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关于本书

“盐”系列电子书出版序

作者序

深度学习的艺术

一、提问

二、解码

三、操练

四、融合

关于本书

《深度学习的艺术——知乎采铜自选集》/采铜

出品人 周源

编辑 湖玛

实习编辑 刘思毅

设计 周婧

策划 成远

联系我们 weekly@zhihu.com

本电子书版权为北京智者天下科技有限公司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或节录本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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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BN：ECFD-N000000670026

最后修订：2014 年 10 月 14 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体育场路 347 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 10 号

电子邮箱： service@bookdna.net

网址： www.bookdna.net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Media CO., LTD, 2013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service@bookdna.net

www.bookdna.net

“盐”系列电子书出版序

知乎创始人 周源

我们和这个世界，有一种天然的媒介，那就是存在于我们大脑里，没有被分享过的信息。如果有某种方式把每个人的知识、经验和见解都汇集起来，会不会像从信息海洋中源源不断地提取出知识之盐一样，极大地丰富很多人生活的味道？

这个问题，令人兴奋。知乎创立至今，诞生了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对世界的提问和回答，像是对一个无序的世界进行了一次次重构 —— 把彼此大脑里没有分享过的知识、经验和见解搬上了互联网，组成了一个全新的网络。而那些最有知识、经验和见解的人，就像盐，给这个世界带来味道。

您即将展开的这本书，属于知乎的“盐系列”丛书。我们希望这些作品保存一种海的味道，因为在知乎看来，每一位认真的知友，都是知识海洋中析出的智慧之盐。我们希望这一系列的每一本书，都可以为您透析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亦或给您的生活增光添味。

读这书时，请别忘记，它诞生自一个有味道的人。

作者序

采铜

这本书的前身是我在知乎专栏上写的系列文章《如何成为高段位的学习者》，这个系列写作之前经过好一段时间的酝酿，搜集了不少素材，初写之时反复修改，发到专栏以后又忍不住修改多次，最后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原题《如何成为高段位的学习者》显示了我当初一点小小的野心，就是，我以为可以把最厉害的学习方术说全说尽说深说透。但在一次次地反复推敲之后，发觉虽我已用尽全力，仍力有不逮，不得不就学习中一个重要又易被人忽视的方面，进行阐述，于是就有了《深度学习的艺术》这一新的题目。

所谓“深度学习”，顾名思义，就是学东西不只看它浮在表面的东西，而是往深入去挖掘，甚至看到别人所未见的东西。而我之所以要强调学习之深度，是因为了解到现在很多年轻人读书不求甚解，蜻蜓点水，养成了思维的惰性，或者贪多求全，只重量而不重质，甚至只是把机械记忆一些知识点当成攀比的资本或谈资。

可但凡学有所成者，应多重视深度学习。法国当代建筑大师让·努维尔讲他的建筑启蒙，是八岁时移居到萨路拉小镇的一座 17 世纪的贵族宅邸开始的，这座建筑的结构与美感让年幼的让·努维尔着迷，并萌发了他对建筑的思考和迷恋，后来他回忆说，这个幼年经历，使他“形成了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就是经常去深入观察并探索事物的深层含义”。

金克木先生是“深度学习”的行家里手，他曾写道：“我读书经验只有三个字：少、懒、忘。”然后他笔锋一转，又说：

“现在比以前还多了一点，却不能用一个字概括。这就是读书中无字的地方比有字的地方还多些。……古人和外国人及现代人作书的好像都是不会把话说完、说尽的。不是说他们『惜墨如金』，而是说他们无论有意无意都说不尽要说的。越是啰唆废话多，越说明他有话说不出或是还没有说出来。那只说几句话的就更是话里有话了。所以我就连字带空白一起读，仿佛每页上都藏了不少话，不在字里而在空白里。似乎有位古人说过：当于无字处求之。 完全没有字的书除画图册和录音带外我还未读过，没有空白的书也没见过，所以还是得连字带空白一起读。”

这种“连字带空白一起读”的方法，就可归为“深度学习”的方法了。不仅如此，这种读空白的方法，金克木不仅用于读书之中，而且用来“读人”、“读物”，所谓“三读”，这样一来，世间就无一处不是学问了。

另唐君毅先生在《说读书之难与易》一文中对深度的读书法写得极为透彻，这里只引一小段：

“见文字平铺纸上，易；见若干文字自纸面浮超凸出，难。见书中文字都是一般大小，易；见书中文字重要性有大小，而如变大或变小，难。顺书之文句之次序读书， 易；因识其义理之贯通，见前面文句如跑到后面，后面文句如跑到前面，平面之纸变卷筒，难。于有字处见字而知其意义，易；心知著者未言之意，于字里行间无字处见出字来，难。”

本书的想法，就是要从古今中外的先贤的智慧中萃取养分，又结合心理学、教育学的一般规律，就“深度学习”这一命题做一较为系统的阐述。书中四个部分：提问、解码、操练、融合，分别展示了“深度学习”的一个侧面，既相对独立又深度互联，综合起来可成一相对完整的体系。

最后我要声明，虽然本书强调，用“提问、解码、操练、融合”的方法去做深度学习的尝试，但并不是提倡，对所有可学的材料，都以深度的方式去学。只因为每个人的精力有限，而学海无涯，一味深潜海底并不明智，理想的策略，是深浅结合、“因地制宜”，也就是说，对某些学习材料，或者其本身较为粗浅，或者与“我”的目标联结较远，那么只要“浅读”就好，而另有些学习材料，信息密度较高，微言大义，博大精深，又是“我”很关切的主题，那么自然要用深度学习的方法，下很大的功夫去学习、思考、研磨，方有所成。这种因地制宜而无一定之规的功夫，恐怕就是所谓“深度学习的艺术”中“艺术”二字的本义罢。

深度学习的艺术

一、提问

“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实话？”

这是维特根斯坦思考的第一个哲学问题。那时他只有八九岁，他向自己问了这个问题，并苦苦思索，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这个问题的两难性折磨着他，逼迫着他去解开谜团。据《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的传记作者蒙克所说，正是“那种问题激起的强制倾向把他拽进了哲学”。

即便无意成为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哲学家，仅仅作为一个学习者，问题也可以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就我自己来说，我的阅读和思考，都是在自己提出的问题的牵引之下、在因问题无法完美解答所形成的焦虑和不安的鞭策之下进行的。对问题的好奇，对答案的渴望，是我在知识的海洋中求索的最大动力。

从教育学和心理学的专业视角来看，“问题”也是意义非凡。可以说，向自己提问是成为一名好的学习者的第一步。我们不妨先站在反面，来分析一下非问题导向的学习是什么样的。

一个非问题导向的学习过程是这样的：

1. 订立学习计划

学习计划可能经过缜密的安排，也可能比较随意。很多人会为自己订立这样的学习计划：

“下星期，我要看完《×××××》这本书。”

“这几天准备把网易公开课的《××》撸一遍。”

2. 实施学习

从头至尾地阅读一本书或者观看一门课程，把其中认为比较重要的点摘取出来，并且记成笔记，堆放在 Evernote 里。

3. 回顾和整理

把 Evernote 中的笔记进行一番整理，比如分组和赋予标签；或者画成一张思维导图，把书中的知识要点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再现出来。

能做到以上三步的已然是比较优秀的学习者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整个过程中，学习者扮演的只是一个“吸纳者”或者“搬运者”的角色，他们把外部载体中的某个确定的知识集合， 经过一定的消化和组织后搬运到了自己的头脑中，所有的学习行动都是以这个特定的集合为中心。知识（通常是那些被认为很权威的知识）传递过程的精确性、完整性至关重要，而学习者自身的心智，包括他原有的知识体系、方法、观念乃至困惑，可以暂时搁置起来。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种想法和做法没有什么不对。那么我们不妨问这样几个问题：

1. 你为什么要看《×××××》这本书 ？为什么要看《××》公开课 ？

——是因为它们很时髦，进了排行榜单？还是因为朋友或者老师的推荐？又或者，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可能会对我有点用？

2. 在你画线或者记笔记的时候，你是依凭什么来判断哪些值得记、哪些不值得记的？

——是不是无法给出一个特定的标准，很多时候只是凭感觉？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可记的太多，认真一点的话半本书都能给抄下来，有时候又觉得无处下手？

3. 在你为你的笔记做完了所有的整理工作，或者画出一张完备的思维导图以后，你真的觉得一切都完成了吗？

——是不是觉得我记下的这些东西，只是存放在那里，我依旧不知道怎么用？是不是觉得，我只是又积累了好多“资料”，然后安慰自己说，未来的某一天我总会用上它们？

这些疑问对于教育心理学家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他们一直在研究和反思这类学习模式——它被称为“直接传递模式”，即认为学习的过程就是简单、线性的“传递—接受”的过程，学习的目标只是用静态的知识把头脑装满（《变构模型——学习研究的新路径》）。他们认为，更合理的模式应该是“建构主义”的模式，即学习者的知识不是简单地吸收而来，而是主动地建构而来，学习者必须充分地调用他们的已有知识，在一个主动性目标的指引下，在一个丰富的情境中，去探索甚至撞击那些新接触到的知识，在经过一系列复杂的交互之后，把这些知识纳入到原有的知识体系中。

