级别的是军事机构、监察机构和行政机构。三者有时能相互监督。行政机构之下是六部和由省、府（州）、县构成的层级体系。大多数中国人如果需要和官吏打交道，能接触到的只有县级官吏。除了高额税收带来的财政收入，明代财政状况良好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中国的生产力稳步提升，而政府机构扩张缓慢。（在现代议会制国家，很难保证财政支出的速度不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政府财政状况有起有落，但直到16世纪80年代，从中央到地方层面的富余产品都在不断积累，延缓了王朝衰落的步伐。仅仅到了明朝的最后五十年，国库银两才因飙升的军费开支而消耗殆尽。

如果明清的制度体系堪称完善，那么它带给中国的优良治理很大程度上是其官吏自身的道德承诺和卓越才能的产物。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官僚群体能在权力和声望上接近明清官吏。16世纪早期葡萄牙人到达中国时，称这些官员为“mandarins”。“mandarin”最初是印地语前身梵语的一个词，意为“顾问”，后传入马来语，随后被葡萄牙语所用，并为其他欧洲语言吸收。和在宋朝一样，当时成为官员的回报太丰厚了，因此科举考试竞争十分激烈。随着人口增长和学校增多，进入官僚群体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

应试者在通过县级官府的审查后，首先参加院试（童试）。如果通过，就成为士绅阶层的一员。他会获得方巾，并免服徭役。但是即使想通过这一级考试，也需要多年刻苦学习。每年约有50万人通过乡试。第二级是省级考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只有百里挑一或更少的人才能成功通过。最后一级是入京考试（会试和殿试），也是每三年举行一次。明朝时，每次通过最终考试的人不到90人。与在前朝类似，明朝也设定了区域限额，以防长江流域考生最终把持官场。

宦官

成为高官需要多年发奋学习和杰出的天赋：只有最聪慧且坚定的人才能成功。而成为皇宫中的宦官则只需要与宫廷有关系的男孩接受阉割。宦官作为内廷管家，可能成为未来皇帝的玩伴，并且能对皇帝的众多嫔妃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担心其影响，洪武帝下令宦官不得接受教育，但他的禁令后来被弃置不理。在明代的朝廷中，宦官与官僚形成对抗之势。他们可以替代官僚为政事出谋划策——像是“内阁”——皇帝以此来对抗高官的权威。很多时候，当皇帝软弱无力，宦官就会当权，铲除官僚中的异己；其他时候，官僚则占据上风，肃清权倾一时的宦官。关于宦官的研究较少。

士绅

明清统治体系中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即使并非新生事物，也比在前朝重要得多——是地方精英，一般被称为士绅或文人。他们构成了其上的精英官僚阶层——其中最低一级是县官——和其下的乡村民众之间的中间阶层。尽管明清两代的人口增长了5倍，但县官数量仅从1 171人增长到了1470人。处于平均规模的县，人口数在明代前期约为5万，后期约为10万；到19世纪早期，人口数最终增长到明代后期的2倍至3倍。县官都是以外地人的身份来到所辖地。“回避原则”设立的初衷是防止利益冲突，避免县官在家乡所在省份任职。他的下属众多，包括书吏、幕僚、长随和差役等；即便如此，县官也无法直接管理这样庞大的人口。为了进行有效治理，县官必须取得地方文人或士绅的合作。

明仇英《观榜图》（局部）

此图描绘了殿试后考生争相观榜，以及皇宫内举行相关庆典仪式等情景。画中，诸位考生的形象生动，刻画细微。有奋力向前着急看榜者，有观榜后消沉失落被人扶掖者，人物的形态神色各异。古代文人迫切期望中举的心态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的文人并不是像英国乡绅那样的乡村精英。他们主要是城市人口，居住在市镇或县治所在地。他们在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上和县官属于同一阶层，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衙役和村中里保相区别。他们将孩子送入私学读书。他们通常拥有土地，但自己并不耕作，而是剥削为其耕种土地的佃农。明代末年的起义打击了地主，因为他们也是官府的一分子。但是，士绅同时也是地方领袖。他们代表社群利益，面对官僚时会发声保护这些利益。他们代表所在社群行使准官方职能：维护学校和孔庙；修缮道路、桥梁、运河、沟渠和堤坝；编修地方志。

士绅阶层是官员赖以成长的母体，是儒家价值观在地方社会的捍卫者。19世纪中期，当危机出现时，他们还投入到了国家救亡运动中。

明朝的对外关系

过去，学者们常常声称，中国在明（及清）时期的特征是既无侵略性，也不好战。他们的论据是：中国没有能力对抗外来侵略；闭关锁国，文官执政；宋代有“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谚语。但明朝前期几位皇帝的作为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论点。洪武帝将之前为蒙古人效力的大批军队纳入麾下。在他治下，中国的边境强有力地向外扩张。他去世时，中国已经控制了从通往中亚的大门哈密到东北松花江北边草原的广阔边地，并重新取得了中国南方诸省的控制权。永乐帝延续了明朝建立者的政策：他五次率军亲征，在戈壁滩与蒙古人作战。他还下诏入侵越南，此后二十年间试图把该国收为中国的一部分。（回顾一下，越南在公元前111年到939年的一千多年时间里是中国的一部分。）

永乐帝的另一项壮举是在1405年至1433年向东南亚、印度、阿拉伯海湾和东非派遣舰队。舰队由宦官郑和率领，他来自云南，是回族人。第一次出海的船队包括62艘大船、100多艘小船，载有28 000名海员、士兵和商人。航行利用指南针和星象图，采用阿拉伯商人的海上航线。远航的主要目的不是贸易，尽管有些宦官利用这个机会捞了一笔，并且有记载显示，当时有长颈鹿、斑马和其他异国物件被呈献给皇帝。相反，远航的目的是将中国的光辉宣扬海外，并把那些遥远的国家都纳入朝贡体系。郑和手下的士兵在爪哇岛扶立了一位新国王，俘获了与之敌对的婆罗国王和锡兰国王并带回明朝，又与另外19个国家立约，使之成为明朝的朝贡国。这种航海活动的结束与其开始一样突然。多次航海耗资巨大，回报甚微，使国库不堪重负，尤其是在国家与蒙古军队交战和在北京建立新都城的时期。值得注意的并非是这些航行比葡萄牙人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早了半个世纪，而是中国拥有探索全球的航海技术，却决定不去使用。中国人缺乏不安定、贪婪、信仰和好奇心这几种因素的结合，而正是这些促使葡萄牙人出海远航。

清陈璋《榜葛剌进麒麟图》

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榜葛剌（今孟加拉国）遣使入贡麒麟，有宫廷画师据此画了一幅《麒麟图》。后清代画家陈璋临摹此画，取名“榜葛剌进麒麟图”。从画面上看，所谓“麒麟”实为长颈鹿。

永乐之后，中国朝廷的要务是确保扩张后的边疆安全。方法之一是“以夷制夷”。尽管元朝已经覆亡，明朝面临的首要威胁仍来自蒙古，此时蒙古已经分裂为东、西、南三部。明朝与南部蒙古（定居在长城以北）结盟，以抗衡更可畏的草原蒙古部。这一政策在多数时候都起到了作用，但有两次，蒙古人结成了强大的联盟——对成吉思汗战争机器的苍白模仿——足以击败明朝军队。1449年，他们俘虏了明英宗。1550年，他们扫荡了北京。后在16世纪60年代蒙古军队再次发动袭击，被明朝军队击败。1571年，明穆宗与蒙古俺答部签订和约，史称“隆庆和议”。

第二种对付边境线外潜在敌对势力的方法是“朝贡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海外从属国国王的使臣在礼节上表现出对天朝上国万邦之君在政治上的附属。使臣恭敬地来到皇帝面前，行三跪九叩之礼（跪下三次，以头叩地九次），并呈上礼物。作为回报，他们代表的各国国王会得到认可其地位的封印，获准使用中国历法和年号，并被封为明朝的贵族。

中国的邻国鲜有因为表面价值而接受这一体系的（朝鲜王朝可能是一个例外）。他们参与这一体系是为了自身利益和稳住中国这个强大的邻邦。使臣们在北京的起居饮食规格与其身份相称。他们得到的礼物往往比他们送上的礼物价值更高。（然而，一项关于朝鲜使臣的研究表明，有时他们送出的比得到的更多。）此外，他们获准在城中的市场内售卖私有货物。这些好处吸引力十足，以至于有些中亚商人捏造出虚构的国家，自称使者。最后，中国对这些代表团的规模、朝贡频率和货物进行了限制。

清朝的统治模式

明朝后期，由于与蒙古交战，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交战，以及国内其他叛乱的影响，大明国力削弱。最后的外部威胁是满族人——吞下大象的老鼠。

16世纪后期，才干卓绝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其继任者皇太极则称帝，定国号为清。都城还在奉天（后名沈阳）时，这个政权就建立了一套儒家行政体系，包括六部、监察机构和其他汉化机构。当明王朝叛乱四起，官军节节败退时，满族人趁乱入关。他们自称是儒家秩序的守卫者。汉族的士绅认为满族人比叛军首领好，在他们眼里叛军首领不过是盗匪。有几位汉族文人和官员因效忠明朝而闻名，不过大多数人平静地转而效忠新王朝。1644年，清从奉天迁都北京，开始了作为中国王朝的历史。

清朝统治的前几十年主要用于巩固政权。1659年，在转而投靠新政权的明军将领的支持下，清收服了中国南方地区。1662年，缅甸王将前来避难的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送交清廷，永历帝后被吴三桂俘杀于昆明。1673年，控制中国南方的三位汉人藩王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起兵反清。但大多数满洲旗下的汉人士兵仍忠于清朝，这场变乱于1681年被镇压下去。1683年，清军收复台湾，台湾成为中国国家统一整体的一部分。

在政治层面上，明王朝崩塌和满族人建立政权造成的断裂程度比人们想象的要低。这不仅是因为过渡时间短，也是因为满族人不同于蒙古人，在征服中国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汉化。明朝时，他们受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由部落组织构成辖区。在进入中国之前，他们已经具备管理定居在长城以北满洲地区的汉人的经验。

清佚名《台南地区荷兰城堡》

台南安平古堡，古称奥伦治城，是台湾地区最古老的城堡，由荷兰人修建，也是郑氏第三代的府邸。

清朝统治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是两位才能卓越而且在位时间长的皇帝的统治，延续到了近19世纪。第二是新制度的出现，保证了作为少数的满族人得以把持权力；这些新制度成为前文所探讨的政治势力——皇帝、官吏、宦官和士绅——的补充。

康熙和乾隆

清朝第一位杰出的皇帝是康熙（1661—1722年在位）。他生于1654年，即清王朝建立十年后。他7岁继位，13岁亲政，统治到1722年去世。他精力充沛，每天黎明时分就起床批阅奏章，随后开始一天的日程，接见群臣。他亲自主持殿试。康熙熟读儒家经典，因支持编修《明史》《康熙字典》和一部一万卷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得到文人学士的拥戴。他开放了四个对外贸易港口，兴修公共工程，加固淮河、黄河堤坝，疏浚大运河。他在位期间曾六次巡视南方诸省。康熙对欧洲科学也颇感兴趣，曾与从明朝接管的耶稣会天文学家共同做研究。康熙与三十位后妃生了三十六个儿子和二十个女儿——但多数都夭折了。简而言之，康熙堪称皇帝的典范。他也对旨在保留满族人身份特征的各种政策负有责任。像从前的忽必烈一样，他在蒙古草原南部边缘地带修建了夏宫，在那里打猎、驯鹰、骑马，像牧场主一样自由自在。

第二位杰出的皇帝是乾隆。他于1736年登基，这时距他祖父康熙去世过去了十四年，他在位直到1795年。乾隆在位期间，清朝的繁荣强盛达到了顶峰。乾隆像康熙一样，强健、睿智、尽职、细心、勤勉。他也曾巡视南方。他支持学士们完成了一项浩大工程：编修《四库全书》，收录了经、史、子、集约一万五千部书，耗时近十五年。（他对审查批评满人统治的著作也负有责任。）乾隆帝直到晚年才有所松懈，容许他的宠臣和珅长期腐败，其腐败规模空前。1796年，白莲教起义爆发。乾隆的继任者嘉庆平息了乱局，命令腐败的和珅自尽。从此以后，贯穿整个18世纪的财政充盈局面不复存在。然而，进入19世纪，中国的政治体系完好无损，社会平稳。对即将发生的一切，几乎没有任何预兆。

清郎世宁《乾隆皇帝大阅图轴》

这幅图轴是乾隆29岁时的戎装像，显示出他精神焕发。郎世宁基本上是采用中国传统绘画的工具和材料，但取得了西方细笔油画的艺术效果。

清佚名《头等侍卫呼尔查巴图鲁占音保像》

清宫廷画师所绘，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占音保是乾隆时期将领，任侍卫，在征讨回部的战事中立功。图上赞语为：“赤手长鲸，阵俘卫诺。贼级累累，注之一槊。捧檄辟展，达巴里坤。马不刷鬣，还报军门。”

新制度

对任何政权来说，最重要的支柱都是其军事力量，这一点在统治者是少数民族时尤为关键。清朝军队的基本单位是旗——得名于军队的旗帜，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满洲八旗下的牛录（每牛录300人）数目比另外两族的多；蒙古、满族士兵与草原盟友加在一起，数目是军中汉人的两倍还多。并且，汉军八旗主要由居住在满洲地区的汉人组成，他们自清政权奠基时起就是其组成部分。满族戍卫部队单独编制，不受汉人官员管辖。朝廷向其发放薪俸，赐予耕地。满族人不得与汉人通婚，子女必须学习满语，不得为女儿缠足。1668年，清廷设立了一道柳条边篱笆墙，封锁满洲的北部和中部，作为战略自留地，不许汉人移民进入。

在旗军之外，还有一种汉人警卫部队，称为“绿营兵”。起初，旗军与汉军之间的区分极为重要。后来，随着王朝的统治渐渐常规化，军事力量的民族成分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清政府的第二个特点被称为“满汉分治”，中央政府的关键职位都任命一满一汉两名官员。清朝早期，得到任命的汉人多为旗人或个人效忠于满人的汉人。在省一级，满族军政官员监管汉人文官。在省级长官之下，大多数官吏和几乎所有的县官都是汉人。

北京颐和园八旗兵营图（局部）

约绘于晚清时期。全图以颐和园为中心，着重绘出了遍布于颐和园周边的八旗兵营。

清代政府的第三个特点是满语的角色。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与汉语完全不同。满语作为口语发展了几百年，但从1599年开始，它借用了蒙古文字，成为一种可以书写的语言。追溯这一书写体系，蒙古文来自回鹘文（竖着写），而回鹘文来自粟特文（横着写），粟特文则最终来自亚拉姆文。亚拉姆文也是希腊文、拉丁文和其他欧洲语言字母的来源。皇帝的很多敕令都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满族大臣要用满文书写与皇帝的往来奏章。欧立德指出，在写给皇帝的奏章中，汉族官员的落款是“臣”，而满族官员使用更亲近的“奴才”。在清政府中，满族人组成了一个内部“宗族”类别。

清朝的对外关系

与以往一样，清朝统治期间，中国受到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北方和西北方。俄国在伊凡雷帝（“恐怖伊凡”，1533—1584年在位）在位时期疆域扩张，向东横贯西伯利亚，向南与钦察汗国的残余势力相接。到17世纪60年代，俄国商人、捕猎者和冒险家到达了满洲北部的黑龙江，在那里修筑工事，与东蒙古部人做生意。（这使我们想起法国人深入加拿大也是在这十年间。）为了防止俄国和蒙古建立友好邦交，17世纪80年代，康熙在满洲设立了军事据点，将俄国人驱赶到黑龙江下游。这一胜利发生于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在位早年，导致了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双方在耶稣会士翻译的帮助下展开谈判，条约规定俄国撤出满洲北部地区，允许俄国商队到访北京。

在西边，情况较为复杂，是俄国、西蒙古部和西藏间的三边关系。康熙和乾隆先后与蒙古交战，进军西藏，1727年与俄国签订了一份新条约。清朝在战争中曾暂时取得约260万平方公里新领土的控制权。这些地区成为受保护领地，由理藩院管辖，独立于其他省级行政管理体系。中国人的帝国观念由此得以彰显。从那时起，即便后来中国的边境在19世纪有所收缩，中国人一直坚持清政府确定了中国的合法国境线。

与西方的接触

欧洲人曾在唐朝和元朝到达中国，但直到16世纪随着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才有大量欧洲人来到中国。这当中有些人是传教士，其中受教育程度最高、最为精明慎重、恪守纪律、积极进取和成功的是耶稣会士。耶稣会士最早在明代来到中国，起初披上了佛家僧侣的衣袍，但在学习了一些中国文化后，换上了儒生的外衣。他们研习汉语和儒家经典，与儒生展开对话。他们利用天文、地理、雕刻和火器知识进入北京的朝廷，得到天文官署（钦天监）的职位任命。

1644年满族人取得政权后，耶稣会士经过短暂的挣扎，保住了自己的职位。他们用望远镜、时钟和击弦钢琴勾起了朝廷上下的好奇心。他们尝试传播基督教，斥责道教和佛教是迷信，但主张儒家学说是一种理智的哲学，可以作为基督教的辅助，正如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欧洲可以辅助基督教神学。他们把儒家祭拜祖先的仪式解释为世俗行为，因而与基督教是非对抗性的。有几位朝中高官皈依了基督教。康熙对耶稣会士的学者风度颇有好感，也称赞他们铸造的火炮，但对其宗教并无好感：“朕曾问南怀仁（耶稣会士），为什么上帝非要让耶稣死去，否则就不宽恕他？虽然他试着回答，但朕没听明白。”[3]

与此同时，与耶稣会敌对的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传教士向罗马报告说，耶稣会士容忍儒家仪式。争论接踵而至，漫长复杂，但最终，教皇在1715年和1742年颁布诏书，决定驳回耶稣会士的意见，禁止中国基督教徒参与家族祭拜祖先的仪式。于是，尽管还有少数几名耶稣会士仍在朝中任职，但基督教被清朝禁止，教堂被查封，传教士被迫逃亡，信众人数下降。

其他欧洲人到中国是为了做生意。16世纪早期，葡萄牙人最先到来，但行为恶劣，被驱逐出境。他们在16世纪中叶卷土重来，获准进行贸易，但只能在小小的澳门半岛上，这里有城墙将其与中国其他地方分隔开来。随后到来的有来自东印度（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1699年到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和1784年到来的美国人。起初，西方人与来自东南亚的商人混在一起，开展颇为开放的多边贸易。之后，在18世纪早期，出现了更为严格的“广州体系”。西方人只获准在广州——他们称其为“Canton”——开展贸易。他们只被分配了城墙外沿河的地区，不得进入城中。他们也不能把家眷带到中国。他们必须服从中国法律，受到官方性质的商人行会控制。尽管如此，这些西方人和他们的中国同行都生意兴隆。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印度和英国之间开展三边贸易，使英国人能喝上茶，穿上丝绸衣服。私有财富开始累积。金属货币流入中国，主管商业的机构财富迅速膨胀。由于对种种严格限制感到不满，1793年英国政府派出马戛尔尼使团前往中国展开谈判，讨论开放其他港口、确定税率等事宜，并向清朝廷呈上礼物。乾隆皇帝收下了马戛尔尼送上的礼物，但拒绝了他的请求——尽管马戛尔尼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但中国人仍视之为朝贡。对外贸易仍局限于广州，远离北京，而且在中国其他地方几乎无迹可寻。

乾隆帝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国书

乾隆帝拒绝了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提出的改变严格的广州体系的请求。以下这封国书反映出中国人在面对其他国家时的优越感，以及他们自认为中国是世界的“天朝上国”。

乾隆帝优越感之下的哲学基础是什么？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乾隆帝会见马戛尔尼使团

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画师、制图师、乐师、军官等一行84人访问清朝，名义是代表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向乾隆皇帝表贺其八十寿诞。

广州十三行街一景

十三行是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在广州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后来，这片对外贸易专区被称为十三行街。图中反映的是18世纪70年代十三行街的景象，图中的建筑具有西方特色。

明清文化

关于明清文化可以提及的一点是，像人口和农作物一样，文化较过去也更加丰富了。无论我们说到士绅、文官或专业化的文人阶层，其人数和著作数都远超历朝历代。即使是基层文人或哲学家也可以出版自己的文集，或由崇敬他们的门生为其出版。书店在明朝发展成熟：店中售卖儒家经典和注疏、唐宋诗集，以及彩印画谱、小说、色情作品和科举考试八股文范文集。

明陈洪绶《升庵簪花图》

杨慎，号升庵，明正德、嘉靖年间的文学家。他才华满腹，正值壮年，却受父案牵累被贬官云南。在云南时，他常常醉饮，用胡粉敷面，作双丫髻插花，请伎女捧觞。此图正描绘了他在流放时的这种放浪生活。

受到佛教的影响与冲击，中国文化在宋代开始向内转化。这一趋势因后来汉人对蒙古人统治的反感而加快，并延续到明清，中国文化这时面对外来影响几乎刀枪不入。清朝统治在其中的影响似乎微不足道。由耶稣会士译成中文的数学和科学著作，在中国学术中也几乎没有留下印迹。当然，中国文化的自我满足反映出其传统和社会秩序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也构成了一个有缺陷的封闭的观念体系。这些缺陷在19世纪逐渐凸显出来。在这五个世纪中，正统思想是朱熹的新儒学。从明代中期到晚期，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年）类似禅宗的学说引发了一些扰动，他因言行激进而被下狱、殴打，还一度在政治生涯的辉煌期被流放。

另外几位有创见的思想家由于拒绝清廷任命的官职，在20世纪早期反对清朝统治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受到赞誉，但他们在自身所处的时代则影响有限。其中最具革新性的是顾炎武，他的著作包括哲学与治国之道。他运用哲学和音韵学去探求经典原意，将其务实的准则与王阳明的“空谈”相对比。顾炎武的后继者拓展了其哲学研究，发展了文本研究的考证方法，但忽视了其政治意蕴。清朝统治者钳制非正统思想，17世纪大爆发的创造性渐渐衰微，最终熄灭，变成狭隘、呆板的墨守成规。直到19世纪末，才有思想家从这些研究中提炼出带有激进色彩的推论，这种推论同样出现于欧洲的《圣经》文本研究中。

法海寺壁画《普贤菩萨图》

法海寺位于今北京翠微山南麓，建于正统四年（1439年）至正统八年（1443年），寺内壁画绘于同一时期。绘制者为宫廷画师，画风工细精致，场景气势宏大而伟丽。

明清时期的中国人最为推崇的是那些传统的高雅文化：绘画、书法、诗歌、哲学。这不无道理。精美的瓷器也出现了。明代前期，青花瓷最常见；明代后期和清代，通体绘有珐琅彩、更具装饰性的器物广泛流行。欧洲的制瓷工业始于16世纪，试图模仿这些器物。中国和日本瓷器对欧洲瓷器的巨大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今天的中国人回顾历史时，却把小说视为明清时期最突出的文化成就。

前现代中国的小说脱胎于早期说书人使用的话本。与话本故事一样，中国小说由串连起来的章回构成。早期小说的每章末尾通常会提示读者不要错过后文的精彩发展。明清时期科考失败的文人常常创作小说，并在作品中挖苦讽刺官员。由于多数小说是用白话文写成，在文人圈子中并不体面，作者一般会使用笔名。有两部生动的短篇故事集有英译本：《三言二拍》和《宋明平话选》。很多故事（尽管未收录入这两部选集）包含色情描写。事实上，明代人可能发明了诙谐艳情小说，例如已有英译本的《肉蒲团》和《金瓶梅》。这类作品在清朝刻板的统治下遭禁，20世纪时在日本的收藏中被重新发现。

以下简介几部或许能表现中国人口味的重要小说。

1. 《三国演义》。1522年出版，讲述汉末三国时期中国的政治军事乱局。作者的身份尚不确定，他像莎士比亚一样，运用历史背景，创造了一个戏剧化的世界，其中人物性格决定了事件的结果。到明朝末年，这部书已出现超过二十个版本，在日本和朝鲜也极为流行。

2.《水浒传》。该书讲述北宋末年，108位绿林好汉为躲避官府压迫，在山泽中安营扎寨，像罗宾汉一样，报复为非作歹的腐败官员。此书用独立章回讲述每位英雄逃离社会的原因和他们那些勇敢无畏的有趣历险。这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在清代，尽管该书由于含可能颠覆政权的内容而被官方列为禁书，但仍受到广泛传阅。

3. 《金瓶梅》。这是一部艳情小说，讲述城市富商西门庆的淫乱生活。此书生动刻画了众多女性形象，讽刺了贪官污吏和贪婪的僧侣。全书最后，主人公因纵欲过度而毙命，他的家庭——六位妻妾和孩子们——随之解体。这部小说早期的英译本中有大量段落使用了拉丁文，以保护那些没有学习过拉丁文的人不受思想腐蚀。（尽管具有文学价值，这部小说和其他同类型的作品一样，在毛泽东时代被列为禁书。近几十年大众可以重新看到此书了。）

4.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该书通常被视为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它叙述了清代早期世家青年贾宝玉的成长历程，他出生于富贵却江河日下的家族。评论家赞誉其精妙和深刻的心理描写。人类学家从中挖掘有关中国枝繁叶茂的大家族的信息及其对社会关系的描写。与其他明清小说一样，这部书到20世纪西方小说进入中国后，才被尊为伟大的艺术作品。

5. 《儒林外史》是清代早期一部抨击儒生和官吏的讽刺小说。

文曲星

《儒林外史》描绘的众多人物中有一位叫范进。他面黄肌瘦，胡须花白，穿着破旧的亚麻布袍，在五十四岁时终于通过了院试，成为秀才。他回到家后，岳父胡屠户设宴道喜，并吩咐一番。但当范进向胡屠户借钱去参加乡试时，得到了如下回应。

为什么像《儒林外史》这样的讽刺小说未能动摇清代社会的根基？

……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是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你心！……”

［范进还是参加了乡试。他回到家时，发现家里人已经饿了两天。范进到集市上去卖鸡，与此同时，报录人骑马而来，通报他通过了省里的乡试。范进回到家，看到报帖便昏了过去。醒来后，变得疯疯癫癫。一位报录人建议由范进平日惧怕的胡屠户打他一巴掌。胡屠户犯难了。］（此段概述情节，非原文，后文中［］内文字同。——译者注）

“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

［最后胡屠户还是打了范进一巴掌。范进清醒后，迎来一位当地乡绅拜访。此人“头戴纱帽，身穿葵花色圆领，金带、皂靴”。他对范进说：“世先生同在桑梓，一向有失亲近。”来访者在表达敬意后，赠予范进五十两银子和一处更适宜居住的房子。很快，又有人送给他田产、什物、钱、米和仆人。本回结尾处，在几日宴请后，范进的妻子督率着丫鬟们洗碗。这时范进的母亲走了进来。］

老太太看了，说道：“你们嫂嫂、姑娘们要仔细些，这都是别人家的东西，不要弄坏了！”

家人、媳妇道：“老太太，哪里是别人的，都是你老人家的！”

老太太笑道：“我家怎的有这些东西？”丫鬟和媳妇一齐都说道：“怎么不是！岂但这些东西是，连我们这些人和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

老太太听了，把细磁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倒，忽然痰涌上来，不省人事。

不知老太太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历史视野中的帝制时代后期的中国

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或世界上其他地方开启了通向现代的大门？为什么在中国（同理，在日本）那样复杂的商品经济中没有产生工业革命？直到1500年前后，从多方面衡量，中国都领先于欧洲。答案显然要从欧洲史中寻找。不过，仍有一些比较或许能说明一定问题。

1.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欧洲资本主义是由新教伦理激发的，中国、印度和欧洲天主教国家缺乏这种伦理。但是，中国讲求朴素、节俭和勤劳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不是与新教伦理相类似吗？或者，如果像韦伯所说，工业革命需要一种更深刻的、加尔文主义的救世渴望，为什么日本、中国和东亚其他地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能取得如此爆炸式的增长？

2. 是否是科学造成了这些不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大学教授数学、希腊科学与阿拉伯科学，最终促成了哥白尼和牛顿的出现。中国的课程中则没有这类学科，这是否阻碍了中国取得突破？有些历史学家会质疑这一假设，提出西方的工业革命在科学做出巨大的贡献之前就已经走上正轨。

3. 英国自学成才、发明了水力织布机和蒸汽机的技师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奖励。在中国，没有专利权保护发明家，也没有经济学家为发明家著书立传，认为他们造福了社会。财富和名誉始终为官僚士绅所保有，他们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享有地位，鄙视依靠双手劳动的人。（当然，在之前的朝代，中国人在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依然有灿烂的发明。）然而，所有人都认同，明清商业增长没有带来机械工业的突破。

4. 另一个因素是资本。在欧洲，随着商人和商业银行投资机械工业，商业资本转变为工业资本。在中国，明清商人更倾向于投资田产——这样做光鲜，面对贪婪的官员也比较安全，或用商业资本来扩大其商业经营活动的规模；同时，即使在19世纪，廉价的劳动力可能使发展西方那样的机械工业无利可图。

5. 官僚体制是现代性的关键组成要素。它对行政的作用如同流水线对制造业的作用，把复杂的任务分解成多个简单任务，使效率大大提高。在西方，官僚体制直到最近几个世纪才出现。官僚来自新生中产阶级，加强了君主制和后来的民族国家的权力，对抗封地贵族；他们代表了才能对世袭特权的胜利。中国官僚与欧洲官僚有很多共同点。他们使行政更高效。中国官僚是精英，才能出众，受过中国经典教育，正如英国官吏受过古希腊罗马经典教育。但中国官吏在某种程度上又与欧洲的不同。他们并不站在旧制度的对立面，而是拥护旧制度。他们掌权了至少一千年，是拥有田产的士绅的组成部分，尽管其中的世袭贵族早已不复存在。尽管有才能，19世纪的中国官僚成为现代性的主要障碍。

6. 最后总被重复提及的一点是，中国对其他文明和民族不感兴趣，视其为蛮夷。当耶稣会士试着介绍科学——诚然，耶稣会士自身对其热情也有限——中国人的反应是偶尔感到好奇，更多时候则漠不关心。有几位耶稣会士被任命为翻译和宫廷天文学家，或者被用来铸造火炮。中国人对其他文明缺乏兴趣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对自身文明的丰富性深为欣赏，以及其核心政治制度——皇帝、官僚、科举制度、士绅和儒学——的凝聚力多个世纪以来一直稳如磐石。他们的制度证明了自身价值，根深蒂固。他们的信仰如此内在化，几乎是一个封闭体系。

思考

1.传统时代晚期的中国经济为什么增长？

2.明清王朝如何在如此长的统治时间里统治得如此出色？

3.清朝的统治更像蒙古人的统治还是明朝的统治？康熙和乾隆在哪些方面与汉人皇帝难以区别？

4.明清两代的对外关系为中国在19世纪与西方的关系做了准备，你怎样描述这种准备？

[1] 马市是指买卖马匹的市场。“瘦马市”指的是买卖妾的市场。这一名称含有贬义。

第5章
近代中国（1839—1949年）

本章概要

清朝统治的终结 \ 从王朝统治走向军阀政治（1895—1926年）

文化和思想激荡：“五四运动”（1914—20世纪20年代）

国民党治下的中国 \ 历史视野中的近代中国

在世界史上，自19世纪中叶起，西方成为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力量，其工业产品和坚船利炮到达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它信仰自由贸易，并用武力将之强加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这引发了遍及全世界的变化。但是，由于内部实力不同，各国对西方影响的回应差异巨大。事实上，“对西方的回应”在各国历史上尽管十分重要，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19世纪的中国，亿万民众终生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从积极的光明一面来看中国近代史，可以说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是相当成功的，尽管被迫接受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逃过了如印度、缅甸、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朝鲜等亚洲国家那样沦为殖民地的命运。而且，从今天的视角回顾，我们注意到，儒学比任何其他地区的超世俗宗教对科学和现代观念的阻碍都要小。与伊斯兰教、印度教或基督教不同，在面对更加强大的19世纪科学及相关信条的世俗主义时，儒学的世俗性正好使其自身分解，让位于科学的世俗主义。当然，很多儒家价值观深植于社会，使曾作为它们组成部分的哲学体系得以留存。事实上，儒家社会政治认同“崩塌的产物”之一是一种新的、强大的民族主义。

但是，19世纪中国的历史图景也被染上了一层黑暗的色调。我们称之为近代中国，但它更多的是中国遭遇近代西方的世纪，而不是中国自己走向近代化的世纪。第一阶段始自鸦片战争（1839—1842年），终于清朝灭亡（1912年），除了一些特别事件外，中国基本没有受到西方的明显影响。即使在鸦片战争——这一事件比1853年到1854年美国准将马休·佩里“访问”日本重大得多——结束后，王朝仍过了整整七十年才灭亡。满族统治精英和传统士大夫展示了非凡的持久执政能力。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他们深植于内心的儒家教义，部分是由于环环相扣的制度体系——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科举制、学校、家族和宗族，还有一部分是由于缺乏可行的替代方案。19世纪中期，地方领袖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的重建中展现出的高效使王朝体系一度重振。传统方法只有在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中才不起作用：在海上遭遇比自身实力强大的国家对中国来说是一种新体验。1912年前的七十年时间里，西方发展得更为强大，中国只是人口更多了而已。

中国近代史的第二阶段始于1912年，终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其间充满动荡和苦难。清朝灭亡后出现众多军阀，或许可以视为王朝交替时的正常现象。当同时具备其他情况时，在一段时间后就有可能诞生一个新王朝。但是，其他情况不同了。“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激烈批判宣告了儒家国家的终结。军阀时代之后，紧接着是军事上部分统一和持续混战的年代，其后是抗日战争，然后当多数国家回归和平时，中国又陷入了四年艰苦的内战。有人认为，某种意义上中国在这个近代世纪是“失败”的——这种较为阴暗的看法并非西方强加于中国的观点，而是中国人自己的看法。

清朝统治的终结

鸦片战争及其后时期（1839—1860年）

18世纪的三国贸易——英国货物销往印度，印度棉花销往中国，中国茶叶销往英国——对中国最有利。白银流入中国，刺激了中国市场更加货币化。随后，英国人用印度鸦片取代棉花。到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贸易顺差地位扭转，白银开始流出中国。

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危机，英国东印度公司丧失了中英贸易垄断权。鸦片贸易盛行。为了制止鸦片的危害和货币外流，中国政府从1836年起对鸦片实行了一道初期禁令，关闭吸食鸦片的鸦片馆，处决交易鸦片的中国人。1839年，朝廷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州监督禁令的执行。林则徐继续打击中国鸦片交易商，销毁了外国商人持有的2万余箱鸦片——相当于6个月的供应量。这些举措造成了中英之间的对立局面。

1839年11月，清军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在广州虎口外的穿鼻洋击败英国战舰的挑衅，史称“穿鼻之战”。1840年6月，十六艘英国军舰抵达香港，此后两年间，英军发动战争，炮击港口，占领城市，试图与中国展开谈判。中国军队枪炮老旧，毫无战斗力。最终，战争于1842年8月结束，双方签订《南京条约》，这是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这一条约不仅终结了原本将西方贸易限制在广州的“广州体系”，还为英国提供了条件优越的香港深水港、巨额赔款，并开放了另外五个口岸：广州、上海、厦门、宁波和福州。英国商人及其家属可以在这些口岸城市居住和从事贸易活动；英国可以在每个城市任命一位领事；英国居民获得治外法权，遵守英国而非中国的法律。条约还包括“最惠国”条款，规定英国自动获得任何其他国家获得的所有权利。在与英国签订条约后，1844年，中国与美国和法国也签订了类似条约。与美国的条约允许在条约规定的口岸城市建立教堂、组织教会，与法国的条约允许天主教的传播。

签订这些条约之后，中国进口的鸦片数量从3万箱上升到1879年的最高值8.7万箱。此后，进口数量在1906年下降至5万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终止。但是，其他类型贸易的增长情况并不理想，西方商人把增长不足归咎于中国官员设置了人为的限制。他们还抱怨说尽管签订了条约，但广州仍没有开放贸易。就中国朝廷而言，他们被中国输出苦力所激怒，这些苦力在古巴和秘鲁条件极其恶劣的种植园内劳作。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断断续续持续到1860年，英军指挥官额尔金伯爵和一支法国军队占领了北京。结果签订了新的一系列条约，又给西方列强提供了巨额赔款，开放了十一处新通商口岸，允许各国在北京设立驻华使馆，允许基督教在中国各地传播，以及鸦片贸易合法化。

《南京条约》签订现场

1842年8月29日，在英国军舰“康华丽”号上，清廷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幅油画是由条约签署亲历人约翰·普拉特于1846年绘制。

在英国人为了贸易权和中国开战的同时，俄国人在蚕食中国北部边境地区。19世纪50年代，俄国沿着黑龙江建立了定居点。1858年，中俄签订《瑷珲条约》，中国将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割让给俄国。1860年，中俄又签订《北京条约》，中国将乌苏里江和太平洋之间的沿海地区割让给俄国。

林则徐力劝维多利亚女王遵守道德

1839年，在中国的英国人要求自由贸易和保护其居民的合法权利。中国则认为英国人在这些冠冕堂皇的主张背后，一直在倾销鸦片。

关于1839年清王朝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观念，这篇文献表明了什么？当时的清王朝是否仍将中国视为世界性的帝国？

一封国书

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

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唯是通商已久，众夷良莠不齐，遂有夹带，诱惑华民，以致毒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顾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大皇帝闻而震怒。……

查该国距内地六七万里，而夷船争来贸易者，为获利之厚故耳。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华民分去。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即夷人未必有心为害，而贪利之极，不顾害人，试问天良安在？闻该国禁食甚严，是固明知之为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尚不可移害，况中国乎？

……设使别国有人贩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之也。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

……今定华民之例，卖者死，食者亦死。试思夷人若无带来，则华民何由转卖，何由吸食？是奸夷实陷华民于死，岂能独予以生？彼害人一命者，尚须以命抵之，况之害人，岂止一命已乎？故新例于带来内地之夷人，定以斩绞之罪。所谓为天下去害者此也。

……凡在一年六个月之内，误带，但能自首全缴者，免其治罪。……可谓仁之至义之尽矣。

反抗清王朝的叛乱（1850—1873年）

比起外国的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对清朝统治更直接的威胁是1850年到1873年震动全国的太平军、捻军以及回民起义。它们所造成的创痛和苦难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据估计，在太平天国运动的14年间，有2000万至3000万人失去了生命。加上在其他叛乱和水旱灾害中损失的人口，中国人口减少了6 000万，直到1912年清朝灭亡都没有恢复到叛乱爆发前的水平。

太平军的发起者是洪秀全（1814—1864年），他原是一位私塾先生，出生于广东一个贫穷的客家人家。洪秀全四次参加科考均告失败，因此患病，出现幻觉。他在广州接触到新教布道书，受到影响，宣称自己是耶稣的弟弟，得到上帝授意，为中国驱除恶魔——包括满族人、儒生、道教徒和佛教徒。他创立了拜上帝会，追随者剪去辫子，作为反对清朝统治的标志，清廷称之为“长毛贼”。太平军起初毁坏各地孔庙，激起士绅反感。不久，太平军队伍中加入了农民、煤矿工、烧炭工和无人雇用的搬运工等。1851年，洪秀全宣布建立太平天国，两年后占领南京作为都城，改称天京。战区持续扩大，直到太平军控制了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他们征战的范围最终涉及中国内地18个省份。当时，太平军人数达百万之众。

太平天国的教义结合了基督教《旧约》和中国改革者常用的经典《周礼》。太平天国清教徒式的严格道德准则来自前者，土地平分观念则来自后者。太平天国禁止鸦片、烟草、饮酒、赌博、私通、娼妓和缠足。他们崇尚孝道；宣称女性与男性平等，女性同样可以担任行政长官和军事统帅。简而言之，与前朝的叛军类似，太平军也将道德改革、宗教狂热和对平等社会的幻想集于一体。

太平天国运动有几个弱点。太平军多数领导者受教育水平很低，无法进行有效的治理。太平军也无法吸收士绅。太平军占领区被划分成几个王国后，纷争爆发。太平军没能联合同样反对清朝统治的秘密组织，也没能联合西方人。西方人在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之前保持中立，之后则支持清廷。此外，太平天国的很多理想并未实现。例如，土地并没有得到重新分配，并且尽管太平天国教义强调朴素和一夫一妻制婚姻的神圣，洪秀全却和众多嫔妃过着奢华的生活。

其他叛乱虽然鲜少得到记录，但却比太平天国运动持续得更长。捻军位于太平军以北的淮河沿岸，起初是盗匪，生活在围寨中，秘密结社，以打劫周边乡村为生。他们逐渐建立起军队，征收赋税，占领了26万平方公里土地。清政府担忧捻军会和太平军联合起来。持续时间更长的动乱是回民在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反清活动。与太平军一样，这些叛乱发生在清朝官军稀少的地区，利用了清王朝国力衰微的时机。

对阵叛军时，满族八旗兵和汉族绿营兵显得毫无用处：前者仅能防御，后者只能对付手无寸铁的农民。有成效的第一步出现在1852年，朝廷派曾国藩（1811—1872年）到湖南组织当地军队。曾国藩是儒家科举体系的精英，在京为官。他将满族人视为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管理者，他本人是其精英成员，而叛乱的汉人会毁坏社会秩序。到达湖南后，他招募士绅担任军官。从明代开始，士绅阶层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在地方政务中履行很多职能，有时还组织地方军事力量。他们不只是儒生，也是地主，如果叛乱者当政，他们的损失最重。他们在家乡募兵。曾国藩的“湘勇”阻止了太平军的推进。

太平天国玉玺玺文

方19.9厘米×19.4厘米，原印由汉白玉制成。玺文为：“太平玉玺。天父上帝，恩和辑睦；天王洪日，天兄基督，救世幼主，主王舆笃；八位万岁，真王贵福，永定乾坤，永锡天禄。”据曾国藩的奏稿说，这方玉玺是湘军在攻破太平天国天京时所缴获的。

1860年以前，满族保守派把持朝廷，他们限制曾国藩的权力，对推行条约拖沓不前。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保守派失去立足之地。改革派政府取代了保守派，开始进行内部变革，实行与西方列强合作的政策，并委派曾国藩为统帅镇压叛乱。曾国藩选贤任能，培养其他地方军队，李鸿章（1823—1901年）及其淮军尤为善战。外国人和上海的商人又为其提供支持。来自关税的财政收入和外国舰船及武器，对曾国藩的军队至关重要。1864年，在长期激战后，南京被曾国藩攻取，太平天国覆亡。1868年，曾国藩和李鸿章镇压了捻军叛乱，五年后又平息了回民叛乱。依靠地方士绅的文官拯救了清王朝。

自强和衰落（1874—1895年）

19世纪中叶的叛乱被镇压后的二十年证明，没有唯一“正确”的历史观。例如，与宋朝或明朝末年相比，19世纪最后几十年看起来还不错。虽然清王朝经历了空前的破坏，但其韧性和重建能力却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从行政权力下放的角度来看颇为先进。在边境地区，清政府甚至在失去一些领土的同时收复了另一些地区。但是如果我们换个方式，考察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效果如何，或者比较中国与日本的进步，那么同一时期的中国看起来几乎停滞不前。历史学家通常根据当时流行的宣传语，称之为“自强”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新创造不计其数，因此这一用语并无不妥。然而，由于西方海军的火力每十年就翻番，中国在世纪末面对的军事力量比鸦片战争时可怕得多。尽管开展了自强运动，这一阶段末期中国的相对实力反而比初期更弱。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李鸿章会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进行和谈。伊藤一反常态，直言不讳地问：“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中国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李鸿章答道：“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伊藤平静地回应道：“天道无亲，惟德是亲。”[1]考虑到李鸿章是当时中国权力最大的人物，伊藤的疑惑并不令人意外。

李鸿章

1872年，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摄于天津李府。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仕途一帆风顺，汤姆逊在天津慕名拜访了他。

北京朝廷：朝廷中的情况为中国无力有效作为给出了部分解释。恭亲王（1833—1898年）和慈禧太后（1835—1908年）一同辅佐年幼的皇帝。恭亲王是一位颇有思想的满族贵胄。1860年与英法签订条约后，他于1861年建立了直接听命于军机处的新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处理清廷与在北京的外国使节的关系。第二年，他创办了一所学校京师同文馆，对中国人进行外语培训。然而，他在朝中的地位逐渐削弱，被慈禧太后以谋略压制，1884年被革职。

中国人关于帝国主义的一种观点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中国学士谈论“自强”，包括修建铁路、蒸汽轮船，建立电报局，装备近代兵器，以抵御西方人。这些西方人“站立如鹰，贪婪似狼，张着血盆大口，对亚洲虎视眈眈”。但作为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外交官，郭嵩焘则对中国的情况做出了不一样的判断。他批评北京朝廷中的文官“糊涂愚蠢”。1884年清廷与法国“夷狄”交涉时，他慎重地说：“与他们通商，他们就会满意了。”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和消费的不平衡使资本的流出成为必须，继而导致对海外市场的占领并把获得的土地变成殖民地。且不论列宁的解释是否有效，事实上，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变成了殖民地。郭嵩焘是否认为西方列强如果获准进行贸易，就会放弃殖民统治？

西洋一主通商……其占踞地方，远至数万里。皆以通商为名，初无穷兵之心，而数反数复，必因衅以逞兵；亦并无争地之心，而屡战屡进，即乘势以掠地。南洋各岛侵占殆遍，无不由此。是以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屈，万不可以力争；可以诚信相孚，万不可以虚伪相饰；可以借其力以图自强，万不可忮其强以求一逞。

臣尝论西洋要求事件……一据理折衷，无不可了，一战则必不易了。以其志又不过通商为利，非有仇憾积于其心。察其不轻言战，诘难往复，固有余地以自处，而求各得其利。因其不轻言战而激使狂逞，则为害必多。一经交兵，所用兵费终谋取偿。

慈禧太后

拍摄于1904年。1903年起，清廷驻法大使裕庚任满回国，慈禧召其长子勋龄担任自己的御用照相师。现存慈禧的700多幅照片，大多由勋龄所拍摄。

慈禧太后出身官宦之家，是满族官员的女儿，作为先皇咸丰帝的妃子，为其诞下了唯一的儿子。她受过教育，聪明但缺乏气量，固执己见，思想狭隘。除了特定情况，她既不反对变革，也不支持变革。她对如何在中国进行改革没有任何想法，唯一的目标就是把政治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为了实现这一点，她打造了一套由保守派官僚、军事统帅和宦官组成的政治机构，并维持着朝廷和手握大权的地方军政要员势力之间的平衡。其结果是朝廷几乎难以为继，脆弱不堪，无法有效治理国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同意各省级政府的种种作为。

地方政治：这几十年间，至关重要的人物是几位军政要员：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1812—1885年）、张之洞（1837—1909年）。他们的事迹均具有传奇色彩。他们每人有两三百人的幕僚，握有一支军队，管辖两至三个省。他们对清王朝忠心耿耿，在王朝几乎必定灭亡的局面下力挽狂澜，将其重建，而作为这种忠诚的回报，他们获得了很大的自治权。

他们的第一项任务是恢复国家建设。中国中部的战乱毁掉了养蚕的桑树田，西北部的战乱则毁坏了灌溉系统。数百万人饥肠辘辘，流离失所。这些领导人物为应对这些困难推行了众多卓有成效的应对之策。正如他们调动士绅平息动乱一样，这次他们又在重建中得到了士绅的合作。他们安置难民、设厂施粥，对饱受摧残的长江流域地区减税，重新分配荒废土地，启动水利项目，修建粮仓。到19世纪90年代早期，中国的末代王朝社会重新建立起了福利体系。

他们的第二项任务是自强——引进采用西方的武器和技术。这些军政官员深知中国国力衰弱。为了振兴中国，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建立兵工厂和造船厂，又在70年代和80年代开始商业投资。1872年创立轮船招商局，1876年开采开平煤矿，此后又开办了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民用工业。这些企业的运营原则是“官督商办”。主要决策由曾国藩等文官做出，每日经营则交给商人。

这种分工导致了矛盾。例如，中国轮船招商局设立时由于私人资本不足，由政府出资一部分。李鸿章对轮船招商局授予特权，垄断税粮和官方货物向天津的船运，并予以关税优惠。这些优势使该公司一时得以和外国公司竞争。但是，李鸿章也用公司的船运送他的军队，用公司资金奖励其政治上的追随者，并通过雇用和解雇经理的方式来插手公司事务。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和经理都迅速卷走自身利益，不再对公司继续投资。不久，英国公司重新控制了中国的内河航运。

通商口岸：到19世纪60年代，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有十六个，这些口岸城市的情况有别于中国其他地方。这些口岸都是拥有特权的孤岛，外国人居住在配备仆从的庄园中，在赛马场上赛马，参加业余戏剧演出，饮酒（在位于上海的世界上最长的吧台），周日前往教堂。这些口岸也是安全的孤岛，由外国领事管理，资本安全，不会被没收，贸易自由，并且“压榨”（官员敲诈勒索）是例外而非惯例。外国公司自然建立在这些口岸内。例如，汇丰银行1865年由英国资本注资成立，用以支持国际贸易以及向中国的公司和银行提供贷款。中国商人也被这些条件所吸引，在外国租界内租地开展经营。中外商人联合进行商业风险投资，比如投资长江上的蒸汽船。进入20世纪，外国租界（通商口岸中永久或长期租借给外国人的土地）仍是中国现代经济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通商口岸和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在条约规定的低关税下，中国工业面对进口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保护。本土棉纺织业几乎被进口纱线完全摧毁——尽管用纱线编织的布料仍能与洋布竞争。中国茶败给印度茶，中国丝绸败给日本丝绸，因为这些国家的产品有质量标准，而中国产品没有。中国出口的产品很少：猪鬃、黄豆和菜籽油。中国对外贸易的水平仍然很低，国内市场则仅仅受到轻微影响。

到19世纪70年代，外国列强与中国达成一致。他们要依赖清廷来维护条约协定；作为回报，列强在清王朝最后的几十年中成为其支柱。例如，到1900年，清政府从关税中得到的财政收入比任何其他来源都多，其中包括田税。税费由海关收缴，这是一个高效而诚实的通商口岸机构。其头目是爱尔兰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他认为自己是在为清政府效力。1895年，海关有700名外国雇员和3500名中国雇员。

边境和周边地区

中国的其他对外关系是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中国因过去的征服或朝贡关系宣称这些地区是自己的领土。这些附属国通常远远不会成为中国政府迫切忧虑的问题，但不失为一面面镜子，能使中国看到自身作为世界帝国的形象。19世纪后期，这一形象在越南和朝鲜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越南：越南位于中国以南，该国于939年从中国独立出来，此后数次击退中国王朝的征伐。越南自视为一个独立国家，但使用汉字，模仿中国的法律体系和政治制度，并在朝贡体系内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中国方面的态度比较简单，把越南视为其附属国，在必要时予以援助或惩戒。

19世纪40年代，1802年建立的阮氏王朝的第二位皇帝开始削弱法国人的影响，并打击基督教。数以千计的法国和越南牧师被杀。法国的回应是于1859年占领了西贡和交趾支那三省，1864年在柬埔寨设立保护国，1867年占领了另外三省，1882年占领河内。清朝此时由于之前在新疆取得的胜利而信心满满，1883年派兵前去支援其附属国越南。结果战争持续了两年，法国舰队扫荡了中国海岸，袭击海滨炮台，击沉舰船。1885年，中国被迫签订条约，宣布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1893年，法国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合并，建立了印度支那联邦。新创办的广东报纸言辞激烈地抨击法国的侵略行径，促进了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越南直到1940年都处于法国的控制之下。

朝鲜：中国与列强争夺的另一个地区是朝鲜，它位于俄国、中国和日本之间，地理位置非常具有战略意义。朝鲜是一个颇具自豪感的古老国家，具有独立地位，国土面积约为英格兰、苏格兰与威尔士之和。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的法律、哲学、历史和制度，朝鲜仍然发展出了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然而，与越南不同，朝鲜自视为中国的附属国。朝鲜统治者即使在自己的朝廷上也按国王而非皇帝的方式行事。朝鲜是唯一按照中国的设想接受朝贡体系的周边国家。

朝鲜王朝（1392—1910年）到了最后几十年，立国已久，国势衰微。它能维持政权，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实行了像日本德川幕府一样完全闭关锁国的政策，并因此得名“隐士王国”。它仅有的对外关系就是与中国的朝贡关系，以及与日本的贸易和偶尔的外交往来。1876年，日本向国际“开放”了朝鲜，与二十二年前佩里对日本采用的策略大体相同。日本从此与中国相争，插手朝鲜内政。朝鲜的保守派和温和改革派寻求中国的支持，在势力和人数上都处于下风的激进改革派则倚仗日本，宣称只有追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彻底的变革的脚步才能保证朝鲜的存续。然而，激进派很快就被镇压了。

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向中国请求支援镇压起义，中国派出军队，但日本派出了更多兵力。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和西方国家本以为中国会轻松取胜，但他们并不了解日本国内发生的变化。结果日本轻而易举地获胜。无论海军还是陆军，中国在军纪和战略战术上都完全不是日军的对手。这场战争结束后，台湾为日本侵占。败于日本使中国的很多人明白，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无可避免。

从王朝统治走向军阀政治
（1895—1926年）

统治中国的官员长期受到儒家经典和中国历史与文学的浸染，在思想上抵制变革。多数官员生活在中国内陆，把19世纪的外来危机视为“沿海现象”，就像被蜜蜂螫伤，疼痛一时，之后就忘了。很少有官员意识到，外来威胁是巨大的。

1895年对日本战败使中国震惊，中国从来没把这个亚洲邻国放在眼里。中国国内的反应是掀起了新一波改革思想的浪潮。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是康有为（1858—1927年），他称中国“衰弱”，“柴堆上酣眠”，将这种局面归咎于“保守派”。康有为称，保守派不懂得孔子本身不仅仅是一个前人智慧的传播者，也是一个改革者。孔子创造了昔日黄金时代的理念，用以劝说当时的统治者接受他的政治思想。康有为继续指出，整个历史都是不断演进的——是从绝对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制再到民主的进程。实际上，康有为并不精通西方思想，他将某种程度上带有神秘色彩的儒家仁德与电力和太空等同起来。尽管如此，他对儒学本质的重新阐释为西方思想进入中国扫除了部分障碍。

1898年，光绪帝本人对康有为的思想表示赞同，并于6月11日发动“百日维新”。他将俄国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和日本明治天皇（1867—1912年在位）而非中国古代君主当作典范。政令相继发布，对中国的学校、铁路、警务、法律、兵役、官僚、邮局和科举体系实行彻底改革。然而，政令仅在湖南省得到了执行，保守派的抵制遍及全国。即使在朝廷中，一百天之后，慈禧太后重新控制了局面，终止改革。康有为和多数改革同伴逃往日本。留在国内的六位改革者被处决，他们后来被称为“戊戌六君子”。

西方列强对1895年战败后的中国进行了瓜分。各国都企图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通常包括租界、铁路权和商业特惠。俄国得到了旅顺口的一处租界，1895年拒绝将辽东半岛交给日本。德国得到了位于山东的租界。英国得到了香港新界和九龙。新的港口和城市开放对外贸易。美国此时忙于夺取菲律宾和关岛，在中国的势力较弱，因此提出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列国在中国享有平等的商业机会，并在此前提下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

当时，中国有一个反对外国势力的宗教社团，名为义和团。其字面意思是“正义与和谐的拳手”。义和团拥有一套仪式、咒语和护身符，他们相信这些能让他们刀枪不入。1898年，他们最先在山东发动起义，此后获得了朝廷支持，1900年进入北京。朝廷宣布对各缔约国宣战，随后对外国使馆区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围困。压抑已久的对数十年来外国侵略的愤恨点燃了对起义的支持。最终，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获得巨额赔偿金，并取得了在京城永久驻军的权利。义和团起义之后，俄国占领了满洲。

梁启超力主中国实行改革（1896年）

康有为之后，中国清代晚期最有影响力的改革思想家是梁启超（1873 —1929年）。

你认为梁启超呼吁的是什么样的改革？

论不变法之害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惟国亦然。……

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中亚洲回部，素号骁悍，善战斗，而守旧不变，俄人鲸吞蚕食，殆将尽之矣……

中国立国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迈突厥，而因沿积弊，不能振变，亦伯仲于二国之间……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填委，十室九空……教匪会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动。工艺不兴，商务不讲，土货日见减色……漏卮日甚，脂膏将枯；学校不立，学子于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据词章，破碎相尚，语以瀛海，瞠目不信……

清谢缵泰《时局图》

这幅著名的政治讽刺漫画，最早刊登于1898年7月香港《辅仁文社社刊》上，其后有多个版本。此图为收藏在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管理局的版本。漫画反映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领土及周边国家的形势，熊代表俄国，犬代表英国，蛙代表法国，鹰代表美国，日代表日本，肠代表德国。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1899年，美国政府为维护其在远东的利益，先后向英、俄、德、法、意、日等六国政府提出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主张各国在中国的贸易机会均等。

义和团失败后，即使保守派的清朝统治者也明白，固守旧法徒劳无益。一场更加强有力的改革行动展开了，慈禧太后亲自坐镇。但即便改革得势，清王朝仍无法保持足够领先的地位，最终还是被革命推翻。

教育改革始于1901年。女性第一次有机会进入新式学校。儒家思想被取代，学校教授科学、数学、地理和反帝国主义版本的中国历史，点燃了民族主义热情。各种西方思想，如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传入中国。这些思想多数是通过日文转译传入的。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学者创造的现代词汇移植进入中国。到1906年，中国约有8 000人赴日留学。日本成为中国改革者和革命社团的温床。

军事改革由袁世凯（1859—1916年）发起，他的新军以日本和西方军队为参照。士绅家庭出身的青年受爱国主义激发，与向来重文轻武的中国传统观念决裂，加入新军担任军官。他们效忠将领和国家，而不是当权王朝。

政治改革始于对科举考试体系的改良，纳入了新式学校的内容。随后，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此后，官员从新式学校的毕业生和留学生中选拔。1909年，省级议会成立。1910年，资政院在北京成立，其部分成员通过选举产生。这些议会团体意图汇聚士绅阶层的民族主义思想来支持清王朝，但结果却成了公开表达与清王朝不一致的思想和利益主张的场所。

总而言之，在20世纪的前十年中，帝国体系三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教化、官僚体系和士绅阶层——被弃置或改造，这在仅仅几十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变化激发了1911年至1912年的革命。革命始于四川省爆发的一场反对政府将铁路国有化的起义。革命的参与者包括：

1. 对铁路的既有投资可能受损的士绅。

2. 与北京政府决裂的地方军事统帅。他们纷纷宣布各省独立。

3. 共和派革命者孙中山（或称孙逸仙，1866—1925年）。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后在夏威夷学习英语并成为一名基督教徒；随后在广州和香港学医。他于1905年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后于1912年将其改组成国民党。

4. 袁世凯。他本是清朝廷召来保卫王朝的将领，却谋划了最后一位年幼的皇帝溥仪在1912年2月的退位。后来他排挤孙中山，自己当上了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总统。

国民党赢得了1913年举行的国会选举。袁世凯因此刺杀了其领袖宋教仁，镇压南方诸省赞成民族主义、支持国民党的将领，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被迫再次逃往日本。袁世凯于是不再有对手，成为中国的统治者。袁世凯没有认清时代形势，1915年12月宣布成立一个新王朝，自己当上了皇帝。然而，建立新王朝的妄想遭到了各地的坚决反对，袁世凯被迫放弃这一计划。他在1916年6月去世。袁世凯之后，北洋政府在北京成了影子般的存在，中国落入军阀之手。军阀中有几位关心地方福祉，但大多数专制残暴，残酷剥削势力范围内的人民。自此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是中国人民苦难、失意的阵痛年代，但同时也是思想激荡的年代。

袁世凯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成立中国帝国，但遭到国内多方势力的声讨。1916年3月23日，称帝才83天的袁世凯被迫宣布退位，后于同年6月6日病逝。

文化和思想激荡：“五四运动”
（1914—20世纪20年代）

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重要的思想家对西方挑战的回应由连续的四种思想模式构成。

1. 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传统儒家教义占据统治地位。在此期间的重大事件是太平军起义。清廷成功平息了动乱并重建社会秩序，说明了这些儒家教义的有效性、持久性和正当性。

2.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模式是“体用改良主义”。本质（体）仍保持为儒家，但实用的发明创造（用）可以向西方借鉴。这一原则使中国重归稳定，在保持中国核心传统的同时，在小处上可以借鉴西方和实行改革，比如建立兵工厂和铁路。这是“自强”运动的思维方式。

3. 随后，当中国在1894年到1895年甲午战争中落败后，直到20世纪的前十年，“体用”之别渐渐被认为并不充分。儒学本质（体）本身必须被重新解读。最有影响力的是康有为的观点，他认为孔子是一位改革家，如果正确理解儒家学说，它也应是一门关于变化的哲学。这一思想为1900年到1911年的激进改革奠定了基石。

4. 在第四阶段，中国的思想家摒弃了改革儒家学说的尝试，转而拥抱西方思想。这一阶段始于清王朝被推翻两年后的1914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1919年“火烧赵家楼”事件之后，“五四运动”爆发，数千学生抗议将之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的巴黎和约。激发学生上街游行的民族主义情绪正是这一思想转化的一部分。重要的思想家们不再诉诸传统思想，而是开始质疑其在解决中国所面临现实问题时的价值。这个思想开放与激荡的时代与军阀统治时期几乎完全重合，这并非偶然。——这个时代正处在旧王朝的思想束缚与即将到来的民族主义时代对思想的压制之间，为思想提供了喘息的机会。

清朝末年留学归来的学者常常定居在条约协定的通商口岸，以求安全。然而，“五四运动”时代，北京成为先进思想的中心。曾担任民国教育部长的蔡元培（1868—1940年）成为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1879—1942年）担任其文科学长。两人都接受过传统经学教育，并通过了科举考试。蔡元培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前往德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袁世凯下台后，他使北京大学成为从日本或西方学成归国学者的避风港。

陈独秀是亲法人士，曾留学日本。1915年，他创办了《新青年》。这一杂志在中国20世纪早期的思想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如同法国大革命中的《意见书》和美国独立战争中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陈独秀在杂志中痛陈中国在儒家教化下的弊病。他呼吁青年一代追求进步、世界主义和科学，支持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

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是鲁迅（1881—1936年）。和当时其他多数重要思想家一样，鲁迅出生于一个士绅家庭。他在日本留学八年，原本学医，中途转学文学。1918年，他的第一部作品《狂人日记》刊载于《新青年》上。作品中的主人公是这个可怜的人物，其疯狂之处在于相信人吃人。鲁迅想要表达的意味是，只有通过疯子的幻想才能真正理解一个畸形的、无人性的社会。

随着“五四运动”发展壮大，在北京出现的思想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尤其是中心城市区。与在首都一样，上海、武汉和广州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特权的抗议游行。尽管多数思想家公开宣扬民主，但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情绪比自由主义更为高涨。只有老一代改革者如康有为和梁启超等还在原地打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和西方唯物主义感到恐惧，主张回归中国传统哲学。

在中国思想革命初期，马克思主义并不引人注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与中国的情况并不相符。更流行的是彼得·克鲁泡特金（1842—1921年）的无政府主义，他提出在进化过程中，互助与为生存而斗争同等重要。但是，1917年俄国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列宁对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的危机阶段的定义立刻显现出其吸引力，因为它将中国的弊病归咎于西方，并为“封建”中国跳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可能性。早在1919年，《新青年》就推出了马克思主义专号。马克思主义学习社团在北京和其他城市成立。1919年，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湖南学生毛泽东返回长沙，成立马克思主义学习团体。陈独秀在1920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在受到一位共产国际人士在组织方法上的指导后，于1921年在上海与其他人共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周恩来（1898—1976年）在巴黎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这时参与的人数很少，但持续稳定增长。

1915年陈独秀《敬告青年》

奋斗、天然之淘汰和新鲜活泼是陈独秀的设想。这与儒家的理想是多么不同！

陈独秀《敬告青年》与中国1915年的政治形势有怎样的联系？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鲁迅

与陈独秀和“五四运动”前后其他作家一样，鲁迅认为中国的旧社会已经腐朽。他感到只有激烈的改革才能使唤醒中国人的人性。

立论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说谎，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 he, hehehehe!”

