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朗读者.1

朗读者.2

朗读者.3

朗读者Ⅱ.1

朗读者Ⅱ.2

朗读者Ⅱ.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朗读者.1/董卿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3070-2

Ⅰ.①朗… Ⅱ.①董… Ⅲ.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Ⅳ.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2045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欧阳韬 廉萍 曾少美

装帧设计 陶雷

责任校对 罗翠华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 rw-cn. 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8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90毫米 1/32

印　　张 9.75

印　　数 1—110000

版　　次 2017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070-2

定　　价 5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言一

这段时间，身边许多朋友都在谈论《朗读者》。他们中有些是文学界的同行，但大多数从事的工作与文学并无直接关联。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甚至罕有交集的身份，然而当谈论《朗读者》、谈论节目里那些经典篇章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流露着相同的情感，那就是温柔与感动。我愿意相信，在这一刻，我与他们共享着同一个幸福的身份，那就是文学的阅读者、人类心灵的倾听者。

我同时注意到，由《朗读者》而起的诵读文学经典的热潮，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媒体传播和好友热议的层面，它已经渗入了广大的人群，成为生活场景：许多城市都设置了“朗读亭”，每一个经过的人都可以走入其中，朗读自己喜爱的篇章并进行录制，他们的声音和形象将有可能出现在《朗读者》节目的正片之中。听说许多城市的“朗读亭”外都排起了长队，也有读者为了录制三分钟的视频，在亭外耐心等待了足足九个小时。

《朗读者》已经成为了一道醒目的文化风景、一种引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它向我们证明，诚挚、深沉、优美、健康的内容，在今天依然能够获得普遍的关注，好的文学永远拥有直指人心的伟大力量。常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匆忙浮躁的时代，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平庸而匮乏。对于这样的观点，我只能部分地认同。当下的生活固然匆忙，很多时候，我们也的确面临着浮躁的问题；但即使出于种种原因，我们同自己内心相处的时间相对有限，人们依然会本能地渴望着纯粹、辽阔、有质量的精神生活。近年来，以《朗读者》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文化类节目广受欢迎，正是因为它们引导人们放慢生命节奏，倾听内心的声音，顺应和满足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望。

《朗读者》中出现的文本，很多是经过漫长时间检验的名篇佳作；即使是出于今人之手的篇章，此前也多已在读者间广为流传。它们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当得起“经典”二字。何为经典？答案可能有很多，但我想最直接的一条，就是它们拥有温暖而强劲的力量，能够长久不衰地体贴灵魂、拨动心弦，触碰到我们情感深处最柔软最深刻的部位。这种力量，并不会因时间流逝和年代更迭而减弱。《朗读者》里的许多篇章，都是我早年间的挚爱；那些熟悉的文字，关乎爱与恨、喜与悲、生与死、豪情与希望，曾经深刻地启示了、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今天的年轻读者依然会为之鼓舞、感动；其中有许多句子，我至今能够脱口背诵，它们在新一代读者心中同样激起了深沉的回响。好的文学就是这样，它能够跨越年龄和代际的鸿沟，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在情感体验和文化记忆的代代传承之中，把种种高贵和美好的品质传递给无尽的后来人。

朗读，就是朗声诵读，是倾听自己的声音，也是倾听他人的声音。通过口的诵读与耳的倾听，汉语和它内在的气质、精神，以焕然一新的方式进入了我们的心灵。古老而常新的汉语，具有抑扬顿挫的独特韵律，这韵律不仅是美的，而且包含着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我们共同的情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朗读者》使阅读成为了认同的过程，一个人在朗读中寻求更为广大的联系——通过这美好的母语，我们不仅彼此看见，我们还得以彼此听见，我们得以完成彼此身份的响亮确证，由此结成血脉相连、情感相通的共同体。

现在，《朗读者》里的诵读篇目已被整理成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将有更多的读者阅读和朗读这些作品，从中感受真善美的力量，感受文学的力量。同时，这一切也是对包括我在内的写作者的提醒：一个人内心的声音在广大的人群中持久回响，这是世上最美好的事，这更是一份严肃庄重的责任。我们会更深刻地记住这份提醒，认真地写下去，把心交给读者，把更多的好作品献给我们的人民。

序言二

今年年初，我受邀参与录制了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节目。这个节目的创意与国家文化大格局相契合，激发人们对读书的热情，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

《朗读者》的同名图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有国家级文学专业出版社为《朗读者》图书把关，是可以让读者放心的，也可以更好地推动全民阅读，提升读者的阅读品位。

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是老朋友了，五十九年前，他们就曾出版过我的译著《哥拉·布勒尼翁》。我对编辑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印象深刻。几十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众多中外文学经典，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朗读者》选择的文本大多是经典之作。作者既有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约翰·多恩、雨果、梭罗、裴多菲、罗曼·罗兰、泰戈尔、吉卜林、海明威等外国名家，也有李白、杜甫、刘禹锡、苏轼、老舍、冰心、巴金等中国文学大家。《朗读者》的出版，以一种新的形式把人民文学出版社高质量的经典作品又传递给新的青年一代，让我国的文化传承生生不息。

听说青年人喜欢《朗读者》，我非常高兴。因为青年人能把宝贵的时间留给那些伟大的作品，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我本人就深受经典作品的恩惠。小学时背诵的中国古典诗文让我爱上了中文的意美、音美和形美（鲁迅语）。中学时代，老师让我背诵的莎剧、欧文作品等的选段激发了我学英文的兴趣。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当时的课程可谓空前精彩，我阅读了很多中外名著，从中感受到美的乐趣，这也是我翻译工作的起点。我认为人生最大的乐趣是发现美、创造美，这个乐趣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而美的乐趣来自阅读，阅读这些名篇佳作。

七十九年前，我进入大学校园。那时候，国家贫穷落后，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人民在受苦受难。在那艰苦的环境下，西南联大师生排除万难，一心向学；有的投笔从戎，为民族复兴而流血牺牲。今天，中国的国势蒸蒸日上，希望青少年朋友们珍惜宝贵的时间，多多阅读中外名著，以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我们的精神。也希望在你们之中能够涌现出更多传播优秀文化的使者和创造者，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比我们这一代人更优异的成绩。

我衷心希望更多的人会爱上《朗读者》，爱上朗读，爱上阅读。

2017年7月7日

于北大畅春园

- 遇见

- 朗读者 濮存昕

- 朗读者读本 宗月大师

- 朗读者 蒋励

- 朗读者读本 在风中飘荡（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 未选择的路

- 偷走的孩子（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 朗读者 柳传志

- 朗读者读本 写给儿子的信（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 朗读者 周小林 殷洁

- 朗读者读本 朱生豪情书（节选）

- 朗读者 张梓琳

- 朗读者读本 愿你慢慢长大

- 朗读者 许渊冲

- 朗读者读本 诗经·小雅·采薇（节选）

- 如愿·人生七阶

- 哈梦莱（节选）

- 沁园春·雪

- 约翰·克里斯托夫（节选）

- 陪伴

- 朗读者 杨乃斌

- 朗读者读本 通讯十

- 往事（一）（节选）

- 朗读者 蒋雯丽

- 朗读者读本 心田上的百合花开

- 朗读者 林兆铭

- 朗读者读本 瓦尔登湖（节选）

- 朗读者 乔榛

- 朗读者读本 我愿意是急流

- 我愿意是树

- 选择

- 朗读者 王千源

- 朗读者读本 老人与海（节选）

- 朗读者 秦玥飞

- 朗读者读本 泥泞

- 朗读者 麦家

- 朗读者读本 致儿子（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 朗读者 徐静蕾

- 朗读者读本 奶奶的星星（节选）

- 朗读者 理查德·西尔斯

- 朗读者读本 陋室铭

- 朗读者 郭小平

- 朗读者读本 如果

- 礼物

- 朗读者 李亚鹏

- 朗读者读本 背影

- 朗读者 胡玮炜

- 朗读者读本 自行车之歌

- 朗读者 倪萍

- 朗读者读本 姥姥语录（节选）

- 朗读者 单霁翔

- 朗读者读本 至大无外（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 朗读者 赵蕊蕊

- 朗读者读本 握紧你的右手（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 朗读者 赵家和

- 朗读者读本 让我怎样感谢你

遇见

Encounter

古往今来，有太多太多的文字，在描写着各种各样的遇见。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撩动心弦的遇见；

“这位妹妹，我曾见过的。”这是宝玉和黛玉之间，初次见面时欢喜的遇见；

“幸会，今晚你好吗？”这是《罗马假日》里，安妮公主糊里糊涂的遇见；

“遇到你之前，我没有想过结婚；遇到你之后，我结婚没有想过和别的人。”这是钱锺书和杨绛之间，决定一生的遇见。

遇见仿佛是一种神奇的安排，它是一切的开始。

世间一切，都是遇见。就像冷遇见暖，就有了雨；春遇到冬，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了人，有了生命。

《朗读者》  “遇见”大家，就会遇见无声的文字，遇见有声的倾诉，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

朗读者 濮存昕

人们常这样评价他：在靠墙的桌子边随便一坐，就是一台戏。媒体提到他的名字，最常出现的称呼就是“表演艺术家”“演员中的知识分子”。迄今，他是中国戏剧界演出场次最多的人之一，也是仍然活跃在戏剧舞台上的演员。

濮存昕生于人艺剧院，长于人艺剧院，血液里就带着演员梦。在舞台上，他率真、纯粹，不追求过多的演技。他的表演，让人们记住了《最后的贵族》里清俊优雅的陈寅、《英雄无悔》里刚正不阿的公安局长高天、《茶馆》里侠骨豪情的常四爷、《大将军寇流兰》里由英雄变为敌人的贵族将军等等，深入人心的角色数不胜数。对他来说，回到舞台，就像是李白回到了山水间，放歌纵酒，如鱼得水。

演戏最重要，其余皆浮名。在舞台之外，濮存昕也保持着本真、敏感和善意。“公益大使”是濮存昕为人熟知的身份；中国大陆第一个为艾滋病做公益广告的影视明星，是他的另一个标签。难怪有人说，人最难得的是找到一生都愿追寻的光，对濮存昕而言，这束光已经打在那里了，就看他怎样去捕捉与接近。

朗读者 访谈

董卿：您今天带来的是一本《老舍散文》。

濮存昕：对。老舍先生有一篇文章叫《宗月大师》，读完之后觉得他淡淡的、平静的叙事下有对帮助过自己的人那一份感恩的情怀。

董卿：老舍是在自己大概十岁、九岁的光景遇到了宗月大师。这个人对老舍特别重要；要是没有他，可能就没有老舍。

濮存昕：是。宗月大师有很多了不起的地方。他接济穷人，都是“千金散尽还复来”一般潇洒。老舍先生经过他的帮助上了学，后来也参加了他的一些公益的事情。你想想，在上个世纪初，中国贫苦和落后的时候，我们有宗月大师这样的人。家境败落之后，他出家为僧，但仍旧在做他的公益，仍旧开开心心地笑。

董卿：那在您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那么一些人，可以说没有这个人，就没有濮存昕？

濮存昕：我小的时候，曾经是个残疾的孩子。有一个叫荣国威的大夫，他为我做了手术。很多人不知道，我小学外号叫“濮瘸子”。带着这样一个绰号，带着同学异样的眼光，我踮着脚一直走到三年级的时候，我父亲在积水潭医院找到了荣国威大夫。他给我做了整形手术，我的脚放平了。刹那间我就可以有条件装着让人看不出来了。我就可以慢慢地跑，慢慢地打球了。

董卿：您会因为这个受到很多欺负吗？

濮存昕：我现在对欺负倒是没有什么记忆，只是觉得自己不能和别的孩子一样，有那种自卑心理。比如上体育课，分拨跑步，人家不会要你的：不要他不要他，要他我们肯定要输。别人去玩，你玩不了；你跑不快，你跳不起来。“濮瘸子”，其实我后来好了之后，这个外号还一直被叫着，所以，我就特别盼望能够上中学，上了中学就可以……

董卿：换一拨儿同学。

濮存昕：对。我记得很清楚，有这种心理。但是做完手术以后，荣大夫帮我改变了命运，我可以非常轻易地隐藏自己这个缺陷，别人看不出来，一直到今天。后来一读到老舍先生在文章中表达对宗月大师的感恩之情时，我就问自己：有谁帮助过我？有很多很多人。但是往前去想，第一个真正帮助我改变命运的人，就是荣大夫，荣国威大夫。

董卿：没有荣院长，可能您就没办法像一个正常的孩子那样成长。那有没有这个人，没有他就不会在人艺的舞台上看到濮存昕？

濮存昕：那当然有。我应该感谢我的父亲，他在恰当的时机让我成为了一个有阅读习惯的人。同时我也想到了，就是我当知青时候的医生。那时候，要回城，真的没有出路了，我就拿着档案去请医生帮忙：帮帮忙吧，给我把诊断写得确定一点儿。医生看了说：得过小儿麻痹的一个青年，不适合黑龙江高寒地带。我拿着这个诊断书往师部医生的桌上一放，他抬头就说了一句话：你怎么早不来？就给我盖戳了。这个戳一盖我的命运就改变了。那个医生决定着我离开黑龙江。后来，空政话剧团决定着我能够从事文艺工作；蓝天野老师决定我能够不考试进北京人艺；林兆华老师能够把我从谜团中间、从表演的误区中间，拉到有现代审美的表演观念中来，让我今天能够成为我自己。还有很多很多人……

董卿：在你自己有能力之后，你也去帮助了很多人，比如说你参加公益项目，担任防艾的爱心大使等等。无形当中，你也成了他们生命中的贵人。也许有些事情你也不知道，改变了哪些人的命运。

濮存昕：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做的。别人帮助过我们，我们也可以帮助别人。荣大夫给多少人看过病？只不过恰好有一个病例、有一个病人是我。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去想：我是被帮助过的人，我也可以帮助别人。

董卿：记住那些帮助过你的人，不要认为是理所应当；也记住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去帮助别人，不要认为是事不关己，这是做人的道理。而且我想，今天通过您的朗读之后，大家对此可能也会有更深刻的感受。您要把今天的朗读献给谁呢？

濮存昕：献给荣大夫。

朗读者读本 宗月大师

老舍

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候想教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更怕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说不定，我会一辈子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因为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重要，可是每月间三四吊钱的学费，实在让她为难。母亲是最喜脸面的人。她迟疑不决，光阴又不等待着任何人，荒来荒去，我也许就长到十多岁了。一个十多岁的贫而不识字的孩子，很自然的是去作个小买卖——弄个小筐，卖些花生，煮豌豆，或樱桃什么的。要不然就是去学徒。母亲很爱我，但是假若我能去作学徒，或提篮沿街卖樱桃而每天赚几百钱，她或者就不会坚决的反对。穷困比爱心更有力量。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我说“偶然的”，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他是个极富的人，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几乎没有工夫来看穷朋友。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在酒后，他常以学喊俞振庭的《金钱豹》自傲），他的衣服是那么华丽，他的眼是那么亮，他的脸和手是那么白嫩肥胖，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了什么罪。我们的小屋，破桌凳，土炕，几乎禁不住他的声音的震动。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二天，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庙不甚大，而充满了各种气味：一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烟味，紧跟着便是糖精味（有一家熬制糖球糖块的作坊），再往里，是厕所味，与别的臭味。学校是在大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自从作了学生以后，我时常到刘大叔的家中去。他的宅子有两个大院子，院中几十间房屋都是出廊的。院后，还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宅子的左右前后全是他的房屋，若是把那些房子齐齐的排起来，可以占半条大街。此外，他还有几处铺店。每逢我去，他必招呼我吃饭，或给我一些我没有看见过的点心。他绝不以我为一个苦孩子而冷淡我，他是阔大爷，但是他不以富傲人。

在我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去的时候，刘大叔又来帮忙。这时候，他的财产已大半出了手。他是阔大爷，他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人们吃他，他甘心教他们吃；人们骗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是被人骗了去的。他不管；他的笑声照旧是洪亮的。

到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只剩下那个后花园。不过，在这个时候，假若他肯用用心思，去调整他的产业，他还能有办法教自己丰衣足食，因为他的好多财产是被人家骗了去的。可是，他不肯去请律师。贫与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假若在这时候，他要是不再随便花钱，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他过往的最密。他办贫儿学校，我去作义务教师。他施舍粮米，我去帮忙调查及散放。在我的心里，我很明白：放粮放钱不过只是延长贫民的受苦难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但是，看刘大叔那么热心，那么真诚，我就顾不得和他辩论，而只好也出点力了。即使我和他辩论，我也不会得胜，人情是往往能战败理智的。

在我出国以前，刘大叔的儿子死了。而后，他的花园也出了手。他入庙为僧，夫人与小姐入庵为尼。由他的性格来说，他似乎势必走入避世学禅的一途。但是由他的生活习惯上来说，大家总以为他不过能念念经，布施布施僧道而已，而绝对不会受戒出家。他居然出了家。在以前，他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他也嫖也赌。现在，他每日一餐，入秋还穿着件夏布道袍。这样苦修，他的脸上还是红红的，笑声还是洪亮的。对佛学，他有多么深的认识，我不敢说，我却真知道他是个好和尚。他知道一点便去作一点，能作一点便作一点。他的学问也许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见诸实行。

出家以后，他不久就作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可是没有好久就被驱逐出来。他是要作真和尚，所以他不惜变卖庙产去救济苦人。庙里不要这种方丈。一般地说，方丈的责任是要扩充庙产，而不是救苦救难的。离开大寺，他到一座没有任何产业的庙里作方丈。他自己既没有钱，他还须天天为僧众们找到斋吃。同时，他还举办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穷，他忙，他每日只进一顿简单的素餐，可是他的笑声还是那么洪亮。他的庙里不应佛事，赶到有人来请，他便领着僧众给人家去唪真经，不要报酬。他整天不在庙里，但是他并没忘了修持；他持戒越来越严，对经义也深有所获。他白天在各处筹钱办事，晚间在小室里作工夫。谁见到这位破和尚也不曾想到他会是个在金子里长起来的阔大爷。

去年，有一天他正给一位圆寂了的和尚念经，他忽然闭上了眼，就坐化了。火葬后，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许多舍利。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苦行是与佛极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他是宗月大师。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老舍全集》第十一卷

宗月大师俗名应该是叫刘寿绵，所以老舍叫他“刘大叔”。当年，刘寿绵是内务府人，西直门大街半条街都是他们家的。年轻的时候他乐善好施，到四十多岁，家产被骗光了，出家做了和尚。他一生助人无数，悲悯众生，抗战期间更是坚守气节，万民景仰。可以说，刘寿绵先生是那个最早的、点燃了老舍心中那盏善的灯火的人。得知宗月大师圆寂的消息后，身在重庆的老舍先生用饱含感激之情的笔写下了这篇文字。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 李敬泽

朗读者 蒋励

蒋励是一位无国界医生。“无国界医生”是一个国际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于1971年12月20日在巴黎成立，最初的成员皆为深信全人类都有获得医疗权利的法国医生和记者。目前，这个组织的成员已遍及全球，他们奔赴饱受天灾战乱之苦或者医疗设施极端缺乏的国家和地区，为那里的人们提供无偿的帮助。

读大学时，蒋励就听说了“无国界医生”，当时她只觉得这个工作挺酷的，但觉得这事离自己很遥远。2009年毕业之后，蒋励进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工作。201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加入了“无国界医生”组织。

2013年4月，她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武装冲突频发的阿富汗地区，进行医疗救援的工作。在阿富汗的一百天里，每天都会见到在死亡边缘徘徊的孕产妇，但是同时也见证了许多新生命的诞生。在那里，每一天她要接生四十例新生婴儿，一共接生了大约几千个新生婴儿，而且做到了没有一例孕妇死亡，体现出了一位中国医生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曾有人问蒋励，成为一名“无国界医生”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她想了想说道：“一个医生最大的满足，就是在病人面前，被信任、被需要。”而从蒋励们身上，我们再次感受到了“生命有救期，救援无国界”的人道主义情怀。

朗读者 访谈

董卿：在阿富汗，有一段时间，孕妇的死亡率甚至高于被爆炸炸死的死亡率。

蒋励：他们那儿，每十万个孕妇当中大概有四百六十人会因为生产而死亡，相当于咱们国家孕产妇死亡率的二十多倍。但对于我来说，没有办法接受。而且作为一个医生，在那一刻我会想，如果我当时决策更快一些，或者在手术当中这样处理，会不会结果就会好一点？在那个时候我是不是能做些什么来挽救她的生命？

董卿：他们知道你是从中国来的医生吗？

蒋励：知道。在阿富汗，因为咱们国家和他们是接壤的，甚至有的人的家属去过中国，他们会向我表达喜欢中国，表达对我们的善意。

董卿：大概要隔多长时间就可能会遇到爆炸或者袭击？

蒋励：我没有计算过，但是确实还挺频繁的。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和先生正在通电话，这时候有一枚炸弹就在我们的围墙外头不远处爆炸了。当时整个房子都在晃。显然我先生在电话那头也听到了这个爆炸声，他特别紧张，说你赶紧趴下，这样就安全了。然后我就在那儿躺着，那一刻我觉得我回不了家了。

董卿：但是有一个数字是我简直无法想象的，每天接生四十个新生儿，你在那儿三个月的时间，就差不多有三千多个孩子，而且没有一例孕妇死亡。我觉得这几乎就等于没有了睡觉、吃饭的时间了。

蒋励：睡觉的时候可能都得非常地警醒，因为随时都有可能会打电话叫你到医院处理一些难产的病例。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团队，有两名妇产科医生，四名国际助产士，两名麻醉师。

董卿：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地方，你每接生出一个生命，每遇见了一个生命，是不是都觉得特别宝贵？

蒋励：的确是这样。每当有一个新生命安全地降生，我就会觉得尤其可贵。在我们当时工作的环境里，虽然围墙外头时时刻刻会有那种恐惧的威胁、生命的威胁，但是在医院的围墙里头，我们却能够给他们提供生的希望。所以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还会去选择“遇见”他们。

董卿：这段工作结束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了，再回想，最让你自己骄傲的是什么？

蒋励：我觉得首先是，作为一个医生，我实现了我救死扶伤的梦想。另外就是，作为一个中国的医生，让他们知道了，我们在医疗救援的过程当中发挥了越来越多的、重要的作用。

董卿：你今天要为大家读什么呢？

蒋励：我当时在日记里记录了一首鲍勃·迪伦的歌词《在风中飘荡》，我希望今天能够朗读这首歌词，把它送给那些在战争中降生的孩子们，因为孩子是我们的未来。

董卿：太好了！同时参加朗读的，还有三位蒋励的同伴。柴溪来自北京，在使馆和联合国机构工作过多年，2013年在南苏丹的多罗难民营担任“无国界医生”志愿者。李雪峰，来自新疆乌鲁木齐，2015年前往巴基斯坦参与救援工作。魏宝珠，进入“无国界医生”组织十年，曾经在尼日利亚、南苏丹、黎巴嫩、约旦、南非、马拉维、阿富汗参与多项救援项目。

朗读者读本 在风中飘荡（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英］约翰·多恩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整体的一部分。

如果海水冲掉一块，

欧洲就减小，

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

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而鸣。

（张建伟 译）

选自中国法制出版社《法律皇帝的新衣》

这是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的诗，因被海明威引用作为书名而声名远播。而鲁迅先生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人们，都和我有关。”或许，这是写作者的格局。当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待万事万物的时候，唯有获得一种普遍的、全人类意义上的责任感，才能让文学表达获得亘古的穿透力。

未选择的路

［美］罗伯特·弗洛斯特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

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

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

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

显得更诱人、更美丽；

虽然在这两条小路上，

都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

虽然那天清晨落叶满地，

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

呵，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

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

恐怕我难以再回返。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顾子欣 译）

选自外国文学出版社《外国诗2》

罗伯特·弗洛斯特被称为“美国文学的桂冠诗人”，他曾四次获得普利策奖，出版了十几本诗集。他的诗常写自然风光和乡村风尚，蕴含着深刻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哲理。《未选择的路》即是如此，明白如话，又意味无穷，它既是人生之路的象征，又包含着选择与承担的勇气。

偷走的孩子（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朗读者 柳传志

女儿柳青七岁时曾问柳传志这样一个问题：爸爸，你是想做大树，还是小草？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要做大树，而且只做大树。

柳传志被认为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之一。1984年，四十岁的他和十一名科研人员，从中科院计算所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平房起步，创办了联想。他成功缔造出一家世界级计算机公司，在世界高科技产业领域为中国人争得了一席之地。他人脉丰厚，缘结四海，顺势借势顺手拈来。虽然他的个人财富远远不及许多商界大佬，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商业江湖的地位。马云直言他是“中国企业家的楷模”，雷军把他称作“传奇”和“教父”，而王健林在多个场合都不吝表达对他的尊敬和欣赏。

柳传志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代弄潮儿，见证了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腾飞。很少有他这样的民营企业家，竟为建立一个“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早早定下“天条”：子女不能进入联想工作，哪怕是实习也不行。也许正是由于这一铁规，联想成长为一家值得信赖并受人尊重的公司；而以柳青、柳甄和柳林为代表的“柳二代”，也得以在联想企业之外的领域大放异彩。

朗读者 访谈

董卿：像您这么成功的人，还记不记得自己第一次遇见失败是在什么时候？

柳传志：我高中毕业那年是1961年，我十七岁。当时上大学的规矩是这样的：提前一个学期先选飞行员，把所有的男生选一遍。莫名其妙地，二百多个学生就把我一个人选上了。

董卿：那个时候当一个飞行员是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柳传志：尤其是1961年，苏联的第一个宇航员加加林上天，整个中国都是轰动的。我房间里挂的都是加加林的像，当时真觉得自己要走这条路了，特别高兴。但是真到了考大学之前，志愿都填完了，突然老师来找我，表情很严肃地跟我说：由于你身体的某一部分——耳朵，还是有些问题，所以你被淘汰了。我当时听完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再听他说一遍我才明白，原来我当不了飞行员了。这时候，志愿都报完了，考大学的机会也错过了，所以一下就蒙了。

董卿：因为那时候毕竟年纪太小了，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是很难承受的。

柳传志：像遭了雷击一样。那天大概学校给我父亲打电话了，晚上，就在我的小房间，父母一起跟我谈了话。谈话大概一个多小时吧，其中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对我的支持作用很大。我爸爸当时说：只要你做一个正直的人，不管做什么行业，都是我的好孩子。当时我心里真的觉得很温暖。关键是第二天，我父亲又去找了学校，又努力去帮我问还能不能上别的大学，这样我就到了西军电（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后来才了解到，根本不是因为什么耳朵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个舅舅是右派。

到西军电念书，我太太跟我同班同学。所以，我要是当了飞行员就到不了西军电，就不会认识龚国兴；不认识龚国兴，就结不了婚，就没有我儿子柳林。没有柳林，我大概也不会去办“联想”了。如果真去做飞行员，我估计做不久被淘汰下来，就是维修工了。所以人生的道路就这么神奇。

董卿：太难预料了。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遇见”这个主题词的用意。人生的不可预测，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抱着一份希望。遇到了一个挫折，有时候可能也蕴藏着一个机遇，蕴藏着一条新的道路。

我知道您有一个原则，就是您的子女是不准进联想的。那您在家里跟孩子们的关系怎么样呢？

柳传志：我自己感觉还行吧。因为这个问题以前有人问过我，我自己就做了一个折算，我说我和他们30%是朋友，30%是同学，40%是家长。我表达完了以后，他们一致反对。他们认为，有一部分是同学，但家长的比例高过51%。他们说我“控股”。（笑）

董卿：其实您说的“反对”，我觉得是家庭的一种温暖，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一种爱。有没有真正有矛盾的时候？比如说真的有些事情大家有了意见，或者说真的您希望他能听您的？

柳传志：有。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学着抽烟了，我太太和我父母对抽烟实际上都是很反感的。因此，我太太就跟我儿子谈了，比较严肃，但他可能阳奉阴违，嘴上答应不抽，实际还是抽，结果我太太就一定要我去跟他严肃地谈谈。这时候我就严肃地表明了我的态度：我不能跟他谈。为什么不能谈呢？因为我自己是戒过烟的人，戒烟的难处我知道；抽烟固然不好，但不是什么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我真的跟柳林认真地谈，柳林当时就不同意我的意见，那弄得爷俩肯定下不来台。

董卿：您要真的跟他严肃谈话，他真的会把您顶回去吗？

柳传志：以前没有过，但我不能不做好这种思想准备。我跟太太说，我顶多跟他说：你要能把烟戒了，我高看你，我觉得你了不起。后来柳林自己就真的把烟戒了，这多好。

董卿：所以您真的是以一种朋友的关系，甚至是以一种朋友的方式在处理这样的问题。

柳传志：其实做父子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公司里的同事当真不听我的意见，我就跟他先好好谈一次；二次再犯了，我会在更大的场合跟他谈一次，让别人听见；第三次再犯，我就把你炒了。儿子能炒吗？儿子炒不了，所以只能是用朋友的方式，只能用和缓的方式。这么说，我其实挺怕他的，对吧？

董卿：不一定是怕，是非常在意。我自己也有切身的体会。我小时候我父亲对我特别严厉，但是后来慢慢随着子女的长大，随着他们慢慢变老，这种关系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甚至我想他可能心底里偶尔觉得，女儿说的话我也要听。

柳传志：嗯，就是非常在意，非常在意他们的感受。

董卿：您说过，希望您的孩子是诚实的、正直的，还有其他的愿望吗？

柳传志：我想不仅对他，对我们公司的年轻人，尤其是掌管着权力的年轻人，除了正直以外，还要学会融通。“融通”的意思就是要有理想而不理想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有你追求的目标，但是你不能说你的目标在墙那边，就愣把墙凿个洞过去；你实现了目标，但墙受了更大的损失。所以宁肯迂回一点。在我办公司那个年代，如果我不懂得融通，我相信我早就做了改革的牺牲品，这中间有太多的故事。现在的孩子，未来的不确定性更大，所以要知道什么叫“融通”。

另外，还是应该要努力学习知识，要做一个有能力的人，仅仅做一个好人是不够的。

董卿：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建议，也谢谢您带来的故事：十七岁时遇见的小挫折，决定了您后来遇见了自己的人生伴侣，遇见了自己的事业，一直到今天。您今天想要给我们朗读什么呢？

柳传志：十二天前，我儿子结婚了。应该讲他终于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我有一个致辞，后来别人说这个致辞不错，我今天就节选一部分作为朗读的内容。

董卿：您是想把这段致辞再献给儿子吗？

柳传志：我想献给那些有儿子、儿子还没结婚的父亲们。之所以献给他们，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他们有参考作用。

朗读者读本 写给儿子的信（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朗读者 周小林 殷洁

在四川省成都市的金堂县，有这么个一千二百亩的鲜花山谷。那里曾经是一座荒山，如今一年四季花开不败。它源于一个爱的承诺，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承诺。他倾尽所有，用十年的时间，为她打造出中国最大的私家花园。这对著名的“神仙眷侣”，就是周小林和殷洁。

回想起三十多年前，是奇妙的缘分将这一南一北两个不相识的人联系到一起。当时正在读书的北京姑娘殷洁跟同学去四川玩，遇到了接待他们的导游周小林。后来几年的书信联络，让这两个人走到了一起。最终殷洁辞去工作，告别京城，随周小林去了南方。那时的她想得很开：婚姻就是一场赌博，那家伙那么拧，兴许会对我好呢，兴许我就赌赢了这一把呢。结果所有人都看到了，她“赌”赢了。结婚二十余年来，他们俩没有停止恋爱。

周小林与殷洁住的屋子，就在山谷正中的缓坡上。现在，周小林仍是殷洁爱不够的人，而走在花海中的殷洁，仍是周小林心中梳着辫子的小女孩。

朗读者 访谈

董卿：你们俩结婚多久了？

周小林：我们俩1991年结婚，到现在有二十六年了。

董卿：二十六年？为彼此读情诗还是一种生活常态？（对观众）你们都曾经读过情诗吗？

观众：没有。

董卿：人生太不完整了。（笑）你也会把自己的写下来，念给她听?

周小林：原来写得很多，现在笔下写得少了，在大地上写，大地上画。

董卿：那个花园就是你的纸稿，那些花就是你写出来的情诗。怎么就有了这样一个花园呢？

周小林：2002年的时候，我们去了一个叫丹巴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世界上最美丽的乡村，有世界上最杰出的建筑，就是碉楼。我对碉楼产生了兴趣，最后我们做了一个中国碉楼数据库。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她就跟我讲，你看，我们一直在漂泊的路上，啥时候停下来？我想要一个小花园。我就跟她讲，你给我一点时间，我送你一个中国最美的私家花园给你。

殷洁：但是现在这个太大了，我有点hold不住，太大了。

周小林：我们甚至把广州的房子都卖了。砸锅卖铁，我一定要做一个很美的花园送给她。

董卿：现在你们每天都会在花园里劳作、散步吗？

周小林：对。劳动是必需的，因为也算是土地教会我们诚实吧。就是说对土地千万不要有任何欺骗，因为什么你都可以骗，千万别骗土地，该浇水的时候要浇水，该施肥的时候要施肥，这样花才会美丽地绽放。现在每天我都带着她去看我们自己种的花儿，有时候甚至晚上十一二点去。

殷洁：看月亮、星星。没有雾霾，星光特别漂亮。

董卿：我很少羡慕一种生活，但是你们所描述的这种生活真的让我特别羡慕。

周小林：因为我觉得她特别不容易，她大老远地从北京嫁给我。

殷洁：那时候我们俩觉得不可能。

周小林：我说怎么不可能啊。她说我在北京，你在四川，多远？我说我考研究生过来啊。其实我的成绩特别特别不好，外语就更不好了。

董卿：我还以为你说我考研究生过来，会说我的成绩特别好，没想到你说特别不好。

殷洁：他就那么一说，那纯粹是表决心。

董卿：最后是用了一种什么方法，她就答应嫁给你了？

周小林：1991年3月的时候，我给她发了封电报，我说我要到北京来。那个时候条件很差嘛，我是坐火车过来的。她到火车站接我，就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来结婚啊。她说：跟谁啊？我说：跟你啊。那时候真是把她吓着了。

殷洁：那时候结婚要开证明的，单位介绍信。亲戚朋友都给他结婚礼物，也都收了。

董卿：还收了人家的钱和礼了？你是破釜沉舟了吗？

殷洁：当时我就觉得他没有退路了，回不去了。我很感谢老天爷，命运帮我安排这样一个老公。如果他当时给自己留一点点缝儿能退回去，我都不会答应嫁给他。其实我当时跟导演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如果我嫁给一万个人，他都不是那一万零一个，我讲过这句话，真的。他比我小一点，但是也很让着我。

董卿：你还比太太小一点，可你看上去……我说一个笑话，昨天走完台之后，我说人家这个感情，然后导演来了一句，老夫少妻嘛，感情都挺好的。原来不是这样的，原来你还比她稍微小一点。但是从这个花园，为你建了鲜花山谷这件事情上，我们能够感受到岁月积淀下来的感情。

我看你们的家庭文集也拿来了，能随意翻开几篇你觉得有意义的和我们分享吗？

周小林：“妹妹，先祝你生日快乐。这个生日对你的意义有些不同，与原来的生日比，在你嫁给我的二十年里，你一岁一岁地长大，而在我的眼里，你仍然是当初嫁给我时那个样子，青春如初。我希望你每天都快乐、幸福。今天你过生日时，我送给你的礼物就是未来那个美丽的花园。”

董卿：愿意再念一段给我们听吗？

殷洁：有点肉麻。但他这人不怕肉麻，什么肉麻的话他都可以说。

周小林：“今天是公元1994年2月14日，是俺知道并和俺那位情人一起过的第一个情人节。”

董卿：原来不过情人节？

殷洁：原来不知道。

周小林：“俺要送给她情人节的礼物，清单如下：一个热乎乎的吻，一颗永远爱她的心，一栋美丽的小洋房。”

殷洁：他在旁边都有图。

周小林：“一辆213北京越野吉普车，一首动人的情歌。”

董卿：什么叫“213北京越野吉普车”？

周小林：原来北京有一种吉普是213的。

董卿：是北汽集团的吗？

周小林：对。

董卿：1994年的情人节写下的吗？时隔二十三年，你们来到了一个由北汽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朗读者》节目。（全场笑）

殷洁：真是没想到。

董卿：太神奇了。再次谢谢你们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动人的人生故事和动人的情诗。我觉得诗写得再好，可能也比不上两个人真真切切的日子所留下的那些美好的记忆。我把我最喜爱的一句沈从文的情诗，送给你们。只有十个字，但是我觉得深深打动了我。他说：“我们相爱一生，还是太短。”祝福你们！

朗读者读本 朱生豪情书（节选）

朱生豪

宋：

心里说不出的恼，难过，真不想你竟这样不了解我。我不知道什么叫作配不配，人间贫富有阶级，地位身份有阶级，才智贤愚有阶级，难道心灵也有阶级吗？我不是漫然把好感给人的人，在校里同学的一年，虽然是那样喜欢你，也从不曾想到要爱你像自己生命一般，于今是这样觉得了。我并不要你也爱我，一切都出于自愿，用不到你不安，你当作我是在爱一个幻象也好。就是说爱，你也不用害怕，我是不会把爱情和友谊分得明白的。我说爱，也不过是纯粹的深切的友情，丝毫没有其他的意思。别离对于我是痛苦，但也不乏相当的安慰，然而我并不希望永久厮守在一起。我是个平凡的人，不像你那么“狂野”，但我厌弃的是平凡的梦。我只愿意凭着这一点灵感的相通，时时带给彼此以慰藉，“像流星的光辉，照耀我疲惫的梦寐，永远存一个安慰，纵然在别离的时候”。当然能够时时见见面叙叙契阔，是最快活的，但即此也并非十分的必要。如果我有梦，那便是这样的梦；如果我有恋爱观，那便是我的恋爱观；如果问我对于友谊的见解，也只是如此。如果我是真心地真爱你（不懂得配与不配，你配不配被我爱或我配不配爱你），我没有不该待你太好的理由，更懂不得为什么该忘记你。我的快乐即是爱你，我的安慰即是思念你，你愿不愿待我好则非我所愿计及。

愿你好。

朱 廿四

昨夜我看见郑天然向我苦笑。你被谁吹大了，皮肤像酱油一样，样子很不美。我说，你现在身体很好了。说这句话，心里甚为感动，想把你抱起来高高地丢到天上去。醒来觉得甚是爱你。

这两天我很快活，而且骄傲。

你这人，有点太不可怕。尤其是，一点也不莫名其妙。

朱

昨天上午安乐园冰淇淋上市，可是下午便变成秋天，风吹得怪凉快的。今天上午，简直又变成冬天了。太容易生毛病，愿你保重。

昨夜梦见你、郑天然、郑瑞芬等，像是从前同学时的光景，情形记不清楚，但今天对人生很满意。

我希望你永远待我好，因此我愿意自己努力学好，但如果终于学不好，你会不会原谅我？对自己我是太失望了。

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上帝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

我愿意舍弃一切，以想念你终此一生。

所有的恋慕。

蚯蚓 九日

□

天如愿地冷了，不是吗？

我一定不笑你，因为我没有资格笑你。我们都是世上多余的人，但至少我们对于彼此都是世上最重要的人。

我一天一天明白你的平凡，同时却一天一天愈更深切地爱你。你如照镜子，你不会看得见你特别好的所在，但你如走进我的心里来时，你一定能知道自己是怎样好法。（这是一个很古怪的说法，不是？）

一切不要惶恐，都有魔鬼作主。

我真的非常想要看看你，怎么办？你一定要非常爱你自己，不要让她消瘦，否则我不依。我相信你是个乖。

Lucifer（编者注：魔鬼、撒旦。）

挚爱的朋友：

我已写坏了好几张纸了，越是想写，越是不知写什么话好。让我们不要胡思乱想，好好地活着吧。在我的心目中，你永远是那样可爱的，这已然是一个牢不可拔的成见了。无论怎样远隔着，我的心永远跟你在一起，如果没有你，生命对于我将是不可堪的。

我知道寂寞是深植在我们的根性里，然而如果我的生命已因你而蒙到了祝福的话，我希望你也不要想象你是寂寞的，因为我热望在你的心中占到一个最宝贵的位置。我不愿意有一天我们彼此都只化成了一个记忆，因为记忆无论如何美妙，总是已经过去已经疏远了的。你也许会不相信，我常常想象你是多么美好多么可爱，但实际见了你面的时候，你更比我的想象美好得多可爱得多。你不能说我这是说谎，因为如果不然的话，我满可以仅仅想忆你自足，而不必那样渴望着要看见你了。

我很欢喜，“不记得凝望些什么，一天继续着一天”两句话，说得太寂寞了。但我知道我所凝望着的只是你。

祝好。

朱 十日夜

心爱：

昨夜梦你又来了，而且你哭。你为什么哭呢？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交好使你感觉不幸？是不是因为我太不好？还是不为什么？

你是太好了，没有人该受到我更深的感激。开始我觉得你有些不够我的理想，你太瘦小了，我的理想是应该颀长的；你太温柔婉约了，我的理想是应该豪放浪漫的。但不久你便把我的理想击为粉碎。现实的你是比我的空虚的理想美得多可爱得多。在你深沉而谦卑的目光下，我更乐意成为你的臣仆，较之在一切骄傲而浮华的俗艳之前。我明白我们在这世上应该找寻的是自己，不是自己以外的人，因为只有自己才能明白自己，谅解自己。我找到了你，便像是找到了我真的自己。如果没有你，即使我爱了一百个人，或有一百个人爱我，我的灵魂也仍将永远彷徨着，因为只有你才是属于我的type（编者注：类型。），你是unique（编者注：独一无二，唯一。）的。我将永远永远多么地多么地欢喜你。

梦中得过四句诗，两句再也记不起来，那两句是“剧怜星月凄凄色，又照纤纤行步声”，很像我早期所作的鬼诗。

《孟加拉枪骑兵传》已在大光明卖了一星期满座，尚在继续演映中；《罪与罚》则如一般只供高级鉴赏者观看的影片一样，昨天已经悄悄地映完了，只有报纸的批评上瞎称赞了一阵，为着原作者和导演人冯史登堡的两尊偶像的缘故。在我看来，它还不能达到理想的地步，虽仍不失为本季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作品。除了演员的表演而外，你有没有注意到本片构图和摄影的匠心？

再谈，祝你好。伤风有没有好？做不做夜工？珍摄千万！

朱 九日

朱生豪是非常著名的翻译家，也是中国有名的莎士比亚的译者。他才华横溢，但为人沉默寡言。大学期间，他认识了宋清如，于是用了十年的时间给宋清如写了大量的情诗，不停变幻自己的称呼。真率的语言，直白的表达，体现的都是一颗赤子之心。正是因为这样，这些情书，一直到现在，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一个才子内心深处的深情与幽默，通过三百多封炙热的情书保留了下来。朱生豪只活了三十二岁，去世的时候抗战的烽烟未散，他热爱的莎士比亚翻译工作也未完，他和宋清如的孩子只有一岁。爱是永恒的，爱的时代底色和生活底色也是永恒的。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康震

朗读者 张梓琳

很多人羡慕张梓琳顺遂的人生，出生于书香世家，一路就读名校，二十三岁成为首位华人“世界小姐”，婚后又迎来自己可爱的女儿。

“世界小姐”的光环太大，让张梓琳几乎每时每刻都得保持端庄优雅的形象，这让大部分人都忘了她曾经练过十几年的田径，获得过全运会跨栏比赛的冠军，最擅长100米跨栏和三级跳。她讲话柔声细语，又始终仪态万方，这种反差着实非常奇妙。

“世界小姐”的桂冠，让张梓琳开启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但这么多年来，她始终没有完全步入娱乐圈，而是谨慎地游走在边缘。“我只是一个幸运的普通人。”这是张梓琳给自己的定位。如今的她，从从容容地平衡着自己的多重身份。回想当年大学时期父母为自己规划的道路，张梓琳发现自己俨然回到了原点。“在工作之外，我尽可能让自己回归平凡。”

朗读者 访谈

董卿：我觉得你的遇见跟别人不太一样，你遇见的是一般人可能体会不到的经历。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去参加那一届的“世界小姐”评选的？

张梓琳：是一个很巧合的机会。我相信这次遇见，可能不曾是我梦寐以求的。因为就条件来说，我的样子，还有其他方面的条件可能并不适合成为一个超模。所以那个时候，我身边很多人告诉我，梓琳，其实你可以去试一试选美。

董卿：2007年？

张梓琳：对。我2006年暑假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毕业之后做了半年的职业模特，然后在2007年3月份的时候，去参加世界小姐的比赛。总决赛印象很深，是在那一年的12月1日。到今年应该是整整十年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么仔细回忆过当时的场景了。现在想来，我最大的感觉还是两个字：意外。（笑）我觉得我在那个阵营里不是最优秀的，但是“世界小姐”总决赛的主席莫莉夫人把我选出来，我相信她认为我是可以为这个组织而工作的，所以我在那一年里就很努力。我遇见了这顶皇冠，也开始了我新的人生旅途。在那之前我可能连坐飞机的次数都不是很多，在那之后，我一年之内可能去了将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

董卿：一年跑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张梓琳：对。有的地方还去过好几次，非洲去过两三次。当时的统计，我参与募集的善款总额超过三千二百万美元，也是比较好的成绩。

董卿：时隔十年之后，在2016年，你遇到了一个新的角色，就是成为母亲。

张梓琳：对。这个新的角色，也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董卿：这两种“遇见”带给你的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吗？

张梓琳：完全不同。“世界小姐”，可能算作是一个社会属性，而妈妈这个身份，应该算是一个家庭属性。我会尽力地去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

董卿：在一般人看来，“世界小姐”是不寻常的，而妈妈是比较平常的。

张梓琳：对。平常而不寻常。当然，生命中会有很多次的遇见，都会带给我们无尽的惊喜和感动，这两次也是一样。“世界小姐”带给我最多的是惊喜，而妈妈的角色可能会让我的内心变得更丰富，让我整个人变得更感性，让我的生活更立体。

董卿：变成妈妈之后你有什么改变吗？

张梓琳：最大的改变应该是内心比以前更柔软了。我本来就是很喜欢小朋友的人，但是当有了自己的女儿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哇，原来她是属于我自己的。有的时候我抱着她就会觉得心里面软软的。

董卿：现在已经全面开放二胎政策了，你考虑吗？

张梓琳：大家都在问，我有考虑。因为我和我先生都很喜欢小朋友。孩子早晚会离父母远去，他们会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我希望她能够有兄弟姐妹的陪伴。

董卿：我们看到梓琳带来的照片里边，有两张是跟孩子的照片，非常非常可爱。

张梓琳：这是带她去法国巴黎，第一次长途飞机出国，也是产后复出的第一个工作。另一张是我的女儿和我的狗狗，狗狗也陪伴了我很多年，距离“遇见”它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它今年也有十二岁了。

董卿：多么温馨、美好的画面！美丽的妈妈，健康的孩子，还有一只可爱的狗狗。很好。其实我觉得，如果女性的美丽只是简单地用来做展示，也许它的意义不是那么大；但如果美丽转化成一种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甚至让自己变得更好，那它就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事情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梓琳带给我们的感受。那你今天要给我们朗读什么？

张梓琳：我今天要朗读一个很特别的章节，是作家刘瑜的《愿你慢慢长大》的一个片段。

董卿：我非常喜欢这篇文章，她也是写给自己女儿的。

张梓琳：是。我没有孩子的时候，看它没有太大的感受，但是现在再一次读起它，内心会泛起很多波澜。我觉得每一句话都仿佛写在了我的心坎上。

董卿：特别是文章最后的两句话：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希望你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希望你学会宽容。

张梓琳：对。非常美好。

董卿：所以，这也是你对孩子的期望吗？

张梓琳：是的。我现在有了小孩子，我真的希望给予她的是最简单的快乐，最简单的自由，而不是那些强加于她身上的所谓的“成功”。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希望她能够顺其自然，慢慢地长大。

朗读者读本 愿你慢慢长大

刘瑜

亲爱的小布谷：

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

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它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计。在过去一百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一百天，就会像它之前的一百天，以及它之后的一百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

就在几天前，妈妈和一个阿姨聊天，她问我：为什么你决定要孩子？我用了一个很常见也很偷懒的回答：为了让人生更完整。她反问：这岂不是很自私？用别人的生命来使你的生命更“完整”？是啊，我想她是对的。但我想不出一个不自私的生孩子的理由。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自私吗？现代人说“我喜欢小孩”，不自私吗？生物学家说“为了人类的繁衍”，哎呀，听上去多么神圣，但也不过是将一个人的自私替换成了一个物种甚至一群基因的自私而已。对了，有个叫道金斯的英国老头儿写过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你长大了一定要找来这本书读读，你还可以找来他的其他书读读，妈妈希望你以后是个爱科学的孩子。当然妈妈也希望你在爱科学的同时，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挣脱虚无。

因为生孩子是件很“自私”的事情，所以母亲节那天，看到铺天盖地“感谢母亲”“伟大的母爱”之类的口号时，我只觉得不安甚至难堪。我一直有个不太正确的看法：母亲对孩子的爱，不过是她为生孩子这个选择承担后果而已，谈不上什么“伟大”。以前我不是母亲的时候不敢说这话，现在终于可以坦然说出来了。甚至，我想，应该被感谢的是孩子，是他们让父母的生命更“完整”，让他们的虚空有所寄托，让他们体验到生命层层开放的神秘与欣喜，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体验到尽情地爱——那是一种自由，不是吗？能够放下所有戒备去信马由缰地爱，那简直是最大的自由。作为母亲，我感谢你给我这种自由。

也因为生孩子是件自私的事情，我不敢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寄望”。没有几个汉语词汇比“望子成龙”更令我不安，事实上这四个字简直令我感到愤怒：有本事你自己“成龙”好了，为什么要望子成龙？如果汉语里有个成语叫“望爸成龙”或者“望妈成龙”，当父母的会不会觉得很无礼？所以，小布谷，等你长大，如果你想当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那就去努力吧。但如果你仅仅想当一个面包师，那也不错。如果你想从政，只要出于恰当的理由，妈妈一定支持，但如果你只想做个动物园饲养员，那也挺好。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能幸运地找到自己的梦想——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人生的方向感，又恰好拥有与这个梦想相匹配的能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与其梦想成比例的能力。是的，我祈祷你能“成功”，但我所理解的成功，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敬畏与热情——在妈妈看来，一个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上班是个负担的律师，并不比一个骄傲地对顾客说“看，这个发型剪得漂亮吧”的理发师更加成功。

但是，对你的“成就”无所寄望并不等于对你的品格无所寄望。妈妈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白来一趟，能有愿望和能力领略它波光潋滟的好，并以自己的好来成全它的更好。妈妈相信人的本质是无穷绽放，人的尊严体现在向着真善美无尽奔跑，所以，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房子车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

有一次妈妈和朋友们聊天，我说希望以后“能和自己的孩子成为好朋友”，结果受到了朋友们的集体嘲笑。他们说，这事可没什么盼头，因为你不能预测你的孩子将长成什么样。一个喜欢读托尔斯泰的妈妈可能生出一个喜欢读《兵器知识》的小孩，一个茶党妈妈可能生出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小孩，一个热爱古典音乐的妈妈可能生出一个热爱摇滚的小孩，甚至，一个什么都喜欢的妈妈可能生出一个什么都不喜欢的小孩……而就算他价值观念、兴趣爱好都和你相近，他也宁愿和他的同龄人交流而不是你。所以，朋友们告诫我，还是别做梦有一天和你的孩子成为朋友啦。好吧，妈妈不做这个梦了，我不指望你十五岁那年和爸爸妈妈成立一个读书小组，或者二十五岁那年去非洲旅行时叫上妈妈。如果有一天你发展出一个与妈妈截然不同的自我，我希望能为你的独立而高兴。如果你宁愿跟你那个满脸青春痘的胖姑娘同桌而不是妈妈交流人生，那么我会为你的人缘儿而高兴。如果——那简直是一定的——我们为“中国往何处去”以及“今晚该吃什么”吵得不可开交，如果——那也是极有可能的——你也像妈妈一样脾气火爆，我也希望你愤然离家出走的时候记得带上手机、钥匙和钱包。

小布谷，你看，我已经把太多注意力放在“以后”上面了，事实上对“以后”的执着常常伤害人对当下的珍视。怀孕的时候，妈妈天天盼着你能健康出生；你健康出生以后，妈妈又盼着你能尽快满月；满月之后盼百天，百天之后盼周岁……也许妈妈应该把目光从未来拉回到现在，对，现在。现在的你，有一百个烦人的理由，你有时候因为吃不够哭，有时候又因为厌奶哭；你半夜总醒，醒了又不肯睡；你常常肠绞痛，肠绞痛刚有好转又开始发低烧，发烧刚好又开始得湿疹……但就在筋疲力尽的妈妈开始考虑是把你卖给马戏团还是把你扔进垃圾桶时，你却靠在妈妈怀里突然憨憨地一笑，小眼睛眯眯着，小肉堆堆着，就这一笑，又足以让妈妈升起“累死算了”的豪情。岂止你的笑，你睡着时嘴巴像小鱼一样嘬嘬嘬的样子，你咿咿呀呀时耸耸着的鼻子，你消失在层层下巴之后的脖子，你边吃奶边哭时“哎呀哎呀”的声音，你可以数得出根数却被妈妈称为浓密的睫毛，都给妈妈带来那么多惊喜。妈妈以前不知道人会抬头这事也会让人喜悦，手有五个手指头这事也会让人振奋，一个人嘴里吐出一个“哦”字也值得奔走相告——但是你牵着妈妈的手，引领妈妈穿过存在的虚空，重新发现生命的奇迹。现在，妈妈在这个奇迹的万丈光芒中呆若木鸡，妈妈唯愿你能对她始终保持耐心，无论阴晴圆缺，无论世事变迁，都不松开那只牵引她的手。

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

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

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

布妈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成长，请带上这封信》

刘瑜的文字，天然地具有一种情理兼备的气质。在这封饱含深情的女儿寄语，或者母亲明志式的文字中，体现得更为充分。初为人母内心深处涌动的温柔情愫，与了解教育的益处和弊端的知识女性的理智冷静，在这篇文字中悠然“遇见”。一份笃定的爱和一丝学着做家长的诚惶诚恐打动着所有母亲的心。傅雷说，孩子，你要做一个赤子；汪曾祺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丰子恺说，我在世间，永没有逢到像你们这样出肺肝相示的人……人世间这一次相遇，终究是孩子慢慢长大，父母慢慢变老。

朗读者 许渊冲

九十六岁的许渊冲鹤发白眉，声如洪钟。作为和傅雷、钱锺书同时代的资深翻译家，他已出版了一百二十多本译作和翻译理论著作。中国的古代经典被他译为英文和法文，而外国文学名著又被他译为了中文。

这位老先生崇尚勇士精神，最好比试。一部外国名著动辄数十种译本，譬如《红与黑》就先后有赵瑞蕻、罗玉君、罗新璋、张冠尧等名家译过，不同译本孰优孰劣，旁人常说“各有千秋”。只有许老先生不喜欢这么说，他来下结论总是：“我比别人译得好。”他还向来喜爱在名片上自我推介，印上“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遗欧赠美千首诗，不是院士胜院士”等。“我们中国人，就应该有点狂的精神。”他对自己竖起大拇指。

多年来，许渊冲是翻译界的“少数派”。也许有人会对他张扬的个性、独特的翻译之道颇有微词，但他在中、英、法三种文字之间互译之创举以及业绩之丰硕，确实无可辩驳。2014年，他获得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如今，年过九旬的许老先生仍笔耕不辍。

朗读者 访谈

董卿：大家看到现在大屏幕上的这句英文诗：Love once begun,will never end.The lovers may die for love,in China the dead in love may revive.其实它是源自《牡丹亭》当中的一句唱词：“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那么是谁把《牡丹亭》翻译成了英文呢？是一位老人，他不仅翻译了《牡丹亭》，《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西厢记》他都翻成了英语和法语，同时他又把《追忆似水流年》《红与黑》、莎士比亚等等翻成了中文。可以说因为他，我们“遇见”了包法利夫人，我们“遇见”了于连，我们“遇见”了李尔王；也因为他，西方世界“遇见”了李白、杜甫，“遇见”了崔莺莺、杜丽娘。他就是今年已经九十六岁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

许先生上来就给我递了张名片：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北京大学许渊冲。您是见了谁都递一张这个名片吗？

许渊冲：我的名字已经比名片还响了。名片不送人家也知道。

董卿：您这名片上“书销中外百余本”，这是实事求是，后面还加了一句，“诗译英法唯一人”，您不怕这名片递出去了，别人会有想法啊？

许渊冲：我实事求是。“书销中外百余本”，书在那儿了。“诗译英法唯一人”,这也是事实。这是六十年前的事了。六十年前，也就是1958年,我已经出版了一本中译英，一本中译法，一本英译中，一本英译法，就是说六十年前我已经一样出一本了，那个时候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

1942年我翻的第一本书。翻诗是1939年。1939年对我而言，是个奇遇年。老师我碰到钱锺书。男同学，碰到杨振宁；女同学，碰到了周颜玉。我翻的第一首诗，就是《别丢掉》。

董卿：林徽因写的《别丢掉》，是您翻的第一首诗。

许渊冲：其实翻这个诗是因为喜欢一个女同学。

董卿：为什么喜欢女同学要翻这首诗呢？

许渊冲：《别丢掉》是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林徽因热爱徐志摩，但是她嫁给了梁思成。结果徐志摩的飞机撞山死了。林徽因走过徐志摩的故乡，见景生情：一样是明月，一样是隔山灯火，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所以见景生情啊。我感觉林徽因这个情感很真、很美，所以就把这个诗翻成英文了。然后寄给她。当时我写信给她，不知道她已经有人了。

董卿：所以您翻那个《别丢掉》也是白翻了。

许渊冲：也没有白翻，五十年后她给我回信了。

董卿：五十年后她才给您回信？

许渊冲：五十年后我得了大奖，报上登了。她在台湾看到这个消息，就回了我这封五十年前的信。在那个时候我也结了婚，她也结了婚。生活的每一天都能欣赏，失败有失败的美。回想当年，感觉还是很美的。而且我认为人生最大的乐趣是创造美、发现美。同样一句话，我翻得比人家好或者翻得比自己更好，在我就是乐趣。这个乐趣很大，别人夺不走的。

董卿：其实老爷子现在每天还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一般的年轻人都做不到。

许渊冲：我喜欢夜里做事。这也不是我说的，我“偷”来的，“偷”谁的？偷爱尔兰一个诗人托马斯·穆尔的。他说：The best of all ways（一切办法中最好的办法），To lengthen our days（延长白天最好的办法），To steal some hours from the night（是从夜里面偷几点钟）。

董卿：就是熬夜。（全场笑）

许渊冲：我就是每一天从夜里偷几点钟来弥补我白天的损失。

董卿：您现在天天还翻什么呢？

许渊冲：最近在翻莎士比亚。

董卿：还在翻莎士比亚，您不是已经翻了莎士比亚悲剧？

许渊冲：莎士比亚已经翻译出版了六本，一共交稿了十本。说老实话，能出一本是一本，不敢吹牛。活一天是一天。

董卿：我们现在都要定个小目标是不是？

许渊冲：如果我活到一百岁，我计划把莎士比亚翻完。

董卿：把莎士比亚翻完就意味着还有三十多本呢。

许渊冲：不到三十本。

董卿：我发现每一个小目标都很宏大。不过，对许老先生，我之前是很佩服他，今天跟他面对面交流之后，我很喜爱他。我就觉得，他怎么还能有这么充沛的情感！不仅仅是精力，是情感。在说到某一个动情处的时候，立刻就热泪盈眶。热泪盈眶是心还很年轻的标志。而且一说到翻译，他真的是乐在其中。你跟他说什么他最后都给你绕回去，绕到他想说的那件事情上。他真的很了不起。“床前明月光”我们都会背，但怎么翻？哪个英文好点儿的跟我说你敢翻。

许渊冲：这个不难翻。（全场笑）“床前明月光”是说月光如水，Pool of light，然后“低头思故乡”翻的是（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我沉浸在乡愁中。就是说我把乡愁也比作水，把明月光也比作水，这样，我就胜过前人的译本了。月光如水，我乡愁也如水，这样也就把那团圆的观念大概翻译出来了。不能光翻字，要想意蕴，这就是翻译的妙处，也是我得到乐趣的地方。

董卿：也难怪许先生翻译的《中国古诗词三百首》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评论为是“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样本”。但是你们都想不到，2007年，老先生就得了直肠癌，那个时候医生说，最多也就七年的生命了，是吧？

许渊冲：是。看见没有，生命自己可以掌握的。医生说你是七年寿命。我说七年也不错嘛！能活七年，我喜欢什么做什么。

董卿：那个七年您一样在工作是吗？

许渊冲：我七年还做出来不少呢。我记不住多少了，反正我照常做我的事，结果活得好好的，没事。

董卿：不仅活得好好的，到了2014年，就是医生所说的那个原本生命的终点，还拿了一个最高奖项。

许渊冲：对了。我已经忘记他说的话了。不知道哪一个作家说的了：生命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你要使你过的每一天都值得记忆。

董卿：说得真好！许先生当年念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校歌中有一句：中兴业，须人杰。为了我们的国家，必须要成为杰出的人才。您做到了。再次向您致敬。

朗读者读本 诗经·小雅·采薇（节选）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Livre de la Poésie Odes Un Soldat nostalgique

À mon départ,

Le saule en pleurs.

Au retour tard,

La neige en fleurs.

Lents, lents mes pas.

Lourd, lourd mon cœur;

J’ai faim; j’ai soif,

Quelle douleur!

（Traduit par Xu Yuanchong）

选自中国市场出版社《大中华文库·诗经》（汉法对照本）

如愿·人生七阶

［英］威廉·莎士比亚

世界就是一个舞台，男男女女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都有上场和下场的时候。一个人一生可以分为七幕：第一幕演的是婴儿，在奶妈怀里咿咿呀呀，吃吃吐吐。第二幕是学童，去上学时愁眉苦脸，走起路来慢得像蜗牛在爬行，放学时却满脸笑容，拿起书包就跑。第三幕是情人，唉声叹气像火炉上的开水壶，写一首自作多情的恋歌，赞美恋人的眉毛如一弯新月。第四幕是当兵，满口赌咒发誓，满脸胡子犹如豹皮。争功夺赏，吵嘴打架，在炮火中寻找水上的浮名。第五幕是做官。圆圆的肚皮里面塞满了肥鸡瘦肉，肚子胀得像个鸡蛋，眼睛尖得像针，胡子硬得像刺，说起话来引经据典，举起例来博古通今，就这样演出了一个当官的红人。第六幕变成了一个瘦老头。穿着拖鞋和邋遢的长裤，鼻子上架着眼镜，腰间挂着钱包，燕尾服紧束的裤腿在瘦削的大腿上却显得宽松，洪亮的声音又恢复了儿童时代的尖嗓子，听起来像哨音或笛声。最后一幕，结束了这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再现了第二个儿童时代，出现了遗忘的岁月：有眼无珠，有口无牙，有舌无味，一个一塌糊涂的晚年。

（许渊冲 译）

As You Like It

William Shakespeare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They have their exits and their entrances,

And one man in his time plays many parts,

His acts being seven ages. At first, the infant,

Mewling and puking in the nurse’s arms.

Then the whining school-boy, with his satchel

And shining morning-face, creeping like snail

Unwillingly to school. And then the lover,

Sighing like furnace, with a woeful ballad

Made to his mistress’ eyebrow. Then a soldier,

Full of strange oaths, and bearded like the pard,

Jealous in honour, sudden, and quick in quarrel,

Seeking the bubble reputation

Even in the cannon’s mouth. And then the justice,

In fair round belly with good capon lin’d,

With eyes severe and beard of formal cut,

Full of wise saws and modern instances;

And so he plays his part. The sixth age shifts

Into the lean and slipper’d pantaloon,

With spectacles on nose and pouch on side;

His youthful hose, well sav’d, a world too wide

For his shrunk shank; and his big manly voice,

Turning again toward childish treble, pipes

And whistles in his sound. Last scene of all,

That ends this strange eventful history,

Is second childishness, and mere oblivion,

Sans teeth, sans eyes, sans taste, sans everything.

哈梦莱（节选）

［英］威廉·莎士比亚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演戏的目的都是要给自然或现实照照镜子,要给德行看看自己的面目，傲慢看看自己的嘴脸,时代和社会看到自己整体的形象和受到的压力。表演过火或者拖泥带水虽然可以博得无知观众的一笑，却会使有识之士感到痛心。你们应该把后者的批评看得重于前者的满堂掌声。

（许渊冲 译）

选自海豚出版社《哈梦莱》

四百年以前，他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诗人、演员、剧团掌门人；四百年间，他是戏剧舞台上的一个灵魂，是文学文本中的一种精神，是一代又一代文学家、批评家、翻译家、导演和演员们心中追逐的一道光芒，一种思想，一个境界；而今天，他不仅出现在剧院、图书馆、课堂、研究所，他还是银幕和荧屏背后的一个存在；他甚至是一件衬衣上的形象，一个商标上的符号。他的一句台词可能是一部小说的书名，一句诗可能出现在电影或电视中，甚至他剧作中人物的一句台词会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很难想象，在未来的岁月中，他还能是什么，还能怎样出现在后人的眼中和心中，还能如何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和灵魂。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变化万千的身影中，在闪耀千秋的光晕后，他永不消亡。他就是威廉·莎士比亚。

中国著名诗人、翻译家 屠岸

沁园春·雪

毛泽东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Tune： Spring in a Pleasure Garden Snow

Mao Zedong

See what the northern countries show：

Hundreds of leagues ice-bound go;

Thousands of leagues flies snow.

Behold！Within and without the Great Wall

The boundless land is clad in white,

And up and down the Yellow River,

All the endless waves are lost to sight.

Mountains like silver serpents dancing,

Highlands like waxy elephants advancing,

All try to match the sky in height.

Wait till the day is fine

And see the fair bask in sparkling sunshine,

What an enchanting sight！

Our motherland so rich in beauty

Has made countless heroes vie to pay her their duty.

But alas！Qin Huang and Han Wu

In culture not well bred,

And Tang Zong and Song Zu

In letters not wide read.

And Genghis Khan, proud son of Heaven for a day,

Knew only shooting eagles by bending his bows.

They have all passed away;

Brilliant heroes are those

Whom we will see today!

（Translated by Xu Yuanchong）

选自中译出版社《许渊冲译毛泽东诗词》

约翰·克里斯托夫（节选）

［法］罗曼·罗兰

可爱的艺术，在阴暗的时刻……

生命消逝了。肉体和灵魂像波浪滚滚而去。岁月在老树的肉体上刻下了年轮。整个有形的世界都在除旧迎新。只有你，不朽的音乐啊，不会随波而去。你是内心的海洋。你是深刻的灵魂。在你明亮的眼睛里，生命不会照出阴暗的面孔。时热时冷、焦急不安、犹豫不定的日子，像飞渡的乱云远远离开了你。只有你不会成为过去。你在世界之外。你本身就是个世界。你有你的太阳，引导你的行星，你有你的引力、数量、规律。你和群星一样平静，在夜空中划出了光明的航线——像无形的金牛拉着银犁耕田。

音乐啊，平静的朋友，你的光辉如同月色，对被太阳的强光照累的眼睛是多么柔和啊!公共饮水池给人用脚搅浑了，要喝净水的灵魂赶快到你怀里来吸梦寐以求的奶汁甘泉。音乐啊，你是一个白璧无瑕的母亲，你纯洁的体内热情奔放，你湖光般的眼色像山川一样淡绿，你芦苇色的眼睛里包藏着形形色色的善和恶——你是超乎善恶之上的;无论善恶，只要藏在你体内，就超出了时间的范围;无论多少日子，对你说来，都只等于一天;死亡可以吞下一切，但没有咬你的利牙。

音乐，你安慰了我痛苦的灵魂;音乐，你使我平静、坚强、快乐——你给了我爱情、财富——我吻你纯洁的嘴唇，在你蜜一般的软发里藏着我的脸，把我发烧的眼皮贴着你温柔的手掌。我们都不说话，闭着眼睛。但我看见你眼里永不消失的光辉，我痛饮你嘴上醉人的笑容，我蹲在你心里听永恒生命的跳动。

（许渊冲 译）

选自中央编译出版社《约翰·克里斯托夫》

罗曼·罗兰是享誉世界的作家，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用戏剧写法国大革命，用名人传记写英雄主义，用小说张扬理想主义。他反对战争和暴力，倡导个人精神独立。“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曾经出现过崇拜罗曼·罗兰的狂热期，鲁迅、茅盾、郑振铎都曾向中国读者介绍过他；而他去世之后，宋庆龄、郭沫若、萧军、艾青、焦菊隐等都曾写过悼念文章。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因傅雷充满激情的译笔影响了几代中国人。那“扼住命运咽喉”的诗意表达，至今都是强人意志和理想主义的代名词。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这么评价罗曼·罗兰：“我们颂扬他文学作品中高尚的理想主义，以及他在描述不同类型的人们中表达出的怜悯心和真理之爱。”

（以上文本均由许渊冲的好友、学生朗读。他们是：李亚舒，原中科院国际交流中心翻译部主任，中国译协副会长；黄必康，北大外国语学院教授；杨俊峰，大连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党争胜，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校长；贾洪伟，许渊冲翻译与比较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陈寒，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边海玲，海豚出版社文学馆总监；洪健城、田小花、璐易分别是来自泰国、英国、匈牙利的留学生。）

陪伴

Accompany

为什么我们需要陪伴？因为陪伴很温暖，它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人愿意把最美好的东西给你，那就是时间。当然陪伴也是一个很平常的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最后陪伴就成为了一种习惯。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俩站着不说话。”在顾城的诗里，陪伴就是这么简单而美好。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陪伴。比如学生时代，同学之间几年的陪伴；比如夫妻之间，相濡以沫几十年的陪伴；比如父母与孩子，生命与血脉注定一生的陪伴。

在这个主题中，最让我们感动的是杨乃斌，一个在八个月的时候失去了听力的孩子，为了能够让他像健全人一样地成长，他的母亲从他上小学的那一天开始，就成了他的同班同学，一直陪了他十六年，所以说，陪伴也是一种力量。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孤岛，失去了陪伴，也失去了生存的意义。

朗读者 杨乃斌

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幸福的存在，可能就会有多少不幸的存在。杨乃斌在八个月大的时候，因为发烧导致耳膜出血，失去了听力。他的母亲为了让他能像健全人一样成长，执意要把他送入普通全日制学校。所以从他念书的第一天开始，妈妈就成了他的同班同学。小学、中学、大学，整整十六年。这十六年的陪伴，充满了艰苦，也充满了力量。

杨乃斌的妈妈叫陶艳波。她为儿子辞去了工作，专门从黑龙江到北京去学习唇语，然后一点点地教儿子说话、识字。她每天几乎从早到晚都陪伴在儿子身边，做儿子的“同桌妈妈”，使他像正常孩子一样完成了学业，最终顺利考上大学。这中间的艰辛旁人无法想象。但陶艳波从未有过怨言，她说：“教育乃斌是我一辈子的职责。一个母亲，为了孩子，一切都值得。只是坚持走的路比别人长一点。”

杨乃斌说：“从小，我的世界是寂静无声的。他们说，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我母亲不甘心，为了能让我说话，十六年，五千八百四十天，三万四千五百六十个学时，始终陪着我。他们说，你就是一个奇迹。我说，奇迹的名字叫作母亲。”

朗读者 访谈

董卿：第一次听到你们俩故事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怎么可能妈妈陪着孩子上了十六年学？如果去聋哑学校，可能就不需要你费那么大劲去陪着他了。你为什么执意要把他送到健全孩子的学校？

陶艳波：聋哑学校更没有语言环境了。孩子一生，你想，以后走进社会，他不会说话，心里有任何委屈都无法表达出来，那对孩子太不公平了。

董卿：出于母亲一种强烈的保护心理，就希望他能够像健全人一样。

陶艳波：希望孩子有个幸福的人生。

董卿：可是一般的学校是不收聋哑儿童的。

陶艳波：是。他七岁，该上正常学校的时候，所有的学校都不收他。我就一遍一遍地求校长。

董卿：你还记得那时候跟妈妈一家一家去找学校，去求校长的事吗？

杨乃斌：还记得。有一次我和妈妈去一个小学，那个时候已经傍晚了，校长躲着妈妈，然后妈妈就坐在操场哭。我就跟妈妈说，妈妈别哭，咱们俩还有很多学校没去呢。咱们明天再去别的学校看看。妈妈就不哭了，说乃斌很坚强，咱们不放弃，明天我再带你去别的学校看看。我发誓，只要我活着，我就一定要让你有学上。

董卿：刚开始进学校，因为老师的语速是正常的，不可能像妈妈那样耐心，你有没有觉得没有办法进入到健全人的世界当中？

杨乃斌：妈妈是我的耳朵。那时候，我看着老师的口型，以及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妈妈就用耳朵听，听老师讲。放学回家，妈妈当夜晚的老师，把白天老师讲的那些内容全部再告诉我一遍。

董卿：每天你们俩几点起床？

陶艳波：六点。他背个书包，我背个书包，我们俩一起去上学。我的书包里装一个大笔记本，再装一点孩子下课玩的玩具。下课的时候我就像学生的队长一样，跟他们一起玩，一边玩一边做游戏。

董卿：让他能够和别人交流。

陶艳波：对。给孩子搭建一个讲话的平台，虽然累一点、苦一点，但是每天都能看到孩子在进步。

董卿：那些小孩没有觉得你怪怪的吗？

陶艳波：没有。有的叫我陶姨，有的叫陶妈妈。

董卿：到了中学，初中、高中之后，所有的课你都能够听明白吗？是不是有时候自己也听不太明白了？

陶艳波：就比如说英语。我上学学的不是英语，是俄语，这些字母我都不认识。老师讲英语课我听不懂，着急得在那儿哭。老师下课之后说，杨乃斌的妈妈，我讲得这么激动人心吗？你怎么在哭？我说你连留作业都用英语讲，我听不懂。后来，老师想了个好办法，让我们去街边买一个录音笔，上课的时候录下来，下课的时候听，回家放学也听，只要有空闲就听，听不懂去问他。这一路走过来，我俩互相鼓励。

董卿：你也参加考试吗？

陶艳波：不参加。每次他考试的时候，我就给他送到学校门口。每次我们俩都是这个动作（击掌）。

董卿：Give me five.

陶艳波：“儿子祝你考试成功”，然后他去考试，我就回家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什么的。

董卿：在这十几年的同班同学过程中，你觉得你跟妈妈谁的学习成绩好一点？

杨乃斌：我跟妈妈是不分上下的。一些强项比如说物理，我比妈妈稍微厉害一点。但是英语妈妈比我强。

董卿：让我很佩服的是，乃斌最终居然考入了211的重点大学。

陶艳波：这是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孩子毕业典礼，他们系主任给孩子戴帽子的时候要照相，他说：“杨乃斌的妈妈，我觉得你很有资格，也跟着我们一起照张相吧。”

董卿：你完全应该和他站在一起。最近有见妈妈哭过吗？

杨乃斌：看到过，就是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妈妈很激动，就哭了。

董卿：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有没有难受到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陶艳波：从孩子上小学一直到考大学之前，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大把大把掉头发，有的时候做梦都能吓醒。我就想我的孩子现在话说得还不全，说得还不清楚，将来他的人生是什么样？自从孩子考上大学的那一天，我这悬着的心才归正，才踏实了。

董卿：我觉得这十六年的故事，真的可能几天几夜都说不完。

陶艳波：不管怎么样，孩子现在很好，这是我最高兴的，值了。最近我给我丈夫起了一个外号叫“老山羊”。

董卿：为啥？

陶艳波：因为这些年他挣的每一分钱都放我手里，像老山羊一样顾家，很爱我俩，勤勤恳恳，老老实实的。

董卿：一家人的幸福也离不开父亲的付出。乃斌现在已经是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天津市残联工作了，是吗？

陶艳波：对。

杨乃斌：那些残疾人也跟我一样，也是有困难的，也很不容易。这么多年来，妈妈对我的爱，让我能够成长，所以我想把这份爱给那些残疾人，让他们能够像我一样得到温暖。

董卿：真好，说得非常好。因为妈妈的爱让你能够成长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今天乃斌也要用自己的努力去帮助更多的残疾人，让他们也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接下来我们就欢迎乃斌为妈妈朗读一篇文章。

杨乃斌：我想读一篇冰心的作品，是《寄小读者》中的一段。

朗读者读本 通讯十

冰心

亲爱的小朋友：

我常喜欢挨坐在母亲的旁边，挽住她的衣袖，央求她述说我幼年的事。

母亲凝想地，含笑地，低低地说：

“不过有三个月罢了，偏已是这般多病。听见端药杯的人的脚步声，已知道惊怕啼哭。许多人围在床前，乞怜的眼光，不望着别人，只向着我，似乎已经从人群里认识了你的母亲！”

这时眼泪已湿了我们两个人的眼角！

“你的弥月到了，穿着舅母送的水红绸子的衣服，戴着青缎沿边的大红帽子，抱出到厅堂前。因看你丰满红润的面庞，使我在姊妹妯娌群中，起了骄傲。

“只有七个月，我们都在海舟上，我抱你站在阑旁。海波声中，你已会呼唤‘妈妈’和‘姊姊’。”

对于这件事，父亲和母亲还不时地起争论。父亲说世上没有七个月会说话的孩子。母亲坚执说是的。在我们家庭历史中，这事至今是件疑案。

“浓睡之中猛然听得丐妇求乞的声音，以为母亲已被她们带去了。冷汗被面地惊坐起来，脸和唇都青了，呜咽不能成声。我从后屋连忙进来，珍重的揽住，经过了无数的解释和安慰。自此后，便是睡着，我也不敢轻易地离开你的床前。”

这一节，我仿佛记得，我听时写时都重新起了呜咽！

“有一次你病得重极了。地上铺着席子，我抱着你在上面膝行。正是暑月，你父亲又不在家。你断断续续说的几句话，都不是三岁的孩子所能够说的。因着你奇异的智慧，增加了我无名的恐怖。我打电报给你父亲，说我身体和灵魂上都已不能再支持。忽然一阵大风雨，深忧的我，重病的你，和你疲乏的乳母，都沉沉地睡了一大觉。这一番风雨，把你又从死神的怀抱里，接了过来。”

我不信我智慧，我又信我智慧！母亲以智慧的眼光，看万物都是智慧的，何况她的唯一挚爱的女儿?

“头发又短，又没有一刻肯安静。早晨这左右两个小辫子，总是梳不起来。没有法子，父亲就来帮忙：‘站好了，站好了，要照相了！’父亲拿着照相匣子，假作照着。又短又粗的两个小辫子，好容易天天这样地将就地编好了。”

我奇怪我竟不懂得向父亲索要我每天照的相片！

“陈妈的女儿宝姐，是你的好朋友。她来了，我就关你们两个人在屋里，我自己睡午觉。等我醒来，一切的玩具，小人小马，都当做船，飘浮在脸盆的水里，地上已是水汪汪的。”

宝姐是我一个神秘的朋友，我自始至终不记得，不认识她。然而从母亲口里，我深深地爱了她。

“已经三岁了，或者快四岁了。父亲带你到他的兵舰上去，大家匆匆地替你换上衣服。你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把一只小木鹿，放在小靴子里。到船上只要父亲抱着，自己一步也不肯走。放到地上走时，只有一跛一跛的。大家奇怪了，脱下靴子，发现了小木鹿。父亲和他的许多朋友都笑了。——傻孩子！你怎么不会说?”

母亲笑了，我也伏在她的膝上羞愧地笑了。——回想起来，她的质问，和我的羞愧，都是一点理由没有的。十几年前事，提起当面前事说，真是无谓。然而那时我们中间弥漫了痴和爱！

“你最怕我凝神，我至今不知是什么缘故。每逢我凝望窗外，或是稍微地呆了一呆，你就过来呼唤我，摇撼我，说：‘妈妈，你的眼睛怎么不动了?’我有时喜欢你来抱住我，便故意地凝神不动。”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也许母亲凝神，多是忧愁的时候，我要搅乱她的思路，也未可知。——无论如何，这是个隐谜！

“然而你自己却也喜凝神。天天吃着饭，呆呆地望着壁上的字画，桌上的钟和花瓶，一碗饭数米粒似的，吃了好几点钟。我急了，便把一切都挪移开。”

这件事我记得，而且很清楚，因为独坐沉思的脾气至今不改。

当她说这些事的时候，我总是脸上堆着笑，眼里满了泪，听完了用她的衣袖来印我的眼角，静静地伏在她的膝上。这时宇宙已经没有了，只母亲和我，最后我也没有了，只有母亲；因为我本是她的一部分！

这是如何可惊喜的事，从母亲口中，逐渐地发现了，完成了我自己！她从最初已知道我，认识我，喜爱我，在我不知道不承认世界上有个我的时候，她已爱了我了。我从三岁上，才慢慢地在宇宙中寻到了自己，爱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然而我所知道的自己，不过是母亲意念中的百分之一，千万分之一。

小朋友！当你寻见了世界上有一个人，认识你，知道你，爱你，都千百倍地胜过你自己的时候，你怎能不感激，不流泪，不死心塌地的爱她，而且死心塌地地容她爱你?

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走到母亲面前，仰着脸问说：“妈妈，你到底为什么爱我?”母亲放下针线，用她的面颊，抵住我的前额，温柔地，不迟疑地说：“不为什么，——只因你是我的女儿！”

小朋友！我不信世界上还有人能说这句话！“不为什么”这四个字，从她口里说出来，何等刚决，何等无回旋！她爱我，不是因为我是“冰心”，或是其他人世间的一切虚伪的称呼和名字！她的爱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是她的女儿。总之，她的爱，是摒除一切，拂拭一切，层层的挥开我前后左右所蒙罩的，使我成为“今我”的原素，而直接地来爱我的自身！

假使我走至幕后，将我二十年的历史和一切都更变了，再走出到她面前，世界上纵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只要我仍是她的女儿，她就仍用她坚强无尽的爱来包围我。她爱我的肉体，她爱我的灵魂，她爱我前后左右，过去，将来，现在的一切！

天上的星辰，骤雨般落在大海上，嗤嗤繁响。海波如山一般地汹涌，一切楼屋都在地上旋转，天如同一张蓝纸卷了起来。树叶子满空飞舞，鸟儿归巢，走兽躲到它的洞穴。万象纷乱中，只要我能寻到她，投到她的怀里……天地一切都信她！她对于我的爱，不因着万物毁灭而更变！

她的爱不但包围我，而且普遍地包围着一切爱我的人；而且因着爱我，她也爱了天下的儿女，她更爱了天下的母亲。小朋友！告诉你一句小孩子以为是极浅显，而大人们以为是极高深的话，“世界便是这样地建造起来的！”

世界上没有两件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同在你头上的两根丝发，也不能一般长短。然而——请小朋友们和我同声赞美！只有普天下的母亲的爱，或隐或显，或出或没，不论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灵的度量衡来推测；我的母亲对于我，你的母亲对于你，她的和他的母亲对于她和他；她们的爱是一般的长阔高深，分毫都不差减。小朋友！我敢说，也敢信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敢来驳我这句话。当我发觉了这神圣的秘密的时候，我竟欢喜感动得伏案痛哭！

我的心潮，沸涌到最高度，我知道于我的病体是不相宜的，而且我更知道我所写的都不出乎你们的智慧范围之外。——窗外正是下着紧一阵慢一阵的秋雨，玫瑰花的香气，也正无声地赞美她们的“自然母亲”的爱！

我现在不在母亲的身畔，——但我知道她的爱没有一刻离开我，她自己也如此说！——暂时无从再打听关于我的幼年的消息；然而我会写信给我的母亲。我说：“亲爱的母亲，请你将我所不知道的关于我的事，随时记下寄来给我。我现在正是考古家一般地，要从深知我的你口中，研究我神秘的自己。”

被上帝祝福的小朋友！你们正在母亲的怀里。——小朋友！我教给你，你看完了这一封信，放下报纸，就快快跑去找你的母亲——若是她出去了，就去坐在门槛上，静静地等她回来——不论在屋里或是院中，把她寻见了，你便上去攀住她，左右亲她的脸，你说：“母亲！若是你有工夫，请你将我小时候的事情，说给我听！”等她坐下了，你便坐在她的膝上，倚在她的胸前，你听得见她心脉和缓地跳动，你仰着脸，会有无数关于你的，你所不知道的美妙的故事，从她口里天乐一般地唱将出来！

然后，——小朋友！我愿你告诉我，她对你所说的都是什么事。

我现在正病着，没有母亲坐在旁边，小朋友一定怜念我，然而我有说不尽的感谢！造物者将我交付给我母亲的时候，竟赋予了我以记忆的心才；现在又从忙碌的课程中替我匀出七日夜来，回想母亲的爱。我病中光阴，因着这回想，寸寸都是甜蜜的。

小朋友，再谈罢，致我的爱与你们的母亲！

你的朋友 冰心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五日晨，

圣卜生疗养院，威尔斯利。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寄小读者》

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记得雪莱的咏云雀的诗里，仿佛曾说过云雀是初生的欢喜的化身，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星辰，是同月光一样来把歌声散溢于宇宙之中的使者，是霓虹的彩滴要自愧不如的妙音的雨师。以诗人赞美云雀的清词妙句，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评之上，我想是最恰当也没有的事情。

著名作家 巴金

往事（一）（节选）

——生命历史中的几页图画

冰心

在别人只是模糊记着的事情，

然而在心灵脆弱者，

已经反复而深深地

镂刻在回忆的心版上了！

索性凭着深刻的印象，

将这些往事

移在白纸上罢——

再回忆时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一

将我短小的生命的树，一节一节的斩断了，圆片般堆在童年的草地上。我要一片一片的拾起来看；含泪的看，微笑的看，口里吹着短歌的看。

难为他装点得一节一节，这般丰满而清丽！

我有一个朋友，常常说，“来生来生！”——但我却如此说：“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第一个厚的圆片是大海；海的西边，山的东边，我的生命树在那里萌芽生长，吸收着山风海涛。每一根小草，每一粒沙砾，都是我最初的恋慕，最初拥护我的安琪儿。

这圆片里重叠着无数快乐的图画，憨嬉的图画，寂寞的图画，和泛泛无着的图画。

放下罢，不堪回忆！

第二个厚的圆片是绿阴；这一片里许多生命表现的幽花，都是这绿阴烘托出来的。有浓红的，有淡白的，有不可名色的……

晚晴的绿阴，朝雾的绿阴，繁星下指点着的绿阴，月夜花棚秋千架下的绿阴！

感谢这曲曲屏山！它圈住了我许多思想。

第三个厚的圆片，不是大海，不是绿阴，是什么?我不知道！

假如生命是无味的，我不要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三

“只是等着，等着，母亲还不回来呵！”

乳母在灯下睁着疲倦下垂的眼睛，说：“莹哥儿！不要尽着问我，你自己上楼去，在阑边望一望，山门内露出两盏红灯时，母亲便快来到了。”

我无疑地开了门出去，黑暗中上了楼——望着，望着，无有消息。

绕过那边阑旁，正对着深黑的大海，和闪烁的灯塔。

幼稚的心，也和成人一般，一时的光明朗澈——我深思，我数着灯光明灭的数儿，数到第十八次。我对着未曾想见的命运，自己假定的起了怀疑。

“人生！灯一般的明灭，飘浮在大海之中。”——我起了无知的长太息。

生命之灯燃着了，爱的光从山门边两盏红灯中燃着了！

四

在堂里忘了有雪，并不知有月。

匆匆的走出来，捻灭了灯，原来月光如水！

只深深的雪，微微的月呵！地下很清楚的现出扫除了的小径。我一步一步的走，走到墙边，还觉得脚下踏着雪中沙沙的枯叶。墙的黑影覆住我，我在影中抬头望月。

雪中的故宫，云中的月，甍瓦上的兽头——我回家去，在车上，我觉得这些熟见的东西，是第一次这样明澈生动的入到我的眼中，心中。

七

父亲的朋友送给我们两缸莲花，一缸是红的，一缸是白的，都摆在院子里。

八年之久，我没有在院子里看莲花了——但故乡的园院里，却有许多；不但有并蒂的，还有三蒂的，四蒂的，都是红莲。

九年前的一个月夜，祖父和我在园里乘凉。祖父笑着和我说，“我们园里最初开三蒂莲的时候，正好我们大家庭中添了你们三个姊妹。大家都欢喜，说是应了花瑞。”

半夜里听见繁杂的雨声，早起是浓阴的天，我觉得有些烦闷。从窗内往外看时，那一朵白莲已经谢了，白瓣儿小船般散飘在水面。梗上只留个小小的莲蓬，和几根淡黄色的花须，那一朵红莲，昨夜还是菡萏的，今晨却开满了，亭亭地在绿叶中间立着。

仍是不适意！——徘徊了一会子，窗外雷声作了，大雨接着就来，愈下愈大。那朵红莲，被那繁密的雨点，打得左右欹斜。在无遮蔽的天空之下，我不敢下阶去，也无法可想。

对屋里母亲唤着，我连忙走过去，坐在母亲旁边——一回头忽然看见红莲旁边的一个大荷叶，慢慢的倾侧了来，正覆盖在红莲上面……我不宁的心绪散尽了！

雨势并不减退，红莲却不摇动了。雨点不住的打着，只能在那勇敢慈怜的荷叶上面，聚了些流转无力的水珠。

我心中深深的受了感动——

母亲呵！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

八

原是儿时的海，但再来时却又不同。

倾斜的土道，缓缓的走了下去——下了几天的大雨，溪水已涨抵桥板下了。再下去，沙上软得很，拣块石头坐下，伸手轻轻的拍着海水……儿时的朋友呵，又和你相见了！

一切都无改：灯塔还是远立着，海波还是粘天的进退着，坡上的花生园子，还是有人在耕种着。——只是我改了，膝上放着书，手里拿着笔，对着从前绝不起问题的四围的环境思索了。

居然低头写了几个字，又停止了，看了看海，坐的太近了，凝神的时候，似乎海波要将我飘起来。

年光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一次来心境已变了，再往后时如何?也许是海借此要拒绝我这失了童心的人，不让我再来了。

天色不早了。采了些野花，也有黄的，也有紫的，夹在书里。无聊的走上坡去——华和杰他们却从远远的沙滩上，拾了许多美丽的贝壳和卵石，都收在篮里，我只站在桥边等着……

他们原和我当日一般，再来时，他们也有像我今日的感想么?

九

只在夜半忽然醒了的时候，半意识的状态之中，那种心情，我相信是和初生的婴儿一样的。——每一种东西，每一件事情，都渐渐的，清澈的，侵入光明的意识界里。

一个冬夜，只觉得心灵从渺冥黑暗中渐渐的清醒了来。

雪白的墙上，哪来些粉霞的颜色，那光辉还不住的跳动——是月夜么?比它清明。是朝阳么?比它稳定。欠身看时，却是薄帘外熊熊的炉火。是谁临睡时将它添得这样旺！

这时忽然了解是一夜的正中。我另到一个世界里去了，澄澈清明，不可描画；白日的事，一些儿也想不起来了，我只静静的……

回过头来，床边小几上的那盆牡丹，在微光中晕红着脸，好像浅笑着对我说，“睡人呵！我守着你多时了。”水仙却在光影外，自领略她凌波微步的仙趣，又好像和倚在她旁边的梅花对语。

看守我的安琪儿呵！在我无知的浓睡之中，都将你们辜负了！

火光仍是漾着，我仍是静着——我意识的界限，却不只牡丹，不只梅花，渐渐的扩大起来了。但那时神清若水，一切的事，都像剔透玲珑的石子般，浸在水里，历历可数。

一会儿渐渐的又沉到无意识界中去了——我感谢睡神，他用梦的帘儿，将光雾般的一夜，和尘嚣的白日分开了，使我能完全的留一个清绝的记忆！

一○

晚餐的时候。灯光之下，母亲看着我半天，忽然想起笑着说：“从前在海边住的时候，我闷极了，午后睡了一觉，醒来遍处找不见你。”

我知道母亲要说什么——我只不言语，我忆起我五岁时的事情了。

弟弟们都问，“往后呢?”

母亲笑着看着我说：“找到大门前，她正呆呆的自己坐在石阶上，对着大海呢！我睡了三点钟，她也坐了三点钟了。可怜的寂寞的小人儿呵！你们看她小时已经是这样的沉默了——我连忙上前去，珍重地将她揽在怀里……”

母亲眼里满了欢喜慈怜的珠泪。

父亲也微笑了。——弟弟们更是笑着看我。

母亲的爱，和寂寞的悲哀，以及海的深远：都在我的心中，又起了一回不可言说的惆怅！

一一

忘记了是哪一个春天的早晨——

手里拿着几朵玫瑰，站在廊上——马莲遍地的开着，玫瑰更是繁星般在绿叶中颤动。

她们两个在院子里缓步，微微的互视的谈着。

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涉——朝阳照着她们，和风吹着她们；她们的友情在朝阳下酝酿，她们的衣裙在和风中整齐地飘扬。

春浸透了这一切——浸透了花儿和青草……

上帝呵！独立的人不知道自己也浸在春光中。

一四

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忆起的就是海。我嫌太单调了，常常因此搁笔。

每次和朋友们谈话，谈到风景，海波又侵进谈话的岸线里，我嫌太单调了，常常因此默然，终于无语。

一夜和弟弟们在院子里乘凉，仰望天河，又谈到海。我想索性今夜彻底的谈一谈海，看词锋到何时为止，联想至何处为极。

我们说着海潮，海风，海舟……最后便谈到海的女神。

涵说，“假如有位海的女神，她一定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我不觉笑问，“这话怎讲！”

涵也笑道，“你看云霞的海上，何等明媚；风雨的海上，又是何等的阴沉！”

杰两手抱膝凝听着，这时便运用他最丰富的想象力，指点着说：“她……她住在灯塔的岛上，海霞是她的扇旗，海鸟是她的侍从；夜里她曳着白衣蓝裳，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

楫忙问，“大风的时候呢?”杰道：“她驾着风车，狂飙疾转的在怒涛上驱走；她的长袖拂没了许多帆舟。下雨的时候，便是她忧愁了，落泪了，大海上一切都低头静默着。黄昏的时候，霞光灿然，便是她回波电笑，云发飘扬，丰神轻柔而潇洒……”

这一番话，带着画意，又是诗情，使我神往，使我微笑。

楫只在小椅子上，挨着我坐着，我抚着他，问，“你的话必是更好了，说出来让我们听听！”他本静静地听着，至此便抱着我的臂儿，笑道，“海太大了，我太小了，我不会说。”

我肃然——涵用折扇轻轻的击他的手，笑说，“好一个小哲学家！”

涵道：“姊姊，该你说一说了。”我道，“好的都让你们说尽了——我只希望我们都像海！”

杰笑道，“我们不配做女神，也不要‘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

他们都笑了——我也笑说，“不是说做女神，我希望我们都做个‘海化’的青年。像涵说的，海是温柔而沉静。杰说的，海是超绝而威严。楫说的更好了，海是神秘而有容，也是虚怀，也是广博……”

我的话太乏味了，楫的头渐渐的从我臂上垂下去，我扶住了，回身轻轻地将他放在竹榻上。

涵忽然说：“也许是我看的书太少了，中国的诗里，咏海的真是不多；可惜这么一个古国，上下数千年，竟没有一个‘海化’的诗人！”

从诗人上，他们的谈锋便转移到别处去了——我只默默的守着楫坐着，刚才的那些话，只在我心中，反复地寻味——思想。

一五

黄昏时下雨，睡得极早，破晓听见钟声续续的敲着。

这钟声不知是哪个寺里的，起的稍早，便能听见——尤其是冬日——但我从来未曾数过，到底敲了多少下。

徐徐的披衣整发，还是四无人声，只闻啼鸟。开门出去，立在阑外，润湿的晓风吹来，觉得春寒还重。

地下都潮润了，花草更是清新，在濛濛的晓烟里笼盖着，秋千的索子，也被朝露压得沉沉下垂。

忽然理会得枝头渐绿，墙内外的桃花，一番雨过，都零落了——

忆起断句“落尽桃花澹天地”，临风独立，不觉悠然！

一七

我坐在院里，仪从门外进来，悄悄地和我说，“你睡了以后，叔叔骑马去了，是那匹好的白马……”我连忙问，“在哪里?”他说，“在山下呢，你去了，可不许说是我告诉的。”我站起来便走。仪自己笑着，走到书室里去了。

出门便听见涛声，新雨初过，天上还是轻阴。曲折平坦的大道，直斜到山下，既跑了就不能停足，只身不由己的往下走。转过高岗，已望见父亲在平野上往来驰骋。这时听得乳娘在后面追着，唤，“慢慢的走！看道滑掉在谷里！”我不能回头，索性不理她。我只不住的唤着父亲，乳娘又不住的唤着我。

父亲已听见了，回身立马不动。到了平地上，看见董自己远远的立在树下。我笑着走到父亲马前，父亲凝视着我，用鞭子微微的击我的头，说，“睡好好的，又出来作什么！”我不答，只举着两手笑说，“我也上去！”

父亲只得下来，马不住的在场上打转，父亲用力牵住了，扶我骑上。董便过来挽着辔头，缓缓地走了。抬头一看，乳娘本站在岗上望着我，这时才转身下去。

我和董说，“你放了手，让我自己跑几周！”董笑说，“这马野得很，姑娘管不住，我快些走就得了。”

渐渐的走快了，只听得耳旁海风，只觉得心中虚凉，只不住的笑，笑里带着欢喜与恐怖。

父亲在旁边说，“好了，再走要头晕了！”说着便走过来。我撩开脸上的短发，双手扶着鞍子，笑对父亲说，“我再学骑十年的马，就可以从军去了，像父亲一般，做勇敢的军人！”父亲微笑不答。

马上看了海面的黄昏——

董在前牵着，父亲在旁扶着。晚风里上了山，直到门前。母亲和仪，还有许多人，都到马前来接我。

一八

我最怕夏天白日睡眠，醒时使人惆怅而烦闷。

无聊的洗了手脸，天色已黄昏了，到门外园院小立，抬头望见了一天金黄色的云彩。——世间只有云霞最难用文字描写，心里融会得到，笔下却写不出。因为文字原是最着迹的，云霞却是最灵幻的，最不着迹的，徒唤奈何！

回身进到院里，隔窗唤涵递出一本书来，又到门外去读。云彩又变了，半圆的月，渐渐的没入云里去了。低头看了一会子的书。听得笑声，从圆形的缘满豆叶的棚下望过去，杰和文正并坐在秋千上；往返的荡摇着，好像一幅活动的影片，——光也从圆片上出现了，在后面替他们推送着。光夏天瘦了许多，但短发拂额，仍掩不了她的憨态。

我想随处可写，随时可写，时间和空间里开满了空灵清艳的花，以供慧心人的采撷，可惜慧心人写不出！

天色更暗了，书上的字已经看不见。云色又变了，从金黄色到了暗灰色。轻风吹着纱衫，已是太凉了，月儿又不知哪里去了。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冰心散文》

冰心一生写了许多关于母亲的文字， 诗歌、散文都有，“母爱之光”在她的作品中几乎无处不在。在她的笔下，母亲是可以为丈夫去死的妻子，是儿女一生都可以停靠的港湾，是新旧时代交替中迎着新时代曙光的女性。她说母亲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中的最好一个”，值得她献上永远的赞美诗。

朗读者 蒋雯丽

有人说，大多数演员，都能从自己过往的角色中寻到自己青涩的模样，但蒋雯丽是例外。她一亮相，举手投足都透出一股成熟的气场，这样的屏幕形象持续了很多年。

1999年，一部叫作《牵手》的电视剧，让她为全国观众所熟知。如今的她，是中国最负盛名的电视女演员之一。她的经典角色不胜枚举。在《牵手》里，她是为了家庭放弃事业的知识女性；在《中国式离婚》里，她将某类女性那种丧失自我、缺乏安全感的歇斯底里展露无遗；在《金婚》里，她又塑造出一个中国传统妇女的典型。作为演员的她，永远对“下一个角色”怀着期待和好奇。

“公益大使”是蒋雯丽的另一重身份，从关爱艾滋病患者到倡导交通安全，她的身影无处不在。2002年，她成为艾滋病防治宣传员，至今已有十五年。她为艾滋病患者奔走呼吁，为他们写书，与丈夫顾长卫一起为他们拍摄纪录片。蒋雯丽说：“演员的职业生涯可能会受到时间的限制，但是公益对于我或者大众，都是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

朗读者 访谈

董卿：很多人都知道你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但是不知道已经有十五年了。

蒋雯丽：从2002年开始的。刚开始做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我还是一个经常拍戏、受过高等教育、走南闯北的人，了解到的资讯应该相对比较发达一些。那我想可能更多人不知道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所以这个宣传是很必要的。

董卿：刚开始都做了些什么呢？

蒋雯丽：实际上第一次参与就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当时他们要拍一个宣传照。我记得是2002年的冬天，天很冷，我到了摄影棚的时候看到一个七岁的男孩儿，瘦瘦的，见到我的时候很紧张。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刚刚做了母亲，我就蹲下来跟他说话，然后把他搂在怀里，他一直在发抖。后来，我拍完了以后才知道，他们一家三口都是艾滋病感染者。妈妈是因为做手术在医院输血感染的艾滋病毒，然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播给了丈夫。然后他们又不知道自己是感染者——因为艾滋病的潜伏期是七到十年——在这种情况下又生了孩子。一家三口把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都给涵盖了。知道了这一家的故事，我在回去的路上真的是觉得很压抑、很沉重，本来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董卿：这十几年的过程中，你真的是结识了不少，甚至也结交了不少艾滋病感染者？

蒋雯丽：对。

董卿：有跟你有比较亲密接触的吗？

蒋雯丽：有一个，叫小武。他是一个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也是一个孤儿，父母亲都是因为艾滋病去世的，他跟两个姐姐还有奶奶在一起生活。当时应该是第一届还是第二届的艾滋孤儿夏令营活动，让我们这些宣传员去认领孩子，把他们带回家，跟我们同吃同住。我去那个营地的时候，孩子们都过来说：带我去吧带我去吧。因为我们家本身有一个男孩儿，我就想叫一个男孩儿去，他们俩能玩到一起，所以最后就带了小武回家。

董卿：跟你儿子能成为朋友吗？

蒋雯丽：特别好，他们俩睡上下铺。他穿的那个凉鞋，是用透明胶粘着的。我就带他去商店买鞋、买书包，然后带他去看那个航空博物馆。我问他你知道宇宙吗？不知道。你知道地球吗？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有七八岁了吧。

董卿：他的世界很封闭、狭小，因为可能没有人带他去打开这样的世界。

蒋雯丽：对。然后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他就光吃饭不吃菜，我说你怎么不吃菜呢？他说没吃过。我说你平时吃什么？就是饭。他是安徽阜阳的孩子，也算是我的老乡。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受。后来好多年就没有再见到小武，只知道他考上大学了。

董卿：防艾宣传员这个身份陪伴了你十五年，它会一直陪伴你吗？

蒋雯丽：其实做了这个以后，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收获，就是了解了很多人真实的生存状态，了解到更多的现实生活。演戏可能会是一个阶段性的，也许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不演了，但是做公益其实是一生的。

董卿：我们所做的每一点、每一滴都有可能在减少悲剧的发生，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蒋雯丽：希望是。

董卿：在这十五年的过程当中，你怎么看这个群体？

蒋雯丽：我觉得这个群体特别需要大家去关心、去爱护，因为他们本身不仅要去跟疾病去抗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跟环境去抗争——周围人的歧视和不理解。

董卿：希望所有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他们只是病人，不是罪人，没有人有资格去歧视他们。另外，还要代这些孩子的父母，可能有些已经不在人世了，代这些孩子家里的老人们向您表示感谢，包括所有在努力做这些事情的普通的老师和普通的志愿者，谢谢你们给了这些孩子希望。给这些孩子希望就是给我们社会一种希望。有调查说，近五年来，青少年的发病率增加了35%，这是一个特别可怕的数据。所以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的病痛已经伤害到了他们的身体，不要用我们的无知和偏见再去伤害他们的自尊和他们的未来。那你今天的朗读是要献给他们吗？

蒋雯丽：是。我是要读一段《心田上的百合花开》，献给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们，因为我希望他们的生命也像百合花一样，美丽绽放。

朗读者读本 心田上的百合花开

林清玄

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达数千尺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

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它心里知道自己并不是一株野草。

它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着胸膛。

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早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

百合的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却都不屑，它们在私底下嘲笑着百合：“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我看见顶上结的不是花苞，而是头上长瘤了。”

公开的场合，它们讥笑百合：“你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你的价值还不是跟我们一样？”

偶尔也有飞过的蜂蝶鸟雀，它们也会劝百合不用那么努力开花：“在这断崖边上，纵然开出世界上最美的花，也不会有人来欣赏啊！”

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使命；我要开花，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

在野草和蜂蝶的鄙夷下，野百合努力地释放着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它那灵性的洁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颜色。

这时候，野草与蜂蝶，再也不敢嘲笑它了。

百合花一朵朵地盛开着，花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水，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结的泪滴。

年年春天，野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洁白的野百合。

几十年后，远在千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花。许多孩童跪下来，闻嗅百合花的芬芳；许多情侣互相拥抱，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有过的美，感动得落泪，触动内心那纯洁温柔的一角。

那里，被人们称为“百合谷地”。

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都谨记着第一株百合的教导：

“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林清玄是台湾最著名的散文家之一，三十岁之前，就已得遍台湾所有的文学奖。此后，他出家修行，散文也愈发增添理趣与空灵。因早年学画，后来习佛法，他的文字总是画面感强，又充满哲思。《心田上的百合花开》借花喻人，借百合与野草的区别来比喻人坚持自己的孤独和倔强，比喻人的高洁和净美。“我要以花做证”像一句誓言，一句在逆境中坚持自我的誓言；同时也更像一种修为的境界，唯有耐得住误解与寂寞，方能获得人生的大自在。不争、不辩、不闻、不看，温月光下酒，听心上百合盛开都是林清玄用散文构建的禅意空间。

朗读者 林兆铭

在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附近，有一个野生动物救护中心。那个中心里面有几十种、几百只等待救援、等待喂养的野生动物，但只有一个工作人员——他叫林兆铭。他一个人巡山，一个人喂养，一个人看护，甚至有时候，一个人埋葬。

广东被认为是最大的非法贩卖野生动物的集散地，小动物们被解救到救护中心的时候，身上都带着伤，瑟瑟发抖。林兆铭打心底里觉得它们可怜，想要爱护、救助它们。他从小与动物结缘，从十八岁开始从事这份工作，自己也没料到一转眼半辈子就过去了。他每日巡查山林两次，早上帽峰山麓的雾气还没完全消退，就要开始给动物们喂食。一旦接到林业部门或市民的求助热线，他还要亲自开车前往现场查找、救助野生动物。

这可能是世上最寂寞的工作之一，山里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络。最大的消遣就是逗逗鹦鹉，在飞禽走兽的叫声中看看书、玩玩手机，或者到山上去走一圈，打发时间。当好一名饲养员不简单，仅仅有爱根本不够，要耐得住寂寞，更要心细如发。艰苦的工作环境吓退了不少人，只有林兆铭坚持了下来。这个带着一脸憨笑、略显木讷的守护人说，他会一直守在动物身边。

朗读者 访谈

董卿：在你的动物救护中心，大概有多少只需要你喂养的野生动物？

林兆铭：有三百多只吧。

董卿：三百多只？你最喜欢哪一种？哪一个？

林兆铭：最喜欢的应该是蓝黄金刚鹦鹉。它刚收回来的时候，是刚出壳的，只有大拇指这么大。

董卿：那它吃什么呢？

林兆铭：吃五六种五谷杂粮打碎的那种米糊。炒熟了，然后碾碎了，用开水煮熟了，等凉了再喂它。

董卿：这么讲究啊？

林兆铭：对。

董卿：这人都能吃啊。（全场笑）

林兆铭：我试温度的时候也可以帮它尝一尝。

董卿：所以它现在都不会自己吃饭？

林兆铭：怎么说呢，每一只动物都有生命，小的时候你一直给它喂，就好像自己的小孩儿一样。

董卿：那你晚上也守在那儿吗，还是晚上可以回家？

林兆铭：晚上也住在那里。

董卿：那你差不多一个星期可以回一次家？

林兆铭：有时候一个月回去一次。

董卿：那你这一个月里面都不和人说话，除了收动物的时候？

林兆铭：我喜欢安静，另外有时候我也想，如果我再不待下来的话，这些动物都不知道要咋办了。肯定会没人照顾了。

董卿：我觉得你在这儿会觉得很不轻松和自在，得面对这么多人。

林兆铭：（笑）有点儿。

董卿：（转向观众）我是距离他比较近，他的脸部肌肉一直在抽搐。那你看我长得比较像哪一种动物呢？可以让你放松下来。（全场笑）

林兆铭：像我们那里头的白天鹅。白天鹅比较高贵、比较优雅，我觉得你属于那种。

董卿：其实你还是很会和人打交道的。

林兆铭：（笑）

董卿：我发现了你偏爱鹦鹉。因为它们会跟你说话。

林兆铭：对对。

董卿：有为它们流过眼泪吗？

林兆铭：有。也是一只鹦鹉吧，它很会说话的。那只鹦鹉很老很老的，在我那里都已经养了好几年了，然后它去世的时候，心情就特别不好。本来每天我进去它就跟我说话，后来一进去它没有了，东看西看没有了，就感觉很伤心，就趴在那里，趴了几分钟。才缓过来。（哭）不好意思。

董卿：没关系。也许在和它们的交往中，你感受到的是更加纯粹的、需要和被需要的关系。可能这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所感受不到的快乐和单纯。

林兆铭：其实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喜欢被爱或者被关照吧。动物也是一样的。

董卿：所以你愿意把自己的这种爱和关照给它们。

林兆铭：对。如果我不去爱它，还不如去做做其他的。既然做了这个工作，你就要认真地去对待它，不管是什么动物，都是一样的，都有生命力。

董卿：所以你要朗读的东西一定是和大自然，和动物有关是吗？

林兆铭：对。我今天朗读的是梭罗的《瓦尔登湖》选段。

董卿：太棒了！你要把它送给谁呢？

林兆铭：献给我的动物朋友。

董卿：献给那只有你一个人的野生动物园里边的动物们。

林兆铭：对。

朗读者读本 瓦尔登湖（节选）

［美］亨利·戴维·梭罗

等到湖水冻成结实的冰，不但跑到许多地点去都有了新的道路、更短的捷径，而且还可以站在冰上看那些熟悉的风景。当我经过积雪以后的茀灵特湖的时候，虽然我在上面划过桨，溜过冰，它却出人意料地变得大了，而且很奇怪，它使我老是想着巴芬湾。在我周围，林肯的群山矗立在一个茫茫雪原的四极，我以前仿佛并未到过这个平原；在冰上看不清楚的远处，渔夫带了他们的狼犬慢慢地移动，好像是猎海狗的人或爱斯基摩人那样，或者在雾蒙蒙的天气里，如同传说中的生物隐隐约约地出现，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人还是侏儒。晚间，我到林肯去演讲总是走这一条路的，所以没有走任何一条介乎我的木屋与讲演室之间的道路，也不经过任何一座屋子。途中经过鹅湖，那里是麝鼠居处之地，它们的住宅矗立在冰上，但我经过时没有看到过一只麝鼠在外。瓦尔登湖，像另外几个湖一样，常常是不积雪的，至多积了一层薄薄的雪，不久也便给吹散了，它便是我的庭院，我可以在那里自由地散步，此外的地方这时候积雪却总有将近两英尺深，村中居民都给封锁在他们的街道里。远离着村中的街道，很难得听到雪车上的铃声，我时常闪闪跌跌地走着，或滑着，溜着，好像在一个踏平了的鹿苑中，上面挂着橡木和庄严的松树，不是给积雪压得弯倒，便是倒挂着许多的冰柱。

在冬天夜里，白天也往往是这样，我听到的声音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绝望而旋律优美的枭嗥，这仿佛是用合适的拨子弹拨时，这冰冻的大地发出来的声音，正是瓦尔登森林的lingua vernacula[1]，后来我很熟悉它了，虽然从没有看到过那只枭在歌唱时的样子。冬夜，我推开了门，很少不听到它的“胡，胡，胡雷，胡”的叫声，响亮极了，尤其头上三个音似乎是“你好”的发音；有时它也只简单地“胡，胡”地叫。有一个初冬的晚上，湖水还没有全冻，大约九点钟左右，一只飞鹅的大声鸣叫吓了我一跳，我走到门口，又听到它们的翅膀，像林中一个风暴，它们低低地飞过了我的屋子。它们经过了湖，飞向美港，好像怕我的灯光，它们的指挥官用规律化的节奏叫个不停。突然间，我不会弄错的，是一只猫头鹰，跟我近极了，发出了最沙哑而发抖的声音，在森林中是从来听不到的，它在每隔一定间歇回答那飞鹅的鸣叫，好像它要侮辱那些来自赫德森湾的闯入者，它发出了音量更大、音域更宽的地方土话的声音来，“胡，胡”地要把它们逐出康科德的领空。在这样的只属于我的夜晚中，你要惊动整个堡垒，为的是什么呢？你以为在夜里这个时候，我在睡觉，你以为我没有你那样的肺和喉音吗？“波—胡，波—胡，波—胡！”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叫人发抖的不协和音。然而，如果你有一个审音的耳朵，其中却又有一种和谐的因素，在这一带原野上可以说是从没有看见过，也从没有听到过的。

我还听到湖上的冰块的咳嗽声，湖是在康科德这个地方和我同床共寝的那个大家伙，好像他在床上不耐烦，要想翻一个身，有一些肠胃气胀，而且做了噩梦；有时我听到严寒把地面冻裂的声音，犹如有人赶了一队驴马撞到我的门上来，到了早晨我就发现了一道裂痕，阔三分之一英寸，长四分之一英里。

有时我听到狐狸爬过积雪，在月夜，寻觅鹧鸪或其他的飞禽，像森林中的恶犬一样，刺耳地恶鬼似的吠叫，好像它有点心焦如焚，又好像它要表达一些什么，要挣扎着寻求光明，要变成狗，自由地在街上奔跑；因为如果我们把年代估计在内，难道禽兽不是跟人类一样，也发展了一种文明的吗？我觉得它们像原始人，穴居的人，时时警戒着，等待着它们的变形。有时候，一只狐狸被我的灯光吸引住，走近了我的窗子，吠叫似的向我发出一声狐狸的诅咒，然后急速退走。

通常总是赤松鼠（学名Sciurus Hudsonius）在黎明中把我叫醒的，它在屋脊上奔窜，又在屋子的四侧攀上爬下，好像它们出森林来，就为了这个目的。冬天里，我抛出了大约有半蒲式耳的都是没有熟的玉米穗，抛在门口的积雪之上，然后观察那些给勾引来的各种动物的姿态，这使我发生极大兴趣。黄昏与黑夜中，兔子经常跑来，饱餐一顿。整天里，赤松鼠来来去去，它们的灵活尤其娱悦了我。有一只赤松鼠开始谨慎地穿过矮橡树丛，跑跑停停地在雪地奔驰，像一张叶子给风的溜溜地吹了过来；一忽儿它向这个方向跑了几步，速度惊人，精力也消耗得过了分，它用“跑步”的姿态急跑，快得不可想象，似乎它是来作孤注一掷的，一忽儿它向那个方向也跑那么几步，但每一次总不超出半杆之遥；于是突然间做了一个滑稽的表情停了步，无缘无故地翻一个筋斗，仿佛全宇宙的眼睛都在看着它，——因为一只松鼠的行动，即使在森林最深最寂寞的地方，也好像舞女一样，似乎总是有观众在场的，——它在拖宕，兜圈子中，浪费了更多的时间，如果直线进行，早毕全程，——我却从没有看见过一只松鼠能泰然步行过，——然后，突然，刹那之间，它已经在一个小苍松的顶上，开足了它的发条，责骂一切假想中的观众，又像是在独白，同时又像是在向全宇宙说话，——我丝毫猜不出这是什么理由，我想，它自己也未必说得出理由来。最后，它终于到了玉米旁，拣定一个玉米穗，还是用那不规则三角形的路线跳来跳去，跳到了我窗前堆起的那一堆木料的最高峰上，在那里它从正面看着我，而且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时不时地找来新的玉米穗，起先它贪食着，把半裸的穗轴抛掉；后来它变得更加精灵了，拿了它的食物来玩耍，只吃一粒粒的玉米，而它用一只前掌擎起的玉米穗忽然不小心掉到地上了，它便做出一副不肯定的滑稽的表情来，低头看着玉米穗，好像在怀疑那玉米穗是否是活的，决不定要去拣起来呢，还是该另外去拿一个过来，或者干脆走开；它一忽儿想看玉米穗，一忽儿又听听风里有什么声音。就是这样，这个唐突的家伙一个上午就糟蹋了好些玉米穗；直到最后，它攫起了最长最大的一支，比它自己还大得多，很灵巧地背了就走，回森林去，好像一只老虎背了一只水牛，却还是弯弯曲曲地走，走走又停停，辛辛苦苦前进，好像那玉米穗太重，老是掉落，它让玉米穗处在介乎垂直线与地平线之间的对角线状态，决心要把它拿到目的地去；——一个少见的这样轻佻而三心二意的家伙；——这样它把玉米穗带到它住的地方，也许是四五十杆之外的一棵松树的顶上去了，事后我总可以看见，那穗轴被乱掷在森林各处。

最后㭴鸟来了，它们的不协和的声音早就听见过，当时它们在八分之一英里以外谨慎地飞近，偷偷摸摸地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越来越近，沿途拣起了些松鼠掉下来的玉米粒。然后，它们坐在一棵苍松的枝头，想很快吞下那粒玉米，可是玉米太大，梗在喉头，呼吸都给塞住了；费尽力气又把它吐了出来，用它们的嘴喙啄个不休，企图啄破它，显然这是一群窃贼，我不很尊敬它们；倒是那些松鼠，开头虽有点羞答答，过后就像拿自己的东西一样老实不客气地干起来了。

同时飞来了成群的山雀，拣起了松鼠掉下来的屑粒，飞到最近的桠枝上，用爪子按住屑粒，就用小嘴喙啄，好像这些是树皮中的一只只小虫子，一直啄到屑粒小得可以让它们的细喉咙咽下去。一小群这种山雀每天都到我的一堆木料中来大吃一顿，或者吃我门前那些屑粒，发出微弱迅疾的咬舌儿的叫声，就像草丛间冰柱的声音，要不然，生气勃勃地“代，代，代”地呼号了，尤其难得的是在春天似的日子里，它们从林侧发出了颇有夏意的“菲—比”的琴弦似的声音。它们跟我混得熟了，最后有一只山雀飞到我臂下挟着进屋去的木柴上，毫不恐惧地啄着细枝。有一次，我在村中园子里锄地，一只麻雀飞来停落到我肩上，待了一忽儿，当时我觉得，佩戴任何的肩章，都比不上我这一次光荣。后来松鼠也跟我很熟了，偶然抄近路时，也从我的脚背上踩过去。

在大地还没有全部给雪花覆盖的时候，以及在冬天快要过去，朝南的山坡和我的柴堆上的积雪开始融化的时候，无论早晨或黄昏，鹧鸪都要从林中飞来觅食。无论你在林中走哪一边，总有鹧鸪急拍翅膀飞去，震落了枯叶和桠枝上的雪花；雪花在阳光下飘落的时候，像金光闪闪的灰尘；原来这一种勇敢的鸟不怕冬天。它们常常给积雪遮蔽了起来，据说，“有时它们振翅飞入柔软的雪中，能躲藏到一两天之久。”当它们在黄昏中飞出了林子，到野苹果树上来吃蓓蕾的时候，我常常在旷野里惊动它们。每天黄昏，它们总是飞到它们经常停落的树上，而狡猾的猎者正在那儿守候它们，那时远处紧靠林子的那些果园里就要有不小的骚动了。无论如何，我很高兴的是鹧鸪总能找到食物。它们依赖着蓓蕾和饮水为生，它们是大自然自己的鸟。

在黑暗的冬天早晨，或短促的冬天的下午，有时候我听到一大群猎狗的吠声，整个森林全是它们的嚎叫，它们抑制不住要追猎的本能，同时我听到间歇的猎角，知道它们后面还有人。森林又响彻了它们的叫声，可是没有狐狸奔到湖边开阔的平地上来，也没有一群追逐者在追他们的阿克梯翁[2]。也许在黄昏时分，我看到猎者，只有一根毛茸茸的狐狸尾巴拖在雪车后面作为战利品而回来，找他们的旅馆过夜。他们指点我说，如果狐狸躲在冰冻的地下，它一定可以安然无恙，或者，如果它逃跑时是一直线的，没有一只猎犬追得上它；可是，一旦把追逐者远远抛在后面，它便停下来休息，并且倾听着，直到它们又追了上来，等它再奔跑的时候，它兜了一个圈子，回到原来的老窝，猎者却正在那里等着它。有时，它在墙顶上奔驰了几杆之遥，然后跳到墙的另一面，它似乎知道水不沾染它的臊气。一个猎者曾告诉我，一次他看见一只狐狸给猎犬追赶得逃到了瓦尔登湖上，那时冰上浮了一泓泓浅水，它跑了一段又回到原来的岸上。不久，猎犬来到了，可是到了这里，它们的嗅觉嗅不到狐臭了。有时，一大群猎犬自己追逐自己，来到我屋前，经过了门，绕着屋子兜圈子，一点不理睬我，只顾嗥叫，好像害着某一种疯狂症，什么也不能制止它们的追逐。它们就这样绕着圈子追逐着直到它们发觉了一股新近的狐臭，聪明的猎犬总是不顾一切的，只管追逐狐狸。有一天，有人从列克星敦到了我的木屋，打听他的猎犬，它自己追逐了很长一段路，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可是，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了他以后，恐怕他未必会得到好处，因为每一次我刚想回答他的问题，他都打断了我的话，另外问我：“你在这里干什么呢？”他丢掉了一只狗，却找到了一个人。

有一个老猎户，说起话来枯燥无味，常到瓦尔登湖来洗澡，每年一回，总在湖水最温暖的时候到来，他还来看我，告诉过我，好几年前的某一个下午，他带了一支猎枪，巡行在瓦尔登林中；正当他走在威兰路上时，他听到一只猎犬追上来的声音，不久，一只狐狸跳过了墙，到了路上，又快得像思想一样，跳过了另一堵墙，离开了路，他迅即发射的子弹却没有打中它。在若干距离的后面，来了一条老猎犬和它的三只小猎犬，全速地追赶着，自动地追赶着，一忽儿已消失在森林中了。这天下午，很晚了，他在瓦尔登南面的密林中休息，他听到远远在美港那个方向，猎犬的声音还在追逐狐狸；它们逼近来了，它们的吠声使整个森林震动，更近了，更近了，现在在威尔草地，现在在倍克田庄。他静静地站着，长久地，听着它们的音乐之声，在猎者的耳朵中这是如此之甜蜜的，那时突然间狐狸出现了，轻快地穿过了林间的走廊，它的声音被木叶的同情的飒飒声掩盖了，它又快，又安详，把握住地势，把追踪者抛在老远的后面；于是，跳上林中的一块岩石，笔直地坐着，听着，它的背朝着猎者。片刻之间，恻隐之心限制了猎者的手臂；然而这是一种短命的感情，快得像思想一样，他的火器瞄准了，砰——狐狸从岩石上滚了下来，躺在地上死了。猎者还站在老地方，听着猎犬的吠声。它们还在追赶，现在附近森林中的所有的小径上全部都是它们的恶魔似的嚎叫。最后，那老猎犬跳入眼帘，鼻子嗅着地，像中了魔似的吠叫得空气都震动了，一直朝岩石奔去；可是，看到那死去了的狐狸，它突然停止了吠叫，仿佛给惊愕征服，哑口无言，它绕着，绕着它，静静地走动；它的小狗一个又一个地来到了，像它们的母亲一样，也清醒了过来，在这神秘的气氛中静静地不做声了。于是猎者走到它们中间，神秘的谜解开了。他剥下了狐狸皮，它们静静地等着，后来，它们跟在狐狸尾巴后面走了一阵，最后拐入林中自去了。这晚上，一个魏士登的绅士找到这康科德的猎者的小屋，探听他的猎犬，还告诉他说，它们自己这样追逐着，离开了魏士登的森林已经一个星期。康科德的猎者就把自己知道的详情告诉他，并把狐狸皮送给他，后者辞受，自行离去。这晚上他找不到他的猎犬，可是第二天他知道了，它们已过了河，在一个农家过了一夜，在那里饱餐了一顿，一清早就动身回家了。

把这话告诉我的猎者还能记得一个名叫山姆·纳丁的人，他常常在美港的岩层上猎熊，然后把熊皮拿回来，到康科德的村子里换朗姆酒喝；那个人曾经告诉他，他甚至于看见过一只麋鹿。纳丁有一只著名的猎狐犬，名叫布尔戈因——他却把它念作布经——告诉我这段话的人常常向他借用这条狗。这个乡镇中，有一个老年的生意人，他又是队长，市镇会计，兼代表，我在他的“日记账簿”中，看到了这样的记录。一七四二—三年，一月十八日，“约翰·梅尔文，贷方，一只灰色的狐狸，零元二角三分”；现在这里却没有这种事了；在他的总账中，一七四三年，二月七日，赫齐吉阿·斯特拉登贷款“半张猫皮，零元一角四分半”；这当然是山猫皮，因为从前法兰西之战的时候，斯特拉登做过军曹，当然不会拿比山猫还不如的东西来贷款的。当时也有以鹿皮来换取贷款的；每天都有鹿皮卖出。有一个人还保存着附近这一带最后杀死的一只鹿的鹿角，另外一个人还告诉过我，他的伯父参加过的一次狩猎的情形。从前这里的猎户人数既多，而且都很愉快。我还记得一个消瘦的宁录[3]呢，他随手在路边抓到一张叶子，就能在上面吹奏出一个旋律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似乎比任何猎号声都更野，更动听。

在有月亮的午夜，有时候我路上碰到了许多的猎犬，它们奔窜在树林中，从我面前的路上躲开，好像很怕我而静静地站在灌木丛中，直到我走过了再出来。

松鼠和野鼠为了我储藏的坚果而争吵开了。在我的屋子四周有二三十棵苍松，直径一英寸到四英寸，前一个冬天给老鼠啃过，——对它们来说，那是一个挪威式的冬天，雪长久地积着，积得太深了，它们不得不动用松树皮来补救它们的粮食短绌。这些树还是活了下来，在夏天里显然还很茂郁，虽然它们的树皮全都给环切了一匝，却有许多树长高了一英尺；可是又过了一个冬天，它们无例外地全都死去了。奇怪得很，小小的老鼠竟然被允许吃下整个一株树，它们不是上上下下，而是环绕着它来吃的；可是，要使这森林稀疏起来，这也许还是必要的，它们常常长得太浓密了。

野兔子（学名Lepus Americanus）是很常见的，整个冬天，它的身体常活动在我的屋子下面，只有地板隔开了我们，每天早晨，当我开始动弹的时候，它便急促地逃开，惊醒我——砰，砰，砰，它在匆忙之中，脑袋撞在地板上了。黄昏中，它们常常绕到我的门口来，吃我扔掉的土豆皮，它们和土地的颜色是这样的相似，当静着不动的时候，你几乎辨别不出来。有时在黄昏中，我一忽儿看不见了，一忽儿又看见了那一动不动呆坐在我窗下的野兔子。黄昏时要是我推开了门，它们吱吱地叫，一跃而去。靠近了看它们，只有叫我可怜。有一个晚上，有一只坐在我门口，离我只有两步；起先怕得发抖，可是还不肯跑开，可怜的小东西，瘦得骨头都突出来了，破耳朵，尖鼻子，光尾巴，细脚爪。看起来，仿佛大自然已经没有比它更高贵的品种，只存这样的小东西了。它的大眼睛显得很年轻，可是不健康，几乎像生了水肿病似的。我跨上一步，瞧，它弹力很足地一跃而起，奔过了雪地，温文尔雅地伸直了它的身子和四肢，立刻把森林搬到我和它的中间来了——这野性的自由的肌肉却又说明了大自然的精力和尊严。它的消瘦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便是它的天性。（它的学名Lepus，来自Levipes，足力矫健，有人这样想。）

要没有兔子和鹧鸪，一个田野还成什么田野呢？它们是最简单的土生土长的动物；古时候，跟现在一样，就有了这类古老而可敬的动物；与大自然同色彩，同性质，和树叶，和土地是最亲密的联盟——彼此之间也是联盟；既不是靠翅膀的飞禽，又不是靠脚的走兽。看到兔子和鹧鸪跑掉的时候，你不觉得它们是禽兽，它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仿佛飒飒的木叶一样。不管发生怎么样的革命，兔子和鹧鸪一定可以永存，像土生土长的人一样。如果森林被砍伐了，矮枝和嫩叶还可以藏起它们，它们还会更加繁殖呢。不能维持一只兔子的生活的田野一定是贫瘠无比的。我们的森林对于它们两者都很适宜，在每一个沼泽的周围可以看到兔子和鹧鸪在步行，而牧童们在它们周围布置了细枝的篱笆和马鬃的陷阱。

（徐迟 译）

梭罗是十九世纪美国一位著名的诗人、作家，同时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自然主义者。他在美丽的瓦尔登湖生活了两年，写出了享誉世界的《瓦尔登湖》。读梭罗的《瓦尔登湖》，就会强烈地感觉到那种透明的、阳光的、自然的、绚烂的风光和里面所渗透出来的对于大自然的充分热爱。正如美国作家、思想家拉夫尔·沃尔多·爱默生所说：“没有哪个美国人比梭罗活得更真实。”如今，瓦尔登湖似乎成了一种理想生活的代名词，它象征着远离都市喧嚣，回到天地自然之间，找回人心中最本真、最悠然的状态。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康震

[1] 拉丁文：本地方言。

[2] 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猎人，他撞见狩猎女神狄安娜在洗澡，她把他变成一头牡鹿后，他被自己的那群猎狗咬得粉碎。

[3] 《圣经》中的一个英勇的猎户。后来这个名字用来指一般的猎人。

朗读者 乔榛

他是一位声音的艺术家，曾经为一千多部译制片配过音。他被人们称为是“电影译制的守望者”。他用声音塑造的形象，在几代人的记忆中熠熠闪光。

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乔榛可能已是一个遥远的名字，但在译制片辉煌的年代，作为幕后工作者的乔榛，可是观众心中的大明星。他的声音陪伴了他们看电影的多数时光：英军上校罗依·克劳宁、白人军官奥斯瓦尔多上尉、皮埃尔、邓布利多校长等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与乔榛那富有磁性的美妙声音，一起散发着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这位配音界的泰斗，用声音标识一个时代，是真正的“中国好声音”。而这个声音的背后，是一位老人的九死一生。从四十五岁确诊癌症开始，乔榛便恶疾缠身，从鬼门关走过了一回又一回。生生死死这些年，太太始终陪伴左右。在乔榛看来，一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无非就是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这价值中，也包含了爱和相濡以沫。在坐看云起云落的古稀之年，他仍乐知达观。“也许眼下看起来声音的艺术有些式微，但经典的生命力是无限的。我相信这份艺术，一定会获得传承。”

朗读者 访谈

董卿：乔老师，刚才在看这些影片回顾的时候我很感慨，很多很多都是我儿时的记忆了。而且，原来在戏剧学院上课的时候，有很多片段是我们的功课。其实我一直想问您，在这么多的角色当中，还有这么多您曾经朗读过的篇目当中，有没有一些文字是一直陪伴在您身边的？

乔榛：太多了。我曾经念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其中有一段：“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这句话陪伴着我几十年，对我是一种激励，是一种支撑。大家都知道。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现在，我是七次跟死神狭路相逢。光癌症就是四次，其中一次还有骨转移，两个月当中又是心梗又是脑梗。这一番经历对我无疑是一种打击，但是我支撑下来了。什么东西支撑我的？除了信念，还有一个人，她对我不离不弃，全身心地呵护我，精心地照顾我。这个人就是我的妻子唐国妹。

董卿：我知道唐老师原本也是一个演员，因为照顾你和家庭，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而且她该有多坚强啊，才能一次又一次地去面对这样的打击。

乔榛：对呀。她曾是上海电影乐团非常优秀的民乐演奏员。没有她，我早就走了好几次了。心梗的那一次，前一天，我突然眼睛一花，出了一身冷汗。结果第二天，她就说，大哥，今天怎么着都要到医院去。她一直叫我大哥。我说不去。我们俩争执起来了，后来她说，那这样吧，我们各退一步，如果明天星期二有专家会诊的话，那我们就明天去检查；如果不是，那今天一定去。结果她一翻日历，明天没有专家会诊。这是天意。于是，我就开着车，到医院去。到心电图室医生手一搭上去，没几秒钟就叫了：家属呢？她赶紧去了，医生朝她做了一个“三”的手势，什么意思呢？三度心梗。就没有四度，四度就走了。医生紧张得不得了，赶紧装临时起搏器，来帮助我心脏跳动起来，要不然自己跳不起来了。我还跟医生说呢，我本来想明天过来，看专家会诊什么的。他说你还明天来，明天就不在这儿报到了。你再耽误两个小时，人就走了。所以，你看，是不是又救了我一次命。

我得过那么多次的重病，要命的病，她没有在人前掉过一滴眼泪。可是回到家里边，她蒙被子就号啕大哭；到医院里仍然是笑脸相迎。她坚持不用护工，自己一个人，所有的一切都包下了，照顾我，包括吃喝拉撒。我开始锻炼以后，每天要湿掉五六套、六七套衣服，她都洗好了，晾干了，仔细地熨平了，包括连一个擦汗的手帕她都要熨平。她说，你是一个公众人物，我一定要让你穿得整整齐齐的出去。

董卿：包括今天您要穿什么样的服装，戴什么样的围巾。

乔榛：对。你觉得好吗？

董卿：非常好。其实听了这么久，我这个位子该让出来了，因为乔榛老师的爱人唐国妹老师也在现场，我觉得应该他们俩坐在这儿聊一聊。让我们掌声欢迎唐老师。你们认识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吗？

乔榛：那时候还是“文革”期间，有一次开批斗会，淮海路上好多人，我推着自行车，忽然就蹭着前面的人了。一抬头，一个女孩回过身来，赶紧拍自己的裤子：“我这条裤子今天头一天上身，是一条毛料的裤子。”我赶快说“对不起。”我们第一次相遇是这样的。

后来我们俩都在宣传队，她是上影乐团的小分队，我属于电影局的小分队，经常同台演出，这样就逐渐认识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走到一起？我觉得我们俩的人生理念是相通的。那个时候，她刚进乐团不久，由于她年轻、单纯、质朴，业务又好，所以被选为“革委会”委员。有一次让她带头写乐团首席指挥的批判材料。可是她就表示：这个人是好人，是“红小鬼”，是非常好的干部，非常好的专家，我不能乱写。那时候这样做是需要特别的勇气的，也让我很敬佩。

董卿：一段好的爱情一定是建立在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的。

唐国妹：我只是感觉这是作为一个妻子应该尽的责任。有时候，碰到一些不认识的观众，除了给他献花，对他祝福，然后就是到我面前给我深深地鞠一躬，说：阿姨，谢谢你把乔老师照顾得那么好。这时候我还是挺震撼的，我就觉得我的责任更重大了。

董卿：我今天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朗读者》嘛，每一个来到节目现场的嘉宾，最终都要还原成一个朗读者的面貌。乔榛老师朗读我们太熟悉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今天让唐老师为大家读一点什么？

唐国妹：那我就朗诵一首《我愿意是急流》。

董卿：裴多菲的《我愿意是急流》。我们今天特意请来了钢琴演奏家吴牧野先生，在现场为我们弹奏节目的主旋律。声音虽然是用来听的，但是一旦注入了情感，就会变得有分量，压在我们的心底，留下了无可磨灭的痕迹；就如同陪伴，虽然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一旦拥有了责任，就让这一生无怨无悔。

朗读者读本 我愿意是急流

［匈牙利］裴多菲

我愿意是急流,

山里的小河,

在崎岖的路上,

岩石上经过……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条小鱼,

在我的浪花中

快乐地游来游去。

我愿意是荒林,

在河流的两岸,

对一阵阵的狂风,

勇敢的作战……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只小鸟,

在我的稠密的

树枝间做巢,鸣叫。

我愿意是废墟,

在峻峭的山岩上,

这静默的毁灭

并不使我懊丧……

只要我的爱人

是青青的常春藤,

沿着我荒凉的额,

亲密地攀援上升。

我愿意是草屋,

在深深的山谷底,

草屋的顶上

饱受风雨的打击……

只要我的爱人

是可爱的火焰,

在我的炉子里，

愉快地缓缓闪现。

我愿意是云朵,

是灰色的破旗,

在广漠的空中,

懒懒地飘来荡去……

只要我的爱人，

是珊瑚似的夕阳,

傍着我苍白的脸,

显出鲜艳的辉煌。

（孙用 译）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我愿意是急流》

我愿意是树

［匈牙利］裴多菲

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

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

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

这样我们就能够结合在一起。

而且，姑娘，如果你是天空，

我愿意变成天上的星星；

然而，姑娘，如果你是地狱，

（为了在一起）我愿意永堕地狱之中。

（孙用 译）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我愿意是急流》

二十三岁的裴多菲在一次舞会上对清纯的女孩尤丽娅一见倾心，从此，他开始冲破门第等重重阻力追求她。《我愿意是急流》便是热恋中的裴多菲1847年6月写给尤丽娅的，三个月后，他们就携手走入了婚姻的殿堂。一百七十年来，这首诗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很多中国读者是在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或同名电影中接触到这首诗的。现在，这首诗已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而裴多菲这个“为爱而歌，为国而死”的大诗人，在中国的名气可远不止于此。鲁迅先生曾不遗余力地推崇他的诗歌艺术和精神境界，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他引用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野草》中，他又引用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说，裴多菲的诗歌“纵言自由，诞放激烈”，“善体物色，妙绝人世”。

选择

Choice

选择无处不在，小到今天我们吃点什么，大到在一些关键时刻的决策。我们的人生，就是一次又一次选择的结果。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永恒的选择题。到最后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不在于我们的能力，而在于我们的选择。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海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

在这个主题，你会看到徐静蕾选择了挑战和变化；耶鲁村官秦玥飞选择了希望的田野；“红丝带”校长郭小平选择了呵护和守望。最让人感动的是麦家，曾经叛逆的他如今面对叛逆的儿子，选择了理解和宽容。

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不缺机会，所以也势必会让每个人面临很多的选择。那么是遵从自己的内心，还是随波逐流；是直面挑战，还是落荒而逃；是选择喧嚣一时的功利，还是选择持久平静的善良，都是我们要拷问自己的问题。如果说，人生是一次不断选择的旅程，那么当千帆过尽，最终留下的就是一片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风景。

朗读者 王千源

入行二十年，王千源出演过上百部影视剧，演过无数小配角、小人物，栩栩如生、让人难忘。《钢的琴》里的陈桂林，是他演过的为数不多的主角。骑着自行车，穿梭在黑黝黝的厂房间，为女儿手造了一架钢琴。这是近年来中国电影中少见的人物形象，同时具备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气质，让他赢得了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的称号。

《钢的琴》算是王千源“人生中的小高潮”，是大众真正认识他的起点。而后王千源作品不断：在《绣春刀》里第一次演武打片；在《黄金时代》里第一次演旧时代的文人；在《太平轮》里演一位民国军官。但真正让王千源成为媒体焦点的，还是《解救吾先生》。为演出反派角色丧家之犬般的困厄之感，王千源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演技，也又一次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他面临过很多次角色的选择，每一次对他来说，都是全新的挑战。“不疯魔，不成活”，这是很多表演艺术家追求的境界。王千源说，他很享受在若隐若现当中左右徘徊，这是他表演的语境，也是他的选择。

朗读者 访谈

董卿：演员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职业，但听说《钢的琴》是你自己做的一个很坚定的选择。

王千源：其实准确地说，是在它拍到一半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比较艰难的选择。那时候，我是先签的姜伟老师的《借枪》。

董卿：姜老师是《潜伏》的导演。

王千源：姜老师比较喜欢我，第一个就签了我，虽然演的是个男二号——嘉译哥演男一号——但是他就是想主动地先把我签下来，再说别人的角色。开拍前正好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张猛就找到我，说咱先拍一个低成本的电影。我当时想，低成本电影肯定没有那么长周期，三十天肯定完事儿。没想到上了《钢的琴》之后，一个月没钱了，然后我就做了一个艰难的选择，选择了继续拍这个电影。我就给姜老师打电话。当时老师还劝我说，他这个戏都拍不下去了，你还拍它干什么？我就跟他说，我是东北长大的，我看过工人们繁荣的时候，我也看过工人们落寞的时候。我一见到冬天那个感觉，就能闻到空气里那个味道。我说哪怕我把这个碟拍完了它不放映，我留下来自己藏一辈子，也值了。

董卿：后来没钱了怎么办？

王千源：就等。等着他们去借钱，借来之后再买一些胶片回来，然后大家再拍。就这样，一个投资不到五百万的电影，拍了六十多天；最后穷得没办法，需要个老头儿，怎么办？他们说，用我爸吧，主要便宜。他刚做完手术，正好还没痊愈呢。

董卿：谁的爸爸？

王千源：我的爸爸。不是因为戏好，主要因为便宜，不给钱都行。（全场笑）

董卿：最后你也没有拿到钱。

王千源：对，我和海璐的钱都给服化道、司机、场工他们分了，分了之后他们这个组才能解散。最后我的钱是上映的前一天拿到的。

董卿：所以你也曾经开玩笑说，虽然后来是拿了“影帝”，这个“影帝”也是一个最穷的“影帝”。（笑）

王千源：是。但那个组是我拍戏最快乐的一个组。大家一听没钱了，没事儿，没钱咱们喝啤酒等着呗，一喝喝一晚上。我记得张猛一喝开心了就朗诵诗。

董卿：你们在喝着酒、聊着天的时候，说得最多的是什么？

王千源：还是电影。

董卿：当时也会有人觉得，你这种选择有点儿犯傻。

王千源：当时就跟中邪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回到东北那个地方，我就感觉到了一种很贴切、很服帖的感觉。我在酒店里边都不穿正常的裤子，就穿那种绿毛裤，从我的房间到化妆间，到服装间，到导演的房间，就这么走来走去，我就想把它当成小时候的筒子楼。

董卿：你要让自己活在那个角色里边？

王千源：对，最起码是那么一段时间要活在那个角色里边。

董卿：而且你很享受这个过程。

王千源：对。现在想来，这是个不错的选择。

董卿：二十多年慢慢地成长为一个被观众所熟悉的演员，你觉得这个过程长吗？二十年。

王千源：刚毕业的时候，分配比较难，我就分到了北京儿艺。当时年轻气盛，心想，我都学了四年演人了，怎么突然演动物去了？当时演狐狸，演狼的B角，演风，演太阳，演石头，经常演这些大自然里的角色。那时候有一阵困惑期。关键最痛苦的是什么？没上过剧场，都是送戏到学校。那时北京周边所有义务的演出都是北京儿艺，我们就是坐着大汽车去，然后去了就装台。装台就得五块钱。那时候男一号三十五块钱，群众演员是三十块钱，即使演不上男一号，装一次台也跟男一号的钱是一样的。

后来有一次在公立学校给智障儿童演出，一个多小时的戏，小孩一直在底下喊。然后我们到水房，打热水的时候，小孩都哭着过来了：猫头鹰爷爷，太阳哥哥。那个时候感触就特别深，你看你用不敬业的精神去演戏，结果世界上最单纯的观众，用这么炙热的心情去观看，这真不啻于在犯罪，你哪怕认真演也可以啊。从那以后，就改变了演戏的态度。不是因为领奖才要学表演，是因为热爱表演，才学的表演。

董卿：你找到了这个职业的根本所在、意义所在。那你今天要为谁朗读呢？

王千源：我想为《钢的琴》中的陈桂林朗读，把《老人与海》的这个片段献给他。

董卿：陈桂林是一个很执着、最终做成了一件事情的人。你自己也是，就像《老人与海》里边最经典的那句台词一样，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

王千源：对。我觉得它不仅代表我吧，各行各业可能都有那么一群人，都在坚持着自己，都在选择自己的这种勇气。

朗读者读本 老人与海（节选）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此时，天已经黑了，九月里，太阳一落，天就黑得很快。他背靠着船头已经磨损的木板，尽量让自己放松休息。第一批星星出来了。他不知道其中一颗叫做Rigel[1]，但他一看到那颗星，就知道所有的星星很快全都会露面，这些相距遥远的朋友又来和他相伴了。

“这条鱼也是我的朋友，”他大声说，“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样一条鱼。不过我必须杀死它。幸亏我们用不着非得杀死那些星星。”

想想看，要是每天都有人必须设法杀死月亮会怎么样，他想。月亮会逃走的。不过再想想看，要是每天都有人不得已去设法杀死太阳又会怎样？我们生来还算是幸运的，他想。

接着，他又为这条没有东西吃的大鱼感到难过，但伤心归伤心，他还是决定杀死它。它能够多少人吃啊，他想。可是他们配吃吗？不配，当然不配。它的举止风度何等高贵，它的尊严何等伟大，谁也不配吃它。

这些我实在搞不懂，他想。幸好我们不必非得去杀死太阳或月亮，或者星星。在海上过活，杀死我们真正的兄弟，已经够受的了。

眼下我得琢磨琢磨阻力的问题，他想。这有利有弊。如果它生拉硬拽，再加上船桨造成的阻力，小船就没有那么轻巧了，我可能会放出很长的钓线，而且会让它跑掉。小船很轻巧，这就延长了我们双方的煎熬，不过这一点有助于我的安全，因为这鱼游起来速度惊人，它还没完全施展出来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必须给这鳅开膛剖肚，免得坏掉，还得吃点儿鱼肉长长力气。

现在我要再休息一个小时，感觉一下它是不是安稳，然后再到船尾做这件事儿，还得决定对策。这段时间，我还能看看它有什么动静，有没有变化。用船桨增加阻力是个好办法；不过现在到了稳扎稳打的时候了。这条鱼还是很了不得，我看见钓钩挂在它的嘴角，它把嘴巴闭得紧紧的。鱼钩带来的折磨算不了什么。饥饿的煎熬，还有对跟自己较量的对手一无所知，这才是最要命的。老家伙，先歇歇，让它卖力气吧，等轮到你上阵的时候再说。

他自己估摸歇了两个钟头。月亮得等到很晚才会出来，他没法判断时间。其实他也算不上是休息，只能说是相比较而言放松了一点儿。他的肩膀仍然承受着鱼的拉力，不过他把左手放在船头的舷木上，越来越多地让小船本身和大鱼的拉力相抗衡。

要是能把钓线固定住，事情该会多么简单啊，他想。可是那样的话，大鱼只要稍一挣扎，钓线就会绷断。我必须用自己的身体来缓冲钓线的拉力，双手随时准备放出一段钓线。

“可是，老家伙，你还一点儿没睡过呢。”他大声说，“已经过去半天一夜，现在又是一天了，可你一直没睡觉。它要是老老实实，安安静静，你就得想法儿睡上一会儿。如果你不睡觉，脑子可能会糊里糊涂。”

我的脑子够清醒的，他想。太清醒了。跟星星我这些兄弟们一样清醒。可我还是必须睡觉。它们睡觉，月亮和太阳也睡觉，甚至在波澜不惊、风平浪静的时候，连大海也会睡觉。

可别忘了睡觉，他想。一定得让自己睡上一觉，想个简单可靠的办法安置这些钓线。现在回去收拾那条鳅吧。如果一定要睡的话，把船桨绑起来增大阻力就太危险啦。

不睡觉我也能行，他对自己说。可是这太危险了。

他开始手膝并用爬回船尾，小心不猛拉钓线惊动那条鱼。那鱼自己可能已经半睡半醒了，他想。不过，我可不想让它休息。它必须这么拖着小船，一直到死。

回到船头，他转了个身，好用左手攥住紧紧勒在肩上的钓线，右手从刀鞘里拔出刀子。这时候，星星很明亮，他能清楚地看见那条鳅。他把刀刃插进鱼头，把它从船尾下方拖出来。他用一只脚踩在鱼身上，一下子就从肛门直剖到下颌的尖端。然后，他放下刀子，用右手掏出内脏，掏得干干净净，把鱼鳃也全都拽掉了。他感觉鱼胃拿在手里沉甸甸、滑溜溜的，就把它剖开，里面有两条飞鱼。两条鱼都硬挺挺的，还很新鲜，他把两条鱼并排放在一起，将鱼肠和鱼鳃从船尾丢进海里。这些东西沉入大海的时候，在海水里拖出一道磷光。鳅冷冰冰的，在星光下呈现出麻风病人一般的灰白色。老人用右脚踩住鱼头，剥下一侧的鱼皮，接着又把鱼翻转过来，剥掉另一侧的皮，然后把两侧的鱼肉从头到尾割下来。

他把鱼骨头顺着船舷滑进海里，留神看它会不会在水里打转。但是，他只看见了鱼骨慢慢下沉时的磷光。他回转身，把两条飞鱼夹在两片鱼肉中间，将刀子插回刀鞘，自己又慢慢挪到船头。紧勒的钓线让他的后背弓了起来，他右手里还拿着鱼肉。

回到船头，他把两片鱼肉摊在船板上，飞鱼搁在一边。他把斜勒在肩上的钓线换了个地方，又用左手抓住钓线，把手放在船舷上。然后，他从船舷探出身去，把飞鱼在海水里洗了洗，留心看冲击在手上的水流有多快。他的手剥过鱼皮，所以磷光闪闪，他注意观察水流怎样冲刷他的手。水流不那么急了，他把手的一侧在船板上蹭了蹭，星星点点的磷光浮荡开去，慢慢漂向船尾。

“它越来越累了，要不就是在歇息。”老人说，“现在我来吃掉这条鳅，歇一下，睡上一会儿吧。”

星光下，夜越来越凉了，他吃了半片鳅肉，还有一条去掉内脏和脑袋的飞鱼。

“鳅烧熟了吃味道棒极了。”他说，“生吃可真糟糕。以后上船出海我一定得带上盐和酸橙。”

我要是有脑子，就会一整天不断把海水泼在船头，干了就会变成盐，他想。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是在太阳快落下的时候才钓到这条鳅的。不管怎么说也是准备不周。我还是细嚼慢咽吃下去了，也没有反胃作呕。

东边的天空布满了云彩，他叫得上名的星星也一颗颗隐没了。他仿佛正驶入一个云彩堆叠的大峡谷，此时，风也息了。

“三四天里天气就会变坏。”他说，“不过今天夜里和明天还不要紧。老家伙，准备好，睡上一会儿吧，趁这鱼平静安稳的时候。”

他右手紧紧攥着钓线，用大腿抵住右手，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船头的木板上。接着，他把勒在肩上的钓线往下移了一点儿，用左手撑着。

只要把钓线撑紧，我的右手就能攥住它，他想。睡着的时候，如果钓线松开了，往外出溜，我的左手就会把我弄醒。这样右手就吃苦头了，不过它已经习惯了。我哪怕只睡上二十分钟或者半个小时也好。他俯身向前，用整个身子夹住钓线，身体的全部重量都落在右手上，接着他就睡着了。

他没有梦见狮子，却梦见了一大群海豚，有八到十英里那么宽广，时值交配季节，它们不断地高高跃到空中，再落进腾空一跃时在海水中留下的水涡里。

接着他又梦见在村子里自己躺在床上，北风强劲，周身寒冷，自己的右臂都麻木了，因为他把头枕在那上面，而不是在枕头上。

后来他又梦见那条长长的黄色海滩，看见第一头狮子在黄昏时分下到海滩上，接着别的狮子也来了，他把下巴搁在船头的木板上，船抛下锚停泊在那里，晚风习习吹向海面，他等着看有没有更多的狮子来，心情很愉快。

月亮升起已经好一阵子了，可他还在睡着，大鱼平稳地拖着小船，驶进云彩形成的隧道。

他醒过来是因为自己的右拳猛地砸在脸上，钓线从右手滑出去，让他感到火辣辣地疼。左手毫无知觉，他用右手拼命拉住了钓线，可钓线还是一个劲儿往外出溜。左手终于找到了钓线，他仰起身子抵住那钓线，这一来他的后背和左手被勒得火烧火燎一般疼痛，现在是左手承受全部的拉力，真像是被刀割一样生疼。他回头看看，那几个钓线卷正流畅地放出线去。就在这时候，大鱼一跃而起，掀起巨大的海浪，又重重地落了下去。接着，它又一次次跳起来，虽然钓线飞快地往外溜，小船的速度还是很快，老人把钓线拉得紧紧的，都快绷断了，并且一次次到了快要断裂的临界点。老人被死死地拖倒在船头，他的脸贴在那片鳅肉上，动弹不得。

等的就是这个，他想，现在我们来大显身手吧。

它得为拖走钓线付出代价，他想，让它为这个付出代价吧。

他看不见鱼一次次跃起，只听见海水迸裂的声音，还有鱼落下时水花的巨响。钓线飞快地往外出溜，他的双手仿佛刀割一般疼痛，不过他早有预料，就尽量让钓线勒在长茧的部位，不让它滑到手掌或者划伤手指。

要是那个男孩在这儿，他会打湿这些成卷的钓线，老人想。是啊，要是那个男孩在这儿。要是那个男孩在这儿。

钓线不断地向外溜啊溜，不过现在慢了下来，他正在让鱼为它拖走的每一英寸钓线付出代价。这时候，他从木板上，从被他的脸压碎的那片鱼肉上抬起头来。然后，他双膝着地，慢慢地站起身来。他还在放出钓线，但是越来越慢了。他慢慢挪到成卷的钓线那里，那些钓线他只能用脚去触摸，眼睛却看不到。钓线还充足得很，现在这鱼不得不克服更大的摩擦力，拖着更长的钓线在水里游。

没错儿，他想，现在它已经跳了十几次了，背囊里充满了空气，不可能再潜到深海里，死在我没法把它弄上来的地方。它不一会儿就会开始兜圈子，那时候我一定得对付它。真不知道它为什么突然间惊跳起来。兴许是因为饥饿而不顾一切，还是在夜里受了什么惊吓？可能是它突然感到惊恐。不过它这么平静，这么强壮，仿佛是无所畏惧，信心十足。它真是不同寻常。

“老家伙，你最好也能做到无所畏惧，信心十足。”他说，“你又把它控制住了，不过你没法收回钓线。但是很快它就会开始兜圈子了。”

老人用左手和肩膀拖住大鱼，弯下腰去，用右手舀水洗掉粘在脸上的碎鳅肉。他怕被这东西弄得恶心呕吐，丧失体力。洗过脸，他又把右手伸到船舷外在海水里洗了洗，就这么在盐水里泡着，一面望着太阳升起之前的第一线曙光。鱼差不多是在朝东游，他想。这说明它已经累了，正在随波漂流。一会儿它就得兜圈子了，那时候才真要劲儿呢。

等他觉得右手泡在水里时间已经够长了，就抽回来，瞧了瞧。

“还不赖。”他说，“这点儿疼痛对男子汉来说不算什么。”

他小心地攥着钓线，好不让它嵌进刚勒破的伤痕里。他把重心换了个位置，这样就能把左手伸进小船另一侧的海水里。

“你这没用的东西，总算还不是太差劲。”他对着自己的左手说，“不过，有那么一阵子，你一点儿忙都没帮上。”

为什么我生来没有两只好手呢？也许是我自己的过错，没有好好训练这只手。天知道它有足够的机会可以有所长进。可它今天夜里表现得还不赖，只抽了一次筋。如果再抽筋，就让钓线把它勒断算了。

想到这里，他知道自己的脑子不怎么清醒了，他想起应该再吃点儿鳅肉。但是不能吃，他对自己说。就是晕头涨脑，也不能因为恶心呕吐丧失力气。况且我知道，就是吃下去也搁不住，因为刚才我的脸挨在上面了。留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再吃吧，只要没有坏掉。可现在靠补充营养增加体力已经太晚了。你真是蠢透了，他对自己说，把另一条飞鱼吃掉就是了。

那条飞鱼就搁在那儿，已经收拾干净，随时都可以吃。他用左手拿起来，细细地嚼着鱼骨头，连尾巴也不剩，全都吃了下去。

这几乎比任何鱼都更有营养，他想。至少能长力气，我正需要这个。现在我能做的一切都已经做了，他想。让它开始兜圈子吧，让我们开始交锋吧。

从他出海以来，太阳第三次升起的时候，鱼开始兜圈子。

根据钓线倾斜的角度，他还看不出鱼在兜圈子。这还为时尚早。他只是感觉钓线上的拉力稍稍减轻，就开始用右手轻轻地拽。像以往一样，钓线绷紧了，不过，就在快要绷断的当儿，钓线却开始往回收了。他轻快地把头和肩从钓线下面撤出来，开始把钓线往回收，动作又轻又稳。他两只手左右摆动，身体和双腿也来帮忙，使出全身力气拽那根钓线。他的两条老腿和肩膀也随着摇摆的双手来回转动。

“好大的圈子。”他说，“不过它总算在兜圈子了。”

接下来，钓线不能再往回收了，他紧紧握在手里，直到看见钓线在阳光下迸出水珠儿来。随后钓线又开始往外出溜，老人跪下来，很不情愿地让它回到黑魆魆的海水里。

“它绕到圈子那头去了。”他说。我一定要拼命拽住，他想。每拽紧一次，它兜的圈子就会缩小一点儿。也许等过了一个小时，我就能看见它。眼下我一定要制服它，接着我一定要杀死它。

这条鱼继续慢慢地兜圈子，两个小时后，老人大汗淋漓，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不过，这时候圈子已经小多了，从钓线倾斜的角度来看，那鱼一边游一边慢慢往上浮。

一个小时以来，老人眼前一直浮动着黑点子，汗水刺痛了他的眼睛还有眼睛上方和额头上的伤口。他并不担心那些黑点子。他这么使劲儿地拽着钓线，眼前出现黑点子是正常的。可是，他有两回感到头昏眼花，这让他有些担忧。

“我可不能不争气，就这样死在一条鱼跟前。”他说，“既然我已经让它乖乖地过来了，老天就保佑我挺下去吧。我要念上一百遍《天主经》，还有一百遍《圣母经》。不过眼下可不行。”

就当做是念过了吧，他想。我以后会补上的。

就在这当儿，他觉得自己用双手紧紧攥住的钓线被猛地一撞又一拽，来势凶猛，感觉硬邦邦、沉甸甸的。

它正用长矛一样的嘴撞击金属接钩绳，他想。这是免不了的。它不得不这样干。不过这样一来也许会让它跳起来，我情愿让它接着打转。它必须跳出水面来呼吸，可每跳一次，钓钩划出的伤口就会裂得更大一些，它就有可能脱钩逃走。

“鱼啊，别跳了。”他说，“别跳啦。”

那鱼又接连几次撞击金属接钩绳，它一甩头，老人就放出一小段钓线。

我必须让它老是疼在一个地方，他想。我的疼痛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能控制住。但它的疼痛会让它发疯。

过了一会儿，那鱼不再撞击金属接钩绳，又慢慢打起转来。老人现在可以稳稳地把钓线往回收了。可是他又开始感到头晕。他用左手舀了些海水淋在头上，然后又淋了一些，在脖颈后面揉擦着。

“我没抽筋儿，”他说，“它很快就会浮上来，我得挺住。必须得坚持住，这压根儿就用不着说。”

他靠着船头跪下，这会儿暂且又把钓线挎在后背上。眼下，趁它兜圈子的时候，我歇息一会儿，等它转回来我再站起来对付它。他就这么决定了。

他巴不得在船头歇上一会儿，不往回收钓线，让那条鱼自顾自地兜圈子去。可是钓线上的拉力表明鱼正转身朝小船这边游回来，老人站起身，开始左右转动，双手像织布一样来回扯啊拽啊，把所有能拉回来的钓线都收起来。

我从来没有这么累过，他想，现在信风刮起来了，不过正好能借助风力把它弄上来。我太需要这风了。

“它下一次往外面兜圈子的时候，我要歇歇了，”他说，“我感觉好多了。等它再兜两三圈，我就能制服它。”

他的草帽戴得很靠后，他感觉鱼在转身，结果钓线一扯，他一屁股跌坐在船头。

鱼啊，你忙活吧，他想。等你转身的时候我再收拾你。

海浪大了许多。不过这是晴和天气里的微风，他指望这风把他送回去呢。

“我只要向西南方向划就行，”他说，“男子汉绝不会在海上迷路的，何况这是个长长的岛[2]。”

他第一次看到那鱼，是在它兜到第三圈的时候。

他最先看到的是一个黑色的影子，那影子过了好长时间才从船底下钻过，他简直不敢相信这鱼竟然有这么长。

“不可能。”他说，“它不可能有那么大。”

可是那鱼当真有那么大，这一圈兜完之后，它浮出水面，和老人仅仅相隔三十码，老人眼看着它的尾巴出了水，比一把大镰刀的刀刃还要长，在深蓝色的海水上呈现出非常浅淡的紫色。那尾巴向后倾斜，鱼在海面下游的时候，老人能看见它那巨大的躯体和周身的紫色条纹。它背鳍朝下，巨大的胸鳍张得大大的。

鱼这回兜圈子，老人看到了它的眼睛，还有两条灰色的鱼在它周围游来游去，时而吸附在它身上，时而倏地逃窜开去，时而在它的阴影里悠闲地游弋。那两条鱼都不止三英尺长，游得快起来全身急速甩动，像鳗鱼一样。

老人这会儿冒起汗来，不光是因为太阳的缘故，还有别的原因。每当那鱼镇静自若地转回来，老人都能收回一段钓线，他深信不疑，等鱼再兜上两个圈子，他就有机会把鱼叉插进鱼身了。

可我得把它拉过来，拉近，再拉近，他想。千万不能把鱼叉插进它的脑袋，一定要插进它的心脏。

“老家伙，你可要镇静，使足劲儿。”他说。

鱼又兜了一圈，露出了脊背，不过离小船还是远了点儿。再兜一圈，离得还是太远，但这回它出水更高了些，老人心里有数，等再收回一些钓线，就能把它拉到船边。

他早就准备好了鱼叉，系在鱼叉上的那卷很轻的绳子放在一个圆形的篮子里，另一端紧紧地系在船头的缆桩上。

大鱼正兜了一圈回来，看上去沉静而美丽，只有尾巴在动。老人使出全身力气想把它拉到近前。有那么一会儿，鱼朝他这边倾斜了一点儿，然后又挺直身子，接着兜起圈子来。

“我拉动它了，”老人说，“我刚才拉动它了。”

他又感到一阵头晕，不过还是用尽全力拉住大鱼。我拉动它了，他想。也许这回我就能把它拉过来了。手啊，你拉呀，他想。腿啊，你可得站稳了。头啊，你得给我坚持住，给我坚持住，你可从来没有掉过链子。这回我就要把它拉过来了。

可是，还没等大鱼靠近小船，他就使出浑身力气拼命拉，那鱼被拉得倾斜过来一点儿，但随即就竖直身子游开去。

“鱼啊，”老人说，“鱼啊，反正你是死定了。难道你非得把我也害死不可？”

这样的话我可就一无所获了，他想。他嘴里干得说不出话来，可这时候也够不着水喝。我这回一定得把它拉到船边来，他想。它再多兜几个圈子，我可就撑不住了。你能行，他对自己说，你永远都能行。

下一轮较量的时候，他差一点儿就制服那条鱼了。可鱼还是直起身子慢慢游走了。

鱼啊，你害死我了，老人想。不过你有这个权利。兄弟啊，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比你更大、更漂亮、更沉静，或者更高贵的东西。来吧，把我杀死吧，我不在乎谁死在谁手里。

你的脑子有点儿迷糊了，他想。你必须保持头脑清醒，要懂得怎样承受痛苦，像个男子汉一样，或者像条鱼那样，他想。

“头啊，清醒清醒吧。”他说话的声音连自己都听不见，“清醒起来吧。”

鱼又兜了两个圈子，还是老样子。

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老人想。每次他都感觉自己要垮掉了。真是不明白。可我还要再试一次。

他又试了一次，当他把鱼拉转过来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要垮了。那鱼挺直身子，又慢慢游走了，大大的尾巴在海面上摇摇摆摆。

我还要再试一次，他对自己许诺，尽管他的双手这时候已经力不从心，眼睛一忽看得见，一忽看不见。

他又试了一下，还是老样子。就这么着吧，他想，感觉自己还没开始发力就已经败下阵了；可我还要再尝试一次。

他承受着所有的痛楚，使出余下的全部气力，还有早已丧失的自尊，用来对抗鱼的痛苦挣扎。鱼朝他身边游了过来，在一旁优雅而缓慢地游着，嘴几乎碰到了小船的船壳外板。它开始从船边游过，身子那么长，那么高，又那么宽，银光闪闪，布满紫色条纹，在水里似乎是一眼望不到头。

老人丢下钓线，一脚踩住，把鱼叉举得尽可能高，用足力气，再加上刚刚鼓起的劲儿，拼命向鱼的一侧刺去，鱼叉正落在大胸鳍后面，它的胸鳍高高耸起，和老人的胸膛一般高。老人感到铁叉已经扎了进去，就把身子倚在上面，好扎得更深，然后把全身的重量都压了上去。

那鱼开始折腾起来，尽管已经死到临头，它还是从海水里高高地跃起，它那惊人的长度和宽度，它的力量和美，全都展露无遗。它仿佛悬在空中，就在小船和老人的正上方。接着，它又哗啦一声跌落下来，溅起的浪花泼洒在老人的全身和整条小船上。

老人感到头晕恶心，双眼也模糊不清。但他还是放开了鱼叉上的绳子，让它慢慢地从擦破了皮的双手中送出去，等他可以看清东西的时候，他看见那鱼仰面朝天，翻起了银色的肚皮。鱼叉的柄从鱼的肩部斜伸出来，从它心脏里流出的鲜血让海水都变了颜色，起先是暗黑色，像是一英里多深的蓝色海水里的鱼群，然后又像云朵一样飘散开来。那鱼呈银白色，一动不动，只是随波漂荡。

老人趁自己眼睛好使的那一瞬间仔细瞧了瞧。然后他把鱼叉上的绳子在船头的缆桩上绕了两圈，把头搁在双手上。

“让我的头脑保持清醒吧，”他靠在船头的木板上说，“我这个老头儿真是累坏了，可我杀死了这条鱼，它是我的兄弟，现在我有苦差事要干啦。”

我得准备好绳套和绳索，好把它绑在船边，他想。即使我们有两个人，往船里灌满水把鱼拉上船，再把船里的水舀出去，这条小船也绝对装不下它。我得把一切都准备妥当，然后再把它拖过来，捆得结结实实，再竖起桅杆，扬帆起航回家去。

他开始动手把鱼拖到船边，好把一根绳子穿进鱼鳃，从鱼嘴里拉出来，然后把它的脑袋牢牢地捆在船头的一边。我要瞧瞧它，他想，碰碰它，摸摸它。它是我的财富，他想。可我想摸摸它倒不是因为这个。我感觉刚才触到了它的心脏，他想，就在我第二次把鱼叉捅进去的时候。现在我得把它拖过来，绑得牢牢的，用一个绳套拴住它的尾巴，再用一个绳套捆在中间，把它绑在小船的一侧。

“动手干吧，老头儿，”他说着，喝了一丁点儿水，“搏斗结束了，现在得做苦工了。”

他抬头看看天，又瞧瞧船外的鱼。他仔细瞅了瞅太阳。这会儿刚刚过了晌午，他想。信风刮起来了。钓线都用不着了。等回到家，我和那男孩把它们捻接起来。

“鱼啊，来吧。”他说。可鱼并不靠拢过来，而是躺在海水里翻腾，于是老人将小船靠了上去。

等他和鱼并排在一起，把鱼头靠在船头边上，他简直无法相信那鱼竟然如此之大。他把鱼叉上的绳子从缆桩上解下来，穿进鱼鳃，又从鱼嘴里扯出来，在它那长剑一般的嘴上绕了一圈，又穿过另一个鱼鳃，也在鱼嘴上绕了一圈，随后将这两股绳子打了个结，紧紧地系在船头的缆桩上。接着，他割下一段绳子，走到船尾去缚住鱼尾巴。鱼已经从原先的紫色和银色相间完全变成了银色，身上的条纹则呈现出和尾巴一样的淡紫。那些条纹比一个人张开五指的手还要宽，鱼的眼睛十分冷漠，看上去像是潜望镜里的镜片，又像是游行队伍里的圣徒。

“要杀死它只有用这个法子。”老人说。他喝过水之后感觉好些了，他知道自己能挺得住，头脑也清楚起来。看样子它不止有一千五百磅重，他想。也许还要重得多呢。开膛破肚之后净重也有原来的三分之二，按三角钱一磅来计算的话能有多少钱？

“得用支铅笔来算才行，”他说，“我的脑子还不够清楚。不过，我觉得了不起的迪马吉奥今天会为我感到骄傲的。我没长骨刺，可双手和后背实在疼得厉害。”真不知道骨刺是什么玩意儿，他想。也许我们长了骨刺自己还不知道呢。

他把鱼牢牢地系在船头、船尾和中间的坐板上。这鱼可真大，小船旁边像是绑上了一条比自己还要大得多的船。他割下一段钓线，把鱼的下巴和长嘴捆在一起，免得嘴巴张开，这样船就能尽可能利落地向前行进。然后他竖起桅杆，撑起那根用做手钩的木棒和下桁，张起带补丁的船帆，自己半躺在船尾，向西南方向驶去。

他不需要靠指南针来辨别西南方向，仅凭信风吹在身上的感觉和船帆的动向就能知道。我还是放下一根细钓线的好，系上勺形假饵，钓点儿什么东西吃吃，润润喉咙。可他找不到勺形假饵，而且沙丁鱼也都已经烂掉了。所以，他趁小船经过那片黄色马尾藻的时候，用鱼钩钩上一簇，抖了抖，里面的小虾纷纷掉落在船板上。小虾有十几只，像盲潜蚤一样活蹦乱跳。老人用大拇指和食指掐去虾头，连壳带尾一起嚼着吃了下去。虾很小，可他知道这很有营养，而且味道也不错。

老人的瓶子里还剩下两口水，吃完虾他喝了半口。在重重障碍之下，小船还算行驶得不错，他把舵柄夹在胳膊下面掌着舵。他能看得到那条鱼，只要看看自己的手，感觉后背抵在船尾，就能知道这是真真切切发生的事儿，不是一场梦。他曾经感觉大祸临头，以为是在梦中。等看到鱼跃出水面，在半空中静止片刻才落下来，他才确信这极不寻常，简直令他难以置信。后来，他就看得不大清楚了，不过现在他的眼睛又和往常一样好使了。

此时此刻，知道鱼已经到手，他的双手和后背所感觉到的并不是梦。我的手很快就能恢复，他想。我让手里的血都流光了，盐水能治愈它们。真正的海湾里深色的海水是世上最好不过的良药。我所要做的就是保持头脑清醒。这两只手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而且我们行驶的状态也很好。鱼的嘴巴紧闭着，尾巴直上直下地颠簸，我们就像兄弟一样并肩航行。接着他的头脑有点儿不大清楚了，他想，现在是这鱼在带我回家，还是我带着鱼回家呢？要是我把它拖在船后面，那就毫无疑问了。或者，如果这鱼失去了全部尊严，让我放在小船里，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可现在它是和小船并排绑在一起前进的，老人想，只要它乐意，就算是它在带我回家吧。我只不过是靠耍花招才胜过了它，而且它也不想伤害我。

他们航行得很顺利，老人把双手浸在海水里，尽量保持头脑清醒。天空中的积云堆叠得很高，上方还有相当多的卷云，由此老人知道这风会刮上整整一夜。老人不时地看看那条鱼，以确信这是真的。一个小时后，第一条鲨鱼发动了袭击。

这条鲨鱼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当那一大片暗沉沉的血渐渐下沉，扩散到一英里深的海水里的时候，它就从深处游了上来。鲨鱼莽莽撞撞地一下子冲过来，划破了蓝色的水面，豁然出现在太阳底下。它随即又落入海水，捕捉到血腥味，然后就顺着小船和鱼的踪迹一路追踪而来。

鲨鱼有时候嗅不到这股气味，但它总能再次找到，也许只是一丝痕迹，它就会游得飞快，紧追上去。那是一条很大的灰鲭鲨，生就的游泳高手，能和海里速度最快的鱼游得一样快，除了嘴以外，它的一切都显得无比美丽。背部和剑鱼一样蓝，肚子是银白色的，鱼皮光滑漂亮。它的外形和剑鱼十分相像，除了那张大嘴。眼下它正紧闭着大嘴，在水面之下迅速地游着，高耸的背鳍像刀子一般划破水面，没有丝毫摇摆。在它那紧紧闭合的双唇里，八排牙齿全都朝里倾斜，这和大多数鲨鱼的牙齿不同，不是那种常见的金字塔形，而是像爪子一样蜷曲起来的人的手指。那些牙齿几乎和老人的手指一般长，两侧都有刀片一样锋利的切口。这种鱼天生就把海里所有的鱼作为捕食对象，它们游得那么快，体格那么强健，而且还全副武装，这样一来就所向无敌了。此时，它闻到了新鲜的血腥味，于是加快速度，蓝色的背鳍破水前进。

老人一看见它游过来，就知道这是一条毫无畏惧、肆意妄为的鲨鱼。他一面注视着鲨鱼游到近前，一面准备好鱼叉，系紧绳子。绳子短了点儿，因为他割下了一段用来绑鱼。

老人此时头脑清醒好使，下定决心搏击一番，但却不抱什么希望。真是好景不长啊，他想。他盯着那条紧逼而来的鲨鱼，顺便朝那条大鱼望了一眼。这简直像是做梦一样，他想。我没法阻止它攻击我，但我也许能制服它。尖齿鲨[3]，他想，让你妈见鬼去吧。

鲨鱼飞速靠近船尾，向大鱼发起袭击，老人看着它张开了嘴，看着它那怪异的眼睛，看着它牙齿发出咔嚓一声，朝着鱼尾巴上方的肉扑咬过去。鲨鱼的头从水里钻了出来，后背也正露出海面，老人听见大鱼的皮肉被撕裂的声响，把鱼叉猛地向下扎进鲨鱼的脑袋，正刺在两眼之间那条线和从鼻子直通脑后那条线的交点上。这两条线其实并不存在。真实存在的只有沉重而尖锐的蓝色鲨鱼脑袋，大大的眼睛，还有那嘎吱作响、伸向前去吞噬一切的大嘴。可那是鱼脑所在的位置，老人直刺上去。他使出全身力气，用鲜血模糊的双手把鱼叉结结实实地刺了进去。他这一刺并没有抱多大希望，却带着十足的决心和恶狠狠的劲头儿。

鲨鱼翻了个身，老人看出它的眼睛已经没有生气了，接着鲨鱼又翻了个身，缠上了两圈绳子。老人知道它死定了，可它还不肯听天由命。它肚皮朝上，扑打着尾巴，嘴巴嘎吱作响，像一艘快艇似的破浪前进，尾巴在海上溅起白色的浪花。它身体的四分之三都露在水面上，绳子绷得紧紧的，颤抖个不停，最后啪的一声断了。鲨鱼静静地躺在海面上，老人瞧着它，不一会它就慢慢沉了下去。

“它咬掉了约摸四十磅肉。”老人大声说。它把我的鱼叉和所有的绳子也带走了，他想，况且我这条鱼又在淌血，别的鲨鱼也会来袭击的。

大鱼被咬得残缺不全，他都不忍心再看上一眼。鱼被袭击的时候，他感觉就像是自己受到袭击一般。

好景不长啊，他想。我现在真希望这是一场梦，希望根本没有钓上这条鱼，而是独个儿躺在床上铺的旧报纸上。

不过，攻击我这条鱼的鲨鱼被我干掉了，他想。它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尖齿鲨。天知道，我可见识过不少大鱼。

“但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他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我很痛心，把这鱼给杀了，他想。现在倒霉的时候就要来了，可我连鱼叉都没有。尖齿鲨很残忍，而且也很能干，很强壮，很聪明。不过我比它更聪明。也许并不是这样，他想。也许只不过是我的武器比它的强。

“别想啦，老家伙，”他大声说，“顺着这条航线走吧，事到临头再对付吧。”

不过还是得琢磨琢磨，他想。因为我只剩下这件事儿可干了。这个，还有棒球。不知道了不起的迪马吉奥会不会欣赏我一举击中鲨鱼的脑袋。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想，谁都能行。但是，你以为我这两只受伤的手跟得了骨刺一样麻烦吗？我没法搞明白。我的脚后跟从来没出过毛病，只有一次在游泳的时候踩着一条鱼，被它刺了一下，腿的下半截都麻痹了，疼得受不了。

“想点儿高兴的事儿吧，老家伙，”他说，“你每过一分钟就离家更近一点儿。丢了四十磅鱼肉，你的船走起来能更轻快。”

他心里很明白如果驶进海流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眼下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不，有办法，”他大声说，“我可以把刀子绑在一支船桨的柄上。”

于是他把舵柄夹在胳膊下面，一只脚踩住帆脚索，就这么做了。

“这下好了，”他大声说，“我还是个老头儿，但可不是手无寸铁了。”

这时候，风更加强劲了，船航行得很顺利。他只看着鱼的前半部分，心里又燃起了一点儿希望。

（李育超 译）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老人与海》

遇到逆境，我们就会想到《老人与海》，就会想到海明威。海明威是个意志非常顽强的人，也是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其实这个老人象征着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切无名的人物。所以我想这是海明威非常伟大的地方，他关注到了一个卑微的、弱小的老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迸发出的巨大的、强大的力量。海明威用自己的硬汉风格，用刀削斧凿般的语言，写出了弱小和强大之间的反差，为文学留下了一部经典之作，为世界留下了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康震

[1] 在阿拉伯语中意为“脚”，因位于猎户座下方而得名，中国天文学称之为参宿七。

[2] 这里指古巴。

[3] 原文为Dentuso，西班牙语，意思是“牙齿锋利的”。这是当地对灰鲭鲨的俗称。

朗读者 秦玥飞

秦玥飞是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城里孩子，在重庆长大。二十岁时，他以托福满分的成绩考入美国耶鲁大学，享受全额奖学金。二十六岁时，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毕业，却选择来到湖南衡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做了一名大学生村官。

当人们惊讶于这种身份转变时，秦玥飞却觉得“自然而然”。这个一直想在“公共服务领域干点事儿”的年轻人，把村官看作是实现自己梦想最重要的舞台和起点。

五年多过去了，秦玥飞已经成了乡亲们充分信赖的人，从穿着打扮到生活习惯。他为村民修电器、写信，甚至下地干活。村民们亲昵地称他为“耶鲁哥”。他用自己的才智，立足农村实际，动员多方资源，为当地谋取民生福祉。他说：“其实象牙塔到田野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这里已经扎下了我的根，未来这条路我会走得更远。”

朗读者 访谈

董卿：今天在现场，有很多你的同龄人，不少“80后”“85后”。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秦玥飞？

观众：你好，我想问，您当了村官之后，待遇怎么样呢？

董卿：一个月挣多少钱？

秦玥飞：我刚刚去村子里的时候，工资是一个月一千零五十元。去年我又涨工资了，现在是一千七百元一个月。

观众：你是耶鲁毕业的，这么优秀，到了农村会不会大材小用了呢？

秦玥飞：我不觉得我是“大材”。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给我了一个平台，让我这样的“小材”可以有大用，所以我觉得并不是大材小用。

董卿：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可能也是很多人心里的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秦玥飞：这个选择的动力其实是源自于我的母亲。因为在我年纪非常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为了让我接受非常好的教育，就带着我去全国各地求学，吃了非常多的苦。在这种逆境当中，我时刻都能感受到我的爸爸妈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跟追求。我自己是非常认同这种追求的。大学毕业之后，我应该去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应该符合我的价值观、我的追求跟认同。

董卿：我手上有一些数据。我们可以看看秦玥飞在贺家山村和白云村这六年所做出来的一些成绩。他第一年就帮助村民引进了超过八十万的资金，建起了新的敬老院。然后三年里，修了水渠，重新硬化村路，同时引进了信息化教学设备。

秦玥飞：我们会去找政府，申请政府的扶持基金。然后会坐着绿皮火车，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去找公益机构、找企业，让他们给我们资助。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拿到一笔资金，得跑三十家、四十家不同的机构，最后可能才有一家同意。

董卿：从耶鲁毕业到了贺家山村之后，有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秦玥飞：当然有。其实去的时候，还不是很适应。我记得刚到村里的那天晚上，特别热，有特别多蚊子，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就习惯性地洗了个澡。结果到了当天晚上，这个事就在村里传开了。村民们说：新来的小秦是不是嫌我们村里脏？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要真的为村民服务的话，如果我不是他们的一分子，如果我不能被村民接受，我就不能更好地去服务村民。所以我当时就改掉了早上洗澡的习惯，而且把衣服也反过来穿。因为我当时带去的衣服，有英文单词，我觉得太酷炫了，翻过来就是个单色。然后，村里的妇女主任又送给我一双解放鞋，我就一直穿解放鞋。

董卿：那你要待到什么时候呢？你有自己的人生计划和时间表吗？

秦玥飞：其实我没有刻意地去想自己未来的规划，但我非常清楚的是，我以后的工作，肯定会长期和农村发生关系。最重要的一个考量就是，我之前在贺家山村所做成的这些事情，大多数都是输血的形式。这几年下来，我觉得如果真正想要改变村庄的面貌，就一定是要为村子里造血，去创造就业、创造财富。2014年的时候，我和耶鲁大学的一个中国同学一起，发起了一个公益项目，叫“黑土麦田”，英文名叫“Serve for China”，为中国服务。我们每年从中国和海外的高校里，招募一批非常优秀的大学毕业生，送到咱们国家的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里，去开展精准扶贫。

董卿：“黑土麦田”的一部分小伙伴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几位年轻人先向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谭腾蛟：我叫谭腾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学的是新闻专业。现在跟玥飞在白云村一起做麦田合作社。主要是通过加工，把漫山遍野的山茶果变成山茶油，让农民的钱袋子变得更鼓。

周璇：我叫周璇，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在在江西省宜春市飞剑潭乡柘源村服务。我们从农业局申请到十八万的资金，和老表们一起种植有机水稻。另外，我们的村子里还有非常好的土蜂蜜，希望可以有机会好好包装，走出山村，让更多人品尝到它。

陈昱璇：我叫陈昱璇，毕业于清华大学，现在在湖南湘西花垣县扪岱村服务，主要是和乡亲们一起开发当地的农副产品。苞谷烧、湘西腊肉，都是我们的特色产品。

陈旖雪：我叫陈旖雪，毕业于复旦大学，现在在湖南省花垣县补抽乡水桶村服务。除了过年的时候和昱璇他们村一起卖腊肉以外，我们还设计包装了一种长在深山里的野生猕猴桃，为当地村民增加了两万多块钱的收入。

杨琪：我是杨琪，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目前和旖雪一起，也在湘西花垣县补抽乡水桶村进行服务工作。刚才他们介绍的都是吃的，其实我们村还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东西。水桶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苗族村寨，里面的阿姨大姐从小就学习绣花，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苗族刺绣能从她们的日常爱好变成赚钱的技能。

董卿：非常好。你们让我想到了一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生活，为它富裕，为它兴旺；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奋斗，为它幸福，为它增光。我们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这是八十年代我们都会唱的一首歌。但当这首歌传遍大街小巷的时候，恰恰是很多人渴望离开村庄，到城市去寻找梦想的时候。没想到今天有那么多从各大名校毕业的年轻人，怀抱着理想，再一次回到了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去为它的富裕、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的朗读。

朗读者读本 泥泞

迟子建

北方的初春是肮脏的，这肮脏当然缘自于我们曾经热烈赞美过的纯洁无瑕的雪。在北方漫长的冬季里，寒冷催生了一场又一场的雪，它们自天庭伸开美丽的触角，纤柔地飘落到大地上，使整个北方沉沦于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中。如果你在飞雪中行进在街头，看着枝条濡着雪绒的树，看着教堂屋顶的白雪，看着银色的无限延伸着的道路，你的内心便会洋溢着一股激情：为着那无与伦比的壮丽或者是苍凉。

然而春风来了。春风使积雪融化，它们在消融的过程中容颜苍老、憔悴，仿佛一个即将撒手人寰的老妇人。雪在这时候将它的两重性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它的美丽依附于寒冷，因而它是一种静止的美、脆弱的美;当寒冷已经成为西天的落霞，和风丽日映照它们时，它的丑陋才无奈地呈现。

纯美之极的事物是没有的，因而我还是热爱雪。爱它的美丽、单纯，也爱它的脆弱和被迫的消失。当然，更热爱它们消融时给这大地制造的空前的泥泞。

小巷里泥水遍布；排水沟因为融雪后污水的加入而增大流量，哗哗地响；燕子在潮湿的空气里衔着湿泥在檐下筑巢；鸡、鸭、鹅、狗将它们游荡小巷的爪印带回主人家的小院，使院子里印满无数爪形的泥印章，宛如月下松树庞大的投影；老人在走路时不小心失了手杖，那手杖被拾起时就成了泥手杖；孩子在小巷奔跑嬉闹时不慎将嘴里含着的糖掉到泥水中了，他便失神地望着那泥水呜呜地哭，而窥视到这一幕的孩子的母亲却快意地笑起来……

这是我童年时常常经历的情景，它的背景是北方的一个小山村，时间当然是泥泞不堪的早春时光了。

我热爱这种浑然天成的泥泞。泥泞常常使我联想到俄罗斯这个伟大的民族，罗蒙诺索夫、柴可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蒲宁、普希金就是踏着泥泞一步步朝我们走来的。俄罗斯的艺术洋溢着一股高贵、博大、阴郁、不屈不挠的精神气息，不能不说与这种春日的泥泞有关。泥泞诞生了跋涉者，它给忍辱负重者以光明和力量，给苦难者以和平和勇气。一个伟大的民族需要泥泞的磨砺和锻炼，它会使人的脊梁永远不弯，使人在艰难的跋涉中懂得土地的可爱、博大和不可丧失，懂得祖国之于人的真正含义：当我们爱脚下的泥泞时，说明我们已经拥抱了一种精神。

如今在北方的城市所感受到的泥泞已经不像童年时那么深重了：但是在融雪的时节，我走在农贸市场的土路上，仍然能遭遇那种久违的泥泞。泥泞中的废纸、草屑、烂菜叶、鱼的内脏等等杂物若隐若现着，一股腐烂的气味扑入鼻息。这感觉当然比不得在永远有绿地环绕的西子湖畔撑一把伞在烟雨醇醇中耽于幻想来得惬意，但它仍然能使我陷入另一种怀想，想起木轮车沉重地辗过它时所溅起的泥珠，想起北方的人民跋涉其中的艰难的背影，想起我们曾有过的苦难和屈辱，我为双脚仍然能触摸到它而感到欣慰。

我们不会永远回头重温历史，我们也不会刻意制造一种泥泞让它出现在未来的道路上，但是，当我们在被细雨洗刷过的青石板路上走倦了，当我们面对着无边的落叶茫然不知所措时，当我们的笔面对白纸不再有激情而苍白无力时，我们是否渴望着在泥泞中跋涉一回呢?为此，我们真应该感谢雪，它诞生了寂静、单纯、一览无余的美，也诞生了肮脏、使人警醒给人力量的泥泞。因此它是举世无双的。

迟子建常被称为是来自中国北极村的“精灵”，她文笔灵动，格局大气，写小说细腻温暖，写散文质朴浑厚。《泥泞》看似一篇非常普通的散文，但细心的作家从雪和泥巴中写出了大地的广袤，写出了精神的宽度和人生的哲理。雪、泥土、故乡、精神追求，就这样巧妙地融为一体，成就了一篇虽然篇幅短小，但意蕴悠长的散文。

朗读者 麦家

1994年，当麦家为自己的小说集《紫密黑密》写后记时，他一定没有想到，未来他的小说会有这么大的公众认知度和影响力。那时他写：“这篇小说也许只有三个读者，但我也够了。”这本《紫密黑密》，正是后来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长篇小说《解密》的底本。可以说，《解密》奠定了麦家作为当代优秀小说家的地位。紧随其后，麦家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暗算》，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2005年，电视剧《暗算》播出。作为谍战剧的开山之作，该剧开播后即引发收视热潮，麦家也由此走入公众视野。2009年，《风声》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2011年，由麦家亲自担纲编剧的《风语》播出；同年，《刀尖》改编的电视剧《刀尖上行走》、《风声》改编的电视剧《风声传奇》也播出。

这些年麦家的影响力早已不局限在汉语世界，他的作品在海外备受推崇，《解密》英文版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

朗读者 访谈

董卿：我一直在想，麦家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他会读一些什么？为谁读呢？

麦家：我也很意外，最后我会选择读一封信。但这种意外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暗示了一个孩子在我生命当中的，重要性不用说，关键他给我制造的麻烦给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董卿：为什么这么说呢？

麦家：其实不光是我的孩子，我觉得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孩子青春期都是难过的。这是一个生命现象。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青春期一点也不比我的孩子好过。

董卿：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意识到儿子进入青春期了，而且突然意识到，你跟他的交流有些问题了？

麦家：初二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关上房门，而且你无法想象，这一关，三年，上千个日子，除了吃饭、上洗手间，其他时间一直关着，你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

董卿：永远锁着门？

麦家：永远锁着门，而且他绝对不允许你用任何方式进他的房间。如果说你冒犯了他，进了他的房间，那他肯定会离家出走。

董卿：他不跟你有任何交流吗？

麦家：语言冲突几乎只要交流就会发生。他内心的那种愤怒，这种愤怒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我觉得就是青春给他的，或者说我的基因给他的。那时候，我每天一旦想起孩子的前程，心里真的是黯然伤感。我一直感谢他妈，包括感谢我自己，就是在这种濒临绝望的时候，我们始终没有绝望。

董卿：你说是跟你的基因血脉有紧密关联的，你自己也有一段相似的青春期吗？叛逆、拒绝交流？

麦家：孩子有这样的青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青春犯的罪，但从根本上来说，是我犯的罪，是我基因有问题，他遗传了我的不良基因。我从十四岁八个月的那一天起，有十七年时间没喊我父亲。我上军校的目的就是要离开他，离开父亲。我不想看到他。给家里写信，从来不写父亲，只写“母亲你好”，没有父亲。我觉得这些不要说了……

董卿：但是当您真正地成长了之后，其实您对父亲更多的还是爱多过于恨，这种血脉当中注定的感情也是无法扭转的。

麦家：我父亲是2011年去世的，当然这之前我们已经和解了。现在只要我回到村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父亲的坟前。我觉得我那十七年没有跟他说的话，都是等他死后说的。

董卿：都说完了吗现在？

麦家：我觉得永远也说不完。因为它是一个伤口，伤口会好，但伤疤的痕迹会永远留在那里。现在唯一的好处就是我要学会欣赏这样的人生。

董卿：您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因为您对自己的父亲有十几年的隔阂、冷漠，所以导致了有一天您的儿子用这样的方法来对待您？

麦家：我非常地讨厌自己曾经有那么叛逆的时期，但是这个经历已经发生了……为什么我说孩子怎么叛逆，我的孩子那么叛逆，我一直没放弃，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应该还的债。同时，我不想做那个父亲，孩子十几年不跟你交流；我也不想有这样的孩子，所以我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忍受。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

董卿：三年时间，怎么走出来了呢？

麦家：事后分析，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他看到原来的同学、同龄人或者在网上玩的和聊天的那些人，都纷纷上了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了，他这个时候开始着急。最后就三个月，他开始学英语，然后学画画、学设计。我也没想到，最后他报考了美国的八所大学，收到了六所的录取通知书。

董卿：去年他已经去美国读书了？

麦家：对，去年去了。现在我还经常做梦，梦见他还在水深火热当中。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刺激太大了，印象太深了。那时候陪伴他，说得难听一点儿，就是陪伴一头老虎一样，你得小心翼翼。他处在那个特殊的阶段，需要我们付出种种小心。

董卿：所以，我们的年轻人，如果哪天你突然意识到，你的爸爸妈妈开始对你小心翼翼的时候，不要以为那真的是出于一份恐惧，那是出于一份爱。让我们珍惜吧！

麦家：说得太好了！

董卿：他出国的时候你为他做了哪些准备？做了哪些事情？

麦家：我给他准备了一个笔记本，笔记本里面我放了两个信封，一个信封是两千美金，另外一个信封里面就是我今天要给他读的一封信。这也是我当时跟他分别的时候，悄悄放在他的行李箱里的。

董卿：他读到信之后是什么反应？

麦家：发了两个流眼泪的表情。（观众笑）

董卿：笑的都是年轻人，他们都这么对付自己的父母：你写一堆话，他给你发一个表情。

麦家：问题是这两个表情一下子把我眼泪逼下来了。我觉得他能够给我流两滴眼泪，就已经把我感动了。

董卿：这已经是对你最友好的一种表示了，是吗？

麦家：对。他已经把自己的内心打开了，开始体谅我了。甚至我还相信，他现在不给我的爱以后会加倍地还给我。

董卿：就像你跟你父亲的关系一样是吗？

麦家：对。人的一生总是要找到这种平衡。忠贞的人永远会得到忠贞，勇敢的人最后也是用勇敢来结束的。

董卿：我觉得您今天这番话充满了真实的感受和长久的思考，给我们也带来了很多的启发。那你准备好你的朗读了吗？

麦家：我准备好了。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作家，最难的，也是最应该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把自己的一些感受变成大众的感受，让特殊性变成普遍性。我觉得在我给儿子的这封信里面，是表达了某种普遍性的。

朗读者读本 致儿子（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朗读者 徐静蕾

1994年，徐静蕾因为《同桌的你》和《新言情时代》走进观众视野。1998年，她搭档李亚鹏参演了内地第一部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受到众多年轻人的追捧。灵动青涩的文慧，至今还被一代人视为“校花”的典范。2002年，她又凭借《开往春天的地铁》，成为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

然后，她去做导演。在执导了叶大鹰支持的《我和爸爸》、姜文加盟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以及王朔操刀的《梦想照进现实》之后，她去拍起了女性职场电影。一部《杜拉拉升职记》，让她一跃成为大陆首个票房破亿的女导演。

演员和导演之外，徐静蕾还有多重身份。她是众人眼中的才女，写得一手好字。根据她的手写体量身定做的“方正静蕾简体”是我国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书法计算机字库产品；她是“中国博客第一人”，新浪博客仅开通一百一十二天，点击量就突破千万；她还是杂志主编，是手工达人，是新时代独立女性的代表。这些不同凡响的人生选择，让她活得尤为精彩。

朗读者 访谈

董卿：在一般的观众看来，你从做演员、当导演到写书，似乎在很多角色当中转换，这说明你是一个很善于选择的人吗？

徐静蕾：其实我是一个很善变的人，很希望做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有朋友甚至说我，在事业上是有自毁倾向的。什么东西做得不错了，我就不做了，我要换别的东西。

董卿：你是会主动选择的人吗？还是被动选择？

徐静蕾：我觉得其实在小时候比较被动。因为我人生的很多重要的决定或者说迈出去这一步都是由朋友来推动的。

董卿：你也属于比较早的中国女演员当中“演而优则导”的一批，那个选择也是一个被动、别人推动你的选择？

徐静蕾：对。那是我的一个非常非常好，而且我非常尊重和信赖的朋友。他不停地在说，你一定可以，就我对你的了解，一定可以。讲了很长时间以后，我说好吧，其实真的是他推动我来做这件事情。

董卿：真正地开始做导演之后，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徐静蕾：有一度拍到半截就觉得拍不下去了，因为我觉得我跟别人的沟通、交流出了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我说不清楚我要什么，别人也听不懂我要什么。本来觉得交流很顺畅的那种好朋友，也互不理解了，突然有一种孤独感。即便是很好很好的摄影师，都觉得我这个人刚愎自用。其实我是这样，我想好了什么东西，别人很难改变我的。后来我就懂了，拍一个你的方案，再拍一个我要的方案，然后选择。不过，我们摄影师说：嗯，我知道，最后你肯定会选择自己的方案。

董卿：但是你起码懂得了相互尊重或者说更好的一种跟人相处的方式。

徐静蕾：是。导演这个工作带给我非常大的成长，学会了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问题，就像从一个家里的老小变成了家里的老大那种感觉。

董卿：你真的对文艺片或者说爱情片失去兴趣了吗？

徐静蕾：目前这个阶段是真的失去兴趣了。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不痛苦了。拍爱情片、情感片，如果你不痛苦，怎么拍片子？

董卿：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的爱情生活太美满了是吗？

徐静蕾：反正就不纠结、不痛苦，还挺美满的。你要是做艺术，很纯艺术的东西的话，如果整个人不痛苦，就容易轻飘飘的，很难出来真正有点深度的作品。

董卿：但是只恋爱不结婚也是你自己的一种选择吗？

徐静蕾：我现在因为觉得一切都挺好的，可以说一百分。也不会因为结婚变成一百二十分了，所以就顺其自然吧。我也不是反对结婚。

董卿：很大的原因可能是父母也没有给你太大的压力，或者说对方也没有给你太大的压力。

徐静蕾：我长大了以后，我爸爸挺尊重我自己的选择的。有时候我甚至都觉得，他为什么毫不关心我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爸爸觉得我是女孩儿，不太好意思跟我讲。小时候，我记得我们一起看电视，如果电视上有爱情片的题材，他马上换台。全家都尴尬和窘迫得一塌糊涂。

董卿：好尴尬。

徐静蕾：对，好尴尬。所以他很少会跟我谈论这种话题。

董卿：你也不会主动跟他说这些是吗？

徐静蕾：我会说我男朋友怎么样，会说一点儿，但是他真的很少来问。

董卿：他们有正式见过面吗？

徐静蕾：见过，当然见过，因为很久了。可是我觉得见面的时候两个男人好尴尬。所以我说就尽量少见面。然后我男朋友也是，也不知道说什么，就只能帮我爸搬东西，反正好怪。

董卿：但是他们不来干涉你，完全尊重你的意愿。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可能也得干涉干涉你，否则你就一直这样下去了。这个选择其实是不做选择。

徐静蕾：大概是他对自己的教育很有信心吧，觉得我被他教育得不错，不会有什么出格的事。现在其实基本上就是全部是自己选择的，多长时间做一件事情，什么时候要休息了，什么时候要怎么样，全部是自己的选择。唯一我觉得不能掌握的，就是随着我年纪增长，我父母的年纪也会增长。似乎这才发现，这个世界上，其实什么失恋啊，都不是重要的事情；只要这个人还活着，就都不是大事儿。

其实我自己的生活从奶奶去世以后发生了特别大的改变。有段时间我觉得，在时光面前，眼前的一切事情都毫无意义。

董卿：那段时间你最不能碰到，比如不能看到什么或者不能想到什么？

徐静蕾：我就不能看老人的电影。如果看到我就心里好难过。我现在觉得我有点逃避这个现实。我也知道，人生真的是会有很残酷的事情发生。这个残酷的事情就是你越爱的人越会给你带来更大的难过，因为他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一点让我还是挺难接受的。基本上我在别的方面都是很坚强的，但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没有想明白。

董卿：你以后会去选择这一类的电影作为你的一个题材吗？

徐静蕾：也许有一天，如果我能看懂、想明白了，会拍，但是现在不会。不敢。

董卿：今天朗读是献给你的亲人吗？

徐静蕾：对。我今天会读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

董卿：其实史铁生写了很多情感温度很高的文字，像《秋天的怀念》《奶奶的星星》，都在写那些人不在了之后，他对他们的一种重新的理解和认识。《秋天的怀念》是写他妈妈。那个时候他腿残疾了之后，他觉得整个世界都欠他的，他对谁都是很不耐烦，特别是对他的妈妈，他妈妈跟他说句话都战战兢兢的。后来突然有一天他妈妈就走了。《奶奶的星星》也挺好的，里边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地上如果有一个人死了，天上就会多一颗星，因为他要给活着的人照亮。你现在还经常能感受到奶奶的光照到你吗？

徐静蕾：我能感觉得到。其实她还是在的，只是以我们凡人的眼睛可能看不到她，但我觉得，如果你的心感受到她，还是在。

董卿：有什么特殊的时间你会感受到她吗？

徐静蕾：我不能说这个话。我能不说这个话题吗？（停顿）就是有的时候做梦会，有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比较安静地在房间里待着的时候也会。因为我从小等于就是我奶奶带大的，而且我爸爸有点凶，然后奶奶就是我的避风港的感觉。我觉得我的童年在奶奶去世的那天就彻底结束了。

董卿：虽然有些悲伤，可是很温暖。

徐静蕾：对。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人的心灵是需要一些温暖的东西来慰藉的，因为现实摆在那里。但我们还是要往温暖的地方去想。

朗读者读本 奶奶的星星（节选）

史铁生

世界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怀里，拼命地哭，打着挺儿，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哭得好伤心。窗外的山墙上剥落了一块灰皮，形状像个难看的老头儿。奶奶搂着我，拍着我，“噢——噢——”地哼着。我倒更觉得委屈起来。“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么……”我愣愣地听，不哭了，听见了一种美妙的声音，飘飘的、缓缓的……是鸽哨儿?是秋风?是落叶划过屋檐?或者，只是奶奶在轻轻地哼唱?直到现在我还是说不清。“噢噢——睡觉吧，麻猴来了我打它……”那是奶奶的催眠曲。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是水盆里的水反射的阳光。光影也那么飘飘的、缓缓的，变幻成和平的梦境，我在奶奶怀里安稳地睡熟……

我是奶奶带大的。不知有多少人当着我的面对奶奶说过：“奶奶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那时候我懂些事了，趴在奶奶膝头，用小眼睛瞪那些说话的人，心想：瞧你那讨厌样儿吧!翻译成孩子还不能掌握的语言就是：这话用你说么?

奶奶愈紧地把我搂在怀里，笑笑：“等不到那会儿哟!”仿佛已经满足了的样子。

“等不到哪会儿呀?”我问。

“等不到你孝敬奶奶一把铁蚕豆。”

我笑个没完。我知道她不是真那么想。不过我总想不好，等我挣了钱给她买什么。爸爸、大伯、叔叔给她买什么，她都是说：“用不着花那么多钱买这个。”奶奶最喜欢的是我给她踩腰、踩背。一到晚上，她常常腰疼、背疼，就叫我站到她身上去，来来回回地踩。她趴在床上“哎哟哎哟”的，还一个劲儿夸我：“小脚丫踩上去，软软乎乎的，真好受。”我可是最不耐烦干这个，她的腰和背可真是够漫长的。“行了吧?”我问。“再踩两趟。”我大跨步地打了个来回：“行了吧?”“唉，行了。”我赶快下地，穿鞋，逃跑……

于是我说：“长大了我还给您踩腰。”

“哟，那还不把我踩死?”

过了一会儿我又问：“您干吗等不到那会儿呀?”

“老了，还不死?”

“死了就怎么了?”

“那你就再也找不着奶奶了。”

我不嚷了，也不问了，老老实实依偎在奶奶怀里。那又是世界给我的第一个可怕的印象。

一个冬天的下午，一觉醒来，不见了奶奶，我趴着窗台喊她，窗外是风和雪。“奶奶出门儿了，去看姨奶奶。”我不信，奶奶去姨奶奶家总是带着我的；我整整哭喊了一个下午，妈妈、爸爸、邻居们谁也哄不住，直到晚上奶奶出我意料地回来。这事大概没人记得住了，也没人知道我那时想到了什么。小时候，奶奶吓唬我的最好办法，就是说：“再不听话，奶奶就死了!”

夏夜，满天星斗。奶奶讲的故事与众不同，她不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熄灭了一颗星星，而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又多了一个星星。

“怎么呢?”

“人死了，就变成一个星星。”

“干吗变成星星呀?”

“给走夜道儿的人照个亮儿……”

我们坐在庭院里，草茉莉都开了，各种颜色的小喇叭，掐一朵放在嘴上吹，有时候能吹响。奶奶用大芭蕉扇给我轰蚊子。凉凉的风，蓝蓝的天，闪闪的星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候我还不懂得问，是不是每个人死了都可以变成星星，都能给活着的人把路照亮。

奶奶已经死了好多年。她带大的孙子忘不了她。尽管我现在想起她讲的故事，知道那是神话，但到夏天的晚上，我却时常还像孩子那样，仰着脸，揣摩哪一颗星星是奶奶的……我慢慢去想奶奶讲的那个神话，我慢慢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烛光……

奶奶是小脚儿。奶奶洗脚的时候总避开人。她避不开我，我是“奶奶的影儿”。

“这有什么可看的!快着，先跟你妈玩去。”

我蹲在奶奶的脚盆前不走。那双脚真是难看，好像只有一个大脚趾和一个脚后跟。

“您疼吗?”

“疼的时候早过去啦。”

“这会儿还疼吗?”

“一碰着，就疼。”

我本来想摸摸她的脚，这下不敢了。我伸一个指头，拨弄拨弄盆里的水。

“你看受罪不!”

我心疼地点点头。

“赶明儿奶奶一喊你，你就回来，奶奶追不上你。嗯?”

我一个劲点头，看着她那两只脚，心里真害怕。我又看看奶奶的脸，她倒没有疼的样子。

“等我妈老了，脚也这样儿了吧?”

一句话把奶奶问得哭笑不得。妈妈在外屋也忍不住地笑，过来把我拉开了。奶奶还在里屋念叨：“唉，你妈赶上了好时候，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

晚上睡在奶奶身旁，我还想着这件事，想象着一个老妖婆（就像《白雪公主》里的那个老妖婆，鼻子有钩，脸是蓝的），用一条又长又结实的布使劲勒奶奶的脚。

“您妈是个老妖婆!”我把头扎在奶奶的脖子下，说。

“这孩子，胡说什么哪?”奶奶一愣，摸摸我的头，怀疑我是在说梦话。

“那她干吗把您的脚弄成那样儿呀?”

奶奶笑了，叹口气：“我妈那还是为我好呢。”

“好屁!”我说。平时我要是这么说话，奶奶准得生气，这回没有。

“要不能到了你们老史家来?”奶奶又叹气。

“我不姓屎!我姓方!”我喊起来。“方”是奶奶的姓。

奶奶也笑，里屋的妈妈和爸爸也笑。但不知为什么，他们都不像往常那样笑得开心。

“到你们老史家来，跟着背黑锅。我妈还当是到了你们老史家，能享多大福呢……”奶奶总是把“福”读成“斧”的音。

老史家是怎么回事呢?奶奶干吗总是那么讨厌老史家呢?反正我不姓屎，我想。

月光照在窗纸上，一个个长方格，还有海棠树的影子。街上传来吆喝声，听不清是卖什么的，总拖着长长的尾音。我看见奶奶一眨不眨地睁着眼睛想事。

“奶奶。”

“嗯?睡吧。”奶奶把手伸给我。

奶奶想什么呢?她说过，她小时候也有一双能蹦能跳的脚。拉着奶奶的手睡觉，总能睡得香甜。我梦见奶奶也梳着两个小“抓髻”，踢踢踏踏地跳皮筋儿，就像我们院里的惠芬三姐，两个“抓髻”，两只大脚片子……

惠芬三姐长得特别好看。我还只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觉得她好看了。她跳皮筋的时候我总蹲在一边看，奶奶叫我也叫不动。但惠芬三姐不怎么爱理我。她不太爱理人。只有她们缺一个人抻皮筋的时候，她才想起我。我总盼着她们缺一个人。她也不爱笑，刚跳得有点高兴了，她妈就又喊她去洗菜，去和面，去把她那群弟弟妹妹的衣裳洗洗。她一声不吭地收起皮筋，一声不吭地去干那些活。奶奶总是夸她，夸她的时候，她也还是一声不吭。

惠芬三姐最小的弟弟叫八子，和我同岁。他们家有八个孩子，差不多一个比一个小一岁。他们家住南屋，我们家住西屋。

院子中间，十字砖路隔开四块土地，种了一棵梨树和三棵海棠树。春天，满院子都是白花；花落了，满地都是花瓣。树下也都种的花：西番莲、草茉莉、珍珠梅、美人蕉、夜来香……全院的人都种，也不分你我。也许因为我那时还很小，总记得那些花都很高。我和八子常在花丛里钻来钻去。晚上，那更是捉迷藏的好地方，往茂密的花丛中一蹲，学猫叫。奶奶总愿意把我们拢到一块，听她说谜语：“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咳，是星星!”奶奶就会那么几个谜语。八子不耐烦了，又去找纸叠“子弹”；我们又钻进花丛。“别崩着眼睛!唉……”奶奶坐在门前喊。“没有，我们崩猫呢!”八子说。有一只外头来的大黑猫，是我们的假想敌。“猫也别崩，好好的猫，你们别害巴它!”奶奶还在喊。我们什么都听不见了，从前院追到后院，又嚷又叫，黑猫蹿上房，逃跑了。

八子特别会玩。弹球儿他总能赢，一赢就是大半兜，好的不多，净是大麻壳、水泡子。他还会织逮蜻蜓的网，一逮就是一大把，每个手指缝夹两只。他还敢一个人到城墙根去逮蛐蛐，或者爬到房顶上去摘海棠。奶奶就又喊：“八子，八子!什么时候见你老实会儿!看别摔了腰!”八子爱到我们家来，悄悄的，不让他妈知道；奶奶总把好吃的分给我们俩——糖，一人两块，或者是饼干，一人两三块。八子家生活困难，平时吃不到这些东西。八子妈总是抱怨：“有多少东西，也不够我们家那几个‘小饿狼儿’吃的。”我和八子趴在奶奶的床上，把糖嘬得咂咂地响，用红的、蓝的玻璃纸看太阳，看树，看在院里晾衣服的惠芬三姐，我们俩得意地嘻嘻哈哈笑。“八子!别又在那儿闹!”惠芬三姐说话总绷着脸，像个大人。八子嘴里含着糖，不敢搭茬。“没闹，”奶奶说，“八子难得不在房上。”其实奶奶最喜欢八子，说他忠厚。

上小学的时候，我和八子一班。记得我们入队的时候，八子家还给他做不上一件白衬衫，奶奶就把我的两件白衬衫分一件给八子穿。八子高兴得脸都发红，他长那么大一直是捡哥哥姐姐的旧衣服穿。临去参加入队仪式的早晨，奶奶又把八子叫来，给我们俩每人一块蛋糕和两个鸡蛋。八子妈又给了我们每人一块补花的新手绢，是她自己做的。八子妈没日没夜地做补花，挣点钱贴补家用。

奶奶后来也做补花，是八子妈给介绍的。一开始，八子妈不信奶奶真要做，总拖着。奶奶就总问她。

“八子妈，您给我说了吗?”

“您真要做是怎么的?”八子妈肩上挂着一绺绺各种颜色的丝线。

“真做。”

“行，等我给您去说。”

过了好些日子，八子妈还是没去说。奶奶就又催她。

“您抽空给我说说去呀?”

“您还真要做呀?”

“真做。”

“您可真是的，儿子儿媳妇都工作，一月一百好几十块，总共四口人，受这份累干吗?”

“我不是缺钱用……”奶奶说。

奶奶确实不是为挣那几个钱。奶奶有奶奶的考虑，那时我还不懂。

小时候，我一天到晚都是跟着奶奶。妈妈工作的地方很远，尤其是冬天，她要到天挺黑挺黑的时候才能回来。爸爸在里屋看书、看报，把报纸弄得窸窸窣窣地响。奶奶坐在火炉边给妈妈包馄饨。我在一旁跟着添乱，捏一个小面饼贴在炉壁上，什么时候掉下来就熟了。我把面粉弄得满身全是。

“让你别弄了，看把白面糟踏的!”奶奶掸掸我身上的面粉，给我把袄袖挽上。

“那您给我包一个‘小耗子’!”

“这是馄饨，包饺子时候才能包‘小耗子’。”

可奶奶还是擀了一个饺子皮，包了一个“小耗子”。和饺子差不多，只是两边捏出了好多褶儿，不怎么像耗子。

“再包一只‘猫’!”

又包一只“猫”。有两只耳朵，还有点像。

“看到时候煮不到一块儿去，就说是你捣乱。”

“行，就说是我包的!”

奶奶气笑了：“你要会包了，你妈还美。”

“唉，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我拉长声音学着往常奶奶的语调，“看你妈这会儿有多美!”

奶奶常那么说。奶奶最羡慕妈妈的是，有一双大脚，有文化，能出去工作。有时候，来了好几个妈妈的同事，她们“叽叽嘎嘎”地笑，说个没完，说单位里的事。我听不懂，靠在奶奶身上直想睡觉。奶奶也未必听得懂，可奶奶特别爱听，坐在一个不碍事的地方，支棱着耳朵，一声不响。妈妈她们大声笑起来。奶奶脸上也现出迷茫的笑容，并不太清楚她们笑的是什么。“妈，咱们包饺子吧。”妈妈对奶奶说。奶奶吓了一跳，忙出去看火，火差点就要灭了；奶奶听得把什么都忘了。客人们走后，奶奶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说：“你们刷碗、添火吧，我累了。”妈妈让奶奶躺会儿。奶奶不躺，坐在那儿发呆。好半天，奶奶又是那句话：“唉，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爸爸、妈妈都悄悄的。只有我敢在这时候接奶奶的茬：“看你妈多美，大脚片子，又有文化，单位里一大伙子人，说说笑笑多痛快。”“可不是么。我就是没上过学。我有个表妹……”“知道，知道。”我又把话茬接过去，“你有个表妹，上过学，后来跑出去干了大事。”“可不真的?”奶奶倒像个孩子那样争辩。“您表妹也吃食堂?”我这一问把爸爸、妈妈全逗乐了。奶奶有些尴尬：“六七岁讨人嫌。”奶奶骂我只会这一句。不知为什么，奶奶特别羡慕别人吃食堂，说起她羡慕或崇拜的人来，最后总要说明一句：“人家也吃食堂。”

后来，一九五八年，街道上也办了食堂。奶奶把家里的好多坛坛罐罐都贡献了出去。她愿意早早地到食堂门口去等着开饭。中午，爸爸、妈妈都不回来，她叫我放了学到食堂去找她。卖饭的窗口开了，她第一个递上饭票去：“要一个西红柿，一个……嗯……”她把“一个”咬得特别清楚，但却不自然；她有些不好意思，但又很骄傲似的。现在回想起来，她大概是觉得自己和那些能出去工作的人相仿了，可她毕竟又没出去工作过。

……

最后这几年，奶奶依旧是很忙。天不亮就去扫街。吃了早饭就去参加街道上办的“专政学习班”。下午又去挖防空洞。

“您这么大岁数，挖什么呀?还不够添乱的呢!”我说。

奶奶听了不高兴：“我能帮着往外撮土。”

“要不我替您去吧。我挖一天够您挖十天的。我替您去干一天，您就歇十天。”

“那可不行。人家让我去是信任我。你可别外头瞎说去。好不容易人家这才让我去了。”

奶奶还是那么事事要强。

最让奶奶难受的是人家不让她去值班。那时候，无论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北京所有的小胡同里都有人值班。绝大多数是没有工作的老头、老太太，都是成分好的，站在胡同口，或拿个小板凳坐在墙角里，监视坏人，维护治安。每个人值两个小时，一班接一班。奶奶看人家值班，很眼热，但她的成分不好。

一天，街道积极分子来找奶奶，说是晚十点到十二点这一班没人了，李老头病了，何大妈家里离不开，一时没处找人去，让奶奶值一班。奶奶可忙开了，又找棉袄，又找棉鞋。秋风刮得挺大。

“真要是有坏人，您能管得了什么?他会等着让您给他一拐棍儿?”

“人家这是信任我。”

“就算您用拐棍儿把他的腿钩住了，他也得把您拉个大马趴。”

“我不会喊?”

“我替您去吧。”

“那可不行!”奶奶穿好了棉衣，拿着拐棍儿，提着板凳，掖着手电筒，全副武装地出了门。

我出门去看了看。奶奶正和上一班的一个老头在聊天。还不到十点。两个人聊得挺热火。风挺大，街上没什么人。那老头在抱怨他孙子结婚没有房……

十点刚过，奶奶回来了。

“怎么啦?”

奶奶说：“又有人接班了。”脸色挺难看。

“有人了更好。咱们睡觉。”

奶奶不言语，脱棉袄的时候，不小心把手电筒掉地上了，玻璃摔碎了。

“您累了吧?我给您按摩按摩?”

奶奶趴在床上。我给她按摩腰和背。她还是一到晚上就腰酸背疼。我想起小时候给奶奶踩腰，觉得她的腰背是那样漫长。如今她的腰和背却像是山谷和山峰，腰往下塌，背往上凸。

我看见奶奶在擦眼泪。

“算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说。

“敢情你们都没事儿。我妈算是瞎了眼，让我到了你们老史家来……”

海棠树的叶子又落了，树枝在风中摇。星星真不少，在遥远的宇宙间痴痴地望着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

那是一九七五年，奶奶七十三岁。那夜奶奶没有再醒来。我发现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变凉。估计是脑溢血。很可能是脑溢血。

给奶奶穿鞋的时候我哭了。那双小脚儿，似乎只有一个大拇指和一个脚后跟。这双脚走过了多少路啊。这双脚曾经也是能蹦能跳的。如今走到了头。也许她还在走，走进了天国，在宇宙中变成了一颗星星……

现在毕竟不是过去了。现在，在任何场合，我都敢于承认：我是奶奶带大的，我爱她，我忘不了她。而且她实在也是爱这新社会的。一个好的社会，是会被几乎所有的人爱的。奶奶比那些改造好了的国民党战犯更有理由爱这新社会。知道她这一生的人，都不怀疑这一点。

当然，最后这几年，她心里一定非常惶惑。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是这样一件事：那时每天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念报纸上的社论。在那个“专政学习班”里，奶奶是学得最好的一个。她一字一顿地念，像当年念扫盲课本时那样。我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看书。显然是有些段落她看不大懂，不时看看我，想找机会让我给她讲一讲。我故意装得很忙，不给她这个机会，心想：您就是学得再好，再虔诚些，人家又能对您怎么样?那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净是些狗屁不通的社论。奶奶给我倒茶，终于找到了机会。

“你给我讲讲这一段行不?”

“咳，您不懂!”

“你不告诉我，我可不老是不懂。”

“您懂了又怎么样?啊?又怎么样?”