罗素在《人类的知识》中写道，一个人求知的历程，就像是一个登山者靠近一座被雾霭笼罩的高山，一开始他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所有的东西都无法看清，慢慢地走近时，这座山的各个部分才渐渐地清晰起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问题就像向导，牵引着登山者的去路。而这个导引，又有赖于他已经看到的，那个并不完整的轮廓。这里就引出了一个关键的命题，提问并非空中楼阁式的，而是基于现在你已掌握的知识，而在提问和回答的过程中，你现有的知识又被拓宽了。这又进一步说明，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对已有知识、新学习知识的梳理和反思特别重要，就像一个美食家，他绝不会狼吞虎咽，不会只求把眼前的这份食物一股脑吃下去，而是会选择细细地品味，并且和他原来的经验相对照。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可以经常去思考以下四个问题：

1. 针对当前的学习材料，我已具备了哪些相关的知识？

2. 针对当前的学习材料，我又学到了哪些新的知识？这些知识对原有知识构成了何种补充或者挑战？

3. 针对当前的学习材料，还有哪些未知的东西，且这些东西我通过简单的探索就可以了解？

4. 针对当前的学习材料，还有哪些未知的东西，无法轻易地获得解答，同时又有价值成为我长期去探索的问题？

这里举一个小例子，我们试一下。下面这段话引自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的《反叛的科学家》一书，这是一本我非常喜欢的书，因为它优雅地穿巡在科学与人文的交汇地带。书里有一篇文章叫《科学可以合乎道德吗？》 ，作者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讨论了科学对人们生活的不同影响方式，其中一段话是这样的：

“我加入了圣地亚哥的通用原子公司（General Atomic Company），当时我的朋友们正在那里摆弄这种新技术。我们发明并建造了一个名叫 TRIGA 的小型反应堆，它被设计成具有本质安全性（inherent safety）。本质安全性的意思是，就算操作它的人水平非常低，反应堆也不会发生意外。这家公司 40 年以来，一直在制造和出售 TRIGA 反应堆，今天仍然出售这个产品；主要买家是医院和医疗中心，他们需要制造生命周期很短的同位素，用于医疗诊断。这些反应堆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也没给使用它们的人造成过任何危害。它们仅在有数的几个地方遇到过麻烦，还都是因为邻居受固有观念影响，完全不顾它们到底有多安全，反对让它们出现在附近。我们的 TRIGA 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它被设计成能完成一些有用的工作，而且价格也在大医院的承受范围之内。1956 年时的价格是 25 万美金。”

回答第一个问题，关于“安全”这个主题，我所知道的非常有限，在日常生活中，我从小被告知防范一些常见的危险，比如触电，但是这都是从一个使用者的角度出发，而不是设计者。如何设计一个东西让它更具安全性，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不具备相关的知识，包括我在内。不过，由于本人心理学专业的关系，曾经在课堂上了解过一些“人因学”（human factor）的知识，这门学科专门研究在工程和设计领域，机器与人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人因学就强调，很多意外事故的起因，往往是由于人的疏忽或者失误，称为“人误”（human error），因此我的脑子中就有一个可能被夸大的观念，人误是造成危险和事故的第一主因，由于人误只能减少而无法消除，因此危险无法完全避免。

然后回答第二个问题。戴森的这段话让我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本质安全性（inherent safety）”。并且由他自己的这段经历可以看到，一个具有本质安全性的产品，即便是像核反应堆这类看上去比较危险的东西，也可能被设计得接近于绝对的安全。这个概念对我非常有冲击力，就像上面所说的，我的心理学背景让我只关注于事故背后人的因素，却不曾想到另外一种可能，通过某种更有价值的设计，连让人犯错的机会都没有，这是一件多么有魅力的事情！

对于第三个问题，我自然地想去了解“本质安全性”这个概念更多的知识，所以做了简单的搜索，百度百科上写的是“本质安全是指通过设计等手段使生产设备或生产系统本身具有安全性，即使在误操作或发生故障的情况下也不会造成事故的功能”，然后就马上切入了防爆设备和煤矿等特定领域中，感觉解释得还不是很清晰。又用谷歌查，维基百科上的定义是用来描述“即便出错仍旧保持低水平危险的过程”（a process has inherent safety if it has a low level of danger even if things go wrong），然后又解释，一个本质安全性的设计是“避免危险而不是控制危险，尤其是通过减少危险性的物质或者危险性的操作来实现”（An inherently safer design is one that avoids hazards instead of controlling them, particularly by reducing the amount of hazardous material and the number of hazardous operations in the plant）。也就是，如果设计的时候，把所有构成危险的因素全部去除（如果可能的话），那么意外就不会发生。这些解释就把本质安全性的“本质”说得比较清晰了，我理解，“本质安全性”是一种重要的思想，不仅是一种术，而是一种道，触及到了非常根本的东西。当然我现在对此了解的只是皮毛，但已经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撼。

在第三个问题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回答第四个问题。在我看来，我可能不会真的去从事安全相关的工作，因此也可能不需要像一个安全专家一样，对“本质安全性”这个概念作太深入的了解，但是“本质安全性”这个思想却对我构成了某种启示。在过去的概念中，受专业视角的局限，致力于通过减少“人误”的几率来提升安全的思想，只是一种在“量”上进行改进的设计，而“本质安全性”的思想却是一种从“质”上进行根本性改变的设计。那么如果类推开来，有没有可能存在一种“本质娱乐性”,一种“本质信任度”,一种“本质健康法”,一种“本质智慧术”，一种“本质和平”？先别说这些都没有可能。也许未来哪一天，其中的某几项真的会实现呢？比如，“有没有可能发现一种『本质智慧术』？”就是一个值得我为之长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由上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看上去不起眼的一段话，可以激发出这么多有益的思考，并且思考又反过来加深了我们对这段话的理解。

在上述的四个问题中，第四个问题最为特别，因为它可能会变成一种长期的认知任务，使学习变成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持续的征途。一个好的长时程问题，让我们成为“建构者”，因为我们不仅仅在学习知识，我们还在“建构答案”，在努力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筛选、评判和整合新知识和旧知识，并把它们融汇成一个自给的整体；一个好的问题，让我们成为“探索者”，主动地去探求未知的领域，拓宽“未知的未知”的边界，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对现成的、边界明晰的知识的掌握；一个好的问题，让我们成为一个“猎手”，知识是我们主动去侦查、寻觅、狩猎的猎物，而不是我们战战兢兢供奉着的或者亦步亦趋跟随着的对象。

作为一个求索者，我一直在苦苦寻觅我的长时程问题的答案。比如，“怎样成为高段位的学习者”就是我向自己提出的一个高难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牵引下，我寻找和搜集各种各样的资料，进行批判性的阅读，同时反思自己的经验，最后，把它们创造性地整合成一个系统。假设你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或相类似的问题，只是对“学习方法”有那么一点模糊的兴趣，你可能就只是从排行榜上找一本相关的畅销书来看，走马观花式地记下几条笔记，然后扔到一边，一个星期以后可能就忘得一干二净。下图是两种学习的对比：

从上图可以看到，问题可以引导我们进入涉入更广、更深的领域，我们不再是被告知去学习什么东西，而是去探索寻找知识，寻找构筑我们答案的材料。在问题引导下的学习的最大的特点是，它所希求的知识是没有边界的，为了找到问题的解，我们可能会寻访任何可能的线索，查阅任何可能的有益的资料，而不受既定的观点的束缚。刘未鹏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问者和回答者，原本他是一名优秀的程序员，与心理学没什么交集，但是研一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开始思考一个深刻的问题：“我们如何思考，如何正确地思考”，这个问题令他如同着了魔似地集中大量地阅读各种与之有关的书籍，不断地思考和总结，在 Mind Hacks 上有条不紊地更新一篇篇高水准的文章，最后写出了《暗时间》。

琳达·达林 - 哈蒙德（Linda Darling-Hammond）是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学教授，也是美国教育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她在建构主义理论背景下，大力倡导“基于探究的学习 （inquiry-based learning）”的观点。并且，她提出基于探究的学习已经有三种比较成熟的教学方法，分别是基于项目的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和基于设计的学习。三种教学方法虽然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以问题、情境引导下的主动式、建构式的学习。就拿基于问题的学习来说，美国的医学、商业、法律等方面的教育，已经广泛使用这种教学方法。这种方法的关键之一，是提出一个现实场景下的、可能具有开放性解答的问题，而非一个纯理论的或者封闭性的问题。例如，如果我们问：“速读是不是一种好的读书方法？”，那么一旦我们得出“好”或者“不好”的结论，那么这个问题在很多人看来就可以关闭了；而如果我们问的是：“读书时应如何选择和调整阅读的速度？”，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探究下去。在美国教育科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于 2007 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系统比较了几种主要的学习方法的成效，结果发现，“提出深入的探索性的问 题”（Ask deep explanatory questions）被证明是一种效果非常好的学习方法。

