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故事

贾宏图

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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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来证明知青；那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

——我为什么写《我们的故事》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这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古希腊人认为人活着就是要弄清这三个问题。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哲学家还在探讨着这三个问题——他们认为这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注。

作为普通人，我们也在关注自己的命运。我也常对自己发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作为个体的人，好像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好像这几个问题也并不简单。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他的命运。

我是谁？我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

我是和我的祖国共命运的。因为我们那一代人是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我们的经历大体上是三个段落：文革前的十七年，文革中的十年，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决定我们命运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那十年，我们的世界观正在成熟，这十年，我们干什么了？当然最主要的生活就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那一代人共同的名称。无论你下乡了几年，无论后来你做了什么工作，“知青”就是你的出身，就是你的“胎记”。无论你为此为荣，还是以此为耻，这个身份符号永远跟随着你。

中国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美国的西部开放和苏联建设共青城也是著名的移民高潮，但参加的人数和规模都没法和中国的知青运动相比，而且他们的移民主要是生产性的，而中国更主要的是政治行动，带有很大的强迫性，这更增加了悲剧色彩。

序　谁来证明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

我有一个夙愿，要为“我们”——当过知青的“老三届”——写一部书。从2005年5月开始还愿，用一种最通俗的办法，在黑龙江省发行量最大的《生活报》上开一个专栏《我们的故事》，每周一篇，经过一年以后，读者纷纷要求能尽快结集出书。正好作家出版社的朋友也对这本书怀有期望，这样一来，这本书就摆在你的面前了。

“在没有战争和灾荒的情况下，老三届可以说是20世纪有文化的年青人中遭受最多磨难和折腾的群体之一。他们的经历不妨看成一段历史的生命化缩影。文革的具体事端会渐渐淡忘，但这群人及后代却以一种乖戾的生命方式作永久性的记载。”

这话是余秋雨先生说的，出自他的那本《文明的碎片》中的那篇《老三届》的文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一年夏天，我曾陪他夜航黑龙江，路上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

关于知青的回忆文章和文学作品，我的朋友梁晓声、张抗抗、肖复兴和同代作家史铁生、贾平凹、叶辛、陆星儿等，已写过许多，每一篇都让我们感动。但他们对知青运动、对老三届的观点却大相径庭。有人认为，我们和祖国一起经历了苦难，我们在苦难中成长，有所作为，因此“青春无悔”。有人认为，我们是文革和知青运动的受害者，也是施害者，我们把红卫兵极左的思潮带到了广阔天地，给人民和自己都带来了灾难，我们应该忏悔……

无论别人怎样说，我还是要写，写我和我们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为这段历史留下“生命化的缩影”，以告诫人们不能让那些刻骨铭心的悲剧再次发生。也告诉人们，在那个阴风浩荡的年代，在那边塞绝寒之地，也曾有鲜艳的人性之花的开放。

我要写“知青时代”我们的苦难与风流，我还要写“后知青时代”我们的艰辛和坎坷。我要写我们，还要写和我们共命运的父老乡亲。我要写成功者的辉煌和灿烂，我更要写失败者的沮丧和无奈。总之写我们中的许多人在逆境中奋发拼博，把种种人生经历变成财富，把最大的苦难咀嚼粉碎，凭着一股坚定的意志朝前走，和祖国一起从黑暗走向光明。当然我们也会反思和审视自己，由于当年的愚昧无知、狂妄自大、胆怯懦弱、自私和利已，怎样使自己和别人的命运雪上加霜。也许上帝都会原谅我们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的错误，但我们还是应该毫不回避地记录下来，那可能是我们的后代最为珍贵的《人生宝鉴》。

我在开辟专栏讲述这些故事时，曾对老知青们说：

“朋友啊，朋友，请你告诉我！

把你过去和现在的人生故事告诉我，

把你的苦难和幸福告诉我，

把你的成功和失败告诉我！

因为——我们是时代的标本，

我们是一代苦难的风流。

我们走过漫长的风雪迷蒙的冬季，

我们的青春留在了无花的季节。

然而我们毕竟走过来了。

在那充满泥泞的路上，

我们搀扶而行，

留下一行行深深的足迹。”

现在我要对亲爱的读者说，请你看一看我们的故事吧，关望一下我们这群在历史上渐去渐远的身影！

从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全国出现上山下乡的高潮算起，已经四十年了。当年的知青遂渐走下历史的舞台，怀旧的情节，让我们再一次走回人生的起点。跟随战友们的脚步，我也回到了我当年下乡的位于大小兴安岭交界的大山褶皱里的那个小山村，我要寻找写满我们爱情的那片白桦林，寻找那埋在白桦林中我的战友的墓碑。很可惜，那片白桦林已开成了大豆地，墓碑早已荡然无存了。我把从地边采来的一束鲜花放在那片地里，点燃了从城里带来的黄纸，我叨念着心中的祭辞，眼泪流在脸上，滴落在地上。那黄纸化成红色的火苗，舞动着向天上飞旋，又化作黑色的蝴蝶，飞向遥远的天际。

回来的路上我们都沉默着，我耳边听起了朴树的那首忧伤的《白桦林》——

天空依然阴霾　依然有鸽子在飞翔

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

雪依然在下　村庄依然安祥

年轻的人们消逝在白桦林……

有一天战火烧到家乡，

小伙子拿起枪奔赴边疆……

我想，我们——当年的知青何偿不是因为战火要烧到边疆，勇敢地奔赴黑龙江，走进白桦林。我们献出了青春，许多战友献出了生命！当年的2000多万年青人义无反顾地从城市奔向农村边疆，那是人类从未有过的大移民！你想一下，如果这2000多万年青人在城里不断地折腾下去，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大学停办了，谁能在城里给2000万的我们找到饭碗！我们是怀着崇高的理想走的，我们的出走，为共和国承担了巨大的困难！然而一代人负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价！我们真的是不该被忘记的。

“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

我来。

那就是这本书。

2007年6月

孤独的守望者

每当流过这座无名的小山，黑龙江总是放慢了脚步，浪花拍打江岸，哗哗作响。这时小山上的松林也摇动着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在风雨交加的夜晚，这声响就变成凄楚低沉的呜咽，在江面上、在山林中久久地回荡。

在无名小山的不远处，有一个不大的村落，在村落的边缘有一栋低矮的房舍，房舍里住着一个女人。每天日出和日落时分，她总是站在自家的门前，倾听黑龙江拍打江岸的声响，遥望那座无名的小山，遥望那山中被山林和荒草掩盖了的7座坟茔。

三十多年过去了，她还守望着这座无名的小山，守望着山中那有名的坟茔。山上的树越来越密了，而她的头发越来越稀了；山上的花越开越鲜艳，而她的青春越来越枯萎。想走的人都走了，她不时感到孤独，感到悲凉。

然而，她总是忘不了那一天，也许就是为了那一天，她还要守望下去。

那一天是1970年5月28日。那时她还很年轻，年轻得如山上带露的花朵。她是天津68届初中毕业生，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带着理想和浪漫来到这黑龙江屯垦戍边。她所在的建设兵团一师独立三营二连就驻扎在黑龙江边。连里有一个打渔排，排里有一个由女知青组成的织网班，她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心灵手巧，很快学会了织网，而且成了其他青年的老师。她热爱这个工作，每当在江边金色的沙滩上支起长长的渔网，姑娘们穿梭飞线，边干边唱：“渔家姑娘有海边，织呀织渔网……”后来她被调到附近的一个连队，去当织网班的班长。

5月28日这一天，她突然觉得应该回老连队看一看，她请假说回去取行李，实际想回去会一会小姐妹。她刚到连队，看见织网班的伙伴正在上船，要到十几里外的“渔房子”织网。她也跳上了船，在船刚要起动的那一刻，她突然想留在家里拆洗被褥。这时，站在岸上的北京知青贾延云说：“你不去，我去！”她是姐妹中岁数最小的，本来是留在家里烧水烧炕的。她跳下了船，而让小贾上了船。排长刘长发摇动小船，船上的7个姑娘雀跃着向她告别的时候，当时她真有些后悔。她们都走了，给她留下一片笑声。

不知为什么，那一天她总是心慌意乱的，什么也干不下去，不一会儿就到江边转一转，盼着姐妹们早点回来。傍晚时分，江上起风了，在她望眼欲穿的时候，天津知青杨挚颖哭喊着跑回来了：“快去救人，船扣在江里了！”因为她在学校学过游泳，只有她游上了岸，刘排长和6个女知青全被冲得无影无踪了！全连人马都出动了，沿着黑龙江边找边喊，手电筒和探照灯把江面都照亮了。她也在其中边哭边喊。

杨挚颖对她说，这一天大伙可高兴了，3个小时就把大拉网织好了，然后我们划着小船到江中的小岛上去玩，一起唱歌，一起朗诵毛主席诗词，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中午，刘排长给我们做了一顿吵吵了近一年才吃上的鱼丸子，大家美餐了一顿。晚上回来时本来要走山路，刘排长说，晚上路不好走，我划船送你们。当时江上起风了，坐一条船不安全，排长让我们去两个人跟另一条船走，可谁也不去。船走到江中，风越刮越大，天也暗了下来。江水突然涌进船里，船上的人本能地都站了起来，这时刘排长喊：“不要慌，不要动！”但不等我们反应，船就翻沉了下去……我游出水面时，听到有人在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回头看，那是和她一起下乡的天津知青章秀颖在喊，在为她鼓劲，也是在为自己鼓劲。后来这声音没有了，江面黑森森的，看不见一个身影，死一般地寂静。“我拼命地喊，可没有人回答。我游上岸，爬上沙滩，就往连队跑。”

全连人找到天亮，一无所获。这件事惊动了整个兵团，也惊动了北京。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千方百计找到知青的遗体。对岸的苏方提出严重抗议，认为中国有意制造边境事端。接着这件事被上升为“政治事件”——“排长刘长发带6名女知青投修叛国，留下扬挚颖潜伏，并指使她慌报军情，以乱视听。”这个转业军人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死里逃生的扬挚颖也被审查，失去了人身自由。当时黑龙江省正进行深挖“苏修特务”的运动，而地处黑龙江畔的黑河地区是这场运动的的重点。这个事件被定为“苏联特务策划的里应外合的叛逃事件”。

大约半个月后，刘长发的尸体漂了上来。接着发现的是班长、哈尔滨青年许淑香，她衣着依旧，像在熟睡中。哈尔滨知青刘毓芳和北京知青李金凤的尸体是在对岸被苏方发现，又被送回的。哈尔滨知青孙艳漂到一个争议岛上，尸体已面目全非，她身上的一张照片证明了她的身份。天津知青章秀颖4个月后才发现，尸体竟然完好无损。北京知青贾延云始终没有找到。

“叛逃事件”也没人再查了。他们被草草地安葬在连队附近一座无名的小山上，贾延云的棺材里装着她穿过的一件旧军装。连队的知青和职工流着泪在这座小山上种了许多松树。安葬的那一天，天黑沉沉的，后来下了雨。黑龙江上烟雨苍茫，狂风呜咽。

从此我们的主人公——天津女知青俞宏茹变成了另一个人。她不吃不睡，整天坐在江边哭，她说：“贾延云是替我死的……”她一天天地消瘦下去，脸色腊黄，目光呆滞。她被送到团部医院，怀疑胆被吓破了。又转到师部医院，诊断为肝昏迷。在小俞得病的时候，连队老党员宋钦柱，总让自己女儿去看她，有时送来煮好的几个鸡蛋，有时送一碗热面。临到师部医院住院时，老宋让女儿送去50斤全国粮票和50元钱。她一直在医院住了8个月，老宋不断派人看她。出院以后小俞又回到了这个连队。老宋还是经常找她到家吃饭，连自家园子里新下来的西红柿、黄瓜、香瓜，都给她留着。

这时连里的老职工对她说，人家老宋对你这么好，你怎么报答呀！干脆给人家当儿媳吧！当时她听着脸都红了。老宋的儿子叫宋修江，在另一个连队当农工，她从来没有见过。有一次小俞在江边游泳，宋修江在江边走过，在两人目光相交的那一刻，两人都红了脸。女伴告诉她，那就是宋修江，你看多精神的一个小伙子，嫁给他吧！当时她的心不禁一阵激动。她本来是有男朋友的，也是知青。可是他回去探家的时候，竟和她连个招呼都没打。也许是因为她得了病。在最困难的时候是老宋一家伸出了热情的手！如果在北大荒生活下去，这一家才是真正的依靠。1973年7月15日，俞宏茹不顾家里的反对，在连队的一间土房里和宋修江结婚了。当时她只有二十一岁，也许还不懂爱情，但是她在宋修江宽阔的胸膛上感到温暖，在宋修江有力的臂膀中得到安宁。成家以后小俞的病都好了。大家说，她比过去漂亮了。

以后的日子平淡无奇。在大批知青返城的时候，她没有走，说不清是舍不得老宋一家，还是迁牵着那无名小山上的7座坟茔。后来一个跑到江对岸又回来的人说：“我在老毛子那儿，看到一个中国小姑娘给人家喂马，好像你们连的贾延云！”她总觉得小贾没有死，她要在这儿等着她。开始那几年，每到清明节，或是5月28日那一天，她总是和大家一起爬上小山，去给他们7个人扫墓。可是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少了，上山的小路也渐渐长满了树丛和蒿草，她想去也去不了了。

她成了守望者，每天早上和傍晚，她都站在家门口把那座小山遥望，在烟雨蒙胧的日子，她好像听到那山里传来她们的歌声和笑声。在雨后天晴的时候，她看到那山里飞起一道彩虹。在狂风暴雨之夜，她突然听到她们的哭声，这时他总是把宋修江叫醒，靠在他的肩膀上，和她一起度过一个无眠之夜。她的泪水浸湿了枕巾。

十年前，我偶然在黑龙江畔的那个农场的一个村落里看到了俞宏茹。她和我一路上看到在田园里耕种在集市卖菜在自己家门前抱孩子的农妇没有什么两样。她也和真正的农妇一样过着自己的日子。她领我到她家串门，我看到她家门前屋后都种着蔬菜和瓜果，还养着鸡鸭鹅狗。在离她家不远处的江里还泊着一条船。她说，我是靠下江打鱼解决两个在场部读中学的女儿的学费的。她还是自己织网，那网已经很旧很破了。江里的鱼也越来越少了。

那天，小俞和队里还留下的四个知青，请我在一家小饭店吃饭。我们都喝了许多酒，说了许多话。我说，我当年下乡的地方离这儿不远，在你们的上游。喝着喝着大家都哭了，后来又笑了。再后来我们一起来到黑龙江边。我们默默地坐着，谁也不说话，望着那无名的小山，又望着天上悠悠的白云。江边很静，只能听到江水在哗哗地流淌。

我们在守望着什么？逝去的青春，苦难的岁月，还是那无名山上的坟茔？

又是十年过去了。小俞你好吗？能把你的现状告诉我，告诉读者吗？

（朗诵提示：男生朗读作家采访过程，女儿朗诵女主人公的回忆。语调舒缓、深情。音乐深沉，悠长，不要太重，多用小提琴曲。可伴有江水拍岸和流淌之声。）

我不想告诉你她的名字

我不想告诉你她的名字，但我要告诉你她的故事。不想告诉你她的名字，是因为某种承诺。但是故事肯定是真实的。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暂时称她为小荣吧。

几年前，我曾去北大荒采访，寻访那些被遗忘在荒原里的老知青。举世瞩目的中国知青运动，上世纪70年代开始衰落。战斗在北大荒的50万知青胜利大逃亡，陆续回到自己曾走出的城市。大概只有百分这一二的知青留在了北大荒。当返城的知青因北大荒的经历受到人们敬重的时候，而留在亲大荒的知青还在默默地过着艰辛的日子。当“知青饭店”、“北大荒餐馆”成为城里人最时髦的去处时，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坐在自家的土炕上喝着自己酿造的苦酒。他们渐渐被人们遗忘了，甚至也被自己遗忘了。有时衣锦还乡的老知青受到农场前呼后拥的欢迎，他们却躲得远远的，不想和老战友见面。他们的心里真的很苦。

不知为什么，每次参加城里知青的集会，我总会想起他们。作为一个曾信誓旦旦“扎根边疆”如今却在城里幸福生活的老知青，我觉得欠他们一份情，欠他们一份债。于是我悄悄地离开喧嚣的城市，又走进这片曾洒下我青春汗水和泪水的土地。也许我只有为留在这里的战友写点什么，我的灵魂才能安宁。

这是一次艰难的采访。三十多年前，北大荒的知青就像开遍原野的山花，随处可见，到处可采。可是现在寻找一个老知青，就像采一棵人参一样艰难。我到了黑龙江农垦总局，也到了十多个农场，谁也说不清楚，现在还有多少知青留在了北大荒。有的名在人不在，有的名在人在，却不想接受我的采访。小荣就属于后者。

那一天，我风尘仆仆地来到三江平原腹地的一个农场，这是1958年王震将军带领10万转业官兵最早创建的大型国营农场之一。从1963年开始就有知识青年来这里屯垦戍边，到70年代初，这里的知青达2万多人。农场宣传部张部长说，现在还有知青大概不到百人了。他说，我认识一位女知青，是你们哈尔滨老乡，经历坎坷，在生产队当老师。明天我领你去采访。我说，最好先打个电话，否则到时找不着她，张部长说，没问题。

第二天，场里派了一台吉普车送我们去小荣所在的生产队。北大荒无垠的原野让人心醉，我们的吉普车像快艇一样在绿海里航行。景色依旧，然而农场的境况已今非昔比了。农场已划分为若干个家庭农场，显示出新的活力，但由于粮食价格不合理等问题，农场的经济还面临许多困难。半军事化的乌托邦式的田原诗已成为遥远的回忆。一个小时后，我们赶到了小荣所在的分场，领导说，已给生产队打过电话，小荣在队里等你们哪。10分钟后我们赶到生产队，曾是小荣学生的队长说，我已通知她了，让她在家等着。可是家里外头都找不到小荣。

张部长突然想起，刚才我们来的路上好像有两个女的正往分场走，其中有一个可能是小荣。说着他领着司机开车回头去追。不一会儿，张部长把小荣“抓”了回来。原来小荣有意回避我们，她听说我们要到队里来就往分场跑，走到路上发现后面有车来了，马上钻到路旁深沟的蒿草里。张部长把车停在路旁，大声地喊：“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了！”张部长在分场当过副书记，管过教育，和她很熟。小荣从草丛里出来说：“我哪还像个知青，没脸去见作家！”张部长说：“作家也是老知青，大老远来看你，怎么能不见呢！”就这样，张部长用车把她拉了回来。

在小荣和我握手的时刻，她泪眼蒙蒙，我也不禁一阵心酸。岁月给她留下了太多的痕迹，她的穿着和形象与村妇无疑，脸色黑黑的，皱纹深深的，头发像荒草一样凌乱，对她来说“知青”只是一个历史概念而已。

“你原来是哪个学校的？”“你是哪年下乡的？”“下乡在哪个团？”

和所有的老知青一样，只要唠起这几个话题，马上成了无所不谈的老朋友。在挂满灰尘的生产队办公室，不一会儿，小荣就和我谈起她从不愿意对别人说起的故事：

“我是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11月下乡的。当时也是豪情满怀的，是一路上唱着歌来的，和电影《军垦战歌》的情景一样。可是一到农场就傻眼了，什么兵团。和农村也没啥两样，都是一片大雪覆盖的土房，一点生气都没有。来到连队第二天就下地干活，是在雪里扒苞米，又冷又累，干了一天还看不到地头，我坐在地里就哭，鼻涕一把泪一把的，都冻在了脸上。后来我就当炊事员，天不亮就起来做饭，大冬天到井沿挑水，一气要挑十几桃，开始一步三晃，肩膀都压肿了，后来挑水也不觉累了。以后我又到猪号当饲养员，这也是个又脏又累的活，又是挑猪食，又是起圈，一天也是紧忙活。到了猪下崽时整夜守着，有时把小猪搂在自己怀里。我养的猪又白又胖，可好玩了。”

说着她笑了起来，我依稀还看得出一个活泼天真的女知青的样子。

“反正连队什么苦活累活脏活我都干过，一直干到1976年3月，我被调到连队学校当老师，小学、初中，我都教过。我本来只有初中文化，为了教好孩子们，我真是下了不少功夫，曾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因为连里教师少，我放弃了许多出去进修的机会，结果连个大专文凭都没有，职称也没评上。没有职称，就不算干部，待遇和其他职工一样。”

“随着年龄的增长，婚姻问题也提出来了。当时追求我的男知青也有，我却爱上了我们连的副连长老陈。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其实老陈也不老，只比我大6岁。他哥哥是1958年转业的军官，他初中毕业从广西来到农场当工人，也算个知青吧！他刚刚离了婚，那女人不愿意和他在北大荒受苦，扔下两个孩子走了。那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才10岁，小的是女孩，只有7岁。老陈工作很累身体又不好，拉扯两个孩子很不容易，看着让人心疼。当时，我对老陈说，我年轻身体好，什么活都能干，我帮你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吧！老陈说，那怎么行！你这么年轻，我不能拖累你一辈子。你赶快返城吧，回到哈尔滨什么对象找不着！”

当时是1977年，大批知青返城了，我爸也给我办好了回城接班的手续。可是我坚持没走，和老陈结了婚，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连里谁都知道，我待他们特别好。他们也把我当成他们的亲妈妈。没想到结婚不几个月，老陈就得了病，到城里一检查是肝癌。我是泪水往肚子里咽，只能半夜里偷着哭。我领着老陈到处看病，花没了我们的所有积蓄，还欠了不少的债。当时我正怀孕，什么也舍不得吃。我生下儿子还没满月，老陈就去世了。他临死前说：“我真对不起你！我们结婚才一年多，给你扔下三个孩子，太难为你了……”我说：“你放心吧，这3个孩子我一定给你抚养成人！”老陈死的时候都没闭上眼，两个大一点的孩子抱着我哭成一团，我对他们说，“你爸死了，还有妈妈，我已对你们的爸爸做了保证，一定把你们养大成人！”

说到这儿，小荣已是满脸泪水了。“那以后的日子你们娘几个是怎么过来的？”我难以想象，他们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子。她用手抹去脸上的泪水，淡淡地笑了笑。

“我也说不清那些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当时我只有每月37元的工资，还要还老陈生病欠下来的债，还要抚养3个孩子，真是难得没法说，可是我们总算过来了。1985年我又和队里开康拜因的老王结婚了。我们俩是苦命相连，他原来的爱人是个知青，因车祸死了，扔下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别人撮合说，你也太苦了！老王人好，帮你一把，日子也会好过一些。这回我成了5个孩子的母亲，有老王和我共同支撑，我们的日子虽然很苦很累，但总算像个家的样子。现在这5个孩子都长大了，老陈的大儿子，我一直供他读到中专毕业，现在我们附近的六队当副队长，是个很有能力的小伙子。老陈的大女儿长大后，让她生母接走了。老王的大女儿按政策回城工作了，常回来看我们。我的小儿子和老王的小女儿都在场部读高中，他俩正好在一个班，像亲兄妹一样互相帮助。”

“你现在还当教师吗？”我问小荣。她说：“早就不当了。生产队的学校都撤了，集中到分场去办了，有学历、有职称的老师都调到分场。我啥也没有，只能留在队里。别人说，你应该到上面找一找，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怎么一下子变农工了！我说，算了，在哪都一样干活吃饭。再说，还有一个婆婆是精神病，还要我照顾，我哪也不想去了。我现在的活是看麦场，你没看我晒得这么黑吗！这都是老头干的活儿，队里也算照顾我了。场里有好几年没给我们开工资了，一共欠我们4万多元，补发后，我又从哈尔滨的家里借了一万多元，用这些钱我们从队里买了一台康拜因。老王用这台机器在麦收和秋收时给别人家干活。我们家的日子不比别人差。”

从她舒展眉心的笑容中看出她的几分满足。“难道你不后悔吗？下乡，还有婚姻？”她想了想说：“也没什么后悔的。下乡是我自愿的。别人返城时，是我不想走的。这些年也没白干。别的不说，就说我教的学生吧，有的考进了北京，还有的在农场都当了队长了。培养了这么多有用的人才，我也算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我嫁过两个男人，我真爱他们，他们也给了我爱。我为他们抚养了孩子，孩子们也爱我。作为一个女人，我知足了。”

在分手的时候，我们达成了这样的“协议”——最好别写，写也别写我的名字。我怕城里的亲人看见了心里难受。

她站在路口向我们挥手，眼看着我们一点点消逝在绿色海洋的深处。在翻滚的绿浪中，那红色的砖房格外的鲜艳夺目。我回望站的村头的她，她却越来越高大，越来越清晰……

（朗诵提示：男声要表达出作家忏悔的心情，女声要表达出女主人爽朗、艰韧的性格。随着女主公的传述，音乐起伏迭荡。结尾的音乐也明快一些。）

山路弯弯

她奔路而来，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骏马，沿着完达山盘旋的山路。春风撩起她的短发，她好像在云中飞翔。

弯弯的山路，好长好长，而它的发端竟是宽宽的北京长安大街。也许是命运的安排，1965年11月初的那一天的傍晚，已经高中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并在外文书店工作了的郭文魁，神使鬼差地和三个女同学出来散步。她们从灯市口走到王府井，从王府井又走到长安街，那悬在头上的标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竟让她们心潮激荡。第二天，她们来到东华门街道办事处报名；第三天，竟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当火车在鞭炮声和锣鼓声中启动的那一刻，同行的知青哭作一团，而她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向北，向北！火车、汽车、马车，把她送进完达山怀抱中那弯弯山路尽头的云山农场。她和伙伴们住进了推开窗子能看见远处的山影和近处荒原的土坏房。她选择了让女孩子望而却步的岗位——当兽医。她的第一个伙伴就是那匹枣红马。她骑着它去场部取药，在山路上奔跑的时候，她对着大山唱歌和欢笑。在大山的回声中，她看见了天使般的自己。

然而兽医这活儿又脏又累又危险，连勇敢的男生都不愿意干不敢干。给有病的马作内诊，得把整个手臂都伸到马的肛门里，为此她呕吐不止，几天吃不下饭。她还要干过去只有男兽医干的活——劁猪。第一次她按倒一头公猪，累得满头大汗，而且羞红了脸，拿刀的手都在颤抖。经过好一番的磨炼，她终于炼就了一身好本事，她可以给奔跑的猪打针，给各种大牲兽治疗疑难病症，而劁猪是她的拿手好戏，队里的职工都信着她的心细手快。她成了远近闻名的女兽医。

弯弯的山路好长好长，又洒下她长长的泪水，这泪水是苦还是甜，她一时也说不清。那一年她21岁，他29岁。他是友谊农场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拖拉机手，来到他们队里搞“社教”。任务完成了，他要走了。队里舍不得这个技术能手，他们想留下他，惟一的办法就是在队里给他找一个对象。队里领导想到了郭文魁，当时队里岁数最大的女知青。

“小郭呀，岁数不小了，该考虑个人问题了！”队长来找她。

“不，我现在不考虑这个问题。”她回答得很坚决。

“早解决好，对工作有利。要听组织的话！你看友谊农场来的高本琦怎样，人老实，又有技术。”

她想起来了，高本琦，那个拖拉机手，不爱言语，干活有一套。她还知道，他19岁从山东来北大荒，现在还抚养上中学的弟弟妹妹。心肠挺好。

“你还是考虑考虑吧！”还没等她回答，队长走了。

第二天一早，高本琦来找她，给她一封介绍信——介绍他俩到场部办结婚手续。她一看发火了，然后哭起来。

他不知怎么劝她。她在屋里哭，他站在门口等她。路旁停着送他们去场部的马车。一个小时过去了，二个小时过去了，半天过去了。他在等着，马车也在等着。她终于擦干眼泪，慢慢走出房门，和他一起上了马车。是同情他，是被他的真情打动，还是屈服于一种压力，她也说不清。山路好长呵，只有马蹄声声。大山默默地注视着这个愁容满面的姑娘。

在办登记手续时出了麻烦。办事人很认真：“你们互相还了解不够，怎么这么草率就结婚！”她哭了，他也哭了。男人的眼泪很少，但比女人更有力量。后来，场里的领导来了电话：“行也得办，不行也得办！”工作人员在他们的结婚证书上郑重地盖上大红公章时，他笑了，她大哭起来！她为自己的命运大声地哭泣，她不知道末来的日子是什么样子。

平静艰辛的生活开始了。队里给了一间土房，他们自己动手建了一个家。两套行李，两个板凳，是他们最主要的家当。搬家那天就举行了婚礼，她买了两斤糖块招待知青战友。老高在地里收大豆，没有赶回来。那一夜，她躺在湿乎乎热腾腾的土炕了，流了一夜的泪。这一切都好象天方夜谭，可是在那样的年代，这样的故事就这样发生了。

后来她怀孕了，含泪放弃了当了4年的兽医。再后来她随老高调到了场部，他在机务科工作，她在托儿所当所长。开始她教孩子唱歌跳舞，以后又教他们学英语。孩子们回家叽里哇里啦说个没完，家长不明白说的什么，去问郭老师。她说，放心吧，孩子们说的是英语，不是骂人的话。

“我们的孩子会说英语了！”家长们笑了，这大荒原上的孩子会说英语成了奇闻。她被调到场部中学当英语老师。这一来，郭文魁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位置，她初中的英语老师在国外当过领事，她高中英语老师的母亲是英国人，郭文魁的英语是一流的。她成了场部中学的优秀教师、牡丹江农管局的优秀教师。1983年，她在场部中学教的高中毕业班有31个学生，当年高考30人被录取，另一个第二年也考取了大学。这是当地教育史上的奇迹，她成了当地教育的名师。这时，她才觉得真正的生活开始了。作为知青，她认为对黑土地的最大回报最大贡献，是给北大荒留下文化，这才是永久的财富。

已经成了农机专家的老高参加了开发抚远荒原的战斗。他们在人迹罕见的荒原深处建起了一个个垦荒新城。新城发展文化教育需要一流的教师。他们扣下了已经完成任务的老高，为了调来优秀的英语教师郭文魁。在她没调来之前，这里已为她家准备了一套新建的楼房。她到建三江中学工作一年就被评为全国农林系统优秀教师。她在努力地用自己的爱心和精湛的教学方法，把缺少文化渴望知识的转业军人农场职工和知青的后代培养成国家和垦区急需的人才。为了工作方便，她经常住在学校，节假日她的家里也挤满了学生。

在知青大返城的时候，北京的亲人在召唤着她，北京的同学也地召唤着她。1989年7月，她利用假期回京参加同学的聚会。在杯盏交错的时刻，有的同学说：“郭文魁是全国优秀教师是我们的光荣！”有的同学说：“我们不是全国先进，但我们在北京！”这话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她不肯在北京多住一天，她想北大荒，想老高，想自己的两个孩子，更想自己的学生！那一天，同学们都到火车站为她送行。本来同学们商量了，一定想办法把他们的团支书调回北京，可她谢绝了。在列车开动那一刻，大家都哭了。

那一夜，在建三江宾馆，我和郭文魁得很晚。第二天，我在建三江像长安街一样宽阔的大街上散步，又碰到了郭文魁，她去赶学生的早自习。她脚步匆匆。

我想起了她骑着马在山路上奔驰的身影。

（朗诵提示：其中颇戏剧性的对话，可安排男女声。男生的传述可比较平静。女主人报名下乡可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歌声。开始和结尾处的马蹄声要鲜明。）

风采依然

风雪呼啸的山林，回荡着青春的激越旋律。

“顺山倒喽！”随着一声呼喊，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松树地动山摇般地倾倒下来，卷起一阵雪的风暴。哈尔滨姑娘陈桂花举着手里的弯把子锯和同伴们一起欢呼跳跃。

当落日染红山林的时候，他们坐上返回连队的汽车。车在山林崎岖的路上摇晃，陈桂花昏昏欲睡，渐渐陷入梦乡。突然汽车向山沟里倾斜，陈桂花被扣在车下的一个雪坑里。车毁人亡的悲剧就要发生！感谢那一棵树桩支撑出一个空间，陈桂花身陷其间，虽然安然无羔，却从此改变了生活的道路。

陈桂花被吓病了，她住进了859农场医院。黄胆性肝炎、风湿性关节炎，一齐向她袭来。她身体浮肿，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这时又从哈尔滨传来母亲因癌症去世的消息，她以泪洗面，甚至没有活下去的勇气。经常到她床前探望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王福。他是从部队转业来农场的，在医院当烧水工人。他主动为病人送开水，对孤苦而重病的桂花格外的关照。桂花也知道，王福刚死了爱人，扔下4岁和35天的两个孩子。老王的命也真够苦的，她的日子也真难呀！桂花也常为他落泪，有时也涌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

在陈桂花出院的那一天，老王来送她，托她打听一下她们连队有没有奶粉，家里的孩子没奶吃总哭。几天后，陈桂花和一个女知青，带着奶粉和一些孩子吃的东西，来看王福。简陋的住房，寒苦杂乱的生活，嗷嗷待哺的孩子，又一次让陈桂花动了情。老王不知怎样感谢两位女知青，到鸡窝里掏了几个鸡蛋，又到菜园子里割了一把韭菜，为她们炒了一大盘菜。天天在大食堂喝汤的陈桂花难得吃上一顿炒菜。但是她没有想到，为了这盘菜她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正好王福和陈桂花所在连队的指导员是老战友。几天以后，老王来连队了解陈桂花的情况。指导员说，小陈特别勤快，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身体好的时候，半天能给食堂挑15担水。老王又问，她有什么缺点？指导员说，她脾气暴。老王说，有点脾气好，不受人欺负。也许是指导员的摄合，也许陈桂花早就有意，就在王福的这次探访中，他们订了终身。当时的陈桂花很现实，对于她这样的病号，能走出大宿舍，有一个自己温暖的家，有一个知痛知热的男人，就足够了。再说，她真心实意地喜欢老王的两个女儿。

她给哈尔滨的家里发了电报。家里马上回了电报：你若和王福结婚，家里和你一刀两断！

谁也没能阻挡陈桂花走自己的路。她很快和王福结了婚。王福求领导把桂花也调到医院，结果，他们被调到更艰苦更偏远的连队。陈桂花靠病弱之躯支撑着破败的家。她一进门就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精心照料她们的吃穿，像亲生母亲一样培育她们成长。怕别人说闲话，她处处小心，宁肯自己多吃苦，也要让两个孩子比别人家孩子更健康更快乐。听她们一声声“妈妈”的呼唤，她不知道是苦涩还是甜蜜。能干的陈桂花把王家清苦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人们常常听到她开朗的笑声。大家都说王福真有福份。

三年后，陈桂花生下了一个儿子，分娩时大出血，死里逃生却落下了病根，节育措施失效，她又连生了两个男孩。作为一个知青，她也未能走出传统的羁绊。她和许多多子女的农民一样忍受着生活的艰辛和苦难。

二十多年过去了，前房的两孩子已经长大成人，陈桂花帮助她们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她生的三个儿子也成了健壮英俊的小伙子。过去的日子曾一贫如洗，可是她还是走过来了。1979年父亲为她办好了返城手续，可为了这个她曾付出巨大代价的家，她没有走。

陈桂花毕竟是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她不会永远和千百万农民过着一样的日子，她要走和他们不同的路。1985年，农场改革，兴办家庭农场。在队里她第一个站出来承包土地，并张罗着要办家庭养牛场。她连借带贷准备了一万元，买回两头优质黑白花奶牛。可惜出师不利，3个月产下一头牛犊的大奶牛死了，刚生下的牛犊也死了。一万元就这样付之东流了。全家人都伤心落泪，王福蹲在门口叹气。陈桂花擦干眼泪说，我就不信能养活一大帮孩子，就养不活几条牛！她打点行装回哈尔滨，到郊区的养牛户求教，又向妹妹借钱买回两条奶牛。这回她真下了功夫，全家动手盖了两栋牛舍，每天严格按科学要求饲养。她又养了300只鸡和3头肥猪。这一年全家收入一万二千元，不仅还上了借款，还有了零花钱。一晃七八年过去了，到1995年时，陈桂花有奶牛17头，每天收奶50多公斤，固定资产3万多元，成了队里的养牛大户，农场授予她“养牛状元”称号。队里的职工特羡慕她，人们说：“陈桂花真行，生孩子净是男的，养牛下犊净是母的！”

连着两天，我从场部坐车到陈桂花家里采访，都没有看见她。王福说，她到建三江的农垦中专看大儿子去了。陈桂花家最重要的财产是正在学农业经济的大儿子。她说，要办好家庭农场，没有技术不行，她希望大儿子早一点接她的班。老王招呼正午睡的两个儿子放牛，他们爬起身，赶着懒散的牛群向不远处的草滩走去。我看到他们全家挤在一栋土房里，一铺土炕占据主要面积。惟一值钱的是一台不大的彩电。院子里牛房猪栏鸡舍样样俱全，园子里果菜繁茂，一片葱绿。陈桂花不像人家说的那样富，她们一家刚在富裕的路上起步，还要走艰辛的路。

我为没有面见陈桂花而遗憾。有人说，陈桂花还是那么年轻漂亮，40多岁了风韵犹存，两腮边的酒窝还是那么深那么圆。有人说，陈桂桦和劳苦的农村妇女没什么区别，没有一点知识青年的样子了。

也许不见面更好。我心中的陈桂花风采依然。

（这是一个普通女知青的人生故事，可平静叙述，不必悲苦朗读，可男女生分段朗读，娓娓而谈。可展示牛欢马叫的生活场景，音乐比较欢快为好。）

奉献无价

“大烟炮”把抚远荒原搅得天昏地暗，仿佛要把大地上的所有生灵赶走。拂晓时分，一列红色拖拉机组成的队伍开进荒原深处。从拖拉机后面的木爬犁上跳下一群人来，其中一个穿棉军装的姑娘，狗皮帽子下的脸颊红扑扑的，眉毛和发梢上挂满了霜雪。

“我们来了！”她对着荒原大声地呼喊。那喊声很快消逝在风雪之中。

二十多年后，她还在呼喊，这声音回荡在建三江农垦局广袤的原野上，传遍每一个农场。那声音是通过现代的传输工具——耸入云宵的广播电视塔。作为建三江的广播电视局局长（1995年），她和她的同事们的声音和形象经常出现在抚远大地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每天讲述着黑土地上日新月异的故事。

齐耳短发衬托着那张刚毅甚至有几分忧郁的脸，眉宇间还寻得见当年一个热情泼辣的天津姑娘的风韵。

她——杨璐对我说，我是天津女二中66届高中毕业生（和我是同一届的）。毕业时，我的物理考了115分的最高分。如果不是当时废除了高考制度，我有把握考上一所名牌理工大学。我的理想是当居里夫人那样物理学家。

我是1968年10月自愿报名来北大荒的，本来分配到条件最好的18团，我又报名去开发抚远荒原。当时不要女的，我直接找到了团长，不批准，就坐在他的办公室不走！这样，我就成了18团最早进入抚远的5个女人之一。

那是1969年2月，仍然是荒原上最严酷的季节。杨璐和先遣队在一片桦树林中安营扎寨——在雪地上支起帐篷，用桦木杆铺成床铺，铺下还是一片雪。用汽油桶做成炉子，整天烧着桦木拌子，一停火，屋里和外面一样冷。睡觉的时候，都戴上帽子，早上醒来时帽子和被头上都是霜雪。杨璐她们几个女生也住在男宿舍里——男同志为她们用苇席搭了一个包厢。大家不放心她们单独住一顶帐篷，怕她们成了黑熊和野猪的晚餐，那时这些“朋友”经常光顾他们的住地。

当时的生活用水就是雪和冰。杨璐经常跟着马车到河里去拉冰块，然后装在水桶里放在炉子上融化，上面上水，桶底是泥和草根子，他们照喝不误。

杨璐说：冬天倒不怕，夏天最难熬。荒原的蚊子又多又大又狠，让你无处藏身。那时我已当了拖拉机手，在后面扶大犁翻地。蚊子把我围起来，脸上一层，用手一抹，黏糊糊的，疼痛难以忍受，脸肿得变了形，涂上一层紫药水，演大花脸不用化妆了。有一次，我开着拖拉机到团里办事，把人家吓一跳，不知我是人是鬼！

说着杨璐笑起来。她说，当时吃饭都在外面，汤里落了一层蚊子，闭着眼睛往里喝，也不知是什么滋味。后来我调到团部当青年干事，条件和连里差不多，也是住帐篷，挨蚊子咬。下连队的时候腰里别一把斧子，一是防野兽，二是渴的时候用斧子在桦树上砍个口子，喝涌出来的桦树汁。“那才是真正的桦树饮料，不像现在净是假的！”

杨璐又笑了。她的丈夫熊圣武真要开冰箱为我们取饮料。

我请他们说一说关于爱情的故事。杨璐说，我们的爱情没故事。和当时的知青女干部一样，我们的爱情也是在组织的关怀下进行的。1972年我在师部工作，已经26岁了，组织派了一位热心的大姐开始为我物色对象。老大姐热心地找我，说帮我找对象，我说这事不用你操心，把人家顶回去了。因为这件事，我还在党的小组会上受到批评。

后来在组织的安排下，她和熊圣武在办公室见了面。他是部队转业的干部，在师部当通讯排长。这个英俊的四川小伙子很实在。他低着头说：“你是大城市长大的，在机关工作，文化水平比我高。我是农村长大的，在连队工作，文化水平比你低。你一定要慎重，我绝不勉强你。”小伙子的真诚打动的杨璐的心，真喜欢上他了。这以后她去连队蹲点，他去修建通往兵团总部的通讯线路。几个月不见面，他们写了许多可以公开的情书，谈的都是学习体会、工作收获，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彩。第二年春节，他们回了一趟四川老家就算结婚了。领导分给他们一套住房像冰窖，缸里的水都冻成了冰坨，切菜都要带手套。后来他们搬回了集体宿舍，原来的住房成了联络站——谁有事留个纸条，约定见面的地点。

他们的小女儿晓津仿佛第一次听到关于爸爸妈妈的爱情童话。

杨璐摸着孩子的头说：这些年让我最难心的孩子。那些年，女同志怀孕生孩子就像犯了罪一样抬不起头来。生老大时前两天我还参加刨粪劳动，生怕人家说长道短，生孩子那天早上，我还上班呢！孩子还没断奶就送回天津了，晚上拿着孩子的照片直哭。后来又有了老二，有时把她锁在家里，有时背着她一起出去开会、一起下连队。我在省委党校学习那两年，全是他爸带着她，把她爸累病了，在哈尔滨住院，又把她托付给了同志们，从小和我们一起吃了不少苦。现在按着政策老大晓川回天津读书了。虽然有兄弟姐妹照顾，可总是牵肠挂肚的。她难免也有寄人篱下的感觉。20年前我们下乡和父母分离，20年后孩子返城也和父母分离。哎，这一辈子什么事都让我们赶上了！每次放假，晓川回来和我们团聚，走的时候，小姐俩哭作一团，我们也跟着落泪。今年晓川中专业毕业了，要家长联系接收单位，局里正搞电视台建设，我一时走不开，晓川在电话里哭，我的心里比她还难受。

我在杨璐的家里看到了晓津写的一篇作文《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知青，其实她现在也不老。可是她的头发白了，白了许多。她总是为工作操心，为我和姐姐操心。我看见妈妈偷偷流过泪，我心里很难过……我多么希望妈妈永远年轻！我多么希望妈妈永远快乐！”

我也很难过，为与我血肉相连命运相关的北大荒的战友！我毕竟也在那片土地上流过汗也流过泪。同时我也为他们自豪，他们无愧地为共和国的土地献了自己的青春，还在贡献自己的终生。难道他们不值得我们加倍的关怀和思念吗！

（朗诵提示：开头的风雪呼啸声、拖拉机的鸣叫声，要突出。女生的叙述尽量口语化，谈笑风生，可有轻声的背景音乐。结束的音乐尽量深情。）

倒在春雨里

死亡不属于生机勃发的青年。然而他们死去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北大荒的风雨中。尽管死亡是经常发生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他们的死，是否死得其所，时常使我苦苦地思索，夜不能寐。更让人不安的是，他们的冤魂还飘荡在山林和原野之中，找不到安托之处。

1969年5月，早春的兴安岭刚刚脱去白色的冬装披上绿色的新衣。在密林深处的一个兵团连队，正执行搬迁任务——把“木刻楞”的营房拆掉，然后把搭房子用的原木抬上汽车，拉到新的营地。那一天，天刚亮就下着雨，是很缠绵的春雨。

他个子不高，很瘦弱，总是用笑眯眯的眼睛望着别人。他是这群知青中的老大哥，也不过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他毕业于东北农学院，分到兵团，又从兵团分到这个全兵团最边远的连队，成了和我们一样接受再教育的兵团战士。这一天他本来感冒了，还和大家一起抬木头装车，午休的哨声吹响了，他说：“咱们再争取时间多装一车吧！”在汽车就要装满的那一刻，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已经削去了皮的桦木本来很滑，再加上被雨水一浇就更滑了，在关上车厢板的那一刻，原木突然向下滑动，而车下正站着6个抬木头的知青。眼看滚落的大原木就要砸在这几个青年的头上，他突然向那滚动的原木扑去，企图用自己的肩头顶住。在那千钧一发之刻，他大呼一声：“快闪开！”这声音如惊雷一般，全无平日的细弱。在车下的知青惊闪退后的那一刻，原木“哗啦”一下滚落下来，如洪水一样把他冲到，一根粗大的原木砸在他的胸口，他紧紧地抱着那原木。血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他再也没说一句话。他的脸上挂着水珠，那不是泪水，而是点点春雨。

那一刻，雨停了，天也晴了。太阳透过树林，把一束强光像舞台追光一样照射在他的身上。号哭声打破了山林中长久的宁静。

当我从营部赶来时，他已被停放在松枝搭起的灵棚中。他的脸上没有痛苦，还是穿着他平时最爱穿的那件旧军装。他的周围摆满了女知青们从山上采来的刚开的紫色达子香。我哭了，我想起几个月前，他在营部当农业技术员，我当通讯报道员，我们睡在一铺土炕上，晚上在黑暗中，我们一起朗诵郭小川的《大风雪歌》；我想起，他在我们的屋子的窗台上摆满了木盆，里面长满了绿苗；我想起，我们一起组织营部的知青大合唱，他领诵，我领唱……

葬礼在营部前那片白桦林里举行。他的弟弟和他的未婚妻从伊春赶来了。他的弟弟比他高壮，像一个男子汉一样默默地流泪；他的未婚妻哭得没有站立起来的力量，由两个女知青挽扶着。全营的战士排着队，每人向深深的墓坑扔下一锹土。那一天阴沉沉的，山林里起风了，呼啸着好像在呜咽。

那之后，我领着师政治部组织的报道组，去了他的母校伊春一中、东北农学院，他的老师都说他是一个学品兼优的好学生，为他的死而可惜。我去看望了他年迈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流了许多泪，说自己的孩子为救别人而死，死得光荣！他的弟弟到山上采回鲜蘑菇，用鸡炖了给我们吃，说他哥最愿意吃这个菜。我没有去看他的未婚妻，不愿意打扰她刚刚平静的生活。回来后，我写了长篇报道《为人民献青春我心甘情愿》，它发表在《黑龙江日报》、《黑龙江青年报》、《兵团战士报》上，兵团政治部作出决定号召全兵团向他学习，省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在那篇报道中，我写他舍生忘死的壮举；我写他积极要求下连队锻炼改造自己的思想；我写他像大哥哥一样关心知青，他跑十几里的路，回营部取回他的新雨靴，剪成一块块，为大家补漏雨靴；我写他一次次为了工作推迟婚期，在牺牲的那一天早上，拿出一块准备结婚作被子用的花布请一个女知青给连队每一个人做一个牙具袋。死后，战友在他没寄出的家信背面写了这样两句话：努力奋斗，与工农相结合，其乐无穷。为人民献青春，我心甘情愿。

我还写到，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毛主席“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的教导响在他的耳边，刘英俊、王杰等英雄形象耸立在他眼前眼前，“随时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入党誓言涌上他的心头……我还写到，他这一扑，表达了一个革命青年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这一扑，标志着一个知识青年沿着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攀上了共产主义高峰！这一扑，闪烁着革命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伟大精神的光辉！

我用现在看着都让自己脸红的虚华词句掩盖了事实的真象——这个悲剧的发生完全是人为的事故。屯垦戍边的兵团连队毁林开荒，又在附近的桦皮窑林场的林地里盖上了营房。在土地纠纷中我们败诉，不得不搬迁，在搬迁中发生了悲剧，他是这个悲剧的牺牲品，尽管他成了让人敬重和学习的英雄。这样的英雄，是那个时代制造的，现在也不乏涌现，而我们总是把丧事当做喜事办。因为出了英雄，其它就微不足道了。

在那篇报道中，我没有写一个专业水准很高的农学系毕业生，整日无所事事，只好在宿舍的窗台上进行栽培试验。他不得不要求下连队锻炼，在送别的路上他对我流下了忧伤的眼泪。我也没有写他时刻思念着未婚妻，渴望着早一天回家完婚，却不好意思请假，也没有人关心他的婚事……我在想，如果他不死，也许早就当了农学专家、大学教授或农场的领导。他也会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

他所在的连队的知青爱他，自编了一部歌颂他的歌剧，在许多兵团连队演出，编剧和主演是我的同学，现在是一家旅游公司的老板。那歌剧的主题歌中有他日记中的几句话：“站，就往高处站，站在时代的高峰。看，就要往远处看，看到共产主义未来。干，就要大干，彻底解放全人类。”他们也舍不得他，在连队整建制南迁时，把他的坟也迁走了，打开棺材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他的棺木下面还结着冰，遗体完好如初，表情还是那样安祥。他们在黑河把他火化了，然后又埋在新连队附近的山坡上，每到忌日和清明，都为他扫墓和烧纸。现在这些知青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而他还孤零零地留在那个小山坡上。还有人为他祭扫吗？

去年他已经当了伊春党史委主任的小弟弟金学权来找我，让我看一看他又重新整理的他哥哥的事迹材料。我说，不看了，心里难过。

亲爱的战友们，你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我还记着：金学和。

死于1969年5月28日。

（朗诵提示：由男声一人朗诵，注意节奏，牺牲时语调争促，回忆烈士生平时舒缓抒情。风声雨适时插入。音乐有悼歌调式。全文把握悲剧性质。）

叶落白桦林

我所在营部的后面，有一片静静的白桦林。那林子中的树并不粗壮，也不密集。但每棵树都很美，树身挺拔，枝叶向上伸展，树干白得如雪，叶子青如碧玉，每个都是心的形状。那里是知青们精神的家园和爱的伊甸园。每天下了工，大家都往林子里钻，开始是一伙儿一伙儿的，后来就是一对儿对儿的。自从发生了那件事后，谁也不敢再进这片林子了。

大约是在1969年秋天，那正是白桦林最美的季节，那绿色的叶子变成了金色，风一吹过，吵吵作响，好象有人在切切私语。早上我被撕裂人心的喊叫声惊醒。“有人上吊了！快来救人！”我衣衫不整地跑出去，跟着许多闻声赶来的人向营部后边那一片新盖的房舍跑去。跑近一看，一个人吊在房框子上，身体静静地垂着，头仰着，脸纸一样的白，眼睛睁着，无神地望着那一片白桦林。

“快摘下来，堵住他的嘴，别泄了气，堵住肛门……”明白人指点着，却谁也不敢上前。那时，我很勇敢。我冲上去，抱着他的腿往上举，以解脱脖子上的绳子。他的腿已经很凉了，但还没有硬，裤子、鞋、袜子很整洁。又过来几个人帮忙，我们把他从房框上摘下来，平放在地上。营部的领导也赶来了，指挥我们给他做人工呼吸。我有节奏地上下拉他的手，压他的胸腔。他重重地吐了一口气，就再也没有动静了，身体也慢慢地僵硬起来了。营部的医生又为他打强心剂，用氨气熏他……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他还是死去了。这么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就这样完了吗？昨天我还看到他在这片工地上劳动，那身古铜色的肌肉，在阳光下闪着金属般的光泽。我的心不禁颤抖。

没有举行葬礼，也没人为他送葬。当天他就被埋葬在营部后面的白桦林里。他是我们营第二个死者，第一个是这一年春天为保护知青而牺牲的大学生金学和，也埋在这片白桦林里。为他我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而后死者就不行了，他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有换，他的棺材很薄很窄，这是连队的小木匠急急忙忙给他打的。他在哈尔滨的亲人没有来送他，他最亲密的女朋友也没有来送他。

这一切都因为他犯了“罪”，他正是接受审查，审查他的不是国家司法机关，而是营里领导派去的和他一样的知青。他是在审查中“畏罪自杀”的，他的死是比“鸿毛还轻”的。这就是当时的逻辑，别说死个小青年，国家主席又怎么样了！

他也是哈尔滨知识青年，比我们早两年来到这片密林深处的荒原。那时还没有大规模地动员上山下乡，但为了安置没有考上大学的社会青年，就在这里建设了一座“哈尔滨青年农场”，一百多位和我们一样豪情满怀的青年，来到这里开荒种地打井盖房。两年后，我们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来这里屯垦戍边，这里也被收编到兵团一师的一个营，大家都是兵团战士。他没有成为被我们后来人尊重的“开国元勋”，是因为犯了错误，他和另外7个老知青拜把子兄弟，被定为“八哥们流氓集团”。这八个人有工人子弟，也有干部子弟。他们的主要错误是聚在一起称兄道弟，打拳习武，喝酒抽烟。他是其中的二哥，这几个人都服他，人长得精神，又炼得一身好肌肉，对朋友讲义气，还会吹笛子。在他们之中，他是德艺双全的。傍晚时分，这八兄弟常躺在白桦林的草地上，听他吹《苏武牧羊》，吹《满江红》。然后又大声地唱歌，唱“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唱“送君送到大陆旁”，唱“呵，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当时这些歌曲都是黄色歌曲，这无疑使他们的错误更严重了。

不过知青们并不恨他们，还有人爱上了他们。也许这就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有一个一起来的哈尔滨女孩子，爱上了吹笛子的二哥。她当时是这个农场的才女，人长得漂亮，还会写诗，她发誓要写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二哥经常背着其他兄弟，领着她往白桦林里跑，也许是为了丰富她的小说。

为了改造和教育“八哥们集团”，总是给他们派很重的活，伐木、打井、盖房、挑水，他们有的是力气，干得有滋有味，并没有消沉。然而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把他们逼上了绝路。当时地处边境的黑河地区开始了以深挖“苏修特务”为重点的清查运动。军分区的一个领导在开动员大会上说：“黑河地区可能有一个加强师的‘苏修特务’！”于是开始了“挖地三尺”的运动。连我们这样的知青农场也不能幸免。

刚刚从文革前线“解甲归田”的红卫兵又重新燃起斗争的激情，他们把“怀疑一切”的目光注视着仅有的几个老职工和先他们而来的老知青。农场一个姓栾的“二毛子”老太太被怀疑为对岸派过来的情报员，而“八哥们”可能是她发展的小特务——因为他们喝酒时说过，“将来有钱了，到对岸看一看。”他们还经常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做着投修的梦想。这样一来，老栾太太被抓了起来，“八哥们”也被隔离审查了。老栾太太挺刑不过，用罐头碎片剖腹自杀了。这样“八哥们”就成了重点，不分昼夜地提审，然后就是更重的劳动惩罚。然而他们怎么也说不出来是怎样当特务的。后来，老八挺不住了，开始编故事了，把老栾太太如何组织他们为对岸提供“军事情报”，说得神乎其神。而爱吹笛子的老二默默地忍受着，从来不乱说。但是做为重点人物的他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时他盼着她能来看他，然而她没有来。也许是不敢来，也许是人家不让她来。

他终于盼来了她的一封信，一封长长的信。信的内容不得而知，也许是劝他认识错误，坦白交待；也许是宣布他们爱情终结……也不知道这信是自愿写的，还是别人要求她写的。

看完信之后，他默默地哭了一场。哭完之后，他拿出身上仅有的几块钱，让看守他的小知青到小卖店买了几瓶罐头，然后他请关在一起的小哥们吃了一顿饭。当时他没吃多少，只是静静地望着大家。天黑之后，他整理了自己的东西，又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就躺在自己的铺位上了。天亮之后，人们发现他没了，后来在那间新盖的房框子里找到了他。在渡过一个漫漫长夜之后，大约是在黎明时分，他离开了这个冰冷的世界。惟一维系他希望的爱情线也断了，他沉落了。如那片白桦林中轻轻飘落的一片叶子。

他的死使他的女朋友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以后她病退返城了，消逝在茫茫人海中，再也没有了消息。没有人追查他的死因。后来黑河地区那场清查运动，以数百人的非正常死亡为代价，草草收场了。因为有城市“革命经验”的知青的参加，黑河的清查运动更加惨烈，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事实！

两年以后，我们所在的营因无地可开，全部撤走了。英雄金学和的坟被知青迁走了。他的坟，没有人迁，即使迁也找不到了，当时没留下任何标记。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也还依稀记得起他女朋友的样子。不过我不想说了，怕引他们亲人的痛苦。

前些年我曾回“故乡”看过，当年的营部现在是个村落了。村后的那片白桦林还在，树高了，林密了，那草地上还星星点地开着不知名的小花。我远远望去，仿佛听到了他的笛声，听到了他和她的笑声。

（朗诵提示：深沉语调悲剧效果。男声为主，有关女朋友的段落女声朗读。风地卷过树林的音响。朴树的《白桦林》的歌声多次出现。结尾处，可出现男女主公在林中奔跑的笑声。

迟到的怀念

我们离开北大荒已经三十多年了，可是他永远留在了那片黑土地里。如今他的坟和碑也被荒草深深地掩盖了，留给我们的只有迟到的怀念。

我和他在一个地方下乡，都是66届老高三的。他小学和中学是在上海读的，高中毕业于哈尔滨9中。他比我们早两年来到这大小兴安岭交界的密林深处，参加了创建这个青年农场的最艰苦的劳动。因为他是“开国元勋”，我们这些后来人对他都很尊重。他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圆脸上挂着一副高度近视镜。他言语不多，见人总是先笑，很儒雅的样子。但眼神很忧郁。他衣裳很破旧，上面总是粘满泥土，显得很劳碌。和他一起来的同学都说他很能干，不怕吃苦。我和他不是一个连队，只是擦肩而过的时候相视一笑而已，好像一句话也没说过。

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69年春天，那时珍宝岛已经打响，地处黑龙江边的我们兵团连队已进入紧张的战备状态。临江的老百姓正在后撤，一列列的军车正向边境集结。我们这些带着保卫边疆的誓言而来的知青义愤填膺激情燃烧，已做好了为祖国献身的准备。那时已没有心思种地了，就准备打仗了。这时上级来了命令，要把一部分家庭出身不好或亲属有“政治问题”的知青遣送到远离边境的农场。对这些热血青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说实在的这些青年，当年积极报名下乡，就是要回避城市里的文革运动，摆脱家庭的影响。他们拼死拼活的劳动就是想争取一个和其他青年一样的政治前途。然而在他们要为祖国献身的时候，他们被当成了失信的“另类”。他们的心在流血！我们也为之难过。

他也在被遣送之列，据说是因为他早已去世的父亲是伪官吏，他的姐姐、姐夫是技术专家，当时正在被审查。和他一样命运的还有我的几个同学，都是因为所谓的家庭“政治历史问题”，其实他们都是祖国最忠诚的儿女。那一天下着雨，泪水和雨水一起在他们脸上流淌。我们许多人都赶到营部为他们送行，大家像生离死别一样痛哭不止。他没有哭，夹着一个小行李卷上了汽车，脸色苍白、双目无神地注视着远处黛色的山林。

我们期待的为国捐躯的时刻没有来临，边境又趋于平静，又恢复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劳动。一年以后，我离开了那里，调到兵团报社工作。后来听说，他死了，是在一次打井的事故中，怎么死的不得而知。当时我难过了一阵，感叹人生的不公，后来渐渐淡忘了，连他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

为了实现为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写一部书的夙愿，1994年夏天，我又来到了锦河农场，当时我下乡的哈青农场和后来他们被遣送的那个农场都划归了锦河。我在翻看场史的时候，在革命烈士的章节里发现了一个名字：阎启庸。啊，就是他！我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

那悲壮的一幕发生在1970年2月20日。阎启庸和三个青年执行打井任务，那是一种最古老的方式，当挖到6米深的时候碰到了岩层，需用炸药爆破。阎启庸领着17岁的鹤岗青年高云雷背着包扎好的炸药包下到井底。他们仔细埋好炸药，阎启庸又认真地检查一遍，然后被摇了上来。正在井下的高云雷点燃导火索后，阎启庸又和另外两个知青迅速把他用辘轳摇上来。当高云雷解开绳子就要离开井沿的那一刻，他脚一滑又掉进井里。这是千钧一发之际，导火线在丝丝冒烟，摔昏的高云雷危在旦夕！阎启庸毫不迟疑地抓住辘轳上的井绳就往下滑。这时井下烟雾弥漫，也许他首先想到是拔掉导火索，但是没有实现。他马上用绳子拴住了高云雷的腰，拼命呼喊井上的人快摇辘轳，他双手托着小高往上举。当小高刚离开井口那一刻，井下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沙石和炸碎的阎启庸的躯体从井口喷出，染红了那一片雪地。巨响之后，一片宁静，接着是让天地动容的哭声。高云雷和两个战友得救了，而阎启庸永远地溶化在这片黑土地里。那一年他只有25岁。全连的战士都赶来了，他们都跪在那片染着阎启庸鲜血的雪地上痛哭。他们的哭声在冰冷的荒原上久久回荡。

阎启庸的二姐阎启芳从哈尔滨来到连队处理他的后事，全连的青年都围着她哭。他们说，启庸是我们最好的哥哥。他们对二姐说，冬季上山伐木，他总是把工具扛在自己肩上，来回70里路，他的棉衣都被汗水湿透了。晚上我们睡觉了，他还为我们磨锯。春天盖房子，他下到没膝深带冰碴的泥水里搅拌。关节炎犯了，疼得睡不着觉，他用烤热的砖热敷，第二天照样跳到泥水中干活。他曾用自己省下来的钱买奶粉送给生病的战友。有时吃饭时班里分的菜少了，他拿一份干粮悄悄退到一边去吃。出事的那一天中午，他也没吃菜，拿着两个馒头提前来到工地。

启芳对大家说，弟弟从小就是这样助人为乐。他在上海读书时，我们住的四川北路有条小巷地势低洼，一下雨那里的水没膝深，当时只有十一二岁的启庸，总在那里扶老人过路，背小同学过水。在新泸中学读初中时，一天晚上风雨交加电闪雷鸣。他爬进来就住学校跑，回来时浇成了落汤鸡。第二天，学校出早操，老校工走到他的面前说：“就是他！”他红了脸。校长当着全校同学表扬他昨天晚上在风雨中把学校所有没关好的窗子都关上了。

阎启庸像一条牛背着沉重的精神枷锁，赎罪般地辛勤地劳作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他以真诚的心善待每一个人，甚至为了保护战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可在当时他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只是简单地开了个追悼会，就被草草地埋在了连队附近的一片树林里。经过他所在的基层单位5年的努力，1975年11月11日，省政府下发文件批准阎启庸为革命烈士。当时已经查清阎启庸的父亲阎伯时先生是一位进步人士，他在担任蒙江县（现靖宇县）县长时曾为杨靖宇将军资助过军用物资。因此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追捕，他只逃住兰州，客死异乡。

尽管知青都走了，但农场的职工并没有忘记阎启庸，他们把他的事迹写进场史，印成材料教育后代。农场医院的医生郝文东历时十年收集阎启庸的生平事迹，并积极建议在场部的锦山公园为烈士立碑修墓。我那次采访时就住在公园旁。这里有座小山，绿树葱郁，亭台楼阁掩映其间，山顶上还有一个当年知青挖的人工湖，碧澈清幽。有朝一日，阎启庸能安睡在这锦山湖畔，当是令人欣慰之事。

（朗诵提示：这是一篇悲壮的英雄颂歌，男生深情朗读，在被遣送时的风雨声，牺牲时在爆炸声都应突出表现。忧伤的音乐适时插入。）

被遗忘在大山里的孩子

在大小兴安岭交界的那片莽林中，最先开放的是达子香花，它们一簇簇的像飘浮在山林中紫色的云。

三十多年前，有一群年轻的生命，打着“屯垦戍边”的旗帜，活跃在这片山林中，他们正像那盛开的达子香花，给寂寞的大山里带来了春天。后来这些紫色的云渐渐地散去了，大山又恢复了长久的寂寞。

前几年一个多雨的日子，我又回到了这片大山中，寻找遗落在山林里黑土地上的紫色花瓣。无意中我发现了一个孩子。他的妈妈十多年前已经回到了上海，也许成了另一个孩子的妈妈。他就是她的孽债。

他不知所措地坐在我的面前，我一时也想不出问他什么好。这孩子比一般山里的孩子长得高长得白净长得英俊得多，只是眉宇间挂着淡淡的忧郁。

“出去玩吧！”他的养父老李把他打发走了，结束了我们尴尬的见面。老李对我说——

这孩子人妈妈是个很老实的上海姑娘，一下乡就在我们连，和我都在养猪班干活。她不怕苦，不怕脏，平时话语不多。那一年，她回上海探了一次家，回来话就更少了，干活不像过去那么出力了。过不久连里的老娘们都议论，这姑娘好像怀孕了。我这才注意到她的肚子越来越大了。关于谁是这孩子的父亲，连里有很多说法。她对我说，是她上海男朋友的。她说，她想把孩子生下来，但不想要这个孩子。大伙谁也没有为难她。养猪班的活我全包了。

连里专门开了一个会，研究这上海姑娘的孩子怎么办。好几家争着要这孩子。领导商量，要选一家条件最好的。当时，我也想要这个孩子。我只有一个姑娘，已经十多岁了。老伴也非常同意。我家人口少，我又会杀猪的手艺，在连里老职工中，我家的生活条件就算最好的了。连里最好决定，这孩子生下来，给我家。那姑娘也非常同意。她知道，我们一家人心眼好。

我记得那一天是中秋节，那上海姑娘临产了，上午9点多钟把她接到我们家，晚上6点20分，生了个大胖小子。把我和老伴乐坏了！我当时给孩子起了个小名叫“满意”，她妈也同意。我们全家一起给她伺候月子，顿顿红糖、鸡蛋、小米粥。我买了几斤猪肉，炸成丸子，天天给她喝丸子汤。一个月，我和老伴没让她下地，她和孩子都挺胖乎。

满月以后，她要回上海探家，我给她拿了120元钱，当时我每月挣49元。还给她拿了200斤全国粮票，10斤白糖，2斤木耳和3斤白瓜子。这些东西当时都很金贵。她一走，我们只好给孩子断奶，这下子把我和老伴折腾苦了。白天她在家忙成一团，晚上我也跟着起来好几次，给孩子热奶、喂奶，换尿布。不几天，我这个胖子就变了瘦子。这孩子从两个半月到九个月，住了6次医院，我们全家昼夜看护，连邻居都来帮忙。孩子高烧39度不退，老伴吓得直哭。后来还是上海医疗队治好了孩子的病。

医生告诉我们要给孩子多吃鱼肝油和营养品，当时我的那点工资已养不起孩子了。为了多挣点钱，大冬天，我早上三点钟起床，到河套割条子，干了一冬天割了三车条子卖了几十块钱。后来老伴和姑娘上山采木耳，又挣些钱。这些年就是靠搞副业挣的钱把满意养大，又让他上了学。这孩子很懂事，从小就知道帮我干活，初中毕业就要参加工作。我不愿意他在农场吃苦，听说地方铁路招工，我通过朋友找人，又去送礼，好不容易当上了工人，全家非常高兴，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可是过不久又让人家裁下来了。后来我又借了些钱，在场部办了一个饭店，一心想让满意学一个能养家糊口的手艺。现在这个小店办得不错，孩子每天都跟着我上灶。

这些年，这孩子和我们一家感情很深，最爱他的是我的老伴，他12岁时就用自行车送她到场部医院看病，要走很远的山路，那孩子一点也不叫苦。连里的知青都喜欢他，谁回去探家都给他带好吃的，他都留给他妈吃。前几年老伴去世了，临死前对我说一定要把满意抚养成人，我们不能对不起他上海的妈妈！

说起这孩子和老伴的感情，老李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我又问起孩子的亲生母亲——那个上海姑娘。老李说——

满意的亲妈妈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了，给孩子带回许多吃的用的。每天一下工，她就到家来看孩子。开始孩子有点眼生，不理她，后来孩子和她一起总是一个劲地笑，直是骨血亲哪！那时知青开始返城了，连里的知青越来越少了。我看她每天都在叹气，我看出她想走，但又舍不得孩子！我说，我要想走，我帮你，以后你要想孩子，我给你送去！她哭着点了头，我到团里给她办好了手续，又到师部给她批下来。

她是1976年年底走的，那天正下着大雪，天阴沉沉。她收拾好行李，又到了我们家。孩子还不懂事，对她妈笑。我和老伴忍不住地哭了。我对满意她妈说：“这孩子永远都是你的，你什么时候想要，来个信儿，我给你送到上海！”她什么也说不出来，哭着走了，我一直把她送到去嫩江的汽车上。车一开，她号淘大哭……

“这么多年，她没来看过孩子吗？她没来过信？”我不禁问老李。

“没有，没来人，也没来信。”老李说。

“满意知不知道她亲妈的事？”我又问。

“他上学以后，有的同学和他说过。他回家问过我和他妈。我说，你看我们不像你的亲爹妈吗？他摇了摇头，再也没问过我们这件事。这孩子心思重，也很懂事，他都快20岁了，不能不知道这件事，他是不想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老李说得很沉重。

“如果有一天，满意的母亲来认他，你让他走吗？”我又问。“那时，我听孩子的。他愿意走，我高高兴兴地送他。他不愿意走，我为他成家。现在我已经给他盖了60平方米的房子，还给他准备了2万元钱。过几年就给她结婚。因为现在我是他父亲！”老李说得很真诚。

大山里的人心真好！像埋藏在大山中的金子一样宝贵。他们的善良不需要回报，却不该被忘记！我真想，让满意的妈妈看到我的这篇文章，我还想对这位荒友说：快回来看一看自己亲爱的孩子吧！是否还应该对善良的老李一家说一声谢谢！？

我走的那一天又下了雨。山色变得朦朦胧胧。我有意让车在老李家的饭店门前经过。我看到满意正站在门前，怔怔地望着通向山外那条泥泞的路。那路很长很长，消逝在天边的云雾中。

（朗诵提示：两个男声朗读，老李的声音更苍老一些。回忆的语调更敦厚沉重。结尾处能一段更凄婉的音乐或歌声。）

神秘之火

往事如烟。可有的事总也不能忘怀，一想起来就历历在目。

1969年12月26日，深夜，我被电话铃声惊醒。当时我是兵团一师独立一营的通讯报道干事。我住的房子就是营部值班室。电话从几十多里外的林场打来的，电话的内容让我出了一身冷汗：“你们在桦皮窑林场伐木的知青住的房子着火了！现在跑出来的人还在雪地里站着，里面可能有人烧死了。快通知师部来人抢救吧！”

当时的通讯条件很差，全营和外部联系只有这一条和林场相通的电话线。我马上叫醒了营长，他命令我到离我们最近的阳台林场给师部打电话，请求支援。他当即带了几个人，跳上我们营惟一的一台嘎斯车，直奔桦皮窑林场。我跑到马棚牵出那匹跑得最快的“草上飞”，这马是从“红色草原农场”买来的，性子很烈，我第一次骑它曾被摔个鼻青脸肿。经过一次次的调教，它终于被我驯服了，而且成了我的伙伴。我下连采访经常骑它。这一次执行紧急任务，我们只得风雪同行了。

这是北方最严寒的季节。我们营地处大小兴安岭相接的深山密林中，那是冰雪覆盖，猛兽经常出没之地。我翻身上马，紧勒缰绳，风雪扑面而来，我和“草上飞”都不禁打了个寒噤。我又用力拉了几下缰绳，用腿使劲夹了两下马的肚子，“草上飞”迎着风雪渐渐地奔跑起来。借着淡淡的月光，“草上飞”在通往阳台林场的路上狂奔着，卷起一阵雪雾。路旁的树林黑森森的，像魔影一样闪过。这林子里是有野狼出没的，有一次下连队，正碰着它坐在路中间，把我吓得只好退了回来。这一回，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在奔跑中不一会我和“草上飞”都大汗淋漓了。可是我还是把缰绳勒得紧紧的，为减少风的阻力，我几乎爬在马的背上。

不到一小时，我们就跑到了阳台林场，当时棉衣裤都湿透了，风一吹浑身打颤。我马上给师部值班室打电话，线路不好，我喊哑了嗓子，对方才听清我报告的内容。回来的路上，疲惫不堪的“草上飞”再也跑不起来了。凌晨时分正是“鬼龇牙”的时候，冷得我牵着马跑回来的。到了营里，满身霜雪使我成了雪人。

下午，遭受灾难的战友们从30里外的桦皮窑林场拉回来了。惊魂未定衣裳不整的二十几个战友坐在嘎斯车上，一见到我们就抱头痛哭。被烧死的哈尔滨知青倪少兴的遗体，用被盖着，由一个马爬犁拉着，上面插着一面红旗。被烧伤的战友王新民已被师部派来的救护车送到爱辉县的医院了。

这场灾难来得很突然，也很神秘。到现在还是一个谜。据亲历者回忆，已经完成采伐任务的三连的二十几个人，原定12月26日返回连里。25日下午，他们开了庆祝毛主席诞辰的联欢会，然后把炖得烂熟的狍子肉吃掉。第二天早上就打好了行李，等营部派车接他们下山。一直到晚上车也没来，可能是雪太大路不好走。那时通讯很落后。他们只好又生火做饭。到了晚上，有人打开行李，大脱大睡，有人倚在没有打开的行李上打盹。这是一栋用原木堆起的“木克楞”房子，中间用布帘挡着，一面住着男生，一面住着女生。房子用柴油桶做的炉子取暖。

半夜时分，突然一声巨响，一个大火球在屋内滚过，立刻烟火弥漫，大家哭叫着从门挤出，跑到屋外，面对着漫天的风雪和零下40度的严寒！有人穿着衣服，多数人只穿着单薄的内衣。只用了几分钟，这栋房子就烧落架了，唿的一下子，在雪地上升起一股烈焰和烟尘。这之前只有倪少兴没有跑出来，为救他，哈尔滨知青王新民的手被烧伤。

跑出来的青年乱作一团。当时年纪最小的只十五六的哈尔滨女知青吕平最镇静，她呼喊着大家快站到被抢出的被上，然后让大家抱成一团，她又喊：“快唱《国际歌》！”她又叫一个叫贾玉民的知青，快骑马到附近的鄂伦春的住处求救。贾玉民当时只穿着一身线衣线裤。

当时的场面十分悲壮。二十几个青年不分性别地紧紧抱在一起，雄壮的《国际歌》声在风雪中激荡，鼓励着青年们和风雪严寒作殊死的斗争。和呼啸的风雪声相比，这声音十分强烈，又相当微弱。

在这同时，贾玉民骑马跑到附近一个进山打猎的鄂伦春人的营地，敲开他们的门，十分困难地说明情况，又十分容易地把正在睡觉的鄂伦春猎人的皮衣皮裤装上了马爬犁。大约一个小时后，鄂伦春兄弟送来的温暖最后解救了二十几个知青，当时他们的歌声已经很微弱了。如果鄂伦春兄弟的衣物要再晚到半小时，他们就成为了大森林中永久的冰雪雕像了。不过大家还要永远感谢小吕平关健时刻的指挥若定！“人小鬼大”的哈尔滨小姑娘创造的的奇迹，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想起，还是那般神奇。

令人遗憾的是，勇敢智慧的指挥员小吕平、骑马报警的贾玉民和为救人被烧伤的王新民都没有成为英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经历过这场灾难的每一个青年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当时我们营所在的黑河地区正搞清查运动，专门为“12·26”事件立了案，先是怀疑黑龙江对岸派来的特务纵火，后来又怀疑被烧死的倪少兴，当时他的父亲正因为“历史反革命问题”接受审查，可能为了报复政治运动自焚，引发了这场灾难。据回忆，当时许多人边穿衣服边往外跑，只有他穿好了衣服就是站在火里不动，就是因为向外拉他，王新民被烧伤。

那个案子办得很紧，每个经历灾难的人都被审查了，搞得人人自危。宿舍里，天天晚上半夜都有人哭醒，有人又梦着了那场火，被吓醒；有人梦着自己成了纵火犯被抓走，也被吓醒。几个月后，因找不到证据，这个案子也不了了之了。

二十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曾见到了小吕平，她在哈尔滨的一家工厂当翻译，刚领着许多青工到国外实习回来。她兴致勃勃地介绍国外的情况，却一句也没说到那次灾难。有一次我在街头上远远地看到了倪少兴的父亲——那位白发苍苍的退休教师，我却没有勇气走向他的身傍向他问好，怕他看见我想起他死去的儿子！

往事并不如烟。现在回忆，引发那场神秘之火可能是那个柴油炉子，有谁无意中把剩下的柴油或汽油倒在炉子里，引发了炉子的爆炸，造成了那场火灾！

我想，无论你愿不愿意说起，无论你能不能想起，经历了那场灾难的人，都经受了人生的一次涅般。他们都成了火中飞出的凤凰。

（朗诵提示：一男生朗读即可，交待清楚其中细节。关健的地方，是知青们在大风雪中拥抱着唱《国际歌》这一段的情绪要高扬。最后的三段要深沉、感伤。文中要适时配上风声呼啸，烈焰燃烧和《国际歌》声。）

我的第一个上级

何连长个子很矮，嗓门很高，一口山东话，脸色和土地的颜色差不多。我刚下乡那阵子，在他手下当兵团战士，其实就是农工。每天跟着他在兴安岭的山沟里开荒种地。那时，兵团的干部分两伙，一伙是穿黄棉袄的，都是部队的转业官兵；一伙是穿黑棉袄的，老农场来的。何连长是穿黑棉袄的，原来是山东盲流，跑到黑龙江边的农场当拖拉机手，后来当上车长、机务副队长，调到我们新建的连队，就成连长了。

那些黄棉袄，天天早上领着知青“天天读”，何连长说，我识的字还没有你们多，你们自己看吧！天一放亮，他就扛着一把镢头上山了，在桦树林子边上开点小片荒。每天出工前，别的连队的黄棉袄都喊“立正”、“稍息”，然后“战前动员”，从国外讲到国内，总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可他总是那句话：“没啥说的，下地干活吧！”说着，他在前面领着我们就往地里走。人家黄棉袄都留在家里开会，那时的会很多。何连长不爱开会，也不会开会。其实我们这些知青非常喜欢开会，能靠在行李上一半清醒一半睡地听别人念报纸，和现在住在星级宾馆的感受差不多。因为很少开会，我们对何连长颇有微词。

何连长干活是把好手。地里的活没有他不会的。别看他个子小，力气大得很，二百多斤的麻袋，往肩上一扔，噌噌地就上跳板。他最拿手的还是机务上的活。不管是拖拉机还是康拜因，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一旦趴了窝，他一捅咕，肯定突突地跑。连农学院毕业的郭技术员都服他，还正式向他拜了师。那年麦收时节，连着天天下雨，什么样的康拜因下地都陷进了泥里。上级发出了“小镰刀打败机械化”的口号，我们每天泥里割麦子，累得晚上爬不上炕。何连长和郭技术员他们一起研究，给康拜因穿上了“木鞋”，结果在泥地里照样收麦子。机械化代替了小镰刀，我们从苦难中解救了，连里的小麦也丰收了，而有的地方的小麦烂在了地里发了芽。但是何连长没受到表扬，因为他的作法不符合上头精神。

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何连长真正出人头地是因为开会。那时上级布置对知识青年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连里要请人做忆苦思甜报告。我们是个新建连队，全连只有一个老职工，是个姓栾的老头，他的老伴是个“二毛子”，已被定为“苏特”嫌疑，关了“牛棚”。显然不能让他们忆苦了。再就是何连长岁数大了，又是贫农出身，他不忆苦谁忆苦！可他不愿意讲，说当时岁数小，已记不起什么事儿了。“黄棉袄”指导员说：“老何，讲不讲可是立场问题！”何连长只好服从了组织的安排。讲稿是我们这帮连队秀才的“作品”，“蓝本”是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只不过地主的名字从周扒皮改成了李扒皮。经过我们的辅导，何连长基本能把讲稿背下来了，虽然有些结结巴巴，但更显得真实。

开忆苦会那天，连队大食堂只点了一支煤油灯，我们先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和忆苦歌。何连长还没讲，大家已是哭声一片了。营部给我们连队送家信和报纸的汽车已经半个月没来了，大家都有些想家。平日谁一哭就批谁“小资情调”。现在有了合法大哭的时候，谁也不肯坐失良机。到何连长痛说家史时，全连已是号淘大哭了。接着又吃忆苦饭，基本原料是从猪舍整来的，又掺了些野菜，真是难以下咽，大家哭声更高。最后全连哭得一塌糊涂。指导员说，这是我们连最成功的一次会议。会后，我给报社写了一篇稿：《何大爷痛说家史动人心，众战士铁心务农爱边疆》。何连长这下子出了名，远近的各连队都请他去作报告。我也因写这篇小稿成了脱产干部——每天不下地干活，躲在连部写稿。

后来何连长还是出事了。上级要求割“资本主义尾巴”，何连长的小片荒被指导员发现了，还有何大娘的鸡窝……指导员亲自指挥，用拖拉机把还长着青菜的小片荒毁了，把正在下蛋的鸡也掐死了。那一天全连有许多人掉泪了。其实连长的小片荒是连队食堂的小菜园。那时我们知青中流传着一首民谣：“从北安到赵光，那个连队不喝汤。早上喝汤迎朝阳，晚是喝汤映月亮。”可是我们连喝的汤飘着比肉还金贵的菜叶，那是何连长的小片荒生产的。吃何连长家属做的荷包蛋，是我们连病号的最高待遇。那鸡窝真是连着全战士的心啊！因为这件事连长被罢了官，下放到机务上干活。干什么活他都不在乎，他还是不愿意参加“天天读”，人家天天读，他去擦拖拉机。晚上他常躲在机务库和郭技术员喝酒，下酒菜是从山里采回的木耳蘸大酱。我还去蹭过几回。

指导员让我写一篇稿子——“一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是怎样变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我写了，不知为什么报社没登。指导员说我立场没转变，又让我下地干活了。

日子过得真快，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时常想起我的第一个上级。那年故地重游，我又回到了我下乡的地方。令人伤感的是我们曾洒下无数汗水的连队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开荒的土地上又长出了拳头粗的树木，也许这些土地就不该开垦。我打听何连长，有人说，早就退休了，在场部开了一家小旅店。

我又回到了场部，借着昏暗的灯光一家家地打听，终于在十字街的一栋新砖房里找到了他，头发全白了，满脸的皱纹，使他的眉眼都抹糊了。小店很冷清，没有一个客人。他正坐在小桌旁喝酒，有些醉眼朦胧。我把在场部商店买的四瓶酒往他面前一放，他楞楞地瞅着，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了。还是他老伴认出了我。“听说你当了大官，还想着我们！”何连长紧紧拉住我的手。我说，不是什么大官，还干写稿子的活。他把我按在椅子上，一定让我喝酒。他望着我，嘴唇颤抖着，用手擦着混浊的泪。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后来他说：“你不笑话我吧？我开这个小店也是为了养家糊口。现在农场劳保工资不能及时开，我不能拖累孩子。”我说，这有什么，市长退休了还办公司做买卖呢！

第二天，他顶着雨到招待所来送我，给我带来两包木耳。他说，这是他自己上山采的，不是人工栽培的，味道正。看到场里领导要宴请我，他马上走了。我定定地看着他在雨中的背影，快70的人了，背还没有驼，大概是因为他个子小吧！

回到哈尔滨第二天，我用何连长给的木耳给全家做了一大盘木耳炒肉。儿子吃了一口说：“没有什么特殊好吃的味！”

