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封面

前言

编者按

第一卷 秦朝篇

第一章 秦始皇与秦帝国

一 吕不韦与嬴政

二 六国混一

三 新帝国的经营

四 帝国的发展与民生

第二章 秦汉之际

一 陈胜之起灭

二 项羽与巨鹿之战

三 刘邦之起与关中之陷

四 项羽在关中

五 楚汉之战及其结局

第二卷 西汉篇

第一章 大汉帝国的发展

一 纯郡县制的重建

二 秦汉之际中国与外族

三 武帝开拓事业的四时期

四 武帝的新经济政策

第二章 汉初的学术与政治

一 道家学说的全盛及其影响

二 儒家的正统地位之确立

三 儒家思想在武帝朝的影响

第三章 改制与“革命”

一 外戚王氏的专权

二 哀帝朝的政治

三 从王莽复起至称帝

四 王莽的改革

五 新朝的倾覆

第三卷 东汉篇

第一章 后汉的政治

第二章 两汉的制度

第三章 秦汉的武功

第四章 两汉对外的交通

第五章 两汉的学术

第六章 佛教和道教

第七章 两汉的社会

附录

附录上

东汉的建立及其开国规模

附录下

秦之统一及其政策

秦汉之际

前汉的政治

新莽的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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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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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春秋战国这个漫长的分裂时期之后，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扫平了六国，将中国带入了一个大一统时代。然而，秦王朝却极为短命，它历二帝一王，国祚仅十四年。

秦的暴政使得它的统一很快就被混战所取代。秦末，国民暴动，诸侯并起，经楚汉相争，战火才终于平息。最终，项羽自刎于乌江边，而刘邦则登上皇位，成为汉帝国的开国之君。刘邦建立的汉王朝是古代中国最强盛的朝代之一，与约略同时期的欧洲古罗马帝国并列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汉初的文景之治，使凋敝的民生慢慢恢复。汉武帝之时，汉王朝开始开疆拓土，征伐不断。武帝死后，又有昭、宣两代治世，但随后，汉王朝就渐渐陷入了皇权旁落、外戚掌政的境地，直至王莽篡汉。不过王莽的新朝亦是昙花一现，仅仅存在了十四年。在多年的分裂和内战过后，公元25年，全国重新统一于光武帝刘秀之手。刘秀与他的继位者明、章二帝轻徭薄赋，以安静为治，国家在他们手上渐渐复苏。但和帝之时，外戚复起，随后东汉落入了外戚与宦官争权的旋涡之中，再加上羌人作乱和“党锢之祸”，原本强盛的汉王朝终于衰落，中国历史进入了三国时代。

秦汉两朝是中国大一统帝国的开端，奠定了中国后世政治制度的基础。在这个时期里，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还是在社会生活和民族关系上，中国都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正因为这样，从古至今从不缺乏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和研究的人，他们都希望能从中得出些许教训，以供当世之用。

近代以来，秦汉历史研究的佼佼者，当推张荫麟和吕思勉。本书的内容即选自两位先生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们以过人的笔力和见识，明白透彻地将秦汉两朝四百余年的历史，在读者眼前缓缓铺陈开来。他们的记录，详略得当而援引不着痕迹；他们使用的文词，简洁平易而又耐人寻味。

张荫麟先生曾说，他著中国史时所树立的目标有三个：“其一，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其二，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其三，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

现在看来，张荫麟先生的著作确实达成了这样的目标。至于秦汉的历史究竟能给现在的人们带来什么样的感触和思考，却要待读者朋友自己去细细体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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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书取自张荫麟、吕思勉两位先生的作品。由于张先生的著作《中国史纲》没有完成，只写至西汉，因此本书选择了张荫麟先生所写的秦朝至西汉史，并以吕思勉先生所写的东汉史为补充。

总的来讲，本书第一卷与第二卷是由张荫麟先生的作品汇编而成，第三卷则是由吕思勉先生的作品汇编而成。同时，为了以更全面的视角展现秦汉历史，也为了更好地展现张、吕两位先生的学术风采和学术思想，本书将张、吕两位先生关于秦汉历史的其他文章附在书后，以供读者参考。

虽然两位先生的用语都精炼凝实，但与现代汉语的语言规范仍略有差异，因此本书在尽量保持作品原貌的基础上，对纪年、人名、地名、个别文字等进行了调整和统一，以方便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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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秦朝篇

张荫麟

第一章 秦始皇与秦帝国

一 吕不韦与嬴政

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

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

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

徐巿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李白《古风》之一）

这首壮丽的诗是一个掀天揭地的巨灵的最好速写。这巨灵的来历，说来话长。

当长平之战前不久，有一个秦国王孙，名子楚的，被“质”在赵。他是太子安国君所生，却非嫡出，他的母亲又不得宠，因此赵人待他很冷薄，他连王孙的排场也维持不住。但是阳翟（韩地）大贾吕不韦在邯郸做买卖，一看见他，便认为他是“奇货可居”。

不韦见子楚，说道：“我能光大你的门庭。”子楚笑道：“你还是去光大自己的门庭吧！却来光大我的！”不韦说：“你有所不知，我的门庭要等你的来光大。”子楚明白了，便和他商量两家光大门庭的办法。当时，安国君最爱幸的华阳夫人没有生育的希望，安国君还没有立嗣。不韦一面献上巨款，给子楚结交宾客，沽钓声名，一面辇了巨款，亲到秦国，替他运动。不久华阳夫人便收到许多子楚孝敬的珍宝，不久她便时常听到人称赞子楚的贤能，不久她的姊姊便走来替她的前途忧虑，大意说道：“妹妹现在是得意极了，但可曾想到色衰爱弛的一天？到时有谁可倚靠！就算太子爱你到老，他百岁之后，继位的儿子要为自己母亲吐气，你的日子就不会好过。子楚对你的孝顺，却是少有的。何不趁如今在太子跟前能够说上话，把他提拔起来，将来他感恩图报，还不是同自己的儿子一般？”华阳夫人一点头，子楚的命运便改变了。

不韦回到邯郸时，子楚已成了正式的王太孙，不韦也被任为他的师傅。他们成功之后，不免用美人醇酒庆祝一番。邯郸在战国时以美女著名，不韦的爱姬，尤其是邯郸美女的上选，妙擅歌舞。有次她也出来奉酒，子楚一见倾心，便要不韦把她相让。不韦气得要死，但一想过去的破费和将来的利益，只得忍气答应。赵姬既归子楚，不到一年（正当长平之战后一年），产了一子，即是后来做秦王和秦始皇帝的嬴政。当时传说，赵姬离吕家之时已经孕了嬴政。但看后来不韦所受嬴政的待遇，这传说多半是谣言。

嬴政于公元前246年即王位，才十三岁。这时不韦是食邑十万户的文信侯，位居相国；他从前的爱妾已做了太后，并且和他私续旧欢。不韦的权势可以想象。他的政治野心不小，他招贤礼士，养客三千，打算在自己手中完成统一的大业。但嬴政却不是甘心做傀儡的。他即位第九年，太后的姘夫嫪毐在咸阳反叛，他用神速的手段戡定了乱事以后，乘机把太后的政权完全褫夺，并且株连到吕不韦，将他免职，逐归本封的洛阳。过了两年，嬴政又把他贬到蜀郡。在忧忿夹攻之下，不韦服毒自杀。

不韦以韩人而执秦政，他所客养和援用的又多三晋人，和他结交的太后又是赵女，这种“非我族类”的势力是秦人所嫉忌的。不韦罢相的一年（秦王政十年），适值“郑国渠”事件发生，更增加了秦人对外客的疑惧。郑国也是韩人，为有名的水利工程师。当初韩廷见亡国的大祸迫在眉睫，便派他往秦，劝秦廷开凿一条沟通泾水和洛水的大渠，想借此消磨秦的民力，延缓它的对外侵略。这渠才凿了一半，郑国的阴谋泄露。其后虽然因为嬴政知道这渠也是秦国的大利，仍旧听了郑国的话，把它完成，结果辟田百万多顷，秦国更加富强；但郑国阴谋的发现，使秦宗室对于游宦的外客颇有忌惮。嬴政于是下了有名的“逐客令”，厉行搜索，要把外籍的游士统统赶走。这命令因为李斯的劝谏而取消。但不韦自杀后，嬴政到底把所有给他送丧的三晋门客都驱逐出境，由此可见逐客令是和不韦有关的，也可见不韦的坍台是和种族之见有关的。

二 六国混一

嬴政既打倒了吕不韦，收揽了秦国的大权，便开始图谋六国。这时，六国早已丧失了单独抗秦的力量，不过它们的合纵还足以祸秦。嬴政即位的第六年，秦国还吃了三晋和卫、楚联军的一次亏。当时大梁人尉缭也看到的，假如六国的君主稍有智慧，赢政一不小心，便会遭遇智伯、夫差和齐湣王的命运也未可知。但尉缭不被祖国重用，于是他来到咸阳，劝嬴政道：“愿大王不要爱惜财物，只要您派人贿赂列国的大臣，来破坏他们本国的计谋，不过花三十万金，六王可以尽虏。”嬴政果然采纳了这策略，此后六国果然再不费一矢互助而静待嬴政逐个解决。

首先对秦屈服，希望以屈服代替牺牲，而首先被牺牲的是韩。秦王政十四年，韩王安为李斯所诱，对秦献玺称臣，并献南阳地。十七年，秦的南阳守将举兵入新郑，虏韩王，灭其国。李斯赴韩之前，韩王派了著名的公子韩非入秦，谋纾国难。嬴政留非，想重用他，但不久听了李斯和另一位大臣的谗言，又把他下狱。口吃的韩非有冤没处诉，终于给李斯毒死在狱中。

韩亡后九年之间，嬴政以迅雷烈风的力量，一意东征，先后把其余的五国灭了。这五国的君主，连够得上说抵抗的招架也没有，鸡犬似的一一被缚到咸阳。这期间，只有侠士荆轲，曾替燕国演过一出壮烈的悲剧。

秦王政十九年，赵国既灭，嬴政亲到邯郸，活埋了所有旧时母家的仇人；次年他回到咸阳，有燕国使臣荆轲卑辞求觐，说要进献秦国逃将樊於期的首级和燕国最膏腴的地域督亢的地图。献图的意思就是要纳地。秦王大喜，穿上朝服，排起仪仗，立即传见。荆轲捧着头函，副使秦舞阳捧着地图匣依次上殿。秦舞阳忽然股栗色变，廷臣惊怪，荆轲笑瞧了一眼舞阳，上前解释道：“北番蛮夷的鄙人，未曾见过天子，所以惶恐失措，伏望大王包容，俾得完成使事。”秦王索阅地图，荆轲取了呈上。地图展到尽处，竟有匕首出现！荆轲左手把着秦王的袖，右手抢过匕首，就猛力刺去，但没有刺到身上，秦王已断袖走开。秦王拔剑，便剑长鞘紧，急猝拔不出，荆轲追他，两人绕柱而走。秦廷的规矩，殿上侍从的人不许带兵器，而殿下的卫士，非奉旨不许上殿。秦王忙乱中没有想到殿下的卫士，但殿上的文臣，又哪里是荆轲的敌手。秦王失了魂似的只是绕着柱走。最后，侍臣们大声提醒了他，把剑从背后顺力拔出，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便将匕首向他掷去，不中，中铜柱。这匕首是用毒药炼过的，微伤可以致命。荆轲受了八创，已知绝望，倚柱狂笑，笑了又骂，结果被肢解了。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是荆轲离开燕国之前，在易水边的别筵上，当着满座白衣冠的送客，最后唱的歌，也可以做他的挽歌。

荆轲死后六年（前221年）是秦王政在位的第二十六年，在这一年里六国尽灭，于是秦王政以一道冠冕堂皇的诏令，收结五个半世纪的混战局面，同时宣告新帝国的成立。那诏书道：

……异日韩王约地效玺，请为藩臣，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

所有六国的罪状，除燕国的外，都是捏造的。诏书继续说道：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国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在睥睨古今、踌躇满志之余，嬴政觉得一切旧有的君主称号都不适用了。

战国以前，人主最高的尊号是王，天神最高的尊号是帝。自从诸侯称王后，王已失了最高的地位，于是人们就把帝拉下来代替，而别以本有光大之义的“皇”字称最高的天神。但自从东西帝之议起，帝在人间，又失去最高的地位了，于是很自然的办法，就是把皇字挪下来。秦国的神州里有天皇、地皇、泰皇，而泰皇最为尊贵，于是李斯等上尊号作泰皇。但嬴政不喜欢这旧套，他把泰字除去，添上帝字，合成“皇帝”；又废除周代通行的谥法（即君主死后，按其行为，追加名号，有褒有贬），自称为“始皇帝”，预定后世计数为二世皇帝、三世皇帝，“至千万世，传之无穷”。

同时始皇又接受了邹衍的学说，以为周属火德，秦代周，应当属克火的水德；因为五色中和水相配的是黑色，于是礼服和旌旗皆用黑色；又因为四时中和水相配的是冬季，而冬季始自十月，于是改以十月为岁首。邹衍是相信政治的精神也会随着五德而转移的，他的一些信徒认为与水德相配的政治应当是猛烈苛刻的政治，这正中始皇的心怀。

三 新帝国的经营

秦自变法以来，侵略所得的土地大抵都直隶君主，大的置郡，小的置县，郡县的长官都非世职，也无世禄。始皇沿着成例，每灭一国，便分置若干郡，而秦变法以来新设的少数封区，自从嫪毐和吕不韦被诛之后也已完全消灭，既吞并了六国，秦遂成为一个纯粹郡县式的大帝国。在这帝国成立之初，丞相绾曾主张仿周朝的办法于燕、齐、楚等僻远的地方分封皇子，以便镇慑，但他的提议给李斯打消了。于是始皇分全国为三十六郡，每郡置守，掌民政；置尉，掌兵事；置监御史，掌监察。这种制度是仿效中央政府的。当时朝里掌民政的最高官吏有丞相，掌兵事的最高官吏有太尉，掌监察的最高官吏有御史大夫。

这三十六郡的名称和地位各是什么，是现今史家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大概的说，秦在开国初的境域，北边包括今辽宁的南部，还有河北、山西及绥远、宁夏两省的南部；西边包括甘肃和四川两省的大部分；南边包括湖南、江西和福建；东以福建至辽东的海岸为界。从前臣服于燕的朝鲜，现在也成为秦的藩属。此外，西北和西南边外的蛮夷君长称臣于秦的也有不少。我们试回想姬周帝国初建时，西则邦畿之外便是边陲，南则巴蜀、吴、楚皆属化外，沿海则有徐戎、淮夷、莱夷盘据，北则燕、晋已与戎狄杂处，而在这范围里，除了“邦畿千里”外，至少分立了一百三十以上的小国。我们拿这种情形和三十六郡一统的嬴秦帝国比较，便知道过去八九百年间，诸夏民族地盘的扩张，和政治组织的进步了。峄山的始皇纪功石刻里说：

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攻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

这些话一点也没有过火。

在这幅员和组织都是空前的大帝国里，怎样永久维持皇室的统治权力，这是始皇灭六国后面对着的最大问题，且看他如何解答。

帝国成立之初，始皇令全国“大酺”来庆祝（秦法平时是禁三人以上聚饮的）。当众人还在醉梦中的时候，他突然宣布没收民间一切的兵器。没收所得被运到咸阳，铸成无数大钟和十二个各重一千石以上的“金人”，它们被放在宫廷里。接着他又把全国最豪富的家族共十二万户强迫迁到咸阳，放在中央的监视之下。没有兵器，又没有钱财，人民怎能够作得起大乱来？

次年，始皇开始进行一件空前的大工程：建筑脉通全国的“驰道”，分两条干线，皆从咸阳出发，其一东达燕、齐，其一南达吴、楚。道宽五十步，道旁每隔三丈种一株青松，路身筑得坚而且厚，遇着容易崩坏的地段，还要打下铜桩。这宏大的工程，乃是始皇的军事计划的一部分。他灭六国后为防死灰复燃，当然不会让各国余剩的军队留存，但偌大的疆土若用秦国原有的军队处处分派驻守，则分不胜分。而且若分得薄，一旦事变猝起，还是不够应付；若分得厚，就会渐渐造成外重内轻的局面。始皇不但不肯采用重兵驻防的政策，并且还把旧有六国的边城，除燕、赵北边的以外，统统拆毁了。他让秦国原有的军队依旧集中在秦国的本部，少数的地方兵只是警察的性质。驰道的建造，为的是让中央军在任何地方有叛乱的时候，可以迅速赶到去平定。历来创业之主的军事布置没有比始皇更精明的了。（1896年李鸿章骋使欧洲，过德国，问军事于俾斯麦，他的劝告有云：“练兵更有一事须知：一国的军队不必分驻，宜驻中权，扼要地，无论何时何地，有需兵力，闻令即行，但行军的道路，当首先筹及。”这正是秦始皇所采的政策。）

武力的统治不够，还要加上文化的统治；物质的缴械不够，还要加上思想的缴械。始皇三十四年（始皇即帝位后不改元，其纪年通即王位以来计），韩非的愚民政策终于实现。始皇在朝廷里养了七十多个儒生和学者，叫作博士。有一次某博士奉承了始皇一篇颂赞的大文章，始皇读了甚为高兴，另一位博士却上书责备作者的阿谀，并且是古非今地对郡县制度有所批评。始皇征问李斯的意思，李斯复奏道：

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者，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城旦者，旦起行治城，四岁刑）。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以吏为师。

始皇轻轻地在奏牍上批了一个“可”字，便造成了千古叹恨的文化浩劫。

以上讲的是始皇内防反侧的办法，现在再看他外除边患的努力。

自从战国中期以来，为燕、赵、秦三国北方边患的有两个游牧民族，东胡和匈奴——总名为胡。东胡出没于今河北的北边和辽宁、热河一带，受它寇略的是燕、赵。匈奴出没于今察哈尔、绥远和晋、陕、甘的北边一带，燕、赵、秦并受它寇略。这两个民族，各包含若干散漫的部落，还没有统一的政治组织。它们在战国中期以前的历史十分茫昧，不过它们和春秋时代各种名色的戎狄似是同一族类，但它们是否为这些戎狄中某部分的后身，还有它们和各种戎狄间的亲谊是怎样，现在都无从稽考了。现在所知道的秦以前的胡夏关系史中，只有三个摇旗呐喊的攘胡人物的活动。第一个是和楚怀王同时的赵武灵王。他首先采用胡人的特长来制胡人，首先脱却长裙拖地的国装，而穿上短衣露袴的胡服，以便学习骑战。他领着新练的劲旅，向沿边的匈奴部落进攻，把国土向西北拓展。在新边界上，他筑了一道长城，从察哈尔的蔚县东北（代）至河套的西北角外（高阙），并且沿边设了代、雁门和云中三郡。第二个攘胡的英雄是秦舞阳（随荆轲入秦的副使）的祖父秦开。他曾被“质”在东胡，甚得胡人的信任。归燕国后，他率兵袭击东胡，把他们驱逐到一千多里外，这时大约是乐毅破齐前后。接着燕国也在新边界上筑了一道长城，从察哈尔宣化东北（造阳）至辽宁辽阳县北（襄平），并且沿边设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和辽东五郡。秦开破东胡后，约莫三四十年，赵有名将李牧，戍雁门，代郡以备胡。他经过长期敛兵坚守，养精蓄锐，乘着匈奴的骄气突然出战，斩了匈奴十多万骑，此后十几年间，匈奴不敢走近赵边。

当燕、赵对秦做最后挣扎时，根本无暇顾及塞外，而始皇初并六国忙着辑绥内部，也暂把边事抛开，因此胡人得到了复兴的机会。旧时赵武灵王取自匈奴的河套一带，现在复归于匈奴了，而始皇三十二年，甚至还出现了“亡秦者胡”的谶语。于是始皇派蒙恬领兵三十万北征，不久就收复了河套，并且进展至套外，始皇在新得的土地上设了九原郡。为谋北边的一劳永逸，始皇于三十三至三十四年间，又经始两件宏大的工程：其一是从河套外的九原郡治起，筑了一条长一千八百里的“直道”，直通关内的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从此至咸阳有泾、渭可通）；其二是把燕、赵北界的长城，和秦国旧有的西北边城连接起来，大加修葺，傍山险，填溪谷，西起陇西郡的临洮（今甘肃岷县境），东迄辽东郡的碣石（在渤海岸朝鲜境），这就是后世有名的“万里长城”。

始皇经营北边，有一半是防守性质，但他开辟南徼，则是纯粹的侵略。

现在的两广和安南，在秦时是“百越”（越与粤通）种族所居。这些种族和浙江的於越大约是同出一系的，但文化较於越远为落后。他们在秦以前的历史完全是空白。在秦时，他们还过着半渔猎、半耕稼的生活，他们还仰赖中国的铜铁器，尤其是田器。他们还要从中国输入马、牛、羊，可见牧畜业在他们中间还不发达。不像北方游牧民族的犷悍，也没有胡地生活的艰难，他们绝不致成为秦帝国的边患，但始皇却不肯放过他们。灭六国后不久（始皇二十六年？），他即派尉屠睢领着五十万大军去征百越，并派监禄凿渠通湘、漓二水（漓水是珠江的上游），以便输运。秦军所向无敌，越人逃匿于深山丛林中。秦军久戍，粮食不继，士卒疲饿，越人乘机半夜出击，大败秦军，杀屠睢。但始皇续派援兵，终于在三十三年把百越平定，并在他们的土地上，分置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南海郡略当今广东省，桂林郡略当广西省，象郡略当安南中北部）。百越置郡之后，当时中国人所知道的世界差不多就完全归到始皇统治之下了。琅琊台的始皇纪功石刻里说：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这石刻中所记竟去事实不远了。