小杂感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徐世昌在太和殿前发表演讲

1918年10月，徐世昌被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11月11日，“一战”正式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11月28日，恰逢西方感恩节，徐世昌为庆祝“一战”胜利而在太和殿前举行大阅兵，并发表演讲。参加阅兵的有各战胜国的驻华部队。

基督教青年会学生讲演，警察靠近学生

时间为1919年6月3日，由西德尼·戴维·甘博拍摄。“五四运动”开始后，北京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的决议。从6月3日开始，北京军阀政府在两天内逮捕学生近千人，激起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

国民党治下的中国

国民党统一中国与南京时期（1927—1937年）

1913—1916年袁世凯当权期间，孙中山流亡日本。他1916年回到广州，尽管作为领袖具有巨大的个人魅力，但他却不是一位高明的组织者，他领导的国民党进展甚微。1922年，他一度被广东军阀陈炯明逐出广州。1923年起，孙中山开始接受苏联的建议和支持。在诸如米哈伊尔·鲍罗廷等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他依照列宁模式改组国民党，最高层是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下是省级和县级组织以及基层组织。

孙中山从1905年开始阐明其“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其“民族主义”早期反对清朝统治，此时改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民生主义”原则的内容是平均地权和将“大实业”归为国有。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指民主，但他主张完全的民主必须要经过一党专政指导下的准备阶段。孙中山派蒋介石（1887—1975年）前往苏联学习。蒋介石四个月后归国，一位苏联顾问同行。1924年，蒋介石在广州以南的黄埔成立军校，并用黄埔军校学员组建一支“党军”。孙中山1925年去世。到1926年，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达到数千人，国民党军人数达到约10万人。国民党成长为中国主要的政治力量，党员人数约20万；其领导群体分为左派和右派。

孙中山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

孙中山葬礼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4月12日，灵柩从中山公园移往碧云寺，沿途都是送葬的人群和鲜花。

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促进了国民党的发展。工业在城市中兴起，烟厂和纱厂成立了工会。通商口岸以外地区开始出现新的投资，商会甚至出现在中等规模的城镇中。企业家、商人、官员、记者以及外国公司雇员组成了新的有政治自觉的中间阶层。

城市中的不稳定因素是官办、天主教和新教教会学校的几百万名学生。1925年5月，上海的学生游行抗议外国资本家残酷压榨中国工人。国际租界的警察向游行队伍开火，造成13人死亡，50余人受伤。这一行径更加激起了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热情，全国各地爆发了罢工和抵制洋货的运动，香港的运动持续了15个月。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也有所发展；1926年，党员人数约为2万。共产党在学生组织、工会甚至国民党内部都有很大影响力。在先前达成的一项决议中，孙中山允许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禁止他们在国民党内部组织共产党团体。莫斯科方面同意了这一政策；他们认为共产党力量过于薄弱，尚且无法独立完成任务，通过与国民党合作，其党员能够加入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斗争”中去。例如，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教育部副主任。

到1926年，国民党在广州及周边地区建立起根据地，蒋介石认为北伐地方军阀的时机已经成熟。然而，他对共产党的力量日益壮大感到忧虑，在启程前解除了广州国民党机构内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的职务。北伐始于1926年7月，到1927年春，蒋介石的部队抵达长江流域，在行进过程中不断击败和收编军阀部队。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婚照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

1927年4月进入上海后，蒋介石发动了对共产党的清洗——针对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组织及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仅4月12日前后就有数百人被杀害。共产党的对策是试图控制在武汉建立了政府的国民党左派和发动武装起义，两种尝试均告失败。幸存的共产党人退到西南方的湘赣交界山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国民党左派对共产党失去信心，重新与位于中国新首都南京的右派合作。蒋介石的部队继续北上，于1928年占领北京，并获得了中国北方多数军阀名义上的归顺。这时，多数外国势力都把南京政权视为中国政府。

蒋介石是南京政府的关键人物。由于接受的训练和个人性情，他相信军事力量的作用。他为人刻板、严格，多为人所畏惧而非爱戴，在当时严重腐败的环境下，丝毫不受腐蚀。蒋介石崇奉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南京中山陵的宏伟壮观超过了明朝皇帝的陵寝。但是，孙中山作为革命者，以太平军的革命热情为榜样；蒋介石企图巩固其对地方军阀的控制，以镇压了太平军起义和重建中国稳定秩序的曾国藩为榜样。与曾国藩相似，蒋介石为人保守，并且尽管身为卫理公会教徒，却常常求助于儒家价值观。他于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复兴这些价值观的尝试。

蒋介石的权力以军队、国民党和政府官僚为依托。军队由黄埔系和从日本受训归来的军官控制，黄埔系在个人层面对蒋介石忠心耿耿。1927年之后，德国军事顾问取代了苏联顾问。他们按照德军的组织方式对蒋介石的军队进行重新整编，包括建立一套行政体系。国民党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军事，其军队扩展成拥有30万人的现代化军事力量。黄埔军校毕业生同时控制着秘密军事警察机构，用以镇压共产党和其他一切反政府人士。国民党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管理的专政组织，蒋介石在1938年成为党主席。

人口稠密的长江中下游省份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然而，国民党无力控制军阀、共产党或日本占领的边远地区。尽管南京时代有所进展：蒋介石的部队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击败了北方的军阀，1934年平息了沿海福建省的一起事变，两年后把势力范围扩张到中国南部和西南部。但直至1949年，其他地区仍为军阀所控制。1931年，蒋介石发动了对江西苏维埃政权的一系列战事。1934年，共产党被迫放弃山区根据地，先向西南转移，之后又转移到西北部的陕西省。在出发参加史诗般的万里“长征”的9万人中，只有2万人活了下来。在这次长征中，毛泽东从莫斯科训练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领导人手中取得了指挥权，树立了有别于以往的军事观，即一个革命性的列宁主义政党可以以农民为基础。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在满洲拥有特别权益。当蒋介石北伐和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威胁到日本的地位时，1931年，日军的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宣布满洲独立。此后数年间，日本军队向南推进到长城脚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要求蒋介石抵抗，但蒋介石深知他的部队相比日军实力悬殊，做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1936年，蒋介石在视察西安时，被张学良扣押，直到他同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然而第二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的形势再一次发生变化。

战争与革命（1937—1949年）

1937年，国民党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国内和国际上都被承认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而经过长征的共产党刚刚开始在贫瘠的陕西重建力量，该地区对蒋介石的部队来说过于遥远，难以深入。但到了1949年，共产党成功掌控全国，包括国民党从未控制的边境地区，蒋介石和国民党被迫逃往台湾。这期间发生了什么？

抗日战争是关键事件。战争始于1937年7月北平一起突发事件，随后蔓延开来。战场上的胜利使日本军事将领信心十足，他们放弃停战谈判，代之以毁灭性的军事扫荡。北平和天津在一个月内陷落；8月，上海遭袭；12月，南京陷落。第二年，日军占领广州和武汉，在北京和南京建立了傀儡政权。1940年，国民党内另一位领导人、蒋介石的竞争对手汪精卫尝试与蒋介石合作受阻，带领许多追随者加入了日本傀儡政权。日本鼓吹其“东亚新秩序”，用以取代不平等条约体系。他们希望蒋介石认识到自身处境毫无希望，向日本投降。然而，1938年，蒋介石将政府迁往重庆。一同西迁的有数千人，包括学生、教授、企业家和工人，从中国的日军占领区迁往了未沦陷地区。

蒋介石对日本的抵抗赢得了各方赞誉。但日军占领区包括东部城市、铁路和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地区，正是国民党的根基地区。转移到重庆使国民党远离中国大多数人口，各种现代化进程终止，国民党也失去了之前的财政来源。通货膨胀以几何级数增长，导致政府官员、教师和士兵等群体的实际收入减少。到“二战”结束和战后的最初几年，薪水用大包大包几乎一文不值的纸币发放，人们为避免纸币贬值，立即用其购买真正有价值的食品和商品。通货膨胀导致道德崩坏、士气消沉，加剧了业已普遍的腐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输送顾问和军事装备以加强蒋介石军队的力量。然而，美国顾问们对蒋介石感到非常失望，因为蒋介石并不想对日作战，而是想保存实力，用于可以预见的战后与共产党的战争。在其军中，军官和普通士兵之间存在鸿沟。军营条件简陋，食品匮乏，医疗保障不足。年轻人把征兵等同于死刑判决。蒋介石不情愿动用他的部队抗日，也意味着抗日爱国主义力量无法转化为对国民党的普遍支持。

日军进入正阳门

1937年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正阳门，俗称前门，是明清两朝北京内城的正南门，位于老北京城南北中轴线上。

共产党将总部设在延安，在陕西省巩固了其根据地。他们开展学习活动，提高识字率，从事生产，提高自给自足能力。士兵从事农业生产，以免给农民增加负担。共产党抛弃了先前没收土地的政策，改为减少租金和利息。（这一变化导致美国一个流行的观点，即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农民改革者，尽管他们的宣称与此相反。）党员只掌握省级和县级机关以确保其控制权，在其他层面与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分享权力。他们发展乡村委员会，把佃农和其他之前被排除在外的社会阶层都纳入其中。但在向其他政治和社会团体妥协的同时，他们在内部加强了党的实力。

共产党员人数从1937年的4万人扩大到了1945年的120万人。延安创办了学校，培养党的干部。即使党的队伍扩大，思想上的一致性也通过1942年开始的一场整风运动得以保持。那些被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或其他不正之风侵蚀的人都在公开大会上受到批判，责令认错悔过。毛泽东的思想地位至高无上。对一般中国人来说，毛泽东将自己视作孙中山的继任者；但在共产党内部，他把自己置于马克思（1818—1883年）、恩格斯（1820—1895年）、列宁（1870—1924年）、斯大林（1879—1953年）等理论家之列。

国民党利用官僚进行统治，并时常勾结地方上的地主；与之相反，共产党则学会了依靠草根阶层的力量。他们渗透进日军占领区，并打入国民党党组织和军事机构内部。共产党军队从1937年的3万人发展到1945年的90万人。这些军队还得到了农村武装和19个山区“根据地”游击队作为补充力量。多数人认为，延安领导集体及其党、军队和群众组织拥有凝聚力、决心和高昂的士气，这些显然都是重庆缺乏的。

但是，共产党在1945年的实力不应被夸大。中国乡村的多数人口没有受到共产党或国民党任何一方的影响，而在中国未沦陷区的知识阶层尽管对国民党感到不满，其中多数也并没有积极支持共产党。当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时，中国命运未卜。苏联在战争的最后几天刚刚占领东北，他们允许共产党干部进入东北，而直到第二年才允许国民党部队进入。但即使苏联也承认国民党是中国合法政府，希望其能在战后的内部斗争中获胜。1945年，同盟国要求日本向国民党军队投降。美国将蒋介石的部队从重庆空运到东部重要城市。当时，蒋介石的兵力是共产党军队的三倍，装备更远远优于共产党军队。

1946年初，内战爆发。双方都认识到之前的统一阵线不过是个幌子。美国将军乔治·马歇尔（1880—1959年）的调停毫无效果。直至1947年夏天，国民党军队都处于胜势——甚至占领了共产党在延安的大本营。但形势在同年7月逆转，共产党军队在中国北部发起反攻。他们缴获了国民党军队丢弃的美军装备，1948年10月，国民党军队被赶出东北。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又失掉了北京和天津。晚春时节，共产党军队渡过长江，夺取了南京和上海。几个月后，全中国都收入共产党之手。很多中国人跟蒋介石一起逃到台湾或逃往香港，其中包括国民党官员、军官以及企业家和学者，其中不少人随后前往美国。

毛泽东谈湖南农民运动

以下文字摘自毛泽东1927年所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中国共产党更为正统、受过莫斯科培养的领导人仍然依赖城市无产阶级时，毛泽东强调了农民的革命潜力。

对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形势，毛泽东的报告是看起来过于乐观还是准确预言？毛泽东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有哪些表述？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毛泽东在陕西延安窑洞的指挥部里

当时是1946年冬，毛泽东正穿着棉袄，用毛笔写字，桌上放着《鲁迅全集》。

在中国国内，不安与期望并存。解放军官兵纪律严明、作风端正，与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对比。随着乡村解放，地主的土地被没收，分给没有土地的人。在城市，民众热烈欢迎作为解放者的共产党军队。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情绪，即中国的未来再一次掌握在了中国人自己手中。

历史视野中的近代中国

从19世纪后期起，世界上多数非西方国家都希望实现现代化。他们觊觎西方科学和工业造就的军事实力和物质福利，但并不希望变得西化，因为这将否定他们自身的文化认同感。然而，他们发现引进西方技术而不同时引入一系列西方价值观念十分困难。而且，要区别什么是真正的现代化，什么仅仅是近代西方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现代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考察：第一阶段是前提条件的发展阶段，是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发展到后期，形成一个基础或平台，在此之上能够接触和了解西方思想和制度。第二阶段是西化阶段，是实质上的借鉴。第三阶段是同化阶段，是借鉴而来与土生土长的价值观与制度的融合阶段。

在前提条件的层面，中国的“传统”相当先进。既有条件包括高识字率，重视教育并将其当作进步的手段，强调节俭的伦理观，适应小规模经营的家庭结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以及现代民族主义需要的诸多文化因素。但是在中国也有不利条件。中国的商人不参与政治，他们并非一个拥有代表人的资产阶级。中国地方社会没有为可能成为国家建设者的人提供稳定的基础——这一点已被19世纪的动乱和之后混乱的社会秩序所证实。孙中山将其比作“一盘散沙”。科举精英掌管政府，视外国人为蛮夷。根深蒂固的自以为“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在钦差大臣林则徐致信维多利亚女王称赞英国国王“恭顺”中显露无疑。因此，长久以来被视为中国杰出成就的儒家文人政治，成为西化过程中的主要障碍。直至王朝终结，传统知识分子能给出的最佳建议也只是对儒家学说有限的改造。大规模的西化和同化不得不等到鸦片战争结束70年后，也就是清王朝覆亡后。

随后，在“五四运动”的旋涡中，中国主要城市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但仅仅有新思想体系不足以保证政体稳定。民族主义成为中国多数思想的共同特征。孙中山诉诸之，国民党在黄埔军校、北伐期间和建立南京政府时利用之。但其他团体也可以利用这一点。1949年，共产党胜出。

将共产党的党员干部视为运行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的新文人阶层，以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代替儒家学说，党的基层干部代替儒家士绅，这一看法颇为迷人。但这种解读过于简单。共产主义强调科学、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和在未来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它与儒家关注形而上、社会和谐与昔日遥远的黄金时代具有本质区别。

共产主义自身在被中国吸收运用的过程中也得到调整。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革命会在资本主义矛盾最为尖锐的先进经济体中爆发。列宁则把关注重点从工人的自发革命转移到规模较小但纪律严明的革命党，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从此他将“共产主义”改造为至今的模样：仅能在落后国家夺取权力的运动。在理论层面，毛泽东对列宁的思想仅稍作调整——提出“先进的”农民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但他在实践中超越了这一理论，事实上忽略了城市工人，而依靠农村；共产党的军队来源于农村，并用列宁主义的方式加以教导。解放军被共产党等同于“人民军队”，尽管装备水平低，在战场上却令人生畏。解放军从不对其占领区进行劫掠，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也是现代化军队。

但事实证明，在组建政党和军队时极为有效的组织方式，用在发展经济上却效果欠佳。而大众动员并不能取代个体积极性，这一点很快就清楚了。

思考

1.鸦片战争和太平军起义哪一个对中国的影响更大？可以用什么尺度去衡量？

2.清王朝是怎样从太平军起义中恢复的？这种恢复从哪些方面来说不足以避免王朝在1912年被颠覆？

3.“五四运动”是否为民主主义革命铺垫了道路？或为社会主义革命铺垫了道路？还是对两者来说都是偶然的？

4.思考国民党掌权的经过，你认为思想和政治与军事组织各占多少比重？在共产党掌权的过程中，这些比重又有什么不同？

注释

第1章 早期中国

1.此条和本节中引用的所有孔子语录均来自：Confucius,The Analects, trans. by D. C. Lau (Penguin Books, 1979)。

2.Analects,1979.

3.所有《老子》的引文均出自:Lao-Tzu: Tao Te Ching, trans. by D. C. Lau (Penguin Books, 1963)。

第2章 中国最早的帝国及其后时期

1. Derk Bodde, “The State and Empire of Ch’in” in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 (1986), p. 71.

2. C. P. Fitzgerald）, China,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Preager, 1935）, p. 147.

第3章 帝制时代的高峰

1. A.Waley,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New York: Macmillan, 1950) pp. 87–88.

2. Waley, pp. 34–35.

3. E. O. Reischauer,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5) p.

4. S. Owen,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30.

5. A. C. Graham,Poems of the Late T’ang(Baltimore, MD: Penguin, 1965), p. 9.

6. Owen, p. 134.

7. Owen, p. 125.

8. Owen, pp. 223–224.

9. K. Yoshikawa,An Introduction to Song Poetry, trans. by B.Wat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1967), p. 37.

10. Yoshikawa, p. 119.

11. Yoshikawa, p. 117.

12. Yoshikawa, p. 105.

13. Yoshikawa, pp. 119–120.

14. J. K. Fairbank, E. O. Reischauer, and A. M. Craig,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1989), p. 164.

第4章 帝制时代后期：明朝和清朝

1. J. Fairbank and M. Goldman,China: A New History(1998), p. 130

2. C. O. Hucker,China’s Imperial Past(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206.

3. J. D. Spence,Emperor of China: A Self-Portrait of K’ang Hsi(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4), p. 84.

第5章 近代中国

1. S. Y. Teng and J. K. 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26.

延伸阅读

第1章 早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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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帝制时代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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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BANK, J.K., AND TWITCHETT, D., EDS.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3 (1979) treats“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Volume 6 (1994) treats“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710–1368,”which includes the era of Mongol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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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EN, S., TRANS. AND ED.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1996). Read together with other chapters as well.

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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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REY, P. B.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1978).MCMULLEN, D.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1988).

OWEN, S.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1980).

PULLEYBLANK, E. G.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1955). A study of the 755 rebellion that weakened the central authority of the Tang dynasty.

REISCHAUER,E. O.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1955). China as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a ninth-century Japanese Marco Polo.

SCHAFER, E. H.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1963). A study of Tang imagery.

TEISER, S.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1988). On Tang popular religion.

WANG, G. W.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1963). A study of the interim period between the Tang and the Song dynasties.

WRIGHT, A. F.The Sui Dynasty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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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SABI, M.China among Equals (1983). A study of the Liao, Jin, and Song empires and their relations.

TAO, J. S.The Jurchen in Twelfth 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Sinicization(1977).TU, W. M.Confucian Thought: Selfhood a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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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

ALLSEN, T. T.Mongol Imperialism(1987).

BIRGE, B.Women, Property, and Confucian Reaction in Sung and Yuan China (2002). On the decline of women’s property rights in post-Song China.

DARDESS, J. W.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 Aspect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Late Yuan China (1973).

DE RACHEWILTZ. TRANS.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2003). On the rise of Genghis to power.

LANGLOIS, J. D.China under Mongol Rule(1981).

MARTIN, H. D.The Rise of Chingis Khan and His Conquest of North China(1981).

MORGAN, D.The Mongol Empire and its Legacy(1999). Genghis, the several khanates, and the aftermath of empire.

ROSSABI, M.Khubilai Khan: His Life and Times(2005).

RATCHNEVSKY, P.Genghis Khan: His Life and Legacy(1992).WEST, E. E.Mongolian Rule in China(1989).

第4章 帝制时代后期：明朝和清朝

BODDE, D., AND MORRIS, C.Law in Imperial China(1967). Focuses on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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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 C. S., AND S. L. H.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Society, Culture, and Modernity(1992).

CROSSLEY, P.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1999).

DE BARY, W. T.Learning for One’s Self: Essays on the Individual in Neo-Confucian Thought(1991). A useful corrective to the view that Confucianism is simply a social ideology.

ELLIOTT, M. C.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2009).

ELLIOTT, M. C.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01). The best work on the subject. Compare to Crossley above.

ELMAN, B.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2005).

ELMAN, B.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0).

ELVIN, M.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1973). A controversial but stimulating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in terms of technology. It brings in earlier periods as well as the Ming, Qing, and modern China.

FAIRBANK, J. K., 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1968). An examination of the Chinese tribute system and its varying applications.

FAIRBANK, J. K., AND TWITCHETT, D.,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s 7 and 8 (1988, 1998) treat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Volume 9 (2002) treats the Qing Dynasty to 1800.

HUANG, R.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1981).

KAHN, H. L.Monarchy in the Emperor’s Eyes: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Ch’ien-lung Reign(1971).A study of the Chinese court during the mid-Qing period.

KUHN, P.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2008)

KUHN, P.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1990).

LI YU.The Carnal Prayer Mat, trans. by P. HANAN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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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QUIN, S., AND RAWSKI, E. S.,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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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DUE, P. C.Exhausting the Earth: State and Peasant in Hunan, 1500–1850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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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NNER, G. W.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77).

SPENCE, J. D.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1966).

An excellent study of the early Qing court.

SPENCE, J. D.Emperor of China: 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1974). The title of this very readable book does not adequately convey the extent of the author’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early Qing emperor.

SPENCE, J. D.Treason by the Book(2001). An account of the legal workings of the authoritarian Qing state that reads like a detective story.

STRUVE, L. A., TRANS. and ED.Voices from the Ming–Ch’ing Cataclysm(1993). Readings from Chinese sources that describe the suffering and turmoil of a dynastic transition.

WAKEMAN, F.The Great Enterprise(1985). On the founding of the Manchu dynasty.

第5章 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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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BLE, P. M.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1986).

EASTMAN, L. E.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1984).

ELVIN, M. AND SKINNER, G. W.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1974). A study of the late Qing and the Republican eras.

ESHERICK, J. W.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2006).

ESHERICK, J. W.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Rebellion(1987).

ETO, S.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1984).

FAIRBANK, J. K. AND GOLDMAN, M. China: A New History(1998). A survey of the entire sweep of Chinese history that is especially strong on the modern period. (Fairbank, the doye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West, completed reading the page proofs the day before he died.)

FAIRBANK, J. K. AND TWITCHETT, D.,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s 10 and 11 (1978, 1980) treat the late Qing dynasty, 1800–1911; volumes 12 and 13 (1983, 1986) treat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Like the premodern volumes in the same series, the volumes on modern China represent a survey of what is known; each volume contains a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FITZGERALD, J.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1996).

HAO, C.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1987).

KIRBY, W.State and Economy in Republican China(2001).

KUHN, P. A.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2002).

KUHN, P. A.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1980). A study of how Confucian gentry saved the Manchu dynasty after the Taiping Rebellion.

LEVENSON, J.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1953). A classic study of a major Chinese reformer and thinker.

LU HSUN,Selected Works (1960). Novels, stories, and other writings by modern China’s greatest writer.

LU HSUN,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1990).

MACFARQUHAR, R.Mao’s Last Revolution(2006).

MACFARQUHAR, R.The Politics of China: The Eras of Mao and Deng(1997).

SCHIFFRIN, H. Z.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1980). A biography.

SCHOPPA, R. K.Revolution and its Past: Identities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2006).

SCHWARTZ, B. I.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1964). An insightful study of a late-nineteenth-century thinker who introduced Western ideas into China.

SCHWARTZ, B. I.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1951). A classic study of Mao, his though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efore 1949.

SPENCE, J. D.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1981).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ZONYI, M.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02).

TENG, S. Y. AND FAIRBANK, J. 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1954).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thinkers and political figures, with commentaries.

WHITE, T. H. AND JACOBY, A.Thunder Out of China(1946). A view of China during World War II by two who were ther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佛极简中国史 /（美）阿尔伯特·克雷格著 ; 李阳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6.9

书名原文: The Heritag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BN 978-7-5086-6659-4

I. ①哈… II. ①阿… ②李…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 IV. ①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9925号

哈佛极简中国史

著者：［美］阿尔伯特·克雷格

译者：李阳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萌芽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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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科学史

[美] 苏珊·怀斯·鲍尔 著

徐彬 王小琛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致谢

序言 怎样使用本书

第一部分 发端

01 最早的科学文献

02 人类所不可及

03 变化

04 沙粒

05 真空

06 地心说

07 古代最后一位天文学家

第二部分 方法的诞生

08 新提议

09 论证

10 亚里士多德之死

11 仪器和工具

12 推论之规则

第三部分 阅读地球

13 地质学的起源

14 新科学的法则

15 一个漫长而渐进的历史

16 无解的问题

17 伟大理论的复兴

18 大灾难归来

第四部分 阅读生命

19 生物学

20 自然选择

21 遗传性特征

22 综合论

23 生命的秘密

24 生物学与命运

第五部分 读懂宇宙（现实）

25 相对论

26 讨厌的量子跃迁

27 宇宙大爆炸的胜利

28 蝴蝶效应

注释

参考文献

致谢

感谢茱莉亚·卡泽维茨（Julia Kaziewicz）不知疲倦地解决所有有关授权的问题，同时感谢里奇·古恩（Richie Gunn）为本书插图所作的颇具个人风格的作品。

感谢格雷格·史密斯（Greg Smith）和贾斯廷·摩尔（Justin Moore）审校我的草稿并在谨慎缜密地思考后提出意见（但有些意见我没有采纳，因此书中的任何错误都应归咎于我一人）。

感谢因奎尔德（Inkwellde）的迈克尔·卡莱尔（Michael Carlisle）以及他的得力助理汉纳·施瓦茨（Hannah Schwartz），感谢他们的专业管理。

感谢我的朋友们，他们会耐心地听我谈论自己的新兴趣，尽管有时我的长篇大论超乎他们的想象。他们是：莉兹·巴恩斯（Liz Barnes）、梅尔·摩尔（Mel Moore）和鲍里斯·费时曼（Boris Fishman）。我希望美酒帮你们减轻了痛苦。

最后，如同以往，感谢诺顿出版社的斯塔林·劳伦斯（Starling Lawrence），他谨慎的赞誉比多数人给予我的奉承更有价值。感谢拥有杰出工作能力的瑞安·哈林顿（Ryan Harrington）以及诺顿出版社的其他工作人员，自1999年，他们就一直帮助我完成项目——其中包括（当然还有其他更多的人）弗朗辛·卡斯（Francine Kass）、迈克尔·莱文蒂诺（Michael Levantino）、史蒂芬·金（Stephen King）、唐·瑞弗金（Don Rifkin）、南希·帕尔姆奎斯特（Nancy Palmquist）、尤金伲亚·帕卡丽（Eugenia Pakalik）、果尔达·雷德马赫（Golda Rademacher）、伊丽莎白·赖里（Elizabeth Riley）、诺米·维克多（Nomi Victor）和乔·洛普斯（Joe Lops）。我还要感谢特雷西·维嘉（Tracy Vega）、梅格·舍曼（Meg Sherman）、克里斯汀·基斯（Kristin Keith）以及其他所有诺顿出版社的销售人员。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序言
怎样使用本书

一切知识，一旦人类忘记了它出现的条件、回答的问题以及起到的作用，都会丧失其科学特性。

——本杰明·法伦丁（Benjamin Farrington），

《希腊科学对我们的意义》（Greek Science: Its Meaning for Us）

本书严格来说不是一部科学史。

至今，已经有许多人写下了大量的（篇幅冗长的）科学史，此类书可谓汗牛充栋：希腊科学研究、文艺复兴科学史、启蒙运动科学史、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史、现代科学史、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哲学、科学与宗教以及科学与“人”等等。

它们固然都有其价值，但是，一味关注细节似乎导致了科学本质的丧失。对大多数“人”——也就是没有接受过专业科学教育的普通公民——而言，他们仍旧不清楚科学有什么用，或者说，科学是什么。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新闻报道、交互图片和采访录音获得科学知识的。它们也许会给我们一些模糊且不完整的科学事实，但是，21世纪正在进行的科学之战告诉我们，这些科学事实是不够的。对干细胞、全球变暖的研究以及给小学生提供进化论方面的教育产生影响的决定都是由投票人（或者是他们各自的代表）做出的。而这些人根本不理解生物学家为何认为干细胞很重要，不理解环境科学家是怎样得知地球正在变暖的，不理解宇宙“大爆炸”究竟是什么（它既不“大”，也不是一场“爆炸”。参见本书第27章）。

鉴于此，本书与那些科学史略有不同。本书追溯了伟大科学著述的发展，这些文章和书籍几乎都直接影响或改变了科学研究的轨迹。本书针对的是那些对科学有兴趣、有悟性的外行人。在本书中，科学只是一种单纯的人类追求：它不是通往真理的绝对可靠的指引，而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极其私人化，有时会出错，常常会把人引入歧途，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正确的。

本书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呈现这些科学“著述”的，从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柏拉图（Plato）的古代科学著作到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和沃尔特·阿尔瓦雷茨（Walter Alvarez）的现代科学著作。本书为读者理解这些著作提供了所需的相关历史、传记以及专业知识，并在各章节最后为读者提供了推荐阅读的图书版本。早期的著述不必全文阅读，本书的网站为读者进行了摘录；网站链接可在书中找到。（网站上也提供了许多电子书资源，这些都是20世纪前的书，其中许多已经很难找到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份清单囊括了所有的重要科学著述，读者也可能会对我的选择感到不满意。的确，许多值得一读的科学著作并没有出现在我的书单上。（如果你搜索“伟大科学著作”的书单，你会找到几百本书。）这是因为我择取的书不仅要突出科学史上的重要发现，还要揭示我们思考科学的方式。这份书单旨在让人理解科学，不求详尽无遗。

第一部分“发端”讲述了科学的起源。第二部分“方法的诞生”阐述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科学研究方法为何，又是怎样诞生的。本书的余下部分介绍了三个不同领域的主要科学著作：地球科学、生命科学以及宇宙科学。这一安排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地质学将指引我们关注现代生物学所研究的那段时期，而对那段时期的研究又会引发我们对整个宇宙的全新思考。

在第三到第五部分，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经典”书目择取方面出现了）一个转变：20世纪40年代之后的“经典”书目列出的大多是那些将新理论或新发现公之于众的作品，而不再是那些首次引起科学界对之产生关注的期刊文章和会议报告。因此，要了解地质灾变论，你最好去读沃尔特·阿尔瓦雷茨1997年创作的《雷克斯和末日火山口》（T.rex and the Crater of Doom），而不是阿尔瓦雷茨和其他三位作者于1980年一同撰写的文章《外来之灾——白垩纪和第三纪灭绝》（“Extraterrestrial Cause for the Cretaceous-Tertiary Extinction”）；要了解宇宙大爆炸，你就要读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的畅销书《宇宙最初三分钟》（The First Three Minutes），而非这本书创作之前就发表的（大量的）有关宇宙辐射的科学论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研究日益专业化。[1]科学家们得到了学术上的认可、同事的支持，他们（偶尔）还会因为对某一问题的细致研究而获得经济奖励，不必非要试图勾勒出整个科学世界。科学理论的形成、发展、支持或反对囿于一个科学小团体之内，他们日益深闭固拒——说的行话令外人难以理解。同样都是生物学方面的“伟大作品”，《双螺旋》（The Double Helix）和《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两本书与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的《心血运动论》（De motu cordis）的“伟大”之处是不同的；哈维的书不仅能让他的同行了解他的发现，普通民众也能读懂，但是，学术界外的人是读不懂詹姆斯·沃森和理查德·道金斯的原创性论文的。［道金斯的专业论文《寄生虫、必要清单和机体悖论》（“Parasites, Desiderata Lists and the Paradox of the Organism”）的读者就很少。］但是，他们必须使这些作品大众化：通过综合、简化和解释来普及他们的作品。

尽管如此，《双螺旋》、《自私的基因》和《心血运动论》三本书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为我们思考自然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式。

※

大家不必把我所谈到的文献全部读完，而是可以从你感兴趣的著作开始。如果大家对生物学或宇宙论最感兴趣，那么不必一定要读完本书第一、第二部分的所有推荐书目才去读本书第四和第五部分的推荐书目。

但至少要阅读相关章节中对这些书及其观点的介绍。这是因为，即使是今天，柏拉图唯心主义仍旧在影响着那些试图解决生物起源问题的科学家；19世纪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的地质学理论仍旧影响着我们对人类进化的理解；量子理论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科学方法仍旧难分高低。

要理解科学，我们就必须理解它的过去。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问，不仅要问“我们发现了什么”，还要问“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发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始理解为何我们要重视或无视科学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分辨哪些承诺是可以通过科学来兑现的，哪些又应该小心谨慎，带着怀疑的态度来对待。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始理解科学。

※

请注意我的措辞：自始至终，我都在交替使用“理论”（theory）和“假设”（hypothesis）这两个词。21世纪的科学家也许会指出“理论”要比“假设”更详尽，或更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或有更可靠的数学计算的支持。但二者都表示同一个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能对证据自圆其说。既然我们不知道“假设”何时会成为“理论”，且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用这两个词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我在此就不过分纠结于区分二者了。

[1] 专业化的形成有多重原因，其中，西方实业家们对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科研项目进行巨额投资，以及大学在科学家的培养（和聘用）方面日益凸显其作用，这两者可能是主要原因，但其他因素也不可忽视。这一现象超越了本书的讨论范围，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约翰·J.比尔（John J.Beer）和W.戴维·路易斯（W.David Lewis）的《论科学专业化》（“Aspects of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Science”）一文，《戴达罗斯》（Daedalus）92，no.4（Fall 1963）： 764–784；或I.伯纳德·柯恩（I.Bernard Cohen）的《科学中的革命》（Revolution in Science，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章。

第一部分
发端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格言集》（Aphorisms，约公元前420年）

柏拉图（Plato），《蒂迈欧篇》（Timaeus，约公元前360年）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物理学》（Physics，约公元前330年）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动物志》（History of Animals，约公元前330年）

阿基米德（Archimedes），《数沙者》（“The Sand-Reckoner”，约公元前250年）

卢克莱修（Lucretius），《物性论》（On the Nature of Things，约公元前60年）

托勒密（Ptolemy），《天文学大成》（Almagest，约公元150年）

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纲要》（Commentariolus，1514年）

01
最早的科学文献

用文字解释物质世界的首次尝试

生命短暂，医术长久；危象稍纵即逝；经验危险，诊断不易。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格言集》（Aphorisms，约公元前420年）

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居住在一个由固体物质和神灵构成的世界中。

他周边的一切都是固体物质。橄榄树灰绿色的叶子，他双脚下的土壤，病人的大脑和膀胱，甚至他喝的酒（他总是饮酒有度），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绝对的，纯粹的，简单的。它们是如何变成今天这种形态？在未来又将如何变化？这些问题曾久久萦绕在希腊学者的心头。这些物质是由什么组成的？在这些物质表面之下的组成部分又是怎样的错综复杂？又该如何解释它们？但在当时，这些疑问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解答。

23个世纪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物理学家利奥波德·因菲尔德（Leopold Infeld）就此希腊困境做出了一个比喻。他们认为，古希腊自然世界的探索者们就像：

某人非常想了解手表的机械结构（机制），他却只能盯着表盘和不停转动的指针，听着手表嘀嘀嗒嗒的声音，因为表盖无论如何也打不开。如果他还算机灵，他可以绘制一幅机芯图，为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做出解释。但是他……可能永远都不能用真正的机芯与自己绘制出的图纸两相对照。他觉得这样的对照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1]

于是希腊人不再寻求什么机制，他们要的是神灵。

神灵存在于自然世界的固体物质中，他们在橄榄树林中漫步，在圣殿或神庙里居住。他们始终对人类的一举一动予以关注，对人世间的善恶美丑做出评判，对人类的错误行为予以警示。色诺芬（Xenophon）《会饮篇》（Symposium）中的一个人物曾说：“我一切所作所为都逃不过神灵的眼睛，因为他们知道所有事情将会如何发展，他们给我预兆，也许是通过语言，也许是通过梦境，也许是用其他的征兆来指引我该做什么。”神存在于自然之中，并掌控着一切自然法则。在希波克拉底之前150年时，数学家泰勒斯（Thales）就曾说过“神灵存在于万物之中”：他们不仅存在于万物之中，且无处不在。[2]

古希腊人曾经研究并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神灵的存在和物质世界的属性。他们好奇却不盲从。我们的世界被截然分成了理论和物质两个部分，但他们的世界并不同。在那里，神灵和自然是相交相融的。

在这一点上，古希腊人很像同时代的埃及人。埃及人不仅在天文观测方面堪称精密，他们还创建历法，计算出了尼罗河泛滥的时间。埃及人可以预测出天狼星出现在拂晓前天空（偕日升）的时间，因为他们知道，天狼星升起就意味着洪水要来了。但是，尽管他们能够精确地计算出尼罗河泛滥的时间，这并不妨碍他们相信是冥王奥西里斯神（Osiris）掌管着尼罗河的泛滥。[3]

另一个例子是，雅典东部的波斯天文学家有了一个新的发现：沙罗周期，即日食和月食出现的规律性周期，约为6585.32天。有了这个发现之后，波斯天文学家就开始追踪日食和月食的出现了。根据算式，他们可以通过数学的方法精确预测出下一次日食的时间，而这就可以为神庙的祭司争取足够的时间，去准备仪式以抵御日食出现时释放的恶灵。（据公元前550年的一份波斯文献记载，抵御措施包括在城门上敲击铜鼓，并大喊“日食！”或“月食！”）[4]

在古希腊人看来，超自然和自然是并存的。事实上，正是信仰神灵的数学家泰勒斯得出了也许是第一个科学性理论：尽管以固体的形式存在，整个宇宙实际上是由水构成的。尽管泰勒斯关于此理论的著述早已无处可寻，但这一论断在300年之后，由亚里士多德记录在了《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书中。

泰勒斯……称（组成宇宙的基础物质）是水。（这就可以解释他为何认为大地漂浮在水上。）他之所以能得出这一观点，也许是因为他注意到，滋养万物的东西都是多水的……种子本身也有许多水分；此外，水是大多数物质性质的主要构成。[5]

然而，这一关于水的论断其实是错误的。但是，泰勒斯做出了我们已知最早的尝试：不仅试着观察宇宙的表壳内部，还去关注其他的东西——那些独立于神灵力量之外的也许会引起手表转动的东西。

泰勒斯在发现宇宙本质的时候试着跳出神灵的角度［生物学家路易斯·沃伯特（Lewis Wolpert）称此为“泰勒斯的飞跃”（Thales’s Leap）］。相似理论可能曾在希腊出现过，且泰勒斯的著述都已经消失了，但泰勒斯的理论是首个被后人记录下名称的理论。“泰勒斯的飞跃”可能是已知最早的科学理论，但是希波克拉底的《文集》（The Corpus）——汇集了60篇医学文稿，这些文稿在对疾病做出解释时并没有将其归咎于神灵——是现存第一部科学书籍。

人们一度认为这一整部文集都出自神秘的希波克拉底一人之手。（希波克拉底是公元前5世纪时的一位医生。他在狭小的希腊科斯岛上长大，科斯岛就在小亚细亚沿岸。）据柏拉图说，希波克拉底给很多有雄心壮志的医生上课，收取学费。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收录了他课程的《文集》是由他的学生和追随者们共同完成的。[6]

在希波克拉底生活的那个时代有很多祭司医师，他们都是医神埃斯科拉庇俄斯（Aesculapius，康复之神阿波罗之子）的信徒。若想请埃斯科拉庇俄斯把自己的病治好，病人就要到医神庙中的abaton（神庙内神圣的密室）里度过一夜。伤口会在夜里愈合。密室里满是自由爬行的蛇，它们是埃斯科拉庇俄斯神的化身。有时，这些蛇会舔舐病人的伤口，使其愈合；有时，埃斯科拉庇俄斯会托梦告诉病人该接受何种治疗。有时，埃斯科拉庇俄斯会现身，亲自为病人治病。希腊编年史家保萨尼亚斯（Pausanius）曾写道：

赫拉克利亚的高尔吉亚（Gorgias of Heraclea）一叶肺受了箭伤。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伤口流出的脓血就足以盛满67个杯子。他在神庙的密室里睡了一夜。梦中，他仿佛看到了医神取出了留在他肺中的箭的倒刺。早上醒来时，他已经痊愈了。他便拿着取出的倒刺离开了。[7]

希波克拉底并不质疑埃斯科拉庇俄斯神的存在，但真的是这位神治愈了病人吗？他对此有所怀疑，并试图从现实的世界，这个秩序井然的宇宙中寻找答案。在他看来，疾病并不是由愤怒的神灵带来的，也不是被仁慈的神灵治愈的。即便是癫痫病，这个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由恶魔或神灵附身而带来的“神圣”的疾病，也“不再神圣，不再比其他疾病神圣多少了，不过是自然原因导致的而已”。把疾病归咎于神的意志只是无知的表现。希波克拉底尖锐地指出：“把疾病和神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人们还无法理解疾病。”[8]

希波克拉底将胃部不适、发烧、癫痫、瘟疫等所有疾病都归咎于人体失衡——四种液体（胆汁、黑胆汁、黏液和血液），即流经人体的“体液”，分泌过多或过少导致的。当这四种液体正常分泌时，人体就是健康的。但是，任何细微的自然因素都会导致体液失衡。希波克拉底认为，风（比如热风会导致人体分泌过多的黏液）和水（饮用污水会导致黑胆汁分泌过多）是导致体液失衡的主要原因。他建议的治疗方法是恢复身体的平衡。通便和放血是常用疗法，以排出多余的体液。草药（芸香、芥末、茴香和大荨麻）也有助于排出多余的体液，激活分泌较少的体液。病人们通常会被送到另一个地方，那里的气候与他们原居住地的完全不同，以远离导致他们机体失衡的风和水。[9]

与泰勒斯的理论一样，希波克拉底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方法都碰巧奏效了。不喝沼泽水和污水真的让人们健康了不少。从人群密集、流行病肆虐的城市搬到一个微风吹拂的海岸城镇也的确能让病人痊愈。营养、清淡的饮食有助于退烧——这可比让病人长途跋涉到最近的医神庙中的abaton，然后与蛇共度难熬的一夜有用多了。

但埃斯科拉庇俄斯神庙并没有因此而立刻失去市场，希波克拉底的治疗方法却也逐渐风靡起来——以至于到18世纪时，医生们仍旧通过通便、放血，以及把病人送到海边的方式来进行治疗。至今仍然有人同意希波克拉底的世界观，比如我。尽管我很清楚感冒是病毒引起的，但当我儿子只穿着T恤和短裤就一头扎进冬天凛冽的晨风中时，我还是忍不住呵斥他：“出门穿外套！要不你会感冒的！”

因此，可以说，《希波克拉底文集》不仅仅是现存最早的科学文献，也是有记载的自然疗法对非自然疗法的第一次胜利。

要了解《希波克拉底文集》相关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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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波克拉底

《关于空气、水源和地域的研究》

（约公元前460—前370年）

19世纪时弗朗西斯·亚当斯（Francis Adams）的译本是首部为讲英语的大众而做的译本。该译本至今仍旧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纸质版本和电子书也不难找到。亚当斯翻译的作品包括《关于空气、水源和地域的研究》（On Airs, Waters, and Places）以及希波克拉底的《格言集》、《希波克拉底誓言》（The Oath of Hippocrates）等，这些作品后来被编入《希波克拉底文集》（The Corpus）中。《希波克拉底文集》有以下几个版本：

The Corpus, Kessinger Legacy Reprint (paperback, 2004, ISBN 978- 1419107290).

《希波克拉底文集》，辛格遗产重印（平装，2004年，ISBN 978- 1419107290）。

The Corpus, Library of Alexandria (e-book).

《希波克拉底文集》，亚历山大图书馆（电子书）。

The Corpus, with foreword by Conrad Fischer, Kaplan Classics of Medicine (e-book and paperback).

《希波克拉底文集》，序言由康拉德·菲舍尔撰写，卡普兰医学经典（电子书，平装）。

由亚当斯翻译的《关于空气、水源和地域的研究》在互联网上可以找到。

企鹅经典系列丛书包括了较现代的译本《希波克拉底著作》（Hippocratic Writings），由约翰·查德威克（John Chadwick）和W.N.曼恩（W.N.Mann）合译，导言部分由G.E.R.劳埃德（G.E.R.Lloyd）撰写（平装，1983年，ISBN 978-0140444513）。该版本句子结构比较容易理解，但两个翻译版本极为相似。

02
人类所不可及

对宇宙全局的首次描绘

万物皆由原子构成……此外并无他物。

——普卢塔克（Plutarch），

《论德谟克利特》（“On Democritus”）

苏格拉底：人要是稍有一点头脑的话，在开始做每一件事时，不管大小，都先求助于神。

——柏拉图（Plato），

《蒂迈欧篇》（Timaeus，约公元前360年）

希波克拉底和他的追随者们当时所做的，无疑是科学研究。他们解释自然世界的时候会去寻求自然的因素，他们的诉求更需要研究而非虔诚，知识而非信仰。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缺乏一窥自然界机制的奥秘的能力。

人们从没见过那四种体液，水和风对体液的影响也从来没有得到过证实。对于研究者来说，人体仍然有一个无法看透的表面；尽管古希腊医师可以比较准确地描述出人体构造，但始终无法了解人体内部的运作。因此，希波克拉底和他的追随者们不再试图进一步研究[1]，转而试图通过理性分析加以了解。他们最喜欢的分析方法是：

类比法：眼睛就像灯笼，所以眼睛里一定有火焰。内脏器官就像装满了体液的铜质容器，因此一定要有一个导管系统将它们相连，体液经这个系统由一个器官进入另一个器官。[1]

这种科学研究法与观察几乎毫不沾边。没有科学的方法，也没有共同的科学术语，并且缺乏对宇宙根本原理的基本共识。古希腊人创造了一套套精致的假想结构，然后细心地将征候填充进去。胃部不适？你内脏器官之间的导管一定是被堵塞了，导致体液在胃部淤积膨胀。

治疗方法：用泻剂清通导管，就像管道工清通堵塞的管道一样。

希波克拉底医派的医生的典型特征是目光短浅，他们的视野囿于人体直接接触的小环境——如今许多医生仍旧如此。但希波克拉底去世几个世纪之后，古希腊思想家开始以相似的方式（在类比法影响下产生的自然主义的方式）谈论和写作“phusis”，即有序的宇宙，整个自然界。

“Phusis”，通常简单地译作“自然”，实际上囊括的却比我们现在所考虑的自然界多得多。有序的宇宙包括地球和人类。要研究phusis，既要研究政治，又要研究植物；既要研究灵魂，又要研究恒星。古希腊人的智力王国无边无际，不受拘束；他们对大海和天空的成分的思考与对政治哲学的思考可以完美统一，天衣无缝。[2]

古希腊思想家们没有细致观察的传统，也没有科学的研究工具，因而无法对某种现象进行剖析，他们只能试图将phusis作为整体来进行解释，从它的起源到它的现状，进行通盘考虑。他们是端坐于家中的时间旅行者，为解释整个宇宙精心编造了一系列故事。一元论者认为宇宙肇始于一种最基本的元素，这是一个东西，它自身就包含了其发生转变的原理。“他们说，这就是那个元素以及所有物质的法则。”很久之后，亚里士多德曾这样描写这些一元论者，“某种元素……万物都从中而来。”最早的一元论者泰勒斯提出这一元素是水；16世纪的两位哲学家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和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则分别认为这一元素是气和火；约公元前575年，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则提出一种被称为“不确定物”的东西，它自身并无任何特征，但包含了一些彼此独立又完全相反并能产生变化的属性。而多元论者则倾向于认为基础元素有许多种；约公元前460年，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提出有四种基础元素——土、气、火和水——这一观点得到了其他思想家的广泛认同。[3]

此外，还有原子论者，其中最有名的是神秘莫测的留基伯（Leucippus）和比他更有名的学生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他们二人在公元5世纪的最后25年里都曾任教并著书立说。哲学家辛普利修斯（Simplicius）曾说过：“留基伯……认定那个无限的、永恒运动的元素就是原子。”德谟克利特扩展了他老师的理论，说这些原子“太小了，因此我们无法感知到它们……它们，或者说这些元素……可见、可感知的物质”得以形成。[4]

事实证明，这一观点大体上是正确的。

原子论者常常得到夸赞，说他们拥有惊人的远见和洞察力。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比一元论者和多元论者更有天赋；只不过，像希波克拉底那样，他们碰巧撞上了一部分事实而已。“这些早期的原子论者看似相当超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说道，“但是（一元论者们）‘错了’，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的原子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对了’，这种对错之分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计算物质的密度、硬度或导电性，即使泰勒斯或德谟克利特告诉我们石头是由水或原子构成的，我们又能在理解自然的路上走多远呢？”[5]

换句话说，钟表的外壳依旧紧闭；这些早期涉足科学的作家只是在总结一些无法证明的理论而已，而且我们也读不到他们的原稿了，因为这些文章，比如泰勒斯的，早已散佚了。他们的推断只能从他人在很久之后所写的总结或研究文字中找到。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在《反对数学家》（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一书中对德谟克利特的思想予以了详细的总结，他生活在德谟克利特600年后；千年之后，辛普利修斯——为数不多的在文章中直接引用留基伯观点的人——才出生。

但是，一元论者、多元论者和原子论者[2]共同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们都认同一条原则：Phusis，如同人类疾病一样，是可以依靠物质世界本身来进行解释的。如果说原子论者在其中略处于突出位置，这只是因为德谟克利特要比他的同行们更坚信构成宇宙的仅仅是原子和他所谓的“the empty”（“空”间）——原子在其中快速地四处移动，相互碰撞，偶尔会彼此缠连，随后又碰巧分离。德谟克利特的世界也有神灵，只不过他们也是由原子构成的，也要遵循自然法则；他们不参与造物，最终也会烟消云散。没有事先的计划，没有设计，只有原子在“空”间里不规律地运动。

德谟克利特否认了神灵创造宇宙。他对宇宙存在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这跟自那之后其他的唯物主义解释一样，都激起了强烈的反对。[6]

最强烈也最有影响力的反对之声源自德谟克利特两代之后的雅典长寿哲学家柏拉图。柏拉图反驳道，如果没有神灵，道德伦理将万劫不复。如果没有神之起源，国家就会分崩离析。如果不是超自然神灵创造万物，人类的道德就会湮灭。因此，人们也许可以通过感官去理解phusis（自然），但要解释它的起源，一定要涉及神灵。[7]

所以，在他晚年写的《蒂迈欧篇》中，柏拉图勾勒了他自己认识中的宇宙及其运转方式——这是第一部参照自我意识对宇宙全局进行勾勒的新科学性专著，是已知的提出万物至理（适用于万物的普遍法则）的首次尝试。这是一部杂糅之作，开篇将宇宙发端归于神灵造物主之手——一股神力，一位神秘的巧匠——后来又从宇宙发端转而解释宇宙目前的运转，完全没有提这与神灵有何关系。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不可能再把河水的泛滥或月球的运行归因于神灵的意志。然而，宇宙自始至终与神灵无关，或者说宇宙发端并非借助神力，这对柏拉图而言是难以想象的。

环顾这有序的世界，柏拉图看到的是设计和美；他坚信，这些一定是来自有思想的东西，一定来自某种智慧的东西。所以他便开始描绘出一个巨匠造物主（Demiurge，物质世界的创造者，用已有的物质创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描绘了无序、不规则的物质形成一个有序的球形宇宙的过程。这个有序的宇宙起初存在于造物主的头脑中，完美无缺；宇宙成形之后，离造物主最初的理想状态有一点差距，形成了一个可见却稍显逊色的复制品，是造物主头脑中最初真实宇宙的一个物化影子而已。

物化的宇宙包括四个基本元素——土和火是最基本的元素，连接二者的纽带则是气和水。人类居住在这个物化的宇宙中，人体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宇宙的结构（正如水在地球表面循环，血液在人体内循环），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感官——触觉、嗅觉、视觉和听觉——来理解这个宇宙。

在这方面，巧匠（造物主）就无从参与了。[8]

当然，这只是《蒂迈欧篇》中说法的简化版而已。“在柏拉图的所有作品中，《蒂迈欧篇》堪称最晦涩也最令现代读者生厌的一篇了。”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在他的经典译作《柏拉图对话集》（Dialogues）的导言开头这样写道。对于《蒂迈欧篇》里的“对话”的复杂性，他并未夸大其词。柏拉图惯用诗歌和哲学作品的语言，要用这种语言去描述一个物化现象非常吃力，因此他的文章极其晦涩，以至于要理解某句话的大意都很困难，更别说是理解整部作品的主旨了。他描述了我们是如何感知与领会的，穿插其中的还有大篇幅的哲学上的思辨（比如说，物有常势，则有定形；物不息演，则不可辨），还阐释了为何宇宙没有双脚而我们却有，此外还讲到了失落的亚特兰蒂斯（Atlantis）文明的故事。

《蒂迈欧篇》影响了随后两千多年的西方科学研究。柏拉图在研究宇宙起源时脱离了观察法，在研究万物创造时脱离了对常见现象的解释。他承认感官在研究我们周边世界时的重要作用——而且，如同希波克拉底，他打开了一个不断扩张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以进行科学研究而无须依靠超自然因素。

这对于新生的科学领域而言是个很棒的礼物。但是，柏拉图的这一馈赠也伴随着致命的伤害。是的，人类可以通过感官来理解物质世界。但是，由于物质现实不过是理想的一个影子，自然科学也就总是从属于形而上学了。哲学总是试图去理解那个理想中的宇宙，现实的世界是理想宇宙堕落之后的样子。科学则只是通过观察来理解这个堕落的影子本身。所以科学永远都不会引领我们找到真相，它总是要匍匐在哲学的脚下，心甘情愿地接受指正。

阅读《蒂迈欧篇》相关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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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

《蒂迈欧篇》

（约公元前360年）

本杰明·乔伊特19世纪的译本至今仍旧被广泛重印，这一译本清晰易懂，适合现代读者阅读。尽管并不是所有版本的《柏拉图对话集》都收录了这一译本，但这一译本可在以下系列中找到：

The Dialogues of Plato in Four Volumes, vol.2, Charles Scribner’s Sons (e-book, 1892).

《柏拉图对话集四卷本》第二卷，查尔斯·斯柯利布纳之子公司（电子书，1892年）。

Dialogues of Plato: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Analyses and Introdu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perback, 2010, ISBN 978-1108012102).

《柏拉图对话集：含分析与导言的英译本》，剑桥大学出版社（平装，2010年，ISBN 978-1108012102）。

现代译本有：

Peter Kalkavage, trans., Plato’s Timaeus, Focus Publishing (paperback, 2001, ISBN 978-1585100071).

彼得·卡尔卡瓦格译，《柏拉图的〈蒂迈欧篇〉》，焦点出版社（平装，2001年，ISBN 978-1585100071）。

虽同为希腊人，但希波克拉底时代研究的是物质（水、黏液、泻剂、腹部），而柏拉图时代的希腊人则主要关注抽象事物，这些事物的名字甚至很难用几个词简单翻译出来。柏拉图关注的是存在，而非诊断或处方；他惯用晦涩陈旧的词语；此外，他还特别喜欢玩文字游戏，巧妙地使用笑话和双关语。所以，柏拉图作品的各个译本迥异。以下是乔伊特对《蒂迈欧篇》第一部分某一节的翻译：

造物主为何要创造世界？他很完美，并渴望万物能像他一样（完美）。因此，当他发现这个世界无序混乱时，他使它变得秩序井然了。[9]

以下是彼得·卡尔卡瓦格对同一节的翻译：

现在我们来聊聊是什么让建筑师建造了这一切。他是如此完美，如此完美的人容不得半点的不完美，因此，像他这样一个没有半点不完美的人，希望万物都能尽量像他一样完美。而这就是关于创生和宇宙的至高无上的原理，任何一个谨慎的人都应该且必须接受它。因为他希望万物都能完美，不得有一丝粗制滥造，神因此把他的力量发挥到极致，接管了一切可见的事物；因为当时宇宙还不安宁，运转不和谐，杂乱无章，神就把这无序的宇宙变得有序了，在他看来，有序比无序要更好。[10]

卡尔卡瓦格的翻译是字斟句酌的直译，他仔细剖析希腊语的每个表达法的结构，极力避免进行阐释；而乔伊特的译本融翻译与柏拉图的解释于一体，因此也就更容易为非专业人士理解。

如果你想全面了解哲学问题，你就去读卡尔卡瓦格的译作。如果你只想简单地了解柏拉图理想主义的大意，因为你知道随后几千年的科学研究都受到了柏拉图理想主义的影响，你最好去读乔伊特的译作。

[1] 当时，解剖术尚未广泛采用，这很可能是因为古希腊人相信，体面的下葬是通往圆满来世之门。在《希腊理性医学——从阿尔克迈翁时期到亚历山大时期的哲学和医学》（Greek Rational Medicine: Philosophy and Medicine from Alcmaeon to the Alexandrians，Routledge，1993年）一书中（p.184ff），詹姆斯·朗瑞格（James Longrigg）对于古希腊人对待尸体的态度，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概述。

[2] 他们被共同称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这是一个误导性的称呼，因为这个说法不仅包括了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69—前399年）之前的哲学家，也包括了苏格拉底之后的那些反对柏拉图观点的哲学家。

03
变化

第一个关于进化的理论

改变万物的都是我们可感知的。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物理学》第七卷（Physics, Book VII，约公元前330年）

自然界从无生命体时期渐进到生命体时期的过程极其缓慢，以至于它们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动物志》第八卷（History of Animals，Book VIII）

同老师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注意到了周边世界的美与秩序。不同的是，柏拉图将美视为“巧匠”（造物主）从一开始就存在的证据，而亚里士多德则将美视作一个指向标，指向了最终的圆满。

这改变了万物——尤其是改变了变化本身。

在柏拉图看来，变化并不意味着进步，衰败才是。柏拉图眼中的自然世界只不过是“巧匠”原本思维中那个世界的残次复制品，这意味着世界本身就是一件有缺陷的艺术品——这就好比一个完美的剧本，当被搬到舞台上，由真正的演员身着戏服在现实的舞台上演出来的时候，这部戏就难免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缺陷了。物质世界总是比不上造物主原来想象中的那个，任何改变只会不可避免地把现实世界向着与理想相反的方向越推越远。

但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了其他的东西，比如新芽会长成大树，幼崽会长成雄狮，婴儿会长大成人，等等。

首先，他想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一过程：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一个实体或一个存在在哪些阶段会出现不止一种形态？是什么促成了变化？又是什么决定了终点？

其次，他还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小猫崽会长成成猫，而一颗种子会变成一朵花？是什么促使它们开始这漫长的转变之路的？为什么小猫不能永远是小猫，而种子不能永远停留在种子那个阶段？

在今天，以上的这些问题似乎是多余的。因为细胞的生长变化已经是常识了，就连幼儿园的课堂上也会教孩子们在潮湿的棉花上让豆子发芽。但天才亚里士多德（尽管他的结论经常是错得离谱）必须要问这些问题。他不因生长和改变是自然进程就简单地接受它们。正因为它们是自然进程，他才想问为什么；正因为它们是自然界循环的一部分，他才想要去理解它们。

这就是科学。

因此，亚里士多德影响最大的那本科学专著《物理学》就是关于变化的。各种意义上的变化包括：幼小的生物成长时发生的自然变化；一个物体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时发生的变化；移动后的物体是否还同移动前的那个一样；如何解释这些运动的发生。

柏拉图认为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衰败，而亚里士多德并不认同。他认为，这是因为自然界的一切物体和存在都必须运动，才能改变现状，在未来达到一种更完满的状态。在种子、小猫和婴儿的体内存在着变化的潜质，即“运动的原理”，正是这一因素不断使机体趋于更高的圆满。亚里士多德眼里的自然世界，即他周遭的phusis，并不是一出演砸了的戏剧，它是一部纪录片，不断推进至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

他的这一观点给科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一方面，只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使实证研究——对物质世界的观察和理解——成为通往真正的、有价值的知识的正确途径。而柏拉图式的观点总是将物质世界置于理想中的世界之下，因而不可避免地贬低科学研究的价值，使其处于一个低等的、二级的位置。［化学家兼历史学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创立了科学史这一学科，他在这一领域成绩斐然，他称《蒂迈欧篇》对后世科学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且在本质上是有害的”。］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是，科学导向真理。[1]

此外，只有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进化才有可能发生。

柏拉图认为改变就是衰败，运动总是会偏离理想，偏向一个更加低效、更不完美的状态。但在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科学观中，自然不可阻挡地日渐趋向一个更完满的结果。

这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进化并不完全一致。生物进化并没有预先设定的目标，没有整体的设计。而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具有目的论性质，即坚信自然的发展是有目的的，朝着完满的方向发展。

目的论表达了对造物主的信仰，这个造物主将世界置于一个确定的、不可避免的道路上。但是亚里士多德不认为自然是造物主设计师的创造。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完全背离老师的观点，否认本因的存在；他推测，一切运动之始一定是有一股原始力量，其他的因素都无法带来这些运动，这股原始力量就是那个永恒的推动者。但这个永恒的推动者并不是从外部开始塑造自然界的。它不是陶工，世界也不是黏土。嫩芽长成大树是因为其内部固然就存在的“树性”（treeness）。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目的论并不是一种外部的引导力，而是一种内部潜力。决定自然界最后形态的关键就在其中。

可见，达尔文后来创立的理论的哲学基础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的运动总是向前的，有目的的（正如德谟克利特和原子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它从来都不是随意的），这一观点就是他所谓的scala naturae的基础。Scala naturae，即“自然梯度”：从最简单到最复杂，分等级、渐进连续地排列所有自然有机体。植物在最低端，而人类则接近最顶端。在中世纪哲学家的手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梯度”就成了“物种进化链”，即将所有自然元素和生物顺序连接起来的链条。岩石在链条最低端，造物主位于最顶端。[2]

要在“自然梯度”上找到生命体的位置，自然科学家们就得先了解它们。亚里士多德的其他科学专著，比如他的自然史汇编［《动物志》、《动物之生殖》（Generation of Animals）、《动物之构造》（Parts of Animals）］对生物进行了描述、组织和归类，他在庞大而难以控制的自然界内部发现了那些有目的的变化的法则，并抽象地呈现在《物理学》中。

由于古希腊人没有一套专门的术语，这使得他的这一努力复杂化了。科学的语言尚未建立，要从事科学研究，亚里士多德只能创立一套自己的科学词汇、术语、名称和分类法。于是，他建立了生物分类学：将有机体按照它们共有的特征进行分组的科学。他创立的最重要的分类——有血动物和无血动物——至今仍存在，只不过重新表述为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3]

但他也给后代的科学造成了许多巨大的错误：自然发生；球状的宇宙是由旋转的晶状甲壳组成的；后天性状（甚至包括了后天的伤痕）的遗传。但是，尽管这些是错的——有些甚至错得离谱——他的理论至少总是以他对自然界变化的观察为基础的。他将“变化”从柏拉图眼中的“尘堆”中解救出来，并上升为自然界的核心法则：一台将驱动科学研究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的引擎。

阅读《动物志》和《物理学》相关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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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384—前322年）

《动物志》

理查德·克雷斯韦尔（Richard Cresswell）19世纪的译本至今仍具可读性，读者可以找到免费的电子书。

Johann Gottlob Schneider, ed., Aristotle’s History of Animals in Ten Books, trans.Richard Cresswell, Henry G.Bohn (e-book, 1862).

约翰·戈特洛布·施耐德主编，《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十卷本》，译者理查德·克雷斯韦尔和亨利 ·G.博恩（电子书，1862年）。

最好的印刷本是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系列的三卷本，该版本售价较高。

Aristotle and A.L.Peck, Aristotle: History of Animals, Books I–III (Loeb Classical Library no.43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dcover, 1965, ISBN 978-0674994812).

亚里士多德和A.L.派克，《亚里士多德〈动物志〉第一卷到第三卷》（洛布古典丛书系列，第437期），哈佛大学出版社（精装，1965年，ISBN 978-0674994812）。

Aristotle and A.L.Peck, Aristotle: History of Animals, Books IV–VI (Loeb Classical Library no.43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dcover, 1970, ISBN 978-0674994829).

亚里士多德和A.L.派克，《亚里士多德〈动物志〉第四卷到第六卷》（洛布古典丛书系列，第438期），哈佛大学出版社（精装，1970年，ISBN 978-0674994829）。

Aristotle, Allan Gotthelf, and D.M.Balme, Aristotle: History of Animals, Books VII–X (Loeb Classical Library no.43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dcover, 1991, ISBN 978-0674994836).