事实上，在伟大的数学教育家波利亚看来，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无限地探究下去。他在名著《怎样解题》中写道：

“没有任何一个题目是彻底完成的了。总还会有些事情可做；在经过充分的研究和猜测之后，我们可以将任何解题方法加以改进；而且无论如何，我们总可以深化我们对答案的理解。”

这实际上点出了问题导向学习的另一个益处，就是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形成长期的、一贯的思考路径。问题构成了学习的连续性。当没有问题引导时，可能我们常常只是零散、“随机”地去涉猎学习材料，甚至有点率性而为地，去了解一些不相干的知识。这种学习的结果，就是得到一盘知识的散砂。而在问题牵引下的学习，则是在不停地构筑知识之间的联系，使它们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组合在一起。

特别是那些适合长期探索的元问题，不仅可以引发冲动式的求知事件，更有可能迫使我们持续地思考和探索。这个过程可以是几个月、几年，甚至贯穿我们的一生。这些问题就像一根根富有韧性的细线， 帮我们把各种知识、经验、观念和方法串在了一起，使散落的砂砾变成一串串富有光泽的珍珠项链。可以说，一个学习者越是成熟，他就越擅长做这类长时程的知识结构化的工作。有教育学研究比较了在物理学领域以及历史学领域，专家和新手在知识组织上的差异，发现“专家的知识不是对相关领域的事实和公式的罗列，相反它是围绕核心概念或大观点（big ideas）组织的，这些概念和观点引导他们去思考自己的领域”。（《人是如何学习的》）

当然，我们不仅仅可以向自己提问，也可以向其他人提问，向高手求教，向智者参习。但是归根结底，这些问题还得由我们自己来解答，别人的帮助只是一种推动，但心智构建的过程是无法由他人替代的。

因此，问题是将我们引向深度学习的起点。一位优秀的深度学习者，必定是一个优秀的提问者，他从阅读、观察和思考的过程中产生问题，先解答表层的、容易的那部分，留下深度的、探索式的问题给自己，被问题所困扰和折磨，同时开启之后的求知之路。

二、解码

有时候和人聊天，聊到半路，问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对方便说：“你去看一下《#￥%……&》这本书就知道了！”如果这本书我恰巧没读过，就不知道怎么去回应他了。如果当时对方可以把书里的观点转述出来，一方面我可以新学到些东西，另一方面讨论也可得以进一步深入。我想这种转述并不困难，因为既然看过这本书，那么就其要领阐述一二应该并非难事。可也许，对好些人，真就是件难事。

还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许多人有一种囤积癖。光电子书就可能下上好几个 G，若是遇到有意思的文章，也不由分说一篇篇地拷到笔记软件里。这倒不一定是件坏事。但奇怪的是，其中有些人竟会产生一种错觉，误把自己囤积的这些电子文件，当成了自己大脑里的知识，或者当成了早晚有一天将存入自己大脑的知识，然后竟然不由自主地傲娇了起来。

其实这两个例子，大同小异，问题都出在，我们面对如此多的信息材料，只会做最浅表的加工，没有从深处审视，更不用说去下一些“解码”的工夫。

解码不等同于我们一般所说的理解。理解通常只涉及对字面意义的解读，常以自动化的方式进行，也无需做太深入的思考，并且理解应遵从本意，不可擅自演化。而解码则是一个更为主动和主观的过程，不同的解读者对同一材料的解码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看同一部电影，不同的人能读出不同的意味。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提问》里说的，你心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其实也决定了你观察的视角，从而就可能做出不同的解码。但是解码虽无一定之规，却还是有高下深浅之分。

当然我们可以从基本的解码方法说起。这里，我提出一个“会说话的小黄鸭”模型来阐述。一只玩具小黄鸭，会说儿歌、讲故事，这只“小鸭子”在不同人的眼中，却有不同的解读：

·对于孩子来说，他关心的是“小黄鸭说了什么”，然后他听到的是儿歌、故事；

·对于家长来说，他们关心的是“小黄鸭是什么”，首先他们会把它定义为一个玩具（而不是一只“鸭子”），然后他们可能会对这只鸭子的娱乐性、教育性、安全性、性价比等做出评判。

· 对于玩具工程师来说，他们关心的是“小黄鸭是怎么做出来的”，他们会思考和设计小黄鸭有哪些功能模块，会考虑它的电路结构以及声光效果。

事实上，在我们的学习中，也面临着这个“会说话的小黄鸭”的问题。很多学习者，可能经常扮演的，仅仅是“孩子”这个角色，他们只关心这本书、这篇文章说了什么，它传递了哪些直截了当的知识；而可能有少数人，会从“家长”的角度去看，他们会从一个高度去审视面前的学习材料，会对它“是什么”做一个本质上的概括，然后从逻辑、论点、风格等角度，作一番剖析；同时可能还有更少的人，是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去研究，把学习材料作为一个观摩与研究的范本来分析。

漫画家幾米就是第三种人，他自述学画的经验，就是“任何书里的任何图”都要拿来看，仔细研究它们的细节，揣摩作者为什么要这么画。乃至像英文的刊物，Times、Business Week 之类，里面的漫画也会特地找来看，他说他虽然不懂什么意思，但“就是会去看他怎么样表现那个图”。还有像日本女性杂志，他会专门去看里面教人敷脸的小图，这也给了他很多趣味，因为他会想“它怎么这么简单就可以把要讲的东西示范出来”。他的这种图解修炼法坚持了十年……

所以，对于基本的解码方法，其实就不外乎下面三个层次：

1. 它说了什么？（它原本就要传达的信息和知识）

2. 它是什么？（对文本的反思，以审视的目光对文本进行评价和定性）

3. 它是怎么实现的？（对形式和构成的洞察，研究写作、表达的手法）

当然解码还有更深的层次，比如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就曾经对比利时画家勒内·马格利特的作品《我不是一只烟斗》作了七层解读，并专门为此写了本同名的小册子，不过这种深度的解读，似乎已经超出了我们普通人所可以企及的境界了。

对于学习者来说，是否善于对信息材料进行解码决定了我们对知识掌握的效果。教育心理学新近的观点认为，对某一事物的知识掌握，应区分了解（knowledge about）和知晓（knowledge of） 两个层次，比如对于跳伞这件事情，仅限于了解的人，固然可以头头是道说出跳伞的标准操作步骤一二三四，而如果被问到一些非常规性的问题，可能就会茫然无措，而掌握知晓层次的人则可以基于对跳伞设备的内在原理的理解通过一定的思考和推理后得出解答。（《剑桥学习科学手册》）

那么写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问：“我平时阅读的教材都是写得明白晓畅，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直接读下来，就能懂个八九不离十，似乎用不到你所说的解码？”这个观点既对，也不对。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学任何的材料，都需要解码这一过程，但是细想一下，即便是一部直白的作品，你若是去思考它为什么会写得如此直白、如此清晰易懂，不也是一个解码的过程吗？这其实就是一种“基于样例的学习”。其实很多领域的学习，就像学画一样，需要一个漫长的临摹过程。而很多伟大的作品，常常是把最美、最鲜的东西蕴藏在深处的，你不做一番努力和挖掘，很难尝到这份鲜美。

除了基于样例的学习之外，解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常常需要面对各种各样全新的信息内容，如果不经解码这一过程，则不可能使其与我们原有的知识体系相整合。对信息材料的解码，其实就是内在知识重新建构的过程，因此也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教育心理学家把在某一领域有专长的人士，分为“常规型专长 （routing expertise）”和“适应型专长（adaptive expertise）”两类（《剑桥学习科学手册》《人是如何学习的》），其中具有常规型专长的人具有一个基本固定的知识系统，可以以很高的效率把他们所接触到的信息材料按照已有的框架进行分析，而具有适应型专长的人则可以“不断进化、扩充他们的核心能力，扩展专业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来迎合需求和兴趣的增长”。这两种专家的差异的构成，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常规型专家所接触的材料，往往是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的，比如一个象牙塔内的学者，一生只看他所在学科的理论著作，那么他的知识体系就是固化的，他只能应对和解决在一个特定的理论范畴里的问题；而适应型专家常常主动去涉猎那些超出领域范畴之外的、非常规性的、情境化的问题，不排斥各种新鲜的经验刺激，所以他们的知识系统能够不断地扩展。怀特海在《思维方式》一书中就说，“理解的推进有两种，一种是把细节集合于既定的模式之内，一种是发现强调新细节的新模式”，他竭力推崇第二种，反对第一种，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一个高段位的学习者，就是一个适应型专家，他们可以有意识地构筑一个信息解码和知识扩展的良性循环：