以上所述一切对外对内的大事业，使全国瞪眼咋舌的大事业，是始皇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的。

四 帝国的发展与民生

像始皇这样的励精刻苦，在历代君主中确是罕见。国事无论大小，他都要亲自裁决，有一个时期，他每日用衡石秤出一定分量的文牍，非批阅完了不肯休息。他在帝位的十二年中，有五年巡行在外，北边去到长城的尽头——碣石，南边去到衡山和会稽岭。他觉得自己的劳碌，无非是为着百姓的康宁。他对自己的期待，不仅是要成为一个英君，而且是要成为一个圣主。他唯恐自己的功德给时间掩没。他在二十八年东巡时曾登峄山，和邹鲁的儒生商议立石刻词，给自己表扬功绩；此后，他所到的胜地，大抵也都置有同类的纪念物。我们从这些铭文（现存的有峄山、泰山、之罘、琅琊、碣石、会稽六处的刻石文，原石唯琅琊的存一断片）可以看见始皇的抱负。他“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他“忧恤黔首（秦称庶民为黔首），朝夕不懈”，他“功盖五帝，泽及牛马”。对于礼教，他也尽了不少的力量。他明确立法：“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在他自己看来，人力所能做的好事，他都做了，而且他要做的事，从没有做不到的。他从没有一道命令，不成为事实，也从没有一个抗逆他意旨的人，能保得住脑袋。

但人总有遗憾，始皇唯一的遗憾就是志愿无尽，而生命有穷。不过这也许有补救的办法。海上不是据说有仙人所居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岛吗？仙人不是有长生不死的药吗？于是他即帝位的第三年，就派方士徐福（一作巿，音同）带着童男女数千人，乘着楼船，入海去探求这种仙药，可惜他们一去就渺无消息了（后来传说徐福到了日本，成为日本人的祖先，那是不可靠的）。续派的方士回来说，海上有大鲛鱼困住船只，所以到不得蓬莱，始皇便派弓箭手跟他们入海，遇着这类可恶的动物便用连弩去射。船摆脱了鲛鱼，但蓬莱还是找寻不着。

始皇只管忙着去求长生，他所“忧恤”的黔首却似乎不识好歹，只盼望他速死！始皇三十六年，东郡（河北、山东毗连的一带）落了一块陨石，就有人在上面刻了“始皇死而地分”六个大字。

始皇能焚去一切《诗》《书》和历史的记录，却不能焚去人们记忆中的六国亡国史；他能缴去六国遗民的兵器，却不能缴去六国遗民（特别是一班遗老遗少）的亡国恨；他能把一部分六国的贵族迁到辇毂之下加以严密的监视，却不能把全部的六国遗民同样处置。在旧楚国境内就流行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谚语。当他在二十九年东巡行到旧韩境的博浪沙（在今河南阳武县东南）中时，就有人拿着大铁椎向他狙击，中了副车，只差一点儿没把他击死。他大索凶手，竟不能得。

而且始皇只管“忧恤黔首”，他的一切丰功烈绩，乃是黔首的血泪造成的！谁给他去筑“驰道”，筑“直道”，凿运渠？是不用工资去雇的黔首！谁给他去冰山雪海的北边伐匈奴，修长城，守长城？谁给他去毒瘴严暑的南荒平百越，戍新郡？谁给他运粮转饷，供给这两方的远征军？都是被鞭扑迫促着就道的黔首！赴北边的人，据说，死的十有六七；至于赴南越的，因为不服水土，情形只有更惨。人民被征发出行，不论去从军，或是去输运，都好像被牵去杀头一般，有的半途不堪虐待，就自缢在路边的树上，这样的死尸沿路不断地陈列着。最初征发的是犯罪的官吏、“赘婿”和商贾，后来推广到曾经做过商贾的人，最后又推广到“闾左”——居住在里闾左边的人。（赘婿大概是一种自己卖身的奴隶，即汉朝的赘子。商人尽先被征发是始皇压抑商人的手段之一。战国时代，法家和儒家的荀子都认商人为不事生产而剥削农民的大蠹，主张重农抑商。这政策为始皇采用，琅琊刻石就有“上农除末”之语。“闾左”在先征之列者，盖春秋战国以来，除楚国外习俗忌左，居住在闾左的，大抵是下等人家。）征发的不仅是男子，妇女也被征去做运输。有一次南越方面请求三万个“无夫家”的女子去替军士缝补，始皇批准了一万五千。计蒙恬带去北征的有三十万人，屠睢带去南征的有五十万人，而后来添派的援兵和戍卒，及前后担任运输和其他力役的工人，当在两军的总数以上。为这两方面的军事，始皇至少摧残了二百万家。

这还不够。始皇生平有一种不可多得的嗜好——欣赏建筑。他东征以来，每灭一国，便把它的宫殿图描画下来，在咸阳渭水边的北阪照样起造。后来他又嫌秦国旧有的朝宫（朝会群臣的大礼堂）太过狭陋，便在渭南的上林苑里另造一所，于三十五年动工。这次的工程首先是在阿房山上做朝宫的前殿，这殿东西广五百步，南北长五十丈，上层可以坐一万人，下层可以树五丈的大旗；之后要从殿前筑一条大道，达到南山的极峰，在上面树立华表，当作朝宫的阙门，从殿后又筑一条大道，渡过渭水，通到咸阳。先时始皇即王位后，便开始在骊山建筑自己的陵墓，灭六国后拨了刑徒七十余万加入工作，到这时陵墓大半完成，乃分一部分工人到阿房去。这两种工程先后虽只共用七十余万人，但此外运送工粮和材料（材料的取给远至巴蜀荆楚）的夫役还不知数，而这些人却多半是无罪的黔首。

这还不够。上说种种空前的兵役和工程所需的粮饷和别项用费，除了从黔首身上出，还有什么来源？据说始皇时代的赋税，要取去人民收入的三分之二。这也许言之过甚，但秦人经济负担的酷重，却是可想见的了。

这依旧不够。苦役重税之上，还有严酷而且滥用的刑罚。秦的刑法，自商鞅以后，在列国当中已是最严苛的了。像连坐、夷三族等花样，本就是六国人民所受不惯的，而始皇更挟着虓虎的威势，去驭下临民。且看几件他杀人的故事。有一回他从山上望见丞相李斯随从的车骑太多，不高兴，李斯得知以后便把车骑减少，始皇追究走漏消息的人不得，便把当时在跟前的人统统杀了。东郡陨石上刻的字被发现后，始皇派御史去查办，不得罪人，便命把旁边的居民统统杀了。又一回，有两个方士不满意始皇所为，暗地讪谤了他一顿逃去，始皇闻之大怒，又刺探得别的儒生对他也有不敬的话，便派御史去把咸阳的儒生都召来案问。这些儒生互相指攀，希图免罪，结果牵涉了四百六十人，始皇命人把他们统统活埋了。这便是有名的“坑儒”事件。始皇的执法如此，经过他的选择和范示，郡县的官吏就很少不是酷吏了。

但始皇的长子扶苏却是一个蔼然仁者，对于始皇的暴行，他大不谓然。当坑儒命令下达时，他曾替诸儒缓颊，说他们都是诵法孔子的善士，若绳以重法，恐天下不安。始皇大怒，把他派去北边监蒙恬的军，但二世皇帝的位，始皇还是留给他的。及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巡行至沙丘（今河北平乡县东北），病笃，便写定遗书，召他回咸阳会葬并嗣位。书未发而始皇死，当时，书和玺印都在宦官赵高的手中，而始皇的死也只有赵高、李斯和另几个宦官知道。赵高和蒙恬有仇隙，而蒙恬是太子的亲信，李斯也恐怕蒙恬夺去他的相位，于是赵李合谋，一面秘不发丧，一面把遗书毁了，另造两封伪诏，一封传位给公子胡亥（当时从行而素与赵高亲昵的），一封赐扶苏、蒙恬死。后一封诏书到达时，扶苏便要自杀，蒙恬却疑心它是假的，劝扶苏再去请示一遍，然后自杀不迟。扶苏说：“父亲要赐儿子死，还再请示什么？”说完便立即自杀了。

胡亥即二世皇帝位时，才二十一岁。他别的都远逊始皇，只有在残暴上是“跨灶”的。赵高以拥戴的首功最受宠信，他处处要营私，只有在残暴上是胡亥的真正助手。在始皇时代本已思乱的人民，此时便开始摩拳擦掌了。

第二章 秦汉之际

一 陈胜之起灭

二世皇帝元年七月，在旧楚境的蕲县大泽乡停留着附近被征发去防守渔阳的闾左兵九百人。适值大雨，道路不通，这队伍已无法如期达到指定的处所。照当时的法律，将校误期，要被处斩，于是有两位下级将校陈胜和吴广，便秘密图谋免死的办法。他们想，当今的二世皇帝并不是依法当立的，当立的乃是公子扶苏，百姓多称赞他的贤惠，却不知道他已死，又有从前楚国最后抗秦而死的名将项燕，亲爱士卒，很得民心，民间传说他还活着，假如冒称扶苏项燕起兵，响应的必定很多。他们去问卜，卜者猜到来意，连称大利，并最后说道：“你们何不再向鬼神占卜一下？”二人会意。

不几天，兵士买鱼，忽然在鱼肝里得着一小卷绢帛，上面写着朱字：“陈胜王。”晚间，兵士又忽然发现附近树林中的神祠里有了火光，同时有怪声从那里传来，像狐狸作人语道：“大楚兴，陈胜王。”这种怪声每每把兵士们从梦中惊醒。从此，他们遇到陈胜就会偷偷看着他窃窃私语。

有一天统领官喝醉了酒，吴广在旁，出言特别不逊。统领官大怒，鞭了他一顿，又把剑拔出。吴广素来很得兵士的心，在旁的兵士都替他不平。他抢过了剑，把统领官杀掉，陈胜帮着他，把另外两个将官也结果了。陈、吴号召军中，大意说道：“你们因为大雨，已误了期，误了期就是处斩。即使不处斩，去戍守长城，也十有六七是要死的。大丈夫不死便了，死就要成个大名。王侯相将难道是生来就注定的吗？”在全军喧豗应和之下，陈吴二人以扶苏和项燕的名义树起革命的旗帜。军士袒着右臂，自号大楚。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

旬日之间，大泽乡、蕲县、陈城和附近若干县城皆落在革命军之手，而革命军在进攻陈城之时已有车六七百乘，骑千余，步卒数万人了。陈城在战国末年曾一度为楚国都城，革命军即以此为根据地。先前魏遗民大梁名士张耳、陈余为秦廷悬赏缉捕，变姓名隐居于陈，陈胜既入陈，二人进谒。是时，陈中父老豪杰正议推陈胜为王，二人却劝陈胜暂勿称王，而应立即领兵西进，同时派人立六国王室之后，以广树秦敌，使秦的兵力因敌多而分散，因分散而薄弱，然后乘虚入据咸阳，以号令诸侯，诸侯感再造之德，必然归服，如此则帝业可成。但陈胜不听，遂受推戴为张楚王，都于陈，以吴广为“假王”（假有“副”“贰”之意）。

自陈胜发难后，素日痛恨秦吏的郡县，随着事变消息的传到，纷纷戕杀守长，起兵响应。特别是在旧楚境内，几千人成一伙的不可胜数。陈胜遣将招抚略地，分途进取，举其要者，计有六路：其一，符离人葛婴略蕲以东；其二，陈人武臣及张耳、陈余略赵地；其三，魏人周巿略魏地；其四，吴广西击荥阳；其五，陈人周文（为一卜者，故项燕僚属）西进，向函谷关；其六，铚人宋留取道南阳向武关。

葛婴至东城，立襄强为楚王，后来闻得陈胜已在陈地自立为张楚王，乃杀襄强，归陈覆命，陈胜诛之。

武臣到邯郸即自立为赵王，分命张耳、陈余为将相。陈胜闻讯大怒，把三人的家属拘捕起来，将加诛戮，继而听了谋士的劝谏，又把他们迁到宫中。陈胜派人去向武臣等道贺，并请他们速即进兵关中。他们哪里肯听，却派韩广去略取燕地。韩广至燕，旋即自立为燕王。

周巿定了魏地，东进至齐。时齐王室之后田儋已自立为齐王，以兵拒之。巿军败散，还归于魏，魏人推戴他为王，他受应，却要立魏王室之后魏咎。时咎在陈胜军中，巿派人迎之，往返五次，陈胜才答应放他赴魏。

武臣之立在八月，韩广、田儋之立在九月。周文的军队越过函谷关到达戏亦在九月。戏离咸阳不到一百里，此时，周文的军队已增加到兵卒数十万、车千余乘了。东方变乱的真情赵高一直瞒着二世，到这时终于瞒不住了。可是秦廷有什么办法呢？帝国的军队几乎尽在北边和南越，急猝间调不回来，咸阳直是一座空城，二世只得赦免在骊山工作的刑徒，并解放奴隶所生的男子，派章邯带去应战。周文来势虽盛，却经不起章邯一击便败走出关。章邯追至渑池，又大破之，周文自刎死，其军瓦解。这是二世二年十一月的事（秦以十月为首，二年十一月即在这一年正月之前，下仿此）。

章邯乘胜东下。这时吴广正围荥阳不下，其部将田臧等私计，秦兵早晚要到，那时前后受敌，必无幸理，不如留少数军队看守住荥阳，而用全部精兵去迎击章邯。他们认为吴广骄不知兵，不足与谋，便假托陈王的命令把他杀掉，并把他的首级传送至陈。陈王拜田臧为上将，并赐以楚令尹的印信。田臧迎击章邯于敖仓，一战败死。章邯进击至陈西，陈王出城监战，军败遁走，他的御者某把他杀掉，拿他的首级去投降。这是十二月的事。

陈胜，字涉，少时在田间做工。有一次他放下锄头叹气痴想了许久，对一个同伴说道：“有一天我富贵了，定不会忘记你。”那位同伴笑道：“你做长工，怎样富贵法？”后来陈胜做了张楚王，这位同伴便去叩阍求见，阍人几乎要把他缚起来，凭他怎样解释总不肯给他传达。他等陈胜驾出，拦路叫喊，陈胜认得他，把他载归宫里。他看见殿堂深邃，帷帐重叠，不禁嚷道：“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楚人叫“多”为“伙颐”。由此“伙涉为王”传为话柄。这客人出入王宫，扬扬自得，谈起陈胜的旧事，如数家珍。有人对陈胜说，这客人无知妄言，轻损王威，陈胜便把他杀掉了。自此陈胜的故旧尽皆退避。

宋留已定南阳，南阳人闻陈胜死复叛归于秦。宋留既无法入武关，东还至新蔡又与秦军遇，便解甲投降了，秦把他解到咸阳车裂示众。

章邯既破陈胜，遂进击魏王咎于临济，围其城。六月，齐王田儋救临济，败死。同月魏咎自杀，临济降于秦。其后儋子巿继立为齐王，咎弟豹继立为魏王。

二 项羽与巨鹿之战

项燕的先人累世做楚将，封于项，因以项为氏，而家于下相。项燕有子名项梁，梁有侄名籍字羽。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弃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责他，他却说：“书写只可以记姓名罢了，剑是一人敌，也不值得学，要学就学万人敌！”项梁于是教他兵法，但他略通大意后，再不深求。

项梁曾因事杀人，带着项羽逃匿于吴（今吴县，秦会稽郡治），吴中名士大夫都奉他为领袖，遇着地方上有大徭役或大丧事，都请项梁主办。项梁暗中用兵法约束宾客子弟，因此他的干才为人所知。项羽长成，身材魁岸，力能扛鼎，尤为吴中子弟所敬畏。

二世元年九月，会稽郡守和项梁商议起兵响应陈胜，打算派项梁和某人为将，是时某人正逃匿于山泽中。项梁说，只有他的侄子知道某人所在。说完，他离座外出，对项羽嘱咐了一番，又走进来，请郡守传见项羽，使召某人。项羽进见后，项梁向他使个眼色，说道：“可以了！”项羽便拔剑，砍下了郡守的头。项梁拿着郡守的首级佩了他的印绶。项羽连杀了好几十人，阖署慑伏听命，共奉项梁为会稽守。项梁收召徒众，得八千人。项羽为裨将，时年二十四。

二世二年二月，项梁叔侄率兵渡江而西。先时，广陵人召平为陈胜取广陵不下，闻陈胜败走，秦兵将到，便渡江至吴，假传陈胜之命，拜项梁为上柱国。项梁一路收纳豪杰，到了下邳（今江苏邳县）已有了六七万人。离下邳不远，在彭城之东，有秦嘉所领的一支义军，奉景驹（旧楚贵族景氏之后）为楚王。是时，众尚不知陈胜的下落，于是项梁声言秦嘉背叛陈王擅立景驹，大逆不道，即进击之。秦嘉败死，军降，景驹走死。

既而项梁得知陈胜确实已死，乃从居巢老人范增之策，访得楚王之孙（名心）于牧场中，立以为王，仍号楚怀王，都于盱眙（今江苏盱眙县），项梁自号武信君。这是六月的事。

自四月至八月间，项梁叔侄与秦军转战于今苏北、鲁南及豫东一带，连获大捷，项梁由此轻视秦军，时露骄色。部下宋义劝谏他道：“战胜而将骄卒惰乃是败征，现在士卒已渐形怠懈，而秦兵日增，大可忧虑。”但项梁不以为意。九月，章邯得到关中派来众盛的援兵之后还击楚军，大破之于定陶，项梁战死。

章邯破项梁军，认为楚地无足忧虑，乃渡河击赵。先时，赵地内乱，武臣被杀，张耳、陈余访得赵王室之后赵歇，继立其为赵王，居信都。章邯入邯郸，迁其民于河内，夷其城郭。张耳与赵王走入巨鹿城，章邯使王离围之，而自军于巨鹿南。陈余北收兵于常山，得数万人，军于巨鹿北。巨鹿城被围数月，粮乏兵单，危在旦夕，求援于陈余，而陈以力薄非秦敌为由，按兵不肯动。

项梁死后，楚军集中于彭地附近，怀王亦移节于彭城。巨鹿围急求救于诸侯，怀王拟派兵赴之。宋义自预言项梁之败而中，以知兵名于楚军。怀王召他来筹商，听了他的议论，大为赞赏，指派他为援赵军的统帅，称上将军，以长安侯项羽为次将军，范增为末将。宋义行至安阳（河南今县），逗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主张急速渡河，与赵军内外夹击秦军，但宋义却主张先让赵、秦决战，然后秦胜则乘其疲敝而击之，秦败则引兵西行，乘虚袭取咸阳。宋义还严申军令，禁止异动。

宋义派其子某为齐相，大排筵席为其饯行。是时岁荒粮绌，又适值天寒大雨，士卒饥冻。项羽昌言军中，责备宋义但顾私图，不恤士卒，不忠楚王。一天早晨，项羽朝见宋义，在帐中把他的头砍下，号令军中，说他通齐反楚，奉怀王令把他诛戮。诸将尽皆慑服，共推他为“假上将军”。项羽使人报告怀王，怀王就命他代为上将军。自杀了宋义之后，项羽威震楚国，名闻诸侯。

项羽既受了援赵军统帅之任，立即派二万人渡河救巨鹿。先锋连获小胜，陈余又请添兵，项羽于是率全军渡河。既渡，令凿沉船只，破毁釜甑，焚烧房舍，士卒每人只带三日粮，示以决死无归还之心。既至巨鹿，反围王离，九战秦军，绝其粮道，大破之，王离被虏，其部下要将或战死或自杀。这是二世三年十二月的事。

先前诸侯援军营于巨鹿城外，营地四周建了不下十几个壁垒，都不敢出战。及楚军开始进攻，诸侯军将领皆从壁上观看，见楚兵以一当十，呐喊声惊天动地，诸侯军士卒无不心惊胆震。项羽既破秦军，召见诸侯军将领，他们将入辕门，个个膝行而前，不敢抬头瞧望。于是项羽成了联军的统帅，诸侯军将领皆隶他麾下。

是时章邯尚军于巨鹿南，外见迫于项羽，内受二世的责备，又见疾于赵高，陷入进退维谷之境。陈余乘机投书给他，说道：

白起为秦将，南征鄢郢，北坑马服（马服谓赵将马服君赵奢之子括，此指长平之战），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竟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尽封，因以法诛之。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失亡以十万数，而诸侯并起，滋益多。彼赵高素谀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夫将军居外久，多内隙，有功亦诛，无功亦诛。且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常存，岂不哀哉？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纵，约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此孰与身伏鈇质、妻子为僇乎？