奶奶分明听出了我的话外之音。她默默地坐着，一声不响。第二天晚上，她还是一字一句地自己念报纸，不再问我。我一看她，她的声音就变小，挺难为情似的……

老海棠树还活着，枝叶间，星星在天上。我认定那是奶奶的星星。据说有一种蚂蚁，遇到火就大家抱成一个球，滚过去，总有一些被烧死，也总有一些活过来，继续往前爬。人类的路本来很艰难。前些时候碰上了惠芬三姐，听说因为她“文革”中做了些错事，弄得她很苦恼，很多事都受到影响。我就又想起了奶奶的星星。历史，要用许多不幸和错误去铺路，人类才变得比那些蚂蚁更聪明。人类浩荡前行，在这条路上，不是靠的恨，而是靠的爱……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我与地坛》

史铁生在他生命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承受着死亡的压迫。在他开始写作的时候，由于他个人的特殊的经历、境遇，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深刻的思考生命的作家。所以这个《奶奶的星星》，它所写的是如此具体，又如此饱含情感的往事。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 李敬泽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连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成就奖授奖词

朗读者 理查德·西尔斯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曾经感受到过汉字之美。方正的形状当中，自有一番风骨，自有一番哲理。对汉字的热爱是浸透在我们血脉中的一种文化的传承。然而有这样一位美国人，对汉字也到了痴迷的程度。他用了十年的时间来学习汉语，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汉字的数据库，为此他倾尽所有。他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汉字叔叔”，他的美国名字叫理查德·西尔斯，中文名字叫斯睿德。

二十二岁，理查德买了第一张来中国的单程机票，从那时起，他就与汉字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初学汉语时，他面对着近五千个汉字和六万个词汇，一头雾水。汉字的笔画之间似乎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如果能知道汉字的来源和演变，学起来会容易一点。但他发现，没有英文书籍来解释汉字字源。作为曾经的硅谷工程师，他萌发了将汉字字源存入计算机的想法。

这份无偿的事业让他穷困潦倒，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如今他的网站“Chinese Etymology”（汉字字源）搜集编列超过96000个古代中文字形、31876个甲骨文、24223个金文以及秦汉11109个大篆书、596个小篆体，并对6552个最常用的现代中文字进行了字源分析。每个现代汉字，网站都给出了英文释义。网站上还列出了部分普通话、台语、粤语和上海方言的语音数据库。

朗读者 访谈

董卿：您在中国生活有多久了？

理查德：一共有十一年。在大陆有六年，之前在台湾待过近六年。

董卿：您对汉字的热爱，或者说对汉字的一些知识，可能超过了一般的中国人。

理查德：我想了解汉字的来源。每一个汉字的每一个构件都有一个象形文字的来源。我分析了繁体字的四万八千零八个字；《金文编》，就是周代的汉字，两万一千个字。还有甲骨文，是商代的汉字，三万一千个字。我也分析《说文解字》所有的标音符号跟标意符号，还有繁体字、简体字的演变。

董卿：您在美国学习的时候，大学学的专业是什么？

理查德：是高能物理，还有电脑。所以当我跟爸爸妈妈说，我要去中国学汉语，他们说我“神经病”。（笑）可是再过了几年，他们慢慢理解汉语跟汉字是我的命。

董卿：这些年您完全是靠一己之力，花时间、花钱去建立这个数据库？

理查德：对。在1994年，我四十几岁，我突然心脏病发病，差不多死掉了。我问我自己，如果确定只有二十四个小时，我能做什么？我只能打电话跟我的朋友说再见。如果确定只有一年，你要做什么？我说，我想要电脑化《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是中国的第一个字典。

董卿：为什么？为什么在那样一个连命都差点没保住的时候，想到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这个？

理查德：我的生活有三个部分：一个是工作，一个是家庭，一个是爱好。物理是我的爱好，汉字也是我的爱好。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掉，所以我不要浪费每一天。

董卿：您工作也是为了爱好，所以把您工作得来的所有的收入都投入到了这个爱好当中？

理查德：对。

董卿：二十多年的时间，您大概投入了多少经费？

理查德：我计算我可能花了差不多三十万美金，那是在2010年。最近的六七年，我又花了一些钱。

董卿：理查德是一个生活上非常非常简单的人。他虽然被大家称为“汉字叔叔”，但是认识他、熟悉他的朋友说，他是一个热爱汉字的“穷光蛋”和热爱汉字的“流浪汉”。

理查德：有很多人就是为了钱工作，除了工作赚钱以外，没有什么爱好。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自己的爱好，然后要找自己的梦想。我现在的工作是有一点不稳定的，有人说，汉字叔叔只有一个背包，还有一个笔记本电脑。因为这样，有些人说我是流浪汉。可是我不是随便在路上睡觉的流浪汉。（全场笑）

董卿：您通过这二十多年的研究，觉得汉字的美到底在什么地方？

理查德：汉字的美在于，每一个汉字都有一个故事。如果你知道这个故事，你会更理解汉字，更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

董卿：因为毕竟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了。这是很惊人的。

理查德：对。

董卿：那您今天来到《朗读者》的现场，想把朗读献给谁呢？

理查德：我要献给我的妈妈。我的妈妈2015年死掉了。

董卿：您没有能赶上见她最后一面？

理查德：没有。可是生活就是这样子的。有人说我是一个流浪汉，我就把妈妈的骨灰带到中国来了，因为现在我觉得中国是我的家。

董卿：那您今天想要为妈妈朗读些什么呢？

理查德：《陋室铭》。我觉得这个故事跟我的生活有一点儿关系。我没有钱买一个好的家，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所以我的家也是有一点儿像“陋室”。

董卿：其实无论住得多么简陋，只要住在里面的人德行高尚、志向高远，那这个屋子依然会满屋生香、满屋生辉。

朗读者读本 陋室铭

〔唐〕刘禹锡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刘禹锡写这篇《陋室铭》的时候，正是很倒霉的时候。他受到了排挤，被贬到了安徽和州。他写的《陋室铭》，实际上是为了表白自己的心迹——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拥有多少财富和拥有多大的房子，而是要拥有深厚的学识和崇高的思想道德。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高朋满座，而是有精神上能够契合的知己。当然同时，刘禹锡也在借圣贤之言、之行自我安慰，表达的还是古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康震

朗读者 郭小平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艾滋病毒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厉害了，而依然有一种‘病毒’在我们身边肆虐，那就是‘歧视’，但是总要有人去面对它，要带领我们消灭它，让我们一起结识这样一位校长。”在2016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典礼现场，伴随着主持人白岩松深情的介绍，临汾红丝带学校校长郭小平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

故事要追溯到2004年，当时在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担任院长的郭小平看到艾滋病区的几个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却没法上学，便和同事一起办起了“爱心小课堂”。后来，在这里上学的艾滋病患儿越来越多。在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下，2006年9月1日，郭小平建立了红丝带学校，为这些失去了亲人、饱受社会歧视的无辜儿童，重新建起了一个家。在这里，这些孩子可以安心治疗和学习。2011年，临汾“红丝带学校”正式纳入国民教育序列。

作为国内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的校长，郭小平十几年来把全部的爱都放在这些一出生就遭遇不幸的孩子们身上。现在，社会对艾滋病的认知程度在逐渐改善，孩子们和外界交流的机会也比以往更多。郭小平希望，有朝一日，中国不再需要“红丝带”这样的学校。

朗读者 访谈

董卿：郭校长因为平时在学校里有很多的事务要忙，特别是这些孩子比较特殊，离不开他的照顾，所以我们请他上《朗读者》节目，好几次他都拒绝了。

郭小平：是邀请了我好几次。一开始我觉得，我也不善于阅读；也不善于在大的场合下说话，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不想揭开伤疤，好多伤疤。因为我这学校它是一个特殊的学校，大家可能都知道。孩子们都是感染者，很多孩子是孤儿，大部分孩子没有母亲。

董卿：怎么就都送到您这儿来了？

郭小平：因为这个学校中国就这么一所，专门为艾滋病感染儿童做的。这个学校做得很早了，董卿老师知道，是十三年前。

董卿：嗯，十三年前，郭校长其实是郭院长，山西临汾第三人民医院的院长。当时您怎么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让自己从郭院长变成了郭校长？

郭小平：因为我当院长期间，在十三年以前，也就是2004年，我有一个专门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病区。当时我没有药品，没有抗毒药，所以病人一批一批死去，孩子的父亲或者母亲去世了以后，孩子就成了我的病人。看着这些孩子，都六七岁了，老这么跑来跑去，在病区里面折腾，也不是个事儿。于是我就腾出来一个病房，买了四张课桌，找了一块黑板，找了几本书。我说孩子不能不上学。小课堂里面的老师就是医护人员，下了夜班以后，带他们识识数、认认字。

董卿：但他们特别喜欢这个小课堂。

郭小平：非常喜欢。孩子们总算圆了一个走进课堂的梦吧。

董卿：您辞去院长的职务是哪一年？

郭小平：我辞了好几次院长。2011年红丝带学校正式审批了以后，我当的红丝带学校校长。

董卿：这个选择难吗？因为您这个学校，虽然是叫校长，可是是个那么特殊的学校。

郭小平：也有很多的朋友，说你这选择不靠谱。我就跟他们说了一句话：人与人的经历不一样。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在咱们国家，不缺医院院长，也不差一个学校的校长，但是我觉得，红丝带学校这个地方，孩子们差一个我这样的校长。

有件事我一直没有跟大家说过，因为我想等着孩子们大学毕业、高中毕业的时候，再告诉他们。我的病区的老病人，都叫我大哥。有一个病人叫俊杰，是车祸输血感染的艾滋病。那年秋天收白菜，当时俊杰已经有一只眼睛看不见了——艾滋病必然会有这个过程——一只眼睛看不见以后，另一只也是很模糊。当时俊杰跟我说：大哥，我估计我没几天了。他当时只有三十来岁。他说：大哥，我们这年龄已经活了几十岁了，死不死无所谓了，反正得了这病了，也没啥活头儿，可这几个娃不能死。

董卿：是他的一句话让您当时心里有了这样的愿望——要照顾这些孩子。这些孩子跟他也没有任何关系？

郭小平：没有任何关系。他没有孩子。

董卿：只是觉得孩子太小了。

郭小平：是同病相怜。那时候对艾滋病太恐惧了。

董卿：您怎么慢慢地转变身份，跟他们交流，去教育他们？

郭小平：这个转变确实挺难的。因为第一我不是老师，我是个医生；而且我也不是搞心理的医生，是个中医科的医生，后来又多年从事院长这个职业。所以突然让我搞学生的工作，而且学生跟其他的孩子还不太一样，心理上、身体上各方面都受过很大很大的伤害，可以说是摧残，教育起来还真不好弄。后来我总结，学校就这么三件事：饭吃好、药吃好、学上好。我在学校充当的，应该不是校长，我觉得我就是这个学校的家长。

董卿：听说您这十三年，每年的春节都是和孩子们过的，不是跟家里人过的。

郭小平：孩子好多是孤儿。大过年的，家家户户都在挂灯笼、贴对联、放鞭炮，就把这几个人放到那儿我不忍心。（哽咽）我觉得医院既然都不差一个院长，我家里面可能也不差我这个家长，所以我就到学校去转悠。

董卿：就是在这种特别需要家人的时候，您要陪在他们身边。

郭小平：好多人说你苦吗？我说不苦。并不是面对他们我不苦，你苦得多了你就不苦了。大家说你难吗？我说不难，难了你就过不来，过来了就不难了。我跟孩子们在一块儿，心安，虽然有时候辛苦，身体累一点儿，但是我心理上不苦。我在办公室，把食品发给他们吃的那种感觉非常好。包括今天早上，我在这儿吃饭的时候，我看着我一个小女孩儿吃饭，心里边儿舒适。

董卿：您会跟他们说一些什么样的做人的道理吗？因为您就像他们的爸爸一样。

郭小平：我每年都要带着他们去上坟。这么多孩子，我真不知道他们父母的坟在哪儿。所以我们就在一个十字路口，买点纸钱，买点东西，烧着我也念叨。我说你们去世的爸爸妈妈，你们都在天上看着，你孩子我帮你照顾。但那不是我的孩子，那是你的孩子，我永远只是帮助。真正的亲人是你，我希望你在天上，如果还有灵的话，你保佑孩子，让孩子活着，好好地吃药，将来有时间，等孩子大学毕业以后，如果孩子还来见我，我带着孩子再给你上坟。

董卿：三十三个孩子，应该有一部分要考大学了吧，因为十三年了。

郭小平：今年十六个考大学的。

董卿：也相处了十来年了，要是真的今年考大学离开了，您会想他们吗？

郭小平：哪能不想呢？跟我跟了整整十三年。我觉得这社会上好多人不差钱，可能好多人也不差权力，但是我觉得能得到我这种满足的也不多。我现在经常想一件事，鸟大了总要往出飞，但是我希望你好好地飞；如果你飞不动了，有什么问题了，或者受伤了，我还在这儿等着你。

朗读者读本 如果

［英］约瑟夫·拉迪亚德·吉卜林

如果周围的人毫无理性地向你发难，

你仍能镇定自若保持冷静；

如果众人对你心存猜忌，

你仍能自信如常并认为他们的猜忌情有可原；

如果你肯耐心等待不急不躁，

或遭人诽谤却不以牙还牙，

或遭人憎恨却不以恶报恶；

既不装腔作势，

亦不气盛趾高；

如果你有梦想，

而又不为梦主宰；

如果你有神思，

而又不走火入魔；

如果你坦然面对胜利和灾难，

对虚渺的胜负荣辱胸怀旷荡；

如果你能忍受有这样的无赖，

歪曲你的口吐真言蒙骗笨汉，

或看着心血铸就的事业崩溃，

仍能忍辱负重脚踏实地重新攀登；

如果你敢把取得的一切胜利，

为了更崇高的目标孤注一掷，

面临失去，

决心从头再来而绝口不提自己的损失；

如果人们早已离你而去，

你仍能坚守阵地奋力前驱，

身上已一无所有，

唯存意志在高喊“顶住”；

如果你跟平民交谈而不变谦虚之态，

亦或与王侯散步而不露谄媚之颜；

如果敌友都无法对你造成伤害；

如果众人对你信赖有加却不过分依赖；

如果你能惜时如金利用每一分钟不可追回的光阴；

那么，你的修为就会如天地般博大，

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世界，

更重要的是：孩子，你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男子汉！

（李雪 译）

选自金城出版社《成功的魔法种子》

（本诗由郭小平和红丝带学校的孩子一起朗读）

约瑟夫·拉迪亚德·吉卜林出生在印度，在英国受教育并定居，曾在美国、南非生活过很长时间。他四十二岁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得主。《如果》写于1895年，1910年初次发表。这是吉卜林写给十二岁的儿子约翰的励志诗，曾被译成多国语言并选入教材。许多人，特别是青少年常以此勉励自己。他的儿子约翰一战期间战死，有传记作者称吉卜林从容居丧，异常淡定。这首诗也是美国摇滚歌星迈克尔·杰克逊的墓志铭。

礼物

Gift

礼物，多美好的一个词。仰望星空，地球是宇宙给人类的礼物；低头凝望，一花一叶是大自然给世界的礼物；孩子是给父母的礼物；朋友是陪伴的礼物；回忆是时间的礼物。

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爱的表达，就有多少种礼物。父母无私的爱的养育，经历苦难之后的成长，不断地学习所积累下来的智慧，这都是最好的礼物。就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切·米沃什在诗歌《礼物》当中所写到的：“这是幸福的一天，我漫步在花园，对于这个世界，我已一无所求。”这是诗人馈赠给自己心灵的一份礼物。

在这个主题中，最让我们感动的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赵家和教授。虽然他已经在五年前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所播种下的那颗善的种子，是留给这个世界所有孩子的最好的礼物。用纯净之心，去创造、去发现、去感悟，你便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礼物。

朗读者 李亚鹏

他曾经是一位青春偶像，如今是一位商人。1998年，李亚鹏主演《将爱情进行到底》，以一头长发的形象修改了大众对“青春偶像”的定义。荧屏上的李亚鹏既扮演过潇洒不羁的“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郭靖，也扮演过乱世风云中崛起于草莽的关中汉子，更演绎过被琐碎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年男人。但即便在做演员最风生水起的年月，李亚鹏的内心也从未真正认同演员这个社会角色。最终，他宣布退出娱乐圈，正式投身商海。

然而，李亚鹏人生中最重要的角色还是父亲。2006年，李亚鹏与王菲的女儿李嫣出生。女儿还未出生时就经B超查出患有唇腭裂，李亚鹏也曾焦灼彷徨过、手足失措过，但是他依然把她看作是上天给他最好的礼物。为保护女儿不受媒体伤害，他像草原上警惕的狮子，时刻绷紧一根弦；为培养女儿的意志力，他带她去爬山；为了让更多和女儿一样的孩子得到救治，他成立嫣然天使基金会。他以清醒的态度面对自己，努力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保持着方向感和分寸感。

朗读者 访谈

董卿：好久不见。你可能都不记得我们俩第一次见面在什么时候了，1998年。

李亚鹏：在上海。

董卿：是你正当红的时候。

李亚鹏：好吧。

董卿：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刻？是因为那是你最红的时候，但是你是一个人来的，没有带任何的助理、造型师、团队、保镖。一个人背着一个双肩包就来了，然后录完了，一个人背着双肩包就走了，在电梯里跟我们挥手。电梯门合上的时候，我们导演说啊，他怎么这么低调！

李亚鹏：每个人的性格吧。我现在出差也是自己一个人，拎个行李就走了。

董卿：转眼二十年了，有很多事已经被改变了，比如说你已经成为了一个父亲。

李亚鹏：对。我女儿的到来是我的人生当中，最大的一次变化。这是前两天情人节，她送我的礼物。是她手工做的巧克力，我已经吃了四颗，剩下两颗借花献佛。这个是她今年给我的生日卡片，上面用英文写着：一天一天过去了，你还在抽烟。每一次抽烟其实你都在伤害你的身体。这是你四十五岁的生日，我不会再跟你说第二次了。然后还说：我爱你，我永远爱你。但是如果你能够不抽烟的话，我想我会爱你更多一点。Sorry，李嫣，爸爸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做到的。

董卿：将来是什么时候？

李亚鹏：在不远的将来。因为对孩子不敢轻易承诺。

董卿：你一直说李嫣是上天给你的最好的礼物。那反过来呢？你会为她做些什么？

李亚鹏：在她出生的时候，其实给我们还是带来了一种无常感吧。大概煎熬了几个月以后，我就在我的日记上写了一句话，我说：“上帝给了你一个伤痕，我要让这伤痕成为你的荣耀。”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要成立嫣然天使基金会。我们希望能够让她长大以后成为一个更自信的孩子。出于更多的关爱，所以在她的教育上，我确实投入了更多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做一年二十四节气的观测，选择了在十三陵水库边上，找一个固定的地点。每一个节气都会在那儿待一整天去做科学观测，去量水温、气温、空气的湿度，然后去看比如说惊蛰动物的苏醒，会做标本等等。一年二十四次，坚持了七年，一百六十多次，风雨无阻。

董卿：你是始终陪在她身边的？

李亚鹏：陪得最多的是我母亲，大概百分之百。第二多的是嫣儿的母亲，大概百分之九十。第三是我，因为我经常出差，我应该有百分之八十。

董卿：这个很有意思，像是一个家庭的集体活动。你觉得你对女儿的教育是不是已经比你的家长对你的教育优化了？

李亚鹏：我想肯定的。

董卿：但有什么东西是冥冥当中仿佛在轮回和复刻的，比如说有什么是你父亲对你说的话，你会不自觉地对你的孩子说。

李亚鹏：他送过我几句话，比如“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是徐悲鸿的一句话。我父亲十四岁就离开了河南。后来我爷爷和奶奶都过世了，那个时候从乌鲁木齐到河南，坐火车要坐三天，而且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不小的开支。可是我们家几乎存到一点钱就都花在了铁路上。我经常会跟着他回家去祭祖。每一次，当快要走到我爷爷奶奶坟前的时候，他就突然不说话，整个的神情也会变得凝重下来。然后经常，他会转过头来看我，在我这儿停顿一下，也不会说什么，然后就去做他该做的事情。那样回头的一眼，在我心里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我父亲去世以后，我自己成了这个家这一代的男主人的时候，我去给他上坟和祭祖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那是一种期盼，也是一种告知。教育有时候就是来自于言传身教。

董卿：其实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完成了一种自我救赎和成长的过程？

李亚鹏：必须的。这是我们人生第二次得到教育的机会，我觉得每一个父母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董卿：所以才有那句话，孩子是给父母的一个礼物。

李亚鹏：嗯。我十年前曾写过一封信叫《致女儿》。

致女儿

出差归来夜已深，嫣儿和母亲都已入睡，我蹑手蹑脚摸黑走到床前，慢慢地俯下身，凑上去想亲嫣儿一下。她突然一个转身，小手“啪”地搭在了我的脸颊上，我便被施了魔法似的定住了。嫣儿小时候我每次抱她，总是想让她的小手搂着我的脖子，可她总是不肯，她的两只小手要指挥着我的方向，要指着她感兴趣的东西，一刻也不肯停闲。现在好了，我终于如愿以偿，感受着小手的温度，享受着这份她对我的依恋，生怕动一下会让她的小手离我而去。眼睛逐渐适应了周围的黑暗，借着床头加湿器上橘红色指示灯的微弱光线，慢慢地能看见她的轮廓，渐渐地能听见她的呼吸，一天的疲惫瞬间不再，难得的一刻清静。

我这些年相当一部分时间在为基金会和医院忙碌着，以至于友人问我，怎么，真是改行做慈善了？我也只能笑笑。其实无论从我的财富积累还是从我的人生阶段来讲，我都还没有到那一步，但是一切只是因为我的女儿来到了我的身边。

在美国陪她做手术的时候，我曾经写下了一句话：“上帝给了你一个伤痕，我要让这伤痕成为你的荣耀。”随后我就成立了嫣然天使基金会。也有朋友问我，李嫣长大了会不会让她来基金会工作？我说这是我面对我人生问题时所做的选择，并无意强加于她，当然，我会非常乐意看到她的加入，但我更乐意看到的是，在她的人生路途中，她敢于接受和面对生活给予她的一切，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无论是鲜花或是鸡蛋。嫣儿，我希望你长大了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十年间，嫣然天使基金已经为一万一千多个儿童实施了全额免费手术。在和这些贫困家庭的接触和交谈中，我感受到了他们对这个社会的宽容和感恩。他们承受着某些不公平却并没有去抱怨，而当他们得到一点点帮助的时候，他们的身体是颤抖的，他们的眼睛是湿润的，他们会给你深鞠一躬，甚至屈膝下跪，因为他们并不善感激的言辞，他们有着人类最原始的韧性和最纯朴的情感。嫣儿，我希望你长大了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你带着上帝给予你的伤痕，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父母和家人为了你的健康成长，殚精竭虑、百般呵护，但是万万没想到，你用几段小小的视频，自信的笑容，以你自己特有的方式，向世界宣告了你的存在，把快乐带给所有的人。甚至连我心里最后的一丝不安也完全消失了。你有得，你有失，嫣儿，我希望你长大了可以成为独一无二的你自己。

每一年新年都会带你登高爬山，你五岁那年一口气爬了七个半小时，十四公里的山路，全部是独立完成。我跟在你的后面，心里会纠结着是不是在你背包里放的东西太多了……有时候想，我要对你好一点，有时候又想是不是也不能太好了，不然长大了以后，万一你碰不到像我如此对你的人，你会不会因为感觉不到别人的爱而降低了生活的幸福感。可我又想，如果我不给你足够的爱，你长大了又怎么有能力去爱你喜欢的人和这个我们存在的世界？我是不是像所有的父亲一样，想多了……

她睡得如此香甜，是否知道这个自作多情的父亲对她有如此多的希望呢？望着嫣儿被加湿器指示灯笼上了一层橘红色光芒的脸庞，感受着她的小手的温度，享受着她对我的依恋，我也慢慢地合上眼睛进入了属于我们的甜美的梦乡。

董卿：谢谢！其实我觉得这封信是用十年的时间完成的，从她还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

李亚鹏：对。

董卿：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提议，因为刚才在谈话当中，又说到了你的父亲，所以我建议亚鹏是不是可以再准备一段读本献给你的父亲。

李亚鹏：其实我们做准备的时候，选的是朱自清的《背影》。因为我父亲跟我人生中的最后一面也是在火车站。1999年年底，他来北京看我，之后我送他去车站，他要回乌鲁木齐。正常的告别以后，我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掉过头就往回跑，又重新买了站台票。我冲进去，火车居然还没有开，我跟我父亲说：爸，不好意思，这次来我没好好接待你。那时候我也很年轻，才二十多岁。我爸说你说什么呢，赶紧下去吧，火车要开了。然后我就下去了，一个礼拜以后他就去世了，心脏病。所以，就读这一篇吧，朱自清的《背影》。

朗读者读本 背影

朱自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真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朱自清散文》

朱自清的父亲在晚年的时候是比较落魄的。作为儿子的朱自清看着父亲的状态，想到他一生的苍凉，有一种无奈的感叹。通过一次分别、一个背影，朱自清找到了中国人特有的表达父子之情的角度和方式。朱自清谈到自己写作《背影》的原因时说，就是因为读到文中引述的父亲来信，让他泪如泉涌，想起许多往事，想起父亲作为一个中国旧文人的种种经历，想起父子间因观念新旧而起的冲突，更想起隐藏的天性之爱。《背影》是朱自清的经典名篇，也体现了朱自清一贯的在幽微之中见远大的写作风格。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孙郁

朗读者 胡玮炜

从2015年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福州、厦门等二十多个城市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交通工具——摩拜共享单车。只需拿出手机，扫码解锁，便可以轻松骑走一辆单车。它是一个高效、简单、有趣的工具，在带给我们便捷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胡玮炜，这个“80后”的年轻姑娘，是摩拜单车的创始人。她本是一位新闻记者，毕业后跑了十年汽车新闻，一次偶然的契机被她抓住，才做起了这个起初不被人看好的创业项目。她不是技术出身，被周围人定性为“文艺女青年”，但她坚持不懈地找到了许多似乎不可能的技术方案，从第一辆摩拜单车到各大城市的大街小巷都排列着共享单车，她只花了一年半时间。

“失败了就当是做公益。”这是胡玮炜的名言。现在，她的项目更像全民城市运动，真正改变了城市生活。

朗读者 访谈

董卿：其实玮炜所学的专业是新闻专业，跟我是同行，但是怎么会有了这样一个和自行车有关的创业念头？

胡玮炜：在过去十年，我在汽车行业做记者，所以我一直在关注出行，思考未来的出行。我自己是有自行车情结的，我想要一辆随时随地可以骑的自行车。我认为一个城市如果适合自行车骑行的话，那这个城市的幸福指数一定非常高。

董卿：很多中国人都是有自行车情结的。你先用一句话来定义摩拜单车好吗？

胡玮炜：它不仅仅是一辆自行车，它是解决零到五公里出行的新物种。

董卿：这个创意其实很大胆，有多少人支持，有多少人反对？

胡玮炜：开始的时候，其实绝大部分人觉得这不太可能，因为会丢光。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非常支持的，也加入了我们这个团队。

董卿：现在被偷、被损坏的情况严重吗？

胡玮炜：应该还好吧。刚开始的时候我一个晚上都睡不着，不知道车会在哪里。但是，一段时间过去以后，可能这些想要破坏、想要偷的人，就会知道后果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

董卿：后果是什么呢？

胡玮炜：因为我们的智能设备是可以定位到你的车去哪里了，所以如果你偷走的话，警察很快会破案。

董卿：每一辆单车上面都是有GPS定位的。

胡玮炜：对。

董卿：在哪里？（观众笑）

胡玮炜：还是不要说了。

董卿：有被损坏、被偷窃的情况存在，但是同时也有人在保护、在维护它。

胡玮炜：对。我们在最初设计产品的时候就设计了信用机制。最初投放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人不停地给我留言说：今天我维护了二十辆车的秩序，从它不应该停放的位置搬到了应该停放的位置，请你把这一块钱还给我。后来我们就联系上了这位“摩拜客”，他叫庄骥。他说其实我就是城市里面的“黄金猎人”，要维护城市的正义感和秩序。后来他们成立了一个猎人组织，专门在城市里面维护摩拜单车的秩序。

董卿：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录影棚是在北京南六环外了，可是今天我居然看到有一辆摩拜，孤零零地停在那儿。从你的创意产生到最终第一辆摩拜单车出现在城市当中，花了多长时间？

胡玮炜：十个月吧。

董卿：很顺利啊。我们这个节目都酝酿了一年呢。现在北京、上海各个城市大概有多少辆？

胡玮炜：北京和上海都已经超过了十万辆。从一个很小的聚集点最后扩散到整个城市。第一次看到用自行车点亮了这座城市，还是非常非常激动的。

董卿：我这儿有一个数据是说，胡玮炜用两年的时间实现了零到一百亿的突破；而且因为摩拜单车的出现，现在自行车年产达千万辆，带动了传统制造业的升级。一个年轻的姑娘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胡玮炜：对我来说，想得更多的是，我们到底创造了什么样的社会价值。有了社会价值，我们才会有商业价值。

董卿：那你觉得创造了什么？

胡玮炜：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能够让每个人都能用的出行方式。我觉得，摩拜单车是给这个城市的一个礼物。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每一位爱摩拜单车的人又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和坚持下去的信心，所以我觉得他们也给了我很大的礼物。今天我要读的是苏童的《自行车之歌》，送给庄骥，送给更多的摩拜客。

朗读者读本 自行车之歌

苏童

一条宽阔的缺乏风景的街道，除了偶尔经过的公共汽车、东风牌或解放牌卡车，小汽车非常罕见，繁忙的交通主要体现在自行车的两个轮子上。许多自行车轮子上的镀光已经剥落，露出锈迹，许多穿着灰色、蓝色和军绿色服装的人骑着自行车在街道两侧川流不息，这是一部西方电影对七十年代北京的描述——多么笨拙却又准确的描述。所有人都知道，看到自行车的海洋就看到了中国。

电影镜头遗漏的细节描写现在由我来补充。那些自行车大多是黑色的，车型为二十八吋或者二十六吋，后者通常被称为女车，但女车其实也很男性化，造型与男车同样地显得憨厚而坚固。偶尔地会出现几辆红色和蓝色的跑车，它们的刹车线不是裸露垂直的钢丝，而是一种被化纤材料修饰过的交叉线，在自行车龙头前形成时髦的标志——就像如今中央电视台的台标。彩色自行车的主人往往是一些不同寻常的年轻人，家中或许有钱，或许有权。这样的自行车经过某些年轻人的面前时，有时会遇到刻意的阻拦。拦车人用意不一，有的只是出于嫉妒，故意给你制造一点麻烦；有的年轻人则很离谱，他们胁迫主人下车，然后争先恐后地跨上去，借别人的车在街道上风光了一回。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普通的黑色的随处可见的自行车，它们主要由三个品牌组成：永久、凤凰和飞鸽。飞鸽是天津自行车厂的产品，在南方一带比较少见。我们那里的普通家庭所梦想的是一辆上海产的永久或者凤凰牌自行车，已经有一辆永久的人家毫不掩饰地告诉别人，他还想搞一辆凤凰；已经有一辆男车的人家很贪心地找到在商场工作的亲戚，问能不能再弄到一辆二十六吋的女车。然而在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这样的要求就像你现在去向人家借钱炒股票，只能引起对方的反感。

有些刚刚得到自行车的愣头青在街上“飙”车，为的是炫耀他的车和车技。看到这些家伙风驰电掣般地掠过狭窄的街道，泼辣的妇女们会在后面骂：“去充军啊！”骑车的听不见，他们就像如今的赛车手在环形赛道上那样享受着高速的快乐。也有骑车骑得太慢的人，同样惹人侧目。我一直忘不了一个穿旧军装骑车的中年男人，也许是因为过于爱惜他的新车，也许是车技不好，他骑车的姿势看上去很怪，歪着身子，头部几乎要趴在自行车龙头上，他大概想不到有好多人在看他骑车。不巧的是，这个人总是在黄昏经过我们街道，孩子们都在街上无事生非。不知为什么，那个人骑车的姿势引起了孩子们一致的反感，孩子们认为他骑车姿势像一只乌龟。有一天，我们突然冲着他大叫起来：“乌龟！乌龟！”我记得他回过头向我们看了一眼，没有理睬我们。但是这样的态度并不能改变我们对这个骑车人莫名的厌恶。第二天，我们等在街头，当他准时从我们的地盘经过时，昨天的声音更响亮、更整齐地追逐着他：“乌龟！乌龟！”那个无辜的人终于愤怒了，我记得他跳下了车，双目怒睁向我们跑来，大家纷纷向自己家逃散。我当然也是逃，但我跑进自家大门时向他望了一眼，正好看见他突然站住，回头张望。很明显，他对倚在墙边的自行车放心不下。我忘不了他站在街中央时的犹豫，最后他转过身跑向他的自行车。这个可怜的男人，为了保卫自行车，承受了一群孩子无端的侮辱。

我父亲的那辆自行车是六十年代出产的永久牌。从我记事到八十年代离家求学，我父亲一直骑着它早出晚归。星期天的早晨，我总是能看见父亲在院子里用纱线擦拭他的自行车。现在，我以感恩的心情想起了那辆自行车，因为它曾经维系着我的生命。童年多病，许多早晨和黄昏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来往于家和医院的路上。曾有一次，我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骑了二十里路，去乡村寻找一个握有家传秘方的赤脚医生。我难以忘记这二十里路，大约有十里路是苏州城内的那种石子路、青石板路（那时候的水泥沥青路段只是在交通要道装扮市容），另外十里路就是乡村地带海浪般起伏的泥路了。我像一只小舢板一样在父亲身后颠簸，而我父亲就像一个熟悉水情的水手，尽量让自行车的航行保持着通畅。就像对自己的车技非常自信一样，他对我坐车的能力也表示了充分的信任，他说：“没事，没事，你坐稳些，我们马上就到啦！”

多少中国人对父亲的自行车怀有异样的亲情，多少孩子在星期天骑上父亲的自行车偷偷地出了门。去干什么？不干什么，就是去骑车！我记得我第一次骑车在苏州城漫游的经历。我去了市中心的小广场，小广场四周有三家电影院，一家商场。我在三家电影院的橱窗前看海报，同一部样板戏，画的都是女英雄柯湘，但有的柯湘是圆脸，有的柯湘却画成了个马脸，这让我很快对电影海报的制作水平做出了判断。然后我进商场去转了一圈，空荡荡的货架没有引起我的任何兴趣。等我从商场出来，突然感到十分恐慌，巨大的恐慌感恰好就是自行车给我带来的：我发现广场空地上早已成为一片自行车的海洋，起码有几千辆自行车摆放在一起，黑压压的一片，每辆自行车看上去都像我们家的那一辆。我记住了它摆放的位置，但车辆管理员总是在擅自搬动车子，我拿着钥匙在自行车堆里走过来走过去，头脑中一片晕眩，我在惊慌中感受了当时中国自行车业的切肤之痛：设计雷同，不仅车的色泽和款式相同，甚至连车锁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找不到我的自行车了，我的钥匙能够捅进好多自行车的车锁眼里，但最后却不能把锁打开。车辆管理员在一边制止我盲目的行为，她一直在向我嚷嚷：“是哪一辆？你看好了再开！”可我恰恰失去了分辨能力，这不怪我，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总是发生在自行车身上。我觉得许多半新不旧的永久牌自行车的坐垫和书包架上，都散发出我父亲和我自己身上的气息，这怎能不让我感到迷惑？

自行车的故事总与找不到自行车有关，不怪车辆管理员们，只怪自行车太多了。相信许多与我遭遇相仿的孩子都在问他们的父母：“自行车那么难买，为什么外面还有那么多的自行车？”这个问题大概是容易解答的，只是答案与自行车无关。答案是：中国，人太多了。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一种常州产的金狮牌自行车涌入了市场。人们评价说金狮自行车质量不如上海的永久和凤凰，但不管怎么说，新的自行车终于出现了。购买金狮需要购车券，打上“金狮一辆”记号的购车券同样也很难觅。我有个邻居，女儿的对象是自行车商场的，那份职业使所有的街坊邻居感兴趣，他们普遍羡慕那个姑娘的婚姻前景，并试探着打听未来女婿给未来岳父母带了什么礼物。那个将做岳父的也很坦率，当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盖着蓝印的纸券，说：

“没带什么，就是金狮一辆！”

自行车高贵的岁月仍然在延续，不过应了一句革命格言：“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街上的许多人家后来品尝了自行车的胜利，至少拥有了一辆金狮，而我父亲在多年的公务员生涯中利用了一切能利用的关系，给我们家的院子推进了第三辆自行车——他不要金狮，主要是缘于对新产品天生的怀疑，他迷信永久和凤凰，情愿为此付出多倍的努力。

第三辆车是我父亲替我买的，那是1980年我中学毕业的前夕，他们说假如我考不上大学，这车就给我上班用。但我考上了。我父母又说，车放在家里，等我大学毕业了，回家工作后再用。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却没有回家乡工作。于是我父母脸上流露出一种失望的表情，说，那就只好把车托运到南京去了，反正还是给我用。

一个闷热的初秋下午，我从南京西站的货仓里找到了从苏州托运来的那辆自行车。车子的三角杠都用布条细致地包缠着，是为了避免装卸工的野蛮装卸弄坏了车子。我摸了一下轮胎，轮胎鼓鼓的，托运之前一定刚刚打了气，这么周到而细致的事情一定是我父母合作的结晶。我骑上我的第一辆自行车离开了车站的货仓，初秋的阳光洒在南京的马路上，仍然热辣辣的，我的心也是热的，因为我知道从这一天起，生活将有所改变，我有了自行车，就像听到了奔向新生活的发令枪，我必须出发了。

那辆自行车我用了五年，是一辆黑色的二十六吋的凤凰牌自行车，与我父亲的那辆永久何其相似。自行车国度的父母，总是为他们的孩子挑选一辆结实耐用的自行车，他们以为它会陪伴孩子们的大半个人生。但现实既令人感伤又使人欣喜，五年以后我的自行车被一个偷车人骑走了。我几乎是怀着一种卸却负担的轻松心情，跑到自行车商店里，挑选了一辆当时流行的十速跑车，是蓝色的，是我孩提时代无法想象的一辆漂亮的威风凛凛的自行车。

这世界变化快——包括我们的自行车，我们的人生。许多年以后我仍然喜欢骑着自行车出门，我仍然喜欢打量年轻人的如同时装般新颖美丽的自行车，有时我能从车流中发现一辆老永久或者老凤凰，它们就像老人的写满沧桑的脸，让我想起一些行将失传的自行车的故事。我曾经跟在这么一辆老凤凰后面骑了很长时间，车的主人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他的身边是一个同样骑车的背书包的女孩，女孩骑的是一辆目前非常流行的捷安特，是橘红色的山地车，很明显那是父女俩。我也赶路，没有留心那父女俩一路上说了些什么，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两辆自行车在并驾齐驱的时候一定也在交谈，两辆自行车会说些什么呢？其实大家都能猜到，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交流——

黑色的老凤凰说：“你走慢一点，想想过去！”

橘红色的捷安特却说：“你走快一点，想想未来！”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我们小时候：自行车之歌》

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作为当年先锋小说创作潮流中的青年才俊，苏童创作了一系列历史小说和成长小说。成长小说大多与他的故乡有关。苏童写故乡的文字，总是自然流淌着江南的气韵，既写实又清新。这篇《自行车之歌》有点不一样，江南的味道褪去了一些，“中国”的味道浓厚了很多。借着自行车和一家人、几代人的关系，写出了中国人的“自行车情结”，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建国几十年来的历史。普通人总是历史的见证人，普通事物身上也总保留着时代的痕迹，而每当一个新的契机出现，这些痕迹背后的历史和情感就会被重新点燃，勾起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朗读者 倪萍

1990年，倪萍担当《综艺大观》的主持人，真正踏上主持之路。从1991年开始，倪萍先后主持了十三届春晚。朱军形容倪萍是春晚舞台的“定海神针”。当年，她平民化的语言、清新自然的主持风格和邻家小妹般的招牌式笑容，曾创造过“万人空巷看倪萍”的盛况，也让一代电视观众牢牢记住了倪萍的名字。

2004年，倪萍淡出春晚舞台，开始演电影、写书、画画，活得大气自然，也幽默得让人惊讶。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她作为一个母亲的艰辛历程。她在散文集《日子》中说的：“转眼间，许多记忆已成从前，昨天的生活也为我的过去画上了一个逗号，带我走进了更深层的思考与探寻，生活使我顿悟，生命不曾圆满。”而“日子”表达了“我的生活态度，我渴望生命不愧对这两个字”。

朗读者 访谈

董卿：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朗读者，对于我来讲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她是中国电视主持人的前辈，曾经我也像你们坐在这里看着我一样，我坐在电视机前，认认真真地、安安静静地看着她。她眼睛里所闪烁出来的光芒，嘴角所绽放的笑容，那最朴素又最动人的语言，那最善良又最真诚的泪水，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这一切也是留给几代中国电视观众的最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掌声欢迎朗读者倪萍。

倪萍：董卿，辛苦了。你那个《中国诗词大会》和现在的《朗读者》都做得非常好，太好了！我知道一定不是刻意准备出来的，天下没有这样的天才，可以为这样的节目做准备。人家说你是努力地转身，我说叫“合适的选择”。

董卿：谢谢！我刚才还跟同事说，我们节目开播，谁都没给我准备一束花，还是您想到了。其实，倪萍姐，很多观众都没法想象，咱们俩从来没有同台主持过节目。

倪萍：没有，我真的是前辈。有人说我是急流勇退。其实不是。我很明白，离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离开。我们做主持人的，拿着话筒，其实就像我们小时候骑自行车一样，学了这个本事，什么时候想起来再蹬两步就又会了。

董卿：倪萍姐主持了十三届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但其实这当中有一年的春晚，对您来说是不同寻常的。

倪萍：1999年吧。

董卿：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年春晚的视频。（放视频）

倪萍：那时候刚生完孩子两个多月。

董卿：在看上去依然那么欢乐、喜庆、吉祥的表象背后，我想当时您的心情其实是非常痛苦，甚至是很煎熬的。

倪萍：实际上，刘铁民他们去我家里找我的时候，我说，我真的不能保证我在台上能笑出来，你看我儿子生病了。说着我眼泪就往下掉。

董卿：在得知孩子生病的消息到主持那年的春晚，这当中大概是多长时间？

倪萍：我儿子是11月26日生的，两个月吧。婴儿一个多月到医院检查嘛，发现眼睛有问题。然后当时就要在北京治疗，我刚好有一张签证去美国演出，我说我带他去美国看看。这时刘铁民他们说，你做完春晚再走吧。我反复跟自己说，观众陪我十几年，我一直像个战士一样表现得很好，在战场上我没有输过，我不能说因为我个人的事情，让观众看到我脸上有泪痕。

董卿：当时得到的诊断孩子是什么病？

倪萍：他就是眼睛容易生成一种膜，挡住视线。那时候我天天想，一个人要看不见了，活着还有意义吗？

董卿：2004年的时候离开了主持人这个岗位，那个时候的离开跟儿子的病有关联吗？

倪萍：当然。那个时候就急于要挣钱。我们欠了好多钱，我都想卖房子，可是卖了房子住在哪儿啊？我哥坚决不让我卖。我哥说，我从朋友那儿能给你借到钱，你先住着。我就想自己去挣点钱，然后我就真正意义上地离开了，去拍电影。

董卿：这十年对你来说真的是太不容易了。给孩子看病太不容易，最重要的是，精神上也是一种煎熬。

倪萍：每次到医院就跟上刑场似的。比如说明天要检查了，早上四点多要走，我这一宿，基本上合不上眼。因为路上四个小时特别困，我就大声唱，你知道我唱歌多难听。然后下了车我背着我儿子，我们再上七楼。我们那个科在七楼。我儿子在里边做检查我眼睛就没离开过，就站在那儿。我就怕大夫出来（招手），因为，我们同去检查的一个日本孩子，就有一次被医生招手叫去，出来他妈妈就昏过去了，孩子没救了。我的眼睛看着，腿都发抖，一直到他老远这样（比OK手势），我基本就瘫了。

董卿：那个十年仿佛是一种历练或者说上天给你的一种考验。

倪萍：这十年我几乎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哭），全是儿子。就是回来国内演出，挣点钱，因为要交医疗费。但是我很幸福。因为，我发现姥姥说的话特别对：你自己不倒，别人推都推不倒；你自己不想站起来，别人扶也扶不起。于是我就坚强地站着。

董卿：所以我们看到2004年离开主持人这个岗位，到2014年，您又出现在了《等着我》这档节目当中，又一次拿起了话筒，坐在了主持人这个位置上。这次的回归是不是跟以往又不一样了？

倪萍：国飞找我的时候我说千万别找我，我现在，好家伙，连衣服都系不上扣儿了，哪能上电视？现在很多观众指责我，说你现在太老了，太难看了，太不收拾了。你看我里边穿的裙子，好家伙，全都扯着三角呢。家里几屋子的衣服，我就是懒得换。我现在兴趣不在那儿，我在画画、拍电影。真正要录的前一天，我和小倩说，赶紧给国飞打电话，我不做了。

董卿：那最后又是什么说服了你？还是你自己说服了自己？

倪萍：没有。小倩说不能这样，人不能说话不算数，人家都筹备好了，景也搭起来了。我确实也觉得，作为一个老员工，台里需要，不能不配合。我跟他们说我就做几期，你们赶紧找人。

董卿：当化了妆、换上服装，再走上舞台，观众鼓掌看着，您有一些恍惚的感觉吗？

倪萍：没有。一点都没有。我就说我是天生的主持人的料。只是我的调儿——你看我上春晚，跟踩了鸡脖子似的——而《等着我》，我心特别平静，语言也特别平和。

董卿：但是有一点我注意到了。我在电视机前看《等着我》的时候，看得眼泪哗哗的，但是你没有，镜头里你显得特别平静。

倪萍：我哭的镜头让他们剪掉了。

董卿：为什么？

倪萍：不是怕他们说煽情，有情就煽；而是有太多太多哭的时候了。

董卿：您得到过很多很多的赞美，但是您也听到过很多的非议或者说诋毁。

倪萍：从进台那一天起，从我出名那一天起，就有人骂我。刚开始很在意，为什么骂我？我怎么了？现在非常不在意。其实观众就是一种不满意。比如说现在骂我的是什么？你那么难看、那么胖上电视。我都特别能理解。我也表示了，我要努力地使自己瘦下来、年轻起来，然后漂亮起来，也确实在努力，但它效果不大啊。（观众笑）

董卿：这么多年来，你觉得最宝贵的评价是什么？

倪萍：说我真实，这就还原了我。我确实很真实。生活中，我在我家人面前，我都特别真实。

董卿：从1990年进中央电视台，到现在有……

倪萍：快三十年。

董卿：是啊！我刚才一说，“有请下一位朗读者倪萍”的时候，就听到观众自发地“哇”一声，有一种感叹在心中。

倪萍：说这老太太又来了。（观众笑，鼓掌）

董卿：今天您的朗读要献给谁呢？

倪萍：这么多年观众一直陪着我，我一直不知道拿什么样的礼物给他们。观众一直这么耐心，无论我多么好，无论我多么差，都没有嫌弃我。所以我今天选了《姥姥语录》里边其中的一段献给一直陪着我变老的观众朋友。

董卿：其实当一个人真的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什么也带不走的，唯一能带走的就是心底存下来的那些记忆。倪萍姐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这方舞台，也为我们留下了这辈子抹不去的一份记忆，谢谢！

朗读者读本 姥姥语录（节选）

倪萍

我生孩子的喜悦姥姥是第一个知道的。

孩子有病的消息姥姥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不想让九十岁的姥姥再替我分担这份苦难了，尽管我自己无论如何是支撑不了的。

夜里躺在床上睡了，眼睛闭着，脑子醒着，灵魂站着，想着姥姥说的话：“天黑了快睡，天亮了快起。”

姥姥把人类不可避免的灾难称之为“天黑了”。

“孩子，你再大的本事也挡不住天黑。毛主席的本事大吧？儿子在朝鲜战场上死了，老头儿不也是没法儿？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地抽，等着天亮。”

姥姥从前就说过：“天黑了就是遇上挡不住的大难了，你就得认命。认命不是撂下（放弃），是咬着牙挺着，挺到天亮。天亮就是给你希望了，你就赶紧起来去往前走，有多大的劲儿往前走多远，老天会帮你。别在黑夜里耗着，把神儿都耗尽了，天亮就没劲儿了。孩子，你记着，好事来了它预先还打个招呼，不好的事‘咣当’一下就砸你头上了，从来不会提前通知你！能人越砸越结实，不能的人一下子就被砸倒了。”

我也是从孩子病的那个月开始抽烟的，人家说抽烟能帮助你消除一些恐惧。初次点上烟的时候，姥姥相当震惊。她知道孩子问题大了，否则我不会是这番景象——旁若无人地拿着烟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烟灭了再点上，点上再灭了，不大的工夫，家里就像着了火一样，烟雾弥漫。姥姥咳嗽着，孩子被呛着，我全然不知。我只知道烟灭了，恐惧就来了。

这样的时刻一般都是后半夜。一家人都睡了，我一定是起来。我不想让他们来安慰我，家人的痛苦是一样的。道理我也都懂，只是无法说服自己，无法安静下来。我知道这样的时刻，房子里还有一个人睡不着，那就是姥姥。

坐在客厅里的我，灯是不开的，黑暗的屋里总是能看到有月亮的天空。那时正值冬天，天空格外地蓝。那个冬天的雪也比往年下得多，常常在半夜下。有了雪做伴儿，我痛苦无助的心好像有了些安慰。

姥姥不是说吗？“神是什么？你信它就有，你不信它就没有。”我当然信了，对着天我虔诚地祈祷着：“保佑孩子吧！什么我都可以付出，甚至生命。从此让我什么都看不见，只要保住儿子的眼睛。如果可以交换的话，我一分钟也不犹豫！”

那些日子，我的眼睛真的快看不见了。我奶奶是青光眼，去世的时候双目失明；我父亲、母亲晚年时也都是比较严重的青光眼，日后的我恐怕也在劫难逃。着急、上火、哭，我眼前时不时地一阵模糊、一阵黑，这一切一切我全都顾不上了，白天跑医院找专家，晚上坐在客厅抽烟，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个多月。

姥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孩子看上去一切正常，又吃奶又尿床，白天咯咯地笑，晚上呼呼地睡。一个白白胖胖的小重外甥（山东等地称外孙、外孙女为外甥）摆在她眼前，怎么会有病？怎么是灾难啊？

姥姥不问也不说，这就是姥姥。她觉得我不告诉她就一定有不告诉的理儿，“凡事先替对方想”。

姥姥曾试探着劝我别抽烟，我说工作上有愁事，抽一段儿吧，等工作的愁事解决了，我就不抽了。

放烟的桌子上多了一包花生米，是姥姥放的。

想抽烟了，拿个花生放在嘴里；花生放进嘴里，烟又点上了。

一夜一夜，我在客厅里坐多久，姥姥就在她屋里陪多久。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月亮，祈祷的是同一个神，我为儿子，姥姥为我。

我们心心相印，可姥姥却苦于帮不了我，主动提出回老家，不在这儿给我添乱。这是这么多年来姥姥第一次主动提出走，她是多么不愿意走啊！

走吧，姥姥，我是真顾不上你了。本想让你在这儿过上一段真正意义上的天伦之乐的好日子，实现我五六岁就说过的愿望：“姥姥，等我有了孩子，你给我看着啊！”那真是五六岁啊，我怎么会说出这么“不要鼻子的话”？

记得姥姥用布头给我缝了一个布娃娃，娃娃很大，抱在怀里像个真孩子。这是我童年的第一个玩具。娃娃的眼睛和鼻子都是姥姥画上去的，两条辫子是用黑毛线编的，衣服裤子也是姥姥做的。娃娃冬天还有毛背心，姥姥织的。

那时还不到六十岁的姥姥笑着说：“嗯，等你有了孩子，姥姥早成一把灰上西天了。”

如今姥姥一直活到替我看孩子啦。

姥姥走前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只是感觉一定是有大事。

她叮嘱我：“孩子，记着，自己不倒，啥都能过去；自己倒了，谁也扶不起你。”

我努力地瞪着一双兔子红眼，想和姥姥笑一笑，也是嘴角往上翘，眼泪往下流，喉咙里热得一个音也发不出来。

姥姥拍着我：“你要是救不了孩子，谁也救不了。姥知道，就你行！”

姥姥没说假话，在她眼里，我是无所不能的那个人。我记着姥姥的话了。我知道，我要是倒下了，儿子就没救了。我开始不哭了，如果哭能救儿子我愿意把全部的泪水都哭出去，可是没有用。我坚强地抱着儿子踏上了去美国的求医之路，这一走就是十年。

每年我带儿子去复查都像上刑场一般，等待着判决。直至去年，当大夫对儿子说：“王，等你结婚的时候再来复查吧，一切很好，祝你好运！”我的泪水啊，直接喷在了报告喜讯的大夫脸上。人间会有这样横着飞出去的泪水吗？有，这是母亲的泪水，是一个憋了十年的母亲的泪水。“儿子，咱六十岁再结婚吧！妈妈再也不想来复查了。”

这大好的消息姥姥已经无法知道了，她走了。她不知道从前也就不必知道现在了。可这巨大的喜悦我怎么那么想让姥姥第一个知道啊！

其实姥姥原本不知道这件灾难的事儿，但是我确信她一定知道在我三十九岁那年冬天遇上的“工作上的愁事儿”是我人生最大的一次劫难啊！

至今姥姥也不知道我儿子到底遭遇了什么，她只是劝慰我：“享多大的福就得遭多大的罪，罪遭够数儿了，福又回来了。”

选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姥姥语录》（增订本）

中国散文中历来有赋闲情、记浮生的传统，普通人，家常事皆可入文，小情绪、小悲欢即是意趣。此类散文最为动人之处，在于敞开心胸的诚恳，在于源于日常的智慧，在于众人皆可感同的深情。倪萍的姥姥之所以以民间之言而成“语录”，能获得冰心散文奖，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特征。它说的是老百姓自己的语言，讲的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最后必然就会成为老百姓喜爱的读物。

朗读者 单霁翔

他自称是故宫博物院的看门人。故宫创建六百年来，据说只有两个人走完了其中的九千多间房间，他是其中之一。故宫是中国人留给全世界的礼物，而为了这个礼物的尽善尽美，他是“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他就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从神武门向西沿故宫巡查一圈，是单霁翔自上任至今每个工作日的任务。走破了二十多双布鞋，每个房间都一一踏足，单霁翔熟悉了故宫的每一个角落。

单霁翔捡烟头在故宫是出了名的。他已习惯弯腰，从砖石缝里抠出一个香烟头，很自然地攥在手中。他还提出“屋顶不能有草”，因为飞鸟或大风将草籽带到房顶，草在生长过程中会拱瓦导致木头糟朽。一个烟头也管，一根野草也管，单霁翔说把一件件小事做好，就能看出大的变化。

他把自己定位为故宫的“看门人”，绝不是什么“掌门人”。看护好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珍品，看护好故宫的古建筑群，看护好故宫世界文化遗产，是职责所在，更是一代代故宫人永恒的使命。

朗读者 访谈

董卿：您是在2012年上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

单霁翔：是的，今年第六年。

董卿：您上任的时候，其实故宫正处在风口浪尖上，每年人均参观量突破一千五百万人次，对您来说要经受各种方面的考验和压力。比如后来出现的“故宫跑”。

单霁翔：“故宫跑”是一个突然出现的现象。过去80%的观众进了故宫博物院，都会若无其事地往前面走，去看太和殿、养心殿，最后去御花园。其实他们忽视了我们两边正在举办的几十个展览。2015年9月，很多观众进了故宫博物院以后不是往前面走了，而是往西边跑，越跑人越多，越跑越快，跑向武英殿书画馆，因为我们正在举办一个“石渠宝笈特展”。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之后，连夜做了二十个牌子，像运动会入场式一样引导参观，这样老人、孩子都不用跑了。只是最后参观的观众等到了凌晨三四点。

董卿：其实“故宫跑”恰恰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平时能看到的东西太少了，所以一旦有比较好的、重要的展览，大家就蜂拥而至。

单霁翔：是的。过去我们谈起故宫博物院来，经常非常自豪地说一些世界之最，比如我们是世界最大规模的木结构建筑群；最完整的宫殿建筑群；我们收藏的中国文物藏品是世界上最多的；我们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超过一千万观众的博物馆。这些当然是值得自豪的，但是是最重要的吗？我觉得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把你的文化资源融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去。如果你说你的馆舍大，那么70%的范围都不开放；如果你说你的藏品多，99%的藏品都拿不出来展览。故宫博物院要真正成为融入人们社会生活的博物馆，就必须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只有这些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你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们喜欢的博物馆。

董卿：您真的走完了故宫所有的九千多间房间吗？

单霁翔：我们是按照图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走过去的，走了五个多月。每个房间什么状况，每个房间将来怎么利用，我们要进行详细的勘察。

董卿：故宫现在到底有多少文物藏品，您统计过吗？

单霁翔：2010年的12月底，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藏品是1807558件（套），有整有零地统计出来。当然文物清理调查是永无止境的，现在的文物藏品又增加了6万件左右。

董卿：就是在186万件左右。这里边像您刚才说的，老百姓能看到的可能只有30%是吗？

单霁翔：没有。实际上我们每年展出的大约15000件，15000件在186万件里面就是0.6%左右，1%都不够。这是我们最困惑的。2002年，我们现在这一轮古建筑修缮工程开始之前，故宫博物院的开放面积只占30%。2014年，我们的开放面积达到了52%。前年，2015年，是故宫博物院九十年院庆，我们五个区域都开放了，开放面积达到了76%。

董卿：故宫现在应该是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了。

单霁翔：对。五大博物馆包括故宫博物院，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法国的卢浮宫，美国的大都会，俄国圣彼得堡的冬宫阿尔米塔什博物馆。联合国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正好一个国家一座。所以我开玩笑说，没有一个强大的博物馆是不能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观众笑，鼓掌）

董卿：这句话其实背后自有真意，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自信的文化，你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的强国。而且您还说过一句话：“故宫所有的文物都是干净的。”

单霁翔：我们故宫博物院其实也收藏着很多来自外国的文物，五百年的文化交流、使臣纳贡、商品贸易、“一带一路”过来的外国的这些商品、礼品数量非常大。比如西洋钟表。十八世纪的西洋钟表世界上收藏数量最多、品质最好的，我认为不在欧洲，是在故宫博物院，一共有二千二百种，很多英国的、瑞士的、德国的、法国的专家，研究十八世纪的西洋钟表是到故宫来看的。那么我就说故宫虽然外国文物也很多，上万件，但是我们和一些博物馆不同的是，我们每一件文物的来路都是清楚的。

董卿：从您的眼睛看出来，故宫到底美在哪儿？

单霁翔：故宫这座古建筑群，是经过统一规划的，所以它的内外层次非常地鲜明。我是从小在北京四合院里边长大的，所以对四合院的格局特别喜欢。故宫博物院真是一个放大的四合院。一千二百座建筑非常有序地排列开来，九千多间房屋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景观。在故宫博物院里面行走，我们会发现春夏秋冬甚至每天早中晚，都有不同的景色。更深刻的感受还有，就是我们每天在看资料，在查阅各个空间在历史上的功用，它曾发生的故事，然后再看这些建筑，就感受到它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历程是在延续的，它的魅力是不断展现的。

董卿：您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故宫博物院交给未来的一百年呢？

单霁翔：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前，明清两代，五百年间，二十四个皇帝居住在这里。但是，1925年的10月10日，乾清门的大门打开了以后，一个新的名字“故宫博物院”诞生了，普通老百姓涌进来了。当天究竟进了多少观众，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据我们的老员工回忆，当天下午观众离去的时候，他们捡被踩掉的鞋就捡了一大筐。我想它不应该仅仅是我们的一座文化的殿堂，而应该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片文化的绿洲。我们在为此做不懈的努力。

董卿：梁思成先生说：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会产生它自己的建筑，就像故宫是集中国文化之大成者。故宫每天门庭若市是件好事，说明文化在蓬勃发展，传统在生生不息。那您今天的朗读是要献给谁呢？

单霁翔：我想献给所有热爱故宫文化的人，当然我也特别想献给刚才所说到的那天夜里坚守在看“石渠宝笈特展”队伍中，吃了我的方便面的观众。因为他们的坚守令我们感动。

董卿：读什么呢？

单霁翔：我今天想读的是《至大无外》，是中央电视台和故宫博物院联合录制的《故宫100》纪录片中的一个片段。其实这个纪录片有一个副标题叫“看见、看不见的紫禁城”。通过一百集的录制，故宫空间，以及透过这个空间和古建筑揭示出的它内在的美和内在的文化价值，都呈现出来了。这个片段就是人们在太和殿广场和太和门广场的一个感受。

朗读者读本 至大无外（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朗读者 赵蕊蕊

喜欢排球的人应该都熟悉赵蕊蕊这个名字，她身高一米九七，素有“中国女排第一高”之称。2001年，二十岁的赵蕊蕊入选国家队，次年世界女排大奖赛她便初露锋芒，当选为最受欢迎的球员。2003年，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九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中，赵蕊蕊亦表现出众，最终助女排赢回了已丢失十七年的冠军奖杯。

那时，处于巅峰状态的赵蕊蕊被誉为“世界第一副攻”，她的战绩至今无其他副攻可超越。她的扣杀干脆有力，灵活和速度是她进攻的利器。她平日里灿若桃花，可到了网前，却最让对手胆寒，多少主攻手都曾在她的十指关前被封杀。遗憾的是，长久的比赛和训练给身体造成的伤病让她前后接受了七次手术，并不得不在2008年离开了自己最热爱的排球事业。

奥运冠军离开赛场后，往往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有当教练的，也有走上仕途的，更有涉足娱乐圈的。但赵蕊蕊选择当一位作家，写起了小说。2011年，她出版了首部作品《末日唤醒》。第二部小说《彩羽侠》成功入围第四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长篇科幻小说候选名单。现在她仍笔耕不辍，作为中国身高最高的作家，要写出自己的一片天。

朗读者 访谈

董卿：今天再一次坐在我面前的时候，已经不是以前的蕊蕊了，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作家。听说你带了一本新的书稿来是吗？

赵蕊蕊：对。第四本书是以我自己的经历写成的，是一个个小故事。借此把我自己三十多年的经历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董卿：运动员退役之后有很多种选择，但是改行当作家的，是不是就你一个人？

赵蕊蕊：非常自信地觉得应该是。

董卿：写作和当运动员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其实你是从一种有光环的生活转向了比较平淡的日子，这个可能也需要自己去调整。

赵蕊蕊：我个人感觉，人不可能永远都站在神坛上，永远都生活在光环下，这是不可能的，总要走下来。

2003年打完世界杯的时候，对我来说，真的是春光无限。可是突然有一天，我跟我妈妈讲：妈，我只是希望我的运动生涯的高峰期能够长那么一点点。

董卿：其实你在鼎盛的时候已经有了一种危机感。

赵蕊蕊：没有多久，上天就跟我开了一个玩笑，我受伤了。其实确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董卿：2004年是吗？

赵蕊蕊：对，3月26日。

赵蕊蕊：我脑海里永远记得当时受伤那个画面：先是听到了一个像硬塑料掰断的声音，非常脆，然后我就觉得站不稳了。我脑海里最后一个画面是冯坤大叫了一声，扑通一下就跪地上了。我就闭着眼睛，一直没睁开，直到医院才睁开。我就在想，只要我不睁开眼睛，这就是一个梦。它是一个噩梦，会醒的。当时青年队的蔡斌教练也在，我就一直在哭，他就抱着我。他说，孩子，我知道，你的心比你的腿更痛。

连续一周的时间我都梦到我们打了冠军，打了奥运会的冠军，然后梦醒都一定是那个骨折脆掉的声音，“啪”！然后我就告诉自己：啊，这个就是现实。

董卿：是在受伤的时候有了比较集中的阅读时间吗？

赵蕊蕊：不光阅读，有时候自己还喜欢写写东西。

董卿：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赵蕊蕊：因为那时候有些情绪能够感觉到了，就会写一写。受伤以后，我看到照片里的自己就会想，这是我吗？为什么以前我那个样子，现在这个样子？有很多的为什么。当时也有很多朋友和球迷，给我寄了一些书。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个朋友寄了一本《哈佛校训》。那个书我非常喜欢。最感动的是，他在扉页上引用了一个叫《上帝背起了你》的故事，然后说：星星永远不会惧怕黑暗，因为越黑暗星星越闪耀。

董卿：所以在你即将要出的这一本纪实小说，或者叫自传小说当中，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还会有2008年，那是你的最后一届奥运会。而且其实那一届奥运会之后，好些人都面临着退役，像你、周苏红、冯坤，大家的心态其实也真的是希望这最后一次机会能够为国家争得荣誉，这是很可理解的心情。

赵蕊蕊：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时候，就是要争冠军，就是要赢。但是确实，伤病非常影响比赛。2007年我跟冯坤一起去美国做手术，我说我真的不想再做手术了。我刚把钢板拆掉，为什么要再钉一个不属于我身体的东西给我？医生说，明年就是奥运会，你想打吗？我说我想打。他说那你就必须要做。当时非常痛苦。那时候给我爸爸打电话，我爸爸知道这个消息后蹲在地上。一个大男人——我爸爸有两米——蹲在地上。我妈妈后来告诉我，他抽着烟，抽完之后抱着头，站起来说，退了吧。

董卿：对他来讲，他更想要一个好好的女儿，而不是要一个世界冠军、奥运冠军。

赵蕊蕊：所以当陈指导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哭得稀里哗啦的，但其实我最后给他的是肯定的答案。我说：陈导，你放心，我赵蕊蕊不属于我，我属于祖国。我的头上刻着两个字，那就是“中国”。

排球是我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真的深深地融进了我的骨髓里；而那些同我并肩作战的队友，也是我一辈子铭记在心的，所以我想把今天的朗读献给她们。

朗读者读本 握紧你的右手（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朗读者 赵家和

赵家和（1934—2012），原籍安徽和县。生于清华园，父亲是法学系主任。在那个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年代，他幼年就体尝了时局动荡、辗转迁徙的辛酸，又在少年时代目睹了西南联大师生追求进步、奋起抗争的历程。也许从那时起，赵教授就树立了一种对教育的特殊而深厚的情感。

1955年，赵家和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拿到了学校第一届“优良毕业生”奖状。这个被同学公认为“绝顶聪明”的人留校后担任本科生教学工作，主持研究的电子材料也是很受关注的热门领域。1977年，学校委派赵家和筹建电化教育中心；1979年，学校又调他到科研处搞管理；1985年，年过半百的他再次转行，筹建改革开放后清华大学第一个文科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他就像炭火一样，在每个需要的地方默默燃烧，恪尽职守。1998年，退休后的赵家和应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邀请，担任客座教授。

他身价千万，却把一件一美元的化纤毛衣穿了十几年；他有一儿一女，却把全部积蓄都捐给了素不相识的孩子。他明知时日无多，却在生命的最后时段发起了一场爱心接力。他用毕生积蓄成立的青少年助学基金，资助了一批又一批寒门学子。

朗读者 访谈

董卿：看过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们每期节目的最后都会请来一位特殊的嘉宾。在这个座位上，曾经坐着永远有趣、永远热泪盈眶的大翻译家许渊冲先生；曾经坐着中国航天第一人杨利伟先生，曾经坐着声音的雕刻大师乔榛先生等等。但是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位来宾却不能够再来到现场。他是我们国家的一位金融教育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原副院长赵家和教授。赵教授从2005年开始，就以一个清华退休老教师的名义开始为西部地区的贫困孩子们捐款。2009年，当他得知自己已经是肺癌晚期的时候，更做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决定：他决定要捐出自己一生的积蓄一千五百万元。

赵教授生前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俭朴的人。他在退休以后，受到美国的一所大学的邀请，返聘为客座教授，虽然薪酬不菲，但是为了省钱，全家人吃得最多的是超市里最便宜的鸡腿。一个月的生活费不超过一百美金。在二手市场花几美元买的一件毛衣可以穿十几年。

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之后，他甚至舍不得买进口的药，舍不得上大医院；但是他捐出毕生积蓄的时候，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依然在为成立青少年助学基金而四处奔波。2012年的2月，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终于如愿成立了，也就在那一年的7月，受捐助的甘肃省白云市实验中学的一个受捐班级的高考分数又创了一个奇迹，全班高考的最高分达到了677分，一本的录取率更是高达88.37%。又一批贫困学生的命运将会改变。但是，也就是在那个月，赵家和教授离世。没有进行任何的告别仪式，他捐出了自己的遗体。

我想虽然今天赵家和教授已经无法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依然应该用掌声向这样一位充满信仰、充满仁爱的老人表达我们的敬意。

今天，我请来的是两位和赵教授有着很密切关系的特殊的嘉宾。一位是赵教授生前的同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原党支部书记陈章武教授。还有一位是赵家和教授的学生刘迅。

之所以说他们二位和赵教授有着比较特殊的关系，是因为赵教授在生命最后的那段时间，把青少年助学基金的事托付给了陈教授，希望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这个善举依然能够继续，能够让更多的学生得到帮助。而刘迅则是青少年助学基金会的现任理事。陈教授，您跟赵教授多年共事，您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陈章武：我想可以用两个词形容他。第一是聪明。很多人都觉得清华大学的很多人都很聪明，但赵老师可能又是这些聪明人中间最聪明的之一。

董卿：为什么这么说？

陈章武：他在清华服从组织分配，曾经几次改行。本来学的是无线电，后来又搞计算机。最后又服从组织安排，到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他是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成一行，每一行都做得非常出色。

董卿：第二个词呢？

陈章武：仁爱。他几乎把他的所有都献出来了，最后遗体也交给医学研究。

董卿：刘迅是哪一年成为赵教授的学生的？

刘迅：我是1986年考进经管学院的，所以我应该是跟陈老师一起认识的赵老师。

董卿：也有二十多年了。有的人心里会打一个问号，说一个清华老教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积蓄，刘迅可以跟大家说说。

刘迅：刚才陈老师说赵老师非常非常聪明，我们真正深切的体会是，他经常会跟我们说一些很有前瞻性的观点。比如2003年的时候，我们正在讨论国家宏观调控，很多行业不景气，但赵老师跟我们说，要注意这个产业未来生产价值的能力和能量，那个时候真是警醒了我们。后来，慢慢熟悉之后，赵老师说，我在美国教学期间有一点积蓄，你能不能帮我打理一下？

董卿：就是在美国教学那几年有点积蓄，通过你的打理能够让它有些增值。那看来你打理得不错。

刘迅：（笑）赵老师说到助学，我们就觉得一下像开了一个门一样，这是应该做的方向。

董卿：其实对于你们这些学金融、做金融的来说，挣钱不是什么很稀罕的事情。但是可能赵老师怎么样去用这笔钱，给你们上了又一堂课。

刘迅：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赵老师说，我得了癌症。我当时脑子一下就蒙了。把电话放下以后，我赶紧安排去查一下赵老师这个账户怎么样了。一查，钱已经很多了。我那时候心里真的还有些安慰、舒缓，这样的话赵老师治病是完全可以支持的。但马上被老师给否定掉了，他说你不用考虑这些。

董卿：他的意思就是，这些钱他也不会用于自己的治疗。

刘迅：我当时想劝他，但赵老师做出的决定，我们很难去反驳。

董卿：是不是多多少少还是觉得有点意外？

刘迅：很意外，非常意外。后来我才理解了赵老师真正的出发点。他们生长于中国最苦难的时代，在西南联大的颠沛流离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心里的那种希望祖国富强、美好、进步的信仰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董卿：从未改变。

刘迅：从未改变。

董卿：其实今天赵家和教授的夫人和女儿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赵教授的女儿还是特地从美国飞回来的。我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除了钦佩赵家和先生本人之外，也很钦佩他的家人。你当初听到父亲的这个决定之后是怎么想的？

女 儿：他生病之后我回去看他，他已经住在清华大学校医院的病床上了。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我从来都不相信把钱留给孩子（是一件对的事），因为我供你上了学，你学到了能够自己挣钱的本事，所以你和你哥哥两个人都可以自己挣钱，不需要我的钱。天底下有很多更需要我帮助的人。他说我希望你能够理解。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他很伟大。

董卿：今天我们也特意请来了几位受捐助的同学，这些孩子们也想通过自己的朗读来对赵教授，包括对陈教授，对刘迅，对所有这些善良的人们来表达自己的感谢。我们请孩子们上台吧。

当赵教授的照片出现在大屏幕上的时候，女儿一下子……

女儿：一下子觉得非常想念他。（哭）

董卿：想起了什么？

女儿：想起了很多。其实他在世的时候，自己并没有完全理解他。跟他在美国生活，我记得都会说，怎么爸爸这么抠门儿。但是，现在我看到有这么多贫穷的学生可以受到你的大爱的关怀，我为作为你的女儿感到骄傲！

董卿：我想，孩子们都能感受到您的骄傲，也能体会到，只有努力学习，好好做人，未来成为对社会、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才是回报给赵爷爷的最好的礼物。而对于赵家和教授来说，用遗体捐赠者墓碑上的一句话描述他最恰当不过：他燃尽了自己，了无遗憾；而他的精神烛照世界，永不熄灭。

朗读者读本 让我怎样感谢你

汪国真

让我怎样感谢你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

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

让我怎样感谢你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我原想捧起一簇浪花

你却给了我整个海洋

让我怎样感谢你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我原想撷取一枚红叶

你却给了我整个枫林

让我怎样感谢你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我原想亲吻一朵雪花

你却给了我银色的世界

（本诗由赵家和成立的“青少年助学基金”受助学生代表在节目中共同朗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朗读者.2/董卿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3071-9

Ⅰ.①朗… Ⅱ.①董… Ⅲ.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Ⅳ.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2054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廉萍 欧阳韬 于壮

装帧设计 陶雷

责任校对 王璐 李雪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34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90毫米 1/32

印　　张 10.5

印　　数 1—110000

版　　次 2017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071-9

定　　价 5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言一

这段时间，身边许多朋友都在谈论《朗读者》。他们中有些是文学界的同行，但大多数从事的工作与文学并无直接关联。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甚至罕有交集的身份，然而当谈论《朗读者》、谈论节目里那些经典篇章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流露着相同的情感，那就是温柔与感动。我愿意相信，在这一刻，我与他们共享着同一个幸福的身份，那就是文学的阅读者、人类心灵的倾听者。

我同时注意到，由《朗读者》而起的诵读文学经典的热潮，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媒体传播和好友热议的层面，它已经渗入了广大的人群，成为生活场景：许多城市都设置了“朗读亭”，每一个经过的人都可以走入其中，朗读自己喜爱的篇章并进行录制，他们的声音和形象将有可能出现在《朗读者》节目的正片之中。听说许多城市的“朗读亭”外都排起了长队，也有读者为了录制三分钟的视频，在亭外耐心等待了足足九个小时。

《朗读者》已经成为了一道醒目的文化风景、一种引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它向我们证明，诚挚、深沉、优美、健康的内容，在今天依然能够获得普遍的关注，好的文学永远拥有直指人心的伟大力量。常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匆忙浮躁的时代，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平庸而匮乏。对于这样的观点，我只能部分地认同。当下的生活固然匆忙，很多时候，我们也的确面临着浮躁的问题；但即使出于种种原因，我们同自己内心相处的时间相对有限，人们依然会本能地渴望着纯粹、辽阔、有质量的精神生活。近年来，以《朗读者》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文化类节目广受欢迎，正是因为它们引导人们放慢生命节奏，倾听内心的声音，顺应和满足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望。

《朗读者》中出现的文本，很多是经过漫长时间检验的名篇佳作；即使是出于今人之手的篇章，此前也多已在读者间广为流传。它们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当得起“经典”二字。何为经典？答案可能有很多，但我想最直接的一条，就是它们拥有温暖而强劲的力量，能够长久不衰地体贴灵魂、拨动心弦，触碰到我们情感深处最柔软最深刻的部位。这种力量，并不会因时间流逝和年代更迭而减弱。《朗读者》里的许多篇章，都是我早年间的挚爱；那些熟悉的文字，关乎爱与恨、喜与悲、生与死、豪情与希望，曾经深刻地启示了、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今天的年轻读者依然会为之鼓舞、感动；其中有许多句子，我至今能够脱口背诵，它们在新一代读者心中同样激起了深沉的回响。好的文学就是这样，它能够跨越年龄和代际的鸿沟，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在情感体验和文化记忆的代代传承之中，把种种高贵和美好的品质传递给无尽的后来人。

朗读，就是朗声诵读，是倾听自己的声音，也是倾听他人的声音。通过口的诵读与耳的倾听，汉语和它内在的气质、精神，以焕然一新的方式进入了我们的心灵。古老而常新的汉语，具有抑扬顿挫的独特韵律，这韵律不仅是美的，而且包含着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我们共同的情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朗读者》使阅读成为了认同的过程，一个人在朗读中寻求更为广大的联系——通过这美好的母语，我们不仅彼此看见，我们还得以彼此听见，我们得以完成彼此身份的响亮确证，由此结成血脉相连、情感相通的共同体。

现在，《朗读者》里的诵读篇目已被整理成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将有更多的读者阅读和朗读这些作品，从中感受真善美的力量，感受文学的力量。同时，这一切也是对包括我在内的写作者的提醒：一个人内心的声音在广大的人群中持久回响，这是世上最美好的事，这更是一份严肃庄重的责任。我们会更深刻地记住这份提醒，认真地写下去，把心交给读者，把更多的好作品献给我们的人民。

序言二

今年年初，我受邀参与录制了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节目。这个节目的创意与国家文化大格局相契合，激发人们对读书的热情，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

《朗读者》的同名图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有国家级文学专业出版社为《朗读者》图书把关，是可以让读者放心的，也可以更好地推动全民阅读，提升读者的阅读品位。

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是老朋友了，五十九年前，他们就曾出版过我的译著《哥拉·布勒尼翁》。我对编辑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印象深刻。几十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众多中外文学经典，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朗读者》选择的文本大多是经典之作。作者既有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约翰·多恩、雨果、梭罗、裴多菲、罗曼·罗兰、泰戈尔、吉卜林、海明威等外国名家，也有李白、杜甫、刘禹锡、苏轼、老舍、冰心、巴金等中国文学大家。《朗读者》的出版，以一种新的形式把人民文学出版社高质量的经典作品又传递给新的青年一代，让我国的文化传承生生不息。

听说青年人喜欢《朗读者》，我非常高兴。因为青年人能把宝贵的时间留给那些伟大的作品，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我本人就深受经典作品的恩惠。小学时背诵的中国古典诗文让我爱上了中文的意美、音美和形美（鲁迅语）。中学时代，老师让我背诵的莎剧、欧文作品等的选段激发了我学英文的兴趣。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当时的课程可谓空前精彩，我阅读了很多中外名著，从中感受到美的乐趣，这也是我翻译工作的起点。我认为人生最大的乐趣是发现美、创造美，这个乐趣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而美的乐趣来自阅读，阅读这些名篇佳作。

七十九年前，我进入大学校园。那时候，国家贫穷落后，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人民在受苦受难。在那艰苦的环境下，西南联大师生排除万难，一心向学；有的投笔从戎，为民族复兴而流血牺牲。今天，中国的国势蒸蒸日上，希望青少年朋友们珍惜宝贵的时间，多多阅读中外名著，以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我们的精神。也希望在你们之中能够涌现出更多传播优秀文化的使者和创造者，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比我们这一代人更优异的成绩。

我衷心希望更多的人会爱上《朗读者》，爱上朗读，爱上阅读。

2017年7月7日

于北大畅春园

- 第一次

- 朗读者 王学圻

- 朗读者读本 平凡的世界（节选）

- 朗读者 柯洁

- 朗读者读本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 朗读者 许镜清

- 朗读者读本 灯

- 朗读者 刘震云

- 朗读者读本 一句顶一万句（节选）

- 朗读者 王珮瑜

- 朗读者读本 念奴娇·赤壁怀古

- 朗读者 杨利伟

- 朗读者读本 这一刻，突然看见太空奇景

- 眼泪

- 朗读者 陆川

- 朗读者读本 藏羚羊跪拜

- 朗读者 斯琴高娃

- 朗读者读本 写给母亲（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 朗读者 赖敏 丁一舟

- 朗读者读本 你是我不及的梦（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 朗读者 张家敏

- 朗读者读本 飞鸟集（节选）

- 朗读者 张鲁新

- 朗读者读本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节选）

- 青春

- 告别

- 朗读者 姚晨

- 朗读者读本 阿长与《山海经》

- 朗读者 程何

- 朗读者读本 堂吉诃德（节选）

- 不会成真的梦（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 关于“疯狂”的独白（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 朗读者 曹文轩

- 朗读者读本 草房子（节选）

- 朗读者 李立群

- 朗读者读本 我的理想家庭

- 朗读者 维和部队战士

- 朗读者读本 等着我吧……

- 朗读者 王蒙

- 朗读者读本 明年我将衰老

- 勇气

- 朗读者 江一燕

- 朗读者读本 晶莹的泪珠

- 朗读者 汪明荃 罗家英

- 朗读者读本 老夫老妻

- 朗读者 秋爸爸 秋妈妈

- 朗读者读本 写给女儿的诗

- 朗读者 李宁

- 朗读者读本 做一个战士

- 朗读者 翟墨

- 朗读者读本 海燕之歌

- 朗读者 樊锦诗

- 朗读者读本 莫高窟（节选）（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 在敦煌（节选）

- 人类的敦煌（节选）

第一次

The First Time

人这辈子要遇到很多很多个第一次。刘震云第一次给《安徽文学》投稿，拿到了七十多块钱的稿费，立马就请女朋友去吃饭；许镜清老人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拥有了属于他自己的一场音乐会，他为这一天等了三十年；王学圻二十年前就第一次当导演了，可是这部电影拍到最后就剩下了三个人，让他欲哭无泪。

这都是非常宝贵而难忘的第一次，因为它们意味着我们的成长。就像作家汪曾祺所说的：“人的第一次，往往需要勇气。”但是第一次也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它是探索、是挑战、是机遇。所以说，如果你的人生能够拥有更多的第一次，也就意味着你的人生更丰富、更多彩！

其实细想来，每一个人都是在第一次过自己的人生，不是吗？在这条不能回头的人生道路上，正是许多不可复制的第一次，让我们从昨天走到今天，走向未来。

朗读者 王学圻

王学圻1946年生于北京，十四岁就参军入伍了。那一年，他被一辆载着二十个北京小孩的大卡车拉入吉林深山的绝密部队，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他和很多同龄人一样，立志报效祖国、献身国防，并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一名影星。

李雪健曾透露，王学圻在文工团时有个外号叫“阿齐”。这个名字来自日本电影《望乡》里的角色“阿齐婆”，那是个戏很少但很出彩的龙套。王学圻从三十一岁开始演戏，与陈凯歌、张艺谋合作过《黄土地》《大阅兵》，由于是军人出身，不便出演“反派”，演过许多军衔不等却腔调雷同、步调一致的军人角色，一直不温不火。直到2008年出演《梅兰芳》里的“十三燕”，他才开始声名显赫，从此片约纷至，角色不拘一格。这一年，王学圻已经六十二岁。

人们喜欢用“大器晚成”来形容王学圻，但对于王学圻本人来说，电影就像是他一辈子也无法走出的梦境。演戏是他最热爱的事，只要有好戏，什么时候“成”都好。如今，已进入古稀之年的王学圻并不惧老，在演戏之外，他仍愿意不断迎接新的挑战，去获得更多的“第一次”，为此他重操旧业，踏上了导演之路。

朗读者 访谈

董卿：要不是这一次做节目，我还真不知道，二十年前您就当过导演了。

王学圻：对对对。1996年我拍了一个电影，叫《兰陵王》。我记得那时候刚认识杨丽萍。一天早上，我在那儿化妆，她就给我讲了，她有这么一个半自传性质的故事。我听完之后就觉得，这个故事很美。

董卿：当时是根据杨丽萍的经历，写了这么一个《太阳鸟》的故事。那为什么要找您做导演呢？那时候拍《兰陵王》您是演员呐。

王学圻：是。她也找过很多导演。有的杨丽萍自己觉得，导演的想法跟她不一样；有的是时间等方方面面的碰不上，反正是七凑八凑的，最后就赶到我这儿了。

董卿：可是那时候您没导过戏。

王学圻：是啊。我说这我哪行啊。她说，你没问题，你就来吧。就是赶鸭子上架嘛。

董卿：那您当时心里觉得您做这事成吗？

王学圻：哎呦，（摇头）要不然我把杨丽萍拉上呢。我说你必须得来当导演。

董卿：联合导演是吗？

王学圻：对。我记得那时候有人介绍我说，这是我们导演。我真的抬不起头来，脸红，出汗，真不好意思。这电影一拍就拍了将近四五年吧。拍着拍着，没想到……

董卿：出问题了。

王学圻：当时是杨丽萍自己投资的。九十年代，投了七八百万。

董卿：大制作呀！（观众笑）

王学圻：绝对大制作了。但是你要知道，摄制组是个花钱不眨眼的地方。拍到中间的时候，资金有问题了。

董卿：是指拍到了一年、两年，还是三年？

王学圻：拍了将近一个多月吧。这时候有好几个广告找杨丽萍。杨丽萍从来不做广告。她真的很纯粹。可是当时组里这个情况，又面临着马上要结账，于是她就接了这个广告。最后，还不错，不管怎么样拍完了。

董卿：看来整个拍摄的时间不是很长。

王学圻：两个多月就完成了。当时我们觉得以后这剪辑需要的人也少了，就好办了。没想到，苦难刚刚开始。剪辑我也没学过，不懂，觉得就剪呗。剪来剪去，一遍一遍地都不行，不满意。后来一看，还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资金的问题跟着又来了。于是，就精简剧组，精简到最精简，只有三个人：一个我，一个杨丽萍，还有一个剪辑员，剪辑师都没钱请了。于是我们三个开始大张旗鼓地剪，从北影厂里面的树是绿的，剪到它是黄的，再剪到它是白的，再剪到它是绿的，一直剪了十五剪。

董卿：一般的电影可能剪三四剪已经很多了。

王学圻：对。我整个一个全结构都剪。

董卿：你是从头到尾，全部翻篇儿重来，剪了十五遍？

王学圻：对，十五遍。那时候电影局有一个专家，可能看我实在太可怜了，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小王啊，找个明白人吧。”但是为什么我没换导演剪？我是想，如果说我觉得好，你们觉得不好，那我是糊涂人，要找一个明白人来；关键是我也觉得不好，所以我不服啊！那我得剪到我认为好的时候。第一次送审，就我和杨丽萍两个人去的。电影局说，你怎么不找制片主任送来？我说制片主任就是杨丽萍。（笑）

董卿：电影局的人，每次把你送审的还给你说不行，你每次都能虚心接受吗？

王学圻：能接受。因为我也觉得不好看。（笑）这个我一点儿没有分歧意见。

董卿：我觉得要把掌声送给学圻老师的诚实。（观众笑）

王学圻：每次看完以后他们都说，不好看。我说怎么回事儿呢？什么问题呢？太奇怪了。我都花费那么大心思剪了，还是不好看。

董卿：您都没有想过要放弃，说这事儿我干不了了？

王学圻：没有，一点儿都没有。

董卿：杨丽萍也没有对你失去过信心吗？

王学圻：她可能也不敢说吧，看我那么卖命地剪，一本正经地投入创作的状态。我真是全在创作中，满脑子都是《太阳鸟》。

董卿：最终通知你说过了的时候，那个心情是不是……

王学圻：我估计是慢慢看、慢慢看，也能更了解这片子讲的是什么东西，不明白的也明白了。

董卿：但是《太阳鸟》其实好事多磨，后来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上，居然还拿了个大奖。

王学圻：对对，这个是没有想到的。当时我看着一舞台的奖杯，就剩俩了，一个评委会大奖，一个美洲杯奖。突然电影局的翻译说，《太阳鸟》！王学圻！我什么都没考虑就站起来，真是矫健的步伐，“嘡嘡嘡”就上去了。上去以后呢，接过奖杯，突然感觉到情绪往上拱。其实我平常看很多人获奖掉眼泪，我还说呢：“这装什么呢，得个奖还掉眼泪。”真轮到自己，还真是要掉眼泪的感觉，就是一种委屈，特别委屈。完了我就说，站在舞台上的还应该有杨丽萍、摄影张黎、李岚华、赵季平。我听说当时张黎在国内听到我念他名字的时候，也掉泪了。

董卿：第一次当导演的经历，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二十年了，给你带来了什么？

王学圻：有些你认定能做的东西，要坚持。但是这个坚持不是盲目地坚持，要很清醒、理智地想到是哪儿的问题，我怎么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坚持下去，就会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对我来说，这可能是印象最深的。

董卿：我想第一次是需要勇气去尝试的，知道自己能力的边际在哪里；但是也需要有勇气去承担，如果是失败又会怎样。那您今天要为我们读什么呢？

王学圻：《平凡的世界》节选。孙少平这个人物，确实很打动我，他的坚持，他的性格，我真的很喜欢。我想献给《太阳鸟》摄制组的全体人员。

朗读者读本 平凡的世界（节选）

路遥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每天都要发生许多变化。有人倒霉了，有人走运了；有人在创造历史，历史也在成全或抛弃某些人。每一分钟都有新的生命欣喜地降生到这个世界，同时也把另一些人送进坟墓。这边万里无云，阳光灿烂；那边就可能风云骤起，地裂山崩。世界没有一天是平静的。

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变化是缓慢的。今天和昨天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明天也可能和今天一样。也许人一生仅仅有那么一两个辉煌的瞬间——甚至一生都可能在平淡无奇中度过……

不过，细想起来，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因此，大多数普通人不会像飘飘欲仙的老庄，时常把自己看作是一粒尘埃——尽管地球在浩渺的宇宙中也只不过是一粒尘埃罢了。幸亏人们没有都去信奉“庄子主义”，否则这世界就会到处充斥着这些看破红尘而又自命不凡的家伙。

普通人时刻都在为具体的生活而伤神费力——尽管在某些超凡脱俗的雅士看来，这些芸芸众生的努力是那么不值一提……

不必隐瞒，孙少平每天竭尽全力，首先是为了赚回那两块五毛钱。他要用这钱来维持一个漂泊者的起码生活。更重要的是，他要用这钱帮助年迈的老人和供养妹妹上学。

他在工地上拼命干活，以此证明他是个好小工。他完全做到了这一点——现在拿的是小工行里的最高工钱。

去年和“萝卜花”一块上那个工时，他曾装得一个字也不识。现在他又装成了个文盲。一般说来，包工头不喜欢要上过学的农村青年。念书人的吃苦精神总是让人怀疑的。

孙少平已经适应了这个底层社会的生活。尽管他有香皂和牙具，也不往出拿；不洗脸，不洗脚，更不要说刷牙了。吃饭和别人一样，端着老碗往地上一蹲，有声有响地往嘴里扒拉。说话是粗鲁的。走路弓着腰，手背抄起或筒在袖口里；两条腿故意弄成罗圈形。吐痰像子弹出膛一般；大便完和其他工匠一样拿土圪垯当手纸。没有人看出他是个识字人，并且还当过“先生”呢。

虽然少平看起来成了一个地道的、外出谋生的庄稼人，但有一点他却没能做到，就是在晚上睡觉时常常失眠——这是文化人典型的毛病。好在别人一躺下就打起了呼噜，谁知道他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呢？如果大伙知道有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就像对一个不吃肥肉的人一样会感到不可思议。

是的，劳筋损骨熬苦一天以后，孙少平也常常难以入眠，而且在静静的夜晚，一躺进黑暗中，他的思绪反而更活跃了。有时候他也想一些具体的事。但大多数情况下思想是漫无边际的，像没有河床的洪水在泛滥；又像五光十色的光环交叉重叠在一起——这些散乱的思绪一直要带进他的梦中。

当然，不踏实的睡眠并不影响他第二天的劳动；他终究年轻，体力像拉圆的弓弦那般饱满……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

清明之前，天气转暖，大地差不多完全解冻。黄原河岸边的柳枝，已经萌生起招惹人的绿意。周围山野里向阳的坡上，青草的嫩芽顶破潮润的地皮，准备出头露面了。

在工艺厂的工地上，干活的人已经穿不住棉衣，一上工便脱下撂在了一边。现在，宿舍楼起了第一层；楼板安好后，开始砌第二层的屋墙。少平的工作是把浇过水的湿砖用手一块块往二层上扔——这需要多么大的臂力和耐力啊！这无疑是小工行里最苦的活；可是他应该干这活，因为他拿的是这一行的“高工资”。

这工地站场监工的是包工头胡永州的一个侄子，他年龄不大，倒跟上他叔叔学得有模有样，嘴里叼根黑棒卷烟，四处转悠着，从早到晚不离工地，指手画脚，吆吆喝喝。胡永州本人一般每天只来转一转，就不见了踪影——他同时包好几个工程，要四下里跑着指挥。晚上他是回这里来住的。胡永州和他侄子分别住在工地旁厂方腾出来的闲窑里。紧挨着的是灶房。做饭的除过那个雇来的小女孩，还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汉，也是胡永州的亲戚；这老汉和胡永州的侄子住在一孔窑里，那个小女孩晚上就单独在灶房里睡觉。其他工匠在这里吃完晚饭，就回到坡下那个垃圾堆旁的窑洞里去了。

工程大忙以后，需要的人也多了。胡永州陆续从东关大桥头又招回一些工匠；同时也打发了几个干活不行的人。

人手一多，一老一小两个做饭的就应付不过来。他们光做饭还可以，但那个老汉还兼管采买，大筐的土豆和白菜，五十斤一袋的面粉，老汉一个人拿不动。胡永州突然决定由少平帮助老汉出去采买东西。对于工匠们来说，这是个轻松活，人人巴不得去干。但胡永州念少平是一个县的老乡，把这好差事交给了他。

少平就像被“提拔”了一样高兴。他现在每天只在工地上干半天活，另外半天就和做饭的老汉一块到街上去采买东西；一天下来，感觉当然比过去轻松多了。

活路稍微一轻松，他突然渴望能看点什么书——算一算，他又很长时间没见书的面了。正月里返回黄原到现在，他也没有去找田晓霞借书，因为他一直装个文盲，借回来书也没办法看。再说，他口袋里空空如也，想专心干活积攒一点钱，好给家里和县城的妹妹寄，根本没心思想其他的事。

就是现在，他也不能暴露他的“文盲”身份。正因为他是个只会卖力气的“文盲”，包工头才信任他，让他去干采购工作。要是胡永州知道他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又在他这里清闲得看起了书，说不定马上就会把他打发走。他舍不得离开这工程啊！一天赚两块半工钱不说，现在还不要像其他工匠一天顶到头地出死力。

但读书的愿望一下子变得如此强烈，使他简直无法克制。他思谋：能不能找个办法既能读书又不让人发现呢？

只有一个途径较为可靠，那就是他晚上能单独睡在一个地方。

主意终于有了。他准备和胡永州说一说，让包工头同意自己住在刚盖起的那一层楼房里。虽然那楼房还正在施工，新起的一层既没安门窗，更不可能生火，但现在天气已经转暖，可以凑合；就是冷一些也不要紧，只要一个人住着能看书就行了。

胡永州并不反对他挪地方住——只要你小子不怕冷，就是愿意住在野场地里也和我胡永州球不相干！

孙少平搬到没门窗的楼房后，才想起这里晚上没灯。他就在外出采购东西的时候，捎带着给自己买了一些蜡烛。

条件一具备，他就打算到晓霞那里去借几本书回来。

过罢清明节，少平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破例拿出牙具和香皂，偷偷到小南河里洗刷了一番，又换上自己的那身“礼服”，就蛮有精神地去地委找田晓霞。

在地委田福军的办公室和晓霞相会后，晓霞又高兴又抱怨地问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来找她。

少平吞吞吐吐解释了半天。

一段时间没见晓霞，少平吃惊地发现她的个码似乎蹿高了一大截——他一时粗心，没有留意她换了一双高跟鞋。

两个人像往常那样，一块儿吃了晓霞从大灶上买回来的饭菜，接着热烈地谈论了许多话题。

临走时，晓霞给他借了一本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她告诉他，这是她很喜欢的一本书，是前几年内部发行的；父亲买回来后，她看完就偷偷地占为己有了。

少平打开书，见书前有“任犊”写的一篇批判性序言。晓霞说，那“畜生”全是胡说八道，不值得理睬。

少平很快和晓霞告辞了——既然这本书他的“导师”如此推崇，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读它。

回到“新居”以后，他点亮蜡烛，就躺在墙角麦秸草上的那一堆破被褥里，马上开始读这本小说。周围一片寂静，人们都已经沉沉地入睡了。带着凉意的晚风从洞开的窗户中吹进来，摇曳着豆粒般的烛光。

孙少平一开始就被这本书吸引住了。那个被父母抛弃的小男孩的忧伤的童年；那个善良而屡遭厄运的莫蒙爷爷；那个凶残丑恶而又冥顽不化的阿洛斯古尔；以及美丽的长角鹿母和古老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吉尔吉斯人的生活……这一切都使少平的心剧烈地颤动着。当最后那孩子一颗晶莹的心被现实中的丑恶所摧毁，像鱼一样永远地消失在冰冷的河水中之后，泪水已经模糊了他的眼睛；他用哽咽的音调喃喃地念完了作者在最后所说的那些沉痛而感人肺腑的话……

这时，天已经微微地亮出了白色。他吹灭蜡烛，出了这个没安门窗的房子。

他站在院子里一堆乱七八糟的建筑材料上，肿胀的眼睛张望着依然在熟睡中的城市。各种建筑物模糊的轮廓隐匿在一片广漠的寂寥之中。他突然感到了一种荒凉和孤独；他希望天能快些大亮，太阳快快从古塔山后面露出少女般的笑脸；大街上重又挤满了人……他很想立刻能找到田晓霞，和她说些什么。总之，他澎湃的心潮一时难以平静下来……

选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平凡的世界》

路遥为《平凡的世界》呕心沥血，为记录时代的巨大变革呕心沥血。在《平凡的世界》里，路遥首先是把他的目光注视于平凡人的命运。一个人，不管他多么平凡，只要他是为自己的生活意义而奋斗，那么他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与时代的巨大变革就都是息息相关的。唯其如此，这本书才具有如此广泛的读者群，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 李敬泽

朗读者 柯洁

柯洁，职业围棋九段棋手，六岁开始学棋。1997年出生的他，未满二十岁就已拿下四个世界冠军，被誉为“天才棋手”。同时，他也是在世界第一位置上停留时间最长的中国棋手。在他的世界里没有“第二名”这种说法，如果不是第一，就是失败。

2016年，韩国围棋高手李世石以1：4负于机器人阿尔法围棋（AlphaGo），这场对弈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因为对于人工智能来讲，围棋一直是一个禁区，而阿尔法围棋的推出无异于一道宣战书，所有人类都是它的对手。李世石战败之后，柯洁放出豪言：“就算阿尔法围棋能赢得了李世石，也赢不了我。”但遗憾的是，经过几番激烈的人机大战，柯洁以失败告终。

人类被自己创造的智能打败，不知道该值得骄傲还是该觉得沮丧。柯洁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棋手将会结合计算机，迈进全新的领域，达到全新的境界。新的风暴即将来袭，我将尽我所有的智慧终极一战！”

朗读者 访谈

董卿：之前好像你说过一句话，你说AlphaGo，你可以打败李世石，但是你打败不了我。

柯洁：对。之前我说过这句话。我希望我能通过一些很自信、很阳光的言论，来吸引更多的人关注，知道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很出色的棋手。

董卿：你的意思是你这句话只是为了引起关注吗？

柯洁：当然也不是这样子。当时我是真的认为，自己能击败AlphaGo。

董卿：AlphaGo后来是以Master（大师）的化名在网上对决李世石、聂卫平、古力，也包括你。你们都输了。

柯洁：是的，这是真的。因为之后它的成长是飞速的。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它的原理其实是这样的，它有一个深度自我学习的功能。它多的时候一天甚至能下上亿盘。人的一生最多也就下两三万盘棋。

董卿：输给它的时候，和输给真正的人类对手，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柯洁：最开始是很震惊。因为在之前我们都认为，人工智能这十年内是不可能打败我们人类棋手的。我们跟它对局，有一个很明确的感受就是，它不是人类，它真的是机器。它是一个很冰冷、很恐怖的东西。

董卿：那你再想象一下，未来它有没有可能完全取代职业棋手。

柯洁：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人类棋手在对局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很好笑的失误。很多事情有残缺才是有美的。失误才会引起战斗。

董卿：对，我同意。而且反过来讲，如果你通过自己的步步为营、咬牙坚持，最后反败为胜的话，心理感受和精神的力量，也完全是机器无法体会的。它完全是不感知这个世界的。

柯洁：对。它是无法感知的。我们人类下棋的时候，如果对手下出妙手的话，除了自己的一些懊恼以外，还会赞叹、折服；然后我再想想看，我还有没有更妙的，能把这棋破解了或者扳回来的办法，所以我觉得人类和人类的对决是不会被取代的。

我知道人工智能总有一天可以完全碾压人类，我们人类会一点机会都没有。但是，我还是应该下好自己的棋。我是一个在围棋上追求尽善尽美的人。我希望自己能超越一切。有的时候会累到这种程度，我啃着苹果，拿着书，“啪嗒”，苹果掉了，我睡着了。我一直都认为，亚军什么都不是，只有冠军才能……

董卿：扬名立万。才是有意义的。那你怎么样来预测你跟AlphaGo之间的一个正面交锋？

柯洁：非常荣幸我能代表人类与AlphaGo去对局。

董卿：站在人类的高度看这个问题。（笑）

柯洁：对，站在人类的高度去迎战这个机器。我非常渴望胜利。我非常渴望我能把它零封。卿姐你刚才问我说的那句话：就算AlphaGo赢了李世石，但赢不了我。如果我这场输了，这句话会被大家拿出来嘲讽。我不会怕，怕，就输了一辈子了。

董卿：有人说人生有六个字，前面三个字是“不害怕”，后面还有三个字，“不后悔”，努力去做吧！

柯洁：谢谢。

董卿：那你今天是要为谁来朗读？为AlphaGo吗？

柯洁：为来自未来的对手。为了AlphaGo也好，为了人工智能也好，我希望能献给它们。

董卿：这个朗读的对象很有趣，献给所有的超强的对手。

柯洁：对。无论是人类对手还是人工智能对手，我觉得只要是我的对手，我就会去尊敬他。尊敬之后再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然后拼搏过后，争胜之后，钩心斗角之后，结束了之后，大家还是能够融洽地相处，大家能够回味这盘棋的精彩的地方。我觉得做这样的棋手是最有意义的。

董卿：遇到强大的对手有时候也是一种幸运，强大的对手会重塑强大的自我。

柯洁：如果没有对手的话，围棋是不完美的。我们不能像AlphaGo一样左手和右手互搏，我们是人类。

朗读者读本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英］J.K.罗琳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是全世界哈迷的向往之地。惊险、刺激的课堂，有个性的老师，亲密无间的友谊……一所理想学校应该有的，这里都有。而且，每一堂课的魔法，都像让人脑洞大开的“第一次”一样，让人惊喜。哈利·波特系列和全世界少年心里的英雄梦有关，所以它才会赢得那么多哈迷的心，创造那么多的出版奇迹。

朗读者 许镜清

许镜清的名字对很多人而言可能会觉得陌生，但是他的作品你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他是1986年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作曲，25集电视剧中的十三首歌曲、上百段配乐以及十几首脸谱歌均出自他的手笔。

1983年春，在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担任音乐设计的许镜清，进入《西游记》剧组。四年后，随着电视剧播出，他的音乐流入千家万户。其中，片头曲《云宫迅音》，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插曲《女儿情》《天竺少女》，器乐曲《猪八戒背媳妇》等经久不衰，成为传世佳作。尤其是片头曲，巧妙地运用刚刚进入中国的电声，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孙悟空腾云驾雾的神奇与潇洒，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在当时，这是超越时代的音乐手法，在电视配乐中开了民乐、电音与管弦乐相结合的先河。

2016年是1986年版《西游记》开播三十周年。许镜清已经七十四岁了，但他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西游记》音乐会”终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圆了许镜清三十年来的梦。为了筹办这次音乐会，老人不眠不休，对音乐做了许多再创作。“我的创造力还没有消失。”许镜清说，“总有一些光亮，让人觉得可以向前迈出脚步。”

朗读者 访谈

董卿：和许老师对话，一定得在晚上，因为白天您要休息。

许镜清：三十多年没看见过北京早上的太阳怎么升起来的。

董卿：就是因为《西游记》改变了您的作息吗？

许镜清：是的。

董卿：我知道当时因为整个的创作量非常大，所以您老要熬夜，连夜要赶稿子。

许镜清：是的。插曲十三首，加上上百段的音乐，另外还有脸谱歌曲，大约有十多首。

董卿：这么大的创作量，您是用了多长时间来完成的？

许镜清：从1983年的下半年，一直到1987年的春节。

董卿：四年多的时间。说到这个，《西游记》所有的音乐里边，最广为人知、广为传唱的，就是《敢问路在何方》了。

许镜清：是的。那天我是坐公交车到单位去。当时我看着窗外，我就在想人这一生，忙忙碌碌为了什么。我自己答不上来。很多东西对我而言，情感一转变，马上就会变成音乐。（唱）“一番番春秋冬夏”，一下冒出来了。（唱）“一场场酸甜苦辣。”我自己都被这两句感动了。到了下车，嘴里还在唱。我说不行，我要一会儿忘了怎么办，得赶紧把它记下来。一摸兜，没有纸，有一个烟卷盒，一两根烟就揣兜里了，然后把烟卷盒撕了，展开。没有笔，正好一个小学生放学，从我面前过。我就拍拍小孩，小朋友，赶紧借我一支笔。小朋友就赶紧从铅笔盒里拿了一个铅笔头，问叔叔你想干吗？我说叔叔要做一件大事。我就在电线杆子上，把这两段音乐写下来了。回到办公室以后，我就从第一句开始写，然后大约是不到一个小时，这首歌就写完了。

董卿：一个多小时，一首经典的歌曲诞生了。而尽管您创作了这么成功的一部电视剧的所有的音乐，似乎也没有给您带来很多的名利吧。

许镜清：我对名和利，基本上没有想过，也没有去刻意追求过。我说谁想买我的版权，我卖。他说你多少钱卖？我说给我几万块钱我都卖了。那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很缺钱，太需要钱了。

董卿：您为什么说自己太需要钱了？

许镜清：《西游记》播完之后，我就有一个开音乐会的念头，但是我做不了。它确确实实需要一笔钱，而且是一笔不小数目的钱。

董卿：您这个想法酝酿了多久？就是“我想开一场属于自己的音乐会”这个想法。

许镜清：至少有个二三十年。我曾经做过几次努力，但一次次地碰壁，一次次地失败。但是我这人就是，我就要开，我必须得开，我不开这个音乐会我死不瞑目。网友们就说，你众筹吧，我们大家都支持你。后来我就众筹成功了，终于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两场《西游记》的音乐会，而且大家都说好，评价都很高。这圆了我一个梦，几十年的一个梦。

演出的时候，我不敢上台。我不敢坐在观众席上去看。我就坐在下面的化妆室里。大家都走了，就我一个人孤独地在那里边，心里很矛盾。我又怕观众责备我，又怕观众太喜欢了，我受不了这刺激。所以我就在里头，一直就不敢动。

董卿：上台说话了吗？

许镜清：我简单地讲了几句话。主持人问我，你现在想跟大家说什么？我说我想哭。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因为当时我确实想哭。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以后，真的，我就百感交集。这么多年的努力，今天终于见到成果了。我真的觉得完成了我这个心愿。在我生命的路上，我画了一个比较完美的句号。所以我就大声地喊了几声：真不容易呀！

董卿：许老师人生的第一场属于您的音乐会，似乎来得晚了一点儿，到您七十岁那年才……

许镜清：也不晚。我想，只要我活着就不晚。

董卿：对，只要开始去做了，永远为时不晚。而且在这个时候，也许也是一个最好的时候。您看，《西游记》是您这一生最重要的音乐作品。《西游记》里边，师徒几人去西天取经，那是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的呀。它就是要告诉我们，人要取得真经，要获得真意，是一定要经历坎坷的。这场音乐会也让我们对这个道理又有了更深的感悟。“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许镜清：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这个问题，要追寻梦，然后你努力地向前走，这个路就在你的脚下。路是靠你自己走的。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取得成功，才能够达到你要达到的最终目标。

董卿：那您今天想为大家朗读什么呢？

许镜清：我今天想给大家朗读巴金先生的散文《灯》。

董卿：其实巴金先生也是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告诉大家，人生中遇到黑暗的时候，只要有耐心、有信心，就可以渐渐地看到，在黑暗的海面上出现指路灯。

许镜清：对。因为人的一生总有痛苦的时候，总有找不到路的时候，总有看不到前路的时候，这时候有一丝光亮，你就觉得那是方向，就可以往那儿走。

朗读者读本 灯

巴金

我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感觉到窒闷，便起来到廊上去呼吸寒夜的空气。

夜是漆黑的一片，在我的脚下仿佛横着沉睡的大海，但是渐渐地像浪花似的浮起来灰白色的马路。然后夜的黑色逐渐减淡。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屋，哪里是菜园，我终于分辨出来了。

在右边，傍山建筑的几处平房里射出来几点灯光，它们给我扫淡了黑暗的颜色。

我望着这些灯，灯光带着昏黄色，似乎还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一两次我以为灯会灭了。但是一转眼昏黄色的光又在前面亮起来。这些深夜还燃着的灯，它们（似乎只有它们）默默地在散布一点点的光和热，不仅给我，而且还给那些寒夜里不能睡眠的人，和那些这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路人。是的，那边不是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吗？谁从城里走回乡下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黑影在我眼前晃一下。影子走得极快，好像在跑，又像在溜，我了解这个人急忙赶回家去的心情。那么，我想，在这个人的眼里、心上，前面那些灯光会显得是更明亮、更温暖罢。

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大片的飞雪飘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皮鞋不时陷在泥泞的土路中，风几次要把我摔倒在污泥里。我似乎走进了一个迷阵，永远找不到出口，看不见路的尽头。但是我始终挺起身子向前迈步，因为我看见了一点豆大的灯光。灯光，不管是哪个人家的灯光，都可以给行人——甚至像我这样的一个异乡人——指路。

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的生活中有过了好些大的变化。现在我站在廊上望山脚的灯光，那灯光跟好些年前的灯光不是同样的么？我看不出一点分别！为什么？我现在不是安安静静地站在自己楼房前面的廊上么？我并没有在雨中摸夜路。但是看见灯光，我却忽然感到安慰，得到鼓舞。难道是我的心在黑夜里徘徊，它被噩梦引入了迷阵，到这时才找到归路？

我对自己的这个疑问不能够给一个确定的回答。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渐渐地安定了，呼吸也畅快了许多。我应该感谢这些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家的灯光。

他们点灯不是为我，在他们的梦寐中也不会出现我的影子。但是我的心仍然得到了益处。我爱这样的灯光。几盏灯甚或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彻黑暗，可是它也会给寒夜里一些不眠的人带来一点勇气，一点温暖。

孤寂的海上的灯塔挽救了许多船只的沉没，任何航行的船只都可以得到那灯光的指引。哈里希岛上的姐姐为着弟弟点在窗前的长夜孤灯，虽然不曾唤回那个航海远去的弟弟，可是不少捕鱼归来的邻人都得到了它的帮助。

再回溯到远古的年代去。古希腊女教士希洛点燃的火炬照亮了每夜泅过海峡来的利安得尔的眼睛。有一个夜晚暴风雨把火炬弄灭了，让那个勇敢的情人溺死在海里。但是熊熊的火光至今还隐约地亮在我们的眼前，似乎那火炬并没有跟着殉情的古美人永沉海底。

这些光都不是为我燃着的，可是连我也分到了它们的一点点恩泽——一点光，一点热。光驱散了我心灵里的黑暗，热促成它的发育。一个朋友说：“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我自然也是如此。我的心常常在黑暗的海上飘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

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故事：他怀着满心难治的伤痛和必死之心，投到江南的一条河里。到了水中，他听见一声叫喊（“救人啊！”），看见一点灯光，模糊中他还听见一阵喧闹，以后便失去知觉。醒过来时他发觉自己躺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桌上一盏油灯，眼前几张诚恳、亲切的脸。“这人间毕竟还有温暖。”他感激地想着，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绝望”没有了，“悲观”消失了，他成了一个热爱生命的积极的人。这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我最近还见到这位朋友。那一点灯光居然鼓舞一个出门求死的人多活了这许多年，而且使他到现在还活得健壮。我没有跟他重谈起灯光的话。但是我想，那一点微光一定还在他的心灵中摇晃。

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那边微笑了。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巴金散文》

这篇《灯》写于1942年2月，抗战最艰难的时刻，是在凄风苦雨、非常黑暗的时刻。巴金说：“我要写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就应该叫作《灯》。”不管是什么灯，实际上当它亮起来的时候，都是那个让我们觉得不管怎么样都能够坚持下去的、都能感觉到生命美好的理由。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 李敬泽

朗读者 刘震云

中国当代作家，如果有一个影响力排行榜的话，那么这位一定榜上有名。他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也是一位优秀的编剧，他用犀利而又不失幽默的文笔在书写着当今中国。

刘震云从大学时开始写作，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逐渐为读者所熟悉。在这些作品中，他确立了平民立场，确立了幽默风格。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于2011年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因小说结构庞杂、语言繁复，诸多评论将刘震云称为“中国最绕的作家”。因笔下的人物接地气、幽默又富有命运感，他被导演冯小刚倚重，组成了影视圈著名的“冯刘组合”。作为当下少有的获得主流文学和商业文学双重认可的作家，他却自觉地与两者都保持相当的距离——在多个场合，他都强调自己不是专业作家，没有拿过纳税人的钱；而另一方面，崔永元曾向他提出疑问——涉足影视如何保持写作状态，他回应道，“一年365天，一个晚上在电影圈，一个晚上在电视圈，剩下的363天在书桌前，跟书里的人物在一起。”

朗读者 访谈

董卿：2016年您有两部作品被搬上了银幕，一部是《我不是潘金莲》，一部是《一句顶一万句》，人们都把那年称为“刘震云年”。

刘震云：不管是《我不是潘金莲》还是《一句顶一万句》，无非都是借了文字的种子。但是这个种子从耕耘到灌溉，到除草，最后到收割，都是小刚导演和雨霖导演在做。

董卿：您提到的雨霖导演就是您的女儿刘雨霖。这是您第一次和女儿合作是吗？

刘震云：合作是第一次，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个误会。雨霖导演并不因为是我的女儿就增加合作的说服力。合作的时候，无非我是一个作者，她是一个导演。合作的基础是这个导演为什么要改编这部小说。书跟电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动物。电影非常讲究节奏，像一头豹子，要跑得非常非常快；而小说是一头大象，可以边走边想。书最擅长的是心理描写，而这个心理描写对电影是完全没有用的。

其实《一句顶一万句》出版是2009年，出版之后就有导演想把它改成电影，但是遇到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这部书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写到当下，里边的人物有一百多个，而且这些人物并不是集中在一个故事里。要改编成电影，就好像把一百多匹骆驼关到一个冰箱里。2015年，雨霖导演从美国给我打电话，说她想改编《一句顶一万句》，我说你怎么能够把一百多匹骆驼关到一个冰箱里？她说我从中间找一段，可以关两匹骆驼。我觉得可能是有道理的。第二个道理说得稍微好一些，她说，真正的好电影是看不见导演的电影，是看不见摄影机、看不见演员的电影，看到的就是里边的人物和人物的情感。

董卿：就算在片场您也叫她雨霖导演，她叫您刘老师吗？

刘震云：包括在生活中也是。

董卿：您是说你们家女儿在家里也叫你刘老师吗？

刘震云：基本上是这样的。

董卿：为什么？

刘震云：因为上了大学之后，她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她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对于自己的想法，我从来都是尊重的。平常我们通电话，都不会超过两分钟。我特别喜欢跟两分钟之内能搞定事儿的人打交道。

董卿：那也就是说从来没有那种嘘寒问暖、家长里短的电话。

刘震云：我觉得嘘寒问暖基本上都是废话。

董卿：家里人嘛，有时候就得说说废话，不然怎么叫家里人呢？家里人坐在一起天天就是只谈工作，只谈报告？

刘震云：也不谈工作，是谈她做这个事情背后的道理，这一点只要沟通清楚就可以了。（掌声）

董卿：鼓掌的都是喜欢听道理的人。

刘震云：都是有学问的人。（观众笑，掌声）比如她出门说，爸我走了。我说好。你没什么要说的吗？我说有。第一，出门注意安全。什么叫注意安全呢？走路的时候别看手机。她说我记住了，Yes Sir。就结束了。

董卿：那您出门还是有关照的。她一个人去美国读书前，您有什么关照吗？

刘震云：没有。我觉得其实对一个人最大的关照就是不关照。比如讲家长送孩子到学校门口，交代的话一定是好好学习，尊敬老师，上课多提问，这些话全是废话。其实家长说这些话的时候非常自私：我该说的都说了，我没责任了，剩下的是你的事。

她小的时候，我只是告诉过她一件事：不管是考试的时候还是回家做作业的时候，不会的题就不要做了，因为做也做不对。但是你能不能把自己会的给它做对？你只要把会的做对，你得分一定就不低了。我们每一个人，从来都是在细节上犯错误。细节上犯的错误就是会的事没有做对。

董卿：我们今天的主题词是“第一次”。除了您和女儿的第一次合作，我想再追溯得久远一点儿，您第一次写作在什么时候？

刘震云：上大学的时候。

董卿：第一篇作品发表在什么地方？

刘震云：《安徽文学》。

董卿：第一次的稿费有多少？

刘震云：七十多块钱吧。

董卿：后来用在哪儿了？

刘震云：请女朋友吃饭。

董卿：是不是就是现在的太太？

刘震云：是。

董卿：我看过一篇报道，是您太太说的吗？说你请她吃饭，她当时心里想，这么抠门儿的人请我吃饭。

刘震云：我还没有七十多块钱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我说咱俩一块儿吃饭吧，她说好。我说吃西餐，她说好啊。然后我们可能花了十几块钱吃了，吃完之后我跟她说，我没拿钱哎。（观众笑）

董卿：（笑）您怎么好意思呢？

刘震云：我没钱嘛。

董卿：没钱您还说请人吃饭，那就别请了，就散散步啊，溜达溜达。

刘震云：已经溜达一下午了。（全场笑）

董卿：因为这样的一种同学之间知根知底的感情，是不是使得你们现在的夫妻关系特别地和谐、稳定？

刘震云：我觉得和谐、稳定最大的、决定性的因素是不啰嗦。

董卿：互相不啰嗦，是一种特别好的相处方式，可是在《一句顶一万句》里边，大家在纠结的就是“说得着、说不着”这件事。

刘震云：其实说得着和说不着不在话语量，而在那些特别根本的话上。有一句诗，臧克家先生写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其实书和电影，都是为了那些应该再活一回的人，重新在书和电影里永远地活下去。

董卿：您今天要为大家朗读什么呢？

刘震云：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一个片段。

董卿：那想献给谁呢？

刘震云：我想献给喜欢这本书的读者和喜欢这个电影的观众。

朗读者读本 一句顶一万句（节选）

刘震云

杨百顺十岁到十五岁，在镇上老汪的私塾读过五年《论语》。老汪大号汪梦溪，字子美。老汪他爹是县城一个箍盆箍桶的箍桶匠，外加焊洋铁壶。汪家箍桶铺子西边，挨着一个当铺叫“天和号”。“天和号”的掌柜姓熊。老熊他爷是山西人。五十年前，一路要饭来到延津。一开始在县城卖菜，后来在街头钉鞋；顾住家小之后，仍改不了要饭的习惯，过年时，家里包饺子，仍打发几个孩子出去要饭。节俭自有节俭的好处，到了老熊他爹，开了一家当铺。这时就不要饭了。一开始当个衣衫帽子、灯台瓦罐，但山西人会做生意，到老熊手上，大多是当房子、当地的主顾，每天能有几十两银子的流水。老熊想扩大门面，老汪他爹的箍桶铺子，正好在老熊家前后院的东北角，使老熊家的院落成了刀把形，前窄后阔；老熊便去与老汪他爹商量，如老汪他爹把箍桶的铺面让出来，他情愿另买一处地方，给老汪他爹新盖个铺面。原来的门面有三间，他情愿盖五间。门面大了，可以接着箍桶，也可以做别的生意。这事对于老汪家也合算，但老汪他爹却打死不愿意，宁肯在现有的三间屋里箍桶，不愿去新盖的五间屋里做别的生意。不让铺面不是跟老熊家有啥过节，而是老汪他爹处事与人不同，同样一件事情，对自己有利没利他不管，看到对别人有利，他就觉得吃了亏。老熊见老汪他爹一句话封了口，没个商量处，也就作罢。

老汪的箍桶铺面的东边，是一家粮栈“隆昌号”，“隆昌号”的掌柜叫老廉。这年秋天，汪家修屋顶，房檐出得长些，下雨时，雨顺着房檐，滴洒在廉家的西墙上；廉家的房檐也不短，已滴洒了汪家东墙十几年。但世上西北风多，东南风少，廉家就觉得吃了亏。为房檐滴雨，两家吵了一架。“隆昌号”的掌柜老廉，不同于“天和号”的掌柜老熊。老熊性子温和，遇事可商可量；老廉性子躁，遇事吃不得亏。两家吵架的当天晚上，他指使自己的伙计，爬到汪家房顶，不但拆了汪家的房檐，还揭了汪家半间瓦。两家从此打起了官司。老汪他爹不知打官司的深浅，也是与老廉赌着一口气；官司一打两年，老汪他爹也顾不上箍桶。老廉上下使钱，老汪他爹也跟着上下使钱。但汪家的家底，哪里随得上廉家？廉家的粮栈“隆昌号”，每天有几十石粮食的进出。延津的县官老胡又是个糊涂人，两年官司打下来，也没打出个所以然，老汪他爹已经把三间铺子折了进去。“天和号”的掌柜老熊，又花钱从别人手上把三间铺子买了过来。老汪他爹在县城东关另租一间小屋，重新箍桶。这时他不恨跟自己打官司的“隆昌号”的掌柜老廉，单恨买自己铺子的“天和号”的掌柜老熊。他认为表面上是与廉家打官司，廉家背后，肯定有熊家的指使。但这时再与老熊家理论，也无理论处，老汪他爹另做主张，那年老汪十二岁，便把老汪送到开封读书，希冀老汪十年寒窗能做官，一放官放到延津，那时再与熊家和廉家理论。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意思。但种一绺麦子，从撒种到收割，也得经秋、冬、春、夏四个季节，待老汪长大成人，又成才做官，更得耐得住性子。性子老汪他爹倒耐得住，但一个箍桶匠，每天箍几个盆桶，哪里供得起一个学生在学府的花销？硬撑了七年，终于把老汪他爹累吐了血，桶也箍不成了。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眼看快不行了，正准备打发人去开封叫老汪，老汪自己背着铺盖卷从开封回来了。老汪回来不是听说爹病了，而是他在开封被人打了。而且打得不轻，回到延津还鼻青脸肿，拖着半条腿。问谁打了他，为啥打他，他也不说。只说宁肯在家里箍桶，再也不去开封上学了。老汪他爹见老汪这个样子，连病带气，三天就没了。临死时叹了一口气：

“事情从根上起就坏了。”

老汪知道他爹说的不是他挨打的事，而是和熊家、廉家的事，问：

“当初不该打官司？”

老汪他爹看着鼻青脸肿的老汪：

“当初不该让你上学，该让你去当杀人放火的强盗，一来你也不挨打了，二来家里的仇早报了。”

说这话已经晚了。但老汪能在开封上七年学，在延津也算有学问了。在县衙门口写诉状的老曹，也只上过六年学。老汪他爹死后，老汪倒没有箍盆箍桶，开始流落乡间，以教书为生。这一教就是十几年。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一样，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人问：

“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

“拿纸笔来，我给你作一篇述论。”

人：

“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

“我跟你说不清楚，躁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在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

“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东家老范家落下了脚。这时老汪已经娶妻生子，人也发胖了。东家老范请老汪时，人皆说他请错了先生；除了老汪，别的流落乡间的识字人也有，如乐家庄的老乐，陈家庄的老陈，嘴都比老汪利落。但老范不请老乐和老陈，单请老汪。大家认为老范犯了迷糊，其实老范不迷糊，因为他有个小儿子叫范钦臣，脑子有些慢，说傻也不傻，说灵光也不灵光。吃饭时有人说一笑话，别人笑了，他没笑；饭吃完了，他突然笑了。老汪嘴笨，范钦臣脑子慢，脑与嘴恰好能跟上，于是请了老汪。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学堂过去是牛屋，放几张桌子进去，就成了学堂。老汪亲题了一块匾，叫“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匾很厚，拆了马槽一块槽帮。范钦臣虽然脑子慢，但喜欢热闹，一个学生对一个先生，他觉得寂寞，死活不读这书。老范又想出一个办法，自家设私塾，允许别家的孩子来随听。随听的人不用交束脩，单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本不打算让儿子们识字，但听说去范家的私塾不用出学费，只带干粮，觉得是个便宜，便一口气送来两个儿子：二儿子杨百顺，三儿子杨百利。本来想将大儿子杨百业也送来，只是因为他年龄太大了，十五岁了，又要帮着自己磨豆腐，这才作罢。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随听的人，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如杨百顺和李占奇，身在学堂，整天想着哪里死人，好去听罗长礼喊丧。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他对《论语》理解之深，与徒儿们对《论语》理解之浅形成对比，使老汪又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

“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由于双方互不懂，学生们的流失和变换非常频繁，十里八乡，各个村庄都有老汪的学生。或叔侄同窗，或兄弟数人，几年下来，倒显得老汪桃李满天下。

老汪教学之余，有一个癖好，每个月两次，阴历十五和阴历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野地里本来没路，也让他走出来一条路。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东家老范初看他乱走没在意，几年下来就有些在意了。一天中午，老范从各村收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从马上跳下来，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老汪又要乱走，便拦住老汪问：

“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

“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没法说老范也就不再问。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旧事重提，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

“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问：

“活人还是死人？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

“不会是他。是他我也不走了。”

老范：

“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

“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儿丢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

“我只是担心，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

“碰到无常我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明显是喝醉了，老范摇摇头，不再说话。但老汪走也不是白走，走过的路全记得，还查着步数。如问从镇上到小铺多少里，他答一千八百五十二步；从镇上到胡家庄多少里，他答一万六千三十六步；从镇上到冯班枣多少里，他答十二万四千二十二步……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着私塾，每天查查学生的人头，发发笔墨纸砚。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她在学堂也存不住身，老汪一上讲堂，她就出去串门，见到人，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来镇上两个月，镇上的人被她说了个遍；来镇上三个月，镇上一多半人被她得罪了。人劝老汪：

“老汪，你是个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她。”

老汪一声叹息：

“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在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倒对银瓶不管不问，任她说去。平日在家里，银瓶说什么，老汪不听，也不答。两人各干各的，倒也相安无事。银瓶除了嘴能说，与人共事，还爱占人便宜。占了便宜正好，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还爱到地里拾庄稼。拾庄稼应到收过庄稼的地亩，但她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塞到裤裆里。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新盖的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在驴马之间说：

“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

“为啥？”

老季：

“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

“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

“不为老汪。”

老范：

“为啥？”

老季：

“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

“娘们儿家，有啥正性。”

又说：

“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喂牲口的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

“啥叫有朋自远方来呢？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长江文艺出版社《一句顶一万句》

刘震云一向注重人性的细微神经和生活的内在肌理，而且语言本身就含带了很丰富的意味，幽默风格本身就体现了他的审美。小说何以是语言的艺术？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既是他个人风格的阐释，又是一个典型化的示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评论家 白烨

朗读者 王珮瑜

她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培养的第一位女老生，是京剧余派的第四代传人，被誉为“当代孟小冬”。十六岁的时候，她就得到了京剧前辈的赞赏和提携；二十三岁时就拿下了戏剧梅花奖；二十五岁时就成了上海京剧院一团的副团长。她的人生听上去顺利、完美，但了解她的人会知道，她是在机遇和拼搏当中，不断地完善、突破和超越着自己。

1978年生于苏州的王珮瑜，由票友舅舅领进京剧大门。开蒙学的是老旦，几个月之后，就以一出《钓金龟》获得江苏省票友大赛第一名。后来改学老生，十六岁便以一折《文昭关》技惊四座。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元寿惊叹道：“这不就是当年的孟小冬吗？”从此，“小冬皇”芳名远播。

但对王珮瑜来说，她不满足于做一个“继承者”。京剧是一门太美的艺术，然而传承却越来越难。她要做一个“传播者”，要用所有人都能听懂的方式去传播京剧。她上综艺、玩直播，教网友如何发声练习唱戏。在她看来，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人，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人。这两者之间，需要一个推手，她愿意去做那个推手。“我愿意这样一辈子做下去。”王珮瑜说。

朗读者 访谈

董卿：珮瑜今天这段朗读要献给谁？

王珮瑜：我想献给余派最好的传人孟小冬先生。

董卿：我觉得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在情理之中是你被人们称为是“小孟小冬”；在意料之外的是，她去世的那一年你还没有出生呢。

王珮瑜：她1977年去世，我1978年出生。所以有一些人就说，是不是孟小冬投胎啊！

董卿：而你自己和孟小冬真正有第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上的共鸣是在什么时候？

王珮瑜：有一段时间一直听她，尤其是1947年的那版《搜孤救孤》的现场录音，很多人都觉得是空前绝后的版本。那个氛围太迷人了。每次听我都想，如果有朝一日我可以成为这样的角儿，该多好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天津，好像是2008年的时候，千挑万选选到冬至这一天，演墨壳原态的舞台剧《乌盆记》，是一个跨界的作品。我对这个演出非常重视，甚至有点惶恐，下那么大的雪，没想到还是客满。那样的一次演出，我想，不仅仅是孟小冬先生了，余叔岩先生也在看着我，很多爱我的老师们都在关注着这个事，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演好，不能辜负了他们。

董卿：无论是孟小冬先生还是梅葆玖先生，到后来都担负起京剧传承的重任，都去教学生。你也不例外，只是你年龄上比他们介入更早。

王珮瑜：其实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经常会去中学，甚至是幼儿园、小学，进行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这种交流互动。

董卿：真的有孩子因为你的讲座爱上京剧，甚至开始学习京剧吗？

王珮瑜：有。我第一次上一个三百人的小型公开课，当时有一个80后的妈妈，带着她三岁的女儿来到现场。最后有一个环节，我们做互动，然后这个妈妈就抱着她女儿到台上来，说能不能教她一下。其实我有点措手不及。

董卿：三岁？

王珮瑜：对。我就教她“今日痛饮庆功酒”这一段。过了三个月，又在更大的一个剧场开公开课，这个妈妈又把她带过来了，她就完完整整地把这段“今日痛饮庆功酒”唱下来了。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一直到去年，我在京剧院排练，练功房有四五个小女孩，大概十来岁的样子，在学花旦的身段动作，其中一个我一看，好面熟，这不是贝贝吗？她说，对，老师，我现在已经五年级了，一直在学京剧。我非常喜欢京剧。你看，当年种下的一个种子开始发芽了。

董卿：你是给他们打开了一扇门，让他们起码能够看到有这样的世界的存在，然后有机会走进去，了解它的奥妙所在。

王珮瑜：2001年，我在北大开过京剧的公开课，印象很深。这些年轻的学子们，其实跟京剧是有距离的。做互动的时候，他用现代话，我来跟他用韵白，用湖广音中州韵对仗。

董卿：所有的都是可以用韵白念出来的是吗？

王珮瑜：基本上。

董卿：这个挺有趣的。比如说董卿呢？

王珮瑜：我来想想，“董卿她是个美人”（韵白）。

董卿：我也得学一下，“珮瑜她是个才女”（韵白）。很有味道。你也是在用这种方法吸引大家的关注和兴趣。

王珮瑜：迅速地用他可以接受的方式，让他觉得京剧离他并不远。

董卿：光从人生履历上来看，珮瑜有一张非常顺利的履历表。但是我记得，你也曾跟你的同行们说过一句话，你说学习戏曲那是要受得起委屈的。那你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受的最大的委屈是什么？

王珮瑜：委屈其实倒也谈不上。我觉得唱戏的人都有一种很坚韧的意志力，这是从小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每天都会遇到一些困难。

董卿：每天？

王珮瑜：每天。比如说我们要练功、吊嗓，每天要排练。京剧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艺术，不是我一个人。所以不仅仅要学戏，要演出，要面对市场、面对观众，还要面对身后的老师，你的团队，跟你合作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大家还是依着我们这行的老例管我叫“老板”，所以我还肩负着一些比较重要的责任。另外一个很重要、很重大的困难，就是传承的困难。那些喜欢我、教我戏的先生们有的离开了，有的老了，教不了戏了。大家知道我是余派的第四代传人，余派老生戏本来就是在象牙塔里，本来传承就很难。然后到了今天，你既背负着余派传人这样一个头衔，要一直传下去，还要教学生，自己也要演出。可是，戏传承越来越难，所以路很漫长。

董卿：那你今天想要为孟小冬读点儿什么呢？

王珮瑜：我想读一首词“大江东去”。

董卿：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很适合你。

王珮瑜：对，正面积极，正能量。我觉得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永远不要丢了自己的目标，这个很重要。心系“我是一个京剧演员”，做京剧演员的分内事。

朗读者读本 念奴娇·赤壁怀古

〔宋〕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在四十多岁的时候遭过一场大难，就是被朝廷贬谪到湖北的黄州。在这首词里面，苏轼所要表达的既有对历史、江山的无限向往，同时也有对自己处境的不胜悲叹。但总的来讲，这首词传递给我们的情怀，是比较旷达的。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康震

朗读者 杨利伟

中国的航空事业到2016年已经有整整六十年了。在这六十年里，我们创造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等许多辉煌的成果；在这六十年里，有着太多弥足珍贵的“第一次”。而能够参与、见证每一个“第一次”的人无疑都是非常幸运的。杨利伟就是其中之一。

2003年10月15日九时整，中国第一次进行载人航天飞行。时间一到，“神舟五号”飞船的火箭尾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几百吨高能燃料开始燃烧，八台发动机同时喷出火焰。当推力让重达四百八十七吨的飞船升起时，大漠颤抖，天空轰鸣。杨利伟作为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航天员，就乘坐在这艘飞船中。

在普通人看来，太空是神奇而美妙的。但对于要进入太空的航天员来说，太空更是危险而残酷的。没有重力、氧气和水，还要在密闭狭小的飞船里，经历超重、失重相互交替的过程。为了圆满完成飞行任务，杨利伟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高强度训练。

最终，一段历时二十一小时二十三分的太空旅行，让世人记住了这个名字——杨利伟。他以自己的无畏壮举和飒爽英姿，赢得了每一位中国人的尊敬，同时也让全世界为之瞩目。2003年11月，杨利伟被授予“航天英雄”荣誉称号。

朗读者 访谈

董卿：当我说到您的第一次，也是中华民族飞天梦的第一次的时候，我有点儿热血沸腾了。2003年的10月15日，这对您来说也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一天了吧。

杨利伟：对我来讲确实是终生难忘的。而且后边的每一次任务，都会让我想起这“第一次”。随着我们的火箭徐徐地离开地面，进入了太空，我想许多人的心也跟着去了。这一刻实际上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第一次”，也是无数人、无数航天人，经过几十年的奋斗，迎来的“第一次”。无数人的很多次，造就了这个“第一次”。

董卿：那天是北京时间九点整发射的，是吗？升空的过程中，好像还有一个特别惊心动魄的二十六秒。

杨利伟：对。那是在火箭发射以后，大概在离地面三十几公里的时候，火箭发生了震动，是一个低频的震动。那个时候我有一种濒临坚持不住的感觉。我以为我要牺牲了。那感觉就像，我坐在中间，然后四周全是大鼓，同时在敲，震动得让我觉得已经忍受不了了。

董卿：当时地面看到了你的画面了吗？

杨利伟：那个时候，不管是测控，还是地面的技术跟踪，都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发射了之后，在指挥大厅里边，静极了。那时候，我在返回舱里面的画面静止了。大家说这个都不知道怎么办。

董卿：看上去像静止了。

杨利伟：都很紧张。我记得特别清楚，到三分二十秒的时候，整流罩打开。因为是上午九点钟发射，返回舱的舷窗，一缕阳光照进来，特别特别刺眼。一刺眼，我眼睛就在眨；一眨眼，大厅里边不知谁喊了一声，“你看他还活着，他的眼睛在动！”

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一个异常的情况。我以为正常就是这样，是我自己不行。回来之后，我和我们的工程人员交流。在后面的任务当中，到神舟七号的时候，就把它完全解决掉了。其实就是我们把这个频率给它挪开。

董卿：所以您的第一次，给后来的航天员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数据。

杨利伟：是这样。那时候去飞行，可能就相当于绿皮火车时代，现在肯定是高铁了。

董卿：而且2003年那年，其实出现了很多航空灾难。美国、俄罗斯、巴西，有航天员罹难的。

杨利伟：对。我记得特别清楚，2月1日，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的时候，我们在过春节。我记得所有的航天员被集中到一起，开了个座谈会。实际上后来就变成请战会了。我们也知道，我们从事的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它不单单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任务，或者选择的职业，更多的是我们对国家、对民族的承诺和责任。

董卿：您的家人在得知10月15日您要去执行这个任务之后，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

杨利伟：我的父亲、母亲，包括我爱人、小孩，都十分担心。我看到我父亲趴在我们家的窗台上，一棵一棵地抽烟，整晚上也没有睡觉。我母亲，还有我爱人，她们都是这样。

反过头来去看，我们很多的工程人员，同样是这样。我们的零号指挥员，当宣布二百公里，进入轨道了，就是发射取得成功的时候，他把话筒扔到旁边，就开始流泪。很多老科学家，白发苍苍，都在流眼泪。包括我回来之后，到了航天中心，我们一些退休的老同志，拉着我的手，流着眼泪说：“我非常遗憾，干了几十年的航天，但是没有亲手把你送到太空去。”实际上是祖国和人民用智慧的双手，把我们航天员送到太空的。这么说一点都不为过。

董卿：第一次飞天的任务大概是二十一小时二十三分。

杨利伟：对。飞行时间对我来讲确实太珍贵，太珍贵了。所以在上面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想把它利用起来。舍不得睡，想在上边体会更多的动作，想回来之后给后续的航天员提供更多在上边的依据。

董卿：记得你的一篇文章里曾经写到，在太空看地球，美得无法想象。

杨利伟：对，就是让你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以前我们在媒体上也会看到国外的航天员拍的照片。但那一刻，当自己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俯瞰我们人类赖以生存了数百万年的美丽家园的时候，那种感受实际上不单单是视觉带来的。

董卿：有一种精神上的冲击。

杨利伟：对，是这样的。

董卿：那在返回到地面的那一刻，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和心情？

杨利伟：接地还是比较重。那一瞬间实际上飞船又弹起来了，弹起来之后又有二次接地。二次接地的时候把我嘴磕了一口子。前段时间我看网上还在说，说我满脸是血，实际上并没有，是旁边的一个麦克把我嘴磕破了。我当时都没感觉到疼，就突然间一麻，我觉得可能是不对劲了。手边没有其他东西，然后我把航天服手套摘下来，里边还有线手套，就用那个手套去止血。

这个时候，内心实际上还是非常非常激动和兴奋的。真的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凌晨六点多，非常巧合，跟天安门升国旗是同一时刻。太兴奋了！很多人现在还在问我，看你从舱里出来的时候傻愣愣的，在想什么？实际上那一瞬间，我想的就是任务。因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自主出舱，就是我自己要从里边能够走出来。我记得我们的医监、医生老要扶我，我说没有问题，我可以走出去。我上去的时候，看到很多人欢呼雀跃。下面有很多人在喊，利伟你说话，你说话！我说：“我为祖国感到骄傲！”这是出舱之后说的第一句话。现在如果回过头来说，还有其他的语言能够表达当时的心情吗？真的是没有。

董卿：其实当一个人的第一次可以和国家、和民族，甚至和整个人类进步关联在一起的时候，那是怎样的一份自豪和荣耀啊！

朗读者读本 这一刻，突然看见太空奇景

杨利伟

飞船此后的飞行非常顺利。在将近10分钟时，飞船仿佛一下子跳进了轨道。我突然有了失重的感觉。

失重的确是突然来到的。因为一直有火箭推着飞船，一直在加速，加速就有过载，有相对重力作用。近10分钟时，最后一级火箭跟飞船分离，突然一分离，飞船没有推力了，身体感觉猛地往上一提，我意识到已经处在微重力环境了。

这时，我被束缚带固定在座椅上，人肯定飘不起来，但是我突然感觉离开了座椅，不贴着它了。我注意到飞船里的灰尘“噗”的一下，全起来了。

灰尘肯定是有，再洁净也会有灰尘。正好9点多钟的阳光从两个舷窗外边照下来，因为没有大气的原因，没什么遮挡，光线非常明亮，就跟早上把窗帘一打开差不多，细微的灰尘在光线里一下“升”起来。跟我一样，所有的物体在失重时都会“升”起来。好像舱里的万物一下有了生命和翅膀，会自由飞翔了。我的眼睛几乎不够用。

我低头往下看，只见所有的束缚带，在飞船里用来固定物体的绳子，全都竖了起来，微微摇动，挺有韵律感，特别好看。就像湖水中的水草一样，在水中蓬勃生长，舞动着生命的活力。

我太惊奇了，尽管读过关于失重的描述，也曾有过体验，但在地面不可能见过这种现象，也无论如何想不到这种奇特情形。

我明确地知道，自己已经真正进入茫茫太空了！

测控数据显示，飞船正确入轨，此时它的速度接近第一宇宙速度，是每秒7.83公里；轨道近地点为200公里，远地点是400公里。

入轨之后两分钟，飞船按指令调整姿势。我的工作是操作太阳能帆板，让它像两只翅膀一样展开。之后我按程序向地面报告：“飞船工作正常！”我的身体“感觉良好”。

在克服了初到太空的不适之后，除了要做的工作和与地面的配合，我就迫切地想赶快看看太空是什么情形，但这需要等地面的指令。

10时31分，舱内环境监测正常，地面指挥人员下达指令，允许我摘手套、解束缚带。我内心的渴望早就迫不及待了。我以最快的速度摘下手套，解开系在膝盖下方的束缚带，第一时间先往起一飘，然后拽着座椅很轻松地就过去了，飘到了舷窗边上。

哈，太空和地球一下子出现在我的眼前。

在选择先细看太空还是先细看地球这一点上，我内心涌动着对家园深深的眷恋，我贪婪地向下张望。

地球真的太漂亮了，漂亮得无可比拟。

以前不理解文学描写中“美得让人窒息”是什么情形，而此时我真的是屏住呼吸，久久看着眼前的景象，心里激动得不得了。

在太空的黑幕上，地球就像站在宇宙舞台中央那位最美的大明星，浑身散发出夺人心魄的、彩色的、明亮的光芒。她披着浅蓝色的纱裙和白色的飘带，如同天上的仙女缓缓飞行。

我无法形容内心的喜悦和倾慕，啊，养育我们的地球母亲，您太完美了。

我仔细端详这美丽的星球，生怕错过一处风景。我深知这是亿万中华儿女梦寐以求的美景，而唯一的机会幸运地降临到我身上。我一定要替所有的中国人好好看看她。我一边看，一边不停地按动着相机的快门，我要留下所有我见到的奇异景色。

随着飞船的飞行，地球在我面前呈现着不同的景观，我动用了脑海里所有的地理知识观察她。上学时，我们经常看地图，平时我们会转动家里的地球仪给孩子讲述地形地势的概念。而现在，我眼前的地球却以无与伦比的维度伸展着她的壮丽身躯。她的形象使得所有的地图变得苍白简单，也使所有的地球仪呆板无趣。她真实地在宇宙中自如地永不停歇地运转着，以她的宏大、美妙向我阐述着生命之星的往世今生。

仿佛在告诉我，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地球母亲在这广阔无垠的宇宙中是怎样运行生存的，你要仔细看看你赖以生存的这颗星球。她是宇宙的宠儿，而你们人类是她的宠儿。

地理知识告诉我，地球上大部分地区覆盖着海洋，我果然看到了大片蔚蓝色的海水，浩瀚的海洋骄傲地披露着广阔壮观的全貌；我还看到了黄绿相间的陆地，连绵的山脉纵横其间；我看到我们平时所说的天空，大气层中飘浮着片片雪白的云彩，那么轻柔，那么曼妙，在阳光普照下，仿佛贴在地面上一样。海洋、陆地、白云，它们呈现在飞船下面，缓缓驶来，又缓缓离去。

当飞行员的时候，我曾飞到内蒙古或新疆上空，看到下边的草原绿油油的，白羊一群群的。现在我看见云彩就像草原上的羊群，蓝色的海面和多彩的陆地，披着淡淡的白云，美轮美奂。我就随着这美轮美奂的星球一起转，乐此不疲。

在地球蓝色的弧形地平线之外，是深远幽黑的宇宙。

我以敬慕的心情凝望宇宙的远处。在太空看到的宇宙是黑色的，是那种纯净的墨一般的黑。宇宙是真空的，没有空气折射光线，所以它是黑色的，不像我们在地面看到的是蓝色天空。去过西藏的人都看到过透亮的、满天星斗的星空，而此时在太空中观看星空，是更透彻、更明亮的。没有物质的遮拦，没有大气产生的折射，星星眨眼睛的现象看不到，所有的星星就那么远远地耀眼地亮着，一颗一颗，像色调不一的晶莹宝石，悬在黑色天鹅绒的背景上。

我知道自己还是在轨道上飞行，并没有完全脱离地球的怀抱，冲向宇宙的深处，然而这也足以让我震撼了。我并不能看清宇宙中众多的星球，因为实际上它们离我们非常遥远，很多都是以光年计算。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宇宙的广袤真实地摆在我的眼前，即便作为中华民族第一个飞天的人我已经跑到离地球表面400公里的空间，可以称为“太空人”了，但是实际上在浩瀚的宇宙面前，我仅像一粒尘埃。

我不是一个很容易对外界事物激动的人，但当看到这些壮美奇丽的景观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原本非常镇定的我，脑子里一会儿想想这个，一会儿想想那个。

我为人类的伟大感到骄傲，为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感到自豪。中国人能把这个八吨重的金属飞船，弄到好几百公里以外的太空飞行，多么不容易。飞行原理虽然我十分清楚，但在太空飞行的过程中，我在神五上围着地球一圈圈绕行时，我仍然觉得不可思议。我惊叹人类的能力，我深深为国家的强盛、民族的伟大而自豪。

虽然独自在太空飞行，但我想到了此刻千万中国人翘首以待。我不是一个人在飞，我是代表所有中国人，甚至人类来到了太空。我看到的一切证明了中国航天技术的成功，我认为我的心情一定要表达一下，就拿出太空笔，在工作日志背面写了一句话：“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以此来表达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写这句话，事前并没有设计。我因为太激动了，而且是在真空中用特殊的笔写的，字就写得很潦草。写完之后，我立刻拿到摄像镜头前让大家看。我想把自己的骄傲和喜悦表达出来，和全国人民一起分享激动的心情。

返回地面后在香港访问，曾有人问我：你在太空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上帝？我就说，我看到了——全国人民就是我的上帝。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是祖国和人民送我上天，祖国和人民是赋予我使命的“上帝”，也是给我力量和勇气的“上帝”。在太空飞翔最喜悦的时候，最激动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祖国和全国人民。

我并不是在喊口号，也许只有身临其境才会有这样的感受。在广袤无垠的空间，看看无边无际的星空，看看地球，看看黑色的宇宙，我觉得自己很渺小，太微不足道了，我不过是地球上的高级动物人类中的一个个体。没有国家、民族的合力，我不可能飞到如此高远的天空。我自然而然地理解了人类、祖国、民族意味着什么。

后来我特意就此感受和其他国家的航天员交流，大家都有相似的感受。

在此后的飞行时间里，除了工作，我抓紧一切时机反复观看太空景象，体会奇妙的失重状态。

只有到了太空，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不惜支付昂贵的费用，做一次太空旅游，这绝对可以称为“梦幻之旅”。

我乘坐的飞船每90分钟左右，就可以目睹一次日出和日落的循环。我的整个飞行是将近一天的时间，飞船一共绕地球飞行了14周，我看了14次日出与日落。由于飞船的速度比较快，太阳的出现和落下，就如火球一般飞跃而出、飞跃而下。

尤其是日出，气势磅礴、撼人心魄。我曾在新疆的天山上，也曾站在家乡的大海边看到过几次日出，每次都会欢呼雀跃，但那些日出都无法与太空中的日出相比。

因为，在太空中，日出的参照物不是远远的地平线或海岸线，日出也不是在大气散射折射的光线下出现。在太空中，日出前的地球边缘呈现一片亮丽的白色，好像在地球的边缘镶嵌了一条美丽的金边。随着飞船的高速飞行，这条金边逐渐扩散开来，迅速地照亮整个大地，光明的一天就这样来到了。而从白天向黑夜过渡的时候，大地是逐渐变暗的，它一部分、一部分地黑去，直到我看到的这一面地球完全融入宇宙的一片漆黑之中。

月亮也极为有趣，白天看到的月亮呈浅蓝色，很漂亮；夜里看，却只能看到月亮的局部，但是非常明亮。

失重的状态与地面人工制造的失重大有不同，它不是让你在仓促中去体验二十几秒，而真是“一张柔软的床”。我可以真正地飘起来，在飞船的一边，只要手稍微一点舱壁，就会飘向另外一边；所有的东西，即使是比较重的东西，轻触一下就飞了起来，任何东西都可以悬在空中。如果不小心有水珠在饮水时跑出来，它也不会洒落，而是在空中飘浮。你可以把液体做成长条、圆环等各种形状，如果不给它外力，它会在自身张力作用下形成一个个非常圆的球。人可以连续不停地翻跟头，玩各种形状的水。

我更多时间仔细地看着地球。海岸线和高山的轮廓、弯曲的河流都显得非常清晰。

从这样的维度审视我们的家园，思维方式会有所不同。随着身体的失重，许多东西似乎也会随之变轻、变淡，比如名和利。但另一些东西则会在心里变得更加清晰和珍贵，比如祖国和亲人。

每当飞临祖国的上空，不管白天或黑夜，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往下遥望。太空浩渺无边，却只有地球上的家园最让人牵肠挂肚。

（该文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的四名大学生王浩楠、贾蕙谦、崔可夫、汪帆与杨利伟在节目中共同朗读。）

眼泪

Tears

说到眼泪，你会想到什么呢？软弱吗？眼泪，有时候是软弱，有时候是坚强；有时候是忏悔，有时候是宽容；有时候是羞怯，有时候是勇气；有时候是失败，有时候是成功。听到“眼泪”这个词，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做什么，都会产生丰富的生命联想。就如同每一个人都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而当我们要谢幕的时候，也将会在别人的泪水里告别一样。

张家敏是一位和乳腺癌抗争了二十三年的老太太，她说，她过去到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昂起头，不让眼泪流下来；导演陆川是个泪点很低的人，爱流眼泪，所以有时候，他会抗拒眼泪；斯琴高娃，一位一直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眼泪的优秀演员，在《朗读者》的现场，她流下的每一滴眼泪，都属于她自己。

人的心灵应如浩淼瀚海，只有不断接纳象征希望、勇气、力量的百川，才可能风华长存。眼泪是无色的，但是它分明又有着最丰富的生命的色彩！

朗读者 陆川

陆川，生在新疆，是圭屯生产建设兵团子弟，五岁时随父母迁回北京，在广电部大院里长大成人。他大学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却一直喜欢电影、研究电影，后来拿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硕士学位。

作为学院派的新生代导演，他的作品常关注整个社会大环境。2002年，他凭借编剧、导演的电影处女作《寻枪》在中国影坛崭露头角，入选了威尼斯电影节竞赛单元。2004年，以藏羚羊为拍摄主体的纪录电影《可可西里》获得华表奖、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让他一举成名。2009年，他编剧并执导电影《南京！南京！》，用极有冲击力的手法展现出女性在战争中经历的折磨与煎熬。

陆川一直在寻求变化。2016年，一部《我们诞生在中国》又让他颇受关注。这一次，他选择了目前在中国电影史上仍然是空白的电影类型——自然电影。与之前执导的电影不同，陆川这次的镜头对准了中国特有的三种动物：大熊猫、雪豹和金丝猴，力图通过这些野生动物的故事传达中国人的生命理念。陆川说：“因着内心的向往，我们会在命运的道路上最终遇到属于自己的电影。”

朗读者 访谈

董卿：《我们诞生在中国》是一部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惊喜的电影。很多人也会联想到你之前拍摄的《可可西里》，虽然都是和动物、自然有关，但是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电影。

陆川：这两部片子的调性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可可西里》更多的是一种绝望，它记录了人的渺小、自然的宏大，还有当时藏羚羊保护面临的绝境，其实也记录了很多当时的情感。《我们诞生在中国》可能是在动物身上拍出了人性，拍出了我们的期待，拍出了我们期望看到的一种顽强的精神，这个调性更光荣、温暖、幽默。

《可可西里》那个电影非常难拍，我前前后后在可可西里待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我第一次进可可西里，一去我就惊呆了。那么广漠的一个环境，巡山队就三辆车，可是成千上万的盗猎分子可以从可可西里的四面八方进到里面去，去屠杀藏羚羊。在一个无限大的战场上，二十多个人，十几条枪，面对简直是像大海一样的敌人，你会觉得特别绝望。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得到的支持很少，经费也很少。

我们在那儿，开车的时候基本上从来不说话，一天可能都没有一句话。因为缺氧，大家就沉默。可这种沉默特别有力量。所以后来我在改剧本的时候，把所有的台词都精简了。但是他们说出一句话来，就会触达我的心底。

董卿：拍摄是前后八个月的时间，也很难想象了——这么多人要在那个地方生活八个月。

陆川：不是八个月都在山上。我们在玉树、格尔木、冷湖，还有可可西里腹地都待过，像游击队一样。拍了两个月的时候，一半人都没有了，有的送到山下去急救，有的比较严重的，比如肺水肿，就送回北京了。当时我觉得拍那个戏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是提着脑袋干的感觉。

董卿：不管谁走了我也得拍完，哪怕最后剩下一个人我也得拍完。

陆川：就没想后果，实际上是挺危险的。其实，我在那里感受更多的不是眼泪，是让你觉得心里一痛的东西，而且是那种巨大的碰撞。我在拍摄期间哭过一次。当时王中磊，我的制片人，还有我的监制何平导演，还有杜扬，还有艾利克斯（美方合作者），他们到可可西里来看我。我们吃了饭，我说你们就别走了，住在这儿，他们说要赶夜路回西宁。我说这不行，因为从来没有人敢在青藏线上赶夜路，这是太可怕的事。那时候火车已经错过了，要到第二天早晨才有。但他们非要赶夜路，结果当天晚上出事了。半夜三点，我们得到消息说在都兰县被撞了，生死不明。然后我们也是赶夜路，从格尔木往都兰，一直开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到现场。满地稀碎的车的残骸，车已经被拖走了。然后中磊说，到后院看一下艾利克斯吧，他走了。我就说什么叫走了？然后我一见，号啕大哭。他孤零零地躺在担架上，四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围着他，他就仰面看着天，好像睡着的样子，也好像醒着的样子。前一天晚上我们俩还拥抱了。中磊说，川，你最大的任务是回去把戏拍完。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想，我一定要把我在可可西里感受到的生命的脆弱，人的渺小，自然的那种博大和没有边际的感觉，带回北京跟观众分享；分享生命是什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去尊重生命。

董卿：当地陪着你的那些护卫队的人，他们是不是从来不会流眼泪？

陆川：其实不是。他们只是比较克制，我见过他们流泪。因为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喝酒的时候他们会唱藏族歌曲，唱着唱着他们就开始流泪了。他们内心是非常充盈、非常丰富的，但大多数情况他们只是沉默，就像石头一样。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眼泪，但我还是想说：这些东西改变不了他们的现状。如果说用很多很多的哭戏，很多很多的泪水去串起一部电影，我反而会觉得对不起他们。因为他们面临的绝境，没有人能拯救，多少眼泪也不能拯救。拍这个戏，我就是希望能把这个现实带到内地的观众面前。

整部电影杀青的镜头，是那个记者回到北京以后，在他自己的寓所开始写这篇报道，边写边哭。那天不是他一个人哭，是全剧组都在哭。你想想，拍了八个月。我剪第一版的时候有这个镜头，中磊也哭得稀里哗啦的，但后来我再剪一版的时候，把这个镜头剪掉了。中磊说，川，你怎么把这个镜头剪了？但是我当时觉得，可可西里不相信眼泪。因为我想把那种绝望彻底地传递出来，拒绝谈论眼泪。只在你的栏目我愿意说说这事儿，因为大家对于哭泣者没有同情，大家觉得你在哭，你就是很LOW，但确实有人在真的哭泣。因为太多的人在虚假地哭泣，所以真正的哭泣被中和了，被变得毫无价值了。

董卿：那你今天想朗读什么？

陆川：我朗读一篇文学作品，是关于可可西里的，一个猎人和藏羚羊的故事。

董卿：太让人期待了，你要把它献给谁？

陆川：献给可可西里，献给在可可西里的土地上依然在奔跑着的生命。这里面写的大家可以当一个故事来听，不要当一个真事儿来听，就当作一种期待，当作对于人类应有的一种慈悲和善良的期待，好吗？

董卿：好。我们去朗读吧。

朗读者读本 藏羚羊跪拜

王宗仁

这是听来的一个西藏故事。发生故事的年代距今有好些年了。可是，我每次乘车穿过藏北无人区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要想起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那只将母爱浓缩于深深一跪的藏羚羊。

那时候，枪杀、乱逮野生动物是不受法律惩罚的。就是在今天，可可西里的枪声仍然带着罪恶的余音低回在自然保护区巡视卫士们的脚印难以到达的角落。当年举目可见的藏羚羊、野马、野驴、雪鸡、黄羊等，眼下已经成为凤毛麟角了。

当时，经常跑藏北的人总能看见一个肩披长发、留着浓密大胡子、脚蹬长筒藏靴的老猎人在青藏公路附近活动。那支磨蹭得油光闪亮的杈子枪斜挂在他身上，身后的两头藏牦牛驮着沉甸甸的各种猎物。他无名无姓，云游四方，朝别藏北雪，夜宿江河源，饿时大火煮黄羊肉，渴时一碗冰雪水。猎获的那些皮张自然会卖来一笔钱，他除了自己消费一部分外，更多地用来救济路遇的朝圣者。那些磕长头去拉萨朝觐的藏家人，心甘情愿地走一条布满艰难和险情的漫漫长路。每次老猎人在救济他们时总是含泪祝愿：上苍保佑，平安无事。

杀生和慈善在老猎人身上共存。促使他放下手中的杈子枪是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以后——应该说那天是他很有福气的日子。大清早，他从帐篷里出来，伸伸懒腰，正准备要喝一铜碗酥油茶时，突然瞅见两步之遥对面的草坡上站立着一只肥肥壮壮的藏羚羊。他眼睛一亮，送上门来的美事！沉睡一夜的他浑身立即涌上来一股清爽劲头，丝毫没有犹豫，就转身回到帐篷拿来了杈子枪。他举枪瞄了起来，奇怪的是，那只肥壮的藏羚羊并没有逃走，只是用乞求的眼神望着他，然后冲着他前行两步，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与此同时，只见两行长泪就从它眼里流了出来。老猎人的心头一软，扣扳机的手不由得松了一下。藏区流行着一句老幼皆知的俗语：“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鼠，都是通人性的。”此时藏羚羊给他下跪自然是求他饶命了。他是个猎手，不被藏羚羊的怜悯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他双眼一闭，扳机在手指下一动，枪声响起，那只藏羚羊便栽倒在地。它倒地后仍是跪卧的姿势，眼里的两行泪迹也清晰地留着。

那天，老猎人没有像往日那样当即将猎获的藏羚羊开宰、扒皮。他的眼前老是浮现着给他跪拜的那只藏羚羊。他有些蹊跷，藏羚羊为什么要下跪？这是他几十年狩猎生涯中唯一一次见到的情景。夜里躺在地铺上他也久久难以入眠，双手一直颤抖着……

次日，老猎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对那只藏羚羊开膛扒皮，他的手仍在颤抖。腹腔在刀刃下打开了，他吃惊得叫出了声，手中的屠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原来在藏羚羊的子宫里，静卧着一只小藏羚羊，它已经成型，但自然是死了。这时候，老猎人才明白为什么那只藏羚羊的身体肥肥壮壮，也才明白它为什么弯下笨重的身子给自己下跪：它是在求猎人留下自己孩子的一命呀！

天下所有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

老猎人的开膛破腹半途而停。

当天，他没有出猎，在山坡上挖了个坑，将那只藏羚羊连它那没有出世的孩子掩埋了。同时埋掉的还有他的杈子枪……

从此，这个老猎人在藏北草原上消失了。再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藏羚羊跪拜》篇幅不长，但故事却讲得撼人心魄，某种意义上，它更像一篇寓言。猎人和藏羚羊两个形象，让人过目难忘。简单的故事中，涉及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之间割舍不断的爱和两难。藏羚羊母性的眼泪戳中了我们人类的心，老猎人的无心过错也让我们反思。

朗读者 斯琴高娃

斯琴高娃说，她喜欢把自己看成一块材料，任导演和角色去裁剪、揉捏、粉碎、重塑，无论代价如何，她甘之如饴。她不喜欢千人一面的表演，更不信奉什么本色演出，在她眼中，“进剧组，就是把生命交给了角色”。这或许是她从影四十余年来，几乎没有重复的角色，总能给观众带来惊喜的原因。

斯琴高娃表演上的天资是业内公认的，凭借《归心似箭》中的精彩演出，她在银幕上一炮而红。玉贞温柔贤淑的角色形象，伴随曲调悠扬的《雁南飞》深深地烙印在一代电影观众心中。就在大家都以为斯琴高娃会顺理成章继续演绎一系列隐忍、温婉的中国传统女性形象时，她却摇身一变，成了老舍笔下大胆泼辣、工于心计的虎妞。后来，苦命悲情的香二嫂、幽默诙谐的姨妈、雍容大气的大宅门二奶奶、女中豪杰孝庄皇后……都成了斯琴高娃塑造的经典形象。在中国第五代女星中，斯琴高娃无疑是角色涉猎最广、也最善于将表演化于无形的一个。

有人笑她因戏而痴，她却总觉得自己和角色间有着某种无法剥离的关系。“有时候我觉得，并不是我塑造了她们，而是她们的人生际遇丰富了我的生命。我走过她们的人生，收获属于自己的感悟。与其说是我塑造了角色，不如说是角色‘度’了我，造就了现在的斯琴高娃。”

朗读者 访谈

董卿：在您这几十年的演艺生涯所塑造的角色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难忘的角色的眼泪？

斯琴高娃：我经历过的每个戏，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的眼泪。我觉得每一个都是打动我自己的。你自己都没有入情入理，没有由衷地去演她，去感动观众、催人泪下是不太可能的。

董卿：您可以说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演妈妈，演母亲的角色，一直到现在。那你在演母亲的角色的时候，是会想到自己的母亲吗？

斯琴高娃：会啊。借鉴很多。母亲的那种刚毅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她很少落泪的。有时候这几个孩子，包括我在内，可能都气过她，会被气出眼泪来。但是，这么多年，自从生了我，应该是从1950年开始，包括1960年困难时期，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发生，但她反倒没有那么多的哭泣，很坚强。我觉得我母亲这一点也影响了我们。

董卿：在你的记忆中，母亲曾经为什么样的事情流过眼泪？

斯琴高娃：我弟弟他们说的，妈想你了会掉眼泪。还有，有的时候我们通电话，她说梦到我了，她哭了。

她临终前，已经认不得我们了。我回去，我那几个弟妹说，妈，你看谁回来了，姐回来了。她就瞪着眼睛，根本不认得我。还有呢，她有一个动作，她做俯卧撑。她就要试一下自己的力气，我还能不能撑起来。多少年以来，她从腿到腰，到肩膀，哪哪都痛，但她还是那么坚强，还那么要强，还那么乐观。她给我们这几个孩子的影响太大了，尤其是我。有时候她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闺女啊。

董卿：为什么说这话？

斯琴高娃：她觉得我比她还要坚强，还要要强。

董卿：1979年当你开始拍第一部电影之后，妈妈就可以看到你的电影，后来又可以看到你的电视剧了，她有特别喜欢你的哪一部戏吗？

斯琴高娃：她每个都关注，但从来不夸我。她从来都是默默地支持我。想想真的是，我现在还记得，她说“我不会打扰你”的样子。看到我《康熙王朝》里老年的状态，她还哭呢。

董卿：就是你上着孝庄的老年妆？

斯琴高娃：对。我让她到现场。我说你先别看我，等会儿我就过来了。结果她一看就哭了。

董卿：她知道那是假的，为什么还会哭？

斯琴高娃：她不希望我老得那么快吧，她觉得在她面前不要老得那么快。

董卿：您自己，刚才也说了，个性很像妈妈，很刚强，甚至比她还要要强，还记得最近一次在生活里落泪，不是在角色里，是在什么时候吗？

斯琴高娃：我？没有。

董卿：比如说我知道有一次你拍戏受伤了，从马上掉下来了？

斯琴高娃：哦，那可不止一次呢！三次都摔了。所以我快变成半残废了，但是没关系，我还在坚持。

董卿：就那样三次从马上摔下来，也从来没有为自己掉过眼泪？

斯琴高娃：没有，这个还真没有。我觉得掉眼泪它也好不了。其实没事，摔摔打打，干我们这一行的经常这样。

董卿：所以你今天朗读的篇目是要献给妈妈吗？

斯琴高娃：是献给妈妈。

董卿：什么样的一篇文章？

斯琴高娃：大作家贾平凹很有名的一篇写给妈妈的散文。

董卿：是不是很契合你的某些情感？

斯琴高娃：是。他说，人虽然去了，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地下，阴阳相隔，但是互相的那种牵挂是永生永世的。其实那是给他的一种力量，一种精神。我也常常会听到我妈妈在唱歌。我妈妈的喜怒哀乐，那些表情都历历在目，都是我忘不了的。

董卿：我刚才问您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看过您演的那部电影，那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篇小说改编的，叫《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我真的是几次都看不下去……

斯琴高娃：那也是我用心演的，是大作家张洁的作品改编的。有那么一场戏，母亲去世之前，“我”抱住母亲说，“妈，你且活呢”。这一句话是我改的，不然的话，台词就是，“妈，你再不听话你死去吧，你想死啊你？”我说，不可以这么说。咱们中国人都是图个吉利，跟老人们都应该是这样的一种语气，“妈，还且活呢，多吃饭啊，听话啊，孙子快回来了啊”。对妈，对老人，不能发脾气或者是不耐烦。

董卿：是啊，有人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母亲可以为儿女榨干最后一滴血。

斯琴高娃：真的。我希望在座的，如果你们的爹娘还健在的话，从现在做起不晚，好好地爱他们，好好地伺候他们，好好地哄哄他们，别太多的犟嘴。真的，不然的话后悔来不及。

董卿：可能妈妈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把最真实的自己还原在她面前的那个人，但是我们没有考虑到她的感受。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朗读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些感触和启发，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点点的作用吧。

朗读者读本 写给母亲（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朗读者 赖敏 丁一舟

这是一对年轻的患难夫妻。赖敏，患有遗传性小脑性共济失调，俗称“企鹅病”。这是一种基因遗传的疾病，患病者首先会走路摇晃，容易摔跤，渐渐地说话和眼球活动都会变得困难，最后只剩下回忆和思维，直至离开人世。丁一舟，在赖敏发病之后，决定和这位暗恋已久的小学同桌、初中同学在一起。

得知患病之后，赖敏的第一个想法是：“与其在家里等死，不如出去看看。”令她没想到的是，丁一舟几乎毫无迟疑，马上就付诸实施。他们一起设计了一个心形的路线，从广西柳州出发，经过大理、西藏、敦煌，再经由北京、河北回到起点，在地图上正好画出一个心形。

2015年1月1日，丁一舟带着赖敏和一条名叫阿宝的狗，骑着一辆三轮车，出发了。这在旁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举动，他们却坚持下来了。两人一路上基本不住店，晚上在野外露宿，全程靠丁一舟打零工赚钱。

丁一舟曾对赖敏说，我固然可以上山下海，但没有你在身边，我哪里也不想去。两年了，他们仍在路上走着。只要身边陪伴的那个人能让你笃定依靠，柴米油盐、一蔬一饭是幸福；风餐露宿、天长路远亦是幸福。

朗读者 访谈

董卿：你们从两年前开始了心形的爱之旅，那你们这一次是从哪里赶到北京来的？

赖敏：新疆喀什。

董卿：你们一般会在所到的地方待多长时间呢？

丁一舟：这个看情况，比如说自己还剩多少资金。还有就是天气。如果资金充足我们会继续往下走；如果资金不足，我们会停下来工作。

董卿：你要在一个地方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有了钱之后再上路？

丁一舟：对。

董卿：一般你做什么呢？

丁一舟：什么都做。泥水工、抢收庄稼、帮人家放牛放羊，还有收牛和羊。因为牧场很大，到准备要收的时候，就需要你去把那些跑得很远的牛和羊给赶回来，这也是付工钱的。

董卿：一般大概攒多少钱之后，你觉得就可以上路了？

丁一舟：三五千块钱就可以走了。

董卿：两年前是谁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赖敏：应该是我们共同做出的，最初是我提议的。

董卿：当时怎么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的？

赖敏：因为我有一种罕见病，是遗传性的。

董卿：你家里谁还有这样的病？

赖敏：我妈妈。

董卿：你妈妈还在吗？

赖敏：我妈妈已经不在了。

董卿：就是因为这种病去世的吗？

赖敏：嗯。

董卿：是不是也就是因为这个病，让你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赖敏：是的。

董卿：但是正是因为这种病行动不便，所以就更让我们惊讶：你们选择的这种生活，需要不断地行走在路上，行动不便，让整个的旅途会更艰难。

赖敏：还好吧。

丁一舟：其实我觉得还好。如果一直在家里的话，面对的永远是四面墙，一个天花板。现在在外面的话，也许你每一天醒来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

董卿：你们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三轮车？

赖敏：三蹦子。

董卿：（看照片）好快乐，这是怎么了？

赖敏：他喜欢掐我。

丁一舟：我们每天都在不停地打闹，像小孩子一样。

董卿：说到什么了，这么开心？

丁一舟：什么都说。

赖敏：什么都没有说，也可以说什么都说了。

董卿：在这样两年多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一些经历？

赖敏：其实每一段都很难忘，因为那些风景我以前都没有见过，都没有亲身体验过，然后就感觉好像自己置身在画中一样。对了，到拉萨的时候，他跟我求婚。

丁一舟：我们第一次到拉萨，心情非常激动。然后在朋友的主持策划下，我在布达拉宫就向她求婚了。

赖敏：（面向丁一舟）其实我没有告诉你，那场求婚是我干的。

董卿：（笑）你怎么策划了？

赖敏：刚开始我是想说，我跟他求婚。

董卿：但是你还是觉得不好意思是吗？

赖敏：没有，我已经跟他说了，我说嫁给我，丁一舟。但他比较不好意思。他就接过格桑花，然后就跟我求婚了。

丁一舟：包括我那天穿的西装都是跟人家借的，当时从人家身上扒下来，现场穿上去的。（笑）当时我们两个都哭了，确实也很不容易。

董卿：真的很不容易。而且我知道一舟其实是在知道赖敏的病情之后，决定和她生活在一起的。

丁一舟：是的。怎么说呢，你跟一个人过日子，你跟她过的是精神世界，又不是跟她的病过。你觉得这个人跟你精神上面能够契合到一起就可以了，其他的都不是很重要。

董卿：但是这一种很开心或者你们俩很享受的过程，在几个月前又被一个意外打破了。

赖敏：嗯。

丁一舟：四个月前吧，发现她意外怀孕了。她这个病应该是遗传的，当时怀孕的时候，我们说是……

赖敏：不要这个孩子。

丁一舟：不想要。但是后来赖敏可能很想做母亲，或者说是在以后给我留下一个牵挂，她就哭着跟我说，她一定会活到孩子长大，然后我就妥协了。

董卿：赖敏当时得到这个消息，知道自己怀孕了之后，你是什么感受？

赖敏：其实我心里面很纠结的。但是这个其实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吧。

董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这个孩子有可能会遗传到这个疾病的，这个概率大概是？

赖敏：50%。

董卿：这是很高的概率了。我知道现在你们还在排查的过程当中，结果还没有出来。所以，如果说，抱歉，如果说是不好的结果，你们还会要这个孩子吗？

赖敏：丁一舟：不会。

董卿：如果是好的话，就一定会把他生下来是吗？

赖敏：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董卿：所以现在赖敏坐在这里，你们是三个人在接受我的采访。（笑）你有没有跟自己的宝宝经常说话，或者想象着他是什么样子？

赖敏：有啊。

丁一舟：她还写信呢，写信给宝宝。

董卿：给孩子写了什么？

赖敏：可以读吗？

董卿：可以啊，我很想知道你写的什么。

赖敏：（读信）“丁路遥”。

董卿：他的名字叫丁路遥。你连他的名字都想好了，为什么叫丁路遥？

丁一舟：因为我们这一路路途遥远，意义很深远。

赖敏：人生的路（哭），也很遥远。我希望他能自己走下去。（继续读信）“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跟你说这些话。丁路遥，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我都会给你一样的名字。因为，你不一定会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算任性，但不会自私到说一定要把你生下来。还是要对你负责的，至少，要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也许，在你的成长道路上，会有很多事，希望妈妈能参与进去。可是，妈妈有很多的无奈。也希望你能理解。很多你的事，妈妈只能看在眼里，想做却怎么也做不好。我想每天吃完饭，陪你一起散散步。你的每个生日，妈妈都会精心地给你准备惊喜。想听你说说心事，给你适当的意见。希望我们俩可以像朋友一样聊天，说心事，分享各自的快乐和不开心。”（哭）

董卿：如果太难过，我们就不读了。那未来会怎么样呢？还是会一直走在路上吗？

丁一舟：我们决定，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在他各方面稳定了以后，我们会带着他继续上路，然后我们会让大自然做他最好的启蒙老师。

董卿：让大自然做他最好的启蒙老师，让爸爸妈妈做他最好的启蒙老师，让他知道什么是善良和希望。

丁一舟：

赖敏：对。

董卿：那你们俩今天是谁来朗读呢？

赖敏：我来朗读。

董卿：你想读些什么？

赖敏：我想读三毛的《你是我不及的梦》，献给我的老公丁一舟。因为三毛跟我们一样，是属于在路上的人。

董卿：她也有一颗很不羁的心。

朗读者读本 你是我不及的梦（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三毛

在几代读者的心里，三毛的名字跟“浪迹天涯”都是同义词。她的传奇经历，她的浪漫文笔，还有她孤独又坚强的个性，透过一篇篇文字散发出来。《你是我不及的梦》是她写给爱人荷西的文字，也是她“在路上”的又一番感悟。正如跟三毛有过通信联系的作家贾平凹所说：“艺术靠征服而存在。”征服自然、征服自己，更重要的是，用爱征服时间。

朗读者 张家敏

张家敏是一名乳腺癌患者，年近八十岁的她，经历了两次乳腺癌手术，与乳腺癌整整抗争了二十三年。同时张家敏又是一位乳腺癌康复志愿者，她用二十二年的时间，温暖、陪伴了太多的乳腺癌患者。

1994年，在大家对乳腺癌的认知还很陌生时，五十五岁的张家敏被查出了乳腺癌。因为认知的局限，她根本就没在意，照样每天到学校去上课，直到有一天突然在家里晕倒了，才意识到癌细胞的发展竟然如此之快。

1994年4月，她接受左侧乳房根治手术。做完手术，她花了很久才重新接受自己的身体。在自身的悲痛中，张家敏想到，自己已是年过半百，尚且难以重新面对术后残缺的身体，那些更年轻的女孩子呢？她们该怎么去面对自己？

于是在患乳腺癌后的第二年，让所有人都料想不到的是，张家敏决定成为一名乳腺癌康复志愿者。她把自己家里的座机号码公开出去，设置成乳腺癌患者的热线电话。至今，她已接听了两万多人的来电。2012年，她发起组建“粉红丝带志愿服务队”，这个自发的、民间的团队，正战斗在与乳腺癌抗争的前沿，战斗在乳腺癌防治宣传的一线。

朗读者 访谈

董卿：其实我应该对您说一句，又见面了。五年前吧，我跟张奶奶有过一次合作，是为一本杂志拍粉红丝带的宣传片。是在1994年吧，您当时查出了乳腺癌？

张家敏：对，之前我已经感觉到很不舒服了，而且已经摸出来有硬块，但是当时真的没在意。后来我在家里晕倒了，才去住院做手术。

董卿：手术之后，您再一次看到自己身体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

张家敏：手术后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毕竟身体已经残缺了。所以我可能将近两天两夜吧，就没有讲过话。我第一次沐浴的时候，面对镜子里的我，流泪了。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泪与水同流，淋浴的水把我的眼泪冲淡了，但我内心的泪还在流。

董卿：您一个人在洗手间待了多长时间？

张家敏：差不多三个多小时。实际我当时就有一种特别深的体会。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已经接近老年的人了，我都受这么大的触动。我就想，比我年轻的那些青年女性，接受这种手术以后，内心的压力该有多重啊。我后来走上志愿者这条路，跟这种体会有直接的关系。

董卿：成了志愿者，您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把家里的电话改成患者的热线电话。

张家敏：我1994年病的，1995年热线就开始了。

董卿：给您打电话的人多吗？

张家敏：现在算起来，已经两万多人了。

董卿：在这两万多人当中，有没有真的是通过您的帮助，改变了人生态度的？

张家敏：我曾经接过一个电话。这个孩子当时很年轻，只有二十五岁。她患病以后呢，未婚夫就离她而去了。她不想再治了，觉得治疗没有任何意义。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孩子很绝望。我说，就是个男朋友嘛，知道你病了他就走了，这人还可爱吗？还值得你留恋吗？还值得你为他去放弃治疗吗？我说你绝对不能放弃，因为你太年轻了。最后她答应我要去治疗。第二天我们见面，真的就像相识已久的非常好的朋友一样，拥抱在一起。然后她经过了一系列的治疗，康复了。她有一天给我来电话，告诉我说她升职了。整个治疗过程三百多天，我们几乎都在一起。是特别难忘，也是特别难熬的三百多天。

董卿：你是在为每一个你能够挽救的生命，感到高兴。应该也有很坚强的，像你这样的，能够去挑战自己，去挑战病魔的人。

张家敏：这个孩子我们就叫她小佳吧。在治疗的阶段，她读完了硕士生的全部课程。我当时真的是特别地钦佩她。有一次我去看她，她跟我说，家敏老师，你怕死吗？我说我不怕。我说孩子，你怕死吗？她告诉我，老师，我也不怕死。我读了您的文章，真的很受感动。我觉得要高高兴兴地、快快乐乐地活好每一天。我要让爱我的人、我爱的人，永远留住我的笑容。

董卿：在这二十三年里，在自己和癌症做抗争的过程当中，以及在帮助和援助其他人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您对生命也有了不一般的体会了。

张家敏：我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自己醒来还活着呢，活蹦乱跳的，那赶紧起来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董卿：我们又有了一天的时间。

张家敏：就是。所以真的，等你到了老年或者到了自己回忆往事的时候，像我们这个年龄段，就真应了保尔·柯察金的话——对我们来说他是偶像：活着的时候，你不要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不要因为不尊重生命虚度年华而悔恨。我就是感觉到我没有虚度年华，我也没有碌碌无为。我觉得，也不用讲什么人生观啊这些东西，人活着吧，还是应该活得有点意义。

董卿：我们在您身上看到了这种意义。那您想要为谁朗读呢？

张家敏：我想把我最最喜欢的泰戈尔的一首诗，《飞鸟集》里的一个片段，献给我的乳腺癌姐妹。

朗读者读本 飞鸟集（节选）

［印度］泰戈尔

1

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窗前唱歌，又飞去了。

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10

忧思在我的心里平静下去，正如傍晚的暮色降临在寂静的山林之中。

43

水里的游鱼是沉默的，陆地上的兽类是喧闹的，空中的飞鸟是歌唱着的。

但是人类却兼有了海里的沉默，地上的喧闹，与空中的音乐。

80

我的朋友，你的语声飘荡在我的心里，像那海水的低吟之声，绕缭在静听着的松林之间。

81

这个不可见的黑暗之火焰，以繁星为其火花的，到底是什么呢？

82

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92

绿叶的生与死乃是旋风的急骤的旋转，它的更广大的旋转的圈子乃是在天上繁星之间徐缓地转动。

101

尘土受到损辱，却以她的花朵来报答。

135

阴雨的黄昏，风不休地吹着。

我看着摇曳的树枝，想念着万物的伟大。

174

云把水倒在河的水杯里，它们自己却藏在远山之中。

321

在这个黄昏的朦胧里，好些东西看来都仿佛是幻象一般——尖塔的底层在黑暗里消失了，树顶像是墨水的模糊的斑点似的。我将等待着黎明，而当我醒来的时候，就会看到在光明里的您的城市。

325

“我相信你的爱”，让这句话做我的最后的话。

（郑振铎 译）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月集·飞鸟集》

泰戈尔是亚洲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是用爱与美的哲思影响了全世界的作家。《飞鸟集》的这个片段的确给我们很宝贵的人生启示，告诉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度过我们的一生，又该怎样面对我们生命终结的那一刻。我想，只有非常旷达、非常自如地面对人生，面对内心还有我们走过的路，才能够深刻地理解泰戈尔，理解他的诗中呈现的美与哲理。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康震

朗读者 张鲁新

青藏铁路，一条史无前例的“天路”。之所以被称为史无前例，是因为它要解决高原缺氧、生态脆弱、长期冻土这三大世界级难题。这三大难题中，冻土是最为棘手的。当气温升起来时，冰融解，泥土就变得松软萎缩，当气温下降，泥土又会出现冻胀，这对铺设铁路和以后的安全运营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张鲁新，著名的冻土科学家，也是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唯一的首席专家。他带领着他的科研小组历经艰辛，甚至九死一生，最终解决了青藏铁路沿线近五百五十公里的冻土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他就没有青藏铁路。

1975年，张鲁新离开燕尔新婚的妻子，只身踏上了青藏高原。为了青藏铁路通车这一天，他足足在雪域高原度过了四十个春秋。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他踏遍了风火山、可可西里、沱沱河、唐古拉，曾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挖下四百多个试坑，也曾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夜里，顶着雪花冰粒，站立八小时观测。

张鲁新曾经多次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青藏铁路现在已经通车了，仿佛变成了一条普通的铁路，但它永远是张鲁新理想与情怀的记录，是他人生价值的见证。

朗读者 访谈

董卿：这样一位几乎是一辈子和冻土、和钢铁在打交道的人，看似和眼泪是没有关系的。

张鲁新：每一个人都会有眼泪，只不过呢，我不是特别喜欢流眼泪。

董卿：我们也从您周边进行了一个比较深入的采访，也掌握了一些情况。我们还准备了两份物证，记录下了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形让您流下了眼泪。这个信封上写着“生死”，打开信封呢，我们看到有一盒火柴。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形吧。

张鲁新：那是在1976年的夏天，八月份的青藏高原还是会飘大雪。我当时在科学考察队，和另外两个同志，离开公路到无人区，就是为了勘察一条线路的方案。必须是徒步行进，沿途要观看一下地形地貌和其他有关的地质现象。但给我提供地图的人呢，把地图给标记错了，这样我们就走错了路。到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天就黑下来了，也阴下来了。一会儿的工夫，先下了点雨，然后就开始下起鹅毛大雪来了。

本来只是走二十公里，现在已经走了四十公里左右了，三个人都筋疲力尽，再加上高原缺氧，有一段时间都曾经昏过去了，真的是有点恐惧。听说过，有人迷了路以后回不来，最后就没了。这个时候就已经到了半夜两三点的时候了，我们只能等着有人来找我们，可是等他们喊着我们名字的时候，我们连回答的力气都没有。

我们三个中有一个人，他是抽烟的。我问他有火柴没有，他说有。当时就剩三根火柴了。我们把烟盒裁成了三个纸条，然后我说，咱们哥儿几个，生命就系在这三根火柴上了。点着第一根，划着了，老天保佑。

董卿：第一次燃着了以后，没有人看到你们？

张鲁新：没有人看到。

董卿：火柴每次燃着的时间大概有多长？

张鲁新：好像没有十秒钟吧。最多十秒钟。第二根火柴燃着了以后呢，举了半天。

董卿：第二根燃完了还是没有看到。

张鲁新：因为他们都举着火把，他亮我暗。

董卿：看不到你这么微弱的光。

张鲁新：把第三根点着以后正好没有风，我们慢慢地在那儿等着，数数儿。（笑）我记得反正大概是十秒。就听到上面有人说，看，那有点儿火光。听到以后，真的是兴奋得眼泪流出来了。

董卿：九死一生的故事讲完了，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信封。这个写着“依恋”。里边有一盒磁带，《西藏的诱惑》。

张鲁新：青藏铁路的科学研究，真正的、系统的研究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然后到1978年就下马了。当时科研经费维持不下去。实际上那时候我们非常不舍，觉得不应该下马。我们已经付出了几乎是生命的代价了。到1988年的时候，正好山东省修济南机场。济南机场有软土地基，请我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如期给它把问题解决了以后，就感觉有点空落落的。

董卿：勾起了您的专业应用情结？

张鲁新：对。有一天，我无意中打开电视，正在播放这个《西藏的诱惑》。这片子真的是非常诱惑我，让我想起了青藏铁路。当时我看的时候，眼泪“哗哗”就掉下来了。我很少有这么激动的时候。我工作那个单位的领导，就觉得很不可理解。他说你家已经在这了，而且我们给你的条件并不差。但我就是要求马上走。

董卿：对于我们来说，看的可能只是一个风光片。但是对于您来讲，您看到的是自己的青春呐。

张鲁新：我立刻就跑到电信局、电话局去排队，填好条子，一直等到半夜十二点才排上号。电话是打给我们中铁西北研究院的领导的。他们说那既然这样，你就回来吧。

“依恋”这两个字非常好。您的同行还把刘编导（《西藏的诱惑》的编导）找到，让我们俩通了电话。他说，我真没想到我这个片子留住了一个中国最有名的冻土科学家。

董卿：《西藏的诱惑》当中有一首插曲，歌词仿佛也是像写你一般：“我向你走来，捧着一颗真心；我向你走来，捧着一路的风尘。”那后来回去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了是吗？

张鲁新：是。我又继续争取工作经费，带领大家研究到1999年。甚至有一度我们单位有一个领导都说，张鲁新，你不要再坚持了，毫无意义！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我说谁如果不坚持，谁就是历史的罪人！

因为不坚持的话，怎么对得起我们在风火山六十年的连续工作呢！在2001年开始修建青藏铁路的时候，铁道部要找到咱们自己最有名的专家，找到我来担任这个专家组组长，当时还负责整个青藏铁路上的科学研究工作。

董卿：提供这些第一手资料的神秘嘉宾，今天其实也来了。我们掌声欢迎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从事岩土工程研究工作已经有二十六年的熊治文先生。

熊治文：作为张老师的学生，已经跟张老师一起工作二十多年了，经常听张老师说到一个人，是我们有一个叫王占吉的老领导。他把他的坟墓安在了我们风火山观测站对面的山上。我当时确实非常不理解：一个人把坟墓安在那么冷清的地方，他不感到孤单吗？

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开工典礼，就在格尔木南山口那个地方。大家欢呼雀跃，当时气氛非常热烈，但是我们发现张老师非常沉静。他就望着这个高原的方向，默默地流泪，一个人在流泪。我很快就想到，是因为王占吉。为什么一个人，有生之年在青藏铁路工作；死了以后，还要守望在风火山。这一刻我就明白了。

张鲁新：他说的王占吉是我的第一任老领导。他活得时间很短，后来得癌症去世了，但是他的一生全都献给了青藏高原。他去世以后，让家人把他骨灰全部撒在青藏高原上。我当时参加他的追悼会的时候心里就想，一定要修建青藏铁路，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董卿：几代科研人员的坚守、奉献，甚至是牺牲，才能实现的一个愿望，所以才会被海外媒体称为是“史无前例的工程”。您身上的精神，也传递到了学生、学生的学生身上。这也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勇敢的人不是不落泪的人，而是愿意含着眼泪继续奔跑的人。今天各位准备要为老师读点什么呢？

熊治文：我们谨把塞缪尔·厄尔曼的散文诗《青春》，献给我们敬爱的张鲁新老师。

张鲁新：其实我更赞赏他们。我们过去能坚持在艰苦的环境下工作，是因为那时候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水平都是比较低下的，不管走到哪里，差别不太大。现在不一样，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他们能安心在那里工作，更让人佩服。

董卿：我知道您也热爱文学，喜欢朗读，那最喜欢的作品是什么？

张鲁新：应该说记忆最深刻、记的段落最多，而且影响我最大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董卿：那我们去朗读吧。

朗读者读本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节选）

［苏联］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青春终于胜利了。保尔没有死于伤寒。这是他第四次死里逃生。在床上整整躺了一个月之后，苍白消瘦的保尔已能够勉强用两条摇摇晃晃的腿站起来，摸着墙壁，在房间里走动了。他的母亲搀着他走到窗口，他向街上望了很久。雪在融化，积成了小水洼，在早春的阳光下闪亮。外面已经是初次解冻的温暖天气了。

一只灰胸脯的麻雀神气十足地站在窗外樱桃树的枝丫上，时时用狡猾的小眼睛偷看保尔。

“怎么样，咱们俩总算熬过冬天了吧？”保尔用指头敲着玻璃窗，低声说。

母亲吃惊地看了看他，问道：

“保尔，你在跟谁说话？”

“我跟麻雀说话……现在它飞走了，这狡猾的小东西。”他无力地笑了笑。

到了盛春时节，保尔开始想回到城里去。现在他已经恢复到能够走路了，不过他体内还潜伏着别的弄不清的病症。有一天，他正在花园里散步，脊椎上的一阵剧痛骤然间使他摔倒在地上。他自己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挨到房间里。第二天医生给他做了一次详细的诊查，发觉在他的脊骨上有一个深窝。医生惊讶地问他说：

“这是怎样得来的？”

“大夫，这是给公路上的石头崩的。在罗夫纳的战斗中，一颗三寸口径的大炮炮弹在背后的公路上开了花……”

“那么，后来你怎么能走路呢？一向不碍事吗？”

“不碍事。当时我躺了两个钟头，随后又继续骑马。直到现在才第一次发作。”

那医生皱着眉头，仔细看了看那个深窝。

“亲爱的，这可不是小毛病呵。脊骨是不喜欢这样震动的。希望它将来不要发作。穿上衣服吧，柯察金同志。”

大夫怀着同情和不禁流露出来的担心，看着他的病人。

阿尔焦姆住在他老婆斯捷莎家里。他老婆挺年轻，可是很丑。这是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有一天，保尔顺便去看阿尔焦姆。一个邋里邋遢的斜眼的小男孩正在肮脏的小院子里跑。他一看见保尔，就没礼貌地用小眼睛瞪着他，一面聚精会神地用指头抠着鼻子，一面问他：

“你要干什么？你是来偷东西的吧？你顶好还是快走，我妈的脾气是顶凶的。”

接着，破旧的矮木房的小窗户推开了，阿尔焦姆叫道：

“进来吧，保夫鲁沙！”

一个脸黄得像羊皮纸的老妇人，手里拿着火叉在灶旁忙着。她冷冷地瞟了保尔一眼，让他走过去。她把铁锅碰得乱响。

两个留着小辫子的大点的女孩，急忙爬上热炕，用野蛮人的好奇眼光端详着客人。

阿尔焦姆靠桌子坐着，似乎有点儿难为情。他这门亲事，他母亲和保尔两人都不赞成。他本来是个血统工人，但不知道为什么竟和石匠的女儿，认识了三年的美丽的女裁缝加莉娜断绝了关系，和难看的斯捷莎结了婚，入赘到这个没有一个男劳动力的五口之家。

从调车场下班回来，为了整理那小小的家业，他就把所有的力量都花费在庄稼活儿上。

阿尔焦姆知道保尔不赞成他，说他这是退入“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因此他担心地观察着保尔对他周围一切事物所抱的态度。

他们两个坐了一会儿，说些平常见面时没意思的寒暄话，保尔就起身告辞。但是阿尔焦姆留住他。

“再坐一会儿，我们一块儿吃饭，斯捷莎马上就拿牛奶来了。怎么，你明天就走吗？保夫卡，你身体还很虚弱呢！”

斯捷莎走进房间来，和保尔握了手。她叫阿尔焦姆到打谷场上去帮她搬什么东西，留下保尔独自一个和那不愿多开口的老太婆在一起。教堂的钟声从窗户送了进来，老太婆就放下火叉，不满意地嘟哝说：

“呵，我主耶稣，我成天忙这些倒霉事情，连祷告都没工夫了！”她把脖子上的围巾拿下来，又斜着眼看了客人一眼，然后走到屋子的一个角落——那里挂着年久发黑、面色忧郁的圣像。她三个瘦削的指头捏在一起，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她用干瘪的嘴唇小声地念着。

院子里的男孩子突然跳到一只垂着大耳朵的黑猪身上，用一双赤脚拼命踢它，双手紧抓住猪鬃，高声吆喝着那只一面哀叫一面打转的畜生：

“嘟呜，开步走！吁！别胡闹！”

猪驮着男孩子在院子里四处奔跑。它竭力想把男孩子摔下来，但是那斜眼的小流氓却骑得很稳。

于是老太婆停止了祈祷，探头到窗外，吆喝说：

“该死的东西，还不跳下来，要不，会把你给摔死的，你这个小魔鬼！”

最后，那只猪终于把那个骑者摔了下来。老太婆很满意，就又回到圣像跟前，脸上装出虔诚的样子，继续祷告说：

“愿你的国降临……”

那满脸眼泪的男孩站在门口，用袖口揩着擦伤的鼻子，哭着喊：

“妈妈，我要甜馅饺子！”

老太婆转过身来恶狠狠地骂他：

“你这斜眼的魔鬼，你就不让我好好做祷告。好，你这狗崽子，我马上给你吃个够！……”她说着就从凳子上抓起一根皮鞭来。男孩子立刻跑掉了。热炕上面那两个小女孩偷偷地“扑哧”一声笑了。

老太婆又转过身，第三次去祈祷。

保尔没有等他的哥哥回来就起身走了。他临走关栅栏门的时候，看见那老太婆的头又从靠边儿的小窗子里探出来，监视着他。

“究竟是什么妖魔把阿尔焦姆勾引到这儿来的呢？现在他怎么也摆脱不掉了。斯捷莎每年会养一个小孩，阿尔焦姆的负担也就越来越重，像一只钻进牛粪堆里的甲虫。弄不好，他甚至还会把调车场的工作也扔掉，而我呢，原来还想引导他参加政治活动呢！”保尔在小镇荒凉的街上慢慢走着的时候这样想，心里很阴郁。

但是他一想到，明天他就要离开这里，回到那个大城市去，再度和他的朋友们，同志们，所有那些亲爱的人们在一起，他又高兴了。这大城市以及它沸腾的生活，活跃的气氛，加上那川流不息的人群，电车的轰隆声和汽车的喇叭声，都吸引着他。而最最吸引他的，却是那些巨大的石头厂房、煤烟熏黑的车间、机器，以及滑轮的柔和的沙沙声。他的心已经飞到巨大的飞轮疯狂旋转、空气中散播着机油气味的地方，飞到那早已成为他不能分离的整个生活上去了。可是，当保尔在这儿，在这个僻静的小镇的街上漫步的时候，他却感到失望和怅惘……也难怪这个小镇成了一个对他无缘的、可厌的地方。甚至白天出去散步也成为一种折磨。当保尔从两个坐在台阶上的爱饶舌的女人身边走过的时候，他听到她们急促地议论说：

“喂，亲家母，你瞧打哪儿跑出这么一个丑家伙？”

“看样子，一定是个痨病鬼。”

“可是你看他那件阔气的皮上衣，一定是偷来的……”

此外还有许多别的令人讨厌的事情。

他的生活的根早已从这里拔掉了，现在大城市使他感到更亲切了。同志关系和劳动的坚强有力的纽带，把他和大城市紧紧结合在一起。

保尔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松林跟前，他在岔路口站了一会儿。在他的右面是阴森森的老监狱，它用高高的尖头木栅栏和松林隔开，而它后面是医院的白色房子。

瓦莉亚和她的同志们就是在这地方，在这空旷的广场上的绞架下被绞死的。他在原来竖绞架的地方默默地站了一会，随后就走下陡坡，到了埋葬烈士们的公墓那里。

不知道是哪个有心人，用枞树枝编成的花圈把那一列坟墓装饰了起来，给这小小的墓地围上了一圈绿色的栅栏。笔直的松树在陡坡上面高耸。绿茵似的嫩草铺遍了峡谷的斜坡。

这儿是小镇的近郊，又阴郁，又冷清，只有松树林轻轻的低语和从复苏的大地上散发出来的春天新鲜的气味。……就在这地方，他的同志们英勇就义，为了使那些生于贫贱的、那些一出生就当奴隶的人们能有美好的生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保尔缓缓地摘下了帽子。悲愤，极度的悲愤充满了他的心。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人应当赶紧地、充分地生活，因为意外的疾病或悲惨的事故随时都可以突然结束他的生命。

保尔怀着这样的思想离开了烈士公墓。

悲哀的母亲在家里给儿子料理出门的行装。保尔瞧着她，看见她正在偷偷流泪。

“保尔，亲爱的，你不能留在这儿吗？我这么大年纪了，孤零零地一个人在这儿多难过呵。不管养多少孩子，可是一长大就跑了。你恋着城市干什么？这里也一样可以生活呀！是不是你也在那里看上了一个剪头发的短尾巴鹌鹑？你瞧，你们全是那样，什么话也不肯对我这老太婆说。阿尔焦姆的亲事一点也不对我讲，你呢，那更不用说了。只有在你们生病或者受伤的时候，我才有机会看到你们。”她低声诉说着，一面把她儿子的几件简单的衣物放到一个干净的布袋里去。

保尔抱住母亲的肩膀，把她拉到自己跟前，说：

“妈妈，亲爱的，鹌鹑是没有的！你老人家不是知道吗？鸟儿才寻找它的同类呢！那么，你把我当什么，难道我是雄鹌鹑吗？”

他把他母亲说笑了。

“妈妈，我发过誓，在我们把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肃清以前，我是不找姑娘的。你说什么，还要等好久吗？不，妈妈，他们支持不了多久的……很快就会有一个人民大众的共和国。将来把你们这些老年人，年老的劳动者，都送到意大利去养老。那是一个靠海的、气候温暖的国家，那里从来没有冬天。我们要把你们安置在从前资产阶级的宫殿里，让你们在那里，在太阳底下舒舒服服地晒着老骨头。那时我们再到美洲去解决资产阶级。”

“孩子，我活不到你讲的那神话实现的时候了……你也像你那个水手爷爷一样，主意多，脾气坏。他是一个真正的恶棍，愿上帝饶恕我！当年塞瓦斯托波尔战争结束以后，他回家来，一只手和一条腿没了。胸口倒是戴了两个十字勋章和两个挂在丝带上的五十戈比银币，但是老的时候还是穷死了。他的脾气很倔强，有一次他拿了一根弯棒子，打了一个官老爷的头，人家把他关在牢里差不多一年。十字勋章还是不管事，照样给关起来了。我看你呀，就和你爷爷一模一样……”

“呵，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不愉快地分手呢？来，把手风琴拿给我，我已经好久没有拉了。”

他把头斜靠着那一列贝壳做成的琴键，奏出来的新鲜音调引起了母亲的惊奇。

现在他的演奏跟过去不同了，它不再是那种轻飘的音调了，也不再是那种粗犷的调子了，也不再是那种曾经使这青年手风琴手闻名全镇的如醉如狂的奔放的旋律了。他的乐调现在是和谐的，它仍然有力量，但是比过去更深沉了。

保尔独自到了车站。

他劝他母亲不要去送行：他不愿意看她在分别时流泪。

旅客们都硬往火车里挤。保尔占了上铺的一个空位子，因此可以看见下面走道上那些喧嚷的、激动的人们。

他们都拖着许多包裹和口袋，匆匆忙忙塞在座位下面。

列车开动之后，大家静了下来，并且照例狼吞虎咽地吃起东西来。

保尔很快就睡着了。

（梅益 译）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俗话说，猫有九条命。文学作品也应该有几种魂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至少有三种吧：第一种，革命者的革命信念和革命行动。第二种，情爱，这是永恒的，不会消失的。当年，我不仅抄录了“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一段，同时还抄录了丽达与保尔重逢又匆匆分别后写给保尔信中的那一段：“我对生活的看法并不太拘泥……”丽达对感情问题的处理对今天的人们也仍然有启迪意义。第三种，与苦难和厄运抗争，战胜生命。这点没有过时。

著名作家 梁晓声

青春

［美］塞缪尔·厄尔曼

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丹唇、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炽热的感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

青春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弱，进取压倒苟安。如此锐气，二十后生有之，六旬男子则更多见。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堕暮年。

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唐必至灵魂。忧烦、惶恐、丧失自信，定使心灵扭曲，意气如灰。

无论年届花甲，抑或二八芳龄，心中皆有生命之欢乐，奇迹之诱惑，孩童般天真久盛不衰。

人心中皆有一台天线，只要你从天上人间接受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信号，你就青春永驻、风华长存。

一旦天线降下，锐气便被冰雪覆盖，玩世不恭、自暴自弃油然而生，即便年方二十，实已垂垂老矣；然则只要竖起天线，捕捉乐观信号，你就有望在八十高龄告别尘寰时仍觉年轻。

（夏海涛 译）

选自新华社《瞭望》周刊副刊《珍珠滩》

（该文由张鲁新的学生李永强、杨永鹏、蔡汉成、程佳、熊治文朗读。）

这是德裔美籍作家塞缪尔·厄尔曼的名篇，写于1917年，因麦克阿瑟将军的喜爱而广为传诵。这首散文诗用优美的语言、丰沛的激情，诠释了“青春”在时间之外的含义，它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生命的激情。或许有了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深沉的人生感悟之后，对这首诗的体会会更深刻：在一往无前的时间面前，“青春”是抵达灵魂和永恒的唯一途径。

告别

Farewell

海子说：“我们最终都要远行，最终都要与稚嫩的自己告别。”

告别是通向成长的苦行之路。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这是陆游和唐琬之间痛彻心扉的告别。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的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先生引述这首诗，平静超然地和这个世界告别。

在这期节目中，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作家曹文轩，他向我们娓娓道来和故乡、和父亲的告别，也让我们仿佛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世间所有的文字，千百年间都在作着同一篇文章——生离死别。

告别是结束，也是开始；是苦痛，也是希望。

面对告别，最好的态度就是，好好告别。

朗读者 姚晨

2003年姚晨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她数着没戏拍的日子，发愁如何养家糊口，甚至一度想转行做服装设计。她像每一个演员一样想过“走红”，可又觉得那件事离自己太远了。然而，2006年一部情景喜剧《武林外传》横空出世，让扮演“郭芙蓉”的姚晨迅速成名。

演完《武林外传》以后，走在街上，姚晨总被人叫作“郭芙蓉”；三年后，因为谍战剧《潜伏》的热播，叫她“翠平”的也越来越多。现在，人们对她的称呼更多样起来。她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个性鲜明的荧幕形象。

在社交媒体上，她更响亮的名头是“微博女王”。2009年，姚晨带着“翠平”的光环来到微博，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规则，成为第一个粉丝超千万的微博用户。她毫不做作地在微博上直播生活里的鸡毛蒜皮，对公共事件发表见解。她用自己的爽快满足了人们对明星的好奇，博得了率真、仗义执言的好口碑。人们叫她“大嘴”，不再是对她外形善意的调侃，还带着对一个明星特别接地气的夸赞。

如今，姚晨又多了“母亲”的身份。她坦言，原以为会停下来，后来发现有了孩子以后，工作反而更努力了。她拿出更大的能量去经营自己的人生，“告别”旧日的自己，向更多的领域迈出脚步。

朗读者 访谈

董卿：提到“告别”这两个字，你会想到一些什么样的人？

姚晨：会想到一个胖姑娘。大二的时候，我想我能不能勤工俭学呀。我就自己骑着那个破二八单车，到了一家影楼。影楼里头就俩人，一个男的，一个胖姑娘。那男的集经理、员工、摄影师为一身，姓张；胖姑娘姓王，是化妆师。在那一个月里，我跟他们结下了一份很特殊的缘分。后来又隔了两年，我再次北上来考试，没有地方去，胖姑娘就收留了我。

董卿：当时你怎么会想到投奔她呢？

姚晨：因为我在北京也不认识谁。她的住处我感觉在六环以外吧，是一个好多人的大杂院儿。我一进去就想，这哪是个房间啊！房间的宽度可能就一张沙发这么宽吧。她摆了个木板，木板下面垫了一些东西，就是一张床了。一个多月，我们俩就一直挤在那张床上。每天我们都是侧着睡的，基本她就占了三分之二，然后我一直像个蝙蝠似的扒在墙上睡了一个月。

董卿：那个环境现在看来太简陋，可是在当时起码是她向你伸出了援手。

姚晨：对，异乡人收留了异乡人。所以后来我在舞蹈学院汇报演出什么的，还经常把她和经理一块儿叫过去看。

董卿：你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吗？

姚晨：说实话，我记不清了。后来，你会发现生命中好多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默默地……

董卿：走散了。我后来看到过你有一篇文章，写得特别生动。写的是你家里请的月嫂，叫魏姐吧。像这样的人也是你生命当中出现过的、短暂停留的人。

姚晨：那时候刚生完小孩儿，本来人就很虚弱，然后突然来了一个很强势的陌生人，那个感觉太崩溃了。如果没有这个孩子，我可能永远也不会跟一个这种性格的人成为朋友。但在那几个月里头，你会觉得你们就是战友，甚至你们会开始交心。我发现她真的很爱孩子，她永远比我们更早发现孩子哪长了红疹，哪哪不太好。她也很喜欢打扮小孩儿，经常给孩子梳各种奇怪的小发型，孩子被她养得胖胖乎乎的。

董卿：她在你们家待了多久？

姚晨：三个月。离开的那一天，我还专门起得很早去送她。她就一直在门口把我往里推，不看我，眼泪“扑扑”地往下掉。我当时一下心里很难过。魏姐说，不要送不要送，千万不要送。她是个很要强的人。那天回来我就写下了一段文字。我是希望我自己能记住她，包括土豆，将来长大了，看见这篇文字，也能够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曾经疼过他。

董卿：给我们读一段你写魏姐的文章好不好？

姚晨：好的。

魏姐五十来岁，经验丰富，性格强势。三个月前刚到我家，她便各种挑剔：消毒锅不合适，吸奶器不好用，奶瓶不合格……我精心给小土豆挑选的东西，几乎没她看得上眼的。

我刚生产完，身体虚弱、神经敏感，被挑剔得抓狂，几次暗自发誓要把她请走，而且，永远不再用月嫂!有此想法，心里稍觉安慰，便开始偷偷学艺。她动作麻利地给土豆换尿布、一脸宠爱地给土豆洗澡，一切都训练有素。我学是学会了，可必须承认，这些事情，我干得确实不如她漂亮。

魏姐身型丰腴，大部分时间，小土豆更愿意被她抱着，像只小猫一样蜷缩在她怀里睡觉。只有吃奶的时候才会想起我，这点让我颇为嫉妒。我甚至怀疑，在他眼里，可能魏姐才是亲妈，我就是头奶牛。

魏姐是东北人，唤“小土豆”这三个字时喜欢尾音上扬，拐好几道弯儿，小家伙每次听到都“嘎嘎”傻乐。给土豆洗澡时，魏姐还会哼儿歌哄他，标准的东北口音：“小燕纸，穿花衣。”土豆如听歌剧般，颇为享受。

每次给孩子洗完澡，魏姐都会按自己的喜好，给小土豆梳个朋克头，穿上她觉得好看的衣裳。我这个当妈的只有在一旁做观众的分儿。后来，土豆头发越来越长，实在立不起来了，魏姐就给他改了发型，朋克头变成了二八分。

聊天时，我问过她，月嫂这工作是不是挺虐心的?孩子一出生你就带，刚培养出感情就得走了，再到下一家，再重新带另一个孩子。

她叹口气：所以我带孩子从不愿超过三个月。回家后，经常夜里醒来满床摸孩子，嘴里还念叨：孩子呢?我儿子听到后过来说：“妈，你这是在家呢。”这才“咕咚”倒下接着睡。

董卿：今天你再回忆起来，像胖姑娘、魏姐，可能还有很多人，你觉得给你的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姚晨：我有时候觉得人活一辈子，跟这些人产生各种各样的关联，每一次相遇可能就像是一次告别。我觉得他们也没有图什么，他们就希望你好好的。

董卿：其实我觉得，有一天当我们再回忆过往遇到的这些萍水相逢的人的时候，如果我们能想起来的更多的是一份单纯、友好、善良，那是我们的幸运。当然冥冥当中这一切也在给我们启示，告诉我们应该去做些什么。

姚晨：对。在我生命中有很多萍水相逢的人，我也成为过别人生命中萍水相逢的人。

董卿：那你今天要读些什么呢？

姚晨：今天要读的是鲁迅《朝花夕拾》里的一篇文章，叫《阿长与〈山海经〉》。

董卿：鲁迅写他的保姆阿长。那要献给谁呢？

姚晨：就献给我们生命中曾告别的那些萍水相逢的人们吧。

朗读者读本 阿长与《山海经》

鲁迅

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长。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

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她生得黄胖而矮，“长”也不是形容词。又不是她的名字，记得她自己说过，她的名字是叫作什么姑娘的。什么姑娘，我现在已经忘却了，总之不是长姑娘；也终于不知道她姓什么。记得她也曾告诉过我这个名称的来历：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一个女工，身材生得很高大，这就是真阿长。后来她回去了，我那什么姑娘才来补她的缺，然而大家因为叫惯了，没有再改口，于是她从此也就成为长妈妈了。

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说句真心话，我可只得说：我实在不大佩服她。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里一有些小风波，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切切察察”有些关系。又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又已经烤得那么热。推她呢，不动；叫她呢，也不闻。

“长妈妈生得那么胖，一定很怕热罢？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得很好罢？……”

母亲听到我多回诉苦之后，曾经这样地问过她。我也知道这意思是要她多给我一些空席。她不开口。但到夜里，我热得醒来的时候，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一条臂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我想，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

但是她懂得许多规矩；这些规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宵，便可以随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然而她进来，又将一个福橘放在床头了。

“哥儿，你牢牢记住！”她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么？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橘。”她又拿起那橘子来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流流……”

梦里也记得元旦的，第二天醒得特别早，一醒，就要坐起来。她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将我按住。我惊异地看她时，只见她惶急地看着我。

她又有所要求似的，摇着我的肩。我忽而记得了——

“阿妈，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聪明！恭喜恭喜！”她于是十分喜欢似的，笑将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我大吃一惊之后，也就忽而记得，这就是所谓福橘，元旦辟头的磨难，总算已经受完，可以下床玩耍去了。

她教给我的道理还很多，例如说人死了，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拣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此外，现在大抵忘却了，只有元旦的古怪仪式记得最清楚。总之：都是些烦琐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

然而我有一时也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她常常对我讲“长毛”。她之所谓“长毛”者，不但洪秀全军，似乎连后来一切土匪强盗都在内，但除却革命党，因为那时还没有。她说得长毛非常可怕，他们的话就听不懂。她说先前长毛进城的时候，我家全都逃到海边去了，只留一个门房和年老的煮饭老妈子看家。后来长毛果然进门来了，那老妈子便叫他们“大王”——据说对长毛就应该这样叫，——诉说自己的饥饿。长毛笑道：“那么，这东西就给你吃了罢！”将一个圆圆的东西掷了过来，还带着一条小辫子，正是那门房的头。煮饭老妈子从此就骇破了胆，后来一提起，还是立刻面如土色，自己轻轻地拍着胸脯道：“阿呀，骇死我了，骇死我了……”

我那时似乎倒并不怕，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我不是一个门房。但她大概也即觉到了，说道：“像你似的小孩子，长毛也要掳的，掳去做小长毛。还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掳。”

“那么，你是不要紧的。”我以为她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门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况且颈子上还有许多灸疮疤。

“那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么？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我一向只以为她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却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夜间的伸开手脚，占领全床，那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了，倒应该我退让。

这种敬意，虽然也逐渐淡薄起来，但完全消失，大概是在知道她谋害了我的隐鼠之后。那时就极严重地诘问，而且当面叫她阿长。我想我又不真做小长毛，不去攻城，也不放炮，更不怕炮炸，我惧惮她什么呢！

但当我哀悼隐鼠，给它复仇的时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了。这渴慕是从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缨花。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么也莫名其妙，曾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珠兰的枝条上，枝折了，还要愤愤地咒骂道：“死尸！”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制艺和试帖诗，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里，看见过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他说给我听，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那里了。

我很愿意看看这样的图画，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寻找，他是很疏懒的。问别人呢，谁也不肯真实地回答我。压岁钱还有几百文，买罢，又没有好机会。有书买的大街离我家远得很，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间去玩一趟，那时候，两家书店都紧紧地关着门。

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但一坐下，我就记得绘图的《山海经》。

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向来没有和她说过的，我知道她并非学者，说了也无益；但既然来问，也就都对她说了。

过了十多天，或者一个月罢，我还很记得，是她告假回家以后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

“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

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

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

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可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纸张很黄；图像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看起来，确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

此后我就更其搜集绘图的书，于是有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又有了《点石斋丛画》和《诗画舫》。《山海经》也另买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图赞，绿色的画，字是红的，比那木刻的精致得多了。这一部直到前年还在，是缩印的郝懿行疏。木刻的却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失掉了。

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第二卷

1926年，鲁迅在用《朝花夕拾》这部散文集打捞自己童年记忆的时候，还原了保姆长妈妈的形象。这些普通人是鲁迅散文和小说中的重要角色。尤其是跟长妈妈有关的那本《山海经》，它的野性思维和那种奇异的想象给鲁迅带来了巨大的启示。这本书的审美风格也成了他后来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底色。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孙郁

朗读者 程何

余光中先生曾经说过，“一个幸福的译者，他得与一个宏美的灵魂朝夕相对，按其脉搏，听其心跳，亲炙其阔论高谈，真正是一大特权。”

程何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但是她却成了一名音乐剧的翻译。音乐剧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就风靡全球。程何所从事的译配工作，便是将音乐剧剧本中的英文演唱、对白甚至舞台说明演绎成中文。中国观众很熟悉的一些中文版音乐剧，从《猫》《妈妈咪呀》到《狮子王》《音乐之声》，从《一步登天》《Q大道》到《我，堂吉诃德》，几乎都出自这个年轻女孩之手。

音乐剧的专职翻译，整个大陆地区都找不出几个。把英文音乐剧的歌词改编成中文，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我是一个对自己特别苛刻的人”，程何翻译一部音乐剧要花上好几个月，并且永远都在不断调整或推翻重来的路上。自带抑扬顿挫音调的中文，如何在尽可能保持原文语义和结构的情况下，完美地嵌入每个音符，还能让演员们易于上口地唱出来，不是容易的事。但程何说，她希望把这件事，当成毕生的事业去做。

对于年轻的她来说，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想让中国观众能够看到更多优秀的本土化音乐剧，让未来的中国能够产生更多真正原创的音乐剧作品。

朗读者 访谈

董卿：你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译配的工作呢？

程何：是在高中二年级，十六岁的时候。我从初中开始就特别喜欢听音乐剧、看音乐剧。我那时候觉得为什么没有中文版，于是就开始自己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当时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音乐剧叫《贝隆夫人》（Evita），那里面有首歌叫《换个衣箱换间房》（Another Suitcase in Another Hall）。第一段是：我从不奢望活在梦中那么长，从不沉溺在每个绮丽幻想，早已习惯痛苦，不再害怕忧伤，不过是换个衣箱换间房，那又怎么样。

董卿：很美的文字。你是属于学霸级的那种人吧。

程何：算是吧。我也没有参加高考，当时是保送上了清华。

董卿：那为什么你最后选的却是另外一条路呢？

程何：大一的时候刚进学校，当时并不知道生物系是什么东西。而且很快我就非常痛苦地发现，我并不擅长这个。我想做一些我觉得我能做下去的事情，就开始进入了《妈妈咪呀》和《猫》的剧组，帮他们做了译配。

董卿：几乎可以说从那个时候，你就决定了自己未来的道路了。

程何：几乎可以说是吧。我在大四学期初的时候，其实有系内的推研名额、直博的名额。

董卿：你放弃了。

程何：对。所有人都觉得我不该放弃这个。为什么那么好的机会不要，那可是清华的博士学位。但我心里很清楚，做音乐剧是我现在最开心的，是我现在最能够获得我人生价值、满足感和喜悦的一件事。

董卿：既然决心已定，在毕业之后，其实也已经有了一部分志同道合的伙伴，为什么还会有很大的压力呢？

程何：因为这条路太不确定了，没有人走成功过。之前国内译配界泰斗薛范老师，就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译者，也是我的恩师。他，怎么说呢，从六十年代到现在译了那么多的苏联歌曲、美国歌曲，但是能够被传唱的非常少。现在我去买他的书都绝版了。他是仍然在世，但是仍然过着很清贫的生活的泰斗，是这个领域中的大师。我父母很害怕我未来会进入这样一个清贫的状态，就是光有名，没有利。

董卿：你害怕过吗？

程何：害怕过。

董卿：害怕到什么程度？

程何：夜里哭醒。想不到、看不到未来在哪里，因为这条路没有人走过，觉得前方是黑的。我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拨开那些荆棘、杂草，然后往前走。戏剧翻译这件事，是一个需要非常高的天赋和非常深的投入的工作，但是我只会写字，只会写歌，笔是我唯一的工具。压力太大了。一方面是要承受一个未知的未来；第二方面是，想要交出一个完美的答卷。我永远在用完美主义的要求在要求自己，因为不想对不起那些大师的东西。经过我手的——您刚才说《猫》《妈妈咪呀》，我们现在的《我，堂吉诃德》《音乐之声》，乃至《狮子王》——这些东西，他们笔下的东西经过我的转述，到了中国观众耳朵里之后，我真的不想会有一丝一毫的缺损。我觉得这是我无法接受的事情。

董卿：可是过重的压力伤害到了你自己。抱歉，我在你的社交账号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自我介绍：安定医院“钦定”的抑郁症患者，服药中。

程何：对，去年确诊的。中重度抑郁。其实很多人都劝我放松点儿，很多人都劝我观众看不出那些细微的差别，但是我觉得观众席里说不定有一个人、两个人，他知道，他能感受到。

董卿：那在你自己做的这么多部音乐剧当中，有哪一部对你影响是最大的？

程何：我觉得就是《我，堂吉诃德》这部音乐剧。因为我觉得，剧中的堂吉诃德就是我的一个理想化的状态。堂吉诃德在世人眼里是个特别疯癫的人。他眼中的那个世界，是需要他去变好的。

董卿：这部剧对于你来说，也是个迟到的承诺，是对谁的承诺？

程何：我的一位好朋友，叫罗颖珊，也是一名译者。她相当于国内对音乐剧了解最多的人之一吧。我们当时都知道她生病，但经常半夜十二点看到她还在线，问她在干什么，她说在译稿。她不选择去养病，她选择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燃烧自己。

董卿：她看到你做完这部戏了吗？

程何：（摇头）她走得太早了，只有三十多岁。我们没有见过面，只是在网上有很多关于音乐剧的交流。

董卿：上演那天，你有做什么事情吗？

程何：我做了一件看起来挺荒唐的事情。我烧了一张首演的票给她。票化成青烟，从我手里飞出去那一刻，我知道她会来看。

董卿：你怎么看待和她之间的这场告别？

程何：我可以告诉她我完成了。我可以说：再见，不用再把这个当作个担子背在身上。但是和她，我觉得我永远不会告别。我仍然在她留下的航道上，走着她没有走完的路。这条路是堂吉诃德的路。

董卿：那你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朗读？

程何：今天会有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音乐剧《我，堂吉诃德》的男主角刘阳，跟我共同进行朗读。让大家感觉一个不一样的朗读吧。送给罗老（罗颖珊）。

董卿：我知道刘阳也不是音乐剧专业，而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你们都勇敢地选择了自己想走的路。我记得杨绛先生在翻译《堂吉诃德》的时候写过序言，她说堂吉诃德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他坚定地相信，除他自身之外，还有一种东西是永恒不变、普遍存在的。那是需要靠我们坚定地追求才能获取的。

朗读者读本 堂吉诃德（节选）

［西班牙］塞万提斯

故事说到，堂吉诃德大声喊桑乔给他拿头盔来。桑乔正在牧人那儿买奶酪。他听主人喊得急，慌了手脚，不知拿什么装奶酪好。既然已经付了钱，他舍不得丢掉，匆忙之中想到可以用主人的头盔装奶酪。他抱着这堆东西跑回来，看主人到底要干什么。他刚赶到，堂吉诃德就对他说：

“赶紧把头盔给我，朋友，我看要有事了。或许前面的事非我不能解决呢。快去拿我的甲胄来。”

绿衣人听到此话，举目向四周望去，只见前方有一辆大车迎面向他们走来，车上插着两三面小旗，估计是给皇家送钱的车。他把这意思对堂吉诃德说了，可堂吉诃德不相信，仍以为凡是他遇到的事情都是险情。

“严阵以待，稳操胜券。我已做好准备，不会有任何失误。根据我的经验，我的敌人有的是看得见的，有的是隐身的，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们就会以某种方式向我进攻。”

堂吉诃德转过身去向桑乔要头盔。桑乔来不及把头盔里的奶酪拿出来，只好把头盔连同奶酪一起交给了堂吉诃德。堂吉诃德接过头盔，看也没看，就匆忙扣到了脑袋上。奶酪一经挤压，流出了浆汁，弄得堂吉诃德脸上胡子上都是汁液。堂吉诃德吓了一跳，问桑乔：

“怎么回事，桑乔？是我的脑袋变软了，还是我的脑浆流出来了，或者是我从脚冒到头上来的汗？如果是我的汗，那肯定不是吓出来的汗水。我相信我现在面临的是非常可怕的艰险。你有什么给我擦脸的东西，赶紧递给我。这么多汗水，我都快看不见了。”

桑乔一声不响地递给堂吉诃德一块布，暗自感谢上帝，没有让堂吉诃德把事情看破。堂吉诃德用布擦了擦脸，然后把头盔拿下来，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把他的脑袋弄得凉飕飕的。他一看头盔里是白糊状的东西，就拿到鼻子前闻了闻，说：

“我以托搏索的杜尔西内亚夫人的生命发誓，你在头盔里放了奶酪，你这个叛徒！不要脸的东西！没有教养的侍从！”

桑乔不慌不忙、不露声色地说道：

“如果是奶酪，您就给我，我把它吃了吧……不过，还是让魔鬼吃吧，准是魔鬼放在里面的。我怎么敢弄脏您的头盔呢？您真是找对人了！我敢打赌，大人，上帝告诉我，肯定也有魔法师在跟我捣乱，因为我是您一手栽培起来的。他们故意把那脏东西放在头盔里面，想激起您的怒火，又像过去一样打我一顿。不过，这次他们是枉费心机了。我相信我的主人办事通情达理，已经注意到我这儿既没有奶酪，也没有牛奶和其他类似的东西。即使有的话，我也会吃到肚子里了，而不是放在头盔里。”

“这倒有可能。”堂吉诃德说。

绅士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心里惊讶，特别是看见堂吉诃德把脑袋、脸、胡子和头盔擦干净后，又把头盔扣到了脑袋上，更是愕然。堂吉诃德在马上坐定，让人拿过剑来，又抓起长矛，说道：

“不管是谁，让他现在就来吧！即使魔鬼来了，我也做好了准备！”

这时，那辆插着旗子的车已经来到跟前，只见车夫骑在骡子上，还有一个人坐在车的前部。堂吉诃德拦在车前，问道：

“你们到哪儿去，兄弟们？这是谁的车，车上装的是什么东西，那些旗子又是什么旗？”

车夫答道：

“这是我的车，车上是两只关在笼子里的凶猛的狮子。这是奥兰的总督送给国王陛下的礼物。旗子是我们国王的旗，表示这车上是他的东西。”

“狮子很大吗？”堂吉诃德问。

“太大了，”坐在车前的那个人说，“从非洲运到西班牙的狮子里，没有比它们更大的，连像它们一样大的也没有。我是管狮人。我运送过许多狮子，但是像这两只这样的，还从来没有运送过。这是一雄一雌。雄狮关在前面的笼子里，雌狮关在后面的笼子里。它们今天还没吃东西，饿得很。您让一下路，我们得赶紧走，以便找个能够喂它们的地方。”

堂吉诃德笑了笑，说道：

“想拿小狮子吓唬我？用狮子吓唬我！已经晚了！我向上帝发誓，我要让这两位运送狮子的大人看看，我到底是不是那种怕狮子的人！喂，你下来！你既然是管狮人，就把笼子打开，把狮子放出来。我要让你看看，曼查的堂吉诃德到底是什么人，即使魔法师弄来狮子我也不怕！”

“这下可好了，”绅士心中暗想，“这下我们的骑士可露馅了，肯定是那些奶酪泡软了他的脑袋，让他的脑子化脓了。”

这时桑乔来到绅士身旁，对他说：

“大人，看在上帝分上，想个办法别让我的主人动那些狮子吧。否则，咱们都得被撕成碎片。”

“难道你的主人是疯子吗？”绅士问道，“你竟然如此害怕，相信他会去碰那些凶猛的野兽？”

“他不是疯子，”桑乔说，“他只是太鲁莽了。”

“我能让他不鲁莽。”绅士说。

堂吉诃德正催着管狮人打开笼子。绅士来到堂吉诃德身旁，对他说道：

“骑士大人，游侠骑士应该从事那些有望成功的冒险，而不要从事那些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勇敢如果到了让人害怕的地步，那就算不上勇敢，而应该说是发疯了。更何况这些狮子并不是冲着您来的，它们根本就没这个意思。它们是被当作礼物送给陛下的，拦着狮子，不让送狮人赶路就不合适了。”

“绅士大人，”堂吉诃德说，“您还是跟您温顺的石鸡和凶猛的白鼬去讲道理吧。每个人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这是我的事，我知道这些狮子是不是冲着我来的。”

堂吉诃德又转过身去对管狮人说：

“我发誓，你这个混蛋，如果你不赶紧打开笼子，我就要用这支长矛把你插在这辆车上。”

赶车人见堂吉诃德这身古怪的盔甲，又见他决心已下，就对他说：

“我的大人，求您行个好，在放出狮子之前先让我把骡子卸下来吧。如果狮子把骡子咬死，我这辈子就完了。除了这几匹骡子和这辆车，我就没什么财产了。”

“你这个人真是胆小！”堂吉诃德说，“那你就下来，把骡子解开吧，随你便。不过，你马上就可以知道，你是白忙活一场，根本不用费这个劲。”

赶车人从骡子背上下来，赶紧把骡子从车上解下来。管狮人高声说道：

“在场的诸位可以做证，我是被迫违心地打开笼子，放出狮子的。而且，我还要向这位大人声明，这两只畜生造成的各种损失都由他负责，而且还得赔偿我的工钱和损失。在我打开笼子之前，请各位先藏好。反正我心里有数，狮子不会咬我。”

绅士再次劝堂吉诃德不要做这种发疯的事，这简直是在冒犯上帝。堂吉诃德说，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绅士让他再好好考虑一下，就会知道他是在自欺欺人。

“大人，”堂吉诃德说，“假如您现在不想做这个您认为是悲剧的观众，就赶快骑上您的母马，躲到安全的地方去吧。”

桑乔听到此话，眼含热泪地劝堂吉诃德放弃这个打算。若与此事相比，风车之战呀，砑布机那儿的可怕遭遇呀，以及他以前的所有惊险奇遇，都是小巫见大巫了。

“您看，大人，”桑乔说，“这里并没有什么魔法之类的东西。我看见笼子的栅栏里伸出了一只真正的狮爪。由此我猜，既然狮子的爪子就有那么大，那只狮子肯定是个庞然大物。”

“你因为害怕，”堂吉诃德说，“所以觉得那只狮子至少有半边天那么大。你靠边儿，桑乔，让我来。如果我死在这儿，你知道咱们以前的约定，你就去杜尔西内亚那儿。别的我就不说了。”

堂吉诃德又说了其他一些话，看来让他放弃这个怪谲的念头是没指望了。绿衣人想阻止他，可又觉得自己实在难以和堂吉诃德的武器匹敌，而且跟一个像堂吉诃德这样十足的疯子交锋，也算不上什么英雄。堂吉诃德又催促送狮人打开笼门，而且还不断地威胁他。绿衣人利用这段时间赶紧催马离开了。桑乔也骑着他的驴，车夫骑着自己的骡子，都想在狮子出笼之前尽可能地离车远一些。桑乔为堂吉诃德这次肯定会丧生于狮子爪下而哭泣。他还咒骂自己运气不佳，说自己真愚蠢，怎么会想到再次为堂吉诃德当侍从呢。不过哭归哭，怨归怨，他并没有因此就停止催驴跑开。管狮人见该离开的人都已经离开了，就把原来已经软硬兼施过的那一套又软硬兼施了一遍。堂吉诃德告诉管狮人，他即使再软硬兼施，也不会有什么效果，还是趁早离开为好。

在管狮人打开笼门的这段时间里，堂吉诃德首先盘算的是与狮子作战时，徒步是否比骑马好。最后他决定步战，怕罗西南多一看见狮子就吓坏了。于是他跳下马，把长矛扔在一旁，拿起盾牌，拔出剑，以非凡的胆量和超常的勇气一步步走到车前，心中诚心诚意地祈求上帝保佑自己，然后又请求他的夫人杜尔西内亚保佑自己。应该说明的是，这个真实故事的作者写到此处，不禁感慨地说道：“啊，曼查的孤胆英雄堂吉诃德，你是世界上所有勇士的楷模，你是新的莱昂的堂曼努埃尔[1]二世，是西班牙所有骑士的骄傲！我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你这骇人的事迹呢？我如何才能让以后几个世纪的人相信这是真的呢？我即使极尽赞颂之词，对你来说又有什么过分呢？你孤身一人，浑身是胆，豪情满怀，手持单剑，而且不是那种镌刻着小狗的利剑[2]，拿的也不是锃亮的钢盾，却准备与来自非洲大森林的两只最凶猛的狮子较量！你的行为将会给你带来荣耀，勇敢的曼查人，我已经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赞颂你了。”

作者的感叹到此为止。现在言归正传：管狮人见堂吉诃德已摆好了架势，看来再不把狮子放出来是不行了，否则那位已经暴跳如雷的骑士真要不客气了。他只好把第一个笼子的门完全打开。前面说过，这个笼子里关的是一头雄狮，体积庞大，面目狰狞。它本来躺在笼子里，现在它转过身来，抬起爪子，伸个懒腰，张开大嘴，又不慌不忙地打了个呵欠，用它那足有两拃长的舌头舔了舔眼圈。做完这些之后，它把头伸到笼子外面，用它似乎冒着火的眼睛环顾四周。它那副眼神和气势，即使再冒失的人见了也会胆寒。只有这位堂吉诃德认真地盯着狮子，准备等狮子走下车后同它展开一场搏斗，把它撕成碎片。

堂吉诃德的癫狂此时已达到了空前的顶峰。可是宽宏大量的狮子却并不那么不可一世，无论小打小闹或者暴跳如雷，它仿佛都满不在乎。就像前面讲到的那样，它环视四周后又转过身去，把屁股朝向堂吉诃德，慢吞吞、懒洋洋地重新在笼子里躺下了。堂吉诃德见状让管狮人打狮子几棍，激它出来。

“这我可不干，”管狮人说，“如果我去激它，它首先会把我撕成碎片。骑士大人，您该知足了，这就足以表明您的勇气了。您不必再找倒霉了。狮笼的门敞开着，它出来不出来都由它了。不过，它现在还不出来，恐怕今天就不会出来了。您的英雄孤胆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据我了解，任何一位骁勇的斗士都只是向对手挑战，然后在野外等着他。如果对手没有到场，对手就会名誉扫地，而等待交手的那个人就取得了胜利的桂冠。”