当然，解码是一个费时费力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们看一本书、看一幅画或者看一部电影，都是蜻蜓点水，获得一些模糊的体验、自认为足够和旁人吹嘘几句就完事了，并不愿去深究。因为深究起来，一本书恐怕读上一年都读不尽，一部电影看上十遍也看不完。但是，这不是不加以深究的理由。所谓学习，本身就要注重深度和广度的结合。广度不够让人闭塞，深度不够让人只得皮毛。所以在时间有限的条件下，我们需要尽量去找最经典、最优秀的作品，进行深度解码、模仿参研。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要读经典作品》一文中说：“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他还说：“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就是说对于经典的解码，总是能给你带来新的收获，一部经典是读不完的，它甚至可以在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成为你的老师。所以解码的首要原则，就是尽量去寻找那些最好、最经典的作品，然后努力参习。

比如李安的《卧虎藏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但是很多人看不懂，觉得看得云里雾里。可如果你看了徐皓峰在《刀与星辰》中对其进行的解码，可能就会有恍然大悟之感。他说：“《卧虎藏龙》表面上是一个道义压抑爱情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男人寻欢的故事。”然后他就把电影的情节和手法抽丝剥茧地分析开来，不仅点出 “显”的部分，更道出“隐”的部分，因为他对《卧虎藏龙》的解码是进入到很深的那一层里去了。这种解码的快感甚至给我们一种错觉：“我是不是也会拍一点点电影了呢？”徐皓峰的影评写得好，于是另一位高手大头马老师，又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叫《观察的途径》，对徐皓峰的影评进行了解码，即所谓“解码之解码”，大头马老师写道：

“福尔摩斯说华生，你只是看，你并没有在观察。评论家充当的正是福尔摩斯的角色，他需要基于对象构建现场，借助工具和细节，找到一条通路，然后发现真相。评论就是评论家将他观察的途径暴露出来。在原本的意义上，电影是一次性的作品。多数人只有一次机会对它进行观看。影评人对于大众的第一层价值在于定格，第二层价值在于再现，第三层价值在于提供那条通路的入口。”

而徐皓峰的影评，显然为观众提供了第三层的价值。

那么说了这么多，如何才能掌握解码的方法，成为一个解码的高手呢？这个当然很不容易，也无法完全述说清楚。我这里先给出三条观察和思考的途径，供大家参考：

一、不只要去寻结论，还要去寻过程

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看一本小说、一部电影，最关心的，还是那个最后的结局：男女主人公最后有没有在一起啊、反派有没有死绝啊等等；而我们看知识型的书籍，则重点关注于它呈现出了哪些结论，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其实，这样的观看方式，于解码无益。一个解码者，应该做到不只去寻结论，还要去寻过程。即我们不仅仅要知道结果是什么，还要去知道，这个结果是如何得来的。如果是看一部虚构作品，我们可能要去反思，目前这个结局，作者是进行了何种逻辑上、感情上的推动，使其变成了一个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结果；如果是一篇论说文，我们可能要去反思，作者是使用了什么样的材料论据、通过了什么样的推理，才使其论点成立、能够把人说服。有些作品，它的过程是“显”的，有些作品，它的过程并没有明确道出，则更需要我们下工夫去梳理，甚至就像一个侦探一样，把犯罪现场在头脑中还原出来才行。

二、不只要去做归纳，还要去做延展

归纳是我们的强项。厚厚一本书，读完后，我们可能会说，这本书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代替，就是“#￥%……&*”；或者经常有人，在我洋洋洒洒写完一篇答案后，会评论：“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概括的东西写这么长”。当然，这样的读者，抽象思维的能力是很强的。不过这个强，既是强项，也是弱点。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归纳，其实就是信息的减损。我们把一本书缩减成一句话，那么书中那么多精心的构思、精到的细节、精彩的论述，就全都扔掉了。哪怕是我们用一张思维导图把一本书的要点勾画出来，也是免不了会忽略很多重要的、具有启发性的东西。所以，归纳当然是不可少的思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把细节扔掉、把血肉扔掉，因为这些细节和血肉可能是同样高明的智慧的结果。其实，一本经典之作，也许书里的每一句话，都有可供细细咀嚼的韧劲。这某句话，我们可以用“延展”的思路来想，去假设，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另一个情景中，另一个问题之下，是否仍然适用，仍然精辟有理。如果是的话，那么其实我们就发现了一小点可以复用的知识或者模式。这就是读书，读出真味来了。当然不只是读书，即便在日常生活中，做平常的事，看平凡的人，也可以用延展的态度去看、去解码。据说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跟人交往时，“把每一个人当书来读”，并且具有一种强大的、欣赏奇奇怪怪的人的能力。

三、不只要去比较相似，还要去比较不同

我们去接受一个新的信息材料，总要调用我们现有知识体系中的知识去与其对比。这种对比就是一种很好的解码方法。但是我们常常只注意不同材料之间相似的部分，因为相似就意味安全，意味着我们原有的认识无需更改和校正，其坏处就是我们的知识系统无法适应性地扩展。所以我们更应关注不同。我知道很多人奉“太阳底下无新鲜事”这句话为圭臬，不过在我的观念里，“太阳底下尽是新鲜事”！这里就拿徐皓峰对《卧虎藏龙》的解码来举例，随便摘选几段：

“李慕白出现的第一个镜头是平静地沿着水道行走，这是胡金铨的标志，这是文人的出场而不是大侠的出场。一般武打片的人物出场都动静很大，不是飞着就是跑着，徐克电影都是这样。……”

又如：

“影片的第一个建筑空间是镖局，同是表现深宅大院，李安和张艺谋全然不同。张艺谋的宅院不管有多广阔，也依然显得拥挤，后景的色彩也很扎眼，频用长焦镜头，所以前后挤在一起，消灭空间，因为他本要表现压抑，追求窒息感。而李安的构图，注意了建筑本有的对称均衡，色彩清淡，后景自然地暗蒙蒙一片，表现了“中空”感，呼吸顺畅。……”

“……胡金铨的竹林打斗借鉴了日本剑侠片，气氛严峻，对峙时完全是日本风格，打斗时的剪接技巧又超越了日本片的实战性，开掘出跳跃、飞落的技巧，对动作性极尽渲染。胡的竹林纯粹是异能奇技，而李安的竹林是在谈恋爱。甄子丹、袁和平都抱怨李安的竹林动作欠佳，因为作为武术设计师，他俩脑海中只有动作。而李安是以拍接吻戏的方法来拍武打戏的。”

这三段文字，我们细细观察，就会发现，徐皓峰对《卧》的解码，一大招数就是对比横向的不同。第一段，是比较《卧》和徐克电影的不同；第二段，是比较《卧》和张艺谋电影的不同；第三段，是比较《卧》和胡金铨电影的不同。不同才有知识，才有新意，才有新的发现。正如法国大科学家庞加莱在《科学与方法》中写道：

“正是例外变得重要起来。我们不去寻求相似；我们尤其要全力找出差别，在差别中我们首先应该选择最受强调的东西，这不仅因为它们最为引人注目，而且因为它们最富有启发性。”

这，大概就是解码的要法了。

三、操练

读大学的第一年，心理系的教授们就向我们传输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老师说，心理学研究到现在，在学习领域，可以成定论的东西不多，但有一样东西是肯定的，那就是“做中学”，它是最好的学习方式。我印象中有两位老师，他们从来不说自己“学过”什么，而只是说自己“玩过”什么，他们总是用一种“把玩”和体验的心态去对待自己感兴趣的知识领域。在这些老师的引导下，我们学生也就经常用一种“玩”的心态和方式去学习。当然我们的学习也有很多枯燥的时候，比如要背很多概念、理论，然后考试时默写出来，但是多年以后，深深记在我们脑子里的，还是那些“玩”的经历。

有一些求知的领域，天然就具有“做中学”的条件，甚至不“做中学”是不可想象的。比如办公软件的使用，学习的过程本身就是实践的过程。或者学用 Photoshop，最高效的方式是一边自行探索、试错，一边学习，比只是抱着一本书看强一百倍。当然大家更熟悉的，是对游戏的学习。学习如何玩一款游戏，几乎对任何人都不构成门槛，那么为什么我们学起游戏来这么轻而易举、毫不费力，而看起教科书来却免不了有时候哈欠连天呢？因为游戏是一种典型的操练式学习，玩一款游戏所必备的显性和隐性的知识可以通过不同的内嵌机制来习得，比如在大多数的 RPG 游戏里，显性的游戏规则和操作技巧等知识可以通过完成一系列的新手任务来渐次学会，而隐性的游戏战略技巧、情势洞察等方面的知识则可以通过潜移默化的“浸润”方式习得，这两种方式都使学习变得悄无声息，甚至使玩家都察觉不到学习的存在。除此之外，游戏中的操练还往往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 提供即时和丰富的反馈，包括视觉、听觉，甚至触觉（如 Wii）。