亚里士多德，艾伦·戈特赫尔夫和D.M.巴姆，《亚里士多德〈动物志〉第七卷到第十卷》（洛布古典丛书系列，第439期），哈佛大学出版社（精装，1991年，ISBN 978-0674994836）。

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384—前322年）

《物理学》

R.P.哈迪（R.P.Hardie）和R.K.盖伊（R.K.Gaye）40年致力于将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译成标准英语版本（即牛津译本系列），《物理学》译本是其中之一，目前读者可以找到该译本的免费电子书以及重印平装书。

Aristotle, Physics, trans.R.P.Hardie and R.K.Gaye, Clarendon Press (1930, e-book at“The Internet Classics Archive” online, paperback reprint by Digireads, ISBN 978-1420927467).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译者R.P.哈迪和R.K.盖伊，克拉伦登出版社（1930年，电子书可在“互联网经典藏书”中找到，重印平装书由Digireads出版，ISBN 978-1420927467）。

罗宾·沃德菲尔德（Robin Waterfield）的新译本可读性很强，如果你想阅读《物理学》全部八卷，那么这些译本值得一读。

Aristotle, Physics, trans.Robin Waterfield, Oxford World’s Class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perback, 1999, ISBN 978-0192835864).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译者罗宾·沃德菲尔德，牛津世界经典丛书，牛津大学出版社（平装，1999年，ISBN 978-0192835864）。

04
沙粒

数学首次被用于测量宇宙

大多数人都没有学过数学，他们将会觉得这一切不可思议，但是……对于精通数学的人而言……这一证据只会让他们对此深信不疑。

——阿基米德（Archimedes），

《数沙者》（“The Sand-Reckoner”，约公元前250年）

直至此时，在科学这一崭新领域中，数学还几乎没发挥过什么作用。古希腊数学沿着独立有时又不免有些曲折的道路发展，这条路始终没有与自然研究有过重要的交叉。

信仰上帝的数学家泰勒斯建立了第一个抽象的、关于宇宙的数学法则，并因此广受赞誉。希腊人并不是唯一懂得几何的古代人——印度河河谷的数学家们早在他们之前就掌握几何知识了——但据记载，我们认为泰勒斯之前的思想家都没能超越具体的几何观测（“任何一条直径都将圆分割成两等份”），而进一步证明这些观点是永远正确的，比如说，上述法则适用于所有圆，而且在宇宙的任何地方都适用。[1]

泰勒斯之后，几何——这一研究角和线，以及它们构成的图形及其面积的学科——就发展成了希腊数学的根基和主干。算术（数学的一个研究数字的分支）就是从几何学中衍生出来的。数字是用于衡量面积、长度等几何学属性的最重要的工具。然而，衡量结果往往不会单纯用数字来表示，而是用比率。

换句话说，测量一个长方形时，我们通常会这样做：

把长标记为3英寸，宽标记为1.5英寸。但是古希腊的数学家们则会用两边长度之比来表示：

2 : 1

因为长与宽之比恰好等于数字2与数字1之比。

希腊人可以用比率进行加、乘以及大家在算术课上学到的所有运算。因此，数学会探讨到“有理数”。有理数表示的是任何两个整数之间的比率关系。[1]

在泰勒斯之后到柏拉图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在数学方面最为活跃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构成这一学派的人都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追随者；毕达哥拉斯是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神秘主义者，人们对他的身世一无所知。有关他生前的一些细节全部是通过后世的追随者们才得以流传下来，其中包括扬布里柯（Iamblichus）。扬布里柯生活在毕达哥拉斯之后的800多年，他耗费毕生心血撰写了一部长达10卷的百科全书式的毕达哥拉斯教义。扬布里柯说，毕达哥拉斯的父母都是宙斯的后裔，有谣言说，毕达哥拉斯是阿波罗之子，当毕达哥拉斯的父亲外出时，阿波罗造访了他的母亲。（关于这一点，扬布里柯表示“无法”证实，但是“没人会否认毕达哥拉斯的灵魂是从阿波罗的领地中被送给人类的”。）[2]

毕达哥拉斯被尊为神灵的喉舌，他的数学法则主要作用并非是充当理解自然世界的工具，而是理解真理本身的一种方法。毕达哥拉斯教导说，数学是通向知识的唯一途径：不借助数字就不可能对事物有真正的理解。数字拥有神谕的力量——尤其是1、2、3和4，它们组合起来可以创造出现存的所有维度。这四个数字之和“10”则是一个神圣的数字，被称为“圣十”（tetractys）。[3]

毕达哥拉斯学派崇尚素食，滴酒不沾。他们相信灵魂转世；他们进行一项神秘的黑暗仪式；他们的教义称音符间隔揭示了宇宙深奥的真理（很久之后，这一理论被发展成为中世纪的天体和谐说）。但其奥秘教义与真实的、严谨的数学相交织。大多数七年级学生接触到的第一个几何学定理——毕达哥拉斯定理——早就为古代数学家所知（古埃及人肯定也知道），但却是毕达哥拉斯学派首次将这一定理定义为一条普遍定律，一条适用于所有直角三角形的真理。[4]

这一定理似乎使得毕达哥拉斯学派意识到无理数的存在，显然，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后来许多人在书中都把这一发现归功于公元前400年之前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希帕索斯（Hippasus）。希帕索斯在研究三角形时发现，c和a之比是无法用一个个位数来表示的。这两边是不能通约的，因为它们没有公约数。换句话说，我们是不可能通过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那种方法用数字来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比如说，我们不可能说a比c等于1/3或1/4。从几何学中发现了不可通约数，并在随后不久带来了算术方面的相应发现：无理数——无法以整数之比来表示的数。

图4.1 毕达哥拉斯定理：a^2 + b^2 = c^2

显然，这是对毕达哥拉斯神秘主义的巨大打击。因为该主义的基石便是：所有的自然关系都可以用比率来表示。希帕索斯的发现引起了恐慌，宇宙的怒火因此不幸降临到了他头上。“尽人皆知，”一位后世评论家说，“将无理数理论首次公之于众的人死于海难，这样，（宇宙）不可言表、难以理解的一面就将永远不会被揭开。”[5]

如此强烈地规避现实世界应用的数学传统在科学领域也许不会发挥什么作用；毕达哥拉斯数学出现后的头几个世纪，不仅将外行人拒之门外，还与缓慢发展的科学新领域相分离。它是宗教而非科学，它几乎是完全为了思考上帝，而不是为了研究尘世的事情而设计出来的。

※

尽管亚里士多德学派和柏拉图学派的科学著作中都几乎没有提到过数学，但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出发点则完全不同。

亚里士多德只想知道事物本质是什么，对它们的尺寸并不感兴趣。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重量、高度、圆周长、直径：这一切都是变化的，它们无法体现自然界事物的本质。数学无法帮助他洞察一株植物的植物性（plantness），或者是水的水性（waterness）。他的自然分类法就像他的物理学一样，利用的是事物的属性，而非数量；比如说，血液的状态而非心脏的尺寸，掘洞生物的习性而非洞穴的尺寸。他认为，数学（与这些属性）是毫不相干的。

但是对柏拉图而言，数学是极其重要的——前提是它不因与物质世界接触而腐化。

《理想国》（Republic）第七卷中的“洞穴之喻”（Allegory of the Cave）非常有名，其中，柏拉图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最明确的解释。他坚称，存在于造物主心中的那个理想的、未被腐化的完美宇宙与我们居住着的这个可见的、劣质的复制品是不同的。不懂哲学的人只能看见这个复制品。他就像一个被锁链束缚在洞穴里的囚徒，只能看到面前洞壁上外界真实事物的影子，而看不到真实的世界。囚徒一旦被释放，并被带到洞穴之外阳光下的世界，外面的光线会刺痛他的眼睛，令他目眩而看不清任何东西。他情愿回到洞穴的樊笼中，宁可去盯着影子，也不愿看到现实。

所以，不懂哲学的人一定要被慢慢地带出“洞穴”，带到他出生的世界，让哲学知识的阳光包裹他。他要接受教育，去理解理想的宇宙；这样，他就会不再满足于那个复制品了。算术和几何学就是达成这一转变的工具。由于算术始于区分一些概念：单数与复数，一与多，一与无限，因此算术就拥有“一种将思维汇聚并转化为对真实存在进行冥思的力量”。同样，几何学也将灵魂引向真理，并创造出了之前从未有过的“哲学精神”。[6]

但是只有当它们被用于处理抽象概念的时候，算术和几何学才有这种力量。柏拉图告诫说，算术的研究一定要“遵循哲学家的精神，而不是遵循商店老板的精神……算术拥有非常巨大、发人深省的影响，它会驱使灵魂去理解抽象的数字，并拒绝将任何可见的或有形的物体引入讨论”。几何学的应用也一定不能像大多数几何学家那样（“他们心中只有应用，且总是狭隘又滑稽地对求面积、扩展运算或应用等滔滔不绝——他们混淆了几何学的需要和生活的需要。”），几何学应当被作为一种理解理想世界形式的方法。“通过几何学所要获得的知识，”柏拉图解释道，“是关于永恒的知识，而不是关于任何正在消亡或转瞬即逝的事物的知识。”

事实上，柏拉图哲学观认为，只要不掺入任何感觉，理性就可以产生真理；因此，他对任何因观察得出的算术结论都感到怀疑。这就让他小心谨慎，比如说，对天文学。天文学家观测天体过去的运动，进行分析，并通过数学计算出它们未来的位置。但是这样的计算将观察——人的感觉——融入数学计算中，因此也就把计算从理想的世界带到了影子的世界。因此，柏拉图在肯定天文学计算的价值的同时，也警告天文学家们不要自认为自己的理论真的揭示了宇宙。天文学家的结论可能只是接近真理，但绝对算不上真理。[7]

数学界驱逐现实世界的言论仍旧在我们心中回响；尽管应用型数学不再被鄙夷为“开商店（之法）”，但是理论学家仍然对自己的领域“纯数学”这一命题自命不凡。[8]

※

不顾柏拉图的鄙夷，数学家们不断努力寻找数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点。

其实，柏拉图对“开商店式的”数学家们的尖刻指责可能是针对一个同代人的，这个人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家阿契塔（Archytas）——他竟敢将数学应用于解决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这使他脱离了神秘主义的行列。3世纪的传记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称阿契塔是“将数学原理系统地应用于机械学的第一人”。传说阿契塔发明了一只可以飞的木鸽子。在《政治学》（Politics）中亚里士多德不假思索地说，由于小孩子们总是安静不下来，应该给他们一个阿契塔设计的玩具拨浪鼓，这样就可以让他们忙着玩拨浪鼓而“停止破坏家里的东西”。但是，阿契塔的手稿只留下了只言片语，且这些对我们了解他的科学追求毫无帮助。[9]

直到3世纪中期，才有一篇科学文章在调查过程中用到了数学的方法——这篇文章存留至今。这篇文章题为“数沙者”（“The Sand-Reckoner”），作者是阿基米德（Archimedes），他是西西里的锡拉库扎城（Syracuse）的居民。[10]

阿基米德拥有阿契塔所不具备的优势：一部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25—前265年）写的手册《几何原本》（Elements）；这部手册共有13卷，汇集了几个世纪以来在毕达哥拉斯学派中传播的几何学知识，完全脱离了神秘主义和宗教思想。《几何原本》开篇是一系列的定义（“一个点就是指一个不含其他部分的……钝角是大于直角的角……”），然后就是欧几里得所说的“公设”和“公理”——二者都显而易见，因而也就不证自明了。其中，公设主要应用于几何学（“所有的直角都是相等的”），而公理则应用于几何学以及其他学科（“总体要比部分大”）。

但是，欧几里得这部书的重点在于几何学证明部分——他给出了一系列问题以及解法，证明了几何学定律适用于任何场合、任何时间、任何人。再也没有比欧几里得的证明更明晰易懂的了。明白他的初始假设，并借助一把尺子和一副圆规，任何人（而不仅仅是具备了基本知识的内行）都可以理解他的体系。

大约700多年后，5世纪的希腊哲学家普洛克拉斯（Proclus）针对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写了一篇全面的评论，其中提到了一个关于欧几里得和埃及国王托勒密一世（Ptolemy I）的家喻户晓的故事。托勒密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前将军，绝对算不上是一位学者。但是他懂得学习的价值，并试图学习《几何原本》，却发现这本书的内容过多，超过了他的接受能力。因此他问欧几里得是否有更简单的方式能让他理解这些原理。“先生，”欧几里得回答道，“学习几何学没有坦途。”

这个故事也许是虚构的，但揭示了几何学的一个新真理，即（通往几何学的道路）没有捷径，没有神灵启示，无须祭祀仪式，也没有特权。《几何原本》将几何学从毕达哥拉斯学派中拯救出来，将其应用于现实世界。[11]

随即，阿基米德就开始利用这一新工具思考宇宙了。

阿基米德最为人所铭记的是他做出的一个发现；毕竟，要不是他，可能就不会有这个发现了。据阿基米德时代200多年之后的罗马传记作家维特鲁威（Vitruvius）记载，国王给了阿基米德一个任务，让他查清楚不诚实的金匠是否偷了一些铸造皇冠的黄金，并用廉价的银子顶替。皇冠看起来是用金子做的，重量也没有问题。但是它是纯金的吗？

“他心里想着这件案子，刚好他要洗澡了，”维特鲁威写道，“他进了澡盆，发现他的身体浸入水中越深，就有越多的水从澡盆里流出来。这为他破解手头这件案子指明了道路，他跳出澡盆，一路裸奔到家，大声叫喊着他找到了要找的东西；他一边跑，一边反复用希腊语喊着‘Eureka，eureka’［我找到（它）了］。”他刚刚意识到，因为银比金要轻，因此，一顶由纯金做成的皇冠要比一顶相同重量的掺银的金皇冠要小一点。所以，如果将掺假的（因此也就更大的）皇冠浸入一罐液体中，溢出的液体一定会比纯金的、略小一点的皇冠所排出的液体要多。计算未掺假的皇冠应该溢出多少水，并与实际皇冠的溢水量对比，这样阿基米德就能够测量出皇冠中的含银量了。Manifestum furtum redemptoris（人赃俱获）：失窃的金子被追回了。[12]

维特鲁威的记述并不可信，这一点是出了名的，不止一位实验者指出，通过测量溢水量之间如此细微的差距来准确预测出皇冠的成分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毫无疑问的是，阿基米德掌握了故事背后的科学。在《论浮体》（On Floating Bodies）一书中，他阐明了浮力定律（“阿基米德定律”），简单地说就是：“部分或完全浸入液体中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浮力的大小等于物体所排开的液体的重量。”[13]

阿基米德写了几篇文章来扩展欧几里得几何学。此外，他还因一系列发明而为人称赞，其中包括阿基米德螺旋泵（一种将水从低处提升到高处的水泵）、船舶振动筛（一种机械爪，可将发动袭击的船只从水中托举起来）、天象仪，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杠杆。以上发明大多都无从证明是阿基米德的；阿基米德可能只是改进了它们，因为从他自己写的书中看不出是他发明了这些东西。

从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懂得如何将自己的知识应用于解决科学问题的数学家。在他的文章《数沙者》中，阿基米德最终将几何学用于对自然世界的研究。

《数沙者》的引言相当直截了当：要用多少粒沙子才能填满整个宇宙？尽管这看上去不过是一个思维实验，但别忘了希腊人习惯于用比率来计算。阿基米德的问题不仅仅是“宇宙有多大”，而是，“用我们已有的数学工具来测量宇宙是否可行”，比率就是他说的这个工具；他求索的，是要发现两个尺寸相差巨大的自然物体之间是否存在一个有意义的关系：一粒沙和整个物质世界。

为了达到文中所说的目的，阿基米德决定采用一种尚有争议的宇宙模型——这一模型认为太阳位于宇宙的中心。在古代，人们普遍认为，宇宙由相互交织的天体组成，各天体相当紧凑，而地球就在各个天体的中心。但是阿基米德认为这个小小的宇宙不会给他带来多大的挑战。

他要计算出另一套数据，它们适用于另一个宇宙模型，这个宇宙模型是由他的同代人萨摩斯岛的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 of Samos）提出的。“你知道，”《数沙者》开篇写道，“‘宇宙’是大多数天文学家给以地球为中心的天体起的名字……但是萨摩斯岛的阿里斯塔克写了一本书，书中包括（这个）假设……即恒星和太阳是固定不动的，地球围着太阳做圆周运动，太阳位于轨道的中心。”[14]

据阿里斯塔克所说，恒星与宇宙中心的距离相当于1亿个地球直径那么远——这比地心模型中的距离要远太多太多。为了让宇宙更大，阿基米德规定“地球直径”（未知量）应该是100万个视距的距离。

100万个视距距离就接近于10万英里，这就太大了；地球的直径实际上只有约7900英里，且不同位置测量的直径也有差别。尽管如此，阿基米德关于宇宙尺寸的计算却得到了一个小得滑稽的结果。他推算宇宙的直径约为10万亿英里，我们现在知道10万亿英里还不到2光年；1光年大约是6万亿英里，而仅仅银河星系的直径就大约有12万光年。[15]

但是，实际的尺寸也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用数学的语言来描述一个比我们过去所测量过的任何物体都大的实体是否可能？”

对于这个问题，阿基米德可以给出一个响亮的答复：“可以。”

尽管要表达出来真的有点儿复杂。希腊数字无法数出这么多沙粒。希腊书写体系中最大的数字就是“万”（myriad），即10 000，希腊语写作“M”。“万”也可以与其他数字相组合，比如说，既然ε（epsilon，希腊语的第五个字母）代表5，Με组合在一起就代表了5×10 000，即50 000。

用这一体系可以表示的最大数字就是“万万”了，或者说是万乘以它自身：1亿（100 000 000）。阿基米德需要更多的数字。因此当他最多到了100 000 000时，他又设计出将“万万”作为一个位运算，写作βΜ （β，即beta，代表2）。这就意味着他现在可以写出“亿”的倍数；比如说5亿（500 000 000）就是βΜε。[16]

这可真算不上是世界上最简练的数字系统（举个例子来说吧，785 609 574 104必须写作）[2]，但是这一系统可以让阿基米德计算出要用10^51颗沙粒才能填满阿里斯塔克的日心宇宙。这是科学家首次迫使数学服务于科学的目的，而不是科学服务于数学。阿基米德没有试图去将宇宙塑造成完美的、抽象的或者按照数学知识理想化的模型，他重塑了数学语言，使其与宇宙现实相吻合。

此外，他还传达了另一条非常清晰的信息。几个世纪以来，沙子代表了不可数的事物；“多如沙粒”、“多如繁星”，这样的语言等于是说：“这些都超过了我们的计数能力。”选择沙子来度量这个被恒星填满的天空，阿基米德借此做出了一个新的断言：宇宙中没有人类不可数或不可理解的事物。

阅读《数沙者》相关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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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基米德

（约公元前287—前212年）

《数沙者》

读者可以找到19世纪托马斯·希思（Thomas Heath）经典译作的免费电子书。

Archimedes, The Works of Archimedes, trans.T.L.Hea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book, 1897).

阿基米德，《阿基米德文集》，译者T.L.希思，剑桥大学出版社（电子书，1897年）。

多佛出版社（Dover）的纸质版本不仅包括了《数沙者》，也包括希思的序言以及阿基米德其他8篇较短的文章，比如《论球和圆柱》（“On the Sphere and Cylinder”）和《圆的度量》（“Measurement of a Circle”）。

Archimedes, The Works of Archimedes on Mathematics, trans.Thomas L.Heath, Dover Publications (paperback, 2013, ISBN 978-0486420844).

阿基米德，《阿基米德的数学文集》，译者托马斯·L.希思，多佛出版社（平装，2013年，ISBN 978-0486420844）。

希思的译本将阿基米德的希腊数字系统转化为英国读者可以读懂的指数。有些地方也在括号中保留了希腊数字的表达法。

[1] 比如说，分数4 / 9，因为它是4与9之比（或者说，4除以9）；71，因为它是71与1之比（或者说，71除以1）；负11，因为它是负11与1之比（或者说，负11除以1）。也可以这样看：一个可用比率来表示的数字总是可用a / b这样的分数形式来表示，只要a和b都是整数，且b不为零。

[2] 感谢罗素·科特雷尔（Russell Cottrell）的在线“希腊数字转换器”帮助我将阿拉伯数字转化为希腊数字。

05
真空

第一篇完全摒弃了上帝的有关自然的论文

一切都失败了，并在一个瞬间消亡。

——卢克莱修（Lucretius），

《物性论》（On the Nature of Things，约公元前60年）

阿基米德坚持计算的方法，亚里士多德致力于研究变化，柏拉图传授理想（世界的）形式，原子论者却仍坚持物质现实仅仅是由那些在无限真空中做不规律运动的不可分割的粒子组成的。

德谟克利特承认了众神的存在，但同时还认为神灵也仅仅是由原子和“真空”构成的，约公元前400年，德谟克利特辞世；后来，一位编年史家记载，德谟克利特104岁的时候决定不再进食了。他的门徒一代接着一代传承，把他的箴言一代代地传了下来。其中最成功的是伊壁鸠鲁（Epicurus），但他也是最著名的。伊壁鸠鲁是一个哲学学派的创始人，这个学派自大约公元前307年的时候就开始在他位于雅典的家中的花园里进行集会。伊壁鸠鲁将原子论发展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将在伊壁鸠鲁去世两个世纪之后被用于科学上的探寻。[1]

如同泰勒斯、萨摩斯岛的阿里斯塔克和早期的原子论者一样，伊壁鸠鲁的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只有极少的一些片段，以及伊壁鸠鲁写给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一封信留存了下来。偶然的是，这封信似乎是他教义的提要：他的教义则是极其世俗的哲学，世界上没有任何的范式或设计。

虚无中不可能产生任何事物……整体之外别无他物，其他的事物也不可能进入整体或对整体产生影响。

凡是存在着的，要么是实体，要么就是一个“空”间……我们管这个“空”间叫作“真空”。……在实体和“空”间二者之外，很难想象还有其他事物的存在。

构成实体自然的都是原子，或者说是不可分割物。

在恒久的时间里，原子在持续不断地运动。

因为原子和“空”间都是永恒存在的，因而这种运动没有绝对的起点。[2]

像德谟克利特一样，伊壁鸠鲁在他周围只看到了一个“无限的、机械化的、由相互作用的粒子构成的宇宙”。我们周遭的物质实体，他解释道，并非是因神灵的介入而创造出来的，而是因为原子——在真空中不停地旋转——不时意外跳跃，它向旁边随意一跃，撞上另一个原子，然后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实体。[3]

但伊壁鸠鲁对原子科学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他关注知识，并非因其是知识；他并不欣赏科学理论之美，对自然世界机制的理解也不会让他感到心满意足。他关注的是道德方面的东西：居住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类该如何行动？既然不存在神灵的计划、后世和不朽的灵魂，我们又该怎样活着？在这样一个冷漠的、没有人情味的宇宙里漂泊，没有引路人，只能冒险，也无法保证安全到达遥远的彼岸，人类如何才能得到ataraxia——心灵的安宁？“记住，”他在写给门徒比索克莱（Pythocles）的信中说，“跟其他所有事物一样，关于天体现象的知识……就是为了达到心灵的安宁，获得坚定的信念，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目的。”[4]

正如伊壁鸠鲁的敌人后来所坚称的，无所用心地沉浸于声色犬马之中是无法达到心灵的安宁的。但是，伊壁鸠鲁所看重的事物并不遵照上帝的规定。他认为，快乐在于没有恐惧：对疼痛、贫穷或死亡的恐惧。是的，恐惧可以通过感官的愉悦来消除，但是愉悦的前提是要做到谨慎、适度，且心怀道德和责任感。

伊壁鸠鲁去世200多年之后，他的门徒卢克莱修（Lucretius）——一位接受了希腊哲学教育的罗马人，以文风简明而著称——以长诗的形式重述了伊壁鸠鲁的教义。De rerum natura（《论宇宙的本质》，更为字字对应的翻译是《论万物的本质》）一书阐释了伊壁鸠鲁学派原子论可能对自然科学研究带来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卢克莱修坚持认为，只有伊壁鸠鲁学派纯粹的唯物主义才能使理智的观点——真正的科学观点——成为可能。只要人类仍然相信超自然设计者或运动者的存在，即便它很仁慈，人类也还是会继续遭受“恐惧以及心灵的黑暗”。

只有当人类承认宇宙除了物质之外别无他物时，才能获得清晰的思维，真正理解物质现实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心灵的安宁。再无他物：我们脚下没有地狱，我们头顶也只有天空。卢克莱修堪称是古时候的理查德·道金斯[1]；他对自己的唯物论充满激情，对那些坚持超自然解释的人予以尖锐的抨击。他在《论宇宙的本质》第一卷中写道：

神灵之力从没创造出什么，它们不能无中生有。人类之所以被恐惧抓住不放，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地球上和天空中发生的一切，却看不到原因，因此他们将这一切归因于上帝的意志。相应地，一旦我们知道了无中不可生有，我们就对前方的道路有了一个更清晰的图景，我们就更清楚了没有众神的帮助万事万物是如何产生或发生的。[5]

摒弃了灵魂不朽并接受了一切归于死亡的观点之后，人类的心灵就获得了思维的自由。对“死亡时无尽惩罚”的恐惧除了模糊理解、扭曲理性之外别无他用。

不再相信灵魂不朽，卢克莱修推理出了一系列关于宇宙的断言。组成我们所见到的一切的原子在“不停地运动”，并且它们形状不同，大小各异。地球并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否则，它本该比现在更适宜人类居住。相反，地球产生了动物和人类，它“自己创造出了人类这个物种”。灵魂是真实存在的，就像我们的躯体一样，灵魂也是由物质粒子或者说是由原子构成的——这样说来，原子就是“最微小的”了。因为它们太小了，所以我们理解不了。当躯体死去的时候，它们就分散在空气中，因此灵魂也就不再存在了。

但是，如卢克莱修在《论宇宙的本质》第二卷中解释的那样，原子论最核心的真理是一切都会终结。一切自然实体——太阳、月亮、海洋以及我们自身——都会衰老腐朽。没有什么能一直存活下去，没有什么能获得上帝的解救。准确地说，他们受到“不友善的原子”一次又一次地攻击，并慢慢地消失。并且，凡是适用于宇宙内物质个体的规律，也适用于宇宙本身。“因此，相似地，”他断定，“巨大世界的墙壁……也要遭受腐蚀，并最终颓断为腐朽的废墟……期待世界的框架会永远存在是徒劳的。”[6]

正如我们自身的消亡一样，宇宙消亡后不会存在任何后世。没有上帝来拯救我们的灵魂，上帝也不会介入来改变世界的轨迹。

※

卢克莱修并不是在进行科学研究。

他并没有用到阿基米德的计算方法。就连他所痛斥的祭司也能证明他们神灵的存在，然而他却没能为原子存在找到证据。他无法验证自己的断言是否正确。

但是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他所宣称的定理将会成为现代科学的根基：在物质世界之外我们不可能找到解释。或者正如卢克莱修所写：

既然在整体之外别无他物，其他的事物也不可能进入整体，或对整体产生影响。

所存在的就是真正存在的。卢克莱修坚信自己不相信的就是不存在的，他希望能够将理性释放出来。

阅读《论宇宙的本质》相关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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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克莱修

《论宇宙的本质》

（约公元前60年）

卢克莱修的这部关于古代世界的科学诗篇是用拉丁文撰写的。罗纳德·E.莱瑟姆（Ronald E.Latham）的诗歌译本的可读性较强，比较接近现代诗歌，但目前只有企鹅出版社的印刷本。

Lucretius, On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trans.Ronald E.Latham, Penguin Classics, revised sub.edition (paperback, 1994, ISBN 978-0140446104).

卢克莱修，《论宇宙的本质》，译者罗纳德·E.莱瑟姆，企鹅经典丛书，第二次修订版（平装，1994年，ISBN 978-0140446104）。

J.S.沃森（J.S.Watson）较早的、偏向直译的译本仍旧可读，读者可以找到该译本的电子书。

Titus Lucretius Carus, On the Nature of Things, trans.John Selby Watson, Henry G.Bohn (e-book, 1851).

提图斯·卢克莱修·卡鲁斯，《物性论》，译者约翰·塞尔比·沃森，亨利·G.博恩（电子书，1851年）。

若想读到与原著格式相近的诗歌译本，可以试试牛津世界经典丛书，该译本保留了原著的诗行形式。译文本身也简洁优美。

Lucretius, On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trans.Ronald Melville, Oxford World’s Class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perback, 2009, ISBN 978-0199555147).

卢克莱修，《论宇宙的本质》，译者罗纳德·梅尔维尔，牛津世界经典丛书，牛津大学出版社（平装，2009年，ISBN 978-0199555147）。

[1] 理查德·道金斯，英国著名进化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和科普作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是当今仍在世的最著名、最直言不讳的无神论者和进化论拥护者之一，有“达尔文的罗威纳犬”（Darwin’s Rottweiler）的称号。——译者注

06
地心说

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著作

简单地说，如果地球不是位于宇宙中心，那么现有的一切秩序都将彻底陷入混乱。

——托勒密（Ptolemy），

《天文学大成》（Almagest，约公元150年）

到公元2世纪，天文学家们和数学家们利用亚里士多德物理学、阿基米德算法以及卢克莱修原理构想出了一个大错特错的宇宙模型。

他们认为，宇宙是球状的，包含五种物质：土、水、气、火以及第五种物质。第五种物质是非常神秘的，没有人见过，人们只是推测出它的存在——它就是“以太”（ether），人们认为以太占据了整个天体空间。

经过细致观察与严谨的推理，他们得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我们的星球位于宇宙的中心。别忘了，当你朝天上抛出一把土或者泼洒一盆水时，它们最终会落到地面；因此，土和水显然可以被看作“重物质”，这意味着它们会被吸引到宇宙的中心。地球就是由重物质构成的。但是，考虑到地球并没有在太空中坠落（这一说法是科学的：从没人察觉到这一运动，因此这一运动就是不存在的），地球一定已经位于宇宙的正中心了。[1]

火和气不会坠落。事实上，我们见到的火甚至是向上运动的。所以，火和气就被归类为“轻物质”，这类物质不断地向上运动，远离中心。地球上方的行星，以及那七个彼此独立运动的星体——我们称之为“asteres planetai”（游荡的星体），似乎也不会被吸引到宇宙中心来；因此，它们也是由轻物质构成的。既然轻物质比重物质移动得更灵活、更快；显而易见的是，较轻的恒星就在围绕着较重的地球做圆周远动。做出与之相反的推断则会完全违背直觉。[1]

数学计算证实了这个模型的正确性。几个世纪的天文学记录——其中一些来源于巴比伦（Babylon）王国东部的占星术士，更多的则是源于希腊的观测家们；一年又一年，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他们一直在对变化的天空进行跟踪——得到了庞大的原始数据。2世纪的天文学家们利用地心模型，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恒星和七颗行星未来的位置。

其中蕴含了复杂而巧妙的数学计算。为了对星球的运动做出解释，希腊天文学家设计了星球的移动路径，每颗星球都会在其运行轨道上某处规律性地停止（一个“站”），随后原路折回运行一段距离（逆行），这段距离是可以预知、可以计算出来的。

如今，我们已经可以洞察天空，我们就很难理解古代天文学家的思维模式，因为那时他们只能站在地球上仰望天空，无法更近距离地去看了。但极有可能的是，希腊人并没打算把这个模型当作一个微缩的宇宙；他们并不相信，如果他们忽然被送到天空中，他们就会真的看见木星忽然掉头向后猛冲过来。相关的数学模型——并不是对天空逼真的描述，只是一系列的计算，通过这些计算，人们可以预测出某个星球或恒星三个月后、半年后或两年后的大致位置。数学是一种策略，一种诱骗宇宙主动揭开一部分谜团的方式，因为要寻找这谜团的答案超出了人类的知识范围。

这就是所谓的“拯救现象”——寻找可以与观测到的数据相吻合的几何学公式。这些计算在不停地调整着，并不能为天体运动的每一个变化做出解释。但对于领航员和计时员而言，这个计算结果是可靠的；当然，其精确度也可令天文学家自信——只要根据新数据不断地稍加调整——他们就不会走错方向。[2]

公元前2世纪中期，伟大的占星术士喜帕恰斯（Hipparchus）使用了其他的策略：他绘制出了月球以及其他星球的轨道，这些星球沿着这一轨道做小圆周运动（本轮），与此同时，它们也在大轨道（均轮）上做圆周运动。他还计算得知地球并不在均轮的中心，均轮的中心点略微偏离了理论上宇宙中心的位置（均轮是偏心圆）。[3]

利用这些方法，天文学家就能够精确地预测出任何恒星或行星在未来的位置。地心宇宙中，各个星球围绕着宇宙中心做复杂的旋转，这一宇宙模型是行得通的。约公元150年时，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开始将所有的发现与计算收录编纂成一本手册《天文学大成》（Almagest），以解释每一个天体的运动。喜帕恰斯的宇宙模型被奉为不容置疑的系统，这一模型还会继续存在一千多年，塑造每一位凝望天空的天文学家的思维。

《天文学大成》中不仅提到了喜帕恰斯的本轮和偏心圆，还有一个新的策略。由于找不到一个精确的等式使得各星球以同样的速度围绕各自的大轨道旋转，于是托勒密就提出，既然偏心圆应该位于均轮的中心，星球运动的速度就可以依据一个假想的不动点即偏心等距点（equant）来测得。

图6.1 喜帕恰斯的构想

图6.2 托勒密的构想

偏心等距点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为了能使各星球环绕均轮以完全一致的速度前进，我们就必须要从偏心等距点所在的位置开始测量。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数学骗局。但与本轮或偏心圆相比，这个骗局也算不上什么骗局了，而且考虑到它使得预测更加精确，因此它便成了天文学的一个传统。正如数学家克里斯托弗·林顿（Christopher Linton）所指出的，任何星球的轨道，不论它多么复杂，我们都可以利用偏心等距点、偏心圆，通过在本轮上再构造出一个本轮对其进行预测——这就揭示了为什么这一类型的运算一直到16世纪仍是“一切星球量化理论的基石”。[4]

※

接下来的1400年中，《天文学大成》几乎从没遭到过质疑。

在以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为中心的希腊语的帝国中，人们一直在研究《天文学大成》，也一直在实践相关的运算。但是一直没有创新，没有范式转变。地球位于宇宙中心仍旧是一条根本的真理，托勒密的本轮和偏心等距点学说被视为定理。

也许是《天文学大成》的有效性使其免受质疑；当结果是正确的（或基本上正确，拜占庭人就会满意了，他们对错误还是相当宽容的）时，就不会有人去对该方法详加审核。也许，就像H.弗洛里斯·科恩（H.Floris Cohen）所说的，拜占庭思想家对这一经典理论太熟悉了，因而就不会过分仔细地去检查它。但不管原因是什么，拜占庭学者都几乎没怎么写过科学文章。（“只有一阵子他们大量地抄袭与重组其他科学文章。”科恩说道。）拜占庭学者没有提出任何重要的问题，也没有对其他问题给出过答案。[5]

相比之下，阿拉伯天文学家做得更好一些。

地缘临近使得穆斯林学者既能获得希腊文献，也掌握了读懂这些文献的语言技能。约公元820年时，《天文学大成》被译成了阿拉伯语；天文学家艾哈迈德·阿尔-法甘尼（Ahmad al-Farghani）为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作序，即《〈天文学大成〉概要》（The Compendium of the Almagest），这本书迅速成了阿拉伯世界权威的天文学著作。在众多天文学家中，9世纪天文学家泰比特·伊本·奎拉（Thabit ibn Qurra）和穆罕默德·伊本·贾比尔·阿尔巴塔（Muhammad ibn Jabir al-Battani）对理论进行了改进，以对托勒密的预测与他们的观察之间的差别做出解释。但总体上，伊斯兰教传统对科学知识本身并不关心。信仰的问题（《古兰经》的本质和灵魂的本质、逻辑的作用、柏拉图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理论在提供知识方面的关系）是穆斯林天文学家工作中更为关注的。因此，与同时期的君士坦丁堡天文学家一样，穆斯林天文学家也没有对托勒密的天体系统提出过本质上的质疑。[6]

在黑海的西部，欧洲学者们试图理解宇宙的努力就更少了。

别忘了，欧洲的教育根源于罗马的知识传统。由于罗马帝国（对希腊）的占领，罗马教育慢慢取代了希腊教育。罗马人的思想是非常务实的。他们重视的是能运用于法律或政治中的技能（比如雄辩术），对自然世界的研究则不那么重视，认为这项研究虽然有趣，但没什么实际用处。因此，（在罗马）对新科学的追求就破灭了。人们对希腊语的了解越来越少，对古希腊科学文本的理解也随之消失。[7]

罗马政治机器失败后，人们意识到了教育的作用；从5世纪到8世纪，教会学校开始复苏——但是这种教育是有倾向性的。西方大主教们希望能尽可能地从教育中获益，这就要保证将足够多的年轻人培养成未来合格的神职人员。这就要求进行传统文科的教育：表达［三学科（trivium），即语法、逻辑和修辞］以及知识［四艺（quadrivium），包括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但是基督教教育则更多地传承了罗马教育的务实主义倾向，“三学科”也就比“四艺”更有用。神职人员必须能识字，善言辞，通辩论。预测恒星的运动（的能力）是无关紧要的，更别提去掌握复杂的几何学了。

于是，对学生们的“四艺”教育就越来越浅，越来越少。他们不去钻研《天文学大成》中的难题，而去读那些对《天文学大成》结论（球状宇宙、地心宇宙、旋转天体）进行总结的摘要和手册，把相关数学计算抛诸脑后。这是非专业的天文学（就像是为诗人量身制定的物理学一样），因此，他们也就没有理由对托勒密的结论提出质疑——也没有理由去询问为何其中的运算会复杂到难以置信，令人迷惑。

随着时间流逝，手册和摘要就基本上取代了《天文学大成》原书。这一文献在西方世界越来越难见到了。受过教育的欧洲人都知道托勒密的宇宙，但对托勒密本人一无所知。地心宇宙成了常识；它不再是一条由某位科学家提出的、可能遭到反对的理论，而成了不言而喻、无人发起却被万人接受的道理。

直到12世纪，西班牙半岛的基督教王国将穆斯林王朝逼到南方，直到此时，《天文学大成》才得以重见天日。

这些穆斯林王朝已经统治半岛低洼海岸400多年之久。他们从东部带走了希腊文献的阿拉伯语译本，因此，这些译本现存在西班牙南部的图书馆中，欧洲人曾遗忘了它们，现在也得不到它们。但是，到12世纪30年代，穆斯林在南方的势力已经消退了。信奉基督教的国王征服者阿方索（Alfonso）统一北方四个王国为一个联合王国之后，又开始向地中海进击，他的后嗣纷纷效仿他。

到1200年，包括富庶之城托莱多（Toledo）以及馆藏丰富的阿拉伯图书馆在内的大部分南方区域都已经是基督教的天下。

欧洲学者可以自由往来于托莱多，这为他们接触崭新的文献敞开了大门。他们大多数人几乎不懂阿拉伯语，更别提希腊语了；但还有极小一部分人拥有足够的语言技能，他们将这些“遗失的”书籍重新译介给了他们的同事——比如多产的克雷默纳的杰拉德（Gerard of Cremona），他独自将70多部科学、数学和天文学的重要文献翻译成了拉丁文。[2]

过了一段时间后，西方天文学家才开始使用这本全新的、极其专业化的天文学、物理学和数学手册。几个世纪以来以语言为中心的教育导致欧洲学者们从没接受过复杂几何运算能力的练习；而要真正理解托勒密理论，这一能力是不可或缺的。科学学习的基础已经被完全地、真正地腐蚀掉了，重建则要耗费时日。

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攻陷。这一时期，重建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拜占庭帝国最终消亡了，大批操希腊语的学者离开奥斯曼帝国向西逃亡。

他们带走了一些宝贵的文献，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带走了知识：语言知识和处理数字的能力，以及他们的信念。在和平年代没有得到发展的希腊智慧遗产如今面临威胁，亟须保护。

这些学者中有约翰内斯·贝萨里昂（Johannes Bessarion）。他是一位高级牧师、藏书家，也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专家，君士坦丁堡彻底沦陷10年前，他就从当时战乱频仍的君士坦丁堡逃到了意大利。现在，他又有了将希腊知识带到西方的动力。此外，他还做了其他的努力。他雇用了在维也纳大学工作的年轻德国专家乔治·柏巴赫（Georges Peurbach），让他为《天文学大成》重新编写手册：一本集翻译、摘要和评论于一体的手册。

柏巴赫那时已是一位小有成就的托勒密派天文学家，他曾写过一部畅销的学生手册，为初学者们总结了对宇宙的传统理解。尽管不会希腊语，他还是接受了贝萨里昂交给他的任务，并开始撰写一本阿拉伯语文献。在完成了前6卷后，他却在38岁时突然病倒了。1461年4月，去世之前，柏巴赫要求学生约翰·缪勒（Johann Muller）——一位天才的25岁德国数学家——继续完成这项工作。

缪勒同意了。［缪勒更为人熟知的是他的拉丁名雷格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他放下了自己的工作，花了几年的时间完成了柏巴赫的工作——《〈天文学大成〉摘要》（Epitome of the Almagest）写成，此书可读性很强，对《天文学大成》进行了准确概括——毫不置疑地接受了《天文学大成》的前提，也毫不犹豫地指出了其中的错误（比如说，托勒密系统不得不歪曲了月球的尺寸）。这本手册是读者阅读晦涩的《天文学大成》的最佳指引。然而，在随后的25年，该手册读者寥寥——直到1496年，这部手册才用当时风靡整个欧洲的最先进的印刷技术排版印刷。[8]

但那时，雷格蒙塔努斯已经去世了；1476年7月，他40岁生日刚过了一个月，就死于了一种罕见的疾病。（翻译《天文学大成》似乎特别折寿。）但是《〈天文学大成〉摘要》出版之后，两位译者因他们将《天文学大成》传递给更广泛的读者的努力而备受称颂（死后）。“这两个最著名的人，”1515年数学家乔格·坦斯台特（Georg Tannstetter）说道，“有效地恢复了天文学这一最崇高的学科，此前，这一学科几乎要被人类彻底遗忘了。”[9]

坦斯台特也是一位德国人。他的这番话部分也是出于他的民族自豪感。后来《〈天文学大成〉摘要》的影响力堪与《天文学大成》媲美，甚至超过了后者。这本书不久便成为标准教科书，引导年轻的天文学家们获得对托勒密宇宙的全新的、清晰的理解。因为《〈天文学大成〉摘要》的问世，《天文学大成》才重新获得了其“天文学圣经”的地位。

但在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这本书就将面临重大的挑战。

阅读《天文学大成》相关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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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

《天文学大成》

（约公元150年）

目前，《天文学大成》有两个现代译本：首先是R.凯次比·托利弗（R.Catesby Taliaferro）的译本，“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系列丛书第16卷第一篇就摘选了该译本，1952年由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现在这部译本已经绝版，但仍被广泛使用，在大多数高等院校和公共图书馆均可找到。

Robert Maynard Hutchins, ed., Ptolemy, Copernicus, Kepler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vol.16),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hardcover, 1952, ISBN 978-0852291634).

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主编，《托勒密、哥白尼、开普勒》（“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系列丛书第16卷），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精装，1952年，ISBN 978-0852291634）。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G.J.图默（G.J.Toomer）的译本较新，学术性和可读性兼顾，但价格较高。该译本含有大量的脚注和注解，便于读者理解《天文学大成》，但也因此比原著多出了700多页（因此该译本可能对那些真正的地中海天文学狂热者最合适）。

Ptolemy, Ptolemy’s Almagest, trans.G.J.Toom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aperback, 1998, ISBN 978-0691002606).

托勒密，《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译者G.J.图默，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平装，1998年，ISBN 978-0691002606）。

[1] 以太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先前有一条逻辑原则：不存在空无一物的空间。宇宙中任何空间内都存在某种物质；所以，我们就要给这一物质命名。

[2] 苏珊·怀斯·鲍尔在《世界史的故事·文艺复兴卷》（The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World，诺顿出版社，2013年）一书第六章中对这一现象予以详细讨论。

07
古代最后一位天文学家

关于宇宙的另一种解释，该解释有更缜密的数学

计算的支持，但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证据了

我常想，是否还能为天体运行轨道的分布找到一个更合理的解释。

——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短论》（Commentariolus，1514年）

尼古拉·哥白尼对偏心等距点心怀疑问。

1491年，当时18岁的哥白尼还是克拉科夫大学（University of Cracow）的一名学生，那时他第一次读到《〈天文学大成〉摘要》。从一开始，他就对那些复杂而笨拙的轨道提出了质疑。整个托勒密模型是在亚里士多德物理学——重物质和轻物质的属性，以及前者向宇宙中心坠落的倾向——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但是托勒密模型违背了亚里士多德的另一条核心原则，即天体总是在做圆周运动。偏心等距点和本轮二者都是名义上维持了星球的圆周轨道，事实上却都扭曲了轨道；只有眯着眼看，且必须使劲眯着眼看，托勒密的轨道才是圆形的。[1]

并且，每个星球都有其运动轨迹和特有法则。哥白尼后来写道，就像一位艺术家想画一个人，但是他分别依照不同的模特画出了

双手、双脚、头以及身体其他部位，每一部分都画得很好，但是无法组成一个完美的人体……最终的作品与其说是个人，不如说是个怪物。[2]

困扰着他的并不是托勒密体系的不准确，而是其粗糙的本质。

接下来的15年，哥白尼一边学习《天文学大成》，一边独自进行观测。就读克拉科夫大学5年后，他开始记录毕宿五（Aldebaran）上出现的食。又3年之后，他按照顺序详细记载了土星和月球的每一次相合。他在罗马讲授数学，自学了希腊语，并一直进行天象观测。[3]

到1514年，他构建了一条更为细致的理论。他以简洁易读的形式将该理论写了下来，删掉了其中所有的数学运算，并在朋友之间传阅。这份通俗的理论构想《短论》（Commentariolus）开篇承认托勒密系统总体上很好，能解释天体运动；哥白尼的主要目标是要摆脱该系统要求的数学运算。

尽管托勒密及其他大多数天文学家的天体理论与大量的数据一致……但仍存在较大的问题，即除非构想出相应的偏心等距点，否则这些理论是不成立的……我常想，是否还能为天体运行轨道的分布找到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根据该轨道分布，可推导出每一个均差，且其中的一切都会环绕各自中心点做一致运动。这也是绝对运动定律所规定的。在我着手设法解决这一极其困难、几乎不可解决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如果我能做一些假设（或称之为公理），那么我就可以通过比之前更少、更简单的运算来解决这个问题了。[4]

这些假设非常简单：“一切天体都以太阳为中心旋转，因此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只是“月球圆周”的中心，并且这一中心并不是固定不动的。相反，它围绕太阳在轨道上快速运转（就像其他的星球一样），它运转速度惊人，这样才能在一年内完成一次环绕，除此之外，地球“每天围绕着其固定不变的地极做整周的自转”。地球的这一旋转事实上（给我们造成了）太阳在运动、其他行星在逆行（的错觉）。哥白尼的结论说：“地球运动本身……就足以解释天体中如此多的明显的不均等。”[5]

图7.1 哥白尼的宇宙观 ［17世纪，约翰内斯·赫瓦利斯（Johannes Hevalius）所作的草图］

1800年前，阿里斯塔克曾提出日心宇宙观，并说地球不停地运转；阿基米德在《数沙者》思维实验中利用了这一模型。但这一观点从未获得太多的关注。但是与先前希腊的日心说思想家们相比，哥白尼的优势在于：他可以获得几个世纪以来的观测数据。托勒密体系从未达到过百分百的精确，其预测与现实之间总有一点儿延误和差异。随着数据积累，时间流逝，这一延误也愈加明显。正如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指出的，行星环绕均轮和本轮所做的圆周运动就像钟表指针的运动一样，每年都慢一秒钟，可能10年甚至100年后，钟表看似还是准的；但是1000年之后，误差就会变得明显了。[6]

换言之，对《天文学大成》提出挑战的时机已经到了；随后的25年，哥白尼继续研究《短论》中提出的想法，补上了数学运算，使该书成为一本完整的手册。这是一本精心撰写的反《天文学大成》之作，其篇幅和复杂性都与备受推崇的《天文学大成》相匹敌，形式也类似。

这本书就是《天体运行论》（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是一部数学杰作。如此前的希腊天文学家一样，哥白尼决心要“拯救现象”——进行一系列计算，使其与数据相吻合。不同之处在于：哥白尼认为星球是围绕太阳而非地球运转的。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并且没有用到托勒密的偏心圆旋转。正如他唯一的、私下教授的学生雷蒂库斯（Rheticus）所言，哥白尼把天文学从偏心等距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7]

但是《天体运行论》这本书，即便是其定本也仍有大量值得商榷的问题。

一方面，为了能完全拯救天体现象，与信奉托勒密体系的天文学家相比，哥白尼不得不引入更多彼此相连、不断旋转的天体；他撇开了偏心等距点，但没有脱离天体中的那个极其精细的传动装置。另一方面，他所坚称的地球一边自转一边以极快的速度在太空运行的这一说法，明显与普通人的经验不符。显而易见的是，大家都知道，人向上跳起后会落回原地；当一个人跳起在空中时，地球不会从他脚下“嗖”的一下移开。16世纪的物理学根本无法解释这一现实情景，更合理的做法似乎就是相信地球就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完全静止。[8]

此外，日心说理论似乎与《圣经·约书亚记》第十章第12—13节的诠释相矛盾，《圣经》中这一段说，太阳和月亮都是“静止”的，并不是环绕地球不停地运动的。其实，这其中的神学问题实际上不如科学问题更棘手，但是二者结合在一起，就会对哥白尼的新模型产生很大的怀疑。

人们普遍对此产生怀疑，事实上，当1543年《天体运行论》首次出版印刷时，书中附加了一篇匿名导言，导言解释道，日心说模型只是一种计算的工具，是另一种拯救天体现象的数学方法。“这些假设不必是真的，甚至不必有可能是真的。”导言向谨慎的读者坦言，“相反，如果这些假说能提供一个与观察结果相吻合的计算法，这就够了……提出这些假说，并不是要试图说服每个人相信它们是正确的，而只是为计算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9]

哥白尼甚至可能都没有看见这份免责声明，人们普遍认为这份声明是他的朋友安德鲁·奥西安德尔（Andrew Osiander）写的。他委托安德鲁·奥西安德尔负责《天体运行论》的印刷事宜。哥白尼的其他文章清楚表明他相信自己的模型是对现实的准确反映。与喜帕恰斯不同，他认为如果他被送到太空中，他就会看到地球在老老实实地绕着太阳运行。

但是，尽管对自己的理论深信不疑，哥白尼也意识到，当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的日心说模型是正确的。他与古代天文学家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构造出另一种模型，经运算这种模型可以给出一个相当精确的答案。

在哥白尼撰写的序言中——他把这部作品献给了罗马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指出地心理论本身就是incertitudo mathematicarum traditionum，“一种无法确定的数学传统”，他的模型只不过是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数学提议。“因为我知道，在我之前，为了能证实星体现象，科学家们被允许可以随意构造出任何轨道。”哥白尼说道，“我想我已做好准备，一旦允许我去进行测试……我的论证会比前人的更稳固。”[10]

更稳固的论证：哥白尼有意拒绝断言自己的日心说是现实实在。像希腊原子论者一样，他实际上是恰巧一头撞在了真理上。并且，像希腊原子论者一样，他也没有办法证实自己的结论。他很清楚这一事实。

他刻意背离自己观点的巧言暂时达到了其目的。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愉快地接受了他的献词，《天体运行论》在接下来70年里都被摆放在了教堂的显著位置。但是在他的这部著作中，他的真实想法尽管受到压制，但还是不可阻挡地、时不时地显现出来。第一章中间部分，他写下了自己系统中争议最大的观点：只有认为地球是运动的，并且认为太阳的位置处于“宇宙中心”，才能解释行星的运动。“整个宇宙的和谐告诉了我们真相。”他写道，“只要——如他们所说——我们用双眼去看待这件事。”[11]

但即使是双眼并用，人类也无法为日心说找到证据。

阅读《短论》及《天体运行论》相关节选，

请登录http://susanwisebauer.com/story-of-science

如果你像哥白尼的朋友们一样，只想看看结论而不想去看数学计算，你可以阅读《短论》，这本书要比《天体运行论》简短一些。如果你享受纠结于几何学证明，那么你可以选择这部较长的作品。

尼古拉·哥白尼

《短论》

（1514年）

《短论》包括了由哥白尼的拥护者雷蒂库斯撰写的概要［即《概述》（Narratio prima）］以及哥白尼写给天文学家约翰内斯·沃纳（Johannes Werner）的一封信［《反对沃纳的信》（Letter against Werner）］，信中哥白尼反对沃纳的计算，这些都收录在了平装本《哥白尼三论著》（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中。

Edward Rosen, trans.,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2nd revised edition, Dover Publications (paperback, 2004, ISBN 978-0486436050).

爱德华·罗森译，《哥白尼三论著》第二次修订版，多佛出版社（平装，2004年，ISBN 978-0486436050）。

尼古拉·哥白尼

《天体运行论》

（1543年）

20世纪早期的译本出自查尔斯·格伦·沃利斯（Charles Glenn Wallis）之手，这部译本已被以平装的形式再版。

Nicolaus Copernicus, 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 trans.Charles Glenn Wallis, Prometheus Books (paperback, 1995, ISBN 978-1573920353).

尼古拉·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译者查尔斯·格伦·沃利斯，普罗米修斯图书（平装，1995年，ISBN 978-1573920353）。

该译本的另一个版本中附有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撰写的序言。

Nicolaus Copernicus, 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 trans.Charles Glenn Wallis, ed.Stephen Hawking, Running Press (paperback, 2002, ISBN 0-7624-2021-9).

尼古拉·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译者查尔斯·格伦·沃利斯，主编斯蒂芬·霍金，Running Press（平装，2002年，ISBN 0-7624-2021-9）。

第二部分
方法的诞生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年）

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心血运动论》（De motu cordis，1628年）

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1632年）

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怀疑派的化学家》（The Sceptical Chymist，1661年）

罗伯特·克（Robert Hooke），《显微图谱》（Micrographia，1665年）

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1687、1713、1726年）

08
新提议

对亚里士多德的挑战，对科学方法的最早表述

现在使用的逻辑……弊大于利。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年）

哥白尼的构想已存在一个世纪之久，却仍旧没有带来什么变化。他的理论始终被排挤在主流思想之外。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角度来看，他的理论是不合理的；如果地球围绕太阳转，为什么生活在地球表面的人感受不到地球穿过空气而运动呢？对此，哥白尼没能成功地给出解释。

《天体运行论》出版30年后，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第谷·布拉赫是哥白尼体系的支持者。（“这一创新理论巧妙而完全地规避了托勒密天体系统的赘余与不协调。”他写道。）日心说体系声称，地球“庞大懒惰的身体实在不适合运动”，但快速移动起来“就像那些缥缈的（星星）”。那要是地球与太阳、月亮一起保持静止，恒星围绕着地球旋转——而其他五颗行星在围绕太阳旋转会怎么样呢？[1]

第谷作为一颗新恒星的第一发现人而闻名，他给它命名为“新星”（nova stella）——这一术语在现代人仍旧沿用，即“超新星”（supernova）。他精巧的组合体系既解决了物理问题，又解释了天体的运动。但是跟哥白尼一样，第谷提供不出任何证据。没有证据，第谷和哥白尼的体系都无法比托勒密的解释更令人信服。

于是乎，至此仍然没有理由去重新思考托勒密理论，也没有理由去挑战亚里士多德的权威。

※

1603年，出生于伦敦的弗朗西斯·培根已经43岁了。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律师兼业余哲学家，婚姻幸福，拥有政治抱负，但一直债务缠身。

他曾在王室任职，忠诚地为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效力，但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伊丽莎白一世69岁时去世，将王位传给了她的表侄孙——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James VI），他同时也是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James I）。

弗朗西斯·培根希望新任国王能使他的境遇有所改善，但当时，他对英国皇室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作用。他不得不耐心等待，其间他着手进行已在心中酝酿多年的哲学研究——对人类知识的研究，他称其为《论学术的进展》（Of the Proficience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神与人》（Divine and Human）。

如他对待大多数工作一样，培根对这一研究也怀有不可思议的野心。他决心将所有知识进行恰当归类，并找到一切可能对理解造成的阻碍。第一部分批判了他所谓的学习的三种“不良情绪”，其中包括“徒劳的想象”，比如对占星术和炼金术这种根本没有现实基础的事物的追求；第二部分把所有知识分为三个分支，并建议自然哲学应该占据首要位置。科学，即理解宇宙的工程，是人类可以进行的最重大的事业。对历史（“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和诗（富于想象力的写作）的研究必然应该排在第二和第三位。[2]

但培根当时并没有对这些观点充分展开阐述。《论学术的进展》开篇就是对詹姆士一世的溢美之词。（“我已被震撼——是的，并被折服——使我极度惊叹的是您的美德和天赋……您出众的能力、超强的记忆力、快速的理解力、犀利的判断力，以及您演讲的水平和缜密的逻辑……自基督诞生以来，还从没有哪位国王或现世君主能如此博学，能对一切文学和学问都掌握得炉火纯青，不管是神还是人都没能做到。”）这一番奉承不久就有了回报。1607年，培根被任命为首席检察官，他已渴望这一职位多年，随后10年左右，他把精力投入到了自己的政治职责中去。

1618年他又晋升为英格兰的大陆官，那时他才重新开始自己的自然哲学研究。既然他已爬到了政治土丘的顶峰，他宣称意欲撰写一部视野更广的作品——一个全新的、完整的哲学体系，该体系会塑造人类的思想，引领他们走向全新的真理。他给这部巨著命名为“伟大的复兴”（Great Instauration）：伟大的成就，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这本书一共包括六部分。

第一部分概述了现存的“古代知识”，重申了《论学术的进展》的观点。第二部分于1620年出版，这是相对独立的一部分，提出了标新立异的观点。该部分对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提出全面挑战，是一个全新的“更好地利用了理性的学说”[3] 。

亚里士多德思想极大地依赖于演绎推理——对古代逻辑学家和哲学家而言，演绎推理是通向真理的最高尚、最好的道路。演绎推理就是从一般性的陈述（前提）出发，得出具体结论的过程。

大前提：一切重物质都向宇宙中心坠落

小前提：地球就是由重物质组成的

小前提：地球并没有坠落

结论：地球一定已经处于宇宙的中心了

但是培根认为演绎推理是一条死路，它歪曲了证据。“人们一开始就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了问题，”他反对道，“然后依靠经验，迫使她遵从他的赞成（表达同意），就这样左右她，使她就好像游街的囚犯一样。”他辩驳道，认真的思考者一定要遵从另一种推理的思路，即从具体的证据出发获得一般性结论；从个别的证据出发，通过归纳，获得一个更普遍的论断。[4]

这种新的思考方式——归纳推理——包含三个步骤。培根解释道：

真正的方法是，首先点燃蜡烛，借烛光看清道路；在对经验进行组织和吸收之后开始，经验仍混乱或不稳定时绝不开始，从中推导出公理，然后依据已确认的公理开始新的实验。

换句话说，自然哲学家必须对与世界如何运作有个想法：“点燃蜡烛。”然后，他要以物质现实以及“有组织的经验”来检验这一想法——既要对周遭的世界进行观察，又要精心设计实验。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最后一步，就是“推导出公理”，得到一个可称为真理的理论。[5]

假说、实验、结论：培根描绘出了科学方法的轮廓。

当然，它还没有发展成熟。但是培根《伟大的复兴》第二部分明显是对亚里士多德学派文献中的演绎思想的一个挑战。培根甚至为它命名为Novum organum （《新工具》），这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文献《工具论》（Organon）而命名的。在《新工具》的封面上，培根放了一艘船——他全新的归纳法——凯旋，途经“赫拉克勒斯之柱”（the Pillars of Hercules，亦译赫勒斯滂海峡），这个神话中的石柱代表了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去往“极西”时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古代大多数作者都认为该石柱位于直布罗陀海峡（Strait of Gibraltar）的岬角，该石柱就代表了古代世界的最外缘，也就是古代知识的极限。[6]

《新工具》出版仅一年后，弗朗西斯·培根就被政敌控告受贿。尽管他抗议说他拥有“干净的双手和内心”，他还是无法推翻指控。他因此被免职，并处罚款，被暂时监禁在伦敦塔内；尽管詹姆士一世最终豁免了他的罚金并赦免了他，这一丑闻迅速地传播开来。五年后他死于肺炎，留下了未竟的《伟大的复兴》。[7]

但是，《新工具》一书继续影响着17世纪的科学研究。1662年，国王查尔斯二世（Charles II）将皇家特许证授予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因其发展了自然知识，该学会聚集了一批自然哲学家，他们推崇科学的实验方法；他们都是《新工具》的门徒，都信奉培根的方法。诗人亚伯拉罕·考利（Abraham Cowley）是一位狂热的业余科学家，他为皇家学会题献书信；信中满是对弗朗西斯·培根的赞扬，培根用“真正的理性”推翻了古代权威：

权威，一个体系如此自吹，

尽管它不过是厚重的气，偷偷接近，

就像古代巨人的更巨大的鬼魂，

来恐吓那些博学的人。

博学的人拥有真理之光的魔法，

他可将（鬼魂）驱逐出我们的视线，

受罪的活人不会被（鬼魂的阴影）领入歧途，

鬼魂的阴影只是徒劳无功。

图8.1 培根的《新工具》封面

实验方法最终使得人们可以直接观察自然，而不是与逻辑较劲：

从言语，这思想的图景，

尽管我们的思想来自言语并执拗地

影响事物，内心的客观，它带给人的……

生命的那一部分，

一定不能是抄袭了他人的……

不，他眼前一定要有的

自然的活生生的面庞；

真正的客观必定要指挥

他眼睛中的每个判断，他双手的每个行为。[8]

这几行诗有意模仿了卢克莱修对伊壁鸠鲁的赞赏。正如伊壁鸠鲁用他的原子论打破了迷信的束缚，培根用他的实验方法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束缚。

“培根的杰出，”麦克维伊·内皮尔（Macvey Napier）在1818年的经典演讲中说，“在于他第一个清晰充分地指出，在具体问题中，正确论证所需要（遵循的）规则和保证。”最终，（我们得到了）一种方法，这一方法使得自然哲学家可以“用两眼来看”（正如哥白尼所要求的那样），并且在观察的基础上得出结论。[9]

阅读《新工具》相关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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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培根

《新工具》

（1620年）

第一卷以希波克拉底《格言集》开始，用简短的陈述说明了培根对当时自然科学所使用的方法的反对；第二卷则阐述了他的另一种想法。

19世纪的译本出自詹姆斯·斯佩丁（James Spedding）和罗伯特·埃利斯（Robert Ellis）之手，至今仍是被重印最多的版本。该译本有许多版本的免费电子书，比如：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Francis Bacon, trans.and ed.James Spedding and Robert Ellis, vol.4, Longman (e-book, 1861, no ISBN).

《弗朗西斯·培根的哲学著作》，翻译、主编詹姆斯·斯佩丁和罗伯特·埃利斯，第四卷，朗文出版公司（电子书，1861年，无ISBN）。

较新的译本还包含了导言、大纲和注解，即：

Francis Bacon, The New Organon, ed.Lisa Jardine and Michael Silvertho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perback and e-book, 2000, ISBN 978- 0521564830).

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论》，主编丽萨·雅迪娜和迈克尔·西尔弗索恩，剑桥大学出版社（平装，电子书，2000年，ISBN 978- 0521564830）。

注释非常有用，但是这一译本虽然出自现代人之手，表述却并不总是更为清晰。例如，书的第一卷中，斯佩丁和埃利斯对希波克拉底《格言集》第十二卷的翻译是：

现在使用的逻辑与其说是在帮助我们追求真理，还不如说是在巩固错误，那些源于人们的常识的错误。所以，它弊大于利。

比较一下雅迪娜和西尔弗索恩的翻译：

当前的逻辑法有利于建立和巩固错误（那些错误以常识为基础），而不利于追求真理；所以它根本就没用，并且是绝对有害的。

09
论证

在观察和实验基础上的对古代最伟大的权威的批驳

因此，这将会给我们带来收获……经常进行活体解剖，通过肉眼可见的证据来识别并寻求真理。

——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

《心血运动论》（De motu cordis，1628年）

因丑闻而身败名裂之前，弗朗西斯·培根正处于政治事业的顶峰；那时，威廉·哈维在伦敦进行了首次公开解剖实验。

哈维时年37岁，个子不高，充满活力，讲话如机关枪一般，掺杂着英语和拉丁语。他解释着面前尸体的结构，用他手中由皇家外科医学院提供的“细白杆”指点出内脏器官。他被任为伦姆雷讲座解剖学的讲师（Lumleian Lecturer in Anatomy），他要每周上两次人体课程，每到冬天（此时尸体腐化减慢）就要在课上添加解剖死囚尸体的环节。[1]

人们以为他会在盖仑（Galen）的经典解剖学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实验。盖仑是2世纪的内科医生，他曾接受过传统的希波克拉底医学教育，后来又有了数年动物解剖的经验。盖仑认为，要理解人体，就必须了解其构造；他撰写的不计其数的文献以及解剖学研究报告经12世纪的翻译家译介给欧洲的医生们，并成为当代所有医学知识的根基。

但是盖仑，这个讲希腊语的罗马公民，受罗马和希腊文化的双重影响，视解剖人体为禁忌。古希腊的传统观点认为，灵魂要进入极乐世界，正统的埋葬必不可少。这一观点后来被罗马人的迷信思想——没有下葬的死者的灵魂会痛苦地在地球上游荡——取代；即使是那些不相信灵魂和来世（存在）的唯理论者，也都认为人死后应该被体面地下葬，而不是被肢解。除了亚历山大那一小拨暴戾的解剖学家［公元前3世纪的希罗菲卢斯（Herophilus）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希腊和罗马的医生研究的都是狗、猫、牛，有时也会研究猿，然后根据他们的发现推知神秘未知的人体。[2]

随着盖仑传统的复兴，一种用真实人体解剖来验证他的发现的想法也日益强烈；那时，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总体上已经不像古代人对尸体那样迷信了。大约自1315年，人体解剖似乎再度被引进大学课堂，但这个过程非常缓慢。1482年，罗马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Pope Sixtus IV）宣称，只要解剖后的遗体仍然按照基督教的方式下葬，就没有任何神学上的理由让人们去规避人体解剖。从那以后，人体解剖就得到了认可。[3]

在哈维生活的那个时代，最有可能以人体作为解剖的对象是意大利各大学的医学培训班；据说，博洛尼亚（Bologna）的一位教授卡尔皮（Jacopo Berengario da Carpi）已经解剖过“数百具”人体了。他的人体图解手册是最早的解剖学文献，其中包含了心脏、阑尾和子宫结构的精确绘图。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ua）教授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对盖仑的权威提出了最严峻的挑战：《论人体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是一部恢宏的解剖学手册，书中附有大量的、精细的图片，这些图片都是依照真实的解剖绘制的。维萨里认为，一切医学理论知识和实践都必须以准确的解剖学知识为基础，解剖学家们也必须亲自观察；他们绝不可简单地依靠旧权威的教义，但是大学里的训练常常这么做。“因为现在都在学校里教了，”他解释道，“时间都浪费在了可笑的问题上，基本没人会建议说……让屠夫在肉店里教可能会更好。”[4]

《论人体构造》出版于1543年，它在帕多瓦形成了一种动手解剖的强烈风气；威廉·哈维决定到帕多瓦研修医学学位。在那里，他学习维萨里传统，维萨里告诫学生要努力学习“亲自进行人体解剖和实验，以了解人体构造，然后仔细地与盖仑的教义做比较”[5]。这种仔细观察——哥白尼在受挫时曾建议“睁大双眼看”——让维萨里在盖仑的结论中发现了大量明显的、可被证明的错误。

但是，《论人体构造》出版半个世纪后，人们仍旧期待哈维的课程会以“医学之父”盖仑的理论为基础；这些文献得到的尊重堪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以及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相提并论。

※

做伦姆雷讲座解剖学的讲师的第一年，哈维就公开反驳大师。

“通过使用止血结扎丝可以发现，”他的授课笔记上写道，“血液是从动脉流入静脉的。由此，血液始终在循环流动，引起血液流动的是心脏的跳动。”[6]

这跟盖仑所教的完全不同。

盖仑的观察大部分基于动物解剖；（他的解剖）表明心脏有两个心房，并且右心房的血液比左心房的血液颜色更深。但是解剖并不能准确揭示这些心房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因此盖仑就提出理论说，每个心房泵出的血液不同。

他认为，右心房的颜色较深的血液实际上是肝脏造的血。食物经胃部消化成为一种奶状、营养丰富的液体食糜，食糜被送到肝脏并被转化为“静脉血”，然后经静脉流出（盖仑解释说，一切皆源于肝脏），为身体的各器官提供养分。其中一些进入了右心房，然后用于给养肺部。

另一方面，动脉则运输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血液。元气——pneuma，“生命精气”——通过肺部进入人体然后到了左心房，在那里与静脉血液结合成为“动脉血”——一种更稀薄的、颜色更淡的、流速比静脉血要快的血液。然后这些生命精气在动脉中，随着动脉血液抵达各器官。食糜和生命精气，静脉血和动脉血——机体器官的运作离不开任何一种。

但是这两种血液的流动都不需要泵力。

他认为器官有一种吸力，需要食物时，器官就会将静脉血吸入内部。动脉血的流动靠的是动脉自身的搏动。心脏的功能仅仅是吸入空气和静脉血，并把它们转化为动脉血。

因此，心脏的搏动（希腊人和任何人一样，都可以听到心跳）就被解释为一种结果，而非原因。吸一口气，元气就涌入你的肺部，然后流入左心房；在那里与静脉血汇合，将静脉血加热到沸腾。血液受热就会膨胀，心脏就要扩张承受这些血液（“舒张”运动，源于希腊文diastole，“扩张”）。随后血液冷却并经由动脉涌出；心脏放松然后收缩，恢复原来的大小（“收缩”运动，源于希腊文systellein，“收缩”）。

这一构想有个问题：静脉血必须要以某种方式从右心房流回左心房，这样才能在左心房与元气结合。但似乎左右心房之间没有任何连通。

所以盖仑开始否认自己的观察结果，强行要用（以一种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方式）他的那套理论支配现实。他认为，在左右心房之间一定是有孔的，只不过它们太小了，所以肉眼难以看到；通过这些小孔，静脉血慢慢由右心房渗入左心房。[7]

这正是弗朗西斯·培根所反对的那种演绎推理思维。

哈维对盖仑理论有诸多质疑：第一，盖仑找不到任何观察得来的证据来证明这些小孔的存在。第二，就哈维所知，两个心房的结构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它们的功能又怎么会如此不同？第三，动脉血和静脉血除了颜色以外，其他的性质几乎完全相同；因此，一个含有消化后的食物、另一个含有气的说法似乎也不太可信。第四，将血液从左心房导出的动脉和将血液从右心房导出的静脉的容积似乎都是一样的——但是据盖仑所言，动脉能将动脉血输送到全身，而静脉却只将静脉血输送到肺部。为什么肺部需要这么多血液？[8]

哈维需要建立一套新的、以他的系统观察为基础的理论，他采用归纳方法——既要研究心脏及其功能，又要通过实验来检验他和盖仑的理论。他用了整整十年半的时间来完善这一理论。他测量了心脏每次搏动所泵出的血液量，意识到盖仑理论中的血液量超过了心脏实际所能承载的血液量。他解剖了动物的心脏，发现心脏的收缩就像进行中的乐章那样活跃——而不是盖仑理论中所说的是放松的。他又煞费苦心地解剖了静脉和动脉，寻找帮助血液流向一个方向的阀门——血液并不是盖仑模型中所说的那种来回流动。他还对动物进行活体解剖，观察跳动着的心脏。今天我们可能会反对这一行为，但是这在当时的医学研究中是合法的。晚年时他告诉一位来访者：“至今为止，如果不去研究某个器官的结构、周遭环境、被导管连通的方式及其在不同动物体内的属性，不仔细地权衡思考他所看到的一切，如果做不到这些，没有人能确定这个器官的作用和功能。” [9]

这一番话都是培根式的，这是新的实验方法的实践——尽管弗朗西斯·培根和威廉·哈维二人都会对这个看法不屑一顾。但哈维并没有批判亚里士多德，他反而将亚里士多德奉为权威。主要原因是亚里士多德曾认为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而盖仑则把这一殊荣给了肝脏）。事实上，培根担任大陆官期间染上了痛风，恰是哈维为他治疗的。那个时候，哈维还没有对培根产生好感；他说培根是以政客的笔法来写哲学的（这是一种侮辱），他还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大陆官的眼睛“像蛇的眼睛一样”[10] 。

而培根对这位医生的评价也不高。《论学术的进展》中有一整节专门指出了医学界的弊病。培根认为，医生这一群体马马虎虎，不可能严谨地发现因果，他们热衷于迷信或者非理性的治疗方法，对药物的成分毫不关心，对病人的疼痛毫无怜悯之心。

但是哈维还是一直在进行培根式的实验，这为他的新理论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他将自己的发现用拉丁文写成了《心血运动论》，该书于1628年出版；1653年，英译本也出版了。

《心血运动论》中，哈维提出血液是从右心房泵到肺部，然后从肺部到达了左心房，然后再从左心房出发经动脉流经全身，然后血液又通过静脉回到了心脏，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这一系统的每个部分都可被证明，除了一个部分——血液由动脉流到静脉的通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维不得不在这里使用他所鄙夷的盖仑的那种推理方法。他认为在静脉和动脉之间一定存在一种细小的、像线一样的连接部分，只不过它太细小了，所以人眼看不到。

这一结果的确是真的；1661年，哈维去世四年后，意大利医师马塞洛·马尔比基（Marcello Malpighi）借助新显微镜技术，最终发现了毛细血管。但即使是在缺乏这一证据的时候，心脏跳动以及血液循环的理论也与解剖所观察到的证据完全吻合。

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哈维一直在证明他的系统的正确性，一直在做实验以确保他对盖仑的批判是公正的。70岁的时候，他仍在收集证据。1651年3月，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他“最近尝试（进行）了”一个新的实验；实验中，他把一个“被绞死的人的”右心房结扎了，并强行往里面注水。结果显而易见：“没有一滴水或血液流到了”左心房。盖仑的小孔是不存在的。[11]

“乐意的话，你可以经常做做这个实验，”哈维以此结束了对这个实验的描述，“你会发现，结果和我所说的是一样的。”一种全新的、关于人体的理论在可重复进行的实验证据基础上建立起来了，盖仑等人的旧权威被废黜了。

阅读《心血运动论》相关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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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哈维

《心血运动论》

（1628年）

1653年英译本的原版以及哈维的作品《血液循环论》（De circulatione sanguinis）已经由多佛出版社再版为平装本。该书使用的语言略偏古雅，但可读性仍旧很强。

William Harvey, The Anatomical Exercise, ed.Geoffrey Keynes, Dover Publications (paperback, 1995, ISBN 978-0486688275).