“这倒是真的，”堂吉诃德说，“朋友，把笼门关上吧。不过，你得尽可能为你亲眼看到的我的所作所为做证，那就是你如何打开了笼子，我在此等待，可它不出来；我一再等待，可它还是不出来，而且又重新躺下了。我只能如此了。让魔法见鬼去吧，让上帝帮助理性和真理，帮助真正的骑士精神吧。照我说的，把笼门关上吧。我去叫那些逃跑的人回来，让他们从你的嘴里得知我这番壮举吧。”

管狮人把笼门关上了。堂吉诃德把刚才用来擦脸上奶酪的白布系在长矛的铁头上，开始呼唤。那些人在绅士的带领下正马不停蹄地继续逃跑，同时还频频回过头来看。桑乔看见了白布，说道：

“我的主人正叫咱们呢。他肯定把狮子打败了。如果不是这样，就叫我天诛地灭！”

大家都停住了，认出那个晃动白布的人的确是堂吉诃德，这才稍稍定了神，一点一点地往回走，一直走到能够清楚地听到堂吉诃德喊话的地方，最后才来到大车旁边。他们刚到，堂吉诃德就对车夫说：

“重新套上你的骡子，兄弟，继续赶你的路吧。桑乔，你拿两个金盾给他和管狮人，就算我耽误了他们的时间而给他们的补偿吧。”

“我会很高兴地把金盾付给他们。”桑乔说，“不过，狮子现在怎么样了？是死了还是活着呢？”

于是管狮人就断断续续而又十分详细地介绍了那次战斗的结局。他尽可能地夸大堂吉诃德的勇气，说狮子一看见堂吉诃德就害怕了。尽管笼门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敞开的，可是狮子却不愿意也没胆量从笼子里走出来。骑士本想把狮子赶出来，但由于他对骑士说，那样就是对上帝的冒犯，骑士才很不情愿地让他把笼门关上了。

“怎么样，桑乔？”堂吉诃德问，“难道还有什么魔法可以斗得过真正的勇气吗？魔法师可以夺走我的运气，但要想夺走我的力量和勇气是不可能的。”

桑乔把金盾交给了车夫和管狮人。车夫套上了骡子。管狮人吻了堂吉诃德的手，感谢他的赏赐，并且答应到王宫见到国王时，一定把这件英勇的事迹禀报给国王。

“假如陛下问这是谁的英雄事迹，你就告诉他是狮子骑士的。从今以后，我要把我以前那个猥獕骑士的称号改成这个称号。我这是沿袭游侠骑士的老规矩，也就是随时根据需要来改变称号。”堂吉诃德说道。

大车继续前行，堂吉诃德、桑乔和绿衣人也继续赶自己的路。

这时，迭戈·德米兰达默不作声地观察堂吉诃德的言谈举止，觉得这个人说他明白吧却又犯病，说他疯傻吧却又挺明白。迭戈·德米兰达还没听说过有关堂吉诃德的第一部小说。如果他读过那部小说，就会对堂吉诃德的疯癫有所了解，不至于对其言谈举止感到惊奇了。正因为他不知道那本小说，所以他觉得堂吉诃德一会儿像疯子，一会儿又像明白人。听其言，侃侃而谈，头头是道；观其行，则荒谬透顶，冒失莽撞。迭戈·德米兰达自言自语道：“他把装着奶酪的头盔扣在脑袋上，竟以为是魔法师把自己的脑袋弄软了，还有什么比这类事更荒唐的吗？还有什么比要同狮子较量更冒失的吗？”迭戈·德米兰达正在独自思索，暗自嘀咕，堂吉诃德对他说道：

“迭戈·德米兰达大人，您一定是把我看成言谈举止都十分荒唐的疯子了吧？这也算不了什么，我的所作所为也的确像个疯子。但即使如此，我还是希望您注意到，我并不是像您想象的那样又疯又笨。一位骑士当着国王的面，在一个巨大的广场中央一枪刺中一头咆哮的公牛，自然体面；骑士披一身闪光的盔甲，在夫人们面前得意洋洋地进入比武竞技场，诚然风光。骑士的所有武术演练都是很露脸的事情，既可以供王宫贵族开心消遣，又可以为他们增光。不过，这些都还是不如游侠骑士体面。游侠骑士游历沙漠荒野，穿过大路小道，翻山岭，越森林，四处征险，就是想完成自己的光荣使命，得以万世流芳。我认为，游侠骑士在某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帮助一位寡妇，比一位宫廷骑士在城市里向某位公主献殷勤要光荣得多。所有的骑士都各负其责。宫廷骑士服侍贵妇人们，身着侍从制服为国王点缀门面，用自己家丰盛的食物供养贫困的骑士，组织比武，参加比赛，表现出伟大豪爽的气魄，尤其要表现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品德，这样才算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可是，游侠骑士要到世界最偏远的地方去，闯入最困难的迷津，争取做到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在草木稀少的地方顶着酷夏的炎炎烈日，在冰天雪地的严冬冒着凛冽的寒冷；狮子吓不住他们，在魑魅魍魉面前他们也无所畏惧，而是寻找它们，向它们进攻，战胜它们，这才是游侠骑士真正重要的职责。

“命运使我有幸成为游侠骑士中的一员，我不能放弃我认为属于我的职责范围内的任何一个进攻机会。因此，向狮子发动进攻完全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虽然我也知道这显得过分鲁莽了。我知道何谓勇敢，它是介于两种缺陷之间的一种美德，不过，宁可勇敢过头，近于鲁莽，也不要害怕到成为胆小鬼的地步；这就好像挥霍比吝啬更接近慷慨一样，鲁莽也比怯懦更接近真正的勇敢。在这类征服艰险的事情中，迭戈大人，请您相信，即使输牌，也要能争取一张牌就多争取一张，因为听人家说‘这个骑士大胆莽撞’，总要比听人家说‘这个骑士胆小怕事’好得多。”

“堂吉诃德大人，”迭戈说，“您的所有言行合情合理。我估计，即使游侠骑士的规则完全失传了，也可以在您的心中找到。这些规则已经储存在您的心中。天已经晚了，咱们得加紧赶到我家那个村子去。您也该休息了，辛劳半天，即使身体上不感觉累，精神上也该觉得累了。精神上的疲劳同样可以导致身体上的劳累。”

“我十分荣幸地接受您的盛情邀请，迭戈大人。”堂吉诃德说。

两人加速催马向前。大约下午两点时，他们赶到了迭戈家所在的那个村庄。堂吉诃德称迭戈为绿衣骑士。

（刘京胜 译）

不会成真的梦（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关于“疯狂”的独白（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1] 据传，一次在观看几只从非洲为国王运来的狮子时，一位夫人不慎将手套掉进了狮笼。堂曼努埃尔走进狮笼，拾回了手套。

[2] 托莱多著名的剑匠胡利安·德尔雷伊所铸的剑上镌刻有一只小狗作为标志。

朗读者 曹文轩

曹文轩说，他喜欢站在童年的视角去观看这个世界，所以在他的文字里，充满了对儿童的生存状态、精神世界的关注，而他极高的文学性、艺术性也获得了世界的赞誉。2016年，他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成为中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文学家。

除了代表作《草房子》，曹文轩还有《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根鸟》《火印》等文学作品被大家熟知。国际“安徒生奖”的官方网站上对曹文轩的介绍是这样的：“他的童年，虽然物质上贫穷，但情感和审美的丰富让他写出了第一部成功之作《草房子》。他那流畅、充满诗意的笔调，描写的是诚实的，有时是原始的，甚至忧郁的生命瞬间。”

其实很难用一种职业来界定曹文轩的身份。虽然作为儿童文学作家，获得了儿童文学领域的国际大奖，但他的主要身份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工作是教书、做科研。他的创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儿童文学，一部分是成人文学。他还担任着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此外，他是高校中为数不多的深度介入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大学教授，是全国中小学教材的主编。他称自己“有四重身份，在不同身份之间穿越”。

朗读者 访谈

董卿：您的那本《草房子》光印刷就将近三百次，销售了一千多万册，可以说创下了中国出版界的一个奇迹。故事里边的桑桑和他的父亲桑乔，是以您和您的父亲为原型的吗？

曹文轩：你完全可以把里头的桑桑看成是一个叫曹文轩的男孩儿，当然也可以把那个小学校长桑乔看成是我的父亲。

董卿：我知道您的父亲也做了几十年的小学校长，所以他也是您最初的文学启蒙老师吗？

曹文轩：一个写小说的人需要说事的本领，用行话讲叫“叙事的能力”，这个能力哪里来的？与我的父亲有关。你知道我母亲怎么评价我父亲吗？她说我父亲讲道理的能力能把打谷场上的石磙说得自己竖起来。我父亲有一个外号，就是“小说家”。让我喜欢写作，让我能够写作的，是我父亲。如果不是他，大概我也不能到北大。如果没有到北大，也不可能有我的今天。我也不可能坐在一个非常优雅的、叫董卿的女士面前来谈人生、谈文学、谈告别的话题。

董卿：但是您考上了北大之后，也面临着和父亲，和故乡的第一次的告别。

曹文轩：当时家里非常非常贫穷，穷到我连一个随身的箱子都没有。我父亲有一块珍藏了许多年的木材，我至今也不太明白，这块木材他留着是干什么用的。我当时只是觉得，他好像有一种预感，他的儿子有一天要上路，得有一只箱子，所以他就请木匠把他珍藏的木材给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箱子。那个时候他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怎么让他的儿子非常体面地上路、去远方。我去北大对他来讲，是他一生的荣耀。

董卿：那他是一个很和善的父亲吗？还是一个很严厉的父亲？

曹文轩：非常严厉。我吃过他的巴掌，挨过他的棍棒。当然我不会记仇的，恰恰相反，我觉得是他把我“打”到了正路上。我说一件事，你就可以判断一下该不该打。我父亲是一个非常看重荣誉的人。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有一个非常壮观的情景，就是乡村公路上停了一长溜儿大巴车，车里是来自全省的小学校长，来干什么？来参观我父亲的学校。我父亲的学校非常漂亮，他也得了很多奖。可是那个时候得奖是没有奖牌、奖杯的，只奖给你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某某某因为什么获得了什么奖，然后写上一个日期，盖一个大红章。我父亲有十多本这样的笔记本，锁在一个小箱子里头。可是有一天，我就打起了这个箱子的主意，拿砖头把锁敲掉了，然后把笔记本掏出来。我要把这些本子变成我的，抄生词一本，做造句一本，摘录篇章一本，等等。关键的问题是我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为了让本子彻彻底底属于我，我把凡是盖了红印章的那页都撕掉了；更糟糕的是撕完团成团儿，都扔到了我家后面的河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父亲一辈子的荣誉一瞬间付之东流。

事情很快就败露了，下面的情景你也能够想象得到。我记得当时一直护着我的母亲一边哭一边说：该打，该打。后来我父亲就瘫坐在椅子上，特别心疼地说：其他不说，你总该爱惜东西吧。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要告别童年了。这也是一种告别。

董卿：我记得在小说当中有一个细节我特别难忘，就是桑桑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然后他的父亲跟他都以为是绝症，很难治。您小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

曹文轩：这完全是真实的事情。我十四岁，脖子上长了一个肿块，然后城里医院诊断为不治之症。我记得，回家路过一个邻居家门口，我叫他二妈。二妈问我爸爸，说：“校长，宝宝的病没事吧？”我父亲本来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可是就在那一刻，他崩溃了，眼泪“唰”就下来了。他说了一句话：“二妈，我没福气。”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可能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象着那个告别，想象着我离开之后，我父亲他们怎么难过，怎么悲伤。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我父亲背着我到处求医。当人们看到我父亲不停地把我背出去，又不停地背回来的时候，他们想到了，其实在我父亲的心中，有比他个人荣誉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儿子。

董卿：你的生命。

曹文轩：对。最后他把我带到了上海。有一个老大夫，看了看，非常有把握地告诉我父亲，这只是淋巴结核，会好的。父亲听到这个结论，再一次泪流满面。这一个虚拟的告别，其实让我更深切地理解了生死，理解了告别，理解了爱。

董卿：可是人生就是这样的。那是一次虚拟的告别，未来真实的告别总会到来。

曹文轩：对。我父亲去世是在1997年11月17日，我正在家里看书，我的大妹夫从盐城打来电话，告诉我说：哥，爸爸心脏病暴发了，爸爸要跟你说话。我父亲就在电话的那一头，声音听上去并不是很痛苦，但是比较微弱。他说我会好起来的，你不要急着往家赶。他说你写你的东西。在他的印象中，我这一辈子做的事情就是写东西。他说人家都说，文轩是一个大孝子。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然后我就赶紧收拾东西，又过了半个小时，我正要拉开门走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一片哭声。这不是分别，是诀别，是分别里头一种最让人无法接受的告别。

董卿：在您心里，父亲是您走上文学道路的根源。那在2016年，您获得了这么重要的一个奖项——国际“安徒生奖”之后，您有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告诉自己的父亲吗？

曹文轩：当时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宣布，我作为中国作家第一个，也作为全世界华人作家第一个获得“安徒生奖”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我妹妹打电话，让他们去乡下我父亲的墓前去告诉父亲一声。我常想，大自然就是在告别的过程中完成它的季节轮替的，人类也一样。其实，天空下不是山，也不是水，是什么？是满满的各种各样的告别。就像过一会儿，我又要向董卿说告别一样。我是一个作家，我知道，文学写了上百年、上千年，其实作的就是一篇文章——《生死离别》。

董卿：那您今天来《朗读者》是要把朗读献给父亲吗？

曹文轩：是。因为《草房子》就是在他去世之后写的，而且他是《草房子》的主角。

董卿：今天，我还要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我非常喜欢曹老师给德国小说家施林克的《朗读者》再版写的序，我还特意摘抄了一部分。他是这么说的：“我一直将庄重的风气看成是文学应当具有的主流风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应当对此有所把持。倘若不是，而是一味地玩闹，一味地逗乐，甚至公然拿庄重开涮，我认为这样的庄重格局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在流动不止的世俗生活中已经很少有庄重的体验，一切看上去都是可笑的，都是可以加以戏弄的。一个人可以成为痞子，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可以成为痞子国家和痞子民族吗？中国文学应该引领国民走向雅致，走向风度，走向修养和智慧。”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做《朗读者》这个节目所要把持的一个方向。

朗读者读本 草房子（节选）

曹文轩

桑乔带着桑桑去了镇上医院。几个医生都过来看。看了之后，都说：“桑校长，早点带孩子去城里医院看，一刻也不能拖延。”

桑桑从医生们的脸上，更从父亲的脸上，看出了事情的严重性。

当天，桑乔就带着桑桑去了县城。

桑桑去了三家医院。每一家医院的医生，都是在检查完他脖子上的肿块之后，拍拍他的头说：“你先出去玩玩好吗？”桑乔就对桑桑说：“你到外面玩一会儿，我马上就来。”桑桑就走出了诊室。但桑桑没有走出医院到外面去玩，而是坐在医院走廊里的长椅上。他不想玩，就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等父亲。

桑桑能感觉到父亲的表情越来越沉重，尽管父亲做出来的是一副很正常的样子。桑桑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一种什么感觉。他只知道跟着父亲走进医院，走出医院，走在大街上。他唯一感觉到的是父亲对他很温和。父亲总是在问他：“你想吃些什么？”而桑桑总是摇摇头：“我不想吃什么。”桑桑心里确实没有去想吃什么。

天黑了。父子俩住进一家临河小旅馆。

晚饭吃得有点沉闷。但桑桑还是吃了一些。他发现父亲在吃饭时，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筷子放在菜盘里，却半天不知道夹菜。当父亲忽然地想到了吃饭时，又总是对桑桑说：“吃饱了饭，我们逛大街。”

这是桑乔带着桑桑第一回夜晚留宿城里。

桑桑跟着父亲在大街上走着。已是秋天，风在街上吹着时，很有了点凉意。街两旁的梧桐树，虽然还没有落叶，但已让人感觉到，再刮几阵秋风，枯叶就会在这夜晚的灯光里飘落。父子俩就这样走在梧桐树下的斑驳的影子里。秋天夜晚的大街，反倒让人觉得比乡村的夜晚还要寂寞。

父亲看到桑桑落在了后面，就停住了，等他走上来时，说：“还想逛吗？”

桑桑不知道自己的内心是想逛，还是不想逛。

父亲说：“天还早，再走走吧。”

桑桑依然跟着父亲。

路过一个卖菱角的小摊，父亲问：“想吃菱角吗？”

桑桑摇摇头。

路过一个卖茶鸡蛋的小摊，父亲问：“想吃茶鸡蛋吗？”

桑桑还是摇摇头。

又路过一个卖烀藕的小摊，父亲问：“吃段烀藕吧？”这回，他不等桑桑回答，就给桑桑买了一大段烀藕。

桑桑吃着烀藕，跟着父亲又回到了小旅馆。

不一会儿，就下起雨来。窗外就是河。桑桑坐在窗口，一边继续吃烀藕，一边朝窗外望着。岸边有根电线杆，电线杆上有盏灯。桑桑看到灯光下的雨丝，斜斜地落到了河里，并看到了被灯光照着的那一小片水面上，让雨水打出来的一个个半明半暗的小水泡泡。他好像在吃藕，但吃了半天，那段藕还是那段藕。

“不好吃，就别吃了。”父亲说完，就从桑桑手中将那段藕接过来，放在床头的金属盘里，“早点睡觉吧。”父亲给桑桑放好被子，并且帮着桑桑脱了衣服，让桑桑先钻进被窝里，然后自己也脱了衣服，进了被窝。这是个小旅馆，父子俩合用一床被子。

桑桑已经没有和父亲合用一床被子睡觉的记忆了，或者说，这种记忆已经很模糊了。桑桑借着灯光，看到了父亲的一双大脚。他觉得父亲的大脚很好看，就想自己长大了，一双脚肯定也会像父亲的大脚一样很好看。但，就在他想到自己长大时，不知为什么鼻头酸了一下，眼泪下来了。

父亲拉灭了灯。

桑桑困了，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但睡得不深。他隐隐约约地觉得父亲在用手抚摸着他的脚。父亲的手，一会儿在他的脚面上来回地轻抚着，一会儿在轻轻地捏着他的脚指头。到了后来，就一把抓住他的脚，一松一紧地捏着。

桑桑终于睡熟。他醒来时，觉得被窝里就只有他一个人。他微微抬起头来，看见父亲正坐在窗口抽烟。天还未亮。黑暗中，烟蒂一亮一亮地照着父亲的面孔，那是一张愁苦忧郁的面孔。

雨似乎停了，偶尔有几声叮咚的水声，大概是岸边的柳树受了风吹，把积在叶子上的雨珠抖落到河里去了。

第二天，父亲带着桑桑回家了。

路过邱二妈家门口时，邱二妈问：“校长，桑桑得的什么病？”

桑乔竟然克制不住地在喉咙里呜咽起来。

邱二妈站在门口，不再言语，默默地看着桑桑。

桑桑还是那样跟着父亲，一直走回家中。

母亲似乎一下子就感觉到了什么，拉过桑桑，给他用热水洗着脸，洗着手。

桑乔坐在椅子上，低着头，一言不发。

老师们都过来了。但谁也没有向桑乔问桑桑究竟得了什么病。

篮球场上传来了阿恕他们的喊声：“桑桑，来打篮球！”

蒋一轮说：“桑桑，他们叫你打篮球去呢。”

桑桑走出了院子。桑桑本来是想打一会儿篮球的，但走到小桥头，突然地不想打了，就又走了回来。当他快走到院门口时，他听见了母亲的压抑不住的哭声。那哭声让人想到天要塌下来了。

柳柳并不知道母亲为什么那样哭，只觉得母亲的哭总是有道理的，也就跟着哭。

邱二妈以及老师们都在劝着母亲：“师娘师娘，别这么哭，别这么哭，别让桑桑听见了……”

桑桑没有进院子。他走到了池塘边，坐在塘边的凳子上，呆呆地看着池塘里几条在水面上游动着的只有寸把长的极其瘦弱的小鱼。他想哭一哭，但心中似乎又没有什么伤感的东西。他隐隐地觉得，他给全家，甚至给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带来了紧张、恐慌与悲伤。他知道，事情是十分严重的。然而，在此刻他却就是无法伤心起来。

他觉得有一个人朝他走来了。他用两只细长的胳膊支撑在凳子上，转过头去看。他见到了温幼菊。

温幼菊走到他跟前，把一只薄而柔软的手轻轻放在他的肩上：“桑桑，晚上来找我一下好吗？”

桑桑点点头。他去看自己的脚尖，但脚尖渐渐地模糊了起来。

……

桑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刚强。

仲夏时节，传来一个消息，有人在江南的一座美丽的小城看到了纸月与慧思和尚。那小城本是慧思的故乡。他已还俗了。

也是在这一时节，油麻地来了一个外地的郎中。当有人向他说起桑桑的病后，他来到了油麻地小学。看了桑桑的病，他说：“我是看不了这个病，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能看。他是看这个病的高手。”于是，留了那个高手的姓名与地址。

桑乔决定再带着桑桑去试一下。

那个地方已出了本省。父子俩日夜兼程，三天后才找到那个地方。那个高手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他已不能站立，只是瘫坐在椅子上，脑袋稳不住似的直晃悠。他颤颤抖抖地摸了摸桑桑脖子上的肿块，说：“不过就是鼠疮。”

桑乔唯恐听错了：“您说是鼠疮？”

“鼠疮。”老人口授，让一个年轻姑娘开了处方，“把这药吃下去，一日都不能间断。七天后，这孩子若是尿出棕色的尿来，就说明药已有效应了。带孩子回去吧。”

桑乔凭他的直觉，从老人的风骨、气质和那番泰然处之的样子上，认定这一回真的遇上高手了。他向老人深深鞠了一躬，并让桑桑也深深鞠了一躬。

此后，一连几个月，桑桑有许多时间是在温幼菊的“药寮”里度过的。

温幼菊对桑桑的父母说：“我已熬了十多年的药，我知道药该怎么熬。让我来帮你们看着桑桑喝药吧。”她又去买了一只瓦罐，作为桑桑的药罐。

红泥小炉几乎整天燃烧着。

温幼菊轮番熬着桑桑的药和她自己的药，那间小屋整天往外飘着药香。

一张桌子，一头放了一张椅子。在一定的时刻，就会端上两只大碗，碗中装了几乎满满的一下子熬好的中药。温幼菊坐一头，桑桑坐一头。未喝之前十几分钟，他们就各自坐好，守着自己的那一碗药，等它们凉下来好喝。

整个喝药的过程，充满了庄严的仪式感。

桑桑的药奇苦。那苦是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的。但是，当他在椅子上坐定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丝恐怖感。他望着那碗棕色的苦药，耳畔响着的是温幼菊的那首无词歌。此时此刻，他把喝药看成了一件悲壮而优美的事情。

七天后，桑乔亲自跟着桑桑走进厕所。他要亲眼观察桑桑的小便。当他看到一股棕色的尿从桑桑的两腿间细而有力地冲射出来时，他舒出一口在半年多时间里一直压抑于心底的浊气，顿时变得轻松了许多。

桑乔对温幼菊说：“拜托了。”

温幼菊说：“这将近半年的时间里，你们，包括纸月在内的孩子们，让桑桑看到了许多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他没有理由不好好吃药。”

一个月后，桑桑的脖子上的肿块开始变软并开始消退。

就在桑桑临近考初中之前，他脖子上的肿块居然奇迹般地消失了。

这天早晨，桑乔手托猎枪，朝天空扣动了扳机。

桑乔在打了七枪之后，把猎枪交给了桑桑：“再打七枪！”

桑桑抓起那支发烫的猎枪，在父亲的帮助下，将枪口高高地对着天空。

当十四声枪响之后，桑桑看着天空飘起的那一片淡蓝色的硝烟，放声大哭起来。

桑桑虽然没有死，但桑桑觉得已死过一回了。

桑桑久久地坐在屋脊上。

桑桑已经考上了中学。桑乔因为工作出色，已被任命到县城边上一所中学任校长。桑桑以及桑桑的家，又要随着父亲去另一个陌生的地方。

桑桑去了艾地，向奶奶做了告别。桑桑向蒋一轮、温幼菊、杜小康、细马、秃鹤、阿恕……几乎所有的老师和孩子们，也一一做了告别。

桑桑无法告别的，只有纸月。但桑桑觉得，他无论走到哪儿，纸月都能看到他。

油麻地在桑桑心中是永远的。

桑桑望着这一幢一幢草房子，泪眼蒙眬之中，它们连成了一大片金色。

鸽子们似乎知道它们的主人将于明天一早丢下它们永远地离去，而在空中盘旋不止。最后，它们首尾相衔，仿佛组成了一只巨大的白色花环，围绕着桑桑忽高忽低地旋转着。

桑桑的耳边，是鸽羽划过空气时发出的好听的声响。他的眼前不住地闪现着金属一样的白光。

一九六二年八月的这个上午，油麻地的许多大人和小孩，都看到了空中那只巨大的旋转着的白色花环……

选自天天出版社《草房子》

《草房子》写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生活，是我对一段已经逝去生活的回忆。在中国，那段生活也许是平静的、贫穷的，尤其是在农村。但那段生活却依然是难以忘却的。它成了我写作的丰富资源。

儿童文学作家、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 曹文轩

朗读者 李立群

在台湾戏剧界，李立群被人们称为是“骨灰级”的演员，最受戏剧文艺青年的推崇。他会说相声、能演小品，电影和电视剧拍了无数。而二十年前他来到北京，也成为活跃在荧屏上的一位不等戏、不挑戏的拼命三郎。在他展现世间百态的戏剧人生背后，是同样丰富精彩的真实人生。

李立群出生于台湾，父亲是河南人，母亲是北京人，1949年去的台湾。因为母亲的缘故，李立群从小就会说北京话。从学生时代开始，李立群就已经是演艺界的活跃分子了，在舞台剧中饰演过很多角色。作为台湾表演工作坊的创办人之一，他创作和主演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等一系列舞台剧风靡台湾岛。1995年，他离开表演工作坊转至大陆发展，凭借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成为最早一批为大陆观众熟知且喜爱的台湾演员之一。

虽然演技备受称赞，但李立群却自认只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兵”。说起表演，李立群有着许多私人化、窖藏级的经验和理论，他甚至想过年老之后写一本专门为电视剧演员而创作的表演论。“演员是个反省的动物。演戏永远就是自己反省。”不管是对于舞台，还是对于生活，李立群永远带着一份治学般的严谨，这与他塑造过的许多富有喜感的人物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朗读者 访谈

董卿：您为什么选择老舍先生的文章作为读本？

李立群：我觉得老舍的任何一篇文章献给我妈都是对的。第一，他们都是老北京；第二，也都是旗人；第三，我妈妈那种想家的心情，跟老舍先生对老北京的情怀，应该是重叠的吧。其实我妈妈挺苦命的，但她讲的永远都是比较快乐的事。我妈妈讲的有关老北平的事，都是她小学之前看到的。她爷爷是清朝的官，住在东四牌楼，两进两出的大院子，然后她一放学就跟姐姐、妹妹去看爷爷抽大烟。爷爷说：“都别走啊，等爷爷抽完了给你们削梨吃。”小孩儿就都坐着。

然后，她还讲她小时候爱看出殡，因为好看。一般家庭都是两杠四抬，还有四杠八抬的，八杠十六抬的。据我妈说，慈禧太后走的时候是三十六杠七十二抬，顶级了。你想想看，七十二个人抬一个灵柩，到过城门口的时候，领队打响指的前后一打，一个胖子队伍就变成瘦长的出去。到了城外，一打又变大了。

董卿：得有指挥的。

李立群：对，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最好看，是专门撒纸钱的，叫“一撮毛”。不是有钱就请得起，还得有地位他才去。这个人走在最前面，背着一个大黄布袋子，里面塞满了纸钱，拿出来一抖搂，然后把它打松，捻圆了，往空中一丢，能丢到差不多现在的五六层楼高。绝对是绝技。他能够让一团纸飞上去的时候不动，下来的一刹那像雪花一样飘。所以隔好几条街都看得到，小孩儿都跑去看，一边看一边喊“一撮毛”“一撮毛”。

董卿：这是他的外号？

李立群：对。

董卿：你说你外公出殡的时候也有“一撮毛”？

李立群：对，他不是三十六杠七十二抬，但是有“一撮毛”。他算清朝不小的官。

董卿：你妈妈是哪一年离开北平的？

李立群：大概是1947、1948年吧，她到青岛去找我爸爸。1949年从青岛到台湾。

董卿：妈妈有没有跟您说过她告别北平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李立群：我猜的，她一心去青岛，没有想到：北平，从此以后我可能见不到你了。

董卿：其实人就是这样，她不知道那是永远的告别，所以她才会后悔，想起来的时候会特别地怀念。因为她也没有做好永远告别的准备。那您二十年前到北京来拍戏，有多少是受了妈妈的影响？

李立群：近些年，我越来越觉得一切都是妈妈给的。如果她没有这个所谓的老北京的“口条”遗传给我，我今天在表演上跟北京的观众一定会有隔阂。

董卿：您是哪一年和母亲告别的？

李立群：2013年吧。我在北京的郊外拍连续剧，我女儿、我儿子在医院打电话告诉我：爸，奶奶现在不太好。我说，哦好，你们注意。如果奶奶停止呼吸了，第一件事情，磕头，不要哭，让她安安静静地走。包括我将来走了也这样做。

董卿：这次告别当中，你会有些什么样的领悟或者说感受？

李立群：我跟我妈相处一辈子，我以为我太了解她了。但越老就越觉得自己并不了解她；越老越想重新再回来跟她相处一下。问问她，原来的事情是什么样的，跟她说什么事对不起。我对我爸爸、妈妈的思念，都是他们走了之后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随着自己年纪变大，悄悄地从下一代人转换成了上一代人，就更明白，原来当年他们是那样过的；你会越来越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怎么这么多灾多难都走过来了。

董卿：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对不起？

李立群：太多了。比方说有的事你没有顺着妈妈。我算是很孝顺的，但还是有不听话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讲的孝顺是什么意思？我个人的浅见，我觉得“孝”不是教育出来的，教育出来的都是假的，不是真正的乌鸦反哺；真正的乌鸦反哺，应该是你在你爸爸、妈妈对你的爱当中有所领悟。孝顺应该是一种对爱的领悟，然后你反馈回去。它是一个很自然的行动，它不需要教育。或者说教育不见得有多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有些地方我没有做好，真的后悔，太多地方要跟她讲：对不起妈，上一次我做得不好。

董卿：您从台湾来到了北京，那您算和台湾也有一种告别吗？

李立群：是告别。我没想到居然二十多年没有在台湾密集工作，反而是在北京。这不是我的计划，就是命运的安排。

董卿：告别无处不在。它让我们整个人生变得更丰富，也会让您的角色在舞台上变得更丰满。

朗读者读本 我的理想家庭

老舍

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讲恋爱，讲革命，讲志愿，似乎天地之间，唯我独尊，简直想不到组织家庭——结婚既是爱的坟墓，家庭根本上是英雄好汉的累赘。及至过了三十，革命成功与否，事情好歹不论，反正领略够了人情世故，壮气就差点事儿了。虽然明知家庭之累，等于投胎为马为牛，可是人生总不过如此，多少也都得经验一番，既不坚持独身，结婚倒也还容易。于是发帖子请客，笑着开驶倒车，苦乐容或相抵，反正至少凑个热闹。到了四十，儿女已有二三，贫也好富也好，自己认头苦曳，对于年轻的朋友已经有好些个事儿说不到一处，而劝告他们老老实实的结婚，好早生儿养女，即是话不投缘的一例。到了这个年纪，设若还有理想，必是理想的家庭。倒退二十年，连这么一想也觉泄气。人生的矛盾可笑即在于此，年轻力壮，力求事事出轨，决不甘为火车；及至中年，心理的，生理的，种种理的什么什么，都使他不但非作火车不可，且作货车焉。把当初与现在一比较，判若两人，足够自己笑半天的！或有例外，实不多见。

明年我就四十了，已具说理想家庭的资格：大不必吹，盖亦自嘲。

我的理想家庭要有七间小平房：一间是客厅，古玩字画全非必要，只要几张很舒服宽松的椅子，一二小桌。一间书房，书籍不少，不管什么头版与古本，而都是我所爱读的。一张书桌，桌面是中国漆的，放上热茶杯不至烫成个圆白印儿。文具不讲究，可是都很好用，桌上老有一两枝鲜花，插在小瓶里。两间卧室，我独据一间，没有臭虫，而有一张极大极软的床。在这个床上，横睡直睡都可以，不论怎睡都一躺下就舒服合适，好像陷在棉花堆里，一点也不硬碰骨头。还有一间，是预备给客人住的。此外是一间厨房，一个厕所，没有下房，因为根本不预备用仆人。家中不要电话，不要播音机，不要留声机，不要麻将牌，不要风扇，不要保险柜。缺乏的东西本来很多，不过这几项是故意不要的，有人白送给我也不要。

院子必须很大。靠墙有几株小果木树。除了一块长方的土地，平坦无草，足够打开太极拳的，其他的地方就都种着花草——没有一种珍贵费事的，只求昌茂多花。屋中至少有一只花猫，院中至少也有一两盆金鱼；小树上悬着小笼，二三绿蝈蝈随意地鸣着。

这就该说到人了。屋子不多，又不要仆人，人口自然不能很多：一妻和一儿一女就正合适。先生管擦地板与玻璃，打扫院子，收拾花木，给鱼换水，给蝈蝈一两块绿王瓜或几个毛豆；并管上街送信买书等事宜。太太管做饭，女儿任助手——顶好是十二三岁，不准小也不准大，老是十二三岁。儿子顶好是三岁，既会讲话，又胖胖的会淘气。母女于做饭之外，就做点针线，看小弟弟。大件衣服拿到外边去洗，小件的随时自己涮一涮。

既然有这么多工作，自然就没有多少工夫去听戏看电影。不过在过生日的时候，全家就出去玩半天；接一位亲或友的老太太给看家。过生日什么的永远不请客受礼，亲友家送来的红白帖子，就一概扔在字纸篓里，除非那真需要帮助的，才送一些干礼去。到过节过年的时候，吃食从丰，而且可以买一通纸牌，大家打打“索儿胡”，赌铁蚕豆或花生米。

男的没有固定的职业；只是每天写点诗或小说，每千字卖上四五十元钱。女的也没事做，除了家务就读些书。儿女永不上学，由父母教给画图，唱歌，跳舞——乱蹦也算一种舞法——和文字，手工之类。等到他们长大，或者也会仗着绘画或写文章卖一点钱吃饭；不过这是后话，顶好暂且不提。

这一家子人，因为吃得简单干净，而一天到晚又不闲着，所以身体都很不坏。因为身体好，所以没有肝火，大家都不爱闹脾气。除了为小猫上房，金鱼甩子等事着急之外，谁也不急叱白脸的。

大家的相貌也都很体面，不令人望而生厌。衣服可并不讲究，都做得很结实朴素；永远不穿又臭又硬的皮鞋。男的很体面，可不露电影明星气；女的很健美，可不红唇卷毛的鼻子朝着天。孩子们都不卷着舌头说话，淘气而不讨厌。

这个家庭顶好是在北平，其次是成都或青岛，至坏也得在苏州。无论怎样吧，反正必须在中国，因为中国是顶文明顶平安的国家；理想的家庭必在理想的国内也。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老舍全集》第十五卷

《我的理想家庭》可以看成是《婆婆话》的“续篇”，多少也有点“婆婆话”的絮叨，亲切而风趣。年少气盛时，唯我独尊，将结婚看成爱的坟墓，认为家庭是好汉的累赘。及至三十多岁了，“革命”成功与否姑且不论，明知组织家庭可能等同于“为马为牛”，可是如此人生似乎总得经历一番，所以想得更多的就是最好有一个“理想的家庭”了。

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老舍研究会名誉会长 吴小美

朗读者 维和部队战士

面对凶险，别人都在问“为什么是我？”他们却在问“为什么不是我？”

作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从1990年开始，中国就派驻军事力量参与到了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当中。到目前为止，派驻的军事人员超过了两万人次，为推动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做出了贡献。2017年，中国赴马里维和行动的全体官兵，被授予了“和平荣誉”勋章。

马里维和任务区是联合国各维和任务区中武装冲突最激烈、恐怖袭击最频繁、自然环境最恶劣的任务区，也是联合国维和人员伤亡最严重的任务区，曾被联合国原秘书长潘基文称为“最危险的任务区，而没有之一”。

然而维和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义无反顾地奔赴马里。在那里，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百姓生活的疾苦，最让他们感到震撼。他们经历了蚊虫疾病的肆虐，经历了恐怖分子的炸弹袭击，也经历了最亲密的战友永远倒下。

“总有一些事需要一些人去做吧！去做这些事可能意味着与死神较量、与危险硬拼、与邪恶斗争，意味着种种不确定性的发生。但代表祖国出征，是无悔的青春选择。”一名战士这样说。

朗读者 访谈

董卿：我们看到司崇昶刚才是被战友扶着走上台的，就是因为他在第四批赴马里执行维和任务的时候受了伤，现在还在康复过程中。所以，他没有办法长久地站立，你可以坐一会儿。

去执行维和任务是有生命危险的，你们在去之前，都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吗？

万鑫：是的，我们每个人都递交了自己的志愿书。每个人都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为了维护国家和军队的荣誉，甘愿流血，甚至牺牲。无论多么危险，我们都觉得使命永远重于生命。

董卿：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那在走的时候会怎么样和家人告别呢？

万鑫：家里人吃了个团圆饭，也没有说什么。母亲就说，你是妈妈的儿子，别人也是妈妈的儿子。你要安全地回来，也要把别人的儿子安全地带回来。

司崇昶：我爸在我出国的时候买了一个放大镜。为了能跟我常联系，拿着这个放大镜，一遍一遍地学用微信。

丁福建：我的家庭只有我和我父亲两个人，两个男人之间可能没有那么煽情。我出发前，他来到驻地看我。在这之前呢，可以说我手机里没有一张我父亲的照片。这一回不一样，当时就用手机拍了很多照片，想父亲了可以看看照片。

董卿：你们能够平安回到中国，最宽慰的是家人。有去了回来的，也有去了没能够回来的。司崇昶在2016年5月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伤了，但是他的战友申亮亮，却牺牲了。

司崇昶：我每次想到这个，心里特别不舒服，因为我失去了一个战友，一个兄弟。我记得那是马里时间2016年5月31日2时50分左右，我和申亮亮，我俩执行站岗任务。一辆皮卡车，围着我们营区绕行两圈，开到离我营区二百多米的一个小土包时，突然加速。这时候，亮亮就喊话制止，然后就指挥我开枪射击。这辆皮卡车开到我营区外围的一个沙箱，撞击之后导致翻车、着火。亮亮一把把我推出去了，“司崇昶你快撤！”我说，“咱俩一块撤。”亮亮说，“我是主哨！”然后一把又把我推出去。这时就爆炸了，我被炸飞，昏迷了。

卞龙：爆炸发生后，我带着快速反应班，第一时间搜救哨兵。最先发现的是副哨司崇昶。他倚在一个小土坡上，胸前全是鲜血。我们在废墟里找到了亮亮。清理现场的时候，在亮亮的身下，我们看到了他执勤的枪支。就是这样一个战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手握着自己的武器，还坚持着自己的战位。还有一个事我觉得特别遗憾，爆炸的前一天，申亮亮找到我，他说：“中队长你给我理个发吧。”我说明天有勘查的任务，明天我给你理。这成了我一生的遗憾。（哭）

董卿：这是一次猝不及防的告别，带给战友们的是一种悲痛。今天申亮亮的母亲、父亲、姐姐也来到了现场，我们可以用掌声向他们表示我们的敬意。听说到现在你们手机上，亮亮的号码也舍不得删。

申海霞：（申姐）他的号码我到现在还留着。每次想弟弟的时候，我就在微信

上给他留言说弟弟，姐姐想你了。晚上的时候，躺在床上，把他的语音放出来，听听他的声音，就感觉他还在我身边一样。

董卿：去年五月母亲节的时候，他还留了一条母亲节的微信。亮亮是个挺孝顺的孩子。

杨秋花：（申母）孩子年龄这么大了，还没结婚。农村吧，经济上都是比较

紧张的。我就把他的钱给攒起来。2016年春节回来的时候，他直接把我领到城里头，给我买了双旅游鞋。我现在还包着，不舍得穿。

董卿：很快就是清明节了。这是你们要去祭奠他的第一个清明节。当初没有能够预料到，那是一次诀别。所以，如果今天在现场，就作为一次告别的话，你们还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申海霞：（申姐）好弟弟，忠孝不能两全。你为国家尽忠了，那么对父母的孝，

姐姐我和哥哥来替你完成。你在天堂那边，自己照顾好自己就行了。你也要好好的，一家人永远都会想你的，放心吧。

董卿：我记得在阿拉曼英联邦士兵墓地当中有这样一条墓志铭：对于世界，你是一名战士；但是对于我，你是整个世界。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朗读，要献给亮亮的母亲杨秋花，要献给所有维和部队的战士们的母亲，向她们表达我们的敬意和慰问。

对于我们的维和战士来说，当国家需要他们奔赴战场的时候，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说“为什么是我”，恰恰相反，他们永远抱着“为什么不是我”的那份坚定的决心，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着人民的安全，维护着世界的和平，也向世界彰显了中国军人的忠诚和胆量。向你们致敬！

朗读者读本 等着我吧……

——献给B.C.[1]

［苏联］西蒙诺夫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

等到那愁煞人的阴雨

勾起你的忧伤满怀，

等到那大雪纷飞，

等到那酷暑难挨，

等到别人不再把亲人盼望，

往昔的一切，一股脑儿抛开。

等到那遥远的他乡

不再有家书传来，

等到一起等待的人

心灰意懒——都已倦怠。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不要祝福那些人平安：

他们喋喋不休地说——

算了吧，等下去也是枉然！

纵然爱子和慈母认为——

我已不在人间，

纵然朋友们等得厌倦，

在炉火旁围坐，

啜饮苦酒，把亡魂追荐……

你可要等下去啊！千万

别同他们一起

忙着举起酒盏。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死神一次次被我击败！

就让那些不曾等待我的人

说我侥幸——感到意外！

那没有等下去的人又怎么会理解——

亏了你的苦苦等待，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

从死神手中，是你把我救了出来。

我是怎样死里逃生的，

只有你我两个人将会明白——

全因为同别人不一样，

你善于苦苦地等待。

（苏杭 译）

选自外国文学出版社《献给妻子》

（朗读人：张国强，演员；丁福建，中国人民解放军65307部队战士，执行过第一批和第四批赴马里维和任务；卞龙，中国人民解放军65307部队司令部作战参谋，执行过第一批和第四批赴马里维和任务；吴培强，中国人民解放军65307部队排长,申亮亮生前战友；司崇昶，中国人民解放军65307部队战士，执行过第一批和第四批赴马里维和任务；历明哲，中国人民解放军65307部队申亮亮所在连队指导员；万鑫，中国人民解放军65307部队政治处主任，执行过第二批赴马里维和任务。）

《等着我吧》这首诗唱响了当时苏联的整个战争岁月，几乎没有一个战士不会背诵这首诗。当时每一个参战的男人和留守的女人相互激励的最好表达就是这首诗。就这首诗风靡的广度与深度，在世界诗歌史上大概堪称无双。这首诗将激昂的情怀与纤细的柔情不可思议地糅合在一起，思想内涵与艺术魅力素朴而又奇妙地结合为一体。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教授 王立业

[1] B.C. 是苏联影剧女演员瓦莲京娜·谢罗娃姓名的缩写，她是诗人的妻子。

朗读者 王蒙

从时间的坐标看，他是一位老人，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是就人生的舞台来说，他还是一个年轻人，充满激情，充满理想，即便这一生荣辱浮沉，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依然有着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到《青春万岁》，从《活动变人形》到《这边风景》，他所有的文字都是他文才的最好的证明，但同时也是他生命的最好注解。

讨论王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身上有太多标签。他是十四岁就入党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十年的基层团干部、二十二年的“右派”、三年零五个月的文化部部长，最重要的，他是写作长达六十多年的作家。在铁凝看来，王蒙是一个丰富的、复杂的人，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综合性的，不但在小说方面，还在诗歌、散文、比较文学以及古典文学研究等方面。

新疆，是王蒙生命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1963年，他主动举家搬迁去了新疆，一待就是十六年。他说：“没有新疆的这十六年，也不会有后来的作家王蒙。”新疆的生活对王蒙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革”结束后，王蒙复出，写了一批以新疆为背景的小说，从而迎来了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高峰。至今，王蒙以新疆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多达几百万字。

朗读者 访谈

董卿：我们这一期的主题词是告别。您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怎么定义告别？

王蒙：告别，一种是时间的告别，一种是空间的告别。

董卿：在您的生命当中有两次很重要的地域的告别，告别北京去新疆，告别新疆回北京。这个真的是您生命中的大起大落，先说说告别北京那段儿吧。

王蒙：是1963年12月，我当时已经处于逆境。你想想，我十四岁就入党了，然后到1958年，不满二十四岁，就被开除出党了，所以有点坎坷。当时，我就跟几个地方的领导聊起来，我说我上你们那儿去怎么样？当时有三个地方可以挑，最远的就是新疆。我就给我的爱人崔瑞芳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想上新疆去；她说新疆挺好的，新疆的歌舞多好啊。我们的电话绝对是在十分钟之内结束的，确定了去新疆。

董卿：当时是怎么走的呢？

王蒙：我去新疆的时候，是当时团中央的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派车送我去的火车站。当时汽车是非常少的，坐一回汽车都觉得祖坟上冒烟儿了。结果中国青年出版社派一个伏尔加，来了以后，早早地停在我们家门口，然后我把行李什么的都装上。你想新疆冷啊，又带着俩孩子，所以带着很多行李。尤其我现在想起来，哎哟，这个小王蒙怎么那么可爱啊。我当时用一个黄桃罐头玻璃瓶，事先装好了水，带着两条小金鱼。我想这一路上咱得把北京的金鱼带到新疆去，新疆未必买得着金鱼。

董卿：您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带着这么多的行李，把整个家都搬到新疆去了。

王蒙：说告别的情绪也有。真上了火车就觉得，哎哟，这新疆怎么这么远呢！“叮当叮当”的，周围看着都一样，全是戈壁滩，就这样走了五天。一到乌鲁木齐车站，播放的全部都是维吾尔族的歌曲；再一抬头，雪山——发现了新的世界。

董卿：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王蒙：我当时到了新疆，新疆也觉得难办了。后来他们想了一个招儿，说你到伊犁去，劳动锻炼，兼任一个人民公社大队的副大队长。我研究了半天，算副股级的领导。所以到现在，我如果回到新疆那个地方，老人见着我，还有人叫：大队长来了，大队长来了！

董卿：不过，想想您也挺有意思的，从一个副股级别的大队长一直成为中国的文化部部长。塞翁失马，每一次告别永远都不知道到底意味着什么。

王蒙：是。到了农村没有待多少天，我住的这小屋里头来了俩燕子，飞进来做窝。当地的农民说，那个小屋有七年都没有燕子做窝了，老王一来这俩燕子来了，可见来了一好人。一到夏天，四点钟天刚一开始亮，这燕子夫妻俩就聊上了，“叽叽喳喳”，您就甭想睡了。可是就这样呢，我也不能妨碍它们的美好生活，是不是？我就听着，分享它们的快乐。

董卿：所以为什么说您有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呢，真是在哪儿您都可以去发现幸福和美。

王蒙：是。

董卿：但是生活了十六年之后，您又返回北京了？

王蒙：我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一滴眼泪都没掉。但是在离开新疆的时候，尤其是我爱人，哭得简直都没办法。因为她看见这么多在最困难的时期关心我们、帮助我们的人都过来送别。

董卿：您当时也流眼泪了。

王蒙：是的。我的眼泪实际上是感恩的眼泪。为什么我说告别对于一个人来说并没有那么痛苦？因为只要是活着时候的告别，都意味着新的开始，新的地区，新的时间，新的岗位，新的平台，甚至是新的发展。

董卿：就看你有多大的勇气了。

王蒙：是。

董卿：但是正如您说的，还有一种告别它可能是无法再开始了。

王蒙：是。我想由于我这个年龄，我已经见识过许多亲人的去世，当然对我来说，更不能平静的就是我的妻子崔瑞芳的去世。我从十八岁开始给她写情书，她既是我的初恋，也是我的妻子。我们一块儿过了金婚，但是2010年，忽然发现她得了结肠癌。我非常慌乱。我当时正带着一个团在美国访问，我提前就回来了，回来我就先进了医院。在她治疗的过程中，都是我陪住，为此我都犯了“缠腰龙”。同时，我精神上也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一方面我们积极地治疗，一方面我们也并不回避，把所有要说的话都说了，包括她希望自己的墓地在什么地方，她临走的时候希望穿哪件衣服。

董卿：我看到您也曾经在文章里写：我用俄语唱遥远，用英语唱情怀，用维吾尔语唱眼睛，用不言不语唱景仰墓园。景仰墓园就是她现在骨灰安葬的地方。

王蒙：是。因为我自己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对人最后的告别，尽量地抱一种相对安详的态度。中国古代诸子百家里，用特别通达的态度，特别乐观的态度讨论生死的，到现在我知道的就是庄子。他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什么意思呢？“大块”是指天地，您要想在天地间活着，您就得劳动，就得辛苦，最后，用衰老让您休息，用死让您安息。

董卿：您今天的朗读要献给谁呢？

王蒙：我想把这个朗读献给我已故的妻子崔瑞芳，还有我们俩人的三个孩子。他们会懂我里边说的每一句话，就是“人生是值得珍贵的，告别的经验虽然有它的酸苦，但是也在丰富着我们的生活，也让我们活一天，好好地过一天”。

朗读者读本 明年我将衰老

王蒙

我知道这一切都有你的心思，都有你的参与与祝愿，有你的微笑与泪痕，有你的直到最后仍然轻细与均匀的，那是平常的与从容矜持的呼吸。到了2012这一个凶险与痛苦的年度的秋天。上庄·翠湖湿地，咱俩邻居的花园，黄栌的树叶正在渐渐变红，像涂染也像泡浸，赭红色逐渐伸延扩散，鲜艳却又凝重。它接受了一次比一次更走凉的风雨。所谓的红叶节已经从霜降开始。通往香山的高速公路你拥我挤，人们的普遍反应是人比叶多，看到的是密不透风的黑发头颅而不是绯红的圆叶。伟大的社稷可能还缺少某些元素，但是从来不乏热气腾腾与人声滔滔。

夏天时候我觉得距离清爽是那样难得的遥远。虽然数年前咱们有过“暑盛知秋近，天空照眼明”的诗句。这时候，你甚至觉得萧瑟与无奈正悄然却坚毅地袭来。好像有指挥也有列队，或者用我的一句老话，你垂下头，静静地迎接造物删节的出手不凡。你愿意体会类似印度教中的湿婆神——毁灭之神的伟大与崇高。冷酷是一种伟大的美。冷酷提炼了美的纯粹，美的墓碑是美的极致。冷酷有大美而不言。寂寞是最高阶的红火。走了就是走了，再不会回头与挥手，再不出声音，温柔的与庄严的。留恋已经进入全不留恋，担忧已经变成决绝了断。辞世就是不再停留，也就是仍然留下了一切美好。存在就是永垂而去。记住了一分钟就等于会有下一分钟。永恒的别离也就是永远的纪念与生动。出现就是永远。培养了两名世界大奖得主的教授给我发信，说：“没有永远。”好的，没有本身，就是永远。有，变成没有，就是说，一时化为永远。有过就是永远，结尾就是开端。在伟大的无穷当中，直线就是圆周。与没有相较，我们就是无垠。

比起去年，充分长大的黄栌，出挑得那么得心应手，行云流水，疏密凭意。它已经有了自己的秋天的身姿，自信中不无年度的凄凉，寂静中又仍然有渐渐走失的火热。那临别的鲜艳与妩媚，能不令你颠倒苍茫，最终仍然是温柔的赞美？也可能只是因为你去了，我才顾得上端详秋天，端详它的身段，端详它的气息，端详它的韵味，有柔软也有刚健，如同六十年的拥抱与温存。你的何等柔软的脸庞，还有时下时停的雷雨，时有时无的星月，像六十年前一样丰满。

也许天假我以另外的七八十年。银杏与梧桐的叶子正在变得淡黄金黄，他们的挺拔、高贵与声誉，使秋天也同享了时节的从容与体面。秋天是诗，秋天是文学，秋天是回忆也是温习。秋天是大自然的临近交稿的写作。敲敲电脑，敲出满天星斗，满地落叶与满池白鱼。柿子树的高端已经几乎落尽了叶子，剩下了密密麻麻的黄金灯果。相信某一个月星暗淡的夜晚，枝头的小柿子会一齐放光，像突然点亮了的灯火通电启动。月季仍然开着差不多是最后的花朵，让人想起爱尔兰的民歌《夏天，最后一朵玫瑰》。它们的发达的正规树叶凋落了，新芽点染着少许的褐与红，仍然不合时宜地生发着萌动着，在越来越深重的秋季里做着早春的梦，哪怕它们很快就会停止在西风与雨夹雪里。芦苇依靠着湖岸，几次起风，吹跑了大部分白絮银花，我们都老了，渲染了它们的褐黄与柔韧。靠着芦苇的有送走了白絮的小巧的蒲公英。比较软弱的是草坪，它们枯黄了或者正在枯黄着，它们掩盖着转瞬即逝的夏天的葱茏与奔忙，它们思念着涟漪无端的难言之隐。湿地多柳，女性丰盈的外观与脾气随和的垂柳，她们的长发仍然拂动着未了的深情。它们说，不，我们还没有走，我们还在，我们还在恋着你哄慰着你。你在哪里，我在哪里，你与我一起，我与你一起。

我喜欢你的命名：胜寒居。我更喜欢居前的开阔地。你比古人更健朗，他是高处不胜寒，你是高处不畏冷，不畏高。高只是一个事实，所以你不讳言也不退让。你在胜寒居上养了一条黄鼠和一只小羊，你在胜寒居的胜寒楼上吟诗赏月，那是一个刚刚开始的梦，一个尚未靠近的故事。

是的，没有绯闻，真的没有。然而有过笑声，有过意大利通心粉与三色冰激凌，有过莱茵河游艇上的蓝天与骄阳。苦苦的咖啡。有一万五千里的距离，有七个小时的时差。这里也有一句诗：

“你的呼唤使我低下头来。就这样等待着须发变白。”

还有过最早的失眠，十五岁。我去看望你的彩排，你沉稳而无言，你跳着用瞿希贤的歌子伴奏的舞。都说你的特长不是舞蹈而是钢琴，然而那是全民歌舞的岁月，高歌猛进，起舞鸡鸣，你为什么有那么细白的皮肤？你对我有特别的笑容，我不相信你对别人也那样笑过。你如玉如兰，如雪如脂，如肖邦如舒曼，如白云如梨花瓣。还有红旗，红绸，聚光灯，锣鼓，管弦乐，腰鼓。我的幸福指数是百分之八百，你的笑容使幸福荡漾了。每一声鸟叫，每一滴春雨，每一个愿望，每个笑容都是恩典。在你微笑的时候我好像闻见了你的香味，不是花朵，而是风雨春光倒影。

然而我失去了你，永远健康与矜持的最和善的你，比我心理素质稳定得多也强大得多的你。你的武器你的盔甲就是平常。你追求平常心早在“平常心”成为口头禅之前许久。对于你，一切剥夺至多不过是复原，用文物保护的语言就叫作修旧如旧，或者如故如往如昔。我乐得回到我自己那里，回到原点。它不可伤害我而且扰乱我。我用俄语唱遥远，用英语唱情怀，用维吾尔语唱眼睛，用不言不语唱景仰墓园。一切恶意都是求之不得，都是解脱，免得被认为是自行推脱。是解脱而不是推脱，是被推脱所以是天赐的解脱。一切诽谤都可以顺坡下驴，放下就是天堂。一切事变与遭遇都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叫作正中下怀，好了拜拜。那哥们儿永远够不着。因为，压根儿我就没有跟那哥们儿玩儿。

我的一生就是靠对你的诉说而生活。我永远喜欢冬尼亚与奥丽亚，你误会了，不是她。有两个小时没有你的电话我就觉察出了艰难。你永远和我在一起。那些以为靠吓人可以讨生活的嘴脸，引起的只是莞尔。世上竟有这样的自我欣赏嘴脸的人，所向无敌。那好人的真诚与善意使你不住地点头与叹息。那可笑之极的小鱼小虾米的表演也会使你忍俊不禁。

我们常常晚饭以后在一起唱歌，不管它唱的是兰花花、森吉德马、抗日、伟人、夜来香、天涯歌女，也有满江红与舒伯特的故乡，有老橡树。反正它们是我们的青年时期，后来我们大了，后来我们老了，后来你走了。但是你午夜来了电话，操持说锅里焖的米饭已经够了火候，你说“熟了，熟了”，你的声音坚实而且清晰，和昨天一样，和许多年前一样。你说你很好，我知道。你说已经不可能了，我不相信。我坚信可能，还有可能。初恋时我的电话是41414，有一次我等了你七个小时。而我忘记了你的宿舍电话号码。生活就是这样，买米、淘米、洗菜、切菜，然后是各种无事生非与大言欺世。然后是永远的盎然与多情的人生，是对于愚蠢与装腔作势的忘记，是人的艰难一把把。然后是你最喜欢的我行我素与心头自有。然后是躺在病房里，ICU——重症监护室，不是ECU，不是洗车行驶定位器，也不是CEO——总经理或者行政总裁。

我一次又一次地抚摸着的是铺天盖地的鲜花与舒曼的《童年》——“梦幻曲”。我亲了你的温柔与细软。那样的鲜花与那样的乐曲使我觉得人生就像一次抛砖引玉。是排练与演出，无须谢幕也不要鼓掌。

在山野，我们安歇。空山不空，夜鸟匆匆。你带给我们的人生的是永远的温存与丰满。

就在此时发现了旧稿，首写于1972年，那时我在“五七”干校里深造，精益求精、红了再红、红了半天却是倒栽葱。攀登高峰。我恭恭敬敬地写下了无微不至的生活。

我们有过1919、1921、1927、1931……1949、1950年代，我们也确实有过值得回味与纪念的1960、1966、1970年代。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有空白，我们的文学不应该有空白。高高的白杨树下维吾尔族姑娘边嗑瓜子边说闲言碎语。明渠里的清水至少仍然流淌在四十年前的文稿的东西南北、上下左右。我们俩用白酒擦拭煤油灯罩，把灯罩擦拭得比没有灯罩还透亮。我们躺在一间五平方米的房间的三点七平方米的土炕上。我说我们俩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是林彪提倡的“三八作风”当中的那八个字。都喜欢那只名叫花花的猫，它的智商情商都是院士级的。它与我们俩一起玩乒乓球。你还笑话我最贪婪的是“火权”，洋铁炉子，无烟煤，煤一烧就出现了红透了的炉壁，还有白灰，煤质差一点的则变成褐红色灰。煤灰延滞了与阻止了肆无忌惮的燃烧，却又保持了煤炭的温度，这就是自（我）封（闭）。一天以后，两天以后，据说还能够达到一周至半月以后，你打开火炉，你拨拉下煤灰，你加上新炭，十分钟后大火熊熊，火苗子带着风声，风势推动着火焰，热烈抚摸起你我的脸庞。我热爱这壮烈的却也是坚韧不拔、韬光养晦的煤与火种。冬火如花，冬火红鲜嫩。嫩得像1950年的文工团的脸。我最喜欢掌握的是燃烧与自封的平衡，是不止不息与深藏不露的得心应手。

还有庄稼地、苹果园、大渠小渠、麦场、高轮车、情歌民歌、水磨、蜂箱、瓜地里的高埂，还有砍土镘与苫镰，这是我们的共同岁月，共同见证，共同经历，共同记忆，像垒城砖一样地垒起煤块。倒像我们是徐霞客，是格列佛，是哥伦布，是没有撞过墙也没有变成浮雕的王子与公主。

2012年对于我来说最惊人的最震撼的是当记忆不再被记忆，当往事已经如烟，当文稿已经尘封近四十年，当靠拢四十岁的当年作者已经计划着他的八十岁耄耋之纪元，当然，如果允许的话；就在这时，靠了变淡了的墨水与变黄变脆了的纸张的帮助，往事重新激活，往日重新出现。

我们活得、记得、忆得十分真切，真切得像每平方米四角八分钱的住房。真切得像每斤九角六分的酱猪肉。真切得像我抚摸过的唯一的温暖。

时间，什么是时间，时间是什么？烟一样地飘散了。波纹一样地衰减、纤弱、安静、平息下来，不再有声响了。经过了哭号，经过了饮泣，经过了迎风伫立，经过了深深垂下的眼帘，忘却一样地失去了喜与悲、长与短、生与殁、有与无的区分了。时间仍然可能动人，时间仍然可能欢跃，时间仍然可能痛哭失声，痛定不再思痛。痛变为平静，平静不会轻易再变成痛，平静是痛与不痛的痊愈的伤口。请猜猜，伤口与什么词重码？太天才了！“伤口”等同于“作品”，它们具有同样的输入码：WTKK。

花朵枯萎了，也许有种子，种子也许发芽，长成小的、中的、大的、古的树。痛苦结尾了，有一抹微笑与宁馨。然后有一个符号，有一行字，有一点记载，然后电闪雷鸣，然后往事如狂，旧泪如注，然后凝结为作品，作品结了疤，你能不为作者而掉一滴滚烫的眼泪？然后成为一片夹在笔记本里的树叶，一张照片，一个梦中的惦念与操持提醒，在若有若无之间，在若你若我之际。时间在等待相遇与相识，时间在等待知己与挚爱，等待抚摸与亲吻。昨天与今天既相恋更相思，既苦涩又甜蜜。时间等待复活、审判、重温，像蓓蕾等待开放，像露水等待草籽，像钢琴等待击打，像礼花等待鲜艳的点火。上个世纪的生物学杂志报道，塔斯社列宁格勒讯，苏联科学院植物园的温室中出现了世界上最罕有的现象之一：一颗古代保留下来的莲子发了芽。这颗莲子是中国朋友送给他们的六颗种子之一。这些种子是在沈阳附近挖掘泥煤时发现的，这些种子已被保留了数千年。时间的精灵始终躲在我们的身畔，或者有突然的绚烂，或者有永久的谦和，以无声期待大的交响。或者只是轻轻地挠痒我们。它其实非常耐心，是幽默的悲壮。

沿路修起了许多路灯与扬声器，给灯火穿上树根的包装。你走了，留下了愿望，留下了施工的方式，留下了小木屋，启动阶段的投资。人生易老山难老，还在走，还在写，还在歌，还在山上。

我以为此岁我可能抽筋或者呛水，可能供血不足，晕眩而且二目发黑。我想如果结束在海里也许并不比结束在ICU中更坏。当然，结束无好坏，大限无差别，无差、无等、无量、无觉、无恋栈。什么没经过？幽幽一笑。我喜欢红柳与胡杨。我喜欢山口的巨叶玻璃树。我喜欢苦楝与古槐。我喜欢合欢。我喜欢礁石上的尖利的贝壳残片，割体如刀，血色仍然如黄昏的落日。

仍然是在蓝天与白云之下，是在风雨阴晴之中，是在浪花拱动下，沐浴着阳光与雾气，沐浴着海洋的潮汐与波涌、洁净与污秽，向往着那边、这边、旁边，忍受着海蜇与蚊虫，接受着为了大业而施予的年益扩大的交通管制，环顾着挺立的松柏、盘错的丁香、不遗余力的街头花卉、鸣蝉的白杨、栖鸟的梧桐、大朵的扶桑、想象中盛开一回的高山天女木兰和一大片无际的荷莲。如果不是横在头上的高压线，那莲湖就是天堂佛国极乐。去年你在那里留了影，仍然丰匀而且健康，沉着中有些微的忧愁与比忧愁更强大的忍耐与平顺。

你和我一起，走到哪里，你的床我的床边，你的枕我的枕旁，你的声音我的耳际，你的温良我的一切方向。你的目光护佑着我游水，我仍然是一条笨鱼，一块木片，一只傻游的鳖。我有这一面，小时候羡慕了游泳，就游它一辈子，走到哪里都带上泳帽、泳裤、泳镜。一米之后就是两米，十米以后是二十米，然后一百米，二百米，仍然有拙笨的与缓慢的一千，我还活着，我还游着，我还想着，我还动着。活着就是生命的满涨，就是举帆，就是划桨，就是热度与挤拥，就是乘风破浪，四肢的配合与梦里的远航，还能拳击，嘭嘭嘭，摇晃了一下，站得仍然笔直。哪怕紧接着是核磁共振的噪音，是叮叮、噗噗、当当、哒哒、咣咣、哧哧、嘚嘚、嘟嘟、嘻嘻、乒乒、乓乓、唰唰唰。是静脉上安装一个龙头，从龙头里不断滴注显像液体。是老与病的困扰，是我所致敬致哀致以沉默无语的医疗药剂科学。是或有的远方。一事无成两鬓白，多事有成两鬓照样不那么黑了，所差几何？必分轩轾。

然而我坚信我还活着，心在跳，只要没走就还活着，好好活着，只要过了地狱就是天国，只要过了分别就是相会。从前在一起，后来在一起，以后还是在一起。我仍然获得了蓬蓬勃勃的夏天，风、阳光、浓荫、暴雨、皮肤、沙、沫、潮与肌肉，胆固醇因曝光向维D演变，与咱们从前一样。而且因为你的不在而得到关心与同情，天地不仁，便更加徒劳哭泣。过去是因为你的善待而得到友好，在与不在，你都在好好对待朋友。对待浅海滨。我去了三次，我喜欢踩上木栈道的感觉，也许光着脚丫子踩沙滩更好。去年与你同去的，沙砾、风、海鸥、傍晚，我期待月出，我期待，更加期待繁星。

然而难得在海滨的夏天见到星月。云与雾，汽与灯光、霓虹、舰船上的照明，可能还有太多的游客与汽车使我一次次失望了。我许诺秋天再来，我没能来，我仍然忙碌着，根本不需要等待高潮的到来。有生活就有我的希望与热烈，就有我尚未履行的对于秋涛星月的约定。在秋与冬春，我与渤海互相想念。

你许诺了那瓶二锅头酒，你病中特意上山赠送给了老人家，我们素不相识。你在山野留下了友谊，你在山峰留下了酒香，你在朋友心里留下了永远的好意。

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在中秋夜看到团的美丽了。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头一天，月色尚好，我们一起吟唱苏东坡的《水调歌头》，第二天却是遍天的云霾。说的是去年。然后等到清爽到来，月色已经是后半夜的事了。已经许多年，我没有在深夜起床赏月，那时还在山村，深夜的清晖给了我们另一个世界，就像丁香花与紫罗兰给了我们另一种花事。

今年的中秋月明如洗。这样的月夜里你数得清每一株庄稼与草，你看得清每一块坑洼与隆起，你摸得着每一枚豆粒大的石头，你看得清远方的山坡与松峰。你可以约会抱月的仙人与丢落棋子的老者，你可以孤独地走在山脚下，因为孤独而带几分得得，你已经被美女称为得得。我想守在你的碑前，你会悄悄地与我说闲话，不再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而是如诗如梦如歌如微风掠影。这时我听到了六十年前的那首歌曲，从前的从前，少壮的少壮，面对海洋的畅想，我们一起攀登分开了大西洋与印度洋的好望角的灯塔。我们看到了蓝鲸，我们看到了河马，我们看到了飞逐的象群，我们看到了猴子与鸵鸟的密集。河水在地上泛滥，女人生育了许多孩子，她们的皮肤像绸缎一样。她们浑圆，温热却又雄武。菜香蕉与木薯随时随地充饥。

我多次与你说笑，我说我在梦中与一个黑皮肤的浑圆的柔道冠军争夺锦旗，你说我是以歪就歪不说真情。世界上有这样的男子吗？我的初恋是你。我的少年是你。我的颠沛流离是你。我的金婚是你。我的未有实现的钻石婚是你。你的唯一的对手是非洲冠军，是欧洲长跑，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网球手，是澳大利亚的鱼。我老了老了迷上了女子举重，期待着世界纪录打破者，举起，旋转，“砰”的一声，接在手里，或者粉碎在大地。

世上有海，有风浪。海上有月和星星。我躺在海上入眠。阳光照得我睁不开眼，重复再重复的运作正好催眠。说海是起源，海是归结，海是摇篮，海是家园，海就是神祇。早春遇海，我们惺惺相惜。我只是怕你孤单。本来你可以不那么孤单。本来你可以与我相伴，就像星与月相伴，草与花相伴，沙与沫相伴，呼唤与回应相和，回忆与追思为伴。来啊！

你可晓得，明年我将衰老？

五年前，那次也是在海边，在山路上，在欧洲与非洲，在秋叶树下。一个温顺的女孩子问我：你有洛丽塔情结吗？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想问我这个，因为那是一个午夜的节目。人们不大相信节目，已经有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不要上传媒的当。我怜惜那些嘀嘀咕咕的宣布者，他们已经基本销声匿迹，像驶入海洋的纸船，像脱了线的纸鸢，像一声噩梦中的阴声冷笑。我感动于晴日清晨，复活过来的，头一晚上已经僵死过去的蝈蝈。它一醒就又叫唤起来了，然后第二天或者第三天还是悄悄汰去。我未能帮了你。

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洛丽塔，她给我解释是说什么老男与少女的钟情。

我赶上了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刚刚安装有轨电车的年代。我常常走过胡同拐弯处的一处小宅院，高墙上安着电网，有时候电网上栖息着麻雀，黑大门上红油漆书写着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树上的蝉叫得正是死去活来。小院对面的略显寒碜的、油漆脱落的院门上的对联，对于我来说有更多的依恋与普世情怀：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草枯黄了，又绿了起来。花儿早就落地与被遗忘了，然后倏然满街满树满枝地绚烂与衰败。尤其是春天，这副对联，令我幸福又伤感地颤抖，像挂在电线杆上的一只不能放飞的风筝。赶上了飒飒的春雨与从斜对面吹过来的小风。已经是七八十届芳草与杏花了。

那时候古城夏日的雨后到处飞蜻蜓，青蛙与刺猬会进入四合院，夜间到处飘飞着萤火虫，一只青蛙爬到我的小屋里，它的眼神使我相信它有博士学位。而初夏的古槐上吊着青虫，每到春天到处卖鸡雏。我一次次经过那个“继世长”的小红门，听到水声“轰轰”地响。凉爽与水声同在。从来没有见到过它的门打开过，那里有不为人知的故事，是一个人老珠黄的美女，那个故事与故事的散落已经泯灭，那个故事还等待着我们的发现与转述辛酸。

经过迷茫，自以为是大明白，然后是《雾啊，我的雾》，二战歌曲。然后是欲老未老，然后是不太敢于面对旧日的照片，然后大家都会静下来，我看到了我也看到了你，我们本来都在襁褓里。都说你有福相，从那时起。

有许多次我被离别。我不喜欢离别，离别的唯一价值是怀念聚首与期待下次重逢的欢喜。离别的美好是看到月亮以为你也在看月亮，同一个月亮。被离别时我常常深夜因呼唤而叫醒了自己，然后略略辗转。我呼唤的是你的名字。你有一个乳名，你不许我叫你。我们在春水与垂柳下见面，我们站在汉白玉桥下面，我们身旁有一壶一壶的茶水，一碟一碟瓜子。你闻到了水与鱼的气味，柳条与藤椅的气息。是一见钟情，那时候还没有忘记“千里送京娘”的流行歌曲。

醒来后的第一个感觉是我怎么已经活了那么久？我上了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当了第一名、干部、分子、队长，嘛跟嘛嘛……

然后礼貌的女孩子问我，你有什么因为年老而产生的不那么舒服的感觉吗？例如记忆力的减退，例如体力的丧失……她果然很天真，她顺应了媒体的捉弄。

我的头发那一年远远没有全白，现在也没有。我还在登山抛球与游泳，我还在学俄文与英语歌曲，我还在奋键疾书，我已经绝不年轻，我还有不错的肱二头肌、肱三头肌和胸肌，不比那些秀胸的国际政要差。后来我还从好声音那边学到了“爱我如君”，是说话也是唱歌，是诵读也是吟咏，像是大不列颠的梅花大鼓，像是欧洲的花小宝与籍薇。她就是阿黛尔：求求你不要忘记，我流下了眼泪。

我岂可说不是的？世界是你们的，是他们的，是孩子们的，我早该隐退，谁让我还能连吃四五个狗不理包子，天津卫？

我当然老了，岂止是老了，走了歇了去了别了如烟了西辞黄鹤楼了烟花三月下扬州了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我回答：是的，也许是明年吧，明年我将衰老。

没有说出来的话：如果明年的衰老仍然不明显，那么就是明年的明年或明年的明年的明年衰老。衰老是肯定的，这不由我拍板儿，何时衰老我未敢过于肯定，这同样不听谁的批示：

这是多么快乐，

明年我将衰老，

这是多么平和，

今天仍然活着……

当我遇到某种冲击的时候，不管是哪一类的事情，我会把一切生活表象暂时放开，只写我的心的最直接的感受，可以是超越生死的感受，超越人物情节、故事和语言的感受，真正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的感受。

著名作家 王蒙

勇气

Courage

就像茨威格说的，“勇气是逆境中绽放的光芒”。勇气是一笔财富，拥有了它，就拥有了改变的机会。岳飞的“三十功名尘与土”，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贝多芬的“扼住命运的咽喉”，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些勇气都彪炳在史册上，流传在故事里。

莎士比亚说，“有德必有勇，正直的人不会胆怯”。试想一下，如果历史失去了勇气，那将失去改写的英雄；如果人生失去勇气，那很多日子就会变得苍白无力。

在“勇气”这一章，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文物史家樊锦诗，一位瘦弱的南方女子，从北大考古系毕业之后，她用了五十四年的时间坚守在大漠深处，而她为敦煌所做的一切，也被季羡林先生誉为“功德无量”。

勇气有时候是一瞬间的闪念，有时候是一辈子的执念。勇气是在你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朗读者 江一燕

江一燕在演艺圈一直是个独特的存在。二十四岁就凭借《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走红，当其他演员忙着拍戏、参加商业活动时，她却跑去写歌、演话剧、写作、旅行、摄影。她自诩“江小爬”，她的粉丝和志愿者也被称为“爬行团”，“我们可能走得很慢，但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奋力爬”。

本是演员的江一燕，竟渐渐在摄影圈也有了一些影响。2015年，江一燕的公益影展在北京798开幕。在她的镜头中，有火山，有极地，也有非洲大草原上的狮子、斑马和长颈鹿。她的摄影作品曾入选《美国国家地理》。

这些年，她更为人熟知的称谓是“小江老师”。从2007年开始，她坚持每年抽出一段时间去广西巴马山区小学支教，长则一月，短则一周。“我始终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情义是无价的。”江一燕说，“我选择每年去看望那些孩子，帮他们做一点小事。”

这就是江一燕，一个非典型的女明星。她常说：“我做的事情、走的路，都是一点一滴、慢慢的、小小的，但它是可以深入人心的。”

朗读者 访谈

董卿：你坚持做支教有多少年了？

江一燕：今年算起来应该是第十年了。

董卿：那你都给他们上些什么课呢？

江一燕：什么都上过。我也上过朗读课。其实每一次去都会准备一些让他们感觉新鲜的课，主要是以兴趣课为主。

董卿：他们知道你是谁吗？

江一燕：很多人不知道。有一些人知道，可是他其实并不太知道明星是什么。他们会在给我写的小卡片上说，我一定要努力学习，要做一个像小江老师这样好的明星。我觉得好可爱。

董卿：因为你是每年都去，所以应该说跟那些孩子保持着一个长久的联系。

江一燕：每次我都是尽量不提前通知他们。因为学校的老师跟我说，如果知道我要回去的话，可能孩子们提前两天就已经兴奋得睡不着觉了。我很多时候是走路上山，有一个学生远远地看见我，就会跑到学校或者在山上大喊一声，“小江老师回来了”，然后所有的人都冲出教室。

山里的小孩儿比较害羞，很多时候他们表达不出心里真的想说的话，但是他们会用行动。他们会突然过来抱你一下，或者会默默地拉你的手。然后你发现他松开你的时候，你的手里面会有一个脏脏的小玉米，那是他口袋里存着的午饭，他会偷偷地给你。

董卿：有没有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孩子？

江一燕：有一个小孩儿，我再去的时候，他已经转学了，可是每年只要我一回到我经常去的那个学校，不管他转到多远，只要一下课，就会疯了一样冲到这个学校。可是你知道两个学校之间距离有多远吗？他要在路上跑一个多小时。去年我走的时候，他说小江老师，你要等我。可是那天因为要赶飞机，没有办法，就先走了，结果车开到路上，我就远远地看到有几个孩子在那儿疯跑，当时我就说是蒙贵祥。结果孩子跑近了，车一停下，真的是他，而且他还带着他的妹妹、弟弟。我一下车就跟他们拥抱，我觉得好像很难离开的感觉，每一次都是这样。

董卿：你会流泪吗？

江一燕：我告诉自己，不要流泪。我不能让他们伤感，我要让他们感觉到希望，感觉到勇气。

董卿：你也一直在说，老师对学生的关怀和帮助，会给学生很大的勇气。你最早感受到的老师给予你的勇气是在什么时候？

江一燕：她是我的舞蹈老师，叫章燕。我跟这个老师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你上我的课，你要坚持。后来我真的跟她学了舞蹈，然后一年一年。

董卿：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孩子？

江一燕：我是一个很孤独的孩子（笑）。我不知道跟谁交流，然后突然有一天，有这样一个老师出现在生命里，又像大姐姐，又像最亲密的朋友，她完全改变了我。那时候我爸爸妈妈没有时间来接我，我就一个人很孤独地等在少年宫的门口，然后章老师会过来叫我说，你来吧。我就到她的宿舍。她的生活很朴素，一间宿舍小小的。她说，你等我吃完，我送你回去。然后，我坐在她的自行车后面，她的长发被风吹起来。我第一次坐在一个老师的自行车后，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画面。我只是看到她的背影，但是我觉得她好香，她好美。在很孤独的一个阶段有这种细小的爱，让你觉得好温暖。直到她后来生病了……

董卿：她生的什么病？

江一燕：白血病。后来她被隔离了，所有的孩子就只能在玻璃窗外面看她。她的手贴着玻璃窗，我们隔着一层玻璃跟她说，我们一定会跳得非常好，请她放心。

老师那个时候有一个愿望，就是特别想让我们上北京舞蹈学院。我十四岁那会儿他们来招生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已经有几年没跳了，你肯定考不上。我说我要考，我要试试。记得后来在舞蹈学院欢迎新生的仪式上面，我念了一封给老师的信，叫《永远的燕子老师》。我说是她伴随着我，让我有勇气到了北京，我说我一直可以坚持做她的梦想，我觉得是她陪伴着我。就像天上的一颗星星一样，她现在也永远在。

董卿：所以你今天的朗读是要献给你的老师吗？

江一燕：嗯。我觉得她一定会听到的。

董卿：读一篇什么呢？

江一燕：我要读的是陈忠实老师的《晶莹的泪珠》。

董卿：你选的这篇文章是陈忠实先生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写的，当他因为家庭贫困不得不退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其实也没有太多交往的老师，可就是那个老师，很温暖关切的表情和她流下的眼泪，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一个种子。其实有的时候老师可能只是一点点的关怀，一点点的爱，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生命，改变我们的人生信仰。

朗读者读本 晶莹的泪珠

陈忠实

我手里捏着一张休学申请书朝教务处走着。

我要求休学一年。我写了一张要求休学的申请书。我在把书面申请交给班主任的同时，又口头申述了休学的因由，发觉口头申述因为穷而休学的理由比书面申述更加难堪。好在班主任对我口头和书面申述的同一因由表示理解，没有经历太多的询问便在申请书下边空白的地方签写了“同意该生休学一年”的意见，自然也签上了他的名字和时间。他随之让我等一等，就拿着我写的申请书出门去了，回来时那申请书上就增加了校长的一行签字，比班主任的字签得少，自然也更简洁，只有“同意”二字，连姓名也简洁到只有一个姓，名字略去了。班主任对我说：“你现在到教务处去办手续，开一张休学证书。”

我敲响了教务处的门板。获准以后便推开了门，一位年轻的女先生正伏在米黄色的办公桌上，手里提着长杆蘸水笔在一厚本表册上填写着什么，并不抬头。我知道开学报名时教务处最忙，忙就忙在许多要填写的各式表格上。我走到她的办公桌前鞠了一躬：“老师，给我开一张休学证书。”然后就把那张签着班主任和校长姓名和他们意见的申请递放到桌子上。

她抬起头来，诧异地瞅了我一眼，拎起我的申请书来看着，长杆蘸水笔还夹在指缝之间。她很快看完了，又专注地把目光留滞在纸页下端班主任签写的一行意见和校长更为简洁的意见上面，似乎两个人连姓名在内的十来个字的意见批示，看去比我大半页的申请书还要费时更多。她终于抬起头来问：

“就是你写的这些理由吗？”

“就是的。”

“不休学不行吗？”

“不行。”

“亲戚全都帮不上忙吗？”

“亲戚……也都穷。”

“可是……你休学一年，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见得能改变，一年后你怎么能保证复学呢？”

于是我就信心十足地告诉她我父亲的精确安排计划：待到明年我哥哥初中毕业，父亲谋划着让他投考师范学校，师范生的学杂费和伙食费全由国家供给，据说还发三块钱零花钱。那时候我就可以复学接着念初中了。我拿父亲的话给她解释，企图消除她对我能否复学的疑虑：“我伯伯说来，他只能供得住一个中学生；俺兄弟俩同时念中学，他供不住。”

我没有做更多的解释。我的爱面子的弱点早在此前已经形成。我不想再向任何人重复叙述我们家庭的困窘。父亲是个纯粹的农民，供着两个同时在中学念书的儿子。哥哥在距家四十多里远的县城中学，我在离家五十多里的西安一所新建的中学就读。在家里，我和哥哥可以合盖一条被子，破点旧点也关系不大。先是哥哥接着是我要离家到县城和省城的寄宿学校去念中学。每人就得有一套被褥行头，学费杂费伙食费和种种花销都空前增加了。实际上轮到我考上初中时已不再是考中秀才般的荣耀和喜庆，反而变成了一团浓厚的愁云忧雾笼罩在家室屋院的上空。我的行装已不能像哥哥那样有一套新被子新褥子和新床单，被简化到只能有一条旧被子卷成小卷儿背进城市里的学校。我的那一绺床板终日裸露着缝隙宽大的木质板面，晚上就把被子铺一半再盖上一半。我也不能像哥哥那样由父亲把一整袋面粉送交给学生灶，而只能是每周六回家来背一袋杂面馍馍到学校去，因为学校灶上的管理制度规定一律交麦子面，而我们家总是短缺麦子而苞谷面还算宽裕。这样的生活我并未意识到有什么不好，因为背馍上学的学生远远超过能搭得起灶的学生人数，每到三顿饭时，背馍的学生便在开水灶的一排供水龙头前排起五六列长队，把掰碎的各色馍块装进各自的大号搪瓷缸子里，用开水浸泡后，便三人一堆五人一伙围在乒乓球台的周围进餐，佐菜大都是花钱买的竹篓咸菜或家制的腌辣椒，说笑和争论的声浪甚至压倒了那些从灶房领取炒菜和热饭的“贵族阶层”。

这样的念书生活终于难以为继。父亲供给两个中学生的经济支柱，一是卖粮，一是卖树，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卖树。父亲自青年时就喜欢栽树，我们家四五块滩地地头的灌渠渠沿上，是纯一色的生长最快的小叶杨树，稠密到不足一步就是一棵，粗的可作檩条，细的能当椽子。父亲卖树早已打破了先大后小先粗后细的普通法则，一切都是随买家的需要而定，需要檩条就任其选择粗的，需要椽子就让他们砍伐细的。所得的票子全都经由哥哥和我的手交给了学校，或是换来书籍课本和作业本以及哥哥的菜票我的开水费。树卖掉后，父亲便迫不及待地刨挖树根，指头粗细的毛根也不轻易舍弃，把树根劈成小块晒干，然后装到两只大竹条笼里挑起来去赶集，卖给集镇上那些饭馆药铺或供销社单位。一百斤劈柴的最高时价为一点五元，得来的块把钱也都经由上述的相同渠道花掉了。直到滩地上的小叶杨树在短短的三四年间全部砍伐一空，地下的树根也掏挖干净，渠岸上留下一排新插的白杨枝条或手腕粗细的小树……

我上完初一第一学期，寒假回到家中便预感到要发生重要变故了。新年佳节弥漫在整个村巷里的喜庆气氛与我父亲眉宇间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忧虑形成强烈的反差，直到大年初一刚刚过去的当天晚上，父亲便说出来谋划已久的决策：“你得休一年学，一年。”他强调了一年这个时限。我没有感到太大的惊讶。在整个一个学期里，我渴盼星期六回家又惧怕星期六回家。我那年刚交十三岁，从未出过远门，而一旦出门便是五十多里远的陌生的城市，只有星期六才能回家一趟去背馍，且不要说一周里一天三顿开水泡馍所造成的对一碗面条的迫切渴望了。然而每个周六在吃罢一碗香喷喷的面条后便进入感情危机，我必须说出明天返校时要拿的钱数儿，一元班会费或五毛集体买理发工具的款项。我知道一根丈五长的椽子只能卖到一点五元钱，一丈长的椽子只有八角到一块的浮动区。我往往在提出要钱数目之前就折合出来这回要扛走父亲一根或两根椽子，或者是多少斤树根劈柴。我必须在周六晚上提前提出钱数，以便父亲可以从容地去借款。每当这时我就看见父亲顿时阴沉下来的脸色和眼神，同时，夹杂着短促的叹息。我便低了头或扭开脸不看父亲的脸。母亲的脸色同样忧愁，我似乎可以看；而父亲的脸眼一旦成了那种样子，我就不忍对看或者不敢对看。父亲生就的是一脸的豪壮气色，高眉骨大眼睛统直的高鼻梁和鼻翼两边很有力度的两道弯沟，忧愁蒙结在这样一张脸上似乎就不堪一睹……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产生过这样的念头，为什么一定要念中学呢？村子里不是有许多同龄伙伴没有考取初中仍然高高兴兴地给牛割草给灶里拾柴吗？我为什么要给父亲那张脸上周期性地制造忧愁呢……父亲接着就讲述了他得让哥哥一年后投考师范的谋略，然后可以供我复学念初中了。他怕影响一家人过年的兴头儿，所以压在心里直到过了初一才说出来。我说：“休学。”父亲安慰我说：“休学一年不要紧，你年龄小。”我也不以为休学一年有多么严重，因为同班的五十多名男女同学中有不少人都结过婚，既有孩子的爸爸，也有做了妈妈的，这在五十年代初并不奇怪。解放后才获得上学机会的乡村青年不限年龄。我是班里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一个，座位排在头一张课桌上。我轻松地说：“过一年个子长高了，我就不坐头排头一张桌子咧——上课扭得人脖子疼……”父亲依然无奈地说：

“钱的来路断咧！树卖完了——”

她放下夹在指缝间的木质长杆蘸水笔，合上一本很厚很长的登记簿，站起来说：“你等等，我就来。”我就坐在一张椅子上等待，总是止不住她出去干什么的猜想。过了一阵儿她回来了，情绪有些亢奋也有点激动，一坐到她的椅子上就说：“我去找校长了……”我明白了她的去处，似乎验证了我刚才的几种猜想中的一种，心里也怦然动了一下。她没有谈她找校长说了什么，也没有说校长给她说了什么。她现在双手扶在桌沿上低垂着眼，久久不说一句话。她轻轻舒了一口气，仰起头来时我就发现，亢奋的情绪已经隐退，温柔妩媚的气色渐渐回归到眼角和眉宇里来了，似乎有一缕淡淡的无能为力的无奈。

她又轻轻舒了口气，拉开抽屉取出一本公文本在桌子上翻开，从笔筒里抽出那支木杆蘸水笔，在墨水瓶里蘸上墨水后又停下手，问：“你家里就再想不下办法了？”我看着那双滋浮着忧郁气色的眼睛，忽然联想到姐姐的眼神。这种眼神足以使任何被痛苦折磨着的心平静下来，足以使任何被痛苦折磨得心力交瘁的灵魂得到抚慰，足以使人沉静地忍受痛苦和劫难而不至于沉沦。我突然意识到因为我的休学致使她心情不好这个最简单的推理。而在校长班主任和她中间，她恰好是最不应该产生这种心情的。她是教务处的一位年轻职员，平时就是在教务处做些抄抄写写的事，在黑板上写一些诸如打扫卫生的通知之类的事，我和她几乎没有说过话，甚至至今也记不住她的姓名。我便说：“老师，没关系。休学一年没啥关系，我年龄小。”她说：“白白耽搁一年多可惜！”随之又换了一种口吻说，“我知道你的名字也认得你。每个班前三名的学生我都认识。”我的心情突然灰暗起来而没有再开口。

她终于落笔填写了公文函，取出公章在下方盖了，又在切割线上盖上一枚合缝印章，吱吱吱撕下并不交给我，放在桌子上，然后把我的休学申请书抹上糨糊后贴在公文存根上。她做完这一切才重新拿起休学证书交给我说：“装好。明年复学时拿着来找我。”我把那张硬质纸印制的休学证书折叠了两番装进口袋。她从桌子那边绕过来，又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来塞进我的书包里，说：“明年这阵儿你一定要来复学。”

我向她深深地鞠了躬就走出门去。我听到背后咣当一声闭门的声音，同时也听到一声“等等”。她拢了拢齐肩的整齐的头发朝我走来，和我并排在廊檐下的台阶上走着，两只手插在外套的口袋里。走过一个又一个窗户，走过一个又一个教室的前门和后门，校园里和教室里出出进进着男女同学，有的忙着去注册去交费，有的已经抱着一摞摞新课本新作业本走进教室，还有从校门口刚刚进来的背着被卷馍袋的迟来者。我忽然心情很不好受，在争取得到了休学证后心劲松了吗？我很不愿意看见同班同学的熟悉的脸孔，便低了头匆匆走起来，凭感觉可以知道她也加快了脚步，几乎和我同时走出学校大门。

学校门口又涌来一拨偏远地区的学生，熟悉的同学便连连问我：“你来得早！报过名了吧？”我含糊地笑笑就走过去了，想尽快远离正在迎接新学期的洋溢着欢跃气浪的学校大门。她又喊了一声“等等”。我停住脚步。她走过来拍了拍我的书包：“甭把休学证弄丢了。”我点点头。她这时才有一句安慰我的话：“我同意你的打算，休学一年不要紧，你年龄小。”

我抬头看她，猛然看见那双眼睫毛很长的眼眶里溢出泪水来，像雨雾中正在涨溢的湖水，泪珠在眼里打着旋儿，晶莹透亮。我瞬即垂下头避开目光。要是再在她的眼睛里多驻留一秒，我肯定就会号啕大哭。我低着头咬着嘴唇，脚下盲目地拨弄着一颗碎瓦片来抑制情绪，感觉到有一股热辣辣的酸流从鼻腔倒灌进喉咙里去。我后来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发生过多少这种酸水倒流的事，而倒流的渠道却是从十四岁刚来到的这个生命年轮上第一次疏通的。第一次疏通的倒流的酸水的渠道肯定狭窄，承受不下那么多的酸水，因而还是有一小股从眼睛里冒出来，模糊了双眼，顺手就用袖头揩掉了。我终于仰起头鼓起劲儿说：“老师……我走咧……”

她的手轻轻搭上我的肩头：“记住，明年的今天来报到复学。”

我看见两滴晶莹的泪珠从眼睫毛上滑落下来，掉在脸鼻之间的谷地上，缓缓流过一段就在鼻翼两边挂住。我再一次虔诚地深深鞠躬，然后就转过身走掉了。

二十五年后，卖树卖树根（劈柴）供我念书的父亲在癌病弥留之际，对坐在他身边的我说：“我有一件事对不住你……”

我惊讶得不知所措。

“我不该让你休那一年学！”

我浑身战栗，久久无言。我像被一吨烈性“梯恩梯”炸成碎块细末儿飞向天空，又似乎跌入千年冰窖而冻僵四肢冻僵躯体也冻僵了心脏。在我高中毕业名落孙山回到乡村的无边无际的彷徨苦闷中，我曾经猴急似的怨天尤人：“全都倒霉在休那一年学……”我一九六二年毕业恰逢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月，高校招生任务大大缩小，我们班里剃了光头，四个班也仅仅只考取了一个个位数，而在上一年的毕业生里我们这所不属重点的学校也有百分之五十的学生考取了大学。我如果不是休学一年当是一九六一年毕业……父亲说：“错过一年……让你错过了二十年……而今你还算熬出点名堂了……”

我感觉到炸飞的碎块细末儿又归结成了原来的我，冻僵的四肢自如了冻僵的躯体灵便了冻僵的心又嘡嘡嘡跳起来的时候，猛然想起休学出门时那位女老师溢满眼眶又流挂在鼻翼上的晶莹的泪珠儿。我对已经跨进黄泉路上半步的依然向我忏悔的父亲讲了那一串泪珠的经历，我称呼伯伯的父亲便安然合上了眼睛，喃喃地说：“可你……怎么……不早点给我……说这女先生哩……”

我今天终于把几近四十年前的这一段经历写出来的时候，对自己算是一种虔诚祈祷。当各种欲望膨胀成一股强大的浊流冲击所有大门、窗户和每一个心扉的当今，我便企望自己如女老师那种泪珠的泪泉不致堵塞更不敢枯竭，那是滋养生命灵魂的泉源，也是滋润民族精神的泉源哦……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陈忠实文集》第五卷

陈忠实是来自陕西的作家，是当代屈指可数的几位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因为长篇小说《白鹿原》获得了广泛的声誉，由此而获得茅盾文学奖。今年是陈忠实先生逝世一周年，《晶莹的泪珠》是陈忠实回忆自己学生时代生活一个动人的片段。一个孩子在绝境中遇见了一个可爱的老师，那可以说是绝望中的光亮，久旱的甘霖，足以改变一生的命运。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孙郁

朗读者 汪明荃 罗家英

她被誉为香港电视台的“镇台之宝”，在香港家喻户晓；他出身粤剧世家，多年钻研表演艺术。相爱二十多年，他们在六十出头的年纪，鼓起勇气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他们的爱情经受了时间和生死的考验。

1988年，两人第一次联袂出演粤剧《穆桂英大破洪州》，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一年的恋情。造化弄人，这些年间，他们两人先后被确诊患上癌症。汪明荃在2002年被诊断患有乳腺癌，罗家英则在2004年被诊断患有肝癌。患病期间，两人虽未结婚，但生死相依。

也许因爱而产生对抗疾病的勇气的故事并不少见，但因疾病而鼓起结婚的勇气的却不常有。在生命面前，爱常能创造奇迹。

朗读者 访谈

董卿：好久不见了！我刚才注意到一个细节。上场前，罗老师的眼镜可能有一点模糊，然后他拿着你的围巾开始擦。

汪明荃：（笑）这是名牌啊。

罗家英：我不知道，对不起。

董卿：其实说到勇气，你们俩觉得你们做的最有勇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汪明荃：我们俩单身了很久，然后在六十岁的时候才决定结婚。我觉得这实在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董卿：你们俩认识差不多二十年以后才决定要结婚？

汪明荃：1987年，因为他需要找一个新的搭档跟他演粤剧，就托了一个长辈来说可不可以试试看，我说可以啊。然后经过一年的相处、练习，我观察到他人挺好的，也是负责任的。

董卿：那时候您的搭档为什么走了呢？

罗家英：我从前那个搭档也是女朋友，但是我们缘分到了，就分手了，所以我就没有搭档了。

董卿：那您那时候找汪姐是奔着去找新的女朋友吗？

罗家英：没有，哪里敢，她这样大的名气。

董卿：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觉得这个人不错，开始从工作关系变成了恋爱关系？

汪明荃：我母亲、弟弟他们都是在外国生活的，所以其实在香港我还是一个人，有时候就常到他们家里去吃饭。他妈妈煮的菜非常好吃。他家里人很亲切，他的妈妈、弟、妹，都是蛮温暖的。

罗家英：最主要是我们演完了，大家有点不舍得的感觉。我们一起去看戏、旅游，感情就起来了。

董卿：大家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那后来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俩下定决心，鼓起勇气要结婚的？

汪明荃：最主要是有一次他生病吧。他告诉我他要动手术，我就突然说，那我们结婚吧。

董卿：为什么听到他生病你反而提出了这个想法？

汪明荃：就是觉得很想照顾他。（掌声）

罗家英：我2004年，肝癌。2014年，又复发了一次。结婚最直接的原因，其实是我妈妈办后事。我们香港很流行的，在报纸上说，谁的爸爸、妈妈走了，叫讣闻。我就问她，你是我女朋友，那应不应该把你的名字放上去？当时她不答应，说还没有名分。所以2009年，我们就结婚咯！

董卿：这个事情真的是需要很大勇气才能做的决定吗？

汪明荃：我们很认真地对待这一纸婚书。假如说你签字，你就有一个很大的承诺了。有些人认为我们一直在同居，所以结婚很自然，但是我们没有同居。

董卿：你们从登记结婚之后才真正生活在一起？

汪明荃：对。

罗家英：真的很难的。（笑）

董卿：那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已经各有各的习惯，很难改变了。

汪明荃：已经习惯了几十年都是这样的生活，突然间房子里多了一个人，又是不同的性格。

董卿：谁搬到谁那里去了？

汪明荃：他搬到我家里。因为我家里有三条狗，假如我住在flat（楼房）里边，没有地方给它们，而且我舍不得它们。于是他就答应这唯一的条件搬来我家，是不是？

罗家英：因为我从没有结过婚。我六十二岁才结婚，头一次结婚。但她是离婚的，跟我不同。

汪明荃：我是第二次婚姻。

罗家英：所以我比她更金贵。（全场笑）

汪明荃：珍贵。生活上，比如我喜欢东西端端正正地摆在这里，他喜欢乱七八糟。

罗家英：这个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她是一个大女人。她对每一件事都是，哎，你这样做，你这样做。我也是一个大男人，现在不晓得是她听我还是我听她的。

董卿：那最后到底谁听谁呢？

罗家英：当然我听她了，她是屋主嘛。她赶我走怎么办呐！（全场笑）

汪明荃：我是房东。

董卿：我觉得到这个年龄就不会吵架了。

汪明荃：会的。因为他慢腾腾的，你真的忍不住。他到什么地方都不说的，假如你问他什么，他就觉得你管他。

罗家英：做老婆不能问太多，问得太多老公不喜欢的。（全场笑）

董卿：但是什么也不问还叫夫妻吗？

汪明荃：你问他，他说这里收不到电话，那里电话又很贵。后来我就觉得，大家都一把年纪，给他绝对的自由是最好的、最舒服的。每个人的生命是属于自己的，是不是？

罗家英：谢谢谢谢，喝茶。

董卿：给太太倒点水。

罗家英：所以不能跟女人吵架，吵不赢的；也不能跟她讲理的，她们都是歪理。（全场笑）

汪明荃：现在主要看的是女观众，你要小心。

罗家英：不说了，喝茶。

董卿：所以你现在想想，觉得2009年做出结婚这个决定是对的吗？

罗家英：对，绝对对。我感觉到我找到了好老婆。我一生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唱戏也不是很出名，拍戏也不是很出名，拍电视剧也不是很出名，但是我的老婆很出名。（全场笑）

汪明荃：我觉得人生是不断地学习，一段婚姻也是去学习。

董卿：你们今天来要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汪明荃：我觉得你这个节目特好，所以我们也接受这个挑战。大家要原谅他的国语。

董卿：我觉得朗读最重要的是你想要为谁读，然后用心去读就好了。那你们是要把这篇朗读献给彼此吗？

汪明荃：我觉得也好啊。送给你啊，罗先生。

罗家英：谢谢，罗太太。

朗读者读本 老夫老妻

冯骥才

“为我们唱一支暮年的歌儿吧！”

他俩又吵架了。年近七十的老夫老妻，相依为命地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也吵吵打打地一起度过了四十多年。一辈子里，大大小小的架，谁也记不得打了多少次。但是不管打得如何热闹，最多不过两个小时就能和好，好得像从没吵过架一样。他俩仿佛两杯水倒在一起，怎么也分不开。吵架就像在这水面上划道儿，无论划得多深，转眼连条痕迹也不会留下。

可是今天的架打得空前厉害，起因却很平常——就像大多数夫妻日常吵架那样，往往是从不值一提的小事上开始的——不过是老婆儿把晚饭烧好了，老头儿还趴在桌上通烟嘴，弄得纸块呀，碎布条呀，沾着烟油子的纸捻子呀，满桌子都是。老婆儿催他收拾桌子，老头儿偏偏不肯动，老婆儿便像一般老太太们那样叨叨起来。老婆儿们的唠唠叨叨是通向老头儿们肝脏里的导火线，不一会儿就把老头儿的肝火引着了。两人互相顶嘴，翻起对方多年来一系列过失的老账，话愈说愈狠。老婆儿气得上来一把夺去烟嘴塞在自己的衣兜里，惹得老头儿一怒之下，把烟盒扔在地上，还嫌不解气，手一撩，又将烟灰缸子打落地上。老婆儿则更不肯罢休，用那嘶哑、干巴巴的声音说：

“你摔呀！把茶壶也摔了才算有本事呢！”

老头儿听了，竟像海豚那样从座椅上直蹿起来，还真的抓起桌上沏满热茶的大瓷壶，用力“叭”地摔在地上，老婆儿吓得一声尖叫，看着满地碎瓷片和溅在四处的水渍，直气得她那因年老而松垂下来的两颊的肉猛烈抖颤起来，冲着老头儿大叫：

“离婚！马上离婚！”

这是他俩还都年轻时，每次吵架吵到高潮，她必喊出来的一句话。这句话头几次曾把对方的火气压下去，后来由于总不兑现便失效了；但她还是这么喊，不知是一时为了表示自己盛怒已极，还是迷信这句话最具有威胁性。六十岁以后她就不知不觉地不再喊这句话了。今天又喊出来，可见她已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

同样的怒火也在老头儿的心里撞着，就像被斗牛士手中的红布刺激得发狂的牛，在看池里胡闯乱撞。只见他嘴里一边像火车喷气那样不断发出呼呼的声音，一边急速而无目的地在屋子中间转着圈。转了两圈，站住，转过身又反方向地转了两圈，然后冲到门口，猛拉开门跑出去，还使劲“啪”的一声带上门。好似从此一去就再不回来。

老婆儿火气未消，站在原处，面对空空的屋子，还在不住地出声骂他。骂了一阵子，她累了，歪在床上，一种伤心和委屈爬上心头。她想，要不是自己年轻时候得了肠结核那场病，她会有孩子的。有了孩子，她可以同孩子住去，何必跟这愈老愈执拗、愈急躁、愈混账的老东西生气？可是现在只得整天和他在一起，待见他，给他做饭，连饭碗、茶水、烟缸都要送到他跟前，还得看着他对自己耍脾气……她想得心里酸不溜秋，几滴老泪从布满一圈细皱的眼眶里溢出来。

过了很长时间，墙上的挂钟“当当”响起来，已经八点钟了。他们这场架正好打过了两个小时。不知为什么，他们每次打架过后两小时，心情就非常准时地发生变化，好像大自然的节气一进“七九”，封冻河面的冰片就要化开那样。刚刚掀起大波大澜的心情渐渐平息下来，变成浅浅的水纹一般。她耳边又响起刚才打架时自己朝老头儿喊的话：“离婚！马上离婚！”她忽然觉得这话又荒唐又可笑。哪有快七十的老夫老妻还打离婚的？她不禁“扑哧”一下笑出声来。这一笑，她心里一点皱褶也没了，连一点点怒意、埋怨和委屈的心情也都没了。她开始感到屋里空荡荡的，还有一种如同激战过后的战地那样出奇的安静，静得叫人别扭、空虚、没着没落的。于是，悔意便悄悄浸进她的心中。她想，俩人一辈子什么危险急难的事都经受过来了，像刚才那么点儿小事还值得吵闹么？——她每次吵过架冷静下来时都要想到这句话。可是……老头儿总该回来了；他们以前吵架，他也跑出去过，但总是一个小时左右就悄悄回来了。但现在已经两个小时仍没回来。他又没吃晚饭，会跑到哪儿去呢？外边正下大雪，老头儿没戴帽子、没围围巾就跑了，外边地又滑，瞧他临出门时气冲冲的样子，别不留神滑倒摔坏吧？想到这儿，她竟在屋里待不住了，用手背揉揉泪水干后皱巴巴的眼皮，起身穿上外衣，从门后的挂衣钩儿上摘下老头儿的围巾、棉帽，走出房子去了。

雪下得正紧，积雪没过脚面。她左右看看，便向东边走去。因为每天早上他俩散步就先向东走，绕一圈儿，再从西边慢慢走回家。

夜色并不太暗，雪是夜的对比色，好像有人用一支大笔蘸足了白颜色把所有树枝都复勾一遍，使婆娑的树影在夜幕上白茸茸、远远近近、重重叠叠地显现出来。雪还使路面变厚了，变软了，变美了；在路灯的辉映下，繁密的大片大片的雪花纷纷而落，晶晶莹莹地闪着光，悄无声息地加浓它对世间万物的渲染。它还有种潮湿而又清冽的气息，有种踏上去清晰悦耳的“咯吱咯吱”声；特别是当湿雪蹭过脸颊时，别有一种又痒、又凉、又舒服的感觉。于是这普普通通、早已看惯了的世界，顷刻变得雄浑、静穆、高洁，充满活鲜鲜的生气了。

她一看这雪景，突然想到她和老头儿的一件遥远的往事。

五十年前，她和他都是不到二十岁的欢蹦乱跳的青年，在同一个大学读书。老头儿那时可是个有魅力、精力又充沛的小伙子，喜欢打排球、唱歌、演戏，在学生中属于“新派”，思想很激进。她不知是因为喜欢他、接近他，自己的思想也变得激进起来，还是由于他俩的思想常常发生共鸣才接近他、喜欢他的。他们在一个学生剧团。她的舞跳得十分出众。每次排戏回家晚些，他都顺路送她回家。他俩一向说得来，渐渐却感到在大庭广众中间有说有笑，在两人回家的路上反而没话可说了。两人默默地走，路显得分外长，只有脚步声，那是一种甜蜜的尴尬呀！

她记得那天也是下着大雪，两人踩着雪走，也是晚上八点来钟，她从多少天对他的种种感觉中，已经又担心又期待地预感到他这天要表示些什么了。在沿着河边的那段宁静的路上，他突然仿佛抑制不住地把她拉到怀里去。她猛地推开他，气得大把大把抓起地上的雪朝他扔去。他呢？竟然像傻子一样一动不动，任她用雪打在身上，直打得他浑身上下像一个雪人。她打着打着，忽然停住了，呆呆看了他片刻，忽然扑向他身上。她感到，他有种火烫般的激情透过身上厚厚的雪传到她身上。他们的恋爱就这样开始了——从一场奇特的战斗开始的。

多少年来，这桩事就像一张画儿那样，分外清楚而又分外美丽地收存在她心底。每逢下雪天，她就不免想起这桩醉心的往事。年轻时，她几乎一见到雪就想到这事；中年之后，她只是偶然想到，并对他提起，他听了都要会意地一笑，随即两人都沉默片刻，好像都在重温旧梦。自从他们步入风烛残年，即使下雪天气也很少再想起这桩事。是不是一生中经历的事太多了，积累起来就过于沉重，把这桩事压在底下拿不出来了？但为什么今天它却一下子又跑到眼前，分外新鲜而又有力地来撞她的心……

现在她老了，与那个时代相隔半个世纪了。时光虽然依旧带着他们往前走，却也把他们的精力消耗得快要枯竭了。她那一双曾经蹦蹦跳跳、多么有劲的腿，如今僵硬而无力；常年的风湿病使她的膝头总往前屈着，雨雪天气里就隐隐发疼；此刻在雪地里，每一步踩下去都是颤巍巍的，每一步抬起来都费力难拔。一不小心，她滑倒了，多亏地上是又厚又软的雪。她把手插进雪里，撑住地面，艰难地爬起来，就在这一瞬间，她又想起另一桩往事——

啊！那时他俩刚刚结婚，一天晚上去平安影院看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他们走进影院时，天空阴沉沉的。散场出来时一片皆白，雪还下着。那时他们正陶醉在新婚的快乐里，内心的幸福使他们把贫穷的日子过得充满诗意。瞧那风里飞舞的雪花，也好像在给他们助兴；满地的白雪如同他们的心境那样纯净明快。他们走着走着，又说又笑，跟着高兴地跑起来。但她脚下一滑，跌在雪地里。他跑过来伸给她一只手，要拉她起来。她却一打他的手：

“去，谁要你来拉！”

她的性格和他一样，有股倔劲儿。

她一跃就站了起来。那时是多么轻快啊，像小鹿一般，而现在她又是多么艰难呀，像衰弱的老马一般。她多么希望身边有一只手，希望老头儿在她身边！虽然老头儿也老而无力了，一只手拉不动她，要用一双手才能把她拉起来。那也好！总比孤孤单单一个人好。她想到楼上邻居李老头，“文化大革命”初期老伴被折腾死了。尽管有个女儿，婚后还同他住在一起，但平时女儿、女婿都上班，家里只剩李老头一人；星期天女儿、女婿带着孩子出去玩，家里依旧剩李老头一人。年轻人和老年人总是有距离的。年轻人应该和年轻人在一起玩，老人得有老人为伴。

真幸运呢！她这么老，还有个老伴。四十多年如同形影，紧紧相随。尽管老头儿爱急躁，又固执，不大讲卫生，心也不细， 等等，却不失为一个正派人，一辈子没做过一件亏心的、损人利己的、不光彩的事。在那道德沦丧的岁月里，他也没丢弃过自己奉行的做人的原则。他迷恋自己的电气传动专业，不大顾及家里的事。如今年老退休，还不时跑到原先那研究所去问问、看看、说说，好像那里有什么事与他永远也无法了结。她还喜欢老头儿的性格，真正的男子气派，一副直肠子，不懂得与人记仇记恨；粗心不是缺陷，粗线条才使他更富有男子气……她愈想，老头儿似乎就愈可爱了。两小时前能够一样样指出来、几乎无法忍受的老头儿的可恨之处，也不知都跑到哪儿去了。此刻她只担心老头儿雪夜外出，会遇到什么事情。她找不着老头儿，这担心就渐渐加重。如果她的生活里真丢了老头儿，会变成什么样子？多少年来，尽管老头儿夜里如雷一般的鼾声常常把她吵醒，但只要老头儿出差外地，身边没有鼾声，她反而睡不着觉，仿佛世界空了一大半……想到这里，她就有一种马上把老头儿找到身边的急渴的心情。

她在雪地里走了一个多小时，大概快有十点钟了，街上没什么人了，老头儿仍不见，雪却稀稀落落下小了。她两脚在雪里冻得生疼，膝头更疼，步子都迈不动了，只有先回去了，看看老头儿是否已经回家了。

她往家里走。快到家时，她远远看见自己家的灯亮着，灯光射出，有两块橘黄色窗形的光投落在屋外的雪地上。她心里怦地一跳：

“是不是老头儿回来了？”

她又想，是她刚才临出家门时慌慌张张忘记关灯了，还是老头儿回家后打开的灯？

走到家门口，她发现有一串清晰的脚印从西边而来，一直拐向她楼前的台阶。这是老头儿的吧？跟着她又疑惑这是楼上邻居的脚印。

她走到这脚印前弯下腰仔细地看，这脚印不大不小，留在踏得深深的雪窝里。她却怎么也辨认不出是否老头儿的脚印。

“天呀！”她想，“我真糊涂，跟他生活一辈子，怎么连他的脚印都认不出来呢？”

她摇摇头，走上台阶打开楼门。当将要推开屋门时，心里默默地念叨着：“愿我的老头儿就在屋里！”这心情只有在他们五十年前约会时才有过。初春时曾经撩拨人心的劲儿，深秋里竟又感受到了。

屋门推开了，啊！老头儿正坐在桌前抽烟。地上的瓷片都扫净了。炉火显然给老头儿捅过，呼呼烧得正旺。顿时有股甜美而温暖的气息，把她冻得发僵的身子一下子紧紧地攫住。她还看见，桌上放着两杯茶，一杯放在老头儿跟前，一杯放在桌子另一边，自然是斟给她的……老头儿见她进来，抬起眼看她一下，跟着又温顺地垂下眼皮。在这眼皮一抬一垂之间，闪出一种羞涩的、发窘、歉意的目光。每次他俩闹过一场之后，老头儿眼里都会流露出这目光。在夫妻之间，打过架又言归于好，来得分外快活的时刻里，这目光给她一种说不出的慰安。

她站着，好像忽然想到什么，伸手从衣兜里摸出刚才夺走的烟嘴，走过去，放在老头儿跟前。一时她鼻子一酸，想掉泪，但她给自己的倔劲儿抑制住了。什么话也没说，赶紧去给空着肚子的老头儿热菜热饭，还煎上两个鸡蛋……

人之常情最难写，平淡夫妻最难做。冯骥才先生用平实的笔，写下一对老夫老妻的相濡以沫。岁月沉淀下来相守的勇气，爱为这种勇气做底。读这样的文字，总能让人生出柴米油盐间的浪漫之慨。

朗读者 秋爸爸 秋妈妈

我们习惯把患有自闭症的孩子称为“星星的孩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像星星一样遥远？他们不聋，但是对声响充耳不闻；他们不盲，但是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他们不哑，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样开口来表达自己。任何父母在得知自己的孩子患有自闭症之后，都需要鼓足勇气来面对未来的每一天。

2002年，秋歌、秋语出生。秋歌、秋语的名字取自《诗经·东门之池》中的“可与晤歌，可与晤语”，寓意就是要孩子长大后，每天都能欢歌笑语。秋爸爸是分子生物学的博士，秋妈妈则是外企的一名管理人员，一对双胞胎儿子的诞生为这个小家庭增添了无限喜悦。可他们逐渐发现两个孩子不对劲：眼神空洞，不会说话，不懂什么是危险。困惑的他们带着儿子去诊治，才得知两个儿子都患有自闭症。

让人钦佩的是，他们从没把时间花在怨天尤人上。他们照顾自己的孩子，还同样关心着更多自闭症的家庭。面对那些濒临崩溃、准备放弃的家长，秋爸爸这样劝导他们：“苦不苦，看看秋爸爸他们家两份堵；累不累，看看秋爸爸他们两份罪。”如今，秋爸爸、秋妈妈已是许多病友家庭的良师益友，他们为自闭症知识的社会普及和尽早干预治疗而奔走疾呼。

朗读者 访谈

董卿：刚才上场前，我问是叫秋爸爸秋妈妈呀，还是叫你们自己的名字，然后两位很坚定地说，就叫秋爸秋妈，好像自己的名字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们是他们的爸爸和妈妈。

秋爸爸：秋妈妈：是的。

董卿：是什么时候发现孩子跟一般的孩子不太一样的？

秋爸爸：两岁左右，孩子还不说话。家长不愿意往坏处想，但当拿到医生的诊断书，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自闭症”这几个字的时候，还是被打了一闷棍的感觉。那是2004年的冬天，本来阳光很温暖的，但感觉怎么这么刺眼！我在花坛边坐了一会儿，想接下来后半生可能我们要重新规划了。

董卿：你们真的是要开始重新学习很多东西，怎么教他说话，怎么教他写字，或者怎么教他自己不去伤害自己。

秋妈妈：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他有的时候生气了，还会撞自己的头。他还会抓扯我的头发，我感到痛，他也不松手。我心里很难过。

秋爸爸：这样的时候让我们很伤心。我们觉得害怕，怕他可能这一辈子，都不知道我们很爱他。

董卿：我觉得这是最痛苦的地方，就是没有情感的回馈。

秋妈妈：对，就像中间有一道冷冰冰的墙，永远这堵墙都打不破。

董卿：他们现在已经有十四岁了。那他们现在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吗？

秋爸爸：还不能。他们可能终生都需要有人看护下去。他们属于典型的中低功能的自闭症孩子。他们现在上特殊教育学校，有两个陪读的姐姐，全天候地跟着他们。

董卿：像这样的保姆姐姐，你们是不是家里也找了好多了？

秋妈妈：到现在也有七八十个了，至少。从出生到现在，长的有几年的，短的有两个小时的，大部分可能就一两个月就走了，受不了。

董卿：但是对于你们俩来说，生活这条路总是显得不那么平坦。在

2011年的时候是秋歌，被查出了白血病？

秋爸爸：对，那时候我们真是差点垮掉了。

秋妈妈：那是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光。他是属于M2型的，髓性细胞白血病，治愈率很低的，所以当时就觉得我们快要失去宝宝了。我们特别爱宝宝、贝贝，胜过自己的生命。所以当时我心里就在想，如果宝宝去了，我一定跟着他去。

秋爸爸：治疗白血病，需要长期的化疗，需要二十四小时躺在床上。而他们这样的孩子，可能安静地在教室里坐二十分钟都是个困难的事。我们当时就觉得，完了，宝宝不会配合这些治疗的。每天都要抽血，他会拔管子的。

秋妈妈：有一次他一拔，血一下就冒出来了，医生和护士的白大褂上都是血迹。后来，两个姐姐二十四小时在病床上陪护，就把他的手臂按着，让他不要拔。他这里还有输液杆，一个月还要做一次骨髓穿刺。骨髓穿刺是不打麻药的，是从锁骨这里，很长很粗的针，就这么扎进去，抽他的骨髓。要是我，我肯定会受不了这种痛苦。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宝宝一声都没吭就挺过去了。我觉得他有强烈的求生的欲望。

董卿：那段时间，你们俩的身体或者说精神上能受得了吗？

秋妈妈：那段时间确实很苦很累，因为我每天还得坚持上班。一下班，我就把饭打过去，给他们几个人吃，然后我一直在医院待到十点半，医生都轰人了，我才恋恋不舍地走。我在附近租了个房子，大概有一公里那么远。每天一个人就这么走，很黑。我总是看着天上的月亮、星星，很惨淡地挂着。我想老天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呢？你把所有的坎坷降到我头上，没关系；不要让我的宝宝受罪受苦，我愿意代他受罚。

董卿：秋歌现在好了吗？

秋爸爸：好了。从停止化疗以后，五年过去了。五年没复发，就算是临床上的治愈了。谢天谢地吧，感谢很多人。

董卿：从孩子两岁，得知他们有自闭症；到大儿子九岁得了白血病；一直到现在，他们已经十四岁了。这一路走过来，再回望，你们觉得这种勇气是来自于哪里呢？

秋妈妈：我觉得是来自于爱，还有一种为人父母的使命感。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宝宝、贝贝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有尊严地活着。这一辈子我都想做他们的守护神。我的愿望就是比他们多活一天。因为这样，我才能够多照顾他们一天。

秋爸爸：爱自己的孩子，可能是我们每个家长的天性吧。光哭，或者抱怨，或者躲，这些都没有用，我们只能迎上去，面对现实。

董卿：最初的勇气可能是出于父母保护孩子的本能，就是一定要让他们好好地活着。他们要好好地活着，首先你们得好好地活着。我知道你们这些年在很努力地构建一个平台，联手更多的自闭症家庭，彼此给予一些帮助，也切切实实地帮助到了更多的人。

秋爸爸：我跟北京的另外两个理科生家长，一起做了一个面向自闭症家庭的免费的网上平台。没想到的是，刚一上线，就几天之内，一下子几千人涌进来了。家长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会找我。甚至有极端的家长可能会带着孩子一起跳海。这种事情不是个案。我一般进去这么劝：苦不苦，看看秋爸，他们家两份堵；累不累，看看秋爸，他们家两份罪。这样一说，基本上能够让家长平息一下自己。

董卿：平时你们俩交流沟通多吗？

秋妈妈：我们很多时间一天没有一句话。

董卿：那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彼此说的？

秋妈妈：秋爸爸，以后无论你怎么惹我生气，我都会原谅你。

秋爸爸：反正就一起过呗。其实我们之间这种相互支持，是能够让我们坚持下去的因素吧。缺了这方面的支持，恐怕真的走不下去了。

董卿：其实把今天过好了，就是一种勇气。今天，明天，未来的一天又一天，坚持下来就是一种勇气。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把自己照顾好，把孩子照顾好。那你们今天要来读些什么呢？

秋爸爸：今天我们准备读一首海桑的诗，《写给女儿的诗》。

董卿：我特别喜欢那首诗，可能今天听你们朗读，会有不同的感受。你们要把它献给谁呢？

秋爸爸：我们想把这首诗献给我们的孩子，秋歌和秋语。

秋妈妈：同时我觉得全国有一千多万的自闭症家庭，我也希望他们能从这首诗里看到信心、勇气和力量。

朗读者读本 写给女儿的诗

海桑

一、出生了

1

没想到你竟如此的小

简直是一条软体的虫子

当我伸出偌大的双手

却不知如何抱你

2

你第一次见我

就面似老人，就满脸皱纹

你究竟走了多长的时间多少的路

才从生命的源头

跌进我的手中

3

若将你放在一堆婴儿中间

我几乎认不出你

就像把一只苹果放在一堆苹果中间

都是红扑扑的

4

今天叫你宝宝

明天叫你贝贝

八九十来个名字

你知道自己是谁

但是啊

你不可能合乎每个人的口味

5

你冷不丁发出一个声音

把自己轻轻吓了一跳

6

你原本想笑来着

没有笑好，却哭了

7

你能笑出声了，这是件大事

你的体重增加了二斤

便是咱家的新闻

你的每一点变化都让我心疼

而我只是其中一个爱你的人

8

全乱套了

吃饭和睡觉

白天和黑夜

全乱套了

生活得重新安排

现在几点了

9

一天到晚

你紧握着小拳头

就像春天紧握着小小花骨朵

似乎柔弱，经不起风雨

但我知道其中包含的力量

二、透明娃娃

1

你漫无目的的手和脚和眼神告诉我

说这世界是新鲜的

于是我洗净一个苹果

放进清晨的阳光里

2

满月了

给你剃个光头

留下第一缕头发

用一根红线系好

放进你的相册

等哪一天你也老了

还能看看它

3

不管是什么东西

你都敢放进嘴里

假如你真的消化得了

恐怕就长成个新新人类

4

你还听不懂我说的话呢

我也不明白你的咿呀

但这并不妨碍我俩的交流

要不你笑什么，要不我笑什么

5

三个月大的婴儿

你看见过吗

有鼻子有眼有耳朵

手指头十个，脚指头十个

眼睫毛细细能数得清呢

指甲盖像是一层水皮儿

那叫作清澈

我这是怎么了

这些平淡无奇的事物

突然间变得奇怪

6

我三十岁了，你三个月了

我抱着你，你也抱着我

身后那个偷偷爬上来的孩子

是叫个月亮吧

我仿佛也是第一次看见它

7

就跟恋爱时一样

我又开始说些可笑的话

比如说大高楼很高

比如说大苹果很大

上一回是你妈妈笑了

这一回是我笑了

你只是瞪着两只大眼

仿佛看我

8

婴儿的身体是香甜的

不信你闻闻

婴儿的灵魂是香甜的

不信你闻闻

三、你是我心中最软的地方

1

我对着你说话

我对着你唱歌

我对着你变成一条小狗

欢喜得像是一个傻瓜

2

不哭不闹的时候

你妈妈就关心你的鼻子

你瞧她趴在你的脸上

听它们是否仍在呼吸

3

你姥爷喝多了酒

然后打来电话

说是要你给他哭一个

然后他好去睡觉

4

你妈妈像个小偷

她总是蹑手蹑脚

她溜进你的房间

她溜出你的房间

她偷出来一朵微笑

不等她开口，我知道

你已经睡着

5

你走姥姥家去了

你妈妈抱着你走姥姥家去了

你可真狠心

你一走就走了

一二三四五六天

我跟你说吧

我是忍着才没有去看你

并且告诉自己

每天只想你一次

你知道吗，我的孩子

不管你哪一天回来

那一天就是我的节日

6

你睡着了

你妈妈也似乎睡着了

但我知道她

她睡着的只是眼睛

她的耳朵醒着

7

你叽里咕噜的言语

都是生命的密码吧

你对我说了那么多

我一听，傻了

8

你的两只大眼睛

没有看见我

因为我手里拿着个苹果

我就像一只盛水果的篮子

你就扒开来看吧

9

你病了，等于是天塌了

我们都成了没主意的人

我们对医生微笑

我们对护士微笑

我们不停地点头

恨自己和他们攀不上亲戚

10

突然间有个想法

想自己一夜间变老

这样就能看见

你长大后的样子了

四、你是个两岁的大女孩

1

把整齐的都弄乱了

把站着的都打翻了

把干净的都玩脏了

你便快乐地笑了

2

你总是让我想起我的爹娘

想起他们的那些年月

比如今天，你病了

我抱着你跑呀

仿佛他们在抱着我跑

而他们已经死了

他们死了，就是我死了

而你活着

你活着，就是我活着

3

跌倒了

你趴在地上不起来

左瞧右瞧，你看见了我

于是，你哭了

跌倒了

你趴在地上不起来

左瞧右瞧，你没看见我

于是，你自己爬起来

4

有些时候

我变得和你一样小

另一些时候

你变得和我一样大

当我问你的远大理想

你说长大了要做妈妈

5

我拿你怎么办呢

我亲你的脸蛋亲你的肚皮

亲你的臭脚丫亲你的小屁股

如果你是个小男孩

我还会亲你腿间的那个小宝贝

可你是个女孩，你是我两岁的女儿

你的宝贝更加奇妙

我看着它，我不敢动

一想到自己也从它而来

心中便一阵惭愧

那地方地形复杂，山峦起伏

我一定迷路了千百次

才变成现在这样的人

6

你不是我的希望，不是的

你是你自己的希望

我那些没能实现的梦想还是我的

与你无关，就让它们与你无关吧

你何妨做一个全新的梦

那梦里，不必有我

我是一件正在老去的事物

却仍不准备献给你我的一生

这是我的固执

然而我爱你，我的孩子

我爱你，仅此而已

你不是我的财富，不是的

如果你一定是财富

那你是时间的财富，是未来的财富

你如此的宝贵，我怎能占为己有

一直以来，我都不愿意承认

其实在生命的意义上我们都是奇迹

就像未来不会比现在更重要

你我也只能是对方人生的某个部分

然而我爱你，我的孩子

我爱你，仅此而已

你甚至不是我的孩子，我是说

当神明通过我将一口生气传递给你

我想我愿，我又怎能做你一生的保护神

总有一天，我将成为一种无用的东西

我看着你看着你，却无能为力

然而我爱你，我的孩子

我爱你，仅此而已

我爱你，仅此而已

然而我爱你多些

就像我父亲爱我多些

事情只能如此

选自新世纪出版社《海桑诗集》

在这个人喊马叫、人仰马翻、人困马乏的世界里，海桑是个异类。他从不说大话，但他的心很宽大；他从不谈大事，但他对世事很明了；他写诗从不用大词，但他的诗很豁达。他的悲伤里透着喜悦，他的柔软里藏着坚强，与其说那是诗，不如说那是他的自言自语，对那些被这个世界忽悠晕了的人来说，这样的言语毫无用处，可事实上，这样的言语，才是一个个体生命曾经丰富地、有尊严地存在过的证据。

著名主持人 张越

朗读者 李宁

李宁是广西壮族人，七岁开始练体操，十七岁入选国家体操队。1982年的世界杯体操赛，他一人夺得男子全部七枚金牌中的六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984年的奥运会，他独得三金两银一铜，成为该届运动会获得奖牌最多的运动员，举国仰慕。然而，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浑身伤病的李宁发挥失常，就此终结了辉煌的运动生涯。

谁也没想到，这次失败却开启了他征战商界的人生，并以自己的名字创造出中国本土的运动品牌。

无论在赛场还是在商界，李宁用实力向我们证明：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永远不要低估一颗冠军的心。

朗读者 访谈

董卿：我听您身边的人说过一句话，说李董这辈子也挺值的，一个人活了别人好几辈子。我理解他们的意思是您在完全不同的领域，通过自己的拼搏和努力，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李宁：很高成就谈不上，但作为运动员情况比较特殊。你去比赛，你得敢于挑战，你内心里面得不断地去激励自己，去形成那种有勇气的行为。从一个运动员到做企业，现在回想起来，也需要一点勇气，就是你完全离开过去自己熟悉的环境，到一个未知的、新的环境。但我自己觉得是“无知者无畏”，谈不上勇气。

董卿：那个时候企业的起点还是挺高的。1989年公司成立，1990年的亚运会，1992年的奥运会，您的企业就成为中国国家代表团的赞助商了。

李宁：是，起点比较高。因为在那个年代，这类商品还是比较缺少的。那时候我们的制作水平还不算太高，很多商业运营的想法也不是那么完善，但是就有机会把生意做起来了，所以我也算是比较幸运的。当初一个梦想，就这样一直做到今天。

董卿：好像全国最多的时候，门店达到了八千多家。

李宁：最初第一家店的时候，我还参加业务。后来，因为我比较推崇这样的理念：一个公司要想长期发展，还是应该有一个更优秀的团队把公司持续地运营向好。所以，我后来就慢慢地退到幕后。

董卿：您曾经说过一句话，您说希望大家都忘掉李宁，记住李宁牌。

李宁：我拿冠军是上个世纪的事，但是我做一个商品或者做一个品牌，那是可以延续的。

董卿：但是做企业，其实是很复杂的一条链。您的企业第一次出现危机在什么时候？

李宁：因为市场同质化太严重，不但是产品同质化，经营模式也同质化，而我们希望把自己的产品做得更加运动，更加专业，这个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最艰苦的过程。我们要放弃我们之前赚钱的，再做更专业的，在这个阶段就产生了亏损。

董卿：企业亏损，您会有压力吗？

李宁：当然有压力。我们预期三年是可以转型完，可以建立我们自己的专业的产品和专业的发展规划。当第三年还是没有完成任务的时候，是有压力的。

董卿：据说您这当中换了两任职业经理人，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李宁：是。公司没有实现我想走的那条路上所需要的一些商业模型、商业基础。那个时候其实，要比最早亏损的时候压力更大。

董卿：所以，我们看到您原本是远远地站在企业背后的，这个时候，也就是2014年，您再一次挺身而出。

李宁：我自己决定出来，在新的CEO（首席执行官）没到之前，我自己先带领公司往前走。这样，做CEO就变成了日常业务经营，从产品，从人，从财，从渠道，包括跟股东的沟通，都要合在里面。以前我很少坐办公室，但现在我必须得到办公室去，跟这个部门，跟这个员工，就这项业务来进行交流。包括去店面，或者去工厂，或者是其他一些社会活动、推广活动，都要参与。

董卿：在您2014年代理CEO之后，2015年公司就扭亏为盈了？

李宁：对，是的。

董卿：对于您来讲，1988年汉城奥运会那次之后，您所遭受的挫败和在经营一个企业的时候，所经历过的低谷，这两件事情，哪一件您觉得更难呢？哪一件更需要勇气？

李宁：想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或者说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收益的话，都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没有人知道能不能真正做得到。作为运动员，个人的挑战会大一点，成功也是你，失败也是你。企业毕竟还是一个更广泛的事情，有资本的层面，有管理团队的层面，有技术层面，有产品层面，有市场渠道，竞争环境等等。企业的勇气在于，拥有决策权的人，他是否能平衡好，最终决定往哪走。有时候可能需要放弃一些既得的，去追求一些看似很有价值，但是未必会实现的。

董卿：有人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慢慢变得胆小，不像以前那么勇敢了，您觉得呢？

李宁：有信心，就会有勇气，因为有梦想，就会有冲动。

董卿：那您今天想要为大家朗读些什么呢？

李宁：今天选了一篇巴金的《做一个战士》。

董卿：这当中有哪一句话给您特别深的触动，或者说让您有特别强的共鸣感吗？

李宁：“做一个战士”！战士要有一个坚定的目标，不会被假象所迷惑。

董卿：在李宁的身上，有着106枚金牌。但是在1988年，在汉城奥运会的时候，因为他出现了两个失误，当时所有的报道都口诛笔伐。

李宁：那时候对我的“讨伐”，是因为没有实现大家预期的目标。骂的，或者说让我去找地方，哪儿凉快哪儿待着，甚至上吊的，都有。

董卿：但是我还是很佩服您那时候走出那样的人生低谷的勇气。

李宁：因为老徘徊在那样的感觉，其实也没什么意思，不吸引我。

董卿：现在大家才能理解，就像李宁将要朗读的这篇文章的名字一样，他是一名战士。

朗读者读本 做一个战士

巴金

一个年轻的朋友写信问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回答他：“做一个战士。”

另一个朋友问我：“怎样对付生活？”我仍旧答道：“做一个战士。”

《战士颂》的作者[1]曾经写过这样的话：

我激荡在这绵绵不息、滂沱四方的生命洪流中，我就应该追逐这洪流，而且追过它，自己去造更广、更深的洪流。

我如果是一盏灯，这灯的用处便是照彻那多量的黑暗。我如果是海潮，便要鼓起波涛去洗涤海边一切陈腐的积物。

这一段话很恰当地写出了战士的心情。

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致敌人的死命。

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驱散黑暗，这是战士的任务。他不躲避黑暗，却要面对黑暗，跟躲藏在阴影里的魑魅、魍魉搏斗。他要消灭它们而取得光明。战士是不知道妥协的。他得不到光明便不会停止战斗。

战士是永远年轻的。他不犹豫，不休息。他深入人丛中，找寻苍蝇、毒蚊等等危害人类的东西。他不断地攻击它们，不肯与它们共同生存在一个天空下面。对于战士，生活就是不停地战斗。他不是取得光明而生存，便是带着满身伤疤而死去。在战斗中力量只有增长，信仰只有加强。在战斗中给战士指路的是“未来”，“未来”给人以希望和鼓舞。战士永远不会失去青春的活力。

战士是不知道灰心与绝望的。他甚至在失败的废墟上，还要堆起破碎的砖石重建九级宝塔。任何打击都不能击破战士的意志。只有在死的时候他才闭上眼睛。

战士是不知道畏缩的。他的脚步很坚定。他看定目标，便一直向前走去。他不怕被绊脚石摔倒，没有一种障碍能使他改变心思。假象绝不能迷住战士的眼睛，支配战士的行动的是信仰。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除非他死，人不能使他放弃工作。

这便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战士。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具有超人的能力。他是一个平凡的人。每个人都可以做战士，只要他有决心。所以我用“做一个战士”的话来激励那些在彷徨、苦闷中的年轻朋友。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巴金全集》第十三卷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巴金被推选为四十五位理事之一。他的当选，是文艺界对他积极投身抗日斗争的行动和在文艺界所具影响的肯定。1938年7月到第二年春天，巴金写了收在《旅途通讯》里的十多篇散文，记叙自己同朋友们一道辗转跋涉的艰苦历程和“在轰炸中过的日子”。此外，他还写了《做一个战士》《“重进罗马”的精神》和《黑土》《南国的梦》等杂文和散文。他用古罗马的传说勉励留在上海的青年“应当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而兴奋、振作”；用“做一个战士”来激励那些在彷徨、苦闷中的青年……这篇散文充分表达了巴金对时代战士的理解、崇敬和赞美。

学者、巴金研究专家 李存光

[1] 指亡友陈范予（1901—1941）。

朗读者 翟墨

航海家哥伦布曾经说过：“除非你有勇气到达那些看不到岸的地方，否则你就永远无法跨越大洋。”从古至今，大海是人类一直渴望去征服的领域，有无数的航海家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探索、去发现。

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位向海而生的航海爱好者，他叫翟墨。从2007年1月到2009年8月，他用了整整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了自驾帆船环球航海一周的壮举。由此，他成为中国单人无动力帆船环球航海第一人。

单人环球航海是一项充满惊险、艰辛的运动，极大地挑战着人类生存能力的极限。陪伴他的，只有波澜壮阔的大海、诡谲神秘的大自然和无法言喻的孤独。他曾在印度洋中经历了五天五夜的狂风暴雨，曾连续一百二十个小时手不离舵达到虚脱的边缘，曾在航行中误闯军事禁区而被守岛的美国大兵押向小岛，还曾被海盗在海上跟踪了三四个小时……他用力量、意志和智慧与风浪搏击，战胜了死神和孤独，化解了危机。

“一个人，一条船，他航行于世界。或许他不想去证明什么宏大的词汇，只是想证明一个人可以走多远。”白岩松这样评价翟墨。

“生活在天空之下、海水之上，接受阳光、狂风和海水洗礼的人。”翟墨这样评价自己。

朗读者 访谈

董卿：先跟大家普及一下，环球航海的定义是什么。

翟墨：国际上有一个规定，穿越地球所有的经线，就是环球航海。

董卿：经过所有的海域。

翟墨：对，像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

董卿：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航海的？

翟墨：接触航海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时在新西兰拍纪录片的时候，我问一个老船长：你开船去过多少个国家？他轻描淡写地说围地球转了一圈半。我听了却很兴奋，立刻想：我能不能做呢？不久，我就自己买了一艘船。

董卿：你这也太疯狂了吧，连怎么掌舵、怎么用帆都不知道，就买了一艘船，然后想要环球航海。这个听上去……

翟墨：有点莽撞。

董卿：有点离谱。

翟墨：当时开这个船，想去南太平洋的一个岛，然后我在海上漂了二十九天，遇到了一次最恶劣的天气，途经汤加海沟，正好赶上地震，同时又遇到季风。当时连续刮了将近五天的时间，风力达到十二级，整个海面上都是黑灰色的。那感觉就像世界末日到了。我是连滚带爬地进了船舱，帆也给撕开了。狂风肆虐的时候，我还在那儿缝那个帆，也给自己缝脚。

董卿：给自己缝脚是什么意思？

翟墨：当时我滚下船舱的时候，脚底板给划开了。我们航行的时候，都有一个急救箱，有麻药，有手术刀，包括针线都有。

董卿：上麻药了吗？

翟墨：上了。当时那个风浪浪高在十几米，一个浪砸在后背上，跟敲鼓一样。其实能自己缝针已经很不错了。刚缝一针，浪就砸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又恢复到原状，我再继续缝。

董卿：那还是你的脚吗？

翟墨：其实在远程航海的时候，特别是在极限运动的时候，能活着回来，已经是最大的胜利了。

董卿：我突然想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去探险的原因。让你对生命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翟墨：对，不断地去挑战自己，不断地去战胜自己。

董卿：既知道生命的渺小，也知道生命的伟大。

翟墨：对。风过了以后，我喝了一杯酒，这时候才发现，我有将近五天的时间没有吃东西了。酒喝下去火烧火燎的，于是就把酒杯直接扔海里了。

董卿：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翟墨：是的。

董卿：那你遇到过真的海盗吗？

翟墨：2015年的时候，我遇到了三起海盗。当时我的船上有一个武装保安，是中国的一个保安公司，免费给我们做护航。刚一开始的时候，一艘小快艇，一直在尾随我们。我当时跟那个武装保安说，这是不是海盗？他说是海盗。尾随我们将近三个小时，一直在围着我们的船转。好在他们自己走了。

董卿：除了这些突发情况，你在船上的日常是怎样的？比如洗澡就直接跳到海里了吗？

翟墨：我们还可以找云洗澡。因为海水洗了以后，身上发黏。最希望的就是能赶上下雨天，特别是在赤道附近的时候，有很多的积雨云。

董卿：就追着云是吗？

翟墨：对，叫追云洗澡。有时候我追过去的时候，正好云层聚积得更多，而且走得很慢，然后就可以尽快地打上肥皂以后，尽快地洗了。这是我们航海之后最大的乐趣之一。

董卿：听上去很美。你想象整个天空就是你的花洒，很棒。我很好奇，这么具有危险性的运动，你告诉家人吗？

翟墨：我记得我买第一条船的时候，打电话告诉我哥了。结果回家过年的时候，我老娘问我：“收成怎么样？”她以为我买了条渔船。（全场笑）

董卿：你会告诉她你所经历的这些生死时刻吗？

翟墨：不会。如果告诉的话，估计我老娘绝不会让我出海。

董卿：你做环球航海的时候已经成家了吗？

翟墨：没有。我是环球航海结束以后成的家，现在也有孩子了。

董卿：那你现在还会去航海吗？

翟墨：我不会有过去那种“无知者无畏”的感觉了。现在因为有了儿子嘛，我就会带他去，但航的都是近岸，就是让他去体验体验，感受感受。

董卿：他是不是特别崇拜你？

翟墨：他现在画的画儿都是我的船。

董卿：如果可以选择，你希望他成为画家还是成为航海家？

翟墨：我希望两者都具备。

董卿：你觉得勇气是什么？

翟墨：勇气是我启航的一种力量。

董卿：这也是勇气给你的珍贵馈赠之一吧。勇气让你能够走出家门，也希望每一次都能够平安回来。那你今天要读些什么呢？

翟墨：高尔基的《海燕》。因为我在海上的时候，特别是恶劣天气的时候，只有海燕在海面上飞翔，其他的海鸟都已经看不到了。

董卿：你要把这段朗读献给谁呢？

翟墨：献给正在大海上航行的水手和船长。

朗读者读本 海燕之歌

［苏联］高尔基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

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海鸥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呻吟着，──呻吟着，它们在大海上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恐惧，掩藏到大海深处。

海鸭也在呻吟着，──它们这些海鸭啊，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轰隆隆的雷声就把它们吓坏了。

蠢笨的企鹅，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到悬崖底下……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直压下来，而波浪一边歌唱，一边冲向高空，去迎接那雷声。

雷声轰响。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跟狂风争鸣。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浪，恶狠狠地把它们甩到悬崖上，把这些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碎末。

海燕在叫喊着，飞翔着，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地穿过乌云，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

看吧，它飞舞着，像个精灵，──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它在大笑，它又在号叫……它笑那些乌云，它因为欢乐而号叫！

从雷声的震怒里，——这个敏感的精灵，——它早就听出了困乏，它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

狂风吼叫……雷声轰隆……

一堆堆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闪电的箭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这些闪电的影子，活像一条条火蛇，在大海里蜿蜒游动，一晃就消失了。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戈宝权 译）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高尔基文集》第五卷

1901年3月4日，大学生和工人抗议沙皇政府强迫大学生当兵，遭到残酷镇压。高尔基极为愤慨，写下短篇小说《春天的旋律》，全文禁止发表，但尾声《海燕》幸免，于是立刻成为最受欢迎、最富有宣传性和号召力的诗传单。一位演说者说：“高尔基被放逐了，原因是他说出了真理并揭露我们生活中可怕的事情。他有一件武器──他的笔，一种力量──他那在自由发表意见时所表示的思想……”

除了作为政治诗广为流传，《海燕》也是一篇充满英雄气概的人生赞歌。

朗读者 樊锦诗

1987年，中国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名录中它得到了这样的评价：“地处‘丝绸之路’的战略要点，是宗教、文化艺术的交汇处。”但是，就是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宝库，因为经历了动乱、战火和盗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了废墟。

樊锦诗，一位出生在北平、成长在上海的瘦弱姑娘，1963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之后，便与莫高窟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五十四年间，从青春年少到满头华发，她为莫高窟的永续利用、永久保存倾尽了全力，被称为是“敦煌的女儿”。

在敦煌，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工作。她走过莫高窟大大小小七百三十五座洞窟，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由她主编的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则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由于壁画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樊锦诗多年致力于建立“数字敦煌”，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永久保存。

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她用五十多年的执着和坚守，谱写了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平凡与伟大。

朗读者 访谈

董卿：当您从我们的红地毯通道向我走来的时候，我心头一热：这样一个瘦弱的身躯里怎么会蕴藏着这么大的力量啊。您自己最早知道敦煌是在什么时候？

樊锦诗：是念中学的时候，历史课本里有一段专门写莫高窟。我被它深深吸引，很想看到它。

董卿：是不是因为这个，才促使您后来报考了北大的考古专业呢？

樊锦诗：也有这方面因素吧。首先是因为喜欢历史。历史是文字的资料，考古就是实物的资料。越是到古代，在没有文字的时候，越是要靠着考古的实物资料来证明的。考古是研究历史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

董卿：毕业那年您有一个机会到敦煌实习，那是您第一次到敦煌吧？

樊锦诗：实际上我当时去的目的不是那么纯，更多的不是去实习，而是想去看敦煌。一进洞就被它迷住了。敦煌的洞窟确实很美妙，而且想到大名鼎鼎的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史苇湘先生都在莫高窟工作，也很吸引我。但是洞窟外头的世界跟上海、北京的反差特别大。

董卿：您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现实世界？

樊锦诗：房子就是土的，干打垒，没电灯。我从小长大没见过没电灯的地方。没有自来水，房间里也没有卫生设备。然后他们还跟我说，那儿有狼，所以心里就有点嘀咕。

董卿：您碰到过狼吗？

樊锦诗：我晚上去解手嘛，出了寺庙的门一看，哟，两个绿绿的眼睛。啊，我一想，这可能就是狼吧。我就吓得奔回到房子里，这一夜都没有睡好。好不容易憋到天亮，出去一看，还在那儿待着，原来不是狼，是个驴。（全场笑）

董卿：当时，您还能够见到像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他们都是中国最早的敦煌研究专家了。他们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樊锦诗：我没去之前，我一想这些艺术家肯定是很气派的，西装革履的。结果一看，常先生，如果他不说话，不是戴那副眼镜，几乎跟农民差不多。段先生呢，穿了一件工作服，上面都是颜色。我说他怎么脸上都是点点，这不是《九色鹿》故事里头的点点吗？也是很土。史苇湘呢，我还以为他是个女的，一看是个大男子汉，而且都穿得很朴素，还是很土。他们在那儿已经待了十几年，常先生待了二十年。当时我说他们在这个地方能待住，还能把这些洞守住，了不起。

董卿：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先生是第一任所长。但是后去的樊老肯定没想到，她会真正地踏着他们的脚印，成为敦煌艺术院的第三任院长。

樊锦诗：待了一年又一年，转眼就是一辈子。主要是被老一辈感染，被敦煌的艺术魅力吸引。我慢慢也理解了，他们待下是为了敦煌，他们离不开敦煌这个艺术。我也是，那么我是不是应该也给敦煌做一点事？

董卿：所以您毕业就服从分配去了敦煌是吗？可是我听说，您父亲曾经给北大写信，希望学校不要把您分配到敦煌？

樊锦诗：对，信是让我转递给北大的领导、系领导跟我的业师宿白先生的。主要是说这个女孩子从小身体不好，到敦煌会水土不服。但我考虑了两三天，信没有给学校交。

董卿：其实当时不仅是父亲不放心，还有一个人也很不放心。是当时樊院长在大学里的恋人，也就是现在的丈夫。但是您好像跟他保证了说，我就去三年我就回来。

樊锦诗：他知道我的爱好，也知道我对敦煌的感情，所以他做了牺牲。1986年，老彭（彭金章）离开武汉大学，离开他一手创办的考古专业，调到敦煌。但是我也不是说就把他完全牺牲了，他到敦煌也有事做。敦煌分两个区：一个南区，这里头有塑像、壁画；一个北区，是神女们修行的洞窟和起居的洞窟，甚至是神女们死后埋葬的洞窟，里头没有塑像、壁画，有243个洞。他是学考古的，后来他把243个洞发掘完了，弄清楚了。所以应该说他为敦煌做的贡献，写敦煌历史的话，也会记上这一笔。

董卿：你们是哪一年结的婚啊？

樊锦诗：我们是1963年毕业，1967年1月结的婚。

董卿：结了婚之后，很快就有孩子了，这又是一个难题啊。

樊锦诗：当时我就一个人。办法就是小被子一裹，拿个绳子一捆，上海叫蜡烛包。他慢慢长大了，别人说，孩子五六个月了你还把他捆着吗？我说那不捆怎么办？我要上班啊！有一次进门，一看他从床上掉下来了，掉到煤渣子上，脸上都生花了。后来我请了假，把孩子送到我先生老家河北的农村，交给谁呢？交给我先生的姐姐。老二是隔了五年生的，后来把老大换出来把老二又放到农村。我常说，你们爸爸是我们家的功臣，没有他的支撑，这个家庭可能就散了。别人问他您两个人怎么好的？他说：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

董卿：寥寥十几个字，总结了五十年。您是无愧于敦煌，但是有愧于家庭啊。我也透露一个小秘密，我们之前邀请樊院长，因为她的工作很忙，她也不喜欢接受采访，好几次都拒绝了。后来有一天，导演特别高兴跟我说，樊院长愿意来了。因为樊院长的爱人喜欢看我们这个节目。（笑）

樊锦诗：我想他在电视里看见我可能高兴。

董卿：樊院长为敦煌做的事不只是自己留下来工作，先生调过来工作，为了莫高窟的数字工程，樊院长更是几乎是花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樊锦诗：1908年莫高窟被盗，其中一个法国人叫伯希和，他不是一般的毛贼，他是一个考古学家，他拍了好多照片。于是我翻他的照片，一翻吓一跳，伯希和拍的照片，同样的内容，还比较清楚。但到七十年代的时候，有的地方已经模糊了，有的地方已经退化了，有的地方已经脱落了。所以更应该加紧做档案；加紧做档案就要拍照。但是照片时间长了要变色，这个档案还有用吗？到了八十年代末我到北京出差，有一个人知道我在关注科技保护，说我带你去看电脑，图像只要变成数字，它就永远不变了。那我说，我们的莫高窟壁画能不能拿来试一试啊？可是我们试了半天，有效果，不满意。又过了十年，等于就是九十年代，我们跟国外合作，在洞窟里铺轨道拍摄。《五台山图》，十三米多长，三米多高，四十多平米，要用六千多张这样的照片拼接出来，一点都不能变形，还可以放出来看。这样数字敦煌也保存下来了，达到了我们的初步效果。

董卿：可能很多观众并不是很了解敦煌莫高窟，它是以一种非常缓慢的，但的确是不可逆转的态势在消逝。所以，樊院长要拼尽全力，找到一种方法让这种不可再生、不可永生的文物永续利用，永久保存。用现在的话说这叫什么？逆天啊。（全场笑）文学家喜欢说“永远的敦煌”，樊院长付出毕生的精力就是为了让“永远”变成现实。在这样的一种“逆天”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勇气。谢谢樊院长，谢谢您为敦煌所做的一切，为敦煌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做的一切，为每一个中国人做的一切。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有几位樊院长的同事、好友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要为樊院长带来一段朗读。他们分别是：

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苏伯民先生；

敦煌学学者中华书局资深编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今年七十三岁的柴剑虹先生；

敦煌研究院接待部副主任宋淑霞女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原主任袁靖先生。

朗读者读本 莫高窟（节选）（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在敦煌（节选）

季羡林

刚看过新疆各地的许多千佛洞，在驱车前往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的路上，我心里就不禁比较起来：在那里，一走出一个村镇或城市，就是戈壁千里，寸草不生；在这里，一离开柳园，也是平野百里，禾稼不长；然而却点缀着一些骆驼刺之类的沙漠植物，在一片黄沙中绿油油地充满了生意，看上去让人不感到那么荒凉、寂寞。

我们就是走过了数百里这样的平野，最终看到一片葱郁的绿树，隐约出现在天际，后面是一列不太高的山岗，像是一幅中国水墨山水画。我暗自猜想：敦煌大概是来到了。

果然是敦煌到了。我对敦煌真可以说是“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了。我在书里读到过敦煌，我听人谈到过敦煌，我也看过不知多少敦煌的绘画和照片。几十年梦寐以求的东西如今一下子看在眼里，印在心中，“相见翻疑梦”，我似乎有点怀疑，这是否是事实了。

敦煌毕竟是真实的。它的样子同我过去看过的照片差不多，这些我都是很熟悉的。此处并没有崇山峻岭，幽篁修竹，有的只不过是几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千岁老榆，高高耸入云天的白杨，金碧辉煌的牌楼，开着黄花、红花的花丛。放在别的地方，这一切也许毫无动人之处，然而放在这里，给人的印象却是沙漠中的一个绿洲，戈壁滩上的一颗明珠，一片淡黄中的一点浓绿，一个不折不扣的世外桃源。

至于千佛洞本身，那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五光十色，云蒸霞蔚。无论用多么繁缛华丽的语言文字，不管这样的语言文字有多少，也是无法描绘、无法形容的。这里用得上一句老话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洞子共有四百多个，大的大到像一座宫殿，小的小到像一个佛龛。几乎每一个洞子里都画着千佛的像。洞子不论大小，墙壁不论宽窄，无不满满地画上了壁画。艺术家好像决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和颜料，决不吝惜自己的光阴和生命，把墙壁上的每一点的空间，每一寸的空隙，都填得满满的，多小的地方，他们也决不放过。他们前后共画了一千年，不知流出了多少汗水，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才给我们留下了这些动人心魄的艺术瑰宝。有的壁画，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经过了一千年的风吹、雨打、日晒、沙浸，但彩色却浓郁如新，鲜艳如初。想到我们先人的这些业绩，我们后人感到无比地兴奋、震惊、感激、敬佩，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

我们走进了洞子，就仿佛走进了久已逝去的古代世界，甚至古代的异域世界；仿佛走进了神话的世界，童话的世界。尽管洞内洞外一点声音都没有，但是看到那些大大小小的雕塑，特别是看到墙上的壁画——人物是那样繁多，场面是那样富丽，颜色是那样鲜艳，技巧是那样纯熟，我们内心里就不禁感到热闹起来。我们仿佛亲眼看到释迦牟尼从兜率天上骑着六牙白象下降人寰，九龙吐水为他洗浴，一下生就走了七步，口中大声宣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我们仿佛看到他读书、习艺。他力大无穷，竟把一只大象抛上天空，坠下时把土地砸了一个大坑。我们仿佛看到他射箭，连穿七个箭靶。我们仿佛看到他结婚，看到他出游，在城门外遇到老人、病人、死人与和尚，看到他夜半乘马逾城逃走，看到他剃发出家。我们仿佛看到他修苦行，不吃东西，修了六年，把眼睛修得深如古井。我们又仿佛看到他幡然改变主意，毅然放弃了苦行，吃了农女献上的粥，又恢复了精力，走向菩提树下，同恶魔波旬搏斗，终于成了佛。成佛后到处游行，归示，度子，年届八旬，在双林涅槃。使我们最感兴趣、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那许许多多的涅槃的画。释迦牟尼已经逝世，闭着眼睛，右胁向下躺在那里。他身后站着许多和尚和俗人。前排的人已经得了道，对生死漠然置之，脸上毫无表情地站在那里。后排的人，不管是国王、各族人民，还是和尚、尼姑，因为道行不高，尘欲未去，参不透生死之道，都号啕大哭，有的捶胸，有的打头，有的击掌，有的顿足，有的撕发，有的裂衣，有的甚至昏倒在地。我们真仿佛听到哭声震天，看到泪水流地，内心里不禁感到震动。最有趣的是外道六师，他们看到主要敌手已死，高兴得弹琴、奏乐、手舞、足蹈。在盈尺或盈丈的墙壁上，宛然一幅人生哀乐图。这样的宗教画，实际上是人世社会的真实描绘。把千载前的社会现实，栩栩如生地搬到我们今天的眼前来。

在很多洞子里，我们又仿佛走进了西方的极乐世界，所谓净土。在这个世界里，阿弥陀佛巍然坐在正中。在他的头上、脚下、身躯的周围画着极乐世界里各种生活享受：有伎乐，有舞蹈，有杂技，有饮馔。好像谁都不用担心生活有什么不足，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且这些饮食和衣服，都用不着人工去制作。到处长着如意神树，树枝子上结满了各种美好的饮食和衣着，要什么，有什么，只需一伸手一张口之劳，所有的愿望就都可以满足了。小孩子们也都兴高采烈，他们快乐得把身躯倒竖起来。到处都是美丽的荷塘和雄伟的殿阁，到处都是快活的游人。这些人同我们这些凡人一样，也过着世俗的生活。他们也结婚。新郎跪在地上，向什么人叩头。新娘却站在那里，羞答答不肯把头抬。许多参加婚礼的客人在大吃大喝。两只鸿雁站在门旁。我早就读过古代结婚时有所谓“奠雁”的礼节，却想不出是什么情景。今天这情景就摆在我眼前，仿佛我也成了婚礼的参加者了。他们也有老死。老人活过四万八千岁以后，自己就走到预先盖好的坟墓里去。家人都跟在他后面，生离死别。虽然也有人磕头涕哭，但是总起来看，脸上的表情却都是平静的、肃穆的，好像认为这是人生规律，无所用其忧戚与哀悼。所有这一切世俗生活的绘画，当然都是用来宣扬一个主题思想：不管在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中，只要一心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净土，享受天福。这当然都是幻想，甚至是欺骗。但是艺术家的态度是认真的，他们的技巧是惊人的。他们仔细地描，小心地画，结果把本是虚无缥缈的东西画得像真实的事物一样，生动活泼地、毫不含糊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对于历史得到感性认识，让我们得到奇特美妙的艺术享受。艺术家可能真正相信这些神话的，但是这对我们是无关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的画。这些画画得充满了热情，而且都取材于现实生活。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所有的神仙和神话，不管是多么离奇荒诞，他们的模特儿总脱离不开人和人生，艺术家通过神仙和神话，让过去的人和人生重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探骊得珠，于愿已足，还有什么可以强求的呢？

最使我吃惊的是一件小事：在这富丽堂皇的极乐世界中，在巍峨雄伟的楼台殿阁里，却忽然出现了一只小小的老鼠，鼓着眼睛，尖着尾巴，用警惕狡诈的目光向四下里搜寻窥视，好像见了人要逃窜的样子。我很不理解，为什么艺术家偏偏在这个庄严神圣的净土里画上一只老鼠。难道他们认为，即使在净土中，四害也是难免的吗？难道他们有意给这万人向往的净土开上一个小小的玩笑吗？难道他们有意表示即使是净土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纯洁吗？我们大家都不理解，经过推敲与讨论，仍然是不理解。但是我们都很感兴趣，认为这位艺术家很有勇气，决不因循抄袭，决不搞本本主义，他敢于石破天惊地去创造。我们对他都表示敬意。

……

总之，洞子共有四百多个，壁画共有四万多平方米，绘画的时间绵延了一千多年，内容包括了天堂、净土、人间、地狱、华夏、异域、和尚、尼姑、官僚、地主、农民、工人、商人、小贩、学者、术士、妓女、演员，男、女、老、幼，无所不有。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我仿佛漫游了天堂、净土，漫游了阴司、地狱，漫游了古代世界，漫游了神话世界，走遍了三千大千世界，攀登神山须弥山，见到了大梵天、因陀罗，同四大天王打过交道，同牛首马面有过会晤，跋涉过迢迢万里的丝绸之路，漂渡烟波浩渺的大海大洋，看过佛爷菩萨的慈悲相，听维摩诘的辩才无碍，我脑海里堆满色彩缤纷的众生相，错综重叠，突兀峥嵘，我一时也清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在短短几天之内，我仿佛生活了几十年。在过去几十年中，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抽象的东西，现在却变得非常具体了。这包括文学、艺术、风俗、习惯、民族、宗教、语言、历史等领域。我从前看到过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帝王图、李思训的金碧山水，宋朝朱襄阳朱点山水，明朝陈老莲的人物画、大涤子的山水画，曾经大大地惊诧于这些作品技巧之完美、意境之深邃，但在敦煌壁画上，这些都似乎是司空见惯，到处可见。而且敦煌壁画还要胜它们一筹：在这里，浪漫主义的气氛是非常浓的。有的画家竟敢画一个乐队，而不画一个人，所有的乐器都系在飘带上，飘带在空中随风飘拂，乐器也就自己奏出声音，汇成一个气象万千的音乐会。这样的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甚至在别的国家的绘画史上能够找得到吗？

不但在洞子里我们好像走进了久已逝去的古代世界，就是在洞子外面，我们倘稍不留意，就恍惚退回到历史中去。我们游览国内的许多名胜古迹时，总会在墙壁上或树干上看到有人写上的或刻上的名字和年月之类的字，什么某某人何年何月到此一游。这种不良习惯我们真正是已经司空见惯，只有摇头苦笑。但要追溯这种行为的历史那恐怕是古已有之了。《西游记》上记载着如来佛显示无比的法力，让孙悟空在自己的手掌中翻筋斗，孙悟空翻了不知多少十万八千里的筋斗，最后翻到天地尽头，看到五根肉红柱子，撑着一股青气。为了取信于如来佛，他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变作一管浓墨双毫笔。在那中间柱子上写一行大字云：“齐天大圣，到此一游。”还顺便撒了一泡猴尿。因此，我曾想建议这一些唯恐自己的尊姓大名不被人知、不能流传的善男信女，倘若组织一个学会时，一定要尊孙悟空为一世祖。可是在敦煌，我的想法有些变了。在这里，这样的善男信女当然也不会绝迹。在墙壁上题名刻名到处可见，这些题刻都很清晰，仿佛是昨天才弄的。但一读其文，却是康熙某年、雍正某年、乾隆某年，已经是几百年以前的事了。当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不禁一愣：难道我又回到康熙年间去了吗？如此看来，那个国籍有点问题的孙悟空不能专“美”于前了。

我们就在这样一个仿佛远离尘世的弥漫着古代和异域气氛的沙漠中的绿洲中生活了六天。天天忙于到洞子里去观看。天天脑海里塞满了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印象，塞得是这样满，似乎连透气的空隙都没有。我虽局处于斗室之中，却神驰于万里之外；虽局限于眼前的时刻之内，却恍若回到千年之前。浮想联翩，幻影沓来，是我生平思想最活跃的几天。我曾想到，当年的艺术家们在这样阴暗的洞子里画画，是要付出多么大的精力啊！我从前读过一部什么书，大概是美术史之类的书，说是有一个意大利画家，在一个大教堂内圆顶天篷上画画，因为眼睛总要往上翻，画了几年之后，眼球总往上翻，再也落不下来了。我们敦煌的千佛洞比意大利大教堂一定要黑暗得多，也要狭小得多，今天打着手电，看洞子里的壁画，特别是天篷上藻井上的画，线条纤细，着色繁复，看起来还感到困难，当年艺术家画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困难要克服。周围是茫茫的沙碛，夏天酷暑，而冬天严寒，除了身边的一点浓绿之外，放眼百里惨黄无垠。一直到今天，饮用的水还要从几十里路外运来，当年的情况更可想而知。在洞子里工作，他们大概只能躺在架在空中的木板上，仰面手执小蜡烛，一笔一笔地细描细画。前不见古人，我无法见到那些艺术家了。我不知道他们的眼睛也是否翻上去再也不能下来。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优美的杰作、惊人的艺术瑰宝。我们真应该向这些艺术家们致敬啊！

我曾想到，当年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这一带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有的赶着羊群、牛群、马群，逐水草而居，辗转于千里大漠之中；有的在沙漠中一小块有水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努力劳作。在这里，水就是生命，水就是幸福，水就是希望，水就是一切，有水斯有土，有土斯有禾，有禾斯有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共同生存。在许多洞子里的壁画上，只要有人群的地方，从人们的面貌和衣着上就可以看到这些人是属于种种不同的民族的。但是他们却站在一起，共同从事什么工作。我认为，连开凿这些洞的窟主，以及画壁画的艺术家都决不会出于一个民族。这些人今天当然都已经不在了。人们的生存是暂时的，民族之间的友爱是长久的。这一个简明朴素的真理，一部中国历史就可以提供证明。我们生活在现代，一旦到了敦煌，就又仿佛回到了古代。民族友爱是人心所向，古今之所同。看了这里的壁画，内心里真不禁涌起一股温暖幸福之感了。

我又曾想到，在这些洞子里的壁画上，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中国境内各个民族的人民，而且可以看到沿丝绸之路的各国的人民，甚至离开丝绸之路很远的一些国家的人民。比如我在上面讲到如来佛涅槃以后，许多人站在那里悲悼痛苦，这些人有的是深目高鼻，有的是颧骨高而眼睛小，他们的衣着也完全不同。艺术家可能是有意地表现不同的人民的。当年的新疆、甘肃一带，从茫昧的远古起，就是世界各大民族汇合的地方。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希腊的文化在这里汇流了。世界几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在这里汇流了。世界的许多语言，不管是属于印欧语系，还是属于其他语系也在这里汇流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文学、艺术、音乐，也在这里汇流了。至于商品和其他动物植物的汇流更是不在话下。所有这一切都在洞子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遥想当年丝绸之路全盛时代，在绵延数万里的路上，一定是行人不断，驼、马不绝。宗教信徒、外交使节、逐利商人、求知学子，各有所求，往来奔波，绝大漠，越流沙，轻万生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奈苑，虽不能达到摩肩接踵的程度，但盛况可以想见。到了今天，情势改变了，大大地改变了。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流沙漫漫，黄尘滚滚，当年的名城——瓜州、玉门、高昌、交河，早已沦为废墟，只留下一些断壁颓垣，孤立于西风残照中，给怀古的人增添无数的诗料。但是丝路虽断，他路代兴，佛光虽减，人光有加，还留下像敦煌莫高窟这样的艺术瑰宝，无数的艺术家用难以想象的辛勤劳动给我们后人留下这么多的壁画、雕塑，供我们流连探讨，使世界各国人民惊叹不置。抚今追昔，我真感到无比的幸福与骄傲，我不禁发思古之幽情，觉今是昨亦是，感光荣于既往，望继承于来者，心潮起伏，感慨万端了。

薄暮时分，带着那些印象，那些幻想，怀着那些感触，一个人走出了招待所去散步。我走在林荫道上，此时薄霭已降，暮色四垂。朱红的大柱子，牌楼顶上碧色的琉璃瓦，都在熠熠地闪着微光。远处沙碛没入一片迷茫中，少时月出于东山之上，清光洒遍了山头、树丛，一片银灰色。我周围是一片寂静。白天里在古榆的下面还零零落落地坐着一些游人，现在却空无一人。只有小溪中潺湲的流水间或把这寂静打破。我的心蓦地静了下来，仿佛宇宙间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幻想又在另一个方面活跃起来。我想到洞子里的佛爷，白天在闭着眼睛睡觉，现在大概睁开了眼睛，连涅槃了的如来也会站了起来。那许多商人、官人、菩萨、壮汉，白天一动不动地站在墙壁上，任人指指点点，品头论足。现在大概也走下墙壁，在洞子里活动起来了。那许多奏乐的乐工吹奏起乐器，舞蹈者、演杂技者，也都摆开了场地，表演起来。天上的飞天当然更会翩翩起舞，洞子里乐声悠扬，花雨缤纷。可惜我此时无法走进洞子，参加他们的大合唱。只有站在黑暗中望眼欲穿，倾耳聆听而已。

在寂静中，我又忽然想到在敦煌创业的常书鸿同志和他的爱人李承仙同志，以及其他几十位工作人员。他们在这偏僻的沙漠里，忍饥寒，斗流沙，艰苦奋斗，十几年，几十年，为祖国、为人民立下了功勋，为世界上爱好艺术的人们创造了条件。敦煌学在世界上不是已经成为一门热门学科了吗？我曾到书鸿同志家里去过几趟。那低矮的小房，既是办公室、工作室、图书室，又是卧室、厨房兼餐厅。在解放了三十年后的今天，生活条件尚且如此之不够理想，谁能想象在解放前那样黑暗的时代，这里艰难辛苦会达到何等程度呢？门前那院子里有一棵梨树。承仙同志告诉我，他们在将近四十年前初到的时候，这棵梨树才一点点粗，而今已经长成了一棵粗壮的大树，枝叶茂密，青翠如碧琉璃，枝上果实累累，硕大无比。看来正是青春妙龄，风华正茂。然而看着它长起来的人却垂垂老矣。四十年的日日夜夜在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会留下了痕迹。然而，他们却老当益壮，并不服老，仍然是日夜辛勤劳动。这样的人难道不让我们每个人都油然起敬佩之情吗？

我还看到另外一个人的影子，在合抱的老榆树下，在如茵的绿草丛中，在没入暮色的大道上，在潺潺流水的小河旁。它似乎向我招手，向我微笑，“翩若惊鸿，宛如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这影子真是可爱极了。我是多么急切地想捉住它啊！然而它一转瞬就不见了。一切都只是幻影。剩下的似乎只有宇宙和我自己。

剩下我自己怎么办呢？我真是进退两难，左右拮据。在敦煌，在千佛洞，我就是看一千遍一万遍也不会餍足的。有那样桃源仙境似的风光，有那样奇妙的壁画，有那样可敬的人，又有这样可爱的影子。从我内心深处我真想长期留在这里，永远留在这里。真好像在茫茫的人世间奔波了六十多年才最后找到了一个归宿。然而这样做能行得通吗？事实上却是办不到的。我必须离开这里。在人生中，我的旅途远远不到结束的时候，我还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在我前面，可能还有深林、大泽、崇山、幽谷，有阳关大道，有独木小桥。我必须走上前去，穿越这一切。现在就让我把自己的身躯带走，把心留在敦煌吧。

1979年10月9日初稿

1980年3月3日定稿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季羡林散文新编·在敦煌》

1979年，著名东方学家季羡林先生造访敦煌，在六天时间里对敦煌壁画进行了考察。他惊诧于敦煌艺术的辉煌雄奇，遥想丝绸之路的全盛时代，感慨万千中写下散文《在敦煌》，向伟大的敦煌文化致敬，向常书鸿先生等敦煌守护者与研究者致敬。同时，也留下了一颗膜拜敦煌艺术的心。此后一生，季先生致力于敦煌学研究，成就斐然，尤其是他说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理论，推动了敦煌学的世界交流与融合。

人类的敦煌（节选）

冯骥才

地处中西交流大道咽喉的敦煌石窟，历时千年，拥有的宝藏无法计算。

当今世界上哪里还有更庞大、更丰厚、更浩瀚的文化遗存？

总括算来，壁画四万五千平方米，塑像三千余身，藏经洞出土的绝无仅有的中古时代文物五万余件；数量之巨，匪夷所思。而遗书件件都是罕世奇珍，壁画幅幅都是绝世杰作！若把这些壁画按照两米高连接起来，可以长长地延绵二十五公里！而且在历代不断重修中，有的壁画下面还潜藏着一层、两层，甚至更多。愈在里层的愈古老珍贵。将来的科学技术肯定叫我们看到更加绚丽多彩的奇观；将来的敦煌学者肯定叫我们更深广又切身地受益于敦煌。

然而，任何一个学者都会感觉到整个敦煌文明的浩大无边，也会感到每一个具体学科的深不见底。它像一个世界那样，充满着未知的空白与无穷的神秘；对于它，我们已知的永远是远远小于未知。那些在敦煌把一头黑发熬成白发的学者们，最终才会发觉自己以毕生努力所占有的无非是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小岛或几块礁石，从而深深地发出人生的浩叹！

还有一种文化的敬畏！

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和最辽阔的文化宫殿，其价值无可比拟，它所给予我们的启示，远远超出了它艺术和文化的本身。它的创造者是千千万万中国各民族的民间画工，贡献给它精神素材和创作激情的却是万里丝路上所有的国家和人民。

每当我们回首人类最初相互往来的丝路历史，总不免深切地受到感动。你站在这道路的任何一个地方，向两端望去，都是无穷无尽。一道穿越欧亚非三洲的无比深长的路呵！即使在今天，也很难徒步穿越那些深山大川，茫茫大漠，万里荒原，然而，人类却是靠着这样坚韧不拔的步履，从远古一步步走入今天的强大。这条路是脚印压着脚印踏出来的，而每一个脚印都重复着同样的精神。如果人类在将来陷入迷失，或对自己有什么困惑，一定能在这条古老的道路中找到答案，并因此心境豁朗，昂首举步向前。

历史是未来最忠实的伴侣。

这条曾经跨洲际的最古老的丝路，不会只躺在这荒漠上被人遗忘，它必定还存在于地球上所有人对未来的祈望与信念中。

它永远是人类的骄傲之本，自信的依据与历史的光荣。

这一切又全都折射和永驻在迷人的敦煌石窟中。

如果你静下心来，一定能从莫高窟五彩缤纷的窟壁上听到历史留下的雄浑凝重的回响。它告诉你：

人类长存的真理，便是永远不放弃交流，并在这不中断的交流中，相互理解，相互给予，相互美好地促动。

羽人与天人。犍陀罗的佛与女性的菩萨。佛本生的故事与经变画。西夏文题记与汉字榜书。各国王子和各族供养人像。丝路上各地各国珍奇而美丽的事物。

能够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并使我们深深感动的地方，才能被称做人类的文化圣地。

它一定是人类的敦煌。

它必定是永远的敦煌。

冯骥才先生是著名作家，也是著名的画家、民间文化学者，为民间文化的传承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人类的敦煌》是电视文学剧本，作者从中古史、西北少数民族史、丝绸之路史、佛教东渐史和敦煌石窟艺术史五条线索来书写敦煌，展现了敦煌作为“人类文化圣地”的伟大艺术成就，为敦煌的文化普及做出了贡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朗读者.3/董卿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3072-6

Ⅰ.①朗… Ⅱ.①董… Ⅲ.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Ⅳ.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2044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曾少美 廉萍 欧阳韬

装帧设计 陶雷

责任校对 韩志慧 刘佳佳 王筱盈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34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90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印　　数 1—110000

版　　次 2017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072-6

定　　价 5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言一

这段时间，身边许多朋友都在谈论《朗读者》。他们中有些是文学界的同行，但大多数从事的工作与文学并无直接关联。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甚至罕有交集的身份，然而当谈论《朗读者》、谈论节目里那些经典篇章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流露着相同的情感，那就是温柔与感动。我愿意相信，在这一刻，我与他们共享着同一个幸福的身份，那就是文学的阅读者、人类心灵的倾听者。

我同时注意到，由《朗读者》而起的诵读文学经典的热潮，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媒体传播和好友热议的层面，它已经渗入了广大的人群，成为生活场景：许多城市都设置了“朗读亭”，每一个经过的人都可以走入其中，朗读自己喜爱的篇章并进行录制，他们的声音和形象将有可能出现在《朗读者》节目的正片之中。听说许多城市的“朗读亭”外都排起了长队，也有读者为了录制三分钟的视频，在亭外耐心等待了足足九个小时。

《朗读者》已经成为了一道醒目的文化风景、一种引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它向我们证明，诚挚、深沉、优美、健康的内容，在今天依然能够获得普遍的关注，好的文学永远拥有直指人心的伟大力量。常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匆忙浮躁的时代，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平庸而匮乏。对于这样的观点，我只能部分地认同。当下的生活固然匆忙，很多时候，我们也的确面临着浮躁的问题；但即使出于种种原因，我们同自己内心相处的时间相对有限，人们依然会本能地渴望着纯粹、辽阔、有质量的精神生活。近年来，以《朗读者》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文化类节目广受欢迎，正是因为它们引导人们放慢生命节奏，倾听内心的声音，顺应和满足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望。

《朗读者》中出现的文本，很多是经过漫长时间检验的名篇佳作；即使是出于今人之手的篇章，此前也多已在读者间广为流传。它们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当得起“经典”二字。何为经典？答案可能有很多，但我想最直接的一条，就是它们拥有温暖而强劲的力量，能够长久不衰地体贴灵魂、拨动心弦，触碰到我们情感深处最柔软最深刻的部位。这种力量，并不会因时间流逝和年代更迭而减弱。《朗读者》里的许多篇章，都是我早年间的挚爱；那些熟悉的文字，关乎爱与恨、喜与悲、生与死、豪情与希望，曾经深刻地启示了、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今天的年轻读者依然会为之鼓舞、感动；其中有许多句子，我至今能够脱口背诵，它们在新一代读者心中同样激起了深沉的回响。好的文学就是这样，它能够跨越年龄和代际的鸿沟，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在情感体验和文化记忆的代代传承之中，把种种高贵和美好的品质传递给无尽的后来人。

朗读，就是朗声诵读，是倾听自己的声音，也是倾听他人的声音。通过口的诵读与耳的倾听，汉语和它内在的气质、精神，以焕然一新的方式进入了我们的心灵。古老而常新的汉语，具有抑扬顿挫的独特韵律，这韵律不仅是美的，而且包含着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我们共同的情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朗读者》使阅读成为了认同的过程，一个人在朗读中寻求更为广大的联系——通过这美好的母语，我们不仅彼此看见，我们还得以彼此听见，我们得以完成彼此身份的响亮确证，由此结成血脉相连、情感相通的共同体。

现在，《朗读者》里的诵读篇目已被整理成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将有更多的读者阅读和朗读这些作品，从中感受真善美的力量，感受文学的力量。同时，这一切也是对包括我在内的写作者的提醒：一个人内心的声音在广大的人群中持久回响，这是世上最美好的事，这更是一份严肃庄重的责任。我们会更深刻地记住这份提醒，认真地写下去，把心交给读者，把更多的好作品献给我们的人民。

序言二

今年年初，我受邀参与录制了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节目。这个节目的创意与国家文化大格局相契合，激发人们对读书的热情，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

《朗读者》的同名图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有国家级文学专业出版社为《朗读者》图书把关，是可以让读者放心的，也可以更好地推动全民阅读，提升读者的阅读品位。

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是老朋友了，五十九年前，他们就曾出版过我的译著《哥拉·布勒尼翁》。我对编辑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印象深刻。几十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众多中外文学经典，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朗读者》选择的文本大多是经典之作。作者既有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约翰·多恩、雨果、梭罗、裴多菲、罗曼·罗兰、泰戈尔、吉卜林、海明威等外国名家，也有李白、杜甫、刘禹锡、苏轼、老舍、冰心、巴金等中国文学大家。《朗读者》的出版，以一种新的形式把人民文学出版社高质量的经典作品又传递给新的青年一代，让我国的文化传承生生不息。

听说青年人喜欢《朗读者》，我非常高兴。因为青年人能把宝贵的时间留给那些伟大的作品，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我本人就深受经典作品的恩惠。小学时背诵的中国古典诗文让我爱上了中文的意美、音美和形美（鲁迅语）。中学时代，老师让我背诵的莎剧、欧文作品等的选段激发了我学英文的兴趣。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当时的课程可谓空前精彩，我阅读了很多中外名著，从中感受到美的乐趣，这也是我翻译工作的起点。我认为人生最大的乐趣是发现美、创造美，这个乐趣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而美的乐趣来自阅读，阅读这些名篇佳作。

七十九年前，我进入大学校园。那时候，国家贫穷落后，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人民在受苦受难。在那艰苦的环境下，西南联大师生排除万难，一心向学；有的投笔从戎，为民族复兴而流血牺牲。今天，中国的国势蒸蒸日上，希望青少年朋友们珍惜宝贵的时间，多多阅读中外名著，以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我们的精神。也希望在你们之中能够涌现出更多传播优秀文化的使者和创造者，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比我们这一代人更优异的成绩。

我衷心希望更多的人会爱上《朗读者》，爱上朗读，爱上阅读。

2017年7月7日

于北大畅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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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Family

家，简单一个字，能引起无数人的情感共鸣。因为家是每一个人最初的记忆，也是我们最终的归宿。说小了，它是两个人的结合；说大了，它是乡土中国的基座。

乔治·穆尔说，“走遍天涯觅不到你自己所想，回到家你发现它就在那里。”而中国古人则推崇“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是个人通向外界的重要纽带。

在“家”这个主题里，让我最有感触的是作家梁晓声的那句话：“每一个人都有现实的家园，而书本可以构建一个精神家园。”家，真的是一个充满内涵，又充满象征意义的词。

家天然带有一种温度，它不仅是我们身体修行的地方，更是我们心灵停靠的港湾。倦鸟归林、落叶归根，这都是对家的渴望，也是生命在追寻着的一种归宿。它隐藏着一个人的缺点，包容着一个人的失败，同时更生发着无尽的爱，孕育着崭新的希望。

关于家，我们有太多复杂的情感，也有太多值得分享的故事。

朗读者 王耀庆

王耀庆1974年出生于台湾台北市。综艺主持、电视、电影，都有涉足。2008年，他以《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等作品，在台湾话剧界占有一席之地。2011年，第一次出演大陆电影《失恋33天》，并被提名为第3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短短几年时间，凭借在《小爸爸》《毕业歌》《我是杜拉拉》《好先生》等影视作品中高密度的亮相，王耀庆在大陆人气陡升，被称为“荧屏第一金领”。

生活中的王耀庆，并未因“走红”而忽视家人。作为家族中的长孙，他自小便深谙责任的意义。他与妻子相伴几十年，关系始终如一。如今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随着工作的增多，王耀庆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的心始终朝着家的方向，倾注着自己的爱与责任。

朗读者 访谈

董卿：这是你今天带来的读本吗？《少年Pi的奇幻漂流》。

王耀庆：对。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它里面说到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人应该珍惜当下，好好说再见。这让我想起我爷爷。我当时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看到最后一个画面，极其感动。有那么多的观众希望看到老虎回头，但是导演和编剧就得扛住这个压力，它就是要用这样的结局告诉你：现实是残酷的，时间就是不等人的。

董卿：那你说的这种珍惜当下、好好告别，是指你和爷爷之间的故事吗？

王耀庆：我爷爷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和我奶奶都是山东人，到台湾以后他们才认识的。在还没有开放探亲的时候，我奶奶就已经跟她的家人联络上了。我奶奶也顺便帮我爷爷打听，他的家人还在不在。然后通过大概半年多的时间，辗转找到了我爷爷的妈妈。然后我爷爷花了一年的时间准备，因为他已经那么久没有回去了，有点儿近乡情怯。但是等到他在第二年的4月份，鼓起勇气回到山东的时候，他妈妈在2月的时候已经走了。所以，他失去了一个跟他妈妈说再见的机会。

董卿：那爷爷后来又去山东老家看过吗？

王耀庆：大概在我奶奶腿还能够比较自如的时候，他们是每年都要回山东的。

董卿：因为还有兄弟姐妹是吗？

王耀庆：对。我觉得他们是想找回当年的亲情吧。虽然因为时代的关系，大家分开了，中间相隔了三四十年，但是情感是不会断的。

董卿：那每次回来待多长时间？

王耀庆：可以待够签注有效期，三个月。

董卿：那一段时间他们会做些什么呢？

王耀庆：什么也不做啊。就包饺子，做馒头，打牌，打麻将。

董卿：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相伴，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未来告别的时候，可以有很多的记忆留在心底，不至于让自己是空白的。

王耀庆：对。如果真的要问我人生中有什么遗憾，那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全家人都在，但是我不在，大概算是。我从小是我爷爷奶奶带大的。

董卿：那在你的记忆当中，爷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王耀庆：他是一个……我们习惯叫他“小狐狸”，因为他有一些小聪明，他很“贼”。具体，我举不出来什么例子，但是他话确实不多。从他送走家人，然后自己走这件事，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猫科动物，因为只有猫才这样。所以，当有人建议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刚刚好。

董卿：那这篇朗读，是要送给爷爷吗？

王耀庆：我希望能送给爷爷，虽然他走了已经有五六年了，我觉得他偶尔还会回来看我。他会用一种奇妙的方式告诉我他来了。记得我连续两年拍戏，冬天的时候在酒店房间里面，整层楼只有我的房间会断电。第一年来检修的工人说，是因为我烧水的时候，水装太满了，一下就短路了。但是第二年的时候，我里面没有装太多的水，一样是短路的。于是我笑了。我们家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子，他关心你他不告诉你。而且我们见了面会互相开玩笑，会用一种放肆或者是“损”人的方式。所以这篇文章希望献给我的爷爷，也献给所有希望从这一刻开始懂得珍惜，然后能够好好说再见的人。

朗读者读本 少年Pi的奇幻漂流（节选）（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朗读者 梁晓声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光，都会觉得那是一段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日子，但梁晓声却说，“在我的童年，没有任何幸福的画面。”因为家境贫困，他甚至想过去死。如今，他已成为中国文坛的常青树。

四十多年来，他创作了一千多万字的小说、杂文和影视剧本，是当代作家中无可争议的高产作家。他开了知青文学创作的先河，以自己在北大荒的知青岁月为灵感，相继创作了一系列小说。他的《今夜有暴风雪》被视为“知青小说”中里程碑式的作品，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后期的作品则将目光投向了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生活。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如《雪城》《今夜有暴风雪》《年轮》《知青》等，总是能够成为大街小巷热议的话题。他仿佛是时代的书记员。

出身贫寒的梁晓声，始终在为社会底层的人们奋笔疾书，他一方面质询、批判着社会不公，“若穷人的孩子永远像父辈一样在穷困之中挣扎无望，这世界是该趁早毁掉的。”一方面又追寻、捕捉着人性之光。他曾引述托尔斯泰评论高尔基的话说：“那样的生活足以将您变成贼、骗子或杀人犯，而您却成了作家。您使我无法不对您深怀敬意。”

朗读者 访谈

董卿：一说到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梁晓声：自从家产生了，就产生了最初的家庭伦理。全部人类文化的这棵大树都是在家这个块根之上生长起来的，然后结出宗教的果实、哲学的果实、文化的果实、科技的果实，因此没有家几乎就没有文化这一棵大树。

董卿：所以在您看来，家是一个非常深远的话题。如果归结到个人的话，您自己的家给您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影响？

梁晓声：谈到我自己的家的时候，它是关于贫穷、愁苦、无奈这些词汇的一种注脚。

董卿：像这样的词语，用它来形容自己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可见当时的家真的是没有给您留下太多美好的记忆。

梁晓声：我的家最早是在哈尔滨市的一个叫“安”字片的地方，街道名叫安兴街、安化街等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是由从苏俄流亡到中国的最底层的侨民建立起来的。后来他们回国之后，中国闯关东的，我的父亲那一代山东的移民，就成了那个片区的主人。哈尔滨市像这样的片区至少有十几个。

我父亲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六十年代初的时候，他就到大西北去了。之后，我的母亲为了挣十七元的工资，也参加了工作。我还有一个哥哥，哥哥有的时候睡在学校里。那么家里既没有哥哥，也没有父亲，还没有母亲，我也只有小学三年级，弟弟妹妹们那么小，像小猫、小狗一样看着我，然后我去上学，有时候真的做不到。因此，常常是我便逃学了。

董卿：一个妈妈带着五个孩子，丈夫常年不在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艰苦的生活场景！很早以前看过您写的一篇文章《过年》，说您最不喜欢的就是过节、过年，因为到那个时候总是会看到母亲鼓起勇气但是又实在没什么勇气的样子去借钱。

梁晓声：对。因为我父亲每个月只能给我们寄回家来三十元，但是随着我哥哥上学，我也上学，然后两个弟弟也先后上学了，就必须去借钱。学校里有的时候要组织同学看一场电影，然后要写观后感，我大抵是只能写读后感。那时候看一场电影只要五分钱，但这五分钱你是很难向母亲开口要的。因为五分钱可以买一小碟咸菜，够一家人吃两顿。

董卿：您的母亲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人，那您对文学的热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梁晓声：我非常幸运。我的哥哥有一个同学，他们家里是开小人书铺的，我经常要求哥哥借来给我们看。还有就是我哥哥的中学课本，课本里居然有《孔雀东南飞》，有《希腊悲剧故事》，有闻一多的诗，还有鲁迅的杂文，还有《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岳飞枪挑小梁王》。

董卿：您记得这么清楚，是不是因为当时这些文字为您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

梁晓声：那是一个文艺生活内容非常匮乏的时代。人类只有在这个时候和书籍的亲情是最紧密的，因为书籍那时候成了一切文化的载体。

董卿：它可能让你在一个很贫困的时代，无论是物质还是文化都很匮乏的时代，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梁晓声：当现实生活过于逼仄、物质过于贫乏、文化也过于板结、文艺内容过于单一的情况下，人本能地去寻求一个超现实的所在。但是，那时候我没有向母亲要过钱买书，而是捡钉子、捡鞋底、捡牙膏皮，捡一切可卖的东西去卖。只要凑足了一角钱，就可以买你想买的书。我们哈尔滨有的地方是坡地，脚夫拉车的时候非常吃力。我们那时候愿意做的事叫拉脚套——自己做一个钩子，拴很长的绳子，守在坡地的下边，看到脚夫上坡的时候帮着拉上去，人家可能会给你两分钱、三分钱，就这样攒下来买书。

董卿：对于你喜欢看书，妈妈是怎么看的？

梁晓声：在读书这件事上，她对我们是绝对的好。比如我去买粮、买煤、买劈柴，只要剩下三四分钱，母亲总是说你留着。我就到小人书铺去看书。我父亲是反对看闲书的，但是我母亲本能地知道，闲书里一定是有做人的营养。

董卿：从看连环画到看哥哥的课本，到后来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精神家园。

梁晓声：我特别感谢书籍，使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所作所为跟别的青年不一样。比如说我从外地回到母校的时候，在楼道里看到我的语文老师，她已经被剥夺了教师的资格，在打扫厕所。那么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教过我的女人，需要我比以往更郑重地叫她一声“老师”。我退后一步，很恭敬地给她鞠一躬，然后说上一句：我们全家都问您好。因为这个，我们语文老师到“文革”结束很久的时候，还一直记着这件事。

董卿：我们应该为当年这个青年的举动鼓鼓掌。

梁晓声：是这样，董卿，当书改变了你的时候，你再看这个世界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董卿：从您今天的讲话我有一个感受，其实所谓家，一个是现实的家园，一个是精神的家园。而当你从书籍当中获取力量，建设起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精神家园的时候，你才可能比较成熟、比较正确地去对待这个世界，去对待幸福，或者苦难。那您今天是要为谁朗读？

梁晓声：我朗读的是我被收入课本的，关于母亲的一段文字。我个人觉得，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其实未尝不是我们这一代许多人的父亲和母亲。

董卿：这里面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妈妈冲着那些工友们说的那一句：“我挺高兴他爱看书的。”

梁晓声：对，我非常感谢我母亲的这句话。下乡的时候我把我所有的书都放在一个小木箱里。我对母亲说，妈，这是我全部的财富，你要替我保管好。我母亲说，你放心儿子，即使家里着火了，我也要第一个把这箱子拖出来。我大学毕业之后再回到那个破家的时候，收拾屋子，从床底下拖出来那只发霉的箱子，把锁敲掉之后，发现所有的书都烂了，老鼠已经在里边絮了窝。那时我才知道，啊，那是我当年的精神世界，我妈妈精心呵护的精神世界。

董卿：真好！就像您最喜欢的《悲惨世界》里，雨果也说过一句话：有了物质那是生存；有了精神，那才是生活。

朗读者读本 母亲（节选）

梁晓声

我的家搬到光仁街，已经是1963年了。那地方，一条条小胡同仿佛烟鬼的黑牙缝。一片片低矮的破房子仿佛是一片片疥疮。饥饿对于普通的人们的严重威胁毕竟开始缓解。我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我已经有三十多本小人书。

“妈，剩的钱给你。”

“多少？”

“五毛二。”

“你留着吧。”

买粮、煤、劈柴回来，我总能得到几毛钱。母亲给我，因为知道我不会乱花，只会买小人书。每个月都要买粮买煤买劈柴，加上母亲平日给我的一些钢镚儿，渐渐积攒起来就很可观。积攒到一元多，就去买小人书。当年小人书便宜。厚的三毛几一本。薄的才一毛几一本。母亲从不反对我买小人书。

我还经常去租小人书。在电影院门口、公园里、火车站。有一次火车站派出所一位年轻的警察，没收了我全部的小人书。说我影响了站内秩序。

我一回到家就号啕大哭。我用头撞墙。我的小人书是我巨大的财富。我觉得我破产了。从绰绰富翁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我绝望得不想活。想死。我那种可怜的样子，使母亲为之动容。于是她带我去讨还我的小人书。

“不给！出去出去！”

车站派出所年轻的警察，大檐帽微微歪戴着，上唇留两撇小胡子，一副葛列高利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母亲代我向他承认错误，代我向他保证以后绝不再到火车站租小人书，话说了许多，他烦了，粗鲁地将母亲和我从派出所推出来。

母亲对他说：“不给，我就坐台阶上不走。”

他说：“谁管你！”砰的将门关上了。

“妈，咱们走吧，我不要了……”

我仰起脸望着母亲，心里一阵难过。亲眼见母亲因自己而被人呵斥，还有什么事比这更令一个儿子内疚的？

“不走。妈一定给你要回来！”

母亲说着，母亲就在台阶上坐了下去，并且扯我坐在她身旁，一条手臂搂着我。另外几位警察出出进进，连看也不看我们。

“葛列高利”也出来了一次。

“还坐这儿？”

母亲不说话，不瞧他。

“嘿，静坐示威……”

他冷笑着又进去了……

天渐黑了。派出所门外的红灯亮了，像一只充血的独眼，自上而下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们。我和母亲相依相偎的身影被台阶斜折为三折，怪诞地延长到水泥方砖广场，淹在一汪红晕里。我和母亲坐在那儿已经近四个小时。母亲始终用一手臂搂着我。我觉得母亲似乎一动也没动过，仿佛被一种持久的意念定在那儿了。

我想我不能再对母亲说——“妈，我们回家吧！”

那意味着我失去的是三十几本小人书，而母亲失去的是被极端轻蔑了的尊严。一个自尊的女人的尊严。

我不能够那样说……

几位警察走出来了。依然并不注意我们，纷纷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

终于“葛列高利”又走出来了。

“嗨，我说你们想睡在这儿呀？”

母亲不看他。不回答。望着远处的什么。

“给你们吧！……”

“葛列高利”将我的小人书连同书包扔在我怀里。

母亲低声对我说：“数数。”语调很平静。

我数了一遍，告诉母亲：“缺三本《水浒》。”

母亲这才抬起头来。仰望着“葛列高利”，清清楚楚地说：“缺三本《水浒》。”

他笑了，从衣兜里掏出三本小人书扔给我，嘟哝道：“哟哈，还跟我来这一套……”

母亲终于拉着我起身，昂然走下台阶。

“站住！”

“葛列高利”跑下了台阶，向我们走来。他走到母亲跟前，用一根手指将大檐帽往上捅了一下，接着抹他的一撇小胡子。

我不由得将我的“精神食粮”紧抱在怀中。

母亲则将我扯近她身旁，像刚才坐在台阶上一样，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

“葛列高利”以将军命令两个士兵那种不容违抗的语气说：“等在这儿，没有我的允许不准离开！”

我惴惴地仰起脸望着母亲。

“葛列高利”转身就走。

他却是去拦截了一辆小汽车，对司机大声说：“把那个女人和孩子送回家去。要一直送到家门口！”

……

我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青年近卫军》。一元多钱。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过我这么多钱。

我还从来没有向母亲一次要过这么多钱。

我的同代人们，当你们也像我一样，还是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时候，如果你们也像我一样，生活在一个穷困的普通劳动者家庭的话，你们为我做证，有谁曾在决定开口向母亲要一元多钱的时候，内心里不缺少勇气？

当年的我们，视父母一天的工资是多么非同小可呵！

但我想有一本《青年近卫军》想得整天失魂落魄，无精打采。

我从同学家的收音机里听到过几次《青年近卫军》长篇小说连续广播。那时我家的破收音机已经卖了，被我和弟弟妹妹们吃进肚子里了。

直接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当然不能取代“精神食粮”。

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维他命”，更没从谁口中听说过“卡路里”，但头脑却喜欢吞“革命英雄主义”。一如今天的女孩子们喜欢嚼泡泡糖。

在自己对自己的怂恿之下，我去到母亲的工厂向母亲要钱。母亲那一年被铁路工厂辞退了，为了每月二十七元的收入，又在一个街道小厂上班。一个加工棉胶鞋帮的中世纪奴隶作坊式的街道小厂。

一排破窗，至少有三分之一埋在地下了。门也是。所以只能朝里开。窗玻璃脏得失去了透明度，乌玻璃一样。我不是迈进门而是跃进门去的。我没想到门里的地面比门外的地面低半米。一张踏脚的小条凳权作门里台阶。我踏翻了它，跌进门的情形如同掉进一个深坑。

那是我第一次到母亲为我们挣钱的那个地方。

空间非常低矮。低矮得使人感到心理压抑。不足二百平米的厂房，四壁潮湿颓败。七八十台破缝纫机一行行排列着，七八十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缝纫机后。因为光线阴暗，每个女人头上方都吊着一只灯泡。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开，七八十个女人的身体和七八十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到犹如身在蒸笼。那些女人们热得只穿背心。有的背心肥大，有的背心瘦小，有的穿的还是男人的背心，暴露出相当一部分丰厚或者干瘪的胸脯。千奇百怪。毡絮如同褐色的重雾，如同漫漫的雪花，在女人们在母亲们之间纷纷扬扬地飘荡。而她们不得不一个个戴着口罩。女人们母亲们的口罩上，都有三个实心的褐色的圆。那是因为她们的鼻孔和嘴的呼吸将口罩濡湿了，毡絮附着在上面。女人们母亲们的头发、臂膀和背心也差不多都变成了褐色的。毛茸茸的褐色。我觉得自己恍如置身在山顶洞人时期的女人们母亲们之间。

我呆呆地将那些女人们母亲们扫视一遍，却发现不了我的母亲。

七八十台破缝纫机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

“你找谁？”

一个用竹篾子拍打毡絮的老头对我大声嚷，却没停止拍打。

毛茸茸的褐色的那老头像一只老雄猿。

“找我妈！”

“你妈是谁？”

我大声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那儿！”

老头朝最里边的一个角落一指。

我穿过一排排缝纫机，走到那个角落，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毛茸茸的褐色的脊背弯曲着，头凑近在缝纫机板上。周围几只灯泡的电热烤我的脸。

“妈……”

“……”

“妈！……”

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肮脏的毛茸茸的褐色的口罩上方，眼神儿疲竭的我熟悉的一双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的眼睛……

母亲大声问：“你来干什么？”

“我……”

“有事快说，别耽误妈干活！”

“我……要钱……”

我本已不想说出“要钱”两字，可是竟说出来了！

“要钱干什么？”

“买书……”

“多少钱？”

“一元五角就行……”

“……”

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毛票，用指尖龟裂的手指点着。

旁边一个女人停止踏缝纫机，向母亲探过身，喊：“大姐，别给！没你这么当妈的！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还供他们看闲书哇！……”又对我喊：“你看你妈这是在怎么挣钱？你忍心朝你妈要钱买书哇？……”

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心里了，大声回答那个女人：“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啊！我挺高兴他爱看书的！”

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俯在缝纫机板上了，立刻又陷入手脚并用的机械忙碌状态……

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竟快是一个老女人了！那时刻我努力要回忆起一个年轻的母亲的形象，竟回忆不起母亲她何时年轻过。

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我长大了，应该是一个大人了。并因自己十五岁了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一个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我鼻子一酸，攥着钱跑了出去……

那天我用那一元五毛钱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

“你这孩子，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不是你说买书，妈才舍得给你钱的么？！……”

那一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数落完了我，又给我凑足了够买《青年近卫军》的钱……

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无论为我自己还是为母亲。

从此我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

提起知青文学，梁晓声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蓝本，既写出了青春无悔，也写出了时代弄人。他的散文也是，真实的经历和苦难的生活都是这些文字的底色，由此他塑造出平凡的人物、抒发出质朴的情感。《母亲》是作家回忆母亲的长篇叙事散文，同时也记录了个人成长史和时代发展变迁。被节选收入课本之后，改名为《慈母情深》。梁晓声常被称为“平民的文学代言人”，他关注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弘扬小人物身上“活着”的坚韧和刚毅，因而他的作品也打动着无数的普通人。

朗读者 邹市明 冉莹颖 轩轩 皓皓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拳王邹市明的家，那应该就是“刚柔相济”。

邹市明是中国男子拳击队四十八公斤级拳击运动员。在国家队，他拿到过二十多个全国冠军。三次参加奥运会，他夺得两金一铜，由此成为历史上首位卫冕轻蝇量级奥运会冠军，也成为中国拳坛的传奇。2013年，三十二岁的邹市明正式进军职业拳坛。2016年，他成为WBO（世界拳击组织）蝇量级世界拳王金腰带得主，是继熊朝忠后中国第二位职业拳王。

冉莹颖是“拳王背后的女人”，她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他们有两个可爱的孩子，轩轩和皓皓。邹市明常年在外拼搏，为了让丈夫没有后顾之忧，冉莹颖几乎独自撑起了全家的生活。有人说，推动摇篮的手，能够推动这个世界。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常常意味着不可思议的力量。

家，是永恒的牵挂，也是永恒的动力。拳击这种运动，赤膊相见，每一次拳头打在邹市明身上，也打在冉莹颖心头。而在邹市明心中，妻小全心全意的支持都转化成了力量，让他满是冲劲：“要对得起家人的牺牲，也要对得起自己的付出。等真正胜利后，多回去陪陪家人孩子，弥补一些欢乐时光。”硬汉说起家人，也尽是柔情。

朗读者 访谈

董卿：你们一家子来到台上，一下子就让我们感到家的氛围。我觉得，你们其实是一个蛮特殊的家庭，特别是对于莹颖来说。

冉莹颖：市明是一名职业的拳击运动员。拳击运动，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样，（播放拳击比赛中被对手攻击的画面）每次都会让我们的心……

董卿：承受不了。

冉莹颖：（点头）

邹市明：给妈妈鼓掌。

冉莹颖：应该给爸爸鼓掌。

董卿：我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只要是市明的比赛，你是场场必到的。

冉莹颖：对。其实我原来没有那么勇敢，也没觉得自己一定要去看他的比赛。但有一场比赛我真的缺席了之后，我就决定每一场都去。当时是我怀着邹明皓的时候，因为肚子太大了，不能坐飞机，我就通过电视转播来了解他的比赛。他是报喜不报忧的。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原来那场比赛结束以后，他马上就被送到了医院。所以我就想，与其让别人告诉我他怎么样了，我情愿自己亲眼看到发生了什么。当他在每个回合一扭头的时候，我还可以给他最大的鼓励。然后结束了之后，我可以冲上去第一个拥抱他。

董卿：市明是不是一扭头看到莹颖在那儿，你就真的会获得力量。

邹市明：其实以前我真的很害怕她去看我的比赛，因为她每次看都会哭。但是就是那一次她没有在，我反而有点不习惯了。从那一次以后，每场比赛我必须要让她坐在那个熟悉的位置。每个回合，我走回我的拳台坐下休息的那一分钟，我都会给她递个眼神：我很好，放心。然后在场的人都会欢呼：邹市明，好样的！唯独她的声音，会很清晰地传到我的耳朵中。

冉莹颖：每次去，我的前面可能坐的都是什么史泰龙、施瓦辛格，然后我到那儿的第一句话总是先说：对不起，我一会儿要大声叫。他们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知道，因为之前见过你，你在后面不停地叫。（全场笑）

董卿：这是一种特别直接的鼓励和力量。但是后来我发现，孩子们你也带着去看，这是为什么呢？

冉莹颖：其实因为市明在家的时间比较少，我想让孩子们知道，爸爸从事什么样的职业，爸爸为什么没有时间陪你们。你们血管里面流淌的，就是拳击手的血液。所以你们要知道，爸爸在怎么样做一个男子汉。

邹明轩：所以我现在也会打拳了。

董卿：你会了吗？打给我看看。

邹市明：不可以打阿姨。

董卿：来试试看。

邹明轩：不敢。（全场笑）

董卿：这个是耳濡目染的，他看到你是什么样的，他们就会变成什么样的。

邹市明：对。

冉莹颖：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我们这个家族的基因是什么样的。

邹市明：我们从小教他们，你身上的力量，你的拳头是帮助人的，不是去欺负人的，对不对？

冉莹颖：去争得荣誉。

董卿：你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们明白，什么东西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赢得的，就像你们的生活，也是靠邹市明的努力去赢得的。

冉莹颖：对。也曾经有人问过我说，市明已经是在从事这个职业了，如果有一天，邹明轩或者邹明皓说：妈妈，我也想打拳，我也想成为职业的拳击手，你会怎么做？我以前的回答都是：那我要受不了，那我要崩溃的。我的心脏年轻时候受的刺激就够了，都到老年了还要这样刺激，估计够呛。可是慢慢的，我最近有一点变化，如同刚才董卿姐您看到的，我觉得轩轩他有这个基因，他有这个爱好，他的精力也非常强。还有就是，拳击其实是西洋人的运动，我们中国人在这个运动当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真的不容易。都说以前有霍元甲，有陈真，还有李小龙，可是我们中国在武术这个领域，在拳击这个领域，还有更大的空间。如果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人的力量，如果我的儿子可以做到，有什么不可以的？所以我就想，将来尊重他们，如同我现在尊重市明一样。

董卿：你怎么评价自己的爱人。

邹市明：其实我觉得她是个非常强悍的女人。第一就是给我了两个宝宝。而且在怀皓皓八个月的时候，还在美国开车、买菜、做饭、洗衣服，所有我拳击以外的东西，她都在帮我处理。我所有的成绩里面都有她的一部分。

冉莹颖：其实我能做的很少，因为我不能代替他上去打。我就想，围绳以外的我来做，围绳以内的你去战，我们分工。

董卿：家是什么？家就是最坚强的后盾，最有力的支撑，家是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那你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读本是什么？

冉莹颖：是《猜猜我有多爱你》。

董卿：真可爱。山姆·麦克布雷尼的一个绘本。它其实就是家庭的两只兔子，大兔子和小兔子之间一种爱的表达。为什么选择这个读本？

冉莹颖：因为这个小兔子用身体和语言，想要跟妈妈来比，究竟谁爱对方更多，但是比来比去，永远都是孩子的爱比不过妈妈的爱更深、更广。

董卿：这个朗读是要一家人来完成吗？

冉莹颖：对，我想邀请我的丈夫，还有我两个可爱的孩子，也把这个故事送给他们。我觉得，在家里，爱要常常表达出来。

朗读者读本 猜猜我有多爱你（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朗读者 毕飞宇

毕飞宇是当代著名作家，曾获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第一届和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作品被译为英、法、德、西、韩等十多个语种在海外发行。而当董卿问起，你对家的印象是什么？他脱口而出两个字：漂泊。

他生在苏北的村子里，在河边和牛群里长大。后又随父母搬到中堡镇，再搬到兴化县城，最后去扬州读大学，“几乎把中国的行政区划由小到大住了一遍”。“童年经验是作家们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有关世界的原始‘图谱’，深深地左右了作家自身的艺术创造。”毕飞宇的文学创作就受到童年经验的深刻影响。居无定所的漂泊、社会底层人物的冷暖悲喜、乡村世界的安静恬淡，都为他的创作积累下深厚的经验和素材，促使他在作品中呈现出小人物的生命力、在困境中开掘出美好的事物。

2014年，一部聚焦盲人的电影《推拿》走进观众视线，在电影斩获各项大奖的同时，同名原著小说及其作者毕飞宇也逐渐为大众熟知。事实上早在《推拿》之前，张艺谋导演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徐帆主演的《青衣》，其原著小说都出自毕飞宇之手。

朗读者 访谈

董卿：你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童年、少年时代，让你对家的印象是“漂泊”这两个字。

毕飞宇：第一，我没有根。第二，父母的工作移动性比较大。我的父亲是一个身世很不明朗的人，他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即使后来有一个所谓的“养父”，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也去世了。所以，我们家没有根。

董卿：对于中国人来讲，所谓“有根”就是有一个在清明节可以磕头的地方。

毕飞宇：你说得特别好。你知道在我的童年时代，觉得最神秘和最羡慕别人的一件事是什么吗？是看我的小伙伴上坟。为什么到了一个特定的日子，下雨或不下雨，许多家庭排成小队伍，在父亲的带领之下，要去做这个事情？而当一个人代表一个家族对着泥土说话的时候，传统不仅赋予了他这个权利，而且成了他的责任。这一切我们家都没有。我父亲告诉我，那是迷信，一句话就把我给打发了。你知道我心目中什么是祖先？祖先是从哪儿来的？祖先不是从过去来的，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所以现在我要和父亲商量，你行行好，你必须要给我们做儿子、做孙子的人留一个和土地说话的机会和权利。你必须给我们留一个让我们高贵的膝盖可以跪的地方。

董卿：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你的家跟别的孩子的家有点不一样？

毕飞宇：1957年的时候，父亲就从县城里头被送到乡下去劳动。我始终觉得我父亲这一代的命运全在一张纸上。一纸调令，对人的命运的改变是非常巨大的。

董卿：你们家大概每隔多少年就要发生这样一次搬家？

毕飞宇：四到五年。男孩儿，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他一定是群居的。像我们乡村里面长大的孩子，跟鸟，跟鸭子，跟猪，跟牛，跟羊一样的，非得要十几个在一块儿。你想一堆一堆的人里面的某一个，那就是我，突然就要离开这一堆了，就会有一些复杂。还有就是一个村子里面要么全部姓王，要么全部姓张，唯一一个姓毕的就是我们家，它怎么可能一样！

董卿：你是为这种不一样感到骄傲呢，还是感到不安或者自卑？

毕飞宇：不安是有的，骄傲也是有的。这个不安不是一个理性认识，不能像我现在向你表达的这样，它是一个很具体的感受。但是永远不会给我带来自卑感，相反，它会给我带来自豪感。村子里面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看到外地来的两个老师即将教他们的孩子识字，即将教他们的孩子加法、减法、打算盘、数豆子，每一个人见到我父亲都叫毕先生；见到我母亲，都叫陈先生。你想想，这样的情形给我带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而且，你知道，在我们江苏，语言有个特点，有时候三四里路就有区别。如果说我有什么不适应的话，那就是语言。按说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不懂什么叫语言。就是说话呗，但正是因为不停地搬家，让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语言的存在。我想这也冥冥之中决定了我的职业。可以这样说，我的一生基本上全交给语言了。

董卿：你跟父亲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毕飞宇：我的父亲，在我看来完全是一个被命运所耽搁的人。那个时候他是绝望的。绝望的人会有一个标志，就是对日常生活彻底丧失了兴趣：他对物质彻底丧失了兴趣；他对人际彻底丧失了兴趣。那么他靠什么活着？他把那些他看不懂的数学书找来，把看不懂的物理书找来，然后在家里面研究。我始终觉得他不存在。为什么？因为他不说话，他跟你不亲。

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我带我父亲去看病，因为不得已，他紧张，我就把手给了他，可是我一直没有告诉过他，那五六分钟对我来讲，难受至煎熬。那个时候我已经四十大几岁了，跟我爸爸的手握在一块儿，我太紧张了，身上都要冒汗的感觉。

董卿：第一次吗？因为从小到大，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没有这种很亲密的接触。

毕飞宇：我跟我爸爸说，你几乎就不知道什么是爱；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关心孩子。他现在听得进去的。

董卿：但是反过来讲，你就知道什么是爱了吗？你连他攥着你的手，你都想逃开。

毕飞宇：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你的这个话问得特别对。爱的教育也好，好的生活形态也好，真的是需要好几代人一点一点地去建立。而我在这儿很轻松地说，我的父亲不懂得爱；也很有可能，二十年之后，我会听到我儿子这样说我，虽然我知道我很爱我的儿子。

董卿：可能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在听你讲述的时候，会有一个疑问：漂泊不是只有你那一代人才有的，现在我们也在漂。很多大城市里都充满了从各地漂泊来的，来寻求更好的生活的人。

毕飞宇：当你离开家出去寻找生活的时候，那是你主动选择的。如果你根本就没有选择，命运让你四处漂散，那叫漂泊。所以我觉得这是有质的区别的。我们可以说浮萍是漂泊的，但不能说鸭子和鱼在漂泊。

董卿：所以我明白你所说的小时候的种种体验，其实可能是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个人的一种无力感。

毕飞宇：对。所以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有许多机会我可以离开南京，但我一直没走，重要的原因就是，无论如何，我要让南京成为我儿子的故乡。我曾在一本书里写，我是一个有故乡的人，只不过命运把它们切成了许多块，分别丢在了不同的地方。

董卿：你带来了你的《推拿》这本书，是跟今天的朗读有关吗？

毕飞宇：对。《推拿》这个小说是我2008年5月10日写完的，5月12日，我的父亲看不见了，失明了。一个作家，他的父亲那么爱读书，他写了一个有关盲人的小说，命运却最后让他的爸爸成为了一个盲人，然后，他利用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读一段书给爸爸听听。

董卿：那你觉得你的父亲要是听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毕飞宇：我觉得我给我父亲读这个片段，对他的意义并不大，但对我的意义非常大。因为我是他的儿子，因为我还是我儿子的父亲，这个是人类最重要的一个主题，生生不息。所以，我要感谢你，让我有机会朗读。如果人类的生生不息伴随着阅读，这个生生不息将变得伟大、变得深刻、变得欢愉。

朗读者读本 推拿（节选）

毕飞宇

小马还小，也就是二十出头。如果没有九岁时的那一场车祸，小马现在会在干什么呢？小马现在又是一副什么样子呢？这是一个假设。一个无聊、无用却又是缭绕不去的假设。闲来无事的时候，小马就喜欢这样假设，时间久了，他就陷进去了，一个人恍惚在自己的梦里。从表面上看，车祸并没有在小马的躯体上留下过多的痕迹，没有断肢，没有恐怖的、大面积的伤痕。车祸却摧毁了他的视觉神经。小马彻底瞎了，连最基本的光感都没有。

小马的眼睛却又是好好的，看上去和一般的健全人并没有任何的区别。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些区别，其实也有。眼珠子更活络一些。在他静思或动怒的时候，他的眼珠子习惯于移动，在左和右之间飘忽不定。一般的人是看不出来的。正因为看不出来，小马比一般的盲人又多出一分麻烦。举一个例子，坐公共汽车——盲人乘坐公共汽车向来可以免票，小马当然也可以免票。然而，没有一个司机相信他有残疾。这一来尴尬了。小马遇上过一次，刚刚上车，司机就不停地用小喇叭呼吁：乘客们注意了，请自觉补票。小马一听到“自觉”两个字就明白了，司机的话有所指。盯上他了。小马站在过道里，死死地拽着扶手，不想说什么。哪一个盲人愿意把“我是盲人”挂在嘴边？吃饱了撑的？小马不开口，不动。司机有意思了，偏偏就是个执着的人。他端起茶杯，开始喝水，十分悠闲地在那里等。引擎在空转，怠速匀和，也在那里等。等过来等过去，车厢里怪异了，有了令人冷齿的肃静。僵持了几十秒，小马到底没能扛住。补票是不可能的，他丢不起那个脸；那就只有下车了。小马最终还是下了车。引擎轰的一声，公共汽车把它温暖的尾气喷在小马的脚面上，像看不见的安慰，又像看不见的讥讽。小马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了侮辱，极度地愤怒。他却笑了。他的微笑像一幅刺绣，挂在了脸上，针针线线都连着他脸上的皮。——我这个瞎子还做不成了，大众不答应。笑归笑，小马再也没有踏上过公共汽车。他学会了拒绝，他拒绝——其实是恐惧——一切与“公共”有关的事物。待在屋子里挺好。小马可不想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先生们女士们，我是瞎子，我是一个真正的瞎子啊！

不过小马帅。所有见过小马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他是个标准的小帅哥。一开始小马并不相信，生气了。认定了别人是在挖苦他。可是，这样说的人越来越多，小马于是平静下来了，第一次认可了别人的看法，他是帅的。小马的眼睛在九岁的那一年就瞎掉了，那时候自己是什么模样呢？小马真的想不起来了。像一个梦。是遥不可及的样子。小马其实已经把自己的脸给忘了。很遗憾。现在好了，小马自己也确认了，他帅。Sh-u-ɑi－Shuɑi。一共有三个音节，整个发音的过程是复杂的，却紧凑，干脆。去声。很好听。

很帅的小马有一点帅中不足，在脖子上。他的脖子上有一块面积惊人的疤痕。那不是车祸的纪念，是他自己留下来的。车祸之后小马很快就能站立了，眼前却失去了应有的光明。小马很急。父亲向他保证，没事，很快就会好的。小马就此陷入了等待，其实是漫长的治疗历程。父亲带着小马，可以说马不停蹄。他们辗转于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哈尔滨、成都，最远的一次甚至去了拉萨。他们在城市与城市之间辗转，在医院与医院之间辗转，年少的小马一直在路上，他抵达的从来就不是目的地，而是失望。可是，父亲却是热情洋溢的，他的热情是至死不渝的。他一次又一次向他的宝贝儿子保证，不要急，会好的，爸爸一定能够让你重见光明。小马尾随着父亲，希望，再希望。心里头却越来越急。他要“看”。他想“看”。该死的眼睛却怎么也睁不开。其实是睁开的。他的手就开始撕，他要把眼前的黑暗全撕了。可是，再怎么努力，他的双手也不能撕毁眼前的黑暗。他就抓住父亲，暴怒了，开始咬。他咬住了父亲的手，不松。这是发生在拉萨的事情。可父亲突然接到了一个天大的喜讯——在南京，他们漫长旅程的起点，一位眼科医生从德国回来了，就在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小马知道德国，那是一个更加遥远的地方。小马的父亲把小马抱起来，大声地说：“孩子，咱们回南京，这一次一定会好的，我向你保证，会好的！”

“从德国回来的”医生不再遥远，他的手已经能够抚摸小马的脸庞了。九岁的小马顿时就有了极其不好的预感。他相信远方。他从来都不相信“身边”的人，他从来也不相信“身边”的事。既然“从德国回来的”手都能够抚摸他的脸庞，那么，这只手就不再遥远。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小马的预感，令人震惊的事情到底发生了，父亲把医生摁在了地上，他动用了他的拳头。事情就发生在过道的那一头，离小马很远。照理说小马是不可能听见的，可是，小马就是听见了。他的耳朵创造了一个不可企及的奇迹，小马全听见了。父亲和那个医生一直鬼鬼祟祟的，在说着什么，父亲后来就下跪了。跪下去的父亲并没有打动“从德国回来的”医生，他扑了上去，一下就把医生摁在了地上。父亲在命令医生，让医生对他的儿子保证，再有一年他的眼睛就好了。医生拒绝了。小马听见医生清清楚楚地说：“这不可能。”父亲就动了拳头。

九岁的小马就是在这个时候爆炸的。小马的爆炸与任何爆炸都不相同，他的爆炸惊人的冷静。没有人相信那是一个九岁的孩子所完成的爆炸。他躺在病床上，耳朵的注意力已经挪移出去了。他听到了隔壁病房里有人在吃东西，有人在用勺子，有人在用碗。他听到了勺子与碗清脆的撞击声。多么的悦耳，多么的悠扬。

小马扶着墙，过去了。他扶着门框，笑着说：“阿姨，能不能给我吃一口？”

小马把脸让过去，小声地说：“不要你喂，我自己吃。”

阿姨把碗送到了小马的右手，勺子则塞在了小马的左手上。小马接过碗，接过勺，没有吃。咣当一声，他把碗砸在了门框上，手里却捏着一块瓷片。小马拿起瓷片就往脖子上捅，还割。没有人能够想到一个九岁的孩子会有如此骇人的举动。阿姨吓傻了，想喊，她的嘴巴张得太大了，反而失去了声音。小马的血像弹片，飞出来了。他成功地引爆了，心情无比的轻快。血真烫啊，飞飞扬扬。可小马毕竟只有九岁，他忘了，这不是大街，也不是公园。这里是医院。医院在第一时间就把小马救活了，他的脖子上就此留下了一块骇人的大疤。疤还和小马一起长，小马越长越高，疤痕则越长越宽，越长越长。

也许是太过惊心触目的缘故，不少散客一躺下来就能看到小马脖子上的疤。他们很好奇。想问。不方便，就绕着弯子做语言上的铺垫。小马是一个很闷的人，几乎不说话。碰到这样的时候小马反而把话挑明了，不挑明了反而要说更多的话。“你想知道这块疤吧？”小马说。客人只好惭愧地说：“是。”小马就拖声拖气地解释说：“眼睛看不见了嘛，看不见就着急了嘛，急到后来就不想活了嘛。我自己弄的。”

“噢——”客人不放心了，“现在呢？”

“现在？现在不着急了。现在还着什么急呢？”小马的这句话是微笑着说的。他的语气是安宁的，平和的。说完了，小马就再也不说什么了。

既然小马不喜欢开口，王大夫在推拿中心就尽可能避免和他说话。不过，回到宿舍，王大夫对小马还是保持了足够的礼貌。睡觉之前一般要和小马说上几句。话不多，都是短句，有时候只有几个字。也就是三四个回合。每一次都是王大夫首先把话题挑起来。不能小看了这几句话，要想融洽上下铺的关系，这些就都是必需的。从年龄上说，王大夫比小马大很多，他犯不着的。但是，王大夫坚持下来了。他这样做有他的理由。王大夫是盲人，先天的，小马也是盲人，却是后天的。同样是盲人，先天的和后天的有区别，这里头的区别也许是天和地的区别。不把这里头的区别弄清楚，你在江湖上肯定就没法混。

就说沉默。在公众面前，盲人大多都沉默。可沉默有多种多样。在先天的盲人这一头，他们的沉默与生俱来，如此这般罢了。后天的盲人不一样了，他们经历过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的链接处有一个特殊的区域，也就是炼狱。并不是每一个后天的盲人都可以从炼狱当中穿越过去的。在炼狱的入口处，后天的盲人必须经历一次内心的大混乱、大崩溃。它是狂躁的、暴戾的、摧枯拉朽的和翻江倒海的，直至一片废墟。在记忆的深处，他并没有失去他原先的世界，他失去的只是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因为关系的缺失，世界一下子变深了，变硬了，变远了，关键是，变得诡秘莫测，也许还变得防不胜防。为了应付，后天性的盲人必须要做一件事，杀人。他必须把自己杀死。这杀人不是用刀，不是用枪，是用火。必须在熊熊烈火中翻腾。他必须闻到自身烤肉的气味。什么叫凤凰涅槃？凤凰涅槃就是你得先用火把自己烧死。

光烧死是不够的。这里头有一个更大的考验，那就是重塑自我。他需要钢铁一样的坚韧和石头一样的耐心。他需要时间。他是雕塑家。他不是艺术大师。他的工序是混乱的，这里一凿，那里一斧。当他再生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是谁。他是一尊陌生的雕塑。通常，这尊雕塑离他最初的愿望会相距十万八千里。他不爱他自己。他就沉默了。

后天盲人的沉默才更像沉默。仿佛没有内容，其实容纳了太多的呼天抢地和艰苦卓绝。他的沉默是矫枉过正的。他的寂静是矫枉过正的。他的淡定也是矫枉过正的。他必须矫枉过正，并使矫枉过正上升到信仰的高度。在信仰的指引下，现在的“我”成了上帝，而过去的“我”只能是魔鬼。可魔鬼依然在体内，他只能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与警惕：过去的“我”是三千年前的业障，是一条微笑并含英咀华的蛇。蛇是多么的生动啊，它妖娆，通身洋溢着蛊惑的力量，稍有不慎就可以让你万劫不复。在两个“我”之间，后天的盲人极不稳定。他易怒。他要克制他的易怒。

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天的盲人没有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在涅槃之后，他直接抵达了沧桑。他稚气未脱的表情全是炎凉的内容，那是活着的全部隐秘。他透彻，怀揣着没有来路的世故。他的肉体上没有瞳孔，因为他的肉体本身就是一直漆黑的瞳孔——装满了所有的人，唯独没有他自己。这瞳孔时而虎视眈眈，时而又温和缠绵。它懂得隔岸观火、将信将疑和若即若离。离地三尺有神灵。

小马的沉默里有雕塑一般的肃穆。那不是本色，也不是本能，那是一种炉火纯青的技能。只要没有特殊的情况，他可以几个小时、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保持这种肃穆。对他来说，生活就是控制并延续一种重复。

但生活究竟不可能重复。它不是流水线。任何人也无法使生活变成一座压模机，像生产肥皂或拖鞋那样，生产出一个又一个等边的、等质的、等重的日子。生活自有生活的加减法，今天多一点，明天少一点，后天又多一点。这加上的一点点和减去的一点点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它让生活变得有趣、可爱，也让生活变得不可捉摸。

小马的生活里有了加法。日子过得好好的，王大夫加进来了，小孔也加进来了。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推拿》

《推拿》不是第一部以盲人为主角的小说。史铁生的《命若琴弦》，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都是名篇。在黑暗的世界中，作家寻找这个群体内心的光亮，寻找他们命运的支点，更寻找他们面对日常的勇气和耐力。毕飞宇说：“我跟我的盲人朋友交往的时候，没觉得他们苦兮兮的，所以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呈现他们的乐观、快乐、自食其力。”也许因为身体的障碍，他们的爱和生活反而显得更为卖力，更为执著。

朗读者 赵文瑄

赵文瑄三十二岁开始演戏，在演员里算是极迟。但一出道就是李安电影的男主角，又算是极幸运。他演《喜宴》里为爱隐身的高伟同；演《红玫瑰白玫瑰》里徘徊于朱砂痣和白月光间的佟振保；演《雷雨》里的周萍——都是文艺气息浓郁的人物，他因此常被冠以“儒雅”之名。

后来，当人们突然发现，这个电视里的“谦谦君子”，竟以“天涯体”书写博客纵横江湖，自封“赵蜀黍”和“国际瑄”时，不禁哗然。他蜕去斯文的外表，忽然露出嬉笑怒骂、伶牙俐齿、前卫风趣的一面。很多人觉得赵文瑄是分裂的：他温文尔雅的一面不像装出来的，他网络上狂放不羁的一面也是如此真实。

现实生活中的赵文瑄，并不觉得自己分裂。他一个人生活，热爱阅读、书写，热爱美食、宠物。“如果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任务的话，我的任务就是来做天使。希望能够带给人间祥和、快乐。对人没有恶意，没有攻击性，无害。”赵文瑄这样归纳自己，“你可以不喜欢我、看不惯我或是有自己的意见，那对不起，你可能在辜负老天给这个世界的一份很好的礼物哦，你没有福气。”