2. 营造动态和多变的情境。即便使用一些简单的随机性设定就可以使情境变得复杂多变，这样玩家就不会因单调重复而感到枯燥。

3. 适度的挑战性构成对学习的激励。挑战的难度随玩家的经验和成就而逐渐上升，使其既不会因挑战过难而严重受挫也不会因为过于简单而失去兴味。

这三点特性，在正式的课堂教学中，尚有踪影，因为广义上讲，学生和老师的互动，也是一种游戏，但在学习者的自学过程中，却显得稀缺。但是由于现代知识更新速度之快，大量有价值的知识无法在课堂里呈现，必须通过自学完成，所以一个有追求的学习者必然会面对自学时如何对知识进行操练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操练如此重要呢？如果用一句话作答的话，那就是：你掌握了多少知识，并不取决于你记忆了多少知识以及知识的关联，而是取决于你能调用多少知识及其关联。因为人的长时记忆存储并非像硬盘一样可以直接拷贝粘贴，不是说我们记住了多少知识，当我们提取时，还是会原封不动地把它们提取出来。认知心理学已有大量研究表明，记忆提取的操作其实起到了“记忆修正器”（memory modifier）的作用，一个曾经被调用过的知识，和从未被调用过的知识相比，在今后更有可能被再次调用。法国教育学家安德烈·焦尔当（ André Giordan）的观点更为激进，他提出的“变构学习模型”（allosteric learning model）认为，“构成学习者思维独特性的并非是他所录入的观点序列，而是他有能力启动和调用的关联”，这个模型借用了一个生物化学的隐喻——变构蛋白质（allosterlc protein），这种蛋白质的特点是，它的形态和功能并不是内在稳定的，而是由于外部环境的促发条件所决定。（《变构模型——学习研究的新途径》）

除了知识调用对记忆本身的改变作用之外，心理学家丹尼尔·威灵厄姆（Daniel Willingham）在《为什么学生不喜欢上学》中分析说，反复练习的价值，在于使某些认知活动可以自动化进行，从而为思考时所用的工作记忆 （working memory）腾出宝贵的空间，以用于更具策略性的活动。

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 Dunlosky 等多名心理学家于 2013 年发表的一篇元分析研究。这项联合研究综合了约 400 篇文献的研究结果，对教育界常用的 10 种学习方法的有效性进行了综合评定，发现以练习为主导的方法是通用有效性最高的：

另一个有力的支撑性观点是所谓“一万小时理论”，这个理论因为格拉德威尔等人的畅销书的引入而在国内变得尽人皆知。不过，要注意的是，不能把这个理论绝对化地理解，所谓的“一万小时”在很多领域并不成立，但是“刻意练习”的理念确实很有启发意义。不过有一点可能大家很容易忽略，就是“一万小时理论”的最强的证据来自棋类、音乐、体育等“技能性”以及“边界清晰”的领域。这些领域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训练体系，有经验丰富的指导教师，所以你如果要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就，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能不能坚持十年，而是能不能很早地进入到这些体系中去，接受正规的训练。

但是，对于更多的学习者来说，不是我们不愿练习、不肯坚持，而是根本“无习可练”！如果我要练打篮球，那我就从对着篮筐啪啪啪投篮开始，但是如果我对历史感兴趣，想成为历史学家，除了不停地看书（也就是“信息输入”之外），还能进行何种操练呢？如果我不知怎么操练，不能像上面所列的那样进行“练习性测试”、“分散练习”和“交错练习”，不能发挥练习的“记忆修正器”、为工作记忆节省空间这样的奇妙作用，那么我怎么才能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呢？

于是我们又回到本文早前提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有追求的学习者如何在自学时进行知识的操练？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就要先解决两个问题：

1. 操练的意识。他明白操练的重要性，懂得主动和积极地进行知识操练。

2. 操练的方法。可能是受别人的启发，或者自己的探索领悟，总之他知道选取合适的方法对自己所钻研的领域进行操练。

一个人头脑中存储的知识，粗略地分，可以分为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对于程序型的知识，我们可以通过技能的训练不断地强化和完善。可对于陈述性的知识，很多人不知道如何进行练习。在学校里，当然有老师发卷子来做，比如文学常识的填空，不过这也只是很浅表的练习。而当你一旦离开了学校，却面对更多汹涌而来的知识和信息，我们到底如何是好呢？这里我想提出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

把知识当成一种技能来学习。

就是不管我们想学或者正在学的是哪一个领域的知识，我们都可以想一想，如何不只是把它当成是一种静态的、安安静静地躺在书本里的东西，而是当成一种动态的、可运用的、可以用来完成某件事情的技能。就拿我学的心理学为例，心理学课本里的很多理论，如果我们仅仅只是理解和背诵，那它们只是静态的知识，实际上当年我在考试时默写答案的时候，它们真的只是死气沉沉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想到怎么把它们用起来，就可能真的成为一种技能，比如心理学的知识其实可以变成一种思考框架，成为一种观察事物的特殊视角。

但是要具备这样的意识真的很不容易。我读大二时，一位心理系老师在课堂上回忆说，当年他博士毕业后留校工作，暑假里在为第一次上台讲课而备课的时候，突然顿悟：“自己其实不懂心理学！”当时教室里的我们都听得惊呆了，大家都感觉莫名其妙：怎么可能一个人学了九年的心理学，拿了心理学的博士头衔，到头来发现不懂心理学！这是怎样的一种荒诞和幻灭啊！！后来过了许多年，我也拿到了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并且在工业界就职以后，才终于理解了多年前这位老师的话。大概是因为，我们在学校里的学习，都是循规蹈矩的被动式学习，我们对待心理学的知识只是满足于理解和记忆的层面，确实我们会做学术研究，并在其中进行非常深入的思考，但是这种思考仍旧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不是从理论到理论，就是从方法到方法，都没有跳脱出来，从一个更大的视角，去反思这些知识的深层价值，没有去思考这些知识和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的关联。但是一旦我们被逼迫到一个应用的情景中去重新审视这些知识，比如那位老师必须深入浅出地向学生们做出原理的阐释，或者我在公司里不得不去思考如何把这些知识应用于工作时，我们才会突然发现这些知识是可以被这样去运用，有可能发挥这么大的效力，甚至可以被当做一种技能来看待……

细细想来，对于知识的操练也并非全无章法可行，在“知识技能化”的理念之下，我认为至少可以尝试以下三种知识操练的方法：

一、写作式操练

写作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建构活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对知识的重构活动。在阅读时，我们对信息的理解和纳入常常满足于从一个“浅表”的层面去理解它们（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花这么多篇幅去谈“解码”的重要性），但是在写作时，也就是进行信息输出的时候，我们必须去分析知识的“深层结构”，观察和调用知识与知识之间的深层关联，不然我们无法自如地将它们组织起来。因为一篇文章要被人读懂、要把人说服，需要缜密的思维，清晰的表达和翔实的依据，这些都要求我们对知识的编码和组织都达到一个相对高的水准才行。刘未鹏老师在《为什么你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写博客》一文中就有两句很经典的话，一句是“书写是更好的思考”，另一句是“教是最好的学”。

除了更好的思考之外，写作带来的一个明显的益处，是获得反馈。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发表你的文章，然后还会得到其他人对你的评论，在这些评论中可能就有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比如指出你的某个知识性的错误，或者想法上的局限性，或者认知上的某一个盲点。在心理学家看来，“获得反馈”是练习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如果没有反馈，你在练习时发生的错漏自己无法察觉，导致无法校正，那么做再多的练习又有什么用呢？就像我曾在一个答案中写到的：“如果我（在知乎上）关闭了评论，就永远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想想过去的求学者，没有互联网的时候，他们获得反馈的方式，是建立一个交流的圈子，或者沙龙，定期在一起讨论问题。又或者，完全以书本为反馈的来源，进行写作的练习。比如王云五先生自述，他在学习英文时，就是把英文原作熟读多次以后，翻译为中文，过了一星期之后，再翻译回英文，再将其与英文原作对照，然后“于文法有错误者即查找原文修正，于文法无误而用字遣辞不如原文精练者亦参酌修正”。不仅如此，他对古文的学习也采用类似的方式，先把古文译为白话文，又把白话文译回古文，以资对照。正是这等苦工夫下下去，才成就了王云五先生这位自学成才的大师。