威廉·哈维，《血液循环论》，主编杰弗里·凯因斯，多佛出版社（平装，1995年，ISBN 978-0486688275）。

19世纪罗伯特·威尔（Robert Willis）的译本被广泛阅读，读者可以找到该译本的电子书，即《对动物心脏和血液的运动的解剖学研究》（“An Anatomical Disquisition on the Motion of the Heart and Blood in Animals”）。

Robert Willis, trans., The Works of William Harvey, M.D., Sydenham Society (e-book, 1847, no ISBN).

罗伯特·威尔译，《医学博士威廉·哈维作品集》，Sydenham Society（电子书，1847年，无ISBN）。

普罗米修斯图书重印了该书平装本。

William Harvey, On the Motion of the Heart and Blood in Animals, trans.Robert Willis, Prometheus Books (paperback, 1993, ISBN 978- 0879758547).

威廉·哈维，《论动物的心脏和血液的运动》，译者罗伯特·威尔，普罗米修斯图书（平装，1993年，ISBN 978-0879758547）。

10
亚里士多德之死

对古代权威的颠覆，对观察法和证据的支持

我们这个时代的确发生了许多新的事件，有了新的观察结果，如果亚里士多德仍然活着，我相信他也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观点的。

——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

《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1632年）

当21岁的威廉·哈维来到帕多瓦并就读于医学学校时，伽利略·伽利雷已经是那里的数学教授了。

伽利略比哈维大14岁，是位广受欢迎的老师；他的课必须要在学校最大的礼堂中进行，因为只有这个拥有2000个座席的礼堂才能容纳来自大陆各地的专程来听他讲课的学生。但是我们没有发现哈维的听课记录。“数学”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术语，人们期望伽利略的课程可以涵盖算术、几何学、天文学、物理学、军事防御学以及工程学。而这些学科与哈维的课程目标并没有交集。当时同现在一样，医学教育是一门高度专业化且闭塞的学科。[1]

在比萨大学（University of Pisa）度过了三年不愉快的时光后，伽利略来到了帕多瓦。他对亚里士多德学派物理学的批判越来越强烈，由于观点相左，比萨的传统主义者并不欢迎他。一位大学赞助人发明了一种河道疏浚机，伽利略直言讥讽其“毫无用处”（还实际演示了该模型多么糟糕），窘迫的设计者于是加入了伽利略的敌营。[2]

因此，1592年，当帕多瓦的那所大学向他伸出橄榄枝时，伽利略便立刻接受了。但他在比萨的时间并没有虚度。其间他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力和运动的文章，虽然没有发表，却广为传阅；其中，《论运动》（De motu）向解决哥白尼体系中最棘手问题迈出了第一步。

而此时，伽利略并没有特别关注天体，他所关注的是靠近地表的事物。晚年，他写道，当他看到大块小块的雹子同时砸向地面时，他便开始怀疑亚里士多德学派物理学了。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大物体比小物体坠落得更快，因此上述情况的发生只能是因为大雹子的坠落点更高。（落体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们寻求自己的“自然位置”——对于由重物质组成的物体而言，“自然位置”就是宇宙的中心。大块物体因为含有更密集的重物质，因而比小块物质坠落得更快。）[3]

伽利略不相信所有的大雹子都是从更高的天空上坠落下来的。从《论运动》的文章中也可看出，还在比萨时，他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和演示，结论明显与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物理学相抵触。

大约70年后，意大利数学家、伽利略的学生、助理温琴佐·维维亚尼（Vincenzo Viviani）撰写了第一部伽利略传记。该书坚称，伽利略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他反复地进行实验，将重量不等的重物“从比萨斜塔的顶端”抛下，发现它们一定会同时落地。但维维亚尼的传记在时间和地点上错误百出，因此，人们对他天花乱坠的表述也极为怀疑。但是，斯蒂尔曼·德雷克（Stillman Drake）在对伽利略思想的经典研究中指出，伽利略当众演示，极有可能是为了能让比萨的学生们亲眼见到可以证明他的研究的证据。伽利略坚信真理一定是可以被证明的。“真理……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被深深地掩藏起来，”伽利略在《论运动》第9章中写道，“自然将（它）清清楚楚地公之于众，没有比这个再显而易见的了。”[4]

图10.1 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

但是，在伽利略生活的那个时代，培根主义方法——通过反复实验来验证真理——仍旧不及权威和传统的地位。40年后，伽利略用尖锐的笔触写道：一位威尼斯哲学家观摩了一次公开解剖实验，实验者是一位有名的解剖学家，他要推翻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所有神经都源于心脏：

解剖学家证明，粗大的神经干从大脑出发，经过颈部，延伸至脊柱，然后分支到全身，其中只有如线一般纤细的一支到达了心脏。为了（说服）哲学家，解剖学家极为细致地进行展示和论证。解剖学家转向（哲学家），问解剖结果是否令他满意，他是否相信神经是源于大脑的……哲学家考虑了一会儿，回答道：“你把结果如此清楚地摆在我眼前，如果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观点与你的结果相抵触，如果不是因为他曾明确表示神经是源于心脏的，我一定会承认你的实验结果是正确的。”[5]

亲眼所见也不能相信。

伽利略并没有公开出版《论运动》，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仍有一些关键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但是他仍在继续“观察”。来到帕多瓦大约15年后，他学会使用一种新的工具，这个工具延展了他的视力；在荷兰从业的眼镜商汉斯·利伯希（Hans Lippershey）将用来矫正远视眼的凸透镜和矫正近视眼的凹透镜组装起来，创造出了一种新工具。1608年10月2日，利伯希向荷兰立法机关，即当局为“望远镜”申请专利保护。[6]

当局从利伯希那里买走了一台望远镜，但是拒绝了他的申请。不到一年的时间，欧洲各处都在组装望远镜了。1609年，伽利略来到威尼斯，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望远镜。一回到家，他便立刻开始工作，他打磨自己的镜片，试图提高望远镜的折射力。

利伯希的望远镜只不过比肉眼观察清晰一点点而已；伽利略试图增加望远镜的放大倍数到大约20倍。从第一次见到望远镜之后，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伽利略便发表了一篇基于观测的天体研究论文。“恒星（星际）使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伟大壮丽的图景。”他在扉页如是写道，“我们仰视月球的表面，无数固定的恒星、银河以及模糊的恒星，但尤其是仰视与木星距离不等的四颗卫星，它们环绕木星以不同的周期疾速运转。”[7]

图10.2 伽利略与木星（现代人重新绘制的伽利略借助望远镜观测勾画出的木星图）

借助望远镜，伽利略看到了月球上的山和谷，看到了许多肉眼不能看到的恒星，看到了星云——由众多恒星聚合而成的云状天体。伽利略说，但是绕木星旋转的四颗卫星“是最重要的……”此前没有人发现它们；起初，伽利略以为他们是一些最新发现的固定不动的恒星，但是第二天，当他再次观察时，他发现它们移动了。

它们不断运动，时而现身，时而隐匿，一会儿出现在木星左边，一会儿又出现在木星右边。观测了一个星期后，伽利略大致勾画出了它们的运行轨迹，并得出了一个必然的结论：“它们围绕木星做圆周运动……且轨道不是正圆的。”伽利略的观测明确地证实了并不是所有天体都围绕地球旋转。《星际使者》（The Sidereal Messenger）出版数月之后，伽利略借助望远镜观测了金星不断变化的相——这用托勒密地心说体系是解释不通的，唯一说得通的解释便是，事实上，金星是环绕太阳旋转的。[8]

亚里士多德学派物理学，在已经经受了伽利略自由落体实验的打击之后，又挨了一记。老的理论尽管已经衰亡，却仍有忠诚的信徒。帕多瓦最德高望重的哲学家恺撒·克里蒙尼尼（Cesar Cremonini）属于亚里士多德学派，他拒不肯通过伽利略的望远镜进行观测。“你怎么看待这里最著名的哲学家？”伽利略在写给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的信中尖锐地写道，“足有一千次，我主动向他展示自己的研究，但他像一条吃饱了的蟒蛇，固执、懒散，根本不肯看看那些行星，以及卫星……对于这种人……真理并不是在宇宙或自然中找到的，而是（我这里引用他们的原话）通过与权威文献进行比对找到的！”[9]

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开始了：决战双方是古代权威与现实观察，是亚里士多德学派思想与培根主义的方法，是权威文献和亲眼所见。伽利略本人并没有正面驳斥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逻辑或哲学，但他绝不会将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物理学视作理所当然。后来，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一书中，他让传统派角色辛普利修斯说出了反对者的意见。“如果要推翻亚里士多德，我们又该以谁作为引路人？”辛普利修斯问道。“当我们身处森林或陌生之地时，我们才需要引路人。”伽利略的发言人萨尔维亚蒂（Salviati）回答道，“在平坦开阔的地方，只有盲人才需要引路人。”哲学也许仍旧是一片未知的、树丛密布之地，但伽利略认为，物理学和天文学已经是平坦之地，任何拥有智慧和视力的人都能看到真相；地球已经被“从黑暗中举起，并暴露在青天白日之中”，他辩驳道。亚里士多德本人也会认同新发现——也会愿意对自己的物理学做出相应的调整。[10]

但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们对此不以为然。其中不仅仅有哲学家和学者（他们除了提出异议之外别无所能），还有负责宗教裁判的神职人员，他们的确是大权在握。

到17世纪初期，核心位于罗马的教会神学已经完全亚里士多德学派化了。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于13世纪将基督教的启示与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形而上学相结合，这一伟大的举动影响了罗马基督教。这一结合的核心要素是进行了一个严格的区分，即区分了通过理性和感觉发现的事物（比如关于自然界的真理）与那些只能通过神的启示才能理解的现实（比如说上帝的本质）。这一区分看似可以与伽利略的观点极好地切合，实际上却包含了一个致命的矛盾：《圣经》作为上帝的神谕因此应该属于第二种真理——一种无法通过感觉或思考来理解的真理。《圣经》必须被接受，而不是被分析——这一点与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极为相似。[1]

伽利略的发现是双重反叛：不仅与亚里士多德相抵触，也与《圣经》几个篇章的字面意义相龃龉。多亏了望远镜，星球的运动不再被随意解释为“拯救现象”的数学伎俩。

1615年，罗马教皇保罗五世（Pope Paul V）任命主教罗伯特·贝拉明（Robert Bellarmine）对伽利略的研究及其蕴含的意义展开一次正式的调查。尽管《星际使者》中，伽利略的观察就表明了他接受了日心说，但伽利略本人并未撰写任何文章去明确地为这一观点进行辩护。因此，在调查了一年后，贝拉明提出，不应把伽利略的研究，而应该把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列为异端的、应受谴责的文本［《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但他在一次私人的正式会面中警告伽利略，不要再公开支持哥白尼了。

卡莫雷特（Carmelite）僧人保罗·安东尼奥·福斯卡里尼（Paolo Antonio Foscarini）曾为哥白尼体系辩驳，认为其与《圣经》毫无冲突，为此，贝拉明致信给他，建议他把日心说模型只作数学研究之用。贝拉明写道：

在我看来，（你）和伽利略先生要谨慎行事，你们只要控制自己的语气，要推测性的，不要过于绝对就可以了……因为，单单只是猜测地球运动而太阳不动是没有危险的，这一猜测的确比偏心圆和本轮的假设更贴合实际……但是，想要证明太阳位于宇宙中心……并且地球……绕着太阳快速旋转却是另一回事；这非常危险，不仅仅会激怒所有哲学家和神学家，还会因为指出了《圣经》的错误而伤害了人们神圣的信仰。[11]

“推测性的”言论既可以保护《圣经》，又可以保护亚里士多德：一举两得。

贝拉明并没有明说通过望远镜观测到的证据可以被忽视。他的数学不够好，因而理解不了伽利略的结论。在他看来，日心说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公正地说，伽利略也并未解决地球为何看起来明显恒居不动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有证据的话，贝拉明还是希望能重新考察的：

如果真的有实验能证明太阳位于宇宙中心……且太阳并不是绕着地球运动，而是地球绕着太阳运动，那么，当人们试图解释与这一结果明显抵触的《圣经》时就要非常小心了，他们最好要说，我们无法理解《圣经》，而不要说，经证明《圣经》是错的。但是，如非亲眼所见，我是不会相信会存在这样的实验的。[12]

在伽利略听来，这一宣言无疑是一个挑战。1616年，伽利略开始传阅自己的手稿《论潮汐》（“On the Tides”），此文章认为，只有承认地球一边绕自身轨道自转，一边绕日旋转，才能对海水的运动进行合理解释。他一贯的支持者约翰尼斯·开普勒——当时担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御用数学家——此时正在研究行星的新轨道，这些新轨道极大地提高了哥白尼模型的准确性。

接下来的16年，伽利略一一解决了日心说模型遗留的问题。他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何地球看上去明显是恒居不动的，借助一个类比：将物体从船的桅杆上扔下，即使船在移动，物体每次也总能坠落在桅杆底部。

他不断研究潮汐问题以及金星的相。最终，于1632年，他将所有的结论汇编成为一部主要作品：《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此时，贝拉明已经辞世约12年了。但考虑到宗教裁判所仍旧存在并活跃着，《对话》一书就被设定为一个假设性的讨论——在三位朋友之间的一场争论，争论的主题是地心说或地球运动模型在理论上是否可以称为对宇宙最精准的描述。哥白尼模型的捍卫者是思维缜密而机智聪慧的萨尔维亚蒂和萨格莱多（Sagredo）；而宗教裁判所的所有意见则由那个最冷漠、最无知、最无能的辛普利修斯来传达，他愚忠于亚里士多德，愿意为其而拒绝理性。

伽利略的这一计谋让《对话》成功通过了来自多明我会神学家尼科罗·里卡尔蒂（Niccolo Riccardi）的第一次审查，但是里卡尔蒂要求在书的前言部分必须明确地表态：教会反对日心说是完全合理的。此外，他还要求在书的结尾部分加上一个免责声明，以提醒读者，要理解潮汐现象并非一定要借助于地球转动。伽利略很快便写了一篇极具讽刺意味的前言。（“几年前，为了根本消除我们目前面临的危险，罗马曾颁布了一条有益的法令，强制推行适时的禁言政策……关于地球运动的观点不要再出现。”）伽利略还通过辛普利修斯之口道出了最终的断言，即上帝“拥有无限的力量和智慧”，也许就是上帝导致了潮汐，“尽管这凭我们凡人的智力来看是难以置信的”。[13]

里卡尔蒂似乎对这篇前言很满意，看样子他并不怎么读书，1632年2月，在佛罗伦萨就印刷了1000本《对话》。这些书很快就卖光了。第二年早春的时候，一位比里卡尔蒂耳尖的牧师听出了讽刺之意，他指责伽利略公然违背了贝拉明当初的警告。

伽利略反驳说，《对话》明显是假设性的，他既不支持也没有捍卫日心说——只不过就此展开讨论罢了（而这得到了贝拉明明确的允许）。但当时宗教裁判所的负责人，红衣主教文生·马古拉诺（Vincenzo Maculano），对此不以为然。1633年春天，伽利略被迫来到罗马为自己辩护。听了伽利略的辩解，马古拉诺却始终不为所动，4月28日，马古拉诺威胁这位老人说，若他仍不肯坦白自己违背了贝拉明的戒律，他就要遭受“更严苛的程序”。

更严苛的程序：这是酷刑的代称，于是伽利略——时年已经七旬有余，且有病在身——不得不屈服了。6月22日，伽利略跪倒在一群牧师面前，他顺从了，说道：“我放弃自己的谬见，即认为太阳位于宇宙中心且固定不动。”伽利略认罪后，便被马古拉诺判以软禁，马古拉诺命令他三年内每周都要背诵一次《圣经》中的七首悔罪诗，并永远将《对话》列为禁书。[14]

软禁期间，伽利略又开始研究运动；1638年，对非亚里士多德学派物理学的探索——《两种新科学的对话》（Two New Sciences）一书在莱顿（Leiden）出版。因为在莱顿，出版不需要经过教会的审查批准。1642年，伽利略辞世，但此时对他的裁判仍旧有效，《对话》仍旧被列在《禁书目录》。

但是在宗教裁判所势力范围之外的地方，《对话》一直在为人传阅：整个欧洲都在重印它，阅读它，并于1661年被翻译成了英文。伽利略去世后不到25年的时间，地心说模型就终结了，亚里士多德学派物理学几乎被一种新的思想完全取代。

阅读《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相关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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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伽利雷

《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1632年）

该书最好的、可读性最强的英文译本由斯蒂尔曼·德雷克（Stillman Drake）执笔。该译本最初于1953年出版。另外，读者可以买到现代科学丛书系列的译本，该译本经过了严谨的修订和评注。

Galileo Galilei, 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 Ptolemaic and Copernican, trans.and with revised notes by Stillman Drake, Modern Library (paperback, 2001, ISBN 978-0375757662).

伽利略·伽利雷，《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斯蒂尔曼·德雷克翻译并修订注释，现代图书馆（平装，2001年，ISBN 978-0375757662）。

[1] 关于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神学之间关系的更为细致的分析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威廉·C.普兰契尔（William C.Placher）在《基督教神学史概论》（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约翰·诺克斯出版社，1983年）一书的第十章“脆弱的合成”（“The Fragile Synthesis”）中给出了可资借鉴的结论。

11
仪器和工具

通过扭曲自然和延伸感官来改进实验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知道你决心坚持实验而非诡辩，我十分高兴。

——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

《怀疑派化学家》（The Sceptical Chymist，1661年）

关于感官，接下来需要关注的是通过工具弥补感官的不足，也就是要在自然人身上加上人造的器官。

——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

《显微图谱》（Micrographia，1665年）

1641年，也就是伽利略去世前一年，爱尔兰少年罗伯特·波义耳在他的私人教师的陪同下，开始了他的“伟大旅程”——穿越欧洲之旅，这是富家子弟们中学毕业的重要仪式。（波义耳毕业于伊顿公学。）到那年秋天，两人就已经抵达了意大利北部，并决定在佛罗伦萨过冬。波义耳的早期传记作家托马斯·伯奇（Thomas Birch）告诉我们，在那里，他

大多数时间都在跟家庭教师（他的意大利语说得非常好）学习意大利方言，于是很快掌握了地道的意大利语，也掌握了足够的知识，使他既能读懂用意大利文写的书，也了解了意大利的风土人情……他利用余下的空闲时间读用意大利文写的近代历史以及伟大的天文学家伽利略的新的悖论。伽利略的天才之作……遭到了一条罗马法令的驳斥。[1]

即便是被驳斥，伽利略的书明显仍旧广为传阅，罗伯特·波义耳发现它们非常有说服力。“关于地球运动的假设，”他后来写道，“远比亚里士多德（他明显被人误解了）的教条更切合实际现象。”[2]

这个时候，伽利略从30年前开始的望远镜观测已经被再度进行，并得到了确认和详细阐述。望远镜的功能也越来越强大；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曾给出了这条理论：与伽利略的凸透镜和凹透镜组合相比，两片凸透镜的成像更为清晰，视野也更广阔。1614年，德国物理学家克里斯托·夏纳（Christoph Scheiner）造出了开普勒望远镜，证明了这一理论。（不过改善后的成像是上下颠倒的。）同样的技术也在向着相反的方向开展；伽利略制作了一台复合显微镜，并命名为“occhialino”（“小眼镜”），伽利略曾用它端详“无数的小动物，带着极大的热忱”。［“跳蚤真是太可怕了。”1624年他在写给罗马博物学家费德里科·赛西（Federico Cesi）的信中写道。］[3]

七年后，罗伯特·波义耳旅行归来，在伦敦开始他的科学研究，他对新技术充满热情。“借助了不起的望远镜，我观测着先前和最近被发现的恒星和行星；”他写道，“借助奇妙的显微镜，我观察到了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大自然鬼斧神工般不可复制的微妙……（并且）借助……化学熔炉之光，我研读了大自然这本书。”[4]

化学熔炉：这是一个通用术语，指某些容器（瓷烧瓶、陶窑、水浴器和沙浴器、砖炉和石炉），这些容器用于加热自然物质，可人工设置温度，目的是发现它们的更多性质。望远镜、显微镜和熔炉与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德和亚里士多德用以探究自然世界的工具有本质区别。古人测量自然界，并称重它，计算它，用他们的感官去理解物质世界。但是望远镜和熔炉则改变了感官与客体之间的基本关系。它们扭曲了自然界——异常地放大，或熔化或溶解或蒸馏客体（按波义耳所说，“折磨”自然界的物质，“直至它们坦白自身的组成原理”）。[5]

这是培根实验的一部分。“仅凭双手或理解的作用非常有限，”培根曾在《新工具》中写道，“只有借助工具才能完成。”借助工具完成的实验是“精密的”，它们的过程是“elaboratories”（精细）的——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

精细要靠时间和金钱去打造，罗伯特·波义耳拥有优渥的家庭条件，使他独立、富裕，不受妨碍，因而他是使用新工具的理想人选。据他的朋友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说，他有一个“先进的实验室，由几个仆人（他的学徒）管理……为了一探奥秘，他不惜一切代价”[6] 。

尽管大多数人没有与波义耳所拥有的那样充足的资金支持，但也有其他年轻人也在用新工具做实验。在伦敦，波义耳结识了志趣相投的自然哲学家。“不可见世界的奠基石，或者（按他们自称）哲学学院，我确实常以与他们为伍而感到光荣，”1646年，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一群具有如此开阔之思想与探究之精神的人，学院哲学不过是他们知识的最基础的部分。”[7]

这个“无形学院”并不是后来阴谋理论家所说的一个神秘的团体，它是一个由业余哲学家组成的松散关系网，他们的圈子时常更迭，彼此重叠，分享自己的发现，讨论培根主义哲学的方法。年轻的波义耳最常加入的圈子是由摩拉维亚理论家约翰·阿莫斯·夸美纽斯（John Amos Comenius）主持的，夸美纽斯（很奇怪）既支持培根主义哲学，又坚决反对哥白尼，因为他一方面认为观察对科学而言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又认为《圣经》中已经阐明宇宙的地心说了。[8]

到17世纪50年代早期，波义耳的科学实验技能似乎已超越了他在伦敦圈子中的其他人，他先搬回位于爱尔兰的家中，随后他又去了牛津，开始寻找其他志同道合的哲学家。在那里，他雇用了一个贫困潦倒的学生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做实验助手。

两人一起——年近30岁的波义耳与刚刚20岁的胡克——设计出了诸多仪器，波义耳用它们去“折磨”自然界，揭示其秘密。到1658年，他们成功地制作出了气泵。1654年，德国物理学家奥托·冯·居里克（Otto von Guericke）第一次当众演示这一出了名的复杂仪器。居里克用气泵将一个由两个独立半球组成的中空铜球内的空气全部吸出，然后把两个半球分别与两支马队相连，每一支马队有8匹马，结果马队也不能把两个半球分开。居里克的目的是要推翻一条经典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理论——宇宙中不存在“空的空间”。亚里士多德曾说，宇宙的每个角落都有某种东西（这一立场后来被总结为“自然厌恶真空”）。居里克的实验关键在于除去铜球内的一切事物，哪怕是微小的、不可见的空气粒子也要除去，为了创造一个不含一物的空间——这是对亚里士多德学派物理学的又一个致命打击。[9]

波义耳进行气泵实验的目的略有不同。很明显，自然界并不厌恶真空；现在，他想知道的是，在没有空气的时候，诸多现象会发生什么变化。他和胡克把许多东西放在了一个室中，并抽出其中的空气：大理石、重物、羽毛、在响的闹铃（他们听不见）、火药（很难引燃）、蜡烛（熄灭了）、一只鸭子（晕倒了）和几条蛇（它们最终死了）。根据实验，波义耳于1660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关于空气的重量及其效果的物理力学新实验》（New Experiments Physico-Mechanical: Touching the Weight of the Air and Its Effects）。书中他总结出了一条理论，空气粒子可以被理解为

一堆小物体，它们彼此叠加，就像一团羊毛一样。因为它……含有许多纤细而有弹性的毛发；每一个都真的像一个小弹簧一样，可以轻易地弯曲或卷曲；但也像弹簧一样，努力去再次伸展开来。[10]

用拳头紧握羊毛，羊毛就会压缩成更紧实的一簇；同样，空气也可以在外部压力下被压缩进一个更小的空间。另外，一旦松开拳头，羊毛就会伸展开；同样，一旦压力没有了，空气也会“随即伸展开，恢复它之前的形态，一个更疏松和自由的状态”。波义耳将这一属性称为“空气的弹性”，并用公式来表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波义耳法则”：当气体被压缩为一个更小的体积时，压力就会增加。[11]

普遍认为，波义耳法则公式是现代物理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但实际上，罗伯特·波义耳对物理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他对组成自然世界的元素很感兴趣，因而也就对空气的成分感兴趣：“能给他带来最大快乐的，”约翰·奥布里评论道，“是化学。”

※

化学：17世纪时，这一领域中全是巫师和金属工匠。

在波义耳那个时代，还没有一个被称为“化学”的探索领域。自古以来，工匠们都在与贵重金属和染料打交道，这就要求他们掌握一些化学反应的实用知识。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知道熔化和过滤，结晶和蒸馏。他们知道如何利用锻铁炉和火炉来改变原材料的成分，他们还熟练地用硫黄、砷和汞改变金属的颜色；打个比方，砷会让铜变成白色，使铜“转化”（在观察者看来）成为完全不同的物质。[12]

这些技术被称为“chemia”（化学），这个词是希腊人从埃及词汇中借用的。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阿拉伯工匠进一步发展了chemia（阿拉伯语中被称为al-chemia），他们在实践中推测所发生的转化的性质。9世纪时，至少有两位阿拉伯思想家［巴格达神秘主义者贾比尔·伊本·哈扬（Jabir ibn Hayyan）和波斯物理学家阿布·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宰凯里雅·拉齐（Abu Bakr Muhammad ibn Zakariyya al-Razi）］认为，金属不是由传统的四元素构成的，而是由添加进去的汞和硫黄构成的［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气象学》（Meteorology）中曾暗示了这一观点］。13世纪时，另一个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人，意大利冶金学家吉伯（Geber）认为物质实际上是由corpuscles（细胞）而非原子构成的。根据定义，原子是不可分割的；但是细胞可以被汞穿透，这就会使细胞的内部结构发生改变。如果物质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么金属之间的转化——铜转化为银，或者是铅转化为金——都真的可能发生。[13]

这是一个重要的科学理论，但是，无价值的金属可能会变成金子，这让骗子们也开始炼金（al-chemia），他们熟练这一造假转化，并将假“金子”卖给易受骗的买家。16世纪时，德国医生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为炼金术挽回了一些名声，他对以炼金术作为生产更好药物的手段非常感兴趣，认为所有的自然变化（生长和发展，发酵和消化）本质上都是炼金化学。帕拉塞尔苏斯认为，应该将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替换为三要素（9世纪炼金术师所用的硫黄和汞，再加上盐），但是帕拉塞尔苏斯本人一方面是一个难以相处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另一方面他将视线局限在炼金术在医药方面的应用；因此，他的理论并没有在广阔的自然哲学世界取得什么进展。

波义耳相信炼金术——对物质组成的研究——可以为自然哲学做出很多贡献，就像物理学或天文学曾经做出的那样。通过实验，波义耳得知不管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理论的四元素，还是帕拉塞尔苏斯体系的三要素，都经不住反复的实验。根据亚里士多德，火总是将其他元素转化为火；波义耳问：自然为什么总是在他的化学熔炉中“错失她的目标”？

火焰把砖烧得通红，却不能把砖转化成火，坩埚也不能，烤皿[1]也不能，尽管火焰能吞噬金和银（也不能把它们转化为火）……即便是用火点燃木头，木头只有一部分转化为火焰，且不说产生的煤烟和烟尘，燃烧后的灰烬仍旧是静止的不可燃物。[14]

至于帕拉塞尔苏斯的三要素，波义耳怀疑硫黄是否真的是“原始的元素”，因为他早已生产出“含硫液体”作为试验用材，这是一种馏出液，通常，“化学家们”认为其中根本不含硫黄。[15]

1661年，波义耳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主要作品《怀疑派的化学家》（The Sceptical Chymist）。作品的结构非常传统，是四个人物之间的对话：瑟米斯蒂厄斯（Themistius），亚里士多德派的信徒；菲洛波努斯（Philoponus），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者；卡涅阿德斯（Carneades），波义耳的发言人；埃留提利乌斯（Eleutherius），一个对对话饶有兴趣的旁观者。埃留提利乌斯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瑟米斯蒂厄斯和菲洛波努斯则分别为四元素或三要素做辩论，卡涅阿德斯则驳倒二人的观点。

但是就卡涅阿德斯提供的论证而言，《怀疑派的化学家》一点都不传统。他的辩驳并不是（像亚里士多德和哥白尼那样）基于他已经得到了更好的、更合乎逻辑的答案。事实上，尽管卡涅阿德斯提供了关于物质的另一条理论（是吉伯“细胞”的一个版本，认为细胞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物质”，它们聚集在一起，也可以被分开、改变和转变），但他也意识到他并没有证据。

但他重复做过大量缜密的实验，这些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学派和帕拉塞尔苏斯派的观点。埃留提利乌斯，这个聪明的外行人，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他赞许地对卡涅阿德斯说道：

我十分高兴，在这种情况下，你决心坚持实验方法而非诡辩。因为我，无疑还有你，早已注意到，经院哲学家面对生理学谜团时经常运用的诡辩术，往往只能显示出诡辩者思维敏捷，并不能增加知识或消除严谨的真理爱好者的疑问。[16]

诡辩——这样一个连贯、统一的体系中——是找不到真理的，只有在反复的实验中才能找到真理。

在《怀疑派的化学家》一书中，波义耳近150次提到了实验证据。此外，正如他在序言中所指出的，这些实验已在实验室中进行过——而不仅仅停留在思考问题的阶段。波义耳一直对许多同时代人的一个习惯感到愤怒，他们高谈阔论物质世界，并称自己是基于“化学实验，无疑他们从没做过；如果他们做过，他们就会……发现它们是错误的”。同时代的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物理学论文》（Physical Treatises）一书使波义耳尤为愤怒，书中宣称其关于液体的理论是基于实验得出的，而实际上帕斯卡的“实验”不过只是“心理”实验。“实验需要的是黄铜圆柱形容器，或塞子，”波义耳不满地说，“这些器皿必须制作精确，即便是有误差，这个误差也（细微到）只能被数学家发现，而几乎不可能被工匠发现。”这还不够好。只有推理是无法得出真理的：“复杂且艰难的实验”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序言中，波义耳也提醒读者“不要鲁莽地相信化学实验……除非那些实验者说他们的实验是基于他们特有的知识”。[17]

并且，即使这样，实验也应该再做一次，然后再重复一次。“仔细实验，重复实验，在此基础上，你才能建立起重要的理论或实践的上层结构，”波义耳后来对读者说，“并且……要认识到只做一次实验是不可靠的。”条件或物质的变化会对实验结果造成极大的影响。只有那些可以被反复验证的结果才可以作为理论的基础。[18]

培根已为现代科学方法奠定了基础，但是波义耳对工具的运用才使现代科学的实验阶段真正形成。《怀疑派的化学家》的历史地位得以保障，不仅仅是因为其结论，更是因为其过程；不仅仅是因为最后所揭示的真理，更是因为获得真理的方法。

※

1662年，也就是《怀疑派的化学家》出版一年后，波义耳的实验室助手罗伯特·胡克得到了一个新工作：担任新成立的伦敦皇家学会的实验负责人。[2]

自17世纪40年代，正如波义耳早期提到的“无形学院”，自然哲学家的小团体在伦敦和牛津开展非正式的会议。“他们既没有规则，也没有固定的方法，”皇家学会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托马斯·斯普瑞特说道，“（并且）他们的目的更多的是……彼此交流……各自的发现……而不是联起手来，不断地或经常地进行调查。”这一组织缺乏结构，倒是适合那个混乱不定的英伦三岛共和国年代：那时，英国政府被完全颠覆，此时波义耳最好还是安安静静地独自在他自己出资建设的实验室中做研究。[3]

但在1658年，共和国的主要推动者、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去世；查尔斯二世高奏凯歌，重返王位，传统的英国统治层又回来了。查尔斯二世重新加冕六个月之后，皇家学者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建筑师、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为刚成立的物理、数学和试验促进学会（College for the Promoting of Physico-Mathematical Experimental Learning）主持了其在伦敦的首次会议。到1662年，查尔斯二世授予该学会许可，并更名为“伦敦皇家学会”。[19]

得到了皇室的支持，皇家学会开始迅猛发展；学会中非科学家成员的人数很快超过了自然哲学家的人数。胡克被任命为实验负责人，这一举动似乎意在保证学会处于正确轨道上。他拿着全职的薪水，要做两件事：在皇家学会每周集会的时候做许多实验，一边做实验，一边解释和演示；还要协助其他人进行他们各自的实验，如果他们需要的话。[20]

这一工作使得罗伯特·胡克（可能）成了历史上第一位拿全职薪水的科学家。皇家学会中有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医师、哲学家、数学家、光学仪器制造者，甚至还有几位化学家，这就要求胡克的实验和研究要贯穿自然哲学的整个领域。这一职位学科涵盖面广，非常适合他。与波义耳在实验室中的工作对他来说是大材小用。他是一名杰出的数学家（而波义耳不是），善于打磨和使用透镜；他发明了晴雨表，（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气象学研究的创建者；他是一位出色的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也是建筑师和物理学家。

胡克在皇家学会的周会上进行的实验用到了他各个方面的能力。托马斯·伯奇（Thomas Birch）记录了一系列的实验，起初是展示液体如何达到流体静力平衡的实验，随后展示了巴黎人将牛皮浸入色拉油以制作防水牛皮的方法，最后展示了一种“葡萄牙洋葱”，所有人都饶有兴趣地仔细观察，因为“这样的东西”从来没人见过。[21]

以后的实验还涉及了钟摆、蒸馏过的尿液、放入加压的容器中的昆虫、透过带颜色的玻璃和普通的玻璃对物体进行观察、称水的重量。但是后来，胡克在实验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显微镜。

约40年前，第一个借助显微镜完成的自然哲学研究公布于世，实验者是费德里科·赛西（Federico Cesi），他被称为“罗马的伽利略”。研究名为Apiarium，是对蜜蜂习性的彻底研究；赛西借助显微镜观测既证明了亚里士多德（“正如亚里士多德写的，因此［我们］看见并观察到它们……用那些茸毛带走了花粉”），但也不时地反驳他。其他利用显微镜做的研究是由赛西的同事进行的，透镜技术也一直在缓慢进步。[22]

胡克对显微镜尤其感兴趣。和他的导师波义耳一样，他认为自然哲学需要实验仪器。“通过加入这样的人造工具和方法，”他在1664年写道，“就可能以某种方式，弥补……感官的不足。”

（自然）的某些部分太大而难以理解，还有一些太小很难把握。从那以后，由于我们对于客观物体没有一个完整的感知，我们对它们的理解也一定站不住脚，漏洞百出……因此，我们常常把客观物体的幻影当作实体，把微小的迹象当作极大的相似，且是定义上的相似。……在感官方面，（那）需要关注的，是用工具弥补感官的缺陷，也就是要在自然人身上加上人造器官……借助显微镜，再小的东西也逃不过我们的眼睛；因此，我们发现了可以促进理解的一个崭新的可见的世界。[23]

胡克一直在向其他人展示这个“崭新的可见的世界”，他们非常欣赏他的成绩。1663年4月，皇家学会的会议记录中写道：“胡克先生的任务是每次开会都要进行至少一次显微镜观察（实验）。”接下来的一次会议中，胡克“向同伴们展示”放大后的苔藓是什么样的。“他渴望继续下去。”会议记录写道。接下来几个月的课程中，胡克在显微镜下展示了以下物品的结构：软木塞、树皮、霉菌、水蛭、蜘蛛和戈达德博士（Dr.Goddard）带来的“一块未知的石化木头”。[24]

戈达德博士曾拜托胡克对这一奇怪的样本进行检验，并出具报告，胡克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认为，这块石化的木头从气孔和结构分析与活木相似，但像岩石一样坚硬，无法穿透。然后，胡克提供了解释：

原因……似乎是这样的：这块石化木头曾在某地被完全浸泡在石化水中（这是一种充满了石块和泥土的水），经过分层、过滤，也许还有沉淀、黏合或凝固，其中的石块源于渗入的水；石块……自己进入……气孔……由于石化粒子的进入，它变得坚硬但易碎……木头上的小气孔完全被石块颗粒堵塞了。[25]

他借助实验器材进行观察并推翻现有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事物：他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自然进程，他从未亲眼见过（也不可能看到）这一进程，却可以推理出来。他首次描述了石化的过程，同时也反驳了人们已接受的真理——化石是非有机的，是由岩石形成的。

借助仪器进行观察后的下一步就是：利用近距离的观察结果，利用人工手段对感官的延伸，作为新思路产生的起点。这些仪器延伸的不仅仅是感官，还有思维。显微镜和放大镜，气泵机和真空室，它们真正的最终目标并不仅仅是观察，而是通过观察得出新理论，通过观察使人类的思维比以前延伸得更远。

1664年，皇家学会要求胡克将他的显微镜观察研究印刷成书。除了之前提到的能力，胡克还是一位娴熟的拟稿者和艺术家。他并不是仅仅用文字描述他的发现，也并不只是委托非科学家的人为他画插图，这些事他都亲力亲为。他的书的插图幅面巨大，极其细致，非常清晰。

最终的成书《显微图谱》（Micrographia）于1665年出版。前57幅插图与观察是借助显微镜进行的；最后3幅，即折射光、恒星和月球是借助望远镜进行的。插图的质量远远高于此前所有的（类似书籍），这本书立刻引起轰动。

尽管夺人眼球的图片吸引了读者绝大部分的注意力，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整本书中，胡克都是通过延伸了的感官构建新理论。仔细检查了白云母（Moscovy-glass）的颜色和分层后，他在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条关于光是如何作用的理论：他推测，光是一个“非常短暂的震动”，是“经由一个均匀的介质以直线传送的”。[26]

同他的石化理论一样，这一模型也无法被直接证明。胡克只是依照了他在《显微图谱》的序言中所提到的方法。仅仅通过仪器延伸感官是不够的；观察后，根据观察进行推理、解释，然后反复检验。类推威廉·哈维的血液循环系统，胡克解释说，真正的自然哲学

始于双手和双眼，辅之以记忆，思维使它持续下去；但也不能就此停止，而要再次从双手和双眼开始，这由一感官不间断地过渡到另一个，自然哲学才能保持它的生机与力量，正如人体要保持生机，只有让血液流经身体各个部分，胳膊、双脚、肺部、心脏和头部。一旦我们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地遵循这一方法，就没有什么事物（不在）人类智慧的掌控之内了……争论和说理很快就会劳人身体；一切美好的构想、普遍接受的形而上的自然，虽然都是人脑奇思妙想的产物，但很快就会消失，并让位于实实在在的历史、实验和研究工作。但是，由于最初人类偷尝智慧之树的禁果而堕落，因此我们——他们的后代——可能要走上老路，不仅仅要开始观察和思考，也要尝试自然界中的智慧之果，但这些不再是禁果了。[27]

仪器和工具不再仅仅是感官的延伸；对胡克而言，他们就是智慧之树，是通向完美的路径。

阅读《怀疑派的化学家》和《显微图谱》相关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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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波义耳

《怀疑派的化学家》

（1661年）

《怀疑派的化学家》一书不易阅读［按劳伦斯·普林西比（Lawrence Principe）的话说，该书“冗长，乏味，不连贯，时而自相矛盾”］。[28]然而，序言、正文前的辅文以及第一部分对波义耳的事业和他对实验的执着投入进行了精彩的概述。

Robert Boyle, The Sceptical Chymist: The Classic 1661 Text, Dover Publications (paperback and e-book, 2003, ISBN 978-0486428253).

罗伯特·波义耳，《怀疑派的化学家》（1661年经典文本），多佛出版社（平装，电子书，2003年，ISBN 978-0486428253）。

罗伯特·胡克

《显微图谱》

（1665年）

尽管目前有大量的《显微图谱》印刷本，但这些书几乎都没有以原尺寸或足够高的精确度来重绘胡克富有开创性的插图。要看插图，最好的办法是去查看八开本的CD，其中有对原书的清晰扫描，PDF格式，可随意放大，旋转，并可选择以彩色或黑白方式查看。

Robert Hooke, Micrographia, Octavo Digital Rare Books (CD-ROM, 1998, ISBN 1-891788-02-7).

罗伯特·胡克，《显微图谱》，八开本数字稀有书（CD-ROM，1998年，ISBN 1-891788-02-7）。

但是，整本文献（沿用了传统拼写法）很难用八开本扫描出来。大家可以考虑阅读免费电子书（如古登堡计划中的版本），或重印平装本，以便读者可以读到胡克的相关文章——尤其是序言，序言中他解释了感官与思考力之间的关系。

Robert Hooke, Micrographia,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2005).

罗伯特·胡克，《显微图谱》，古登堡计划（电子书，2005年）。

Robert Hooke, Micrographia, Cosimo Classics (paperback, 2007, ISBN 978-1602066632).

罗伯特·胡克，《显微图谱》，柯西莫经典丛书（平装，2007年，ISBN 978- 1602066632）。

[1] 一种由骨灰做成的杯子，用于熔化金属。

[2] 伦敦皇家学会的早期历史有些模糊且备受争议。有关其最早的记录，见托马斯·斯普瑞特（Thomas Sprat）的《伦敦皇家学会史》（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1667年），但该书的准确性在近几年受到怀疑；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er）的《建立新科学——早期皇家学会的探索》（Establishing the New Science: The Experience of the Early Royal Society，Boydell Press，1989年），书中对寻求证据的过程描写生动，可资借鉴。

[3] 英伦三岛共和国（1649—1660）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它彻底背离了英国君主制的传统。议会首领，其中包括清教徒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共同领导了一场叛乱；耸人听闻的是，国王查尔斯一世被逮捕、审判并被处决了。一个名义上的共和政府取代了查尔斯一世；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克伦威尔试图以“护国公”的名义实现个人对英国的统治。克伦威尔死后，这一政权也不光彩地结束了；随后，查尔斯一世被流放的儿子也就是其继承人被请回继承王位。

12
推论之规则

将实验方法延伸适用于整个宇宙

物体的属性……若在我们可实验的范围之内存在于所有的实验客体中，那么我们就应该推定，这一特性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

——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1687、1713、1726年)

《显微图谱》出版五年之后，即1671年12月21日，罗伯特·胡克（那时仍是实验负责人）在皇家学会集会上，介绍了一种新的音乐记谱法，并且设计实验来测量水银穿透木头需要的力的大小。罗伯特·波义耳也在场，他介绍了一个实验，实验表明“水不能到的地方空气却可以到达”。此外，他还提议纳入一个新的成员：“艾萨克·牛顿，剑桥大学的数学教授。”[1]

当时29岁的艾萨克·牛顿毕业于剑桥大学，此前四年，他一直在母校三一学院任教。他在1672年1月的会议上被适时推举，那次会议中“特别提到了牛顿先生对望远镜的改进”；牛顿此前将他改进后的一台仪器满怀敬意地送给了皇家学会。

与波义耳和胡克一样，牛顿是人造仪器的使用者，是一位为了寻求真理急切地希望能延展自己感官的数学家。在2月的会议上，他的入会证书墨迹未干之时，他便向学会递交了一封信，信中他介绍了自己最新的“哲学发现”：

光并非彼此类似，光的种类繁多，包含了不同的光线。这些光线在穿透其他物质时，本质上会产生不同的折射；颜色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光线中产生的，它们的性质决定了，其中一些倾向于产生红色，一些产生绿色，一些产生蓝色，一些产生紫色……而白色则是各种颜色的混合体，或者说白色是由各种颜色混合在一起而产生的。[2]

一直以来，牛顿的实验借助的并非显微镜或望远镜，而是棱镜：这种仪器通过扭曲（“折磨”）自然光来揭示光的组成。

信中，牛顿描述他在光方面的发现是“在迄今为止的关于自然的实验中，如果不是最重要的研究也是最与众不同的”。他这一番傲慢的宣告立即激起了一番同样激烈的反对之声。皇家学会对牛顿先生做出这一发现表达了“郑重的感谢”，并且委托胡克予以回应；胡克针锋相对地反驳说他认为牛顿的提议是“毫无必要”的。人们通常认为，光是白色的、单一的，而牛顿的发现与这背道而驰。让光穿过不同的物质（比如说透明的石层，在《显微图谱》中，胡克记录了一个此类实验），光只不过是被透明物质改变，因而变成不同的颜色。胡克勉强承认牛顿的新解释也许是真的，但他坚称，这一解释并不比已有的理论更有可能成为真理；他反驳道，牛顿并没有提供“理论的绝对证明”，因此他本人觉得无法信服。同年后期，胡克为皇家学会重新做了牛顿的实验，“证明了牛顿的判断”。但他仍继续辩驳道：“这些实验无法令人信服，无法证明光是由不同的物质组成的。”他可以想到至少两个“不同的假设”，同样可以很好地解释牛顿的结果。[3]

这是两人充满争论的关系的开始。这种敌对情绪之所以出现，一方面是因为，两个非常有能力且自负的人之间自然会产生摩擦，另一方面，缘于二人持有不同的哲学观。胡克以及皇家学会的大多数重要成员都极其推崇实验的方法，但对于从中总结普适的结论时都非常谨慎。学会尽管对牛顿的“光的理论”很感兴趣，但还是提议，要想得出结论，需要做更多的实验才行。而这些实验足足做了三年，其间，牛顿在剑桥的实验室与位于伦敦的皇家学会总部之间书信往来频仍。

1675年，牛顿开始感到恼火。他将一份更缜密的手稿送到学会，稿件中对他的实验及实验揭示出来的光穿过“以太”的运动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释。12月16日，胡克将此手稿呈现给皇家学会。“读了这篇论文后，”会议记录写道，“胡克先生说其主要内容在他的《显微图谱》中都涵盖了，牛顿先生不过是在个别细节上加以延伸罢了。”

牛顿当然要针锋相对，他反过来指责胡克有些过于随意地“借用”其他思想家的成果，比如勒内·笛卡儿［ René Descartes，他早在40年前就出版了《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 ］和牛顿本人。两人的争论愈发激烈，而且弄得尽人皆知。信件来往越来越多，实验也越来越多。牛顿愈发沮丧——一部分是胡克造成的，但更多的是因为皇家学会不停地要他提供更多的证明。1676年，他尖刻地回复学会：“重要的并不是实验的数量，而是质量；如果一个实验就足以说明问题，为何还需要多次实验呢？”在他写给一位同僚的信中，他悲愤地写道：“我认为，一个人要么决心不研究新东西，要么就得成为捍卫新东西的奴隶。”[4]

牛顿逐渐不再参与皇家学会的例行活动。会议记录中越来越少见到他的名字。他没有去参与胡克负责的、学会成员要求的永无尽头的实验，而是投身于自己的研究：不仅仅研究光和光学，也研究行星的轨道以及可以对其做出解释的天体运行机制。与胡克争论了12年之后，他出版了第一部重要文献：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即《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数学原理》一书从伽利略的日心说模型出发，主要关注的是行星环绕太阳运行的轨道。尽管伽利略的日心说体系因与事实相符而日益被人接受，但仍旧面临许多质疑。伽利略本人已经回答了一些主要的问题，但绝不可能解决得了所有问题。他认为，日心说理论是对潮汐运动的最好解释，并且，通过望远镜观测，他认为行星是有可能环绕着除地球外的其他天体运转的。他的重物实验，不论重物是否是从比萨斜塔落下的，都证明了地球能够在运转的同时保证地表物体不会到处乱飞。

但他并没有试着去解释使得重物下落的那股力［引力（gravitas），或“重力”］是如何作用的。实际上，尽管他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学派物理学的一些核心观点，但他坚持一个与亚里士多德学派类似的观点，即引力是客观物体固有的属性，而不是外界施加在物体上的力。[5]

此外，伽利略也无法解释，如果行星是围绕太阳运转，那么为何对它们的圆形轨道的运算无法解释它们的实际运动。与他同时代的约翰尼斯·开普勒曾提出了椭圆轨道的定律，并据此得出更合理的结果——但二人都没能解释轨道为何是椭圆，而非正圆。伽利略构想的宇宙中，没有外力，而且这些物体本身的属性，都无法迫使行星的轨道由正圆变成椭圆。

这就是牛顿要解决的问题。

他将伽利略在地球上做的自由落体实验延伸到天体中，解决了这个问题。伽利略曾做出理论推定，认为物体的引力意味着它们可以持续做匀速运动，不论下落了多久；牛顿提出，引力不是物体的固有属性，而是一种力，太阳给行星施加引力，行星给环绕它们的卫星施加引力。将物体吸引到地球的引力同样也将月球引向地球——但是这股力的大小会随着距离的改变而改变。它是会变的。随着行星离太阳越来越远，太阳施加给它们的力也越来越弱——因此，就有了椭圆轨道。[6]

要对这种新发现的力的原理进行全面解释——最重要的是解释两物体之间的距离与它们之间引力的关系——牛顿必须要改进自己的数学运算，使其可以计算出持续的细微变化。这一新数学方法就是“关于变化的数学法则”，在条件不断变化、力量不断改变且各种因素时隐时现的情况下，据此方法仍可以预测出结果。[7]

因此，《数学原理》一书同时展开了两项富有开拓性的工作：它解释了行星运行轨道为何是椭圆形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首次揭示了宇宙中存在的另一种力：引力。此外，它还为数学引进了一个崭新的分支；这一充满活力的数学分支在17世纪时被称为“calculus”（微积分）：这一名称源于拉丁文“鹅卵石”，这是一种被用作算术计数器的小石头。[1]

《数学原理》第四卷阐述了引力作用的四条定律。书中牛顿建立并利用了三原则（牛顿运动定律）：

资料来源：非数学的陈述均选自拉里·柯克帕特里克和格雷哥里·弗朗西斯所著的《物理学——一种世界观》(Physics: A World View，Thomson，2007)，37，41。

《数学原理》第一、第二卷建立了运动定律，既从理论上（不存在任何阻力的理想情况）又从存在阻力两种情况下进行探讨；第三卷则将引力视为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力进行探讨。

这三卷书的内容都非常艰深。单是“数学原理”这一书名就指出了最大难题：书中很大一部分是高深难懂的数学解释，是使用牛顿的微积分数学进行计算的。威廉·德汉（William Derham）是牛顿的老朋友、老同事，他后来写道，该书之所以晦涩艰深，是牛顿有意为之。牛顿曾向他透露，自他“讨厌争辩”开始，他“有意使得《数学原理》一书艰涩难懂”，为“避免被数学方面的浅薄小人所攻击”。也许因为“浅薄小人”这个词准确描述了当代绝大多数对此书有兴趣的读者，包括我自己，此书的绝大部分都在我们的《数学原理》理解范围之外。［这绝不是现代教育的失败。詹姆斯·阿克斯特尔（James Axtell）曾指出，牛顿的策略“行之有效，使得《数学原理》一书艰涩难懂……甚至对他那个时代的专家和聪明的外行人也是如此”；一个为此感到沮丧的剑桥大学学生在街上和牛顿相遇时，曾说过一句金言：“前面走来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写的书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谁都看不懂的那个人。”］[8]

但是，牛顿在《数学原理》一书的两章中舍弃了密集冗长的公式，采用了清楚的表述，即在《数学原理》一书最后的“总批注”（就是“总体的解释性注释”），以及第三卷开头的“自然哲学研究的守则”。

“守则”在某种程度上，是牛顿对皇家学会的最后回击。他意识到，《数学原理》的结论很可能被缺乏想象力的那群人否定，被视为“巧妙的罗曼史”——仅仅是猜测，是虚幻的猜想。毕竟，他所进行的轨道观察，既没有在月球上进行，也没有在与太阳距离不等的其他行星上进行。相反，他采纳了在地球上获得的实验结果，并据此推知天体——这一方法是迂腐的皇家学会不赞成的。[9]

“守则”解释了为什么牛顿关于月球和行星运动的结论是可靠的，即使胡克并不赞同牛顿的实验证明方法。前三个原则是：

1.比起复杂的原因，简单的原因更可能是正确的。

2.同类现象（比如说，欧洲的石头从高处落下，与美国的石头也从高处落下）极有可能拥有同样的原因。

3.在我们可实验的范围之内，若某个特性存在于我们所有的实验客体中，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定，这一特性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

在《数学原理》第一版中，“守则”并非以这种形式展现出来，尽管牛顿的结论清楚表明了他是在这些守则指导下进行实验的。第二版出版于1713年，此时，他才将自己的假设写进书中。但直到1726年，《数学原理》第三版中，他才加入了第四条，也就是最后一条原则：

4.基于具体现象或实验结论的一般性理论应被认为是正确的，除非有新的现象或其他实验结果出现，使得另一条理论更像是真理。

这就是培根的归纳推理法——从具体结果推知普遍结论，但牛顿将其进行了惊人的延伸：延伸到适用于整个宇宙。

但“总批注”（其中也包含了关于上帝在自然哲学中位置的著名探讨）对这一方法进行了限制。牛顿解释说：

引力可以穿透太阳和行星，深达它们的核心，而自身的作用力却丝毫没有被削弱，这一作用并不与其作用的粒子表面数量成比例……而是与固体物质的量成比例，并且，这一作用还可延伸至周边极远的距离，总是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10]

但是，他提醒人们：“我至今尚未找到引力产生的原因。”他可以根据自己在地球上所做的实验，推导出引力法则，但是无从知晓引力产生的原因。

在牛顿看来，根据法则推断出起源，就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总结出理论——这就是古代哲学家所推行的那种宏伟的范式虚构。他轻蔑地称其为“杜撰假设”。“我至今仍不能从现象中推断出这些引力属性产生的原因，”他断言，“我也不会去‘杜撰’假设。”他认为自己没有必要提供一种可以解释为何宇宙以它现存的方式运行的普适性理论，即所谓“万物至理”。根据他的“实验哲学”，

从现象中推论出猜想，然后通过归纳，使猜想成为普遍的理论。物体的不可入性、运动以及惯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都是通过这种方法被发现的。只要引力存在和作用的方式与我们提出的定律相符，并且能够解释天体和海洋的一切运动就足够了。[11]

就足够了：对此，牛顿会感到心满意足。他把实验方法延展至整个宇宙，但也为其无限延展设定了一个边界。

阅读《数学原理》相关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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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萨克·牛顿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的

“自然哲学研究的守则”和“总批注”

（1687、1713、1726年）

想通读《数学原理》全书的读者有几种选择。由I.伯纳德·柯恩（I.Bernard Cohen）和安·惠特曼（Anne Whitman）合译的译本多达950页，是现代译本中最清晰易懂的，读者可以找到该译本的平装本；译本第一部分全部都是评论、解释以及关于如何阅读这本难懂的书的指引。

Isaac Newton, The Principia: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A New Translation, trans.I.Bernard Cohen and Anne Whitman, assisted by Julia Budenz,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aperback, 1999, ISBN 978-0520088177).

艾萨克·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新译）》，译者I.伯纳德·柯恩、安·惠特曼和朱莉娅·比登兹，加州大学出版社（平装，1999年，ISBN 978-0520088177）。

读者也可以找到安德鲁·莫特（Andrew Motte）1729年译的多个版本。尽管年代久远且某些地方不太准确，但是这些译本并不比柯恩和惠特曼的译本难懂多少。

Isaac Newton, The Principia: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trans.Andrew Motte, Daniel Adee, publisher (freee-book, 1846).

艾萨克·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译者安德鲁·莫特和丹尼尔·埃迪（免费电子书，1846年）

Isaac Newton, The Principia: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trans.Andrew Motte, Snowball Publishing (e-book and paperback, 2010, ISBN 978-1607962403).

艾萨克·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译者安德鲁·莫特，Snowball Publishing（电子书，平装，2010年，ISBN 978-1607962403）。

读者可以在诺顿评论系列丛书之牛顿作品集中找到《数学原理》选段（包括“守则”以及“总批注”部分），以及许多其他的牛顿的著作及其评论。

I.Bernard Cohen and Richard S.Westfall, eds., Newton: Texts, Backgrounds, Commentaries, W.W.Norton (paperback, 1995, ISBN 978-0393959024).

I.伯纳德·柯恩和理查德·S.威斯特法主编，《牛顿——原文、背景、评论》，诺顿出版社（平装，1995年，ISBN 978-0393959024）。

[1] 艾萨克·牛顿与他的同代人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同时独立地开始研究这种崭新的“微积分”。随后，他们为了是谁建立了微积分的哪个方面、是谁抄袭了谁而争执不休；这一争论占据了关于牛顿的文献的很大篇幅，但与我们在这里的关注点并不相关。在本书第15章提到了尼可罗·圭契尔迪尼（Niccolò Guicciardini）的《艾萨克·牛顿的数学把握和数学方法》（Isaac Newton on Mathematical Certainty and Method，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9年）一书，该书对争论进行了概述，大家可以参考借鉴。

第三部分
阅读地球

孔德·德·布封（Comte de Buffon），《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General and Particular，1749—1788年）

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地球理论》（Theory of the Earth，1785年）

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初步探讨》（“Preliminary Discourse”，1812年）

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1830年）

亚瑟·霍姆兹（Arthur Holmes），《地球的年龄》（The Age of the Earth，1913年）

阿尔弗雷德·魏格纳（Alfred Wegener），《海陆的起源》（The Origin of Continents and Oceans，1915年）

沃尔特·阿尔瓦雷茨（Walter Alvarez），《雷克斯和末日火山口》（T.rex and the Crater of Doom，1997年）

13
地质学的起源

地球科学之创始

地球的历史应该先于地球上生物的历史。

——孔德·德·布封（Comte de Buffon），

《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General and Particular，1749—1788年）

当物理学和天文学发展得如火如荼时，对地球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地理学领域。

希腊人（此乃当然）创立了地理学。早在古巴比伦王国时期，人们就开始绘制地图；公元前4世纪时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希腊，为希腊地图绘制豁然开启了崭新的局面。百年后，亚历山大图书馆管理员厄拉多塞（Eratosthenes）撰写了第一部关于地球地形研究的学术报告，报告题为“地理学”（Geographika，迄今所知最早使用该词的记录），共有三卷，阐述了一种新的、覆盖整个地球的经纬系统。随后不久，希腊天文学家喜帕恰斯通过对月球的观测，设计出了坐标方格，也就是我们所知的纬度和经度，这进一步提高了希腊人创建的地图的准确性。[1]

地球科学从此开始。但是，古希腊的地理学只是简单地观察地球表面的现状，并没有对地球是如何演变至今，或地球为何如此运转做出解释。毕竟，根据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哲学，地球的历史无穷无尽，其中时间循环往复，永无休止；但是，希腊人并没有从中意识到研究地球起源的可能性，更不可能意识到了解地球起源对于了解其现状的重要意义了。[2]

化学和物理学的发展使人们更深入地理解地表上所发生的客观进程。但是，只有当关于恒星的科学研究日益成熟之后，地球才成了研究对象。（地球是与众不同的，但当时只被视为众多天体的一个成员；它与其他行星拥有相同的属性，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人类的家园。）查尔斯·范·海斯（Charles Van Hise）认为，地质学是天文学的产物。[3]

直到17世纪上半叶，地质学还没有为成为一门新科学做好十足的准备。那时，地质学不过是自然哲学的一个分支，人们仍不知道地质学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首先提出地质学方面问题的不是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而是神学家和哲学家。

1647年，自然哲学家约翰·莱富（John Lightfoot）根据《旧约全书》中的族谱，计算出了地球的年龄。他宣称，地球是在公元前3928年9月被创造出来的。三年后，爱尔兰主教、业余天文学家詹姆斯·乌舍尔（James Ussher）将《圣经》中的族谱与他的天文观测结合起来，推算出地球产生的时间，这个时间要比约翰·莱富的推测更早一些。“最初，上帝创造了天地，”乌舍尔在《世界编年史》（Annals of the World）中写道，“根据我们的年表，时间开始于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的晚上（午夜）降临时。”[4]

这根本就不是科学。尽管如此，与希腊人的传统观点——无限的循环往复——相比，基督教和希伯来人认为地球的生命开始于创始时期的传统观点仍旧是一个进步。承认地球真正拥有纵向的时间和历史意味着地球上的岩石和土壤、群山和山谷都带着过去的痕迹。

在乌舍尔确立了地球年龄的19年后，丹麦牧师圣尼古拉斯·斯丹诺（Nicholas Steno）的第一篇关于地球过去的文章发表了——这是探索地球科学的首次真正尝试。在被授予神职之前，斯丹诺分别在哥本哈根和阿姆斯特丹的大学中学习解剖学。

这篇文章《关于一个固体自然包裹于另一固体问题的初步探讨》（“Preliminary Discourse to a Dissertation on a Solid Body Naturally Contained within a Solid”）探讨了关于化石的疑问：化石是一些岩石组成物，多出现于远离海洋的山体中，形似生物。公元1世纪的罗马哲学家普林尼（Pliny）曾猜测，这些岩石是从天而降的。中世纪哲学家、医师阿维森纳（Avicenna）则认为，它们是由地球上一种“塑造力”神秘地塑造成的，这种塑造力将岩石塑造成了新的形状。罗伯特·胡克通过显微镜观察化石，发现化石是有机体残骸石化后的产物，但他尚无法解释为何化石都是在岩石中层被找到的。[5]

斯丹诺进一步发展了胡克的结论。1666年，斯丹诺仔细地解剖了一只奇怪的鲨鱼的头部。这只鲨鱼是在意大利海岸被捕捉到的，将它送给斯丹诺的是他的一位举足轻重的朋友，斐迪南二世·德·美第奇（Ferdinando II de’Medici）。鲨鱼的牙齿与斯丹诺及17世纪其他几位自然哲学家所熟知的小型齿状化石一致。这种小型化石被称为“蛇石”（glossopetrae），形似蛇的小叉形舌。在欧洲各地都发现了大量蛇石。《初步探讨》一文旨在：首先，证明形如鲨鱼牙齿的蛇石曾是活动物身体的一部分；其次，解释它们是如何被石头包裹起来的。

斯丹诺关于后者的解释因过分阐释、限定、赘余的细节和冗长的语言而费解。但可将其归纳为三个基本原则：

1.斯丹诺的叠覆原理。当小块岩石在水底沉积并被压缩，岩石层就开始形成。因此，底部的岩石层和遗迹比上层的沉积得更早。

2.斯丹诺的原始水平律。岩石层总是水平的。如果某一地层倾斜或垂直，那是因为被后来的因素挤成目前的状态的。

3.斯丹诺的原始侧向连续律。地层是连续的，没有终点的。所以，如果两个邻近的地层含有相同的矿物质、土壤和遗迹，即使二者现在是彼此分离的，但起初它们应该是同一地层，后因地壳活动而被割裂。

这三个定律都指向同一个深刻的、前所未有的观点：地球的岩层，即地层（由岩石和泥土彼此层层累积构成的“厚的覆盖层”），是沉积形成的，经年累月，每过一个时期就会沉积一层。在向下挖掘地层的过程中，自然哲学家就可以进行一次时光穿越。

此前并没有所谓的地质学，斯丹诺使得这一科学的出现成为可能。他已经找到了原材料，以此为对象，自然哲学家们可以实施他们的培根主义哲学的实验方法：原材料就是地层以及其中的化石，它们是观察、分析的对象，并从中得出理论。

同时，原材料令人们开始质疑神学家和哲学家的结论。

斯丹诺本人并不觉得将地球的产生时间确定为公元前4004年有什么问题。他确信化石就是生物沉积在水底的遗留物，但是，诸如贝壳和水生动物的螯（哪怕是石化的）这般脆弱的物体竟然可以存留数千年之久，这令人难以置信。在《初步探讨》一文中，斯丹诺清楚地表露出了自己的担忧：将地球的出现时间设定为公元前4004年可能有点儿太早了。[6]

但是，其他思想家对原材料有不同的看法。艾萨克·牛顿更关注地核，而非化石。他曾推测地球最初可能是一个熔化了的球体。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铁冷却的时间来计算出地球的年龄（始终记住，大球体与小球体的蓄热能力不同，这是因为快速冷却的表面与球体其余的质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因球体大小而变化）。牛顿断定：

因此，一个与我们的地球等体积的红色、发热的铁球，也就是说，它的直径约有4000万英尺，几乎不可能与地球在相同的时间内冷却下来，它大概需要5万多年……正确的比例已经通过实验得出，我应为此感到高兴。[7]

换句话说，如果地球起初是熔化的，它就不可能只有6000岁了。但对牛顿而言，这不过是一个“虚构的”假说罢了，科学尚无途径去证明该假说。

德国数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是牛顿的同事，有时也是牛顿的对手。他提出了一个相似的假设——地球一度像金属一样被熔化，后来逐渐冷却并凝固。这一过程产生了许多巨大的泡泡；其中一些钙化后成为山体，其他的破裂分离形成了山谷。但莱布尼茨也对虚构的假设非常谨慎，他甚至拒绝提出自己对地球年龄的猜想。[8]

地球的年龄是多少，以及该如何理解地层以便了解地球的年龄，这两个问题本来可能因得不到解决而留待人们公开真诚地讨论。但是在1701年，温切斯特主教威廉·劳埃德（William Lloyd）将詹姆斯·乌舍尔所预测的公元前4004的时间点作为旁注印刷在了于1611年出版的、被官方认可的最新版本《圣经》中（这是最为广泛阅读、影响力最大的印刷本英文版《圣经》）。这为乌舍尔的猜想添加了一分神圣的权威感；从此以后，提出地球年龄在6000岁以上就有毁谤否定《圣经》之嫌。

50年后，才有学者敢于提出一个更长的时间。但这个提议是以假想的形式出现的，并且还是秘密的假想。

18世纪20年代，法国自然哲学家贝诺依·德·马雷（Benoît de Maillet）偷偷散播一篇对话性的故事，是印度哲学家特里梅德（Telliamed）和一位法国传教士之间关于地球年龄的对话。[1]依据几个世纪以来的测量，特里梅德认为地中海海平面一直在下降，整个地球曾一度被海洋覆盖，海洋在不停地渗入位于地球中心的漩涡。从水体的下沉速度来看，地球至少有20亿岁了。

但是这一猜想并不一定与《圣经》相抵触。“你太重视（地球的年龄这一问题）因而认为它与宗教有必然联系。”特里梅德对传教士说，“依我看，前者与后者的差异太悬殊了。”他解释说，对地球的研究不能带着信仰的眼镜去进行。对地球的研究必须要客观，正如天文学家研究其他任何现象那样：

让我们不要再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世界历史的长度。让我们仔细地思考宇宙真正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广阔的苍穹，我们可以看见诸多闪亮的、如同地球一般的恒星……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自望远镜被发明出来之后，最有可能发生的是什么，借助望远镜我们可以看得很远，如果我们真的处在离地球那样遥远的地方，我们也许会发现在我们头顶上有许多世界，它们离我们依旧那样遥远。[9]

只有当人们承认了地球只是众多天体中的一个，地质学才开始形成。只有当人们不再以人的年岁来衡量万物，地质学的时间框架才最终形成。

※

18世纪中叶，孔德·德·布封开始发展这一新科学。

布封原名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Georges-Louis Leclerc），是一位盐税官员的儿子。他的父亲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并用这笔钱购买了一个名叫布封的邻村，这使得他成了新贵族。年轻的乔治-路易斯对自己卑微的出身非常敏感，因此二十几岁时就抛弃了自己的姓氏勒克莱尔，自那以后，他只称自己是“布封”。[10]

富裕的家庭使他可以沉迷于自己广泛的兴趣中：数学、物理学、化学、显微镜学和生物学。他摆弄仪器，做调查，写文章，授课，出书。三十几岁的时候，他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引起了法国王室的注意。1739年，他被任命为皇家花园管理人，负责扩大并修缮花园和其中的动物园；此后，布封就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花园管理人一职使得布封广泛的兴趣更加紧密地聚焦到了地球及其生物系统中。1740年，他宣布开始撰写一部恢宏的百科全书式著作，这就是共有55卷的《自然史》。亚里士多德曾撰写过《动物志》，而雄心勃勃的布封此举是对前者的极大扩充，他的书不仅要包括动物，也要包括植物。当布封开始动笔时，却发现这二者都不能作为开端。“地球的历史，”他在这本书开头写道，“应该先于地球上生物的历史。”[11]

因此，《自然史》第一卷探讨的就是地球本身：它的内部结构，它的“形成和存在方式”，以及它的历史。布封认为要运用科学的、归纳的、培根式的方法来思考这些问题。他反对仅凭过去发生的某一特别的事件就做出解释，这种事件既无法观察，也无法重复，这样的解释是“不稳定”并且“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上的”。［这里，布封暗示一条家喻户晓的理论，由数学家威廉·惠斯顿（William Whiston）提出，即认为可以通过彗星尾巴与地球的原始碰撞来解释地球的现状。］[12]

相反，布封坚持认为地球科学必须仅采用客观存在的、可观察的过程：水的流动、发热物体的逐渐冷却以及土壤的侵蚀。

在这里，我所探讨的原因并不会超出我们的知识范围，我指的也不是自然灾变——哪怕只有一丝灾变，对地球也将是致命的打击。彗星的接近、月球的消失以及将一颗新的星球引进系统中，在这一些猜想的基础上，想象得以尽情翱翔。但这一类原因所产生的结果（不确定性太强）可以为我们随意支配。对自然做出一个假设，就可从中衍生出一千个传奇的故事，而杜撰这些故事的作者们往往会冠他们的故事以“地球理论”之美名……我非常反对这些愚蠢的推测：它们仅仅是一些推测而已，假如是真的，那一定会在宇宙中引起一场大灾难，我们的地球就像一个匆忙逃命的微粒，逃离我们的视线，不再值得我们去关注。为了保证我们观点的一致性，我们必须要承认地球的现状，细致地观察地球的每一部分，并通过归纳，根据其现状预测其未来。罕见的事件或迅疾而猛烈的变化不应被当作（地球产生的）原因，我们不应受到这样一些原因的影响。这些原因在自然界的进程中不占一席之地。但是那些一再重复的过程，那些接二连三、从不间断的变化才可以成为我们进行推理的基础。[13]

那么，是哪些“一再重复”的过程可能塑造了地球呢？布封同意牛顿的观点，认为地球起初是一个熔化了的球体，逐渐降温至今。

的确，单凭自己的双眼，他是看不到地球的这一小段历史的。但是，将地表与地下深处矿床的温度进行对比，清楚地显示出地核比地表更热，而这可以通过一个能反复重复的客观过程来解释：布封加热不同大小的球体直至它们发出白光，然后测量它们冷却的时间。然后，他根据结果推测一个地球尺寸大小的球体，断定地球的冷却应该开始于74832年前。但他认为，这一时间可能还要更长一些——也许有30亿年（这与我们现代所估计的45.7亿年有些接近了）。[14]

《自然史》的第一卷中，布封陈述了上述理论，与此同时，也否定了神灵干预地球历史的可能性，并驳斥了乌舍尔的地球年龄。这本书堪称18世纪的畅销书。法国、英国、荷兰和德国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桌上都有一本《自然史》。但是法国科学院的一些重要人物一直在攻击布封的结论。位于巴黎的神学院质疑布封对《创世记》的理解，并就此与布封开始了漫长的书信争辩。[15]

读了这些信件后，布封只是更加坚信自己的假设了。30年后，他对已经出版的《自然史》进行了一系列的更正与补充，其中包括对地球形成各阶段更为详细的解释，他将其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世 地球开始冷却

第二世 土壤凝固

第三世 水覆盖了地球

第四世 水开始退去以及火山活动开始

第五世 大象与“南方动物”在温暖的北方定居

第六世 大陆分离

第七世 人类出现

这“自然界纪期”是第一个地球“深时”（deep time）时间表——几个世纪后，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创造了这一术语，用于描述在地质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完全不同的时间尺度（100万年被当作一天）。

这一自然界纪期的时间表使得该书英文版的译者威廉·斯梅利（William Smellie）大吃一惊——太不符合英国人的标准——所以他在翻译时有意删节了第九卷的相关部分。“这一理论，也许在欧洲大陆上深得人心，但对于冷静谨慎的英国人而言有些过于离奇，因而很难获得他们的全面认可。”他在译者注中解释道，“译者得到的建议是不要把这本书译成英语。”[16]

但布封没有为此道歉。他坚称，绝不能用罕见的事件来进行解释（地球的起源）——这是地质学的第一原则——而这自然引出了第二原则：地球的历史恒久绵长。[17]

阅读《自然史》相关节选，

请登录http://susanwisebauer.com/story-of-science

孔德·德·布封

《自然史》

（1749—1788年）

第一卷只有两个主要章节：第一章“地球的历史和理论”，阐述了布封所有关于地球形成的理论；第二章“地球理论之证据”，篇幅较长，分为19个“节”，对理论进行了详细的论证，给予了实验支持。第一章值得深读细读，第二章略读即可。

第九卷对第一卷各个部分进行了大量的补充。你只需要阅读标题为“孔德·德·布封的自然界纪期的事实与论证支持”（“Facts and Arguments in Support of the Count de Buffon’s Epochs of Nature: Of Giants, of the Glaciers, of the North-East Passage, concerning That Period When the Powers of Man Aided Those of Nature”）的一节。

威廉·斯梅利的译文只有英文版本，可读性很强，也非常有趣，但读者需注意关于自然时期的那一部分是译者的释义。该译本有许多免费的电子书版本，最容易找到的版本来自密歇根大学18世纪经典古籍在线资料库（http://susanwisebauer.com/story-of-science）。

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 Natural History: General and Particular, trans.William Smellie, vol.1 (e-book, 1780, no ISBN).