朗读者 访谈

董卿：这个袋子太可爱了！

赵文瑄：这是我的猫，叫大咪，因为今天上节目要谈谈它，所以就找了一件纪念品送给你。

董卿：谢谢！所以这就是你特殊的家人，是吗？

赵文瑄：对。是我的经纪人有一次在加油站加油，看到一只小猫在一个盒子里面，像死了一样。他看了觉得有点不忍心，就带回来了。我一看，当时就决定要把它好好养起来。

董卿：但是当时其实你并没有想到未来会怎样，后来怎么慢慢地就离不开它了？

赵文瑄：主要是因为它开始太虚弱了，所以我就特别地上心。不拍戏的时候我在家里看书、看剧本、听音乐，都把它放在我身边，每隔几个小时就要喂它一点东西。它也挺争气的，慢慢长大了。大概三四个月的时候，有一次我帮它洗澡，洗完澡以后吹风，它就好像被吹蒙了似的。我抱着它真的觉得它的心跳跟我是连接的。我那时候才第一次体会到，原来心疼一个人，就是这种感觉。不只是我是主人，它是宠物，而是有一种家人的感觉，像是灵魂上有了联系。

董卿：听说就是因为它，所以你更多地住在北京了？

赵文瑄：对。有了大咪以后，我回到台北，不到一天我就要想它（笑）。后来我就在北京安家了。

董卿：大咪对你改变太大了，改变了你生活的环境，是不是也改变了你工作的节奏呢？

赵文瑄：是的。其实在遇到大咪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很想退休。主要原因是2006年的时候，我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寒夜》。这个主人公到后来的境遇非常悲苦。演到后来，我去医院检查，说是得了肺炎。拍完那部戏以后，我消沉了好长一段时间，症状很接近忧郁症。但遇到大咪以后，心里的郁结就消解了，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我这里要说一句诗词，就是李白的《清平调》。

董卿：哪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

赵文瑄：不是，是第三首。

董卿：名花倾国两相欢。

赵文瑄：长得君王带笑看。你看看大咪，会不会想笑出来？

董卿：我觉得你说起它，真的比一般的父母说到孩子还要由衷地爱。你现在一共收养了几只？

赵文瑄：有五只猫。本来有六只，去年有一只白色的猫咪离我而去了。

董卿：有狗狗吗？

赵文瑄：有，四只。有一只叫豹豹，也叫小豹子，我送给朋友了。

董卿：为什么要送走它呢？

赵文瑄：我们有一个女演员的猫刚刚死了，她很想那只猫；然后看到我那么多只，她就说：赵老师，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只，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子，一定会好好对待它的。她开车带着猫咪的各种玩具、用具，向我证明会更好地待猫咪的时候，我就想到豹豹了，因为她有更大的院子嘛，应该比跟着我要好。那天他们来带豹豹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豹豹在椅背上，我去抓它它居然也没有跑。它这样转头看着我，那眼神我到现在还记得。

董卿：好像知道你要把它送给别人的样子。

赵文瑄：惊惶不解的眼神。但是那时候我没有感觉，我就把它抱着送人了（哭）。第二天了，回家以后我开始点名：大咪、小奶牛、丫丫。哎，豹豹呢？我助手说，你把它送给莲儿了。我一想，哦，对了。我就走回房间，哭了半个钟头。我说我们把它要回来，我舍不得它。我说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董卿：我在想，像你跟大咪的这样一种缘分，会不会因为你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

赵文瑄：对，我父母他们生我的时候年纪比较大了，都四十出头了。所以等到我有能力回馈、反哺的时候，他们都走了。我有一次做梦，梦到我一直在算：我毕业，我服完兵役，我做事，大概要存多少年的钱，我要买个房子把爸妈接过来，怎么算都觉得报答不了几年了。我三十岁的话，我妈妈就七十岁了。醒来的时候才意识到她已经过世了，那时候就掉眼泪，枕头都湿了。后来，这方面我很少去想，但是自从大咪打开了我心里最柔软的部分以后，我开始常常想这些事情。我也没有子女，它们真的就像我的小孩一样。

董卿：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它们去世了，怎么办呢？

赵文瑄：我拥有跟它们的回忆。我常常想到一个画面，听说人死了以后会经过一个隧道，然后前面一片光明。我常想，我通过长长的隧道的时候，看到我的大咪在门口等我。

董卿：在通往天国的道路上，你希望最后还是能够和它们一起。那你今天要为它读什么呢？

赵文瑄：本来我拿不定主意要读什么，想读我很喜欢的童话《快乐王子》，但是太长了。结果，有人帮我推荐了一篇季羡林先生的文章。他也是一个爱猫人，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的老猫。我在念的时候，发现里边有一段话，是我对大咪说过的。

董卿：真的吗？

赵文瑄：对。大咪八岁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有危机意识了：它老了，它有一天会离开我，联想到大咪好几年的时光跟我在一起，带给我这么多快乐，我获得这么多，我感谢它。然后我说，大咪，你现在八岁了，七八五十六；大咪你跟我是同龄人，我们两个一样大。我发现季老的文章里也有这么一段。

董卿：你还把今天要读的部分手抄下来了？字很漂亮，而且抄写非常工整。我觉得一方面体现了你对你们家大咪的感情；还有，当然是你对我们节目的尊重。非常感谢！而且，我觉得你选的真的是一篇很能够表达你心情的文章。其实季先生到晚年的时候也曾说过一句话，他说：虽然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但是你又怎么能说我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呢？他指的就是他的那些猫。

朗读者读本 老猫

季羡林

老猫虎子蜷曲在玻璃窗外窗台上一个角落里，缩着脖子，眯着眼睛，浑身一片寂寞、凄清、孤独、无助的神情。

外面正下着小雨，雨丝一缕一缕地向下飘落，像是珍珠帘子。时令虽已是初秋，但是隔着雨帘，还能看到紧靠窗子的小土山上丛草依然碧绿，毫无要变黄的样子。在万绿丛中赫然露出一朵鲜艳的红花。古诗“万绿丛中一点红”，大概就是这般光景吧。这一朵小花如火似燃，照亮了浑茫的雨天。

我从小就喜爱小动物。同小动物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它们天真无邪，率性而行；有吃抢吃，有喝抢喝；不会说谎，不会推诿；受到惩罚，忍痛挨打；一转眼间，照偷不误。同它们在一起，我心里感到怡然，坦然，安然，欣然。不像同人在一起那样，应对进退、谨小慎微、斟酌词句、保持距离，感到异常别扭。

十四年前，我养的第一只猫，就是这个虎子。刚到我家来的时候，比老鼠大不了多少。蜷曲在窄狭的窗内窗台上，活动的空间好像富富有余。它并没有什么特点，仅只是一只最平常的狸猫，身上有虎皮斑纹，颜色不黑不黄，并不美观。但是异于常猫的地方也有，它有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两眼一睁，还真虎虎有虎气，因此起名叫虎子。它脾气也确实暴烈如虎。它从来不怕任何人。谁要想打它，不管是用鸡毛掸子，还是用竹竿，它从不回避，而是向前进攻，声色俱厉。得罪过它的人，它永世不忘。我的外孙打过它一次，从此结仇。只要他到我家来，隔着玻璃窗子，一见人影，它就做好准备，向前进攻，爪牙并举，吼声震耳。他没有办法，在家中走动，都要手持竹竿，以防万一，否则寸步难行。有一次，一位老同志来看我，他显然是非常喜欢猫的。一见虎子，嘴里连声说着：“我身上有猫味，猫不会咬我的。”他伸手想去抚摩它，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虎子不懂什么猫味，回头就是一口。这位老同志大惊失色。总之，到了后来，虎子无人不咬，只有我们家三个主人除外，它的“咬声”颇能耸人听闻了。

但是，要说这就是虎子的全面，那也是不正确的。除了暴烈咬人以外，它还有另外一面，这就是温柔敦厚的一面。我举一个小例子。虎子来我们家以后的第三年，我又要了一只小猫。这是一只混种的波斯猫，浑身雪白，毛很长，但在额头上有一小片黑黄相间的花纹。我们家人管这只猫叫洋猫，起名咪咪；虎子则被尊为土猫。这只猫的脾气同虎子完全相反：胆小、怕人，从来没有咬过人。只有在外面跑的时候，才露出一点野性。它只要有机会溜出大门，但见它长毛尾巴一摆，像一溜烟似的立即窜入小山的树丛中，半天不回家。这两只猫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一进门，虎子就把咪咪看作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它自己本来没有什么奶，却坚决要给咪咪喂奶，把咪咪搂在怀里，让它咂自己的干奶头，它眯着眼睛，仿佛在享着天福。我在吃饭的时候，有时丢点鸡骨头、鱼刺，这等于猫们的燕窝、鱼翅。但是，虎子却只蹲在旁边，瞅着咪咪一只猫吃，从来不同它争食。有时还“咪噢”上两声，好像是在说：“吃吧，孩子！安安静静地吃吧！”有时候，不管是春夏还是秋冬，虎子会从西边的小山上逮一些小动物，麻雀、蚱蜢、蝉、蛐蛐之类，用嘴叼着，蹲在家门口，嘴里发出一种怪声。这是猫语，屋里的咪咪，不管是睡还是醒，耸耳一听，立即跑到门后，馋涎欲滴，等着吃母亲带来的佳肴，大快朵颐。我们家人看到这样母子亲爱的情景，都由衷地感动，一致把虎子称作“义猫”。有一年，小咪咪生了两个小猫。大概是初做母亲，没有经验，正如我们圣人所说的那样“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人们能很快学会，而猫们则不行。咪咪丢下小猫不管，虎子却大忙特忙起来，觉不睡，饭不吃，日日夜夜把小猫搂在怀里。但小猫是要吃奶的，而奶正是虎子所缺的。于是小猫暴躁不安，虎子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叼起小猫，到处追着咪咪，要它给小猫喂奶。还真像一个姥姥样子，但是小咪咪并不领情，依旧不给小猫喂奶。有几天的时间，虎子不吃不喝，瞪着两只闪闪发光的眼睛，嘴里叼着小猫，从这屋赶到那屋；一转眼又赶了回来。小猫大概真是受不了啦，便辞别了这个世界。

我看了这一出猫家庭里的悲剧又是喜剧，实在是爱莫能助，惋惜了很久。

我同虎子和咪咪都有深厚的感情。每天晚上，它们俩抢着到我床上去睡觉。在冬天，我在棉被上面特别铺上了一块布，供它们躺卧。我有时候半夜里醒来，神志一清醒，觉得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压在我身上，一股暖气仿佛透过了两层棉被，扑到我的双腿上。我知道，小猫睡得正香，即使我的双腿由于僵卧时间过久，又酸又痛，但我总是强忍着，决不动一动双腿，免得惊了小猫的轻梦。它此时也许正梦着捉住了一只耗子。只要我的腿一动，它这耗子就吃不成了，岂非大煞风景吗？

这样过了几年，小咪咪大概有八九岁了。虎子比它大三岁，十一二岁的光景。依然威风凛凛，脾气暴烈如故，见人就咬，大有死不改悔的神气。而小咪咪则出我意料地露出了下世的光景。常常到处小便，桌子上，椅子上，沙发上，无处不便。如果到医院里去检查的话，大夫在列举的病情中一定会有一条的：小便失禁。最让我心烦的是，它偏偏看上了我桌子上的稿纸。我正写着什么文章，然而它却根本不管这一套，跳上去，屁股往下一蹲，一泡猫尿流在上面，还闪着微弱的光。说我不急，那不是真的。我心里真急，但是，我谨遵我的一条戒律：决不打小猫一掌，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打它。此时，我赶快把稿纸拿起来，抖掉了上面的猫尿，等它自己干。心里又好气，又好笑，真是哭笑不得。家人对我的嘲笑，我置若罔闻，“全等秋风过耳边”。

我不信任何宗教，也不皈依任何神灵。但是，此时我却有点想迷信一下。我期望会有奇迹出现，让咪咪的病情好转。可世界上是没有什么奇迹的，咪咪的病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它不想回家，喜欢在房外荷塘边上石头缝里待着，或者藏在小山的树木丛里。它再也不在夜里睡在我的被子上了。每当我半夜里醒来，觉得棉被上轻飘飘的，我惘然若有所失，甚至有点悲伤了。我每天凌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拿着手电到房外塘边山上去找咪咪。它浑身雪白，是很容易找到的。在薄暗中，我眼前白白地一闪，我就知道是咪咪。见了我，“咪噢”一声，起身向我走来。我把它抱回家，给它东西吃，它似乎根本没有胃口。我看了直想流泪。有一次，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几里路，到海淀的肉店里去买猪肝和牛肉。拿回来，喂给咪咪，它一闻，似乎有点想吃的样子；但肉一沾唇，它立即又把头缩回去，闭上眼睛，不闻不问了。

有一天傍晚，我看咪咪神情很不妙，我预感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唤它，它不肯进屋。我把它抱到篱笆以内，窗台下面。我端来两只碗，一只盛吃的，一只盛水。我拍了拍它的脑袋，它偎依着我，“咪噢”叫了两声，便闭上了眼睛。我放心进屋睡觉。第二天凌晨，我一睁眼，三步并作一步，手里拿着手电，到外面去看。哎呀不好！两碗全在，猫影顿杳。我心里非常难过，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手持手电找遍了塘边，山上，树后，草丛，深沟，石缝。有时候，眼前白光一闪。“是咪咪！”我狂喜。走近一看，是一张白纸。我嗒然若丧，心头仿佛被挖掉了点什么。“屋前屋后搜之遍，几处茫茫皆不见。”从此我就失掉了咪咪，它从我的生命中消逝了，永远永远地消逝了。我简直像是失掉了一个好友，一个亲人。至今回想起来，我内心里还颤抖不止。

在我心情最沉重的时候，有一些通达世事的好心人告诉我，猫们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寿终。到了此时此刻，它们决不待在主人家里，让主人看到死猫，感到心烦，或感到悲伤。它们总是逃了出去，到一个最僻静、最难找的角落里，地沟里，山洞里，树丛里，等候最后时刻的到来。因此，养猫的人大都在家里看不见死猫的尸体。只要自己的猫老了，病了，出去几天不回来，他们就知道，它已经离开了人世，不让举行遗体告别的仪式，永远永远不再回来了。

我听了以后，憬然若有所悟。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宗教家，但却读过不少哲学家和宗教家谈论生死大事的文章。这些文章多半有非常精辟的见解，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我也想努力从中学习一些有关生死的真理。结果却是毫无所得。那些文章中，除了说教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大半都是老生常谈，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没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看来，倒是猫们临终时的所作所为，即使仅仅是出于本能吧，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人们难道就不应该向猫们学习这一点经验吗？有生必有死，这是自然规律，谁都逃不过。中国历史上的赫赫有名的人物，秦皇、汉武，还有唐宗，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想求得长生不老。到头来仍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只落得黄土一抔，“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我辈平民百姓又何必煞费苦心呢？一个人早死几个小时，或者晚死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实在是无所谓的小事，绝影响不了地球的转动，社会的前进。再退一步想，现在有些思想开明的人士，不想长生不死，不想在大地上再留黄土一抔；甚至开明到不要遗体告别，不要开追悼会。但是仍会给后人留下一些麻烦：登报，发讣告，还要打电话四处通知，总得忙上一阵。何不学一学猫们呢？它们这样处理生死大事，何等干净利索呀！一点痕迹也不留，走了，走了，永远地走了，让这花花世界的人们不见猫尸，用不着落泪，照旧做着花花世界的梦。

我忽然联想到我多次看过的敦煌壁画上的西方净土变。所谓“净土”，指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天堂、乐园。是许多宗教信徒烧香念佛，查经祷告，甚至实行苦行，折磨自己，梦寐以求想到达的地方。据说在那里可以享受天福，得到人世间万万得不到的快乐。我看了壁画上画的房子、街道、树木、花草，以及大人、小孩，林林总总，觉得十分热闹。可我觉得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只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那就是，那里的人们都是笑口常开，没有一个人愁眉苦脸，他们的日子大概过得都很惬意。不像在我们人间有这样许多不如意的事情，有时候办点事，还要找后门，钻空子。在他们的商店里——净土里面还实行市场经济吗？他们还用得着商店吗？——售货员大概都很和气，不给人白眼，不训斥“上帝”，不扎堆闲侃，不给人钉子碰。这样的天堂乐园，我也真是心向往之的。但是给我印象最深，使我最为吃惊或者羡慕的还是他们对待要死的人的态度。那里的人，大概同人世间的猫们差不多，能预先知道自己寿终的时刻。到了此时，要死的老嬷嬷或者老头，健步如飞地走在前面，身后簇拥着自己的子子孙孙、至亲好友，个个喜笑颜开，全无悲戚的神态，仿佛是去参加什么喜事一般，一直把老人送进坟墓。后事如何，壁画不是电影，是不能动的。然而画到这个程序，以后的事尽在不言中。如果一定要画上填土封坟，反而似乎是多此一举了。我觉得，净土中的人们给我们人类争了光。他们这一手比猫们又漂亮多了。知道必死，而又兴高采烈，多么豁达！多么聪明！猫们能做得到吗？这证明，净土里的人们真正参透了人生奥秘，真正参透了自然规律。人为万物之灵，他们为我们人类在同猫们对比之下真真增了光！真不愧是净土！

上面我胡思乱想得太远了，还是回到我们人世间来吧。我坦白承认，我对人生的奥秘参透得还不够，我对自然规律参透得也还不够。我仍然十分怀念我的咪咪。我心里仿佛有一个空白，非填起来不行。我一定要找一只同咪咪一模一样的白色波斯猫。后来果然朋友又送来了一只，浑身长毛，洁白如雪，两只眼睛全是绿的，亮晶晶像两块绿宝石。为了纪念死去的咪咪，我仍然为它命名“咪咪”，见了它，就像见到老咪咪一样。过了大约又有一年的光景，友人又送了我一只据说是纯种的波斯猫，两只眼睛颜色不同，一黄一蓝。在太阳光下，黄的特别黄，蓝的特别蓝，像两颗黄蓝宝石，闪闪发光，竞妍争艳。这只猫特别调皮，简直是胆大无边，然而也因此就更加可爱。这一下子又忙坏了虎子，它认为这两只小猫都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硬逼着它们吮吸自己那干瘪的奶头。只要它走出去，不知在什么地方弄到了小鸟、蚱蜢之类，就带回家来，给两只小猫吃。好久没有听到的“咪噢”唤小猫的声音，现在又听到了。我心里漾起了一丝丝甜意。这大大地减轻了我对老咪咪的怀念。

可是岁月不饶人，也不会饶猫的。这一只“土猫”虎子已经活到十四岁。据通达世情的人们说，猫的十四岁，就等于人的八九十岁。这样一来，我自己不是成了虎子的同龄“人”了吗？这个虎子却也真怪。有时候，颇现出一些老相。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里忽然被一层薄膜蒙了起来。嘴里流出了哈喇子，胡子上都沾得亮晶晶的。不大想往屋里来，日日夜夜趴在阳台上蜂窝煤堆上，不吃，不喝。我有了老咪咪的经验，知道它快不行了。我也跑到海淀，去买来牛肉和猪肝，想让它不要饿着肚子离开这个世界。我随时准备着：第二天早晨一睁眼，虎子不见了。结果虎子并没有这样干。我天天凌晨第一件事就是来看虎子，隔着窗子，依然黑糊糊的一团，卧在那里。我心里感到安慰。有时候，它也起来走动了。我在本文开头时写的就是去年深秋一个下雨天我隔窗看到的虎子的情况。

到了今天，半年又过去了。虎子不但没有走，而且顽健胜昔，仍然是天天出去。有时候在晚上，窗外的布帘子的一角蓦地被掀了起来，一个丑角似的三花脸一闪。我便知道，这是虎子回来了，连忙开门，放它进来。大概同某一些老年人一样——不是所有的老年人——到了暮年就改恶向善，虎子的脾气大大地改变了。几乎再也不咬人了。我早晨摸黑起床，写作看书累了，常常到门外湖边山下去走一走。此时，我冷不防脚下忽然踢着了一团软乎乎的东西。这是虎子。它在夜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待了一夜，现在看到了我，一下子蹿了出来，用身子蹭我的腿，在我身前和身后转悠。它跟着我，亦步亦趋，我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寸步不离。我有时故意爬上小山，以为它不会跟来了，然而一回头，虎子正跟在身后。猫是从来不跟人散步的，只有狗才这样干。有时候碰到过路的人，他们见了这情景，都大为吃惊。“你看猫跟着主人散步哩！”他们说，露出满脸惊奇的神色。最近一个时期，虎子似乎更精力旺盛了，它返老还童了。有时候竟带一个它重孙辈的小公猫到我们家阳台上来。“今夜我们相识。”虎子用不着介绍就相识了。看样子，虎子一去不复返的日子遥遥无期了。我成了拥有三只猫的家庭的主人。

我养了十几年猫，前后共有四只。猫们向人们学习什么，我不通猫语，无法询问。我作为一个人却确实向猫学习了一些有用的东西。上面讲过的对处理死亡的办法，就是一个例子。我自己毕竟年纪已经很大了，常常想到死的问题。鲁迅五十多岁就想到了，我真是瞠乎后矣。人生必有死，这是无法抗御的。而且我还认为，死也是好事情。如果世界上的人都不死，连我们的轩辕老祖和孔老夫子今天依然峨冠博带，坐着奔驰车，到天安门去遛弯，你想人类世界会成一个什么样子！人是百代的过客，总是要走过去的，这决不会影响地球的转动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每一代人都只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途接力赛的一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宇宙常规。人老了要死，像在净土里那样，应该算是一件喜事。老人跑完了自己的一棒，把棒交给后人，自己要休息了，这是正常的。不管快慢，他们总算跑完了一棒，总算对人类的进步做出了贡献，总算尽了自己的天职。年老了要退休，这是身体精神状况所决定的，不是哪个人能改变的。老人们会不会感到寂寞呢？我认为，会的。但是我却觉得，这寂寞是顺乎自然的，从伦理的高度来看，甚至是应该的。我始终主张，老年人应该为青年人活着，而不是相反。青年人有接力棒在手，世界是他们的，未来是他们的，希望是他们的。吾辈老年人的天职是尽自己仅存的精力，帮助他们前进，必要时要躺在地上，让他们踏着自己的躯体前进，前进。如果由于害怕寂寞而学习《红楼梦》里的贾母，让一家人都围着自己转，这不但是办不到的，而且从人类前途利益来看是犯罪的行为。我说这些话，也许有人怀疑，我是不是碰到了什么不如意的事，才说出这样令某些人骇怪的话来。不，不，决不。我现在身体顽健，家庭和睦，在社会上广有朋友，每天照样读书、写作、会客、开会不辍。我没有不如意的事情，也没有感到寂寞。不过自己毕竟已逾耄耋之年，面前的路有限了。不免有时候胡思乱想。而且，我同猫们相处久了，觉得它们有些东西确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这些万物之灵应该屈尊一下，学习学习。即使只学到猫们处理死亡大事这一手，我们社会上会减少多少麻烦呀！

“那么，你是不是准备学习呢？”我仿佛听到有人这样质问了。是的，我心里是想学习的。不过也还有些困难。我没有猫的本能，我不知道自己的大限何时来到。而且我还有点担心。如果我真正学习了猫，有一天忽然偷偷地溜出了家门，到一个旮旯里、树丛里、山洞里、河沟里，一头钻进去，藏了起来，这样一来，我们人类社会可不像猫社会那样平静，有些人必然认为这是特大新闻，指手画脚，嘁嘁喳喳。如果是在旧社会里或者在今天的香港等地的话，这必将成为头版头条的爆炸性新闻，不亚于当年的杨乃武和小白菜。我的亲属和朋友也必将派人出去寻找，派的人也许比寻找彭加木的人还要多。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呀！因此我就迟疑起来。至于最后究竟何去何从？我正在考虑、推敲、研究。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季羡林散文新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从徐悲鸿到徐志摩，从梁实秋到夏衍，从杨绛到季羡林，现代画家、作家、文人学者爱猫养猫者甚众。作为与人类关系最为亲近的动物，猫频频出现在现代文人的笔下。

当人遇上猫会发生什么呢？围绕猫与人的关系会生发出很多隽永的故事。胡适曾经养过一只名叫“狮子”的猫。1931年11月19日，著名诗人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同年12月14日，胡适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一首诗悼念挚友，名字就叫《狮子》，而这首诗最后有一个注，“狮子是志摩住在我家时最喜欢的猫”。

夏衍先生非常喜欢猫，“文革”当中他被隔离审查，他养的一只老黄猫也不知去向。“文革”后期夏衍出狱回到家里，这只猫突然出现了，像心有灵犀一样，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此时这只猫已经非常衰老。夏衍抱着它，相对无言，第二天这只老猫就去世了。

对于文人来说，养猫也常常成为他们反省自身的契机，比如季羡林先生的这篇《老猫》，就将猫喜欢寻找隐秘处安静地死去升华到哲学层面。从猫身上，他们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文人笔下的猫，和其他的象征物一样，成为了历史中某个瞬间的折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陈子善

朗读者 潘际銮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潘际銮这个名字很陌生，但其实我们的生活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我国第一条高铁的铁轨焊接顾问，也是我国第一座自行建设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焊接顾问。他还参与筹办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的焊接专业，是我们国家焊接科学技术发展的奠基人之一。他开创的高铁钢轨焊接技术，为中国高铁的迅速崛起、发展和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基础。

有人说，潘际銮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中国焊接史。潘际銮的国家级科研成果不在少数，但是他的成就却一直不为大众所知。他坦言，很多国家科研项目具有保密色彩，不能以论文形式发表，所以他的学术论文数量并不多。但他觉得，为国家创造价值是应当的，他并不在意自己能否因此受益，他“终身陷在这个事业里了”。年届九十的潘际銮，至今每天还要工作十个小时左右。

这位泰斗级院士，科研项目价值上千亿，他和老伴儿的生活却相当简朴。他们身居斗室，潘际銮每天蹬着电动自行车去办公室干活，傍晚又蹬回家。而他的办公室更是简陋不堪。潘际銮总说自己是一个过时的老派学者，可正是他这种淡泊名利、治学严谨的作风，才让中国乃至世界焊接技术发展的历程上，都深深刻上了他的印迹。

朗读者 访谈

董卿：您九十岁高龄了，好精神呢！

潘际銮：也不精神了，老了。

董卿：说话也那么清楚，真好！咱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词是“家”，所以先说说潘老的家。潘老家里可不只出了他这么一个科学家。潘老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潘老自己毕业于清华大学，他的哥哥，大哥潘锡圭毕业于浙江大学机电系；二哥潘际炎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姐姐毕业于天津大学；妹妹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用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话说，一家的学霸。您到底是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潘际銮：我的家在九江，父亲是清朝末代的秀才，考取的时候只有十四岁，这说明他非常聪明。我母亲是农民的女儿，实际上没有上过学。

董卿：但是你们全家兄弟姐妹都很爱读书。

潘际銮：对，非常自强，非常爱学习。

董卿：1937年，也就是潘老十岁的时候，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十岁的小小少年看到了整个家乡的摧毁。

潘际銮：对，我是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全部过程，而且是苦难的过程。日本人的飞机天天轰炸我们的家乡，飞机一来，我们就坐着船划到湖中间去，因为那个地方很安全。但有一次，炸弹正好掉到水里，差点把我们的船搞翻了，全家差点淹死了。不久，日本人又进攻我们的家乡，当时伤兵、难民很多，我父亲很果断，就让我们全家背一个铺盖卷，变成了难民。

董卿：您的这些经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很难想象了。但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的经历中，您仍然没有放弃学业。潘老十六岁那年，以云南省状元的成绩考入了西南联大。

潘际銮：发榜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红喜报，张贴在昆明最繁华的街道的墙上，第一名就是我的名字。但是那个时候，说实在话，并不觉得这很稀奇，我父亲母亲也没有怎么特殊奖励我。我们那时候念书的目的就是抗日、救国、回家。

董卿：1938年，因为时局动荡，所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到昆明，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长是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当时学校的教授一个个名字也是如雷贯耳，像陈寅恪、闻一多、沈从文、金岳霖、朱自清、冯友兰，包括林徽因。

潘际銮：对。都是中国顶级的专家。当时梅贻琦有一个思想：大学好不好，不在于有没有大楼，而在于有没有大师，所以就把全国顶级的专家请到西南联大。

董卿：您对哪个教授的记忆特别深？

潘际銮：我选了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概论”，选了陈岱孙先生的“经济学概论”。但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教授是物理系的霍秉权。因为我高考物理是第一名，但是一到西南联大却给了我一个不及格，这对我来讲是一生从来没有的事情。

董卿：西南联大的考核严格是出了名的。

潘际銮：因为它考的范围很宽，题目很难。当时西南联大，像物理、数学，有三分之一的人是不及格的，能考到七八十分的学生是最好的学生了。所以西南联大当时招生招了八千人，毕业只有四千人。一部分人参军了，一部分人是考试不及格。不及格不能补考，只能重修，重修不行再重修，一直重修到你坚持不住了，走掉了。

董卿：那您后来物理不及格怎么办？也要重修？

潘际銮：后来，我根据情况，改变学习方式了，找所有的参考书来学，做笔记，融会贯通，后来我就考得很好了。（观众鼓掌）

董卿：我知道当时西南联大进校的时候不是马上就分专业，它是通识教育。

潘际銮：对。通识教育是什么意思呢？你除了本科的必修课以外，像我学工学，我还要学人文科学，要学社会科学。而且，我们那时候是全英文授课的，教材也全部都是英文。英文不懂，书都念不下去，所以英文也进步得很快。

董卿：我知道您还是西南联大校友会的会长呢！

潘际銮：是的。现在我们西南联大的校友平均年龄九十岁以上，我现在九十岁，差不多是最年轻的，而且能够主持工作，所以只好选到我了。我是西南联大末代会长，再也没有人接班了。

董卿：您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们第一期节目，也坐在您这个位置的是许渊冲先生，他也是西南联大毕业的。

潘际銮：对，是我们学长。

董卿：他当时说到，他为了追求一个女同学，去翻译了林徽因的诗。

潘际銮：他呀，我跟你说，是文科的学生，他们很浪漫的。（全场笑）我们工科的学生，一来就不及格，功课紧张得不得了。而且说来也很奇怪，没有女同学上我们工学院，所以也没法谈恋爱。我大学毕业还没有找对象。

董卿：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了。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西南联大的工科部分就回到清华本部了，那个时候，您怎么选择了焊接这个很冷门的学术方向？

潘际銮：我有一个老师叫李辑祥，他是美国回来的，开了一门课叫作焊接工程，我觉得这个学科很有意义。但社会上不懂，认为焊接就是焊洋铁壶的。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核电站，如果没有焊接根本没法做。因为一个核电站必须全部都是密封的，任何一点泄漏，哪怕几个原子泄漏出来，都是不行的。高铁为什么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铁路的钢轨，过去是有接头的，走不快的。现在要一小时走三百公里或者是四百公里，焊得不好，一断，车就翻了，所以焊很重要，焊的质量也很重要。现在我们中国钢轨焊接的水平超过世界任何国家。我们国家现在，我认为有两个项目可以走出国门：一个是高铁，一个是核电。因为我们做得出来，别人做不出来。

跟着我的一个团队，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差不多有二十人，有四个八十岁的老头，还有一些年轻的博士。

董卿：您怎么会到现在这个年龄说起自己工作的时候，还有这么浓厚的兴趣和充沛的精力？

潘际銮：对，我一辈子都在我的工作上。技术上的工作，我什么都清楚的，其他事就不清楚了，家务事绝对不清楚。

董卿：家务事儿，您不清楚，有人清楚。

潘际銮：有我老伴，她做我的后盾；我主外，她主内。也就是有了她，我一辈子全心全意扑在事业上，扑在为国家做贡献上。她确实是有功劳的。

董卿：潘老的老伴可是北大的才女，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掌声欢迎李老师。师母好！师母好看不好看？

观众：好看。

董卿：您是北大的，潘老是清华的，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李世豫：我是1950年到北京考大学，没有地方住，我一个老乡跟他同屋，他们就把房间让给我了，然后他就辅导我的功课。

董卿：您那个辅导有没有点别的想法？

潘际銮：我因为喜欢她，就辅导她了。（笑）

董卿：您是“别有用心”啊。

潘际銮：我认识她三个月就到哈尔滨去了。两个人也没有订婚，也没有什么山盟海誓，就分开了。但她也没有变心，我也没有变心，过了五年以后才结婚的。

董卿：刚才潘老也说了，家里的事务都交给您了。

李世豫：对，我自己也要工作，然后他爸爸，还有三个孩子，都是我管的。

潘际銮：我没有管。

董卿：知道您没有管。（笑，对潘老的夫人）您在分担着生活重担的时候，其实也分享着他创造的一些科研成果。您第一次坐上高铁是什么心情？

李世豫：我挺高兴，因为我正好坐在司机的旁边，那个车是相当快。2008年的奥运会，从北京到天津，运动员必须坐高铁，必须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他的责任非常重大，因为他是顾问。

董卿：是啊，他是焊接技术在中国的奠基人之一。

李世豫：嗯，第一人。

董卿：老太太多自豪啊，第一人！（观众笑）他们俩一直到现在感情都特别好，就在两三年前，潘老还骑着一个电动车载着李老师上下班，在清华的校园里成了一个风景了，很美。

李世豫：我是可以跳上去，也可以跳下来的。

董卿：您下次还是别跳了。

李世豫：我现在不跳了，我摔了还可以，他摔了不可以。

董卿：其实这样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是付出、牺牲和包容换来的。再次谢谢师母。今天潘老要在现场完成一段很特殊的朗读。

潘际銮：我从小离开了家乡，日本人投降以后再回去，家没有了。所以现在我无论走到哪儿，清华都是我的根。我要朗读的是在“一二·九”时期，蒋南翔先生写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

董卿：很有意义。1935年的时候，日本侵略者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这引起了青年学生极大的忧患和愤怒，所以清华大学的学生救国会就发起写下了这样一篇檄文，叫《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今年恰好也是清华大学一百零六年的校庆，所以我觉得由我们清华的老院士，清华功勋级的校友们来朗读这样一篇文章，也算是给学校献上的一份很特殊的生日礼物吧。

朗读者读本 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味道

Taste

味道，当然不仅仅是指舌尖上能够感受到的那些味道。我们常说“人生百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所听到、看到、遇到、想到的，慢慢都会积累成一种特殊的味道。气质是一种味道，“腹有诗书气自华”；品格也是一种味道，“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心情有时候也是一种味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如果有人问，最有味道的一部文学作品是什么？我们可能会想到《红楼梦》。因为在《红楼梦》里既有让刘姥姥百思不得其解的，要用十来只鸡配着烧的茄鲞；也有元春省亲的时候，派专人赏了宝玉的糖蒸酥酪。这些都是能够在饭桌边尝到的味道。

但是《红楼梦》里最触动人心的还是字里行间的人生况味。《好了歌》的“好便是了，了便是好”，那是一份心酸和无奈。“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是为人处世的一份智慧。“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这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命中注定的爱断情殇。

味道落到笔上就成了风格，吃进胃里就成了乡愁，刻在心上就成了一辈子都解不开的一个结。就像法国作家法朗士曾经说的：“让我们尽情地去享受生活的滋味吧！我们感受到的越多，我们便生活得越长久。”

朗读者 张小娴

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爱情小说都是出自女作家之手，比如《简·爱》《飘》《傲慢与偏见》等等。在中国的女作家当中，张爱玲笔下的爱情有些苦涩，琼瑶笔下的爱情有些缠绵。张小娴也是一位擅长写爱情的女作家，她被称为继亦舒之后香港最受欢迎的畅销爱情小说家。

1994年，张小娴因连载第一部长篇小说《面包树上的女人》而走红。1997年，她的《荷包里的单人床》，除位列香港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之外，还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广受关注。之后，张小娴的《再见野鼬鼠》《不如，你送我一场春雨》等系列作品相继问世。迄今为止，她已出版六十多部小说和散文集，笔下的爱情故事感动了无数读者，很多语句被奉为爱情箴言。

很多读者喜欢张小娴对爱的诠释，她平实的文字让人温暖，透彻的观察力和精辟的分析又显得异常犀利。她倡导爱情中的平等和独立，她说：在现代生活中，每个人都渴望得到爱情和安全感，但我们应该明白，这种爱和安全感，并不来源于别人的馈赠，而来源于自己的创造。

朗读者 访谈

董卿：我们这期的主题词是“味道”，爱情的味道自然是一言难尽了。所以可能很多人会好奇，那么擅长写爱情小说的女作家，她自己的爱情是什么样的？

张小娴：写作跟现实生活当然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写作毕竟是创作。我想我不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人吧。我的想象、我的浪漫都留给作品了；我的感情生活是一种挺平静的生活。现在的女性都是比较独立，也比较自我，我觉得现在的男士要跟一个女生在一起也不容易。其实最美好的爱情，就是两个自我都可以相互包容。

董卿：你跟现在的男友认识也很久了对吗？超过二十年的时间了吧？

张小娴：对。在一个爱情里面，两个人的自我都得到保全，我做我自己，你做你自己，这样的感情关系比较健康一点吧。我们都喜欢美食，我记得以前我不懂得怎么吃鱼，然后他就会把鱼的脸颊的那一小块肉给我吃，说最好吃的就是那个地方。这么多年来，都是如此。所以，我觉得每次吃饭好像都有一点甜甜的味道。

董卿：超过二十年的爱情，怎么样来保鲜呢？

张小娴：我觉得所有的爱情要保鲜，其实都不是你要对方做些什么，你希望对方改变什么；最重要还是你自己，你不停地进步，不停地让自己变得优秀一点，这个就是为爱情保鲜。

董卿：爱情的味道一定不止是甜蜜的，还有很多苦一些的味道。比如说求而不得。你在很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被伤害过，离开过某个人？

张小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有一点不太了解爱情。那应该是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分手肯定让人很不开心。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不适合的人早一点分开也挺好的。

当你年轻的时候，你觉得爱情可能是人生的全部。但是慢慢就会发现，其实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它可能让我们流最多的眼泪，让我们花很多的青春，但是它终究不是人生的全部。我觉得如果很多女孩用她花在爱情上的时间，努力去做事情，去工作，去改变她自己的人生，可能成就更大一点。

董卿：你没有把婚姻看作是自己最后的归宿，是吗？

张小娴：我觉得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听长辈说得最多的都是女人最后要找一个归宿；但是我常常想，归宿是不是一定是婚姻，或者是一个男人的怀抱？人生的归宿其实是我要找到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归宿最后还是由你自己决定。有一天当你老了，你回望人生走过的路，归宿可以是很多的事情。

董卿：你写了六十多本书，每一本都和爱情有关，那你能跟我们说说，你心里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吗？

张小娴：我觉得从年轻到老，爱情的味道一直在变。比方说我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常常吵架。原因可能是爸爸常常在外面喝酒啊什么的，我妈妈不开心。但是到老了之后，他们的感情也挺好的。医生宣布我妈妈癌症差不多到了末期的时候，我爸爸当场就哭了。后来做手术，都是我爸爸亲自去照顾她。他煮饭给她，挺迁就她的。我妈妈脾气其实也挺大的，尤其是生病的时候。后来每一年去拜祭我妈妈的时候，我爸爸在她的墓前还是会哭。从我父母身上，我觉得爱情慢慢变成了一种恩情，一种长久的感情。

董卿：说到底爱情是我们向人生做的一个讨教，而婚姻是我们向人生做的一个妥协。那你今天要为谁朗读呢？

张小娴：今天我要读给我爱的那个人。是《谢谢你离开我》的散文集里的一篇文章，叫《爱情的餐桌》。

董卿：既有吃的味道，又有爱的味道。

张小娴：对，跟今天的主题也蛮契合的。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想到更多的是爸爸妈妈的故事，因为我爸爸去年也走了；我刚好陪他吃了最后一顿饭。我希望每个人，当你拥有的时候，懂得去珍惜吧。

朗读者读本 爱情的餐桌（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朗读者 胡忠英

从《红楼梦》里的“万艳同杯”，到《追忆似水年华》中的“玛德琳蛋糕”，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对珍馐美馔都不吝笔墨。胡忠英是一位大师级的名厨，从业已经有五十年的时间。在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上，他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位政要献上了令人惊艳的中国味道。

据说，可以让杭帮菜名厨们心服口服称为“大师”的人，在杭州屈指可数，胡忠英便是其中之一。胡忠英十九岁进入杭州望海楼酒家工作，在那里学会了所有的基本功。他说，第一个十年用来打基础，第二个十年用来触类旁通，后面二十年就可以大展宏图了。的确如此。1988年，从业二十年的胡忠英在全国第二届烹饪大赛上夺得一金一银二铜四枚奖牌；1990年在布拉格举办的国际烹饪大赛上，又夺得两枚金牌。1992年在中国菜国际烹饪比赛上，再获金牌。

面对这么多荣誉，胡忠英并没有停止在行业中的探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创立下“迷宗菜”。“迷”人万变，不离其“宗”。迷宗菜以杭帮菜的传统精华为“体”，以博采众长为“用”，结合外来的食材和烹饪方法，创造出了和谐融合的新口味。迷宗菜在杭帮菜系引起了巨大反响，丰富了杭帮菜系的发展思路，也让我们看到了大师永不满足、与时俱进的敬业精神。

朗读者 访谈

董卿：大家可能不了解，胡师傅穿的衣服可不是普通的衣服，全国可以穿得上这身衣服的人少之又少。

胡忠英：二十来个人。我们是中国顶尖厨师联谊会发的衣服。

董卿：跟我们说说去年G20杭州峰会吧，当时您是怎么接到这个任务的？

胡忠英：G20是9月份，我们杭州市政府成立了几个专家小组，当时任命我是餐饮文化专家小组组长。这个小组是2015年9月份成立的。

董卿：您为这事儿整整准备了一年的时间？

胡忠英：一年多。

董卿：您这个餐饮文化组要做些什么准备？

胡忠英：就是接待的菜，要我们来定。我们当时评了二十道G20峰菜，要求五十家负责接待的宾馆必须把这二十道菜学会。有东坡肉、龙井虾仁、荷香鸡、蟹酿橙、炸响铃、抹茶虾、烤鲳鱼。

董卿：对您来说，这二十道峰菜难度最大的地方在哪里？

胡忠英：难度在于标准。应该吃什么味道，做什么形状，取什么料。而且，三十六个总统有十九个人有忌口的，有的蒜泥不吃，有的料酒不吃，所以每样东西都分得很细。

董卿：那不吃猪肉的，东坡肉用什么来替代呢？

胡忠英：用牛肉，后来叫东坡牛肉。

董卿：到实际宴会那一天，操作中是不是还有很多的讲究？

胡忠英：对。我们说三个七十秒：七十秒把三十六道菜都分好；七十秒从备菜间送到餐桌边上，七十秒放到桌上。保温箱里面都是八十五度，盘子也要八十五度，菜是八十五度，所以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到。

董卿：我听说像您这个级别的大厨，已经是“动口不动手”了是吗？不用您再自己去掌勺了。

胡忠英：对。因为一个，从身体上来讲，要有体力，我已经七十岁了，不适应了。再一个，这时候我们是凭智力了，菜都在脑子里面。考虑的是你怎么带徒，怎么教他们，给他们一个标准，然后他们朝着这个标准去做。

董卿：“万丈高楼平地起”，其实对于您来说，这五十年从业，也是从最最基础的学徒开始做起的。

胡忠英：对。我们学徒都必须从最基本的刀工开始。我认真练了十来年。

董卿：练刀工就要练十来年？

胡忠英：对。五个手指头全部都切到过。现在还有创可贴，以前没有的，就是拿火柴纸贴一下。我当时最快的速度，一分钟切一斤肉丝，二十五秒切一斤肉片。

董卿：佩服，听着都觉得很神奇。

胡忠英：我师父刀工也很好的。他的刀工我们很多学生都学不会，我到现在，还没像他这么好。

董卿：那您是他带的徒弟当中最好的一个吗？

胡忠英：应该说是最好之一了。

董卿：您又谦虚。那他是把自己的真传都传授给你了吗？

胡忠英：对。因为又是师傅，又是朋友，后来成了岳父。（掌声）

董卿：我说您怎么得了真传了呢，师傅都变成岳父了。（观众笑）我特别好奇，您自己是名厨，您的师傅更是了不得的师傅，那您跟他的闺女结婚，婚宴得摆成什么样啊？

胡忠英：我结婚在1979年，办了十六桌。当时的十六桌相当于现在的一百桌。为了体现跟别人不一样，我们三个人足足雕了两天，雕了二十个雕刻。

董卿：雕的什么？

胡忠英：萝卜。雕的凤、龙、孔雀、喜鹊什么的，十六桌一桌一个雕刻，主桌有五个。客人进来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我有一个朋友是香港的，还拿了个喇叭，放邓丽君的歌。后来我们上菜以后，把这些东西放在窗台上，然后发现马路上都站满了人，影响很大。

董卿：您这婚宴太隆重了。

胡忠英：当时我们办这个酒席，价格不高，但是标准很高、档次很高。吃过的人说，后来从来没有吃到过。

董卿：李安早期有一部电影叫《饮食男女》，我特别喜欢。它讲一个大厨退休了之后，每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给邻居家的小女孩做便当，给她带到学校去。那个便当盒一打开，所有的同学都惊呆了。这样他就觉得他很荣耀。

胡忠英：以前我女儿早餐我管，每天两个鸡蛋，变着花样吃。我做番茄炒蛋是把番茄在油里慢慢小火煸，煸透，红油出来，然后再把鸡蛋淋下去，接着用铲子慢慢翻，蛋还是会凝固起来的，很香，我女儿爱吃。现在她有小孩了，她也每天烧东西给她小孩吃，也每天给她吃鸡蛋，每天变花样。

董卿：把从您这儿学来的延续下去了。我想问问胡师傅，“味道”两个字，您怎么理解？

胡忠英：味道我是分开来看的，“味”就是酸甜苦辣，味咸了，味淡了。但是，“道”是一个方法。没有方法，做不好菜的。味道要一起说，但要分开来理解。我们有一句话叫“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烧菜讲究厨艺，也要讲究厨德。到一定境界了，就会知道：菜无定味，适口者珍；博采众长，兼收并蓄，融会贯通。这是我们做菜的最高境界。

董卿：所以您是餐饮文化组组长，到一定境界，味道就是文化了。

胡忠英：对。

董卿：您今天想要为大家读点什么呢？

胡忠英：今天我想把古龙的一篇《吃胆与口福》，送给我的师傅。

董卿：其实古龙笔下写到的“精于饮馔的前辈”还真有不少，像张大千、梁实秋、高逸鸿、唐鲁孙，都是美食家。就像文中最后所说的，不是吃得多好，而是吃得有趣；对食物的热爱，对朋友的热情，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朗读者读本 吃胆与口福

古龙

一 吃得是福

我从小就听人说“吃得是福”，长大后也常常在一些酒楼饭馆里看到这四个字，现在我真的长大了，才真的明白这四个字的意思。

吃得真是福气。

唯一令人不愉快的是，现在能有这种福气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社会越进步，医学越发达，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对于吃的顾虑也越来越多，心脏、血压、肥胖、胆固醇，这些我们的祖先以前连听都没有听到过的名词，现在都已经变成了吃客的死敌。

在这种情况下，要做一个真正的吃客，实在很不容易。

吃得是福。能吃的人不但自己有了口福，别人看着他开怀大嚼，吃得痛快淋漓，也会觉得过瘾之至。

可是能吃还不行，还得要好吃、会吃、敢吃，才算具备了一个吃客的条件。

一听到什么地方有好吃的东西可吃，立刻食兴大发，眉飞色舞，恨不得插翅飞去吃个痛快，就是吃得塌在椅子上动弹不得，也在所不惜。别的事都不妨暂时放到一边去。

这种人实在值得大家羡慕。

有些人虽然在美食当前时，也打不起精神来，不管吃多好吃的东西，也好像有毒药一样，让别人的食欲也受到影响，这种人当然是不够资格做吃客的。

够资格做吃客的人并不多，我的老师高逸鸿先生，我的挚友倪匡都够资格。一看到他们坐在桌子上，拿起筷子，我就感觉得精神一振，觉得人生毕竟还是美好的，能活着毕竟还不错。

他们虽然也有些不能吃不敢吃的顾忌，可是好友在座，美食在案，他们也从来不甘后人。

二 吃的学问

“会吃”无疑是种很大的学问，“三代为官，才懂得穿衣吃饭”，这不是夸张，袁子才的《随园食谱》有时都不免被人讥为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见。

大千居士的吃和他的画一样名满天下，那是倪匡所说：“用复杂的方法做出来的菜。”

做菜是种艺术。从古人茹毛饮血进化到现在，有很多佳肴名菜都已经成为了艺术的结晶，一位像大千居士这样的艺术家，对于做一样菜的选料配料刀法火功的挑剔之严，当然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可是倪匡说得也很妙。

菜肴之中，的确也有不少是要用最简单的做法才能保持它的原色与真味。所以白煮肉、白切鸡、生鱼片、满台飞的活虾，也依旧可以保存它们在吃客心目中的价值。

可是要做谭厨的“畏公豆腐”，大风堂的“干烧鳇翅”这一类的菜，学问就大了。

据说大风堂发鲍翅的法子，就像是武侠小说中的某一门某一派的家传武功绝技一样，传媳不传女，以免落入外姓之手。

名厨们在治理拿手绝活时，也是门禁森严，不许外人越雷池一步，就像是江湖上帮派练武一样，谨防外人与后生小子们偷学。

奇怪的是，真正会做菜而且常做菜的人自己却不一定讲究吃。

“谭派”名厨彭老爹就是一例。他在台北时，我去跟他吃饭，如果喝多了酒，他几乎从不动筷子，平时也只不过用些清汤泡碗白饭，再胡乱吃些泡菜豆豉辣椒而已，我看他吃饭，常常觉得他是在虐待自己。

三 吃胆

会吃已经很不容易，敢吃更难。

有的人硬是有吃胆，不管是蜗牛也好，老鼠也好，壁虎也好，蝗虫也好，一律照吃不误，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我有个朋友是武侠电影的明星，非常有名气的明星，温文儒雅，英俊潇洒，也不知道是多少少女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一剑在手时，虽千万人，亦无惧色。

他也真有吃胆。

我就看见过他把一条活生生的大蟒蛇用两只手一抓，一口就咬了下去，从从容容，面不改色，就把这条蛇的血吸了个干干净净。

他甚至还曾经把一只活生生的老鼠吞到肚子里。

唐人话本中还有段记载，说是深州有位诸葛大侠，名动天下，渤海的另一位大豪高瓒乃闻而访之，两人互斗豪侈的结果，诸葛昂居然将一个侍酒失态的女妾“蒸之坐银盘，于奶房间撮肥嫩食之”，连高瓒都不禁看得面无人色，要落荒而逃了。

这种吃法，不吓得人落荒而逃才怪。

四 吃的情趣

当代的名人中，有很精于饮馔的前辈都是我仰慕已久的，高师逸鸿、陈公定山、大风堂主、陈子和先生、唐鲁孙先生、梁实秋先生、夏元瑜先生，他们谈的吃，我非但见所未见，而且闻所未闻，只要一看到经由他们那些生动的文字所介绍出来的吃，我就会觉得饥肠辘辘，食欲大振，半夜里都要到厨房里去找点残菜余肉来打打馋虫。

后生小子如我，在诸君子先辈面前，怎么敢谈吃，怎么配谈？

我最多也不过能领略到一点吃的情趣而已。

有高朋满座，吃一桌由陈子和先生提调的乳猪席，固然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享受。

在夜雨潇潇，夜半无人，和三五好友，提一瓶大家都喜欢喝的酒，找一个还没有打烊的小馆子，吃两样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的小菜，大家天南地北地一聊，就算是胡说八道，也没有人生气，然后大家扶醉而归，明天早上也许连自己说过什么话都忘了，但是那种酒后的豪情和快乐，却是永远忘不了的。

这岂非也是一种情趣？

我总觉得，在所有做菜的作料中，情趣是最好的一种，而且不像别的作料一样，要把分量拿捏得恰到好处，因为这种作料总是越多越好的。

在有情趣的时候，和一些有情趣的人在一起，不管吃什么都好吃。

有一天晚上，一个薄醉微醒后的晚上，我陪两个都很有意思的朋友，一个男朋友，一个女朋友，我问他们：

“现在你最想吃什么？”

他们两个人的两种回答都很绝。

一个人说：“我最想吃江南的春泥。”另外一个人说：

“我想吃你。”

古龙写吃，与他的武侠一样，点到即止，豪气多于细腻，奇招妙式胜于食物本身。古往今来，有太多关于“吃”的名篇，但每一篇又都是“吃如其人”。或许我们不会忘记梁实秋雅舍谈吃的细致精雅，不会忘记汪曾祺谈吃的宽容杂博，不会忘记陆文夫谈吃谈出时代变幻。无论如何，“吃”中都自有中国味道和中国气韵，至于因吃而结的缘、生的情、得的趣，则更是不可尽述了。无怪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饮食文化”是如此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朗读者 张艾嘉

“年轻时，她像一朵花；现在的她，像一棵树，让很多人在树荫下乘凉。”这是林奕华眼中的张艾嘉。张艾嘉曾经导演过一部电影叫作《20 30 40》，讲述的是不同阶段的女性对生活、对感情的不同理解。而她本人，早已过了二十岁的风风火火，三十岁的轰轰烈烈，但她依然用执着在续写传奇。

1972年，张艾嘉在香港初涉影坛，入行四年后，从没受过表演科班训练的她凭借《碧云天》获得了台湾金马奖最佳女配角。1981年是张艾嘉的新起点，这一年，她凭借《我的爷爷》首获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并初执导筒，拍摄了《旧梦不须记》。1986年，张艾嘉的事业出现了第一个高峰，她自编自导自演的《最爱》为她赢得金马、金像奖最佳女主角，还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导演的提名。

从影四十余年，张艾嘉以演员、电影制作人、导演、编剧等多重身份活跃于华语电影圈，堪称全能。六十四岁，似乎应该到了坐看花开花落的年纪，但对张艾嘉来说，“好多故事还没有说完”，好多人生的味道还没有品尽。

朗读者 访谈

董卿：很多女性在三十岁或者三十五岁之后，就开始避讳谈自己的年龄，您好像没有这样的顾虑。

张艾嘉：我不觉得有什么要去躲躲藏藏的。只要自己能够面对，美好的或者是不好的事情，就不需要避讳。而且我还蛮满意，自己到了这个年纪，还可以继续工作，还可以享受很多事情。

董卿：所以你觉得一个女人如果可以自信地去谈年龄。那这种自信来自于哪里呢？

张艾嘉：应该是来自于自己的付出吧。没有付出过，就得不到的；世界上没有什么免费的午餐。

董卿：谁都曾经年轻过，谁也都会步入中年，步入老年，这是一个自然规律。

张艾嘉：对。四十岁时，我发觉吃饭的时候，饭粒突然间变得很模糊，我必须把饭碗拿远一点，才能够看清我在吃什么。我就想，噢，一定是我眼睛出了问题。所以四十岁那天，我就非常乖地走进眼镜铺，果然这就是我老花的开始。

我的毛发花白是从眉毛开始的，突然之间，奇怪，眉毛上怎么好像有一些空的地方。再仔细一看，原来是有白眉毛了。

董卿：我记得你在1992年的时候，唱过一首歌《爱的代价》，很多人都喜欢，前两年又重新翻唱了这首歌。

张艾嘉：是。李宗盛写给我的时候，我说名字好像有点土了。但前两年我重唱的时候，突然发觉是我的心在唱这首歌。这颗心是经历过更多的事情的。我觉得几乎每一句都是一个画面，都是一个故事，所以特别感伤。

董卿：好多人听了都哭了。

张艾嘉：我自己唱的时候都哭了。很多事情都过去了，我们都还需要继续往前走，所以每次一唱到“走吧走吧”的时候，感伤来得特别强烈。它是一种勇气。

董卿：因为你的确曾经轰轰烈烈地爱过。年轻的时候，你特别喜欢有才华的男人。

张艾嘉：我现在还是喜欢。（全场笑）

董卿：那么轰轰烈烈的恋爱，那么优秀的人，为什么最终没有能够结婚？

张艾嘉：慢慢地，到某一个时候，就会觉得，原来我们也只能走这么远，再往下走，你们的路就分岔了。

董卿：其中的选择有差异吗？爱的人和结婚的人。

张艾嘉：很多东西是注定的，不会多一分，不会少一分。他可能不是你当初年轻的时候想象中的白马王子，可他就是出现了。我先生当初娶我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我们两个千万不要黏在一起。”我觉得他这句话实在是太有道理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永远是一个人来，一个人去，都是孤独的。所以你就必须要懂得，我就是我，你就是你，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幸福都依赖在对方给你什么。

董卿：你在六十岁之后写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叫《轻描淡写》。书名我觉得有一点意外，因为你作为导演、编剧、演员，应该是很会讲故事的人，可以用很浓墨重彩的语言去讲自己精彩的过往，可是你选择了云淡风轻。这是现在的一种心境和状态吗？

张艾嘉：有这样的感觉。不刻意去加太多的色彩，是希望看的人有空间。我喜欢把复杂的事情变得非常简单，这是我处理事情的方式。

董卿：而且到了一定的年龄，人开始具有一种智慧，就是用最简单的语言、最简洁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张艾嘉：我也希望年轻人能够看得懂，有耐心看。现在的人不太喜欢看很厚的书或者是很深奥的文字、太难理解的内容。

董卿：其实我很想听听张姐现在再来重新对一些事情下定义，比如幸福。

张艾嘉：幸福是因痛苦而来的。我相信每一个人经历过痛苦的时刻，才会发觉自己的潜力有多不可捉摸。我相信任何一个好的艺术家，绝对是一个懂得享受痛苦的人。痛苦其实真的就是带你走上进步的路径。

董卿：如果完全没有痛苦，也是不能忍受的。真的，如果有人说这一辈子没有痛苦，那我想这个日子白活了。那你怎么样来定义母女关系？

张艾嘉：那才是一个最难解释的关系。小的时候，你是女；母亲年纪大的时候，你是母。

董卿：怎样来看女人的味道？

张艾嘉：味道是要被品尝的。我相信味道来自于自己的人生态度，好好走过自己的这条路，那就是你自己的味道。

董卿：那你今天要为我们读些什么呢？

张艾嘉：我要读的是《走出非洲》。这本小说是一个丹麦的女作家写的，她在非洲住了很长时间，在肯尼亚独居。我在一九八几年的时候去了一次非洲，肯尼亚也是我去的第一个国家。回来以后，我就有了一段时间的“非洲症候群”，就是我走不出去，一直会想非洲。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它的一切都让你回归到一个最开始、最原始的地方，你每天接触的都是大自然。你去看野兽的时候，是你坐在车子里边不能出来，是野兽在看你。这跟我们城市是完全相反的东西，所以你突然之间完全调换了心境。

董卿：而且它其实也是女主人公自我成长的过程。非洲那片土地，给了她很多的思考，让她最后能够变成一个很勇敢、很独立的人。那你要献给谁呢？

张艾嘉：我觉得不论是谁，只要他听得到，或者是他喜欢听、他愿意听，我都希望为他朗读。

朗读者读本 走出非洲（节选）

［丹麦］卡伦·布里克森

祸不单行。这一年蝗虫又飞临庄园。据说它们是从阿比西尼亚[1]飞来的。那里一连两年大旱，蝗群便开始南迁，将途中的庄稼一扫而尽。蝗虫还未见到，那些遭灾的地方便开始流传种种奇异的传说——在北方，蝗虫一过，玉米地、小麦田、菜园子都一下变成大荒漠。移民们派出信使向南方的邻居们通报蝗虫来了。可是，即使得到了预报，你对蝗虫也无可奈何。所有的庄园，人们都准备好一堆堆高高的木柴垛、玉米秆垛，蝗虫一到，立即点火。庄园里所有的工人都被派往田间，拿着空油桶、空罐头，一边敲打，一边哄叫着，不让蝗虫降落。但这仅仅能暂缓一阵，不管农民怎样惊吓，蝗虫不可能永远在空中停留。每个农民唯一的希望就是把蝗虫往南轰赶到下一个庄园。蝗虫飞越的庄园越多，落下的时候就越饥饿、越疯狂。我在马赛依保护区的北侧有一大片草原，我寄希望于蝗虫越过草原，越过河岸，向马赛依那儿飞去。

从邻近的移民那里，我得到三四次关于蝗虫的通报，但没有更多的情况发生，我便自信一切都是子虚乌有的。一天下午，我骑马到庄园杂货店去——此店由法拉赫的弟弟阿卜杜拉经营，专为庄园工人、佃农供应日用品。小店设在路边，一个印度人正在店铺外摆弄骡车车套，抬头见我，忙从车套中站起来，跟我打招呼。

“蝗虫来了，太太，请小心，别让它飞到你的田里。”我到他跟前时，他说。

“蝗虫来了，蝗虫来了，我听到多少回了，可一个影子也没见到。也许事情并不像你们传说的那么严重。”我说。

“太太，请你往四周看看。”印度人说。

我四下里打量，只见北方的地平线上，天空中有一片阴影，犹如一道长长的烟雾，俨若一座城市在着火。百万人口的城市在明亮的空气中喷烟吐雾，我心想。

“那是什么？”我止不住问。

“蝗虫！”印度人回答。

我策马返回庄园，在草原小道上，我发现二十来只蝗虫。我经过庄园经理的房子。吩咐他做好一切准备，对付蝗虫。我们俩一起北望，空中的那道黑色烟雾升得更高了。我们眺望的当儿，空中偶尔有一两只蝗虫从我们面前掠过，飞落到地上爬行。

翌晨，我推开房门向外望去，旷野里一片低沉、单调的褐黄色。树木、草坪、车道，我所见到的一切都覆盖着褐黄色，仿佛夜间土地上落了一层厚厚的褐黄色的大雪。蝗虫麇集旷野。我伫立着、凝望着，那景观开始振荡、破碎，蝗虫活动起来，向上飞腾，没几分钟，周围全是扇动的蝗翅，它们飞离了。

这一回，它们对庄园的破坏不算厉害，它们只是与我们一起度过一夜。我们见到了蝗虫的模样，长约一英寸半，灰褐色中带点粉红，摸上去有点黏手。它们仅仅是停落在树上，就把车道上的几棵大树压断了。你打量着这些树木，想起每只蝗虫不过十分之一盎司，就不难想象它们有多少万只了。

蝗虫去而复归。在两三个月里，我们的庄园连续遭到它们的袭击。我们很快放弃了恫吓、轰赶它们的尝试，那纯粹于事无补，是悲剧般的举动。有时，一小群蝗虫飞来，那是脱离大队人马的自由小分队，匆匆掠过。但有时，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整天持续不断地在空中横冲直撞，足足折腾几天才飞去。当蝗灾达到最高潮时，恰似北欧的暴风雪，呼啸着，打着呼哨。你的四周、你的头上，都是那小小的坚硬的蝗翅在扇动着翅膀。在阳光下，蝗翅犹如薄薄的钢片闪着光亮，但太阳终于被它们遮掩，变得暗淡昏黄。蝗虫的队列保持常态，从地面到树顶，蝗虫带的后面，天色明净。它们呼呼地迎面向你飞来，钻进你的衣领、袖口和鞋子。它们在你周身上下乱舞，你眼花缭乱，胸中奔涌着一股特殊的病态的狂热与绝望，你充满对蝗虫的恐惧。它们当中的一只两只无足轻重，打死了也无关大局。蝗群越过庄园，飞向遥远的地平线，就像一道细长的烟雾。它们飞走了，可你的脸，你的手，那被它们爬过的恶心感，将久久缠扰着你。

紧随着蝗虫袭击的，是大群飞禽。它们在蝗虫上空盘旋，一旦蝗虫停留在田里，它们也随之降落，大模大样地漫步其间。它们是鹳与鹤——高贵自负。

蝗虫有时栖息在庄园里，对咖啡树危害不大。咖啡叶如同桂树叶，很坚韧，蝗虫咬不动。它们只是把田间各处的咖啡树压断。

可是蝗虫洗劫过的玉米田却是另一番悲惨景象。折断了的玉米秆上挂着几片干枯的叶子。我河畔的花园，原先一直精心浇灌，常年青翠，而今却像一堆灰土——鲜花、蔬菜和草药都被席卷一空。佃农的“夏姆巴”——农田就像燃烧过的荒凉的旷野，那高高低低的垄沟，已被爬行的蝗虫填平。尘土中，随处可见到几只死蝗虫。佃农们伫立着，注视着蝗虫。亲手翻耕、播种“夏姆巴”的老妇人，踩着蝗虫的脑袋，朝着天空中最后一道正在消逝的淡淡的阴影挥舞着她们的拳头。

蝗虫大队人马过后，死蝗虫触目皆是。在公路上，它们曾经栖息的地方，牛车、马车碾着蝗虫而过。此时，蝗群已远去，车辙明显可见，就像跑火车的轨道，铺满死蝗虫的小小尸体。

蝗虫在土里产卵。第二年大雨季过后，小小的黑褐色生灵就出现了——这是蝗虫生命的第一阶段，虽然还不会飞，但四处乱爬，见什么吃什么，一路扫荡。

我一没有更多的资金，二赚不来钱，便只好变卖庄园。内罗毕的一家大公司买下了我的庄园。他们认为那地方太高，不宜种植咖啡，就不打算再搞农业。但他们决意把所有的咖啡树都作为抵押品收受，将土地重新规划，并修筑道路。待到内罗毕向西部扩展时，他们就出售地产。变卖庄园的事宜忙完，已近年尾。

即使在那时，要不是为了一件大事，我并不认为我内心深处已放弃了这个庄园。庄园的咖啡树属于它的旧主人，或者说产权归了银行——它是庄园第一受押的。要到来年五月后，咖啡才能采摘、加工、出售。在此期间，我将留下照管庄园，一切一如既往，不管他人如何认为。我想，在这段时间，可能会发生变化，局面或许全然改观也未可知，因为世界毕竟不是一个有规则的或可以预料的舞台。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进入了庄园生活的奇异时代。从根本上讲，各方面的事实都表明，庄园不再属于我。但尽管如此，无力认识真理的人，仍可以忽视真理，这对于日常事务来说是无足轻重的。这期间的每一个小时我都是在学习生活的艺术——现实生活或永恒的艺术，至于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只能产生极小的影响。

说来真稀奇，在那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会放弃庄园或离开非洲。我周围的人们对我说，我必须这么办。他们都是一些有理智的人。从丹麦来的信，都在证实这一点，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实，都在指明这一点。然而，我的思想毫不动摇，我始终相信自己必须葬身于非洲。基于这一坚定的信念，我没有其他理由或原则去想象此外的任何事情。

在这几个月里，我心中筹划着我的计划或战略来对抗命运，对抗我周围的人们——命运的同盟者。我思忖，自今往后，事无巨细，我都将认真对待，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烦。我要让我的对手无论书面上，还是口头上，日复一日地陷于他们的事务，因为最终我仍将胜利而出，保有我的庄园及庄园里的人们。失去这一切，我想，我不能。连想象都不可能的事，怎么会发生呢？

就这样，我成了最后一个意识到自己不得不离开庄园的人。当我回首在非洲的最后岁月，我依稀感到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都远远先于我感知到我的离别。那一座座山峦，那一片片森林，那一处处草原，那一道道河流，以及旷野里的风，都知道我们即将分手。当我开始与命运达成协议，当变卖庄园的谈判拉开序幕，大地的景观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化了。在那之前，我一直是其中一部分：大地干旱，我就感到自己发烧；草原鲜花怒放，我就感到自己披上了新的盛装。而这会儿，大地从我这里分开，往后退着，以便我能看得更清晰，看到它的全貌。

山峦在下雨前的一周里，会做出同样的表示。在一个傍晚，你凝望着它们时，它们会突然剧烈运动，卸去一切遮盖，变得豁然开朗，无论造型还是色彩，都格外清晰，格外生动，仿佛它们决心将蕴含的一切都向你和盘托出，仿佛你能从你坐着的地方一直步行到绿油油的山坡上。你会想：如果一头野猪从空旷地冒了出来，我可以在它转动脑袋时，看见它的眼睛，看到它耳朵在动；如果一只小鸟停落在树杈上，我能听到它婉转歌唱。在三月，山峦间这种惜别的景象意味着雨水将至，而现在，对我却意味着分离。

我以前也曾在其他地方有过类似的经历。当即将离别之际，大地的一切向你袒露，但其中含义，我已淡忘了。我只是想，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可爱的国土，似乎仅仅凝视着它，就足以使你终生欢乐。光与影将大地交织，彩虹耸立于天际。

……

庄园里的人们中，对我的离别最伤感的，我想，莫过于那些老太太们了。吉库尤老妇们的生平都是坎坷艰难的，在生活的重压下，她们变得十分倔强，就像老骡子，惹急了会咬你一口。在给她们治病的实践中，我体会到，她们要比男人更能抵抗病魔的纠缠。她们比男人更为犷放，更不崇拜他人。她们生儿育女，眼睁睁看到许多儿女夭亡。她们无所畏惧。她们头顶沉沉的木柴——前额盘有一圈绳索，用以固定木柴——在三百多磅木柴的重负下，她们摇摇晃晃，却从不退却，她们在自己“夏姆巴”的硬地上埋首劳作，从清早到夜晚。“此后，她寻求猎物，她的双目远眺。她的心坚如磐石，硬似磨盘。她嘲笑胆小。她升入空中，傲视马匹及其驭手。她难道会向你哀怜乞求么？难道会对你喁喁细语么？”庄园老妇精神充沛，活力横溢。庄园里发生的每一件事，她们都有浓厚的兴趣。她们会步行十英里，去观赏年轻人的恩戈马。一个笑话，一杯土酒，能令她们皱纹纵横的脸和牙齿脱落的嘴都舒展于开怀的笑声之中。这种生气，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在我看来，不仅令人肃然起敬，而且是一种荣耀、一种魅力。

我与庄园里的老妇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她们亲昵地叫我叶丽埃，男人与孩子们——除了年纪很小的以外，从不如此称呼我。叶丽埃是吉库尤妇女的名字，具有特殊的内涵——在吉库尤家庭里，最小的女孩，且与其哥哥姐姐的年龄差一大截的，才取这个名字。我估计，这名字里蕴含着丰富的情感。

老妇们此时都舍不得我离开。在临行前夕，我的脑海里仍然闪现出一位吉库尤妇女的形象，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跟她不熟。我想，她大概是卡赛戈村的，是卡赛戈的一个儿媳妇或正在守寡。在草原的一条小路上，她朝我走来，背着一大捆长长的细竿子——吉库尤人用来搭屋顶的——这是妇女的活计。这些竿子可能有十五英尺长，背之前，将一端绑住，人就背着这种圆锥体的重物，行走在野外，整个背影恰似史前动物或一只长颈鹿。这位妇女背的竿子都是又黑又焦，那是被茅屋里多年的柴火烟熏的。看来她拆除了旧屋，正将这些材料运往新的屋址。我们相遇时，她愣在那里，堵住我的去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那神情宛若你在旷野里见到的长颈鹿，其生活、饮食、思维的方式都不得而知。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哭泣起来，泪水从脸上淌下来，就像草原上的一头母牛伫立在你的面前。我与她相对无言。几分钟后，她让开路，我们分手，各奔东西。我庆幸她总算有材料可以开始营造新屋，我想象着她怎样开工，怎样捆扎竿子，自己搭屋顶。

庄园里的小牧童，在他们的生活中，还没有过我不住在这幢房子里的时候，一想到我要远行了，他们就情绪波动，坐立不安的。也许，对于他们来说，要想象没有我的世界是十分困难、极需勇气的，似乎唯有天意才令人退位。当我在草原上经过时，他们会突然从草丛里冒出来，叫喊着问我：“姆沙布，你什么时候离开我们？还有几天？”

这一天终于来了——离别庄园。我学到了一种奇异的经验，事情总会发生的，而我们自己不可能想象到，无论在事情发生前、发生中，还是在发生后我们回顾的时候。环境具有一种动力，凭借这一动力，它们造成事件，无须借助人类的想象或明悟。在这些情形中，你自己时时刻刻与正在进行的一切保持接触，恰似盲人被别人引着，一只脚跨到另一只脚前面，小心翼翼，却又心中无数。事情在你面前发生了，你感觉到它的发生，但除此之外，你与事情没有什么联系，你也没有钥匙来解开其根因与内涵。马戏团里做表演的野兽，我认为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完成它们的动作的。那些经历过这类事件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经历了死亡——想象力范围以外的渠道，但仍在人的经验范围之内。

古斯塔夫·莫尔一大早便驱车来庄园，陪我去车站。这是一个清冷的早晨，天空、大地只有淡淡的一层色彩。莫尔心猿意马，显得脸色苍白。我想起在南非德班的一位挪威捕鲸船老船长告诉我的，挪威人在任何风暴中都镇定自若，可他们的神经系统就是忍受不了平静。我与莫尔一起在磨盘石桌上喝茶，以前我们经常在这里喝茶。西面，山峦耸立，一小片灰色的雾浮动在狭狭的山道上。千百年来青山巍巍，风采依旧。我感到很冷，仿佛自己刚刚从山巅下来。

我的仆人们都在空空的房子里，不过，他们的生存空间已移往别处，他们的家庭、财物都迁往新居。法拉赫家的妇女们，连同莎乌菲在前一天已坐卡车到内罗毕的索马里村去了，法拉赫本人一直陪我到蒙巴萨。朱玛的小儿子杜姆波也送我到那里，这是他最向往的，作为临别的馈赠，我让他选择：要一头牛还是到蒙巴萨送我。他选择了后者。

我向每一个仆人道别。我谆谆叮嘱他们把所有的门都关上，可当我走出屋子时，他们在后面却大门洞开。这是典型的土著作风，仿佛预示我将重返庄园，或者，他们这么做是想强调，房子里已空空如也，再不必紧闭门户，敞开天门，迎接八面来风。法拉赫为我开车，车走得慢极了，就像骑骆驼似的，缓缓地沿着车道绕行。渐渐地，我的屋舍从视野里消失了。

车到池塘近旁时，我问莫尔有没有时间稍稍停留一会儿。我们下了车，在岸边点支香烟，水中游鱼往来，啊，这些鱼将要被那些不认识老克努森的人们捕捞、吃掉了。在池边，我见到了佃农卡尼努的小孙子西龙加——患有癫痫病，他向我最后道别。在我临行的那几天里，他老是在我房子周围转悠。我们上车继续赶路，他紧随车后，竭尽全力地飞跑，俨若被风卷进尘土中。他的个头太小了，恍如从我的火堆中飞溅出的最后一点火星。他一直跑着，跑到了庄园便道与公路的交接处。我担心他还会在公路上追着我们奔跑，仿佛整个庄园已被旋风刮得七零八落，犹如玉米那一层层外皮一般。可是，西龙加在拐弯处停了下来，不管怎么样，他依旧属于庄园。他呆立在那里，目送着我们，一直到便道上的那个拐弯处从我们眼中消失。

赴内罗毕途中，我们在草丛、路旁见到一群蝗虫。有几次被风兜进车内，蝗虫好像要再一次光临这个国家。

许多朋友来车站为我送行。修斯·马丁来了，体态臃肿，神情淡漠。他上前与我话别时，我又见到了“邦葛罗斯博士”，他是一个孤独者，一个英雄人物。他倾家荡产，换来的只是孤独。他简直成了非洲的象征。我们友好地分手，谈笑风生，话锋充满智慧。迪莱米亚勋爵，比起战争爆发之初，我带着运输队进入马赛依保护区，与他一起喝茶那个时候，显然更老、更白，头发理得更短，但依旧是那么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内罗毕大部分的索马里人也来站台送行。牲口商老阿卜达拉赶来，送我一枚银戒指，上嵌绿松石，祝愿我交好运。贝里亚——戴尼斯的仆人，很认真地请我转达他对在英国的戴尼斯兄弟的问候。他以前曾在戴尼斯家里住过。法拉赫在上火车时告诉我，索马里妇女们乘着人力车赶到车站，可一见到站台上那么多的索马里男人，又失去了勇气，怏怏地回去了。

我从车厢里伸出手，与古斯塔夫·莫尔握别。现在火车即将启动，已经往前挪动了，他的心灵才恢复平衡。他多么希望我鼓起勇气，直面人生。他激动得满脸通红，仿佛在燃烧，那双明亮的眸子冲着我闪光。

在中途的沙布鲁车站，机车加水时，我下了火车，与法拉赫在站台上徜徉。

从站台向西南方遥望，我又见到了恩戈山。巍巍的山峰，像波涛起伏在平展展的大地环抱之中，一切都呈现出天蓝色。它们是那么遥远。四座峰巅显得那么渺茫，令人难以分辨。这景象与我从庄园里见到的迥然不一。迢迢旅途，犹如一只神手，将恩戈山的线条磨圆了，磨平了。

（周国勇 张鹤 译）

条选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走出非洲》

1914年，二十九岁的卡伦·布里克森旅居肯尼亚，在恩戈山下的农场经营咖啡种植园。十七年后，卡伦离开非洲返回丹麦，写下了这段奇妙的经历。很快，这本书成为全世界读者着迷的小说。非洲大陆迷人的风光、疾病与贫穷交织的现状，以及“我”经营种植园的失败等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非洲大地庞杂、茂盛又宽广、浩茫的底色，在这底色中，人不能被致命的悲观打败，而只能昂扬自我更新的精神力量。卡伦用充满哲理的文笔，用磅礴的格局，为人类留下了一部歌咏永恒的大地和永恒的生命力的文学经典。1954年10月，当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上台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说：如果《走出非洲》的作者，美丽的卡伦·布里克森得过此奖，我今天会更高兴。

[1] 阿比西尼亚，东非埃塞俄比亚旧称。

朗读者 吴纯

我们常说人生百味，那就意味着很多种味道是我们不可避免会品尝到的，比如说苦涩的味道、苦痛的味道。吴纯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位有三个博士学位的青年钢琴家。他四岁学琴，十六岁留学乌克兰，累计获得十八项国际钢琴演奏大奖，被誉为“闪耀在欧洲的中国钢琴之星”。但他却说，这一切都是从贫困之苦、分离之苦开始的。

吴纯1982年生于湖北武汉，长于单亲家庭，幼时住在八平米的房子里。他没有音乐家学，但幼儿园的老师认为吴纯在音乐的接受能力、反应能力、表达能力方面皆有天赋，母亲便把老师的话放在心上，排除万难全力培养他。吴纯也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从八岁起便多次获得省市钢琴比赛第一名。1998年，吴纯收到了卡琳娜·波波娃教授的通知，前往乌克兰敖德萨国立音乐学院深造。

留学期间，吴纯在国际钢琴演奏大赛上屡获桂冠，并于2001年底收到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的亲笔贺信。2003年3月，他应邀担任李赫特（Richter）国际钢琴比赛的评委，成为最年轻的国际比赛评委。儿时的特殊经历让他对穷困的生活感同身受，留学期间曾为二十多个偏远山区爱钢琴的孩子无偿提供远程帮助。如今的他，是国内外多所知名音乐学院的客座教授。

朗读者 访谈

董卿：音乐家应该会在音乐当中感受到很多的情绪，包括痛苦。你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最早开始觉得品尝到了苦，是什么时候？

吴纯：母亲一个人带着我。父亲在我九岁的时候，把我们家里所有的财产，包括家具，全部拿走了。那个家呢，什么都没有。母亲每天一个人做五份工或者六份工，洗盘子啊，去裁缝店扦裤边啊，缝衣服扣子啊，然后去书店做一些杂活啊，包括去小卖店去做售货员啊那些工作。

董卿：她一天有那么多的时间吗？

吴纯：她每天就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候她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一天十块钱，是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费。她说，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小管家，所以我放了学以后，直接拿打饭的饭盒，去食堂；打了饭以后，直奔办公室给妈妈送饭。

董卿：她当时这么拼命地去打工，就是为了能够多挣钱，首先要把这个家重新建起来。

吴纯：对。

董卿：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你在学钢琴，这是一个很大的开销。

吴纯：对，您说得对。我记得在1997年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香港回归的钢琴比赛。参赛费、住宿费、机票那些全部加一起，大概要五六千块钱。这个数字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庞大。她把她的所有的工资，加上打工的费用，全部凑在一起，还不到五千块钱，只好又找别人借了一两千。结果呢，由于紧张，我发挥特别失常，也没有拿到奖。我走之前是拍了胸脯的：妈，您放心，我一定会拿奖回来，拿奖金回来，把这钱还给您。结果天不遂人愿。

董卿：你当时的心情一定很糟糕。

吴纯：我特别害怕。走的时候我答应了母亲要给她打电话的，但这个电话我没有打。母亲觉得可能是有问题，就主动给带队老师打了一个电话。带队老师就跟她说了，您的孩子没有发挥好。当时放下电话以后，妈妈就有一个念头——要去接我。从家里可以打的去（机场），但是的士费是一百二十块钱，她很难承受，所以她坐公交车，坐到了离天河机场最近的一个民航小区，到那里她看到一个牌子，机场高速。箭头指着天河机场。她就走上了高速公路。走了几公里以后，环卫工人问她，你知道这里是不能走的吗？你赶快下去。然后母亲就绕过围栏，走辅路。辅路都是泥泞的，当时天气也不好，就这样一脚深一脚浅的，她走了四五个小时，终于到了机场。

董卿：接到你了吗？

吴纯：我是最后一个从飞机上下来的。看到她，我非常非常惊讶。她拼命地向我挥手，然后叫我的名字。她说，妈妈来接你了。

董卿：你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出国去留学了。我想那对你来讲，是又一个艰苦的开始。

吴纯：我拿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当时是三千美金。只有三千美金。一千五百美金的学费，还有一千五百美金要过生活。第二年的钱我还不知道在哪里。我就这样走了，要做好六年都不能回来的准备。

董卿：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妈妈在国内打工，你在乌克兰打工。

吴纯：对，她是五份工作；我在那边从刚开始一两份，然后慢慢加，也有四五份工作这个样子。我一般都四点半起，五点钟要去送牛奶，六点钟音乐学院开门，我去练琴。我需要闹钟，但是会吵到别人。到第三天，室友把闹钟关了。然后那一天我就没有起来去送牛奶。

董卿：他们都不需要打工吗？

吴纯：他们还买了电视、游戏机呢。所以我就尽量晚回宿舍，他们在玩的时候，我就尽量多去练练琴。

董卿：那你跟妈妈之间最多的联系方式是什么，通信还是电话？

吴纯：写信。我们的信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报喜不报忧。

董卿：在你给她写的信里，有什么是你原本想说，但最终没有说的事情吗？

吴纯：我们的信里永远差一个主题——想念。不敢去触碰，真的不敢。我从来没有说过：妈妈，儿子特别想您，我特别想回来。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柔软的地方，不能去触碰。一旦触碰以后，就很难把自己再拉回来。因为我没有退路，我必须要完成学业。我当时想的就是尽快完成学业，回到妈妈身边，用我所学到的技能，给她一个幸福的生活。

董卿：可是你并没有尽快地回来，你一待待了二十年。

吴纯：接近二十年。2006年的时候，我拿到了演奏博士，就是演奏家文凭。2013年的时候，拿的音乐学理论博士。2014年我拿到的是德国汉诺威音乐学院的博士，也是演奏家文凭。

董卿：你现在再回想，你觉得苦难对你最大的馈赠是什么？

吴纯：我觉得是一种坚毅、沉着、从容。遇到任何事情，想想那个时候的自己，就会觉得没有什么，都可以过去的。

董卿：那你今天要为大家朗读什么呢？

吴纯：我要朗读的是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

董卿：由你来朗读，再合适不过了。首先你曾在德国留学，其次你是一个钢琴家，然后贝多芬身上的那种精神，如同巨人般的光芒，可以照耀到所有人的身上。那你想把它献给谁呢？

吴纯：献给曾经经历苦难的母亲和我。

朗读者读本 贝多芬传（节选）

［法］罗曼·罗兰

然而死终于来了。一八二六年十一月，他得着肋膜炎性的感冒；为侄子奔走前程而旅行回来，他在维也纳病倒了[1]。朋友都在远方。他打发侄儿去找医生。据说这麻木不仁的家伙竟忘记了使命，两天之后才重新想起来。医生来得太迟，而且治疗得很恶劣。三个月内，他以运动家般的体格和病魔挣扎着。一八二七年一月三日，他把至爱的侄儿立为正式的承继人。他想到莱茵河畔的亲爱的友人；写信给韦格勒说：“我多想和你谈谈！但我身体太弱了，除了在心里拥抱你和你的洛亨以外，我什么都无能为力了。”[2]要不是几个豪侠的英国朋友，贫穷的苦难几乎笼罩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变得非常柔和，非常忍耐[3]。一八二七年二月十七日，躺在弥留的床上，经过了三次手术以后，等待着第四次，他在等待期间还安详地说：“我耐着性子，想道：一切灾难都带来几分善。”[4]

这个善，是解脱，是像他临终时所说的“喜剧的终场”——我们却说是他一生悲剧的终场。

他在大风雨中，大风雪中，一声响雷中，咽了最后一口气。一只陌生的手替他阖上了眼睛（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5]

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已颂赞过他艺术上的伟大。但他远不止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而是近代艺术的最英勇的力。对于一般受苦而奋斗的人，他是最大而最好的朋友。当我们对着世界的劫难感到忧伤时，他会到我们身旁来，好似坐在一个穿着丧服的母亲旁边，一言不发，在琴上唱着他隐忍的悲歌，安慰那哭泣的人。当我们对德与善的庸俗，斗争到疲惫的辰光，到此意志与信仰的海洋中浸润一下，将获得无可言喻的裨益。他分赠我们的是一股勇气，一种奋斗的欢乐[6]，一种感到与神同在的醉意。仿佛在他和大自然不息的沟通之下，他竟感染了自然的深邃的力[7]。格里尔巴策对贝多芬是钦佩之中含有惧意的，在提及他时说：“他所到达的那种境界，艺术竟和犷野与古怪的原素混合为一。”舒曼提到《第五交响曲》时也说：“尽管你时常听到它，它对你始终有一股不变的威力，有如自然界的现象，虽然时时发生，总教人充满着恐惧与惊异。”他的密友申德勒说：“他抓住了大自然的精神。”——这是不错的：贝多芬是自然界的一股力；一种原始的力和大自然其余的部分接战之下，便产生了《荷马史诗》般的壮观。

他的一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先是一个明净如水的早晨。仅仅有几阵懒懒的微风。但在静止的空气中，已经有隐隐的威胁，沉重的预感。然后，突然之间巨大的阴影卷过，悲壮的雷吼，充满着声响的可怖的静默，一阵复一阵的狂风，《英雄交响曲》与《第五交响曲》。然而白日的清纯之气尚未受到损害。欢乐依然是欢乐，悲哀永远保存着一缕希望。但自一八一○年后，心灵的均衡丧失了。日光变得异样。最清楚的思想，也看来似乎水汽一般在升华：忽而四散，忽而凝聚，它们的又凄凉又古怪的骚动，罩住了心；往往乐思在薄雾之中浮沉了一二次以后，完全消失了、淹没了，直到曲终才在一阵狂飙中重新出现。快乐本身也蒙上苦涩与犷野的性质。所有的情操里都混合着一种热病，一种毒素[8]。黄昏将临，雷雨也随着酝酿。随后是沉重的云，饱蓄着闪电，给黑夜染成乌黑，挟带着大风雨，那是《第九交响曲》的开始——突然当风狂雨骤之际，黑暗裂了缝，夜在天空给赶走，由于意志之力，白日的清明重又还给了我们。

什么胜利可和这场胜利相比？波拿巴的哪一场战争，奥斯特利茨[9]哪一天的阳光，曾经达到这种超人的努力的光荣？曾经获得这种心灵从未获得的凯旋？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一生，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的：

“用痛苦换来欢乐。”[10]

（傅雷 译）

罗曼·罗兰是享誉世界的作家，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用戏剧写法国大革命，用名人传记写英雄主义，用小说张扬理想主义。他反对战争和暴力，倡导个人精神独立。“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曾经出现过崇拜罗曼·罗兰的狂热期，鲁迅、茅盾、郑振铎都曾向中国读者介绍过他；而他去世之后，宋庆龄、郭沫若、萧军、艾青、焦菊隐等都曾写过悼念文章。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因傅雷充满激情的译笔影响了几代中国人。那“扼住命运咽喉”的诗意表达，至今都是强人意志和理想主义的代名词。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这么评价罗曼·罗兰：“我们颂扬他文学作品中高尚的理想主义，以及他在描述不同类型的人们中表达出的怜悯心和真理之爱。”

[1] 贝多芬的病有两个阶段：（一）肺部的感染，那是六天就结束的。“第七天上，他觉得好了一些，从床上起来，走路，看书，写作。”（二）消化器病，外加循环系病。医生说：“第八天，我发现他脱了衣服，身体发黄色。剧烈地泄泻，外加呕吐，几乎使他那天晚上送命。”从那时起，水肿病开始加剧。这一次的复病还有我们迄今不甚清楚的精神上的原因。华洛赫医生说：“一件使他愤慨的事，使他大发雷霆，非常苦恼，这就促成了病的爆发。打着寒噤，浑身颤抖，因内脏的痛楚而起拘挛。”关于贝多芬最后一次的病情，从一八四二年起就有医生详细的叙述公开发表。

[2] 译者按：洛亨即韦格勒夫人埃莱奥诺雷的亲密的称呼。

[3] 一个名叫路德维希·克拉莫利尼的歌唱家，说他看见最后一次病中的贝多芬，觉得他心地宁静，慈祥恺恻，达于极点。

[4] 据格哈得·冯·布罗伊宁的信，说他在弥留时，在床上受着臭虫的骚扰。——他的四次手术是一八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一八二七年正月八日、二月二日和二月二十七日。

[5] 这陌生人是青年音乐家安塞尔姆·许滕布伦纳。布罗伊宁写道：“感谢上帝！感谢他结束了这长时期悲惨的苦难。”贝多芬的手稿、书籍、家具，全部拍卖掉，代价不过一百七十五弗洛令。拍卖目录上登记着二五二件音乐手稿和音乐书籍，共售九八二弗洛令。谈话手册只售一弗洛令二十。

[6] 他致“不朽的爱人”信中有言：“当我有所克服的时候，我总是快乐的。”一八○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致韦格勒信中又言：“我愿把生命活上千百次……我非生来过恬静的日子的。”

[7] 申德勒有言：“贝多芬教了我大自然的学问，在这方面的研究，他给我的指导和在音乐方面没有分别。使他陶醉的并非自然的律令，而是自然的基本威力。”

[8] 贝多芬一八一○年五月二日致韦格勒书中有言：“噢，人生多美，但我的是永远受着毒害……”

[9] 译者按：系拿破仑一八○五年十二月大获胜利之地。

[10] 一八一五年十月十日贝多芬致埃尔德迪夫人书。

朗读者 叶锦添

他在红尘百戏的繁华锦绣中思考，他在江湖笑傲的云烟飞舞中游荡，他用自己能够发现美，更能够创造美的心灵，为一个个人物穿上了如梦如幻的衣裳，一出出戏里都有他的奇思妙想。他就是获得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奖的唯一的华人——叶锦添。

2001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让从事电影艺术指导工作达十五年的叶锦添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卧虎藏龙》的飘逸，《大明宫词》的浪漫，《赤壁》的恢宏，《夜宴》的华丽，《风声》的压抑，都通过叶锦添设计的造型及色彩呈现出来。叶锦添是最早在全世界推行“新东方主义”美学理念的艺术家，他的设计中，无一不包含着对于东方元素的坚持。

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高级摄影专业的叶锦添，最早是以摄影师的身份与电影结缘的，之后才在电影、舞台、服装设计等领域展露才华。他自认还是“更像摄影师”。2013年，叶锦添的摄影个展“梦·渡·间”在北京开展。

朗读者 访谈

董卿：您是不是特别爱《红楼梦》？十年前，您为电视剧《红楼梦》做了艺术造型；前几年，又为歌剧《红楼梦》做了艺术造型。

叶锦添：我自己很喜欢中国文化，所以《红楼梦》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读本。

董卿：歌剧《红楼梦》里的黛玉造型是出于什么样的设计理念？

叶锦添：林黛玉是整个戏里面的灵魂。在中国的文人世界里，竹子代表文人的清高、傲骨，是人向往自由、向往理想世界的一种象征。那么林黛玉应该是属于向往理想世界的代表，所以我把她的服装做成绿色，也跟她住潇湘馆有直接的关系。

你知道，大观园里面的颜色是非常丰富的。曹雪芹收藏了非常多很漂亮的风筝，它的颜色系统都是清朝的。我把这些元素都混到那个戏里面。然后把中国很重要的两个颜色分给了黛玉和宝玉。宝玉的是红色。

董卿：一部戏里有那么多的人物，您对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就像您获得奥斯卡奖的《卧虎藏龙》里边，玉娇龙不同的服装让人印象都很深刻。

叶锦添：玉娇龙是戏里面的动线，所以她一直在变造型。也是想通过变化来表达她的人格是很多层的，她有这一面，又有那一面。

董卿：您给各种人物穿上了那么丰富多彩的服装，但是您自己好像只穿黑色和灰色，是吗？

叶锦添：黑色为主。我是一个艺术家，我确实要把心灵打开，把我看到的东西呈现出来，但最好我自己不要给人看见。我刚开始创作的时候，穿白衬衫。冬天是黑的，夏天是白的。黑色跟白色对我来讲是很神秘的颜色。

董卿：有没有人评价过您，觉得您做的古装造型要比您做的现代造型更美？

叶锦添：没有，因为我做时装也很厉害。（笑）

董卿：您古典美的启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叶锦添：我很早就在一个书店里买到一本梅兰芳的画册，让我很惊艳。他的手一摆，马上就会让人感觉到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时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要跟以前连接起来，不能断掉。有人觉得做不到，但我就能把它连起来。

董卿：传统文化对您来讲意味着什么？

叶锦添：意味着未来，而且会越来越丰富。没有问题。

董卿：因为你，我们看到了过去；而你把它看作是未来。

叶锦添：我觉得中国人一直都有一种美感，只是现在好像是失去记忆了，对自己的气度，对自己掌握形的能力，掌握声音、掌握空间的能力，掌握表达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很大的力气去把它找回来。

董卿：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在2001年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现场，您在做致谢词的时候，手上有一张卡片。但是最后您只是说了句“感谢我的父母”，是因为他们对您的影响吗？

叶锦添：我觉得我自己一直都是很沉迷在我的创作里面，忽略了好多东西。包括喜欢我的人，我喜欢的人，我的亲人，到最后就变成了一直在逃离他们。

董卿：他们是一直很支持你的学习吗？很支持你的工作吗？

叶锦添：我爸爸不要我画，所以我每次都躲在洗手间画。

董卿：他们会打击你吗？

叶锦添：会。把我的东西烧掉、丢掉，还有皮鞭。

董卿：这不是打击，这是直接打啊。（笑）

叶锦添：我在他们心目中一直很穷，不会赚钱。也不是我没有能力，就是我不做，很多戏找我我就不拍，我就一直等。我是一个非常麻烦的孩子。后来，我就发觉欧洲是我向往的地方，但没钱去什么？父亲就反对。但到第二天早上，我就看到桌上有两万多港币。我就拿着走了。

董卿：是爸爸给你准备的？

叶锦添：妈妈。

董卿：有点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能够看到你在这条路上成功了。

叶锦添：应该是吧。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过世了。所以后来我一直都有一种流放的感觉。也可能是一种自由吧。因为他们在，我可能就走不了。

董卿：人生的味道本来就很复杂。

叶锦添：是。

董卿：您今天要读《红楼梦》当中的哪一段呢？

叶锦添：《葬花吟》，用粤语读。

董卿：好多人都说是百看不厌的《红楼梦》，因为往浅了读是一个院子里的儿女情长，往深了读是一个朝代的盛衰兴亡。所以，每每读罢，掩卷长叹，也只有四个字可以感叹：“真有味道”。那您要送给谁呢？

叶锦添：我一向对林黛玉更珍重，我想送给像她一样纯真的人。

董卿：您是吗？

叶锦添：我绝对是。

朗读者读本 红楼梦（节选）

〔清〕曹雪芹

且说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国府打发了轿子并拉行李的车辆久候了。这林黛玉常听得母亲说过，他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他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况今至其家。因此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

自上了轿，进入城中，从纱窗向外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华，人烟之阜盛，自与别处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黛玉想道：“这必是外祖之长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了。却不进正门，只进了西边角门。那轿夫抬进去，走了一射之地，将转弯时，便歇下退出去了。后面的婆子们已都下了轿，赶上前来。另换了三四个衣帽周全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复抬起轿子。众婆子步下围随至一垂花门前落下。众小厮退出，众婆子上来打起轿帘，扶黛玉下轿。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转过插屏，小小的三间厅，厅后就是后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皆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鸟雀。台矶之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一见他们来了，便忙都笑迎上来，说：“刚才老太太还念呢，可巧就来了。”于是三四人争着打起帘笼，一面听得人回话：“林姑娘到了。”

黛玉方进入房时，只见两个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见时，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当下地下侍立之人，无不掩面涕泣，黛玉也哭个不住。一时众人慢慢解劝住了，黛玉方拜见了外祖母。——此即冷子兴所云之史氏太君，贾赦贾政之母也。当下贾母一一指与黛玉：“这是你大舅母；这是你二舅母；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妇珠大嫂子。”黛玉一一拜见过。贾母又说：“请姑娘们来。今日远客才来，可以不必上学去了。”众人答应了一声，便去了两个。

不一时，只见三个奶嬷嬷并五六个丫鬟，簇拥着三个姊妹来了。第一个肌肤微丰，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第二个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第三个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钗环裙袄，三人皆是一样的妆饰。黛玉忙起身迎上来见礼，互相厮认过，大家归了坐。丫鬟们斟上茶来。不过说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请医服药，如何送死发丧。不免贾母又伤感起来，因说：“我这些儿女，所疼者独有你母，今日一旦先舍我而去，连面也不能一见，今见了你，我怎不伤心！”说着，搂了黛玉在怀，又呜咽起来。众人忙都宽慰解释，方略略止住。

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问：“常服何药，如何不急为疗治？”黛玉道：“我自来是如此，从会吃饮食时便吃药，到今日未断，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皆不见效。那一年我三岁时，听得说来了一个癞头和尚，说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从。他又说：‘既舍不得他，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了。若要好时，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亲友之人，一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疯疯癫癫，说了这些不经之谈，也没人理他。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贾母道：“正好，我这里正配丸药呢。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

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珮；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黛玉连忙起身接见。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

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只见众姊妹都忙告诉他道：“这是琏嫂子。”黛玉虽不识，也曾听见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内侄女，自幼假充男儿教养的，学名王熙凤。黛玉忙陪笑见礼，以“嫂”呼之。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休提前话。”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一面又问婆子们：“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们去歇歇。”

说话时，已摆了茶果上来。熙凤亲为捧茶捧果。又见二舅母问他：“月钱放过了不曾？”熙凤道：“月钱已放完了。才刚带着人到后楼上找缎子，找了这半日，也并没有见昨日太太说的那样的，想是太太记错了？”王夫人道：“有没有，什么要紧。”因又说道：“该随手拿出两个来给你这妹妹去裁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罢，可别忘了。”熙凤道：“这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不过这两日到的，我已预备下了，等太太回去过了目好送来。”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

当下茶果已撤，贾母命两个老嬷嬷带了黛玉去见两个母舅。时贾赦之妻邢氏忙亦起身，笑回道：“我带了外甥女过去，倒也便宜。”贾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罢，不必过来了。”邢夫人答应了一声“是”字，遂带了黛玉与王夫人作辞。大家送至穿堂前。

出了垂花门，早有众小厮们拉过一辆翠幄青䌷车，邢夫人携了黛玉，坐在上面，众婆子们放下车帘，方命小厮们抬起，拉至宽处，方驾上驯骡，亦出了西角门，往东过荣府正门，便入一黑油大门中，至仪门前方下来。众小厮退出，方打起车帘，邢夫人搀着黛玉的手，进入院中。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荣府中花园隔断过来的。进入三层仪门，果见正房厢庑游廊，悉皆小巧别致，不似方才那边轩峻壮丽；且院中随处之树木山石皆在。一时进入正室，早有许多盛妆丽服之姬妾丫鬟迎着，邢夫人让黛玉坐了，一面命人到外面书房去请贾赦。一时人来回话说：“老爷说了：‘连日身上不好，见了姑娘彼此倒伤心，暂且不忍相见。劝姑娘不要伤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即同家里一样。姊妹们虽拙，大家一处伴着，亦可以解些烦闷。或有委屈之处，只管说得，不要外道才是。’”黛玉忙站起来，一一听了。再坐一刻，便告辞。

邢夫人苦留吃过晚饭去，黛玉笑回道：“舅母爱惜赐饭，原不应辞，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恐领了赐迟去不恭，异日再领，未为不可。望舅母容谅。”邢夫人听说，笑道：“这倒是了。”遂令两三个嬷嬷用方才的车好生送了姑娘过去。于是黛玉告辞。邢夫人送至仪门前，又嘱咐了众人几句，眼看着车去了方回来。

一时黛玉进了荣府，下了车。众嬷嬷引着，便往东转弯，穿过一个东西的穿堂，向南大厅之后，仪门内大院落，上面五间大正房，两边厢房鹿顶耳房钻山，四通八达，轩昂壮丽，比贾母处不同。黛玉便知这方是正经正内室，一条大甬路，直接出大门的。进入堂屋中，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匾上写着斗大的三个大字，是“荣禧堂”，后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书赐荣国公贾源”，又有“万几宸翰之宝”。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待漏随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金蜼彝，一边是玻璃。地下两溜十六张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对联，乃乌木联牌，镶着錾银的字迹，道是：

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乡世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手书”。

原来王夫人时常居坐宴息，亦不在这正室，只在这正室东边的三间耳房内。于是老嬷嬷引黛玉进东房门来。临窗大炕上铺着猩红洋罽，正面设着大红金钱蟒靠背，石青金钱蟒引枕，秋香色金钱蟒大条褥。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左边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边几上汝窑美人觚——觚内插着时鲜花卉，并茗碗痰盒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张椅上，都搭着银红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脚踏。椅之两边，也有一对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备。其馀陈设，自不必细说。

老嬷嬷们让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却有两个锦褥对设，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向东边椅子上坐了。本房内的丫鬟忙捧上茶来。黛玉一面吃茶，一面打谅这些丫鬟们，妆饰衣裙，举止行动，果亦与别家不同。茶未吃了，只见一个穿红绫袄青缎掐牙背心的丫鬟走来笑说道：“太太说，请林姑娘到那边坐罢。”老嬷嬷听了，于是又引黛玉出来，到了东廊三间小正房内。

正面炕上横设一张炕桌，桌上磊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首，亦是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黛玉心中料定这是贾政之位。因见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弹墨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四携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因说：“你舅舅今日斋戒去了，再见罢。只是有一句话嘱咐你：你三个姊妹倒都极好，以后一处念书认字学针线，或是偶一顽笑，都有尽让的。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庙里还愿去了，尚未回来，晚间你看见便知了。你只以后不要睬他，你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

黛玉亦常听得母亲说过，二舅母生的有个表兄，乃衔玉而诞，顽劣异常，极恶读书，最喜在内帏厮混；外祖母又极溺爱，无人敢管。今见王夫人如此说，便知说的是这表兄了。因陪笑道：“舅母说的，可是衔玉所生的这位哥哥？在家时亦曾听见母亲常说，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小名就唤宝玉，虽极憨顽，说在姊妹情中极好的。况我来了，自然只和姊妹同处，兄弟们自是别院另室的，岂得去沾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与别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爱，原系同姊妹们一处娇养惯了的。若姊妹们有日不理他，他倒还安静些，纵然他没趣，不过出了二门，背地里拿着他两个小幺儿出气，咕唧一会子就完了。若这一日姊妹们和他多说一句话，他心里一乐，便生出多少事来。所以嘱咐你别睬他。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无日，一时又疯疯傻傻，只休信他。”

黛玉一一的都答应着。只见一个丫鬟来回：“老太太那里传晚饭了。”王夫人忙携黛玉从后房门由后廊往西，出了角门，是一条南北宽夹道。南边是倒座三间小小的抱厦厅，北边立着一个粉油大影壁，后有一半大门，小小一所房室。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这是你凤姐姐的屋子，回来你好往这里找他来，少什么东西，你只管和他说就是了。”这院门上也有四五个才总角的小厮，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携黛玉穿过一个东西穿堂，便是贾母的后院了。

于是，进入后房门，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见王夫人来了，方安设桌椅。贾珠之妻李氏捧饭，熙凤安箸，王夫人进羹。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边四张空椅，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让。贾母笑道：“你舅母你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原应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贾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座方上来。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坐左第二，惜春坐右第二。旁边丫鬟执着拂尘、漱盂、巾帕。李、凤二人立于案旁布让。外间伺候之媳妇丫鬟虽多，却连一声咳嗽不闻。

寂然饭毕，各有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当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养身，云饭后务待饭粒咽尽，过一时再吃茶，方不伤脾胃。今黛玉见了这里许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随的，少不得一一改过来，因而接了茶。早见人又捧过漱盂来，黛玉也照样漱了口。盥手毕，又捧上茶来，这方是吃的茶。贾母便说：“你们去罢，让我们自在说话儿。”王夫人听了，忙起身，又说了两句闲话，方引凤、李二人去了。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

一语未了，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丫鬟进来笑道：“宝玉来了！”黛玉心中正疑惑着：“这个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惫人物，懵懂顽童？——倒不见那蠢物也罢了。”心中想着，忽见丫鬟话未报完，已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

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

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只见这宝玉向贾母请了安，贾母便命：“去见你娘来。”宝玉即转身去了。一时回来，再看，已换了冠带：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角；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越显得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常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极好，却难知其底细。后人有《西江月》二词，批宝玉极恰，其词曰：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袴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贾母因笑道：“外客未见，就脱了衣裳，还不去见你妹妹！”宝玉早已看见多了一个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忙来作揖。厮见毕归坐，细看形容，与众各别：

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宝玉看罢，因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道：“可又是胡说，你又何曾见过他？”宝玉笑道：“虽然未曾见过他，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贾母笑道：“更好，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宝玉便走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一番，因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宝玉又道：“妹妹尊名是那两个字？”黛玉便说了名。宝玉又问表字。黛玉道：“无字。”宝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颦颦’二字极妙。”探春便问何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况这林妹妹眉尖若蹙，用取这两个字，岂不两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又问黛玉：“可也有玉没有？”众人不解其语，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问我有也无，因答道：“我没有那个。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岂能人人有的。”

宝玉听了，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吓的众人一拥争去拾玉。贾母急的搂了宝玉道：“孽障！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宝玉满面泪痕泣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这们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贾母忙哄他道：“你这妹妹原有这个来的，因你姑妈去世时，舍不得你妹妹，无法处，遂将他的玉带了去了：一则全殉葬之礼，尽你妹妹之孝心；二则你姑妈之灵，亦可权作见了女儿之意。因此他只说没有这个，不便自己夸张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还不好生慎重带上，仔细你娘知道了。”说着，便向丫鬟手中接来，亲与他带上。宝玉听如此说，想一想大有情理，也就不生别论了。

……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

手把花锄出绣闺，忍踏落花来复去。

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

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

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闷杀葬花人，

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

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

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

怪奴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

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

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

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

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

《葬花吟》是《红楼梦》中非常经典的诗。林黛玉的敏感、多情，对天地万物充满的爱，对宝玉的珍惜，对个人命运的慨叹，对孤独、病痛乃至死亡的体悟，都体现在这首诗中。而林黛玉整个人物形象中所表达的一切，又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和审美经验中非常独特、非常美好的代表。林黛玉荷锄葬花早已成为民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不同的人从中能够体会出五味杂陈的人生况味。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 李敬泽

朗读者 叶嘉莹

她是白发的先生，她是诗词的女儿，她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者、传播者，也是很多人通往诗词国度的路标和灯塔。她一生命运多舛却才情纵横，颠沛流离却度人无数，她就是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叶嘉莹先生。

席慕蓉曾说，讲台上的叶先生是个“发光体”，散发的美感令她如痴如醉。很难想象这样美好的一个人，一生经历无数的坎坷。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叶嘉莹赴南方结婚，告别了故乡北平，不久便随丈夫去了台湾。谁知一去故土便是祸难加身，流离多年。1949年，叶嘉莹的丈夫因种种原因被捕，次年夏，她也牵连被捕，不得不携着尚未断奶的女儿一同入狱。1966年叶嘉莹赴美国讲学，先后担任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教授。数十年间，叶嘉莹始终用异邦语言传播故土的诗歌，并将回到祖国传承弘扬古典诗词的吟诵当作晚年的志向。

1976年，年过半百的叶嘉莹再次遭遇人生重创，结婚不足三年的女儿言言与女婿永廷发生车祸双双殒命。她1979年回到祖国。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这句话真是叶嘉莹一生境遇的写照。而叶先生曾经托名恩师顾随先生自己创作了一句格言：“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朗读者 访谈

董卿：叶老今年已经是九十三岁高龄了，我当时在看您的《红蕖留梦》的时候，注意到一句话：“我年龄大了，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不过很多事情我都用诗记下来了。”

叶嘉莹：我的诗词都是我亲身的经历，我内心的感情。吟诵我的诗词，大家就可以知道我的一生。

董卿：我先为大家读一首叶先生写过的诗《秋蝶》，这是叶先生很年轻的时候写的：“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

叶嘉莹：刚才董卿老师读的是我非常幼稚的一首诗。我小的时候是关在家门里边长大的，所以像女孩子会的游戏，什么荡秋千、跳绳子，我都不会，我就是读诵诗歌。

董卿：这是叶先生十五岁的时候写的。让人不禁联想到当年李清照写《如梦令》的时候也是相仿的年纪。如果说这个作品是稚趣小品的话，那在您的早期作品中，哪一首是比较有意义的呢？

叶嘉莹：是我的《哭母诗》。我母亲去世了，让我第一次感觉到生命的无常，死生的隔离。我母亲本来身体还可以，只是她腹中长了一个瘤。那时候天津有租界，租界有外国的医生，开刀是外国的医院做得好，所以我母亲就到天津去开刀。可是一去就没有回来，因为她在开刀的时候感染了，血液感染。我母亲是在从天津到北京的火车上去世的。

董卿：我记得您写的《哭母诗》有八首，真的是字字泣血，里面都是痛彻心扉的人生的味道。

叶嘉莹：我读里面的第二首吧：“瞻依犹是旧容颜，唤母千回竟不还。凄绝临棺无一语，漫将修短破天悭。”我觉得人生最悲哀痛苦的事情，就是听到钉子钉到棺木上的声音，所以“漫将修短破天悭”。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只有四十几岁。

董卿：作为一个爱诗的女孩儿，在诗里应该会有一些关于爱情的描述，但是在您的诗篇中，这部分却是缺失的。

叶嘉莹：我没有交过男朋友。我的先生，他的堂姐是我中学的老师，我在学校一向是个好学生，从中学到大学都是第一名，所以老师都很喜欢我。我的老师觉得她弟弟还没有结婚，要把他介绍给我。然后拿我的相片给他看。我们是1948年3月结的婚，11月的时候，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我就跟着先生去了台湾。

董卿：人生的别离除了死生不能相见，还有故土不能归还。但是流离多年，您却始终坚守着对中国文化的自修，也始终没有离开您所热爱的古诗词半步。

叶嘉莹：去国外教书以前我没有用英文教过书。当初我很担心，系主任也很担心，不知道我教的结果如何。可是说起来真的奇妙，就因为我太喜欢中国的诗了。讲的时候，我真是把我的感情都投进去了。纵然英文不是说得很流利，或者文法不是很完整，但是我可以把杜甫、李白的感情用我的poor English传达出来，结果我班上的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

1974年，我第一次回国探亲。我写了一千七百多字的一首长诗《祖国行》。北大的程郁缀教授帮我计算，他说你写的《祖国行》是中国有歌行以来的最长的一首诗，比《长恨歌》还长八百六十字。因为我从离开北京就一直怀念北京，怀念北京那古老的城，古老的家。那时候我在台湾，常常梦到我回到我的老家，进到我们家的院子，可是所有的窗、门都是关闭的，哪个门我都进不去。我有时候也梦见跟我的同学去看望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住在后海、什刹海那边，满塘都是芦苇，怎么走都走不出去。所以一直到1974年，我真是渴望想要回到故乡。

董卿：“银翼穿云认旧京，遥看灯火动乡情。”这是飞机降落北京那一刻您的心情吧。

叶嘉莹：我是从香港坐飞机到北京的。我在飞机上看到一条长街上都是灯火，我就想，那是不是西长安街？那是不是当年我每天走过的地方，是不是我的家所在的地方？当时在飞机上就流下泪来了。我是一直等到看到北京的灯火才流下泪来，我的一个辅仁大学的同学，是坐火车回来的。她从广州一上车就一路流泪流到北京。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不能够体会我们那一辈人那种去国离乡的悲哀和痛苦。

董卿：其实在这之后，叶老回国把她的日程排得是紧锣密鼓，当时不知道有多少所大学都留下了叶老的足迹。我看您在1978年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却话当年感不禁，曾悲万马一时喑。如今齐向春郊骋，我亦深怀并辔心。”

叶嘉莹：我已经九十多岁了，在我离开世界以前，我要把中国传统中最宝贵的一部分留下来，因为声音不像写在纸上的东西，可以保存很久。比如说司马迁《报任安书》：“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吟诵）吟诵到现在几乎已经失传了，我想在我离开世界以前，我应该把真正的吟诵留下来给爱好诗歌的朋友们。

董卿：叶老还有一首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大意就是我平生的离乱都微不足道，只要年轻人能够把我吐出的丝织成一片云锦，让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能够留下来。那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请来了一些特殊的小朋友，他们也要为叶老献上一段吟诵。我想从他们的身上，我们也能够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薪火正在传承。

朗读者读本 春晓

〔唐〕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吟诵者为孙天宇小朋友）

这首抒情小诗，大概是诗人孟浩然流传最广的一首。诗人没有直接描写春景，而是通过一个春晨梦醒时刻自己的听觉感受和联想，捕捉春天的气息。诗句明白晓畅，音节朗朗上口，却把对明媚春晓的爱惜，对春光流逝的哀愁表达得隽永悠长，令人回味。

静夜思

〔唐〕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吟诵者为高瑞小朋友）

作为李白的思乡名篇，这首诗曾经广受解读，而且，正是这首诗，让思乡情绪和月光意象从此紧密相连。这首诗语言极为平淡，仿佛一切都在不经意中，不带任何语词上的修饰，但一片干干净净的赤子之心却因此流传甚广，妇孺皆知。

绝句

〔唐〕杜甫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吟诵者为李思路小朋友）

这是一首清丽可人的小诗。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再加上令人心旷神怡的颜色和味道，共同构成一幅春意盎然的优美图画。

出塞

〔唐〕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吟诵者为李奕兴小朋友）

这是一首边塞诗，曾被称为“唐朝七绝之首”。诗歌的第一句，就颇具气势，引人进入历史之深思。明月映照着这寂寞的边关，显示出极为苍凉寂寥之感。万里长征，何其艰辛，而又有多少男儿死于边塞沙场，白骨不得还乡。这首诗洋溢着反战、爱民的豪情，以及将来出现良将的希望，其雄浑的格调和豪壮的气势，感人肺腑。

咏莲

叶嘉莹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

如来原是幻，何以渡苍生。

（吟诵者为田佳煜小朋友）

这是叶先生少女时期的作品。她曾自述因出生于阴历六月，小字为“荷”，因而对与荷花、莲花有关的事物特别感兴趣，对荷之出泥不染、中通外直的美质尤为爱赏。后来她读到李商隐的诗，注意到佛教中往往以莲花为超度苦难的象征，于是借莲花感叹“七七”事变前后的生民多艰。她的诗词崇尚“弱德之美”，即在苦难中，人还是应有所持守，有所完成。

那一天

The Other Day

人这辈子，不是活过了多少日子，而是记住了多少日子。每一个被你记住的日子，都将成为生命里不可复制的那一天。就像“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是《百年孤独》里，奥雷里亚诺上校的回忆。“我实在再也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这是《社戏》里，鲁迅独特的记忆。

在这个主题当中，最让人感动的是安文彬。作为中英香港主权交接仪式的总指挥，说起那一天，他热泪纵横。1997年7月1日零点零分零秒，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冉冉升起，为了那一天，一个民族等待了一百五十年。

我们很容易记住那些波澜壮阔的、力挽狂澜的、全新蜕变的“那一天”。但其实无论伟大还是平凡，都会有生命中的某一天，因为它的独特，被标注在日历上，它注定了我们是谁。

如果说，时光的藤蔓攀爬着光阴的故事，“那一天”，一定是千回百转的一枝。你的“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朗读者 刘慈欣

爱因斯坦曾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科幻作家刘慈欣被很多科幻迷、文学评论家冠以“中国科幻第一人”的美誉，因为他的代表作“地球往事”系列第一部《三体》获得了世界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雨果奖。他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他用超凡的想象力把中国的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一个世界级的水准。

刘慈欣毕业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曾是山西娘子关电厂的一名计算机工程师。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发表科幻作品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刘慈欣的写作构思宏大，善于将极端的空灵和厚重的现实结合，注重表现科学的美感又兼具人文关怀。“我只是想通过科幻小说，用想象力创造出自己的世界，在那些世界中展现科学所揭示的大自然的诗意，讲述人与宇宙之间浪漫的传奇。”

朗读者 访谈

董卿：2015年8月23日，是您获得雨果奖的“那一天”。这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吗？

刘慈欣：应该也不算吧。因为我进行科幻创作的目的主要是想把自己的想象世界展现给广大的读者，如果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并且和他们产生共鸣，包括中国读者和美国读者，我觉得就是我最大的成就了。获奖，当然是一件很让人高兴的事情，但是确实不是我创作的最终目的。

我看过一本书叫《人类简史》，说为什么人类能够在今天，在地球的所有物种中占据统治地位，是因为人类能够想象出不存在的东西，这是别的物种做不到的。

董卿：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被触动了这根神经，开始展开想象的翅膀了呢？

刘慈欣：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吧，在我的老家河南罗山，我亲眼目睹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划过夜空。我记得是在一个池塘边，全村的人都出去了，都在看天空，看得很清楚，一颗星星从天空中就那么划过。美国有一部电影叫《十月的天空》，讲一个煤矿里的孩子，亲眼目睹了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划过美国十月的夜空，这改变了他的一生，让他最后成了NASA，就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工程师。

董卿：那是您记忆中仰望星空的开始吗？

刘慈欣：当时在我的想象中，所有的星星就像镶在跟天鹅绒一样的地球幕布上的一个个小石块，闪闪发亮的，人造卫星就是在这些星星中间飞行，我还想，怎么不会撞上去呢？从那以后，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了宇宙之广阔远超过我很天真的想象，对我来说，那可能是人生中最震惊的一次。

董卿：所以一直到现在您都是有机会就去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看卫星发射，是吗？

刘慈欣：是这样。我是一个很狂热的航天爱好者。比如一个火箭，立在发射台上，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但它一旦点火发射，发出来的光芒，那种震撼性的雷鸣声响，你就感觉它突然拥有了一种神性。这种神性可能也是人类探索宇宙、人类进取心的最生动的一个表现。

董卿：它意味着我们有了一种能力。

刘慈欣：对，它意味着人类最崇高的进取心，就是生命向宇宙间扩展的欲望，这是埋藏在我们每一个细胞中的、埋藏在我们血液中的。我认为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本源的动力。

董卿：人类的这种精神是很伟大的。可是人一旦放大到宇宙中再去看的话，它又是如此渺小，渺小到了地球都像一粒灰尘一样。

刘慈欣：“旅行者一号”飞船从地球发射以后一直向前走，大概走到距地球十六亿公里的一个地方，美国的科学家，也是一个很著名的科普作家叫卡尔·萨根，他给航天局提出了一个建议，能不能让飞船调过头来，拍一张地球的照片？后来就拍了。这可以说是现代航天史上最著名的一张照片，叫“暗淡蓝点”。这就是我们的地球。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文明、政治、经济、文化，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命运就汇成那么一个点，这就是科幻文学精神的实质，也是科幻文学的视角。

董卿：当你从这个视角来看地球的时候，还有什么是重要的？

刘慈欣：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东西。之前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人在社会中的生活，那么现在重要的关系转化成了人和宇宙、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董卿：您的六部长篇科幻小说、三十多部短篇科幻小说，现在共计四百多万字，都是在娘子关写出来的是吗？

刘慈欣：大部分都是。

董卿：一个偏远的、安静的，不是那么发达的小县城。

刘慈欣：这种现象在科幻作家中并不少见。比如比较早的一个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他很想去航海。有一次他就瞒着父母跑到码头上，报名当了一个水手，结果被他父亲揪回来了。他就向他父亲保证，以后我只躺在床上航海。后来，在他写书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待在家里去想象。《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都是这么写出来的。另一个人，阿瑟·克拉克，当代科幻三巨头之一，他的小说，以描写宇宙很广阔的场景著名，但是他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也都是待在斯里兰卡海边的小镇上。我觉得越是在那种封闭的、偏远的环境中，人们越有突破这个环境去看世界的愿望，他就会用全部的想象力去做到这一点。

现在想起来，读《2001：太空漫游》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在干什么呢？我正高考完了填志愿。和每个考生一样，我觉得这是人生中很大的一件事情。但是就在那天晚上看完这本书以后，我觉得那不算什么事了。跟对宇宙的敬畏相比，真的感觉不是太重要了。我曾经说过，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对阿瑟·克拉克的很拙劣的模仿。

董卿：那你能不能用你的语言，给所有的非科幻迷们来说说，科幻的奇妙之处？

刘慈欣：假如你把整个宇宙想象成北京市；我们所在的银河系，就是这座大楼；太阳系呢，就是大楼的地下室；地球呢，可能连那个储物间里面的一个火柴盒那么大都不到。科幻文学就是意识到了储物间外面这个地下室的存在，意识到了地下室上面这个楼的存在，也意识到楼外面大城市的存在。这样就给大部分人封闭的生活带来了一个在思想上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很可能激励某些人想办法去打开那道门。现在大家都认为科幻小说是一个预言的文学，其实不是，它是一个可能性的文学，它把所有的未来的可能性都排列出来，让大家欣赏。

董卿：所以您今天要带来的这段朗读想要献给谁呢？

刘慈欣：我就献给我刚才说过的，对我影响最大的，把我带上科幻之路的阿瑟·克拉克，而且今年也正好是他诞辰一百周年。

董卿：你要读什么呢？

刘慈欣：我就读霍金的《时间简史》吧。因为《时间简史》描述的是整个宇宙，这也是科幻小说永恒的主题。

董卿：我特别好奇，如果有一天，你到了外太空，有机会看到外星人，你会跟他说什么呢？

刘慈欣：那就问一个我在一篇小说里面问的问题：宇宙有目的吗？

董卿：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有机会碰到外星人，你会对他说什么呢？多么有趣的一个问题啊！我会跟他说：嗨，我们去朗读吧！（全场笑）

朗读者读本 时间简史（普及版）（节选）

［英］史蒂芬·霍金 ［英］列纳德·蒙洛迪诺

我们生存在一个奇妙无比的宇宙中。只有凭借非凡的想象力才能鉴赏其年龄、尺度、狂暴甚至美丽。在这个极其广袤的宇宙中，我们人类所处的地位似乎微不足道。因此我们试图理解这一切的含义，并且了解我们在宇宙中的角色。几十年前，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有人认为是伯特兰·罗素）做了一次天文学讲演。他描述地球如何围绕太阳公转，而太阳又如何围绕着一个巨大的恒星集团的中心公转，我们把这个集团称作银河系。讲演结束之际，坐在屋子后排的一位小个子老妇人站起来说道：“你讲的是一派胡言，实际上，世界是驮在一只巨大乌龟背上的平板。”这位科学家露出高傲的微笑，然后答道：“那么这只乌龟站在什么上面呢?”“你很聪明，年轻人，的确很聪明，”老妇人说，“不过，这是一只驮着一只，一直驮下去的乌龟塔啊！”

当今大多数人会觉得，把我们的宇宙喻为一个无限乌龟塔的图像相当荒谬。但是我们凭什么就自认为了解得更好呢?暂时忘却你所知道的——或者认为你所知道的有关空间的知识。然后抬头凝视夜空。你对所有那些光点做何解释呢?它们是微小的火焰吗?它们究竟是什么?真是难以想象，因为这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日常经验。如果你是一位定期的观星者，你也许见到过，在晨昏时刻徘徊于地平线附近的闪烁光点。它是一颗行星，即水星，但是它和我们自己所在的这颗行星毫不相像。水星的一天相当于该行星年的2/3。太阳出来时，水星表面温度高达400摄氏度，而在深夜它几乎降到-200摄氏度。尽管水星和我们地球的差别如此之大，但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典型的恒星，恒星是一个每秒燃尽几十亿磅（1磅＝454克）物质的巨大火炉，而它的核心温度达到几千万摄氏度。

行星和恒星究竟离我们多么遥远？这是另一桩难以想象的事。古代中国人建筑石塔以便更近地观测星空。以为恒星和行星比它们在实际上离我们近得多是很自然的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毕竟没有和巨大空间距离打交道的经验。它们离我们的距离是如此之遥远，用我们测量大多数长度的办法，即用英尺或者英里去度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取而代之，我们使用光年，那是光在一年中行进的距离。一束光在一秒钟内行进186000英里（1英里＝1.6093千米），这样，一光年便是一个非常长的距离。除了我们的太阳，最近的恒星叫作比邻星（也叫半人马座α星），大约在4光年之外。这是那么遥远，甚至利用当今正在设计的最高速的宇宙飞船，也需要花费大约10000年才能到达那里。

古人曾努力尝试理解宇宙，但是他们还没有发展出我们所知道的数学和科学。今天我们拥有强有力的工具：诸如数学和科学方法的智力工具，以及电脑和望远镜等技术工具。科学家借助这些工具把大量关于空间的知识拼凑在一起。但是关于宇宙，我们究竟知道什么，并且我们何以得到这些知识呢?宇宙从何处来?它又向何处去?宇宙有一个开端吗?如果有的话，在此之前发生了什么?时间的本质是什么?它会到达一个终点吗?我们能在时间中返回到过去吗?物理学中最新的突破，使我们有可能为其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答案，而新技术是实现这些突破的部分原因。对我们而言，这些答案有朝一日会变得和地球围绕太阳公转那么显而易见——或许变得和乌龟塔一样荒谬，只有时间(不管其含义如何)才能裁决。

（吴忠超 译）

选自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时间简史》（普及版）

《时间简史》是一部现象级的畅销书，被翻译成了四十多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一千万。除了是一部科普著作，它真正的价值在于，超越了普通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给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宇宙观。作者的超人之处，除了他身体局限和想象力之间的反差之外，他还打通了专家和普通人之间的壁垒。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可能源自他大学期间的两大爱好：古典音乐和科幻小说。

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 赵白生

朗读者 姚建中

我们常说，时间留不住，但也总有一些美好的、难忘的、激动人心的瞬间，被摄影师用他们的镜头定格了下来。中国照相馆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了，称得上是“中华老字号”。那里曾经是国务院指定给党和国家领导人拍照的单位；当然更多的时候，它是在为普通人拍照。它见证了无数经典的时刻，记录了无数家庭美妙的瞬间。中国照相馆的特级摄影师姚建中就是这个记录者。

姚建中的父亲姚经才的名字对于许多老北京来说，就如同中国照相馆的招牌一样熟悉和亲切。他十五岁进入照相馆当学徒，三十七岁举家迁入北京。姚建中是听着父亲讲述照相馆里的故事长大的，姚经才把一生所学和对摄影艺术满腔的热爱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

如今，姚建中已子承父业近四十载。在这个手机取代照相机、人人都是摄影师的时代，传统照相馆要么因生存困难而关闭，要么靠拍证件照勉力维生。但中国照相馆是一个例外，它“慢”而不败。时代变了，姚建中的信念没有变：“能拍好照片，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朗读者 访谈

董卿：您做摄影师有多少年了？

姚建中：我从1979年到现在已经将近三十八年了。

董卿：我知道您父亲也是著名的摄影师，是中国照相馆“公私合营”后的第一代摄影师。大家想不想看看姚建中的父亲姚经才先生拍过的一些照片？

（屏幕照片：京剧大师梅兰芳、医学家林巧稚、作家臧克家、数学家华罗庚、铁人王进喜、周恩来总理）

董卿：周恩来总理的这一张肖像照，几乎就成了他的标准照了。

姚建中：小时候，我父亲老给我讲他给中央领导人拍摄的故事，尤其总理这张，记忆犹深。因为中国照相馆是1956年5月25日从上海迁到北京的，没几个月，1956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当时在照相馆排队照相的人特别多，总理刚在北京饭店理完发，在秘书的陪同下，来到我们照相馆。

进入大厅的时候，老百姓看到总理来了都沸腾了。总理当时跟大家说，我今天来就是一个普通的百姓，理应排队照相。轮到周总理照相的时候，正好是我父亲接待。他那会儿三十七八岁，内心特别紧张。紧张什么？大家都知道，要照相，你得教人摆姿势，给弄弄衣服，摆摆头。给总理照相的时候，他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了。这会儿总理好像看出我父亲的心思似的，说你们不要紧张，你们是专家，一切都听你们的。后来，我父亲给他一共拍了十三张照片，其中总理选了他最喜欢的一张，就是现在咱们看到的这张标准像。后来，1976年1月8日总理去世后，邓大姐说，因为总理生前最喜欢这张照片，就当成遗像吧。

董卿：1947年10月12日那一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和平常一样的普通日子。但是对于王起洪和吴文霞夫妇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他们俩结婚了。那一天他们走进了中国照相馆，而后每隔五年，夫妻俩都会去中国照相馆拍一张结婚纪念照，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了现在。当年他们的结婚照，是您父亲给拍的？

姚建中：对。到2007年他们钻石婚的照片，是我给他们拍的。从第一张到最后一张，等于是我和我父亲两代人给他们拍摄的。（掌声）

董卿：其实通过这样一个家庭折射出了很多家庭和中国照相馆之间的缘分。我们把王老先生和他的太太吴奶奶也请来了。今年是他们结婚七十周年，这应该是白金婚了。还记得当时姚经才老师给你们拍的时候，都需要你们做一些什么动作或者表情吗？

王起洪：要求挺高的。站的位置、你的身段、俩人头的方向，都是很讲究的。

董卿：我记得在一九八几年的时候，拍婚纱照还是一个很时尚、很流行的事情呢。

姚建中：咱们都知道，婚纱照以前就有，但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多好的照片都毁了。当时婚纱照属于资产阶级，被“破四旧”破掉了。到了七十年代末的时候，要改革开放了，我父亲所在的中国摄影家协会组织去香港、澳门参观学习。然后，他就把这些原先有的东西又带回来了。摄影，它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种商品。作为中国照相馆，你得经营。后来我父亲他们那一代做了几件婚纱，说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就了不得了。一天平均照二百六十对到三百六十对新人。所有来照相的必须早晨拿号。我们一天发二百个号，但有时候遇到从外地来的、慕名而来的特殊情况，就照到三百多了。

董卿：吴奶奶，这几十年，您看这些照片什么感受啊？

吴文霞：看见照片，觉得这一生过得既不容易，也很高兴。从这个照片既能看出我们家庭的发展，也能反映我们国家的变化。

董卿：今年的10月12日是二位的“白金婚”纪念日，你们一定还会去中国照相馆再留下一张照片吧，非常宝贵。所以今天他们也想借这次机会朗读一首诗，献给中国照相馆的几代摄影师。

王起洪：我们朗读的是木心的《从前慢》。“记得早些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吴文霞：“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董卿：当吴奶奶读到“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时候，王老先生很自然地把手轻轻地搭在了她的后背上，瞬间我们就有一种特别的感动。这首诗很多人都喜欢，倒不是说真的过多慢的日子，而是希望能有一份慢下来的从容和自由。而像姚建中一样的摄影师们，可以说是在最快也最慢，最长也最短，最易逝也最宝贵的时间长河中，为我们留下了一些难忘的瞬间。那今天姚先生想为谁朗读呢？

姚建中：我想为我们中国照相馆献上周国平的《失去的岁月》。

朗读者读本 失去的岁月

周国平

一

上大学时，常常当我在灯下聚精会神读书时，灯突然灭了。这是全宿舍同学针对我一致做出的决议：遵守校规，按时熄灯。我多么恨那只拉开关的手，咔嚓一声，又从我的生命线上割走了一天。怔怔地坐在黑暗里，凝望着月色朦胧的窗外，我委屈得泪眼汪汪。

年龄愈大，光阴流逝愈快，但我好像愈麻木了。一天又一天，日子无声无息地消失，就像水滴消失于大海。蓦然回首，我在世上活了一万多个昼夜，它们都已经不知去向。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其实，光阴何尝是这样一条河，可以让我们伫立其上，河水从身边流过，而我却依然故我？时间不是某种从我身边流过的东西，而就是我的生命。弃我而去的不是日历上的一个个日子，而是我生命中的岁月；甚至也不仅仅是我的岁月，而就是我自己。我不但找不回逝去的年华，而且也找不回从前的我了。

当我回想很久以前的我，譬如说，回想大学宿舍里那个泪眼汪汪的我的时候，在我眼前出现的总是一个孤儿的影子，他被无情地遗弃在过去的岁月里了。他孑然一身，举目无亲，徒劳地盼望回到活人的世界上来，而事实上却不可阻挡地被过去的岁月带往更远的远方。我伸出手去，但是我无法触及他并把他领回。我大声呼唤，但是我的声音到达不了他的耳中。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死亡，从前的我已经成为一个死者，我对他的怀念与对一个死者的怀念有着相同的性质。

二

自古以来，不知多少人问过：时间是什么？它在哪里？人们在时间中追问和苦思，得不到回答，又被时间永远地带走了。

时间在哪里？被时间带走的人在哪里？

为了度量时间，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日历，于是人类有历史，个人有年龄。年龄代表一个人从出生到现在所拥有的时间。真的拥有吗？它们在哪里？

总是这样：因为失去童年，我们才知道自己长大；因为失去岁月，我们才知道自己活着；因为失去，我们才知道时间。

我们把已经失去的称作过去，尚未得到的称作未来，停留在手上的称作现在。但时间何尝停留，现在转瞬成为过去，我们究竟有什么？

多少个深夜，我守在灯下，不甘心一天就此结束。然而，即使我通宵不眠，一天还是结束了。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能留住时间。

我们永远不能占有时间，时间却掌握着我们的命运。在它宽大无边的手掌里，我们短暂的一生同时呈现，无所谓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的生和死、幸福和灾祸早已记录在案。

可是，既然过去不复存在，现在稍纵即逝，未来尚不存在，世上真有时间吗？这个操世间一切生灵生杀之权的隐身者究竟是谁？

我想象自己是草地上的一座雕像，目睹一代又一代孩子嬉闹着从远处走来，渐渐长大，在我身旁谈情说爱，寻欢作乐，又慢慢衰老，蹒跚着向远处走去。我在他们中间认出了我自己的身影，他走着和大家一样的路程。我焦急地朝他瞪眼，示意他停下来，但他毫不理会。现在他已经越过我，继续向前走去了。我悲哀地看着他无可挽救地走向衰老和死亡。

三

许多年以后，我回到我出生的那个城市，一位小学时的老同学陪伴我穿越面貌依旧的老街。他突然指着坐在街沿屋门口的一个丑女人悄悄告诉我，她就是我们的同班同学某某。我赶紧转过脸去，不敢相信我昔日心目中的偶像竟是这般模样。我的心中保存着许多美丽的面影，然而一旦邂逅重逢，没有不立即破灭的。

我们总是觉得儿时尝过的某样点心最香甜，儿时听过的某支曲子最美妙，儿时见过的某片风景最秀丽。“幸福的岁月是那失去的岁月。”你可以找回那点心、曲子、风景，可是找不回岁月。所以，同一样点心不再那么香甜，同一支曲子不再那么美妙，同一片风景不再那么秀丽。

当我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时，我明明知道，人类的彩色摄影技术已经有了非凡的长进，但我还是找不回像幼时看的幻灯片那么鲜亮的色彩了。失去的岁月便如同那些幻灯片一样，在记忆中闪烁着永远不可企及的幸福的光华。

每次回母校，我都要久久徘徊在我过去住的那间宿舍的窗外。窗前仍是那株木槿，隔了这么些年居然既没有死去，也没有长大。我很想进屋去，看看从前那个我是否还在那里。从那时到现在，我到过许多地方，有过许多遭遇，可是这一切会不会是幻觉呢？也许，我仍然是那个我，只不过走了一会儿神？也许，根本没有时间，只有许多个我同时存在，说不定会在哪里突然相遇？但我终于没有进屋，因为我知道我的宿舍已被陌生人占据，他们会把我看作入侵者，尽管在我眼中，他们才是我的神圣的青春岁月的入侵者。

在回忆的引导下，我们寻访旧友、重游故地，企图找回当年的感觉，然而徒劳。我们终于怅然发现，与时光一起消逝的不仅是我们的童年和青春，而且是由当年的人、树木、房屋、街道、天空组成的一个完整的世界，其中也包括我们当年的爱和忧愁、感觉和心情，我们当年的整个心灵世界。

四

可是，我仍然不相信时间带走了一切。逝去的年华，我们最珍贵的童年和青春岁月，我们必定以某种方式把它们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我们遗忘了藏宝的地点，但必定有这么一个地方，否则我们不会这样苦苦地追寻。或者说，有一间心灵的密室，其中藏着我们过去的全部珍宝，只是我们竭尽全力也回想不起开锁的密码了。然而，可能会有一次纯属偶然，我们漫不经心地碰对了这密码，于是密室开启，我们重新置身于从前的岁月。当普鲁斯特的主人公口含一块泡过茶水的玛德莱娜小点心，突然感觉到一种奇特的快感和震颤的时候，便是碰对了密码。一种当下的感觉，也许是一种滋味，一阵气息，一个旋律，石板上的一片阳光，与早已遗忘的那个感觉巧合，因而混合进了和这感觉联结在一起的昔日的心境，于是昔日的生活情景便从这心境中涌现出来。其实，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不乏这种普鲁斯特式幸福的机缘，在此机缘触发下，我们会产生一种对某样东西似曾相识又若有所失的感觉。但是，很少有人像普鲁斯特那样抓住这种机缘，促使韶光重现。我们总是生活在眼前，忙碌着外在的事务。我们的日子是断裂的，缺乏内在的连续性。逝去的岁月如同一张张未经显影的底片，杂乱堆积在暗室里。它们仍在那里，但和我们永远失去了它们又有什么区别？

五

诗人之为诗人，就在于他对时光的流逝比一般人更加敏感，诗便是他为逃脱这流逝自筑的避难所。摆脱时间有三种方式：活在回忆中，把过去永恒化；活在当下的激情中，把现在永恒化；活在期待中，把未来永恒化。然而，想象中的永恒并不能阻止事实上的时光流逝。所以，回忆是忧伤的，期待是迷惘的，当下的激情混合着狂喜和绝望。难怪一个最乐观的诗人也如此喊道：

“时针指示着瞬息，但什么能指示永恒呢？”

诗人承担着悲壮的使命：把瞬间变成永恒，在时间之中摆脱时间。

谁能生活在时间之外真正拥有永恒呢？

孩子和上帝。

孩子不在乎时光流逝。在孩子眼里，岁月是无穷无尽的。童年之所以令人怀念，是因为我们在童年曾经一度拥有永恒。可是，孩子会长大，我们终将失去童年。我们的童年是在我们明白自己必将死去的那一天结束的。自从失去了童年，我们也就失去了永恒。从那以后，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永恒便是我死后时间的无限绵延，我的永恒的不存在。

还有上帝呢？我多么愿意和圣奥古斯丁一起歌颂上帝：“你的岁月无往无来，永是现在，我们的昨天和明天都在你的今天之中过去和到来。”我多么希望世上真有一面永恒的镜子，其中映照着被时间劫走的我的一切珍宝，包括我的生命。可是，我知道，上帝也只是诗人的一个避难所！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自己偷偷写起了日记。一开始的日记极幼稚，只是写些今天吃了什么好东西之类。我仿佛本能地意识到那好滋味容易消逝，于是想用文字把它留住。年岁渐大，我用文字留住了许多好滋味：爱，友谊，孤独，欢乐，痛苦……在青年时代的一次劫难中，我烧掉了全部日记。后来我才知道此举的严重性，为我的过去岁月的真正死亡痛哭不止。但是，写作的习惯延续下来了。我不断把自己最好的部分转移到我的文字中去，到最后，罗马不在罗马了，我借此逃脱了时光的流逝。

仍是想象中的？可是，在一个已经失去童年而又不相信上帝的人，此外还能怎样呢？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周国平散文》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古往今来，人类与时间的关系一直是文学永恒的命题，或歌咏或诅咒、或笑忘、或追忆，时间让人面对命运的谜题，时间让人寻找爱的真谛，时间让人思考“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在《失去的岁月》中，学者周国平以冲淡平和的笔触，以沉静哀婉的哲思，书写记忆与时间，青春和童年。散文的结尾表达了这样的观念：上帝或许格外眷顾写作者，让他们用文字实现永生。

朗读者 安文彬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为了“那一天”，中国人等了一百五十多年。所以当“米”字旗缓缓降落，当五星红旗在香港的上空冉冉升起，当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三军齐发，那一天，所有中国人的心久久难以平静。那一天，安文彬就在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现场。作为外交官，他见证了外交世界的风云变幻、暗潮涌动。

安文彬生于1939年，从事外交工作三十八年。他先后担任中国驻加拿大温哥华总领事和中国驻美国洛杉矶总领事。1995年，安文彬任职于外交部礼宾司。他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主持联合国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同时召开的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这是联合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也是当时中国承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他周密策划、内外协调、统筹兼顾，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安文彬在我国外交界素以稳重、机智、果敢著称。除世界妇女大会外，1997年香港回归交接典礼、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2001年APEC上海会议的礼宾筹备组织工作都由他负责。他到访过三十多个国家，积累了丰富的国际交往和外事工作经验，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朗读者 访谈

董卿：今年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1997年7月1日，当时您是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也是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筹备组的组长，能跟我们说说那段时间您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吗？

安文彬：第一件事，和英国人做好谈判的各项准备。第二件事，就是要把所有参与这项交接仪式活动的单位协调组织好。

董卿：其实您之前也参与过不少外事活动，像世界妇女大会等等，但是这一次是不是跟以前的感受不一样？

安文彬：大不一样，它是史无前例的。过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做过这样的交接仪式。在我接受任务的时候，我们曾经向印度、新加坡的领事馆了解情况，他们当年曾有什么交接仪式没有，回答是没有。所以我们是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更重要的是，这个仪式规格高。全球四十五个国家的政要，四十三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仪式观礼和参加仪式本身的有将近八千人。这个规模和规格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和英国政府联合主办这个仪式。大家都知道，英国人第一是不愿意离开香港；第二是不甘心离开香港；第三，他们要体面地离开香港。所以在这种心态下，要和他们坐下来谈判，就交接仪式的程序、现场的布置达成一致，是很难的。

董卿：在谈判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安文彬：我们和英国人谈了二十多轮，单单就香港回归，中国国旗升起来要在7月1日的零时零分零秒，我们就谈了十六轮。

董卿：十六轮谈判，就为了这个时间？

安文彬：就为了这个时间。开始时英方说1984年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当中说，香港的主权于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但没有写明是在7月1日的零时零分零秒。我们的答复是，按照我们的解读，而且这是公理，就是7月1日的零时零分零秒。我的谈判对手是英国的大使戴维斯先生，他说：安先生，你提出的关于零时零分零秒中国的国旗升起，是一个学术命题，在实际操作上是不可能的。我们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中国人能！我们有四大发明，我们的火箭能上天，我们完全可以让我们的国旗在那一刻升起。

董卿：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我们有这样的能力。

安文彬：最后他坚持不住了，说，这样吧，我们各让一秒。英国的国旗将于6月30日晚上11点59分59秒降下来，至于中国的国旗什么时候升起来，这不是我的事。当我听到这一番辩解之后，实在忍无可忍，我就站起来说：戴维斯大使先生，香港被英国殖民者掠夺、占有一百五十多年，中国人强忍心头的痛；今天，香港的主权终于要回归中国了，我们只要求你给我们两秒钟。这一点要求，两秒的要求，却被你无理拒绝，百般刁难。戴维斯先生，如果我明天召开记者招待会，我向世人宣布，我们的一百五十多年和两秒之争，请你想一想，中国人民会答应吗？英国人民会认同吗？戴维斯先生一听，走到我的面前说：安先生，我理解你们中国人的要求。那么我可以这样来跟你表态，英国的国旗可以在6月30日的晚上11点59分58秒以前降下来。这时我们的代表团鼓掌相庆。我们跟英国人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赢得了这两秒钟，实在是不容易的。

大家知道，升国旗是要同时奏国歌的，奏国歌我们的军乐团是要有指挥的，指挥棒抬起来一秒，落下去一秒，我们都是经过精准核算的。这就是我争取这两秒钟的原因和谈判的经过。

董卿：他当时之所以说您提出的是学术问题，就是他认为您做不到，只是理论上的。

安文彬：对。整个交接仪式只有三十分钟，但是这三十分钟有二十五道程序要执行。也就是说，每一个程序用一分多钟要完成，而且要准确无误地完成。重中之重要保证我们的国旗在7月1日的零时零分零秒升起来。

董卿：当零时零分零秒国旗升起，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您当时在现场是什么样的心情？

安文彬：激动、感动、扬眉吐气。我流着眼泪，自言自语地说，香港，你终于回来了。不在现场的人是体会不到这种感情的。这就是国家，国家，在我心中的分量。（流泪）

我一般不接受采访。我想把这一段历史性的记忆留在心中，它永远激励着我爱我们的国家。

董卿：今天很感谢安老到我们节目中来，也让我们看到了所有为捍卫祖国尊严、捍卫祖国主权、展现祖国力量而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历史参与者的付出，谢谢您。

那您今天来到现场，想要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安文彬：我要朗读革命先烈方志敏用血和泪写出的一篇文章《可爱的中国》。献给二十年前的那一天——7月1日香港主权回归中国。

朗读者读本 可爱的中国（节选）

方志敏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以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偎依。以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不像日本姑娘那样苗条瘦小。中国许多有名的崇山大岭，长江巨河，以及大小湖泊，岂不象征着我们母亲丰满坚实的肥肤上之健美的肉纹和肉窝？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废置而未曾利用起来的天然力，更是无限的，这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四万万的孩儿？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她养得更多的孩子的母亲吧。至于说到中国天然风景的美丽，我可以说，不但是雄巍的峨眉，妩媚的西湖，幽雅的雁荡，与夫“秀丽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可以傲睨一世，令人称羡；其实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自城市以至乡村，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只要稍加修饰和培植，都可以成流连难舍的胜景；这好像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姿玉质的美人，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爱慕之美。中国海岸线之长而且弯曲，照现代艺术家说来，这象征我们母亲富有曲线美吧。咳！母亲！美丽的母亲，可爱的母亲，只因你受着人家的压榨和剥削，弄成贫穷已极；不但不能买一件新的好看的衣服，把你自己装饰起来；甚至不能买块香皂将你全身洗擦洗擦，以致现出怪难看的一种憔悴褴褛和污秽不洁的形容来！啊！我们的母亲太可怜了，一个天生的丽人，现在却变成叫化的婆子！站在欧洲、美洲各位华贵的太太面前，固然是深愧不如，就是站在那日本小姑娘面前，也自惭形秽得很呢！

听着！朋友！母亲躲到一边去哭泣了，哭得伤心得很呀！她似乎在骂着：“难道我四万万的孩子，都是白生了吗？难道他们真像着了魔的狮子，一天到晚的睡着不醒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伟大的团结力量，去与残害母亲、剥削母亲的敌人斗争吗？难道他们不想将母亲从敌人手里救出来，把母亲也装饰起来，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出色、最美丽、最令人尊敬的母亲吗？”朋友，听到没有母亲哀痛的哭骂？是的，是的，母亲骂得对，十分对！我们不能怪母亲好哭，只怪得我们之中出了败类，自己压制自己，眼睁睁的望着我们这位挺慈祥美丽的母亲，受着许多无谓的屈辱，和残暴的蹂躏！这真是我们做孩子们的不是了，简直连一位母亲都爱护不住了！

……

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敝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地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这些等等都是帝国主义带给我们可憎的赠品，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去中国了。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可爱的中国》

《可爱的中国》是方志敏的著名散文，写于1935年方志敏就义前夕。曾由鲁迅先生代为保存，解放后公开发表。他以亲身经历记录下中国从“五四”运动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呼吁所有人起来斗争，维护“可爱的中国”，这“生育我们的母亲”。当时的方志敏身在囚室，但一颗赤子之心中饱含的家国热忱辉耀天地，慷慨激昂之心志堪与文天祥的《正气歌》相比肩。八十多年过去了，方志敏的呼喊仍振聋发聩：“把个人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拯救吧！”

朗读者 金士杰

他是台湾剧场界最著名的演员之一，被称为“老戏骨”。台湾有媒体评论他说，虽然入行晚，但是能够震动江湖。他既是演员，也是编剧和导演，影视和舞台剧都有涉猎。《暗恋桃花源》《绣春刀》《师父》《剩者为王》都有他用心塑造的角色。

金士杰毕业于台湾屏东农专畜牧科，原本是兽医，曾在牧场养猪一年半。二十七岁时，怀揣着年少时“说个故事或者写个故事”的梦想，他只身来到台北。1980年，他编导的《荷珠新配》开启了台湾现代剧场的序幕，金士杰也由此进入公众视线。

1986年，金士杰等来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角色——话剧《暗恋桃花源》中的江滨柳。他仅仅借助身边几个道具，靠自己克制却又饱含情感张力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就把一个生性浪漫多情，却惨遭命运摧残的男人演绎得深入人心。现在的金士杰，已是台湾剧场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曾经以苦难为傲、以自虐为荣的文学青年，已变得更加入世、乐观。

朗读者 访谈

董卿：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天要和我们分享是吗？

金士杰：2011年5月，我的两个孩子出生了。

董卿：龙凤胎呀。先祝贺一下。

金士杰：我记得我带了一个V8摄影机，做好了准备，要做重要记录。我在门口坐着，等，只有等。好长时间之后，突然门打开了，护士小姐推个车出来，我一下就站起来。车上面躺着两个小人儿，推到我面前。护士先问我，你是爸爸，我说是。来，你看，这是你儿子，这是你女儿。来，他的手，扳着手指头，从一数到十。看他的脚，又数，一到十。两个人都各数一遍。数完了，她的任务就完了，就把他们又推回去了。我想这是什么仪式。等我心情稍微平静之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爸爸。我爸爸今年是一百零二岁。五年前那个时候，我爸爸九十七岁。我告诉他孩子都生下来了，很好，你放心。我记得爸爸用比较像哭泣的喜悦的声音在喊。他不是在说，而是每个字都很长的音。他说太好了，太好了。声音都在抖，我猜他在哭。

董卿：你有没有对太太说一些鼓励的话，比如，老婆你辛苦了。

金士杰：没有那么甜美。（笑）我从小喜欢写写东西，长大一点喜欢写写剧本什么的，但全世界我认识的作家，没有一个人的作品可以赛得过妈妈生的宝宝。我觉得生命这个“作品”太妙了。

董卿：因为您六十岁才有了自己的孩子。

金士杰：对。我婚结得特别晚，五十八岁，对我来说也真是不容易。年轻的时候我蛮抗拒这个事情，觉得地球不好，有太多不公不义、不干不净，许许多多事情都让我感觉，我不要带一个生命来这里。因为有一天我离开他的时候，我会对不起他。

董卿：那是什么改变了你的这种思想？

金士杰：简单地说是因为年岁渐渐大了。我开始发现，我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了。像秋天落下来的一片叶子，也是一分子一样。你要开始一步一步走向人生最后的那个点，那个叫作“死亡”的点。这些都使得我的某些观念开始松动。

董卿：你现在的太太，她改变了你什么？

金士杰：她是个比我更清楚现实的人。但是呢，她某一方面又非常像孩子。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学校里，旁边有谁说了个笑话，她被那个笑话逗到笑翻天，然后笑了很久很久，笑得泪水一直流，不是哭得眼泪汪汪，是笑得泪汪汪。我一直记得那个时刻，我的心极为震动：情绪好赤裸的一个孩子啊。我从小就很迷恋我妈妈，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很爱笑，而且一笑就掉眼泪，就泪汪汪。我很羡慕这一类人，每次都忍不住想说：你到底看到什么了，分享给我一点好不好。

董卿：你现在结了婚有了孩子之后，再来回头看，是不是觉得确实有点儿晚了？

金士杰：任何事我都不要说“后悔”这个词。我愿意它提早发生，可是我又不愿意说今是昨非。矛盾都在我身上。

董卿：我特别能理解。

金士杰：因为我越来越爱他们，就越来越舍不得“时间”这个东西。每一件事触及我这根神经，我脑子里就出现这些画面。我要陪孩子们，将来他们做初中生，谈恋爱，求职求不到工作。

董卿：你怕陪不到那个时候了？

金士杰：对，但是我会再陪你多走一走。我真愿意在你穿白纱的那一天，在你抱娃娃的那一天，或者你跟你老婆吵了架，然后想不开的那一天，很孤单的那一天，有爸爸陪你讲两句话。以前的我总觉得孩子要受苦的。而且我在学校当老师，是会骂孩子的。我怕他们永远在温室里长不大。现在呢，心软了。

董卿：你无法想象自己的孩子在风里雨里，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你他们会怎么样是吗？

金士杰：我喜欢他们吃点苦，可是又疼他们。我现在有点小软弱。

董卿：“小软弱”可以用“幸福”这两个字代替吗？

金士杰：可以吧。也不敢说多。我不晓得，我觉得自己应该低调一点，谦虚一点。每次心中有一些蛮开心的事情，我都不敢让自己笑太大声。我很怕手上的福气，自己没有捧好。

董卿：有一种幸福，属于让你都不敢太得意的那一种。那你今天，要为我们读些什么呢？

金士杰：这几年在北京、上海都演过不少次的一个舞台剧，叫作《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它的原作是一本叫《相约星期二》的书。

董卿：我有一年在上海，有一天傍晚的时候，特别想去看戏。我就查到上海人民剧院在演这部戏。我很小心地挤在了人堆里面，看了那场戏。直看到我一个人不停地在流眼泪。

金士杰：那演出其实给蛮多人带来了许多感动。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正巧是看戏的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但是都不太愿意直接去碰触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很像剧中莫里·施瓦茨的学生米奇：我们有长辈在，而我们没有时间陪他；有一天陪着他说了几句话，又去忙。我们都在忙，于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那个将要离开我们的长者都有一种难以表达的愧疚。

董卿：你会选择哪一段呢？

金士杰：有一段谈家庭的，献给我的两个孩子。

董卿：我觉得您现在选这样的内容格外有说服力。

金士杰：是吗？实际上，许多台词我都努力地融在自己身上，尽量让人觉得就是我在说话，而不是在念剧本。

董卿：我觉得剧本再精彩，也没有真实的生活来得丰富。当一个很固执的，甚至已经开始有些衰老的人和最鲜活的生命拥抱的时候，我们真的明白了，爱是唯一理智的行为。

朗读者读本 相约星期二（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美］米奇·阿尔博姆

年逾七旬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莫里1994年罹患肌萎缩性侧索硬化（ALS），已来日无多。作为莫里早年的得意门生，米奇每周二都上门与教授相伴，聆听老人最后的教诲，并在他死后将他的醒世箴言缀珠成链，冠名《相约星期二》。如何面对家庭、婚姻、金钱，如何面对疾病和恐惧，如何面对他人、面对爱，是他们逐一探讨的话题。而死亡既作为该作品的主题，又作为该小说的线索，传递了作者对于人生的思考，这种思考也让整部作品散发出浓郁的哲学意蕴和深沉的热爱生命的情感。作品出版以来，传遍了全世界，而米奇·阿尔博姆之后又写出了另一部著名的生命之书《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

朗读者 江疏影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首诗描绘的是梅花清雅香逸的形态，而江疏影，不仅她的名字暗合着这首诗，在她的身上，也颇有一些梅花不畏严寒的倔强劲头。

从小学习艺术体操，江疏影说她把这辈子的苦都吃了个遍。结果因为化妆师的一句话，她偏离原本的轨道，临阵磨枪一个月，考进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上海戏剧学院。当人们以为她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做了演员时，她却任性地选择了去英国留学，读的是传媒经济。学成归来的她，又走回了演戏这条老路。

2012年，重返演艺圈的江疏影被赵薇选中出演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电影上映后，票房突破七亿，她因在片中饰演痴情女孩阮莞一角而为观众熟知，并凭此片获得第八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新演员奖等多个奖项。后来，她又在《大宅男》《长大》《好先生》中，展现了自己作为演员的可塑性。

很多观众把江疏影和阮莞的性格重叠，对此她有些无奈。她说，够自信、够独立，才是她最真实的性格。

朗读者 访谈

董卿：我们这一期的主题词是“那一天”，你首先想到了哪一天？

江疏影：我会立刻想到我选择出国留学的那一天。

董卿：疏影当年是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进戏剧学院表演系的。但是毕业之后，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立刻就选择出国留学了。

江疏影：我有一个留学的梦想。我还挺叛逆的。因为身边朋友反对的声音特别多。有一个朋友说：你上戏毕业了，你就应该去拍戏，你去英国读书干吗呀，你英语行吗？我说我想走属于我江疏影自己的路。我觉得这条路没有错误和正确，因为那是我的选择。

董卿：整个申请出国留学的过程顺利吗？

江疏影：我当时基本上是从ABCD开始学，很多学生可能只需要花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拿到的MA，我花了两年半。留学的生活，其实跟我自己想象的区别特别大。我完全没有预料到那种孤独感、无助感。我在那边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亲戚。总之，跟我想象的太不一样了。我说我的英国大草坪呢？英国天天下着雨，那不是草坪，是泥。

董卿：一个人的时候经常做些什么呢？

江疏影：我们的住家因为都是老人家，没有网，基本上偷别人家的网。每次一连上我都开心得不得了。然后一旦网络连接不上了，我就一直在那儿哭。

董卿：如果马上连到了网，你会干什么？

江疏影：就跟朋友聊天，因为我太孤独了，没有人跟你沟通。我房间有一个特别小的电视机，说的都是英文，我根本就听不懂。更多的时间我就躺在我那个特别窄的床上，透过前面的一扇窗望着天外听音乐，让自己发呆。那个时候才感觉到自己想家，想爸妈。

董卿：更多的是要克服心理上的那种寂寞无助的感觉。而对于你来讲，毕竟还是一个学生，还有学业在等着你完成。

江疏影：学业其实也是特别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有想到那么难。因为我选择了经济学科，那面临的就是英语、经济和数学这三门课，基本上我都要从零开始。其实我是那种越是逆境，越是要证明自己的人。我一定要过了这一关。我一定要拿着文凭、拿着硕士学位回去。当时就是这一个信念。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本经济学科的书，一千多页，密密麻麻全部都是英文。翻开一下，绝望。怎么办？咬咬牙，一个字一个字查电子词典，把一个一个中文写上去，给它翻译成句。一千多页，我写了密密麻麻的笔记。毕业之后，那本书我真的不舍得扔，虽然特别厚，我还是把它带回了国。

董卿：我觉得这是你出国学习的最大的意义所在，就是让自己的日子里能够多一段可以回忆的东西。它会把你塑造成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人。

江疏影：当我回国的时候，当我选择回到演艺圈的时候，有个特别资深的老师说：疏影，你知道吗？你出国那几年，正好是中国演员特别欠缺的那几年。但你现在回来，晚了，你这么大年纪拍戏，晚了。我当时特别不认同。现在想想，留学这段经历带给我的收获太大了。我不后悔，真的一点都不后悔。我觉得那段经历造就了现在的我，造就了我的价值，造就了我跟其他人不一样。

董卿：但是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有些东西又需要重新去适应了？

江疏影：又是一次从零开始。我老是喜欢从零开始。我觉得，其实演员出道不分早晚，需要一个机遇和一位良师。我觉得如果没有赵薇导演，我就不会走到今天。

董卿：你今天带来的读本是什么？

江疏影：《飘》。

董卿：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读本？

江疏影：我觉得，我跟郝思嘉的性格有特别相像的地方。我想把这段朗读献给那些徘徊在梦想跟现实之间的人。我想告诉他们：你应该把最好的青春、最美的青春留给你的梦想。

朗读者读本 飘（节选）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那么——那么你的意思是我已经彻底把它毁了——你再也不爱我了？”

“是这样。”

“可是——可是我爱你呢。”她执拗地说，好像是个孩子，她仍然觉得只要说出自己的希望就能实现那个希望似的。

“那就是你的不幸了。”

她连忙抬起头来，看看这句话背后有没有玩笑的意味，但是没有。他是在简单地说明一个事实。不过这个事实她还是不愿意相信——不能相信。她用那双翘翘的眼睛望着他，眼里燃烧着绝望而固执的神情，同时她那柔润的脸颊忽然板起来，使得一个像杰拉尔德那样顽强的下颚格外突出了。

“别犯傻了，瑞德！我能使——”

他扬起一只手装出惊吓的样子，两道黑眉也耸成新月形，完全是过去那个讽刺人的模样。

“别显得这样坚决吧，思嘉！你把我吓坏了。我看你是在盘算着把你对艾希礼的狂热感情转移到我身上来，可是我害怕丧失我的意志自由和平静呢。不，思嘉，我不愿意像倒霉的艾希礼那样被人追捕。况且，我马上就要走了。”

她的下颚在颤抖了，她赶忙咬紧牙关让它镇定下来。要走？不，无论如何不能走！没有他生活怎么过呢？除了瑞德，所有对她关系重大的人都离开她了。他不能走。可是，怎样才能把他拦住呢？她无法改变他那颗冰凉的心，也驳不回那些冷漠无情的话呀！

“我就要走了。你从马里塔回来的时候我就打算告诉你的。”

“你要遗弃我？”

“用不着装扮成一副弃妇的模样嘛，思嘉。这角色对你很不合适。那么我看，你是不想离婚甚至分居了？好吧，那我就尽可能多回来走走，省得别人说闲话。”

“什么闲话不闲话！”她恶狠狠地说，“我要的是你。要走就带我一起走！”

“不行。”他说，口气十分坚决，好像毫无商量的余地。霎时间她几乎要像个孩子似的号啕大哭了。她几乎要倒在地上，蹬着脚跟叫骂起来了。好在她毕竟还有一点自尊心和常识，才把自己克制住。她想：“如果我那样做，他只会嘲笑，或者干脆袖手旁观。我决不能哭闹；我也决不乞求。我决不做任何叫他轻视的事，他得尊重我，即使——即使他不爱我也罢。”

她抬起下巴，强作镇静地问：“你要到哪里去？”

他回答时眼中隐隐流露出赞许的光彩。

“也许去英国——或者巴黎。但也可能先到查尔斯顿，想办法同我家里的人和解一下。”

“可是你恨他们呢！我听你时常嘲笑他们，并且——”

他耸耸肩膀。

“我还在嘲笑——不过我已经流浪得够了，思嘉。我都四十五岁了——一个人到了这个年龄，应当开始珍惜他年轻时轻易抛弃的那些东西。如家庭的团结，名誉和安定，扎得很深的根基，等等——啊，不！我并不是在改悔，我对于自己做过的事从不悔恨。我已经好好享受过一阵子——那么美好的日子，现在已开始有点腻烦，想改变一下了。不，我从没打算要改变自己身上的瑕疵以外的东西。不过，我也想学学我见惯了的某些外表的东西，那些很使人厌烦但在社会上却很受尊敬的东西——不过我的宝贝儿，这些都是别人所有的，而不是我自己的——那就是绅士们生活中那种安逸尊严的风度，以及旧时代温文尔雅的美德。我以前过日子的时候，并不懂得这些东西中潜在的魅力呢——”

思嘉再一次回想塔拉农场果园里的情景，那天艾希礼眼中的神色跟现在瑞德眼中的完全一样。艾希礼说的那些话如今清清楚楚就在她耳边，仿佛仍是他而不是瑞德在说似的。她记起了艾希礼话中的只言片语，便像鹦鹉学舌一般引用道：“它富有魅力——像古希腊艺术那样，是圆满的、完整的和匀称的。”

瑞德尖利地问她：“你怎么说这个？这正是我的意思呢。”

“这是——这是艾希礼从前谈到旧时代的时候说过的。”

他耸了耸肩，眼睛里的光辉消失了。

“总是艾希礼。”他说完沉默了片刻，然后才接下去。

“思嘉，等到你四十五岁的时候，你也许会懂得我这些话的意思，那时你可能也对这种假装的文雅、虚伪的礼貌和廉价的感情感到腻烦了。不过我还有点怀疑。我想你是会永远只注意外表不重视实质的。反正我活不到那个时候，看不见你究竟怎样了。而且，我也不想等那么久呢。我对这一点就是不感兴趣。我要到旧的城镇和乡村里去寻找，那里一定还残留着旧时代的某些风貌。我现在颇有这种怀旧的伤感情绪。亚特兰大对我来说实在太生涩太新颖了。”

“你别说了！”思嘉突然喊道。他说的那些话她几乎没有听见。她心里当然一点也没有接受。可是她明白，无论她有多大的耐性，也实在忍受不了他那毫无情意的单调声音了。

他只好打住，困惑不解地望着她。

“那么，你懂得我的意思了，是吗？”他边问边站起身来。

她把两只手伸到他面前，手心朝上，这是一个古老的祈求姿势，同时她的满腔感情也完全流露在她脸上了。

“不，”她喊道，“我唯一懂得的是你不爱我，并且你要走！唔，亲爱的，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呢？”

他犹豫了一会儿，仿佛在琢磨究竟一个善意的谎言是不是终究比说实话更合乎人情。然后他耸了耸肩膀。

“思嘉，我从来不是那样的人，不能耐心地拾起一些碎片，把它们黏合在一起，然后对自己说这个修补好了的东西跟新的完全一样。一样东西破碎了就是破碎了——我宁愿记住它最好时的模样，而不想把它修补好，然后终生看着那些破碎了的地方。也许，假使我还年轻一点——”他叹了一口气，“可是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不能相信那种纯属感情的说法，说是一切可以从头开始。我这么大年纪了，不能终生背着谎言的负担在貌似体面的幻灭中过日子。我不能跟你生活在一起同时又对你撒谎，而且我决不能欺骗自己。就是现在，我也不能对你说假话啊！我是很想关心你今后的情况的，可是我不能那样做。”

他暗暗抽了一口气，然后轻快而温柔地说：“亲爱的，我一切都不管了。”

她默默地望着他上楼，感到喉咙里痛得厉害，仿佛要窒息死了。随着楼上穿堂里他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她觉得这世界上对她关系重大的最后一个人也不复存在了。她现在才明白，任何情感或理智上的力量都已无法使那个冷酷的头脑改变它的判决。她现在才明白，他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尽管有的说得那么轻松。她明白这些，是因为她感觉到了他身上那种坚强不屈、毫不妥协的品质——所有这些品质她都从艾希礼身上寻找过，可是从没找到。

她对她所爱过的两个男人哪一个都不理解，因此到头来两个都失掉了。现在她才恍惚认识到，如果她当初了解艾希礼，她是决不会爱他的；而如果她了解了瑞德，她就无论如何不会失掉他了。于是她陷入了绝望的迷惘之中，不知这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一个人是她真正了解的。

如今她心里是一片恍恍惚惚的麻木，她根据长期的经验懂得，这种麻木会很快变为剧痛，就像肌肉被外科医生的手术刀突然切开时，最初一瞬间是没有感觉的，接着才开始剧痛起来。

“我现在不去想它，”她暗自思忖，准备使用那个老法宝，“我要是现在来想失掉他的事，那就会伤心得发疯呢。还是明天再想吧。”

“可是，”她的心在喊叫，它丢开那个法宝，开始痛起来了，“我不能让他走！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现在不去想它。”她又说，说得很响，试着把痛苦推往脑后，或找个什么东西来把它挡住，“我要——怎么，我要回塔拉去，明天就走。”这样，她的精神又稍稍振作起来了。

她曾经怀着恐惧和失败的心情回到塔拉去过，后来在它的庇护下恢复了，又坚强地武装起来，重新投入战斗。凡是她以前做过的，不管怎样——请上帝保佑，她能够再来一次！至于怎么做，她还不清楚。她现在不准备考虑这些。她唯一需要的是有个歇息的空间来熬受痛苦，有个安静的地方来舔她的伤口，有个避难所来计划下一个战役。她一想起塔拉就仿佛有一只轻柔而冷静的手在悄悄抚摩她的心似的。她看得见那幢雪白发亮的房子在秋天转红的树叶掩映中向她招手欢迎，她感觉得到乡下黄昏时的宁静气氛像祝祷时的幸福感一样笼罩在她周围，感觉得到落在广袤的绿白相映的棉花田里的露水，看得见蜿蜒起伏的丘陵上那些赤裸的红土地和郁郁苍苍的松林。

她从这幅图景中受到了鼓舞，内心隐隐地感到宽慰，因此心头的伤痛和悔恨也减轻了一些。她站了一会儿，回忆着一些细小的东西，如通向塔拉的那条翠松夹道的林荫路，那一排排与白粉墙相衬映的茉莉花丛，以及在窗口飘拂着的帘帷。嬷嬷一定在那里。她突然急切地想见嬷嬷了，就像她小时候需要她那样，需要她那宽阔的胸膛，让她好把自己的头伏在上面，需要她那粗糙的大手来抚摩她的头发。嬷嬷，这个与旧时代相连的最后一个链环啊！

她具有她的家族那种不承认失败的精神，哪怕失败就摆在面前。如今就凭这种精神，她把下巴高高翘起。她能够让瑞德回来。她知道她能够。世界上没有哪个男人她无法得到，只要她下定决心就是了。

“我明天回到塔拉再去想吧。那时我就经受得住了。明天，我会想出一个办法把他弄回来。毕竟，明天又是另外的一天呢。”

（李野光 戴侃 译）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飘》

《飘》是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唯一的作品，是举世闻名的爱情小说，也是描写美国南北战争的代表性作品。1937年获普利策奖。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主演的电影《乱世佳人》成功之后，更是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如今，八十多年过去了，这部作品依然鲜活地在读者中流传。尤其是女主人公郝思嘉那敢爱敢恨、自强不息的形象，非常惹人注目。小说虚写战争，实写战争对人心灵的影响，对人物命运的改变。同时，有关那一时期美国的种族问题、南北矛盾问题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陈众议

朗读者 王姬

我们的生活中，有许许多多值得被铭记的“那一天”，可能是惊喜降临，也可能是噩耗来袭，更有可能，是命运就此转折的信号。王姬成名是因为在《北京人在纽约》里塑造了“新时代女性”阿春，她漂亮、能干、独立、坚强，是众人艳羡的对象。但生活中，命运却给了她太多始料未及的“那一天”。

王姬生于1962年，1976年参军进入文工团，1981年考入北京人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出国潮的时候，王姬身揣六十美元远赴美国闯荡，经历也如所有第一代中国移民一样，打工度日。她摆地摊，当编导，做广告销售、小旅馆的值班经理等等。1994年，她本色出演《北京人在纽约》，迅速扬名海内外，并荣获第十二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

然而现实生活不可能尽如人意，拍摄《北京人在纽约》时王姬发现自己有孕在身，孩子出生后没多久竟被诊断患有癫痫症。她以泪洗面，从此拒绝所有的戏约，抱着儿子到处寻医问药。后来，孩子不再抽搐了，却又被诊断患有自闭症。1997年，为了继续给儿子看病，王姬重返演艺圈，期盼着儿子能创造奇迹。她是一个生活的勇者，是一个坚强的母亲，更是一个不轻易向命运妥协的战士。

朗读者 访谈

董卿：其实说到“那一天”，我觉得在王姬的生命历程中，可能有太多难忘的一天了，比如第一次登台演出、第一次获奖等等。你自己最想和我们分享的，或者说你觉得最特殊的“那一天”是哪一天？

王姬：那就是2010年的4月28日，我记得我报警的时间是中午12点18分。我的儿子走丢了。他是一个患自闭症的孩子，那是很恐怖的。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真觉得时间凝固了。后来夜里一点多钟找到的。这十几个小时的经历，我都不用细描述，每一个人都能想象到。我觉得这一天幸好是朝好的方向发展了，否则不堪设想。我妈说，王姬，你记住了，我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只要还活着，我就不会让这孩子再离开我身边。我当时……（哽咽）

董卿：他应该是在1993还是1994年出生的？

王姬：1993年。

董卿：1993年，那段时间随着《北京人在纽约》的火爆，是不是你的片约特别多？

王姬：我现在有时候见着郑晓龙还开玩笑说：还我儿子！就是那时候拍戏怀的他，可能天生的胚胎有点不是太好。我自己也没有经验，又当了那么多年的兵，很多东西都不会太在意。孩子生出来还不错，结果，一岁半的时候发现是自闭症。

董卿：从孩子出生一直到现在，二十多年，都是姥姥照顾。姥姥就因为他，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了吧？

王姬：不是几乎没有，是根本没有。这个没有的程度，别人没法想象。照顾一个病孩子，需要付出的精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妈其实是一个活得特别多姿多彩，有很多追求、很多爱好的女性，但是由于我儿子的降生，把我妈的生活全部打乱了。我妈五十岁提前退休，各种福利待遇都没有。我觉得我这辈子欠我妈的我都还不清。这么多年，我妈就是一个上了闹钟的机器人，到点儿该干什么立马就干。而且这个机器人还得有思想，还得为外孙设计将来他怎么生活。

王丽珍：我想总要面对现实。照顾这个孩子的确要比照顾正常孩子付出更多的耐心、更多的爱心，因为他不懂社会的规矩。可是他毕竟要生活在社会里边，将来没人照顾了也还要生活。如果能够给孩子一个比较有品质的生活，我心里会感到非常安慰。

董卿：他的有品质的生活是以牺牲您的有品质的生活为代价换来的。因为我也听王姬说过，您的妈妈去世的时候，您也没能够赶上。

王丽珍：是，我当时在美国。可是孩子每时每刻都需要人，我也离不开。

王姬：这是我心里永远的痛。我们已经给妈妈买机票了，妈妈马上要上飞机了，国内来电话说姥姥已经走了。很多人都问：王姬，你现在演戏，你怎么说哭就能哭出来。我说，我一想我妈，我一想到这段儿，我就心里特别难过，就能哭出来。

董卿：我以前了解的王姬姐，其实生活里挺大女人的，说话、待人接物都是。今天感觉她突然变得像小女孩儿一样，我心里很感动。无论长到多大，只要妈在身边一坐，我们就会回到那个比较像孩子的状态，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王姬：是。2016年年底的时候，我们部队战友聚会，当年介绍我去部队考文工团的姐姐说：王姬，你知道谁让你考的部队吗？我说你啊。她说，你以为你年轻漂亮，在学校宣传队跳跳舞，我就对你那么感兴趣啊？告诉你吧，是你妈！你妈找了我起码三次。

那时候不管一家几个孩子，身边只能留一个，要么上山下乡，要么当兵。我妈可能觉得，我要是去当兵，姐姐就不用插队了。回来我问我妈，我妈说，妈妈为女儿安排，很正常啊，为什么要告诉你呢？我就希望你们都能够好好的。所以我觉得，我妈特别牛，真的。

董卿：你平时是不是也不太跟妈妈说妈妈谢谢你，或者妈妈我爱你这样的话？

王姬：可能是受家庭环境影响，我们家人不太直接表达情感，而且不太喜欢让别人看到我们做这些。董卿，也是你的节目做得太好，我妈妈才答应来，这在她是第一次。

董卿：谢谢！我觉得确实是难得的相互袒露心声，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感受的机会。而且，王姬决定要上这个节目之后，还给妈妈写了一封信。

王姬：对，我写了差不多两页纸。我读一点儿吧。题目是《妈妈，下辈子请您做我的女儿》。

妈，我眼看着您从一个风韵犹存的中年妇女变成一个人见人称“姥姥”的老太太。我看到了您从一个走路带风到现在拄着拐杖的过程；我见证了您的视力一天天下降，脸上爬满了皱纹和老人斑；我和您说话有意无意地加大音量，您的听力也大不如从前了。但是我知道，我家里的大小事情，您还是试图像以往一样拼命地为我这个做女儿的照应着。

您这匹老马啊！已经拼不动了！您就像风中的蜡烛，大风一来……妈，我不敢往下想。

是女儿不孝，让您当了两代人的妈。是女儿不孝，都这个岁数了，还有那么多我的事情让您放心不下。

妈，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呗，下辈子您能当我的女儿吗？让我照顾您，我要把这辈子欠您的加倍补偿给您。我知道我无论怎么做都赶不上您对我的付出，但如果有可能，请给我这个机会吧！

董卿：我觉得王姬姐说的全是心里话。您有什么想对闺女说的？

王丽珍：出于母亲对儿女的爱，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女儿能够理解母亲的心，我也感到很安慰。我就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越过越好。

董卿：那你还打算要读点什么？

王姬：我选了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我觉得他的文章有很多是关于跟母亲的情感的。因为他二十一岁就残疾了，所以他把很多痛苦用一种最糟糕的态度发泄在母亲身上。当他母亲走了以后，他慢慢地醒悟、理解，他觉得母亲比他承担得更多。尤其是当孩子绝望的时候，母亲是燃尽了自己的生命，点燃了孩子的希望。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有很多的共鸣，因为我也有这么一个母亲。但是我跟史铁生不一样的是，我妈妈还健在，所以我还有机会，还有时间，可以去尽孝，可以去补偿。

董卿：我们就把这个朗读献给所有的母亲吧。

朗读者读本 秋天的怀念

史铁生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

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唉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史铁生散文》

世界上写母爱的文字浩如烟海，但能浓缩凝练、平静克制地写母爱的却不多。史铁生这篇《秋天的怀念》，短短的篇幅中却浸透了最深沉的情感。突然残疾的儿子把对命运不公的愤怒发泄到母亲身上，于是她对他只能试探着关心、小心地呵护，最后又带着无尽的牵挂离去。病、花、血、懂、活，这些生活中最常见的词携带着母爱的温度走进了所有读者的心里。

朗读者 郭琨

1984年11月20日那一天，一个由科学家、军人、建筑工人、船员、记者等五百九十一人组成的南极科考队从上海出发奔赴南极，他们将要在南极建设我国第一座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而这支科考队的领队就是郭琨。到目前为止，我国建成的四座南极科考站中，两座都是由郭琨亲自率队指挥建设而成的。他经历过暴虐的环境，他经历过与死神的擦肩，更经历过一个个扬眉吐气的时刻。

1981年5月，酝酿三年的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成立，在国家海洋局科技部工作的郭琨成为其中一员，中国走向南极的道路正常地推进着。1983年9月的一次国际会议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走向南极的步伐。1984年10月，中国首支南极洲考察队成立。1985年2月，中国南极长城站正式落成，郭琨亲手将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在长城站的上空。1985年10月，中国终于成为《南极条约》的协商国，对国际南极事务有了表决权。

三十年走过，中国已在南极建设了四个科考站。郭琨也已是八十二岁高龄，年轻时候在极寒之地长期工作的经历让他落下一身病，但谈起他为南极科考所经历的一个个“那一天”，他无怨无悔。

朗读者 访谈

董卿：郭老，您的腿脚是完全不能走路了吗？

郭琨：对。

董卿：这跟您年轻的时候七赴南极、长期在极寒的地方工作有关系吗？

郭琨：跟工作有关系。两次建站都非常艰苦。南极是地球上最冷的极，所以叫寒极，最低温度是零下88度。建站的时候没有器材设备，完全是用帐篷。帐篷里面平时是一尺厚的雪，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都是雪人。

董卿：我听说您当时接到国家给您到南极建科考站任务的时候，您说这件事情有关民族的荣誉、国家的尊严，我就是拼了老命也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了。您当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决心？

郭琨：因为回想起1983年9月，我心痛难忍。我们是以缔约国的身份，派代表参加南极第十二次协商国会议的，从会议的座次、文件的发放都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特别是当大会表决决议的时候，主席一敲大槌，请缔约国到外面喝咖啡！这时我们含着眼泪离开了会场。

董卿：只有在南极建站的国家是协商国；我们当时没有建站，叫缔约国，所以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去参加表决，甚至在表决的时候，以郭老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被请出了会议现场。

郭琨：后来，我跟我们团长说：“不在南极建成自己的考察站，我绝不再参加这样的会议！”

董卿：1984年11月20日，五百九十一人的科考队从上海出发了，几乎是斜穿了太平洋，而后到达了世界上最南端的一个城市——阿根廷的乌斯怀亚。稍做补给之后，再开往南极的乔治王岛。

郭琨：横穿太平洋，一开始的时候还能看到海鸥、船；后来，天连海，海连天，什么都看不见了。大家晕船、呕吐，有的呕吐十三四次，把胃里的黄水都吐出来了，最后四肢抽搐，几个同志摁着他，给他打点滴。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把自己捆在床上，不然一翻身就掉到地上了。

董卿：这一路要穿越五个风带，四个季节，十三个时区，整个人的生物钟都是紊乱的，身体也在经受着极端的考验。

郭琨：所以当时大家编了一个顺口溜：一言不发，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九（久）卧不起，十分难受。

董卿：南极的暖季也就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咱们到达那儿的时候已经12月了，留给大家建设的时间也就只有两个月多点儿了。

郭琨：我们用了一百二十多个小时，把五百多吨物资全部运到了建站的地方。每天早上我起来一看，天气挺好，没有暴风雪，我就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吹哨把大家叫起来。

董卿：您一般都是早上几点把大家叫起来干活？

郭琨：一般是早上四五点叫起来。有时候我们就是连轴转，所以队员有的受伤，有的留下了后遗症。

董卿：最终我们花了多长时间把长城站建成了？

郭琨：四十天。

董卿：四十天！像奇迹一样，波兰建他们的考察站用了三年的时间，咱们用了四十天。

郭琨：智利站站长告诉前苏联站站长说，中国的考察站建出来了！前苏联站站长不相信，说，不可能。然后他就亲自来看，一看，特别惊讶，就跟我们的队员说，他们一天给你们多少钱？（笑）

董卿：队员怎么说的？

郭琨：我们不要钱也干，你一天给一万我也不给你干。（笑）后来，前苏联站邀请我们的队员到他们的站里面去洗澡、去疗养。

董卿：咱们长城站那时候没有洗澡的地方？

郭琨：没有。登上乔治王岛以后，没有人用热水洗过脸、刷过牙，都是用雪融化的水。有的队员就用雪擦擦牙、擦擦脸。

董卿：那后来你们去洗热水澡了吗？

郭琨：没去。咱们长城站有了，洗自家的热水澡。（掌声）

董卿：长城站建成是在1985年2月14日，2月20日举行了一个落成典礼。那一天是什么情形？

郭琨：大家喜极而泣！我们敲锣打鼓，把锣都打了一个洞。（流泪）可以看看那锣。

董卿：那个锣，我们也找来了，给大家看一看。让郭老特别扬眉吐气的是，长城站建成之后八个月，您又参加《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了，那个时候咱们国家的待遇就不一样了。

郭琨：世界第十三次《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二十六个协商国一致同意——中国加入《南极条约》协商国，自此中国在南极国际会议上有了表决权，有了发言权，有了一票否决权！（掌声）

董卿：对于郭老来讲，长城站有着重要的意义，但这还不是他的全部。1988年，也就是在长城站建成之后四年，我们国家又决定要在南极圈内建一个科考站——中山站。这个任务又落在了您的身上。

郭琨：为什么要建中山站？因为在下一次南极国际会议上，只有长城站在南极圈以外，而且在一个岛的南部，中国在国际会议上发言没有力量，所以必须在南极圈之内建一个考察站。那时候，我问阿根廷和澳大利亚，他们说你们要在南极圈之内建站，可不是容易的，要付出血的代价。我当时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说，我建长城站有经验，什么血的代价？真正进入南极圈以后，才明白人家这话的分量。

董卿：1989年1月14日，郭老率领着科考队进入南极圈内，在建造中山站的时候遇到了特大的冰崩。大家可能只听说过雪崩，冰崩和雪崩还不太一样，它是因为气候发生了变化造成冰川的移动的断裂，排山倒海，非常危险。（插播视频）当时翻下来的冰川最近的距离船大概有多远？

郭琨：两到三米。我们都进入了紧急战备。好多队员西服也穿上了，胡子也刮了，小皮鞋也擦得亮亮的，以为要船毁人亡，完了。当时也有写遗书的：在南极遇到困难和牺牲也是正常的，为了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是光荣的。很快，大冰山、小冰山、冰块就把船给围住了，根本动不了了。船毁人亡，历史上有记录，法国的船就是船毁人亡。

董卿：大概多长时间以后，你们发现了一线生机？

郭琨：七天。七天之后，在船的前头，开了一个大约三十米宽的口子。大家伙儿下决心往外冲，冲出来两个小时以后，我一看口子，合上了。一直到我们中山站建成，往回撤的时候，那个口子还没有张开。

董卿：无异于死里逃生。上天还是很眷顾咱们中国的科学考察船队的。今天我们也特意邀请了当年和郭老一起参与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和中山站建设的几位老队友来到现场；也特意安排了一段特殊的朗读，由奋战在一线的新一代南极科考队员，在南极为所有的前辈们朗读。

从1984年中国人第一次登上南极乔治王岛到现在，南极科考队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艰苦奋斗，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一代又一代南极科考人员把足迹留在了那样一个充满科学之谜、冰封雪埋的世界里。虽然那一天已经成为过去，但是那几代人愿意为了科学、为了国家、为了人类献出青春乃至生命的精神值得永远铭记。

朗读者读本 献给我的同代人

舒婷

他们在天上

愿为一颗星

他们在地上

愿为一盏灯

不怕显得多么渺小

只要尽其可能

唯因不被承认

才格外勇敢真诚

即使像眼泪一样跌碎

敏感的大地

处处仍有

持久而悠远的回声

为开拓心灵的处女地

走入禁区，也许——

就在那里牺牲

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

给后来者

签署通行证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舒婷的诗》

（这首诗的朗读者为：中国第三十三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长城站站长陈波、机械师王荣辉、气象预报员陈剑桥和柴晓峰、站长助理兼管理员于津洲、临时党支部书记兼哺乳动物观察员戴宇飞，以及越冬考察队成员。）

舒婷写于1980年的《献给我的同代人》是一首朦胧诗，旨在歌咏精神拓荒者、心灵启蒙者。多年之后，南极的“拓荒者”们来朗读这首诗，又产生了不同的意味，所有新时代的到来、历史新篇章的开启，都有一批先行者为后来者签署“通行证”，而这种历史使命又从来都是时代选择和个人责任感的完美结合。同一代人共同完成同一种使命，这本身就是值得历史记住的“那一天”。

船

白桦

我有过多次这样的奇遇，

从天堂到地狱只在瞬息之间；

每一朵可爱、温柔的浪花，

都成了突然崛起、随即倾倒的高山。

每一滴海水都变脸变色，

刚刚还是那样美丽、蔚蓝；

漩涡纠缠着漩涡，

我被抛向高空又投进深渊……

当时我甚至想到过轻生，

眼前一片苦海无边；

放弃了希望就像放弃了舵柄，

在暴力之下只能沉默和哀叹。

今天我才有资格嘲笑昨天的自己，

为昨天落叶似的惶恐感到羞惭；

虚度了多少年华，

船身多次被礁石撞穿……

千万次在大洋里撒网，

才捕获到一点点生活的经验，

才恍然大悟，

啊！道理原是如此浅显：

你要航行吗？

必然会有千妖百怪出来阻拦；

暴虐的欺凌是它们的游戏，

制造灭亡是它们唯一的才干。

命中注定我要常常和它们相逢，

因为我的名字叫作船；

面对强大于自身千万倍的对手，

能援救自己的只有清醒和勇敢。

恐惧只能使自己盲目，

盲目只能夸大魔鬼的狰狞嘴脸；

也许我的样子比它们更可怕，

当我以命相拼，一往无前！

只要我还有一根完整的龙骨，

绝不驶进避风的港湾；

把生命放在征途上，

让勇敢来决定道路的宽窄、长短。

我完完全全地自由了，

船头成为埋葬它们的铁铲；

我在波浪中有节奏地跳跃，

就像荡着一个巨大的秋千。

即使它们终于把我撕碎，

变成一些残破的木片；

我不会沉沦，决不！

我还会在浪尖上飞旋。

后来者还会在残片上认出我，

未来的诗人会喟然长叹：

“这里有一个幸福的灵魂，

它曾经是一艘前进着的航船……”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白桦的诗》

（本诗由和郭老一起参与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和中山站建设的几位老队友共同朗读，他们是：刘小汉、高登义、蔡世贵、李辉、杨雨斌。）

这首诗写于1980年11月，堪称作者的人生自况。白桦1947年参加中原野战军，任宣传员。新中国成立后在昆明军区和总政治部创作室任创作员。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才得以平反。作者借船在风浪中的前行，寓意特殊年代的遭遇；借船与风暴的搏击，寓意对恐惧、暴虐的蔑视，那一句“把生命放在征途上，让勇敢来决定道路的宽窄、长短”几乎可以看作“幸福的灵魂”的宣言。即使时过境迁，这些昂扬着理想主义的诗句触动人心的力量依然不减当年。

青春

Youth

人生有一首诗，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往往并没有读懂它；而当我们能读懂它的时候，它却早已远去。这首诗的名字就叫“青春”。

青春是那么美好，在这段不可复制的旅途当中，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记忆。不管它是迷茫的、孤独的、不安的，还是欢腾的、炽热的、理想的，它都是最闪亮的日子。

青春仿佛是一种宣言，它昭示着“自古英雄出少年”的激情；青春也是一种姿态，“心有猛虎，细嗅蔷薇”；青春更是一种勇气，带着加速度在奔跑，渴望找到未来的答案。

雨果曾经说过：“谁虚度了年华，青春就将褪色。”是的，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是用来挥霍的。只有这样，当有一天我们回首来时路，和那个站在最绚烂的骄阳下、曾经青春的自己告别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说：谢谢你，再见！

朗读者 老狼

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会有那么一首歌，唱起它，就会想起自己的青春。对于父辈来说，那首歌可能是《我的祖国》《红梅赞》《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而对于很多成长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人来说，那首歌就是《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青春无悔》。当年唱这些歌的，是一个叫老狼的歌手。

尽管老狼认为，对于他来说，“校园民谣”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标签，但他无疑已经永远和这个标签联系在一起了。1994年，《同桌的你》因为一场大学生毕业晚会而红遍全国。老狼也迅速走红，俘获了当时年轻一代的心。1995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恋恋风尘》。

多年来，老狼一直保持着并不频繁的发片频率。目前为止，他只发行了三张个人专辑。他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每首都被广为传唱，每张专辑的品质都受到业界的一致肯定。他一直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稳步发展，坚持自己的风格，也从未走出人们的视线。高晓松这样评价他：“老狼是没有被时代改变的人。他是一个不管在多么喧嚣的时代里都能安静唱歌的典范。”

朗读者 访谈

董卿：你在自己二十出头的年纪，开始了特别愉快的一段音乐的旅程——你和高晓松，还有蒋涛，你们几个人组成了一个青铜器乐队。

老狼：乐队最早是高晓松跟蒋涛他们组的，只是缺一个主唱。高晓松就跑到我们家听我唱歌，我给他唱了一首《天天想你》，张雨生的；还唱了一个马兆骏的《我要的不多》。刚唱完，高晓松说：行，就你了！特别干脆。

董卿：但是你们当时组的可是一个摇滚乐队啊，而且还是一个重金属摇滚乐队。跟你现在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很温文尔雅的样子是有反差的。

老狼：看来我掩饰得挺成功的。（笑）我觉得人年轻的时候，一般都比较自命不凡，比较喜欢出风头。那时候搞摇滚乐是特别出风头的，要留长发，要在舞台上甩这个长发。而且，那时候在学校里面，诗人啊流浪歌手啊什么的最受欢迎，所以我就给自己打造了一个流浪歌手的形象——背着一个电吉他，留着长头发，走在校园里回头率特别高。

那时候摇滚乐还没有浮出水面，都是地下演出。像我们这种学生乐队，基本上就是给人暖场的。我记得当时比较火的是唐朝、黑豹、呼吸乐队，还有老崔他们。有一年跨年晚会，我们演完了，我跟我女朋友在底下看演出，扭头一看，“崔健”，我忍不住大声喊了出来。老崔就回过头冲我点头一笑。

董卿：是不是因为唱歌好听，就特别容易讨女孩儿的欢心？

老狼：我高三的时候，喜欢一个高一的女孩儿。下了晚自习，我会在学校门口等着她，然后我们会骑过长长的胡同。那时候也不觉得累，可以整天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里面转来转去，去了好多好多地方。现在让我骑十五分钟，估计已经累得不行了。

董卿：说到音乐事业的发展，1994年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是你青春历程当中里程碑式的一年。

老狼：绝对的。1994年我参与了大地唱片《校园民谣1》的录制，我唱了高晓松的三首歌——《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还有一首《流浪歌手的情人》，一夜之间我变成了歌星。我以前最崇拜齐秦、李宗盛、罗大佑，突然发现我跟他们是一类人了。然后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唱歌的叫老狼，还说怎么会叫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1995年我上春节晚会的时候，当时还比较保守吧，节目组还特意把“狼”给改成了郎君的“郎”，老郎。（观众笑）实际上唱得简直是一塌糊涂，但是我觉得那段经历也挺好。

董卿：你现在再回过头来想，你觉得有哪些那个时候做的事情现在不会再去做了？

老狼：我觉得现在绝对不会再谈恋爱了。前一阵我们收拾房间的时候，还找着了一盒子情书。我现在都不太敢看，太肉麻了。（笑）现在绝对写不出来。

董卿：意味着什么呢？

老狼：意味着青春不再。（笑）

董卿：可能更多的感情，只是没有那么直白地表达出来了，它还会在心底。年龄是回不去了，但是我相信，情感变得更丰厚，更深远了。这是我们用青春换来的。你让我们很意外的是，在中学追到的女生一直是你的太太，你们有二十多年了吧？

老狼：可能得有三十年。其实中间我们也分手过，她又喜欢上另外一个男孩儿。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一个场景就跟大片儿一样，就是最后一次我送她到公车站，她上了车，但是还有点依依不舍。她坐在最后一排回头看着我，眼泪在“哗哗”地流，公共汽车的后窗特别脏，特别像一个老电影的感觉。

董卿：你没有拔腿追啊？

老狼：我好像没有。我如果追是不是就太像电影了。但是后来她还是回到我身边了，我觉得挺好的。

董卿：分分合合，也是青春的一个过程。现在呢？现在你的日常是什么样的？

老狼：现在的日常就是奶爸的日常。最近有人采访，说你最近听什么音乐？我说我最近听的“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全是这种儿童歌曲，什么正经音乐也没听过。我完全被一个小孩儿给俘获了，一点自我都没有。

董卿：这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

老狼：谁知道呢。我在算，我六十的时候他才十六，到时候我会不会被他气死。我觉得男孩儿十四五岁、十六岁的时候最讨厌，就是荷尔蒙嘛，要叛逆，要脱离家庭，怎么看父母怎么不顺眼。我那时候也这样。

董卿：可能也就是因为经历过那一段日子，你才会更好地去爱你的父母。

老狼：我是一直到大概三十岁的时候，才体会到那种跟父母在一块儿的特别温暖的东西。他年轻的时候老揍你，你觉得他特别有劲儿。到他老的时候，你就觉得他的肌肉已经松软了，你搂着他，现在想起来特别温暖。

董卿：那你现在会怎么来定义青春呢？

老狼：我不太敢定义，只觉得青春是荷尔蒙，是不计后果的、冲动的、亢奋的，是闪亮的日子。

董卿：那你今天要为我们读什么呢？

老狼：今天我想给大家读的是我大学时候最好的朋友石康创作的《晃晃悠悠》，献给我们的八十年代。

董卿：我看他曾经写过一篇文字说，他在大学的时候，唱得比你还好呢。

老狼：是。

董卿：他叫你王胖子是吗？

老狼：对。啊，这个你都知道？（笑）

董卿：他说老康我起步很早，比王胖子唱得还好，但是他后来火了，我就不唱了。

老狼：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作家讨厌的地方，他们总在文章里美化自己，贬低别人。

董卿：事实不是这样的吗？

老狼：当然不是了。（笑）

董卿：那你今天还选了他的作品。

老狼：其实现在回看当年他写的这些东西，有很多特别肉麻、特别稚嫩的地方，但那就是我们的青春。

朗读者读本 晃晃悠悠（节选）（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朗读者 余秀华

很多人都觉得，诗歌是一件极其雅致的事情，甚至离我们的生活有点远。但是，就有这样一位农村女性，长期生活在乡间，身体带有残疾，却把那泥土中的生长、门墩上的期望化作了最有力量的诗句。很多人把她比作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但她却说：不，我就是我，我是余秀华。

余秀华因出生时缺氧而导致脑瘫，行动不便，说起话来口齿不清，但疾病并没有影响她的智力。2009年，三十三岁的余秀华正式开始写诗。2014年，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让她成为网络热议的人物，但是她自己并不认为这是一首好诗。同年11月，《诗刊》发表其诗作。2015年，她的诗集《月亮落在左手上》《摇摇晃晃的人间》相继出版，她也正式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唯一一个诗集销量超过十万册的现象级女诗人。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但一切又似乎都在情理之中。对余秀华来说，诗歌“充当了一根拐杖”，让她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行走，散发自己灵魂的光芒。

朗读者 访谈

董卿：你怎么评价自己的青春呢？

余秀华：我觉得我的青春是一个非常晦涩的青春。从我读书到结婚，都是很晦涩的。

董卿：那你在读书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余秀华：我是本能地很努力，非常努力地在学习。也许仅仅是为了好胜心，我不能比别的人差。我的性格非常倔强。当年读高中的时候，我爸妈是不愿意我再上学的，他们知道我的身体，不可能真正地去上大学。大学对残疾人的录取标准也是非常严的。但是我就一个人跑到学校去，直接跑到校长办公室，我要求上学。校长看我求学心切，就同意了。

董卿：读高中就要住宿了吧？你能完全自己照顾自己吗？

余秀华：我真的是不愿意去食堂，我觉得我排在同学中间，周围的人会看着我。我吃饭的样子也不好看。别人老是看着，我心里就不太舒服，我害怕他们看我，我特别紧张。我一紧张，就会想我会不会又把饭搞到地上去了。

董卿：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那么紧张了，不再害怕别人看你吃饭的样子了？

余秀华：我到现在都挺害怕的。我觉得一个人的自卑心理，真的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解除的。

董卿：可是你现在已经出版了诗集，证明了你的才华，还会自卑吗？

余秀华：就算这些事情能够证明我的才华，但它证明的仅仅是我的才华而已。它并不能改变我生命、生活里的许多琐碎的事情，还是得靠你一点一点地去做。在这个过程里产生的自卑，产生的绝望，它还是存在。假如说才华是上天给我的一个补偿，那么还一定有它不会给你的东西，永远也不会给。从这一方面讲，它又是生命的平衡性。

董卿：你愿意交换吗？如果上天可以让你交换，你愿意用你的才华，这些诗，交换一个正常的身体吗？

余秀华：我觉得也不好。放眼望去，大街上全都是好看的面孔，但是这些面孔后面有没有一个美丽的灵魂？这是主要的。

董卿：你有一个独特的灵魂。

余秀华：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但很多人在生活的过程里，自己掩盖了自己的独特。我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这样的人天然地具有一种毫无顾忌的心理，所以我不需要掩盖自己本身的独特。这反而成就了我。

董卿：我们来感受一下这种平衡和未加掩盖的独特吧。当很多人觉得听余秀华说话都有点累的时候，我们不妨来听听她心里的声音，那种声音很美。（董卿朗读）

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

当我注意到我身体的时候，它已经老了，无力回天了／许多部位交换着疼：胃、胳膊、腿、手指／我怀疑我在这个世界作恶多端／对开过的花朵恶语相向。我怀疑我钟情于黑夜／轻视了清晨/还好，一些疼痛是可以忽略的：被遗弃，被孤独／被长久的荒凉所收留／这些，我羞于启齿：我真的对他们／爱得不够

董卿：在你的诗里，有那么多的篇章都在写爱情。

余秀华：缺什么补什么。（笑）十九岁的时候我就结婚了。我记得上半年我还在学校，下半年我就结婚了。我真的不知道结婚意味着什么，我甚至不知道结婚以后还要生孩子，还要两个人在一起怎么样。我真的一无所知。所以一结婚马上就觉得不适应。因为自己的无知，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这可能是上天从我生命里拿走的、不会归还的一部分。

董卿：2015年你离婚了，这段婚姻维持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

余秀华：对，整整二十年。所谓的“贫贱夫妻百事哀”，哀的不仅仅是你在婚姻里面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困难，还哀的是两个不对等的灵魂在里面的煎熬。所谓的“贫贱”，“贫”是可以好转的；但是“贱”，我觉得更是一种心理的落差，有落差才有“贱”的产生。但我从来不觉得我的灵魂比我前夫的高贵，我只是觉得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里，观点的不一致，心灵的煎熬是一种“贱”。

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有钱了，也不是很多钱，就是我的钱可以给他买一个房子，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个房子，婚就离了。就这么简单。

董卿：那你现在一个人，是不是觉得自由了呢？

余秀华：不一定离了婚就很自由，我现在也很不自由啊。

董卿：为什么这么说呢？

余秀华：我觉得最好的自由是你的生活状态是你最喜欢的。但是我这个身体，这个外貌，很不符合男人的审美标准。不过我也有恐惧的时候，当有一个人真正爱我的时候，我又会马上退缩。我真的是害怕。我也不知道自己怕什么，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搞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董卿：所以你很矛盾。其实一方面你很勇敢，你可以去主动追求你所爱的人，你喜欢的人；可是一方面你又在逃避。

余秀华：我又很自卑。所以我是一个很纠结的个体，纠结的灵魂吧。

董卿：也许就是这样的灵魂可以让你写出诗。我也很喜欢你写的这首，叫《五月之末》：“一朵花开够了就凋谢，但是我不能／衰老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我竟如重刑犯/保持缄默”。那你还相信未来吗？

余秀华：从我年轻的时候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相信过未来。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

董卿：你还相信有一天，可以找到一个相爱的人吗？

余秀华：我真的希望有一个人来疼我，来爱我，来关心我，来照顾我。但是谁会这么无私地来爱你一个残疾人呢？大街上有漂亮的、好看的，随便抓一个都比我强。想到这些事情，我觉得自己很可悲。

董卿：但你还是把很多的美好留在了你的诗歌里面。

余秀华：我得活着，所以我得依靠幻想来活着。

董卿：你把在现实生活中所体会到的疼痛、残缺，甚至撕裂，作为了你创作灵感的源泉，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余秀华用最摇晃的步伐写出了最坚定的诗句。那些诗句就像阳光透过了水晶般闪耀出光芒，也折射出了你的灵魂。我期待着有一天，你告诉我：“我对某一个人说出了我爱你。”

余秀华：会的。如果下辈子还能相遇，我会告诉你。

董卿：那你要为大家读什么？

余秀华：我为大家读一首诗，叫《给你》。

董卿：你想献给谁？

余秀华：献给曾经我喜欢过的那些人。

朗读者读本 给你（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朗读者 冯小刚

“记忆就好像是一块被虫子蛀了很多洞的木头，这块木头上刻满了我的青春往事。有蹉跎岁月，也有鲤鱼跳龙门；有对生活的坦白，更有对朋友的怀念。”写下这番话的人是冯小刚。年轻时他是美工、编剧；中年时他是著名导演、“贺岁片之父”；如今他是中国商业电影的一面旗帜。

1984年，冯小刚担任剧情片《生死树》的美术助理，从此进入电影圈。1991年，担任《编辑部的故事》的编剧，凭借此剧在行业内占据一席之地。1997年，执导中国内地首部贺岁电影《甲方乙方》，奠定了他黑色幽默的电影风格。后来，又先后推出《不见不散》《没完没了》《非诚勿扰》《私人订制》，冯小刚的名字和“贺岁片”紧密联系在一起，也与中国电影的商业意识联系在一起。而《集结号》《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这个序列，则让冯小刚与中国电影的问题意识和社会格局变成了话题。

近年来，在导演的身份之外，冯小刚还多了“演技派”的称号。2015年，他凭借《老炮儿》中的本色演出夺得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无论是导演还是演戏，冯小刚始终瞩目于小人物命运的喜剧化表现，冯氏幽默也成了现代中国电影的重要标签。

朗读者 访谈

董卿：我先做个调查吧，现场没有看过冯小刚导演电影的请举手，我看看。（观众笑，无人举手）您是不是应该谢谢大家。

冯小刚：谢谢。（鞠躬）

董卿：我们都为您的票房做出过贡献，也都被您的电影感动过，影响过。那冯导今天就好好给我们讲讲您的青春岁月，好不好？按年龄来算，您的青春期应该在六七十年代吧。您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进了部队文工团了。

冯小刚：对。1977年。那个时代，当兵是最光荣的。我当的是文艺兵——我这模样当文艺兵，大家别误会，我不是唱歌跳舞的，我是画画的，做舞台美术的。一个工作是画舞台的布景，包括设计。另外一个呢，就是装台、卸台。一幕结束，下一幕开始，会有一个幕间曲。在这个幕间曲里头，大幕关上之后，所有的人都冲到台上来，你看到幕布在往上升，下一幕的幕布在往下降。七八年的时间，我都在剧院的礼堂上面拉吊杆。

董卿：演出是在礼堂里边，那您应该对这个礼堂会有很深刻的印象。

冯小刚：礼堂是从小伴随我长大的、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地方。你听这俩字，“礼堂”，我现在想起来，还能想到礼堂上爬满了爬山虎。礼堂有穹顶，有那种大的罗马柱，每个礼拜有一场电影。电影票是机关食堂每个周六的中午卖，五分钱一张。那个时候拿五分钱挺当钱的。要是家里头有五个孩子，这就变成了两毛五。这在支出上是一件大事。

我从小就爱画画。比如说月票都是我自己画的。电影票也可以画。那时候给我留下最好印象的一个电影叫《半夜鸡叫》，是一个动画片。

董卿：那不是周扒皮的故事嘛。

冯小刚：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日后我成为导演，后来也拍了一些喜剧，跟我从小看《半夜鸡叫》这个动画片有关系。

董卿：现在想想，那种快乐挺美好的。好多人跟我说，如果你是在部队文工团当过兵的，特别是男同志，都会有一个青涩而美好的情结，就是女兵。

冯小刚：每个战士的心里头都住着一个文工团的女兵。（观众笑，鼓掌）我那时候在美术组。我们美术组的楼上是舞蹈队的学员队。学员每天中午练完功了就去洗澡。洗完澡她们就露着修长的脖子，带着那种洗发水的香味，湿着头发，每人拿一个脸盆，从院子里经过。所以我会成心算计在她们经过的那个时间，拿着饭盆去食堂，希望能和她们打一个照面。但是有的时候走过去了，她们也没过来。我不甘心，就再走回到我的宿舍楼。有时候可能走三趟才能赶上。（笑）

董卿：有您特别喜欢的吗？

冯小刚：有，而且不止一个。

董卿：一般暗恋对象都是一个。

冯小刚：因为自卑感太强了，觉得她不可能喜欢你，所以就索性对整个群体产生了一种向往。我把这些情节都改编到了《芳华》这部电影里。我觉得那个时候确实它是既有革命的浪漫主义，又有革命的英雄主义。

董卿：部队生活1984年就结束了。您对部队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在离开前，会不会有一段很难受的日子？

冯小刚：我很留恋部队。我觉得脱了军装之后，你就，怎么说呢，特别像一个拆了框子的油画了。我后来在《我把青春献给你》里也写了，离开部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非常不舍。

董卿：我能为大家读一段吗？

冯小刚：好。

（董卿朗读：我记得去城建开发总公司报到的前一天晚上，本来我已经躺下了，忽然意识到明天我就沦为一名平头百姓了，一种对军队的留恋，让我心如刀绞。我起来重新穿上军装，站在大衣柜前，望着镜子里的军人依依不舍。我转过身对母亲说：“您坐好了，我给您敬个礼吧。您好好看看，明天儿子就不能穿军装了。”母亲也很动情，露出了不胜惋惜的神情。她说：“你穿什么，也不如穿军装好看。”那一夜，我一直穿着军装，抽了很多烟。天亮了，才摘下领章和帽子上的五角星，郑重地交给母亲代为保存。）

冯小刚：因为对部队的这种感情，所以我拍了《集结号》；又因为对部队这段生活的留恋，这次又拍了《芳华》。我算没有辜负部队对我的培养吧。

董卿：现在再看，其实所有的青春年华都仿佛在为今天做着一些准备。您怎么样来定义“青春”？

冯小刚：我觉得应该是“单纯”这俩字。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在青春里。我成为不了特别成熟的人。像陈道明、张国立，他们有时候会说：哎呀，小刚你六十了，有时候还是很幼稚。我把这当成对我莫大的一个表扬。我为什么要按着一个年龄的标准去做，好像什么年龄的人就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我现在依然是不着调的，依然是有点随心所欲的。

董卿：我特别喜欢阿瑟·克拉克墓志铭上的那句话：“我从未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

冯小刚：说得太好了！“我从未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

董卿：那您今天要为大家读点儿什么呢？

冯小刚：读一首诗，叫《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

董卿：您把它献给谁呢？

冯小刚：献给你们和我们的芳华。

朗读者读本 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朗读者 徐和谊

2017年3月25日，《朗读者》节目迎来了一对夫妻——赖敏和丁一舟，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虽说赖敏患有罕见的遗传病，这种病让她走路走不稳，站立站不稳，很难控制自己的面部肌肉，甚至最后失去生命，但她和丈夫丁一舟依然那么乐观，依然那么相爱，依然行走在路上。

在那期节目中，他们幸福地透露，赖敏已怀有身孕，他们期待着为人父母。节目播出之后，很多观众关心他们，一直在反复询问他们俩的情况怎么样了，他们的孩子能否来到这个世界，赖敏能否如她所愿做一个母亲，他们未来的生活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的心也被他们的故事牵动着。他愿意代表北汽集团为赖敏和丁一舟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借此机会，赖敏和丁一舟再次被邀请上舞台，讲述他们的故事。

朗读者 访谈

董卿：你把头发剪了，你是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了是吗？

赖敏：对啊。丁一舟最近在研究怎么教育小孩儿，在看相关的视频。

董卿：参加完我们的节目，赖敏需要在北京做一个更长时间的检查，丁一舟好像就自己先回喀什了。这是你们俩第一次分开是吗？

丁一舟：是的。

赖敏：第一次分开这么长、这么久。其实我很牵挂他的。

董卿：赖敏在北京要做产前的羊水穿刺，你是不是不在她身边也很担心？

丁一舟：我很焦急，也挺担心的。

赖敏：当时他跟我说，他失眠了一个晚上。他告诉我，他往前多赶了一百多公里，我说既然你身体都这么累了，你就最好别往前赶了。

董卿：其实他希望多赶点路，就能早一点见到你。

赖敏：是。我跟他说了，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分开了。我们分开了以后，才感觉到原来对方在自己心中那么重要。

丁一舟：其实我们两个早就把两个人过成一个人了，突然就分开的话，很不习惯。

赖敏：他那天忽然发微信给我，叫我“宝贝”。以前，这些话他都说不出口的。

董卿：分开了才知道，无论如何，只要在一起就好了。

赖敏：对。我说我是蜡烛，他是我的蜡烛芯。

董卿：现在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检查的结果怎么样了。

赖敏：其实我也很想知道。

董卿：那我赶紧请出你去做检查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妇产科产前诊断专家张璘医生。

张 璘：我们在对赖敏进行遗传学分析的时候，发现赖敏这个基因突变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突变类型。目前有关这个基因突变，国内外还没有相关的文献报道。通过家系图的绘制，我发现她的家族里男性、女性都有发病，并且代代都有遗传。按照这样诊断的逻辑和遗传的模式，赖敏宫内的胎儿有50%的概率患病，我们预计会在一到两周的时间内完成对胎儿的产前诊断工作。

董卿：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丁一舟：挺煎熬的。

赖敏：但是不要紧。因为我跟他商量过，如果孩子健康的话，我会跟他说：“恭喜你，丁一舟，你要当丁路遥的老爹了。你人生中又多了一份责任哦。”

董卿：可是万一是不好的消息呢？

赖敏：万一不好的话，我只能跟他说对不起了。

丁一舟：这个没有关系。

董卿：没有什么对不起。这是两个人都会觉得很遗憾的事情。我真的希望你们的爱可以感动上天。我记得上一次赖敏跟我说，哪怕有一天我不在了，起码我生命的一部分在延续，在继续爱着丁一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们的故事不仅牵动着很多观众的心，也牵动着我们《朗读者》的独家冠名商北汽集团的十三万名员工的心。今天北汽集团的董事长徐和谊先生也来到了现场。而且徐董今天不仅是带着关心来的，更是带着一些实际的帮助来的。

徐和谊：看了上一期节目，被赖敏和一舟两个人的爱和坚持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北汽华夏出行，想为赖敏和一舟打造一个专属的、特殊的服务。比如说提供在他们的旅行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车辆支持。比如说，每到一站，要做检查，我们帮着她联系当地的医院；小宝宝生出来之后，我们提供车辆把他们送回家。

董卿：太好了。你们接下去所有的行程都有了安全的保障。我们还有一个现场捐赠的仪式。

徐和谊：今天我把华夏出行的第一张VIP卡赠送给你们夫妇二人。华夏出行倡导的理念是绿色出行、智慧出行和快乐出行。

董卿：我觉得徐董今天难得来到我们《朗读者》的现场。我们节目组常说，《朗读者》遇到北汽集团，就仿佛是小草遇到了阳光雨露，使得它有了蓬勃生长的可能，让更多的人去享受这样一片绿色。所有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最终都要还原成一个朗读者的面貌，所以徐董您是不是也在这里为我们朗读一段您所喜爱的文字？

徐和谊：好。今天的主题是“青春”，青春就好比百米赛跑的起跑，所以我想把艾青的《时代》献给那些把自己的青春献给自己所热爱的事业的人们。

（编者补记：2017年5月2日，羊水穿刺的结果显示，丁路遥还是遗传了赖敏的带病基因，奇迹没有发生。5月14日，母亲节那一天，医生给赖敏打了催产针。当针尖刺破肚皮时，赖敏知道，是时候和宝宝告别了。5月15日凌晨三点半，赖敏接受了引产手术。丁路遥是个女孩，长得像赖敏。赖敏说：“她是天使，我很开心做了她仅有一瞬的妈妈。”）

朗读者读本 时代

艾青

我站立在低矮的屋檐下

出神地望着蛮野的山岗

和高远空阔的天空，

很久很久心里像感受了什么奇迹，

我看见一个闪光的东西

它像太阳一样鼓舞我的心，

在天边带着沉重的轰响，

带着暴风雨似的狂啸，

隆隆滚碾而来……

我向它神往而又欢呼！

当我听见从阴云压着的雪山的那面

传来了不平的道路上巨轮颠簸的轧响

我的心追赶着它，激烈地跳动着

像那些奔赴婚礼的新郎

——纵然我知道由它所带给我的

并不是节日的狂欢

和什么杂耍场上的哄笑，

却是比一千个屠场更残酷的景象，

而我却依然奔向它

带着一个生命所能发挥的热情。

我不是弱者——我不会沾沾自喜，

我不是自己能安慰或欺骗自己的人

我不满足那世界曾经给过我的

——无论是荣誉，无论是耻辱

也无论是阴沉的注视和黑夜似的仇恨

以及人们的目光因它而闪耀的幸福

我在你们不知道的地方感到空虚

我要求更多些，更多些呵

给我生活的世界

我永远伸张着两臂

我要求攀登高山

我要求横跨大海

我要迎接更高的赞扬，更大的毁谤

更不可解的怨恨，和更致命的打击——

都为了我想从时间的深沟里升腾起来……

没有一个人的痛苦会比我更甚的——

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而我却沉默着

不甘心地，像一个被俘虏的囚徒

在押送到刑场之前沉默着

我沉默着，为了没有足够响亮的语言

像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

抒发我的激情于我的狂暴的呼喊

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

我爱它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

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

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

我在它的前面显得如此卑微

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

让它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艾青诗全编》

著名诗人艾青有很多诗句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最让人难忘的莫过于“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在这首《时代》里，一如既往地昂扬着艾青式的理想主义风格，对太阳所象征的未来的热烈期待，对广阔大地的深沉的情感，都化作了讴歌时代的兴奋和克服现实焦虑和黑暗笼罩的勇气。“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是英雄主义的情怀；而“我不是弱者”却是生命的个性宣言，这宣言拥有穿透永恒的力量。

朗读者 郎平

2016年8月21日，在巴西里约，中国女排姑娘们时隔十二年又一次站上了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这也是最年轻的一届中国女排姑娘，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四岁，她们开拓了中国女排的第三个黄金时代。而在这样一个让举国振奋喜悦的好成绩背后，有一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名字——郎平。

三十多年前，从1981年到1986年，以郎平为代表的中国女排创下了世界排球史上的第一个五连冠，让中国人感受到了民族崛起的信心和能力，也让那个时代留下了一个深刻的记忆。她们的青春，是奋斗的青春，是拼搏的青春，是荣誉和汗水交织的青春。如今，当年五连冠的功臣们大都离开了体育一线，只有郎平一个人，不与世界妥协，仍然从事着自己最热爱的排球事业。

1985年，郎平宣布退役。2013年，在国际排联公布的排名中，中国队仅列第五位，危难关头郎平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虽然重新出山的路并不好走，但她没有令大家失望。2015年5月，她带领中国女排重夺亚锦赛冠军；同年8月，又夺得世界杯冠军。2016年，中国女排战胜塞尔维亚队，赢得里约奥运会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的中国女排，再一次唤起了国人对于女排精神的集体共鸣，郎平也成为中国体育界唯一跨越时代，能够让年轻人和中老年人找到共同话题的 偶像。

朗读者 访谈

董卿：一直就很期待您能够来我们的节目。我记得一月份节目开录的时候，我就给您发信，后来您回信说：我正在美国做手术呢。

郎平：我身上多年的老伤，反应比较厉害；特别是奥运会完了以后，终于有时间去好好地修理修理了。

董卿：相比这次出任总教练，更让您难以做决定的是2013年要出任女排主教练那个时候，好像您用了很长时间才下了这个决心。

郎平：当时我看到女排的情况不是太好，我就想我能把她们带到哪里？因为这一批运动员对我来讲已经很生疏了。所以一时间，理不出头绪来。另外一个考虑的问题就是身体。因为我知道我这人干活儿习惯十全十美，要干就干到最好。

董卿：豁了命。

郎平：对，玩命。要说体能不行，您就别揽这活，所以我就是来回来去地在考虑吧。

董卿：下定决心，好像已经是某一天的凌晨三点钟了。

郎平：对的。我当时算了一下，离我退休还有一个四年，还能做点事。哪怕就是为中国女排留下一些经验和一些训练的方法，同时带带年轻的教练，也是值得的。

董卿：在2016年8月21日那一天，所有的付出都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我们来重温一下当时激动人心的场面吧。（大屏幕播放中国女排奥运会夺冠场面）

董卿：夺冠那一刻您会流泪吗？

郎平：最后我已经欲哭无泪了。我就觉得，哎哟，终于完了，心里这块石头放下了，好像也没有眼泪了。

董卿：您真的很有经验。因为您自己有当队员的经验，有常年执教的经验，您可以很好地和这些姑娘们融合在一起。就像朱婷在里约打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压力特别大，可您就特别能够理解她。

郎平：对，因为我也是做主攻手。大家都说，哎呀，铁榔头，铁榔头，但其实作为主攻手，一个主要得分手，压力是很大的。那个时候，只能更多地给她鼓舞。不光是对她，我对我们所有的队员都说，上去以后别怕输，你也别想输的事，我来干吗？我是来赢的！

董卿：我听他们说，总局的食堂，女排的姑娘是每天中午吃饭去得最晚的，为了等你们队的姑娘们，往往大师傅都趴在桌上快睡着了。

郎平：我们平时训练是很艰苦、很枯燥的。扣球，练一个斜线，那斜线还分很多种呢。练其中一种，可能就得扣两三个小时。这还不是一天，是每一天都这样。常态一般是在早上八点半开始训练，一直到一点或者是一点半。

董卿：运动员的作息是这样，教练员其实会比她们有更长的工作时间。

郎平：像老师要备课一样的，要写出作战方案。你不能说你看比赛的过程，让队员也去看，因为时间太长了。作为教练，一定要提炼精华，然后给她们一个最简短的、最明确的方案，指导怎么去打。

董卿：去年在奥运期间，您有一段吃方便面的视频在网上传得特别火。

郎平：因为没办法，我们要打的对手，很可能是最后一场球。我们的录像师回来以后，马上给我做录像，然后我就要等到十二点到一点。我要看，看完以后我要出方案。人用脑子的时候是很饿的。

董卿：那您是吃胖了，还是吃瘦了呀？

郎平：瘦了。回来一看，怎么一照相我的脸都尖了。我说尖了好，挺上相的。当时一称，减了十四斤，七公斤。因为这根弦老绷着，包括睡觉，所有的梦全是比赛。

董卿：在最后夺冠的那一刻，姑娘们站上领奖台，你有想到自己，三十二年前的自己吗？

郎平：我现在基本上给我自己以前的历史做一个屏蔽，我现在是教练员。当时颁奖还不让我们教练在场，让我们在观众席上。我觉得特失落。而且我们都没有奖牌，教练是没有奖牌的。但我看我们队员一个个的特漂亮，在那唱歌，我们也跟着唱国歌。

董卿：真的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多么骄傲和自豪的事情！我手上拿的是郎指导的日记和书信，是1986年出版的。这里边有一篇写的就是1984年奥运会夺冠的那一天。“1984年8月8日，胜利了，胜利了！是梦，这是梦吗？我只感到我们场上的六个人是那样的和谐、默契，那只球是那样的听话，任我们随心所欲。站在球场上的中国队，告诉人们，她们无所畏惧。”

其实那个时候夺冠，我觉得更艰难。因为无论从国力来看，还是从整个女排的身体素质来看，比美国、比巴西要差一大截。

郎平：我是一米八四，现在在中国女排都找不到位置了。那会儿确实身高都挺矮的。但是那会儿美国、古巴，包括苏联——我们那会还叫苏联呢——那些欧洲队，都是那种又壮又高的。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些男陪练。他们打球力量大、速度快。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个陪练站在高台上打，我们前排拦网判断错了，一下子给闪开了，这球“啪”就糊我脸上了。我当时就觉得，不是疼啊，是觉得脸都爆了。后来她们看，连瞳孔都放大了，脑震荡。我说现在我记忆不好，可能就跟那个球有关系。（全场笑）

董卿：当时每天有没有一个量化的训练？

郎平：有。我现在想起来都出汗。我们每天大概防守就要练两个小时。更可怕的是，除了防守还有扣球一系列的。完了以后，我每天加班。加班就是所有队员给你捡球，教练一对一开始防守。每天除了这么高强度的训练之外，我要单独拎出来“吃小灶”就是极限防守。有一次早上八点开始练的，一直扣到下午三点，七个小时。第二天腿全肿了。我觉得教练就是折磨你，就是让你在特别困难、特别不顺的时候，还得平复情绪，还要保持斗志。

董卿：现在再回忆这样的一段青春岁月，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呀？

郎平：我最大的感受是还好我打排球，不然就不能这么幸运，能够在女排这个集体，遇到这么好的教练，这么好的队友；在女排最辉煌的时候，我参与了，而且我还是一个主力队员。我觉得我特别幸运。

董卿：那您今天到我们现场来，是要为大家读点什么呢？

郎平：我希望能给大家读勃兰兑斯的《人生》。

董卿：是要把它献给谁呢？

郎平：把它献给一直支持我们中国女排的人。

董卿：说起关心、爱护中国女排的观众，我们今天现场还真有一些中国女排的老观众，铁杆球迷。你们好，自我介绍一下吧。

张庆坤：我叫张庆坤，今年七十五岁，来自北京。我原来是医务工作者，从1981年就开始追随中国女排，一直到现在。当时咱们国家刚刚改革开放，电视还没普及，我老伴特别支持我看球，就把他积攒多年的纪念邮票、特种邮票，还有六十年代发行的邮票，一共十几本，都卖了，买了一个12寸的黑白电视，支持我看女排。当时我们家住在单位的筒子楼，每到晚上，男女老少都来看女排比赛。当时那个场面，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观众鼓掌）

李忠仙：我叫李忠仙，来自陕西西安，今年五十四岁。1981年女排夺冠那天晚上，中国沸腾了，我们西安市也沸腾了，走在大街上，满大街的人拿着洗脸盆敲，拿着扫把点着了当火炬。我们喊的口号是“向女排学习，向女排致敬，振兴中华”。（观众鼓掌）回去睡不着觉，我就连夜写了篇作文叫《向女排致敬》。第二天早上就给了语文老师张自生，结果张老师激动地在操场主席台上用大喇叭读了。然后老师说：李忠仙，你不要学理科了，改文科吧。从此一个理科生变成文科生了。（全场笑）郎导永远是我心中的标杆，一个灯塔，让我追随着。

董卿：谢谢你们！你们说出了很多人共同的感受，共同的心声。今天还有一位很特殊的资深球迷也来到了现场。掌声欢迎宋世雄老师！宋老师跟女排的渊源就久远了，您解说过得有好几百场女排的比赛了吧？