二、游戏式操练

荷兰文化史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所著《游戏的人》对文化历史中游戏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说游戏的一个根本特征是“假装相信”，因为游戏创造了一个独立于现实生活之外的假想世界，有其独有的规则和秩序，而游戏的参与者则自愿、自主地“假装相信”自己进入了这个构造出来的世界。这种“假装相信”使得人们完全投入其中，乃至扮演起其中的角色，他们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遵守这个世界的规则，主动维护这个世界的秩序。

如果我们把对知识的操练当成一种游戏，那么这种操练就会具有相当高的参与性、互动性和投入性，同时它摆脱了现实规则的制约，使我们可以在更丰富、更多样可能性的情境下去应用我们的知识。广义地讲，棋牌就是一种思维的操练，当然这里面涉及的知识较少，但是小时候我们都有过玩 24 点训练心算能力的经历。还有像《大航海时代》这样的游戏，可以让我们在游戏的世界里斩获丰富的地理和文化知识；《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罗伯特·清崎推出的现金流游戏（Cash Flow）据说可以有效提升玩家的理财能力。更奇妙的例子可以在《生活大爆炸》这部美剧中找到。在其中一集中，Sheldon 和女友 Amy 玩了一个“反事实游戏”（Counterfactuals），这种游戏是指提问者提出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假想情况，然后要求回答者根据相关的知识进行想象和推理后得出答案。举个剧中的例子：

问题：在一个犀牛被当宠物养的世界中，谁将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

答案：乌干达。

理由：肯尼亚会因出口犀牛而崛起，在中非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权，并殖民统治北非和欧洲，战争爆发后，谁也负担不起养犀牛的这份奢侈，肯尼亚衰落，乌干达崛起。

上面的例子看似荒诞，实际上你仔细辨析，还是有几分道理，因为它和二战的真实历史有“深层结构”上的相似，实际上回答者必须运用教育心理学中非常重要的“知识迁移”的技能，才能给出解答。

如果更广义地看，哪怕在一人独处的状态下，也可以玩这种游戏式的知识操练，实际上人类历史上很多智者都是这么干的，只不过它有一个更高大上的名字：思想实验。思想实验就是构造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假想情景，然后运用所学的知识，来设想事物在这个情景中的变化。在这样的操练中，思考者往往会得到比原先更为深刻的领悟。

三、设计式操练

所谓设计式的操练就是调用已有的知识，去通过设计某一种解决方案，来解决某个特定的问题。“设计”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定义：“设计就是解决问题”。因此设计式操练的好处，就是迫使学习者为了解决某一个现实的问题，来综合性、创造性地调用知识。根据前文中的那张表格，“交错练习”（interleaved practice）也是一种不错的学习方法，而设计对知识的调用往往是交错式的。《形式综合论》强调，设计的问题常常牵涉方方面面的影响因素，一个好的设计方案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影响因素。要做到这一点，这时就必须调用理解和控制这些因素的知识。而当我们发现缺少某方面必需的知识时，又会反过来促使我们对这些知识的学习。

像大学生机器人竞赛这样的活动其实就是非常好的提升个人知识和能力的方式。而像美国宇航局（NASA）甚至长期和美国高校的机器人团队展开合作，NASA 方面认为，通过这种合作，可以使一些学生最终成为“下一代机器人研发工作组中的一员”。

《三国杀》的创作者黄恺是一个 80 后，他从小就是一个游戏迷，也是一个三国迷，这点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不过他与别人不同的一点是，他曾经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去修改游戏的规则、创造出新的游戏。当时只有大二的他，运用自己长期积累的游戏知识和三国知识，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设计出了《三国杀》的第一稿，从此开启成功之路。我想很多人是历史爱好者，也有很多人是小说迷，那么有多少人想过，运用这些知识，去设计一款自己的卡牌游戏呢？难道它真的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吗？还是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大脑中的知识，其实是可以这样去充分地运用和发挥出来的？

当然理想的情况是，当我们准备对所学知识进行设计式操练时有一套现成的理想工具，就像孩子们玩乐高玩具一样（事实上基于乐高的操练可以非常复杂，甚至可以做出可编程的智能机器人）。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米奇·莱斯尼克（Mitch Resnick）教授就有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即便是成年人的学习也应该有比较好的练习工具，并且致力于这类工具的开发。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学习螺旋模型（learning spiral），认为创造性的学习是想象、创造、游戏、分享、反思和想象的螺旋式循环。

总之，知识的操练，既是一种调用和提取，也是一种主动的建构，更是一种创造性的综合，它是深度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知识的操练迫使我们对已有的知识进行更加深入的审视，对现实的情景和问题进行更加细微的观察，并且致力于创造两者之间的关联。它使我们不再固守书本，不再去做僵化的记忆，而是让我们赋予知识以灵性，以更好地适应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

四、融合

一个高段位的学习者，应该能抓住一切机会，在其所学的知识之间创造关联。

一个普通的学习者，他头脑中知识的组织是他所学过的教材上的知识结构的映射，即学术体系下的层次分类结构（通常表现为树形结构）。在这种结构下，每一片叶子都是分散而独立的，虽然它们分别与更上一级的枝杈连接着，但叶子与叶子之间不存在思想的联通。可现实中的问题，它们的发生和解决，可不像教科书每个章节后的习题一样，恪守学术体系下的知识谱系。对一个现实问题的解决，或者对一个现实情境的洞察，往往需要同时调用不同枝丫上的叶子，而这时，缺少知识融合的弊端就会显现。

因此，学习高手常常会有意识地把不同领域甚至不同学科的知识摆放在一起，然后尝试去分析、比对它们的潜在关联，甚至于当异质的素材堆叠在一起时，仅仅是潜意识的推动，就可以让这种隐藏的关系浮出水面。庞加莱在《科学与方法》中说，数学创造的实质，是从各种各样的数学知识的组合中找出最有价值的组合，而“最富有成果的组合常常是从相距很远的领域取出的要素形成的组合”，而庞加莱自己正是一位涉猎极广的科学奇才，他的研究贡献涵盖数学各个领域，同时也是一位物理学家，研究几乎涉及物理学的所有分支。

我们正统的教育思维并没有对知识的融合有足够的重视。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模式：把一个大的东西分解为小的东西，把那个小的东西再进行细分，这种分解性思维的要害，就是一件事物的整体特征以及各个部分之间的潜在关联都被完全忽视了。就像在大学里，对原本一体的世界的洞察，为了研究的方便起见却划分成很多个学科，更糟糕的是，即便在同一学科内，不同分支领域的教材也出自不同专家的手笔，而对不同分支课程的讲授也都由不同的教师担任，这就导致了知识的进一步的区隔。由于每位教育者只需守好自己的那一块责任田即可，所以很少有老师会主动引导学生进行“远距离知识” 间的融合思考。

只有一小部分智者发出了对此问题的关切。物理学家以及哲学家大卫·玻姆批判了“分裂性”（fragmentation）这种思维方式，他在《论对话》一书中写道：“人们在思维时总是以解剖的方式来分析事物，把事物分解为各个部分。但在现实中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但出于方便剖析的原因，我们会分离出其中一部分”。哲学家和教育思想家海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中更是直言不讳地写道：“我极力主张的解决方法是，要根除各科目之间那种致命的分离状况，因为它扼杀了现代课程的生命力。教育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五彩缤纷的生活。但我们没有向学生展现生活这个独特的统一体”。

而当代最激烈且影响最大的批评声音恐怕是来自投资思想家查理·芒格了，他把那种只会用单一学科知识思考的人称为“铁锤人”，因为当你手里只有一把铁锤的时候，看什么东西都是钉子，因此，也就失去了起码的基于事实的判断力。而只有广泛涉猎不同学科的知识，把这些学科中的基本理论变成用以观察和分析现实对象的思维模型，才能最大程度上避免思维上的偏差和狭隘。他认为，这种多学科模型的方法，可以产生一种爆炸性的合力效应，让人获得不同寻常的智慧。

细细想来，将原本独立或者疏远的知识加以融合，从融合效果上看，有迁移、印证和互补三类。如果我们在平时的阅读中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古今中外的许多智者，常可以从这三类的融合中获得启发，甚至生成新的思想或者发现。这里稍举几例：

一、迁移

生物化学家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 Brodie）博士被誉为药物代谢之父，他的一项突出贡献是发明了血液中药物浓度的甲基橙测定技术。事情发生在二战期间，1942 年 3 月日军占领了荷属东印度群岛，这对美军是沉重一击。因为当时治疗疟疾的标准药物奎宁全部来自东印度群岛的金鸡纳树的树皮，失去了奎宁的供应使得美军士兵陷入了疟疾的困扰之中，战斗力和士气大受影响。于是美国国内的许多医学研究机构承担了寻找疟疾替代药物的紧急研究任务。布罗迪小组的任务是检验南美另一种金鸡纳树树皮的治疗效果，这种树皮含有四种生物碱物质，一种就是奎宁，但含量远远低于东印度群岛的奎宁树，另外三种中有两种物质用传统方法无法测定其在血浆中的浓度。