我楞怔了半天，不知说什么好。

（朗诵提示：真情回忆，语调平缓，要读出其中幽默感。音乐不必太多。）

走出伤心地

凡是当年在黑河下乡的知青，谁都忘不了龙镇。这个三等小站，当时是北部线的终点，无论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的知青，都在这里下火车，再转乘汽车、拖拉机、马车，分赴荒原深处和密林之中的几十个兵团农场的几百个连队，豪情满怀地投身屯垦戍边的战斗。这里曾像战争年代的兵站一样，每天涌动着穿着黄棉袄的年轻人。这其中，有的人后来成了在中国有影响的人物，如曾担任过国家环保总局长的天津知青解振华、外交部副部长的北京知青王毅、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的哈尔滨知青刘东辉、山东省省长北京知青姜大明……

去年冬天，在那个飘雪的日子，在去黑河的路上，我有意绕到了龙镇。它已成了一座街道宽阔，建筑现代的小城。那黄色的火车站还在，可广场上全无往日的青春喧嚣和人群熙攘了。我在站前徘徊许久，找不到我和战友们当年的足迹，却想起来了一个上海老知青袁启鸿的悲情故事，龙镇是他的伤心地。

老袁和我一样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本来我们都有着美好的人生前景，当年我们虽然分别在上海和哈尔滨，但都被推荐为留学法国的预备生。从天而降的文革如狂风暴雨，把这一切都化作泡影。1968年8月，他受上海黄浦区的委托带领300名知青来到黑龙江建设兵团的一师五团所在地五大莲池下乡，另外由同是老高三的优秀学生、现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方存忠带队去了五师。半年以后，工作能力突出的老袁被师后勤部调到龙镇组建物资批发站。当时他还没入党，却被任命为站的整党小组和清查专案小组的成员。真是福兮祸所附，他的人生悲剧就此开始了。

1970年3月，在老袁刚过完22岁生日的第二天，他突然被隔离审查了。一时间，批发站院里贴满了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袁启鸿的大字报，罗列了他的“八大罪状”：张贴反革命标语，唱反革命歌曲，组织反党小集团，为反革命分子翻案，非法混入共青团……其中最严重最核心的罪状是“张贴反革命标语”。

现在看来十分荒诞，当时就是触目惊心了！

1969年12月，为欢送一师的“毛泽东思想讲用团”到哈尔滨开会，龙镇批发站在招待所门前搭建彩门，要在两米多高的门前贴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标语。那天晚上又黑又冷，老袁从哈尔滨出差回来，看到负责贴标语的两个女青年很辛苦，就跑来帮忙。他站在两个摞起来的方凳，两个女青年一个为他扶凳，一个给他递标语。为了贴得均称，老袁先贴当中的“席”，再贴第一个“敬”和最后一个“疆”，再贴“毛”和“寿”字，接着贴“祝”和“主”字，最后贴“万”和“无”字。由于写的是隶书字，“万”字和“无”字有些相像，又由于天色昏暗，最后把“万”字和“无”字贴倒了，“万寿无疆”变成了“无寿万疆”！第二天早上发现了，他们吓了一大跳。老袁他们马上改了过来，又作了认真的检讨。现在成了他最大的罪行！

他组织反革命小集团，是因为他自发组织几个爱学习的青年学哲学，经常讨论理论问题，还办了一个“学习园地”。还有人说他自己在宿舍唱歌时，把“枪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唱成了“我听枪的话，党听我的话”。所谓“混进共青团”是因为他的入团登记表上少了一个公章！其实，老袁被编织这么多罪状的原因，是他反对在只有400人，成立不到一年的批发站揪出了17个反革命和贪污犯，因此他得罪了主要领导。这位掌权者亲自发动了对一个知青的政治运动。

老袁成了第一个从知青演变成反革命的典型，向全省通报，然后开始了对他的武装看押和巡回批斗。首先被剃了鬼头，还付了2角钱的剃头费。游斗是在严酷的1970年初春进行的，范围是从龙镇北到孙吴，南到德都的方圆几百公里。批斗他的多是和他们一起来的知青，虽然已经来到边塞，但红卫兵们的革命意志并未消退！批斗前他被捆住双手和双脚，堵住嘴，扔在解放车的车厢里，脸被冻得青一块紫一块。一般要走四五个小时，如果要小便只能尿在裤子里。一到目的地下了车，或立即进会场接受三四小时的批斗，或者先去干掏厕所的脏活累活。有时开完批斗会已经半夜了，他刚躺下，又进来一些人把他从炕上拖下来，用麻袋套在头上，接下来是一阵拳打脚踢……又是知青们的恶作剧，老袁也是哭笑不得。那里穷极无聊的青年们，以折腾别人为快乐。

那时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的忍受能力到了极限，他在思考用什么办法可以痛苦少一些地死去。终于在1970年5月的一个寒夜，他趁看守他的人熟睡的时刻，把一条绳子挂在了房梁，并把自己的脖子伸向了绳套。这时他看到满天闪烁的星斗，抚面而来的春风，一下子让他清醒了，他想了她父母早逝后把她养大的姐姐，想到了多年关爱他的老师、同学；他也想到了如果就这样死去，谁来为他洗刷他的不白之冤！

在犹豫之间，终于被人发现，他走出鬼门关，又回到了地狱。批发站的工作组决定把他送进监狱，建议判刑12年，但监狱已人满为患了，无力接收。老袁只得就地改造。当时每天5点钟起床，先到煤场装一车6吨煤，早饭后清扫供应站大院，清掏厕所，再为全院的三个食堂的15口大缸挑水，每天18吨，每挑一担水要走100米！马不停蹄般干完这些活，已是晚上十多点钟。他每天爬上床铺都十分艰难！

经过一年的艰苦劳动，师里的一位副政委说话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千里迢迢从大城市跑到你穷山沟，就是为了来当反革命的？你们这么做怎么能让千千万个知青家长放心！”1971年初夏，老袁被解除看押，“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下放连队劳动。这以后他又去大兴安岭伐木，在零下52度的严寒中，他学会了把顶天立地的大松木放倒，也学会了用大海碗喝酒，他又恢复做人的尊严，还赢得了一位美丽善良的哈尔滨姑娘鲁际的爱情。现在他们的一双儿女都大学毕业成了专业人才了。

1977年，和祖国共患难的袁启鸿迎来了命运的转机，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当时他已经入了党，恢复了在供应站的工作，分管全师的煤炭的采购供应，那是权利很大的岗位。他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高考——他没有请一天假复习功课。第二年春天，他拿着录取通知书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报到时，老师告诉他，你四门课考了394分，只差6分就是满分，是全省的状元！还给他看了登载这条消息的《黑龙江日报》。

后来老袁的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入学后当了1977届学生党支部书记；当年夏天，他被平反，他档案中的“反革命”材料当面烧掉。1982年毕业后到哈尔滨锅炉厂工作，第二年第一批晋升工程师。1985年在机械部出国英语考试中获第一名，接着受命到美国CE公司技术合作，参预设计世界一流的电站设备。回国开始担任锅炉厂处长、生产长、副厂长。1994年10月年开始担任哈尔滨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执行董事。后来又担任哈尔滨锅炉厂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在哈尔滨的几十万知青中，老袁是企业界的最高领导，我经常在电视里看到他陪中央领导到“三大动力”视察，和外商谈判，到香港组织股票上市。他西装革履，满脸风光。

为了写这篇短文，我找到了老袁，他急匆匆地来见我，提着装满材料的书包，好像是来上课的大学教授。他已不再担任企业领导了，而成了一个研究宏观经济学的专家。他的名片印着十几个头衔：省政协常委、市人大常委、全国西部开发顾问、中国管理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还有许多大学的特约教授。他奔波在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上和大学的讲台上。他从书包里给我拿出他的一篇篇论文，他告诉我他2000年就给朱总理写信提出“科学发展观”问题，他作了很长的批示，让国家计委领导听取我的意见。他三年前就提出过建立“节约性社会”的建议，他最近又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给省政府写出了报告……

在老袁滔滔不绝的讲演中，我又看到了一个饱经磨难的老知青的永不干涸的激情；在他那厚厚的论文中，我又感受到一个忠贞的知识分子对祖国和民族深深的忧思。我还看到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

老袁没有给我提供关于龙镇悲情故事的细节。但我想他心中涌动的热血中肯定有来自那里的坚强和自信。

（朗诵提示：真情地叙述式朗读，可在文章开头营造小站的人声喧嚣和火车轰鸣。音乐不要太闹。）

燃烧的青春

听说我要写知青的故事，黑龙江电力报社的老社长任树宝特意给我送来他写的《住事并不如烟》的软盘，那里面记录了许多知青的感人故事。他是1968年10月从师大附中下乡到35团（庆丰农场）的，后来他成为兵团“四好连队”的模范指导员，当上了团党委委员。他们连队推荐过18个知青上大学，而他自己因身体透支过度，无力再献身边疆，只好招工返城了。后来又从食堂管理员干起，历尽艰辛，不断进步，又担任过哈尔滨热电厂党委副书记、省电力局机关党委书记等领导职务。岁月把任树宝磨砺得如一棵嶙峋的古树，但他眼中还充满着青春的光采。他对往昔的回忆像老井一样深沉。

任树宝的回忆是红色的。

他说：到兵团的那两年，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赶上着火，那是熊熊燃烧的山火。1969年3月30日，在“九大”召开的前一天，我们连队附近着了一场山火，那火危胁着完达山茂密的森林，为救这场火，连队的7个知青被烧成重伤，因此立了大功。我们“明知大火险，偏向火海冲”的事迹上了《人民日报》，成了宣传“一不怕死，二不怕苦”思想的好典型。1970年11月7日，又一场大火在穆棱河南岸临近苏联边境的山林里燃起，为了阻止大火越境，我们35团全力扑救，带队救火的副参谋长明海涛和14名知青为此献身。团部大礼堂摆满了棺材，改成了临时的灵堂。开追悼会那天，全场一片哭声。礼堂外顿时天昏地暗，风雪交加。北大荒的人在哭，北大荒的天也在哭！

这悲惨的一幕永远刻在任树宝的心里，更使他不能忘怀的是这牺牲的知青中一位青春勃发的少女——北京知青王晓勤。他说——

“1969年秋天，王晓勤作为整党工作组成员来到我们连队，边整党边帮助秋收。兵团战士大多是黄棉军装，她却与众不同，一身浅灰色的海军军装，虽然退色发白了，却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板板正正，腰间扎着一条皮带，威武精神，仿佛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女战士。她是军人的后代，她的父亲是位海军将军。她高挑大个，四肢匀称，圆脸盘，大眼睛，见人不笑不说话，笑时两只酒窝浮现两腮，和蔼可亲。如今回想起来她很像电影演员方舒。白天，她和大家一起抢秋收，晚上和党员们学习到深夜。无论你什么时候看到她，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忧愁似乎和她无缘。一次她在井台上提水，正小声哼唱着“兵团战士胸有朝阳……”一回头看见了我也在等着打水，在大会上讲话都不脸红的她，突然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这下子可坏了，让人听见了！”说罢笑着走了。至到现在，我的耳边还常响起她的笑声。后来听团机关的人说，她在蓝球场上还是一员虎将，她的左手投蓝很准。可惜，那段时间太紧张了，既忙秋收，又忙整党，没机会让她打球，这种机会永远不会再有了……这样美丽的青春被无情的大火吞噬了，真是太可惜了！”

老任说得很沉重，很伤感。我说你当时是不是爱上她了？他说那时不是恋爱的季节。

王晓勤牺牲后，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失声痛哭。人们回忆她临上火场前的那一刻：她的父亲是一位部队离休老干部、体弱多病，身边无子女照顾，组织上已决定调她到北京工作。明天回家的火车票就是口袋里！机关扑火队伍中没有她的名字。一听说要去扑火，她追赶着登上了大卡车，上车前，她留下了火车票，又摘下手表交给同宿舍的战友，并掏出口袋里仅有的几十块钱，对战友说：“如果我回不来了，手表留给你作纪念，这点钱作为我最后的党费，请你替我交了吧！”任树宝郑重地对我说，王晓勤就是这么说的，这不是秀才们编出的豪言壮语，这是活生生的事实，苍天可以作证，参加那次扑火的人可以作证！

“王晓勤的父亲、东海舰队的老首长、一位转战南北的老将军，赶到团里和他最心爱的小女儿诀别。老人家一生身经百战，目睹了无数亲密的战友倒在自己身边，泪早已流干。可是面对自己最喜爱的小女儿的遗体却老泪横流……临走时，老人家带走了一小袋黑土地产的大豆和几瓶北大荒酒，还有女儿的一两件遗物。在牡丹江转车时，那位陪同老首长的参谋不小心把北大荒酒打了两瓶，老人发火了！他不是心疼那两瓶酒，在老人眼里，这是女儿这一代人用血汗酿成的甘泉。洒在站台上的不是酒，更不是水，而是知青的鲜血……”任权宝说，当时老将军已是满脸的泪水！

死去的人给自己的亲人留下无尽的思念；而受了伤还活着的人留给自己的是艰难的人生。任树宝所的连队因救火被烧伤的7个人有一个叫吴廉的北京青年，因长得漂亮，说起话来又细言慢语，被大家称作“假姑娘”，可在扑灭荒火的战斗中被烧成重伤，虽几经转院治疗、植皮、整容，但还使昔日俊俏的小吴面目全非了，眉毛被烧光了，满脸紫红色的疤痕，眼角被封住了，嘴只能张开三分之一，两只灵巧的双手变成了鹰爪状。他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手握不住筷子拿不起笔。还有难以想像的痛苦，烧伤植的皮没有汗毛孔，夏天闷热排不出汗；冬天干冷，皮肤绽开一道道的血口子，让人目不忍睹。在这种情况下，吴廉拒绝所有人的帮助和关照，坚持自己洗脸、穿衣、系鞋带，甚至衣服都自己洗。他坚决要求连里安排工作，后来当上了卫生员，学会了给别人诊断、打针，但他难以忍受的痛苦，是别人想不到的。一个风雪夜，小吴背着药箱到各宿舍巡诊，回到卫生所已经很晚了。第二天开饭了，却看不到他的身影。连里派人到卫生所一看，他床头放一个空药瓶，人已昏迷不醒。他被拉到团卫生院抢救，人虽然活了，从此更沉默寡言了。他还继续着生比死还艰难的生活。后来他返城回北京了，听说他还结了婚，生了一个大胖儿子。说到这儿，任树宝终于露出了笑容。他说，其实吴廉是个令人佩服的硬汉子！

前几年，任树宝和哈尔滨的几位知青曾回庆丰农场为王晓勤等战友扫墓。那火石山下的几座坟茔，已被荒草深深地覆盖了。墓碑残破，字迹摸糊，几乎分不清是谁的墓地。他们泪洒坟前，当场决定，要集资修墓。农场的领导说，他们是为北大荒死的，墓还是我们修吧！

我对任树宝说，我们的战友，那些美丽的青春在山火中燃烧了。他们是为保护国家的财产而死，孰不知，他们年轻的生命才是我们国家最宝贵的财富。他们的死，他们青春的无谓丧失，才是我们民族的最大悲剧！

（朗诵提示：两位男声朗读，回忆的节奏要慢一些、充满爱怜之情。女知青的青春是美丽的，可有美妙的音乐做背景。）

好吃不如饺子

我们总爱喋喋不休地向人讲起我们在北大荒渡过的苦日子，其实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农场职工，我们的父老乡亲，在我们去之前，他们已过了几十年的苦日子。我们几十万知青一下子涌到了北大荒，城市的压力小了，可是加剧了农场的困难。本来三个人吃的饭，现在五个人吃了，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真诚朴实地关爱着“抢了他们饭碗的”知青，让远离亲人的我们感到格外的温暖。那些温情的故事铭刻在我们心底。每每讲起，都让我们忍不住掉泪。不信，你听听老知青任树宝的故事——

“收工时‘大头’悄悄告诉我，吴连长让我们去他家吃晚饭，说完冲我挤挤眼儿。我会心地笑了。这准是让我们去开‘洋荤’，那时连队食堂天天喝汤，肚子里真缺油水，干起活来身子直晃！”

推开房门只见热气腾腾，吴连长的爱人正在灶上忙活着，招呼着我们赶快进屋。我们是这里的常客，只要嘴馋了就来蹭饭，来两个咸鸭蛋也算改善。我们进屋脱鞋上炕，盘腿坐在小炕桌两旁，老吴居中。嗬，端上来了，满满三大碗饺子！俗话说：“好受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我俩也不客气，三个人一人一大碗，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如风卷残云，一会儿工夫，除吴连长的碗里还剩几个，我和‘大头’都造光了。抹一把鼻尖上沁出的汗珠，我跳下炕趿拉着鞋去外屋盛饺子汤。老吴忙喊了一声，他爱人慌忙从外屋迎上来。没等她进屋我已经到了锅灶前。原来只有我们三人在里屋吃饺子，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正蹲在锅台前围着一碗不知热了多少次的黑乎乎的雪里蕻咸菜啃窝头，每个人跟前半小碗漂着几点油花的饺子汤！我的突然出现，让吴大嫂惊慌失措露出不自然的微笑；两个孩子也目光直勾勾地望着我，似乎他们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吴大嫂看到我的神态异样，忙用身体挡着我的视线，边接过碗边说：‘你去坐，我来给你盛汤。’我坐在炕沿系鞋带，一句话也说不出，吴连长若无其事地说：‘再坐会儿，着什么急！’我抓起棉帽子就往外走，正好撞洒了大嫂迎面端来的饺子汤。我头也不回，拉开房门就冲进风雪迷漫的黑夜。”

说到这儿，任树宝已是满眼的泪水。他说，当时的心里就像堵了一块石头，在黑夜他痛骂自己和“大头”是天底下头号的大傻瓜，自己吃得满嘴流油，却让两个孩子喝汤啃窝头！他边骂边跑，一口气跑了二里地，赶到了供销社，他使劲砸门，拳打脚踢，里面说：“关门了，明天买吧！”他说：“不行！急用！你要不开门，我把门窗都给你砸了！”值班的老王头赶快开门，任树宝指着贷架子上的午餐肉、凤尾鱼、红烧鸡块……一下子点了七八个，有铁盒的，也有玻璃瓶的。一算账，二十元零八角。他把衣袋翻了个底朝天，总共只有二十元零六角。他一股脑把这些钱都推到老王头跟前说：“差二角钱，明天给你送来。”老王头说：“小伙子，下半个月怎么过？”那时知青每月的工资是32元。“不用你管！”说着任树宝抱着罐头就走。老王头说：“你等着，我给你找个纸盒装上。”任树宝却一刻也等不了，一种负罪感在折磨着他。他摘下黄军帽装上几个，余下的两只铁盒的塞到棉衣口袋里，转身就走，外面是更大的风雪。

来时吃得热乎乎的，又是顺风，并不觉冷。回去正好顶风，光着脑袋，夹着雪花的西北风如刀子一样在任树宝的脸上刮着。他这才有点后悔，如果用老王头的纸盒装罐头，棉帽子戴在头就就不会挨冻了。他两只手交换着，一只手拎罐头，一只手捂耳朵，飞快着往回跑。总算跑到了吴连长家，手都不好使了，任树宝用脚踢开门，他把帽子里和口袋里的东西往灶上一倒，叽里咕噜滚了一炕。“大头”抓起一个大叫起来：“这么多的好吃的，可惜肚子里没地儿了！你今天怎么这么大方，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美得你！就知道吃！你没看见两个孩子在外屋啃窝头就咸菜吗！”“真的！”“大头”如梦初醒，顿时傻了！任树宝拿起两只罐头，用刀起开，推到两个孩子面前说：“吃吧，给你俩的！”两个孩子并没有吃，一个劲地说：“谢谢叔叔！”并抬头望着他们的母亲。吴大嫂站在那儿，一个劲地搓手，半响儿才说：“他叔你不该花这么多的钱！你别生气，听我说，这是老吴的战友从四川老家带来点腊肉，大家都吃饺子就见不到肉星了，再说，我们也常吃，比你们肚子里油水多一点……”“嫂子你别说了。他俩还是孩子，你想想，饺子让我们吃，让他俩喝汤，我们的心里能好受吗！”听任树宝这么一说，吴大嫂的眼圈也红了。

任树宝对我说，我和“大头”（现在一个大学里当处长）像斗败的公鸡耷拉着脑袋走出吴连长家，脚下积雪咯吱咯吱地响着，好像在嘲笑着我们。不知为什么，心里丝毫也轻松不起来，总是一种负罪感涌上心头。这么多年了过去了，那次耳朵冻伤留下了病根，几乎每年冬天都犯，疼痛难忍。不过也好，让我终生不忘北大荒那些诚实质朴的朋友；它也时时告诫我，你欠北大荒的情债，永远也偿不清！

任树宝还告诉我，吴连长叫吴言顶。前些年他们几个知青还回农场看过，老吴家的日子过得不错，一个儿子当了队长，另一个儿子自己有车跑运输，家里盖了新房子。吴大嫂乐盈盈地说，我们的日子不比你们城里差！我说，你们又去老吴家吃饺子了吗？任树宝说，那当然！那天我们都喝了酒，醉倒在那热乎乎的土炕上了。真想再也不走了！

博客留言

1、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为什么怀旧？其实就是怀恋那个时候人间像白纸一样纯情、纯真！越是世俗。越是怀旧。——老道外

2、贾老师你好，在博客上看到你很高兴！真是宝刀不老，青春永驻！——王国栋

3、看到这篇文章就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痕迹了！我的角色就是吴连长孩子的角色吧！让我共鸣。——小茹

4、看后真的很感动！只有懂感情的人，才能将平凡小事升华为真挚的感情。我见过社长大人亲切随和、精神矍铄。祝您健康快乐！——鸿玲

5、您作为作家远比您当领导于文化的影响要重大啊！——无法浪漫

谁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谁能想到，我们连的李秀云成了纵火犯！

她是北京女知青，父亲和母亲都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刚到连队时，她一身褪了色的黄军装，梳着小刷子式的短辫儿，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说起话来京腔京调的，圆润宏响。那时连队里大学毛主席著作，她学得认真，讲得明白，干活又特别能吃苦，很快就成了我们连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在连队搞“活学活用”讲座时她讲得最生动，很快当上了副排长。她又被推荐到团里讲用，后来又参加了巡回报告团，到师里报告，到兵团报告。几个月过去了，李秀云走了许多地方，她也记不住作过多少场报告。她陶醉在鲜花和掌声中。大家都说：“这回李秀云前途光明，再也不用回连队种地了！”

没想到，巡回报告一结束，她就从兵团回到师里，先在师里帮助工作一段，又回到团里；在团部又帮助工作一段，最后又回到连里，还是当副排长，每天重复着简单的劳作，她已经不适应了连队的劳动生活了，仿佛从天堂落到了地狱。更让她不能接受的是，当时和她一起进步的知青，人家有的当了副指导员，有的当了正排长了，而她当了兵团的典型，还是原地不动。从此李秀云闷闷不乐，干活也不如过去了，话也不爱说了。

那时连里刚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深挖运动”，团里派来了工作组，在大食堂吃午饭时，工作组长对连队的干部讲：“运动开始了，各种人物都要表演一番，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跳出来搞破坏！”怎么这么巧，偏偏让工作组长言中了！这天下午连队着火了——有人把一个点燃的小笤帚头塞进了五班长的被子里，刚刚冒烟时就被发现了，放火的竟是北京女知青、昨天的学毛著积极分子李秀云！

这个事件的亲历者任树宝当就在这个连队当副指导员。他对我说：听说连里着火了，我急忙从连队外的工地赶回来，和工作组长一起提审李秀云，当时她头发蓬乱，低头缩脑地被人扯来扯去。她时而嬉皮笑脸满不在乎，时而目光呆滞满面惊恐。审问开始了：

“快说！你在大宿舍放火，是不是现行反革命？”

“我不是反革命！我是革命战士！着火我好不怕，烧死我也不怕！我是救火英雄！你们要向我学习！”

“老实交待！你为什么烧五班长的被子！”

“她是坏蛋！她是百年妖怪！是老柞树精变的！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说着她还做了孙悟空亮相的动作。当时任树宝和连里的几个干部判断，李秀云的神经可能出了问题，建议领她到医院检查。工作组长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意见，他认为，李秀云是装疯卖傻，故意破坏运动！接着召开了全连大会，工作组长宣布李秀云为“现行反革命”！经过一番煸动，全连一片义愤填膺，打倒反革命的口号声振天动地。但许多人不相信李秀云突然变成了反革命！

当晚，团里派来了基普车，李秀云被押走了。临上车时她很镇静，像江姐一样捋了一下头发，用目光向围在车前的战友告别。到了团里，她闹得更历害了，没黑没白的不吃不喝，又哭又叫。后来不知团里的那位领导开了恩，把她用救护车送到裴德的师部医院，经检查确诊，住进了精神病科。不知是不是医疗事故，医生给她针灸时不知碰到了那根神经，从此她便瘫痪在床，一卧不起，大小便失禁，其情景十分悲惨。有个北京知青偷偷给李秀云的父母写了一封信，那位延安时期的老革命父亲老泪横流地接走了自己亲自送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女儿，接回北京的条件是他留下的一个字据：一旦病好了，立即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女儿，送回团部接受审判！由于李秀云是戴着“帽子”走的，她的路费和所有医疗费用，全部自理。

这真是一个特别不幸的家庭，李秀云的母亲，在延安整风时曾打成反革命，也曾经精神失常，现在悲剧又在李秀云身上重演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多少知青特别是女知青，因为要求政治进步受挫或在“政治运动”中无端挨整而精神失常的，谁也说不清。当时，如果对他（她）们更多一些理解和关爱，更多一些宽容和帮助，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可是那是一个多数人都颠狂的时代，少数本来就有心理病灶的人，因突然受到无法抵预的刺激，心里的“魔鬼”就从潘多拉的盒子里跑出来了！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我问起李秀云后来的情况，任树宝说，听北京知青说，经过十多年的治疗，不知跑了多少医院，请了多少名医，李秀云的父母花掉了所有的积蓄，总算治好了她的瘫痪，当萎缩的两腿逐渐恢复得支撑起那骨瘦如柴的身躯时，她又开始疯跑，把年迈的老母远远地甩在后边。老人伤心说：早知这样，还不如让她躺在床上，侍候她一辈子。

任树宝回忆说，前几年去北京出差，曾见到了他们连的一个知青。他又打听李秀云的情况，那位老战友对他说，那个满街跑、家人在后面追的疯女人，不是李秀云，而是他们连的另一个叫“小豆豆”的女知青。任树宝想起来了，“小豆豆”是因为个子小，又腼腆，在爱情问题上受挫而精神失常的，后来因病返城了。那位战友告诉他，“小豆豆”一跑出去就数日不归，她的父母也精疲力竭，无能为力了。这个人算彻底废了。任树宝问：“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她？”那位战友说：“不好说，她无目标地乱跑，还被收容过。有人说，经常在西城区的一些中小饭馆门前看见她在讨吃的。”他还说，一位当了大款的知青，在一家馆请客，席间，“小豆豆”伸手讨要，其中一个客人把剩有几个包子的盘子不耐烦地递给并轰她走开，她用又黑又脏的手抓起包子就往嘴里塞。这位知青叫她的名字，她一点反映都没有了！当时他很伤心。如果能治好她的病，他愿意出钱。

那几天办完公事后，任树宝常去西城区几家饭店的门前转悠，他真希望能见到“小豆豆”。一起公出的同事问他，为什么一家家地看饭店又不进去吃饭。老任说，我要找人，找一个“女疯子”！同事瞪大眼睛看着他。

“他那里知道，我心里的十字架有多重啊！我曾是‘小豆豆’的连队指导员，是全兵团的模范指导员，如果当时，我能多和她谈谈心，在恋爱问题上给她一些帮助！也许……”

任树宝相当沉重地对我说。

（朗读提示：作者的话和老任的回忆，可由两个声音的差别的人诵读。其中的对话，可考虑有一个女生。最后应有一段感伤的音乐。批斗会的音响可在适当的时候加入。）

爱的呼唤

她，躺在省医院急救病房雪白的床上，心电仪上显示的那条绿色的光线，还在微微地波动。她是下岗工人戴桂荣，2004年1月9日突然发病住院，脑干出血，已陷入深度昏迷。医生说，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但没有希望了！

他，坐在她的床头，抚摸着她的手，轻轻地呼唤着她：“桂荣！桂荣！”泪水从他的脸上流下来，染湿了那白色的被褥。他在对她说，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天，两天，十天，二十天，他天天坐在她的床头，呼唤着她，天天给她讲故事。他喃喃而语，总是泪流满脸，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医生惊奇地睁大了眼睛，那条绿色的生命线还在波动着，顽强的波动着！难道奇迹真的发生了！坐在病床的人叫王超恒，病人的丈夫，省总工会的一位中层干部。

“桂荣，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他对她说。那是在一个遥远的时代、遥远的北大荒的一个荒凉的地方。刚刚下乡的18岁的哈尔滨知青戴桂荣，在雨水中收麦子得了关节炎和肾炎，出院后，连领导给她安排了一个轻活儿，去看押四个“黑帮”，一个是犯了生活作风问题的“破鞋”，一个是“反动权威”连队的技术员；还有两个“反革命”，一个顺嘴胡说的北京知青小张。另一个就是现行“反革命”学校长王超恒。当时派来看“黑帮”有两个女知青，那个北京姑娘说起话来很横，好动手，北京红卫兵的脾气。而小戴清秀文静，很腼腆的样子，特别是那双温情脉脉的大眼睛，让王超恒冰冷的心上掠过一缕阳光。而眼前的王校长让小戴很伤感，这个平日文质彬彬衣冠楚楚的小伙子，满身褴褛，污头垢面，一脸诅丧。她知道，王校长是江苏东海师范的学生，来这里投奔转业到农场当干部的姐夫，他教学好，多才多艺，又一表人才，被连里的许多女知青爱慕。特别是他创作的那首《延兴是个好地方》的歌子曲调优美，人人爱唱，成了他们延兴即二师十三团的团歌，大家都会唱。

那一天他突然被揪斗了。原因是他看到教室的棚顶漏灰，领着学生用旧报纸糊棚，结果把一张《兵团战士报》的毛主席像的头朝下了。一个老师在揪斗大会上揭发：“王超恒这个地主的孝子贤孙，是故意把毛主席像贴倒的，他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我们要砸烂他的狗头，永世不让他翻身！”王校长说：“我不是故意的，他们刷浆糊，我站在桌子上糊，看不清方向……”不管他怎样申辩，还是被关押起来了。连队报上批建议判七年徒刑，法院认为证据不足，被关在基层改造。

“小戴呀！你知道吗，是你的爱救了我！”说着说着，王超恒止不住又流泪了。单薄瘦弱的他接受着难以承受的劳动惩罚，每天早上要扛250麻袋，每袋180斤，要一气装满五辆汽车，白天锯木头劈拌子，下地刨冻土修水利，晚上为知青烧炕，烧得不热和太热，都会受到辱骂。这时王超恒经常想起大诗人臧克家的那首《老马》：“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低下！这刻不知下刻的命，它有泪只往心里咽，眼前闪过一道鞭影，它抬起头望望前面。”失去尊严的知识分子是很脆弱的。这时小戴和他形影相随，说是临督他改造，不如说保护他不受虐待。她担心他的身体，更担心他的精神。她取消他每天饭前在大食堂的“自报狗名”和“三敬三祝”；尽量减少批斗的时间，理由是让他多干活；干重活时，又抽他去接受批斗；她每天领他到卫生所治耳鸣病，说是为了让他更清楚地听到大批判的声音。她对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你要挺得住，早晚是会自由的，因为你没有罪！”她的关爱，化作了他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经过129天的关押，王超恒又被送到马车班劳动改造。白天跟车老板上山拉木头，到地里送粪；晚上打扫牛圈，给牲畜喂草，也允许他参加开会和学习了。完成了看“黑帮”的任务，小戴回到了农工排，可她多了一分牵挂，下了工常来看他。她为他缝补衣裳，还对他说，是金子放到哪里都会发光，你应该从头干起。于是王超恒用自己的热情和能力，让畜牧排出现了奇迹：他组织这里的老职工和知青，在废弃的兔舍建起了学习室和俱乐部，他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排练文艺节目，还创作演出了小歌剧《一个烟斗的故事》，在全团得了奖。一年以后，畜牧排成了全连的先进全团的典型，排长还入了党，当然他的入党申请书是王超恒代笔的。

戴桂荣是畜牧排的常客，她真心为王超恒的进步高兴。每次她来，马车班的老班长路国林都把小戴和王校长请到自己家，为他们包饺子，请他们吃顿饭。然后让他们到小后屋唠一会咯儿。那铺温暖的小炕，是他们心灵的伊甸园。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可最想说的那个“爱”字却说不出口。王超恒是不敢说，他来到农场快十年了，爱慕他的姑娘并不少，可就因为他的地主出身，刚刚萌发的爱情都夭折了。本来有个和他学琴的北京姑娘勇敢地爱上了她，可就在他被批斗的第二天，给他写来了绝情信。他心里明白这个美丽的哈尔滨姑娘真诚地爱他，可她不忍心让她和自己一起受苦！戴桂荣却想好了，王超恒就是当一辈子车老板子，我也爱他！可是她羞却得说不出口。王超恒却读懂了她深情的目光。

“桂荣呵，桂荣，我永远忘不了你给我写的那封信！”王超恒记得那是1972年小戴回哈尔滨探亲过春节，他亲自赶着马车把她送到罗北，又送上回家的长途汽车。几天后，她来了信，说父母要给她办病退手续，不让她回兵团了！王超恒心如刀绞，她是他惟一的希望！他怎么舍得她！但是他还是很快写了回信：“我非常同意你病退，你应该回到你的父母身边！我们的爱情是不可能的，我的条件太差，出身不好，年纪比你大许多，工资收入比你少，政治前途渺茫。我不能给你幸福！”又是几天后，王超恒突然接到了戴桂荣的电报：“我立刻回去和你结婚！”

小戴真的回到了王超恒的身边，也许就是他的那封真诚的信感动了她善良的心。她对他说，说凭你的这封信，我就要嫁给你，当一辈了车老板子的妻子我也不后悔！“22岁的漂亮女知青”要嫁给28岁的没摘帽的“反革命”！成了全团爆炸性的新闻。有人说小戴疯了，有人说小戴傻了！指导员向团里请示，团里答复：只要不是敌我矛盾，可以结婚。领导的恩准让他们欢喜若狂，王超恒借了30块钱，买了两条迎春烟、两斤糖块，买了一套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最后还剩下三元八角七分。他们把两套行李往老班长的四平方米的小后屋一搬，又用旧报纸把小屋的墙和棚一糊，就有了自己的家。

那一天是1972年3月26日，王超恒向连长请求，能不能在食堂摆两桌招待一下关心他的同志，再搞一个结婚仪式。连长说：“现在正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你成份不好，又在改造期，婚事从简吧！连里晚上还要开抓阶级斗争的大会，给你俩放假一晚，你俩可以不参加。”

那是一个凄清又幸福的夜晚，除连里几个职工的小孩来要糖吃，没有一个连队干部，也没有一个职工参加他们的婚礼，当然他们也没有接受一份祝福！王超恒哭了，他对戴桂荣说：“委屈你了！太委屈你了！”小戴也哭了，她把他紧紧揽在怀里，她用自己温暖的胸怀捂热一个男人冰冷的心，她用自已青春的激情唤起一个男人应用的尊严，她还要用自己肥沃的土地为他生长出茁壮的花朵！泪水和汗水，让两个孤苦的年青人在春寒料峭的长夜里生机勃发；哭声和笑声，让乍暖还寒的北大荒也回荡着春风。

王超恒铭记和小戴的结合，给他的命运带来了转机。一个月后，他接到团里的通知，结束了三年的劳改生活，到团部中学报到，他被恢复了教师的身份。那一天晚上，小戴给他炒了一盘鸡蛋，以示庆祝。后来他吃过许多美宴大餐，可没有这一顿饭让他终身难忘。他们搬到了团部，在离小戴工作的工程连四里外的一座小山下、在一座无人居住的破马架子里安了家。当时的生活特别艰辛，她每月收入32元，而他只给28元，但他们生活得很快乐。两个人自己动手开了一亩菜地，养了18只鸡、4只鸭子、2只鹅、2条狗和一头猪，自给自足，温饱不愁。到了1978年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儿女，一家人其乐融融，王超恒想一辈子过这种世外桃园的耕读生活了。

“桂荣呵！桂荣！我们都不会忘记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根本改变了咱们家的命运！”王超恒还在呼唤。他在一年年一件件向她回忆那让他们全家兴奋的事件：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宣布“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停止，阶级成份论废除。王超恒老母亲因“两间草房、六亩薄地”而确定的地主分子身份被取消，压在子孙头上的大山从此推翻，他们感到真的解放了！

1979年，王超恒转为国家干部，被提拔为学校校长；而戴桂荣，告别了奋斗了11年的北大荒，带着孩子回到了家乡，接母亲的班，当上了工人。

1980年，王超恒调到农场工会工作，从一个地主的狗崽子，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他感到了无尚荣光。他起草了全省第一部“农场工会条例”。

1981年，王超恒加入了共产党，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

1983年，王超恒因其突出的才干，被调到省农垦总局工会工作，并被提拔为中层干部。

1984年，王超恒获得了全总干部学院劳动保护专业毕业证，经过不断的学习实践，几年后他成了全省职工劳动保护和处理灾难事故的专家。

1985年，他考入了胡耀邦倡导中国人民大学在农垦系统创办的农经专业大学本科。

1986年，王超恒调到了省总工会工作，全家在哈尔滨团聚。在欢乐的时刻戴桂荣对王超恒只夸了一句话：“你干得好！”而他对她说：“是你给了我力量！”

“桂荣呵，快看看吧！孩子们天天守在你的床前，现在他们都有了好的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他们盼着你早日康复，多享几天福啊！”王超恒在病床前呼唤。

“桂荣呵，快醒醒吧！我们搬到泰山小区，还不到一年，你看我们的房间阳光多好，外面的雪化了，草就要绿了！我们住过农场的破马架子，又住过哈尔滨道外只有6平米的偏厦子，住过南岗的地下室，现在总算有了自己的房子了！”王超恒还在戴桂荣的耳边呼唤。

戴桂荣肯定听见了老王和孩子们的呼唤，那绿色的生命线还在波动，他们看见了她眼角留下的泪。然而，她什么也没有说。

77天，老王和孩子们呼唤了她77天，那一天是3月26日，正是她和老王结婚的日子，三十二年前的这一天的晚上20时15分，就是他们走进那个4平米的小后屋的时分，那条波动的绿色的生命线变成了一条直线。

她走了，也许因为她太累了，这一辈子她付出得太多了，她该休息了；也许她很满足了，老王给了他所有的爱，孩子们给了他所有的爱，她无所求了；也许她不想拖累老王和孩子了，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不要住院，太费钱！”她下岗在一个困难企业，她没有医疗保险……

在泰山小区G栋一间阳光明媚的住宅里，王超恒给我讲了他们的故事。我看到了戴桂荣当年的照片，老王说：“她年轻时真漂亮，像个俄罗斯姑娘！”他还对我说，清明节的那天早晨，我被小戴叫醒了，她微笑着对我说：“清明了，该出去走一走了！别老闷在家里，会闷出病的！”这时，我醒了，原来是一场梦！那时外面正下雨，那滴滴雨水顺着窗上的玻璃往下流，好像泪水一样……

（朗诵提示：最好男女两人朗读，充分表达两个人感情经历。音乐随情节变化。）

艰难的探亲假

在那个年月，探亲假是北大荒知青们最隆重的节日。你想一想，当年下乡的青年们，最大的二十一二岁，最小的才十五六岁，按现在他们还是依偎在父母身边的孩子。当时，他们身处边塞，远离温暖的城市，远离亲人的呵护，每天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艰辛和苦难。他们对亲人的思念之情是可想而知的，是感天动地的。哈尔滨理工大学副教授、上海老知青唐坚对我形容，当时知青想家流的眼泪，如汇到松花江里，能让江水涨潮！他说，当时回城探家是知青们一年中的兴奋点，每天都在计算着那天探家，每天都在做着探家的准备。特别是一些年令越来越大的知青，对探亲假格外的珍惜，因为一旦结婚，就没有探亲假了。

唐坚说：我下乡在二十团，那里离珍宝岛很近，前方战事很紧，我们时刻准备打仗，那时探亲假都取消了。后来局势逐渐缓和，上级才宣布，哈尔滨知青一年一次探亲假，每次14天，我们上海知青两年一次，每次21天。我在兵团结婚之前享受了三次探亲假。

第一次是1991年9月，我受一个老职工的委托，从上海回团时，带回他不到5岁的小女孩儿。几千里的路上，他像父亲一样对孩子百般照顾，自己十分辛苦。

第二次是1973年2月，我和战友李学昌没有买到从上海到哈尔滨的56次车票，为了准时返回团里，不超假，我们从上海先到天津，然后不出车站，直接上北京经天津到牡丹江的156次直快。他们好不容易挤上车，已经人满为患的车上，别说找不到座位，连立锥之地都难寻。我们从天津到哈尔滨一直站了十七八个小时，下了车一看腿脚都肿起来了。当时很年轻，这点事儿，算什么，凡是探家的知青，谁也没少遭罪！

第三次是1975年1月，当时我已经27岁了，兵团号召知青“扎根边疆”，我是坚定的“扎根派”，因为上大学的机会没有了，也没有其他返城门路，只能面对现实了。当时我和同连队的战友哈尔滨姑娘李秀兰正谈恋爱，准备结婚就在连队安家了。

他们的爱情颇有戏剧性，上海高中生的唐坚内向，不爱说话，个子不高，又戴着一付小眼睛，在漂亮的女知青面前总是不自信。哈尔滨初中生的李秀兰，快言快语，苗条秀丽，在知青中很显眼。那次连里推荐大学生，在小卖店当售贷员的李秀兰鼓动大家给老实巴交的排长唐坚投票。结果得票最多的他却让指导员“民主集中”下来了，因为他总爱给自己的工作提意见。敢打抱不平的李秀兰，据理力争，为此事得罪了那位领导。平日和自己没说过一句话的弱女子竟如此仗义，唐坚被深深地感动了！

经过一段的战友似的相互来往，唐坚鼓起勇气发动了“进攻”，他派自己的老朋友、仪表堂堂又能说会倒的李学昌担任自己的说客，刚和李秀兰说了一句话：“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吧！”还没说到这个朋友是谁，就被人家挡回去了：“我现在不考虑这个问题！”这位现在在华东师大当研究生院院长的李学昌的第一次“公关”失败了，他为自己在女青年面前的无能为力而难过。后来“贼心不死”的唐坚还是硬着头皮亲自出马了。他挑灯急书，给小李写了一封长信，直接交到她的手里，并当面表达了爱慕之情，她淡淡地说：“我三天后答复你！”三天后李秀兰把唐坚的信退回来了。他当时面如土色，打开信一看，上面有李秀兰的批示：“同意你的意见，我们可以相处。”此件对他比领袖的批示都重要！唐坚激动得当时就流下了眼泪。我想是上海小伙儿唐坚的锲而不舍和那封信中的激情燃烧，打动了这位外强内柔的哈尔滨姑娘的芳心。

哈尔滨姑娘就是这么爽快，1974年7月和唐坚定情，来年的一月就商量和他结婚的事了。他们商定，春节一起回哈尔滨、上海探亲，一是回双方老家让老人看一看“未来的姑爷和儿媳妇”；二是采购一点必要的结婚用品，准备7月1日结婚；三是结婚以后就没有探亲假了，顺道到北京看看几位上大学的荒友。当他们俩把探亲报告交到连里，准备出发的行李时，问题出来了。

指导员把唐坚单独叫到办公室，斩钉截铁地对他说：“你们俩不能同时探亲，只能先走一个，等一个回来，另一个再走！”

“为什么！”唐坚问。

“因为你们还没结婚登记，怕你们出事！你是排长，这样影响不好！”指导员说。

唐坚又说：“如果我们登记结婚呢？”

指导员答：“那么，按着规定，你们就不享受探亲假了。”

唐坚问：“难道没有通融的余地了吗？”

指导员说：“就这么办了！你理解这么办，不理解也这么办！”

唐坚急了：“你这是挟嫌报复！岂有此理！”很明显，他认为指导员因为过去的“过结”在给他们“穿小鞋”。

指导员也恼火了：“告诉你唐坚，我是指导员，我说了算，我让你死你就得死，我让你活你才能活，你先去吧！”说完，甩门而去。当时许多小官儿，对知青很蛮横。他们连人最起码的同情和怜悯心都丧失了吗？

性格刚烈的李秀兰怎么肯吃这样的亏，他拉着唐坚又去找连长。她也有言在先：“如果连里不按规定给我们探亲假，我就和指导员没完！”领导班子又专门为他们俩的探亲问题开了会，几位领导争论得特别激烈。会开到最后，五位领导举手表决，四比一，指导员一人还是反对，少数服从多数做出决议：唐坚，上海知青，探亲假21天。李秀兰，哈尔滨知青，探亲假14天。

第二天，他们尽管心中还有些不快，还是上路了。唐坚说，当时的心情真像杜甫的诗中写道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他们先一起到了哈尔滨，呆了三天，又一起到了北京只住了两天，又一起回到上海；只住了五天，李秀兰又回到哈尔滨，当天连夜乘车返回连队，一天也没超假。七天后，唐坚也如期归队。这让指导员很吃惊，他以为他们肯定超假，更严厉的惩罚在等着他们，可是他的报复计划落空了。

后来的故事就很简单了。1978年恢复高考，李秀兰鼓励唐坚进行了人生的最后一搏，他每天通宵达旦，温课备考。李秀兰每天托人到宝清县买鱼买肉买菜，为丈夫加强营养。唐坚不负妻望，以362分考取哈尔滨电工学院，同时参考的刘伟以291分被北京大学录取，现在已成为著名教授、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了。20团还有一位知青考生，就是现在的中国银行行长周小川。中央电视台三天两头就有他的消息。

因为年令过大，唐坚只能在本地大学学习了，他已经很满足了。第二年李秀兰抱着在兵团出生的女儿病退回到了家乡，先在冷轧带钢厂当工人，后来又当了会计。现在她退休了，为大学毕业已经工作成家的女儿看儿子。一家人经过七次搬家后，有了自己宽敞明亮温馨的房子，每当唐坚和妻子对女儿讲起兵团的故事，女儿大不以为然。

“没想到你也作官当老爷了！”我对唐坚说，他满脸洋溢着幸福。“我惟一的官职是哈尔滨知青联谊会的秘书长，教完课，为老知青跑点事儿，我倒胜任愉快！更愉快地是回家抱外孙子！我这个姥爷很称职！”说着他竟笑起来。

我问起他当年的顶头上司，那位“相当有原则性”的指导员。唐坚说，他是1966年的转业兵，也比我大不了一两岁。人也不算坏，只是那个极左的年代，让许多政工干部的人格也扭曲了，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其实他也是受害者。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他已经没有怨恨，只有同情了。在以人为本的社会里，大概没有人性的领导者一个也不需要！听说他后来的和连里的一位北京女知青结婚了，退休后，到北京生活了。我真心祝他全家幸福。

北大荒老知青的胸怀，真像北大荒的土地那样广阔。

（朗诵提示：文中对话颇有戏剧性，安排好。）

我的引龙河

小兴安岭山岩和密林中涌出的无数泉水汇成溪流，一条条溪流从大山的北坡流下，在德都县内像梳辫子一样汇成了一条河。这是一条美丽的河，那婉蜒曲折的身姿如盘龙下山，人们叫它引龙河，大概是想借助龙威，让这一片土地永保吉祥和安泰。可惜在很长时间里，在这个以引龙河命名的农场里，劳作着许多穿灰色囚服的人，他们阴郁的神色，让山河也暗淡。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最后几年里突然一批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年轻人涌到了这片土地上，他们是打着红旗来的，他们是唱着战歌来的，在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了“屯垦戊边”的战斗。这片寂寞的土地从此也生机盎然了。当地的老百姓说：“这回龙真的来了！”

在1968年那个斑斓的秋天，一百多个哈尔滨青年来到了最避远的十分场。有一个叫游宏的20岁的小伙子，显得很沉静，和那些天真的同学相比他脸上总挂着几分忧郁。他是带着沉重的“包袱”来的。因为他在哈尔滨电机厂当副总工程师的父亲已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因为一次不可避免的实验失败被关进过监狱。他本来要到建设兵团用生命去保卫边疆，以此证明自己的忠诚，但是被拒绝了。听说引龙河农场来人招知青，他跑去表决心，他真诚的泪水终于感动了朴实的农场干部。

迎接游宏和他的同学们的不仅有农场职工欢快的锣鼓，还有站在地里摇铃的望不到边的大豆和身上背着饱满果穗的玉米。放下行李，他们就参加秋收之战。丰收是喜悦的，劳动是艰辛的。几天下来，每个人都是满手的血泡，腰疼得简直抬不起来，望着总也干不到头的田垅，他们盼着那硕大的太阳早点落山。不几天就下雪了，北大荒单调孤寂严峻漫长的冬天来临了。游宏和他年轻的同学们在零下40度的风雪中，把割倒的大豆塞进康拜因里，再把涌出的豆粒装进麻袋，装上汽车运走。他们点起篝火取暖，真正感受到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滋味。在最难以忍受的痛苦时刻，游宏想到了他曾崇拜的在林海雪原中战斗的抗联英雄，他心中竟涌出一种自豪。他愿意用劳动的苦难冲洗心灵上的沉重。

第二年，当引龙河冰凌化解，岸柳垂青的时候，游宏被调到分场的机耕队当统计员，这时他才感到他这个老高中的学生有了用武之地。他的主要任务是丈量土地，统计每个拖拉机手的日工作量，分发油料和协助队长调配工作。北大荒的土地太广阔了，广阔到它的主人也说不清它的准确面积。游宏上任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要搞清楚，他们十分场到底有多少土地和它们分布的位置。

“那真是一项富有诗意的工作！”坐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科学园理学中心那栋新建成的大楼里，数学家游宏教授颇有感情向我回忆起在北大荒从事的第一件和数学有关的工作，也就是这件工作启发他主动打开新的命运之门。

当时，身手骄健的游宏扛着二米长的“步弓”，翻过山坡，涉过小溪，一弓一弓地丈量那无边无际的土地，并且依靠自然标记确定土地的方位。他迎来朝阳，送走落日，春风吹红了他的脸膛，春雨打湿了他的衣裳。他跨过无数的溪流走遍了引龙河两岸的全分场的每一块土地，并绘制出全分场历史上第一幅土地的平面图。分场领导高兴地说：“知青就是有两下子，小游就是咱们的专家了！”

这时，游宏的心里不禁涌起一阵波浪。他想起，当年数学老师对他说过，我们的祖先就是用“步弓”丈量土地，计算土地面积的，由此引发了他们创立“平面几何学”的想法。在中学时代他是多么地喜欢几何学和有关数学的所有的知识，在北大荒广袤土地上，他才真切地感动了知识的力量。望着那起伏的山峦，寂静的山林，他想起那位毕业于上海交大的老父亲的话，人类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知识的，中国也不会总这样乱下去，你就是当一辈农民，有了文化知识，也是一个好农民！想到这儿，他的心里突然涌出了一股力量，那是向知识进军的力量。他相信，有一天知识会改变他的命运！这时他觉得那苍茫的地平线上正闪放着灿烂的霞光。

从这一天开始，人们发现机耕队的一间“拉合辫”式的小土房里的灯光总是全队最后一个熄灭。那是机耕队的仓库，里面堆放着拖拉机的零件、机油、黄油等。这里是游宏的办公室，也是他的学校。下了工，有的知青在睡大觉，有的在打扑克，有的在谈恋爱，而他钻进小屋攻读他从家带来的数学书，有高等学校的教材，也有关于数学方面的知识性读物。没有教师的指导，他开始读不懂，就一遍又一遍地读，试解书后的习题，再反反复复地思考，直到自己认为在逻辑上合理为止。漫漫的长夜里，暗淡的灯光下，一张年轻人少有的沉思的脸，构成了北大荒那个年代最宝贵的风景。最严寒的冬季，农场进入了冬闲，而游宏进入了学习的冬忙。一般每天只有一两台拖拉机出工，他就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这个四面透风的仓库里，连火炉都没有。屋外白雪皑皑，屋内寒风透骨。他穿着老羊皮大衣，戴着棉帽子，穿着厚棉鞋，坐在仓库的一张小桌前，读书、解题，手脚被冻得发麻，不时站起来跑动，但头脑倒是异常的清醒。这时他想起了中学时背过的古文：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其实，对游宏来说，天什么时候“降大任”，给他“降”什么“大任”，他也很渺茫，对他来说，学习就是目的，学习就是温暖，就是光明。

游宏教授回忆说，那时他最盼望的是回家。“每次短暂的探家时间，我总是往道里区的那家古旧书店里跑，买到许多数学参考书，如范·瓦尔登的《代数学》、乌力茨的《线性代数基础》、华罗庚的《高等数学引论》。最想不到的是法国著名数学家荻多涅所著由中科院院士万哲先翻译的《典型群的几何学》，当时只用几角钱信手买来，日后却成为我在我所研究的领域里工作时经常查阅和引用的文献，而现在已不可能买到这本早已绝版的书了！看来我未来的命运当时就确定了。”

不要以为游宏当时只是一个书呆子，他在用自己的知识为生产服务。十分场机耕队那时连一台电焊机都没有，农机坏了需要电焊要跑到五六十里外的总场。他和当电工的哈尔滨九中的同学邓迎宏研究，决定自己动手造一台电焊机。没有夕钢片，也没有粗铜线。经过计算，他们就用白铁片和粗铝线代替。结果一次试焊成功，这台电焊机一直使用到游宏1978年离开农场时。我想，如果这台电焊机还在，应该送到未来的“知青博物馆”。游宏说，那位和他一起造电焊机的邓迎宏返城后在一家企业里当过主管技术的领导。

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了，游宏迎来了1973年的春天，那是还乍暖还寒的季节。中央决定高校恢复招生，早有准备的游宏信心十足地参加考试，成绩当然是最好的，但因为张铁生的一张白卷，让所有考生的成绩都化为无有，在群众推荐中因其表现优秀榜上有名，游宏还是被哈尔滨师范学院录取。在那一年的9月，田野里一片金黄，游宏告别了农场，他看见那引龙河泛起欢快的波浪，他觉得自己的生命之河走出了曲折，应该奔腾向前了。

回到了家乡进入了朝思梦想的大学，游宏像游进上大海里的鱼。但当时的大学还处于“革命”的状态中。不断的下乡下厂，开门办学，上课的时间并不多，可游宏有自己的安排。明亮的教室还是比四面漏风的小仓库好多了，白天“革命”，晚上读书，总是孜孜不倦，他是最勤奋的学生。尽管三年的大学生活不尽如人意，但正规的学府毕竟开阔了游宏的视野，他了解到他热爱的数学的很多分支及其内含，掌握了继续深入研究的方法。

1976年，也是丰收的秋天，游宏根据当时的“社来社去”的原则又回到了引龙河，但是他并没有诅丧。他觉得天已降大任于自己，而数学研究的大任是不需要试验室的。他被分配到场部中学当数学老师，不到20天他又被调到场部政治处当宣传干事还兼着场“五七干校”的理论教员。他又一次选择了自己的“学校”——总场西北角的干校那栋砖体草顶的小屋，在那里他又开始攻读他的数学，同时自学英语，完全靠死记硬背学会了几千个单词和基本语法。几个月后，游宏听到了“四人帮”垮台的消息，他觉得祖国的春天和自己的春天一起到来了。第二年又听到邓小平同志关于恢复高考的批示，他感到随着高考的恢复，研究生考试的恢复也指日可待。

1978年春天，游宏终于在北安农管局的招生办报考了东北师大的代数专业的研究生。考试在即，可学校规定的参考书北大教授丁石孙的《高等代数》，他手头并没有。他从哈尔滨的一位老同学手中借到了，借期只有一个月，因为那位同学也参加考研。回到引龙河的那间小屋，他通宵达旦，边读边抄。夜里十点停电后，他就在烛光下，一笔一笔地抄写，经过一个月的奋战，他抄完这本400多页30多万字的教科书，还解遍书中的每一道习题。他的意外收获是头发突然白了许多，还有是学会了吸烟。一天夜里，他出外吸一口烟，清醒一下头脑，回来发现蜡蛀倒在了桌上，幸好没有点燃桌上的书本，他也被吓出了一身冷汗。若干年后，当游宏也成了丁石孙先生所研究的代数同一分支的专家时，他对老先生讲起抄他的书的故事，丁先生大为感动，赞叹不已！这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想不到，他当年的一本教科书帮助过一位这样勤奋的知青。

机遇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在有79人参加的这个专业的研究生考试中游宏的总分和与高等数学的考试中都是第一名，接着又顺利地通过了复试。1979年9月，又是一个丰收的秋天，游宏告别了先后生活了7年的农场，当驶向龙镇火车站的拖拉机启动时，他望着朝夕相伴了的干校小屋时，当他望着那还是静静流淌的引龙河时，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以后的故事，游宏就说得很简略了。他1981年在东北师大毕业留校当老师，1984年当上数学系的副主任，是当时全校最年轻的系主任。以后又调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当数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理学院院长。这期间，他曾先后到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当访问学者。

游宏说，在国外游学其实很孤独，我时常想家，奇怪的是我梦到最多却是引龙河，是北大荒的知青生活。他说，历史走错了房间，让我们来到这块黑土地上，但黑土地却以母亲的胸怀收养、哺育了我们，她使我们成熟，给我们以力量，赋予我们能力与意志。今天，当我向国内外的同行、同事、友人说起自己经历的时候，便自豪地告诉他们，我是黑土地上成长起来的“mafhemafician.”（数学家）。

（朗诵提示：艰难又富有诗意的知青生活，要表达出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自学时的艰辛，考学成功的喜悦都要情感的表达。）

早春的芍药

芍药，生长在北方田野里，叶碧绿，花鲜艳，白黄红紫，花团锦簇，如牡丹般富贵，似菊花般灿烂。那花应开放在夏初，我却在早春的四月，看到了盛开的芍药，那是在盛文秀的文章《梦里，有一株芍药》里，她是当年在黑河插队的老知青，现在上海当中学教师。黑河市政协编辑知青回忆录，她便写了这篇文章——

“离开东北几十年了，可那暴虐的狂风，那满山满坡的芍药花，那一双怯生生的蓝眼睛却时常闯进我的梦境，搅得我平静的心不能安宁。思绪如同无形的飘带，随风舞动，拽住我恍恍忽忽又回到插队落户的小山村。”

经过几天几夜的火车、汽车、马车、爬犁不同运输工具的颠簸，我们终于到了“广阔天地”——一个十几间茅房构成的小村落——芍药沟。建国前，芍药沟里住有十几户农民，全靠种田、挖芍药根过日子，村里穷得连个地主都没有。上海知青的到来给边疆偏远的山村注入了兴奋剂——一帮头戴狗皮帽子，脚蹬靰鞡鞋的老乡们，像看“西洋影”一样围着我们。

在一片嘈杂声中，我偶然发现门外站着个小姑娘，个头不高，看样子十来岁。她头戴一顶雪白的羊绒帽子，毛茸茸的帽檐下，朴闪着一双又明又亮的大眼睛，这双眼睛真有点特别，眸子呈棕黄色，眼白像湖水一般蓝莹莹的，这么美，这么动人的眼睛，看上一眼会让你一辈子难忘。小姑娘怯生生地打量着屋里的我们，一脸想进又不敢的样子。我喊了她一声，抓了一把糖，想走过去，却被身旁一个大点的姑娘拽住了袖子，并悄悄对我说：“她爹是四类分子……”我愕然，这样偏远的小村落也同样是“风声紧，雨意浓”么？

不久，我便知道她叫芍药，家庭成分富农。“富农”算是芍药沟里最高级别的成分，芍药一家成为了芍药沟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全村的“火力”全集中到了她家。村干部隔三差五地把芍药一家押上谷场，当着全村男男女女的面“压邪气”。每当此时，芍药便大难临头似的，哆嗦着躲在大人的身后，那双蓝眼睛也藏到雪白的帽檐下，怎么也不敢抬头。芍药到底是个孩子，批斗后，转过屁股又和我们傻疯，“咯咯咯”地笑，呼呼呼地跑，就像吃了“忘忧果”。

我们迎来了到边疆插队的第一个春节。除夕傍晚，我们照例在门前空地上劈材，忽然门口拥来许多小孩，他们受大人的旨意请我们去吃年夜饭。他们“忽啦”涌进宿舍，拉这个拽那个，一声“姑”、一声“姨”地叫着。面对孩子们真诚的举动，我们只得乖乖“就范”。在高高矮矮的“劫持者”队伍里，我发现芍药也来了，心里想谁敢到她家吃饭呢？

领着知青一起过年的孩子，既高兴又得意，一路炫耀地陆续走了。我走出宿舍正准备锁门，只见窗台边站着芍药正低着头，摆弄着衣角。“她会不会叫我去她家？”突然，我心里“咯噔”一下，去她家吃饭，可不是开玩笑，千万不能感情用事，丧失阶级立场！锁好门，我对她说：“芍药还不走！”“姑姑！”芍药误解了我的意思，竟高兴地一把拽住我，亲热地对我说：“姑姑！上俺家过年！我都等你半天了！”我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此刻看着她满怀喜悦的神情，我对她说：“不，我不去你家！”我真有些为难，既不忍心伤害她的心，又实在不能满足她的要求。

迟疑半刻，我拍拍她的肩，不断地哄着她，“头晌姑已经答应铁柱家了，明年，明年姑一定去……”芍药抬起那双蓝莹莹的眼睛，落寞地点了点头，像泄了气的皮球，慢慢转过身，默默地走了。望着芍药远去的背影，我心里阵阵的酸痛。

转眼到了第二年除夕，善良热情的乡亲们导演的“劫人剧”又上演了，我已经答应了阎队长，今年到他家吃年夜饭。想到去年在窗台边对芍药的承诺，心不由自主地慌乱起来。孩子们拽着知青，兴高采烈地走了。突然门外传来“嗒嗒嗒”的脚步声，“嘭”地门被推开了，跑进一个人来，啊！从镜子中我看到了那顶雪白的羊绒帽子，是芍药。没等我回头，气喘吁吁的声音便在背后响起：“姑，俺包饺子，包忘了……我来晚了！”我的心抽紧了！那个除夕，我推托有病，谁家也没去。芍药真为以我病了，带了些好吃的，来宿舍陪我。躺在炕上，面对那双清澈纯洁的眼睛，我辜负了仅仅是一顿年夜饭吗？以后的除夕，在高高矮矮的人头中再也没有了芍药的影子，可我却年年在“劫持者”的人群中寻找芍药。

我接到招工通知，离开东北那年，芍药快长到20出头的大姑娘了，那双蓝眼睛仍像湖水一般清澈明亮。方圆几十里，都知道芍药沟有个美姑娘，可惜没有上门做媒的，芍药变了，变得忧郁，变得愁眉不展。

告别芍药沟那天早上，天阴冷阴冷的，为了不惊动乡亲，我是悄悄离开的，只有几个朋友赶着爬犁把我送到几里外的汽车站。正等车，我发现道上跑过一个人来，那熟悉的雪白羊绒帽，在淡淡的曙色里格外醒目，近前一看，果然是芍药。临上车芍药硬塞给我一包东西，我执意不收，一个劲地推托着，谁知芍药的眼圈红了，哽咽着：“你总这样，都走了，还忌讳……”不是，不是的……我语无伦次地怎么也说不清。

车开了，我情不自禁地把身子探出窗外，别了芍药姑娘，别了熟悉的小山村！芍药沟和芍药姑娘渐渐地在我的视线中消失了。车上，我解开芍药塞给我的小包袱，一团热气夹着丝丝的清香扑鼻而来，哦，是玉米！她知道我最爱吃玉米了，顿时，一股暖流在心里翻腾，泪水充满了眼眶，簌簌地滴落在玉米上。

读到这儿，我被芍药的真情感动了，也被老知青盛文秀对芍药的真情、对黑土地上的乡亲们的真情感动了，我的泪水也止不住了……她在文章的最后说：岁月如梭，多少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芍药，心里总是沉甸甸的，我依然背着沉重的“包袱”，魂牵梦绕地怀念着漫山遍野的芍药沟；思念着放飞着青春的芍药沟；思念着梦中的那株芍药。

在这个春天里，我突发奇想，一定要替我的“荒友”找到芍药沟，找到芍药姑娘，转达她遥远的思念，也表达她深深的歉意。真是天随人愿，正好我要去黑河主持全省报纸奖的评选，正好黑河日报的王锋社长在爱辉区当过书记，我向他打听“芍药沟”，他说，他在爱辉管过农业，走遍了所有的乡村，有头道沟、里二道沟、外二道沟、三道沟、四道沟、五道沟，就是没有芍药沟。我又进一步提供了这个村的队长姓阎，当年在这个村插队有一个上海女知青叫盛文秀。王锋动员他的老下级老朋友进行了遂乡遂村的排查，终于在我离开黑河的前一天的晚上，在外二道沟同时找到了阎队长和老知青盛文秀的名字，我竟兴奋的无法入睡，梦见了那满山遍野的芍药花和花丛中走出的那位蓝眼睛的芍药姑娘。

北疆春来迟。在黑河市通往古城瑷珲的路上，我看到路两旁的杨树上刚刚绽出新叶，透过黑龙江边那一排排苍翠的松林，我看到了对岸深褐色的土地，那就是“江东六十四屯”，那里曾发生过把中国数万边民赶进黑龙江的惨剧，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却把这片土地割让给了沙皇俄国。六十年代未期，数万名大城市的知青就是怀着“屯垦戍边”的理想来到了这片土地上。盛文秀就是其中的一员。我们的基普车沿路南下，过卡伦山、五道沟、四道沟、三道沟，外二道沟就在眼前了。这是一个红墙灰瓦木杖栅的小村落，明媚的阳光下，如雪的梨花开在屋前房后，小村一片宁静。

在村头，我们遇到了一们姓赵的汉子，问起当年的上海知青，他记得有一个小姑娘叫盛文秀。他指着路对面那片松林说，当年他们都住在道东那栋房子里，早说拆了，后来种了树。我又问起这个村当年谁家成分最高，他家有个姑娘吗？他说老滕家最高，是富农。他家有个姑娘是老三，和知青的关系好，老身前身后地跟在人家。“她叫芍药吗？你们这里叫芍药沟吗？”我问。他说：“她叫三胖儿。这个屯子前后都长芍药，一开花时，红的，白的，黄的，一片一片的。知青把这里叫芍药沟！可能三胖儿是我们村最好看的姑娘，有的知青叫她芍药。”

我欣喜若狂，看来我们找到芍药沟了，那芍药姑娘呢？老赵领我们找到了当年的阎队长家，可惜他早说去世了，他的老伴还在。她七八十岁了，竟能说出许多知青的名字，其中就有盛文秀。她也说，当年老滕家因为是富农，挨过批斗。现在滕家老大是村的党支部书记，三胖儿早就嫁到外村去了！我们又找到滕书记家，他到地营子干活去了。他的妻子告诉我们，三胖儿叫滕中英，二十多年前嫁到几十里外的坤河乡蓝旗屯了，丈夫姓关。她当即给他家打了电话，可惜没人接。

踏破铁鞋无匿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半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在蓝旗屯一个殷实的小院见到了三十多年前的“芍药”，她已经51岁了，胖胖的圆脸，眉目清秀，眼睛还很精神，只是已看不到那蓝莹莹的光泽了。头一次这么多干部到她家，她有些不知所措，当我说起知青，说有一个叫盛文秀的上海姑娘向她问好，她马上眼圈就红了。她说，当时家庭成分不好，被人看不起，可好几个女知青一点不歧视我。白天一起干活，晚上一起学习，只要一见到他们我就高兴，一有空就住她们的宿舍跑，有了好吃的也想着她们。有时给她们送烤苞米，送烧土豆，还送过煮鸡蛋。上海寄来好吃，她们也给我，上海糖特别好吃。她指着立柜上的一个彩绘的铁片饼干盒说，那就是上海青年送我的。当时那里曾装着一个农村姑娘的心爱之物和所有秘密。

我说到，盛文秀回忆你怎么请她到家过年，她一次没去；临走时你还跑到车站给她送苞米。滕中英说，这点事儿还记着呢！我早就忘了。盛文秀那人挺厚道，话不多，对人可真诚了。过去那些难受的日子，我再也不想提了。我父亲本来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战士，却把一个本家的成分错定给了我们家，一直戴了17年的富农帽子。我大哥很有能力却啥也不让干，我二哥和上海姓王的姑娘搞对象，也让领导给搅黄了。我都二十多岁，在本村找不着对象……当年知青谁家都去，就是不敢去我家……她难过地说不下去了，眼泪止也止不住。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是那些知青关怀了我，帮助了我。”滕中英说，她和那帮女知青情同姐妹地相处了五六年，最大的收获是学到了文化，让我知道了外部世界，知道了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她们教我的东西，我一点点都理解了，她们用上海讲的“梅花档案”和“一只乡花鞋”的故事我都听懂了。她们对我的那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芍药，你可不能当绣花枕头！”开始我不懂，后来我知道了，不能外表光鲜，一肚子草，要有文化！后来知青都走了，我没有了任何朴奔，我就嫁到了蓝旗屯关英刚家，虽然他“出身”也不好，但人特别好。那年我是24岁的老姑娘了！我们一起奋斗了二十多年，置办一个好家，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记住了知青们的话，一定要让孩子好好读书。现在大儿子念完大专，又考上了爱辉区的干部，在财政局工作；二儿子也念完中学，现在区公安局上班，大儿媳和老二的对象都是黑河城里人。现在人人平等，再也不受别人的气了。农村的政策真好！种地不收税，还给补贴，我们把地都包出去了，只等年底收钱了。说到这儿，滕中英两口了都笑了，我们也跟着她们笑了。

离开蓝旗屯前，我们和芍药在他们的小院里合影，我说要把照片寄给盛文秀和上海知青，你还有什么话要捎给他们。她想了想说：“在远方的那个农村姑娘永远想念你们！”在场的村里和乡里的干部都说，老关家媳妇说得好。芍药笑着说，还不是和知青学的！

在返城的路上，我看到路边的麦田已经泛绿，绿茸茸的像绒毯一样铺向天边。我还看到地边的坡地上正一簇簇生出许多植物，那可能就是芍药吧。再下两场雨，那花儿就该开了吧。我想，昨天的风雪严寒已去，今天一派风和日丽，那芍药自然会开得更美更艳。

我回去一定给上海的盛文秀写封信，告诉她我找到了芍药，我还要给她抄几句关于芍药的古诗。头四句是唐朝诗人钱起的诗：“芍药花开出旧栏，春衫掩泪再来看，主人不再花长在，更胜青松守岁寒。”还有两句是宋朝许月卿的诗：“晓雨有情於芍药，春风无处不流莺。”这几句诗真的不错！

（朗诵提示：这是一篇让人流泪的散文，重在情上。盛文秀的回忆要读出感情，特别注意细节的处理。作家对访芍药的过程，也要读出感情。男女两位诵读者都应投入深情。音乐处。也很重要，关健的是要升华文中的情感。）

寻找自己的棺材

对返城的知青来说，北大荒总是个牵挂。这些年不断有知青回访北大荒，寻找那片曾洒下过自己青春的汗水和泪水的土地，寻访曾结下深厚友情的父老乡亲。已经离开自己插队的黑河三十多年的上海女知青陈宜芳，2004年8月，又回到了那片深情的土地，她要寻找的却是她自己的一口棺材！

她的故事让我们回到了那个难忘的岁月。1969年5月，17岁的上海小姑娘陈宜芳跋山涉水来到了当年爱辉县的罕达气公社插队，那是一个夹在大小兴安岭褶皱里的小山村，只有12户人家。当时瘦小的小陈只有1、5米身高，体重34公斤，山里的风把她吹得直晃。临行前姐姐对她说：“咱家出身不好，你个子又小，如果有谁欺负你，咬着牙也要还手，决不能让他小瞧你！”可是她并没有受到欺负，她真诚的微笑，勤恳的劳动，受到山里人的欢迎。他们都说：“小陈子是个好孩子！”不到一年，队里把她评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抽调到乡供销社当营业员，那可是“重要岗位”。北大荒山水的滋养和乡亲们的关爱让弱小的陈宜芳茁壮成长，1973年她已出落成一个苗条健美的大姑娘了，那时她身高1、68米，体重65公斤。她可以和小伙子一样扛着200斤的麻袋上挑板，她还参加了到大兴安岭扑灭山火的战斗。

没有想到，正当她在小小的柜台上为乡亲们热心服务的时候，巨大的灾难向她扑来，比那山火还要历害。陈宜芳回忆——

“没想到打火回到供销社十天后，我突然感到浑身无力，体温高烧到40度。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算不了什么，我吃了点感冒药，睡了一天。可谁知第二天早上开始，我吃什么吐什么；喝进去的水，马上变成褐色的液体涌出嗓子；体温升高到41、5度。第三天开始卧床不起，上半身下半身像是被硬扯开，分成了两截；第七天，连拿水杯的力气都没有了。除了两只眼睛，七窍中的五窍都向外冒血！整整七天没有小便……”

死神正在向陈宜芳逼近！公社的干部和社员马上拿来担架，要把她抬到卫生院，顽强的陈宜芳非要自己走，大家硬把她背起来，只走200米，她痛得受不了，就瘫到在地上。这时途经此地的上海医疗队的医生，一看她浑身的粉红色的“痱子”，紧张地说：“这些都是出血点，她肯定得了出血热。赶紧送卫生院，隔离抢救。”

出血热！在这当年是像“非典”一样可怕的传染病！我也在黑河下乡，我的许多兵团战友死于此病，发病快，病情十分严重，当时又无有效的抢救办法！当地老乡说，日本占领东北时，曾经用老鼠做细菌试验。后来，有老鼠逃了出来，背上长一条褐色的道子，爬到人的身上，或人吃了鼠爬过的东西，就会让人得这种严重的传染病，先是高烧不退，然后内脏出血，血压下降，很快死亡。近年，专家的医学研究已经证明，这种病是由山野里的一种老鼠传染的，由于开荒或山火把这种带着病菌的老鼠驱赶到有人群的地方，就传染给了人。这种病最高的死亡率达百分之三十。在罕达气当过乡长的白长吉回忆，那些年他们乡每年都有因得出血热死的人，最多一年死了6个人！

当陈宜芳被抬进乡卫生院时，她的血压是“0”，肝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医生说：“现在看，她死亡的可能有90％！你们快通知她的家长来见最后一面吧！”这时围在她床前的乡亲们都流下了眼泪……“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救活她！”公社党委书记罗洪，坚定地对医生说：“这个女孩子是黑五类子女，按着规定，她就是死了，家长也不能来看。公社就是她的家，决不能就这么看着这孩子死了！”说着他的眼里也流出了泪。

陈宜芳说：“在昏迷中，医生的话和罗书记的话我都听到了。我当时拼命地喊，我不能死！我挣扎着站起身，下了地，硬是自己向供销社的宿舍走去。一路上，老乡们赶上来掺扶我，眼里都闪着泪花。一位老太太问：‘姑娘，你会死吗？’另一位老太太说：‘这么刚强的姑娘，不会死，肯定不会死！’我换上妈妈在我下乡时给我买的最漂亮的粉红色的的毛衣，静静地躺在床上，我希望在梦中，和我日思夜想的亲人见面、告别……朦胧中，我什么也不知道了。再次睁天眼睛时，已经是9天之后，我躺在100公里外的黑河县城的医院的抢救室里。我的身旁站着不停地轮换着为我输血的小伙子们！”

原来就在小陈昏迷的时候，罗洪下了决心：“不能让孩子在这儿等死，赶快往黑河医院送！”他派出了公社惟一的一台基普车，又安排最好的医生跟车。他又马上向黑河县医院告急，请他们派出救护车和医生，尽快接应！那基普车出发的时刻，乡亲围在车前，含泪祈祷她平安归来！

这是爱辉县内最难走的山路，崎岖盘旋，坎坷巅簸，全车的人用手用心护着奄奄一息的陈宜芳，他们的心都悬着。这条路是陈宜芳走向新生活的必由之路，在这条艰难曲折的路上，也写着她的快乐。每次去黑河进贷她都要走这条路，春天路两旁开着紫盈盈的达子香，秋天这里是斑斓多彩的“五花山”，她总是一路歌声一路欢笑。现在她走的是一条生命之路，大山仿佛都在呼唤着她的名字，这美丽的姑娘让它们也难以割舍！

黎明时分，两车在大山深处相遇，陈宜芳被抬上了县里的救护车，抢救工作开始了。医生在她干瘪的血管上扎了12道止血带才找到可以静脉注射的血管。鲜红的血终于流进了上海姑娘的身体，她的脸上渐渐显出了红润……

县医院在抢救孙宜芳的同时，罗书记在乡里做了最坏的准备。他张罗着她的后事。“孩子的父母不能送她了，我们给孩子做口最好的棺材吧！”据白乡长回忆，罗洪积极给小陈准备棺材还有另外的考虑，当地有个风俗：在亲人病危的时候，给他准备寿衣和寿材，可能“冲一下”，病人有可能转危为安。虽然罗书记并不相信这一说，但也要尽这一份心意。听说罗忘记要给知青准备棺材，68岁的冯大爷找上门来，他没有儿子，两个女儿为他准备了一块独幅的松木作为他的寿材，那是一块难得的好红松木，乡亲们都说，老冯家的姑娘真有孝心！冯大爷说：“这些孩子们不容易，这姑娘死得太可怜了，我的寿材就送给她吧！”当地的风俗，普通的棺材要帮3寸厚，天要5寸厚；然而老乡们连夜给小陈打了一口5寸帮、7寸天的最高规格的大棺材，只有村里声望最高家里富足的老人才能享受这个待遇。打好棺材后，乡里选了16个准备抬棺材的小伙子，一直守候在她的宿舍。

上苍终于被朴实的乡亲们感动了。抢救的第8天，医生用针在小陈的脚上划了一下，惊喜地叫起来：“她有反应了！”医生马上安排继续给她输血，还让乡里赶快送猪肝和大白菜，好补充血色素和清理腹内的淤血。很快，一卡车的小伙子和一车大白菜和猪肝运到了医院。

陈宜芳说：“半个月后，我从阎王爷那里回到了人间，从黑河医院回到了罕达气——我熟悉的人民公社，我的家。那个小镇不过100来户老乡，可是我回来的那一天，整条街上挤满了人。依然是大家的眼里充满着泪花。‘从来都是救护车送走的人不再回来，今天可真神了！小陈子命真大！’还是那两位老太太高兴地指着我说：‘看看，我说孩子命大，死不了，这不活脱脱地回来了！’我说，这是托乡亲们的福啊！走进我熟悉的宿舍，一眼就看到了院里的那付大红的棺材，我哭了……老乡赶紧用苫布盖上了。进了屋，我看见我的屋里堆满了鸡蛋。这时我已是满脸的泪水了！”

为了彻底治好陈宜芳的病，半个月后，罗洪书记亲自把她送回了上海。听说，为了感谢上海的医生，罕达气的乡亲送给了上海5吨珍贵的野黄芪。这是乡亲们在山里一棵一棵采来的，平日是为卖钱过日子的，这回都献给了救自己亲人的上海医疗队了。5吨野山芪，那要费多少工夫！山里的人心眼就这么实在啊！

谁也没有想到，罗洪这位当地很有声望的老干部，和知青血肉相连的好干部，21年后又一次到了上海。黑河日报的老总编张贵馥告诉我，1994年罗洪被检查出来了肺癌。陈宜芳得知后，马上请他到上海来治病。她和当年在黑河插队的知青为他安排了住处，又陪着他和老伴到医院检查。在宾馆住着不方便，她非请他们住自己家新买的一套房里住。罗洪和老伴想，人家还没住的新房让得癌症的人先住，不吉利！他们请陈宜芳一定给他们租一间房，小陈说，好，就算我租给你们的吧！所谓房租只是说说而已，就是想让他们能安心住下，安心养病。在那些日子里，小陈像他们儿女一样，虽然工作很忙，总是来看他们，送来营养品和每天的食品，坐下来和老两口聊天。许多知青都来看他们，总是讲起他们下乡时那些有趣的故事。罗洪最后的日子很快乐。

一个月后，罗洪执意要回家，陈宜芳和许多当年黑河的知青到车站送行。开车前他对小陈说：“宜芳啊，我多想多呆些日子，可是不能啊，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我最后的日子和你们一起度过，我死而无憾了！”罗书记回到黑河四天后去世了。陈宜芳又把他的老伴请到上海住了两个多月，用自己的爱心安慰她狐苦的心。直到现在她还关心着罗家的大事小情。这位当年老知青的真诚和善良感动了罗洪一家，也感动了许多黑河人！

2004年的8月，已经当上了上海震旦净水器公司总经理的陈宜芳，又走进了大山中的罕达气，拜谢了冯家两个女儿，她得知当年为她准备的那口棺材8年前冯大爷享用了，她因为没能当面向他致谢心里很难过。她郑重地站在这位可敬的老人坟前，深深地掬躬。她的心里默默地感念冯大爷，感念罗洪书记，感念所有关爱过他们的乡亲！

这时，一行长泪从她的脸上流了下来！

（朗诵提示：十分感人的散文，女声要精心表达自己面临死的无奈和被乡亲们救活的种种感动。“棺材”是文中的眼，有关情节要格外精心处理。音乐效果能锦上添花为好。）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凤

在后知青时代，最流行、最感人的知青歌曲要数李春波的《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那个凄美的故事让我们这些老知青伤感甚至有的人要忏悔。我也要讲一个类似的故事。那个村子在逊克县的边疆公社，地处黑龙江边，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屯子。因为附近的农民常到这一带的树丛中下套子抓山兔、野鸡等野物，这个屯便被村民们叫作“下套子屯”。其实这个下套子屯的最大收获是套来了一大帮上海知青！

1969年那个残雪未融春寒料峭的四月，突然80多个活蹦乱跳的青年男女一下子涌进这里插队落户。宁静安睡了百年的小屯被吵醒了！男女老少都跑到村口，惊喜又慌恐地看着这帮来自遥远的大城市的洋学生。人群中一个“长得好看又善良”的姑娘目不转眼地望着在身边走过的背着行李的每一个青年，突然一位高个清瘦戴着眼镜的小伙子，对她深情地一笑，在目光相交的那一刻，姑娘也笑了，却害羞得红了脸，低下了头。后来她知道了他叫戴剑馘，上海68届的初中生；他知道了她叫程玉凤，村里人都叫她小凤，真的“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谁能想到，两个年轻人感天动地的戏剧人生就从相互凝望的这一刻开始了。

上海知青的到来，让这个贫穷闭塞的小村充满了活力，村里的年轻人愿意干活了，每天和知青在一起说说笑笑，单调的日子也过得丰富了。村里的男青年都学会了刷牙，姑娘媳妇也爱打扮自己了。在欢乐的年轻人中，你总能同时看到小戴和小凤，他们不说话，只是时不时地远远地相互凝望，这就是宋丹丹对赵本山说的“暗送秋波菜”吧。当然，知青们也给村里带来许多麻烦，他们时不时地和当地青年打架，从小习武善斗的小戴总是冲锋在前。他们也常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儿，知青点的伙食很差，他们自己动手……老乡们又好气又好笑，无奈地说：“都是十五六的孩子，正是讨狗嫌的时候！”

黑龙江的冰雪融化了，江边的树泛绿了，地里的花也开了。年轻人的心也像春天般生机勃发。下了工，知青成双成对地往江边跑，往树林子里钻。有一天傍晚，小戴领着小凤，也穿过树林，坐在了江畔，他看到在夕阳下闪着金光静静流过的黑龙江，想到了家乡的黄埔江，不禁一阵伤感。小凤安慰着他，他们的手还没等拉在一起，小凤的父亲跑来了，边骂边打地把他们赶走了。“你这个不要脸的姑娘，敢和知青钻树林子，看我怎么打折你的腿！”小凤哭着跑回家，妈妈劝她：“那些知青偷鸡模狗的，什么活也不能干，能和他们一起过日子吗？过不了多久，他们肯定要走！”小凤只是一个劲地哭，边哭边摇头。