郎平：宋老师不但球解说得好，而且是我们的福星，我们说重大比赛一定要宋老师解说我们才能拿冠军。

宋世雄：我和郎导是深交，相识三十九年。对她的功绩，对她的人品，对她的性格，可以说了如指掌。1979年，中国女排参加第二届亚洲女排锦标赛。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赢过日本，但在这次比赛里，中国队赢了。我采访了郎平，那个时候郎指导谈到她的理想就是为国争光。她那时候讲了几个字：敢打、敢拼，还得敢赢。过了三十九年了，这句话我记忆犹新。中国女排就得有不怕牺牲的精神，这就是一种传承。（观众鼓掌）

董卿：您也是永远激情澎湃，永远青春。

宋世雄：大家在球场上看到的是铁榔头，但实际上郎指导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好女子啊！（全场笑）

董卿：在生活里是一个很温和的女性，这个只有她丈夫知道啊。（全场笑）

宋世雄：她丈夫才跟她多少年，我跟她三十九年呢。当然，感情是不一样的。（全场笑）

董卿：在家里，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太太呢？

郎平：惭愧啊！这做饭也不会，就是蹭饭呗。（全场笑）我这人只会给人精神食粮。我们俩都是他让着我，他是倾听者。我无聊的时候……

董卿：郎指导的爱人是考古专家。（观众鼓掌）

郎平：我说你当我的历史老师，给我恶补一下，元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笑）反正挺有意思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调剂，也是一种享受吧。

董卿：美好的家庭关系也是能够让我们保持青春状态的一剂良药啊。今天不仅是宋老师来了，我们新一代的女排队员也来到了现场，掌声欢迎姑娘们。（女排姑娘上场，全场笑）我第一次有了矮人一截的感觉。这几位大家都不陌生，袁心玥、惠若琪、魏秋月、徐云丽，欢迎你们。先每人一句话，说说你们心中的郎指导。

郎平：小心点儿哦。（全场笑）

惠若琪：郎导在我们心目中就是场上的战士，场下的女神。

魏秋月：我觉得郎指导还有非常小女人的一面，比如我们奥运戴的驱蚊手表，郎导戴的是HELLO KITTY。（全场笑）

袁心玥：郎导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个偶像，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徐云丽：我觉得郎导是一个能够带给我们希望，带给我们光明和力量的人。

董卿：今天女排姑娘们也都做了准备，她们要先把一小段朗读献给郎指导，然后再请郎指导朗读。有请！

朗读者读本 理想（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人生

［丹麦］勃兰兑斯

这里有一座高塔，是所有的人都必须去攀登的。它至多不过有一百级。这座高塔是中空的。如果一个人一旦达到它的顶端，就会掉下来摔得粉身碎骨。但是任何人都很难从那样的高度摔下来。这是每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他达到注定的某一级，预先他并不知道是哪一级，阶梯就从他的脚下消失，好像它是陷阱的盖板，而他也就消失了。只是他并不知道那是第二十级或是第六十三级，或是哪一级；他所确实知道的是，阶梯中的某一级一定会从他的脚下消失。

最初的攀登是容易的，不过很慢。攀登本身没有任何困难，而在每一级上从塔上的瞭望孔望见的景致都足够赏心悦目的。每一件事物都是新的。无论近处或远处的事物都会使你目光依恋流连，而且瞻望前景还有那么多的事物。越往上走，攀登越困难了，目光不大能区别事物，它们看起来都是相同的。同时，在每一级上似乎难以有任何值得留恋的东西。也许应该走得更快一些，或者一次连续登上几级，然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通常是一个人一年登上一级，他的旅伴祝愿他快乐，因为他还没有摔下去。当他走完十级登上一个新的平台后，对他的祝贺也就更热烈些。每一次人们都希望他能长久地攀登下去，这希望也就显露出更多的矛盾。这个攀登的人一般是深受感动，但却忘记了留在他身后的很少有值得自满的东西，并且忘记了什么样的灾难正隐藏在前面。

这样，大多数被称作正常的人的一生就如此过去了，从精神上来说，他们是停留在同一个地方。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地洞，那些走进去的人都渴望自己挖掘坑道，以便深入到地下。而且，还有一些人的渴望是去探索许多世纪以来前人所挖掘的坑道。年复一年，这些人越来越深入地下，走到那些埋藏金属和矿物的地方。他们使自己熟悉那地下的世界，在迷宫般的坑道中探索道路，指导或是了解或是参与到达地下深处的工作，并乐此不疲，甚至忘记了岁月是怎样逝去的。

这就是他们的一生，他们从事向思想深处发掘的劳动和探索，忘记了现时的各种事件。他们为他们所选择的安静的职业而忙碌，经受着岁月带来的损失和忧伤，和岁月悄悄带走欢愉。当死神临近时，他们会像阿基米德在临死前那样提出请求：“不要弄乱我画的圆圈。”

在人们眼前，还有一个无穷无尽地延伸开去的广阔领域，就像撒旦在高山上向救世主显示的所有那些世上的王国。对于那些在一生中永远感到饥渴的人，渴望着征服的人，人生就是这样：专注于攫取更多的领地，得到更宽阔的视野、更充分的经验，更多地控制人和事物。军事远征诱惑着他们，而权力就是他们的乐趣。他们永恒的愿望就是使他们能更多地占据男人的头脑和女人的心。他们是不知足的，不可测的，强有力的。他们利用岁月，因而岁月并不使他们厌倦。他们保持着青年的全部特征：爱冒险，爱生活，爱争斗，精力充沛，头脑活跃，无论他们多么年老，到死也是年轻的。好像鲑鱼迎着激流，他们天赋的本性就是迎向岁月之激流。

然而还有这样一种工场——劳动者在这个工场中是如此自在，终其一生，他们就在那里工作，每天都能得到增益。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变得年老了。的确，对于他们，只需要不多的知识和经验就够了。然而还是有许多他们做得最好的事情，是他们了解最深，见得最多的。在这个工场里生活变了形，变得美好，过得舒适。因而那开始工作的人知道他们是否能成为熟练的大师只能依靠自己。一个大师知道，经过若干年之后，在钻研和精通技艺上停滞不前是最愚蠢的。他们告诉自己：一种经验（无论那可能是多么痛苦的经验），一个微不足道的观察，一次彻底的调查，欢乐和忧伤，失败和胜利，以及梦想、臆测、幻想、人类的兴致，无不以这种或另一种方式给他们的工作带来益处。因而随着年事渐长，他们的工作也更必须更丰富。他们依靠天赋的才能，用冷静的头脑信任自己的才能，相信它会使他们走上正路，因为天赋的才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相信在工场中，他们能够做出有益的事情。在岁月的流逝中，他们不希望获得幸福，因为幸福可能不会到来。他们不害怕邪恶，而邪恶可能就潜伏在他们自身之内。他们也不害怕失去力量。

也许他们的工场不大，但对他们来说已够大了。它的空间已足以使他们在其中创造形象和表达思想。他们是够忙碌的，因而没有时间去察看放在角落里的计时沙漏，沙子总是在那儿漏着。当一些亲切的思想给他以馈赠，他是知道的，那像是一只可爱的手在转动沙漏，从而延缓了它的停止。

（罗洛 译）

选自江苏文艺出版社《世界散文精华·欧洲卷》

勃兰兑斯是丹麦的文学史家，他的文学史名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已是举世公认的权威教本。同时，他也著有一系列的名人传记，《莎士比亚》《歌德》《伏尔泰》等等。他的文字层次清晰、意象鲜明、视野开阔、美学格调高雅。入选课本的《人生》这一篇，他用高塔、地洞、工场等来寓意人生的不同阶段，书写每一个阶段可能遇到的问题，可能获得的收获。尤其是他对青年作为一种人生状态，而不仅仅是年龄特征的概括——爱冒险，爱生活，爱争斗，精力充沛，头脑活跃……赢得了无数的共鸣。

朗读者 王源

梁启超先生曾经在《少年中国说》当中，慷慨激昂地赞许年轻人对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时代的伟大意义。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九五后、○○后都已成为青年。出生于二○○○年的王源，就是这一群体的代表之一。

王源是少年偶像组合TFBOYS的成员之一，十三岁出道，在此之前就通过翻唱经典歌曲和主持综艺节目积攒了一定的人气。四年后，他被媒体称为“最受瞩目的○○后明星”。

2017年，王源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受邀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17年青年论坛。会上，王源做了两分钟英文发言，呼吁关注贫困地区孩子的教育问题，并号召更多中国年轻人热心世界公益事务。

朗读者 访谈

董卿：你们这个TFBOYS组合的成名曲正好叫《青春修炼手册》。你觉得青春需要修炼吗？

王源：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只有十二三岁，也完全没有理解歌曲的意思。到现在我十六岁了，我觉得这几年来，就是我们青春的修炼。

董卿：怎么样来修炼自己呢？

王源：比如说我之前会特别关注网上对我的评论，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但是慢慢地我就发现，不管是和别人比较，还是通过外界的反馈带给我的一些虚荣吧，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可能是要丰富自己。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董卿：就是不以不理智去回应不理智。其实我觉得步入青春期，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自我意识变得格外强烈——我是谁，我要怎么样。你也会吗？

王源：会啊，我觉得如果让我去换别人的青春，我不愿意；我就是我，我就是要活出我自己的样子来。

董卿：在过去这几年当中，演出会影响到你的学业吗？

王源：会。有一次模拟考试，750分满分，我考了200分，那时候离中考还有一个多月。后来，经过最后一个月的准备，我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心仪的高中。

董卿：你很厉害啊，就一个月的突击，就把整个考试都应付下来了。是不吃、不喝、不睡吗？

王源：没有。不论多累，都得吃好、喝好、睡好。不过，我当时确实挺紧张的，觉得所有人都看着我，不能考太差，于是就一直补课。那段时间虽然课业比较繁重，但还挺快乐的，因为我和同学待在一起。我们在做一样的事情，在为同一个目标奋斗。

董卿：你觉得哪一种状态你更喜欢呢？单纯做一个学生和同时做学生和明星？

王源：我觉得都有点喜欢吧。其实在学校，我喜欢的是和同学在一起，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的过程；当明星，我觉得我追寻的是自己的梦想。

董卿：前一段时间，你受到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17年青年论坛的邀请，去做了一个全英文的演讲？

王源：那个活动叫“畅想2030”，我探讨的话题是关于优质教育的。其实被通知是全英文发言的时候，我心还挺虚的，因为没有怎么进行口语训练。在进联合国的会堂之前，我心里特别紧张。但是进去了之后，我坐到座位上才发现，面前摆的牌子是CHINA，不是王源——我代表的是中国，我就觉得特别自豪。

董卿：你代表的是整个中国的年轻人的群体。所以今天，我们也特意邀请了另外一些年轻人，我觉得他们都有各自的代表性：

施则威，来自北京四中，今年十七岁，热爱科技发明，曾获得两项专利，同时还获得了2017年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明天小小科学家”称号。

杨心怡，十八岁，来自海淀实验中学。2015年作为中国唯一一位高中生观察员受邀参加了菲律宾APEC峰会。

单伯瑄，十七岁，发明了一款智能的汽车指纹锁，获得了国家专利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

你们认为青春是什么？

施则威：我觉得青春是应该勇敢一些，应该大胆去尝试。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年纪里，你永远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还会学到哪些本领，所以我们还有大好的青春和大好的时光。

杨心怡：青春应该是人生立志的阶段，就是一定要立下一个人生的信念。它是唯一的。就是说，我对于青春的态度是，不断地汲取，包容地吸收。

董卿：单伯瑄你想过没有，自己在2030年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你愿意也和王源一样，畅想一下吗？

单伯瑄：我想加入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团队，然后和他们一起进行一些创造，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董卿：我想青春之所以值得羡慕，是因为你们还有很长的一条路可走，可以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也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没有一条青春的道路是平坦的，没有一条道路是只有鲜花而没有荆棘的，没有一条道路是只有阳光而没有阴雨的。所以我也希望你们变得更勇敢、坚定、自信！

朗读者读本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节选）（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当一切入睡

［法］雨果

当一切入睡，我常兴奋地独醒，

仰望繁星密布熠熠燃烧的穹顶，

我静坐着倾听夜声的和谐；

时辰的鼓翼没打断我的凝思，

我激动地注视这永恒的节日——

光辉灿烂的天空把夜赠给世界。

我总相信，在沉睡的世界中，

只有我的心为这千万颗太阳激动，

命中注定，只有我能对它们理解；

我，这个空幻、幽暗、无言的影像，

在夜之盛典中充当神秘之王，

天空专为我一人而张灯结彩！

（飞白 译）

（朗读者为施则威）

维克多·雨果被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他一生的创作时间长达六十年，是多产的作家，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政论等等。《当一切入睡》是他的一首短诗，描绘的是独自仰望星空时候的心绪。迷人的星空，大写的人，共同构成一个优雅、精美的画面，彰显的是享受天空为“神秘之王”张灯结彩的豪放和自信，很符合青春的气质。

成为你自己

周国平

童年和少年是充满理想的美好时期。如果我问你们，你们将来想成为怎样的人，你们一定会给我许多漂亮的回答。譬如说，想成为拿破仑那样的伟人，爱因斯坦那样的大科学家，曹雪芹那样的文豪，等等。这些回答都不坏，不过，我认为比这一切都更重要的是：首先要成为你自己。

姑且假定你特别崇拜拿破仑，成为像他那样的盖世英雄是你最大的愿望。好吧，我问你：就让你成为拿破仑，生长在他那个时代，有他那些经历，你愿意吗？你很可能会激动得喊起来：太愿意啦！我再问你：让你从身体到灵魂整个儿都变成他，你也愿意吗？这下你或许有些犹豫了，会这么想：整个儿变成了他，不就是没有我自己了吗？对了，我的朋友，正是这样。那么，你不愿意了？当然喽，因为这意味着世界上曾经有过拿破仑，这个事实没有改变，唯一的变化是你压根儿不存在了。

由此可见，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最宝贵的还是他自己。无论他多么羡慕别的什么人，如果让他彻头彻尾成为这个别人而不再是自己，谁都不肯了。

也许你会反驳我：你说的真是废话，每个人都已经是他自己了，怎么会彻头彻尾成为别人呢？不错，我只是在假设一种情形，这种情形不可能完全按照我所说的方式发生。不过，在实际生活中，类似情形却常常在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发生着。世上有许多人，你可以说他是随便什么东西，一种职业、一种身份、一个角色，或别的什么，唯独不是他自己。如果一个人总是按照别人的意见生活，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总是为外在的事务忙碌，没有自己的内在生活，那么，说他不是他自己就一点没有冤枉他。因为确确实实，从他的头脑到他的心灵，你在其中已经找不到丝毫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了，他只是别人的一个影子或事务的一架机器罢了。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自己呢？这是真正的难题，我承认我给不出答案。我还相信，不存在一个适用于一切人的答案。我只能说，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真切地意识到他的“自我的宝贵”，有了这个觉悟，他就会自己去寻找属于他的答案。在茫茫宇宙间，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存的机会，都是一个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存在。正像卢梭所说的，上帝把你造出来后，就把那个属于你的特定的模子打碎了。名声、财产、知识等等都是身外之物，人人都可求而得之，但你对人生的独特感受是别人的感受不能够替代的。你死之后，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再活一次。如果你真正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明白，活在世上，最重要的就是活出你自己的特色和滋味来。你的人生是否有意义，衡量的标准不是外在的成功，而是你对积极人生的独特领悟和坚守。坚持这一标准，你的自我才能闪放出个性的光华。

在历史上，每当世风腐败之时，人们就会盼望救世主出现。其实，救世主就在每个人的心中。

（朗读者为杨心怡）

周国平是中国当代非常有名的哲学家、散文家。他的散文常能从日常生活或习惯心理切入，生发出别开生面的人生哲理和情感内涵。《成为你自己》很像一堂短小的人生课，让人拨开纷繁复杂的表象，找到真正成为自己的心理根基。青春，需要阅读这样的篇什，也需要这一番四两拨千斤的智慧点拨。

我所知道的康桥（节选）

徐志摩

伺候着河上的风光，这春来一天有一天的消息。关心石上的苔痕，关心败草里的花鲜，关心这水流的缓急，关心水草的滋长，关心天上的云霞，关心新来的鸟语。怯怜怜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使。铃兰与香草是欢喜的初声。窈窕的莲馨，玲珑的石水仙，爱热闹的克罗克斯，耐辛苦的蒲公英与雏菊——这时候春光已是缦烂在人间，更不须殷勤问讯。

瑰丽的春放。这是你野游的时期。可爱的路政，这里不比中国，那一处不是坦荡荡的大道？徒步是一个愉快，但骑自转车是一个更大的愉快。在康桥骑车是普遍的技术；妇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这双轮舞的快乐。（在康桥听说自转车是不怕人偷的，就为人人都自己有车，没人要偷。）任你选一个方向，任你上一条通道，顺着这带草味的和风，放轮远去，保管你这半天的逍遥是你性灵的补剂。这道上有的是清荫与美草，随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爱花，这里多的是锦绣似的草原。你如爱鸟，这里多的是巧啭的鸣禽。你如爱儿童，这乡间到处是可亲的稚子。你如爱人情，这里多的是不嫌远客的乡人，你到处可以“挂单”借宿，有酪浆与嫩薯供你饱餐，有夺目的果鲜恣你尝新。你如爱酒，这乡间每“望”都为你储有上好的新酿，黑啤如太浓，苹果酒姜酒都是供你解渴润肺的。……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静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你能想象更适情更适性的消遣吗？

陆放翁有一联诗句：“传呼快马迎新月，却上轻舆趁晚凉。”这是做地方官的风流。我在康桥时虽没马骑，没轿子坐，却也有我的风流：我常常在夕阳西晒时骑了车迎着天边扁大的日头直追。日头是追不到的，我没有夸父的荒诞，但晚景的温存却被我这样偷尝了不少。有三两幅画图似的经验至今还是栩栩的留着。只说看夕阳，我们平常只知道登山或是临海，但实际只须辽阔的天际，平地上的晚霞有时也是一样的神奇。有一次我赶到一个地方，手把着一家村庄的篱笆，隔着一大田的麦浪，看西天的变幻。有一次是正冲着一条宽广的大道，过来一大群羊，放草归来的，偌大的太阳在它们后背放射着万缕的金辉，天上却是乌青青的，只剩这不可逼视的威光中的一条大路，一群生物！我心头顿时感着神异性的压迫，我真的跪下了，对着这冉冉渐翳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临着一大片望不到头的草原，满开着艳红的罂粟，在青草里亭亭的像是万盏的金灯，阳光从褐色云里斜着过来，幻成一种异样的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视，刹那间在我迷眩了的视觉中，这草田变成了……不说也罢，说来你们也是不信的！

一别二年多了，康桥，谁知我这思乡的隐忧？也不想别的，我只要那晚钟撼动的黄昏，没遮拦的田野，独自斜倚在软草里，看第一个大星在天边出现！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徐志摩散文》

（朗读者为单伯瑄）

徐志摩先生《我所知道的康桥》是记叙景物的文章。记叙景物，手法不止一种。有的作者自己不露脸，只用文字代替风景画片，一张一张揭示出来给读者看。有的作者自己担任篇中的主人公，他东奔西跑，左顾右盼，一切由他出发，把看见的感到的告诉读者。一望而知，本篇所用的是后一种手法。他告诉读者的不单是呆板的景物，而是景物怎样招邀他，引诱他，他怎样为景物所颠倒，所陶醉。换一句说，他告诉读者的是他和康桥的一番永不能忘的交情。这就规定了他所采用的笔调。他不得不采用一种热情的活泼的笔调，像对着一个极熟的朋友，无所不谈，没有一点儿拘束，谈到眉飞色舞的时候，无妨指手画脚，来几声传神的愉快的叫唤。

著名作家、教育家 叶圣陶

《青春万岁》序诗

王蒙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

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

细雨蒙蒙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

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

是转眼过去了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

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

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

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

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

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

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

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

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

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

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

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

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

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青春万岁》

（由王源、施则威、杨心怡、单伯瑄四人共同朗读。）

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是著名作家王蒙的代表作。通过一个带有自叙传性质的故事，王蒙讲述了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的青春故事。而小说的这首序诗，曾经让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口耳相传。序诗就像整部作品的“眼”，昂扬着青春的激情，镌刻着时代的印记。直到现在，仍然散发着青春的热力和理想主义的光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朗读者Ⅱ.1/董卿主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02-014764-9

Ⅰ. ①朗…Ⅱ.①董…Ⅲ.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Ⅳ.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8430号

责任编辑 曾少美 张欣宜 廉萍 孔令燕

装帧设计 陶雷

责任校对 刘晓强 李雪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5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90毫米 1/32

印　　张 9.75

印　　数 1—50000

版　　次 2019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764-9

定　　价 5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言一

这段时间，身边许多朋友都在谈论《朗读者》。他们中有些是文学界的同行，但大多数从事的工作与文学并无直接关联。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甚至罕有交集的身份，然而当谈论《朗读者》、谈论节目里那些经典篇章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流露着相同的情感，那就是温柔与感动。我愿意相信，在这一刻，我与他们共享着同一个幸福的身份，那就是文学的阅读者、人类心灵的倾听者。

我同时注意到，由《朗读者》而起的诵读文学经典的热潮，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媒体传播和好友热议的层面，它已经渗入了广大的人群，成为生活场景：许多城市都设置了“朗读亭”，每一个经过的人都可以走入其中，朗读自己喜爱的篇章并进行录制，他们的声音和形象将有可能出现在《朗读者》节目的正片之中。许多城市的“朗读亭”外都排起了长队，听说有读者为了录制三分钟的视频，在亭外耐心等待了足足九个小时。

《朗读者》已经成了一道醒目的文化风景、一种引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它向我们证明，诚挚、深沉、优美、健康的内容，在今天依然能够获得普遍的关注，好的文学永远拥有直指人心的伟大力量。常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匆忙浮躁的时代，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平庸而匮乏。对于这样的观点，我只能部分地认同。当下的生活固然匆忙，很多时候，我们也的确面临着浮躁的问题；但即使出于种种原因，我们同自己内心相处的时间相对有限，人们依然会本能地渴望着纯粹、辽阔、有质量的精神生活。近年来，以《朗读者》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文化类节目广受欢迎，正是因为它们引导人们放慢生命节奏，倾听内心的声音，顺应和满足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望。

《朗读者》中出现的文本，很多是经过漫长时间检验的名篇佳作；即使是出于今人之手的篇章，此前也多已在读者间广为流传。它们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当得起“经典”二字。何为经典？答案可能有很多，但我想最直接的一条，就是它们拥有温暖而强劲的力量，能够长久不衰地体贴灵魂、拨动心弦，触碰到我们情感深处最柔软最深刻的部位。这种力量，并不会因时间流逝和年代更迭而减弱。《朗读者》里的许多篇章，都是我早年间的挚爱；那些熟悉的文字，关乎爱与恨、喜与悲、生与死、豪情与希望，曾经深刻地启示了、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今天的年轻读者依然会为之鼓舞、感动；其中有许多句子，我至今能够脱口背诵，它们在新一代读者心中同样激起了深沉的回响。好的文学就是这样，它能够跨越年龄和代际的鸿沟，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在情感体验和文化记忆的代代传承之中，把种种高贵和美好的品质传递给无尽的后来人。

朗读，就是朗声诵读，是倾听自己的声音，也是倾听他人的声音。通过口的诵读与耳的倾听，汉语和它内在的气质、精神，以焕然一新的方式进入了我们的心灵。古老而常新的汉语，具有抑扬顿挫的独特韵律，这韵律不仅是美的，而且包含着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我们共同的情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朗读者》使阅读成了认同的过程，一个人在朗读中寻求更为广大的联系——通过这美好的母语，我们不仅彼此看见，我们还得以彼此听见，我们得以完成彼此身份的响亮确证，由此结成血脉相连、情感相通的共同体。

现在，《朗读者》里的故事和诵读篇目已被整理成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将有更多的读者阅读和朗读这些作品，从中感受真善美的力量，感受文学的力量。同时，这一切也是对包括我在内的写作者的提醒：一个人内心的声音在广大的人群中持久回响，这是世上最美好的事，这更是一份严肃庄重的责任。我们会更深刻地记住这份提醒，认真地写下去，把心交给读者，把更多的好作品献给我们的人民。

序言二

二○一七年的时候，董卿女士邀请我参与《朗读者》节目的录制。我是一九二四年生人，年纪很大了，本来不接受媒体的采访和活动，但听到约我去吟诵，我就去了。在我的心目之中，吟诵是诗歌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一部分，古人作诗大都是伴随着吟诵写出来的。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从小都有这种吟诵的习惯。中国古典诗歌之美最需要以吟诵来传达，吟诵的时候，声调、音节的美感都会跑到你的头脑里、心灵里。吟诵久了，你不用专门学平仄、押韵，自然就学会合辙押韵了。我亲自体会到了古诗之美、吟诵之美，而现在的青年人，他们找不到一扇进去的门。我一辈子不辞劳苦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扇门打开，让大家都能走进去。

在我看来，《朗读者》也在扮演一个开门人的角色，它借由朗读的魅力来推广阅读，将最有生命力的文字普及于社会，将普通的读者都接引到最美好、动人的文学里面来。我认为这是《朗读者》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朗声读诵，往往是接近一篇文学作品最快、最直接、最深入的方式。

文学的力量是惊人的。《朗读者》之所以令我们感动，就是因为它将我们的人生与文学紧密牵连在了一起，它为所有世间的苦痛与无奈、热望与激情，都找到了最贴近的文字。在朗读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与文学家的灵魂遥相呼应，碰撞出兴发感动之力。我的一生有诸多不幸，遭遇了许多打击，文学始终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力量，是给我带来慰藉的源泉。我有了诗词，有了文学，便有了一切。其实，对每一个有感觉、有感情的人来说，都会是如此。

《朗读者》第一季图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听闻受到大量读者的喜爱，我感到很高兴。这说明现在人们还是愿意阅读，愿意与文学亲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学作品的历史颇为悠久，他们出版的图书囊括古今中外，给中国几代读者带来莫大影响。《朗读者》的出版，意味着他们又多了一种可以长久流传、影响深远的好书。今年，他们推出新一季的《朗读者》图书，我希望明年、后年，都能有新一季的图书继续出版，希望他们将推广阅读这件重要的事情长远地做下去。

- 初心 Aspiration

- 朗读者 薛其坤 XUE QI KUN

- 读本 礼记·大学（节选）

- 朗读者 徐卓 XU ZHUO

- 读本 白色大鸟的故乡

- 通灵仙鹤

- 鹤的舞蹈

- 朗读者 姚明 YAO MING

- 读本 真实的高贵

- 朗读者 宗庆后 ZONG QING HOU

- 读本 八十述怀

- 朗读者 贾平凹 JIA PING WA

- 读本 山本（后记）

- 秦腔（节选）

- 浮躁（节选）

- 想念 Reminis cences

- 朗读者 许鞍华 XU AN HUA

- 读本 也斯寄来邓阿蓝和我的合照——回答（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 朗读者 果果父母 GUO GUO FU MU

- 读本 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节选）

- 15 永恒的女儿

- 16 幻灭之感

- 17 等和忍

- 18 生命的得失

- 19 平庸的父亲

- 20 尼俄柏的眼泪

- 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 朗读者 双雪涛 SHUANG XUE TAO

- 读本 卡拉马佐夫兄弟（节选）

- 朗读者 袁泉 YUAN QUAN

- 读本 牡丹亭·惊梦

- 朗读者 崔之久 CUI ZHI JIU

- 读本 我的母亲

- 生命 Life

- 朗读者 胡歌

- 读本 哈姆莱特（节选）

- 第一场 城堡中一室

- 第四场 丹麦原野

- 朗读者 黄泓翔 HUANG HONG XIANG

- 读本 寂静的春天（节选）

- 一 明天的寓言

- 二 忍受的义务

- 一七 另一条道路

- 朗读者 阿乙 A YI

- 读本 我与地坛（节选）

- 三

- 七

- 朗读者 王石 WANG SHI

- 读本 论幸福生活（节选）

- 朗读者 曾孝濂 ZENG XIAO LIAN

- 读本 落叶

- 纪念日 Anniversaries

- 朗读者 邓清明 DENG QING MING

- 读本 望星空（节选）

- 一

- 二

- 四

- 朗读者 刘烨 LIU YE

- 读本 小王子（节选）

- 第21章

- 朗读者 潘建伟 PAN JIAN WEI

- 读本 我的世界观（节选）

- 朗读者 朱德庸 ZHU DE YONG

- 读本 写给童年的一封信

- 朗读者 靳尚谊 JIN SHANG YI

- 读本 遗嘱（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 1940年滕固校长寄言国立艺专毕业生

- 白石老人自述（节选）

- 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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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 Aspiration

什么是初心？初心可能是一种远大的志向：世界能不能变得更好？我要去试试。初心也许是一个简单的愿望：凭知识改变命运，靠本事赢得荣誉。有的初心，走着走着，丢失了；有的初心，走得再远，我们依然会坚定地去靠近它。孔子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抛开一切世俗的附加，我们的信念和本心才是最为宝贵的，它存在于向善、向美、向真的追求当中。

初心在最开始的时候往往简单、朴素，但是它会慢慢长大，就像一颗种子能够长成参天大树，又仿佛站在零的起点，慢慢绵延成很长很长的道路。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所谓初心就是在自己所有的愿望、誓言和梦想当中，离自己的本心最近的那颗心。

《朗读者》的初心也很朴素：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2018，朗读依旧，初心不改。

走进朗读亭

2018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纪念日，我要朗读一段他的话送给我的同学们。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朗读者 孙有才（学生）

马克思的一生离不开他的妻子燕妮的支持与帮助。我们今天想朗读《致燕妮的信》节选。

我如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心上，我就会默默无言，不作一声。

朗读者 田桥 付胜南（二十四岁，学生）

我想朗读的是马克思的作品《感触》节选。

我无法强迫自己顺应流俗，也不愿碌碌无为，听天由命。我要拥抱万里长空，我要把世界融汇于心胸。

朗读者 黄蕊（三十三岁，学生）

初心是最初的梦想。

我从1951年就开始翻译马列著作了，直到2005年底，算起来是五十五年。马克思在高中时就立志要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所以我要对当代的青年说：你们青春的光辉、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为理想而奋斗。只有奋斗，才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我将卡尔·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献给你们——

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至少他本人看来是伟大的……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朗读者 宋书声（九十岁，译审、马列著作翻译家）

朗读者 薛其坤 XUE QI KUN

从履历上看，生于1963年的薛其坤可谓顺风顺水：三十五岁晋升教授，四十二岁成为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四十七岁当上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四十九岁带领团队在实验室里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被杨振宁称为“中国本土实验室里首个出现的诺贝尔奖级别的实验”，因此获得第一届未来科学大奖。他的许多科研成果被国际同行津津乐道，认为他战胜了“几乎不可战胜的困难”。

然而实际上，薛其坤的学术人生并非一路平顺。他从贫穷山村走出来，曾屡次考研失败，也曾因仪器条件所限，科研工作遭遇瓶颈，博士更是读了七年。在他闪耀的学术成就背后，是几十年如一日对科学的热情与专注，以及超乎寻常的艰辛付出。

面对成就和荣誉，薛其坤谦和、低调；一旦回到工作和学生中，他又变得幽默、热情。如今，身为清华大学副校长，“把科研工作一步一步做上去，把学生一个一个培养出来”成了薛其坤最朴素的愿望。他期待未来的某一天，科学家不再和贫困、枯燥相伴，科学家也能成为年轻人的偶像。

朗读者访谈

董卿：我知道您来自山东临沂的一个农村家庭。您小时候就对科学感兴趣吗？

薛其坤：那个时候应该说是有一种朦朦胧胧的、很朴素的目标——要当一个科学家，那将是多么伟大！因为我们在学课本的时候会学到牛顿，会知道爱因斯坦，这些科学家给人类社会带来非常大的福祉。那时候在村里上学，把一棵树劈开，整棵树作为我们的课桌，凳子是自己家带的。从当时的学习成绩来讲，我最有可能考上大学，所以家里把所有的支持都放在我的身上了。

董卿：后来您就报考了山东大学的物理系。

薛其坤：是的。1984年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我选择了考研究生。第一次，我的高等数学考了三十九分，第二次，我比较擅长的普通物理或者叫大学物理也考了三十九分，这两个三十九分让我非常郁闷。我就说，可能因为和别的成绩差别比较大，也正好暴露了我在基础知识上的短处，所以每一次考试都应该是把我的基础知识打扎实的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最后在大学毕业的第三年，我才考上了研究生。

董卿：1992年，您去了日本仙台的东北大学研究所开始读博，那是您人生非常艰苦的一段求学的经历。

薛其坤：那应该说是在我个人成长中最难的一段时间。我不懂日语，没有一个朋友，自己的夫人和孩子也不在旁边，更重要的是语言不通，所以学习高精尖的实验技术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你都听不懂话，怎么去学习呢？为此我经常受到导师的批评，而且这个批评带着一种蔑视的眼光。在一年的时间里，我有七八个月想放弃，想回家，想回国。

董卿：那段时间特别难熬，可能也是因为您碰到了一个特别严厉的导师——樱井利夫。

薛其坤：他是一个极其严厉的导师。他的实验室有个外号叫“7-11”，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早上7点前到达实验室，晚上11点以后离开实验室。偶尔一天，我找个理由说7点半到，他是绝对不会批准的。

董卿：困吗？

薛其坤：困啊，是真困。

董卿：有坐下来睡着的时候吗？

薛其坤：有。日本的厕所比较干净，我就把门关上，自己打个盹。经常会这样。

董卿：坐在马桶上打盹？

薛其坤：坐在马桶上打盹。时间还不能长了，得保证二十分钟出去一下，才可能没人注意得到。这是我当时觉得自己还挺聪明的一个主意。

董卿：您还记得让您最受不了的是什么？

薛其坤：我的一个小导师叫我花了三天时间，把几千上万个螺丝摆得整整齐齐，严格地进行分类，当时我最直接的感觉是，这是在侮辱我。但后来我发现，这种分类的锻炼为一个科学家基本素质的培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环境。

董卿：您的导师从什么时候起改变了对您的看法呢？

薛其坤：我做的第一个课题在一年半以后就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突破。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突破是他的实验室在日本东北大学接近三十年最重要的成果，所以我一下子成了他眼中的王牌，明星似的。

董卿：就是从最不受待见的成了他最得意的门生了。

薛其坤：最不受待见的，你表达得非常准确。可以说从丑小鸭变成了小天鹅。

董卿：是不是也激发了您自己对实验本身很大的兴趣？

薛其坤：你讲得太对了！读博士已经第六年了，我才终于接近或开始实现小时候或上大学时朦朦胧胧追求的理想和目标。那个时候我才开始体会到做科学研究的美妙。

董卿：您也不困了？

薛其坤：在正常情况下，十几二十分钟，我总是要出去吸根烟，但是当你采到精彩数据的时候，你才发现三个小时没吸烟了。追求科学给你带来的兴趣，真是可以让你忘掉时间、忘掉烦恼、忘掉周围。

董卿：我相信导师肯定也更加地欣赏你，而且器重你。

薛其坤：他也是个科学家，一看到他的学生开始走上这样正确的科学道路，他自然很受鼓舞，很感动，所以他马上要掏钱请我吃饭。（全场笑）

董卿：吃饱了吗？

薛其坤：吃饱了，他还请我喝酒了，喝了点啤酒，点了日本生鱼片，吃过吧？（全场笑）

董卿：这段生活在您的生命当中还是留下了一个烙印的，比如说，现在您也成了“7-11”教授。

薛其坤：是。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强的理念就是科学强国，教育强国，培养最有竞争力的人才，所以我对学生要求更严，当然学生成才的概率就更高了。跟着我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有七十七八个，博士后有十五个。

董卿：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可能是量子霍尔效应家族中最后一个重要成员，全世界很多科学家把发现它看作自己的一个奋斗目标。

薛其坤：是的。一百三十多年的量子霍尔效应研究历史中曾经出了四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们的工作都是需要磁场的量子霍尔效应，咱们发现的这个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唯一一个不需要磁场的量子霍尔效应。因此当这个概念出现的时候，全世界可以说最顶尖的研究组都想攻克这个难题，像日本的东京大学、德国的维尔茨堡大学、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董卿：但最后，是您的学术团队首个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薛其坤：是，因为我有一个理想，就是不辜负国家的支持，争取攻克这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科学难题。

董卿：您今天的朗读是要献给谁呢？

薛其坤：我想献给我们清华物理的奠基人——第一任物理系系主任叶企孙先生，以及为我们中国物理事业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诸多前辈们。叶先生是物理学的大师，他培养了像王淦昌、彭桓武这样的“两弹一星”的功勋人物。

董卿：“两弹一星”的二十三位功勋科学家当中有一半以上是叶企孙先生的学生，所以他也被人们称为“大师的大师”。

薛其坤：今年是他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所以这次节目刚好是对叶先生的一个非常好的怀念的机会。

董卿：大学之道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的这群先生们身上得到了印证，那也是他们的初心所在。而如今，这份初心应该属于所有中国的当代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对青年们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求真学问，练真本领，知行合一，做实干家。这也是青年一代健康成长应该遵循的道路和坚持的方向。

读本 礼记·大学（节选）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大学的宗旨，在于彰显光明的德行，在于使人革旧更新，在于使人的道德达到最完善的境界。知道人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沉静，沉静才能够随遇而安，随遇而安才能够思虑详审，思虑详审才能够有所收获。万物都有根本有枝末，万事都有开始有终结，知道了这本末始终的程序，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古代那些想要在天下彰显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想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先要修养自己的品性；想要修养自己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本心；想要端正自己的本心，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想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使自己获得知识；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探究事物的原理。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通过对万事万物原理的探究，才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本心才能端正；本心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管理好家庭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所谓使意念真诚，是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就像厌恶恶臭的气味一样，也像喜爱美色一样，一切都发自内心，这样才能使自己心安理得。所以，君子哪怕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一定要谨慎不苟。小人在平时为非作歹，做尽坏事，及至见到君子便躲躲闪闪，掩盖自己的邪恶行径，而显示其如何善良。殊不知，别人看自己，就像看见自己的心肺肝脏一样清楚，掩盖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说内心的真实总要表现到外面的，所以，君子哪怕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一定要谨慎不苟。曾子说：“十只眼睛看着你，十只手指指着你，这是多么可怕啊！”财富能装饰房屋，道德却可以润饰身心，心胸宽广，而身体自然舒泰安康。所以，君子一定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修身要先端正本心，是因为心有愤怒，就不能够端正；心有恐惧，就不能够端正；心有偏好，就不能够端正；心有忧虑，就不能够端正。心思被不端正念头所困扰，就会心不在焉；虽然在看，却像没有看见一样；虽然在听，但却像没有听见一样；虽然在吃东西，但却不知道食物滋味。这就是说，修身必须要先端正本心。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所谓治好自家在于先修养自己，是因为人们对于自己所亲爱的人，往往会过分偏爱；对于自己轻贱和厌恶的人，往往会过分轻贱厌恶；对于自己敬畏的人，往往会过分敬畏；对于自己同情的人，往往会过分同情；对于自己轻视和怠慢的人，往往会过分轻视和怠慢。因此，很少有人能做到喜爱某人同时又知道那人的缺点，厌恶某人同时又知道那人的优点。所以有俗话这样说：“人不知道自己孩子的过失；人看不到自己庄稼的茁壮。”这就是不修养自身就不能治好自家的道理。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所谓治理国家必须先治好自己的家庭，是说连自己家人都不能管教好而能管教好别人，这是没有的事。所以，有修养的人不出家门就能完成对整个国家的教育。对于父母的孝顺，可以用于侍奉君主；对于兄长的孝敬，可以用于侍奉尊长；对于子女的慈爱，可以用于对待民众。《康诰》说：“爱人民如同爱护婴儿一样。”内心真有这种仁爱的追求，即使达不到目标，也不会相差太远。要知道，没有谁先学会了养护孩子再去出嫁的啊！一家仁爱，一国人受到感化，也会兴起仁爱；一家礼让，一国人也会受到感化，兴起礼让；一人贪婪暴戾，一国人就会受到影响，纷纷作乱。其关联就是这样紧密。这就叫作：一句话就会坏事，一个人就能安定国家。尧、舜用仁政统率天下，老百姓就跟着学仁爱；桀、纣用暴政统率天下，老百姓就跟随着学凶暴。国君的命令与自己的实际做法相反，老百姓是不会依从的。所以，品德高尚的君子，总是自己先做到，然后才要求别人做到；自己先不这样做，然后才要求别人不这样做。如果自己不采取这种推己及人的恕道，而想让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先治理好自己的家庭。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所谓平定天下在于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是因为在上位的人尊敬老人，老百姓就会兴起孝顺自己父母的风气；在上位的人尊重长辈，老百姓就会形成敬长的风气；在上位的人怜恤孤幼，老百姓也同样不会背弃这一美德。所以，君子总是实行以身作则、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凡是处于上位的人的某种作为为我所厌恶，就不用这种做法去对待处于下位的人；凡是处于下位的人的某种作为为我所厌恶，就不用这种做法去对待处于上位的人；我若厌恶前面的人的作为，就不用这种做法去对待后面的人；我若厌恶后面的人的某种做法，就不用这种做法去对待前面的人；我若厌恶右边的人的某种做法，就不用这种做法去对待左边的人；我若厌恶左边的人的某种做法，就不用这种做法去对待右边的人。这就叫作“絜矩之道”。

〔本文由薛其坤与张礼（九十三岁，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向涛（五十五岁，中国科学院院士、凝聚态物理学家）、朱邦芬（七十岁，中国科学院院士、凝聚态物理学家）、周树云（三十八岁，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2017年获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等一起朗读。〕

《大学》描述的是战国秦汉时代理想的君子教育，或者说是大学教育。《大学》中所谈的是君子精神的建设，就我们今日来说，它对于我们国民精神的建设具有特别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徐建委

朗读者 徐卓 XU ZHUO

“走过那片芦苇坡，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她留下一首歌……”1990年，这首《一个真实的故事》唱遍了大江南北。正如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它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

歌中所唱的女孩叫徐秀娟，从小和家人生活在黑龙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扎龙湿地。徐秀娟是中国第一代养鹤人徐铁林的女儿，从扎龙湿地保护区成立的那天起，他们一家人就成了那里的丹顶鹤守护人。1986年，徐秀娟来到江苏盐城自然保护区工作。1987年9月15日，徐秀娟为了寻找一只走丢的丹顶鹤，不幸在复堆河中溺水，年仅二十三岁，将生命献给了一生热爱的养鹤事业。徐秀娟牺牲后，弟弟徐建峰接替姐姐继续守护丹顶鹤。然而让人心痛的是，2014年，徐建峰和他的姐姐一样，倒在了沼泽地里，也为那群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徐卓是徐建峰的女儿，“中国第一位驯鹤姑娘”徐秀娟的侄女，徐家的第三代养鹤人。她今年二十三岁，跟姑姑去世时的年纪一样大。从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毕业后，她告别繁华都市，回到了扎龙湿地保护区。她说：“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找到内心的安宁。”她决心沿着爷爷、姑姑和爸爸的足迹前行，延续自己的家族与丹顶鹤长久的缘分。

朗读者访谈

董卿：刚才在介绍你的时候我们先听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时候？

徐卓：四岁左右。这首歌都不能在家里放，一放奶奶就会很难过。那个时候，我对生死的概念也不太明白。

董卿：等你慢慢长大以后，你了解大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徐卓：我觉得大姑是个很有韧性、很执着的人。

董卿：为什么这么说呢？

徐卓：大姑的日记里有一句话：“我可以不要金钱，不要家庭，不要地位，不要我应得的一切，甚至连命也不要了，但我不信女子不能干一番事业。”当时和她一起去盐城保护区建设的很多同伴因为条件太恶劣放弃了，而大姑在那里坚持了下来，还写下了这句话，对我的触动挺大的。

董卿：我在徐秀娟的日记里还看到她曾经非常非常仔细地用图示记下了鹤卵孵化的整个过程，真的很生动：从一点点地破壳，一直到最后的孵化。一般孵化一个鹤卵大概需要等多长时间？

徐卓：三十二到三十三天，挺准的。现在是学校老师有一个固定的系统教给我，但这个三十二三天是大姑他们那代人自己总结的。所以我觉得他们那会儿真的是很难。（掌声）

董卿：我还看到一篇日记，她说：“它又一次挣扎着站起，接着就蹬着两条腿死去了……小雏鹤死前几分钟，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我的心都要碎了，我痛哭着掰开它的嘴，见里面有血，我试图把血吸出来，但吸不出。”会不会是这样的事情促使她后来下决心要去大学进修，去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

徐卓：是的。她特别重视学习，但那会儿我们家很穷。我爷爷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小时候爷爷带我在扎龙村长大的地方是一个小土坯房，但是我过得很快乐。听我们老师和当地的村民说，在丹顶鹤快要濒危的年代，有日本人收购丹顶鹤蛋壳作为收藏品。两枚卵就可以换一辆别克小轿车，但我爷爷从来没这么做过。之后大姑去东北林业大学进修，学杂费全是靠自己四次献血换的钱支撑的。

董卿：她后来学业完成得好吗？

徐卓：我大姑是十一门功课全优，并在两年之内把学业全部完成。

董卿：大姑走的时候二十三岁，这么年轻，就跟你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吧？

徐卓：对。当时爷爷奶奶真的感到天塌下来了一样。（流泪）

董卿：但是，你姑姑走了以后，没想到你爷爷居然会动员你爸爸回到扎龙湿地，继续做守鹤人。

徐卓：（点头）其实也不算爷爷动员。保护区建设之初，我们家就是全家总动员，我爸自然也会跟鹤有接触。我小时候特别不懂事，因为他每天需要在野外工作很长时间，脖颈后面有一块儿被晒红了，晒到有点儿类似桌木的红棕色。我还嘲笑他说：“爸，你瞅你晒得跟烤猪肉似的。”现在想想，真是挺难过的。

董卿：他在扎龙工作了有十多年吧？

徐卓：十八年。

董卿：正好是你的一个成长阶段。

徐卓：所以他根本没有时间照顾我。我就在哈尔滨上的大学，学校离家很近，到分别的时候，爸爸在宿舍门口，眼圈都红了。我很少看到我爸爸哭，他还很好面子：走廊是暗的，他还把墨镜戴上了。当时我觉得又搞笑，又挺想他，是一种很难受的感觉。（流泪）

董卿：爸爸走了之后，爷爷奶奶怎么会舍得让你再回到扎龙？

徐卓：爷爷奶奶其实是舍不得的。

董卿：我觉得他们肯定舍不得。

徐卓：一开始，他们，包括妈妈都挺反对的，因为爸爸走得太突然了，都没有给我机会跟他告别。我挺想他的。

董卿：我觉得你是个特别勇敢的姑娘，扎龙湿地毕竟是家庭的一个伤心地，很多人可能无法直面它。

徐卓：我总觉得如果我继续干他的这份事业，就好像爸爸还在我身边指导我一样。有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只鹤起飞，我就感觉爸爸在我身边，观察、监督着我工作。

我大姑是在盐城牺牲的，而丹顶鹤是从盐城保护区开始迁徙的。每年奶奶都会问我：“鹤飞没飞回来呀？到没到达这块儿住啊？”他们总感觉鹤飞回来时，大姑也跟着飞回来了。

董卿：爸爸出事之后，你放弃了保研，转到了林业大学学习野生动物专业？

徐卓：对。

董卿：这个很重要的人生选择的初心是来自哪里呢？

徐卓：这种初心就是，每当我遇到什么事，考虑要不要继续做、继续走下去的时候，我都会提醒自己记得当初是为了什么出发的。我爷爷说：“干事就是你记住你干的事，不要被别人戳到脊梁骨。”我爸爸总说：“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我希望我能活成我最初期待的自己心中的样子，而不是活成别人期待的我的样子。

董卿：你想要为大家读一篇什么呢？

徐卓：我想为我的家人朗读张抗抗老师的《白色大鸟的故乡》。

董卿：她写了自己对扎龙湿地的渴望。她说，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动物能够有这么美的姿态。这些你都见过。

徐卓：造物主比较钟爱鹤，尤其是它伸展翅膀集体飞翔的时候，场面特别壮观。

董卿：你的爷爷年轻时，丹顶鹤已经濒临灭绝；现在，扎龙的丹顶鹤达到八百多只，要再次谢谢你，谢谢你的爸爸、你的姑姑、你的爷爷奶奶，以及所有为了保护这些野生动物而付出努力的人们。谢谢你们！

徐卓：谢谢您！

读本 白色大鸟的故乡

张抗抗

很多年一直想去叫作扎龙的那个地方。

扎龙那个地名已在耳边盘旋了许多年，带着沼泽地深处水的腥味与草叶的湿润气息，海绵般柔软地吸取了我内心的向往。

只是因为那些白色的大鸟——丹顶鹤。

许多年前我曾见过它们奇妙的舞蹈，许多年里我在天空中寻找它们的踪影。每年早春，它们以家族为单位，两三家结伴而行，从江苏盐城返回齐齐哈尔市郊的扎龙湿地繁衍育雏；秋风霜寒，它们带着已经学会飞行的幼鹤，返回盐城的海边滩涂过冬。那是一条多么漫长而遥远的飞行路线，一年一度乐此不疲的远征与悲壮巡回。每次飞机穿行于高空，我都期盼在天上的云层间与仙鹤们相遇——它们飞得如此之高，以至于站在地上的人们，从未能仰望到它们飞行的姿态。

所以我是一定要去扎龙的。“扎龙”为蒙古语，是“扎兰”之音转，意为饲养牛羊的圈。扎龙位于黑龙江松嫩平原，乌裕尔河下游湖沼苇草地带，原为渔区，是中国目前面积最大的芦苇沼泽湿地。一九八三年建立扎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一九八七年被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发源于小兴安岭西麓林区的乌裕尔河，被冬季丰厚的大雪滋养；开春后水量充沛，浩浩荡荡穿过广阔的山地平原，流经齐齐哈尔一带下游地区，已无明显河道，逐渐与苇塘湖泊连成一体，然后流入龙虎泡、连环湖、南山湖，最后消失于杜蒙草原。

失去了河道的乌裕尔河，下游的河水漫溢而成旷然无际的淡水沼泽——漂筏甸子、苇荡、苔草、藻类……年复一年蓬勃生长，终于成为一片专为丹顶鹤以及其他大型鸟类、鱼类构设的天堂。谁能说迷失的乌裕尔河，不是由于领受了上天的旨意，才有意在扎龙一带滞留徘徊不去的呢？也许需要很多年才能参悟，那些貌似迷途与涣散的大水，其中蕴藏着自然之神所授的怎样的玄机与奥秘？我们无法得知那些白色的大鸟，究竟是在哪一年的一个温暖的春日，如天上的白云一般飘来，轻轻降落在碧绿的苔地上，然后轻歌曼舞、筑巢产卵……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眼前的这片绿色沼泽，已成为白色大鸟年年不离不弃的圣地和家乡。

如今在扎龙自然保护区内，栖息着本地鸟类二百六十余种，以大型游禽涉禽例如丹顶鹤、白枕鹤、白鹭、草鹭，还有候鸟旅鸟例如野鸭、大雁、雀类为主；鱼类四十六种，昆虫二百七十七种，还有麝鼠、雨蛙、蚌、鳖，等等——在眼前静谧安然的湖沼芦荡中，潜藏着一个何等自由喧闹而巨大的动物乐园。丰茂密实的苇草犹如层层叠叠的墙，在我的视线中看不见一只大鸟。无人的湿地为野生动物设立了一道道天然屏障，将人类无处不至的侵入脚步，阻挡在陷阱一般克敌制胜的沼泽地之外了。

在扎龙湿地，参观的节目其实颇为丰富：录像室可观看扎龙保护区的专题资料片；在野生动物标本厅，可见到生活在扎龙的几十种大鸟形态优美栩栩如生的标本；还有人工饲养在笼中专供观赏的世界各地的仙鹤种类；最后将见到冬夏常年驻寨扎龙的成群丹顶鹤留鸟。

登上保护区管理局专为观鸟所建的五层楼高的望鹤楼，只见碧水连天，芳草连天；水外有水，水天一色；湖面上浮漾着一圈一圈若隐若现的“涟漪”，波斯地毯图案似的静止不动。管理局的李长友局长说：那是野生菱角，开花时节，湖面就会变成一片金黄。

从望鹤楼五层平台的望远镜镜头里，我终于远远地见到了两只东方白鹳。它们蜷在一根木桩顶上搭起的草窝里，正在喂养刚刚孵化不久的雏鸟。据说这种鸟专栖于树顶，但沼泽无树，扎龙人为“引凤”而特地架起高高的树桩，搭起密密的窝巢——尔后苦等长达八年之久，终有一对儿白鹳自远方飞来，从此留守不去，将扎龙视为故园。在保护区内碧绿的堤埂上，我看见一只雪白的雌天鹅，正在一块高地上的阳光下耐心孵卵，雄天鹅却在堤下的水草边，泰然梳理羽毛……

今年春夏齐齐哈尔遭遇大旱，为保护湿地的自然生态，市政府紧急决定，调放上游水库及嫩江水源，为扎龙湿地大量补水，那是东北平原之肺，黑土地重又顺畅呼吸。在沼泽的边缘静静谛听，苇草深处传来声声鹤唳，如长笛婉转、小号脆昂，远播天外。

通灵仙鹤

这是扎龙保护区的一项“绝活”——丹顶鹤留鸟的飞行表演。

那群白色的大鸟，从湿地边缘一处高地上的“放飞场”中结队走出来亮相的时候，一个个长腿长颈，昂首挺胸，洁净而矜持；一身素衣白衫配一顶精巧的小红帽，活像英勇潇洒的斗牛士。它们眺望远方，遥望长空，静默地各就各位等待出发。忽听旁侧的养鹤师傅发出一声类似鹤唳的长鸣，那几十只大鸟先后拉开距离，踮起脚尖，张开阔大的白色翅膀，呼扇着悠悠起飞；一阵强大的气流，如风如雨，从我头顶掠过，我的头发被吹起来，裙子被掀起来；那个瞬间我看清了它们巨大的白翅上，镶满了黑色的羽花；眼前飞旋的白羽如雾气升腾，一时遮天蔽日；须臾间，洁白的鹤群已迅速升空，前后错落有致，一顶顶小红帽破云领先，长脖似剑，长腿如桨，舒展的翅膀柔软轻盈如朵朵祥云，飘飘欲仙；惊鸿一瞥，蓝天下只见一道道银光闪烁，那不是鹤在飞翔而是云在飞扬……

那个时刻，北国的天空中，云朵忽而隐没不见，被盘旋的白鹤覆盖了。

那个时刻，北国的夏季，清凉的大雪纷纷，如旗如席，迎风漫卷。

我从未见过近在咫尺的美丽大鸟，如此生机灵动，翩然乘风翱翔。

它们像一群崭新的超音速机群，在蓝天下进行着庄严而优美的飞行表演，间或变换姿势和队形，彼此配合默契；它们像一群天外来客，白色的精灵与天使，因对地球情有独钟而不思归去；它们硕大的翅膀从空中掠过，转了一个大圈儿，在地面投下移动的暗影，然后缓缓地缓缓地下降，一只接着一只，落在远处翠绿的沼泽地里。

丹顶鹤降落的姿态也是极为优雅的——在下降的过程中，逐渐减小翅膀舒展的幅度，慢慢收拢身后那两支硕长的“起落架”，就在即将接触地面的一刹那，身子前倾，弯曲的双腿迅即伸直，然后稳稳站立。此时巨大的翅膀已全部合拢，几近天衣无缝地覆于背部，翅膀张开时那边缘上黑色的羽花，犹如一把收起的伞，变成了一撮黑色的尾翼自然垂落——这一系列动作完成得如此漂亮而利索，令人叹为观止。

却有一只“逃飞”的懒鹤，一直留在草地上东张西望地溜达。它用长喙调皮地啄人，然而你进它退，依然保留着对人的高度警惕。丹顶鹤是一种温和却极为机警的大鸟，我无法抚摸和亲近它。在鹤类驯化场，专为白鹤“接见”并与远方来客留影而设立的园中，扎龙鹤群中那一位最聪明漂亮的超级明星，从笼中款款走出，一派训练有素的国际模特风度，然后轻轻迈上树桩，长长的黑颈随之昂然翘立，迅速摆好了与人照相的架势，仪态万方。听得相机咔嚓一响，便不耐烦地走下树桩，掉头而去。只有在池塘边洗澡的一群雏鹤，乳黄色的羽毛未丰，浑身湿漉漉地滴着水珠，摇摇晃晃地追来逐去地玩耍，一副未历世事、天真无邪的模样……

在扎龙保护区内的世界珍贵鹤类展览园中，见到形态各异的多种美鹤。其中有一只蓝灰色的赤颈鹤，来自印度和斯里兰卡，身材奇高几乎像一只幼年长颈鹿，羽毛油亮线条流畅，红颈银衣，头顶一朵菊花状的帽冠，每一根挺拔的冠须都金光闪烁，犹如一顶金质皇冠。故而步态傲慢，颇有王者风范。赤颈鹤生性凶猛，忽抬头昂然长啸，声如洪钟……

都说鹤通人性，一夫一妻制终身相守。雌鹤每年春季产卵两枚，若遇意外事故，雌鹤还会再次产卵两枚，直至成功孵化，可见仙鹤的天性中具有计划生育意识。鹤蛋呈灰白色，上有浅褐色斑点，由雌鹤与雄鹤轮流孵化，共同养育幼雏，夫妻恩爱平等，令人钦羡。只是听说曾有一只雄鹤因常常外出拍电视上镜头，受到外界诱惑，竟然移情别恋，跟另一只雌鹤远走高飞。它的“原配”痛心至极，在扎龙老窝上空久久盘旋，风声鹤唳，凄厉悲怆，哭声催人泪下，最后这只雌鹤不得不离开扎龙这个伤心之地，不知去向……

扎龙湿地的丹顶鹤群中，有过多少感人至深的亲情友爱呢？然而，仙鹤有爱，却不会有恨。面对至情而圣洁的仙鹤，人类是否多少会有些愧疚呢？

鹤的舞蹈

我相信自己与鹤是有缘的。六十年代末从杭州到北大荒下乡时，我报名的那个农场，就叫作鹤立河农场，隶属鹤岗市。想来在很久以前，三江平原湿地上，一定曾经自由地生活着许多许多白鹤灰鹤，那地方因鹤得名。

但我到达鹤立河农场的连队时，几乎已经见不到鹤的踪影了。水库边草甸深处，偶有一只白色的长脖老等，细脚独立、低头于浅水觅鱼。有人走近，它便伸开翅膀迅速仰天起飞，单腿忽而变成两根，垂直悬挂于身后，瘦腿伶仃，白羽飘飘，大有仙风道骨之态。那一刻我几乎惊呆，尔后激动不已，从此固执地将此鸟认作白鹤，以给自己一点心里安慰。

但事实上，那时候三江湿地正被大规模开发成农田，鹤立河早已徒有虚名了。一九七七年，我带着关于白鹤之梦的破灭与一线尚存的人生理想，来到哈尔滨读书后又留在那儿。有一天，在事先完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境下，白鹤突然出现了——它们以舞蹈的姿势，猝不及防地闯入我的视线。那是我生命中值得庆贺的幸运日，后来的岁月中，它仍不断地令我陶醉与回味。时隔二十余年，当时的情形仍清晰如初、历历在目。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春天的清晨，我与一位邻居大姐约定去哈尔滨市动物园晨练。我们似乎是被一阵阵嘹亮的号角，或是高亢的呼唤所吸引，闻声走到了一座高大的丝网笼前。那一刻我的呼吸都几乎停止了，我看见了一群白色的和灰色的大鸟，不，是一群真正的仙鹤，正在笼中翩跹起舞——

银衣白裙飘飘，身材修长流畅，长颈长腿灵巧敏捷，灰褐色的眼睛彼此深情地凝视对方——它们几乎具备了天才的舞蹈家应有的一切优势，还有内心热烈而疯狂的激情。它们在清晨的第一线阳光中从容地展开了巨大的羽翼，然后轻盈地弹跳，凌空扑转，就像踩着音乐的节拍，一步都不会乱了方寸。伴奏的音乐流淌在它们的血液里，我们人类是听不见的。一只白鹤高雅地踮起足尖，将长喙伸向太阳的方向，一次又一次，总是与其他的鹤擦肩而过，然后一个华丽转身，在笼中奔跑翻腾，掀起一阵忧郁的尘雾——这是白鹤的单人舞，高傲而又孤独；而双人舞的风格则完全不同，那是热情奔放而又光焰四射的：双鹤颈项相绕，四足灵巧地此起彼落，每一个动作都是互相呼应的，就像人类的拉丁舞那样配合默契；它们不停地追逐嬉戏、扇动着翅膀换位拍打，像是在拥抱与抚慰对方；鹤似以腾跃示欢喜、以展翅示仰慕、以交颈示情爱、以啄羽示亲近；那般缠绵悱恻、难舍难分；那样扑朔迷离、如影随形；鹤在舞蹈时，在天地间释放了它求偶的全部渴望与爱意，忘我忘情如痴如醉，令观者惊羡而自愧不如。当笼中所有的鹤们都一同起舞时，犹如风起云涌电闪雷鸣，一场气势磅礴而壮美的集体舞开始了，整个笼子似乎都在震撼。我听见了雄浑的交响乐，还有旷野春风的呼啸；然而，眼前白鹤的狂舞却旁若无人，依旧悄然无声地进行着。

那一刻我相信天下所有见过鹤舞的人，都会被它们的真诚率性而深深感动。也许再没有哪一种动物，能比鹤的舞蹈更奇妙更精美更富于感情色彩了。二十多年前我曾见过笼中之鹤的舞蹈，从此终生不忘。但也因而有一丝悲哀挥之不去，我只能想象着那些栖居在蓝天野地的鹤群，大自然辽阔的舞台，会使它们的舞蹈更加舒畅与自由。

在扎龙见到一位春夏常出没于沼泽，业余拍摄野生鹤群的企业家王克举，并参观了他自费建立的扎龙梦鹤苑主题公园。前后十余年，他拍下野生鹤冬夏生活形态图片近万幅，在梦鹤苑几排红砖平房的白墙上，悬挂着几百帧扎龙丹顶鹤与大天鹅的艺术摄影图片。色彩光影、雪雾水波、鹤立鹤飞鹤鸣鹤舞，千姿百态，让人流连忘返。

有人以这种方式，将仙鹤自创自演的舞蹈，在镜头中永久珍藏。

当然还有更为重要的另一种形式的挽留，留住湿地沼泽——适宜野生丹顶鹤居住的自然生态环境。齐齐哈尔市政府及扎龙保护区，在这二十多年间已是竭尽所能，不遗余力。李局长告诉我，扎龙的当务之急，需要设法将苇荡中遗存的几十家农户，全部迁出保护区。

北大荒是仙鹤的故乡。据悉，当年知青大量开垦的湿地，近年已陆续退耕还草。

我相信自己是与鹤有缘的：我的两个侄女（我事先并不知情），公爹为她们各自起名为鹤立与鹤飞——愿以此怀念那些美丽的白色大鸟，再不会被我们忘却或忽视。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张抗抗散文》

张抗抗具有坦诚、旷达、优雅的性格和气质，散文似乎更合于她的这种性格和气质的外化。她曾说过：“小说是我，散文更是我，虚构的小说，真实在生活本质，而散文，本应是一个里里外外透明的真实。”她出生于庚寅年，属虎，“人有虎性，虎虎而有生气”“写作时留着虎性”。有趣的是，这生生虎性，又使她独具中国士大夫高雅美学特性的散文，增添了虎虎生气。

——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副主编 汪兆骞

朗读者 姚明 YAO MING

他是很多年轻人的偶像。他的初心在十七岁那年盛夏被点燃，从此他为荣誉而战。从中国男篮最优秀的球员到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NBA）的超级球星，从上海大鲨鱼俱乐部老板到中国篮球协会主席，他在篮球的世界里不断重塑自我，也不断体会着真正的体育精神。

姚明是中国球迷公认的传奇人物。他二十二岁夺得中国职业篮球联赛（CBA）总冠军及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奖，打出几乎无人可敌的战绩；同一年的美国职业篮球联赛选秀中，他以状元秀身份被休斯敦火箭队选中。职业生涯中曾连续六个赛季入选全明星阵容，堪称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最成功的中国球员。2011年退役时，他被称为“二十一世纪以来全世界最好的中锋之一”。

姚明一路遭遇的挑战和骂声非常人可比。他曾在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中遭遇低谷，忍受伤病和多年季后赛首轮不胜的煎熬；他还是中国男篮近十年的支柱，要兼顾两头的高强度赛事；后来，他成为上海东方大鲨鱼俱乐部的老板、中国篮协主席，每走一步都会迎来无数的质疑。这一切，姚明都扛了过来。他既保持了中国人谦逊低调、勤恳刻苦的传统，又有诙谐幽默、睿智亲和的一面，他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中国运动员”的成见。

朗读者访谈

董卿：你和篮球最初的渊源应该从小就有了？

姚明：我父母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运动员，我们住在体育大院里，楼上楼下都是其他体育项目的叔叔阿姨。周围一起玩的孩子也像我这样是所谓的“体二代”。（笑）虽然我们的项目不一样，但从同事和邻居的嘴里也能听到“你父母过去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当然会以此为豪，以父母为榜样，希望有一天也可以像他们那样。

董卿：所以你在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球衣是十一号，但其实你的第一件球衣是十五号，是你父亲的球衣号码？

姚明：过去是这样的。

董卿：的确有一种传承在其中。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从篮球中获得快乐的？

姚明：我忘了是什么时候了。那年夏天在训练，我突然感觉那种声音很美妙，是什么声音呢？当我们在场上奋力奔跑的时候，耳边会传来空气流动的声音，“呼呼呼”地响；当我们的球鞋在地板上摩擦的时候，会发出很尖锐的声音；还有篮球被投入篮筐里刷网而过的摩擦声，或者篮球弹筐而出时金属发出的声音。当你的神经高度集中、全力以赴的时候，实际上心里是非常非常安静的，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你才能听到那种声音。

董卿：它激发了你内心的一种爱吗？

姚明：对。

董卿：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之前的几个月，医生就告诉你：你的左脚骨裂，有几套治疗方案。可是你的回答非常坚定：任何的治疗方案都要把奥运会放在第一位。

姚明：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有机会在自己家门口参加一次奥运会的人，特别是自己在里边承担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时，都会做这个抉择，只要这个国家有足够的凝聚力。我相信我们作为这个国家的每一分子都会这么做的。（掌声）

董卿：我们每个人之所以会做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我们心里有一种荣誉感。

姚明：应该是的。但是，赢了叫荣誉感，输了叫什么？

董卿：你不是很喜欢特奥会运动员誓词中的一句话吗？“让我去获胜；如果不能获胜，让我勇敢地去尝试。”

姚明：我至今还记得，那时距离出发去2000年悉尼奥运会还有大概几周吧，我们住在运动员宿舍楼里。我忘了是哪一层楼了，只听到走道里有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后来我知道了，那是有人在最后一刻被刷掉了。那声嘶号一直留在我心里。他们付出了同样多的代价，付出了同样多的心血，他们是失败者吗？体育本身就是竞争，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淘汰了无数人，正是那些离开的人包括和我们竞争的人成就了我们。

董卿：伟大的队员有时候是伟大的对手塑造出来的。胜利和失败同样具有价值。

我这儿有一些你受伤的记录，其中有这样一个描述：切断脚跟和大脚趾上的骨头，切断的地方用新的钉子固定，去年打进去的三根钉子要拔出来，把骨头上的碎片复位，用股骨的组织复位，用钢片钉子重新固定。

姚明：最难以承受的是每次在康复中所经历的心理压力。一旦受过伤之后，实际上人对于受伤那一下的疼痛是有记忆的。当我们再重复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有这样一个阴影挥之不去，这是我们最最最最痛苦的地方。

董卿：你有在康复之后觉得恢复不了而绝望的时候吗？

姚明：最后一次啊。

（屏幕播放姚明退役发布会视频资料，姚明说道：“去年年底，我的左脚第三次应力性骨折。作为篮球运动员，我将结束自己的运动生涯，正式退役。”）

所以我很简单地做了一个选择——退役。

董卿：在退役之后，毫无疑问，你打开了生活的新大门。但是有一点我很好奇，你曾经说过：“我应该不会像其他球星那样在退役之后去买下一支球队。因为那牵扯了太多的商业和利益，还有太多的政治和黑暗面。而这些都是我不喜欢的。”可是你食言了，你拥有了上海东方大鲨鱼俱乐部。

姚明：人是在变化中的，而且我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而要以社会为中心，以生活为中心，因为生活和社会不停地在前进，不停地在变，我们要跟上它。你追求的到底是地位，还是你完成了什么事。我认为很多时候，初心最终是使更多人认同，并且认同的不是头衔，不是地位，而是大家真正可以去模仿、喜欢、运用，并对大家真正有益的东西。可以是科技的力量，可以是文学的力量，也可以是我们体育的力量。

董卿：初心的形成也许很简单，但是它的完成却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今天要朗读什么呢？

姚明：《真实的高贵》。

董卿：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篇文章呢？

姚明：这篇文章非常符合我们体育精神。我们用一百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的奥运三问，我自己给自己提出了第四问：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可能再过几年，真正会有“00后”的球员加入国家队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去了解，他们是否愿意全身心地为了中国、为了这面旗帜去奋斗。体育运动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更重要的是发掘自己内心的力量。

董卿：你想把这段朗读献给谁呢？

姚明：献给我们所有体育人和体育爱好者吧。

读本 真实的高贵

佚名

风平浪静的大海上，每个人都是领航员。

但若仅有阳光而无阴影，仅有欢乐而无痛苦，那就不是人生。以最幸福的人生为例——它是一团相互缠绕的纱线。丧亲之悲与幸事之喜接踵而至，使我们悲喜交加，连死亡本身也会令生命更加可亲。在人生的清醒时刻，在悲痛与失落的阴影下，人们与真实的自我最为接近。

就人生或职业而言，性格的作用比智力大得多，头脑的作用不如心灵，天资则不如由判断力所掌控的自制、耐心和规矩。

我始终相信，当一个人开始追求更严肃的内心生活，他的外在会开始变得更朴素。在一个奢侈浪费的年代，我期望能向世人说明，人类真正需要的东西少之又少。

悔恨自己犯下的错误，直至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优于别人，并非高贵。真正的高贵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林克 译）

这篇《真实的高贵》流传甚广，尤其是文章最后一句，激励和鼓舞了许多人。人们通常认为其作者为海明威，但经考证，并非如此。文中大量段落都摘引自十九世纪英国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的作品，还有一些句子则可能是年代比较久远的谚语。不过，人们误认为这篇文章为海明威所作，也并不让人意外。因为海明威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许多硬汉形象，他们在重压之下保持风度，从不叹气，更不会祈求怜悯；他们对抗命运，战胜自我，是一个个真正的高贵的人。

——编者

朗读者 宗庆后 ZONG QING HOU

1987年，四十二岁的宗庆后亲手把“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的牌子挂在一栋不起眼的灰色小楼上，彼时他未曾预想，这家只有三个人的校办企业，未来竟能成长为一个年销售额几百亿的商业帝国，改变中国饮料市场的格局。

这家校办企业就是娃哈哈食品集团的前身。创业初期条件十分艰苦，宗庆后带领两个老师，简单地粉刷了一下墙壁，买了几张办公桌椅，就开张了。他戴着草帽，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叫卖汽水、冰棍和文具。他风里来雨里去，干劲十足。两年后，企业员工已逾百人，他抓住市场机遇，研发出了自己的产品——娃哈哈儿童营养液。这款产品一经面世便迅速走红，成为一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1991年，宗庆后做了一件大胆的事，他用八千万兼并了拥有两千多名职工的国营老厂——杭州罐头食品厂。自此，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正式成立，宗庆后的事业迅猛发展。2010年起，他四年间三次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首。

胆大心细、心无旁骛、勤劳坚韧，这些宝贵的品质让宗庆后成了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发家后的他依旧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饮食简单，着装毫不起眼，出差向来都会选择经济舱。或许，他追求的从来都不是金钱与享受，而是一份人生的事业。

朗读者访谈

董卿：您是坐飞机来的还是坐高铁来的？

宗庆后：坐飞机来的。

董卿：去年您有两张照片在网上传播得很广。一张是您在机场候机厅拿着行李等待的照片，还有一张是您坐高铁时的照片，坐的是二等座。

宗庆后：他们认为我比较有钱了，就应该坐在比较高级的舱位，在我看来不应该这样。我出差总是一个人，也不需要其他人陪着。

董卿：您的生活非常简单，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都说您是“布鞋老总”，今天穿的是？

宗庆后：穿的也是布鞋。（全场笑）

董卿：您一年的开销可能不会超过五万块钱。

宗庆后：现在可能连五万块钱也没有了，因为我以前抽烟，现在我把烟戒了。关键是年轻时候穷怕了，我小的时候，母亲一个月四十来块钱的工资养我们五个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

董卿：那个时候家里吃得最多的东西是什么？

宗庆后：米粉糊，再弄点老菜煮在一起，糊很薄。就这样吃。

董卿：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希望能够帮母亲分担一些？

宗庆后：小时候理想很多，总希望后面能够挣到大钱，回报父母。

董卿：那个时候也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时期。您在十八岁那年去了农场工作？

宗庆后：十七岁。

董卿：十七岁，在什么农场？

宗庆后：开始是到马目农场，就是“舟山的西伯利亚”。宋朝六个皇帝葬在那里，原来叫“宋六陵”。我们刚到的那天正好停电了，结果我们住在“牢房”里，而且那儿还有关押重犯的木头栏网。有的女同志看到了这情景就吓坏了。

董卿：去做些什么呢？

宗庆后：修理大坝，挖沟，拉石头，最重的石头有四五百斤，还有种棉花、茶叶、水果、水稻、蔬菜，所以一年四季都是农忙，很辛苦。那时候我一天吃三斤米还不饱。我们在农村从早干到晚，大粪要挑到田里面，然后插秧。插秧的时候，背上是很痛的，牛……

董卿：牛虻？

宗庆后：牛虻，对了。哪怕我们补丁加补丁，衣服穿得很厚，它还是可以蜇到皮肤里面。

董卿：您还学会什么了？

宗庆后：我那个时候也在食堂里做过活，会杀猪，一百五六十斤的猪啊……（全场笑）

董卿：您在农场干了多久？

宗庆后：一共干了十五年。

董卿：您在农场十五年，没有找一个女朋友吗？

宗庆后：那时收入太低，自己都吃不饱穿不暖，讨个老婆再生个孩子，怎么养？这种生活跟我的理想抱负还是有点距离的；加上那时候有政策，可以顶职回城了，所以我没有在农场找女朋友，也没有结婚。

董卿：您也没有遇到过比较喜欢的人吗？

宗庆后：我年轻的时候应该还比较帅，所以喜欢我的人还比较多。（全场笑，鼓掌）

董卿：后来是什么样的机会让您能够回到城里？

宗庆后：母亲退休以后，我可以顶职回去。刚开始我就是做工人，后来他们看我还是比较灵光的，就叫我去跑销售。

董卿：有被人看不起的时候吗？

宗庆后：人家一听是小学校办企业就看不起你。为什么我在创业一开始提出的企业精神就是“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勇于开拓，自强不息”？人家看不起我们，我们要看得起自己，到最后要人家看得起我们。（掌声）

董卿：2006年到2009年，企业卷入到一些纠纷当中。

宗庆后：当时达能想低价收购我们的股权，我们不想被他们收购，因为我们还是想保留我们自己的品牌。

董卿：我记得当时好像有一种说法：我们要让六十三岁的宗庆后的余生都在诉讼当中度过，这个态度是非常强硬的。

宗庆后：他很牛啊。

董卿：是的，所以您那时候要拿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才能跟他们对抗呢？

宗庆后：那时候我是跟他们强硬对抗的，我一定要跟他们打官司，所以我全部都应诉。

董卿：我听说当时您参加了全球七八十场诉讼，证词都是由律师给您准备吗？

宗庆后：我的证词是自己写的，因为他写的我不满意。

董卿：但那个时候您已经六十多岁了。

宗庆后：六十多岁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还很年轻。（掌声）

董卿：（笑）2009年终于达成了和解，您的收获和体会是什么？

宗庆后：从整个事件来看，很多企业怕跟外国人打官司，但有理可以走遍天下，不用怕。你越怕，人家越欺负你。而且我觉得中国现在慢慢地强大了，也不应该再受人家欺负了。企业规模做大了，国家也强大了。我们的供应商到他们地区的时候，要升中国国旗。（掌声）

董卿：这可能是您四十二岁还骑着三轮车卖冰棍的时候没办法想象到的事情。

宗庆后：一个人要做事业，首先要有理想。我根本没想到我会做成中国最大的饮料企业。现在我应该也不需要继续赚钱了，因为之前赚的钱我几辈子也用不完，但我还在努力工作，为社会、为国家做点贡献。

董卿：您今天要为我们读些什么呢？

宗庆后：我想朗读季羡林的《八十述怀》，奉献给我们正在学习、正在创业的年轻人。

董卿：冯友兰先生说过“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是八十八岁，“茶”是一百零八岁，到那个时候，咱们依然可以充满雄心壮志。

读本 八十述怀

季羡林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活到八十岁；如今竟然活到了八十岁，然而又一点也没有八十岁的感觉。岂非咄咄怪事！

我向无大志，包括自己活的年龄在内。我的父母都没有活过五十；因此，我自己的原定计划是活到五十。这样已经超过了父母，很不错了。不知怎么一来，宛如一场春梦，我活到了五十岁。那时正值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我流年不利，颇挨了一阵子饿。但是，我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正在德国，我经受了而今难以想象的饥饿的考验，以致失去了饱的感觉。我们那一点灾害，同德国比起来，真如小巫见大巫；我从而顺利地渡过了那一场灾难，而且我当时的精神面貌是我一生最好的时期，一点苦也没有感觉到，于不知不觉中冲破了我原定的年龄计划，度过了五十岁大关。

五十一过，又仿佛一场春梦似的，一下子就到了古稀之年，不容我反思，不容我踟蹰。其间跨越了一个十年浩劫。我当然是在劫难逃，被送进牛棚。我现在不知道应当感谢哪一路神灵：佛祖、上帝、安拉。由于一个万分偶然的机缘，我没有走上绝路，活下来了。活下来了，我不但没有感到特别高兴，反而时有悔愧之感在咬我的心。活下来了，也许还是有点好处的。我一生写作翻译的高潮，恰恰出现在这个期间。原因并不神秘：我获得了余裕和时间。在浩劫期间，我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后来不打不骂了，我却变成了“不可接触者”。在很长时间内，我被分配挖大粪，看门房，守电话，发信件。没有以前的会议，没有以前的发言。没有人敢来找我，很少人有勇气同我谈上几句话。一两年内，没收到一封信。我服从任何人的调遣与指挥，只敢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然而我的脑筋还在，我的思想还在，我的感情还在，我的理智还在。我不甘心成为行尸走肉，我必须干点事情。二百多万字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就是在这时候译完的。“雪夜闭门写禁文”，自谓此乐不减羲皇上人。

又仿佛是一场缥缈的春梦，一下子就活到了今天，行年八十矣，是古人称之为耄耋之年了。倒退二三十年，我这个在寿命上胸无大志的人，偶尔也想到耄耋之年的情况：手拄拐杖，白须飘胸，步履维艰，老态龙钟。自谓这种事情与自己无关，所以想得不深也不多。哪里知道，自己今天就到了这个年龄了。今天是新年元旦，从夜里零时起，自己已是不折不扣的八十老翁了。然而这老景却真如古人诗中所说的“青霭入看无”，我看不到什么老景。看一看自己的身体，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金色的朝阳从窗子里流了进来，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楼前的白杨，确实粗了一点，但看上去也是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时令正是冬天叶子落尽了；但是我相信，它们正蜷缩在土里，做着春天的梦。水塘里的荷花只剩下残叶，“留得残荷听雨声”，现在雨没有了，上面只有白皑皑的残雪。我相信，荷花们也蜷缩在淤泥中，做着春天的梦。总之，我还是我，依然故我；周围的一切也依然是过去的一切……

我是不是也在做着春天的梦呢？我想，是的。我现在也处在严寒中，我也梦着春天的到来。我相信英国诗人雪莱的两句话：“既然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梦着楼前的白杨重新长出了浓密的绿叶；我梦着池塘里的荷花重新冒出了淡绿的大叶子；我梦着春天又回到了大地上。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八十”这个数目字竟有这样大的威力，一种神秘的威力。“自己已经八十岁了！”我吃惊地暗自思忖。它逼迫着我向前看一看，又回头看一看。向前看，灰蒙蒙的一团，路不清楚，但也不是很长。确实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不看也罢。

而回头看呢，则在灰蒙蒙的一团中，清晰地看到了一条路，路极长，是我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这条路的顶端是在清平县的官庄。我看到了一片灰黄的土房，中间闪着苇塘里的水光，还有我大奶奶和母亲的面影。这条路延伸出去，我看到了泉城的大明湖。这条路又延伸出去，我看到了水木清华，接着又看到德国小城哥廷根斑斓的秋色，上面飘动着我那母亲似的女房东和祖父似的老教授的面影。路陡然又从万里之外折回到神州大地，我看到了红楼，看到了燕园的湖光塔影。令人泄气而且大煞风景的是，我竟又看到了牛棚的牢头禁子那一副牛头马面似的狞恶的面孔。再看下去，路就缩住了，一直缩到我的脚下。

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我真正感觉到，我负担不了，也忍受不了，我想摆脱掉这一切，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回头看既然这样沉重，能不能向前看呢？我上面已经说到，向前看，路不是很长，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我现在正像鲁迅的散文诗《过客》中的一个过客。他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走来的，终于走到了老翁和小女孩的土屋前面，讨了点水喝。老翁看他已经疲惫不堪，劝他休息一下。他说：“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那边，西边是什么地方呢？老人说：“前面，是坟。”小女孩说：“不，不，不的，那里有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常常去玩，去看它们的。”

我理解这个过客的心情，我自己也是一个过客，但是却从来没有什么声音催着我走，而是同世界上任何人一样，我是非走不行的，不用催促，也是非走不行的。走到什么地方去呢？走到西边的坟那里，这是一切人的归宿。我记得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诗里，也讲了这个意思。我并不怕坟，只是在走了这么长的路以后，我真想停下来休息片刻。然而我不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反正是非走不行。聊以自慰的是，我同那个老翁还不一样，有的地方颇像那个小女孩，我既看到了坟，也看到野百合和野蔷薇。

我面前还有多少路呢？我说不出，也没有仔细想过。冯友兰先生说：“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是八十八岁，“茶”是一百零八岁。我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我是“相期以米”。这算不算是立大志呢？我是没有大志的人，我觉得这已经算是大志了。

我从前对穷通寿夭也是颇有一些想法的。十年浩劫以后，我成了陶渊明的志同道合者。他的一首诗，我很欣赏：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我现在就是抱着这种精神，昂然走上前去。只要有可能，我一定做一些对别人有益的事，绝不想成为行尸走肉。我知道，未来的路也不会比过去的更笔直、更平坦。但是我并不恐惧。我眼前还闪动着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影子。

1991年1月1日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季羡林散文》

先生的每一篇散文，几乎都有自己独具匠心的结构。特别是一些回环往复、令人难忘的晶莹玲珑的短小篇章，其结构总是让人想起一支奏鸣曲、一阕咏叹调，那主旋律几经扩展和润饰，反复出现，余音袅袅。

——北京大学教授 乐黛云

朗读者 贾平凹 JIA PING WA

如果说初心是一座山，那么他就用四十多年的笔墨写满了秦岭——他心里最中国的山。他曾经说过：“我可能命定就是个文人吧，做书之虫，笔之鬼。”他用一千五百万字，描绘了苍茫秦岭的山高水长，记录了乡土中国的世纪变迁。他就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贾平凹。

贾平凹生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向来自称“秦岭里的人”。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正式开始发表作品，很快就声名鹊起，受到读者、文学批评家的追捧，被誉为“鬼才”。他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施耐庵文学奖，文学地位毋庸置疑。在世界范围内，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史册的当代中国作家之一，曾获得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铜奖、法国费米娜外国小说奖等国际知名文学奖项，2013年被授予法兰西金棕榈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这个勋章每年只有极少数享有很高声誉的艺术家才能获得，是法国政府授予文学艺术界的最高荣誉。

多年来，贾平凹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以平均每两年一部的速度推出长篇小说。这些作品各自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又都保持在较高的文学水准之上。2018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十六部长篇小说《山本》，字里行间依然能感受到他的韧劲、力道、成色，也依然有着浓厚的陕西色彩。

朗读者访谈

董卿：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贾平凹：大家好！我只能用陕西话在这儿讲话，因为我讲不了普通话。曾经自己给自己打圆场，说“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

董卿：（笑）我终于知道了我为什么这么普通。

《山本》是您的第十六部长篇小说，这十年来您近乎是每两年就写一部长篇，这样的创作力让大家惊叹。很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您有这么大的能量。

贾平凹：老觉得自己写得还不满意吧，老寄希望于下一部作品能写得更好一点。这就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乡下的时候见过好多人家的子女特别多，都是女孩，我见过一个七个女孩的家庭。为什么那么多家庭还想再要个男孩？

董卿：（模仿陕西话）那《山本》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嘛？

贾平凹：对我来讲，把每个孩子生出来都觉得他特别好。

董卿：起码是个好孩子。您现在还是用笔写作吗？

贾平凹：基本上还是用笔写，起码写三遍。豪华笔记本上先打草稿……

董卿：为啥在豪华笔记本上？

贾平凹：我觉得写作，尤其第一稿、初稿是很庄严的事情。

董卿：您还会挑个日子吗？

贾平凹：挑日子。（全场笑）

董卿：这本书我也是三天前拿到的。我当时想，它为什么叫《山本》这个名字？

贾平凹：十多年来，我的长篇小说名都是两个字。我喜欢两个字，感觉两字好一点儿。《山本》这本书就是写山的，或者山的根本、山的本来面目、山的最初的样子。

董卿：我们说初心，初心也是本心。

贾平凹：对，对。

董卿：从《秦腔》到《古炉》，从《带灯》到《老生》，都是秦岭和商洛的故事，《山本》依然是这样，写秦岭似乎就成了您的一个写作宿命了。

贾平凹：有一句老话嘛，“你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故乡就是你的血地——出血、流血的地方。我一旦离开农村，到了西安、北京或上海，回头再看我这个老家，感觉就不一样了。站在老家看全中国，又是看到另一种景象。只有两种距离不停地参照着，你才能认识这个社会吧。

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1969年到1970年，我那儿连续大旱。那个时候特别苦，大家没钱，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在哪儿能吃饱，或者能吃好一点。

董卿：在那么穷的时候，您还爱看书吗？

贾平凹：我小时候在乡下，基本上没有书看，文学的土壤特别贫瘠，一个村一个村地都流行那几本书，就是《红旗谱》《林海雪原》……我记着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到县城姨家去，要走三十里路。到她家，突然发现几本特别厚、特别硬皮的书，那就是《红楼梦》。我觉着真有意思！走的时候就偷偷把它拿走了。这是我第一次读《红楼梦》，它一共四本，我拿走两本。

董卿：您为啥不四本都拿回来呢？

贾平凹：那个书啊，特别厚，是精装的，你从怀里这样揣上，很容易暴露的。（笑）

董卿：我们今天在座的有好多都是大学生，有清华的、北大的，还有西北大学的。你们都不知道，当年贾老师要考西北大学有多困难。

贾平凹：因为那个时候，我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当然他是被诬陷的。所以招工、招兵都轮不到我，民办教师也不要我。后来，因为我是贫下中农嘛，在修水库的时候人家觉得这个孩子做活特别踏实。我就跟我们大队支部书记申请，说我要上大学，人家说：“上大学？你能上就上。”大家都不把那当一回事，所以就推荐我上大学。

董卿：您希望写作，希望自己写的字能变成铅字是从大学开始的吗？

贾平凹：我当年修水库的时候十七八岁，开始模仿人家给周围人，比如给董卿写一段，给张三写一段，给李四写一段，写完后给大家念，大家兴奋得哈哈大笑。人有时候要不停地被鼓动，你说他写得好，他就不停地写开了，就写了那么厚一本子。

董卿：您这种写作特长是不是进大学之后就很快显现出来了？还是并没有被人注意？

贾平凹：那时候也没人教你，就是自己慢慢摸索。我在学校三年半时间，完全凭志趣来学习。因为我不知道我以后能干什么，就开始搞创作。那个时候写东西，源源不断地给别人投过去，源源不断地被退回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光手稿就装了两大箱子。

董卿：退稿？

贾平凹：是退稿。大学生都是七八人一个宿舍，同学们看到是退稿信就把它撕开了。一看是发表了，大家都不言说；一看是退稿信，就故意拿出来。我在一楼，那些退稿信在我的架子床上、旁边都贴着。我鼓励自己说，老退稿，老发表不了。

董卿：那每天看着不难受吗？

贾平凹：那叫激励嘛。每天晚上，我像母鸡要下蛋一样，转过来转过去睡不着。我记着我的文章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之后，我去买报纸。卖报纸的人不卖给我，他以为我是小孩子，要买报纸回去包辣子面，我又不好意思说那报纸上面有我的文章，后来人家勉强给了几张报纸。我往学校走的时候感觉所有人都在对我笑呢，其实人家并不是对我笑。我自己一个人坐在校园的树林子里，把那个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那种高兴劲儿就像赛跑一样：开头刚一起跑，给你掌声或者嘘声都不在意，你只能无限地往前跑，不停地跑，到最后，获得了掌声，才是真正的掌声。（掌声）

董卿：我记得您说过：我就像是土命，平时我穿着人的衣服，可一到写作，我就披上了牛的皮。写作时候的贾平凹和我们平时看到的贾平凹是同一个人吗？

贾平凹：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我是个比较谨慎的、胆小的人，很少说话，能不让我说话就不说话。但是在写作过程里，我完全不顾忌什么条条框框，也不迎合读者，我觉得怎么写就怎么写。一个作家实际上一直在写自己，如果写到社会上不好的东西，或者写到人性里不好的东西，实际上是来给社会排毒的。我经常说一句话：写作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与神相会的地方。“全神贯注”，或者说“聚精会神”，说的是你聚精才能见到神。

董卿：（鼓掌）说得好！很多人走出了自己原来的村子之后，可能不会像您这样，这么频繁地再把它当成庇护所一样，再回到那个地方去重新校正自己的位置。您的下一部作品还会写秦岭吗？

贾平凹：肯定还能写秦岭。中国的大部分历史实际上都发生在秦岭南北。我最早写作是见啥写啥，我把那一段叫“流寇”“写作流寇”；后来觉得应该先建立个“革命根据地”，起码是“文学根据地”，所以我才回到老家。

董卿：就像贾老师说的，写作说到底就是在写自己，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自己的秦岭，在创伤时给予我们修补，在迷途时给予我们方向。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他们和贾老师都有很多年的交情。今天的朗读不妨就叫“贾平凹和他的朋友及读者”。当我们读着这些文学的片段，也仿佛就在读贾平凹的人生，因为他始终是以文学的方式在和这个世界相处。当然，进行文学创作的可能只是一部分人，阅读可能也只是一部分人，但是初心却和我们每个人有关：它关乎我们快不快乐，安不安详，从哪里来，最后走向哪里。

读本 山本（后记）

贾平凹

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原定名就是《秦岭》，后因嫌与曾经的《秦腔》混淆，变成《秦岭志》，再后来又改了，一是觉得还是两个字的名字适合于我，二是起名以张口音最好，而志字一念出来牙齿就咬紧了，于是就有了《山本》。山本，山的本来，写山的一本书，哈，本字出口，上下嘴唇一碰就打开了，如同婴儿才会说话就叫爸爸妈妈一样（即便爷爷奶奶，舅呀姨呀的，血缘关系稍远些，都是撮口音）。这是生命的初声啊。

关于秦岭，我在题记中写过，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

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四十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话说：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性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

以前的作品，我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只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如神，你可以感受与之相会，却无法清晰和把握。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吧。在数年里，陆续去过起脉的昆仑山，相传那里是诸神在地上的都府，我得首先要祭拜的；去过秦岭始崛的鸟鼠同穴山，这山名特别有意思；去过太白山；去过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七十二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已经是不少的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九牛一毛，我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是什么状态，一棵草长在沟壑里是什么状况。关于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终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使我改变了初衷，从此倒兴趣了那个年代的传说，于是对那方面的资料，涉及的人和事，以及发生地，像筷子一样啥都要尝，像尘一样到处乱钻，太有些饥饿感了，做梦都是一条吃桑叶的蚕。

那年月是战乱着，如果中国是瓷器，是一地瓷的碎片年代。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地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秦岭里就有了那么多的飞禽走兽，那么多的魍魉魑魅，一尽着中国人的世事，完全着中国文化的表演。当这一切成为历史，灿烂早已萧瑟，躁动归于沉寂，回头看去，真是倪云林所说：生死穷达之境，利衰毁誉之场，自其拘者观之，盖有不胜悲者，自其达者观之，殆不值一笑也。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莽莽，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河畔，即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不禁慨叹万千。

《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了构思，那是极其纠结的一年，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首先是它的内容，和我在课本里学的，在影视上见的，是那样不同，这里就有了太多的疑惑和忌讳。再就是，这些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我想我那时就像一头狮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钻进偌大的荆棘藤蔓里，狮子没了办法，又不忍离开，就趴在那里，气喘吁吁，鼻脸上尽落些苍蝇。

我还是试图着先写吧，意识形态有意识形态的规范和要求，写作有写作的责任和智慧，至于写得好写得不好，是建了一座庙还是盖个农家院，那是下一步的事，鸡有蛋了就要下，不下那也憋得慌么。初草完成到2016年底，修改已是2017年。2017年是西安百年间最热的夏天啊，见到的狗都伸着长舌，长舌鲜红，像在生火，但我不怕热，凡是不开会（会是那么多呀！）就在屋里写作。写作会发现身体上许多秘密，比如总是失眠，而胃口大开，比如握笔手上用劲，脚指头却疼，比如写那么几个小时了，去洗手间，往镜子上一看，头发竟如茅草一样凌乱，明明我写作前洗了脸梳过头的，几小时内并没有风，也不曾走动，怎么头发像风怀其中？

漫长的写作从来都是一种修行和觉悟的过程，在这前后三年里，我提醒自己最多的，是写作的背景和来源，也就是说，追问是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如果背景和来源是大海，就可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而背景和来源狭窄，只能是小河小溪或一潭死水。在我磕磕绊绊这几十年写作途中，是曾承接过中国的古典，承接过苏俄的现实主义，承接过欧美的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承接过建国十七年的革命现实主义，好的是我并不单一，土豆烧牛肉，面条同蒸馍，咖啡和大蒜，什么都吃过，但我还是中国种。就像一头牛，长出了龙角，长出了狮尾，长出了豹纹，这四不像的是中国的兽，称之为麒麟。最初我在写我所熟悉的生活，写出的是一个贾平凹，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我所熟悉的生活，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在谋图写作对于社会的意义，对于时代的意义。这样一来就不是我在生活中寻找题材，而似乎是题材在寻找我，我不再是我的贾平凹，好像成了这个社会的、时代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识。再往后，我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一个贾平凹，这个贾平凹就是贾平凹，不是李平凹或张平凹。站在此岸，泅入河中，到达彼岸，这该是古人讲的入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内，出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外，也该是古人还讲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吧。

说实情话，几十年了，我是常翻老子和庄子的书，是疑惑过老庄本是一脉的，怎么《道德经》和《逍遥游》是那样的不同，但并没有究竟过它们的原因。一日远眺了秦岭，秦岭上空是一条长带似的浓云，想着云都是带水的，云也该是水，那一长带的云从秦岭西往秦岭东快速而去，岂不是秦岭上正过一条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下流过是自然的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上流过是我感觉的河，这两条河是怎样的意义呢？突然醒开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庄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学。这就好了，我面对的是秦岭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我与历史神遇而迹化，《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

过去了的历史，有的如纸被糨糊死死贴在墙上，无法扒下，扒下就连墙皮一块全碎了，有的如古墓前的石碑，上边爬满了虫子和苔藓，搞不清那是碑上的文字还是虫子和苔藓。这一切还留给了我们什么，是中国人的强悍还是懦弱，是善良还是凶残，是智慧还是奸诈？无论那时曾是多么认真和肃然，虔诚和庄严，却都是佛经上所说的，有了罣碍，有了恐怖，有了颠倒梦想。秦岭的山川河壑大起大落，以我的能力来写那个年代只着眼于林中一花、河中一沙，何况大的战争从来只有记载没有故事，小的争斗却往往细节丰富，人物生动，趣味横生。读到了李尔纳的话：一个认识上帝的人，看上帝在那木头里，而非十字架上。《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这木头和石头中去了。

在构思和写作的日子里，一有空我仍是就进秦岭的，除了保持手和笔的亲切感外，我必须和秦岭维系一种新鲜感。在秦岭深处的一座高山顶上，我见到了一个老人，他讲的是他父亲传给他的话，说是，那时候，山中军行不得鼓角，鼓角则疾风雨至。这或许就是《山本》要弥漫的气息。

一次去了一个寨子，那里久旱，男人们竟然还去龙王庙祈雨，先是祭猪头、烧高香，再是用刀自伤，后来干脆就把龙王像抬出庙，在烈日下用鞭子抽打。而女人们在家里也竟然还能把门前屋后的石崖、松柏、泉水，封为神公君，一一磕过头了，嘴里念叨着祈雨歌：天爷爷，地大大，不为大人为娃娃，下些下些下大些，风调雨顺长庄稼。一次去太白山顶看老爷池，池里没有水族，却常放五色光、万字光、珠光、油光，池边有着一种鸟，如画眉，比画眉小，毛色花纹可爱，声音嘹亮，池中但凡有片叶寸荑，它必衔去，人称之为净池鸟。这些这些，或许就是《山本》人物的德行。

在秦岭里，可以把那些峰认作是挺拔英伟之气所结，可以把那些潭认作是阴凉润泽之气所聚，而那山坡上或洼地里出现的一片一片的树林子，最能让我成晌地注视着。每棵树都是一个建筑，各种枝股的形态那是为了平衡，树与树的交错节奏，以及它们与周遭环境的呼应，使我知道了这个地方的生命气理，更使我懂得了时间的表情。这或许又是《山本》布局。

随便进入秦岭走走，或深或浅，永远会惊喜从未见过的云，草木和动物，仍还能看到像《山海经》一样，一些兽长着似乎是人的某一部位，而不同于《山海经》的，也能看到一些人还长着似乎是兽的某一部位。这些我都写进了《山本》。另一种让我好奇的是房子，不论是瓦房或是草屋，绝对都有天窗，不在房屋顶，装在门上端，问过那里的老乡，全在说平日通风走烟，人死时，神鬼要进来，灵魂要出去。《山本》里，我是一腾出手就想开这样的天窗。

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这如同我的孩子的毛病都是我做父亲的毛病，我对于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和失望。《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只是我知道了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我需要书中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

未能一日寡过，恨不十年读书，越是不敢懈怠，越是觉得力不从心。写作的日子里为了让自己耐烦，总是要写些条幅挂在室中，《山本》时左边挂的是“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右边挂的是“襟怀鄙陋，境界逼仄”。我觉得我在进文门，门上贴着两个门神，一个是红脸，一个是黑脸。

终于改写完了《山本》，我得去告慰秦岭，去时经过一个峪口前的墚上，那里有一个小庙，门外蹲着一些石狮，全是砂岩质的，风化严重，有的已成碎石残沙，而还有的，眉目差不多难分，但仍是石狮。

2017.10.13夜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山本》

作为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贾平凹的《山本》不仅有对秦岭的“百科全书”式书写，而且也有对近代中国的深度反思。一方面，对涡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充满烟火气的世俗日常生活进行着毛茸茸的鲜活表现；另一方面，却也有着哲学与宗教两种维度的形而上思考。《山本》，是一部生命之书，一部苦难之书，更是一部悲悯之书。

——文学评论家 王春林

秦腔（节选）

贾平凹

清风街的故事该告一个段落了吧。还说什么呢？清风街的事，要说是大事，都是大事，牵涉到生死离别，牵涉到喜怒哀乐。可要说这算什么呀，真的不算什么。太阳有升有落，人有生的当然有死的，剩下来的也就是油盐酱醋茶，吃喝拉撒睡，日子像水一样不紧不慢地流着。夏风是在夏天智过了“头七”，就返回了省城。那个陈星比夏风还早一天也背着他的吉他走了。陈星的走，有些莫名其妙，因为开春后他还请了县农技所的人来修剪了一次果林，而且头一天在戏楼上弹着吉他唱歌，唱了一首又一首，几乎是办了一场他的演唱会，第二天一早他却走了，走了再没有在清风街露面。以后呢，是天渐渐又热了，蝉在成蛹了，猫在怀春了，青蛙在产卵了，夏天义一日复一日地还在七里沟，只是每次从七里沟回来，路过夏天智的坟前，他就唠叨得给坟前竖个石碑的。他责问过夏雨，夏雨说这事他和夏风商量过，夏风让等他回来了好好给爹竖个碑的，他已经请石匠开出了一个面碑石了。夏雨却对夏天义问起一件事来，是不是县上派人来调研重新分地的事了？夏天义睁大了眼睛，说：“你听谁说的？”夏雨说：“上善……你不知道呀？”夏天义说：“狗日的！”夏雨说：“他们不知来调研啥的，是同意重新分地，还是不同意分地？”夏天义说：“一壶酒都冷喝了，才端了火盆呀！”夏雨说：“……”夏天义说：“总算来了，来了就好，我夏天义的信还起作用么！”夏雨说：“二伯你又告了？！”夏天义没言传，抄着手回家去了，他的头向前倾着，后脖子上的壅壅肉虽然没了，却还泛着一层油。但是，县上的来人却路过了清风街先去了西山湾，而麦子眼看灌浆了，清风街下起了一场大雨。雨先是黑雨，下得大中午像是日头落山，黑蒙蒙的。再是白雨，整整一夜，窗纸都是白的。雨大得人出不了门，拿盆子去接屋檐水做饭，怎么接只能接半盆子。白雪抱着孩子站在台阶上，从院墙头一直能看到南山峁，山峁被黑色的云雾裹着，像是坐着个黑寡妇，她就不看了。门楼的一角塌了，裸露出来的一截木头生了绿毛。院子里的水已经埋没了捶布石，墙根的水眼道被杂物堵了，夏雨在使劲地捅，捅开了，但水仍是流不出去。他出了院门，开始大声叫前院人的名字，大名小名地叫，前院里才有了应声。夏雨说：“耳朵叫驴毛塞了？你家尿窖子溢了，屎尿漂了一巷道！”前院人说：“水往尿窖子里灌哩，我有啥办法，我日天呀？！”夏雨说：“你还躁哩？！你为啥不在尿窖边挡土堰呢？”就取了䦆头去疏通巷道了。四婶在厨房门口生火盆，让白雪把孩子的湿尿布拿来烘一烘，就听到轰的一声。白雪说：“娘，谁家的院墙又塌了！”四婶说：“塌吧，塌吧，再下一天，咱这院墙也得塌了！”白雪没有拿了湿尿布去烘，回坐在门槛上，觉得屋里黑暗，阴气森森的，打了一个冷颤。

雨又下了一天，夏家老宅院的院墙没有塌，只掉脱了席大一面墙皮，但东街塌倒了十二道院墙，武林家的厦房倒了，农贸市场的地基下陷，三踅的砖瓦场窝了一孔窑，而中街西街也是塌了十三间房三十道院墙，压死了一头母猪、五只鸡。街道上的水像河一样，泡倒了戏楼台阶，土地神庙一根柱子倾斜，溜了十行瓦，土地公和土地婆全立在泥水里。整个街上的水流进了东街外的小河，小河水满，冲走了庆金刨修的地，也冲垮了两岸的石堤，一棵柳树斜斜地趴在那里。州河有石鳖子堆，总算没决溃，但也水离堤只差了一尺，男女老幼几百人在护卫，君亭几天几夜都没有回家，锣敲得咣咣响，要严防死守。而伏牛梁更糟，有泥石流往下涌，涌没了那一片幼树林子，退耕还林示范点像是癞疮头，全是红的黄的疤和脓，没了几根毛发。清风街人都愁着，见了面就骂天：一旱旱了五年，一下却把五年的雨都下来了，这是天要灭绝咱呀！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秦腔》

（本文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朗读。）

为此，我把《秦腔》看作一种尊灵魂的写作。所谓尊灵魂，即不忘在作品中找天地之“心”、寻人类之“命”。——这样的意识，在当代写作界，正变得越来越稀薄，此是当代文学之主要危机。由尊灵魂，而有生命叙事；由生命叙事，才得见一部作品的生命和情理。读《秦腔》，若不能深入到这个层面，是断难在众多沉实的段落里看出作者的苦心经营的。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有顺

浮躁（节选）

贾平凹

州河发过大水之后，小水再也没有见过金狗。多少天来，人们纷纷议论这场洪水，震惊州河还有这么大的能耐，洪水暴起，竟险些将州城、白石寨淹了！金狗发水时还在不在村子？没有人告诉她，她也不能去问，间或河运队的人从寨城南门外的渡口到铁匠铺来，拿了鱼提了鳖，只是强调补养小水身子时，她就知道金狗是到州城去了。

小水自此一直穿那件没有第三颗纽扣的衫子，即使风再大，刀子般地直往怀里钻，她也不愿意换别的衫子或者重新在这件衫子上钉上纽扣。在恍恍惚惚的境界里，她似乎觉得这第三颗纽扣不在了，自己的一颗心也不在了！常常丢三忘四，明明要去某一处取什么东西时，到那一处了却忘记了该取什么，甚至在给外爷和福运说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记不起还要说的一件事。这个时候，她是多么恨金狗呀，但常常恨过之后，她就更觉惶恐：咒人会把人咒死的，她这种怨恨会不会给金狗带来灾难呢？她甚至怀疑过自己以前是不是看错了也爱错了金狗？但这种想法才一泛上心头，她就马上打消。当她一个人待在某一处情不自禁地说道：“金狗，你学坏了，你这坏金狗！”却立即默声祈祷，永不愿他真是学坏了。小水确实是剪不断理还乱那一脉情思啊，虽然金狗离开她走了，将永远属于另一个女人了，但她怀念着往昔的情谊。这情谊有什么错吗？它是纯洁的、真挚的、常忆常新的，似乎就是她从此以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上的一袋干粮，永远值得咀嚼！让金狗再全心全意地来爱她已不可能，且这种奢望在小水看来已近于荒唐甚至可耻，但是她愈来愈多的体会是，被别人爱是一种幸福，而爱别人则是一种更长久无限的幸福！她偷偷给金狗写过三封信，却一封信也未寄出，只是在过着一种将痛苦炮制成幸福的单相思的日子。

小水明明是绝望的，但使自己也惊奇的是每天早晨一经从炕上翻起就产生一个念头：金狗突然要给她来一封信的！

但金狗没有来信。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浮躁》

（本文由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潘凯雄朗读。）

《浮躁》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发生的潜移默化的变化，写出了体制的松动，旧秩序的动摇，人心点燃的希望，不屈的挣扎与奋斗……陷于贫困中的人们，是如何渴望脱贫致富。他们与河流搏斗，为的是获得生存下去的基本保障。也确实有一种改变生活的愿望和情绪在躁动，仙游川、两岔乡、白石寨县，乃至整个商州，都涌动着一股热潮，我们可以感受到社会各阶层都在渴望一种新生活。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 陈晓明

想念 Reminis cences

说到“想念”这两个字，你有没有想到某个人？不管你想到了谁，都让我们在心底感谢他，因为他让我们对人的感情又多了一种认识。想念是那么奇特，它可以是甜蜜的，也可以是苦涩的；可以是深刻的，也可以是淡然的；可以是绵长的，也可以是短暂的。想念往往不是刻意的，它出现在很多我们无法控制的瞬间：看电影，听首歌，望着一张相片的时候，或者，就在闭起眼睛的那一刻。

对于史铁生来说，想念是在开满菊花的秋天，母亲曾经说的那一句话：“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地活”；而对于终老望乡的洛夫来说，想念是“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

想念让日子变长了，让不及的人变近了，让我们最终明白，想念是拥有的另外一种形式。他想我,我想他，想念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有温度。让我们一起走进一座座情感的博物馆，去看一件叫“想念”的藏品会折射出怎样的光彩。

走进朗读亭

“叔叔，记得我的可乐，要冰冻的。”这一句所包含的精神，改变了我的一生。

朗读者 薛枭（可乐男孩）

春天回来了，/这里幸存下来的生命，在帐篷、在板房、在废墟的建设工地上……

朗读者 王建昌（抗震消防官兵）

我要把这篇《宝贝睡吧》送给那些在地震中睡去的孩子们。宝贝，怕了吗/天崩地裂，吓坏你们了吧/多少爱你们的人啊，泪如雨下……

朗读者 梁策晖（四川人）

那一刻十四时二十八分，那一天五月十二日，举国同悲，全民一心。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汶川人。

朗读者 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工作人员

今天是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日。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那天的演出还没开始，地震就发生了。当我冲出大厅，看到街面像波浪一样，我就知道地震了。医院的房屋全部损毁了。医院旁边有一个寺庙叫罗汉寺，我们就在素全大师的帮助下，把产妇和新生儿转移到了寺庙的院坝里。我们打着雨伞，用手电筒照明，用树枝作输液架。就在寺庙的屋檐下，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她的哭声很响亮。我把新生儿抱过来，从头亲到脚，自己也号啕大哭。地震使我们失去了很多亲人和同胞，但是我们的帐篷里有很多新生命诞生，我们有希望。前前后后，刚好一百零八个孩子出生在罗汉寺。我们就亲切地叫他们地震宝宝，或者罗汉娃。十年了，应该好好纪念一下。不要忘记那场灾难，为了我们自己，更加幸福感恩地活下去。我把泰戈尔《我的歌》读给孩子们——

我的小孩呀，我这一支歌将扬起它的乐声围绕你的身旁……当你只是一个人的时候，它将坐在你的身边，在你耳旁微语；当你在人群中的时候，它将远远地围着你保护着你。

朗读者 桂逢春（什邡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朗读者 许鞍华 XU AN HUA

她被人们称为香港电影新浪潮当中首屈一指的女性导演。她六次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三次斩获金马奖最佳导演奖，2011年获亚洲电影大奖终身成就奖。香港作家黄碧云曾这样评价她：“她的电影就是她的生活、她的人、她的光彩与粗糙、她的缺陷与完整。”

许鞍华的电影几乎全程见证了香港电影的风云变迁，很多都是香港经典电影榜单上的常客。她以一部恐怖片《疯劫》出道，这部跳脱常规的电影，让她成为香港电影新浪潮的旗手。她在自我探索的道路上走得相当艰辛，直到《女人四十》才逐步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她把视野投向平凡的女性、社会边缘的人群，用冷静客观的镜头，记录他们的生存状态。她的电影在艺术与商业的夹缝中摸索，秉持着“温和、不偏激、持平”的立场，在香港电影中独树一帜。更值得一提的是，她发掘和重塑演员的能力是巨大的，斯琴高娃、鲍起静、刘德华都是在她的帮助下，登上重要电影奖项最佳男女主角的宝座。

生活中的许鞍华性格内敛、毫不张扬，她至今单身，租住廉价公寓，出行乘坐地铁，这种生活在有些人看来几乎称得上潦倒，似乎与她在事业上的丰富与圆满毫不相称。回顾自己的人生，她说：“最悲伤的生活不过如此，最幸福的生活不过如此，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波澜壮阔。”

朗读者访谈

董卿：您从开始拍电影到现在有多久了？

许鞍华：差不多四十年吧，我的第一部电影是1979年拍的。

董卿：从1979年开始跟您一起拍电影的那些伙伴们，到现在还在拍电影的多吗？

许鞍华：比较少。跟我合作很久的剪辑、摄影退休了，有一位剪辑过世了。

董卿：您想念的是不是都是过去和您一起拍过电影的人？

许鞍华：对。我肯定会想念的就是胡金铨[1]导演。我在英国的时候胡金铨过来，那时董桥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做事，就特地介绍他跟我认识。

董卿：您跟他在一起工作了多久？

许鞍华：只有两三个月。我爸爸不喜欢我跟胡导演工作。他说：“你应该去电视台，应该自己去拍戏。”我对胡导说：“对不起，胡导，我想先去电视台。”他只是笑着说了一句：“哎呀，怎么你们把我的公司当成了咖啡厅呢？”可是后来，他还是对我们很好。原来我心目中伟大的人和伟大的电影工作者是很普通的，而且心地挺好的，也不歧视女人。（笑）

后来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希望我自己能宁静致远。他还说，如果有一天在外国的影展里，我们不需要用中国的丝绸、瓷器或古董来吸引外国人，而是拍一些水准非常好的戏，我觉得我们中国电影就成了。他自己是拍古装片的，可他说，如果不用这些噱头，那才行。这封信我保存了差不多二十年。

1986年，谢晋导演要拍《芙蓉镇》，找了很多作家和导演提意见。当时在香港的发行公司老板问我能不能去，我说好。我就扛了一个像棺材一样大的箱子，接着滚上滚下坐火车，还好那时候年纪轻。我自己坐了一辆计程车到宾馆，下车到餐厅。谢晋就在那边，一看到我就哈哈大笑说：“哈哈，那个去接你的人以为香港来的女导演一定是很时髦的啊。”我穿了西装什么的，人家都不认得我是香港女导演，连我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全场笑）

他是有心要找我跟他一块儿合作拍《鸦片战争》。有一场戏是英军冲虎门炮台，他突然很想有人帮忙。我那个时候很喜欢拍大场面，一听到有一千个临时演员，之前我都没拍过这么多人，我就去了。我们是早上七点开工，一直晒到晚上七点，每天都这样。那时候他已经差不多八十岁了，天哪！他很高兴地来找我，穿一件睡衣，是条纹款的，还穿一双黑皮鞋，穿了袜子，拿着一个塑料包，里面全都是烈酒。我们两人去喝夜茶。他特别高兴，（笑）戴个帽子……（大声笑）

董卿：您现在想想还觉得很好笑是吗？（全场笑）

许鞍华：我应该多帮他一点的，可是他也不会听。（笑）

董卿：您现在想到他，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许鞍华：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经过了那么多事还拍了那么多戏。虽然他有两个儿子智力不是很好，可是他非常非常爱他们，家庭也很和睦。

我感觉我受到他们的教育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一些身教。你怎么做人其实非常重要，我评价一下自己：我做人很失败……（笑）

董卿：（笑）失败在哪里？

许鞍华：我的个人生活一片空白，我没有好好地培养自己的兴趣，比如，除了书和一些拍戏所必需的工具，其余的我都太不懂了。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儿女，很多人都有的经验我都没有，所以有点亏了。（笑）

董卿：（笑）您可不可以说嫁给电影了？

许鞍华：（点头）这个可以拿来安慰自己吧。

董卿：（笑）人生没有十全十美，导演，是不是？我相信很多年以后，就算您真的不拍电影了，还是会有很多观众想您的，因为您曾经拍过的电影。

许鞍华：是吧，可是我也不后悔。（掌声）

董卿：您今天要为他们读些什么呢？

许鞍华：我七八十年代看很多香港人的诗，我最喜欢的诗人是邓阿蓝，他是一个工人，写的都是苦难。我很喜欢这些人，他们有点像我现在要纪念的朋友。

[1] 胡金铨是香港电影史上的大师级人物，代表作有《龙门客栈》《大地儿女》《侠女》等。他创造了香港武侠电影独树一帜的风格。

读本 也斯寄来邓阿蓝和我的合照——回答（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马若

因版权原因，未收录原文

朗读者 果果父母 GUO GUO FU MU

在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想念莫过于天人永隔，生死两茫茫。这对夫妻曾经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女儿在十三岁那年，因为一场突然的变故，永远离开了人间。这对父母来讲是痛彻心扉的打击，但也就在女儿离开的那天，他们俩做了一个决定，让她的生命得以以另一种形式在这个世间延续。从此，想念不再是简单的哀思，它也多了一份希望。

这对夫妻是余江和郭爽，他们的女儿叫果果。果果是重庆巴渝中学一名初二学生，从小酷爱文学，特别爱写小说，梦想是长大后当一名服装设计师。2016年9月21日凌晨四点，果果在宿舍里突然感到头痛、乏力，并伴有呕吐症状。紧急送到医院后，医生检查发现她是先天性的脑血管肌瘤破裂导致脑出血。经过全力抢救，果果仍因脑干功能衰竭，离开了这个世界。

果果离世后，悲痛中的余江和郭爽决定捐出孩子的器官。余江说：“想到未来几十年，果果的一部分仍然存活着，这也是在救我们的女儿啊！”这个决定得到了果果祖辈的理解和支持。9月23日下午，在重庆市儿童医院，果果正式进行了器官摘除手术。她是重庆市第一百二十名器官捐献者，她的角膜、肾脏和肝脏，使至少两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使两名肾衰竭患者和一名肝脏衰竭濒临死亡的患者重获新生。

朗读者访谈

董卿：果果离开快两年了，还是会想念她吗？

果妈：非常想，很想很想她。老实说，拼命地让自己工作，不去想。但是往往一个人的时候，看到天上的月亮，想她；看到天上的星星，想她。

董卿：我想对于你们来说，很难接受的一点是，果果生病、离开得非常非常突然。

果妈：（点头）太突然了。我接到老师的电话去接她，她躺在床上，跟我说：“妈妈，我没有力气，我头晕。”我发现她的眼睛在抽搐，嘴角开始抽搐，手在空中舞动，我就吓坏了。她跟我说：“妈妈，我控制不了我的手。”这是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董卿：你到医院看到她的时候，她是什么样子？

果爸：已经昏迷了。

果妈：医生怀疑是先天性的脑血管肌瘤突然破了，大面积出血。它在颅内的脑底，位置特别特别不好。那个时候我都不懂，我觉得孩子会醒过来的，都不知道害怕。

果爸：对于我们来说，女儿永远地活在了十三岁。

董卿：果果是一个非常活泼、喜欢读书的孩子，是吗？

果妈：她写小说，写诗。2016年中秋节，我们一家三口在路上散步，她就跟我们讲：“爸爸妈妈，我要成立我的文学社。我都想好了，Crystal（水晶）文学社！”她就走在我们两个中间，一只手拉着我，一只手拉着她的爸爸。

董卿：我们有一段果果播音的录音。所有观众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感受一下她是个怎样的孩子，好不好？

果爸 果妈：好的。

（现场播放果果生前录音：“亲爱的大家们，你们好！欢迎来到Crystal文学社第一期电台！夜空中最亮的星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在动画片《狮子王》中有一段经典对白：‘每个人死后都会变成一颗星星，而星星却在天上守护着我们。’”）

董卿：我们能感受到一个女孩对未来、对未知的向往。其实这段录音不是从你们二位手上拿到的，而是从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拿到的。这也意味着在果果很快地离开之后，你们做出了一个决定。

果爸：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和她妈妈完全没有想这么多。果果是21号进的医院，第二天，22号早上，儿童医院的主任医师把我们俩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们果果现在面临的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靠呼吸机维系下去，还可以有另一个选择。其实很奇妙，就在主任医师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头脑一瞬间就反应过来了。我问他：“是不是器官捐献？”当时我牵着果妈的手，从她的眼神里看到了同意。果果的器官能够救助其他人，对我们来说，就是女儿还活着。（掌声）

董卿：家里的老人也不反对吗？

果妈：出乎我们的意料，最爱她的外公外婆全同意了。22号晚上外婆就跟我讲：“那些维持孩子生命的药物对器官不好。既然你做了决定，就让她的器官在质量好的时候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掌声）

董卿：有没有在协议落笔的时候突然犹豫或后悔呢？

果爸：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太去想要捐什么。唯一有一样我没有捐，就是我女儿的心。我舍不得，真舍不得。（哽咽）我觉得女儿的心一直跟我们在一块儿。

董卿：现在果果捐献的这些器官救助了多少人？

果妈：五个人，我相信也是五个家庭。

董卿：让五个可能也曾经陷于绝望的家庭重新找到了希望。在果果走了之后你们成立了一个基金。

果妈：为山区的一百名孤儿捐赠了为期一年、每个孩子十万的重大疾病险。

董卿：解除痛的最好方法是付出比痛更多的爱。刚才提到，果果捐赠的器官已经救助了五位患者，但是按照国际惯例，似乎捐、受者之间是一个双盲选择，彼此是不知道信息的。

果妈：是。

董卿：所以你们也不知道救助的到底是什么人？

果妈：是，我就很好奇，但是我又害怕。我真心希望我孩子的器官在受捐者的身体里好好的。

董卿：我们接下来要听到两段很特殊的录音，也许你们可以猜到这两个声音和你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一起来听。

（现场播放录音）

录音一：亲爱的捐献者家属，你好！我是一名有着十四年透析经历的尿毒症患者。感谢你们做出了器官捐献的决定，正是因为这个决定，才让我重新拾起了生的希望。两年过去了，受捐的肾脏在我的身体里一直健康地住着，我常常会对它说：“我们一定要好好活着。”

录音二：我是一名大学四年级的女孩。2015年，我患上右眼角膜白斑症后便登了记，一直在等待角膜移植手术。我一度以为我的后半生都要在一半的黑暗中度过。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2016年，我竟意外获得了你们送给我的光明礼物。是这只珍贵的眼角膜让我又能重新返回课堂，重新拾回光明。在这里，我想对你们说：“谢谢你们的无私，虽然我和你们此生无缘相见，但请你们放心，我会珍惜有它在我眼睛里面的每一天。我看到的就是她看到的。我会带着她一起去看星空、看大海，一起去看这个美丽的世界。”（掌声）

董卿：如果说当时的决定多少可能还有一些自我拯救的愿望在里面，但是今天，听到这样的声音，可能又有了一些对生命的新感悟。

果爸：（流泪）说实话，这一年半以来，我经常也会想，我家的丫头，她的器官在谁的身上，过得还好吗，到底在哪一个方向……没想到，今天《朗读者》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女儿的身体还健健康康的，还活得好好的。我们应该要感谢接受我们女儿器官移植的五个人，他们能带着我们女儿一起活下去。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们。（果爸果妈鞠躬，全场鼓掌）

董卿：我想，今天的这份想念已经不仅仅是你们对她的想念，还有受捐者对她的想念，还有受捐家庭对她的想念。今天我们的现场还坐着一些特殊的来宾，他们也都是曾经接受过器官移植的患者。

（屏幕播放众多器官捐赠者的照片）

看着他们的笑脸，看着我身边的这些嘉宾，我有一种很特殊的感受：生命多么奇妙，你我从未相遇，你我从不相识，但是你我会永远在一起。爱因为博大而变得高贵，高贵的爱也会让想念止于哀伤，臻于慈悲。感谢你们，想念你们。

导演手记

果果父母：

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报以歌

导演 隋月颖

2017年，在《朗读者》第二季的节目策划会上，“器官捐献”成了我们热议的重点选题。随后，我们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取得了联系，果果父母的出现，让我们体会到了痛与希望的双重震撼。

记得第一次电话采访前，我做了充分的准备，但真正拨通电话，听到果妈平静的声音时，我还是有些震惊。果妈说：“导演，没关系。你直接问吧，我可以的。”她的声音如此坚定、克制，让我第一次在采访对象面前手足无措。我想，在她表面的波澜不惊之下，一定藏着很难走出去的痛彻心扉。

中国人最不愿直面“死亡”这个敏感词汇，而我们的谈话却不得不涉及这个话题。女儿的最后一夜，对果果父母来说如同噩梦。回想那一夜，果妈说：“我总觉得我的女儿不可能那么脆弱。我的心里好像一直有个声音在告诉自己，女儿是不会离开的，她一定会在某个时间点醒来。当时我和她爸爸一边彼此依偎坐在重症监护室的门外看着时针一分一秒地转动，一边慢慢陷入了绝望。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就像正在做一场你拼命想醒来的噩梦。最后，眼睁睁地看着时间把我们和女儿之间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以至于周围的事物都开始变得恍惚。我们在医生、家人和女儿的老师、同学面前，都没有哭泣，因为已分不清梦和现实的区别了。”

果果救不回来了。果妈和很多人一样，在没有经历这个过程之前，别说选择器官捐献，仅仅是听到这样的字眼，都会起鸡皮疙瘩。她总觉得这种事情离她的生活很远，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在女儿生命将要结束的时刻，当医生提出器官捐献时，果果父母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一想到她的肝脏、肾脏和角膜还能够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夫妻俩就觉得女儿并没有离开。而且，能够帮助其他人，一定也是女儿所希望的。在决定捐出果果器官的那一瞬间，他们反而释然了。

在果果的告别仪式上，果果父母不停地提醒彼此和到场的同学、来宾不要掉眼泪，他们不希望女儿沉重地离开。粉色的告别式邀请卡上写着这样一段话：“我是上帝派来的小天使，我用十三年的时间给大家带来幸福和快乐。我是璀璨星空中最明亮的星星，现在要飞回我的星空。”“这不是告别式，是欢送会。”果果父母这样注解女儿的一生。

只有在独自面对镜子时，果妈才会还原为一位母亲本来的模样。她说：“当时有很多人惊讶我们怎么会这么坚强。其实，只有一个人面对镜子的时候，我们才会哭得撕心裂肺。面对镜子里的自己，我会清醒地意识到，所有表面的坚强只是因为自己不愿意相信现实罢了。镜子里那个恐惧、痛苦的我，才是一个真正的妈妈。直到现在，我几乎每天早上醒来，还感觉自己的心是被疼醒的。”

果爸是一个和声细语的男人。我原以为，父亲对女儿的情感会更隐匿而深沉，但没想到的是，我们的那次采访竟成了果爸的一次克制的宣泄。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他几度哽咽、抽泣，以至于我有好几次都不忍再问下去。他是一个把对女儿的想念寄存在内心隐秘角落的父亲。他至今无法忘记女儿在去世前一个月为他做的一份三明治早餐——那是女儿第一次为他做饭。

而现在的他只能一个人走进女儿的房间，一待就是很长时间不出来。一遍遍翻看女儿的照片和日记，静静地躺在女儿的床上，想寻回女儿熟悉的气息。

果爸提及果果的外婆，让我印象深刻。在决定捐献果果器官之前，是家里的老人给了果果父母莫大的支持。果果七十多岁的外婆曾说：“那些维持孩子生命的药物对器官不好。既然你做了决定，就让她的器官在质量好的时候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在果果拔掉呼吸机之前，这位老人在她的床前轻声对她说：“我的好孙女，放心地走吧，外婆会替你照顾好爸妈的。”

老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从果果离开那天起，老人每天都会给果果父母准时打一通电话，大到增减衣物，小到每顿餐食，都会反复叮嘱。每次回家，热腾腾的饭菜都会准备好，只等他们进门。

在果果父母的心里，女儿未曾离开。他们以女儿的名义成立了一个基金，为山区百名孤儿捐赠重大疾病险，还多次自行驱车前往藏区偏远小学，为孩子们送去学习用品和衣物。果爸说：“每一次出发，我都觉得是和女儿同行。我会带着女儿的爱心一起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以这样的方式来想念她，如果她能在天上看到，一定是非常开心的。”

这样的爱何其深沉，何其厚重，又何其伟大！我被这充满爱的一家人感动了，感动于他们的彼此间温暖的支撑，感动于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爱，更感动于他们将陨落的生命变得如此华彩壮丽。

采访最后，当我问果果父母是否愿意参加《朗读者》节目录制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是不愿意过多接受媒体邀请的，但如果我们的参加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器官捐献的真正意义，能够让自愿加入器官捐献的人越来越多，那我们义不容辞。

2018年3月21日，果果父母来到了我们的录制现场，他们质朴而真挚的语言让所有人潸然泪下，让我们肃然起敬。同时，我们也委托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为他们找到了果果的眼角膜和肾脏的受捐者的声音。当我们把两份录音当作为他们准备的礼物送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只对我说了两个字：谢谢!

果爸说，其实和果果告别的最后夜晚，他抚摸着女儿的额头，自己的心脏突然有瞬间被击中的感觉。那一刻他已经认定，女儿的某个器官一定被移植成功了。我想，那一刻对于他们来说，如同女儿的新生。

果妈则悄悄告诉我，这一年多来，她曾想过女儿的器官在另一个生命里是否过得安好。今天能够听到受捐者的声音，她的心一下子踏实了很多，没那么痛了。她会把这份美好的礼物永远留存在记忆里。

果果父母是千千万万普通父母中的一对，他们平凡而质朴，却用善举让在绝望中等待的人们看到了曙光，让生命突破了生与死的区隔。他们为果果做出了器官捐献的决定，也让生命在爱中永远传递。

读本 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节选）

周国平

15 永恒的女儿

你让我做了一回父亲。太短暂了，我刚刚上瘾，你就要走了。你只让我做了片刻的父亲。

可是，你在我身上唤醒的海洋一般深广的父爱将永远存在，被寂寞的天空所笼罩，轰响着永无休止的呼唤你的涛音。

在男人的一切角色中，父亲最富人性。其余种种角色，包括儿子、丈夫、野心家、征服者，面对父亲角色都不由自主地露出愧色，压低嗓门说话。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旦做了父亲，就不能不永远是父亲了。

你净化了我看女人的眼光。你使我明白，女人都曾是女儿，总是女儿。愈是爱我的女人，我愈是要这样看她。

然而，别的女儿迟早会身兼其他角色，做妻子和母亲，你却仅仅是女儿，永远是女儿。你是一个永恒的女儿。

我的永恒的女儿，你让我做了永恒的父亲。

16 幻灭之感

我们平时深陷在红尘之中。尽管亲戚朋友的死会引起我们物伤其类的悲哀，但那毕竟是旁人的死，和我们隔了一层。对于我们自己的死，我们只能想象，没有一个人能够亲眼目睹自己的死。死，似乎是一件目睹者不可身受、身受者不可目睹的事情。

然而，自己孩子的死就不一样了。孩子真正是亲骨肉，他的生命直接从我们自己的生命分出。在抚育他一天天生长的过程中，我们又仿佛在把自己的生命一点点转移到他身上去。不管我们的理性多么清醒地洞察死后的虚无，我们的种族本能仍然使我们多少相信孩子的生命是我们自己生命的延续。所以，目睹孩子的死，差不多是目睹了自己的死。这是一种最接近于目睹和身受相重合的死。目睹自己所孕育的生命毁于一旦，无常在眼皮底下演出一整出戏，世上不会有比这更可怕的幻灭之感了。

也许，我的女儿，你的短促美丽的生命是我的真实宿命，而我在人世的苟活只是一个幻影……

17 等和忍

我究竟在等什么呢？

在这个世界上，奇迹比美德（所谓善），甚至比公道（所谓善有善报）更为罕见，我早已不相信奇迹了。

当然，我不是在等那必将到来的结局。一个父亲怎么会等他的孩子的死呢？

可是我确实在等。我在等我的患有绝症的女儿的每一次欢笑，她那么爱笑，我的等待很少落空。

我知道，总有一天，病痛会迫使她不再欢笑，并且终于夺去她的生命。那时候我将不再等待，只是咬牙忍受。

人生无非是等和忍的交替。有时是忍中有等，绝望中有期待。到了一无可等的时候，就最后忍一忍，大不了是一死，就此彻底解脱。

18 生命的得失

我问自己：

一个婴儿刚出生就夭折了，他究竟一无所失，还是失去了他应该享有的漫长的一生？

一个老人寿终正寝了，他究竟失去了他曾经享有的漫长的一生，还是一无所失？

我问自己：

生命的得失究竟如何衡量？寿命的长短究竟有何意义？

我对自己说：

生命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因此无论什么年龄的死都是不可计算和比较的，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的丧失。

我发现我的问题和答案都似是而非，用玄学掩盖了一个常识的真理：老人的死是自然的、正常的，孩子的死是不自然的、荒谬的。

面对死，孩子给人一种实在的安慰：生命是不可阻遏的。

但是，面对孩子的死呢？

19 平庸的父亲

诗人不宜做丈夫。一结婚，诗意就没了。哲学家不宜做父亲。儿女生下来，哲学就死了。

我可曾发过诸如此类的高论？

于是有人据此劝慰我：“这是天意，上帝要你做哲学家。”

可是现在，如果允许我选择，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做父亲，不做哲学家。

一位朋友替我提供理由：在这个时代，平庸的哲学家太多了，而杰出的父亲太少了。

不，我的选择是：宁可做平庸的父亲，不做杰出的哲学家。

我的理由要简单得多：我爱我的女儿胜于爱一切哲学。没有一种哲学能像这个娇嫩的小生命那样使我爱入肺腑。只要我的女儿能活，就让随便什么哲学死去好了。

然而，我的女儿注定活不了。

然而，形形色色的哲学注定要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我抱着我的女儿的小小尸体，拒绝接受任何一种哲学的安慰。

由不得我选择，我骨子里就是个平庸的父亲，做不了杰出的哲学家。

20 尼俄柏的眼泪

在西皮罗斯的悬崖上，耸立着一位母亲的石像。她全身僵硬，没有生命，唯有那双呆滞的眼睛淌着永不干枯的泪水。

这是尼俄柏在哭她的惨遭杀害的儿女。

这位忒拜的王后，曾经是人间最幸福的母亲，膝下有七个美丽的女儿和七个健壮的儿子。她多么天真，并不夸耀她的权势和财富，却仗着她有众多可爱的孩子而傲视子女稀少的天神勒托，终于遭此可怕的报复。

当舞蹈家邓肯的两个孩子在车祸中丧生时，她觉得她也像尼俄柏一样变成了石头。从此以后，不管她又经历了些什么，一切都已经外在于她，就像浪花外在于石头一样。

尼俄柏和邓肯是真正的女人，她们爱孩子远胜于爱使她们显赫的王位或艺术。我相信她们的野心是纯洁的，因为这野心温顺地听命于她们的至高无上的母性。

对于一个母亲（我还要加上父亲）来说，不可能有比丧子更加惨烈的灾祸了。有一项调查表明，在各类生活事件中，子女死亡造成的心理压力最大。别的事件打击头脑或心灵，丧子却直接打击人类最深沉的种族本能。

所以，尼俄柏是一个悲惨的象征。在灾祸降临的那一刻，她变成了石头，她的一切都死了，唯有她的悲哀永远活着。只要天下还有不幸的父母，她的眼泪就不会流干。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

（本文由果果爸余江朗读。）

《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是为除周国平之外的另一个或其他许多的寂寞而写的。周国平大概永远不会知道，陪着他的寂寞坐着的，另外还有很多寂寞。

——出版人、书评家 黄集伟

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周国平

这是一封读者来信，从一家杂志社转来的。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都会收到读者的来信，这很平常。我不经意地拆开了信封。可是，读了信，我的心在一种温暖的感动中战栗了。

请允许我把这封不长的信抄录在这里——

不知道该怎样称呼您，每一种尝试都令自己沮丧，所以就冒昧地开口了，实在是一份由衷的生命对生命的亲切温暖的敬意。

记住您的名字大约是在七年前，那一年翻看一本《父母必读》，上面有一篇写孩子的或者是写给孩子的文章，是印刷体却另有一种纤柔之感，觉得您这个男人的面孔很别样。

后来慢慢长大了，读您的文章便多了，常推荐给周围的人去读，从不多聒噪什么，觉得您的文章和人似乎是很需要我们安静的，因为什么，却并不深究下去了。

这回读您的《时光村落里的往事》，恍若穿行乡村，沐浴到了最干净最暖和的阳光。我是一个卑微的生命，但我相信您一定愿意静静地听这个生命说：“我愿意静静地听您说话……”我从不愿把您想象成一个思想家或散文家，您不会为此生气吧。

也许再过好多年之后，我已经老了，那时候，我相信为了年轻时读过的您的那些话语，我要用心说一声：谢谢您！

信尾没有落款，只有这一行字：“生命本来没有名字吧，我是，你是。”我这才想到查看信封，发现那上面也没有寄信人的地址，作为替代的是“时光村落”四个字。我注意了邮戳，寄自河北怀来。

从信的口气看，我相信写信人是一个很年轻的刚刚长大的女孩，一个生活在穷城僻镇的女孩。我不曾给《父母必读》寄过稿子，那篇使她和我初次相遇的文章，也许是这个杂志转载的，也许是她记错了刊载的地方，不过这都无关紧要。令我感动的是她对我的文章的读法，不是从中寻找思想，也不是作为散文欣赏，而是一个生命静静地倾听另一个生命。所以，我所获得的不是一个作家的虚荣心的满足，而是一个生命被另一个生命领悟的温暖，一种暖入人性根底的深深的感动。

“生命本来没有名字”——这话说得多么好！我们降生到世上，有谁是带着名字来的？又有谁是带着头衔、职位、身份、财产等等来的？可是，随着我们长大，越来越深地沉溺于俗务琐事，已经很少有人能记起这个最单纯的事实了。我们彼此以名字相见，名字又与头衔、身份、财产之类相连，结果，在这些寄生物的缠绕之下，生命本身隐匿了，甚至萎缩了。无论对己对人，生命的感觉都日趋麻痹。多数时候，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称谓活在世上。即使是朝夕相处的伴侣，也难得以生命的本然状态相待，更多的是一种伦常和习惯。浩瀚宇宙间，也许只有我们的星球开出了生命的花朵，可是，在这个幸运的星球上，比比皆是利益的交换、身份的较量、财产的争夺，最罕见的偏偏是生命与生命的相遇。仔细想想，我们是怎样地本末倒置、因小失大，辜负了造化的宠爱。

是的——我是，你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多么普通又多么独特的生命，原本无名无姓，却到底可歌可泣。我、你、每一个生命都是那么偶然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完全可能不降生，却毕竟降生了，然后又将必然地离去。想一想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限，每一个生命的诞生的偶然，怎能不感到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的相遇是一种奇迹呢。有时我甚至觉得，两个生命在世上同时存在过，哪怕永不相遇，其中也仍然有一种令人感动的因缘。我相信，对于生命的这种珍惜和体悟乃是一切人间之爱的至深的源泉。你说你爱你的妻子，可是，如果你不是把她当作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来爱，那么你的爱还是比较有限。你爱她的美丽、温柔、贤惠、聪明，当然都对，但这些品质在别的女人身上也能找到。唯独她的生命，作为一个生命体的她，却是在普天下的女人身上再也无法重组或再生的，一旦失去，便是不可挽回地失去了。世上什么都能重复，恋爱可以再谈，配偶可以另择，身份可以炮制，钱财可以重挣，甚至历史也可以重演，唯独生命不能。愈是精微的事物愈不可重复，所以，与每一个既普通又独特的生命相比，包括名声地位财产在内的种种外在遭遇实在粗浅得很。

既然如此，当另一个生命，一个陌生得连名字也不知道的生命，远远地却又那么亲近地发现了你的生命，透过世俗功利和文化的外观，向你的生命发出了不求回报的呼应，这岂非人生中令人感动的幸遇？

所以，我要感谢这个不知名的女孩，感谢她用她的安静的倾听和领悟点拨了我的生命的性灵。她使我愈加坚信，此生此世，当不当思想家或散文家，写不写得出漂亮文章，真是不重要。我唯愿保持住一份生命的本色，一份能够安静聆听别的生命也使别的生命愿意安静聆听的纯真，此中的快乐远非浮华功名可比。

很想让她知道我的感谢，但愿她读到这篇文章。

1994年3月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周国平散文》

（本文由器官移植受者郭春蕾、蒋燮斌、张文秀、程豪、郝雅文、李成、赵立彬、李辰一和段绍平共同朗读。）

周国平写散文，他的特点在于以散文的方式谈论哲学和人生问题，诸如生存的意义、生命的价值、死亡、孤独、自我、性与爱。总之，他集中探讨现代人精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困境和难题，特别关注心灵、苦难与磨难、灵魂与超越等问题。这样的问题触及读者最敏感的神经末梢，最容易引起共鸣。

——评论家 陈剑晖

朗读者 双雪涛 SHUANG XUE TAO

很多人说，作家常常是想念的制造者，因为他们会用这世界上最美好的文字来撩拨你内心想念的心弦，就像沈从文笔下的沱江春水、莫言笔下的高粱传奇。这位作家的笔墨也是不离故土，他仿佛在用作品告诉我们，真实的日常有时候会勾起最真实的想念。

他叫双雪涛，“80后”东北作家，著有《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等，被认为是中国颇具潜质的青年小说家。2011年，他的小说处女作《翅鬼》摘得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2012年，长篇小说写作计划《融城》入围第十四届台北文学奖年金奖，这是该奖项首度有大陆作者入围；2017年，凭《平原上的摩西》获得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18年，凭《北方化为乌有》获得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短篇小说奖。

东北是双雪涛的故乡，也是他在写作中反复叙述的地域。他的故事里常会出现东北雪原、东北凶杀事件以及各式各样的东北人。他说：“少年的记忆是我写作的根基。我不是准确地描摹了东北全景的人，我写的是对我很有意义的、属于我自己内心的东北。”双雪涛希望用文字留下属于故乡和父辈的时代记忆，让那些他想念的人在故事中再次相遇。

朗读者访谈

董卿：你一张嘴，就能让人听出你是从哪儿来的。

双雪涛：对，我童年和少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沈阳艳粉街度过的，那是城市和乡村的中间地带。据说那儿以前给皇上种过胭脂，不过没有什么色彩。

董卿：（笑）跟它香艳的名字相去甚远。那条街上住着一些什么样的人？

双雪涛：基本上是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普通老百姓。但艳粉街有一点很好，就是玩的东西比较多，小伙伴比较多。父母不怎么管我，自己就变得野了一点儿，会一玩玩到很晚很晚。当时很不发达嘛，我记得街灯都已经黑了，就听着此起彼伏的父母喊自己孩子回家的声音。那时候玩藏猫猫不用藏到树后边，直接躺在地上就可以。我还被晾过几回，就是别人都散了，我还跟那儿躺着，觉得自己藏得蛮好的。（全场笑）

董卿：艳粉街一直在你的作品中出现，你是真的很想它吗？

双雪涛：可能文学在某一方面也跟那个自由自在的、撒欢的、没有被规范的东西有点气质上的相近。所以每当我去虚构一个东西时，总会去找到那条街。

董卿：其实我们在想一个地方的时候，往往会想到那个地方的人。

双雪涛：是的。我记得有个女孩，她是我们那条街上最能打架的。有一天，我碰巧就把她给打败了，当然是胜之不武的。夜里我发现，我们家的屋里怎么这么冷？我爸说：“今天炕怎么这么凉啊！”其实炕的温度还一样，就是屋里有我们东北人说的穿堂风。我发现咱家那门让人给卸了。我爸很纳闷，这门怎么能丢呢？后来发现，是那个女孩连夜把我们家门给拆了，还背自己家去了。第二天我负荆请罪，给人道歉，把门要回来了，自己又给装上了。（全场笑）

董卿：《平原上的摩西》里有一篇是《我的朋友安德烈》。那是一个有原型的人物吗？

双雪涛：我们叫那个人小霍吧。我们是初中同学，老跟老师对着干。他是个非常有天赋的孩子，他的天赋主要体现在数理化上。

董卿：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始终忘不了这个人？

双雪涛：当时我们有一个去新加坡的名额，就是如果考试考到了我们年组的第一名，就能去新加坡的高中上学，再直升大学。对我们来说，新加坡好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是一个特别美好又遥远的地方，所以大家特别努力。那次是我和小霍的另一个好朋友考了第一名，老师也跟他说了他就是第一。结果榜单出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被调整到了第二名，一个我们谁都不认识的孩子变成了第一名。小霍就跟我说，这事儿不对，我们得去跟校领导反映。我说我可不去，然后就回家了。而小霍连夜在校长室门口贴了个大字报，用了五层透明胶糊在了门上。（全场笑）校长说：“我早上抠胶布就抠了两个小时。”这事太严重了。学校虽然没有开除他，但把他弄得靠边站了，老师也不怎么理他，其实他在初中的后面阶段过得蛮不开心、蛮不痛快的。

董卿：所以人有时候是要为讲真话付出代价的。

双雪涛：对，我觉得您总结得太好了。

董卿：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双雪涛：我父亲2008年去世。我是独生子，我当时有个很明确的感觉是，我没有时间难过，事都涌到面前来了，要开始一样一样弄，还拿个小本记好。我第一时间马上给小霍打了电话，我说我出了这么一事儿，他就过来了。我安排他和另一个人在我的书房里弄白花，然后我就出去忙别的事了。这一宿我也没睡，第二天早上我才想起来，我把两个人放在屋里给忘了。我一开门，另一个人已经睡着了，只有小霍还在扎白花呢，扎了满满当当一床白花，远远超过了需要的量，大概是那个量的十倍吧。那是我印象非常深的一次。他会像钟表一样信任我，他觉得应该为我做后盾。他可能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为了世界改变。（掌声）

董卿：你可能早就不联系这些人了，为什么在写作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到你的视线里来？

双雪涛：他们像一个个岛屿，牢牢地占据了我脑海里的某些位置。如果不是地震，这些岛屿就不会沉没，它们会一直在。这就是童年或少年时期对一个作家的影响，尤其在我小说里的这些人，他们都把自己的尊严、体面、能双手养活自己和对自己至亲至爱的人的情感当作大事。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人，也特别愿意去写这样的人。

董卿：当作家有更多体会和思考的时候，毫无疑问，也是我们可以去期待未来的时候了。你今天想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双雪涛：我想为永存我记忆中的故乡的人们读我特别喜欢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是一本大书。

董卿：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很擅长写小人物，但你为什么选了这部小说中的片段呢？

双雪涛：它里面讲了真诚、善良和记忆等我特别喜欢的东西。

董卿：首先要善良，其次是诚实，最后是（与双雪涛一起）不要相互遗忘。

读本 卡拉马佐夫兄弟（节选）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大家默默地站在大石头旁边。阿辽沙看了一下，不久前斯涅吉辽夫说到伊留莎怎样拥抱着父亲，一面哭，一面喊，“爸爸，爸爸，他多么欺侮你呀！”的全部情景，一下子又完全重新呈现在他的脑海里。有什么东西仿佛在他的心灵里剧烈地震动着。他带着严肃庄重的神色，环视了一下伊留莎的同学们那些明朗可爱的脸，忽然对他们说道：

“诸位，我想在这里，就在这个地方对你们说几句话。”

孩子们围住他，立刻用专注和期待的目光紧紧地盯着他。“诸位，我们快要分手了。我现在暂时还要照顾两个哥哥，其中一个就要去流放，另一个病得快死。但是不久我就将离开这个城市，也许长久地离开。诸位，我们快要分离了。现在让我们在伊留莎的石头旁边互相约定，第一，永不忘记伊留莎，第二，永不互相遗忘。以后我们一生中无论发生什么事，即使有二十年不见面，我们也仍旧要记住，我们是怎样殡葬一个可怜的男孩，他曾在桥头被我们用石头扔过，你们记得么？但以后我们大家又怎样爱起他来。他是个可爱的孩子，善良、勇敢的孩子，感到父亲名誉上所受的痛心的侮辱，因此要起来反抗。所以首先，我们要一辈子记住他。即使以后我们忙于办重要的大事，有了显赫的地位，或者陷入了某种巨大的不幸，——你们也无论如何不要忘记，我们曾经在这里感到多么美好，我们大家同心协力，由一种美好善良的情感联系在一起，——这种情感在我们爱那个可怜的小孩的时候，或许会使我们也能变成一个比目前实际的我们更好一些的人。我的小鸽子们，请你们允许我叫你们小鸽子吧，因为你们全很像鸽子，很像那些美丽的蓝灰色的小鸟儿，现在，在我看着你们善良、可爱的脸庞的时候，我的可爱的小朋友们，也许你们还不了解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因为我的话往往说得很不清楚，但是你们一定会记住，而且将来总有一天会赞同我的话的。你们要知道，一个好的回忆，特别是儿童时代，从父母家里留下来的回忆，是世上最高尚，最强烈，最健康，而且对未来的生活最为有益的东西。人们对你们讲了许多教育你们的话，但是从儿童时代保存下来的美好、神圣的回忆也许是最好的回忆。如果一个人能把许多这类的回忆带到生活里去，他就会一辈子得救。甚至即使只有一个好的回忆留在我们的心里，也许在什么时候它也能成为拯救我们的一个手段。我们以后也许会成为恶人，甚至无力克制自己去做坏事，嘲笑人们所流的眼泪，取笑那些像柯里亚刚才那样喊出‘我要为全人类受苦’的话的人们，——也许我们要恶毒地嘲弄这些人。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我们怎样坏，只要一想到我们怎样殡葬伊留莎，在他一生最后的几天里我们怎样爱他，我们怎样一块儿亲密地在这块石头旁边谈话，那么就是我们中间最残酷，最好嘲笑的人，——假使我们将来会成为这样的人的话，也总不敢在内心里对于他在此刻曾经是那么善良这一点暗自加以嘲笑！不但如此，也许正是这一个回忆，会阻止他做出最大的坏事，使他沉思一下，说道：‘是的，当时我是善良的，勇敢的，诚实的。’即使他要嘲笑自己，这也不要紧，人是时常取笑善良和美好的东西的；这只是因为轻浮浅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诸位，他刚一嘲笑，心里就立刻会说：‘不，我这样嘲笑是很坏的，因为这是不能嘲笑的呀！’”

“一定会这样，卡拉马佐夫，我明白你的意思，卡拉马佐夫！”柯里亚两眼放光地大声喊起来。孩子们都很激动，也想说点什么，但是忍住了，友爱地瞧着这位演说家。

“我说这话，是害怕我们将来会成为坏人，”阿辽沙继续说，“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会成为坏人呢，诸位？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其次是以后永远不要互相遗忘。这话我还要重复一下。诸位，我要对你们发誓，我不会忘记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个；现在瞧着我的每一张脸我都要记住，哪怕过三十年以后也这样。柯里亚刚才对卡尔塔绍夫说，我们似乎不愿意知道：‘世上有没有他这个人！’难道我会忘记，世上曾有卡尔塔绍夫这个人么？他现在已不会像那次发见特洛伊的秘密时那样脸红，他睁大着可爱的、善良而快乐的眼睛望着我。诸位，可爱的诸位，我们大家应该宽厚而且勇敢，像伊留莎一样：聪明，勇敢，而且宽厚；像柯里亚一样，——他长大以后，还会更聪明的；我们还要像卡尔塔绍夫一样的怕羞但却聪明而且可爱。我又何必只说他们两人。诸位，从此以后你们大家对于我都是可爱的，我会把你们大家保留在我的心里，我请求你们也把我保留在你们的心里！谁把我们联结在这善良的情感之中，使我们现在一辈子记住它，而且乐意想起它的呢？正是那个伊留莎！正是那个善良的孩子，亲爱的孩子，我们一辈子感到宝贵的孩子！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对于他的永恒的、美好的纪念，从今以后将永远永远地留在我们的心里！”

“是的，是的，永远的，永远的！”所有的孩子全显出感动的脸色，用响亮的嗓音喊了起来。

“我们要记住他的相貌，他的衣裳，他的可怜的小靴子，他的小棺材，他的不幸的、有罪的父亲，我们要记住他为了父亲怎样独自勇敢地反抗全班的人！”

“我们要记住！我们要记住！”男孩们又喊起来，“他是勇敢的；他是善良的人！”

“我多么爱他！”柯里亚叫道。

“孩子们，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不要惧怕生活！在你做了一点好事、正直的事的时候，生活是多么美好啊！”

“是的，是的。”孩子们欢欣地附和着。

“卡拉马佐夫，我们爱你！”一个声音，好像是卡尔塔绍夫的声音忍不住喊了出来。

“我们爱你，我们爱你。”大家也都齐声应和说。有许多人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光。

“乌拉，卡拉马佐夫！”柯里亚兴奋地欢呼说。

“永恒地纪念死去的孩子！”阿辽沙满腔深情地接了一句。

“永恒地纪念！”孩子们又齐声说。

（耿济之 译）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耿济之译卡拉马佐夫兄弟》

为什么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大师的教科书呢？因为这部小说处理了人类的大问题：俄罗斯、革命，还有宗教，即人类灵魂的启示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之处在于，即使他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大痛苦，仍然不忘告诫人类。首先，要善良；其次，要诚实；最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

——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 赵白生

朗读者 袁泉 YUAN QUAN

每个人都曾经体会过想念的滋味。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鸿雁传书是我们表达想念的重要方式。一个个信封里究竟都装了些什么呢？对于当年还不到十一岁的袁泉来说，一个个白色的信封就如同一艘艘白色的小船，在名叫“想念”的湖两岸来回漂荡，字里行间装满了爱和成长。

袁泉1977年生于湖北荆州，从小喜爱文艺。1988年，为振兴京剧，湖北省在全省中小学生中严格挑选了一批文艺尖子生，到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学习京剧。那年，还在读小学的袁泉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被选中了。离家去北京，和家里的联系只有书信。袁泉的父亲曾向媒体展示过近三百封家信，其中一百一十六封都是袁泉写的。孤身一人在外，独自面对成长的迷惘、学业的压力，那些温暖的家信是她力量的源泉。这些信至今还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他们家里，它们记录了少女袁泉的挣扎与努力，也记录了父母对她倾注的心血与思念。

那些艰难的日子没有白挨，孤独奋战的辛苦也没有白费。袁泉年仅三十岁就入选“中国话剧百年名人堂”，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2013年，她又凭借在话剧《简·爱》中饰演女主角简获得中国戏剧表演最高奖——中国戏剧梅花奖。除此以外，她还收获了戏剧表演学院奖、中国话剧金狮奖等，实现了戏剧奖项的大满贯。她的影视剧虽然产量不高，但部部都是佳作，得到观众与专业人士的喜爱与称赞。

朗读者访谈

董卿：好像你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启了生命中一段很深刻的想念，跟我们说说是怎样的经历吧。

袁泉：我的家乡是湖北省沙市（今荆州市），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突然有一天，有几位老师到我们学校去选小演员。他们说，中国戏曲学院附中需要给湖北省京剧团代培一批学生，在湖北省内的几个城市寻找有学习京剧潜质的孩子，我当时就被选上了。

董卿：那时候你才十一岁不到，最后家里是谁做主决定这件事的？

袁泉：我自己。我记得有一天我在洗脸，当时用的还是一种搪瓷脸盆。我妈妈说：“你考了，要自己想想清楚是不是真的想去学京剧。”我说：“对呀，我真的想去。”所以不是父母给我安排的，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董卿：可能当时你只是对外面的世界有一种好奇。还记得你离开荆州去北京上学的那天是什么样子吗？

袁泉：当年我们沙市一共有八个小朋友被选上了，四个男孩，四个女孩，所以我们会结伴而行。第一年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家长一起去。我们先从沙市坐长途汽车，大概要六个小时到武汉；再倒晚上七点的火车，第二天下午到北京。我记得我妈妈是在到北京一个星期之后回湖北的。我下了课，见到我的班主任赵老师，他跟我说：“刚才你妈妈在你的教室门口站了一会儿，她非常舍不得，但还是笑着跟我们说：‘孩子就拜托给你们了。’”

董卿：你当时哭了吗？

袁泉：老师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哭，但是回到宿舍以后，看到妈妈给我买的两双新尼龙丝袜放在床上，那时候觉得……（流泪）真的要开始了，自己要面对所有的一切。

董卿：不到十一岁的孩子开始独自生活，更艰苦的可能还是在学戏的过程中。

袁泉：进入戏校的前两年现在在我的回忆中是最痛苦的两年。我们每天早上六点就要起床。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冬天，北京下着雪。六点半，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裹着军大衣开始跑步。那时候头发被剪得很短，就是为了不给你时间臭美。

董卿：（笑）你当时最怕的是什么课？

袁泉：基本功：压腿、踢腿。因为我腿比较长，别人轻易就可以做到的动作我做不到，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前两年的学习时光。我记得那段时间我的膝盖好像都已经弯成了（比画）这种形状，但还是够不着。这曾经是我给我父母写的信当中几乎每封信里都会出现的内容。

董卿：你们在那段时间里有多少书信往来？

袁泉：应该有二百九十多封。

董卿：我们挑选了一两封，来看看当时袁泉和爸爸妈妈都在信里说些什么。（读）“整天垂头丧气，闷闷不乐的……老师说我还不够刻苦，我听了心里非常难受，因为我觉得已经使出了自己最大的力量。不管怎样，我还是要更加刻苦的。告诉你们，我的腿离头只有竖着的两根手指那么远了。我争取在11月20日贴上。”（笑）

我们来看父母的回信：“泉泉，做父母的理解你，心疼你！我们绝不会在你竭尽全力仍暂时达不到目标的情况下，还要你去拼命。你要向老师讲清楚，说明右腿伤至今未好转。泉泉，切记住，在挫折面前不气馁，要保持良好的情绪，振作起来吧。”（掌声）收到这样的回信，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袁泉：很温暖的。每天下了课之后，吃晚饭之前，我都会到传达室看一看有没有我的信。收到父母信的时候就像过节一样。

离别真的非常痛苦，我记得每次要离开家前的一个礼拜，我妈会跟我爸两个人坐在楼道里敲一袋核桃，把核桃肉放在袋子里。妈妈还会给我做牛肉酱，做完之后只给我姐姐尝一点点，剩下的都要给我带去北京。我觉得不管是他们还是我，好像都在掩饰离别的很伤感的情绪。我爸爸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充足提前量的人，所以他总会很早把我们送上火车，其实那时候离火车开动可能还有二十分钟。这二十分钟很难熬。我可能就不敢看他了；等到火车缓缓开动，开动到快要加速了，下面站台上的父母们走得有点跟不上了，我才转过头，冲我爸爸打个招呼，笑一下。（掌声）

董卿：《目送》里有一句话：作为父母的子女，或者像我们今天作为子女的父母，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目送当中转换了身份。今天要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袁泉：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读汤显祖的《牡丹亭·惊梦》，想把它献给我曾经在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十一岁到十八岁的光阴。

读本 牡丹亭·惊梦

﹝明﹞汤显祖

【绕池游】（旦上）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贴）炷尽沉烟，抛残绣线，恁今春关情似去年？〔乌夜啼〕“（旦）晓来望断梅关，宿妆残。（贴）你侧著宜春髻子恰凭阑。（旦）翦不断，理还乱，闷无端。（贴）已分付催花莺燕借春看。”（旦）春香，可曾叫人扫除花径？（贴）分付了。（旦）取镜台衣服来。（贴取镜台衣服上）“云髻罢梳还对镜，罗衣欲换更添香。”镜台衣服在此。

【步步娇】（旦）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行介）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贴）今日穿插的好。

【醉扶归】（旦）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填，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恰三春好处无人见。不堤防沉鱼落雁鸟惊喧，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贴）早茶时了，请行。（行介）你看：“画廊金粉半零星，池馆苍苔一片青。踏草怕泥新绣袜，惜花疼煞小金铃。”（旦）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恁般景致，我老爷和奶奶再不提起。（合）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贴）是花都放了，那牡丹还早。

【好姐姐】（旦）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外烟丝醉软。春香呵，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的先！（贴）成对儿莺燕呵。（合）闲凝眄，生生燕语明如翦，呖呖莺歌溜的圆。（旦）去罢。（贴）这园子委是观之不足也。（旦）提他怎的！（行介）

【隔尾】观之不足由他缱，便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到不如兴尽回家闲过遣。（作到介）（贴）“开我西阁门，展我东阁床。瓶插映山紫，炉添沉水香。”小姐，你歇息片时，俺瞧老夫人去也。（下）（旦叹介）“默地游春转，小试宜春面。”春呵，得和你两留连，春去如何遣？咳，恁般天气，好困人也。春香那里？（作左右瞧介）（又低首沉吟介）天呵，春色恼人，信有之乎！常观诗词乐府，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诚不谬矣。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昔日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曾有《题红记》《崔徽传》二书。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长叹介）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泪介）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

【山坡羊】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则为俺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甚良缘，把青春抛的远！俺的睡情谁见？则索因循腼腆。想幽梦谁边，和春光暗流转？迁延，这衷怀那处言！淹煎，泼残生，除问天！身子困乏了，且自隐几而眠。（睡介）（梦生介）（生持柳枝上）“莺逢日暖歌声滑，人遇风情笑口开。一径落花随水入，今朝阮肇到天台。”小生顺路儿跟着杜小姐回来，怎生不见？（回看介）呀，小姐，小姐！（旦作惊起介）（相见介）（生）小生那一处不寻访小姐来，却在这里！（旦作斜视不语介）（生）恰好花园内，折取垂柳半枝。姐姐，你既淹通书史，可作诗以赏此柳枝乎？（旦作惊喜，欲言又止介）（背想）这生素昧平生，何因到此？（生笑介）小姐，咱爱杀你哩！

【山桃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小姐，和你那答儿讲话去。（旦作含笑不行）（生作牵衣介）（旦低问）那边去？（生）转过这芍药栏前，紧靠着湖山石边。（旦低问）秀才，去怎的？（生低答）和你把领扣松，衣带宽，袖梢儿揾着牙儿苫也，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旦作羞）（生前抱）（旦推介）（合）是那处曾相见，相看俨然，早难道这好处相逢无一言？（生强抱旦下）（末扮花神束发冠，红衣插花上）“催花御史惜花天，检点春工又一年。蘸客伤心红雨下，勾人悬梦彩云边。”吾乃掌管南安府后花园花神是也。因杜知府小姐丽娘，与柳梦梅秀才，后日有姻缘之分。杜小姐游春感伤，致使柳秀才入梦。咱花神专掌惜玉怜香，竟来保护他，要他云雨十分欢幸也。

【鲍老催】（末）单则是混阳烝变，看他似虫儿般蠢动把风情搧。一般儿娇凝翠绽魂儿颤。这是景上缘，想内成，因中见。呀，淫邪展污了花台殿。咱待拈片落花儿惊醒他。（向鬼门丢花介）他梦酣春透了怎留连？拈花闪碎的红如片。秀才才到的半梦儿；梦毕之时，好送杜小姐仍归香阁。吾神去也。（下）

【山桃红】（生、旦携手上）（生）这一霎天留人便，草藉花眠。小姐可好？（旦低头介）（生）则把云鬟点，红松翠偏。小姐休忘了呵，见了你紧相偎，慢厮连，恨不得肉儿般团成片也，逗的个日下胭脂雨上鲜。（旦）秀才，你可去呵？（合）是那处曾相见，相看俨然，早难道这好处相逢无一言？（生）姐姐，你身子乏了，将息，将息。（送旦依前作睡介）（轻拍旦介）姐姐，俺去了。（作回顾介）姐姐，你可十分将息，我再来瞧你那。“行来春色三分雨，睡去巫山一片云。”（下）（旦作惊醒，低叫介）秀才，秀才，你去了也？（又作痴睡介）（老旦上）“夫婿坐黄堂，娇娃立绣窗。怪他裙衩上，花鸟绣双双。”孩儿，孩儿，你为甚瞌睡在此？（旦作醒，叫秀才介）咳也。（老旦）孩儿怎的来？（旦作惊起介）奶奶到此！（老旦）我儿，何不做些针指，或观玩书史，舒展情怀？因何昼寝于此？（旦）孩儿适花园中闲玩，忽值春暄恼人，故此回房。无可消遣，不觉困倦少息。有失迎接，望母亲恕儿之罪。（老旦）孩儿，这后花园中冷静，少去闲行。（旦）领母亲严命。（老旦）孩儿，学堂看书去。（旦）先生不在，且自消停。（老旦叹介）女孩儿长成，自有许多情态，且自由他。正是：“宛转随儿女，辛勤做老娘。”（下）（旦长叹介）（看老旦下介）哎也，天那，今日杜丽娘有些侥幸也。偶到后花园中，百花开遍，睹景伤情。没兴而回，昼眠香阁。忽见一生，年可弱冠，丰姿俊妍。于园中折得柳丝一枝，笑对奴家说：“姐姐既淹通书史，何不将柳枝题赏一篇？”那时待要应他一声，心中自忖，素昧平生，不知名姓，何得轻与交言。正如此想间，只见那生向前说了几句伤心话儿，将奴搂抱去牡丹亭畔，芍药阑边，共成云雨之欢。两情和合，真个是千般爱惜，万种温存。欢毕之时，又送我睡眠，几声“将息”。正待自送那生出门，忽值母亲来到，唤醒将来。我一身冷汗，乃是南柯一梦。忙身参礼母亲，又被母亲絮了许多闲话。奴家口虽无言答应，心内思想梦中之事，何曾放怀。行坐不宁，自觉如有所失。娘呵，你教我学堂看书去，知他看那一种书消闷也。（作掩泪介）

【绵搭絮】雨香云片，才到梦儿边。无奈高堂，唤醒纱窗睡不便。泼新鲜冷汗粘煎，闪的俺心悠步亸，意软鬟偏。不争多费尽神情，坐起谁忺？则待去眠。（贴上）“晚妆销粉印，春润费香篝。”小姐，薰了被窝睡罢。

【尾声】（旦）困春心游赏倦，也不索香薰绣被眠。天呵，有心情那梦儿还去不远。

春望逍遥出画堂，张说　间梅遮柳不胜芳。罗隐

可知刘阮逢人处？许浑　回首东风一断肠。罗隐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牡丹亭》

《牡丹亭》的辞藻非常精工优美，比如：“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作者用对比的方式显示出美丽的春光与少女的青春何其相似，而无人欣赏的春光又好比少女深处闺中、无法排遣的青春。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谷曙光

《牡丹亭》的感人力量，在于它具有强烈地追求个性自由，反对封建礼教的浪漫主义理想。这个理想作为封建体系的对立面而出现。

——学者 徐朔方

朗读者 崔之久 CUI ZHI JIU

他是我国第一代地质地貌科学家，在几十年的科研过程中，他走遍了全国乃至世界的高山大川，很多次与死神狭路相逢。他也是我国最早完成了三极——南极、北极、珠穆朗玛峰探险的科学家。他曾经历过痛失队友的绝望，也曾面临过断指、伤眼的创痛，但是，已经八十五岁的他说：“我依然想念冰川。我不怕死，如果死，我想死在冰川。”

这就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崔之久与冰川难舍难分的一生。他1933年生于安徽宣城，195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同年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成为我国地貌学家王乃的研究生。195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二十四岁的他参加登山队攀登贡嘎山。那是一次艰险的登山任务，队友相继牺牲，而他死里逃生。一年后，他将这次“死亡攀登”中的考察成果写成论文，填补了我国现代冰川研究的空白。

雪山之凶险给崔之久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但死亡的威胁并没有阻挡他的脚步。从贡嘎山回来后，他反而将研究方向从黄河改为冰川，开启了六十年与冰川纠结不断的研究生涯。在他看来，如果能“掌握规律”，当时的那些队友就不会牺牲。为了心中的这个信念，崔之久一辈子对冰川冰缘地貌做了大量科考，撰写了二百多篇科学论文和多部专著。直到今天，填满他内心的还是那一片片无垠的冰川。

朗读者访谈

董卿：1957年6月，咱们国家第一次独立组织了一支登山队，要去攀登海拔七千五百多米的贡嘎山主峰，那可以说也创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登山队的一个纪录。当时怎么会把您选拔进登山队了呢？

崔之久：1957年他们准备自个儿组队登贡嘎山，就给贺龙元帅汇报工作。贺龙元帅问：你们队里有没有搞科学考察的人？组织一些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一块儿去，影响会更加深远。所以他们急忙来北大找人，要找搞地质的，搞冰川的，搞气象的。我那时候在地质地理系念地貌研究生。

董卿：您要去参加登山队时，有没有老师给您一些指导？

崔之久：真正指导我的就是竺可桢副院长。系里面通知我，竺老要我去聊一聊，我有点受宠若惊。他真正告诉了我研究现代冰川的意义。有人形容冰川是大自然的温度计。

董卿：是的，虽然太平洋的风吹不到青藏高原，但是冰川冰冻圈的变化最终能决定风往哪里吹，所以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找到了一本竺老的日记，在其中一页上发现了崔老的名字，就是“1957年4月8日，星期一。上午雷雨，下午阴”。他写着：“晨八点半，至西郊大楼，约北大地理系研究生崔之久谈。我与崔谈了一个小时，并以约翰·亨特所著的《登埃弗勒斯峰》送给了他，勉励他要有坚持精神。”那次谈话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崔之久：印象最深的其实是老一辈科学家对年轻人的期望。我记得很清楚，他把那本书拿出来以后，马上在上面题了字：“之久同志，将去贡嘎山。赠此书，以壮其行。”我体会到他不仅仅壮了我的贡嘎山之行，而且可以说壮了我一辈子。我始终记得。（掌声）

董卿：贡嘎山超过六千米的山峰就有四十多座，它的主峰达到七千五百五十六米。当时贡嘎山登山的死亡率是高于珠峰的。

崔之久：我没敢把这件事告诉我母亲，因为我们家就我和我母亲两个人，父亲已经去世了，我要告诉她，她肯定不愿意我去。

董卿：我们根据当时的记录绘制了一张路线图。（看图）从北京出发到成都，然后到康定。从康定开始进山……

崔之久：大概走了三天就到了贡嘎寺。我们沿着小贡嘎冰川一直走，到了海拔四千三百米的一号营地。到了之后很不巧，下了三天雪。雪很大，我们很焦虑也很着急。第四天，天晴了。说起来有一点遗憾，我的知识不够，整个队的知识都不够。一般来说，如果下了三天雪，至少要再等一两天才能出去。可是没有人说这事。第四天我们马上出发。雪很深，我们费了很大的劲，爬了一个很陡的坡。现在我回想起来才知道，那是个雪峰锥。我当时也不认识它，就接着往上走。我到现在都记得副队长的一声大叫：“雪崩！”

董卿：您当时看到什么了？

崔之久：雪崩啊。

董卿：漫天的雪……

崔之久：就下来了。大概每秒三四十米吧，像飞一样，飘啊飘。我的脑子里还闪过了一个念头，就是这下子大概差不多了。

董卿：我们这儿有一张照片，可以看到当时落下来的时候是……

崔之久：落在了一个冰洞里面。

董卿：大难不死啊。

崔之久：那个洞挺深的，我听到底下冰融化的水叮咚叮咚地响，还好我们在洞的半截停住了。终于快要出洞了，我就很高兴地叫唤，结果张赫嵩跟我说：“老崔，你别高兴，老丁不行了。”老丁就是北大气象的那个人。

董卿：那个时候也就是二十出头？

崔之久：是。说起来也是很有戏剧性。老丁的未婚妻在雅安，我们去贡嘎山的时候路过雅安，我们北大的三个人就去看他的未婚妻，大家高高兴兴的，多好！等到回来，我跟北大的另一个人老马商量了半天，我们不敢去。

董卿：你们那次的登山出师不利，后来必须要坚持下去吗？

崔之久：那当然，就跟当兵的一样，死不死的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列。你考虑多了，还去不去啊？都知道有危险，对不对？就一心想完成任务，这是最重要的。（掌声）

董卿：1957年崔老从贡嘎山回到北大之后，毅然把专业转到了冰川研究方向。

崔之久：因为我脑子里老有这些人。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忘记他们。我有一种感觉，总觉得我好像在替他们干什么。（掌声）

董卿：1958年您写了一篇论文《贡嘎山现代冰川初步观察》，这篇论文填补了当时我们国家现代冰川科考的空白，所以它也成为《地理学报》五十年来被引用得最多的一篇论文。

崔之久：对，文章的副标题是——纪念为征服贡嘎山而英勇牺牲的战友。

董卿：这次贡嘎山的科考改变了您的一生。

崔之久：我喜欢大自然，我一辈子就做了我喜欢的事，我喜欢冰川。（掌声）

董卿：所以1959年，科考队再次组织去慕士塔格峰进行考察，您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

崔之久：那次不顺利，冻伤的人很多。要记录、照相，如果戴着大的鸭绒手套就什么也干不了了，干活的时候必须把手套拿下来。还没有到顶的时候，我的手就全木了，根本没有感觉了。下山以后，我们很快被送到喀什。7月的时候喀什多热啊！整个石膏裹着我的手。我们坐了三天飞机，回到积水潭医院，打开石膏一看，都黑了。

董卿：您的右手就这样了，对您来说是不是算一个不小的打击？

崔之久：算一个不小的打击。不过我这个人还挺傻的，手不方便，是不是别干了？改行吧？我想都没想过。事实证明，它也没影响我搞业务。（掌声）

董卿：您那段时间在医院休息了多久？

崔之久：半年多。

董卿：那时候在医院里想得最多的或干得最多的是什么事儿呢？

崔之久：真的不好说。（笑）那时候对象还没确定下来呢。

董卿：（笑）听说恰恰就在那段时间您和夫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崔之久：是的呀。

董卿：怎么会呢？

崔之久：我老伴说，她很可怜我。（全场笑）

董卿：我们欢迎崔老的爱人谢又予老师！崔老，您看见老伴来了也不打个招呼？

谢又予：无所谓。（全场笑）

董卿：谢老师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研究员，和崔老是北大的同学。

谢又予：我进来他就追我了。那个时候他老给我夹个馒头，夹个糖三角，放在我那“二八”自行车上。

董卿：您知道是他送的，是吗？

谢又予：当然知道。他家很穷，什么都没有。（全场笑）

董卿：1956年到1959年，三年都没追上您；后来躺医院，您倒答应了？

谢又予：我骑着我的大“二八”车去积水潭医院看他。他是什么样子呢？我跟你形容：上头没穿衣服，底下穿了一个竹布病服裤，脚吊着，手也吊着，鼻子上还缺一块……（全场笑）

崔之久：狼狈，狼狈。

谢又予：我那会儿还没有想跟他好。去了医院以后，我就给他洗衣服，代他写家信，那会儿真是同情他。我也不知道他什么出身，反正就合得来了。

董卿：最后是谁先表白了呢？

谢又予：那还用说？根本就不用说了。（全场笑）

崔之久：体会就行。（笑）

谢又予：我妈妈和我爸都不同意我们结婚。当时我就一宣布，请了几个朋友，在他们的男生宿舍二十五楼……

董卿：就当成新婚的新房了。

谢又予：二十五楼的人得到二十三楼去上厕所。就那么过的。

董卿：您二位搞野外科考，常年都不着家吧？

崔之久：我们俩在年轻的时候经常是这样：我头一天回家，她第二天出差；或者她头一天回家，我第二天出差。所以大孩子都是我妈带。我现在想想，都不知道老大是怎么长大的。我真的没印象，好像顾不过来。

谢又予：我的老二在北大幼儿园是出了名的：孩子一直搁在那儿，我们不接的。

董卿：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不管是崔老还是谢老师，因为长期在野外，甚至在一些极寒地带工作，面部神经会受到一些损伤是吗？（两人点头）所以他们的表情有时候不完全受自己的控制。

谢又予：他是三次面瘫，我那会儿就说，他只要脑袋没丢就没关系；脚指头还缺两个呢。病就病了，好了以后，该干吗干吗。

崔之久：习惯了。

董卿：谢老师年轻的时候也爱画画。（拿起一幅画）这幅画是什么时候画的？

谢又予：1961年。那时候我刚好毕业，就要跟他结婚了，我画了珠穆朗玛峰给他。

崔之久：送给我的。

董卿：所以这也算是你们的结婚礼物。1961年到现在，金婚也过了，您觉得嫁给他对吗？

谢又予：可以。

董卿：您也说一句吧，娶了谢老师，这辈子……

崔之久：还行。（全场笑）

董卿：我们掌声送给谢老师，谢谢您！（对崔之久）您今天想为谁朗读呢？

崔之久：为我妈。在我的心目中，我妈妈是挺伟大的。父亲去世以后，我就不想念书了。那时候高中毕业，我就想找工作养家，她坚决不干。她要我必须念书，我才考取了南京大学。

董卿：她靠什么来供您读书呢？

崔之久：她没什么生活来源，就靠绣花。一整套结婚的东西要绣很长时间，挺赚钱的。

董卿：（拿起一件绣品）有个导演告诉我，这是您母亲留下来的一件刺绣品。

崔之久：对。这是她留下的唯一一个刺绣纪念品。我现在没有什么可难受的，但是我有难受的时候。什么时候呢？就是我手里面拿着钱，虽然不是很多，有个几千几万的，可我妈妈享受不到了。

董卿：您要为她读什么呢？

崔之久：读《我的母亲》。

董卿：因为有她，所以才有您，才有您今天在这里为大家朗读。我觉得在崔老身上有两个对比非常鲜明。一个是冷热，他经常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地方工作，可是从来没有熄灭他心中追求科学的炽热。还有一个是长短，对崔老来说，时间有时候很长很长，因为他的研究对象可以以千万年来计算；但有时候又很短很短，短到女儿是怎么长大的他都完全想不起来。今天，他的想念里或许有儿子的一份愧疚，但是他的想念里，更应该有我们的一份尊重。谢谢您！

读本 我的母亲

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工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老舍散文》

过去对老舍的关注有四个角度：一是老舍和北京的关系，一是老舍和城市居民的关系，一是老舍和满族的关系，还有老舍的语言。后来我们发现老舍的儿童眼光、心态和趣味，由此形成一个新的老舍观——一个有童心、可爱的北京老头。老舍爱生活、爱小猫小狗、爱花花草草、爱穷人、爱孩子、爱母亲，这种爱是博大无私的，同时是明朗、健康的。

——学者 钱理群

生命 Life

一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呢？四季轮回，生死交替，一个你爱他如生命的人，还是我为什么要活着？有这样一句话：“我宁愿做最绚烂的流星，愿它的每一颗都绽放着动人的光辉。”这也是对生命的一种诠释，生命本来就应该充满着光和热。

生命是多么深邃的话题，它包含着人世间一切最极致的体验。生命可以是“能够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那般顽强，也可以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那般博大。生命如果有颜色，会不会看上去就像凡·高的《向日葵》和《星空》？生命如果有态度，会不会听上去就是贝多芬的《田园》和《英雄》？

生命的意义是如此厚重，无论我们怎样全力以赴都不为过。因为我们生而为人，生而为众生。

走进朗读亭

我要朗读《素年锦时》，献给我可爱的女儿，因为下个星期四就是她的生日。时间给予感情珍重的质地，比稀少珍贵的金属更难以挖掘及开采。

朗读者 鲁佳（老师）

我想把《白鹿原》献给已经过世的陈忠实先生——活着的人不能总是惋惜那断轴的好处，因为再也没有用了，必须换上新的车轴。

朗读者 张贝尔（学生）

纪念我已经逝世的爸爸，我们怀念你，不仅基于血缘，更为了你的品格。

朗读者 秦世磐（退休干部）

像一颗随风吹送的种子，我想我或许是迷了路。这个世界绝不是，那当初曾经允诺给我的蓝图。

在我十三岁的时候，我的母亲因为林岛综合征（VHL）过世。那一年，我知道自己遗传了这个疾病。我左眼的视力在十八岁那年完全失明。我二十四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念研究生，二十六岁的暑假，我用了一百天时间骑行三万公里，完成了一次摩托车环游中国的梦想。虽然我对自己的生命际遇经常感觉彷徨，却依然选择走在一条探索的道路上。毕竟生命本身的存在，不就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吗？

朗读者 尤文瀚（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朗读者 胡歌

说起胡歌，有人会想起《仙剑奇侠传》中的李逍遥，踏剑而来，意气风发；有人会想起《琅琊榜》中的梅长苏，身躯羸弱，涅重生。胡歌塑造的这两个角色，代表了他人生中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

2005年，二十三岁的胡歌因主演《仙剑奇侠传》走红，演艺事业如日中天。谁也没有想到，次年8月29日，胡歌竟在沪杭高速嘉兴路段遭遇严重车祸，同行的女助理张冕丧生。胡歌虽幸免于难，但身体遭遇重创，脖子及右眼缝合了一百多针。对演员来说，这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一度令胡歌放弃了演艺事业。他虽在2007年宣布复出，但内心充满彷徨。拍戏时他被要求尽量用刘海遮掩右眼，大部分特写用左脸完成。直到2010年主演电视剧《神话》，胡歌没再刻意掩饰伤疤，直接露出额头。

重生的胡歌于2013年凭话剧《如梦之梦》获得第二届北京丹尼国际舞台表演艺术奖最佳男演员奖；2015年他迎来事业的新高峰，主演的《伪装者》《琅琊榜》《大好时光》好评如潮，屡获电视大奖。如今，那场车祸已经过去了十二年，生死一轮回，胡歌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琅琊榜》中的一句台词仿佛是他本人的心声：“我既然活了下来，便不会白白活着。”

朗读者访谈

董卿：我们上次见面应该是在《如梦之梦》的后台。这是赖声川导演的一部长达八个小时的话剧。

胡歌：《如梦之梦》这部戏对于我的意义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五号病人”让我离演员这个职业更近了一步。

董卿：赖导说，很多戏剧是在逃避生命，而《如梦之梦》是在直面死亡，因为人这辈子唯一知道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死亡。

胡歌：是。当我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问过自己，是不是因为我的经历，所以赖老师才会找我来扮演这个角色。在生活中我遇到了那次车祸，我和别人有了不一样的经历。

董卿：你后来问过他这个问题吗？

胡歌：没有。

董卿：2006年8月29日发生了那件事。你还愿意去回忆吗？

胡歌：说实话，我有一个阶段是特别不愿意提及那件事的。因为那次车祸，我的身上背负了很多光环。大家都会说，我勇敢地从车祸中走了出来，还给了我很多溢美之词。在那个阶段，我觉得我不需要老是贴着那些标签。但这几年，为什么连我自己都会再去回忆这件事？因为已经十二年了。我是属狗的，2006年是我的本命年；现在是2018年，正好算是一个小小的轮回吧。我会思考那件事情带给了我什么。

董卿：《琅琊榜》中有句台词：“我既然活了下来，便不会白白活着。”

胡歌：我一直觉得，我能够留下来，应该是有一些事情要去做，或许有一些特殊的使命要去完成。这十二年里，每当我想起来的时候，我都会很自责，因为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我到底要做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这十二年我过得很好，因为我的事业有了很明显的上升，也挣了更多钱，获得了更多名，可我自己觉得，这些应该不是我活下来的意义。

董卿：我今天再看十二年前的事，依然会觉得是血淋淋的残酷。车祸之后的几天里，你进行了几次大手术，在你的身上缝了一百多针呢。

胡歌：主要是在脸上。那一刻我没有想过自己还会回来做演员。我第一次在镜子里见到自己手术以后的样子是第二天上午，医生来给我换药，就把我脸上的纱布都拿下来了。我问我身边的人借镜子，他们都说没有。我就找了个借口去洗手间。当时是我父亲陪我进去的，他知道我要去做什么，就在旁边看着我。挺……其实挺震撼的，（笑）整个右边的脸比正常的时候大了一倍。我在镜子里看了很长时间，那一刻我并没有觉得很难过。为什么？因为2005年算是我事业突然爆发的一年，其实我心里并没有做好准备要去面对这么多粉丝和媒体。我心里一直挺虚的，所以那一刻我觉得，我终于可以休息了。

董卿：但是你没有能够休息，你很快又回到了片场。

胡歌：是因为大家等了我将近一年的时间，这是我的一份责任，我必须要把《射雕英雄传》这部作品完成；还有一点，可能当时我还想试一试吧。可是这个过程其实挺煎熬的，我要重新面对镜头，这是我特别大的一个负担，尤其是刚刚回剧组复拍的那几个月。我自己也没有勇气面对，拍摄的进度因为我而慢了很多，就又觉得自己给大家添了很多麻烦。

董卿：慢很多是因为要重新为你布光，是吗？

胡歌：是的。我每天都能感受到拍广告的待遇，要把光打得特别完美，脸上没有那么多阴影，大部分时候都拍左侧脸。

董卿：当所有人都在为你的脸依然能看上去完美而努力，但是也很难再做到像以前那么完美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胡歌：我当时就对自己说，这部戏拍完我就不再拍了。我还记得当导演宣布“胡歌正式杀青”的时候，我就跑了。全剧组的工作人员都在后面追我，我就沿着海滩边一直跑。其实一开始是个挺欢乐的场景，可是跑着跑着，我哭了。所有的委屈、迷茫、无奈、孤独在那一刻完全释放。

董卿：像这样拍摄时需要通过特殊的光和角度去掩盖一些所谓的缺陷所带来的困惑和痛苦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胡歌：一直都有。（笑）

董卿：直到什么时候你可以很勇敢或者很淡定地面对它？

胡歌：拍《神话》之前，我的造型非常单一：长长的刘海，右边的脸有些遮挡。我觉得这种造型是在限制我，甚至是对我的羞辱。既然作为一名演员，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那时候我在生活中跟别人近距离聊天，都会不自觉地把左边的脸对着和我聊天的朋友，我觉得这是一种病态。（笑）当然现在那段日子已经过去了，也成了我成长中的一段经历。

董卿：你很幸运地在那场飞来横祸中活下来了，但是也有人离开了。我注意到在2006年11月，你有一段文字应该是送给她的：“如果（张）冕还在世上，她应该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吧……可她终究还是离开了。十年后的我是否会是她当年想象的那样呢？我不确定……跌跌撞撞、起起伏伏走到今天，酸甜苦辣都尝遍了。”对于这件事，你现在能够释怀了吗？

胡歌：我可能一直都没有办法释怀吧。这位同事是一个特别乐观的女孩，整天都乐呵呵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直到这两年，我才能正常地和她的家人交流，以前我都不敢。车祸之后我写了一本书，用那本书挣的钱在云南昭通建了一所学校，以她的名字命名。（掌声）

董卿：《如梦之梦》中有一个情节：每个要和这个世界告别的人都有机会向别人讲述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如果是你，你会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胡歌：我想讲一个郭靖的故事。郭靖是大智若愚的，他身上最可贵的是他的侠——胸怀天下，奉献自己。我觉得我现阶段比较像令狐冲，想要自由，想要挣脱束缚。希望我有可能从令狐冲变成郭靖。（掌声）

董卿：你今天想要为我们读一段什么呢？

胡歌：我今天准备了一段《哈姆莱特》的经典独白，第一句话就已经表达了我的意图：“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董卿：你要把这段朗读献给谁呢？

胡歌：我想献给所有在迷雾中砥砺前行的人们。

导演手记

胡歌：用生命演绎“生命”

导演 荣毅

1

和胡歌约见是在2017年年底，《如梦之梦》周年公演的前夜。

我们在保利剧院后台一路穿行，躲过推着戏服架赶着换场的舞工队，绕开身边闭目做上场前最后准备的演员，一转头从侧台的幕间看到舞台上的故事正进行到亨利伯爵的段落，他的扮演者正是第一季的《朗读者》金士杰——一切有如穿行在时光隧道中。而我们此行的唯一目的，是来赴《朗读者》第二季第一位录制嘉宾的约。

2

胡歌身穿“五号病人”的戏服等在化妆间的角落，这让我们的对话打从一开始就很“如梦之梦”。而这也是一场“如梦”般长达八小时的深度交谈。

我们像往常的采访一样，拿出本子拔开笔帽，听他慢慢讲述自己的故事。

他的坦白和真诚早于所谓的“故事点”，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是一个本该不再愿意把自己“掏”出来给你看的被采访者，他有太多的理由和能力来技巧性地面对媒体，但他却会在观察到我们下笔不多时主动问道：“我们要不要换个主题词聊聊？”

所以他成了《朗读者》两季以来唯一一位让导演组给出了全部主题词的嘉宾。而他的诚意终于也开始成为我们的困扰。

3

在这次见面前，导演组已消化了几万字的人物资料。“生命”这类主题词，并不在我们的第一批次推荐词之列。

但终于，还是绕了回来。

他反复权衡，若有所思：“十二年了，一个轮回。也许是时候回头看看了……”又忽然歪过头，看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抢在他们开口前说：“他们已经把我的摩托车收起来了，求我这一年稳点儿，哈哈哈。”

这是在一篇叫作《逃跑者，胡歌》的文章发表不久之后的见面，所以每聊不久，他总会忽然自我打断：“哎呀，是不是我又聊得太丧了？”“主要是担心家人、朋友和关心我的人，他们看到了多少会感到困扰。”

他惯性的恐慌感和对他人强烈的保护欲，换算出的东西叫“怕辜负”。

4

采访结束的时候，已近凌晨三点。老胡亲自将我们送至电梯口，短短几十米距离，不断地说着：“不好意思，害你们到这么晚。”“也不知道，你们满意吗？”而他自己，却是一个在天亮后要做一场八小时话剧表演的人。

5

原谅这篇手记里，没有透露更多的采访内容。因为我想，这也许是对他的诚意最大的回馈。

6

这期节目对于很多喜爱他的朋友而言，是一段“产期新鲜的老故事”。但我仍要感谢这次契机，让我和我的团队有机会如此细致地回看当年那桩自以为已经熟知的旧事，发现了一个比他塑造的角色还要珍贵的灵魂。

而那些至憾与至痛，也让我们不得不屡次动容又屡次删减，只记得他面对现场观众自发的掌声，摇摇手合十说：“不值得，不值得……”

7

作为一名导演，早已经习惯了用一个把野心藏得刚刚好的形容词来形容艺人，好为自己的界定留下独有的标签。但形容胡歌，我却只想用“善良”这个词。

他所有的不得解、不能致，也许皆困于他的敏感与善良；那些写得出却说不出的心事，也都相悖在时间里，等愿者自来。

最后，用老胡自己的话来做完结。

“愿所有的朋友，都有接纳无常人生的勇气，都有感知生命实相的机缘。”

读本 哈姆莱特（节选）

［英］威廉·莎士比亚

第一场 城堡中一室

国王、王后、波洛涅斯、奥菲利娅、罗森格兰兹及吉尔登斯吞上。

国王　你们不能用迂回婉转的方法，探出他为什么这样神魂颠倒，让紊乱而危险的疯狂困扰他的安静的生活吗？

罗森格兰兹　他承认他自己有些神经迷惘，可是绝口不肯说为了什么缘故。

吉尔登斯吞　他也不肯虚心接受我们的探问；当我们想要引导他吐露他自己的一些真相的时候，他总是用假作痴呆的神气故意回避。

王后　他对待你们还客气吗？

罗森格兰兹　很有礼貌。

吉尔登斯吞　可是不大自然。

罗森格兰兹　他很吝惜自己的话，可是我们问他话的时候，他回答起来却是毫无拘束。

王后　你们有没有劝诱他找些什么消遣？

罗森格兰兹　娘娘，我们来的时候，刚巧有一班戏子也要到这儿来，给我们赶过了；我们把这消息告诉了他，他听了好像很高兴。现在他们已经到了宫里，我想他已经吩咐他们今晚为他演出了。

波洛涅斯　一点不错；他还叫我来请两位陛下同去看看他们演得怎样哩。

国王　那好极了；我非常高兴听见他在这方面感到兴趣。请你们两位还要更进一步鼓起他的兴味，把他的心思移转到这种娱乐上面。

罗森格兰兹　是，陛下。（罗森格兰兹、吉尔登斯吞同下。）

国王　亲爱的乔特鲁德，你也暂时离开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暗中差人去唤哈姆莱特到这儿来，让他和奥菲利娅见见面，就像他们偶然相遇一般。她的父亲跟我两人将要权充一下密探，躲在可以看见他们，却不能被他们看见的地方，注意他们会面的情形，从他的行为上判断他的疯病究竟是不是因为恋爱上的苦闷。

王后　我愿意服从您的意旨。奥菲利娅，但愿你的美貌果然是哈姆莱特疯狂的原因；更愿你的美德能够帮助他恢复原状，使你们两人都能安享尊荣。

奥菲利娅　娘娘，但愿如此。（王后下。）

波洛涅斯　奥菲利娅，你在这儿走走。陛下，我们就去躲起来吧。（向奥菲利娅）你拿这本书去读，他看见你这样用功，就不会疑心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儿了。人们往往用至诚的外表和虔敬的行动，掩饰一颗魔鬼般的内心，这样的例子是太多了。

国王　（旁白）啊，这句话是太真实了！它在我的良心上抽了多么重的一鞭！涂脂抹粉的娼妇的脸，还不及掩藏在虚伪的言辞后面的我的行为更丑恶。难堪的重负啊！

波洛涅斯　我听见他来了；我们退下去吧，陛下。（国王及波洛涅斯下。）哈姆莱特上。

哈姆莱特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磨折，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且慢！美丽的奥菲利娅！——女神，在你的祈祷之中，不要忘记替我忏悔我的罪孽。

奥菲利娅　我的好殿下，您这许多天来贵体安好吗？

哈姆莱特　谢谢你，很好，很好，很好。

奥菲利娅　殿下，我有几件您送给我的纪念品，我早就想把它们还给您；请您现在收回去吧。

哈姆莱特　不，我不要；我从来没有给你什么东西。

奥菲利娅　殿下，我记得很清楚您把它们送给了我，那时候您还向我说了许多甜言蜜语，使这些东西格外显得贵重；现在它们的芳香已经消散，请您拿回去吧，因为在有骨气的人看来，送礼的人要是变了心，礼物虽贵，也会失去了价值。拿去吧，殿下。

哈姆莱特　哈哈！你贞洁吗？

奥菲利娅　殿下！

哈姆莱特　你美丽吗？

奥菲利娅　殿下是什么意思？

哈姆莱特　要是你既贞洁又美丽，那么你的贞洁应该断绝跟你的美丽来往。

奥菲利娅　殿下，难道美丽除了贞洁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伴侣吗？

哈姆莱特　嗯，真的；因为美丽可以使贞洁变成淫荡，贞洁却未必能使美丽受它自己的感化；这句话从前像是怪诞之谈，可是现在时间已经把它证实了。我的确曾经爱过你。

奥菲利娅　真的，殿下，您曾经使我相信您爱我。

哈姆莱特　你当初就不应该相信我，因为美德不能熏陶我们罪恶的本性；我没有爱过你。

奥菲利娅　那么我真是受了骗了。

哈姆莱特　进尼姑庵去吧；为什么你要生一群罪人出来呢？我自己还不算是一个顶坏的人；可是我可以指出我的许多过失，一个人有了那些过失，他的母亲还是不要生下他来的好。我很骄傲，有仇必报，富于野心，我的罪恶是那么多，连我的思想也容纳不下，我的想象也不能给它们形象，甚至于我都没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把它们实行出来。像我这样的家伙，匍匐于天地之间，有什么用处呢？我们都是些十足的坏人；一个也不要相信我们。进尼姑庵去吧。你的父亲呢？

奥菲利娅　在家里，殿下。

哈姆莱特　把他关起来，让他只好在家里发发傻劲。再会！

奥菲利娅　嗳哟，天哪！救救他！

哈姆莱特　要是你一定要嫁人，我就把这一个咒诅送给你做嫁奁：尽管你像冰一样坚贞，像雪一样纯洁，你还是逃不过谗人的诽谤。进尼姑庵去吧，去；再会！或者要是你必须嫁人的话，就嫁给一个傻瓜吧；因为聪明人都明白你们会叫他们变成怎样的怪物。进尼姑庵去吧，去；越快越好。再会！

奥菲利娅　天上的神明啊，让他清醒过来吧！

哈姆莱特　我也知道你们会怎样涂脂抹粉；上帝给了你们一张脸，你们又替自己另外造了一张。你们烟视媚行，淫声浪气，替上帝造下的生物乱取名字，卖弄你们不懂事的风骚。算了吧，我再也不敢领教了；它已经使我发了狂。我说，我们以后再不要结什么婚了；已经结过婚的，除了一个人以外，都可以让他们活下去；没有结婚的不准再结婚，进尼姑庵去吧，去。（下。）

奥菲利娅　啊，一颗多么高贵的心是这样殒落了！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这样无可挽回地殒落了！我是一切妇女中间最伤心而不幸的，我曾经从他音乐一般的盟誓中吮吸芬芳的甘蜜，现在却眼看着他的高贵无上的理智，像一串美妙的银铃失去了谐和的音调，无比的青春美貌，在疯狂中凋谢！啊！我好苦，谁料过去的繁华，变作今朝的泥土！

国王及波洛涅斯重上。

国王　恋爱！他的精神错乱不像是为了恋爱；他说的话虽然有些颠倒，也不像是疯狂。他有些什么心事盘踞在他的灵魂里，我怕它也许会产生危险的结果。为了防止万一，我已经当机立断，决定了一个办法：他必须立刻到英国去，向他们追索延宕未纳的贡物；也许他到海外各国游历一趟以后，时时变换的环境，可以替他排解去这一桩使他神思恍惚的心事。你看怎么样？

波洛涅斯　那很好；可是我相信他的烦闷的根本原因，还是为了恋爱上的失意。啊，奥菲利娅！你不用告诉我们哈姆莱特殿下说些什么话；我们全都听见了。陛下，照您的意思办吧；可是您要是认为可以的话，不妨在戏剧终场以后，让他的母后独自一人跟他在一起，恳求他向她吐露他的心事；她必须很坦白地跟他谈谈，我就找一个所在听他们说些什么。要是她也探听不出他的秘密来，您就叫他到英国去，或者凭着您的高见，把他关禁在一个适当的地方。

国王　就这样吧；大人物的疯狂是不能听其自然的。（同下。）

第四场 丹麦原野

福丁布拉斯、一队长及兵士等列队行进上。

福丁布拉斯　队长，你去替我问候丹麦国王，告诉他说福丁布拉斯因为得到他的允许，已经按照约定，率领一支军队通过他的国境，请他派人来带路。你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集合。要是丹麦王有什么话要跟我当面说，我也可以入朝晋谒；你就这样对他说吧。

队长　是，主将。

福丁布拉斯　慢步前进。（福丁布拉斯及兵士等下。）

哈姆莱特、罗森格兰兹、吉尔登斯吞等同上。

哈姆莱特　官长，这些是什么人的军队？

队长　他们都是挪威的军队，先生。

哈姆莱特　请问他们是开到什么地方去的？

队长　到波兰的某一部分去。

哈姆莱特　谁是领兵的主将？

队长　挪威老王的侄儿福丁布拉斯。

哈姆莱特　他们是要向波兰本土进攻呢，还是去袭击边疆？

队长　不瞒您说，我们是要去夺一小块徒有虚名毫无实利的土地。叫我出五块钱去把它租下来，我也不要；要是把它标卖起来，不管是归挪威，还是归波兰，也不会得到更多的好处。

哈姆莱特　啊，那么波兰人一定不会防卫它的了。

队长　不，他们早已布防好了。

哈姆莱特　为了这一块荒瘠的土地，牺牲了二千人的生命，二万块的金圆，争执也不会解决。这完全是因为国家富足升平了，晏安的积毒蕴蓄于内，虽然已经到了溃烂的程度，外表上却还一点看不出致死的原因来。谢谢您，官长。

队长　上帝和您同在，先生。（下。）

罗森格兰兹　我们去吧，殿下。

哈姆莱特　我就来，你们先走一步。（除哈姆莱特外均下）我所见到、听到的一切，都好像在对我谴责，鞭策我赶快进行我的蹉跎未就的复仇大愿！一个人要是把生活的幸福和目的，只看做吃吃睡睡，他还算是个什么东西？简直不过是一头畜生！上帝造下我们来，使我们能够这样高谈阔论，瞻前顾后，当然要我们利用他所赋与我们的这一种能力和灵明的理智，不让它们白白废掉。现在我明明有理由、有决心、有力量、有方法，可以动手干我所要干的事，可是我还是在大言不惭地说：“这件事需要作。”可是始终不曾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我不知道这是因为像鹿豕一般的健忘呢，还是因为三分懦怯一分智慧的过于审慎的顾虑。像大地一样显明的榜样都在鼓励我；瞧这一支勇猛的大军，领队的是一个娇美的少年王子，勃勃的雄心振起了他的精神，使他蔑视不可知的结果，为了区区弹丸大小的一块不毛之地，拼着血肉之躯，去向命运、死亡和危险挑战。真正的伟大不是轻举妄动，而是在荣誉遭遇危险的时候，即使为了一根稻秆之微，也要慷慨力争。可是我的父亲给人惨杀，我的母亲给人污辱，我的理智和感情都被这种不共戴天的大仇所激动，我却因循隐忍，一切听其自然，看着这二万个人为了博取一个空虚的名声，视死如归地走下他们的坟墓里去，目的只是争夺一方还不够给他们作战场或者埋骨之所的土地，相形之下，我将何地自容呢？啊！从这一刻起，让我屏除一切的疑虑妄念，把流血的思想充满在我的脑际！（下。）

（朱生豪 译）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哈姆莱特》

于世界文学史中，足以笼罩一世，凌越千古，卓然为词坛之宗匠，诗人之冠冕者，其唯希腊之荷马，意大利之但丁，英之莎士比亚，德之歌德乎。然以超脱时空限制一点而论，则莎士比亚之成就，实远在三子之上。盖莎翁笔下之人物，虽多为古代之贵族阶级，然彼所发掘者，实为古今中外贵贱贫富人人所同具之人性。故虽经三百余年以后，不仅其书为全世界文学之士所耽读，其剧本且在各国舞台与银幕上历久搬演而弗衰，盖由其作品中具有永久性与普遍性，故能深入人心如此耳。

——诗人、翻译家 朱生豪

朗读者 黄泓翔 HUANG HONG XIANG

2017年，纪录片《象牙游戏》入围第八十九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候选名单，影片中一个坚持不打马赛克出镜的中国卧底调查员让人肃然起敬：他冒着生命危险，远赴非洲调查象牙非法交易，协助非洲特警逮捕象牙走私犯。他生于1988年，名叫黄泓翔。

当我们每个人在回望自己的生命之路的时候，会发现它是由一个又一个特殊的点连接而成的，考入名校、进入名企、获得高薪，这些可能都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是也总有一些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们渴望改变世界。黄泓翔就是其中一个。他本科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国际发展专业。毕业之后，他获得了全球顶级咨询公司的工作机会，却毅然转身走向了非洲大草原，选择了一条用自己的生命保护野生动物生命的特殊道路。从2013年起，黄泓翔就开始冒着巨大的危险，以卧底身份调查象牙和犀牛角非法交易，发表了数篇调查报告。

随着黄泓翔的视野不断扩大，他的人生也有了更多可能性。2014年，他在肯尼亚创办了中南屋，致力于帮助中国青年和中国企业走进非洲。截至目前，中南屋已帮助数百名中国青年走进非洲，很多人的人生轨迹因此发生改变。在黄泓翔看来，他最骄傲的事情，绝不是协助警方抓了几个走私犯，而是通过中南屋影响了更多的中国青年。

朗读者访谈

董卿：你比我想象中略微瘦小一些。

黄泓翔：大家都这么说。

董卿：你在非洲的野生动物保护中扮演卧底的角色，听上去有点传奇色彩。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你有了这样一份很特殊的工作呢？

黄泓翔：2013年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时候就特别想去非洲。当时南非正好有一个项目在招募中国记者——在南部非洲做三个月象牙、犀牛角贸易的调查报道。最开始我不是很清楚，也不是特别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找中国人。

董卿：就是让你伪装成中国的买家介入调查之中吗？

黄泓翔：是的。

董卿：我看过一部纪录片《象牙游戏》，记录了你当时参与的一次行动的过程。

（屏幕播放《象牙游戏》视频片段，黄泓翔用英语讲述：“‘你好，约书亚。你手上有象牙吗？没加工过的最好。’马上要面对罪犯了，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发现你是调查人员，他们会不会开枪打死你？我当时非常害怕，他们把货带到我的车上给我们看。然后他们被逮捕了。”）

你自己再回过头来看，还有没有一点心有余悸的感觉？

黄泓翔：想想当时还是挺紧张的。这一段应该是2014年在乌干达的一次行动。

董卿：最后好像逮捕了一个人，是吗？

黄泓翔：是的，他是乌干达比较高层的走私犯，涉嫌很多起大批量的象牙、犀牛角等的走私。他的警惕性非常高，当时我跟他说我是香港的买家。我逐渐取得了他的信任后，就约他去一个地方交货。只有交货的时候，警察才能实行逮捕。

董卿：他们有武器吗？

黄泓翔：后来我们发现，那一次他并没有武器，或者说没有使用武器，但是你并不知道在警察出现的那一刻，这个人的身上会有刀还是枪，以及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而那个时候，你是离他最近的一个人，因此我当时还是挺害怕的。

董卿：你带了什么防身的武器吗？

黄泓翔：我调查机构的朋友欧菲亚给了我一瓶辣椒水喷雾。如果他拔枪，而我拿出辣椒水喷雾，应该没什么用处。（全场笑）

董卿：当地警方会对你进行一些基础培训吗？

黄泓翔：调查机构的朋友会教我一些技巧，比如见到走私犯的时候，你要在他怀疑你之前先怀疑他：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卧底调查的？我怎么知道你不是警察？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董卿：这不是“无间道”吗？是一种心理战术啊。

黄泓翔：是的，他看到我很紧张之后，他就放松了，开始哈哈大笑说：“哥们儿，你不用这么紧张。”我印象很深，直到逮捕发生前，这个人还在安慰我，跟我说“不要紧张，没事的”。

董卿：就是刚才被逮捕的那个人吗？

黄泓翔：是的。（掌声）

董卿：在过去五年内有十五万头大象死于盗猎。很多人都会担心，未来有一天我们在非洲大地上会不会看不到非洲象了。

黄泓翔：一头大象的象牙有三分之一都是长在脸部里面的，如果要获得象牙，盗猎者往往的做法是杀掉大象，把它的整个脸削下来。听到“象王”萨陶去世的消息，我和我很多做野生动物保护的朋友真的非常非常伤心。大家可能不太知道，以前有很多非洲象，它们都有像“象王”萨陶那样很长很大的象牙。随着盗猎，大家现在在非洲看到的大象的象牙往往没有这么大，为什么呢？因为象牙越大，象越容易被杀死，像“象王”萨陶这样拥有壮美象牙的大象已经不多了。有多少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一直都在观测着，一直在尝试着保护它。可在这样的情况下，它还是被盗猎者杀害了。

董卿：人类对象牙的审美真是太残忍了。作为在陆地上生活最大的哺乳类动物，大象有自己的感情。

黄泓翔：是的。盗猎者袭击象群的时候，有时会针对小象下手。为什么呢？当他对小象下手的时候，大的大象都会把小象包围起来保护它。这样做的结果是，整个象群可能都会被打死。有时候你去看整个象群被杀死后的画面，就会看到它们都是围成一个圈被杀死的。

董卿：正是因为了解了这些，才更能感受到你这种选择的意义所在。2018年1月1日起，中国政府已经全面禁止象牙买卖了，任何商业用途的象牙加工和销售都是非法的。你在《象牙游戏》中的出现和你的形象改变了其他人对中国人的一些偏见。有一点我很好奇，为什么在这部纪录片中，你的脸部没有做任何处理？为什么不？

黄泓翔：调查组织的朋友介绍我认识了那位导演。他当时就问我能不能参与他的拍摄。我跟他说：“如果你要拍，那就不要打马赛克。”我觉得这样的好处是：当外国人看到这部影片，他们会意识到有很多中国人和他们一样，非常热爱野生动物保护；当中国人看到这部影片，他们可能会觉得，卧底调查和野生动物保护也不都是外国人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可以做这些。

董卿：你在这些年参与的所有野生动物保护调查或行动中有没有获得过什么奖励？

黄泓翔：没有，我觉得最大的奖励就是不死。（掌声）这部影片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会问我为什么要放弃华尔街的工作，牺牲高薪的生活。我觉得，人的生命可能能达到三种层次：第一层，他能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第二层，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意思、有趣；第三层，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跟别人说，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在牺牲或付出，因为按照我自己的标准，我的人生挺好的。（掌声）

董卿：你之前所做的一切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包括珍·古道尔。作为国际上最知名的黑猩猩的专家、人类学家，她也为你点赞，她说你是她看到过的最勇敢的中国英雄。

黄泓翔：珍·古道尔是我从小就知道并且很向往的英雄，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真的会见到她，真的会站在她的面前。

董卿：今天黄泓翔的朗读也很特别。

黄泓翔：我会为大家读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谨以此篇献给已经消失的生命、我们永远的朋友——萨陶。

董卿：最重要的是，你要邀请珍·古道尔和你一起朗读。

黄泓翔：是的。

董卿：也希望你们俩今天的朗读能够给人和自然的关系带来更多的思考。

读本 寂静的春天（节选）

［美］蕾切尔·卡森

一 明天的寓言

从前，在美国中部有一个城镇，这里的一切生物看来与周围环境相处得很和谐。这个城镇坐落在像棋盘般整齐排列的欣欣向荣的农场中央，庄稼地遍布，小山下果园成林。春天，繁花像白色的云朵点缀在绿色的原野上；秋天，透过松林的屏风，橡树、枫树和白桦闪射出火焰般的彩色光辉，狐狸在小山上吠鸣，鹿群静悄悄穿过笼罩着秋天晨雾的原野。

沿着小路生长的月桂树、荚蒾和赤杨树，以及巨大的羊齿植物和野花，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使旅行者目悦神怡。即使在冬天，道路两旁也是美丽的地方，那儿有无数小鸟飞来，在雪层上露出的浆果和干草的穗头上啄食。郊外事实上正以其鸟类的丰富多彩而驰名，当迁徙的候鸟在整个春天和秋天蜂拥而至的时候，人们都长途跋涉来这里观鸟。也有些人来小溪边捕鱼，这些洁净又清凉的小溪从山中流出，形成了绿荫掩映的生活着鳟鱼的池塘。野外一直是这个样子，直到许多年前的一天，第一批居民来到这儿建房、挖井和筑仓，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从那时起，一个奇怪的阴影遮盖了这个地区，一切都开始变化。一些不祥的预兆降临到村落里：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小鸡，牛羊病倒和死去。到处是死亡的阴影，农夫述说着他们家人的疾病，城里的医生也愈来愈为他们病人中出现的新的疾病感到困惑。不仅在成人中，而且在孩子中也出现了一些突然的、不可解释的死亡现象，这些孩子在玩耍时突然倒下，并在几小时内死去。

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比如，鸟儿都到哪儿去了呢？许多人谈论着鸟儿，感到迷惑和不安。园后鸟儿寻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仅能见到的几只鸟儿也气息奄奄，战栗得很厉害，飞不起来。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鸫鸟、鸽子、樫鸟、鹪鹩的合唱，以及其他鸟鸣的音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林和沼泽。

农场里的母鸡在孵窝，却没有小鸡破壳而出。农夫抱怨着他们无法再养猪了——新生的猪仔很小，小猪病后也只能活几天。苹果树开花了，但花丛中没有蜜蜂嗡嗡飞来，所以苹果花没有得到授粉，也不会有果实。

曾经一度是多么吸引人的小路两旁，现在却仿佛是火灾浩劫后残余的焦枯的植物。被生命抛弃了的地方只有一片寂静，甚至小溪也失去了生命；钓鱼的人不再来访，因为所有的鱼已经死亡。

在屋檐下的雨水管中，在房顶的瓦片之间，一种白色的粉粒还露出稍许斑痕。在几星期之前，这些白色粉粒像雪花一样，降落到屋顶、草坪、田地和小河上。

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使这个受损害的世界的生命无法复生，而是人们自己使自己受害。

上述的这个城镇是虚设的，但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上千个这种城镇的翻版。我知道并没有一个村庄经受过如我所描述的全部灾祸；但其中每一种灾难实际上已在某些地方发生，并且确实有许多村庄已经蒙受了大量的不幸。一个狰狞的幽灵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向我们袭来，这个想象中的悲剧可能会很容易地变成一个我们大家都将知道的活生生的现实。

是什么东西使得美国无数城镇的春天之声沉寂下来了呢？这本书想尝试着给予解答。

二 忍受的义务

地球上生命的历史其实是生物及其周围环境互动的历史。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地球上植物和有生命的动物的物理形态和生存习性也是由环境塑造而成的。对于地球形成的整个生命时间范围而言，生命体能够改变环境的能力相对而言一直是较小的。仅仅在人类这种新的生命物种出现之后，生命体才掌握了能够改变周围自然环境的重要能力。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这种能力还没有提高到令人不安的量级，但是它已能导致一定程度的变化。最令人震惊的人类对于环境的侵袭行为使空气、大地、河流以及大海遭受了污染，它们甚至遭受了危险乃至致命物质的污染。这种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逆转的，由这种污染引发的一系列罪恶结果不仅进入了维系着各种生命的世界，同样也进入了生物组织内部。而且它们都是不可修复的。在目前这种普遍的环境污染下，化学物品是有毒害作用的，人们甚至难以认识到它们的危害几乎可以和放射性物质的危害平起平坐。核爆炸中释放出来的锶90进入空气中，随着雨水和粉尘降落到地面上，扎根在土壤里，进入生长在那儿的草地、谷子、玉米、小麦里，并进入到人们的骨头里，一直留在那里，直到人们死亡。同样的，那些散在农田、森林或花园里的化学物品也会长久地存在于土壤中，进入生命有机体里，它们在中毒和死亡的链子上游走着。它们也会在地下水中神秘的转移，直到再次出现，这时它们在阳光和水的作用下已经形成了新的物质，这些新物质可以杀死植物，让牲口生病，使那些曾经饮用纯净的井水的人受到未知的伤害。就像阿伯特·施韦策所说的：“人们很难认出自己创造的魔鬼。”

……

一七 另一条道路

现在，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这两条道路完全不一样，更与人们所熟悉的罗伯特·弗罗斯特诗中的道路迥然不同。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条岔路——一条“人迹罕至”的岔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自己的地球。

……

（吕瑞兰 李长生 译）

选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寂静的春天》

（本文由黄泓翔用中文、珍·古道尔用英文共同朗读。）

《寂静的春天》堪比里程碑，称其为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宣言，毫不为过。这部书剑锋所指，乃人类使用杀虫剂所产生的危害。我们每次对自然下毒，就是对我们自己下毒。我们需要思想的深度转型，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转向生态主义的价值观。敬畏自然界的所有生命，不仅仅是人类的生命。

——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 赵白生

朗读者 阿乙 A YI

阿乙，“70后”小说家，被认为是近年来中国文坛崛起的十分重要的声音之一。从2008年起，他以几乎每年出版一本小说或随笔的频率，创造了一个写作的高峰。十年间他不仅斩获了国内所有的文学新人奖项，其作品还被翻译成了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七种语言十余个版本，荣获著名的英国笔会奖，受到欧美文坛的关注。然而，这一切是他用不要命的写作换来的。以命搏文似乎是他的宿命。

阿乙原名艾国柱，毕业于警校。在瑞昌市洪一乡当了一年半民警后，他被调到了瑞昌市公安局工作，后又借调到县委组织部过着闲适的生活。2002年他二十六岁，突然觉得自己可以换一种方式生活。于是他辞职了，来到《郑州晚报》做体育编辑。同时，他开始疯狂地练习写作。当过警察的他，对底层人物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他把他们都写入小说中。三十二岁那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灰故事》。就此，阿乙这位来自江西的小镇民警实现了他成为文学奇才的华丽蜕变。

现在，写作已经成了阿乙安身立命的方式。他靠写作挣得一切，也因写作废寝忘食，直至患病。他曾一度生死不明，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的封面上写着“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但他表示自己“死不悔改”。他仍在玩命写作，用“圣徒式”的写作方式书写他的作家人生。

朗读者访谈

董卿：2018年你出版了你的第一部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听说这个长篇写得很艰难，差点要了命。

阿乙：是的。我记得2013年3月，我在家写作的时候突然咳血，虽然只有一口，但人吓坏了，我让老婆带我去医院。那时候拍片，高度怀疑是肺癌。

董卿：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觉得恐慌吗？

阿乙：非常恐慌。我记得我在医院的走道上，走着走着，突然就蹲下来。那时候看到周围走来走去的人都带着惊愕的神色，像潮水一样退开了。你一个人很可怜地蹲在那儿，就等着死神过来把你擒杀，像练柔道一样地把你按在地上。

董卿：你当时就是在写这本书吗？

阿乙：对，这本书还没写到一半我就住院了。这是一个很难查的病，记得我做过肺部的穿刺、胸腔镜、腹腔镜、PET-C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所有理论上的检查项目我全部都做了。要去拿报告单之前，我心想：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是活，百分之五十的机会是不活，我就在手心上写了四个字——是又怎样，这样给自己打气，不要被它吓坏了。

董卿：六个月之后的结论是什么？

阿乙：我得的是卡斯尔门氏病，也叫CD病，几十万人里才有一例。它是个慢性病，我现在还在接受治疗，有时候还会做化疗。

董卿：这种罕见的疾病和你之前的写作有关吗？

阿乙：有关系，正是写作导致了这个病。我记得以前我是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围着写作转，甚至有时候做梦，都在梦里和人物发生对话。开始我还自己烧饭吃，或者去外面吃，后来发展到不愿意出门，我就订餐。之后我觉得连敲门也是对自己的巨大惊扰，我索性买了很多超市的面包，把它们储存在家里，只就着面包和牛奶打发自己，一天只吃两顿。我也抽烟，那时候一天要抽一包半。我还大量地饮茶、喝咖啡，睡眠质量非常差。我有时候觉得睡觉仅仅就是自己闭着眼睛休息。

董卿：你的焦虑是因为什么？你是觉得自己写不出来？还是写得不够好？

阿乙：我想写一部让人过目难忘的作品。我性格上特别追求完美，基本上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采取强攻的态度。写长篇小说对那些过于认真的作者来说，就像司机开着一辆卡车做黑夜的长途运行，经常会出现绝望或焦虑的情绪。

我很小就有写作和出门的梦想。我记得我家就在火车站旁，“京九线”开通的时候，虽然只在我们瑞昌县城停一分钟，但那一分钟就足以影响我。我那时候还在读中学，就感觉自己有一天也会登上这辆火车去远方。

董卿：靠的就是写作，对吗？

阿乙：对，写作这个理想在召引我。2002年我二十六岁开始投稿，投到三十二岁，投了八十到一百多个地方，都是没有什么回应的。我出门求职的时候，坐中巴车往东方走，所以都是迎着太阳。当时我的父亲很恼怒，觉得控制不了我。回来的时候，中巴车是朝着夕阳的。天就要黑了，我看到我父亲在笑。晚上回到房间，就会发现我妈妈把我的被子掖得厚厚的，还给我煮了很多好吃的。我就蒙头大睡，感觉自己像一只鸡，想展翅飞翔，但是飞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就被迫掉了下来，又灰溜溜地回到了鸡窝。那时我的父亲还会说：“你看你三十好几了，没房没车不说，那么好的工作不要，在外面混。”当时我就想，只要我的心是靠近写作的，只要时间够久，我一定能写成。即使我写不出来，我通过写作所获得的幸福感也超越一辆车、一个房或只是物质上的东西给我带来的愉悦感。（掌声）

董卿：我不得不说，创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伤害你的身体。你后来有没有考虑过在身体和写作之间做出选择？

阿乙：我曾经试图戒掉写作。我住院六个月之后，从2013年10月起，我戒了写作三个月。但是三个月以后，我又抱着瞧瞧看的态度，打开蒙上尘灰的笔记本电脑。当时，手一触摸到键盘，指尖就好像有一种很滚烫的东西传递到大脑，所有为这部小说受的罪全都浮现出来了，非常难受。后来慢慢地，我又死不悔改，开始写了。

董卿：但是生命总是不轻易地放过你。2017年你进行了一个肾脏手术，你又一次和死神交手了。

阿乙：对。卡斯尔门氏病是多中心的，它攻击到肾了，再加上常年进行的激素治疗使治疗效果退化了。那时候我走到一公里左右就喘，后来发展到发高烧。当时我的脑子里有两个自己，一个自己说：“如果这个病实在翻不了盘，我们就去卧轨吧。”另外一个说：“你这样卧轨，不是给别人造麻烦吗？”后来病情发展到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自己冒险，强行从原来三片激素直接加到二十片。

董卿：一天服用二十片激素？

阿乙：对。我要用这些激素换得一些时间，换得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完成这个工作。

董卿：就是为了《早上九点叫醒我》？

阿乙：对，我非得要把它完美地呈现出来。只有将它完美呈现，我才感觉到人生了无遗憾。

董卿：你怎么样来看你的生命？你因为写作几乎遇到了死亡，但是你的生命也因为写作可能会跨越死亡。

阿乙：我认为我的生命或是别人的生命应该一开始就属于死神，它被死神操纵在手里。我们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事业或生活，从死神手里把自己的生命夺回来。我们要实现我们的自主权。因此我很感激生命中有写作这件事，它虽然把我推向了一个疾病的苦海，同时也把我拯救出来，拖出了这个苦海，使我今天还健康地坐在你面前。（掌声）

董卿：有时候死亡可能不是生命的对立面，而是生命的一部分。今天你要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阿乙：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献给那些在写作道路上引领、支持和帮助我的人。

读本 我与地坛（节选）

史铁生

三

如果以一天中的时间来对应四季，当然春天是早晨，夏天是中午，秋天是黄昏，冬天是夜晚。如果以乐器来对应四季，我想春天应该是小号，夏天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声响来对应四季呢？那么，春天是祭坛上空飘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对蝉歌的取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以园中的景物对应四季，春天是一径时而苍白时而黑润的小路，时而明朗时而阴晦的天上摇荡着串串杨花；夏天是一条条耀眼而灼人的石凳，或阴凉而爬满了青苔的石阶，阶下有果皮，阶上有半张被坐皱的报纸；秋天是一座青铜的大钟，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曾丢弃着一座很大的铜钟，铜钟与这园子一般年纪，浑身挂满绿锈，文字已不清晰；冬天，是林中空地上几只羽毛蓬松的老麻雀。以心绪对应四季呢？春天是卧病的季节，否则人们不易发觉春天的残忍与渴望；夏天，情人们应该在这个季节里失恋，不然就似乎对不起爱情；秋天是从外面买一棵盆花回家的时候，把花搁在阔别了的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屋里，慢慢回忆慢慢整理一些发过霉的东西；冬天伴着火炉和书，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写一些并不发出的信。还可以用艺术形式对应四季，这样春天就是一幅画，夏天是一部长篇小说，秋天是一首短歌或诗，冬天是一群雕塑。以梦呢？以梦对应四季呢？春天是树尖上的呼喊，夏天是呼喊中的细雨，秋天是细雨中的土地，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的一只孤零的烟斗。

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

我甚至现在就能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念它，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梦见它，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

七

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

如今我摇着车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有一天我整理我的旧相册，看见一张十几年前我在这园子里照的照片——那个年轻人坐在轮椅上，背后是一棵老柏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便到园子里去找那棵树。我按着照片上的背景找很快就找到了它，按着照片上它枝干的形状找，肯定那就是它。但是它已经死了，而且在它身上缠绕着一条碗口粗的藤萝。有一天我在这园子里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哟，你还在这儿哪？”她问我：“你母亲还好吗？”“您是谁？”“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她问我您看没看见一个摇轮椅的孩子？……”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玩真是玩得太久了。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从那漆黑的祭坛里传出一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祭坛占地几百平方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唯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而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它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

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

那时您可以想象一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心里好些新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及到明天。也可以想象是一个老人，无可质置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以想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互相一次次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

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有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那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我与地坛》

史铁生的精神圣战没有民族史的大背景，而是以个体的生命力为路标，孤军深入，默默探测全人类永恒的纯静和辉煌。史铁生的笔下是较少有丑恶相与残酷相的，显示出他出于通透的一种拒绝和一种对人世至宥至慈的宽厚，他是一尊微笑着的菩萨。他发现了磨难正是幸运，虚幻便是实在，他从墙基、石阶、秋树、夕阳中发现了人的生命可以无限，万物其实与我一体。我以为1991年的小说即使只有他的一篇《我与地坛》，也完全可说是丰年。

——作家 韩少功

朗读者 王石 WANG SHI

作为一名公认的传奇人物，他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打造了中国商界的领军企业。人到中年，又开始向人生的极限发起挑战，勇往直前，完成了“7+2”的探险模式——这是极限探险的最高境界。而后，他再一次华丽转身，以六十岁的年龄开始游学欧美名校。在他的人生坐标上，年龄的数字仿佛已经失去了意义。他始终步履不停，如同热血少年。他就是著名的企业家、探险家——王石。

1983年，三十二岁的王石决定辞去在广东省外经委的公职，来到深圳学习做生意。他从玉米饲料生意做起，赚到了第一桶金。1984年，他用这笔钱创办了万科前身——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开始独立经营企业。1988年，企业更名为“万科”，开始涉足房地产业。1991年，万科正式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1999年，他辞去公司总经理一职。2017年，万科发布公告，六十六岁的王石宣布退休。

从放弃公职到下海经商，从放弃股权到辞任总经理，王石活得可谓潇洒，他一度被调侃为“最不务正业的董事长”。然而正是他，带领万科成了中国最大的专业住宅开发集团。退休后的王石更像一个探险家，他攀登雪山、飞滑翔伞，还准备到戈壁种庄稼。他说：“每个人都是一座山。世上最难攀登的山，其实是自己。”

朗读者访谈

董卿：我知道您的包里始终有三样东西，一个是书，一个是笔记本，第三样东西却出人意料——一块石头。

王石：我到某个地方登山探险，都会捡一块当地的石头。今天带来的这块石头是非常特别的，（展示石头）我们这样看，它是一块鹅卵石；但是打开剖面，它是一个三千万年前的海螺。这就证明，喜马拉雅山地区在三千万年前是海底。

董卿：太神奇了！

王石：这块石头就是一位探险者——阎庚华在2001年年初送给我的。那年，他说他要登珠峰，5月我们在珠峰大本营相见了。我们先成功登顶了海拔七千五百米的章子峰北峰。后来我们下撤，他还留在那里登珠峰。之后得到消息，阎庚华先生遇难了。所以这块石头对我有特别的意义，背着它就是在山友遇难之后，我们肩负着他们的愿望继续前行。（掌声）

董卿：2003年您登上了珠峰，那时候您是全中国登上珠峰年纪最大的一位登山运动员。那是您在寻找什么样的意义？

王石：当时我五十二岁，我想，生命本身有可能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有追求，有比较，有竞争，我们就得赋予它意义。生命真正的意义就在做的过程中体现。