面对这个难题，布罗迪来到了曼哈顿的中央图书馆，遍查文献，连查了三四天一无所获，最后他查到了德国纺织业的染料文献，恍然大悟：“能否给化合物染色，然后利用其在溶液中的色度来测定其浓度呢？”于是，他立马联系药店和化学品商店，订购了几百种染料然后逐一试验，虽然这些用买来的染料进行的试验都失败了，但他偶然想到实验室中经常使用的甲基橙试剂也是一种染料，于是尝试了一下，结果大获成功。1947 年，布罗迪在《生物化学学报》上一连发表了六篇有关甲基橙测定技术的论文，引发了药理学的革命，而他的起点，正是将两个原本不相关的领域融合的结果：染料知识向药理学领域的迁移。（《师从天才》）

这里我还想进一步假设两种情况：

1. 如果布罗迪在图书馆恰好没有发现染料文献呢？也许药理学的这一方法革新可能就要推后好几年。

2. 如果布罗迪涉猎广泛，原本头脑中就有染料方面的知识呢？也许他根本就不用去图书馆，而是立马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可以说，布罗迪在图书馆发现染料文献纯粹是偶然，但是想一想，在医学领域还有无数个等待科学家去解决的难题，他们恐怕就没有布罗迪那样的好运气了。也许事实真是这样，由于多年专业教育塑造的知识壁垒，大多数医学研究者缺乏足够的知识广度，跨学科的知识迁移自然无从谈起，这可能是导致很多医学难题长期无法解决或者无甚进展的重要原因。

在学术机构里，再聪明的人，也可能受制于其专业壁垒，无法看到外面更大的知识疆域。而在实践领域则相反，人们更容易以融会贯通的方式看待问题。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是《黑客与画家》的作者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nham）。这位著名的黑客兼创业导师在书中，对编程和绘画这两种创造性活动的相似性进行了完美的论述，少时学画的经验迁移到了他学习编程的过程中，使他对编程有了全新而深刻的认识：

1. 画家学画的方法是动手去画，而黑客学习编程的方法也是在实践中学习。保罗初学编程时还抱着书读，不过随后就放弃了，直接动手去干。

2. 画家学画必须要临摹，从大师的作品中进行学习，美术馆、博物馆是他们最好的学校。而黑客则是通过观看优秀的程序来学习编程，研究它们的源代码，开源社区是他们最好的学校。

3. 一幅画是逐步完成的，先画轮廓、草图，然后填入细节，一步步臻于完美。在这一启发下，保罗领悟到“编程语言的首要特点是允许动态扩展（malleable）。编程语言是用来帮助思考程序的，而不是用来表达你已经想好的程序。它应该是一支铅笔，而不是一支钢笔”。因此在编程中，过早优化 （premature optimization） 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想象一下，计算机编程和绘画，一个是抽象思维，另一个是形象思维，在常人眼中，根本不可能联系到一起。而格雷厄姆却找到了这两者间深层的关联，且说得有理有据，让人信服。

二、印证

如果说迁移式融合起到了启迪思维的作用，那么印证式迁移则可以帮助人探索规律。

比如对于潜意识在思维中的作用，数学领域和戏剧领域竟然可以相互印证。首先是，庞加莱在《科学与方法》中，用自省的方法记录了自己的一次数学发现之旅。这个过程的第一个阶段，是有意识的思考阶段，庞加莱连续 15 天独自一人坐在办公桌前，对如何证明富克斯函数不存在而苦死冥想，最后意识到一类富克斯函数是存在的，来源于超几何级数。第二阶段，庞加莱离开了原来的住地，参加了一次地质考察旅行，沿途的风景令他心旷神怡，然后在踏上马车的一瞬间，他突发灵感，找到了一个重大突破：把富克斯函数的变换等价于非欧几何的变换；随后，他又转而研究了一些算术问题，没有进展后去海边度假了几天，在悬崖旁散步时，他又突然想到，可以把不定三元二次型的算术变换等价于非欧几何的变换。第三阶段，他又回到了办公桌前，对这个问题发起了总攻，以破竹之势完成了最终的证明。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意识—潜意识—意识”的相互交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关键的突破是找到了“级数—非欧几何”、“非欧几何—代数”的组合。庞加莱自己分析道，潜意识作用的发挥，并非平白无故产生的，而是有赖于在此之前，有足够的有意识的思考，这种思考的作用，是把很多知识的“原子”激活起来，为潜意识阶段的思考提供素材，然后在潜意识阶段，这些原子就自发游行碰撞，在脑中快速组建各种各样的组合，并且这些组合之间相互竞争，直至最佳的组合自动涌现出来，上升到大脑的意识层面。

有意思的是，庞加莱的这种经历，在台湾戏剧大师赖声川那里得到了印证。在《赖声川的创意学》一书中，赖声川先生回忆了自己找到《如梦之梦》创作灵感的经历。这个经历实际上是一连串看似无关的事件的连点成线：在罗马参观画展注意到一幅勃鲁盖尔的画作、在台北艺术大学准备和学生共同创作一部新戏、在法国一座古城堡看到了一位已逝外交官的铜像、看到新闻里伦敦火车相撞事故中找到了原先被认定死亡的幸存者、在报纸上看到有关无法诊断的致死疾病的报道、在印度旅行时读《西藏生死书》了解到一种临终病人向他人讲述自己故事的习俗……这些被观察并留存于心的细节，突然在一瞬间，产生了奇妙的“组合”，在经过了巧妙的连缀之后，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架构，最后便诞生了《如梦之梦》这一佳作。想象一下，在这一“小火慢炖”的灵感诞生的过程中，如果上面列举的各个经历缺失了一样，那么就很有可能，就不会有《如梦之梦》这一作品了。这和庞加莱的结论类似，所谓灵感，所谓潜意识的思考，并非平白无故产生的，而是有赖于，思考者已经拥有了丰富的、充足的、多元的思考材料，潜意识的作用是借助其强大的并行计算能力，把这些思考材料进行各种组合。可以说，你在灵感酝酿之前，所做的素材准备工作越是充分，那么获得创造性成果的概率就越大。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来自数学和戏剧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知识的融合，使我们找到了也许具有广泛适用性的交替运用意识和潜意识进行创造性思考的方法。

三、互补

互补式的知识融合，是指我们可以对同一个议题，找到完全不同视角下的论述，把它们综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到对这一议题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例如，对于“为什么创业可以产生更大的价值”这一话题，我们可以综合科技产品创业和艺术品创业两个不同领域的观点。关于科技产品创业，《黑客与画家》中的阐述已然非常精彩。格雷厄姆认为，创业的价值在于可测量性和可放大性两个方面：

· 可测量性。与在公司打工相比，自己创业产生的价值更大。在大公司里，个人的绩效无法被真实有效地评估，公司更倾向于以一种平均化的方式给员工提供报酬。而创业时，人们“不再是低强度地工作四十年，而是以极限强度工作四年”，

· 可放大性。个人在大公司里的贡献不具有可放大性，因为通常只是以“计时”或“计件”的方式来获取报酬。而技术创业之所以能产生价值，是因为它“发现了一种做事的新方式，它的经济价值就取决于有多少人使用这种新方式”。如果你的生意是做鸡蛋饼，那么做一个只能赚一个的钱，但是如果你解决的是一个热门的技术难题，让很多人受益，就形成了放大性。

我们再来看看艺术创业领域的观点，其代表是日本艺术家村上隆写的《艺术创业论》：

· 村上隆一方面批评了日本美术界的现状，他说日本的美术大学不会教学生如何谋生，学美术的人大多数是靠教学生来赚钱，而不是靠出售自己的作品赚钱，于是，学生变成老师，老师再培育学生，构成了一个“封闭性循环”。这种美术才能缺乏在市场的波涛里检验其价值的现状，其实颇符合格雷厄姆“可测量性”标准。从事美术教育，其价值是不可测量的，而只有通过与市场的互动，艺术作品的价值才能被测量，也才有不断更新和突破的可能。

· 村上隆又指出，一个艺术作品要能卖出大价钱，关键是“通过作品，创造出世界艺术史的脉络”，也就是说，“从该作品之后，是否开创了新的历史”。对于创作者来说，一方面它要找到进入世界艺术史的入口，能够被艺术界包括评论家们所理解和评论，另一方面，它又要有所突破，甚至颠覆原有的观念。更根本地讲，一幅画作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线条、颜色、构图，而是其之后，所展现出的“观念”，艺术品的价值就是观念的价值。如果我们用格雷厄姆的“可放大性”观点来补充村上隆的观点，就可以更完整地理解艺术市场，为什么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杜尚的小便池、达明·赫斯特的装置艺术这些既日常又诡异的东西可以如此被人推崇？因为它们都可以引起争议，既有肯定的声音，也有非常庞大的反对和质疑，这种争论使一种新的颠覆性的观念得以传播、放大，颠覆了很多人对艺术原本的理解。