春去秋来，庄稼种了，又收了。黑龙江雪捂冰冻，漫长的冬季又来了。对小戴来说，看不到小凤的日子比严冬还难熬。小凤的父亲琢磨着，如果不把小凤早点嫁出去，早晚要和那个姓戴的小子出事儿！他听说，附近毛子屯有个二毛子（中俄混血儿）小伙子，人老实还会木匠手艺。他托人一说，人家非常高兴，小凤是远近闻名的漂亮姑娘！不几天就把财礼送来了。小凤一听就炸了，死活也不同意！父亲动手打她，她离家逃跑。那是一个风雪弥漫之夜，全村人和知青们打着火把，到处寻找，终于在大江中间小岛的树丛中找到了，那时的她已被冻僵，再晚一会儿就没命了！小凤的妈妈哭着对她说：“孩子咱认命吧！咱都收了人家的财礼……”小凤什么也说，就是不吃饭！三天过去了，她已奄奄一息了。老程头害怕了，对小凤妈说：“快去找小戴吧！要出人命了！”半夜时分，小凤妈急忙跑到知青大宿舍，好不容易推开被尿冰冻死的房门，在大通铺按个推醒戴着棉帽子睡觉的知青，终于在第六个位置找到了小戴：“快起来吧！大婶求你了，快去救救小凤吧！”小戴一轱轳爬起来，披起衣服就跑，小凤见了他抱头痛哭。小凤妈也跟着落泪，一直到老程答应退掉和二毛子的婚姻，小凤才吃饭。

勇敢的农村姑娘小凤以生命为代价争得了和心上人的自由爱情。从此他们俩形影相随，小戴变得安分了，爱劳动了；小凤变得开朗了，活泼了。小戴喜欢了小凤的朴实真诚和聪明善良，小凤喜欢小戴的正直仗义和勤奋好学。村里人都说，他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可是他们俩谁也没把“我爱你”这三个字说出口。这一年的秋收之后，刚开始飘雪的日子，知青开始放长假了，小戴要回上海探望母亲了。小凤和妈妈，把他送到村口，请他给亲人捎去木耳、蘑菇和白瓜子，那都是小凤精心准备的。在挥手告别的时候，小戴看清了小凤那眸子里幸福的泪光。

小戴回到上海二个月后，突然收到小凤父亲的来信，说小凤得了肾炎，很重，要住院治疗，急需300元钱治病！如果你能拿出来，小凤就是你的。你要拿不出来，小凤就是人家的了！小戴心急如焚，可在1972年，这300元钱对他可是天文数字，父亲早逝，母亲在街道小组糊纸盒，每月只有十几块钱的收入，他劳动一年挣的工分都扔在探家的路上了！他求钱无门，欲哭无泪，但是他相信勇敢的小凤是不会屈服的！

就在那一年的小年夜，邻村的四个年轻汉子，把小凤架上马爬犁，她死活不走，死死拽住门框，她大声地哭喊着：“小戴呀！你快救救我，他们把我卖了！小戴呀，快来救我！”那哭喊声渐渐消逝在风雪中。那一天正刮着“大烟炮”，狂风呼啸，大地呜咽。它们在为一个弱女子的不幸悲鸣！

当戴剑馘从上海出发一次次换火车换汽车，赶到数千里之外的边境小城逊克时，村里的人告诉他：“小凤让她爸嫁给外村的一个放牛的了。临走时还喊，小戴呀，快救救我！听说，现在小凤疯了，送进了北安县的精神病院！”听到这儿，小戴已是泪流满面了……他急忙往村子里赶。

听说小戴回来了，小凤的父亲先来找他：“小戴呀，叔今天在江里插了两条鱼，到我家喝酒去！”坐在炕桌前，老程对他说：“叔对不起你，可真是没有办法呀！咱们亲戚作不成了，情义还在，以后常来家喝酒！”小凤妈在旁边一个劲地哭：“只怪这孩子命不好！”小戴一杯又一杯地喝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泪水顺着脸往下流，这是他一生中最苦的酒，他只能吞下去。

后来小戴听说，那男人对小凤挺好，可她的病时好时犯。再后来，听说她生了个孩子，脑水肿，很快就死了。这回小凤完全疯了，到处跑，不吃也不睡，见谁吐谁，见谁骂谁。人家提出离婚，小凤的爹妈只好把姑娘接了回来。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变得空洞呆滞了，那又粗又长的辫子也剪掉了，剃了个光头。全村人看到小凤这个模样，没有一个不掉泪的！当然最伤心的要数小戴了……

在大队当书记的是小凤的叔叔，他怕小凤看见小戴会加重病情，就把小戴打发到二三十里外的草滩去放羊。艰苦又浪漫的游牧生活开始了，白天他赶着羊群在无边的草地游走，晚上他躺在露天的草屋里数着天上的星星。几次梦见“大眼睛”和“大辫子”的小凤突然变成了在田野里狂奔的光头的小凤，他惊醒了，竟是一身冷汗和满脸的泪水。有一天，小戴照例赶着羊群向草地走去，他突然发现湛蓝的天空上，游动着丝锦似的白云，坦荡的绿草在微风中如波浪般涌动，星星点点的野花飘浮在绿海中格外的耀眼，羊在亲昵地呼叫，鸟在优雅地鸣唱……这眼前美妙一切，竟让他流下眼泪，他想大声歌唱却想不起唱什么，他想尽情的赞美却想不出用什么词句，他只有对着长天声嘶力竭地喊叫！那一天，他下了决心，每天要对自己说话，否则他会失语；每天要写作，给自己写信，否则他会忘掉所有的文字。

当晚小戴潜回下套子村，从知青宿舍中偷回有字的书和报纸。从此开始对自己的文字启蒙，认字、组词、造句，分主谓宾，划定（语）补（语）状（语）。接着写短信、短文，又写长信、长文，渐渐地他发现当年被老师赏识的文学才华正在恢复。为了学习，他把每天的三顿饭改为一顿的黄豆汤和黑面饼，那饼黑的掉在地下找不着。有一次他回到住地却找不到自己的小土屋了，原来它已在大雨中坍塌了，他从泥中挖出行李和他视如宝贝的书，又赶着他的羊群走了。后来队里又让他放猪，猪可不如羊好管，聪明的小戴来个发动群众，他把全村的30多个半大的小孩儿，分成几个小组，一组听他讲故事，另几组给他放猪。他的讲演才能大得锻练和施展。

天无绝人之路。1976年随着文革的寿终正寝，小戴也迎来了自己的机遇——恢复农村教育，要在知青中招收教师。下套子村的80多个知青参加了考试，小戴考了个第一名，大概得益于他的“游牧自修大学”，于是只有小学学历（1969届刚上初中就下乡）的戴剑馘同志当上了中学的语文教师，第二年又正式被转为不再挣工分的国家干部。全村的人都说这回“下套子”再也套不住小戴了，这小子总算熬出头了。小戴确实走出了下套子屯，到另一个村的中学上班了。走前他偷偷地去看过小凤，她疯得更利害了，再也不能到村口去送他；他也无法对她表达：“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小戴是流着眼泪走出下套子的。一步一回头。

亲爱的读者不要伤感，我们的故事并没有完。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几年之后，小戴又到了下套子村教书。这些年最让他心里放不下心的就是小凤，他的耳边经常响起小凤的呼唤：“小戴呀，快来救我！”他终于再一次走进小凤的家门。小凤妈给小戴端上一碗糖水，这是他们家最高的礼节了。

小戴对她和老程说：“大叔大婶，我要娶小凤！”

“什么！”大婶惊叫，她手中的一碗糖水“啪”的一声就摔在了地上。

“孩子，你可要想好啊！这样太委屈你了！我们可不能再对不起你了！”老程说。

“大叔啊，我想好了！我都想了8年了，你就成全了我们吧！”小戴含着眼泪说。

这时小凤的父母放声大哭，弟弟妹妹全哭了，全家人都哭成一团！只有小凤傻怔怔地站着，不知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1979年春天的一个日子，那一年小戴27岁，小凤26岁。小戴领着小凤的妹妹到公社替小凤办结婚登记手续。回到家，小戴拿着结婚证书，对小凤说，咱们俩结婚了，你看这就是证书！她好像忽然醒过来了，抱着小戴大哭起来，边哭边喊：“小戴和我结婚了！结婚了！”小戴买了两只大鹅做了些酒菜招待乡亲，可惜没有一个知青参加，全村的80多个知青都走了。小凤给大家点烟倒酒，跟正常人一样。村里人都说，这回小戴把小凤救了，天底下难找的大好人啊！

三天后，小凤又犯病了，可是有小戴的照顾，比过去轻多了。一年后，他们的儿子亮亮出生了，小凤整天把他抱在怀里，生怕被别人抢去，她再也不跑不闹了。小亮亮一直到6岁还吃她的奶。

几年后，小戴的命运又发生了转机，县教育局长到学校检查工作，可就是找不到小戴，也看不到他的教学笔记。原来他正躲在家里和上海电影厂的写过《乔老爷上轿》的编剧研究剧本。教育局长说：“干脆我给你找个能发挥作用的工作——白天跑四方，晚上补裤裆。”不久，小戴调到了县广播局当上了记者。这下子他如鱼得水，很快他成了县广播和电视台最好的编导，还当上了主管业务的副总编。小凤和亮亮随他一起进了县城，住上了宽敞的好房子，病也好多了，小戴对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已经很满足了。

1997年，小戴又作出他一生第二个最重大的决定，第一个是和小凤结婚，第二个是回上海，为年老体衰的老母亲尽孝！于是46岁的退休干部戴剑馘要带着小凤和读中学的儿子回上海。小凤的父母对他说：“小戴你该回去了，你们爷俩回去吧！把小凤留下，我们照顾她！你把一个疯媳妇带回大上海，人家要笑话死你！”小戴说：“我自己过日子，别人说什么我也不再乎！”

大上海欢迎28年归来的游子的最好礼物，是比想象还要多的困难。在天地广阔的北大荒生活惯了的一家人挤进了闸北棚户区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小凤又犯病了，她十几次地走失，每次都是两三天，好心人把她送回来，过几天她又走了！她说：“太憋屈！我受不了！”孩子不会说上海话，听不懂老师讲课，在逊克学的俄语，这里学英语，学习跟不上。最严重的是老戴（我们该叫他老戴了）每月1000多元的退休金养不活全家人。他弯下腰到桥下等着推上坡的车，他摆小摊做小买卖，都不行！他急中生智，写了十封自荐信，寄给全市各家电视台，推销一个有20年从业经验的老知青电视编导。终于被慧眼识珠的闸北有线台聘用了。开始搞政治新闻，因为不认识市里领导，差点被炒鱿鱼，后来他自编自导搞了个“老百姓的故事”的专题节目，一举成名，现在已拍了360多期。闸北区委宣传部长被老戴感动了，他说我也没别的办法奖励你，给你爱人办个残疾人证吧！这样小凤每月有了400元的固定收入了。现在老戴名片上的头衔是“上海电视新闻综合频道《新闻坊》记者，闸北有线电视中心编导。”

最让老戴自豪的是他们的儿子，因为学业上的差距，亮亮没有考上大学，他到大众公司爬在底盘下学修汽车，第二年他考上了上海国际商务学院汽车系，现在大学已经毕业，还入了党，在上汽集团当白领，每月收入5000元。每月给他妈3500元。这回小凤不跑了，每天坐在家看着儿子的钱，准备给儿子娶媳妇。儿子一表人才，在学校里当过模特。对象也挺好，前几天还会了亲家，女友的爸爸是作生意的，母亲是解放日报的退休干部。他们看中了有本事的亮亮，更看中老戴一家人的善良可靠。那天小凤也出席了定亲酒席，她侃侃而谈，一点也没走板。五十多岁了，她还是很有风采。

老戴说，在上海儿子要娶媳妇，连买房子再办嫁妆大概要100万！结果媳妇家都准备好了！现北闸北棚户区动迁，我们家的房子也解决了。真是好人有好报！

老戴和小凤的故事是我偶然听到的。在上海出差，请几位老知青在“东北人家”吃饭，在座的有上海戏剧学院的副教授王其国夫妇，有哈尔滨话剧院著名女导演李贵平。我说正在写老知青的故事，贵平当即讲了他们的故事。她马上用手机找来了老戴。饱经风霜的老戴一派学者风度。他还像北大荒人一样大碗喝酒，在笑谈中断断续续讲了自己的故事。他说，当年在全村80多个姑娘中，其中还有30多个女知青，小凤是最漂亮的，是一种古典的美。他说我娶小凤，就为她的那句话：“小戴呀，快来救我！”他还说到自己的人生哲学：“心当随人，人勿随心。”我是半懂不懂。

酒桌上大家都说，应该让李春波再写一首《村里有个姑娘叫小凤》。我说，还是我先写一篇小文吧！

（朗诵提示：《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的歌声也在文中时有出现。一男声朗诵，对话时，也安排不同身份的人的声音。全文叙述语调，但关健的地方，要注意细节。）

黑土情缘

“父亲领着三个女儿都到北大荒下乡！”这在整个上山下乡运动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个故事发生在黑河。父亲叫翁贤播，上海黄浦区税务局干部，1969年春天，他作为代带队干部领着数百知青来黑河插队，这其中就有他的三女儿翁静之；这之前大女儿翁亦之，已去虎林的854农场；二女儿翁税之，也到了黑河的引龙河农场。三十年过去了，现在老父亲和大女儿、二女儿都早已回到了上海，只有老三静之还在黑河生活。深知翁家二代人黑土情缘的黑河日报老总编张贵馥领我在黑河市的“老申江小吃部”找到了静之，小店刚刚打烊，在淡淡的灯光下，她正在电脑旁和在英国读书的女儿丹丹网上聊天。她和时尚青年一样神情专注，笑意写在她的脸上。

已经52岁的翁静之，还很年轻，说起话来还像上海知青一样语速快声调高，夹杂着许多当地土话。她还边说边笑，爽朗热情，和我们一见如故。

“现在谁都不能理解，当时我们家的革命热情是那样高潮！1968年8月，父母亲全力支持大姐第一批到黑龙江兵团当屯垦戍边的战士，然后在区知青办工作的母亲又亲自把二姐送到条件艰苦的黑河的引龙河农场当农工。1970年我才16岁，本来已经有了留在上海工厂就业的指标，我非要跟着父亲到黑河插队当农民。母亲为了安排我们的行装，把她的陪嫁——一套最好的红木家俱都卖掉了！我和父亲走时，我们家已是一贫如洗了。”

4月，上海正是花红柳绿，北大荒还是残冰败雪，春寒袭人。静之和父亲落户在爱辉县西岗子公社杨树屯大队，住进了不挡风雨的草房里。她像报春的燕子叽叽喳喳地和大家快乐地奔忙在黑土地上，学会了播种、铲地、拔草，也真实地感受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特别是在夏锄季节，蚊子和小咬把她团团围住，不一会儿满头满脸都起了包，她哭喊着，却无能为力。她学会了忍受一切苦难。后来大队领导让知青中年纪最小的她到灌区的食堂干“轻活”，给做饭的师傅打下手。其实这活也不轻松，挑水、送柴，摘菜洗菜切菜，卖饭，每天把她忙得团团转，她总是笑脸相迎，在食堂吃饭的职工都喜欢这个“小上海”。当然最喜欢她的是她的师傅王孝绪，这是个沉默寡言，老实忠厚的本地青年，他总是暗暗地关照这个比他小4岁的上海小姑娘，不让她干太重的活。每次小翁对他投去感激的目光，他总是红着脸低下了头。一年多了，他和她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那一天，队里要从食堂抽两个人去灌区堵口子，那是很重的活儿，她知道师傅不能离灶，她和另一个本地的女青年自告奋勇，本来那一天她来了“情况”，可是她还是义无反顾地跳到了水里……回来后，她已是满身泥水疲惫不堪了。她把脏衣服脱了下来却无力去洗，她让女友把一盆衣服藏在食堂的案子下面，准备明天自己洗。

第二天她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晾在食堂门前的绳子上。

“谁帮我洗的衣服？”小翁问。没人知声。

“到底谁帮我洗了衣服吗？”她提高了声音。

“是我！”王孝绪轻声地说。这时他满脸通红，小翁的脸也红了。她跑回来宿舍，有点不好意思面对自己的师傅，“一个大男人，给一个小姑娘洗衣服，还有内衣。”一想起来，她自己都脸红。故事就从这盆衣服开始了。

本来小翁已经有了要好的男朋友，也是个本地青年，他已经被推荐到哈尔滨上了大学。他常回来看她，她觉得他变得能说会道，却越来越不实在了。小翁对他不太热情了。他一再追问她：“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小翁睹气地说：“有了！”他又问：“他是谁？”小翁生气了，指着正一起干活的王孝绪：“就是他！”这位王师傅目瞪口呆，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其实当时他们只是互有好感，可谁也没说出口。没想到这一句气话却真的决定了小翁一生的命运。

这期间本来小翁有机会和父亲一起返城的。那是因为一次突发事件。那一天是1970年10月1日，当时老翁正领着一些青年修战备公路，突然一声巨响，储藏雷管和其它物资的仓库爆炸了！他第一个冲进火光四起的仓库，背出了两眼被炸坏的插队队干部王克洋，又第二次冲进烈焰熊熊的仓库，救出已负重伤的当地青年梁光明，他第三次又冲进火海抱出了存放现金和帐簿的箱子，他自己被烧成了重伤。当时上海的解放日报长篇报道了翁贤播同志“赤胆忠心为革命，赴汤蹈火为战备”的事迹，在上海医疗队的抢救下，他保住了性命却留下了严重的伤残。组织决定他提前返沪，并照顾他的小女儿和他同时返城在上海安排工作。

翁静之谢绝了组织的好意，他对父亲说：“爸爸我爱你，我更爱这里的山水，也热爱这里的人。我不想回上海了。”老翁看着满眼泪水的小女儿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可以独立生活了。我走了以后，这里的老乡会照顾你的。我看王孝绪这个小伙子挺仁义的，你们要好好相处。”有父亲的首肯，小翁和王孝绪的关系又进了一步，他们的来往更多了。但人们对于他们两的关系，别人并不看好。“一个上海的干部的女儿，一个穷困的农民的儿子；一个活泼漂亮，一个闷头蔫脑，太不般配了！”小翁并不理采这些风言风语，王师傅的心里可没底。

小翁实在放心不下父亲的伤病。1974年她回到了上海，用自己的孝心来弥补自己对父亲的亏欠。这一年，她只收到了王孝绪一封来信——

“咪咪：你挺好吧！父母的身体好吗？你还想回来吗？我等着你！”

这封只有二十几个字的短信让小翁大为感动！可她的妈妈很生气：“这么短的信，还错了好几个字，字写得还不如小学生！”小翁说：“那不是她的错！”妈妈说：“那是谁的错？”小翁说：“那是贫穷的错！我就是要帮他摆脱贫困！”妈妈说：“你帮助他，我不反对，但结婚我坚决不同意！”

几天后，小翁急匆匆地离开了上海，她是流着眼泪走的。她知道妈妈是爱她的，但她要走自己的路。她要回北大荒了，他不忍让真诚实在的王孝绪总是悬着心。回到黑河的几天后就是中秋节，王孝绪用自己车驮着小翁第一次拜见公婆，虽然她已经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王家的贫穷还让她大吃一惊，二间破草房里，除了几只吃饭的破碗和土炕上的三条破被，其中一条没有被面只用纱布包着，那是为他们结婚准备的，几乎再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她为全家人每人赠送了在上海买的礼物，却把王孝绪寄给她的180元退给了家里，她知道那钱是他们借的。经过一番推辞，小翁还是收下了王母给她的10元钱。

在回来的路上，王孝绪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哭了：“我们家穷，太委屈你了！”小翁说：“将来你就是要饭吃，我也跟着你！”她在身后抱住了他的腰，把自己的脸紧紧地贴在他的后背上。

那时的爱情就是这样真诚、真情，因此演译出许多经典的故事。现在的爱情充满了商业的运算，因此造就了许多闹剧和悲剧。也许随着人们智商的提高，情商却越来越低了。

1976年5月，两位真情相爱的年青人终于走上了婚姻的殿堂，那是宋集屯水库的食堂，没有宴席，只有茶水和糖块。他们没有礼服，只有一身干净的衣服。当天他们收到了来自上海的电报：“祝你们白头到老！欢迎你们早日一起早沪探亲！”发电报的是小翁的爸爸妈妈！在这样的“斗争”中，最终都是父母向孩子投降的。

他们开始了和当地农民一样的生活，他们住进了自己盖的土房，在门前开了园田地，种上了菜蔬，养了鸡鸭鹅狗，还养了两头猪，一头自家吃，一头长大卖掉。他们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过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小翁已经很满足了。没想到1979年大返城风潮，让他们又面临着考验。绝大多数的青年都返城了，有的和当地青年结婚的，是办了离婚手续走的。小翁食寝不安，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两岁的女儿。她征求王孝绪的意见，他说：“说心里话，我舍不得你走。可是你返回上海也应当，我不能为了自己拴住你不放。我没有意见，女儿归你，长大了别忘了我这个爹就行了！”听了王孝绪的话，她反到下了决心：“不管别人怎么样，我是坚决不走了！”

两年以后，他们都调到了黑河城里，王孝绪还干老本行，在国营饭店当厨师，因为手艺好，很有名气。小翁调到了国营饭店当收款员，后来又调到边贸公司搞财务。那几年正赶上了对俄边贸的热潮，他们也干得热火朝天，可惜好景不常，不久他们都下了岗。

他们的命运又一次面对考验，无非两条路，要么回上海吃退休金靠亲友资助过日子，要么再次创业，重新再来！饱经北大荒风雪洗礼的他们勇敢地选择了后者——重操旧业，开饭店！他们向亲朋好友借了一万多块钱，又租借了一处门市房，购置了锅碗瓢盆，经营什么呢？他们俩回上海进行了一番考察，看中了本小利薄黑河从来没人经营过的八宝粥和汤元。一家名为“沪江小吃部”的小买卖在一条并不显赫在大街上登陆了，这是一家名副其实的“夫妻店”，“沪”当然是上海的小翁，那“江”自然是黑龙江的老王了，他们即是老板又是店员，红红火火地干起来。料都是从上海进的，作法也严格按着江南的程序，味道自然好极了。一时间小店前车水马龙顾客盈门，黑河人能以在小店吃碗汤元喝碗八宝粥为时尚。当地媒体说，“沪江小吃部”引发了黑河的一场餐饮革命，这个城市的早餐业的历史是从“沪江”开始的。

正当黑河一家又一家小吃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小翁却和老王把“沪江”转给了亲戚，他们带着三年辛苦挣得的42万元回上海了。早期返城的荒友们呼唤着他们回家乡开店，老王做一手好东北菜，在上海肯定大有作为！经过一番考察，他们做出了另外的决定，用这笔钱让女儿丹丹到国外读书。从小在上海长大的丹丹当时在上海已经有了很好的职业。她先在一家电脑学校当教师，后来又到一家境外驻沪的媒体搞文秘，月薪已达到一万元。也许受父母的创业精神的影响，也许她的血管里涌动着北大荒人的激情。她想到国外重新学习，再自己干一番事业。父母毫不犹豫给予她全力的支持。她先到了新加坡，后又到了英国，现在正在一座名校攻读学位，她凝聚了父母的全部期望。我在网上看到丹丹和男朋友在伦敦的合影，那孩子矜持的笑容中充满了自信。

老王和小翁又回到了黑河，又创办了这家“老申江小吃部”。又是8年过去了，他们积累的资金培养着海外的女儿，又准备重新办一家更大的饭店。小翁说：“俺家老王手艺特好，我要给他建设一个更大的舞台！”我去的那一天，她说过几天就搬到邻街租的那个300多米的门市房里，饭店的名字她还在对我们保密。我问起王孝绪，她说，老王到上海进料和买厨具了。看来，他们真得又要大干了！

说起她们俩的故事，她说老王有三句名言：

毛主席给了我一个好媳妇，

邓小平给了我一个好政策，

岳父母大人给我养了个好女儿！

（朗诵提示：很趣的故事，要读出味道。其中的对话，也有戏剧化的效果。）

“站人”李颖的幸福生活

听说我要采访老知青，黑河日报王锋社长热心推荐。我说，最好是现在还在黑河的，命运越坎坷越好。

他想了想说，还真有一位，不知道她现在还在不在。前几年我在爱辉区当副书记时，每年春秋防火，都在下面蹲点。那一年春天，我住在二站林场，当现场总指挥。火情非常严重，扑火大军全线压上，给养都跟不上了，场部商店能吃的东西全抢光了，我们几个领导也和大家同甘共苦，只能啃馒头喝冷水。那天清晨，我们要跟着大部队上山，招待所的一位女饮事员，给我们端上来了热气腾腾的饺子，她说，今天是端午节。原来包饺的面和馅儿，都是她从自己家里拿来的。为了这顿饭，她和来帮厨的女儿忙活了一宿。听口音，她们不是本地人。我一打听，才知道，那个女人叫李颖，是上海老知青，已经在林场招待所当了二十年的炊事员了！她们的真诚让在场的同志都很感动。从这次打火以后，每次在二站路过，我总想着看看这位可敬的大姐。

王锋给林场打了电话，李颖还在。二站公社当年的几百个知青，李颖是硕果仅存了。我们从黑河出发，沿黑河到嫩江的公路向西南方向，直奔二站而行。我们走的这条路就是当年为了应对中俄之战而修筑的古驿道。我请教了本省著名的历史学家李兴盛，他说康熙23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清朝政府开始建立驿站，从肇源县的茂兴镇起始，经卜奎也就是齐齐哈尔到墨尔根就是嫩江到瑷辉，共修20个驿站，做为传递信息、输送粮草，迎送官员的接待站。我们要去的二站就是从瑷辉出发向黑尔根和卜奎方向去的第二个古驿站。李先生介绍当年驻守驿站的“站人”都是“三藩之乱”失败的吴三桂的部下和后人。吴三挂原是明将，后降清，被封为平西王，驻守云南。康熙十二年到二十年吴和驻守广东的平南王、驻守福建的靖南王谋反，结果被清王朝平定，三藩的部属全部被流徙东北当了“站人”，而且不准他们迁移，不淮他们参加科举考试，不淮他们和汉人通婚。朝廷也不给奉禄，他们只能屯垦戍边、自给自足。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赶到了古驿站二站，看到的是郁葱葱的树林中一排排雅致的木顶红砖的房舍，已找不到一点“古站人”生活的遗迹了。接待我们的年轻的林场党委书记说，我就是当年站人——吴三挂的后代，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三百多年了。早年还保持云南人自己的生活习俗，一点点也被当地人同化了。现在已分不出谁是“站人”的后代了。

没想到“新站人”李颖却完全保存着上海人的风度，她说着生动的上海普通话，一身清爽的裤褂，和在上海里弄里看到的中年妇女没有什么两样。没想到饱经北大荒风雪的她还是很年轻，说起话来爽朗明快，笑声不断。门可罗雀的偏僻的小林场，摆出接待外宾一样的礼仪，我们几个记者坐在长条桌的一边，场领导陪着李颖坐在我们的对面，中间摆着水果和茶水。我说，我也是老知青，我下乡的哈青农场离你们这儿不远。王锋说，那儿他也去打过火。不几分钟，大家像老朋友一样谈笑起来。但是李颖的故事还是让我们的心里很沉重。可她还是笑着说的。

“我是上海四平中学69届初中生，1953年生的，1969年清明节那天，从嫩江下火车，坐汽车到了二站公社卫疆大队。一下车，我们23个小上海全傻眼了，一个像睡着了小屯子，只有一片小土房，连电灯都没有。我们流着眼泪挤进老乡家的小土炕，吃着难以下咽的小米饭包米馇子，晚上连厕所都找不到。第二天，我们就自己动手盖知青大宿舍。盖完房子开始种小麦，地里的雪都没化，活很累，我们都默默地忍受着。这个地方，气温低，小麦产量低，一个工才分8分钱，老乡很穷。我们的日子也很难熬。后来队里让我到食堂当事务长，那是个很难很累很苦的活儿。缺菜少肉没油水，那伙食太难办了，我想了许多办法，尽量让大家满意。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此我不知掉了多少眼泪。那时我们村里有个叫金殿文的机务队长，比我大六岁。常到食堂帮我，有时给我们挑水，有时帮我到黑河买菜，碰到什么难事帮我出主意。有了这样的依靠，我的日子好过多了。我从小没有母亲，在家对父亲特别依赖，现在我又特别依赖金队长了。村里孙书记看出了我的心思，就对我说：‘姑娘，你在这儿太不容易了！早点找个主吧！金殿文是个好人，真心对你好！我看你俩淮行！’后来金殿文自己也来找我，他不会说什么，只是说，我会对你好一辈了，不能让你再遭罪了！”

我给家里去了信，父亲和继母都反对我和他结婚！我想你们也救不了我，我还是自己安排我自己的命运吧！1972年我和老金结婚了，自己盖了房子，日子很舒心，第二年生了儿子金龙，过两年又生了女儿金凤。日子越过越兴旺，全家人都很开心。当时有的青年开始返城了，也有办了离婚手续走的，可我一点也没动摇！我舍不得老金和我的一双儿女！大队后来还让我当了两年民办教师，搞复式教育，我同时教一二三个年级的课。我还当过接生员，学习过计划生育手术。后来全队只剩下了两个知青，又把我调到乡办企业工作。

说起自己的种种经历，李颖谈笑风生。可是命运对她实在不公，1978年她的靠山崩溃了——正当盛年的老金得了直肠癌！李颖领着他到黑河住了四个月的院，他们花掉了所有积蓄，卖掉了住房和家俱。知青办给了她2000元的困难补助。李颖又领着丈夫来到哈尔滨的肿瘤医院，只住了3天，老金坚决要求回黑河，他不希望为自己再白花钱了！回到家9天以后，他去世了。临终他对李颖说：“我对不起你了！你快点找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嫁了吧！为了你，也为了孩子，我求你了！但孩子别改姓！还有，结婚时你给我的那块上海手表，送给我哥吧！是他领我到黑河，才能认识你！留个纪念……”

李颖擦干了眼泪，领着6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寻找一家人的生路。她是一个挣工分的农民，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她住在一个小土屋里，没有任何财产。她想到了回上海，可家里没有能力接纳她一家三口人。她一遍遍地领着两个孩子到黑河上访，那时知青办早就撤消了。令人尊敬的县委书记吴龙洲一次次地亲自接待了她，为她安排住处，把她和孩子领到自己家里吃饭，临走还给她拿几百块钱。开始县里想把她安排到冰棍厂当工人，但是那点收入是不能养活三口人在城里生活的。后来把她安排到了二站林场，因为她有文化，当了检尺工人，整天钻林子，冬天跟着采伐队在大风雪中拉套子。场里不忍心让她再吃苦，又把她调到食堂干老本行。林场又给了她家安排了一套房子，每天还有一元七角九分的固定收入，一家人开始了有了温饱的新的生活。

林场的热心人都关心着场里惟一的这个上海知青一家人，他们想方法周济着她们，有的送柴，有的送米送面。可这总不长久。大家张罗要为李颖找个老伴。正好场有个叫任国坤的山东人，人老实，能干活，又没过结婚。只是面像长得老，有点配不上细皮嫩肉的上海姑娘，那一年李颖才27岁。别人介绍他们见了面，李颖只问他一句话：“你能不能对孩子好！”他实实在在地说：“你放心吧！我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儿女！”她还让老任作出承诺，她可以和他结婚，但不能为他再生孩子，这两个孩子能拉扯大就不容易了。老任点头答应了。就这样他们组成了新的家庭。李颖说，我不是为了爱情，是为了生存！为了孩子们能少受些苦难，能长大成人。这是他父亲的嘱托，我照办了，对得起他了！

结婚很久，李颖才知道，老任比他大十岁。为了和她结婚改他了年令。结果出了笑话，李颖现在退休了，每月退休金1450元，而老任还在工作岗位上，每月600多元钱。说着，李颖大笑起来，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啥们老头对我和孩子可好了！”这句话，她说了好几遍。她说，老任很能干，结婚后我们自己开了一片木耳段，养木耳挣了几万块钱，供两个孩子念书，他把儿子金龙送到教学质量比林场好的锦河农场中学，一直供到林校中专毕业，现在也在林场就了业。他总惯着孩子，想吃什么想穿什么，他想方设法给做给买。要是他们想吃月亮，他都敢上天！孩子住校时，他跑几十里给送吃的。有时就是一罐咸菜，他也跑一趟。这老头心肠可好了！没想到后来也拿出山东人脾气和我“耍驴”——“你也不给我生个孩子，我这不成了‘拉帮套’的了！”后来我经不起他的磨，1984年又为他生了个姑娘，这孩子可孝心了！这三个孩子可亲了！老头每天掂念着三个孩子！全家人过得可热火了！

上海的亲人也掂念自己的孩子李颖和他的一家。年近八旬的老父亲写信让李颖领着孩子们回来看一看。他很后悔，在李颖最困难的时候没能给她们帮助！2003年李颖领着小三和她的男朋友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亲人的泪水化解了过去的所有恩怨。浦东浦西的巨变，让他们自豪，但是并不留迹。父亲和继母都想把李颖的孩子留在上海。小三小两口置办好结婚用品，就催着母亲回到了黑河。上海是他们的梦，而黑河才是他们实实在在的家。现在李颖的两个女儿一个嫁到黑河，一个嫁到的孙吴，两个女婿都很优秀！林场的领导说，李颖的两个姑娘都很漂亮，还是当年上海女知青的气质。

官方会见结束后，我们跟着李颖到她家看一看。一栋职工的红砖房，李颖家的小院和别人一样围着整齐的木栅栏，院里的甬道两旁栽种各种绿油油的菜秧，那是他家老任头精心栽培的，他知道那个孩子爱吃那样。可惜我们没能见到这位知青的亲人。进了屋，使我看到了别的职工家不一样的景色，屋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干净整洁舒适，如我们在上海看到普通人家的摆设和生活方式。李颖说，她退休后的生活是每周抽时间到山上看一看育林的老任，给他送点吃的，帮他洗洗衣服。再就是帮儿媳妇照顾小孙女。“新站人”李颖说着自己的幸福生活，眉宇间写满了笑意。

我想，李颖可能和那位已经当了党委书记的“站人”的后代一样，在这个古驿站上，一辈辈一代代地生活下去。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们来到了这片祖国边塞的土地上，他们毕竟在这里流过汗流过泪，这里还埋着他们的亲人。当然也是他们生死相依的家乡。

（朗诵提示：文中王锋的介绍和李颖的回忆最好都由另外的人朗诵。）

归根

1979年，乍暖还寒的三月，双山火车站一片繁忙，也一片混乱。“胜利大逃亡”的知青们，拥挤着从这里登上返城的火车，开始了人生的又一个艰难的里程。十年多前，他们是在这儿——兵团5师师部所在地下车的，然后投进了北大荒苍凉但很温暖的怀抱，欢迎他们的是热烈的锣鼓和热情的笑脸。现在他们又在这儿走了，欢送他们的是站台上老乡和亲人们低声的哭泣。他们走了，扔下了大地里无人开动的拖拉机、学校里无人上课的孩子，医院里无人医治的病人……

她，天津知青矫淑梅，怀里抱着一岁的儿子，望着车窗外满脸忧伤的丈夫，望着远处那片她生活了十一年的土地，禁不住热泪长流。还不太懂事的孩子用小手抹去她脸上的泪水，她拿起那只小手向丈夫挥动，“快和爸爸再见！”这时火车呼啸着起动了，卷起了站台上和车厢里的一片哭声。

矫淑梅本来是不想走的，她的生命已在这里扎下了深深的根。

她说，我是1968年9月17日，随天津第一批98个知青来到5师52团的。我不在动员之列，最后是我自己强烈要求，还写了血书：“坚决上山下乡！”革命的激情把我烧到了北大荒。当我第一次面对那一眼望不到边的黑土地时，激情满怀。然而意想不到的困难一个个接踵而至。刚到连队的那一天，宿舍还没建好，屋顶可以看到星星，火炕还冒着热气。我和同伴们在炕沿上坐了一宿，第二天就投入了“早晨二点半，晚上看不见，地里三顿饭”的秋收大战。北大荒的地太广阔了，一条垅长5、6里，好几天都干不到头。开始几天，大家还有说有笑的，接着就是沉默，谁也不愿意说话，又过了几天，年纪小的坐在地里大哭，别人也跟着掉泪。然而北大荒是不相信眼泪的，活儿还是要自己干，别人帮了一时不能帮了永远。只能抹去眼泪，挺起腰杆接着干！最艰苦的是割豆子，手被豆角扎得鲜血沥漓，疼痛难忍。下雪了，那铺天盖地的大雪，到身上就被汗水融化了，衣服都湿透了。等到下午气温下降，衣服外面挂上一层冰，像披了铁甲一样，浑身冷得发抖。生性坚强的我从没叫过苦，流过泪。因为我是写血书来的，是不会掉泪的。

经过5年的农工排的艰苦磨炼，1973年9月，矫淑梅被调到一个新建的连队当教师。她深深地爱上了30多个渴望知识的山东移民和转业军人的孩子。她惊奇地发现，她的学生连“楼”这个字都不理解，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她让在天津也当小学老师的姐姐给她寄来许多画册、图片、教材、教具。她担负了一到三年级学生的语文、算术、政治、音乐、美术课，还利用课余时间为学生们开展各种开阔他们眼界的活动。她不仅让孩子们知道了“楼”为何物，还让他们认识了广阔的外部世界。在全团的统一考试中，她教的班级排前几名，她被转为正式教师。1976年她还入了党。这期间她失去三次上大学的机会，一次是因为张铁生的白卷事件，另一次可能被人顶替了，第三次她在全连推荐中得了全票，可是年纪过限了。她并不再意，她觉得这些孩子更需要她！

小学校放假了，矫淑梅没有回天津探家，她除了背课、家访，就到连队的养鹿场参加劳动。这些顶着玲珑优美的鹿角，金褐色的身体上闪着银白色斑点的梅花鹿，让她怜爱有加。她为它们喂青草，为它们打扫圈舍。那些精灵们开始躲着她，目光很警觉，后来目光变得温柔了，而且主动走近她，亲吻她的手和脸。目光变得更温柔的是鹿场的兽医刘宪成。这个勤奋的山东支边青年，和下放劳改的一个老兽医学会了一身手艺，还自己引进了这群梅花鹿，建立了全团第一个鹿场。他知道这个身材高挑眉目清秀戴着一付小眼镜的天津姑娘学教的好，全连的职工家属都喜欢她。但是没想到她这么爱鹿，这么爱他的鹿场。那些日子，刘宪成真有些魂不守舍了，他天天盼着小矫到鹿场来，如果有一天不来，她就没着没落的。

也说不清这个天津姑娘是先爱上了鹿，还是先爱上了养鹿的英俊精干的小伙子。但是她的爱情受到了女同伴的反对。她们说：“那个小山东脾气不好！”小矫说：“他对鹿可温情了！”知青们的不赞成和家庭的不表态，没能阻挡这神奇的鹿场姻缘。1967年9月9日，刘宪成和矫淑梅在连队的大食堂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大广播里突然传来的毛主席逝世的消息，让他们的婚宴不欢而散。但是老百姓的日子还要过。两个年轻人的幸福生活还是在全国人民的巨大哀痛中开始了。洞房花炷夜，刘宪成对矫淑梅说：“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让你和孩子回天津！”一年后，他们的儿子刘本超降生了，他的手脚竟像小鹿一样灵动。全家人陶醉在幸福中。

没想到急风暴雨突然袭来了。席卷全国的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浪开始退潮，国家为历经苦难的两千万知青出台了返城政策。宽厚的北大荒人做出巨大的牺牲，为愿意返城的知青提供了所有的理由——尽管大量知青的突然离去使他们遭受了釜底抽薪般的灾难。百万知青开始了“困退”“病退”的大返城。但已婚成了知青返城的一道坎，离婚是他们迈过这道坎的惟一办法，有的是假的，但许多弄假成真了。刘宪成兑限了自己的诺言，他说：“为了你和孩子的前途，你必须回天津！”但是矫淑梅坚决不同意离婚。聪明的刘宪成终于想了个办法，他先把自己的户口转到另外一个城市，变成了城里人，这当然都是假的，再把矫淑梅的户口转回天津，他们就不用离婚了。尽管这样，在矫淑梅抱着孩子坐着拖拉机上双山火车站返城的那一天，刘宪成的父母大哭，悲痛得都下不了地为儿媳送行。火车开动那一刻，老刘觉得自己的心被掏走了，他的家没了！鹿场的鹿看见他落泪，都难过地低下了头。

和所有返城知青一样，矫淑梅又经历了一番苦难，又开始了一次创业。她被安排到一个副食商店当营业员，30岁的她，每月有32元的收入。她先和全家人挤在一起，后来家里动迁了，她领着孩子搬进了仓库，住了两年。单位给她分了一间7、5平方米的房子，后来又分了一套14、8平方米的房子，她很满足了。可是北大荒的孩子不适应大都市的生活，小本超总是有病，有一次住院，都下了病危通知单！没在北大荒流过泪的她，一次次泪洒天津。有时矫淑梅觉得在这个人山人海的在都市里，她是那样的孤独无援。刘宪成在每年秋收之后来天津和自己的亲人相聚，过了春节以后急匆匆地回农场了，他知道他不属于这个城市。他也实在放心不下他的鹿场。

亲人们不忍心再看着这一家人长久分离的苦痛了。1990年，他们千方百计总算把快40岁的刘宪成调到了天津灯具厂，当了一名安装工人。如散养在山林里的野鹿不适应圈养的生活一样，在喧嚣的大都市里，刘宪成度日如年。在熬过半年的试用期后，他毅然停职回北大荒了！

两年以后，矫淑梅也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北大荒，和她一起回来的还有她已初中毕业的儿子刘本超。当她和儿子走下他们熟悉的双山火车站，看到站台上微笑着的丈夫和亲人们，她和儿子都流下了眼泪。他们扑向自己的亲人，矫淑梅说：“我总算叶落归根了！”

我是在九三农管局听说矫淑梅一家重回北大荒故事的。局宣传部的同志陪同我们到鹤山农场16队看望他们一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家，这是一个相当规模的家庭鹿场。房舍如别墅，场院阔大，圈舍成排，一切都被绿树环抱着。老刘和老矫在像城里一样讲究的客厅里向我们讲述他们又一次创业的故事。这个已经创办十年的鹿场是全管局最大的，最多时养梅花鹿100多头，还养了30多头更有经济价值的马鹿。为了学习养鹿经验，老刘曾领着妻子和儿子到新疆考察，沿着天山脚下一直走到伊犁，每家鹿场都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还从哈尔滨特产研究所引进天山马鹿的冷冻精液，对母鹿进行人工授精，培育新品种。他们用最新的工艺生产出口的鹿茸和加工鹿产品。经济效益相当可观。老两口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是自费把儿子送到了农业院校，专门学习畜牧专业。现在他们一家已经成了当地的技术专业户和致富带头人。近几年他们先后无偿支持本队职工10多万元资金发展养鹿，还把7只价值5万元的小鹿送给别的职工圈养。现在他们所在的第六管理区的养鹿户从一户发展到12户，存栏增加了200多只。

我们在老刘一家的鹿场参观，不仅看到了一圈圈活蹦乱跳的马鹿和鹿花鹿，还看到了场院里的大型农用机械。老刘说，儿子的理想是建设一座机械配套农牧结合的大型家庭农场，做一个有知识有财富的农场主。现在他们一家除了养鹿，还耕种120多垧土地。

可惜我们没有看到在外深造的这位有抱负的新一代北大荒人。如果说，他的上一辈是被政治运动卷到北大荒的，那么他这一辈是自觉献身北大荒这豪迈的现代化大农业的建设的。他们当然是大有作为的。

我看到了小小北大荒人——抱在年轻的母亲怀中的刘本超的女儿。妻子是北大荒和刘本超青梅竹马的小伙伴。女儿的目光和她一样的晶莹清澈。

（朗诵提示：可安排男女两播音员，女主人公的回忆和有关她的段落由女生播，其他的部分由男生播。开头火车站知青大返城的混乱场面，最好由音响表现。鹿场的音乐能更欢快些。）

誓约

“我还会回来的！”

就是为了这一句誓约，唐平的整个人生都发生了改变。

那是发生在1973年秋天的事。那时哈尔滨姑娘唐平是兵团2师14团3连农工排的战士。她是1968年10月从哈尔滨师院附中下乡的（这所学校的兵团知青出了两个省级干部刘东辉和申立国）。当时，唐平能到兵团十分不易。因为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的父亲被打成省水利设计院的反动学术权威，正在牛棚里接受审查，作为“黑帮子女”到兵团是过不了政审关的。生性要强的唐平找到了兵团招办空前绝后地大哭一场，又软磨硬泡了一天一夜，终于在大部队启程的前一天获得批准，和同学们一起踏上了北去的列车。那时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1955年这位测绘工程师从治淮第一线报名来黑龙江，和王震将军一起参加了开发北大荒的战斗！在她的心里，“北大荒”是闪光的字眼：它神奇、遥远，英雄出没；它充满悲壮、浪漫、顽强！

唐平回忆说——当我真正到达萝北县境内的一个兵团农场时，神奇的光环很快消失了，极不习惯这满目荒凉：茅屋、土炕、老农……尤其是以后日复一日的简单、辛苦、重复的劳累像跋涉在永远看不到头的地垅沟一样！心里产生了极大的落差：失望、灰心、迷茫。这时当地人尽其所能地给我们以照顾和帮助，使我有机会接触和认识身边活生生的北大荒人。从他们那里，我也第一次看到了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不仅需要轰轰烈烈，更需要无数人的默默奉献和牺牲！原来，这里是50年代青年垦荒队建的点，眼前的这些“老农”大多是当年响应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号召，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的热血青年。现在他们除了残余的家乡口音，人人已面目全非了。然而这里的环境也“面目全非”了，无边的荒原变成了无垠的良田，公路四通八达，房舍成片成行。这对于我们后来者不已经是现成的享受了吗！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唐平平静和坚强了，她要和这些为北大荒已奉献了青春的人共命运了。在以后的五年中，春夏秋下大田，数九寒天挖水利，为食堂送夜班饭，扛麻袋上挑板，还在麦垛上写报道，在炕头编小戏……她在整日单调的劳动中体味大自然与人类之间那种生死对抗又奇妙和谐的关系，那种人们在经历了大起大落诸多坎坷后的超然境界，那种人和人之间为共同生存理想而建立起来的最朴素纯真的友情，那种人们在体力透支后一旦休息时遍布全身的快感。她已把自己溶入了那片土地，汇进了脸色黑红的人群中了。

1973年大学恢复招生，打破了唐平的平静生活。安心工作不惜力气的她被全连的职工推荐参加考试，重点高中的优越和自信，让她名列前茅。在报考专业时，她想要上就上最好的，她豪不犹豫地填上了“北京大学中国史专业”。后来出了个张铁生事件，唐平已对上学的事不报希望了。几个月后的某个晌午，她正在挥汗如雨地收麦子，送饭的马车来了，大家照常蜂拥而上。食堂的小李对着唐平喊：“你的大学通知到了！是北大！”这时她竟一句话说不出来，夺眶而出的泪水汇进了满脸的汗水。

在全连隆重的欢送大会上，唐平很平静地说：“我还会回来的！”这时大家一个劲地鼓掌。她看见那个开康拜因的天津小伙子深情的目光，那是她的男朋友。她的这句话是说给把最宝贵的机会给了她的全连人听的，也是说给把爱情献给她的他听的。她走的那天，全连的职工家属都出来相送……她说：“三年后再见！”

从北大荒到北大，一字之差两重天。走进湖光塔影中的校园，见到久违的课桌、黑板和老师，恍如隔世。她当时和所有同学的愿望是“听毛主席的话，好好读书。”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政治旋涡中的北大，哪还有平静的课桌！报到第一天，她被历史系的老师领到大广场坐在小板凳上听冯友兰先生的“批林批孔报告”。接着他们这帮工农兵学员经过简单地学习，就被派到北京郊区房山县深入到公社和大队给基层干部上批林批孔的大课。后来他们的课堂又搬到了工厂车间和部队营房，她们到有“二七”罢工光荣传统的南口机车车辆厂和工人一起劳动，到张家口的野战军参加野营拉练。值得回忆的专业活动是到旅顺口和刘公岛考察，和海军的指战员们一起完成了一部新书《中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史》。

然而北大毕竟名师云集，又有一流的图书馆，有家学传统的唐平还是读了许多书，学到一个历史系学生应该学到的东西。对她很重要的是1976年3月，她在北大入了党，和她同一次支部会上通过的还有著名的教授张传玺。因为名列张先生之前，唐平曾十分愧疚。

在1976年那个风云激荡的夏天，唐平从北大毕业了。这是1966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毕业生分配，国家各大机关单位都在向他们招手。同时，“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向朝阳农学院学习，回乡务农划等号”的政治动员也铺天盖地而来。而此刻已经有“誓约”在先又受到狂热的政治气氛的熏陶的唐平，更是捷足先登。这样一些镜头至今还留在她记忆里。

镜头一：在阶梯教室，召开全系师生大会。领导动员后，全场寂无声息。我忽地站起来朗声说：“本人入党时间不长，党的知识也不多，但记得一句话：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所以我报名回边疆继续务农！”

镜头二：在学生大食堂，召开毕业班誓师大会。我原本应在后台等待按顺序发言，但经主持人点拔，一步冲上台去，从正在发言的同学手中抢过话筒就慷慨陈词，一时造成会场上争相报名去边疆去农村“划等号”的热烈场面。

镜头三：上天节外生枝，又安排出强烈诱惑。一个中学时代特别要好的男同学，1975年突然从数千里之外的大学来到中关村一个研究所工作。一年中我们在未名湖畔度过不少难忘时光。然而我及时讲起自己执着的追求，主动坦言已有男朋友在农场，毕业后就要回去。回想起来，那也是个痛苦的过程。

镜头四：毕业分配的时间到了，形式很简单。班主任老师发给每个人一个写着报到单位的纸条。看到同学们各有所属，自己原分配单位是位于东单的国家出版局时，心中确也掠过一阵失落。回到宿舍同学告之：“刚才彭珮云来找你！”下楼来，见到一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女干部，她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代表学校再和你谈一次，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有什么要求和想法吗？”不想让我成为极“左”浪潮牺牲品的她，给了我一个退坡的台阶。在那种形势下，她能这样做，要承担风险的！当时我已完全是“箭在弦上”了，不假思索地说：“没有！”现在想起，我真的很尊重彭老师！

镜头五：校外海淀小街某房檐下，几个要好的同学为我送行，冒雨相聚，相对无言，只是在一起啃了一顿西瓜，我们的眼泪也是稀里哗拉。那天的雨越下越大。

几天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唐平等6名北大应届毕业生志愿返乡和到边疆务农的消息。北大的工宣队和团委领导陪同他们到大寨参观，与郭凤莲谈天说地，途遇只身去大寨学习的黄帅。一个月后系领导和班主任老师一直把唐平送到北大荒她原来所在的兵团连队。那一天全连的职工家属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当然其中最激动的是他的男朋友，他抢着接过她的行李。当然迎接她的还有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和知青大返城的浪潮！从北大到北大荒，唐平又从天上降回了人间。

实践了自己“誓约”的唐平，又开始了她曾十分熟悉的农耕生活，和所剩无几的知青一起春耕夏锄秋收。队里不好意思让北大的毕业生干农活，让她到队里的学校里当了老师，后来她又当上了连队的指导员。一年后她和那个天津的康拜因手结了婚，和其他职工一样住进了土房，在门前种上自家的园田。他们的女儿也在这里出生了。文武双全的唐平又被调到了团部机关当宣传干事，丈夫也调到了团部车队搞技术工作。他们真心想和“献完青春献子孙，献完子孙献终身”的北大荒人一样过日子了。

然而大返城的浪潮让最坚定的扎根派也风雨飘摇。唐平爱人的家里为他搞到了一个招工指标，她只好送爱人回了天津，同时也把孩子送回了哈尔滨，她想让女儿将来在城里接受更好的教育。

北大荒人同情这位真诚善良的姑娘，他们赞扬：“这个孩子心眼太好了！”同时对她说：“你不能再犯傻了，人家都走了，你也快回家吧！”经农场出面联系，唐平被调回了父亲所在省水利设计院工作。后来她又把丈夫从天津也调到了这个单位。经过北大荒磨炼的这一对老知青十分珍惜这一份工作，他们勤奋敬业得到尊重，他们的才能得到发挥，很快都当上了处级负责干部。唐平担任过人事处副处长，又派到省水利研究所当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现在省水利厅宣教中心当副主任。虽然这个工作离自己历史学的专业很远，但她总算有了施展自己人文思想的天地。

然而在北大荒和激情一起燃烧的爱情之火，却在平静安适的生活中熄灭了。当年誓约回北大荒，为了事业，也是为了爱情，可这爱情并没有天长地久。1975年唐平和曾风雨同舟的丈夫平静地分手了。现在大学毕业的女儿在北京工作。她自己过着清静的生活。咀嚼着过去曾拥有的一切，她已经很满足了。我看到了她写的几篇回忆北大荒和北大生活的文章，形如淡水，味似浓酒，读起来不禁让人感慨唏嘘。

没想到经历过人生这么多风雨的唐平竟还是那么年轻爽朗。穿得很休闲很淡雅的她，说起往事，总是笑声不断，没有一点伤感。

她说，前几年到过北大，当年的系党委书记和班主任老师和我谈心，对于为我的“革命行为”推波助澜表示了歉意，他们还想帮我联系到北京搞专业工作。我说，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老师并没有什么过失，只不过完成了不得不做的工作而已。

采访结束的时候，唐平对我说，为那次特殊条件下的“誓约”，自己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它留下的思考也是很复杂的。但自己并不后悔，因为我不想对年轻时的自己过于苛求，毕竟我和祖国母亲一起经历了苦难。我始终珍惜那股青春冲动的热情，珍惜那段忘我追求纯真和美好的经历。特别忘不了北大荒那些关爱过我的善良真诚的人们！

（朗诵提示：男女两朗诵即可，女主公的回忆应更平和一些显示她很高的境界和学养。她在北大学习的情节中可伴有文革的典型音乐。）

一个人和一条河

我想说的这条河叫库尔滨河，它是地处黑龙江边的逊克县境内的一条河。据县志记载，“库尔滨”是满语，汉译为“晾鱼场”，本河因此得名。它发源于小兴安岭北麓的伊春的白鹿山，向北流经本县克林、大平台、宝山、新兴、车陆等5乡，在车陆乡注入黑龙江。干流全长248公里，流域面积5200多平方公里。河源的白鹿山高795米，河口与黑龙江汇合处海拔100米，落差颇大，水流湍急，河道束狭，有良好坝址多处，此河已成为本县新兴的水电工业之摇篮。

我想说的这个人，名为张强富，是位来自黄浦江畔的上海知青，却和库尔滨河生死相依了20多年，致力于这河上的水电站建设。那像珍珠一样串联在这条美丽的大河上的库尔滨、白石、宝山和乌宋岗水电站凝结了他的青春热血和对北大荒的一片赤情。

坐在我面前的张强富健壮的身材和纯朴的衣着如同当地的乡镇干部，眼镜后闪放的慧智的目光又好像个乡村教师，只是言语中还偶尔冒出几句绵软的沪语，才让我确认他的真实身份。

强富说，我1970年到黑河下乡，30多年了，完全成了土著了。我刚来的时候，插队在黑龙江边的张地营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到黑河第一个晚上他们住在边北的第二旅社，半夜时分大家都醒了，大喊大叫地抓蚤子，他们从没见过这种狠毒的小动物。第二天到了张地营子，面对那一片残破的土屋，女知青们都哭了，她们问：“这里是新社会，还是旧社会！”我们151个知青擦干眼泪，开始了改造“旧社会”的新生活，我们破雪播麦，进山开路，背起枪在江边巡逻。开始那突然腾空而起的信号弹让我们胆颤心惊，后来我们成了边防站保卫边疆的最有力助手。我曾曾当过基干民兵的轻机枪手，一次他组织民兵包围了偷渡的“特务”，冲到前面一看，是漂过江的半截木桩，你看，我们保卫边疆的警惕性多高。1973年20岁的我当上了张地营子生产大队的队长，领导村民们要把这个穷村子建成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的“新社会”。在村里工作时，我也犯过错误，当队长时，，开抢打死了钻到地里毁青苗的一只猪，原来是队里养的种公猪。正赶上县长来队里检查工作，在大会上批评我，让全队的母猪都“守了寡”！全场子的社员都笑翻了天！第二年全村人都推荐我去上大学，本来我是可以上上海交大的，却选择了东北农大，当时我想的是，毕业后还要回来和乡亲建设新农村。

1977年金色的秋天，大学毕业的张强富真的回到了黑河，他谢绝了上海对他的呼唤，辞掉了省城大机关对他的安排。同时和他回来的还有他的女朋友毕业于齐齐哈尔卫校的姜雪珍，他们是同学，又一起到黑河下乡。她被分配了妇幼保健站，他被留在了地区水利局，这些岗位比他们回张地营子更重要。做为一个尽职的技术员，他在建设和维护黑龙江江堤上大显身手。心灵手巧极富创造精神的他还和同志自己设计制造了一台5吨的吊车，现在还在使用。

1981年，张强富满怀光明的理想奔赴荒凉的库尔滨水电站工地。在黑河这些年，他曾站在黑龙江畔，江对岸那个布拉格维申斯克市灯火通明，而身后的黑河因电力不足经常一片昏暗，他想水力资源非常丰富的黑河地区为什么不加快建设水电站。现在终于盼来这一天，他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了！张强富来到库尔滨时，正值水电工程刚刚进入大坝基础处理阶段——帷幕灌浆。每灌一立米国家投资117元，而工程队要价200元，张强富决定自己干，工程指挥部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决定由他领导承担这项工程。他和工人们一起大干起来，别人三班倒，他24小时在现场。有人说，他像铁打的汉子。在数九寒天，滴水成冰的时候，灌浆到了结尾阶段。每到起塞下钻时，他都抢着干，为工作方便，他穿着单薄，冻得实受不了，他抱着热水桶取暖。有一次他竟跳进冰水里，潜下去寻找孔眼，上来时已冻得说不出话来。工人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技术员。在工地是那里出了难题，那里有他；那里的活最苦最累，那里有他。当年春节，他连家也没回，领着18个安装人员到湖北学习。1977年7月1日，库尔滨水电站胜利竣工并正式送电，看着山乡的老百姓开始了光明的生活，张强富竟热泪盈眶。他被调到库尔滨电厂当厂长，努力把光明更安全更有效益地送到千家万户。

1986年10月，在荒山野岭的白石，又开始了建设库尔滨河上第二座水电站的战斗。已经成为当地水电建设专家的张强富，又担任了总指挥。这时他思考的问题，不仅要保证工程的质量，还要为国家节省资金。他对工程的承包、材料的采购总是精打细算。一位外地的材料推销员来到白石推销产品，在洽谈中发现产品质量不能保证工程的需要，当场被拒绝订货。那位推销员暗地给张强富送了一大包钱。张强富笑着说：“我收了你的钱，不买你的货，你干吗？”那人无趣地走了。他亲自组织发电机组的订货，他竟一次向8个厂家发出电函询问价格和质量，然后货比多家选择质优价廉的厂家签订合同。历时5年的艰苦奋斗，1991年10月，装机容量5800千瓦，年发电2261万千瓦的白石电站建成了，这回逊克县终于告别了电力不能自给的历史。

1988年7月，黑龙江省省长邵奇惠来工地视察，他握着张强富这位特别能干的上海知青的手说：“黑龙江人民永远忘不了你！”

已成为当地水利建设专家的张强富乘胜前进，1994年春天又带领自己英勇善战的队伍，开始发起新的进攻。他们要在库尔滨河上再建设一座中型水电枢纽工程，它由拦河坝及溢水工程、引水系统、发电厂房组成，总库容量5.8亿立米，电站装机容量为19500千瓦，年发电量5330万瓦时，工程总投资14538万元。他带领着千余人大军开进宝山，在荒野里，平地、修路，搭帐篷。吃苦挨累他们都习惯了，最大的难题是筹资。张强富和县里领导跑部进省，拜佛烧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感动了上帝，资金逐渐到位。这其中的甘苦，只有他们自己清楚。张强富夜间赶路白天办事，坐火车从不进餐车，进城市从不打出租的习惯，让每一个和他出差的同事都十分打怵。但谁都佩服他办事的高效率和低成本！1998年末宝山电站发电了，逊克县开创了向伊春林区卖电的历史。

十多年的时间里，张强富成了拥有8亿资产的库尔滨流域水电公司总经理。他还是不满足，他认为库尔滨还有着发展水电的巨大潜力，他又提出继库尔滨、白石、宝山之后再建设第四座水电站——乌宋岗水电站的建议。县里领导请专家论证后，再一次为张强富投了赞成票。但是钱从哪来，张强富发动职工集资，他自己带头拿出5万元，很快集资了300万元，工程按期开始了。2000年12月30日，乌宋岗电站也投产了。现在张强富的水电公司总装机容量已达到53300千瓦。水力发电已经成了逊克县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张强富成了黑龙江省全省最有名的“小水电大王”。

在张强富忘我地投身自己热爱的水电建设的时候，他的妻子领着女儿回到了上海，虽然理解支持丈夫的事业，但是她无法忍受他对家庭的淡忘。二十年了，张强富只能每年春节和家人团聚。女儿二三岁时，一见他就哭，坚决不让这个黑乎乎的男人上她们的床。后来她长大了，总盼着他回来和别人家的爸爸一样领着她去公园玩！可是身在工地的爸难得给她打个电话。1992年6月，女儿患重病住进医院，3天后，张强富才回到上海赶到医院。女儿哭着说，爸爸，我可想你了！这时强富说：爸爸也想你呀！你是爸爸的心肝宝贝！说到这儿，他忍不住，泪水流了下来！三十多年来，他面对再多再大的困难，忍受再大的委屈，他没有这样哭过！这次面对病重和女儿和憔瘁的妻子，他哭了！他觉得对妻子，对女儿，对家人欠疚得太多太多了！

张强富不愿意和我说这些儿女情长的事。他眉飞色舞地讲起他的逊克有123条河流，流长17344公里。整个流域有半个海南岛那么大，有三个上海那么大！他说，有生之年，我还要再建几个水电站。那时逊克就要“以电富县，以电富民”了，这个边疆小真的又强又富了！这就我这个张强富的最高理想！他请我最好五六月来，他的水电站旁到处都是紫盈盈的达子香花，美极了！

我很奇怪，张强富还是黑河市的政协副主席，代表着无党派人士。我问：“这么多年，你怎么不入党呢？”他说：“刚下乡只有表示一辈子扎根边疆，才能入党。许多人都表示了，他们都先后入了党。后来他们都走了。我从来没表示过扎根，却在这里干了三十多年！入没入党，并不影响我干事。”说着，他竟笑了起来。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个人和一条河的故事，是黑河日报老总编张桂馥介绍我认识了他，后来我来到逊克县，他陪着我看了他的那一座座建设在偏远的大山峡谷中的壮丽的水电站，又增加了我对他那一份敬重。离开逊克前，我还来到了烈士陵园，拜谒了金训华墓。那里埋藏着的也是“一个人和一条河”的故事，那就是下乡77天的上海知青金训华为抢捞落水的电杆，1969年8月15日牺牲在逊河里，他把自己的生命汇入这条大河，流向了永远。而同是上海知青的张强富，把自己宝贵的青春化成了库尔滨河上的一个个的晚明珠，给山区的人民带来了永久的光明和富足！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和热爱的。

忏悔高岗屯

许多知青在回忆文章中缅怀自己的苦难、歌颂自己的贡献的时候，同为知青的作家张抗抗却说，知青应该“忏悔”——“如果知青能够正视自己当年的愚昧无知，正视狂妄自大和胆怯懦弱，正视虚荣和野心，正视私欲和利已动机，知青便没有权利认为所有错误和罪孽都是时代造成的；知青不仅是受害者，在受害的同时，为了摆脱苦害，知青彼此之间的残害争斗，甚至波及到同围的人，直致互相的戕害。”可惜没有几个人响应张抗抗的号召，因为公开承认自己的丑恶，撕开自己的伤疤，那是很痛苦的，那是需要勇气的！然而，我还是看到了在黑河的爱辉公社高岗屯插队的上海长缨中学的知青陶建义的忏悔——

“在高岗屯的8年中，我们还犯下了终身不能原谅自己的一次错误。屯子里有两个富农，其中一个是铁匠。铁匠的女儿和女婿、外孙女一起过，女婿是个党员。一家子过得挺不错。可自打我们下到屯子里，他们家的日子就变了。为了教育我们不忘阶级苦，队里召开批斗富农分子大会。我们除了狠狠批斗他们，还让他们和黑五类一起监督劳动，清扫队部和知青门前的操场，一旦发现地没扫干净，还要挨罚。50多岁的铁匠被整得实在扛不住了，在一天深夜自缢身亡了。”

“他死后，一家人连哭都不敢大声。悄悄地将其敛入棺材埋了。当时我们根本考虑不到当地的风俗，想当然地认为：上海的工人阶级死后只能火化，一个畏罪自杀的富农凭啥要睡棺材！于是我们这些义愤填膺的知青赶到林子里，将其坟墓掘开，从棺材里拖出尸体，重新扔进坑内直接埋入土内，最后将棺材劈碎了，拉回宿舍烧了炕。为了支持我们的行动，当晚公社派干部到队里召开了批判黑五类大会……”

陶建义在这篇《高岗屯——人生的新起点》中说：“现在回忆起当时我们所作的孽，后悔不已。而这家人对我们置其亲人于死地的暴行没有丝毫的报怨，是多么宽容啊！30多年过后，我们只能在此请求他们的宽恕了。”

我想，如果有机会见到陶建义时，我会问他，当你们把那个勤劳朴实、胆小怕事的富农从棺材里拉出来时，你们的手是否在发抖？当你们躺在那被棺材烧热的土炕上，是否能睡得着？当你们再碰到那富农的亲属时，是否可以抬起头？

其实那是一个让人发疯的年代，怀着正义的冲动而发疯的年青人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无论在“红卫兵运动”和“知青运动”中，这样的悲剧都发生过，他们的错误应该受到谴责，更应该受到批判的是那个蛊惑和煽动人们兽性的“运动”！历史已宽恕了那一代人的错误，但对每个人来说，忏悔也是必要的。

勇敢真诚的老知青陶建义为我们展示那一幕曾让他30年灵魂不得安宁的悲惨图景，让我们所有受惠于黑土地的老知青，都无地自容，我们深感有愧于黑土地，有愧于众乡亲！

看了陶建义的文章后，我就决意要去一次高岗屯，寻找老铁匠一家，当面转达陶建义和我们所有知青对他们的忏悔和歉意！

8月的黑河大地被浓浓的绿色覆盖着，间或也有一片片金色点缀其间，那是成熟的等待收割的麦田。高岗屯离黑河市不远，出城南行半个多小时，就看到这座红砖灰瓦被绿树和庄稼环抱的村落。在支部书记家，几位当年和知青朝夕相处的老乡正在等我们，招待我们的是从冰厢里拿出的矿泉水和从地里摘来的西瓜。

我先问起了陶建义，一位姓郭的老乡说，他们那批上海知青是1970年春天来的，我打着牌子到北安火车站去把他们接回来的。一下子来了80多人，都住到俺们各家各户了，每家摊上个三五个。那帮孩子最大的二十岁，最小的十六七岁。真是吃了不小的苦，地里的活什么都干过，五冬六夏，吃苦挨累，挣不了几个工分。他们还替队里出工修过公路，在深山老林里，住帐篷喝山沟水，劈山开路，罪没少遭。他们还替我们挖过备战地道，从爱辉公社一直挖到江边，把孩子们累坏了！

还有那位给知青当过班长的老乡说，我们队的知青可有出息了！有3个入党的，出了2个队长、3个医生、2个会计，还有3个上大学的。陶建义就是上大学走的，好像上的外语学院，毕业后还在黑河外事部门工作好多年，后来回上海了，他走得很晚。

我不得不“书归正传”问到了高岗屯“批斗富农致死”的事件。他们沉默了一会儿，还是说了，当时挨斗的两个富农，一个叫肖长柱，一个叫肖长发，是兄弟两人。自杀的叫肖长发。那人很老实，在屯子没有民愤。全屯子的人家都是外来的逃荒户，老肖家开荒地多，还栓了一挂马车，被定为富家，全村属他家成份最高，要搞阶级斗争，只能批斗他家。我又问到了陶建义回忆的“批斗”、“劳改”、“自杀”、“挖坟”、“劈棺”、“埋尸”的情节。他们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一再说，批斗是在地头进行的，在地头的松树上挂着“打倒肖长发！”的标语，知青没有打他，批斗会后他自已吊死在自家的仓房里的，这事儿不怨知青，当时他们很小。别的屯子也有这类事儿。老肖家从来没有谁怨过知青，屯子里的人早把这事儿忘了！我又问起肖长发的后人，他们说，他的姑娘总是有病，搬到别的屯去了，他的姑爷当过大队长和公社卫生院长，前几年去世了。

“我想看看老肖家的人，表达一下我们的歉意！”

村支书说：“他们家的人找不到了，再说这事儿过去的年头太多了，没人再想着了！算了吧！”

接着，我们不得不转换话题，说到知青和老乡们的情义。他们说，当时知青住到我们各家，我们像对自己孩子一样，那时队里很穷，家里也都很困难，我们还是把好吃的拿给这帮孩子吃，每天收工回来，我们早早地把炕烧暖和。他们的衣服穿破了，我们就给他们补上。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大宿舍，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我们都给他们送去。他们来的第一年，有几个知青没回家过年，队里的干部早就做了安排。大年三十晚上，漫天下着大雪，我们去了一大帮人和他们一起过年，在欢声笑语中，一气包了两大麻袋冻饺子，让这几个青年吃了一正月。

陶建义也在文章中回忆：“年初一到初三，我们被安排到不同的老乡家过年。到了老乡家，炕桌上早已为我们摆好了饺子、黏米糕、苏子包。中午和晚饭，顿顿都是十个碟子、八个碗。家家都是煎炒溜炸，像摆酒席。一位满族大婶，因大叔在大队机耕队工作，没轮上知青上她家过年。初四的一大早，大婶就来请我们到她家去。我们说，队里没安排就免了。大婶急得掉了泪。实在拗不过，我们随她去了，这才算完事。”

老乡们又讲了许多知青帮助关心他们的故事。如知青赤脚医生半夜为妇女们接生，不怕脏和累，平日挨家挨户为乡亲看病，无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随叫随到，那些年看病可方便了！这些孩子可仁义了，总帮五保户和军烈属家干活，谁家有点困难，他们总是跑在前面。那位年青的支部书记更有高见，他说：“知青给我们带来的文化影响最深远。我们高岗屯原来是个又穷困又落后的移民屯，知青是我们的老师，让我们看到了外部世界，让我们懂得了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懂得了只有学文化才能根本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知青帮我们屯子办了夜校，学马列学毛选，还学数学语文，还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成本大套地演《红灯记》、《沙家浜》，还举行过蓝球、足球和乒乓球的比赛。在我们这样一个小山村里，这样的文化景观，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奇迹！那是我们屯子历史上文化生活最活跃的时期！我们这一荐村干部都是当年知青的学生！没有知青插队，肯定不会有今天的高岗村的繁荣和发展！”

听了支部书记和老乡们的话，我紧束的心有了些许的宽慰。对于每一个老知青，我们不能不感恩于这片黑土地和那些曾养育过我们的乡亲；同时不要忘了忏悔——自我反省和检讨我们当时的过错和失误，经大彻大悟后，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这样我们的和别人的血和泪才不会白流！

青春永恒

五十年代有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曾风靡中国，许多激情燃烧的青年女知识分子的理想，就是到偏远的山村当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教师。所以当年百万知青下乡北大荒，当老师是女知青们最胜任愉快的职业了。她们用自己的青春支撑起那严寒的季节里就要荒芜的教育事业。我一时说不清，到底有多少女知青当过老师，但可以肯定那时每个农村和农场生产队的学校里都有她们美丽的身影。现在她们培养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可她们却在这片土地上人迹罕见了。难道她们和自己的青春年华一起消逝了吗？

最近，我来到地处黑龙江畔的逊克县，也就是当年金训华下乡的地方，寻找当过“乡村女教师”的知青。县里说，当年大概的上百知青当老师，现在只有一人还留在逊克了，她叫陈家敏。有人说她还在西地营子当小学老师，有人说已调到干岔子中心校了。正好从黑河到逊克路过西地营子，我们打听路边的老乡。

“知道，陈家敏，模范教师，早就调到干岔子中心校了！”

他热情地为我们指路，我们乘车一路向十几里路外的干岔子乡奔去。中心校大院很宽阔，教室是一栋栋的红砖房，值班的老师说，学校放假了，陈老师回西地营子了。她帮我们打通了家里的电话，证实她确实在家。我们怕她已回了上海。我们的车掉头又向西地营子返。这是一个不大的村落，红砖房和茅草房混杂，房前屋后都是浓郁的菜园。有一人家正在盖房，砖墙已砌起，院里忙着许多帮工。一位妇女迎着我们走过来，她正在给帮自家盖房子的乡亲们做饭，刚擦过的手上还有水渍。

“我就是陈家敏，欢迎了，欢迎了！”她乐合合地招呼着我们，领我们进了她家的里屋，坐在了坑上。屋里比一般农家干净许多。家敏的穿着和村里的妇女没什么两样，只是背有些驼，眼睛还是很有神彩。抬头看到她和丈夫三十多年前结婚的照片，不仅感叹岁月的无情！当时他们都是那样的年轻！

“你家的邱石良比你漂亮！”我和家敏开着玩笑。

她说：“你看现在是个小老头了，没别的优点，就是人老实！”

我问起她一个上海泸湾区中学生怎么爱上了一个本地户。她说，当时我选对象的原则是不仅对我好还要对别人好。我们一起在队里干活，我看他很耿直，有正义感，干什么活也不打怵，对乡亲都挺好，就喜欢上他了。结果我妈坚决反对，又派在尾山农场下乡的哥哥来我们村对他进行“考察”，给做了一个好“鉴定”，我们才处对象的。后来全村的人推荐我去上黑河师范读书，他怕我飞了，不想让我去，想和我早点结婚，在家当贤妻良母孝敬公婆。我说，当好媳妇是我的义务，当一个好老师是我的使命！毕业后，我就回到村里当了老师。逊克有15个知青去黑河学习，只有我一个人回来了。

当时西地营小学只有两个老师，连个固定的校舍都没有，有时在破茅草房，有时在仓库，可一点也没有耽误她们给孩子们上课。陈家敏进行的是三组复式的教学，人少年级多，她把每个孩子都放在心上，自己设计教程，积极探索适合山村孩子心理特点的教学方法。当老师的第一年期期未，她教的三个班级，教学成绩在全乡获得两个第一，一个第三。陈家敏在西地营子小学执教的12年中，教学成绩从没下过全乡前三名。

提起陈家敏，逊克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不仅因为她创造了许多适合乡村教育的方法和突出的教学成绩，更让人感动的是她对每一个孩子的爱心，是她做为人民教师的高尚的职业道德。村里有一个叫张玉荣的女孩儿，家里很穷，因为营养不良从小大骨节，6岁的时候又被马爬犁压过，从此走路只靠拄着小棍一步步地挪。为了让小玉荣不失学，家敏每天到家来背她，风雨无阻。有一次下了大雨，木桥上的水没过了脚面，家敏不小心一脚踩空，她们两一起跌到了水里。那孩子大哭，不是自己痛而是心疼老师。后来天不好，要下雨下雪，陈老师就让玉荣住在自己家里，趁机为这个孩子做点好吃的，还把自己孩子的衣服送给她穿。玉荣也不清楚陈老师为她交过多少学费和书本费，反正没有陈老师的帮助，她的书一天也读不了。在陈老师的感动下，同学们成立了一个“接送小组”，天天帮助玉荣和他们一起到学校学习，她在老师和同学的背上度过了五年难忘的岁月！

说到陈老师对张玉荣的关爱，她说，其实玉荣也是我的老师，我从她的身上学到了人生的坚强！这孩子克服那么多的困难在我们学校读完了小学，后来又到逊克读了几年初中，最后嫁给一个修鞋的残疾人。我每次到逊克开会或办事，都到她家看一看，每次都看到她在读书学习，她说有了文化，我活得也有意义了。后来因为生小孩儿她身体垮了，再也起不来了。她还是每天都躺在床上看书。为了不拖累丈夫，她离婚又回到了西地营子。陈老师经常去看她，她还是手不释卷。临终前，玉荣让妈妈给她穿上了一身红衣服，她对守在自己身旁的陈老师说：“老师，你看我漂亮吗？”陈老师说：“你真的很漂亮！”她说：“陈老师，因为你给了我文化知识，我这辈子没白活！老师呀！让我谢谢你吧！”说着她向陈老师伸过手来，那手渐渐地凉了，陈老师泪流满面……

1988年，教学业绩突出的陈家敏被调到干岔子乡中心校当教导主任，主管全乡9所小学的业务工作。从此人们看到陈家敏骑着那辆破“永久”自行车奔跑在横贯全乡100余里的山路上，在全乡每一所小学的课堂上、教研室里你都看到她淡淡的身影，听到她朗朗笑声。这期间在上海退休的父亲召唤她回家接班；在上海大学毕业，已在上海当上珠宝设计师的女儿国英召唤母亲和父亲回上海全家团聚。可是她还是舍不得那些孩子，舍不得她热爱了一生的事业，当然更舍不得西地营子这个惨淡经营了三十多年的家，她说：“这是咱们的大本营，我给你们守着！”

已经在吉林大学成教学院学了两年汽车检测专业的儿子国江的毅然归来，让陈家敏更坚定了“扎根边疆”的决心！儿子说：“在城里干啥都没意思，我要回来和我爸一起种地！”我们见到了这位英俊健壮的小伙子，他对黑土地如此眷恋，让我们很吃惊！

“这新盖的房子，是准备给儿子娶媳妇吧？”我问。陈老师两口子都乐了。

我说：“等着抱孙子吧！那可能是你们的最幸福的时刻！”

陈家敏说：“每年过年，我的学生来看我，那才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她说，这些年她的学生有十几个考上了大学，在县里在乡里当干部的更多，有的就是当农民，也是好样的，日子也过得不错。

说起这些，陈家敏满面春风，显得很年轻！看来，献身伟大事业的人，他们的青春和事业一样永恒。

百合，美丽的百合

我很喜欢百合，喜欢它平凡的高贵。百合长在北大荒的原野里山坡上，料峭的早春它便从埋在地下的圆形鳞茎里抽出剑形的绿叶，初夏时叶腋中伸出花枝，上面缀着六瓣形的花朵，那花多数为淡淡的百色，还有红色和金黄色的。百合总爱低着头，在风中摇曳，花蕊中散发着幽香。它虽然不如达子香开得那么如火如荼，也不如芍药那样风韵绰约，可百合的“可用性”是它们比不了的，花不仅具有观赏性，那埋在地下的鳞茎是可食用和药用的。清炒百合，甘甜滑爽，是很讲究的菜品；百合又是名贵的中药，可润肺止咳，清心安神。

地处黑龙江畔的逊克小城往西六七里处有一座百合山，那山并不高，以漫山遍野盛开百合花而闻名。那山下有一座小村，叫百合村，却因出了位乡村女医生远近闻名，那医生名为谭成英，被誉为“北疆美丽的百合”，是位四川宜宾的下乡青年。

出县城不远便看到了悠悠白云下的那座绿葱葱的小山，近行时看到了山坡上星星点点的黄色的、紫色的和白色的小花，却不见那我心仪已久的百合，也许花期已过，花瓣已落入尘泥了。路上我有些疑惑，谭成英这位四川姑娘怎么跑到了北大荒？再说，她竟在离县城这么近的地方自己开医院，能有人去吗？

进了百合村谭家卫生所的小院，让我大吃一惊！门前院内都停着车，有农用拖拉机、蹦蹦车、自行车、摩托车，还有出租车。候诊的人，从屋里排到门外，有老年人、有成年人，更多的是抱着孩子的妇女。我一问，有来自方圆五六十里的柞树岗的、西地营子的、东地营子的、松树沟的、干岔子的，甚至还有打出租从逊克县城来的。我问他们为什么跑这么远找谭大夫？有的说，谭大夫医术高，看病让人放心。有的说，价格便宜，我们看得起。还有的说，谭大夫打头皮针，小孩儿不哭，少遭罪！

穿了一身标准白服的谭成英从患者中挤出来，和我们握手。她个子不高，从那双晶亮的大眼睛和宽额头、高颧骨上可以看出她四川人的特征。她先领着我们参观在院里正在扩建的医院，原来的153平米的诊所太挤了，她又扩建了63平米的药房和病房，刚刷过的墙，一片雪白，还打了玻璃的间壁，陈设很规范，就要投入使有了。

谭成英赶快对急患做了处置、给那几个远道而来的孩子扎上点滴，然后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她爽朗热情，不问自答——

“我‘不远万里’跑到逊克，就因为在宜宾看了一本介绍金训华事迹的小册子《边城晓歌》。当时我正在宜宾三中读初中。我们串联了一帮中学生到市知青办上访，其实巴山蜀水需要知青的地方很多，我们非要到黑龙江畔的逊克，要接下金训华手中的枪，保卫边疆！市知青办被我们闹得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和黑龙江省知青办联系，让我们分三批共108人来到逊克插队。1976年春天，我们11个知青来到了当时没有一座砖房的百合村。那一年村前后开了许多百合花，我们每天早上都采一大把插在窗台的玻璃瓶里，真的很美。秋天，我被村里派到县里跟上海医疗队学习，一个月回到村就当了‘赤脚医生’。为了提高医术，村里还让我回宜宾进修了妇科和儿科。”

陪同我们的县里的同志说，谭大夫是全县有名的儿科和妇科专家，她干这行都快30年了，可能是全县时间最长的，要不每天都这么多的人来找她！

谭成英笑着说：“你可别夸了，当年我还逃跑过！到了1978年底，知青开始大返城，看到许多上海知青都走了，我们四川的也挺不住了。11月20号那一天，我们也坐着火车跑了。当时心里很矛盾，也舍不得走，但别人都走了，剩我一个人怎么办！结果哭了一路，回到家里更闹心。安排到运输公司，干着也没劲。听说我走了，村里赤脚医生的位置也没人接。晚上总是失眠，一闭上眼睛就看到一双双渴望的目光，最多的是孩子和母亲的目光。一年后的1979年11月26日，我告别了年迈多病的父母和年幼的弟弟，又从宜宾回来了，回到了逊克，回到了百合村！”

“是爱情的召唤吧？”我们和她开着玩笑。

“当然，那时我正和村里的陶严明谈恋爱，他是团支书，我是组织委员，总在一起开会，有了感情。不过我对他没有什么承诺，再说结婚了，为了返城还有离婚的呢！真的是太热爱农村医生这个职业了。那时村里缺医少药，妇女生个孩子都危险，我又受过专门的训练。城里不缺我一个人，可百合村太需要我了！”

谭成英说得很诚恳，她真是的是贫穷落后的山村须臾不能离开的守护神。她的小卫生所是多少村民的幸福安康之所在，望着她的笑脸，望着她家窗口那不熄的灯光，大家的心里都踏实。有人统计过，从她当赤脚医生到2001年，共接生了1000多个孩子，没有出现一例事故。记得那是1982年10月29日的事，孕妇姚凤艳就要生产，谭大夫正患感冒，她忍着全身的疼痛，为她引产，这个8斤重的男婴生下来就窒息了，皮肤苍白，呼吸和心跳微弱。她迅速清理新生儿的呼吸道，反复做人工呼吸和胸外按摩，又口对口地吸痰。整整抢救了两小时，孩子终于响了第一声啼哭！全家人喜极落泪，握着她的手，向谭大夫道谢，已经虚脱的她，苍白的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现在这个叫辛立元的孩子已在北京科技大学毕业工作了，他常说没有谭大夫就没有我！

谭大夫把每一个人病都当成自己的亲人。这样的故事百合村的每人都会给你讲几件。有个72岁的村民叫郑喜胜，他有严重的肺心病，因大便干燥，几天拉不下屎来，用了开塞露也不见效，谭大夫在没有其他设备的情况下，自己用手从病人肛门的深处将硬便一块块地剥离出来。恶臭之气让老郑的女儿都躲到了门外，可谭大夫毫不嫌气地给老郑收拾得干干净净。