章邯得书，心中更加狐疑，秘密派人和项羽议降。议未成，项羽连接进击章邯军，大破之。章邯遂决意投降，项羽以军中粮绌许之。二世三年七月，章邯与项羽相会于洹水南殷墟上（即今河南安阳殷墟），立盟定约。章邯与项羽言及赵高事，为之泪下。

三 刘邦之起与关中之陷

当怀王派定了宋义等北上援赵之际，又派砀郡长武安侯刘邦西行略地，向关中进发。

刘邦，字季，泗川郡沛县（今江苏沛县）人。他家世寒微，从小却不肯学习生产技艺，壮年做了本县的泗水亭长（秦制若干户为一里，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他使酒好色，却和易近人，疏财乐施，县署的属吏常与他嘻嘻哈哈地大开玩笑。有一次，县长的旧友吕公来沛县作客，县中属吏都去拜贺，萧何替他收礼，声明贺礼不满千钱的坐在堂下。刘季骗阍人道：“贺礼万钱！”实则不名一钱。阍人领了他进来，吕公看了他的相貌大为惊讶，特加敬重。萧何笑道：“刘季只会吹牛，本领有限。”刘季满不在乎地据了上位，嘲弄座客，言语之间，一点也没有屈服。酒罢，吕公暗中使眼色留他。客散之后，吕公对他说，自己生平喜欢看相，看过的相也不少，但从未见过他这样好的相貌，望他自爱。就在这一次叙会中，吕公把女儿许嫁了给他，后来吕婆虽严重抗议也无效。

秦朝初年征各地刑徒赴骊山工作，沛县的刑徒便是由泗水亭长押去。这些刑徒半路便逃脱了许多。刘季预计，到得骊山时，他们势必会跑个精光。行至丰县西泽，他停下痛饮，半夜，便把剩下的刑徒通通放了，自己也准备逃亡。刑徒中有十几个壮汉要跟随他，刘季于是领了这班人匿在芒、砀两县的山泽岩石之间。他们维持生活的方法似乎是不很名誉的，所以历史上没有交代。

陈胜发难后，沛县县令打算响应。县吏萧何和曹参替他计议，认为他以秦吏背秦，恐怕沛中子弟不服，不如把本县逃亡在外的壮士召来，可得几百人，有他们相助，众人就不敢不听命了。于是县令派樊哙去招刘季。这樊哙是刘季的党羽，以屠狗为业。刘季率领着部下约莫一百人，跟着樊哙回来，没想到沛令反悔，闭城不纳，还打算把萧、曹二人杀掉。二人跳城投奔刘季。刘季射书城上，劝县人诛沛令起事，否则城破之后，以屠城对付。县人遂共杀沛令，开城相迎。刘季受父老推戴为沛公，收县中子弟二三千人。这是二世元年九月的事。此后七个月内，刘季转战于今独山湖以西苏鲁两省相接之境，先后取沛（今江苏沛县）、丰（今江苏丰县）、砀（今安徽砀山县）做根据地。替刘季守丰的部将叛而附魏，刘季攻他不下，走去留县求助于景驹。他始终没有得景驹的帮助，却在留县遇到了张良。张良原是韩国的贵公子，其先人五世相韩，亡国后散家财谋报国仇。秦始皇在博浪沙遇刺，那凶手就是他所买的。这时他领了一百多个少年，相投景驹，遇了刘季，情投意合，便以众相从。后来楚怀王既立，张良说动了项梁，更立故韩公子韩成为韩王，之后他只得辞别刘季，往佐韩王。

景驹败死后，刘季往见项梁。项梁给他补充五千人，他得了这援助，才于二世二年四月把丰县攻下。从此刘季归附了项梁。他和项羽似乎很相得，两人总是共领一军出战或同当一面，像是形影不离的。据说当怀王派刘季西行时，项羽也请求同往，只是怀王左右的老将们极力反对。他们以为项羽剽悍残暴，是屠城的能手，而关中人民久苦苛政，需要德服，他一去，反失人心。唯有刘季，忠厚和者，可胜宣抚之任。怀王因此不许项羽和刘季偕行。

宋义、项羽等北上救赵之军和刘季西进之军，同于二世二年闰九月（当时称后九月）分途出发。刘季转战于今豫东、豫南，取道南阳以向武关。这时秦军的主力被牵制在河北，这一路的楚军并未遇着劲敌。刘季从洛阳南下，复与张良相会。先时，张良同韩王领兵千余，西略韩地，取了数城，但又被秦军夺回，只得在颍川一带打游击战。至是，他领兵与刘季合，占领了韩地十余城。刘季令韩王留守阳翟，自己则同张良前进，略南阳郡。郡守兵败，退守宛地，刘季便越过宛城而西。张良谏道：“现在虽急于入关，但关中兵尚众，且凭险相拒，若不攻下宛城，腹背受敌，这是危道。”刘季便半夜隐匿旗帜，绕道回军，黎明，围宛城三匝。南阳守以城降，刘季封他为殷侯。由此西至武关，一路所经城邑纷纷迎降。二世三年八月武关陷。是月，赵高弑二世，使人来约降，刘季等以为诈，继进。九月崤关陷。刘季初欲急攻崤关，张良以为守将乃屠户之子，可以利动，于是楚军一面派人先行，预备五万人的餐食，并在山上多树旗帜为疑兵，一面派人拿重宝去游说守将，守将果然变志，愿和楚军同入咸阳。刘季将要答应他，但张良以为只是守将要反，怕士卒不从，不从可危，不如乘其怠懈进击。刘季依计，遂破崤关。是月，秦军再战于蓝田南，复大败。次月，刘季入咸阳。先时赵高既弑二世，继立其侄子婴，贬去帝号，称秦王，子婴又袭杀赵高。至是，子婴以绳系颈，乘素车白马，捧着皇帝的玺印，迎接刘季于灞上（今陕西西安市东十三里）的帜道旁。

秦历以九月为岁终，而秦可说是终于二世三年九月。此后五十四个月，即四年半后，刘季乃即皇帝位，汉朝开始。中间纪事，系年系月，甚成问题。若用公元，年次固可约略相附，但月份则尚无正确的对照。汉人以二世三年之后为汉元年，且汉初沿秦历法，以十月为岁首，故以汉元年十月接秦二世三年九月。但此时尚无汉朝，何有汉年？今别无善法，只得依之。

四 项羽在关中

刘季到了咸阳，看着堂皇的宫殿、缛丽的帷帐和无数的美女狗马珍宝，便住下不肯出。最后是奈不得樊哙和张良苦劝婉谏，才把宫中的财富和府库封起，退驻灞上，以等待各方的领袖来共同处分。他又把父老召来，宣布废除秦朝的苛法，只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人民大喜，纷纷送上牛羊来犒军，刘季一概辞谢不受。

项羽既定河北，率楚军、诸侯军及秦降军西向关中，行至新安，闻秦降卒有怨声，虑其为变，尽坑之。

当初怀王曾与诸将约，谁先入关中，即以此地封他为王，刘邦因此以关中的主人自居。而项羽西进之前已封了章邯为雍王（秦地古称雍州），大有否认怀王初约之意。刘季闻讯，派兵守函谷关，拒外军入境，同时征关中人民入伍以扩充实力。

项羽至函谷关，不得入，大怒，攻破之，进驻鸿门，与刘季军相距只四十里。是时，项羽军四十万，号百万；刘季军十万，号二十万。项羽大飨军士预备进攻。项羽的叔父项伯曾受张良救命之恩，半夜去给张良通消息，劝张良快跟他走，张良却替刘季拉拢他。刘季与项伯一见如故，杯酒交欢，约为婚姻。刘季道：“我入关以来，秋毫不敢有所沾染，簿籍吏民，封闭府库，以等待项将军。派人守关，只是警备盗贼。日夜盼望项将军到，哪里敢反？”他恳求项伯代为解释，项伯答应了，并约他次日早晨亲到鸿门营中来。

项羽听了项伯的话，芥蒂已消，又见刘邦亲到，反而高兴起来，留他宴饮。项羽、项伯坐西，范增坐北，刘季坐南，张良坐东。范增力主剪除刘季，席间屡次递眼色给项羽，同时举起所佩的玉玦，示意项羽尽快决断，但项羽都黯然不应。范增出去，一会儿又进来。随后不久，项庄入来奉酒，奉毕说道：“君王和沛公饮酒，军营里没有什么可以助兴的，让我来舞剑！”项羽说：“好！”项庄便舞起剑来，项伯亦拔剑起舞。项庄屡屡逼近刘季，项伯屡屡掩护着刘季。正对舞间，张良出去，一会儿又进来。随后，门外喧嚷声起，一人带剑持盾闯进帐中，鼓起眼睛盯着项羽。项羽按剑翘身（时席地坐），问他要做什么。张良说：“那是沛公的骖乘樊哙。”项羽说：“壮士！赏他酒。”于是军士上前给了樊哙一大杯。樊哙拜谢了，一口喝干。项羽说：“赏他一个猪肩！”军士拿上来一只生的。樊哙把盾覆在地上，把猪肩放在盾上，拔剑切肉便啖。项羽问他可还能饮不，他说：“臣死也不避，何况杯酒？”接着他痛陈刘季的功劳，力数项羽的不是。项羽无话可答，只请他坐，他便挨张良坐下。自从樊哙闯入，舞剑便停止了。樊哙坐下不久，刘季说要如厕，借机走开，张良跟着他。过了许久，张良单独回来，带了好些玉器。张良作礼道：“沛公很抱歉，因饮酒过多，不能亲来告辞。托下臣带了白璧一对献与大王（项羽），玉斗（酒器）一对献与大将军（范增）。”项羽问沛公在哪里，张良说：“他听说大王有意责难他，已回营去了。”项羽收下白璧，放在几上，范增则把玉斗扔在地下，拔剑撞了个粉碎。

随后项羽入咸阳，屠城，杀子婴，烧秦宫室，收财宝妇女，然后发号施令，分割天下。他尊怀王为义帝，却只给他湘江上游的弹丸之地，令他都于郴（今湖南郴州境内）。之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占旧楚魏地九郡，都于彭城。此外他还封立了十八个王国，列表如下：

我们看这表便可知道，其中哪些是不曾悦服项羽而被宰割的人。刘季指望割据关中而只得到僻远的汉中和巴蜀，这就不用说了。魏豹由魏王而缩为西魏王，赵歇由赵王而缩为代王，田巿由齐王而缩为胶东王，韩广由燕王而缩为辽东王，都是受了黜降的。此外，项羽在瓜分天下时所树的敌人，不见于表中的还有故齐相田荣和故赵将陈余。当初田儋战死后，齐人立田假为王，田荣（田儋弟）逐田假，更立儋子田巿而专齐政。田假走依项梁，由此田荣与项氏有隙。项羽以齐地分王田巿、田都、田安，而田荣无分，田荣怎肯甘心？陈余本与张耳为“刎颈交”，巨鹿之围时，张求援于陈，而陈竟以利害计较，按兵不动，两人从此成仇。但两人的“革命功绩”实不相上下。项羽因张耳相从入关，便以赵地的大部分封他为常山王，而仅以南皮等三县之地封陈余为侯，陈余由此深怨项羽。

五 楚汉之战及其结局

汉元年四月，在咸阳新受封的诸王分别就国。张良辞别刘季，往佐韩王，却送刘季到褒中。临别，张良劝他烧绝所过栈道，以示无北还之心，刘季依计。

五月，田荣发兵拒田都，击走之。田荣留田巿，不让他赴胶东。田巿惧怕项羽，逃亡就国。田荣追杀之，并自立为齐王。是时昌邑人彭越（以盗贼起）聚众万余人于巨野，无所属。田荣给他将军印，使其攻济北。越击杀济北王，于是田荣尽有全齐之地。彭越又进击楚军，大破之。陈余请得田荣的助兵，并尽发南皮三县兵，共袭常山，张耳败逃。二年十月陈余迎故赵王歇于代，复立为赵王。至此，齐、赵两地尽反楚。是月，义帝在就国途中，为项羽命人袭杀于江上。

刘季乘齐变，于元年八月突入关中。章邯兵败，被围于废丘（二年六月废丘始陷，章邯自杀）。塞王、翟王皆降汉。先时项羽挟韩王成归彭城，不使就国，继废之为侯，继又杀之，于是张良逃就刘季于关中。刘季以故韩襄王（战国时）之孙信为韩太尉，使张良将兵取韩地。二年十一月，韩地既定，刘季立信为韩王。先时河南王申阳亦降汉。

项羽权衡西北两方敌人的轻重，决定首先击齐。二年正月，他大败田荣于城阳，田荣遁逃，为人民所杀。项羽入城，坑降卒，之后提兵北进，一路毁城放火，掳掠妇女。齐人怨叛。荣弟田横，收散兵，得数万人，复返城阳。项羽还战，竟相持不下。刘季乘齐楚相斗之际东进，降西魏王豹，虏殷王卬，为义帝发丧，率诸侯兵五十六万伐楚，遂入彭城。项羽以精兵三万人还战，汉军大溃，被挤落谷水和泗水死的据说有十余万人。再战灵壁东，汉军又溃，被挤落睢水死的据说也有十余万人，睢水几乎被死尸填塞了。楚军围了刘季三匝。适值大风从西北起，折树发屋，飞沙走石，阴霾蔽天，白昼昏黑。楚军逆着飓风，顿时散乱，刘季才得带了几十骑遁走。但项羽一离开齐，田横复定齐地，立田荣子田广为王。刘季收聚散卒，又得萧何征调关中壮丁转运关中粮食来援，固守荥阳、成皋，军势复振。先时魏王豹于汉军败后，复叛归楚，汉使淮阴人韩信击之。九月，韩信俘魏王豹，定魏地。

此后战争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到汉三年九月为止。在这一阶段，汉正面大败，而侧面猛进。在正面，汉失荥阳、成皋（都在今河南成皋县境，荥阳在东，成皋在西）。刘季先后从荥阳、成皋突围先遁。其出荥阳时，将军纪信假扮着他，从东门出，以诳楚军，他才得从西门逃走，纪信因此被烧杀。在侧面，韩信取赵。先时，张耳败走，投奔汉，刘季微时曾为张耳客，因善待之。及会诸侯兵伐楚，求助于赵，陈余以汉杀张耳为条件。刘季把一个貌似张耳的人杀了，拿首级送去，陈余才派兵相助。后来陈余闻得张耳未死，便绝汉。汉使韩信击赵，杀陈余。在这阶段，还有两件大事可纪。其一，楚将九江王英布先已离心，又受了汉所遣辩士的诱说，遂举九江降汉。英布旋被项羽击败，只身逃入汉，但项羽已失去一有力臂助了。其二，项羽中了汉的反间计，对一向最得力的谋臣范增起了猜疑，范增愤而告退，归近彭城，疽发背死。

第二阶段至汉四年九月。在这一阶段，韩信南下取齐，楚军援齐大败，韩信遂定齐地。而彭越（于田荣死后归汉）为汉守魏地，时出游兵断楚粮道，荥阳、成皋的楚军大窘。项羽抽军自领回击彭越，汉乘机收复成皋，并进围荥阳。项羽引兵还广武（在荥阳附近，荥泽与汜水之间），与汉相持数月。项羽因前方粮绌后方又受韩信的抄袭，想和汉决一死战，而汉却按兵不出，于是他只得与汉约和。双方约定，楚汉中分天下，以鸿沟（在广武、荥泽间）为界准，其东属楚，其西属汉，除此之外，楚还要放还先前所掳汉王之父及妻。约成，项羽便罢兵东归。

以下是最后阶级。初时刘季也打算罢兵西归，但张良等力劝乘势灭楚。五年十月，汉追击项羽军于固陵（今河南淮阳县西北），大败之。刘季约韩信、彭越会师，而二人不至。先时韩信既定齐，自请立为齐王，刘季忍怒许之，彭越只拜魏相国。至是张良献计：韩信故乡在楚，指望做楚王，而彭越据魏地，亦指望做魏王，若能牺牲楚、魏二地的一部分，许与他们，他们必然效命。刘季依计，二人立即会师。十一月，汉遣别将渡淮围寿春，又诱降楚舒城守将，以舒屠六。十二月，项羽至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兵少食尽，汉军围之数重。项羽率八百余骑溃围而出，到了长江西岸的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乌江浦）只剩下二十六骑。乌江渡口单摆着一只小船，乌江亭长请他立即下渡，说道：“江东虽小，也有几千里地，几十万人；现在只有这一只船，汉兵即使追来，也无法飞渡。”项羽说：“我当初领江东子弟八千，渡江西去，如今无一人归还，即使江东父老怜恤我，奉我为王，我又有何面目再见他们？他们即使不说话，难道我不问心有愧？”于是他把所乘的骓马赏给了亭长，令他先走，自己与从人步行，持短兵接战。他连接杀了几百人，身上受了十几伤，然后拔剑自刎。

正月，汉王立韩信为楚王，领淮北，都下邳；立彭越为梁王，领魏地，都定陶。随后，诸侯向汉王上了一封献进书，内容如下：

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项羽所立，旋废之）、赵王张敖（汉立张耳为赵王，先时已死，其子敖嗣）、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时秦为无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

刘季经过一番逊让之后，于二月即皇帝位于定陶附近的汜水之南。是月封吴芮为长沙王，领长沙、象郡、桂林、南海四郡；又封故粤王无诸（秦所废，后从诸侯伐秦）为闽粤王，领闽中地。初定都洛阳，五月迁都于长安。

刘季做了七年皇帝（前202年至前195年）而死，庙号太祖高皇帝。（《广阳杂记》卷二：“考得高祖起沛年四十八，崩时年六十三。”不知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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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西汉篇

张荫麟

第一章 大汉帝国的发展

一 纯郡县制的重建

刘邦即帝位之初，除封了七个异姓的“诸侯王”外，又陆续封了一百三十多个功臣为“列侯”。汉朝的封君，主要的就是这诸侯王和列侯两级。在汉初，这两级的差异是很大的。第一，王国的境土“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这七个王国合起来就占了“天下”的一大半，但侯国却很少有大过一县的。刘邦序次功臣，以萧何为首，而萧何初受封为酂侯时，只食邑八千户；后来刘邦想起从前徭役咸阳时，萧何多送了二百钱的赆，又加封给他二千户；后来萧何做到相国，又加封五千户，合共一万五千户。终汉之世，也绝少有超过四万户的列侯。第二，诸侯王除享受本国的租税和徭役外，还握着本国政权的大部分。汉代中央的官制大抵抄袭秦朝，而王国的官制是和中央一样的，于是中央有丞相，王国也有之；中央有御史大夫，王国也有之；中央有太尉，王国则有中尉。王国的官吏，除丞相外，皆由诸侯王任免。但列侯在本“国”，只享受额定若干户的租税和徭役（譬如某列侯食五千户，而该国的民户超过此数，则余户的租税仍归中央），并没有统治权。他们有的住长安，有的在别处做官，多不在本国。侯国的“相”实际是中央所派的地方官，和非封区里的县令或县长相等（汉制万户以上的县置令，万户以下的县置长），他替列侯征收租税，却不臣属于列侯。在封君当中，朝廷所须防备的只有诸侯王，列侯在政治上是无足轻重的。

最初，诸侯王都是异姓的。异姓诸侯王的存在并非刘邦所甘愿，只是他们在新朝成立之前都早已据地为王。假如刘邦灭项之后，不肯承认他们既得的地位，他们在自危之下，必会联合起来抵抗刘邦，到时刘邦能否做得成皇帝，还未可知。所以当刘邦向群臣询问自己所以成功的原因，就有人答道：

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不过刘邦在未做皇帝之前，固能“与天下同利”，做了皇帝之后就不然了。他在帝位未坐稳之前，不能把残余的割据势力一网打尽，但在帝位坐稳之后，却可以把他们各个击破。他最初所封诸王，除了仅有众二万五千户的长沙王外，其他的后来都被他解决了。假如刘邦有意重振前朝的纯郡县制度，他很可以把异姓诸侯王的国土陆续收归中央，因为此时纯郡县制度恢复的主要障碍似乎只是心理的。但秦行纯郡县制十五年而亡，周行“封建”享祀八百年，这个当头的历史教训，使得刘邦和他的谋臣认“封建”制为天经地义。于是异姓的“诸侯王”逐渐为刘邦的兄弟子侄所替代，到后来，他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不过汉初的“封建”制和周代的“封建”制，名目虽同，实则大异。在周代，邦畿和藩国都包含着无数政长而兼地主的小封君，但在汉初，邦畿和藩国已郡县化了，而且后来朝廷对藩国的控制也严得多：藩国的兵符掌在朝廷所派的丞相手里，诸王侯非得他的同意不能发兵。