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或孔德·德·布封，《自然史》，译者威廉·斯梅利，第一卷（电子书，1780年，无ISBN）。

Georges-LouisLeclerc, Comte de Buffon, Natural History: General and Particular, trans.William Smellie, vol.9 (e-book, 1785, no ISBN).

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或孔德·德·布封，《自然史》，译者威廉·斯梅利，第九卷（电子书，1785年，无ISBN）。

[1] 教会里的权威人士也许注意到了“Telliamed”这个名字只不过是把“de Maillet”倒过来写，但没有任何记载表示教会对此采取了措施。

14
新科学的法则

关于地球的现状有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

地球大陆形成至今一定是经过了无限长的时间……我们没有发现开端的痕迹，也找不到结束的征兆。

——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

《地球理论》（Theory of the Earth，1785年）

因此，地球上的生命总是遭受灾难。

——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

《初步探讨》（“Preliminary Discourse”，1812年）

詹姆斯·赫顿是一位有钱的苏格兰地主的儿子，他生性三分钟热度——而这正是新科学所需要的。

1740年，14岁的赫顿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后来，他放弃人文科学，开始研究化学；辍学后又做了一位律师的学徒；21岁时放弃法律去爱丁堡学医；后来又偏离学医之路来到了巴黎专攻解剖学；最终获得了医学学位后，却又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医生。于是，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他创建了一家制造工业化学品氯化氨的公司。公司经营得很好，但不久，赫顿又将公司委托给朋友管理，自己去经营家庭农场了。

他做农业实验，加入了爱丁堡哲学协会，并递交了植物学、矿物学和炮术方面的论文，进行化学实验，参观盐矿，去深山徒步旅行，考察地质形态，研究煤矿生产。“他不必从事某一职业，”他的朋友、传记作家约翰·普雷佛尔（John Playfair）写道，“他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时间，他有充足的精力来不断地变换职业。”[1]

殷实的家境使他不必亲自赚钱谋生，加之广泛的兴趣，二者相结合便成了他进行地球研究的前提条件——这一学科在大学中尚未确立，没有定义，没有边界，没有为人普遍接受的名称。布封自称为一位“历史学家”，而其他地球的研究者则分别自称为天文学家、数学家、自然哲学家和绅士。赫顿的前半生在化学家、制造商和农民三个身份之间跳跃。直到50岁时，他才出版了第一本研究成果，这是一本小册子，题目颇有意思，叫作“关于自然、属性以及煤与碳质页岩[1]的区分的思考”（Considerations on the Nature, Quality, and Distinctions of Coal and Culm）。这本书卖得并不好，但这本书体现了赫顿的兴趣在慢慢聚焦（地质学）。（“非常巧妙，非常令人满意。”普雷佛尔肯定地说道，“但是，也许从目的角度考虑，这本书过于具有科学性了。”）他日益关注土壤成分的研究。[2]

赫顿的小册子出版后的那年，瑞士数学家吉恩·安德烈·德鲁克（Jean André Deluc）为关于地球的科学起了一个名字。

数年来，德鲁克与英国女王夏洛特（Queen Charlotte）保持通信联系。作为一位有志于影响社会的思想家，他当然会将这些信件收集出版。第一卷（有许多信）出版于1778年，题为“物质和精神的信件——关于山体以及地球和人类历史”（Physical and Moral Letters on the Mountains and on the History of the Earth and Man）。德鲁克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他致力于使自己关于岩石形成和地层的理论与《创世记》中所记载的一致（他极度反对布封的地球年龄说，认为地球的年龄大约是1万岁）。“这些信件，”德鲁克在开头写道，“只不过是一篇宇宙学论文的大纲。”随后，他在脚注中表达了对该术语的不精确性的惋惜：“我这里所说的宇宙学，仅指关于地球的知识，而不是关于宇宙的知识。因此，‘地质学’也许才是正确的术语，但我不敢用它，因为它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3]

尽管发表了这样的免责声明，德鲁克仍继续使用（地质学）这一术语。《信件》的读者越来越多，“地质学”这一名称也得以流传。但关于地球的研究界限依旧模糊，一方面与神学和《圣经》研究相交叉，与物理学和天文学相融合，另一方面又与冶金学和化学相交融；但最终，它也有了一个标签。

1783年，赫顿关于煤炭的那本小册子出版6年后，他终于将自己逐渐发展成形的地质学理论汇集成一部重要的作品出版。爱丁堡哲学协会那时刚刚与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合并，合并后致力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两方面的研究；为了对这个新机构予以支持，赫顿同意贡献一篇关于“陆地系统”的论文。“皇家协会，”普雷佛尔解释说，“做得很好，它使得赫顿博士勾勒出了首个地球理论的雏形，这一理论的研究成为他毕生的远大目标。”[4]

赫顿那时已经57岁了。他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矿物学家”，并且“亲眼核实了地质学的重要事实”；他“尤为擅长自然地理”和化学，广泛阅读自然历史的相关书籍。他将所有的才能都应用到探究地球及地球系统的性质中去，但他几乎从未将自己的观点与他人分享。[5]

1785年3月7日，他的一位朋友在皇家学会宣读了他的报告的第一部分，赫顿本人则以生病推托（也许他难以克服紧张）。“他论述的第一部分，”皇家学会会议记录中记载，“从持久度和稳定性两个角度，考察了这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球的系统。”一个月后，在学会4月份召开的会议上，赫顿本人首先重述了3月份的报告，随后宣读了余下的论文。

我们目前可以见到的所有地层，赫顿认为，曾经都是松散的物质，在海洋底部被冲刷；这些物质被加热后熔合在一起，并被推出海平面以上，形成干燥的陆地。干燥的陆地又不断遭受周围水体的侵蚀，这样循环往复。这一过程至今仍在海陆之间发生。

换句话说，土壤的形成并非由于过去发生的大灾难或罕见的突发事件，而是由于反复的潮汐现象，潮起潮落，沉积侵蚀，这一现象仍在继续。[6]

只要观察现状，就可以对过去发生的一切做出解释；或者，用后世思想家的话说：“现状是揭秘过去的钥匙。”我们如今所看到的自然现象与过去的一致——并且，我们推测，未来的自然现象也将如此。“我们要研究目前地球的构造，”赫顿解释说，“为了理解过去自然的运行，（并且）得到原理，通过原理我们可以总结出事物未来的走向。”[7]

接受一致性原理（过去没有大灾难；陆地形成的自然进程今天仍在继续）会引出另一条结论。那些非常非常缓慢的变化进程，一定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总结我的观点，”赫顿写道，“我们确信……这一过程极度缓慢，以至于我们找不到合适的尺度来进行估算……我们的大陆形成至今，一定经历了无限的时间。”[8]

无限：超越了我们定义的能力。在他论文第一章的最后，赫顿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因此，这一客观研究的结果，”他断定，“就是我们没有发现开端的痕迹，也找不到结束的征兆。”这与希腊人所认为的永恒和不变的地球并不是一回事，而是一种客观世界的观点，这个客观世界的变化期限与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完全不同。赫顿在论文中将布封所暗示的内容以文字表现出来：地质时间——“深时”，与人类的时间完全不同，因此我们不能用（衡量人类时间的）“年”来衡量地质时间。[9]

与相比较之下比较保守的布封的地质时间相比，赫顿的这番话更是公然违背了《创世记》，这也许可以解释赫顿为何在第一次本该出席皇家学会时会那样紧张了。但奇怪的是，他的论文——以“地球理论”（Theory of the Earth）为题出版三年之后——几乎没有激起愤怒。他的传记作家普雷佛尔将此归因于知识分子的疲惫。“创建地质理论的尝试频频失败，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疲倦了。”普雷佛尔抱怨道，“尝试创建理论的常常都是那些对自己所要解释的现象几乎一无所知的人。”[10]

吉恩·安德烈·德鲁克发表了一篇文章驳斥赫顿的自然界纪期论，爱尔兰化学家理查德·柯万（Richard Kirwan）也曾指责赫顿的理论“违背了理性和摩西历史的核心”。但是，地质学仍旧是一个崭新的领域，研究人员分散在各地。因此，《地球理论》面世10年之后，赫顿的一致性原理以及“深时”仍旧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地球理论》，”普雷佛尔不满地说道，“（本应该）骤然激起一阵强烈反响，此外……各地的科学家们本应该急不可耐地去关注其是否真正有价值。然而，事实却是，它迟迟没有引起他们的关注。”[11]

这部分地归因于赫顿迂回的写作方式。［正如丹尼斯·迪恩（Dennis Dean）所说的，赫顿“几乎不懂修辞”。］赫顿也没能解释过去到底是否发生过什么大灾难——这个问题令人困惑，因为沉积物以及化石层似乎证明了某些不寻常事件的发生，有时他们是发生在过去的。但是《地球理论》一书既是哲学，又是科学；赫顿是想试着建立地球科学的普遍原理（“我们必须通过现状才能了解过去”），而不是要去诠释个别地质层的历史。[12]

詹姆斯·赫顿长年遭受慢性肾衰竭的折磨，在他有生之年，他的理论既没有被广泛接受，也没有遭到彻底的反对。接下来的10年是漫长而痛苦的，他一直在修订扩充《地球理论》；修订后的书于1795年出版，结果却比修订前的版本更加晦涩难懂。

1797年3月，在写作了整整一天之后，他突然开始颤抖痉挛。他找来了私人医生，但医生刚到，他就去世了。[13]

※

赫顿去世前一年，一位年轻的法国博物学家乔治·居维叶将自己第一篇重要的论文递交给了位于巴黎的国家科学艺术研究所。

居维叶当时27岁，刚刚被选举为国家研究所（相当于法国的皇家学会）的成员。他曾在法国、德国学习，既读得懂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又学习过布封35卷的《自然史》，当时刚刚在位于巴黎的自然哲学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得到一份工作。他的工作是对大量的骨化石收藏品进行管理和分类——此前从来没有对它们进行过恰当的分类（一个“藏骸所”，他是这么称呼这里的），他还要举办动物解剖学的公众课程。

1796年他的一篇论文《关于现存大象的品种和大象化石的品种》（Mémoires sur les espèces d’éléphants vivants et fossiles）将印度象和非洲象的骨架与在西伯利亚发现的大象骨化石进行对比。许多博物学家都认为这些骨化石是古代大象的，但是居维叶发现二者的头骨形状、长牙和牙齿都不同，这证明了那些骨化石属于另一不同的物种——一种名为“猛犸”的动物，这种动物不是大象的一种，且早已灭绝。“猛犸”，他断定，已经灭绝了——这是一种不存在于地球上的“逝去的物种”。[14]

这一说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尼古拉·斯丹诺之后，大多数博物学家都认同化石是生物死后的遗迹，而不是造型奇怪的岩石。但在过去，认为所有的动物物种都灭绝了的观点从三个层面来说都是有问题的。它提出了一个神学上的难题：上帝创造出来的动物怎么会因设计不好而无法生存下去呢？这与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生物学原理相抵触，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仍旧被许多学习动物解剖学的学生所接受：动物的机体结构逐渐发展，这样才能运转良好，在环境中生存下去。另外，这也与赫顿刚刚提出微小渐进变化理论相矛盾：由于变化过于缓慢，无法一次性清除所有生物，而且因为变化刚刚发生，它们的骨骼仍旧存在。

许多研究动物生命的学生仍旧坚持认为化石物种（比如西伯利亚的猛犸）是现存物种的变种，要么就（像大家所熟知的软体动物的遗迹菊石那样）仍旧存在于深海，或者是一些人类无法轻易探测到的地方。但是居维叶对此并不认同。

到目前为止，他还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物种已经灭绝了。他并没有先建立一个恢宏重要的关于生命的理论，然后用猛犸化石来附和该理论。相反，他使用了科学的、培根主义哲学的方法——对具体的自然现象进行细致的考察。通过考察，他得出了一个结论：猛犸并不是大象的一种，而是其他物种，但已经灭绝了。

他试图将所有曾在地球上栖息过的（或仍存在的）各种动物的历史联系起来，却惊讶地发现，他竟然建立了地球的历史。他在1796年的论文中写道：

最初接触到这种科学时，并没有意识到它与解剖学有如此紧密的关联，这种科学探讨的是地球的结构，梳理了地球历史上重大里程碑式的事件，并努力地勾画出地球所经历的巨大变革的历史图景；概括而言，只有借助于解剖学，地质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解剖学的事实可以作为地质学的根基。[15]

变革：对于一个七年前刚刚经历过巴士底狱浩劫的国家来说，这个词难免带有冒犯之意。居维叶心中正在萌发另一种可能的解释——猛犸以及其他的化石物种（比如说被他命名为“乳齿象”的于俄亥俄州发现的大型骨骼）可能已经在一次罕见的、全球性的、一次性的灾难中灭绝了。

在居维叶看来，地球的历史是反映人类社会巨大演进的一面镜子，没有什么比这更确定的了。因此，在骨骼分析之后，他开始进行推测：

这两种巨大的动物之间到底有何关系？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它们的踪迹，而它们的遗迹却遍布地球，也许它们早已灭绝？……这一些事实……在我看来，都证明在我们的世界之前存在着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后来被某种灾难毁灭了。那么，原始的地球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不被人类主宰的自然界又是怎样的呢？是怎样的巨大变革才能毁灭它，才能让它除了一些半腐烂的骨骼外，不留一丝痕迹？

信奉培根主义科学的居维叶只能提出这些问题，却无法准确地做出解答：

这些问题会引发更加广泛的推测，而我们不应卷入其中。只有那些胆子更大的哲学家才那样做。不受关注的解剖学，一直以来局限于详尽的研究，局限于与观察和解剖所得出的客观事实进行严格对照。如今解剖学却为那些有勇气的天才开启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对解剖学而言，这是一种殊荣。[16]

接下来的三四年，居维叶集中研究“不受关注的解剖学”，在他的“藏骸所”中对那些骨头进行分析和分类。到1800年，他已经鉴定出了23类已经灭绝了的物种。他发现自己日益靠近“那充满推测的广大领域”——关于地球自身的理论。在1804年至1805年间，他举办了一系列的公开课；其间他提出化石地层揭示了“地球并非一直保持现状的最有力的证据”。利用发现了化石的岩石层可以构建一个地球发展的时间轴；化石层是一本关于地球过去的书，会观察的人才能读懂它。他有如下一些观点：

1.不含有任何有机体的化石是最古老的。所以说（生命）并不是一直都存在的。

2.地球的形态发生过一系列的改变，从海洋到陆地，从陆地到海洋。

3.地球经历了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期产生不同的化石。

4.一些改变了地球形态的变革是迅猛的。[17]

居维叶从“猜测”进展到了假设：他现在认为，地球这本书中全部都是大灾难。

他一面准备并讲授公众课，一面与他在国家博物馆的同事、矿物学家亚历山大·布隆尼亚尔（Alexandre Brongniart）一同进行一个分析巴黎周边岩石层的项目。巴黎坐落在一个7000平方千米的沉积岩层盆地中；居维叶和布隆尼亚尔仔细绘制了一幅该盆地地层的截面图。1808年，他们将自己的发现递交到了国家研究所；1811年，他们的发现经扩展后印刷出版，供公众阅读。

他们解释说，巴黎盆地其基底是古老的白垩层；后来，地层一层一层不停地积淀。每一层都含有不同的化石。包括白垩在内，巴黎盆地总共有6种地层，代表地球过去曾经历6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中都生存着不同的植物和动物，其中有些生物已经灭绝了。

将历史时期按顺序命名为令人困惑的某某地层，这在自然哲学界引起了一些轰动；在欧洲大陆和英国，其他的矿物学家和“地质学家”（这仍是个新术语）都开始以同样的方式分析他们当地的岩石层。居维叶的眼光更为开阔。他不久后断言，巴黎盆地的6个地层是地球的缩影，并且他很快地由自己的发现推出了适用于整个地球的理论。

1812年，他出版了化石论文集［《四足动物化石骨骸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ossemens fossiles de quadrupèdes），这部文集汇集了他自1804年以来报告的和发表的各类研究论文］，他的上述理论作为论文集的第一部分随之发表。本论文集是一本针对专业人士的专业书籍，但标题为“初步探讨”（“Preliminary Discourse”）的第一部分是针对大众读者的。[18]

居维叶认为，地球曾经历过6次灾难性剧变。巴黎地层各层中所含的不同化石之间的变化非常突然和直接，并不是一点点渐进的（并不像赫顿的一致性原理所说的那样）；因此，非常清楚的是，一系列几乎是全球性的灾难导致了不同的动植物种群的灭亡，只有一小部分没有受到影响的区域中，一些动物和植物生存了下来，并且在改头换面后的地球上四处迁徙。《初步探讨》叙述清晰，有条理，涵盖了从化石层、土壤层和山体岩石中发现的证据，这些证据证明了6次大灾难的发生。“因此，地球上的生命总是遭受灾难，”居维叶断定，“这些大灾难一开始可能震动整个地壳，后来就深入地层深处……懂得如何去读这本书的人将清楚地发现，巨大且糟糕的灾难影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居维叶与赫顿的研究方法一致，但是对地球细致考察之后，两人的观点却背道而驰：一个认为地球历史是一个缓慢、长久、稳定、毫无波澜的单向进程，另一个则认为地球的历史充斥着大量的惊人的灾难。[19]

《初步探讨》这一部分被单独多次翻译和重印，其影响之大超出了居维叶的想象。认为地球经历过多次灾难的理论在读者中引起了共鸣——不仅仅是那些刚刚经历过大革命的法国人民，还有伴随着《圣经》长大的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读者们。居维叶的六个“时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创世记》里的六天；他的大事件也使人想起《创世记》的ex nihilo（无中生有）、亚当夏娃的堕落以及大洪水。

而这绝非是居维叶的用意。他阅读的是巴黎盆地的地层，而非《创世记》。在《初步探讨》最后，他提出《圣经》中的大洪水，以及中国和印度关于洪水的传说，也许可以保存第六次灾难的记忆。“目前已知的所有传说都将社会的更新追溯至一些大灾变，”他写道，“（但是）最多只能追溯到五六千年之前……但在这些土地上……此前一直有生物在栖息，如果不是人类，至少是陆生动物。”他是依靠确凿的证据而非《圣经》故事得出自己的结论的。

事实上，尽管大洪水也许象征着人类文明的发端，人类存在的历史与整个地球的历史相比，也不过是一个最近才发生的极小的片断而已。“人类，”居维叶断定，“只被赐予了在地球上的须臾一瞬，（现在可能拥有了）重建在人类出现之前数千个世纪的历史及其物种的历史的荣耀。”[20]

这也是一种“深时”，是人类诞生之前的数千个世纪。

与赫顿漫长缓慢的一致性进程相比，居维叶的灾变论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演变机制。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人们将会就一致性原理和灾变论哪一个才能对地球的原始数据做出解释而展开争论。尽管不同，这两个理论有共同的目的：都认为乌舍尔主教的地质时间太短，短到无法解释地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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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赫顿

《地球理论》

（1785、1788年）

詹姆斯·赫顿的写作风格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甚至他的传记作家、最崇拜他的人普雷佛尔也谨慎地指出论证“有时会因作者过度追求严密的逻辑而显得不自然”，并且“作者独特的布局构思也会导致文章衔接的唐突”。尽管如此，赫顿认为地球历史漫长且一致的观点成了现代地质学的基础。没有必要煞费苦心地去读整本《地球理论》，这本书过于晦涩了，但一定要读读第一章，第一章中简要介绍了赫顿所认为的大陆形成的基本方法，也介绍了赫顿的“深时”说。

虽然通过英文文献在线资料库可以找到自1785年至1788年的多个版本，但它们所用的并非现代拼写，且扫描的版本常常不够清晰。现代排版的数字版本可以用Kindle阅读。

James Hutton, Theory of the Earth, Amazon Digital Services(e-book, no date, ASIN B0071FII7O).

詹姆斯·赫顿，《地球理论》，亚马孙数字服务（电子书，无日期，ASIN B0071FII7O）。

读者可以找到Kessinger Publishing出版的平装本重印版。

James Hutton, Theory of the Earth, Kessinger Publishing (paperback, 2010, ISBN 978-1162713540).

詹姆斯·赫顿，《地球理论》，Kessinger Publishing（平装，2010年，ISBN 978-116271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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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居维叶

《初步探讨》

（1812年）

居维叶作品最好的现代译本收录在一本居维叶作品选集中，由马丁·J.S.拉迪克（Martin J.S.Rudwick）汇编并翻译。该选集不仅收录了《初步探讨》，还有居维叶具有开创性的1796年的论文、1811年发表的关于巴黎盆地的论文以及其他论文的选段。

《初步探讨》或称“地球的革新”（当《初步探讨》单独出版时常常被冠以此名）在本书第十五章也会提到。没有必要通读拉迪克的序言，因为序言和《初步探讨》一样长，语言却不那么优雅。

Martin J.S.Rudwick, Georges Cuvier, Fossil Bones, and Geological Catastrophes: New Translations &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rimary Tex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perback and e-book, 1998, ISBN 978- 0226731070).

马丁· J.S.拉迪克，《乔治·居维叶、骨化石和地质大灾难——对重要文献的最新翻译和诠释》，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平装，电子书，1998年，ISBN 978-0226731070）。

罗伯特·詹姆森（Robert Jameson）1818年的译本，以“地球理论随笔”（Essay on the Theory of the Earth）为题出版，虽然在某些方面略显陈旧，但可读性仍旧比较强；读者可以找到该译本多个版本的免费电子书资源，也可在图书馆馆藏中找到。

Georges Cuvier, Essay on the Theory of the Earth, trans.Robert Jameson, Kirk & Mercein (hardcover ［out of print］ and e-book, 1818, no ISBN).

乔治·居维叶，《地球理论随笔》，译者罗伯特·詹姆森，柯克和梅辛［精装（绝版），电子书，1818年，无ISBN］。

[1] “碳质页岩”这一术语专指英格兰西南部的一种无烟煤。

15
一个漫长而渐进的历史

均变论成为标准

自然的秩序从最初开始就是一致的。

——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

《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1830年）

1830年，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站在了赫顿的一边，在这次争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变化是漫长且缓慢的，他的辩驳如此有力，以至于灾变论被从地质学词汇中除名——而且整整持续了一个半世纪。

查尔斯·赖尔是苏格兰人，他出生于赫顿去世的那一年。1816年，他进入牛津大学，本想学习法律，但他喜欢研究地球。第二年，他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来参加威廉·巴克兰德（William Buckland）在科珀斯·克里斯蒂（Corpus Christi）的地质学讲座。

巴克兰德是一位神职人员，但也是一位狂热的地质学家，自学了化学和矿物学。他是居维叶的信徒，地质灾变论的狂热支持者，也（像大多数同代人一样）笃信《创世记》。就像虚构的人物特里梅德一样，他也不觉得在地质学和信仰之间有什么冲突。他在讲座中解释道：“摩西的历史与现代科学的发现一直非常和谐。”《创世记》中的创造地球的部分刚好对应了地球最重要的历史（最初的创生和人类的出现），处处都充斥着地质学。

如果地质学更进一步，证明目前的地球体系是建立在过去地球的废墟残骸之上；这与摩西的宣言完全一致，即整个物质宇宙从一开始是被万能的上帝创造的：尽管摩西历史的细节之处都是关于地球如何准备迎接人类的到来，却并没有否认此前还存在着另一个系统和另一群生物。[1]

年轻的赖尔认为这番言论太有说服力了。1818年，他和巴克兰德一同去巴黎做实地考察。“我们去了植物园，”他在日记中写道，“在那里，我再次查看了居维叶的授课室，里面满是化石，其中三件是先前世界遗留的重要遗迹。”先前的世界曾多次被破坏，在上帝最初创世与神灵再度干预之间人类出现了。[2]

但赖尔逐渐对居维叶的模式愈发感到不满。他（同早期大多数地理学家一样）通过自身努力致富，因此有足够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他浅尝了法律行业但很快就放弃了，随后开始花时间学习地球研究所需要的各领域知识（他的清单上有“化学、自然哲学、矿物学、动物学、比较解剖学、植物学，概括说来……任何与有机或无机自然相关的科学”）。他进行实地考察，为了考察多岩山坡和遥远湖泊中的沉积层，他穿越了苏格兰；他加入了伦敦地质学协会，并提交了有关自己的发现的论文；他还与其他地球科学家通信联系。

1825年，赖尔尝试性地提出，灾难并不一定是导致过去各类现象的原因。“凭我们目前的知识，”他在伦敦《季刊评论》（Quarterly Review）中写道，“就做出如下推断有些草率：现存的原因是无法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产生今天这样的结果的。”居维叶收藏的标本的形成也许是由于罕见的、毁灭地球的灾难。但我们当然也没有否认，“现存的原因”仍在影响世界——老生常谈的侵蚀、常见的温度升降、反复的潮水冲刷——这些也许才是原因。[3]

这些原因所需要的时间就很漫长了。

赖尔又用几年时间寻找证据，证明“现存的原因”，随着时间累积，可以产生同居维叶的大灾难一样大的能量。三年后，在法国的立马涅平原（Limagne plain），他发现了古代河床的痕迹，这个河床似乎是由于一条大河的侵蚀，是在花岗岩和火山岩组成的地层中形成的，而这种侵蚀的方式似乎不可能归因于大洪水或剧变，只能是由于漫长而缓慢的“时间的进程”。“这是一个惊人的证据，”赖尔在给父亲的回信中写道，“它证明了一条河连续地渗透几千或几万年会变成什么样子。”随后，他去了西西里岛，登上了埃特纳火山（Mount Etna），并徒步向意大利南部旅行；在这个过程中，他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地质学证据，这些证据证明了从古至今，造成变化的原因始终只有一个。[4]

赖尔愈发坚信，灾变论将会把地质学这一门科学引入死胡同，而这就是他做出一切发现的基础。如果地球的现状是因为过去一次性的大灾难导致的，地质学家就不可能通过推理，真正理解地球的现状。一次灾难性的大洪水，或是过去的巨大彗星撞击，又或是诸如此类无法通过实验重演的灾难，都会使得试图解释地球举步维艰。这样，地质学就会停留在对历史的研究上，将对历史的演绎与观察相结合，加上一些永远不可能通过科学证明的推测。

1829年，他的意大利之旅即将结束，赖尔决定要阐述自己的原理，这些原理将会使地质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在那不勒斯（Naples）的一家旅馆中，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他的地质学书已经“写了一部分并全部策划好了”：

我不会妄称这本书涵盖了目前已知的所有地质学知识，就连一份囊括所有的摘要都没有，但是，这本书努力构建的是科学要遵循的推理原则；并且，我的地质学研究就是我对这些原则的观点的诠释。

这些原则保证了地质学家们在进行科学实验时，秉承牛顿物理学或伽利略天文学所要求的那份严谨精神。

除了现在正在起作用的因素，没有任何因素是从我们可以追溯到的最初的远古时期直到现在一直起作用的；并且……不论何时，它们的作用力都是相同的。[5]

只有现在还可以观察到的作用力，才会被赖尔接纳，并用于他百科全书式的阐述。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他的目的是理解地球，

（理解时）却不考虑彗星，不考虑天文学剧变，不考虑最初发热内核的冷却，不考虑地球自转轴的倾斜或地核的热量，不考虑火山喷发的热蒸汽、水体以及其他投机取巧的答案，而是通过最简单和最自然的方法。[6]

第二年，赖尔出版了他的地质学手册的第一卷，他拟了一个可以清楚地反映出他的意图的标题：“地质学原理——通过考虑目前还在起作用的因素，解释地球表面过去变化的尝试”（Principles of Geology, Being an Attempt to Explain the Former Changes of the Earth’s Surface, by Reference to Causes Now in Operation）。

在该书短短的26章中，赖尔阐述了地质学紧密相连的三原理，即我们现在所知的现实论（actualism）、反灾变论（anticatastrophism），以及（名称更冗长的）地球体系均变论（the earth as a steady-state system）。

现实论。过去的作用力目前仍旧在起作用（并且可以被观察到）。

反灾变论。在过去，这些作用力并没有加强，地质力量的强度任何时间都是相等的。

地球体系均变论。地球的历史并没有方向，也没有进展；各个时期本质上都是一样的。[7]

两年后，英国自然哲学家兼神职人员威廉·惠韦尔（William Whewell）为赖尔的原则命名为“地质均变论”（uniformitarianism）。从此以后，我们就以此名称呼赖尔的原理。

《地质学原理》很快就卖光了。赖尔对证据的细致梳理、清晰表述以及他反复保证（也许并不是完全真心的）自己也笃信造物主的存在，这一切使他立即赢得了众多英语读者。半个世纪后，博物学家兼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总结了《地质学原理》在英国的成功：

1830年，居维叶名望正盛，他的书正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时，一位至今不知名的作家出版了一部著作的第一卷，这部著作驳斥了灾变论的根基，并通过大量的事实以及严谨的推理，揭示出灾变论几乎各部分都掺杂了或多或少的想象成分，且都与自然最浅显的教义相抵触。《地质学原理》大获全胜。自《地质学原理》出版之日起，英文版的《地球理论》就销声匿迹了。[8]

但该理论在欧洲大陆被接受相对缓慢。但是由于该理论非常清晰合理，最终得到了全世界地质学家的支持。

而且是持续的支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地质学家沃尔特·阿尔瓦雷茨写道，地质均变论仍旧是领域内的“信条”，并且“已经建立起来的科学知识并不是关于任何剧变的——没有大灾难——曾发生在地球历史中”。漫长、缓慢、渐进的变化已成为新科学唯一承认的变化；赖尔胜利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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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赖尔

《地质学原理》

（1830—1832年）

目前可以找到的《地质学原理》版本大多包括了赖尔自1830年至1832年创作的全部三卷。起初，赖尔打算只写两卷，一卷探讨他的总原则（第一卷），第二卷中提供更多具体的地质学依据（最终的第三卷）。但最终，他意识到还需要解释一下化石记录，因此他又增加了一卷（第二卷）。如果你想了解地质学的目的，可以只阅读第一卷，这一卷阐述了地质均变论的原则。

1830年的版本可以在网上找到，也可通过众多资源下载PDF版本。企鹅系列丛书也曾出版了一版高质量的平装本，由詹姆斯·A.赛科德（James A.Secord）主编，其中包括特别有用的导言以及所有三卷。

Sir Charles Lyell, Principles of Geology, Being an Attempt to Explain the Former Changes of the Earth’s Surface, by Reference to Causes Now in Operation, vol.1, John Murray (e-book, 1930, no ISBN).

查尔斯·赖尔爵士，《地质学原理——通过考虑目前还在起作用的因素，解释地球表面过去变化的尝试》，第一卷，约翰·默里（电子书，1930年，无ISBN）。

Charles Lyell, Principles of Geology, ed.James A.Secord, Penguin Books (paperback and e-book, 1997, ISBN 978-0140435283).

查尔斯·赖尔，《地质学原理》，詹姆斯·A.赛科德主编，Penguin Books（平装，电子书，1997年，ISBN 978-0140435283）。

16
无解的问题

计算地球的年龄

只有考虑到地球的形成过程，才能解决地质学上许多的根本问题。

——亚瑟·霍姆兹（Arthur Holmes），

《地球的年龄》（The Age of the Earth，1913年）

赖尔对灾变论的激烈反对一度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但实际上，《地质学原理》出版近百年后，由于地质学家无法通过现状去从理论上解释地球过去的事件，这本书一直未能获得应有的地位。这些推测让人不免想起17世纪的神学探究、《圣经》的创世论以及地质学成为科学之前的年代。

问题在于，严格的地质均变论没有回答地质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如同虚构的人物特里梅德，查尔斯·赖尔曾试图将地球的起源归因于宗教而非地质学，以此来逃避这一问题。“也许有一个开端——”他对一位早期《地质学原理》评论家写道，“但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值得引起神学家的注意——也许还会有一个终点。”但他的理解仅限于此。地质均变论使他不可能去思考任何关于起源的理论，因为开始（和结束）的存在就意味着过去（和未来）的确不同于现状。

赖尔无法接受地球起初是一个熔化的球体并在无限漫长的时间中冷却下来的观点，正如他无法接受在诺亚时代，上帝让天空裂开，给地球带来了大洪水。关于起源的理论有可能会避开培根主义推理，另辟一条简单的蹊径，通过引入新的、费解的原因来取代真正的理解。“我要求的，”在《地质学原理》出版前夕赖尔写道，“是在面对过去的任何时期时，不要停止探索，即便是遇到‘起源’的问题而逃避并感到迷惑不解时……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问问：‘虽然我对于现存原因可能引起的结果一无所知，但是目前来说可能性最大的是什么？’或者，‘起源’是导致这令人困惑的现象的原因吗？”[1]

但是，我们要研究的地球是非常复杂的客体。不同于物理学定律或化学定律；地球是一个场所，是一个有历史的客体。地球表面上遗留了漫长历史的痕迹。过了一段时间后，它成了一个物种的家园。“约翰·赫登（John Heddon），31岁，”一篇典型的英国19世纪新闻稿开头写道，“托马斯·盖登（Thomas Gaydon），68岁，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两个人的年龄似乎与各自的事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某人（或某物）已经存在的时间长短会改变人类对他的理解方式。要漠视历史是不容易的。[2]

因此，赖尔之后，之所以许多思想家试图协调均质论的主要原则与人类估计地球年龄的欲望之间的关系，也就不令人感到吃惊了。

《地质学原理》出版30年后，出生于贝尔法斯特（Belfast）的数学家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后来被称为开尔文勋爵（Lord Kelvin）——将一条普遍适用的法则应用于太阳系，并得出了一个终点和一个可能的起点。这条普遍适用的法则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当能量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时，在这个过程中，总会有一部分能量被损耗。[1]太阳是一台自然引擎，将能量转化为热能。因此，每次转化的时候，太阳总会失去一些能量。因此在过去，太阳一定比现在更热；而在未来，太阳则会持续降温。

换句话说，均质论并不是指静止，也不是指停止发展。汤姆森写道，如果我们接受“已知的目前客观世界中仍在继续的进程”是唯一有可能曾作用于过去的进程，那么结论就很简单了：“在过去一段有限的时间里，地球一定曾经不适合人类居住；在未来一段有限的时间内，地球还会再次不适合人类居住。”均质论意味着地球随时间推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太阳的存在不可能超过5亿年（1亿年比较可能）；因此地球也不可能永远地环绕太阳旋转，总有一天，地球会再度停止绕日旋转。[3]

两年后，爱尔兰物理学家约翰·乔利（John Joly）根据从陆地渗入海水（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可观察的过程）的钠的含量估算出海洋大约存在了1亿年。他的努力和汤姆森一样，都尊重了赖尔的原理。

1亿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段，5亿年就更漫长了。但是这两个时间段还满足不了赖尔严谨的均质论的要求。缓慢而渐进的变化需要更多的时间。

※

20世纪前25年，一种新的年代测定法出现在地质学研究领域的视野内。

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威廉·伦琴（Wilhelm Roentgen）在他的实验室中观察了“神秘的射线”，即可以穿透固体物质的能量粒子流；因为尚无其他的命名方式，他将其称为“X射线”。第二年，另一位物理学家，来自巴黎的安东尼-亨利·贝克勒尔（Antoine-Henri Becquerel）发现了从铀盐中发射出来的相似的“射线”。1898年，玛丽·S.居里（Marie S.Curie）和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这次是从钍中发射出来的。居里夫妇将这一射线命名为“放射性”，并提出，从钍和其他元素中发射出来的粒子流并不是来自分子，而是来自一个个原子。[2]

四年后，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和化学家弗雷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断定，这些原子实际上是在进行分裂。它们是不稳定的（也许是因为它们的原子量太大，或能量太高），因此它们不断抛出粒子以保持平衡。它们分裂的速度是可度量的、恒定的、可预测的。[4]

欧内斯特·卢瑟福提出，这意味着可以通过测量衰变的时间来测定含有不稳定元素的矿物的年代。“这是计算它们年代的最有效的方法。”他于1906年写道，“的确，很有可能，这最终会成为确定各种地质学形成物年代的最可靠的方法。”尽管他无法做出准确的测量，但是心中至少有一个时间范围。“许多主要的放射性矿物，”他断定，“无疑是在1亿到10亿年前沉积在地球表面的。”[5]

卢瑟福的读者并不会对1亿年感到惊讶。但是10亿年——则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时间框架。

※

1906年，亚瑟·霍姆兹16岁。他从小就被培养成了一名虔诚的卫理公会派信徒，那一年他正准备进入大学学习物理学；他对《圣经》注解的内容感到困惑。“我至今还记得，创世日期——公元前4004年的魔力深深吸引了我，它出现在《创世记》第一页的页边空白处，”他长大后写道，“多出来的‘4’使我非常困惑，为什么不能刚好是4000年呢？为什么又是如此近的一个日期？他们怎么知道的呢？”在皇家科学院学习物理学的同时，他对卢瑟福的新的年代测定法也愈发感兴趣；学位刚刚修了一半，亚瑟·霍姆兹就从物理学领域转到了地质学领域。[6]

那时地质学领域中有一些轻微的骚动。威廉·汤姆森（1892年成为凯尔文男爵）那时刚刚逝世，享年83岁。他对地球年龄的估计不断减小。他最初估计地球年龄的上限为5亿年，后来不断地反复计算，最终缩减至约2000万年。卢瑟福的“放射性年代测定法”产生了各种迥然不同的结果；那时人们对放射性元素的分解仍旧所知甚少，测量剩下的衰败物也是一项复杂而多变的任务。亚瑟·霍姆兹在本科生和博士生阶段都投身于崭新的、非常不稳定的放射性领域。

霍姆兹坚信通过放射性年代测定法可以得到更加精确的结果。“每一种放射性矿物，”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他写道，“都可被视为一种计时器，极其准确地记录了自己出现的年代。”[7]

不过，要想达到极度的精确尚需时日。在霍姆兹早期的一个实验中，他利用卢瑟福和索迪的衰变速度测定了一块挪威岩石层的年代，测定结果是3.7亿年。随后不久，他计算了另一块岩石样本的年代，大约是16亿年。23岁时，他写了第一部书，书的很大一部分都在解释为何放射性方法计算出的年代范围如此之广。[8]

《地球的年龄》（The Age of the Earth）出版于1913年，至今仍旧是地质学领域的标准——但这并非是因为它回答了书名所指的那个问题。（事实上，在书中，霍姆兹从未真正指出地球的年龄可能是多少，之后又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他才做到了。）

而是因为《地球的年龄》轻微扭转了正处于发展时期的科学的轨迹，使其偏离了赖尔严格的地质均变论。

霍姆兹并不认为均质论有什么问题。事实上，他认为赫顿和赖尔都促进了地质学的发展，因为二人都使得地质学放弃了原有的地球起源的理论。他写道：

关于地球起源的推测，是许多早期文章的主题，并且，从人类知识发展的整个历史阶段来看，这个问题是人们最感兴趣的。然而，直到最近，理性的推测才取代了想象……起初，地质学的科学地位确立后，地质学绝不肯严肃地考虑当时热门的宇宙进化论。是赫顿首先将地质学从一场无法避免的争论中解救出来，这场争论源于对万物起源的过早的探讨。此外，赫顿还提出要对自然进行直接的观察，以此代替传统的学究式的辩论。

但是，我们无法永远忽略这个问题：

然而今天，我们仍旧无法仅凭地质学事实就信心十足地推测出地球开端时的细节，但是，完全的不确定性也消失了。不确定性曾经是赫顿对自己完全无视地球起源的辩解。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都已经……做了很多，将我们现代的观点从推测的危险流沙中拯救出来。[9]

霍姆兹断定，开尔文勋爵对地质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他重新提出了地球年龄的问题：“他侵入了地质学领域……他认为均质论的原理被过度使用了，并对此提出了抗议。”

但是放射性理论，而非热力学第二定律，将会解锁地球年龄的秘密。霍姆兹断定，放射性矿物是“从起源时就上了发条的时钟”，并且“我们现在很有信心，我们掌握了读出这些计时器的方法”。

这份信心也许有些为时尚早，因为放射性年代测定法当时所能测定的年代区间仅是从3.7亿年到12亿年。其中包含了非常复杂的因素；许多因素还未知，许多工作还没有做。尽管如此，霍姆兹还是有信心。“问题已经从定性的阶段进步到了定量的阶段，”他断定，“在严谨的实验基础之上，精确的测量成为可能，这在地质学历史上还是首次。”[10]

在1913年，他的这番话听起来更像是预言，而不是在陈述事实。但是在接下来的10年中，放射性衰变研究得出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准确的数据，对地球年龄的估计也开始局限于一个更为清晰的范围之内。在后来出版的书中，霍姆兹的立场又发生了改变，从30亿年到16亿年，再到30多亿年；到1930年，欧内斯特·卢瑟福继续霍姆兹的研究，计算出地球形成于“大约4 × 10^9年前”：40亿年。[11]

不到30年的时间里，几乎整个科学界都转向了霍姆兹带来的新的科学轨迹。

“地质均变论是一个伟大的进步，”霍姆兹写道，“但是细究起来，如果将其奉为绝对信条，它很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地质均变论仍旧是地质学的基本推测，但是人类理解地球的历史——一个有起点、有方向并且（极有可能）有终点的历史——的需要使得均变论不那么突出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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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霍姆兹

《地球的年龄》

（1913年）

《地球的年龄》原稿可以在网上找到（http://susanwisebauer.com/story-of-science），其PDF格式的版本也可以从福高腾图书（Forgotten Books）中下载（通俗易懂，但是转化成下载的格式会改变书的格局，并重置标题，由于机器操作，因而常常使标题出现在页中部）。Harper’s Library的原版，其中包括了霍姆兹的插图和图表，在许多高校图书馆以及大型公共图书馆中都有收藏。谨慎购买二手印刷本，因为市场上许多印刷本的印刷质量都很差，是电子版的按需打印版。可以选择欧内斯特·本尼（Ernest Benn）和纳尔逊（Nelson & Sons）的印刷本。

Arthur Holmes, The Age of the Earth, Harper & Brothers (hardcover and e-book, 1913, no ISBN).

亚瑟·霍姆兹，《地球的年龄》，Harper & Brothers（精装，电子书，1913年，无ISBN）。

[1] 热力学第二定律更为人所知的，也许是与其相关的更简单的表述：宇宙中的熵不断增加。（能量持续不断地损耗是导致宇宙的自然引擎最终停止运转的原因。）

[2] 本书第26章对原子理论的公式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17
伟大理论的复兴

大陆漂移

要确定“真相”……（就是）找到将所有已知事实以最有序的形式陈列出来的图景，因此才有最大的可能性。

——阿尔弗雷德·魏格纳（Alfred Wegener），

《海陆的起源》（The Origin of Continents and Oceans，1915年）

放射性元素的衰变将时间重新引入了赖尔严谨的地质均变论中。

现在，地球曾有一个开端（尽管还没人准确知道开端的时间），这似乎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了。因此，赖尔所提出的漫长、缓慢、可预测、大多数情况下一致的一系列变化也都有了一个开端。

这也引发了一系列其他问题：地球在开始时是什么样的？这些缓慢的变化是怎么改变了地球的最初形态？此外（与赖尔的原理相一致），在今天我们还能检测这些缓慢的变化吗？它们还随着时间在进行吗？

奥地利地质学家爱德华·休斯（Eduard Suess）的“热收缩”理论拥有大批追随者，这一理论退回到了牛顿的熔化地球逐渐冷却的理论，并与赖尔的侵蚀沉积循环相结合。根据热收缩理论，当新生的超高温地球开始冷却为一个固态球体时，地壳收缩并褶皱，就像一颗正在风干的苹果。地壳的一部分向内褶皱，形成了海盆，坍塌的海盆互相挤压，使中间的地壳上升直达大陆。随后，地球继续降温（根据放射性元素的测量，这个过程大约有几百万年），并进一步收缩，然后大陆又向内坍塌将海盆抬高。这是一个反复的循环过程，“海陆不断交替”将山顶的化石推到了海洋底部，然后再推回到山顶，如此循环——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海洋生物化石出现在了山体中，为什么同种化石遗迹会在不同的、彼此分割的大陆中找到。[1]

其他的地质学家接受了热收缩理论的基本模型，但是反驳说陆地和海洋的位置一直都是没有变化的（“大陆固定”理论）。侵蚀和淤积，或者可能是地震带来的火山活动，形成或毁坏了大陆之间的陆桥。动物，最终是人类，在陆桥上生存，陆桥后来断裂了。

但是，热收缩理论也有许多问题。

一方面，“陆桥升降”［内奥米·奥利斯克斯（Naomi Oreskes）的表述］的观点看起来是权宜之计。放射理论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现在看来一些原子随着时间推移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热量，这完全不符合均质论中炎热的地球正在降温的说法。[2]

此外，不止一位物理学家曾通过计算得出，地球的密度太大，不可能通过收缩产生高山和洞穴般的海盆。回溯1881年，物理学家奥斯曼德·费舍尔（Osmand Fisher）曾提出，也许地球曾经并非是固体；也许地球上曾存在“流体基底”，即最深处的、柔软的、易变形的地层，上层的地表变动、破裂和漂移。与费舍尔同时代的美国地质学家C.E.道顿（C.E.Dutton）曾指出，冰川运动是一个例子，证明了固体地层是怎样上下“漂移”的。但是无法证明流体基底的存在，也没有证据证明地球干燥的固体表面曾经如同一块薄冰。[3]

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是一位德国天文学家，对天气尤为感兴趣，他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

“在地球仪上，将南美洲和非洲相对的海岸进行对比，”他于1915年写道，“你一定会因为两条海岸线的契合而感到惊讶。”这一拼图般的贴合使他想到，各个大陆曾经也许是一整块，一块巨大的超级大陆，他称之为“泛古陆”（Pangea）；很久很久以前，泛古陆分裂了，分裂的部分四处漂移。[4]

图17.1 泛古陆与大陆漂移

这一理论要求他进一步解释，固态的地球是如何“漂移”的。因此，他提出，地球可能并不完全是固体。相反，它有一个液态的内核，内核周边环绕的是一系列地壳，越接近地表的地壳密度就越大。

这个解释简单且明确，几乎可以解释所有困惑着地质学家的问题：相距甚远的化石不可思议的相似，大陆海岸线明显的契合，山体的存在（当漂移的版块碰撞并叠加，山体就会形成）。但在地质学领域，该解释面对的则是尖声嘲笑。

这种反应的出现并非没有原因。尽管大陆漂移学说有助于我们理解地图，但魏格纳在构建该学说时，并没有其他的实实在在的证据。这一重大的理论遵循了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传统；首先提出了这一重要的解释，然后仅仅凭借该理论内部的一致性来捍卫它。这并不特别“科学”，美国地质学家哈里·菲尔丁·里德（Harry Fielding Reid）在一篇评论中抨击道：“科学之所以能发展至今，靠的是煞费苦心地比照观察结果，并通过严谨的归纳，跨一小步推出原因；而不是首先猜测原因，然后演绎出现象。”古生物学家查尔斯·舒克特（Charles Schuchert）也不满地说：“魏格纳假说和方法的所有问题在于……他简单地从其他归纳中归纳出了自己的结论。”舒克特的同事爱德华·贝里（Edward Berry）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也同意舒克特的观点。贝里写道：

我之所以反对魏格纳的假说，主要是反对他的实验方法，在我看来，这不符合科学性，先选择一个观点，然后有选择性地阅读文献，寻找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忽视那些反对观点，最终陷入一种自我麻痹的状态，主观的观点就会被当成客观的事实。[5]

另一方面，魏格纳没有经过大量专注细心的观察，也没有具体的事实来支撑热收缩原理，更别提消失了的陆桥了。

魏格纳直觉性的跳跃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反对之声也许与领域的自我保护有关系；魏格纳既不是地质学家，也不是古生物学家，他是气象学方面的生手；他是一位冒险家——一次他在冰冷的格陵兰岛扎营，为了生存下来，他不得不吃掉自己的马；他是一个德国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同盟国战斗。但是，他的漂移理论的确存在无法否认的不足之处。魏格纳无法解释该理论的机制，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泛古陆不能就那样停留在那个超级大陆的阶段。大陆漂移说也是极度反直觉的。人们几乎不可能想象出来巨大的陆地深入深海，让海水分开，就好像是斯塔腾岛渡轮（Staten Island Ferry）那样。这个理论需要一个概念上的跳跃，这与400年前的那个理论不无相似之处；根据那个理论，看似明显处于静止的地球被送到太空中高速运转。

魏格纳本人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但他相信，他的理论具有的解释力足以克服具体证据的不足。他辩驳道，毕竟地球“没有提供任何直接的信息”，即关于其构造的证据：

我们就像法官一样，面对的是一个拒不回答问题的被告人，我们就必须通过间接证据来确定真相。而我们可以找到的所有证据都一定会有误导性的特征……只有通过将所有地球科学的信息联系起来，我们才有希望确定“真相”，也就是说，找到将所有已知的事实以最有序的形式陈列出来的图景，因此才有最大的可能性。[6]

魏格纳继续研究自己的理论，并加入新的论点，修订并重新出版了《海陆的起源》（The Origin of Continents and Oceans）。这本书陆续还出了第二版、第三版。在欧洲和北美的讲座与研讨会上，他总结了自己关于大陆漂移说的观点。“这一理论提供了答案……为许多显然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他于1922年写道。[7]

大多数地质学家仍旧持反对态度。1928年，海军天文学家F.B.利特尔（F.B.Littell）和J.C.哈蒙德（J.C.Hammond）比较了华盛顿和巴黎在1913年和1927年的经度。数据结果无可置疑，显示这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增加了4.35米——每年都会缓慢移动0.32米。

鉴于巴黎与华盛顿相隔6000千米，那么两个城市可能用了1800万年才分隔如此之远。毫无疑问，漂移是可以测量的了。1929年，魏格纳出版《海陆的起源》第四版，也就是最终版本的时候，他将利特尔和哈蒙德的测量数据放在了最后的附录中。“这个变化的方向和程度，”他断定，“与大陆漂移说的推理极其吻合。”[8]

魏格纳去世前，他的理论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当第四版出版时，他正在筹备第四次去格陵兰岛考察。他于1930年春天到达格陵兰岛，并在名为伊斯米特（Eismitte）的研究站搭建了考察营地，营地基本上位于岛的中心。但所有可能发生的坏事都发生了：冰层比他想象的要厚，天气不稳定且极度恶劣，他雇用的探险队向他索要更多的佣金，没有得到补给，狗拉雪橇队失踪。“这是一场大灾难。”8月末，他在给一位同事的回信中写道。[9]

11月初，食物短缺，气温远远低于零度，魏格纳和一个伙伴抛弃了营地，开始向250英里之外的有供给的谢恩戴克（Scheideck）营地出发。但他们没有到达。1931年春天，人们在伊斯米特和谢恩戴克之间发现了魏格纳的遗体，而他的同事则尸骨无存。

※

失去了捍卫者，大陆漂移说本可能会轻易衰败，但是它的解释力的确太强大了。

亚瑟·霍姆兹认为这个理论非常有趣，并提出大陆的移动可能是热的对流造成的，即地幔的缓慢移动，地幔是地壳之下的发热地层。他总结说，这一地层可能非常灵活，可以在迟缓的洋流中回旋流动，就像沸腾着的炖锅，每次翻滚时都会使得上层的地壳移动。

这最终证明是一个正确的解释，但霍姆兹同魏格纳一样，无法窥探到地壳以下来寻找证据。地质学需要通过人造仪器来延伸人的感官，这些仪器对地质学家的作用就如同显微镜和熔炉对化学家所起的作用一样。

这些仪器最终从战争中诞生了。

声呐技术起初发展起来是为了帮助船只搜寻伺机攻击的潜艇，20世纪50年代被应用于海盆地图的绘制。地质学家第一次看到了海洋的特征：大陆架、深海平原、洋中脊和海沟，完整的水下地形。哈雷·赫斯（Harry Hess）是海盆地图的绘制者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地质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指挥了一支配备了声呐的舰队。1962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最新绘制的海盆地图的特征可以证明热对流的存在；洋中脊就是地幔中缓慢流动的物质将热物质向上推动到海底形成的新的地壳。在海沟所在的位置，地壳下陷入地幔，融化并重新融入熔岩流。霍姆兹是对的。“大陆并不是受到未知的力的推动而冲破海洋地壳，”赫斯写道，“而是，当地幔物质从洋中脊涌到表面，并侧向移动远离洋中脊时，大陆就被动地漂浮在地幔物质之上。”[10]

赫斯［以及后来两位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F.J.万恩（F.J.Vine）和德拉蒙德·马修斯（Drummond Matthews）］为板块构造学提供了基础——这一理论（最终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认为地壳是由彼此分离的、不停移动的碎片或板块组成的，它们“漂浮”在地球的地幔层之上。这就是魏格纳一直没能找到的机制。这一伟大的理论最终得以证明——半个世纪后。

图17.2 热对流

阅读魏格纳于1922年写的对自己观点的简短提要，

请登录http://susanwisebauer.com/story-of-science

阿尔弗雷德·魏格纳

《海陆的起源》

（1915、1929年）

约翰·比莱姆1966年的译本（翻译了1929年的第四版）已由多佛出版社印刷出版，读者可以找到印刷本和数字版。

Alfred Wegener, The Origin of Continents and Oceans, trans.John Biram, Dover Publications (paperback and e-book, 1966, ISBN 978- 0486143897).

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海陆的起源》，译者约翰·比莱姆，多佛出版社（平装，电子书，1966年，ISBN 978-0486143897）。

18
大灾难归来

将罕见的灾难重新纳入地球历史

6500万年前，在希克苏鲁伯，一块陨石撞击了地球，地球上的生命就此永远改变了。

——沃尔特·阿尔瓦雷茨（Walter Alvarez），

《雷克斯和末日火山口》（T.rex and the Crater of Doom，1997年）

大陆漂移理论首次发表7年后，J.哈伦·布雷茨（J.Harlen Bretz）对地球的外形提出了一个更骇人听闻的解释。

布雷茨是芝加哥大学的地质学教授，他与一群学生一同到华盛顿东部的冲积平原哥伦比亚高原进行实地考察。那是一片怪异神秘的玄武岩地貌，被切割成柱状和深沟；布雷茨给它取了一个绰号“满是沟渠的劣地”。“这些巨大的伤疤毁掉了一张本该美丽的高原面庞，”他后来写道，“大片裸露地带延展开来，由黑色岩石形成的地垛峡谷纵横交错，杂乱无章……土壤表皮布满巨大伤痕，这些伤痕也许是自然用来保护下层岩石的方法。”这片满目疮痍之地的形成，布雷茨认为，只可能是灾难导致的，最合理的解释是突然而来的洪水泛滥：这次洪水泛滥发生在很久之前，也许是冰川融化导致的，洪水在高原上汹涌而过，撕开一条条河道，并在这个玄武岩平原上凿出一个个大洞。1923年，他发表了两篇论文，提出“满是沟渠的劣地”的形成是由于“从北部而来的冰川水引发的巨大洪水”，一场“横扫了哥伦比亚高原的大灾难”。[1]

与魏格纳的理论不同的是，这一提议并不是要对整个地球形态的形成做出解释——只是要解释这一小部分区域的形成而已。但这一提议引起的反应同样刺耳。随即，有名望的地质学家开始反驳了。1927年，一次学术会议在华盛顿特区召开。会议几乎全程都在抨击布雷茨的理论。一位与会者指责说，那场“异常的洪水”是过于“鲁莽的假设”。更为合理的假设是，该劣地的形成是由于“反反复复的有序的、漫长持续的侵蚀”，任何河流或瀑布中都可发现这种侵蚀的作用。[2]

这是布雷茨与查尔斯·赖尔的正面交锋。

赖尔提出的重要的地质均变论仍旧在不断地完善成为一条更为灵活的原理，试图将地球有一个开端、地球随时间发生了巨变这些说法纳入其中。但是地质学界仍旧对这种漫长、缓慢变化的说法非常狂热和坚定。突如其来的灾难，哪怕只是局部性的，人们认为此类说法不比古代的彗星和星球碰撞的说法“科学”多少。

但是布雷茨也拒不让步。那片劣地非同寻常的地貌特征意味着对其的解释一定也是非同寻常的。他要反抗学术界的共识，并找到一条非同寻常的解释。

“没有先例的观点总是会遭到否定，”布雷茨于1928年写道，“他们头脑中已经形成了地球有序的概念，当这一概念受到挑战时，他们就会感到非常震惊。”接下来的30年中，他一直在挑战均质论中所说的过去的“有序性”：他测量、记录新数据，不断收集更多的证据。1956年，他发表了一篇有关该劣地的恢宏的研究成果，文章通过对观察事实的铺陈，证明该地貌是无法由缓慢渐进的侵蚀形成的。[3]

至此，大多数布雷茨的反对者还从未亲自去该劣地考察过，他们只是从理论上来攻击“异常的洪水”。渐渐地，地质学家们开始亲自来到哥伦比亚高原做实地调查。他们的观察结果证实了布雷茨一直以来坚持的观点：该劣地曾一度遭受过大灾难。德高望重的詹姆斯·吉卢利（James Gilluly，一位备受尊崇的作家，他是当时绝大多数大学中使用的地质学教科书的作者）凝视着深长的玄武岩石柱，摇摇头说道：“还有比我们错得更离谱的吗？”1965年，一批地质学家获得特许后，完成了对该劣地的实地考察，随后他们发了一封电报给布雷茨（时年83岁），表达他们的认可和让步。“我们现在都是，”电报结尾写道，“灾难论者了。”[4]

证据慢慢地累积，最终证明了突如其来的灾变是有可能发生的。新的信息又从另一渠道涌入地球：不断发展的太空计划。1968年，阿波罗8号（Apollo 8）的月球考察发现了大量的陨石坑；古代彗星（和小行星）不止撞击了月球一次，而是反复撞击。这也是突如其来的灾变——进一步证明了各类灾难，尽管长期以来不被地质学的解释所接纳，却真的时有发生。

※

1968年，28岁的美国地质学家沃尔特·阿尔瓦雷茨在一家位于荷兰的石油公司工作。那时他刚刚拿到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但实际上，他那时对地质学心存困惑。他的父亲是一位物理学家，曾获得诺贝尔奖；因此，在他看来，物理学似乎是一个更吸引人的领域。物理学试图“读懂上帝的思想”（这是爱因斯坦说的），探讨的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然而，地质学家却在登记岩石，绘制地图，为石油公司工作。

但是，地球科学正在发生变革。它曾经是一门仅仅局限于地球的学科，但如今被“淹没”（阿尔瓦雷茨本人后来如是写道），淹没它的是“来自众多行星和卫星的数据，数据太多了，多到记都记不住。而大多数的行星和卫星上都有陨石坑”[5]。

1977年，阿尔瓦雷茨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他利用从太空任务中搜集的新数据，阐释历年来的地图绘制和岩石编目工作。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他在意大利的一个岩层中发现了异常大量的元素铱，这种元素本不该出现在那里。根据放射性年代测定法，该岩石的年龄大约有6500万年——这是个有趣的数据，因为它代表了所谓的K-T界线[1]，地质学家们一直都在关注这一岩层中化石的中断现象。在K-T界线出现之前，地球上存在大量的恐龙和菊石；而K-T界线出现后，它们都从此“彻底消失了”。[6]

阿尔瓦雷茨向他父亲请教了奇怪的含铱地层的问题，两人有了一个独特的想法。铱更常见于彗星和小行星之中，而不是地层中。也许，这些铱元素是在小行星撞击地球时留下的。如果真的是这样，这次撞击与K-T界线有关吗？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小行星的确曾经与卫星和行星相撞，但在阿尔瓦雷茨看来，这一观点是非常棘手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阿尔瓦雷茨后来写道，“在地球历史上曾发生过灾难性事件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不安。作为主修地质学的学生，我所学的知识告诉我，灾变论是非科学的。我也曾亲眼见证渐变的理论帮助了地质学家理解地球历史。我奉‘地质均变论’为信条，并对地球过去曾发生过灾难性事件的观点绝口不提。但大自然展现给我们的似乎又是另一回事。”在这片劣地进行观察的结果证明地质均变论是错误的。[7]

阿尔瓦雷茨开始在地球上其他地区的K-T界线中寻找含铱地层。他找到了。1980年，他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与他的父亲路易斯合著，其他作者还有伯克利的科学家弗兰克·阿萨罗（Frank Asaro）和海伦·米歇尔（Helen Michel）］，论文中提出“异常出现在K-T界线中的铱元素”也许是一次小行星撞击导致的。另外，这一撞击也可以对化石的非连续性做出解释：

一颗大型的撞击了地球的小行星所产生的威力可将质量为其自身60倍的岩石粉碎并炸到大气层中；一部分尘埃将会在平流层中悬浮数年，并飘散到世界各地。尘埃遮挡了阳光，因此会抑制光合作用，对生物体产生的预期影响也与古生物学中记载的物种灭绝相当一致。[8]

该理论遭到了怀疑——但绝不是魏格纳和布雷茨所面对的鄙夷和敌意。已经有太多的证据证明了这种撞击是可能的。不明确的是，这种撞击是否真正发生过。

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怀疑论者开始努力寻求证据。因为铱元素的异常存在（阿尔瓦雷茨后来发现了这一点）“明显是真的，且有可能遍布全球；这一撞击假设因此吸引了数百位科学家的注意，他们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开始为物种灭绝寻求新的证据”。不仅仅是地质学家，还有古生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气象学家，甚至是统计学家，都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接下来的10年，共有2000多篇关于撞击假设的科学论文发表。[9]

阿尔瓦雷茨的工作重心则是寻找撞击陨石坑。最终，在1991年，他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的搜寻终于结束了。他找到的陨石坑位于尤卡坦（Yucatán）海岸，被数千年的沉积物所覆盖；陨石坑足有125英里宽。

该陨石坑的尺寸意味着当初撞击地球的小行星的直径大约有10千米——相当于横跨了旧金山的距离，超过了珠穆朗玛峰的高度。这次撞击应该曾导致地壳汽化，使森林着火，引起大海啸，并将大量岩石碎片炸到大气层中，碎片数量之多足以遮挡太阳光线，还带来有毒的酸雨。阿尔瓦雷茨断定，撞击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并导致恐龙灭绝。[10]

但他没有改变整个科学界的观念。以威廉·克雷芒（William Clements）——与阿尔瓦雷茨一同在伯克利分校任教——为代表的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古生物学家，都提出反对（现在依旧在争辩）；他们认为恐龙种群的灭绝是一个缓慢复杂的过程，而不是由于某一次事件而导致的大规模灭绝。但是，就像大陆漂移学说一样，撞击假设可以简单而有效地解释众多科学领域中的一系列奇怪现象。

而且科学也无法拒绝好的故事。赖尔提出的漫长渐进的地球史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说法，将地质灾变论再度引入也无疑会使得一些奇思妙想（当然还有戏剧性的事件）再次出现在该领域。1997年，阿尔瓦雷茨出版了《雷克斯和末日火山口》，在书中他阐释了自己假说的形成过程。该书很大篇幅都对引导阿尔瓦雷茨及其团队做出最终结论的证据进行了细致准确的阐述，书的第一章题为“世界末日”（Armageddon），是从《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中援引来的；该书还对撞击时的情况进行了戏剧性的描写。（“整个森林都燃烧起来了，野火覆盖并横扫了整块陆地……森林已经在熊熊燃烧，但是另一个恐怖的事情也正在逼近海岸。”）正如科学作家卡尔·齐默（Carl Zimmer）所说的：“忽然，生物的历史比起任何科幻电影都更加戏剧性了。”[11]

戏剧性的历史不仅仅局限于地质学领域，地质灾变论使得众多科学领域又重新承认了罕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彗星、小行星、超新星、太阳不正常的闪耀、超级火山——它们首先进入科学世界，随后成为流行文化（最终在该星期的Syfy电影频道中播放）。

“一系列灾难造就了我们的现状，”哈佛天体物理学家罗伯特·科施娜（Robert Kirshner）在2002年这样写道，“形成了我们骨骼和血液的钙和铁原子也是在星际灾难的熔炉中形成的。”现在一次性的灾难不仅可以出现在地球的历史中，也可能出现在宇宙的历史中了。[12]

沃尔特·阿尔瓦雷茨

《雷克斯和末日火山口》

（1997年）

阿尔瓦雷茨的这本书通俗易懂，启迪智慧，读者可以找到印刷本和数字形式的书。

Walter Alvarez, T.rex and the Crater of Do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aperback and e-book, 2008, ISBN 978-0691131030).