大家都说，谭大夫为了乡亲们治病她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都能舍得。那一年的冬天，她的儿子才有几个月大，还没断奶，大雪纷飞之夜，邻村一位难产妇的丈夫来接她出诊。她二话没说，把自己的孩子包好抱着上了车。到了产妇家，她把孩子交给别人照看，自己动手抢救产妇。一直忙到天亮，母子都平安了，她才抱着孩子再坐着马车回家。这么多年，儿子和女儿不知道多少次和妈妈一起出诊！

在贫穷的农村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还很普遍。从1985年开始，谭成英自己办了这家专为农民服务的“平价医院”。医生护士就是她一个人，不收挂号费，药品都是出厂价，诊断和检查费用都比城里医院便宜很多。对于一时交不上医疗费的，她给垫付，还一个劲地劝人家：“甭着急，啥时有钱啥时还，没有我也不上门要！”这些年她们家为乡亲垫付的医疗费有5万多元！无怪他们家的老陶说：“别看她有名，我们家还是我挣钱多！”这位“美丽百合”的丈夫是个实实在在的农民，他承包了二十五六垧的土地。种地的收入，多数都投入医院了。百合村的乡亲们真得有福，一般的病，他们根本不用出村了，因为有谭成英！

我翻看了谭成英的各种获奖证书，她不仅是全国的优秀乡村医生、各级的优秀共产党员，还获得过“全国敬老好儿女金榜奖”。她和丈夫结婚时，陶家的两位老人都已年近古稀，而且病卧在床，她每天为他们送饭送水、端屎接尿，一直到90多岁他们去世。几十年的辛劳，她无怨无悔。这期间她有多次调到县计划生育指导站和县医院成为国家干部的机会，但是为了照顾老人他都放弃了。作为当年108个四川下乡青年中惟一留在北大荒的她，以“乡村医生”的称号为荣！

实在看不下去院里越来越多候诊的农民，我们只好匆匆结束了采访。谭成英一直把我们送到院门外，她说：“明年早点来，一定能看到满山的百合，我领你们去！”

“我们已经看到了！”我说。离开百合村的路上，我想，看是看到了，只是太少了。如果挤在城里施展不了才华的青年医生，或者每年毕业一时找不到工作的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能像谭成英那样到农村当医生，那怕只干几年……他们的青春也会像百合花一样美丽吧！

真假婚变

赵莹和老牛的爱情是属于传统的“青梅竹马”式的。当年他俩一起在一所省重点中学的同一班读书。赵莹是班里的团支委，人也长得漂亮，老牛是运动场上的高手，按现在的标准，很酷，特别吸引女生的目光。他们互相暗恋着，可谁也没说出口。1968年那个难忘的冬季，本来可以不下乡的老牛跟着赵莹来到七星河畔的一个农场当了兵团战士。赵莹在连队的学校当老师，老牛当电工。下了工，老牛常往小学校跑，赵莹也帮他洗洗涮涮的，有时他俩还一起往小树林里钻。这时大家都明白了，他俩是“一对儿”。

那时运动多，经常“整材料”。赵莹文字能力强，常让连里抽去没黑没白地写，一起战斗的是一个英俊的北京男知青。老牛心里有点那个，时不时的跑去看赵莹，总是对那个北京战友横眉冷对，这让小赵很尴尬。她给老牛写了封信，说我们现在还年轻，应该集中精力好好工作！老牛一想，这下子完了，完了！她肯定变卦了！他在宿舍边看信边哭，越哭越伤心，哭着哭着便抽过去了！连里干部都跑来了，赶快组织抢救！一会儿，小赵也来了，别人都退了出去。赵莹看着他没息的样子更生气了！“我也没说和你黄！你这是何苦呢！”结果，老牛抽得更利害了！连里没办法，又把他送到团里抢救……老牛“康复”以后，赵莹和他的关系更铁了，而且决定尽快结婚，扎根边疆。

那天，在哈尔滨知青联谊会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赵莹对我回忆起他们当年的故事：

“1971年末，连队要盖一栋砖房，准备给成家的知青住。他对我说，咱们结婚吧，还能分到一间砖房。我同意了。于是，我们分别通知各自的家长。这突然的决定，让他们措手不及。那时他家里生活挺困难，他跟我说，咱们别办了，旅行结婚吧。1972年1月8日，我们从兵团坐火车回哈尔滨，在火车上买了几瓶罐头，一些点心，算是旅行结婚了。到了哈尔滨火车站已是黄昏。他家在香坊，我家在道里，都需要坐103路。我们约好，哪个方向的车先到，就先回哪家去。结果香坊的车先来了，我们就在他家为我们准备的新房里度过了新婚第一夜。当时，我们的全部家当，就是炕上崭新的被褥，还有婆婆给我的一百元钱。”

赵莹笑着对说：当时我们没有登记。连结婚证也没有，后来我俩调到呼兰县的白奎中学教书，听人说结婚不登记是违法的，我们才补办了一张结婚证书。返城回哈尔滨后，这张结婚证书在本市不生效，我们又到香坊六顺公社重新办证，那年我们都二十八岁了，负责登记的人表扬我俩晚婚，还问我们考虑是否成熟。旁边的我们的一位同学说：“早就成熟了，没问题！”就这样，我们结婚时没有婚礼，结婚证是后补的，而且补了两次。至于，结婚照也是后补的，那是25年后，大女儿结婚时，我们补照了两张。

当年，当赵莹和老牛婚后一个月回到兵团时，返城已经蔚然成风了。看到大家都走了，他们也不想安家落户了，热盼的砖房已没人想住了。这时在师里组织的教师考试中，赵莹名列第一，又是“永久牌的”，听说两口子结婚了，要在本地安家，她被调到师部中学当老师了。可他们还是通过关系偷着跑到了呼兰县的白奎中学当老师，只为了曲线返城。老牛当上这所农村中学的俄语老师，赵莹还没等到上课，就怀孕了，只好回到了哈尔滨。她挺着大肚子回兵团办关系，领导为她的“拔根”行为十分恼火，她跑了两趟人家才放行。返回的火车半夜途经白奎中学所在小站，她向巡道工扔下一个火柴盒，上面写着“速通知白奎中学的牛老师回哈！”第二天老牛回来，又拿着户口，返回呼兰，抢在年未把户口落上了。

然而真正成为哈尔滨城市居民的路还很长。尽管老牛的俄语教得不错，他和赵莹还是很快被学校精简了。他们成了没有城市户口的流民，挤住在老牛家小北屯的土炕上。他们给刚出生的女儿起名“楠楠”，记录了他们当时的艰难处境。为了解决孩子的户口，他们把女儿过继给无生育的姓张的好心朋友，人家重新给女儿起名“张笑梅”，一直到楠楠上中学才恢复原名。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老牛去当木匠给人家打家具，打一个立柜可以挣30元钱。他想给楠楠买一顶新帽子，母亲生气了！“你们没钱我可以养着你们，现在挣钱了，不交家里还乱花！”老牛这个坚强的汉子，为不能满足女儿的小小需求，而默默地流泪，他甚至丧失了生活下去的勇气。他说自己睡眠不好，托朋友买了100片安眠药，他想早点结束自己无用的生命。那天，楠楠发现了这个美丽的小药瓶，她拿在手里玩耍，不小心掉在了地上，把那白色的药片洒在了地下她的一滩尿上。赵莹流着泪把这些可能毁灭这个家庭的药片扫进了垃圾堆！他对老牛说，老天不让死，孩子也不让死，咱们还要活呀！

两年以后曾被当做城市弃儿的知青终于等来了社会的关爱，赵莹和老牛都落上了户口，还得到了一份工作，小赵到一家小集体的五金厂工作，老牛也分到了一家工厂。他们重新燃起激情，用老知青的扎实勤劳，在简单普通的岗位上拼着命，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实重点中学的高中生，他们的才华和能力本来可以出人头第的，但他们和机会失之交臂。我看过赵莹发表的几篇小散文，文字水平一点也不比我的同事差。她虽然当过厂里的团支部书记、厂办主任，可还是早早地和这个小厂一起结束自己的工作生涯，现在享受着每月500元的退休金。老牛是从当学徒工开始的，后来又去挖了三四年的地下工程，又调到一个公园当门卫，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上电大。当他们一起得到大专文凭时，那已经成了一张不值钱的纸片。

生活像松花江的水一样每天都在流淌。老牛一家的日子，和许多普通人家一样熬着，但还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楠楠上了学毕了业，结了婚成了家，还为他们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外孙女。二女儿也毕业了，也有自己的工作。他们也有了一套三十多平米的房子，和二女儿一起住，也还挺好。可谁不想拥有更大的房子，过更好的日子！那是2001年的事，国家已经酝酿住房货币化的政策，老牛按着社会上流传的方案计算自己能得多少补贴，他兴奋地对赵莹说，按我的工龄算，我要是没房子能得十来万元补贴！赵莹说，咱们不是有房子吗！老牛说，要是咱们离婚了房子给你，我不就没房子了吗！他们越说越兴奋，终于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假离婚！婚是假离的，因为他们和孩子还住在一起，而且瞒着所有的亲戚；可手续是真办，他们那张来之不易的红色结婚证书换成了绿色的离婚证书。那是个十分有意义的日子——2001年3月15日，也就是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打假日”，他们为了争取自己未来的权益，公然造了一次人生最大的假——“离婚”。他们无法预见，这对他们是喜还是悲！有的朋友对赵莹说，你也太冒险了，老牛可有女人缘呀！她说，我对自己的婚姻有信心，三十多年了我们一起吃苦、遭罪，再也分不开了！

他们等不及货币分房政策的到来，老牛和赵莹倾其所有积蓄，又贷了6万元，买了一套45平米使用面积的住房，开始了有房族的幸福生活。他们盼着一旦落实住房新政策，他们就可还清贷款。

有念想的日子过得总是有滋有味。已经退休在家的赵莹，除了早晚接送外孙女上学下学，就是到知青联谊会做点公益活动，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时间过得飞快。老牛也退休了，开始有点不适应，后来有个同学介绍他到老年大学报名学太极拳，结果满员了，他又报名学交谊舞。老牛回到家很高兴，对赵莹说，交谊舞真是很好的健身运动。舞伴小孔，是个天津老知青，老头也是哈尔滨老知青，在航道局工作，不常回家。她就是太笨了，和她跳舞太累了。他说我想换一个舞伴。赵莹劝他说，不就是一起玩吗，和谁不一样，别伤了人家感情，都是老知青！后来小孔还到他家来过，是个退休的护士，人很热情，很干净利索，一点也不风骚。

不该发生的故事还是发生了。一来二去，老牛情不自禁地和舞伴铁上了，他一点也不回避赵，每天回来都告诉她，小孔说他在老年大学的学员中长得最年轻，有幽默感。三天两头给他送吃的，还送他衣服。最不该的是，老牛无意中向她泄露了他们家的最高机密——她和赵莹“假离婚”了！后来赵莹发现老牛每次回来，坐在屋里发呆！她预感要出事！老牛说，小孔追求他了，说你已经离婚了，我有爱你的权利，你也有爱我的权利。志赵莹说，咱们离婚是假的，老牛说那在法律上是真的！

小孔给赵莹发来长长的信息说，我对不起你，我和老牛陷得很深，请给我一点时间，我要慢慢撤出来。今世无缘，我们下世一定要做夫妻。赵莹看到老牛也很痛苦，吃不好睡不好，头发一下白了很多，人也瘦了一圈。老牛试图结束这种关系，可话一出口，小孔立刻休克过去了，吃了十几粒救心丸才缓过来。几个月后老牛对赵莹说，小孔已经从自己家里搬出来了，租了一间房子。老牛说她一无所有了，在哈尔滨无亲无故，挺惨的，都是为了我！从这天开始，老牛白天去陪小孔，晚上回来给赵莹和女儿做饭，这么多年老牛一直侍候着全家，谁都说他是个“模范丈夫”。赵莹明白了，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她知道，他们毕竟离婚了！她搬到了外屋，给自己搭了一张小床。女儿很奇怪，赵莹说，天热了，我不愿意和你爸一块挤，再说他呼噜越打越利害了！她每天为老牛包一包他的东西，让他拿走，他知道她再也留不住他的心了，他总有一天要走出这个家门！

2005年12月12日，她记着那一天，下着很大的雪，好几年没下这么大的雪了。在北大荒最冷的时候才下的！早上，老牛说，赵莹，今天晚上你早点回来吧！晚上，赵莹是和二女儿一起回家的。外屋的小床已经撤了，里屋他们一起住了二十多年的床上放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妻子的，一封是写个两个女儿的：

——赵莹，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吧！谢谢你这么多年给我的爱！我对不起你！愿你开始新的生活，你多保重，我们还是好朋友！今天我和小孔登记了。

——亲爱的女儿，我走了，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的妈妈！你们要很好地爱她！你们永远是我的女儿，我真的很爱你们！

看完老牛的两封信，娘三个抱头痛哭！两个女儿怎么也想不到她们最亲爱的爸爸能离她们而去，她们哭得昏天黑地，仿佛天塌了！

老牛走了，他留下了两套房子和所有财产，只带走了自己生活用品和喜欢的书，还有买房子的贷款单。他还给赵莹买了许多治她老病的药。他没有走远，小心翼翼地给女儿打电话，他惦念着赵莹、女儿和小外孙女。很快，新年到了，老牛和小孔请两个女儿去过节，她们不想去。赵莹说，还是去吧，爸爸想你们了！小孔阿姨也挺好的！她们到了他们家，老牛和小孔又试探着请赵莹，他们站在汽车站久久地等她，赵莹去了，两家人在一起团聚。小孔说，咱们是一家人，赵莹是我的亲姐，一辈子的亲姐！接着春节又到了，老牛又和小孔到赵莹家和孩子们一起吃了年夜饭……

赵莹和我说起以上这个令人伤感的故事，几次流下眼泪，哽咽得说不下去。我知道她心里很苦，但她没有说出对老牛、对小孔的一句怨恨。她只是祈盼着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好。她说我和老牛、小孔和他的前夫老李都是老知青，过去的几十年大家都不易！

无论怎么说，这是个悲剧。老李和小孔离婚不久就检查出肺癌，几个月就去世了。唉！我常想，许多老知青的人生悲剧是谁造成的，是怎么造成的。

两地书——437

那是个“见字如面”的年代，远在他乡的人们的感情交流、信息传达都是通过书信。打长途电话和拍电报，只有在紧急情况才不得不使用的联系办法。当年的知青，是把写信当成最主要的精神生活的。无论文化高低，哪个知青不写信！每当收工后，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们爬在炕头，铺一张白纸，此刻他们的快乐和苦恼、幸福和痛苦、思念和向往都涌上心头，流泻纸上，只觉得情长纸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们远方的亲人在盼着他们的信啊！也许比“家书”更珍贵的还有“情书”。在那个特殊的时候，咫尺天涯，没有眉目传情和肌肤之亲，书信是表达爱情惟一的形式。

有这么一对老知青，原来是同学，后来是恋人，再后来是夫妻，他们在1968年到1977年间靠通信保持着联系，交流着思想，发展着感情。现在他们要把千方百计保留下来的437封书信结集出版，这是他们的两地书，也是他们的十年情。

我是从哈尔滨日报上看到这个消息的，热心的徐总编为我提供了这对夫妇的电话，我约好要去采访，他却先登门造访了——带着他们的书信和故事。没想到我们是同年生同届学，还是没见过面的文友——哈尔滨学院中文系教授崔积宝。说起他和夫人李桂茹的爱情也颇有戏剧性。他是哈尔滨8中老高三的学生，小李是这个学校初二的学生。他们相识于1967年的文革中，那时在“从头越”战斗队的小李到“只争朝夕”战斗队来借油印机，崔积宝热心帮忙，他发现这个小女孩儿，不仅长得精神，还刻一手好字。后来家住道外南十二道街的小李，经常在上学的路上碰到家住北九道街的老崔。他记得她总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绿条绒上衣，她记得他说话慢声细语，很有意思。他借给她一本何香凝题名的《秋谨集》，到她家取书，正赶上卸拌子，他帮着干了一下午。小李的父母特别喜欢这个热情的小伙子。

第二年的11月，他们都到兵团下乡了，崔积宝到了到了35团，李桂茹到了39团，虽然都在虎林——当年王震将军率领转业官兵建设的农场，却只能通过书信联系。这样，他们的“两地书”开始了，当然是崔积宝先写的，不过不能直接寄给小李，而是先寄到哈尔滨的李家，再由家里转给39团的李桂茹。这是她自己的主意，她不想让人发现她和男同学通信。因为团政委已经在全团的广播大会上说过：“你们小小的年纪不能谈恋爱，要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献给边疆！”小李是个要强的姑娘，她不想让别人说自己的闲话。然而爱情会像植物一样自然的生长，是压抑不住的。有了爱情必然要表达，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小李给老崔的信是可以直接寄给他的，他不怕别人的议论，这方面他更勇敢。我看到了小李1968年12月25日写给老崔的信，全信的第一句是：“首先让我们身在边疆共同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信的开头是：“崔积宝同学：你好！你现在一定在紧张而愉快地战斗吧！”最后一句是：“今后，让我们共同在毛主席开辟的红色航道上奋勇前进吧！”信的中间介绍他们连队反右倾运动和他们正进行的排水、伐木和打石头的劳动，还列了一张他们从早上5点钟起床到晚上21点熄灯的作息时间表。我以为这封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书信是有文物价值的。

为了每封信的安全到达，崔积宝颇费心机又不辞劳苦。那是一个没有个人隐私的年代，私信被人拆看或被上交领导，是常有的事。老崔每次都要从新建的边远连队走上十几里，把信直接投到当地邮局的绿邮筒才能放心，因大雨如注被浇成落汤鸡的事儿多次发生。一次在风雪迷蒙的“大烟炮”中迷了路，差一点没被冻死在荒原里！老崔回忆说，那时的日子都是在对她的每封信的期盼中熬过的。在地头休息时，他躺在地上对着蓝天发呆。“寒雁只衔芦，何曾解寄书。”“雁来书不到，人静重门悄，一阵落花风，云山千万重。”那时他才真正体味了这些诗句。

然而好事多磨，他们的“两地书”却因为一件事中断了！思家心切的崔积宝决定1970年5月要回哈探家，可革命热情正高涨的李桂茹不想因探家耽误工作，那时她已当上了班长。老崔为小李的父母出了主意：给她发一封电报，说家里有急事，连队肯定给假！就这样在崔积宝回到哈尔滨几天后，小李拿着电报急匆匆地赶回来了。当她知道这是她所尊敬的老同学崔积宝制造的“骗局”，大为恼火！她气得两条小撅撅辫儿朝上了天，不管崔积宝怎样解释和检讨，她都不谅解。几天以后她就回团了，再也没给老崔写信！也许她要响应领导的号召集中精力工作，也许她感觉她的这位老同学不够阳光，不够进步！

这时老崔没有放弃对她的爱，他更爱她的单纯、真诚！然而他给她的信，泥牛入海无消息。他把对她的爱埋在心底，投身到建新点的艰苦劳动中，他时常仰望天空等待鸿雁传书。“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这首黄遵宪的《今别离》就是当时崔积宝的心情。

1971年5月，老崔终于等来了李桂茹的来信：“首先检查我自己，当时的态度和一系列做法都是极其错误的。希望能得到你的谅解。我希望我们还能恢复和保持以前的那种正常的通信联系。”这正是崔积宝求之不得的，他马上给小李回了信，表达他对友谊的渴望，倾诉了他一年中默默等待的心情。他们又恢复了老同学间的通信关系，不过他注意到了她的来信中把“崔积宝同学”的“崔”和“同学”三个字去掉了。老崔说，那个时代的爱情就是这么循序渐进。慢慢积累的爱情如根系很深的大树，是经得起大风大雨的。

1972年，他们相约一起在哈尔滨过春节。老崔和小李先后回到了家乡，回到亲人的怀抱中。亲情中滋生着爱情。书信中他们千言万语，可见了面却都红着脸不知说什么好。勇敢的崔积宝一夜无眠，给小李写了封信，那信上只有一句话：“亲爱的桂茹，我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在他们就要结束假期返回兵团的前二天，老崔终于盼来小李交给他的信，那上面也只有一句话：“积宝，我是永远属于你的！”看完信，老崔激动地要求要和小李握手，她脸红了，但没有拒绝，两个热恋中的年轻人的手第一次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两天后，小李先走，老崔到车站送她，又提出再握一次手，小李笑着说，算了，我不习惯！几天后，老崔也回团了，他们的“两地书”更热烈更经常了。从此信上的称呼都加了“亲爱的”了，信的最后又加上了“吻你”的字样。这是他们继“握手”之后的新目标。年轻的读者可能觉得这爱情的节奏太慢了。可老崔觉得这样的节奏才韵味无穷。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被珍惜。

1973年夏天，开始在知识青年中招收大学生了。老崔和小李的爱情又面临着考验。那时老崔所在的连队推荐了他，但领导不愿意放走他这个连队骨干。不过也答应，如果他的女朋友推荐了，也让他走。老崔急着给39团的小李打了个电话，问她能不能被推荐？正好昨天晚上和小李要好的副指导员告诉她，根据群众的推荐，又因为她工作特别好，领导已经决定推荐她上大学。遗憾的是，这个电话被人偷听了，有人发难了：为什么还没有公布就提前告诉她，还约定和男朋友一起走，她入学动机不纯！结果，小李又下来了。而35团那一面，老崔因为对象被推荐了受到了照顾——他上了鸡西矿务局的师范学校。虽然学校并不理想，但总算是上了大学。来自39团小李落选的消息让老崔后悔莫及，他一封接一封地给小李写信，让她坚定信心等待明年的机会。然而不幸接踵而至，第二年，小李没有过连里群众推荐这一关；第三年，连里这一关过了，到团里被挤下来了；第四年，连里、团里的关都过了，在师里被挤下来！

四年，对一个年青人是多么漫长的日子，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这四年里李桂茹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和泪水！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她彻底的绝望了！她决定自己承担痛苦，不能拖累崔积宝了。1976年11月22日，她在信中向老崔宣布：“我们的关系到此结束了吧！”“是你，使我感受到爱情的温暖。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我们必须正视它。希望你不要想不开，尽快在你的学校里选择一个志同道合，你所满意的人。在此我预祝你永远幸福！”11月27日，崔积宝收到小李的信，马上回信：“拆见你22日信，心如刀绞，我不知道怀着怎样的心情，跑到邮局，我怕你等信，写了电文‘你22日信大错，我极痛心，请等信’拍出，想已收到了吧！”接着他在信中批评小李的错误的决定和对自己感情的伤害。12月1日，李桂茹来信说：“看到了你的信和电报，我知道你难过痛心，生我的气，我后悔这封信不该发出，太伤你的心了，我愿意接受你的责备。但是，你信中有些话是冤枉我的，要知道，我那封信实在是违心的！我深深了解你那颗赤诚的心，我也知道你是深深地爱我的，我又怎能没有你呢！可是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啊？我们的结合为什么这么难？难道是我们不应该在一起吗！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为什么对我们这样残酷呀！”这封滴满泪水的信，现在看着还让人心酸得动容！

还是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精诚所致，金石为开”。1976年的12月，老崔和小李的命运终于有了转机，小李被招工回哈。她先给老崔发了电报：“已定29日回哈”。崔积宝在这张电报上写下：“今日见电报，几欲仰天笑。八载抑郁郁，一下豁然了。”有情人终成眷属。1977年7月，老崔和小李结婚。第二年底，老崔也从鸡西矿务局师范学校调回哈尔滨4中当老师。这之后他们的两地书不必写了，可人生的故事还在继续下去。小李分配到省电力局所属的送变电公司工作，当过油工、保管员，30多岁时开始学打字，后来被调到省电力局史志办当编辑。老崔又到哈师大先读了两年本科又接着读了两年古代文学的研究生，现在哈尔滨学院工作。1978年他们已经有了儿子，生活十分艰辛，做一锅二米饭，全家吃几天，为了省钱，中午，上学的老崔总是回家吃饭，骑在自行车上，饿得全身都在颤抖。如果没有老岳父每月补助5元钱，到月底他们都揭不开锅！

苦难已经成为昨天，在享受幸福的今天，不敢遗忘昨天。老崔夫妇最大的心愿是早日出版他们的“两地书”。“那是两个生命在十年间的历练，两个灵魂在十年中的物化。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细节，那么多心灵深处的话语，那么多灵与肉的悸动与震撼。”老崔还对我说起马克思的话：“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体人的存在”，“人们的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为他们未来的书起了个名：《个人的时代历史——一对老知青的437封两地书》。

我问到了他们的儿子崔常丰——那个在武汉大学读完法律学士，又在香港大学读完法律硕士，现在香港的一家律师所工作的小伙子。他颇有“乃父之风”，在学府书店买书时和一个也是法律系专业毕业的美丽女生一见钟情，今年他们已经结婚去香港定居了。在网络时代，他们大概不会写那么多“两地书”，当然也就不会有十年苦恋的痛苦了。

他们多幸福！

天鹅湖

不知为什么，关于知青的浪漫故事总是充满悲剧色彩。也许因为那就是一个悲剧年代。故事是在北京听说的，讲故事的朋友并没说明这件事发生的地点，其中的人物确是有名有姓的。她说——

从我们连向北走，穿过那片白桦林，就看见一泓明镜似的水面，当地老乡叫它北泡子，我们叫它湖，还给它起了个漂亮的名字——“天鹅湖”。老乡说前些年这里真落过天鹅，春天来，秋天走，后来不知为什么再也不来了。我们到连队时，这里已成了水鸭子的栖息地了。当时湖里鱼很多，为了改善伙食，我们曾把装着炸药的啤酒瓶往湖里扔，炸了死不少鱼，可水鸭子都吓跑了。

天鹅湖是我们连知青最喜欢去的地方，每天下了工，都往那儿跑。女的在湖边洗脸洗头，男的干脆跳到里面游泳，勇敢者脱得一丝不挂，雪白的屁股在水面一露一露的，女生们惊叫着躲到了树林子里。洗完之后，有的到湖边的草丛里采花，有的在湖边钓鱼。而被我们称为“三剑客”的小军、江南和小梅在湖畔的草坪上跳舞。她们三个都是从小在少年宫学舞蹈，小学、中学都是同学，又一起从北京下乡来到我们连。平时她们总是形影不离，我们都叫她们“三剑客”，还有说她们是“丽人行”的。小军的爸爸是个军级干部，因为“二月逆流”爱牵连，现在关着；江南的爸爸是位部长，正在湖北的干校接受改造；小梅的爸爸是个建筑工人，在三线施工。不同的家庭背景并没有影响她们的友谊，看着小军和江南情绪不好，有时还偷偷地哭，小梅总是安慰他们，天天晚上都叫她们到天鹅湖畔来玩。只有这个时候，她们才能忘掉家庭的不幸和自己的烦恼。

湖畔的那一块草坪好像专门为她们准备的，周围的草都很高，就那么一片特别平，和城市的草坪一样。小军她们三个先是很专业地活动一下身腰，然后就跳起来。先跳“红色娘子军”中的女战士舞，这时女知青们坐在草坪上为她们伴奏，用嘴哼着舞曲，后来上海知青阿根吹起口琴，再后来李雪生又吹起了笛子。哈尔滨知青李雪生是她们的班长，也是她们的保护神。每天她们来天鹅湖，他也来，只是远远地跟着。

洗完澡的男生也来了，他们一个劲地喊：“天鹅湖！天鹅湖！”这是“三剑客”的保留节目，她们每次都要跳的。柴可夫“天鹅湖”中“四个小天鹅”的旋律和“四个小天鹅舞”中的动作都为我们熟知。大家吹起唱起前奏，小军她们交叉着拉起手，立起脚尖，在草坪是轻轻起舞，脚一起踢起，头一起转动，优美极了！音乐轻松活跃，节奏富有弹性。她们跳得干净利落，楚楚动人，真像小天鹅在湖边嬉戏的样子。我们有节奏地鼓掌，身心说不出的愉悦。这时湖水宁静，晚霞中的白桦林飘出淡淡的紫色烟雾。落日的余晖中，小军她们舞动的身影闪着金色的光环，有一种说不出的神韵。这是永远挂在我的记忆中的一幅油画。

可惜好景不长。小梅被调走了。师里宣传队要排“红色娘子军”，从各团选人，“三剑客”都被选中了，可只调了小梅，因为小军和江南的父亲的问题还没没人结论，她们也不能使用。小梅当时说：“不让小军和江南去，我也不去！”团里下了死命令，让何连长三天之内把必须把小梅送到师部。那天团里派来了一台吉普车，何连长派雪生把小梅送到师部，江南和小军也要去，何连长没同意。她们三个抱头痛哭，像生离死别似的，全连的人都跟着掉泪。汽车起动后，小军和江南还跟着跑了很远，一直到汽车消逝在远山的那片树林里。从此，小军和江南再也不到天鹅湖去了。再后来，天也凉了，湖边的草也黄了。再没有人到天鹅湖去了。

转年开春，小军和江南爸爸的名字，先后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几天之后，师里来了电话，让团里派车把小军送到哈尔滨。师长说，老首长派人来接小军了。何连长派雪生到团里给小军办户口，小军说不要了。走的那一天，她把所有行李和生活用品都送给老职工或其它知青了。几天之后，江南也接到了“速回北京”的电报。回北京之后，她俩都当了兵，以后又都上了大学。那年恢复了高考，她们俩都考上了，都是重点中学的，底子好。

以小军和江南返城为标志，我们连进入了动荡的年代，涌动起返城的风潮。先是高干子弟，很光荣地参军或升学了。接着是中干子弟，以招干招工名义也走了。后来家里没什么背景和本事的，开始办病退困退了，尽管颇费周折，但大多数人还是如愿发偿了。最后剩下的，或是家里实在没办法，或是和当地青年结了婚又不愿意办假离婚的，或是已经当上了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上级不让走，自己也不想走了。李雪生也没走，连里都说，他在等小梅，说是上次送小梅到师部跳“红色娘子军”时，他们俩已私定终身了。

小梅真的回来了，师里的宣传队解散了，她们都哪来回哪去了。她很沮丧的样子，站在她和小军、江南住过的宿舍里落泪。雪生站在她的身后，不知怎么安慰她好。何连长把她分到小学校当老师，看着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她的脸上也有了笑容。晚上，雪生常去她那儿，给她念普希金的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伤，

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的时候，

暂且容忍。

相信吧，

快乐的日子就会来到。……”

有时小学校的宿舍里还传歌声，是小梅唱的，很忧伤的调子：“纷纷的雪花掩盖了他的足迹，没有脚步也没有歌声，在那一片宽广银色的原野上，只有一条小路孤零零……”

后来我也调回了北京，每天为找工作奔忙。不久传来了小梅的死讯。她的爸爸得了重病，让她快回家，当时学校里只剩下她一个老师了，其他的人都返城了。她想等到暑假里再回去。可没等她回去，爸爸就去世了，他死于癌症。临死前，还念叨着小梅的名字。

听说后来小梅给雪生写了一封信，正式表达了自己的爱情，并希望快点和他结婚，她感到太孤独了。几天后，雪生给她回信了，说自己一直把她当成妹妹，没有其他意思。这件事全连都知道了。有人说雪生太不够意思了，有人说雪生正找门路返城呢，这年头谁还顾谁！一天深夜，小梅穿过白桦林，跑到天鹅湖，然后纵身跳了下去了。

从此雪生成了“祥林嫂”，见谁跟谁说：“都怨我，我要和小梅结婚，她就不会死了！都怨我，都怨我……”边说边哭，然后还重复这句话。开始大家和他一起流泪，后来都躲着他，怕他磨叨起来没完。何连长怕他出事，亲自跑到团里，帮他办了病退手续，让他返城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还时常想起天鹅湖。那年小军从美国回到北京，串联我们一起回北大荒，只有在北京当舞蹈老师的江南和她一起起回去了，她们去看天鹅湖。可惜，这几年农场种水稻，天鹅湖那片低洼地已经开成一片水田了。天鹅湖连个影都没留下。不过老乡说，小梅死的第二年，真有一群天鹅飞回来了，在湖上转来转去的。其中肯定有小梅的魂儿变的。听听着，小军和江南都掉泪了……

听着北京朋友的故事，我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平民”和“贵族”曾一起经历了苦难，有时“贵族”可能更惨。而当社会平稳后，“贵族”就是“贵族”，“平民”还是“平民”，他们的命运原本就是不同的。小梅的死，也许就是命中注地的。现在阶级的差别可能没有了，阶层的区别还在，平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还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不过，随着社会的进步，公平和理的社会环境不断形成，小梅那样的人生悲剧自然会越来越少了。

割断尘缘

有知青朋友从外地来，总是要喝酒的。酒桌上说到了我正在写的《我们的故事》，都说“我们都老了，快把那些过去不能说、不敢说的故事讲出来吧！”然后大家抢着为我讲故事。农垦报的张总编说：我知道一个故事，当年一个男知青追求一个女知青，被拒绝了，他竟把自己的“命根”割下来了！很惨……老洪马上说，你说的不对，那个知青是我们连队的，我俩还是好朋友！老洪当年在完达山下、哈蟆通河畔的一个连队当兵团战士，后来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先当X光医生，又搞装修，再以后到日本搞设计，前几年回国，办设计公司、开西餐馆。他为人热情，这些年一直保持着和当年知青战友的联系。

几天后的下午，在他家那个门前爬满青藤的小餐馆里，伴着一杯浓浓的咖啡，老洪给我讲了这个奇异的故事——

他叫小凡，我们是一批的，1968年11月8日上兵团的，当时他只有15或16岁，是1968届小初中生。他家境不好，在大学当老师的父亲被打成右派，父母离了婚，父亲去了大兴安岭改造，领走了弟弟，他和母亲在一起，她在医院当护士。小凡一点也不伤感，每天嘻嘻哈哈的，人很聪明。聪明的人都幽默，经常给我们讲笑话。下乡时正是冬天，他穿着了一件黑色的棉猴，脚上是一双对缝儿的棉鞋，脖子上扎了一条颜色很鲜艳的围巾，很讲究，十分可爱的样子。白天他在园艺排干活，培育果树。晚上和我学拉手风琴，后来请人把家里的小提琴捎来了，又跟我学小提琴。他很勤快，一到吃饭时，他抱了好几个饭盒，帮助我们打饭。然后一起边吃边白话，天南海北，无所不说。

我们是个大连队，当时有200多个知青，北京和哈尔滨的是先来的，大家在一起混得不错。上海知青一来，我们就有点燥动了。他们都穿着黄军装，外面披了一件草绿色的大衣，很有风彩。上海的小青年，无论男女都是白白净净的，比粗糙的北方人显得滋润多了，那些上海的小姑娘样子娇小，更是楚楚动人。特别是他们绵软的沪语，听着很有趣。小凡一有空就往上海知青堆里混，他们也喜欢他，那些小姑娘，一听他说话就笑，他也擅长在女孩子面前表演。不几天他就学会许多上海活。回到我们宿舍，小凡就教我们，连骂人话他都会，这小子真是个语言天才！

这么多有血有肉的年青人在一起，天长日久总要闹出些浪漫的事儿，这也很自然。可是在那个年代，小青年不好好种地打粮，去谈情说爱是大逆不道的。其实，爱情和地里的庄稼一样，它也在生长，谁也挡不住。连队对这方面管得很严，最尽职的是一个姓苏的女副指导员，她的丈夫在外地当兵，她很热衷于对男女知青的跟踪和抓“对儿”，知青说她有点“变态”，也可能是误解，她真怕知青闹出什么伤风败俗的事，做为领导者，她是有责任的。可还是出事儿了，那事儿还和我还有关系！一个姓宋的哈尔滨小伙儿，他爸爸是省里很有名的教授，看上了北京的姑娘小萍，要写封信，表达自己的意思，他找到了我当“抢手”。小宋读书时是数学科代表，脑袋很灵，说话也是文诌诌的，但写情书就不在行了。那时我读了不少法国和俄国的爱情小说，《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我都很熟悉，写情书对我来说，小菜一盘，不一会儿就写好了，小宋一看很感动，连说好好好！他求我去送信，我说，情书必须自己送。那天也很巧，小萍正看小宋送来的信时，苏副指导员来了：“你看什么呢！”然后抢过来就看——小青年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掌股之间。她越看越生气，“没想到我们连还有这么下流无耻的小青年！”她气汹汹地走了。接着在全连的一次大会上，她宣读了这封信，并进行了义正辞严的大批判。会后，小萍哭了，痛不欲生。小宋傻了，愣怔怔地坐着，不吃也不睡。几天后，小宋的妈妈来了，把他接回哈尔滨，不久就送进了精神病院。我探家时，还到医院去看过他。“米沙你来了！”小宋还认识我。我送给他一条“握手牌”香烟，他竟不知道怎么把烟打开，我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说到这儿，老洪真找了一棵烟抽起来，好半天，心绪才平静下来。我又要一杯咖啡，接着听他说——

小宋疯了这件事对连里的知青刺激很大，大家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了，男女青年连话都不敢说了，更不敢来往了。只有一个人还是傻乎乎的，那就是小凡。他还往上海知青堆里钻，特别和一个上海姑娘过从甚密，那个女孩儿比她大，他俩经常互相借书看，她还帮他洗过衣服。小凡对她很依赖，有事儿没事儿，都愿意和她在一起，其实当时他对她并没有产生爱情，也不是现在很时髦的“姐弟恋”。按着弗洛伊依德的理论，这可能是种“恋母情结”吧！这事儿还是没有逃过苏副指导员警惕的目光。这回她吸取了小宋事件的教训，她没有声张，只是找了那个上海女知青谈话，好言相劝，不要和小凡来住！否则，对你影响很坏！那个女知青马上找小凡谈话，她哭着说：“你以后别来找我了，人家都说咱俩搞对象，这样影响不好！”好像一盆冷水泼在小凡头上，他很难过，也很委曲。他自言自语：“我也没和她搞对象呀！”

“谁也没想到，后来又发生了那样悲惨的事件！”老洪说，当时我已离开连队去当兵了，有人给我写信说，小凡把自己的阴茎割下来了！转业后，我多次见到小范和他的母亲，又询问了连队的许多人，他们回忆，这件事的过程是这样的——

那一年，1973年夏锄的季节，大家在正在铲地，小凡后赶来的。不一会儿有人喊：“出血了！出血了！”那人看到鲜血顺着小凡的裤腿往下淌。大家一喊，他自己弯下腰，想扎住裤角，不让人看到，那时他脸色煞白，用手撑着地，已经站不起来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已经昏迷的他背回连队卫生所，丁大夫把他的裤子退下来一看，腿根儿处一片血肉摸糊，阴茎被割去三分之二，贴根处还系了一根麻绳儿。后来才知道，小凡是在大家下地后，在自己铺位的床沿上用镰刀把自己的“命根”割断，为了止血他自己在伤处系了一条麻绳，然后用纸把“命根”包好，埋在宿舍门前的地里。事后，大家和他开玩笑：“你把那玩艺儿，种在地上想让它长出来一棵树，满树都滴滴荡荡吊着那玩艺儿，好看嘛？”小凡一个劲地傻笑。丁大夫赶紧作了止血处置，又把小凡送到了团卫生院，最终止住了血，保住了他的命。

一个星期后，小凡又回到了连队。几天后的清晨，睡在小凡下铺的青年感到从上面往下滴什么，掉在了自己的脸上，他打开灯一看，自己脸上都是血！那血正从上铺的床缝向下流。他们爬到上铺掀开被一看，小凡已把自己的气管割掉了，他已气息奄奄了。丁大夫和连队干部再次把他送到团卫生院，万幸的是他没有割掉动脉，他的命保住了。医生把脖子上的伤口缝合上，他又回到了连队。听说那位苏副指导员很气愤：“你自杀吓唬谁，我看你是作贼心虚了！”几天后，小凡下铺的青年半夜又听到小范的呼噜声，上铺一看，他又把缝合刀口的线都撕开了，顺着刀口淌着血……

后来，团卫生院又一次救活了这个生命力极顽强的年青人。他的母亲把他接回家，住在自己在医院的单身宿舍里，气极败坏的小凡，总是和母亲吵架，有时又很极端，母亲没办法又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他的精神时好时坏，他在医院里也是几进几出。

从部队转业回来，老洪到家和医院去看过小凡，从日本回来后，也常去看他，给他送烟送零花钱，有时还领他出来吃顿饭。他和过去一样谈天说地、东拉西扯，一点儿也不诅丧，对病友和护士都很有礼貌。

老洪也问过他，当时为什么那样做，是证明？是抗争？是自虐？还是割断尘缘？他低着头，什么也不说。后来小凡到上海作了一次阴茎修复手术。老洪和他说，你找个对象吧！他笑着说，他妈妈所在医院的一个护士看中了他，可他妈不同意！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老洪说，我最后一次见到小凡是1989年，那是在精神病院。他的手用纱布包着，指尖都是黑色的。他说坐火车到外地去看他叔叔，结果下错了站，在大风雪里迷了路，被冻倒在野地里，被好心人送到派出所，他又检了一条命。小凡正在等着作截肢手术。那一天，老洪看着自己的老战友灾难接踵而来，很是伤心，他感叹上帝的残忍和不公！

日落黄昏近。小店点亮了腊炷，来的客人越来越多了，我只好停止了采访，我怕我们不断的哀叹影响客人的情绪。

我想，谁是小凡人生悲剧的始作俑者，是那个“变态”的副指导员，大概不全是，她也许是好意，那个时候像她这样的干部还少吗？也许是小凡自己心理、生理的原因，也不全是。如果，能多一些人性和人文关怀，能更多一些对人的人格的尊重，这样的悲剧是不该发生的。

晾在沙滩上的鱼

1968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如大潮涌来，全国2000多万城市青年奔赴农村、农场、林场，其中上海的知青就有一百一十一万人，到黑龙江省的有十六万五千多人。1978年知青运动开始退潮，绝大多数人又涌回城市。当然其中也有极少数人，仍然留在了他们曾生活了十年的那片土地上了，或是因为他们舍不得为之流过血流过泪的事业，或是割舍不断已缔结的婚姻和亲情。他们像大潮退后晾在沙滩上的鱼，艰难地寻找生存的海洋和绿地，日子过得十分不容易。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已经没有多少人再关心他们的生存状况了，他们已乎被人遗忘了。

秋风染黄大地的季节，我到齐齐哈尔参加图书馆的百年庆典后，到甘南县参观兴十四大队，那是一个50年代由山东移民建起的村落，当时从临忻来了70户农民，最后只剩下20户，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他们把这片荒原建设成了工厂遍地、楼房林立的新农村的样板。我问起也是拓荒者的知青，县里的同志说，当年在甘南插队的知青不少，如果加上在农场、兵团的大概也有上千人，最多的是上海知青。后来都返城了。

“还有留下来的吗？”县里的领导为了满足我的愿望，终于找到了几个“晾在沙滩上的鱼”，从兴十四回来，马上领着我去访问。县城建设街上的一家“小上海烧烤店”立刻吸引了我，我们刚一进门，小店主马化贤和他的妻子刘玉芳迎上来欢迎我们。小马就是当年的上海知青，他长得白白净净，还很年轻。小刘是当地人，很文静，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店面不大，只摆了三张桌，很干净利索。墙上挂着的几张甘南老知青的照片引起我的注意，小马说，有一张是纪念下乡三十年时我们还留在甘南的上海人照的，当时有十几个人，现在还剩下五六个人了；还有一张是前几年上海老知青回访时，大家合照的。

问起当年的事儿，小马还记得很清楚——

我是上海新达中学的，我们是1970年4月到甘南的，一起来了200多人，到宝山乡合盛屯的有我们18个人，其中女的10个。那是个很偏远很穷困的地方，我们和农民一起开荒种地，吃了不少苦！后来队里让我当了农民的文化教员，我既教文化知识，还教理论，干得很来劲。从1976年知青开始返城了，我有两次机会都没走成，一次是大庆招工，一次是佳木斯铁路工程学校招生，都是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解放前父亲开过一个小食品店。最后全村就剩下了我一个上海知青了，那时我的情绪特别不好，什么都不想干了。后来县里把剩下的知青都招到了县城安排了工作。我被分配到汽水厂，先当配料员，又到齐齐哈尔学了制冷技术，我当上了制冷工，一直干到1991年。厂子不景气，后来并轨到啤酒厂，给我7000元，就算买断工龄，下了岗。

1978年经我们厂子的杨师傅介绍我认识了刘玉芳，1981年结婚的。当时日子特别困难，两年内搬了六次家，都是很破旧的土坏房，后来小刘的父母有了新房，把他们的房子让给了我们，这才有了一个安定的家。我们的女儿马玲玲是1990年出生的，本来按政策她是可以回上海的，可我的父母都很老了，兄弟姐妹又都没有能力作监护人，她一直在县里读到初中毕业，到外出打工了，她不愿意留在这里和我们受苦，现在杭州当卖酒的推销员。她走的时候17岁，和我下乡时一个年纪，她却从小城市走进大城了，虽然都是背井离乡，可意义不同啊。

后来小刘也下岗了，我们的生活更艰难了，靠谁也救不了自己，只能靠自己！干什么呢？先炸麻花，结果炸了20斤面的，只卖出5根，剩下的都送给亲戚了。还卖过冰棍、冰糖葫芦，给饭店作春卷，也回到上海推销过新产品，都没有成功。最后我们俩口子推着车子拉着烤箱卖羊肉串，五冬六夏风雪无阻，沿街叫卖，连着干了三年。为了给吃肉串的人遮风挡雨，我们制造了6平米的蓬车，后来又扩大到10平米、12平米、18平米，吃的人越来越多，别人家也跟我们学，蓬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多，吃烧烤成了本地最有名的小吃，都是我们家带的头，那大蓬车应该算我们家的专利！

每天白天在家备料，买最好的后秋肉串成串，晚上把孩子送到妹妹家，一直卖到深更半夜，再去接孩子，孩子早就睡着了，我把她背回家。最忙的时候岳父母全家人都上阵。真是很苦很累，但是有钱可挣，还是很高兴！后来有了积蓄，我们又在建设街花了12万买了这间58平米的门市房，首付6万，又贷款6万，现在只剩下1万元就都还完了。我们家的这个“小上海烧烤店”，每天晚上可火了。大家都愿意到我家，干净，吃着放心。

说到这儿，俩口子喜形于色。我问还有什么困难，他们说，就是各种税费过高，我们有点负担不起。陪同我的县委孙副书记表示回去帮他们协调，争取更优惠的政策支持。他们两口子高兴地要留我们吃饭，我说，咱们还是再看几家吧！马化贤给我们带路。

在城乡交界的一条小街，我们走进沈锡坤家的小院，小沈显得很老成，有些谢顶，满脸的皱纹，但声音很年轻，上海味的普通话很有味道。但更大的味道的是满院的猪粪味，我寻味而看，那不到100平米的院里排列着好几个圈舍，那里像笼屉摆满包子似的睡着一排排的肥猪，有的圈里躺着大猪，有的圈里躺着小猪，一个个白胖白胖的，很可爱。实话实说，沈家的猪圈比一般农家的要讲究得多，卫生的多，但那个味道还是免不了的。我问起这个退休的上海教师怎么养起猪来，小沈在他家比猪舍要小的居室里讲起他的故事——

我是1971年从杨浦区本溪路中学上山到大兴安岭的松岭区望峰林场当工人的。1973年12月甘南县教育局到大兴安岭在知青中招教师，把我招来了，因为我普通话说的不标准，当老师有点困难，但我懂技术，被安排到县第六小学的校办工厂当了8年的工头，以后又到5中当过门卫、教导干事，现在已经退休了。1979年我曾和大批青年返城了，当了一辈子纺织工人的父母没有能力给我一份好工作，而到街道工厂每天只有7毛钱的收入，再说当时我已经在甘南处了对象，她叫高凤珍，是粮食局车队的修理工，无法调进上海，半年后我又回到甘南，还在学校工作。我退休开1000元，媳妇下岗后每月还给300元，日子还不错。后来户口已回上海的女儿丹华考上了长春税务学院，供她读书需要钱，我开始养猪。从几头养起，最多时存栏100多头，我看了许多养猪方面的书，我采取干料圈养的方法，吃干料再喝水，不外放，只在圈里睡觉，肉长得很快。开始我从哈尔滨引进“长白”和“大白”品种，为了提高抗病能力，我又用它们和本地猪杂交，新品种的猪无病肉还香，很受欢迎。牙克石、海拉尔和嫩江县的加工厂定期来拉猪，当年的收入不仅能满足女儿的学费，还有了积累。

小沈说得很轻松，实际养猪是很累很操心的活，他乐此不疲，而且野心很大，他想再把小猪场扩大，引进更多新品种，他说办个种猪场才能挣大钱！

“我这是小打小闹，我们在甘南的这几个青年，还是老阮干得大！”他说的老阮叫阮松年，在城里开了家柴油机销售公司。小马又领着我们在城里繁华的大街上找到老阮和他的临街的销售门市部。老阮壮实得如北方汉子，还留着小胡子，他把当地口音和上海话相融合，说起来很风趣。和沈锡坤相同，老阮也是1979年4月跟着大帮青年返了城，已在上海印染厂干了半年，结果又回到了甘南，也是为了爱情——她的女朋友王玉芳在县粮库当化验员，她不愿意到上海去，老阮只好回来了，到甘南柴油机厂上了班。

老阮是知青中的能人。他在宝山乡泉眼大队开着东方红拖拉机种了八年地，对农业机械特别熟悉，后来招工进了甘南的柴油机厂，当了三年车工，又去搞销售。因为业绩突出，被挖到了富锦县的拖拉机厂，派到中越边境去卖他们厂子的小型拖拉机。当时中越刚打完仗，情况很复杂，也很危险。可老阮很快打开了局面，因为他姓阮，这在越南是个大姓，人家对他有认同感，更加上他的诚恳热情，交了许多越南朋友，销售量越来越大。他当上了对越南销售办公室主任。这时富锦拖拉机厂不断扩大发展，甘南的柴油机厂被兼并，老阮被派回来当了厂长，连续干了两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老阮也无力回天，最终厂子还是没有站住，他和工人们一起下了岗。当时女儿阮征已在上海大学毕业，分配到了机关工作，她招唤着辛苦了半辈了的父母回上海和她团聚，可老阮还是留了下来，这一辈他就是不负输，他要自己创出一条路来，于是就开了全县最大的柴油机销售公司，在县城设了总店，还在查哈阳、云山、阳河等地设了6个分销点，经营着3到68马力的不同型号的农用柴油机，主要为农民服务。每年都销售1000多台，营业额300多万。农民都信得着老阮，他的买卖一直很火。

我们的谈话一再被电话打断，都是定购柴油机的，还有登门来卖的农民。怕耽误他的生意，我们的采访只好结束，老阮说，我常到哈尔滨去，到时候我找你，咱们再好好谈，你要有空我带你去越南，那里我的朋友很多。走出门时，他还对我说，就干事业和过日子来说，返城的多数人都不如我。

看来我过去的担心有些多余，这些“晾在沙滩上的鱼”还生存的不错，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海洋，建设了自己的绿地，开出自己灿烂的生命之花。当年无论上山下乡，还是大返城，许多人是被潮流卷来卷去，并非都是自愿。如果更多的人能不为潮流所左右，能自愿去，又能自愿留下来，他们也会在北大荒干出一番大事业！在这方面，我非常敬重偶然或被迫留下来的上海知青。他们的生存能力真的很强。他们没有抱怨，没有诅丧，没有伸手，只有默默地奋斗！

乐不起来

从齐齐哈尔回哈尔滨，路过杜尔勃特蒙古族自治县。正好一个同事张春娇在这个县当副书记，我请她帮助找几个老知青采访。颇费周折地在劳动局当年的知青档案中，找到了一对叫乐兰英和乐红英的姐妹，她们是上海的老知青，可能还在县里。

又是好一阵巅簸，终于在泰康镇的文苑社区找到了乐兰英。没想到作为杜蒙县的首府的泰康镇内的道路，远不如县乡公路那么广阔平坦。春娇说，杜蒙是国家级贫困县，尽管这几年经济的增长在全省各县是最快的，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欠帐太多了。听说你要来采访，街道办事处专门用拖拉机清理了道路，还帮乐兰英家打扫了卫生。

这是小巷中一个残破的院落，房舍也很陈旧了。院子里站满了人，好奇地看着这位被人遗忘的老知青家里来了这么多坐小车的客人。这条小巷好像从来没有进来过骄车。经过打扫的家里还很简陋，没有像样的家俱和电器，墙上的几张照片显示着主人和大城市还有些许的联系。乐兰英身材不高，很瘦弱，她的丈夫老王头发都白了，背也驼了，显得很苍老。乐兰英看着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有些不知所措，她可能怕我们怀疑她知青的身份，马上拿出几份已经发黄的纸片给我看，一张是当年她来黑龙江插队的乘车证，上面印着：1970年2月17日，622次火车，3车厢，75座。还有一张是上海革委会给知青的“慰问信”，开头的话是：“革命小将们：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看了这几张纸，大家都笑了，我说：“乐兰英，谢谢你了！你有功了，为博物馆收藏了几件文物！”她也跟着我们笑起来，看得出，她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按着采访知青的惯例，我又从头问了一遍，她如实说来：

我是上海黄埔区15中初三的学生，我和低我两届的妹妹红英一起，于1970年春天下乡到林甸县东风公社战斗大队的，我们家里的弟弟妹妹很多，我和妹妹走了，他们就可以不下乡了。贫困的战斗大队为我们一起来的20个知青盖了房子，我们能参加的“战斗”就是种地锄地收割打粮，还要种菜养猪。尽管纺织工人家庭出身的我们姐俩从小吃过苦，但劳动的艰辛，还是让我们难以忍受。特别是我在地里干活，太阳一晒就头疼，有时痛不欲生。当时躲避农业劳动的惟一办法就是嫁人，回到家里养儿育女伺侯公婆。经村里好心人的介绍，我下乡一年后就嫁给了村里特别能干的木匠王志远。他手艺不错，队里修理农具离不开他，一年能挣3500到4000个工分，他不让我再下地了，当时我也很安然，“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嘛！我和妹妹红英一起搬出了青年点住进了老王家，两年后妹妹也嫁给了村里老实巴交的农民赵景平。当时我们姐俩与普通农民相结合的行动受到高度赞扬，然而我们个人的人生悲剧也从此酿成。1972年，我和王木匠的第一个女儿降生了，可能是南北杂交的优势，那孩子特别漂亮，我和老王给她起名王花。隔了一年多，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降生了，还是个漂亮女儿，叫王芳。公婆不太满意，他们更希望儿媳生个孙子。当地农村重男轻女很普遍。遗憾的是我没能很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又生下了老三王红，还是个女儿；又生下了老四王杰，也是个女儿！虽然是一水水的漂亮姑娘，可老人还是不答应。我们迫于家庭压力，又生了老五，终于是个男孩子，起名王军！公婆高兴了，总算有了接老王家户口薄的。可是，我的身体垮了，因为超生，我们家多次被罚款，家里一贫如洗。

真的很不幸，兰英作为一个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没能走出落后农村的怪圈，她给自己造成了的苦难，也会遗害给自己的孩子！还好，红英只生了一个儿子，不像她的姐姐遭那么多的罪！也许是命好，如果第一个生的不是儿子，那就很难说了。

政府并没有忘记知青，为了解决他们的困难，1981年县里又把没有返城的知青集中到条件比较好的泰康镇一心公社一心大队，兰英和红英的丈夫和孩子们都搬到了新盖的房子里，日子也有所改善。当时如果她们两人回上海，也可按政策安置。可农民的丈夫安排不了工作，一家人在上海是难以生存的。她们只好随遇而安了，在这个贫穷的农村年复一年地艰难地生活着。五年后县里把没有返城的所有知青，都招工进城安排了工作。上海知青办还花钱给兰英家盖了一套30多平米的房子，虽然地处城郊，他们一家已经很满足了。兰英和红英都被安排到了毛线厂当工人，可惜兰英的心脏病很重，让二女儿王芳接了她的班和二姨红英一起一班了。不到两年这个厂子就黄了，全体工人都下了岗，工厂连发退休金的能力都没有。

没办法，红英和丈夫回了上海，她在街道上找到一份工作，丈夫在小区扫楼道，儿子上了学。妹妹一走，兰英感到很孤独，经常暗自神伤，偷偷落泪，她不想让丈夫和孩子们看到。

我们的到来，使乐兰英像见了亲人般地高兴，她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但脸上的愁云还重重地挂着。我问起她的五个孩子：老大王花按政策回上海了，先安排到一家纺织厂，后来也下岗了，和爱人一起打零工，还能自食其力。老二王芳，从毛线厂下岗后，在一家宾馆当服务员，现在也下岗了。兰英叫她和我见面，她正站在屋里，听我们和她妈谈话，穿着打扮和大城市的姑娘一样。我又问起老三王红，兰英说，到上海找她大姐了，她在一家商店收银，丈夫开公交车，日子还可以。那老四王杰呢！兰英指着屋里抱着孩子的她说，现在也没工作，靠她丈夫打工养着呢！

我想，五个子女的乐兰英如果在人口锐减的俄罗斯可能是英雄的母亲了，可是在人口超员的中国农村她的境遇肯定是很困难的！我又问起他们家族最看重的宝贝儿子王军。屋里都沉默了，谁也不说话。后来还是兰英说了：“王军在监狱服刑呢！”说这话时，她脸色阴沉，低着头，很难受的样子。我的心也是一沉，不禁问起原因。兰英和老王你一句，我一句，我也听出了原委。那是去年12月的事，初中没毕业的王军缀学回家跟父亲学木匠。可不是知为什么平时老实内向的他，在小巷里抢了人家的手机，可能是出于好奇。他抢到手机后马上给别人打电话，当天就被抓住了。当时正赶上“严打”，家里又没钱请律师，又交不起罚款，结果王军被判了六年！在场的兰英所在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也说，王军这孩子平时确实很老实，很听话，也不知怎么鬼迷心窍，犯这么大的事儿。听了王军的事，我不知怎么安慰他伤心的父母，只是说有空多去看看他，让他好好接受改造，争取减刑早点回家！兰英说，监狱很远，一去要花路费，还要给孩子买点吃的，去不起呀！我一时还搞不清王军犯罪的原因，但家庭贫穷、教育不足肯定是不可回避的因素。

我又问起兰英一家的经济来源，她说只靠每月130元的社保金。是每人130元吧？我问。她和老王都说，全家130元！那买粮买菜的钱都不够吧？我又问。她说和老姑娘一起过，靠老姑娘的丈夫打工挣钱买粮，其它没有什么花消。陪同我的张春娇说，县里许多家都靠养貂和狐狸发了家，你们为啥不养？老王说，我们没有本钱。一对貂崽儿就得一千多元。现在我家养了一口母猪，虽然挣不了钱，但可以零钱变整钱！

兰英说，现在我们家最值钱是老母猪，还有一台缝钮机，那是我结婚时，我妈给我买的。她指着墙上的照片告诉我，老母亲已经九十多岁了，好多年没回上海看她了，说到这儿，兰英很难过的样子。

离走前，我把自己兜里的500元钱都给兰英留下，她不肯要，我说都是老知青，我早就返城了，你还在扎根。让我表示一下心意吧！张春娇说，没有工作的那两女儿，我帮助你们想办法。

从小巷走出的路也很艰难。下雨时淘出的大沟，我们的车费了很大的劲才冲出来！在路上我和哲学博士张春娇说起知青运动。她说，知青到农村说是接受再教育，其实是和农民互相教育，知青留下最大的是文化影响，推动了农村的发展和进步。当然也有的知青，被农民的落后文化同化了，现在他们没了“知”，也不“青”了，和农民没有区别了。对这些人，我们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说，你说的对。但我面对身处苦难的他们，已说不出责怪他们的话了。我们还是多帮助他们吧！她说，那是当然。

第二天早上，我在下榻的天湖宾馆门前散步回来，看到坐在大堂里的乐兰英和她的二女儿王芳，她们走了十多里的路，为我送来两盒当地的特产牛肉干。我心里很不安！兰英看着富丽堂皇的宾馆说，这么大，这么漂亮！王芳说，我妈有十年没进城了！

她们走出宾馆很远还向我招手、微笑，可我怎么也乐不起来。张副书记说，我用车把你们送回去！

也许，我应该做个交待，在我写了以上这篇文章几个月后，也就是在2008年的春节，我接到乐兰英的二女儿王芳的电话，她刚和我说了一句拜年的话，就在电话里哭起来：“我妈去世了！”她说，妈妈听说上海有政策，返城的老知青每月补助几十元钱，她也想把自己的户口办回去，也能享受这个待遇。临走前，她让女儿给她找一身绿军装，还背上一个军用书包和军用水壶。她说，当年我是什么样来的，现在我要什么样回去！回到上海后，住在大姐家，可能一路上太累了，也可能事办得不顺利，不几天心脏病犯了，结果抢救无效，死了！王芳说，爸爸也赶去上海了，处理妈妈的后事……

乐兰英就这样死了，一个上海女知青的不幸命运，让所有善良的人感伤。我对王芳说：“孩子不要难过了，你妈妈还算幸运，无论怎么说，她还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那一年，她十七岁

1971年2月，狂风卷过抚远荒原，发出凄厉的呼叫。雪借风势，漫天飞舞，遮天蔽日，眼前的世界一片苍茫。这时，10辆大卡车，正冲破风雪的迷蒙，向荒原深处进发。那插在车头上的红旗呼拉拉地飘，像吹起进军的号角。那旗上写着：向荒原进军！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珍宝岛打响，江对岸重兵压境，文革中经济停滞，粮食储备不足。根据备战备荒的需要，担负屯垦戍边任务的黑龙江建设兵团，又在抚远荒原组建六师。从已组建的五个师抽调的精兵强将，在七星河和勤得利集结，王少伯师长一声令下，开始了向荒原的伟大进军。

上面说到的10辆大卡车是从勤得利出发的队伍，他们正向浓江河进发，坐在第三辆车上的25个战士，是去建设27团41连的先遣队。队伍中有一个矮矮的个子胖胖的圆脸的小姑娘，她站在车的最前面，迎着扑面的风雪，在大声的歌唱：“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她叫刘克新，十七岁的哈尔滨知青，她和指导员陈长宪是这支队伍的最高首长，她任副连长。这一行人中，她年纪最小。身高只有1.57米。有人叫她“小土豆”，有人叫她“小大人”。

千万不要小瞧了刘克新，她可是很有资历的“老革命”。1969年她在哈尔滨60中读书时，已经是校红委会的副主任了。她和学校领导动员和组织的了第一批下乡知识青年，8月3日出发去兵团27团，本来她也报了名，要领着同学一起走的。可她被领导留下，再动员组织第二批同学下乡，到9月份政策有了变化，家庭有困难的可以留在本市的工厂。这时刘克新家，父亲和大姐去了清河干校，大哥去了泰来农场，二姐去了兵团25团，家里只剩下奶奶、母亲和她，学校决定把她安排到工厂。可是她还是找到了被奶奶藏起来的户口本，1969年9月5日，和第二批同学一起来到了27团的工程连，在五星山下的石河子，建设新团部，这一年她16岁。

当年我在兵团战士报当记者时曾到过这里。五星山并不高，从下向上望，透过密林可以看到山顶上那深褐色的石堆，好像是五角星。据说抗联的一支队伍曾被日军鬼子包围在这座山上，为了表示胜利的决心，他们在山上用石头堆起了五角星。后来他们都壮烈牺牲，为此我还写过长诗。而山下的石子河是一片毫无诗意的旧河滩，乱石纵横，荒草凄凄，在这里施工建设十分艰难。刘克新和战友们都住在帐篷里，每天的任务就是挖沟，抬石头，搬砖头，站在有冰碴的水里合泥，就像现在农民工干得最苦最累的活。这对十五六岁孩子，特别是女孩子，真是难以承受。但是他们都毫不动摇的干着，有时抬头看看那五星山的山头，默默地激励着自己。最难忍受是蚊虫的叮咬，蚊子、瞎蠓、小咬三班倒，每天24小时嗡嗡地围着你转，咬得你浑身都是大包，连女孩子的头缝里都盯起成串的包。过去几十年了，现在一想起还心有余悸！

刘克新回忆说，就在这样艰苦况下，我一点也没动摇地坚持着，抢着干，休息时还给大家读报，教战友们唱歌。晚上还爬在大通铺上还写诗写信。一个月后，我和同班同学姚艳茹被调到了连部，分别担任了文书和出纳。我们成了知青最早提拔的干部，虽然生活条件和大家一样，但总算脱离了艰苦的劳动。但我总是不安心，看到大家都在拼命干活，我在连部写材料，自己不好意思，常溜到工地上和大家一起干活。几个月后连长满足我的愿望，派我到4排当了副排长，我干得更来劲了。初冬时节，我领着大伙给新建成的大修厂厂房铺地面，不一会就满头是汗，我脱掉了棉衣，冷风一吹，觉得十分凉爽。活干得太累了回到宿舍，我倒头就睡。第二天早晨起来，我觉得右脸有些发麻，照镜子一看，自己吓了一跳，我们的嘴歪了，鼻子也歪了，右眼闭不上，嘴巴在流口水，说话也不清楚了！连里的同志马上把我送到卫生所，又转送到勤得利的团医院。理疗科诊断为“面部神经麻痺症”，马上安排她住院，开始针灸治疗。这时我很诅丧，每天默默地流泪，只因为不能和大家一起战斗！

1971年1月，开发抚远荒原的队伍开始集结，27团要建设10个新连队，大家都在报名。刘克新再也躺不住了。这时连里来了电话，新组建连队的名单里有她，不知她的身体能不能适应，她表示，一点问题也没有！其实她还很虚弱，走路时还在上喘！她说服了医院的医生，身上和脸上还埋着治疗的针和线，她就出了院。在团部召开的“向浓江河进军誓师大会”上，刚被任命为41连的副连长的刘克新代表全连讲话：“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迎着困难上，踏着苦字走，不向上级来伸手！苦干实干加巧干，誓让抚远山河变！为了埋藏帝修反，我们要做大贡献！”她小钢炮式的发言，激起全场一片欢呼！接着团领导送他们喝壮行酒，刘克新也是端起大碗一干而尽！她感觉胸膛有一股火向上燃烧。当夜她爬在老连队的大铺上，向党组织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热血青年总是要在革命的浪潮中拼博。第二天，刘克新冒着风雪登上赴抚原的大卡车，她几乎是被大个儿的青年抱上车的，但当时的她的心中也充满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迈之气！

让我们的镜头再回到开始的那一幕。刘克新他们乘坐的大卡车，在荒原的风雪中奔波了两个多小时后，他们停在了一片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白雪地里，马上卸下行李和帐篷，他们必须抢在天黑前安下营寨。陈指导员和小刘分别指挥大家，在冰冻的地下钉上钢钎，拉起帐篷，中间搭起间隔，两边分住男女生；两个瓦匠又砌起炉灶，搭起简易食堂。当硕大的红日就要沉入雪原时，41连的25个指战员们，终于在帐篷里端起了一碗热汤，吃下热气腾腾的馒头。帐篷里的那一缕炊烟，袅袅升起，标志着这片处女地命运的改变。

借着大油桶里熊熊燃烧的火光，小刘和陈指导员研究着这支队伍明天的战斗。火光中她那圆苹果似的红脸蛋，闪放着少女的美丽神采。第二天当曙光初现，小刘就起床了，她开始实施一个领导者的职责，她先到伙房安排早餐，饭后领着大家到附近的林子里伐木，准备盖房子的材料。陈指导员带领连里的三个老职工寻找打井的位置、规划开荒的土地。当春风吹得冰雪消融时分，他们开始打井，盖房、种菜。打井是很危险的活，在老职工的带领下，挖一层土马上用井坳木固定，然后再向下挖，一个月挖下去十多米，终于见到了清水，小刘一喝甜到了心里。盖房子，先由有经验的老职工立房架子，再搭檩子、椽子。全连动手挖地下的草伐子，一块块地垒墙，再在房顶苫上茅草，房子就盖成了。他们一共盖了男女两间宿舍和一间大食堂。住进了自己盖的房子，大家高兴地唱起来：“新盖的房，雪白的墙，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

最壮观的拖拉机开地，成排的拖拉机像坦克似的轰轰地在荒原上滚过，身后便卷起黑色的浪花，那沉睡了亿万年的大地翻身了，你仿佛可以听见它的笑声。由于陈指导员和小刘副连长领导有方，41连建设得很快，受到营里表扬，还专门在他们连开了现场会。说实在的，最初连里的大知青并不服这个“小土豆”连长。可她身上总有使不完的劲，什么苦活累活都干在大家前面，从没见她因困难掉过泪、叹过气，处理什么问题都很公正。她的行动感动了大家，她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大家心悦诚服地接受她的领导了。

我也不能报喜不报忧。当然刘克新也干过蠢事，在北大荒女生上厕所是个难事，特别是新建连队的厕所既不遮风又不挡雨，战友刚一进去就跟着一大帮蚊子，咬得屁股上都是包。有一次战友们进去了，刘克新在外面薰蚊子，她在厕所外点了一把火，火越烧越大，把厕所也点着了，吓得青年们提着裤子向外跑，妈呀妈呀地叫！大家七手八脚把火扑灭了，刘克新脸都吓白了。她的这个故事传到了上面，女厕所的问题引起全兵团的注意，并发了文件要求连队的厕所要用砖盖、封闭式。青年都说，小连长为兵团的女青年立了大功！

这一年的4月24日，刚满十八岁的刘克新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团组织股的武忠然股长来连队考查时，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他给刘克新总结出“三小三大”：年纪小，志气大；能力小，干劲大；个头小，力气大。当欢庆十一国庆节的大红灯挂上天安门时，在遥远的抚远荒原的一座新盖的草房里，41连全体党员郑重地举起手一致同意接收刘克新这个十八岁的新党员。

刘克新说，这一年我们41连所种的小麦和大豆都获得了大丰收。我也饱偿了雨中捞麦的艰辛和被茁壮大豆秧刺破双手的痛苦，但是当年开荒、当年打粮和当年盈利的喜悦，化解我和战友经历的所有苦难。这一年她们我还参加了一次荒原的扑火战斗，面对熊熊的大火，我领战友们向火里冲，若不是有经验的指导员早一步把他们撤出火场，我们也会因窒息而葬身荒原。那我就成了烈士了，也就不能接受你的采访了！说着，她竟笑了起来。

1972年春节前夕，刘克新在下乡快四年的时候，她第一次探家。她背着一袋用自己种的小麦磨的面和两条大马哈鱼，登上火车。

“当时，我真是归心似箭，可一出哈尔滨火车站却转了向，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方向。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母亲所在的洗染厂第一门市部，我在门口喊了好几声，才被妈妈认出来，因为我长高了长壮了，成了大姑娘了。我们娘俩抱头痛哭，门市部的六个阿姨跟着我们一起哭，她们中也有好几位知青妈妈，大家关上了门哭得昏天黑地，我妈妈和好几位姐妹由于伤心过度，第二天都没法上班了。”说着，刘克新破涕为笑。

那天，五十多岁的刘克新和我讲起这一幕时，禁不住热泪长流，泣不成声，好长时间平静不下来。她大概为献给北大荒抚远荒原的十年最宝贵的青春而伤心难过。这次探家回连队后，刘克新又被派到更艰苦的新建的37连任副指导员。她在这个连队一干又是五年。1976年12月，她又被派到25团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当副队长，八个月的工作结束后留下来当了营的政治干事兼妇联主任。直到1978年12月，大批知青返城后，她回到了哈尔滨接了母亲的班，在哈尔滨洗染厂工作了二十六年。去年她退休回家了，最后拿在手里的是政工师证（中级职称）和每月700元的退休金。她长期在厂子里搞人事工作，改制时她还被选为哈染公司的董事。

在苦水中泡大的刘克新还经历了一次婚姻的失败。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当年的战友已担任哈尔滨海关副关长的姚艳茹，领着当年荒友来看望她们的老战友和她的女儿。她们为她送来粮食和衣物，还常请她们出去吃饭。1995年9月经厂党支部书记和商委工会主席介绍，认识了也是当年老知青的道里区理发总店的党支部书记耿林，他们组成了相知相爱的新家庭，他们一起奋斗，给老耿的两个孩子结婚成家，又把自己的女儿供到大学毕业，现在已当了中学老师。刘克新说，我正在写回忆录，我只想告诉现在的年轻人，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是怎么度过的，让她们知道珍惜现在每一天的好日子。

我想，无论刘克新怎么写，十七岁当副连长进军抚远荒原都是她人生的华彩乐章。我们先睹为快吧！

我的第二个上级

何连长是我的第一个上级，我刚下乡时，在他的手下当农工，后来又当农工排副排长。因为我写了几篇小稿发表在黑河日报上，被调到营里当报导员。我的第二个上级就是魏干事。

魏干事是和我们一起下乡的哈尔滨知青，她是初中生，还没毕业就要求下乡了，她是学校红委会的头头，当年穿着黄军装，扎着宽皮带，戴着红袖标，很英武的样子。到兵团后也在何连长手下当农工，因为她家在郊区，从小干过农活，比那些五谷不分，见了毛虫吓得直哭的女生强多了，所以很快她就当上了排长。干什么苦活累活她都身先士卒，平时挺严肃，但帮助别人时很热心。她和我前后脚调到了营里，她的提升是因为政治红，我调到营里是因为文字行。她是被师政治部任命的干部，我是按战士管理的工作人员。我没被重用的原因，一是因为我的父亲已被定为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二是一位副营长的夫人曾批评我“思想复杂”（相当于有严重思想政治问题）。一个“可以教育好子女”，我对自己的安排已经很满足了。

魏干事有点大材小用，她只管着我和小吕，现在沈阳军区当专业作家，文职正师级，除了我们两个，还管着一个电影放映员，由她自己兼着。魏干事基本是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开始我们写的稿要经她审阅才能向外发，后来她把权力下放给了我这个“老高三”的了，她对营教导员说：“老贾文革前就入党了，虽然家长有问题，但他挺老实的，信得过！”领导的信用使我和小吕干劲倍增，我们半夜点着小油灯写稿，第二天一早，到公路上截拉木材的大卡车，请他们把稿子投到280里外的瑷辉县的邮筒里。不长时间，我们的稿子在《黑龙江日报》、《黑龙江青年报》、《兵团战士报》、《黑河日报》上不断发表，我们的报道组也有了名气，魏干事也受到教导员的大会表扬。她难得一笑地说，干什么都要发动群众！在她手下工作一年多，很少见她笑。她长得不丑，只是少了一点少女的妩媚。每天总是那身黄军装，不苟言笑的样子，在我们面前很威严。

我们也有让领导操心的时候。下乡第二年，正赶上闹灾荒，饭都吃不饱，肚子里又没有什么油水，一写稿，头发昏。我和小吕自力更生地从地里拣回些黄豆，夜深人静时，用锅炒着吃。我们隔壁住着朱教导员，这个苏北的新四军老兵，他给粟裕司令员当过警卫员，我们看过他和粟裕在一起的老照片，他很和蔼可亲。炒豆的香味把他也引来了，“小鬼，搞什么名堂！好嘛，一起打打牙祭！”说着他也用旧报纸包一包回屋去享受了，当时他和我们在一个大食堂里挨饿。后来这事让魏干事发现了，她很不高兴并亲自找我谈话：“听说你们偷着吃黄豆，还到马车班吃过狗肉……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要很好地改造思想！”那时我的脸皮很薄，让魏干事批评得红头涨脸，一再表示要吸取教训，痛改前非重新作人。后天小吕对我说，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吃黄豆的时候没有叫着魏干事，你没见她的小脸儿也焦黄吗！我说不至于吧！

在魏干事的教导下，我工作更加努力，很快师里发现了我还是块料，要调我到师报道组，结果被营里挡了驾，说我父亲虽然“摘帽”了，但我要求自己不严格，还需要在基层锻炼。这里面有没有魏干事的意见，我没敢打听。又过了几个月我被抽到《兵团战士报》帮忙，一个月后，兵团政治部直接下了调令，营里只好下级服从了上级。我走的那一天，许多人都来送行，有的人还掉了泪。魏干事可能有别的事，没能亲自送我。我也没向自己的上级辞行，很失礼。在我处境困难的时候，魏干事对我还是很关照的。

我到报社工作不久，小吕也调来了。当时报社正缺一个文书，小吕文字能力和行政能力都强，我和领导一说他们就同意了。那时报社多数是军人，只有不几个知青，一到晚上大楼里空荡荡的，我的小吕一唠闲喀，总能想起我们在魏干事领导下的日子，很多美好的回忆。有一天，他说，咱们营并到一团了，魏干事调到团军务股当参谋，又被派到连队当副指导员，干很可好了，但累得一身病。后来连里都投票推荐她上大学，她却把指标让给另一个青年，那小子正和魏干事处对象，她对他说，你先上大学走吧，你是男的，你出息了，我也有希望！那小了感动得眼泪哗哗的！走的时候海誓山盟。可到了大学没几天就来信宣布不和她搞对象了。理由是你觉悟太高，我配不上你！全连的人都说，魏指导员让那小子给耍了。这一次对她打击太大了，精神也变得恍忽了。过不久，小吕又喜形于色地对我说，魏干事结婚了，和连里最帅的一个小伙，也是咱们哈尔滨的。肯定是利用职权霸占的。我说，魏干事那么正派，根本不可能！我还说，咱们应该送份礼，表示一下！老领导嘛！小吕说，也没人告诉咱们，就算了吧！

在兵团报社干了六年之后，兵团解体改农场了，我又调回到家乡的日报。也许因为不忘兵团老领导（当然也包括何连长、魏干事）的教诲，我干得还可以，几年后当了报社的头头。办报是个苦差事，白天晚上的一忙，过去的事都淡忘了。有一天，收发员打来电话，说是我的一个老上级要见我。何连长，朱教导员，杨协理员……我想了半天不知道谁。我说赶快往楼上请。进屋一看竟是魏干事！她还是一身军装，不过像退伍军人一样未系武装带，毫无青春气息的脸上挂着一丝苦笑。我请她坐在沙发上，为她倒了一杯茶。她叹了口气说：“我也返城了，接我爸的班，在一家自行车铺修自行车。爱人、孩子和我一起回来了，与老人挤在一起！”我说：“你在兵团当了那么多年的干部……”她说，回来就没人承认了。我又问了其他几个返城战友的情况，看来大家的日子都不容易。过了一会儿，她很客气地对我说，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个新的工作单位，到电影院放电影也行，这是我的老本行，总比修自行车强！国营单位，时间长了兴许能混上一套房子。当时，我就对她说，我一定尽力。我又说，你可以多写些稿，在报上一发，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也可能把你调到机关去。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我很把魏干事布置的任务当回事，打听了文化局和好几家电影院，他们说，你没看见，我们把电影院租出去办商店和开股票大厅了，还缺什么放映员！我给她打了电话，如实告诉她当放映员没戏了，还是多写稿吧！不几天，稿子写来了，什么老工人加班加点，什么在大街上设立公共打汽筒，基本是连队黑板报水平。她本来不高的文化，这几年都扔给黑土地了，我实在不好意思转给编辑。后来她又不断寄来一些理论文章，什么“论中国知青运动对国际共运的贡献”，什么“谈知青改造世界观的长期性”……这些文章都字迹潦草，错字连篇，观点混乱，看得我莫名其糊涂。

后来听说，魏干事离婚了，那男人又找了一个大姑娘，孩子判给了她。再后天又听说她得了精神病，是狂想症。也有人说，是先得了精神病，后离婚的。是在一次知青集会听说的，那天大家的酒都没喝好。我心里更难受，如果能帮她联系一份好工作，她也不至于……唉！

有一天，魏干事直接来找我，因为收发室知道她是我的老上级，也没阻碍。她进屋没伤心落泪，也没问她稿子的事，坐在沙发上，开始讲演，还是她论文中的那些观点，说得满嘴冒白沫子。她的儿子坐在她的旁边，静静地听着，她声音高时，他拉一下妈妈的手。他十多岁的样子，长得很英俊，神情很忧郁。一个多小时后，魏干事开始给我布置任务：“我说的这些问题，你要很好的思考，过几天，咱们再讨论！”她走了以后，我告诉收发员，她再来找我，就说我不再。听收发员说，有十多天，她天天在报社门前等我。那些日子我一直走后门。

听说，她还经常到我们营当时保卫干事小陈家去，开始一到陈家，老太太就给她和孩子做饭，她对老太太说，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个将军被打倒，现在他们又都担任了什么职务了吗？然后就滔滔不绝地介绍，记忆力惊人的好。陈家实在招待不起，只好一听动静就闭门谢客了。她还经常往在一所大学当校长的战友家跑，他当年当过副团长，就是他安排她到连队当副指导员的，想让她早点上学，没想到她把机会让给了男朋友。他和夫人小安，没少给她帮助，来了就给她和孩子安排饭，临走又给他们娘俩吃的用，每次都不空手，可时间一长谁也受不了。

又是一次知青集会，有人说魏干事又结婚了，男人是个温州人，倒卖服装的。有人说，又离了，那男人总打她，找她结婚是为了找一个存东西的地方。说着，大家都笑起来，谁也没耽误喝酒。只是我的心里沉沉的，她毕竟是我的上级，当年对我不错。返城后她求过我，可我什么忙也没帮上！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离开了报社，也很少参加知青活动，对于魏干事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了。那一天，我到市政府办事，在门口见到了她，正和警卫交涉，说要见市长。没想到，她一点也没老，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很精神的齐耳短发，只是没有弹性和温度的目光，很吓人。她也认出了我，“这么多年你跑到那去了！我让你思考的问题，你都想好了吗？”她又说：“那些问题我已经没有兴趣了。我现在思考的是要不要再发动一次文化大革命。现在又出修正主义了，腐败也更历害了，为什么不搞文化革命！”她又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我现在要成立造反司令部，正缺一个秘书，我看你合适！”我说，岁数大了，跑不动了，也不会机关应用文，算了吧！她失望地摇了摇头，接着又去找警卫人员。

我急匆匆地不辞而别了。远远地回望魏干事，她正在训斥警卫人员：“你们不让我见市长，是要犯政治错误的！”她的身边围了许多人，我真想把这些人都赶走。可我没有勇气再见魏干事了。

这些年关于魏干事的消息一点也没有。她恢复平静的生活了吧？孩子也该上大学了。

后来有战友对我说，她去世多年了。真的吗？唉！

杨协理员

杨协理员不是知青，是知青的哥们，关于他和我们的故事，我时常想起。

协理员是管机关事务的，主要是思想政治工作，吃喝拉撒睡的事儿也管。我当时所在的是兵团的一个独立营，瞎参谋，烂干事，再加上卫生所的，小学校的，小商店的，一共不到二十多个人。所以老杨的事不多，比如早上组织我们出操什么的。他是个转业兵，擅长喊口令，虽然声音有些撕哑，但有力度。他一喊，老远都能听到。只是我们营部这些杂牌军很不争气，什么黄棉袄、黑棉袄，还有小学校、卫生所那些花棉袄，一站队总是离拉歪斜，跑进来像一群逃兵！和同时出操的连队一比，老杨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后来老杨采取了变通的办法，早出操改为政治学习了。他说，机关要政治挂帅，不能搞大比武那一套。我们自然很赞成杨协理员的英明决策。

老杨还有一项经常的工作，是领我们下连队参加劳动，什么春种、夏锄、秋收了。大家都愿意去，主要是伙食好。每次基本都是吃包子，老杨说，都吃包子，连饭带菜都有了。他特意嘱咐炊事班要多放肉，大家干活挺累的。其实跟着老杨干活真得不怎么累。他当兵前可能在农村当过打头的，很会安排活计，边干活边讲些带颜色的笑话，一会儿就到地头了。到了地头往草地上一躺，听老杨再讲长篇风情故事，他小眼睛一眨，荤的素的一套一套的。讲得那些卫生所、小学校的女知青脸都背到旁边去，可耳朵都没闲着，还偷着吃吃地笑。一讲到关健时刻，他就喊开饭，吃包子了。他说，这叫物质精神同时享受。

杨协理员也干过让我们不高兴的事。那一阵子，珍宝岛已经打响，我们营离黑龙江边很近，也进入一级战备。一天深夜，突然一声巨响把我们惊醒。杨协理员传达上级命令：“苏修”部队就要过江，营部全体迅速向山里转移！这下子营部乱了套，黄棉袄还有些经验，十几分钟就打好了行李。黑棉袄都有家有业的，孩子老婆哭天喊地，舍不得扔下坛坛罐罐。花棉袄的，更是慌了神，又哭大喊，生硬跟不上队伍，落到老手子兵手里，听老人说，他们可能祸害妇女了！我和小吕在魏干事的指挥下，烧毁了所有的手稿和报刊资料，然后把家里昨天刚寄来的准备长期享受的红肠全部消灭。红肠吃了倒无所谓，手稿的烧毁可能使未来的文学馆少了几件珍贵的文物。