在高帝看来，清一色的刘家天下比之宗室和异姓杂封的周朝，应当稳固得多了，但事实却不然。他死后不到二十年，中央对诸侯王国的驾驭就已成为问题。文帝初即位的六年间，济北王和淮南王先后叛变，虽然他们旋即被灭，但拥有五十余城的吴王濞又露出不臣的形迹。他收容中央和别国的逃犯，将其用为爪牙；又倚恃自己镕山为钱、煮海为盐的富力，把国内的赋税免掉，以收买人心。适值吴太子入朝，和皇太子（即后日的景帝）赌博，争吵起来，给皇太子当场用博局格杀了，从此吴子濞一面称病不朝，一面加紧“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文帝六年，聪明盖世的洛阳少年贾谊（时为梁王太傅）上了有名的《治安策》，认为时事有“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一（今本作可为流涕者三，据夏炘《贾谊政事疏考补》改），可为长太息者六。”其“可为痛哭者一”便是诸侯王的强大难制。他比喻道：“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他开的医方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那就是说，分诸侯王的土地，以封他们的兄弟或子孙，这一来诸侯王的数目增多，势力却减少了。后来文帝分齐国为六，淮南国为三，就是这政策一部分的实现。齐和淮南被分之前，颖川人晁错提出了一个更强硬的办法，就是把诸侯王土地的大部分削归中央。这个提议，宽仁的文帝没有加以理会，但他的儿子景帝继位后，便立即采用了。临到削及吴国，吴王濞便勾结胶东、胶西、济南、菑川（此四国皆从齐分出）、楚、赵等和吴共七国，举兵作反。这一反却是汉朝政制的大转机。中央军在三个月内把乱事平定，景帝又乘着战胜的余威，把藩国一切官吏的任免权收归朝廷，同时把藩国的官吏大加裁减，把它的丞相改名为相。经过这次的改革后，诸侯王名虽封君，实则成了食禄的闲员；藩国虽名封区，实则变为中央直辖的郡县了。往后二千余年中，中国所行的“封建制”多是如此。

景帝死，武帝继位，更双管齐下地去强干弱枝。他极力推行贾谊的分化政策，从此诸侯王剩余的经济特权也大大减缩，他们的食邑最多不过十余城，即便是最小的侯国，武帝也不肯放过，每借微罪把它们废掉。依汉制，皇帝每年八月要在宗庙举行大祭，叫作“饮酎”，届时王侯要献金助祭，叫作“酎金”。武帝一朝，列侯因为酎金成色恶劣或斤两不够而失去爵位的，就有一百多人。

景武之际是汉代统治权集中到极的时期，也是国家的富力发展到极的时期。

秦代十五年间，空前的工役和远征已弄到民穷财尽。接着八年的苦战（光算楚汉之争，就有“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又好比在羸瘵的身上更加剜戕。这还不够，高帝还定三秦的次年，关中闹了一场大饥荒，人民相食，死去大半。及至天下平定，回顾从前的名都大邑，多已半付蒿莱，它们的人口往往也十去八九。高帝即位后二年，行过曲逆，登城眺望，极赞这县的壮伟，以为在他所历的都邑中，只有洛阳可与之相比，但一问户数，则秦时本有三万，乱后只余五千。这时不独一般人民无蓄积可言，连将相有的也只得牛车，皇帝也无力置备纯一色的驷马。

好在此后六七十年间，国家大部分享着不断的和平，而当权的又大都是“黄老”的信徒，守着省事息民的政策。经这长期的培养，社会又从复苏而趋于繁荣。武帝即位的初年，据同时代的史家司马迁的观察，“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计算）。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而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马聚）成群”。

政权集中，内患完全消灭；民力绰裕，财政又不成问题。这正是大有为之时，而恰好，武帝是个大有为之主。

二 秦汉之际中国与外族

在叙述武帝之所以为“武”的事业以前，我们得回溯秦末以来中国边境上的变动。

当秦始皇时，匈奴既受中国的压迫，同时它东边的东胡和西边的月氏（亦一游牧民族，在今敦煌至天山间，其秦以前的历史全无可考。《管子·揆度篇》和《逸周书·王会篇》中的禺氏，疑即此族）均甚强盛。因此匈奴只得北向外蒙古方面退缩。但秦汉之际的内乱和汉初国力的疲敝，又给匈奴以复振的机会。适值匈奴出了一个枭雄的头领——冒顿单于。冒顿杀父而即单于位约略和刘邦称帝同时，他把三十万的控弦之士套上铁一般的纪律，向四邻攻略：东边，他灭了东胡，拓地至朝鲜界；北边，服属了丁零（匈奴的别种）等五小国；南边，他不独恢复了蒙恬所取河套地，还侵入了今甘肃平凉至陕西肤施一带；西边，他灭了月氏，把国境伸入汉人所谓的“西域”之中（即今新疆及其以西和以北一带）。这西域包含三十多个小国，其中一大部分不久后也成了匈奴的臣属，匈奴在西域设了一个“僮仆都尉”去统辖它们，并且向它们征收赋税。冒顿死于文帝六年（前174年），是时，匈奴已俨然是一个大帝国了，它内分三部：单于直辖中部，和汉的代郡、云中郡相接；单于之下有左右贤王，分统左右两部；左部居东方，和上谷以东的边郡相接；右部居西方，和上郡以西的边郡及氐羌（在今青海境）相接。胡俗尚左，左贤王常以太子充任。

匈奴的土地虽广，但大部分是沙碛或卤泽，不生五谷，而除新占领的月氏境外，草木也不十分丰盛，因此牲畜不会十分蕃息。他们的人口还比不上中国的一个大郡。当匈奴境内人口达到饱和的程度以后，生活的艰难使他们不得不以劫掠中国为一种副业。而且就算没有生活的压迫，汉人的酒谷和彩缯对于他们也是莫大的引诱。匈奴的人数虽寡，但人人在马背上过活，全国皆是精兵，这是中国人所做不到的。光靠人口的量，汉人显然压不倒匈奴。至于两方战斗的本领，号称“智囊”的晁错曾做过精细的比较。他以为匈奴有三种长技：

（一）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如也。

（二）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兵）弗如也。

（三）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如也。

但中国却有五种长技：

（一）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

（二）劲弩长戟，射疏（广阔）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

（三）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器），弗能当也。

（四）材官（骑射之兵）驺（骤）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

（五）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

这是不错的。按理说，中国的长技比匈奴还多，那么，汉人对付匈奴应当自始便是不成问题的。可是汉人要有效地运用自己的长技，比之匈奴，却要困难得多。匈奴因为是游牧的民族，没有城郭宫室的牵累，“来如兽聚，去如鸟散”，到处可栖息，他们简直用不着什么防线。但中国则从辽东到陇西（辽宁至甘肃）都是对匈奴的防线，而光靠长城并不足以限住他们的马足。若是沿边的要塞皆长驻重兵，那是财政所不容许的。若临时派援，则汉兵到时，匈奴已远飏，汉兵要追及他们，难于捉影，但等汉兵归去，他们又卷土重来。所以对付匈奴，只有两种可取的办法：一是一劳永逸地大张挞伐，拼个你死我活；二是以重赏厚酬，招民实边（因为匈奴的寇掠，边地的居民几乎逃光），同时把全体边民练成劲旅。前一种办法，武帝以前没有人敢采；后一种办法是晁错献给文帝的，文帝也称善，但没有彻底实行。汉初七八十年间，中央对匈奴的一贯政策是忍辱修好，而结果殊不讨好。当高帝在平城给冒顿围了七昼七夜，狼狈逃归后，刘敬献了一道创千古奇闻的外交妙计：把嫡长公主嫁给单于，赔上丰富的妆奁，并且约定以后每年以匈奴所需的汉产若干奉送，作为和好的条件；这一来匈奴既顾着翁婿之情，又贪着礼物，就不便和中国捣乱了。高帝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舍不得公主，于是用了同宗一个不幸的女儿去替代。不过单于们所稀罕的毋宁说是“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之类，而不是托名公主而未必娇妍的汉女。所以从高帝初年到武帝初年间共修了七次“和亲”，而遣“公主”的只有三次。和亲使单于可以不用寇掠而得到汉人的财物，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手下没得到礼物或“公主”的将士们更不能满足。每度和亲大抵只能维持三几年的和平，而堂堂中国反向胡儿纳币进女，本身已是够丢脸了，贾谊所谓“可为流涕”的事，就是指此。

上面讲的，是汉初七八十年间西北两方面的边疆状况，让我们再看其他方面的。

在东北方面，朝鲜半岛上的国族还很纷纭，其中较大而与中国关系较密的是北部的朝鲜和南部的真番。真番在为燕所征之前无史可稽。朝鲜约自周初以来，燕齐的人民或因亡命，或因生计所迫，移殖日众；至迟到了秦汉之际，朝鲜在种族上及文化上皆已与诸夏融为一体，在语言上则和北燕属同一区域。在战国末期（确年无考），燕国破胡的英雄秦开（即副荆轲入秦的秦舞阳的祖父）曾攻朝鲜，取地二千余里。不久，朝鲜和真番皆成了燕的属地，燕人为置官吏。秦灭燕后，于大同江外空地筑障以为界，对朝鲜控制稍弛，朝鲜名虽臣服于秦，实不赴朝会。汉朝初立，理无远略，把东北界缩到大同江。高帝死时，燕王卢绾率叛众逃入匈奴，燕地大乱。燕人卫满聚党万余人，渡大同江，居秦故塞，收容燕齐的亡命之徒，继灭朝鲜，据其地为王，并降服真番及其他邻近的东夷小国。箕子的国祀经八百余年，至此乃绝。卫满依着朝鲜向来的地位，很恭顺地对汉称臣，与汉约定各保边不相犯，同时半岛上的蛮夷君长要来朝见汉天子时，朝鲜应不加阻碍。但到了卫满的孙右渠（与武帝同时）登上王位时，便不再和汉朝客气，他一方面极加招诱逃亡的汉人，一方面禁止邻国的君长朝汉。

在南方，趁秦末的内乱，闽越和西南夷均恢复自主，南越则为故龙川县（属南海郡）令真定（赵）人赵佗所割据。汉兴，两越均隶藩封。但南越自高帝死后已叛服不常，闽越在武帝初年亦开始侵边，而西南夷则直至武帝通使之时，还没有取消独立。

以上一切边境内外的异族当中，足以为中国大患的只有匈奴，武帝的对外举措也以匈奴为主要目标。总的来说，武帝灭朝鲜有一部分为的是“断匈奴右臂”，而他通西域则全是为“断匈奴左臂”。

三 武帝开拓事业的四时期

武帝一朝对待外族的经过，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包括他初即位的六年（前141年至前135年），这是承袭文景以来保境安民政策的时期。

武帝即位时才十六岁，太皇太后窦氏掌握着朝政。这位老太太是一个坚决的“黄老”信徒，有她和一班持重老臣的掣肘，武帝只得把勃勃的雄心暂时按捺下去。在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围攻东瓯（今浙江东南部）时，武帝就对严助说：“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于是他派严助持“节”去向会稽太守请兵，但因为“节”并不是发兵的正式徽识，严助几乎碰了钉子。在这一时期里，汉对匈奴不但继续和亲，而且馈赠还格外丰富，关市的留易也格外起劲，可是武帝报仇雪耻的计划早已决定了——他派张骞去通使西域就在即位的最初二年间。

第二个时期是从建元六年窦太后之死至元狩四年大将军霍去病兵临瀚海，凡十六年（前135年至前119年），这是专力排击匈奴的时期。

窦氏之死，让汉朝历史进入了新阶段。她所镇抑着的几支历史暗流，等她死后，便一齐迸涌，构成卷括时代的新潮。自她死后，在学术界里，黄老退位，儒家的正统确立；政府从率旧无为变而发奋兴作，从对人民消极放任变而为积极干涉。这些暂且按下不表，现在要注意的是汉廷的对外政策从软弱变而为强硬。她死后的次年，武帝便派重兵去屯北边；是年考试公卿荐举“贤良”，所发的问题之一，便是“周之成康……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氐、羌徕服……呜呼，何施而臻此欤？”次年，汉便向匈奴寻衅，使人诈降诱单于入塞，同时在马邑伏兵三十万骑，想要把单于和他的主力一举聚歼。这阴谋虽没有成功，但一场狠斗从此开始。

晁错的估量是不错的，只要汉廷把决心立定，把力量集中，匈奴绝不是中国的敌手。计在这一时期内，汉兵凡九次出塞挞伐匈奴，前后斩虏总在十五万人以上，只最后元狩四年（前191年）的一次，也是最猛烈的一次，就斩虏八九万人。先时，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左地的昆邪王惨败于霍去病将军之手，单于大怒，要加诛戮，他便投降了汉朝，而他带走的军士号称十万，实数也有四万多。光在人口方面，匈奴在这一期内就已受了致命的打击（匈奴比不得中国，即便二者遭受同数目的耗折也不能算一回事。计汉初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万，后来纵有增加，在此期内壮丁的耗折也总在全数一半以上）。在土地方面，匈奴在这一期内所受的损失也同样的大。首先，秦末再度沦陷于匈奴的河套一带（当时称为“河南”）给将军卫青恢复了。武帝用《诗经》中赞美周宣王征伐猃狁的“出车彭彭，城彼朔方”的典故，把新得的河套地置为朔方郡，并以厚酬召募人民十万，移去充实它，又扩大前时蒙恬所筑凭黄河为天险的边塞，从此畿辅才不受匈奴的威吓。后昆邪王降汉，又献上今甘肃西北的“走廊地带”（包括月氏旧地，为匈奴国中最肥美的一片地）。武帝把这片地设为武威、酒泉两郡（后来又从中分出张掖、敦煌两郡，募民充实之），从此匈奴和氐羌（在今青海境）隔绝，中国和西域乃得直接交通，而中国自北地郡以西的戍卒减去一半。后来匈奴有一首歌谣，纪念这一次的损失（依汉人所译），歌谣道：

失我焉耆（燕支）山，

使我妇女无颜色！

失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最后在元狩四年的一役，匈奴远遁瀚海以北，汉把自朔方渡河以西至武威一带（今宁夏南部，介于绥远和甘肃间）也占领了，并且在这里开渠屯田，驻吏卒五六万人（唯未置为郡县），更渐渐地向北蚕食。是年，武帝募民七十余万充实朔方以南一带的边境。

元狩五年至太初三年，凡十七年（前118年至前102年）间，是武帝对外的第三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匈奴既受重创，需要休息，不常来侵寇；武帝也把开拓事业转向别方：先后征服了南越、西南夷、朝鲜，并将它们皆收为郡县；从巴蜀开道通西南夷，役数万人；戡定闽越，迁其种族的一大部分于江淮之间，并且首次把国威播入西域。

西域在战国时是一个神话中的境地，屈原在《招魂》里描写道：

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

旋入雷渊，靡散而不可止些！

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

赤蚁若象，玄蜂若壶些！

五谷不生，丛菅是食些！

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

一直到张骞出使之时，汉人还相信那里的昆仑山为日月隐藏之所，其上有仙人西王母的宫殿和苑囿。对这神话中的境界，是武帝首先做了有计划的开拓。武帝在即位之初，早已留意西域。先时月氏国给匈奴灭了以后，一部分的人逃入西域，占据了塞国（今伊犁一带），驱逐了塞王，另建一新国，是为大月氏（余众留敦煌、祁连间为匈奴役属的叫作小月氏），他们对于匈奴，时图报复。武帝从匈奴降者的口中得到这消息，想联络月氏共伐匈奴，便募人去和它通使，汉中人张骞应募。这使事是一个很大的冒险。是时，汉与西域间的交通要道还是在匈奴人的掌握中，而西域诸国多受匈奴的命令。张骞未入西域，便为匈奴所获，拘留了十多年，他苦心保存着他那象征使者身份的“节”，终于率众逃脱。这十多年中，西域起了一大变化。先前有一个游牧民族，叫作乌孙的，在故月氏国西，给月氏灭了。他们投奔匈奴，被匈奴人收容，至是，受了匈奴的资助，向新月氏国发起猛攻。月氏人被迫开始第二次的逃亡，又找到一个富厚而文弱的国家——大夏（今阿富汗斯坦）——把它鸠居雀巢地占据了，遗下塞国的旧境为乌孙所有。张骞到大夏时，月氏人已给舒服的日子软化了，再不想报仇。张骞留居年余，不得要领而返，复为匈奴所获，幸而过了年余，单于死，匈奴内乱，他才得间逃归。骞为人坚忍、宽大、诚信，甚为蛮夷所爱服。他出国时同行的有一百多人，去了十三年，仅他和一个胡奴堂邑父得还。多亏这胡奴在路上给他射鸟兽充饥，否则他已经绝粮死了。

张骞自西域归还，是轰动朝野的大事。他给汉人的政治、商业和文化开了一道大门——后来印度佛教的输入，就是取道西域的。这我国史上空前的大探险，不久就成了许多神话故事的挂钉。《张骞出关志》《海外异物记》等类夸诞的书，纷纷地堆到他名下，可惜这些书现在都失传了。

张骞第二次出使是在元狩四年匈奴新败后，这回的目的是乌孙。原来乌孙自居塞地便国势陡强，再不肯朝事匈奴，匈奴派兵讨伐它，不胜，从此与它结下仇隙。张骞向武帝献计：用厚赂诱乌孙来归旧地（敦煌、祁连间），并嫁给公主，结为同盟，以断“匈奴右臂”；乌孙既归附，则在它西边的大夏（即新月氏）等国皆可收为外藩。武帝以为然，因派张骞再度出使。这回的场面比前次阔绰得多，受张骞统率的副使和将士共有三百多人，每人马二匹，带去牛羊以万数，金币价值“巨万（万万）”。骞至乌孙，未达目的，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归还，过了年余便死了。虽然目的不成，但乌孙也派了一行数十人跟他往汉朝报谢。这是西域人第一次来到汉朝的京都，窥见汉朝的伟大。骞死后不久，他派往其他国的副使也陆续领了报聘的夷人回来了，而武帝继续派往西域的使者也相望于道，每年多的十几趟，少的也五六趟，每一行大的几百人，小的也百多人，他们携带的礼物也大致同张骞时一般。于时，请求出使西域，或应募前往西域，成了郡国英豪或市井无赖的一条新辟的出路。西域的土产，如葡萄、苜蓿、石榴等植物，被种植在了大汉的土地上；音乐如摩诃、兜勒等曲调，也成了汉人间一时的风尚。乌孙的使人归去，宣传所见所闻，乌孙由此重汉。匈奴闻它通汉，要讨伐它，乌孙恐惧，乃于元封初年（前110年）和汉室联婚，结为兄弟。但匈奴闻讯，也把一个女儿送来，乌孙王不敢拒却，就一箭贯双雕地做了两个敌国的女婿。

中国在西域占优势乃是元封三年至太初三年（前108年至前102年）间对西域两次用兵以后的事。第一次用兵是因为当路的楼兰、姑师两小国，它们受不了经过汉使的需索和骚扰，勾通匈奴，攻劫汉使；结果，楼兰王被擒，国为藩属；姑师兵败国破，虽尚倔强，但其后二十年（前89年）终被武帝征服。第二次用兵是因为大宛国隐匿着良马，不肯奉献；结果在四年苦战之后，汉兵包围大宛的都城，迫得大宛的贵族把国王杀了投降。楼兰、姑师尚近汉边，大宛则深入西域的中心。大宛服，而汉的声威震撼西域，大宛以东的小国纷纷遣派子弟，随着凯旋军入汉朝贡，并留以为质。于是，汉自敦煌至罗布泊之间沿路设“亭”（驿站），又在渠犁国驻屯田兵数百人，以供给使者。

自汉结乌孙，破楼兰，降大宛，匈奴渐渐感到西顾之忧。初时东胡为匈奴所灭后，其余众分为两部：一部分退保鲜卑山，因号为鲜卑；一部分退保乌桓山，因号乌桓（二山所在，不能确指，总在辽东塞外远北之地）。汉灭朝鲜后，又招来乌桓，让它们居住在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五郡的塞外，从此匈奴又有东顾之忧。元封六年（前105年）左右，匈奴大约是为避与乌桓冲突，向西退缩；右部从前是和朝鲜、辽东相接，这时变成了和云中郡相对。至此，定襄以东，无复烽警，汉对匈奴的防线减短了一半。

武帝的开拓事业，也即汉朝的开拓事业，在这第三个时期已登峰造极。计在前一时期和这一时期内，他先后辟置了二十五个新郡；此外他征服而未列郡的土地尚有闽越、西域的一部分，和朔方以西、武威以东一带的故匈奴地。武帝时期最后一批的新郡，即由朝鲜所分的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四郡占朝鲜半岛偏北的大部分地区及今辽宁省的一部分。此外，在半岛的南部尚有马韩、弁韩、辰韩三族，谓之三韩，包含七十八国，皆臣属于汉），置于元封三年（前108年）。越二年，武帝把扩张了一倍有余的大帝国重加调整，将除畿辅及外藩以外的广大国土分为十三州，每州设一个督察专员，叫作“刺史”。这是我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变。

刺史的制度，渊源于秦朝各郡的监御史。汉初，这一官被废了，虽然有时丞相会遣使巡察郡国，但那不是常置的职官。刺史的性质略同监御史，而所监察的区域扩大了。秦时监御史的职权不可得而详，而西汉刺史的职权是以“六条”察事，举劾郡国的守相。那“六条”是：

（一）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二）二千石（即食禄“二千石”的官，指郡国的守、相）不奉诏书，倍公向私，旁谄牟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

（三）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刻暴，制削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