董卿：您还记得第一次登上珠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吗？

王石：犹如昨天。那时我已经快到大概八千八百米的位置了，还有四十米就可以到顶峰。可以看到顶了，但是没氧气了。总指挥在七千米的位置用步话机说：“王总，必须下撤！”向导看着我，我就指着顶峰说：“到这个时候了，我们上去再说呀！”最后，我走一步就要喘七八口气，走不动了。

董卿：这四十米您用了多长时间？

王石：两个小时。到了顶峰，待了十二分钟。（掌声）

后来下撤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后背怎么暖洋洋的，好像是太阳照着。我扭回头，看到是阴天，刮风下雪的，哪儿来的太阳呢？我再往前走，暖洋洋的感觉好像到了全身，一下子感到美滋滋的，只要坐下，闭上眼睛，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天堂。因为我受过训练，另一个声音就告诉自己：“只要坐下，你就起不来了。”挣扎了二十分钟之后，那种现象消失了，变成了一种非常艰难的感觉。

董卿：那是您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吗？

王石：是。事后我知道了，那是濒临死亡的幻觉。

董卿：后来您完成了所谓的“7+2”模式，就是攀登七大洲的最高峰，再加上徒步南北极。整个探险过程有没有让您的性格甚至价值观有一些改变？

王石：当然。2003年我登珠峰，一个在拉萨的朋友说，这儿有一个盲人儿童学校，让我去看一看。我心想，让我去看，不就是让我捐点儿钱吗？我就去了。到了学校之后，一个小孩说：“叔叔，你能不能蹲下来？”我一愣，接着就蹲下来了，他从头开始摸我。他要通过他的方法来触摸我。我和我母亲之间都是紧张的、疙疙瘩瘩的关系，生意场上又非常残酷，所以我很少和人有这样的接触。他说：“叔叔，你是好人。”这一下就把我原来居高临下的姿态打翻了。原来我是高高在上的，要施舍他；忽然我就发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美好！

董卿：您没有想到这些事会让自己变得更开阔，更深厚，是吗？

王石：是这样。（掌声）

董卿：在完成了“7+2”的探险之后，您又开始攀登一座无形的山峰——您在六十岁的时候开始去哈佛大学留学。

王石：我选的很多是本科生的课，和比我女儿年龄还小的人在一块儿听课。最大的困难是听不懂，而且作业一般很少在第二天凌晨两点之前完成。这样人就上火了，然后牙肿，接着牙疼。去看医生时他们说不用拔牙。我说：“你给我拔。”一个月后牙又肿了起来，本来就睡不着觉，作业做不下去，又去看医生，拔牙。我拔了三颗牙，最后筋疲力尽，心力交瘁。

董卿：国内对您去哈佛学习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些人很钦佩，说这个岁数了，还能去学习；当然也有些人觉得这个岁数了，是作秀吧，能学到什么呢？这些声音您都听到了？

王石：是，我听到了各种反映，其中一种说，哈佛也有中文班？哈佛也有老年班？（笑）当然没有。这些激发了我的斗志。跟我一起学习的都是一些比我女儿还小的年轻人，学得这么困难，我咬着牙，还是跟着。我应该感到高兴才对！我一下子就找回了信心。第一学期度日如年，第二学期很快就过了，我还感叹一年怎么就过来了？于是我又申请注册第二年的学习。

董卿：在哈佛两年半的学习结束之后，您立刻去了剑桥大学？

王石：是啊。我在剑桥一边骑自行车一边想：我也能和达尔文、牛顿、霍金为伍。在古老的建筑中，真的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我参加了赛艇俱乐部的训练，包括一个半小时的各种器械训练：杠铃、单杠。有氧无氧的训练我都上。训练完，我推着自行车要离开，可小腿肚子抽筋了，腿一瘸一瘸的，不能使劲。我推着车，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就是……（吹口哨）我想，我怎么在吹口哨？吹《柳堡的故事》里的《九九艳阳天》？我明明拐着脚，但是发现一个半小时非常科学的训练把我整个身体的多巴胺、内啡肽都激发出来了。教练说了一句话我特别爱听：“只有这样，你才能逆生长！”哇！

董卿：就是您吹的那曲子还没逆生长，还是半个世纪前的。（全场笑）

王石：咱们也可以讲，曲子是（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董卿：您唱的是哪一首？

王石：（唱）“你对自由的向往……”你会发现心中真正对自由的渴望，是那盛开的、永不凋零的蓝莲花。（掌声）

董卿：所以您在回国以后的好些场合都提到，生命即便进入老年，依然可以很美。

王石：是。我现在更多的是带动大家一块儿做事，我能做的，你也能做，大家一块儿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面对未来，无论是我们这一代的、下一代的和更年轻的人都要问自己，我们能做什么。

董卿：您今天要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王石：塞涅卡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散文家，我要读他的《论幸福生活》的选段。

董卿：您要把它献给谁呢？

王石：我想献给2002年在登希夏邦马峰时遇难的北京大学山鹰社五位学子的英灵。

读本 论幸福生活（节选）

［古罗马］塞涅卡

好运会降临到普通百姓，甚至天资低下的人头上，但唯有伟人才能战胜带给凡人痛苦的各种灾难和恐惧。人活一辈子，万事如意，不经历任何精神苦闷，确实是一种缺失，对造化仅仅是一知半解。你是伟人，但如果命运女神不给你展示才华的机会，我又能凭什么说你是伟人呢？你参加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但你是唯一的参赛选手，你摘得了桂冠，但并不是胜者；我恭喜你，但不是像祝贺勇者那样，而是像恭喜当上了执政官的人那样恭喜你，因为得到提升的只是你的个人身份。对于一个好人，如果没有更困难的境遇给他展示其精神力量的机会的话，我也可以作如是观：“要我说，你很不幸，因为你从来没有不幸过。你活了一辈子，连个对手都没遇到过；谁都不会知道你有什么能耐，连你自己也未必知道。”一个人要想了解自己，不接受考验是不行的。只有通过尝试，人们才能了解自己的本事。所以，有些人倒霉事不找他们，他们反倒是主动地去自找倒霉，目的就是想在自己的才能面临可能被埋没的危险时，为自己寻求一个一显身手的机会。听我说，有时候伟人喜欢逆境，就像勇敢的战士喜欢打仗一样。我曾听说提比略·恺撒[1]统治时期的角斗士特莱厄姆福斯抱怨表现机会太少了：“多好的韶华岁月啊，就这么白白荒废了！”他叹道。

真正的豪杰是渴望危险的，脑子里装着的是自己的目标，而不是将要遭的罪，因为即使要遭罪，那也是荣耀的一部分。战士引以为自豪的是自己所受的伤，津津乐道的是自己有幸抛洒的热血；那些毫发无损地从战场归来的战士也许立下了同样的战功，但往往是挂了彩却捡了条命回来的更受青睐。听我说，天主总是垂青那些给了表现英勇的机会便可望有上佳表现的人，而要有上佳表现，生活中就难免遭受这样那样的困难：暴风骤雨中，方可领略领航员的领航水平；战场厮杀中，方可看出战士的杀敌本领。如果你腰缠万贯，我怎么能知道面对贫穷时你的心理承受力如何呢？如果你一生到老听到的都是喝彩声，如果你甚得人心，一呼百诺，我怎么能知道面对耻辱，面对民怨众恨，你会有多大的勇气呢？如果你满堂儿女个个身强体健，我怎么能知道面对丧子之痛，你会如何平静地去忍受呢？我听见过你安慰别人，可惜的是，你不是在安慰你自己，或者说不是在要你自己别伤心难过，否则我就可以一睹你的大丈夫本色了。我恳求你，不要成天提心吊胆，诚惶诚恐，这些都是不朽的众神用来鞭策我们灵魂的东西：灾祸对于真正的大丈夫来说是机会。我们有理由说，那些因为过多的好运而变得迟钝的人是很可怜的，那些人可以说是在波澜不惊的海面上过着风平浪静的悠闲生活，遇上屁大一点儿事情就会顿感不适。面对命运女神的残酷，没有经历过风雨的人往往更难吃得消；脖子嫩，才会越觉得枷锁沉；新兵蛋子一想到受伤就会大惊失色，而老兵则可以以大无畏的气概去看自己身上流出的血，因为他知道鲜血往往是胜利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只有博得天主认可和欢心的人，才能赢得天主对他们的严厉、考验和训导。而那些看似受他垂青和宽容的人，他是让他们保持软弱，经不起行将降临的灾祸。如果你以为有人得到了豁免，可以无病无灾，那你就错了；快乐日子过久了的人也终有他受苦受难的那一天的，那些貌似得到了上天眷顾，可以免遭灾祸的人，其实只是可以暂时缓一缓而已。

天主为什么会用病痛、悲伤和其他灾祸来折磨最优秀的人呢？原因很简单，与部队中往往是派最勇敢的战士去执行危险任务是一个道理。将军派去夜袭敌营、侦察路线、攻城拔寨的都是兵中精锐。出征时谁也不会说“将军这是在跟我过不去”，反而会说“这说明将军看得起我”。受命去经受令懦弱无能之辈只能哭鼻子掉眼泪的各种考验的人也该这么说才是：“天主圣明，信任我辈，觉得堪当其仪器，去测定人类受苦受难的能力。”

远离奢华享受，远离顺境吧，这些东西会让人虚弱不堪，头脑糊涂，除非出了什么事情，令他们幡然醒悟，想起了自己还是人类的一分子，否则可以说，他们就会终日醉生梦死，虚度光阴。如果一个人老是有玻璃窗户替自己遮风挡雨，有定期更换的热乎乎的敷布包着双脚，有地板下面和环四壁循环的热气调节餐厅温度的话，那他只要微风轻轻一吹，也会有不小的危险。尽管什么事情过了头都会有害，但最大的危险还是莫过于好运过了头所带来的危害：它会令你头脑发热，胡思乱想，障蔽双眼，真假莫辨。忍受漫长的不幸，从而赢得美德的帮助，岂不是比享一时之暴福而胀破了肚皮要好吗？饿死的人，会死得和缓一些；而胀死的人，则往往都是暴毙而亡。

所以说，对待好人时，众神所遵循的是和老师对待自己的学生一样的原则：越是寄予厚望的，要求就会越高。斯巴达人在大庭广众之下鞭打自己的孩子以测验他们的性格，你肯定不会认为他们是恨自己的孩子吧？他们自己的父亲都鼓励他们要勇敢地挨鞭子，要求他们就算是打得体无完肤、半死不活，也要主动把伤痕累累的背伸过去接着挨打。那么，天主用严酷的遭遇来考验高贵的精神，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证明美德从来就没有温和的方式。命运女神用鞭子痛打我们，将我们打得皮开肉绽，我们就忍着吧。因为这并不是残忍，而是竞争，而且我们参与得越多，内心就会越强大。身体上最健壮的部位就是用得最勤的部位。我们必须主动站出来，去接命运女神的招，这样在与她过招的过程中，便可以让她把我们打磨得坚强起来，久而久之，她就会把我们变成和她有一拼的对手，而且险情经历多了就会让我们藐视危险。所以，水手们的身体经大海的冲击而变得强悍，庄稼汉的手结满了老茧，士兵的肌肉劲儿大得可以投掷标枪，运动员的腿矫健敏捷，凡此种种，无一不是练过的部位最为强壮。正是因为忍受过种种不幸，心灵才学会了不把忍受不幸放在眼里；如果你注意到辛劳给那些贫困民族，给那些因为缺衣少食反而愈发强健的民族所带来的巨大好处，你就会明白这样的忍受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了。想一想罗马文明以外的所有民族，我指的是日耳曼人和多瑙河流域所有跟我们作对的那些游牧部落，他们受到漫漫冬季和阴沉天气的折磨，靠贫瘠的土地勉强维持生计，用茅草和树叶遮风挡雨，在冰封的沼泽上奔波，靠逮野兽聊以糊口。你觉得他们不幸吗？习惯已经让他们返回了自然，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没有苦恼，因为这些事情，他们开始做的时候虽是不得已为之，但久而久之就会慢慢地变成一种乐趣。累了，倦了，哪儿都是家，除了这样的家之外，他们别无家，别无安身之所；他们吃的东西只适合打发叫花子，而且必须亲手去挣，气候恶劣吓人，却无衣蔽体。这种你认为惨不忍睹的状态，正是众多部落的生活现状。好人须经受锤炼才能坚强起来，你为什么会觉得不可思议呢？不经历风吹雨打，没有哪棵树能根深蒂固；因为风吹雨打可以让树把大地抓得更紧，将根扎得更牢固。长在洒满阳光的山谷之中的树木是弱不禁风的。因此，为了培养大无畏的勇气，多花些时间去从事一些需要胆量的事情，平心静气去忍受那些对忍受不了的人来说才是坏事，对于好人而言其实是有利的事情。

（覃学岚 译）

选自译林出版社《论幸福生活》

塞涅卡在文学上颇有建树，是悲剧和随笔名家。他逻辑严谨，思维缜密，文笔细腻，旁征博引，妙语如珠，处处闪耀着思想的火花和智慧的光芒。塞涅卡是一位灵魂的医生，他对命运的反复无常和人性的弱点有着深刻的了解，看到世人所追求的那些荣华富贵是多么不可靠，而贫困潦倒、白发人送黑发人、中年丧偶、当众受辱、疾病缠身等各种不幸可能突然降临，所以，他开出药方帮助人们调整好心态、提高内力，把短暂的人生放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坦然面对生死，不至于在命运女神的摆布面前不堪一击。

——清华大学教授 覃学岚

[1] 提比略·恺撒，拉丁文全名为Tiber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公元14年到37年在位，特莱厄姆福斯（Triumphus）是当时的角斗士。

朗读者 曾孝濂 ZENG XIAO LIAN

美国哲学家梭罗曾经这样表达对自然和生命的看法：“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

年近八十的曾孝濂和梭罗一样，对大自然、对植物充满了爱。他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教授级画家，长期从事科技图书插画工作，已发表的插图有两千余幅。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他和全国几百位植物学家、植物科学画家一起，一共用四十五年的时间，编撰出了全世界最大型、种类最丰富的一套巨著——《中国植物志》。全书一共八十卷，一百二十六册，五千万字。曾孝濂在其中绘制的每一张植物画，都是那么准确、鲜活、充满灵性，他因此被称为“中国植物画第一人”。

可以说，曾孝濂既是科学家，又是画家，他毕生都在追求科学和艺术之间的最佳结合点。他的画不仅是艺术品，更是宝贵的科研材料。他爱这些生物，爱与花草神交，与鸟兽对语，自然的生命力给了他无尽的创作灵感。到现在，他已经画了将近六十年，仍然醉心其中，感觉乐趣无穷。

朗读者访谈

董卿：曾老刚才上台走过一百多册《中国植物志》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感动。

曾孝濂：不仅是感动，还有激动。

董卿：1950年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没多久，为什么当时就决定要编撰《中国植物志》呢？

曾孝濂：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的泱泱大国。如果没有植物志，那就是不可想象的。世界上所有国家，除了很贫弱的以外，都有自己的植物志，我们老一辈植物学家对此都梦寐以求。1949年以后，我们就开始把出《植物志》列入计划。

董卿：将近五百名科学家怎么会需要整整四十五年才能完成这部巨著呢？

曾孝濂：我估计还不止四十五年，因为资料的积累可能有八十年，还有许许多多的志愿者采集了上百万标本。我们有三万多种种子植物，要全部整理、入库、编号、建立档案。我认为四十五年完成都是快的。（掌声）

董卿：（转向观众）我手边就放着一本这么厚的书。大家猜猜里面是什么内容。这么厚一本，仅仅只是目录。（观众惊叹）它只是一个索引，一千一百五十五页。就是刚才曾老说的三万多种植物的索引。

曾孝濂：参加工作的人几乎囊括了全国植物分类家三百多人，还囊括了当时能参与绘画工作的所有插图师一百六十四人。

董卿：您大概完成了多少植物画？

曾孝濂：它是个集体劳动。九千多个图版，每个图版包含了五种以上植物。我们有一百六十四人，现在可能一半以上已经离开了我们。我应该借这个机会告慰他们：我们共同的劳动被大家记住了，我们的汗水没有白流。这拨人为国家做了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掌声）我个人只是其中的一丁点儿，包括植物志和其他科研著作，加起来我画了两千多幅。

董卿：今天我们在舞台上放了几幅曾老的植物画，也是您比较喜欢的几种植物。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曾孝濂：蓝颜色的叫绿绒蒿。

董卿：它明明是蓝色的，为什么叫绿绒蒿呢？

曾孝濂：绿绒蒿是这一属植物的统称，它们都长在海拔三千到五千米的地方，生长环境非常严酷，土壤非常瘠薄，几乎是长在石缝里。没有到过那个环境的人见不到它，因为这花拿不下来。一拿下来，它就长不了了。

董卿：可是它的花看上去却这么娇美。

曾孝濂：你说得太对了。如果我们在缺氧、行动困难时，突然看见雪地里有一株张力四射、心花怒放的花，你的感觉跟在花园里看到花是不一样的。它的花瓣像绸缎一样，在阳光下会反射出一种很奇妙的光芒，像一个幽灵向我们召唤。太神奇了！欧洲人见到了绿绒蒿，给了它非常高的赞誉，认为它是“东方美人”。全世界大概只有四十九种绿绒蒿，我们中国就有三十八种。

董卿：您说要画出它们的生命，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让画充满生命力、充满鲜活的美呢？

曾孝濂：可能我们要花一辈子的精力才能达到这句话。近代植物分类系统学的祖师爷是个瑞典人，叫林奈。他说过，我们人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不是清高的旁观者，也不是只赚不赔的生意人，我们应该是其间的一个分子。我多次深入深山老林，那儿一次次地打动我。我从年轻时就下定决心，要用画笔把我看到的好东西尽可能多地画下来。就这样认准了一条道走到黑，死不悔改。（掌声）

董卿：您在原生态的森林里长时间画画，会遇到动物袭击吗？

曾孝濂：会。你可能听说过“马家四兄弟”——蚂蚁、蚂蟥、马蜂、马鹿虱子。我有一次采标本，它是一个比较殷实的灌木丛，因为要观察得很细致，所以我采了很多。回来的路上就觉得这儿不对，那儿不对，发现血洇出来了。它咬你的时候你不会疼，等它吃饱了走了，你也不知道，但是血会不断地流。晚上回到驻地，我特别累，就胡乱洗一洗赶紧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人不对，好多地方跟被单粘在了一块儿，就看到干血块。数一数，我被咬了四十二口。就是说，那天有四十二只蚂蟥咬了我，这是最多的一次。（掌声）

董卿：您刚进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时候没有美术基础，也是一点一点地摸索学习。那个过程难吗？

曾孝濂：难，但是很愉快。我有时候跟我老伴讲，我这一生太单调了，什么都不会做。我是个很怪的人，就读过一个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没有转过学；读过一个中学，从初一到高三没有转过学；后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一去就是将近四十年，没有调整过，也没有见异思迁。我有很多东西做不好，但非常愿意做好。我画了一辈子植物画，也是从一而终。单调里蕴含着丰富，我感到非常知足。（掌声）

董卿：我有时候会想象您在野外工作的场景、聚精会神写生的样子，您会听到什么我们听不到的声音吗？

曾孝濂：有时候会感到窃窃细语，但那不是听的，是用心灵感受的。我有时候会问，花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花会有那么大的魅力？实际上花是种子植物渴望生存和繁衍而衍化出来的最狂热、最绚丽、最奇妙的表现形态。其实我们人是自作多情，因为花本意不是为人开的，但是人却能从花那儿得到爱和美的启迪。

董卿：（翻开本子）这是曾老年轻时候写生的笔记本和速写本中极小的一部分，当我们翻开本子的时候，会觉得您的青春岁月都在这里边了。

曾孝濂：应该是。去年过生日之前，我病了，住院了。在医院里憋着不能画画，我就胡诌了几句，是我内心的实话。我也不怕大家见笑，我给念念？（掌声）

“信手涂鸦一顽童，机缘巧合入画途。既要坐得冷板凳，也要登得大山头。澄怀味象，感悟生命之真谛，以勤补拙，练就不法之法。随遇而安，尽力而为，平平淡淡，自得其乐。”谢谢！（掌声）

董卿：曾老，您今天的朗读是要献给谁呢？

曾孝濂：我想读贾平凹的《落叶》，献给我们的老所长蔡希陶，蔡希陶教授是我们的第一任所长。

董卿：而且他的理想就是用植物学科理论为人民做一些贡献。我觉得他的科学信念也传给了您，传给了后人。无论是贾平凹先生笔下的落叶，还是曾老笔下的繁花，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植物生命的美。作为人类，我们的生命有一种力量——审美，那是心灵和精神所进行的创造活动。芸芸众生，只有人类，也唯有人类能够创造、观照一个美的世界，因为人类的生命拥有美的心怀。

读本 落叶

贾平凹

窗外，有一棵法桐，样子并不大的，春天的日子里，它长满了叶子。枝根的，绿得深，枝梢的，绿得浅；虽然对列相间而生，一片和一片不相同，姿态也各有别。没风的时候，显得很丰满，娇嫩而端庄的模样。一早一晚的斜风里，叶子就活动起来，天幕的衬托下，看得见那叶背上了了的绿的脉络，像无数的彩蝴蝶落在那里，翩翩起舞，又像一位少妇，丰姿绰约的，作一个妩媚的笑。

我常常坐在窗里看它，感到温柔和美好。我甚至十分嫉妒那住在枝间的鸟夫妻，它们停在叶下欢唱，是它们给法桐带来了绿的欢乐呢，还是绿的欢乐使它们产生了歌声的清妙？

法桐的欢乐，一直要延长一个夏天。我总想那鼓满着憧憬的竹子，一定要长大如蒲扇的，但到了深秋，叶子并不再长，反要一片一片落去。法桐就消瘦起来，寒伧起来，变得赤裸裸的，唯有些嶙嶙的骨。而且亦都僵硬，不再柔软婀娜，用手一折，就一节一节地断了下来。

我觉得这很残酷，特意要去树下捡一片落叶，保留起来，以作往昔的回忆。想：可怜的法桐，是谁给了你生命，让你这般长在土地上？既然给了你这一身的绿的欢乐，为什么偏偏又要一片一片收去呢？

来年的春上，法桐又长满了叶子，依然是浅绿的好，深绿的也好。我将历年收留的落叶拿出来，和这新叶比较，叶的轮廓是一样的。喔，叶子，你们认识吗，知道这一片是那一片的代替吗？或许就从一个叶柄眼里长上来，凋落的曾经那么悠悠地欢乐过，欢乐的也将要寂寂地凋落去。

然而，它们并不悲伤，欢乐时须尽欢乐；如此而已，法桐竟一年大出一年，长过了窗台，与屋檐齐平了！

我忽然醒悟了，觉得我往日的哀叹大可不必，而且有十分的幼稚呢。原来法桐的生长，不仅是绿的生命的运动，还是一道哲学的命题在验证：欢乐到来，欢乐又归去，这正是天地间欢乐的内容；世间万物，正是寻求着这个内容，而各自完成着它的存在。

我于是很敬仰起法桐来，祝福于它：它年年凋落旧叶，而以此渴着来年的新生，它才没有停滞，没有老化，而目标在天地空间里长成材了。

1981年8月16日作于静虚村

贾平凹的文章，用细笔触，用轻淡的色彩，连续不断地去描绘现实生活中，人们所习见，而易于忽略的心理和景象。在他的笔下，客观与主观，都是非常自然的，非常平易近人的。而其声响却是动听的，不同凡响的。他的文字，于流畅绚丽之中，略略带有一种山野朴讷的音调，还有轻微的潜在的幽默感。

——作家 孙犁

纪念日 Anniversaries

纪念日是结绳记事上的一个个绳扣，它纪念着一个生命的诞生和离去，也纪念着一段历史的开始和结束。如果说时间是一条单行道，那么纪念日就是道路两侧最特殊的坐标。它告诉我们怎样从昨天走到了今天。

“毕竟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这是郝思嘉站在一片废墟上渴望重建家园的纪念。“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这是鲁迅写下的不能忘却的纪念。纪念日是值得被铭记的日子，它会深刻地留在我们个人的脑海里，或者被载入人类发展史册。而无论是一个小小的愿望达成，还是能改变千万人命运的重要时刻，一个纪念日的背后，往往是无数个蓄势待发的日子。

随着时间的流逝，纪念日可能会被淡忘。但是，它绝不会消失。它向我们招手致意，只是为了告诉我们：记住，可以让日历上最简单的数字变成岁月最厚重的注脚。

走进朗读亭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这是我父亲生前最喜欢的一首诗，我把它送给我的父亲。

朗读者 乔湘楠（老师）

妈妈说，/蒲公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植物。/它没有华丽妖娆的外表，/却有着无数炙热的种子，/向四周慷慨地洒下耀眼的光芒。

朗读者 张敏 王徐薇（学生）

我就要毕业了。我想把这首诗送给我亲爱的同学们。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朗读者 赵烨（苏丹人，留学生）

我是朗读者马龙、丁宁、樊振东、刘诗雯、朱雨玲、许昕……我们将朗读雨果的《看，乌云将倾盆大雨泼向这棵树》，谨以此篇献给从1988年乒乓球运动正式进入奥运会以来的三十年里，所有为乒乓球运动奉献热血的人们。看，乌云将倾盆大雨泼向这棵树，它落尽黄叶，备受摧残，充满痛苦；

当你从我经历了这么多痛苦的折磨、变得坚强而与世隔绝的灵魂里消逝，为什么我枯竭的活力又获得生命，为什么我欢欣鼓舞而容光焕发的心灵，突然萌发出凋落在你脚下的一首首诗！

那是因为明朗的月夜紧随漆黑的长夜；那是因为和煦的东风离不开繁枝茂叶；那是因为世界与命运，一切都自有规律；那是因为世间万物都自有永恒的落潮；那是因为苦难之后又看到你的微笑，那是因为春天终于来临，冬天终于过去！

朗读者 中国国家乒乓球队队员

朗读者 邓清明 DENG QING MING

从2003年至今，神秘的太空留下了十一位中国航天人的身影，他们创造了一个个辉煌的纪念日。在这辉煌的背后，有一个落寞的身影，为了他的飞天梦，等待了二十年，坚守了二十年。这就是邓清明，目前唯一一位没有执行过飞行任务还仍在现役的首批航天员。

邓清明曾是空军战斗机飞行员，1997年年底被选入航天员的队伍，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后第一批十四人航天员中的一员。天空与太空仅一字之差，对人的要求却千差万别。航天员要在四至五年内完成八大类、上百个科目的学习和训练，标准高、要求严，已进入而立之年的邓清明只能全力以赴，“怎么苦就怎么练”，日复一日突破自己的极限。

2003年，战友杨利伟乘神舟五号升空，首次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邓清明由衷地为他高兴，心中也燃起了更强烈的向往。“神九”“神十”“神十一”，他曾三次入选载人飞行任务备份梯队，然而始终没有等来他的机会。每次他都完成和主份梯队同样标准的训练任务，却一再以极为微弱的分差落选，与飞天失之交臂。

一个人的一生能够有多少个二十年？邓清明也曾失落彷徨，甚至自责不解，但他没有放弃，撑了下来。如今五十二岁的邓清明说：“战友飞，就是我在飞。”他愿做筑梦九天的基石，不求回报，坚守到底。

朗读者访谈

董卿：2018年1月5日是中国航天员大队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日，您还记得二十年前这一天的情景吗？

邓清明：那一天的情景已经像烙印一样印在了我的心坎上。我们航天员中心有一个学术大厅，那一天在大厅的主席台布置了一面很大的国旗，我们十四名航天员站了两排，对着国旗，我举起了我的右手宣誓。我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一句：“英勇无畏，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生。”（掌声）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心跳都加快了。宣誓结束后，我们要在一面国旗上签字，签字的时候我的手都是抖动的。

董卿：从您成为预备航天员到真正有机会去执行飞天任务，已经到了2010年，也就是“神九”的时候。您被选入了强化训练队作为备份。

邓清明：作为一个航天员，备份和主份训练的科目、时间、内容、强度和标准都是一样的，在训练过程中，你必须始终保持非常优秀的成绩和最佳的状态，最后才有机会进入去执行任务的梯队。

董卿：在得到已经不需要再去执行明天飞天任务的命令之后，一般你们会做什么呢？

邓清明：那时候我一般是按照手册跟天上的战友一起走程序，他做到哪一步就打一个勾。我作为备份，不是从基地回来了，任务就结束了；我的战友安全回来了，才是做备份的结束。

董卿：那一刻您是不是会想，下一次也许我还有机会？

邓清明：当然，我是这么想的：这种积累为下一次任务打下了基础。

董卿：当时您一定觉得下一次的机会会很快来临，因为“神九”强化训练梯队的备份也是“神十”的备份，对吗？

邓清明：对的。我觉得又离梦想近了一步，那时候我很高兴。

董卿：最后这个微弱的分差到底在哪里呢？

邓清明：差距都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零点几分。这样一个很小的差距，就让你止步于发射塔前，让你与梦想擦肩而过。这一点对于每个航天员来讲都是有点遗憾的。

董卿：我觉得蛮残酷的，几年的努力就在这零点几分的差距……

邓清明：不是几年，是十几年的努力。

董卿：“神十”的落选会不会让您更难过一些？

邓清明：对的，因为我不知道“神十一”是什么时候。那时候我四十七岁了，年纪已经不小了，正好那年我们航天员大队有五位航天员因为年龄问题停航了。我们给这五名航天员搞了一个非常隆重的停航停训仪式。回到公寓，我去了陈全的房间，因为我和他同是“神九”“神十”一个梯队的备份。当时他有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作为航天员来讲，不管主份备份，都是航天员的本分。（掌声）他甚至说：“老邓，你现在是我们航天员大队唯一一个没有执行任务、仍然是现役的航天员，你要努力，不要放弃。”

董卿：您怎么样让自己保持最好的状态，再去迎接“神十一”的选拔呢？

邓清明：我觉得我必须要坚持，我必须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及时地归零才行。

董卿：您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吗？

邓清明：有。2013年年底时我参加了一次体检，发现了一个非常细小的结石。这种结石对于普通人来讲是不用管的，但是航天员不行，尤其是在失重状态下，就怕这种结石游离出来影响任务，因此领导就问我做不做手术。我当时斩钉截铁地讲，必须要做。我不能因为这个小石头影响我的梦想。没想到第一次手术还没把它完全取出来，怎么办呢？就在肾脏里埋了一根管子。一根管子带在我身上，让我尿血了一个多月。后来进行了第二次手术，才把石头都取出来了。我的梦想重新又点燃了。

董卿：当“神十一”执行任务的名单宣布时，依然没有您的名字，您会怎样呢？

邓清明：我记得宣布“明天的任务由景海鹏和陈冬去执行”，当时一听到这个话，我的确蒙了一下。整个大厅静得出奇，我感觉很大部分人都把目光集中到我的身上，当时有人就说：“邓清明，你也讲两句话吧。”千言万语我讲不出来。我停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转过身，海鹏正好坐在我边上，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紧紧地抱住他，说了一句：“海鹏，祝贺你！”拥抱之后我回头一看，现场的很多人都哭了。

董卿：我听说每一次您回家的时候，您的爱人总是会带着鲜花来迎接您。

邓清明：这也是一种对我的鼓励，鼓励我要向前看，要高兴，不要一落选就认为是一种失败。我记得从西郊机场回到航天城，我爱人说：“等一下回家吃饭吧。”我一打开家门，看到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了，我爱人和我小孩在门口迎接我，说了一句“欢迎英雄回家”。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立马就冲进卫生间。我觉得对不起她们，而且她们还这么接纳我。我哭了。（掌声）

董卿：您今年已经五十二岁了，航天员大队在不断地吸纳新生力量，更年轻的航天员也在成长起来，您怎么样还能够和他们竞争呢？

邓清明：对一个老兵来讲，更多的是要坚持，要调整好心态。《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意思就是多大的风都不可能刮一个早上，多大的雨也不可能下一天。风雨过后肯定是彩虹。（掌声）

董卿：您今天想要为谁朗读呢？

邓清明：我想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跟我一起默默奋斗、默默拼搏的所有航天员朗读《望星空》。

董卿：星空很远，但是梦想很近，就在邓清明这二十年、七千多个日日夜夜的上下求索中，我们再次看到了航天人的精神。邓清明的女儿邓满琪在大学毕业之后也毫不犹豫地选择成为航天人，现在是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助理工程师。今天满琪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

你一直在听爸爸讲过去的故事，有什么感受吗？

邓满琪：感受太深了，因为爸爸的每个故事，我和妈妈都亲身经历了。最深的一个印象是，我上初三那年，神舟六号遨游太空，我从初中楼走出来，正好看见当时在天上的两名航天员的子女接受记者的采访。当时的场面特别壮观，我的心理落差特别大。我情绪很低落地走出了教学楼，正好碰到了我爸爸，他问我怎么了，我就哭了。我爸爸说：“下次还有机会，你好好准备你的中考，而我认真备战下一次‘神七’任务，让我们共同奋斗。”

董卿：我听说在“神十一”任务结束之后你给爸爸写了一封信。你愿意为我们读其中一小段吗？

邓满琪：（读信）“我看到你染过的头发里面暗藏的白发，为你在这一岗位默默奋斗的这二十年而心疼。爸爸是我见过最敬业的人，最无私的人。‘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你永远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掌声）

董卿：记得郭小川在他的一首诗里也曾经写过：“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哪怕一分钟。”

读本 望星空（节选）

郭小川

一

今夜呀，

我站在北京的街头上，

向星空瞭望。

明天哟，

一个紧要任务，

又要放在我的双肩上。

我能退缩吗？

只有迈开阔步，

踏万里重洋；

我能叫嚷困难吗？

只有挺直腰身，

承担千斤重量。

心房呵，

不许你这般激荡！……

此刻呵，

最该是我沉着镇定的时光。

而星空，

却是异样地安详。

夜深了，

风息了，

雷雨逃往他乡。

云飞了，

雾散了，

月亮躲在远方。

天海平平，

不起浪，

四围静静，

无声响。

但星空是壮丽的，

雄厚而明朗。

穹隆呵，

深又广。

在那神秘的世界里，

好像竖立着层层神秘的殿堂。

大气呵，

浓又香。

在那奇妙的海洋中，

仿佛流荡着奇妙的酒浆。

星星呀，

亮又亮。

在浩大无比的太空里，

点起万古不灭的盏盏灯光。

银河呀，

长又长，

在没有涯际的宇宙中，

架起没有尽头的桥梁。

呵，星空，

只有你，

称得起万寿无疆！

你看过多少次：

冰河解冻，

火山喷浆！

你赏过多少回：

白杨吐绿，

柳絮飞霜！

在那遥远的高处，

在那不可思议的地方，

你观尽人间美景，

饱看世界沧桑。

时间对于你，

跟空间一样——

无穷无尽，

浩浩荡荡。

二

呵，

望星空，

我不免感到惆怅。

说什么：

身宽气盛，

年富力强！

怎比得：

你那根深蒂固，

源远流长！

说什么：

情豪志大，

心高胆壮！

怎比得：

你那阔大胸襟，

无限容量！

我爱人间，

我在人间生长，

但比起你来，

人间还远不辉煌。

走千山，

涉万水，

登不上你的殿堂。

过大海，

越重洋，

饮不到你的酒浆。

千堆火，

万盏灯，

不如一颗小小星光亮。

千条路，

万座桥，

不如银河一节长。

我游历过半个地球，

从东方到西方。

地球的阔大幅员，

引起我的惊奇和赞赏。

可谁能知道：

宇宙里有多少星星，

是地球的姊妹行！

谁曾晓得：

天空中有多少陆地，

能够充作人类的家乡！

远方的星星呵，

你看得见地球吗？

——一片迷茫！

远方的陆地呵，

你感觉到我们的存在吗？

——怎能想象！

生命是珍贵的，

为了赞颂战斗的人生，

我写下成册的诗章；

可是在人生的路途上，

又有多少机缘，

向星空瞭望！

在人生的行程中，

又有多少个夜晚，

见星空如此安详！

在伟大的宇宙的空间，

人生不过是流星般的闪光。

在无限的时间的河流里，

人生仅仅是微小又微小的波浪。

呵，星空，

我不免感到惆怅！

于是我带着惆怅的心情，

走向北京的心脏……

四

当我怀着自豪的感情，

再向星空瞭望，

我的身子，

充溢着非凡的力量。

因为我知道：

在一切最好的传统之上，

我们的队伍已经组成，

犹如浩荡的万里长江。

而我自己呢，

早就全副武装，

在我们的行列里，

充当了一名小小的兵将。

可是呵，

我和我的同志一样，

决不会在红灯绿酒之前，

神魂飘荡。

我们要在地球与星空之间，

修建一条走廊，

把大地上的楼台殿阁，

移往辽阔的天堂。

我们要在无限的高空，

架起一座桥梁，

把人间的山珍海味，

送往迢遥的上苍。

真的，

我和我的同志一样，

决不只是“自扫门前雪”，

而是定管“他人瓦上霜”。

我们要把长安街上的灯火，

延伸到远方；

让万里无云的夜空，

出现千千万万个太阳。

我们要把广漠的穹隆，

变成繁华的天安门广场；

让满天星斗，

全成为人类的家乡。

而星空呵，

不要笑我荒唐！

我是诚实的，

从不痴心妄想。

人生虽是暂短的，

但只有人类的双手，

能够为宇宙穿上盛装；

世界呀，

由于人的生存

而有了无穷的希望。

你呵，

还有什么艰难，

使你力不可挡？

请再仔细抬头瞭望吧！

出发于盟邦的新的火箭，

正遨游于辽远的星空之上。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郭小川诗选》

读郭小川，感觉到他是真正把高尚人格和内在美有机结合的一位诗人。他的诗歌创作既具有大情怀，又有个人的情绪和自我的超越的勇气，重读他的诗歌创作，不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新诗的价值，也会重新思考新诗的发展方向。郭小川是一个生命诗人，他的诗歌的内容是他的生命体验、生命的意义。亲身见证了我们民族与个人的苦难，他的人性与时代天然地吻合。郭小川的诗是个人的生命之诗，是民族的真正史诗。

——诗人 谭旭东

朗读者 刘烨 LIU YE

1998年，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刘烨出演了霍建起导演的《那山那人那狗》，一举成名，当时他还不满二十岁。那时的他自卑、羞涩，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电影中有一句台词倒是很贴切，是父亲对刘烨饰演的小邮差说：“这条路还长着呢！”

在外人看来，刘烨的演艺之路走得相当顺畅。他是有天赋的演员，少年成名，直上青云，二十三岁就荣获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收获鲜花、掌声无数。回顾过往二十年的演艺生涯，他拍了四十多部电影、二十多部电视剧，金鸡奖、金爵奖都被他收入囊中。不过，在刘烨自己看来，他的人生路也曾走得很艰难。

2004年到2010年，他经历了一场内心的恶战。那些年他遭遇了事业的瓶颈，结束了一段人尽皆知的恋情，又被超负荷的工作压力逼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几乎无法正常睡眠，只能靠酒精麻醉自己。那是一段黑暗的时光，幸好遇到了现在的太太安娜，她智慧、平静，带他走出了黑暗。

2018年，刘烨已进入不惑之年，仍然热爱电影，喜欢表演。他家庭美满，子女可爱，在社交网络上异常活跃。他知道处于巅峰是什么样的状态，他也知道名和利可以带来什么样的体验，现阶段的他，只是更享受安全着陆、回到地面的感觉。

朗读者访谈

董卿：上个月你刚过了自己四十岁的生日，咱们全场补一句“生日快乐”好不好？（全场一起）生日快乐！

刘烨：（笑）谢谢！

董卿：四十岁生日那天很特别吗？

刘烨：那天晚上到家已经八点多了，一打开家门，我太太带着两个孩子……

董卿：Surprise（惊喜）！

刘烨：就是（模仿孩子拍手）“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回来了……”（全场笑，鼓掌）

董卿：后来你发了一条微博庆祝自己的四十岁生日：“但我今天不觉得我有多老，祝我生日快乐吧！”你还发了六张图，里面有两张是小朋友的画，左下角是你小时候的照片，是吗？

刘烨：是我小时候。

董卿：你小时候长得跟现在几乎没什么差别。

刘烨：就都很帅！（全场笑）

董卿：右下角那儿你是放了三座奖杯吗？

刘烨：对，左边的是金鸡奖，中间的是金爵奖，右边的是金马奖。

董卿：二十年前你正好在上大学二年级，拍了第一部电影，那是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开始。

刘烨：1998年，我拍了第一部电影《那山那人那狗》。当时霍建起导演带了一个副导演一起到中央戏剧学院找演员，他们要找在校生。那时候我在打篮球，打着打着就看见两个人，他们一看就是来找演员的，因为副导演身上穿着那种好多个兜的衣服，我自己就比较留意他们。打球的时候，我做了一些平时不太使的很帅的动作，比如空中转个体啊，投篮后弄一下头发啊……（全场笑）霍导果不其然被我的魅力吸引了。

董卿：迷住了。（全场笑）拍第一部电影时有没有特别难忘的经历呢？

刘烨：《那山那人那狗》里面有个主角是狗，导演希望演员平时多跟狗交流，他还说：“刘烨，你得跟狗住在一起。”狗住平房，那儿基本上跟仓库似的，里面摆了个板子。当时是8月的湘西，很热很热，还有特别多蚊子。我躺在板子上面，它趴在板子下面。每天早上起来，我给狗打饭；晚上回来，我带着它到外面转。那段时间其实挺苦的，但对我来说是一个启发：你付出多少，就回报多少。大家看到电影里，我一叫“老二”，那狗“噌”就到我身边来；我说“坐”，它就坐；我说“老二，走”，它“噌”就走。（掌声）

董卿：1998年，你因为《那山那人那狗》获得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提名，三年后你就拿到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真的可以说是年少成名。

刘烨：我完全就蒙了，感觉控制不住自己。所有的媒体开始采访我，还有人举起一条横幅，上面写“欢迎金马‘影帝’”……别人把我架起来了，而我自己莫名地感觉有些东西是不对的。各种各样的工作多起来之后，我处于一种饱和状态。

董卿：一年要拍多少戏？

刘烨：一年拍九部。（全场惊叹）

董卿：最狼狈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刘烨：最狼狈的时候是三部戏同时拍，感觉身体快到极限了，能看出我的右眼是红的，已经开始肿了，没办法，就只拍左脸。后来颧骨和眉骨之间都肿平了，右眼里的黄水一直往下流，特别恐怖。

董卿：可能当时你希望让更多的工作量体现自己的价值。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它反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你的焦躁，或者伤害你的健康。

刘烨：对。演艺圈、名利场让你什么都想抓住，什么都想得到，怕别人忘了你。我开始失眠。2004年，我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去拍电影，拍到下午四点赶到剧院，准备晚上七点的演出，演到十点半。刚演完话剧很兴奋，我就躺在床上想，快睡，快睡。如果睡不好，明天白天的电影和晚上的话剧根本撑不下来。当时我感觉窗户里有小风吹我，我就告诉自己快睡。一直躺着，再一看……

董卿：天亮了？

刘烨：一宿没睡。第二天就有点崩溃，我想，今晚再睡不好，明天就完蛋了。我记得那一晚我喝了好多酒，结果睡好了；第二天害怕，又喝酒；第三天不喝酒，躺着没睡着，到后半夜只能吃安眠药，后来安眠药的量越来越大，我一到晚上就恐惧。

董卿：你自己会崩溃到哭吗？

刘烨：我不敢给我妈打电话，就给朋友打电话，哭着说“我睡不着，我真是太难受了”。

董卿：那段时间持续了多久呢？

刘烨：三年半到四年。那时候我既不健谈，也不愿意打开自己。我有段时间被批评得很厉害，就感觉自己走到了一个谷底。

董卿：那时候最让你觉得难受的批评是什么？

刘烨：说我不会演戏。我一直引以为豪的还是我自己的演技和我对演戏的态度。但别人突然把你最骄傲的东西说得一无是处，而且不止一两个人攻击你……就在我处于最低谷的时候，我认识了安娜。

董卿：你在很多时候说，是现在的太太安娜拯救了你。你用了“拯救”这个词。

刘烨：我觉得我们不能叫一见钟情，而是命运安排我们在那个时间点相遇。

董卿：不叫一见钟情，叫命中注定。

刘烨：我挺信命运的。

董卿：所以你马上留了她的电话？

刘烨：没有，我只是很随意地说“咱们留个电话吧”，之后我就故意显得……

董卿：没马上记下来？

刘烨：是，但我拼了命地记在脑子里了。（全场笑）

董卿：你说你万一记错了一个号码怎么办？（全场笑）她怎么拯救了你？

刘烨：她的性格像阳光一样，永远开心，只要有音乐她永远可以跳起来。我跟她说失眠，她也不太理解。她只是说：“刘烨，你不要再接戏了，生活和工作一定要分开。你工作三个月，一定要休息三个月。咱俩用一个月时间从挪威南部开始，慢慢地一个小镇接一个小镇地走。”到了挪威后过了几天，她问我能不能不喝酒，不吃安眠药。我说我睡不着，她说：“你睡不着，我陪你，我也不睡。”她就陪着我到天亮。我说：“你看，睡不着吧。”她说：“没事，今天晚上再睡不着，我再陪你。”手机除了给家里打电话，她也不让我看。晚上十点多了，我一下子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知道那种高兴啊……（攥拳庆祝）

董卿：像获得了重生一样。（掌声）如果现在再来看这三座奖杯，或者说这三个时刻，哪一个对你更有纪念意义？

刘烨：我觉得是金爵奖。2016年的金爵奖距离我上次得奖太远了，时隔十二年重新又有一个国际A类电影节给我最佳男演员奖，那时候就踏实了：我是会演戏的。（笑）

董卿：我们说“四十不惑”，现在还有什么困惑你的事情吗？

刘烨：我想快点变老，这样又会开始有大把时间是我和太太两个人的了。孩子长大了，我们两个人又可以一起去旅行，或者在海边拉着手走一走，或者一起去吃特别好吃的东西，一起看电影。现在比较盼望那个时候。

董卿：你今天的朗读是要献给你的家人吗？

刘烨：是。我要读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人能保持一颗童心是最重要的。

董卿：小王子来自外星球，他一直觉得爱是高于一切的。那么爱在哪里呢？最后书给出了一个答案：爱其实就在身边。

刘烨：对，这是它的意义。我也把这篇朗读送给一直守护着内心里玫瑰的人们。

读本 小王子（节选）

［法］圣埃克苏佩里

第21章

这时候，出现了一只狐狸。

“你好！”狐狸说。

“你好！”小王子彬彬有礼地回答。他转过身，但什么也没看见。

“我在这里。”声音说，“苹果树下……”

“你是谁？”小王子说，“你真漂亮……”

“我是狐狸。”狐狸说。

“来跟我玩吧。”小王子向他提出，“我很伤心……”

“我不能跟你玩，”狐狸说，“我没经过驯养。”

“啊，对不起！”小王子说。

但是，想了一想，他又说：

“什么叫‘驯养’？”

“你不是本地人？”狐狸说，“你在找什么？”

“我在找人。”小王子说，“什么叫‘驯养’？”

“那些人，”狐狸说，“他们有枪，他们打猎。讨厌极了！他们也养鸡，这使他们还有点儿意思。你在找鸡吗？”

“不，”小王子说，“我在找朋友。什么叫‘驯养’？”

“这件事记得的人不多了，”狐狸说，“意思是：‘建立感情联系’……”

“建立感情联系？”

“不错，”狐狸说，“你对我不过是一个男孩子，跟成千上万个男孩子毫无两样。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我对你不过是一只狐狸，跟成千上万只狐狸毫无两样。但是，你要是驯养我，咱们俩就会相互需要。你对我是世上唯一的，我对你也是世上唯一的……”

“我开始懂了，”小王子说，“有一朵花……我相信她把我驯养了……”

“这有可能，”狐狸说，“地球上形形色色的事都有……”

“哦，这不是在地球上！”小王子说。

狐狸不胜诧异：

“在另一颗星球？”

“是的。”

“那颗星球有猎人吗？”

“没有。”

“哈，这有意思！鸡呢？”

“没有。”

“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狐狸叹口气。

但是狐狸又回到原来的想法：

“我的生活单调枯燥。我追鸡，人追我。所有的鸡都是相像的，所有的人也是相像的。我有点儿厌了。但是，你驯养我，我的生活会充满阳光。我听得出某个脚步声跟别的脚步声不一样。别的脚步声叫我钻入地下，你的脚步声好比音乐，引我走出洞穴。还有，你看！那边的麦田，你看见了吗？我不吃面包。麦子对我是没用的。麦田引不起我的遐想。这很不幸！但是你有金黄色头发。你驯养我后，事情就妙了！麦子，黄澄澄的，会使我想起你。我会喜欢风吹麦田的声音……”

狐狸没说下去，对小王子瞧了好久，又说：

“请你……驯养我吧！”

“我愿意，”小王子回答，“但是我的时间不多。我要找几个朋友，了解许多东西。”

“人只能了解自己驯养的东西，”狐狸说，“现在那些人再也没有时间去了解什么啦。他们要东西，都去商店买现成的。可是哪儿也没有供应朋友的商店。人也就得不到朋友。你要朋友，就请驯养我吧！”

“怎样驯养呢？”小王子说。

“这要非常耐心，”狐狸回答，“你先离我远一点儿，像这样，在草地坐下。我用眼梢瞅你，你一句话也别说。语言是误会的源泉。但是，每天，你可以靠近一些坐……”

第二天，小王子又来了。

“最好在同一时间来，”狐狸说，“比如说，你在下午四点来，一到三点我就开始幸福了。时间愈近，我愈幸福。到了四点钟，我已坐立不安；我发现了幸福的代价，你要是想什么时间来就什么时间来，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装扮我这颗心……仪式还是必要的。”

“什么叫‘仪式’？”小王子问。

“这件事记得的人也不多了，”狐狸说，“这就是使某一天不同于其他日子，某一钟点不同于其他时间。比如说，猎人也有仪式。他们在星期四跟村里的姑娘跳舞。星期四就成为一个美妙的日子。我一直走到葡萄园。要是猎人任何时间都可能跳舞，日子天天差不多，我就终年没有闲了。”

就这样小王子驯养了狐狸。离别的时刻近了：

“啊！……”狐狸说，“我会哭的。”

“这是你的不是了，”小王子说，“我不想要你难受，但是你要我驯养你……”

“不错。”狐狸说。

“可是你又要哭！”小王子说。

“不错。”狐狸说。

“那又何苦来呢！”

“我不苦，”狐狸说，“有了麦子的颜色。”

接着又说：

“回去看玫瑰花。你会明白，你的那朵花是世上唯一的。你回来再跟我道别，我送你一个秘密作为礼物。”

小王子回去看玫瑰花。对她们说：

“你们跟我的玫瑰花一点儿不像，你们还什么都不是，谁都没有驯养过你们，你们也没有驯养过谁。你们跟我的狐狸以前一个样。那时，他不过是同成千上万只狐狸毫无两样的一只狐狸，但是，我跟他做了朋友，他现在是世上唯一的了。”

玫瑰花听了发怔。

“你们漂亮，但是空的，”他还对她们说，“别人不会为你们去死。当然，我的那朵玫瑰花，一个普通的过路人也会以为她和你们一样。但是，单是她一朵也比你们全体都宝贵，因为我给她浇过水。因为我给她盖过罩子。因为我给她竖过屏风。因为我给她除过毛虫（留下两三条可以羽化成为蝴蝶）。因为我听过她的埋怨，她的吹嘘，有时甚至是她的沉默。因为这是我的玫瑰花。”

他又去找狐狸，说：

“分别了……”

“分别了，”狐狸说，“我的秘密是这样。很简单：用心去看才看得清楚。本质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

“本质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为了记住，小王子跟着念。

“你为你的玫瑰花花费了时间，才使你的玫瑰花变得那么重要。”

“你为你的玫瑰花花费了时间，才使你的玫瑰花变得那么重要。”

“这条真理已经被人忘了，”狐狸说，“但是你不应该忘。对你驯养的东西你要永远负责。你必须对你的玫瑰花负责……”

“我对我的玫瑰花负责……”为了记住，小王子跟着念。

（马振骋 译）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小王子》

《小王子》可谓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它魅力四射，经久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三重眼光的重叠。第一重眼光，即儿童的眼光；第二重眼光，来自外星人的眼光；还有一重眼光，就是作为叙述者的眼光。这样，批判人性时，我们更乐于接受；反思人性时，我们会更加深远。

——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 赵白生

朗读者 潘建伟 PAN JIAN WEI

在量子物理的世界中，两个粒子无论距离多远，都能感知和影响对方的状态。这种神奇特性应用在保密通信上，就是量子通信。2016年8月16日，世界上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首次实现了卫星和地面的量子通信，这是目前唯一被证明无法被窃听、绝对安全的保密通信手段。

这项科研成果的领军人物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被人们称为中国“量子之父”的物理学家——潘建伟。潘建伟与量子物理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十七岁，那年他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一头扎进了别人认为没有前途的基础物理研究。第一次接触量子理论，他就被其诡谲的特性深深吸引，沉浸其中不可自拔，此后就一直在量子物理的土地上穷极探索。后来，他远赴奥地利读博，又回国做研究，为在中国建立一个世界领先的量子物理实验室而奔波。

多年以来，质疑声不绝于耳。国内的量子信息研究如同一张白纸，潘建伟的研究常被看作“伪科学”。面对舆论压力，潘建伟只有埋头苦干。因为只有做出科研成果，才能反击质疑。最终，他成功了，他带领的团队首次实现八光子薛定谔猫态，首次实现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被英国物理学会评为“2015年度十大物理学突破”，然而最让潘建伟自豪的，还是那颗“墨子号”卫星。因为它意味着中国领先于世界，率先进入了量子通信领域。正如潘建伟的国际同行所说：“中国能够拥有他，是一种幸运。”

朗读者访谈

董卿：您的学生都不叫您“潘教授”“潘校长”“潘院士”，他们直接叫“我潘”。我觉得这个称呼很可爱，又亲切又霸气。您喜欢吗？

潘建伟：平时我跟他们没有什么距离，他们有时候私底下会这么叫我。（全场笑）

董卿：我们今天就聊聊“我们潘”。我们一起来看看潘老师的第一个纪念日吧。（屏幕滚动显示2016年8月16日）这是“墨子号”发射成功的那一天。可能您要跟我们的观众先解释一下，什么是量子。

潘建伟：比如你有一瓶水，把它分成二分之一瓶、三分之一瓶……到最后就变成一个小颗粒了，大家都知道这叫水分子。所谓量子，只不过是微观世界一种最小颗粒的统称。量子通信主要利用了量子叠加，它有点像孙悟空的分身术：孙悟空拿毫毛一吹，就可以同时在好多地方出现，有了量子叠加原理，我可以提供一种原理上不可破解、不可破译的加密手段。（全场惊叹）

董卿：像您说的密码战历来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最高级别的智慧较量，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恩尼格玛密码的破译会影响到这场战争的态势。

潘建伟：对，到了和平时代，我们的信息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涉及国家安全、金融安全，甚至涉及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生活需要。

董卿：“墨子号”的成功发射也让中国在全球领域的远距离量子通信中可以占绝对领导地位，这是“我们潘”作为领头人完成的项目。

潘建伟：当时我们对国际上非常有名的一位专家说要做卫星项目，他说，这个事第一做不成，第二，万一有一线希望能做成的话，他已经死了。（笑）当然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当时我们的发射地在酒泉，离敦煌很近。大家说一千年前，中国是全球的中心；现在，如果中国又想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央，首先得在科技上上去。所以我们觉得在敦煌附近发射世界上首颗量子卫星也有特殊的意义。（掌声）

董卿：潘老师的第二个纪念日可能要倒回1987年9月4日。（屏幕滚动显示1987年9月4日）

潘建伟：这是我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报到的日子。我当时是非常期待的，因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校长严济慈正好是我们东阳中学的校友，1986年他回东阳中学见了我们几个学习还不错的学生，希望我们能够到科学的殿堂里学习。

董卿：为什么您这么确认自己未来要报考的专业是物理专业呢？

潘建伟：因为我记性比较差，所以我的英语、语文、拼音都搞得不太好。

董卿：等等，英语差一点也就算了，拼音都没搞清楚吗？（笑）

潘建伟：对。因为我是在农村上的小学，所以翘舌和带个“ɡ”的音我都搞不清楚。写拼音对我来说是最折磨人的事情。但是上了初中我发现，没想到还有这么简单的学科，那就是物理。（全场惊叹，鼓掌）

有个夏天我躺着看星星，大脑里物理书的所有内容就一页页像放电影一样放出来。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本身对物理比较有特长，或者我有能力去做好它。

董卿：我知道您在大学时代一直特别喜爱和崇拜爱因斯坦，还把爱因斯坦的照片挂在床头。

潘建伟：是。上大学之后我也有压力，因为当时学理论物理也没有特别好的出路，那是非常大的苦恼。但是我首次读到爱因斯坦的自传小序时，我觉得我选的路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他那本书里讲，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通过努力让自己肚子填饱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仅仅满足于肚皮填饱而没有其他追求，恐怕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所以他说，做物理方面的研究，其实是对自己心灵的一种解放。他写得太好了，写出了我自己的心声。

董卿：在中科大硕士毕业之后，1996年您决定要出国读博士。您还记不记得您的导师安东·塞林格问了您一些什么问题？

潘建伟：他问我将来的打算是什么，我说我希望将来能够在中国建一个像你这里一样的实验室。过了好多年之后他还记得我的话。

董卿：我们来看一下潘老师的第三个纪念日——2001年3月14日。（屏幕滚动显示2001年3月14日）

潘建伟：这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

董卿：也就是潘建伟教授量子信息实验室成立的日子。1996年您就说，将来要回国做这样一个实验室。为什么那时候就有这么明确的目标呢？

潘建伟：我记得大使馆组织我们留学生去看纪念“两弹一星”元勋的片子，当时一位老先生叫郭永怀，他因为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了。后来别人发现他和他的勤务员连尸体都烧焦了还紧紧抱在一起。他是为了什么？原来他是为了保护从基地带回来的数据。我当时泪流满面，别人说“热泪盈眶”，我真是泪流满面。我说，一定要回去，为国家做点事情。（掌声）

中科大的近代物理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系。当时办这个系就是瞄准“两弹一星”。我们的系主任赵忠尧先生在美国的时候看过核武器爆炸，所以刚刚解放的时候，他马上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些加速器的器件回国。到日本时他被拦下来了，被关在日本好几个月才回到中国。他那辈的科学家唯一的愿望就是让我们的国家在科技上站在世界的前沿。（掌声）

董卿：您觉得在中国建立一个一流科学实验室的梦想已经实现了吗？

潘建伟：我觉得只能说在短暂的时间里是实现了。因为我们必须得思考，如何能够让一流的实验室一直是一流的。我们特别希望能够通过大概十年的努力，让量子通信走向千家万户，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它的用处。我们在拼命地做，努力地做，如果做成，也许可以成为下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掌声）

董卿：您接下来希望朗读一些什么呢？

潘建伟：我希望读《爱因斯坦文集》里的一篇作品——《我的世界观》，因为它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也想把这篇文章送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校长严济慈教授和我所爱的人们。

读本 我的世界观（节选）[1]

［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做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叔本华（Schopenhauer）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2]这句话从我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源泉。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还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己的微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这个缘故，我总是强烈地反对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民主形式所以受到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了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的政治制度[3]中，我所重视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做出了比较广泛的规定。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国家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4]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被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所蓄意败坏，那么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惊奇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的上帝，也无法想象它会有像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样一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许良英 赵中立 张宣三 编译）

选自商务印书馆《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第三卷

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展示了这位大科学家在那个阴云密布的年代，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充满智慧的日常思维。读过之后，通常立于大学物理系门前满脸皱纹的爱因斯坦雕像在我眼中突然间活了起来，不再作闭目沉思状，而是目光炯炯，直指人心。书中无数格言警句，都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但最让我感佩的还是他的那些“夫子自道”，这些话语并没有丝毫炫耀或标榜的意味，而是朴素地展示出在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心中，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应该是怎样的。

——哲学家、美学家 邓晓芒

[1] 此文最初发表在1930年10月出版的《论坛和世纪》（Forum and Century）83卷，373—379页。这里译自《思想和见解》8—11页和《我的世界观》英译本237—242页。

[2] 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Ein Mensch kann zwar tun，was er will，aber nicht wollen，was er will．”

[3] 指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立、1933年被希特勒推翻的“魏玛（Weimar）共和国”。本文最初发表时用的不是“德国的政治制度”，而是“我们的政治制度”。

[4] 1933年7月以后，爱因斯坦改变了这种绝对的反战态度，积极号召反法西斯力量武装起来，对抗法西斯的武装侵略。参见1933年7月20日给A.纳翁的信。

朗读者 朱德庸 ZHU DE YONG

朱德庸是中文世界最好的漫画家之一，他的漫画总让人在不自觉中嘴角上扬，会心一笑。无论是《双响炮》《涩女郎》，还是《醋溜族》《大家都有病》，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堪称经典。

朱德庸生于中国台湾，天生热爱画画。他没有受过专业的美术训练，但从四岁开始，画画就是唯一能让他放松的事情。1985年，二十五岁的他每晚以手电筒照明，偷偷创作《双响炮》在报纸上连载，一炮而红，引爆了一波四格漫画的热潮。1989年，他开始连载《醋溜族》，受到年轻人喜爱，竟一直连载了九年多，创下了台湾漫画连载时间之最。朱德庸创作力惊人，创作视野颇广，他的作品既有探索两性与爱情的，也有展现人生百态的。他用赤子之心描绘的世界时常颠覆人们的认知。

朱德庸的幽默在方寸之间挥洒自如，所以很多人都难以想象他可能被社交障碍所困扰，活得并不快乐。他曾经拒绝画孩子，因为不想回望童年。如今，对于自己的辛酸往事，朱德庸早已释然。2007年起，他开始发表《绝对小孩》。他知道，还有很多孩子像曾经的他一样苦苦挣扎，他希望漫画的幽默能帮助他们走过人生的艰难阶段。

朗读者访谈

董卿：你还记得十多年前是怎么开始创作《绝对小孩》的吗？

朱德庸：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有一天早上我一个人起得比较早，把窗帘拉开了一点点，一道光就透进来。外面下着大雪，我坐在房间里面，突然好像回到了童年一样，我就开始画。我觉得我和我的童年就在那个时刻相遇了。

董卿：每一个作家总是要在作品当中表达自己的内心。

朱德庸：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但我觉得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大家好像慢慢把自己的童年都忘了。《绝对小孩》就是唤起小时候的自己。

董卿：但我也记得您曾经说过有两样东西绝对不画，一个是动物，一个是小孩，对不对？

朱德庸：是，我蛮讨厌小孩的。（笑）我记得我刚有小孩的时候，他到了两三岁我都不太理他。因为当时我觉得家里怎么可以又多了一个小孩？这整个家应该是我的。（全场笑）我觉得他是一个入侵者。我们在一起玩玩具的时候，我从来不让他，所以小孩跟我玩的时候常常被我弄哭。他会哭着去找他妈妈。有一天他妈妈跟他说：“你不要看你爸爸个子长得这么大，其实他心里面住着一个小孩。”下一回我再跟他玩的时候，他就会鼻子“哼”一声，掉头就走，嘴巴会说：“反正心里面有小孩，不理你了。”就这样。（全场笑）

董卿：说说你自己真正的童年吧，你小时候是怎样的？

朱德庸：我的童年并不快乐，大家都不喜欢我。我曾经一度觉得就我们家养的狗喜欢我，直到有一天它咬了我一口。我发觉……

董卿：最后一个朋友也没有了。老师不喜欢你，主要是因为你成绩不好是吗？

朱德庸：对，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噩梦。小的时候我常常会借故不去上学。早上我会跟爸爸说我身体不舒服。我爸爸会拿温度计，让我量量看，我就把温度计含在嘴巴里面。他会先离开一下，我就把温度计放在温水里面泡一下。我爸爸一看说：“哎哟，三十八点五（摄氏度）了，那就不要去上学了。”

董卿：每次考试的时候会不会也特别尴尬？

朱德庸：考试这件事情一直都跟我没什么关系，反正考卷一拿来，对我来说都是无字天书。（全场笑）答案随我填。我记得有一次，我的算术老师看完我的考卷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跟我说：“朱德庸，你真是一个数学天才！”我听了很开心，结果他说：“你永远可以在你的答案上创造出根本不存在的数字。”（全场笑）

董卿：那个时候画画是让你觉得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吗？

朱德庸：非常快乐，画画变成我的心理治疗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在学校常常会受到老师的批评、同学的排挤。一个小孩反抗世界的能力是很弱的。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家之后开始在纸上画，所有刚刚在学校欺负我的老师或同学都被我画在漫画里，我会用各种方法让他们死得很惨。（全场笑）

董卿：你的爸爸妈妈会不会为你感到烦恼？

朱德庸：我父亲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第一，他不骂我；第二，他曾经带我去动物园玩过。他跟我讲：“你有没有注意到动物园有狮子，有老虎，有大象，有猴子？如果你是狮子，就做一只狮子；如果你是大象，就做一只大象；不要轻易地改变自己。”

董卿：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天分，如果我们一定要用会不会爬树去衡量一条鱼的能力，它会绝望的。

朱德庸：其实我今天有机会能够画画，是因为父亲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小时候大家都很穷，不可能买个笔记本在上面画，他就帮我买纸，用线帮我缝成一本册子，当我的册子快要画完的时候，第二天我会在桌子上又发现一本新册子。（掌声）

过了很多很多年，我才知道我小时候学习那么差其实是因为学习障碍。我的复健老师是做儿童心理辅导的，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他才开始发觉我的反应有点奇怪。他说我可能有所谓的亚斯伯格症。

董卿：亚斯伯格症其实是一种没有智能障碍的泛自闭症。

朱德庸：是。根据研究，它是遗传，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很有趣的。我再回过头来看我和我父亲关系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父亲可能也有亚斯伯格症。

董卿：他很沉默吗？

朱德庸：他很少说话，我和父亲的交流很少。我记得去看父亲最后一面的时候，我们面对面。父亲问我，你最近好不好啊，我说还不错；过一会儿我再反问父亲说，你好不好啊，父亲就说很好啊，我们两个就这样对坐着。父亲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永远是微笑的。我们就这样大概对坐了一个半小时。事后回想起来，我都不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董卿：你太太曾经说，你很有趣，经常会在临睡前说：“拜拜，我要回到我的童年去了。”

朱德庸：我一直相信我的童年存在于另外一个空间里面，它并没有消失。我觉得时光机是确实存在的。当我拿起我父亲曾经帮我缝的那本画册，在那一刹那，画册就是我的时光机，我可以想到我父亲帮我车线那一天的温度，那一天的光影，太阳的颜色，甚至空气的味道。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自己。我常常觉得，小孩看世界是用心，大人看世界是用眼睛，但是眼睛往往会骗人。（掌声）

董卿：你今天要为我们大家读些什么呢？

朱德庸：我今天想读一个东西，献给小时候的我。

董卿：你写了一段给你自己小时候的话吗？

朱德庸：是的。我还要把它献给曾经拥有过童年的你们。

读本 写给童年的一封信

朱德庸

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很久了，我必须承认，有很长一段日子我几乎把你忘了。我再度想到你是2000年，那年我的孩子九岁，我陪着孩子过他的童年时，我自己也再重新过了一次童年，那时我才把你，从我记忆的墙角找了回来。

我写这封信给你，是想要谢谢你，每当我的人生碰到一些困惑及彷徨时，你给了我方向。那个方向也许不符合社会价值观或众人的期望，但却符合我自己内心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快乐和知足。

你充满了对人生的各种疑问，现在的我可以给你一些答案。

你曾问：幸福是什么？幸福不是一辈子平顺富有，而是找到一个可以陪你度过人生逆境的人。

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一座迷宫，你花前半生找入口，然后花后半生找出口。

幽默是什么？幽默就是一扇想象力的旋转门，可以把你从阴湿幽暗的地窖，瞬间转到艳阳高照的海滩。

成功是什么？成功是，就算所有的价值观都变成钱的时候，你还是不违反你的“梦天性”，永远拥有梦。

我不确定这些答案是否正确，也许二十、三十年后的我会再写信给我，如同我现在写给你。当我再迷惘时我会乘着脑中的时光机器去找你，让你告诉我我是谁。

谢谢你，小时候的我，我会和你一起，用我们自己单纯的方式，在这个时代里慢慢向前走。献给读完会心一笑的你们。

朗读者 靳尚谊 JIN SHANG YI

2018年是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一百周年，是中国美术学院成立九十周年，很多人都把这一年称为中国现代美术的纪念年。靳尚谊是中央美术学院在任时间最长的院长，如今已八十四岁了。

在美术界，靳尚谊被誉为少有的精准掌握了西方古典油画精髓，同时开创了中国油画“新古典主义学派”的艺术家、教育家。从1958年起，他的油画作品就不断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多幅历史画被博物馆收藏。八十年代，他以大量肖像油画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之后，他将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与欧洲古典油画技巧相结合，形成了更为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的《十二月会议》《塔吉克新娘》《青年歌手》《画家》《晚年黄宾虹》等作品都是中国当代油画的代表作。

从靳尚谊六十多年的创作来看，他是一个从不停歇的学习者、研究者和探索者。他辛勤耕耘，精进技艺，在中国油画尤其是肖像艺术领域获得了极高的成就。同时，他也是一个充满热忱的艺术教育者、传播者，在他看来，油画对于中国的意义不仅是在原有的民族艺术中增添一个画种，更是增添了一种文化的载体。在他的影响和教授下，中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油画家，让人们真正认识了中国油画。

朗读者访谈

董卿：2018年是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一百周年，您先跟大家说说，您在中央美术学院度过了多长岁月？

靳尚谊：我是1949年夏天考上这所学校的，由1949年到现在，有六十多年了。

董卿：快七十年了。

靳尚谊：对，这样的经历是很难得也很少见的。

董卿：您能跟我们说说那时候学校是什么样子吗？

靳尚谊：那时候的北京城就是现在的二环路以内，城外是农村。原来王府井的“U字楼”有三十多亩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政府派徐悲鸿来接管这个学校，也带来一批教员。

董卿：虽然说学校不大，可是学校里的大师很多，现在再听那些名字，如雷贯耳啊！徐悲鸿、李可染、叶浅予、吴作人……

靳尚谊：当时这些老师大部分是三十七八岁，吴作人大一些，四十岁多一点儿。徐悲鸿是五十岁多一点儿。

董卿：您还记得入校后第一次看见徐悲鸿先生是在什么时候吗？

靳尚谊：他是校长，平常很少见。我入学半年以后，就是一年级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他。他很关心教学，到我们一年级去调整作业。当时每画完一张石膏头像，课代表就根据好坏排顺序。这课代表把我的画排在前头了，但是徐悲鸿来了以后，看了看，把我的那幅给挪到后头了，把后头一个挪到前头了。

董卿：为什么？

靳尚谊：这就是一个评价艺术的标准问题，我后来体会到了。

董卿：您当时服气吗？

靳尚谊：我当然服气啊。我考美院之前都不知道有这个专业。我家庭困难，再往上升学，学费交不起。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是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他说这里的学费是公费，还有助学金可以管饭，我就因为这个来考了。他还说：“你小时候也画过画，还可以嘛！”一考试就考上了，我考到了甲等第二十名。（掌声）

1950年，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改成了中央美术学院，当时有三个系。因为我画得还可以，就到绘画系了。现在的北京展览馆当时叫苏联展览馆，1954年在那儿有个大规模的油画展。我们本科的时候没有西方美术史课，所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欧洲油画原作。

董卿：对您是有触动的？

靳尚谊：我非常喜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院考生的第一志愿都是油画。

董卿：我们看到今天在台上展示的这些画里，有一幅是靳老的第一幅油画作品。

靳尚谊：就是戴红领巾的小孩，这是1954年画的。我那个时候没有画过油画，对油画的知识也完全没有。现在看起来，素描、造型还说得过去，颜色简单了一点。

董卿：这要是您学生的一幅画，您给打多少分？

靳尚谊：这很难说了，现在都是专业的了。（笑）

董卿：及格吗？

靳尚谊：能说得过去，及格。（全场笑）我们国家的油画史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就是第一代留法的人回来以后，建了西方式的美术学校，比较早的有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18年建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还有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他们起了一个引进的作用。我认为五十年代应该是中国油画的第二阶段。

董卿：在您求学的过程当中，哪位先生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啊？

靳尚谊：董希文先生，他教了我很长时间，从本科到研究生他教了我两三年。他给了我很多启示，比如如何创作作品，一个艺术家如何对待他的每张作品。他画《开国大典》，那是1951年交给他的任务。1956年，他到长征路上写生，回来画了一幅《春到西藏》。他用的是西方油画的技术，还吸收了壁画的特点：春天的阳光下桃花盛开，几个藏民在劳动。第三是1957年建军三十周年。他的第三张画跟前面完全不一样了，画的是士兵夜里在草地露营。他告诉我，这张画应该反映艰苦年，所以他用蓝色和黑色。这对我的启发很大：创新思维不是一个艺术家的最高标准，而是起码的基本素质。你没点儿创新思维，就不要学艺术。就是这么回事。（掌声）

董卿：您特别注重画人，无论是历史人物、知识分子还是普通人。您坚持画人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靳尚谊：西方发达国家的油画最主要的是人物画，要通过一个人的形象表现他很丰富的情感和经历。我为什么画瞿秋白？因为瞿秋白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我就想画他在狱中临死前回顾一生的状态：在很艰难的环境里，他在低头思考，旁边还有他写的文字。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要表现中国人的形象，为中国人造像，表现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这是一个中国画家的职责。（掌声）

董卿：1987年，您成为中央美术学院新一任院长，而后有十四年的时间您一直在院长的职位上，那是您1949年入校的时候没有想到的吧？

靳尚谊：想都不敢想。那时候学校处在一个改革的时期。1979年我到德国去，就发现德国的所有美术学院都有设计专业。我就知道了，设计在经济发展以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专业，所以我建了设计和建筑专业。现在，我们的设计发展得很快。一个人，或者外国人一下飞机看到的所有东西，我们美术学院的专业里都得有。（掌声）

董卿：当年周恩来嘱托徐悲鸿先生，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一定要为人民培养出更多的艺术人才。这有没有成为咱们中央美术学院的一种传统呢？

靳尚谊：“尽精微，致广大”现在是我们的校训了。作为校训，它有很宽广的意思，包括做人做事。

董卿：这也体现了中央美术学院师生修身治学、研创报国的精神。今天很高兴，中央美术学院的现任院长范迪安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掌声欢迎他！

范迪安：2018年是中央美术学院建校一百周年，我感受到了两个形象：一个形象是我们几代美院人的身影，他们在不同的时期都努力探索，既心怀天下，又埋头耕耘。另外一个形象就是作品，人生只是时间长河中的浪花，而作品可以是时代历史的丰碑。一大批反映革命历史主题的绘画，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为代表的大批雕塑艺术，还有像国徽、政协会徽，包括马上要举办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会徽设计，可以说几代艺术家就是用自己的艺术体现与时代同行的理想。在中国的古代画论中有一句经典，叫作“笔墨当随时代”，其实讲的就是艺术家能够和时代形成一种内在的共鸣，又能够以美的创造来回馈社会。（掌声）

董卿：一百年前，以美育代宗教的理想开创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新纪元；八十年前，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艺术家们会聚在了延安宝塔山下；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美术教育以艺术为人民服务的信仰和情怀在不断开拓着新的天地。一切教育是因人民而有的，这些光愈是神圣，便愈是为人民而点起的，而这一切的顶巅是理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把舞台交给靳先生、范院长，交给我们的师生代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对美院的感情以及对中国美术这些年发展的最深切的感受。欢迎各位！

读本 遗嘱（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法］奥古斯特·罗丹

因版权原因，未收录原文

奥古斯特·罗丹是十九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雕塑家，也是西方雕塑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他一生热爱艺术，既是创造家，又是理论家。他在垂暮之年口述完成《罗丹艺术论》，既科学总结了欧洲雕塑史，又精炼概括了个人经验。当年傅雷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时，曾翻译此书作为“美学讲义”发给学生。这篇《遗嘱》也被收入此书，罗丹言辞恳切，向青年艺术家倾吐了他毕生的艺术体验，希望能启悟来者，开启法门。

——编者

1940年滕固校长寄言国立艺专毕业生

滕固

本届毕业同学诸君：

今日在这荒村中，四壁萧然的环境里，略备粗劣茶点与诸君话别，我不禁生起无限的感慨，特简单与诸君说一说：

现在我们神圣的抗战已到最高阶段正在胜利可必的时候，国际风云也愈加紧张，我们应该感觉着自己责任之重大，而且也应该怎样坚定我们必胜的自信心。

我们为什么到这里的？全校师生为何流离转徙到了这乡间？这一段沉痛的经历印在每一个人的心上，永远不会磨灭，而我们每一次围叙，就有每一次新的检省。稍有血气的人，当然感觉到应该怎样将自己拔出这环境，创造光明的将来。于是我们自己知道，在这里我们不是作山林隐逸之士，而且这地方也不是世外桃源。

学府由来是民族复兴的策源地，譬如德国柏林大学便是很好的先例。当年Fichte所贡献于德国民族者，到今天我们更确定其伟大的价值。

无庸说，现在诸君都是要上前线的民族复兴的战士。我所耿耿在怀者，便是诸君的训练尚未十分充足，虽诸君的意识皆能在正道上向前发展，然而学殖与能力还有多少应该增益的地方。因为现在都是青年，正来得及兼程迈进，我也正希望因这一点而渐能减轻我所抱的殷忧。

诸君所操的武器是艺术。我曾反复说过，我们这新时代的艺术，其特质必为笃实雄健，表现我民族的美德，足以陶铸一个开物成就的世代，而使之绵延无极。肩荷这一个使命，我们自觉责任匪轻。怎样以平实深厚的素养为根基而上达崇高伟大的极诣，这几年来诸君早已熟闻，此及应当以全力实践。在我国这样的时代是汉、唐，在欧洲是希腊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庶几相近。至若舍本逐末，趋小道，尚新奇，蔽于物欲，堕于畸形，为我们今日所当切戒。

现代艺术学者，大都致力于追寻创造的渊源，求其精神因素之所在。虽然学说分歧，大致是归到艺术家的人格，这人格不单是伦理的而是包举其人之精神，行业以及时代反映等之总体。有第一等人物，才产生得出第一等的作品，我从来不希望你们落入第二等。中外历史上第一等的艺术家不少，古人之所能者，今人应该也能，西洋人之所能者，我们又何尝不能，所理“有为者亦若是”，这是我们时时刻刻应当共勉的。

滕固

一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本文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立辰朗读。）

这封信今天读起来，依然令人胸内如沸。这些年，国内各高校办学资源越来越多，调门越来越高，而学界对西迁时期教育的怀念却从不削减，究其根源，应该是大家都意识到，当下高校在“大楼”林立之际，所匮乏的不止梅贻琦校长所谓的“大师”，更有滕固校长“清宵自省，悚惕兼怀”的忧患意识与自省精神。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 高士明

白石老人自述（节选）

齐白石

民国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我七十岁。正月初五日，惊悉我的得意门人瑞光和尚死了，享年五十五岁。他的画，一生专摹大涤子，拜我为师后，常来和我谈画，自称学我的笔法，才能画出大涤子的精意。我题他的画，有句说：

画水钩山用意同，老僧自道学萍翁。

他死了，我觉得可惜得很，到莲花寺里去哭了他一场，回来仍是郁郁不乐。我想，人是早晚要死的，我已是七十岁的人了，还有多少日子可活！这几年，卖画教书，刻印写字，进款却也不少，风烛残年，很可以不必再为衣食劳累了，就自己画了一幅《息肩图》，题诗说：

眼看朋侪归去拳，那曾把去一文钱。

先生自笑年七十，挑尽铜山应息肩。

可是画了此图，始终没曾息肩，我劳累了一生，靠着双手，糊上了嘴，看来，我是要劳累到死的啦！

自沈阳沦陷后，锦州又告失守，战火迫近了榆关、平津一带，人心浮动，富有之家，纷纷南迁。北平市上，敌方人员，往来不绝，他们慕我的名，时常登门来访，有的送我些礼物，有的约我去吃饭，还有请我去照相，目的是想白使唤我，替他们拼命去画，好让他们带回国去赚钱发财。我不胜其烦，明知他们诡计多端，内中是有肮脏作用的。况且我虽是一个毫无能力的人，多少总还有一点爱国心，假使愿意去听从他们的使唤，那我简直对不起我这七十岁的年纪了。因此在无办法中想出一个办法：把大门紧紧地关上，门里头加上一把大锁，有人来叫门，我先在门缝中看清是谁，能见的开门请进，不愿见的，命我的女仆，回说“主人不在家”，不去开门，他们也就无法进来，只好扫兴地走了。这是不拒而拒的妙法，在他们没有见着我之时，先给他们一个闭门羹，否则，他们见着了我，当面不便下逐客令，那就脱不掉许多麻烦了。冬，因谣言甚炽，门人纪友梅在东交民巷租有房子，邀我去住，我住了几天，听得局势略见缓和，才又回了家。

我早年跟胡沁园师学的是工笔画，从西安归来，因工笔画不能畅机，改画大写意。所画的东西，以日常能见到的为多，不常见的，我觉得虚无缥缈，画得虽好，总是不切实际。我题画葫芦诗说：“几欲变更终缩手，舍真作怪此生难。”不画常见的而去画不常见的，那就是舍真作怪了。我画实物，并不一味地刻意求似，能在不求似中得似，方得显出神韵。我有句说：“写生我懒求形似，不厌声名到老低。”所以我的画，不为俗人所喜，我亦不愿强合人意，有诗说：“我亦人间双妙手，搔人痒处最为难。”我向来反对宗派拘束，曾云：“逢人耻听说荆关，宗派夸能却汗颜。”也反对死临死摹，又曾说过：“山外楼台云外峰，匠家千古此雷同。”“一笑前朝诸巨手，平铺细抹死工夫。”因之，我就常说：“胸中山气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赞同我这见解的人，陈师曾是头一个，其余就算瑞光和尚和徐悲鸿了。

我画山水，布局立意，总是反复构思，不愿落入前人窠臼。五十岁后，懒于多费神思，曾在润格中订明不再为人画山水，在这二十年中，画了不过寥寥几幅。本年因你给我编印诗稿，代求名家题词，我答允各作一图为报，破例画了几幅，如给吴北江（闿生）画的《莲池讲学图》，给杨云史（圻）画的《江山万里楼图》，给赵幼梅（元礼）画的《明灯夜雨楼图》，给宗子威画的《辽东吟馆谈诗图》，给李释堪（宣倜）画的《握兰簃填词图》，这几幅图，我自信都是别出心裁，经意之作。

（本文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景波朗读。）

齐白石自传最大部分是他口述，而由他的晚辈亲戚张次溪笔记的，最后一小部分据张君说是白石亲自写的。这是一篇很好的自传，很好的理由是朴实无华，而且充满了作者的乡土气味。我常觉得最动人的文学是最真诚的文学。不掩饰，不玩弄笔调，以诚挚的心情，说质朴的事实，哪能使人不感动？

——教育家、思想家 罗家伦

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献辞

徐悲鸿

我国数千年受专制封建长期统治，人民自无幸福可言，但在文化部门造型美术上是有成绩的。当然，这是劳动者的成绩。诚如周扬同志所说，皇宫虽是皇帝要盖的，但它是由劳动人民的手造成的。我以为对于我国文化大半可以用如此看法。

现在人民做了主人，一切为人民服务。毛主席指示我们首先应为工农兵服务，因为世界是他们创造的，我们又有共同纲领。启蒙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方向明确，我们再来整理、批判、承继我国祖先遗产，以及吸取世界遗产以创造出大众的、科学的、民族的新中国美术，这是我们必须肩负的责任。

以往我们为专制的统治者服务且有如此业绩，我们现为人民服务应当有更进步的收获、更辉煌的成就以迎接新中国的胜利和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我以无限兴奋和愉快的心情庆贺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并预祝其中工作同志及全体同学有光辉灿烂的前途。

一九五○年四月一日

（本文由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范迪安朗读。）

执掌北平艺专和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首任院长后，徐悲鸿先生始终将教书育人视为事业生命，注入满腔赤忱。他把美术教育看作提高国民素质、改造旧文化之要本，倾心培养新型美术人才。他引入西学，强调“科学”与“写真”的理性精神，高度重视素描作为造型基础的价值，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美术教育方法与教学范本，培养和影响了大批功力深厚、富有创见的艺术家。与此同时，他广纳天下贤士，团结了一大批身份、学派、观念各异的优秀艺术家，共筑美术教育事业的大厦，推进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前行之路。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范迪安

代后记一 加强传统文艺节目创新

慎海雄

（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党组书记、台长）

坚定“四个自信”，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坚守国家媒体的社会责任和担当，狠抓精品创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来推出了一大批“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优秀节目。《朗读者》就是其中的代表。

自2017年第一季播出后，《朗读者》反响热烈、好评如潮；今年播出的第二季，立意更巧妙新颖，视野更开阔宏大，内容更扎实丰富，形式更生动亲民，做到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获得更加广泛的社会关注。基于第一季节目编撰的《朗读者》图书，已经成为广大读者竞相捧读的畅销书，很多青少年读者通过阅读，了解到这些嘉宾的人生故事，开启经典阅读的旅程。《朗读者》的成功启示我们，电视文艺工作者只要坚定文化自信，勇于坚守、善于创新，真正做到用心用情用功，就能够用诚意和创意打动人心，就能够做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就能够跨越“高原”攀上“高峰”。

我们将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打造更多高品质、高品位、高品格的作品，让节目更加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更能够体现出思想之美、文化之美、艺术之美。我们将加大传统文艺节目创新，强化优秀人才培训、选拔力度，提高内容制作能力，让优势更优、强者更强。我们将把握新媒体发展规律，海阔天空去想，脚踏实地去干，用最新的科技和创意吸引年轻受众，营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人人自豪的氛围。

在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朗读者》同名图书的精选版，已经签出了六个国家八个语种的外文版，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中国的一个范例。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我们将深化合作传播，注重“借嘴说话”，用好外国主流媒体平台，主动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地倾听中国、读懂中国，将更多中华文化精品节目推向世界，在交流交融中彰显中华优秀文化的持久魅力，彰显新时代中国人的精气神。

“锐意改革创新，壮大主流舆论，努力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精神，发挥优势，弥补不足，不断改进创新，不断打磨提升，把《朗读者》等优秀文化品牌做得更响亮。我们将集中力量、心无旁骛地打造精品力作，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更好地担当引领示范作用，为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更大贡献。

代后记二 惯性奔跑

董卿（口述）

1

这一季《朗读者》开始的时候，我焦虑得不得了，因为第一季反响太好了，盛名之下，你还能怎么去做第二季？第二季的开篇，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不光是经费的问题，很多别的困难。但我觉得还是咬牙要做。

为什么一定要克服所有的困难去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有很多人在等，很多人会问，怎么没了？可能是我自作多情，我就觉得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个平台上，或者在今天的中国电视这个行业里边，还是应该有《朗读者》第二季的出现。它应该继续往前走，让喜欢它的人看到。

和其他节目比起来，《朗读者》的意义在于能够“见人”，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创作里面，最触动人心的就是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了。人的精神、人的品质，还有人的遭遇，这是我能够倾注我所有心血去做的。

我对内容有一种别人不太能理解的狂热，比如说我们的嘉宾采访大约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意味着听打稿可能有两万字左右，甚至三万字。我要把那三万字的稿子反复看几遍，因为划稿子的时候已经和录制隔去很长的时间了，然后你还要再回忆当时的状态，他的语速，你要进入到他讲话的一个语境当中，要想象他好像还在你的对面，然后根据那个语境开始划稿，把两万字划成两千字。我有很强烈的完美主义，接近强迫症的边缘吧，每一个字都是我一个一个划出来的，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会觉得不舒服。

做后期就是在机房里一宿一宿地熬，你知道电视是一帧一帧画面做出来的，那个画面永远有修改的余地，一坐十几个小时可能就坐过去了。

你问我有没有发过脾气，我记得有一次把一个导演训哭了。我们有一个嘉宾丘成桐，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数学奖的大满贯，像菲尔兹奖、克拉福德奖，这些都是所谓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他曾经是哈佛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到现在依然活跃在世界的数学领域。我觉得这样的嘉宾能够请来很不容易，来了以后，他朗读《归去来辞》，大屏幕上用竖版把读本打出来，跟随他的朗读，一行一行字出现，但那个字幕和朗读的速度永远对不上，一遍、两遍、三遍，那个数学家很耐心，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读。

整个结束之后，我记得我当时特别愤怒。我就说太不专业了，怎么可以这样去浪费大家的时间，我说你知道丘成桐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没有敬畏心，我说你不配做这个节目组的导演，他的时间是以分秒来计算的，因为我们耽误了他很多时间，他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也许就是人类的一大步，对吗？

当时发完脾气过后我也会有点内疚，别人就慢慢变得有点害怕你了。我可能太以专业性为目的，这个可能会让我不经意伤害到不少原本很喜欢我的那些人。

我们最后一场录制是在今年的6月9号，录完最后一个嘉宾，时针已经指向了6月10号的凌晨两点了。大家就稍微庆祝一下，在现场开了一瓶香槟，然后切蛋糕、拍照，很多工种就散了。

最后二十几位核心导演留下来，就在舞台上，我说每个人都说几句话吧，平时都是你们在听我说，现在我也很想听你们说。到了告别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有人说着说着就哭。我们这一年多的时间，团队里有人离婚了，有人大病，有家人生病，有自己在写论文、答辩，大家都是焦头烂额的过程。

这些他们平时都不敢跟我讲，我才知道自己实在不是邻家大姐姐的那种领导风格。我也觉得很内疚，原来可能觉得这人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做得不够好。因为我不允许自己这样，所以让他们什么都不敢跟我讲。我就觉得有点愧疚吧，毕竟团队大家也都很努力。但是我依然觉得，走完这个过程，最终的收获是他自己，不管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表扬他也好，责备他也好，成长是最重要的。

《朗读者》对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你发现你还有成长的可能。哎，你做得可以了，你已经做到顶了，我大概在好多年前就听到这个话，其实每个人依然有成长的可能，这个成长不只是在专业领域，还有很多别的方面。

2

《朗读者》请过一位嘉宾吴孟超，是中国著名的肝脏外科医生，他读的是张晓风的那篇《念你们的名字》，写给医学院的学生的。“你需要学多少东西才能免于自己的无知……你要怎样自省才能在千万个病人之后免于职业性的冷静和无情。”其实任何职业都要提防“职业性的冷静和无情”。

我在2012年的时候，就遇到了这种所谓的“职业性的冷静”。那段时间蛮痛苦的，就是所有交到你手上的节目，你觉得都是一样的。那些娱乐节目——我不知道这样说好不好——现在有时候看那些节目，依然会觉得那只是在做无谓的消耗。那时候我还远远不知道未来有《朗读者》的出现，但是我已经知道有些节目我不想再做了，不想再那样重复。

我在中央台安身立命十六年，最骄傲的一点是我百分之百地投入，但2012年我发现我做不到了，你会觉得特别痛苦。而且这种东西出现的时候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看不出来。因为你的职业表达是很容易遮盖掉一些东西的，但是慢慢久了别人会知道，而且久了你会退步的。

我决定自己按一下暂停。

我从2013年的下半年开始申请美国的学校，到2014年主持完春晚，这中间有七八个月的时间，所有的细节都在准备当中，在几个学校之间反复地选。当时晚上整宿睡不着，特别地恐惧，没有安全感。因为你已经决定了，但是没有人知道你决定了，你也不知道你的决定会带来什么。

我当时其实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回来没有我的位置了，因为这个行业的竞争也很激烈，而且我花了将近二十年才走到这一步，只有我知道我为它付出了多少，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曾经在我心里，只有工作是最重要的，我可以为了它什么都不要。我不考虑结婚，也不考虑生孩子，从来没有把任何事情看得比这件事情还要重要。

当时我父母坚决反对（出国），他们的理由是你四十岁了，留学是二十岁时候做的事情。我说我二十岁的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我缺失。很多人说，你在国内学学不行吗？你停下来，你去报个什么班。我知道那停不下来的，只要你还在北京，在国内，就会有工作给你派下来，你没法说完全彻底地停下来。

后来就去了南加州大学。

我尽量地不去想在国内的事情，给自己多安排点课程。不上课的日子，就漫无目的地在学校里溜达，觉得阳光好得刺眼。

在国外读书的日子，其实就是克服那种恐惧感的过程，让自己真正地平静下来。那时我连微信都没有，只偶尔地看手机新闻报，iPad只有两个界面，一个是英汉辞典，还有一个是菜谱，因为我要自己做饭。我让自己的每一天都非常规律，不管是在学校有人认识你还是没人认识你，都让自己觉得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不管在课堂上能提问还是不能提问，听懂了还是没有听懂，都让自己不要焦虑。

这个过程，你不能说像重生，它像在打磨你的心灵。慢慢地，真的就切换到了非工作模式，一天、两天，半年、一年，你就不会想着我要去工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你离开了一个你很爱的人，时间让你慢慢不那么想他了，不是说不爱了，也不是说遗忘了，只是不那么想了。你每天有更多的时间想别的事情。

打破平静的是哈文的一个电话。2015年春节前，她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主持春晚，我觉得不太可能，当时已经有整整一年没有化妆，没有穿高跟鞋，也根本不考虑穿哪条裙子还是哪条裤子的问题，我不在那个状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以很好的状态回到舞台上。

所以我就拒绝了，后来她又追了两个电话回来。你知道那个时候在那么遥远的地方，组织上对你这么信任，说你一年没有站在这个台上了，依然邀请你回来参加最重要的这个节目，你的心里还是会有很大的安慰和满足，觉得好像大家还很惦记你啊，于是就回来了。

那年主持春晚感觉很神奇，觉得很开心，就像是久别重逢。你发现有些东西是在你的血液里的，就像你学会骑自行车，你可能十年不骑，你还是会骑。你掌握了某种语言，可能你很久不说它，你还是会说，就是这种感觉。

我当时还有一种感觉，如果再有人来找我做节目，我一定做一些我真的想做的节目，而不再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了。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挑战不可能》《中国诗词大会》，还有《朗读者》。

3

在主持了十三年春晚之后，2018年没有主持春晚，其实挺意外的。

除了意外，就是有些舍不得，好像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离开这个舞台。之前也听到了一些传闻，因为按照我们的经验，到一定的时候就应该会有通知要上春晚，然后也没有得到这个通知，慢慢地想到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了吧。

有很多朋友来安慰我，大家也都是因为喜欢你，就说怎么会这样。你要在调整自己的时候，还不得不拿出很多的精力去安抚别人。

那年春节是和爸妈一起过的，我们就全家一起在家里做年夜饭，看了春晚，然后休息，特别正常的一天。家里的气氛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不做春晚的那种心理上的波动在春节之前就已经慢慢过去了。

很多人说我去美国读书是自动的一个刹车，现在想来好像冥冥中自有安排。那个时候你已经在磨炼了，内心也在翻滚，也在煎熬，但是慢慢地，你能放下恐惧和担忧。这个恐惧是什么？说穿了，无非是你不能再站在中央的一种恐惧。你知道自己也许会走下坡路的恐惧，然后你强迫自己去做一种改变，去学习，去思考，去寻找新的方向，去为未来成为更好的自己做准备。

我现在还记得2005年是第一次主持春晚，那届郎昆是总导演，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说咱们准备准备可以进组了，一定要保密啊，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就是父母也不能说啊。我憋了两天以后，还是没忍住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说你不能对外面说哦，现在还没有公布。当时觉得非常幸福，似乎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想。那个时候也是先听到了很多传闻，说你有可能上今年的春晚噢，心里开始暗暗地希望它的发生。到了2018年，也是听到了传闻，说可能不上今年的春晚了。多有意思啊，一切都仿佛是在轮回，发生着一些相似的场景，但是内容却大不相同。

我真的用尽全力了，春晚没有出现，心里一定会有波动的，但是我还是很庆幸我做了足够多的努力，这些努力让你在得到的时候，觉得很踏实，在失去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多的遗憾，因为我已经全力以赴了。

4

我爸爸是农村长大的孩子，老家条件也很苦，爷爷过世很早，奶奶又是农村妇女，家里特别贫穷。我父亲骨子里就认为一定要勤奋，要刻苦才能改变命运，这是他的人生信条，这种人生观深深地影响了我。他让我从小要做家务，要读书，要练习长跑，要锻炼所有的独立生活的能力。

这种严苛的教育可能曾经伤害过我，但是现在也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我现在自己有孩子了，我还是觉得对孩子严格一些更好，但是现在因为工作的缘故，很少能照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要交给我的父母来帮我照顾，隔代的教育就会宠溺很多，很多时候我觉得没有原则，心里就会暗暗地纠结，我想有一天要把小朋友带在我的身边，我要好好地管教他。

这种教育的弊端就是让你觉得不太自信，你必须要做得比别人好很多，你才有自信心。如果你跟别人差不多，你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经常会产生出一些不安全感。还有一个就是，你不喜欢依赖任何人，你只靠自己。所以为什么我很多时候亲力亲为，是我不喜欢去埋怨别人做得不够好，我只能自己去做。

我在工作当中是充满防备的，充满战斗性的。我以前累到一年做一百三十多场，累到摔到尾椎骨第四节骨裂，然后瘸着拐着撑下来，累到生理期紊乱，整个脸全都是痘痘，再累都没有说。

确实一直很紧张，我也不知道怎么松弛。可能跟我的成长环境有关系，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那是整个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一个时代。就是你突然之间明白了，你可以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你可以比自己的父辈们过得更好。而你的确也抓住了一些机会，你会变得越来越紧张，你获得的越多，你的负担也越大。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他们说你可以松弛一些，我说你们美国人是富裕时间太久了，所以都比较懒散。他们的确很放松，一周五天的工作日过后，一定去休假，一定周末关机。我刚去的时候被他们逼疯了，周末所有的房屋中介都关机，我说我要租房子，全部是留言，不会有人回复你，一定到礼拜一才回你。我想我们国内的中介是多么勤奋啊，你发什么他马上给你找房源。

因为不想辜负这些来之不易的机会，所以我会那么努力，不管交给我什么，我都能够百分之百地超出导演的想象去完成。我并没有觉得有比别人更强的地方，但是你只要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们有撰稿人给主持人写好台本，那我一定不会完全只按照这个台本说的，我会把只按照台本说看成是我的一种失职。我的记忆力非常好，一个十页纸的台本，我大概两个小时能够全背下来，但是，你就敢上台了吗？那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

二十年前我敢，二十年前我更关注的是，我怎么样把我的头发弄弄好，我要从哪儿借套更好看的衣服，我一定要比站在我边上的人更白、更高、更瘦，那样才好。但是后来，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一天我就觉得，这样对吗？可能是到了中央台以后，对，应该是到了中央台以后。因为你发现你准备过的一些东西得到了认可，中央台的确是个大平台，你的一点点优点会被无限放大。

我是2002年到北京的，头几年也过着跟大家一样的北漂生活，租房这些都不用再讲。那时候我在西部频道主持《魅力12》，那个频道是新的，在华东地区不落地，我爸妈在上海根本看不到。那两年觉得挺窝囊，就是你做得很辛苦，可是没有人知道你在干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坐出租车，司机说：“你是那个《魅力12》的主持人吗？那个节目挺好的。”后来做了一年多之后，有台领导在会议上说，西部频道《魅力12》那个节目做得不错，那个主持人也不错，然后3套才会关注到12套有这么一个主持人。我才知道，其实你去做了，就会有人看到，得到鼓励之后，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做，然后会形成一种工作理念。

现在的危机感可能来自对自己能有多少超越，跟自己之间的那种较量。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季的札记，很多都是我特别喜欢的话。“生命的意义是如此厚重，无论我们怎样全力以赴都不为过。因为我们生而为人，生而为众生。”我是一个活得特别用力的人，用力不够的话我自己会觉得不过瘾，你会觉得日子似乎白过了，多可惜啊。

《人物》记者张月整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朗读者Ⅱ.2/董卿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02-014760-1

Ⅰ. ①朗… Ⅱ.①董… Ⅲ.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Ⅳ.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8428号

责任编辑 张欣宜 廉萍 曾少美 孔令燕

装帧设计 陶雷

责任校对 李晓静 李义洲 王筱盈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 rw-cn. 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5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90毫米 1/32

印　　张 9.75

印　　数 1—50000

版　　次 2019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760-1

定　　价 5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言一

这段时间，身边许多朋友都在谈论《朗读者》。他们中有些是文学界的同行，但大多数从事的工作与文学并无直接关联。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甚至罕有交集的身份，然而当谈论《朗读者》、谈论节目里那些经典篇章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流露着相同的情感，那就是温柔与感动。我愿意相信，在这一刻，我与他们共享着同一个幸福的身份，那就是文学的阅读者、人类心灵的倾听者。

我同时注意到，由《朗读者》而起的诵读文学经典的热潮，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媒体传播和好友热议的层面，它已经渗入了广大的人群，成为生活场景：许多城市都设置了“朗读亭”，每一个经过的人都可以走入其中，朗读自己喜爱的篇章并进行录制，他们的声音和形象将有可能出现在《朗读者》节目的正片之中。许多城市的“朗读亭”外都排起了长队，听说有读者为了录制三分钟的视频，在亭外耐心等待了足足九个小时。

《朗读者》已经成了一道醒目的文化风景、一种引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它向我们证明，诚挚、深沉、优美、健康的内容，在今天依然能够获得普遍的关注，好的文学永远拥有直指人心的伟大力量。常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匆忙浮躁的时代，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平庸而匮乏。对于这样的观点，我只能部分地认同。当下的生活固然匆忙，很多时候，我们也的确面临着浮躁的问题；但即使出于种种原因，我们同自己内心相处的时间相对有限，人们依然会本能地渴望着纯粹、辽阔、有质量的精神生活。近年来，以《朗读者》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文化类节目广受欢迎，正是因为它们引导人们放慢生命节奏，倾听内心的声音，顺应和满足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望。

《朗读者》中出现的文本，很多是经过漫长时间检验的名篇佳作；即使是出于今人之手的篇章，此前也多已在读者间广为流传。它们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当得起“经典”二字。何为经典？答案可能有很多，但我想最直接的一条，就是它们拥有温暖而强劲的力量，能够长久不衰地体贴灵魂、拨动心弦，触碰到我们情感深处最柔软最深刻的部位。这种力量，并不会因时间流逝和年代更迭而减弱。《朗读者》里的许多篇章，都是我早年间的挚爱；那些熟悉的文字，关乎爱与恨、喜与悲、生与死、豪情与希望，曾经深刻地启示了、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今天的年轻读者依然会为之鼓舞、感动；其中有许多句子，我至今能够脱口背诵，它们在新一代读者心中同样激起了深沉的回响。好的文学就是这样，它能够跨越年龄和代际的鸿沟，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在情感体验和文化记忆的代代传承之中，把种种高贵和美好的品质传递给无尽的后来人。

朗读，就是朗声诵读，是倾听自己的声音，也是倾听他人的声音。通过口的诵读与耳的倾听，汉语和它内在的气质、精神，以焕然一新的方式进入了我们的心灵。古老而常新的汉语，具有抑扬顿挫的独特韵律，这韵律不仅是美的，而且包含着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我们共同的情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朗读者》使阅读成了认同的过程，一个人在朗读中寻求更为广大的联系——通过这美好的母语，我们不仅彼此看见，我们还得以彼此听见，我们得以完成彼此身份的响亮确证，由此结成血脉相连、情感相通的共同体。

现在，《朗读者》里的故事和诵读篇目已被整理成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将有更多的读者阅读和朗读这些作品，从中感受真善美的力量，感受文学的力量。同时，这一切也是对包括我在内的写作者的提醒：一个人内心的声音在广大的人群中持久回响，这是世上最美好的事，这更是一份严肃庄重的责任。我们会更深刻地记住这份提醒，认真地写下去，把心交给读者，把更多的好作品献给我们的人民。

序言二

二○一七年的时候，董卿女士邀请我参与《朗读者》节目的录制。我是一九二四年生人，年纪很大了，本来不接受媒体的采访和活动，但听到约我去吟诵，我就去了。在我的心目之中，吟诵是诗歌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一部分，古人作诗大都是伴随着吟诵写出来的。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从小都有这种吟诵的习惯。中国古典诗歌之美最需要以吟诵来传达，吟诵的时候，声调、音节的美感都会跑到你的头脑里、心灵里。吟诵久了，你不用专门学平仄、押韵，自然就学会合辙押韵了。我亲自体会到了古诗之美、吟诵之美，而现在的青年人，他们找不到一扇进去的门。我一辈子不辞劳苦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扇门打开，让大家都能走进去。

在我看来，《朗读者》也在扮演一个开门人的角色，它借由朗读的魅力来推广阅读，将最有生命力的文字普及于社会，将普通的读者都接引到最美好、动人的文学里面来。我认为这是《朗读者》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朗声读诵，往往是接近一篇文学作品最快、最直接、最深入的方式。

文学的力量是惊人的。《朗读者》之所以令我们感动，就是因为它将我们的人生与文学紧密牵连在了一起，它为所有世间的苦痛与无奈、热望与激情，都找到了最贴近的文字。在朗读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与文学家的灵魂遥相呼应，碰撞出兴发感动之力。我的一生有诸多不幸，遭遇了许多打击，文学始终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力量，是给我带来慰藉的源泉。我有了诗词，有了文学，便有了一切。其实，对每一个有感觉、有感情的人来说，都会是如此。

《朗读者》第一季图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听闻受到大量读者的喜爱，我感到很高兴。这说明现在人们还是愿意阅读，愿意与文学亲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学作品的历史颇为悠久，他们出版的图书囊括古今中外，给中国几代读者带来莫大影响。《朗读者》的出版，意味着他们又多了一种可以长久流传、影响深远的好书。今年，他们推出新一季的《朗读者》图书，我希望明年、后年，都能有新一季的图书继续出版，希望他们将推广阅读这件重要的事情长远地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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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 Wait

等待是我们和时间之间的一场博弈。我们凭借着智慧和耐力，与未来做一个交换。等待的不可知性是一份考验——一天一天、一步一步走向希望或者失望。

安娜·卡列尼娜呼喊着：“我是人，我要生活，我要爱情！”于是她在等待当中燃烧了自己。《城南旧事》中的“长亭外，古道边……问君此去几时还”，这是英子和她的同学们在伤感的歌声当中，等待成长。“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是五十岁的孟郊写下的诗句，也恰恰在那一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游子，等来了和母亲的团圆。

等待仿佛是生命当中的一个常态。我们经常会等一个电话，等一趟地铁，等着新年的愿望能够实现，等着和相爱的人久别重逢。世间很多美好的事物并非是触手可及的，经过了时间的酝酿和打磨，等待的结果才会显得更加珍贵。当然也会有一些等待是在和幻灭苦苦做着抗争，经过漫长的等待，用时间等来光明。

除非到达终点，没有人能够评价等待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在于，因为希望，所以等待；更在于，因为选择了等待，所以看到了希望。

走进朗读亭

愿他们都能有一个远大前程，都能不负此生。

朗读者 吴希（中山市民）

读给所有小升初毕业班的同学们，我们都在等待长大。让我们心怀友善，坚持理想，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

朗读者 王弘年（学生）

我想把张抗抗老师的《有家真好》献给我的儿子。家，是一所房子。父母是房子的屋顶，孩子是房屋的窗户……当我熬夜复习，多晚母亲都会等我，给我做点心，也许只是一碗馄饨或者一个煮蛋等，但母亲布满血丝的双眼充满了温情。

朗读者 薄秀竹（老师）

别人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有一次我和蓝蓝一起在房间里看动画片，她妈妈就把我们两个人非常可爱的背影拍了下来。我觉得只是用照片的形式来记录女儿的成长过程有点太过于平常了。既然自己是画画的，那就把它画成漫画吧。漫画发到朋友圈之后，我发现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由此就开始了我的创作之路，等她们长大了，送一本漫画书给她们。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未来都会是非常美好的回忆。儿童节快要到了，我想把杨绛先生的《我们仨》送给我的家人，希望我们可以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圆圆已三四岁了，总说没坐过电车，我以为她不懂事。一次我抱她上了电车，我说：“这不是电车吗？”她坐在我身上，勾着我脖子在我耳边悄悄地央求：“屁股坐。”她要自己贴身坐在车座上，那样才是坐电车。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从没坐过电车。

朗读者 陈缘风（动漫形象“张小盒”主笔）

朗读者 张一山 ZHANG YI SHAN

年少成名意味着什么？可能意味着更早收获了荣誉和光环，但是也可能意味着比别人更早感受到某种桎梏。对于演员张一山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童星”二字让他如同困兽，始终挣不脱以往的标签。他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过去的自己。

“嘿，我是看你的戏长大的。”对很多“90后”来说，这句玩笑话说得一点不假。张一山2003年就出演了人生的第一部戏《小兵张嘎》，次年便得到机会参演情景喜剧《家有儿女》。这部剧家喻户晓、风靡多年，真可谓陪伴了一代人成长。他饰演的“刘星”天马行空、古灵精怪，受到观众喜爱。“刘星”这个名字跟着张一山，一跟就是十几年。

成年后的张一山面临了艰难的转型期——儿童的角色他没办法再演，成人的角色观众又不买账。在这段时间里，他以超出录取分数线七十八分的成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开始认真读书，磨砺演技，等待属于他的机会，等待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

2016年，张一山等来了《余罪》。他在这部戏中散发着不按常理出牌的魅力，痞气十足的表演充满张力，有着来自底层的混世与狡黠。这部戏终于让人们重新认识了张一山。他向所有人证明，少年的梦想经得起等待，等他重返战场，依然所向披靡。

朗读者访谈

（屏幕播放电视剧《家有儿女》视频片段）

董卿：《家有儿女》播得最火的时候，你都没法出门了。张一山：有点儿。你走到大街上，小孩认识你，哥哥姐姐认识你，叔叔阿姨认识你，大爷大妈也认识你。经常有大爷拄着拐棍说：“哟！刘星！”（全场笑）说实话，我挺开心的，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承受的度。

董卿：后来到了什么度你就没法承受了？

张一山：我要过儿童节，父亲带我去游乐场，正好别的学校组织小朋友春游，老师就说：“同学们，快看！那是谁？”我就知道今天算是白来了，这种失落啊。

董卿：《家有儿女》一共有多少集？

张一山：三百六十五集。（全场惊叹，鼓掌）

董卿：你真的是很早就开始进入了成人的工作世界里。你是不是会比一般的孩子更早地去体谅别人的感受？

张一山：我一直挺替别人着想的，比如我拍《小兵张嘎》的时候才十岁、十一岁，真的很苦。那个角色到了白洋淀之后正好鞋丢了，他就光着脚，跟着嘎子哥和胖墩一起跑。芦苇荡里全是立起来的小枝，我就光着脚踩，每天都是血。

（屏幕播放电视剧《小兵张嘎》视频片段）

有一次我的家里人组团来看我，我又黑又瘦又小，坐在一边吃盒饭。剧组的盒饭挺简便的，每天就是一桶白水熬白菜。我爱吃辣的，就把辣椒油倒在米饭里和着吃。我家里人一看我那个样子，马上就哭了。我强忍着没哭，不希望家人看着我那么可怜，也没必要。他们待了几天后走了，我就自己哭了。正好我父亲落了一把车钥匙，回来的时候看到我在哭，他也挺难受的。

董卿：你曾经说过，如果有时光机可以回到过去，愿意再回到大学时代，再在那儿过一个完整的四年。

张一山：是这样的。我很小的时候演刘星，一段时间以后热度过去了，就没什么人觉得我还可以再演戏了，我就踏踏实实上学。我们很多同学经常会一起坐着公交车，去很远的地方吃饭，去吃一个我们谈论了一星期的餐馆。

董卿：吃饭谁买单啊？

张一山：我，基本都是我买单。他们都说，张一山特抠。我到现在都不明白，难道你们都忘了上大学的时候吃饭是谁结的钱呀？！（全场笑）这些同学没有任何一个人把你当成童星看待。

董卿：你的确是曾经缺失了很多东西，所以我想，你可能比一般的同学更珍惜那样一种相处。

张一山：对。

董卿：你的同学里有很多从一年级开始就争取拍戏的机会，但是你没有，你大学四年几乎没有进组，为什么？

张一山：我读的书太少，看过的电影太少，作为一名专业演员来讲，我的积累还远远不够，所以我希望能够再提升一些。并且那个时候拍摄的机会确实比较少。

董卿：机会少的时候你会着急吗？

张一山：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文章或报道，说我以后可能拍不了戏了，或是我长残了，怎么怎么着了……我也就是看看，一笑就过去了。

董卿：这样的负面，对你来说有点早。

张一山：是的，但是人好在有自知之明，因为我确实长得不好看，确实长得挺残的。（全场笑）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之所以能看开或看明白一些事，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心里想要什么，他知道自己是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董卿：那个时候你在等待什么吗？

张一山：还是在等待好的工作机会。老师会很现实地跟我们说，毕业了可能就等于失业了。演员的尴尬在于，想做演员的人太多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以后是否还能再像以前一样，那时候还是有得失心的。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学也毕业了，四年又过来了，我现在又拍了很多戏，到最后发现，热爱可以战胜一切。我觉得我热爱这份事业，所以就能够坚持下来。

（屏幕播放张一山出演的话剧《天山雪》和电视剧《柒个我》《春风十里，不如你》等视频片段）

我非常珍惜我的机会，因为我有过没有戏拍或者戏播出后大家没什么好反响的时候，所以现在有很多好的角色我特别想演，同时我觉得要对自己负责任，也对观众负责任，这两个责任一个在左边的肩膀，一个在右边的肩膀。这样就够了。（掌声）

董卿：你今天想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张一山：读《追风筝的人》，把它献给在千千万万遍等待中默默爆发的人们。

读本 追风筝的人（节选）

［美］卡勒德·胡赛尼

街头巷尾满是凯旋的追风筝者，他们高举追到的战利品，拿着它们在亲朋好友面前炫耀。但他们统统知道最好的还没出现，最大的奖项还在飞翔。我割断了一只带有白色尾巴的黄风筝，代价是食指又多了一道伤口，血液汩汩流入我的掌心。我让哈桑拿着线，把血吸干，在牛仔裤上擦擦手指。

又过了一个钟头，天空中幸存的风筝，已经从约莫五十只剧减到十来只。我的是其中之一，我杀入前十二名。我知道巡回赛到了这个阶段，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那些家伙既然能活下来，技术实在非同小可——他们可不会掉进简单的陷阱里面，比如哈桑最喜欢用的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

到下午三点，阴云密布，太阳躲在它们后面，影子开始拉长，屋顶那些看客戴上围巾，穿上厚厚的外套。只剩下六只风筝了，我仍是其中之一。我双腿发痛，脖子僵硬。但看到风筝一只只掉落，心里的希望一点点增大，就像堆在墙上的雪花那样，一次一片地累积。

我的眼光转向一只蓝风筝，在过去那个钟头里面，它大开杀戒。

“它干掉几只？”我问。

“我数过了，十一只。”哈桑说。

“你知道放风筝的人是谁吗？”

哈桑吧嗒一下舌头，仰起下巴。那是哈桑的招牌动作，表示他不知道。蓝风筝割断一只紫色的大家伙，转了两个大圈。隔了十分钟，它又干掉两只，追风筝的人蜂拥而上，追逐它们去了。

又过了半个小时，只剩下四只风筝了。我的风筝仍在飞翔，我的动作无懈可击，仿佛阵阵寒风都照我的意思吹来。我从来没有这般胜券在握，这么幸运，太让人兴奋了！我不敢抬眼望向那屋顶，眼光不敢从天空移开，我得聚精会神，聪明地操控风筝。又过了十五分钟，早上那个看起来十分好笑的梦突然之间触手可及：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家伙了，那只蓝风筝。

局势紧张得如同我流血的手拉着的那条玻璃线。人们纷纷顿足、拍掌、尖叫、欢呼。“干掉它！干掉它！”我在想，爸爸会不会也在欢呼呢？音乐震耳欲聋，蒸馒头和油炸菜饼的香味从屋顶和敞开的门户飘出来。

但我所能听到的——我迫使自己听到的——是脑袋里血液奔流的声音。我所看到的，只是那只蓝风筝。我所闻到的，只是胜利的味道。获救。赎罪。如果爸爸是错的，如果真像他们在学校说的，有那么一位真主，那么他会让我赢得胜利。我不知道其他家伙斗风筝为了什么，也许是为了在人前吹嘘吧。但于我而言，这是唯一的机会，让我可以成为一个被注目而非仅仅被看到，被聆听而非仅仅被听到的人。倘若真主存在，他会引导风向，让它助我成功，我一拉线，就能割断我的痛苦，割断我的渴求，我业已忍耐得太久，业已走得太远。刹那之间，就这样，我信心十足。我会赢。只是迟早的问题。

结果比我预想的要快。一阵风拉升了我的风筝，我占据了有利的位置。我卷开线，让它飞高。我的风筝转了一个圈，飞到那只蓝色家伙的上面，我稳住位置。蓝风筝知道自己麻烦来了，它绝望地使出各种花招，试图摆脱险境，但我不会放过它，我稳住位置。人群知道胜负即将揭晓。“干掉它！干掉它！”的齐声欢呼越来越响，仿佛罗马人对着斗士高喊：“杀啊！杀啊！”

“你快赢了，阿米尔少爷，快赢了！”哈桑兴奋得直喘气。

那一刻来临了。我合上双眼，松开拉着线的手。寒风将风筝拉高，线又在我手指割开一个创口。接着……不用听人群欢呼我也知道，我也不用看。哈桑抱着我的脖子，不断尖叫。

“太棒了！太棒了！阿米尔少爷！”

我睁开眼睛，望见蓝风筝猛然扎下，好像轮胎从高速行驶的轿车脱落。我眨眨眼，疲累不堪，想说些什么，却没有说出来。突然间我腾空而起，从空中望着自己。黑色的皮衣，红色的围巾，褪色的牛仔裤。一个瘦弱的男孩，肤色微黄，身材对于十二岁的孩子来说显得有些矮小。他肩膀窄小，黑色的眼圈围着淡褐色的眼珠，微风吹起他淡棕色的头发。他抬头望着我，我们相视微笑。

然后我高声尖叫，一切都是那么色彩斑斓，那么悦耳动听，一切都是那么鲜活，那么美好。我伸出空手抱着哈桑，我们跳上跳下，我们两个都笑着、哭着。“你赢了，阿米尔少爷！你赢了！”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只说出这句话。这是真的吗？在过去的日子里，我眨眨眼，从美梦中醒来，起床，下楼到厨房去吃早餐，除了哈桑没人跟我说话。穿好衣服。等爸爸。放弃。回到我原来的生活。然后我看到爸爸在我们的屋顶上，他站在屋顶边缘，双拳挥舞，高声欢呼，拍掌称快。就在那儿，我体验到有生以来最棒的一刻，看见爸爸站在屋顶上，终于以我为荣。

但他似乎在做别的事情，双手焦急地摇动。于是我明白了：“哈桑，我们……”

“我知道，”他从我们的拥抱中挣脱，“安拉保佑，我们等会儿再庆祝吧。现在，我要去帮你追那只蓝风筝。”他放下卷轴，撒腿就跑，他穿的那件绿色长袍的后褶边拖在雪地上。

“哈桑！”我大喊，“把它带回来！”

他的橡胶靴子踢起阵阵雪花，已经飞奔到街道的拐角处。他停下来，转身，双手放在嘴边，说：“为你，千千万万遍！”然后露出一脸哈桑式的微笑，消失在街角之后。再一次看到他笑得如此灿烂，已是二十六年之后，在一张褪色的宝丽莱照片上。

（李继宏 译）

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追风筝的人》

《追风筝的人》出版于2003年，一下子就风靡全球。小说的一个出发点是告诉我们人性非常脆弱。很多情况下，需要我们拿出特有的勇气来面对危险的场景。“风筝”就是这个意象，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去追寻，去发现，才能看清自己。它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悲剧，而是给人生带来一种温暖的力量，这种温暖的力量最终还是使我们相信人性，相信人有改进自己的余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 陆建德

朗读者 刘仁俊 LIU REN JUN

中国人对白豚的喜爱由来已久。早在两千多年前，白豚就被载入《尔雅》这一古代词典中。人们称它们为“长江女神”，喜爱它们性情温顺，注重情义。在白豚最繁盛的时期，长江中可以看到数千头白豚在游弋。后来，由于人类对长江的过度开发和污染，白豚的数量急剧减少，人们再难觅得它们的身影。

刘仁俊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专家。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起，他和他的同事就开始对生活在长江中的鲸类动物进行追踪研究。1980年，他们终于在湖南城陵矶捕获了一条白豚。这条白豚被带离了长江，来到了人类的世界。它在一个两百平方米的水池里和人类共同生活了二十二年，被起名叫“淇淇”，是世界上唯一一头人工饲养的白豚。在刘仁俊和同事的努力下，他们还建立起了长江天鹅洲白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白豚和江豚的保护带来了希望。

2002年，淇淇孤独地、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与淇淇相伴了二十多年的刘仁俊心里很不是滋味。从那一年到今天，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再也没有在长江流域看到白豚的身影。我们在等待，等待它出水一跃，等待惊鸿一瞥，但是这等待仿佛越来越渺茫。如今已退休的刘仁俊在武汉海洋世界当馆长，继续在海洋领域发挥余热。他心里还存着一线希望，期盼着有一天，白豚那美丽的身影再次出现。

朗读者访谈

董卿：能跟我们大家说说1980年您第一次见到淇淇是什么样的情景吗？

刘仁俊：元月11日晚上八点，我收到湖南城陵矶水产收购站的一个电话，他们说那儿有一头活的白豚。我说，我马上去运。我租了一辆破烂的吉普车，那天正好又是风，又是雨，又是雪。我晚上九点出发，直到第二天早晨五点才赶到城陵矶。白豚有尾鳍，而它的尾柄很窄，渔船就用麻绳捆着尾柄，把它的头系在船上，养在水里，拖着过来了。我们不管寒冷，跳到江里去，用担架拖住白豚淇淇，把它拖上来。它有一百三十七斤，之前渔船用铁钩“啪”一击，抓住它的颈背部，对穿出两个洞……

董卿：它的身体看上去像烂了一样。

刘仁俊：受伤了，有一个大洞，一挤都是脓，不得了。我刚开始养白豚，没有经验，没有办法，就请北京动物园帮忙。他们派了两个兽医，搞了半年一直治不好，皮肤臭得不得了，我想能不能给它做个背心，把它盖起来。我把生肌散和云南白药撒好，再用四层消毒纱布做了一件背心给淇淇。五天之后，奇迹出现了。皮肤烂掉的伤全部好了！你说，多好啊！（掌声）

董卿：白豚作为一种鲸类动物，与金丝猴和熊猫一样都是中国的国宝，而且它有很多很美的名字，比如“长江女神”……它为什么会这么珍贵？

刘仁俊：全世界的淡水河豚一共有四种，白豚只有我们的长江有，而且已经生存了几千万年，就像活化石一样。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专家要来专门研究白豚。

董卿：我们都知道鲸类动物其实非常聪明，它们的智商往往可以达到小孩子的水准，它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情绪表达。

刘仁俊：是的。它发脾气的时候会用尾巴打水，把你身上都打湿了。它有时候会朝你喷水，不高兴的时候会捉弄你。开始的时候喂它吃东西，它不敢吃，从远的地方慢慢游，游得靠近你，最后靠到你身边来，从你身边拿鱼吃。有一次，它把我的手指咬进去了。淇淇的牙齿很尖的，不过它还不错，它认得我，一看到我就赶快把嘴张开了，所以我感觉淇淇很通人性哪，我非常感谢它。晓得吧，有感情啊。（笑）

董卿：白豚一般到几岁开始进入成熟期了？

刘仁俊：三四岁以后它就接近成熟了。

董卿：它就有求偶的需要了吗？

刘仁俊：当然了，我们天天找啊。1986年我们捕到过两头白豚，一头是连连，一头是珍珍。连连是父亲，珍珍是女儿。

董卿：当时是希望珍珍能够和淇淇配对的？

刘仁俊：是。一开始它们两个都不敢靠近彼此，后来慢慢地熟悉起来了。淇淇从来不欺负珍珍。

董卿：本来就不应该欺负珍珍，男的怎么能欺负女的呢？

刘仁俊：怕老婆。（全场笑）

董卿：那个时候还不是老婆呢！后来配对成功了吗？

刘仁俊：没有。后来珍珍因为间质性肺炎去世了。

董卿：淇淇会觉得很难过吗？

刘仁俊：当然。一天到晚就“叽叽叽叽”叫，到处找珍珍，很可怜的。起码要过个年把（一年左右）才能慢慢平静下来。

董卿：珍珍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给淇淇找到过其他的同伴了吗？

刘仁俊：捕不到白豚了。我们带了六十几个渔民，带了好多船到长江里跑，找不到啊。后来白豚没有了。

董卿：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看不到白豚了？

刘仁俊：应该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白豚在长江里是没有敌人的，它的敌人是什么？是人。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们长江流域有一千一百多个湖泊，由于农田灌溉的需要在那儿建坝建闸，完全把生态系统破坏了。二是长江的渔民要生活，开着电捕鱼船沿长江走，把大大小小的鱼都杀死了。第三个理由就是船体本身，螺旋桨会直接把白豚的头脑打得稀巴烂。（看屏幕）这个是一斩两段。

董卿：所以后期就没有办法再把淇淇放回长江里了。它在这二十多年里给我们水生所提供了多少科学价值呢？

刘仁俊：淇淇造就了一代科学家。要是没有白豚研究，就不能有长江江豚保护的成功。淇淇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人家一说到淇淇，都竖大拇指。

董卿：被人们称为“白豚妈妈”的陈佩薰教授也说过，淇淇是很伟大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把了解这个物种的钥匙。

刘仁俊：2002年7月14日，余秉芳给我打电话说：“刘老师，淇淇走了，你赶快去吧。”我当时不想去。他们要我去，无非是要我动刀子。你说，我养了它二十几年，我舍得去动刀子吗？为了做好标本，要把皮和脂肪割开，把内脏分出来，我不忍心哪。你说，我动手把白豚“千刀万剐”，我心里舒服吗？

董卿：1980年1月11日到2002年7月14日，这是您跟淇淇的二十二年缘分。最后当您看到它静静地躺在那里的时候，您很难过吗？

刘仁俊：它孤独了一辈子，这一点我对不起它，没给它找个伴。

董卿：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在寻找白豚，您觉得这种等待是无望的吗？

刘仁俊：白豚是功能性灭绝，因此还不能说它完全灭亡了。我们希望有朝一日，再在长江的某个地方钻出一头白豚。我们的保护区建成了，在还有可能的时候，我们大家行动起来，这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功劳。（掌声）

董卿：谢谢刘老师，谢谢大家！我想让大家听一段声音。（现场播放声音）这是一种鸟叫声，它叫欧鸥鸟，非常可爱，生活在夏威夷的考艾岛。这种鸟一辈子只有一个伴侣，一般雄鸟在鸣叫的时候雌鸟会应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只雄鸟求偶的声音，但因为它是这个世界上这种物种的最后一只雄鸟，所以它永远也不可能等来那只雌鸟对它的应和。

（屏幕播放下列已经灭绝的动物：旅鸽，由于人类过度捕杀，于1914年灭绝；袋狼，由于人类大量捕杀，于1936年灭绝；爪哇虎，由于人类疯狂捕杀，于1983年灭绝；金蟾蜍，由于全球变暖和环境污染，于2006年灭绝；台湾云豹，由于人类过度捕杀和栖息地被破坏，于2013年灭绝……）

每个物种的灭绝也是生物进化论的一个自然规律，但它原本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缓慢的过程。只是今天，物种灭绝的速度是以前的一千倍，南极狼、爪哇虎、旅鸽……都没有了。所以，下一个会是谁？就看我们怎么去做了。

刘仁俊：对啊。今天我要朗读林语堂的《大自然的享受》片段，谨以此篇献给我永远的朋友——淇淇。

读本 大自然的享受（节选）（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林语堂

因版权原因，未收录原文

一个真正的人，必须立足于人世，享受人间的生活。林语堂觉得人生就像一首诗，有自己的韵律和节拍。人如果活到七十岁，那能够享受的生活，能够获得的智慧，是十分丰富的。所以，林语堂提倡一种“生活的艺术”，亦即享受一种“闲适”的生活，生活的范围广阔无垠，既有自身，也有家庭，还有大自然。

——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 陈漱渝

朗读者 阿来 A LAI

他是茅盾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他从茶马古道上一个偏僻、贫困、闭塞的小村庄走向了顶级的文学殿堂。他的文学之旅充满了等待，等待知识改变命运，等待文字改变世界。他就是作家阿来。

阿来生于四川西北部的藏区，从小生活的山寨只有二十多户人家。他当过拖拉机手，也当过小学、中学教师，师范中专是他迄今为止的最高学历。他在1994年写完《尘埃落定》，那时他三十五岁。这本书历经波折，直到1998年才得以出版，却在两年后就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时，他还是《科幻世界》杂志主编。值得一提的是，《科幻世界》在他手中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

阿来是用汉语书写藏区的最广为人知的作家，他的《格萨尔王》《瞻对》都在传达他对川属藏族文化的现代反思。然而，他不喜欢别人称他为“藏族作家”，在他看来，文学的好坏与民族无关。尽管民族性是他的小说最显著的特色，但他一再强调，他不是为了所谓“少数民族风情”而写作。他笔下的村庄，不仅仅是藏族村庄，更是人类的村庄；他写出的寓言，是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寓言。

朗读者访谈

董卿：《尘埃落定》里有一个二少爷，他是个傻子，是个被嘲弄，被边缘化，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孩子。这个角色里会有一些您童年的影子吗？

阿来：我童年时代的东西的确在二少爷傻子身上多一点。一般来讲，苦出身的孩子不应该敏感，但是我恰恰不知道为什么就会那么敏感。我们家出身不是很好，人民公社时期嘛，慢慢就比较边缘了。一个五岁多、不到八岁的小孩已经被告知，这个世界上的好事情跟你没有关系，用今天我们的话讲就是，你不想成为一个旁观者，但其实你已经成了一个旁观者。

董卿：但是您从小读书成绩特别好，对吗？

阿来：对，我一看到文字就充满兴趣。刚开学一周时间，我就把语文课本看完了。那个时候我们乡村又没什么书，外界就有一条公路通过，有时候从汽车上掉下来一张破报纸，我都会把它捡起来，从头看到尾。

董卿：1977年恢复高考真的给您带来了一次机会。

阿来：对。记得考试前一天，我晚上十二点下班。回到工地的工棚里吃了点东西，借一辆自行车，打着手电，骑二十来公里，两个多小时。土路、山路，上坡、下坡，骑到县城，还没天亮。冬天很冷啊，我没有睡觉，等到天亮，考试，考完就回去了。然后就天天等。那时候我们工地附近几公里有个小邮局，要走一个多小时，我差不多每天去一趟。问到一个多星期以后人家都知道我了，很远地看见我就跟我摇手说：“你回去吧，没有。”等到我都几乎不再等的时候，有一天我从邮局经过，突然有人说：“有你的信了！”我一打开，是我们当地的一所师范学校发来的录取通知书。那是我真正读书的开始。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图书馆，虽然学校的图书馆规模不大，也就只有几千册书吧，可当时我哪儿见过这么多书啊！我就泡在图书馆里，后来慢慢地跟图书馆的老师认识了，平时下班就故意让他们把我关在里头，我在里头读通宵。（掌声）

董卿：您是从1994年开始写《尘埃落定》的吗？

阿来：对。1989年我同时出了两本书，那时候被旁边人叫诗人、作家。这两个词，不管今天贬值了多少，我内心至今都觉得是非常神圣的。我觉得我当不起。从1989年底开始一直到1994年，我一个字都没写过。那时候我们正在省里开一个青年作家创作会，开完会下山，大家都上了中巴车了，我却背个双肩包下来了。没有任何预估，我顺着大渡河河边往上游走，我的家乡也在上游。结果这一走，我差不多走到了源头。

董卿：走了多少公里？

阿来：七八百公里吧。这一次走下来，我觉得我好像领悟到了一点儿什么，我开始严肃地对待文学这件事。有时我一天就走二三十公里，在清晨、黄昏、暴风雨之前、暴风雨之后。那种美给你的震撼慢慢会内化到你自己的情感和精神里去。重新书写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语言好像都受了那些影响。

董卿：就像后来您写《尘埃落定》，第一行字就是“那是个下雪的早晨”。

阿来：其实那时候是夏天，我家窗户外有一面山坡，白桦树很清新，刚刚发芽。突然一下，我好像想写东西，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儿子七八岁了，他坐在那儿，我对他说：“你爸是天才！”（全场笑）

写到秋天，那些人开始一个一个走向他们的结局。白桦树也开始落叶，开始凋零了。我写完小说的那一天，我一看树林，树叶早掉光了。

董卿：但当时您肯定没有想到，这样一部充满激情写的、认为天才般的作品，它的出版让您等了那么长时间。

阿来：对呀，我想过几天就是风行天下，洛阳纸贵了。结果，去一家说不行，去两家，不行……一直去了十几家。

董卿：为什么说不行？

阿来：很多人说，这个小说写得还可以吧，但是太高雅了。今天市场化，读者不喜欢这样的东西，读者喜欢更通俗的东西，比如琼瑶的。我说，我不会写那种东西，就会写我的。我还说，没人出就算了，现在不出，总有一天会出。这本书只有一种情况可以改，你们发现错别字，就请改一下；如果没有就算了。

董卿：是不是您在写作过程中，感觉自己和“作家”这两个字匹配了？

阿来：对啊。后来有朋友问我这一年干什么了，我说，我干了一件对得起我自己的事情。我知道我这辈子是可以干这件事情的。

董卿：当您可能等得又一次失去了信心的时候，机会又来了。

阿来：对。我写完这本书都已经四年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个编辑跟我说，我们听说你有部小说，给我们看看吧。过了一个多月他们说，把合同签了吧。当时签的合同，我记得是印两万册。后来我回成都不久又接个电话，说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我说，什么事？是不是又反悔了？（全场笑）他说，不是，我个人太喜欢这本书了。白天看了不算，晚上回去看，看了个通宵就看完了，自己很激动。早上敲社长的门说，这本书印两万册太少了，我们得印个十万八万的。（全场惊叹）

董卿：1998年到现在整整二十年，这本书一再再版，到目前为止销售已经超过了两百万册吧？

阿来：两百多万。我们肯定都等待过什么，对我自己来讲，比如等一本词典、一个通知书。如果我们一辈子都把每个等待的具体目标固化在物质层面上，听起来也无可厚非，但有点悲哀。在成年以后，我觉得更多的建设应该放在我们自己的心灵和情感上。

董卿：我非常赞成，其实所谓等待，就是在寻找一种使命。您今天要为大家朗读什么呢？

阿来：还是朗读《尘埃落定》。

董卿：“尘埃落定”四个字本身就有等待的含义。

阿来：我把这段朗读献给滋养了这本书的民族和土地，当然这片土地也滋养了我。

读本 尘埃落定（节选）

阿来

我想，麦其家的傻瓜儿子已经升天了，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明亮的星星挂在眼前。是沉重的身躯叫我知道自己还活着。我从碎石堆里站起来，扬起的尘土把自己给呛住了。

我在废墟上弯着腰，大声咳嗽。

咳嗽声传开去，消失在野地里了。过去，在这里，不管你发出什么声音，都要被官寨高大的墙壁挡住，发出回声。但这回，声音一出口，便消失了。我侧耳倾听，没有一点声音，开炮的人看来都开走了。麦其一家，还有那些不肯投降的人都给埋在废墟里了。他们都睡在炮火造成的坟墓里，无声无息。

我在星光下开始行走，向着西边我来的方向，走出去没有多久，我被什么东西绊倒了。起身时，一支冷冰冰的枪筒顶在了脑门上。我听见自己喊了一声：“砰！”我喊出了一声枪响，便眼前一黑，又一次死去了。

天亮时，我醒了过来。麦其土司的三太太央宗正守在我身边哭泣，她见我睁开眼睛，便哭着说：“土司和太太都死了。”这时，新一天的太阳正红彤彤地从东方升起来。

她也和我一样，从碎石堆里爬出来，却摸到解放军的宿营地里了。

红色汉人得到两个麦其土司家的人，十分开心。他们给我们打针吃药，叫他们里边的红色藏人跟我们谈话。他们对着麦其官寨狠狠开炮，却又殷勤地对待我们。红色藏人对我们说啊说啊，但我什么都不想说。想不到这个红色藏人最后说，按照政策，只要我依靠人民政府，还可以继承麦其土司位子。

说到这里，我突然开口了。我说：“你们红色汉人不是要消灭土司吗？”

他笑了，说：“在没有消灭以前，你可以继续当嘛。”这个红色藏人说了好多话，其中有我懂得的，也有不懂得的。其实，所有这些话归结起来就是一句：在将来，哪怕只当过一天土司，跟没有当过土司的人也是不一样的。我问他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咧嘴一笑，说：“你总算明白了。”

队伍又要出发了。

解放军把炮从马背上取下来，叫士兵扛着，把我和央宗扶到了马背上。队伍向着西面逶迤而去。翻过山口时，我回头看了看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看了看麦其土司的官寨，那里，除了高大的官寨已经消失外，并看不出多少战斗的痕迹。春天正在染绿果园和大片的麦田，在那些绿色中间，土司官寨变成了一大堆石头，低处是自身投下的阴影，高处，则辉映着阳光，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望着眼前的景象，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一小股旋风从石堆里拔身而起，带起了许多的尘埃，在废墟上旋转。在土司们统治的河谷，在天气晴朗，阳光强烈的正午，处处都可以遇到这种陡然而起的小小旋风，裹挟着尘埃和枯枝败叶在晴空下舞蹈。

今天，我认为，那是麦其土司和太太的灵魂要上天去了。

旋风越旋越高，最后，在很高的地方炸开了。里面，看不见的东西上到了天界，看得见的是尘埃，又从半空里跌落下来，罩住了那些累累的乱石。但尘埃毕竟是尘埃，最后还是重新落进了石头缝里，只剩寂静的阳光在废墟上闪烁了。我眼中的泪水加强了闪烁的效果。这时候，我在心里叫我的亲人，我叫道：“阿爸啊！阿妈啊！”

我还叫了一声：“尔依啊！”

我的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痛楚。

队伍拥着我翻过山梁，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留在山谷里的人还等在那里，给了我痛苦的心一些安慰。远远地，我就看见了搭在山谷里的白色帐篷。他们也发现了解放军的队伍。不知是谁向着山坡上的队伍放了几枪。我面前的两个红色士兵哼了一声，脸冲下倒在地上了，血慢慢从他们背上渗出来。好在只有一个人放枪。枪声十分孤独地在幽深的山谷里回荡。我的人就呆呆地站在那里，直到队伍冲到了跟前。枪是管家放的。他提着枪站在一大段倒下的树木上，身姿像一个英雄，脸上的神情却十分茫然。不等我走近，他就被人一枪托打倒，结结实实地捆上了。我骑在马上，穿过帐篷，一张张脸从我马头前滑到后面去了。每个人都呆呆地看着我，等我走过，身后便响起了一片哭声。不一会儿，整个山谷里，都是悲伤的哭声了。

解放军听了很不好受。每到一个地方，都有许许多多人大声欢呼。他们是穷人的队伍，天下占大多数的都是穷人，是穷人都要为天下终于有了一支自己的队伍大声欢呼。而这里，这些奴隶，却大张着愚不可及的嘴哭起他们的主子来了。

我们继续往边界上进发了。

两天后，镇子又出现在我们眼前，那条狭长的街道，平时总是尘土飞扬，这时也像镇子旁边那条小河一样，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队伍穿过街道。那些上着的门板的铺子里面，都有眼睛在张望，就是散布梅毒的妓院也前所未有的安静，对着街道的一面，放下了粉红色窗帘。

解放军的几个大官住在了我的大房子里。他们从楼上望得见镇子的全部景象。他们都说，我是一个有新脑子的人，这样的人跟得上时代。

我对他们说我要死了。

他们说，不，你这样的人跟得上时代。

而我觉得死和跟不跟得上时代是两码事情。

他们说，你会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好朋友。你在这里从事建设，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在每一个地方都建起这样漂亮的镇子。最大的军官还拍拍我的肩膀，说：“当然，没有鸦片和妓院了，你的镇子也有要改造的地方，你这个人也有需要改造的地方。”

我笑了。

军官抓起我的手，使劲摇晃，说：“你会当上麦其土司，将来，革命形势发展了，没有土司了，也会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但我已经活不到那个时候了。我看见麦其土司的精灵已经变成一股旋风飞到天上，剩下的尘埃落下来，融入大地。我的时候就要到了。我当了一辈子傻子，现在，我知道自己不是傻子，也不是聪明人，不过是在土司制度将要完结的时候到这片奇异的土地上来走了一遭。

是的，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的。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这部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

——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

朗读者 杨惠姗 张毅 YANG HUI SHAN ZHANG YI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等待在最初的时候并不被理解，有些等待背负着难以想象的代价。三十年前，杨惠姗是台湾影坛炙手可热的电影明星，曾主演一百二十多部电影，凭《小逃犯》和《我这样过了一生》成为台湾金马奖历史上第一个两年连庄最佳女主角。她的丈夫张毅则是台湾新浪潮电影最具代表性的导演，曾凭借《我这样过了一生》获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奖。谁也没有想到，1987年，就在两个人事业处于巅峰的时候，他们毅然转身，退出了影坛。

他们一切归零，从头开始，把全部身心、全部家当都投入了陌生的琉璃艺术。中国的琉璃艺术历史悠久，最早在商、周就有记载，到了汉代，琉璃制作工艺已十分成熟。然而现在，这项工艺竟面临着失传的危险。杨惠姗、张毅夫妇决定找回中国的琉璃艺术，同时在这过程中寻找到内心的平和。

他们在台湾创立了第一个琉璃工作室——琉璃工房。从艺人到匠人，他们相互扶持，用了三十年时间潜心钻研，终于恢复了失传两千多年的琉璃脱蜡铸造法。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到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杨惠姗和张毅的艺术作品创下了二十多家世界级重要博物馆的收藏纪录。琉璃工房成为当今华人世界最具规模的琉璃艺术和文化品牌之一，他们夫妇二人也成为中国现代琉璃艺术的主要推动者。

他们用时间熬成了最美的艺术，也用时间成就了最美的爱情。

朗读者访谈

董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你们二位在台湾影坛炙手可热，获奖无数。那也是一段很辉煌的岁月。

张毅：现在看当然感触很大。

杨惠姗：好像在看别人一样，都觉得好像是另一个人，另一个世界。

董卿：为什么突然就从电影人变成了手艺人？

张毅：在拍电影《我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接触到所谓的水晶玻璃，很有意思。我觉得它像生命一样，看起来非常华丽、庄严，但是一不小心掉到地上就破了。

董卿：白居易说：“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杨惠姗：我当它是一个缘分，像生命中注定的。你看，莫名其妙拍了一百多部电影，现在回头想起来，其实好像是在为琉璃创作做生命的学习。

董卿：可是就琉璃来讲，二位毕竟是门外汉，你们怎么开始的？

杨惠姗：从零，甚至可以说从负数开始。

张毅：有一种工艺叫水晶玻璃的脱蜡铸造法，当时只有法国人会做，那是他们的祖传秘方，他们是不可能卖给你的。我们觉得那没什么了不起，就从买蜡烛、煮蜡烛开始，研究这种工艺。

董卿：拿铁锅煮蜡烛？（笑）

张毅：是的，我成了她一辈子的笑话。十五万的投资，大概半年就没了。惠姗几乎所有的积蓄都被悉数烧光了，哥哥、姐姐、爸爸的房子同时抵押，都烧完了以后，还有大量的负债，我记得有七千五六百万新台币吧。那时候惠姗负责研究、开发，我负责借钱。

董卿：（笑）去哪里借钱？

张毅：朋友一听张毅的电话都不接了，就知道我要干吗。银行第一次贷完了，还是不够，又去。有时候他们调侃我说：“张毅又来银行了，怎么老看到你啊，杨惠姗呢？”我就叫惠珊过去，我们两个站那儿，后来才发现他们就是看看我们而已。有时候我们站着，他们就解散，去吃午饭了。

杨惠姗：我知道张毅会很难过，我觉得还好，我的个性一向很阳光，所以我觉得碰到事情就是碰到了嘛，反正两个人一起嘛。

董卿：您在创作中一定遇到过很多很多次失败，是吗？

杨惠姗：我们的制作工艺分为十二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会经历上千万次失败，因为每一道工序都有很专业的技术，我们是一窍不通，每天都跟在猜谜一样：是不是水多了？是不是水少了？

张毅：就会发生我们最有名的惨剧。

杨惠姗：那个炉子烧了。

张毅：已经山穷水尽了，一个炉子又是八十万到一百万新台币，而且烧了炉子还不知道为什么。

董卿：听说淡水琉璃工房有一个琉璃冢，所有失败的作品都在里面堆成山。

张毅：以前烧出了一匹马，一看，腿没有了。可你真的下不了手砸它，于是就找了一个五六米大的坑，把它搁进去。后来我们就说，那是一个琉璃冢。

董卿： 里面有多少件作品？

张毅：难以想象，堆积如山。

杨惠姗：几百上千的。（掌声）

董卿：你们没有觉得走不下去了吗？

张毅：我们会跟自己说，虽然是失败了，但这是中国琉璃工艺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造型。

董卿：为了让我们民族失传了两千多年的一种工艺能重见天日。

杨惠姗：是的。

张毅：我们在国外展览，无意间有别的国家的学者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不去看一下河北满城的中山靖王墓？金缕玉衣边上有两个耳杯，那就是中国最早出土的、用铸造法做的琉璃文物。我们两个人都非常难过，为无知惭愧啊。从此我们反而有了一个很大的冲劲，就是要告诉全世界，中国人早就有了脱蜡铸造。（掌声）

董卿：当年第一件成功的作品是什么？

杨惠姗：《第二大愿》。琉璃是佛家七宝之一，《药师经》的“第二大愿”说的是：“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彻，净无瑕秽……”

张毅：我觉得它是一种状态，就是你真正有智慧的时候，你应该自己变成透明的，没有任何杂质。

董卿：第一件成功的作品是在你们创立琉璃工房多长时间之后出现的？

杨惠姗 张毅：（一起）四五年以后。

董卿：我听说张老师经常叫惠姗姐“愣子”。她干起活来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愣？

张毅：我没什么耐性，我做一点事超过四十五分钟就想去看看别的；她一坐下是不动的，她可以三天三夜、一个礼拜都不动。有时，半夜一点我醒过来，身边没人；三点醒来，还是没人；七点醒来，还是没有人。一天这样，两天这样。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假设有一天早上伙伴告诉我说杨小姐走了，我是不是立刻决定不要再做了，我们放弃。后来我想，对于她这样的人来说，做下去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有时候他们说她一站四十几个小时，腿都水肿了，她自己都不知道。

杨惠姗：（点头）

董卿：在最难的时候有没有相互埋怨？

杨惠姗：不可以。我觉得能够在一起做就很开心了，那个才是最重要的。1998年他心肌梗死，当时我的眼泪真的就是直接掉下来，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工作在一起，当然生活在一起，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是两个人一起，这个人怎么可以不在了？所以他在病房的时间，我就带着我的工具和图在病房里做。其实心是慌的，我就是要抓回我们一起工作的感觉。

董卿：为什么当时做出来的是这样一件作品？

杨惠姗：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在病房里一面看着他，一面做这件作品。后来，他给取名叫《倾听》，很能说明当时的感觉，就是倾听生命，倾听无常。

董卿：余光中先生特地为你们俩创作了一首诗《琉璃观音》，他是这样写的：“这琉璃的清凉世界/原来在酷焰中炼就/看我，已百害不侵”。

杨惠姗：我们一直认为做琉璃的过程中挫折很多，很辛苦，某种程度上我们越来越觉得做琉璃是一种修行。

董卿：今天你们要为我们朗读什么呢？

张毅：我想透过丰子恺先生的作品，用“渐”字提醒人们，这个世界存在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谨以此篇献给普天之下虽然挫折不断却仍然乐观奋斗的所有朋友。

读本 渐

丰子恺

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在不知不觉之中，天真烂漫的孩子“渐渐”变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侠的青年“渐渐”变成冷酷的成人；血气旺盛的成人“渐渐”变成顽固的老头子。因为其变更是渐进的，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日一日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渐进，犹如从斜度极缓的长远的山坡上走下来，使人不察其递降的痕迹，不见其各阶段的境界，而似乎觉得常在同样的地位，恒久不变，又无时不有生的意趣与价值，于是人生就被确实肯定，而圆滑进行了。假使人生的进行不像山坡而像风琴的键板，由do忽然移到re，即如昨夜的孩子今朝忽然变成青年；或者像旋律的“接离进行”地由do忽然跳到mi，即如朝为青年而夕暮忽成老人，人一定要惊讶、感慨、悲伤，或痛感人生的无常，而不乐为人了。故可知人生是由“渐”维持的。这在女人恐怕尤为必要：歌剧中，舞台上的如花的少女，就是将来火炉旁边的老婆子，这句话，骤听使人不能相信，少女也不肯承认，实则现在的老婆子都是由如花的少女“渐渐”变成的。

人之能堪受境遇的变衰，也全靠这“渐”的助力。巨富的纨绔子弟因屡次破产而“渐渐”荡尽其家产，变为贫者；贫者只得做佣工，佣工往往变为奴隶，奴隶容易变为无赖，无赖与乞丐相去甚近，乞丐不妨做偷儿……这样的例，在小说中，在实际上，均多得很。因为其变衰是延长为十年二十年而一步一步地“渐渐”地达到的，在本人不感到什么强烈的刺激。故虽到了饥寒病苦刑笞交迫的地步，仍是熙熙然贪恋着目前的生的欢喜。假如一位千金之子忽然变了乞丐或偷儿，这人一定愤不欲生了。

这真是大自然的神秘的原则，造物主的微妙的功夫！阴阳潜移，春秋代序，以及物类的衰荣生杀，无不暗合于这法则。由萌芽的春“渐渐”变成绿荫的夏；由凋零的秋“渐渐”变成枯寂的冬。我们虽已经历数十寒暑，但在围炉拥衾的冬夜仍是难于想象饮冰挥扇的夏日的心情；反之亦然。然而由冬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夏，由夏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冬，其间实在没有显著的痕迹可寻。昼夜也是如此：傍晚坐在窗下看书，书页上“渐渐”地黑起来，倘不断地看下去（目力能因了光的渐弱而渐渐加强），几乎永远可以认识书页上的字迹，即不觉昼之已变为夜。黎明凭窗，不瞬目地注视东天，也不辨自夜向昼的推移的痕迹。儿女渐渐长大起来，在朝夕相见的父母全不觉得，难得见面的远亲就相见不相识了。往年除夕，我们曾在红蜡烛底下守候水仙花的开放，真是痴态！倘水仙花果真当面开放给我们看，便是大自然的原则的破坏，宇宙的根本的摇动，世界人类的末日临到了！

“渐”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极微极缓的方法来隐蔽时间的过去与事物的变迁的痕迹，使人误认其为恒久不变。这真是造物主骗人的一大诡计！这有一件比喻的故事：某农夫每天朝晨抱了犊而跳过一沟，到田里去工作，夕暮又抱了它跳过沟回家。每日如此，未尝间断。过了一年，犊已渐大，渐重，差不多变成大牛，但农夫全不觉得，仍是抱了它跳沟。有一天他因事停止工作，次日再就不能抱了这牛而跳沟了。造物的骗人，使人留连于其每日每时的生的欢喜而不觉其变迁与辛苦，就是用这个方法的。人们每日在抱了日重一日的牛而跳沟，不准停止。自己误以为是不变的，其实每日在增加其苦劳！

我觉得时辰钟是人生的最好的象征了。时辰钟的针，平常一看总觉得是“不动”的；其实人造物中最常动的无过于时辰钟的针了。日常生活中的人生也如此，刻刻觉得我是我，似乎这“我”永远不变，实则与时辰钟的针一样地无常！一息尚存，总觉得我仍是我，我没有变，还是留连着我的生，可怜受尽“渐”的欺骗！

“渐”的本质是“时间”。时间我觉得比空间更为不可思议，犹之时间艺术的音乐比空间艺术的绘画更为神秘。因为空间姑且不追究它如何广大或无限，我们总可以把握其一端，认定其一点。时间则全然无从把握，不可挽留，只有过去与未来在渺茫之中不绝地相追逐而已。性质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议，分量上在人生也似乎太多。因为一般人对于时间的悟性，似乎只够支配搭船乘车的短时间；对于百年的长期间的寿命，他们不能胜任，往往迷于局部而不能顾及全体。试看乘火车的旅客中，常有明达的人，有的宁牺牲暂时的安乐而让其座位于老弱者，以求心的太平（或博暂时的美誉）；有的见众人争先下车，而退在后面，或高呼“勿要轧，总有得下去的！”“大家都要下去的！”然而在乘“社会”或“世界”的大火车的“人生”的长期的旅客中，就少有这样的明达之人。所以我觉得百年的寿命，定得太长。像现在的世界上的人，倘定他们搭船乘车的期间的寿命，也许在人类社会上可减少许多凶险残惨的争斗，而与火车中一样地谦让，和平，也未可知。

然人类中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寿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们能不为“渐”所迷，不为造物所欺，而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故佛家能纳须弥于芥子。中国古诗人（白居易）说：“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英国诗人（Blake）也说：“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国；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是永劫。”

一九二八年芒种

当时的朋友中浙江人居多，那一批浙江朋友们都有一股清气，即日常生活也别有一般趣味，却不像普通文人风雅相高。子恺于“清”字之外又加上一个“和”字。他的儿女环坐一室，时有憨态，他见着居然微笑；他自己画成一幅画，刻成一块木刻，拿着看着，欣然微笑；在人生世相中他偶然遇见一件有趣的事，他也还是欣然微笑。他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黄山谷尝称周茂叔“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我的朋友中只有子恺庶几有这种气象。

——美学家、文艺理论家 朱光潜

朗读者 程不时

2017年5月5日，一架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大型喷气式客机C919腾空而起，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耳畔。在观看首飞的欢呼的人群中，有一位老人仰望天空，眼里饱含泪水。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飞行设计师、C919专家顾问团成员——程不时。为了这一刻，他足足等了四十八年。

1930年，程不时出生于湖南醴陵。他的少年时代，正是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他曾亲眼见过“飞虎队”和日本敌机在空中搏斗，心中很早就立下“设计飞机”的宏愿。1947年，程不时考入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开始一步步开启他梦寐以求的飞机设计事业。1956年，他临危受命担任我国第一飞机设计室总体设计组组长，年仅二十六岁。两年后，歼教－1首飞成功，这是中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然而，程不时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大飞机。

1970年8月，中国启动“708”工程，开始研发大型客机运－10，程不时担任副总设计师。运－10的研制，足足花了十年，直到1980年才首飞成功。它曾七次飞抵西藏拉萨，是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飞跃“世界屋脊”的飞机。可惜由于缺乏后续资金，运-10计划最终搁置，成为程不时心中挥之不去的遗憾。1986年，程不时提前四年退休，但他仍会花大量时间撰写相关意见，为研发大飞机奔走呼告。值得高兴的是，他最终等来了C919成功首飞，这位空中梦想家一生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朗读者访谈

董卿：2017年5月5日，您作为专家顾问团成员观看了C919的首飞，听说那天您拄着拐杖，从头到尾站着看了全过程。

程不时：是的。（屏幕播放C919首飞视频资料和对程不时的采访，他说：“今天我在起飞的现场亲眼看到C919腾飞。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我心里感到非常高兴。”）我从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就投入到我们祖国航空建设的战线，经历了六十七年的服务与奋斗，所以心潮澎湃，很激动。

董卿：1947年程老就考取了清华大学的航空工程系，可以说那个时候也真正确立了未来的志向。

程不时：我确立了这样的志向，但是时机好像不是太有利。那个时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们的航空工业、科学技术等都不怎么发达，我们确实有一些同学就转了专业，但是我想，我一定要坚持。我非常幸运，在念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要参加天安门前的开国大典，大家一起商量做个什么灯笼。后来大家想，我们是航空系的，就做一架飞机灯，那是一个很大的飞机模型。当我们通过天安门的时候，我看到天安门上刚被选出来的领导人们齐声鼓掌，我当时很感动。他们鼓掌不是说这个灯笼做得多么好，而是表达你们有志为中国制造飞机，这是很值得欢迎的事情。

董卿：1956年，我们国家决定制造第一架飞机歼教－1的时候，就把您招募到这个队伍里当设计组组长。当时设计人员的平均年龄大概是多少？

程不时：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二岁，我当时二十六，已经算老的了。（笑）

董卿：这么年轻的一支队伍来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架飞机，有没有人会质疑你们啊？

程不时：那当然，我在航空工业局一起工作的一些老同事都会趴到我的肩膀上问我，你们设计的飞机飞得起来吗？我觉得很生气，我说，怎么飞不起来？我就是设计飞机的，而且我们的老师也都是很了不起的，他们在全世界和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共事和学习，不要轻视他们。我们会为国家的国防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很好的作用。

董卿：1958年7月26日，歼击教练机－1首飞成功。

程不时：那天确实是里程碑式的日子。试飞完成以后，叶剑英元帅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特别到我们飞机设计单位观看这架飞机的试飞表演。驾驶飞机的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于振武，他在三十多年后也担任了空军司令员，所以说那张照片上有一位元帅、两位司令员，这是很巧的，也是歼教－1研制中的一段历史。

董卿：程老的第二个“第一”就是我们国家第一架自主研造的喷气式民用客机运－10。

程不时：六十年代，周总理访问欧洲，我们是开着螺旋桨飞机出去的，结果有人就嘲笑说，中国还没有进入喷气时代；还有人讽刺说，中国是一只没有翅膀的雄鹰。到了七十年代，一个八月国家给我们下达了任务，要我们研制一种政府出国专机，叫作运－10飞机。

董卿：歼教－1从开始设计到它完成首飞不到两年，但运-10前前后后是十年的时间。

程不时：对。一个是方案设计阶段，一个是技术设计阶段，第三个是发生产图的阶段。我们大概有几十万张图吧，像A4大小的图纸铺开来大概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国外有一句玩笑话：当这些文件、资料、试验报告堆起来的重量跟飞机的起飞重量差不多的时候，这架飞机就差不多可以起飞了。（笑）

董卿：几十万张图纸啊，怎么画出来的呢？

程不时：我们当时已经有了一些CAD（Computer Aided Design，计算机辅助设计）。上海市政府有个计算中心，但是我们的计算量太大，会侵占其他单位的使用时间，因此后来规定晚上十二点以后到早晨六点以前的这段时间是供飞机设计室做研究的。所以我们常常是半夜出行，算到凌晨、清晨，算到曙光出现的时候，才骑个自行车回来。

董卿：不仅工作的条件挺艰苦的，生活的条件也挺艰苦的。

程不时：我们当时的房子好像是十七平方米吧，我们家三代六个人住在房间里，放不下那么多床，已经是双层床了还是不行，于是晚上撑开行军床，我就坐在一个木头箱子上开始编程序。（笑）有一次，房间里烧着煤油炉，我两岁的小孩走过来的时候不小心，一屁股坐到那上面了，都烫伤了。房子太小了，烧饭在里面，住也在里面。不过，即使到了那个程度，人还不是那么脆弱，在任务面前，还是能够奋力去完成。

我们旁边有个飞机工厂，飞机运进厂里修理时是装箱进来的，那个箱子比较大，我们有的设计组看到实在没地方办公了，就把包装箱拿过来，开个门，搬几张桌子进去，坐在箱子里头办公。夏天我们在龙华机场工作，外面是草地，所以有很多蚊虫。大家也有发明创造，比如用报纸把手包起来再绘图，这样做一方面避免蚊虫叮咬，一方面避免汗滴在图纸上。虽然这样工作，但还是完成了很多设计，我觉得人还是很有韧性的。经过我们的艰苦奋斗，终于看到运-10顺利地飞到祖国大地的四面八方，我感到很欣慰。（掌声）

董卿：1980年9月是运－10的首飞时间。

程不时：大家付出了十年的劳动，其实不只是在场的几千人有付出，全国好多地方都贡献了力量。首飞时大家都站在跑道上，其中有一位工程师是挂着一个瓶子来参加的，他动过手术以后，体内的积液还要经过瓶子排出去。但他说，我要亲自看着这架飞机起飞。

董卿：运－10是我们国家第一架能够飞过而不是穿过喜马拉雅山脉的飞机。

程不时：当时的飞机都在山谷里头飞行，所以很危险，常常有飞机掉下来。为了维持飞过喜马拉雅山的这条航线，牺牲了几千名飞行员，那儿的山谷甚至有了“铝谷”之称——布满了飞机撒下来的碎掉的粉。直到我们研制了运－10，它高高地飞在喜马拉雅山的上空，就不在乎再有什么“铝谷”问题了。一年内我们飞了七次。贡嘎机场有个解放军战士站岗，看到来了个大飞机，他问：“这是什么飞机？”人家告诉他，这是中国研制的运－10，是第一次到达拉萨的中国自行设计的飞机。那个战士听见以后，马上举枪敬礼。（掌声）

董卿：1949年10月1日，您和您的同学们做了一个纸飞机的灯笼经过天安门广场；1984年10月1日，运－10模型作为科研成果飞过天安门广场。

程不时：我感到这就是历史。这是一个前进的历史，是逐渐走向辉煌的历史。

董卿：所以有人说，任何伟大的等待都是不会去问值不值得的，不是说有希望才去等，而是等了，就会有希望。今天现场我们还请了两位很特殊的来宾，一位是C919副总设计师赵克良先生，还有一位是C919飞机工程师汤家力，二位好，欢迎你们！

C919很现代化的、宽敞的生产基地里停放着一架运－10，虽然飞机已经显得有些斑驳老旧了，但我想，是不是也有它的意义在其中？

赵克良：是的。在那架飞机下面还有一块大石头，石头上刻着四个字：“永不放弃”。实际上每次我经过这个地方，我的心情都非常澎湃。程老是我们第一代民机设计师，我大概相当于第二代，家力算是第三代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飞机行业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磨难才取得了成果，这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汤家力：程老是我们清华航空系毕业的，我是他的小校友。我相信C919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孙猴子，没有程老和运－10的积累，就没有C919。同时在我们C919的研制过程中，以程老为代表的运－10老专家们也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经验、技术和方法上的指导，让我们非常感激。

董卿：我们期待着能够早日乘坐C919游历世界，期待着那天的到来！（掌声）三位会共同为我们完成今天的朗读吗？

程不时：读一首小诗吧，献给我们新的航空人和年轻的一代。

董卿：从1970年到1980年，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架喷气式民用客机运－10用了十年的时间试飞成功；从2007年到2017年，C919同样十年磨一剑，这其中有几代中国航空人刻苦奉献的精神在传承。当然，有所不同的是，随着国力的强大，随着国运的昌盛，新时代赋予了建设者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就让我们一起等待，遇见更多的奇迹。

读本 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舒婷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驳船

把纤绳深深

勒进你的肩膊；

——祖国呵！

我是贫困，

我是悲哀。

我是你祖祖辈辈

痛苦的希望呵，

是“飞天”袖间

千百年来未落在地面的花朵；

——祖国呵！

我是你簇新的理想，

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

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

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

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

是绯红的黎明

正在喷薄；

——祖国呵！

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

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

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

喂养了

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

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祖国呵，

我亲爱的祖国！

1979年4月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舒婷的诗》

（本诗由程不时、赵克良和汤家力在节目现场，以及八十二岁的ARJ21总设计师吴兴士与孟庆堂、朱林刚、黄宇峰、张建平、周琦炜、蔡志清、曹俊章、孙佳伟、李晓菲、商喜庆、陈丽丽等人在场外共同朗读。）

诗只有三十四行，却用了十四个分号。这些分号内的副句，时长时短，体现着节奏旋律的变化。这首诗带有政治色彩，但它不议论，只描绘，也是一个特色。诗中所有的象征和比喻，既质朴，又漂亮，每一个词都与被描绘的景物、形象紧密契合。诗人既用含有自己民族要素的眼睛观察，又以人民能理解的民族语言手段和表达方法，写出人民内心生活和外部生活的精神实质和典型色调，她感到和说出的也正是同胞所感到和所要说的。

——诗人 蔡其矫

路 Road

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条路？小路、大路、水路、航路、网路……它们串联起了整个世界。而对于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来讲，我们也拥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蹒跚起步便永远无法回头。在这条路上充满欢喜、忧伤、平顺、坎坷、阳光、风雨，这是一条属于我们的人生的路。

“路”这个字是由“足”和“各”组成的，仿佛告诉我们，路在脚下，各自有各自的路。或许是凯鲁亚克《在路上》里的“我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也或许是李娟的“沿着漫漫时光，沿着深沉的畏惧与威严而崎岖蜿蜒至此的道路”。前面是看得见的世界，后面是回得去的家乡。

究竟什么是路？路就是道，道就是规则、法则，道路的故事充满了人生的经验。没有路的时候，心里会彷徨，路多的时候，心里又会迷失。走好选择的路，别只选好走的路。

走进朗读亭

三十三年前的今天是我的生日。妈妈花了很多精力把我一个人带大，我要朗读朱自清的《匆匆》，希望她永远健康。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朗读者 陈维佳（公务员）

我想把阿莱桑德雷的《青春》献给我的同年代的人，要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你轻柔地来而复去，从一条路，到另一条路。

朗读者 张燕（职员、日籍华人）

今天我要朗读一篇路遥的《人生》，送给我的恩师张大诺先生。因为老师的鼓励，我举着放大镜，完成了十八万字的自传体小说。中国有十万名白化症患者，我们其实能走出不一样的人生。

朗读者 刘吟（白化症患者）

我们是朗读者十三（陈金婷）和阿全（冯斌全），来自杭州。我们是在川藏线的路上认识的，九年去了六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不是打卡式的旅行，而是像当地人一样地生活。从相遇开始，旅行就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另一半。我们从旅伴到伴侣，从两个人走到了一家人。旅游不仅仅是消费，也可以让我们成长。有生之年你能感受这个世界，才能尝试到不一样的人生。今天我们要朗读的是三毛的《逍遥七岛游》。

出发总是美丽的，尤其是在一个阳光普照的清晨上路。车子出了城，很快地在山区上爬上爬下，只见每经过一个个的小村落，都有它自己的风格和气氛。

朗读者 陈金婷、冯斌全（旅行达人）

朗读者 陈数 CHEN SHU

在演艺界这样一个热闹喧嚣的领域，陈数是个与众不同的存在。入行十八年，人们对她所塑造的经典角色如数家珍，然而她本人似乎是隐形的。她生活低调，作息规律，什么都不紧不慢。在人们的印象里，她就是一个纯粹的、有实力的女演员。

陈数出身艺术世家，才艺丰富。她曾在东方歌舞团任舞蹈演员，后又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表演。2001年，她凭电视剧《旅人的故事》出道。十几年来，她逐步成为涉足剧目类型最广、诠释角色最为丰富的中国女演员之一，从《新上海滩》里美丽多情的方艳芸到《倾城之恋》中柔弱又倔强的白流苏，从《铁梨花》中锋芒毕露的“女中丈夫”到《正者无敌》中风情万种的二姨太沈虹，陈数饰演的每一个角色都让人回味无穷。她将不同女性骨子里的坚毅与刚强、独立与自尊演绎得入木三分，描摹出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女性群像。她说：“我不太希望为了一个毫无感觉的角色去表演，我还是希望她能跟我的内心有某种层面的感知。”

现在，年过四十的陈数进入了新的人生阶段。年龄没有限制她的发展，反而让她变得更为坚定、果敢。她对行业的认知愈发清晰，对自我的认识也更加明白。陈数已经想好了在这个年纪要做的事，就是从更多的角度去呈现成熟所带来的魅力，这是更年轻时的她做不到的。

朗读者访谈

董卿：二十岁的时候你还是东方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后来你寻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让自己从舞蹈演员变成了影视剧演员呢？

陈数：1997年我遇到了成方圆和王刚两位老师做的音乐剧《音乐之声》，在这部音乐剧中，大女儿是唯一需要演、唱和舞蹈的角色，所以他们从舞蹈演员当中去选择演员。我很感激这部戏的导演钮心慈老师，她是我们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教授。有一天在排练的时候，她看着我说：“你想过以后要干什么吗？”她还说：“如果你喜欢表演，可以考中戏。”我说，可以吗？之后的十分钟之内我就知道，我一定会离开东方歌舞团，去考中央戏剧学院。

董卿：你有这么强烈的预感吗？

陈数：或者我愿意把它形容为我内心特别深层的声音，哪怕之后有一个更理智的声音在跟它对话说：“你不要离开东方歌舞团，你在团里待了那么多年，之后团里就要分很好的房子……”可我心里那个深层的声音依然说：“不，这个时候去上学是最好的时间，不可以再晚了。房子我可以自己努力，自己买。”

董卿：你为了这个决定，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陈数：文化课的部分是我特别紧张的，因为我知道搞舞蹈的孩子从小就被别人说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所以我差不多提前九个月就找了一所学校，很努力地记了好几本大笔记本，好好地学习。

董卿：最后考得怎么样？

陈数：我的分数比表演系录取分数高出一百七十分。

董卿：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学习，那个环境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陈数：我几乎没有一个作业是做对的，永远是错的。因为我满脑子都是舞蹈演员的思维方式，而不是戏剧学院学生表演的方式。

董卿：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开窍了？

陈数：有一天，老师说，用一个物品贯穿人生的四个阶段。我就不知道哪根神经突然被拧开了，迅速想到了口红。我假设这个房间里有一张桌子，我是小朋友，我进入了妈妈的化妆间，把妈妈的口红迅速地以画圆圈的方式抹在了嘴上，心满意足，从此嘴就开始合不上了，永远是嘟着嘴的方式；到了年轻的阶段，我想象自己是一个恋爱中的女孩子，因此很精心很仔细地描自己的唇；到了中年的时候，她已经没有时间能够静下心来，看着镜中的自己；到老年的时候，我想象自己是个奶奶，我来收拾我孙女的房间，房间里乱七八糟，我就把口红一个一个套好。

董卿：的确开窍了。（笑）

陈数：这个作业被我们老师表扬了三天，我觉得受到了鼓励。（笑）

董卿：三十岁那年你获得了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就是参演电视剧《新上海滩》。那个角色是你自己争取来的吗？

陈数：在经历了几年新人的实践过程之后，我发现，我不能这么盲目地等了。有导演朋友跟我说，你很适合年代戏。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在我心里又响起了强烈的声音。因此那一年，收入其实非常有限的我拿出了一半以上的资金……

董卿：一半是指一个月收入的一半吗？

陈数：全年的，然后尝试拍了一组可能大家现在都比较熟知的旗袍造型。

董卿：后来你把这组照片给哪位导演了？

陈数：给了很多人看，但是我没有想到我能够遇到《新上海滩》。

董卿：从方艳芸到陈白露，到白流苏，你穿旗袍的充满风情的形象真的被大家认可，也被大家喜爱。可是你看似并不满足，你在不断地寻找一种突破。

陈数：我是个不安分的人。（笑）我是一个不喜欢在舒适区域里长时间待着的人，如果这一生只能演一个角色，我希望是《暗算》里的黄依依。它为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极好的基石。但是不可否认，我进入四十岁了，开始有一些更年轻的角色是我不适合扮演的了。通常大家会认为，四十岁以后的女演员是不是该演妈？我觉得自己蛮幸运的，其实我没有想到能够遇到《和平饭店》这样优秀的作品。我希望《和平饭店》是一个祝福，祝福我不用陷入一些比较单调的角色里，让我有机缘在未来的十年里还有一些遇到好作品的机会。（掌声）

董卿：你今天想要为大家朗读什么呢？

陈数：刘瑜的一篇非常棒的文章——《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

董卿：你想把它献给谁呢？

陈数：我想把它献给我们家的儿子大象。我在我们家儿子大象的身上充分体会到了什么叫作无条件的爱。而且正因为如此，这种美好的、回馈到我身上的爱的感受也会非常强烈，比方说，我和我们家先生准备去巴厘岛举办婚礼的时候，临出发前我抱着他说：“大象，我跟你爸爸要去结婚了，以后的日子我们要在一起生活了。”（哽咽）这些话我是在对他说，其实也是在对我自己说。这番话对于我来说也像是一个誓言和承诺。

董卿：你还会要自己的孩子吗？

陈数：好好爱他就好了。（掌声）

董卿：这样的一种态度可能也是我们在二十岁的时候所不具备的，所以上天很公平，它在给我们皱纹甚至给我们白发之后，也会给我们智慧。

读本 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

刘瑜

前两天有个网友给我写信，问我如何克服寂寞。

她跟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一样，英文不够好，朋友少，一个人等着天亮，一个人等着天黑。“每天学校、家、图书馆、gym（健身房），几点一线。”

我说我没什么好办法，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克服过这个问题。这些年来我学会的，就是适应它。适应孤独，就像适应一种残疾。

快乐这件事，有很多“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基因、经历、你恰好碰上的人。但是充实，是可以自力更生的。罗素说他生活的三大动力是对知识的追求、对爱的渴望、对苦难的怜悯。你看，这三项里面，除了第二项，其他两项都是可以自给自足的，都具有耕耘收获的对称性。

我的快乐很少，当然我也不痛苦。主要是生活稀薄，事件密度非常低。就说昨天一天我都干了什么吧：

10点，起床，收拾收拾，把看了一大半的关于明史的书看完。

下午1点，出门，找个coffee shop（咖啡店），从里面随便买点东西当午饭，然后坐那改一篇论文。其间凝视窗外的纷飞大雪，花半小时创作梨花体诗歌一首。

晚上7点，回家，动手做了点饭吃，看了一个来小时的电视，回E-mail若干。

10点，看了一张DVD，韩国电影《春夏秋冬又一春》。

12点，读关于冷战的书两章。

凌晨2点，跟某同学通电话，上网溜达，准备睡觉。

这基本是我典型的一天：一个人。书、电脑、DVD。

一个星期平均会去学校听两次讲座。工作日平均跟朋友吃午饭一次，周末吃晚饭一次。

多么稀薄的生活啊，谁跟我接近了都有高原反应。

孤独的滋味当然不好受，更糟的是孤独具有一种累加效应。同样重的东西，你第一分钟举着它和第五个小时举着它，感受当然不同。孤独也是这样，偶尔偷得半日闲自己去看一场电影，和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只能自己和自己喝啤酒，后果当然完全不同。我以前跟一位曾经因为某政治事件而坐过牢的朋友聊天，他描述那几年被单独关押的生活，这样形容：度日如年，度年如日。说得可真确切。

我曾在日记里大言不惭地写道：出于责任感，我承担了全世界的孤独。我的意思是，我不但孤独，而且我的孤独品种繁多、形态各异：在女人堆里太男人，在男人堆里太女人；在学者里面太老粗，在老粗里面太学者；在文青里面太愤青，在愤青里面太文青；在中国人里面太西化，在外国人里面太中国……我觉得上帝把我派到人间，很可能是为了做一个认同紊乱的心理实验。

我其实并不孤僻，简直可以说开朗活泼。但大多时候我很懒，懒得经营一个关系。还有一些时候，就是爱自由，觉得任何一种关系都会束缚自己。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知音难觅。我老觉得自己跟大多数人交往，总是只能拿出自己的一个维度，很难找到和自己一样兴趣一望无际的人。这句话的谦虚版说法是：很难找到一个像我一样神经错乱的人。

有时候也着急。我有幸生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没有吃过多少苦，但是在我所经历过的痛苦中，没有什么比孤独更具有破坏力。这不仅仅是因为错过了亲友之间的饭局谈笑温情，不仅仅因为一个文学女青年对故事、冲突、枝繁叶茂的生活有天然的向往，还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总是需要通过碰撞来保持。长期的孤单中，就像一个圆点脱离了坐标系，有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思考的问题是否真的成其为问题，你时常看不到自己的想法中那个旁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的巨大漏洞，你不知道什么是大，因为不能看到别人的小，你不知道什么是白，因为不能看到别人的黑。总之你会担心，老这样一个人待着，会不会越来越傻？

好像的确是越来越傻。

但另一些时候，又惊诧于人的生命力。在这样缺乏沟通、交流、刺激、辩论、玩笑、聊天、绯闻、传闻、小道消息、八卦、msn……的生活里，没有任何圈子，多年来仅仅凭着自己跟自己对话，我也坚持了思考，保持了表达欲，还能写小说政论论文博客，可见要把一个人意志的皮筋给撑断，也没有那么容易。

“忍受的极限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让我告诉你，忍受是没有极限的。

年少的时候，我觉得孤单是很酷的一件事。长大以后，我觉得孤单是很凄凉的一件事。现在，我觉得孤单不是一件事。至少，努力不让它成为一件事。

有时候，人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绝望。

真正的绝望跟痛苦、悲伤没有什么关系。它让人心平气和，让你意识到你不能依靠别人，任何人，得到快乐。它让你谦卑，因为所有别人能带给你的，都成了惊喜。它让你只能返回自己的内心。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不同的自我，他们彼此可以对话。你还可以学习观察微小事物的变化，天气、季节、超市里的蔬菜价格、街上漂亮的小孩，你知道，万事万物都有它值得探究的秘密，只要你真正——我是说真正——打量它。

当然还有书、报纸、电影电视、网络、DVD、CD，那里面有他人的生活、关于这个世界的道理、音乐的美、知识的魔术、爱的可能性、令人愤怒的政治家……我们九九八十一生都不可能穷尽这些道理、美、爱、魔术的一个小指甲盖，怎么还能抱怨生活给予我们的太少。

绝望不是气馁，它只是“命运的归命运，自己的归自己”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就是说，它是自由。

以前一个朋友写过一首诗，叫《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我想象“文革”中的顾准、狱中的杨小凯、在文学圈之外写作的王小波，就是这样的人。怀才不遇，逆水行舟，一个人就像一支队伍，对着自己的头脑和心灵招兵买马，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我想自己终究是幸运的，不仅仅因为那些外在的所得，而且因为我还挺结实的。总是被打得七零八落，但总还能在上帝他老人家数到“九”之前重新站起来，再看到眼前那个大海时，还是一样兴奋，欢天喜地地跳进去。在辽阔的世界面前，一个人有多谦卑，他就会有多快乐。当罗素说知识、爱、同情心是他生活的动力时，我觉得简直可以和这个风流成性的老不死称兄道弟。

因为这种幸运，我原谅自己经受的挫折、孤单，原谅自己的敏感、焦虑和神经质，原谅上帝他老人家让X不喜欢我，让我不喜欢Y，让那么多人长得比我美，或者比我智慧，原谅他让我变老变胖，因为他把世界上最美好的品质给了我：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如果你还在为自己孤单寂寞怀才不遇举世皆浊我独醒而深深叹息的话，那么让我告诉你，你买不到那个彩票的，别再把你时间的积蓄两块、两块地花出去，回到你的内心，寻找你自己，与心灵深处的他、他们一起出发去旅行。如果你有足够的好奇心，你可以足不出户而周游世界，身无分文而腰缠万贯。人生若有知己相伴固然妙不可言，但那可遇而不可求，真的，也许既不可遇又不可求，可求的只有你自己，你要俯下身去，朝着幽暗深处的自己伸出手去。

学历过度豪华的刘瑜，以简单的真诚，几乎是下意识地超越了学术著作和通俗读物的界限、精英和群众的界限，做到了真正的深入浅出。她无意启蒙，她的书却无疑是近年最好的启蒙读物。

——作家、记者 刘天昭

朗读者 矣晓沅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的路并不是靠双脚走出来的。就像史铁生，在漫长的轮椅生涯中创造出一座文学高峰；就像霍金，不能行走，不能出声，但他伟大的思想没有受到任何束缚。来自清华大学的矣晓沅，也是这样一位“轮椅上的跑者”。

矣晓沅1991年生于云南玉溪，彝族人。六岁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改变了他的生活。他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 一种病因未明、会侵蚀破坏人体关节且目前无法治愈的疾病。在活泼好动的年纪，他逐渐不能再完成下蹲、奔跑、跳跃这些简单的动作，更由于常年的激素治疗，并发了双侧股骨头坏死，十一岁就被永远地困在了轮椅上。

多年病痛的折磨，让矣晓沅的大小关节都严重变形，他不仅无法站立，连手指活动都十分困难。不过，矣晓沅没有向残酷的命运低头，他说：“与其稀里糊涂地活，不如目标明确、生机勃勃地活着，更令人满意。”他拼尽全力，2012年高考时以679的高分被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录取。大四时，他拿到了特等奖学金，这是清华学生的最高荣誉。现在，矣晓沅已被保送到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人工智能研究所，主攻人工智能。他在演讲中说得没错：“如果拥有一颗奔跑的心，轮椅的确困不住我们的身体。”

朗读者访谈

董卿：矣晓沅，这个姓很特别。

矣晓沅：我是彝族，来自云南。这个姓是彝族一个专有的姓。

董卿：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晓沅现在是清华大学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他的专业方向是人工智能，是一枚非常标准的学霸。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观众觉得，很难把你瘦弱的身体和很强悍的学霸之间画上等号。你介意和大家谈一谈你的身体吗？

矣晓沅：非常不介意，因为这本身并不是什么不太光彩的事情。我六岁的时候得了一个叫作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它在医学界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它会侵蚀身体的每一个关节、每一寸骨头。一开始我只是跑不快，跳不高，走不远，到十一岁那年，我终于没有办法再站起来了，就坐上了轮椅。

董卿：坐上轮椅之后，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世界突然变小了？

矣晓沅：我的世界变成了三点一线。对我来说，一本书或者一道题就成了世界的全部。

董卿：你的手指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形的？

矣晓沅：六岁。一开始，我的手握不了拳，后来慢慢地伸不开掌，天冷的时候甚至握笔、握筷子时间长了，都会痛。

董卿：那你怎么完成作业呢？

矣晓沅：这就是读理科的优势，不用写太多字。（笑）我的语文就比较吃亏，经常因为字写得不好，受到额外的减分，我觉得很艰难，心里有时候会有愤怒，想要把一些东西夺回来。我觉得我唯一的武器就是学习，这也是我唯一可以倾尽全力去做好的事。

董卿：对于你来讲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虽然成绩很好，可是在高考结束之后，你还是得去询问很多学校愿不愿意接收像你这样身体条件的学生。

矣晓沅：对，其实当时我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就在我和我的父母焦头烂额的时候，清华大学的招生老师直接打电话到我父亲的手机上，问了我的分数，问了一些我个人的情况后，他给了我一个承诺——清华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位优秀的学生。

董卿：那年清华计算机系在云南一共就招收了两名同学，晓沅是其中之一。梅贻琦校长说过一句话：“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进入清华之后，你就是一名大学生了，你觉得那个时候要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矣晓沅：就是未来四年的路要怎样走。清华校园非常大，有时候一门课到另外一门课要从一个教学楼换到另外一个教学楼，两座楼之间有一公里多到两公里的距离。我必须驾驶着我的轮椅，在人群中、自行车群中穿梭来往。雨特别大的时候我的身体都会被淋湿，淋湿之后身体又会特别痛，还会高烧不止。所以我经常左手吊着点滴，右手写着作业，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因为我没办法去上厕所，所以我不喝水。平时在学校，我给自己限了一个量，不管夏天有多热，或者冬天有多干燥，我只喝一小杯，三百毫升左右，喝完就不再喝了。

董卿：在这样一所大学里有来自全国各地最优秀的学生，所以晓沅刚去清华的时候可能排在全年级中等的水平。

矣晓沅：（笑）尾巴水平，基本偏后的。我们2012级有一百三十几个人，当时我的名次是在九十几名。我自己是一个特别不服输的人，很多时候考试没考好，失败了，但我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我相信凭借我的努力，一定可以追回来。

董卿：你当时追得最辛苦的是哪门课呀？

矣晓沅：编程。每年有非常多的国家级和世界级的金牌选手被保送进清华计算机系，但是对我们，尤其是来自比较偏远的云南地区的、没有接受过计算机专业教育的人来说，学编程真的非常吃力。我就自己一个人在宿舍里，一道题又一道题地练。可能一道题一写就是五个小时，当我写完这道题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五个小时里我可以说是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我把这四年所有学的几十门课都加起来，有两百个学分，我从来没有翘过任何一节课。（掌声）

董卿：我们来看看，到了大一之后晓沅跳到六十九名，到了大二跳到三十一名，到了大三是第九名，到四年级的时候，晓沅拿到了只给十个学生的全校特等奖学金。（掌声）

矣晓沅：颁奖典礼上是邱勇校长为我颁的奖，他还为了感谢我母亲这四年在清华里对我的陪伴，送了一束花给母亲。另外，邱校长送了我一本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董卿：我们都知道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说，古往今来，所有成大事业、做大学问的人都有三个境界，你觉得你现在是处在第一境界还是第二境界？

矣晓沅：我现在应该处于“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潜心科研。

董卿：就是这样的一种精神，让晓沅这名曾经编程不及格的学生最终进入了一个计算机的新的创新项目——人工智能“九歌”的研制团队。

矣晓沅：我们“九歌”团队今天还准备了一份小礼物给董卿老师。

董卿：是吗？

矣晓沅：对。“九歌”是一个自动作诗机器人。

董卿：我看一下，是藏头诗。（读卷轴）“朗诵新诗兴不穷，读书元自有真工。者般本是平生事，妙理何须造化功。”藏的是“朗读者妙”！（掌声）

矣晓沅：对。

董卿：我知道你很喜欢读书，那么你会选择一篇什么样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

矣晓沅：我想朗读的是村上春树的一本小书《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献给我的母亲和我的家人。

董卿：你还记得你最后一次奔跑是在什么时候吗？

矣晓沅：大概是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和我的一个小伙伴慢慢地从教学楼踱步下来，夕阳西下，小伙伴说：“我们来比比赛跑，看谁先跑到学校大门口。”我现在依然记得那时候的情景：夕阳洒在我的身上，风在我的耳边呼啸，胸前的红领巾在飘荡，我能够感觉到速度，我能够感觉到心跳。我的每一步踏在大地上，仿佛是大地心跳的旋律。那幅情景这么多年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一直从父母的身上索取他们的爱，而无以回报。我希望有一天自己最大的梦想能够实现，那就是能站起来，自己独立生活，让我母亲获得属于她的自由。我希望用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用我的知识去改变世界以及他人。

董卿：清华大学在给另外一位同样是残疾的同学魏祥写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来路或许不易，命运或许不公，人生或许悲苦，但是请你足够相信，可以在清华园里找到热爱，追求卓越。”

读本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节选）（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日］村上春树

因版权原因，未收录原文

村上春树是当代日本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人们读他，谈论他，而他本人却一直安静地用文字表达内心。他在这部随笔集中书写永远在路上奔跑的自己，娓娓道来恬淡真实的人生。跑步是他的生活方式，是他日常生活的支柱，因为他坚信，“积极地选择磨难，就是将人生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

——编者

朗读者 刘和平 LIU HE PING

所有人都知道通往成功的道路布满荆棘，但依然有很多勇敢的人义无反顾。刘和平就是这样一位创作者，他主动选择了一条艰苦的写作之路。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条“求难得难的孤独的路”。

在中国的编剧里，刘和平的成长经历可谓独树一帜。他并非科班出身，但成长于戏剧家庭，从小在剧场里长大。他的母亲是湘剧演员，父亲则在剧团做编剧，擅长写戏，对湖南地方戏的把握尤为老到。后来，刘和平考入剧团，做了三年专业长笛演奏员。这些剧团经历对他影响很深，他的很多创作经验都直接来源于中国古典戏曲。

刘和平首次担任影视剧编剧，就写出了一部历史大戏《雍正王朝》。他的创作手法之大胆，在此前的历史剧创作中绝无仅有。这部戏让他获得“飞天奖”优秀编剧奖以及“金鹰奖”最佳编剧奖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争议。业内称他的写法为“无中生有”，也有人挑剔情节不合史实。但刘和平认为，没有人能够创造历史，他能做的只是解码历史。

他以低产闻名，每一部戏都是苦心孤诣。从《雍正王朝》到《大明王朝1566》历时八年，从《大明王朝1566》到《北平无战事》历时七年，他总是用“附体式”的创作方式，反复修改，确保品质。正因为这样，刘和平的每一部戏，几乎都能成为行业标杆，而他本人，也几乎获得了国内所有电视剧奖项的最佳编剧奖。

朗读者访谈

董卿：我发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到现在，三十多年了，您的创作几乎全部都是围绕着历史题材展开的。您对历史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刘和平：从小吧。我妈是戏曲演员，听说怀了我以后，她演《辕门斩子》的杨六郎时还从四张高桌上翻下来。

董卿：哇！

刘和平：爸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编剧，也是写剧本的。

董卿：所以您也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会讲故事的人。

刘和平：这段路就长了。首先是下放农村。在我下放的地方，那些树都是一些小树苗，是禁采的，但是我们要把饭煮熟得有柴火，所以必须要走到四五十华里以外的深山里去砍一担柴回来。

董卿：您要带多少柴回来？

刘和平：一百多斤。半夜必须起来，煮两个红薯，带上一杆禾枪、一把柴刀就出门了；在深山里走到上午十点多，快到十一点了，砍一担一百多斤的柴，再把它挑回来；还没到家天就黑了。我觉得这一段路对我挺有帮助，使我后来遇到困难时能够毫不在意地走过去。所以到后来我写剧本，有时为了追求完美把它写好，心里也就是一个念头：这就相当于我到深山里砍一担柴，总得把它砍了，也总得把它挑回来。（掌声）

董卿：人生往往是这样的，最难最难的路大都是一个人走的，在黑暗中走。

刘和平：后来中央电视台想把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改成电视剧，他们找了好几个人，都没办法把小说改成剧本，就突然想起了我。其中有个最大的困难是，根据戏剧结构，雍正的对立面和他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都必须处于矛盾冲突之中，所以当时我就大胆地让八爷、九爷、十爷、十四爷多活了十年。所以现在你们看到的电视剧《雍正王朝》最后一集是雍正前一天听说八爷死了，他第二天死的。这种改编是很难的。

庄子说：“忘足，屦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忘记了脚，是因为鞋舒服；忘记了腰，是因为腰带舒服；忘记了是非，是因为心里舒服。我给加了一句，忘记了历史，是因为戏舒服。（掌声）

董卿：您很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跟您合作过的一些导演或演员会认为刘老师不是一个很好合作的人，因为您的剧本是一个字都不能改的。

刘和平：还从来没有一个演员说我不好合作，一个都没有。我从来没强迫他们，你可以改，改了以后，只要你能演下去就行，其实他们改完之后就演不下去了。（掌声）因为我不会打字，所以我都是配一个助理，我口述，打字员打。写的时候，机位，包括所有人物的调度，都一定首先呈现在我面前。我在写一个人的戏的时候，一定要附到他身上去，我就是他。

董卿：您这是属于“附体式”的写作。

刘和平：很耗神。所以一句话说不说得出口，一个行为能不能做得出来，一个反应准不准确，我都演过一遍了。

董卿：《北平无战事》的时候，您不仅是编剧，还自己做总制片人。

刘和平：在《大明王朝1566》的时候我就是总制片人。如果不当总制片人，当你把剧本交出去的那一刻，就等于你把女儿交给别人了。他可能给你嫁一个大户人家，也可能把你送到青楼妓院，是不是？这舍不得。所以我必须要有一票否决权，能保证作品的质量。

董卿：但是这样会面临很多新的困难和挑战，比如《北平无战事》的时候，听说您就经历了七次投资，又七次被撤资的这样一个过程。

刘和平：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上山砍柴的经历吗？遇到困难我就上山。南岳衡山的海拔八百米处是我现在住的地方，历史上那儿有个特别了不起的人，叫李密。这个人当过三朝宰相，一旦有政治斗争出现，他就把官一辞，上山到南岳。庐山也一样，庐山也有我自己心目中的榜样在，第一个是陶渊明，第二个就是周敦颐。但凡遇到困难、过不去的坎的时候，就去走近他们，在他们曾经走过的路边走一走，在他们曾经沉吟的地方站一站，哪有他们那么难，也没有他们那么苦。把心性养好了，东山再起。（掌声）

董卿：陶渊明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有些时候需要有这样的定力。

刘和平：定力的基础就是减法，要戒。你必须要明白自己不要哪些东西，比方说名和利。我的第一个剧组解散的时候，我作为编剧一分钱稿费没拿，还赔了一百多万。佛家说的“戒、定、慧”，首先就是舍去很多东西，简单了就好，你就能定下来。我不写《北平无战事》，就不会有人从这个角度，迎着这么大的难度去搞一个这样的东西。发大愿心，得大愿力，最后应该会有一定的好的结果。

董卿：难怪有人评价说，在中国电视剧创作的圈子里，刘和平走的是一条路，其他人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刘和平：就是没人有我这么傻嘛。由于产业化了，每年需要大量的播出集数，一年一万五千集起。哪有那么多的编剧能沉下心来写那么多东西？我现在可以至少叫几十个编剧以我的名义把戏接回来，一年接十个戏是没问题的，然后分包下去让他们写，那钱就海了去了。我现在正在写一个叫《南北朝》的戏，从第一集开始，每一个字我都自己写。也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这样做？我说，今天的观众已经失望不起了，听说刘和平在搞个东西，很多人在等，最后一出来，一看不是我的指纹，观众会失望的。我至少不能让观众失望。一定要说私心，就是要保住晚节，不能在这个年龄把牌子给砸了。

董卿：其实想想也很简单，不为别的，就是不辜负吧。

刘和平：是。

董卿：但是如果一条路只有一个人在走，您不会觉得孤独吗？

刘和平：孤独是人类的本质，没有哪个人说我不孤独。不辜负此生价值的事情，我觉得这种孤独是别人想孤独还得不到的呢。

董卿：是不是也因为这样，所以您没法儿再成个家或者再有个伴儿？

刘和平：那个事不像写剧本。我写一个剧本，只要自己拼命，就能找到剧本这个“爱人”。但现实中那是另外一个个体生命，不是你能写出来的。

董卿：但是也要看您有没有付出像写剧本那么大的努力。

刘和平：那不值得吧，写剧本才值得。（全场笑，鼓掌）

董卿：您今天想为大家读点什么呢？

刘和平：我在文人里面最喜欢的是苏轼，今天想朗诵一段《留侯论》献给大家。

董卿：献给观众吗？

刘和平：这个我真不知道是献给谁。

董卿：汉高祖称留侯张良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人，但是到最后，功成而退、保全性命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孤独。其实不妨献给所有孤独的人。

刘和平：你这个提议非常好，就把它献给一切感到孤独的朋友。

读本 留侯论（节选）

﹝宋﹞苏轼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固圯上老人之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是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古时候所说的豪杰之士，一定有过人的气节。人之常情，通常都有无法忍受之事。普通人被侮辱，往往拔剑而起，挺身搏斗，这不足以称勇敢。天下真正可称大勇的人，突然遇到变故也不惊慌，无端受到触犯也不愤怒，因为他们怀着极大的抱负，志向又非常高远。

张良被桥上老人授予兵书，这件事确实很奇怪，但是怎么知道那老人不是秦朝隐居的高人来考验张良的呢？看老人微微显露自己的用意，都是圣贤相互告诫的道理；世人不加详察，把老人当作鬼怪，这也太荒唐了。而且老人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把兵书给张良。在韩国已灭、秦国正强时，秦国用刀锯鼎镬这样的酷刑残忍地对待天下士人，平白无故被杀头灭族的人数都数不清。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对当时的情况也无能为力。一个执法过分严苛的政权，它的锋芒不可硬碰，它的局势也无可乘之机。张良抑制不住愤怒，想以他个人的力量，通过铁椎一击就达到目的。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张良距离死亡不过毫厘之间，已经非常危险。富贵人家的子弟，不应死在盗贼手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命宝贵，死在盗贼手里实在不值得。张良有超过世人的才华，他不去做伊尹、姜尚那些深谋远虑的大事，却只学荆轲、聂政的行刺，只是侥幸才没有死，这必定是桥上老人为他深感惋惜之处。所以老人故意用傲慢无理的态度深深地羞辱他，让他能够隐忍耐受，这样才可以成就大业。所以老人说：“这年轻人还可以教育。”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袒露上身牵羊来迎。楚庄王说：“国君能这样谦卑而忍受屈辱，一定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于是楚庄王退兵，允许郑国复国。越王勾践被吴国军队困在会稽，他去吴国做奴仆，三年都不懈怠。如果只有向人报复的心志却不能受辱，这是普通人的刚强。桥上老人认为张良才智有余，担心他气量不够，因此深深折辱他年轻人的刚毅锐利之气，让他能忍住小愤怒而成就远大的谋略。为什么这样呢？老人和张良向来不熟悉，突然在野外遇到他，却让他做奴仆干的事，张良自然而然地去做，不以为是冒犯，这正是秦始皇不能让他胆怯、项羽也不能使他激怒的原因所在了。

看汉高祖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一个能忍、一个不能忍罢了。项羽不能忍，因此虽然百战百胜，但是轻易消耗了自己的锐气；汉高祖能忍，保存自己完整的战斗力等到项羽疲累，这是张良教给他的。当韩信攻破齐国想自立为王的时候，汉高祖大怒，愤怒都显露在语言和脸色上，从这可以看出，他还是有刚强不能隐忍的气性，如果不是张良，谁能成全他？

太史公本来以为张良一定是身形魁梧的，谁料到他的身材、长相竟像妇人女子，与他的志向和度量很不符合。啊！这就是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的原因吧！

苏轼的文章行云流水，纵横捭阖。《留侯论》是以《史记·留侯世家》所记载的黄石公授书于张良的故事展开的，它所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勇”。整篇文章告诉我们，忍才是真正的大勇和大智慧。《留侯论》被选入明清时代的很多古文选本，对后代影响极大，明人杨慎评价此文“立论超卓”，是史论文章的典范。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徐建委

朗读者 罗大佑 LUO DA YOU

有人说，罗大佑像极了一个古典文人，既能作出激昂的战斗檄文，充满“大江东去浪淘尽”的气势，又有不少“花褪残红青杏小”式的雅致小品；也有人说，罗大佑的作品对华人世界的影响不止于音乐。他将流行音乐做成了一种文化，一个时代的符号，使我们在音乐之外，看见一个更开阔而诚实的世界。毫无疑问，罗大佑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他创造了华语音乐的一段历史。

罗大佑生在医生世家，从小就被规划了从医的道路。他在医学系读了整整七年书，毕业后在医院放射科工作。那时人们还不知道，这个小伙子有一天会成为乐坛的重量级人物。1982年，罗大佑仿佛横空出世，发表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之乎者也》。这张专辑打破当时流行的民歌曲风，带领台湾流行音乐走向批评与省思的风潮。罗大佑孤傲不羁的形象和摇滚青年式的热血与愤怒也给当时的乐坛带来了颠覆性的冲击。台湾乐评人马世芳说：“罗大佑的出现，改变了台湾一代人听中文歌曲的方式。”

罗大佑说，激发他创作灵感的是人、女人、土地、民族、时代、相聚、分手、生存、死亡。除了这些来自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体悟，文学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养分。他广泛阅读，大量读诗。他的许多作品源于诗，而他所写的歌词也如同可以阅读的诗，即使没有曲调，也仍饱含诗意和深意。他就像漂泊四海的吟游诗人，三十多年的时间，写下四百多首歌曲。用他自己的话说，仿佛是在赶一条回家的路。

朗读者访谈

董卿：没有一个人的人生路是笔直的，因为有很多路口，才有了不同的路。你的第一个路口应该是在当医生还是做音乐之间卡了很久。

罗大佑：我算一算：1977年我写了第一首歌《闪亮的日子》，1987年我到香港以后，给父母写了一封蛮长的信说，我决定要做音乐，不会再回去当医生了，中间有十年的时间。

董卿：为什么要用那么长的时间来做这样一个决定？

罗大佑：我公公生了四个男的，四个女的。后来这四个男的教出来的孙子，连同我妈妈那边，加起来有十几个医生。大家会觉得我选医生这条路理所当然。你去玩音乐？可以，可是不能不回来当医生。

董卿：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做医生和做音乐之间有关联吗？

罗大佑：都是面对生命嘛，对不对？医生是用一种无情的态度在挽救一些有情的生命。但是做音乐，你不断地写曲，不断地创作，其实是在描述一个无情的世界。

董卿：相对于在第一个路口卡了十年，第二个路口是选择离开台湾，那似乎变得非常干脆利落。

罗大佑：因为《之乎者也》和《未来的主人翁》里都提到了一些社会的议题，很多朋友就喊：“加油！罗大佑加油！你要做这个！”（全场笑）自己给自己加了很多压力，我觉得要失掉自己了，过得日夜颠倒。早上七八点才睡觉，要到下午五六点才起来。后来，我觉得大家对我的要求已经到了我说“不行，不行，我得离开了”的程度。

董卿：他们总是觉得应该在你的音乐里听到观点，听到思想，听到抗争，对吗？你似乎代表着某一种……

罗大佑：一种意义嘛。

董卿：你那个时候已经想好了去哪儿吗？

罗大佑：1985年3月9日，我父亲跟我一起去了美国。

董卿：他为什么要陪着你一起呢？

罗大佑：知子莫若父，他知道我很不开心的。正好在1986年，杨凡拍了个电影叫《海上花》，请我到香港去为这部电影作主题曲。我去转了一圈以后，觉得蛮有意思。（屏幕播放罗大佑创作的电影《海上花》的主题曲：“是这般柔情的你/给我一个梦想/徜徉在起伏的波浪中隐隐地荡漾……”）

董卿：香港成为你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落脚点。你在香港生活了将近十年，在千禧年之后你到了北京？

罗大佑：对。2002年，我觉得我想去一个大都市看一看。我从纽约到香港，再到北京，那段时间搬了很多次家，有十几次。我想再找个地方看看自己能不能安身立命。

其实在香港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要不要回到台北定居？但当时我父亲生病了，我必须去纽约看他，就在台北、纽约两地飞来飞去，一直到我父亲1998年在纽约过世，这是另外一段比较漫长的路程。当我姐给我打电话说：“爸走了。”我当时的感觉就是那个字——崩。从你听到第一个声音，一直到遥远的以后，都是这个人在旁边鼓励你。后来照顾父亲的阿姨跟我讲，我父亲过世前两天突然唱起歌来，她就问：“哎呀阿公，你会唱歌啊？”我父亲说：“你不知道啊，罗大佑的歌都是我教他唱的。”我想，我父亲有教过我什么音乐上的东西吗？好像没有。不过我再想，对哦，钢琴是他买给我的，我十八岁那一年考合唱团，电子琴也是我跟他借钱买的。他总是会鼓励我，做音乐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受到欢迎的，你还是要有心理准备。所以我想，虽然他没有亲口教我怎么唱歌，可是他真的是在后面撑着我的力量。（掌声）

董卿：你有没有觉得他走了之后，你跟纽约的关系就可以结束了？

罗大佑：后来我回到台湾，还选择了一条路——结婚。

董卿：（笑）为什么说起来好像满面愁容的样子？

罗大佑：（笑）因为那个婚姻后来没有成功嘛，离婚收场。

董卿：所以2014年你算是真正地又重新回到台湾了，对吗？

罗大佑：对。2014年的6月27日那天，我跟我再婚后的太太和小朋友一起踏上了飞机。我想要给小朋友一个比较大的空间，我还想让她学国语，她应该学会用我爸爸妈妈教给我的那个语言来沟通。

董卿：你决定回到台湾，其实是在为另外一个人考虑。以前你几乎所有的决定都是为了自己。

罗大佑：董卿，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生了小朋友以后，应该让他们决定，这样我们才看得清楚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一起去完成未来的世界，因为毕竟我的世界已经转了那么多弯，好不容易走出我自己的一条路，现在，应该为他们的生命做一些还蛮严肃的决定，而且这个世界以后是他们的嘛。

董卿：我看到了两张《家》专辑的封面。

罗大佑：1984年这张是在日本拍的，2017年的《家Ⅲ》是在宜兰郊外拍的，中间相隔了三十三年。有时候我牵着小朋友走路，虽然会说：“小心哪，前面有十字路口。”“你小心，过十字路口一定要跟爸爸妈妈牵着手。”但事实上我觉得，是小朋友在牵着我们走，他们引领着我们往一个更宽广、更和谐的世界在走。

董卿：三十三年，是不是有一点儿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的感觉？

罗大佑：是，绕了一大圈，经过了很多十字路口，又回来了。我觉得这个弯让我感觉最开心的是，我想把父亲母亲在我小时候给我的爱、呵护，以及成长中的教育再给我女儿。宜兰的田野、宜兰的医师宿舍、宜兰的海风、宜兰的噶玛兰族，这些东西是不会变的。

董卿：你是不是不再害怕了？你不再害怕自己变得很平凡？

罗大佑：对。我以前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失眠得非常厉害，因为我们这行业的人没有办法关机。你不会说上床躺下来以后，你的歌词不转，你的旋律不转，不会的！它在梦里面都是转的，很可怕的。这一年多来，失眠就不见了，我有了人的脚踏在地上、生住根的感觉。我相信这个世界对我来讲还有蛮多可以写的议题的空间。很奇怪，小朋友拼命往上长，你觉得好像这世界有另外一个图像，你可以为她再谱一首曲子，写一点歌词。《明天会更好》！对！没想到现在这首歌还成立，天哪！（掌声）

董卿：（笑）明天会更好！所以你今天想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罗大佑：《转山》的选段。

董卿：你想把它献给谁呀？

罗大佑：我想把它献给经过无数内心挣扎以后已经上了路的年轻人。

读本 转山（节选）

谢旺霖

天居然晴朗，阳光大放。最后的五公里，布达拉宫就远远矗立在群山的夹缝间，赭红的宫殿冠着鎏金的屋顶，屹立在一片白色建筑的底座上。

等待时刻迟迟至近午时分，你把单车从招待所的二楼扛下。天色并不明朗，远方有云层层卷状堆叠，空气里流动着某种不安的骚动。你跨上了车，呼吸微恙，心情反复地犹疑。你再一次从头到脚仔细地检查身上的装备，一直担心自己是不是大意遗忘了什么。仿佛有，又好像没有。然而，你决定什么都不管了，你仍要出发，出发完成这计划中最后一段骑行的路程。

“最后”，最后是怎样的心情，你知道吗？骑行过程，你还在想着这个问题时，风雪却以你尚不及准备面对的速度，突如其来地降临。那麻雀清脆的啁啾声犹然在耳，但不见羽影，原来竟都纷纷躲在路旁灌木丛中的缝隙。你不禁懊恼着，本以为可以满怀充沛的期待来完成行程的尾声，以为可以……

三一八国道两侧的路树叶子几乎掉光，落地围成裙带，深深覆盖住树干底部错杂的根脉。有些零星的枯叶飘落路心，往来疾驶而过的汽车便将它们一挥，扫到两旁，堆起成列的叶骸如一垄垄的孤坟。路上浅浅的积雪，由白渐次转灰，随即又覆盖上一层新雪，掩饰车辙的痕迹。

雪，愈下愈大了。你愈踏愈慢。（朋友们都在谈论着，西藏的冬天如何如何，有人说，太冷了，你不可能忍受的；有人则勉强基于长年的情谊，不忍浇你一头冷水，只好献上祝福与鼓励。）

拉萨河静静地流淌，尽管河边的水结了一层透明的冰霜，河心的水仍从容地流着，拒抗时间的变化。草原枯槁僵毙，但仍有三两群牛羊信步低头寻找咀嚼的生机。你持续踏行，风雪增强到遮蔽视线安全的距离了，路面也坚硬了起来。过松赞干布的出生地，不停。过往甘丹寺的岔路，也不停。没有什么再能打扰你只想赶赴拉萨的决心。

午后三点多，已是放学的时刻？还是因为雪天，而提早下课呢？沿路开始出现了小学童的身影，他们瑟缩在围巾或衣领中步行，有些站定正好奇地看你，有些激动得在原地又叫又跳放声“哈啰！哈啰！”喊你，渴盼你们之间的眼神相互交会。你于是放慢速度让他们准确看到你的微笑后，才放心离去。

寺院里的红衣喇嘛立在门外，高举着酥油花灯仿佛在对你敬酒，袖口迎风呼呼地鼓荡裂响，你感到好奇的是，那盏在他掌心的烛光为何没有被风吹熄。

你听见雪片交错摩擦在空中窸窣的声音，仿佛还夹杂着学童摇手的呐喊，细微而强大，穿破冷冽的温度，你的意念饱满，轻易就扬弃了刚遇雪阻时那般失落的情绪。“到底下雪也不算一件坏事。”你想，突然感到一种全新的体念，和你之前遇雪的经验绝对不同。你这次反倒希望看风雪能怎么下怎么吹，看它能如何摧折你的意志。都不能，它瓦解不了你。你知道你无论如何今日都能到达拉萨，只是早晚的问题而已。

想到这，你忍不住停下车，掏出口袋里硬化的馒头，大力地咬啃两口，反复咀嚼，嚼出了一些满足的感觉。你又抽出胸前夹藏的一本小小的黑色羊皮制装的笔记，才刚翻开扉页，清白的雪片便落降在褐黄的页面上。笔尖与雪一交触，一笔一画的文字线条瞬时就晕染成一圈墨蓝，仿佛渗出了过多的心事。

其实你尚未完成既定的旅途，但你却已在设想关于告别的种种，深怕当真正临别的那一刻情绪过于奔窜，你将无法完整记忆。

你望向延伸在山脉深处消失的公路，把流眄的记忆调校到定格。倏然一只乌鸦挟着雪势飞落，凄厉地呱叫，在白茫茫视野里像一滴不祥的黑血。从提笔到结束，约莫半个小时，你思绪翻腾地坐在路旁的雪堆，写诗“雪域告别”。那是“酥油的情调，溜溜的情歌”；那是眼前的风景，蒙太奇的组合。或者那“雪域告别”只是你自己眷恋的想象。诗迅速写完，你有种释放开怀的感觉，但似乎也有种等量的懊悔，更甚过开怀也说不定。

毕竟你能写的，可写的，当你下笔追逐的那一刻，难道不也是证明失去的时刻吗？那未能写出、道出的，永远都比写出道出的多更多。这留得住与留不住的一切都已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你小心翼翼地将这些记忆收拢进本子，藏回胸前的衣服夹层，继续西行。望路远近，车胎缓缓向前滚动，但知每一步的出走，都是回归原生的土壤。流逝的开端已启，光影时强时弱呈现交替。你似乎休息过久了，四肢有点僵硬迟钝，突然遇到一处结冰的路段闪避不及，便重重侧滑摔倒，屁股一阵刺痛冰凉。你无奈起身拍拍调侃自己一番。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跌倒了吧。你忆及以往艰苦越过的几座山巅：白马雪山四二九二，红拉山口四二二○，拉乌山口四三三八，觉巴山口三九三八，东达大山五○○八，业拉山口四六一八，安久拉山四四六八，色季拉山四七○二，米拉雪山五○一三。一千八百多公里的旅途啊，你怀念那些崇山峻岭之后的失速俯冲和与风竞飙的下坡，泪与汗反复交织的日子。你看见你与他们挥挥手了。

过了达孜县城，你依然没停，距离拉萨仅剩最后的二十公里。额头微微冒涌着细汗，脚下努力维持着每小时十二公里的速率。时间到了某个点后，不再必然是愈久愈长。时间若失去空间便不存在。时间因空间而产生了差异，似乎就没有一个相对的标准，除了你和自己，山脉与天空。

雪渐渐小了，天色廓清。心中的背景音乐逐渐被车辆声吞没，愈接近拉萨，车辆也愈来愈多，拖拉机后座堆满两层楼高的木材噗吱噗吱响着，面包车塞满大小人身呆笨地摇着短短的尾翼……你与拖拉机竞速，那些坐在木材上颠簸晃摇的女人青年小孩，无声地一直望着你。阳光逐次从云雾中拨开。

天居然晴朗，阳光大放。你觉得冥冥中好似一场故意捉弄你的安排。最后的五公里，布达拉宫就远远矗立在群山的夹缝间，赭红的宫殿冠着鎏金的屋顶，屹立在一片白色建筑的底座上，仿佛一个小小的玩具城堡，并不是真的。你停车，摘下墨镜，揉一揉眼睛，为了再确认一次。

你不再怀疑那矗立眼前的具象，轻轻启动着嘴唇说：“到了。”然后又问着自己：“那是回家的路吗？”便苦笑了起来。你拿出肥皂与毛巾在路边的小河庄重地梳洗面容，这次你想用触感光洁的额头去面对这新的旧的世界，想改掉以往在路途上的蹙眉污浊，想借着冷冽的河水浸凉滚烫的心。梳子总卡在你夹杂沙尘的发际间，你狠力地一刷一刷，尽管扯下了大笔乌黑失去光泽的长发。

暌违了两年多，你终于又来到拉萨。越过拉萨河大桥，进城，布达拉宫竟悄然消失眼前，被四周的建筑物完全遮蔽。你摸不清方向，不禁着急了起来，但你不想问路，不想开口，你要憋住自己进拉萨后的第一句话。

你匆匆地穿过比过去的印象里更加拥闹的市区，穿过人群，穿过车潮，凭着一股直觉，快快地往前骑踏，仿佛一丝丝细微的召唤——“找我，找我，来找我。在山阿间，在寺庙前，在宝塔后”——你终于来到她的跟前了。

佝偻的老藏妇独自在人行道上对着布达拉宫膜拜磕头，街上人来人往，却没有一个人经过时仰头望看这座伟大的历史宫殿，也没有一个人留意过那老妇卑微的身影。你在她的身后，留伫了一会儿，便跨过马路走到对面广阔的人民广场上。

在广场上，你前后左右来回挪动，只为了期待一个令你感动的视野角度。几位摄影摊主，手上拿着一台即可拍相机，一本相簿，向你展示着那些被他们用藏族服装装扮过的游客的照片。照张相，十元。他们见你不为所动，马上变成八元，七元，五元。你点了一根烟，坐下来。早先骑踏时的激动，不知为何竟悄悄地消逝无踪。难道是因为雪停了的缘故吗？你的心情平静到让自己都觉得分外的讶异。是不是缺少了什么，难道到了就只是到了而已？

你想象自己原本会意气风发的模样，却被眼前一脸平静无常的自己推倒那样的想象。你怀疑自己在心底是不是埋藏了敏感而不可透露的深情。你又抽了两根烟，仿佛在等待什么。然而，什么也没有。

你只好拿出相机，在镜头框里看布达拉。反复照了几张宫殿的相片，皆不满意。你转而决定照自己。你将Panasonic脚架立好（朋友都在背后讨论你会在哪里放弃，说你无法到达），将Olympus相机锁紧架板上（等会该住哪里，晚餐该吃什么，要打电话给妈妈报平安，姊姊的生日过了……），你站定后想故作意气风发的姿态，却僵硬痴傻地微笑，一手还拉着不断松滑的裤头（你的人生因此而改变了吗？他妈的，一旁几位摄影摊主居然敢偷笑你）。

自拍了几张，你也皆不满意，于是便牵着车一起入镜（该振臂欢呼吗？不要不要，那样更傻）。人生到底不能像拍照一样，喊卡就卡，说重来就重来。你试了几次后就不再玩，败兴地接受了自己本来的丑态，也甘愿承认了的确没有什么能激动你的心情。从出发至到达，你默默细数着近五十个骑车的日子。“最后”是怎样的心情，最后你知道了只有最后才能回答你。一个永远巍巍立在山脉上的城市，标高三六五八米，她到底是不是你的终点呢？

最后的最后，稀疏的人潮散去，你仍伫立在四处无人的广场中央等待，等待视野慢慢被黑暗逼退，在这一个遥远遥远的地方，终于——终于你肯放心地大哭一场。

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转山》

《转山》是这几年来震动我的本土书写。因为内容的能量，因为作者的诚实与质朴。二十四岁年轻人挑战自我的壮游，高潮迭起，谢旺霖写来却是一路的自问自答。他把自己赤裸裸地展示，让我们看到他的脆弱，他的眼泪，他的奋起与毅力，使我们跟着他拼搏，为他紧张，为他欢呼。这是谢旺霖的第一本书，开始只是平实的记事写景，到了最后几章，成熟的布局经营，交响乐似的释放出庞大的感动。《转山》宣告一位杰出作家的诞生。

——台湾作家、舞蹈创作家 林怀民

朗读者 张弥曼 ZHANG MI MAN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是一个哲学的命题，更是一个科学的命题。作为一位古脊椎动物学家，张弥曼用毕生的研究回答这两个问题。她与亿万年前的生物对话，她破解了古生代泥盆纪鱼类化石的密码。在科学探索的这条道路上，她走了六十年，她的足迹遍布万里江山。

张弥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第一批地质大学生，后被选拔赴莫斯科大学留学，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从此踏入生命起源的研究世界。她痴迷于化石，因为每块化石都见证着一段历史。年轻时，她每年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寻找化石。她坚持自己采集化石，经常独自跋涉在荒山野岭，肩负着沉重的行囊，步行几十公里山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张弥曼调查、采集和研究了一批鱼类化石，为国内石油开采与古生物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八十年代，她对云南曲靖杨氏鱼和奇艺鱼化石的研究发现，又让整个古生物界为之震动。

她多年的工作得到了世界的认可。2005年，古脊椎动物学会第六十五届年会为张弥曼举办荣誉学术研讨会，只有极少数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才能获此殊荣；2016年，她获得了古脊椎生物界最高奖项——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2018年，她获得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这是该奖项首次授予古生物学家，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古生物学领域来说，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朗读者访谈

董卿：张院士，欢迎您！

（屏幕播放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颁奖典礼视频片段，张弥曼用英语和法语说：“别对我期望太高，我不太会说法语。需要的时候我能说一点儿，但不太多……我想要感谢我所有过去和现在的同事，不论他们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

听说那次去领奖您也是匆匆忙忙，那套好看的旗袍是临时做的，是吗？

张弥曼：是的，因为太匆忙了，所以就自己做。裁缝问我怎么做啊，我就告诉他怎么做，用什么颜色的布，用什么颜色的布条绲边。

董卿：看来您偏爱墨绿的颜色，是吗？

张弥曼：因为绿颜色跟大自然更接近。

董卿：您这一生有很多很多的时间都在大自然里行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您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您怎么会有这样一个选择呢？

张弥曼：实际上我从小是想学医的，可是到了我高三的时候，刘少奇号召大家学地质，因为国家要开始建设了。他说，地质是工业的尖兵，工业需要矿产资源。我们那代年轻人都是非常理想主义的，大家都觉得国家需要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我就报考了地质。当然当时也有一些另外的想法，就是觉得骑着骆驼在沙漠上走，多浪漫呢！（全场笑，鼓掌）

董卿：我很好奇的是，报考地质学院的学生有很多，选择古鱼类作为自己研究方向的多吗？

张弥曼：我在地质学院读一年级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古生物是什么。第一年快结束的时候，学校选派了一些人到苏联去。我们一共十几个人都在一个班，都要学古生物。

董卿：您当时在莫斯科学习了多久？

张弥曼：五年。

董卿：学了五年，然后回到了古脊椎动物研究所。

张弥曼：对，就分配我到浙江去，因为那个地方有鱼化石。

董卿：您大概一年有多少时间是在野外工作的？

张弥曼：那个时候大概平均每年有三个月的时间在外边。有时候就我一个女的跟三四十个男同志一起在外边跑。

董卿：那不是很不方便吗？

张弥曼：好像也没有什么不方便。我头发剪得很短，到了野外，到了农村里头，有些村里的人就问野外队的人，这是男的还是女的啊？（全场笑）我们基本上都住在老乡家里，或者，浙江那边都有祠堂嘛，祠堂里都有戏台，我们就在戏台上住。

董卿：跟那些男同志一起在野外，当时也没有洗澡的条件吧？

张弥曼：没有，热水都没有。难得有一点点热水，有时候野外队的同志就说：“你洗个头吧。”我说我不洗，就把毛巾搓一下，把脑袋擦一擦。因为女同志洗头要一两盆水，人家都只有一点点水。

董卿：那得连续多少天啊？

张弥曼：几十天、两个月、三个月这样。

董卿：您不难受吗？

张弥曼：不难受，习惯了。（掌声）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每一次都带虱子回来，把裤子边往上一翻，虱子就都爬出来了。（笑）

董卿：这些衣服还能要吗？

张弥曼：像毛衣啊，内衣啊，我们都拿回来，放在锅里煮。那时候的衣服挺经煮的，现在的衣服一煮就没了。（全场笑）

董卿：您家里还得备口大锅呀，专门给您煮衣服。

张弥曼：不用很大的锅，就在煮汤的铝锅里头煮衣服，煮了衣服以后再煮汤呗。（全场笑，鼓掌）

董卿：我从这个细节里就觉得您在生活上对自己是没有任何要求的。

张弥曼：不太多，也不太会。像今天化妆，那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八十二年来第一次。（笑）

董卿：我们台上有非常难得、珍贵的展示，这个是三百万年前的化石。

张弥曼：这个是一亿两千万年以前的化石。

董卿：当看到这些古鱼类化石的时候，我们觉得它们就是一些石头；在您的眼里，它们是什么？

张弥曼：在我的眼里它们太美了！因为它们都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它能够告诉你这个地层是什么时代的，告诉你它生活在什么环境里。做地质填图的人到了一定的界线，图拼不起来了，大家意见不一致了，就需要古生物去告诉他们。

这是我用泡沫塑料做的一个鱼的脑袋，它叫杨氏鱼。杨氏鱼的化石在六十年代初期就被发现了。

董卿：1980年您去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就是带着杨氏鱼化石去做研究的。

张弥曼：对。

董卿：我们看到的这个杨氏鱼头颅是个模型，其实它真正的长度只有二点八厘米，像我们手指头的一节那么大。当时您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对它进行研究的？

张弥曼：连续磨片，就是把这个化石磨成很小的片，每一片都要在显微镜底下画一个图。

董卿：这一片大概有多厚？

张弥曼：大概是五十微米（μm）。

董卿：五十微米相当于多少毫米呢？

张弥曼：一个毫米里头二十片。

董卿：一个毫米里头二十片，那就是二十分之一毫米一片。

张弥曼：对。所以尽量少丢掉它的结构吧。

董卿：这个二点八厘米的头颅，您最后切了多少片？

张弥曼：切了五百四十几片。

董卿：五百四十几片，每一片您都有一幅图吗？

张弥曼：每一片都有一幅图，在显微镜底下画的。

董卿：每一幅图要画多长时间呢？

张弥曼：我记得最大的图画了十四个小时吧。

董卿：所以有一阵子您在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很出名，大家都知道张院士是一个不睡觉的中国女人。

张弥曼：他们挺同情我的，秘书就给我搬来一个躺椅，其实如果是躺椅，我还不如回家睡觉去呢。当时也有人跟我说，不行，这样你要得心脏病的。我说不会，那时候年轻嘛，所以也就做下来了。

董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张院士通过对杨氏鱼头颅的连续磨片法，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科学论断。

（屏幕播放视频资料：当时古生物学家普遍认同总鳍鱼类是陆地四足动物的祖先，因为这类鱼具有内鼻孔，可以不用鳃而直接呼吸空气。张弥曼的研究却证实属于总鳍鱼类的杨氏鱼没有内鼻孔。之后她对同类化石继续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它们都没有内鼻孔，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总鳍鱼类是四足动物祖先这一观点。张弥曼的这一科学结论在世界古脊椎动物学领域引发轩然大波，因为这是对传统四足动物起源说的一次挑战，而挑战的对象正是瑞典学派权威、张弥曼的导师雅尔维克。）

张弥曼：从鱼类变成两栖动物，然后变成爬行动物，同时变成鸟类和哺乳动物，哺乳动物里头的灵长类变成了人类。所以从水到陆的这一步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步的话，就没有咱们两个人今天讨论从水到陆的问题了。

我的老师雅尔维克还是要坚持他的看法。我起初也很困惑，但是后来我觉得我看见什么，我只能说它是什么，他很不高兴。我那个时候就在瑞典把论文写出来了。他就说，不要再写了，你这个已经完全够了，他说“more than enough（你在做多余的事）”，而且有时候他看见我的鱼就说：“Damn the fish（该死的鱼）！”

董卿：您的科学论断触及了权威的言论，您会有一些压力吗？

张弥曼：我没觉得什么。学位不拿就不拿，有什么了不起的。否则的话，还做什么科学呀？科学最重要的就是，是什么就应该说是什么。（掌声）

董卿：坚持真理就是科学家的准则。您今天想要为大家读什么呢？

张弥曼：我今天想给大家读的是英国作家、物种拯救家杰拉尔德·达雷尔写的《没有你，万般精彩皆枉然》的选段。我想请我的朋友、丹麦古植物学家傅睿思（Else Marie Friis）跟我一起来读，谨以此篇献给每一位坚定前行的女性。

董卿：傅睿思是我们中科院的外籍院士，同时也是丹麦皇家科学和文学院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挪威科学和文学院院士。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道路上，女性科学家的身影弥足珍贵，她们努力前行的每一个足印，脚尖都朝着梦想的方向。其实，人在这个世界上，无论选择哪一条道路，都是荆棘和鲜花同在的，有晴空也有冷雨，不过有这样一句话：前途很远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会有路。就让我们坚定前行吧，相信在路的尽头，总会有梦想挥手相迎的样子。

导演手记

张弥曼：我的“女神”

导演 张晶晶

张弥曼院士并不喜欢别人称她为“张院士”。她的同事和学生会喊她“张先生”，她本人则让我称她“弥曼”，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名字，但平时我还是会喊她“张老师”。

2018年年初，张老师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我们一看到领奖视频就笃定，这是《朗读者》一定不能错过的嘉宾。