在天亮前，我们背着打字机和印刷机，与拖家带口的营部将士及其亲眷一起撤出了驻地，当时我们的心情就像当年毛主席撤出延安似的。中午时分，我们进入一片白桦林，棉衣棉裤全被雪水和汗水湿透，一个个筋疲力尽，饥肠辘辘，正拿出脸盆准备化雪作饭，杨协理员郑重地宣布：此次军事演习胜利结束！他妈的！我和小吕真想把这盆雪水浇到他的脸上！

后来我们知道，这次行动是老杨策划的，只有营长和教导员知道。连我们几个最好的哥们都没有告诉。老杨解释说，这是军事秘密，连老婆都不知道。我们罚他请我们喝一顿酒才算了事。别看老杨是黄棉袄，和我们这帮小青年都是铁哥们。白天，他对我们进行再教育；到了晚上，到了我们的大宿舍，基本上接受我们的再教育。他愿意听我们天南海北地扯淡，我们传看的手抄本，他也抢着看。他常说，我这一辈子最窝囊的是书念得太少，将来我有了儿子，非让他念大学不可！有一天，他看我在《黑龙江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凯洛夫教育学的文章，就问凯洛夫是干啥的？我说，是苏联著名的教育学家。他说，我有了儿子就叫他妈的杨洛夫！

杨协理员有个毛病，好发火，一发火就打老婆。他老婆在营部小商店工作，长得不错，人也热情，来了什么好吃的先告诉我们。老杨经常和她吵架，说不了几句，老杨就和她动手，也不真打，主要是摔东西，什么响摔什么，比如暖水瓶、茶杯什么的。一听到他们家有动静，我们便奋不顾身地跑过去。一见我们来了，老杨表现得更勇敢。经过一番了解，老杨打小张的原因是埋怨她不生儿子。后来战火终于停熄了，因为小张在生过两个女儿之后，真给老杨生了个大胖小子。从此老杨经常喜形于色地抱着杨洛夫给我们看，好像让我们观赏刚出土的文物。

在我调走的时候，小洛夫刚会爬。老杨正张罗着要找一个上海知青，教儿子学英语。我说是不是太早了。他说，不早，不早。

以后就和老杨失去了联系，渐渐地也把他忘了。有一个星期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第一句就是：“我是老杨，一会儿给你送酒去！”哪个老杨，我一时还想不起来。“我是杨协理员！”啊，是他呀！不一会儿，他领着人爬上六楼给我家送来两箱啤酒。老杨见老了，头发有些稀疏，嗓子更哑了。他已调到一个农场当头头，场里有个啤酒厂，生产一种新啤酒，要打进哈尔滨市场。我说，在报上给你宣传一下吧？他说不用，你尝尝就行。我问起小张，还有他的两个女儿和杨洛夫。他说，小张早就退了。两个女儿都在上大学，洛夫正读高中，学习也不错。我说，你真行呵。他说，还不是接受你们再教育的结果！说着，他急急忙忙地走了，以后逢年过节总有人给我送啤酒。

又是两三年过去了。一天半夜，我突然接到一个国际长途，竟是老杨打来的。他说女儿女婿在莫斯科办了个公司，他去探亲，也留下了，干脆退休了，专干倒卖服装的活了。我说你不懂俄语行吗？他说，拿件皮夹克在街头一站就行，有时一天能挣500美元。他还告诉我，洛夫也考上了大学了，就在哈尔滨。

第二年，我的儿子也去了莫斯科自费留学。有一天他打来电话说，一个姓杨的伯伯去看他，说是我的北大荒战友，还给他扔下200美元。儿子的学校在郊区，很偏僻，他跑了好几趟才找到。我很感动，也到哈尔滨那所大学找到了杨洛夫，请他到家来吃顿饭，给了点零花钱，并让他节假日一定来家来玩。那孩子很腼腆，很少来。

三年后，春节刚过，老杨来到了我家，穿了一件破皮夹克，提了一个纸袋子，里面装着牙具和一瓶劣质矿泉水。他说，莫斯科的买卖不好做了，护照也到期了，他早回来了。说着他掏出一捆钱，往桌子上一放，“这是5000块钱，我和你嫂子只求你一件事，洛夫今年大学毕业了，你一定想办法安排在哈尔滨，花多少钱都行，这些钱不够，我回去再取。”我说，正常的大学生分配，不用花钱。他说，你是个书呆子，不知道，现在干什么都得花钱！方方面面不打点不行。我说，你先把钱拿回去，我一定尽最大努力。他说，我认识的知青中，只有你官最大了，你要帮不上忙，洛夫就没有希望了！说着，他竟流下眼泪。我留在家吃饭，他只喝半环啤酒，吃了几口菜就走了，说是找他儿子去。他坐了一宿的硬板火车，很疲惫的样子。

安排一个大学生比我想像的要困难得多。我打了许多电话，求了许多人，并一再说明事情办成之后学生家长必有重谢，可还是被人员超编、企业不景气、专业不对口等等理由拒绝了。我知道现在僧多粥少，安排个人确实很难。看来我这个虚官，真让老杨失望了。我突然想起我们一起下乡的老孟正当厂长，是个有职有权的官，看看他有没有办法。我打了个电话，老孟记忆力真不错，快30年了，他还记得杨协理员。他说，都是北大荒的荒友，我一定想办法，你让他明天领着儿子来吧！

第二天，老杨打来电话，说老孟非常热情，破例接收了洛夫，一切手续厂里派人跑，不要他一分钱。还是你们这些老知青有感情，说着他在电话里哭了起来。然后又问我老孟家的地址，“我得到他家看看孩子，要不回去之后，你嫂子要埋怨我了。咱们怎么那样没人性！”我说免了吧，他刚搬的家我也不知道。他说，那不行！你要不知道，我自己找。这么大个哈尔滨，你上哪找去？我说要不你就找小王吧，就是宣传队那个唱歌的小王，他家离老孟家不远。他让洛夫记下了小王家的地址，然后又说，我还要上你家再看看。我说你千万别来，我明天就外出，再说，我儿子，你在莫斯科已经见到了！

老杨找没找到老孟家，洛夫分到厂里干什么了，干得怎么样，我再也没有听到消息。这些年，还时常惦念杨协理员。

老杨你还好吗！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严格地说，老吴不算知青，他是西北农大农机系的学生，大学刚一毕业，就和我们一起来到这兴安岭的山沟里种地。他也享受知青待遇，一身黄棉袄，只是工资比我们多十多块钱。老吴不算老，二十四五岁吧，在我们中间也算老大哥了。不过他比我们活跃，爱说爱笑爱唱的。他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满嘴冒白沫。他说那是文革中搞大辩论累出的毛病。他的歌就唱得就不怎么样了，声音还可以，就是爱跑调，五音还不全。他一唱歌，全连女生都笑得前仰后合的，老吴也跟着笑。他的笑真有魅力，像话剧演员式的，“哈哈”，声音向上走，传得很远。

老吴闹出大笑话是把拖拉机开到猪圈里了，把猪吓跑到山里，成了野猪。要不是何连长手疾眼快，冲上去拉住了操纵杆，我们住的房子也让老吴给撞倒了。何连长把他好一顿骂：“你他妈的还是农机技术员呢，连他妈拖拉机都不会开！”老吴笑了，就不那么动听了。“我学完专业课，刚要实习就参加文革了，然后就分到你这儿了……”不管老吴怎么解释，何连长就是不让他开拖拉机了，说是怕他撞了人，那就麻烦了。这样一来，老吴就和我们农工排一起下地干活了。我们特高兴，一到地头就让他给我们唱歌，他最爱唱的歌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老吴唱第一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们接着唱：“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他又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红！”然后大家笑成一团。真开心。再接着干活也不怎么累了。

也有人不高兴了，就是卫生所的黄大夫。其实她也是混到知青队伍中来的。她是卫校的学生，毕业后应该去当助产士，1966年春天，这个农场刚一成立，她也跟着知青跑来了，没干几天活儿，就当上了大夫。说是大夫，就是卫生员，谁不舒服了，她给发药片，谁的手破了，她给抹红药水，就完了。黄大夫是连里最漂亮的姐儿，高个儿，又苗条，就是穿着一样的黄棉袄也比别人精神。圆圆的脸上总是挂着酒窝，有点像正走红的影星殷桃，谁一见了她也是满脸笑容。她工作特负责，半夜里无论谁有病了，她都跑去看，不管是刮风下雨。用她那热乎乎的小手摸摸你的脸，摸摸你的手，病也就好了一半。有一次，我患胃肠感冒，连拉带吐的，半夜黄大夫就跑来给我送药，一直看着我吃了药，模着我的头说，不发烧，没事。第二天，真有好了。黄大夫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挺仗义，爱打抱不平。一起来的哥们姐妹，谁受了气，她总是第一个冲上去。这不，她来找何连长了，“人家吴技术员好歹也是个干部，怎么能和知青一起下大地呢！”何连长说，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干几天活有好处。

听说小黄为自己说情，老吴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从此后他经常到卫生所看病，其实也没拿什么药，就是躲在黄大夫的小火炕上针灸和拔火罐，他总说腰疼。黄大夫的那铺小炕是全连最温暖的地方，每次去打针，连里的小伙子磨磨蹭蹭的，都愿意在炕上多躺一会儿，又热乎又温馨，小黄身上来苏儿味特好闻，那感觉比现在法国香水都好。

那时，我是农工排副排长，老吴在我手下干活，晚上就睡在我身边。有时半夜不见他回来，早上问他，他说昨晚那一罐子拔的时间太长了。说这话时他的表情有点那个。

不久连里传出闲话，有的老职工家属说，还不知道他俩谁给谁打针呢。黄大夫一点也不在乎，每天还是有说有笑的。我们更高兴，借着老吴的关系，让黄大夫给开个病假条更容易，有她的条就可以吃病号饭了。那一碗热汤面比现在的鱼翅汤好多了。我们排的“小不点儿”见了黄大夫就喊嫂子。小黄上去就一巴掌，“小不点儿”说，不疼，不疼，就不疼。

在黄大夫的精心培养和关怀下，老吴终于出息了。那时我们下乡的黑河地区正搞“深挖”运动。上面说，靠近黑龙江边这一带，有一个加强师的苏修特务，要求各单位组织精兵强将，要挖地三尺。老吴因为文革中的丰富的斗争经验，理所当然地被抽到团里，当上了专案组长。他挺忙，几个月也没回到我们连里，也再没到黄大夫的小炕去打针。据说团里有个上海小姑娘给老吴打针了。那孩子我见过，比黄大夫长得媚气。

黄大夫曾到团里见过老吴，用手绢包了一包都柿果，是刚从山里采来的。老吴正在俱乐部作阶级斗争形势报告，讲得神采飞扬，又是口吐白沫。黄大夫挤到台下，老吴楞是没看着她。小黄一生气就回连队了，把那紫盈盈的都柿果都扔到路边的小河里了。小河边是老吴和小黄常去的地方，说是去采中草药。每次回来，小黄总是捧着一大把花，春天是达子香，夏天是野百合。小黄的头上还戴着个小花环，那自然是老吴给编的。

后来老吴立了大功，他竟在我们团挖出来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其成员都是哈尔滨青年，他们是比我们早来两年的那一帮。他们的主要“罪行”是聚众习武，而且说将来要到江那边看一看。他们还大唱反动黄色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什么“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边，默默看着我不作声。我想对你讲，但又不敢讲……”为什么不敢讲，是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阴谋！这是老吴在团里大会上讲的。教他们唱这首歌的竟是我们连的黄大夫，她和他们都是“老铁”。涉案人员都被关了起来，昼夜看守，听说要判刑。

可能是怯于旧情，老吴没有下达关押黄大夫的命令。老吴亲自到我们连做工作，争取黄大夫成为坦白从宽的典型。那时老吴就要入党了，内定是团政治部主任的接班人。他想创造些新政绩。老吴想找小黄谈话，最后给她一次机会，可她就是不领情，死活不见他。老吴只好亲自主持我们连的形势报告会，先讲国际共运，再讲文革形势，最后讲到我们团的阶级斗争，他提高了声音说：“同志们啊，阶级斗争多么复杂激烈呀，美女蛇就睡在我们身边！她拉拢腐蚀青年，阴谋叛国投修！”说到这儿他高声一笑，“哈哈哈”，有点像杨子荣刚喝完庆功酒的笑，悠长而嘹亮。“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坦白交待，揭发同伙的罪行！”

他话音刚落，只见黄大夫腾地站起来，她脸涨得通红，红得很壮丽。她眼睛锃亮，亮得像一团火。她大声地说：“我现在就坦白，坦白怎么腐蚀你这个领导干部！我现在就揭发，揭发你这个大流氓！”全场哗然，会肯定开不下去了。老吴跳上吉普车回团部了。边走边气昂昂地说，太不像话，你姓黄的不想活了！

以后的故事就很简单了。老吴理所当然地被清理出革命队伍，又回到我们连队。何连长没让他干农活，让他回到了农技班，说还是好好学技术吧，到什么时候都有饭吃！黄大夫被调到一个很边远的连队，先在食堂做饭，后来又当卫生员了，以后团里成立医院又把她调去了，因为全团就她一个懂妇产科。

再后来，老吴调回家乡的农技站当技术员，一个女知青和他一起走的，他们结了婚。老吴回连队后，很能干，人缘也好，走的时候连何连长都掉泪了，说这样的成手不好找了！听说，他曾到小黄的连队找过她，她还是不见，回来后，老吴在我的面前痛哭，说他伤小黄太深了！因为业务的事老吴回团一次，半夜里在他住的招待所里被人打了，打得很重，他没报警，天一亮就走了。有人说是当年“涉案人员”打的，他们都被平反了。只有一个“老二”没有挺过来，自杀了。

再再后来，黄大夫调到黑龙江畔的一个小城工作，和一个一起下乡的哈尔滨知青结婚了。那人做对俄罗斯贸易，挺火。他家的日子不错。有人见过黄大夫，一点也没见老。

仲夏夜之梦

他来找我，说看了“我们的故事”，想起了他们连队的故事。他说，别说我的名字，故事中的人都别用真名，别让死去的人蒙羞，也不能让活着的人难堪。我遵从了他的意见——

阿根是我们连最帅的小伙儿。身材挺拔，眉目清秀。他爱穿灰色涤卡中山装，是从上海带来的。无论什么时候，他的领子都是雪白的，其实里面没有白衬衣，只是一个可以套在脖子上的领子，那东西很适用，后来也让探家的上海青年给我们捎。阿根还有一个特点是喜欢音乐，他兜里常揣着一支口琴，石人望的曲子他都会吹，有一支什么外国曲子特好听，他一吹，我们都不动地方。他说这曲子叫《仲夏夜之梦序曲》，是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17岁时写的，取材于沙士比亚的一部喜剧。他什么都懂，是因为读书多，听说他爸在大学当教授，可惜家里的书都让学生给烧了。阿根的麻烦也是因为书。

那时阿根在后勤排当副排长，排长张喜是个转业兵，他也爱读书，最突出的是能背书，“老三篇”他能一个字不差地从头背到尾。你随便说一句毛主席的语录，他能说出在语录本的哪一页哪一行。开始他俩的关系不错，后来出了矛盾，都因为一个叫小滨的哈尔滨女知青。在我们连小滨的形象在全连第一，那时还没有选美比赛，有的话小滨也会榜上有名。她也喜欢音乐，她妈是歌剧院的小提琴手，她从小学琴，下乡时她妈不让她带琴，她可以把“梁祝”从头到尾哼一遍，听得我们如痴如醉。因情趣相投，阿根和小滨的关系很不一般。傍晚时分，他们常在小河边相聚，阿根吹他的《仲夏夜之梦序曲》，小滨静静地听着，晚霞中他们的脸是玫瑰色的。小河很长，曲曲弯弯的，来河边幽会的青年很多，都躲在柳树丛中，谁也不影响谁。当然小滨也不疏远张喜，是他提名让自己当的炊事班长，虽然也很累，但总比下大地干农活强。每当轮上小滨挑水，张喜早早等在井台边。张喜哼着小曲挑着水在前面走，小滨低着头在后面跟着，这是全连瞩目的一道风景。连队的政治观察家们说，这俩位排长必有一场争斗，引发矛盾的原因不是女人而是权力，连里正缺一个副指导员，他俩都是人选，鹿死谁手，一时还难见分晓。

后来还是阿根把副指导员让给了张喜，不是主动让的，是他出事了，全因为那本《青春之歌》。阿根回上海时带回这本书，先给小滨看，然后在全连知青中传看，接着议论纷纷，连“天天读”时都讨论林道静是不是青年人革命的榜样。政治上很敏感的张喜给团政治处写了信，反映我们连思想斗争的新动向，还点了阿根的名。是政治处的刘主任到上海把阿根他们接到连队的，他对阿根的印象不错。他把阿根找到团里谈话，“你不知道《青春之歌》是大毒草吗？不仅自己看，还在青年中传看，这是要犯大错误的！”阿根低头不语，他一眼看见桌子上的《人民日报》，上面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名单，里面的杨沫的名字。他如获至宝地拿起报纸对刘主任说：“你看，杨沫都出席国庆招待会了，肯定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我们看她的书有什么罪！”老刘拿起报纸，看了半天说，可也是呀！然后拿起电话对我们连的李指导员说：“老李呀，你们连张喜子小题大做了，杨作家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了，看她书怎么不行！”

阿根虽然没有受到处分，但张喜还是当上了副指导员，因为团政委很欣赏他的政治觉悟。张副指导员上任后又提拔了小滨接了他的班，当上了后勤排长，这回阿根成了她的下级。可是小滨并不靠近张喜，她和阿根更铁了。傍晚时分，他们不去小河边了，直往白桦林里走，每次都走得很远，回来的也很晚。张喜派人跟踪过，在他们坐过的草地上发现了小滨的红头绳，还有他们扔的糖纸。张喜在全连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太不像话了，深更半夜到树林里干什么！今天发现了红头绳，过几天就要捡到避孕套了！”这时我看到阿根的脸先红后白，神情很紧张。小滨的脸不红不白的，好像是在说别人。不知为什么，这种事女人都比男人坚强。后来他们的幽会地点还是改了，从地上转移到了地下——在连队的菜窖里。但还是被侦察兵出身的张喜发现了，而且当场抓获。阿根当时腿就软了，小滨嘴很硬，说我们在研究工作！张喜把这事报告了团里，政委说，要杀一儆百，这种事一泛滥，这队伍就没法带了！

那天全连召开批判大会，小滨和阿根站在台上，小滨目光平视，表情冷漠。这种表情有点像被流放的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跟着丈夫在西伯利亚的雪地上行走着。阿根的头始终低着，我没有看清他的脸。

会后的情况，我就说不清了。有人看着他们手拉手向那片白桦林走去。有人说，睡到半夜后，他俩在白桦林里集合的。我听到信儿时已经天亮了，有人发现小滨和阿根都躺在林子里，阿根已经死了，脖子上套着绳子。小滨还有一口气，脖子上的绳子脱落了。他们是准备一起死的，绿色的行李绳，挂在树杈上，一边吊着一个，树杈断了，他们摔了下来，结果阿根完了，小滨没死了。他们好像在树下坐了好长时间，是天亮时分上吊的。地上有他们躺过的痕迹。

这是林子里最美的季节，草很绿很密，草丛中开着各种花，有红的黄的，还有紫色的金黄的。他们躺在花丛中很安祥，好似在梦中。阿根还是穿着那身灰色的中山装，衬领很白，兜里还装着那支口琴，可能他还给小滨吹了最后一曲，可能还是那首《仲夏夜之梦序曲》。白桦林的仲夏夜浪漫多情，明月当空，星星眨着眼睛，雾拉起云一样的纱帐，万籁俱寂的林子里回荡着这优美的旋律，那简直如仙境一般。小滨穿着一条红裙子，这是她下乡之后第一次穿裙子。她大概随着阿根的乐曲像天使一样起舞。这时淡蓝的月光照进树林，把一束束光亮投射到小滨的脸上，那时她的脸上肯定挂着笑容，那典雅圣洁的笑容，使凄清的林中也显出生命的亮色。

张喜亲自指挥对小滨的抢救，还特意要求团部医院给做了体检，他认为他们死前肯定那个了。检查后，那个女医生气汹汹地说：处女！张喜半信半疑。阿根被草草地埋了，棺材是很薄的桦树板。就埋在那片白桦林里。

小滨被救过来了，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整天不说一句话，总是到林子里哭。张喜副指导员常来安慰她，可她的脸上总是挂着冰雪似，没和他说过一句话。小滨很快她和连里最老实的转业兵老李结婚了，很快生了个儿子，那孩子长得白白净净的，有人说像阿根。老李对她和孩子都挺好，后来她们跟着老李到建三江开新点去了。再就没了音信。

去年在哈尔滨的一次知青集会上，我意外地碰到了小滨，她两鬂的头发都白了，还依稀看得出她年轻时的样子。她说，老李打井出事故，死了。她就返城了。现在办一个艺术幼稚园。

“你儿子呢？”我问。

她说：“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了。”

然后我个俩举起手中的酒杯，一干而尽，那是热辣辣的“北大荒”。

孩子啊，你在那里？

1972年8月13日，是李桦的灾难之日，她一生的不幸，都是从那一天开始的。已经34年了，说起那一天，她还掩面痛哭，让在场的知青联谊会的两个女同志也跟着掉泪，我和生活报的记者孙殿喜也暗然神伤。

李桦是哈尔滨市香坊区一所重点中学的学生，1971年春天，只有16岁的她也上山下乡到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阿木尔林业局的一个林场。那时他们和开发大兴安岭的解放军并肩战斗，在这曾渺无人迹的高寒禁区，他们以生命为代价，让公路、铁路向原始森林深处挺进。生活是极其艰苦的，他们住的是帐篷，吃的是窝窝头，渴的是海带汤。但是看着一车车的原木从大山深处驰向祖国需要的地方，他们每天都在歌唱。

一年后，李桦回家探亲，假期刚满，她就急着回场，对一个要强的女孩儿，艰辛但火热的生活比乱纷纷的哈尔滨更有吸引力。回程的路上，她和同连队几个战友从哈尔滨坐火车到加格达奇，又换乘森林小火车赶到塔河，又向北走了100多公里，到了一个叫樟岭的小站，当时铁路只修到这里，他们只好下火车，在这里等汽车了。这是一个寂寞的小站，只有站台上的几间房子，身后就是连绵的大山和望不到边的森林。汽车还不知什么时候来，李桦和几个同学顺着道基向前散步，路旁就是浓密的林子。他们走了很远，李桦回头看时，后面只跟着一个姓许的男青年，他比自己大一岁，长得膀大腰圆的，因为好打仗斗殴，又流了流气，李桦从来没和他说过话。他上前要拉李桦的手，她向后一闪，掉下了路基，他接着一推，李桦就滚进路旁的树林……接着悲剧发生了，她极力反抗但抵不住他的强悍和疯狂，她大声的呼喊，却掩没在滚滚的林涛中……

她擦干眼泪，整理好身裳又回到了那个小站，她羞于启齿去揭发他的罪恶，17岁的她还不懂他的这一阵疯狂会给她带来怎样的灾难。汽车来了，载着这个身心都在流血的姑娘摇摇晃晃地向大山深处走去，走向她更深重的苦难。

李桦回到连队，和大家一起上山伐木，一起背石头修路。心中那恐怖的阴影常让她在梦中惊醒，醒来时一身冷汗，满眼泪水。一个半月后，她突然呕吐不止，一见窝头、海带汤就恶心，她想吃水果，想吃酸的甜的，但到哪儿去找！卫生所的小赤脚医生，让她吃治胃病的药，可还是不见好。没办法又转院到加格达其奇区医院，也没诊断出什么病。其实这种明显的妊娠反映，不难诊断，可面对一个17岁的女知青谁也没往这方面想。

1972年11月，李桦只好又回到哈尔滨，回到父母和一个哥哥六个弟弟的穷苦的大家庭，妈妈领着她又跑了好几趟医院，医生们也说不清楚。整好和他家同用一个厨房的邻居两口子都是搞医的。那当护士的女人对李桦的母亲说：“大嫂啊，我也不怕你生气，我看你家小桦是怀孕了！”母亲好像当头被人打了一棒子，她拉着小桦上省院妇科检查，医生说，已经怀孕五个月了！回到家，母亲的一再追问，李桦说出了8月13日在樟岭站的树林子里发生的事情。那时的女孩子都很单纯，她不知道他对她那样，而且只有一次就能怀孕！娘俩抱头痛哭，“我的苦命的孩子呀！”妈妈哭得更伤心……

可以想像，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被人强暴怀孕的女孩儿会遭到怎样的歧视，她的家庭的每一个人又怎样地抬不起头来！为了摆脱家里面临的最大危机，父母首先想到的是给她人工流产，可是到那个医院都要单位介绍信，父亲没脸和单位说，街道办事处说她户口在林场，我们不能开，小桦又不想让林场知道！家里又想到赶快把她嫁人，最好嫁到农村，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孩子生了。他们托人在双城农村找了一个25岁的农民，可是一看李桦已经“显怀”的样子，人家不干！

李桦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屈辱，她觉得自己是一堆等着处理的垃圾！17岁正是她最好的年华，她聪明美丽，有自己的理想抱负。可是一下子沦落到这般地步，她不知道自己错在何处！她知道父母的难处，这么大的姑娘，连住处都安排不了，全家挤在16平米的房子里，如果再生个孩子住哪！再说哥哥已经到了结婚的年令，这样的家庭环境，那个女孩子敢来！李桦下决心自己解决这个“孽障”。她使劲地干重活，故意地跳呵蹦呵，可那孩子就是不掉！她绝望了，偷偷地买了许多药，有一天她把这些药都吃下去，然后又躲进邻居的一个草垛里，她想一死了之，不想让家人发现！结果还是被到处寻找的哥哥发现了，他抱起小桦就往医院跑！边跑边哭，“小桦呀，哥就你一个妹妹，你可不能死啊！”

大难不死的李桦1973年5月4日生产了，在一个偏避的私人产院生下了一个女婴。医院产前联系一对无子女的夫妇，他们说如果是男孩儿就要。可是生了个女孩儿，他们也抱走了。那一阵，在昏迷中的李桦看清那孩子高鼻梁大眼睛双眼皮，很漂亮个小姑娘！当别人抱走时，她大哭，然后昏了过去。第二天，她听着另一个屋有小孩儿的动静，她光着脚跑过去，把那家又退回来的孩子抱着怀里。那女孩儿到了那家总哭，人家伺候不了又送回来了。可是到了母亲的怀里，她却不哭了。可是后来这孩子还是送人了，通过一个姓赵的邻居送给了一对无子女的教师。那时，李桦睡着了，当她醒来，看见身边的孩子没了，人家留下200元钱，两袋奶粉和几斤鸡蛋。她又是一阵大哭，那哭声撕裂人心啊……

失去了女儿的李桦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整天两眼发呆以泪洗面。后来听说收养她孩子的那对夫妇住大水晶街，她就跑到那条街上，从这头走到那一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听有没有小孩子的哭声，她要看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坐公共汽车，她突然发现车上有一个女人抱的小姑娘像自己的女儿，马上过去抢，结果引起全车的混乱，最后官司打到派出所，李桦的哥哥赶来好一顿道歉，才把李桦领回家。

没有办法，李桦又从哈尔滨回到了林场，她被人强暴、在哈尔滨生了个孩子消息也传到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山里。那个姓许的男青年故伎重犯，又侵害了另一个女知青，被判了10处徒刑。受害者李桦还是觉得没脸见人，小青年像躲避瘟神一样回避她。好心的连队干部急着帮她找对象，给她介绍的都是“老跑腿子”或死了老婆的穷工人。可是人家还是不要她。李桦只好远走高飞，离开这伤心之地。通过亲属的关系她调到了富裕县的一个农牧场，还是当知青干农活。

她想从头干起，忘掉过去的一切。在劳动中她认识了开康崇因的老吴，他比李桦大一岁，是个朴实能干的工人。1976年5月，经人介绍她嫁给了老吴，开始他不知道她的过去，后来她主动和老吴说过，老吴只说了一句：“你呀，真不容易！”他对她更好了。第二年，她为老吴生了个女儿；第三年她又为老吴生了个儿子。这时她忘记了过去，一心朴实和老吴过日子，他们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好了。可儿子三岁时，老吴因肝癌去世了！临走前，他拉着李桦的手紧紧不放，嘱咐她一定把孩子拉扯成人啊！

李桦又一次跌入命运的谷底，她哭天抢地，感叹老天的不公。这时阿木尔林业局的领导和朋友呼唤着这三个孤儿寡母——在农村她们靠挣工分是难以生存的。林业局为她安排了工作和住房，孩子也上了学。然而好景不长，一方面她不安心寄人蓠下的生活，另外她也不能忍爱“寡妇门前是非多”的环境。1984年，她又领着两个孩子回到了哈尔滨，租了一间小房住下来，为了供孩子读书，她开始做小买卖。早上从批发市场买几筐菜，然后摆在道边卖，一天也能挣十元八元。还卖过裤衩，一条5角钱买进，然后两条1.5元卖出。后来又到铁路边拣煤渣，到工厂拾煤核。十冬腊月，她穿着一双破棉胶鞋，脚都冻起泡了。有了点本钱，她的生意也越来越大，她开始向大兴岭倒运蔬菜和白条鸡，又和别人合伙做木材生意。到了1988年，李桦已经有了100万的积蓄。

一个顽强的女人，经过流泪流汗地打拼，终于可以和自己的孩子过着有尊严的生活了。她不甘心小打小闹，又把自己的企业办到了天津，那是个有200多个工人的家俱厂，专门生产高档的红木家俱。那时她靠苦干实干，事业发展快而名声远扬，人民日报驻天津的首席记者肖荻还为她写过通讯《一个刚毅的女人》。她赚钱了，热心公益事业，多次捐助“希望工程”和患白血病的孩子。她的善举受到群众的赞扬并没有得到上帝的偏爱，1996年的一场大火把她几千万的资产化为无有！面对那一片废墟，她欲哭无泪。

李桦又回到了哈尔滨，她没有诅丧，一切从头再来。人生的种种苦难把她磨炼成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十多年商战中积累的经验，让她成了职场上的精英。李桦很快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大的房地产公司当销售总经理，她突出的业绩让她和孩子们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她还和一位工人老冯结了婚，他爱人病逝了，他很爱她，日子也过得很有滋味。

然而越是幸福的日子，李桦越想念自己那个遗失的女儿。30多年她过得怎么样？她还在哈尔滨吗？她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了吧？她总是在牵挂着。李桦找到了她家住过的三铺街，早已在城市改造中焕然一新的老街上，没有一家老邻居了。有一天她突然得到一个老同学的妹妹的消息，她可能知道自己女儿的下落。在去会见她的路上，李桦接到的一个电话，再一次改变了她的命运！

那一天是2001年3月6日，李桦接到“公司有急事”的电话，回到公司就被某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3日以涉嫌挪用公款罪被判徒刑五年，被押进监狱。这以后李桦的经历特别有戏剧性，我们只能简述了。地狱之火早就炼就了她不屈的性格，她自信自己的无罪，在拘押时她以自残自己的生命来抗争！她还坦然承受了老冯和她离婚的沉重打击。在狱中她不断地申诉，以法律为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在狱外，已经陷于生活绝境的儿子儿媳女儿，到处为母亲申冤，他们曾领着李桦的小孙子在政法机关门前长跪不起。2003年12月19日，区法院把她的刑期改判为两年十个月。2004年12月16日区检察院宣判李桦的挪用公款罪不成立，撤销原来的两次判决。这之后，李桦还根据市中级法院赔偿委员会的裁决，得到了相当数量的国家赔偿。当回到儿子家时，她看到屋里空荡荡的，他们把家用电器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掉了。为了生计，女儿还瞒着她早早结了婚，还好，女婚是个很仁义的小伙子。她忍不住又是一阵热泪长流。谁能想到一个柔弱的女人的肩膀能扛过这么多的苦难！

说起1035天的冤狱生活，李桦很淡然，她更多地说到那些好心人对自己的帮助，有全国人大代表，有公检法司机关中那些正直善良的工作人员。2004年春节前，她到区检察院申诉，院长由胜都同志亲自接待她，耐心地听取她的意见，临走前，还给她500元钱和一袋面、一袋米、20斤豆油、10斤鸡蛋。他对李桦说：“回家和孩子们好好过年，放心吧，我们一定好好复查你的案子。”他还嘱咐司机，要把东西给她送到楼上！

回到了人间的李桦，还是那样儿女情长地又想到了自己的女儿。这时又在一家大公司当上销售总监的她读到了《生活报》上“我们的故事”，知道了知青联谊会的电话，连续给他们打电话，哭述自己失掉女儿的过程和找寻女儿的愿望。但是她没有留下电话号，那时她充满了顾虑，她怕公布被强暴的事实让自己难堪，她怕女儿知道自己不幸的身世伤心，她怕打扰女儿平静的生活，她怕女儿那可敬的养父母不肯承认她……她甚至幻想能得了癌症，人们同情她，能让她和自己的女儿见上最后一面！在熬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之后，对女儿的思念之情终于战胜了一切忧虑。今年元月9日，李桦终于找到了知青联谊会，找到了我，我又找来了生活报的记者。我们要一起帮助她实现与遗失女儿的相见！

亲爱的读者，难道你们不同情这个饱经苦难的母亲吗？

请你们帮助她找到她朝思夜想的女儿吧！

我和所有的老知青拜托你了！

美丽的代价

认识尹艳杰是在市知青联谊会组织的一次活动上。那天下午，在哈师大贵宾楼，联谊会为1946年出生的老知青祝贺60岁生日，我也在被邀请之列。看着和我一起站在台上接受祝福的战友，一个个都是满脸苍桑，那浓密的头发变成了北大荒遍地丰收的庄稼，那青春的面容化作了那片神奇的土地上的青山绿水。

但是还有青春长在的战友，在祝贺演出中，尹艳杰又是领舞，又是领唱，舞姿婀娜，歌声嘹亮，一招一式还有点专业派头。她化了妆的形象有点像当红的影星许晴。在参加演出的几十个知青中，大概她算是最靓丽的了。我猜想，她一定是知青中的小字辈——“小六九”（1969届毕业生）。活动结束后，我去慰问，她笑着说：“我和你们差不多，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共和国还年轻，但和共和国同龄的人确实不年轻了，特别是女人。饱经苦难却能永葆青春的人，必有过人之处。尹艳杰列入了我的采访对象。

那天她穿了件红黑相间的尼料休闲服，焗成金黄色的头发蓬在额前。她很时尚也很自然。她和爱人都是下岗工人，她每月有577元的养老金，他一次补助两万元就回家了。日子很拮挶，但她很快乐。一说起当年下乡的日子，她的眼里却立刻涌出了泪水，她说，那是她带泪的青春，一想起来就难过。

“1968年冬天，我和300多个战友冒着漫天飞雪，来到红色草原农场（独立三团）。我们从哈尔滨坐火车到了莎尔图，独立三团团部大礼堂门上写着‘屯垦戊边，热爱边疆’的大标语让我们都掉了眼泪，我们不是参加军垦的兵团战士吗，怎么变成屯垦了！我们是看了新疆建设兵团的电影《军垦战歌》才报名到兵团的，可是面对的都是破烂的小屯子。女宿舍里一片哭声，比刚上火车时的哭声更响亮。浪漫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受挫了，我们一时难以接受。当晚我就病了，高烧得很历害，眼前的一切都在旋转，上厕所都扶着墙，那四面透风的茅房让我再受风寒。不等病好，我又和两个战友一起分到4营5连，经过四个小时的风雪中的巅簸，我们才到了连队。又面临意想不到的麻烦，很巧，我们学校三个公认的‘小美女’都分到了这个连队而且都住在一个宿舍。‘快去看呀！6号宿舍来了三个资产阶级娇小姐！’屯子里的老乡和先来的知青都来看热闹。”我们先是被观赏，然后又被遣责，“看看她们细皮嫩肉的样子，能干活吗！”

在那个时代，漂亮是被歧视的，美丽可能是灾难，甚至是罪恶。那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排斥美，仇视美，时常把美贴上阶级的标签。下过乡的知青们想一想，我们身边的那些姿色出众的女知青，肯定经历了比我们更多的苦难，她们往往成为被污辱和损害的对象。“红颜薄命”是黑暗时代的一个表现吧！

自尊心受到巨大伤害的尹艳杰，恨自己不争气的身体，怕别人更瞧不起自己。不等病好，她就挣扎着起来和大家一起去到雪地里收大豆，寒风吹透了她单薄的身体，坚硬的豆梗把她的手扎得鲜血直流，她干得一点也不少。但是人家还在议论她：“你看她穿得那么漂亮，好像在逛街！”“你看她手上一点茧子也不长，脸还是那么粉白的，像个兵团战士吗！”听了这些冷言冷语，小尹心里很委屈，她穿得其实很普通，可她穿什么都比别人精神；她干活很卖力气，手上不长茧是因她注意保护自己，难道这也是错！这以后，她自毁形象地穿得更破烂，她不戴手套想快长老茧，她故意让自己变老变丑。但是她还是改变不了人家对她的印象。只因为美丽，她背上了沉重的精神枷索。

尹艳杰处处小心，但还是引来了麻烦。有人愉看了父亲给她的来信，这位可亲的老公安干警告诉自己的女儿：“一定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好好锻炼自己。你们这么多孩子下乡，早晚国家会有个说法，不能让你们在农村呆一辈子。即使回不来，我也能在城里帮你找个对象，将来也能调回来……”这封信被人交给了连队干部，小尹一下子成了不安心农村的典型，小会检讨大会批判，流不完的眼泪，干不完的重活。

这时家里又来了信，已经下放工厂的父亲，在劳动中受了重伤，让她速回家到医院照顾！在五个姐妹中她是老大，妹妹都还小，这事非她不可。可是连里不信，后来父亲的单位来了证明，才给了她两周假。可是父亲的病恢复得很慢，她扶持着不能独立行走的父亲，心急如焚！她还是超假了十多天。回到连里第二天，她又成了贪图城市生活、公然违犯纪律的典型！更猛烈的批判开始了，她一下子成了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罪人”，为了早点解脱，她在大食堂的批斗会上也向自己开火，她宣读批判文章《论斗与进》，她说大家斗争我是为了我的进步！尽管她痛哭流涕地深挖自己资产阶级小姐的思想要源，但是她并没有被人家接受，连队还是把她列入批判改造的对象，和连里“四类分子”一样的处境。

尹艳杰绝望了，她说，当时我想到了死！在夜深人静时，我躺在黑暗中默默地流泪，思考着自己如何去死，去跳井？不行！大家都喝井水，我不能害得大家没水喝。去上吊？不行！那样死得太难看了。最后，我决定第二天全连上早操时，冲到刚刚起动的连队的热特车的车轮下！这样的死才壮烈！想到这儿，我突然镇静起来，我想死之前一定回一次家，向父母和妹妹们告别！我悄悄地爬起来，整理好自己的衣物，又给同伴写了封信：“我有急事走了，不要找我，这些东西都给你了。谢谢你对我的好！”然后我又把自己的被子摆成有人蒙头睡觉的形状。

1971年11月，在尹艳杰下乡整好三年的那个深夜，她走出了昏暗的连队，走出了那个在严寒中越来越恐怖的小屯。迎着剌骨的寒风，踏着没脚的积雪，她艰难地向前走着，她朝着红旗站的方向——当年下乡时在这里下的汽车。那是一片野狼经常出没的荒原，漆黑的夜张开恐怖的大网，风的凄唳，乌鸦的怪叫，让每一个夜行者怯步。但是她一往无前地走着，汗水湿透了她的衣服，寒风中她瑟瑟发抖。风霜挂满了她的头巾，她成了夜行的白毛女。本来平时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她走了三个小时了，还没走到通往红旗的大道。她停在路旁的一座窝棚前呼喊，开门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他被尹艳杰的样子吓了一跳。她问：“去红旗站怎么走？”他说：“向左拐到边道，傍着道一直向前走！”接着他又吃惊地问：“就你一个人？！”她说：“大队伍在后面，我是问道的。”顺着那男人指引的方向，一个多小时，她走上了大道。这时天已泛白，风寒剌骨，正是“鬼呲牙”的时分。四辆拉羊草的大马车的老板子，一边在地上跺着脚一边和她打着招呼：“小伙子，就是一个人！”她粗声粗气地说：“大队伍在后面！”这段经历让尹艳杰刻骨铭心，每次回忆都让她泪流满面。

经过5个小时的急行军，异常勇敢的小尹终于赶到了红旗站。这时她看见“大部队”已经赶在了她的前面，她看见连部通讯员小于正骑着马在车站转悠，那辆热特车也等在道上。她急忙躲进路旁的草垛，但还是被抓住了。天亮时同伴发现了她的信，连里派出了机械化部队，她插翅难逃。

尹艳杰梗起脖子，做出宁死不屈的样子。连里的干部并没有难为她，只是问她：“你不知道，这大甸子里狼多吗！不怕狼把你吃了？”尹艳杰说：“我死都不怕，还怕狼！”这个倔强的姑娘的出走让连里的干部有所反思，我们对知青是不是有点太左了，不能逼得太狠，出了事就麻烦了！连队的政治气氛有所缓和，但尹艳杰还是抬不起头来，她下决心离开这片伤心地。已经伤透心的她回到了哈尔滨，回到了父母身边。情绪低落的她觉得一切都完了，她同那个时代的每一个青年一样，有青春的激情，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可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她觉得无路可走了。这时23岁的她盲目草率地走进了婚姻，然而她又失败了，四年半的痛苦换来的惟一安慰是两个漂亮的女儿。然而谁能想象她没有工作两个孩子没有户口、三个人相依为命的苦难岁月！

严冬过后是春天。1978年底，尹艳杰被招工进了第二毛纺厂。穿上漂亮的工装，她仿佛又年轻了，其实当时她还不到30岁。她又恢复了活力，她对未来充满了期望。有一天那位女姓的车间团书记，看见小尹满面春风的样子，额前的流海还烫过了，忙问她：“小尹你结婚了？怎么不告诉我！”尹艳杰笑着说：“我早就结婚了，我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呢！”当春暖花开的季节，她就把两个女儿领到了工厂。

接着发生的故事，尹艳杰说得很简略。厂里一个未婚的青年工人看上了她，他叫孙国新，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工人，年年都是厂里的先进生产者。也许是他看中了她的美丽，也许看中了她的才干，也许是同情她的遭遇……虽然他们的恋爱得到领导的支持，但多数人并不看好，因为她比他大，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是谁也没能阻挡他们的幸福结合。以后凡是有人碰到小孙都问这句话：“怎么样，你们还过着呢？”小孙笑合合地说：“还过着呢！”是的他们还过着呢，过得相当地好！小尹还给小孙生了个胖儿子，她特别地高兴，她也觉得生了儿子对得起深爱她的孙国新了。儿子今年26岁了，一米八四的大个儿，提起儿子她满脸的幸福和骄傲。

生活舒心的女人总是很年轻。尹艳杰笑着告诉我，她们的两个女儿都结婚了，都有工作，日子都过得很好。小儿子在珠海开了一家影楼，也快结婚了。孙国新在二女儿家开的门窗厂帮助打理。“最忙的还是我！”她给我看了她一周的活动日程表：星期一、三，参加知青联谊会的秧歌队；星期二，到老年大学学古筝；星期四、日到知青合唱团活动；星期五，到花园街社区活动；星期六，上声乐课。她还给我看了她的三大册剪报，上面都是精短的散文和知识性的文章。她说这些年她从来没有停止学习。看来，学习让她有了知识，坚定了信念，她才变得坚强。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美丽曾让许多女人负出沉重的代价。但是坚强让她们走出困境，结果生活得更美丽。美丽和坚强的女人，永远都会幸福的。当然这美丽不仅是形象。

路就在脚下

北大荒的3月，天空依然阴霾，没有鸽子在飞翔。雪依然在下着，白杨树在风中抖动着，吃惊地望着正顶着风雪孤独行走的那个姑娘。

她叫赵翠娟，14团的新闻报道员。她要到70里外的24连去总结经验，团里就要开宣传工作会议，他们连报道组要在会上发言。天刚微亮，她就出发了。穿着厚重的黄棉袄和轻便的棉胶鞋，再背上帆布的黄书包——那是装着她的武器。她那挂满霜雪的红头巾，像在雪原上跳动的火焰，沿着伸向远方的路燃烧着，它点燃了天边的晨曦。太阳冲破了天际线终于上了天空，披挂着晨光的赵翠娟感到了一阵阵的温暖朴面而来。她脚下踏在雪地上的“咔咔”声响，如同进军的鼓点，她走得更有劲了。

赵翠娟特别愿意走路，大概是因为特别害怕晕车。1968年11月的那个冬天，她满怀豪情地登上了从哈尔滨到鹤岗的火车，本来她不在被动员下乡之列，可是她还是和弟弟一起报名到兵团了。在火车的16个小时旅程中，她吐空了胃肠。再换乘到14团的汽车上，她把胆汁都吐了出来。在团部到连队的“嘣嘣车”上，已经不能站立的赵翠娟只能躺在结着薄冰的拖斗里流着和胆汁一样苦的泪。然而瘦弱的体质和晕车的毛病并没有影响她在战天斗地的劳动中一马当先，一年后她当上了副连长。她很要强，又能体贴别人。连里有许多能干的高中生，可是初中生的赵翠娟第一个当上了连里的干部。后来她写的一篇鼓吹积肥的小评论在团广播站广播，她又被调到团宣传股当了报道员。写文章是她的长项，初一时她的国庆征文在全校得了一等奖。到了报道组她的第一个上级是当年和郭沫若和过诗的转业军人徐宪国，她的同事有后来成了著名杂文作家的天津知青郭庆晨，还有诗人臧克家的女儿臧小平。他们的言传身教让她受益终生。

当报道员最经常的工作是下连队采访。无论多远的路，赵翠娟总是行单影孤地走路。对此她至今还充满美好的回忆：我非常喜欢北大荒的路，它蜿蜒向前伸展着，公路两旁是一排排高大的白杨。当时北大荒淳厚的民风，使你压根就不会产生不安全感，谁也不能想到我一个人走路的感觉是那样的好，看到一望无边的黑土地、广阔的蓝天和朵朵白云，听到白杨树在风中摇曳作响，空中不时飘来的雁鸣以及自己沙沙的脚步声。于是我脑子里便涌出些美丽的诗句，有时我的心里还会升出一种莫名的自豪……

此刻，赵翠娟还在通往24连的路上走着。然而这一次她很难再产生诗句了，因为路太艰难了。雪不停下着，天色越来越朦胧，步伐越来越沉重，汗水湿透了她的棉衣，头上的霜雪化了又结。中午时分她走到了18连，看着满身霜雪的她，知青们都劝她明天雪停后再走。她说，团里还等着这份材料！简单吃了点饭，她又上路了。后面的30里路比走过的40里路不知要艰难多少倍！风雪袭面，她步履蹒跚；每迈出一步，她都要大汁淋漓，在跌跌撞撞中，她一往无前。在身体就要倒下时，她对着茫茫雪原大声呼喊！

当黑幕笼罩了雪原，循着依稀可见的灯光，赵翠娟像白色的幽灵一样走进24连时，看着她满身皆白，眉毛和头发上都挂着冰雪时，全连的人都惊呆了！

赵翠娟回忆，我硬撑着用笑脸面对大家，草草地吃了几口饭便和连队报道组见面。当我坐在点了只煤油灯的连部时，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和所有的意念正如童话中所描述的那样，被飘在空气里，朦胧中绳系意识的只有那跳跃的烛火。烛光映照下，我艰难地和她们进行着对话，那时在我的眼里，他们每一张面孔都恍惚，包括一个戴着眼镜、有浓重上海口音的主要发言人。

这次赵翠娟的风雪日行70里，是她人生的最重要里程，不仅因为她出色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公务，而且她还打动了一个上海优秀的男知青的心——那个戴眼镜的俊秀的发言人。五年以后，他成了她的丈夫。多年以后林泽荣回忆这次历史性见面时说：“我简直不敢相信，在傍晚风雪弥漫的黑暗中，竟走来一个跋涉了70里路的女青年，疲劳至极，还能清晰地和我们谈材料。从那时起，我便对这个女青年蒙生了深深的敬意。”

第二天，赵翠娟和林泽荣一起在连部整理他们的经验材料。她发现墙报上有一首《念奴娇》工整规范，遗词造句都很讲究，便问：“这是你填的吗？”从这一个“填”字上，林泽荣知道了她很内行，便含糊地说：“是他们写的。”但从那漂亮的字迹是赵翠娟已明白了，那首词就是他的作品。他的才华和真诚也让她“蒙生了深深的敬意”。转天，赵翠娟又走回了团部，那天阳光灿烂，她一路上唱着歌。在第二天的全团宣传会上，林泽荣按着他们一起准备的材料做了精彩的发言。过不久他接到了团里的调令，让他到16连学校当老师。

那一天，林泽荣到团里来看赵翠娟。她从食堂打来饭，他们坐在办公室边吃边谈。他问，是你推荐我当老师的吗？她说，不是。他问，我应该去吗？她说，这是个机会。我看你很适合当老师。他说，我舍不得连队火热的生活。她说，去不去还是你自己定吧！几天后，林泽荣到16连的学校报到了，赵翠娟的意见对他很重要。又是几天后，赵翠娟也被调到了团部中学当语文老师了。这两次调动都发生在1971年9月，冥冥中他们都感觉一只无型的手正把他们拉近。16连离团部并不远，但是他们很少见面，老林这位上海延安中学的高材生很腼腆，一说话就脸红，写信是他最好的表达方式。从此开始了他们历时四年多的咫尺天涯的“两地书”。每封信上，他总要为她填一首词，开始是“念奴娇”，后来是“卜算子”、“蝶恋花”，再后来就是“沁园春”了，感情越来越热烈，可那最想说的话总也说不出口。1975年老林也调到了团部中学，这时人们才知道他们是一对恋人。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上，他们越走越近了。

赵翠娟对过去的回忆总是温情脉脉，她很珍惜八年的兵团教师的生活。她常想起，在北大荒的漫长冬夜里，这帮年青的教师，经常把炉火拔旺。他们之中的兄长、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刘耀庭拉起小提琴。这时室外暴风雪沉闷地呼号，室内《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如诉如泣。听着风声，伴着琴声，有人在写日记，有人在演算数学题，有人在拿着半导体学外语。赵翠娟对我说：“多年后的今天，每当我想起我们一起渡过的冬日黄昏，仍禁不住一阵激动，也许就是在我们这些飘零在狂风恶雪之中的兵团老师身上，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智慧对科学理性尊严的追求和向往，恰恰是这种追求和向往，照亮了我们那段独特的历史道路。”

浪漫的知青教师的生活还是被知青大返城的动荡打乱了。这时，赵翠娟已经和老林结婚，他们住进了专门为知青教师新盖的红砖房，儿子林晨也降生了，他们做好了为北大荒献完青春献子孙的准备。然而在狂潮中，他们也只能选择返城，按当时的政策，老林可以随赵翠娟回哈尔滨，可她不能跟老林回上海。为了不耽误老林的前途，赵翠娟提出要和他离婚，当时许多知青走了这条路！老林坚决不干，赵翠娟说我们假离婚。老林说，搞不好就弄假成真了。小赵说，如果真的离婚了，说明我们经不起考验的爱情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无论怎么说，老林就是不离婚，宁可回哈尔滨打小工！

最后，赵翠娟做出了一个决定：让老林参加当年（1979年）的高考，如果考上了，全家在哈尔滨团聚，如果考不上坚决离婚！老林说：你这是逼我往花岗岩的门上撞！因为这一年的高考条件规定，考生年龄不能超过28岁，而且要未婚。而老林已是30岁的已婚青年了！

1979年春天，赵翠娟抱着儿子要回哈尔滨接母亲的班，到一所小学当代课老师。临行前，她找到了已当了农场教育科长刘耀庭。她说：“你帮帮老林吧！今年高考是他惟一的希望了！”刘耀庭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放心地走吧！我一定会尽力的，就是因此被追究了，也是因为帮助了一个好学的年青人！”

那一年“28岁的未婚青年”林泽荣在老同事的帮助下，以高分考入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应该全家团聚了，可老林不敢去看望妻子和儿子，因为他怕暴露已婚的身份。这样他只好当了好几年的“隐形丈夫”和“隐形父亲”。那时，赵翠娟母子住在母亲20平米的房子外搭起的棚厦里，冬天被褥常被冻在墙上。他们和弟弟一家三口同时返城，她把里屋让给了弟弟一家。赵翠娟以每月43元的工资收入供着上大学的丈夫和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上幼儿园的儿子对妈妈说：“等我爸大学毕业，我也能吃上火腿肠吗？”她对儿子点头，眼里含着泪。为了每月增加10元的工资，赵翠娟又调到了聋哑学校当老师。在经济最拮据的日子里，她又做出一个决定，每月拿出5元钱全年共60元，为儿子的买书专款。如今，赵翠娟对已获得南开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的儿子提起往事，不禁潸然泪下，她心疼儿子跟他们吃了许多苦。林晨却说自己的童年很幸福。他常回忆起母子俩手牵手去逛书店，路上给他买个雪糕，妈妈看着他吃。买书回到家，他会把购书的时间、书名和钱数记下来，然后迫不急待地读起新书来。

四年后老林从哈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哈师专当老师，后来又到考上哈师大的研究生，现在已是哈尔滨学院的著名的历史教授了。而他的“导师”赵翠娟一直到1984年才以全市最高分的成绩通过“转干”考试，成为一名正式的小学教师，当时她35岁了，已经有了14年的教龄！现在老林再看这位“从风雪弥漫的黑暗中走来”的女青年，就不仅是“深深的敬意”了吧！

“从风雪弥漫的黑暗中”走出的人，格外珍惜那阳光灿烂的大道。赵翠娟高速前进，1986年她被调到南马路小学当班主任，1989年任校教导主任，1991年任副校长，1993年兼任校党支部书记，1994年任校长，2003年任道外区教育局副局长兼南马路小校长。我来到南马路小学采访赵校长时，正赶上学校放假，校园里静悄悄的，但在堂皇的教学大楼和优雅的环境中，我看到了她轰轰烈烈的事业。陪同我的副校长李冬蕾为我提供了一份赵校长的简历，那上面写着她的十几个荣誉称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宋庆龄“樟树奖”奖获得者、黑龙江省省特级教师、黑龙江省专家型校长、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这每一个称号都如一颗闪亮的珍珠，需要多少年海水和砂石的磨砺！

赵翠娟的故事也许一部长篇也写不完。但北大荒那最初的风雪之行是最珍贵的。她是从那里出发一直走到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的。她说，谁的脚下都有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坚忍不拔地坚持着，一路上都是好风光。

博客留言

1、个坚强而有志向的女知青走过了一条艰难而又充满美丽风景的人生之路。赵校长特别令人佩服，她的事迹让人感动。——张扬洋

2、看了贾老师的这一篇，不由得想起冰心的一句诗：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在的明艳！然而当初她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满了牺牲的血雨。——王牛岭

3、“我们的故事”像一根拨动的琴弦，让我们的心也跳动起来了。我曾对儿子说：如果用我们的泪水去浇灌心田，她能滋生真挚的感情和无畏的坚强。——王明义

4、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条路，风险和风景共处，看到风景的是那些勇往直前、锲而不舍的人。如果瞻前顾后，见风就回，可能半途而废，那是人生的最大风险。——吕小品

“海归”专家的童子功

晚7时，我如约等候在北京朝阳医院五楼的手术室门前，医生们正在里面为一个肝癌患者做肝移植手术。“哗”的一声，银色的自动门打开了，走出一位穿着绿色长衫，戴着蓝色帽子的医生，白色口罩上那一双笑眯眯的眼睛在注视着我。

他就是那个30多年前，在风雪弥漫的建三江的六师师部门前抱着冲锋枪站岗的小战士吗！他就是20年多前在灯光璀璨的日本东京的银座的街头小摊上请我吃水煎包的年轻留学生吗！

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昨天晚上我还梦着我们27团10连呢！”他叫陈大志，是这个医院的肝胆外科主任、北京市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这位“海归”，还是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外颇有名气的器官移植专家。

我对他的采访在他六楼的办公室进行。这位“海归”专家的官邸十分简单，一张电脑桌上堆满了资料，旁边立着书柜，对面摆着一张低矮的简易床。他穿着单薄的手术服，光着脚穿着凉鞋。1月的北京屋里也很冷，我让他盖着棉被依在床头，我的采访就这样开始了，说是采访，不如说是两个多年不见的荒友的东拉西扯。

1968年那个严寒的冬天，坐着大卡车顶风冒雪走进抚远荒原的陈大志，还差一个多月才15岁。他是“混进”兵团战士行列的。在那个黑白巅倒的日子，做为哈医大外科专家的父亲陈昭民被关进“牛棚”，在学校作行政工作的母亲也被半隔离审查。“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大志，在医大附中的宣传队里又唱又跳又拉二胡。有一天领队的魏老师对他说，因为你父母都有问题，你不能在宣传队了！他给了大志一本“二胡独奏曲”，让他回家自己练习吧！那些天，大志在空荡荡的家里天天拉“江河水”，拉“病中吟”，直拉到满脸流泪。听说，兵团27团来招知青，母亲找同事的亲戚走后门，躲过“政审”，让在家闲散的大志也穿上了黄棉袄。临行前，他只能远远地看着正在操场上劳动的父亲，本来想听取他的临别赠言……

27团地处边境小县同江的勤得利，和对岸只有一江之隔，这里已是剑拔弩张，进入紧张的战备状态。陈大志到了10连干的第一件事是和几小知青去捅树上的鸟窝，然后又和他们绕到连队的后山去采榛子。老职工对他们说：“望山跑死马！后山离连队有40多里，你们走不到就冻死了！”连队干部对这帮孩子哭笑不得。但是全连年纪最小的陈大志和大知青们干一样的活，他最怕人家把他当成孩子。春播时节，他跋涉在冰雪泥泞中，把100多斤重的麦种背到播种机上；夏锄中他顶着烈日挥汗如雨，北大荒天高地阔，一条垅一天也锄不到头，女知青坐在地中间哭，而他从不落后！秋收的活更累，雪地里扒豆子背苞米，场院里扛麻袋上跳板，他都干过。冬天他和战友们进山伐木，数百年的大树在他们“顺山倒”的呼喊声倒下时，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豪迈！在进山打石头时，他还曾逃过死劫。为了多炸死石头，他们埋了过量的炸药，起爆时刻，铺天盖地的石雨迎面扑来，他们掉头就跑，班长喊：“快转过头来，躲石头！”这时他们才明白，石头是不长眼的，鸡蛋大的一块石就能要他们的命。连里曾有人因此牺牲。如果面对着飞落的石头就可以躲闪。他们这样做了，结果毫发未损。飞落的石块却把附近老乡的房盖砸穿把饭锅砸漏。

说到这儿，大志竟笑起来。他说，在北大荒的那些日子，自己并没有感到苦难，每天都很快乐。业余时间还排了许多文艺节目给大家演出，连里所有的乐器我都玩过。在劳动中我从一个“小豆芽”练成了一个棒小伙，还学会了所有农活，甚至磨豆付、编筐我都会，这些“童子功”，让我受益终生。连年被评为“五好战士”的我两年后被调到了紧靠江边的武装连队8连当战士，真的背上了“7、62式”步枪。晚上在江边巡逻时，看到黑暗中升起的信号弹，我已做好拼死疆场，为祖国献身的准备！

陈大志没想到父亲比他更早地上了战场。1972年10月，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到了最烈后的阶段，每天都有美国的飞机狂轰烂炸。刚刚解除隔离恢复医疗工作的父亲，奉命赴越南战场考察战伤外科。在省委主要领导的饯行席上，陈教授无意中说到自己的儿子也在屯垦戍边的第一线。那位领导让他把儿子所在兵团连队的番号写在一个纸条上。当父亲进入炮火纷飞的越南前线时，陈大志被兵团的一纸调令调到了六师警卫连，成了每天站岗巡逻的警卫战士。有时他也跟随王少伯师长下基层检查工作。这位红小鬼出身的老兵对他说：“你不能一辈子当警卫兵！听说你爸是大专家，你也搞医吧！”这样，一年后，陈大志又成了兵团总院的一个卫生兵。

那时地处哈尔滨郊区王岗的兵团医院里，你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壮实的小伙子忙碌的身影。他一会儿用拖布擦走廊，一会儿又去打扫厕所。开饭的时候，他挑着饭筒为住院病人按房送饭。他觉得这点活比在连队轻松多了。这一干又是两年。从越南回来的父亲，给他讲了许多现代化武器的威力和战伤类型，以及相关的医疗知识，使他对外科医生这个职业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小时候他看到父亲总是深夜回家，一来电话就往医院跑，对这个职业并不向往。现在他觉能像父亲一样拿着手术刀为病人服务，那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光荣！如果能当一个战地医生那就更棒了！母亲又给他找来中学课本，让他从头补起，干什么都要有文化。而当时实际他只有小学文化。从那时起他开始用业余时间补习文化。1974年他曾参加了全国的高考，成绩不错，进了第一分数段，可“白卷先生”张铁生的一封信，打破了他上大学学医的梦想。1976年的那十月一声春雷，也唤醒了北大荒沉睡的土地。1977年全国高考的恢复让所有的知青都跃跃欲试。然而机会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陈大志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从初中到高中的数理化及语文、政治、英语重新学了一遍，学得天昏地暗，学得废寝忘食。苦寒迎得腊梅开。他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哈医大本科，他的分数够哈工大，可他只报了哈医大一个志愿。当时的兵团医院有100多人参加高考，只有3、4个人被录取！

1982年以优异成绩从哈医大毕业的陈大志成了省医院外科的住院医生，两年后他又被调到医大一院外科当了两年住院医生，就要晋升主治医生的他，又有了新的追求，他一直在自修日语。1978年3月，作为对等交流的医生他来到日本松户市立医院进修。在工作之余他更加勤奋自学，接着又考取了日本医学的最高学府——东京日本医科大学的研究生。从公派访问学者到自费留学生，陈大志开始了艰辛的“洋插队”。白天在学校里紧张地听课、试验、补习日语，晚上到外面打工，为自己挣学费和生活费。他到过东京的夜店当过店员，前半夜卖货，下半夜往货架上装货，天一亮跑回学校，稍事休息一下，又去上课。他还到写字楼当清洁工；爬上麾天楼装空调；到餐馆当翻译；在绘图社绘制地图。最累的是到邮政局当分拣员，手急眼快地按地点分拣，天亮前，把每袋80多斤的邮袋装上汽车。陈大志可以一气把200多个邮袋扔上车，让日本工人大吃一惊，他们奇怪陈医生为什么这么能干！其实这对于在北大荒练就“童子功”的他来说，这是小菜一碟！

学习和经济的双重压力曾让许多留学生打了退堂鼓，还有的人放弃学业去做小买卖了，可陈大志还是顽强地坚持着。他也曾累得病倒过，咬着牙，爬起来，接着学，接着干！他终于靠自己优秀的学习成绩获得奖学金，使他在攻读学位的后两年能集中精力搞科研和撰写博士论文，不必再为糊口问题费心。他坚信在北大荒风雪中爬过来的人，是不会倒下的。他笑着说，有北大荒那碗酒垫底，什么酒都能对付。

1993年9月，东京的金秋，阳光灿烂。陈大志胸有成竹地走上日本医科大学阶梯大教室的讲台，面对着由7名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和在场的众多听众，开始宣读他的博士论文——“关于肠壁神经组织缺血再灌注的免疫组织化学研究”。陈大志的信心来自他的实力，日本医科大学博士毕业论文答辩的资格是要在国家级杂志发表第一署名的论文一篇（主论文），和两篇副论文。而陈大志仅第一作者的论文就发表了14篇。陈大志是参加答辩的11位研究生中惟一的获得40位教授全票通过的研究生。从委员们的微笑中，陈大志读出了他们对自己论文的评价。其实这篇论文早已引起国际同行的重视，就是拿着这篇论文陈大志登上了1992年在埃及开罗召开的第28届世界外科学会的讲坛。

那一天，他刚走下台，一位身材高瘦精神矍烁的老者走到他的面前，他微笑地看着这位年轻人，问他愿不愿意到美国匹兹堡大学读博士后。这位l老先生美国器官移植权威，他领导的团队正进行小肠移植的试验，陈大志的研究成果为这项工作开辟了新的领域。他真心希望他能加盟自己的团队。陈大志很有礼貌地对他的信任表示感谢，并说在博士毕业后一定会考虑他的意见。

在隆重的毕业典礼上，陈大志在戴上博士帽的那一刻，他已做好了回国的准备，他觉得到了报效祖国报效家乡的时候了。这时那位先生的正式邀请函寄到了东京陈大志的手里，到底去不去匹兹堡读博士后，他打电话征求父亲的意见。陈先生说：“匹斯堡大学移植中心在全世界亨有盛誉，那位教授被称为‘肝移植之父’，你能在他的指导下工作和学习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父亲的意见坚定了陈大志的决心，他毅然飞向了美国的匹斯堡。在飞越浩瀚无边的太平洋时，他想到了北大荒广袤的土地，还有那翻滚的麦浪和一片片的白桦林。

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陈大志在匹兹堡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完成了博士后研究，掌握了世界最先进的肝移植、小肠移植和多器官联合移植技术。在一起攻关的过程中，陈大志的踏实敬业和钻研精神以及在外科方面的才华让外国同行赞叹不已。这期间他曾以海外校友身份参加哈医大50年庆典，并做了两场器官移植的报告。母校向他发出毕业后回校工作的邀请。在陈大志的安排下母校派来4位医生到匹斯堡大学学习肝移植技术。1997年1月他和4位同事一起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哈尔滨。

家乡的春天来得很晚，残雪还没化尽，气候还有些冷。担任了医大二院外科副主任的陈大志在学校和院里的支持下，在父亲已经进行的肝移植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试验。1997年3月16日，经过充分准备，在科内同事的配合下，陈大志成功地为肇东农民张胆做了肝移植手术。术后他不顾十个小时手术的疲劳，连续数日在病房仔细观察和及时处理病人。现在张胆不但早已上班当上了医院的收发员，还娶了媳妇生了儿子。他术后已幸福生活了10年，成为全国一次肝移植存活时间最长纪录的保持者！

然而，由于肝移植费用昂贵，地处边远的黑龙江省患者资源贫乏，在以后的三年里，仅仅实施了3例肝移植，陈大志为此忧心忡忡。

2001年陈大志又被引进到北京的朝阳医院。他有了新的用武之地。更多的肝移植的供体资源和更多的受体需求，让他大显身手。经过几年的努力，他领导的肝胆科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器官移植中心，平均每年实施肝移植近百例，手术技术、术后管理及近远期生存率等方面位于国内先进行列。他领导这个科室连续多年是全院业绩最好的科室。在国家一级的专业刊物上经常能读到他的文章。陈大志的照片上了中国国家出版社韩文版的《中国财经》的封面，在那个国家里陈大志被许多由他做手术而新生的肝病患者所爱戴。在2006年北京卫生局器官移植准入评审中陈大志领导的移植中心成绩优秀，在13家有准入资格的医院中名列第二。

急促的手机铃声打断我们的采访，他从床上跳下来，匆匆地向手术室跑去，和当年自己的父亲是一样的动作。进手术室前他简单地和我握了一下手，说有机会再谈。为了完成这次采访，我给在上海的陈昭民先生和夫人打了电话，他们的三个孩子两个博士一个硕士，他们住在上海一个医学院当博导的大女儿家。他们都说，大志在最需要学习的时候上了北大荒，在艰苦的条件下他的世界观提前形成了，他的坚强坚韧能吃苦不怕困难，他的善良真诚热心助人，在以后的国内外的学习工作中，支撑他树立了严谨的科学态度，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和热情耐心的工作态度。

我想再补充些细节，连续三个晚上给陈大志家打电话。家人说他还在院里做手术。我不忍心再打扰他了，只好把这个未完成的故事交给读者了。

她说，北大荒是我的大学

在兴安岭密林深处，有几栋板夹泥的营房，房前的小广场上树着一根松木杆，上面悬挂着一个大喇叭。那一天，喇叭开口了：“兵团一师二团广播站！现在广播4连知青尚绍华的来稿……”这时这个宁静的小村顿时燥动了，“快听，咱们连小尚上广播了！”“谁是尚绍华呀？”“就是小卖店的那个哈尔滨小姑娘！”这是1969年春的一天，尚绍华怔怔地站在门前，脸色红红的，那时候她只有17岁。几天后，她拎着行李坐上连队去团部拉面的车，在同伴羡慕的眼光中，到团部宣传股报到了。这时她眼前那座并不太高的二龙山和连队旁叫巩比拉的小河也充满了诗意。

此刻，尚绍华坐在北京灯市口史家胡同24号中国妇女杂志社的咖啡厅，微笑着向我讲起她的从文生涯。我问起决定她命运的“处女作”，她说是一首短诗，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总之是激情澎湃的那种。当时团部宣传股把她当一个小才女调来当新闻干事，从此和文字结缘。

哈尔滨初中生尚绍华，是1968年秋天来到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当兵团战士的。开始她和连里的战友一样，或进山砍树或为战备拉练。后来连里的小卖店的缺个售货员，连队干部听说尚绍华在哈尔滨上学时参加过珠算比赛，就让她干了这一行。从此，小尚经常坐着马车到团里上货，一路上爬山过河。到了团部供销社，看她那么小，人家怕她赔钱，上货时总是称得高高的。回到连队卖货时，知青和老职工买什么好吃的都给她留一点，她把这些东西重新放到大堆里，这样她的买卖一点也不陪钱。干这个工作比下地有时间，于是一有空闲她就读书，写诗写文章，寄给团广播站。

“可是到了团里，日子并不好过！”尚绍华回忆：团里马上要开“积代会”，我一到，便派下来为政委写开幕词的任务。我哪里会写？写了两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便没词了。涂抹了两天，股长一看不行，他自己动手了。我心里越想越别扭。接着写作的活一件件来了，我的任务是把全团指战员屯垦戍边战天斗地的事迹反映出来。我写不出来，常常为一个开头熬上一二天。冬天很冷，零下三十多度，晚上写稿只能缩在被子里。那时太小很贪睡，写着写着睡着了，钢笔经常捅在被子和被单上，在上面留下大小不等的蓝点子。有时太困了，我就跑到外面的雪地站一会儿，让冷风把我吹醒，接着再写。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了林豆豆的《爸爸教我怎样写文章》，那位副统帅的话很直白，他说初学写作就像写大字描红，先照人家描，描多了，丢开字帖，自己的风格就出来了。她受到启发。于是，开始把报纸上不错的文章都剪下来，然后照着葫芦划瓢，什么消息、通讯、小评论，一样样学，不长时间就熟悉了各种体裁的写法。

那时，我也在离她不远的山沟里当报道员，我们营的报道组只有两个人，经常以“红青兵”的笔名在《黑河日报》和《兵团战士报》发稿，数量相当多，但是怎么也干不过二团“甘为民”报道组。听说那个报道组有个特别能干的哈尔滨小女子，那便是尚绍华了。当时我们都经常到瑷辉小城的《黑河日报》送稿，尚绍华回忆起当年送稿的经历，感情复杂，她那时绿书包里装着稿子，就在公路上截汽车，无论是拉木材的还是拉粮食的，只要司机一停车，抓住车厢板，踏着车轮就往上跳。有一次和一个叫小娟的上海小姑娘一起截车，到了黑河，她到报社送稿，那个女孩去江边玩。后来听说，小娟那天被人强暴了，疯了。有时小娟还到宣传股找过她，总是说：“黑河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桥，桥下碰到一个人……”

我第一次见到尚绍华是在孙吴的师部，那时她已调到师部报道组。白润的圆脸上架着一付透明框的小眼镜，说话很斯文，但很爱笑。见了老乡话很多，很有趣。那时她已是我们一师宣传科的新闻干事，她帮助因公断手的女知青曲雅娟准备的讲演稿生动感人，使曲亚捐的事迹感动了整个兵团，并在全国出名。于是在1971年尚绍华被调到了兵团宣传处当了新闻干事，离开一师前孙玉林政委问：“小尚是不是党员？她是咱们师第一个调兵团机关的！”一打听，她连团还没入呢！在师首长的关心下，小尚在到兵团报到前终于入了团。很多年过去了，她后来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她现在是民盟的中央委员、中央妇女委员会的主任，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的委员！这让我很吃惊。

我和作家蒋巍与尚绍华先后脚调到兵团机关，她在宣传处当干事，蒋在秘书处当秘书，我在报社当记者。一有空我们这几个老乡就在一起闲聊，小尚的信息最多，讲话又富于表情，常让我和蒋诗人大笑不止。但是见她一次不容易，她总是下去采访，全兵团60多个团都快让她跑遍了；再就是到哈尔滨和北京送稿，她和另一个叫包蕾的上海才女负责全兵团的对外报道，干得很欢。她们的稿子总上《人民日报》和中央广播电台，记得小尚写的一篇“北大荒十万转业官兵学习实践继续革命理论”的稿子，新华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发了头题，害得在兵团报上夜班的我，连夜倒版，也在头题转发。

她的写作生涯并不都是顺利。那大概是1974年的事，《人民日报》约一篇知青学理论的稿子，小尚写了四师三十三团“江帆”小组这个典型。这是一伙由上海青年与本地青年组成的业余理论学习小组，他们坚信自己由城市到农村来做消灭三大差别的铺路石子是正确的。他们的精神让小尚感动。稿子写好后，她觉得有两处事实不清，于是在去北京前两天，又夹着稿子专程跑了一趟地处虎林的三十三团，日夜兼程，让她疲惫不堪。回来的路上，她从迎春车站上火车，后来换上佳木斯的火车，依着车窗睡着了。醒来后发现装着采访本和稿子的书包不见了，惊得她出了一身冷汗。清晨，她空着手从火车下来，那时当晚去北京送稿的火车票都买好了，那边正等着这篇应时的稿子。她连哭的功夫都没有了。当时这个小女子出奇的冷静，她找到乘警确认不可能找回稿子后，就回到兵团机关大楼，找了一个朋友帮她撬开办公室，把自己反锁在内，一天不吃不喝，凭记忆把稿子重写了一遍，一种神奇的激情使她把后稿写得比前稿更精炼更精彩。连夜她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这回她把装稿子的书包枕在头下，才敢睡觉。她一动不动睡了十几个小时，卧铺车厢的列车员和乘客有好几次盯着她看，看她是不是活着。那稿子及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我和蒋巍从报上看到时，赞叹不已，当时还不知道为这篇稿子小尚有惊无险的经历。后来我们说，我们可以当你的跟包秘书。她说算了，怕你们抢了我的好新闻！

那次到北京送稿尚绍华还有一个特别的收获，是在王府井书店发现了一本从国外刚引进的书。那本书的名字为《海鸥乔纳森》，是一个美国作家写的一个叫乔纳森的小海鸥学飞行的故事，是一本励志的畅销书，给了她很多启示，她第一次发现有这样一种表达方法，也感受到书中所描写的生命的意义。她在王府井书店买了很多书，带回北大荒。

她说，兵团那八年的进步得益于“阅读”。那时我真的手不释卷，见什么读什么。当时我和包蕾住在兵团俱乐部里，里面有一个被查封的东北农垦总局的书库，一有空就钻进去，里面所有感兴趣的文学作品我们都读了。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是那个时代照耀我人生之路的太阳。还有许多中国作家也是我没见过面的导师，那时我特别崇拜茹志娟，她的《静静的产院》读过好多遍。我还幸运地和知青中的文化精英相识，当时兵团的美术学习班也在俱乐部里，来自全兵团初露才情的知青画家都集中在此搞创作，有时我给他们当模特，有时和他们学速描，听他们讲美术史和一些世界著名画家的故事。和他们的接触使我得以在那样的年代看过很多美术名作，并和赵晓沫、王美芳、王仞山等女画家成为终身的朋友。尚绍华那时的宿舍经常有知青女画家借住，在她不写作和画家们不画画的时候，她们还一起唱歌，她们唱俄罗斯的“伏尔加河的船夫曲”和印度尼西亚的“棱罗河”，还有很多歌曲，音乐在那个时候也悄悄的滋养过她。

现在回忆起来，她说，我在兵团机关的那几年是我真正的大学。我受到了多种文化的培育：一方面机关里让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六本书，一方面我又接触到中外经典文化艺术的薰染。但这些在她的身上没有发生矛盾，她就这样成长起来。后来尚绍华曾和中国知青文学的勇将梁晓声、萧复兴、陆星儿一起登上文坛，在《十月》等文学刊物发过中短篇小说，还出过多部文集，有的被翻译介绍到国外。她到北京之后在人民大学读过书，还在社科院读过在职研究生，但她最难忘的大学却是北大荒。

为了她钟爱的刊物，到北京后她投身编辑工作，现任中国最有影响的妇女刊物《中国妇女》杂志的副总编，《悦己》杂志的社长。2002年她曾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新闻出版“百佳”。

尚绍华对文化的热爱和终生阅读的习惯不仅自己保持到今，还传给了她的孩子。记得那是十多年前的事，小尚回哈探亲，我们在一起聚餐，她的女儿可爱的潘雍竟躲藏在桌子低下看书，怎么叫都不出来，和她妈当年的神情一模一样。这个爱读书的孩子现在是一家大网站的编辑，又是一个小才女。

尚绍华的每一次人生转折都富于戏剧性，1976年春天她被调到哈尔滨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刚回到哈尔滨就被派到大庆组稿，住在记者云集的1号院，当时要在大庆油田开全国学大庆大会，全国各大媒体和刊物都来组稿。正要复刊的《中国妇女》的两位女编辑胡礼佩和李欲晓也身在其中，文思敏捷的哈尔滨姑娘小尚让她们非常喜欢，他们问她：“你愿意到‘中国妇女’工作吗？我们正在招人！”小尚笑着说，当然愿意。当时她并没在意。1978年，她真的接到了中组部的调令！这个没有文凭、没有职务又没有职称的26岁的小姑娘真被调到了全国妇联的中国妇女杂志社，录用她的根据就是她的一本厚厚的作品剪贴册！

在史家胡同这个浓荫笼罩的大院尚绍华渡过了三十年平静又忙碌的日子。其中也经历过一次风险，1992年秋天她和妇女刊物的同行从黑龙江过境到俄罗斯考察。一入海参崴她就惊呆了，一样的蓝天下一样的山水中，可两国的人却完全不同，不同的形象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维不同的习惯，特别是妇女。她觉得人类之间太需要了解太需要沟通了。一路上光顾着思考了，结果聪明的尚女士被小偷洗劫了背包，那里有她带来购物的外币和采风的相机。大家为她着急时，她竟笑了，她说：“我想好了，回去办一个刊物！”那就是几个月后出版的中国第一本面介绍世界女性的刊物——《世界妇女博览》，尚绍华担任主编。十几年之后，这本杂志根据读者的生活变化改名《悦己》，成为一本专门帮助女性身心健康的新生活杂志，在市场上很有影响力。

在喝过两杯咖啡后，我只得向要去开会的尚绍华告别了。

我打亮着这位颇有风度的知识女性说，你风华正茂。她嫣然一笑，我老了。我说，不会的！

李书记的看家本事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李存厚是我的上级，也是我的老乡，每次到北京开会，他坐在主席台上，我坐在台下。看着他清秀的面容，听着他神情庄重的报告，我时常想起他当年在北大荒当知青的故事。

存厚是哈尔滨三中的1966年初中毕业生，当年他上三中时，全太平区就考上六个，他是其中之一。他家中有兄弟姐妹6人，加上老人共11口之家，只靠父亲、母亲两人每月90元钱的工资来生活，每月3元钱的助学金支撑他读完初中。为了省下每月2元钱的乘车费，北方亮天早，春、夏、秋季每天走路上学，一小时的路程，他边走边背英语单词。1968年10月，姐姐和妹妹上山下乡去了嘉荫的独立一团，他从小体质就弱，父母亲希望能留在身边，早点找个工作，也好贴补家计。姐妹走的那天晚上，他蒙着被偷偷地大哭一场。在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学校老师三天两头地来家动员，父母想把他留在身边的愿望落空了。一个月后独立一团在动力区14中学招人，他跨区跑去报了名。几天后，他们从哈尔滨坐火车进入小兴安岭深处的汤旺河，半夜下车后再乘敞棚汽车直奔黑龙江边的11连。到了那里，天刚蒙蒙亮，姐姐和妹妹来接新战友，一看穿着一身黄棉袄的李存厚竟从车上走下，他们三人抱成一团，妹妹掉下了眼泪！李家的姐弟妹三人团聚在屯垦戍边的最前线。

老实可靠的兵团战士李存厚到连队的第一项任务，是背起50式冲锋抢，看押“反革命”，这时边境紧张，对岸常有信号弹腾空而起，战事迫在眉捷。存厚看押两个人，一个是“历史反革命”——张作霖的号兵，一个是“现行反革命”——造成技术事故的机械厂工人。存厚的枪堂里总是压满子弹，可那两个人特别老实听话。在夜里他要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在岗哨上值勤8个小时。那时，连里经常夜里紧急集合时刻警惕战争的爆发。要在戍边战斗中献身的李存厚又转到屯垦的战斗，他种过地、盖过房、做过饭、烧过酒，干什么都像样，那时他个子不高，身体也很单薄，可总是抢着干最苦最累的活。他当上了班长，又当排长，成了连里的骨干，还入了党。连里有个佳木斯青年周信是个“剌头”，连里谁也管不了。他成了存厚的“一对红”，这个小伙子，会武术，讲义气，看不惯“极左”整人的那一套。他和存厚特别投缘，一起进入小兴安岭伐木，干起活来浑身是劲，用弯把锯和快码子锯放倒一棵棵的大红松，那是连队盖房子的最好材料。一声声“顺山倒”的号子在林海中回荡，震落树上的积雪，惊跑了山鹿和野猪，他们笑声朗朗。这时悲剧发生了！那倒落的巨树砸在枯树干上，断裂时飞起的“回头棒”正好砸在周信的头上，他当即倒在雪地里，七窍流血。李存厚把他抱在怀里呼喊，然后把他抬上运木头的汽车上，送到山下的医院抢救，可是他再也没有醒来。当时李存厚离他不远，可那飞来的横祸却落在了他的头上。存厚很难过，为没有保护好自己的“一对红”而内疚。他写了“怀念战友”的长文，在追悼会上朗读，他和大家一起热泪长流。他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太年轻了，燃烧的激情能让冰雪消溶，却没有学会保护自己年轻的生命。我也想起，在那风雪弥漫的大茫林里，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和挺拔的大树一起夭折了，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而走出大森林的许多人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李存厚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记得原国家环保局长现发改委副主任谢振华也有林中伐木死里逃生的经历。他当时在二龙山的六团当知青。这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吧！

1969年春天，珍宝岛的枪声让李存厚热血沸腾，他做好了拿起冲锋枪上前线的准备，但却被连队派去学兽医然后回连当了畜牧卫生员。对于猪马牛羊满圈的连队，这是个重要的工作，可谁也不愿意干这又脏又累的活，朴实听话的存厚服从了连队的需要。他先到营部和农大畜牧兽医专业毕业的老马学手艺，回到了连队他成了“大拿”，猪马牛羊的小病小灾，他也手到病除。为此他被马踢过，被牛顶过，被猪咬过。最危险的一次给马灌药，却被马踢出十多米远，那马踢到了他的小肚子上，如踢到头上就没命了。还有一次给猪扎针，他用左手抓着猪的耳朵，针刚扎上，猪可能感到疼，那猪回头就朝存厚左手大拇指上咬了一口，一口就把大拇指咬透了，十指连心啊，他疼得直跳！可随着他医术的提高，那生猛的牲畜也成了听他话的患者。由于他的精心和敬业，连里母猪的产崽率、生猪的出栏率大为提高。一次连队食堂的母猪生崽，一头刚生下的小猪崽因分娩时间过长，一落地就呼吸紧张，存厚就口对口地对它进行人工呼吸，小生灵活了下来。他抢救牲畜的故事比卫生员抢救职工的故事都多。如今他最得意的是他的“看家本事”——“劁猪”。劁猪的学名叫“去势”。仔猪长到半月到二十天时，把公猪的睾丸摘除，把母猪的卵巢和子宫去掉，这样猪才能增肥。