沃尔特·阿尔瓦雷茨，《雷克斯和末日火山口》，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平装，电子书，2008年，ISBN 978-0691131030）。

[1] K-T（白垩纪至第三纪）界线现在通称K-Pg（白垩纪至早第三纪）界线。

第四部分
阅读生命

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动物哲学》（Zoological Philosophy，1809年）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1859年）

格雷戈·孟德尔（Gregor Mendel），《植物杂交试验》（Experiments in Plant Hybridisation，1865年）

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进化：现代综合体》

（Evolution: The Modern Synthesis，1942年）

詹姆斯·D.沃森（James D.Watson），《双螺旋》（The Double Helix，1968年）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1976年）

E.O.威尔逊（E.O.Wilson），《论人性》（On Human Nature，1978年）

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人的不可测量》（The Mismeasure of Man，1981年）

19
生物学

对生物历史进行系统阐释的首次尝试

生物和有机体是……纯粹的自然现象，任何生物或有机体个体的毁灭也是自然现象，必然会一个一个地毁灭。

——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

《动物哲学》（Zoological Philosophy，1809年）

1761年夏，孔德·德·布封还在撰写他恢宏的百科全书的最后一卷；詹姆斯·赫顿正在苏格兰高原长途跋涉，考察盐矿和煤坑；主教乌舍尔构想出来的6000年的地球历史仍旧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主导地位。

法国和英格兰再起战事。

对北美殖民地的争夺激起了两国的宿怨。英国殖民统治者，其中有年轻的乔治·华盛顿，横跨大西洋，与法国及其美国土著盟友展开了一场艰巨的森林战；在欧洲，大不列颠及其最后的主要盟国普鲁士德意志王国正在与法国、西班牙、奥地利和俄国结成的统一战线抗衡。[1]

17岁的让-巴蒂斯特·莫奈（Jean-Baptiste de Monet）尽管个头儿比他的同龄人矮，但他心中充满了法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年轻人的那种打不败的精神。他的父亲在他16岁时去世了，并将对他的监护权交给了10个对他漠不关心的哥哥姐姐；当时，在位于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的德国公爵领地，正与普鲁士作战的法国军队需要援助；于是，让-巴蒂斯特便骑上一匹老马，准备去打仗。他到达前线时，刚好赶上一场攻击附近普鲁士-英国营地的重要战争。

1761年7月15日夜晚，他所带领的那一师浩浩荡荡地穿过条顿堡森林（Teutoburg Forest），准备攻击最近的一支敌翼，却惨遭失败。到了第二天，就有5000多名法国士兵丧生或被俘；让-巴蒂斯特和他的13个同伴是整个团仅有的生还者。[1]

这个被吓坏了的少年后来获得了嘉奖，被升为中尉，但第二年，他与一个同伴进行摔跤比赛时颈部脱臼，使他再次在死亡边缘徘徊。复杂的手术挽救了他的生命；数月之后，他终于康复，但身体非常虚弱，且穷困潦倒。他开始为一位银行家打工，并在空闲时候发展一下自己的新兴趣：一开始是医学，随后是生物研究，最终集中在生命本质的研究上。

他的第一篇研究报告带有爱国主义的色彩，他鉴定了法国所有的植物，这吸引了年长的孔德·德·布封的注意，布封于是举荐了他，为他在皇家花园里谋取了一个职位。接下来的几年里，进行植物学工作时，让-巴蒂斯特·莫奈离自己的兴趣核心越来越近了：生命的定义，死亡的必然，以及二者交错的关系。

他开始称自己为“拉马克爵士”（Chevalier de Lamarck），这一称呼本是属于他最年长的哥哥的。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自称拉马克爵士，又是为什么要这样做。（据一位19世纪的评论家推论，也许比他年长的所有哥哥姐姐都去世了？）但拉马克和他的理论一起随时间发展、变化。他为自己的重新命名很成功，现在整个世界都知道他了，以拉马克的名字。

在拉马克于1801年出版的第一部非植物学书籍《无脊椎动物的系统》（Système des animaux sans vertèbres）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思想发展的线索。该书阐述的动物就是被亚里士多德称为“nonsanguinous”的动物，即无血动物。拉马克敏锐地观察到无血动物是没有脊椎的，因此他发明了现代术语“无脊椎动物”。但《系统》中最具开创性的见解出现在了书的卷尾附录中，题为“论化石”（“On Fossils”）。拉马克写道，化石遗迹是指向标，指出了“地球表面各个地区曾发生过的变革……（以及）生物相继经历的变化”。[2]

在后布封时代，提出地球曾经历变化的观点很难称得上是革命性的了。但是现存生物的变化则另当别论。直至此时，大多数博物学家都认为动物和植物较晚才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出现时就基本上是如今的形态了。甚至是最前沿的生物研究，即卡罗勒斯·林奈（Carolus Linnaeus）于1735年出版的《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也只探讨了生物现有的特征——而没有探讨它们随时间发生的变化。但拉马克将生命的历史与地球的历史相结合。随着地球变化，地表的生物也在发生变化。

1802年，他出版了《生物学》（Hydrogéologie），书中他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地球的变化与地球上生物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分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他在序言中提到，博物学家应该将他的研究分为三个部分：地球（地质学的新领域）、天空和有生命的实体。他为最后一个领域命名为——生物学。[3] 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人们就对生物分类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动物依据动物体特征、习性、饮食，植物依据结构和外观。拉马克心中有个更基本的分类方法：有生命（生物学研究的对象）和无生命。地球上的一切要么是有机体，要么是无机体；要么是有生命的，要么是无生命的。

这一区分首先要对“有生命的”下一个定义，拉马克一直在思考这个定义。他在论文中写道，一个有生命的个体是自然发生的，“其各个部分是有组织的”。此外，其本质上是“有期限的”。任何有生命的个体都“不可避免地要失去生命，也就是说，要经历死亡”。无机体是永生的，生物则无一例外地要经受死亡。[4]

五年的研究与报告撰写完之后，拉马克于1809年出版了自己的杰作——《动物哲学》（Philosophie zoologique），一部生命的自然史。拉马克写道：

我们可将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归于下列定义中：生命……是一种秩序和状态，它带来了有机活动；这些活动……是由一些刺激造成的，这些刺激促使了活动的发生……生物体……众所周知，有觅食、发展、繁殖的能力，并且它们注定要死亡。[5]

换句话说，一切生物体的活动都根源于内部。它们也通过改变来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此外，也许是最重要的，它们都会死亡。

因此，生物学研究（从构词法上讲，biology意为关于即所有的生物的研究）就不能忽视开始和终结——这与地质学不同。活动是变化，生是变化，死也是变化。但是生物学家不能只是简单地描述，他必须要解释变化的出现和目的。

拉马克提出了变化的三原则：

第一，“用进废退原则”，这一原则将衰败和死亡都纳入了生命的前进运动中。回到这个观点，即地球的历史与生命的历史是彼此交错的，拉马克总结说，生物的改变是对地球变化的反应。

不断地使用某器官会促进该器官的发展，使其强大，甚至增大；但是，长期不使用某一器官，则会阻碍该器官的发展，使其退化；如果连续几代都不使用该器官，那么该器官最终会消失。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当环境的变化导致某些动物种群的习性发生变化时，动物不常用到的器官就会逐渐地消失，而常用的则会日益发达起来，其力量和大小与使用频率成正比。[6]

环境中的小变化就会导致生命发生小变化，“环境中巨大且永久的改变……则会带来新习性”，新习性随着时间又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第二，这些变化的发生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并且自然是其唯一的原动力。20年前，拉马克和赫顿一样，认为古代的大洪水和彗星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当常见的自然进程已经足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一切事实时，”他写道，“我们为什么要假设……一场宇宙范围的灾难？”

关于生物……自然已经一点一点、连续不断地做了一切……自然的工作中没有一项是仓促完成的，而是……她的作用总是缓慢的、有连续的几个阶段……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想象一场席卷宇宙的大灾难一举推翻了一切，并毁坏了自然绝大部分的工作。

一个“至上的作者”一定已经在最初把一切都设定好了，他肯定了这一说法，但他坚称设计了自然的“无限的力量”在引起改变的时候并没有让神灵介入其中。“自然本身，”他写道，“创造了有机体、生命甚至是感觉……大自然拥有创造自我的绝对力量和能力。”[7]

最后，所有的变化都有一个特定的方向——从简单到复杂，从少到多，从低等到高等。很久之前，生命开始于水中，它非常简单，然后开始进化：

水是整个动物王国的摇篮……只有在水中或在非常潮湿的地方，才能自然产生……最直接的、自发的生物，这些生物继而衍生出了结构最简单的微生物，所有的动物都是依次从微生物中衍生来的……经过漫长连续的几代之后，起初属于同一物种的生物最终彻底转变成了新的物种，与最初截然不同的物种。

这一转变将简单的、“不完美”的生物变成了“最完美的……拥有了最复杂的组织的生物”。丧失、死亡和衰败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自然的道路最终要引向完美。[8]

这是一个伟大的理论，但是拉马克被迫在传统的内部连贯性基础上证明该理论。他的提议并不能通过实验来证明；他所能做的最有效的工作，就是将自己的观察结果呈现出来，即现存生物明显都很好地适应了早期的环境，以及地球在漫长的时间中发生过巨变的事实。显然，合乎逻辑的结论便是，生物也在漫长的时间中发生了巨变。

这一提议的最大缺点在于缺乏一个机制。这些变化是如何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拉马克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其他人也不知道），因此，他不得不依靠模糊的柏拉图式语言，即自然的“意志”产生了变化。“这可以愉悦一位诗人，满足他的想象。”乔治·居维叶鄙夷地说道。他认为“用进废退原则”是非常滑稽的。[9]

机制的缺失最终使该理论走向失败；反对声高过了支持声，鄙夷淹没了接受。在法国科学家中，拉马克的位置从未排在前面过，《动物哲学》所招致的不好的反响也让他日益感到苦涩、失望。他坚持捍卫自己的理论，但由于少年受伤，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了；他视力下降，很快便无法出门，他的思想也日益局限在了自己的失败上。他从未富有过，他自己的积蓄也荡然无存。他的妻子去世了。他的一个儿子生而失聪且有心理障碍，他被迫将另一个儿子也送进疯人院。提出富有开拓性的理论20年后，他去世了。他的存活下来的两个女儿因为太穷而无法体面地下葬他；她们随便挖了个坑，将他的遗体放在里面，这里每五年都会将所有的遗体清理掉，最终只有一堆堆放在地下墓室中的白骨。今天，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他最后的葬身之所。

对于他的那个时代来说，他过于超前了，他的理论也过于伟大，而他本人也对具体的证据过于轻视了。但他为后来的生物学家提供了一个模式、一个轮廓，后来每一位博物学家都可以以此为基础：这是对生命历史的首次条理清晰的描述。50年后，著名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查尔斯·达尔文的支持者和宣传者，一位畅销书作家——终于为让-巴蒂斯特·拉马克作了一首挽歌。“他所拥有的荣耀将永生，”海克尔断定，“这种荣耀源自他首次提出了遗传理论，这是一条最独立的科学理论，也是整个生物科学的哲学基石。”[10]

阅读《动物哲学》相关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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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巴蒂斯特·拉马克

《动物哲学》

（1809年）

拉马克的行文非常清晰，但啰唆冗长；《动物哲学》一书的篇幅原本只需要是现在的五分之一就足够了。阅读本书的序言、“初步探讨”、第1—4章、第7章的第一部分，尤其是第1章和第2章的第二部分，你可以了解他的基本论点。

休米·埃利奥特（Hugh Elliot）1914年的译本仍旧是标准的译本。这本书很容易找到，有电子版，也有福高腾图书出版的平装再版本（根据电子书印刷）。

Jean-Baptiste Lamarck, Zoological Philosophy: An Exposition with Regard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Animals, trans.Hugh Elliot, Macmillan (e-book, 1914; paperback reprint by Forgotten Books, 2012; no ISBN).

让-巴蒂斯特·拉马克，《动物哲学——对动物的自然历史的阐释》，译者休米·埃利奥特，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电子书，1914年；由福高腾图书出版的平装再版本，2012年，无ISBN）。

[1] 这两次大陆战争有至少两种命名：欧洲的战争一般来说被称为“七年战争”，而在北美发生的则通常被称为“法印战争”或“征服战争”。

20
自然选择

首次从自然的角度对物种起源做出解释

物种曾发生过变化，并且现在仍在发生缓慢的变化，通过不断保留和积累对自身有利的一系列细微变异。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1859年）

《动物哲学》尽管影响广泛，无所不包，但遗留下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没有解决。

拉马克曾写道：“所有其他的动物都逐次从组织最简单的微生物中衍生出来。”但这是如何发生的？地球上所有的物种都是从一种物种中衍生出来的吗？如果是这样，是什么促使它们彼此分化，相互区别的呢？那么，物种又是什么呢？

这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比起生命的分支，拉马克对生命本身更感兴趣；他用一个定义回避了这个问题。（“物种是一个由彼此相似的个体组成的群体，其中任一个体都是由相似的其他个体产生的。”）在这一点上，他和与他同时代人的观点是一致的。自亚里士多德开始，尚没有一位博物学家能够给物种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或对不同物种是怎样出现的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1]

亚里士多德对动物进行了归类，依据的是几个不同的标准——结构、饮食以及（最重要的）习性。不同的“物种”已经适应了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这是他区分“物种”的方法。因此，他的分类法非常复杂且不同类别之间相互重叠：水生的与非水生的，有足的与无足的，固定不动的与可以自由移动的，有血的与无血的。[2]

中世纪时期对生物的分类方法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模式，依照结构、外观、习性或三者共同来对植物和动物进行分类。9世纪时，艾布·阿-迪奈瓦里（Abu al-Dinawari）在《植物学手册》（Book of Plants）中写道：

我将植物分成了三组：第一组中根和茎都熬过了冬天；第二组中茎在冬天中死去，但根存活了下来，于是植物重新开始从这存活下来的根茎开始生长；第三组中根和茎都在冬天冻死了，新的植物从分散在土壤中的种子里生长出来。植物也可以通过另一种分类分为三种：一些植物向上生长不需要茎；一些植物向上生长的过程中需要一个攀爬的物体；第三组植物则不会从土里向上生长，而是贴着地表蔓生，完全覆盖地表。[3]

700年后，英国博物学家托马斯·墨菲特（Thomas Moufet）仍旧沿用了这一不精确的方法对昆虫进行“分类”。“一些昆虫是绿色的，一些是黑色的，一些是蓝色的；”他在《昆虫戏剧》（Theatrum insectorum）中写道，“一些飞虫有一对翅膀，还有一些有许多对翅膀；没有翅膀的昆虫会跳跃，那些既不能飞也不能跳的昆虫就爬行；有些昆虫的腿较长，有些则较短；有些昆虫会鸣叫，有些则是哑巴。”[4]

但16世纪过去，17世纪到来之后，探险家们的足迹涉及了越来越远的未知土地；殖民者们开垦未知的土地，在未知的森林中猎杀不知名的动物；而那一小部分已经为人所知的动物、植物和昆虫的种类则爆炸式地大量增多。需要一种更好的分类法——以及一个更加可靠的系统以对所有的有机体进行划分。

1735年，卡罗勒斯·林奈的《自然系统》一书对生物分类做出了第一次真正的科学尝试。《自然系统》第一版出版后，这位瑞典医师、植物学家林奈用了30年的时间修订这本书，并在去世前不久出版了该书第12次修订版。他遵循了中世纪的传统，进行了植物、动物和矿物（这一分支至今被我们应用于游戏“二十个问题”中）的分类。但与中世纪做法的区别在于，他的分类法更加精确严谨：基于其形态（外形或形状），每一种生物都被归于一属、一目和一纲。

《自然系统》的精确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其最基本的假设仍旧与亚里士多德、与其他所有曾试图进行生物分类的博物学家的基本假设一致：物种是不同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们本质上就是不同的。中世纪的思想家们认同这一点。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认为，一类物种是“similia atque ad unam originem pertinentia”，即“相似且有同一个起源”，每一个个体独立产生，即与其他个体分离。林奈认为，物种是不变的，他写道：“我们认为一开始就产生了如今这些不同的物种。”甚至是拉马克，他的观点是简单的微生物发展成了更复杂的生物，他认为存在着大量的简单微生物，每一种都是自然产生出来的，随后发展成为更复杂的形态。[5]

物种并不是从彼此之中发展起来的。恩斯特·迈（Ernst Mayr）认为，物种是固定的、永久不变的，且不同物种间没有联系。林奈精确的分类法无疑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

※

林奈去世三年以后，查尔斯·达尔文就在英格兰的什罗普郡（Shropshire）出生了。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有钱的医生，达尔文在家中排行老五。1809年，患有间歇性精神失常的乔治三世统治了英国；让-巴蒂斯特·拉马克刚刚出版了《动物哲学》；詹姆斯·赫顿的均质论正在主教乌舍尔所提出的年轻地球上逐渐风靡；乔治·居维叶则正努力地研究自己的灾变论。

“我生来就是一位博物学家。”达尔文后来说道。他的童年都用在了采集动植物标本、捕鱼、追踪并阅读博物学书籍上。但他的父亲起初将他送到了爱丁堡大学学医，后来又将他送入剑桥大学，希望能将他培养成为一位牧师。但他对这些都不感兴趣。（“我的时间都被浪费了，”他写道，“我……厌恶那些课堂。”）更多的时间他都用在了骑马或观察鸟上，而不是读书和学习希腊文。他回忆道：“在剑桥大学的任何活动带给我的快乐都不能与收集甲虫相比。”[6]

1831年，达尔文毕业了，他拥有一个体面的学位和对自然界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但仍旧对医学或神学丝毫不感兴趣。几位剑桥大学的教授对他的课外研究印象深刻。其中一位教授，植物学家约翰·亨斯洛（John Henslow），向他的朋友，海军军官罗伯特·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推荐了达尔文，认为达尔文是菲茨罗伊即将开展的考察的得力助手——这是一次为期两年的航海之旅，将对南美海岸进行一次彻底的地质调查。

达尔文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菲茨罗伊的舰队小猎犬号（HMS Beagle）原计划于圣诞节出发，但因船员都喝醉了而不得不延迟。达尔文在1831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个好天气，非常适合航海——此前因为几乎所有的船员都喝醉了，我们失去了一次出发的机会。”12月27日，小猎犬号终于从普利茅斯海湾（Plymouth Sound）启程了。[7]

原计划两年的航海延长到了五年，小猎犬号从南美洲海岸航行至加拉帕戈斯群岛（Galápagos Islands），随后又到了塔希提岛（Tahiti）和澳大利亚，环绕世界后才回程。基于自己的观察，达尔文做了大量的笔记。笔记中多次记述了他对物种问题的艰难求索。

首先，“物种”这一概念的定义尚不明确。“尚没有一个定义能让所有博物学家感到满意。”25年后，达尔文写道，“尽管每当提到物种时，每一位博物学家都模模糊糊地明白他在说什么。”物种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不论何物种）似乎需要神灵的多次创造之举。那么，为什么欧洲地面上的甲虫、阿尔卑斯山洞穴中的甲虫和美国洞穴中的鱼类都没有视力呢？这些物种是被单独创造出来吗？创造出来时就没有视力吗？芜菁、芜菁甘蓝以及各种葫芦科植物都有粗大的茎，这应该被归因于“三种彼此独立却又紧密相连的创造”吗？又或者，它们并不是彼此独立的物种，只是同一物种的不同类别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存所有的对物种的定义都是极其不完善的了。[8]

而在达尔文看到种类如此庞杂的物种之后，他的这些问题更是令他疑惑不解。加拉帕戈斯的每个岛屿上都生存着该岛屿特有的一种嘲鸫；各种嘲鸫之间不会杂交繁殖，并且差异甚大，因此也许每一种都可被视为一个物种；但是，它们在本质上还是相似的。那么该怎么对它们进行分类呢？该如何解释它们的区别，以及（更重要的）它们的相似呢？

“当我刚刚登上小猎犬号时，”查尔斯·达尔文后来写道，“我相信物种是永恒不变的；但是，我记得脑海中不时闪现出对这一观点的模模糊糊的怀疑。1836年秋天，一回到家，我就立即开始准备出版自己的日志。［他的日志于1839年出版，题为‘纪录与评论’（Journal and Remarks），我们通常称为《小猎犬号航行之旅》（The Voyage of the Beagle）。］我看到的众多事实都表明了物种普遍存在的遗传现象，因此自1837年7月，我开始在笔记本上记录任何与此相关的事实；但两三年后，我才相信物种是会发生突变的。”[9]

这本笔记本只是一个开头，后来他还记了很多本，每一本中都充满了问题。在1837年7月到1838年2月的笔记上，达尔文这样写道：

整个国土中的物种都是固定不变的吗？

每一种动物都有变化的趋势——这很难证明……

找不到答案，既是因为时间不够，也是由于至今也没有巨大的变化发生。

变化的原因是未知的……

每个物种都会变化。那物种的变化是前进的吗？

变化并不是由动物的意志产生的，而是由适应法则决定的。

物种的死亡并不比其个体的死亡更奇怪。

人类很难不偏向自己。[10]

苦苦思索物种问题的同时，达尔文也在阅读其他自然哲学家的作品：他借用一些原理，批判另一些。达尔文乘着小猎犬号出发时，查尔斯·赖尔的《地质学原理》刚刚出版。“我带着这本书的第一卷……并仔细地研读，”达尔文写道，“这本书在许多方面都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认为赖尔所说的漫长且缓慢的变化哲学非常具有说服力，并纳为己用。（“Natura non facit saltum.”他如是写道——“自然不会突然改变。”）但他反对赖尔所提出的变化没有特定向前发展的说法。达尔文阅读了拉马克的《动物哲学》，他赞扬拉马克的观点，即适应使物种向更复杂、更完美的形态发展——但他也在笔记边角处写下了对“用进废退原则”的激烈批判。“这很荒谬，”他潦草地写道，“他居然假设习性的缺失导致了动物器官的消失，且后者又会同样作用于前者。”[11]

1838年秋天，他开始阅读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学原理》（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的最新版本。马尔萨斯是东印度公司的管理人才培训学院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1798年，他首次出版了《人口学原理》，并一直在完善该书。马尔萨斯指出，人类的未来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

第一，食物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

第二，两性之间的感情也是必需的，未来将基本上维持现状。

换句话说，人类固有一种繁殖的欲望，这就意味着人口将不断增加。但是，因为食物供给的增加速度比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一大批人出生后会饿死：“维生的艰难”导致了“人口数量受到强烈的、持续的抑制”。[12]

在马尔萨斯看来，这意味着永远不会有一个能让其中所有成员都过得“舒适、幸福且相对安逸”的理想社会，总有一部人会遭受贫穷和饥饿。但是，达尔文立即又被另一种观点吸引住了。“这观点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他后来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变异将会被保留，而不利的则会被消灭。其结果就是新物种的形成。”[13]

达尔文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解答物种问题的钥匙。反复思考一段时间后，1842年7月，他开始将这一观点付诸笔头。到1844年，他完成了第一稿，也就是后来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几年后，他又加入了一些新的观点，即这些变化是随着生物对“自然系统”——生物的周边环境——的适应而产生的。

但他尚未准备好将《物种起源》出版，他仍在不断地修改，1858年，他收到了英国探险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来信。华莱士比达尔文小14岁，他非常欣赏达尔文的《纪录与评论》。他效仿达尔文，到国外进行实地考察——他先去了亚马孙热带雨林，又去了东印度群岛。他整理了自己对成千上万种物种的观察，并得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结论：物种在发生变化，它们变得不同，它们不断进化，囿于环境带来的压力。

在印度尼西亚，华莱士曾因反复高烧被迫每天卧床数小时。“除了思考，我什么都做不了。”他后来写道，有一天

我忽然记起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原理》，我12年前读过这本书。我想起了他清晰阐述的“积极地抑制增长”——疾病、意外、战争和饥荒——这些使得野蛮种族的平均人口数量低于文明种族。我忽然想到，这些因素或类似的事情也在动物界正不断地发生……由此引发了我对巨大的、连续发生的灾难的模糊思考；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死了，而另一些活了下来呢？答案很明确，就是适者生存。疾病侵袭后，最健康地活了下来；敌人攻击后，最强壮、最快速或最机智的活了下来；饥荒发生后，最善于猎食或消化能力最强大的活了下来；等等。我忽然想到，这自动运作的过程必然会提高物种的质量，因为每一代中的弱势群体都会不可避免地被毁灭，强者会留下来——这就是，适者生存。[14]

华莱士赶忙将这一见解匆匆写成一篇文章，题为“论变种无限离开原始型的倾向”（“On the Tendency of Varieties to Depart Indefinitely from the Original Type”），他将这篇文章随信寄给了达尔文，请他将文章转交给查尔斯·赖尔或其他可能对此感兴趣的自然哲学家。

达尔文读后瞠目结舌。“这篇文章，”他喊道，“所提到的理论和我的一模一样。”应华莱士的请求，他将文章交给了赖尔。（“我从未见过此等惊人的巧合，”他在附信中写道，“……我所有的原创构思，不论有多重要，都毁于一旦。”）一同交给赖尔的，还有他正在撰写的论文的简短摘要。[15]

赖尔及其同事、皇家植物园园长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以及达尔文的一位朋友将两人的研究成果递交给了伦敦林奈学会（the Linnean Society of London）——一个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探讨自然历史的组织；1858年8月，华莱士和达尔文的理论被同时发表在了林奈学会印刷出版的会议公报上。

这是对自然选择进化论的首次阐述。这是博物学的分水岭，但明显没有人注意到。林奈学会的主席曾在1858年度报告中说过这样一句有名的话：“今年……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因为没有出现任何可以一举带来科学界革命的惊人的发现。”[16]

第二年，与华莱士一同发现了自然选择原理的达尔文在此巧合的激励下，终于出版了自己的整篇论文。第一版——《论借助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族）的方法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阐述了他的一系列论点，所有论点都支撑达尔文的主要结论：生命，乃至整个地球，都在不断地变化，并且仅仅是自然原因导致了变化。他找到了令自己满意的物种问题的答案：物种并非永恒的、固定的或彼此孤立的。当旧物种开始变异的时候，新物种就出现了；这些变异经证明曾帮助物种在生存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物种起源》很快卖光了。这本书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中有批评，有赞扬，也有不屑。“出现了不计其数的书评，”达尔文后来说道，“我曾经把所有的书评收集起来……但过了一阵子，我就绝望地放弃了。”1864年，著名的生物学家兼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用“适者生存”这一成语来概括达尔文的理论，而这一成语很快就与达尔文的研究紧密相连、密不可分了。

随后20年里，达尔文5次修订了《物种起源》。即便是在最后一次修订本中，他也没有在逻辑上对该理论进行总结；但他私下里已经做出了结论，认为他的自然选择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当我……坚信物种是可变的，”后来他在《自传》（Autobiography）中写道，“我就没法不相信人类一定也遵循了相同的法则。”[17] 1871年，他出版了《人类起源》（The Descent of Man），这部书将他的进化原理延伸到了人类。

《人类起源》将《物种起源》中所暗示的意义阐述得清清楚楚。

人类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是最独特的，而查尔斯·达尔文的生物学观点与这种观点发生了碰撞。“达尔文先生提出的关于物种起源的问题，”一位评论家写道，“这个问题的出现标志着神学思维与科学思维的碰撞……这本书使我们直面难题，而此前这些难题只是模糊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18]

现在，这些难题就在眼前——一直会在。

查尔斯·达尔文

《物种起源》

（1859年）

《物种起源》一书有许多版本可供选择。根据读书笔记，1859年的原本是最清晰、最简明、最容易为广大读者接受的版本。1859年的文本中，有许多版本也添加了达尔文在第三版（1861）中附加的文章《关于物种起源观点的进步的历史概述》（“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rogress of Opinio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其中他对从赖尔、拉马克等人那里获取的知识上的帮助表示感谢；这篇文章不长，值得花时间读一读。

除了下面推荐的版本，还有许多可供选择；下列版本既含有1859年的文本，也有《历史概述》部分。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Wordsworth Editions ( paperback and e-book, 1998, ISBN 978-1853267802).

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华兹华斯出版社（平装，电子书，1998年，ISBN 978-1853267802）。

21
遗传性特征

遗传法则和遗传机制浮出水面

这个过程将使A物种变成B物种。

——格雷戈·孟德尔（Gregor Mendel），

《植物杂交试验》（Experiments in Plant Hybridisation，1865年）

尽管查尔斯·达尔文坚信变异是由亲代传给子代的，但是他不知道这一过程是如何进行的。“遗传法则仍旧未知，”他在《物种起源》第二章中遗憾地写道，“没人能说清楚为什么某种特性……有时会被遗传，有时则不会。”[1]

19世纪最广为接受的遗传模型“融合遗传”（blending），给自然选择带来了许多问题。根据这一模型，亲代双方的特征都会以某种方式遗传给它们的后代，双方特征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完美的中间物：一匹黑色的牡马与一匹白色的牝马结合会生出一匹灰色的马驹；身高6英尺的父亲与身高5英尺的母亲生出的孩子成年后的身高应该是5英尺零6英寸。但是，“融合遗传”有两个问题：第一，这一模型（常常）被证明与事实不符。第二，这一模型抹掉了变异，而非保留变异。

《物种起源》首次出版的9年后，达尔文提出可以通过被称为“胚芽”的“微小粒子”来对遗传性特征做出解释。胚芽从有机体的各组织中分裂出来，积聚在性器官中，并被传给下一代。对这一理论最有力的论证非常简单，就是他想不出更好的解释了。“这是一条非常轻率、非常粗糙的假设，”他在给朋友T.H.赫胥黎（T.H.Huxley）的信中写道，“但是它使我感到非常宽慰，有赖于这一假设，我可以解释众多事实。”[2]

他未能给出更好的解释，尽管揭开真相的钥匙真的就在他手中。

1882年，达尔文去世了，但他的书屋中还有一份未开封的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复印件。这篇论文的作者是奥地利植物学家（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格雷戈·孟德尔（Gregor Mendel）。1865年，孟德尔将这篇论文交给了当地的自然历史协会。论文说明了孟德尔9年的杂交实验；他试图对34个品种的甜豌豆进行杂交，从而产生新的品种；尽管他失败了，他却发现了一系列定律，这些定律似乎控制了甜豌豆的性状（种子的形状和颜色、荚的形状和颜色、开花的位置以及茎的长度）的遗传。[3]

孟德尔指出，这些定律的作用“极有规律”。豌豆的一些性状总是能够遗传给子代，“完全或基本上没有变化”；他称这些性状为“显性”性状。其他的性状似乎有时在子代中消失不见，有时又连续几代不变地遗传下来；这些潜伏的性状，孟德尔将其命名为“隐性”（性状）。

孟德尔呕心沥血地进行甜豌豆异花受粉实验，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甜豌豆后，孟德尔得出了一系列的定理，揭示出显性和隐性性状的遗传机制。显然，性状是通过亲本豌豆的卵子和花粉细胞遗传给子代的，因此（孟德尔提出）这些细胞中一定含有分离的单元或元素，每一种元素中携带有一种性状。“两株植物的区别性性状，”他断言，“最终……只能是由花粉细胞中元素的组成和组合方式的不同决定的。”对这些元素的适当操纵就能够改变下一代的性状——并最终甚至可以使一物种变成另一物种。

如果要将A物种转变为B物种，必须让两类物种发生受精，受精产生的杂交体再与B物种发生受精；在众多可能产生的后代中，将与B物种最为接近的选择出来，再用B物种的花粉对其受精，如此一直进行下去，直到产生一种与B物种相同的物种，且其子代也始终与B物种相同。这个过程可以使A物种转变为B物种。[4]

这就解答了达尔文的棘手问题：使某种变异一代一代传下去并最终将一物种变成另一物种的机制是什么。

但是一系列事件阻止孟德尔继续深入地研究。首先，他是一位修士而非一位科学家，因此，他并没有努力争取让自己的论文得到翻译和传播；基本上，只有在1865年不辞辛苦地去听他宣读自己研究成果的那40个人才知道他的研究。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非常关注孟德尔的研究，他就是瑞士植物学家卡尔·威廉·冯·内格里（Karl Wilhelm von Nägeli）。他是融合遗传的铁杆支持者，他对孟德尔的实验结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内格里坚持要求孟德尔用山柳菊来重新进行所有实验，但不幸的是这次尝试是失败的，因为山柳菊要长出种子是不需要受粉的（这就意味着最终得到的种子没有一颗是杂交的）。1868年，孟德尔所在的修道院选举他为终身制修院院长；这不仅让他停止实验，还让他卷入了一场与奥地利政府之间旷日持久的复杂官司。这场官司的纠纷在于修道院应纳税款。

但是，孟德尔依旧以博物学家自居；他继续利用花、果树和蜜蜂进行繁殖和杂交实验，在接下来的10年中，他又因气象观测和相关理论而闻名。“科学研究带给我极大的满足感，”1883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对一位同事说道，“并且，我相信，我的研究的成功很快就会得到整个世界的认可。”[5]

他所指的也许不是甜豌豆实验，他的心思不在这个实验上；但世界记住的恰恰是他的甜豌豆实验。

※

孟德尔的论文发表一年后，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提出控制遗传性特征的也许是深藏于细胞核内部的某种物质。但他既无仪器也无数据来证明他的理论。但是，20年后，德国人瓦尔特·弗莱明（Walther Flemming）利用改进了的显微镜以及提升后的染色技术观察开始分裂（有丝分裂）的细胞中细微的线状结构。弗莱明的同事威廉·瓦尔德（Wilhelm Waldeyer）提议将这些线状结构命名为染色体（chromosomes，“chroma”意为“颜色”，“soma”意为“个体”），这一命名直接指出了它们吸收染色剂的能力。[6]

甜豌豆实验再次浮出水面。

1900年5月8日，植物学家威廉·贝特森（William Bateson）赶往英国皇家园艺学会，他要针对遗传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发表讲话。他带了一沓研究论文在火车上阅读，其中有孟德尔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巧合的是，贝特森拿到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孟德尔的；刚读了一半，贝特森就意识到孟德尔的定律就是解答遗传性特征问题的钥匙。（也许他之前就读过这篇论文了，但是他后来总是会对人提起这个发生在火车上的故事——也许是因为后者更富戏剧性。）

巧合的是，另外两位研究者最近也阅读了孟德尔的研究：一位是一直在进行杂交实验的荷兰植物学家雨果·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另一位是内格里的一个学生，卡尔·柯伦斯（Carl Correns）。那一年里，三个人都发表了研究遗传问题的论文，并且在论文中都引用了孟德尔的遗传性性状的“定律”。1901年，皇家园艺学会出资将孟德尔的德文研究成果首次译成英文，这就把孟德尔的“定律”完全呈现在了大众眼前。[7]

此刻唯一剩下要做的就是将染色体与该定律联系起来。

1902年，德国生物学家特奥多尔·博韦里（Theodor Boveri）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实验证明海胆胚胎要正常发育，一定要有36条染色体——这有力地证明了每一条染色体都带有一段独特且必需的信息。与此同时，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国大学生沃尔特·萨顿（Walter Sutton）从自己的蚱蜢实验中总结出，染色体携带着“特定一组性状的物质基础”。将遗传信息传到下一代的载体并不是达尔文的胚芽，也不是孟德尔的称为“基因”的元素。[8]

威廉·贝特森率先将这一关于染色体及其与遗传特性的关系的研究称为“遗传学”，而与他共同创造了“遗传学”（genetics）这一术语的，还有丹麦植物学家威廉·约翰森（Wilhelm Johannsen），约翰森将“基因”（gene）这个词分离出来，并应用于遗传单位上。孟德尔首次发表自己的实验结果的40年后，也就是孟德尔辞世20年后，他的研究为生物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正如孟德尔曾预言过的那样，整个世界最终都认可了他的研究成果。

格雷戈·孟德尔

《植物杂交试验》

（1865年）

1901年，孟德尔的论文由伦敦皇家园艺学会翻译成英文，清晰简明的英译本至今仍是标准版本。1909年，W.P.贝特森出版了《孟德尔的遗传定理》（Mendel’s Principles of Heredity）一书，并随之发表了孟德尔论文的英文完整版，该书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柯西莫出版社（Cosimo Publications）印刷了高质量的平装本，其中囊括了所有公式和图表。

Gregor Mendel, Experiments in Plant Hybridisation, Cosimo Publications (e-bookand paperback, 2008, ISBN 978-1605202570).

格雷戈·孟德尔，《植物杂交试验》，柯西莫出版社（电子书，平装，2008年，ISBN 978-1605202570）。

22
综合论

将细胞层面的观察与进化论的宏大理论相结合

目前，生物学已经进入综合论时期，而此前，新的研究领域层出不穷，它们相对独立地发展着……我们已经看到了使达尔文主义重焕生机的初步成果。

——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

《进化：现代综合论》（Evolution: The Modern Synthesis，1942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查尔斯·达尔文遇到麻烦了。

这两件事并非毫不相干。“那件事……而非其他任何事件，为西欧今天的局面奠定了基础，”1918年停战前夕，美国生物学家雷蒙德·珀尔（Raymond Pearl）说道，“那就是《物种起源》一书的出版。”他说出了一条普遍观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将人类从其作为上帝有意之作而与众不同的特殊位置上移开，把他们扔进了动物世界那种令人沮丧的、道德沦丧的生存斗争中。“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在战斗。”达尔文曾这样写道。珀尔写道（以一种怪异的预知般的口吻），无疑，智人（Homo sapiens）也曾卷入这场战争，难怪德国残忍地对其他民族进行“生物清除”。[1]

神学界对《物种起源》的反对之声也更加强烈。

“在美国，基督教对民众灵魂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于一个世纪前说过这句有名的话。在美国，人们固执地忠诚于《创世记》，认为它一字一句都是真理，并以此形式对达尔文发起挑战。1925年写入田纳西州法律的《巴特勒法案》禁止教师用自然选择取代神创论作为课堂教学，而且随之进行的斯科普斯（Scopes）的“猴子审判”支持了该法案的合法性。[2]

但是，自然选择同时也遭到了一些生物学家的猛烈抨击，这些生物学家关心的并非是其对伦理道德造成的影响，而是对其可能对进化论造成的难以预料的结果感到困惑。

自然选择是一种随机变化，自然选择的作用就是铲除弱者；这似乎不足以解释发展，解释日益增加的复杂性以及作为生命历史一部分的方向性。自然选择似乎更有可能产生无计划的、无方向性的变化。因此，大量杰出的生物学家［俄国的列夫·伯格（Lev Berg）、奥地利的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德国的奥托·申德沃尔夫（Otto Schindewolf）等众多生物学家］提出了各种定向进化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在物种起源的背后一定存在某种预先设定好的模式、目标或意图。

日益精密的仪器、越来越多的数据以及愈发完善的研究技术使得研究者们频频获得新的发现，许多发现（在细胞学、生物统计学、胚胎学、遗传学方面）表明自然选择足以对有机生命做出解释了。但是，这些研究受到专业术语的阻碍，令那些没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读不懂。如恩斯特·迈尔所说，“生物学的各个领域之间存在着沟通的鸿沟”，生物学与其他科学之间更甚。遗传学尤其如此，这一学科不断获得新的观点，但是无暇将自己的发现与博物学实地考察所揭示的现象联系起来：比如动物行为、化石，以及各生存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3]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远远不能对导致众多适应性变化的原因做出最终解释。”《动物学教科书》（Lehrbuch der Zoologie）中写道。这本书是20世纪20年代德国大学的标准教材。著名的植物学家威廉·约翰森的态度更为坚决。“（这）非常明显，遗传学彻底剥夺了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理论基础。”他这样写道。“我们从未这般怀疑过进化论的机制。”法国生物学家让·罗斯丹（Jean Rostand）承认。1937年，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保罗·勒莫因（Paul Lemoine）更进一步断定：“自然选择不占一席之地，遗传学数据不能为进化提供任何有利的证据……进化论很快就会被摒弃。”[4]

※

似乎是朱利安·赫胥黎的基因注定了他要拯救达尔文的进化论。

他的祖父托马斯·H.赫胥黎是《物种起源》的早期评论者之一，后来成了达尔文的热烈支持者和朋友。“《物种起源》，”第一部《物种起源》出版十来年后，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在生物科学界引起的革命堪比《数学原理》在天文学领域引起的革命。”托马斯·H.赫胥黎一生都是达尔文理论的坚定捍卫者，他对批判者予以反击；他曾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作“达尔文的斗牛犬”。[5]

1887年，小朱利安出生了，他自小就是一位生物学家：他对“植物和动物、化石和地理学”很感兴趣，他捉青蛙，对蝴蝶进行分类，并观察鸟类。“很明显，朱利安有进行生物学研究的潜质。”他德高望重的祖父说道，而此时，朱利安只有4岁，“我多想教他！”朱利安后来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动物学，并于1909年毕业。毕业后，他继续留在牛津大学进行一系列实验，实验课题令人吃惊：胚胎学、个体发生、细胞分化、形态发生、遗传学以及（他常常将实验研究与实地观察结合起来）红脚鹬和凤头䴙鷉的求偶行为。

20世纪20年代晚期之前，朱利安·赫胥黎一直都活跃在学术界：他是一位有感召力的、备受尊敬的老师和研究者，但是后来他对自己的学生和不幸福的婚姻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厌倦；他还因不时发作的抑郁和狂躁症备受折磨。1926年，作家H.G.韦尔斯（H.G.Wells）邀请朱利安合作撰写一部恢宏的生物学百科全书，希望这部书可以对生物学领域所有的发展进行总结。韦尔斯比朱利安大20岁，曾在伦敦学习生物学，师从托马斯·H.赫胥黎；他此时已是一位有名的作家，写过《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和《世界之战》（The War of the Worlds）（此外还有许多书）。[6]

朱利安抓住了这次机会，离开了教书岗位，开始写书。尽管朱利安的写作技巧非常娴熟，但是韦尔斯（出了名的苛刻和挑剔）坚持要让他一遍一遍地修改自己的文本，因为只有这样，非专业的大众读者才能对日益复杂的生物学发展有所了解。“我学到了很多……在H.G.韦尔斯的严苛的指导下，”赫胥黎后来说道，“该如何使晦涩的理论、深奥的事实通俗化……（以及）该如何将大量的数据整合为一个可控的整体，既了解每一棵树，又能看到整片森林……这一切，我必须要说，来之不易。”[7]

《生命之科学》（The Science of Life）一书畅销世界，但是与版税相比，完成一部主题宏大的杰作的能力无疑更加珍贵。

越来越多的著名科学家——其中包括朱利安·赫胥黎——开始认识到将遗传学新发现与自然史的各个领域融为一体的必要性：这是一个伟大的故事，阐释了这一切是如何共同运作的。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捍卫已存在半个世纪之久的达尔文理论，无论如何，也要认识到，将达尔文最初的理论与遗传学和细胞学的最新发现相结合是有必要的。科学家和民众都需要加深对“起作用的进化”的理解，这也是宏大理论与具体发现共同作用的方式。[8]

因此，“达尔文的斗牛犬”——朱利安·赫胥黎效仿祖父的做法，于1936年提议建立一个新的学会：普通生物学分类学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Systematics in Relation to General Biology）。他是该协会的第一任主席；第一次会议于1937年6月的一个星期五召开，共有74位生物学家参会。《自然》（Nature）杂志的相关报道说，新成立的协会的目标之一是要“促进生物学各分支研究者之间的讨论与合作”[9] 。

俄罗斯昆虫学家、同为分类学者的奥多修斯·多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经常与赫胥黎通信来往，那时他也正准备出版自己的书《遗传学与物种起源》（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1937），此书汇集了多布赞斯基的遗传学实验室研究、实地考察结果（他进行了大量的果蝇观察）以及与群体遗传学相关的晦涩的（对非专业人士而言）数学运算——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的确可以对物种的存在做出解释。这是第一部系统的、全局性的现代生物学著作，但绝不是最后一部。[10]

随后10年，乔治·盖洛德·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的《进化的节奏和模式》（Tempo and Mode in Evolution）、波恩哈德·伦施（Bernhard Rensch）的《物种层面之上的进化论》（Evolution above the Species Level）以及恩斯特·迈尔的《动物学家的系统分类学与物种起源观点》（Systema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a Zoologist）也纷纷面世。赫胥黎也在努力完成自己的全局性著作。1942年，他的《进化：现代综合论》（Evolution: The Modern Synthesis）面世，该书在两个方面与众不同：赫胥黎这本书特别针对的读者群体是那些缺乏专业知识但是对进化论感兴趣的知识分子，而并不仅仅是科学家们；此外，这也是赫胥黎首次使用“综合论”这个词。

“达尔文主义的死讯不仅仅是从神学讲坛上传来，也从生物学实验室中传来。”赫胥黎开篇写道，“但是，与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情况相似，报道似乎过于言过其实了，因为今天，达尔文主义还充满生机。”在第一章中他阐述了他的写作目的：

曾经有一段时期，生物学的新研究领域层出不穷但彼此相对孤立；但在过去20年里，生物学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更加统一的科学。生物学已经进入了综合论时期，今天，生物学领域展现出来的不再是众多半独立的科学分支彼此对立的局面，其整体性正在赶超早已建立的科学体系，例如物理学——在物理学领域，一个分支的发展几乎会同时带来其他所有分支的发展，理论与实践携手共进。这带来的主要结果就是，达尔文主义的复兴……复兴的达尔文主义比以前更加完善，因为它必须考虑到达尔文过去不知道的事实；但它仍旧是达尔文主义，因为其目的在于从自然的视角对进化论进行阐释……达尔文主义复兴后，这只变异了的凤凰便从柴堆灰烬中飞出……我在随后几章会阐述这一部分。[11]

这是一项将不断延伸、涵盖各个领域的事业，因为《进化：现代综合论》就是一部不断延伸、涵盖面广泛的书，书中依次涵盖了古生物学、遗传学、地理分化、生态学、分类学、适应作用以及进化的观点。

尽管内容庞杂，但是H.G.韦尔斯对赫胥黎的指导卓有成效。清晰的文风以及对专业知识的通俗的、口语化的呈现使得《进化：现代综合论》一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一面世即获成功。“这是这十年来，或许是这一个世纪以来最杰出的进化论方面的文字了。”生物学领域最权威的杂志《美国博物学家》（American Naturalist）如是举荐道，读者们也纷纷对此表示同意。赫胥黎的这本书总共印刷了五次，修订了三版；1973年出版的最新版本中增加了一篇新的导言，这篇导言由九位著名的科学家共同撰写，他们肯定了综合论，并更新了其中的数据。[12]

自1942年起至21世纪，这一领域的探索——将遗传学细胞层面的研究与博物学的宏大世界联系在一起——将会继续，将会日益扩大范围，不断汲取发展中的专业分支（比如20世纪晚期的进化基因组学）。该领域也将继续沿用赫胥黎书名所用到的名词：现代综合论。赫胥黎复兴了达尔文理论，这只“涅槃的凤凰”正不断进化，向前发展。

朱利安·赫胥黎

《进化: 现代综合论》

（1942年）

2010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1942年版本的《进化: 现代综合论》，其中包括赫胥黎亲自撰写的序言以及第二、第三版的导言。

Julian Huxley, Evolution: The Modern Synthesis: The Definitive Edition, MIT Press (paperback, 2010, ISBN 978-0262513661).

朱利安·赫胥黎，《进化: 现代综合论（定本）》，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平装，2010年，ISBN 978-0262513661）。

23
生命的秘密

生物化学揭开遗传特征之谜

科学很少如同局外人想象的那般按照简单的逻辑思维发展。

——詹姆斯·D.沃森（James D.Watson），

《双螺旋》（The Double Helix，1968年）

100年以来——至少从拉马克那时开始——生命科学界就认识到生物会将性状传给后代。但这一过程是如何进行的还是未解之谜。亲代将某些物质遗传给了子代；但这种物质是什么？它是什么样子的？是如何作用的？它在哪里呢？“泛子”（pangene）这一信息单位，是如何让子代拥有了与亲代相似的眼睛颜色、身高和毛发呢？

1953年，美国年轻人詹姆斯·沃森与他在剑桥大学工作的英国同事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共同发现了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DNA，即可以将亲代的性状复制给子代的双螺旋链状分子。克里克兴奋不已，他冲进了附近的酒吧，向大家宣布他刚刚发现了“生命的秘密”。大量的科学书籍都会告诉你，这个发现“改变了世界”，“是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现”，“现代生物学就此诞生”。15年后，这个转折点因詹姆斯·沃森的《双螺旋》（The Double Helix）一书而被世人永远铭记。《双螺旋》讲述了沃森的DNA研究经历，书一面世即获成功。[1]

但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人们就知道了脱氧核糖核酸的存在。而它的双螺旋结构事实上在未来几年都不会真正引起人们的注意。“DNA的发现”源于17世纪的技术，在19到20世纪的几十年内发展起来，依靠众多科学家的努力工作，并最终被一位具有感召力的研究者写成了畅销书。但“发现DNA”实际上不过是化学、生物学乃至物理学这一系列发展中一个小进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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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罗伯特·胡克第一次通过他的显微镜观察一块软木塞，自然科学家就认识到生物是由彼此分离的小片断组成的，就像一个蜂巢被分成了许多细小的甜蜜的巢室一样。“软木塞中充满了空气，”胡克在《显微图谱》中写道，“并且……这些空气被密封在了小盒子或小隔室中，这些小隔室各不相同。”胡克观察了许多毫不相干的生物的细胞，比如石化的木头和蜘蛛细胞；其他的观察者也追随他的脚步，他们在各种蔬菜、胚胎和动物组织中发现了细胞。

细胞里面有什么？细胞为什么存在？（为什么不是简单的一团肉呢？）18世纪的科学尚无法解答这些问题。但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后期，观察者们利用改进后的仪器来延伸自己的感官。两位观察者［法国生物学家菲力克斯·迪雅尔丹（Félix Dujardin）以及波西米亚的扬·浦肯野（Jan Purkinje）］得出结论，他们认为胡克的小盒子里充满了一种“黏的、半透明的物质”，很黏，不易研究，对生命至关重要，浦肯野将这种物质称为“原生质”。原生质是最基本的“生命物质”，这是一种重要的胶状物质，但是它的用途仍旧未知。[2]

1847年，两位德国博物学家——植物学家马提亚·雅各布·施莱登（Matthias Jakob Schleiden）和动物学家西奥多·施旺（Theodor Schwann）——将胡克发现的细胞定义为最重要、最基本的生命单位。在每个新生生物中，细胞都在增大、完善，开始时只是小微粒，逐渐膨胀。“这是一条绝对定律，”施旺写道，“即每个细胞……一开始的形态是一些非常细小的囊泡，它的尺寸逐渐扩大直至长成完全成熟时的状态。”德国生物学家马克斯·舒尔茨（Max Schultz）在1861年的论文中证实，细胞是一个充满原生质的小球，其中还包括一个清晰的核心——细胞核（英文“nucleus”，原子，拉丁词中的“核心”）。[3]

与此同时，化学——自17世纪，罗伯特·波义耳对其进行阐释后，化学领域就一直致力于金属、气体以及其他的无机物质的研究——也开始与生物学有所交叉。1828年，化学家弗里德里希·维勒（Friedrich Wöhler）偶然在实验室中合成了有机复合尿素；尿素是尿液的天然成分。（“我可以不借助肾脏就合成尿素了！”他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兴奋地写道。）尿素的意外合成意味着作用于无机物的基本化学法则也同样作用于有机物，即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法则来理解有机物质。细胞会感受到刺激，产生反应，被催化、分裂，可以作为化学实验的对象，可以通过化学反应被人们理解：这就是生物化学的开始。[4]

这一新生科学迅速发展起来。1833年，法国化学家安塞姆·帕扬（Anselme Payen）和让-弗朗斯瓦·佩索兹（Jean-François Persoz）在麦芽（他们称其为“淀粉酶”）中发现了一种物质，该物质可以将淀粉转化为糖。淀粉酶是最早为人所知的一种酶——酶是一种有机分子，通常是蛋白质；酶可引起某种化学反应，并可能引起生物的变化。四年后，瑞典化学家琼斯·贝采里乌斯（Jöns Berzelius）提出了“催化作用”这一名词，指的是一种过程“与我们此前所知的（那些）不同”，这一过程能够引起“机体内成分的重新排列，改变它们之间的联系”。催化作用的发现影响的不仅仅是试管（实验室试验）。贝采里乌斯写道：

当我们将催化作用应用于自然生物时，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新的认识。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可以假设在活着的植物和动物体内，在组织和流体之间正发生着数以千计的催化过程，并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化合物；这些化合物都是由普通的原材料，即植物的汁液或动物的血液组成的；我们至今还不知道这一过程发生的原因，但在未来，我们也许会在有机组织的催化作用中找到答案。[5]

对人类作为生物的存在以及其外形和形态的最终解释有赖于化学——有赖于对控制细胞产生和相互作用的反应的理解。

但细胞仍旧是一块无人涉足的领土，生物学家或化学家所能做的，顶多是对细胞的轮廓进行猜测而已。

※

1865年，瑞士医学学生弗里德里希·米歇尔（Friedrich Miescher）从一次伤寒中康复，但留下了后遗症：他听力受损，一只耳朵完全失聪。

这使他无法照顾病患者。于是，米歇尔决定转而从事医学研究。他以一位叔叔为榜样。这位叔叔就是著名医师威廉·希思（Wilhelm His）。“我得出了结论，”他后来在个人情况中写道，“只有通过化学，才能找到生物组织生长问题的最终答案。”米歇尔对化学的兴趣所在就是细胞组成——尤其是神秘的细胞核；了解细胞核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其功能目前也无人知晓。他注意到淋巴（白细胞）细胞的细胞核明显要比其他细胞的细胞核大。于是，他决定收集废弃医疗绷带上的脓液，并将上面白细胞的细胞核分离出来（惯常的做法是利用多种溶剂进行分离），并分析它们的组成。[6]

两年实验后，米歇尔于1871年公开了实验结果，结果揭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存在。通常认为，细胞核是由蛋白质组成的，蛋白质（一定程度上）是构建生命的基石。但是这些细胞核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蛋白质，但另一部分是此前人们不知道的略呈酸性的物质，米歇尔将这种新发现的酸命名为：核素（nuclein）。[1]

1929年，立陶宛生物化学家菲巴斯·利文（Phoebus Levene）被国内的反犹太主义势力驱逐到了美国，他在位于纽约的洛克菲勒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工作。他鉴定出了米歇尔的细胞核中含量最多的元素是一种糖，被称为“脱氧核糖”。他将细胞核内这种特别的酸称为“脱氧核糖核酸”。[7]

米歇尔发现了DNA，利文也为它命了名。但两人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

生物化学家对生命化学组成的理解不断加深，而生物学家仍旧对孟德尔的基因感到困惑。

他们身边有纷繁复杂的信息，但无人能将彼此相关的片段摘取出来组成整体。19世纪80年代早期，沃尔特·弗莱明（Walther Flemming）在正在进行分裂的细胞中发现了一种细微的线状结构——染色体；1890年，生物学家赫尔曼·亨金（Hermann Henking）注意到，有一些染色体在细胞分裂时平均配对（在子细胞中均分），就像方块舞中面对面的舞者相对而行，还有一些染色体（明显可以看到）则全部进入一半子细胞中。他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但他为这个有时行动显得迟缓的染色体命名为“X染色体”，象征这是一个谜团。[8]

1902年，德国生物学家特奥多尔·博韦里证实，染色体就是将孟德尔的“基因”从亲代传给子代的载体。随后，下一步就是要弄明白信息片段（基因）与两种不同的染色体之间的联系。三位美国生物学家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观察。克拉伦斯·麦克伦（Clarence McClung）研究的是蚱蜢，他率先提出X染色体的存在与否也许决定了子代的性别；埃德蒙·比彻·威尔逊（Edmund Beecher Wilson）研究了半翅目昆虫（蚜虫、蝉、红薯瓢虫），并总结出在雌性后代体内一定存在X染色体；内蒂·斯蒂文斯（Neittie Stevens）研究了果蝇体内高质量的细胞，并通过观察证实了威尔逊的理论。[9]

斯蒂文斯公开了她的果蝇研究结果后，动物学家托马斯·亨特·摩根（Thomas Hunt Morgan）在哥伦比亚大学负责进行了一个为期七年的研究项目，对四代果蝇的情况进行追踪。由于果蝇繁殖速度很快，所以七年实际上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深时”了；摩根和他的同事们记录了大量的信息并据此推断：决定眼睛颜色的基因信息是由X染色体携带的。[10]

这是首次将某一特定的表现型（可见的特性，比如身高、体重、鼻子的形状、毛发颜色）与某一具体的基因型（染色体的排列方式）直接联系起来。科学家们几个世纪前就观察到有一些性状是不能直接从父本遗传给子本的，而摩根的发现为此提供了生物学方面的解释。[2]

“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可能会大量出血，而另一家庭的成员则可能几乎不怎么流血。”这句话出自约3世纪时巴比伦王国的典籍《塔木德》（Talmud）；《塔木德》是最早提到血友病——凝血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典籍之一。随后的几个世纪，医师都在设法治疗这一怪异的疾病。10世纪时，科尔多瓦外科医生阿尔布卡西斯（Albucasis）观察到，健康的母亲也会生出患有血友病的儿子；19世纪初期，费城医生约翰·奥托（John Otto）曾写道，似乎血友病只有男性会患上；德国、西班牙以及俄罗斯的王室都深受该疾病的折磨，因为说不定哪一代的王子就会患病，毫无规律可循。[11]

查尔斯·达尔文将该疾病的遗传特征的模式绘制成图表，如下图所示：

通过摩根的果蝇实验，我们得以对这一奇怪的模式做出解释。如果只有X染色体携带着血友病的基因信息，那么，只有当所有复制出来的X染色体都被感染时，人才会患病。因为男孩只有一条X染色体，因此他们患病的概率就更大。（奥托医生被数据误导了；女性虽然很少患血友病，但这并不绝对。）

摩根的研究揭开了遗传信息传递的隐形路径：一个看似健康的女儿实际上是隐性的疾病携带者，她将疾病遗传给她的儿子的概率为50%。

但这一切似乎仍旧与遗传特征的机制没什么关系。染色体是如何携带遗传信息的？遗传信息又是如何影响受体的？（换句话说，基因型与表现型之间有何关系？）这两个问题仍旧是个谜团。研究染色体和基因的生物学家们仍旧停留在数据收集和处理阶段：观察哪条染色体到了哪里，或者结果可能是什么。

当化学、生物学与物理学三个领域有了一次短暂的交叉时，答案才开始出现。

1927年，摩根果蝇项目的合作者、生物学家赫尔曼·穆勒（Hermann Muller）宣布，用强烈的X射线连续照射果蝇会改变它们的遗传信息。被辐射了的果蝇所产生的后代有一套完全不同的表现型；穆勒记录了“带斑点的翅膀”、“白色的眼睛”、“小型的翅膀”、“叉状的刚毛”等等。伦琴、居里夫妇以及卢瑟福的研究已经表明，辐射会导致原子和分子的结构变化[3]；穆勒的研究结果表明那神秘的基因实际上就是分子——分子结构极易受到X射线的影响。由于辐射每次都会造成不同的变化，因此，基因也往往是一系列不同的分子，而不是一堆彼此相似的粒子，“只是彼此的复制品”。[12]

因此，基因就是分子，并由染色体携带着从亲代传给子代。这是第一个谜团的答案。但第二个谜团仍旧无解：一个分子是如何产生了某种特定形状的耳垂、一根较长的二趾或雀斑等表现型的？

科学家们在面包霉（bread mold）中找到了答案。

20世纪40年代，两位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化学家：乔治·比德尔（George Beadle）和爱德华·塔特姆（Edward Tatum）做了一系列研究脉孢霉（Neurospora）的实验。脉孢霉是一种长在面包上的霉菌。［脉孢霉可以将大豆豆渣和椰浆制作成印度尼西亚一种名叫“昂卡姆”（oncom）的主食。］他们的研究表明，当基因发生改变时，某些酶就会停止分泌——导致有机体中的细胞无法进行特定化学反应。

而正是这些化学反应使该有机体不同于其他有机体。一个世纪之前，安塞姆·帕扬和让-弗朗斯瓦·佩索兹发现了第一种酶；琼斯·贝采里乌斯则发现了“催化反应”对生物的重要性。自那之后的几十年中，生物化学家在上述发现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因此，比德尔和塔特姆才能够对某种生物做出界定——其整体结构、新陈代谢、表现型，以及作用的方式和外在表现——生物就是它体内所有的化学反应。酶是这些化学反应的催化剂。基因的改变会导致酶的改变；酶的改变会导致表现型的改变；表现型的改变则会产生一种新的细胞，这种新细胞需要的营养物质与亲本不同，比如果蝇翅膀上的斑点、较长的第二趾和腭裂。凡是对酶动了手脚，有机体就会发生改变。

最后要弄清楚的是基因型与表现型之间的关系。随后几年，比德尔和塔特姆都在绘制图谱。从图谱中可以看出哪条染色体携带了什么酶，又会产生怎样的表现型。他们的研究被称为“一个基因一种酶”假说：基因（人类基因、细菌基因或其他基因）会影响酶的分泌，酶又会影响生物的性状。[13]

但是基因本身仍旧是个谜团。科学家们所熟知的分子、有机物质或化合物都无法控制酶。

与此同时，生物学家奥斯瓦德·艾弗里（Oswald Avery，与利文一样，在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正在研究肺炎球菌病毒。有一种肺炎球菌拥有独特的性质：该病毒细胞可在自身周围形成一层膜，这层膜是由一种复杂的分子“多聚糖”构成的。这层膜强化了病毒，增加了病毒的威力。

艾弗里意识到，如果从可以形成多聚糖膜的肺炎球菌中提取DNA（DNA就是利文发现的酸性物质，是米歇尔发现的“细胞核”的一部分）溶液，并将其注入其他的肺炎球菌中，受体球菌就会发生改变。原本不会形成多聚糖膜的肺炎球菌忽然间也可以形成多聚糖膜了。

这本可能是一个“尤里卡”（“我发现了！”）时刻。

然而，奥斯瓦德·艾弗里（一个非常谨慎、有责任心的人）在给他的兄弟的私人信件中提到，这份DNA溶液似乎引起了化学反应，这太出人意料了，就像“基因”会引起化学反应一样出人意料。他和他的同事非常怀疑他们得到的结果，因此并没有大肆宣扬自己的结论。他们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发表在了读者甚少的《实验医学学报》（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上。对细胞及其性质的研究已经广泛延伸到了各个领域，并发展出了分支领域，以及众多小的发现；因此，几乎没有哪一位生物学家（或生物化学家）可以掌握所有相关发现的所有知识。[14]

只有一小部分生物学家对第三种平行却独立的研究有所了解：生物学家麦克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和萨尔瓦多·爱德华·卢瑞亚（Salvador Edward Luria）以及细菌学家阿尔弗雷德·赫尔希（Alfred Hershey）三人在位于长岛（Long Island）的实验室中一同工作，他们试图分离可以侵染细菌的病毒的结构。这些病毒（“噬菌体”）侵入细菌细胞，在其中自我繁殖，然后毁灭宿主菌，释放自己。

非常明显，这些病毒能够自我复制。1947年，另一位生物化学家西摩·科恩（Seymour Cohen）注意到当某种噬菌体侵入细菌细胞时，被感染细胞中的DNA的合成会突然中止——几分钟之后又重新开始，但合成速度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暗示：DNA也许与复制有关。

其他的研究者们则理论推定，也许DNA就是细胞进行自我复制的原动力。但通常认为，细胞核中的蛋白质更有可能承担该角色。但不论是哪种情况，科学家们都无法准确地解释亲本细胞是如何加密遗传信息的，子代细胞又是如何解码的。[15]

1948年，年轻的詹姆斯·沃森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但他仍旧不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在这一年，他开始同长岛的噬菌体小组一起工作。起初，他对核酸研究几乎没有兴趣。在这个领域中“很难推翻什么观点”。“许多关于蛋白质三维结构和核酸的言论都是大话。”他后来说道。理论有一大把，但是没有一个能经得住考验。

1951年，在欧洲的一次博士后协会上，沃森听取了由英国物理学家、生物学家莫里斯·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做的报告。莫里斯·威尔金斯一直在伦敦国王学院进行DNA研究。威尔金斯借助DNA的X射线图片来阐释自己的报告，从图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DNA的结构。沃森突然被这吸引住了。当然，如此清晰的结构也许是发现DNA“一般结构”的钥匙，或许这一结构还可以证明是DNA携带着那难以捉摸的遗传信息。[16]

沃森无视自己的教职的相关规定，设法为自己在英国谋取了一个职位。他与生物物理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一同在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中工作。克里克比沃森大12岁，多年前就开始对DNA感兴趣；但是，英国的社会习俗阻碍他做进一步研究，发现了这一点的沃森大吃一惊。“这个时候，”沃森在《双螺旋》中写道，“在英国，DNA分子研究工作实际上已经成为莫里斯·威尔金斯的私人财产了。”

如果此时弗朗西斯忽然跳出来，也开始研究莫里斯已经研究多年的问题，这将会非常尴尬……如果他们两个住在不同的国家就好办多了。英国的安逸——除了被婚姻纽带联系起来的情况，所有权威人士似乎都彼此认识——加上英国人的公平办事原则，阻止了弗朗西斯介入莫里斯的研究。在法国，完全不存在有道义的竞争这一说，这些问题就不会出现了。而且在美国也不会允许这种状况出现。如果伯克利的某人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绝不会仅仅因为加州理工学院的某人已经开始研究该问题就放弃。[17]

出生于芝加哥的沃森设法促使克里克入侵威尔金斯的领地，两人还一同计划要获得最新的高质量DNA-X射线图。这一张图是威尔金斯的助手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的心血。凭她自身的实力，她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但是剑桥大学的男校友们常常对她不屑一顾，认为她不过是一个总惹麻烦的“卖弄学问的女子”。（“女权主义者最好的家，”沃森在自己不太风光的时候曾经说道，“就是其他人的实验室。”）

与此同时，神话一般的名人、美国生物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也开始关注DNA。克里克和沃森决定要占威尔金斯的上风，并且“用自己的强项打败（鲍林）”，二人于是专心开始DNA研究。沃森写道，这就是要弄明白“什么原子会并排排列”，然后建立假设，利用“一系列分子模型，它们看上去与学前儿童的玩具非常相似”。他们的目标是找到一种分子模型，这种模型既要与富兰克林的X射线图片相一致，又要符合已知的相关分子的化学性质。[18]

1953年初，鲍林提出了一种可能的答案：DNA是一种“三链螺旋结构”，其内部是糖-磷酸“骨架”。沃森迅速意识到，这一模型是不可行的，磷酸分子会互相排斥。（或者，按他的话说：“莱纳斯的化学太荒诞了。”）但是，显然鲍林正在向正确的模型靠近。

沃森沉浸在新模型的设计中，他的劲头更足了。［“我正在（与他）争夺诺贝尔奖。”］沃森在一沓一沓的纸上涂画可能的结构，并用硬纸板制作模型，他最终确定了DNA的新结构：一个双螺旋结构，其“骨架”露在外面。他和克里克计算了这个模型的化学性质数据，并将已有的X射线数据与他们的模型可能产生的模式进行比对，最终认为这一假说是合理的。1953年4月，他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解释了该模型；短文最后的结尾只有简短的一句话（克里克写的），这句话的大意是，双螺旋结构使核酸之间可以形成氢键——这就意味着DNA是可以复制的。“我们注意到，”克里克写道，“我们所假设的配对指出了遗传物质可能的复制机制。”[19]

复制机制中既包括双链结构的DNA，也包括单链的核糖核酸（RNA）；生物学家柯林·塔奇（Colin Tudge）解释道，克里克和沃森所构想的双链DNA包括

两条单链，随后它们各自进行复制……DNA单链一旦与其配对单链分离，要么开始合成自身的互补复本，即自我复制，要么开始形成RNA的互补单链，合成后的RNA单链离开细胞核进入细胞质，监督相关蛋白质的合成。[20]

RNA充当了DNA与新合成的蛋白质之间的中介，但这一过程具体是如何进行的（后来的研究者们发现了三种不同功能的RNA）仍旧不清楚。

但是，即使只有一个大致的轮廓，这一模型还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符合化学原理，也符合观察到的核酸的性质。全世界都在检验这个模型，很多生物化学界的专家都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其中有弗雷德里克·桑格（Frederick Sanger）、乔治·盖莫夫（George Gamow）、马歇尔·尼伦伯格（Marshall Nirenberg）以及J.海因里希·马特伊（J.Heinrich Matthaei）。1968年，詹姆斯·沃森出版了《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The Double Helix: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tructure of DNA）后，DNA的双螺旋结构及其在遗传物质复制中的作用就被当作了绝对真理。

弗朗西斯·克里克后来将遗传信息从DNA到DNA、从DNA到RNA再到蛋白质的流动称为现代生物学的“核心信条”，这一名称至今还为人广泛使用。尽管使用了“信条”一词，克里克知道该理论仍旧仅仅是一个推断。“一个重要的假设，”他写道，“不管它看上去有多么可信，仍旧没有直接的实验证据支持。”而事实上，这一理论的实验证据在随后的20年中仍旧没有找到。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科学家们才拥有了专业的仪器，并描绘出了一幅真正翔实的DNA图谱；直到1984年，蛋白质- DNA的相互作用才被发现。虽然沃森书的标题生动有趣而且被广为接受，但他和克里克都没有真正地“发现”DNA。和哥白尼一样，他们只是构建了一条有说服力的理论，但是该理论可以非常完美地对几十年来观察到的各种现象做出解释。[21]

詹姆斯·D.沃森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

（1968年）

沃森的原稿的平装再版本与电子书都可以找到。西蒙与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出版的版本更加翔实，增添了编辑注释、历史背景、私人信件节选以及附加图解，市面上可以找到该版本的精装本和电子书。

James D.Watson, The Double Helix: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tructure of DNA, Touchstone (paperback and e-book, 2001, ISBN 978-0743216302).