（四）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

（五）二千石子弟，怗倚荣势，请托所监。

（六）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

第一和第六条的对象都是“豪宗强右”，即横行乡里的地主。这一流人在当时社会上的重要性和武帝对他们的注意就此可以想见了。

武帝对外的第四个时期，包括他最后的十五年（前101年至前87年）。在这一时期，匈奴巨创稍愈，又来寇边。而中国经了三四十年的征战，国力已稍疲竭，屡次出师报复，屡次失利。最后，在征和三年（前90年）的一役中，汉军竟全军尽覆，主帅也投降了。祸不单行，是年武帝又遭家庭的惨变，太子冤死。次年，有人请求在西域轮台国添设一个屯田区，武帝在心灰意冷之余，以一道忏悔的诏书结束了他一生的开拓事业，略谓：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每口三十钱）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田轮台！……乃者贰师（李广利）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马复令是指许民因养马以免徭役之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又二年，武帝死。

不过这一时期中匈奴的猖獗只是“回光返照”的开始。在武帝死后三十四年内（前86年至前53年），匈奴天灾人祸，外灾内忧，纷至沓来，直至它向汉稽首称臣为止。其间重要的打击凡三次。第一次（前72年），匈奴受汉和乌孙夹攻，人畜的丧亡已到了损及元气的程度；单于怨乌孙，自将数万骑去报复，值天大雪，一日深丈余，全军几尽冻死；于是乌孙从西面，乌桓从东面，丁令又从北面，同时交侵，匈奴人民死去十中之三，畜产死去十中之五，诸属国一时瓦解。又一次（前68年），闹大饥荒，据说人畜死去十之六七。最后一次，国内大乱，始则五单于争立，终则呼韩邪与郅支两单于对抗；两单于急着款塞纳降，为汉属国，并遣子入侍。后来郅支为汉西域都护所杀，匈奴重复统一，但终西汉之世，它都臣服中国不改。随着匈奴的臣服而丧失的，是它在西域的一切宗主权——它的“僮仆都尉”给汉朝的西域都护替代了。都护驻乌垒国都（今新疆库车），其下有都尉分驻三十余国。

四 武帝的新经济政策

武帝的开拓事业，论范围，论时间，都比秦始皇的加倍，费用自然也加倍。军需和边事有关的种种工程费，募民实边费（徙民衣食仰给县官数年，政府假与产业），犒赏和给养降胡费，使节所携和来朝蛮夷所受的遗赂——这些就不用说了，光是在元朔五、六年（前124年至前123年）间对匈奴的两次胜利，“斩捕首虏”的酬赏就用去黄金二十余万斤。武帝又厉行水利的建设。他先后在关中凿渠六系，其中重要的是从长安引渭水傍南山下至黄河的长三百余里的运渠、为郑国渠支派的“六辅渠”和连接泾渭长二百余里的白公渠。又尝凿渠通褒水和斜水长五百余里，以联络关中和汉中，可惜渠成而水多湍石，不能供漕运之用。这些水渠和其他不可胜述的水利工程，又是财政上一大例外的支出。加以武帝笃信幽冥，有神必祭，大礼盛典，几无虚岁。又学始皇，喜出外巡行，却比始皇使用更豪爽。元封元年第一次出巡，并登封泰山，所过赏赐，就用去帛百余万匹，钱以“巨万（万万）”计。可是武帝时代的人民，除商贾外，并不曾感觉赋税负担的重增，这真仿佛是一件奇迹。

汉朝的赋税是格外轻的，在武帝以前只有四项。一是田租：自景帝以后确定为三十税一。二是算赋和口赋：每人从十五岁至五十六岁年纳百二十钱，商人与奴婢加倍，这叫作算赋；每人从三岁至十四岁的，年纳二十钱，这叫作口赋。三是郡国收来贡给皇帝的献费：每人年纳六十三钱。四是市租：这一项是专为工商人而设的。这些赋税当中，只有口赋武帝加增了三钱，其余的他不曾加增过分文。此外他只添了两种新税。一是舟车税：民有的轺（小车）车纳一算（百二十钱），商人加倍；船五丈以上一算。二是工商的货物税：商家的货品，抽价值的百分之六（缗钱二千而一算），手工业者的货品征税减半，这叫作“算缗钱”（货物的价值听纳税者自己报告，报不实或匿不报的，罚戍边一年，财产没收，告发的赏给没收财产的一半，这叫作“告缗”）。无论当时悭吝的商人怎样叫苦连天（据说当时中产以上的商人大抵因“告缗”而破家），这两种新税总不能算什么“横征暴敛”。

那么武帝开边的巨费大部分从何而出呢？除了增税，除了鬻爵（民买爵可以免役除罪，武帝前已然，武帝更设“武功爵”，买至五级的可以补官），除了募民入财为“郎”、入奴婢免役，除了没收违犯新税法的商人的财产（据说政府因“告缗”所得的财产以亿计，奴婢以万计；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多顷；宅亦如之）外，武帝的生财大道有二：新货币政策的施行和国营工商业的创立。

武帝最初的货币政策，是发行成本低而定价高的新币。以白鹿皮方尺，边加绘绣为皮币，当四十万钱，限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须用此作礼物。又创铸银锡合金的货币大小凡三种：龙文，圆形，重八两三的当三千；马文，方形的当五百；龟文，椭圆形的当三百。又把钱改轻，令县官镕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后因三铢钱轻小易假，令更铸“五铢钱”。又由中央发行一种“赤仄钱”（赤铜做边的），以一当五，限赋税非赤仄钱不收。但银币和赤仄钱因为低折太甚，终于废弃，而其他的钱币因为盗铸者众，量增价贱。针对这些问题，武帝实行了币制的彻底改革。一方面他集中货币发行权，禁各地方政府铸钱；另一方面他也统一法币，由中央另铸新钱，把之前各地方所造质量参差的旧钱收回镕销。因为新钱的质量均高，小规模的盗铸无利可图，盗铸之风遂息。汉朝的币制到这时才达到健全的地步。集中货币发行权和统一法币的主张是贾谊首先提出的。

武帝一朝所创的国家企业可分为两类：一是国营专利的实业；二是国营非专利的商业。

国营专利的实业，包括盐、铁和酒。酒的专利办法是由政府开店制造出售，这叫作“榷酤”。盐的专利办法是由“盐官”备“牢盆”等煮盐器具给盐商使用，并抽很重的税，同时严禁民私造煮盐器具。铁的专利办法是由政府在各地设“铁官”主办铁矿的采冶及铁器的铸造和售卖。盐铁官多用旧日的盐铁大贾充当。

国营非专利的商业有两种。其一是行于各地方的。以前郡国每年对皇帝各要贡献若干土产，这些贡品有的因为道路遥远，其本身的价值还不够抵偿运费，有的则是在半途就坏损了。有人给武帝出了一条妙计：让这些贡品不要直运京师，而是拿来做货本，设官经理，运去行市最高的地方卖了，得钱归公。这叫作“均输”。其二是行于京师的。武帝在长安设了一所可以叫作“国立贸易局”的机构，网罗天下货物，“贱则买，贵则卖”。这叫作“平准”。当时许多商人都被这贸易局打倒，这是可想见的。

均输、平准和盐铁专利终西汉之世不变，唯榷酤罢于武帝死后六年（前81年）。是年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议并罢盐铁专卖，主持这些国营实业的桑弘羊和他们做了一次大辩论，这辩论的记录便是现存的《盐铁论》。

第二章 汉初的学术与政治

一 道家学说的全盛及其影响

汉初，在武帝前的六七十年，是道家思想的全盛时代，帝国的政治和经济都受它深刻的影响。

为什么道家会在这时有这么大的势力呢？

道家学说开始广布是在战国末年，接着，从秦始皇到汉高祖的一个时期的历史恰好是道家学说最好的注脚，好像是特为马上证实道家的教训而设的。老子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秦朝就是法令滋章结果导致盗贼多有的。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秦朝就是以死惧民而弄到民不畏死去起义的。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秦始皇和楚项羽都以飘风骤雨的武功震撼一世，而他们所造成的势力都不终朝日。老子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秦始皇就是最“有为”的，而转眼间秦朝败亡；项羽就是一个“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的坚执者，终于连头颅也失掉了。老子说：“柔弱胜刚强。”刘邦就是以柔弱胜了至刚至强的项羽的。老子说“自胜者强”，而刘邦的强处就在能“自胜”。他本来是一个喜“酒色财气”的人，但入了咸阳之后，因群臣的劝谏，竟能“财帛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并且对项羽低首下心。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刘邦所以成帝业，大抵类此。他始则装聋作聩，听任项羽为所欲为；继则侧击旁敲，力避和他正面冲突；终于一举把他歼灭。他始则弃关中给项羽的部将，并且于入汉中后，烧毁栈道，示无还心；继则弃关东给韩信、英布，以树项羽的死敌；而终于席卷天下。像这样的例子，这里还不能尽举。道家的学说在战国末年既已流行，始皇的焚书，就并不能把简短精警的五千言从学人的记忆中毁去。当战事平息，他们痛定思痛之际，把这五千言细加回味，怎能不警觉它是一部天发的神谶？况且当时朝野上下都是锋镝余生，劳极思息，道家“清静无为”的政策正是合口的味，而且也是对症的药。我们若注意到，当第一次欧洲大战后，与道家学说素无历史因缘而且只能从译本中得到朦胧认识的德国青年，尚且会对老子发生狂热的崇拜，一时《道德经》的译本有十余种（连解释的书共有四五十种）之多，便可知汉初黄老思想成为支配的势力是事有必至的了。

第一个黄老思想有力的提倡者，是高祖的功臣曹参。他做齐国的丞相时，听得胶西有一位盖公精通黄老学说，就用厚币请了来，把自己的正房让给他住，常去请教。最后他任职九年，果然人民安集，时称贤相。后来汉丞相萧何死了，曹参被调去继任。他一切遵照旧规，把好出风头的属员都免了职，换用了朴讷的人，自己也是天天饮酒，无所事事。有人想劝他做点事，他等那人来时就请他喝酒，那人正想说话时，便敬上一杯，直灌到醉了，那些人终没有说话的机会。丞相府的后园靠近府吏的宿舍，他们常常饮酒，呼叫和歌唱的声音闹得人不得安静。府吏讨厌了，请丞相去游园，让他听听那种声音，好加以制止，哪知他反在园中摆起酒来，一样的呼叫和歌唱，竟同隔墙的吏人们相应答。继曹参的汉相是另一个高帝的功臣陈平，他虽然不像曹参一般装懒，但也是一个黄老信徒。第二个黄老思想有力的提倡者是文帝的皇后窦氏。她自己爱好《老子》不用说，还令太子和外家的子弟都得读这书。有一次她向一位儒生问及这书，那儒生不识好歹，批评了一句，她便大怒，罚他到兽圈里打野猪，幸亏景帝暗地给了儒生一把特别快的刀，他才不致丧命。她在朝廷中供养了一位精通黄老学说的处士王生。有一次公卿大会，王生也在场，他把袜带解了，回头瞧着廷尉（最高执法官）张释之道：“给我结袜！”释之跪着给他结了。后来王生解释道：“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于张廷尉；廷尉方（为）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结袜，欲以重之。”（事在景帝时）一位黄老大师的青睐，能增重公卿的身价，则当时道家的地位可想而知了。

文帝对于黄老学说的热心，虽不及他的皇后，但他一生行事，确是守着道家的“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为天下先”的。他慈，他废除“收孥相坐”（罪及家属）的律令；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废除“肉刑”（残毁人体的刑）；废除“秘祝”（掌移过于臣下的巫祝）。他首颁养老令，每月以米和酒肉赐给八十岁以上的人；他甚至把人民的田地赋完全免掉（后景帝时恢复）。他俭，他身穿厚缯，有时着草鞋上殿；他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拖地，帷帐无文绣。有次他想造一座露台，匠人估价需百金，他便道这是中人十家之产，停止不造。他不肯为天下先，所以一再放任北边的烽火直逼到甘泉；所以酿成淮南王长、济北王兴居的叛变；所以养成吴王濞的跋扈，为日后七国之乱埋下祸由。他的一朝，只有消极的改革，没有积极的兴建；只有保守，没有进取；只有对人民增加放任，没有增加干涉。不独他的一朝，整个汉初的六七十年也大抵如此。

但汉初，尤其是文帝时代，黄老思想最重要的影响，还在经济方面。自从春秋以来，交通日渐进步，商业日渐发达，贸迁的范围日渐扩张，资本的聚集日渐雄厚，“素封之家”（素封者，谓无封君之名，而有封君之富）日渐增多，商人阶级在社会上日占势力。战国时，一部分的儒家（如荀子）和法家（如商鞅、韩非）对这新兴的阶级，都主张加以严厉的制裁。儒家从道德的观点，痛恶他们居奇垄断，括削农民；而法家从政治的观点，痛恶他们不战不耕，减损国力。商鞅治秦，按照军功限制人民私有田土奴婢的数量和服饰居室的享用，这是对于商人的一大打击。但他这政策后来被持续到什么程度，还是问题。始皇曾给一个擅利丹穴的富孀筑女怀清台，又使牧畜大王乌氏倮岁时奉朝请，同于封君——他和大资本家是讲过交道的。但至少在灭六国后，他对于一般商人是采用法家的方略的。他在秦山刻石中的自豪语之一是“重农抑末”，而在兵役法上，他使商人和犯罪的官吏同被尽先征发。秦汉之际的大乱，对于资本家，与其说是摧残，毋宁说是解放，因为富人逃生，照例比贫民容易，而勾结将吏，趁火打劫，更是乱世资本家的惯技，这是最值得注意的事。高帝登极后第三年（前199年）便下令，让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纻罽，操兵，乘（车），骑马”（高帝又尝规定商人纳加倍的“算”赋，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官吏，史不详在何年，当去此令不久或与此同时）。假如大乱之后，富商大贾所余不多，则这样的诏令根本没有意义，是决不会出现的。此时此令，表示连纯驷马车也坐不起的新兴统治阶级，对于在革命历程中屹立如山的“素封之家”，不免羡极生妒了。高帝此令在商人中间必然惹起很大的忿激，所以过后两年，代相陈豨作反，其手下的将帅全是商人。但高帝死后不几年，道家放任主义的潮流便把他的抑商政策压倒，关于商人服用之种种屈辱的限制给惠帝撤销了。“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的禁令，虽在文景之世犹存，恐亦渐渐有名无实了。在武帝即位之初，十三岁为侍中、后来给武帝主持新经济政策的桑弘羊便是洛阳贾人子。道家放任主义在经济上的重要措施，莫如文帝五年的取消“盗铸钱令”（此禁令至景帝中元六年始恢复）。于是富商大贾，人人可以自开“造币厂”，利用奴隶和贱值的佣工，入山采铜，无限制地把资本扩大。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造成了金融界的大混乱，通货膨胀，物价飞腾，人民和政府均受其害。

汉朝统一中国后，一方面废除旧日关口和桥梁的通过税，一方面开放山泽，听凭人民垦殖，这给了工商业一个空前的发展机会。自战国晚期至西汉上半期是牛耕逐渐推行的时代，农村中给牛替代了的剩余人口，总有一部分向都市宣泄，这又是工商业发展的一种新的原动力。此诸因缘加以政府的放任，使汉初六七十年间工商业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程度，此后直至“海通”以前，我国工商业在质的方面大致没有超出过这时的。这时期工商界的状况，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有很好的描写。据他的估计，是时通都大邑至少有三十几种企业，各在一定的规模内，可以使企业家每年的收入比得上食邑千户的封君（每户年收二百钱），计：

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藁千车，船长千丈（诸船积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曲盐豉千荅。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均，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

富商往往同时是大地主，“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或抽岁收千分之五的田租。他们的生活，据晁错所说是“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据贾谊说，“白縠之表，薄纨之里”的黻绣，本是古时天子所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

这时期先后产生了两项制度，无形中使富人成了一种特权阶级。一是买爵赎罪制，始于惠帝时；其制，人民出若干代价（初定钱六万，后有增减），买爵若干级，使得免死刑。于是有了钱的人，简直杀人不用偿命。二是“买复”制，始于文帝时；其制，人民纳粟若干（初定四千石），买爵若干级，便免终身的徭役。汉民的徭役有三种（应役的年限，有些时是从二十三岁到五十六岁，有些时是从二十岁起），一是充“更卒”，就是到本郡或本县或诸侯王府里服役，为期每年一月，但人民可以每次出钱三百替代，此谓“过更”；其次是充“正卒”，即服兵役，为期两年，第一年在京师或诸侯王府充卫士，第二年在郡国充材官、骑士（在庐江、浔阳、会稽等处则充楼船兵），在这期间内习射御、骑驰、战阵等；再次是戍边，每丁为期一年。除了在北方边郡的人民不得“买复”外，在其他的地方，上说三种徭役，富人都可以免掉。

当时的儒者本着儒家思想，对于骄奢的商贾自然是主张制裁的，贾谊便是一例。他说，商贾剥蚀农民的结果，“饥寒切于民之肌肤。……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无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其）一也”。这里泄露了一个重要的消息，那就是当时得势的黄老派学者无形中竟成了商贾阶级的辩护者（司马迁推崇道家，亦主张对商人放任，故曰：“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可为旁证）。这却不是因为他们拜金，或受了商人的津贴。道家要一切听任自然，富贾大商的兴起，并非由于任何人为预定的计划，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现象，道家自然不主张干涉了。他们从没有梦想到人类可以控制自然而得到幸福。“清静无为”之教结果成了大腹贾的护身符！这诚非以少私寡欲为教的老聃所能梦想得到的，但事实确是如此滑稽。

到了黄老学说成为大腹贾的护身符时，黄老的势力就快到末日了。

二 儒家的正统地位之确立

儒家在汉朝成立之初，本已开始崭露头角。高帝的“从龙之彦”，固然多数像他自己一般是市井的无赖，但其中也颇有些知识分子。单讲儒者，就有曾著《新语》十一篇，时常强聒地给高帝讲说《诗》《书》的陆贾；有曾为秦廷博士、率领弟子百余人降汉的叔孙通；而高帝的少弟刘交（被封为楚王），乃是荀卿的再传弟子，《诗》学的名家。高帝即位后，叔孙通奉命和他的弟子，并招鲁国儒生三十多人，共同制作朝仪。先时，群臣都不懂什么君臣的礼节，他们在殿上会饮，争论功劳；醉了就大叫起来，拔剑砍柱。朝仪既定，适值新年，长乐宫也正落成，群臣都到那边朝贺。天刚亮，他们按着等级，一班班地被谒者引进殿门，那时朝廷中早已排列了车骑，陈设了兵器，升了旗帜。殿上传一声“趋”，殿下的郎中数百人就夹侍在阶陛的两旁，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都向东站立，文官丞相以下都向西站立。于是皇帝坐了辇车出房，百官传呼警卫。从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吏员依了次序奉贺，他们没一个不肃敬震恐的。到行礼完毕，又在殿上置酒，他们都低着头饮酒，没有一个敢喧哗失礼的。斟酒到第九次，谒者高唱“罢酒”，他们都肃静地退出。高帝叹道：“我到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贵呢！”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掌宗庙礼仪，诸博士即在其属下，故亦名太常博士），赐金五百斤。他的助手各有酬庸，不在话下。高帝本来轻蔑儒者，初起兵时，有人戴了儒冠来见，他总要把儒生的冠解下来，撒一泡尿在里边。但经过这回教训，他对于儒者就不能不另眼相看了。后来他行经鲁国境，竟以太牢祀孔子。

高帝死后，儒家在朝中有了一点势力的萌芽，虽然给道家压倒，但在文景两朝，儒家做博士的也颇不少；儒家典籍置博士可考者有《诗》《春秋》《论语》《孟子》《尔雅》等。而诸侯王中如楚元王交、河间献王德皆提倡儒术，这和朝廷之尊崇黄老相映成趣。元王好《诗》，令诸子皆读《诗》，并拜旧同学申公等三位名儒为中大夫。献王兴修礼乐，征集儒籍，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言行谨守儒规，山东的儒者多跟随着他。

武帝为太子时的少傅就是申公的弟子王臧，武帝受儒家的熏陶是有素的。他初即位时，辅政的丞相窦婴（窦太皇太后的侄子）和太尉田蚡（武帝的母舅）皆好儒术，他们推荐了王臧为郎中令——掌宿宫殿门户的近臣，又推荐了王臧的同学赵绾为御史大夫。在这班儒家信徒的怂恿之下，武帝于即位的次年（建元元年）诏丞相、御史大夫、列侯、诸侯王相等荐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来朝廷应试。这次征举的意思无疑地是要网罗儒家的人才，广川大儒董仲舒就是在这次廷试中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在策尾，他总结道：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同时丞相卫绾也奏道：

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这奏给武帝批准了。卫绾不敢指斥黄老，因为窦太皇太后的势力仍在，但仲舒所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则把黄老也包括在内了。当文景时代，太常博士有七十多人，治《五经》及“诸子百家”的均有。经董、卫的建议，武帝后来把不是治儒家《五经》的博士一概罢黜了，这是建元五年（前136年）的事。