李书记回忆说，开始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大学问，可要真掌握这门手艺却并不容易。劁猪的基本功是腿劲和手指头的劲。要能蹲上半天腿不麻，脚踩在猪身上，让它动弹不得；俩手指头掐睾丸能掐得牢，给小母猪去势，左手大拇指按着它的肚子，不论它怎么叫，腹压如何增加，大拇指不能松动。再下去就用巧功了，劁小公猪很容易，难的是劁小母猪。下刀要准，刀口不能大，拇指随着腹压的增减用力，掉过刀头，把刀子插下去，轻轻一拨，把细如面条的子宫角挤出来，然后轻轻拉，绝对不能拉断。要把两侧的卵巢全部摘出，除去一半猪就废了，长大后既不能当作母猪，又不容易催肥。这是劁猪最忌讳的。

存厚从头练起，和马兽医学骑马蹲裆式，半蹲不起，一练几个小时。他在炕沿上用拇指和食指撑起身体，如少林寺和尚练“二指禅”，练得大汗淋漓。经过一段苦练，他的功夫大有长进，劁猪一点问题没有，而且成了行家里手，一些老职工家里有猪要劁都来找他。

“最值得一吹的是我把连队一头大种公猪劁了！”存厚笑谈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那只种猪长有一米七八，至少有半吨重，嘴上吡出两颗四五寸的獠牙，十分凶悍，连野狼都惧它几分。都说种猪的肉不好吃，劁了会好一些，于是连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排长找来十几个强壮的小伙子，好一阵子围追堵截，用大绳子把它绊倒捆上，又用一根大木头扛子压在脖子上，一边用四个人按着，其他人有的人按猪脚，有的人揪猪尾巴。那老猪嘴里吐着白沫，大牙磨得咯咯作响，眼里闪着凶光。我把刀磨得锋利无比，一手抓住它的睾丸，一刀下去，只听一声嚎叫，还没弄怎么回事，我们十几个人都被掀翻在地，缠着一身绳子的老猪怪叫着逃跑了。我只觉得胸口隐隐作痛，是那条压猪的杠子横抡过来打的。我又好气又好笑，众人纷纷起来，跟着猪跑，几经周折，重又将老猪绊到按住捆上，这回在猪身上压了两条杠子，老猪仍不服气，肚腹一鼓一鼓地，嗷嗷大叫。我强忍着痛，狠狠地把刀子插进猪睾丸，扎紧精索，一个、两个，睾丸取了下来，足有三四斤重。后来不知被那位老乡炒了下酒了！”

说来好笑，其实存厚干得这活一般人是干不了的。他整天和猪马牛羊打交道，手上一股腥臊臭气。开始一到吃饭时就恶心，那味怎么也洗不掉，特别是用手抓起馒头就想吐，但终于习惯了。他每年最忙的是冬夏猪产仔，春天马下驹，再加上牛、羊产犊产羔，那时饭都吃不上，觉也睡不实。但看着那一个个小生命在他的手下诞生，那优美的叫声和闭着眼睛寻找母乳的样子，他十分陶醉十分欣慰，也感到责任的重大。那时全连的大小牲口五六百头，命运都操在他的手里。如果他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干下去，他会成为一个畜牧兽医专家；如果能进入医学院校学习，他会成为著名的外科专家——他的理想就是当军医，因为小的时候患白喉病是哈军工医院的军医把他救活！然而命运又为他作了另外的安排。

1972年春天，已经当上排长的李存厚又被派到大山里领着二十几个小伙子伐木，那当然是又苦又累又危险的活，让他领着连里放心。因为有了以前的教训，他精心安排，既能完成任务，又要绝对安全，他很操心。一天他突然接到团里的通知，要他到团部开会，他早起把当天的活做了详细的安排，等赶到团部，已是午饭时间。他当时的形象像下山的土匪，满脸黑灰，满身松树油子。在团部的老乡给他打了一盆热水洗了脸。他到食堂吃饭，人事股的乔干事正领着两个穿复转军人服装的客人走出门。老乔对他说：“你怎么才来，座谈会刚开完！”他回头对两位客人说：“他也是参加座谈会的，刚从山上下来。”那两个人挺客气，对存厚说：“吃完饭到我们住的房间唠一唠！”饭后，他到了招待所见了那两位客人，他们问了他下乡后的工作和思想情况。谈话很随意，存厚也说得很实在。谈了一会，存厚起身告辞，又急匆匆地上山了，他不放心那帮弟兄。春天到了，要封山了，他们结束了伐木工作回到连队。连里派他回哈尔滨买锡，连里烧酒的锡锅烧坏了，存厚的哥哥在一家工厂搞供销工作，有门路，那时锡很难买。他刚到哈尔滨，又接到团里拍来的电报：“见报后火速归！”接到电报后，他以为回来买锡的事被团里知道了，在计划经济时期，那可是件大事，为此一宿无眠。第二天就坐火车换汽车赶到团里。一下车就见到上次和他交谈的那两位穿复转军人服装的客人，他们带他到团医院检查身体，同去的共有3个青年。回到招待所后，那两个客人让他们每人填一张简历表，再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为什么上大学”。对一个重点中学的学生李存厚来说，写篇好作文更是他的“看家本事”。

两天后，李存厚得到团里的通知，回连队办人事关系，然后到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真是意想不到的好事！这时他才知道，那两个客人是当时中央广播事业局来招考学生的干部。他们到知青中选拔干部，李存厚因思想好、工作好、考试成绩好被录取了。姐姐妹妹都为他高兴得热泪直流，他们把他送上车，这时存厚也流泪，他明白她们俩不知还要在这里吃多少苦，如果能让他自己选择的话，他宁可让妹妹去上大学！

1972年4月25日，李存厚成了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一名学生，同时入学的还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梁晓声。开始存厚很不适应校园生活，晚上经常梦着兵团的事，曾被顺山倒下的巨树惊醒，也曾被妹妹的哭声惊醒！在他离开兵团的第二年，老高中的姐姐被抽调到哈尔滨轴承厂子弟校当老师，而最小的妹妹还在孤独中经受磨难。一次妹妹从高高的拉豆秸的爬犁上跌下，重重地摔在冰冻的土地上，因被摔成脑震荡，差一点瘫痪，经住院治疗后又返回连队，到1976年才返城当了工人，现在也下岗了。

和姐妹及许多知青相比，李存厚是幸运的。1975年大学毕业的他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团委书记，第二年他报名到广电局的河南淮阳“五七”干校又开了一年拖拉机。有一天，他看到当地的兽医劁猪很不得法，当场“露了一手”，让在场的人大为惊叹。1977年11月，存厚回到中央电台先后曾创办过“青年节目”，主持过“法治园地”。1986年后他担任社教部副主任、经济部主任和总编室主任。他的人品和才华让他在中国最重要的广播阵地上大显身手。

2001年10月，在北京21世纪宾馆，我和沉稳又热情的李存厚相识，并知道了他在兵团的这些经历。在这里召开的中国新闻工作者第六届理事会上，他当选为书记处书记。在去年10月召开的第七届理事会上再次当选为书记处书记。老知青从事新闻工作的不少，人民日报的社长王晨是陕北插队的知青，黑龙江建设兵团的知青在中央和各地媒体当头的更多，我以为李存厚就是我们的代表，他是靠自己的“看家本事”从北大荒走进上海复旦大学，走进北京中央广播电台，走进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领导核心的。他的“看家本事”就是在北大荒练就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吃苦耐劳精神。

诗人的非诗意生活

“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水到边疆。

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

大概每一个知青战友都会唱这首歌，它是电影记录片《军垦战歌》的插曲。一群意气风发的背着行李的上海知青坐在大卡车上，他们高唱着这支歌向塔里木荒原进军。这首歌曾让我们热血沸腾、激情浩荡。我们也唱着这支歌奔赴了北大荒。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著名的诗人郭小川。到了北大荒不久，有一首诗在知青中流传，也让我们豪情满怀——

“边疆啊边疆，／每天都是你第一个迎接朝阳；

你打开祖国的东大门，／让千山万岭洒满晨光。

每一个工作日的第一声气笛，／首先从这里拉响！……”

这首曾让每个兵团战士充满自豪感的《兵团战士爱边疆》的作者，就是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当时兵团三师20团的战士。他和父亲是点燃我们一代人激情的人，他是兵团知青爱戴的诗人。他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活了12年，经历了许多艰辛和苦难，在那毫无诗意的生活中他却写出许多充满浪漫情怀的诗歌，至今还留在我们这些老知青的美好记忆中。

1964年暑假的一次报告会，点燃了北京景山学校一个17岁少年的心，报告人是来自北大荒852农场的一个转业军人，他讲到了那片土地的壮美，也讲到了那片亘古荒原在呼唤着英雄的开拓者。此刻这个少年想起的父亲郭小川去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诗《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

“继承下去吧，我们后代的子孙！

这是一笔永恒的财产——千秋万古长新；

耕耘下去吧，未来世界的主人！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天上难寻。……”

郭小林记得这是父亲1962年底到1963年初采访北大荒时写的，那里有他359旅的许多老战友，他是奉老旅长王震的命令，来看望他们的。小林也想到了1963年10月27日父亲在新疆写给他的信：“亲爱的小林，我现在塔里木河北岸的阿克苏城，刚刚从塔里木回来。在那里，我们看到很多上海青年，他们大都十六七岁，从上海远道来此，就热情参加了祖国边疆的农业建设，很令人感动。我希望你也能像他们那样……”就是在这次对新疆建设兵团的访问中，郭小川和贺敬之、袁鹰一起完成了记录片《军垦战歌》的创作。这部极富艺术性的电影最先感动了作者的儿子郭小林，他也登上去北大荒的列车，尽管他已被景山中学的高中部录取，作为在校的中学生的他并不是动员下乡的对象。

那一天，胸前戴着大红花的郭小林在东城区中学生的热烈的锣鼓声中登上了火车，正在参加《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创作的郭小川和夫人、《光明日报》的编辑杜惠赶到火车站为儿子送行，可是没等他们挤进站台，火车已经开了。本来小川是要想和儿子好好谈一谈的，他知道儿子也想写诗，他想告诉小林：毛主席说，学校是不能培养文学家的！

小林是“满怀热望满怀理想，昂首阔步到边疆”的。那北去的列车日夜兼程，窗外的呼啸而过的山林，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让他心潮澎湃。到了密山他们换乘了闷罐车，那车厢里的木头椅子、铁皮炉子和悬挂的马灯，使他想到了奔赴前线的战车，不禁又是一阵激动。然而到了他朝思夜想的852农场，到了他渴望的战斗岗位良种队，他看到的是低矮的土房、臭哄哄的畜舍和望不到的边的黑土地。

欢迎新战友的热情和对大诗人儿子的偏爱，像秋风一样很快就过去了。接着就是北大荒漫长的冬天和那连续不断的暴风雪，刮的天昏地暗，刮得小林的心中怎么也涌不起诗的灵感。他跟着农工到地里收苞米，沿着两里地长的垅沟，把苞米一穗穗掰下来，再装进筐里背到地头，他的肩膀都压肿了。那时他只有1.64米高，体重还不到100斤。北大荒不相信眼泪，小林咬牙挺着。他又到了水利工地，抡起大镐，地下只刨出一个白点，虎口震裂了，血滴在雪地上，如红色的花。他又参加了积肥的劳动，真还写了诗《积肥谣》：“健牛拉车肥堆堆，银装素裹肥点缀。”他把诗寄给父亲，可他并不欣赏，让他好好劳动，更深刻地体验生活。“一定要树立彻底为革命而写作的动机和态度。”小林没有把父亲的指示当回事，他还是把自己写的一组小诗《催春潮》寄给了当时的《东北农垦报》，很快被动采用了。艾青、聂甘弩等大诗人也羁押在北大荒，但他们是不能发表作品的，这就成全了郭小林这样的业余诗人。

自己写在纸片的几句小诗被印成铅字而广泛流传，这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剌激，小林一发而不可收。一年以后他所在的852农场收到了调郭小林到农垦报工作的调令，然而被他所工作的良种队给回绝了，他们的意见是：郭小林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不适合到报社工作。结果他们推荐了比他早来一年的另一位北京知青。现在看来，真的太可笑了，一个17岁的孩子，世界观还没成熟，却被打上小资产阶级的印迹！那时小林的“群众关系”不太好，他很孤僻，也很内向，不善于和别人相处。有人和他开玩笑：“你爸叫小川，你叫小林，这不差辈了吗！”他立刻和人家急眼。后来谁也不待见他。他平时话不多，可一开会给领导提意见，他总是振振有词，不免些偏激。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也卷到了北大荒，充满革命理想的郭小林理所当然地冲锋在前，虽然并无什么过激行动，可还是成了队里的“炮轰派”，还被关了起来。本来他是有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852农场的老场长黄振荣是郭小川在359旅的战友，小林的母亲杜惠曾给他写过信，让他关照小林。可小林从来没有找过他，可后来想找时，他已被打成叛徒迫害致死了。以后因为诗人郭小川也被打倒，“黑帮”子女的郭小林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大批知青来到兵团的1968年，郭小林的处境终于有了转变，他被放了出来，成了光荣的兵团战士。边疆爱他了，他也更爱边疆了，于是就有了他的那首《兵团战士爱边疆》，1969年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1970年小林被借调到兵团战士报帮忙编诗集，他成了我的同事。小林给我印象良好，他很有才华，对同志热情，人也特别的单纯。他虽然性格怪异，但还是成了我的好朋友——敬其父更爱其子。经过一段实习，报社准备调他当诗歌编辑，但因为他还是工人身份，只能先调到报社印刷厂当校对。小林可能难以容忍比他晚下乡四年的我们是干部，而他还是工人。（因为我们都曾当过排以上的干部，而他始终是个战士。）也许为了尊严，小林又背着小书包回852了，当时我们都很挽惜。在这前后他还曾被借调到师部的计划科和省出版社帮忙过，可不知为什么又回到他所在的老连队了。那个时代不包容个性，而天才都是有个性的。那只能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了。

每一次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失去后，小林都会遭遇更多的磨难。领导可能觉得他不安心边疆，更需要艰苦的锻炼。回来后他曾被派到山里伐木，有两次差一点被砸死；他又被安排去打石头，他抱起重有百斤锋利如刀的石块装车，衣服被割烂了，手被磨起老茧；他又在三九天冒着风雪去放牛，棉袄被风吹透，他像寒鸟一样发抖。那时小林特别地坚强，他要让人们看一看我是怎样扎根边疆的！白天劳累之后的晚上，他总是躲在猪舍里点着油灯写诗，那时他的心情像春天的阳光一样灿烂。外面越来越大的诗名，并没使他的境遇有一个好的转变。名气大更遭人妒嫉，有的人以欺负名人为快感。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不断接到在湖北团泊洼干校劳动的父亲的来信。母亲也去了干校，妹妹岭梅和晓惠也下乡到内蒙建设兵团了。诗人一家天各一方，他们用书信温暖着亲人，企盼着早日熬过严冬。

1971年那个阴冷的春天，郭小林在酝酿着一部长诗，它源于一段美好的回忆。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在中宣部工作的郭小川和家人都住在风光滟漪的中南海，少年的小林经常能见到毛主席，那时的阳光真温暖。有一次他和秦川（曾任《人民日报》总编）的儿子在游泳馆玩时，看到毛主席正在池边休息，便于走到他的身边问好。毛主席乐呵呵地问他俩的名字和学习情况，小林说：“我学习不太好。”秦川儿子说：“他学习挺好，还得了二等奖。”毛主席说：“你比我学习好！我读书时可从来没得过奖。”他们们都和毛主席一起笑起来。小林还记得有一次，毛主席背着手在中南海边散步，他跑上前去，把一只苹果放在毛主席手里，然后掉头就跑了，毛主席喊他，他却不好意思回头。小林就从中南海的这几件小事写起，表达从一个孩子对长辈的小爱到一个战士的对一个领袖的大爱。那是一首600多行的长诗，在知青中流传，那真挚的情感动得许多人落泪。在父亲的指导下，他把这首诗修改了许多遍。在“七一”党的第50个生日前，他誊写了两件份，做为献给党的贺礼，一份寄给了中央办公厅敬转毛主席，另一份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他望眼欲穿地等待，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已经到了下雪的日子，结果泥牛入海无消息。春天离小林还很遥远。也许一个小知青的诗不可能打动官方，在那浩繁的贺词中它肯定是微不足道的；也许他借了郭小川的“光”。当年江青和郭小川都在中宣部当副处长，文革中她说过，当时郭小川对批《武训传》不积极，批《清宫秘史》不热心，早就是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被打入另册的诗人的儿子，怎么可能发表歌颂领袖的长诗！

心灰意冷的郭小林在爱情中寻找藉慰。他爱上了一个北京女知青，而她并不珍惜这个才情丰润的诗人，而选择了别人。伤了心的小林认为城市女知青都水性扬花，他要找一个本地姑娘作自己的终身伴侣，同时也想显示自己扎根边疆的决心。他爱上了百里挑一的养猪姑娘杨桂香，这个山东移民的后代如“小芳”一样的“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长又长”，她还很贤慧善良，可她对小林并没有什么感觉。小林给她写诗，她说读不懂；小林到猪舍给他拉手风琴，她对他说你别费心了，我年纪小，不考虑个人问题。但是诗人赤烈的爱情能让冰雪融化。经过两年多的穷追不舍，小杨终于给小林传来一张小纸条：“你父亲的问题解决没有？”在那个时代，哪个姑娘也不敢嫁给一个家庭有问题的男人，那会影响后代的。他马上告诉小杨父亲已被“解放”，很快要安排工作。这时小杨接受了他，他们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郭小川一家并不赞成他们的结合，他们都知道农村生活的艰辛，而小林没有能力支撑一个家庭，更不能给妻儿幸福。父母和妹妹都来信，表明他们的态度。这时老作家冯牧的一封来信更考验着小林的爱情。冯牧是小川的老战友，无儿女的他特别喜欢小林，在小林下乡时他把保存多年的战利品的军用小刀和当年自己的旧军装赠给了他。他知道小林在兵团的处境后，便给他的老部队昆明军区的领导写信，推荐小林去搞文学创作，经过一年的运作，部队终于同意了。他高兴地通知小林快办手续。可是小林拒绝了前辈的好意，他回信说，我就要和杨桂香结婚了，她是个好姑娘，我不能离她而去。我们可爱的诗人又一次和机遇失之交臂，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军旅诗人的。

1974年秋天，小林领着杨桂香回北京旅行结婚，父母还是尊重了他们的结合，给予了相当的礼仪和真情的欢迎。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郭小川写了一篇报告文学《“笨鸟先飞”——记少年庄则栋的训练生活》发表在《新体育》上，意在批判林彪的“天才论”和唯心先验论，却受到了江青的批判：“庄则栋如果是笨鸟，那中国人还有聪明的吗！郭小川这是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就要出来工作的郭小川又一次陷入灾难之中。对他又打又拉的江青托人给郭小川捎话：如果能给首长写封信，表示自己改换门庭，不仅问题可以解决，还可以出来工作！郭小川说：“我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知道共产党、毛主席，没有什么门庭可以转换！”这样江青一伙对郭小川更是恨之入骨了。邓小平的出山让郭小川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给邓小平写了长信，反映江青的极左路线给文艺界带来的灾难，通过胡乔木同志转交。小平同志安排四位副总理一起找他谈话，详细听取他的意见。这时“四人帮”开始疯狂地反扑，要追查这封“黑信”的源头，矛头直指邓小平。在王震同志的安排下，郭小川到河南林县避难。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郭小川已从满楼风声中听到了欲来的山雨。他把小林一家和两个女儿都调到了林县，他们躲藏在旋涡外，远观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急切地等待参加战斗的时机。小林在北大荒出生的女儿也来到林县，小林给她起名“爱农”，小川说这个名字好，我们全家都爱农，并准备做一辈子农民。他们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本来县里答应要把小林安排到县委宣传部搞报导工作或到县中学当教师，可因为小川的失势，他和爱人的工作都没有着落，一家暂居在一间农舍中。

郭小川一家终于盼到了1976的10月，小川已从人民日报的支言片语中感受到了“中央肯定有了大变化”，他请假名为到安阳看病，实为要转道北京回去“参加战斗”。郭小林陪父亲来到安阳，小川却把儿子赶走了，他说：“快回去照顾老婆孩子吧！”1976年10月18日，郭小川这位中国人民爱戴的伟大诗人葬身在安阳地委的第一招待所的火海中——也许他已得知来自北京的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喜讯，他兴奋地不断吸烟，后又多吃了安眠药。未烬的烟头点燃了被褥，他又深睡难醒，终于把自己也化成了一炬烈火。诗人死在黎明前，那一年他57岁。这一切验正了郭小川写于一年前十月的《秋歌》中诗句——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

但愿它像硝烟，火药味很浓，很浓。”

郭小川一直把自己当做在硝烟中战斗的战士，可惜他没能参加让中国走进新时代的伟大战斗，更没能分享那胜利的果实。

郭小林还是偿到了些许的胜利果实，中组部在处理父亲的后事时，当地组织把他安排到林县的城关公社中学当老师，杨桂香到公社卫生院当药剂员。渡过比北大荒还艰难的五年生活后，他们颇费周折地和两位在北京工作的林县的石匠对调后回到了北京。小林的对调单位是一个建筑公司，没有他能干的活。已经当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又伸出了温暖的手，小林到作协当了干部，后来又到《中国作家》当了编辑，一直干到2003年内退，只为新人倒地方。在回北京的二十多年里，为别人缝制嫁衣的小林累白了头累弯了腰，能记起的故事并不多。我知道他在成堆的来稿中发现了哈尔滨市青年作者鲍十的小说《纪念》，经他精心处理发表在《中国作家》上，后来张艺谋把它改编成电影《我的父亲母亲》，这部电影在国际上得了大奖，那小妮子章子怡因主演出了大名，可没有几个人知道郭小林是这篇小说和这部电影的第一个伯乐。

无雪的冬天，我在北京拜访已经成了专职诗人的郭小林。他真正过上了富有诗意的悠闲生活，夫人杨桂香在一家医药公司工作，已经大学毕业了女儿爱农也有了自己的事业和爱情，一家人过得安祥而平静。郭小林在母亲的指导下和妹妹一起完成了12卷的《郭小川全集》后，开始写自己的诗，要用诗总结自己和他经历的一切。在我们通宵达旦的长谈后，他给我朗诵了自己的新作《关于自己》——

“用锋利的诗／我切开自己

脑袋是瓜／也是傻瓜／半个世纪还不熟／在这高寒地区

我从未杀人／却卖力地往炮膛中／装填过自己／

它打死理想／命入完达山——

森林和草原／全部涂抹掉／黑土上只允许／一种颜色

胳膊是锄杆／手是锄板／和犁铧一起／给母亲的胸脯／

划开深重的伤口

每天最早恭迎／红太阳／可一米厚的冻土层／

却永远也不融化／一年年收获／豪言壮语满仓

老大归来时／人们正在打扫战场／阵亡者中／有我的父亲／谁是法医／鉴定我不在现场？……”

我和郭小林分手在华灯璀璨的北京街头，我的手里拿着他的诗集，那封面正是黎明时天的颜色。

新火山

2006年11月10日，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

中国文联八代会、中国作协七代会的开幕式就要开始，数千位代表静静地等候总书记胡锦涛同志登台和我们见面并做重要讲话。这时一位穿高领蓝毛衣外套休闲皮夹克的中年人走到我所在的一楼11排28号座位，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把两本厚厚的新书放在我的面前，一本是中短篇小说集《信访局长》，一本是长篇小说《殉猎》。我认出来了，他挺拔的身材，宽厚的肩膀，浓眉下的丹凤眼和有力度的下额。他不是黎晶吗，十五年前五大连池的市委书记，那是一座被火山环抱的城市，我在《跨世纪人》的那篇报告文学中，把他称为“新火山”。

我们还没来得及谈话，胡锦涛和中央各位领导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黎晶融化在灿烂的灯光中了。后来我在文代会的代表名册中找了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黎晶。我的眼前变幻着这个神奇人物的历史影像——

1973年初春，在北京通往黑龙江的一列火车上，一个青瘦的青年挟着简单的行李，躲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时而怯生生地望着车窗外灰白色的残雪，时而惊恐地瞧着从他身边挤过的每一个人。他就是21岁的黎晶。他出生名门望族，父亲原本是琉璃厂的画家，一腔救国热情使他投笔从戌，随冯玉祥当兵，在台儿庄大战中受伤，伤好后又投奔延安，在抗战大学学过马列，也上山和张思德一起烧过炭。可在中国复杂的政治运动中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文革中全家被赶到通县刘家庄一间不遮风雨的草房中。成了“狗崽子”的知青黎晶尽管满腹经纶也不被信任。一次在乡里批斗父亲的大会场上，一个姑娘挤到他的身边塞到他手中一个玫瑰色的香脂盒，里面有一个小纸条：“我的心和你在一起！”这爱情的星火点燃黎晶的希望。可父亲说：“那孩子家是贫农，咱家不配，你不要有非分之想了！”黎晶哭了一夜，第二天带着家中仅有的20元钱投奔北大荒了——生产队的会计冒险给他开了准迁证，后来被批斗后暴病身亡。

北大荒以广袤的胸怀包容了这个逃难的青年，黎晶在嫩江县附近的山河农场落了脚，他先当一年农工，又当了一年木匠，学了一手好手艺。后来又当上了汽车司机，他拼命地干活，往嫩江县运粮往返90公里，他一宿跑三趟，还是装卸工，一气扛一百袋小麦。最惨的是大冬天，汽车在半路抛锚，他要钻到车低下的雪地上鼓捣，如果修不好，他要放掉水厢里的水，在零下40度的野地里跺着脚跑一宿。不甘寂寞的黎晶还在农场搞了“个人画展”——45幅批林批孔的连环画挂了一屋子，几十里外的生产队都来参观。他带领车队的小哥们穿上蓝工作服，戴上白手套，上台朗诵他创作的长诗《汽车工人之歌》，得了农场文艺汇演一等奖。他是连队知青的“精神领袖”，每天晚上，二十多人躺在大通铺上讲故事，每人讲一个，谁不讲不让谁睡觉，每回都是黎晶讲得最棒，后来每晚都让他一个人包场了，也许这时已经显示了他小说家的才能。其实黎晶的领导才能更突出。一天，连长领着一帮青年在河边干活，要把陷在泥里的一根大元木拽出来，可费了九牛二虎的劲也拽不出来。黎晶对连长说，我能把木头拽出来，连长不信。黎晶叫了一帮小伙子把绳子拉紧，又扒在他们的耳边笑嘻嘻地交待一番，然后他高喊：“一、二！”大伙接着大喊：“操！”接着一猛劲，再喊：“一、二！”……再一猛劲，大木头拉上来了。河边看热闹的人都笑翻了天！连长说：“你这小子真行！”黎晶说：“这叫把性饥渴变在成了革命干劲！”

黎晶真正出人头地是因为打蓝球，1.87米的身材使他成了农场的球星。后来成了“中国棋圣”的聂伟平，当时也站在球场边，伸着小平头看他投三分球。球场边还有许多上海、北京、哈尔滨姑娘多情的目光盯着他矫健的身影，他却把爱情献给了在农场医院当药剂员的苗条白净的黑河姑娘董宇光。他又被挖到实力雄厚厚的嫩江银行队，一边当信贷员一边打球。为了把女朋友的关系也转到县里，他到劳动局长家中求情，他刚走进门口，一只大狗扑过来，他一闪身，狗扑在他的后背上，嘶拉一声，黄大衣被狗撕破，他一步窜到屋里，浑身吓出一身冷汗。科长躺在炕上，正闭目养神，没等他说完来意，他一摆脱手，就把他打发走了。走出院门，黎晶已是满脸泪水，感到从没有过的屈辱。这一幕后来成了中篇小说《信访局长》中的一个情节。

1978年，黎晶又被调到更具实力又珍爱人才的黑河航运局打球。他想当司机，可局里让他当上了航运警察。他和妻子的婚床是派出所值班人员的单人床，还没过完蜜月，他就上山打火，背着干粮，拿着桦树条子，十五个昼夜逐火而奔。忽然风向转移，大火扑面而来，他就势一滚，趴在地上，脚下的一个沙坑救了他的命，火从他的背上卷过，烧着他的衣服，可坑里的氧气使他未窒息而死。他打了个滚跳进来，又抡起树条子向大火扑去。他经常出没在梁晓声笔下的“满盖荒原”，他曾被染上使许多鄂伦春猎人和知青葬身荒原的“出血热”，他昏迷了七天七夜，医院已发出了病危通知，可他神奇地活了过去。大难不死的黎晶，开始顺风顺水地步入官场：航运局宣传干事——局办公室副主任——局党委副书记——局党委书记。当局党委书记那年，他36岁，是全国航运系统最年轻的一把手。1988年12月，他又被调到黑河地区当上了经合委主任，在对俄开放中大显身手。他曾几十次去俄罗斯访问，远东地区的每个城市都有他的朋友和合作伙伴。

1971年7月1日，五大连池周围的12座数万岁的老火山像慈祥的老爷爷领着他们的270岁的重孙——那两座新火山，侧耳倾听那回荡在湖面上的歌声：

黑色的石海上／有一棵神奇的火山杨

沸腾滚烫的岩浆，／练就了生命的顽强

涓涓清甜的泉水／哺育了枝杆茁壮

啊，神奇的火山杨／千万年的风霜

折不断你铮铮铁骨／呈现一派青春的火光……

站在湖畔的文化中心舞台上唱歌的就是今年春天调来的市委书记黎晶，这首他创作的《神奇的火山杨》成了这个城市的市歌，他的到来让这片古老的土地发生了火山爆发一样的振动，当然不是靠一首歌。

迎着初春的风雪，新来的市委书记黎晶走遍720平方公里的火山台地，他明白了什么叫火山链、火山口、火山锥和那奔腾翻卷的“石海”和“石龙”。他也搞清了这个新型的旅游城市严重的经济困难——两万固定人口却背着3000多万的债务，比经济还落后的是人们的观念——他们过着比老火山还沉静的日子，靠资源吃着半饱的饭，悠然自得。黎晶对全市干部“关于商品经济大合唱的报告”激起这个小城宏大的思想解放的浪潮，接着他带着市委市府的干部南下招商，又创办五月初五的“饮水节”，为旅游者、投资者打开了山门，中外来宾云聚，让人们发现了这个世界罕见的火山地质公园的巨大发展潜力。

然而黎晶的改革也面临重重的阻力，那阻力来自领导层，来自制度的缺欠也来自干部的腐败作风，他不得不举起铁腕：他扶起给他下跪的一对夫妇和十七岁被一个官员的儿子欺凌的女儿，他下令主管领导查清此案，终于把消遥法外的恶少送进他该去的地方。他接待拦车喊冤的农民董家平，责令查办刁难勒索农民小酒厂的专管员，让商业局长登门道歉，退还酒款。他三顾茅庐去拜访创办中国第一家农民种子研究所的退休的农艺师李峰，帮助他解决困难，推荐他当上了市政协委员。他走访贫困的教师刘玉霞，用自己的工资为她买了两吨过冬的煤，通知有关部门为她待业的女儿安排工作，要求教育局调查全市教师过冬生活，切实解决他们的困难。在旅游淡季的冬天，他在中午饭时私访了十家饭店，发现公款消费的就有16桌，占就餐的60％，其中科级干部有19人，他以此例整顿作风，狠刹挥霍浪费和吃喝风。……

黎晶永远无法忘记1993年春天，那个乍暖还寒的黎明，他们全家最后一次推开那原本不该离去的院门，眼前的情景让他们热泪夺眶而出，黑压压的人群站满了院子，有干部、工人、农民、教师；有他关照过的困难户，也有他批评处分过的干部；一双双热手，一封封信函，一句句朴实无华的送别话语，让他们登车的腿像注了铅一样沉重。汽车终于开动了，耳边还响着一位干部告别的诗句：“再见了！南移的火山杨，你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是那样神奇！”

20年北大荒的风雪严寒，让一个逃难的青年成了一个健壮的汉子，一个具有丰富生活经历和相当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对更广阔天地施展才华的渴望和年迈的父母的呼唤，让黎晶辗转反侧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后，他决定奉调南下回京了。他的激情写在黑龙江的山水之间，他的才华曾让他战斗过的地方天光增色。第二故乡的人们留恋这南飞的大雁，但从心里祝愿他飞得更高更远！

从寒外北大荒回到京城的老知青黎晶，又被派到寒外的长城脚下的延庆县当副书记。他又重演着在五大连池的那些亲民爱民为老百姓服务的故事，尽着一个人民公仆的职责。在延庆的四年，他从“新火山”变成了“黄胶鞋”书记，没有引发“爆炸式的新闻”，却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燕山大地，那是一篇更美的诗篇。后来黎晶又进城当了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板，又当了门头沟区委副书记，他在那命运神奇转换中又创造了多少神奇的故事！那故事太多，我们不能从头再说。

在我的预想中，黎晶会在仕途上会走得更高，因为他心高志远，因为他才华横溢，因为他有相当丰厚的阅历和经验，因为他还有许多官员不具备的人格魅力——源于他高贵的形象和艺术气质。然而2004年他的人生突然转向了文学艺术。这让相知很深的老朋友的我很惊讶，惊讶他从热点进入冰点，从热闹进入平静。但仔细一想，这也很自然，这是黎晶人生的回归，本来他就该成为艺术家和作家的，他的家学很深，从小就好文墨，在北大荒最艰难的时候他从未停止舞文和吟咏，现在终于可以重操旧业了。

但是我仍然很惊讶。我不惊讶黎晶成为书法家，因为他的父亲黎世豪曾是北京著名的书法家；我也不惊讶他成为诗人、词作家，因为从北大荒开始，他一直在写诗写歌。我惊讶他成为了小说家，成了高产的小说家。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跳出党、政、企繁杂的工作圈，进入文学艺术圈，几十年绷紧的发条似乎有了某些松弛，长期积淀的社会运转中的那些风土人情，从沉默中爆发。是一种责任、激情促使我去探索文学最高境界，去写小说。”看来黎晶是不得不写了，不能不写了！他的丰富积累是地下沸腾的岩浆，那份重重的责任让地下裂了一道缝隙，那激情就是点燃岩浆的火把，这样这座新火山就爆发了！成了文坛上独特的风景。

我们看一看黎晶的爆发力和影响力：2004年，他创作和发表了4部中篇、2部短篇，其中，处女作《选择》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先刊》和《领导科学》转载；2005年又发表了4部中篇2部短篇；2006年发表了一部中篇和一部长篇，那部长篇《殉猎》上了畅销书排行榜，电台连播，甚至还有了盗版，作家出版社还专为此书召开座谈会。黎晶的写作习惯是没有提纲，都是一稿成，也不用电脑，半天可以手写5000字，文章一旦开了头，故事像开了闸的水直往上涌。就像赵本山在小品里说的，那公鸡要下蛋，到时候不下憋得不行！黎晶也是，不写憋得不行。他还可以同时写几部小说，故事一点也不混。医院检查说他可能比别人多一个脑室，有人称他为“五脑人”，我以为那第五脑里装满了责任、激情和他的生活故事。

转眼间默默无闻的黎晶突然又“火”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恒称黎晶为“迟来的勇士”。他还创作了大量的歌词，如戴玉强唱的《心中的河》、刘滨唱的《十八里哨所》，还有连续三年“北京合唱节”的主题歌《北京最美是金秋》、《北京又一年》、《我们都是北京人》。他的书法作品走出了国门，出现在堂皇的展厅，也悬挂的街头的门市上。同时作为市文联的领导，他还组织了大量别开生面的文化活动，这更是他的长项。

对于黎晶的小说，评论家崔道怡认为：“它贴近现实生活，关注社会课题，传达世情民意，抒发人间正气，塑造正面形象，体现时代趋向，以其思想内容的政治含量和力度引人瞩目。”北京晚报的评论说黎晶的小说是“官场实力派小说家的温情写作”。身在官场的黎晶的心中装满了鲜活的干部形象，他的写作比那些游离于官场之外的作家，当然更真实更生动更深刻。特别是他笔下的那些贪官也富有人情味，因为他们原本不是坏人，制度缺欠的外因，人性弱点的内因让他们走上歧路的。对他们不仅痛恨，也很惋惜。我还以为黎晶的小说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他在写自己，写自当官的感受，也写自己从政的愿景。当官不能实现的理想，在他的作品中实现了。这也是他离开权力的中心，走向权力的边缘从事创作的一个动因吧！

在人民大会党“金色大厅”举行的庆祝文代会和作代会闭幕的联欢会上，我又见到了容光焕发的黎晶，我看文艺家的黎晶比官员的黎晶可爱的多。在多元化的社会里，人们可以随时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文艺家的黎晶一定会比官员的黎晶活得更浪漫更精彩。黎晶说，那次在新疆天山脚下的那拉提草原上，当地官员介绍他为北京文联领导时，一位当地干部说，你是不是写《信访局长》的那个作家，接着他讲起其中的情节和他的感受。黎晶说当时的心情，比看到上级给他升官的文件都高兴！

我对黎晶说，当年我写《跨世纪人》之后，刘白羽同志曾在《求是》（1992年16期）上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中国寄希望于跨世纪人》，文中说：“是的，我们不仅需要成千上万的如黎晶、张毅、赵明非这样的跨世纪的人，以实践方式推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而且需要许许多多如同贾宏图这样的跨世纪的文学艺术家，以自己的诗情画意创造更多的好作品，像恩格斯早就期望的那样，反映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把现代最革命的思想表现出去，以推动历史的前进。”

我说：“看来应该把我的名字换成你了！”

黎晶说：“我们还是一起奋斗吧！”

副部长的昨天

北大荒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不仅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还是一个人才成长的摇蓝。走出北大荒的许多知青，后来成了国家需要的各方面的专业人才，有的人还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其中省部级干部也不少于二十几位。这里我要写到的现任的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可能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位。他既是我在哈一中的同学，我又是他在一中的老师。这是特殊年代的特殊关系。文革中的1967年全日制高中的一中破例进了一批初中生，姜增伟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他只有14岁。老师已“靠边站”了，毕业了但耽误了高考的我们抽出来给他们代课，也被他们称为老师。以讲政治课为主，也教数学和英语。姜增伟学习很认真，胖乎乎的小脸上一双专注的眼睛，总是望着老师。1968年春天，我们报名下乡去了黑河，当时这帮孩子中的骨干也要跟我们走，姜增伟也是其中之一，但因为年纪太小，市里不同意。我们走的那天这帮孩子哭成一团，一直把我们送上火车。到了黑河以后，我们和他们书信不断，我写在桦树皮上的小诗，他们传看了许久。那时，他们已没有心思读书了，只等机会一到就去黑河和我们一起屯垦戍边。

1969年8月，姜增伟终于盼来了机会，16岁的他和当时一中的几十个初中生报名当兵团战士，那次黑河没有指标，他们去了地处同江县的勤得利——27团。那时正放一部记录片电影《新沙皇反华暴行》，其中八岔岛战斗就在27团打起的。他们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地奔赴战场。8月3日这一天，姜增伟他们背着行李，打着红旗从一中出发，唱着歌喊着口号，一直走到十多里外的滨江站。在这支队伍中钻进一个14岁的小女孩儿，她叫高新宇，初一的学生。她“战胜”了家长，说服了老师，偷迁出了户口，也成了新兵。当火车开动那一刻，第一次离家远行的小知青们哭声一片。高新宇回忆：“别人哭，我却在心里大笑。不是吗？我已经完成了把理想变成现实的第一步。当时我乐得把放在小桌上的一大堆冰棍独自大吃起来，而它的主人还在哭！”这个勇敢的小女孩子后来成了姜增伟的女朋友，现在是姜副部长的夫人！这是后话。

经过三天的奔波，这伙被战斗激情燃烧的年轻人，下了火车换卡车，下了卡车换马车，一直向东北方向行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靠近黑龙江了，他们也越激动。他们终于在27团的2连下车了，营房后就是黑龙江，他们看见了江对岸树丛中苏军的哨所。这是个值班连队，有农工排也有武装排。经过几天的培训，姜增伟和高新宇都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到了武装排。当年的战友盛荣传回忆，当时我和增伟被分配到了轻机枪班，班长是位山东支边青年，我们俩是弹药手，每天背着圆盘的子弹夹子，射手是比我们大的两个知青，一个是上海的，另一个是哈尔滨的，他们都扛着枪，比我们神气。天一亮就起来训练，练队列，也练装弹射击，摸爬滚打，累得气喘嘘嘘。但很兴奋，因为这正是我们向往的战斗生活。接着又参加麦收，那比训练要累，我们把武器放在地头，弯腰挥镰割麦子，再打捆码垛。那麦田一望无边，累得我们腰都直不起来。增伟当时比我胖，干活和训练都比我流汗多，可他比我们都能吃苦，从来不喊累，还帮着别人干，当然对高新宇更关照，她是我们连队最小的，可能也是全兵团最小的。可是性格倔强的她不喜欢别人的帮忙。她在劳动和训练中甘人后，下了工还写稿，成了连队最早的业余报道员，她的文采和她的顽强一样打动增伟的心。那是战斗中的青春和爱情，爱总是默默的，并不为人知。不像现在的年轻人爱得那么轰轰烈烈。

姜增伟和武装排的战友们终于盼来了战斗的时刻。9月黑龙江的渔汛到了，从大海顶流而上的大马哈鱼进入黑龙江洒籽，两国的渔民都日夜抢涝。年年这个时候都能发生冲突，苏联的边防军的快艇“马嘟噜”经常驱赶中国的渔船，割渔民的渔网。珍宝岛打响后，两岸的边境冲突更加激烈了。27团打渔连的副连长陈庭华在江上和苏军边防军打了起来，用大刀砍断对方水龙头的事迹让年轻的兵团战士斗志更坚。为了回击对方更严峻的军事挑衅，姜增伟和他们武装排秘密潜入经常发生冲突江段岸边的丛林中，他们挖了战壕和猫耳洞（掩体），日夜守候，一旦对方骚扰我方渔船，马上武装还击。姜增伟把轻机枪和弹夹都擦好，警惕地注视着江面，只等排长的一声命令。他们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上前线前每个人都写了一个纸条，上面有家庭的住址，家长的姓名，牺牲后要转交家里的钱数和物品，党团员还交了最后的一次党费和团费。那一刻这些年轻的战士都很郑重，没有恐惧和不安。进入战壕后，他们互助传递纸条，那上面写着自己的豪言壮语，都是从珍宝岛的英雄们学来的，如“生命不停，冲锋不止！”、“为保卫祖国每寸土地，流尽最后一滴血！”全排姜增伟写得豪言壮语最多，那时就显示出他的文字能力。

等待战斗的日子非常艰辛，他们窝在洞里，啃着硬馒头，喝着山沟里的污水，多数人都拉着肚子了，最严重的都提不上裤子。晚上和衣而卧，一听到江上有动静，探照灯闪过，他们马上惊醒，抓起枪冲到战壕沿。最难忍受的是蚊虫的叮咬，他们隐藏在灌木和草丛中，瞎蠓、蚊子和小咬围着他们任意叮咬，而他们像邱少云一样纹丝不动！细皮嫩肉的姜增伟被叮咬得最重，脖子都青肿了，好像围了一个脖套。9月的江边冷风剌骨，夜晚他们挤在一起取暖。可那时竟没有一个人叫苦和退却！二十多天，渔汛结束后，他们退出阵地，虽然战斗没有发生，但这种生死和艰苦的考验让姜增伟和战友终身难忘。回到连队后，他们急着要洗一个热水澡，然后把自己的内衣全部烧掉，因为那上面长满了许多难以消除的害人虫。

一手拿枪一手拿镰的姜增伟和战友们又去参加秋收和修水利的战斗，有了战壕里的磨练，什么苦活累活，他们都不在乎了。邻近的4连烧荒跑了火，那火如猛兽般铺天盖地呼啸而来，他们还来不及吃饭又追着火头打去，经过一天在山林和湿地里的奔波，火终于被打灭了，可他们迷失了方向。带队的两个排长吵了起来，一个说往这边走，那个说往哪一边走，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最后自己都带着自己的战士走了，总算都走到了公路上找到了自己的连队。那一天，姜增伟和战友是以吃冰块维持生命的。

大雪纷飞的十一月，他们武装排又接受了新的任务，拉练到离连队十四五里的山里，然后就地安营扎寨打石头，为明年建设营房准备材料。他们背着行李和武器，拉着粮草出发了。当晚他们在靠近山根塔起了桦木材架为墙茅草为顶的半地窨子的营房，地中心横卧着柴油桶的大炉子，两边搭起了对面床铺。中间用用树条和茅草编了一道间壁墙，一边住男生，一边住女生。又在营房旁搭了一间厨房，当晚便起伙做饭。就在这一天，姜增伟被派去执行一个重要任务，他是这样回忆的——

胡乱填饱肚子，正要铺行李睡觉，班长把我叫住了，“从今晚上起，你负责水道穿冰工作，保证水道不被冻死，否则大家喝不上水，也吃不上饭。”听了他的话，我什么也没说，找来两块破塑料布绑在鞋面和裤腿上，全身披挂整齐，狠狠心，装着一副老练而又对黑夜和野兽不屑一顾的模样，从地窨子里钻出来，扛着冰穿子赶赴战场。

“战场”是一个一米见方的水凹，水是从石缝中冒出来的，常年不断，已流出一条水道。水集中在水凹里有一米多深，我们这百十号人吃水全靠它了。天冷不能让这水源冻住，要保证水道的畅通，我的任务就是穿冰，保证夜间水流不冻。

月亮在薄厚不均的云层里缓缓移动，隐隐射来道道幽光，星星稀疏，零散缀在天幕。积雪白惨惨的，森林漆黑一片，不时发出毛骨悚然的响动。那是风打枯枝的的声音。偶而还传来几声野兽的叫声，也许是狼，熊瞎子怎么叫还没听见过，再不就是野猪？一个人在雪地上走，总觉得有什么跟着，你快，它也快，猛地，有个黑家伙晃悠悠地像是朝我走来。我的心一下子收缩得像个铁疙瘩，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跑是不行了，我就趴下了，两只眼睛死死盯住那黑东西。

怪了，它也不动了，好像在盯着我看，八成是狗熊，我想起老百姓说的，就在石场附近，有人采木耳，结果被熊瞎子拍死了。等了半天那家伙还是不动，我壮着胆喊了一声“嘿！”还是不动。我爬起来，平端着冰穿子向前慢慢走，近了，近了，我使足了劲儿冲过去，没等我扎，一看，原来是半截子枯木。可把我吓着了，我一屁股坐在了雪地上。缓了口气，又向前走，等我到了水凹边，水已经结了冰。我先站稳了，然后猛地用冰穿子，剌向冰层。本以为冰层有多厚，劲使大了，咔嚓一声，冰层裂开一个大窟窿，溅了一身水不说，脚下一错位，一条腿进去了。我又气又冷，缓缓神接着干，把水凹边的冰都穿开，又沿着水道一点点干。水道边长满灌木丛，黑灯瞎火地也看不清，劲使了不少，挂在树枝子反弹在脸上生疼。

实在累了，就靠在大树上喘喘气，那时我才真实感到了劳累和因乏的真实滋味。直到东方发白，我终于干到源头。水从石缝中涓涓而出，叮咚作响，伴着我肚子里咕咕叫声，真有点舒伯特小夜曲的味道……

姜增伟的回忆很有趣，从中你看到了一个孩子的天真，又看出了一个小战士的顽强。谁能想到这就是一位高级干部当年的故事！姜增伟已经把水源保护和建设得很好的时候，一场突发事件让他们全部从山中石场撤出。下工的夜晚，大家在营房中休息，有的在读书，有的在写信，有的在洗澡。这时靠近间壁墙的正在写信的一个女知青，不小心把自制的小煤油灯碰倒了，又点着了草编的间壁墙，那火呼地一下就上了棚顶！大家争着把所有的武器全部抢出来，再回来抢自己的衣物，没等抢出几件，房子就落架了。面对着一片火海，他们无奈地撤走了，像战败的逃兵，有人只穿着内衣，有人顶着抢出来的破被，瑟瑟发抖地跑回来连队。第二天，连里为他们每人准备了一床被，家里又寄了一些衣物，那时买布和衣服是要布票的。这时，姜增伟对日用商品的紧缺有了深刻的认识，这对日后他当国家内贸局长和商务部副部长是非常重要的。

1971年春天，姜增伟担任了武装排炮兵班的副班长，这是他为政之路的第一个台阶，这个台阶很矮，但对他特别重要。他知道了，如何和班长紧密团结又把全班战士凝聚在一起；他还明白了，当头的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以身作则。他很快入了党，又调到连里当文书，从事着连里最高的文秘工作，又上传下达跑腿学舌，他成了全连最勤快的人。他还协助副指导员组织共青团的活动，热情活泼又能说善写的高新宇是骨干分子，这样他们就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了，爱情就像早春的达子香一样在风寒中自然开放了。很快，能干的小姜被营教导员发现了，又被调到了营部当书记员。他又有了更大的施展才华的舞台。当时来自各大城市有文化有修养的高中生很多，姜增伟以他的扎实勤快又聪明好学而捷足先登。在营部的秘书工作中他学会了综合情况、沟通关系、处理矛盾；也学会了如何把对首长负责和对基层群众负责统一起来。他的年轻老成、细致周到，对人的诚恳热情，让营部的每个干部都很佩服。

1975年姜增伟被派回2连担任了指导员，22岁的他成了这个有200多名职工一万多亩耕地的基层单位的当家人。这是一付很重的担子，政治教育、武装值班和农牧生产，那一样他都是第一责任人。同在一个班子担任副指导员的盛荣传回忆，当年增伟干得特别好，我们连在全团各项工作中都争第一，一直是全团的先进连队。增伟很辛苦，一到春种、夏锄和秋收最忙的时候，几天几宿都不睡觉，曾累得昏倒在地里。他很会安排工作，一切都井井有条，但最难最重的活他都在现场和大家一起干。我们都佩服他，他在职工中的威信很高。后来听说他当了副部长，一些老职工说，从小看老，小姜早就是个好苗子，当多大的官都不奇怪！

盛荣传说，增伟在我们连当政时，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是领着我们种水稻。我们连靠近黑龙江，有很好的水源，靠江的地也很好，但当时全团没有一个连种水稻，天天吃馒头，大家早就吃烦了，上海知青更是盼着能吃上大米。他领全连的所有职工义务劳动，凌晨敲钟起床，到江边平整土地，引水进田。三个小时劳动后，再回连吃饭，白天每人还干自己份内的工作，这样劳累了半年，真的种上了水稻，当年还丰收了。那时我已调到了18连当指导员，还被请回来吃大米饭，那饭真是香啊！还有一件事是增伟竟组织我们开了一次运动会，全连男女老少都参加了，跑道就是连队前的马路，全连像过年一样高兴！我和增伟的嗓子都喊哑了，那时连广播都没有！增伟的点子太多了。借赵本山宋丹丹小品里的话：“他太有才了！”

1976年10月，姜增伟离开连队到黑龙江大学英语专业上大学了。当时团里营里和全连职工谁也愿意让他走，但还都投票推荐他上了大学，因为前一年大家推荐了高新宇上了大学，为了成全这段姻缘，他们今年又推荐了他。北大荒的人心地很善良。姜增伟是挥泪而别的，盛荣传陪着他到老职工家喝酒，每一次增伟都落泪……

后来的故事，知青战友就知道的不多了。听说他从黑大毕业后分配到国家贸易部，和已在公安部工作的高新宇结婚。后来哈尔滨每年开“哈洽会”时增伟回来过，每次都请当年的老师同学和兵团战友吃饭。我爱妻子王明珠参加过一次，当年她曾是他的班任老师，已经当了国内贸易局长的他，向他的同事介绍：王老师是我的恩师，当年她让我读的书，让我终生受益！她回来说，姜增伟变化不大，还能看出当年可爱的小样儿！

再见姜增伟真的不容易了。我查了商务部的网站，上面有他的网页，简历中介绍他2000年11月担任副部级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2005年10月任商务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但我最看重的是简历的第一行：“1969年8月——1976年10月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工作。”

那是他人生大厦的基础。大厦越高基础越重要。

追忆似水流年

他也要讲自己的故事，给我送来了他的报告文学《今昔足昔》，后来又送来好几篇散文，让我很感动。他叫武振宗，哈尔滨电缆厂前卫分厂的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厂子正在转制，他们的关系就要转到街道上。他说，我就要成为“专业作家”了，最大的心愿是把过去的知青生活写成一本书。我说你可以先开个“博客”，介绍自己的故事。我在《两地书——437》中讲的老知青崔积宝和李桂茹就在“新浪网”上开了个“博客”，很火。已有出版社争着为他们出书了。我先给你写一篇，给你造势吧！他笑了。

当年，武振宗下乡有点像地下工作者的秘密行动。时间：1974年12月11日半夜12点，接头地点：安乐街动力春饭店门前。凄风寒夜，在大哥二哥的护送下，振宗背着简单的行李悄悄出发，黑影在路灯下闪过，他们隐约感觉身后有细碎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母亲竟在不远不近地跟着他们。她是小脚，在凹凸不平的小路上走得十分艰难。振宗停下来等到母亲，对她说，快回家吧！不然我们走不快，就赶不上火车了！他塞给母亲2元钱，像打发小孩子一样把她赶走了。后来听说母亲哭了三天。

凌晨3点30分，351次列车在三棵树车站出发，武振宗和他的同伴们默默无语两眼泪，窗外是沉沉的夜色，没有喧嚣的锣鼓和欢送的人群。他们不是一个学校的，甚至都不是一个区的，但是他们下乡却是自愿的，因为城里没有他们的位置。大批下乡已经结束了，这些零散户只能各行其是了。振宗下乡只因大哥酒后的一句吼：“都十七八了，还在家里吃闲饭，有能耐出去混！”当时家里兄弟姐妹一大帮，只靠父亲和大哥的工资。第二天，振宗就揣着户口本报了名，选了最远的抚远的兵团！他知道同行的人中，还有几位或因家庭不和，或难以忍受继母的白眼。另外还有几位，有案在身，临近新年，为了逃避“大收捕”，三十六计，走为上。他们互不相识，一夜无话。武振宗扫视了一眼车厢里的人，都在闭目静坐，其实谁也没有睡，只有远处的一对恋人还在窃窃私语，后来知道那女的已怀孕七八个月了。振宗心里想，这那里是上山下乡？真好比一群乌合之众被遣送出城！他看到窗外黑黝黝的山影向他们压来。

第二天傍晚，武振宗他们在福利屯下火车，又乘上师部的大客车，半夜时分到了集贤的七星，吃了一顿黑馒头加炖大头菜汤，又坐了12小时没任何取暖设施的大客车，终于在离家的第三天，到达了目的地——抚远县的海青公路的15公里处——兵团六师68团的6连。一片苍茫的雪原上的几栋草房和刚到的新战士一样，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这就是漂泊者的驿站，也许会成为他们的家园。

等待武振宗和年轻的战友们的是难以想像的艰辛的劳动。振宗回忆，每天清晨，天未亮，爬起来简单糊弄口饭，便拿起锹镐，跑步行军十几里去挖水利工程。数九寒天，扒开积雪，一镐下去，只划出一道白印，却震裂了虎口。在飞雪连天的荒原上，你无处躲藏，只能拼命抡镐，才能解决寒冷，对于我们这帮刚离开校门的十六七的孩子，实在是一种砺炼。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个怀孕的女战友，身穿厚厚的黄棉袄，在工地上来回不停地走动的身影。她拿不得锹，更抡不起镐，可不敢闲着，不然非得冻坏，只有来回不停地走动。尽管她也和大家一样每天必须步行十几里来到工地，但没有给她下定额，没让她和大家一道急行军，已经是一种恩赐了。

关于这个女战友后来的故事，武振宗在他的报告文学中也有记述。未婚先孕在那个时候简直是奇耻大辱，她先想瞒着，后来显怀了，她也没耽误干活，生怕别人说她，还好连里没人难为她，都尽力帮助她。可是到她生孩子的时候碰到了麻烦。指导员、连长不知怎么处理好，允许吧，双方未登记；不允许吧，孩子怎么处理？于是请求团里，政委指示：孩子生下来即送团部，一分钟也不能停！不能助长此类事情！命令是要照办的。于是在那个女知青痛苦地呻吟之时，这边连队的胶轮拖拉机“铁牛55”也发动待命。伴着机车的轰鸣声，那孩子呱呱落地，还是个男孩儿。指导员李晓明（北京知青，现在大学当教授）迅速从卫生员手里接过孩子，包好，抱上拖拉机，向团部飞驰而去。随后，那位不满十八岁的父亲也像疯了一样手持菜刀，在冰雪覆盖的海青公路上狂追。他怎么能赶上“铁牛”？然而他不甘心，五里，十里，他在怒喊，在狂奔……这时迎面飞来一辆吉普车，嘎然刹车后，走下政委，他紧锁着眉头听完汇报，接过孩子，又看了看远处逐渐跑近的父亲，叹了口气，轻声地说：“还给他吧！”那男青年哭着接过孩子，要给政委下跪……

在冰封雪捂的北大荒也流动着人性的温流。后来那个男孩子在全连的关怀下长大了，吃百家饭的孩子很壮实，以后跟他的父母一起返了城。2000年，武振宗还参加了这个孩子的婚礼。那小伙子一米八的身材，长得很帅。望着手持鲜花的他和鬓发已经斑白的战友夫妇，在场的老知青生发许多感慨。生生不息的黑土地呀，你蕴育了多少顽强的生命！

在武振宗的往事追忆中总是充满温情，铁骨柔情的连长邬成梁是他心目中的英雄。这个生于1951年的上海知青，是带着一支百人的队伍从一师的孙吴乘船到抚远，最早参加了开发六师的战斗的。当年在一师时，他曾领着一个排到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阿里河伐木，光着膀子，在大风雪中干活！他是带着一口大锅和两顶帐蓬来到这海青路15公里处的，他领着大家当年开荒，当年打粮；第二年又伐木，脱坏，烧砖，盖起了一栋砖房。振宗说，在安装房梁时，邬连长亲自上到房顶上，由于没有经验，他随着房梁从高空坠落下来，如果房梁砸在他身上，他也就完了！结果他只受了一点轻伤。经过三年的奋斗，他率领平均年龄只有22岁的6连在全团创造了许多第一：第一个当年进点开荒当年打粮；第一个住上砖房；第一个用上电灯；第一个建起2000平方的水泥晒麦场；第一个建起砖结构的三用食堂……

血汗的结晶变成了金光闪耀的荣誉。6连被评为团、师、兵团和沈阳军区的先进连队。沈阳军区授给他们一支特制的钢枪，上面刻着这个英雄连队的名字。邬成梁被推荐为全国五届人大代表，在辉煌的人民大会堂他感受光荣。后来他又被提拔为68团副政委、团党委副书记。因为他的女朋友返城了，他不得不进京了。不久前，我在北京拜访了在《消费日报》当常务副社长的邬成梁。当年的猛将现在变得儒雅了。他说，在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一起燃烧的时代，什么奇迹都能创造。但那是以牺牲我们的青春为代价的。值得骄傲的历史上，总是写满血泪。那时我们连的劳动强度也到了极限，许多青年得了病，女知青的病更多。这和我的武断和强硬管理是分不开的。当年，我甚至打过调皮倒蛋的小青年。在北京的我们连青年第一次集会时，我望着一个个正在衰老的样子，心里很难过，我向大家行礼致歉。当时老邬和许多知青都落泪了。更人感动的是，他在北京发起成立了一个68团知青联谊会，还筹措了部分资金，其宗旨是帮助那些下岗的，有病的和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战友。1996年，齐齐哈尔知青刘家莲患脑瘤，一筹莫展。联谊会得知后将她接到北京，安排住院手术。后来在北京、天津和齐市青年集会时，康复的刘家莲讲起这件事时声泪俱下，听者无不动容！

武振宗的回忆往事中也没回避当年的悲剧。一个叫姓张的天津知青，个儿不高，说话有些结巴，爱打仗，号称踏平海青公路无敌手。据说他曾有过很硬的后台，他因打仗被团保卫股五花大绑准备从严处理，小张给他在南京军区当大官的姐夫去了信，后来团里把他放了。听说那个姐夫在1971年林彪事件中犯了错误，不久小张就被定为“坏分子”了。其实他也没什么大问题，无非是打过仗，又教别的小青年唱“黄色歌曲”，结果问题升级了。接着就是对他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劳动惩罚，然后还要连夜写检查，他实再熬不过去了，踏上了逃亡之路。当年的抚远到处是原始森林、沼泽之地，经常有野兽出没，何况还有一道道的边防检查站。连队派人曾在路上追上了他，他举起了板斧，他们没敢开枪，他又跑了。后来他还是被边防军抓住了。回来后小张的日子就更惨了，打没少挨，劳动更累了，他从精神到肉体都崩溃了，1975年夏天的一天中午上吊自杀了。连里派人用不到二厘米厚的床板为他打了一口棺材，用一个已经脱逃的知青的被子把他裹上，装进棺材，用马车拉到地头草草地埋了。第二年翻地时，拖拉机驾驶员半夜从这片地上翻过，结果翻出来了棺材板子和花被面，吓得他们跑回连队，再也不敢到这片地干活了。振宗说，这个25岁的战友的坟被掏烂了，他成了孤魂野鬼，然而他毕竟是我们连惟一留在北大荒的人。他是那个时代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如果有机会再回6连，我会在那片土地上为他烧纸的。

说起自己的命运，武振宗也不无伤感。他说，我也是扎根边疆的牺牲品。开始我干得很好，下乡第二年的初春被派到开荒点当伙头军，学会了挑水烧火做饭蒸馒头磨豆付和养猪，受到团里的表彰，得了一个印着“奖”字的洗脸盆。接着我又被调到机务排当了统计员，派到师部成了“建三江五七大学”的首届学员，王少伯师长参加开学典礼并为我们讲话。在秋天学校放假回连时，振宗听说连里有两个征兵的指标，他动了心。他从小的理想就是当兵，现在机会来了，招兵单位又是哈尔滨警备区，他抢着报名，连里不同意；他说，退伍后，还回连队，连里还是不同意。他又软磨硬泡了好几个晚上，连长给他交了低：连队的“八大员”都是骨干，不能当兵，也不能上学、招工！“这不判了无期徒刑了吗！”振宗火了！为了第二年能当兵，他毅然决然地辞去了统计员的职务，结果被戴上了“不安心边疆”的帽子，从此任何好事和他绝缘了，尽管他工作非常出色。

一直到1978年随大批知青返城回到哈尔滨，他武振宗才到电缆厂接了父亲的班，当上了一名穿蓝色工装的工人。

和所有返城青年一样，振宗又开始了新的创业！他记起了王少伯师长在“五七大学”开学时的讲话：我十几岁带领村里的十几个孩子参加八路军，因为我认识几个字，不久就当上文书，后来当上排长、连长，一直当到师级干部（后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就因为我有点文化还爱学习，就是比同期的战友进步的快。你们要进步，就得好好学文化！遵照老首长的指示，振宗从学习写作开始，每晚下了班饿着肚子去听课，图书馆、文化馆、报社、杂志社凡有讲座他决不落下。星期天休息，他怀揣一个馒头，省市图书馆成了他的“加班”之地，既使结婚生子也从未耽误。他边学边练，终于有了成果。

他回忆，1983年的一天快下班时，我将自己偷偷写的一篇记述劳模事迹的报告文学交给了车间工会主席，他随即带我去见车间书记。书记十分惊喜：快念给我听听。待我读完全文，两位惊呆了，说太好了，明天送厂报、广播站！第二天，工会主席带我气喘嘘嘘爬上六楼的厂报编辑部，编辑眼前一亮：咱们厂还没人写过报告文学呢，好，立即发！一周，因为这篇报告文学我也出了名，我当上了车间工会宣传委员。我又趁热打铁，写了许多稿子，为厂子争得了荣誉，也使自己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1987年我从一个工人被破例提拔为厂工会生产委员会主任。

从此靠舞文弄墨登上工厂的政治舞台的武振宗大显身手，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国有大企业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企业秀才的他也就无所事事了。在不断的分流改组中，他被安排到一个分厂当头，其主要工作是平稳地把自己和工友们从企业主人变成自己的主人，最后成为街道中领取退休金和保险金的自由人。

武振宗和我笑谈自己的“似水流年”，那就是“出生即挨饿，上学正停课，少年就下乡，返城又遇文凭热，几经拼捕站稳脚，企业又滑坡，改制要回家，只等从头越。”如果各位要知其中的滋味，就请看他的博客吧！

写在大地上的“流彩”人生

边疆静谧深沉的雪夜。有一支边防战士和民兵组成的巡逻队伍，脚踏滑雪板，穿过黑色的灌木丛，风驰电策般地飞旋，身上斗蓬随风飘起。跟着巡逻队伍飞奔的，还有一只狗。那天边正泛起玫瑰色的晚霞。

这是一幅画，一幅题为《北疆雪夜》的北大荒版画。我最早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看到它，在兵团俱乐部的美术学习班上。作者是个俊朗沉默的哈尔滨青年，他叫李璞，来自六师61团的一个电影放映员。这幅画后来参加了庆祝建国25周年的全国美展，同时参展的还有他的另一幅作品《垦荒新曲》——起重机正从汽车上吊下一台台的拖拉机，那成排的拖拉机开向荒原深处。以后在北大荒版画的画集里我也看到过这两幅画。

在苍茫混沌的天空中，昏黑的乱云在翻滚，圆月穿过云层透露银辉，有一只苍劲的白鹰飞过乱云，飞向遥远的天际。

这也是一幅画，一幅题为《白鹰》的流彩画（软版画），为画家独创的新画种。它展现在1988年6月在日本东京举办的24届亚细亚国际大展上，并荣获大奖。后来这幅画又展现在法国巴黎举办的画家的个人画展上。这幅画的作者是旅日的著名中国画家李璞，当年的那个知青放映员。

这种神奇的身份和画风的转变，让我对他产生了兴趣。一次老知青聚餐会上的邂逅，都让我们想起了当年在兵团俱乐部的相识。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和家乡建成了版画博物馆信息，让他归心似箭，下雪的日子，他回来了。在挂满新画的哈尔滨故居里，他对我从头说起——那写在大地和天空的“流彩”人生。

这个和共和国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李璞，他的少年在道外的大杂院中渡过。他最早的“版画作品”是把刻在木板上的古代小人，再印在硬纸版上，然后剪成园形，和伙伴在地上“煽”着玩。后来他画的一个戴着滑冰帽的小孩子在雪地上点鞭炮的水彩画被美术老师王莲送到市里参赛，得了二等奖。但他更有兴趣是装矿石收音机，从小想当科学家。上中学之后，李璞的一手美术字大有用武之地，班级的墙报，校园里的大标语都是他的手笔。他的班任章老师是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她的政治激情把全班同学都点燃起来了。1966年6月，北京女24中的学生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废除高考制度。李璞所在的初三毕业班也能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都要求上山下乡，那封真诚的信，被18次列车长捎去北京。那时社会上并没动员在校生下乡。在学校和家长的劝阻下，他们那一班还是走了15人，其中就有李璞。本来母亲把户口薄藏了起来，可他拿着购粮本到派出所“骗”出了户口。7月12日，他们一行160多人，作为这个城市文革中第一批下乡青年，在靖宇大街游行一圈就从滨江站上车，到桦南县的曙光农场落户了。当时16岁的少年的李璞豪情满怀，意气风发。

“然而无所不再的政治风暴也让农场失去平静，我们刚到农场一个月，没下乡的同学又来串联，说你们被走资派骗了，还要回校闹革命，我们又跑回学校。后来农场又来信了，麦收了，要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又跑回来干活了。这样来回折腾了一年多，许多人再也不回来了，可我却在农场扎下了根。父亲因右派问题总被批斗，让我抬不起头来。我已讨厌了城市里没完没了的运动。我跟着大伙进山伐木，到山里拉石头，什么样苦活累活都干过。那时我又瘦又高，一干活就饿，曾创造过一次吃16个馒头还喝5碗粥的纪录！我的光荣纪录是为全连每个职工的家里的窗户和门上都喷上毛主席的画像，那模子是我自己刻的。那时我还是连队的文化活动极积分子，连队排了一部小歌剧，让还算高大英武的我演男一号——解放军，可我总跑调，有损英雄形象，只好让我去演反一号——特务，那唱词只有两句：‘老鼠爬竹杆，越爬心越跳。’这回跑调了正，丑化了故人。”

说着李璞竟笑了起来，他说到日本快20年了，国内最值得回忆的还是北大荒的那些日子，苦难都淡了，可快乐总能想起。笑对生活，可能是一个艺术家最基本的品质。他又讲起向抚远荒原进军的难忘岁月。1968年12月26日，李璞和曙光农场即31团的先遣队一行12人，从桦南乘火车到福利屯，再乘汽车到七星，然后坐上爬犁冒着“大烟炮”向抚远荒原进发，那爬犁上装着柴油、米面、行李、炊具和半骟猪肉拌子。那时只有一条战备公路从富锦通向荒原深处，他们沿着公路前行，前面一片迷茫，风声呼啸，冷风剌骨。他们坐一会爬犁，再跟着跑一会儿，生怕冻僵了。终于在天黑前，先遣队在路边看到一根写着“61团5连”的木桩，那就是他们的营地了。他们马上动手卸车，支帐蓬，砍桦树杆搭床，又点起柴油炉子，再生火做饭。当第一缕炊烟在荒原是升起时，这片处女地变成了他们最亲密的家园了。那一夜门外风声凄历，帐蓬内炉火通红，李璞在油灯下还写了一首诗《初踏北大荒》——

开天辟地乃盘古，始造万物定八方。

七方人烟乐千年，独留一方北大荒。

山存古木泽有鱼，浩原鸟飞熊鹿忙。

夜静星月挂苍穹，点点凶光是群狼。

春夏万绿秋金黄，冬日一片白茫茫。

黑色沃野生百谷，剌骨寒风壮儿郎。

放眼弧形地平线，忽闻阵阵野花香。

桦林醉倒多情汉，醒来不知梦何乡。

画家是先有诗情后有画意的，那画意就是他写在帐蓬上和后来建起的土房上的“屯垦戍边”、“热爱边疆、扎根边疆”的标语和“欢迎新战友”的大字块。第二年春天又来了三批一百多名知青。当年的七月，团领导陪着上海知青慰问团来连队参观，那墙上的欢迎标语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你们连谁的字写得这样好？”团里宣传股的么万和干事打听出了李璞的名字。当年11月，团里组建电影队，已经有两个人了，正缺一个能写会画的，么干事就想起了5连的那个姓李的小伙儿，上面有人说了：“听说他父亲是右派！”老么说：“他表现挺好，重在表现嘛！”就这样李璞到团里报到了，住进那栋电影队的活动板房。

从此，李璞背着8毫米的放映机跑遍了方园百里的二十几个连队，他坐过汽车、拖拉机、马车，还自己拉过平板车。披风戴月，爬山涉水，看日初日落，观风起云涌。李璞如自由的鸟飞翔在广袤的天地。他领略了壮丽的荒原奇景，发现了那天边的地平线竟和海平线一样是孤形的，也验正了“长河落日圆”和“大荒孤烟直”。大自然是画家的最好课堂，他满怀敬畏，仔细地观察，静静地思索。对眼前变幻的美景的观察就是他具像的写生，对大自然观察后的思索就是他抽象的描模。李璞为了观察那林中的美景曾迷路了，最后饿得把身上带的牙膏都吃了。为了俯瞰荒原的广阔，他竟爬上高压线杆；为了拍摄农场的全景，他还爬上30多米高的烟筒，这时他已把生死置之肚外了。

无论对北大荒宏观的展望还是微观的琢磨，都铭刻在他的心中展现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其实放映员的工作并不都浪漫，也是非常辛苦和危险的。他曾两天三夜不睡觉，走遍二十多个连队放映《看不见的战线》。也曾替悃倦的司机开车，有惊无险地把车翻到山沟里。他曾深切感受了兵团战士们对文化的渴望，放了无数遍的“老三战”，让边远连队的战士们百看不厌；为了看那部彩色宽银幕的《卖花姑娘》，大家从几十里外赶到团部看露天电影，大雨如注也没人离开！那时他下了决心，就是一辈子当放映员，他也不离开北大荒。

有时机会也会偏爱老实人。1970年6月，兵团在佳木斯办了第一期美术学习班，李璞代表6师参加。被称为“黄埔军校”的兵团美术学习班在那个文艺凋零的时期，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大城市有艺术才华的青年，研究艺术，创作作品，真是功德无量！参加学习班的一些人后来成了中国新时期优秀的画家，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李璞得天独厚地参加了四期学习班，第一次接触版画艺术，学会了创作版画作品。这是由1958年转业的部队画家创造的“北大荒版画”，它以“粗犷写实，浪漫抒情，色版造型，色彩厚重”的画风在中国艺坛上独树一帜。在兵团俱乐部那栋间陋的大楼里，阳光温暖，春风拂面，老一辈北大荒版画家的经验和同辈人的灵感溶进了李璞的处女作又是成名作的《北疆雪夜》、《垦荒新曲》、《三九花开》中了。

大气精巧的构图、鲜明丰富的色彩和真实浓郁的生活气息，使它们成了“新北大荒版画”的代表作品。也就在这个朴素真诚的艺术圣地里，他结交了同是知青的画家赵晓沫、赵仁、刘荣彦、周胜华、张朝阳、陈玉平等，并和他们一起成为第二代“北大荒版画”的骨干画家。他们的经典作品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也留在了中国版画史上。在1974年的全国美展的430件参展作品中就有20件北大荒版画！他们和老一代北大荒画家一起创造了奇迹。

学习班结束以后，已经小有名气的画家李璞又回到了61团放电影。那时正处在大返城的高潮，家里给他办好了回城接班的手续，但他回绝了，因为心思都在北大荒版画的创作上了。1978年他以“两优一良”的最好的考试成绩和四次参加全国美展的业绩被鲁迅美术学院录取。在以后四年的学校生活中他以超常的勤奋和刻苦，恶补美术理论和基本功，同时坚持创作，成为成绩突出的学生。在一次辽宁省的青年美展中他竟有6幅作品入选，展览一结束有的作品就被人“偷”走了。在学校生活中还有一个重大收获，就是赢得了染织专业的年轻漂亮的女生陈美艳的芳心。这个哈尔滨的小知青是先喜欢他的作品后爱上他这个人的。她是他的伴侣更是他事业的助手，二十多年如一日。

毕业后，李璞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北大荒版画的创始人晁楣担任主席的黑龙江省美协当专职画家。他继续在北大荒版画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而且成绩不菲，仍然是本省参加全国和各级美展及获奖最多的画家之一。李璞开始有些不满足，他在充分地掌握了这种版画的创造手法和技术手段的同时，也看到了它的局限性。他要创新，他知道一个艺术家的生命价值是在不断地创新中实现的。对于他热爱的版画，无论在创作内容创作手段上，还是在质材和技术上都要所突破。那一阵子，他进入上秘密试验阶段，在省文联那个花木葱郁的大院里，最后熄灭的是李璞画室的灯光。

同住一个大院的晁楣看着李璞早晚接送儿子上托儿所，一整天忙活家里的事，很着急，便对他说：“李璞呀，你不能总这样，要好好画画呀！”李璞笑着点头。过不久，李璞找晁主席看看自己的画，他打开自己画室和他借的另一间画室的门，那挂在墙上的几十幅作品竟让老先生大吃一惊！他从来没看过这种色彩变幻无穷，表现手法奇异无常的作品，是版画，是水彩画，是油画？他一时难以界定，但是这位资深的版画大师惊喜地预感到，一种新的绘画形式，一种新的画种可能诞生了！对这种新画种如何定名，他带着李璞和他的画到了北京，去请教中国版画界的最高权威。1987年12月19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版画艺委会主任彦涵教授作出这样的评语：“李璞的新画法创造性地产生特异的美感，尤其在色彩方面妙趣横生，堪称可贵。”他欣然为新画种题词：“当今首创软版艺术”。转年2月，李璞的软版画个展在黑龙江美术馆举办，这是由中国美协联合中国版协、省美协共同承办的美术界最高层次的展览，意在向全国推出一种具有专利性的新画种。晁楣先生在展览的前言中对这种画作出了艺术上的概括：“在李璞的软版画作品中呈现的那些疏密有致的肌理效果，丰富维妙的色彩变化，奇特莫测的线面组合，具象和抽象的混杂、现实和虚幻的溶汇，那氛围、那意象，那似乎有点捉摸不定的视觉心理感受，把人们溶进一个无限神奇的艺术境界。”当日新华社发出通稿，向全国公布了一个新画种的诞生。从此软版画被业内承认，影响渐增。

近年又有美术评论家和艺术鉴赏家把李璞的这种新画种称为“流彩画”，他们认为，李璞使用的新方法，不仅是创造了版画的一种版型，而是发明了一种新画种，因其作品非全部用版画形式完成，又无完全相同的复数作品，主要特别是使画面的色彩移动，形成色彩自然交流的效果，因此定名为“流彩画”更准确。这又验证了老子的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实有了好孩子起什么名都可以。

1988年那个樱花盛开的春天，李璞带着他的软版画（流彩画）东渡日本，一面在东海大学美术科版画专业攻读研究生，一面继续自己对新画种的创新。几个月后，他的作品《白鹰》在亚洲的大展中获奖。他的名字出现在日本最重要的媒体《每日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上，著名女主持人岸由卡在日本最有地位的美术刊物上，发表对“具有独一无二技法和独特的表现风格的画家李璞先生”的专访。日本著名美术评论家小野田耕三郎说：“李氏作品以独特手法，描写了一个神密梦幻的世界。”日本O美术馆馆长谷川荣说：“在中国以写实为主的画界中，他的作品是独一无二的，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李璞的软版画在进入展厅的同时也进入了艺术品市场，日本最有实力的“三井物产”的副总裁水民护郎先生的办公室展几乎成了李璞作品的展室，许多艺术收藏家看到了李璞作品的潜在价值，他们争相购买。有一次画展，李璞展出的30多幅画全部销出。新大阪最高的大厦宇宙塔收藏了他的一幅大画挂在43层的大堂里。日本著名的文化城市藤泽市设有李璞作品的常设展示。有远见的知名画商和他签订了十年销售他作品的合同，随之他的作品进入欧美艺术品市场。1997年6月在巴黎举办的李璞的画展上，又让欧洲的美术界看清了这位中国画家沉静的性格和激越的作品。

当然在最初踏进这个优雅又残酷的国度时，李璞也经历了苦难，他曾到高级写字楼当清扫工，因为不懂日语扫错楼层，只干了一天就被解雇。他也曾到汽车生产线上搬过沉重的部件。他的第一笔收入来自给日语学校的女教师久保幸子刻名章。和李璞一样先后到日本求学和创业的还有北大荒的知青画家李滨、刘宇廉、励中发、张强、尤劲东、方振宁等。在这个国际化有艺术传统的国家里，知青画家们展示了自己也学到了别人，在研修中以自己成熟的作品走向了世界。同时他们也在激烈的竞争中经历了人生的磨砺而强大起来。

历经风雨，痴心不改。不改的是对北大荒的深情，不改的是对艺术永远的追求。李璞又回来了，带着叶对根的思念。他走过了这个世界许多艺术之都，他还要走下去，但他仍觉得家乡这片沃土最好。他要为家乡的文化艺术大树浇水、培土，让它长得更大更高。

悠悠岁月

不愿说起，但也难以忘记。

1967年夏日的某一天，在哈尔滨市邮政街的一家小饭店里，昏暗的灯光下坐着两个腼腆的小姑娘，大的十六七岁，小的十四五岁。她们每人面前放着一碗大米饭，那是每碗5分钱买的。她们把桌子上的酱油倒在饭里几滴，然后低着头吃起来，吃得很勿忙，走得也很快，生怕被熟人看到。

她们不是流浪者，而是“贵族小姐”，住在阿什河街37号省委领导干部大院里，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可是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把他们“老八路”的父亲赶进了“牛棚”，母亲也去了干校，保姆也跑了，她们只能靠每月每人15元的生活费，自己安排日子了。前半个月还可以，可后半个月，只好大米饭拌酱油了，小饭店的酱油是免费的。她们经常光顾，但每次都像作贼一样心虚。

艰辛的生活并没影响她们投身革命的热情，她们要用自己的革命行动来证明她们和“黑帮”的父亲在划清界线！她们在学校写大字报，参加批斗会，还到哈军工学院串联，领了传单到处张贴、散发。姐妹俩还挤上火车到北京、上海、南京、广州串联，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她们也拥挤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中；在军工的广州联络站还参加过批斗赵紫阳——他很有气节，回答问题很有分寸。她们感到很幸运，在父亲投身太行山参加八路军的年龄，她们赶上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她们要当林道静式的革命者！然而红卫兵的城市革命很快退烧了，她们要去参军当兵，部队不接收，因为是“走资派子女”。后来姐姐张利又报名到建设兵团，连报了三次都被拒绝了，理由是相同的，都是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

政治上的失落比生活上的困难，还让这两个要强的姑娘难以忍受！张利和张梅都是优秀的中学生，姐姐还是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她们觉得自己自然是革命的可靠接班人，可现在好像从高空跌落下来，想革命都投靠无门，她们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没有想到自己的“青春之歌”是这样的苦涩。

机会终于被盼来了，1968年7月21日，和他们处境相同的137名省直的干部子弟，跟随部分机关干部的足迹，奔赴柳河五七干校，成了光荣的“五七”“革命小将”。离行前，他们每个人都写了和反革命的老子划清界线的“保证书”，但张利姐妹俩还想和关押在“牛棚”的父亲见上一面。她们溜进了省委大院，有个扫地的工人告诉她们，一会儿那些被关的干部在后院“放风”，她们俩跑到了三楼的厕所，张利把妹妹扶上了窗台，她正看到父亲在后院排着队溜圈，她大喊了一声：“爸爸！”这时张利马上捂住了她的嘴，把她拉下了窗台。她哭了，说没看清爸爸，也不知爸爸看没看见她们。

这位可尊敬的老前辈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到了这感人的一幕，他说，在场的所有“爸爸”都抬起头向窗口张望，不知其他爸爸失望没有，我是看到了我的两个女儿了。自己身陷囹圄，孩子们又要背井离乡，我想这些老干部也会伤心落泪的。我对张利父亲那位老前辈特别的尊重还因为他在1945年12月1日，在北安参予创办了我安身立命的《黑龙江日报》，并在1949年10月在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时，他当面请毛主席为这张报纸题写了报名。

张家姐妹到柳河时，这小兴安岭脚下的一片片间陋的房舍成了红遍全国的“圣地”，黑龙江省委和政府的机关干部，在这片当年抗日联军的营地和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土地上，开荒种地，自力更生。他们既改造客观世界又改造主观世界的经验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干校的经验就是闻名全国的“三大法宝”——“吃小米爬大山”、“路线分析”和“解剖世界观”。张利和张梅自觉投身到了这高温高速大熔炉中，她们像苦行僧一样投身劳动，要让自己脱胎换骨，成为坚强的“五七战士”。

张利回忆，柳河的“三大法宝”，我都认认真真地实践过，无论什么艰苦劳动我都毫不吝惜地使出全身的劲，从没怕过苦和累；至于“分析”呀，“解剖”呀，我有中学语文好的功底，发言、写文章足够用了。不久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当上了知青连队二排排长，我解剖世界观的文章登在了干校的《柳河通讯》上。1971年我被评为黑龙江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一篇“抬头看路，低头拉车”的讲用稿，讲遍了包括我的母校在内的许多单位。后来柳河招收的知青逐年增多，领导让我独立带新兵连，后来还当上了指导员。在“走资派子女”中我是很幸运的了。

正当张利高昂着头在柳河的大道上阔步前进的时候，她又经历了三次的人生考验。为庆祝建国20周年北京要举行观礼活动，由于柳河在全国的影响，准备挑选一个知青到北京观礼。在推选中名额落到了张利和另一个女知青那凤琴身上，最后校党委通知小那去了北京，因为她出身好。而张利参加了哈尔滨的观礼活动。10月1日那一天，张利坐在哈尔滨的露天观礼台上，几乎没有注意眼前的游行队伍，满脑子编织着那凤琴见到毛主席的幸福情景，真得太羡慕她了！