詹姆斯·D.沃森，《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试金石出版社（平装，电子书，2001年，ISBN 978-0743216302）。

James D.Watson, The Annotated and Illustrated Double Helix, ed.Alexander Gann and Jan Witkowski, Simon & Schuster (hardcover and e-book, 2012, ISBN 978-1476715490).

詹姆斯·D.沃森，《双螺旋》（注解插图版），主编亚历山大·江恩和扬·维特科夫斯基，西蒙与舒斯特公司（精装，电子书，2012年，ISBN 978-1476715490）。

[1] 在此上下文中，一种“酸”指的是一种物质，将这种物质放入水中，就会引起水中质子浓度或氢离子（H+）浓度的增加。

[2]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决定果蝇性别的机制与决定哺乳动物性别的机制是迥然不同的，但是对果蝇的研究可以为理解性别相关性状提供理论框架。

[3] 见本书第16章。

24
生物学与命运

新达尔文主义还原论的兴起及其受到的抵制

我们都是生存着的机器——是被胡乱编程写出的机器人，为的就是保护基因这一自私的分子。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1976年）

我们都是生物性的，我们的灵魂不能自由地飞翔。

——E.O.威尔逊（E.O.Wilson），

《论人性》（On Human Nature，1978年）

虽然我们是自然无法分割的一部分，但不能因此否定人类的独特性。

——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

《人的不可测量》（The Mismeasure of Man，1981年）

沃森和克里克的模型大获成功。

对双螺旋的不断阐释强化了一种假设，即双螺旋结构就是达尔文谜团中缺失的那一块：是遗传特征的机制，是孟德尔发现的基因的载体和引擎，是生命的基石。尽管还有许多仍待研究，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关于生命的最大谜团似乎已经有了答案。“遗传特征的终极秘密在于DNA分子的螺旋状结构以及原子复杂的排列方式，”1965年10月刊《生活》（Life）惊叹道，“科学家已经能够读懂基因代码了……一旦我们读懂了，我们也就可以学着去‘写’——也就是说，给基因下达指示——以DNA代码的形式。当这一天到来时，人类的力量就真的堪比上帝的力量了。”堪比上帝的力量，也就是说，有能力创造。“宇宙中不曾存在的或人类不曾想象到的生物”，或“新的人类……他们更适应在木星表面或大西洋海底生存”。或者，简单地说，就是理想中的人类：通过对DNA的操控，“强化人类的优点，同时消除缺点”。[1]

我们几乎没有察觉到，DNA拥有决定我们是谁、而不仅仅是我们是什么的力量。甚至在沃森—克里克模型出现之前，这种想法就已经随着一个研究领域而产生了：群体遗传学。

群体遗传学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综合论”紧密相连。“现代综合论”试图协调细胞研究与有机生命的宏大图景之间的关系，协调整个物种的历史与微生物学单个发现之间的关系。在这10年间，T.H.摩根和他的团队在绘制果蝇的基因图谱，英国生物学家兼统计学家罗纳德·费希尔（Ronald Fisher）在计算这些基因在每一代中出现的概率。费希尔的双胞胎兄弟在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费希尔曾在剑桥学习数学，但对生命科学更感兴趣——与朱利安·赫胥黎、恩斯特·迈尔以及英国数学家、生物学家J.B.S.霍尔丹（J.B.S.Haldane）等人被赞誉为现代综合论的创始者。20世纪30年代，费希尔提出并捍卫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特定基因信息由亲代传给子代的可能性是可以估算出来的，且可以由估算结果得到一个更基本的结论：这一数值可以估算出哪个个体可能存活，哪一个可能死亡。[2]

这是范式转移式的观点。一个世纪前，“生存的意愿”被认为是人类本质的一部分。但这是一个不可言喻、无法计算的因素，是一种生存的“本能”，不能简化为物理学因素。（事实上，现在的认识与之相比也没太大差别。）

但是费希尔又提出生存意愿的量化解释——该解释以化学为基础，而不依赖于人类自由的心灵。生存的意志（“适应性”，按照达尔文的话说）与身体而非精神有关，与器官而非决心有关。它取决于基因的特定组合方式，费希尔设想这些基因的运作方式，认为它们并不是像化学实验室中的气体分子那样随机组合、配对和复制。

基因的组合可能会为生物带来更长的爪子、更强壮的肌肉、更容易隐蔽自身的色彩，或者令生物免于死亡的某种特性。上述四种特征都是基因组合的产物；如果你的数学足够好，你可以将它们全部预测出来。胆量，就像尖锐的牙齿一样，是基因带来的特征——而非神灵给予的品质。拥有好的数学能力，你就可以预测出胆量或尖锐的牙齿在后代中出现的频率（也可以非常粗略地估算出将在哪一代出现）。群体遗传学试图做到：计算基因变异何时会以生物外观改变或行为改变的形式表现出来，然后将预测结果与植物群、动物群或（甚至是）人的现有特征进行比较。[3]

群体遗传学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众声喧哗的新兴领域。群体遗传学的早期研究者们的研究基于如下假设：等位基因（基因的一种形式，位于染色体的特定位置）可以被亲代传给子代；豌豆的圆粒这一性状是由一种等位基因控制的，同样，椭圆粒或皱皮粒也是由相应的一种等位基因控制的。而这些性状将出现在哪一代，这个概率很大程度上遵循了某个数学模型。J.B.S.霍尔丹在1938年写道：“目前，人们也许会说进化论的数学理论正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大多数生物学家对它不感兴趣，因为它的数学专业性太强，而大多数的数学家对它也不感兴趣，因为它的数学专业性不够强。无论如何，我们有理由认为，在随后的50年，它将会发展成为应用数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4]

霍尔丹本人已经投身于进化论数学理论的建设中。甚至在弄清楚遗传信息是如何传递给子代之前，他就已经做出了理论推断，认为我们生存的意志与我们保全自身某些等位基因的愿望有关。当被问到他是否愿意牺牲自己，让自己的双胞胎兄弟活下来时，霍尔丹给出了一个数学家式的答案。“我不愿意。”他回答道。这段对话广为人知。“不管是两个亲兄弟，还是八个堂兄弟。”二者所保留下来的遗传物质的数量都是一样的。[5]

沃森—克里克模型面世后，人们对“遗传物质”有了更清晰的理解：生存的意志与保护和传递特定DNA序列的愿望有关。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生物学家威廉·D.汉密尔顿（William D.Hamilton）提出，DNA的保存也许可以解释人类的无私行为，比如自我牺牲。他的这一假设被称为“汉密尔顿法则”，指出利他行为总是发生在亲缘关系接近的生物群体中；当一生物为另一生物牺牲自我时，一般而言，二者具有相同的基因。当鸟妈妈不顾自身安危，引诱一只猫使其远离鸟巢时，这一自我牺牲行为的真正受益者不是巢中的幼鸟，而是鸟妈妈的DNA，因为DNA已经被复制进入了幼鸟体内，鸟妈妈必须要保护它的DNA。

汉密尔顿指出，这一理论就可以对蜜蜂和蚂蚁的奇怪行为做出解释：雌性为了保护它们的姐妹，可以牺牲自己的幼虫。蜜蜂和蚂蚁拥有一种特定的DNA复制方式，被称为“单倍二倍性”（haplodiploidy）。一些卵子不经过受精的步骤便发育为成虫；这些卵子（非常奇怪）会发育为雄性后代，而受精的卵子则会发育成雌虫。因此，雄虫只有一套染色体，而雌虫有两套染色体——这就意味着雌蜂和雌蚁与它们的姐妹所共有的基因要比与后代共有的基因更多。[6]

汉密尔顿断言，这就是为什么蚂蚁会和自己的姐妹分享食物，却不在乎后代饿死。利他行为的概率及其潜在的受益者可以通过计算两种生物所共有的DNA的数量得知，这就是利他主义的数学模型。

几年后，美国化学家兼遗传学者乔治·罗伯特·普赖斯（George Robert Price）提出了一个可以预测利他行为的公式——普赖斯方程式，表达的是亲代遗传物质与成功存活的子代的遗传物质之间的关系。方程式为：

w代表生物体身体的健康情况，z代表一种非同寻常的特点，可以通过z来预测某种可测特征是否会在子代中出现。“这是对所有情况下的进化变化的准确、完备的描述。”进化生物学家史蒂文·A.弗兰克（Steven A.Frank）如是说。（这个公式面世后不久，普赖斯就改信基督教了，并将自己大部分财产赠给了无家可归的人和穷人；五年后，他自杀了。）[7]

1976年，牛津大学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出版了《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该书结合汉密尔顿法则、普赖斯方程式和群体遗传学观点，得出了一个宏观的解释：一个无所不包的科学解释，它可以解释一切有机体，包括我们自身。“当一个星球上拥有智慧的生物第一次明白它存在的原因时，它就成熟了。”道金斯在开篇说道。智慧生物所明白的那个原因非常简单：我们进食，睡眠，性交，思考，书写，建造航天器和武器，牺牲自我或牺牲他人，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全我们的DNA。自然选择发生在最基础的分子层面上；我们的机体不断进化，就是为了保护和繁殖我们的基因，而基因是极其冷酷自私的分子，它们只为保证自身的存活。[8]

这并非是令人欣慰的世界观，《自私的基因》一书激起了相当大的骚动。但是道金斯的结论只不过是根据达尔文自然选择逻辑推理出来的，并结合了群体遗传学和微生物学前几十年的观点。

当然不是他“首先提出了这个观点……即机体只不过是基因进化的机器”（一本科学书籍上当时是这么声称的），就像并不是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一样。实际上，1975年，也就是《自私的基因》出版前一年，生物学家E.O.威尔逊就断言（在他的《社会生物学》第一章中）：“有机体不过是DNA用来制造更多DNA的方式。”但是道金斯擅长写作，工于修辞；《自私的基因》一书以极其简练的语言阐释出了上述观点的内涵，非专业读者和学习生命科学的学生都能读懂。该书出版时，进化生物学家安德鲁·里德（Andrew Read）还是一位博士研究生，他曾说：“智慧的框架已经存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使其更加明确，且不可能被人们忽视。”[9]

※

美国生物学家E.O.威尔逊紧随着道金斯的脚步。

20年前，威尔逊曾证明火蚁复杂微妙的行为模式实际上是基于化学信号，并因此赢得了声誉。昆虫学家曾努力研究火蚁是怎样进行清晰的信息交流的（它们是互碰触角，还是彼此碰击身体？或是释放什么其他的信号？）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蚂蚁释放出化学信号，但是没人知道它们是怎么做到的。那时刚刚30岁的威尔逊刚拿到博士学位，他一直在用火蚁做各种奇怪的实验。（“不控制变量的实验，”他后来这样称呼它们，“快速且草率……只是为了看看能否发生一些有趣的事。”）他试图利用一块强力磁体让一队行进中的蚂蚁转向。（“蚂蚁根本就没有反应。”）他曾冷冻蚂蚁群，也曾偷换蚁后以弄清楚是否能将不同的蚁种混合在一起；后者真的奏效了。他取出了工蚁腹部的所有主要器官（大多数的器官比细线还要细），试图从中找到那个释放理论上的化学信号的器官。[10]

其中一个器官“杜氏腺”刚好位于螫针上方，“肉眼基本上是看不到的”，有可能就是这个器官。威尔逊用解剖了的杜氏腺标记出一条路径，其他的火蚁纷纷涌出巢穴，跟随而来。威尔逊证明了信息素的存在；信息素是一种化学物质，不仅仅可以指引生物行为，还可以强化、刺激和改变生物的行动。

行为由化学决定，这成了威尔逊有机生命探究的基石。他逐步形成的学科基本思想是学科还原论；从物理学和化学得到的观点是一切人类知识的基础，可以通过实验进行证明，也可通过计算加以证实。生物学就以此为基础，生物学定律是直接从物理学和化学定律中得出的。社会科学——心理学、人类学、行为学（自然动物的行为）和社会学——都漂浮在“坚固的”科学之上，并完全依赖于这“坚固的”科学。[11]

20世纪60年代初，威尔逊偶然了解到了汉密尔顿关于有机体DNA保护的研究，这一理论现在被称为“亲缘选择”。“我为之着迷，”威尔逊后来写道，“为亲缘选择的原创性及其所承诺的阐释力所着迷。”他继续研究昆虫行为，他——和道金斯一样——将生物化学发现、群体遗传学、亲缘选择与自己的实地观察相结合，并据此撰写了两部作品，这两部作品后来都成了经典。《昆虫社会》（The Insect Societies，1971）认为，蚁群的运作方式就像一个有机体一样，有所分工，为集体牺牲个体，每只蚂蚁与其说是一个个体，还不如说是集体的一部分，是大机构中的小成员；这整个种群的行为可以通过物理学和化学因素来进行解释和预测。[12]

1975年，威尔逊又出版了他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论》（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一书，该书将上述观点延伸到了各个群落，包括我们的社会。人类行为与蚁类行为一样，是实际需求的结果，而不是什么超然的现象。即使是那些看似无形的感觉和动机（憎恶、喜爱、后悔、恐惧）也是

受到来自下丘脑和大脑边缘系统中情绪管控中心的约束和塑造……我们不禁要问，下丘脑和边缘系统是如何构成的呢？它们是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成的……下丘脑和边缘系统的结构是为了永久地保护DNA。[13]

我们常常被懊悔或利他主义的冲动或绝望等情绪淹没，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独立于我们的意识认知）正在以保护我们的基因的最佳方式接触我们周围的环境。

然后，“社会生物学”就试图将人类社会仅仅理解为生物冲动的产物。伦理道德、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威尔逊预言这一切都会让路于真正的科学，而真正的科学最终归结于分子生物学。

传统知识中认为行为学是行为生物学的核心的、统一的领域。它包括对动物的整套行为模式、同伴行为和比较心理学的自然研究。这两种说法都不对；二者都注定了要被肢解，一端是神经生理学和感觉生理学，另一端是社会生物学和行为生态学……很明确，未来似乎不能仅仅依靠临时的术语（和）粗糙的模型……而这恰恰是大多数当代行为学和比较心理学的特点。对动物整套行为模式的解释不可避免地要局限于：第一，综合神经生理学框架内，综合神经生理学对神经细胞进行分类并重建其系统；第二，感觉生理学框架内，感觉生理学旨在在分子层面上描绘细胞传感器的特征。[14]

“我希望这个观点不会冒犯太多的行为学和心理学学者。”威尔逊补充说。这有些乐观得不切实际。社会科学家和一大批生物学家的反应都如预期一般，他们非常愤怒。1975年秋天，一群科学家，其中包括威尔逊在哈佛的同事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组成了一个名叫“社会生物学研究组”的反对阵营，并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公开发表了一封反对信。他们指出，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是决定论性质的：它将自由意志和选择从人类社会驱逐出去，使我们的现状看起来更像是不可避免的。

决定论者的理论……总是倾向于从基因角度来为我们的现状找出正当理由，并从基因角度为特定群体因其阶级、种族或性别而享有的特权做正当辩护。历史上，强大的国家或处于统治地位的群体为了稳定和扩张其权力，都是从科学界的这些结论中获得支持的……这些理论为1910年至1930年美国实施的绝育法律和限制移民法提供了重要基础，也为优生政策提供了重要基础；实施优生政策的纳粹德国建立了毒气室。

反对信的作者们抗议说，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就是这些危险观点的翻版。

（它的）所称的客观、科学的方法实际上掩盖了其政治假设。因此，它呈现给我们的不过是将现状视为“人类天性”的必然结果的辩词……

威尔逊加入了生物决定论者的阵营，他们的研究服务于社会公共机构，通过使它们免于承担社会问题的责任，成了社会公共机构的支柱。考虑到这种理论过去曾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我们强烈认为应当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15]

威尔逊回击并指责了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论的反对者，但他的回应并没有进一步推动该探讨。

但辱骂仍在继续，一些生物学家、生物化学家和遗传学者则站在了社会生物学的背后。接下来的20年，威尔逊的“新学科”带来了另一门科学：进化心理学。

威尔逊以《论人性》（On Human Nature）一书为自己辩护。这本书出版于《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出版三年后，它更加密切地关注人类。而《社会生物学》一书除了最后一章以外，其他章节都是以动物研究为基础的。“最后一章，”威尔逊后来说道，“其阐释本应有一本书那么长……以便集中解决已经出现的并且有可能是来自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方面的主要的反对意见……（我写）《论人性》就是在试图达到这一系列目的。”[16]

《论人性》没有回避那些“明显令人不快的”社会生物学结论。“人类，”威尔逊开篇说道，“是生存和繁殖的机器，而理性不过是众多技能之一。”他然后解释了我们所珍视的每一项特质是如何从基因中产生的。（比如，“宗教仪式的最高形式……是为了带来生物学上的优势”，更别提“作为性别最终功能的遗传的多样性，产生于性行为所带来的身体上的愉悦”。）文章结尾，他高唱科学性思维的凯歌：

（它）在解释和控制自然世界中取得了多次胜利；它具有自我更正的属性，并因此对所有（的）有资格去设计和进行检查的人都敞开大门；它准备好要检查所有学科，不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如今，可以用进化生物学的机械模型来解释传统的宗教……最终……进化史诗也许会成为我们所拥有过的最棒的神话故事。[17]

如同詹姆斯·沃森和理查德·道金斯，威尔逊也是一位有天赋的作家，善于使用有力的隐喻。《论人性》被赞扬、被斥责的同时也被阅读着，它一出版便成了畅销书；1979年，威尔逊因此书获得了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

※

1981年，斯蒂芬·杰伊·古尔德予以回击。

古尔德比威尔逊小12岁，但已经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进化生物学家了。他的贡献在于提出［与尼尔斯·埃尔德雷奇（Niles Eldredge）一同］在地质均变论和灾变论之间存在的一个中间点：间断平衡论。间断平衡论认为，物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进化停滞状态，不时地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发生明显变化。同威尔逊一样，古尔德也擅长写作：他是流行杂志《博物学》（Natural History）的固定撰稿人；他曾撰写了大量的专业著作，以及两册针对大众读者的非常受欢迎的科普书。

他以《人的不可测量》（The Mismeasure of Man）一书来回击《论人性》。《人的不可测量》（如威尔逊的书一样）针对的是大众读者。该书目标明确、言辞有力地对生物决定论的一个具体实例予以驳斥：“智慧的抽象性”是生物层面上被决定的品质，将它“量化”为一个数字（这多亏了智商测试的日益普及），并“利用这些数据来给人排名”，这是在生物层面上决定的“一系列价值”。

除了批判智商测试，这番论辩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古尔德的这番话意在对威尔逊书中所称颂的生物决定论和学科还原论进行批判。“《人的不可测量》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探讨错误的生物学论点在社会背景下所带来的整体道德水平的堕落，”他在序言中写道，“它甚至也不是在探讨一系列将人类不平等性归因于基因基础的错误观点。”（这明显是对《社会生物学》的一击。）相反，

《人的不可测量》探讨的是一种对人进行等级分类的量化观点：该观点认为智商可以被抽象为一个有意义的数字，并可以根据该数字按照人所固有的、不可改变的智力价值来对所有人进行线性排序。很幸运——我的这个决定是有意图的——这个有限的主题代表的是一种最严重的（也是最普遍的）哲学错误，对社会造成了最根本的、最深远的影响，它代表了关于天性和后天养成的令人困扰的大主题……20多年来，我每个月都为《博物学》杂志撰写一篇文章，如果让我说出从中学到的一点，那就是我理解了通过个别来认识一般的力量。[18]

同威尔逊一样，古尔德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每一页所充斥的事实错误都比我所读过的所有书的错误都要多。”著名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指责说。艾森克本人相信智力是以基因为基础的］，同时也得到了一些人的赞扬（1982年，该书获得了美国国家书评奖）。战线——双方的——都已经拉开。[19]

但他们或多或少还是位于相同的位置。21世纪，我们仍旧可以听到进化科学家和特创论者之间的争辩（至少在美国如此）。但是，生物决定论者与反对决定论的进化生物学家之间的斗争则影响更大且更为复杂。1997年，古尔德气愤地抱怨“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思想”，即用自然选择来解释一切生命现象。将人类仅仅视为“为了成功繁殖而努力的”基因，对古尔德而言，是“一种超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我认为它是对达尔文天才的激进意图的夸张；逻辑上是错误的，本质上是愚蠢的”。[20]

古尔德和他的追随者们都认为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并不是神灵的干预，而是众多彼此重叠的因素；这些因素非常复杂，因而不能简单地以基因的存活概括。人类智慧的进化无疑是因素之一，但此外还有更多。2002年，古尔德在因癌症辞世之前断言：

在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中，有机体的设计和生物多样性都非常复杂。在这个世界，有机体特征的进化中，一些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自然选择遵循一定运算法则；一些是不加选择的中立的，而这也遵循同样的运算法则；一些则是由于历史上的偶发事件造成的；一些是其他过程的副产品。这样一个复杂多样的世界，其起源又怎么会如此狭隘呢？让我们试一试……一些更重要更有概括性的原因，一些则是更具体的原因——一切都是为了获得科学的理解，一切也都以一种综合的方式共同运作。[21]

理查德·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

（1976年）

第一版的二手书很容易找到；2006年出版的三十周年纪念版（第三版）中含有更新后的参考书目和一篇新的导言，以及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序言。

通读全书，但尤其要注意第九章。第九章中，道金斯探讨了文化以及生物化学信息是如何代代相传的。为了给“关于文化传递的单元”拟一个标题（他提出，比如说，“曲子，观点，流行语，时装，制作茶壶或建造拱门的方法”），道金斯将希腊词“mimeme”缩写为“meme”（模因），并因此为英语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现在已经常见了）的词语。

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dcover and paperback, 1976, ISBN 978-0198575191).

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牛津大学出版社（精装，平装，1976年，ISBN 978-0198575191）。

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perback and e-book, 2006, ISBN 978-0199291151).

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三十周年纪念版），牛津大学出版社（平装，电子书，2006年，ISBN 978-0199291151）。

E.O.威尔逊

《论人性》

（1978年）

第一版精装本被广泛使用。2004年修订本中包括了威尔逊撰写的可资借鉴的前言，前言是威尔逊对该书最初的公众接受情况的反思。

Edward O.Wilson, On Human N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dcover, 1978, ISBN 978-0674634411).

爱德华·O.威尔逊，《论人性》，哈佛大学出版社（精装，1978年，ISBN 978-0674634411）。

Edward O.Wilson, On Human Nature, revised edition (with a new prefa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aperback and e-book, 2004, ISBN 978-0674016385).

爱德华·O.威尔逊，《论人性》（修订本，附带新序言），哈佛大学出版社（平装，电子书，2004年，ISBN 978-0674016385）。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

《人的不可测量》

（1981年）

读者可以找到1981年版的平装印刷本的二手书；诺顿出版社出版的修订和扩充版与原书同名，其中包括古尔德完善后的论证，以及自从原稿出版后，他和生物决定论之间数年的交锋。

Stephen Jay Gould, The Mismeasure of Man, W.W.Norton (paperback, 1981, ISBN 978-0393300567).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人的不可测量》，诺顿出版社（平装，1981年，ISBN 978-0393300567）。

Stephen Jay Gould, The Mismeasure of Man,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W.W.Norton (paperback and e-book, 1996, ISBN 978- 0393314250).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人的不可测量》（修订扩充版），诺顿出版社（平装，电子书，1996年，ISBN 978-0393314250）。

第五部分
读懂宇宙
（现实）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

（Relativity: The Special and General Theory，1916年）

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量子理论的起源和发展》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Quantum Theory，1922年）

埃尔温·薛定锷（Erwin Schrödinger），《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1944年）

［埃德温·哈勃（Edwin Hubble），《星云世界》（The Realm of the Nebulae，1937年）］

弗莱德·霍伊尔（Fred Hoyle），《宇宙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1950年）

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宇宙最初三分钟：关于宇宙起源的现代观点》（The First Three Minutes: A Modern View of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1977年）

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混沌》（Chaos，1987年）

25
相对论

牛顿物理学的局限

我们要求进一步拓展对时空连续体的认识。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Relativity: The Special and General Theory，1916年）

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宇宙是按照牛顿的理论运转的。

他的理论主导了所有关于宇宙的探索。真的是针对世界上一切的探索：从太阳系到银河系，比恒星更遥远的河外星系，地球以及地球内部和表面上的东西。牛顿的宇宙受到适用于万物、超越时空的定律的控制。（自然哲学研究第三条规律认为：“在我们可实验的范围之内，若某个特性存在于我们所有的实验客体中，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定，这一特性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比如，在宇宙的任何角落，引力总是不变的；时间也总是以同样的速度流逝着。运动是绝对的；但至少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以固定不变的空间（“绝对”空间）中固定不变的点作为参照物来测量运动。宇宙是静止的、无限的，它既没有扩张，也没有收缩（宇宙的扩张和收缩都会改变宇宙定律的作用方式），宇宙也将永远存在。

但从最初开始，就偶有反对之声。

1721年，恰值牛顿的第三版《数学原理》出版前夕，数学家兼哲学家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对牛顿的绝对空间观提出了质疑。贝克莱认为，既然人类只能通过自己的感官来判断时空的变化，所以一切运动都是相对的——一切运动的衡量都必须以我们自身所处的位置，我们的理解为参照。提出“绝对”空间的存在理论上逾越了科学所能界定的范围；这一理论事实上进入了哲学的领域。在论文《论运动》（De motu）中，他尖锐地写道：“自然哲学家要安分守己，好好做自己的实验，去得出他自己的运动定律、机械原理等结论；如果他要想对别的领域说三道四，他最好参考一下在该领域更高层次科学中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换句话说，牛顿应该专心研究他的数学方程式，至于绝对存在的问题还是留给“更高层次”的哲学科学来探讨吧。贝克莱建议他“把运动当作可感知的现象……并且……悦纳现有的方法”。[1]

然而，在实践中，牛顿的物理学理论取得了胜利——因为它在实际应用中相当成功。

事实上，就连牛顿本人也没有料想到他的物理学理论在实际应用中会这么成功。牛顿的引力定律和运动定律使人类得以十分精确地预测出天体的运动。但另一方面，由于太阳系的引力过于复杂加之各天体之间相互作用，不停变动，引力定律自身不可能无限地适用下去；因此，牛顿似乎认为，上帝会不时地“重置”以保持这微妙的平衡状态。当然，在牛顿看来，最初要让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运行起来，一定要有上帝的参与。在17世纪90年代早期，他曾这样写道：“虽然引力使得行星围绕太阳运动，然而，他们围绕各自轨道所做的横向运动则必须是借助上帝之手而完成的。”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所以说，引力使行星运动，但如果没有神力，行星就不会像如今这样环绕太阳做圆周运动。”[2]

《数学原理》首次面世一个世纪之后，法国数学家兼天文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试图通过计算来证明牛顿的物理学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太阳系的一切运动，还可以解释其永恒的稳定状态。他最终耗时25年之久，完成了一部长达五卷的著作。

他最终成功了。后来，据说拿破仑皇帝（拉普拉斯曾短期出任拿破仑皇帝的内政部长）曾批判了这部五卷本的《天体力学》（Treatise on Celestial Mechanics），因为其中根本没有提到上帝。拉普拉斯是这样回答的：“大人，我并不需要上帝存在这一假设。”[3]

不管这一段对话是否发生过，拉普拉斯的答案都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无神论的宣言，只不过是事实陈述罢了。太阳系不需要借助上帝的手指来回归原位。

事实上，在拉普拉斯另一本较少涉及数学、更畅销的《宇宙体系论》（System of the World）一书中，他还指出，上帝的手指从一开始就是多余的。牛顿的引力定律认为，太阳和各行星本是由一团旋转的、由气体颗粒构成的云团相聚而成的，它们互相吸引，聚在一起成为我们如今所见到的形态。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这不久前提出过相似的理论。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理论，难以证明，但是与拉普拉斯一致，对牛顿定律提供了支持：它们完全可以解释整个宇宙。此外，其他的原理或解释都是多余的了。[4]

至少，只有当你远离太阳系，到达宇宙的更神秘的更深处时，牛顿的理论才会失去效用。

※

但是，尽管第三定律已经存在，牛顿却从未真正将他精心设计的机制延伸应用于宇宙更远的角落。对他来说，“宇宙”就只是已知部分的宇宙：恒星、行星以及其他可以观测的、追踪的、绘制成图的天体。他假定宇宙是无限的；因为在有限的宇宙中，一切都会最终被引力拖向中心；用他的话说：“这一空间之外的物质由于引力的作用，会朝着内部的物质移动，最终落入整个空间的中心，就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球状物质团。”但在一个无限的宇宙中，物质颗粒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均等的作用力，最终形成一种平衡，称之为“稳态”（stasis）。[5]

万有引力学说认为所有的天体团（恒星、行星、星系）都应在无限的宇宙中近乎平均地分布，但人类借助日益先进的望远镜观测到的天体团是不规则分布的：有的聚成大块儿，有的稀疏分散，有的形成星系团。

而且这些天体团也并非静止的。拉普拉斯去世50年后，英国天文学家威廉·哈金森（William Huggins）断言：相对于地球的位置，恒星在不停地运动。奥地利物理学家、基督徒克里斯汀·多普勒（Christian Doppler）此前不久曾表示：当发声物体或接收声波的物体的位置发生变动时，声波的频率就会变化。随后不久，法国研究人员阿曼德·菲佐（Armand Fizeau）又将“多普勒效应”延伸应用于光的波长。哈金森测量了恒星光的变化（“光谱线……的移动”），通过这些数据证明天狼星（以及众多其他恒星）正离我们越来越远，其他一些恒星则正向我们靠近。“总的来说，”他写道，“光谱上显示正逐渐远离地球的恒星……都分布在武仙座（Hercules）正对的那片天空上，而武仙座附近的恒星……则显示正在接近地球。”[6]

这一运动是难以用牛顿的理论体系来进行解释的。

哈金森通过测量，得到了出人意料的数据；与此同时，数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正在向一切测量的基础——欧几里得几何——提出挑战。（欧几里得几何假定宇宙万物都只有三个维度：长、宽、高——分别表示为x、y、z三个轴。）[1]由于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三维世界中，所以凭直觉，人们都赞同欧几里得几何定律。但是高斯认为，无限宇宙的运行规律复杂得很，绝不会仅仅局限于那些三维论者所能理解的简单规律。他曾致信同事海因里希·舒马赫（Heinrich Schumacher），信中写道：“能力有限的人类怎可声称自己可以借助普通的观测方法认识无限的世界。”[7]

高斯研究的是二维几何和曲面几何。（球体的曲度可以通过曲面上的某个单一的点计算得出，这意味着，这个单一的点周围不需要三维空间围绕就能发生弯曲——这无疑是与欧几里得定律唱反调。）但是，高斯无法提出一整套理论公之于众，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取代欧几里得几何定律。他曾写信给一位朋友，信中说：“也许只有在来世，我们才能对空间的本质有个更深入的了解，目前我们还做不到。”[8]

但高斯并没有放弃，他把这个艰难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学生——勤勤恳恳却英年早逝的波恩哈德·黎曼（Bernhard Riemann）。黎曼接过这个挑战，并全身心投入进去；由于工作过度，他的精神一度陷入崩溃。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于1854年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展示给了哥廷根大学（University of Göttingen）的教授们。

黎曼提出还存在第四个维度。第四维度只可以通过代数方法来描述，无法直观化；它只能通过隐喻的手法来解释，理论物理学家加来道雄（Michio Kaku）就给出了一个相当好的解释：

黎曼想象，在一张纸上生存着一种二维生物。但是，他的关键性突破在于把这些书虫放在了一张褶皱的纸上。那么，在这些书虫的眼中，世界是怎样的呢？黎曼认为，它们依旧会认为，它们的世界是平的。因为它们的身体也随纸张褶皱，所以它们永远也不会发现它们所在的世界是扭曲的。但是，黎曼说道，一旦这些书虫试着在这张褶皱纸上四处移动，他们就会意识到有一种神秘的、不可见的“力量”正阻碍它们，让它们无法直线运动。每次经过纸张的折痕处，它们就会被迫向左或向右运动。[9]

黎曼随后以我们所在的三维世界代替那张二维的纸，想象三维世界在四维空间中被折出了褶皱。我们可能很难发现我们所在的宇宙是扭曲的。但是，我们能即刻意识到，每当我们试着走直线时，事情总不会那么顺利。我们的步态如醉酒者摇摇晃晃，好像是被一种不可见的力量左右拖拽一样。

第四维度的存在意味着，不管是欧几里得几何定律，还是牛顿的物理学理论，都没能真实反映宇宙的模样。第四维度的存在意味着引力、磁场和电并非神秘的、不可见的、作用于物体的“力量”。相反，它们是几何的效应，是由于第四维度的扭曲而造成的。

这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新方法：这一方法迅速吸引了一位数学家的注意，因为计算这些“力量”如何起作用所用的方法要比牛顿物理学理论所提到的计算方法要简单得多。然而，要计算出这些数据是一项庞大的工程。黎曼1866年就死于结核病，享年39岁。直到去世之前，他还在努力计算着。

七年后，英国数学家威廉·克利福德（William Clifford）将黎曼为哥廷根大学教师所做的令人振聋发聩的演讲稿译成了英文。这是该演讲稿首次被译成英文并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克利福德认为，我们也可以用第四维度的扭曲来简单地解释运动。克利福德写道：“我们所说的物质运动这一现象中所发生的，其实就是空间曲度的变化。”[10]

从数学角度对该理论进行的研究遥遥领先于其实际应用：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后来才将该理论应用于现实世界，或用于解释实际的现象。但是到了1900年，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都认为牛顿的宇宙观正在走下坡路，剩下来要弄清楚的是，是何定律支配着这个崭新的、非欧几里得的宇宙？

※

1900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刚刚获得其第一个学术学位［他毕业于苏黎世工业学院（Polytechnical Institute of Zurich）］。跟大多数毕业生一样，他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

他曾希望能在学术界找一份工作，从事一些高等研究。但是没能找到任何职位。后来有个朋友主动帮他在位于伯尔尼（Bern）的瑞士专利局拿到了一次面试机会，他接受了。1902年，他成了这里的三级技术专家——一名需要接受培训的专利权审查员。[11]

这份工作非常适合爱因斯坦，既符合他的秉性（这份工作给人一个安静、独处的环境，这给他足够的思考时间），他所接收的教育也适合这份工作（他的工作是评估专利，其中包括电磁——爱因斯坦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领域）。1905年，他努力寻觅升职成为二级技术专家的机会，并围绕电、磁以及相关的时间、空间和运动等问题撰写了五篇论文。其中有一篇论文专门研究液体中微粒的运动，其他的则研究原子的运动、光的构成等。在其中一篇论文中，他提出了质能转换公式：

E = mc^2

公式中“c”指的是光速。

爱因斯坦认为他在1905年6月30日完成的那篇论文或许具有特殊的意义。尽管从论文标题［《关于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研究》（“On the Electrodynamics of Moving Bodies”）］中，很难发现有什么革命性的观点，并且这篇论文只不过是“对时空理论的小修小补”（爱因斯坦致信朋友时如此写道），但这篇论文则是爱因斯坦对他后来所提出的狭义相对论的初步探索。

这篇论文旨在调和两种截然不同的定律的冲突。其一是自伽利略时期就尽人皆知的相对性原理。相对性原理是启蒙思想的基石，是经典的培根式假设。相对性原理规定，一个物理学原理在所有的相关参照系中的作用方式必须是相同的。后来，他修改了论文，使之能为普通大众读懂，他用了火车的例子：有一辆火车正沿着铁轨匀速行驶，铁轨旁边是路基。火车的位置相对于路基而言在不停地变动（“转化”），但它没有同时发生转动，这就叫作“一致转化”。如果此时，天上飞过一只乌鸦，乌鸦飞行的路线相对于路基而言同样也是一条直线，也是匀速——这是另一种一致转化。

站在路基上的观察者看到的乌鸦是匀速飞行的，而站在移动的火车中的第二位观察者看到的乌鸦的飞行速度却与第一个观察者看到的不同。

如果设路基为“坐标系K”，设火车为“坐标系K′”，可以推断：

如果，以K为参照，K′是一个匀速移动却没有转动的坐标系，那么自然现象与K的相对关系遵循的法则与自然现象相对于K′之间的完全一致。[12]

图25.1 爱因斯坦的火车

换句话说，对于两位观察者来说，尽管他们看到的乌鸦似乎是以不同速度飞行，但实际上，乌鸦仍旧是在朝一个方向匀速飞行。

非常简单，但是，另一条物理学原理从根本上与相对论原理相矛盾。“没有比这更简单的物理学原理了，”爱因斯坦写道，“即……光在真空中……以c = 300 000千米/秒的速度直线传播。”19世纪80年代初，物理学家阿尔伯特·迈克尔逊（Albert Michelson）和化学家爱德华·莫雷（Edward Morley）发现光在真空（空气、水以及其他的透明介质都会降低光的传播速度）中匀速传播，自那之后，这一规律就被反复地验证。“让我们假设，”爱因斯坦提出，“这一简单的定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那么，问题是什么？[13]

想象一下，铁轨的正上方是真空的，一道闪电出现在铁轨正上方，闪电的方向与乌鸦飞行的方向一致。相对论原理认为，站在路基上的观察者与火车上的观察者所看到的闪电的速度是不同的——这就意味着光速不是恒定的。

这怎么办呢？似乎在相对论原理与光的匀速传播之间必须舍弃一个；并且，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大多数的物理学家都会舍弃相对论原理（“尽管没有任何实证数据可以驳倒这一条原理”）。但实际上，二者可以兼得——只要我们愿意调整自己的时空观。[14]

两位观察者对光速的衡量都是以秒为单位的。爱因斯坦认为，变化着的不是每秒内光的运行速度——而是秒本身。人们往往假设在宇宙任何一个角落，时间都是恒定的，但实际上，时间根本就不是恒定的。随着观察者的移动速度加快，时间本身也会延长或缩短。因此，尽管两位观察者都是在测量光的秒速，但是对于移动中的观察者来说，一秒的时间更长。时间就是第四维度，就是这里所增加的非欧几里得因素；时间将欧几里得的三维空间转化为四维“时空”。

狭义相对论原理并没有考虑到引力（所以用“狭义”或“限制性”来形容）。但在随后10年中，爱因斯坦致力于引力的研究，试图将引力作用纳入相对论。

到1916年，他断言波恩哈德·黎曼是正确的：引力是一种结果，而非一种力。质量或能量（质能转化公式可以表示出二者的关系）导致时空（理论依据是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弯曲；沿着曲面自由移动的物体看似在下落，实则只是在沿着时空表面“直线”移动。（假想黎曼的书虫并不是在一张褶皱的纸上，而是在一个橡皮球的表面；书虫无法感知其所在宇宙的曲度，它顺着球面爬行以为自己是在直线爬行，但是，置身其外的观察者看到书虫是在向下移动的。）

可以用太阳——质量最大的物体——所带来的效应来检验该理论。相对论可以解释一个现存的问题：水星的近日点，即水星轨道上离太阳最近的那个点，在此前的数世纪中一直在移动，或“进动”了；但是移动的距离太大，因此无法用其他星球的引力来解释它。爱因斯坦的新理论可以对它做出解释。

但还有另一个试验，该试验可以预测一个现象。如果爱因斯坦是正确的，那么，恒星的光就会被“拉”向太阳；星光会因为太阳的质量而发生明显的弯曲，这一点应该能够观测得到。

只有在日全食发生的时候，才能检验这个理论。1916年，《广义相对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一书出版；但是直到1919年，英国天文学家亚瑟·埃丁顿（Arthur Eddington）在一次日全食中进行了数据的测量，爱因斯坦的预言才得到了证实。埃丁顿的计算结果表明，星光经过太阳的时候会改变方向，改变的角度与爱因斯坦预测的一模一样。

广义相对论告诉我们培根式的观察有其局限性；我们所见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常识会让我们误入歧途；虽然我们不能无视感官，但要知道，感官也会欺骗我们。“科学不单单是一些定律的集合，”20年后，爱因斯坦写道，“它是人类智慧的创造，源于人类无边无际的想象。物理学理论试图勾勒出一幅现实的图景，并建立其自身与广大的、可感知的世界之间的联系。因此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我们的理论是否已经形成了这种联系以及如何形成这种联系。”[15]

埃丁顿的数据将爱因斯坦的智慧的“创造”，即广义相对论，与世界联系了起来。黎曼的几何学理论也已被应用于描述实际的感官感知；物理学赶超了抽象的数学，并改变了我们对现实的认识。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广义相对论》

（1916年）

除了方程式，爱因斯坦论文的其他部分清晰、简明，甚至是缺乏专业数学知识的人也能读懂。以下版本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可供选择，但其中罗伯特·W.罗森（Robert W.Lawson）1920年的英译本的资源最多；大多数版本中都包含了爱因斯坦对狭义相对论所做的发现的总结。建议读者能把两个版本都读一读，因为广义相对论是建立在狭义相对论基础之上的。

Albert Einstein, Relativity: The Special and the General Theory, trans.Robert W.Lawson, with introduction by Roger Penrose, commentary by Robert Geroch, and historical essay by David C.Cassidy, Pi Press (hardcover, paperback, and e-book, 2005, ISBN 978-0131862616).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译者罗伯特·W.罗森，包含罗杰·彭罗斯的导言、罗伯特·杰拉奇的评注以及戴维·C.卡西迪的史论，Pi Press（精装，平装，电子书，2005年，ISBN 978- 0131862616）。

[1] 高斯提出的挑战所涉及的数学知识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没有专业知识的读者可以在伊莱·马奥尔（Eli Maor）的《无限之外——无限宇宙文化史》（To Infinity and Beyond: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Infinit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年）一书中找到可资借鉴的解释（该书包括许多数字和插图）。

26
讨厌的量子跃迁

亚原子粒子随机转弯的发现

量子……（将会）在物理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宣告物质新的状态的出现，注定要……彻底改变我们的物理学观念。

——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

《量子理论的起源和发展》（“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Quantum Theory”，1922年）

量子理论的伟大发现，也就是在自然这本书中发现了分离这一性质；然而，在当时的语境下，除了连续性以外的其他状态看起来都是荒谬的。

——埃尔温·薛定锷（Erwin Schrödinger），

《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1944年）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头脑中充满了奇思妙想。他可以构想出无形的空间弯曲；他可以构想出与自己所生存的三维空间现实完全不同的时空连续体；他也能进行跨越式的想象，想象出在某个世界中，时间很慢，慢到了要停滞。

但他无法接受量子跃迁。“我真的无法相信它的存在。”他在给朋友马克斯·博恩（Max Born）的信中写道。此前不久，博恩刚刚因为他在量子力学方面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个理论跟物理学要反映时空现实这一原则不相容，勉强使之相容也会带来讨人厌的长距效应。”[1]

※

“讨人厌的长距效应”只不过是20世纪初期发展起来的量子物理学的一个分支。但所有的量子物理学拥有同一个深入的根基：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对原子性质的研究。

希腊哲学家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率先提出了原子论，他们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微小的粒子——原子（atomos，意即“不可分割物”）组成的，它们小到肉眼无法看见。由于缺乏证据，这个观点只能被当作众多假设之一。17世纪，罗伯特·波义耳的实验表明：中世纪时的原子理论，即认为世界是由微粒构成的，更有可能是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但又过了150年，化学家约翰·道尔顿（John Dalton）在许多科学家［比如约瑟夫·布莱克、亨利·卡文迪什、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和安托万·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所做的气体实验的基础上，肯定地重申了该理论。道尔顿认为，原子是不可分割的；不同的原子质量不同，此外，由一类原子所组成的物质就是元素。不同的原子组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化合物。

道尔顿所提出的不可分割的原子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实心粒子，但是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许多物理学家——其中包括剑桥大学的约瑟夫·汤姆森（Joseph Thomson）、莱顿大学的彼得·塞曼（Pieter Zeeman）、波恩大学的沃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以及哥尼斯堡大学的埃米尔·维谢尔（Emil Wiechert）——都认为阴极射线（低压电子管所发射出来的可见光束）的行为只有通过假设原子内部存在更小的粒子才能得到最佳解释。两位爱尔兰物理学家，乔治·斯托尼（George Stoney）和他的侄子乔治·菲茨杰拉德（George Fitzgerald），将原子内部更小的粒子命名为电子：基本的带电粒子，带有负电荷。

严格意义上讲，这算不上“电子的发现”，尽管教科书上通常是这么写的。正如科学哲学家西奥多·阿拉巴齐斯（Theodore Arabatzis）所指出，原子并不是像石下虫子那样的“可见的实体”，因此，电子或原子的存在依旧没有确凿的证据。而原子理论就是要通过提出可能的原因来解释可见的现象（比如星光在经过太阳时改变方向）。但这些提议大多是假设。这些假设被重视的程度取决于以它们为基础的数学模型在多大程度上能准确地预测出可见的物理现象。但这些假设得不到证实——至少肯定不是按照弗朗西斯·培根的模式所进行的印证。实际上，理论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他后来率先提出了量子理论）表达了自己对电子的质疑；20世纪初，他仍旧没有“完全相信该理论”。[2]

但在接下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以原子理论的各方面为基础的运算得到了惊人的精确结果。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05年的一篇论文［《热的分子运动论所要求的静液体中悬浮粒子的运动》（“On the Motion of Small Particles Suspended in Liquids at Rest, Required by the Molecular-Kinetic Theory of Heat”）］中，他提出了一个数学公式，该公式通过将在液体中做明显不规则运动（即1827年由罗伯特·布朗发现的“布朗运动”）的粒子与假想的原子的运动联系起来，从而预测出液体粒子的性质。[1]

理论上，根据爱因斯坦的运算可以估算出给定物质中的原子数量，但他的数据一直未曾被证实过；直到1908年，法国物理学家让·佩兰（Jean Perrin）进行了两组实验，证明爱因斯坦的数据是正确的。佩兰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也得到了爱因斯坦的感激。“这项课题能够由你来进行研究，我真是太幸运了。”第二年，爱因斯坦对佩兰说道。佩兰的研究也向大多数物理学家证明，原子的存在不再仅仅是个推测了。“最近，原子假设已经有了足够的真实性，不再被仅仅认为是一个假设了。”另一位法国物理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写道，“原子不再只是一个有用的虚构之物；我们完全有理由称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因为我们已经可以计算它们的数量了。”[3]

接下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原子的结构。约瑟夫·汤姆森曾推测（没有任何证据）一个原子就像一个葡萄干布丁一样，电子（“微粒”）在其中平均分布。问题是，正如他所看到的，电子全部都是带负电荷的，但是原子呈电中性。[2] “当它们聚集在一个中性的原子中，”他写道，明显是在纠结于缺失的那一块答案，“负电荷的作用被某些物质抵消掉了，这些物质使得微粒所存在的那个空间中好像有一些与负电荷电量相等的正电荷一样。”[4]

让·佩兰推测，在原子中存在另一种粒子：

每个原子都包括：一方面，一个或多个带正电荷的大块物质——相当于一个带正电的太阳，其所带电荷远远超过了一个粒子的电荷——另一方面，原子还包括无数的粒子，它们的作用就像小型的带负电荷的行星一样，在电的作用下绕轨道运转，它们的负电荷总量与正电荷总量均等；因此，原子就呈现出了电中性。[5]

这里，我们的太阳系是一个强大而吸引人的喻体；它使汤姆森的观点看似不无道理，模糊的“某种物质”也许是一个带正电荷的原子核，电子围绕着它旋转。但是佩兰认为，这不过是众多可能的模型之一而已；只不过是一种假说，没有验证，且无法证明。

一位年轻的德国物理学家汉斯·盖革（Hans Geiger）提出对原子核的另一种看法。与他一同工作的有两位同事——杰出的欧内斯特·卢瑟福（在本书第16章中提到过他，他估算了放射性矿物的年龄）和一位非常年轻的物理学学生恩斯特·马斯登（Ernst Marsden）——他发明了一种可以计算出衰变中的元素所脱离的粒子数量的仪器。“盖革计数器”用于测量辐射量，但盖革和马斯登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如果让粒子穿过各种金属薄板，他们的运动方向就会改变，而这种改变是无法用随机运动来解释的。其中一些粒子甚至会被弹回去。

“这太惊人了。”卢瑟福在分析这些观测结果时说道。金属薄板原子中的某些物质似乎与那些粒子发生碰撞，并将它们反弹到不同的运动轨迹上。根据汤姆森的“葡萄干布丁”模型，粒子应该是按照它们的路径直接穿过原子，就好像是铅弹穿过了布丁一样；卢瑟福则断定，原子必定要包括比电子质量更大的物质，质量大到可以使粒子转向。他在1911年的论文中提到，这就是“一个压缩为一个点的中央电荷，电量相当的相反电荷在其周围呈球状均匀分布”。根据“卢瑟福原子模型”，卢瑟福能够预测出穿过原子的粒子的运动轨迹——这证明了每个原子都有一个原子核，电子围绕原子核运动。[6]

图26.1 卢瑟福原子模型

这个模型简明易懂。它还完美契合了柏拉图式思维的特性：宇宙中最小的粒子映射出了太空中庞大的行星运动。一个多世纪后，卢瑟福原子模型仍旧是每个化学专业的学生看到的第一幅图。

但是，这个模型后来被证明也是错误的。在一定程度上是错误的。

※

十年前，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一直在研究“黑体辐射”，即能够吸收入射的电磁辐射的物体发出的辐射。（假设中理想的黑体，可以将入射的电磁辐射全部吸收。）为了能准确地预测出黑体辐射的变化，普朗克发现，他必须要考虑能量的属性。[7]

根据所有已知的物理学理论，能量是以波的形式存在的。黑体所辐射出的能量应该是平稳的、均匀的、一致的。但是，普朗克的计算结果仅仅适用于当能量一块一块地——不是以波的形式，而是分散的单元——喷射出去的情况。如果可以将能量视为彼此分离的粒子［普朗克称这些假设的粒子为“量子”（quanta），来自拉丁词“quantus”，意为“多少”］普朗克就提出了一个公式（即普朗克常数），该公式可以对辐射做出完美的解释。[3]

但普朗克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如果量子是岩石一般大小，我们就能看见它连续跳跃着、而非平滑地向前移动；这一运动方式似乎与一些最基本的物理学和力学原理相矛盾。30年后，普朗克回顾了他首次提出“量子跃迁”的过程，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所做的不过是孤注一掷的努力罢了……我很清楚，经典物理学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已准备好为此否定我此前对物理学理论所做的一切断言。”但他发誓要寻找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答案，直到找到为止；就他所知，量子“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假设”，是一种数学上的帽子戏法，巧的是得出了正确的答案。而普朗克本人就像几个世纪前的科学家们，只不过是在“拯救现象”。[8]

四年后，爱因斯坦在1905年的一篇论文中利用普朗克的研究对此前一些费解的光的性质进行了解释。“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量子理论的核心思想，”爱因斯坦后来写道，“我们可以说：至今为止，我们必须认为那些具有连续性的物理量都是由基本的量子构成的。”1905年，爱因斯坦做出理论推论，也许光不是一种简单的连续的波，也许它也是由单个的粒子组成的。[9]

与普朗克一样，爱因斯坦将量子视为一种理论建构，只是一时的技术性的解决方式，而非物理现实的图景。但是，随着量子理论可以对越来越多的现象进行解释，它就显得越来越“真实”。

1913年，年轻的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借助量子理论，解决了一个原子层面上的难题。这个问题关注的是卢瑟福原子模型的稳定性；根据卢瑟福原子模型，假想的电子就像环绕地球的卫星一样。如果环绕地球的卫星失去了一部分的能量，它就会螺旋下降并坠毁。那么当原子发射出能量时（比如说，氢原子就能发射出被物理学家称为“光子”的粒子），为什么电子还能正常地绕原子运动而不坠毁呢？

玻尔提出，这是因为电子运动的轨道不是连续的圆。它们是量子化的：电子不会在原子空间内部平滑地移动，而是在不同的位置之间跳跃。当氢原子发射出一个光子，电子就会失去能量，但是电子不会螺旋下降，而是“跳跃”到一个更低的运行轨道上，在这个轨道上，电子可以以更低的能量保持稳定运行。高低两个轨道之间的能量差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这个能量差与原子辐射出的能量恰好等同。[10]

爱因斯坦对玻尔的结果表示赞扬，但在随后10年左右，他和其他物理学家越发意识到量子力学所蕴含的物理学图景是多么匪夷所思。比如说，根据新的“玻尔-卢瑟福模型”，电子可以在轨道间进行“量子跃迁”，而不是在连续的空间中平滑地运动。也就是说，在跳跃的同时，电子……哪儿都不在。

而这仅仅是将量子理论应用于解决现有物理学问题时出现的一个悖论。1922年，马克斯·普朗克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讲中说道，原子理论有潜力“彻底改变我们的物理学观念”，这对于整个物理学界来说可是一个大大令人不快的事。[11]

※

1926年10月，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锷（Erwin Schrödinger）来到玻尔的故乡哥本哈根，亲自与波尔探讨这些困扰。

薛定锷比玻尔年长两岁，在学术界德高望重。他将继任马克斯·普朗克，担任柏林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那时，他刚刚发表了自己的量子理论，这一理论坚持要以波的形式来对物理现象进行描述。薛定锷肯定了量子理论在解决问题上的价值，但是，他对脱离波来讨论问题表示担忧。没有波，电子就没有确定的路径，就没有在原子空间中的轨迹；电子可以忽而消失，忽而出现，就像咧嘴笑的柴郡猫一样，无法预测出它下一次出现的位置。薛定锷坚称，如果没有波，物理学就会脱离现实，就会与电动力学法则脱离，就会与我们的经验脱离。

玻尔也拒不让步。量子跃迁与支配日常生活的普通物理学毫无关系；它们无法被直接感知，但它们并不因此而更不“真实”。据玻尔当时的助手——年轻的德国物理学家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所说，薛定锷最后愤怒地说：“如果我们要忍受这讨厌的量子跃迁，那么对不起，我觉得我跟量子理论从未有过任何关系。”[12]

薛定锷回到家，决意要抵制充满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量子跃迁。与此同时，海森堡仍旧在哥本哈根，想知道该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量子跃迁。海森堡断言，某个量子跃迁的终点是无法通过计算准确得出的。我们无法准确地预测量子粒子下一次会出现在什么地方；我们只能计算出它下次可能出现的位置的概率，只有当粒子真正再次出现时，我们才能知道新的位置在哪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任何足够敏锐、可以测量粒子的仪器（比如，电子显微镜可以根据发射出电子来判断粒子的位置）必须要用电子打击到再次出现的粒子，而这样一来，粒子的轨道就会变化。一句话说，从实际的角度来说，要准确及时地进行测量某个粒子的位置是不可能的。这个以数学方式描述的结论被称作“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13]

海森堡又随即指出，对于比分子大的物质，不确定性很小。比很小还要小：根本就不存在。只有在亚原子层面，不确定性才对于我们对物质世界的理解起作用。环绕氢原子的原子核移动的电子可能会出乎意料地跳跃，但是在山坡上吃草的羊不会跑到我们根本料想不到的地方。

但这也没有打消薛定锷的疑虑，他坚持时空中的运动是可以预测的这一真实性。他的解决方案是以波动力学理论代替量子理论。波动力学理论完全改变了玻尔量子理论的思路。薛定锷提出，如果电子的移动不是因为波实际上是粒子——而是因为粒子实际上就是波呢？如果电子本身也不过是波的存在中某个粒子相的表现呢？

后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以橡皮管类比，解释波动力学理论，晃动橡皮管，使其呈现波动状：

我们一手握住一根很长的、有弹性的橡皮管或者一个很长的弹簧的一端，有节奏地上下摆动它，使这一端波动。然后……这个波动就会匀速传遍整根橡皮管，引起橡皮管的波动……

……现在看第二种情况。这根管的两端被固定住……那么，现在在橡皮管一端制造波动会发生什么呢？如同第一个例子，波动会传播开，但很快会被另一端反射回来。我们现在有两种波动：一种是由振荡带来的，一种是由反射带来的；它们方向相反，彼此干涉。要对两种波之间的干涉进行追踪并发现由二者叠加所产生的波——通常被称为驻波——并不困难。[14]

图26.2 爱因斯坦的橡皮管

驻波有节点，节点位于波互相抵消的位置。电子绝不是分立的实体，电子随着波形移动，但只有在离节点最远的位置——也就是驻波频率最高的地方——才能看到（表现出分离状态）。

从数学角度上说，薛定锷的波动力学理论和玻尔的量子跃迁（后来被称为“哥本哈根诠释”）实际上得出了非常相似的结果。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是哲学上的。薛定锷的波动力学理论，不管是什么时候，对于电子的位置所做的预测的准确性都不比玻尔的哥本哈根理论大多少；但是薛定锷坚持这种机械性的解释，虽然该解释与量子跃迁一样无法观察，但仍旧可以模拟出现实世界中可以出现的情况。支持他的有马克斯·普朗克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直到去世前还对哥本哈根诠释非常怀疑，也对那些找不到原因的“讨人厌的长距效应”非常慎重。

实际上，爱因斯坦阅读并肯定了薛定锷1935年的论文《量子力学的现状》（“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Quantum Mechanics”）；论文中，薛定锷提出进行一个思维实验，旨在指出哥本哈根诠释是无效的。

图26.3 爱因斯坦的波动

想象一只猫被关在了铁盒子里，铁盒子中还有以下装置（这些装置必须不受猫的干扰）：在一个盖革计数器（Geiger counter）中有少量的放射性物质，非常少，在一个小时内放射性物质也许会衰变，也许不会，概率各为50%；如果衰变发生了，触动计数器和开关，锤子落下，砸碎一个装有氢氰酸的小瓶子。对整个系统不加以人工干预，放置一个小时后，我们就会说，如果原子没有衰变，那么猫还活着。整个体系体现了薛定锷波函数，即表现为猫处在一种生与死相叠加、彼此概率相等的状态（请原谅我的措辞）。

这个案例非常典型，从本局限于原子领域的不确定性转移到宏观不确定性，后者可以直接观察到。这阻止我们天真地接纳并认同“模糊的模型”是正确的，并认为它可以代表现实。就其本身而言，无法代表任何模糊或彼此矛盾的事物。一张拍花了、没有成功聚焦的照片与一张对着云或浓雾弥漫的河岸拍摄的照片是不一样的。[15]

换句话说，薛定锷仍旧认为，量子理论不能简单地被这么轻易地放在一个被称为“亚原子”的柜子中与世隔绝。量子理论传达给我们的关于电子运动的任何信息，都应该适用于现实世界。

爱因斯坦同意这个观点。在阅读了薛定锷论文的初稿后，爱因斯坦写信给他：“你的猫告诉我，我们俩的观点完全一致……（一个盒子）装着一只既死同时也活的猫，这不能被当作一种对现实世界的解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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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根本就没有量子理论，而如今却有两种有力的、拥有有力证据的量子理论，且各有众多追随者。

根据两种理论的冲突，1944年，薛定锷撰写了《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一书。薛定锷在书中探讨了量子物理学与生物学的重叠，以及对我们自身的研究与对宇宙研究的共同基础。薛定锷用量子理论来解释电子的移动，展示出这一运动是如何影响化学键的形成以及这些化学键是如何影响细胞、基因以及进化生物学的。

与朱利安·赫胥黎和恩斯特·迈尔的书一样，《生命是什么？》是一个综合体——试图揭示量子理论并非全部关于讨人厌的长距效应。只要看看有多少物理学家在读了这本书之后受到启发并开始从事生物学研究，就知道这本书有多成功了。“无疑，如果没有《生命是什么？》，分子生物学也会有所发展，”薛定锷的传记作家沃尔特·摩尔（Walter Moore）写道，“但发展速度会更慢，并且也不会出现这么多杰出的人物。一篇简短的、半专业半科普性质的书催化了一个伟大的研究领域在未来的发展，这在科学史上仅此一例。”[17]

“半专业”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生命是什么？》并不是量子理论在20世纪的开拓性成果。纯量子理论基本上只有物理学家才能理解。事实上，物理学有成为阳春白雪的危险，物理学的发现通常都以高深的数学语言进行表达，极少数人能读懂。

但是薛定锷认为，量子力学必须要能解释我们感官可接触到的现实。迟早，量子力学会影响那只猫的。

马克斯·普朗克

《量子理论的起源和发展》

（1922年）

普朗克简短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讲为读者一窥量子理论的发展和早期方向提供了有趣的视角。英译本原本由H.T.克拉克（H.T.Clarke）和L.萧伯斯坦（L.Silberstein）合译，可以在网上找到，也有平装的再版本。

Max Planck,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Quantum Theory,” trans.H.T.Clarke and L.Silberstein, Clarendon Press(e-book, 1922; paperback reprint available from Forgotten Books, 2013, ISBN 978- 1440037849).

马克斯·普朗克，《量子理论的起源和发展》，译者H.T.克拉克和L.萧伯斯坦，克拉伦登出版社（电子书，1922年；福高腾图书平装本，2013年，ISBN 978-1440037849）。

埃尔温·薛定锷

《生命是什么？》

（1944年）

标准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了薛定锷关于意识的短篇文章《意识和物质》（“Mind & Matter”）。

Erwin Schrödinger, What Is Life?: The Physical Aspect of the Living Cell; with“Mind & Matter”; & “Autobiographical Sketch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perback and e-book, 1992, ISBN 978-1107604667).