武帝又听王臧、赵绾的话，把申公用“安车蒲轮”招请了来，准备做一番制礼作乐的大事业，举行一些当时儒者所鼓吹的盛大的宗教仪式。

儒家的张皇生事已够使窦老太太生气的了。更兼田蚡等，把窦氏宗室中无行的人，除了贵族的名籍，又勒令住在长安的列侯各归本国——住在长安的列侯大部分是外戚，且娶了公主，不是窦老太太的女婿，便是她的孙婿，这时他们都向她诉怨。建元二年，赵绾又请武帝此后不要向窦氏奏事。她忍无可忍，便找寻了赵绾、王臧的一些过失，迫得武帝把他们下狱，结果他们自杀了。同时窦婴、田蚡也被免职，申公也被送回老家去了。但过了四年，窦老太太寿终正寝，田蚡起为丞相，儒家终得抬头，而且从此稳坐了我国思想史中正统的宝座。

儒家成为正统也是事有必至的。要巩固大帝国的统治权非统一思想不可，董仲舒已说得非常透彻了，但拿什么做统一的标准呢？先秦的显学不外儒、墨、道、法。可墨家太质朴，太刻苦了，和当时以养尊处优为天赋权利的统治阶级根本不协。法家原是秦自孝公以来国策的基础，秦始皇更把他的方术推行到“毫发无遗憾”。正唯如此，秦朝昙花般的寿命和秦民刻骨的怨苦，使法家此后永负恶名。贾谊在《过秦论》里，以“繁刑严诛，吏治刻深”为秦的一大罪状，这充分地代表了汉初的舆论。墨、法既然都没有被抬举的可能，剩下的就只有儒、道了。道家虽曾煊赫一时，但那只是大骚乱后的反动。它在大众（尤其是从下层社会起来的统治阶级）的意识里是没有基础的，但儒家却有。大部分传统信仰，像尊天敬鬼的宗教和孝悌忠节的道德，虽经春秋战国的变局，也并没有发生根本动摇，仍为大众的良心所倚托。道家对于这些信仰，非要推翻，便存轻视；但儒家对之，非积极拥护，便消极包容。和大众的意识相冰炭的思想系统是断难久据要津的，况且道家放任无为的政策，对于大帝国组织的巩固也是无益而有损的。这种政策经文帝一朝的实验，流弊已不可掩。无论如何，在外族窥边，豪强乱法，而国力既充，百废待举的局面之下，“清静无为”的教训自然失却了号召力，而代道家而兴的自非儒家莫属。

三 儒家思想在武帝朝的影响

武帝虽然推崇儒家，却不是一个儒家的忠实信徒。他最得力的人，不是矩范一代的真儒董仲舒（仲舒应举后，即出为江都相，终身不在朝廷），也不是“曲学阿世”的伪儒公孙弘（虽然弘位至丞相），而是“以峻文决理著”“以鹰隼击杀显”的酷吏义纵、王温舒之徒，是商人出身的搜括能手桑弘羊、孔仅等人。在庙谟国计的大节上，他受儒家的影响甚小。儒家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而他却倾全国的力量去开边——他对匈奴的积极政策，董仲舒是曾婉谏过的。儒家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他的朝廷却“言利事析秋毫”。他的均输、平准和盐铁政策正是董仲舒所谓的“与民争利业”，在儒家看来是违反“天理”的。

不过除了形式上表彰六艺，罢黜百家外，武帝也着实做了几件使当时儒者喝彩的事。

第一件是“受命”改制的实现。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自战国末年以来已成了人们普遍的信仰，在汉初，这一派思想已完全给儒家吸收了过来，成了儒家的产业。秦朝倒了，新兴的汉朝应当属于什么德呢？当初高帝入关，见秦有青、黄、赤、白帝四个神祇的祠，却没有黑帝，便以黑帝自居。在五行中说黑是和水相配的，高帝遂以为汉朝继承了秦的水德，正朔、服色等和“德”有关的制度，一仍旧贯。这倒是百忙中省事的办法。贾谊却以为汉革秦命，应当属于克水的土德，提议改正朔，易服色，并于礼乐、政制、官名有一番兴革，还亲自草具方案。在当时的儒者看来，这种改革是新朝接受天命的表示，是不可缺的大典。贾谊把草具的方案奏上文帝，但在道家“无为”主义的势力之下，未得施行。这方案的内容现在只知道“色尚黄，数用五”，这两点都给武帝采用了。为着“改正朔”，武帝又征集民间治历者凡十八派、二十余人，互相考较，终于采用浑天家（浑天家是想象天浑圆如鸡子，地是鸡子中黄，天空半覆地上，半绕地下的）落下闳等的测算，制定“太初历”。这历法的内容，详在《汉书·律历志》，这里单表它的两个要点。以前沿用的秦历以一年的长度为365又1/4日，现在则以一年的长度365又385/1509日，较精密得多。此外，秦历“建亥”，现在改用“建寅”。这句话得加解释。古人以冬至所在月为子，次月为丑，余类推；建寅就是以寅月（冬至后第二个月）为岁首，余类推。相传夏历建寅，殷历建丑，周历建子。孔子主张“行夏之时”，太初历建寅（后来直至民国前相沿不改）就是实行孔子的话。

第二件是商人的裁抑。除了特别增加商人的捐税外，武帝又规定商人不得“名田”（即置田为产业）。“告缗令”施行后，据说中产以上的商人大抵破家。

董仲舒曾对武帝建议裁抑富豪和救济农民的办法，他说道：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专，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卒）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谓限制人民私有田地的数量），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废除奴婢制度），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

这是第一次学者为农民向政府请命，这是封建制度消灭后农民生活的血史第一次被人用血写出。这血史并没有引起好大喜功的武帝多大的同情，但他禁商人名田的法令，似乎是受董仲舒“限民名田”的建议的影响。

第三件是教育的推广。在西周及春秋时代，王室和列国已有类似学校的机关，但只收贵族子弟，孟子“设为庠序”以教平民的理想，至武帝方始实现。先时，秦朝以来的太常博士本各领有弟子，但博士弟子的选择和任用还没有定制，而他们各就博士家受业，也没有共同的校舍。至景帝末，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市中设立学校，招各县子弟入学，学生免除徭役，卒业的则按成绩差使。太守平常治事，每选高材生在旁听遣，出行也带着他们，让其代为传达教令。县邑人民见了这些学生都钦羡不已，争着送子弟入学。这是我国地方公立学校的创始。建元元年，董仲舒对策，献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教于邑”。后来武帝便于长安城外给博士弟子建筑校舍，名叫“太学”，并规定博士弟子名额五十，由“太常择民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充当。这些正式弟子之外，又增设跟博士“受业如弟子”的旁听生（无定额），由郡国县官择“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少年充当。正式弟子和旁听生均每年考试一次，合格的按等第任用。于太常外，武帝又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但这诏令实行到什么程度现在无从得知。

第三章 改制与“革命”

一 外戚王氏的专权

武帝死后，经昭帝、宣帝这和平而繁荣的两朝，凡四十四年，而至元帝。

当元帝做太子时，他的爱妃夭死，临死时，自言死于非命，是由妾婢诅咒所致。太子悲痛到极，许久不去接近宫里的任何女人，长日精神恍惚。宣帝很替他担心，叫皇后觅些可以开解他的女子。皇后选了五人，等他来朝时，给他瞧见，并嘱近身的太监暗中探听太子的意思。太子本来没有把这五人看在眼里，但怕拂母后意，便勉强答道：“内中有一人可以。”却没明说是谁。那太监见五人中独有一人穿着镶大红边的长褂，并且坐得挨近太子，认为就是她，照禀皇后，皇后便命人把她送到太子宫里。她叫作王政君，当年她就生了嫡皇孙，即后来的成帝。

元帝即位，王政君成了皇后，嫡皇孙成了太子。元帝晚年，太子耽于宴乐，使他很失望，而皇后又已失宠，因此他常想把太子废掉，另立他新近所恋一个妃嫔的儿子。当他最后卧病时，这妃嫔母子常在他跟前，而皇后和太子难得和他见面。他屡次查问从前景帝易置太子的故事。是时，皇后、太子和太子的长舅王凤日夜忧惧却束手无策，幸亏因一位大臣涕泣力谏，使元帝息了心。

成帝之世，王凤四兄弟相继以“大司马”的资格（大司马乃是当时最高的军政长官）辅政。据王凤的同僚刘向在一封奏章里的观察：

王氏一门，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王凤）秉事用权，五侯（凤诸弟）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尚书、九卿、刺史、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兄弟据重，宗族盘互。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

王凤诸弟继任时，虽然不能像他那样专权独断，但王家的势焰并没有稍减。

王太后的兄弟共八人，唯独弟曼早死，没有封侯，太后很怜念他，便让他的寡妇住在宫里，抚育着幼子王莽。王氏众侯的公子个个骄奢淫逸，只知讲究车马声伎，唯独王莽谦恭俭朴，勤学博览，交结贤俊，穿着得同儒生一般。他对寡母，对诸伯叔，对寡嫂孤侄，无不处处尽道，为人所不能为。王凤病，他在跟前侍候，亲自尝药，蓬头垢面，衣不解带，一连好几个月。王凤临死，特别把他托付给太后和成帝，其他诸伯叔也无不爱重他。他不久便被擢升为侍中（宿卫近臣），并封新都侯。他爵位愈尊，待人愈敬谨，还散赀财车马衣裘，以赠送宾客，赡养名士，又广交名公巨卿。于是在朝的推荐他，在野的颂赞他，他隐然为一时人望所寄了。

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王莽的叔父大司马王根因病辞职，荐莽自代，这时莽才三十八岁。他虽位极人臣，自奉仍如寒素。有一回，他的母亲病了，公卿列侯的夫人来问候，他的夫人出迎，不仅衣不拖地（是时贵妇的衣服是拖地的），还穿着用粗布做的“蔽膝”，来宾只当她是婢仆，问知是大司马夫人，无不吃惊。他把受赏赐所得的赀财完全散给寒士，又延聘贤良，以充属吏。他的声誉随爵位而起。

次年三月，成帝死，绝后，以侄定陶王嗣位，是为哀帝。王政君虽然升级为太皇太后，王氏的权势却暂时为哀帝的祖母家傅氏和母家丁氏所压倒。是年七月，王莽称病去职。

二 哀帝朝的政治

王莽去职前一月，汉廷议行一大改革，这改革方案的主要条目如下：

（一）一切贵族、官吏及平民，“名田”（谓私有田土）皆不得过三十顷。三年后，过限的充公。

（二）商人皆不得“名田”为吏。

（三）诸侯王蓄奴婢不得过二百人，列侯、公主不得过一百人，关内侯及吏民不得过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以下，不在数中。三年后过限的充公。

（四）官奴婢，年五十以上，解放为平民，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

（五）废除“任子令”。任子令的规定是，官吏二千石以上，任职满三年，得荫子弟一人为“郎”，即皇帝的侍从（这种特权的废除，宣帝时已有人主张）。

（六）增加三百石以下的官吏的俸禄。

这改革案的发动人师丹在建议里说道：

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民始充实，未有并兼（资产集中在少数富豪手中，当时叫作“并兼”或兼并），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赀数巨万（谓万万），而贫弱愈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

我们把这些话和上一章所载六十年前董仲舒对武帝说的话对读，便可见一个时代要求的持续性。

这改革案和王莽的关系，史无明文，但从他日后在政治上的措施看来，他赞成这改革案是无可疑的。

这改革案奏上后，一时奴婢、田地的价值大减。但丁傅两家和哀帝的嬖臣董贤觉得它于自己不便，哀帝诏暂缓施行，结果改革就被判了无期徒刑。不久，哀帝赐董贤田二千顷，这改革案中最重要的项目被宣告了死刑。

董贤是我国历史中一个极奇特的角色。哀帝即位时，他才十七岁，比哀帝少三岁。他生得异常姣好，哀帝做太子时早已倾心于他，即位后，依然时常与他同卧起。他们间有一件千古传为话柄的事。一日午睡，董贤枕着哀帝的衫袖，哀帝要下床，却怕惊醒了董贤，就把衫袖剪断而起。他对董贤的赏赐颇丰，他死后董氏家产被籍没时，竟卖得四十三万万。这还不足为奇。董贤甫二十二岁，在政治上没有做过一点事，便被册为大司马，并且册文里用了“允执厥中”的典故，那是《书经》所载帝尧禅位于舜时说的话。这册文已够使朝野惊骇了。不久哀帝宴董贤父子，酒酣，从容对董贤说道：“吾欲法尧禅舜，如何？”

哀帝想效法帝尧，原有特殊的历史背景。秦汉以来深入人心的“五德终始”说早已明示没有一个朝代能够永久，而自昭帝以来，汉运将终的感觉每每流露于儒生、方士之口。昭帝时有一位眭孟因天变上书，有一段说道：

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谓汉高帝为帝尧的后裔），有传国之运，汉帝宜……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

眭孟以妖言伏诛，其后二十年，在宣帝时，又有一位盖宽饶，亦以同类的言论被处死。成帝时，大臣谷永因天变上书，也说道：“白气起东方，贱人将兴之征也；黄浊（尘）冒京师，王道微绝之应也。”稍后，亦在成帝时，方士甘忠可昌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并且供献种种重更“受命于天”的法术。忠可虽以“假鬼神罔上惑众”死于狱中，他的弟子夏贺良却又把他的那一套说辞向哀帝进献。原来哀帝即位后，久病无子，贺良便用这类的话恫吓他：“汉运已经中衰，应当重新接受天命。成帝不应天命，所以绝嗣。如今陛下久病，天变屡次出现，这就是上天的谴告。”哀帝信了他的话，改建平二年（前5年）为“太初元将”元年，自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改刻漏百度为百二十度，并大赦天下。这些就是“更受天命”的法术。但是这一切实行后，毫无效验。哀帝在计穷望绝之下，又被一种异常的情感所驱使，便自觉或不自觉地要实行眭孟的主张了。

哀帝册命董贤为大司马是在元寿元年（前2年）十二月。次年六月，他还没有等到“法尧禅舜”，便仓猝死了。

三 从王莽复起至称帝

王莽罢政后不久，被遣归“国”（即本封的新都，在今河南）。他闭门韬晦了三年，期间吏民上书替他讼冤的有一百多次。后来，应举到朝廷考试的士人又在试策里大大讼赞王莽的功德，哀帝于是召他还京，以陪侍太皇太后。他还京年余而哀帝死，哀帝绝后，他的母后及祖母又皆已前死，大权又回到太皇太后手中，这时她七十二岁了。王莽于哀帝死后不几日，以全朝几乎一致的推举和太皇太后的诏令，复大司马职。是年九月，他才选了一个年方九岁的中山王做继任的皇帝，这时朝中已没有和王莽不协，或敢和王莽立异的人了。次年，王莽既进号太傅、安汉公，位诸侯王上，太皇太后又从群臣的奏请，下诏道：

自今以来，唯封爵乃以闻。他事安汉公、四辅平决。州牧（成帝末王莽为大司马时，罢刺史，于每州设长官，称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辄引入至近署，对安汉公考故官，问新职，以知其称否。

平帝虽名为天子，连自己的母亲卫后也不得见面。她被禁锢在中山，因谋入长安，全家被诛灭，不久平帝亦郁郁而死。他一共做了五年傀儡。在这五年间，王莽行了不少的惠政和善政，举其要者如下：他大封宗室和功臣的后裔，前后不下二百人。他令官吏自“比二千石”以上，年老退休的，终身食原俸三分之一。值凶年，他献田三十顷、钱百万，以与贫民，同僚仿行的二百三十人。他在长安城中起了五条街，房屋二百所，给贫民居住。他立法，妇女非身自犯法，不受株连；男子八十以上七岁以下，非家犯大逆不道，被诏名捕，不得拘系。他赐天下鳏寡孤独及高年人以布帛。他在郡（王国同）、县（侯国同）、乡、聚（较乡为小）皆设公立学校；在郡的称“学”，在县的称“校”，每所置经师一人；在乡的称“庠”，在聚的称“序”，每所置《孝经》师一人（《孝经》是战国末出现的一部劝孝的书，托为孔子和弟子对话的记录）。他还扩充太学，增加博士人数至每经五人；于五经之外又添立《乐经》；太学生增加至万余人，又给太学建筑宏伟的校舍，其中学生宿舍就有万多间。他征求全国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乐律、文字训诂、医药、方技，和能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秦汉间出现的讲训诂的书）教授的人，由地方官以优礼遣送到京；前后应征的凡数千人，皆被令在殿庭上记述所学。他又曾奏上“吏民养生，送终，嫁娶，田宅，奴婢之品”。所谓“品”，就是分等级的限制。董仲舒、师丹的建议他也打算实行，可惜这方案提出不久，适值卫氏之狱，便被搁置了，后来不知何故，竟没有重提，其详细节目也就不得而考了。

讴歌和拥戴王莽的人自然不会缺少。当平帝选后，王莽拒绝把女儿送去参加修选时，就每日有千余人，包括平民、学生和官吏，守阙上书，“愿得公女为天下母”，结果他的女儿不待候选便直接做了皇后。当皇后正位后，群臣请求给他“大赏”时，就有八千多人上书附和。当他拒绝接受赏田时，就先后有吏民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朝廷，声言对他“宜亟加赏”。

在这一时期，王莽处处以周公为榜样，朝野也以周公看待他。传说周公辅政时，有南方远夷越裳氏来献白雉，是为周公功德及远的表征；是时也有益州塞外（今安南境）蛮夷，自称越裳氏，来献白雉和黑雉，其后四夷声言因慕义而来朝贡的络绎不断。周公“托号于周”，所以朝廷的公论要给王莽以安汉公的称号。周公位居总领百僚的太宰，所以朝廷的公论要为他特设“宰衡”一职，位在诸侯王之上（宰衡是兼采太宰和阿衡之号，商汤大臣伊尹，号阿衡，曾辅汤孙太甲）。周公的七个儿子都封为诸侯，所以朝廷的公论要把他的两个儿子（他原有四子，一因杀奴，为他迫令自杀；一因助卫氏，伏诛；后来又一因谋杀他，为他迫令自杀）都封侯。最后，传说周公当成王幼小时，曾暂时替代他做天子，谓之“居摄”，于是就有一位侯爵的宗室上书，说：“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这件想象的史事正要开始重演时，平帝病死，又是绝后。是月就有人奏称，武功县长淘井，得白石，上有丹漆写的文字，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却经问卜和看相之后，选了一个最吉的两岁宗室子弟子婴，做平帝的后嗣，同时他受同僚的推戴和太皇太后勉强下的诏令，实行“居摄”。他令臣民称他为“摄皇帝”，而他在祭祀及朝见太皇太后时，则自称“假皇帝”（假有代理之意，非言伪）。

在王莽“居摄”的头两年间，安众侯刘崇及东郡太守翟义先后起兵讨伐他，皆败死。第三年（公元8年），宣示天意要王莽做皇帝的“符命”接叠而起。是年十一月，王莽奏上太皇太后，请（许莽）：

共事神祇宗庙，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仍）称假皇帝，其号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摄，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臣莽夙夜养育，隆就孺子，令与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于万方，期于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复子明辟”（谓待子婴长大后，还他帝位），如周公故事。

次月，某日黄昏时，有梓潼人哀章，穿着黄衣，拿了一个铜盒，送到汉高祖庙。盒里装着两卷东西，一卷题为《天帝行玺金匮图》，一卷题为《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策书的大意是说王莽应为真天子，太皇太后应从天命。守庙的人奏闻王莽，次日一早，王莽便到高庙拜受这铜盒，即所谓“金匮”，然后谒见太皇太后，之后还坐殿廷，下书道：

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定是建除等十二日次之一），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始建国元年正月之朔。

四 王莽的改革

王莽即位后，除了改正朔、易服色等外，还要改变全国的经济机构。他自从少年得志以来，可谓从心所欲，想做之事无不成为事实。现在他要依照先圣的启示、理性的唤召，为大众的福利和社会的正义，去推行一种新的经济制度，难道还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阻碍吗？孟子所提倡而认为曾经存在过的“井田”制度，时常闪烁于西汉通儒的心中，不过董仲舒和师丹都认为“井田”制“难猝行”，不得已而思其次，才提出了“限民名田”的办法。王莽在胜利和乐观、信古和自信之余，便完全看不见董仲舒和师丹所看见的困难了。他不但要实行“井田”制度，并且要同时改革奴隶的制度。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下诏道：

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专断其命（谓吏民得擅杀奴婢）。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谬于“天地之性人为贵”（语出《孝经》）之义。……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疲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餍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措。……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致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这道诏书亦宜与董仲舒请限民名田及废除奴婢的奏章对读。这道诏书所提出的改革，分析如下：

（一）田地国有，私人不得买卖（非耕种的土地，似不在此限）。

（二）男丁八口以下之家占田不得过一井，即九百亩。关于男丁八口以上之家无明文，似当以“八丁一井”的标准类推，有爵位食赏田的当不在此限。

（三）占田过限的人，分余田与宗族乡邻。

（四）无田的人，政府与田；所谓“如制度”，似是依“一夫一妇田百亩”的办法。有田不足此数的亦当由政府补足。

（五）现有的奴婢，不得买卖（但没有解放）。买卖自由人为奴婢，虽没有提及，当亦在禁止之列。现有的奴婢的子孙是否仍听其承袭为奴婢，亦没有明文。若是，则是王莽要用渐进的方法废奴；若否，则他并不是要完全废奴。