第二次，那凤琴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张利知道入党是要讲出身的，自卑使她犹豫了好长时间，当她胆怯地交上入党申请书时，仍然觉得很有希望，因为党说过要重在表现嘛。不久那凤琴入党了，可没有一个党员找张利谈话，也许她连党的积极分子都没排上号。这一次比上一次难过得多。她只能自己战胜自己，以更积极的态度投身更艰苦的劳动，回答组织对自己的考验。

第三次考验更严峻。1971年春天的一天，出过早操后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一条让全国的每一个知青都惊喜的消息：部分高等院校将用推荐和选拔的方式在工农兵青年中招收大学生！不久省里给干校一个上海国际关系学院的名额，经过推荐，最后又是张利和那凤琴两个人。党委经过研究后，六营教导员金志良找张利谈话。他说：“你和那凤琴在小将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又都在我这个营，你们也让我感到自豪，但你们都是国家的，我的态度是：天高任鸟飞。”听到这儿，张利虽没动声色，但心里涌动着一股温流。金教导员接着说：“这次上大学只有一个名额，共产党员在好事面前，是让！而不是争！”他把“让”字说得很响、很硬。那时因为父亲被“解放”，张利已入了党。这时她已明白了一大半，心里不是滋味，她不敢抬头看他。金教导员沉思片刻，低声对她说：“国际关系学院政审很严……”张利已听不清他后面又说了什么，一切都明白了，她用受过许多磨难的21岁女孩子的毅力，强忍住了夺眶欲出的眼泪。那时，升学是每一个知青改变命运的惟一出路，他们太看重上大学了。最想上学、最有希望上学的人，梦想突然破灭了，这打击太沉重了！

张利回忆，我当时只是简单地回答三个字：请放心！不记得是怎样离开营部办公室的，眼泪已挂到腮上，我不敢回营房，转到营后边的一片树林，抱着一棵白桦树号淘大哭。这几年挨累、受苦、想家，我都没掉过泪呀，人就是受不了委屈。在拥抱蓝天、阳光、土地的日子里，在柳河山林、溪流、鸟鸣的环境中，我深深地爱上了她，可柳河对我一点也不偏爱！

天真的姑娘，你痛快的哭吧，眼泪会冲去你心里的阴云，眼泪会浇灌你快快长大！

第二天，张利落选的消息传开了，她的好友邹小连来电话邀她到她们四营去，她走了二十多里山路与阿什河37号院的小伙伴们见面了，他们请她吃饭，要找校党委为她打抱不平。张利告诉他们自己已经表态了，服从组织的决定，谢谢好友对自己的理解。回来的路上她看到了山上成片的树林，在阳光下争相向上伸展枝叶。她想，自己只是其中的一棵。

一周以后，张利去送那凤琴上大学，她们一起走了十二里山路，在分手的时候，她们还在干校的门口照像留念。张利一直敬佩那凤琴的朴实、诚恳、吃苦耐劳，她从来没有动过心眼与自己竞争过，荣誉和好事降临她的头上也是应该的。

第二年，张利也被推荐上了天津大学，又过了一年妹妹张梅被推荐上了北京外语学院。1974年那凤琴从上海毕业后还到天津看望过张利，她话不多，有一句话重复了好几遍：“太好了，你也上大学了！”

历史真的具有戏剧性，二十多年后，张利的儿子竟和已是黑龙江大学副教授的那凤琴的女儿都在13中的一个班读高中。当她们在为孩子开家长会见面时，激动地握着对方的双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时代不同了，那两个孩子都在平等的竞争中考上了大学。现在张利的儿子已在澳大利亚读完硕士，在那里工作了。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张利每一次想起当年在每一次考验自己的表现时，一点也不后悔，甚至还很自豪。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不会理解她当年的思想和行为，会认为她太傻了，太听话了。前几年每到正月初四那一天，她会召集一帮知青战友去看望当年他们的营教导员金志良，她对他说，你那句“共产党员在好事面前，是让，而不是争”影响了我一辈子。“现在这位老前辈已经去世了，但他的话我不能忘记！”张利说。她总是觉得就是在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下，也要讲大局，讲风格，讲友情，不能把别人当成了自己的“地狱”。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更是应该有“先人后已”的风尚。否则和谐社会如何建设？范仲淹不是还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吗？这时，我明白了，一个历经风雨的老知青，“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张利很怀旧，当年在柳河的那些日子经常出现在她的梦中。大学毕业后，她被破格晋升为工程师，她参加的项目还得过全国科技进步三等奖，1985年她成为省科学院系统最年轻的副所长，现在担任着省人大的专职机关党委书记，但她值得骄傲的职务是在柳河干校多种经营连当指导员。

入党后她参加的第一次党的生活，是以支部书记名义主持全体党员会议，而她面对的党员，党龄最短的都超过了她的年龄，他们那惊喜信任的目光，现在还时常闪现在她的眼前。那时她负责全连百十号人的工作、生活和进步成长，还管着上万只小生命，有猪马牛羊，也有鸡鸭鹅狗蜂，她为他们和它们的生存和发展操心，真得很累也很有趣。有一次刚生的小猪崽被狼叼走，他们跟着狼的脚印追了很远，后来在狼的粪便里发现了小猪脚，许多女知青当场都哭了。当年，张利是全连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也是全连流的汗水最多的人。

她说，如果不说谎的活，现在的我都佩服柳河的我的那种精神。列宁说过：“劳动是艰苦的，但是可以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动荡的时代让张利那一批人早熟了，也并不比他们的前辈逊色。她对我说起，她们连的青年中还出了许多大人物，当年养蜂的那个戴眼镜的王晓东，现在是敬一丹的先生、华泰保险公司的总裁。1993年的8月，张利曾带领108个当年的“小将”重访柳河，他们中有市长、局长、厂长、教授、外交官。妹妹张梅当时就在美国纽约领馆当领事。可他们在见多识广后更珍惜当年在柳河走过的泥泞小路。

张利说，经历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当我们再次踏上柳河的小路时，我们深知只有走过这段苦难的历程，才有能力走出日后的泥泞、沼泽和芦苇塘。

采访结束后，张利给了我她的一篇回忆文章《我的第一次组织生活》，文中的最后一段落话很精彩，愿和读者们共飨——

“一个人通过艰难而获得的精神价值，是一笔特殊的财富，由于它来之不易，就决不会轻易丧失。当他带着这笔财富继续生活时，他的创造和体验会有一种更加深刻的底蕴。”

永远的垦荒者

4月的上海，树绿草青鲜花初放。位于最繁华处的上海展览中心，人潮涌动，呈现多年少有的热烈场面。“上海·北大荒绿色特色产品展销会”正在这里举行，数以万计的市民从这个庞大城市的各个角落赶来。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所属的120家企业，提供的1400多种无污染的生态食品，对他们有着巨大的魅力。

在这涌动的人流中，最吸引人的是打着当年所在单位旗号的老知青，他们呼朋唤友，为第二故乡站脚助威。在“六师——建三江”的队伍里，有一个穿着一身蓝格西装的精干瘦小的中年人，他活跃在建三江管局的展品前，不断向人推荐产品。“当年阿拉在那里下乡，真的无污染的！”这时展览中心的广场上正在隆重地举行开幕式，他听见了农垦局局长隋凤富的讲话：“当年，14万风华正茂的上海知青用汗水、智慧、青春，为北大荒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这时，他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他叫陆士龙，当年在六师二十四团下乡，抚远荒原上出名的“垦荒模范”。

那是他人生的一幅壮丽图景，如一幅经典的油画总是悬挂在他的眼前：挠力河畔，风雪弥漫的荒原，一人多高的荒草在料峭的春风中起伏。穿着一身厚重的棉衣的陆士龙和57个兵团战士庄重地站在荒原边。二十四团的齐团长，把一面红旗插入雪地，他对大家宣布：“这里就是24连，你们在这里安家吧！”接着，龙士龙按着齐团长确定的地标，支起了两顶帐蓬，向荒原要粮的战斗就这样打响了！这是1970年4月的一天。

本来已经留城的陆士龙是经过“绝食斗争”，1968年9月来到二十四团4连的，又经过民主选举当上排长。全连大会上宣布他到家属排当排长时，全场一片笑声。一个又矮又小的16岁的男孩子，去领导全连的老娘们干活，真是乱点鸳鸯谱！谁也没想到，陆士龙干得有声有色，副业生产搞得红红火火，她们生产的鸡蛋送到珍宝岛前线，她们生产的酱油、酱菜供应全团。陆士龙1969年8月8日入党，成为全团第一个知青党员。这一次他又抢先报名，带领着全团第一支垦荒队进入了阵地。团长亲自带领他们定点安家。

陆士龙点起了荒原上的第一堆篝火，那火点亮了他们的青春激情，温暖了他们的胸膛，也烧去亿万年的荒凉，唤醒冰冻雪捂的大地。5月，正是开荒的季节，可团里派来的拖拉机还没到位，陆士龙心急如焚，作为指导员，他召集大家商量办法，58个心想到了一起，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们把大庆人的经验也用在了荒原开发上，他们拿起铁锹，人工开荒！望着漫无边际的荒地，他们想起挖山不止的老愚公，挖一锹是一锹，开一亩是一亩。他们挥汗如雨，满手水泡是他们艰苦创业的光荣记录。

总算盼来了拖拉机，那红色“东方红”拖着银色的大犁，在荒原上滚过，身后翻起黑色的波浪。苏醒的黑土地在阳光下热气腾腾，它们像等候生儿育女的处女。然而连绵的春雨，让耙地机和播种机无法下地，陆士龙的心情如天色一样阴郁。他又召集大家研究，有人提出可以人工向地里洒豆种。不行，这样太浪费种子，而且多数发不了芽！大家都不同意。有的老职工想起，当年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时，曾用小木棍在翻过的土龙上扎眼，然后顺眼点豆种。好，我们也这样干！第二天，陆士龙领着全连的人都下地了，他们身背装着豆种小书包，手拿小木棍，沿着地垅插眼、点种。一粒豆种一个希望，无数希望变成一个理想，就是让北大荒变成北大仓——祖国最大的粮食基地！地里很泥泞，步履艰险，小陆第一个脱下了鞋，光着脚干起来。大家都脱下了鞋，踩在泥泞里。小陆指导员最主要的工作方法，就是吃苦在前。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他们播下700多亩的黄豆。六师王少伯师长亲自来到24连，倡导陆士龙的“小木棍点种法”和这种可贵的“小木棍精神”。这一年24连开荒三千多亩，收获大豆十三万斤，做到了粮、肉、菜自给自足，还自己动手建砖窑烧砖，盖起了砖木结构的宿舍、食堂和办公用房，同时还为国家上交二千多元的利润！现在看来，这个数字太微小了，但对一个新建连队就是奇迹！当时兵团的多数连队都亏损。这奇迹是一个不到20岁的上海知青和他年轻的战友们创造的！

第二年，陆士龙和他的24连再创奇迹，他们又开垦了荒地四千六百亩，收获粮食九十二万斤。他们连创造了一台拖拉机一个班次开荒108亩的全国农垦的最高记录，打破了过去84亩的记录。陆士龙回忆，当年他们24小时不停机，驾驶员吃饭都在机器上，夜晚经常有野兽惊扰，白天蚊子、瞎蠓叮得满脸都是包，大家吃了不少苦！王少伯称赞陆士龙和他们连队是“垦荒模范”，他们的事迹传遍了兵团，也传向全国。他成了上海知青在兵团的最高的典型。后来他被任命为二十四团的副政委，成为知青中第一批县团级领导干部，那一年他23岁。后来，团里想推荐他上清华大学，他写了血书，坚决要求留在了北大荒！

陆士龙在上海新村路429号他的“上海考试书店”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我的采访，他拿出已经发黄的《人民日报》、《黑龙江日报》和《兵团战士报》，上面登载着报道他事迹的长篇通讯。他珍藏着过去的光荣。他笑着说，当年的贡献太微不足道了。我说，现在北大荒年产粮食200亿斤，占全国粮食调出量的四分之一，可供应全国直辖市和陆海空三年一年的口粮！你们当年的理想实现了！你们可以无愧地歌唱：“北大荒，我为你的收获欢喜”，“你的果实里有我的生命”了。他的眼里又闪起了泪光。其实对陆士龙来说，他的“垦荒事业”从来没有停止，在二次创业的知青中他仍然是“模范”。

1979年陆士龙带着北大荒十年艰辛创业的风尘和疲惫回到了家乡，和先期返城的妻子团聚。他把黑龙江省委组织部证明县团级干部的文件交给了区组织部，人家说你要等待机会办干部调转。陆士龙问，那要等多长时间？人家说，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年八年！陆士龙只好办了接母亲班的手续，到宝山的五角场装璜印刷厂上班了。他在兵团的经历还是受到了重视，一上班就被任命为副厂长兼团总支书记。又经过三个月宝山党校的培训，他又当上了厂长。这是一个近五百人的集体企业，重重的困难，对饱经风雨的陆士龙来说，不算什么。他从改革工资入手，大刀阔斧地干起来，很快使工厂改变了面貌，成为全区年利润过百万的大户。接着他又被派到“大老难”的打火机零件厂当厂长、天明糖果厂当厂长，一个个改变了落后面貌。突出的业绩使陆士龙再次成为优秀青年干部的代表，他当选为区人民代表，被培养为副区长的侯选人。当时全上海有14位从黑龙江省回来的老知青成为这一级干部的侯选人，后来有5个人进入了领导班子，现在有两位副市级干部，有三位当区委书记。

陆士龙遗憾地落选了。他没有抱怨，又开始了新的人生尝试。北大荒炼就了他不屈的性格，他要做了一个永远的“垦荒者”。市场经济的大潮强烈地激发起他的创业的热情，他脱掉了国有企业家的外衣，和日本企业合资办了一家领带装饰厂，在打拼中他开阔了眼界，学会了对外贸易。他又作为香港三盛国际集团在上海的销售总经理，在上海建立了700多个销售网点。在复杂的市场商战中，他积累了资金和经验之后，开始创建自己的企业。他研究了上海人投资的三个主要方向，一是买房子，二是看病，三是教育子女。他要办一个为教育服务的企业，他成立了自己当法人的上海书陆商贸有限公司，从盘活一家倒闭的“考试书店”入手，组织起有二十家连锁店的“上海考试书店”，年销售额已达三千多万元，成为全市最大的专业书连锁店。面临他们挑战的国营书店的领导对员工说：“我们要是有陆士龙一半的精神，就能克服现在的困难！”

已经成了富商的陆老板还保持老知青的作风。我在书店门前等他时，见他骑着一辆后座驮着一捆书的破自行车急匆匆的赶来。穿西装骑自行车的人，在上海大街上是很难见的。他说，在上海停汽车很难，我整天跑各家连销店，还是骑自行车最方便。我参观了他直接办的这家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毗邻的考试书店，书架顶天，琳琅满目，有3万多种的图书陈列其间，包括从大中小学到研究生及成人高考、公务员考试、各类专业人员考试所需求的各种书籍和资料。我听进来买书的人都叫他“陆老师”，有些奇怪。他真是名副其实的老师，为此他下了很大的功夫。陆士龙说，我又重新上了一次学，自己经营的图书，多数我都翻过。为了根据读者的需要推荐书目。凡是要考大学的，我会先了解他的实际水平，再帮他选书，能考重点大学、能考普通大学的、能考大专的，都提供不同的参考书。天长日久，我也成了考试专家和顾问。我给许多考学的孩子出过主意。许多家长还领着考上大学的孩子来书店向我表示感谢。每次我都让学生再自已选一本书，我再作为礼品赠给他们，孩子们一般都选一本适用的外语字典。陆士龙的考试书店还搞过赞助贫困大学生的活动和优惠售书活动。要不怎么陆士龙多年来都是区里的优秀党员呢！

对为知名的民营企业家，陆士龙最主要的公益活动是为老知青、为北大荒服务。那个老知青的孩子毕业了，他帮助跑就业单位；那个老知青病重要手术，他带头损钱抢救；建三江又来人，他忙着接站，安排食宿，联系业务……有人统计过，这些年他在这些方面的花销有十万元之多。他还给黑龙江水灾捐过钱，还投资十多万扶植佳木斯一家印刷厂，虽然没有成功，他并不后悔，因为那是为家乡尽力！

我们的谈话不断被电话打断。哈尔滨老知青艺术团在上海云峰剧场演出，他自己花钱为24团的老战友买了36张票。来电话都是取票的事儿。我说：“你可真忙！”他说：“越忙越高兴！”

人生好比一部交响乐，有洪钟大吕式的辉煌，也有静如流水式的慢板。告别了昔日的轰轰烈烈，陆士龙说，干自己喜欢又有益社会的事，他感到从未有过的从容和快乐。

火凤凰（上）

那是我心中一尊永恒的雕像——

烈火熊熊，冲天而起。一位女青年，顶天立地，用双手撑起跌落的房架，她的头发、双手和房架一起燃烧。她挺拔如山，像女神一样圣洁。她光亮如炬，像灯塔一样照亮天际。

她没有死，比死更艰难地活着。她活得很顽强，活得也很精彩。她让美丽的女人羡慕，她让刚强的男人敬重。

她叫蒋美华，当年黑龙江省山河农场的救火女英雄；现在上海的下岗女职工。她在上海闸北区永兴路的一栋住宅的七楼接受了我的采访。假发和墨镜掩盖了她往日的伤痕，我握到她没有手指干枯冰冷的手掌，却感到她内心的火热。屋里很干净也很宁静，有一只白色的猫的综色的狗陪着她，那是她从街上检来的流浪动物。谈话中间，她的儿子回来，那个英俊的小伙子刘佳为我阴冷心里投下一缕阳光。说起自己的过去，美华很平淡，尽管那是惊心动魄的故事。

1970年1月13日，蒋美华兜里揣着二周的病假条在宿舍扒麻杆。她刚在场部医院作完急性阑尾炎手术，本来是要休息的，她顽强地要求了一个干轻活的机会。突然传来呼喊：“修配厂着火了，快救火呀！”蒋美华立刻跟着大家向火场跑去，排长朱金彩说，你刀口还没好，不能去！可她还是毫不迟疑地跑去了。修配厂里烟火弥漫，大家不顾一切地冲进去，里面装着六台正在冬修的拖拉机和上千件零件，他们非要抢出来，因为那是国家的财产！蒋美华冲到火里，搬起一个几十斤重的大齿轮就跑出来，接着又一次次地冲进去往外抱零件。当她最后一次冲进去时，天棚全着火了，往下流淌着了火的锯沫子。她和大家一起推最后的两台拖拉机。这时突然一声巨响，天棚坍了下来，整个厂房一片火海。一根火龙般的棚楞带着烧断的棚板一头搭在拖拉机上，一头压在蒋美华的肩上。“快出来！快向外面跑！”这时现场的领导干部发出了命令。蒋美华只要推掉身上着火棚楞，就可跑出。千钧一发之际，正有几个战友从她搭起的空隙下钻出，她一咬牙，挺起胸，用双手把熊熊燃烧的棚楞高高举起！烈火在她沾满机油的手上和头上着了起来，火吞噬着她的头发和肌肉，烧得吱吱直响……大概只有几秒钟，二十多个战友们跑出来了，蒋美华昏倒在火海里。

这场火灾使鸡西青年李国华壮烈牺牲，蒋美华和另外两个战友严重烧伤。她的烧伤面积达到35％，大部分是三度烧伤，而且都集中在头部、脸部和双手，头发都被烧光了，后脑烧得露出了骨头，耳朵、鼻子、眼皮、下巴有的烧掉了，有的烧得不成样子！来探望她的上海知青办的同志，看到了她血肉漠糊的身体和魔鬼似的形象，当场昏倒了。在这场灾难中，一个年青女子最宝贵的美丽全部毁掉了。如果她就此死去，她的悲剧也就结束了，可是她还顽强地活着，将迎接漫长的悲剧人生！那一天，山河农场大雪纷飞，苍天也在为这个美丽坚强的姑娘落泪呀！

234次列车拉着生命垂危的蒋美华向齐齐哈尔奔去，她高烧40度，血压测不出来，已陷于深度休克。省里派来最好的专家，调来最好的药品，经过五天的抢救，她终于从昏迷中醒来。为了防止感染，医护人员为她摘去烧伤面的焦痂，再用盐水擦洗创面，还有贴上油纱布，第二天再把粘满浓血的纱布扯下来……每一次就承受一次“酷刑”，比当年革命先烈在狱中遭受的折磨还痛苦，她忍受着，极痛苦时她高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她大声地唱《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这是那个时代惟一可以战胜痛苦的办法！

更难忍受的是植皮，要把旧伤面全部清除，露出鲜肉面，再从自身的大腿上、小腿上取下皮肉贴在旧伤面上。在齐齐哈尔住院的一个月她做了六次植皮手术，回到上海瑞金医院又接受了十六次植皮和整容手术，全身取皮三十多处。同时医院还为她作了双手的截指手术。如果说，肉体的巨大痛苦是对她严峻的考验，那精神的打击是更残酷的考验。她从休克中醒来，透过眼缝看到自己的手烧得漆黑，十个手指像鸡爪一样。她从摆在床前的毛主席像的玻璃镜里看到了自己的脸，把自己吓了一大跳。头肿得和肩一样宽，脸上血肉模糊，没有了鼻子，眼睛只剩一条缝，头上连一根头发也没有。泪水立刻蒙上了她的双眼，她在心中呼喊：“我才二十一岁啊，今后，我可怎么活呀！”这样的打击会让再坚强的人也痛不欲生。

瑞金医院不仅有世界一流的治疗烧伤的技术，还有最好的心理医疗的办法。这一天，已经康复的上钢三厂的工人邱财康来到了蒋美华的床前，这家医院就是因为救活烧伤面积达90％的这个钢铁工人面闻名全世界的。他对美华说，你看我截掉了左臂，右手只剩下三个指头，还工作生活得很好！你这么年轻，双手都有，还有什么不能学会的！美华笑了，她又做了一次手术，把没有手指的右掌的虎口处深割出一个豁口，正好能夹一支笔。她练习写字，练习拉窗帘、拿东西、夹着筷子吃饭。手掌被磨破了，流血了，她还坚持着，学会了许多“手艺”。当然最值得高兴的是，她用自己的新手给山河农场党委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高尚的追求，让一个坚强的人更加高尚。蒋美华在住院期间，还担任着病房的学习小组长。她不能下地，让护理员推着她来到每一个病员的床前。一个被烧伤的小女孩儿，每到换药时又哭又闹，美华成了她的好朋友，每到换药都坐在她的身旁，给她讲故事说笑话。还有一个来自农村的女孩因烧伤引起严重的败血症，急需烧伤病人身上的抗复血。美华让护士抽自己的血，可是医生不同意，她刚作完手术，体重还不到七十斤。她就写了一封献血申请书，她说，我的身体里有多少兄弟姐妹为我输的血，现在别人需要血了，我为什么不能给她们输！院方终于同意了，美华100毫升的抗复血救了那个孩子的命。不久，上海中山医院为抢救一位严重的败血症患者，因为没有抗复血，到瑞金医院求援，蒋美华又捐了200毫升的血。她的血也让别人像她一样勇敢地战胜死神。

也许这些事对于关健时刻为大家的安危都可以把生死置于度外的蒋美华来说，并不难做到。难以做到的是，如何面对社会，有尊严地坦然地生活下去。那天医院组织病人到剧场去看京剧《龙江颂》。正在看戏时，一位迟到的观众坐在她的身边，他一转头看见了美华，吓得惊叫起来，然后戏也没看就跑了。这件事，对美华的剌激太大了，她走出剧场，在夜色中徘徊，她的心在流血……她一夜无眠，泪水湿透了枕巾。她的坚强曾让她战胜无数难以想像的痛苦，难道就没有直面社会和人群的勇气吗！她的“丑陋”，不是她的耻辱，而是她的光荣！要想让社会接受自己，首先要自己接受自己。不管别人怎么看，自己最了解自己，还要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了解她的人都会敬重她，爱护她！想到这儿，她的心上的阴云淡去了。第二天，她还没有起床，病房的党支部书记来找她谈心，在上海负责她治疗的场领导和市知青办的领导都来看她。看着美华满面春风的样子，他们都笑了。

听说，烧伤的蒋美华出院了，她家所在虹口区里弄的邻居都挤到街上看她，有人站在凉台上，有人挤在院口，人山人海的。美华走下出租车，摘下帽子，摘下口罩，摘下黑镜，微笑着看着关爱自己的亲人，她用没有手指的双手向大家招手。在场的许多人流泪了，有人为她鼓掌！她心里明白，总有一天要以自己的“真实面貌”面对社会，有了这第一次，就再也不用掩盖了。真诚和真实的美华，还像小的时候一样漂亮！她的邻居这样说，善良的人都会这么说。

已经毁容的姑娘的婚姻问题可能会面临极大的困难。然而，那是一个崇敬英雄的时代，蒋美华受伤之后，不乏追求者。一个插队的北京知青，给她写来充满深情信，他说我要用我的心和健康的双手让你一辈子幸福！她和他见了面，他一米六八的身材，长得很帅，非常热情。这时美华却犹豫了，其实她心里很自卑。少女心中白马王子的形象早在她的心里消逝了，她要很现实地对待自己的婚姻问题。她一时难以判断他对自己的是爱情还是同情，崇拜是不能代替爱恋的。她不能因为自己耽误和拖累一个善良的年青人！农场局的领导很想成全这对年青人，他们对他进行了“政审”，然后马上否定他们的爱情——那小伙子的父亲有历史问题，而且死在狱中。他们不能让自己培养的英雄因为找了一个出身不好的配偶而影响政治前途。那是一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美华听从了领导的意见，本来她就很犹豫。然而那个知青很坚定，那时他已经考上了哈尔滨的一所大学，他利用假期跑到了上海，住在了蒋美华家里，他要说服她接受自己。美华让弟弟天天陪着他玩，而自己躲着他。半个月后，那个青年流着眼泪走了，美华给他拿了100元钱作路费。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美华说不出是轻松，是惆怅，还是伤感。她悄悄擦去泪水，因为她知道还有无数的人生苦难在等着她，生活不相信眼泪。

火凤凰（下）

在将美华和死神博斗的黑暗中，她总能看到一线光亮，那就是北大荒的阳光。在昏迷中，那光亮越来越大，她又看到了阳光下北大荒广阔的田野和田边她住过的房子，于是生命之神又回到了她的身边。北大荒是蒋美华生命之所在。

1974年7月，她谢绝了上海的挽留和安置，又回到了朝思梦想的山河农场，她要用自己微弱的光和热为这片土地尽力，倾注自己的感恩之情。她被安排到宣传科搞通讯报道。一有时间她就下连队。场里专门安排一个人照顾她的生活，那时她吃一次饭要两个小时，上厕所都要人帮忙。听说蒋美华回来了，又到了自己连队，大家身前身后围着她，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为她帮忙的那位女同志不好意思让人看着她为美华擦拭，急急忙拉着她出来了。美华很难过，她明白了，要想工作必须生活自理！她要靠自己的能力才能活得有尊严。为了解决吃饭太慢的问题，她又作了一次手术，把嘴割大了。她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从最简单的生活方式学起，真是功到自然成，经过艰苦的锻炼，她的残手灵活了，她不仅吃喝拉撒睡全靠自己，而且学会了做饭、洗衣、打毛活、使用缝纫机、骑自行车，还学会了打乒乓球，打得还相当不错。省农垦总局副局长、著名作家韩乃寅当年和美华坐对桌，也是新闻干事，他曾为美华写过许多报道，他回忆说：“美华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人，当时她什么都能干，一点不比我们差，而且每天都活得很快乐！”

荣誉是英雄的影子。蒋美华的事迹上了《人民日报》、《黑龙江日报》和上海的媒体，她被请到各单位作报告，她为保护国家财产舍身忘死和伤残后顽强乐观地生活的事迹，曾感动了一代人。1973年7月1日，她入了党。后来当选为省劳动模范、省知青标兵，但任省妇联委员。

荣誉也是沉重的压力，美华努力干得比别人更好。她当过图书馆的管理员，当过场团委副书记、场妇联副主任，样样都干得精彩，被人佩服。1974年9月，农场推荐她上海复旦大学，开始学校怕她生活不能自理不想要。省农场总局领导说，如果你们不要蒋美华，其他知青一个也不给！学校老师来到山河农场一看，被蒋美华深深地感动了，他们说：“她是活着的保尔！录取这样的学生，这是我们复旦的光荣！”

后来蒋美华真的成了复旦学生的榜样。多次大手术的麻醉让她记忆力受到损伤，她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去预习和复习课程，为此她总是早起晚睡。开始她是班里记笔记最慢的人，后来成了班上记笔记得又快又全的人。那时学生经常下工厂和农村搞调查，每一次她都不甘人后。她是哲学系学生党支部的委员，也是哲学系的好学生。1977年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的蒋美华被分配到了上海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新的人生又开始了。

蒋美华担任这个一千多人研究所的工会副主席，她是全所的大服务员，为职工权益、福利奔忙着，起早贪晚，任劳任怨，大到分房，小到送电影票，她都亲历亲为。她的真诚、热情、勤劳、公正感动了全所从所长到每一个工人。她关心大家，大家也真心关心她，所里的几个老大姐张罗着为她介绍对象。一个叫刘银宝的新疆的返城老知青，被同事介绍给了美华。他1964年下乡，比美华大三岁，返城后在一家企业当警卫组长。美华对他印象不错，人特别老实，长得很健壮，仪表堂堂的。可贵地是并没有在意美华的伤残形象，慢声细语的一句话让美华流下了眼泪：“我什么也没有，但靠这双手，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和银宝认识几个月后，正好赶上市里为美华解决了房子。他们结婚了，没办酒席，也没搞什么仪式。当时银宝的所有积蓄就是120元钱，还为父亲的去世花了70元。美华为他做了几套衣服，还化1500元，买了一套当时最好的家具装饰新房，她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她和所有贤惠的妻子一样，尽最大的努力让丈夫在外面体面、在家里幸福。1982年7月，健康聪明的儿子降生了，她感到做妻子和作母亲的幸福。他们以儿子为圆心，匆忙地旋转着，日子过得又快乐又充实。孩子逐渐大了，上学了，家里的困难也越来越多了。家家都有难唱曲，日子还要过下去。

这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蒋美华所在的研究所也在改制中衰落下去。1993年，美华工作的情报资料室撤销了，她和室里的人都下了岗，当时她只有每月300元的收入。老刘是指望不上了，他所在企业也不景气，他身体不好，每经常住医院。她要供养儿子考重点高中，每年的补课费就要上千元。对于家庭她还要承担责任，作为家中的长女，母亲去世了，她还赡养重病卧床的父亲。返城弟弟因精神病长期住院，她还要抚养因父母离异无人照顾的小侄，还有在上海借读的妹妹的孩子、丈夫兄弟的孩子也吃住在她家里，她还要管……负担，沉重的负担压在这个弱女子的肩上。她真的很难。自家的事就够多了，别人的事可以不管，但是心地善良的美华就是“破车好揽载”，别说是亲人她想帮助，就是街上的流浪猫和狗她也抱回家，不忍心让她它们受苦！

从自己热爱的岗位走下来，到社会上自己去寻找工作，对她来说是十分痛苦的，走出研究所大院子那天，她忍不住落泪了，甚至比自己当年被火烧伤都痛苦。过去组织和单位给了她很多的关爱，她对他们有着深深的依赖，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了，她的心空落落的。但她没有退缩也没有报怨，因为她曾是英雄，英雄是永远不能气短的！

美华找到一家经营窗帘的商店推荐自己，她说我能给你们加工窗帘和沙发套、钢琴套。老板娘看着她伤残的双手，不敢相信。美华说，我先给你们做几件看看。结果她的手工制品件件都精美得像艺术品一样，她使用缝纫机的功夫是一流的。从此她的家成了这家商店的加工厂，顾客需要什么她都加工，她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来急活了，她觉都不睡了，一直干到天亮。天亮时分，他叫醒儿子去上学，然后自己给商店送货，她抬头看见那太阳是暖洋洋的。

一年半后，当年作过多次手术的眼睛又犯病了，什么也看不清了，美华只好放弃了这项生意。在黑暗中，她还在寻找太阳，一切从头再来。她看到附近的虬江市场十分红火，她又有了新的追求。每天早上5点起床，儿子到早市上抢摊，帮助她把货摆好，再去上学，放了学后再帮母亲收摊。在那几平米的地界，她开始卖保暖鞋，从外地贩进800双长毛绒套鞋塞满屋子，她每天早上和儿子从六楼把鞋箱子搬下来，再一箱箱地送到摊上，一双双卖出去，虽然赚头不多，但还是有了生计。

可惜整顿市容中她的摊被取消了，她又从头再来！租借铁皮房当商亭，卖纽扣和各种小百货，也卖过鲜花。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严寒，她总是早出摊晚收摊。冬天那铁皮房就像冰窖，她手上脸上的伤疤痛疼难忍；夏天那铁皮房又像蒸笼，移植手术后没有汗腺的脸上头上更是胀得难受，她只有忍耐，而且还要笑对每一个顾客。刚开业时，一些人看着她的样子都避而远之。但越来越多的人走近她。因为她专做大店不做、小店又不原意做的小生意，群众需要的东西利再小，她也给单独上货。对于贫困的老人她都是免费赠送。她的那间铁皮的商亭如磁石一样吸引人，美华又有了自己的“单位”，自己为社会服务的新岗位。

英雄毕竟还是英雄，蒋美华在新的岗位上又被评为区的“十佳”人物、“三八”红旗手、残疾人劳动模范。区里的《闸北报》以“身残志更坚自强创新业”为题报道了她的事迹，称赞“面对艰难的生活道路，一个当年的救火英雄、特等伤残者，没有屈服，没有消沉，以顽强的毅力自强自立，又走上了新的岗位。”闸北电视台也专题报道她。这时许多敬重她的人才知道，当年她是为抢救国爱财产而烧伤的英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一个被遗忘的英雄，再次成为英雄。

在美华最困难的时候，许多人向她伸出了热情的手。街道办事处以最低的价格把房子租借给她，儿子学校的老师请她到学校给学生做报告，他们把辅习班安排在她家里，这样她儿子可以少交学费。许多当年的知青战友来看她，每次都给她留下三百五百的。一个姓卢的老太太是美华家的老邻居，当年她每次有病都是美华两口子侍侯她。听说美华的儿子要上大学了，她送来三万元钱，她说：“如果我没病没灾，这钱就算我送你们了。如果我在病有灾，要用钱，你们再还我。”……

特别不能忘记的是，老战友聂卫平和山河农场对自己的帮助。美华拿出1991年8月16日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的一封信给我看。当年在山河农场聂卫平就是她的好朋友，她受伤后，他已调回北京成了“棋圣”，满脑子装着棋坛战云的老聂并没忘记美华。每次到上海，无论是参赛还是路过，总要看看她，那次从云南回来给她带来一条漂亮的丝巾和许多好玩的小工艺品。1989年时，美华上班较远，每天要挤公共汽车，有几次把她的假发都挤掉了，让自己的伤残暴露，那是很尴尬的事，美华心里很难受，她给上海的领导写信，要求给她调换一间离单位近的房子。领导批给了房管部门，又批转到了她所在的研究所。因为地价的差异，换房需要给原住户二万四千元的补贴。研究所只能拿一半，那一万两千元还没有着落，正好聂卫平来上海看望美华，他说，我给黑龙江省的领导写信，那封信他写给了当时的省长邵奇惠。后来办公厅来信说，邵省长已在聂卫平的信上做了批示，他说蒋美华的事迹很感人，对于她现在的困难，我们应该给必要的帮助。他责成农场局和山河农场解决。后来她接到了这封信，几天后农场派专人给她送来一万二千元。美华把那封信还珍藏着。

初春的阳光，把美华家的小屋照得通亮。她说，现在的日子好过多了。儿子当年争气地考上了区里的重点高级中学，后来因学品兼优被保送到上海大学，去年已从通讯工程专业毕业，正等着分配工作。现在美华已正式从单位退休，退休金加特等伤残的补贴，每月能有3300元的收入，如果儿子再上了班，她家的日子没问题。说着美华笑了，她很爱笑，笑起来很美。

美华从柜子里找出许多老照片给我看，她当年眉目清秀，真是个很漂亮的姑娘。她还保留着受伤之自己毁容的照片，两张照片对比，我的心灵都在震颤。

为了六台拖拉机和一千个零件，付出了一个年轻人的生命和几个女孩子的美丽人生！只是蒋美华的治疗费用就大大超过了那些拖拉机和零件的价值。往事不堪回首。在以人为本的现在再不该发生这样的悲剧了。但我仍然尊敬蒋美华为英雄，因为她在烈火火熊熊的关健时刻的挺身一举，表现一种伟大的精神，那一个弱女子敢于担当的精神，她和刘胡兰、赵一曼等女英雄一样让人永远敬重。当然我也想，她那时的壮举只是因为想到了领袖的教导和其他英雄的事迹吗？我以为这也和她的心地善良和从小就敢担当是分不开的，还因为她有强烈的责任心，又很勇敢。蒋美华的英雄行为还特别表现在她受伤后在苦难人生中的顽强不屈和自立自强，这是比一死了之更艰难的历程。

美华把我送到出租车上，那街上车水马龙，我回望她在小街上的单薄身影显得那样高大——因为她是我们心中永恒的“火凤凰”。

血脉相连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

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纪检组长阮显忠，当年是唱着这支歌和他的知青战友们到小兴安岭北坡的逊克县新鄂公社插队的。听说这个新鄂公社离黑龙江边还有180里，他们曾到区知青办闹过，要求到“反帝反修”的第一线。一踏上这片土地后，他们再也没有后悔过。他骄傲地说，也许这是全国插队最好的地方。

鄂伦春是北方一个古老的民族，近古之前生活在黑龙江对面的夹精奇里河到贝加尔湖一带，靠渔猎为生。17世纪中叶，沙俄东侵黑龙江流域时，许多鄂伦春人为避难迁徙到黑龙江省的大小兴安岭一带，靠游猎为生。日本侵略者进入东北后，他们又受到武装镇压和鸦片的毒害，解放前，我国境内鄂伦春只剩下两千多人了。1953年，人民政府为了让这个濒临灭绝的民族休养生息，由鄂伦春人选择最好的地方设立定居点，新鄂便是其中之一。

这个小村落，四面青山环绕，房舍和街道整齐有序，每家院子都是花园。一条清沏的沾河自南而来，到了村边潇洒地甩了一个大弯，又顺着东山向北飘然而去，河的上游就是高高的小兴安岭和浩瀚神秘的大森林了。鄂伦春人在歌中唱到：“解放了的鄂伦春，再不散居满山岗。在这最好的地方，建设我们美丽的村庄。”在老阮的回忆文章中对自己第二故乡的四季有着诗意的描写：“每到夏天，村前村后的草地里黄花菜盛开，一片澄黄，还能闻到不知哪里飘来的各种水果的香味。在那清澈见底的沾河大甩弯里，人们在水中游泳、嬉戏，笑语与哗哗的流水声相伴。每到秋天，麦浪滚滚，豆海茫茫，如金毯铺地，风吹铃声响。每到冬天，到处银装素裹，天地仿佛融为一体，惟有山顶上的青松在高傲地独唱。每到春天，紫莹莹的达子香在冰雪未消时就开放，然后满地的绿芽破土而出，熬过漫漫冬寒的大地，一派生机。”

更让阮显忠难忘的是鄂伦春人的勇敢、刚强、纯朴、善良和真诚。上海等大城市的一百多个活泼热情的青年学生的到来，让鲜于和外人接触的鄂伦春人感到新奇和兴奋，更表现出他们的热情和责任。老阮他们于1970年3月24日到的新鄂，那时乍暖还寒，知青的宿舍还没盖好，老乡们抢着把知青接到自己家里住。他们把炕烧得热热的，把水挑得满满的，还张罗着给知青们做最好吃的。老阮住进了老乡德牤和家，坐在暖意融融的炕上吃的第一顿饭是老乡亲手包的饺子。他说，那狍子肉饺子每个约有大拇指大小，一口一个，那个鲜、香、美，实在无法用语言表达，大家惊叹，原来世上还有这么好吃的饺子！鄂伦春人经常上山打猎，狍子、野猪、熊、犴就成了知青们经常的伙食，不时还能品尝过去是给皇帝进贡的飞龙鸟、犴鼻子、熊掌等珍品。鄂伦春人很热情，每当有猎物总把知青叫到自己家里，每人一把刀，围坐在一起共尝盐水新煮的猎物。据说，狍子新鲜的肝和肾能明目，猎人们就给近视的阮显忠送来新打狍子的肝和肾，他生吃下去，竟有些甜滋滋的味道。后来，知青们搬到了新宿舍，他们就从来没缺过烧柴、粮食和肉食。

当然阮显忠和他的战友们不是来当享受款待的客人的。他们克服了天寒地冻和夏日炎炎的艰苦，很快成为生产、工作的能手，成了新鄂公社的骨干。许多人成为了木匠、瓦匠、老师、会计、医生、技术员、大锯手、拖拉机手，有的还当上支部和生产队的领导、民兵营长、学校校长、派出所所长。在知青们的共同努力下，新鄂的生产蒸蒸日上，新鄂的村庄日益兴旺。一座座新房不断建起，大礼堂经常有歌声飞扬。鄂伦春人的优秀代表，当年和知青一起劳动、生活，现在是省民委纪检组长的孟淑贤深情回忆说，知青的到来，不仅为新鄂的生产、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更是给新鄂带来了大城市先进的生活方式和先进的文化，使鄂族人打开了眼界，尤其使年轻人的思想观念、知识水平和生活方式有了跨越式的发展，为新鄂的持续发展和人才辈出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知青虽然大部分已经离开，但老乡们与知青深厚的情谊、知青的作用和影响仍然持续不断。

1973年5月13日是阮显忠终生难忘的日子。那时，新鄂正在村西边的山沟里修水库。5月的新鄂，大地刚开始化冻。那天下午，阮显忠和他的战友象往常一样，在刚打好的炮眼装上自制的炸药和雷管，点上导火索，迅速离开了现场。“咣、咣、咣……”，不一会儿传来一阵阵爆炸声，烟尘滚滚，冻土飞场。又等了十多分钟，当他们过去察看走到现场，突然一声巨响，残留的哑炮爆炸了，把跑在前面的显忠高高地掀起，又重重地摔在地上，同时被炸倒的还有水库工地的鄂伦春队长和另两名知青。其中最严重的是显忠，他满身是灰，满嘴是土，脸色苍白，双目失明，已经昏迷，另几个人则满身是血。

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砍下杨木树杆，穿过麻袋做成担架，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轮流抬着担架，把伤员送到了6里外的公社卫生院。医生迅速做了简单的检查，判定昏迷的显忠伤情严重，危在旦夕，必须尽快送县医院抢救！

这是一场人与时间争夺生命的赛跑。拖拉机开足马力，载着伤员和几十名陪同并预备献血的知青和老乡，向县城进发。大家个个心情沉重，只有轰鸣的机器声和拖拉机的灯光，穿过沉沉的夜幕，经过初春崎岖湿滑的山路，给人们点燃心中的希望。他们赶了60里山路，横在面前的却是正发春汛的逊比拉河，河面水流湍急，浊浪翻滚，只有仅能容下数人的小船才能摆渡。大家把伤员小心翼翼地搬到船上，用钢丝绳慢慢地把小船拉过百米宽的河面，一船一船把随行的几十个人送到对岸，登上县里早已派来等候的客车。又驶过了120里公路，终于在第二天凌晨赶到县城。

送到县医院的显忠已濒临死亡，血压高压为40低压为0，急需输血，而新鄂赶来献血的人中竟然没有与他相同的O型。“同志们，现在上海知青生命垂危，正在县医院抢救，急需O型血！”县广播站的大喇叭惊醒了全城的人们。不一会儿，县医院里排起了输血的长队。新鄂大队鄂族支书孟锁柱、来送受伤父亲的16岁鄂族女孩孟秋芳和县供销社的满族姑娘叶小松首先献上了宝贵的鲜血，随后充满人间温情的2000毫升鲜血，如生命之泉源源不断地流入了显忠的体内。这天，县领导亲自指挥，县医院的领导和黑河赶来的专家为他缝好了破裂的小肠，修补了穿孔的眼角膜，从死神手中抢救了宝贵的生命。

至今，老阮还深刻地记着当时的情景：当我躺在手术台上时，我仿佛掉进一个深深的井底，胸口压着一块巨石，沉甸甸一直下落，眼前一片黑暗，只听见“当、当”的钟声，伴着一道道白光从眼前划过，直到失去知觉。不知过了多久，我梦见自己只身漫步在大森林里，这正是我们新鄂所在的兴安岭，四周都是又粗又壮、笔直挺拔的松树，一道道金色的阳光穿过茂密的树枝，洒在积满厚厚落叶的地上，那么斑斓绚丽，到处充满生机。我张开手臂刚要飞奔，耳边响起“不要动”的喊声，感到手脚被人紧紧按住了。原来经过五天五夜的昏迷，我终于苏醒了，而围在身边的是领导、医生和亲爱的战友们。

后来，老阮为了治疗失明的双眼和康复身体回到了上海。大队为他专门配备一名知青作为护理，不仅报销解决所有医药和护理费用，而且每天记工8分，作为生活补贴。十一个月后，1974年4月，初步康复的他急不可待地回到了日夜思念的黑土地，又来到了鄂族乡亲、知青朋友和这美丽的小村之中。那一年的6月，他在这片土地上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入了党，并继续为鄂乡的繁荣和发展奋斗了两年多的时间。

时光如清清的沾河水奔流而去。已经大学毕业，在上海工作多年并已是市教委领导的阮显忠，对鄂乡的思念却与日俱增。2003年8月，是鄂伦春人下山定居50周年大庆的日子。阮显忠和二十多个曾在新鄂乡插队而今已是满头华发的战友，受邀再次回到这曾经为之奋斗的第二故乡。他还带来了自己的儿子，他要让孩子知道这片土地对自己的恩情，也要让他知道他对这片土地无尽的爱恋。多年来，无论在何地，无论是在求学、任教还是在领导岗位工作，他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这片美丽土地的关怀，因为他的血管里涌动着乡亲们的鲜血，那血始终炽热如初。

在逊克县城，知青们受到县委、县政府和当年老乡的热情接待。阮显忠登门拜访了当年为自己献血的孟秋芳和叶小松，感谢她们的救命之恩，可惜鄂族支书孟锁柱已经作古。他们接着又归心似箭地奔向新鄂。逊比拉河似乎要考验这些当年知青的感情，滔滔洪水冲断了唯一的通道，湍急的河流又一次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县领导考虑知青们的安全，劝大家折返。但汹涌的河水，又怎能挡得住老阮他们归乡的决心。老阮动情地说：当年乡亲们冒险送我过河救命，今天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涉险过河回到第二故乡！逊比拉河或许被他们的真情感动了，老阮和战友们乘着皮伐艇有惊无险地渡过了河。又是走过了60里山路，村口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几十台摩托车为他们开道，乡亲们隆重地举行了鄂伦春的喝“下马酒”仪式。听着乡亲们充满热情的呼喊，看着众多熟悉、不熟悉的面孔，知青们热泪横流，不断停下来和乡亲拥抱、握手、问候……

在乡里举行的庆祝大会上，阮显忠代表知青讲话：“乡亲们，当年的知青回来了！回到这始终令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播种、除草、割豆、打粮，我们刨大粪、打柈子、盖新房，我们在这里流过汗，流过泪，也流过血！在这里我们有付出，更有收获，有过忧伤，更有欢乐！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片土地对我们的养育之情，永远不会忘记乡亲们对我们的关爱之情，更永远不会忘记这鲜血交融的情谊……”他说不下去了，当年的知青们哭了，乡亲们哭了，台上的领导也哭了……

接着是知青和乡亲们联欢。阮显忠和知青以及老乡们走上台去，唱起了他们当年的最爱。歌声从会场传遍村庄，在大山里久久地回荡——

“山连天，天连山，兴安岭上松海无边，

清清亮亮沾河水，流过新鄂村庄前。

哪伊耶，哪伊耶，

新鄂村呀，我的家乡，与我血脉紧紧相连。”

张刚，你是这样的人

上海的云峰剧这几天突然火了起来。哈尔滨老知青艺术团，正在这儿演出，场内场外都挤满了人。最后一场演出，是爱辉知青联谊会包的场，盛况更是空前。当年有5500名上海知青在爱辉下乡，返城之后，他们成立了自己的联谊组织，张刚就是他们的头儿。这场演出是他发起的，他刚在台上讲完话，就到后台来接受我的采访。他太忙了，上午在他的公司里没谈完，只好插空安排到云峰剧场。

张刚和那些发了迹的老板不一样，很清瘦，很精干，戴着一付斯文的眼镜，说起话来，慢声细语，没有一点气吞山河的气魄，尽管他的产品在上海有很大的市场占有量。他问我：“你看到网上的一篇文章《1969·尼克松救中国》了吗？文中说，1969年，中苏对抗，珍宝岛上打了一仗，苏联人没占着便宜，他们要报负，想向中国扔原子弹。这个决定透露了给尼克松，他又透露给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了保存实力，把一大批城市青年转移到了农村。我们都在其中。”我笑了，这可能知青运动起因的最新一说。他也笑了，执意让我一定上网看一看。他说，信不信由你，但把知青运动简单化是不对的。当年我们不是被赶走的，而是满怀热望满怀理想到边疆的！他批评现在有的文学作品太阴沉了，把知青写得像老改犯似的，其实当年我们很阳光，很有作为的。

虹口区新沪中学的高才生张刚是1969年4月28日，到爱辉县的外三道沟插队的。张刚和一百多名知青的到来，让这个黑龙江边悄无声息的小山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我以为这变化的标志性事件是这个小村子排演了七幕活剧《艳阳天》，剧本是从县剧团引进的，20多个角色全由村里的知青和农民扮演，道具和舞美花了300元从县城置办的。首演在爱辉公社俱乐部举行，里里外外，人山人海。刚要拉幕，突然停电，观众们硬是坐等了一个多小时，满屋的哈蟆烟像现在舞台上放的烟雾一样。演出的成功让全县轰动。外三道沟解放二十多年，从来没有这样扬眉出气。

张刚在剧中扮演生产队长，其演技实在不敢恭维，但他事后真当上了外三道沟的生产队长。上海知青下乡一年后成了队里的主要劳动力，再后来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层中也有知青了，把方向盘的拿听诊器的教书的记帐的更是以知青为主了，不是他们“抢班夺权”，而是老乡认为他们有文化又公道，非让他们干不可。张刚记得，他当队长时推行了两项“新政”，一是改革记酬方式，实行定额记工，男女同工同酬，打破记“卯子工”的大锅饭。这样一来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生产效率也提高了。爱辉地多人少，劳动力积极性高了，开荒多了，打粮也多了，大家分红也多了。有知青姐弟两秋后分红得一千多元，寄回上海，取钱时让那家小邮局大为吃惊！当时上海的工人只有几十元的月薪。张刚干的第二件事，是扩大水田耕种面积，他领着知青们住在离村里18里的叫万隆的地方，起早贪黑改造那片低洼地，站在冰凌剌脚的泥里，翻地、打稻埂。晚上十几个人挤在地铺上，上厕所回来，都找不到位置了。没有菜吃，他们打乌鸦炒咸菜。水稻面积扩大了，队里收入也增加了。当时城里每人每月才一斤大米。现在黑龙江省成了东北大米的生产大省。当地的人说，这里也有上海知青的功劳，他们爱吃大米，当年扩种水稻的积极性也最高。

正在张刚领着大家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国家出台的了政策，要在优秀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大队书记王树林是个很开明的基层领导，他说我们要推荐最好的，当国家的栋梁贡献更大。那是1973年的事儿，根椐大队的安排张刚去参加考试，重点学校老高中的底子，让他的成绩名列前茅，结果“白卷先生”张铁生的一封信，又使考生的成绩做废了。在重新推荐中，张刚还是全大队第一名。那一年的秋天，他泪洒外三道沟，恋恋不舍地走了。

在以后回到上海的日子里，张刚还保持着北大荒那一种精神，把所有困难踩在脚下，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勇往直前。在华东理工大学（当时的上海化工学院），他加倍地刻苦学习，像海棉吸水一样吸取知识，他没有忘记战友们还在边疆的土地上辛勤耕耘，他是幸运者，千万不可松懈。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被留校，当上了助教，但还要补习一个合格大学教师应具有的知识。他必须摘掉“工农兵学员”那顶并不光彩的帽子，做为知青他又再吃了一遍苦。十年后做为学校的骨干教师，他又被动调到上海交大生物系工作，交大要办世界一流的大学而增办了生物系，主持教学的一位名教授点名要来了张刚。他没有辜负重望，在出色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全身心地投入了一系列的微生物课题的研究中。他像一切有作为的科学家一样，在科学的道路上表现了不畏劳苦和勤奋攀登的精神和勇气。只要一进入实验室，他可以忘记一切，常常连续几天几夜不回家，没有正常的睡眠和吃饭。困了，就在实验室的椅子上对付一宿，小闹钟就放在耳边，定时叫醒自己，准时观察并做数据记录；饿了就吃方便面。他还常被灭菌的蒸气烫伤，可一点也不在乎。

张刚是个严谨的科学家，还是个勇敢的开拓者。当年他曾享受过开荒种地的快乐。现在他又抓到了机遇。张刚担任课组长，利用学校生物科学和技术的优势，自主开发微生物保健食品。他根据已知的人体肠道有益菌乳酸菌的神奇功效，以大豆为原料，发酵制成带有活菌体的食用营养口服液。这就是名扬全国的“昂立1号”，因具有平衡肠道菌群，消除自由基、抗肿瘤、增强免疫力，而很快进入市场，销售业绩惊人。接着张刚他们又开发出2号、3号等更多保健品。张刚担任了交大昂立生物食品厂的第一任厂长。他尽心竭力为交大和社会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

勇敢的探索者张刚又打破老体制的羁绊，1994年9月创办了自己的上海高博特生物保健品有限公司，“高”代表着高新技术，“博”是要博采众长，“特”是要为人类健康和社会做出特殊的供献。这是他创办企业的理想。他们很快研制出和“昂立1号”有一样功效的口服液。取什么名字来注册商标呢？张刚领着营销人员几天几夜地研究，一天夜里市场部经理手中装着口服液的“盐水瓶”突然滚落到地下，竟然完好无损。而上海话“敲不掉”和“盐水瓶”的发言相同。张刚灵机一动，我们就用“盐水瓶”来注册不是很好吗！别看它名字普通，那个老百姓都得用。颇费了一番周折，《新民晚报》还进行了讨论，“盐水瓶”注册成功，终于成了上海市最畅销的保健品之一，他们用了一句直白又亲切的广告语：“胃肠不好，就喝盐水瓶！”在上海的几天里，我有意打听了一下，每个出租司机都知道“盐水瓶”。这个产品在全国和上海多次获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盐水瓶”使高博物公司在上海家喻户晓，现在他们已是拥有“盐水瓶”、“九鹿回”、“衡宝”等多种知名产品的上海最著名的保健食品企业之一。

对为富于经验的微生物科学家张刚来说，研制新产品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管理好企业，应对复杂的市场变幻和处理好社会关系，这些方面他经历了许多难以言说的麻烦，但是还都应对自如，他的基本功是在外三道沟当生产队长时练就的。现在张刚的“高博特”蒸蒸日上，在市区有公司销售大楼、郊区有国际标准的生厂产房，年销售额数千万元，近几年累积交税四五千万。张刚被选为市级优秀共产党员。在市政协的委员风采的画册上，我偶然发现了张刚的照片，他很有学者的风范。

事业发达的张刚更挂念着北大荒，思念着外三道沟的乡亲。1999年夏天，他带着爱辉知青联谊会组织的“回乡团”星夜兼程，乘火车到了哈尔滨，又换火车夜过小兴安岭，到了黑河又乘船去爱辉。望江涛奔涌，看青山依旧。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北上的少年，南下求学创业，如今衣锦还乡了！他想起，1971年水库发大水。他夜行巡查，一脚踏空，掉到悬涯下，要不是乡亲们连夜寻找，把已经昏死的他救活，自己早已化作这黑龙江里的一滴水了。对这片再生之地，他总是梦魂牵绕。在船上老知青们指点江山，回忆当年，兴奋异常。张刚见陪同他们回爱辉的一个神情忧郁的中年人有点面熟。一打听，他叫陈正龙，当年就在他们的临村的外四道沟插队。后来和当地姑娘王焕玲结婚成家，当大批知青返城后，他调到黑河的东方红煤矿当工人。现在岁数大了，干不动了，又和妻子在黑河靠当洗车工维生。听说，上海老乡来了，他也陪他们回外四道沟看一看。张刚得之他们的女儿今年考上了南京气象学院，正为几千元的学费发愁。他召集船上的战友一商量，大家纷纷捐款，张刚拿出2000元，别人也把身上不多的钱捐出，一共凑了4850元。张刚就在船上把这些钱给了老陈，他满眼是泪，不知说什么是好。他要下跪敬谢，被张刚一把拉住。此事并没完，张刚回沪后，又和战友费凡平等商量，为老陈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给姓王的老板的企业看门，这位老王也很热心，为他们安排了工作还安排了住处，放假了他们的女儿也来团聚。第二年，张刚代表爱辉联谊会，又给老陈一家送来2800元。2002年春节，爱辉联谊会聚餐时，老陈夫妇也送上省吃俭用的1000元，加入帮困助学金，他说：“让我们也帮帮别人吧！”现在老陈一家已经在上海站住了脚，他们开了一家卖游戏机的小店，大学毕业的女儿也成家立业了。说起张刚对他的帮助，他说，他是许多知青的恩人，是个难得的大好人！

在上海，张刚的“高博特”不算大，但他却是知名的慈善家。公司里谁也说不准，他到底做了多少好事，捐了多少钱。我了解到，他常年资助上海医科大学6名学子，每人每月200元；向上海慈善总会捐赠10万元；每年2万元，用于资助上海交大生命科学院优秀学生；建立了10万元的普陀区帮困助学金；每逢教师节、老年节，他都向他们捐献相当数量的保健食品，抗非典时他捐了20万的保健品；2002年8月13日，张刚从《解放日报》上看到78岁的退休教师十几年资助贫困学生，他马上送去1000元和保健食品……至于他对知青的资助，对自己企业职工的帮助的资金，还有很多。张刚个人的生活也很简朴，有时自己骑着自行车给用户送货。那天中午他招待我和几位知青战友的是盒饭。人们说，张刚善良，他有一颗钻石一样纯净的心。他说，在北大荒吃过苦，我知道人在困难时得到那一点帮助，都可能是他人生的火把。

张刚的理念是“平衡就是健康”，他的产品实践这个理念，他的企业也实践这个理念。现在保健品企业的寿命很少超过5年的，而他的“高博特”已经13年了，而且还在发展，就是因为他们讲究质量、信誉，千方百计回报社会。社会的健康也在于平衡，就是要通过扶贫解困缩小贫富差别。这种情况下，有钱人多做有益社会的事，多做有益于老百姓的事，也是为建立和谐社会做贡献。

不用多问，也不用多想，张刚，你就是这样的人。

青春铺就的路

那是一条神奇的路，它逶迤在大小兴安岭相连的山脊上，云雾是它的面纱，白桦林是它的伴侣。三十多年过去了，在遥远的黄浦江畔还有人想着它、梦着它，为它感叹，为它流泪。因为他们是用自己的青春铺就了它，那路上凝结了他们的汗、他们的泪和他们的血！这条路叫大罕公路，东起黑龙江省嫩江县的大岭，西至爱辉县腹部的罕达气乡，全长112公里。1970年春天，近千名来自爱辉县各个公社的上海知青和带队干部投身到这项战备工程中。那段艰难的岁月，深深地刻在他们的记忆中。

在黑龙江省的地图册上，我在黑河市的那一页，找到了和罕达气相连的那条淡淡的红线，那是列在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之后的第四等的县道，已经很少有车通过了。它像被遗忘在大山里的一条飘带。可为什么它还维系着这么多人的思念？在上海，我请来了几位当年的建设者，在张刚的高博特公司座谈，已经远去的往事，又让他们拉到了眼前。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修这条路，宝钢贸易公司主管经理费名彪说得最清楚，因为他参予了这条路的勘测，他是从爱辉公社松树沟大队抽到筑路指挥部的知青。他说，珍宝岛打响后，两岸关系十分紧张了，透过黑龙江边的树林我们都能看到对岸的坦克和高炮正向江边集结。当时爱辉通往嫩江的那条公路，明晃晃的，就在高炮的射程之内。上级决定要修一条不在射程之内更隐秘的战备公路。1969年冬天，我参加了对这条路的戡测，向导是个豪爽的鄂伦春的小伙子吴明春，他骑着一匹枣红色的小矮马，晃悠悠地走在我们的前面，他是离不开酒的，我们带了几瓶医用酒精，用山泉水一兑，一路上就靠这“兴安白”调动着小吴的积极性。其实这路是马踩出来的。小吴在二站林场工作，他的家在二百多里外的罕达气住，公休时他坐在马上睡觉，那马就驮着他从小兴安岭穿过，一直走到家，天长日久，马自己趟出了一条最近的路，这就是大罕公路的“路影子”。我们跟在马后，每走过50米，就在地上打下一根桦木桩。到了晚上就在野外露营，用木棍支起帐蓬，再刨冰烧水作饭。夜里风雪呼啸，我们冻得缩成一团，只有小吴睡得最香，他是猎人，住在大山里是家常便饭。无论再苦，我们是不缺肉吃，小吴的枪一响我们就乐了，泉水煮狍子，再洒上一把盐，那可是最美的野味。一个多月的风雪戡测结束后，我们都回到了各筑路连队，小吴留在指挥部当通讯员，那个连队都盼着他去，“小吴来了有肉吃！”每次都是驮着猎物的马先进了驻地，炊事员再到附近的树丛中找醉卧的小吴，他处理完公务，再请他大喝一顿后，把他扶到马上，然后就顺着山路走了。可惜路修好几年后，小吴去世了，得了肝癌，可能和饮酒太多有关。

沿着小吴和费名彪他们戡测出的“路影子”，第二年5月，大队伍开始进驻筑路现场。当年拉腰子大队的女知青周迈回忆，在春寒料峭的季节里，我们坐了半天汽车来到大兴安岭脚下，前面没路了，拖拉机拉着行李，我们开始向宿营地进发。全连100多号人分成四个排，边走边拉歌，歌声此起彼伏，回声环绕林间。那其中一首《我们是大罕公路的筑路战士》唱得最响亮，那歌是插队干部、上海音乐学院的助教林友仁创作的：

“在这巍巍的兴安岭上，

欢乐的劳动歌声阵阵激荡，

我们是大罕公路的筑路战士，

肩负着人民嘱托和党的期望。”

在歌声中，塔头在我们的踩踏下缩紧脑袋，桦树杨树在我们的穿越中迅速后退。天渐渐暗下来，我们已经走了四个多小时，可是还没有到达营地。排长传达上级命令：“就地休息，准备过夜！”因为前方路标找不到，我们已经走了不少冤枉路，大家有点傻了。为鼓舞士气，全连大合唱，“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只吃过早饭的我们已饥寒交迫，歌声也越来越小了。夜深了，就地休息的我们紧紧抱在一起，湿透的内衣变得阴冷，胶鞋和裤腿也全都被水浸湿了，脚下的水结成了冰，踏在上面“咔嚓咔嚓”地响。

也在这支队伍中的女知青林兰新说，当时四周没有一块干土，我们站在冰水中，寒冷无情地向我们袭来，我们几个女孩子手拉着手，站在原地不敢移动半步。密林深处，时而传来狼的嚎叫和“黑瞎子”的低吼，莫名的恐惧使我们忍不住哭起来，但又不敢哭出声来。我们几个紧紧抱在一起，互相用身体温暖着，心里默默地祈祷：天，快点亮吧！天亮了，我们继续行军，看见了前方的炊烟，看见了飘在眼前的红旗，其实宿营地离我们很近。昨天他们走“麻达山”了（迷路了）。

安营扎塞后，周迈和战友们一起开始筑路战斗，要把路基上密集的树木锯掉，把半尺厚的草皮铲掉。男女分工，男生锯树，女生铲草皮。锯大树是一个技巧活，光会使劲不行，还要看风向，树的茬口要借着风向开，锯树时那树会随风倾斜，这时取一大绳，绑住树干，大家奋力一拉，树就倒了。那天，黄建华和鲍春初一组锯大树，突然一阵风吹来，他们的锯被夹住了。他俩抬头一看，大树正摇晃着，逆着树的茬口向下砸来。这时，周迈正埋头铲草皮，那大树正朝着她的头上倒下。“周迈，快跑！”黄建华一声凄厉的叫声，让她一激灵猛地跳开，大树轰然倒下，砸在了小周刚才站立的地方。全场哑然，所有的人像被定格了一样。说起这件事，已经在上海煤科研究院当党务干部的黄建华仍心有余悸。

“周迈，我真没想到你会一下子跳开。我想这下完了！完了！”

周迈说，那年我们都只有17岁，男女生之间都羞涩得互不言谈，可是有这样的经历之后，我们都觉得自己长大了，成熟了，心底蕴藏着一种很深的感情，那就是一种纯洁的高尚的，为别人着想替别人担忧的美德。我说，很遗憾，你们的感情如果发展成爱情，我的故事就更感人了。已经都当了父母的黄建华和周迈都笑了，小周脸还红了。

在座的每个人对当年修路时的艰苦生活还都记忆犹新。那是在远离村镇的原始森林里艰苦劳动，那时本来就物资短缺，断粮断盐的事经常发生，大家那样沉重的劳动却经常吃不饱。最难的是缺少水，大山里的干净的水源难找，只能喝塔头甸子里游荡着小虫子的脏水。有时掘开石头，喝地下渗出的臭鸭蛋味的黑泥浆水。那时一半的人都得了痢疾，拉肚子的人很多，有的男生连换洗的裤子都没有了，躲在林子里干活时，他们连裤子都不穿了，真像原始人一样。

周迈也是拉肚子最重的一个，她说，开始赤脚医生还给我药吃，后来因为生病的人真多，药都吃没了，结果越来越严重了。刚开始时，一天起来上茅房几次、十几次。后来没力气了，要人扶着上茅房，再后来几乎整天坐在同学从上海带来的马桶上起不来。拉无可拉，只见红血水黄黏液了。后来自己连坐着的力气都没有了，整天的昏迷不醒。那天，我从昏睡中醒来，只听见赤脚医生趴在我的床头哭，她比我大一岁，是黄地营子的上海青年，每天两次跑到我跟前看我。她嘤嘤地哭着：“她要死了，她要死了……”在她的哭声中，我又昏过去。不一会儿，，她把我拍醒了，她拿着一支针药水，敲开，灌进了我的嘴里。她脸上还挂着泪，兴奋地说：“我发疯了，翻遍所有的药箱，终于找到了这支黄连素针剂，没有水可以煮针消毒了，只好给你口服了，总比没药好！”奇迹真的发生了。我竟然慢慢止住了腹泻，身体也活泛起来。这是我倒下整整8天之后发生的奇迹。那个赤脚医生抱着我直掉眼泪。那时的青年，懂得担当责任，懂得爱人救人，一切都流露得这样自然，这样真诚，现在想起还让我落泪。

林兰新也有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她说，上山不久，我得了皮肤病，开始我没和任何人讲，照样每天和大家一起干活。可病情很快从一两个斑块蔓延到双腿，山上的医生也没有什么办法。一两个月后，全身都是病灶了，白天硬挺着，晚上浑身奇痒昼夜难眠。再后来身上淌着脓血，粘在衣服上，一脱衣就像扒皮一样疼得钻心。知青们只好把已经昏迷的我送下山。一个叫李荣的男知青牵来一匹老马栓了一挂花轱辘车，大家用棉被把烧得迷迷糊糊的我包起来，抬上车，在巅簸中上路了。在山上走夜路，容易碰到野兽，李荣带着一个脸盆，边赶车边敲。隔一会儿，他再停下来看看我是不是还活着。这都是我后来知道的。回到生产队，我很快被送到上海，经过半年的治疗我康复了，再回来时，修路已经结束了。当时心里很难受。

在宝山区人事局工作的林兰新至今还为没能和大家一起参加修路的全过程而遗憾。

在平安保险公司当业务员的毛仁昌的死里逃生的经历更神奇。当时在筑路指挥部当施工员的小毛的半夜时分坐着钢轨作的雪爬犁上工地，突然钢轨碰到雪里的树桩，爬犁翻倒，把他甩出，那笨重的钢轨正压在他的身上。司机跪在埋在雪里的小毛身旁大哭，小毛说：“我没死，快把我身上的东西抬起来！”后来大家把他抬到屋里，同行的副总指挥用一瓶西凤酒把瘀血的大腿按摩通畅了。还有一次小毛得了副伤寒高烧到40度三天不退，在场的一个兽医在没法作过敏试验的情况下，用兽用针管给他打了一支青霉素。打完针后，针点直往外冒血，那针眼太大了，小毛疼得满床爬。又接着打了两天，小毛竟退烧了。大家都说，这小子真是命大。

也许比药物更有效果的是青春的力量，他们太年青了，像大山里的青松那样挺拔，像那漫山的兴安杜鹃那样鲜艳，黑色的死亡，面对他们也退避三舍了。然而他们还是幸运的，为那条通向云端的天路，年青的战友们曾献出了生命，至今他们还沉睡在那大山的怀抱中。周迈想起，我们十姐妹班的一个女生叫金建平，在大罕公路干活时被传染上出血热，当时不知道，因为出血热的潜伏期有三四个月，结果在12月份，金建平被查出得了出血热，来不及抢救就病逝了，大家痛哭，那时她才18岁，一个花一样的年华就这样去了！

当年在二站公社南二龙村下乡的现上海52中的老师钱中五，给我讲了他的战友晏智勤之死。那是12月初的一个下午，小晏和13个青年坐在胶轮拖拉机的拖斗里，为大罕公路冬季施工备料，在崎岖的山路上突然翻车，熟睡的小晏被翻到沟里，压在车下死亡。小晏很开朗，爱拉二胡，他最喜欢的曲子是《翻身道情》。公社为他隆重举行追悼会，知青李向阳为他画的像挂在灵堂，他躺在厚重的棺木里，穿了一身他最喜欢草绿色军装。他的母亲来了，站在他的身旁哭泣。钱老师沉重地说，那天，棺木放入墓穴时，枪声响了，那是我们为小晏子送行。这时天很高，几乎没有一片云，青苍苍的。起风了，山坡上的桦树柞树，被风掀起一阵阵啸声。在那个时候，在那样的环境里，死亡是经常发生的，我为死在那片黑土地的年轻战友而痛惜。我还要说，因为他们的死，那片土地才有今天的丰厚和深情。

离开上海去机场时正好路过陕西路，我参观了周迈开的那家“初芳花店”。她曾在国营的机电公司工作过，还办过报，写一手好文章。退休后又和姐姐一起办了这家花店。她说儿子也大学毕业了，一家人生活得很好。开花店不是为了生计。站在姹紫嫣红的花丛中，周迈还是那样年青美丽。经过苦难的青春如锤炼过的钢铁，是经得起岁月的侵蚀的。我祝福周迈和她的战友！

永久的牵挂（上）

广阔的东北大平原，让人激动不已。列车一过山海关，他就有点坐不住了。趴在车窗前，那曾熟悉的山水，他总也看不够。那里有着他太多的牵挂，这牵挂让他食寝不安，让他归心似箭。

二十五年前，在那个阴冷的春天，他——19岁的上海知青曲胜辉也是坐这趟车，穿过东北大平原进入北大荒的。那是一次青春的放遂，他像没根的草，被狂暴的风雪卷到了那遥远的地方。那根就是父亲，他于1937年参加革命，1968年却以里通外国的罪名被抓，这位长期为国家安全斗争的公安干部，最后冤死在自己的监狱中。申冤无门、生活无路的曲胜辉，告别病卧在床的母亲和弟弟曲光辉，上山下乡到黑龙江去。因成份问题不能报名到兵团，只能去插队落户了——目的地是德都县太平公社庆丰大队。

几个月后，光辉也走了，他去了更远的地方——呼玛县的金山公社的察哈彦大队。弟弟本想投奔哥哥，几次写信与哥哥商量，可母亲说，你们不能死在一起！父亲的死使妈妈心有余悸，巅倒黑白的政治运动更使妈妈感到无力保护自己的孩子。于是弟弟翻过了大兴安岭，进入了黑龙江畔那个与鄂伦春人相邻的小村落，而哥哥胜辉在小兴安岭南坡五大连池火山地带的一个小村里落脚了。望着春雪还没化尽，如沉睡般的黑土地，他的感到心里都在发冷。

渴望阳光的胜辉以为，只要好好劳动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争得自己的希望。他知道父亲的“问题”很严重，他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是无论他怎样卖力的干活，等到村里政治学习，庆祝“最新指示”发表的时候，大家都在队部开会，他却要和那些“地富反坏右”在马号里受训，他开始为自己辩解：我是毛主席派来接受再教育的，我是知青点的排长。

队里根本不听他的，每逢有重要政治活动时，总是把他他和被管制对象一起安排到磨米厂干活，后来磨米厂的夜战成了胜辉的“官活”，他干了一宿又一宿。可到了年终，他的记工本上却没记几个磨米工，而同时一起劳动的“黑五类”记的工比他都多。忍无可忍的胜辉找到了大队部，南炕坐着大队书记，北炕躺着队长。队长接过胜辉的工分本看了一眼，“啪“的一声扔在地下：

“你自己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还来要工分！”他大吼。

胜辉说：“我是知青！不是阶级敌人，为什么不给我记工分！”

他毫不退让，和他大吵，把压在心里的怒火都放了出来。大队书记把他们拉开，胜辉含着眼泪走出队部，他在心里放誓，我要让你们看一看，我曲胜辉不是孬种！

在后来的日子里，曲胜辉吃苦受累，默默的表现，他成了村里知青的带头人，真的当上了县里“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典型，他还入了党，当上了大队书记。在他最受气的时候，上海慰问团到访，公社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乡亲们夸他，可会上传言他爸爸是坏分子，是国民党特务。村里的老王大爷开会回来说：这孩子屈啊！他爹当干部挨押，死在狱里了。依我看，他爹不该是坏人。曲胜辉听说后，晚上悄悄找到老王大爷家，让老王大爷当面把这话再说了一边。听他说话时，他竟满脸泪水。

那时因为村里被征了过头粮，知青们和老乡都吃不饱，连饲料都当口粮吃了。后来知青天天顿顿吃土豆蘸大酱，连穷乡亲们看着也心痛。胜辉发现自己的枕头低下经常有人放几个豆包，那真是救命的干粮啊！经过一番侦察，他发现了有个女孩子，悄悄给他送吃的。那女孩子姓曲，因为成份不好，她的父亲常和胜辉一起改造。他总对胜辉说，咱俩都姓曲，是一家子。可是胜辉实在不敢坦然接受这善良的交往，可怕的成份问题使他惟恐避之不及。

胜辉总是躲着“一家子”的接近，可是却接受了另一个姑娘大英子的关心，他高兴地把豆包的美味写信告诉了妈妈。以至回到上海见到妈妈时，妈妈问：豆包姑娘长得漂亮么？他愣愣地站着，只是傻笑。有一次大英子送好吃的，不象往常那样转身就走，他知道大英子有话要说。大英子望着他，眨了眨大眼睛，好象是边想边说：曲，瞧你这么造害自己，你不怕长病！大英子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可是胜辉却一直在琢磨她的话。这话，他时时在想，一直想到现在。大英子家的成份也不好，可她不姓曲，没有称呼“一家子”，这是唯一使曲胜辉感到值得庆幸的理由。

那时队里在离村子几十里的一个叫“南大荒”的地儿开了一片荒，农忙时要派几十人去干活。队里安排老谭头去给大伙作饭，打下手的有胜辉和大英子。他们起早贪黑地忙，大英子特别能干，灶上灶下的活都很在行，和她在一起，胜辉觉得艰苦的日子里有了一些欢乐和笑声，劈材挑水时还哼着小曲。休息时，他们俩就挤在窝棚里的那铺小条炕上。有次太累了，胜辉嘴里还嚼着馒头就睡着了，醒来时，胜辉发现满口的馒头已经馊了，酸酸的。自己却和大英子挤成了一团，而她呼呼睡得正香。他不敢动，有点紧张地假装睡着，一直等到大英子醒了，翻身叫起他。先人说，“食色性也。”在那个特殊的季节，他们为了食而忘了色，真是令人感动的两小无猜呀！在那个春寒料峭的时候，一个朴实的农村姑娘给自己的温暖让胜辉难以忘怀。后来，在离开黑土地的若干年，他听了那首歌——“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一唱起他就止不住要伤感，他还写了篇散文“我的大英子”……

每每想到这儿，胜辉会流下眼泪。这时“一站站灯火扑来，像流萤飞走，一重重岭闪过，似浪涛奔流……”在大东北这个平静的夏夜，望着北去列车的窗口，他想起，老谭头会在半夜过后叫起他，他再摸黑去叫醒鼾睡中的大英子，于是一阵不出声的紧张忙活。他们要在黎明前蒸出几锅大馒头，昏暗的小油灯映出了老谭头揉面的影子，灶坑里的火光给大英子的头发染上了一屡金色，她总爱撅着嘴烧火，那火也许会更旺些。他还记得，和大英子挑着饭担并肩走在“大荒地”的绿山坡上，两人边走边留神着小路旁的草丛里红红的野草莓。他去泉子挑水，大英子爱跟在后边，泉边的马兰和芍药特多，他没见过那么美丽的野花，那蓝色的马兰花是个故事，它象征着一个勤劳勇敢的好小伙，那大朵的粉色的芍药花就像是美丽的大英子。他们也曾坐在窝棚前的羊栏旁，默默无语地看着如火的夕阳沉入山脊的后边。

1973年，已经当上了大队书记的胜辉顺利通过了文化课考核，被推荐上大学，可到了县里却被文教科拿下来了，原因是出身不好，政审通不过。当时的县委书记听说后亲自找到文教科请教：“小曲都入党了，还当了书记，怎么就不能上学，你们那个政审标准比共产党还严么？你们那是什么大学？”文教科马上又给胜辉调剂了一个指标，还是一个上海的大学。可这回，他坚决不去了！人争一口气！这下子，他又成了扎根农村的典型，县里安排他到处各乡做报告，号召知青们都向他学习。上级把他当做县级干部的苗子培养。县委吴书记还陪着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坐着基普车专程到村里来考察他。老乡们说，这个书记和别人不一样，当了书记还和大家一样干活，记一样的工分，不要队里的补贴。因为队里事多，他不能到“大荒地”干活，一有空就给男人不在家的老乡家挑水，为了一次能多挑水，他特制了硬扁担，还让孟铁匠给打了两副双向的粗铁钩子，一次能挑四桶水！老乡们从没见过这样的书记！

这时，胜辉给母亲写了信，谈了领导和当地乡亲对自己的厚望，妈妈马上回了信：“你糊涂呀，千万不能当干部，如果你爸爸就是死在这上头的！”不愿意让母亲再伤心的胜辉，最终还是听从了她的希望，放弃了提干的机会。1975年10月，他又经推荐到哈尔滨上了大学。走的那天，全村的人都出来了，大家一直把他送到村口，可就没有大英子的身影，她已远嫁外村，这之前她有意和胜辉疏远了。那一天，胜辉一步一回头，看着知青点的大草房，看着牛马成群的村子，看着依依不舍的老乡。队村里的马车把他送到了县城，第二天又把他送到了北安。赶车的车把式是笑嘻嘻的王树清。他在大荒地赶犁杖时，笑嘻嘻的钻进了小曲的被窝，从此除不尽的大虱子开始寄生在胜辉的身上。胜辉走后不久，王树清媳妇曹姬兰便病故了。胜辉为此深深自责，因为自他走后没人再按时给她打针，对于缺医少药的农村，其结果可想而知。她做的黑布小棉袄一直陪伴着小曲过了许多年。北大荒人的友情使曲胜辉在家破人亡的文革中感受到了真挚的爱。

在大学里，他还是那股劲，因星期天经常去扫厕所，后勤处表扬他的大字报贴到了教学大楼前。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又被留校当教师。父亲被平反后，学校正要重用他，胜辉调到了青岛，在山东省国际贸易研究所工作，几年后他成了研究所里最年轻的副研究员，并当上了研究室主任。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胜辉时常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善解人意的妻子说：回去看看你的牵挂吧，如果有“孽债”就领回来，我养着！

于是就有了1994年6月的那次返乡之旅。他牵挂谁呢？是那片黑土地，是那里的乡亲，是培养过自己的老领导，还是含蓄的大英子，他也一时说不清。反正恨不得一天就飞到庆丰村！

永久的牵挂（下）

在这北去列车不眠的夜晚，他看了很久，也想了许久……

火车到了哈尔滨，曲胜辉马上换汽车，当天就到了德都县（现在为五大连池市）的庆丰村的合心屯，那是他当年下乡住的地方。乡亲们以最高的礼仪欢迎曲胜辉，他是二十多年来第一个回来的上海知青，家家请他去作客，盘腿坐在那热哄哄的土炕上，喝不完的酒，唠不完的嗑。他见到许多人，就是没有大英子，屯子的人说，她的命硬，出嫁不久，男人死了，改嫁后，还是把男人克死了。好多年没回来了。他想去找她，村干部说，别见了，“老模呵惨眼”的，看了难受！要看你就看看王亚文吧，她等刘行军都等了20年了，都快不行了，你去看看她吧！

什么，王亚文还在等刘行军！胜辉大吃一惊，刘行军是和自己一起来到合心屯的，他父亲曾是上海市劳改局长，两家的大人孩子都挺熟的。他被乡亲们推荐上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工作，也早就结婚。他们已有二十多年没联系了。

一见王亚文，胜辉的心一下揪起来了。当年她和大英子都是村里漂亮的姑娘，可现在消瘦、惟悴和苍老得已没有了当年的模样。严重的肺病使她连说话都费劲。为了见曲胜辉，亚文特意打扮了自己，换上了漂亮的裙子。曲胜辉觉得花红的衣着陪衬着亚文的苦脸和病态，很象某个电影中的悲剧情节。亚文边咳边说：“真没想到你还能回来，我以为你们就象一群外星人，突然来了，又突然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她特别高兴，可还是特别伤心。她哭着，说着，歇了好几气，说了好长时间。当天没说完，第二天又接着说。

她说了和刘行军的许多事，胜辉也是第一次听说。当时，16岁的行军在村里当赤脚医生，一次给亚文的父亲下错了药，抢救了一宿才活过来，亚文要找行军拼命。从此行军为了赎过，几乎天天到她家干活。一来二去和比他小几岁的亚文有了感情，亚文给他写过情书，行军也吻过她一次。当时小亚文吓得手脚冰凉，但她认定自己就是他的人了。

1976年夏天，他们已经准备结婚，这时行军要到上海华东师大上大学。临走时，他许愿，学成之后一定回来。1980年秋天，行军该大学毕业了，痴情的亚文天天到几十里外的火车站接他。没想到行军来信说，他毕业后分到了上海，在闵行区的一所小学教书，不能回来了，亚文不吃不喝，哭了二十多天。1978年她得知行军结婚的消息后，吃了100片安眠药，在医院抢救了7天7夜，出院后，她独自在县里照了一张以上海火车站为背景的“结婚照”，虽然没有新郎，她也很满足了。从此她一病不起，吃什么药也不见效，她的体重只有70斤了……

胜辉回村的那几天王亚文很激动，她苦捱了近二十年，无人可倾诉衷肠，这回终于把快烂在肚里的痴情话全倒了出来。说话之间，她的眼睛放着光，就象又回到了人生经历过的梦境。她不怕被曲胜辉取笑，不怕被误解，不怕敞开的内心被伤害。她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固执地，自顾自地在说。她不想让这次对话中断，她一定要说完她想说的话。为了能不被干扰地继续说话，王亚文几次要求更换谈话地点，从热炕头到学校的空教室，从室内到户外，从白天到晚上。王亚文的执著和谈话的避人，使曲胜辉感到有些不便，这毕竟是一男一女的谈话。然而曲胜辉只能迁就，谦让。王亚文说话的有气无力和清晰传出的哮鸣音使曲胜辉不敢说也不敢问，生怕一个敏感的话题使王亚文情绪波动。他甚至以为王亚文的生命处于一种回光返照之中。为了认真地倾听，曲胜辉的回乡计划被打乱，行程一再变更。他真的担心王亚文的身体状况，后来这种担心持续了许久，一直到他们破镜重圆之后许多年还在担心。