同时在另一个方面，村上隆的观点又是对格雷厄姆的观点的有力补充。格雷厄姆所理解的价值只是：难题解决。一个小团队用其先进的技术，解决了人们普遍面临的问题，所以创造了价值。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像 iPhone 这样的发明，并不是解决了什么难题，而是让大家惊讶地发现原来我们和电子产品是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交互的！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的颠覆。所以村上隆提出的“价值体现在观念的更新”的观点即便对科技创业也有非常大的启示。

所以我们看到，格雷厄姆在科技创业领域的洞见和村上隆在艺术创业领域的洞见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两人的观点具有很好的互补性，使我们对创业价值的认识更为深入和全面了。

从上面所举的三种融合及其例子中可以看出，将知识进行融合的关键，是能够洞察出知识背后的“深层结构”。在表面上不相干的知识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潜在的相似性、互补性和启发性，找到知识与知识间隐含的联系。

罗德·霍夫曼（Roald Hoffmann）是一位物理学家、化学家和诗人，他因将量子力学应用于化学而获得了 1981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他提出了一个“变形虫”比喻，来喻指我们从不同视角来探索世界的过程：

“我所做的工作的特点像变形虫：我在探究化学世界的不同部分。……我所研究的各种问题，就像变形虫的伪足一样从不同的方向伸出来。基于此，我就有了一个关于电子在分子中怎样运动的理论框架——分子轨道理论。我也相信，世上的每一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联系，只要我伸出足量的伪足，这些伪足就会伸入某一事物，通过该事物能理解所有的事物。由于从不同的方向出发，我敢保证，我没把自己锁定在一系列化合物内，而是被迫考察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我认为美存在于自然界的复杂性之中。”

最后，我想带领大家做一次融合的操练，我会给出两小篇文章（分别代号为 A 和 B），然后大家可以试着从印证（A = B）、互补（A & B）、迁移（A → B 和 B → A）这几个角度去分析一下。看能得到什么样的益处：

知识单元 A：斯蒂芬·金谈创作

“在我看来，短篇也罢，长篇小说也罢，都是由三部分构成：叙事，将故事从 A 点推至 B 点最终至 Z 点结束；描写，为读者描绘出现场感觉；还有对话，通过具体言语赋予人物生命。

“你可能会奇怪，情节构思应该摆在什么位置。答案是——至少我的答案是——没它的位置。我不会试图让你相信说我从来没有构思过情节，就好像我不会试着让你相信说我从来不曾撒谎一样，但这两者我都是尽量避免，少做为妙。我不信任情节构思有两个理由：首先，因为真实的生活多半是不经构思的，哪怕是算上我们所有的合理预警和精心计划依然如此；其次，因为我相信情节构思和真正创作的自发性是互不相容的。对于这一点，我最好尽量讲清楚些——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对于写小说的基本信念是：故事几乎都是自发的。作家的职责就是给它们提供发展的所在（当然还要把故事写出来）。如果你能像这样看待问题（或者至少尝试这么想），我们就可以比较舒服地一起工作。但是如果你认定我是个疯子，那也没关系。你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

“曾经，有一次我在接受《纽约客》采访的过程中，我对采访我的马克·辛格说，我相信故事犹如埋在地下的化石，是被人们发掘出来的，他说他不相信我的话。我回答说这没关系，只要他相信我这么相信就够了。我确实这么认为。故事不是纪念 T 恤衫或是掌上游戏机，它们是遗迹，属于一个未被发现但已经存在的世界。作家的工作就是利用他/她工具箱里的工具把每个故事尽量完好无损地从地里挖出来。有时候你发掘的化石很小，可能只是颗贝壳。有时候很巨大，是头骨架庞大牙齿凌厉的霸王龙。不论哪种，短篇小说或是一千多页的小说巨著，挖掘的技术大致上相同。

“……

“我更多地依靠直觉，我能够这么做是因为我的书多半是基于某种情势而非故事。这些书的来源通常都是些很简单的点子，当然有些要更复杂些，但大多都如同百货商场的展示窗，或者蜡像造型场面一般单纯明了。我想要将一群人物（也许是两个人，也许只有一个）放到某种困境中，然后观察他们如何竭尽全力脱身。我的工作并非帮助他们脱身，或是操纵他们的命运，把他们从困境中弄出来——这些工作需要情节构思这柄大锤，这种力道大、动静响的工具才能完成——而是观看发生的事情，然后把它写下来。”

——摘自斯蒂芬·金《写作这回事——写作生涯回忆录》

知识单元 B：村上春树谈创作

“《巴黎评论》：这两个要素——直截了当、简单易读的叙事语言，配合一个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是不是你有意识的选择？

“村上春树：不是，当我开始写一篇作品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一张蓝图。我是边写边等待故事的出现。我并没有事先想好故事的类型和故事情节，我等着故事发生。《挪威的森林》是另一种情况，因为当时我想写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但我基本上不会在动笔前做出选择。

“《巴黎评论》：可是你选择了讲故事的语调——那种不带情感色彩、很容易读懂的叙事语言，是吧？

“村上春树：头脑中出现一些画面，把这些画面联结在一起就成了故事情节，然后我再把故事情节讲给读者听。当你讲述故事情节的时候应该持一种宽厚的态度，如果你想的是『这没什么，反正我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就太傲慢了。简单的语言、恰当的象征和比喻——我做的就是这些。我叙事时认真仔细，力求清楚无误。

“……

“《巴黎评论》：这很有意思。这两本书（指卡夫卡的《城堡》《审判》）都是没有写完的作品，也就是说它们都没有结局。你的小说也有类似的感觉，特别是你近期的作品，比如《奇鸟行状录》，经常让人感觉你拒绝提供那种读者所期待的结局。这里面是不是由于卡夫卡的影响？

“村上春树：不完全是。你当然读过雷蒙德·钱德勒的小说，他的小说并没有真正的结局。他可能会说，这个人是凶手，可是对我来说，到底是谁干的并不重要。有一件很有趣的轶事，霍华德·霍克斯想把钱德勒的《长眠不醒》拍成电影，但他搞不清到底是谁杀了那个司机，于是他打电话去问钱德勒，钱德勒的回答是：我不在乎是谁杀的！我也是同样的态度：『结局』没有任何意义，我不在乎《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凶手到底是谁。

“《巴黎评论》：可是，《长眠不醒》之所以引人入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读者想发现杀死司机的凶手是谁。

“村上春树：我本人写小说的时候，事先并不清楚谁干了什么，我和读者处境相同。当我开始写一个故事，我根本不知道故事的结局，也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即便故事一上来就有一桩命案，我也并不知道凶手是谁，我写这本书是想知道凶手是谁，如果我事先知道是谁干的，那么写这个故事就没有意义了。”

——摘自《巴黎评论·作家访谈 1》

我的分析：

A = B：两位作家都认为不需要也无法事先构想好小说中的情节，他们甚至都不关心也不预先知道故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的。

A → B：斯蒂芬·金认为写作应是自发的，就像发掘者一样挖出已有的化石（故事），小说的情节可以认为是在一定的情势下自动发展演进的结果，这种在理论层面上的归纳给村上的实践层面的描述提供了补充。村上只是说了他是怎么写的，但是没有归纳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结合金的论述就可以理解，村上认为他一开始并不知道“凶手是谁”，是因为他还没有把这个化石挖掘出来，只露出了一小部分，所以看不清全貌。

B → A：村上描写了他创作的关键过程，“头脑中出现一些画面，把这些画面联结在一起就成了故事情节，然后我再把故事情节讲给读者听”，这填补了斯蒂芬·金的偏抽象层面的讲述空白。金虽然用了一个化石比喻，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小说家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在没有构想故事情节的状况下是如何展开故事情节的，这似乎是一个矛盾。而村上的论述提示，小说家可能会先在脑海中进行一个形象化的构思（而不是抽象的情节构思），然后再把这个形象转化成小说的语言。

A & B：小说创作，即便对于写作者来说，也是一个探索和不断发现的过程。小说家并非是全知全能，很多时候，他只是一个观察者和挖掘者；或者这么说，一个可以事先构想好的故事情节，其复杂性和真实性无法与一个被不断探索和发现出来的故事情节相比拟。小说家只有沉浸在故事的情势中去感受，才能把一个充满艺术性的故事写出来。或者这么说，小说家构造了一个复杂的容器，任故事之泉水自由流淌成它可以成为的样子。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关于本书

“盐”系列电子书出版序

作者序

深度学习的艺术

一、提问

二、解码

三、操练

四、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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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

「盐」系列电子书出版序

作者序

深度学习的艺术

一、提问

二、解码

三、操练

四、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