这道诏令实际上曾被施行到什么程度，不可确考，据说“坐买卖田宅奴婢，……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可惜这几句话太笼统了。这道诏令的推行必当碰到的困难和阻碍是怎样，历史上亦没有记载，但是到了始建国四年，有一位中郎将区博进谏道：

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

王莽听了他的话，便下诏：

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这里只涉及上列的第一项及第五项的一部分，其余各节不知是否亦连带撤销。但我们要注意，他的解禁并不是否认始建国元年的诏令在四年间所造成的事实。

除了关于土地和奴婢的新法外，王莽在民生及财政上还有六种重要的兴革：

（一）国营专利事业的推广。武帝时国家已实行盐铁和酒的专卖，其后酒的专卖废于昭帝时，盐铁的专卖则在宣帝时废而旋复。王莽除恢复酒的专卖外，更推广国家独占的范围及于铜冶和名山大泽的资源的开采，同时厉禁人民私自铸钱。

关于这一项立法的用意，王莽曾有诏说道：

夫盐，食肴之将（将帅）；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仰以给赡；钱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要挟）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谓由国家经营）之。

（二）国家放款的创始。人民因祭祀或丧事所需，得向政府借款，不取利息；还款期限，祭祀十日，丧事三月。人民因经营生业，得向政府借款，每年纳息不过纯净赢利的十分之一。

（三）国营“平价”贸易的创始。五谷、布帛、丝绵等类日常需用之物遇滞销时，由政府照本收买。政府在各地算出这类货物每季的平均价格（各地不必同），若货物的市价超过平均价，则政府照平均价出卖，若低过平均价，则听人民自相买卖。这制度虽然与武帝所行的平准法有点相似，但用意则极不相同。后者目的在政府赢利，前者则在维持一定的物价水准，便利消费者而防止商人的囤积居奇。

（四）荒弃土地税的创始。不耕的田和城郭中不种植的空地皆有税。

（五）处理无业游民的新法。无业的人每丁每年须缴纳布帛一匹，不能缴纳的由县官征服劳役，并供给其衣食。

（六）所得税的创始。对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牧畜、巫医卜祝、旅店经营以至妇女之养蚕、纺织和缝补）取纯利十一分之一，叫作“贡”，政府收入的一贡即为放款与人民的本钱。贡税与现代所得税的异点在前者没有累进的差别，亦没有免征的界限。

以上的制度，除铜冶的专利公布于始建国元年外，其余皆在始建国二年以后陆续公布，其被实际施行的程度和推选时所遇的困难和阻碍，历史上亦均无记载。铜冶的专利弛于始建国五年，山泽的专利弛于地皇三年（公元22年），次年王莽便败死。

五 新朝的倾覆

王莽对于立法的效力有很深的信仰，他认为“制定天下自平”。除上述一切关于民生和财政的新法外，他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行政区域的划分，以及礼乐刑法无不有一番改革。他自即位以来，日夜和公卿大臣们引经据典地商讨理想的制度，议论连年不休。他沿着做大司马时的习惯，加以疑忌臣下，务要集权揽事，臣下只有唯诺敷衍，以求免咎。他虽然每每忙到通宵不眠，但如官吏的遴选、讼狱的判决等经常性的行政事务，却没有受到充分的理会。有些县甚至几年没有县长，缺职一直被兼代着，地方官吏多不得人就是无足为怪的了。更兼他派往各地的镇守将军，“绣衣执法”，而络绎于道的种种巡察督劝的使者又多是贪残之辈，与地方官吏相缘为奸。在这样的吏治情形之下，即使是利民的良法，也很容易会变成病民之策。何况像贡税和荒地税本属苛细，国家专利的事业禁民私营。像铸钱和铜冶，犯者邻里连坐，这又给奸吏以虐民的机会。

在王莽的无数改革中，有一件是本身甚微而影响甚大的，即王爵的废除。从前受汉朝册封为王的四夷的君长都要降号为侯，并且要更换玺印。为着这事，朝鲜的高句骊、西南夷句町先后背叛。王莽对他们纯采用高压政策。他派十二将领三十万甲卒，十道并出，去伐匈奴。因为兵士和军用征发的烦扰，内郡人民致有流亡为盗贼的，并州、平州尤甚。出征的军队屯集在北边，始终没有出击的机会。边地粮食不给，加以天灾，起大饥荒，人民相食，或流入内郡为奴婢。边地的屯军生活困苦，又荼毒地方，五原、代郡受祸尤甚；其人民多流为盗贼，数千人为一伙，转入旁郡，经一年多，才被平定。此时，北边郡县已大半空虚了。为伐匈奴，王莽强征高句骊的兵，结果高句骊亦叛，寇东北边。征句町的大军，十之六七死于瘟疫，而且到底没有得到决定性的胜利。为给军用，他赋敛益州人民财物，至于十收四五，益州因而虚耗。以上都是王莽即真以来八年间的事。

从新朝的第九年（是年莽六十二岁）至第十四年（公元17年至22年）间，国内连年发生大规模的天灾，始而枯旱，继以飞蝗。受灾最重的地方是青、徐二州（今山东的东南部和江苏的北部）和荆州（今河南的南部和湖北的北部）。灾害的程度，除了表现于四方蜂起的饥民暴动外，还有二事可征：其一，山东饥民流入关中求食的就有数十万人；其二，王莽分遣使者往各地，教人民煮草木为“酪”以代粮食，这种“酪”却被证明是无效的替代品。

暴动的饥民起初只游掠求食，常盼年岁转好，得归故里；不敢攻占城邑，无文告旗帜，他们的魁帅亦没有尊号，他们有时俘获大吏也不敢杀害。因将吏剿抚无方，饥民们渐渐围聚，并和社会中本来不饥的枭悍分子结合，遂成为许多大股的叛党。其中最著者为萌芽于琅琊而蔓延于青、徐的“赤眉”（叛徒自赤其眉，以别于官军，故名），和最初窟穴于绿林山（在今湖北当阳）而以荆州为活动范围的绿林贼，二者皆兴起于新朝的第九年。绿林贼后来分裂为下江兵和新市兵。

第十三年（即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遣太师羲仲景尚、更始将军王党将兵击青、徐，同时又遣将击句町，并令天下转输谷帛至北边的西河、五原、朔方和渔阳诸郡，每郡以百万数，预备大举伐匈奴。是年，曾以剿贼立大功，领青、徐二州牧事的田况上平贼策道：

盗贼始发，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擒也。咎在长吏不为意，县欺其郡，郡欺朝廷，实百言十，实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辄督责，遂致延蔓连州。乃遣将率（率乃新朝将帅之称）多发使者，传相监趣（促）。郡县力事上官，应塞诘对。供酒食，具资用，以救断斩。不给（暇）复忧盗贼，治官事。将率又不能躬率吏士，战则为贼所破，吏气寖伤，徒费百姓。前幸蒙赦令，贼欲解散，或反遮击，恐入山谷转相告语。故郡县降贼，皆更惊骇，恐见诈灭。因饥馑易动，旬日之间，更十余万人。此盗贼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阳以东，米石二千。窃见诏书欲遣太师、更始将军（指羲仲景尚与王党）。二人爪牙重臣，多从人众，道上空竭，少则无以威视远方。宜急选牧尹以下，明其赏罚。收合离乡、小国、无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积藏谷食，并力固守。贼来攻城则不能下，所过无食，势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击之则灭。今空复多出将卒，郡县苦之，反甚于贼。宜尽征还乘传诸使者，以休息郡县，委任臣况以二州盗贼，必平定之。

王莽不听，反免田况职，将其召还京师。

第十四年二月，羲仲景尚战死。四月，莽继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将锐士十余万，往征青、徐。大军所过，百姓唱道：

宁逢赤眉，

不逢太师。

太师尚可，

更始杀我！

十月，廉丹战死，全国震动。十一月，下江、新市兵与平林、舂陵兵联合。平林、舂陵兵皆以其兴起之地命名，先后皆于是年兴起。舂陵兵的领袖乃汉朝皇室的支裔，刘縯和刘秀两兄弟。

第十五年二月，下江、新市等联军拥立刘玄为皇帝，改元更始。刘玄亦为汉朝皇室的支裔，他即位之日，对郡臣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语。是时联军攻宛城未下，他驻跸宛城下。三月，王莽诏发郡国兵四十余万，号百万，会于洛阳，以司空王邑、司徒王寻为将。五月，二王率其兵十余万由洛阳向宛进发，路过昆阳，时昆阳已降于联军，二王首要把它收复。部将严尤献议道：“今僭号的人在宛城下，宛城破，其他城邑自会望风降服，不用费力。”但王邑道：“百万大军，所过当灭，如今先屠此城，喋血而进，前歌后舞，岂不快哉！”于是纵兵围城数十重，城中请降，王邑不许。严尤又献计道：“兵法上说‘归师勿遏，围城为之阙’，可依此而行，使城中贼得路逃出，好惊怖宛下。”王邑依旧不听。先时当城尚未合围时，刘秀漏夜从城中逃出，去请救兵。六月刘引救兵到，自将步骑千余为前锋。二王亦派兵迎击，却连战皆败。刘秀乃率敢死队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官军的中坚。二王轻视他，自将万余人出阵，令其他营伍各守本部，不得擅动。二王战不利，大军又不敢擅来救援。二王阵乱，刘秀乘势猛攻，杀王寻。城中兵亦鼓噪而出，内外夹击，震呼动天地，官军大溃，互相践踏，伏尸百余里。是日风雷大作，雨下如注，近城的河川盛潦横溢，官兵溺死者以万计，得脱的纷纷奔还本乡。王邑只得领着残余的“长安勇敢”数千，遁归洛阳。消息所播，四方豪杰风起云涌地举兵响应，旬日之间，遍于国中。他们大都杀掉州牧郡守，自称将军，用更始的年号，等候着新主的诏命。九月，响应更始的“革命”军进入长安，城中市民亦起暴动相应，王莽被杀，手刃他的是一个商人。他的尸体被碎裂，他的首级被传送到宛。

做过王莽的“典乐大夫”的桓谭在其所著《新论》里曾以汉高帝与王莽比较，并指出王莽失败的原因。他说道：

维王翁（即莽）之过绝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饰非夺是，辨能穷诘说士，威则震惧群下，又数阴中不快己者。故群臣莫能抗答其论，莫敢干犯匡谏，卒以致亡败，其不知大体之祸也。夫（知）帝王之大体者，则高帝是已。高帝曰：张良、萧何、韩信，此三子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体之效也。王翁始秉国政，自以通明贤圣，而谓群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举措兴事，辄欲自信任，不肯与诸明习者通，……稀获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体者也。高帝怀大智略，能自揆度。群臣制事定法，常谓曰：庳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为之。宪度内疏，政合于时，故民臣乐悦，为世所思。此知大体者也。王翁嘉慕前圣之治，……欲事事效古……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释近趋远，所尚非务。……此不知大体者也。高祖欲攻魏，乃使人窥视其国相及诸将卒左右用事者。乃曰：此皆不如吾萧何、曹参、韩信、樊哙等，亦易与耳。遂往击破之。此知大体者也。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后东击青、徐众郡赤眉之徒，皆不择良将，但以世姓及信谨文吏，或遣亲属子孙素所爱好，或无权智将帅之用。猥使据军持众，当赴强敌。是以军合则损，士众散走。……（此）不知大体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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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东汉篇

吕思勉

第一章 后汉的政治

莽末之乱，其经过约二十年。虽然不算很久，然而蔓延的范围很广，扰乱的情形也十分厉害，所以民生的凋敝更甚于秦汉之间。光武帝刘秀平定天下后，亦是以安静为治。内之则减官省事，外之则拒绝西域的朝贡，免得敝中国以事四夷。同时他又退功臣，进文吏，留心于政治，所以海内日渐康宁。明、章两代，也能继承他的治法。这三朝，称为后汉的治世。

后汉的政治，坏于外戚、宦官的专权，而外戚的专权，起于和帝之世。先时，章帝皇后窦氏无子，贵人宋氏生子庆，立为太子。梁氏生子肇，窦后养为己子，后诬杀二贵人，废庆为清和王，而立肇为太子。章帝崩，肇立，是为和帝，太后临朝。后兄宪为大将军，专权骄恣。和帝既长，和宦官郑众谋杀之，是为后汉皇帝与宦官谋诛外戚之始。和帝崩，殇帝立，生才百余日，明年，又崩。太后邓氏迎立安帝，临朝凡十五年。邓太后崩，安帝自用其皇后之兄阎显，又宠信诸中常侍和乳母王圣等。阎皇后无子，后宫李氏生顺帝，立为太子，阎皇后谮废之。安帝崩，阎后迎立北乡侯，未逾年薨。宦者孙程等迎立顺帝，杀阎显，迁阎后于离宫。顺帝用后父梁商为大将军。商死后，子冀继之，专恣较前此之外戚更甚。顺帝崩后，子冲帝立，一年而崩。冀与太后定策禁中，迎立质帝。质帝虽年少，而知目冀为“跋扈将军”，遂为冀所弑，迎立桓帝。桓帝和宦官单超等合谋，把梁冀杀掉，于是后汉外戚专权之局终，而宦官转横。

外戚、宦官更迭把持，朝政自然很腐败。因此而引起羌乱，还因此而激成党祸。

羌人本住在湟水流域，后来弃湟水，西依鲜水、盐池。莽末，乘乱内侵。光武、明、章、和四代，屡次发兵，把它打败。然而降羌散处内地的很多，郡县豪右都要侵凌役使羌人。安帝时，羌遂反叛。降羌本是个小寇，造反时连兵器都没有，然而当时带兵的人都观望不战，加之凉州一方面的长官都争着要迁徙到内地，或置百姓于不顾，或强迫百姓迁徙，于是羌寇转盛。至于羌人东寇三辅，南略益州，汉兵仅能保守洛阳附近而已。而兵费的侵渔，又极厉害。安帝时，用兵十余年，兵费至二百四十亿，才算勉强平定。顺帝时，羌乱又起，兵费又至八十余亿。直到桓帝时，他任用段颎，尽情诛剿，又经过好几年，才算彻底平定羌乱。然而汉朝的元气，则自此而大伤了。

党祸起于后汉的士好立名。士人初则造作名目，互相标榜，进而诽议公卿，裁量执政。这时候，游学之风极盛，太学诸生至三万余人，恰好做了横议的大本营。当时宦官兄弟、姻亲布满州郡，对其尽情惩治，自然是人情之所欲，并且也是立名的一个机会，于是宦官与名士势成水火。桓帝也是相信宦官，宦官遂诬士人结连党羽，诽议朝政，要一概加以逮治。后因后父窦武替他们解释，才放归田里劳作，然而还是禁锢终身。桓帝崩，无子，窦后和窦武定策禁中，迎立灵帝，年方十二，太后临朝。窦武为大将军，陈蕃为太傅，谋诛宦官贾节、王甫等，不克，反为所杀。于是党狱复兴，诸名士身受其害，和因其逃亡追捕，而人民因之受祸的更多。善类遭殃，天下丧气。灵帝年长，尤其相信宦官，又喜欢“私蓄”卖官、厚敛，无所不为。于是民穷财尽，而黄巾之祸又起。

黄巾的首领是巨鹿张角，借符水治病以惑众，其徒党遍于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角遂谋为乱，暗中署置其众，为三十六方。约以公元184年举事，未及期而事泄，角遂驰敕诸方，一时俱起。虽然这次起义的俱是乌合之众，旋即被镇压，然自此盗贼群起，都以黄巾为号，郡县莫能捕治。于是灵帝听刘焉的话，改刺史为州牧，外官的威权渐重，又伏下一个乱源。

而中央又适有变故，以授之隙。先时，灵帝皇后何氏生废帝，美人王氏生献帝。灵帝意欲废嫡立庶，未及行而病笃，于是把这事属托宦官蹇硕。时何皇后之兄进为大将军。灵帝崩后，蹇硕意欲诱杀何进而立献帝，何进知之，拥兵不朝，蹇硕无如之何。于是废帝立，而蹇硕亦被杀。何进因欲尽诛宦官，太后不肯，进乃谋召外兵，以迫胁太后。宦官知事急，诱进入宫，把他杀掉，进官属袁绍等遂举兵攻杀宦官。正当大乱之际，凉州将董卓至，京中大权遂落其手。董卓既握大权，废废帝而立献帝。袁绍奔山东，号召州郡起兵讨卓，各州郡推绍为盟主。董卓劫献帝奔长安。山东州郡并无讨贼的决心，各据地盘，互相吞并。而董卓暴虐过甚，为司徒王允和吕布所杀。卓将李傕、郭汜起兵为卓报仇，攻破长安，王允被杀，吕布奔东方。后来傕、汜二人又自相攻击。献帝崎岖逃到洛阳，空虚不能自立。其时曹操据兖州，颇有兵力，乃召操入洛阳以自卫。操既至，迁帝都许，于是大权尽归曹氏，献帝仅拥虚名而已。此后，纷纷割据的人多，曹操亦一时不能平定，遂终成为三国鼎立之局。

第二章 两汉的制度

“汉治”是后世所号为近古的。因其时代早，在政治制度和社会风俗上，都有沿袭古人之处。

在官制上，汉代的宰相权力颇大，体制亦尊，这是和后世不同的。宰相初称丞相，或称相国。从来今文经说盛行，乃将丞相改为司徒，又把掌武事的太尉改为司马，为丞相副贰的御史大夫改为司空，并称相职。其中央政府分掌众务的九卿，则分属于三公。外官仍沿秦郡县之制，但不置监御史，由丞相遣使分察各州，谓之刺史。刺史不是地方官，但奉诏六条察州，其人位卑而权重，故多能自奋，而亦无专擅之患，这实是一种善制。汉代去古未远，人民自治的规制亦尚未尽废。其民以百家为一里，里有魁。十里为一亭，亭有长。十亭为一乡，乡有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主徼循，禁贼盗。此等名目，后世固亦多有，然多成为具文，汉世则视之甚尊。高帝时，尝择乡三老一人，置以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相并列，可以以事相教。而啬夫等亦很有德化流行，为人民所畏服。这与后世显然不同。

汉代的学校，起源于武帝的时候。当时没有立校舍，也没有设教官，但为太常属官的博士能置弟子员五十人，后来递有增加。到平帝时，王莽辅政，才大建校舍，然未久即乱，故其成绩无闻。

后汉则天下甫定，即营建太学，明、章二代尤极崇儒重道。虽以顺帝的陵夷，还能增修黉舍，所以其时游学者极盛。然“章句渐疏，专以浮华相尚”，遂至酿成“党锢之祸”。大约当时的学校中，研究学问的人少，借此通声气的人多，所以董昭也说“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于是学术的传授转在私家，学校以外的大师，著录动至千万，远非前汉所及了。

选举则其途颇多。博士和博士弟子之外，又有任子，有吏道，有辟举。其天子特诏，标明科目，令公卿郡国荐举的，是后世制科的先声；又州察秀才，郡举孝廉，则是后世科目的先声。又有所谓赀选的。汉初限赀十算以上乃得官，此尚出于求吏廉之意，和现在的保证金相像。晁错说文帝令民入粟拜爵，其益亦止于买复。不及买复者，并不过一虚名。到武帝时，民得入财为郎，吏得入谷补官，这就同后世的捐纳无异了。

汉朝的赋税可分为三种：一是田租，就是古时的税，是取得很轻的。汉初十五而税一。文帝时，因行晁错入粟拜爵之令，到处都有积蓄，于是全免百姓的田租。到景帝二年，才令百姓出定额的一半，于是变为三十而税一了。后汉初，因天下未定，曾行什一之税，后来仍恢复到老样子。二是算赋，也称口赋，又称口钱，这是古时的赋。人民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人每年出钱一百二十，以治库兵车马；从七岁到十四岁，每人每年出钱二十，以食天子。武帝又加三个钱，以补车骑马。这一笔税，在现在看起来似乎很轻，然而汉代钱价贵，人民的负担实在很重，所以当武帝令人民提早生子，三岁即出口钱时，人民就有生子不举的（生了孩子不养育，溺死或扔掉）。三是力役。照汉朝法律，年纪到二十三岁就要傅之“畴官”，景帝又提早三年，令人民二十始傅。此外山川、园池、市肆、租税的收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都把它算作私奉养。这是将古者与民共之之山泽和廛而不税的商业，都变作人君的私收入了。这大约自战国时代相沿下来的。又武帝因用度不足，尝官卖盐铁，又榷酒酤，算缗钱，行均输之法。后来酒酤到昭帝时被豁免，盐铁官卖在元帝时一罢即复。后汉则无盐铁之税。章帝曾一行之，因不洽舆论，和帝即位，即以先帝遗意罢免。