埃尔温·薛定锷，《生命是什么？——活细胞的物理面貌》，包括《意识和物质》和《自传概述》两篇文章，剑桥大学出版社（平装，电子书，1992年，ISBN 978-1107604667）。

[1] 对于那些对精确性有更高要求的人：尽管爱因斯坦的计算从表面上看是关于分子运动的，但他的结论实际上还影响了两种与原子理论直接相关的计算法，即阿伏伽德罗常数（Avogadro’s Number）和玻尔兹曼常数（Boltzmann’s Constant）。阿伏伽德罗常数用于计算一定单位物质中的原子数量，玻尔兹曼常数可用于预测那些原子所带有的热能。更全面的解释，请参考约翰·S.里格登（John S.Rigden）的《1905年的爱因斯坦——伟大之标准》（Einstein 1905: The Standard of Greatness，哈佛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页之后的内容。

[2] 这个说法并非完全正确；原子整体上并不是呈电中性的，但汤姆森认为原子是呈电中性的，并由此得出了后续结论。

[3] 布鲁斯·罗森布拉姆（Bruce Rosenblum）和弗莱德·库特纳（Fred Kuttner）的《量子之谜——当物理学遇上意识》（Quantum Enigma: Physics Encounters Consciousness）第二版（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一书第55页之后的部分对普朗克的研究进行了更专业而且相当易读的阐释。

27
宇宙大爆炸的胜利

回到宇宙起源的问题，并思考其终点

星云都在飞速远离银河系，距离越远，速度越快。

——埃德温·哈勃（Edwin Hubble），

《星云世界》（The Realm of the Nebulae，1937年）

我发现，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假设：宇宙的本质就是不断地创造——永久地、持续地形成新的背景物质。

——弗莱德·霍伊尔（Fred Hoyle），

《宇宙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1950年）

宇宙之初，发生了一场爆炸。

——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

《宇宙最初三分钟——关于宇宙起源的现代观点》（The First Three Minutes: A Modern View of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1977年）

量子物理学家愈发洞察事物之内，而天文学家则愈发展望天空之外。

爱因斯坦的研究再一次推动了新研究的建立和发展。如果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那么就会出现三种直观的现象：第一，水星的近日点会随时间不断地移动，且每次移动的角度都是确定的；爱因斯坦本人已经证实过这一点了。[1]第二，星星经过太阳时，星光会变弯曲；1919年，亚瑟·埃丁顿测量了星光的弯曲度。

第三，出现了预见到的红移。

在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之前40年，英国天文学家威廉·哈金森通过星光波长的变化，证实了恒星都在移动，有的向地球移动，有的则远离地球——这就是多普勒效应在视觉上反映出的现象。[2]如果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天文学家应该能够从由巨大天体（如太阳）发射的光线中捕捉到一种特别的波长变化。质量会弯折时空，这就意味着，光粒子的移动非常艰难——就好像粒子是在费力地攀爬一面光滑的、弯曲的墙，而不是在一个水平平面上顺畅地滑行那样。因为粒子耗费了更多的能量（实际上是移动了更远的距离），它们的辐射频率随之下降——在视觉上的表现，就是向光谱的红端移动。

捕捉到“红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正如爱因斯坦本人所说。“将太阳光的光谱线与相应的地球辐射光的光谱线做比较，会发现，前者更接近红端，”他写道，“（但是）很难判断，我们所推断的引力可能造成的影响是否真正存在。”1916年之后的几十年里，为了证实太阳光和金星光的光谱都发生了红移，科学家做了不计其数的尝试，但是，他们对数据的诠释各执己见。“对爱因斯坦的太阳光红移观点是支持还是反对，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其艰难根源于证据本身的两面性。”英国天文学家约翰·埃弗谢德（John Evershed）于1919断言。毕竟，红移会受到压力、温度或者（如哈金森所证实）移动的影响。[1]

关于红移的争议以及没有说服力的数据困扰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数年之久。与此同时，红移测量已经成为天文学观测中的常规部分。20世纪30年代，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Edwin Hubble），对红移进行测量，根据计算结果，他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

宇宙比我们之前预期的大得多，并且，宇宙并不是爱因斯坦所说的，处于一个稳定的、静止的状态。

※

15年前，年轻的埃德温·哈勃完成了博士论文。论文对模糊的天体星云（nebulae，源自拉丁文的“雾”）进行了翔实准确的研究。人们观测到星云已经有数个世纪了，但是，囿于望远镜有限的观测距离，天文学家看不清楚星云的具体位置和准确形态。哈勃利用先进的24英寸反射式望远镜拍摄星云图像；然而，尽管他可以相对精确地描绘出星云的位置，却只能对这一发光云团的性质进行推测。

他的推测与众不同。“也许，”哈勃写道，“我们看见的是一团团的‘星系’。”[2]

直到此时，科学家只知道一个星系的存在——我们的银河系。英语中的“银河系”（Milky Way，字面意思是“牛奶路”）来自希腊人为银河的命名（kyklos galaktikos，“牛奶圈”）。自伽利略时期，人们就知道银河中有不计其数的恒星。但是，银河系边界之外有什么（不管它们在哪里）鲜为人知。星系也许和宇宙一样。

一些天文学家曾做出理论推断，应该还有其他的星系，或者“岛宇宙”在银河系之外漂移，而通过望远镜观测，哈勃则认为星云可能就是这些星系。但是，图像没有说服力，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他的研究。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哈勃便加入了美军，出国作战。

他所在的那一师从未真正上过战场。停战后，他又重新开始天文学研究。这一次，他设法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威尔逊山天文台（Mount Wilson Observatory）的一个职位——这个天文台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全新的100英寸望远镜。在这里，他第一次看清了星云。

1923年，他在星云中发现了一种被称为M31的物质：造父变星（Cepheid），这种恒星按照固定的周期发光或暗淡。天文学家亨利埃塔·莱维特（Henrietta Leavitt，毕业于拉德克利夫学院，是20世纪初为数不多的女性天文学家）和哈露·沙普利（Harlow Shapley，哈勃的死敌；两人在专业领域内是对手，生活中也彼此厌恶）率先提出了一种测量地球到造父变星距离的方法。[3]按照他们的衡量标准，哈勃测量出地球到M31中的造父变星的距离至少为93万光年[4]——这比此前所预测的银河的尺寸大得太多了。

这个数字的意义很明确。要么是银河系超乎想象地巨大，要么是M31星云位于银河系之外。[3]

哈勃在接下来的10年中不断地对星云进行观测，并据此撰写了《星云世界》（The Realm of the Nebulae，1937年）。该书呈现了哈勃经过仔细研究和记录后所得到的结论：除了M31，还有4.4万个其他星系（“岛宇宙”）分布在整个宇宙中。用天文学家杰伊·巴萨乔夫（Jay Pasachoff）和亚历克斯·菲利彭科（Alex Filippenko）的话说，这是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哥白尼提出，地球不过是众多绕着恒星运转的行星中的一颗，这让我们所有人都很震惊；哈勃则提出，银河系“不过是宇宙中存在的不计其数的星系中的一个”。至此为止，我们的星系将不再被认为是唯一存在的星系。在自然的宏大体系中，我们的银河系已经是相当小的一部分。[4]

但这还不是哈勃结论中最令人震惊的部分。

“从星云到地球的光，”他在1937年写道，继续使用星云来指星系，“其在光谱上距红端的距离与其与地球的距离成正比。这一现象……证明星云都在飞速地远离我们的银河系，距离越远，其速度越快。”尽管红移不能证实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直到1959年，才得到了可复现的实验证据），但是揭示了另一个出人意料的现象。那4.4万个星系都在移动——根据它们光谱的红移，哈勃才得以对其进行测量。[5]

通过精确地观测，哈勃得出了宇宙扩张的公式：哈勃常数（Ho）与星系距离（D）的乘积就是星系的退行速度（V）：

V = Ho × D

换句话说，星系距离地球越远，它后退的速度就越大。[6]

“这个解释，”哈勃写道，“将红移解释为多普勒效应的表现，也就是说，速度的变化显示出了后退的实际情况。”他还谨慎地补充说，有必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星云红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全新的发现，因此，以实验为基础，暂且将它们诠释为我们熟悉的“速度变化”，这是非常可取的做法。临界试验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因为到地球距离相同的星云中，快速退行的星云比静止的星云要黯淡一些……对红移的解释（因此）至少有一部分是在实证研究的范围内。[7]

换句话说，这与量子物理学家所做的科学研究不同；红移是可观测的，并且随着望远镜技术的提高，天文学家可以观测到更加清晰的红移。经证明，“岛宇宙”在宇宙中漂移。

那么，更理论性一点的问题是，为什么呢？

在这个问题上，哈勃更加谨慎了。“对宇宙的探索止于不确定性，”他在《星云世界》中断言，“（离地球）越远，我们知道的就越少，并且是急剧减少。最终，我们就到了模糊的界限——望远镜所能观测到的极限。在那里，我们测量虚幻之物，并在错误的测量结果中试图寻找一个里程碑，但这个里程碑也不会有多牢固的。但他仍旧试探性地坚持一种解释：星系之所以移动，是因为宇宙本身在膨胀。[8]

这一理论并非哈勃原创。1922年，年轻的俄国物理学家兼数学家亚历山大·弗里德曼（Alexander Friedmann）提出，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宇宙应该是在规律性地扩张着。[5]三年后，研究未竟的弗里德曼死于伤寒；但是，1927年，比利时天文学家乔治·勒梅特（Georges Lemaître）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爱因斯坦仔细阅读了两人的论文，但是并没有被说服。他认为，对于一个含有有限数量的物质的、静止的、不变的宇宙而言，他的理论是最合理的。如果宇宙看起来是无限的，那不过是由于时空弯曲造成的错觉。（“你的计算是正确的，”他在给勒梅特的信中写道，“但是你的物理学观点太差劲了。”）[9]

如今，科学家们首次发现了直观的、与该问题相关的证据。爱因斯坦到威尔逊天文台与哈勃见面，并复查了哈勃得到的结果。他从100英寸的望远镜望向宇宙空间——这让他改变了观点。“远方星云的红移，如同一把锤头，彻底粉碎了我的旧理论。”爱因斯坦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次报告中对场下观众说道。[10]

到20世纪30年代末，大多数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都同意爱因斯坦的观点：宇宙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扩张。这也将会影响到宇宙过去的形态。勒梅特根据自己的计算逻辑倒推出一个结论，如果宇宙正在不断地外扩，那么，它一定曾在某时非常地小。实际上，回溯该过程遥远的起点，一定有一个“零”时刻；这时，宇宙中的一切物质都紧紧地压缩成了一个点。

现有的物理学定律无法对这个点做出解释，也无法预测出其未来的行动，更无法理解它曾经是什么。因此，勒梅特借用了一个数学术语：它是一个奇点（singularity），在这里，我们所知道的主宰世界的法则都失效了。[11]

这个解释跟没有解释没有什么区别：勒梅特遇到了无法解释宇宙的地步，结果只是给这一空白点起了个名字，用来取代无法解释的情形。1931年，他试图借量子理论填补这个空缺。他在《自然》杂志中写道：

如果世界开始时是单一一个量子，那么，宇宙之初，时空概念都会失去意义；只有当最初的量子开始分裂并达到足够的数量时，时空概念才会开始有一些合理的意义。如果这个提议是正确的，那么世界比时空开始得更早一些。[12]

这抛弃了类似“魔法师帽子中的兔子”的奇点，但是勒梅特的量子是一种“原始的原子”，它包含了目前宇宙中的所有物质，并通过自身的外扩产生了时空。但是对这个量子的解释也不会简单多少。“要完全理解这个观点是很困难的。”勒梅特略带歉意地补充道。

但他这么说只是刻意的轻描淡写，而且奇点也不是需要解决的唯一问题。如果宇宙在不断地外扩（并且已经外扩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宇宙的核心不是应该越来越稀薄吗？由于所有的星系都一直在退行，并最终远离银河系而消失在我们眼前，那么，在遥远的未来，观察者会不会发现自己正位于一个空荡荡的宇宙的中央？

1948年，出生于约克郡的天文学家弗莱德·霍伊尔（Fred Hoyle）解决了“日益稀薄的宇宙”的问题，同时也否定了勒梅特的原始原子的观点。他认为，100亿年后，理论上，观察者所能看到的星系就跟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一样多，因为

有一些星系不断远离，离开了我们目之所及的宇宙范围，为了弥补这些星系的缺失，本来处于压缩状态的新的星系同时也在以相同的速度从背景物质中释放出来。起初，我们也许会认为这一过程不会无限地进行下去，因为构成宇宙背景的物质最终会被耗尽。但至今仍未被耗尽的原因是新的物质不断出现，弥补了背景物质中不断形成星系的那一部分……我发现，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假设：宇宙的本质就是不断地创造——永久地、持续地形成新的背景物质。[13]

霍伊尔认为这一“不断地创造”模型比勒梅特的解释更加科学。“认为宇宙万物皆源于亘古时发生的一次宇宙大爆炸的假设……（是）与观察到的情形产生要求相矛盾的，”1949年，他在一个听众众多的无线电节目中坚持说，“大爆炸的假设是……一个不合理的过程，是无法用科学术语来表述的。”[14]

霍伊尔——他当时34岁；4年前，他在学术界得到了第一份工作，任剑桥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在修辞方面也很有天赋。勒梅特原始原子假说的支持者们随即反驳，指出霍伊尔所提出的扩张既不大（事实上，开始时是非常小的），也不是一场爆炸（没有爆炸，只有宇宙稳步地不断扩张）。但是“宇宙大爆炸”（Big Bang）这个术语已在人们心里扎了根。

1950年，霍伊尔出版了《宇宙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并在该书中介绍了自己的“不断创造”理论，这是一本很棒的书，非常有趣。书中提供了一种合乎逻辑的理论来代替宇宙大爆炸：宇宙不是从一个奇点或一个（仍旧没有被定义的）量子中出现的，而是一直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宇宙没有起点，也就不会有终点；数量很小的物质（每立方英里只有几个原子）不断地生成；宇宙的扩张以及新物质的创造将会永久持续下去。[15]

很明显，这一理论也有其困境。但是，正如霍伊尔本人所指出的，与勒梅特假说所面临的困境相比，这一理论所面临的困境算不上毁灭性的。霍伊尔的假设——物质是逐渐被创造出来的——并不比勒梅特的假设——一切物质都是一下子出现的——的可能性低。

《宇宙的本质》一书不仅吸引了大量的普通读者，也得到了来自科学界的广泛支持。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都站在了原始原子理论一边，但仍旧只是微弱多数。这两种提议都可以解释某种现象，又都无法对其他现象做出解释；并且，二者最终都从一只看不见的帽子中出人意料地扯出了一只兔子。物质径直地出现，说不出是以何种方式。

但是，认为宇宙处于稳态的理论有一个明显优势：这一理论不否认过去所有已知的物理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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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原始原子理论支持者和稳态论支持者都不可避免地诉诸形而上学：他们对宇宙起源和首要原理的辩驳缺乏史料引证。

尽管如此，他们仍在继续寻找有效的证据。在《宇宙的本质》将稳态论公之于众的两年前，俄国物理学家乔治·盖莫夫——“宇宙大爆炸”的笃信者——与他人合作撰写了一篇简短却备受好评的学术论文；论文提出，要对我们目之所及的宇宙中化学元素的分布做出解释，只能依赖于如下观点：宇宙确实是从一个原始的、致密炽热的奇点开始不断地外扩形成的。随即，与盖莫夫一同撰写论文的一位年轻人拉尔夫·阿尔佛（Ralph Alpher）对结论做了更进一步的延伸，并提出，随着致密的奇点的不断扩展，其所带有的大量热量本应消散。[6]但是一部分的热量仍旧在宇宙中辐射——残余的微波辐射，它一直留在宇宙的背景物质中，是“原始火球”（一位后世研究者如此命名，明显是从盖莫夫华丽的修辞中学到的）可探测的遗留物。[16]

宇宙背景的噪音会变成一种特殊形式的辐射，它可能位于“普朗克光谱”上；它的性质也许仅仅取决于温度，电磁射线也许是各向同性的（不管什么方向都相同），并且不是由某一特定个体辐射出来的。一个一直处于稳定状态的系统是无法产生这种辐射的。

即便这样的系统真的存在的话。

宇宙基底辐射一直都停留在理论阶段，直到15年后《宇宙的本质》的面世，这一状况才改变。1965年，普林斯顿天体物理学家罗伯特·迪克（Robert Dicke）和他的团队正在试图制造一个足够灵敏的接收器，以便捕捉到宇宙背景辐射；与此同时，30英里之外，两位在贝尔实验室中工作的物理学家，阿尔诺·彭齐亚斯（Arno Penzias）和罗伯特·威尔逊，则不断地用他们使用的最先进的微波天线捕捉到一种无法解释的静电。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和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因为一个共同的纽带而联系起来（偶然的），共同对静电展开分析。这一光谱与盖莫夫所说的宇宙中残余的辐射吻合；正如盖莫夫理论所指出的，它是各向同性的；它是天平上的第一颗小石子，使得宇宙论证理论的天平向大爆炸理论倾斜。[17]

随后几年，科学家们对宇宙背景辐射进行了多次测量，并得到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证实了宇宙基底辐射的存在，核实了其温度并查明了其光谱。稳态论迅速衰败，比第一缕晨光还要短暂。“我一直注意到，”那时刚刚获得第一个科学学位的著名物理学家兼天文学家伍德鲁夫·苏里凡（Woodruff Sullivan）说道，“在20世纪60年代，对大多数天文学家来说，稳态论都消亡了……原因是一次偶然的发现……稳态论的对立理论一直鲜为人知，且据其所做的预言也一直得不到重视，但是这一对立理论的完善是导致稳态论消亡的原因。”[18]

弗莱德·霍伊尔坚持捍卫自己的稳态论。宇宙背景辐射的存在让他对恼人的奇点感到不安，这个奇点横冲直撞，粗暴地扰乱了所有通过观察得出的物理学定律。弗莱德·霍伊尔并不是单打独斗。丹尼斯·夏玛（Dennis Sciama）是马里兰大学的物理系主任，1967年，他也对宇宙背景辐射的存在表示遗憾。“我必须要补充一句，”他对一屋子的研究生说，“对我来说，稳态论的失败是件令人非常难过的事。稳态论有力量，有美感；宇宙创造者的疏忽导致很多事情都无法解释，但稳态论可以给出答案。宇宙实际上是一个粗制滥造的产品，但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好好利用它。”[19]

到20世纪60年代末，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已经全部转变了观点（除了霍伊尔；25年后，他仍旧在完善稳态论，以使其合理有效）。宇宙大爆炸理论胜利了：但实际上它既不大，也不是一场爆炸；这一理论稳固地立于宇宙的发端，拒不遵守宇宙的法则。

公众又过了几年才完全接受了这一理论。毕竟，理解宇宙背景辐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只有高度专业的仪器才能捕捉到它，也只有最高级的、最高深的数学才能对它做出解释。很难知道它为何存在。稳态论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因为霍伊尔能够用适当的形式呈现该理论。而宇宙是自一个致密炽热的奇点膨胀起来的理论也需要这样一个能干的宣传者。

1977年，这个人出现了：史蒂文·温伯格，他住在纽约，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两年后，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在撰写《宇宙最初三分钟》的同时，温伯格也对宇宙背景辐射展开密集的、高度专业化的研究工作。不过他成功地从当初的一个学术观点转移到了另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同霍伊尔一样，他天生擅长使用隐喻（“如果某个莽撞的巨人将太阳前后摇晃，那么，在地球上的我们要等八分钟才能感觉到其影响，这八分钟就是光波以光速从太阳到地球所需的时间”），此外，他还可以将早期宇宙科学改写成吸引人的故事。《宇宙最初三分钟》清晰地展示了宇宙扩张的背景信息，贯穿不同扩张理论（包括稳态论）的历史发展，并阐释了宇宙背景辐射的必要性。

这本书不仅是第一部被公众广为阅读的大爆炸理论读物，也是一剂催化剂：随后10年里，专门为外行读者所写的关于宇宙学和理论物理学的书籍爆炸式地出现了。读者对关于宇宙起源的故事胃口大开；首先是温伯格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后来，为满足读者需求，许多其他作家也加入其中［约翰·格里宾（John Gribbin）的《大爆炸探秘——量子物理与宇宙学》（In Search of the Big Bang: Quantum Physics and Cosmology），海因茨·帕格尔斯（Heinz Pagels）的《完美的对称——探秘时间起源》（Perfect Symmetry: The Search for the Beginning of Time），杰姆斯·特拉菲尔（James Trefil）的《创造时刻——自第一毫秒至今的大爆炸物理学》（The Moment of Creation: Big Bang Physics from Before the First Millisecond to the Present Universe）以及许多其他学者的作品］，这些作品为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的《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开辟了道路；《时间简史》一书借着这股狂热的浪潮，销量遥遥领先。［“这肯定不可能是又一本关于大爆炸的书吧。”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仍旧记得他第一次看到霍金的作品时，内心涌出了这样的想法。］[20]

尽管《宇宙最初三分钟》是一部开拓性巨著，它仍旧免不了也有着其他关于宇宙起源的书所具有的不足。该书要求读者在理解宇宙起源时，要先抛弃自己原来信奉的理论；并且，该书也不可避免地引起读者对宇宙终点的推测。

“宇宙的起源——即第一个百分之一秒——始终存在令人难堪的模糊性。”温伯格在导言中写道。随后一章阐述了第一个时间碎片中发生的事情，但也没能阐述得更清楚：

借助大量纯推测性理论，我们能够无限向前追溯，推测出宇宙的历史一定曾有一个无限致密的时刻。但我们对此并不满意。我们自然想知道，在这一刻之前发生了什么，在宇宙开始膨胀和冷却之前发生了什么……我们也许不得不接受绝对零时的观点——绝对零时是过去的一个时刻，从理论上讲，我们无法推知之前的事情的因果。[21]

培根主义科学有其局限性，但又不愿意承认自身的局限性。温伯格承认，大爆炸理论的某些方面无法解释，但与此同时，该理论又在努力克服这些方面。“令人难堪的”意味着他本应能解答所有问题（培根本人会赞同此说）。它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很低。

因此，即使是最终落脚在推测上，《宇宙最初三分钟》的结尾也是非常确定的。温伯格写道，如果不存在霍伊尔所谓的不断产生的物质，那么宇宙最终一定会停止膨胀；它要么就是简单地停止膨胀，逐渐降温、暗淡，进入一种寒冷黑暗之中，要么就是要“经历一次宇宙‘弹跳’然后重新开始膨胀……我们可以想象，向过去无限地延展，宇宙就是在膨胀与收缩之间无限循环，没有任何的开始点”。

接下来，温伯格进一步的阐释也并没有采用形而上学的方法。他写道：

这一解释似乎并不能带来多大的安慰，人类不可避免地认为自己与宇宙之间有某种特殊的联系，认为人之生命不会仅仅是可以追溯到宇宙最初三分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荒唐产物……宇宙越是显得容易被理解，也就显得越没有意义。[22]

从奇点探讨到意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科学的。慰藉和绝望都是彻底的非培根主义哲学。

虽然《宇宙最初三分钟》以一则古代创世神话［来自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埃达》（Edda） ］与温伯格所阐述的现代科学故事的对比开篇，但这两个故事实际上惊人地相似。温伯格的起源故事终结于一次构想出来的世界毁灭以及（在书的最后）关于人类目标的寓意：

如果我们无法从研究成果中得到慰藉，至少研究本身可以让我们感到宽慰。人类不满足于神和巨人的神话故事所带来的安逸，也不满足于将自己的思维局限在生活琐事中；他们制作望远镜、卫星和加速器，并终其一生分析所得到的数据的意义。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件事能将人的生命升华，使其比一次荒唐事件显得更高尚一些；人类理解宇宙的努力就是其中之一，这努力还赋予人的生命一种悲剧式的荣耀。[23]

温伯格从物理学问题自然过渡到了对人生目的的探讨：人生的目的就在于颂扬科学并永远追求科学。培根主义哲学的研究囿于自我，永无休止；它始于通过实验研究可被证实的客体，但后来转而寻求永远不可能被找到的真理。

极度执着的读者们可以阅读……

埃德温 ·哈勃

《星云世界》

（1937年）

1983年，《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的回顾性书评对哈勃这本书的难点进行了总结，书评写道：“这是一本为大众读者撰写的严肃而系统的著作。”随后总结道，“有人提议说在天文学博士的面试环节，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你读过《星云世界》吗？’”准确来说，书评中提到的是两类不同的读者；可见，哈勃的行文从平易通俗转向了专业高深。尽管如此，高水平的读者还是能够找到足够的兴趣，克服重重困难，阅读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再版本。

Edwin Hubble, The Realm of the Nebulae (Silliman Memorial Lectures Ser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paperback reprint edition, 2013, ISBN 978- 0300187120).

埃德温 ·哈勃，《星云世界》（西利曼纪念讲座系列），耶鲁大学出版社（平装再版本，2013年，ISBN 978-0300187120）。

其他读者可以阅读……

弗莱德·霍伊尔

《宇宙的本质》

（1950年）

霍伊尔向我们证明，简明易懂的写作方式也可以使科学的声音听起来具有权威性。《宇宙的本质》一书已经绝版，但1960年哈珀图书出版的精装版印刷本的二手书很容易找到。该书最重要的章节收录在合集《宇宙的理论——从巴比伦王国迷思到现代科学》，主编弥尔顿·K.穆尼茨（Free Press，1965年）。

Fred Hoyle,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Harper Collins (hardcover, 1960, ISBN 978-0060028206).

弗莱德·霍伊尔，《宇宙的本质》，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精装，1960年，ISBN 978-0060028206）。

史蒂文·温伯格

《宇宙最初三分钟——关于宇宙起源的现代观点》

（1977年）

这一经典文本从未绝版过，由基础读物出版社出版，其第二次更新版添加了新的前言，后来又增添了一篇后记（1993）。

Steven Weinberg, The First Three Minutes: A Modern View of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 Basic Books (paperback and e-book, 1993, ISBN 978-0465024377).

史蒂文·温伯格，《宇宙最初三分钟——关于宇宙起源的现代观点》，基础读物出版社（平装，电子书，1993年，ISBN 978-0465024377）。

[1] 随后几年，他的估算结果虽然引起了其他物理学家的争议，但最终还是站稳了脚跟。

[2] 参见本书第25章。

[3] 测量出地球到任一星体的距离听起来简单，实则不然。天体测量技术的历史发展过程相当有趣，但与本文主题无关（因此不予讨论）；更翔实、通俗的阐释可以参见基蒂·弗格森（Kitty Ferguson）的《测量宇宙——自古以来对描绘时空图景的探索》（Measuring the Universe: Our Historic Quest to Chart the Horizons of Space and Time，沃克出版社，1999年）。

[4] 爱因斯坦认为光速是恒定的，因此一光年（光传播一儒略年——365.25天——的距离）经计算为9 460 730 472 580.8千米。

[5] 更翔实的阐释以及相关方程式参见赫尔奇·克拉夫（Helge Kragh），《宇宙学与争议——两条宇宙理论的历史发展》（Cosmology and Controversy: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wo Theories of the Univers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6年）一书的前两个章节第3页之后的部分。

[6] 盖莫夫1952年撰写的《宇宙的创生》（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提供了更为翔实、通俗的阐述。这本书针对的读者是那些有知识的门外汉。2012年，多佛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再版电子书。

28
蝴蝶效应

复杂的系统以及我们（目前）理解的限制

混沌一出现，经典科学就结束了。

——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

《混沌》（Chaos，1987年）

日益高深精妙的宇宙研究如今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在最高层次——方程式——上进行。即便是对于那些熟练掌握微积分的读者而言，前沿的理论也是很难的；对于那些没有微积分基础的读者来说就更是高深莫测了。

这一理论将外行拒之门外，这就给那些理论普及者和作家极大的动力去将学术性短文改写成令人信服的故事。沃尔特·阿尔瓦雷茨（Walter Alvarez）是一位擅长措辞的地质学家；道金斯、E.O.威尔逊和古尔德是擅长写作的生物学家；史蒂文·温伯格和埃尔温·薛定锷则是理论普及者兼物理学家。

但是在物理学中——尤其是物理学的宇宙学分支，即对整个宇宙及其运作的思考——20世纪最后一次重大的范式转移是由一位英语文学专业的作者带来的。

※

即便是在量子力学和奇点的年代，牛顿的原理依旧存在。

一方面是因为牛顿定律完美地适用于现实世界。饼干掉到地上了，牛顿定律就能告诉你饼干会落到哪个位置。乘上一辆时速72英里的火车，牛顿可以告诉你这列火车与某个方向来的、向你加速靠近的货车相遇的准确时间。乘坐波音747飞机从华盛顿特区起飞，牛顿可以告诉你飞机在巴黎着陆的准确时间（只要空中交通管制人员配合）。

19世纪时，法国数学家兼天文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1]认为，牛顿定律源于现实的情况，因此可以预测出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这种决定论——宇宙的现状“完全决定了它的未来”——使得拉普拉斯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一种无所不知、洞察一切但受时间限制的生命，能够极其准确地预测出未来。

这一智慧生命知道某一刻所有自然运动的力，知道组成自然的万物位于何地；如果这一智慧的视野足够广阔，它还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将宇宙从最大天体到最小原子的运动规律归结到一个简单的公式里；对这样的智者来说，没有事物会是含糊的，未来也会像过去般清晰地呈现在他面前。[1]

这一理论上的智慧存在被称为“拉普拉斯妖”（“妖”在此语境中，指的是“一种假设的存在”，而非“恶魔”）。拉普拉斯妖不仅可以看见自然宇宙中的各种力，并随时确定它们的所在，还可以迅速地处理数字信息，并推测这些力未来的去向。对拉普拉斯妖而言，时间是一个不相关的因素；因为不管是顺时前进或逆时而退，宇宙从未发生改变。理论上说，拉普拉斯妖也可以计算过去，且与计算将来一样准确。

但这可能并不像拉普拉斯所说的那样简单，首次提出这一看法的科学家是另一位法国人——数学家兼物理学家亨利·庞加莱，他于1910年前后提出了这一观点。庞加莱一直在研究那些看似相当简单的系统，却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结果。即便是对看似很简单的力的研究，他也无法始终预测出准确的结果；他认为，原因就在于最初条件发生了细微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太细微，所以不易被察觉。他归结出了一条理论：“最初条件的细微改变可能会导致最终结果的巨大不同。”“当初的毫厘之差会导致后来的千里之谬。因此预测是不可能的。”[2]

半个世纪以来，没人对这个观点进一步探讨过。

※

20世纪60年代时，拉普拉斯妖真的出现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且处于萌芽形式：电脑。电脑虽然不能理解自然的各种力，但可以对大量数据进行快速处理——这是人脑做不到的。

1961年，美国数学家爱德华·劳伦兹（Edward Lorenz）正在研究天气。他一直都对各种天气模式很感兴趣；而大多数数学家都对此不屑一顾，他们认为要了解天气无异于异想天开。利用全新的计算机技术，他编写了代码，将各种因素（风距和风速、气压、温度等）考虑在内，利用它们来预测天气类型。

某个晚上，劳伦兹键入了代表这些因素的数据，电脑程序便乖乖地预测出了一个天气类型。劳伦兹决定要验算一下预测的天气类型。他再次键入因素数据，但是为了节省时间，他输入时只是精确到了小数点后第三位，而不是到小数点后第六位（他第一次输入时是这么做的）。

这本该不会对结果造成任何差别，因为从第四位小数开始，风速或温度的改变绝对是微乎其微的——事实上，几乎就没有改变。但是，让劳伦兹震惊的是，得到的天气类型开始偏离最初的结果……并最终完全偏离。数据处理完成后，该程序生成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天气类型。1963年，劳伦兹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按时间顺序整理了这些结果。“决定性的非周期流。”他写道。或许，天气系统对初始条件的细小变化非常敏感，因此任何细小的变化都会带来迥异的结果。[3]

在电脑被发明出来以前或是在电脑拥有快速处理大量数据的能力之前，人们几乎是不可能计算出这种对极其细微条件改变的敏感度的。但是现在，劳伦兹的论文引起了其他数学家的高度关注，他们也开始用电脑来解决这种“非线性方程组”。[2] 1972年，劳伦兹又续写了另一篇论文，题为“可预测性——巴西一只蝴蝶翅膀的振动能否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Predictability: Does the Flap of a Butterfly’s Wings in Brazil Set off a Tornado in Texas?”）这是蝴蝶翅膀首次被用来类比初始的细微变化，也是“蝴蝶效应”这一术语的首次应用。[4]

1975年，两位数学家李天岩（Tien-Yien Li）和詹姆斯·A.约克（James A.Yorke）发表了一篇关于非线性方程式及其不可预测的结果的论文，这是首次对这种不可预知性命名。他们称其为“混沌”：大多数英语读者都能感受到这一词语中含有的巨大力量；即使是在1975年，人们仍旧知道这个词在《圣经》中的用法：完全无定形，完全混乱，完全无序。[5]

但这并不是数学意义上的混沌。在这里混沌只是意味着“不可预知性”——而不是那种彻底的、根本的不可预知性（不是指“不管我们知道多少，我们都不能预知最终结果”），它是一种非本质的、客观的不可预知性。（“这个系统对初始条件的细微变化太敏感了，因此我们目前无法精准地分析初始条件，并预测所有可能的结果。”）

第二年，在数学方面很有天赋的生物学家罗伯特·梅（Robert May）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给混沌理论起了一个更为实际却不怎么吸引眼球的名字：“包含复杂动力学的简单数学模型”（“Simple Mathematical Models with Very Complicated Dynamics”）。论文中，梅延展了“混沌”系统的应用，不仅仅局限于天气，而应用于一种更为具体的东西：比如昆虫种群，他认为某个群体中昆虫数量如果发生了明显的随机波动，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现象与那些初始条件是相关联的。

梅之后，对于混沌理论的研究及其在不同领域（物理学、化学、生物化学、生物学）中的应用也加速发展起来。但是当詹姆斯·格雷克——《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的专栏作家、自由撰稿人兼科学记者——将混沌理论作为他的处女做选题时，这一理论仍旧停留在其早期的未成熟阶段。

《混沌学传奇》（Chaos: Making a New Science）一书（就像《雷克斯和末日火山口》、《双螺旋》或者《人的不可测量》）有着精悍的标题、优美的行文以及大量生动的隐喻。像《雷克斯和末日火山口》［这本书直接被翻拍成了电影《天地大冲撞》和《世界末日》（Armageddon）］或者宇宙大爆炸一样，混沌理论激发了大众的想象。“蝴蝶效应”成了家喻户晓的术语。杰夫·戈德布拉姆（Jeff Goldblum）曾在电影《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中扮演一位摇滚歌星式的科学家，影片中他向全世界的观众简要传达了这一理论：“它就是指在复杂的系统中的可预知性……蝴蝶在北京扇动翅膀，就会导致美国中央公园由晴转雨……细微的变化……它们不会重现，并会对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这就是不可预知性。”

“混沌”一词其实是具有误导性的，对于那些只看到理论没看到方程式的读者而言尤为如是。“混沌一出现，经典科学就结束了。”格雷克用简明清晰的笔触写道（其作品不愧为畅销书）。但就其核心而言，混沌理论可以算得上是牛顿式的理论。拉普拉斯妖凭借其掌握的广博的知识以及无限的计算能力，理论上还可以追踪那只蝴蝶扇动翅膀所带来的空气流动是如何一路到了多雨的中央公园。

我们无法预测出复杂系统的结果，并非因为它们不可预测，而是因为我们如今还无法深入洞悉那些促成它们的因素。但是，在混沌理论方面我们一直深怀希望——不论这希望是合乎情理还是异想天开——我们希望日后可以揭开谜团。

詹姆斯·格雷克

《混沌学传奇》

（1987年）

读者可以找到格雷克1987年原稿的二手书；2008年出版的第二版稍有一些修订更新。

James Gleick, Chaos: Making a New Science, Viking (hardcover and paperback, 1987, ISBN 978-0670811786).

詹姆斯·格雷克，《混沌学传奇》，维京出版社（精装，平装，1987年，ISBN 978-0670811786）。

James Gleick, Chaos: Making a New Science, Penguin Books (paperback and e-book, 2008, ISBN 978-0143113454).

詹姆斯·格雷克，《混沌学传奇》，企鹅系列丛书（平装，电子书，2008年，ISBN 978-0143113454）。

[1] 见本书第25章。

[2] 并非所有非线性方程式的解都是如此混乱，只有“非线性方程式”大类下的一个小的分支才是如此。

注释

01
最早的科学文献

1.Albert Einstein and Leopold Infeld, The Evolution of Physics: The Growth of Ideas from Early Concepts to Relativity and Quant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8), 33.

2.Robert Parker, On Greek Relig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xi, 6.

3.Malcolm Williams,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aylor & Francis, 2002), 10.

4.Francesca Rochberg, The Heavenly Writing: Divination, Horoscopy, and Astronomy in Mesopotamian Cul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26.

5.Aristotle, Metaphysics 1.3, in Readings i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From Thales to Aristotle, 4th ed., ed.S.Marc Cohen, Patricia Curd, and C.D.C.Reeve (Hackett, 2011), 2.

6.Plato, Protagoras, trans.Benjamin Jowett (Serenity, 2009), 25.

7.Plinio Prioreschi, A History of Medicine, vol.1, Primitive and Ancient Medicine, 2nd ed.(Horatius Press, 1996), 42.

8.Hippocrates, “On the Sacred Disease,” in The Corpus: Hippocratic Writings (Kaplan, 2008), 99.

9.Lawrence I.Conrad et al., The Western Medical Tradition: 800 B.C.–1800 A.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3–25; Pausanius, Pausanias’s Description of Greece, trans.J.G.Frazer (Macmillan, 1898), 3: 250; Hippocrates, On Airs, Waters, and Places, in Corpus, 117.

02
人类所不可及

1.Lawrence I.Conrad et al., The Western Medical Tradition: 800 B.C.–1800 A.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3; Hippocrates, On Ancient Medicine, trans.Mark J.Schiefsky (Brill, 2005), 32.

2.Gerard Naddaf, The Greek Concept of Nature (SUNY Press, 1995), 1–2.

3.Aristotle, Physics, trans.Robin Waterfield, Oxford World’s Class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xi; Naddaf, Greek Concept of Nature, 7, 65–66; Aristotle, The Metaphysics, trans.William David Ross, in The Works of Aristotle (Franklin Library, 1982), 3: 175.

4.Simplicius, Commentary on the Physics 28.4-15, quoted in Jonathan Barnes, Early Greek Philosophy, rev.ed (Penguin, 2002), 202; Aristotle, On Democritus, frag.203, quoted in Barnes, Early Greek Philosophy, 206–7.

5.Steven Weinberg, Dreams of a Final Theory: The Scientist’s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Laws of Nature (Vintage, 1994), 7–8; see also Chapter 27, “The Triumph of the Big Bang.”

6.C.C.W.Taylor, The Atomists: Leucippus and Democritus, Fragment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214–15.

7.Naddaf, Greek Concept of Nature, 9.

8.George Sarton, A History of Science: Ancient Science through the Golden Age of Gree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421–24; Benjamin Jowett, The Dialogues of Plato in Four Volumes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92), 2: 458–59.

9.Plato, The Dialogues of Plato, trans.Benjamin Jowett (Hearst’s International Library, 1914), 4: 463.

10.Plato, Plato’s Timaeus: Translation, Glossary, Appendices, and Introductory Essay, trans.Peter Kalkavage (Focus, 2001), 60–61.

03
变化

1.George Sarton, A History of Science: Ancient Science through the Golden Age of Gree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423.

2.Jennifer Vonk and Todd K.Shackelford,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42.

3.Sarton, History of Science, 539; Jonathan Barne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ristot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3–26.

04
沙粒

1.Malcolm Williams,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aylor & Francis, 2002), 11; Lewis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5–36; Keith Devlin, The Language of Mathematics: 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 (W.H.Freeman, 2000), 20.

2.Kenneth S.Guthrie and David R.Fideler, The Pythagorean Sourcebook and Library: An Anthology of Ancient Writings Which Relate to Pythagoras and Pythagorean Philosophy (Phanes Press, 1987), 58.

3.Richard Mankiewicz, The Story of Mathema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24.

4.Guthrie and Fideler, Pythagorean Sourcebook, 60; Mankiewicz, Story of Mathematics, 24, 26; Devlin, Language of Mathematics, 21.

5.Scholium to Euclid’s Elements, quoted in Richard J.Trudeau, The Non-Euclidean Revolution (Birkhäuser, 1987), 103.

6.Plato, The Republic: The Complete and Unabridged Jowett Translation (Vintage, 1991), 265, 279, 281.

7.Margaret J.Osler, Reconfiguring the World: Nature, God, and Human Understanding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Early Modern Europ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13–14.

8.Plato, Republic, 280.

9.Guthrie and Fideler, Pythagorean Sourcebook, 178; Carl Huffman, Archytas of Tarentum: Pythagorean, Philosopher and Mathematician K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03–4; Aristotle, Politics, trans.Ernest Barker, Oxford World’s Class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311.

10.Devlin, Language of Mathematics, 300.

11.Euclid, The Thirteen Books of the Elements, 2nd ed., trans.Thomas L.Hea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8), 1.

12.Vitruvius Pollio, Vitruvius: The Ten Books on Architecture, trans.M.H.Morgan (Dover, 1960), 254; Mary Jaeger, Archimedes and the Roman Imagin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19.

13.Keith Kendig, Sink or Float: Thought Problems in Math and Physics (Mathematical Association of Virginia, 2008), 67.

14.Archimedes, “The Sand-Reckoner,” in The Works of Archimedes, trans.Thomas.L.Hea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7), 221–22.

15.Alan W.Hirshfeld, Parallax: The Race to Measure the Cosmos (Birkhäuser, 2000), 12, 14–15.

16.George Coyne and Michael Heller, A Comprehensible Universe (Springer, 2008), 22–24; Charles Seife, Zero: The Biography of a Dangerous Idea (Viking, 2000), pp.51–52.

05
真空

1.C.C.W.Taylor, The Atomists: Leucippus and Democritus, Fragment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60.

2.Epicurus, “Letter to Herodotus,” in Letters and Sayings of Epicurus, trans.Odysseus Makridis (Barnes & Noble, 2005), 3–6.

3.Anthony Gottlieb, The Dream of Reason: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from the Greeks to the Renaissance (W.W.Norton, 2000), 290, 303.

4.George Sarton, A History of Science: Ancient Science through the Golden Age of Gree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495; Lucretius, On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trans.Ronald Melvil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xvii.

5.Lucretius, On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rev.sub.ed., trans.Ronald E.Latham (Penguin Classics, 1994), 13–14.

6.Titus Lucretius Carus, On the Nature of Things, trans.John Selby Watson (Henry G.Bohn, 1851), 96.

06
地心说

1.K.P.Moesgaard, “Astronomy,” in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y & Philosophy of the Mathematical Sciences, ed.I.Grattan-Guinness (Routledge, 1994), 241–42; Margaret J.Osler, Reconfiguring the World: Nature, God, and Human Understanding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Early Modern Europ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16.

2.Norriss S.Hetherington, Cosmology: Historical, Literary, Philosophical, Religious,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CRC Press, 1993), 74–76.

3.Osler, Reconfiguring the World, 15.

4.C.M.Linton, From Eudoxus to Einstein: A History of Mathematical Astr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48.

5.H.Floris Cohen, How Modern Science Came into the World: Four Civilizations, One 17th-Century Breakthrough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53.

6.Moesgaard, “Astronomy,” 243–45; Cohen, How Modern Science Came, 56.

7.David C.Lindberg, 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 2nd e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249.

8.Olaf Pedersen, A Survey of the Almagest, rev.ed.(Springer, 2011), 19; Linton, From Eudoxus to Einstein, 117; Albert van Helden, Measuring the Universe: Cosmic Dimensions from Aristarchus to Halle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171.

9.Lynn Thorndike, A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1), 5: 332.

07
古代最后一位天文学家

1.H.Floris Cohen, How Modern Science Came into the World: Four Civilizations, One 17th-Century Breakthrough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6.

2.“Preface,” in De revolutionibus, quoted in Thomas S.Kuh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lanetary Astr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Though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137.

3.Jack Repcheck, Copernicus’ Secret: How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Began (Simon & Schuster, 2007), 48.

4.Nicolaus Copernicus, 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 trans.Edward Rosen (Dover, 1959), 57.

5.Ibid., 58–59.

6.Kuhn, Copernican Revolution, 140.

7.Cohen, How Modern Science Came, 106; C.M.Linton, From Eudoxus to Einstein: A History of Mathematical Astr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21, 126.

8.Maurice A.Finocchiaro, Defending Copernicus and Galileo: Critical Reasoning in the Two Affairs (Springer, 2010), xiv.

9.Quoted in Linton, From Eudoxus to Einstein, 126–27.

10.Wim Verbaal, Yanick Maes, and Jan Papy, eds., Latinitas perennis, vol.1, The Continuity of Latin Literature (Brill, 2007), 133; Nicolaus Copernicus, 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 trans.Charles Glenn Wallis (Prometheus Books, 1995), 6.

11.Copernicus, On the Revolutions, 18.

08
新提议

1.Tycho Brahe, quoted in Joshua Gilder and Anne-Lee Gilder, Heavenly Intrigue: Johannes Kepler, Tycho Brahe, and the Murder behind One of History’s Greatest Scientific Discoveries (Random House, 2004), 81.

2.Catherine Drinker Bowen, Francis Bacon: The Temper of a Man (Little, Brown, 1963), 100–102.

3.Brian Vickers, ed., Francis Bacon: The Major Work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xviii.

4.Francis Bacon,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Francis Bacon in Five Volumes, ed.James Spedding (Longman, 1861), 4: 65.

5.Ibid., 81.

6.Jennifer Mensch, Kant’s Organicism: Epigenesi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147.

7.Bowen, Francis Bacon, 187.

8.Abraham Cowley and Thomas Sprat, The Works of Mr.Abraham Cow-ley: Consisting of Those Which Were Formerly Printed, and Those Which He Design’d for the Press, Now Published Out of the Authors Original Copies (London: Printed by J.M.for Henry Herringman, 1668), 39–40.

9.Macvey Napier, Lord Bacon and Sir Walter Raleigh (Macmillan, 1853), 18.

09
论证

1.D’Arcy Power, Masters of Medicine: William Harvey (T.Fisher Unwin, 1897), 49, 58.

2.Effie Bendann, Death Customs: An Analytical Study of Burial Rites (Routledge, 2010), 48–49; James Longrigg, Greek Rational Medicine: Philosophy and Medicine from Alcmaeon to the Alexandrians (Routledge, 1993), 184–85.

3.Roy Porter,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edici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75, 157; Lawrence I.Conrad et al., The Western Medical Tradition: 800 B.C.–1800 A.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47.

4.Charles Singer and C.Rabin, A Prelude to Modern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6), xxxiii; Conrad et al., Western Medical Tradition, 275–77; Charles Donald O’Malley, Andreas Vesalius of Brussels, 1514–156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4), 117.

5.Andreas Vesalius, On the Fabric of the Human Body.Book VI, The Heart and Associated Organs.Book VII, The Brain: A Translation of De humani corporis fabicra libri septem, trans.William Frank Richardson and John Burd Carman (Norman, 2009), 83.

6.Power, Masters of Medicine, 55–56.

7.Robert C.Olby et al., eds.,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Routledge, 1990), 569–70; Lois N.Magner, A History of the Life Sciences, 3rd ed.(Marcel Dekker, 2002), 83.

8.Magner, History of the Life Sciences, 91; Power, Masters of Medicine, 149.

9.John G.Simmons, Doctors and Discoveries: Lives That Created Today’s Medicine (Houghton Mifflin, 2002), 48.

10.Catherine Drinker Bowen, Francis Bacon: The Temper of a Man (Little, Brown, 1963), 14.

11.Power, Masters of Medicine, 231.

10
亚里士多德之死

1.Giorgio de Santillana, The Crime of Galile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3.

2.John Joseph Fahie, Galileo: His Life and Work (J.Murray, 1903), 27.

3.Stillman Drake, Galileo at Work: His Scientific Biography (Dover, 1978), 2, 473.

4.Ibid., 21–22.

5.Galileo Galilei, 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 Ptolemaic and Copernican, trans.Stillman Drake, ed.Stephen Jay Gould (Modern Library, 2001), 125.

6.David Leverington, Babylon to Voyager and Beyond: A History of Planetary Astr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70.

7.William Cecil Dampier and Margaret Dampier, eds., Cambridge Readings in the Literature of Science; Being Extracts from the Writings of Men of Science to Illustrat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8), 15.

8.Maurice A.Finocchiaro, Defending Copernicus and Galileo: Critical Reasoning in the Two Affairs (Springer, 2010), xv; Dampier and Dampier, Cambridge Readings, 26–27, 30; Leverington, Babylon to Voyager, 83.

9.David Dem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World History (McFarland, 2010), 3: 165.

10.Galilei, Dialogue, 130–31.

11.Galileo Galilei and Maurice A.Finocchiaro, The Essential Galileo (Hackett, 2008), 146.

12.Ibid., 147.

13.Galilei, Dialogue, xvi, 5, 538.

14.Dem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77–78.

11
仪器和工具

1.Thomas Birch, “The Life of the Honourable Robert Boyle,” in Robert Boyle,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the Honourable Robert Boyle in Six Volumes (J.& F.Rivington, 1772), 1: xxiv.

2.Robert Boyle, “A Free Inquiry into the Vulgar Notion of Nature,” in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the Honourable Robert Boyle (W.& J.Innys, 1725), 2: 115.

3.Untitled column, Journal of the 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and Review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s 6, no.6 (August 1922): 835–36; Matteo Valleriani, Galileo Engineer (Springer, 2010), 56–57.

4.Marie Boas Hall, Robert Boyle and Seventeenth-Century Chemist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20.

5.Robert Boyle, The Sceptical Chymist (Dover, 2003), 15; Thomas L.Hankins and Robert J.Silverman, Instruments and the Imagin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3.

6.Trevor H.Levere, Transforming Matter: A History of Chemistry from Alchemy to the Buckyball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

7.Birch, “Life of the Honourable Robert Boyle,” xxxiv.

8.Hall, Robert Boyle, 6; Charles Webster, ed., The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outledge, 2011), 236–37.

9.Edward Grant, A Source Book in Medieval Sc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324, 326.

10.Boyle, Philosophical Works (1772), 1: 11.

11.Boyle, Philosophical Works (1725), 2: 510–32; Boyle, Philosophical Works (1772), 1: 11–12.

12.James Riddick Partington, A Short History of Chemistry, 3rd ed.(Dover, 2011), 22–23.

13.Partington, Short History of Chemistry, 29, 36; Levere, Transforming Matter, 7–8.

14.Robert Boyle, A Free Enquiry into the Vulgarly Received Notion of Nature, ed.Edward B.Davis and Michael Hunt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4–15.

15.Boyle, Philosophical Works (1725), 3: 391.

16.Boyle, Sceptical Chymist, 17.

17.Michael Hunter, ed., Robert Boyle Reconsider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61; Boyle, Sceptical Chymist, 3.

18.Hunter, Robert Boyle Reconsidered, 72.

19.Robert D.Purrington, The First Professional Scientist: Robert Hooke and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irkhäuser, 2009), 34.

20.Margaret ’Espinasse, Robert Hook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2), 43–44.

21.Thomas Birch,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A.Millar, 1757), 3: 344–45.

22.David Freedberg, The Eye of the Lynx: Galileo, His Friends and the Beginnings of Na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180.

23.Robert Hooke, “Preface,” in Micrographia (James Allestry, 1664).

24.Thomas Birch,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A.Millar, 1756), 1: 215ff.

25.Ibid., 262.

26.Hooke, Micrographia, Observation 9.

27.Ibid., Preface.

28.Lawrence Principe, “In Retrospect: The Sceptical Chymist,” Nature 469 (January 6, 2011): 30.

12
推论之规则

1.Thomas Birch,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A.Millar, 1756), 2: 501.

2.Thomas Birch,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A.Millar, 1757), 3: 1, 10.

3.Ibid., 5, 14, 50.

4.Ibid., 269; Charles Hutton, George Shaw, and Richard Pearson, Th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C.& R.Baldwin, 1809), 2: 341; Adrian Johns, “Reading and Experiment in the Early Royal Society,” in Reading,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ed.Kevin Sharpe and Stephen Zwick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60–61.

5.Peter Macham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alile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53–54.

6.I.Bernard Cohen, Revolution in Sc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63–70.

7.Ron Larson and Bruce Edwards, Calculus (Cengage Learning, 2013), 42.

8.James L.Axtell, “Locke, Newton and the Two Cultures,” in John Locke: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ed.John W.Yolt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166–68.

9.Barry Gower, Scientific Method: A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Routledge, 1997), 69.

10.Isaac Newton, The Principia: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trans.I.Bernard Cohen and Anne Whitm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942.

11.Ibid., 943.

13
地质学的起源

1.James Oliver Thomson, History of Ancient Geography (Biblo & Tannen, 1965), 124ff, 342–43; Duane W.Roller, ed.and trans., Eratosthenes’ Geogra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161, 263–64.

2.Gian Battista Vai and W.G.E.Caldwell, eds., The Origins of Geology in Italy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06), 158; Gary D.Rosenberg, The Revolution in Geology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Enlightenment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10), 143–44.

3.Charles R.Van Hise, “The Problems of Geology,” Journal of Geology 12, no.7 (1904): 589–91.

4.G.Brent Dalrymple, The Age of the Ear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1; James Ussher, Annals of the World (E.Tyler, 1658), 17.

5.William H.Stiebing, Ancient Astronauts, Cosmic Collisions and Other Popular Theories (Prometheus Books, 1984), 5.

6.Rosenberg, Revolution in Geology, 144–45.

7.Isaac Newton,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trans.Andrew Motte (Daniel Adee, 1848), 486.

8.Dalrymple, Age of the Earth, 28–29.

9.Benoît de Maillet, Telliamed, or, The World Explain’d (W.Pechin, 1797), 194–95; Dalrymple, Age of the Earth, 25–29.

10.John R.Gribbin, The Scientists: A History of Science Told through the Lives of Its Greatest Inventors (Random House, 2003), 221–23.

11.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 Natural History, General and Particular, 2nd ed., trans.William Smellie (W.Strahan and T.Cadell, 1785), 1: 1.

12.William Whiston, A New Theory of the Earth, from Its Original, to the Consummation of All Things, 5th ed.(John Whiston, 1737), 373; David Spadafora, The Idea of Progr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2–13.

13.Buffon, Natural History, 1: 33–34.

14.Dalrymple, Age of the Earth, 29–30.

15.Jacques Roger, Buffon: A Life in Natural History, trans.Sarah Lucille Bonnefoi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187–93.

16.Buffon, Natural History, 1: 258.

17.Henry Gee, In Search of Deep Time: Beyond the Fossil Record to a New History of Lif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2–4.

14
新科学的法则

1.Dennis R.Dean, James Hutton and the History of Geolog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1–3; John Playfair, The Works of John Playfair, Esq. (Archibald Constable, 1822), 4: 43–44.

2.Playfair, Works, 46.

3.Gian Battista Vai and W.G.E.Caldwell, eds., The Origins of Geology in Italy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06), 59–61: Martin J.S.Rudwick, Bursting the Limits of Time: The Reconstruction of Geohisto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135.

4.Playfair, Works, 12.

5.Ibid., 49–50.

6.Dean, James Hutton, 17, 24–25.

7.Charles R.Van Hise, “The Problems of Geology,” Journal of Geology 12, no.7 (1904): 614–15.

8.James Hutton, “Theory of the Earth,”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1 (1788): 301.

9.Ibid., 304.

10.Playfair, Works, 63–64.

11.Dean, James Hutton, 18, 154.

12.Ibid., 18; J.E.O’Rourke, “A Comparison of James Hutton’s Principles of Knowledge and Theory of the Earth,” Isis 69, no.1 (March 1978): 19.

13.Jack Repcheck, The Man Who Found Time: James Hutton and the Discovery of Earth’s Antiquity (Perseus, 2003), 160–61.

14.Martin J.S.Rudwick, The Meaning of Fossils: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Palaeontology, 2nd e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104; Claudine Cohen, The Fate of the Mammoth: Fossils, Myth, and History, trans.William Rodarmo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106–8; John Reader, Missing Links: In Search of Human Origi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45.

15.Martin J.S.Rudwick, Georges Cuvier, Fossil Bones, and Geological Catastrophes: New Translations &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rimary Tex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21; C.L.E.Lewis and S.J.Knell, The Making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Geological Society Publishing House, 2009), 77–78.

16.Rudwick, Georges Cuvier, 23–24.

17.Ibid., 84–85; Reader, Missing Links, 49.

18.Rudwick, Georges Cuvier, 168.

19.Ibid., 190; Trevor Palmer, Perilous Planet Earth: Catastrophes and Catastrophism through the 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0.

20.Rudwick, Georges Cuvier, 248.

15
一个漫长而渐进的历史

1.William Buckland, Vindiciae geologicae: or, The Connexion of Geology with Religion Explain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20), 24.

2.Charles Lyell,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Sir Charles Lyell, Bart., ed.Katharine M.Lyell (John Murray, 1881), 1: 63; J.M.I.Klaver, Geology and Religious Sentiment: The Effect of Geological Discoveries on English Society and Literature between 1829–1859 (Brill, 1997), 19.

3.Charles Lyell, Principles of Geology, ed.James A.Secord (Penguin, 1997), 3, 6; Klaver, Geology and Religious Sentiment, 21–22.

4.Lyell,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186–87; Klaver, Geology and Religious Sentiment, 22, 26.

5.Lyell,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234–35.

6.Ibid., 262.

7.Michael Ruse, The Darwinian Revolution: Science Red in Tooth and Claw, 2nd e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17ff; Lyell, Principles of Geology, 240–42.

8.Alfred Russel Wallace, The Wonderful Century: The Age of New Ideas in Science and Invention (Swan Sonnenschein, 1903), 349.

9.Walter Alvarez, T.rex and the Crater of Do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51.

16
无解的问题

1.Charles Lyell,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Sir Charles Lyell, Bart., ed.Katharine M.Lyell (John Murray, 1881), 1: 269, 270.

2.Untitled column, Exeter Flying Post, October 3, 1844.

3.G.Brent Dalrymple, The Age of the Ear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32–33.

4.Ibid., 69–71; LaVerne Tolley Gurley and William J.Callaway, Introduction to Radiologic Technology, 7th ed.(Mosby, 2011), 58–62; Kristin Iverson, Full Body Burden (Crown, 2012), 173.

5.Ernest Rutherford, Radioactive Transformatio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06), 190–91, 194.

6.Don L.Eicher and Arcie Lee McAlester, The History of the Earth (Prentice-Hall, 1980), xvi; Cherry Lewis, The Dating Game: One Man’s Search for the Age of the Ear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7.

7.Arthur Holmes, The Age of the Earth (London: Harper Brothers, 1913), 17.

8.Lawrence Badash, “The Age-of-the-Earth Debate,” Scientific American 261, no.2 (August 1989): 96.

9.Holmes, Age of the Earth, 21, 22.

10.Ibid., 11, 164, 166.

11.Ernest Rutherford, James Chadwick, and Charles Drummond Ellis, Radiations from Radioactive Substan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536.

12.Holmes, Age of the Earth, 173.

17
伟大理论的复兴

1.Naomi Oreskes, The Rejection of Continental Drift: Theory and Method in American Earth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0, 16–17.

2.Edmund A.Mathez and James D.Webster, The Earth Machine: The Science of a Dynamic Plane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87.

3.Oreskes, Rejection of Continental Drift, 27, 33.

4.Alfred Wegener, “The Origin of Continents and Oceans,” Living Age, 8th series, vol.26 (April/May/June 1922): 657–58; Mathez and Webster, Earth Machine, 87.

5.Oreskes, Rejection of Continental Drift, 157; H.E.Le Grand, Drifting Continents and Shifting Theo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65.

6.Alfred Wegener, The Origin of Continents and Oceans, trans.John Biram (Dover, 1966), viii.

7.Wegener, “Origin of Continents and Oceans,” 658.

8.Wegener, Origin of Continents and Oceans, 217.

9.David M.Lawrence, Upheaval from the Abyss: Ocean Floor Mapping and the Earth Science Revoluti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2), 17–18.

10.Mathez and Webster, Earth Machine, 90–91.

18
大灾难归来

1.Victor R.Baker, “The Spokane Flood Debate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in History of Geomorphology and Quaternary Geology, ed.R.H.Grapes, D.R.Oldroyd, and A.Grigelis (Ge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2008), 33, 36–37.

2.John Eliot Allen, Marjorie Burns, and Scott Burns, Cataclysms on the Columbia: The Great Missoula Floods, 2nd rev.ed.(Ooligan Press, 2009), 56.

3.Baker, “Spokane Flood Debates,” 47.

4.Allen, Burns, and Burns, Cataclysms on the Columbia, 71–72.

5.Timothy Ferris, “It Came from Outer Space,” New York Times, May 25, 1997, https://www.nytimes.com/books/97/05/25/reviews/970525.25ferrist.html; Walter Alvarez, T.rex and the Crater of Do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45, 53.

6.Janine Bourriau, Understanding Catastrophe: Its Impact on Life on Ear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9.

7.Alvarez, T.rex, 42.

8.Luis W.Alvarez et al., “Extraterrestrial Cause for the Cretaceous-Tertiary Extinction,” Science 208, no.4448 (June 6, 1980): 1095.

9.Alvarez, T.rex, 81–82.

10.Ibid., 12–14.

11.Ibid., ix.

12.Bourriau, Understanding Catastrophe, 5.

19
生物学

1.John Cassell, Cassell’s History of England (Cassell, Petter, Galpin, 1884), 5: 9; Georges Cuvier, “Biographical Memoir of M.de Lamarck,” Edinburgh New Philosophical Journal 20 (October 1835–April 1836): 8.

2.Martin J.S.Rudwick, Bursting the Limits of Time: The Reconstruction of Geohisto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390.

3.M.J.S.Hodge, “Lamarck’s Science of Living Bodies,”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5, no.4 (December 1971): 325.

4.André Klarsfeld and Frédéric Revah, The Biology of Death: Origins of Mortality, trans.Lydia Brad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7.

5.J.B.Lamarck, Zoological Philosophy: An Exposition with Regard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Animals, trans.Hugh Elliot (Macmillan, 1914), 51, 202.

6.Ibid., 2.

7.Ibid., 12, 41, 46.

8.Ibid., 38–39, 60, 175–76; Ernst Mayr, “Lamarck Revisite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5, no.1 (Spring 1972): 60–61.

9.Robert J.Richards, Darwin and the Emergence of 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Mind and Behavio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63.

10.A.S.Packard, Lamarck, the Founder of Evolution: His Life and Work (Longmans, Green, 1901), 56–58, 70.

20
自然选择

1.J.B.Lamarck, Zoological Philosophy: An Exposition with Regard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Animals, trans.Hugh Elliot (Macmillan, 1914), 35, 176.

2.Richard A.Richards, The Species Problem: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31; Aristotle, The History of Animals, trans.Richard Cresswell (Henry G.Bohn, 1862), I.1, sec.6–8.

3.Monroe W.Strickberger, Evolution, 3rd ed.(Jones & Bartlett, 2000), 9.

4.Ibid.

5.Ernst Mayr, 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Diversity, Evolution, and Inherita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257–58.

6.Ibid., 394–96; Charles Darwin, Charles Darwin: His Life Told in an Autobiographical Chapter, and in a Selected Series of His Published Letters, ed.Francis Darwin (John Murray, 1908), 20.

7.Charles Darwin, Charles Darwin’s Beagle Diary, ed.R.D.Keyn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6.

8.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Wordsworth Classics, 1998), 36; Mayr,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265–66.

9.Frank N.Egerton III, “Darwin’s Early Reading of Lamarck,” Isis 67, no.3 (September 1976): 453.

10.C.R.Darwin, Notebook B: ［Transmutation of Species (1837–1838)］ CULDAR121 (transcribed by Kees Rookmaaker),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accessed May 2014.

11.Darwin, His Life Told, 52; Darwin, Origin of Species, 186; Charles Darwin, On Evolu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ed.Thomas F.Glick and David Kohn (Hackett, 1996), 83.

12.T.R.Malthus, Population: The First Essa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9), 4, 6.

13.Darwin, His Life Told, 82.

14.Alfred Russel Wallace, Infinite Tropics: An Alfred Russel Wallace Anthology, ed.Andrew Berry (Verso, 2002), 51.

15.Darwin, His Life Told, 82 ; Mayr,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423.

16.Mayr,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423–24.

17.Darwin, His Life Told, 42, 46.

18.Untitled column, Annual Register of World Events: A Review of the Year 113 (1872): 368.

21
遗传性特征

1.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Wordsworth Classics, 1998), 13.

2.Charles Darwin, The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 (D.Appleton, 1897), 2: 371; P.Kyle Stanford, Exceeding Our Grasp: Science, History, and the Problem of Unconceived Alternativ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65.

3.Michael R.Rose, Darwin’s Spectre: Evolutionary Biology in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33; Peter Atkins, Galileo’s Finger: The Ten Great Ideas of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45–46.

4.Gregor Mendel, Experiments in Plant Hybridisation (Cosimo Classics, 2008), 15, 21ff, 47.

5.Atkins, Galileo’s Finger, 48–49; Alain F.Corcos and Floyd V.Monaghan, Gregor Mendel’s Experiments on Plant Hybrids: A Guided Stud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3), 28–30.

6.J.A.Moore, Heredity and Development, 2nd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29, 45; Atkins, Galileo’s Finger, 52–55.

7.Rose, Darwin’s Spectre, 41.

8.Moore, Heredity and Development, 74.

22
综合论

1.David Paul Crook, Darwinism, War and History: The Debate over the Biology of War from the“Origin of Species” to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 15; Raymond Pearl, “Biology and War,” Journal of the Washington Academy of Sciences 8, no.11 (June 4, 1918): 355.

2.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D.Appleton, 1899), 1: 326, 328; Edwin Scott Gaustad and Mark A.Noll, ed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ligion in America since 1877, 3rd ed.(Wm.B.Eerdmans, 2003), 350.

3.Jan Sapp, Genesis: The Evolution of B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63; Ernst Mayr and William B.Provine, The Evolutionary Synthesis: Perspectives on the Unification of Bi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 8–9.

4.Mayr and Provine, Evolutionary Synthesis, 8, 282, 315, 316.

5.T.H.Huxley and Leonard Huxley,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Henry Huxley (D.Appleton, 1900), 1: 391.

6.Krishna R.Dronamraju, If I Am to Be Remembered: The Life and Work of Julian Huxley with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World Scientific, 1993), 5, 9–12, 15.

7.Ibid., 42.

8.Vassiliki Betty Smocovitis, Unifying Biology: The Evolutionary Synthesis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0.

9.Calendar entry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Systematics in Relation to General Biology”), Nature, July 24, 1937, 164.

10.John Krige and Dominique Pestre, eds., Sci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Routledge, 2013), 422.

11.Julian Huxley, Evolution: The Modern Synthesis, definitive ed.(MIT Press, 2010), 22, 26–28.

12.Ibid., 3, 6–7.

23
生命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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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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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厌的量子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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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大爆炸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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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lizabeth Leane, Reading Popular Physics: Disciplinary Skirmishes and Textual Strategies (Ashgate, 2007),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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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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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极简科学史 /（美）苏珊·怀斯·鲍尔著；徐彬，王小琛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1

书名原文：The Story of Western Science: From the Writings of Aristotle to the Big Bang Theory

ISBN978–7–5086–6819–2

I.① 极… II.① 苏… ② 徐… ③ 王… III.① 科学知识－普及读物 Ⅳ.①Z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6443号

极简科学史

著者：[ 美] 苏珊·怀斯·鲍尔

译者：徐彬 王小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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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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