4月我们开始联系张老师。开始只打听到了她家里的电话。我在中午打过，在周末打过，也在放假的时候打过，老伴儿给出的统一答案都是：她在所里工作。等到晚餐时分再打过去，张老师解释说，因为有太多研究之外不得不去做的事情，所以只能用休息时间去弥补自己做科研的时间。

八十二岁成为“国民女神”，张老师对于“网红”的用户体验显然不佳，她更希望把时间用在科研上。可以说是毫无意外，我收到了拒绝的答复。

时间一晃到了初夏，离《朗读者》第二季录制收官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焦躁不安。我实在无法错过这样一位与《朗读者》基因高度吻合的嘉宾，但一位八旬老人给出的与身体和家人相关的婉拒理由，又实在无法让人勉强。

做电视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注定要做“恶人”；但甘心成为“恶人”的理由，是笃定这样做有它的意义。除了打电话和发微信之外，我先后去了两趟张老师的办公室。如果说第一次还有送《朗读者》图书这样的理由，那第二次去的时候，则完全抱着“尽人事、听天命”的态度，毕竟当时甚至都不知道张老师有没有在所里。

做好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然会有答案。或许是微信里那些“借猫献佛”的问候起了作用，张老师最终答应了——在繁忙且重要的会议期间抽一天出来参加录制。我还不放心地跟张老师的秘书确认行程，秘书给我的回复是：“只要是张先生答应的事，你就放一万个心。”

这就是张老师，刚毅得很：挑战权威学说，冒着拿不到学位的风险——“我看见什么，我只能说它是什么”。求真是每个人都可以挂在嘴边的词，但扪心自问，真正有几个人做得到？何况她质疑的还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恩师、专业领域内的世界权威。

关于张老师的刚毅还有很多事情可以表明，比如她乳腺癌出院当天就去上班，孩子一个月就送到奶奶家，几十年来坚持亲自采集、整理、研究化石，和男同事一样在野外几个月不洗澡，导师用几十年才磨完一个鱼化石，她不眠不休地用两年就做完了……张老师常说自己傻，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只会做研究。但我们都知道，抵御诸多诱惑，持续地简单与专注，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张老师是标准的外刚内柔。她总说自己不好看，但在我看来，她的美却是世间独一份的。那份优雅和从容是真正的“女神范儿”。她说话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节奏平稳，声音坚定而有力量。就像《从前慢》里写的一样：“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她和傅睿思的友谊维系了几十年，闺蜜俩每周都会通越洋电话，分享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苦恼和甜蜜。她也是学生的良师益友，会同意学生转方向追求真正所爱，也会把容易出成绩的领域让给学生去研究。但如果你问她这些“美谈”，她一准儿会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每次见面我都会抱抱张老师，怀着敬畏与心疼。排除所有光环，她身上本来的能量是如此巨大和迷人，无关岁月，她总是一如既往地微笑着，前进着，相信着。

谨以此文，献给亲爱的弥曼。

读本 没有你，万般精彩皆枉然（节选）（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英］杰拉尔德·达雷尔

因版权原因，未收录原文

这段文字来自英国著名物种学家杰拉尔德·达雷尔1978年7月31日写给未婚妻的一封信。达雷尔一生饱含对大自然和万物生灵的热情，他六岁时立志建造属于自己的动物园，从二十多岁起就开始将脚步踏向世界的各个角落。正如这封信中所写，他在路上看到过各种各样的景色，听到过纷繁各异的声音，置身于不同季节的陆地和海洋，他想将这一切美好分享给自己的爱人，也同样分享给读到这封信的人们，让这些如宝藏般的美丽风景永留心中。

——编者

父亲 Father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这一幕发生在1917年，那时候朱自清在北京大学读书，父亲到南京浦口火车站去送他。之后数年的时间里，父子俩摩擦不断，最终失和。直到有一天，已经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朱自清收到了父亲从扬州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收到了这封信之后，朱自清才提笔写下了《背影》。后来听家人说，老父亲逐字逐句读完了《背影》之后，流下了眼泪。

记得，或记不得；说得，或说不得，父亲都在那里，那是一个我们一生下来就能看到的人，可是要真正读懂他，可能需要我们用掉一生的时间。

走进朗读亭

我想朗读李森祥的《台阶》送给我爸，眼睁睁地看着他头发一根一根地白了，我是真的希望我爸能好好歇歇。

我就陪父亲在门槛上休息一会儿，他那颗很倔的头颅埋在膝盖里半晌都没动，那极短的发，似刚收割过的庄稼茬，高低不齐，灰白而失去了生机。好久之后，父亲又像问自己又像是问我：这人怎么了？怎么了呢？父亲老了。

朗读者 高敏晗（学生）

我要为我的父亲朗读，告诉他，他的期盼对我来说不是负担，而是前进的动力。

朗读者 范雪晴（学生）

大亮患有先天性唐氏综合征，四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走路也走不稳。那时候我度日如年，觉得这小孩太折磨人了，就想把他送走。天还不怎么亮，我像做贼一样，抱着他出去，把他放下。一转身，我觉得我这个父亲做得挺失败的。我扭过头去，还是把他抱回来了。就在那个时候，我暗暗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能抛弃他。我一步一步教他，几百遍几千遍，现在他自己能够独立地上学、做家务活，还懂得感恩。

父亲象征着力量，象征着爱。作为一个父亲，不管孩子出现什么样的挫折，我们都要坚持，都要默默地陪伴他。我要朗读一段纪伯伦的《论孩子》献给他。

你们的孩子并不是你们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自身的渴求的儿女。他们借你们而来，却不是因你们而来。尽管他们在你们身边，却并不属于你们。

朗读者 戴小斌（唐氏综合征患儿父亲）

朗读者 惠英红 HUI YING HONG

2017年4月9日，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在香港隆重举行，获得这一届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的是香港演员——惠英红。这已经是她第三次获得这个奖项。这一次，距离她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五年。有人说，她的一生经历了香港武侠片的繁荣与衰落，她的人生比电影还像电影。

惠英红祖籍山东，生于香港。她幼年家贫，三岁便跟着母亲和妹妹去码头向美国大兵兜售口香糖，乞讨谋生，整整十年。为了多挣一些钱，她做过舞女，舞过狮，生活凄惨。十四岁那年，她遇到导演张彻，成为邵氏演员，命运得以改变。她的第一部戏是《射雕英雄传》，而后又主演了多部武打片。她能打出一片天地，都是因为她有一股不怕吃苦、以命相搏的狠劲。1982年，二十二岁的她凭电影《长辈》获得首届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成为金像奖史上唯一一个靠武打形象获此殊荣的演员。

到了九十年代，香港武侠片江河日下，惠英红也逐渐无戏可拍。巨大的心理落差和满身的伤病，让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闭门不出，甚至吞药自杀。捡回一条命之后，她的心结才慢慢打开了。2001年开始，她不再介意出演配角，事业之门反而被打开了。她自如地游走于不同类型的影片之间，无论角色重要与否，都全力以赴。2009年，她又重回主角位置，凭《心魔》再度获得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如今的她，千帆过尽，云淡风轻。她说，每个人，都是传奇。

朗读者访谈

董卿：我知道你的祖籍是山东诸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带着你们全家搬到了香港。

惠英红：对。我以前在家里面看过一张照片，我妈穿着旗袍，戴着珠宝首饰，我爸穿的是西装，我大姐还骑着脚踏车。我妈说，我爸出生在山东青岛的一个大户人家，从小他去上学的时候都不用走路，是用人背他去的，所以来到香港以后，他不会管理钱，很快钱就给骗光光了。

董卿：你出生之后，在你的记忆里，家里已经很穷了？

惠英红：那时候很多香港家庭养不起小孩，就送他们去学京剧。我快三岁的时候，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被送走了，我在铁丝网的里面，姐姐他们在外面，我在哭，喊着“不要走！”这个画面在我的脑海里永久都没办法消失。

董卿：不管怎样，去戏班子里面可以有的住有的吃。

惠英红：对，不会饿死。香港有一次刮台风，把整个香港扫去了差不多一半。我记得我爸和我、我妈、我妹妹四个人抱着能抱的东西去一个楼梯底下，我们就住在楼梯底。

董卿：住了多久？

惠英红：几个月吧。有一天一个阿姨路过，觉得我们比她更难过、更可怜，她就过来跟我妈说：“大姐，我带着你去湾仔那边要饭，可能要得比较好。”第二天我跟我妹妹一起，我当时三岁多，我妹妹不到三岁，就去湾仔。我们拿着一个纸盒，里面放着口香糖，还有一些筷子，会响的、塑胶的hammer（小锤），就这样叫卖。几个月后叫卖的话已经朗朗上口了。

董卿：那样的日子你过了多久？

惠英红：十年，整整十年。

董卿：所以那十年你也没有办法去读书啊。

惠英红：到现在，我一天正规的学都没上过。我爸爸知道我们没机会读书，就会用他的方法教我们。他的中文非常好，他的算术也非常好，他会用一根竹棍写字：这个是“惠”，是“车”字加一个“心”。他也会教我们下棋，没有钱买棋盘，他就会在沙子上画一个棋盘。

董卿：他有没有觉得对不起你们几个孩子？

惠英红：我爸其实不怎么讲话。妈妈带着我们去要饭的时候，你说他一个男人能开心吗？我跟我爸爸是最好的，因为我爸爸知道我是最辛苦的，也是最孝顺的。比如我每次在湾仔卖口香糖，都会赶紧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我要卖的东西卖完，那样就可以有时间去玩秋千。有一天给我妈看到了，她就打我。我爸其实很怕我妈妈，但他用身子去挡，他要护着我，他就被打得身上一条条紫红色的。有时候我觉得我爸跟我的关系像朋友多一点。

董卿：湾仔码头的那种生活过了十年之后，你遇到了张彻导演，他希望你能够去拍电影。

惠英红：那时候湾仔有一个很大的戏院，有很多首映，很多演员。我看到他们，觉得他们真是天上的明星。张彻导演说，你很上镜头，现在有个角色是穆念慈，另外一个演员不演了，你去演这个第二女主角。我就这样去拍了戏。

董卿：这对你来讲，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人生转折。你告诉爸爸了吗？

惠英红：我爸爸那时候已经迷迷糊糊了。他得了癌症，很严重了。邵氏电影公司让我去签长约的时候，给我的钱很少，我妈说不要签，我爸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醒了，然后说：“不要怕，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我相信你，你去做。”（掌声）

董卿：你最初进入电影行业做打星其实蛮苦的，你受伤最严重的时候会到什么程度？

惠英红：腿断掉啊。我去医院，照X光看到腿断了，没时间打石膏，直接回去再拍打戏。我没办法站，武术指导就把我抱起来，我坐在他两个手上，上身打，下身的腿没打石膏，还在摇。那种疼，我的天哪，想起来就害怕。（笑）我爸爸那时候其实病得挺厉害的，我没有告诉他我受伤了。

董卿：所以他没有看到你后来成名，更没有看到你拿奖？

惠英红：没有。我第一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爸爸的神牌放在家里，我就把票放在那儿。我说，我当主角了，你今天晚上来看我的首映。

董卿：在那个晚上，你是不是觉得他真的在你身边？

惠英红：其实到现在我都觉得他还在。说实在的，我没读过书，可是我第一天拍戏就要看剧本，那我的字从哪里来？是我父亲教的。我父亲还对我说：“你要懂读书，要懂学问。”

董卿：你觉得要是爸爸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他会怎么说呢？

惠英红：棒极了。（笑）

董卿：也希望你好好活着，要活出他们没有活过的样子，要活出他们希望你活着的样子。你今天要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惠英红：读林少华的《父亲的手》，我希望把它献给我的父亲。

读本 父亲的手

林少华

父亲病倒了。突然之间。脑溢血。急救室。我坐在他的病床前。他闭目合眼，昏迷不醒。但他的手仍在动，似乎只有手是清醒的。我握住他的手，叫了声“爸爸……”他的手明显回握了我一下。我再叫一声，他又回握了一下。我低头看着我手中的他的手。毕竟父子，他的手和我的手差不多。不是典型的男人的手。手掌不宽、不厚。手指不粗。手背没有老人斑。青色的血管在又白又薄的皮肤下十分清晰。整只手暖暖的、软软的。我看着、攥着、抚摸着。我忽然察觉，我还是第一次接触父亲的手——自懂事以来的半个世纪时间里我居然从未接触过父亲的手！我感到惊愕。事情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因是父子，见面或分别固然不至于握手，但此外就没有接触的机会吗？没有，没有，是没有。我疏远了父亲的手。想到这里，我心疼地把父亲的一只手捧在怀里，注视着，摩挲着，眼睛随之模糊起来……

尽管生活工作在乡下，但父亲这双手几乎没做过农活，更没做过家务，也不会，甚至侍弄房前屋后的小菜园都不太会。但我必须承认父亲是个很聪明也很努力的人。父亲解放初期只念到初一就工作了，由乡供销社到县供销总社后来转到人民公社即现今的镇政府。同样这双手，却打得一手好算盘，写得一手好钢笔字和好毛笔字，写得一手好文章，下得一手好象棋。别说十里八村，即便在整个县当时都是有些名气的。可惜他脾气不好。同样一句话，从他口中出来往往多了棱角，尤其让领导听起来不大舒坦。所谓手巧不如口巧，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一辈子都没升上去。

我继续搜寻记忆，搜寻父亲的手在父子感情之间留下的痕迹。记得大学三年级那年初夏我得了急性黄疸型肝炎，住在长春偏离市中心的传染病医院里。“文革”尚未结束，物资奇缺，连白糖都凭票供应，平时喝口糖水都不容易。而对肝炎患者来说，糖是最基本的营养品。一天中午，我在医院病床上怅怅地躺着。几个病友都睡了，我睡不着，想自己的病情，想耽误的课，想入党申请能否通过。正想着，门轻轻地开了。进来的竟是父亲。依旧那身半旧的蓝布衣裤，依旧那个塑料提包，依旧那副清瘦的面容。我爬起身，父亲在床沿坐下。父亲平时就沉默寡言，这时也没多说什么。只是简单问了问病情，然后一只手拉开提包，另一只手从中掏出一包用黄纸包的白糖，又一个一个小心摸出二十个煮鸡蛋，最后从怀里摸出二十元钱放在我眼前的褥单上。父亲一个月四十七元五，母亲没工作。八口之家，两地分居。作为长子，我当然知道这二十元钱意味什么。我说钱我不要。父亲没做声，一只手把钱按在褥单上。而后打量了一下病房，又往窗外树上看了片刻，说：“我得走了，你好好养病。”说着，拎起完全空了的塑料提包。我望着他走出门的单薄的身影，鼻子有些发酸。我家在长春东边，他工作所在的公社在长春北边，各相距一百里——父亲是从百里外的家赶来，又赶去百里外的公社的。他在那里做公社党委宣传委员。

我更紧地握着自己从不曾握过的父亲的手。我知道，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双手再不会为我做什么了。是的，父亲是个不善于用话语表达自己正面感情，尤其对子女感情的人，这双手也就给了我更多的回忆。时间迅速向后推进，也就在一年半以前，父母在我所在的青岛生活了两年。两人的身体都还好，我就在市区较为热闹的地段租了房子给他们单住。每星期去看望一两次。客厅有个不很长的长沙发，父亲总是坐在沙发一头看电视、看报。我去的时候也坐在长沙发上，有时坐在另一头，有时坐在稍离开他的中间位置。一次无意之间，我发现原本父亲靠着的靠垫正一点一点往我这头移动。细看，原来他用一只手悄悄推着靠垫。我佯装未见，任凭靠垫移到我的身旁。显然，父亲是让我靠这靠垫。但他没有说，也没有直接递给我，而是用手慢慢推移，生怕我察觉……

如今，父亲的手永远地去了，去了三四个月了。化为青烟，化为灰烬，留在了一千多公里外的故乡一座荒山坡上。那里已经飘雪了，风越来越冷。

世界上还会有一双男性的手为我从塑料提包里一个一个摸出煮鸡蛋、一点一点往我身旁推靠垫吗？

作为大学中的教授、翻译家，林少华观察世界的两只眼睛就是“文化乡愁”和“社会良知”。“失去良知，知识分子无非是有知识的俗物，教授无非是有教授职称的市侩而已。”在教书、翻译之余，林少华将自己的精神诉求，发而为随笔和杂文，“追求大学校园里缺少的东西——追求大学之道、为师之道、为学之道”。

“缺少爱心，缺少悲悯情怀，缺少对大自然的敬畏，缺少环保意识。”生活在“诗意正在失去”的时代，林少华的忧虑，正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担当，洞察历史与现实的一种睿智。

——作家、媒体人 柳已青

朗读者 徐国义 XU GUO YI

他自己并没有孩子，却有很多孩子称他为爸爸。孩子们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提起他，几乎每个游泳界的人都会心生敬意。他就是国家游泳队教练员，有着“金牌教练”之称的徐国义。

徐国义生性低调，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然而，很多响当当的泳坛名将都是他的弟子：“小飞鱼”吴鹏、“仰泳之王”徐嘉余、“金满贯”得主叶诗文、“洪荒少女”傅园慧等。徐国义1982年成为游泳运动员，1993年退役，做运动员时，最好的成绩是全国第三。退役后，他成为一名教练，在二十多年的执教生涯中，带领一群泳坛小将，在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等各项国内外重要赛事中屡获佳绩。他称自己善于谋略：“当年我没有做到的，我可以帮助队员做到。”

和徐国义一起坚守方寸泳池的还有他的妻子——楼霞。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楼霞善于发掘有潜力的好苗子，合理安排系统训练，打好基础；徐国义则从更高的技术层面训练和提升运动员的能力，让他们在各大赛事上争夺金牌。他们独特的训练模式，为中国游泳队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为了全身心投入执教，他们夫妇二人没有生育，把所有的队员视为子女，为他们倾注全部心血。

朗读者访谈

（屏幕播放徐国义在训练和比赛中的视频片段。傅园慧说：“他对我来说更像是在我迷茫时的一个精神上的指引。”叶诗文说：“看着他这么为事业付出，为我们付出，真的觉得很心疼。”）

董卿：我知道您有一个微信群，群的名字就叫“大家庭”。毫无疑问，您是“大家庭”里的父亲。

徐国义：对。

董卿：群里有多少个孩子？

徐国义：有三十三个。

董卿：都是您曾经培养过的队员吗？

徐国义：对，都是自己亲手带的队员。

董卿：像现在您队里的徐嘉余，在十二三岁时就拜您为师了，到现在有十年了吧。

徐国义：对。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是下面的教练把他推荐给我的。有两个队员，另一个的身体各方面条件都比他好。他们两个训练都不太认真，我就说，你们都回家去吧。徐嘉余就躺在游泳池边上，哭着说：“我不要回家。”（全场笑）我认为这么看，徐嘉余还是喜欢游泳的。

董卿：2015年之后，徐嘉余进入自己的一个瓶颈期，教练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

徐国义：教练也会很难受。想问题呗：他为什么会停滞？我感觉他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身体太单薄，他身高一米八六，体重可能只有七十五公斤左右，只有增重才会有力量，那么就想尽办法让他吃得更好。他到哪里都需要带着牛肉，我就每天规定他吃四块、五块，必须要吃下去。（全场笑）不是好吃难吃的问题，而是营养。后来随着体重的增加，他的技术也越来越完美。

董卿：我听说您为所有的运动员都做了一个很独特的食谱，是吗？

徐国义：我每天晚上都会给他们熬阿胶，要加核桃、芝麻，还有一定是绍兴的黄酒。阿胶起码要泡四十八个小时，然后隔水炖，三个小时以后用勺子把它匀开，匀开以后再加核桃和芝麻。核桃都是用酒瓶子弄碎的，芝麻也要炒过的。因为喜欢，我都是亲手做。（掌声）

董卿：十二三岁很快就进入青春期了，您会怎么样去琢磨他们的心理，去跟他们有更融洽的关系呢？

徐国义：我也就是告诉他们，你到我这里是来干什么的。我认为你可以打游戏，但是不能没有自律。电脑上的事我一窍不通，他们感觉有时候挺好骗我的。（笑）他们玩游戏，我也应该是清楚的，从门缝看里面灯光是什么样子的，就明白了。

董卿：您砸过几台电脑？

徐国义：砸过两次电脑，都是砸在徐嘉余身上。（全场笑）

董卿：我觉得您对队员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时候，您还在担心叶诗文的感冒。在您的心里，一点感冒都会被当成一个事儿。

徐国义：因为当运动员的都是非常辛苦的，他们感冒了不能乱吃药，去外面吃饭也是不被允许的。他们是吃青春饭的，运动生涯就是十年、十五年，最长能到二十年。我希望他们在该努力的时候，一定要全力以赴，不要选择安逸。现在这个社会诱惑很多，但是如果你能专心致志地一辈子做一件事情，那你一定可以把它做到非常优秀。（掌声）

董卿：2015年年底，您遭受了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个打击——被查出脑部肿瘤，而那恰好是备战里约奥运会最关键的时间段。

徐国义：是，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在昆明训练的时候，那两天好像就是头特别疼，我去昆明的医院做了一个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医生说：“你抓紧去做手术吧。”从级数来说，有一、二、三、四、五级，五级是最高级，我是四级。

董卿：当时您对队员说了些什么？

徐国义：我说，我去北京看看病，你们一定要好好听李雪刚教练的话。他们不知道我的病有那么严重，我怕他们担心，不想让他们知道。

董卿：孩子们在您手术前来看过您吗？

徐国义：我不要他们过来。手术以后他们要来，我也拒绝了，我不希望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在我的病床上挂了很多标语，让我好好加油。我说，把这些标语全部拿掉，因为我看了就会伤心，就会掉眼泪。我说，脑子一片空白是最好的。

董卿：您会很想念他们。

徐国义：对。我十二月底做完手术，四月初就飞到广州，去看他们的预选赛。

董卿：您又一次走进游泳馆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徐国义：我感觉我还可以。

董卿：我又回来了，是吗？

徐国义：（笑）我又回来了。（掌声）

董卿：听说您要利用在北京的这几天时间再去做一次检查？

徐国义：每隔三个月就要在天坛医院做复查。

董卿：希望一切都好。

徐国义：谢谢！

董卿：对于现在的您来说，可能接下来还有几个大赛是面临的挑战：2018年的亚运会、2019年的世锦赛、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

徐国义：主要是2020年，对于竞技体育人来说，那是最高荣誉。

董卿：而且在您的执教生涯当中，是不是还缺一块奥运男子金牌？

徐国义：对，东京奥运会必须要胜出！

董卿：（握拳）加油！楼霞楼指导是您工作上很好的搭档，也是生活中最亲密的伴侣。你们为什么没有要自己的孩子？

徐国义：我们可以省下一大部分的精力来带运动员。我们带队员的时候，感觉带他们太辛苦了，什么事情都得操心。想一想，就是把这帮运动员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来培养。

董卿：您今天想要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徐国义：一些励志的东西，给我们这帮小孩一点启示、启发。（掌声）

董卿：大家热情的掌声是送给我们的金牌教练徐国义徐指导的，而今天，几个孩子代表也来了，我们掌声欢迎叶诗文、徐嘉余、陈慧佳、吴鹏以及我们徐指导的爱人楼霞楼指导，有请各位！

刚才我们聊得比较多的是嘉余，你都听到了？

徐嘉余：其实平时，徐指导对我会更严厉一点。

董卿：听说你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很怕他，现在还怕吗？

徐嘉余：怕，因为毕竟徐指导的气场特别大。

董卿：2017年世锦赛拿了金牌之后，一说到徐指导，你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当时的那一幕通过电视直播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徐嘉余：想到以前……（流泪）

徐国义：（笑）那么不容易。

徐嘉余：不容易。（掌声）我的个性可能比较懦弱吧，平时徐指导也会希望我更加刚毅一点，就会刺激我说：“你怎么那么‘娘’？”我知道他是激励我，希望我变得更加霸气，在泳池中做一个霸主的角色。但现在就是……（流泪）

徐国义：（与徐嘉余拥抱）必须要坚强起来啊！

徐嘉余：而且在父亲眼里，我们始终是小孩子，父亲是我们的避风港。

董卿：楼导，我曾经听你说过，徐导一进游泳馆就像脱缰的野马，没有人能够管得住他，如果他依然是这种状态的话，你怎么办呢？

楼霞：我想只要他开心，他愿意，我会支持他。我每天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监督他按时服药，让他保持充沛的体力和良好的状态，他经常忘。

董卿：有什么特别想对徐爸说的吗？

徐嘉余：我现在只想说，抓紧办婚礼。

董卿：就是让他们俩补办一个婚礼，是吗？

徐嘉余：对。楼妈妈是个非常喜欢浪漫的人，所以她希望徐导能开窍，徐导没有想的话我们可以帮他想。（笑）

董卿：这个我们也很期待，但是可能在徐导心里，有他觉得最重要的事情。什么是最重要的？

徐国义：（指运动员）他们是最重要的。你们慢慢长大了，我和楼教练已经慢慢变老了，希望大家都珍惜我们所在的每一个时间段，都要努力。优秀的人很多，但卓越的人很少，我希望你们是最顶尖的人。

董卿：谢谢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父亲最想说的话，我相信就藏在他的朗读当中了，把掌声送给徐教练！

徐国义：我今天朗读的是王蒙的文章《人生即燃烧》，谨以此篇献给热爱游泳事业的孩子们！

读本 人生即燃烧（节选）

王蒙

这本漫谈人生哲学的小书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担心：我是不是讲得太消极太老庄了？无为呀，等待呀，不这个不那个呀，快乐健康而又放松呀，这会把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带到什么地方去呢？

是的，我侧重于讲不要做那些不该做的事了，我对于应该做什么除了学习以外都谈得比较松弛。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无为可能对某些人是关键，因为他为各种煽动、混乱、愚蠢和野蛮、自私、狂躁占据得太多了。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无为而是有为，不是消极而是积极，不是否定此生而是更好地使用和受用此生，不是一味等待而是主动创造，这是没有疑问的。

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无为呀等待呀无术呀自然呀，都是为了扫清道路，清理困扰，而后能够投入地做一些有意义、有成就、有滋味、有光彩的事情。

从生命个体来说，我们能够支配的关键的岁月不过那么几十年，然后再无第二次机会。对于人的一生来说，那才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生命由于它的短暂和不可逆性、一次性而弥足珍贵而神奇而美丽。虚度这样的生命，辜负这样的生命，这是多么愚蠢多么罪过！一个人丢了一百块钱人民币都会心痛，那么丢失了生命中的有所作为的可能，不是更心痛吗？

在儿童时期，人们的差异并不太多，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此后呢，差得就愈来愈远了，有的光阴虚度，深悔蹉跎；有的怨天尤人，郁郁不乐；有的东跑西颠，一事无成；有的委委琐琐，窝窝囊囊；有的胡作非为，头破血流……有几个人成功？有几个人满意？有几个人老后能够不叹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而人生的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结局，大体上是青年时期就可以看出点端倪来的。青年时代，谁不愿意投入生活、投入爱情、投入学习、投入事业、投入社会、投入人间？

即使生活还相当艰难，爱情还隐隐约约，学习还道路方长，社会还明明暗暗，人间还有许多不平，你也要投入，你也要尽力尽情尽兴尽一切可能，努力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到也应该争取到的，以使你能够得到智慧和光明，得到成绩和价值。我并不笼统地赞成古人立大志的说法，但你总该希望自己对社会对人群对国家民族人类多做出一点贡献，至少是确实竭尽了全力，就是说至少是充分燃烧了，充分发了热发了光，充分享用了使用了弘扬了你的有生之年。一个人就是一个能源，人的一生就是燃烧，就是能量的充分释放。能量应该发挥出来，燃烧愈充分愈好。从无光热，不燃而去，未免是一个遗憾；而刚一冒烟儿，就怠工熄灭了，能不痛苦吗？

人生就是生命的一次燃烧，它可能发出美轮美奂的光彩，可能发出巨大的热能，温暖无数人的心，它也可能光热有限，却也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发一分电，哪怕只是点亮一两个灯泡，也还照亮了自己的与邻居的房屋，燃烧充分，不留遗憾。而如果你一直欲燃未燃，如果你受了潮或者发生了霉变，那就不但燃烧不好，而且留下大量的一氧化碳与各种硫化物碳化物，发出奇奇怪怪的噪声，带来对人类环境的污染，乃至成为社会的公害，这实在是非常非常遗憾的。

也许你不能留名青史，但至少应该对得起自己的这仅有的几十年。也许你未能立德立功立言，但至少是充分发挥出了自己一生的能量。也许你的诸种努力未能奏效，例如从事艺术创作但未能被社会所承认，经商却始终未能成功，从军但终于打了败仗，但是最后“结账”的那一天，你至少可以说我已尽力了，你的失败如楚霸王垓下之战，非战之罪也。我始终不赞成以成败论英雄，我也无能帮助读者乃至我自己着着皆胜。但是至少心里应该有数，你是有志有为而且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但终因条件不具备未能大获全胜呢，还是你上来就不成样子，无志气，无作为，不学习，不努力，意志薄弱，心胸狭窄，企图侥幸，却又愤愤不平，终于一事无成。如果是前者，我愿向你致以悲壮的敬意，我还愿意把你的故事写下来，让读者为之洒一掬清泪。如果是后者，谁能纠正？谁能弥补？谁能同情？

我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的主人公倪吾诚，在他的生命到了后期末期之时，他突然说：“我的生活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这实在太恐怖了。一个人的成就有大有小，然而你应该尽力。尽力尽情尽兴尽一切可能了，这就是黄金时代，这就是人生的滋味，这就是人生的意义价值，这就是辉煌，燃烧的辉煌，奉献的辉煌。你尽了力，你就能享受到你尽力后的一切可能性，哪怕是“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的悲壮感和英雄主义。你享受到了尽力本身带来的乐趣，尽了力至少能得到一种充实感成就感，你也就赢得了，必然赢得了，首先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的尊敬和满意。比如你是一枚炮弹，被尽力发射出去了，而且爆炸了，即使没有完全命中目标，也是快乐的。你是一粒树种，落到了地上，吸足了水分养分，长成了树苗，长成了大树，即使没能长到更大就被雷击所毁，你也可以感到某种骄傲。你的形象是一株树的最好的纪念碑，你的被毁至少是一次大雷雨的见证，是一个悲剧性的事件。人生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时间段，是一次能量释放反应，重在参与，重在投入，重在尽力。胜固可喜，败亦犹荣，只要尽了力，结账时候的败者，流出的眼泪也是滚烫的与有分量的。而没有尽力，蹉跎而过，那可真是欲哭无泪了！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

王蒙是一个丰富的、复杂的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综合性的，不单是小说方面，还有诗歌、散文、比较文学以及古典文学研究，表现在齐头并进的多个方面及前沿地带。他作为前辈给我的突出感觉是学习，这看上去是一个简单的词，但其实不然。贾平凹在一个场合说过：我是一个农民。王蒙就说如果任何人都给自己一个定义的话，我想我自己是一个学生。这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让我对他充满敬意，因为这绝不是虚假的谦虚。这要比他说自己是一个学者来得真切。历经苦难后永不言败的激情、活力、情感、智慧、燃烧，这些词用在他身上并不过分，这些都是令人感佩的。

——作家、中国作协主席 铁凝

朗读者 王佩民 WANG PEI MIN

对于她来讲，父亲只是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没有颜色，没有温度，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这个名字被写进了教科书里，成为后人景仰的烈士。或许是父女之间天然的血脉相连，她这大半辈子有太多的时间沉浸在对父亲的想念和想象之中。她就是烈士王孝和之女——王佩民。

王孝和是浙江鄞县（今鄞州区）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在上海电力公司大罢工运动中，他表现出色，被选为厂工会常务理事。在他的带领下，上海电力公司工人在同国民党上海反动当局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4月，由于叛徒的出卖，王孝和被国民党反动军警逮捕。受尽酷刑的他，没招一个字，被判处死刑。听到死刑宣判，他坚定地说：“死无所惧，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同敌人斗争！”同年9月，他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枪杀，年仅二十四岁。那时，距离上海解放还有八个月，大女儿还不到两岁。他牺牲后二十一天，小女儿王佩民出生了。

“我见到的父亲，是几张刑场上的照片。”王佩民这样说。她对于父亲样貌的唯一印象，就是《大公报》摄影记者拍下的庭审和刑场照片。后来，她又找到了四十七封父亲的亲笔信和三封遗书原件，这是她仅有的认识父亲的实物。在照片中，父亲永远定格在二十四岁，永远那么年轻、英俊。在信中，父亲流露出对家庭的无限牵挂，她仿佛能感到他真切的存在。

朗读者访谈

董卿：您是在父亲牺牲后二十一天出生的，这二十一天可以说成了您和父亲之间永远无法跨越的距离。

王佩民：我觉得父亲离我很远，又好像很近。我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知道他是我的父亲，但是这张照片看上去就像剧照，他是我的父亲吗？有点……

董卿：有一种不真实感。可能在您的记忆里，所有的日子都是父亲牺牲以后妈妈带着你们姐妹俩一起生活的。

王佩民：那段日子妈妈带着我们是很辛苦的。因为我们已经暴露了，没有经济来源了，妈妈就靠自己打毛线、给人家洗衣服把我们拉扯大。妈妈曾经是想要去自杀的，我爸爸的一个地下党联络员来了，我妈妈看见他以后抱头痛哭，他就跟我妈妈说，你千万不能走这条路。他还说，这两个孩子身上流的是孝和的血。这样我妈妈才一直坚持。

董卿：父亲走了对您和您姐姐性格上的影响大吗？

王佩民：我们从小就是随便什么事情都没有人商量的，自己做主了，一直到现在。比如说自己生病吧，我从来不会叫谁陪我去看医生。现在看外孙女一回到家就喊“爸爸！爸爸！”扑到她爸爸身上，很亲热的样子，我想，我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亲热的体会。

董卿：1994年，您跟父亲之间有了一次比较特殊的“见面”。

王佩民：1994年上海烈士陵园要把烈士墓全部搬迁到龙华烈士陵园去，这是一定要开棺的，我就向烈士陵园提出要求，想看一看我的父亲。打开一看，里面没有东西，就几根骨头，一个头颅。我看到这些东西，知道父亲确实是存在的，我还是应该要进一步了解他。

董卿：您反而想更多地去了解他？

王佩民：我在新华社看到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里，他回过头去了。他在干什么？那次是秘密开庭的，没有家属，所以他在临刑以前回过头去，在看有没有家属来。

董卿：这张照片流露出了一种眷恋和期盼。他最后没能见到你们？

王佩民：没有。我在档案室里看到一大摞信件，那是四十七封信，我就觉得好像父亲在跟我说话，亲切得不得了。

董卿：四十七封信啊，是从他被捕到牺牲这段时间写给家人的，写给你妈妈的？

王佩民：对的。他是1948年4月21日被捕的，9月30日牺牲的，等于三天要写一封信。

董卿：王孝和烈士的字写得很漂亮，抬头总是写着“贤妻”“贤妻妆次”“瑛我妻”，很有涵养，也很尊重您的母亲。

王佩民：他很爱我的妈妈。其实我妈妈是个文盲。

董卿：您父亲当时就读于上海的英文专科学校，他其实可以找到一个和他更加匹配的姑娘。

王佩民：是的。我父亲和我母亲是包办婚姻，家里人介绍的，我父亲就叫组织来做决定。他们领导看了以后说，这个小姑娘很朴实。没有文化挺好，有利于我们的工作，更安全。

董卿：您父亲对您母亲也很好，他能想到的几乎都写到了，包括在您马上要出生的时候，他又写道：“但愿你分娩顺利,未来的孩子就唤他叫佩民！”

王佩民：对。他牺牲以前，还没忘把我的名字取好，我一生出来，我妈妈就叫：“孝和啊，佩民出来了。”这是我妈妈第一次叫我的名字。所以我看到这里也是很伤心的……我父亲一直不知道我是男是女。

董卿：我看资料说，您母亲在您父亲被捕的前一段时间里，一直劝他能够去躲避一下。

王佩民：我父亲完全是可以转移的，但是父亲没有接到组织的通知。我妈妈跪在他面前，抱着他的两条腿说：“求你快走，你为了我们家庭想想，你为了孩子想想。”他还是不走。所以到21日凌晨他去上班的时候，国民党就下手了。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组织上叫他转移的通知已经下来了，只是没有找到交通员，所以这个通知……

董卿：晚了。

王佩民：告诉他晚了。

董卿：听说您还有个习惯，就是周围如果有哪家的老人去世了，您还得托他去捎个话。

王佩民：（哽咽）我一直很想找他，不知道他在哪里，真的有没有另一个世界。比如说我的叔叔没了，我妈妈过世了，在他们的追悼会上，我会跟他们说，你们去找我爸爸，见到我爸爸，带个信，告诉他：“这里还有你的第二个女儿佩民。”（掌声）

董卿：2018年是他牺牲整整七十周年。

王佩民：我也已经七十了，其实我现在已经大大地超过了他活着的年龄了。越是到年纪大，越是会想到他；越是生活好，越是会想到他。

董卿：所以今天您的朗读要献给父亲，是吗？

王佩民：我想献给我的父亲，永远怀念的父亲。

读本 先父

刘亮程

一

我比年少时更需要一个父亲，他住在我隔壁，夜里我听他打呼噜，很费劲地喘气。看他弓腰推门进来，一脸皱纹，眼皮耷拉，张开剩下两颗牙齿的嘴，对我说一句话。我们在一张餐桌上吃饭，他坐上席，我在他旁边，看着他颤巍巍伸出一只青筋暴露的手，已经抓不住什么，又抖抖地勉力去抓住。听他咳嗽，大口喘气——这就是数年之后的我自己。一个父亲，把全部的老年展示给儿子。一如我把整个童年、青年带回到他眼前。

在一个家里，儿子守着父亲老去，就像父亲看着儿子长大成人。这个过程中儿子慢慢懂得老是怎么回事。父亲在前面蹚路。父亲离开后儿子会知道自己四十岁时该做什么，五十岁、六十岁时要考虑什么。到了七八十岁，该放下什么，去着手操劳什么。

可是，我没有这样一个老父亲。

我活得比你还老的时候，身心的一部分仍旧是一个孩子。我叫你爹，叫你父亲，你再不答应。我叫你爹的那部分永远地长不大了。

多少年后，我活到你死亡的年龄：三十七岁。我想，我能过去这一年，就比你都老了。作为一个女儿的父亲，我会活得更老。那时想起年纪轻轻就离去的你，就像怀想一个早夭的儿子。你给我童年，我自己走向青年、中年。

我的女儿只看见过你的坟墓。我清明带着她上坟，让她跪在你的墓前磕头，叫你爷爷。你这个没福气的人，没有活到她张口叫你爷爷的年龄。如果你能够，在那个几乎活不下去的年月，想到多少年后，会有一个孙女附在耳边轻声叫你爷爷，亲你胡子拉碴的脸，或许你会为此活下去。但你没有。

二

留下五个儿女的父亲，在五条回家的路上。一到夜晚，村庄的五个方向有你的脚步声。狗都不认识你了。五个儿女分别出去开门，看见不同的月色星空。他们早已忘记模样的父亲，一脸漆黑，站在夜色中。

多年来儿女们记住的，是五个不同的父亲。或许根本没有一个父亲。所有对你的记忆都是空的。我们好像从来就没有过你。只是觉得跟别人一样应该有一个父亲，尽管是一个死去的父亲。每年清明我们上坟去看你，给你烧纸，烧烟和酒。边烧边在坟头吃喝说笑。喝剩下的酒埋在你的头顶。临走了再跪在墓碑前叫声父亲。

我们真的有过一个父亲吗？

当我们谈起你时，几乎没有一点共同的记忆。我不知道五岁便失去你的弟弟记住的那个父亲是谁。当时还在母亲怀中哇哇大哭的妹妹记住的，又是怎样一个父亲。母亲记忆中的那个丈夫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你死的那年我八岁，大哥十一岁，最小的妹妹才八个月。我的记忆中没有一点你的影子。我对你的所有记忆是我构想的。我自己创造了一个父亲，通过母亲、认识你的那些人。也通过我自己。

如果生命是一滴水，那我一定流经了上游，经过我的所有祖先，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就像我迷茫中经过的无数个黑夜。我浑然不觉的黑夜。我睁开眼睛。只是我不知道我来到世上那几年里，我看见了什么。我的童年被我丢掉了。包括那个我叫父亲的人。

我真的早已忘了，这个把我带到世上的人。我记不起他的样子，忘了他怎样在我记忆模糊的幼年，教我说话，逗我玩，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在院子里走。我忘了他的个头，想不起家里仅存的一张照片上，那个面容清瘦的男人曾经跟我有过什么关系。他把我拉扯到八岁，他走了。可我八岁之前的记忆全是黑夜，我看不清他。

我需要一个父亲，在我成年之后，把我最初的那段人生讲给我。就像你需要一个儿子，当你死后，我还在世间传播你的种子。你把我的童年全带走了，连一点影子都没留下。

我只知道有过一个父亲。在我前头，隐约走过这样一个人。

我的有一脚踩在他的脚印上，隔着厚厚的尘土。我的有一声追上他的声。我吸的有一口气，是他呼出的。

你死后我所有的童年之梦全破灭了。剩下的只是生存。

三

我没见过爷爷，他在父亲很小时便去世了。我的奶奶活到七十八岁。那是我看见的唯一一个亲人的老年。父亲死后她又活了三年，或许是四年。她把全部的老年光景示意给了母亲。我们的奶奶，那个老年丧子的奶奶，我已经想不起她的模样，记忆中只有一个灰灰的老人，灰白头发，灰旧衣服，弓着背，小脚，拄拐，活在一群未成年的孙儿中。她给我们做饭，洗碗。晚上睡在最里边的炕角。我仿佛记得她在深夜里的咳嗽和喘息，记得她摸索着下炕，开门出去。过一会儿，又进来，摸索着上炕。全是黑黑的感觉。有一个早晨，她再没有醒来，母亲做好早饭喊她，我们也大声喊她。她就睡在那个炕角，弓着身，背对我们，像一个熟睡的孩子。

母亲肯定知道奶奶的更多细节，她没有讲给我们。我们也很少问过。仿佛我们对自己的童年更感兴趣。童年是我们自己的陌生人。我们并不想看清陪伴童年的那个老人。我们连自己都无法弄清。印象中奶奶只是一个遥远的亲人，一个称谓。她死的时候，我们的童年还没有结束。她什么都没有看见，除了自己独生儿子的死，她在那样的年月里，看不见我们前途的一丝光亮。我们的未来向她关闭了。她对我们的所有记忆是愁苦。她走的时候，一定从童年领走了我们，在遥远的天国，她抚养着永远长不大的一群孙儿孙女。

四

在我八岁，你离世的第二年，我看见十二岁时的光景：个头稍高一些，胳膊长到锨把粗，能抱动两块土块，背一大捆柴从野地回来，走更远的路去大队买东西——那是我大哥当时的岁数。我和他隔了四年，看见自己在慢慢朝一捆背不动的柴走近，我的身体正一碗饭、一碗水地长到能背起一捆柴、一袋粮食。

然后我到了十六岁，外出上学。十九岁到安吉小镇工作。那时大哥已下地劳动，我有了跟他不一样的生活，我再不用回去种地。

可是，到了四十岁，我对年岁突然没有了感觉。路被尘土蒙蔽。我不知道四十岁以后的下一年我是多大。我的父亲没有把那时的人生活给我看。他藏起我的老年，让我时刻回到童年。在那里，他的儿女永远都记得他收工回来的那些黄昏，晚饭的香味飘在院子。我们记住的饭菜全是那时的味道。我一生都在找寻那个傍晚那顿饭的味道。已经忘了是什么饭，一家人围坐在桌旁，筷子摆齐，等父亲的脚步声踩进院子，等他带回一身尘土，在院门外拍打。

有这样一些日子，父亲就永远是父亲了，没有谁能替代他。我们做他的儿女，他再不回来我们还是他的儿女。一次次，我们回到有他的年月，回到他收工回来的那些傍晚，看见他一身尘土，头上落着草叶。他把铁锨立在墙根，一脸疲惫。母亲端来水让他洗脸，他坐在土墙的阴影里，一动不动，好像叹着气，我们全在一旁看着他。多少年后，他早不在人世，我们还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他。我们叫他父亲，声音传不过去。盛好饭，碗递不过去。

五

你死去后我的一部分也在死去。你离开的那个早晨我也永远地离开了，留在世上的那个我究竟是谁。

父亲，只有你能认出你的儿子。他从小流落人世，不知家，不知冷暖饥饱。只有你记得我身上的胎记，记得我初来人世的模样和眼神，记得我第一眼看你时，紧张陌生的表情和勉强的一丝微笑。

我一直等你来认出我。我像一个父亲看儿子一样，一直看着我从八岁长到四十岁。这应该是你做的事情。你闭上眼睛不管我了。我是否已经不像你的儿子。我自己拉扯大自己。这个四十岁的我到底是谁。除了你，是否还有一双父亲的眼睛，在看着我。

我在世间待得太久了。谁拍打过我头上的土。谁会像擦拭尘埃一样，拭去我的年龄、皱纹，认出最初的模样。当我淹没在熙攘人群中，谁会在身后喊一声：呔，儿子。我回过头，看见我童年时的父亲，我满含热泪，一步步向他走去，从四十岁，走到八岁。我一直想把那个八岁的我从童年领出来。如果我能回去，我会像一个好父亲，拉着那个八岁孩子的手，一直走到现在。那样我会认识我，知道自己走过了怎样一条路。

现在，我站在四十岁的黄土梁上，望不见自己的老年，也看不清远去的童年。

我一直等你来认出我，告诉我辈分，一一指给我母亲兄弟。他们一样急切地等着我回去认出他们。当我叫出大哥时，那个太不像我的长兄一脸欢喜，他被辨认出来。当我喊出母亲时，我一下喊出我自己，一个四十岁的儿子，回到家里，最小的妹妹都三十岁了。我们有了一个后父。家里已经没你的位置。

你在世间只留下名字。我为怀念你的名字把整个人生留在世上。我的身体承受你留下的重负，从小到大，你不去背的一捆柴我去背回来，你不再干的活儿我一件件干完。他们说我是你儿子，可是你是谁，是我怎样的一个父亲。我跟你走掉的那部分一遍遍地喊着父亲。我留下的身体扛起你的铁锨。你没挖到头的一截水渠我得接着挖完，你垒剩的半堵墙我们还得垒下去。

六

如果你在身旁，我可能会活成另外一个人。你放弃了教养我的职责。没有你我不知道该听谁的。谁有资格教育我做人做事。我以谁为榜样一岁岁成长。我像一棵荒野中的树，听由了风、阳光、雨水和自己的性情。谁告诉过我哪个枝丫长歪了。谁曾经修剪过我。如果你在，我肯定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尽管我从小就反抗你，听母亲说，我自小就不听你的话，你说东，我朝西。你指南，我故意向北。但我最终仍长得跟你一模一样。没有什么能改变你的旨意。我是你儿子，你孕育我的那一刻我便再无法改变。但我一直都想改变，我想活得跟你不一样。我活得跟你不一样时，内心的图景也许早已跟你一模一样。

早年认识你的人，见了我都说：你跟你父亲那时候一模一样。

我终究跟你一样了。你不在我也没活成别人的儿子。

可是，你那时坚持的也许我早已放弃，你舍身而守的，我或许已不了了之。没有你我会相信谁呢？！你在时我连你的话都不信。现在我想听你的，你却一句不说。我多想让你吩咐我干一件事，就像早年，你收工回来，叫我把你背来的一捆柴码在墙根。那时我那么的不情愿，码一半，剩下一半。你看见了，大声呵斥我。我再动一动，码上另一半，仍扔下一两根，让你看着不舒服。

可是现在，谁会安排我去干一件事呢？！我终日闲闲。半生来我听过谁的半句话。我把谁放在眼里，心存佩服。

父亲，我现在多么想你在身边，喊我的名字，说一句话，让我去门外的小店买一盒火柴，让我快一点。我干不好时你瞪我一眼，甚至骂我一顿。

如今我多么想做一件你让我做的事情，哪怕让我倒杯水。只要你吭一声，递个眼神，我会多么快乐地去做。

父亲，我如今多想听你说一些道理，哪怕是老掉牙的，我会毕恭毕敬倾听，频频点头。你不会给我更新的东西。我需要那些新东西吗？

父亲，我渴求的仅仅是你说过千遍的老话。我需要的仅仅是能够坐在你身旁，听你呼吸，看你抽烟的样子，吸一口，深咽下去，再缓缓吐出。我现在都想不起你是否抽烟，我想你时完全记不起你的样子。不知道你长着怎样一双眼睛，蓄着多长的头发和胡须，你的个子多高，坐着和走路是怎样的架势。还有你的声音，我听了八年，都没记住。我在生活中失去你，又在记忆中把你丢掉。

七

你短暂落脚的地方，无一不成为我长久的生活地。有一年你偶然途经，吃过一顿便饭的沙湾县城，我住了二十年。你和母亲进疆后度过第一个冬天的乌鲁木齐，我又生活了十年。没有谁知道你的名字，在这些地方，当我说出我是你的儿子，没有谁知道。四十年前，在这里拉过一冬天石头的你，像一粒尘土埋在尘土中。

只有在故乡金塔，你的名字还牢牢被人记住。我的堂叔及亲戚们，一提到你至今满口惋惜。他们说你可惜了。一家人打柴放牛供你上学。年纪轻轻做到县中学校长、团委书记。

要是不去新疆，不早早死掉，也该做到县长了。

他们谈到你的活泼性格，能弹会唱，一手好毛笔字。在一个叔叔家，我看到你早年写在两片白布上的家谱，端正有力的小楷。墨迹浓黑，仿佛你刚刚写好离去。

他们听说我是你儿子时，那种眼神，似乎在看多少年前的你。在那里我是你儿子。在我生活的地方你是我父亲。他们因为我而知道你，但你不在人世。我指给别人的是我的后父，他拉扯我们长大成人。他是多么的陌生，永远像一个外人。平常我们一起干活儿。吃饭，张口闭口叫他父亲。每当清明，我们便会想起另一个父亲，我们准备烧纸、祭食去上坟，他一个人留在家，无所事事。不知道他死后，我们会不会一样惦念他。他的祖坟在另一个村子，相距几十公里，我们不可能把他跟先父埋在一起，他有自己的坟地。到那时，我们会有两处坟地要扫，两个父亲要念记。

八

埋你的时候，我的一个远亲姨父掌事。他给你选了玛纳斯河边的一块高地，把你埋在龙头，前面留出奶奶的位置。他对我们说，后面这块空地是留给我们的。我那时多小，一点不知道死亡的事，不知道自己以后也会死，这块地留给我们干什么。

我的姨父料理丧事时，让我们、让他的儿子们站在一旁，将来他死了，我们会知道怎样埋他。这是做儿子的必须要学会的一件事，就像父母懂得怎样生养你，你要学会怎样为父母送终。在儿子成年后，父母的后事便成了时时要面对的一件事，父母在准备，儿女们也在准备，用很多年、很多个早晨和黄昏，相互厮守，等待一个迟早会来到的时辰，它来了，我们会痛苦，伤心流泪，等待的日子全是幸福。

父亲，你没有让我真正当一次儿子，为你穿寿衣，修容，清洗身体，然后，像抱一个婴儿一样，把你放进被褥一新的寿房。我那时八岁，看见他们把你装进棺材。我甚至不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在我的记忆中埋你的墓坑是一个长方的地洞，他们把你放进去，棺材头上摆一碗米饭，插上筷子，我们趴在坑边，跟着母亲大声哭喊，看人们一锨锨把土填进去。我一直认为你从另一个出口走了。他们堵死这边，让你走得更远。多少年来我一直想你会回来，有一天突然推开家门，看见你稍稍长大几岁的儿女，衣衫破旧，看见你清瘦憔悴的妻子，拉扯五个儿女艰难度日。看见只剩下一张遗像的老母亲。你走的时候，会想到我们将活成怎样。我成年以后，还常常想着，有一天我会在一条异乡的路上遇见你，那时你已认不出我，但我一定会认出你，领你回家。一个丢掉又找回来的老父亲，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离去了。等我长大，过上富裕日子，他从远方流浪回来，老得走不动路。他给我一个赡养父亲的机会。也给我一个料理死亡的机会。这是父亲应该给儿子的，你没有给我。你早早把死亡给了别人。

九

我将在黑暗中孤独地走下去，没有你引路。四十岁以后的寂寞人生，衰老已经开始，我不知道自己在年老腰疼时，怎样在深夜独自忍受，又在白天若无其事，一样干活儿说话。在老得没牙时，喝不喜欢的稀粥，把一块肉含在口中，慢慢地嗍。我身体迟早会老到这一天。到那时，我会怎样面对自己的衰老。父亲，你是我的骨肉亲人，你的每一丝疼痛我都能感知。衰老是一个缓慢到来的过程，也许我会像接受自己长个子、生胡须一样，接受脱发、骨质增生，以及衰老带来的各种病痛。

但是，你忍受过的病痛我一定能坦然忍受。我小时候，有大哥，有母亲和奶奶，引领我长大。也有我单独寂寞的成长。我更需要你教会我怎样衰老和死亡。

如果你在身旁，我会早早知道，自己的腿在多大年龄变老，走不动路。眼睛在哪一年秋天花去。这一年到来时，我会有时间给自己准备老花镜和拐杖。我会在眼睛彻底失明前，记住回家的路和那些常用物件的位置。我会知道你在多大年龄开始为自己准备后事，吩咐你的大儿子，准备一口好棺材，白松木的，两条木凳支起，放在草棚下。着手还外欠的债。把你一生交往的好朋友介绍给儿子，你死后无论我走到哪，遇到什么难事，认识你的人会说，这是你的后人。他们中的某个人，会伸手帮我一把。

可是，没有一个叫父亲的人，白发飘飘，把我向老年引。我不知道老是什么样子。我的腿不把酸痛告诉我。我的腰不把弯曲告诉我。我的皮肤不把皱纹告诉我。我老了我不知道。就像我年少时，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孩子。我去沙漠砍柴，打土块，背猪草。干大人的活儿。没人告诉我是个孩子。父亲离开的那一年我们全长大了，从最小的妹妹，到我。你剩给我们的全是大人的日子。我的童年不见了。

直到有一天，我背一大捆柴回家，累了在一户人家墙根歇息，那家的女人问我多大了，我说十三岁。她说，你还是个孩子，就干这么重的活儿。我羞愧地低下头，看见自己细细的腿和胳膊，露着肋骨的前胸和独自长大的一双脚。你都死去多少年了，我以为自己早长大了，可还小小的，个子不高，没有多少劲。背不动半麻袋粮食。

如果寿命跟遗传有关，在你死亡的年龄，我会做好该做的事。如果我活过你的寿数，我就再无遗憾。我的儿女们，会有一个长寿的父亲。他们会比我活得更长久。有一个老父亲在前面引领，他们会活得自在从容。

现在，我在你没活过的年龄，给你说出这些。我说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你在听。我也在听，父亲。

写于2002年底

改于2003年底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片叶子下生活》

真是很少读到这么朴素、沉静而又博大、丰富的文字了。我真是很惊讶作者是怎么在黄沙滚滚的旷野里，同时获得了对生命和语言如此深刻的体验。在这片垃圾遍地、精神腐败、互相复制的沙漠上，读到农民刘亮程的散文，真有来到绿洲的喜悦和安慰。

——作家 李锐

朗读者 李彦宏 LI YAN HONG

1992年，李彦宏还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一名普通留学生，当他申请一个计算机图形学的研究生项目时，被教授追问：“你在中国有计算机吗？”当时，这个问题把他难住了。因为在中国，他确实没有计算机。但正是这个问题，让他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让中国也拥有强大的计算机产业。

1999年年底，身在美国硅谷的李彦宏看到了中国互联网及中文搜索引擎服务的巨大发展潜力，怀抱着技术改变世界的梦想，他毅然放弃美国硅谷的高薪工作，回国创业。2000年1月1日的中关村，一家中文搜索引擎公司成立了。李彦宏为它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百度，取自“众里寻他千百度”。时至今日，百度已经成为仅次于谷歌的全球第二大搜索引擎，更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现在，再也没有人会说，中国看不到创新的影子；也不会再有人问，中国有计算机吗？

今天的百度拥有数万名研发工程师，这是中国乃至全球最优秀的技术团队之一。这支队伍掌握着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搜索引擎技术，使中国成为美国、俄罗斯和韩国之外，全球仅有的四个拥有搜索引擎核心技术的国家之一。2018年，李彦宏登上《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该杂志称他为“the innovator（创新者）”，评论他“正在帮助中国赢得二十一世纪”。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他没有止步不前，他开始带领百度致力于人工智能等相关前沿技术的研究和探索，希望人工智能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朗读者访谈

董卿：2000年对于你来讲真的是一个新千年。那一年不仅有了百度，你的大女儿也出生了。

李彦宏：是，有了我的第一个孩子。

董卿：你看到她的第一眼是什么样的感受？

李彦宏：我就觉得，这是我的。（笑）今后我的生命就不一样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一定要很好地去培养她，照顾她。

董卿：你会给孩子换尿布吗？

李彦宏：会呀。

董卿：你会半夜给孩子喂奶吗？

李彦宏：会呀。（全场笑）这孩子一晚上醒好多次。即使是白天，她也哭，有时候一哭一个小时，所以也有很多时候想，哎哟，这怎么办呢？反正是比较累。但我觉得就是有盼头吧，无论是百度这个公司也好，还是这个孩子也好，一天一天地在成长，这是给我最大快乐和幸福的地方。

董卿：时间飞快啊，一转眼十八年过去了。你现在已经有第二个女儿了。我们的视频里将会出现一些关键词，左边蓝色的关键词是百度员工对你的一些评价，右边粉色的关键词是你的二女儿对你的一些描述。

（蓝色关键词包括：人工智能、能早起、园丁、高考状元、脾气好、耿直、理工男、年轻人、不解风情等。粉色关键词包括：自信、伟大、爱笑、聪明、温暖、大忙人、相信我、宠我、万能等。）

李彦宏：还是挺不一样的。

董卿：我们来看看女儿心中的爸爸：伟大的爸爸，勇敢的爸爸，爱笑的爸爸，宠我的爸爸……我注意到里面有追剧，你还陪着她追剧吗？

李彦宏：她特小的时候就开始看青春剧，看了之后有不明白就来问我。

董卿：青春剧里面有很多关于爱情的情节。

李彦宏：是。

董卿：如果她有这样的问题问你，你会怎么解答呢？

李彦宏：他们这一代人觉得这些东西都很正常吧。有时候我觉得不引导反而更真实。她跟我说，爸爸，我将来不要找男朋友，我想做CFO（首席财务官）。

董卿：为什么不做CEO（首席执行官）？

李彦宏：她可能不知道CEO是什么。（全场笑）

董卿：虽然我知道你父亲已经不在了，但如果用一些形容词来形容他，你会选一些什么样的词汇呢？

李彦宏：我父亲是一个挺独立的人，他给我的教导里让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就是说，认准了就去做，不跟风，不动摇。

董卿：他自己也是这样一个人吗？

李彦宏：他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也没有多少机会在职业上有什么发展，但是我觉得他一直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记得我刚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讲，你要努力读书，将来自己要考大学。因为我们家是个很普通的家庭，我们没有后门可走，你要靠自己的本事。

董卿：你在自己后来人生的很多重要节点上，比如说出国留学或者回国创业，都会征求父亲的意见吗？

李彦宏：其实等我接近成年的时候，我父亲基本上就不在这方面给我提供太多意见了。我考大学的时候，考哪个学校、报哪个专业都是我自己做决定的。他可能很早就觉得我超过了他。

董卿：但是在父亲走之前，可能还是有一件事情是你顺从了老人家本人的意愿，遵从了他的选择。

李彦宏：对。就是在他弥留之际，有一次很危险，他突然昏迷了，医院就给我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上呼吸机。我当时很着急，就说上，赶快上。等到他醒过来，他说：“为什么要把我捆起来？为什么要给我上呼吸机？我知道我得的是不治之症，所以如果我再昏迷的话，你不要再给我采取这种抢救措施了。”当他第二次昏迷的时候，医院还是在征求意见说：“我们要不要抢救他？”我……下了一个决心吧，就说：“我听我爸爸的。”他既然觉得人的自尊比多活几天更重要，那我应该尊重他的意愿。

其实，父亲在世的时候，我平时很忙，见他的时间不多，我也很少做梦。但是在他过世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已经梦到过他至少五六次了，我觉得冥冥当中，我还是有很多话没来得及跟他说，有很多应该相处的时间没有给他。这是我特别后悔的。

董卿：我注意到你今天戴了一枚戒指。

李彦宏：我在美国的时候像很多当时的美国青年一样赶时髦，买了一条金项链戴在脖子上。回国之后，人家告诉我说，这个好像不太符合中国文化，我就把它给了父亲。他后来把这条金项链重新打造，打成了戒指，戴了十几年吧。我父亲去世那一天，我们把他送到殡仪馆，回来的路上，我妈妈就把这枚戒指给我，她说：“你戴上吧。”我当时第一反应就说，我从来不戴戒指。我妈妈跟我说：“你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你是有爸爸的，以后你是没有爸爸的人了。”我听了之后，觉得这话说得特别对。这是我们父子之间的一个纽带吧。（掌声）

董卿：我记得余华曾经写过一句话：“我走遍这个城市的所有角落，眼睛里挤满老人们的身影，唯独没有父亲的脸庞。”

李彦宏：我梦里经常有他，梦到他年轻的时候，梦到他生病的时候。我们俩应该都属于不太善表达的那种人，但是人又很善良，特别愿意倾听别人说。我跟他很像，我其实是到很大的时候才注意到这一点的。

董卿：所以你今天要为父亲读些什么呢？

李彦宏：我要读一首诗，是罗伊·克里夫特的《爱》，我也想把我的女儿拉上，我们一起给大家读。

董卿：你跟他说过爱吗？

李彦宏：没有，从来没有。就我们家的这种传统啊，连一声“谢谢”都从来没有说过。

董卿：说也好，不说也好，爱的存在是最重要的。

李彦宏：对，一个是存在，一个是你要有行动。

董卿：我们也可以把这次朗读看成一次行动。

李彦宏：对，献给他，希望在天堂的他能够听到。

董卿：刚才李彦宏说了，他今天的朗读要和他的女儿一起完成，我们掌声欢迎Brenda（李韵迪）。

你有没有听过爸爸说这么多话？

李韵迪：没有。我特别惊讶他有这么多经历，而且他每个问题都回答得那么好！（全场笑）

董卿：你想借这个机会对他说些什么吗？

李韵迪：（对李彦宏）谢谢你，我永远会支持你。爸爸，我爱你！（父女拥抱）

读本 爱

［爱尔兰］罗伊·克里夫特

我爱你

不只因为你的样子，

还因为

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

我爱你，

不只因为

你做成了什么样的事，

还因为

为了你我能做成的事。

我爱你，

因为我的一部分

由你呼唤而出；

我爱你，

因为你的手

穿过我充盈的心房

还略过了

你不禁

依稀可见的

所有傻事，弱点，

你的手向着亮光

绘出了

一切属于我的美丽

别人从未看到过的

距离太远难以觅到的美丽。

我爱你，因为

你在帮助我

让我生命中无用的废物

不是小酒馆

而是庙宇；

让我日复一日的

工作

不是责备抱怨

而是一首歌。

我爱你，

因为你做的

比任何信条能做到的

要多得多

让我变成好人，

也比任何命运能做到的

要多得多

让我愉悦。

你做到这一切

没有触碰，

没有言语，

没有信号。

你做到这一切

因为你是你。

也许，这

毕竟是

朋友的意义。

（梅特 译）

这首诗的作者到底是谁，存在一定的争议，比较多的人认为它的作者是爱尔兰人罗伊·克里夫特。关于这位作家的生平记载非常少，甚至有人认为他是美国人，大约生于1905年，卒于1980年，1979年出版过一本二十八页的诗歌选集。这首诗经常出现在婚礼的誓词当中，但它诠释的爱的真谛其实存在于所有的关系里：因为你，我找到真实的自己；因为你，我变成了更好的人；我爱你，所以更爱我自己。

——编者

朗读者 魏世杰 WEI SHI JIE

魏世杰有时候称自己为“核弹老人”，有时候又自称是一个“倒霉老头”。他既是一位勇敢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坚强的父亲。

魏世杰196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就进入我国的核物理研究领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美国、苏联对中国开展了严密的核技术封锁，中央提出了自主研发“两弹一星”的号召。魏世杰接受国家委派，前往青海参与研制。在戈壁荒滩上，他隐姓埋名二十六年，参加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及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他与钱三强、邓稼先、于敏等科学家一起，为国家的国防事业和核武器研究奉献了全部青春和心血。

他之所以称自己为“倒霉老头”，是因为命运对他真的太过残酷。他有一儿一女，儿子有先天性的智力障碍，智商和六七岁的小孩差不多，女儿则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面对这样的境况，魏世杰的妻子也不堪打击，同样患上了精神疾病。他一个人要照顾三个人，有时不堪重负。这么多年，他撑过来了。

退休后的魏世杰本该颐养天年，但是他更愿意将普及科学知识视为己任。他撰写科普读物，在各地学校做科普报告。在写作和演讲的时候，他的所有疲累仿佛全部消失，整个人又焕发了神采。有人问他会不会抱怨命运的不公，他笑着回答，人生既有苦难，也有幸福，陪着家人，不管多苦多累，都心甘情愿。

朗读者访谈

董卿：1964年您刚刚从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就被派往青海，参与第一颗氢弹的研制，那时候您到试验基地主要是负责什么工作呢？

魏世杰：核武器里有一部分是炸药，我负责炸药部件的性能测试。

董卿：这是非常危险的。

魏世杰：对。比如说炸药爆炸的概率是百分之二十，一百次里就有二十次是肯定会爆炸的。有一次我们做一个炸药饼子，从压机上把它向外脱出来的时候，炸药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在场的有四个人，全被炸死了。那一次，我对“粉身碎骨”有了切身体会，因为第二天我们到现场去的时候，就找不到一具大的遗骸。我们把捡起来的东西分成四堆，放在四个棺材里。都是很年轻的人……

董卿：可能您由此也更感受到了肩上的担子，其中有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

魏世杰：是。后来我们慢慢知道了，我们是在为国家制造核盾牌，这个时候应该是心潮起伏吧，在这个地方即便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掌声）

董卿：1967年6月17日是氢弹空爆试验成功的日子，那时候您在哪儿啊？

魏世杰：那时候我就在二二一厂，因为保密的原因，我们也和全国人民一样，从报纸上、广播里得知我们的氢弹试验成功了。对于我们内部人来说，心里面是感到非常高兴的，但是不能表现出来，大家也就会意地互相笑一笑。

董卿：让我最佩服的是，像这样充满了危险性的工作，您干了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是二十六年。

魏世杰：那二十六年在我的一生里面是非常难忘的，我想，我为我们国家核武器的研究事业做出了一点贡献，尽管可能很微薄，我也感到很知足了，很值得。（掌声）

董卿：这二十六年里，每年能回家探望家人一次吗？

魏世杰：每年有一次探亲假，十六天。结婚以后就是双职工了，三年一次探亲假，也是十六天。

董卿：三年一次，一次十六天，太少了！

魏世杰：（笑）就这样。我们两个都在一个室，但不是一个组，她是搞化学分析的。孩子当时是送给我父母亲了，因为一年才回家一次，她都不认识你，你回去的时候要给她带点什么东西，她都不要。尽管我是她爸爸，她也不敢要。探亲不是十几天就要回去吗？我们走的时候都是泪汪汪的，舍不得。我记得我这个孩子第一次放在家里，她不吃饭，也不喝牛奶，非找她妈不可。当时我爱人在火车上就哭了一路。

董卿：二十六年以后，1990年，您终于可以回到老家山东青岛了。您是从什么时候发现儿子的智力有问题的？

魏世杰：很早就发现了。他的学习不太好，后来他们老师告诉我，你这个孩子有点缺心眼。后来到医院检查了，先天性的智力残疾，二级。

董卿：那您现在在生活上需要照顾他哪些方面呢？

魏世杰：主要是卫生问题。地不拖，衣服不洗，洗个脚、洗个澡都很费劲。我给他写了一个守则。

董卿：（读）首先每天要拖地板、倒垃圾，耽误一次，扣零花钱五元；及时冲厕所，冲不干净，扣零花钱五元；不买腐烂的水果，不买烂的鱼虾，违反一次，扣零花钱五元。他懂吗？

魏世杰：（笑）懂，主要是培养他的独立能力。我也不能永远活下去，你总得让他自己尽量地能够独立。反正是慢慢来吧。

闺女就比较严重了，她得了精神分裂症。半夜的时候她把你喊起来，为什么呢？地上掉了一根头发，她要你把它捡起来；这个头发很危险，你得把它捡起来。你给她一个碗，碗里可能有点水，她要你把水给她倒掉；倒掉就倒掉吧，连续倒了二十次，她还是不满意。

董卿：您会不耐烦吗？

魏世杰：我开始的时候以为她故意捣乱，也打过她两下，后来感到很后悔，不应该打她，她是病人，不是她愿意这么做的，你只能照顾她，只能服从她。

董卿：她清醒的时候，认为您是一个好父亲吗？

魏世杰：她有一次自杀，自杀前写了一封遗书，她说：“爸爸妈妈，你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我这一辈子不能报答你们了，我到下辈子报答你们。”让我很感动的。（掌声）

董卿：您会不会有一种补偿的心理？

魏世杰：我有这个想法，因为在上半生我基本上没有管他们，现在他们都有病了，我要尽力，尽我最大的努力减轻他们的痛苦。

董卿：可是谁来照顾您呢？其实在一般的家庭，作为一个已经七十七岁的老人，您也需要别人来照顾呀。

魏世杰：我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我看到别的老人有时候下个棋，上个老年大学，或者出国旅游，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就太奢侈了。我现在甚至都不敢生病，我尽力地保持自己的健康，能顶过去就顶过去。现在一家子不是四个人吗？三个需要我照顾。

董卿：老伴身体也不好是吧？

魏世杰：老伴是后来得了精神分裂症。2007年，因为这俩孩子的原因吧，可能她受到了刺激。她也自杀过一次，后来我把她抢救过来以后，她说了一句话，我也很感动。她说：“老魏，我看你太累了，我要是死了，你还稍微轻快点。”我当时就是……泪流满面吧。我们两个是战友，从青海到四川，这么多年都过来了，风风雨雨。她现在是住在重症监护室里面，探视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每次去的时候，她都是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

董卿：那您现在会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在一些什么事情上呢？

魏世杰：我有自己的业余爱好。我喜欢写作，我现在每天想办法抽出两个小时来写作，也可以说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吧。我要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把思想稍微放松一点儿。

董卿：魏老写的文章有点像自传小说。大家听一听，这是魏老即将出版的《禁地青春·二》的一个小片段：“因为太突然，我竟然愣住了，不知所措。这是真的吗？还是一种幻觉？‘爸爸！’海燕扑到了我怀里，我抚摸着她的头发。这是真的，他们回来了。海燕恢复了少女般的活泼、天真、朝气蓬勃。”

魏世杰：这是我的一个幻想。在小说里面，我把他们的病都治好了，至少我心灵里会感到一点儿安慰。

董卿：回到现实生活中，您有没有一些时候会埋怨上天的不公平？

魏世杰：我没有这个想法。一个是照顾自己的亲人，你不会感到太痛苦的。再一个，我总是想，人生就是这样，就像一个硬币有两个面，这一面是苦，那一面是乐，都是不可避免的。你要热爱幸福的生活，也要热爱苦难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热爱生活。（掌声）

董卿：您现在再来看，在您这样一个家庭里，作为父亲，对于孩子的意义是什么？

魏世杰：父亲对孩子来说，就是他的一个最大的支柱。当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父亲就要挺身而出，应该是责无旁贷地给他们遮风避雨。

董卿：即便您知道他们其实已经无法回报您了。

魏世杰：不需要回报。父亲从来不要求孩子，自己付出了要有什么回报。他们也知道关心我，当然不像其他人那样关心那么多，但是哪怕有这一点点关心，我也觉得很温暖了。（掌声）

董卿：今天您的朗读想献给谁呢？

魏世杰：我想读爱默生的一段文字，把它献给我的孩子，愿天下所有的孩子幸福、安康。

董卿：我们作为儿女，更应该祝愿天下所有父母能够幸福、安康。魏老年轻的时候是核弹研究专家，是我们国家国防事业的功臣，但是他这辈子还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事业，就是做一个最坚强、最乐观、最豁达、最值得敬重的父亲，不问难与不难，不问值与不值，终身，永远。向天下所有的父亲致敬！爱你们。

读本 工作与时日（节选）

［美］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第三个萦绕我们的幻觉是，岁月无价，不论一年、十年或一个世纪都值得珍惜。不过有这样一句古老的法语谚语：“上帝每时每刻都在工作。”我们一直在寻求漫长的生活，但生活深不可测，或只是在重要时刻才有意义。让衡量时间不再是机械行为，而是精神行为吧。生命不必很长。洞察的时刻、美好的人际关系、一个微笑、一个眼神——它们才是真正的永恒。生命会到达顶点，会聚集浓缩。荷马说：“众神仅在某一天将理性的一部分分享给人类。”

我与诗人华兹华斯的观点相同，他认为：“生活中没有真正的幸福，只有在智慧和美德中才能找到快乐。”我也同意普林尼的观点：“当我们快乐做事时，生命也在不断被拉长。”我同样欣赏格劳孔的见解，他说：“生命的衡量尺度，噢！苏格拉底，就是你演说与聆听你演说中的智慧。”

告诉我恒星之间距离有多远的人只能充实我的知识。如何理解时日可以衡量一个人。我们不会用心聆听一个纯粹诗人的诗，也不会理睬一个地道数学家的问题。然而，如果一个人既熟悉事物的几何构造，又懂得它们的乐趣与华彩所在，那他的诗句就真挚而动人，他的数学问题就有音乐性。我认为最博学的人就是这样的，而不是那些只专注于挖掘被埋葬的王朝的人，譬如辛努塞尔特与托勒密王朝、天狼星时代、奥林匹克时代。最博学的人能阐明特殊的理论。除了虔诚，他能解开隐藏于其他所有事物上、连接无趣的人与事的纽带吗？人们总认为这过去的十五分钟是时间，不是永恒，是次要的，只是希望或回忆。也就是说，是如何能获得幸福与幸福能带来什么，而不是幸福本身。他能否与人平等相处？阐述道理的人引导我们从卑微与等待施舍的生活走向富裕和稳定。他让自己身处之地有尊严可言。落魄、有好奇心、平庸、流动、善模仿的美国，勤奋的希腊、罗马、英国和德国，他们都将脱掉满是灰尘的靴子，脱去有光泽的旅行者的帽子，安静地坐在家里，脸上洋溢着深层的喜悦。世上不存在如此景象，历史上也没有这般时刻，将来没有第二次平等机会。现在，让诗人们放声歌唱吧！让艺术尽情蔓延吧！

我还有一个观点。生活只有充满魔力和音乐，有完美的时机与谐和，而我们不仔细剖析它时，才是美好的。你必须尊重生活，认真地把自己当成一天来活，而不能像一个大学教授般质问它。世界如同难解的谜语——包括所有据说的、已知的和在做的事，我们不可逐字逐句地解读它，而应该和蔼亲切地对待它。我们必须准确理解所有事物。你必须用心聆听鸟儿的歌声，而不是试着用名词或动词描述歌声。我们不能节制、顺从些吗？我们不能让早晨就是早晨吗？

宇宙中的一切都是间接而行的，没有直线。我清楚地记得一位外籍学者的拜访带给年轻的我的快乐。他说：“海岛上的原始人在快乐地冲浪，脚踏轮子飞奔而来，接着又畅游回去，在几个小时内重复这愉悦的时光。而我们人类的生活是由转变组成的。没有放弃就不会成功。天文学如同间谍活动。我不敢出门欣赏星星和月亮，因为它们似乎在监督我的工作，会问我完成了多少行多少页作业。不过我告诉过你，在百丽岛情况就大不相同。那里只吸引热爱同一个目标的人。只填补时间是真正的幸福。上帝啊！填充我的时间吧！那样一来，我就不会说‘我生命中的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而是‘我真切地过了一个小时’。”

我们不喜欢做作的人，虽然他们有一定的文学才能或职业功绩，但他们为了钱写诗，倡导某种事业，执行某项策略，或者在意志的强烈推动下，设法朝某个独特的方向漠然地转变能力。不，世界上做得最好的——天才的作品——是一文不值的。杰作不需要痛苦的努力，只是思想的自然流露。莎士比亚让他的哈姆莱特如鸟儿构筑穴巢一般。诗词是在睡梦和清醒之间不负责任地完成的。幻想如此定义自己：

人们总是在落日的余晖中，

用半睁的双眼去

窥视，我就是如此！

大师们为快乐而绘画，并且知道幸福不会离他们而去。他们不可能以冷血抒发热爱。杰出的英语抒情诗人写的歌曲洋溢着欢乐。这是盛开的力量之花。法国女人的信中这样说：“迷人的意外，更迷人的存在。”诗人的诗如歌曲一般悦耳。一首歌曲只有在自由与高雅的环境中，才能成为真正的歌曲。如果歌者出于责任唱歌或不得不唱歌时，我宁愿他沉默不语。只有不在乎睡觉的人才不会失眠，不过于注重写或说的人往往写得最好、说得最好。

科学也遵循同样的规则。专家通常是一些爱好者。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就能完成关于蚯蚓、蝌蚪或蜘蛛腿的学术论文，他像专业学者那样仔细观察，他夸张地对着显微镜，就这样，他的研究报告完成了，接着审阅、印刷，然后他又回到日常远离科学的生活中。但是对牛顿而言，科学如呼吸一样简单。他用平日系鞋带所用的智慧计算月亮的重量。他的生活简单，充满智慧和神秘。阿基米德也是如此——他如同天空一样保持不变。林奈、富兰克林对人亲切而平等，没有高傲，而他们的成就却有益于全人类，他们永远为人们纪念。

当我们揭去时光的幻想面纱，找寻岁月的意义为何时，我们就开始寻求每个时刻的品质，完全放下了对时间长度的追逐。我们生活的意义不是表面的延伸，而是对生命深度的探索。我们进入永恒，时间只是永恒那翩翩飞舞的表面现象。的确，缓慢的思想加速和增力使得我们的生活看上去漫长而无尽头。我们称之为时间；但是，当加速与深入起了作用时，它需要一个更高的名字。

有些人不需要太多经历。多年以后，他们会说，我们早就知道这所有的一切；他们爱恨分明；明辨亲密与敌对的关系；他们不像其他人一样那么在乎外在条件；他们喜欢独处，享受自我；他们善于发号施令，却不愿被命令支配；他们自己存在，自我帮助；他们努力成为自己。现在的他们是伟大的，他们不是天才，或者毫不介意这一点——天资只是一种工具：是一种特性，是哲学能获得的最高名称。

英雄们是如何做到这些或那些的并不重要，关键的是，他们是什么。这将表现在他的每一个动作中或语言里。此时，时间与特性合而为一。

古希腊传说里宙斯与阿波罗之争有力地证明了特性超越天资。太阳神向众神挑战，说：“谁能超越射箭射得最远的阿波罗？”宙斯回答：“我能。”阿瑞斯摇摇头盔里的签，阿波罗抽到第一个。于是他张开弓箭，射向最西方。宙斯站起来，一大步走完这段距离，说：“我应该射向哪里？已经没有空间了。”因此射手的奖章颁给了没有发箭的宙斯。

这是每个认真的人最盼望的过程。从人类的工作到取得成功的喜悦；从对作品的尊敬到对他身处时间的神秘元素的疑惑；从评估每小时产量的经济到极度繁荣的经济，尊重我们的工作质量与权利，或忠实于我们身边流逝的东西；然后来到思想深处，寻找它的普遍性，或在永恒而不是时间中寻找它的根源。然后它流于特性中，这种特性珍视每一时刻，让我们在任何条件下都变得伟大，也是我们对自由和力量的唯一定义。

（埃依 译）

爱默生最大的成就在散文。他的散文与培根的一样，警句格言层见叠出。然而爱默生的随笔在其他很多方面跟培根的大相径庭，它不像培根随笔那样短小严密，而是像密西西比河水滚滚而来，有一发不可收的磅礴气势，使人想起惠特曼的诗。爱默生写道：“上帝说话的时候，他应当传达的不是一件事，而是所有的事。”所以他的文章大有吐尽自己一切观点的架势。他的文章充满了激情。

——翻译家 蒲隆

城市 City

城市是人类伟大的发明，它容纳一切生活的轨迹。在城市里，每一条街、每一栋楼的背后，都藏匿着一片天地。城市的城，是指用一片墙围起来的地域，市则是指交易，这是城市最原始的形态。而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早已各自有了各自的模样、各自的性格和命运。

对海明威来说，城市就是他眼里如同一场流动的盛宴般的巴黎；而对于老舍来说，城市是永远无法割舍的北平的天空；上海则赋予了张爱玲最华丽的伤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它可能是此时此刻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也可能是我们已经离开了的那座城市，也可能是我们向往的一座城市，而无论是念念不忘，还是心向往之，我们都在寻找一个既能够安身，也能够安心的地方。

一群人和一座城之间相互包容、相互给予、相互创造、相互成就。在城市的边界被无限拓展的时候，也留下了所有关于生长的故事。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们为了活着聚集在城市，也将为了更好的生活而继续聚集下去。”

走进朗读亭

我把《横越大海》送给我认识了十二年的最好的朋友。虽说洪水会把我带走，远离时空的范围，我盼望见到我的舵手，当我横越了大海。

朗读者 朱荟瑾（学生）

济南是文化古城，它非常有个性，也有很多秘密。我要朗读《你在高原》中的一段。宁珂第一次来到这个海滨城市就有一种奇特的感觉。这儿的天气有些阴郁，这也影响了他的心情。……他觉得在这座城市中，这个海关用灰木栅栏和高墙围起，越发像一个孤岛。

朗读者 张炜（作家）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它见证了很多历史上光辉的第一，让上海人的血脉中传承着红色基因。上海电影制片厂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成立的，里面有一批优秀的演员。我从少年到青年，在银幕上看到过很多他们塑造的英雄人物；在银幕下，他们也真的是共产党员。我就是受了他们的影响，让我看清楚了自己，未来该走怎么样的一条路。我已经八十多岁了，就算是不睡觉，为党工作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了。我一定要珍惜，珍惜这份无上的荣耀。

今天我想把敬爱的习近平总书记写给我的一封信读给大家听，以此让我们共学共勉。

牛犇同志：你好！得知你在耄耋之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我为此感到高兴。你把党当作母亲，把入党当成神圣的事情，六十多年矢志不渝追求进步，决心一辈子跟党走，这份执着的坚守令人感动。

朗读者 牛犇（著名表演艺术家，2018年以八十三岁高龄入党）

朗读者 王洛勇 WANG LUO YONG

王洛勇被称为“百老汇华裔第一人”，他因主演百老汇名剧《西贡小姐》而成为西方音乐剧界的顶尖明星，并获得美国福克斯演员奖最佳男演员奖。他的演出海报曾常年悬挂在纽约世贸中心的顶层，《亚洲周刊》称“由于他的表演，百老汇舞台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美国戏剧》则说：“美国应该更多地承认像王洛勇这样的亚裔演员，从他身上可以预见，中国演员、中国戏剧走向世界已为期不远。”

尽管有美国媒体称王洛勇为“来自东方的奇迹”，但他的成功并非偶然得来。他十一岁就离家去湖北十堰的一所戏曲学校学习京剧武生。每天都要摸爬滚打、舞刀弄枪，练就了扎实的形体表演基本功。1981年，王洛勇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几年后，出于对百老汇舞台的向往，他辞去了工作，在英文单词量不过几十个的情况下，去美国学表演。贫困、劳累、饥饿、语言不通，这些考验他都凭着“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挺过来了。1995年，他终于以《西贡小姐》主演的身份站在了百老汇的舞台上。他成功了。

一个东方人站在西方舞台上，困难程度超出常人想象。王洛勇打破了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他把中国传统艺术的扎实功底融入他的表演，还能更深入地理解角色，为人物开掘出新的深度。2001年，王洛勇回国发展。他一边演戏，一边为表演系的学生授课，还向海外推介中国话剧，他开始努力做一名中西交流的“文化大使”。

朗读者访谈

（屏幕播放王洛勇用英语朗诵《出师表》的视频片段）

董卿：这么纯正的发音，就是因为你在美国生活了十八年？

王洛勇：是。当时去美国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这应该感谢莎士比亚，因为莎士比亚，我走出了国门，参加了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碰上了美国的一位伟大的台词老师，她叫克里斯汀·林肯雷特。她邀请我说，你应该到美国来学习，我愿意担保你。我听后都要疯了，就是出国心切。克里斯汀·林肯雷特女士把报名表寄来，让填上我的信息。最要命的是，需要一个录音，没办法，那就是投机取巧了，我找了我们学校的一个年轻的留校老师，他帮我录了音。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去了美国。

到学校一试，英语不行。一上学，人家说，你会吗?“Yes（是的）!”你考试考得怎么样?“Yes!”考了多少分?“Yes!” 你为什么不开始?“Yes!”……你没听懂吗?“Yes!”（全场笑）就发现人家的脸都不对了，一考试，啥都拿掉了，我被降到戏剧学院外面的语言学校分校去学习。

董卿：你的奖学金也没了，学习资格也没了。

王洛勇：什么都没有了，真的明白了走投无路是什么感觉。

董卿：那你最后是怎么克服这一关的呢？

王洛勇：波士顿大学戏剧学院的台词老师叫鲍勃·卓别林，就是他救了我。他说，你一定要强化训练：上课就是一个聚光灯，每天四个小时，精神绝对地集中。不能说中文，像练小提琴长音把位一样练一组新的口腔肌肉。

董卿：有些什么样的具体方法呢？

王洛勇：比如说“th”音出不来，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舌头拉出来，就不能对你的舌头客气。比如“thank you（谢谢）”，我们老师就说，“thank you”，咬到了舌头。老师给我买了新手绢说，这个是送给你的台词课礼物，你就每天拉着舌头坐在地铁车上。在波士顿，地铁叫“T”，我就坐着“T”……（演示咬舌头，全场笑）有两次，一些人坐下来就盯着我，我都不知道，因为伸舌头时间长了以后，手绢上全是哈喇子。有些地方真的过不去的时候，我把那个英汉字典撕了就扔，撕了就扔，发誓再也不学英文了，因为学了上句，下句就忘；一读下句，上句就忘。哎呀，那个难受啊，恨自己笨哪……

董卿：你是想回来了吗？

王洛勇：当然了！太难受了！我跟张建一第一次去联合国看到中国国旗，眼泪“哗哗”地下来，就感到那种委屈，没人能帮你挺住，所有的事都得自己干。但是我在想，就是因为那个走过来的过程，我才获得重生。我跟他扎扎实实学了三年，最后我走上了百老汇。（掌声）

董卿：一旦语言解放之后，你就可以去争取更多的机会。是不是很快就得到了工作？

王洛勇：我运气太好了。看完音乐剧《西贡小姐》，就觉得这个角色我应该演。我跑到维尼·利夫导演那儿，敲了门进去。那帮人说：“So（所以）？”我说：“What（什么）？”他在等去北京的飞机票！我说我没有啊，他扭头就骂了他的秘书。我说，等一等！我就想要你看一下我演《西贡小姐》，我要试这个男主角。

董卿：他以为你是送机票的。

王洛勇：“Who are you（你是谁）?”“I’m Luoyong（我是洛勇）. I’m from Shanghai（我来自上海）. I want to audition for you（我想为你表演）.” “Can you sing（你会唱吗）?”“Yes I can sing（是的，我能唱）.”“OK. Sing（好，唱吧）!” （唱）“Love me tender，love me sweet（温柔地、甜蜜地爱我吧）；Never let me go（永远不要让我走）.”我就唱了。一唱完他笑了，说这首歌跟《西贡小姐》完全不一样。我说，这歌就是因为要见你我才练的，你把歌给我嘛，我去练一下。他说，好吧。我练了一年，一年之后，《西贡小姐》愿意给合同了。

董卿：而后就是连续五年多两千四百七十八场。（掌声）

王洛勇：那几年我啥事也不敢参加，不敢多说话，回到家里就睡觉。一个星期演八场，我说我的责任太大。我记得当时一个演员说，当我们第一次看到洛勇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谁，看到他那么瘦弱的样子，没想到他真的能够把这个角色拿下来。我们才知道不能歧视，不能事先把人看死。让我们一起给他力量。哎呀，真的是有一种被他们接受的感觉，很亲切。

董卿：所以现在回望，你会怎么样来看你和这座城市的关系？

王洛勇：我有时候跟我女儿过街，不经意听到公共汽车司机说：“Hi, Luo（你好，洛）!”就叫我“洛”。我说：“Go, go，violation（走，走，犯规了）!”我说，你都犯规了，“Now go, go（现在，走，走）!”当你在The New Yorker（《纽约客》）的城市指南上到处都看到自己剧照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荣誉感：过去，我跟这个城市啥关系也没有，那么害怕它，甚至有被抢的经历，一贫如洗，连门都找不到；到今天，我真是觉得，我也是这个城市的一员哪。

董卿：很多很多年轻人经常会觉得迷失在城市，他们会觉得城市很大，自己很小，怎么办？我觉得往往在这个时候，应该要逆向思维，你要把自己放大，你要去清醒地认识到你是谁，你想做什么，你能做什么，而后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了，终有一天你会在这个城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王洛勇：你这个总结太好了。你的理想不能丢掉，目标不能丢掉。

董卿：那你今天想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王洛勇：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节选，我以此篇献给一直默默支持我的妻子——丁宁。

读本 简·爱（节选）

［英］夏洛蒂·勃朗特

“过来跟我说声早安。”他说。我高高兴兴地走上前去。这回我得到的已不再只是一句冷淡的招呼，甚至也不再只是握一握手，而是拥抱和接吻。受到他这样的热爱和爱抚，似乎显得十分自然，十分亲切。

“简，你看上去容光焕发，而且笑盈盈的，很漂亮，”他说，“今天早上的确很漂亮。难道这就是我那个苍白的小精灵吗？这就是我那颗会摇身一变的小芥子末吗？这个脸带笑靥、嘴唇鲜红、有光滑的褐色头发和发亮的褐色眼睛、满脸喜洋洋的小姑娘？”（读者，我的眼睛是绿色的，不过你得原谅他这个错觉，因为我猜想在他眼里它们大概有了不同的颜色。）

“这是简·爱，先生。”

“很快就要成为简·罗切斯特啦，”他补充说，“再过四个星期，简妮特，一天也不多了。你听清了吗？”

我听清了，却还不能完全明白它的含义。它使我头都晕了。这种感受，这种对我做出的宣告，是一种跟喜悦极不相同的远为强烈的东西—— 一种叫人震惊、发呆的东西，我觉得，这几乎近于恐惧。

“你脸上发红，现在又发白了，简，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你给了我一个新的名字——简·罗切斯特，而它听起来那么古怪。”

“不错，罗切斯特太太，”他说，“小罗切斯特太太——费尔法克斯·罗切斯特年轻的新娘。”

“这绝不可能，先生，这听起来都不大像是真的。世上的人从来不会享受到完全的幸福。我也不见得生来就跟我的同类会有不同的命运，幻想这样的幸运会落到我的头上那简直是神话，是白日做梦。”

“这我能够而且一定会让它成为现实的。我今天就开始。今天早晨我已经写了封信给我在伦敦银行里的代理人，叫他给我送来托他保管的一些珠宝——历代桑菲尔德女主人的传家宝。我希望再过一两天就能把它们统统倒在你的裙兜里，因为假如我要娶的是一个贵族女儿，我能给她的一切特权和关心，我也一定都要献给你。”

“唉，先生！别提什么珠宝啦！我不喜欢听人家谈起它们。简·爱戴上珠宝，听上去都显得既不自然又挺古怪。我宁愿不要它们。”

“我要亲自把钻石项链戴在你的脖子上，把头饰套在你的额头上，它一定会很相配的，简，因为大自然至少把它的贵人标记盖在了你这额头上。同时我还要在这双纤秀的手腕上套上手镯，在这些仙女般的手指上戴满戒指。”

“别这样，别这样，先生！想想别的话题，讲讲别的事情，换个调子。别把我当个美人似的跟我说话，我只是你那相貌平常、像个贵格会教徒的家庭教师。”

“你在我眼里是个美人，而且是正合我心意的美人——又娇小又潇洒。”

“你是说，又矮小又不起眼吧。先生，你不是在凭空幻想，就是在有心奚落。看在上帝分上，别挖苦人吧！”

“我还要叫全世界的人都承认你是个美人。”他还是这样说下去，我听着越来越对他说话的调子心里嘀咕起来，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在盲目自欺，就是在存心欺骗我，“我要让我的简一身绸缎和花边，她要头发上插上玫瑰花，我还要在我最心爱的头上蒙上珍贵无比的面纱。”

“那你就会认不出我来了，先生，我会不再是你的简·爱，而是一只穿着花花绿绿小丑衣服的猴子，一只披着别人羽毛的八哥鸟。这样我还不如看着你，罗切斯特先生，满身戏装打扮，而我自己也身披贵妇长袍更好些。我决不说你漂亮，先生，尽管我十分爱你。太爱你了，绝不会来假意奉承你，你也别来奉承我。”

可是他不顾我的极力反对，还是接着这个话头继续说下去：“今天我就要带着你坐马车上米尔科特去，你得给自己挑选一些衣着。我跟你说过我们再过四个星期就结婚。婚礼不张扬，就在下坡那儿的那个教堂里举行，完了以后马上就带你进城。在那儿稍微耽搁一阵，我就要带着我的宝贝去太阳多一点的地方，到法国葡萄园和意大利平原上去。她会见到古往今来各种有明文记载的著名文物，也会尝到大城市生活的风味。那时她只要跟别人公平地比较一下，就会学会看重自己了。”

“我要去出门游历？而且是跟你一起吗，先生？”

“你要在巴黎、罗马和那不勒斯住住，还要在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维也纳。凡是我跋涉过的土地都要让你去重新涉足，凡是我脚踏过的地方，也要让你留下仙女般的脚印。十年前，我差不多发疯似的跑遍了欧洲，伴随着我的只有憎恶、痛恨和愤怒。如今我要身心健康、面目一新地重游旧地，由一位真正的天使给我安慰做伴。”

他说这样的话我不由朝他发笑。“我可不是个天使，”我断然地说，“而且到死也不想做，我就是我。罗切斯特先生，你既不要指望也不能强求我身上有什么天国里的东西，因为你决得不到它，正像我也决不会从你身上得到它一样。我压根儿就不那样指望。”

“那你指望我会怎么样呢？”

“在一个短时间里你也许会像你现在这样，一个很短的时间，然后你就会冷漠下来，接着会喜怒无常，再接着又会严厉无情，那时我就要煞费苦心才能讨你欢喜。不过等你真正跟我待惯了，你说不定又会重新喜欢我的——我是说，喜欢我，而不是爱我。我看你的爱情再过六个月，或者还不到，就会化为泡影。我在男人们写的书里看到，一个丈夫的热爱最长就能维持这样一段时间。不过话虽如此，我希望作为一个朋友和伴侣，永远不会变得叫我亲爱的主人十分讨厌。”

“讨厌！重新喜欢你！我想我倒真会一再重新喜欢你的，而且我会叫你承认我不光是喜欢，而是爱着你——真诚、热烈、永不变心地爱着你。”

“你不会反复无常吗，先生？”

“对那些只凭容貌取悦于我的女人，一旦我发现她们既无灵魂又没心肝，看到她们露出了平庸、浅薄，也许还加上愚钝、粗俗和性情暴躁的苗头的时候，我倒真会是个十足的魔鬼的。可是对于清澈的目光、流利的口齿，对于那种热情如火的心灵，既多情又稳重，既温顺又坚定的宁折不弯的性格，我却永远是温柔而忠实的。”

“你遇到过这样的性格吗，先生？你爱过这样一个人吗？”

“我现在就在爱着。”

“可是在我以前呢？当然，假如我在哪一方面确实够得上你那难以达到的标准的话。”

“我从没遇见过能跟你相比的人，简。你叫我高兴，又让我为你倾倒，你看上去顺从，我喜欢你给人的柔顺感。每当我把那柔软的一束丝线绕到我的手指上时，它就引起一阵快感，从手臂一直传到了我心里。我受到了感染，我被完全征服。而这种感染我觉得说不出的甜蜜，我所遭受的这种征服比我赢得的任何胜利都更为迷人。你干吗微笑，简？你脸上那副神秘莫测的样子是什么意思？”

“我是在想，先生（请你原谅我这种想法，这是不由自主的），我是在想赫克里斯、参孙和迷住他们的美女[1]……”

“你想起了这个，你这小妖精……”

“嘘，先生！你现在讲这话可并不比那两位先生的所作所为更聪明。不过，当初他们如果结了婚，他们也肯定会求婚时百依百顺，一当了丈夫就反过来变得恶狠狠。我怕你也会一样。我不知道一年以后，要是我向你求一件你不方便或者不高兴替我做的事，你会怎样回答我。”

“现在就求我做点什么吧，简妮特，哪怕是最琐屑的小事。我渴望听到你求我……”

“真的，我会求的，先生，我现在就有个请求。”

“说吧！不过你要是用那样的神气抬起头来含笑仰望着，那我就会还没弄清你到底要什么就发誓一定给你了。那样我就可能会上了你的当。”

“没那回事，先生，我只不过是要你别叫人送珠宝来，别给我戴上玫瑰花，要是那样你还不如给你那块平平常常的手绢上镶上一条金边更好些。”

“我还不如去‘给纯金镀金’更好些。这我知道。那么说，我就同意你的请求，暂时先这样吧。我撤销我已经给银行代理人发出的指令。可是你还没要求过什么呢，你只是请求取消一个礼物。再试试吧。”

“那好，先生，请满足我在某件事上大大激发起来的好奇心。”

他显得不安起来。“什么？什么？”他连忙说，“好奇心可是个危险的请求理由，幸亏我方才没发誓答应每一个要求……”

“可是答应这一个并没有什么危险啊，先生。”

“说出来吧，简，不过但愿它并不是无聊的打听——也许是打听什么秘密吧，而宁可是要我的一半田产。”

（吴钧燮 译）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简·爱》

我们翻开《简·爱》……作者牵着我们的手，迫使我们沿着她走过的路，使我们见她之所见，她片刻也不离开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忘掉她的存在。最后，我们被夏洛蒂·勃朗特的天赋、激情和愤慨浸得满满的……是她心里的那红红的、一阵阵闪亮的火焰点亮了她的书页。

——英国作家 弗吉尼亚·吴尔夫

[1] 赫克里斯（Hercules）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因爱上了吕底亚女王翁斐尔，情愿跟她的女侍在一起为她纺了三年羊毛。参孙（Samson）是《圣经》中的大力士，被情人大利拉哄骗剪去了头发，因而失掉了神力。

朗读者 王坚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有一些共同的愿望：道路能不能更畅通一些？红灯的时间能不能更短一些？排队的人能不能更少一些？王坚就在着手解决这样的问题，他要创建一个“城市大脑”，以更合理、更高效地规划城市资源，让未来城市生活的意义大于生存的意义。

王坚是阿里云的创始人，也被人们称为“近十年来中国最好的首席技术官”。他于2008年9月加盟阿里巴巴集团担任首席架构师一职，帮助阿里巴巴建立世界级的技术团队，并负责技术架构以及基础技术平台建设。在这之前，他的履历已十分耀眼了。他曾发表硕士论文《人机交互和多通道用户界面》，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人机交互的论文。博士毕业后，王坚留校任教，成为大学教授。一年后就当上了博士生导师。再过一年，又被晋升为系主任。1999年，他离开学校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帮助微软开发了许多新技术。外界甚至一度流传，在微软如果有人和比尔·盖茨讨论数据方面的技术问题，比尔·盖茨会让他去找王坚。

加入阿里巴巴后，王坚一手缔造了阿里云。然而阿里云耗费巨资却迟迟做不出成绩，质疑声铺天盖地。这件事太难了，逼走了一大批优秀的工程师，但王坚不为所动，始终按照自己的步伐前行。直到2013年，阿里云终于做出了一点成绩。这一年，阿里云收购了万网，为用户提供了完整的云服务。如今，人们已渐渐明白云计算的重大意义，阿里云渗透进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改变着我们的世界。

朗读者访谈

董卿：“城市大脑”到底要怎么样改造城市？

王坚：城市的挑战归结到最最原点是资源的挑战。“城市大脑”的本质就是把今天所有不合理的资源使用得更合理：省下我们不该浪费的水，不该浪费的土地，这样的话，生活就更美好了。

董卿：听上去很美。（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有了“城市大脑”，我们怎么样通过它让交通更畅通？

王坚：到高峰堵车的时候，很多人骂交警，你看，你一管就乱了，对不对？实际上这说明红绿灯没管好。

董卿：所以你的“大脑”要去管红绿灯？

王坚：因为科技的发展，我们每个城市都有交通摄像头，过去的摄像头只是拿来罚款，它只是照到了，但是真正要看到还是靠“大脑”。有了“城市大脑”以后，它就知道这辆车在什么地方，走得多快，在什么地方拐过弯，后面还会有多少车来……它就可以合理调配红绿灯的时间了。我们在杭州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特种车辆出来的时候，它们就跟这个“大脑”接在一起了。

董卿：这个很棒！因为特种车包含了救护车、救火车……

王坚：警车。

董卿：还有抢险车，所有的这些。

王坚：之后你到大街上，看上去还是正常的红绿灯，但是已经被调整过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些特种车辆到达现场的时间被缩短了百分之五十。（全场惊叹）这省下的就是救命的时间。（掌声）

董卿：听说你去微软是得到了比尔·盖茨的赏识？

王坚：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有运气的一点是，当苹果公司都还是要破产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大数据的概念了。

董卿：这可能也是后来为什么阿里巴巴集团也找到你，愿意一年投十个亿，连着投十年，请你去做这个项目。他们要请你干吗？

王坚：我2008年加入的前后，阿里巴巴集团的大部分技术是依赖雅虎的。马云知道技术的重要性，他深切地感受到没有技术是会要命的。2008年阿里迎来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从此走上了自己有核心技术的发展道路。

董卿：所以你提出的自主技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王坚：我们要做“云计算”。

董卿：什么是“云计算”？

王坚：计算就像你打一口井。要支撑一个城市，井里的水是肯定不够用的。这个时候，自来水管是什么？就是互联网了。把互联网后面接着的计算能力为你所用，其实就是“云计算”。

董卿：很好的概念，但做成这样一个计算系统是一个非常艰苦和漫长的过程。

王坚：非常复杂。我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最早的自来水就是你拿毛竹劈成一半把山泉引下来，它的技术是很low（低端）的，对不对？但是你要从一个自来水厂通过管子、压力，可以把水压到五十层的楼，那就是技术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董卿：从这个思想有雏形一直到最后它成熟一共花了多长时间？

王坚：差不多五年。

董卿：头两年谁也不知道它将来会是怎样，所以有一段时间你被人们称为“忽悠了马云的一个骗子”。

王坚：对。（笑）可能除了马云以外，都觉得我是骗子。可能马云也在想我是不是骗子，对吧。（全场笑）那两年是很痛苦的，因为你的每个环节都是没有道理的。就像第一天你说，我不要井了，我要自来水厂；可是水厂建完，水到不了你家里，管子没有铺好，对吧？管子铺好了，水龙头不做好，就都是浪费，对吧？

董卿：很多人对你有质疑、批评，你听得到这些声音吗？

王坚：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容易假装听不到的人。（笑）假装听不到以后，你就真听不到了。

董卿：你听到过吗？

王坚：那当然也听到过。大家都觉得不靠谱，我也跟人家吵过架，最后我觉得反正对不对也不重要，这么做就好了。我经常讲，大脑了不起的地方不是记住了什么东西，而是忘掉了什么东西。（掌声）

董卿：一直到最后，你团队的离职的百分比大概达到多少？

王坚：百分之七十多甚至八十的人离开了。最近我们还想做一个活动，就是把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写过代码的人聚一下。

董卿：那得有多少啊？

王坚：上千人都是有可能的。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对大部分人来讲，香山一定是上得去的；但是珠峰是再怎么准备，也没有人可以说自己一定上得去。我也被马云说过很多次，他说：“王坚，我对你的要求就是，不要拍桌子了，知道吧？”但是当你遇到那么大的挑战而你一定要完成它的时候，你的行为不是你平时可以想象的。

董卿：他们说你脾气很坏。

王坚：对，坏，可能咆哮都不见得是很准确的描述。

董卿：其实每一个登珠峰的人都是做好了一定的思想准备的。

王坚：对，某种意义上你也在丢命——如果这件事情做了却做不成，你就少了十年的命。所以对我来讲，所有人都离开阿里云了，但只要有一个人在，这件事情就可以继续下去。

董卿：但是你也难免有脆弱的时候，对不对？

王坚：对。

（屏幕播放2012年阿里年会视频片段，王坚哭着说：“今天刚走进来的时候，今天下午来会场的时候，见到了几个曾经在阿里云工作过，但今天不在阿里云的同学……”）

那天有很多离职的员工来参加我们的晚会。大家说，阿里云是阿里巴巴集团最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公司。这让我非常感动。我们手下的工程师拿命来填，其实我们的客户也是拿命来填。就像第一天用电的人也是拿命来填的，因为电会电死人，第一天坐飞机的人也是拿命来换的，所以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董卿：一直到什么时候你才觉得在公司里可以扬眉吐气了？

王坚：2013年吧，那年的事是个生死战，我们当时要完成这件事情，一定需要五千台机器同时来运行，五千台机器要像一台机器一样，这在技术上有巨大的挑战。

董卿：这也是“云计算”的一部分？

王坚：这是中国的公司第一次做到的事情，之前没有人做过。我们得了中国电子学会的特等奖，我觉得还是蛮骄傲的。（掌声）

董卿：这个奖项也是实至名归，因为像“城市大脑”、通过铁道部火车票订票官网12306去买票、微博的红包业务等都是建立在阿里云的基础上的。

王坚：没错，今天没有阿里云，连新华社的很多新闻都看不到，所以我想我们的创新，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老百姓的获得感有直接的意义。

董卿：今天要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王坚：《进入空气稀薄地带》。我觉得这篇东西简直就是为我的这些感触而专门写的。我想把它献给所有的年轻人。

董卿：克拉考尔也是因为攀登珠峰的经历写下这本书。在经历了千辛万苦，甚至是生死的磨难之后，登上珠峰，他只说了一句话：“没有更高的去处了。”

王坚：其实我们征服了我们原来认为的自己。

导演手记

王坚：有意思的博士

导演 刘翔宇

在阿里巴巴的内部论坛里，王坚博士名下被阿里人贴上了各式各样的标签：了不起、笑容很温暖、腼腆大叔、有远见、心里幸存了个纯真的孩子、梦想大叔……其中点赞数量最多的是他的一条口头禅：你知道我的意思吧？看到这儿，王博士爱说话到甚至有些话痨且渴望被倾听、被接受的形象就在我心中建立起来了，我想，他应该是个敏感细腻的人吧，可我还没见到他，就先领教了他“疯子”的那一面。

1. 咆哮的“疯子”

在杭州云栖小镇硕大的博悟馆内，你几乎碰不到一个人，只有会议间玻璃门不时渗出来的咆哮声提醒你，这不是阿里巴巴的无人区，是王坚博士团队的办公区。“所有人都害怕和他开会，因为他会让一个会丧失所有会的属性。”我脑中一遍遍复习先前查到的资料，脑海里满是问号，忐忑地等待着接下来的采访。

见到了王博士，我问出了当时我最迫切想知道的事：“您会因为什么事在会议上忍不住拍桌子？据说您还随手扔过离您最近的手机？”他告诉我：“一般因为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刚才那种，你觉得有的事怎么就是讲不清楚呢，你知道我的意思吧？还有一个是，真正开始做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定时炸弹在那里。你可以想想看，当你的工作中天天有颗定时炸弹挂在你身上，而且倒计时只剩下两秒的时候，你能怎么办？没有办法（不拍桌子）对吧？”看着眼前挂着温暖笑容的王博士，我真的无法将他跟刚才的咆哮声联系起来。据说连马云都多次提醒他，对他只有一个要求——能不能不要拍桌子。

王坚博士身上有一个重要的故事点，就是在几乎不被任何人看好、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做成了阿里云；但同时，他自己也成了同事眼中吞噬一切的“黑洞”：他的团队成员来了又走，坚持到最后的人寥寥无几——有因为看不到希望的，有和他理念不合的，有禁不住他咆哮的……王博士说，他只能向前看，没有去劝、去说服那些要走的人留下。“您不会觉得难受寂寞吗？”“会，但你要耐心在黑暗中探索，也要相信，与你志同道合的人最终一定会和你走到一起，那也会是你最幸福的时候。”

2. 纯真的孩子

《朗读者》的录制有一项重要工作是与嘉宾沟通朗读文本。当我问王博士他的日常读本时，他羞涩地一笑，回答道：“我平常读的书可能都不适合你们的节目啊。”紧接着，他就报出了一大串让人记不住书名的日常读物——整整一本都在写猫科动物肉垫的专业书、旅行世界各国收集来的地图史、波音747的传记……这真是我听过最有意思的书单了！博士还说，阅读这些书的经历是他开发阿里云和“城市大脑”重要的灵感源泉。

尽兴的采访结束了，王博士被他的助理拉去下一间会议室。当我收拾好材料准备离开博悟馆时，只见他抱着一本大约三十厘米厚、十多公斤重的巨书冲了回来，“砰”的一声把它砸在办公桌上，迫不及待地摊开，对我说：“你看，这就是我说的那本地图史的书，你看看！古代的欧洲地图是这样的，那时的城市是这样的……”向我们滔滔不绝讲述爱书的王坚博士像极了一个向伙伴展示自己爱不释手的宝物的孩子，在被急着拉他开会的助手拖走时，博士还备感可惜地笑着解释着：“这书太重了，下次不方便带过来给你们讲了……”我真是觉得又好笑又钦佩。

3. 有意思的博士

录制节目当天，王博士把他的助理留在杭州组织另一场活动，而这位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自己背着双肩包，拎着衬衫，踩着一双运动鞋，出现在了摄影棚门口。在他一路经过候场的几百位现场观众的过程中，没有人意识到这位标准工程师打扮的老男孩就是接下来让他们笑声和掌声不断的《朗读者》嘉宾。当天的录制时长一延再延，最终导致博士错过了预订的航班，使他不得不重新规划之后的行程。这个时候，博士给予了我们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他说：“既然开始录了，我们就一起将节目做到最好。”

王坚博士的读本是乔恩·克拉考尔的《进入空气稀薄地带》。八年前我制作一档关于“世界读书日”的节目时，曹禺先生的女儿万方老师将这本书推荐给了观众。此后，这本书就一直放在我的书柜里。我要感谢王坚博士，因为正如王博士在节目现场说的：“这篇东西简直就是为我的这些感触而专门写的。”我相信，这本书终于等到了一个最合适的人将它朗读出来：

“探险充满了神奇吸引力，它所蕴含的那种坚忍不拔和无拘无束的随性生活理念,是对我们文化中固有的追求舒适与安逸的生活态度的一味‘解药’。它标志着一种年少轻狂式的拒绝……拒绝怨天尤人、拒绝意志薄弱、拒绝复杂的人际关系、拒绝所有的弱点、拒绝缓慢而乏味的生活。”

愿所有人都永存这份“年少轻狂式的拒绝”，敢于做了不起的“追梦疯子”。

读本 进入空气稀薄地带（节选）（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美］乔恩·克拉考尔

因版权原因，未收录原文

珠峰实现了无数人的梦想，也埋葬了无数人的生命。对于曾经成功登上珠峰的人来说，这本书中惊心动魄、生死离别的情节和场面一点都没有夸张的成分。《进入空气稀薄地带》对任何一位喜爱户外登山运动的人来说都是一本经典读物，登山之前读过这本书也许能挽救您的一条命，它会让您懂得如何来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认识到人在大山面前是渺小的，生命在大山中是脆弱的，认识到探险不等于冒险。

——探险家 金飞豹

刚开始登山的时候，我常常在踏上旅程之前温习这本书，警诫自己，无论前面的路看起来多么容易，都不可放松警惕；无论自己多么渴望登顶，也一定要记住，比登顶更重要的是安全下山。《进入空气稀薄地带》是每个热衷登山的人必读的书。对于登山者，比身体素质、攀登技术更重要的是心理素质。不论你的角色是专业向导、领队、经验丰富的登山高手，还是初入门的新手，都能从这本书中学到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对待登山。

——第1位征服“7+2”的华人女性 王雷

朗读者 刘亮程 LIU LIANG CHENG

他自称“老农民”，却被人们称为“乡村哲学家”，还曾获得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他的写作超越了民族、宗教和地域，总有无限诗意、奇思妙想，他就是作家刘亮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迫于生计，刘亮程的父母从甘肃一路向西，逃荒到了新疆，在北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上的一个小村庄落脚。他在那里出生、长大。他种过地，当过农机管理员。劳动之余写作，几乎所有的文字都在写自己生活多年的小村庄——黄沙梁。1998年，他的《一个人的村庄》引起巨大反响。在这个天山北部沙漠边缘的小村里，“房子被风吹旧，太阳将人晒老，所有树木都按自然的意志生叶展枝”。他把自己看作实实在在的农民的一分子，记载活生生的村庄历史。因为这部作品，刘亮程一鸣惊人，一跃成为国内文坛最令人瞩目的作家之一。

他曾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没想到当一切安定下来的时候，他又选择回到农村生活。就像他在文章中写过的一样，“就找一个村庄，悄悄做一个当地人”。几年前，他离开乌鲁木齐，来到一个叫菜籽沟的地方建了一个书院。他认为，与社会建立一种微妙的联系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另一条出路。他称自己是一个“扛着铁锹抬头看天的人”，开辟疆土，用另一种形式安置人生，这才是他的理想生活。

朗读者访谈

董卿：您几乎所有的文字都在描写乡村，乡村是不是在您的生命当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

刘亮程：我出生的村庄叫老皇渠村，我记忆最深的是，整个村庄周围除了沙漠戈壁就是荒滩，荒野中有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所以后来我回想童年的时候，感觉自己是在野生动物中长大的。（全场笑）

董卿：那也是父母当年辗转一千多公里到的地方，从甘肃的城里逃荒到了新疆的村里。

刘亮程：父亲在甘肃酒泉的金塔县城关小学当副校长，母亲在那儿任教。1960年，我的老家遭受饥荒。到冬天，那个区域的所有树皮都被人扒光了，煮了吃了。这种情况下就是逃荒。

董卿：您《一个人的村庄》里有篇文章，题目就叫《老皇渠村的地窝子》，那是您小时候住的地方。

刘亮程：一户逃荒的饥民到一个村庄去，什么材料都没有，所以我父亲就在路边选了一个地方，朝下挖一个深坑。应该有地下两米深，没有窗户。从八岁到十二岁，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那个洞里度过的，全家六口人挤在一个炕上。那些夜晚，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听到的是村庄上面的声音：一个牲口过来的声音，或者人的走路声，有时候一条狗突然从房顶蹿过去，惊天动地。

董卿：您八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就留下了妈妈、奶奶，家里是两位女性带着这么多孩子。

刘亮程：父亲不在了，我们经常会受人欺负。那时候就想着赶快长大，打架能够打过别人。（笑）最大的困难，比如整个夏天烧火做饭的柴火和冬天取暖过冬的柴火都需要我们去捡、去拉。拉柴火的路非常远，晚上十二点就要起程，在厚雪中一步一步往前挪。从黑暗中穿过村庄，穿过荒野，把天走亮，就到了有柴火的地方。

董卿：我们看到您写了一切在农村里边可以看到的东西，写得特别细腻、真实、生动。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经常会看得有点难过。我在想，那些贫困，那些恐惧，那些孤独，那些苦难都去哪儿了？

刘亮程：被消化了。当我回头，重新在回忆中看那个八岁的我的时候，我看懂了他的眼神，看懂了他的眼睛中除了有丧失父亲的悲哀和绝望，还有那么明亮的、充满向往和憧憬的眼光。我觉得我应该写那个眼光，把那个寒冷冬天的温暖重新找到，这也是我自己需要的。（掌声）

董卿：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城市有了一些概念的？

刘亮程：我通过考学，通过出外打工，一点一点从那个村庄走到城市了，我当时就想，我父亲跑得太远了。我记得学校有一个二层楼，我非常兴奋，爬到二层楼，然后从窗户朝远处看，这是我对城市的第一印象。那个时候村里面假如谁家有个人在城市工作，吃着商品粮，拿着工资，这一户人家就会不一样。

董卿：您在上了中专学校之后，有没有一种愿望是将来就要留在城里生活？

刘亮程：我考的是一个农业机械化学校。（笑）城市里怎么会有我的位置？结果就是我被分在了一个乡里面。最先鼓动我出去的是我爱人，她在县银行工作，我在乡农机站，我是高攀她了。（全场笑）我夫人说，你要再不出去，等你四五十岁的时候，你就老死在这个地方了。我就这样去了乌鲁木齐。

董卿：三十岁才进到城市，您觉得晚吗？

刘亮程：我觉得不晚。城市聚集了那么多有思想的人，有才能的人，这些人是你在乡村里碰不到的，你在乡下碰到最多的都是酒友。

董卿：有什么是您需要去改变、去适应城市生活的吗？

刘亮程：我开始学说普通话，用普通话跟城市人交流。一个人把乡音忘掉去说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是很漫长的。我在城市这么多年了，做梦梦见的全是早年的乡村生活。我也一直在想，城市是一个什么地方？它给了我写出这样一本书的时间，给了我那么多物质上的享受，给了我那么多难忘的白天和夜晚，但是我从来都没梦到城市的什么地方，每年过年都要回乡下。有时候觉得自己还真是对不起城市。你在此生活，在此获得，你永远把日子、把挣钱的欲望留给城市，把每年最隆重的节日留给你的老家。所以城市对于我们这些半路去城市的人来说，它注定是一个半路上的家园。

董卿：您的意思是，城市容纳您的身体，却要到乡村去寻找您的灵魂。

刘亮程：乡愁谁在愁？乡愁是城市人的：你住在城市，家乡已远，青春远去。内心中的乡永远是一个隐隐约约的、有如天边云朵一样的一个存在，我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一个内心的乡在城市生活。

董卿：乡村可能会消失，但乡愁不会，它也是城市的一种底色。您来到我们节目中，想为大家读一段什么呢？

刘亮程：读鲁迅先生的《故乡》吧，献给我的母亲。她在哪儿，我的家就在哪儿，我的故乡也在哪儿。

读本 故乡

鲁迅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寂静。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

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谈搬家的事。宏儿没有见过我，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又买了几件家具，此外须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再去增添。母亲也说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齐集，木器不便搬运的，也小半卖去了，只是收不起钱来。

“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母亲说。

“是的。”

“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他也许就要来了。”

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

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弶捉小鸟雀的。

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心愿，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

“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

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

闰土又对我说：

“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检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贼么?”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

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猹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只是无端的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

“他不咬人么?”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他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

“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

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须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我应声说：

“这好极!他，——怎样?……”

“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母亲说着，便向房外看，“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亲站起身，出去了。门外有几个女人的声音。我便招宏儿走近面前，和他闲话：问他可会写字，可愿意出门。

“我们坐火车去么?”

“我们坐火车去。”

“船呢?”

“先坐船，……”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我愕然了。

“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从旁说：

“他多年出门，统忘却了。你该记得罢，”便向着我说，“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

哦，我记得了。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冷笑说：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那有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来说。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此后又有近处的本家和亲戚来访问我。我一面应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这样的过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我吃过午饭，坐着喝茶，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便回头去看。我看时，不由的非常出惊，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

“阿!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这是第五个孩子，没有见过世面，躲躲闪闪……”

母亲和宏儿下楼来了，他们大约也听到了声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实在喜欢的了不得，知道老爷回来……”闰土说。

“阿，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母亲高兴的说。

“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闰土说着，又叫水生上来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紧紧的只贴在他背后。

“他就是水生?第五个?都是生人，怕生也难怪的；还是宏儿和他去走走。”母亲说。

宏儿听得这话，便来招水生，水生却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亲叫闰土坐，他迟疑了一回，终于就了坐，将长烟管靠在桌旁，递过纸包来，说：

“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请老爷……”

我问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

“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

母亲问他，知道他的家里事务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没有吃过午饭，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

他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母亲对我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

下午，他拣好了几件东西：两条长桌，四个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抬秤。他又要所有的草灰（我们这里煮饭是烧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待我们启程的时候，他用船来载去。

夜间，我们又谈些闲天，都是无关紧要的话；第二天早晨，他就领了水生回去了。

又过了九日，是我们启程的日期。闰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没有同来，却只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管船只。我们终日很忙碌，再没有谈天的工夫。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待到傍晚我们上船的时候，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

我们的船向前走，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装成了深黛颜色，连着退向船后梢去。

宏儿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风景，他忽然问道：

“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你怎么还没有走就想回来了。”

“可是，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睁着大的黑眼睛，痴痴的想。

我和母亲也都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这里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底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亲和宏儿都睡着了。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一九二一年一月。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呐喊》

过去的三个月中的创作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我觉得这篇《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造成这不了解的原因是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作者对于将来却不曾绝望：“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我很盼望这“新生活”的理想也因为“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作家 茅盾

朗读者 孟非 MENG FEI

很多人评价孟非是难得的能够把都市的市井气息和文化气息完美融合在一起的一位主持人。作为主持人，他既有态度，又有温度。态度来自他对城市的观察，温度则来自对城市里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体悟。

孟非生在重庆，年少时就随父母举家搬到了南京。1990年高考落榜后，他曾做过搬运工、送水工、保安、印刷工等，1992年进入江苏电视台文艺部体育组担任摄像，才开始了他的新闻工作生涯。2002年，三十一岁的孟非开始主持新闻直播节目《南京零距离》。这档节目后来成为江苏地区收视率最高的电视新闻节目，被誉为“南京人的电视晚报”，孟非功不可没。他主持了九年多，每天直播一小时，只请过一天假，从不看提词器，由此成为南京市民最熟悉、最喜爱的主持人之一。

2010年首播的综艺节目《非诚勿扰》为孟非带来了事业的第二个高峰。这档相亲交友类节目曾位居同时段综艺节目收视率榜首，受到全国观众的欢迎，还在全国掀起了一阵相亲综艺的狂潮。孟非的主持风格亲民，表达的观点却非常犀利。他鼓励嘉宾公允持平地对待自己，也更宽容善良地对待多样化的不同个体。这档节目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相亲本身，成为个人审美、婚姻关系、人生百态等多方面话题的制造者。到今天，节目已播出超过八年，孟非仍然站在舞台上。

朗读者访谈

董卿：熟悉你的人都知道，在《非诚勿扰》之前，你主持过一档社会新闻类的节目叫《南京零距离》。

孟非：对，九年多时间，每天一个小时直播。

董卿：每天都在讲些什么？

孟非：高考来临啊，春运啊，暴雨啊，火灾啊，等等。老百姓生活当中觉得重要的事都会涉及。

董卿：九年多的时间也让你有机会去观察这座城市。

孟非：我觉得我的工作岗位给我提供了一个相对更全的视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老百姓和我之间会形成一种信任关系。我举个例子，有一天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电话记录，是一对网友打来的，一个叫呼噜笨笨，一个叫呼噜什么。两个人都来自农村，在南京打工好几年了。他们谈恋爱，突然为了个什么事，两个人闹掰了，反正男孩就突然联系不到这个女孩儿了，男孩儿都已经疯了，最后一线希望是打电话到《南京零距离》的热线。我记得当时我大概说的是：在异地他乡打拼的时候，两个人互相照应，互相扶持，这是非常可贵的事情；我觉得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再给他一次机会，见一面，不好吗？等我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们遍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通讯员用DV（数码摄像机）拍到了他们的见面。很多群众跑到那儿去，还有一些大妈在那儿鼓掌。我路过的时候看到了这一幕，非常感动。

董卿：老天也是在那天看上你了，说，这个人以后可以做个相亲节目。（笑）

孟非：所以我到现在都形成职业病了。

董卿：你的这种热心感染着电视屏幕前的人，他们也回报给你很多让你觉得很温暖的东西。

孟非：是，我觉得说得很对。冬天，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原因，就在直播的过程中，我突然一下子说不出来话了，前一句还好好的，下一句就出不来了。台上的导播还以为我在跟他们逗乐子。他们看到我的嘴型大概是“来看报道”……

董卿：切了。

孟非：“咔”，新闻就切出去了。因为在直播，没有其他办法。我们准备了大量的宣传片，当时就成了宣传片集锦，一条一条接着播，但是观众已经知道出事了，七八个接线员在那儿接热线。等我上楼的时候，热线组的编辑告诉我，有两个大姐已经出门，从中山门方向往电视台来了，她们说会某一种推拿按摩，能把嗓子治好。有一个姓胡的农民，当天晚上骑自行车过来。他们家有四只老母鸡，他拿了三只放在纸盒子里，绑在自行车后座，从盱眙县出发，骑了一百多公里，骑到南京，送到电视台。（掌声）

我在病愈复出后的第一期节目结尾时说，占用大家一分钟，帮我个人一个小忙。我找不着这个盱眙县姓胡的朋友，能不能给我提供线索？当天晚上就找到这个人了。我说，春节我会到他家去看他。

董卿：这是一种很宝贵的关系，没有什么利益和诉求在其中。你觉得你是不是已经成了一个南京人了？我知道你是重庆人。

孟非：要从出生地来说，那我生在重庆。但是，我在这个城市三十多年，已经真的是融入这个城市的一分子了。

董卿：而且你在这个城市成家立业。

孟非：是，然后很快又做了……

董卿：《非诚勿扰》。

孟非：对。

董卿：八年啊！你有没有算过大概为多少青年男女服务过？

孟非：将近九年时间，有六七千人。我经常想，让他们站一块儿，好壮观哪。（笑）

董卿：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如果你自己没有结婚，会站在这个舞台上来挑选你的另一半吗？

孟非：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应该不愁这事。（笑）但是我真的不排斥。

董卿：你认为你去的话，成功率会很高？

孟非：那不一定，真不一定。台上的女生很多都愿意赖着不走。

董卿：不是你不够好。（全场笑）你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你自己的爱情故事是非常简单而且顺利的，对吗？

孟非：普普通通，跟大多数普通人一样。

董卿：不一样吧，你初中就开始恋爱了，怎么一样啊？（笑）

孟非：不能算初中就恋爱，就是在初中认识了。

董卿：确认恋爱关系是在高中吗？

孟非：是在……你一个坑接一个坑啊。（全场笑）我是在印刷厂当工人的时候开始正经八百谈恋爱的。

董卿：所以你是更愿意处在原来那样的一个时代，还是更愿意像今天这样有更多挑选的机会？

孟非：有更多挑选的机会同时也意味着有更多犯错的机会。我对特别绚烂而短暂的东西都没有太大的兴趣。我觉得那种美到不真实的、看得人肝肠寸断的、激情澎湃的东西都属于艺术作品。不是说选择多了，你幸福的概率就会同比增长，我绝不相信。（掌声）

董卿：爱情这个命题永远是在一个社会大背景下的，就像很多人也会通过《非诚勿扰》来了解这个社会。

孟非：是。有一些中老年人根本没有这方面诉求了，他们可以通过这些节目，看看年轻人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我碰到过一个老太太，她说：“哎呀，我可喜欢看《非诚勿扰》了。”只要看到两个年轻人高高兴兴地牵着手下去，音乐和彩带一出来，她就觉得幸福。

董卿：牵手成功下去是放哪首歌来着？

孟非：我忘了，我印象最深的是牵手不成功的音乐——《可惜不是你》。这是我八年前的彩铃，就没换过。我跟很多人说过，等我七十多岁，一头白发的时候……

董卿：你有吗？（笑）

孟非：我希望。（全场笑）当我晚年的时候，满脸褶子，腰也直不起来了，背也驼了，突然有一天在哪一个街角里传出这样的音乐，我想我一定会老泪纵横。可能那个时候还能想得起这个节目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是一定有人还会记得。当我今天遥想未来的那一天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职业带给我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掌声）

董卿：你是有这么鲜明态度的一个人，如果你的女儿带着她的男朋友回到家里，你也会这么鲜明地对待那个人吗？

孟非：我尽量不让他们看出我的态度。

董卿：余光中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我的四个假想敌》，就是他的四个女儿未来要是被四个男孩带走，他心里想想就觉得患得患失的。

孟非：我会有一些感伤，但是孤独是我们的常态。我们的父母会先于我们走，我们会先于我们的子女走。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或长或短的只是在一段时间里陪伴我们，我们只需要经营好那一段陪伴的生活就好了，没有谁会一辈子和你在一起。（掌声）

董卿：八年多在舞台上站着，你觉得爱情和城市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孟非：有一句特别文艺的话叫“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经常会有年轻人说：“哎呀，你在北京，我在上海，这怎么办呢？”我觉得当爱情来临的时候，这真的是个问题吗？前提是，当爱情的力量足够大。所以我特别欣赏一句话：爱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董卿：接下来你会为我们读些什么呢？

孟非：《围城》可以吗？

董卿：当然可以！其实你读《围城》特别合适。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钱锺书关于婚姻是围城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所以如果说婚姻是围城，那《非诚勿扰》是什么？就是在砌墙呀。（全场笑）你要把这段朗读献给谁呢？

孟非：那就献给《朗读者》和《非诚勿扰》的观众们。

董卿：瞧这俩主持人。（笑）

读本 围城（节选）

钱锺书

那天是旧历四月十五，暮春早夏的月亮原是情人的月亮，不比秋冬是诗人的月色，何况月亮团圆，鸿渐恨不能去看唐小姐。苏小姐的母亲和嫂子上电影院去了，用人们都出去逛了，只剩她跟看门的在家。她见了鸿渐，说本来自己也打算看电影去的，叫鸿渐坐一会，她上去加件衣服，两人同到园里去看月。她一下来，鸿渐先闻着刚才没闻到的香味，发现她不但换了衣服，并且脸上唇上都加了修饰。苏小姐领他到六角小亭子里，两人靠栏杆坐了。他忽然省悟这情势太危险，今天不该自投罗网，后悔无及。他又谢了苏小姐一遍，苏小姐又问了他一遍昨晚的睡眠，今天的胃口，当头皎洁的月亮也经不起三遍四遍的赞美，只好都望月不作声。鸿渐偷看苏小姐的脸，光洁得像月光泼上去就会滑下来，眼睛里也闪活着月亮，嘴唇上月华洗不淡的红色变为滋润的深暗。苏小姐知道他在看自己，回脸对他微笑，鸿渐要抵抗这媚力的决心，像出水的鱼，头尾在地上拍动，可是挣扎不起。他站起来道：“文纨，我要走了。”

苏小姐道：“时间早呢，忙什么？还坐一会。”指着自己身旁，鸿渐刚才坐的地方。

“我要坐远一点——你太美了！这月亮会作弄我干傻事。”

苏小姐的笑声轻腻得使鸿渐心里抽痛：“你就这样怕做傻子么？坐下来，我不要你这样正襟危坐，又不是礼拜堂听说教。我问你这聪明人，要什么代价你才肯做傻子？”转脸向他顽皮地问。

鸿渐低头不敢看苏小姐，可是耳朵里、鼻子里，都是抵制不了的她，脑子里也浮着她这时候含笑的印象，像漩涡里的叶子在打转：“我没有做傻子的勇气。”

苏小姐胜利地微笑，低声说：“Embrasse-moi（吻我）！”说着一壁害羞，奇怪自己竟有做傻子的勇气，可是她只敢躲在外国话里命令鸿渐吻自己。鸿渐没法推避，回脸吻她。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指，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吻完了，她头枕在鸿渐肩膀上，像小孩子甜睡中微微叹口气。鸿渐不敢动，好一会，苏小姐梦醒似的坐直了，笑说：“月亮这怪东西，真教我们都变了傻子了。”

“并且引诱我犯了不可饶赦的罪！我不能再待了。”鸿渐这时候只怕苏小姐会提起订婚结婚，跟自己讨论将来的计划。他不知道女人在恋爱胜利快乐的时候，全想不到那些事的，要有了疑惧，才会要求男人赶快订婚结婚，爱情好有保障。

“我偏不放你走——好，让你走，明天见。”苏小姐看鸿渐脸上的表情，以为他情感冲动得利害，要失掉自主力，所以不敢留他了。鸿渐一溜烟跑出门，还以为刚才唇上的吻，轻松得很，不当作自己爱她的证据。好像接吻也等于体格检验，要有一定斤两，才算合格似的。

苏小姐目送他走了，还坐在亭子里。心里只是快活，没有一个成轮廓的念头。想着两句话：“天上月圆，人间月半”，不知是旧句，还是自己这时候的灵感。今天是四月半，到八月半不知怎样。“孕妇的肚子贴在天上”，又记起曹元朗的诗，不禁一阵厌恶。听见女用人回来了，便站起来，本能地掏手帕在嘴上抹了抹，仿佛接吻会留下痕迹的。觉得剩余的今夜只像海水浴的跳板，自己站在板的极端，会一跳冲进明天的快乐里，又兴奋，又战栗。

方鸿渐回家，锁上房门，撕了五六张稿子，才写成下面的一封信：

文纨女士：

我没有脸再来见你，所以写这封信。从过去直到今夜的事，全是我不好。我没有借口，我无法解释。我不敢求你谅宥，我只希望你快忘记我这个软弱、没有坦白的勇气的人。因为我真心敬爱你，我愈不忍糟蹋你的友谊。这几个月来你对我的恩意，我不配受，可是我将来永远作为宝贵的回忆。祝你快乐。

鸿渐悔得一晚没睡好，明天到银行叫专差送去。提心吊胆，只怕还有下文。十一点钟左右，一个练习生来请他听电话，说姓苏的打来的，他腿都软了，拿起听筒，预料苏小姐骂自己的话，全行的人都听见。

苏小姐声音很柔软：“鸿渐么？我刚收到你的信，还没有拆呢。信里讲些什么？是好话我就看，不是好话我就不看；留着当了你面拆开来羞你。”

鸿渐吓得头颅几乎下缩齐肩，眉毛上升入发，知道苏小姐误会这是求婚的信，还要撒娇加些波折，忙说：“请你快看这信，我求你。”

“这样着急！好，我就看。你等着，不要挂电话——我看了，不懂你的意思。回头你来解释罢。”

“不，苏小姐，不，我不敢见你——”不能再遮饰了，低声道，“我另有——”怎么说呢？糟透了！也许同事们全在偷听——“我另外有——有个人。”说完了如释重负。

“什么？我没听清楚。”

鸿渐摇头叹气，急得说抽去了脊骨的法文道：“苏小姐，咱们讲法文。我——我爱一个人，——爱一个女人另外，懂？原谅，我求你一千个原谅。”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围城》

钱锺书是中国现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作家，是一位对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都有非常深造诣的学者。今天我们能看到将近六万页的中文和外文的读书笔记传下来，也就意味着他不光天赋高，而且非常勤奋。他作为学者型的作家写小说，非常注意把学问熔铸到文笔里去，因此有人说，《围城》可以做到无一字无来历，这是《围城》甚至超越《儒林外史》的一个方面。

——中国海洋大学文新学院副教授 张治

朗读者 黄永玉

我们年轻时所走过的每一座城市，都有可能拓展我们年老时回忆的版图。这位老人在美术、文学、雕塑、建筑等各个领域都有不凡的成就，他的脚步也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但是在他的记忆里，无论哪里都会有着凤凰城的影子。

1924年，黄永玉出生在湖南常德，数月后，便被父母带回湘西凤凰。他自幼在凤凰城的青石板小巷中闲逛，整日与各式各样的民间艺人接触。大小作坊是他逃学的庇护所。因为家里穷苦，他十二岁就四处漂泊，谋求生路。他曾流落到安徽、福建山区小瓷作坊做童工，后又辗转到上海、台湾和香港。

黄永玉十四岁开始发表作品，被誉为“一代鬼才”。他画过版画、木刻画、国画，构思奇特，造诣精深；还精于篆刻，刀法令人叹为观止。他设计的猴票家喻户晓，培养和带动了无数集邮爱好者和投资者，他因此被称为“生肖邮票鼻祖”。英国《泰晤士报》曾用六个版面介绍黄永玉其人其画，他的作品在海内外享誉甚高。

2018年，黄永玉已经九十四岁，堪称全中国最有趣的老头。他把俗世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八十三岁登上时尚杂志封面，身穿夹克，叼着烟斗；九十多岁开法拉利，论对豪车的热爱，他谁也不输。他天真贪玩，真实坦荡，玩世不恭，自由自在。到现在，他还要时常玩到深夜，因为人世间好玩的事实在太多了。他只有把自己喜欢的事全做了，才能坐下来，数着日子等待那一天的来临。

朗读者访谈

（外景：凤凰城）

董卿：（独白）这是《朗读者》两季以来我第一次走出了演播室，来到嘉宾真正生活过的城池。沿着沱江，踏着青石板，穿过小街巷，踯躅虹桥。凤凰城因为作家的书写早已成为我们心中没有陌生感的异乡，我们在凤凰古城与黄永玉相逢，去寻觅他这辈子艺术和生命的根来自哪里，又去向何方。

（外景：北京万荷堂）

董卿：“接天莲叶无穷碧”，荷花大概还有多久开呀？

黄永玉：二十多天吧。

董卿：您当时建这个院子的时候七十多岁了，是不是也带着一些对凤凰城的怀念呢？

黄永玉：洞庭湖一带、我的家乡，荷花都多。那个时候我常常到外婆家，她家在一个小城，城门外面就是个小荷塘。我们淘气的时候，就弄个小木盆，躲到荷花塘里头去。所以我们看到的荷花同别的画家画的荷花不一样，我们能够画荷花底下的事。

董卿：那个时候您还有个外号叫“黄逃学”？（笑）

黄永玉：对。留级留得不得了，后来他们集美中学开几十周年纪念会，我送他们一个大的画，后头就写一个“1937年留级学生”。我在四十九级、五十级、五十一级、五十二级、五十三级留了五次级。（笑）

董卿：您还记不记得自己逃学时间最久的一次是逃了多久？

黄永玉：可能就去了半个月吧。苗族女孩放马，就在我现在家的那个山坡上。我就骑她们的马，那个马跳啊什么的，把我的腿摔断了，然后我就到河边一个苗老汉的地方，他帮我医。

董卿：您爸妈知道吗？

黄永玉：到处找！水里面捞，没有；到外婆家去找，也没有。后来我回来了。我爸爸是非常文雅、聪明的人，他站在门口，不追我，叫我来，给我吃东西，然后说，我们不到那个学校念了。那个时候我们凤凰不是很热闹的，也很小。小学唱歌，全城都听得见。

董卿：十二岁那年，您就离开了家乡。这儿有一张地图，从1937年开始到1945年，这八年您走过了这么多城市！

黄永玉：从长沙到安徽的宣城、宁国，到杭州，到上海，到厦门，到泉州……

董卿：到福州，到仙游，到永安。为什么您到这些地方都不会留下来呢？

黄永玉：这个东西我想过。我这一辈子选择的是对的。一般到了战地服务团，演戏的时候，很多女孩子很好的，愿意我跟她一起走的不少。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真的，从来没有。那时候我想的是另外的事：要刻木刻，刻出好的、一流的木刻。（笑）其他都不在乎。

董卿：那您每次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您带的包袱里都装些什么呀？

黄永玉：书。木刻刀、木板、书。有些老人家就说：“你看，这个孩子带着书流浪。”我有个大的、自己做的帆布包，自己缝的，还擦了桐油。（笑）

董卿：在您走过的这么多城市里边，有没有哪个地方给您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黄永玉：福州。我在长乐教书，每个礼拜坐小轮船到福州，一上岸就看《约翰·克利斯朵夫》，看完了放回去，半年把那本书看完了。后来那个书店老板说，你一来我就注意你了，看着你把书放回去，这本书我不会卖的，我要为你留下来。我谢谢他。你看看！

董卿：在路上遇到了很多好人。

黄永玉：嗯，很多好人。

董卿：在上海待了一年多之后，您就辗转到了香港九华径。

黄永玉：那是一个海湾，主要是便宜，很多重要的文化人都在那儿，郭老（郭沫若）、茅盾都在。各种各样来的人，我都帮他找房子，后来他们就开玩笑叫我“保长”。香港的本土作家同我都有来往。有一次，我和蔡澜、金庸在一个叫作“美利坚”的小饭店吃饭，结果大家没有带钱，那怎么办呢？吃了人家的东西了。《星岛日报》就在不远，我们就打个电话请叶灵凤先生来。我见那饭店有个鱼缸，鱼缸里面有很多热带鱼，我就画了一张热带鱼，拿辣椒油、酱油涂涂颜色，叶先生就拿去发表了。多少年以后，我在香港开画展，有个人拿了这张画来给我。

董卿：真的啊？

黄永玉：让我再看一看，签个字，我就签了。

董卿：您在香港的时候非常勤奋。

黄永玉：我到现在也非常勤奋。（笑）你知道，勤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主要的是……

董卿：主要的是天分？

黄永玉：主要的是看你的产品质量高不高。（笑）

董卿：您在香港的时候，一天大概有多少时间要用在木刻上面？

黄永玉：一天到晚。萧乾说：“你就不要刻木刻嘛，画画也可以。”我说不行，要刻。你让我放下木刻去开会，我恐怕不太愿意，我要干活。

我最近还在想这个问题，研究我自己，我的确是运气好。一般来讲，离开了正规学校以后，这个人底下怎么办，是吧？所以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办事情认真。排除了很多高调的、不实际的东西，实在地、实事求是地去钻研。我是认真的。

董卿：您离开凤凰这么多年，身上还有没有保留湘西人的性格啊？

黄永玉：那基本上是了，这几十年也没吃过什么亏。我们一般都说，要求自己要严格，我想，不是严不严的问题，是要弄得有意思一点儿。不用做个这样的人物，做个那样的人物，费事。对待我们眼前的生活，要用头脑，不要幼稚化，活得好一点。

董卿：沈从文先生八十岁的时候在您的劝说下，又回湘西老家看了看。那段时间是您陪着他住在老宅子里边。

黄永玉：他的脑子很特别，感觉很细致。他几十年没有听到高腔了，听到以后，他进到屋里去擦眼泪，再出来；还没有听完，又进去了。后来他回北京，躺在床上已经起不来了，抓着我的手说：“多谢你，带我回凤凰。”

董卿：他后来安葬在了老家凤凰古城，您还给他补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您以后也会回到故乡吗？

黄永玉：我不是用这个方式。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死了以后，我的骨灰不要了，跟那孤魂野鬼在一起，我自由得多，不要固定埋在一个地方，也省得飞机钱。我在上海有一些朋友，他们说：“你应该把骨灰留起来。”我说：“你想我嘛，看看天、看看云嘛。”（笑）

读本 我的文学生涯

黄永玉

这小说，一九四五年写过。抗战胜利，顾不上了。

解放后回北京，忙于教学、木刻创作、开会、下乡，接着一次次令人战栗的“运动”，眼前好友和尊敬的前辈相继不幸；为文如预感将遭遇覆巢之危，还有甚么叫做“胆子”的东西能够支撑？

重新动笔，是一个九十岁人的运气。

我为文以小鸟作比，飞在空中，管甚么人走的道路！自小捡拾路边残剩度日，谈不上挑食忌口，有过程，无章法；既是局限，也算特点。

文化功力无新旧，只有深浅之别。硬作类比，徒增茧缚，形成笑柄。稍学“哲学”，小识“范畴”，即能自明。

我常作文学的“试管”游戏。家数虽小，亦足享回旋之乐。

平日不欣赏发馊的“传统成语”，更讨厌邪恶的“现代成语”。它麻木观感，了无生趣。文学上我依靠永不枯竭的、古老的故乡思维。

这次出版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一部，写我在家乡十二年生活；正在写的“抗战八年”是第二部；解放后这几十年算第三部。人已经九十了，不晓得写不写得完？写不完就可惜了，有甚么办法？谁也救不了我。

二○一三年六月二日于万荷堂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这些年，黄永玉几乎全身心投入写作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这部作品从一个意义上未尝不可以看作既是沈从文“文革”中开了个头的黄家家史和地方志作品的延续，也是更早以前《一个传奇的本事》的延续。沈从文抗战后写《一个传奇的本事》，本为介绍黄永玉的木刻，写的主要却是黄永玉的父母和家乡的历史事情，关于黄永玉倒没有怎么叙述。那么，接下来——这中间隔了好几十年——黄永玉就自己来写自己。这漫长的写作过程，同时也是与表叔漫长的对话过程。他一次又一次无限遗憾地表示，要是表叔能看到，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他想象表叔会加批注，会改，批注和改写会很长很长，长过他自己的文字。写作，也是唤回表叔与自己对话的方式。要是沈从文看到黄永玉的文章，这个假设，却有着极其现实的重要性，不是对于已逝的人，而是对于活着的人，对于活着还要写作的人。

——复旦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 张新颖

太阳下的风景（节选）

黄永玉

从十二岁出来，在外头生活了将近四十五年，才觉得我们那个县城实在是太小了。不过，在天涯海角，我都为它而骄傲，它就应该是那么小，那么精致而严密，那么结实。它也实在是太美了，以致以后的几十年我到哪里也觉得还是我自己的故乡好；原来，有时候，还以为可能是自己的偏见。最近两次听到新西兰的老人艾黎说：“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小城，第一是湖南凤凰，第二是福建长汀……”他是以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将近六十年的老朋友说这番话的，我真是感激而高兴。

我那个城，在湘西靠贵州省的山洼里。城一半在起伏的小山坡上，有一些峡谷，一些古老的森林和草地，用一道精致的石头城墙上上下下地绣起一个圈来圈住。圈外头仍然那么好看，有一座大桥，桥上层叠着二十四间住家的房子，晴天里晾着红红绿绿的衣服，桥中间是一条有瓦顶棚的小街，卖着奇奇怪怪的东西。桥下游的河流拐了一个弯，有学问的设计师在拐弯的地方使尽了本事，盖了一座万寿宫，宫外左侧还点缀一座小白塔。于是，成天就能在桥上欣赏好看的倒影。

城里城外都是密密的、暗蓝色的参天大树，街上红石板青石板铺的路，路底有下水道，蔷薇、木香、狗脚梅、桔柚，诸多花果树木往往从家家户户的白墙里探出枝条来。关起门，下雨的时候，能听到穿生牛皮钉鞋的过路人丁丁丁地从门口走过。还能听到庙中建筑四角的“铁马”风铎丁丁当当的声音，下雪的时候，尤其动人，因为经常一落即有二尺来厚。

最近我在家乡听到一个苗族老人这么说，打从县城对面的“累烧坡”半山下来，就能听到城里“哄哄哄”的市声，闻到油炸粑粑的香味道。实际上那距离还在六七里之遥。

城里多清泉，泉水从山岩石缝里渗透出来，古老的祖先就着石壁挖了一眼一眼壁炉似的竖穹，人们用新竹子做成的长勺从里头将水舀起来。年代久远，泉水四周长满了羊齿植物，映得周围一片绿，想起宋人赞美柳永的话：“有井水处必有柳词”，我想，好诗好词总是应该在这种地方长出来才好。

……

从文表叔许许多多回忆，都像是用花朵装点过的，充满了友谊的芬芳。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些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好的小说。我不行，愤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但我们都是故乡水土养大的子弟。

十八岁那年，他来到北京找他的舅舅——我的祖父。那位老人家当时在帮熊希龄搞香山慈幼院的基本建设工作，住在香山，论照顾，恐怕也没有多大的能力。从文表叔据说就住在城里的湖南会馆的一间十分潮湿长年有霉味的面西小亭子间里。到冬天，那里是凉快透顶的。

下着大雪，没有炉子，身上只两件夹衣，正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在写他的小说。

敲门进来的是一位清瘦个子、穿着不十分讲究、下巴略尖而眯缝着眼睛的中年人。

“找谁？”

“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里？”

“我就是。”

“哎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么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我还会再来看你。……”

听到公寓大厨房炒菜打锅边，知道快开饭了。“你吃包饭？”

“不。”

邀去附近吃了顿饭，内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又回到那个小小住处谈话。

郁达夫走了，留下他的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五元钞票找回的三元二毛几分钱。表叔俯在桌上哭了起来。

……

从文表叔有时也画画，那画是一种极有韵致的妙物，但竟然不承认那是正式的作品，很快地收藏起来，但有时又很豪爽地告诉我，哪一天找一些好纸给你画些画。我知道，这种允诺是不容易兑现的。他自然是极懂画的，他提到某些画，某些工艺品高妙之处，我用了许多年才领悟过来。

他也谈音乐，我怀疑他具有音符组合的常识。但是明显地他理解音乐的深度，用文学的语言阐述得非常透彻。

“音乐，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他也常常说，如果有人告诉他一些作曲的方法，一定写得出非常好听的音乐来。这一点，我特别相信，那是毫无疑义的。但我的孩子却偷偷地笑爷爷吹牛，他们说：“自然咯！如果上帝给我肌肉和力气，我就会成为大力士……”

孩子们不懂的是，即使有了肌肉和力气的大力士，也不一定是个杰出的智慧的大力士。

……

契诃夫说过写小说的极好的话：

“好与坏都不要叫出声来。”

这几乎是搞文学的基本规律和诀窍，也标志了文学的深广度和难度。

从文表叔的书里从来没有——美丽呀！雄伟呀！壮观呀！幽雅呀！悲伤呀！……这些词汇的泛滥，但在他的文章里，你都能感觉到它们的恰如其分的存在。

他的一篇小说《丈夫》，我的一位从事文学几十年的，和从文表叔没见过面的前辈，十多年前读到之后，深受感动，他说：

“……这篇小说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

……

跟表叔的第三次见面是最令人难忘的了。经历的生活是如此漫长、如此浓郁，那么彩色斑斓；谁也没有料到，而恰好就把我们这两代表亲拴在一根小小的文化绳子上，像两只可笑的蚂蚱，在崎岖的道路上作着一种逗人的跳跃。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文由董卿朗读。）

乡梦不曾休

黄永玉

我为曾在那里念过书的凤凰县文昌阁小学写过一首歌词，用外国古老的名歌配在一起，于是孩子们就唱起来了。昨天听侄儿说，我家坡下的一个八九岁的女孩抱着弟弟唱催眠曲的时候，也哼着这支歌呢！

歌词有两句是：

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你想望。

这当然是我几十年来在外面生活对于故乡的心情。也希望孩子们长大到外头工作的时候，不要忘记养育过我们的深情的土地。

我有时不免奇怪，一个人怎么会把故乡忘记呢？凭什么把她忘了呢？不怀念那些河流？那些山岗上的森林？那些长满羊齿植物遮盖着的井水？那些透过嫩绿树叶的雾中的阳光？你小时的游伴？唱过的歌？嫁在乡下的妹妹？……未免太狠心了。

故乡是祖国在观念和情感上最具体的表现。你是放在天上的风筝，线的另一端就是牵系着心灵的故乡的一切影子。唯愿是因为风而不是你自己把这根线割断了啊！……

家乡的长辈和老师们大多不在了，小学的同学也已剩下不几个，我生活在陌生的河流里，河流的语言和温度却都是熟悉的。

我走在五十年前（半个世纪，天哪！）上学的石板路上，沿途嗅闻着曾经怀念过的气息，听一些温暖的声音。我来到文昌阁小学，我走进二年级的课堂，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黄永玉，六乘六等于几？”

我慢慢站了起来。

课堂里空无一人。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于凤凰

（本文由董卿朗读。）

代后记一 加强传统文艺节目创新

慎海雄

（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党组书记、台长）

坚定“四个自信”，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坚守国家媒体的社会责任和担当，狠抓精品创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来推出了一大批“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优秀节目。《朗读者》就是其中的代表。

自2017年第一季播出后，《朗读者》反响热烈、好评如潮；今年播出的第二季，立意更巧妙新颖，视野更开阔宏大，内容更扎实丰富，形式更生动亲民，做到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获得更加广泛的社会关注。基于第一季节目编撰的《朗读者》图书，已经成为广大读者竞相捧读的畅销书，很多青少年读者通过阅读，了解到这些嘉宾的人生故事，开启经典阅读的旅程。《朗读者》的成功启示我们，电视文艺工作者只要坚定文化自信，勇于坚守、善于创新，真正做到用心用情用功，就能够用诚意和创意打动人心，就能够做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就能够跨越“高原”攀上“高峰”。

我们将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打造更多高品质、高品位、高品格的作品，让节目更加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更能够体现出思想之美、文化之美、艺术之美。我们将加大传统文艺节目创新，强化优秀人才培训、选拔力度，提高内容制作能力，让优势更优、强者更强。我们将把握新媒体发展规律，海阔天空去想，脚踏实地去干，用最新的科技和创意吸引年轻受众，营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人人自豪的氛围。

在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朗读者》同名图书的精选版，已经签出了六个国家八个语种的外文版，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中国的一个范例。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我们将深化合作传播，注重“借嘴说话”，用好外国主流媒体平台，主动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地倾听中国、读懂中国，将更多中华文化精品节目推向世界，在交流交融中彰显中华优秀文化的持久魅力，彰显新时代中国人的精气神。

“锐意改革创新，壮大主流舆论，努力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精神，发挥优势，弥补不足，不断改进创新，不断打磨提升，把《朗读者》等优秀文化品牌做得更响亮。我们将集中力量、心无旁骛地打造精品力作，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更好地担当引领示范作用，为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更大贡献。

代后记二 惯性奔跑

董卿（口述）

1

这一季《朗读者》开始的时候，我焦虑得不得了，因为第一季反响太好了，盛名之下，你还能怎么去做第二季？第二季的开篇，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不光是经费的问题，很多别的困难。但我觉得还是咬牙要做。

为什么一定要克服所有的困难去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有很多人在等，很多人会问，怎么没了？可能是我自作多情，我就觉得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个平台上，或者在今天的中国电视这个行业里边，还是应该有《朗读者》第二季的出现。它应该继续往前走，让喜欢它的人看到。

和其他节目比起来，《朗读者》的意义在于能够“见人”，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创作里面，最触动人心的就是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了。人的精神、人的品质，还有人的遭遇，这是我能够倾注我所有心血去做的。

我对内容有一种别人不太能理解的狂热，比如说我们的嘉宾采访大约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意味着听打稿可能有两万字左右，甚至三万字。我要把那三万字的稿子反复看几遍，因为划稿子的时候已经和录制隔去很长的时间了，然后你还要再回忆当时的状态，他的语速，你要进入到他讲话的一个语境当中，要想象他好像还在你的对面，然后根据那个语境开始划稿，把两万字划成两千字。我有很强烈的完美主义，接近强迫症的边缘吧，每一个字都是我一个一个划出来的，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会觉得不舒服。

做后期就是在机房里一宿一宿地熬，你知道电视是一帧一帧画面做出来的，那个画面永远有修改的余地，一坐十几个小时可能就坐过去了。

你问我有没有发过脾气，我记得有一次把一个导演训哭了。我们有一个嘉宾丘成桐，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数学奖的大满贯，像菲尔兹奖、克拉福德奖，这些都是所谓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他曾经是哈佛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到现在依然活跃在世界的数学领域。我觉得这样的嘉宾能够请来很不容易，来了以后，他朗读《归去来辞》，大屏幕上用竖版把读本打出来，跟随他的朗读，一行一行字出现，但那个字幕和朗读的速度永远对不上，一遍、两遍、三遍，那个数学家很耐心，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读。

整个结束之后，我记得我当时特别愤怒。我就说太不专业了，怎么可以这样去浪费大家的时间，我说你知道丘成桐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没有敬畏心，我说你不配做这个节目组的导演，他的时间是以分秒来计算的，因为我们耽误了他很多时间，他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也许就是人类的一大步，对吗？

当时发完脾气过后我也会有点内疚，别人就慢慢变得有点害怕你了。我可能太以专业性为目的，这个可能会让我不经意伤害到不少原本很喜欢我的那些人。

我们最后一场录制是在今年的6月9号，录完最后一个嘉宾，时针已经指向了6月10号的凌晨两点了。大家就稍微庆祝一下，在现场开了一瓶香槟，然后切蛋糕、拍照，很多工种就散了。

最后二十几位核心导演留下来，就在舞台上，我说每个人都说几句话吧，平时都是你们在听我说，现在我也很想听你们说。到了告别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有人说着说着就哭。我们这一年多的时间，团队里有人离婚了，有人大病，有家人生病，有自己在写论文、答辩，大家都是焦头烂额的过程。

这些他们平时都不敢跟我讲，我才知道自己实在不是邻家大姐姐的那种领导风格。我也觉得很内疚，原来可能觉得这人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做得不够好。因为我不允许自己这样，所以让他们什么都不敢跟我讲。我就觉得有点愧疚吧，毕竟团队大家也都很努力。但是我依然觉得，走完这个过程，最终的收获是他自己，不管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表扬他也好，责备他也好，成长是最重要的。

《朗读者》对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你发现你还有成长的可能。哎，你做得可以了，你已经做到顶了，我大概在好多年前就听到这个话，其实每个人依然有成长的可能，这个成长不只是在专业领域，还有很多别的方面。

2

《朗读者》请过一位嘉宾吴孟超，是中国著名的肝脏外科医生，他读的是张晓风的那篇《念你们的名字》，写给医学院的学生的。“你需要学多少东西才能免于自己的无知……你要怎样自省才能在千万个病人之后免于职业性的冷静和无情。”其实任何职业都要提防“职业性的冷静和无情”。

我在2012年的时候，就遇到了这种所谓的“职业性的冷静”。那段时间蛮痛苦的，就是所有交到你手上的节目，你觉得都是一样的。那些娱乐节目——我不知道这样说好不好——现在有时候看那些节目，依然会觉得那只是在做无谓的消耗。那时候我还远远不知道未来有《朗读者》的出现，但是我已经知道有些节目我不想再做了，不想再那样重复。

我在中央台安身立命十六年，最骄傲的一点是我百分之百地投入，但2012年我发现我做不到了，你会觉得特别痛苦。而且这种东西出现的时候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看不出来。因为你的职业表达是很容易遮盖掉一些东西的，但是慢慢久了别人会知道，而且久了你会退步的。

我决定自己按一下暂停。

我从2013年的下半年开始申请美国的学校，到2014年主持完春晚，这中间有七八个月的时间，所有的细节都在准备当中，在几个学校之间反复地选。当时晚上整宿睡不着，特别地恐惧，没有安全感。因为你已经决定了，但是没有人知道你决定了，你也不知道你的决定会带来什么。

我当时其实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回来没有我的位置了，因为这个行业的竞争也很激烈，而且我花了将近二十年才走到这一步，只有我知道我为它付出了多少，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曾经在我心里，只有工作是最重要的，我可以为了它什么都不要。我不考虑结婚，也不考虑生孩子，从来没有把任何事情看得比这件事情还要重要。

当时我父母坚决反对（出国），他们的理由是你四十岁了，留学是二十岁时候做的事情。我说我二十岁的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我缺失。很多人说，你在国内学学不行吗？你停下来，你去报个什么班。我知道那停不下来的，只要你还在北京，在国内，就会有工作给你派下来，你没法说完全彻底地停下来。

后来就去了南加州大学。

我尽量地不去想在国内的事情，给自己多安排点课程。不上课的日子，就漫无目的地在学校里溜达，觉得阳光好得刺眼。

在国外读书的日子，其实就是克服那种恐惧感的过程，让自己真正地平静下来。那时我连微信都没有，只偶尔地看手机新闻报，iPad只有两个界面，一个是英汉辞典，还有一个是菜谱，因为我要自己做饭。我让自己的每一天都非常规律，不管是在学校有人认识你还是没人认识你，都让自己觉得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不管在课堂上能提问还是不能提问，听懂了还是没有听懂，都让自己不要焦虑。

这个过程，你不能说像重生，它像在打磨你的心灵。慢慢地，真的就切换到了非工作模式，一天、两天，半年、一年，你就不会想着我要去工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你离开了一个你很爱的人，时间让你慢慢不那么想他了，不是说不爱了，也不是说遗忘了，只是不那么想了。你每天有更多的时间想别的事情。

打破平静的是哈文的一个电话。2015年春节前，她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主持春晚，我觉得不太可能，当时已经有整整一年没有化妆，没有穿高跟鞋，也根本不考虑穿哪条裙子还是哪条裤子的问题，我不在那个状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以很好的状态回到舞台上。

所以我就拒绝了，后来她又追了两个电话回来。你知道那个时候在那么遥远的地方，组织上对你这么信任，说你一年没有站在这个台上了，依然邀请你回来参加最重要的这个节目，你的心里还是会有很大的安慰和满足，觉得好像大家还很惦记你啊，于是就回来了。

那年主持春晚感觉很神奇，觉得很开心，就像是久别重逢。你发现有些东西是在你的血液里的，就像你学会骑自行车，你可能十年不骑，你还是会骑。你掌握了某种语言，可能你很久不说它，你还是会说，就是这种感觉。

我当时还有一种感觉，如果再有人来找我做节目，我一定做一些我真的想做的节目，而不再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了。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挑战不可能》《中国诗词大会》，还有《朗读者》。

3

在主持了十三年春晚之后，2018年没有主持春晚，其实挺意外的。

除了意外，就是有些舍不得，好像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离开这个舞台。之前也听到了一些传闻，因为按照我们的经验，到一定的时候就应该会有通知要上春晚，然后也没有得到这个通知，慢慢地想到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了吧。

有很多朋友来安慰我，大家也都是因为喜欢你，就说怎么会这样。你要在调整自己的时候，还不得不拿出很多的精力去安抚别人。

那年春节是和爸妈一起过的，我们就全家一起在家里做年夜饭，看了春晚，然后休息，特别正常的一天。家里的气氛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不做春晚的那种心理上的波动在春节之前就已经慢慢过去了。

很多人说我去美国读书是自动的一个刹车，现在想来好像冥冥中自有安排。那个时候你已经在磨炼了，内心也在翻滚，也在煎熬，但是慢慢地，你能放下恐惧和担忧。这个恐惧是什么？说穿了，无非是你不能再站在中央的一种恐惧。你知道自己也许会走下坡路的恐惧，然后你强迫自己去做一种改变，去学习，去思考，去寻找新的方向，去为未来成为更好的自己做准备。

我现在还记得2005年是第一次主持春晚，那届郎昆是总导演，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说咱们准备准备可以进组了，一定要保密啊，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就是父母也不能说啊。我憋了两天以后，还是没忍住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说你不能对外面说哦，现在还没有公布。当时觉得非常幸福，似乎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想。那个时候也是先听到了很多传闻，说你有可能上今年的春晚噢，心里开始暗暗地希望它的发生。到了2018年，也是听到了传闻，说可能不上今年的春晚了。多有意思啊，一切都仿佛是在轮回，发生着一些相似的场景，但是内容却大不相同。

我真的用尽全力了，春晚没有出现，心里一定会有波动的，但是我还是很庆幸我做了足够多的努力，这些努力让你在得到的时候，觉得很踏实，在失去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多的遗憾，因为我已经全力以赴了。

4

我爸爸是农村长大的孩子，老家条件也很苦，爷爷过世很早，奶奶又是农村妇女，家里特别贫穷。我父亲骨子里就认为一定要勤奋，要刻苦才能改变命运，这是他的人生信条，这种人生观深深地影响了我。他让我从小要做家务，要读书，要练习长跑，要锻炼所有的独立生活的能力。

这种严苛的教育可能曾经伤害过我，但是现在也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我现在自己有孩子了，我还是觉得对孩子严格一些更好，但是现在因为工作的缘故，很少能照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要交给我的父母来帮我照顾，隔代的教育就会宠溺很多，很多时候我觉得没有原则，心里就会暗暗地纠结，我想有一天要把小朋友带在我的身边，我要好好地管教他。

这种教育的弊端就是让你觉得不太自信，你必须要做得比别人好很多，你才有自信心。如果你跟别人差不多，你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经常会产生出一些不安全感。还有一个就是，你不喜欢依赖任何人，你只靠自己。所以为什么我很多时候亲力亲为，是我不喜欢去埋怨别人做得不够好，我只能自己去做。

我在工作当中是充满防备的，充满战斗性的。我以前累到一年做一百三十多场，累到摔到尾椎骨第四节骨裂，然后瘸着拐着撑下来，累到生理期紊乱，整个脸全都是痘痘，再累都没有说。

确实一直很紧张，我也不知道怎么松弛。可能跟我的成长环境有关系，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那是整个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一个时代。就是你突然之间明白了，你可以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你可以比自己的父辈们过得更好。而你的确也抓住了一些机会，你会变得越来越紧张，你获得的越多，你的负担也越大。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他们说你可以松弛一些，我说你们美国人是富裕时间太久了，所以都比较懒散。他们的确很放松，一周五天的工作日过后，一定去休假，一定周末关机。我刚去的时候被他们逼疯了，周末所有的房屋中介都关机，我说我要租房子，全部是留言，不会有人回复你，一定到礼拜一才回你。我想我们国内的中介是多么勤奋啊，你发什么他马上给你找房源。

因为不想辜负这些来之不易的机会，所以我会那么努力，不管交给我什么，我都能够百分之百地超出导演的想象去完成。我并没有觉得有比别人更强的地方，但是你只要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们有撰稿人给主持人写好台本，那我一定不会完全只按照这个台本说的，我会把只按照台本说看成是我的一种失职。我的记忆力非常好，一个十页纸的台本，我大概两个小时能够全背下来，但是，你就敢上台了吗？那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

二十年前我敢，二十年前我更关注的是，我怎么样把我的头发弄弄好，我要从哪儿借套更好看的衣服，我一定要比站在我边上的人更白、更高、更瘦，那样才好。但是后来，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一天我就觉得，这样对吗？可能是到了中央台以后，对，应该是到了中央台以后。因为你发现你准备过的一些东西得到了认可，中央台的确是个大平台，你的一点点优点会被无限放大。

我是2002年到北京的，头几年也过着跟大家一样的北漂生活，租房这些都不用再讲。那时候我在西部频道主持《魅力12》，那个频道是新的，在华东地区不落地，我爸妈在上海根本看不到。那两年觉得挺窝囊，就是你做得很辛苦，可是没有人知道你在干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坐出租车，司机说：“你是那个《魅力12》的主持人吗？那个节目挺好的。”后来做了一年多之后，有台领导在会议上说，西部频道《魅力12》那个节目做得不错，那个主持人也不错，然后3套才会关注到12套有这么一个主持人。我才知道，其实你去做了，就会有人看到，得到鼓励之后，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做，然后会形成一种工作理念。

现在的危机感可能来自对自己能有多少超越，跟自己之间的那种较量。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季的札记，很多都是我特别喜欢的话。“生命的意义是如此厚重，无论我们怎样全力以赴都不为过。因为我们生而为人，生而为众生。”我是一个活得特别用力的人，用力不够的话我自己会觉得不过瘾，你会觉得日子似乎白过了，多可惜啊。

（《人物》记者张月整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朗读者Ⅱ.3/董卿主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02-014763-2

Ⅰ. ①朗… Ⅱ.①董… Ⅲ.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Ⅳ.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8429号

责任编辑 廉萍 张欣宜 曾少美 孔令燕

装帧设计 陶雷

责任校对 罗翠华 王筱盈 李义洲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17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90毫米 1/32

印　　张 9.375

印　　数 1—50000

版　　次 2019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763-2

定　　价 5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言一

这段时间，身边许多朋友都在谈论《朗读者》。他们中有些是文学界的同行，但大多数从事的工作与文学并无直接关联。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甚至罕有交集的身份，然而当谈论《朗读者》、谈论节目里那些经典篇章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流露着相同的情感，那就是温柔与感动。我愿意相信，在这一刻，我与他们共享着同一个幸福的身份，那就是文学的阅读者、人类心灵的倾听者。

我同时注意到，由《朗读者》而起的诵读文学经典的热潮，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媒体传播和好友热议的层面，它已经渗入了广大的人群，成为生活场景：许多城市都设置了“朗读亭”，每一个经过的人都可以走入其中，朗读自己喜爱的篇章并进行录制，他们的声音和形象将有可能出现在《朗读者》节目的正片之中。许多城市的“朗读亭”外都排起了长队，听说有读者为了录制三分钟的视频，在亭外耐心等待了足足九个小时。

《朗读者》已经成了一道醒目的文化风景、一种引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它向我们证明，诚挚、深沉、优美、健康的内容，在今天依然能够获得普遍的关注，好的文学永远拥有直指人心的伟大力量。常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匆忙浮躁的时代，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平庸而匮乏。对于这样的观点，我只能部分地认同。当下的生活固然匆忙，很多时候，我们也的确面临着浮躁的问题；但即使出于种种原因，我们同自己内心相处的时间相对有限，人们依然会本能地渴望着纯粹、辽阔、有质量的精神生活。近年来，以《朗读者》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文化类节目广受欢迎，正是因为它们引导人们放慢生命节奏，倾听内心的声音，顺应和满足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望。

《朗读者》中出现的文本，很多是经过漫长时间检验的名篇佳作；即使是出于今人之手的篇章，此前也多已在读者间广为流传。它们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当得起“经典”二字。何为经典？答案可能有很多，但我想最直接的一条，就是它们拥有温暖而强劲的力量，能够长久不衰地体贴灵魂、拨动心弦，触碰到我们情感深处最柔软最深刻的部位。这种力量，并不会因时间流逝和年代更迭而减弱。《朗读者》里的许多篇章，都是我早年间的挚爱；那些熟悉的文字，关乎爱与恨、喜与悲、生与死、豪情与希望，曾经深刻地启示了、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今天的年轻读者依然会为之鼓舞、感动；其中有许多句子，我至今能够脱口背诵，它们在新一代读者心中同样激起了深沉的回响。好的文学就是这样，它能够跨越年龄和代际的鸿沟，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在情感体验和文化记忆的代代传承之中，把种种高贵和美好的品质传递给无尽的后来人。

朗读，就是朗声诵读，是倾听自己的声音，也是倾听他人的声音。通过口的诵读与耳的倾听，汉语和它内在的气质、精神，以焕然一新的方式进入了我们的心灵。古老而常新的汉语，具有抑扬顿挫的独特韵律，这韵律不仅是美的，而且包含着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我们共同的情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朗读者》使阅读成了认同的过程，一个人在朗读中寻求更为广大的联系——通过这美好的母语，我们不仅彼此看见，我们还得以彼此听见，我们得以完成彼此身份的响亮确证，由此结成血脉相连、情感相通的共同体。

现在，《朗读者》里的故事和诵读篇目已被整理成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将有更多的读者阅读和朗读这些作品，从中感受真善美的力量，感受文学的力量。同时，这一切也是对包括我在内的写作者的提醒：一个人内心的声音在广大的人群中持久回响，这是世上最美好的事，这更是一份严肃庄重的责任。我们会更深刻地记住这份提醒，认真地写下去，把心交给读者，把更多的好作品献给我们的人民。

序言二

二○一七年的时候，董卿女士邀请我参与《朗读者》节目的录制。我是一九二四年生人，年纪很大了，本来不接受媒体的采访和活动，但听到约我去吟诵，我就去了。在我的心目之中，吟诵是诗歌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一部分，古人作诗大都是伴随着吟诵写出来的。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从小都有这种吟诵的习惯。中国古典诗歌之美最需要以吟诵来传达，吟诵的时候，声调、音节的美感都会跑到你的头脑里、心灵里。吟诵久了，你不用专门学平仄、押韵，自然就学会合辙押韵了。我亲自体会到了古诗之美、吟诵之美，而现在的青年人，他们找不到一扇进去的门。我一辈子不辞劳苦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扇门打开，让大家都能走进去。

在我看来，《朗读者》也在扮演一个开门人的角色，它借由朗读的魅力来推广阅读，将最有生命力的文字普及于社会，将普通的读者都接引到最美好、动人的文学里面来。我认为这是《朗读者》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朗声读诵，往往是接近一篇文学作品最快、最直接、最深入的方式。

文学的力量是惊人的。《朗读者》之所以令我们感动，就是因为它将我们的人生与文学紧密牵连在了一起，它为所有世间的苦痛与无奈、热望与激情，都找到了最贴近的文字。在朗读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与文学家的灵魂遥相呼应，碰撞出兴发感动之力。我的一生有诸多不幸，遭遇了许多打击，文学始终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力量，是给我带来慰藉的源泉。我有了诗词，有了文学，便有了一切。其实，对每一个有感觉、有感情的人来说，都会是如此。

《朗读者》第一季图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听闻受到大量读者的喜爱，我感到很高兴。这说明现在人们还是愿意阅读，愿意与文学亲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学作品的历史颇为悠久，他们出版的图书囊括古今中外，给中国几代读者带来莫大影响。《朗读者》的出版，意味着他们又多了一种可以长久流传、影响深远的好书。今年，他们推出新一季的《朗读者》图书，我希望明年、后年，都能有新一季的图书继续出版，希望他们将推广阅读这件重要的事情长远地做下去。

- 谢谢 Gratitude

- 朗读者 马伊琍 MA YI LI

- 读本 我们仨（节选）

- 朗读者 丘成桐 QIU CHENG TONG

- 读本 归去来辞

- 朗读者 郑智 ZHEGN ZHI

- 读本 大路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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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读者 赖声川 LAI SHEGN CHUAN

- 读本 宝岛一村（节选）

- 第二部分

- 朗读者 吴孟超 WU MENG CHAO

- 读本 念你们的名字

- 痛 Pain

- 朗读者 宁浩 NING HAO

- 读本 生活的邀请函（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 朗读者 孙雪梅 SUN XUE MEI

- 读本 这些美好不会消逝

- 朗读者 俞敏洪 YU MIN HONG

- 读本 一堆散乱的砖头

- 朗读者 谭元元 TAN YUAN YUAN

- 读本 海的女儿（节选）

- 朗读者 王智量 WANG ZHI LIANG

- 读本 门槛

- 梦

- 十年 Decades

- 朗读者 迟福林 CHI FU LIN

- 读本 登高峰 颂椰树（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 朗读者 唐家三少 TANG JIA SAN SHAO

- 读本 笑傲江湖（节选）（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 朗读者 吉吉 JI JI

- 读本 爱人（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 朗读者 林鸣 LIN MING

- 读本 我喜欢出发

- 朗读者 陈佳洱 CHEN JIA ER

- 读本 我的信念

- 认识到自己的无知

- 哥德巴赫猜想（节选）

- 这就是我想寻找的，人与人之间的光（节选）

- 故乡 Hometown

- 朗读者 白岩松 BAI YAN SONG

- 读本 长大回家

- 朗读者 斯那定珠 SI NA DING ZHU

- 读本 火塘闪着微暗的火

- 朗读者 余华 YU HUA

- 读本 在细雨中呼喊（节选）

- 朗读者 贾樟柯 JIA ZHANG KE

- 读本 阿里巴巴吃苹果

- 朗读者 郑愁予 ZHENG CHOU YU

- 读本 旅梦（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谢谢 Gratitude

“我惨淡无神地提着书包，抱着绝望的心情走进最末一家书店。书架上那本书的位置换了另外的书，心整个沉下了。正在这时，一个耳朵架着铅笔的店员走过来了……一本书触着我的胳膊，轻轻地送到我的面前：‘请看吧，我多留了一天没有卖。’啊，我接过书害羞得不知应当如何对他表示我的感激，他却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这是《城南旧事》的作者林海音写的一篇散文，讲述的是她小时候爱看书，又没钱买书，只能偷偷地到书店里去蹭书看，时常会被驱赶。直到有一天她遇到了一位好心的店员，把她喜欢的那本书一直留着没有卖。这件小事，让她难以忘怀。二十年后，她提笔写下了这篇《窃读记》。

“谢谢”的背后，有时候是恩重如山的相助，有时候是不动声色的善良。它教会我们，应该如何去爱这个世界。就像林海音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所写的：“记住，你是吃饭长大，读书长大，也是在爱里长大的！”

走进朗读亭

海桑的《给我的孩子》，送给我们的孩子。

我爱你多些/就像我父亲爱我多些/事情只能如此。

朗读者 张泽西（工程师） 陈颖（医生）

今年是外婆去世的第一年。外婆，你知道吗？我大三了，一个人在南京过得挺好的。你被疾病折磨的时候，我却在学校不能回去看你，对不起。

我想把汪国真的《让我怎样感谢你》送给我的外婆。

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

朗读者 蒋燕（学生）

我的名字叫麦兜，谢谢春田花花幼儿园的陈老师，教会我朗读这篇小故事——《你，要比我多吃》，送给我妈妈。

他们都说，我长得跟妈妈一模一样。一样的眼圈，一样的鼻鼻，一样的尾尾。只是，妈妈的眼圈比我大，鼻孔比我宽，尾尾比我的长，看上去是一模一样，不过是加大码。妈妈说，到我长大，我才是一个加大大大码。

这一夜，妈妈的大手拉着我的小手外出吃饭——很美味的豉油鸡。我吃得很快，妈妈吃得很慢。我吃了大半边，她吃了小半边。有点不好意思啊，妈妈！妈妈说：“不要紧，你还在发育，要比我多吃。”于是我长肉，长大，妈妈却比从前缩小了，褶皱的脸，下塌的鼻子，收缩的尾巴。我们始终很相像，不过我是加大大大码，妈妈是加小小小码。

这一夜，我拉着妈妈的手带她外出吃饭——弄得很好的豉油鸡。我慢慢地吃，妈妈吃得更慢更慢，之后停下来了。她说：“不打紧，我老了，你要比我多吃。”

谢谢您，妈妈。

朗读者 麦兜

（麦家碧、谢立文创作麦兜读本）

朗读者 马伊琍 MA YI LI

“独立，不依附于别人。”这应该是马伊的父亲给她上过的最重要的一课。多年以来，这个人生信条始终跟随着她、提醒着她、塑造着她。

马伊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中学开始学习跳舞，十五岁就进入上海电视台综艺舞蹈队，可以自食其力赚取学费了。199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十七岁的她被制片人看中，出演电影《刘海粟》的女主角，得到酬劳八百元——这对当时的她来说是一笔巨款。从那时起，马伊开始逐渐取代父母，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

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马伊正式进入演艺圈。2002年，她因出演《还珠格格Ⅲ：天上人间》中夏紫薇一角被观众熟知，然而她真正喜欢挑战的，还是那些内心骄傲坚韧、充满力量感的女性，因为这样的角色才最接近她本人的性格。2007年，她遇到了《奋斗》，剧中夏琳一角仿佛是为她量身打造的。凭借这个角色，她的知名度大为提升，事业被推上了一个高峰。此后多年时间里，她先后出演了《北上广不相信眼泪》《我的前半生》等剧，塑造了许多现代都市独立女性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

近两年，马伊的目光开始聚焦以前不会关注的人群，饰演一些平凡、失败的小人物。她把这种转变归结为自己开始拥有理解和共情的能力，开始学会放下坚硬的外壳，去理解跟自己大不相同的女性。随着年龄增长，她变得更柔软了。

朗读者访谈

董卿：你在电影《找到你》中的一些造型颠覆了以往作品中比较干练的都市女性的形象。

马伊琍：是的，电影中的这个女性叫孙芳。这部电影其实告诉了很多人，不管一个女性是贫穷的、富有的，还是高贵的、低贱的，本质上都是非常爱孩子的。

董卿：关于这一点，你在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是不是会有更深刻的感受？

马伊琍：嗯。我觉得孩子会让一个女人变得非常完整，你会体会到自己父母的艰辛。

董卿：你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里面？

马伊琍：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我爸爸妈妈是双职工，我是在石库门长大的上海女儿，弄堂里出来的。

董卿：妈妈怎么来操持这个家呢？

马伊琍：我妈妈特别会织毛衣。晚上，常常是我跟爸爸都睡了，妈妈还开着一盏小台灯织毛衣。在我的印象中妈妈就是每天都在织毛衣。

董卿：（看屏幕）我们看一下，这是马伊琍小时候妈妈给她织的毛衣。

马伊琍：左边那一张，从上到下都是妈妈织的。十三四岁的时候长大了，就老觉得穿毛衣的是小孩。我说，我想穿买来的衣服。妈妈说，你有没有想过，买来的衣服都差不多，我给你织的是独一无二的。

董卿：但是那个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理解这独一无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马伊琍：是的，我妈妈现在还在给我的女儿织。

董卿：爸爸在哪些方面会对你有比较大的影响？

马伊琍：他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一个柔柔弱弱的女孩子，他一直希望女孩子要做到不比男孩子差。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参加艺术团的演出，所以我爸爸每天拿到报纸就看中缝儿，看到有艺术团在招生，就立刻骑自行车带着我去考。最后我就考到了上海电视台的一个舞蹈队。一次课要两个小时，爸爸就在外面等两个小时。下课了以后，再用自行车带我回家。有一次，我记得那时已经有肯德基了，爸爸说：“明天排练完带你去吃一次肯德基。”后来他说：“你进去吃，我在外面等。”我说我不要，我就不要吃。我觉得我不能接受这样。

董卿：其实你不要，是因为你不想爸爸在外面等，你在里面吃。

马伊琍：对。

董卿：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懂得你也应该为家里分担一些？

马伊琍：很早。因为我通过演出挣到了演出费，所以我很早就可以自己交学费了。我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好好读书，没有别的出路。因为我父母都是知青，初中没有毕业就去了江西，所以大概从我二年级开始，妈妈就说：“我什么都教不了你了。”

董卿：如果当时你真的遇到不懂的或者做不了的作业怎么办？

马伊琍：空着。有一次我早上去好朋友家里，等她一起上学，看见她爸爸在教她，她爸爸是工程师。那时候我挺羡慕的，就跟妈妈抱怨，你看人家的爸爸妈妈都会，都可以教孩子，你就不会。但是我现在觉得靠自己特别好，就像《我的前半生》里有一句话——与其让别人打伞，不如自己给自己打伞。学习、工作、生活都是这样，越早做这个准备越好。

董卿：爸爸是不是特别信任你？

马伊琍：对，我父母一直非常信任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学校有一个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女老师，她请每个家长到办公室来领孩子的学生手册。爸爸打开我的手册，上边的分数都是考得很好的，但是看到“思想品德”那块写了一个“差”，爸爸非常惊讶。他就问老师，这个“差”是怎么回事？老师说：“你女儿跟多个男生早恋。”我爸爸当时就特别平静地说：“哦，好的。那你能不能在纸上写下男生的名字？”老师就写了一个名字。我爸爸一看，说：“老师，还有呢？不是多个吗？”老师就生气了。然后我爸爸说：“老师，我不跟你说了。我女儿我最了解她，我还是找校长去说吧。”两个人不欢而散。

董卿：后来你听到爸爸的这种反应，是什么感觉？

马伊琍：我就哭了，一是觉得很冤枉，二是我很感激爸爸，同时也会更提醒自己，要做得更自觉，可以让父母更信任我。我父母没有受过多好的教育，他们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他们怎么会知道应该怎么教自己的孩子呢？我也觉得很惊讶。

董卿：他们会有一些做人的原则。

马伊琍：对，是的。上大学了，我爸爸会说，你跟男同学出去吃饭，不能让他们买单。他会提醒我，你有没有带钱？所以我一直特别喜欢买单。（全场笑）

董卿：这是不是你心里始终感谢他们的地方？

马伊琍：对。在孩童时期，如果父母给一个孩子爱的满足，就会让那个孩子很有安全感。尤其对女孩子而言，如果有一个非常非常爱她的父亲，那么她活在这个世界上会很有底气；如果有一个非常非常爱她的妈妈，那么她会很懂得自尊自重，也会懂得爱自己。

董卿：现在回想起来，家里让你觉得最开心的场面是什么？

马伊琍：我至今都非常怀念我大学毕业以后刚开始拍戏的那段时间。那时候没有卡，都是带现金回家，我就把钱放在床上，爸爸来数。其实都数过了，再数一遍就很开心。然后一家人晚上吃开水泡饭，吃完了泡饭就躺在床上开始聊天。

董卿：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这两个人不在世上了会怎样？

马伊琍：我想过的。我觉得我是非常理智、非常现实的，因为我妈妈一直在说，人活着的时候要对他好一点；不在了的时候，你再做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可以不留遗憾，这就是最棒的结局。

董卿：过好自己的每一天，过好和他们在一起的每一天，这就是我们感谢父母的最好的方式。你今天想要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马伊琍：今天会给大家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献给所有的父母。杨绛先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

董卿：《我们仨》是她在九十二岁高龄的时候，一个人回忆三个人过往的点点滴滴。即便她最爱的两个人走了，她的笔触还是那么温柔，真的能够让人感受到做人的朴素和高贵所在。

读本 我们仨（节选）

杨绛

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剩下我一个，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能不感叹“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

但是，尽管这么说，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至少有夫妻二人，添上子女，就成了我们三个或四个五个不等。只不过各家各个样儿罢了。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锺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

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闲，逐渐发福。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锺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锺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锺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锺书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锺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她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大跃进”期间，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商务出版），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锺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锺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师大英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TEFL），钱瑗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钱瑗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钱瑗说不行，她指出该怎么教。那位专家不服。据阿瑗形容：“他一双碧蓝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像猫。”钱瑗带他到图书室去，把他该参考的书一一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想不到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学期终了，他到我们家来，对钱瑗说：“Yuan，you worked me hard.”但是他承认“得益不浅”。师大外国专家的成绩是钱瑗评定的。

我们眼看着女儿在成长，有成就，心上得意。可是我们的“尖兵”每天超负荷地工作——据学校的评价，她的工作量是百分之二百，我觉得还不止。她为了爱护学生，无限量地加重负担。例如学生的毕业论文，她常常改了又责令重做。我常问她：“能偷点儿懒吗？能别这么认真吗？”她总摇头。我只能暗暗地在旁心疼。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锺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锺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锺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我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复呢。但锺书每天第一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

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锺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杨绛全集》第四卷

杨绛晚年的不幸际遇——丧女之痛和丧夫之痛，在《我们仨》里，有隐忍而克制的叙述，偶尔一个情感浓烈的句子跳出，无不令人深感钝痛。她写看到爱女将不久于人世时的心情：“我觉得我的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送别阿瑗时，“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摧垮杨绛，她还要“打扫现场”，从“我们仨”的失散到最后相聚，杨绛先生独自一人又明澄勇敢、神清气定地走过近二十年。这是一个生命的奇迹，也是一个爱的奇迹。

——作家、中国作协主席 铁凝

朗读者 丘成桐 QIU CHENG TONG

1969年，香港中文大学的美籍教授萨拉夫向学校管理部门写信，申请让一名学生提前毕业。他称赞这名二十岁的大学生为“全才式的数学家”，称他拥有过人的天赋和精力，对所有数学分支都有很强的好奇心。事实证明，他的眼光没有错。这位学生就是丘成桐，的确是驰骋数学疆土的一位天才，如今是华人数学界的领袖人物、世界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

当年，在萨拉夫教授的推荐下，丘成桐被世界微分几何研究中心之一——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破格录取，成为华裔数学大师陈省身的高足。仅仅用了两年，二十二岁的丘成桐就完成了博士论文，巧妙地解决了著名的“沃尔夫猜想”，这让他的导师陈省身都感到震惊。当时整个数学界都意识到，一个数学新星出现了。

1972年，二十三岁的丘成桐担任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的副教授；1976年，他成为斯坦福大学的数学教授。但他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工作，是破解了世界级的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在这之后，他又解决了“正质量猜测”等一系列数学领域难题。他的突出贡献让他几乎斩获了数学界所有重要奖项，其中包括被人们称为“数学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七年才颁发一次的克拉福德奖等等。

数学是美妙的，然而也是枯燥的，能坚持在这个领域走下来的人实属凤毛麟角。可以说，丘成桐是一位数学的痴爱者，也是一位数学的苦行僧。在他看来，数学有着无与伦比的美，也是他这一生都要致谢的对象。

朗读者访谈

董卿：数学大师辛格曾经说过一句话：“丘成桐一个人就是哈佛的一个数学系。”

丘成桐：辛格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也是大数学家，谢谢他这样子的称赞。我做数学不是为了拿奖，我对数学有很深厚的兴趣。

董卿：您二十七岁时证明了“卡拉比猜想”，一举震动了整个数学界。

（屏幕播放“卡拉比猜想”视频资料：1954年，意大利著名几何学家卡拉比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提出，在封闭的空间，有无可能存在没有物质分布的引力场。卡拉比认为是存在的，可是没有人能证实，包括卡拉比自己。这就是非常著名的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后来，二十七岁的华裔数学家丘成桐通过卡拉比几何中曲率的概念，证明了“卡拉比猜想”。一个新的学科随之诞生，被称为“几何分析”。此后，卡拉比的后面永远地加上了丘成桐的姓氏。“卡拉比猜想”成了“卡拉比－丘定理”。）

1954年卡拉比先生提出“卡拉比猜想”之后，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人能够证明，包括他本人。

丘成桐：对，这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当时我们要构造空间的时候，没有任何例子表示它可能是对的。在数学上，讲什么东西不对就是找反例，所以我们就花了差不多三年工夫找反例。我以为我找到了反例。但是两个月以后，卡拉比先生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讲，可能我没有理解清楚你的想法，你可不可以给我解释一下。我当时一看就觉得有问题，就又花了两个礼拜，基本上不睡觉，天天不停地想办法弥补出现漏洞的地方。可是每次在最微妙的地方就不行了。我只好回信给卡拉比说，我当时的做法是错的。经过这两个礼拜很痛苦的思考，我晓得我这三年来的想法都是错误的。所以最后我调过头来，去证明它是对的。

董卿：那个过程艰苦吗？

丘成桐：我又花了三年工夫，从1973年一直到1976年，每天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整天在算。我的老师陈先生（陈省身）跟我讲，怎样分辨一个数学家有没有能力？就是看他起床的第一件事是在想什么东西。（笑）当时我实际上一起来就想这个问题。

董卿：当您证明了“卡拉比猜想”之后，您用了一句很浪漫的宋词来形容整个过程。

丘成桐：我讲“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因为当时我差不多是一个人孤军在打仗。解题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进去，其他人进不来，我自己跟这个空间融合在一起了，就好像两只燕子飞在一起一样，我感觉很好。（掌声）

最困难的部分在1976年完成了。最后成功的时候我也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对了，还是要验证。我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卡拉比写封信，因为他最关心这件事。当时我就跟他讲，我一定要你认为可以，我才敢发表。

董卿：这项研究成果公布于世之后，世界各地数学界的反响是怎样的？

丘成桐：反应很强烈，从前不晓得的事，现在可以从“卡拉比猜想”推导出来，同时也真真正正开发了一个在几何学界做微分方程的新方向。直到今天，很多重要的几何问题都是通过微分方程来解决的。世界数学大会给我菲尔兹奖也就是这个缘故。（掌声）

董卿：您在获得菲尔兹奖、克拉福德奖等大奖项的时候，有在获奖现场向谁表达感谢吗？

丘成桐：我对两个人是很感激的，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妻子。我父亲是一位学者，他是做哲学的。我八九岁就开始学中国的诗词、历史，背古文，比如背《五柳先生传》《陋室铭》《论语》等，当时其实都不大理解，可是慢慢地念着古文，把它沉淀在脑子里，对学问的看法慢慢就发生了改变。

我为什么将“卡拉比猜想”看得很重要？因为我认为它是整个几何发展主要要解决的问题，非解决它不可，就好像大禹治水要将石头挪开才能够成功，所以我始终锲而不舍。我想这跟我当年受到父亲的教训有很大的关系。（掌声）

董卿：（看屏幕）这是您的太太吗？

丘成桐：对。她是我的同学，是做物理的，她让我觉得心里很平静。我太太不喜欢我去出名，也不喜欢我去赚大钱。我们这个家庭做学问能够对人类有贡献，她就觉得很高兴了。所以我家是一个很朴素的家庭。

董卿：后来您去了哈佛数学系当系主任，无论是您本人还是您的学生始终都是华尔街邀约的对象，但是您从来没有在意过这件事情。

丘成桐：我在哈佛三十多年了，我做系主任的时候，华尔街很多公司打电话来，他们讲，我们请你来我们华尔街公司里做事，我们给你的薪水可以是你现在的十倍。（全场惊叹）对很多人来讲，这是一个很难拒绝的引诱。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我的生活，我一辈子不是为了钱而向前走的。我有我的理想，大房子、漂亮汽车对我来讲都不重要。（掌声）

董卿：在您心里什么是最重要的？

丘成桐：一个是我的学问，对数学能有贡献，使人类向前进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我的家庭，我要对得起我的妻子、我的小孩；第三个是国家，虽然我现在不是中国的公民，我还是将中国看成我的国家，我希望中国能够有很大的进展，能够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

董卿：您会感谢数学吗？

丘成桐：对，因为我感觉我就是跟数学连在一起了，分不开了。（笑）数学没有止境的，解决“卡拉比猜想”是我当年的梦想，后来我发觉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解决，所以做学问也是没有止境的。

董卿：我们可以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科学世界当中。

丘成桐：对。

董卿：您今天想要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丘成桐：陶渊明写的《归去来辞》，谨以此篇献给我的父亲。这篇古文是我父亲教我的。我父亲一辈子都很清高，虽然他很穷苦，可是他很羡慕陶渊明的为人。

董卿：“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心不为形役，我们才可能去找到科学的美。

读本 归去来辞

﹝东晋﹞陶渊明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回家去吧！田园快要荒芜了，为何不回去呢？既然自己的心灵为形体所役使，为什么如此惆怅而独自伤悲？领悟到过去的错误虽然无可挽回，但未来的事还来得及弥补。确实走入了迷途大概还不远，已觉悟到现在的做法是对的，而曾经的行为是错的。船在水上轻轻飘摇，微风吹拂着衣裳。向行人打听前面的路，遗憾的是天亮得太慢。刚刚看到自己简陋的家门，我心中欢欣，奔跑过去。家童们欢快地前来迎接，孩子们守候在门前。院子里的小路快要荒芜了，松树和菊花还长在那里。我带着孩子们进了屋，美酒已经盛满了酒樽。我端起酒壶酒杯自斟自饮，观赏着庭树使我露出愉快的神色。倚着南窗而寄托我的傲世之情，深知这狭小之地更容易使我安心。每天独自在园中散步也很有乐趣，小园的门经常关闭着。拄着拐杖走走歇歇，时时抬头望着远方的天空。无心无知的白云从山中飘出，飞倦了的小鸟也知道飞回它的老窝。日光昏暗，即将落山，我流连不忍离去，手抚着孤松徘徊不已。

回家去吧！让我同外界断绝交游。他们的一切都跟我的志趣不合，还要驾车出去追求什么？跟亲戚朋友谈心使我愉悦，弹琴读书能使我忘记忧愁。农夫把春天到了的消息告诉了我，将要去村西的田地耕作。有时驾着有帷幕的小车，有时划着一条小船，既要在幽深的河谷中乘船，又要在崎岖不平的山丘上经过。树木欣欣向荣，泉水缓缓流动，我羡慕万物恰逢繁荣滋长的季节，感叹自己一生行将走到尽头。

算了吧！身体寄托在天地间还能有多少时光？为什么不随着心意自然行事？为什么心神不定，还想要有什么追求？荣华富贵不是我所求，升入仙界也没有希望。爱惜那良辰美景而独自去欣赏，要不就扶杖锄草耕种。登上东边山坡我放声长啸，傍着清清的溪流把诗歌吟唱。姑且顺随生命的自然变化，了结一生。乐天知命，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

《归去来辞》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最重要的作品。宋代的文豪欧阳修曾经表示，整个晋代都没有什么好文章，只有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可以入得了他的法眼。陶渊明的一生都是在富贵与贫贱、做官与归隐之间矛盾、纠结、交战，最终的抉择是远离官场，归隐田园。这个优雅的转身，让中国的文人墨客谈论了一千多年。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谷曙光

朗读者 郑智 ZHEGN ZHI

2018年6月2日，对国家男子足球队队长郑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那一天，国足在客场挑战泰国国家队的比赛，正是他代表国家队出战的第一百场国际A级赛。胜利后，中国足球队专门发文祝贺郑智，并写道：“从2002年12月7日到今天，这条达成‘100’的征程足足走过了5656个日夜。”

郑智曾经历过一段很长的失意时期，当时他效命于辽宁创业队，由于产业纠纷，他几乎无球可踢。直到2001年转会至深圳平安队，他才走出阴霾，如鱼得水，一跃成为球队的绝对主力。2002年的甲A联赛中，郑智是球场上的助攻王，最终成为史上最年轻的中国足球先生。那一年，虽然国家队主教练人选未定，但国家队的集训通知如期而至，郑智入选了国家队。2004年，郑智攻入了他在国家队的首个进球，开始受到国际足坛的关注。

2006年，郑智赴海外踢球，成为为数不多的效力过欧洲顶级联赛的中国球员。不论在英超查尔顿队，还是在苏超凯尔特人队，他都有过出色发挥。2013年，郑智重返国家队。在很多人认为他已到达职业生涯尾声的时候，他达到了自己事业的巅峰。

郑智曾年少轻狂，充满争议。现在的他更加沉稳、坚毅，引领着球队前进。他已算是一位征战沙场的足球老将了，依然为荣誉而战，在球场上奋力奔跑。

朗读者访谈

（屏幕播放郑智的国家队第一百场比赛赛后采访视频片段，他说：“这一百场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我感觉非常荣幸。感谢我自己的祖国，也要感谢球队和教练员给我这个一百场的机会，感谢我的队友在一起给我的支持，能够让我表现到今天，更要感谢我的父母、太太和孩子，能够在这么多年给我支持和陪伴，我爱他们。”）

董卿：6月2号国家队以二比零战胜泰国队的比赛成了你在国家队的第一百场比赛，赛后里皮特地赠送了一件印有“100”字样的球衣给你。今天郑智把这件球衣带到了我们的现场。

郑智：是。（展示球衣）

董卿：很珍贵！如果它可以作为一件特殊的礼物送给一个人的话，你会把它送给谁呢？

郑智：我想我会把它送给我太太。她对我的陪伴、鼓励还有支持，给了我特别多的信心。

董卿：她能看到你经历过的所有低谷。就在去年你还受了一次很严重的伤。

郑智：我们联赛的其中一场比赛是跟重庆队踢。在开场大概二十分钟的时候，我脚腕扭伤了。我觉得可能经过两到三个星期的治疗就会好了。没有想到两三个星期之后，我只是能够走路了，一慢跑就会剧烈疼痛。又过了两三个星期，还是不行。所有人都不能保证这个伤什么时候会好。

董卿：当时想过退役吗？

郑智：头脑中闪现过这个念头。我没敢跟我太太说，但是她给了我很多安慰，她说，就算现在不能再踢了，你的足球生涯也获得了很多。不管你以后去做什么，我都会陪着你。最后，我大概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才又回到了球场。怎么说呢，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董卿：就是到现在，你依然把能够重新上场看得那么重要？

郑智：因为作为球员，出场比赛是最基本的，这已经融入我的血液里了。我觉得能够在球场上踢球比任何事情都开心。（掌声）

董卿：2007年你开始在英超比赛，那段日子我觉得挺不容易的。一方面你要适应一个新的球队，另一方面，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朋友在身边。

郑智：对。我在国内的时候也算是球队的核心球员了，但是到了英国以后，基本上要从零开始了。

董卿：会有很长时间要坐冷板凳吗？

郑智：有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吧。我还记得有那么几次，半夜突然醒了，浑身是汗，特别害怕。我感觉我到那里的时候身体很瘦弱，被大家撞着撞着撞着就变强壮了，到最后我就可以撞别人了。

真正的转变是第一场比赛之后。我们在客场踢曼联，我心里特别兴奋、激动。当时我大概踢了七十分钟，还是努力地让自己能够看起来冷静一点、老练一点。我觉得当时的发挥还算正常。虽然那场比赛我们输了，但是回到更衣室以后，教练给了我鼓励；再回到基地，我觉得每个人跟我打招呼的眼神都是亮的。（全场笑）我既然出去了，那么我就是代表中国的，我要去证明中国球员不比他们差，所以说能够得到这种认可，也算是很大的安慰。

董卿：你很早就立下志向要成为职业球员，但是1998年的时候，有两年时间你居然就没有球踢了，直到遇见朱广沪教练。

郑智：确实。朱指导是真正带我走上职业道路的人。我们可以转会的时候，朱指导第一个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深圳。他跟我说，我希望能够把你变成一个中国最好的球员。

董卿：你是怎么说的？

郑智：我说：“好，朱指导，我一定努力。”我还说，我不只要变成中国最好的球员，我要变成亚洲最好的球员，我要去欧洲踢球。

董卿：（笑）你当时说的后来都做到了。

郑智：我觉得朱指导教给我的不仅仅是足球方面的技术，在我年少的那段时间也给了我很多人生观、世界观方面的启示：你要有不放弃的精神，要有坚强的意志。

董卿：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世界杯可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你会看吗？

郑智：看，我一定会看。从2002年之后，2006年、2010年、2014年到今年的2018年世界杯，我都参与了世界杯预选赛，最后都没能进军世界杯决赛圈，对我的职业生涯而言肯定是一件特别遗憾的事情。

董卿：其实作为俱乐部的球员，你带着自己的队伍九次问鼎中超冠军，但是你在国家队的这十六年，恰恰是俱乐部强而国家队弱的一个阶段。你会不会觉得时势难以造英雄？

郑智：在里皮给我颁“100”球衣的时候，我也在想，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我真的没有给国家队带来太多的成绩，我自己是有一些愧疚的，也还是有挺多不甘心的。虽然后面的机会不多了，但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国家队真正走向世界杯的那一天。

董卿：里皮也说了，只要你的身体允许，他会一直把你留在国家队。你觉得你还能坚持多久？

郑智：我还是要尽量坚持的，因为我在国家队待了十六年的时间，从我第一天入选国家队，看着那些国家队的老大哥，当时我的想法是，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我想把国家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董卿：现在的自己是不是当初进国家队时想成为的样子？

郑智：从第一天入选国家队开始到我这一百场比赛，我都是全力以赴的，对于国家队的热爱，我是一如既往的。能够穿上带有国旗的衣服，为了祖国的荣誉去跟对手较量，这种机会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对于我来说是一份至高无上的荣誉。

董卿：这个“100”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了，它的背后是一名足球老将的青春和理想，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和指引。十六年风风雨雨，你也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了绿茵场上。在这里我想我们也应该代表所有的中国球迷向你表示感谢，谢谢你！（掌声）那你今天想要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郑智：惠特曼的《大路之歌》，谨以此篇献给那些热爱足球的球迷们。

读本 大路之歌

［美］沃尔特·惠特曼

1

我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

我健康，我自由，整个世界展开在我的面前，

漫长的黄土道路可引到我想去的地方。

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

从此我不再啜泣，不再踌躇，也不要求什么，

消除了家中的嗔怨，放下了书本，停止了苛酷的非难。

我强壮而满足地走在大路上。

地球，有了它就够了，

我不要求星星们更和我接近，

我知道它们所在的地位很适宜，

我知道它们能够满足属于它们的一切。

（但在这里，我仍然背负着我多年的心爱的包袱，

我背负着他们，男人和女人，我背负着他们到我所到的任何地方。

我发誓，要我离弃了他们那是不可能的，

他们满足了我的心，我也要使自己充满他们的心。）

2

你，我走着，并且四处观望着的路哟，我相信你不是这里的一切，

我相信在这里还有许多我没有法子看到的。

这里是一个兼收并蓄的深刻榜样：没有偏爱，也没有拒绝，

鬈头发的黑人、罪犯、残废者、目不识丁的人，都不被拒绝，

诞生、延请医生者的匆忙、乞丐的蹀躞、醉汉的摇摆、工匠的哗笑之群，

逃亡的青年、富人的马车、纨绔子弟、私奔的男女，

早起赶集的人、柩车、家具往镇上的搬运又从镇上搬运回来，

他们走过，我也走过，一切都走过，一切不会受到禁止，

这里一切都会接受，一切对我都是可爱的。

3

你，给我以说话的气息的空气哟！

你们，把我的意思从空泛模糊中召唤出来并给它们以形象的物体哟！

你，在均匀的阵雨中包被了我和万物的光辉哟！

你们，路旁崎岖山洞中荒废了的小道哟！

我相信你们蕴蓄着不可视见的生命，你们对于我是这样的可爱。

你们，城市里铺着石板的街道哟！你们，地边上的边石哟！

你们，渡船，你们，码头上的舢板和桅杆，你们，木材堆积着的两岸，你们，远方的船舶哟！

你们，一排排的房子，你们，有着窗棂的前厦，你们，房顶哟！

你们，走廊和门口，你们，山墙和铁门哟！

你们，窗户，通过你们的透明的玻璃，就会看透一切，

你们，门和台阶和拱门哟！

你们，无尽的大路的灰色铺石，你们，踏平的十字路哟！

从一切接触过你们的人或物身上，我相信你们都吸收了一些什么作为你们自己的一部分，而现在又要暗中传播给我，

在你们冷漠无情的表面上，都有古往今来一切人的遗迹，他们的灵魂我看得清楚，而且对我是可爱的。

4

地球从左边和右边扩展开来，

生动的图画，各部分都放着最美的光辉，

音乐在需要着的地方演奏，在不需要的地方停止，

这大路上的快乐呼声，这大路上的快乐的新鲜的感情。

啊，我所走着的大路哟！你们对我说过“别离开我”么？

你不是说过“别冒险——假如你离开我，你便迷失”么？

你不是说过“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已锻炼得很好，我所说的必得做到，别离开我”么？

啊，大路哟，但我回答你，我不是怕离开你，乃是我爱着你，

你表达我的心意，比我自己表达得彻底，

对我说来，你比我的诗歌将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我想英雄的事业都在露天之中产生，一切自由的诗歌也是一样，

我想我可以站在这里，而且表演出奇迹，

我想凡是我在路上遇见的我都喜欢，无论谁看到了我，也将爱我，

我想我所看到的无论何人都必快乐。

5

从这时候起我使我自己自由而不受限制，

我走到我所愿去的地方，我完全而绝对地主持着我自己，

听着别人的话，深思着他们所说的，

踌躇、探索、接受、冥想，

温和地，但必须怀着不可抗拒的意志从束缚着我的桎梏下解放我自己。

我在广大的空间里呼吸，

东边和西边属于我自己，北边和南边也属于我自己。

我比我自己所想象的还要巨大，美好，

我从没想到我会有这么多的美好品质。

一切对于我都是美丽的，

我可以对男人和女人再三地说，你们对我这么好，我对你们也要如此，

一路上我要补养你们和我自己，

一路上我要把我自己散布在男人和女人中间，

在他们中间投入一种新的喜悦和力量，

谁反对了我不能使我苦恼，

谁容受了我，他或她便受到祝福，也将为我祝福。

6

现在，假使有一千个完美的男人出现，那也不足使我诧异，

现在，假使有一千个秀丽的女人出现，那也不足使我惊奇。

现在我看出了优秀人物的创造之神秘，

那就是在露天之中生长，并和大地一同食、息。

一桩伟大的个人行为在这里有施展的余地。

（这样的行为把握着全人类的心，

它发出的毅力和意志可以粉碎法律并嘲弄着一切的权威，和一切反对者的争论。）

这里是智慧的考验，

智慧不是最后在学校里受到考验，

智慧不能从有智慧的人传给没有智慧的人，

智慧是属于灵魂的，是不能证明的，它本身便是自己的证明，

应用于一切时期、一切事物、一切美德而无不足，

是一切事物之现实及不可灭的必然，是一切事物之精义，

浮在一切事物的现象之中的一种东西将它从灵魂里面导引出来。

现在我再考虑哲学和宗教，

它们在讲堂里可能证明不错，然而在广阔的云彩之下，在田野之间与流泉之旁，却一无是处。

这里是现实，

这里一个人被检验着，他看出自己究竟有些什么本领和修养。

过去、未来、威严、爱情，——假使它们对于你是空无的，那你对于他们便也是空无的。

只有一切东西的核心能够给人补养；

那替你和我撕去了一切东西的外皮的人在何处呢？

那替你和我拆穿阴谋，揭露蒙蔽的人在何处呢？

这便是一种附着力，那不是预先安排好的，那乃是一种巧合；

当你走过，为陌生的人所爱的时候，你知道那是什么？

你知道那些转动着的眼珠子说着些什么？

7

这里便是灵魂的流露，

灵魂的流露，通过树荫隐蔽的大门来自里面，并永久引起人们的疑问，

这些希望是为着什么，在黑暗中的思考是为着什么？

为什么当男人女人们接近我的时候，阳光会透入我的血液？

为什么当他们离开了我，我的快乐的旗帜即已偃息？

为什么我从那些树下走过的时候，总会给我以开阔而和谐的思想？

（我想它们不分冬夏挂在那些树上，当我走过，总有果实落了下来；）

我如此迅速地和陌生人心领神会的是什么？

当我和马夫并坐驰驱的时候，彼此心领神会的是什么？

当我从河岸走过且停息下来，和一个拉着大网的渔夫心领神会的是什么？

使我随意接受一个女人和男人的祝福的是什么？使他们随意接受我的祝福的又是什么？

8

灵魂的流露是快乐，这里便是快乐，

我想它正弥漫在空中，永远等待着，

现在它向我们流来了，我们正好接受它。

这里出现了一种流动而有附着性的东西，

这流动而有附着性的东西便是男人和女人的清鲜和甘甜，

（这不断从自身散发出来的清鲜和甘甜，不亚于每天从根里生出芽来的晨间的香草。）

向着这流动而有附着性的东西，有老年人和青年人的爱的血汗流去，

从它那里滴下超越一切美一切艺能的美妙，

向着它起伏着战栗地渴望着接触的苦痛。

9

走呀！无论你是谁都来和我同行吧！

和我同行，你们将永不会感到疲倦。

地球也永不会让你们疲倦，

地球当初是粗陋的、沉默的、不可知的，自然在当初也是粗陋和不可知的，

别退缩吧，继续前进，那里有深藏着的神圣的东西，

我敢向你发誓，那里有着神圣的东西比言语所能形容的还要美丽。

走呀！我们不要在此停留，

无论这里的储藏多么丰富，无论这里的住宅多么舒适，我们不能在此停留，

无论这里的口岸建筑得多么好，无论这里的水面多么平静，我们不要在此下锚，

无论我们周围的款待多么殷勤，我们也只做片刻的应酬。

10

走呀！那种引诱将是更大的，

我们将航过无边无际的大海，

我们将到风吹浪打的地方，到美国人的海船张起了帆飞速前进的地方。

走呀！带着力量、自由、大地、暴风雨、

健康、勇敢、快乐、自尊、好奇；

走呀！从一切的法规中走出来！

从你们的法规中，啊，你们这些盲目的和没有灵魂的神父哟！

腐臭的死尸阻塞在路上——应该赶快埋葬了。

走呀！但还得小心！

和我同行的人需要热血、肌肉、坚忍，

没有人可以做这试验，除非他或她勇敢和健全，

假使你已经耗损了你自己生命的精华，望你不必到这里来，

只有着健康和坚强的身体的人们才可以来，

这里不许有病人、纵酒者和花柳病传染者。

（我和我的同伴不用论证、比喻、诗歌来说服人，

我们用我们的存在来说服人。）

11

听呀！我将和你推诚相见，

我不给古老的光滑的奖品，只给你新的粗糙的奖品，

你必会遇到这样的日子：

你将不积蓄所谓财富一类的东西，

你将以慷慨的手分散你所获得和成就了的一切，

你刚达到你要去的那城市，还没有满足地安顿下来，你又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叫唤，叫了开去，

你将被那些留在你后面的人讥笑和嘲弄，

你接受了爱情的招手以后，只能以别离时的热情的亲吻作为回答，

你将不让那些向你伸出了手的人紧握着你。

12

走呀！跟在伟大的同伴们之后，做他们的一员吧！

他们也在路上走着，——他们也是迅速而庄严的男人，——她们是最伟大的女人，

海的宁静和海的狂暴的欣赏者、

驾驶过许多航船的水手、走过了许多路程的旅行者、

许多远方国家的常往者、遥远的地方的常往者，

男人和女人的信托人、城市的观察者、孤独的劳动者，

望着草丛、花朵、海边上的贝壳徘徊而沉思的人，

结婚舞的舞蹈者、参加婚礼的贺客、孩子的温和的扶助者、孩子的养育者，

叛乱的兵士、守墓者、运柩夫，

四季不停的旅行者、年年不停的旅行者，他们所经过的日子，总是一年比一年新奇，

旅行者，有着自己的不同的阶段，就像和他们一起旅行的同伴，

旅行者，从潜伏的未被实现的婴孩时代迈步前进，

旅行者，快乐地走着，经过了青年、壮年和老年，

经过了丰富、无比和满足的妇人时代，

旅行者，经过了女人和男人的庄严的老年时代，

老年时代，和平、开朗，与宇宙同样广阔，

老年时代，对于可喜的行将来临的死亡解脱，感到达观、自由。

13

走呀！向着那无始无终的地方走去，

白天行走，夜里休息，要备尝艰苦，

将一切都融汇在你们所走过的旅程之中，融汇在你们所度过的白天和黑夜里，

更将它们融汇在将要开始的更崇高的途程中，

不要观看任何地方的任何东西，只看着你可以达到而且超越的东西，

不要想到任何时间，不管它多么久远，你只想到你可以达到而且越过的时间，

不要上下观望其他的道路，你只注意那伸展在你的面前等待着你的一条，无论多长，总是那伸展在你的面前等待着你的一条，

不要注意任何神或人的存在态度，只注意到你也同样可以达到的境界，

你所要占有的，只是你可以占有，可以不花劳力不付代价即可享受的一切，你食用全席，而不只是啖尝一脔，

你享受农人的最优良的农田和富人的别墅，享受着幸福的新婚者的纯洁的福祉，果园中的果实和花园中的花朵，

你从你经过的一切稠密的城市中取得所需，

以后无论你到什么地方，你都随身带着建筑和街道，

你从你遇见的人们的脑子里摄取他们的智慧，从他们的心中摄取他们的爱情，

你把你爱的人带着和你一同上路，尽管事实上你把他们留下并未带走，

你知道宇宙自身也是一条大路，是许多大路，为旅行着的灵魂所安排的许多大路。

为着让灵魂前进，一切都让开道路，

一切宗教、一切具体的东西、艺术、政府，——一切过去和现在出现在这个地球上面，或任何地球上面的东西，在顺着宇宙的宏大的道路前进着的灵魂的队伍之前，都已退避到隐僻处和角落里去了。

男人和女人的灵魂顺着宇宙的大路前进，对于它，所有别的前进，只是一些必要的标帜和基础。

永远活着，永远前进，

一切庄严的、肃穆的、悲哀的、后退的、受了挫折的、疯狂的、骚乱的、怯弱的、不满足的、

绝望的、骄傲的、宽纵的、患有疾病的、人所欢迎的、人所拒绝的，

他们都在走，他们都在走哟！我知道他们在走，但我不知道他们要走向哪里？

但我知道他们是向着最美好的一切前进——向着一种伟大的目标前进。

无论你是谁，前进呀！男人或女人们都前进呀！

你不要躲在屋子里贪睡和虚耗光阴，虽然那屋子是你建筑的，或为你建筑的。

从黑暗的禁锢之中出来！从幕幔的后面出来吧！

申说是无用的，我知道一切，且要将一切都揭开。

我已看穿了你也不比别人好，

从人们的欢笑、跳舞、飨宴、饮啜，

从衣服和装饰的里面，从洗洁了的、修整了的面容里，

可以看出一种暗藏的、默默的厌恶和失望。

丈夫、妻子和朋友之间，对各自内心的一切也彼此讳莫如深，

另外一个自我，每个人的副本，总在闪闪躲躲隐隐藏藏，

无形，无声，通过了城市里的街道，在客厅里殷勤而有礼，

在铁道上的火车里、在汽船上、在公共会场，

在男人和女人的家里、在餐桌上、在寝室中、在无论何处，

穿着盛装、面带笑容、相貌端正，在胸膛下面藏着死，在头骨里隐着灭亡，

在呢绒和手套下面，在缎带和纸花下面，

做得非常美好，绝不说到它自己，

说着别的一切事，但绝不说到自己。

14

走呀！通过了奋斗和战争！

已经认定了的目标不能再改换。

过去的奋斗成功了么？

是谁成功的？你自己呢？你的国家呢？自然呢？

你要知道——事物的要旨是这样的，从任何一项成功，都产生出某种东西，使更伟大的斗争成为必要。

我的号召乃是战争的号召，我培植了反叛的行为，

和我同行的人，必须武装齐备，

和我同行的人常常会饮食不足，遭受贫穷，遇到强敌，为伙伴背弃。

15

走呀！大路展开来在我们的面前了！

那是安全的，——我已经试验过——我自己的两足已经试验过——别再耽延吧！

让没有写过字的纸放在桌子上不要乱写，让没有看过的书放在架上不要乱翻！

让工具放在工厂里，让金钱没有到手吧！

让学校都开着，别管那些教师的叫喊！

让说教者在教堂中说教，让律师在法庭上争辩，让法官去解释法律。

伙伴哟！我给你我的手！

我给你比黄金还宝贵的我的爱，

我在说教和解释法律以前给你我自己！

你也给我你自己么？你也来和我同行么？

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能忠实相依而不分离么？

（楚图南 译）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草叶集》

读惠特曼的诗，你会有一种被电击的感觉，你会情不自禁地问：这是诗吗？这是好诗吗？惠特曼的诗风，大胆、新奇、自由、狂放，天下为怀。他写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和加利福尼亚，也写欧洲的爱尔兰和法兰西，更写亚洲的波斯和印度。《大路之歌》朗诵再三，你会有一种冲动，为篮球作一首绝句，给足球写一首史诗。

——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 赵白生

朗读者 赖声川 LAI SHEGN CHUAN

1983年，赖声川在美国获得戏剧学博士学位。那时候的台湾，是一个真正的戏剧荒漠。戏剧市场一片荒芜，没有像样的剧场，也没有什么人看戏，连大学里都没有开设戏剧专业。那一年，赖声川回到台湾执教，成为台湾现代剧场最早的一批拓荒者。在他看来，那不是一个糟糕的时代，反而是一个戏剧拓荒、文艺复苏的黄金时代。

最早的尝试是组织学生集体即兴创作。赖声川根据学生真实的生活经验，和他们一起完成了第一部戏剧作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1984年，十五个演员在非常简陋的剧场演出，连演两场，台下坐着二百多位观众，其中有杨德昌、侯孝贤、吴念真、金士杰等。人们讶异于他们表演的自然流畅，以及他们与以往戏剧截然不同的表演风格。同年11月，赖声川就和李国修、李立群一起，成立了在后来鼎鼎有名的表演工作坊。

1985年，舞台剧《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上演，台湾相声因它起死回生；1986年，他执导的《暗恋桃花源》首演，引起巨大轰动，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依然是经典之作。这两部剧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票房，而在于让许多观众第一次走进剧场，领略到戏剧的魅力。2000年，他完成了自己从事剧场工作二十多年来最具突破、最惊人的作品《如梦之梦》。该剧长达八小时，形式大胆创新，被称为“华人戏剧的重大里程碑”。赖声川所创造的崭新的剧场美学，以及深刻的人文情怀，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亚洲剧场之翘楚”。

朗读者访谈

董卿：像您这样有很丰富人生阅历的人，如果说到感谢，您会想谢谁？或者想谢什么呢？

赖声川：其实想一想，真正要感谢的还是人生本身，甚至我们要感谢给我们制造困难的一些人，我们的人生因为他们而更坚强。

董卿：您现在回过头想生命当中的挫折和打击，您首先会想到什么时候？

赖声川：十二岁到十四岁的时候，回想起来，稍微不坚强的人可能就倒下去了。

董卿：发生了什么？

赖声川：我出生在美国，十二岁的时候，父亲调回到台北。我在美国算是个资优生，能跳级；到了台湾就变成一个最差的学生，然后就留级。我记得我数学应该是九分，一百分里的九分。（全场笑）国文是二十分左右，就是一张成绩单上全部是红字。

董卿：有没有跟父母沟通过那样一种困境？

赖声川：有。大概一个月以后，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就跟父亲说，我不行了，我要转美国学校。他顿了一下，说：“你要做中国人还是要做美国人？”这句话是不容回答的。接下来的挫折是更大的——父亲生病了，他得了癌症。有一天我记得在台北的医院里，母亲跟我说，父亲不会好了。我那时候十四岁，整个是一种……你说晴天霹雳也好，或者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感觉，一个只有在小说或者电影里看到的事情，它要发生在我身上！我即将要没有父亲了。为什么？我觉得那时候心中有一个大洞，那种感觉就是心痛、空、孤单，对未来感到茫然。

董卿：您会感谢这段际遇带给您的什么？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

赖声川：父亲走了，它让我面对人生巨大的考验，然后它也把我的整个路线改变了。我后来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在台湾完成的，我认同这块土地，我认同这个文化，我是一个中国的剧作家，我不是一个美国的剧作家。

董卿：很多事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赖声川：是，后来我念完大学，认识了我太太丁乃竺。我们申请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念戏剧，她念教育，我们为了这个计划工作了两年去存钱。去了美国不到一个月就得到消息，我们存的那笔钱被朋友拿去投资公司，然后公司恶性倒闭，就是破产了，钱全部没有了。怎么办？我父亲有一个老同学在旧金山开餐厅，我们就打电话给他，他听完说：“礼拜五过来吧。”就一句话。我说，啊，过来，到餐厅去。

董卿：打工？

赖声川：从来没有那么累过。我从五点半一直走动，走到十一点半，上厕所的机会都没有，一直在收东西，一直在帮忙铺新的桌布，等等。

董卿：您有被客人或者老板训斥过吗？

赖声川：每天。我们那个地方消费很高，有的客人脾气很差的，他来花钱，就是要被服务的感觉。他就会说：“过来！你这怎么怎么……”“对不起。”“对不起什么？”然后就开始骂了、训了。我只能说：“对不起，我们错了。”

董卿：您也能忍受吗？

赖声川：所以我说，人生中要感谢，你要感谢这些人，他对你那么坏，你要从他身上学会一些东西，好比说忍辱。来，我进到他的心里来看：他带着女朋友，他要在他女朋友面前卖弄一下他的权威。OK（好的）！我配合你，没有问题。

董卿：您在那里面看了很多戏。

赖声川：哇，不只看了很多戏，也演了很多戏。我后来发现一个很妙的事情，就是客人喜欢跟跑堂的聊天。他们说，你是什么样的？你的背景是什么？我回答，我在伯克利念戏剧博士。这句话一出，沉默。很奇妙的！没有人会接话说戏剧好有意思，他就是突然会觉得很不自在，小费也不会给多的。后来人家问我，你的背景是什么？我说，我们家在唐人街开洗衣店。他说，这样子，那你们很辛苦啊。我说，还好，还好。最后小费都会给得很多。我觉得真正珍贵的是你会从中看到人性。

董卿：学习了五年，也打工了五年，这五年过得太充实了。

赖声川：对。我算是以最快的速度——五年拿到博士学位，还生了女儿。这真的是我人生中非常怀念的一段日子。（掌声）

董卿：在后来您的很多剧目当中，从《暗恋桃花源》到《宝岛一村》再到《水中之书》，里边都很细腻地刻画了一些奇特的缘分。

赖声川：太多了，我觉得人生太奇妙了。我第一次去印度是1988年，很早了。我们到了印度北部的一个山城叫比尔。那里没有水，没有电，连路都没有，那是从德里坐车十八个小时才能到的一个地方。我们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丁乃竺就说，我想洗个澡。过不久我们就看到一个老太太从山上顶了一大桶水下来，然后我太太就很不忍心，就用那桶水洗了澡，洗了头，洗了衣服，还不舍得倒掉，觉得水太珍贵了。后来我们问了一些当地的朋友，通水要多少钱，通电要多少钱，把路修好要多少钱。记得那个时候大概是三万美金可以完成这一切。1988年我们回到台北，找了一些朋友说，我们筹点款，然后真的就把路铺了，水电也通了。第二次去，我们就有水也有电。2009年，我女儿要结婚了，她和她的丈夫是在印度认识的，他们决定举行婚礼的那个小镇，就叫比尔。（掌声）然后我们去参加了婚礼，我们所喝的水，所用的电，所走的路，想不到都是我们当时弄的。（笑）

董卿：那天，您和太太在参加她的婚礼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赖声川：太奇妙了！差不多二十年的过程！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深刻的教育，就是说人活在世界上，还是一分、一秒、每件事情都要更珍惜。因为你当时做的所有事情其实都好像有人在记这笔账，环绕轮回的事会不断回到你身边来。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对人好一点吧。

董卿：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总是和周边所有在发生关系。听说您今天要为大家朗读的就是《宝岛一村》当中的一个片段。

赖声川：一封信。我这女儿，就是后来在印度结婚的这位，她过二十岁生日的时候我很有感触，就写了一封信给她，谢谢她来到我们家，更谢谢人生，让我们几个相爱的人能够在一起。八年之后再编《宝岛一村》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个情境，这封信就成为《宝岛一村》的最后一个句点。

董卿：您今天要把朗读献给谁呢？

赖声川：我觉得《宝岛一村》真的是让下一代知道上一代有多么艰苦。我已经有孙辈了，所以我要读给我的外孙女赖曼玄，让她来代表所有的后辈。

读本 宝岛一村（节选）

赖声川

第二部分

小毛 我在这边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我二姐夫一直提醒我叫我不要说，就是他现在在民进党文宣部服务……（大家起哄）二姐夫你不要紧张，我们这儿没有人会扁你。

大车 那可不一定！

小毛 大家都知道，现在朱妈妈已经不再做包子了，都是我从小长大的哥儿们大车和旁边的大车嫂在做，大车嫂上来给大家看一下。大车嫂的名字是越红，她家乡在越南胡志明市，她现在中文还讲得不太好。今年也是第一次来到台湾过年，跟我们爸妈当年一样，离乡背井。我们祝福她，希望她可以跟我们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一样在这里得到很多温暖。

大车嫂 （重口音）大家好，我叫越红……

（大家鼓掌。大毛带她美国丈夫上。）

大毛 大家好久不见！

小毛 大姐！各位，我大姐大毛，她直接从机场赶过来了。

旁边的洋人是我的大姐夫。大姐，来来来，你先找个位置坐。

大毛 （对丈夫）Hey you...My Mom, say Hi say Hi, OK...