王亚文终于说完了，极度兴奋的她就象换了一个人似的，一下子气息奄奄了。她的生活中好象从此再也没有什么要说的，更没有什么可想的了。对于人生她既无牵挂，也无任何奢望，似乎她把什么都放下了，只等着生命的油灯熄灭。

老的牵挂没有化解，胜辉又带着更沉重的牵挂回去了。他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救王亚文，更不知道怎样才能给大英子一点帮助，他的心情很沉重！他托许多在上海的合心屯知青寻找刘行军，可是大家都没有见到过刘行军，他就象在上海蒸发了一样。

这年曲胜辉从青岛回了一次上海，在徐家汇的一家商店，他透过玻璃窗看到街上走的一个人有点像刘行军。他惊喜地跑出商店朝那个人身后喊了一声：“刘行军！”那人回过头，半天他们才互相认出来。他如此这般地说出了王亚文的现状，行军流着泪表示，我一定要把她接到上海！胜辉给了他一番忠告，你已经伤了一次亚文，不要再伤害她了，她已经受不住任何打击。她已不是当年的亚文了。

那年冬天，已经和在美国的妻子离婚的刘行军当真把亚文背回了上海，和她结婚，帮她治病。他们幸福生活了十年后，刘行军又患了肝癌，王亚文又千方百计地为做肝移植筹错资金。胜辉把他们的故事告诉了当年也在合心屯下乡的知青，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的策划人杨东平，他的同事张悦在她的“半边天”节目中把这个故事推向了全国。于是被感动的许多人得知行军得病的消息，自动捐款，再加上王亚文和亲友们的积蓄，共凑了20万元，刘行军成功地进行了肝移植手术。这个真实的“小芳的故事”让他们成为“2004年最能感动上海的人”。

成全了王业文和刘行军的幸福并没有减轻胜辉对合心屯的牵挂，从那次回去以后，他几乎年年都要回去，有时一年回去两，三次。2005年和2006年的夏天，他和当年在这里插队的老知青们，领着自己的孩子来到了合心屯，开展“新老知青返乡支教”活动。那些孩子中有中学生、大学生，也有研究生。胜辉的女儿和许多知青的孩子参加了小知青的队伍。老知青和小知青们捐款在村子建立了有1200册书的知青图书馆和有两台电脑的信息室。如今这图书室和信息室成了村里最主要的文化设施了，也许村里的孩子们就住这里走向外部世界。

胜辉这些大知青有意做了安排，让小知青住进了他们珍爱的故居。小知青在日记中这样记述：“我们这次的合心屯所住的草屋正是30年前的知青宿舍，如今岁月已让它显得破败不堪，俨然一副危房状态：草屋的墙已东倒西斜，屋顶有不少用板遮盖的漏洞，窗户的玻璃残缺不全，用塑料布封着口。第一夜因为准备不充分，我们其中的六个男士不得不挤在一铺炕上，两人用一个枕头、三人盖一条被子，留给每个人的狭小空间迫使睡觉时手只能放在胸前，翻身更是一种奢望。此时此地，听到屋外的雨声和屋内漏雨拍打窗沿的节能，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是的睡惯席梦思的孩子们在这漏屋夜雨中，他们真该好好想一想了。想一想自己的前辈的过去，也想想自己的现在和未来。

第二天，他们一睁开眼睛就被热情的农村孩子包围了。他们教这些孩子学英语、学电脑，也教他们唱歌、跳舞、画画、弹琴。村里的孩子们领着他们骑马、干农活，赶集，采野花。城市的孩子们感受到了北大荒土地的广阔，也经历了突来的风雨，他们是这样记述的：“我们刚到的那天傍晚天气突变下起大雨，气温骤降了十度左右，回宿舍的路上大家都没带伞，而且只穿着夏天的单衣，在风雨交加中所有人都瑟瑟发抖，到后来甚至惨叫声此起彼伏——这真是平生第一次被这样冻到了骨头里。最终一群落汤鸡跑到了屋里，一个个蜷缩着发抖，此时炕已被烧得很暖，我们这才感到东北热炕头的魅力，赶紧一起挤上去。难怪老知青总说，当年最舒坦的事莫过于躺在热炕头上不出来。”

经风雨后，更知热炕暖。这种真切的体验对他们的人生都有意义。他们还和当年知青一样自己起伙做饭，第一顿饭的菜谱是：炒土豆丝、炒豌豆、地三鲜、干烧茄子，还整了两盘西红柿炒鸡蛋，切了盘黄瓜和葱蘸酱吃。老知青们很吃惊，这帮孩子还是很有生活能力的！在只有十几天的合心屯的日子里，知青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忽然长大了！更没想到的是孩子们，对知青运动有了新的思考。同济大学的研究生张屹南提出了“新知青”的概念，他说：“我们这些当年上山下乡知青的下一代人，应在新时代中同样继承父辈与农村建立的深厚友情，尽可能地走出城市，来到农村体验交流，从而建立起农村与城市合作和沟通的纽带。”

“新知青”们已经开始实践自己的思想了。曲胜辉的队伍越来越大。他说，现在有更多的孩子报名要参加每年的“新老知青返乡支教”活动，有的孩子每年都去，海外的孩子们也开始报名。胜辉很欣慰，从一个人和一些人对一个村子的牵挂变成了更多人对农村、对农民和对农业的牵挂。这正是“新知青运动”的意义之所在。

还要交待的是，王亚文和刘行军也和孩子们一起回到了家乡，见景生情，他们恍如隔世。曲胜辉意外地碰到了回村办养鸡场的的大英子，岁月无情，物是人非，他们不知何言。他说：“我回大荒地了！”她说：“你怎么不叫着我，多少年了，我也想去看看！”他说：“下次吧！”胜辉又怀着惆怅走了。他还会来的，就象老房子的燕子，飞走了，还会回来。

“天上下着细雨，脸上流着泪水，那梦中的小村庄，我又回到这里……”这首由小知青们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开始在合心屯，在上海，在老知青和小知青之间传唱。

真情

他紧紧拥抱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满脸的喜悦，喜悦得满面春风；她紧紧依偎在他的怀里，满脸的幸福，幸福得流着眼泪。他不是她的儿子，但比儿子还要亲。她不是他的母亲，但比母亲还要爱。这是一张照片，让人感动得眼睛发热的照片，我是在上海知青文化研究会的刊物《黑土情》的封面上看到这幅照片的。研究会的头儿翁德坤给我找到了这张照片的主人公王槐松，我们的采访在徐家汇附近的一家小饭店进行的。

没想到，我和王槐松还是老朋友，当年他是四师41团报道组的成员，他们的报道组署名“金沙”，在全兵团发稿最多，被我们称为“造稿机”，上海66年老高三的槐松自然是其中的主力。在兵团战士报工作时，我多次编过他的稿子，只是我们没有见过面。没想到，他当年写了那么多感人的故事，而最感人的故事就发生他的身上。

槐松是1968年8月14日到41团的（金沙农场），第二天在一连办的新战士学习班上，他向指导员姜积模提出：“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能不能给我找一位老师？”他给槐松介绍了刘合池大爷和他的老伴张桂兰大娘。这老两口来自山东革命老区，刘大爷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刘大娘当过妇救会主任。不幸的是他们7岁的儿子死在一次村里的惊马事件中，为了走出伤心地，他们来到了北大荒。老刘在队里赶马车，刘大娘在家属队干活。知青一来，这老俩口更忙了，刘大爷每天起大早，为知青烧开水，尤其在大冬天，他天还没亮就起来点火生炉子。刘大娘把小青年缝缝补补的事儿都揽了过来。槐松拜他们为师后，每天早上都为他们家挑一担水，一有空就往他们家跑，听他们“讲那过去的事情”，老俩口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他留着，山东老家寄来了花生米，槐松不来，他们都不打包。

半年后，槐松调到了团部，老俩口真有些舍不得，槐松也有些不放心。临走前，他找姜指导员，又安排了一个知青接了他的班。到了团里一有空槐松就往回跑，吃住在刘大爷家，他帮着老俩口干活，老俩口张罗着为他做好吃的，欢欢乐乐的亲如一家。让槐松难忘的是1971年初的那场大火，那天夜里团机关那栋知青宿舍突然着火，大家都去抢救一墙之隔的商店里的国家财产，结果十几个知青的被褥和衣物全部烧光。他们被安置到招待所住下，团里正组织人为他们做被褥。第二天早上，槐松还没起床就被人推醒，是连里的老聂开着胶轮拖拉机给他送来一条鹅毛褥子。他说：“这是刘合池老俩口让送来的，怕你冻着！”原来他们从广播里听说，团里的青年宿舍着了火，又四处打听，知道槐松也被烧了，连夜做了这条褥子，天一亮就送来了！临走时，老聂还对槐松说：“这条褥子老俩口用了多年积攒的100多只的鹅毛，可是个稀罕物，他们对你可比亲儿子都亲啊！”惊魂未定，从恶梦中醒来的槐松抱着这条鹅毛褥子，眼泪流了下来。他说，当时一起受灾的十几个知青一齐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我感到自己因最早接受了亲人的温暖而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说到这儿，槐松很动情。他说自打那以后的几十年里，由于工作的变动，我辗转于黑龙江、上海等地，搬了五六次家，那难得的成套的家具、电器和日用品都送给了别人了，惟独这条鹅毛褥子我还使用着、珍藏着。虽然在近十年里刘大爷、刘大娘相继去世了，但是有这条珍贵的鹅毛褥子相伴，他们对我这颗不是父母、胜似父母的滚烫的心，却始终温暖着我。

和鹅毛褥子一样珍贵的还有一件贴身小棉袄，那也是刘大爷一家给槐松做的。他说，天寒地冻对我们这些从南方来的知青是一大严峻的考验。黑龙江的风很硬，穿的衣服一有缝隙寒风直往里窜，搅得你周身寒彻。我就很不适应这样的气候，每天冻得关节疼，走路一瘸一瘸的，因寒而闹胃疼更是常有的事。大爷大娘先后为我备了狗皮帽子、狗皮裤子。更难忘的是，他们得知我在团里经常加夜班，又为我缝制了一件帜身小棉袄。为此他们动用了有限的按票供应的棉布与棉花。小棉袄缝制得非常合身，穿在身上不仅暖和还舒服，直到回到上海，每到冬天我还一直穿着它。就是穿着这件小棉袄，在北大荒的漫长冬夜里，槐松扶案写作，创造着写稿发稿最多的兵团记录。也是穿着这件小棉袄，在上海阴凉的冬夜里，槐松完成了国棉八厂建厂70年45万字的厂史材料。一件普通的小棉袄伴着他渡过多少不眠之夜。

对父母似的刘大爷和大娘，槐松总是很依恋。在团里，每逢年节，尽管团部热闹非凡，他总要回连队陪他们老俩口渡过，他用欢乐排遣老人的寂寞。有一次为了赶回去，他趟了七个多小时半膝深的大雪，走了三十多里路，终于赶上了除夕夜和老俩口一起吃年夜饭。1975年冬天，槐松带着热恋中的女友回连队去听取他们的意见，老俩口高兴的不得了。在热情招待之后，又把他们送到公路边等回团部的客车，刘大爷怕他女朋友冻着，又脱下自己厚实暖和的貂皮帽子给她戴上，自己在寒风中冻了两个多小时。槐松都结婚几十年了，每每提起这件事，他爱人的眼睛里还闪着泪花。

十年北大荒的生活让王槐松经历许多风雪严寒，又感受了人间真情的温暖。1977年7月，他接到了调令，就要打起行李回家的时候，他迟疑了，他最不放心的是谁来关照刘大爷老俩口今后的生活，他们越来越老了。老人看出了槐松的心思，便说：“机会难得，你安心走吧，我们会有人照顾的！”槐松想起，刘大娘在山东老家有个侄子曾想来农场工作。他替老俩口给农场写了报告，要求把侄子调来照顾他们。在槐松的调令到来之后，刘大娘侄子的调动问题还没落实，他找到了农场领导说：“他的调动问题不解决，我是不会走的！”在他的一再敦促下，终于在槐松调走前解决了侄子调转问题。在槐松离开农场的三十年里，是这位侄子照顾老俩口的生活，最后为他们送终的。但是槐松和他们的联系并没有断，在老俩口在世时，每逢春节和中秋，他都要为他们寄糖果和月饼。在刘大爷去世后，他们一家还从并不宽裕的生活费中每年节约500元，给刘大娘寄来，一寄就是十三年！

寄钱寄物也表达不了对亲人的思念。1998年7月，槐松又回到了分别了二十一年的金沙农场。到了场部他又急不可待地回到当年他工作的连队，在见到刘大娘的那一刻，双方都情不自禁地伸开双臂，快步上前紧紧拥抱，在场的场工会周主席拍下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幕。这就是本文开头时提到的那幅珍贵的照片。在刘大娘家，槐松还看到挂在墙上的许多他们一家的照片。1978年槐松结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结婚的照片扩放成12寸的彩照给刘大爷和刘大娘寄去，因为是他们第一个批准这个姻缘的。后来他们有了孩子，将孩子的百照、周年照和合家欢的照都寄来。现在这些照片都挂在刘大娘家的墙上，槐松对大娘说，我们自己都没有好好保存这些照片，真是谢谢了！大娘说，天天看着这些照，我的日子也过得有意思！

农场热情接待远方归来的游子，他们问槐松有啥要求，他说，请刘大娘和我同吃同住。大娘第一次坐上小车、第一次住上宾馆、第一次参加宴请，第一次和领导一起开会……槐松临走前，她说：“孩子呀，这几天，我得到了从没得到了的东西，我就是死了也知足了！”她抱着槐松说：“你是我最孝心的儿子！”槐松说：“娘，你和大爷回山东老家时，一定到上海看看，我和妻子孩子等你们！”可是大娘没有实现母子团圆的愿望，于2003年6月去世了。说到这儿，槐松流下了眼泪。

槐松平静了一下心情，他说，北大荒天冷，但人情暖。正因为有了刘大爷刘大娘这样的真情，我们才能在黑土地上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棵的大树。回到城市里，比当年温暖多了，可真情少了，我们时常能感到一种寒冷，比北大荒还冷。这正是老知青经常集会，总想回去看看的原因。我们在怀念真情、寻找真情、呼唤真情，因为真情是和谐社会的灵魂。

去年的8月，王槐松怀揣着和刘大娘相聚的那张照片，他又回到了北大荒，又回到了金沙农场。他来到离老一连10里地的奶子山南坡的那片墓地，他找到了刘大爷和刘大娘的坟墓，摆上刘大爷爱喝的二锅头和刘大娘爱吃的糕点，又点上三柱香，他说：“大爷大娘，你们远方的儿子又来看你们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给我的爱，给我的最宝贵的真情！”

这时风吹松涛，如浪滚滚。

走进大山

如果说，黑龙江省的版图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天鹅，那83900平方公里的大兴安岭就是那天鹅的头冠。那里是祖国的绿色瑰宝，山高林美，资源丰富。有多少人对这片神奇的山林心向往之，趋之若骛。当然，作一次进山的旅游者很惬意，如果要长期在大山里生活就不容易了。高寒和高纬度环境会使许多人的身体不适应，严重危胁人生命的心脏病发生率较高。这几年，这里的人们对心脏病却不再惧怕了，因为有一位上海的心脏病专家，成了他们的“守护神”，他随叫随到，一年有五六次跑进大山为病人动手术。如果你找到上海他工作的瑞金医院，只要你说是“大兴安岭的”，他便如亲人般给你安排医疗。更重要的是，由他牵线，大兴安岭地区医院已和上海瑞金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在他们的指导下，地区医院已组建成了全省地市级医院中一流的心血管专科。

这位“大兴安岭人的守护神”叫张大东，当年在呼玛县下乡的上海知青，现在是上海瑞金医院集团闵行医院的院长助理、心血管内科主任，中国著名的心血管介入治疗专家。

那天早上八点半，我就赶到了位于莘庄镇的闵行医院，在那座新建的大厦的15楼，我找到了心内科的病房，楼厅里挂着许多锦旗，都是赞扬张大东的医术和医德的。他正在查房，按个病房的巡视，亲切地询问病人，仔细地检查，身边跟着许多实习医生。半个多小时过去了，站在走廊上的我失去了耐心，我只好对护士说：“我是大兴安岭的，找张主任。”这一招还真灵，张大东马上出来见我，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接受采访，这其间，呼玛县一位姓赵的县人大副主任来找他，她是来看病的。还有科里的护士长，也来主动介绍情况，她曾和张主任到过加格达奇为病人作手术。

大东很帅，有点像哪部电视剧的男主角，儒雅又亲切。听说我在黑河当过知青，他说呼玛和黑河是近邻，我们都在黑龙江边下乡。接着就无话不说了。他说，我是1954年出生，1970年4月15日下乡的。我们是知青中的小字辈，被称为“小六九”（六九届中学生）。当时只记得路太远了，走了好几天，先坐火车从上海到塔河，又换汽车跑到一个叫三间房的小村落，前面就没有公路了。乡里要安排我们坐拉行李的拖拉机，可是我们一激动，要来个急行军！没想到，那是110里的山路。开始我们还指点江山，有说有笑的。初春的兴安岭，残雪未尽，达子香已绽出紫色的花蕾，山色秀美，我们像逛公园一样高兴。后来就步伐越来越沉重了，满脚的泥水，衣服都被汗水湿透，军用水壶的水喝没了，书包里的馒头也啃光了。饥寒交迫的我们就只好抓路边的残雪解渴了！总算在半夜时分，走进了察哈彦这个地处黑龙江转弯处的小屯子，倒在土炕上就睡，一夜无梦，我们浪漫又艰苦的知青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和那些逃难到大山里的移民一样，大东他们春夏秋季开荒种地打粮，到了冬天就进山伐木。对这些大城市的孩子们来说，什么活都不轻。年纪最小的大东一点不示弱，重活累活都抢着干，不长时间他就“出人头地”了，先当上队里的民兵排长，后来还当上了生产队副队长，主管副业生产。从下乡的那年冬天开始，连续四年领着大伙进山伐木，在零下37度到38度的严寒中，他们跪在大雪地里，用简易的弯把子锯，把参天大树放到，再砍掉枝叉，把树干用马拖到楞场，再堆成垛，等待火车装走。在楞场抬大木头是又累又危险的活，白白净净的大东，总是抢第一杠，他指挥着8个棒小伙弯腰挂钩，一起身抬起数千斤的大元木，然后迈着稳健的步伐，向前走去，他们一起喊着号子——

哈腰挂，那个嘿哟　挺起腰，那个嘿哟

往前走，那个嘿哟　莫回头，那个嘿哟……

嘶哑的号子里有血丝飞迸，在广阔的楞场上空回荡，和火车的鸣叫、山林的呼啸，组成动人心魄的交响乐。这是张大东人生中最重要的旋律，现在想起还让他激动。他说，人生就是要承担责任，再重的担子也不能弯腰，也不能回头，只能一个劲往前走！后来大东担任了金山公社的团委书记，他不愿意坐办公室，经常活动在各个村屯，和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了一千多个知青的知心朋友。在不经意中，他还发现因为自然环境的恶劣，地处边远，老乡和知青看病难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有的屯子的干部要到县里开会，要走一个星期，别说是老乡看病了。公社没有像样的卫生院，村里的赤脚医生根本满足不了农民的需要。那时已经有来自上海的医疗队，在这一带巡诊，大东很敬重他们，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命运还是安排了这个心地善良又特别有责任心的青年成了人民的白衣天使。

1976年，张大东被公社推荐上大学，只有一个学校，那就是上海第二医大，没有任何医学家传和个人愿望的他走进了医学殿堂。对于实际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大东，学习的压力很大。但对于有过抬大木头经历的他来说，一切困难都能战胜，无非是付出更多的努力。三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大东被留校工作，成了附属的瑞金医院的临床医生。从普通医生到主治医生，大东干得很出色。1990年他被派到法国的贝藏松大学的医学院进修，在这里他学习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心脏导入手术。1992年12月，学成回国的大东主持了上海第一例心脏介入手术。病人是一个36岁的司机，他心绞痛发作生命垂危，原因是心血管狭窄，还长满斑痕。大东用国外采用的从血管导入的方式，用球囊导管扩开血管，让血液流通。手术成功了，工人得救了，一项新的医疗技术通过大东在中国推广。做为这项技术的专家，他被请到全国各地进行示范手术，三年的时间里，他奔跑在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云南、广西、江西、湖南、湖北、山东、黑龙江和新疆等地的上百家医院。在奔波中，大东很辛苦，也很满足，在不断实践中他的技术更加娴熟，他要攻克心脏病的信心更加坚定。

在办公室的书柜里，我看到了大东被中华医学会授予“中国介入心脏病杰出贡献奖”的证书和美国牛津大学临床试验和治疗心脏病研究中心授予他的“研究证书”。这标志着他在中国治疗心脏病方面的成就和地位。也许他更在意的是他和那片大山里的乡亲们的情感，他给我看他回呼玛县和乡亲们的照片，还有他给大兴安岭人作手术的照片，每一张都是一个感人的故事。

1999年春节前，风雪迷蒙的大兴安岭迎来了久违的客人，告别大山23年的张大东一行四个当年插队的战友，又回来了！从哈尔滨到加格达奇，他们一夜无眠，下了车又换车直奔呼玛方向，翻过雪深林密的大兴安岭的脊梁，进入塔河地界，他们兴奋起来。“塔河火车站，储木场！”那是当年他们抬大木头装车的地方！大东的耳边又响起抬了大木头的号子声。“呼玛转运站！”那是他们每次回上海等车的地方，在那大通铺上他们留下欢笑，收获虱子，那是带回上海的最珍奇的礼物！在去呼玛99公里处，他们望见了窗外那片被大雪掩盖了的空地，楞场和帐蓬都不见了，他们曾在这里干过活，也打过群架……一切都成了美好的回忆。

他们终于找到了路边“三间房”的路牌，这里是他们苦难青春的起点，他们走下车，面对着夜色里的田野和远处的树林，他们大喊：“我们回来了！”那声音消逝在风雪的呼啸中。他们夜宿新街基，这里是金山乡所在地——大东的发祥地，他和每一个见面的乡亲抱头痛哭，“23年了，你们终于回来了！”他们都这样说。第二天，他们又从新街基下江道，顺着结冰的黑龙江来到江边山下的小村察哈彦，乡亲们拿出最好的山珍、河鲜招待他们，狍子、山鸡、飞龙、野猪、猴头、木耳、嘎牙子鱼都摆上了炕桌，每一家都免不了一顿好酒，一场通宵达旦的回忆。老乡说，你们当时才十六、七岁，干活拼命，比我们都能干！他们还说，没有你们，就没有察哈彦的今天！你们创造了那么多财富，可是一分钱也没带走！说着，有的老乡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张大东被感动了，被震撼了！乡亲没有忘记我们，他们又是这样地需要我们。为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也许才是最好的报答！从呼玛一回到加格达奇，他就见到了地区医院的内科主任姜佩萍，一个帮助地区医院建设心脏内科的设想，在他们的讨论中有了眉目。大东的想法得到瑞金医院的全力支持，不长时间，这个计划全面实施，姜主任亲自带领全套人马到上海进修，大东帮助地区医院配备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心脏介入技术就在这个大山深处的医院里开展起来。重要的手术，大东飞进大山，亲自率自己的团队参加，并做现场教学。这样一来，让大山里的人“谈虎色变”的心脏病并不可怕了，因为他们有“神灵保佑”了。

那一年的春节，大东是在大山里渡过的。回到上海，面对灯光璀璨的大都市，他很淡然，因为他的心留在了大山里，那山林中微弱闪烁的灯光，也让他动心。

在大兴安岭，许多人都会给你讲大东的故事。地区质量监督局王世成局长说，2000年我患心肌梗塞，地区的姜佩萍主任让我顺利地渡过危险期，大东又来电话让我到上海，他要亲自给我做手术。手术前，他告诉我不要紧张，尽量放松，然后指挥助手把我抬到手术台上，吩咐其他医生打针，作手术前准备。室内开始放轻音乐，又把荧光屏调到我的头上，让我自己看着心脏跳动的情况。大东坐在手术床旁边的椅子上，边操作边回忆同我当年插队的情景。不知不觉中20分钟过去了，无任何痛苦地完成了手术。出院后我和爱人请他到馆店吃饭，答谢他的救命之恩，结果他花钱结的帐。我和爱人到他家看望他夫人和孩子，给他扔下的钱，他坚决不要。

地区实验中学的退休教师李祥富说，我得了心梗后，时常绞痛，一年要住两次医院。到上海找到殊不相识的大东后，他仔细诊察后，亲自给我做手术，一次装了两个支架，彻底根除了病痛。当时带的钱不够，大东又安排让我先做手术缓交钱。我要请他吃饭，让他推辞了。我偷着塞给他的红包，他又托人给退回来了。

北山宾馆的副经理蒋阁才四十出头，患了扩张性心肌病，有的医院检查提出要给他做换心手术，精神压力很大的他找到了大东。他为蒋阁做了认真的检查，说明他的心脏病没有那么严重，当晚还请他喝酒，打消了他的顾虑，还指导他们心脏保健的方法。

直接受到了大东诊疗的大兴安岭人不下百人，间接的就更多了。他们的关于大东故事是一时半会儿讲不完的。结束采访时，他对我说，我是个医生，为每一个病人服务，这都是我的天职。我又是大山里走出的知青，大山里的人有恩于我，为他们尽点孝心，这还有什么说的！

坚守上甘岭

大小兴安岭最美丽的花是达子香，也称兴安杜鹃，那花开在早春时节，山坡上一片耀眼的玫瑰色。可惜，我来的不是时候，六月初，小兴安岭的达子香已经凋落了，枝叶还在，那花已随春雨溶入了土地里。三十多年前，几万个来自大城市的知青，也像那开遍山坡林间的达子香一样，给寂静的大山带来一片灿烂。后来那些花又遂渐地移植回了他们的家乡，大山里的人时常想着他们。

我又到大山里寻找，那遗落在大山里的达子香。伊春市委宣传部好不容易给我找到了五个上海知青：市工商局长胡一名、市水务局副局长朱孝天、市文化局原办公室主任忻丽范、市电业局会计朱翠珍和上甘岭区的物资局长郭奕明。这三男两女都是1972年初下乡到伊春所属的农村或上山到林场的上海的初中生，后来陆续调到了伊春市里工作，他们都因为和当地人结婚而没有返城。他们的故事都很感人，可我更想找一位还在基层工作的老知青。胡一名想起了上甘岭的乐新华，他说：“你去看看吧，老乐一点也没有上海知青的样子了！”郭奕明说：“乐新华是我的同学，我们是一起到上甘岭的，到现我们在山上已经待了三十五年零五个月了！当年一共来76个上海知青，只剩我们俩了！”

怀着对坚守上甘岭的战士的深深敬意，第二天一早我就上山了。上甘岭林业局地处小兴安岭中段，横跨南北两坡，位于高山密林之中，全区5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493座。上甘岭林业局是1953年成立的，当时正赶上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役大捷，因此取名为上甘岭林业局。还有一种说法，准备参加上甘岭战役的一部分部队，后来转业到了上甘岭林业局，成为这个局建设的主力，因此这个新局被命名为上甘岭林业局。无论怎么说，这是一片英雄的土地，当年抗美援朝的战士和林区的工人们披荆斩棘，在大山深处建设起这个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人民大会堂里有来至这片林区的栋梁。后来的知青正是英雄们的继承者。

郭奕明早早的就在道口等侯了。他说，你是三十多年来头一个来看知青的领导，我说是老知青会老知青，我们是惺惺相惜吧！老郭1953年出生，是上海杨浦区图门中学的初中毕业生，1972年1月来到上甘岭林业局，先当林业工人，后来又当了二十年的保管员和材料员，1991年当上了局材料科的科长兼书记（区物资局局长兼书记）。他很清瘦，像位饱经风霜的基层干部，如果不说话，你绝对看不出他是位大城市的知青。他的爱人是位鹤岗知青，前几年从审计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现在一家企业打工。他说，因为林业的危困，大量人员外流，他已是当地最老的“土著”和在位最老的干部之一了。

在那栋建于六十年代的家属宿舍里，我们找到了乐新华家，房子很破旧，院很挤，屋内的陈设异乎寻常的简单。更让我们吃惊的是老乐的满头白发、老旧的衣着和木讷的表情。去年秋天我曾在杜蒙县采访了一位叫乐兰英的上海女知青，写了一篇《乐不起来》的故事。这回在大山里我又看到了这位老乐，还是让我乐不起来。他的境况大概不如许多普通的林业工人。

看老乐说话太慢又太简单，他的爱人张春英接过话荐，她快言快语，把这些年和老乐过的日子都道了出来。乐新华上山以来一直在基层林场当工人，开始在离局里20多里的永绪林场，后来又到了100多里外的山峰林场，都是清林工，打杈、归楞、抬木头，山上的什么重活都干过。住过帐蓬、木刻楞，吃的都是粗粮，冬天进山干活时，用火烤冻馒头，就是咸菜条吃，渴了就抓一把雪。1979年老乐认识了从吉林榆树县来林场投奔姐姐的张春华，她爽朗热情什么活都能干，他们很快在山上成了家，结婚时连炕席都没有，那时老乐的工资每月只有38.61元，小张干一天清林的活能挣一元多钱，日子虽然清苦，但很快乐。以后许多知青战友陆续返城了，老乐在上海的家境不好，父亲早世，母亲也没有办法能给他找到一份工作，再说也不能为回家和老婆离婚。1980年，他们的女儿乐波出生，那孩子长得漂亮，说话又早，竟说让爸爸妈妈高兴的话，老乐他们把什么苦和累都忘了。

然而最大的不幸降临到了这个苦难的家庭。1986年春天，生来就营养不良的小乐波总是感冒发烧，说话气都不够用。开始老乐并没在意，再说他们住在山上，医疗条件很限，如果下山看病既费钱又耽误工。后来孩子病重了，他们急着下山了，给孩子看病的钱是借的。那山路很长，他们恨不得飞过去，早点治好孩子的病。可是上甘岭林业局医院无能为力，他们又到伊春住了三个多月的院，还不见效，他们只好抱着小乐波又赶到上海，老乐对女儿说：“上海是咱们的家！”非常懂事小乐波说：“回家就好了！”医院诊断是病毒性心肌病，医生埋怨他们来得太晚了。那些天，他们一家住在只有13平米的弟弟家，他们睡在床上，弟弟一家躺在地上，晚上上厕所要从他们身上迈过去，老乐两口子度日如年。再说他们带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他们决定还是回家，在登上火车那一刻，乐新华望着这个既亲切又生疏的城市流下了眼泪，小乐波艰难地喘着气说：“上海多好啊，我不想回家！”是的，这里也是孩子的家乡，她有权利在这里度过自己快乐的童年。

可是爸爸妈妈还是抱着她回到了大森林。小乐波又住进了伊春的医院，爸爸妈妈和医院都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无力挽救她幼小和美丽的生命。她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睁着圆圆的大眼睛望着亲爱的爸爸妈妈。临床的阿姨给她送来苹果，她说：“我快死了，不用吃东西了！”爸爸妈妈恸哭，流的不是泪是血。他们眼看着孩子像鲜花一样渐渐地枯萎，心如刀绞，他们捶心顿足，痛恨自己的无能！

现在小乐波静静地睡在家乡的大山里，春天，她的坟头总是开满达子香，那花儿很艳丽。

女儿的死让老乐一夜白了头，也让张春英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力量。她不思茶饭，每天两眼发呆。他们感动了苍天，上帝又给了他们爱的补偿，一年后他们的儿子又在大山中降生了。他们给他起了一个名字：乐岩。他们要让自己的儿子像山岩一样坚定坚强！那孩子健康，也很聪明。

春英说，这些年我们能坚强地生活下来，还因为郭奕明的帮助，他比我们的亲兄弟还亲，是我们家的大恩人！1992年林场涨工资，70％的人都榜上有名，可是一贯任劳任怨的老乐却被落下了。他也太老实了，从没有为个人的事找过领导。他说，场里为女儿看病花了不少钱。我不能再张口了。可张春英咽不下这口气，她向邻居借了30元钱，又借了一件体面的衣服，坐上汽车下了山找到了局里，可她谁也不认识。有人告诉她，材料科的郭科长是和你家老乐一起来，他人可好了！张春英找到他一说，他说，老乐该涨工资，我帮你找。正好局长姜向东曾是他的上级，他把情况一说，这位善良负责的领导当场拍板，又给乐新华单独下了一个涨工资的指标。拿着那一张表，张春英热泪直流！虽然每月只增加了十多块钱，可对这个家庭太重要了，为了女儿治病，他们还有2000多元的债务。

也许郭奕明对老乐一家最大的帮助，是安排他们下山。在乐岩就要上学的时候，老郭想，女儿没了，儿子是老乐一家最大的期望了。他应该下山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又找到了姜局长，想让他为老同学在山下安排个工作，他很同情老乐，可岗位难找。老郭说，不行就安排我们材料科吧！姜局长说，你们能安排，我同意。老郭当时是副科长，回去和王长友科长一说，老王也是好心人，当时就答应了。

这样，老乐这个三十多年的山里人，终于下山了，在材料科当上了更夫。他们全家住进租借的一间不遮风寒的偏厦里，老郭不过意，又颇费周折为他们要到了现在住的这间27平米的旧房，他们自己又接了20平米的门斗，全家人很满意地在上甘岭区的这个小城镇生活着。他们像走出山洞的白毛女一样高兴。

乐岩学习很努力，生活很刻苦，在上甘岭读初中时，每天骑车上学，走十多里的路，从不在学校吃饭。到友好林业局读高中住校时，他的伙食费是同学中最少的。他知道，他的饭钱是妈妈从邻居家借的。乐岩很争气，2005年考取了黑龙江科技学院。老乐夫妻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上全家又有了希望，难过的是老乐每月240元的工资助怎么供得起一个大学生！关健时刻，老郭又伸出了援救之手，他又帮助老乐向组织求助，刘永文局长又批准给给老乐补助2000元钱。这样他们又借了一些钱，终于把儿子送到哈尔滨，让乐岩有尊严地上大学了。

老乐俩口子，是坚强的人，他们不忍心再麻烦老郭和单位了。他们要自强自救。在这个只有几万人的小镇上，人们经常看到一对起早贪黑打短工的老夫妻，他们一起为别人家修房、刷墙，老郭还干过为别人家挑水和为楼上装修的人家扛水泥的活，挑一担水给5毛钱，刷一平米的墙得5毛钱，扛一袋水泥到6楼挣2元钱。他们还经常到街上检废纸盒，当废品卖钱。看着这一对50多岁的知青老夫妻劳碌和疲惫的身影，老郭总是很难过，他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张春英说，我穿的这身衣服都是郭大嫂给的，家里的许多用俱也是老郭和别的人送的。“你们坐的沙发，是我们刷墙的那家人给的。”说起打工的事，老俩口很快乐，因为他们是给孩子挣学费，干什么活也不觉累，也不觉丢脸！最近就要退休的老乐，今年调整工资后每月能开500多元。下岗之后，可能就少了。张春英说，原来她每月还能得90元的社会保金，最近也不给了！说着，她哭起来。她说，儿子每月生活费要500元，他们太难了。老郭和我都劝她，大家总能想办法让乐岩把书读下来！等孩子大学一毕业，就好了！

后来知道，其实时刻关心着老乐的郭奕明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也遭受过巨大的精神创伤。他把12岁的儿子送回上海请父母帮助抚养，当时他和爱人两个人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1000元。回到上海，虽然有亲人的呵护，但孩子总有孤独感，开始学习很好，上中学时迷恋上游戏机，干脆放弃了学习，整天泡在游戏厅，可爷奶奶并不知道。高中毕业那一年，老郭几乎天天都要给儿子打电话，询问他的学习情况，他总是报喜不报忧。6月1日学习单发下来了，他的成绩很差。儿子觉得没脸见为他费尽心血的父母了，6月2日中午，他走出爷爷奶奶家，找了一处高楼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走到18楼，上面有护栏，他又走到6楼，一头栽了下去……正在外地出差的老郭赶到上海，看到躺在病床上血肉模糊、浑身缠满纱布的儿子时，他眼前一黑，几乎倒下。万幸的是，儿子跳下时被空中的电线挡了一下，掉下时又被及时发现、及早送到了附近的吴泾医院，迅速处置后又被送到条件更好的第五医院。但是医生还是让他做好“两手准备”：死亡的可很大，活过来也可能是植物人！儿子昏迷20天，这20天是老郭两口子的人生地狱，他们已记不清是怎么熬过来的。儿子终于醒了，老郭和妻子叫着儿子的名子，已是泪流满面。真是神奇，儿子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休息恢复两年后，在老郭和爱人的鼓励下，儿子考上了上海师大的日语系，现在已经毕业正等着工作呢。我说，老郭你太善良了，苍天有眼，让你儿子化险为夷，而且会前途无量！真是好人有好报。老郭笑了。

听说我来采访，上甘岭林业局的马仁祥书记和夏景涛局长把我请到局招待所。我向这两位年轻干部汇报了老郭对老乐的帮助，他们都说老郭是个好人好干部，他为人正派，工作竞竞业业。有人说，他有权不会用，物资局长白当了。可全局的干部都知道，他克已奉公，当得很好！我还说到老乐现在的困难，还有爱人的社保金问题。他们都表示，只要政策充许，我们一定帮助。在我还没离开伊春，我就听说，老乐家的社保金解决了。我知道，林区职工有困难的人很多，基层的领导能这样关心老知青，已让我们很感激了。

我想，写完这篇稿，我应该到黑龙江科技学院去看一看乐岩，我想对他说，你的父母很伟大，他们像上甘岭上的红松一样扎根山岩，千磨万击还坚劲。你会像他们一样！

黑龙江科技学院在哈尔滨市松北区的糖厂街1号，乐岩在矿务加工工程专业学习，宿舍电话是88034739。我想还会有人去关怀他——一个饱经苦难的老知青的后代。

有多少浪漫可以重来

列车起动的那一刻，卷起站台上的一阵声浪，有锣鼓声，有欢呼声，也有哭声。我从车窗口探出身子，向妈妈、向弟弟妹妹，向同学们，还有她，告别。火车几乎是推开人群走出车站的，先是慢吞吞的，以后便呼啸着奔跑了。

她跟着起动的火车跑着，穿过站台上的人流，一步一步，先是慢跑，后来就是狂奔了。火车消逝在远方，她停了下来，在站台上，在人群淡去的站台上，默默地流泪……

她是我的同学，本来也是我的同行者。在1968年的那个不平凡的5月，她和我一起报名到黑河的哈青农场下乡。那时，大规模的知青下乡还没有形成人人必走的运动。在文革中失去升学机会的我们高三学生，已开始复课。但是乱象纷纭的学校还是容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作为当时哈尔滨一中的学生党员，我串联了几个同学，贴出一张“上山下乡闹革命”的大字报。响应者当然有也是学生党员的她。尽管在文革中，我们已历经磨难，但激情之火并没熄灭。在迁办户口的那一天，她重病的母亲，突然心脏病发作，不省人事，学校的军宣队怕出人命，取消了她下乡的资格。

后来，回忆起当年火车站台上的那一幕，我对她说，你在追赶我，追赶爱情吧？因为离开哈尔滨的前一天晚上，她到我家为我送行，送给我一个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张她穿着军装的照片，那上面写着一句诗：似水柔情何足恋，堂堂铁打是英雄。她说，我在追赶革命。看着你们走了，我觉得自己被时代车轮甩在后面了，我一定要追上去！

是的，我知道她是一个要强的女孩子，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学品兼优的学生。她特别爱读书，向往革命，追求自由，是她在书中的革命青年身上学到的理想。1966年在社教运动中的一中，建国后第一次在学生中发展党员，我是那一年的1月入党的，同时入党的还有现任的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滕昭祥、曾任哈尔滨市副市长的朱盛文等。她是3月份入党的。在报考大学自愿时，医学世家的她报考北京医大，学校领导找她谈话，为了支持亚非拉人民的革命，希望更多优秀的学生能报考国际关系学院，她马上服从了组织的意见，开始了女外交官的梦想。

然而突如其来的革命风暴，把我们的所有梦想都冲灭了，“学生党员”成了革命的“对象”，我们被所有“革命组织”拒之门外。她和3个要好的女同学要到外地串联，被红卫兵追到火车站。“你们不是红五类，不能串联！”她们据理力争：“我们也不是黑五类，凭什么不让我们参加革命！”她们终于登上了火车，沿着书中的线索，她们在北京寻找《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地下斗争的足迹，在重庆寻找江姐和许云峰与徐鹏飞、甫志高斗智斗勇的场景。她们曾深夜爬上歌乐山，在渣滓洞她们惊叹那从洞顶滴落的水滴是棕红色的，如烈士的鲜血还在流淌……

革命激情燃烧后就消沉和消遥，是那个时候青年们的思想规律，可她没有消沉却更清醒，她恨自己因晚生失去了象林道静一样“革命加爱情”式的浪漫，也失去了像江姐一样视死如归的壮丽。在被拒绝革命的压抑中，她读普希金，她“忍受期待的煎熬，翘望那神圣的自由时代”，她也在呼唤“趁我们还在热烈地追求自由，趁我们的心还在为正义跳动，我的朋友，快向我们的祖国，献上最美好的激情！”

她是把上山下乡当做一次投身革命的壮举，也把它当做走出黑暗追求自由爱情的一次机会。当她在等待中，读到我在北大荒写给她的诗，那诗写在小兴安岭的白桦树皮上，她躲在校园的大树后哭泣。

勇敢和坚定可以冲破所有羁绊，她终于在这一年的11月7日，十月革命节的那一天，悄悄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同行的还有一个非要去保卫边疆的狂热小姑娘，看着这两个细皮嫩肉文文静静的女孩子，同车的人问，你们去哪玩呀？她们坚定地说：上山下乡，屯垦戍边！

小兴安岭迎接她们的是凛冽的风雪，从黑河到我们下乡的哈青农场要走280里山路，她们俩轮流坐在那辆破嘎斯车的驾驶楼里，另一人就只能挤在敞蓬的车厢上。车行途中，要几次下来跑一跑，否则就会冻死在车上。当汽车走在黑龙江的冰道时，她们看到了对岸的军事哨所，又紧张又兴奋！傍晚，嘎斯车到了营部，许多人围上来看，来自哈尔滨的“白雪公主”，而她们已冻得说不出话来。我只能远远地望着，那个时候知青刚刚下乡，爱情都是隐蔽的。

她被分配到了后勤连，当上了炊事班长。比她先来的老同学朱盛文当木工班长。本来要让她到营部搞清查，后来从档案中看到她的祖父当过东北军的医生，便作罢了。那时我先在清查组，后来也因为父亲被定为“走资派错误”，而被清理到报道组了。她从家里带来针灸用的银针和一些医学书，她看到山里长着丰富的中草药，曾给营里领导写信，建议就地取材建立药厂，当时刚成立的营卫生所也缺人，可能因为她家庭的“政治问题”，她没被“重用”。但并没影响她成为知青们业余的卫生员。

在家时连面条都没下过，要给一百多人做饭，对她是很难的事儿，当时她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累，现在想起的，都是些有趣的故事。

那时她特怕冷，经常咳嗽不止，因找不到对症的药，怕影响战友们休息，只能整夜坐着吃冻梨，以冻止咳。同志们把她安排在最热的炕头，又多烧了些拌子。那天上夜班的她在宿舍睡觉。中间有的战友回宿舍喝水，看见她的炕下的被褥在冒烟，她还在呼呼大睡，大家叫她不醒，以为她熏昏，把她抬到炕的这另一头，她还在睡。炕上垫的板子和她的厚褥子全烧着了，再晚一会儿，火窜上来，她真的要葬身火海，变成火凤凰了。后来知道，那是因为她水土不服，总爱睡觉，就是烈火烧身她也醒不了。

中午开饭了，窗口外排满等着吃饭的战友，满锅的菜汤就要开了，汤里漂着海带丝，连点油星都没有，为了调味，她抓了一把味精洒到锅里，突然锅里泡沫翻滚！有人喊：“放错了，那是苏打粉！”她又急又气，蹲在地上哭起来。这时窗口外有人喊：“别哭了！快倒醋，酸碱中和！”她马上又把一瓶醋倒到锅里。知青们很给这个笨蛋炊事班长面子，那天中午把一锅汤都喝了，边喝边说味道不错！

炊事班最累的活是挑水，她当仁不让地天天上井台。那时她瘦弱得像迎风摇摆的白桦，挑起水就像个虾米了，晃晃悠悠地挑到食堂就剩半桶了。最危险的是，十冬腊月，井台已冻成冰山。那天，她手脚并用地爬上井台，吃力地摇着冻满冰凌的轳辘，慢慢地把挂满冰的柳灌斗放下去，感觉装满水后，再双手费力地摇上来，轳辘吱吱呀呀地叫着，那沉重的柳灌已到了井沿，她腾出一只手去提，可另一只手的力量已把不住轳辘了。这时，突然脱手的柳灌又哗地一声掉进井里，轳辘在井绳地拉动下飞旋起来，它重重地向她砸来，她向后一闪，正好砸在她的小腿上，她痛苦地应声倒下，和轳辘一起滚落倒井台下。这时正好有人路过井台，他喊来战友把她抬到屋里，用剪刀剪开棉裤一看，腿上已砸出一个青紫的大包。还好并没骨折。她已是满眼泪水，还装出谈笑凯歌还的样子。

多少年了，那伤痕还在，腿上留下一个坑。现在说起这件事儿，她很自豪：“我也是要过江，模过枪，身上还有伤的老战士！”我说，你就偷着乐吧，你如果当时不撒手，就跟着柳灌落井了，那白桦林里又多了一个坟茔！这样的事，在兵团没少发生。

只是劳动的艰辛也还能忍受，刚到哈青的知青们又被卷进了政治运动。那时黑河正搞深挖“苏特”运动，知青们以城市革命的方式，又开展农村斗争，在这个清一色的知青农场中，我们也挖出“重大线索”。正在鸡飞狗跳之时，军宣队进驻，又把知青打成“二月逆流”，朱盛文被大会批判，几乎被逼得跳井，我也被“靠边站”。并没受到触动的她却为我们鸣不平，她在一封给同学的信中说：“朱盛文被大会批判了，老贾也快不行了……我们到边疆是参加革命的，怎么成了革命对象！”她请一个到黑河办事的同志投进邮筒，可是她拆开偷看了，还交给了“首长”。“首长”让她大会检讨，当个划清界限的典型，她说，我就是这么想的，没什么可检讨的。那时，她很崇敬为自由而战的俄国“十二月党”人，特别敬重和她们的丈夫一起流放到西伯利亚经历苦难的贵族妇女。她崇拜她们的忠贞不屈。她曾抄一首普希金的诗给我：

“爱情和友谊将会冲破

幽暗的牢门来到你身旁，

就像我这自由的歌声

会飞进你们苦役犯的牢房。”

这首诗就是普希金托“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带到西伯利亚的。

后来，她因“立场不坚定”理所当然地被撤消班长职务，到猪号喂猪了。她胜任愉快，干得很有兴趣。从此猪号成了知青显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场所，全连的男女知青们一有空儿，就来帮她挑猪食起猪圈。那时她最大的贡献是发明了一个哙炙人口的“段子”。那天，她精心照顾的母猪就要产崽了，她无所措手足，向营部兽医所边跑边喊：“孙兽医快来呀！我们连的猪要生小孩儿了！”

不过她并不在意别人的笑话，常自豪地说：在猪号，我第一次感受了当母亲的快乐！当时她饲养的小猪，一个个都白胖白胖的。

其实，我看到她的场面并不快乐，却很苍凉。那时，我常骑着马到连队采访，我看到她在天低云暗荒草凄凄的草滩上，追逐着猪群，凌乱的头发在风中飘动，她曾十分美丽的脸庞上写满忧伤。我呼喊她的名字，远远地我看出了她坚强的微笑。我当时很后悔，后悔让他跟我来到了这大山深处的莽林之中，后悔她放弃了已在学校工作的机会！现在说起，她已不记得“苏武牧羊”式的往事，她只记得我曾给她写的那首诗“扬鞭策风雪，铁马越冰河。笑指山间鹿，林海听我歌。”她说，看了你这首诗，我就觉得，我们没白来北大荒！

经常地流泪，是那个时候女知青忍受困难和战胜苦难最有效办法，她只哭过一次，那时连里演忆苦剧，朱盛文演农奴，她演农奴的母亲，那时他们真的流泪了。（现在一想起老朱她也流过泪，他也许在天堂里等着这些老战友！）

高尚的追求让人坚定，友情和爱情给人无限的温暖。这就是在那个时代她和许多知青能渡过风雪严寒的原因吧。

两年之后，我远走高飞了——被调到了佳木斯的兵团战士报当记者。我又坐上了那台破嘎斯车，告别她和战友们，走出莽林和大山。大家都对她说，这回你也有希望了！她说，我不会跟着他到佳木斯当“家属”的！那时兵团机关多为军人，可把爱人当随队“家属”调来，我到报社不久，领导也说过，可把你的“家属”调来。她反感“家属”这个词，也不愿意离开风雨同舟的战友进城。她说，这一辈子要做一棵独立的大树，不想依靠任何人！

那一年冬天，我们贡献了青春的哈青农场因无地可垦而被撤消了。她随队南迁，到了五大连池农场（5团），并被安排了一个重要的职务，到贫穷的13连当家属队的指导员。她热情洋溢地挨家走访，却一路上呕吐不止。只见房屋破烂，人畜混居，肮脏不堪。那脸也不洗的妇女敞怀奶着孩子，炕上鸡在啄食，地下鸭在拉屎。连一个干净的水碗都找不到！

她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场“新生活运动”。办法是先树立典型，她选择了相对干净一点的山西妇女“大白鹅”，在她的家搞样板。先人禽分离，把猪和鸡鸭鹅狗赶回圈里；再清掉屋地的污泥，铺上三合土，夯实成平整的地面；再用牛皮纸糊炕，用报纸糊墙和天棚；最后把窗户的玻璃擦亮，在桌子上摆上插着山花的灌头瓶。两天的功夫，“大白鹅”家焕然一新了。接着她动员所有家以她家为样板，也来个改天换地。“运动”不断深入，她又教她们洗脸、刷牙、化妆、穿衣服。晚上她又把家属们请到知青宿舍，教她们学识字，学写信。这下子，13连可火了，最高兴的是那些男职工，他们发现自己的“屋里人”香了，美了，有文化了！这时他们才相信这个弱不禁风的城市姑娘有这么大的本事。当然做为指导员的她更高兴，这时她才明白知识青年下乡的真正意义。她改变了别人，别人也改变了她——脸黑了，手粗了，放下了孤傲，变了开朗随和大度了。更重要的是她真正了解了普通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她下了决心不能当长在营养液中的鲜花，而要成长为扎根黑土的庄稼。

后来她又调到连队的小学当老师，继续她的“新生活运动”，每天在教室门口摆着一盆热水，她为每个学生洗手剪指甲，手不干净不让进屋！（这项法律还在我们家施行，不洗手不让吃饭！三十年不变！）当然她更多的精力是教好每一个学生，她像尽职的老师一样，业余时间家访每一个学生，请辍学的孩子回校，为贫困学生买书买本。那时，她写给我的信中洋溢着笑声，而没有带来一片阴暗的云彩！

当时她最大的幸福是，五大连池需要她，孩子们需要她。这时哈尔滨也需要她们，市里教师紧缺，要把在农场和兵团的高中生招回来，短训后充实到教师队伍中。她正在忧豫中，我陪贺晋元副总编到五大连池采访，这位热情的军人，为她做出决定，要么调到佳木斯的兵团子弟校当老师，要么回哈尔滨当老师！不愿意当“家属”的她还是回哈尔滨了。

回家的日子很温暖，但不浪漫。她没有当老师却到团市委当了干部，因为她文革前在一中高三一班领导的团支部是全市先进。她起早贪黑，东奔西跑，她们搞的那个“送温暖活动”后来成了全国青年的行动。她已当了宣传部长时，我还在兵团当知青。我回哈探家时，曾随他去家访过自学理论的青年工人朴义（现哈尔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和积极上进的插队知青胡世英（现绥化市委书记）。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好典型，现在成了栋梁。

她是个另类干部，经常提出一些“不合适宜”的个人意见，而且始终坚持。我给她写的人生“鉴定”是：风采依然，脾气照旧。貌似温柔，浑身是剌。她下基层本来是总结女子火化工爱岗敬业的典型经验，她却反对被人称为“女鬼”的有艺术专长的漂亮姑娘当一辈子火化工。她为当年知青典型冯继芳的儿子因户口不在哈尔滨而不能上学而找市委领导帮助。她鼓励为工作多次流产的劳模女乘务员保胎第一工作第二，为此她找过她所在的单位的领导，要求他们关心女职工的生育问题。现在那个已经退休的劳模乘务员和她在省歌舞剧院当演员的儿子是我们家的好朋友，那位劳模还保留着她当年给她的信——“生孩子是生产力的再生产，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后来她转业到党校当党建教研室主任，她发表的论述在社会转变型期党的建设问题的论文在省市多次获奖，成为许多基层干部的党课教材。再后来，她到外事部门工作，也许是为了圆一个梦。她们参予创立的中国第一个世界性的冰雕比赛，已在哈尔滨坚持了二十年。她跑了许多国家，在文化交流中，她向外国朋友介绍了开放的哈尔滨，还引起了许多智力项目，促进了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在国际舞台上，她很动人，不仅让许多外国朋友认识她高贵的气质，更认识了她美丽的家乡。每到年终，她总能收到来自世界各国朋友的贺卡，这让也走南闯北的我很羡慕也很嫉妒。

青春稍纵即逝。奔腾的大江总要归于宁静的湖海。有多少浪漫可以重来，一切都在美好的回忆中。那是关于一个女人革命激情和小布尔乔亚浪漫的故事。如今，回归家庭的她，还像青春处子一样地单纯，像苍桑老人一样地淡定、从容。她最有兴致的是，从报上剪下我和儿子的文章，然后贴在一个本子上，慢慢地赏欣。她是我的那些篇《我们的故事》的第二作者、第一读者。她也不时去“泡股”，经常报喜不报忧地说“又赚了”。可看她每天挤公交车而从不打的，看她在菜市场不是货比三家而是货比多家，我和儿子从来不信。

对了，忘记告诉读者了。她叫王明珠，过去我的老同学，当年我老战友，现在点灯说话的老伴。

2007年6月

春天的回忆

1968年5月，那个并不温暖春天，当我们轰轰烈烈地从哈尔滨开进大小兴安岭交界的那片莽林时，心中涌起像革命青年奔赴延安式的豪情。其实命运的放逐开始了，我在逃避“政治运动”的伤害。父亲因“走资派错误”被关进牛棚，自己的“出国留学预备生”的资格随着高考的废除而被取消，已无学可上的我们兄妹五人前途渺茫，母亲总是唉声叹气。

也许是命运的抗争，我在哈尔滨一中第一个报名，发起了文革中的这个城市的第一批“上山下乡”运动，当时还官方还没有公开号召和全民动员。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是几个月后发表的。我们在地图上选择了一个离哈尔滨最远的农场——地处爱辉县的“哈青农场”。下乡不到一个月，这里划规为黑龙江建设兵团一师独立一营，我们换上了没有领章的黄棉袄。六月十八日那一天，我们举行了篝火晚会，狂欢到深夜。

我拿起了“南泥湾式”的镢头，在本不该种地的林地里开荒，只为了“屯垦戍边”的光荣使命。开始在农工排当副排长，领着大家刀耕火种，望着一片片柔弱的麦苗生长在美丽的白桦林倒下的土地上，心中竟有一种神圣感。可是“政治”没有离我们而远去，地处边塞的兵团也毫不例外也开始进行“清查”运动，我因为是党员（1966年1月入党，成为这个城市建国后的第一批中学生党员）被调着营部搞专案。有着红卫兵斗争经验的知青们，也把冷清的山林搞得如火如荼，我们把原来农场的老走资派揪了回来，把一位副营长打成新走资派，还把农场惟一的一位老职工打成苏修特务（因为他的老伴是个“二毛子”），又把几个老知青打成“八哥们反革命小集团”。我们的一些作品中总是把知青写成可怜兮兮的受害者，其实我们也害过别人，这也是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

正当我斗志昂扬地批斗走资派的时候，我的父亲从“牛棚”里给我写来信，第一句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二句是说自己被定为“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第三句是希望我们“站在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和他划清界限。后来听说，父亲写这封信时曾泪流满面。我心情沉重地马上向营教导员做了汇报，组织经过慎重研究，把我从专案组的要害岗位清出，考虑我还有一定文字能力，留在营报道组工作，并希望我成为一个让组织放心的“可以教育好子女”。

真是“因祸得福”！正是因为我离开了专案组，才躲过了逼得“二毛子老太太陪腹自杀”和“八哥们的老二上吊身亡”的悲剧。解放军派来了工作组，本来是想“纠左”，结果“以左反左”，又把一些知青关起来，险些把我的同学、后来当过哈尔滨副市长的朱盛文逼得跳井。但他悲剧的命运从此铸说。这是后话。

当报道员，写稿子是我的常项。下乡以后，我写过许多诗，记在桦树皮封面的小本子上，登在连队的黑板报上、印在营里油印小报上，自己曾沾沾自喜。如果能在报纸上发稿，那对我将是无尚荣光。我在《兵团战士报》发的第一篇稿的题目是《心中唯有红太阳大风雪里不迷航》，大概是在1969年的5月份，记述的是17岁的哈尔滨小知青孙殿云，赶着马车到山里拉草，突遇大风雪，马脱疆而逃，他找马失踪；全营战士和当地群众进山寻找，最终小孙走出森林，与大家重逢。我们驻地离兵团总部最远，离爱辉县还有280里的路程，营部只能每周派一次嘎斯车，到县里去取信件和报纸，我们写好的稿子，只能在公路边拦截运材车，请司机捎到县城，扔进邮筒。半个月后当我看到印成铅字的稿子，竟热泪盈眶。作者的署名为“红青兵”，那是我们营报道组的笔名，其实报道组只有我和吕永岩两人。小吕也是哈尔滨知青，聪慧好文，字写得漂亮。开始我写他抄，后来他写，我改，他再抄。几个月后，我们的稿子在《黑河日报》、《黑龙江青年报》、《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纷纷亮相。我们在师里和兵团也小有名气。

也是在1969年那个难忘的春天，一个突发事件，使我们报道组名震兵团，我和小吕的命运也发生了历史的转变。5月28日，那一天下着细雨，把营房建在了林地里的六连，因和林场的土地纠纷，被迫搬迁，组织知青往汽车上装从旧房子上拆下来的元木。被雨浇过的桦木很滑，在就要关上车箱板的时刻，元木向下滚落，就要砸在站在车下的六个知青的头上。当时也站在车下的东北农学院的毕业生金学和，大喊一声，然后冲上前去，试图用肩膀阻挡下滑的木头，滚落下来的元木，重重地砸在他的胸口上。那一刻青年们闪开了，他倒在了血泊里。金学和在营里当农业技术员时，是和我住在一起的好朋友，他是自己要求下连队的，干过许多好事，显示了那一代青年大学生完美的人格。我含泪写了长篇报道，引起师部的重视，政治部又专门组成报道组，到他的家乡和母校采访，以重大典型在兵团和全省媒体上推出。我执笔的那篇题为《为革命甘洒热血献青春》通讯，我还保存着，那文中虚狂的热情，流行一时的套话，让我自己都脸红。《兵团战士报》为这篇报道配发了“社论”，兵团政治部还做出学习金学和的决定。

按着部队的传统，推出典型的报道组是可以立功的，可能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我连表扬都没得到，师报道组要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搁浅了。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70年5月，突然接到师里的通知，要我到《兵团战士报》参加通讯员学习班。记得我走的那一天，山上的树都放绿了，紫色的达子香开得正茂盛。小吕和我的女朋友都来送我，他们竟掉了泪。我说，一个月我就回来！

一个多月后，我回来了，但又走了，我被正式调到报社当记者，开始了我的职业新闻生涯。这次走的时候送行的人更多了。许多人在哭，小吕和她却在笑。后来我才知道，是当时的报社的编辑李惠东推荐的我。这位黑大哲学系的毕业生，满面严肃，说话严谨，对人冷漠。他在黑河办通讯员学习班时，吕永岩听课认真，稿子写得不错，他很欣赏。别人说，他的老师是老高三的，还是党员，就是写金学和的那姓贾的。于是他向报社的领导介绍了我，让我参加学习班。我正式调到报社后，又推荐了小吕，不久他也调到了兵团报社当文书。当我们在佳木斯火车站前的那栋灰色的大楼会师时，我看到李惠东那张经常阴沉着的脸上挂着一丝笑容。我们知道他是爱喝酒的，可是竟忘了给他带两瓶“北大荒”，以感谢知遇之恩！可是那时还不时兴送礼。但是后来，我和小吕常到他家喝酒，那是他以酒代酬，我们年年为他家挖菜窖，那是很累的活。后来为他家的菜窖，我们还犯了错误，他家没有合适的材料，我们拿来兵团车队的一扇车箱板堂在了菜窖上了。这个“历史问题”现在可以坦白了。

在哈青当报道员的时间不长，那些平常又不平常的日子，总也忘不了。当报道员要常到连队采访，营部离连队又特别远，有时搭乘连里到营部的马车和拖拉机，有时就是用脚走，十里二十里的路程不在话下。后来营里从红色草原农场买了一匹叫“草上飞”枣红马，成了我的座骑。那马性子很烈，常把我摔个鼻青脸肿，但最终被我训服了。每当我骑着马，风驰电策般地飞奔在通往连队的山路上，那一派英武和浪漫会让每一个女知青动心。我最愿意跑营部到一连的那条路，因为路上有可能和她邂逅。这其中的故事，我会在下一篇文章中写到。

我们的稿子最早发表在《黑河日报》，那个四开的小报是我文学和新闻的发祥地。我总记得我第一次给他们送稿的情景。天刚亮，我就从大山深处的营部出发，坐在敞蓬的嘎斯车上，一路饱览兴安岭山川的优美和壮丽。我们的车先到黑龙江边，然后顺着江边公路东进，对岸树丛中闪动着军人的身景和隐壁的炮车，珍宝岛打响后，江两面都在准备打仗。傍晚时分，我们的汽车开进了炊烟袅袅的小城爱辉。闻着淡淡的硫磺味的煤烟，看着一片片低矮的房舍，我竟像第一次进北京那样激动。第二天，我怯生生地走进江畔《黑河日报》那座不大的院落。院里有座灰楼，楼梯是木制的，悬在楼外，扶着颤动的楼梯，我走进那座灰楼，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我见到了一位中年人，把一摞写得歪歪扭扭的稿子放在他的面前，那是我趴在连队的土炕上在煤油灯下写成的。他大概地把稿子翻了翻，又问了我们报道组的一些事。我壮着胆子问了一句：“这些稿子能发吗？”他说：“再研究一下，争取发一篇两篇。”记得我走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基础不错，以后多写。”后来我知道，他叫杜广洲。（再后来他当了《黑河日报》总编辑，那时我已当上了《哈尔滨日报》副总编辑，我们曾在一起开过会。很多年后，我当上了《黑龙江日报》的社长，去黑河看望过已退休又在黑龙江边过的山林里过着隐居生活的杜广洲先生。）

当晚，我十分奢侈十分激动地走进一家小酒馆，也许是为了某种纪念，也许为了庆祝。庆祝什么呢？庆祝“争取发两篇”，庆祝“基础还不错”？我也说不清。在昏暗的灯光下，我贪婪地吃着面前的两盘菜，还喝了一杯小酒，当温暖和困倦一起袭来时，我幻想着我的稿子发表了，营领导如何对我另眼相看，战友们如何欢呼跳跃，女朋友如何对我崇爱有加……总之，我想了很多，就是没想到，有一天我也成了一个报人，也会拍着业余作者的肩膀，说些鼓励的话。也没想到，我会成为被人称为作家的人，还写了一部关于这个城市的书（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江向洋去》）。

我不敢在这个城市久留，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大山里。十多天后，我看到了1969年7月24日《黑河日报》第三版“工农兵论坛”上署名“兵团战士贾宏图”的文章《狠抓革命大批判不放松》。当年经常在这张小报上发文章的还有后来成了作家的梁晓声、蒋巍、朱伟等，经常读这张小报的还有后来当了国家环保局长的解振华、外交部副部长的王毅、山东省委副书记姜大明、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刘东辉。他们当时都在黑河地区当知青。

从爱辉回来第二天，我们营也进入了一级战备。我和小吕抓紧写准备打仗的稿子，但总不相信真能打到我们这儿。一天深夜，突然一声巨响把我们惊醒。孙协理员传达上级命令：苏修部队正在过江，营部全体马上向山里转移！这下子营部乱套了，那些“黄棉袄”还有些经验，几分钟就打好了行李；“黑棉袄”都有家有业，孩子老婆哭天喊地，舍不得扔下坛坛罐罐。我和小吕，烧毁了所有的手稿和报刊资料，然后又消灭了昨天家里寄来的红肠。（红肠吃了无所谓，手稿烧毁可能使未来的文学馆少了几件珍贵的文物。）天亮之前，我们背着打印机，与拖家带口的营部将士一起撤出驻地。中午时分，我们进入一片白桦林，棉衣棉裤全被汗水湿透了，一个个筋疲力尽，饥肠辘辘。正拿出脸盆准备化雪做饭，孙协理员高声宣布：此次军事演习胜利结束，我代表营首长向大家表示慰问！操！我和小吕真想把这盆雪水倒到他的脸上。

后来知道，这次行动是老孙策划的，只有教导员和营长知道。连我们最好的哥们都没告诉。老孙解释说，这是军事秘密！我们罚他请我们喝了一次酒才算了事。别看老孙是个“黄棉袄”，和知青都是老铁。白天，他对我们进行再教育，晚上到了知青大宿舍，他就接受我们的再教育。有一天，他看到我在《黑龙江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凯洛夫教育学的文章，他就问凯洛夫是干啥的？我说，是苏联伟大的教育家。他说，我有了儿子就叫他妈的孙洛夫。后来，他真有了儿子，还真叫孙洛夫。前两年那孩子在东北林大毕业了，为了工作的事还来找过我。后来，同在哈青战斗过的哈尔滨知青蒙宏帮他找到了工作。

其实我们当报道员的故事还有许多，还让吕永岩给你讲吧！他现在沈阳军区当专业作家，讲故事是他的常项。

1970年7月的一天，24岁的我自己扛着行李走进佳木斯的兵团总部，在三楼《兵团战士报》的办公室安下一张办公桌。和我同一个办公室的有原东北农垦报老编辑赵安昌、夏雪云。老赵淳厚，但谨小怕事，说起话来慢条思理。老夏明快，说话的时候总是很激动的。他们丰富的农业方面的经验使我受益非浅。后来我们的办公室又从16团调来了杨楠，他很有内秀，字写得漂亮，他的父亲是哈尔滨有名的书法家。他先笑后说话，说话时又满脸严峻。可能因为话少，又很严肃，以后调到中央组织部当上局长。我们几个人组成经济编辑室。和我们隔墙的是政治编辑室，首位是来自沈阳军区《前进报》的军人编辑张洪林，他细仔周到，研究什么问题都是常有理。二把手是特哲学的李惠东，表面严肃，其实好玩好闹，后来成了我们知青嘲弄的象，他家是我们的“斐多菲俱乐部”。和他同屋的还有勤快的上海知青李善宇、精明的佳木斯知青王咏江。和他们对门的是文艺编辑室，为首的是老编辑周书年，他最早发现培养了梁晓声、肖复兴等一代知青作家，但对我的诗并不欣赏，因此灭了我的诗人梦。中国知青文学的发源地是北大荒，兵团战士报功不可没。他曾借调20团的郭小林（郭小川的儿子）给他当助手，后来这小子又跑回去了，说在报社没啥意思！我们当时经常唱他的“兵团战士胸有朝阳”。后来又调来了当过军旅作家的文采斐然的熊道衡。（说到他，我很内疚，那时我们总爱和他开玩笑，如冒充女知青约她幽会，把报上刚发的稿子当约稿，半夜再转给他。后来他因肝病去世了。）和我们对门的是通联室，当头儿的是1963年下乡的北京老知青张宝贤，戴着一付透明框的眼镜，能说善侃，一付热心肠。他的一双儿女——“亦工”和“亦农”，我们叫他们“一公”和“一母”。小吕是他的助手，是报社的小管家，杂事烂事他全包。他到沈阳军区当兵后，又调来了16团上海小知青曹焕荣，他像小吕一样勤劳，更善交际，文字也练得不错。那年政治部有一个上北京广播学院的名额，我亲自组织了报社知青和宣传处知青的“对决”，他们推荐尚绍华，我们推荐杨楠，杨楠体检不全格（让我们弄巧成绌，给乎悠成了高血压），最后把正在19团蹲点的曹焕荣找回来顶数——他成了得利的“渔翁”。（后来他们三人都调到了北京，杨楠在中组部，小尚在中国妇女杂志社当副总编，小曹先在中央广播电台后又到人民日报，现在华东版当社长兼总编。我本想为他们的戏剧人生写一部《三人行》。）还有一个美术编辑室，在上海美术学校当过老师的四川人颜鸿蜀当家，他是为情而来，跟着他热恋的女学生王珠珍，跑到了北大荒，小王后来从5团调到了兵团子弟校当都老师，常给报纸画插图。颜老师的助手是后来都成了名画家的北京知青扬学成和杨家滨。

坐在我们经济编辑室隔墙的是我们报社的最高领导，来自《前进报》的“何贺”首长。何伦元为总编辑，瘦高个子，满头银发，善于沉思，改稿子很精细，字很小，很难认，但逻辑严谨。贺晋原为副总编辑，健壮敦实，秃顶，说话明快，湖南腔很好听，改稿子总是大杀大砍，但我稿子中的错字他都给改过来。两个人经常吵架，老何慢声细语，老贺高声喊叫。我们听到动静，赶快去找他们的老战友张洪林，他是合稀泥的高手。他嘻哈哈一说，那屋里就静下来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事，都是因为稿子的事。那时办报很难，很怕有什么差错。我们的前任老总因为把胡志明的遗嘱发在一版受到批评（善良的胡老先生劝中苏不要再吵架了），还因为林彪事件之后我们发了一篇文章“政治工作要和风细雨”，兵团政治部段主任把我们好顿骂：“林彪都要武装政变了，你们他妈的，还要和风细雨！”据说那篇稿子的编辑就是特哲学的李老师。何贺转业后接他们班的是老农垦的宣传部长吕正衡，在他的精心运作下，兵团战士报转轨为农垦报，进入和谐发展的新时期，成为全省最好全国一流的企业报。“何贺吕”都有恩于我，他们的言传身教，让我明白了许多作文和作人的“ABC”。他们对知青特别关爱，逢年过节总是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吃饭，那时我们很不懂事，从没给他们送一份礼，也没为他们家干一点活。更对不起的是吕总，在他执政的时候，我们这帮知青一个个“胜利大逃亡”，后来连“伪知青”李惠东也跑到省报了。每个走的人，他都真诚相送，在喝酒的时候，我看出他很伤感。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也许《兵团战士报》泛善可陈。但对经济工作，对农业生产的突出报道是难能可贵的。当时李先念批评兵团的生产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兵团首长很着急，我们也是全力以赴推进发展。当时正逢“农业学大寨”的热潮，我们报纸连续发表学习大寨的“社论”，由“第一支笔”李惠东操刀，在写到“六论”时，李老先生积劳成疾（主要是抽烟太多），突然昏到在办公室，作为“第二梯队”的我只好化悲痛为力量，接过的李老师的笔。我又写了几篇“社论”。后来怕写社论累死人，我以“梁丰”署名写过许多鼓吹以农以主多种经营的小评论，受到了浦更生副政委的表扬。他还在办公室接见了我，好一番鼓励，还亲自给我出了许多题目。后来我也自以为是“专家型记者”了，全兵团的许多生产数字、农业政策，我也可随口说出，在以政治报道为主要任务的记者中也是“凤毛麟角”了。

在《兵团战士报》工作的六年时间，有一半的时间在基层转悠，或采访或为通讯员办学习班。我充分领略了那片神奇的土地上的风景。三江平原的坦荡无垠，完达山的斑斓绚丽。春种时节，无数台拖拉机破冰种麦，在广阔的雪原上翻起滚滚的黑浪；秋收时分，望不到边际的金色的海洋里，飞奔着红色的康拜因的舰队。那是我永挂心间的无以伦比的壮丽图景。但是更难忘的是我结识的同行的知青朋友，他们的人生风景我一辈子也看不够。兵团报社最大的贡献是通过自己从连营团到师和兵团总部的通讯报道员系统，为自己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新闻人才、文学人才和领导干部。那种经常的半专业的培训，不断的实践再实践，使本来就有丰厚的城市文化积累这些青年人如虎添翼，显示出非凡的才干。现在担任省地市级以上领导职务的老知青，很多就是从当报道员开始走向仕途的。在北京、上海、天津、浙江、黑龙江的重要新闻单位中那家没有从兵团起步的领导骨干。

我认识黄海时，他在三师当报道干事，说话有点结巴，但不影响他见了我们就神聊穷侃。他思想很丰富，信息量很大，但没有想到他以后能编辑邓小平选集和成为中国流通领域的专家。三师报道组还有两位能干的女将，高惠珠现在在上海的一所大学里当宣传部长，丛丽杭在黑龙江日报当过部主任，已去世多年了。我发现张持坚时，他还在50团的一个营当报道员，他的新闻敏感和精细的采写作风，让我很吃惊。本来团里师里都要调他，但因为他的家庭问题被耽误了。所谓家庭问题，是他的一位香港亲属文革中在他上海的父母家住过一夜，后来被人举报了。我把这个“绝密材料”向他透露，他让家里很快搞清了问题，就被调到了兵团报社，后来调到新华社，还当了分社的领导。我以为张持坚是中国一流的优秀记者。他的几十本采访笔记可以做为新闻系最好的教材。在50团我还认识了说话和思维都很快捷的上海知青方存忠，这小子从小就是当官的料，不过他后来当上哈尔滨市委副书记，是因为他富有远见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哈尔滨姑娘。那年正是“五一节”，我走到“红五月”农场时认识了相识恨晚的同是六六届的上海知青刘允洲，我们在场部的那片小树林里走了很远，没想到后来成为中国新闻改革前卫人物的他，命运会如此坎坷。我还想到了，在54团采访高崇辉时认识的胡玉森，在18团采访麦收大战时认识的张佑臣，这俩位土著青年的质朴真诚，勤奋好学，使他们显示了城市知青一样的才华，因此成为北大荒新一代报人的领军人物。

那是1971年的一个春夜，我在报社见到来自独立二团的三位才情和风貌都很动人的青年，两位男青年都是戴着眼镜，都是一表人才的陈可雄、何志云，还有温婉清秀的陆星儿，他们谈吐儒雅，文字激扬。如今一个报道组的这三个人都成了中国颇有影响的作家、评论家。

我时常梦见这些朋友，他们还像年轻时那样青春勃发。后来听说，可雄和陆星儿结婚又离婚了。去年听说星儿已经殒落了，是因为癌症，我心里很难过。在香港工委当组织部长的杨楠参加过党的十六大后，也久无音讯了。前几天在街上碰到了他年迈的老父亲，他说也很长时间没有接到他的信了，过春节时，他爱人和女儿回来过。

亲爱兵团的战友们，我真的好想你们！

在这个温暖和明媚的春天里，我又想起了那些个遥远的春天。这时窗下的草地一片葱绿，迎春花落了一地黄金甲，桃红开得灼然耀眼，紫丁香刚绽出成串的花蕾。我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如果说在新闻界、文学界我还是个“名角”，演出过几出精采的大戏，那“童子功”是在北大荒的风雪中炼就的。在行将退出舞台的时候，我想起了那初的亮相，虽然有些幼稚和青涩，但那却是我最亮丽的人生风景。也是我们一代人的风景。

后记 我们的故事

我是记者出身的作家，记实文学是我的长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报告文学最活跃的时期，我也曾是文坛上一员尧勇之士，在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报告文学评奖中，连续三届榜上有名。到了九十年代后，我渐出文坛，虽然也还间或写点散文，但立足中国文坛的主业——报告文学有所放松。一方面因为公务缠身，无暇顾及；另一方面新人辈出，身手不凡，我等已有落伍之感，心怯手软，不敢轻意动笔了。

转瞬间，我也到了淡出官场的时候，我又重操旧业，拿起了发锈的笔，来耕耘自家荒芜的园田。写点什么呢？我又想起，1995年，我在省作协工作的最后一年，曾想采访100名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永远的北大荒人》，而且已经跑了黑龙江垦区的许多农场，写出了十多篇，但因到省文化厅任职，不得不放下这个活儿，尽心去当务员了。十几年后，我又把这个事儿检起来，去写老知青——因为那是我最熟悉的群体，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中国的知青运动，最早可追溯到抗日战争中，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发动群众，并与农民结合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后来，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党号召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分子，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而知青运动的高潮是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之后，2000多万初高中的城市学生奔赴农村边疆。从1968年算起，“知青运动”也快40年了，“前知青时代”（知青在农村艰难奋斗到大返城）大约十年，“后知青时代”（知青返城后的“二次创业”）已近三十年。这期间，尽管这2000万人中每个人的经历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和共和国一起经历了苦难，一起迎来了新时代。马克思曾说过：“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体人的存在”，“人们的历史始终只是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我以为，知青就是那个时代的“标本”，每个人的历史汇成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于是，我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在北大荒当过知青的百万人中，选取100个人，然后把他们在“前知青时代”或后“知青时代”中最有代表性的又最具个性代的故事写下来，以此汇成了一部时代的画卷，留给历史的见证者本人，也更留给历史，留给后人。

这种写作方式的始作甬者是美国作家斯特兹·特克拉，代表作是《美国寻梦》。特克拉在美国以口述实录方式，采访了300人，精选取了其中的百篇结集为这本书。这100人中有好莱坞巨星、企业大亨、政界首脑、美国小姐等上层人物，也有三K党魁、雇佣枪手、教徒、罪犯、移民及其后代等美国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这本书记述了他们在美国本土寻找“美国梦”的人生经历中的所想所急和所得所失。这本书几乎成了美国社会全景式的缩影，它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当成世界各国人认识美国的一个窗口。特克拉的《美国寻梦》获得了全国非虚构类文学的最高奖“普得策文学奖”。特克拉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在电台、电视台当过主持人，也是搞媒体的。中国也有一本类似的书，那就是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是写文革的，转载率相当高，其影响并不比他的小说差。

我也步他们的后尘，想写一本关于知青的不仅在文学上有意义而且在社会学上更有意义的书。这无意是个非凡的工程，但操作起来十分困难。当年知青像北大荒满山遍野的山花，随处可采。可现在他们大多数回到了家乡，在喧嚣的大都市，他们廖若星辰了。既使还留在北大荒的那些人，也埋没在大山和莽原的深处了。于是我像考古者一样，在密如森林的楼宇中和在边远的山村里寻找，寻找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渐去渐远的身影……接待我的有彬彬有礼的部长，也有那坐在火炕上端着一碗热辣辣的老酒的老战友，他的面容像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一样的动人心魄。

我特别得益于这些年出版的关于北大荒知青的书，如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北大荒风云录》、黑龙江出版社的《知识青年在黑龙江》、哈尔滨出版社的《昨日风雨路》、上海远东出版社的《那山那水那嘎瘩》、黑河政协编辑的《苦辣酸甜的回忆》、呼玛县党史委编辑的《呼玛知青风云录》等等，都为我提供了许多知青的下落和故事的模本。还应感谢的还有我采访所到之处的宣传部门、媒体同仁和知青组织，他们热情周到的帮助，让我采访顺利，写作方便。

我的这些故事最先登在我从业的黑龙江日报集团所属的《生活报》的“我们的故事”专栏上，“我们的工作室”就设在哈尔滨知青联谊会，不断有读者打来电话发表感想，并经常提供自己的故事，于是我像代写书信的先生一样成了他们的代言人。后来这些故事又上了“黑龙江新闻网”、“东北网”、“新浪网”、“北大荒知青网”、“上海知青网”、“黑龙黑龙江兵团网”，这下子麻烦了，我被认识的不认识的战友鼓励得热血沸腾又忙得废寝忘食！于是我每天都生活在感动中温暖中，有时采访时我和他们一起热泪长流，写作时竟痛哭失声！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和幸福，我找到了一个说真话的作家的感觉。同时我也生活在责任的巨大压力下，我不写就对不起埋在黑土地里的战友，不写就对不起那就要淡忘的历史！

这本书也许是别具一格的，在每篇故事后，我还选择了部分博客留言，表达他们读了我的故事的感受和意见。点击数有数十万次，留言大概有数千条之多，有的博客写了许多很长的意见，如大学教授崔积宝、老干部刘德基的留言，有时一条就是一篇评论文章，我只能选取很少的几篇，但他们和所有博客朋友对我的鼓励的指导却让我终生难忘。特别感谢我的儿子和儿媳在自己的博客上对我的推介。他们说我是“一个酷爱写字的老一辈文学青年”，“对于互联网和博客还热情地像一个刚刚推开某个编辑大门的文学青年。还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紧张。对于进阶者，是需要鼓励和声援的。”于是他们的许多年轻的网友，也推开了我的门。

其实写几个、十几个人的故事不难，难得是要写100个，写100个经历大体相同，故事又不同的人物。写作不难选择难。但我在读者的鞭策和推动下到外寻找，还是坚持写了下来，只写六十多个，就被迫出书了。是读者逼的，是知青战友逼的，我被他们厚厚的的剪报薄感动了，我被他们因报纸占版迟发一期而愤怒的电话感动了！最后是一个叫刘振（Izsh@163.com）的知青战友让我下决心尽快出书了。他在留言中说：

“作为一名曾经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大学毕业后现在仍工作在黑河的上海知青，我非常愿意欣赏和拜读您的《我们的故事》系列作品，文章文笔清新、感情真挚，三十多年的知青岁月，仿佛就在眼前，每每掩卷，唏嘘、叹息、感慨、回忆、遐想、思考、反省……不禁令人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谢谢老贾大哥！您的笔忠实并艺术地记录和保存了知青历史，可使我们的长辈、同辈和晚辈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审视和评价这段难忘的历史，可谓功德无量！真心希望辑录成书，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

出书后，我还会把专栏写下去，如果朋友们喜欢，我也许还会出这本书的下集。这本书更多地写了哈尔滨、上海、北京的知青，我应该在更大的范围选择，后来的故事一定会更精彩！

我代表百万北大荒知青感谢全力支持本书出版的作家出版社候秀芬总编和贺平编辑（她也许也是北大荒的小知青）。也要感谢为这本书收集老照片的老战友吴乃华和为其装帧设计的青年美术家王惠，他们的艺术才华为此书大为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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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六年六月　于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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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书名页

让我来证明知青；那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

序　谁来证明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

孤独的守望者

我不想告诉你她的名字

山路弯弯

风采依然

奉献无价

倒在春雨里

叶落白桦林

迟到的怀念

被遗忘在大山里的孩子

神秘之火

我的第一个上级

走出伤心地

燃烧的青春

好吃不如饺子

博客留言

谁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爱的呼唤

艰难的探亲假

我的引龙河

早春的芍药

寻找自己的棺材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凤

黑土情缘

“站人”李颖的幸福生活

归根

誓约

一个人和一条河

忏悔高岗屯

青春永恒

百合，美丽的百合

真假婚变

两地书——437

天鹅湖

割断尘缘

晾在沙滩上的鱼

乐不起来

那一年，她十七岁

我的第二个上级

杨协理员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仲夏夜之梦

孩子啊，你在那里？

美丽的代价

路就在脚下

博客留言

“海归”专家的童子功

她说，北大荒是我的大学

李书记的看家本事

诗人的非诗意生活

新火山

副部长的昨天

追忆似水流年

写在大地上的“流彩”人生

悠悠岁月

永远的垦荒者

火凤凰（上）

火凤凰（下）

血脉相连

张刚，你是这样的人

青春铺就的路

永久的牵挂（上）

永久的牵挂（下）

真情

走进大山

坚守上甘岭

有多少浪漫可以重来

春天的回忆

后记 我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