小毛 现在我们进行余兴节目！请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远从高雄来，开piano bar，但今天特别休息一天的大辣、小辣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大辣、小辣上台，唱Whatever Will Be,Will Be。）

（灯光变化。老赵从远远的方向走过来。他在自己的屋子附近，四处看看，在屋外的藤椅上坐下。他还是老样子，但变得很安静。）

（小毛带着妻女走到三连栋外，介绍给他们听。女儿跑掉，小毛 妻追去。）

（小毛往赵家方向走。他看到老赵坐在椅子上，不敢相信。老赵抬头。）

（过程中大车嫂上台唱越南歌，然后小黄上台唱台语歌。）

老赵 小毛……

小毛 爸……

老赵 我听说眷村要拆了。有五十多年了吧？过来以后就在这边落地生根，然后就……唉，人生就是这么快……过去了。

小毛 爸……

老赵 你们都是我的孩子，都是在“宝岛一村”生的，知道吗？

小毛 知道。

老赵 这里就是家，明白吗？

小毛 明白。

老赵 这边拆了，以后住哪儿？

小毛 政府另外找了一块地，盖新的。

老赵 大楼啊？

小毛 对，大楼。

老赵 那我们住几楼？

小毛 还不知道，还没抽。

老赵 （笑）跟当年一样，领门号码牌。

小毛 差不多。

老赵 那以后我们这边呢？

小毛 这边要变成马路。

（老赵笑）

老赵 喔，我来是要跟你说一件事。去，柱子跟梁中间有个缝，你手一钩里面有封信，给我拿下来。

小毛 信？

（小毛进屋，到老赵指的位置一钩，拿出信。）

爸，这信是……

老赵 （站起）这是你刚满月的时候，爸写给你的一封信。本来要等你长大以后给你，但是我忘了。我文笔不好，当时写些什么呢？

（小毛看信。老赵回忆所写的。）

“台生：你来了，我们好高兴。前面有大姐丽文、二姐丽明，你是长子，台湾生的，给你起名字叫台生。来宝岛已经七年了。本来是暂时来避难的，没想到，我们就这么住了下来，不知不觉，也过了七年了！你来了，房子有点不够住。我会想办法加盖，弄大一点。等我们比较宽裕，也想给你妈盖个厕所，让大家比较方便。

（小毛微笑）

“哎，台生，人生的遭遇哪是人能估算的？我跟你妈，两个像陌生人一样，像小孩子在扮家家酒一样，就结婚了，然后像一场梦一样，我们漂洋过海，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共同组织家庭，现在一下有了你们三个。台生，我没读过什么书，我只能说，生命就像个奇迹一样，我是何等幸福，能够跟你们一起走这一趟。

“台生，你今天满月！愿你此生不像我们一样颠沛流离，愿你此生不知道什么叫战争，愿你此生一切平安。父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于宝岛一村”

（老赵慢慢离去）

小毛 爸……

（灯光变化。小毛抬头，老赵已经走远了。）

（沉默。晚会的声音渐渐进入。赵嫂一人走过来。）

妈……别冷了……

（赵嫂手里拿着工具，把自己家门牌拆下。）

赵嫂 （看着门牌）……宝岛一村九十九号。（对着空气）汉彬，我们要搬家了。到时候我担心你找不到回家的路。我就把这门牌拆下来了，到时候就会贴在新家门上，这样你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赵嫂拿着门牌，往回。小毛上前扶她。小毛女儿跑出来。）

赵孙 奶奶……奶奶……

（小毛女儿抱住赵嫂。音乐结束。）

（晚会有人起哄要拍照。二毛让大家在小舞台集合，拍照。）

二毛 各位叔叔阿姨，我们现在来拍照。

众人 拍照，拍照！……

（大牛、大车搬板凳。众人调位子。）

二毛 新年要快乐！来！一、二、三……

（二毛拍照，闪光灯闪。灯光渐暗。）

话剧《宝岛一村》源于台湾知名制作人王伟忠从小到大的眷村回忆。眷村是台湾特有的一种居住区域和族群文化。1949年后，国民党军眷大迁徙到台湾，在当地的村子落地生根，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宝岛一村》这部戏就诉说了眷村四个家庭三代人的故事，通过三代人从离家、想家到认同眷村为家的历程，呈现出一个大时代的一角。

——编者

朗读者 吴孟超 WU MENG CHAO

在很多人眼里，吴孟超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他被无数病人称为“当代神医”，他的名字总和“奇迹”相连。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他说：“我看重的不是创造奇迹，而是救治生命。”

在从医六十九年的生涯中，他创造了中国医学界乃至世界医学肝胆外科领域的无数个第一。他翻译了第一部中文版肝脏外科方面的专著——《肝脏外科入门》；他制作了中国第一具肝脏血管的铸型标本；他创造了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他切除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还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在腹腔镜下直接摘除肝脏肿瘤的手术。这无数个第一，无不见证着中国肝胆外科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卓绝探索。

有人说，肝脏方寸之间，吴孟超仿佛是一匹老马，驮着一个个病人过河。他对肝脏内部结构了然于心，施行了一万六千余例肝癌手术，早期肝癌病人的术后五年生存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无数病人因为他而摆脱了生命的绝境。现在，九十六岁高龄的吴孟超，仍然坚守在手术台上，保持着每周门诊、每年一百余台手术的惊人工作量。他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攻克肝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必须争分夺秒。”

朗读者访谈

董卿：刚才我握着吴老的手把他搀上台的时候，心里还是蛮多感触的。就是这双手把多少生命从鬼门关硬生生地给拉回来了。我们可以先看看吴老的手：右手关节已经明显地发生了变形。

吴孟超：因为长久地工作，拿着手术刀。

董卿：在一台手术中，这个动作大概要保持多长时间？

吴孟超：一台手术最长的十个小时都有，现在一般三个小时。

董卿：吴老这双手除了关节变形之外，还有一个特点是非常细腻。听说您爱护这双手胜过爱护您的脸。

吴孟超：这手比脸重要。脸老了无所谓，但是手上所有的感觉要保护好。我有时候开刀，眼睛往上看，手就在底下操作，利用手感做手术。你要了解肿瘤的位置和它的结构关系，否则你的手进去乱摸，把好的器官给拿掉了，那就不对了。

董卿：这是真本事。我曾经听吴老身边的护士长说，他的手就像长了眼睛一样，满腹腔的都是血，吴老的手伸进去一摸，在这儿呢，这根血管一掐，血就止住了。是这样的吗？

吴孟超：是这样的。（掌声）最初我当了五六年医生，要提主治医生的时候，我就请教我的老师裘法祖[1]，我说：“现在我应该固定在哪一科？”他说：“我们还没有肝胆外科啊，你可以攻肝脏。”

董卿：也因为中国是肝病大国。

吴孟超：是，而且肝病的死亡率很高。那个时候肝脏科没人敢开，所以我就攻肝脏，做标本研究，然后慢慢地做临床，以后就建立起了肝胆外科。

董卿：我想对于您来讲，可能“谢谢”这两个字是您耳朵边上听的频率最高的两个字了，对吗？

吴孟超：对。

董卿：我现在手上也有几封不同的人写给吴老的感谢信，在这里可以和大家分享，听听看他们都想对您说什么。

这是您的一位患者。她说：“尊敬的吴爷爷，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在那么多大医院都不接受我、切除不了我肿瘤的时候，是您不顾众人的反对，毅然主刀。2004年9月24日，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做了整整十个小时的手术。后来，我选择了9月24日这个让我获得再生的日子，和我心爱的人携手走上了红毯。今天我可以拥有完整的人生，谢谢您！”（掌声）您还记得她吧？

吴孟超：就是武汉的那个甜甜。她在武汉的时候，人家说，你这个病啊，肝脏肿瘤蛮大的，只有做肝移植。换肝要很多钱，她没有办法，就跑到上海来，问我，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我一看，可以切掉肿瘤，不要换。

董卿：她当时那个病症是不是特别复杂？

吴孟超：肿瘤比个篮球还大，挺着肚子啊。

董卿：给甜甜开刀那年您多大岁数？

吴孟超：2004年，当时八十二岁了。（掌声）

董卿：您已经八十二岁了，遇到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手术的时候，您没有任何犹豫吗？

吴孟超：有一些年轻同事说，这么大瘤子，人家都不敢做，你做啊？万一出了事，你的名誉就没有了。我说，我的名誉算什么？（笑）我不过是一个吴孟超嘛，那算啥？救治病人是我的天职。（掌声）

董卿：还有一封信，这位您肯定很熟悉。她说：“认识您三十多年了。在很多人看来您是个传奇，但只有我看到过手术后靠在椅子上的您，胸前的手术衣都湿透了，两只胳膊支在扶手上，掌心向上的双手在微微颤抖，叹口气说：‘力气越来越少了。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在手术室里倒下了，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记住给我擦干净，不要让别人看见我一脸汗的样子。’”

吴孟超：这是我的同事，是护士长。她一直配合我。

董卿：当时怎么会说这个话啊？

吴孟超：那一天做完手术了，很累的，我在休息室，她来照顾我，我们就聊天。我也想到，人总有生命终点的，不可能活一千岁，是吧？到时候不行了就走了。你不要去计划，也不要去考虑，这是自然现象，但是我总觉得，每天在工作当中度过，不浪费时间。

董卿：您现在每天自己有时间表吗？

吴孟超：我一般是七点吃早饭，吃完了上班，就到病房去查房，或去看门诊。

董卿：您现在每个星期还要做手术吗？

吴孟超：每个星期要做手术，起码三台。（笑）而且都是比较复杂的。我为什么还要坚持做手术呢？一个，我觉得我自己身体还可以。第二个，我带年轻人，教年轻人。（掌声）

董卿：最后还有一封信说：“吴老师，我想，我们可能是见过您笑容最少的那些人，直到今天我自己当了老师，走进病房，依然偶尔还是会想起当初自己挨训时候的样子。但是我也很感激，正是那些年心有余悸，才让我在此后的工作中心有戒尺，走得顺利。您的学生，沈锋。”

吴孟超：现在沈锋是我的接班人，也是一个专家教授。

董卿：您当时训学生训得这么狠哪？

吴孟超：我对学生，越喜欢的，越训得厉害。希望他能够做好，不要出事。

董卿：您会怎么样去考核他们的业务？

吴孟超：我们一天到晚都在一起工作。假如说他们要避开我做一个什么坏事，那我马上就知道。

董卿：避开您做，您怎么会知道呢？

吴孟超：（笑）我底下有群众嘛。

董卿：都是我的人！（全场笑）这不是一句玩笑话，现在我们肝胆外科的这些中坚力量，最优质的医生、教授，百分之八十是吴老的学生，或者是学生的学生。（掌声）

吴老其实是马来西亚归国华侨。在中学时代，中国爆发了抗日战争。吴老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要回中国，要上前线。所以十八岁的吴老在那一年就告别了自己的父母，那一别就再也没有能见上。

吴孟超：我父亲患有胆囊结石、胆管结石，后来因为黄疸去世了。哎呀，我自己是学这一行的，不能给我父亲医救，让我很痛心。九十年代批准我回去了一次，那次我到坟上去看他们，就在妈妈的坟前哭了。我说，妈妈爸爸，我已经为国家做了一点事情，现在工作还是很好。就这样想，我对得起爸妈。

董卿：您的双手拯救了无数生命。吴老自己的这份遗憾，却成全了更多的父母和儿女之间的一份圆满。“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我觉得这句话仿佛是吴孟超老人六十九年从医的最好的写照。悬壶济世，德才兼备，因为这我们要向他表达最衷心的感谢！（掌声）

当我们在说“谢谢”的时候，我们是幸运的，那说明我们得到了帮助。而当我们在听到“谢谢”的时候，我们是幸福的，那说明我们已经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就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在得到和给予之间，去构建起最美好的人与人的关系。

接下来我还要请出三封感谢信的写信人，他们要和吴老一起来完成朗读。我想在他们所朗读的片段当中，也包含着彼此之间最深切的一份感谢。

导演手记

吴孟超：那里除了生死，都是小事

导演 荣毅

1

当代社会人们常常会谈起压力，谈起焦虑，谈及一些生活里过不去的坎儿，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话：“当你觉得自己难的时候，不如去医院看看。因为那里除了生死，都是小事。”而吴老所在的医院，可以说就是离这些“生死大事”最近的地方。

作为一所中国顶级肝胆专科医院，每天这里要接诊来自全国各地在绝望和希望中孤注一掷的病患及家属。他们此行的最大目的，往往是前来投奔一位姓吴的老人。

在医院最深处的手术区，我终于见到了他，一位刚刚下了手术台的九十六岁的主刀。

“一位九十多岁高龄的人，每天都在忙什么？”在参与《朗读者》的两年里，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被刷新着：在通宵达旦地翻译巨著；在攻坚克难的工程一线；在笃信站立的三尺讲台……我不能说吴老所坚守的这张手术台和它们相比谁赢谁输，但它确实带给了我最大的震撼。

2

“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

这是一个多世纪前，医生特鲁多墓碑上的碑文——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却总是抚慰。如今所有医学院的学生都不会陌生的这句话，也是我对吴老的第一印象。

在距离手术室最近的休息区，我们开始了第一次聊天。原本已经做好准备，听他讲讲那些“封神之刀”的故事，但他娓娓道来的，却常是一些人生感悟。他所欣喜的，也是那些挨过至痛后归于平实的生命。他们如何儿孙满堂，他们如何耕种收获……

后来他的身边人说，老人家几十年上万台的手术，他几乎能一一记得每个人的故事。是因为他坐诊几十年雷打不动的门诊，常常一个病患就是长达一两个小时的对话：他们从哪里来，有着怎样的家庭，有着疾病外怎样的困难与苦楚、幸福与牵挂，老爷子都会一一挂怀。“那是一种彻底的信任与托付，没有经历过的人不能全然懂。”——被他救下性命的人，不约而同说出类似的话。

3

“孩子们，请记住，你们每一天所遇见的不仅是人的‘病’，也是病的‘人’，是人的眼泪、人的微笑、人的故事，孩子们，这是怎样的权利！”——这是老爷子最后选定的读本里的一句话。在录制当天的休息室里，他读到这句停下来，若有所思，转过头来说：“其实有时候人在生病的时候才更像个真正活着的人。”考虑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真正停下来思考生命、生活的意义。

这一期的主题是“谢谢”，访谈的过程中，掌声和泪水交织。很多第一次听到老人家故事的年轻朋友，用拍红了的手去擦哭红了的眼。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幸运的，年轻健康的体魄让生死悲欢听来更似是远方的震撼而非眼前的命题。

台上的老人，九十六岁，军装笔挺，军礼苍劲。早已没人比他更能参得透生死，他却像个百岁的少年，仍对每一个来日寄予厚望。

反观你我，恍然或许生死之外才是大事。

[1] 裘法祖是中国肝胆外科和器官移植外科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其手术以精准、干净见长，吴孟超深得“裘氏刀法”的真传。

读本 念你们的名字

——寄阳明医学院大一新生

张晓风

孩子们，这是八月初的一个早晨，美国南部的阳光舒迟而透明，流溢着一种让久经忧患的人鼻酸的、古老而宁静的幸福。助教把期待已久的发榜名单寄来给我，一百二十个动人的名字，我逐一地念着，忍不住覆手在你们的名字上，为你们祈祷。

在你们未来漫长的七年医学教育中，我只教授你们八个学分的国文，但是，我渴望能教你们如何做一个人——以及如何做一个中国人。

我愿意再说一次，我爱你们的名字，名字是天下父母满怀热望的刻痕，在万千中国文字中，他们所找到的是一两个最美丽、最淳厚的字眼——世间每一个名字都是一篇简短质朴的祈祷！

“林逸文”“唐高骏”“周建圣”“陈震寰”，你们的父母多么期望你们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孩子。“黄自强”“林进德”“蔡笃义”，多少伟大的企盼在你们身上。“张鸿仁”“黄仁辉”“高泽仁”“陈宗仁”“叶宏仁”“洪仁政”，说明了儒家传统对仁德的向往。“邵国宁”“王为邦”“李建忠”“陈泽浩”“江建中”，显然你们的父母曾把你们奉献给苦难的中国。“陈怡苍”“蔡宗哲”“王世尧”“吴景农”“陆恺”，含蕴着一个古老圆融的理想。我常惊讶，为什么世人不能虔诚地细味另一个人的名字？为什么我们不懂得恭敬地省察自己的名字？每一个名字，不论雅俗，都自有它的哲学和爱心。如果我们能用细腻的领悟力去叫别人的名字，我们便能学会更多的互敬互爱，这世界也可以因此而更美好。

这些日子以来，也许你们的名字已成为乡梓邻里间一个幸运的符号，许多名望和财富的预期已模模糊糊和你们的名字联在一起，许多人用钦慕的眼光望着你们，一方无形的匾已悬在你们的眉际。有一天，“医生”会成为你们的第二个名字，但是，孩子们，什么是医生呢？一件比常人更白的衣服？一笔比平民更饱涨的月入？一个响亮荣耀的名字？孩子们，在你们不必讳言的快乐里，抬眼望望你们未来的路吧！

什么是医生呢？孩子们，当一个生命在温湿柔韧的子宫中悄然成形时，你，是第一个宣布这神圣事实的人。当那蛮横的小东西在尝试转动时，你是第一个窥得他在另一个世界的心跳的人。当他陡然冲入这世界，是你的双掌接住那华丽的初啼。是你，用许多防疫针把成为正常的权利给了婴孩。是你，辛苦地拉动一个初生儿的船纤，让他开始自己的初航。当小孩半夜发烧的时候，你是那些母亲理直气壮打电话的对象。一个外科医生常像周公旦一样，是一个在简单的午餐中三次放下食物走入急救室的人。有时候，也许你只需为病人擦一点红汞水，开几颗阿斯匹林，但也有时候，你必须为病人切开肌肤，拉开肋骨，拨开肺叶，将手术刀伸入一颗深藏在胸腔中的鲜红心脏。你甚至有的时候必须忍受眼看血癌吞噬一个稚嫩无辜的孩童而束手无策的裂心之痛！一个出名的学者来见你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脾气暴烈的牙痛病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来见你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气结的哮喘病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来见你的时候，也许什么都不是，他只剩下一口气，拖着一个中风后的瘫痪的身体；挂号室里美丽的女明星，或者只是一个长期失眠、神经衰弱、有自杀倾向的患者——你陪同病人经过生命中最黯淡的时刻，你倾听垂死者最后的一声呼吸，探查他最后的一次心跳。你开列出生证明书，你在死亡证明书上签字，你的脸写在婴儿初闪的瞳仁中，也写在垂死者最后的凝望里。你陪同人类走过生、老、病、死，扮演的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啊！一个真正的医生怎能不是一个圣者？

事实上，作为一个医者的过程正是一个苦行僧的过程，你需要学多少东西才能免于自己的无知，你要保持怎样的荣誉心才能免于自己的无行，你要几度犹豫才能狠下心拿起解剖刀切开第一具尸体，你要怎样自省才能在千万个病人之后免于职业性的冷静和无情。在成为一个医治者之前，第一个需要被医治的，应该是我们自己。在一切的给予之前，让我们先成为一个“拥有”的人。

孩子们，我愿意把那则古老的“神农氏尝百草”的神话再说一遍，《淮南子》上说：“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神话是无稽的，但令人动容的是一个行医者的投入精神，以及那种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人病己病的同情。身为一个现代的医生当然不必一天中毒七十余次，但贴近别人的痛苦，体谅别人的忧伤，以一个单纯的“人”的身份，恻然地探看另一个身罹疾病的“人”，仍是可贵的。

记得那个“悬壶济世”的故事吗？“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那老人的药事实上应该解释成他自己。孩子们，这世界上不缺乏专家，不缺乏权威，缺乏的是一个“人”，一个肯把自己给出去的人。当你们帮助别人时，请记得医药是有时而穷的，唯有不竭的爱能照亮一个受苦的灵魂。古老的医术中不可缺的是“探脉”，我深信那样简单的动作里蕴藏着一些神秘的象征意义，你们能否想象用一个医生敏感的指尖去探触另一个人脉搏的神圣画面。

因此，孩子们，让我们怵然自惕，让我们清醒地推开别人加给我们的金冠，而选择长程的劳瘁。诚如耶稣基督所说：“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真正伟人的双手并不浸在甜美的花汁中，它们常忙于处理一片恶臭的脓血。真正伟人的双目并不凝望最翠拔的高峰，它们常低俯下来察看一个卑微的贫民的病容。孩子们，让别人去享受“人上人”的荣耀，我只祈求你们善尽“人中人”的天职。

我曾认识一个年轻人，多年后我在纽约遇见他，他开过计程车，做过跑堂，试过各式各样的生存手段——他仍在认真地念社会学，而且还在办杂志。一别数年，恍如隔世，但最安慰的是当我们一起走过曼哈顿的市声，他无愧地说：“我还抱持着我当年那一点对人的开怀，对人的好奇，对人的执着。”其实，不管我们研究什么，可贵的仍是那一点点对人的诚意。我们可以用赞叹的手臂拥抱一千条银河，但当那灿烂的光流贴近我们的前胸，其中最动人的音乐仍是一分钟七十二响的雄浑坚实如祭鼓的人类的心跳！孩子们，尽管人类制造了许多邪恶，人体还是天真的、可尊敬的、奥秘的神迹。生命是壮丽的、强悍的，一个医生不是生命的创造者——他只是协助生命神迹保持其本然秩序的人。孩子们，请记住，你们每一天所遇见的不仅是人的“病”，也是病的“人”，是人的眼泪、人的微笑、人的故事，孩子们，这是怎样的权利！

长窗外是软碧的草茵，孩子们，你们的名字浮在我心中，我浮在四壁书香里，书浮在暗红色的古老图书馆里，图书馆浮在无际的紫色花浪间，这是一个美丽的校园。客中的岁月看尽异国的异景，我所缅怀的仍是台北三月的杜鹃。孩子们，我们不曾有一个古老幽美的校园，我们的校园等待你们的足迹使之成为美丽。

孩子们，求全能者以广大的天心包覆你们，让你们懂得用爱心去托住别人。求造物主给你们内在的丰富，让你们懂得如何去分给别人。某些医生永远只能收到医疗费，我愿你们收到的更多——我愿你们收到别人的感念。

念你们的名字，在乡心隐动的清晨。我知道有一天将有别人念你们的名字，在一片黄沙飞扬的乡村小路上，或是曲折迂回的荒山野岭间，将有人以祈祷的嘴唇，默念你们的名字。

（本文由患者甜甜、海军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教授沈锋、手术室护士长程月娥与吴孟超共同朗读。）

晓风的智能是一种洞悉与悲悯的智能。她的爱是一种执着与坚毅的爱，她的同情是一种无私与绵远的同情，她的力量，是一种收敛自如的光芒。

——台湾作家 席慕蓉

痛 Pain

痛苦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一语道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中国古代文人有多少沉郁顿挫的痛，就有多少达观不屈的逆境重生。

1849年，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参加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而被捕，险遭枪决，最终他是戴着手铐脚镣，离开彼得堡，开始了漫长的流放生涯。但是，痛苦的牢狱生活并没有击垮他，却把他推上了文学创作的巅峰。他曾经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我想这句话的含义是，即便在最恶劣的境遇，我们仍然有着不可被剥夺的精神的自由，可以选择以有尊严的方式面对痛苦。而这种选择本身，就彰显着人性的高贵。

痛苦，是人生的一部分，它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品格和智慧。只有经受住考验的人，才能享受到由痛苦转换而成的财富。

走进朗读亭

妈妈一个人把我从小带到大，非常不容易。我把冰心老师的《写给母亲的诗》送给她。

明年我就要参加海外援建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国。希望我不在国内的时候，妈妈舍得给自己花钱，照顾好自己。

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不要惊讶他无端入梦。/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他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

朗读者 宋浩然（工程师）

一篇《雷锋日记》献给帮助我康复的战友。

我曾在执行任务时发生车祸，陷入植物人状态。后来，我逐渐恢复，开始进行康复训练，练习坐，练习站，练习爬。十年的康复训练，让我重新融入社会。

当你和群众交上了知心朋友，受到群众的拥护，这样会给你带来无穷的力量，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无论在什么艰苦的环境中，都会使你感到温暖和幸福。

朗读者 崔奕（原81356部队“学雷锋”标兵）

我是一名退休教师，我们的老胡同住着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少，老年人特别多，他们很多时候都感到很孤独、很寂寞。

2014年，我和社区的老姐妹就成立了“暖心帮帮团”。我们想凭借我们低龄老人的力量，来帮助我们社区的高龄空巢老人。渐渐地，我们跟老人就已经成为亲人了。

我今天想把艾青《太阳的话》读给我们“暖心帮帮团”的团员们。

我带着金黄的花束，/我带着林间的香气，/我带着亮光和温暖，/我带着满身的露水……让你们的心像小小的木板房，/打开它们的关闭了很久的窗子，/让我把花束，把香气，把亮光，/温暖和露水撒满你们心的空间。

朗读者 葛继娣（“暖心帮帮团”团长）

朗读者 宁浩 NING HAO

在正式成为一名导演之前，宁浩走过很多曲折的路。二十岁那年，他独自跑到北京闯荡，做过街头画师、自行车装配工、音乐人、广告设计师、平面摄影师等。他花了很长时间想未来的路该怎么走，直到大学毕业作品《星期四，星期三》获得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他才意识到，他想做一名导演，他可以做一名导演。

2003年，宁浩出资三万元拍了《香火》，剧组一共七个人，他自己担任编剧、导演和摄影。这部影片后来获得东京银座电影节大奖，被他称为“敲门砖”。在这之后，他又拍摄了《绿草地》，这部过渡时期的作品吸引了刘德华的注意。他被加入“亚洲新星导”计划中，该计划由刘德华投资，旨在扶植年轻导演。七个被选中的导演里，宁浩是唯一的内地人选。

在有力的资金支持下，宁浩终于拍出构思已久的《疯狂的石头》。影片一炮而红，投资仅三百万，却挣得了两千多万票房，创造了中国低成本电影的商业奇迹，宁浩也因此被称为“国产黑色幽默类型片的开山人物”。2009年，《疯狂的赛车》票房过亿，宁浩成为继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之后第四位进入亿元导演俱乐部的内地导演。2014年，《心花怒放》票房突破十亿。

有人这样评论他：“他混过音乐圈、艺术圈和电影圈，横跨独立和商业两道门。即便这样，好像也没听说过他有什么绯闻，更没什么负面评价。你看，他的人生充满了随意和潦草，就像他电影里的主人公一样，经历离奇但随遇而安。”

朗读者访谈

董卿：你是什么时候想成为一名电影导演的呢？

宁浩：一直都没有想过要做导演。阴差阳错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成人大学招收了我，学习影视节目制作。我记得到快毕业的时候，有一些歌手朋友就问我说，你会拍MV（音乐短片）吗？我说我会啊。然后，头天晚上跑到公主坟那儿租了台机器，回来就研究这个机器怎么用。

董卿：你连设备都不会用，你跟人说你会拍？（笑）

宁浩：对，我觉得不难吧，没吃过猪肉，还看过猪跑。（全场笑）当时就是拉着我们班很多同学，拍完以后，挺多人开始找我了。

董卿：为什么呀？你拍得这么好啊？

宁浩：也不是，便宜，最主要是便宜。别人都十万，我们就八万，别人要是八万，我们就六万。（笑）我没什么可选择的吧，如果我想做，当然要比别人便宜一些，要比别人努力一些。当时我的注意力完全不在收益上，就是你只要让我做，就可以。

董卿：因为做的过程你觉得很愉快。

宁浩：对。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做电影导演的？应该是毕业以后。那时候我拍了一个学生作业叫《星期四，星期三》，拿到了一个大学生电影节的奖项，给了我挺大的一个肯定。我才慢慢开始觉得我是一个可以做导演的人。

董卿：《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已经让你跻身中国内地亿元导演俱乐部行列。但其实在此之前，你是不是也拍过一些完全不挣钱的电影？

宁浩：对。《绿草地》是一部我在所有回忆当中记得最清楚的片子。《绿草地》还有三天要开机的时候，突然得到消息，资方可能要撤资了，搞得我措手不及，赶紧回来跟大家开会，研究怎么办。最后我们就定下来说，我们还是得拍。我和我另外一个伙伴蓝瑞龙就凑了二十万。从那儿开始……

董卿：一个痛苦的经历就开始了。

宁浩：对。当时在中蒙边境上，手机信号什么的都没有，彻底实现了沟通就是靠喊。我们买了一台卫星电话，但是需要支天线，所以我们经常会在草原上找很长很长的木头杆子，得有十五六米，并且在顶上绑上天线，然后有一群人举着那杆子到处找信号。那真是移动电话，得移动着打。（全场笑）

董卿：什么季节在草原拍戏呢？

宁浩：夏天。草原上蚊子太多了，多到你感觉一出蒙古包，就被蚊子推回来了。（笑）我车里的那个灯经常得卸下来倒一倒，就像倒烟灰缸似的，里面钻满了蚊子。反正当时那种条件吧，你慢慢也就习惯了。

董卿：慢慢习惯了有各种各样的倒霉事发生，是吗？

宁浩：对。我们想住在离取景地很近的地方，这样能节省在路上的时间，就跟制片说：“你去买几个蒙古包吧。”晚上我收工回来一看，他支了四个，我说，怎么是四个灯笼？因为他没有钱，买不起羊毡蒙古包，就买最薄的帆布蒙古包。我说，这样，演员都回去，我们制作人员都住这儿，大家都年轻。但是晚上特别冷，摄影师杜杰就说，咱们可以跟牧民学习烧牛粪。我们把牛粪放到铁皮桶里头，浇上油，点着。他就把它挂在了帐篷的顶上。半夜一睁眼一看，那上头呼呼冒火。

董卿：着了？

宁浩：蒙古包着火，里头放了好多设备，地下还躺着人。我一起来就把杜杰踹起来了。我说：“杜杰，着火啦！”杜杰也愣，两手上去就抱那个铁桶。一抱，秃噜一层皮。第二天早上，等不来演员了。我们就开车到山顶上打电话问，驻地人员说他们早就走了。我们想肯定出事了，就开车往回走，看到演员的汽车栽到了沟里。很多人受伤、骨折，那时候就有很多工作人员提出来，导演，真的不行，这个条件没法儿干了。就又走了一批人。

董卿：翻车那天是你的生日吗？

宁浩：对，二十七岁。我自己坐在墙边上想，还能更糟糕吗？但是就没想到，才刚刚开始。（笑）

董卿：才是刚刚开始？天天都在翻车吗？

宁浩：翻了三辆，就是这么寸。就是那种第一个车翻完，第二个车又接着，开着开着就自己翻到旁边沟里去了。

董卿：那你们当初凑的二十万够吗？

宁浩：不够啊，大家又凑了一点钱，总共的开销大概是四十万吧。

董卿：这钱怎么回来呢？

宁浩：就没回来啊。（笑）那个时候没有票房这一说，也没有发行这一说。你在干的时候，你只知道是在拍一个电影，你不知道这个电影能去哪里。

董卿：有绝望的时候吗？

宁浩：你觉得绝望吗？我们的录音叫大伟，每天搬把椅子往那儿一坐说，我看今天还能出什么事。（笑）就是天天都有节目。

董卿：最后杀青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宁浩：我记得是下午四点钟在乌珠穆沁小学杀青的。我说，我们杀青了！我原以为说完这话大家会鼓掌，结果所有人都很沉默。我就记得杜杰在往回开车的时候，太阳快下山了，他坐在我边上说：“我觉得有点不太真实。”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总觉得这个片子拍不完了。”（笑）我就跟他聊，我说，就没有拍不完的电影。

董卿：没有《绿草地》，也就没有后来的《疯狂的石头》，对吗？它让你遇到更好的机会。

宁浩：对，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吧。我觉得做导演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就是死皮赖脸别趴下，是吧？不管怎么样，你都得撑住了，你的抗打击能力得够。自信都是从摔倒了再爬起来的过程中建立的。

董卿：所以你今天要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宁浩：《生活的邀请函》，谨以此篇献给我生命中过往的朋友们。

董卿：生活会给每个人都发一份邀请函，就看最后你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它了。

读本 生活的邀请函（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加拿大］奥里亚

因版权原因，未收录原文

奥里亚是加拿大女诗人，1954年生于安大略省，现居多伦多。她曾患有慢性疲劳综合征，为驱赶病痛，她遵照村里老人教的习俗，将名字改为奥里亚。她曾出版过多部畅销作品，诗集《生活的邀请函》（The Invitation）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她深信沉思、冥想和独处的力量，这首诗就像一封邀请函，邀请未知的朋友与她一道，坦然地经受失败、痛苦与孤独，找寻生命的意义。

——编者

朗读者 孙雪梅 SUN XUE MEI

儿童是整个社会最柔弱的一个群体，而对儿童的伤害，毫无疑问是对人权的践踏，对法律的藐视，也是对道德底线的挑战。任何对儿童的暴力侵犯事件，无论是对于受害家庭还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讲，都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危害深远的痛。为保护儿童，让他们沐浴在幸福的阳光里，很多人都在做出努力。在他们中，“女童保护”项目的发起人、负责人孙雪梅和志愿者王丽东等人，行走在最前列。

孙雪梅曾是《京华时报》的记者。2013年5月，海南万宁的一起性侵女童案引起了她的注意。作为记者，她查阅了大量资料，触目的统计数据让她心惊。从那时起，她就有了筹划公益项目、让更多儿童学会自我保护的念头。那一年的儿童节，她联合全国百名女记者及多家媒体单位发起“女童保护”项目，开始致力于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的工作。当天，“女童保护”官方微博第一次发声，呼吁废除嫖宿幼女罪，并入强奸罪从重处罚。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孙雪梅和志愿者们四处奔走、培训、调研、发声，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在他们的倡导和努力下，嫖宿幼女罪被废除，并入强奸罪，受性侵儿童的民事诉讼时效延长，全国各地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加快步伐开展性侵教育，逐步完善对有性侵儿童前科者的职业准入制度。不过，孙雪梅也知道，女童保护任重道远，没有尽头。他们将团结更多的人，加入他们的队伍中。

朗读者访谈

董卿：雪梅是在2013年的时候发起了“女童保护”这个公益组织，当时是什么促使你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孙雪梅：我当时还是一个记者，2013年5月，海南曝光了一起校长带学生开房的案件，激起了很多记者在群里讨论。6月26日，又有一起案例发生。于是那一天我马上就提笔，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倡议，叫“女童保护，我们再也不能等了”。

董卿：我看你是这样写的：“我们都曾有过童年，我们希望她们的童年也能够快乐，我们未来也可能有女儿，同样希望孩子们不要蒙受阴影。”

孙雪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做预防教育。我们讲什么？我们找专家给我们培训，然后分头去搜集国内外关于儿童预防性侵的教学内容，编写教案。到现在我们的教案已经修订了五十三次。

董卿：在你成立这个公益组织之后没多久，你发现自己怀孕了。

孙雪梅：是。

董卿：怀孕这件事情激发了你更多的动力？还是让你一下子觉得退缩了？

孙雪梅：更多的是动力。当妈妈以后，你有更多的感同身受，所以你的迫切感会更强。

董卿：你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孙雪梅：两个都是女儿。我的朋友们开玩笑说，你是要将女童保护进行到底啊。这可能就是一种安排。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平的，人和人之间隔不了几个人就会产生联系。“爱出者爱返”，我帮到别人了，我相信也会有人来帮到我的孩子。

董卿：丽东是哪一年加入“女童保护”组织的？

王丽东：2014年春天。

孙雪梅：丽东姐应该是加入“女童保护”以后到现在为止上课最多的。

王丽东：是。我内心有一个一直折磨我的魔鬼，雪梅给了我这个机会，我要珍惜，让自己能够更加快乐一些，更加开朗一些。

董卿：你说的折磨你的魔鬼是？

王丽东：我小的时候遭遇过性侵害。所以我知道，那有多痛苦。

董卿：是在什么时候？

王丽东：是在我七岁半从农村的姥姥家回到我父母身边之后。隔壁的邻居，一直……让我平静一下。他是父母很信赖的人，住我们家隔壁。突然有一天，他从后面使劲地抱住了我，然后亲吻我。那种恐惧……直到现在走路，我都是在后面，从来不敢在前面走。那个时候我特别怕放学，回到家的时候，一看他的自行车在院里放着，我就一定要想办法藏起来。我妈妈就说我，天天这么贪玩不回家，就在农村野惯了。

董卿：他对你的这种侵犯持续了多久？

王丽东：三年多吧。去年秋天回老家，一个朋友说，你怎么不上你家老房子去看看？当走到那里，站在院外的时候，我真的腿都哆嗦了。

董卿：你后来成家了吗？

王丽东：成家了，但是因为我很恐惧男人，两个人总是无法正常地在一起生活，所以我们离了婚。

董卿：你在这个公益组织当中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王丽东：讲师，包括培训志愿者们。2015、2016年的时候，我每天除了讲课就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2014年9月，我儿子到高三了，当时黑龙江省妇联邀请我做黑龙江省的全省巡讲，要去十三个地市，这么好的机会能够让“女童保护”走近每一个孩子的身边，所以我没舍得放弃。孩子高考的当天，准考证都忘带了，我觉着我这个妈妈做得特别不合格。

董卿：雪梅，现在像丽东这样的志愿者在“女童保护”大概有多少？

孙雪梅：志愿者的人数都超过十万了，讲师有三千五百多位，曾经的经历者再来做志愿者的有一小部分。

董卿：女童受到伤害和侵犯对这个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

孙雪梅：其实我们都知道，女孩子长大以后是要做妈妈的。如果说女孩子受到伤害，她未来又没有得到很好的心理干预，也会影响未来她做妈妈以后怎么样去带孩子。它其实是整个社会的痛。而且不光是女孩子，受害人里面大概有百分之十是男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是，从2013年到2016年，全国的法院审结的猥亵儿童案就有一万零七百八十二起，平均每天就超过七起。但是我们知道，有多少案例是没有进入司法程序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还仅仅是冰山一角。

董卿：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联合国特地设立了一个国际女童日，也以此来彰显要确保女童权益的决心。

孙雪梅：我们的家长其实应该养成一些习惯：比如说不要轻易把孩子交给你不完全信任、不完全了解的人来照看。我们提倡家长能够对孩子及早地进行性教育，这是个一生的课题。有了适当的性教育，孩子就不会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觉得是羞耻的。不管你多忙，要及时地观察孩子，比如孩子的性格发生很大转变，莫名其妙地哆嗦，莫名其妙发高烧，很多种信号也是需要我们家长了解的。

董卿：难怪有句话叫“儿童保护没有完成时，永远是进行时”。（掌声）今天雪梅要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孙雪梅：我和我们的志愿者会一起朗读狄更斯的《这些美好不会消逝》，献给全世界的孩子们，希望他们有一个平安快乐的童年。

读本 这些美好不会消逝

［英］狄更斯

一切纯洁的、辉煌的、美丽的，

强烈地震撼着我们年轻的心灵的，

推动着我们做无言的祷告的，

让我们梦想着爱与真理的；

在失去后为之感到珍惜的，

使灵魂深切地呼喊着的，

为了更美好的梦想而奋斗着的——

这些美好不会消逝。

羞怯地伸出援助的手，

在你的弟兄需要的时候，

伤恸、困难的时候，一句亲切的话

就足以证明朋友的真心；

轻声地祈求怜悯，

在审判临近的时候，

懊悔的心有一种伤感——

这些美好不会消逝。

在人间传递温情

尽你所能地去做；

别错失了唤醒爱的良机——

为人要坚定、正直、忠诚；

因此上方照耀着你的那道光芒

就不会消失。

天使的声音在说——

这些美好不会消逝。

（佚名 译）

（本诗由“女童保护”项目发起人孙雪梅和志愿者徐豪、权敬、陈晓涛、安薪竹、王丽东、徐培红、郑凤鸣共同朗读。）

狄更斯是小说大师。他关注儿童，特别是女童。小说家写诗，英国有传统。狄更斯之前，有司各特，之后有哈代。狄更斯的这首诗告诉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天使，纯洁、美好、正直、真诚，在别人危难之秋，伸出援助之手。真正的伟人，灵魂干净，善于释放别人身上的天使，而不是挖空心思，制造无数的魔鬼。

——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 赵白生

朗读者 俞敏洪 YU MIN HONG

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一位畅销书作家，更是一位演讲家。他创造了中国教育培训机构的一个奇迹，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从成长到成熟，他始终无法摆脱的是恐惧——对贫穷的恐惧，对落后的恐惧，对安逸的恐惧。不过幸运的是，他在恐惧的疼痛当中获得力量，变得强大。

他就是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俞敏洪。他的办公室墙上，一幅放大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在一片长着荒草的田地上，立着两间已无人居住、摇摇欲坠的破瓦房。那就是他在江苏江阴农村的老家。他挂着这张照片，就是为了记住过去那一段段孤独、失败与屈辱的日子。1980年，俞敏洪经过三次高考，才被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录取。他第一次去北大报到，衣着破旧，挑着扁担、背着脸盆和棉被走进了宿舍。一进校，就成了同学间的笑话。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整整自卑了十年。

俞敏洪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从未被自卑压垮，反而将其化为更强劲的动力，在绝境中寻找新的光芒。在北大时，他大量读书，积攒英文词汇量；离开北大后，他成立新东方，克服重重困难，将它做大、做强。2006年，新东方在美国纽约证交所上市。到现在，新东方的学员已经超过两千万，就像一支跨国船队。他不仅自己走出了恐惧与自卑的阴暗世界，还影响了无数人，让他们相信自己，胸怀世界，追逐光明。

朗读者访谈

董卿：你看我手边放着一本书，名字叫《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

俞敏洪：我觉得其实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来享受的。如何才能让你比较正常地或者是更加快乐地度过一生？这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主题。

董卿：尽力而为是面对痛苦的一种态度。你最早意识到这个世界对你来讲是痛苦的是什么时候？

俞敏洪：小时候就有。小时候我父母经常吵架，甚至有的时候我放学背着书包回家都会害怕，怕一推门，父母刚好在打架。

董卿：你有兄弟姐妹吗？

俞敏洪：我有一个姐姐。其实我小时候还有一个哥哥。我哥四岁的时候去世了。

董卿：所以你妈妈是不是会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

俞敏洪：我母亲一直认为我未来应该当个先生，因为乡村的特点是对老师极其尊敬。我母亲就从我四岁开始给我买书。

董卿：你妈妈打过你吗？

俞敏洪：我五六岁的时候，母亲好不容易攒了一点钱给我买了一双凉鞋。我穿着凉鞋就在全村小孩子中间炫耀。炫耀了一圈以后，小朋友们就说，我们去水边玩吧。我把鞋脱在河边去游泳，起来以后就忘了那双鞋了。我回到家以后，母亲说，鞋呢？我突然想起来，赶快跑回去找，结果发现没有了。这一次我被我母亲痛打了一顿，一根竹竿都打断了。一般我母亲都是不打我的，只要她眼一瞪，我立刻就是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想啊，到了我三十多岁、接近四十岁的时候，我母亲来到新东方，在我身边发脾气，我还能跪下来求她。直到我后来在中国有点名气了，我母亲跟我说，老虎啊——这是我的小名，她说：“你现在也算个名人了，以后妈妈说你的时候，你不用跪着了，就坐在我边上听我说吧。”

董卿：后来你能够考上大学也是因为她坚定地要求你这样去做，是吗？

俞敏洪：其实不是。上大学一直是我的向往。在农村待一辈子的恐惧感对我来说极其强烈。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没考上，我跟我母亲说我要考第三年的时候，我母亲说可以。10月，我们县办了一个高考补习班，我想去那个班。我母亲就跑到城里去了，去了三天，也不知道她怎么着就找到了高考补习班的老师。那天晚上我母亲回来的时候，刚好下着大雷雨，我母亲从城里走到家，在泥地里摔了四五次。所以她一推门进来，整个就是一个泥人。那一刻我就知道……那一刻我就知道，我没有别的选择了。（掌声）最后我能考上北大，缘起就是那个晚上。

董卿：那天之后你有改变吗？

俞敏洪：（笑）基本上就进入了一种拼命状态。我真的是每天早上六点起，晚上十二点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书。我当时的目标就是我们地区师范学院，因为农村的孩子能考到地区师范就了不起了。结果高考分数一出来，我发现我超过了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我当时想了半天都没敢填。后来老师把笔抓过去说，你不敢填，我给你填。他就帮我把“北京大学”四个字填上去了。

董卿：这四个字还不是你写的？

俞敏洪：对，不是我写的。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就是有范进中举的感觉。我母亲当时是这么说的：“你到了北京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呢，那么远。所以尽管你现在没有女朋友，就连婚礼也一起给你办了。”（笑）杀两头猪，全村人在我们家吃了三天流水席。你能想象那种场景。

董卿：所有的人都会认为跨进名校之后一定是一个幸福的开始。但是对于你来讲似乎并不是这样，你又感受到了新的痛苦？

俞敏洪：对。我是农村来的，比如说文艺才华和体育才华，我是完全没有的。我唯一会的体育项目就是游泳，第一次老师上游泳课，我就“扑通”跳下去。一个来回以后，老师指着我大笑说：“哈哈！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狗刨刨这么快的！”我就崩溃了，老师的一句玩笑话，我会把它看作是在所有同学面前的一种侮辱，因为没有自信。第二，我进北大的时候连普通话都不会说，英语的口语更是一塌糊涂。

董卿：你的英语成绩不是考得很好吗？

俞敏洪：那个不管用，我口语、听力基本上是等于零的水平。到了北大，发现自己什么书都没读过。我记得我进宿舍的第二天，我宿舍的一个同学躺在床上读一本书——《第三帝国的兴亡》。我就用我们家乡话问他，在大学还要读这种书啊？他就把书从眼睛前移开，白了我一眼，根本就没理我。这一眼到今天还留在我的心中。

董卿：那你要做些什么才能改变自己的困境呢？

俞敏洪：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拼命学。如果我的成绩比你们好，你们就不会看不起我。当然这个思想是无比错误的，最后直接导致大一、大二我的成绩没有到全班最好的水平，但是把身体奋斗坏了。大三刚开学的时候，我就吐血了，一查是传染性肺结核，在医院里待了整整一年。这一年我想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跟人比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都把命比掉了。第二件是，进步都是关于你自己的事情，所以只要保持你自己的生命在进步，付出足够的努力就好。所以我在医院一年，真的读了二三百本我喜欢的书。（掌声）

董卿：当你对自己有了信心之后，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变化。

俞敏洪：一个人从自卑到自信是一个绝对的一百八十度的改变，就是让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讲一个小笑话。当时《中国合伙人》拍完以后，我觉得陈可辛把我的形象描写得太窝囊了。后来我的一个大学同学跟我说，老俞，你在大学的时候不光窝囊，还挺猥琐的呢。（全场笑）

董卿：但是听说你对你的大学同学都挺好的。

俞敏洪：就是我要讨好他们嘛，比如说，打水、扫地我干得最多。尽管我其实没有什么钱，但是我会把自己的饭钱省下来请同学吃饭。但是北大的学生欣赏的是一个人身上的才华和才气。像我这样没有才华但其实特别善良，又对女生特别好的人，没有任何女生会看上我的。

董卿：当时你们班上多少个女生啊？

俞敏洪：二十五个左右吧。

董卿：一个都没看上你啊？

俞敏洪：我是看上了几个的，但我是真的没写过一封情书。我知道我给任何一个女生写任何一封情书，到最后的结果都是比较悲惨的，是吧？但是也好，让我多读了好几百本书。我们那些谈恋爱谈得最热闹的同学到今天都没什么出息。（全场笑）

董卿：你现在的痛苦又来自什么地方呢？

俞敏洪：来自内心的追求。比如三四年前我就问过自己一个问题，这辈子如果只让你做一件事情，你想干什么？问到最后我给自己找了一个答案，至少这个答案到今天还存在，就是全力以赴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学识、智慧、能力、人脉等，帮助年轻人成长和发展。

董卿：通过你的讲述，我有一些感受。痛苦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要看它对于谁来讲。对于温室里的花，那就是灭顶之灾。对于一棵松柏，它如果能扛过所有的苦难，那就是财富，所谓“松柏之质，经霜弥茂”。

俞敏洪：完全同意你的说法。

董卿：你今天要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俞敏洪：我选了我写父亲的一篇短文，献给已经去世的父亲。

读本 一堆散乱的砖头

俞敏洪

小时候，父亲做的一件事情到今天还让我记忆犹新。父亲是个木工，经常帮别人建房子，每次建完房子，就会把别人废弃不要的断砖乱瓦捡回来，或一块两块，或三块五块。有时候在路上走，看见路边有砖头或石块，他也会捡起来放在篮子里带回家。久而久之，我家院子里就多出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砖头碎瓦。我完全不知道这一堆东西的用处，只觉得本来就小的院子被父亲弄得没有了回旋的余地。终于有一天，父亲在院子一角的小空地上开始左右测量，开沟挖槽，我问他要做什么，他告诉我要造一间小房子。在随后的几天里，父亲和泥砌墙，用那堆乱砖左拼右凑，一间四四方方的小房子居然拔地而起，干净漂亮，和院子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父亲把本来养在露天到处乱跑的猪羊赶进小房子，再把院子打扫干净，结果家里就有了全村人最羡慕的院子和猪舍。

当时我只是觉得父亲很了不起，一个人就盖了一间房子，然后就继续和其他小朋友一起，贫困但不失快乐地过我的农村生活。等到长大以后，我才逐渐发现父亲做的这件事对自己的深刻影响。从一块砖头到一堆砖头，最后变成一间小房子，父亲向我阐释了做成一件事情的全部奥秘。一块砖没有什么用，一堆砖也没有什么用，如果你心中没有一个造房子的梦想，拥有天下所有的砖头也只是占据了一堆废物；但如果只有造房子的梦想，而没有砖头，梦想也没法实现。当时我家穷得几乎连吃饭都成问题，自然没有钱去买砖，但我父亲没有放弃，日复一日捡拾砖头碎瓦，终于有了足够的砖头来造心中的房子。

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件事情中蕴藏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成了我做事的指导思想。做事的时候，我一般都会问自己两个问题：一是做这件事情的目标是什么，因为盲目做事情就像捡了一堆砖头而不知道干什么一样，会浪费自己的生命。第二个问题是需要多少努力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成，也就是需要捡多少砖头才能把房子造好。解决了上面两个问题，剩下的就是要有足够的耐心，因为砖头不是一天就能捡够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生命之路足够漫长，因此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把造房子的砖头慢慢攒起来。我生命中的三件事证明了这一思路的好处。第一件事是我的高考，目标明确——考上大学，第一、第二年我都没考上，那是因为砖头没有捡够。第三年我继续拼命学习，终于进了北大。第二件事是我背英语单词，目标明确——成为中国最好的英语词汇老师之一，于是我开始一个一个单词背，在背过的单词不断遗忘的痛苦中，父亲捡砖头的形象总会浮现在我眼前，最后我终于背下了两三万个单词，成了一名不错的词汇老师。第三件事是我做新东方，目标明确——要做成中国最好的英语培训机构之一，然后我就开始给学生上课，平均每天给学生上六到十个小时的课。很多老师倒下或放弃了，我没有放弃，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着。每上一次课我就感觉多捡了一块砖头，梦想着把新东方这栋房子建起来。到今天为止我还在努力，而且已经看到了建好新东方这座房子的希望。

金字塔如果拆开了，只不过是一堆散乱的石头。日子如果没有目标地过下去，只不过是几段散乱的岁月。但如果把努力凝聚到每一日，去实现自己的某一个梦想，散乱的日子就积成了生命的永恒。

朗读者 谭元元 TAN YUAN YUAN

“她一上台，就会吸引所有的视线。”有人这么评价芭蕾舞台上的谭元元。她是为舞蹈而生的人，身材纤细，脖颈优美，手臂修长。谭元元接触芭蕾比较晚，家里只有母亲坚持让她学舞。十一岁刚开始学舞时，总是跟不上进度。那时应该没有人能想到，有朝一日，她会成为世界芭蕾舞坛无法替代的中国骄傲。

谭元元的母亲没有看错，她确实天赋异禀，天生就是跳舞的料。芭蕾没学几年，谭元元就多次在国际芭蕾舞大赛中获奖。十四岁参加第二届芬兰赫尔辛基芭蕾舞比赛，她夺得第二名；十六岁在法国国际芭蕾舞蹈比赛上，俄罗斯舞蹈大师乌兰诺娃给了她满分的评价；十八岁进入旧金山芭蕾舞团，很快便从独舞演员连跳两级，升至首席演员。她是旧金山芭蕾舞团历史上最年轻的，也是唯一的华裔首席演员，参演了旧金山芭蕾舞团几乎所有的重要剧目，包括《天鹅湖》《吉赛尔》等。2004年，她成为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人物。2018年4月9日，谭元元荣获旧金山市长艺术奖，而这一天也被命名为旧金山市的“谭元元日”。

光环的背后深藏着疼痛、孤独和泪水，职业芭蕾舞艺术一直被人们认为是“至美至痛”。她曾说，所有的芭蕾舞者都是“苦行僧”，下辈子绝不跳芭蕾。她还说过，三十五岁就退休。然而，今年四十一岁的她还活跃在舞台上，她旋转的足尖从未停止过。她觉得自己仍然很尽兴，在舞台上的那一刻仍然是最开心的。

朗读者访谈

董卿：几乎没有一个芭蕾舞演员的身上是没有留下过伤痛的，对吗？

谭元元：是的。

董卿：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芭蕾舞女演员的脚。（屏幕播放照片）

谭元元：很难看：拇指外翻，有老茧，趾甲也不好看，都是脱落的。所以我能够不穿凉鞋就尽量不穿凉鞋。

董卿：因为你的能力，因为你的条件，在十八岁那年你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成了旧金山芭蕾舞团的演员。那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

谭元元：我进团后两年就成了首席主要演员。

董卿：你是抓住了什么样的机会一下子晋升为首席演员呢？

谭元元：我刚进团不到三个月，有一个叫《斯特拉文斯基小提琴协奏曲》的巴兰钦的舞码非常难跳，一个首席主要演员的手指断了，第二组的首席演员也受伤了，所以团长的眼睛就看到我了，他说：“元元，你能不能把这个舞蹈连夜学下来？”那个时候我真的还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就给了我一个带子，我就是一直这样子（点头），我说好。

董卿：你不知道要你去干什么吗？

谭元元：我就猜着他的意思好像是，这是这个舞蹈，你学吧。一看录像带，傻眼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巴兰钦的舞码。节奏怎么那么难？大概三十分钟的舞蹈，一个晚上学得下来吗？但是我已经答应下来了，就一定要把它做好。我连夜学习，没有睡觉，就把它学会了。

董卿：第二天上台前，你是什么心情呢？

谭元元：非常复杂，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同团的女孩儿。她也是独舞演员，穿了另外一套服装等在旁边。如果我跳不了怯场的话，团里的这个节目就要整个换下来，换她跳一段双人舞。团里所有的眼睛都看着我，我只有背水一战，没有其他的选择。我豁出去了，我就跳。

董卿：你进练功房排练的时候跳下来了吗？

谭元元：没跳下来，记不住。但上了台就是一口气把它从头到尾完全没错地跳下来了。（掌声）以后的一年半，团长给了我很多很多机会，跳了全幕舞剧《睡美人》《天鹅湖》，证明我是有能力担任旧金山芭蕾舞团首席主要演员的。（掌声）

董卿：你们团的另外几位首席演员是花了多长时间才获得这个位置的？

谭元元：十二年到十六年不等吧。

董卿：首席舞蹈演员这个席位也是很有限的，但是我觉得更了不起的是，你要始终保持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因为首席也不是终身制的，是吗？

谭元元：很多人想超越你。以前我可能比较注重技巧，三十岁以后就觉得这是一门艺术，要用你的心来打动观众。

董卿：你自己也曾经说过，做一个舞蹈家，很多时候像僧侣一样。

谭元元：对。一个苦行僧吧，而且我觉得一个人挺孤独的。

董卿：你用了两年时间赢得了首席演员的位置，也用自己多年的努力，在这个首席的位置上待了二十三年的时间了。现在每年还要保持多少场的演出？

谭元元：大概是一百场。

董卿：那你就几乎没有个人的生活了？

谭元元：时间很少，这也是我的宿命。其实想起来我觉得对我的外公非常愧疚。我跟他关系非常好，我进了舞蹈学校以后，他非常想念我。我们那学校特别远，七十几岁的老人骑个自行车，断断续续骑两个小时，他只要在旁边看我一眼就心满意足了。

董卿：后来你去美国跳舞之后，可能就很少再见到他了。

谭元元：对，很少。有一次我在北京演出，他那个时候也在北京，我就匆匆忙忙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外公，你好吗？我现在在北京啊。”他说：“哦，你在北京啊，你来看看我吧。”我说：“没时间，不行了，我一定要赶到上海，然后再飞到美国。”他说：“哦，好好好，我很想你啊。”我说：“你一定要等我，过几个月来美国看我演出，要申请签证哦。”他说：“好好好，我等。”后来飞到美国，下了飞机以后，就得到我外公去世的消息。

我在越来越多的时间里会突然间想起外公。有的时候在台上跳一些舞蹈，快乐的时候会想到他，演绎比较悲惨的角色的时候也会想起他，就希望他有机会看到在舞台上已经成熟的我，不是坐在他自行车后边的那个娃娃了。

董卿：对于芭蕾舞演员来讲，还有一件很痛苦的事就是特别短暂的职业生涯。有人说，芭蕾舞演员从站到台上开始，他的艺术生命就在倒计时了。

谭元元：对，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正确的。芭蕾是一个对美非常敏感也非常苛刻的艺术。我记得有一位前辈说，当你有一天看镜子突然觉得，哎，我的头怎么好像很大了？我胳膊的线条没有以前那么顺、没有那么美了？这个时候你的心里就是“咯噔”一下，完了。

董卿：我知道你在三十五岁的时候，其实也有过是否要挂靴的犹豫，后来是什么让你反而更坚定地在舞台上舞蹈？

谭元元：奇迹的出现就是《小美人鱼》舞剧。

董卿：你为什么觉得这部舞剧激发了你的一种潜能？

谭元元：我觉得小美人鱼就是我。因为我爱上了这门艺术，就像小美人鱼爱上了王子一样，虽然有这么多痛苦，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去爱它。

董卿：你在跳到哪一幕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别能投入其中？

谭元元：就是小美人鱼已经没有声音了，也回不去大海了，王子选择与其他女孩走向殿堂，她只能砸墙去宣泄她的愤怒和无助。每一次演的时候，我的心也在碎。每次跳美人鱼，我的眼泪是收不住的。所以这个舞剧是我的一个里程碑。

董卿：这个舞蹈的编导John（约翰）也说，元元，你把我的魂都跳出来了，是因为你把自己的灵魂交付给了这个角色。我有看到过小美人鱼在谢幕的时候，不仅你在哭，很多观众其实也在哭。

谭元元：第一场要去谢幕的时候，现场鸦雀无声，我说，怎么回事？我就开始紧张了。后来幕布拉起，又是鸦雀无声，最后每个人都站立起来给我鼓掌，然后他们就习惯地叫bravo（棒极了）给我喝彩。那个时候我觉得，哎呀，一切都值了，这么多年的舞蹈生涯也是值了。

董卿：当你的泪水可以和观众的泪水融合在一起，当你的呼吸可以和他们的呼吸融合在一起，这是做演员最大的幸福了。

谭元元：我也得感谢《小美人鱼》延长了我的艺术生命。

董卿：跟你搭档的很多舞伴是不是都已经退役了？

谭元元：对，最久的一个，和我搭了十九年，他是2015年退役的。

董卿：他们在离开舞团之前都会对你说些什么？

谭元元：他们说，你一定要再继续下去。我说，为什么就是我？他们说，因为你就是一个奇迹。（掌声）

董卿：那你今天想给大家读什么呢？

谭元元：《海的女儿》。

董卿：要献给谁？

谭元元：我想献给我在天堂的外公，以及所有相信无私的爱的人们。

导演手记

谭元元：一位芭蕾舞者的自我修行

导演 李容

有人说，谭元元的出现，呈现了《朗读者》两季以来最美的一段“朗读”。

如果说芭蕾是世界上最优雅高贵的舞蹈艺术，那么谭元元，就是国际芭蕾舞坛最耀眼的那颗明珠。毫无疑问，谭元元的优雅舞姿，是跳跃在字里行间最美妙的注脚。而这段舞蹈，险些一度未能达成。

出于保护脚的需要，她近些年来都没有在舞团以外的场合跳舞了，哪怕只有几个动作。专业的舞者不会在硬地板上跳舞——这样脚部会有受伤的风险——而脚，对于一个芭蕾舞者来说比脸还要重要。

为此，我们紧急联系了跟她合作颇多的国内道具公司，特意在棚内铺设了专业级地胶，才达成了这一次的呈现。

这是一个舞者的坚持，这种坚持背后，更是像僧侣一般几十年如一日的修行和坚守。极致美的背后，是像苦行僧一般的自律。一米六七的个子，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她跳舞近三十年，一直保持这个体重。而且跳舞前她是不能吃饭的。

每到一个城市，第一件事就是找练功房，连旅游都不放过。“因为歇一天，自己知道；歇两天，老师知道；歇三天，观众就会知道，脚就会打滑，站不稳。”她说，舞蹈最辛苦的不是做动作，而是日复一日，重复做着已经做过无数次的动作。

她去过很多城市，却没有办法看当地的风光；绝对不会爬山或者野营，打网球或者骑马。就算出去散步，也要注意避免过硬的水泥地和石板路，不仅要穿平底鞋，也不能走得太远。喜欢甜食和一切美味，但是要保持身材不能多吃。

作为一名美的创造者，她从没穿过露脚趾的凉鞋或者高跟鞋，因为长期练舞，她的双脚已经严重变形。她早已习惯了与伤病为伍，身上每一道疤都见证了那些最难的日子。身上的十几处伤包括骨裂、胯骨错位、腰椎间盘突出、右脚立骨变形等等，腿上还有三处骨折的伤痕。有一年夏天，由于脚指甲开裂、流血，缠上纱布再跳，舞鞋最后粘在纱布上，连皮带肉一起扯下来。对于没有练过舞的女孩子来说，这个过程简直难以想象。

她曾在演出《吉赛尔》时，因为用力过猛而使胯骨脱臼，这是一次可能断送职业舞蹈生涯的伤病，医生也提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谭元元凭着意志力，一边翻阅在圣玛丽学院学过的解剖学和骨科学的书，一边做康复练习，开始恢复芭蕾基本功。她说：“没有谁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身体。”就这样，通过研究人体骨骼、肌肉的结构和运动原理，结合自身寻找最恰当的发力点和支撑点，硬是慢慢恢复，重返舞台。这个女人，挺狠。

如果不是强大的意志力和自律性，普通人很难撑下来。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众多美的事物正是在跟痛苦的对话中获得它们的价值。”阿兰·德波顿曾说；“我向往的自由，是通过勤奋和努力实现更广阔的人生。”这是山本耀司的名言；而谭元元对我们说：“要当一个舞蹈家或者艺术家，你必须像一个僧侣一样修行。”这好像是通往成功的密钥。

其实想想，世界上的真理也就这么几条，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只是寥寥少数。所以越往上，越是路广人稀。自律的人，终与孤独相伴。

“我都没有童年，因为我十一岁进舞蹈学校，就天天在训练。别人问你童年最好的记忆是什么？我说练功房。我只记得练功房，然后是汗水、泪水、脚尖鞋，还有血水。”练功房、剧院、家三点一线的生活一直延续到现在，年如一年，日复一日。掌声过后，喧嚣散场，每天从舞团到家的那条路，她独自开了二十年。从十八岁只身来到美国，三年之内跳到舞团首席，那个时候远离家人，语言不通，还被孤立，没朋友；到现在跳到四十一岁，依然是舞团首席，身上练功的酸痛恢复大大不如以前，照镜子会额外注意身体的线条……想想都觉得，这条路充满了难以言说的孤独。

“如果没有对这个艺术的爱，你就等于天天自己折磨自己，真的是自虐狂，就像一个苦行僧。在舞台上，我不是拿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而是拿出百分之一百二十。有时我甚至感觉，为什么我要对自己如此严苛？但一切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甚至在我想退而求其次的时候，竟然发现自己做不到。”

既然选择了芭蕾，孤独仿佛就是宿命。

采访期间，谭元元还跟我们分享了一位前辈的故事。

一生传奇的舞蹈家玛莎·葛兰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年过七旬的她决定退出舞蹈界，但很快，她发现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选择。“当你看着自己用三十多年创建的并且深爱的舞团，却要头也不回地走开，不能沉迷或回忆，简直如置地狱。”葛兰姆曾说，停止跳舞让她失去了求生的意志，她独自一人在家酗酒，食欲大减，身体状况一落千丈。在医院住院期间，她几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甚至企图自杀。

1972年，戒了酒的葛兰姆重返舞团，恢复了令人吃惊的活力，并继续编创十多个作品，直至1990年最后一部作品《枫叶拉格泰姆》。在她漫长的九十六年生命历程中，舞蹈成为她唯一的信仰。

“一个舞者会死两次，第一次是他们停止跳舞，这是最痛苦的一个死亡。”芭蕾艺术的极致和残酷，铸就了它在舞台上与众不同的生命力。谭元元深以为然。芭蕾，也已成为她终身的情感寄托。

当这样一名充满魅力的女性对我说出“成就伴随而来的也有牺牲，我牺牲了个人生活，舞台意味着我的全部”，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为何每一次谭元元跳《小美人鱼》都会泪流满面，甚至在《朗读者》的舞台上，读到童话《海的女儿》，还是会哽咽。那是一种纯粹、为了爱可以奉献一切的精神，她和小美人鱼早已融为一体。

此前，作为观众的我，看到了她举手投足之间延伸出来的一种精妙美感，她在舞台上的任何动作，都能构成一幅漂亮的几何图。轻盈纤弱，仿佛自带光环。而这次，与谭元元深度接触之后，我却看到了这种轻盈背后，是几十年如一日地用自律打底的扎实基础；纤弱背后，是堪比运动员的强大和坚韧的精神。除了欣赏，更多了一份领悟和敬意。

她的名字早已写满了荣耀，作为那一代人最伟大的芭蕾舞女演员之一，她以创纪录的速度迈向了事业的巅峰。可直到现在，她在演出季平均每天还要工作十三个小时，每周要跳坏四五双芭蕾鞋，每年还要在全世界跳上一百多场演出。而她已过不惑之年，跟她十九年的舞伴早已退役，她说自己只要一推开练功房的门，就停不下来了。

这个世界，永远不会辜负极度自律的人。

读本 海的女儿（节选）

［丹麦］安徒生

当她看到那王子的宫殿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她庄严地走上那大理石台阶。月亮照得透明，非常美丽。小人鱼喝下那服强烈的药剂。她马上觉到好像有一柄两面都快的刀子劈开了她纤细的身体。她马上昏了，倒下来好像死去一样。当太阳照到海上的时候，她才醒过来，她感到一阵剧痛。这时有一位年轻貌美的王子正立在她的面前。他乌黑的眼珠正在望着她，弄得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来。这时她发现她的鱼尾已经没有了，而获得一双只有少女才有的、最美丽的小小白腿。可是她没有穿衣服，所以她用她浓密的长头发来掩住自己的身体。王子问她是谁，怎样到这儿来的。她用她深蓝色的眼睛温柔而又悲哀地望着他，因为她现在已经不会讲话了。他挽着她的手，把她领进宫殿里去。正如那巫婆以前跟她讲过的一样，她觉得每一步都好像是在锥子和利刀上行走。可是她情愿忍受这苦痛。她挽着王子的手臂，走起路来轻盈得像一个水泡。他和所有的人望着她这文雅轻盈的步子，感到惊奇。

现在她穿上了丝绸和细纱做的贵重衣服。她是宫里一个最美丽的人，然而她是一个哑巴，既不能唱歌，也不能讲话。漂亮的女奴隶，穿着丝绸，戴着金银饰物，走上前来，为王子和他的父母唱着歌。有一个奴隶唱得最迷人，王子不禁鼓起掌来，对她发出微笑。这时小人鱼就感到一阵悲哀。她知道，有的时候她的歌声比那种歌声要美得多！她想：

“啊！只愿他知道，为了要和他在一起，我永远牺牲了我的声音！”

现在奴隶们跟着美妙的音乐，跳起优雅的、轻飘飘的舞来。这时小人鱼就举起她一双美丽的、白嫩的手，用脚尖站着，在地板上轻盈地跳着舞——从来还没有人这样舞过。她的每一个动作都衬托出她的美。她的眼珠比奴隶们的歌声更能打动人的心坎。

大家都看得入了迷，特别是那位王子——他把她叫作他的“孤儿”。她不停地舞着，虽然每次当她的脚接触到地面的时候，她就像是在快利的刀上行走一样。王子说，她此后应该永远跟他在一起；因此她就得到了许可睡在他门外的一个天鹅绒的垫子上面。

他叫人为她做了一套男子穿的衣服，好使她可以陪他骑着马同行。他们走过香气扑鼻的树林，绿色的树枝扫过他们的肩膀，鸟儿在新鲜的叶子后面唱着歌。她和王子爬上高山。虽然她纤细的脚已经流出血来，而且也叫大家都看见了，她仍然只是大笑，继续伴随着他，一直到他们看到云块在下面移动，像一群向遥远国家飞去的小鸟为止。

在王子的宫殿里，夜里大家都睡了以后，她就向那宽大的台阶走去。为了使她那双发烧的脚可以感到一点清凉，她就站进寒冷的海水里。这时她不禁想起了住在海底的人们。

有一天夜里，她的姐姐们手挽着手浮过来了。她们一面在水上游泳，一面唱出凄怆的歌。这时她就向她们招手。她们认出了她；她们说她曾经多么叫她们难过。这次以后，她们每天晚上都来看她。有一晚，她遥远地看到了多年不曾浮出海面的老祖母和戴着王冠的海王。他们对她伸出手来，但他们不像她的那些姐姐，没有敢游近地面。

王子一天比一天更爱她。他像爱一个亲热的好孩子那样爱她，但是他从来没有娶她为皇后的思想。然而她必须做他的妻子，否则她就不能得到一个不灭的灵魂，而且会在他结婚的头一个早上就变成海上的泡沫。

“在所有的人中，你是最爱我的吗？”当他把她抱进怀里吻她前额的时候，小人鱼的眼睛似乎在这样说。

“是的，你是我最亲爱的人！”王子说，“因为你在一切人中有一颗最善良的心。你对我是最亲爱的，你很像我某次看到过的一个年轻女子，可是我永远再也看不见她了。那时我是坐在一艘船上——这船已经沉了。巨浪把我推到一个神庙旁的岸上。有几个年轻女子在那儿做祈祷。她们最年轻的一位在岸旁发现了我，因此救了我的生命。我只看到过她两次：她是我在这世界上能够爱的唯一的人，但是你很像她，你几乎代替了她留在我的灵魂中的印象。她是属于这个神庙的，因此我的幸运特别把你送给我。让我们永远不要分离吧！”

“啊，他却不知道我救了他的生命！”小人鱼想，“我把他从海里托出来，送到神庙所在的一个树林里。我坐在泡沫后面，窥望是不是有人会来。我看到那个美丽的姑娘——他爱她胜过于爱我。”这时小人鱼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哭不出声来。“那个姑娘是属于那个神庙的——他曾说过。她永不会走向这个人间的世界里来——他们永不会见面了。我是跟他在一起，每天看到他的。我要照看他，热爱他，为他献出我的生命！”

现在大家在传说王子快要结婚了，他的妻子就是邻国国王的一个女儿。他为这事特别装备好了一艘美丽的船。王子在表面上说是要到邻近王国里去观光，事实上他是为了要去看邻国君主的女儿。他将带着一大批随员同去。小人鱼摇了摇头，微笑了一下。她比任何人都能猜透王子的心事。

“我得去旅行一下！”他对她说过，“我得去看一位美丽的公主：这是我父母的命令，但是他们不能强迫我把她作为未婚妻带回家来！我不会爱她的。你很像神庙里的那个美丽的姑娘，而她却不像。如果我要选择新嫁娘的话，那么我就要先选你——我亲爱的、有一双能讲话的眼睛的哑巴孤女。”

于是他吻了她鲜红的嘴唇，摸抚着她的长头发，把他的头贴到她的心上，弄得她的这颗心又梦想起人间的幸福和一个不灭的灵魂来。

“你不害怕海吗，我的哑巴孤儿？”他问。这时他们正站在那艘华丽的船上：它正向邻近的王国开去。他和她谈论着风暴和平静的海，生活在海里的奇奇怪怪的鱼，和潜水夫在海底所能看到的东西。对于这类的故事，她只是微微地一笑，因为关于海底的事儿她比谁都知道得清楚。

在月光照着的夜里，大家都睡了，只有掌舵人立在舵旁。这时她就坐在船边上，凝望着下面清亮的海水。她似乎看到了她父亲的王宫。她的老祖母头上戴着银子做的皇冠，正高高地站在王宫顶上；她透过激流朝这条船的龙骨瞭望。不一会儿，她的姐姐们都浮到水面上来了，她们悲哀地望着她，苦痛地扭着她们白净的手。她向她们招手，微笑，同时很想告诉她们，说她现在一切都很美好和幸福。不过这时船上的一个侍者忽然向她这边走来。她的姐姐们马上就沉到水里；侍者以为自己所看到的那些白色的东西，不过只是些海上的泡沫。

第二天早晨，船开进邻国壮丽皇城的港口。所有教堂的钟都响起来了，号笛从许多高楼上吹来，兵士们拿着飘扬的旗子和明晃的刺刀在敬礼。每天都有一个宴会。舞会和晚会在轮流举行着，可是公主还没有出现。人们说她在一个遥远的神庙里受教育，学习皇家的一切美德。最后她终于到来了。

小人鱼迫切地想要看看她的美貌。她不得不承认她的美了，她从来没有看见过比这更美的形体。她的皮肤是那么细嫩，洁白；在她黑长的睫毛后面是一对微笑的、忠诚的、深蓝色的眼珠。

“就是你！”王子说，“当我像一具死尸躺在岸上的时候，救活我的就是你！”于是他把这位羞答答的新嫁娘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啊，我太幸福了！”他对小人鱼说，“我从来不敢希望的最好的东西，现在终于成为事实了。你会为我的幸福而高兴吧，因为你是一切人中最喜欢我的人！”

小人鱼把他的手吻了一下。她觉得她的心在碎裂。他举行婚礼后的头一个早晨就会带给她灭亡，就会使她变成海上的泡沫。

教堂的钟都响起来了，传令人骑着马在街上宣布订婚的喜讯。每一个祭台上，芬芳的油脂在贵重的油灯里燃烧。祭司们挥着香炉，新郎和新娘互相挽着手来接受主教的祝福。小人鱼这时穿着丝绸，戴着金饰，托着新嫁娘的披纱，可是她的耳朵听不见这欢乐的音乐，她的眼睛看不见这神圣的仪式。她想起了她要灭亡的早晨，和她在这世界已经失去了的一切东西。

在同一天晚上，新郎和新娘来到船上。礼炮响起来了，旗帜在飘扬着。一个金色和紫色的皇家帐篷在船中央架起来了，里面陈设得有最美丽的垫子。在这儿，这对美丽的新婚夫妇将度过他们这清凉和寂静的夜晚。

风儿在鼓着船帆。船在这清亮的海上，轻柔地航行着，没有很大的波动。

当暮色渐渐垂下来的时候，彩色的灯光就亮起来了，水手们愉快地在甲板上跳起舞来。小人鱼不禁想起她第一次浮到海面上来的情景，想起她那时看到的同样华丽和欢乐的场面。她于是旋舞起来，飞翔着，正如一只被追逐的燕子在飞翔着一样。大家都在喝彩，称赞她，她从来没有跳得这么美丽。快利的刀子似乎在砍着她的细嫩的脚，但是她并不感觉到痛，因为她的心比这还要痛。

她知道这是她看到他的最后一晚——为了他，她离开了她的族人和家庭，她交出了她美丽的声音，她每天忍受着没有止境的苦痛，然而他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这是她能和他在一起呼吸同样空气的最后一晚，这是她能看到深沉的海和布满了星星的天空的最后一晚。同时一个没有思想和梦境的永恒的夜在等待着她——没有灵魂，而且也得不到一个灵魂的她。一直到半夜过后，船上的一切还是欢乐和愉快的。她笑着，舞着，但是她心中怀着死的思想。王子吻着自己的美丽的新娘；新娘抚弄着他的乌亮的头发。他们手搀着手到那华丽的帐篷里去休息。

船上现在是很安静的了。只有舵手站在舵旁。小人鱼把她洁白的手臂倚在舷墙上，向东方凝望，等待着晨曦的出现——她知道，头一道太阳光就会叫她灭亡，她看到她的姐姐们从波涛中涌现出来了。她们是像她自己一样的苍白。她们美丽的长头发已经不在风中飘荡了——因为它已经被剪掉了。

“我们已经把头发交给了那个巫婆，希望她能帮助你，使你今后不至于灭亡。她给了我们一把刀子。拿去吧，你看，它是多么快！在太阳出来以前，你得把它插进那个王子的心里去。当他的热血流到你脚上时，你的双脚将会又连到一起，成为一条鱼尾，那么你就可以恢复人鱼的原形，你就可以回到我们这儿的水里来；这样，在你没有变成无生命的咸水泡沫以前，你仍旧可以活过你三百年的岁月。快动手！在太阳出来以前，不是他死，就是你死了！我们的老祖母悲恸得连她的白发都落光了，正如我们的头发在巫婆的剪刀下落掉一样。刺死那个王子，赶快回来吧！快动手呀！你没有看到天上的红光吗？几分钟以后，太阳就出来了，那时你就必然灭亡！”

她们发出一个奇怪的、深沉的叹息声，于是她们便沉入浪涛里去了。

小人鱼把那帐篷上紫色的帘子掀开，看到那位美丽的新娘把头枕在王子的怀里睡着了。她弯下腰，在王子清秀的眉毛上亲了一吻，于是她向天空凝视——朝霞渐渐地变得更亮了。她向尖刀看了一眼，接着又把眼睛掉向这个王子；他正在梦中喃喃地念着他的新嫁娘的名字。他思想中只有她存在。刀子在小人鱼的手里发抖。但是正在这时候，她把这刀子远远地向浪花里扔去。刀子沉下的地方，浪花就发出一道红光，好像有许多血滴溅出了水面。她再一次把她迷糊的视线投向这王子，然后她就从船上跳到海里，她觉得她的身躯在融化成为泡沫。

现在太阳从海里升起来了。阳光柔和地、温暖地照在冰冷的泡沫上，因为小人鱼并没有感到灭亡。她看到光明的太阳，同时在她上面飞着无数透明的、美丽的生物。透过它们，她可以看到船上的白帆和天空的彩云。它们的声音是和谐的音乐，可是那么虚无缥缈，人类的耳朵简直没有办法听见，正如地上的眼睛不能看见它们一样。它们没有翅膀，只是凭它们轻飘的形体在空中浮动。小人鱼觉得自己也获得了它们这样的形体，渐渐地从泡沫中升起来。

“我将向谁走去呢？”她问。她的声音跟这些其他的生物一样，显得虚无缥缈，人世间的任何音乐都不能和它相比。

“到天空的女儿那儿去呀！”别的声音回答说，“人鱼是没有不灭的灵魂的，而且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灵魂，除非她获得了一个凡人的爱情。她的永恒的存在要依靠外来的力量。天空的女儿也没有永恒的灵魂，不过她们可以通过善良的行为而创造出一个灵魂。我们飞向炎热的国度里去，那儿散布着病疫的空气在伤害着人民，我们可以吹起清凉的风，可以把花香在空气中传播，我们可以散布健康和愉快的精神。三百年以后，当我们尽力做完了我们可能做的一切善行以后，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不灭的灵魂，就可以分享人类一切永恒的幸福了。你，可怜的小人鱼，像我们一样，曾经全心全意地为那个目标而奋斗；你忍受过痛苦；你坚持下去了；你已经超升到精灵的世界里来了。通过你的善良的工作，在三百年以后，你就可以为你自己创造出一个不灭的灵魂。”

小人鱼向上帝的太阳举起了她光亮的手臂，她第一次感到要流出眼泪。

在那条船上，人声和活动又开始了。她看到王子和他美丽的新娘在寻找她。他们悲悼地望着那翻腾的泡沫，好像他们知道她已经跳到浪涛里去了似的。在冥冥中她吻着这位新嫁娘的前额，她对王子微笑。于是她就跟其他的空气中的孩子们一道，骑上玫瑰色的云块，升入天空里去了。

“这样，三百年以后，我们就可以升入天国！”

“我们也许还不须等那么久！”一个声音低语着，“我们无形无影地飞进人类的住屋里去，那里面生活着一些孩子。每一天如果我们找到一个好孩子，如果他给他父母带来快乐、值得他父母爱他的话，上帝就可以缩短我们考验的时间。当我们飞过屋子的时候，孩子是不会知道的。当我们幸福地对着他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三百年中减去一年；但当我们看到一个顽皮和恶劣的孩子而不得不伤心地哭出来的时候，那么每一颗眼泪就使我们考验的日子多加一天。”

（叶君健 译）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安徒生童话故事集》

安徒生的成就在于他把童话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它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品种。他充分利用童话的特点，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一般成人文学中比较欠缺的东西，那就是丰富的幻想、天真烂漫的构思和朴素的幽默感。《海的女儿》是个具有沉重悲剧性的爱情故事，我们为它动人的情节而感动，但却容易忽略它里面蕴藏着的安徒生对人间的爱，对人这种高等动物的热切希望。

——翻译家、儿童文学家 叶君健

朗读者 王智量 WANG ZHI LIANG

王智量的家里一直挂着屠格涅夫的一句话：“你想要幸福吗？先得学会受苦。”这句话仿佛是他人生的写照。经历过贫病交加，饱尝人情冷暖，即便在对知识分子最严苛的岁月里，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挚爱——翻译。翻译是他苦难的源头，翻译也是他快乐的源泉。

1928年6月19日，王智量生于陕西汉中。1947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49年北大西语系俄语专业成立后，他主动要求改读俄语，成为该专业第一届学生。那一年春天，他买到了一本普希金的俄文原著《叶甫盖尼·奥涅金》。1954年，他在工作之余开始翻译这首他最爱的长诗，没想到这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厄运。他遭人揭发，被划为右派，发配到河北平山县改造，在那里饿病交加，数度陷入生命的绝境。这样的情形下，他竟仍没有放弃翻译。那时，偷偷摸摸地翻译已成了他人生中仅有的光明时刻。直至1982年，历时二十余载，这本书的翻译才最终完成了。他的译本尽力接近原作，蕴含了他艰难的付出和大量的苦心。

除了这部作品，王智量还夜以继日地译出《安娜·卡列宁娜》《我们的共同的朋友》《黑暗的心》《死者》等作品。当三十多部译著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时，一代又一代文学爱好者感受到了文字的光芒。

朗读者访谈

董卿：我们现场的观众都很年轻啊。

王智量：（与现场观众招手打招呼）

董卿：王老在你们这个年纪正在北大读书呢。

王智量：我是在上海考的北京大学。上海的报纸上登了一个录取名单，有我，心里不知道多高兴！（笑）那时候我在北京大学读法律系。

董卿：这个茶几上放着两本书，上面这本真的显得好古老，书页都快掉下来了，这上面写着“智量1949年春 购于哈尔滨”。

王智量：这是普希金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我想通过这本书了解俄国，了解俄国文学，同时学习俄语。我看到这本书，又没有钱买，怎么办呢？我就把我当时从上海带到北大去的一件西服上身拿到店里去卖掉。我卖了好多钱！

董卿：您经常干这样的事情吗？卖了衣服去买书？

王智量：对对对，就是一直到我去华东师范大学做教授以后，还在那儿卖衣服买书。（笑）

董卿：那您后来是继续读法律了呢，还是转专业了？

王智量：很巧，当时北大的西语系设立了俄国文学专业，西语系的系主任是朱光潜，校长是胡适。我就跑去找朱光潜，我说，我是法律系的，我要转西语系的俄语组，那时候还叫这个名字。我二十来岁，什么也不怕，跑到校长办公室找胡适。胡适看我笑笑说，这么个事情要来找我？他说好好，你去，你去。这样我就从法律系转到了西语系的俄语组。

董卿：那您什么时候想着要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了呢？

王智量：当时自己还不懂他是什么名家，只觉得这部作品里面所描写的人物那么纯洁，那么真诚，所以我就喜欢上了。后来我把这本书从头到尾都背了。一共四百多个十四行诗节，我每一个都会背。

董卿：现在王老九十岁了，我估计背是背不下来了，但是大家想不想听王老用俄语读一小段，好不好？（掌声）这上面写满了您当时的一些读书笔记。

王智量：你看！这本书里面的书页已经变成我的日记了，因为我老是拿着它。（笑）读第七章第二节：

Как грустно мне твое явленье,

你的来临勾起我多少忧怨，

Весна, весна! пора любви!

春天啊！春天，恋爱的季节！

Какое томное волненье

是怎样一种慵倦的波澜

В моей душе, в моей крови!

侵入我的心田、我的血液！

С каким тяжелым умиленьем

置身于乡村寂静的怀抱中，

Я наслаждаюсь дуновеньем

我心头的情思却十分沉重，

В лицо мне веющей весны

我尽情领略荡漾的春光，

На лоне сельской тишины!

任习习春风吹拂着我的脸庞！

Или мне чуждо наслажденье,

或许是，我和享乐已了无缘分，

И все, что радует, живит,

令人愉快、令人振奋的大千世界，

Все, что ликует и блестит

欢腾雀跃、光辉灿烂的大千世界，

Наводит скуку и томленье

对于我早已死去的心灵，

На душу мертвую давно

只徒然引起厌倦和忧伤？

И все ей кажется темно?

在我的心中是否一切都黯淡无光？

董卿：当时有没有人鼓励您来翻译这本书呢？

王智量：有一个人是大家都知道的，是我们国家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何其芳。大家要是有兴趣，可以在何其芳写的《论红楼梦》这篇有名的论文里面看到他引用了一节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而恰巧这一节我翻译过。他非常兴奋。他是个四川人，就用四川话跟我说：“你既然都会背，你翻嘛，把它翻译出来嘛！”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啊！

董卿：后来也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使得您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受到了一些阻碍。

王智量：当时我根本没有条件继续再研究。我劳动改造的地方是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我就把这本书的原文带上，反复读这本书。我有机会在脑子里想到的就把它翻译出来：把菜种撒在地里，这一行撒过种子的上面铺一层土，然后拿脚把土踩实在；我一面在那儿踩，心里一面就想诗的韵律。（全场笑）这样一天下来，我劳动也不累，这一节诗就翻译得很好。

董卿：那时候您带了本子或者带了纸张吗？

王智量：在乡下很难买到纸，我就把报纸边上那一条白的没有字的都撕下来。晚上，我就在那个边上把我白天想了一天的写下来。几年以后我回到上海，我的哥哥一看我的行李，怎么有一个口袋？口袋里面全是那种报纸边！还有上海人叫乌草纸的东西……

董卿：很粗糙的草纸。

王智量：这么一袋乱七八糟的纸，但这就是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全部初稿。（掌声）

董卿：六十年代初，您终于从农村回到了上海。

王智量：对。我去过五个工厂打工。

董卿：干一天工可以挣多少钱？

王智量：一块四毛钱。

董卿：在条件这么差的时候，您还买书吗？

王智量：有一天一个老师拿着一本《韦氏英语词典》，他说：“我买了这本词典，我老婆骂我，让我拿来卖掉。”我问他：“往哪里卖呀？多少钱呀？”大概是六十块钱，那时候这个钱是不得了的。可我太喜欢了！我就不顾一切把这本词典买回来了。我走到弄堂口，一想，不得了，我回家怎么说呀？那天发工资，我也没有钱给我妈，但是我妈一下就看出来了。母亲没有说话，她把壁橱打开，在一堆破衣服里面翻出一件来，里边有一个口袋，口袋里有七十块钱。她说，这点钱我存了十几年，我们这个月用它来吃饭。就这样度过了。（掌声）

母亲的恩情我们永远都记得，尤其是像我，要不是母亲，我怎么活得过来？后来我慢慢了解到在那个阶段，母亲经常都是不吃饭，或者是一顿不吃，省下来给我的两个孩子吃。我的母亲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要是对母亲不好，你就不配做人哪！母亲！（掌声）

董卿：在您的记忆深处，有没有您觉得自己对不住她的地方？

王智量：我讲一个对不起母亲的事情。我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师范学院附中上初中。冬天的一天，我跟同学们坐在教室门口晒太阳，老远看见有一个老太太穿得破破烂烂走过来，再走一步，我一看是我妈。看到母亲穿得那么破烂，同学们都坐在旁边，我觉得妈妈给我丢人。正好这时候上课铃响了，同学们都进教室了，也没注意到这一点。我就跑过去把妈妈挡住，让她走，不让她再来。到过阴历年我回家了，妈妈说：“明天你就长大一岁了，这一年里你觉得你哪件事情做得不对吗？”我说我不知道。她说：“你记得不记得那天听说你生病了，我走了七十里路到学校去看你，结果你走过来，不让我和同学见面。”第二天她又再走七十里路回去。她就说：“你是嫌我穿得破烂给你丢人，是不是？”妈妈那天把这句话一点破，哎呀，我知道我错了。我跪在祖父祖母的像前面，自己哭，在那儿忏悔。假如当时妈妈不教育我，我会总是那样没有良心地过下去，那也没有我的今天了，对不对？我早就变成一个坏人了。

董卿：后来妈妈有没有看到《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本书出版呢？

王智量：妈妈大概是1981年去世的。

董卿：这本书是1982年出版的，也就差了一年的时间。

王智量：后来我就把这本书拿到南京，拿到母亲的坟上给母亲看。我记得我还把一本烧掉了，就是跟她说，这本书印出来了，而且读者很喜欢。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在印我的译本。（掌声）

董卿：在您家里一直挂着屠格涅夫的一句话：“你想要幸福吗？先得学会受苦。”

王智量：我尽管受了苦，但是我后来很幸福。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妻子，儿女都成人了，我现在不愁吃不愁穿，我有一万多块钱的退休工资，这还不好吗？（掌声）

在我翻译的那么多文学作品里面，我最喜欢的三个作家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今天我也要把屠格涅夫的《门槛》，俄文是Порог，献给母亲和我的妻子吴妹娟老师。

董卿：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痛是文学作品当中一个绕不开的主题，因为它本身就是人生的一堂必修课，穿越痛苦的方法是经历它，吸收它，探索它，理解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倒也不必始终将痛拒之于门外，唯一要做的是不要忘记给自己点燃一盏名叫“希望”的灯火，就像普希金在诗中写的：“不幸的忠贞的姐妹——希望，/在昏暗潮湿的矿坑下面，/会唤醒你们的刚毅和欢颜，/一定会来到的，那可盼的时光。”

读本 门槛

［俄］屠格涅夫

梦

我看见一幢巨大的楼房。

下面墙上是一道敞开的狭门，门里——阴森黑暗。高高的门槛前站立着一个姑娘……一个俄罗斯姑娘。

那望不透的黑暗散发出寒气；随着冰冷的气流，从大楼深处传出一个缓慢、重浊的声音。

“噢，是你呀，你想跨过这道门槛，你可知道，是什么在等待着你吗？”

“知道。”姑娘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蔑、委屈、监牢、疾病，还有死亡本身？”

“知道。”

“彻底的隔绝、孤独？”

“知道……我准备好了。我能忍受一切痛苦、一切打击。”

“不仅敌人的打击——而且是亲人的、朋友的打击？”

“对……即使是他们的打击。”

“好。你准备去牺牲？”

“对。”

“去做无名的牺牲？你会死掉——而没有人……甚至没有人知道，他满怀尊敬所纪念着的人是谁！……”

“我既不需要感激，也不需要怜惜。我不需要名声。”

“你准备去犯罪？”

“我也准备去犯罪。”

姑娘埋下了她的头……

那声音没有马上重新提出问题。

“你知道吗，”她终于又说话了，“你可能放弃你现在的信仰，你可能认为你是受了骗，是白白毁掉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我也知道。反正我想要进去。”

“进来吧！”

姑娘跨过了门槛——于是一张重重的帘子在她身后落下。

“傻瓜！”有人从后面咬牙切齿地骂她。

“圣女！”从某个地方传来这一声回答。

1878年5月

（王智量 译）

六十高龄的屠格涅夫，老骥伏枥，而壮心未已，心头仍不时涌现出一阵阵的创作冲动。然而他已经没有精力再写出大部的作品了，只能把脑海中浮现的一个个思想和形象，信笔随时简略扼要地记录下来。日积月累，在1878年至1882年前后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形成一部好似一盘散珠碎玉似的优美的诗集。它就是《散文诗》。而《门槛》是《散文诗》中最为杰出的篇章之一，是世界文学中难得的一篇短小精悍的珍品。“门槛”象征着一种间隔、一种阻碍、一种困难。整个跨越这“门槛”的故事因此便象征着一种越过间隔、冲破阻碍、克服困难的斗争精神，象征一种征服一切艰难险阻的主动性、毅力、决心和觉悟。

——翻译家 王智量

十年 Decades

在我们人生的刻度上，有多少个十年？屈指可数；而在历史的长河里，十年只是沧海一粟。苏轼曾经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那是时间对爱情的一份追忆；曹雪芹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坚持著书，才有了《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那是时间对艺术的一份馈赠；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以十年为跨度，抒写了命运跟随时代的变迁，那是时间对社会的一份洗礼。

我们曾经想校对时间，到最后才会发现，在所有的批评当中，最正确、最伟大、最天才的，是时间。十年，既有世事浮沉，又有农夫悲欢；既有鸿篇巨制，又有青鞋布袜。正所谓“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一代又一代人，一个又一个十年，铺就了我们今天的“黄金时代”。

十年在古代，仿佛是很久很久的事情，而十年在今天，又仿佛是很快的事情。别说十年，四十年都是弹指一挥间。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站在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新起点上，时代的脉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强劲，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扣人心弦。在一个又一个辉煌十年的背后，是一张张普普通通却可敬可亲的中国人的面孔，他们用奋斗，用拼搏，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走进朗读亭

我想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送给我的家人。

我十七岁拿到了全国十佳模特，在事业巅峰之际，我失明了。我也曾经想要结束生命，是一份爱感染着我，让我遇到了相守一生的人，也让我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朗读者 王蕾蕾（模特）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我要把它送给我们雷达兵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十几位战友。

朗读者 刘无瑕（八十五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雷达兵）

1977年我参加高考，那一届的学生对读书的饥渴是罕见的，寝室熄灯后，有人到路灯下读书，甚至打着手电在被窝里读。

有了这一刻，世界就不再是原来的世界，不再是没有这一刻的世界。……你在一条草木覆盖的暗沟前失足的时候，大山垫给你一块石头或者借你一根树枝，阻挡你危险地下坠。

朗读者 韩少功（作家）

我们是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保护深圳海域的珊瑚礁。珊瑚是受法律保护的动物，是海底的一个基础生态链。珊瑚礁在深圳曾经有过一段非常辉煌的时期，现在却岌岌可危。改变我们人类对海洋过度索取的态度，这是我们工作的根本。我们要让下一代人理解，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海洋是正确的。种珊瑚，种人心。我们用行动激发大家参与进来，为自己家门口的海底做一点点事情，让我们的珊瑚礁生态恢复过来。我要朗读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的片段。

这真是一片奇妙又少见的海底森林，生长的都是高大的木本植物，小树上丛生的枝杈都笔直伸向洋面。没有枝条，没有叶脉，像铁杆一样。在这像温带树林一般高大的各种不同的灌木中间，遍地生长着带有生动花朵的各色珊瑚。

朗读者 夏嘉祥（潜爱大鹏公益组织秘书长）

朗读者 迟福林 CHI FU LIN

1988年，全国最年轻的省份——海南省诞生了。一夜之间，海南从一个遥远的南疆边陲的小岛变成了充满希望和梦想的淘金之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那样一片广阔的改革开放的试验田里，一代改革人将自己的青春热血投注其中。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是其中之一，他亲自参与、亲眼见证了海南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

时间回到1987年12月，距离海南建省尚有几个月，三十六岁的迟福林从北京调任海南，参与海南省的筹建，担任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和省政府体制改革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那时的海南虽然一片破败，但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发展，思考最多的就是未来。

三十年来，迟福林参与了海南多个发展规划的研究制订，在不同阶段为海南提出了不少创造性的概念和发展思路，比如“特别关税区”“自由贸易区”“海南国际旅游岛”等。转眼三十年过去了，海南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基础设施大为改善，经济总量大幅增长，生态也没有遭到破坏。海南再也不是当年迟福林下飞机时看到的那个海南，而是充满内在活力的、开放的、发展的海南。迟福林说，他的“海南梦”还要做下去。实现这个梦，需要更大的开放和更大的改革。

朗读者访谈

董卿：听说您有一个外号叫“迟改革”？

迟福林：对。我老和大家说，改革不能迟，所以这个外号不太好，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好像生下来就是为改革的。

董卿：为什么这么说呢？

迟福林：我们小的时候受过苦，吃不饱饭。开始懂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思考问题：为什么我们会这样？

董卿：我们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您是怎么从一个穿着军装的军人走上了一条改革的道路呢？

迟福林：我在部队的时候做过宣传干事，后来到国防大学当教员。许士杰书记被抽调到海南建省筹备组当组长以后，找到了我。我当时想，海南要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我现在能有这个实操的机会太难得了，所以真的没有迟疑，一天之内就从一个军人变成了一个老百姓。1988年我到了海南，今年已经是第三十一个年头了。

董卿：您能给我们描述一下那时候海南是什么样吗？

迟福林：当时海南岛的接待条件有限，很多人找不到住的地方，只好暂时住在街头。他们铺着一个席子，一个报纸，晚上用个小饭盒，弄个木头煮个面条吃。可他们在朗诵诗。十万人才下海南，那个时候好像什么都缺，但最不缺的是激情。

董卿：我们收集了一些当时的照片，您看看这个人头攒动的景象！

迟福林：我就在现场，不过在人群里也找不到我。（笑）这是在海口的秀英码头。

董卿：从这个码头看，当时的海口其实还是很破旧的。

迟福林：哎呀，一下飞机，海南给我的感觉和我想的南国风光有很大差距。我在省委机关住临街一点的房子，晚上开始睡觉的时候要用棉花塞上耳朵才能睡着。为什么？因为经常停水停电，每一个小面铺都有一个发动机发出声响。

董卿：这一张是海南省第一次党代会的照片。听说在这个大会上，许士杰书记做的报告是您起草的？

迟福林：是的，是我主笔。我们那个报告有三个基本点：第一，改革是干吗？这就是报告的主题——放胆发展生产力，开创经济特区新局面。第二，1988年海南省第一次把发展市场经济写入了党代会报告。那么要发展市场经济还要怎么办？所以第三点提出来了，要尽快设立第二关税区，这接近了我们今天谈的自由贸易港。所以，那是一个解放思想的报告，是改革激情燃烧的报告。（掌声）

董卿：我们都知道，改革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您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风险？

迟福林：改革就是打破各种利益的束缚。比如说我们在海南开始搞小政府大社会，比原来建省前减少了十多个行政管理机构，少了五百多号人，有的部门就带了七八个人跑到许书记那儿说：“迟福林刚来海南，就想端我们的饭碗？我们把迟福林赶出去！”比如说我们搞股份制，开始海南没有什么像样的企业，我们要培育市场，发展市场经济，尽快建立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结构。

董卿：您一手创立的中改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被人们称为“股份制改革的黄埔军校”，是吗？

迟福林：是的。我们现在看到椰树集团的椰子水生产得那么好，可当初的椰子加工厂臭得呀，还乱哄哄的。团队通过改革，发展成一个应该说至少在东南亚椰汁生产领域最好的企业。当时重要的改革就是能不能把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打破“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鼓励员工持股。

董卿：您其实也不是海南人，那您到了海南之后怎么样以最快的速度了解当地的民生，制定所有的改革政策呢？

迟福林：我在刚去海南的第一年就把十九个市县全部走完了。2003年，我到了黎族一个村庄去调研，看到一个家里三口人，老太太躺在病床上，老头是只有一条腿的残疾人，他怎么耕田呢？他把剩下的一条腿拴在犁耙上，就这么耕。我就问，像这样一个家庭有最低救济吗？他说有，前天下来了，五块钱。我听了以后大吃一惊。后来在总理座谈会上我说，我们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了，却连农村的救济制度都没建立起来，说不过去啊。几个月以后，中央和国务院就决定，从当年开始在农村全面实现最低救济制度。我真的特别特别高兴，不知道自己起了这份作用没有，至少我反映了我们农村的这样一种现状。

董卿：所以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这么简单。

迟福林：是的。

董卿：从1988年开始，海南的改革也是一个前赴后继的过程。

迟福林：对。我的追求和梦想到今天都没有变。别人说我怎么整天就在工作？我感到不缺别的，就缺时间，时间越来越少了。许士杰书记病危弥留之际，在广州握着我的手，一定叫我给他讲讲当前的改革形势。医生和他的老伴三次要赶我走，他用手指比画，把他们赶出去。他最关心的就是改革能不能走下去，到底遇到了什么情况。我在他的病房里将近一个小时，他都说不出几句话。（哽咽）我几乎也是流着泪跟他讲着话。所以，别人称我“迟改革”的时候，我感到我还不够格，真的。（掌声）

我离开以后，没过几天他就走了。他们这一代人给我们树立了一种改革的榜样。我从来没有说自己受了委屈，受了痛苦，甚至在很大压力下说我不干了。这几十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前些年在北京经常有人逗我说：“迟福林，你又不是大臣，成天奏什么折子啊？”我说这是我的责任。我们一直把自己的使命叫“直谏改革”。

董卿：对一个省来讲，三十年还很年轻；但是对一个人来讲，三十年，您就是从而立到花甲了。您怎么样来评价自己过去的这三十年？

迟福林：一个字，值！（笑）我总觉得海南真是一篇大文章。总书记到海南，宣布海南全岛建立自贸试验区，分阶段分步骤建立自由贸易港。我尽管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但是我还相信，未来的十年或者二十年，我还会发挥自己应当发挥的那份作用！（掌声）

董卿：我们在您身上感受到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情怀。您今天想要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迟福林：我刚才讲到的许士杰书记是一个文人，又是一个改革家。他写的《登高峰 颂椰树》今天看来仍然有很多启示，谨以此篇献给许书记，献给所有的天涯追梦人，献给改革新时代的奋斗者。

读本 登高峰 颂椰树（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许士杰

因版权原因，未收录原文

朗读者 唐家三少 TANG JIA SAN SHAO

1998年被人们称为“中国互联网元年”。那一年，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横空出世；那一年，马化腾在深圳创办了腾讯；那一年，刘强东在北京建立了京东。如今，互联网浪潮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消费方式，甚至包括我们的阅读方式。互联网衍生出了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网络文学。据统计，到2017年年底，中国的手机网络文学用户已经达到了3.44亿，中国网络作家层出不穷，已占领一块不可忽视的文学领域。

唐家三少是中国网络作家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他是公认的最勤奋、最高产、最富有的一位作家，素有“网文之王”的称号。2004年，他开始在读写网创作处女作《光之子》。2005年5月，他成为起点中文网的签约作家之一。出道以来，唐家三少每日更新，从不断更。遇到周一、月初或节假日，还常有临时加更。几千个日夜持续不断的码字生涯，让他的颈椎严重受损。

努力勤奋的创作和远大独到的商业眼光为唐家三少带来了高额的收入，使他多次登上网络作家富豪榜榜首。他的实体书销量极好，《绝世唐门》总销量超过千万册。而且，他很早就懂得多版权运营，全品牌开发，他的作品几乎都被改编成了游戏、漫画或是影视剧，版权费收入可观。同时，个人品牌的打造、粉丝的培养和维护以及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也都是他首开先河。现在，唐家三少已俨然是网络文学界的旗帜和标杆，不可复制，难以超越。

朗读者访谈

董卿：你比一般的读者可能更早一些接触到网络文学，这是不是和你的第一份工作有关啊？

唐家三少：对。我1998年进央视，做央视国际互联网的第一版。那个时候我们用“猫”，还要拨号33.6、512……我觉得可能现场很多观众都不知道这些。

董卿：对，那时候网速非常慢。

唐家三少：那会儿哪怕不工作的时候，也不太愿意回家，愿意在单位上上网，看看小说，在聊天室聊聊天。

董卿：“唐家三少”的名字就是那时候开始用的吗？

唐家三少：我当时起了四个网名，叫唐家大少、二少、三少、四少，同时开四个窗口，在一个聊天室里聊天。（全场笑）

董卿：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网络文学的呢？

唐家三少：我看的第一部真正让我觉得是纯粹意义的网络小说，也算是我认为的网络文学里有标志性的作品，应该是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特别新奇。他写的故事里面有好多都是我们网友的交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网性的网络小说。他的书出来了以后，渐渐地，一些早期的网络作家开始有了连载式的创作。最好的就是一周更新一次，一次写个一两章的，还有月更的，半年更的。我们那会儿有一种说法叫“太监小说”，就是写到一半人没了。

董卿：那你是怎么从一个读者变成了一个作者的呢？

唐家三少：我自己一开始就是写着玩。我的第一部作品是《光之子》，文章底下开始有网友回复。你会把那些不好的回复自动忽略，就看那些好的。然后你就会特别有信心，觉得还是有人喜欢看的。

董卿：你的第一部小说《光之子》跟你自己的生活有关吗？

唐家三少：有关。男主角叫长弓威，女主角叫木子默，其实是把我和我爱人的名字拆开了。我跟我老婆是在网上认识的，应该算一见钟情。但是她属于比较慢热的人，我属于进攻性比较强的，我就给她写了第一封信，后来变成了见一次面写一封，再后来就是每天写一封。

董卿：你这也属于日更吗？

唐家三少：差不多吧，给她写了很多情书，就当练笔了。

董卿：小说《光之子》很快就得到了网友的认同。

唐家三少：对。当时在我们网站上它排第一，可能因为我每天更新，所以大家就下意识地支持我。我那会儿经常开玩笑说，我是靠人品吃饭的。（笑）

董卿：不过你这点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每天更新，整整十四年没有间断。你是怎么做到的？

唐家三少：我大概算算，我应该写了四千多万字，差不多平均每天写八千字。当我讲故事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的状态和平时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是最兴奋的，是一种完全的享受。我印象最深刻也让我最有感触的是，我老婆生孩子，我陪她在待产的时候在写，我们新婚之夜还在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三十岁生日那天发烧到四十一度多，我有种忽冷忽热的感觉，就是完全控制不了自己了。等到晚上缓过劲来的时候，我背后靠一个被子，把笔记本电脑架在腿上，用半躺着的姿势写。我那天写了六千字，写到十二点。

董卿：每天一万字的更新速度，你的身体会受影响吗？

唐家三少：我职业病蛮多的，颈椎、腰椎都不太好。你看我的脖子到这儿就下不去了，到头了，这边到这儿。（演示）

董卿：你是如此勤奋，但是唯独在2015年出现了一个例外。

唐家三少：那年的11月，我老婆跟我说，她右胸口的一个位置大概有个肿块。当时医生就跟我们俩同时说：“疑似乳腺癌，先去做检查吧。”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嗡”了一下。她才三十三岁啊。

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她手术的那天是2015年12月3日，应该是早上七点一刻进的手术室。医生先把肿块切除掉，如果是良性的，缝合上就可以出来了；如果是恶性的，就要做大手术。当我等到十二点的时候，我就知道，恐怕是不好。那天她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十五分。身上盖着绿色的单子，整个上身的一段裹满了纱布，外头全是管子，脸色蜡黄，双眼紧闭。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挺强大的人，但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没用。因为她躺着不能动，就开始腰疼，我想只要我能够帮她一点，就一定努力帮。我一开始坐在她床边，把手伸到她的腰下面给她揉，后来蹲在床边，最后跪在床边，一直到早上六七点。

董卿：你就是在那个时候发了微博说你不写了？

唐家三少：不是。具体日子我记不清了，但应该是因为后面的一个事：我们俩刚交往的时候她是短发，她知道我喜欢长发，就一直留着头发。我们俩是1999年3月15日在一起的，到2015年在一起十六年了，她的头发已经过了膝盖。手术之后要化疗，她在我生日那天去理发店把头发编成辫子剪下来，装在一个盒子里送给我做生日礼物。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在一种接近崩溃的状态。

董卿：你发了微博说有可能写不下去的时候，你的读者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

唐家三少：大多都是鼓励。但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写书。在她第一次化疗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我坐在电脑前，我想试试。当我把手放在键盘上，看着文档，尝试着去敲一个一个字的时候，我渐渐进入了状态。我突然发现，至少在写的过程中，我没那么难过。我才知道我能写十四年，不只是因为坚持，也是因为热爱。（掌声）

董卿：你把生命当中体会到的这些艰难带到创作里了吗？

唐家三少：虽然这两年我经历了这么多痛苦，但是我真的不想把这些带给读者，所以我决定把这本书的名字从《为了你，我愿意放弃整个世界》改成《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因为我觉得我首先要表现出一个积极向上的情绪，这样我才能陪伴着她，用更加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周围的一切。

董卿：你今天想要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唐家三少：我今天为大家读一段金庸老先生的《笑傲江湖》吧。

董卿：现在很多人把网络文学称为“键盘的江湖”。但凡有江湖的地方，想要立足，除了超凡的武功之外，还得有超凡的定力。

唐家三少：谨以此篇献给所有鼓励我创作的读者朋友们和我的妻子。

（编者补记：2018年9月11日，唐家三少发布微博：“我的木子走了。”9月15日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唐家三少发文表示：“十四年零七个月，网络连载不断更，今日，为你而断。”用这种方式寄托哀思。十多万网友在微博下留言，向他致以哀悼，为他送去鼓励。9月26日，唐家三少在微博回了一封信给书友，感激他们的温暖关心，表示自己已经恢复写作，并在最后写道：“我这一辈子到现在活了三十七年，感情上只爱过她一个人。我也要告诉你们，我的每一位书友们，我一直爱着你们，亦如你们爱我。”）

读本 笑傲江湖（节选）（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金庸

因版权原因，未收录原文

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家中的泰山北斗。他的代表作《笑傲江湖》创作于1967年，虽然名为《笑傲江湖》，却又是金庸笔下最不自由的江湖。嵩山比武的情节在整部小说中十分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整个武林的兴衰成败，唯一可以力挽狂澜的令狐冲，却又心心念念他的小师妹岳灵珊，故意输了比赛，让人读了以后既伤怀又感动。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谷曙光

朗读者 吉吉 JI JI

2008年8月8日注定会被载入史册。这一天，第二十九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北京盛大开幕，当天晚上，已经传递了一百多天的奥运圣火也抵达了开幕式现场。而在此之前，奥运圣火在一百二十多个海内外城市传递，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它在珠峰被点燃的那一刻。奥运圣火站在了世界最高峰，也为现代奥林匹克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年奥运火炬珠峰传递的第一棒火炬手就是我国著名的女登山家吉吉。吉吉是西藏林芝人，1989年4月成为中国第一支女子登山队的首批队员，当年8月就登上了海拔6330米的唐拉昂曲峰顶峰。她性格倔强好胜，从不服输，敢于向男人挑战，向国内外同行挑战。她常年行走于冰峰雪岭之间，用双足征服了一座座高峰。

值得一提的是，吉吉的丈夫仁那也是非常优秀的登山运动员。由于他们对登山运动的特殊贡献，国际登山界将他们誉为“比翼双飞的雪山之鹰”。2005年，一场变故改变了吉吉的生命轨迹——仁那在准备攀登迦舒布鲁姆Ⅰ峰的途中，突遭山体崩塌，不幸遇难。因为这场变故，家里人不愿意吉吉再接触这项危险的工作，然而她心中始终放不下丈夫，想要弥补他的遗憾。2007年7月，她登上了海拔8068米的世界第十一高峰迦舒布鲁姆Ⅰ峰的顶峰，成为登顶此峰的首位女登山家。

朗读者访谈

董卿：2008年5月8日，奥运圣火在珠峰被点燃，这也是奥运历史上海拔最高的火炬传递。（屏幕播放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视频资料）再看十年前的这一刻，你是不是还是会觉得很激动？

吉吉：是的。当时真的非常激动又非常紧张。我们几个火炬手提前到了，所以需要等一个小时。火炬传递真正快开始的时候，我的手和脚都已经麻了。我从火种灯里取火的时候，特别担心能不能点着，就用两手紧紧握着火炬。最后一棒是次仁旺姆。九点十六分，在海拔8844.43米上点燃了祥云奥运火炬。（掌声）

董卿：包括你在内的这些火炬手是怎么选拔出来的呢？

吉吉：我是在登山队女队里面实力比较强的，1999年和2005年我登过两次珠峰。我们第一个阶段在北京以体能训练为主；第二个阶段在昆明训练，主要以负重为主；最后在拉萨做适应性训练。

董卿：当时一共有多少备选的火炬手呢？

吉吉：当时有三十六个火炬手。

董卿：最后是从三十六个里面挑出了五名吗？

吉吉：是的。到了山上以后，谁都不知道谁能上。但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三十六个火炬手，有的被安排到修路组，有一部分人是接应组，十二个是志愿组。所有的队员都有实力登上珠峰，但是他们无论干什么都没意见。

5月7日晚上，王队长跟我说：“吉吉，你明天是第一棒。”我当时真的很激动！那天晚上躺着吸氧，我一直在想明天该怎么举火炬，几乎一宿没睡。

董卿：最后火炬顺利到达了珠峰峰顶。大家都在那里欢呼、雀跃、合影、拥抱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

吉吉：1999年，我丈夫和我一起登顶了珠峰。申奥成功后，我们两个商量，2008年要共同传递奥运圣火。当时我在默默地告诉他，虽然你来不了了，但我替你完成了我们共同的心愿。

董卿：1999年你和丈夫仁那一起登上了珠峰。（看屏幕）这就是当时的情景。

吉吉：我三次登顶珠峰，这是天气最好的一次。

董卿：我觉得这真的是很让人羡慕——能够和自己相爱的人登上世界之巅，让珠穆朗玛峰见证你们两个人的爱情。

吉吉：是的。1999年登珠峰是为了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圣火采集。我们十个队员里，就我没有上过8000米以上的山峰，因此我压力很大。到8700米的时候，他在前面带我。离顶峰20米左右的时候，他在上面等着我。我上去以后，我们俩手拉着手一起登上顶峰。我坐在那儿哭了半天，我们队长、总指挥长在对讲机里面喊：“你们登顶了吗？”“登顶了。”“那你们是一起登顶的吗？”“是一起登顶的。”“你们拥抱了吗？”“拥抱了。”“你们亲了吗？”“亲了。”（全场笑）

董卿：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吉吉：我从体工队转到登山队的时候认识他的，那年他才二十二岁，喜欢唱歌跳舞。有一次他住院了，我去陪护他。他做了胃部手术，我就每天煮一点面给他吃。那时候他感觉有自己的家了。

董卿：我听说你们俩结婚的时候，你们的队友还给你们写了一副对联叫“一对比翼鸟，两位冒险家”，横批是“生死与共”。

吉吉：（点头）我们俩从来没有吵过架，结婚将近十五年，感情一直很好。（流泪）

董卿：他是在2005年遇难的，是吗？

吉吉：是的。每年他们探险队出发的时候，我们藏族的习惯是为他们献哈达，那年我在珠峰执行任务，没法回去，我以为迦舒布鲁姆峰对他们来说难度不大，觉得他们一定会回来。5月28日我在半路上接到通知，让我马上回拉萨参加一个活动。到拉萨以后，我看车子往北郊开了，就是去我们家了，我想到肯定出事了。所有的亲戚、领导都来了。当时问谁都不说，最后我哥哥告诉我，仁那在那边遇到滚石牺牲了。我昏过去好几次，心里真的受不了。我不敢告诉女儿，她那年才十一岁，其实她知道的。之前她经常会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从那次以后，她再也没有问过。

董卿：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你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是吗？

吉吉：是的。到现在，晚上家里座机或者手机响了，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会不会是他打过来的？感觉有一天他会推开家门，出现在我和女儿面前。我还天真地想，他真的回来的时候，能认识我们吗？

董卿：对于你来讲，纪念他的一种很好的方法就是去登那些他登过的山，那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是和他在一起？

吉吉：对。我提出要求，迦舒布鲁姆Ⅰ峰能不能让我也去？因为如果他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落了最后一座山峰。领导同意了。迦舒布鲁姆峰跟珠峰比真的是难度很大。

董卿：它比珠峰的难度还要大？

吉吉：是的。中国队的队员都没登过那座山峰，要从突击营到顶峰，连需要带多少绳子都不知道。当时我们带了八百米的绳子上去，越走越陡，结果没绳子了。当时我想，我不可能活着回去了。因为没有绳子，你上去了怎么下来？不过我感觉他一直在鼓励我，就是他给了我力量，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最终我把他的骨灰带到顶峰了。我就告诉他，你放心，我会好好把女儿抚养长大。

董卿：现在，奥运火炬传递已经完成了，迦舒布鲁姆I峰你也替他登上去了，你对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愿望吗？

吉吉：现在我是西藏登山队的总教练，就要培养新队员。登山虽然不是竞技项目，没有奖牌，没有鲜花，但是我们一定会把五星红旗插上顶峰，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也都这么做到了。

董卿：在那样一个极高极寒的地方，你用满腔的爱为我们留下了最温暖的家国记忆。谢谢你，吉吉。（掌声）你今天要为我们大家读些什么呢？

吉吉：迟子建的《爱人》，献给我丈夫。

读本 爱人（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迟子建

因版权原因，未收录原文

迟子建执着于“人生有爱”“人间有情”，她以丰沛的创作实践一直在书写“温暖”和“爱”。迟子建的世界里永远都有温暖烛照，即使是身处最卑微之处，她也要倔强地为读者和自己点起微火。迟子建以自己对这块土地的热爱使读者相信这里的美好，以自己对世界的良善理解使读者相信人间的温良。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评论家 张莉

朗读者 林鸣 LIN MING

港珠澳大桥的全线通车，毫无疑问是2018年最令人关注的一个时刻。这座大桥连接着珠海、香港、澳门，集桥、岛、隧为一体，被人们称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林鸣作为这项世纪工程的岛隧总工程师，在过去的十几年内，将自己全部的心血都投注在了这座桥上。

近四十年的职业生涯里，林鸣走遍了大江南北，建起了众多桥梁。港珠澳大桥不是林鸣主持修建的第一座桥梁，却是难度最大的。它全长五十五公里，是当今世界最具挑战的超大型跨海工程。为满足航线安全、航道畅通、地形结构不被破坏、中华白海豚生存不受影响等种种制约条件，包含跨海大桥、人工岛屿、海底隧道的桥隧岛集群模式应运而生，这使得港珠澳大桥的施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

整个工程历经六年的前期准备和九年的建设。十几年来，林鸣每天清晨五点从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营地出发，到达伶仃洋上的淇澳岛，来回十多公里，风雨无阻。2018年10月24日上午九时，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运营。当“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终于变成现实，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林鸣这样的建设者们艰苦卓绝的探索，也是中国从桥梁大国向桥梁强国的一次伟大飞跃。

朗读者访谈

董卿：从2001年到2009年，我们国家建成了四座跨海大桥，而港珠澳大桥被称为“奇迹”。

林鸣：隧道可能是这个工程最有挑战的部分。我们的这个隧道叫沉管隧道，一百多年以来，在全世界一共也就建了大概不到两百个沉管隧道。它的风险是，整个建设全部都要在水底完成，你不能目测。港珠澳大桥的沉管规模很大，它的建筑环境在全球范围来看也是非常困难的。

董卿：它是全世界唯一的深埋沉管隧道。

林鸣：最深的地方要埋二十多米，埋在海床下。

董卿：那就是水下得要有……

林鸣：应该有四十多米吧。

董卿：就是这样一个最困难、最复杂的工程，最后却是一个自主攻关的建设方向，这点其实是蛮出乎人的意料的。

林鸣：被逼的。（笑）当时我们想，这个工程最好是跟外国公司共同合作完成。我们找到了全球很好的一家公司。谈价的时候，他们开始给我们的价格是十五亿，这个价格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董卿：您没有讨价还价吗？

林鸣：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把价格减到只付最最需要合作的部分。我就说，给他三亿。对方说，我给你们唱首祈祷歌。

董卿：（笑）然后拂袖而去。

林鸣：后面的决定就是，要自主，要靠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非常大的新挑战——从无到有，你要去走一条自己的路，要连续装三十三节管。

（屏幕播放港珠澳大桥工程相关视频片段：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的施工需要将三十三节每节重达八万吨、长达两个足球场的钢筋混凝土管，在伶仃洋水下五十米深处安装成长达六点七公里的海底通道。这一项施工的技术难度堪比“海底穿针”。）

董卿：三十三节，我们刚才看到的标号是E1到E33。E1也就是第一节，安装的时候，你们给它起了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叫“深海初吻”，但是听说整个过程一点儿都不浪漫。

林鸣：我就像新手上路一样，开一辆很大的车，没有教练坐在边上。E1的安装做了九十六个小时。

董卿：安装就做了九十六个小时？遇到了什么问题？

林鸣：主要是回淤。我们挖了个槽以后，泥沙会沉淀。当时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够，没有经验。管子放下去以后，发现跟我们预想的差了十多厘米。我们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非常担心基础出问题，又清理，又重新安装。第二次装好，我们已经干了八十个小时了。八十小时干完以后，管子放下去了，当时还差一些。各方很谨慎，又要求我们再重新装一次。人困马乏啊，因为再装的时候还是那班人，也没有第二班人替换。最后我们一共花了九十六个小时，五天四夜连续在海上奋战。

董卿：五天四夜里您休息了吗？

林鸣：我没有休息，我们不能休息的。（掌声）

董卿：这才是第一个，后面还有三十二个。会不会有人就觉得这事可能干不了了？

林鸣：那个时候我们的痛苦在哪儿呢？就是对我们自己研发的、攻关的外海沉管安装的成套技术有担心。E1出了问题，E5出了问题，E10出了问题，E15半年三次安装，两次拖回去。

董卿：您心里是不是觉得这是老天在跟您较劲？

林鸣：2015年春节E15进行了第二次安装。可我说要拖回去时，我们那些指挥和现场的领导，眼泪就“哗”地流下来了。那种期待和失望来得那么强烈，很多人受不了。因为我们的付出太多，我们太认真、太期待了，结果它是这样一个雪崩式的回淤。

董卿：您怎么去凝聚人心呢？

林鸣：还是要通过成功，就是从困境当中尽快走出来。唯有成功，我们才能重塑信心。

董卿：您有出现过扛不住的时候吗？

林鸣：E7装完以后，我记得我七点多到了工地，九点多，我的鼻子突然开始出血，堵不住。医生给我检查后说，这个出血要做手术。我说，能不能赶在七天内？我后面还有安装。他说应该差不多。其实更大的出血是什么时候呢？是拆线。一下子就是几百上千CC的血。我赶快自己指挥，紧急地把广东最好的医生弄过来，重新再做一次手术，就是第二次手术。四天做了两次全麻醉。做完以后第七天，又赶上一次安装，我就到现场去，没有休息。

董卿：我们来看一下林总在工程前和工程后两张照片的对比。您大概瘦了多少？

林鸣：有四十多斤吧。

董卿：您不仅瘦了，而且也明显苍老了。

林鸣：我喜欢我现在的样子，现在是不是智慧要多一点儿？（笑）

董卿：我觉得您说您喜欢现在的样子，是您喜欢现在做成了这件事情以后您的样子。（掌声）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有记者问您团队里的工程师：“港珠澳项目当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说，是林鸣总工程师。

林鸣：有人这么说我吗？（全场笑）我想的就是，我们整个团队做一个与我们国家当今的发展、大国的地位相称的工程，就是做一流的工程。

董卿：您的这种严苛标准在E29和E30对接接口的返工当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林鸣：这个接头的重量有六千多吨。5月2日安装。五点五十三分，在伶仃洋的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指令开始。到夜里大概十二点完成安装。

董卿：5月3日有一则新闻，就是港珠澳大桥已经安全合龙，大家已经在庆祝成功了！

林鸣：有个记者问我是什么心情，我说，在等待。等什么？就等测量的结果。结果等了一个晚上，没有结果。我开始意识到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就给现场打电话。负责测量的同志讲话都不利索了：“结果有点偏差。”“偏差多少？”不敢讲。最后给我报告是十六厘米。我说，所有团队立刻到现场去，研究怎么办。大家一看，其实滴水不漏。

董卿：所以十六厘米是在容错范围内的？

林鸣：从水密、工程来讲应该已经算是成功了，包括国外的一些专家，我们征求他们的意见时，他们说：“很好啊！”其实如果我们就这么算了，工程就结束了。但是我想，它一定是这个工程包括我们生涯的一个偏差。

董卿：您最后决定拆掉、重新对接，有人支持您吗？

林鸣：绝大多数人不支持。

董卿：听说当时有很多外方工程师都已经买了机票准备回家了。

林鸣：对，又被我抓回来了。我记得返工过程花了四十二个小时。我后来把它理解为考验——西天取经，最后给你一个考验。

最后我们调完了，我们认为的偏差应该是三厘米。测量结果很快告诉我们，有一端是不到一个毫米，有一端是二点几个毫米。这叫天道酬勤，是对整个团队的一个回报。（掌声）

董卿：从十六厘米到二点几毫米，几十倍的差距，这个差距已经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了。

林鸣：我觉得是一种精神，其中包含我们的自信，包含我们的智慧。中国因为有了港珠澳大桥工程，从一个沉管隧道的小国变成了世界沉管隧道领军国家之一。（掌声）

董卿：伟大的时代能够造就伟大的工程，而伟大的工程也没有辜负伟大的时代。您今天想要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林鸣：我想给大家读散文诗——《我喜欢出发》，谨以此篇献给港珠澳大桥的全体建设者和他们的家人。

董卿：出发，抵达，再出发！

读本 我喜欢出发

汪国真

我喜欢出发。

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便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

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

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

打破生活的平静便是另一番景致，一种属于年轻的景致。真庆幸，我还没有老。即便真老了又怎么样，不是有句话叫老当益壮吗？

于是，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我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

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人能攀多高？这事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于是，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树起一个高远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

是的，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

可以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理想与浪漫的年代，诗歌对青年人的影响远远超过小说等文学形式。在无数写诗的青年人中，汪国真能够脱颖而出，完全在于他的诗本身的魅力。汪国真用他的诗轻轻叩开了年轻读者的心扉，让他们从他的诗中获得了一种对自我和生活的感悟与发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汪国真的诗”绝不为过。那是一个属于汪国真的时代，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里，汪国真的诗歌不断被出版社出版、再版，诗集发行量创新诗出现以来中国诗集作品中的发行量之最。

——编剧、导演 窦欣平

朗读者 陈佳洱 CHEN JIA ER

陈佳洱曾是北京大学最有地位的人物之一，当了十二年副校长、三年校长，从1955年调入北大，他亲眼见证了北大的“半辈子”；他自称“一介书生”，与“两弹一星”等国家战略紧密相连，是中国加速器物理的领军人物。

陈佳洱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那时的中国山河动乱，风雨飘摇，人人自危。他的父亲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当时就教会他四个字——科技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年仅十六岁的陈佳洱就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父亲的一些朋友充满激情地建议他考到东北的大学去，就这样，陈佳洱进入了大连工学院电机系。后来因缘际遇，陈佳洱才走上物理研究之路。1955年，陈佳洱被正式调入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1956年，陈佳洱开始研究加速器，用加速器产生的高能量粒子轰击原子核、变革原子核。1963年，他被公派至牛津大学留学，后来又去了著名的卢瑟福实验室。

1966年陈佳洱学成归国，正踌躇满志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科学的漫长严冬中，陈佳洱被迁往陕西汉中北大分校。它远离城市，紧靠秦岭，交通极为不便。在这里，陈佳洱要垒护坡、养猪和修铁路，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回研究之路。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陈佳洱回到北京。1978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终于来了。

作为科学家，陈佳洱为我国开拓的发展低能加速器及相关应用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他见证了中国科技事业的曲折与腾飞。

朗读者访谈

（屏幕播放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视频资料：经过一年的筹办，1978年3月18日到31日，盛况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共有五千五百八十六名各界代表参加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做重要讲话。大会筹备期间，邓小平听取武汉大学查全性副教授的建议，恢复了高考。一大批学子得以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董卿：您是亲历者，先跟我们大家说说当时的情景好吗？

陈佳洱：因为在全国科学大会后要定科学规划，当时中央让钱三强先生来负责，所以钱先生把我从汉中山沟沟里先调到北京来做原子核科学技术的规划。那次大会在我一辈子里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董卿：那个大会对您，对几乎所有的与会者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邓小平做了一个重要讲话。

陈佳洱：我记得题目大概是叫“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他很明确地提出，国家的现代化关键就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他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又讲到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要培养一批杰出的、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专家，特别是青年科学技术专家。当时我听了非常激动，听着听着流下了眼泪。

董卿：很多杰出的科学家都参加了那次大会，像您的老师王大珩，像钱三强、钱学森、华罗庚、严济慈等，可以说大家又聚在一起了。

陈佳洱：那是在大会上，因为主要听报告，下来是分组讨论。我分在北大和北医那个组，参会的有我们当时的周培源老校长，还有张龙翔校长。当时我发言说，由于“四人帮”我错过了最好的科学创造的年华，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四十三岁多了。周老就说：“你看，他还说老了，让我们怎么说？”（全场笑）

董卿：您是这里边最年轻的一位了！看得出所有人的表情都充满了喜悦。

陈佳洱：大家都普遍感觉到科学的春天来了，我们要好好干。我们憋着一肚子劲儿要打翻身仗，打翻身仗的劲儿就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

董卿：1978年中科院招了近千名研究生。那年中科大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严济慈先生担任院长。郭老去世之后，中科院又推选了化学家卢嘉锡先生成为新一任院长，有一大批科学家、专家重新走上了各个科研单位的领导岗位，真的是一派新气象。其实陈老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批公派留学生，1963年您到了英国？

陈佳洱：第一批是中方出四个，英方出四个，两国互派访问科学家，北大推荐了我到牛津大学的原子核结构实验室，参加牛津大学串列加速器的调试工作。后来系里希望我搞等时性回旋加速器，那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加速器，所以就把我从牛津大学接到卢瑟福实验室。

董卿：卢瑟福实验室是全球顶级的实验室。

陈佳洱：我去了以后，劳森给我的题目非常难。他们做等时性加速器时发现离子束从离子源出来以后，百分之九十都没了。所以他要我研究清楚，这些离子跑哪儿去了。他们要考验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青年科学家的能力究竟怎么样。所以我心里憋了一口气，我一定要给中国人争气！（掌声）

当时我设计了一个微分探针来探测微观空间里离子的运动规律，经过近一年终于搞清了离子的损失主要是因为两种机制——一种是从离子源出来的离子束的发射度跟整个加速器中心区域的接受度不匹配。我还发现了卢瑟福实验室的那种三个扇形的加速器有一种共振叫“越隙共振”，就是加速跟旋转耦合在一起产生的一种共振现象，所以一部分离子肯定要损失的，但是实验上没有人证明过这一点。

董卿：当您把您的研究结果交给实验室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说的？

陈佳洱：他们伸大拇指。（掌声）当时约翰·库普兰说：“You are king of harmonic acceleration（你是谐波加速之王）！”我把他的问题解决了。尽管我做得好，可他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科技上是落后的。有一件事情整个改变了他们的看法。那时英国正在大选，电视机里全是大选的新闻。突然，所有的屏幕都黑了，只打出两行字——中国今天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董卿：1964年的……

陈佳洱：10月16日。英国人都觉得非常突然。他们问我：“你们是不是真爆炸原子弹了？”那时候我也吃不准，就连夜从牛津坐火车到伦敦，找了使馆的政务参赞沈平，他告诉我，真爆炸了。在我回来的路上，火车上的一个老太太跟我一个车厢，她就问我：“你们现在有了原子弹了，你们是不是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啊？”

董卿：（笑）老太太还挺操心。

陈佳洱：我说，不会的，我们绝不首先使用原子弹，也不对没有原子弹的国家使用原子弹。那个时候，国际友人才对中国人有发自内心的尊重。

董卿：其实陈老他们家可不只出了他这么一位科学家。陈院士的父亲陈伯吹先生是中国的儿童文学家，他的叔叔陈汝惠先生是作家、教育家，他的两位堂兄弟，陈佐洱先生是一位外交官，陈佐湟先生是音乐家。（掌声）

陈佳洱：我父亲跟我讲过，他如果不是那么穷的话，肯定上大学去念数学。他非常喜欢数学。我小的时候，父亲冒着雨带我去看《居里夫人》。我印象很深的场景是，八吨的沥青，她用手去淘，然后把溶液拿出来结晶，前后实验三千多次，结晶了零点一克镭。当时有人找她，告诉她可以申请专利，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居里夫人坚决拒绝，她说：“我的发明属于我的祖国，属于全人类。”她不仅没有申请专利，还写信给问她的人，告诉他们镭怎么做出来。

居里夫人得了两次诺贝尔奖，一次是物理学奖，一次是化学奖。我父亲也跟我讲：“你要像居里夫人那样对社会有所贡献，你这一生就没白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都拿居里夫人作为我自己的榜样。

董卿：居里夫人也曾经说过，科学本身具有伟大的美，所以她愿意为了科学的进步，为了人类的进步奉献出她的所有。陈院士说，他很愿意为大家朗读居里夫人一篇文章中的片段，同时他还邀请了我们国家的另外几位青年科学家和他一起用朗读的方式向科学致敬。

科学的春天是一个蓄势待发的非凡起点。到今天四十年过去了，我们已经拥有了“嫦娥”“神舟”“天宫”“蛟龙”“天眼”“复兴号”“墨子号”等一项又一项令世界瞩目的科研成果。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所说的，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就让我们在历史当中汲取力量和养分，在探索、追求、拼搏、奋斗的道路上迎接更多辉煌的十年！

读本 我的信念

［法］玛丽·居里

生活对于任何一个男女都非易事，我们必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最要紧的，还是我们自己要有信心。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对一件事情是有天赋的才能，并且，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把这件事情完成。当事情结束的时候，你要能够问心无愧地说：“我已经尽我所能了。”

有一年的春天里，我因病被迫在家里休息数周，我注视着我的女儿们所养的蚕，结着茧子。这使我极感兴趣，望着这些蚕固执地、勤奋地工作着，我感到我和它们非常相似，像它们一样，我总是耐心地集中在一个目标。我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有某种力量在鞭策着我——正如蚕被鞭策着去结它的茧子一般。

在近五十年来，我致力于科学的研究，而研究基本上是对真理的探讨。我有许多美好快乐的回忆。少女时期我在巴黎大学，孤独地过着求学的岁月；在那整个时期中，我丈夫和我专心致志地，像在梦幻之中一般，艰辛地在简陋的书房里研究，后来我们就在那儿发现了镭。

我在生活中永远追求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一直竭力保持宁静的环境，以免受人事的侵扰和盛名的喧扰。

我深信在科学方面，我们是有对事而不是对人的兴趣。当皮埃尔·居里和我决定是否应在我们的发现上取得经济上的利益时，我们都认为这违反我们的纯粹研究观念。因而我们没有申请镭的专利，也就抛弃了一笔财富。我坚信我们是对的。诚然，人类需要寻求现实的人——他们在工作中，获得最大的报酬。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家——他们在一件忘我事业的进展中受到了强烈的吸引，使他们没有闲暇，也无热诚去谋求物质上的利益。我的唯一奢望是在一个自由国家中，以一个自由学者的身份从事研究工作。我从没有视这种权益为理所当然的，因为在二十四岁以前，我一直居住在被占领和蹂躏的波兰。我估量过法国自由的代价。

我并非生来就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我很早就知道，许多像我一样敏感的人，哪怕只是受了一言半语的呵责，便会过分懊恼，他们会尽量隐藏自己的敏感。从我丈夫温和沉静的性格中，我获益匪浅。当他猝然长逝以后，我便学会了逆来顺受。我年纪渐老了，也愈会欣赏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如栽花、植物、建筑，对诵诗和眺望星辰，也有一点兴趣。

我一直沉醉于世界的优美之中，我所热爱的科学，也不断给我展示崭新的远景。我认定科学本身就具有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他还是一个小孩，在大自然的景色中，他好像迷醉于神话故事一般。这种魅力，就是使我终生能够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的主要原因了。

（剑捷 译）

居里夫人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曾两度摘取诺贝尔奖的桂冠。很多人在儿童时代就听过她的故事，她的影响早已超出科学领域，她的名字也逐渐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居里夫人一生清贫，科学研究大都是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完成的。她从无热诚去谋求物质上的利益，即使功成名就之后，金钱与荣誉如潮水般涌来，她也毫不在意。《我的信念》是一篇动人的独白，如她本人一般散发着理想主义的光辉。我们看到一个沉醉于科学魅力的居里夫人，她专注忘我，平静愉快。

——编者

认识到自己的无知

［法］蒙田

世上许多弊端，或者说得更大胆，世上所有弊端的产生都在于我们害怕暴露自己的无知，我们被迫接受自己无法驳斥的事。我们谈到一切事物都对照教条和禁令。在罗马法庭的文件里，就是证人亲眼目睹的事情，法官根据确凿无疑的案情做出的判决，也是以这样的形式拟文：“我认为”。有人非要把可能的事说成确定的事，就会使我对可能的事也不想听。我喜欢这些字眼：“也许”“在某种情况下”“据说”“我认为”诸如此类缓和语气、减轻唐突的话。

我若教育孩子，就会让他们养成这样回答的习惯，不是决定式的，而是询问式的：“这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可能是这样。真有这回事吗？”宁可他们六十岁时还保持学徒的模样，不要十岁时装出博学之 士的派头，像他们现在这样。谁要治愈无知，先要承认无知。彩虹女神伊里斯是奇术师陶玛斯的女儿。惊异是一切哲学的根本，探索是进步的基础，无知则是死胡同。从中也可看出，有一种强烈探索愿望的无知，在荣誉与勇气方面绝不输于追求学问，理解这样的无知并不比理解学问更少学问。

我们与生俱来的无知，经过我们长期的探索，得到了肯定和证明。真正有知识的人的成长过程，就像麦穗的成长过程：麦穗空的时候，麦子长得很快，麦穗骄傲地高高昂起；但是，当麦穗成熟饱满时，它们开始谦虚，垂下麦芒。同样的，人经过一切尝试和探索后，在一大堆洋洋洒洒的学问知识中，找不到一点扎实有分量的东西，发现的只是过眼烟云，也就不再自高自大，老老实实承认人的天然地位。

（马振骋 译）

（本文由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蔡天新朗读。）

蒙田从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传世之作，他在《告读者》的开篇就已指出：他写此书的目的是奉献给自己的亲友，以便他们日后能够重温他的为人和个性的一些特征，由此而获得对他更全面、更真切的了解。蒙田也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定型之作，他总认为自己是在不断探索，不断尝试，也不断改变自己。

——翻译家 黄建华

哥德巴赫猜想（节选）

徐迟

要想懂得哥德巴赫猜想是怎么一回事，只需把早先在小学三年级里就学到过的数学再来温习一下。那些12345，个十百千万的数字，叫作正整数。那些可以被2整除的数，叫作偶数。剩下的那些数，叫作奇数。还有一种数，如2、3、5、7、11、13等等，只能被1和它本数，而不能被别的整数整除的，叫作素数。除了1和它本数以外，还能被别的整数整除的，这种数如4、6、8、9、10、12等等就叫作合数。一个整数，如能被一个素数所整除，这个素数就叫作这个整数的素因子。如6，就有2和3两个素因子。如30，就有2、3和5三个素因子。好了，这暂时也就够用了。

1742年，哥德巴赫写信给欧拉时，提出了：每个不小于6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例如，6=3+3。又如，24=11+13等等。有人对一个一个的偶数都进行了这样的验算，一直验算到了三亿三千万之数，都表明这是对的。但是更大的数目，更大更大的数目呢？猜想起来也该是对的。猜想应当证明。要证明它却很难很难。

整个十八世纪没有人能证明它。

整个十九世纪也没有能证明它。

到了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问题才开始有了点儿进展。

很早以前，人们就想证明，每一个大偶数是两个“素因子不太多的”数之和。他们想这样子来设置包围圈，想由此来逐步、逐步证明哥德巴赫这个命题一个素数加一个素数（1+1）是正确的。

1920年，挪威数学家布朗，用一种古老的筛法（这是研究数论的一种方法）证明了：每一个大偶数是两个“素因子都不超过九个的”数之和。布朗证明了：九个素因子之积加九个素因子之积（9+9），是正确的。这是用了筛法取得的成果。但这样的包围圈还很大，要逐步缩小之。果然，包围圈逐步地缩小了。

1924年，数学家拉德马哈尔证明了（7+7）；1932年，数学家爱斯斯尔曼证明了（6+6）；1938年，数学家布赫斯塔勃证明了（5+5）；1940年，他又证明了（4+4）。1956年，数学家维诺格拉多夫证明了（3+3）。1958年，我国数学家王元又证明了（2+3）。包围圈越来越小，越接近于（1+1）了。但是，以上所有证明都有一个弱点，就是其中的两个数没有一个是可以肯定为素数的。

早在1948年，匈牙利数学家兰恩易另外设置了一个包围圈。开辟了另一战场，想来证明：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和一个“素因子都不超过六个的”数之和。他果然证明了（1+6）。

但是，以后又是十年没有进展。

1962年，我国数学家、山东大学讲师潘承洞证明了（1+5），前进了一步；同年，王元、潘承洞又证明了（1+4）。1965年，布赫斯塔勃、维诺格拉多夫和数学家庞皮艾黎都证明了（1+3）。

1966年5月，像一颗璀璨的信号弹升上了数学的天空，陈景润在中国科学院的刊物《科学通报》第十七期上宣布他已经证明了（1+2）。

自从陈景润被选调到数学研究所以来，他的才智的蓓蕾一朵朵地烂漫开放了。在圆内整点问题、球内整点问题、华林问题、三维除数问题等等之上，他都改进了中外数学家的结果。单是这一些成果，他那贡献就已经很大了。

但当他已具备了充分依据，他就以惊人的顽强毅力，来向哥德巴赫猜想挺进了。他废寝忘食，昼夜不舍，潜心思考，探测精蕴，进行了大量的运算。一心一意地搞数学，搞得他发呆了。有一次，自己撞在树上，还问是谁撞了他？他把全部心智和理性统统奉献给这道难题的解题上了，他为此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的两眼深深凹陷了。他的面颊带上了肺结核的红晕。喉头炎严重，他咳嗽不停。腹胀、腹痛，难以忍受。有时已人事不知了，却还记挂着数字和符号。他跋涉在数学的崎岖山路，吃力地迈动步伐。在抽象思维的高原，他向陡峭的巉岩升登，降下又升登！善意的误会飞入了他的眼帘。无知的嘲讽钻进了他的耳道。他不屑一顾；他未予理睬。他没有时间来分辩；他宁可含垢忍辱。餐霜饮雪，走上去一步就是一步！他气喘不已，汗如雨下。时常感到他支持不下去了。但他还是攀登。用四肢，用指爪。真是艰苦卓绝！多少次上去了摔下来。就是铁鞋，也早该踏破了。人们嘲笑他穿的是通风透气不会得脚气病的一双鞋子。不知多少次发生了可怕的滑坠！几乎粉身碎骨。他无法统计他失败了多少次。他毫不气馁。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把失败接起来，焊上去，做登山用的尼龙绳子和金属梯子。吃一堑，长一智。失败一次，前进一步。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由失败堆垒而成。他越过了雪线，到达雪峰和现代冰川，更感缺氧的严重了。多少次坚冰封山，多少次雪崩掩埋！他就像那些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英雄登山运动员，爬啊，爬啊，爬啊！恶毒的诽谤，恶意的诬蔑像变天的乌云和九级狂风。而热情的支持为他拨开云雾，明朗的阳光又温暖了他。他向着目标，不屈不挠；继续前进，继续攀登。战胜了第一台阶的难以登上的峻峭；出现在难上加难的第二台阶绝壁之前。他只知攀登，在千仞深渊之上；他只管攀登，在无限风光之间。一张又一张运算的稿纸，像漫天大雪似的飞舞，铺满了大地。数字、符号、引理、公式、逻辑、推理，积在楼板上，有三尺深。忽然化为膝下群山，雪莲万千。他终于登上了攀登顶峰的必由之路，登上了（1+2）的台阶。

他证明了这个命题，写出了厚达二百多页的长篇论文。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哥德巴赫猜想》

（本文由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淼朗读。）

宣传陈景润，为知识分子正名，从而树立一个典型的新时期知识分子形象，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在“四人帮”刚倒台不久，中央还没有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猜想》就敢于为知识分子说话，是开风气之先的。据我所知，八十年代初期中央有关领导在一次全国性的内部会议中专门提到，打倒“四人帮”之后，在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中，《哥德巴赫猜想》起到了突破和推动作用。这个评价很高。我记得徐迟在八十年代初期编辑他的一本作品集的时候，特别在这本集子的后记中写道：“应《人民文学》的召唤，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这时我似乎已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这段话中的“苏醒”用得非常贴切，这也正是《猜想》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应和历史价值的原因，因为它触动了人的敏感神经，把人们积压已久的愤懑说了出来，这也体现了徐迟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政治敏锐性。

——原《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哥德巴赫猜想》责任编辑 周明

这就是我想寻找的，人与人之间的光（节选）

郝景芳

我为什么一直写作呢？

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寻找的，是人群缝隙中的一点点微光。我常常不满意于阅读中读到的对人性的理论，似乎人都是对生理欲望、物质利益、权力和名声追逐的动物，似乎爱也只是生物繁殖的掩饰。于是我常常想寻找那些被理论所遗漏的东西，人群缝隙中的光。

我有时候会想，什么是每天萦绕在人心上的东西呢？固然有一部分是我们的长远目标、理性计划，但往往每天在心里挥之不去的，是另外一些更精细、琐碎、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例如给家人打了一个电话之后心里的纠结，例如偶尔听到朋友说的一句关于自己的话，例如在社交场合欢声笑语中突然感到的隔膜。那些时刻的感受，会比长短目标更在心头萦绕。

为什么会如此？

或许是因为，对于人来说，最重要、最留意的实际上是自己内心的思绪，是自己的思绪向外界传输的过程中遭遇到的共振和反驳，是自己的思绪与他人和世界的连接。能有这种连接，人的内心会感到巨大的欣慰，而如果无法建立连接，或者自己期望的思绪连接被切断，人的内心会有很大的失落和恐慌。

说到底，任何一个人都只是一个孤独的信号发送站。

这种细微的感受，是我这么多年写作一直想寻找的东西。我很少遇到同路人，也很少去写更受欢迎的冒险经历、婚恋冲突、宫廷斗争。我一直在写孤独个体对自身的感受和与世界的连接。这种关注不大容易遇到同路人。

但就在上周，在瑞士雪山脚下，我遇到一个用同样思路看世界、讲故事的人，他和我的关注点非常相似，但他比我做到的程度好得多，讲的故事也更动人，令我钦佩不已。

他是一个摄影师，叫普拉东·安东尼乌，我先给大家讲几个他分享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来自拳王阿里。

普拉东去给阿里照相的时候，阿里已经帕金森综合征很久了。普拉东照相的时候，阿里也一直在抖。普拉东在最后时分问阿里，这么多年，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强大的？

阿里用非常小的声音，在普拉东耳边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并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强大。”他顿了顿，又接着费力地说，“是人们通过我，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力量。”

之后只过了几天，阿里就去世了。这是他死前最后一次摄影。

第二个故事，来自斯蒂芬·霍金。

普拉东去给霍金拍照的时候，霍金的精神状态并不好，眼皮一直是睁不开的状态，他的围巾下面全是针眼，每天都需要注射多次针剂，以维持眼睛下面仅有的一小块活跃肌肉活跃。就连这仅有的一小块肌肉，也在慢慢萎缩中。

普拉东快要离去的时候，问霍金：“您能不能再给我一个词，表明一下您想对这个世界说的话？”

他的护士说：“对不起，摄影师先生，霍金先生已经很累了，他恐怕完成不了了。另外，他眼睛下面的肌肉也在萎缩，最近经常出错，可能他也做不到。”

普拉东正在收拾东西想走的时候，突然听见屏幕上光标的声音，他和护士都停下来看，看到霍金靠眼睛下面那一小块肌肉指挥的光标在移动，最后停留在“W”上面。

护士还是说：“不好意思，霍金先生最近打字经常不受控制，有的时候打出来的字是没意义的。”

普拉东正在犹豫，光标又动了。第二次，停留在“O”上面。过了一会儿，光标又动了。最后停留在“W”上面。

哇（WOW）。

霍金对这个世界发出的词是惊叹。

普拉东说，这样一个全身都无法行动的人，内心中对于整个宇宙的感觉是惊叹，像孩子一样发出“哇”。他的心是自由的。

第三个故事，来自一个普通的女人。

她的丈夫是美国军人，死在了中东战场。美国军队将她丈夫的所有物品打包为她送回了家。她一直把那个箱子放在床底下，没有拆开。

普拉东为军队拍了一系列照片，也来到她的家里。拍了她家的照片之后，普拉东问她，你还是不想把那个箱子打开吗？她说，摄影师你等一下，我今天想把我丈夫的箱子拆开。我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没有勇气拆开，今天你在这里，你陪我一起拆开吧。

等到箱子拆开，女人把丈夫的衣服拿出来，突然就哭了。

普拉东过去安慰她。

女人说：“摄影师先生，您一定不知道我是为什么哭。”

她哽咽了一会儿平静了一点，说：“他们把他的衣服洗了。可我还想闻闻他的味道。”

（本文由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研究员徐颖朗读。）

在后“三体”时代日渐浮嚣的中国科幻中，景芳的作品并不大张旗鼓吆喝，但总是吸引你去聆听。摇曳多姿、细腻唯美的感性笔触下，有着对世界的冷峻洞察和理性思索，而更深处是一种坚定的力量感，这并非单纯是科技发明的力量，而是精神追求自身的完满、充沛与坚韧。

——科幻作家 宝树

故乡 Hometown

故乡，是我们年少时想要逃离的地方，是我们年老时想回可能已经回不去的地方。故乡，是清明的那炷香，是中秋的那轮月，是春运时的那张车票，是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口音。故乡是屈原的秭归，那里有楚国宗祖，“洞庭波兮木叶下”；故乡是卡夫卡的布拉格，虚幻又现实，欲说还休；故乡是木心的乌镇，“五十年不闻乡音，听来乖异而悦耳，麻痒痒的亲切感”。

当我们终于不知疲倦，山一程，水一程，渐行渐远，才发现，故乡是根本剪不断脐带的血地，断了筋骨，连着血脉。故乡，是起点，是终点，是即便永远回不去，也依然是故乡的那个地方。

在文学的世界里，有太多关于故乡的描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是一份想念；“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那是一份亲近。当有一天我们走得很远，走得很久，会发现故乡就像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我们的心胸。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个或者若干个故乡。地域的故乡，安放我们的身体；精神的故乡，安放我们的灵魂。

走进朗读亭

朗读亭给现代人一个面对自己的机会，你看到的大多数人实际是在对自己的灵魂倾诉。

朗读者 陆川（导演）

把朗读还原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朗读者 毕飞宇（作家）

朗读亭很像一个社会情感采集器。我感谢所有走进朗读亭的那些人，他们出于信任走进去，走进去之后，他们打开了自己。

朗读者 董卿（主持人、制片人）

《朗读者》里朗读的文字可以启迪人的思维，鼓舞人的士气。我也是朗读者之一，我现在用长沙话来朗读毛主席的长征诗——《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朗读者 袁隆平（中国杂交水稻之父）

朗读是天底下极其美妙的声音，朗读是生命对文本的全方位贴近，文学语言经过抑扬顿挫的朗读，产生很大的魅力。

今天一早醒来，我感到屋子里有一种奇特的光亮。光亮来自一个小小的木窗，我在床上就能看到窗口，一眼就惊呆了。一道从未见过的雄伟山脉正在窗外。清晨的阳光，照着高耸入云的山壁，无比寒冷又无比灿烂。我赶紧穿衣来到屋外，一点不错，喜马拉雅。我知道，喜马拉雅背后就是我的父母之邦，我正是为了对比，才投入对其他文明遗址的考察。

朗读者 余秋雨（作家）

朗读者 白岩松 BAI YAN SONG

1968年，白岩松出生在内蒙古，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长大。那个地方正如歌中所唱，有“草原的清香，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十岁那年，他第一次来到北京，仿佛来到了一个新世界。在这之前，他没有勾画过自己的未来，也不知道未来自己会走向何方。

十七岁，白岩松考入北京广播电视学院新闻系，离开家乡来到北京。那时正值中国改革发展的年代，到处涌动着理想主义的气息。那时候的他喜欢朦胧诗和摇滚乐，本想在毕业后创办一份流行音乐报纸，却阴差阳错被央视相中，参与创办和主持电视新闻杂志节目《东方时空》。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开播。这档节目充满活力，贴近观众，受到人们的喜爱。它意味着一次重大的变革——电视人开始站在与观众平等的位置上看待新闻，“宣传变成传播”。白岩松也因为这个节目声名远扬，他以博学、睿智和理性著称，时常以眉头紧蹙、不苟言笑的面孔出现在电视荧屏中。

算起来，白岩松已经当了二十五年新闻人。他先后参与了《新闻会客厅》《新闻周刊》《新闻1+1》等节目的策划与制作，他以充满情感的表达、犀利的话锋和有深度的思考为新闻栏目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在中国，他已是最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之一。

2013年，白岩松当选政协委员。他仍然延续了以往主持节目时的风格。他以一个记者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看准问题，提出建议，锲而不舍地做他认为对的事。

朗读者访谈

董卿：岩松，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应该说你也是回家，因为2016年《朗读者》还在酝酿的时候，岩松就是我们的策划人。

白岩松：所以我说，别人是来朗读的，我的第一任务是，我得来给董卿加油啊！（笑）

董卿：今天聊的主题是“故乡”。前几天你给我看了一张照片，我们和观众一起来分享一下。

白岩松：背后的这一片废墟就是我出生一直到十七岁的家。现在它已经是一片平地了。但是就在背后的这个家，我爷爷在这儿去世，我父亲在这儿去世，我姥姥在这儿去世。当然，我姑姑在这儿出嫁，我和我哥哥在这儿考上大学。十七岁之前整个世界是我从这儿陆续看到和了解到的。

董卿：1985年你十七岁，离开了老房子，也就是离开了故乡，来到北京求学。

白岩松：走的时候是欢蹦乱跳的，因为你的眼睛当中只有前方或者你的未来。你充满着好奇，恨不得连“拜拜”都懒得说。后来我岁数大了一点，突然有一句话在我脑海中跳出来：故乡是什么？你年少的时候天天想离开，但是岁数大了天天想回去的地方就是故乡。（掌声）

董卿：你那个时候到了北京，觉得它和故乡最大的反差是在什么地方呢？

白岩松：我进了大学之后，我的一个同学问我：“你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内蒙古的。她下意识的反应就是问：“那你怎么来的？”这时候我觉得我幽默一下吧，我说：“我是骑马来的。”那个女同学特认真地扑闪着大眼睛说：“那得骑了几天呢？”（全场笑）那一瞬间我意识到，我的家乡对于别人来说是特别遥远的地方。

董卿：当你后来大学毕业要留在北京工作了，可能是真正要和故乡做一个告别的时候。

白岩松：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在1993年，目前我五十岁，那时正好是生命的一半，二十五岁。我回老家补办了一个简单婚礼后，坐火车要回北京。火车即将要开的时候，我妈赶到了，我看着她急匆匆地过来。我突然第一次明白，这次我是真的要离开家了，回了北京就会有一个自己的小家。那一瞬间的感觉是，原来风筝一直有根线在母亲的摇把这儿，那一天剪断了。火车刚一开动，我就开始号啕痛哭。我估计我夫人看到那一幕都蒙了。

董卿：跟故乡的告别里，会有一部分记忆是跟母亲的告别吗？

白岩松：当然。我妈一个人把我们哥俩带大。那天中午我路过厨房看了一眼，我发现其实我妈在做菜的时候，自己在掉眼泪。但是她一见我就假装没事人一样，我也假装没看见。很多年后我读到了一句话：每一次离别都是一次小型的死亡。我觉得写得太好了。

董卿：在离开故乡之后，你会经常想念它吗？

白岩松：离开故乡一直到三四年之后，我在忙这个忙那个，比如《东方时空》创办……我以为故乡真的就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大约是1996年、1997年，我当时在《东方之子》栏目，要去采访斯琴高娃大姐。我们一群内蒙古的人就聚在了一起，腾格尔很自然地把钢琴盖掀开了，开始弹《蒙古人》。旁边正好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中国著名舞蹈家奥登格日勒，很自然地开始跳。斯琴高娃大姐就开始哼。那一瞬间我就跟被雷打了一样。原来风筝线没断，一直还在。我泪如雨下，旁边的人好像特别理解，过来拍拍我肩膀，抱抱我。隔了一会儿，我见他们有的人也在哭，大家都哭得很痛快，哭得很舒服。现在回忆起来，那一天对我非常重要，我再次确认，我又回来了。

董卿：那个下午你突然感觉到故乡回来了？

白岩松：对。现在流行一句话，叫“走得太远，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我说，起码得先保证走得再远也别忘了当初在哪儿出生，在哪儿成长。从那一天开始，我好像不再是一个惶惶不可终日、天天忙得稀里糊涂倒头就睡的人了。回头的地方越清晰，向前走的路就会越坚定，这可能就是故乡的意义。

我有一个老同事，好多年前他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他出国总觉得哪儿不对。回国一到机场，他取完行李，干的第一件事不是先回家，而是直奔他平常总去吃的那家牛肉面馆，要了两碗面，吃了一碗半，抹着嘴拎着箱子回家了。关键是这篇文章最后有一句话：原来爱国首先是爱家门口的那碗牛肉面。（掌声）

董卿：你现在还经常回故乡吗？

白岩松：我觉得频率在增加。有的时候你突然觉得草原好像也是包括董卿在内的很多中国人的故乡。去年好多朋友跟我一起回呼伦贝尔，有一天晚上我们住到了大兴安岭里。仰望星空，满天的繁星密密麻麻的，亮的近，暗的远，每一个层次都是立体的。隔一会儿大家都没声音了，就在那儿仰着头看。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草原也好，森林也好，星空也好，的确是原乡。

马头琴在什么时候响起来？都是在傍晚，男主人放了一天牧回来，女主人在蒙古包外正在点牛粪烧火，准备做饭。可能有的男主人就拉起马头琴，你会看着太阳一点一点地落山。就在那一瞬间，你也就理解了内蒙古的音乐为什么是悠长的。我觉得内蒙古音乐的骨子里头是忧伤的，但是这种忧伤不是难过，是任何一个人站在草原上看着太阳落山，都会觉得自己太小了。

董卿：你现在回去还觉得自己是个过客吗？

白岩松：我觉得依然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回去像充电，待完之后好像你就又有劲儿回来了。

董卿：我们可以看看岩松回到草原时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看屏幕）张开双臂。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最舒服的姿势应该是直接躺下。

白岩松：对，我们经常躺下。董卿做《朗读者》，一定要以将来去一趟呼伦贝尔作为对自己的奖赏。

董卿：你现在把北京看作第二故乡吗？

白岩松：我很喜欢北京这座城市，但我似乎从来没有把故乡、家乡这样的词跟北京连接在一起。我在北京三十三年了，在故乡才十七年，可是骨子里头依然有这样的感觉——当别人问：“你是哪儿的？”我回答：“呼伦贝尔的，内蒙古的。”这种故乡的概念是很难清晰地用几句话说明的。比如我就发现，对于我儿子这一代人来说，他已经把北京当成了自己绝对的故乡。可是后来他突然要去学历史，是他自己选择的方向，将来准备攻蒙古史。你会发现，故乡是有传承的。当他选择蒙古史的时候，我还是看到了他在回头。

董卿：这是很奇妙的，他要在更远的地方才会看得更清楚。故乡有时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力量。你今天要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白岩松：我在带研究生的时候，有一堂课一定要讲——流行歌曲当中的中文写作。《诗经》就是歌词，宋词就是歌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华语流行音乐最辉煌的时刻留下了太多好的歌词，那些歌词也是我的精神故乡，所以我想念一个歌词，也希望未来《朗读者》会有越来越多好的歌词。我要读的是自己写的不谱曲的歌词《长大回家》，谨以此篇献给所有人的故乡和已经成为你故乡的同学们和伙伴们。

读本 长大回家

白岩松

长大回家

又有几天可以不用说普通话

老友相聚 合影像一张泛黄的油画

我们认真地排着谁小谁大

如果童年游戏再玩一下

还是想和你对家 谁都不怕

女生们很快就开始叽叽喳喳

孩子老公还有全世界的八卦

其实长大后我们就离开家乡四散天涯

你我的生活一言难尽先不提也罢

还是小时候那些悄悄话

让美女们忘了平日的挣扎而笑脸如花

你还记得不 那谁谁谁曾经爱上过他

长大回家

不用想早点儿上班去刷考勤卡

草原像妈 笑着看我们把头发变花

老师出过的题目已没谁能答

生活的考场上跌打滚爬

都有各自的办法 满分才傻

男人们已经啤酒白酒一口一下

郎平姚明还有足球马拉多纳

曾经以为拿着理想就和世界平等对话

结果是一团乱麻问谁都嘻嘻哈哈

面对回忆成功又算个啥

听帅哥多说了几句也不过是指鹿为马

看我这伤疤 可不仅是因为打过的架

长大回家

让我们一起唱《往日时光》吧

歌声中我回到桌边把剩酒悄悄喝下

突然眼中全都是泪花

别怕 这正是最好的年华

长大回家

唱《往日时光》的我们就在最好的年华

朗读者 斯那定珠 SI NA DING ZHU

康巴汉子斯那定珠的故乡在巴拉格宗，绝大多数人没有去过这个地方，甚至没有听过它的名字。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这个地方。它在香格里拉最深处，有着最高的山峰、最深的峡谷、最清澈的湖水。这样一个纯净而美好的地方几乎与世隔绝。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又穷又苦，很多人从未走出过峡谷。

十三岁那年，斯那定珠怀揣三十五元钱，离开家乡去外面打拼。在城市里，他见到了宽阔的马路、飞驰的汽车、明亮的电灯。从那时起，他就暗下决心，要为家乡修一条通向外界的致富路。幸运的是，他思路活络又肯吃苦，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三十五岁的时候就积累起上千万的个人财富。他觉得，实现梦想的时候到了。快四十岁时，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回到没有通路、没有通电的贫穷故乡，开始筹划在故乡的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条天路。

修路的难度实在太大，一开始，斯那定珠遭到了四面八方的冷嘲热讽。修路需要两亿多的巨款，他只能靠变卖家产、四处求贷来筹措。十年来，路修修停停，停停修修，他没有放弃。终于在2008年1月1日，巴拉格宗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实现通路、通电、通电话。那一天，从巴拉格宗到县城的路途由从前的四天缩至不到一个半小时；有村民不停地拉着电灯开关；有人向远方的亲人打电话报告这振奋人心的消息。斯那定珠终于在地图上补上了故乡的坐标，为家乡人民铺好了一条致富之路。

朗读者访谈

董卿：巴拉格宗在香格里拉的深处，的确是一个祥和美丽的地方。但是大家也能感受到，垂直自然带的地貌造成了你的家乡有很多悬崖峭壁。

斯那定珠：是的。

董卿：因此，这个村子就会很封闭。那个时候出山需要多长时间啊？

斯那定珠：我们小时候在巴拉村，那儿特别落后，特别穷，十岁的时候我还没有穿过鞋子。

董卿：你第一次能够走出家乡的小村子到县里边是什么时候？

斯那定珠：十岁多一点，因为我当时眼睛受伤了。打铁匠把红的火星打到我的眼睛里面了，特别痛，像针刺进来的那种痛。我阿爸回来以后跟生产队的说：“我儿子的眼睛不行了，要去看医生。”我们走了五天才走出去。那是我第一次出门。

董卿：你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斯那定珠：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城市和县城。我说，这个村那么大啊！第一次看到电，第一次看到汽车，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法儿睡，有一种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董卿：那你的眼睛怎么样了？

斯那定珠：到咱们的县人民医院去，医生拿电筒照我的眼睛看。他说：“你的最佳治疗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个眼睛几乎没有希望治了。”我阿爸听了很难过。

董卿：你们俩再要花几天几夜回村子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不是和去的时候不一样了？

斯那定珠：不一样。天黑了，那种小路上，我只看到阿爸的背影。我有很多的想法！快要到家的时候，我已经走得筋疲力尽了。我说：“阿爸，我长大以后要修路。”他一开始听不明白什么意思，他再问，我说：“要让汽车开到我们家乡这里。”

董卿：渴望有一条路？

斯那定珠：对。

董卿：你是哪一年离开了家？

斯那定珠：十三岁的下半年。

董卿：从十三岁离家到后来你真正地要回到家乡修路，过去了多少时间？

斯那定珠：有二十多年。我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二十七年多一些。

董卿：那就是你快四十岁的时候。那时你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了，是吗？

斯那定珠：有三四千万。

董卿：三四千万可以让你过上很安稳的日子了，但是你却下定决心要去修路，为什么？

斯那定珠：因为这条路是我们的生命线。董卿老师你不知道，过去我们村里有一个人病了，全村很壮的有劳动力的男人们就拿担架去扛，扛四五天以后，这个生命还活吗？

董卿：就像你的眼睛。你预计修这条路要花多少钱？

斯那定珠：我不敢预计。

董卿：可是你怎么知道手上的钱够还是不够？

斯那定珠：我明明知道不够，因此自己心里面也很复杂，很矛盾，有一种焦虑。

董卿：阿爸这次是什么态度？

斯那定珠：也是反对。所有人都不理解、不相信我。把路修到家乡？他们都说：“你这人疯了吗？”

董卿：最艰难的是什么？

斯那定珠：最艰难的是我们村子与村子之间的协调。

董卿：你要协调多少户人家？

斯那定珠：当时是四十多户人家。第一天全村的人来了，大家都不愿意，这是我很想不通的一点。我也没有占用他们的耕地，他们却说：“你的路要从这里修，就要交钱。”第二天、第三天，男的一个都不来了。一个星期以后，我的喉咙都说哑了。有一次一个阿姨站起来，说这个路怎么怎么的，她还当着那么多人，把口水吐在我的脸上。我当时强笑着，身上没有纸，就用衣服擦。现在想起来那是种无助的感觉。我其实在做一件好事，但是不被别人理解的滋味很难受。

董卿：我们来看一下斯那定珠到底要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修路。（看屏幕）那儿的整个地形实在是太险峻了。

斯那定珠：是的。任何施工队到了这里，转身就走了。设计人员还劝我，这种地形修不成公路。我真的很生气。我说，你不要说这种话，赶紧给我离开。其实我既没有把握，也不太懂，所以一面设计，一面修路。修路的时候，我一次都没有离开过。

董卿：钱有花光的时候吗？

斯那定珠：花光了四五次。我就把我所有的资产卖了。我在香格里拉的房子、车子，还有一个大的五金批发门市，我通通卖了。我还有一个涮羊肉火锅城，也一次性卖了。急于卖的时候卖不出好价钱，当时我心里面还是很痛的。

董卿：后来阿爸有没有开始支持你了？

斯那定珠：我修到大半的时候，他来了一次，那时公路还没有修完，车子特别颠。从那次开始，他整天问我：“你的这个路啥时候能真正修到巴拉格宗的村子里面？”最后路修到还剩一公里不到的时候，有一天下午两点多，我和他聊了一下。他说：“我很想坐你的车子去看一下巴拉村。”当天晚上九点多他离开了人世。这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董卿：在他去世后多久你的公路就通车了？

斯那定珠：两个月以后。通车那天，说真话，我心里不是很开心。我太想把公路修到家的时候，我能开着车，我阿爸能坐在我的副驾上，再去一下我的村子。昨天我从心里觉得我阿爸还在，他在看着我。我有这样的感觉。

董卿：从阿爸带着你第一次走出巴拉格宗去看眼睛，到终于有一天这条路通到了村子门口，整整过了四十年。我觉得阿爸可以从天上看到这条路。这是一条全长三十五公里、有五十二个发卡弯、海拔七百五十米的天路，斯那定珠用了十年的时间把它造完了。因为这条路，现在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斯那定珠：我最高兴的是，有了公路，有了电，已经有三十二户人家回来了。这是我们的真正的故乡，故乡的人不应该通通都走掉。（掌声）

董卿：我们每一个人在说起自己家乡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种自豪的感觉，我们会说，我爱我的故乡，但是如果我们还能笃定地说，我的故乡也爱我，那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了。你今天想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斯那定珠：我今天要读吉狄马加先生的诗《火塘闪着微暗的火》，献给生我养我的故乡——巴拉格宗。

读本 火塘闪着微暗的火

吉狄马加

我怀念诞生，也怀念死亡。

当一轮月亮升起在吉勒布特高高的白杨树梢。

在群山之上，在黑暗之上，那里皎洁的月光已将蓝色的

天幕照亮。

那是记忆复活之前的土地，

我的白天和夜晚如最初的神话和传说。

在破晓的曙光中，毕阿史拉则赞颂过的太阳，

像一个圣者用它的温暖，

唤醒了我的旷野和神灵，同样也唤醒了

我羊毛披毡下梦境正悄然离去的族人。

我怀念，我至死也怀念那样的夜晚，

火塘闪着微暗的火，亲人们昏昏欲睡，

讲述者还在不停地述说……我不知道谁能忘记！

我的怀念，是光明和黑暗的隐喻。

在河流消失的地方，时间的光芒始终照耀着过去，

当威武的马队从梦的边缘走过，那闪动白银般光辉的

马鞍终于消失在词语的深处。此时我看见了他们，

那些我们没有理由遗忘的先辈和智者，其实

他们已经成为了这片土地自由和尊严的代名词。

我崇拜我的祖先，那是因为

他们曾经生活在一个英雄时代，每一部

口述史诗都传颂着他们的英名。

当然，我歌唱过幸福，那是因为我目睹

远走他乡的孩子又回到了母亲身旁。

是的，你也看见过我哭泣，那是因为我的羊群

已经失去了丰盈的草地，我不知道明天它们会去哪里？

我怀念，那是因为我的忧伤，绝不仅仅是忧伤本身，

那是因为作为一个人，

我时常把逝去的一切美好怀念！

人类对故乡的怀念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在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一方面我们要拿到通向未来的通行证，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要坚守自己的乡愁。很多诗歌表达的就是一种很独特的愿望——我们已经离出发的地方很远了，我们要回去。这种精神上的回归，就是对养育了我们的文化、历史的一种致敬。

——诗人、中国作协副主席 吉狄马加

朗读者 余华 YU HUA

在成为作家之前，余华是一名牙医，“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手握钢钳，每天拔牙长达八个小时”。观看了数以万计张开的嘴巴之后，他感到无聊至极，于是决定写作，理想是有朝一日能进入文化馆工作。

余华于1983年开始创作，同年如愿以偿进入浙江省海盐县文化馆。1984年，他正式发表小说。他的文字冷静里透着力度，就像是一把泛着银光的手术刀。他开始探索独特的话语方式，并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很快就和苏童、格非、孙甘露等人形成了一股新的文学力量，引领了一股新的文学潮流，评论界称之为“先锋文学”。九十年代，他出版代表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作品影响深远，同时入选“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他的许多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韩文、日文等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

余华曾说：“我写作就是回家。”在他的作品里，家乡海盐总是反复出现。他对海盐及其周边地区的自然地理、人情风貌都十分熟悉，便经常在小说里沿用海盐的真实地名、街道名、桥名和店名等。就像鲁镇之于鲁迅，马孔多之于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余华和他的江南小镇也是互相成就。现在，由于离开太久，现实中的小镇在余华的写作中越来越遥远，最终完全消失了。消失以后回来的，是一个想象中的、抽象的南方小镇，是余华的心理归属。

朗读者访谈

董卿：您在北京生活了多少年？

余华：已经三十年了，超过了我在浙江的时间。

董卿：但是您说过：只有在我不写作的时候我才会想到自己生活在北京。

余华：因为当我开始写作时，就要寻找一个让自己感觉到安全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故乡。所以我写作就是回家。

董卿：您对小时候有什么很深刻的记忆吗？

余华：关于小时候深刻的记忆就是我父母都是医生，他们很忙，就把我和哥哥反锁在家里边。我们就趴在窗上看景色。我家的二楼能看到广阔的田野。

董卿：您家属于景观房。（全场笑）您会经常去稻田里玩吗？

余华：经常。因为闯了祸以后，我得找一个地方躲起来。我父亲来找我的时候，我就会发出哭声。哭声是给他一个信号弹，让他知道方向在哪里，要不他找不到我。如果他走过了以后我再哭，他就听不到了。

董卿：您在里面最久的一次躺了多长时间？

余华：睡着了。有时候他也不来找我，因为他在动手术，所以我只好自己灰溜溜地回家了。（笑）

董卿：因为父母在医院工作，所以您是不是有很多和医院有关的记忆呢？

余华：我的童年基本上就在医院里度过。我父亲是外科医生，我和我哥哥两个人经常推门进去看我父亲动手术。父亲看到我们会说：“滚出去！”因为家里没有卫生间，所以我必须要到对面上卫生间。每次上厕所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太平间。太平间没有门，男厕所也没有门，女厕所也没有门。为什么呢？你装上木头门，就被别人半夜扛走拿回去做家具了。

董卿：您那时候也不过才十岁左右吧，没有一种恐惧感吗？

余华：一点害怕都没有，而且我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会被失去亲人的哭声吵醒。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区分各种各样的哭声了。

董卿：我觉得听起来都让人很难承受，对您的心理没有任何负面的影响吗？

余华：没有影响，而且我还在太平间睡午觉。夏天很热，我要是在草席上睡午觉醒来，我的汗水能够在席子上留下我的一个体形，后来我发现太平间特别凉快，有一次我就在那里睡了午觉，一点汗水都没有流。我长大以后读到了海涅的一首诗，里边的一句是“死亡是凉爽的夜晚”，我当时觉得那就是我在太平间睡午觉的感受。

董卿：您父亲是外科大夫，您小时候病了是不是都是他给您看病啊？

余华：是啊，他给我看病，这是一个悲惨的经历。（笑）因为小时候，我干了……

董卿：太多坏事儿。

余华：我父亲有时候要惩罚我。我不能老是去稻田里面躲着，就装病。我说，不行了，发烧。他手一摸就知道我根本就没有烧。那么我就说我肚子疼。我小时候是有演技的。

董卿：现在依然有。

余华：鼓励一下，演技又恢复了一点儿。（全场笑）有一次他就问我：“肚子哪儿疼？”反正他捏到哪儿我就说哪儿疼，他还问我：“是不是先从胸口疼？”我哪知道阑尾炎是先从胸口疼的？我说对，是这么个疼法……上了手术台以后我才意识到出问题了。

董卿：这个玩笑开大了。

余华：我告诉他们我现在不疼了，能不能让我下来，可他们已经把我的手脚绑住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母亲给我做麻醉，我在被麻醉过去之前听到我母亲还说了一句：“他长大了以后不能当空军飞行员了。”当时我觉得特别绝望。就这样，我的阑尾被割掉了。我父亲的阑尾也是被割掉的，我妈的阑尾也被割掉了。

董卿：你哥哥的阑尾被切掉了吗？

余华：也被割掉了，我们家已经没阑尾了。（全场笑）

董卿：您后来做了牙医。其实在文坛，弃医从文的例子还是蛮多的，像国内的鲁迅、郭沫若，国外的欧·亨利、契诃夫。为什么牙医这件事您没有坚持做下去？

余华：我其实特别不喜欢每天看着别人张开的嘴巴。我曾经在我的散文里边写过，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

董卿：您给人拔过牙吗？

余华：我上班第一天就拔牙了。我的师傅是没有上过医学院的，我师傅的师傅也没有上过。我师傅一上来就让我看一遍，他说：“你看一遍，下一个就你干了。”我很紧张，就上去看了，但那个时候好在我们的病人主要是农民，农民是到那颗牙齿已经不得不拔的时候才会来的，所以我一看就知道是那颗牙，于是很顺利地拔下来了。我觉得那个牙不拔，它自己就要掉。

董卿：您大概拔下了多少颗牙了？

余华：一万颗了。我拔了整整五年，实在是不想再拔了。我特别想去文化馆。所以当时我就想，我写小说吧。因为我认识的汉字虽然不多……

董卿：（笑）您认识的汉字不多？

余华：为什么评论家们都赞扬我的语言简洁？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少。（笑）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我就认为我认识的汉字写小说已经够了。

董卿：您有写小说的基础吗？

余华：没有。我首先找了一本杂志看。

董卿：什么杂志？

余华：《人民文学》。

董卿：起点还挺高的。

余华：对。我就拿着它看，看什么时候应该用引号，什么时候应该用逗号，什么时候应该用句号。我大概看了两页就觉得，好了，行了，写吧！

董卿：这跟您拔牙的开始差不多啊？

余华：对。我开始写小说，往所有的杂志寄。怎么说呢？我的所有被退回来的小说当时在中国旅行过的城市，比我现在去过的地方还要多。当时我们家里边有一个院子，每次邮递员总是把退稿从围墙外面扔进来，我父亲听到“啪嗒”一声就说：“退稿来了。”（全场笑）

董卿：嘉兴是一个文人辈出的地方，可以说灿若星河，有茅盾、巴金、丰子恺、徐志摩，还有再早的李叔同。

余华：还有我们金庸。

董卿：但这些文人无一例外，后来都走上了离乡的路。

余华：你觉得离开故乡的第一步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但当你走出第一步以后，下面的几步已经不用思考了。1993年我辞职了，去了北京。你能够看到你以前没有看过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在双榆树的一个朋友家里面看了伯格曼的《野草莓》。我看完以后的感受是什么？我就想，这是电影！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走了应该有超过三十公里，走回了十里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的激动平静下来。我终于活到了二十七岁以后，看到了第一部电影，以前看过的都不是电影。

董卿：这是一个更广阔的环境带给您的新的冲击。现在您再回过头来看，离开故乡对您到底意味着什么？

余华：《一千零一夜》里面有一个故事：巴格达的一个富人坐吃山空，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挥霍了，然后变成了一个穷人，每天都在梦想着能否回到过去富裕的生活。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里出现了一个智者对他说：“你的财富在开罗。”第二天他就背上包裹去开罗了，结果被抓到警察局。他告诉警察：“我是因为做了这么一个梦，所以我到开罗来找我的财富。”那个警察局长说：“你这个蠢货！我做过两个这样的梦，说我的财富在巴格达，在一个什么样的院子，一棵什么样的树下面。”那个人一听，就是他的家，他回到家以后按那个位置挖下去，挖出了财富。这个故事的意义在哪里呢？你只有离开了你最熟悉的地方，再回来，你才知道你真正的财富在哪里。

董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离开成就了您。

余华：对，离开肯定成就了我。我觉得故乡是一个神奇的地方。2014年我得了很严重的湿疹，手全裂开了，脚底也裂开了，那一年我因为一些事情在故乡海盐过了五个多月，什么药都没有用，病就好了。

父母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存在呢？我们伟大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父母健在的话，你和死亡之间有一层帘子；当父母离开以后，你就直接面对死亡了。

董卿：您今天想要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余华：读《在细雨中呼喊》，献给我记忆中的故乡——海盐南门。

董卿：很羡慕您随时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字回到那个您想去的地方。我们常说，一个人这一辈子能够去的地方很多，但是能够回的地方不多。

余华：能够回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或者两个，但是能够去的地方……

董卿：无数个。所以那个能回去的地方显得格外宝贵。我们去朗读吧。

余华：那我们就回到南门吧。

读本 在细雨中呼喊（节选）

余华

应该说，我对王立强和李秀英有着至今难以淡漠的记忆。我十二岁回到南门，十八岁又离开了南门。我曾经多次打算回到生活了五年的孙荡去看看，我不知道失去了王立强以后，李秀英的生命是否还能延续至今。

虽然我在他们家中干着沉重的体力活，但他们时常能给予我亲切之感。我七岁那年，王立强决定让我独自去茶馆打开水。他说：

“我不告诉你茶馆在哪里，你怎么去呢？”

这个问题让我想得满头大汗，终于找到了答案，我欢快地说：

“我去问别人。”

王立强发出了和我一样欢快的笑声。当我提着两只热水瓶准备出门时，他蹲了下来，努力缩短他的身高，以求和我平等。他一遍一遍告诉我，如果实在提不动了就将热水瓶扔掉。我当时十分惊讶，那两个热水瓶在我心目中是非常昂贵的物品，他却让我扔掉。

“为什么要扔掉？”

他告诉我，如果实在提不动了摔倒在地的话，瓶里的开水就会烫伤我。我明白他的意思了。

我口袋里放了两分钱，提着两个热水瓶骄傲地走了出去。我沿着那条石板铺成的街道走去，用极其响亮的声音向旁人打听，茶馆在什么地方。我不管此后的打听是否多余，依然尖声细气喊叫着。我小小的诡计一下子就得逞了，路旁的成年人都吃惊地看着我。我走入茶馆时，用更加响亮的声音将钱递过去，收钱的老太太吓了一跳，她捂着胸口说：

“吓死我啦。”

她的模样让我咯咯笑出声来，而她则迅速转换成了惊奇。当我提着两瓶水走出去时，她在后面提心吊胆地说：

“你提不动的。”

我怎么会扔掉热水瓶呢？他们对我的怀疑，只会增加我的自得。王立强在我离家时的嘱咐，在路上变成了希望。希望在想象里为我描绘了这样的情形，当我将两瓶开水提回家时，王立强是那样的欣喜若狂，他高声喊叫李秀英，那个床上的女人也走过来了，他们两人由衷地赞叹我。

就是为了得到这个，我咬紧牙关提着那两瓶开水往家走去。我时刻鼓励着自己，不要扔掉，不要扔掉。中间我只是休息了一次。

可我回到家中以后，王立强令我失望地没有流露一丝的吃惊，仿佛他早就知道我能提回家中似的接过了水瓶。看着他蹲下去的背影，我用最后的希望提醒他：

“我只休息了一次。”

他站起来微笑了一下，似乎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彻底沮丧了，一个人走到一边。心想：我还以为他会赞扬我呢。

……

我在深秋的傍晚踏上家乡的土地，离家五年之后重新回来时，我只能用外乡人的口音向人打听南门在什么地方。我向那条狭长的街道走去时，一个比我小得多的孩子扑在楼上的窗口，一声声叫我：

“小孩，小孩。”

我听到的是完全陌生的方言。幸亏我还记得南门，和我父母兄弟的名字，还有我的祖父。六岁时残留下来的记忆，使我可以一路打听着走去。我就是在那时候遇到了我的祖父孙有元，这个背着包袱、怀抱油布雨伞的老人，在我叔叔家住满一个月以后，正准备回到南门，风烛残年的祖父在那条他应该是最熟悉的路上迷路了。我们是都忘记了对方的模样以后，在路上相遇。

那时候我已经走出县城，来到了乡间，一个三岔路口让我无从选择。我当时被落日的景色迷住了，所以我没有立刻焦急起来，那是让我的童年震惊的景色，我看到翻滚的乌云和通红的晚霞正逐渐融为一体，一轮红日已经贴在了远处的地平线上，开始它光芒四射的下沉。我站在落日的余晖之中，对着太阳喊叫：

“快沉下去，快沉下去。”

一团巨大的乌云正向落日移去，我不愿意看到落日被它吞没。

落日如我所愿地沉没以后，我才看到了祖父孙有元，他就站在我的身后，和我贴得那么近。这个年迈的老人用一种恳求的眼神望着我，我就问他：

“到南门怎么走？”

他摇摇头，嗡嗡地告诉我：

“我忘记了。”

他忘记了？孙有元的回答让我觉得有趣，我对他说：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忘记呢？”

他谦卑地向我笑了笑。那时候天色开始黑下来了，我赶紧选择一条路匆匆走去，走了一阵我发现后面那个老头正跟着我，我也不管他，继续走了一会儿，我看到稻田里有一个扎头巾的女人，就问她：

“前面是南门吗？”

“走错啦。”那个女人挺起腰来说，“应该走那条路。”

那时天色马上就要黑了，我立刻转回去，老人也转过身来往回走，他对我的紧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立刻撒腿跑开了，跑了一会儿回头一看，他正趔趔趄趄地急步追来。这使我很生气，我等他走近了，就对他说：

“喂，你别跟着我，你往那边走。”

说完我转身就走，我走回到三岔路口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听到了打雷的声音，那时一点月光都没有。我摸上了另一条路，急步走了一阵，发现那老人还跟着我，我转回身向他喊叫：

“你别跟着，我家很穷的，养不起你。”

这时候雨点下来了，我赶紧往前奔跑过去。我看到了远处突然升起一片火光，越来越大的雨点与那片火纠缠起来，燃烧的火不仅没有熄灭，反而逐渐增大。就如不可阻挡的呼喊，在雨中脱颖而出，熊熊燃烧。

借着火光，我看到了那座通往南门的木桥，过去残留的记忆让我欣喜地感到，我已经回到了南门。我在雨中奔跑过去，一股热浪向我席卷而来，杂乱的人声也扑了过来。我接近村庄的时候，那片火光已经铺在地上燃烧，雨开始小下来。我是在叫叫嚷嚷的声音里，走进了南门的村庄。

我的两个兄弟裹着床单惊恐不安地站在那里，我不知道他们就是孙光平和孙光明。同样我也不知道那个跪在地上号啕大哭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他们旁边是一些与火争抢出来的物件，乱糟糟地堆在那里。接下去我看到了一个赤裸着上身的男人，秋夜的凉风吹在他瘦骨嶙峋的胸前，他声音嘶哑地告诉周围的人，有多少东西已经葬身火海。我看到他眼睛里滚出了泪水，他向他们凄凉地笑了起来，说道：

“你们都看到大火了吧。壮观是真壮观，只是代价太大了。”

我那时不知道他就是我的父亲，但他吸引了我，我就走到他身边，响亮地说：“我要找孙广才。”

《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最好的作品，是值得我们深入解读的作品。这部作品最突出之处就在于，余华把汉语小说中少有的“弃绝”经验表现得异常充分，从而触及人类生存事相中最深刻的创伤。《在细雨中呼喊》在表达弃绝的同时，也表达了回到真实生活中去的渴望，因为被弃绝，而更加强烈地渴望被接纳，渴望家的温暖和集体的慰藉。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 陈晓明

朗读者 贾樟柯 JIA ZHANG KE

2017年，贾樟柯在自己的故乡山西创办了一个电影展——平遥国际电影展。电影展上，他站在以自己电影《站台》命名的露天电影院里，对着台下的观众说：“我们带着电影流浪了二十年，这是第一次带着电影回到故乡。”其实他的电影从未离开过故乡。他的镜头除了记录着整个变革中的时代以外，始终在表达和眷恋着记忆深处的那个故乡。故乡给予了他创作的冲动和欲望。

贾樟柯生于山西汾阳。1997年，他开始拍摄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和《任逍遥》，三部电影都以汾阳小城为背景，开启了他用镜头审视世界的人生旅程。在他的电影中，最常见的场景就是破败的矿厂，尘土飞扬的道路，小镇青年穿着红遍全国的喇叭裤，大喇叭放着当年最火的流行歌。他从不避讳故乡的破败，也从未放弃寻找故乡的美感。他坚持用故乡元素来表达自己的世界思维，用冷静的长镜头表达他强烈的个人情感。

贾樟柯的电影得到了国际电影界的肯定。2006年，他自编自导的剧情片《三峡好人》获得第六十三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2013年，他的《天注定》获得第六十六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2010年，他获得第六十三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

四十多岁的时候，贾樟柯决定回到家乡山西。他和故乡开始发生越来越频繁的关联，除了组织平遥国际电影展，他还在汾阳开设了电影主题餐厅，筹建了贾樟柯艺术中心和种子影院。这一切，都源于他的故乡情结。

朗读者访谈

（屏幕播放贾樟柯执导的电影片段：他对小人物的命运关怀常常折射出对整个时代的思考，看似朴实无华的画面却传递出电影背后深邃而清澈的精神世界。从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到开罗国际电影节杰出艺术成就奖、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他正在一步步构筑起自己特立独行的电影世界。）

董卿：你的最新电影《江湖儿女》过段时间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

贾樟柯：对。故事从2001年的大同讲起，一对男女从山西到了三峡，从三峡去了新疆，当他们人到中年时又回到了故乡。写完之后我吓了一跳，这个故事就好像我这些年的经历一样：从山西出发，一点一点地往外走，在这个过程里人会感觉自己越来越渺小，但同时又越来越坚硬，我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这种感受写到了剧本里面。

董卿：回顾你的电影，几乎每一部里边都有家乡的影子。

贾樟柯：我开玩笑说，是因为山西人长得太漂亮了。（笑）我特别想拍山西人的面孔。我在山西待到了二十三岁，从一个小孩子长成一个成年人，我觉得山西教给了我所有的东西。我想，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思维模式，我家乡的汾阳话里有很多古文，比如说走路，我们叫簸颠，这些建立起我自己全部的情感世界。

董卿：在你的记忆深处有一些很难忘的普通人的形象吗？

贾樟柯：有。我的奶妈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过活。她是怎么把孩子养大的呢？她是靠在长途汽车站卖茶水，两分钱、三分钱一杯茶，就这样养活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我奶妈的女儿在山区的林场工作。每到周六，我奶妈就跟我一起坐在炕头。我们会听到西北风呼啸而过，把电线吹得呜呜作响。下午三点，我奶妈就会说：“你的姐姐现在应该下班了。”过了三十分钟，她会说：“现在她可能已经步行到了公路上。”又过了半个小时，她说：“她可能在西门外下车了。”我们就这样猜想一个亲人怎么样一步一步在这样一个大风的下午到家。那时候人和人的距离不会被手机拉得这么近，但是会被思念拉得很近，拉得很紧。

董卿：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有一天自己也一定要走出去？

贾樟柯：小的时候我觉得县城非常大，但当你懂得骑自行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印象中那么大的一个县城，其实花十分钟就能走完。慢慢地，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想象：十公里之外是什么？一百公里之外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我拍电影都非常喜欢拍交通工具，因为那是我小时候的一种幻想。那个时候汾阳没有铁路，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听到一个很怪的声音随着风远远地传来，我没听过那是什么声音。我父亲说那是火车的声音，是孝义的火车的声音，不知怎么传到了我耳边，我觉得非常魔幻。有一天我们一帮同学偷偷骑着自行车，骑了几十公里到了孝义去找火车。我们找啊找，终于找到了一列拉煤的火车。我们对火车行注目礼，看着它走远。我们惆怅了很久，然后骑自行车，花了两三个小时骑回汾阳。

董卿：惆怅着它向远方，你们还停留在原地。那是什么激发了你的电影梦想？

贾樟柯：到我初中的时候，县城里就开始有录像厅了，播的大部分是香港的武打片。结果我看了一部非常不录像厅的电影，它叫《黄土地》。我看了差不多五分钟，眼泪就一直在往下流。那个电影的对白非常少，里面一望无际的黄土地和穿着黑棉衣的黄土地上的人就是我的生活。我觉得，我就干电影了！

董卿：你还是很幸运的，因为你找到了一个很适合自己干的事情。

贾樟柯：那个时候我有些茫然，不知道怎么样变成电影工作者。后来经常有参加了五六年艺术高考的老同学跟我说：“你可以考北京电影学院，那儿是教电影的。”我这才明白该怎么做。一开始，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考摄影系，结果一看招生简章，摄影系有身高要求，我就放弃了。

董卿：身高要求是多少啊？

贾樟柯：我不告诉你，反正有身高要求。（笑）导演系我又不敢考，唯一能准备的就是文学系了。

董卿：听说你考了三年才考上，那三年会不会很难受啊？

贾樟柯：关于将来会怎么样，我从来没有恐慌过。

董卿：从来没有恐慌？

贾樟柯：从来没有。像我奶妈那样摆一个茶水摊，她可以养一个家，我不可以养我自己吗？我觉得没有什么生活是我不可以过的，没有什么是我不可以冒险去做的，因为在我们这样的人的词典里，没有失败。

董卿：所以你坚持了三年，一直到你终于成了一名电影学院的学生。之后你还有机会和故乡的那些人接触吗？

贾樟柯：那几年我比较羞涩，同学聚会也没怎么参加。我把那段日子用一句歌来形容：曾经年少爱做（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我相信我们的关系不会断裂，有一天我们会在一起。我就是想跟所有同学说，请容稍后禀报，现在的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们的情感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可能当时是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阶段。

我跟你讲一下什么是我们之间的情感。我读大学的第一年，我有一个好朋友突然来看我。那时候从太原到北京要坐火车。晚上七点半发车，火车要在山里面转十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到达。他突然出现在食堂，叫住我，我发现他来了，我很开心。我们到了电影学院的一个小食堂。我问他：“吃完饭，你要住我这儿吗？”他说：“我不住，晚上我就回太原了。”我说：“那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来看你。”我就陷入长时间的沉默。他这十二个小时的来，十二个小时的去，就是为了看一位朋友。后来有一年，我第一次应同学之邀，春节的时候跟好朋友们甚至那些结义兄弟一起坐下来喝一杯，十分钟之后，我们就逐渐回到了少年时的状态。你是谁不重要，你是我们的朋友贾樟柯，你是那个曾经骑着自行车满县城瞎溜达的贾樟柯。他们没有跟我谈任何电影的问题，他们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要小孩？

董卿：为什么？

贾樟柯：因为我没有孩子。我转过身去，痛哭流涕，因为在北京，没有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这是正常的，因为跟别人没关系。但是对于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他们会替你算，你现在如果还没孩子，到你五十岁的时候怎么办？

董卿：这是只有亲人才会问的问题。

贾樟柯：是。2006年我父亲突然过世了，我跟我姐在老家操办老人的后事，北京来了几个我的同学帮着我。我记得其中有一个人算是合作伙伴吧，我们在北京关系处得很好，到现在也很好。但当时我突然看到一个细节，就是他有点害怕。我说，你回北京吧，老家有很多乡俗的，你也不懂。那时候我们要守灵，守灵的夜晚很冷，每一个夜晚都是我小时候的朋友在陪我，他们一夜一夜地坐，很自然，很从容。我觉得他们是陪我面对生死的人，别人比不了，所以我应该回去。（掌声）

董卿：那次可能让你开始重新思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贾樟柯：我在城市的生活非常好，确实在艺术上有非常多可以聊一两个晚上的朋友。有一个词是五味杂陈，人生是多姿多彩的，多种味道的。我在北京唯独缺了一种味道，就是亲情。我需要这些亲情，我需要他们，2015年我就搬回去了。

董卿：但是我觉得搬回去也需要勇气，当距离变近了，很多事情会不会又发生了变化？

贾樟柯：人生对于我来说已经有一些经验了，有一些过去自己拒绝的事情，你会发现自己错了。比如说，过去我特别不喜欢参加别人的婚礼、小孩过满月的事，我觉得好闹啊，乱哄哄的。现在我乐此不疲，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人情。我们在追求事业的过程中很厌烦那些跟自己的事业没有关系的事情，觉得它们不值得占用我们的时间，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董卿：可是你在这里还会一直待下去吗？还是说将来有一天你会再次离开呢？

贾樟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再次离开，但我想，浪子之所以成为浪子是因为有家。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浪子，有一天我还会卷起铺盖，又去到一个地方。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会把家包在我的行李里，它会跟着我一起走。今天我在跟你聊天，录制《朗读者》，明天我可能去跟哪一国的总统见面，但是故乡提醒我，我就是山西汾阳辘辘把街5号的小贾。

董卿：汾阳小子贾樟柯。（掌声）你今天想为我们读些什么呢？

贾樟柯：今天我要读来自我的《贾想II》的一篇文章的节选。

董卿：是你小时候的一段真实经历吗？

贾樟柯：对。我把它献给所有给我亲情和人情的家乡的朋友。

读本 阿里巴巴吃苹果

贾樟柯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班主任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每天早上去教室生炉子。

这不是一项委以重任的工作，而是一份惩罚。年代久远，我已经无法回忆到底是因为上课时做小动作，还是因为某一次打架。有次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说我长得像猴子，我不依不饶一直跟着她骂：你才像猴子呢。从课堂跟到教研室，从教研室跟到她家。那是八十年代初，我们这些小孩子也继承了社会上的造反精神。或许一出生我们就在社会上，父母把我们散养在大街上，我们胆量超强、自尊心敏感。

每年11月，山西进入漫长的冬季。晨读是早六点，我每天一早五点半前要到学校，在同学们到来之前生好火。教室前部、后部分别有两个大铁炉。我要去找柴，取煤，揉一团《山西日报》燃起火。考验我的并不是生火技术，对在山西长大的孩子来说，这是从小必须练就的基本技能。让我畏惧的是冬天五点多的黑暗，还有县城的寂静。从我家辘辘把街出来，要穿过漫长的三隍庙街，经过黑漆漆的天主堂，才能到达零星有几盏路灯的县城主街。

到底是孩子，还是有怕的东西。

每天早上，起床穿好衣服站在院子里准备出门的时候，脑子里闪过的都是各种鬼怪故事。我攥紧拳头，迈步进入黑暗。视觉听觉处在高度的紧张之中：我做好了随时邂逅无头女鬼的打算，也有突然要和吊死鬼搏斗的心理预案。我的形意拳师傅告诉我：黑暗中走路如果有人在后面喊你，不应声，更不猛回头。头上朗月是明灯一盏，左右肩上也各有一盏护法神灯。如果慌张回头，小心肩上神灯跌落。

走到县城主街才会稍微放松一下，我开始对县城清晨的秩序着迷：你会看见一男一女在路边等长途汽车，他们搭上开往太原的最早一班车，就会知道他们快要结婚了，这一定是去省城买东西；也能看到监狱里的公安部队，军人们一大早荷枪实弹在县城的街道上拉练；也能看到下夜班的工人，他们从西门的大坡上骑自行车下来，风驰电掣地投入他们的床铺。他们与我擦身而过，没有人留意他们的出现帮助了一个恐惧的孩子。我注视着他们，站在太阳升起之前的马路边，站在我的城池里，他们成为我的世界，我的主人公。

我上的实验小学解放前是狄公庙。狄青是山西汾阳人，所以县城会有这样一座老庙。高年级同学常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有人有一天早上在体育器材室看到了三个穿白衣的鬼在半空中飘动。也有人会给我们讲，有人有一天晚上在教工灶上，看到了穿着古代衣服的一家人。当我推开学校厚厚的大门，也就是厚厚的庙门进入到校园里的时候，又恢复到了紧张的状态。学校一片黑暗，我找钥匙打开教室的门，然后点着蜡烛。当蜡烛的光燃起的时候，迅速用目光搜索教室的每个角落，发现安全无恙才慢慢放心下来。

我去煤堆取煤，回到教室开始生火。当两个炉膛里跳跃起红色的火焰，我要把所有的窗户打开，拿一个作业本把弥散在教室里的烟扇出去。离同学到来还有一段时间，我会拿起粉笔，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漫无目的地画些图案。这块黑板记录了我的心情。我会在第一个同学到来之时把这些图案从黑板上擦去。但，那一片深邃的黑暗，连同冬天刺骨的寒冷；屋檐下的冰凌，连同手上裂开的口子；天边出现的第一抹亮光，连同嘴角突然尝到一口咸味，才发现自己已经流下眼泪的瞬间：没有人可以从我的心头抹去。

上初中的时候，班里出黑板报的工作正式落在了我的头上。从设计版式、报头到编辑内容，都是我一个人包办。找报纸杂志抄写一篇散文，一首诗，再写一些时事新闻，内容很容易填充满整个黑板。但用今天的话讲，叫流量很差。同学们不太在意我写的这些东西。班主任跟我谈，让我出一些能够吸引同学的内容。想来想去，我准备增加智力测验的内容，有谜面就有谜底，这样增加与读者的互动，不愁他们不看黑板报。

八十年代非常流行智力测验，匮乏人才的国度急需寻找一些天才。记得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上课，突然从外面进来一群成年人。我的心跳了一下，以为又是来打预防针的。我从小怕打针，一看这个阵仗肌肉已经紧张起来。但进来的人是县教育局和体委的，他们来寻找神童。办法是在纸上写一个字放进信封，让我们每个同学用耳朵听，然后猜里边写的是什么字。据说在外省，发现了好多可以用耳测字的灵异少年。测试下来，我们整个班都没有这样的人才。但突如其来的造访让我们四十五分钟的课程缩短了很多，在枯燥的课堂上，这像是一个节日。

出谜语和智力测验题，一直是我在黑板报这一旧媒体时代最常使用的互动手段。到了高中，因为我们的中学是省重点，所以国家给每个学生每个月有一块钱的班费。班主任说，不如每天在黑板上出一个谜语，让同学猜一猜，这样可以拿班费给猜出来的同学买奖品。

有一天又出黑板报，我发现自己毫无准备，忘了找一个现成的谜语。那时有一首歌《阿里巴巴》风靡全国已经很多年了，我突然恶作剧起来，出了一个根本没有谜底的谜语叫“阿里巴巴吃苹果”，写完想了想，又写下：打一成语。同学们围拢在黑板前，皱着眉头互相探讨着“阿里巴巴吃苹果”到底是什么意思。要好的同学把我拉到墙角，让我透露谜底是什么。我笑而不答，也无从可讲。这道谜语成为一个悬案，伴随了同学们的高中生活。

大四那年，我买了第一个手机，是摩托罗拉。随后，手机那样深刻地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始料未及。随着苹果的普及，我的很多同学也成为“苹果教”的信徒，在聚会的时候会谈起苹果谈起乔布斯。高中的时候，英语课里有一篇讲电脑的课文我们是当科幻小说看的，讲人类未来会通过互联网彼此沟通，甚至可以电脑购物。没想到现在，网络购物已经成为非常主流的消费方式。很多人成为阿里巴巴、淘宝的用户。

前几年同学聚会，有人突然想起了我出过的谜语。他说：阿里巴巴吃苹果，你难道觉得马云的阿里巴巴动了吃掉苹果的心？原来你一早就预见到了。他们又开始追问我谜底究竟是什么，我还是笑而不语。大家其实早已知道这只是个恶作剧，但荒诞的是，时代会为这个不值一提的玩笑，提供一个严肃的答案。

我还是会想起小时候的恐惧，虽然现在每一部手机上都已经有了强光手电。初中的时候和父亲提起小学时的经历，父亲问我：你是怕人还是怕鬼？我说：我打过很多架，见过很多坏人，所以我不怕人，怕鬼。父亲笑笑，第二天给我买了一套《聊斋志异》。看完后，我不怕鬼了。

我没见过鬼，坏人这些年倒是日新月异了。这当然超出了一个孩子的见识。面对人，我们都还幼稚。

朗读者 郑愁予 ZHENG CHOU YU

郑愁予曾说：“我的一生不存在故乡。”的确，他的一生一直都在路上，从济南、南京、北京、汉口到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他和家人的足迹。他被人们称为“游子诗人”，他的诗歌也一直在寻找故乡。

1933年，郑愁予出生在山东济南一个军人家庭。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未能在出生地停留多久，就不得不随母亲跟着军人父亲四处流浪，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的乳名叫济发，就是从济南出发的意思。他读过数不清的小学，还上过乡下私塾，居无定所，学无定校，母亲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给了他最早的诗歌启蒙。

1948年，十五岁的郑愁予随家人抵达南京，不久又沿长江上溯到汉口。他把离船上岸的感受写成《爬上汉口》一诗发表，这是他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诗作。汉口停留未久，郑愁予来到湖南，在衡阳道南中学，他和意气相投的同学组成“燕子社”，写了许多为社会不公打抱不平的作品。1949年，郑愁予离开大陆去了台湾，在那里一面学习，一面写作。1954年，当他的成名作《错误》在台湾首次发表时，岛内一时间到处传诵着“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人到中年，郑愁予又飞到太平洋的另一端，客居美国。

漂泊一生，郑愁予只愿叶落归根，追寻祖先的印迹，落籍金门。他对故乡的记忆从来不曾消失在时间长河之中，而是用文字记录下来，他说：“要说故土家乡，我的脑子里不仅仅是一村一寨，而是整个中国。”

朗读者访谈

董卿：郑老有不少诗被谱成了曲，唱成了歌，像《雨丝》《错误》。听说在所有这些歌里，只有《偈》是您自己会唱的？

郑愁予：是，因为它简单。

董卿：您愿不愿意现场为我们哼唱两句？

郑愁予：（唱）“然而，我又是宇宙的游子/地球你不需留我/这土地我一方来/将八方离去。”

董卿：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很多人都有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经历，但是您走过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郑愁予：我常常叫自己“抗战儿童”“内战少年”。我是在山东济南出生的，四岁到五岁的时候在南京，因为我父亲是军人，他毕业的时候正是日军要攻打南京的时候，他就到前线去了。他去抗日啊！到了湖北张自忠的部队就没有音信了。我母亲和我就逃难到我二伯父家。他在山东峄县，峄县有两个庄，一个叫台儿庄，一个叫枣庄。二伯父紧张得不得了，说：“你们赶快再往北走。”我的故乡在河北省，就是要往北走。后来我们到了我五叔的地方，他来接我们。

董卿：就这样已经从南京到了山东，到了河北。

郑愁予：对。我们的祖坟在宝坻，占地非常大，周围都是高大的树木，有一家人帮我们看着。我的祖父是郑成功第九世后裔。

董卿：这样说来，您应该是郑成功的第十一代孙。

郑愁予：对的。

董卿：您的第一首诗是在哪个地方写成的？

郑愁予：第一首诗在北京写的，诗的名字叫《矿工》。那个时候我有机会去英国的教会学校读书，学校叫崇德学校。到了夏天，我们常常出去玩。我们去了门头沟，到了煤矿前面，看到很多小孩在玩。我们说：“你们干吗在这儿玩？”他们说：“我们在这儿等爸爸出来。”我的眼泪马上出来了。小孩儿已经知道煤矿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了。

董卿：您是根据那天看到的矿工的孩子写了《矿工》这首诗，对吗？

郑愁予：对。我说：“你一生下来，上帝就在你的手上画了十字。”老师读了以后说：“这首诗我非常喜欢，诗里头懂得用意象。”经过他这一番鼓励以后，我有了一点儿小小自信——我可以写诗啊。

董卿：到了台湾之后，您继续写诗。几年后您写了那首最为大家熟悉的《错误》。

郑愁予：（读）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掌声）

董卿：您到台湾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郑愁予：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十六岁的孩子，常常会想，北京的某一种食物好久都没有吃到了。台湾说的是闽南方言，和我说的北方官话是不一样的。许多卖东西的人不会说普通话，你要会说几句闽南话才能够成交。

董卿：您1962年在台湾结了婚，那个时候是不是把台湾看成了自己的又一个故乡？

郑愁予：是。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台湾是自己的家。我太太是个歌唱家，她不但声音非常美，而且她的诠释和表情都是很动人的。她也是一个第一流的烹饪高手，有时候兴致来了，做了好几个菜放在桌上。吃完了以后就是我的事了，我把盘子都搬走，洗好，装好，把桌子打扫好。这一天，她做了菜，然后没事了，就坐在客厅的一个灯光下读信。我把她读信的整个情景写在诗里了，就是《宁馨如此》。（读）

当转身 蓦见在客厅的立灯下

正危坐着一个唐代雍容的女子

她 会神地读着信

立灯把全室的光亮聚集在

眉弯目垂的脸上 竟从一向古典的

精致中 浮出暗香来

董卿：好美呀！您那个时候是不是写了很多情诗啊？

郑愁予：是。作为一个诗人，首先你是一个情人。你有资格做一个好情人，才有资格做一个好诗人。（掌声）

董卿：您在台湾成家了没多久，跟太太的生活“宁馨如此”，却又选择去美国，而且在美国一待又是几十年。

郑愁予：在美国的时候，我特别注意中国的情况——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跟中国有什么关系，我惦记的也是国、族、生存、兴旺等这些事情。我刚到美国就去了爱荷华大学。爱荷华在美国中部，全部是肥沃的土地。夕阳西下的时候我走到一个地方，向着祖国的方向跪在地上，写了一首长诗——《在温暖的土壤上跪出两个窝》，我想念中国，希望中国的大地哪一天也这么肥沃。

董卿：2005年您和太太选择落籍金门。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叶落归根吗？

郑愁予：金门是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基地，我对那边也特别有感情。金门有个学院，那儿的校长过来了，他对我说：“你应该在金门帮助我们成立一所大学。”我愿意为金门效力。不但如此，我还要把我的这个想法用诗表达出来。金门是座桥梁，它有很多益处。

董卿：您走了这么多地方，到最后选择了离自己的祖上最近的一个地方。

郑愁予：落叶归根。我喜欢旅行，欧洲几乎所有国家我都去过了，每次旅行我都背着一个背包。如果有一个所谓的概念的乡愁，那么我就把它背在我的背包里，到每一个地方去。我到了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想到我自己的故乡。乡愁就是我的民族，我的国家。背着乡愁到任何地方，我的乡愁会告诉我我应该做的事情。

董卿：您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游子，背着乡愁走遍世界各地，让我想起了苏东坡的那句词：“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最后您会发现一个属于您的地方。（掌声）谢谢郑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今天要为大家朗读哪一首诗？

郑愁予：今天作为一个朗读者，我就读《旅梦》。

读本 旅梦（因版权问题，未收录）

郑愁予

因版权原因，未收录原文

他自觉地淘洗、剥离和熔铸古典诗美积淀中有生命力的部分生成的“愁予风”，确已成为现代诗歌感应古典辉煌的代表形式：现代的胚胎，古典的清釉；既写出了现时代中国人的现代感，又将这种现代感写得如此中国化和东方意味。

——诗歌评论家 沈奇

代后记一 加强传统文艺节目创新

慎海雄

（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党组书记、台长）

坚定“四个自信”，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坚守国家媒体的社会责任和担当，狠抓精品创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来推出了一大批“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优秀节目。《朗读者》就是其中的代表。

自2017年第一季播出后，《朗读者》反响热烈、好评如潮；今年播出的第二季，立意更巧妙新颖，视野更开阔宏大，内容更扎实丰富，形式更生动亲民，做到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获得更加广泛的社会关注。基于第一季节目编撰的《朗读者》图书，已经成为广大读者竞相捧读的畅销书，很多青少年读者通过阅读，了解到这些嘉宾的人生故事，开启经典阅读的旅程。《朗读者》的成功启示我们，电视文艺工作者只要坚定文化自信，勇于坚守、善于创新，真正做到用心用情用功，就能够用诚意和创意打动人心，就能够做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就能够跨越“高原”攀上“高峰”。

我们将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打造更多高品质、高品位、高品格的作品，让节目更加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更能够体现出思想之美、文化之美、艺术之美。我们将加大传统文艺节目创新，强化优秀人才培训、选拔力度，提高内容制作能力，让优势更优、强者更强。我们将把握新媒体发展规律，海阔天空去想，脚踏实地去干，用最新的科技和创意吸引年轻受众，营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人人自豪的氛围。

在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朗读者》同名图书的精选版，已经签出了六个国家八个语种的外文版，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中国的一个范例。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我们将深化合作传播，注重“借嘴说话”，用好外国主流媒体平台，主动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地倾听中国、读懂中国，将更多中华文化精品节目推向世界，在交流交融中彰显中华优秀文化的持久魅力，彰显新时代中国人的精气神。

“锐意改革创新，壮大主流舆论，努力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精神，发挥优势，弥补不足，不断改进创新，不断打磨提升，把《朗读者》等优秀文化品牌做得更响亮。我们将集中力量、心无旁骛地打造精品力作，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更好地担当引领示范作用，为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更大贡献。

代后记二 惯性奔跑

董卿（口述）

1

这一季《朗读者》开始的时候，我焦虑得不得了，因为第一季反响太好了，盛名之下，你还能怎么去做第二季？第二季的开篇，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不光是经费的问题，很多别的困难。但我觉得还是咬牙要做。

为什么一定要克服所有的困难去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有很多人在等，很多人会问，怎么没了？可能是我自作多情，我就觉得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个平台上，或者在今天的中国电视这个行业里边，还是应该有《朗读者》第二季的出现。它应该继续往前走，让喜欢它的人看到。

和其他节目比起来，《朗读者》的意义在于能够“见人”，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创作里面，最触动人心的就是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了。人的精神、人的品质，还有人的遭遇，这是我能够倾注我所有心血去做的。

我对内容有一种别人不太能理解的狂热，比如说我们的嘉宾采访大约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意味着听打稿可能有两万字左右，甚至三万字。我要把那三万字的稿子反复看几遍，因为划稿子的时候已经和录制隔去很长的时间了，然后你还要再回忆当时的状态，他的语速，你要进入到他讲话的一个语境当中，要想象他好像还在你的对面，然后根据那个语境开始划稿，把两万字划成两千字。我有很强烈的完美主义，接近强迫症的边缘吧，每一个字都是我一个一个划出来的，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会觉得不舒服。

做后期就是在机房里一宿一宿地熬，你知道电视是一帧一帧画面做出来的，那个画面永远有修改的余地，一坐十几个小时可能就坐过去了。

你问我有没有发过脾气，我记得有一次把一个导演训哭了。我们有一个嘉宾丘成桐，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数学奖的大满贯，像菲尔兹奖、克拉福德奖，这些都是所谓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他曾经是哈佛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到现在依然活跃在世界的数学领域。我觉得这样的嘉宾能够请来很不容易，来了以后，他朗读《归去来辞》，大屏幕上用竖版把读本打出来，跟随他的朗读，一行一行字出现，但那个字幕和朗读的速度永远对不上，一遍、两遍、三遍，那个数学家很耐心，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读。

整个结束之后，我记得我当时特别愤怒。我就说太不专业了，怎么可以这样去浪费大家的时间，我说你知道丘成桐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没有敬畏心，我说你不配做这个节目组的导演，他的时间是以分秒来计算的，因为我们耽误了他很多时间，他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也许就是人类的一大步，对吗？

当时发完脾气过后我也会有点内疚，别人就慢慢变得有点害怕你了。我可能太以专业性为目的，这个可能会让我不经意伤害到不少原本很喜欢我的那些人。

我们最后一场录制是在今年的6月9号，录完最后一个嘉宾，时针已经指向了6月10号的凌晨两点了。大家就稍微庆祝一下，在现场开了一瓶香槟，然后切蛋糕、拍照，很多工种就散了。

最后二十几位核心导演留下来，就在舞台上，我说每个人都说几句话吧，平时都是你们在听我说，现在我也很想听你们说。到了告别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有人说着说着就哭。我们这一年多的时间，团队里有人离婚了，有人大病，有家人生病，有自己在写论文、答辩，大家都是焦头烂额的过程。

这些他们平时都不敢跟我讲，我才知道自己实在不是邻家大姐姐的那种领导风格。我也觉得很内疚，原来可能觉得这人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做得不够好。因为我不允许自己这样，所以让他们什么都不敢跟我讲。我就觉得有点愧疚吧，毕竟团队大家也都很努力。但是我依然觉得，走完这个过程，最终的收获是他自己，不管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表扬他也好，责备他也好，成长是最重要的。

《朗读者》对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你发现你还有成长的可能。哎，你做得可以了，你已经做到顶了，我大概在好多年前就听到这个话，其实每个人依然有成长的可能，这个成长不只是在专业领域，还有很多别的方面。

2

《朗读者》请过一位嘉宾吴孟超，是中国著名的肝脏外科医生，他读的是张晓风的那篇《念你们的名字》，写给医学院的学生的。“你需要学多少东西才能免于自己的无知……你要怎样自省才能在千万个病人之后免于职业性的冷静和无情。”其实任何职业都要提防“职业性的冷静和无情”。

我在2012年的时候，就遇到了这种所谓的“职业性的冷静”。那段时间蛮痛苦的，就是所有交到你手上的节目，你觉得都是一样的。那些娱乐节目——我不知道这样说好不好——现在有时候看那些节目，依然会觉得那只是在做无谓的消耗。那时候我还远远不知道未来有《朗读者》的出现，但是我已经知道有些节目我不想再做了，不想再那样重复。

我在中央台安身立命十六年，最骄傲的一点是我百分之百地投入，但2012年我发现我做不到了，你会觉得特别痛苦。而且这种东西出现的时候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看不出来。因为你的职业表达是很容易遮盖掉一些东西的，但是慢慢久了别人会知道，而且久了你会退步的。

我决定自己按一下暂停。

我从2013年的下半年开始申请美国的学校，到2014年主持完春晚，这中间有七八个月的时间，所有的细节都在准备当中，在几个学校之间反复地选。当时晚上整宿睡不着，特别地恐惧，没有安全感。因为你已经决定了，但是没有人知道你决定了，你也不知道你的决定会带来什么。

我当时其实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回来没有我的位置了，因为这个行业的竞争也很激烈，而且我花了将近二十年才走到这一步，只有我知道我为它付出了多少，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曾经在我心里，只有工作是最重要的，我可以为了它什么都不要。我不考虑结婚，也不考虑生孩子，从来没有把任何事情看得比这件事情还要重要。

当时我父母坚决反对（出国），他们的理由是你四十岁了，留学是二十岁时候做的事情。我说我二十岁的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我缺失。很多人说，你在国内学学不行吗？你停下来，你去报个什么班。我知道那停不下来的，只要你还在北京，在国内，就会有工作给你派下来，你没法说完全彻底地停下来。

后来就去了南加州大学。

我尽量地不去想在国内的事情，给自己多安排点课程。不上课的日子，就漫无目的地在学校里溜达，觉得阳光好得刺眼。

在国外读书的日子，其实就是克服那种恐惧感的过程，让自己真正地平静下来。那时我连微信都没有，只偶尔地看手机新闻报，iPad只有两个界面，一个是英汉辞典，还有一个是菜谱，因为我要自己做饭。我让自己的每一天都非常规律，不管是在学校有人认识你还是没人认识你，都让自己觉得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不管在课堂上能提问还是不能提问，听懂了还是没有听懂，都让自己不要焦虑。

这个过程，你不能说像重生，它像在打磨你的心灵。慢慢地，真的就切换到了非工作模式，一天、两天，半年、一年，你就不会想着我要去工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你离开了一个你很爱的人，时间让你慢慢不那么想他了，不是说不爱了，也不是说遗忘了，只是不那么想了。你每天有更多的时间想别的事情。

打破平静的是哈文的一个电话。2015年春节前，她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主持春晚，我觉得不太可能，当时已经有整整一年没有化妆，没有穿高跟鞋，也根本不考虑穿哪条裙子还是哪条裤子的问题，我不在那个状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以很好的状态回到舞台上。

所以我就拒绝了，后来她又追了两个电话回来。你知道那个时候在那么遥远的地方，组织上对你这么信任，说你一年没有站在这个台上了，依然邀请你回来参加最重要的这个节目，你的心里还是会有很大的安慰和满足，觉得好像大家还很惦记你啊，于是就回来了。

那年主持春晚感觉很神奇，觉得很开心，就像是久别重逢。你发现有些东西是在你的血液里的，就像你学会骑自行车，你可能十年不骑，你还是会骑。你掌握了某种语言，可能你很久不说它，你还是会说，就是这种感觉。

我当时还有一种感觉，如果再有人来找我做节目，我一定做一些我真的想做的节目，而不再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了。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挑战不可能》《中国诗词大会》，还有《朗读者》。

3

在主持了十三年春晚之后，2018年没有主持春晚，其实挺意外的。

除了意外，就是有些舍不得，好像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离开这个舞台。之前也听到了一些传闻，因为按照我们的经验，到一定的时候就应该会有通知要上春晚，然后也没有得到这个通知，慢慢地想到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了吧。

有很多朋友来安慰我，大家也都是因为喜欢你，就说怎么会这样。你要在调整自己的时候，还不得不拿出很多的精力去安抚别人。

那年春节是和爸妈一起过的，我们就全家一起在家里做年夜饭，看了春晚，然后休息，特别正常的一天。家里的气氛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不做春晚的那种心理上的波动在春节之前就已经慢慢过去了。

很多人说我去美国读书是自动的一个刹车，现在想来好像冥冥中自有安排。那个时候你已经在磨炼了，内心也在翻滚，也在煎熬，但是慢慢地，你能放下恐惧和担忧。这个恐惧是什么？说穿了，无非是你不能再站在中央的一种恐惧。你知道自己也许会走下坡路的恐惧，然后你强迫自己去做一种改变，去学习，去思考，去寻找新的方向，去为未来成为更好的自己做准备。

我现在还记得2005年是第一次主持春晚，那届郎昆是总导演，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说咱们准备准备可以进组了，一定要保密啊，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就是父母也不能说啊。我憋了两天以后，还是没忍住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说你不能对外面说哦，现在还没有公布。当时觉得非常幸福，似乎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想。那个时候也是先听到了很多传闻，说你有可能上今年的春晚噢，心里开始暗暗地希望它的发生。到了2018年，也是听到了传闻，说可能不上今年的春晚了。多有意思啊，一切都仿佛是在轮回，发生着一些相似的场景，但是内容却大不相同。

我真的用尽全力了，春晚没有出现，心里一定会有波动的，但是我还是很庆幸我做了足够多的努力，这些努力让你在得到的时候，觉得很踏实，在失去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多的遗憾，因为我已经全力以赴了。

4

我爸爸是农村长大的孩子，老家条件也很苦，爷爷过世很早，奶奶又是农村妇女，家里特别贫穷。我父亲骨子里就认为一定要勤奋，要刻苦才能改变命运，这是他的人生信条，这种人生观深深地影响了我。他让我从小要做家务，要读书，要练习长跑，要锻炼所有的独立生活的能力。

这种严苛的教育可能曾经伤害过我，但是现在也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我现在自己有孩子了，我还是觉得对孩子严格一些更好，但是现在因为工作的缘故，很少能照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要交给我的父母来帮我照顾，隔代的教育就会宠溺很多，很多时候我觉得没有原则，心里就会暗暗地纠结，我想有一天要把小朋友带在我的身边，我要好好地管教他。

这种教育的弊端就是让你觉得不太自信，你必须要做得比别人好很多，你才有自信心。如果你跟别人差不多，你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经常会产生出一些不安全感。还有一个就是，你不喜欢依赖任何人，你只靠自己。所以为什么我很多时候亲力亲为，是我不喜欢去埋怨别人做得不够好，我只能自己去做。

我在工作当中是充满防备的，充满战斗性的。我以前累到一年做一百三十多场，累到摔到尾椎骨第四节骨裂，然后瘸着拐着撑下来，累到生理期紊乱，整个脸全都是痘痘，再累都没有说。

确实一直很紧张，我也不知道怎么松弛。可能跟我的成长环境有关系，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那是整个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一个时代。就是你突然之间明白了，你可以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你可以比自己的父辈们过得更好。而你的确也抓住了一些机会，你会变得越来越紧张，你获得的越多，你的负担也越大。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他们说你可以松弛一些，我说你们美国人是富裕时间太久了，所以都比较懒散。他们的确很放松，一周五天的工作日过后，一定去休假，一定周末关机。我刚去的时候被他们逼疯了，周末所有的房屋中介都关机，我说我要租房子，全部是留言，不会有人回复你，一定到礼拜一才回你。我想我们国内的中介是多么勤奋啊，你发什么他马上给你找房源。

因为不想辜负这些来之不易的机会，所以我会那么努力，不管交给我什么，我都能够百分之百地超出导演的想象去完成。我并没有觉得有比别人更强的地方，但是你只要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们有撰稿人给主持人写好台本，那我一定不会完全只按照这个台本说的，我会把只按照台本说看成是我的一种失职。我的记忆力非常好，一个十页纸的台本，我大概两个小时能够全背下来，但是，你就敢上台了吗？那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

二十年前我敢，二十年前我更关注的是，我怎么样把我的头发弄弄好，我要从哪儿借套更好看的衣服，我一定要比站在我边上的人更白、更高、更瘦，那样才好。但是后来，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一天我就觉得，这样对吗？可能是到了中央台以后，对，应该是到了中央台以后。因为你发现你准备过的一些东西得到了认可，中央台的确是个大平台，你的一点点优点会被无限放大。

我是2002年到北京的，头几年也过着跟大家一样的北漂生活，租房这些都不用再讲。那时候我在西部频道主持《魅力12》，那个频道是新的，在华东地区不落地，我爸妈在上海根本看不到。那两年觉得挺窝囊，就是你做得很辛苦，可是没有人知道你在干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坐出租车，司机说：“你是那个《魅力12》的主持人吗？那个节目挺好的。”后来做了一年多之后，有台领导在会议上说，西部频道《魅力12》那个节目做得不错，那个主持人也不错，然后3套才会关注到12套有这么一个主持人。我才知道，其实你去做了，就会有人看到，得到鼓励之后，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做，然后会形成一种工作理念。

现在的危机感可能来自对自己能有多少超越，跟自己之间的那种较量。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季的札记，很多都是我特别喜欢的话。“生命的意义是如此厚重，无论我们怎样全力以赴都不为过。因为我们生而为人，生而为众生。”我是一个活得特别用力的人，用力不够的话我自己会觉得不过瘾，你会觉得日子似乎白过了，多可惜啊。

（《人物》记者张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