兵制：西汉所行的，仍是战国时代通国皆兵的遗制。人民到二十三岁就要服兵役，到五十六岁才免。郡国看其地形，有轻车、骑士、材官、楼船等兵。兵士由尉佐郡守于秋后讲肄都试，其戍边之责亦由全国人民公任之。在法律上，人人有戍边三日之责，是为“卒更”。武帝以后，用兵多了，为了免得骚动平民，于是多用“谪发”。而国土既大，人人戍边三日亦事不可行，于是有人出钱三百入官，由官给已去的人，叫他留戍一年，此谓之“过更”。其穷人愿意得雇钱，依次当去的人出钱给他，使他留戍，每月两千个钱，则谓之“践更”。后汉光武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都试之事，自此而废。虽然这一举措有一时清静之效，然而历代相传的民兵制度，也就自此而废了。

刑法：汉代沿自秦朝，很为严酷。文帝时，有太仓令淳于意犯罪当刑，其女缇萦随至长安，上书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文帝怜悲其意，乃下诏为除肉刑。然而汉代司法界的黑暗，实不只刑罚的严酷，还有法律的混乱。秦代的法律，本即李悝所定的《法经》六篇。汉高帝入关后把它废掉，只留三章，天下平定之后，又将它恢复过来。然而这本是陈旧之物，不足于用，于是汉代递有增益其数目，共至六十篇。而所谓的“令”及“比”，以至于后人所为的“章句”，断罪时都可“由用”。文繁而无条理系统，奸吏遂因缘为市，“所欲活则传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宣帝留心刑狱，涿郡太守郑昌曾劝他删定律令，后来也屡有此议，亦曾下诏实行，然而迄未能收效。

第三章 秦汉的武功

秦汉之世，是我国对内统一的时代，亦是我国向外拓展的时代。中国本部的统一完成于此时，历代开拓的规模也自此时定下，所以秦汉的武功是一个亟须研究的问题。

中国的北方紧接蒙古高原，蒙古高原是一个大草原，最适于游牧民族居住，而游牧民族生性好侵略，所以历代中原政权都以防御北族为要务。三代以前，匈奴和汉族杂居黄河流域，蒙古高原上大约无甚大民族。至秦朝初年，匈奴以河南为根据地，秦始皇命蒙恬把它赶走。收复河南后，秦又自临洮至辽东筑起长城，延袤万余里。这长城大约是因山川自然之势，将从前秦、赵、燕诸国所筑的长城连接起来的，其路线与现今的长城全然不同，就形势推测，大约现在的热、察、绥、辽宁等省都当包括在内。秦末大乱，戍边的都自行离开，于是匈奴复入居河南。这时候，匈奴出了个人杰，便是冒顿单于。北方游牧民族，东有东胡，西有月氏，都给匈奴击破了。匈奴又北服丁令等国，其疆域直达今西伯利亚南部。而因月氏的遁走，汉文帝时，匈奴又征服西域。于是长城以北，引弓之民都归匈奴所制驭，俨然和中国南北对立了。汉高帝征伐匈奴，被围于平城，七日乃解。后来用娄敬的计策，以宗室女为单于阏氏，和匈奴和亲。这是中国历代和亲政策之始。吕后及文、景二代，都守着和亲政策，对匈奴入寇，不过发兵防之而已。到武帝，才任用卫青、霍去病等，出兵征讨。汉军先收河南之地，置朔方郡，后来又屡次出兵，渡过沙漠去攻击。匈奴自此遂弱，然而还未肯称臣。到宣帝时，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其呼韩邪单于才入朝于汉。和呼韩邪争斗的郅支单于逃到康居，为汉西域副校尉陈汤矫制发诸国兵所攻杀，时为公元前36年。前汉和匈奴的竞争，到此算告一段落。呼韩邪降汉后，起初对汉很恭顺，但到王莽时，因外交政策失宜，匈奴复叛。其时中国正值内乱，无人能去抵御，北边遂大受其害。后汉光武时，匈奴又内乱，分为南北。其南单于降汉，入居西河美稷。和帝时，大将军窦宪出兵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自此北匈奴西走，辗转入于欧洲，为欧洲人种大迁移的引线，而南匈奴则成为晋时五胡之一。

历史上所用“西域”二字，其范围广狭，时有不同。最初，“西域”系指今天山南路，所谓“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也。汉时，分为小国三十六，其种有塞，有氐羌。大抵塞种多居国，氐羌多行国。从河西四郡开后，而汉与西域交通之孔道始开。其当南北两道的楼兰、车师先给中国所征服，后来汉武帝又出兵，远征大宛，于是西域诸国皆震恐愿臣。前60年，汉遂置西域都护，并护南北两道。后来又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莽末，西域反叛，匈奴乘机威服北道，而莎车王贤亦称霸南道。诸小国都叩玉门关，请遣子入侍，仰求中国保护，但光武帝恐劳费中国，不许。明帝时，班超以三十六人往使西域，因诸国之兵，定诸国之乱，到底克服西域，复属于汉，直至后汉末年才绝。

羌人的居地，遍于今陇、蜀、西康、青海之境，而其居河、湟之间的，最为强悍。汉武帝时，汉军把它打破，并于此处置护羌校尉统领它。王莽时，以其地置西海郡。莽末，羌乘隙内侵。后汉时，朝廷屡次发兵讨伐它。至和帝时，遂复置西海郡，并夹河开列屯田，以绝其患。此后降羌散居内地，虽然曾复起为患，然而河、湟之域，则已纳入中国的版图了。

东胡大约是古代的山戎，汉初居地在满、蒙之间。自为匈奴所破，乃遁保乌桓、鲜卑二山。汉武帝招致乌桓，令处上谷、右北平、渔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助汉捍御匈奴。虽亦时有小寇，大体上总是臣服于中国的。鲜卑居乌桓之北，后汉时，北匈奴西徙后，其地及余众均为鲜卑所有，因此其势大张。其大人檀石槐，辖境之广，竟与匈奴盛时相仿佛。然檀石槐死后，缺乏统一的共主，声势复衰。乌桓的部落亦颇有强盛的，后汉末年，他们都和袁绍相连结。袁氏败后，曹操大破之于柳城，自此乌桓之名不复见于史。而鲜卑至晋时，亦为五胡之一。

朝鲜是殷时箕子之后，其初封地难考，大约自燕开辽东、西后，遂居今朝鲜境内，和中国以浿水为界。秦时，秦廷侵夺其地，国界退至浿水以东。汉初复还旧境，其时燕人卫满走出塞，请居秦所侵浿水以东之地。朝鲜王许之，满遂发兵袭灭朝鲜。传子至孙右渠，以公元前108年为汉武帝所灭。以其地为四郡。其南之马韩、弁韩、辰韩，总称为三韩，亦都臣服于汉。朝鲜虽系箕子之后，然其人民则多系貉族，目前貉族尚有居辽东之北的。汉武帝时，其君南闾等来降，曾以其地置苍海郡，数年而罢。后汉时，今农安地方有扶余国来通贡，大约就是南闾之族。扶余至西晋时，才为鲜卑慕容氏所灭，而其众在半岛内的，却建立高句骊、百济两国。扶余之东又有肃慎，地在今松花江流域，这就是满族之祖，大约亦是燕开五郡时，被逼逐到此的，后汉时称其为挹娄。因为臣服扶余，和中国无大交涉。

南方一带，秦时所开的桂林、南海、象郡，在秦亡时，龙川令赵佗据之自立，是为南越。而勾践之后无诸及猺，亦以率兵助诸侯灭秦故，在汉初无诸被封为闽越王，猺为东瓯王。武帝时，闽越和东瓯相攻击，武帝发兵灭闽越，徙东瓯于江、淮间，乘势遂灭南越。所谓西南夷，则当分为两派：夜郎、滇及邛都等，为今之倮㑩。他们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嶲、昆明及徙、筰都、冉駹、白马等，则均系氐、羌。武帝亦皆辟其地为郡县。

第四章 两汉对外的交通

中国人是以闭关自守著闻的。世界打成一片，是近代西洋人的事业，然则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能力，是不及西人了。闭关自守，是从政治言之，至于国民，则初未尝有此倾向。中国未能将世界打成一片，盖因前此未尝有近代的利器，又因其社会组织与今不同，所以彼此交通不能像现代这样密接。至于中国人活动的能力，确是非常之强的。如若不信，请看中国对外的交通。

中国对外的交通由来很早，但古代的情况如何，书缺有间，所以只得从两汉时代说起。两汉时代的对外交通，又当分为海陆两道。

亚洲中央的帕米尔高原是东西洋历史的界线，自此以东为东方人种活动的范围，自此以西为西方人种活动的范围，而天山和印度固斯山以北，地平形坦，实为两种人接触之地。当汉时，西方人种踪迹最东的是乌孙，与月氏俱居祁连山北。自此以西，今伊犁河流域为塞种。又其西为大宛。其西北为康居。大宛之西，妫水流域为大夏。又其西为安息。更西为条支。在亚洲之西北部的为奄蔡。自此以西，便是欧洲的罗马，当时所谓的大秦了。

汉通西域，是因月氏人引起的。汉初，月氏为匈奴所破，西走夺居塞种之地。后来乌孙又借兵匈奴，攻破月氏，于是月氏西南而走，击服大夏。汉武帝想和月氏共攻匈奴，便于公元前122年，遣张骞往使。是时河西未辟，骞取道匈奴，为其所留，久之，才逃到大宛。大宛为发译传导，经康居以至大月氏。但大月氏已得沃土，殊无报仇之心，张骞因此不得要领而归。然而中国和西域的交通，却自此开始了。当张骞在大夏时，曾见邛竹杖和蜀布，问从哪里来，大夏人说，是本国贾人，往市之身毒。于是张骞说：“大夏在中国的西南一万二千里，而身毒在大夏的东南数千里，该去蜀不远了。”乃遣使从蜀去寻觅身毒。北出的为氐、筰所拦，南出的为嶲、昆明所阻，目的没有达到。不过，传闻嶲、昆明之西千余里，有乘象之国，名曰滇越，“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这滇越，该是今缅甸之地。可见，中、印间陆路的交通，在汉代虽然阻塞，而商人和印度半岛，应是早有往还了。自汉通西域以后，亚洲诸国都有直接的交往。唯欧洲的大秦，则尚系得诸传闻。后汉时，班超既定西域，遣部将甘英往使。甘英到条支，临大海欲渡。安息西界船人对他说：“海水大，往来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入海人皆赉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乃不渡而还。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后汉书》说，这是大秦通中国之始。226年，又有大秦贾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遂遣使送诣孙权，事见《梁书·诸夷传》。中、欧陆路相接，而其初通，却是走海道。“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也由此可见一斑了。

海道的贸易，则盛于交广一带。西洋史上，说在汉代日南、交趾之地，是东西洋贸易的中枢。案《史记·货殖列传》说：“番禺为珠玑、玳瑁、果、布之凑。”番禺，便是现在广东的首府；珠玑等物，都是后来通商的商品。在广州的贸易，在当时也很发达了。《汉书·地理志》说：“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徐闻、合浦，都是现在广东的县，其余国名不可悉考。而黄支，或云即西印度的建志补罗。若然，则中、印的交通，在陆路虽然阻塞，而在海道，又久有使译往还了。又《山海经》一书，昔人视为荒唐之言，据近来的研究，则其中确实含有古代的外国地理。此书所载山川之名，皆及其所祀之神，大约是方士之书。其兼载海外诸国，则因当时方士都喜入海求神仙，所以有此记录。虽所记不太真确，然实非子虚乌有之谈。据近来的研究，《山海经》所载的扶桑，便是现在的库页岛，其他如三神山指日本，君子国指朝鲜，白民系在朝鲜境内的虾夷，黑齿则黑龙江以南的鱼皮鞑子。又有背明国，则在今堪察加半岛至白令海峡之间。果然则古代对东北，其航线所至，也不可谓之近了。

交通既启，彼此的文明自然就有互相灌输的。《汉书·西域传》说，当时的西域人本来不大会制铁，铁器的制造都是中国人教他们的。这件事对于西域的开发大有关系。在中国方面，则葡萄、苜蓿、安石榴等，都自外国输入。又有木棉来自南洋，后世称为吉贝或古贝，在古时则称为橦。《蜀都赋》“布有橦华”，就是此物，而《史记·货殖列传》所谓“珠玑、玳瑁、果、布”之布，也想必就是棉织品了。又《说文》：“，石之有光者，璧珋也，出西胡中。”此即《汉书》的“璧流离”，初系矿物，后来才变为制造品。此等物，于中国的工业也颇有关系。至于佛教的输入，则其关系之大，更无待于言了。

第五章 两汉的学术

不论什么事情，都有创业和守成的时代。创业时代，诸家并起，竞向前途，开辟新路径；到守成时代，就只是咀嚼，消化前人所已发明的东西了。两汉时代的学术，正是如此。

当战国时代，百家并起，而秦是用商鞅而强国，用李斯而得天下的。秦始皇又力主任法为治，这时候，法家之学，自然盛行。楚、汉纷争之时，纵横家颇为活跃。然而天下已定，其技即无所用之。不久，也就渐即消沉了。在汉初，最急切的要求，便是休养生息，黄老清静无为之学，当然要见重于时。所以虽有一个叔孙通，制朝仪，定法律，然而只是个庙堂上的事，至于政治主义，则自萧何、曹参，以至于文帝、景帝，都是一贯的。

但是在汉初，还有一个振兴教化、改良风俗的要求。这种要求，也是君臣上下同感其必要的。汉人教化的手段，一种是设立庠序，改善民间的风俗。一种便是改正朔、易服色等。前者始终未能实行，后者则未免迂而不切于务，而且行起来多所劳费。所以汉文帝等都谦让未遑。武帝是个好大喜功之主，什么兴辟雍、行巡守、封禅等，在他都是不惮劳费的。于是儒家之学，就于此时兴起了。

自秦人焚书以来，博士一官，在朝廷上，始终是学问家的根据地。武帝既听董仲舒的话，表彰六艺，罢黜百家。又听公孙弘的话专为通五经的博士置弟子。于是在教育、选举两途，儒家都占了优胜的位置。天下总是为学问而学问的人少，为利禄而学问的人多。于是“一经说至百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儒家之学遂臻于极盛了。

汉代儒家之学，后来又分为两派：便是所谓今古文，为学术界上聚讼的一个问题。所谓今古文者，今文便是秦以后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指前此的篆书。古人学问，多由口耳相传，不必皆有书本。汉初经师，亦系如此。及其著之竹帛，自然即用当时通行的文字。这本是自然之理，无待于言，也不必别立名目的。然而后来，又有一派人，说前此经师所传的书有缺误。问其何以知之？他说：别有古书为据。古书自然是古字写的。人家称这一派为古文家，就称前此的经师为今文家。所以今文之名，是古文既兴之后才有的。话虽如此说，然而古文家自称多得到的书，现在都没有了。其所传的经，文字和今文家所传的，相异者极少，且多与意义无关。所以今古文的异同，实不在文字上而在经说上。所谓经说，则今文家大略相一致；而古文则诸家之中，自有违异的。大约今文家所守的是先师相传之说；古文家则由逐渐研究所得，所以如此。

西汉最早的经师，便是《史记·儒林传》所列八家，这都是今文。东汉分为十四博士。其中《春秋》和《谷梁》是古文。《易经》的京氏，也有古文的嫌疑。其余亦都是今文。古文家说《书》有逸十六篇，但绝无师说，所以马融、郑玄等注《书经》，亦只以伏生所传二十八篇为限。而逸十六篇，今亦已亡。礼有《逸礼》三十九篇，今亦无存。《春秋》有《左氏》，未得立。今古文之学，本来各守师传，不相掺杂。到后汉末年，郑玄出来，遍注群经。虽大体偏于古学，而于古文无所专主，都是本于己意，择善而从。适会汉末之乱，学校废绝，经学衰歇。前此专门之家多亡。郑说几于独行。三国时，出了一个与郑玄争名的王肃。其学糅杂今古，亦与郑同。而又喜造伪书。造作《伪古今文尚书》和《伪孔安国传》《孔子家语》《孔丛子》等，托于孔子之言以自重。于是今古文之别混淆。后人欲借其分别，以考见古代学术真相的，不得不重劳考证，而分别真伪，也成为一个问题。

学术之兴替，总是因于时势的。在汉代，儒学虽然强盛，然而在后汉时，贵戚专权，政治腐败，实有讲“督责之术”的必要。所以像王符、仲长统、崔寔等一班人，其思想颇近于法家。后来魏武帝、诸葛亮，也都是用法家之学致治的。在思想上，则有王充，著《论衡》一书，极能破除迷信和驳斥世俗的议论却不谈政治。这是其所研究的对象有异。至其论事的精神，则仍是法家综核名实的方法，不过推而广之，及于政治以外罢了。

在汉代，史学颇为发达。古代史官所记，可分为记事、记言两体。现今所传的《尚书》是记言体，《春秋》是记事体。又有一种《帝系》及《世本》，专记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系的，这大约是《周官·小史》所职。《左氏》《国语》，大约是《尚书》的支流余裔。此外便是私家的记录和民间的传说了。在当时，是只有国别史，而没有世界史；只有片段记载，而没有贯串古今的通史的。孔子因《鲁史》修《春秋》，兼及各国的事，似乎又世界史的规模，然而仍只限于一时代。到汉时，司马谈、迁父子，才合古今的史料，而著成《太史公书》，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体。后人去其世家，而改书之名为志，所以称此体的历史，为“表志纪传体”。班固便是用此体以修《汉书》的。但其所载，以前汉一朝为限，于是“通史体”变为“断代体”了。兼详制度和一人的始末，自以表志纪传体为佳；而通览一时代的大势，则实以编年体为便。所以后汉末年，又有荀悦因班固之书而作《汉纪》。从此以后，编年和表志纪传两体，颇有并称正史的趋势。

文学：在古代本是韵文先发达的。春秋战国时，可称为散文发达的时代。秦及汉初，还继续着这个趋势。其时如贾、晁、董、司马、匡、刘等，都以散文见长。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则别擅长于词赋。西汉末年，做文章的，渐求句调的整齐、词类的美丽，遂开东汉以后骈文的先声。诗则古代三百篇，本可入乐。汉代雅乐渐亡，而吟诵的声调亦变。于是四言改为五言。而武帝立新声乐府，采赵、代、秦之讴，命李延年协其律，司马相如等为之辞。其后文学家亦有按其音调，制成作品的，于是又开出乐府一体。

第六章 佛教和道教

在中国社会上，向来以儒、释、道并称为三教。儒本是一种学术，因在上者中竭力提倡，信从者众多，才略带宗教的权威。道则是方士的变相，后来虽模仿佛教，实非其本来面目。儒、道二者都可说是中国所固有，只有佛教是外来的。

佛教的输入，据《魏书·释老志》，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匈奴浑邪王之降，中国得其金人，为佛教流通之渐。第二阶段，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第三阶段，后汉明帝梦见金人，以问群臣，傅毅以佛对。于是遣郎中蔡愔和秦景宪使西域。此二人带着两个和尚和佛教的经典东归。乃建寺于洛阳，名之为白马。案金人乃西域人所奉祀的天神，不必定是佛像。博士弟子从一外国使者口受经典，也是无甚关系的。但帝王遣使迎奉，归而建寺，其关系却重大了。所以向来都说，是在汉明帝时，佛法始入中国。然而楚王英乃明帝之兄，《后汉书》已说其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永平八年，即公元65年，诏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亦遣使奉缣诣国相。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日，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当明帝时，楚王业已如此信奉，因此佛教的输入，必远在明帝以前。梁启超的《佛教之初输入》，考得明帝梦见金人之说，出于王浮的《老子化胡经》，浮乃一妖妄道士，其说殊不足信。然则佛教之输入，恐尚较耶稣纪元时为早。大约在中国和西域有交通之后，佛教随时有输入的可能，只是在现在，还没有正确的史实可考。这时候输入的佛教，大约连小乘都够不上，所以和当时所谓黄老者关系很密。黄老，本亦是一种学术之称，指黄帝、老子之言，即九流中道家之学。但此时的黄老，则并非如此。《后汉书·陈愍王宠传》说，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愔，与宠共祭天神，希冀非幸，罪至不道。而魏愔则奏与“王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而已，无他冀幸”。此所谓黄老君，正是楚王英所奉的黄老。又《桓帝纪》载：“延熹九年，祠黄老于濯龙宫。”而《襄楷传》载，楷上书桓帝，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可见桓帝亦是二者并奉的。再看《皇甫嵩传》，说张角奉祠黄老道。《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说张修之法略与张角同，又说张修使人为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则此时所谓黄老，其内容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黄老为什么会变成一种迷信，而且和浮屠发生关系呢？原来张角、张修之徒，本是方士的流亚。所谓方士，起源甚早。当战国时，齐威、宣二王以及燕昭王，就已经迷信它了。后来秦始皇、汉武帝，对此迷信更甚。方士的宗旨，在求长生，而其说则托之黄帝，这个读《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可见。不死本是人之所欲，所以“世主皆甘心焉”。然而天下事真只是真，假只是假。求三神山、炼奇药，安有效验可睹？到后来，汉武帝也明白了，喟然而叹曰：“世安有神仙。”至此，《史记》所谓“怪迂之士”“阿谀苟合”之技，就无所用之了，于是方士转而蛊惑愚民，这就是后来张角、张修等一派。黄老之余波，则蔓衍于诸侯王之间，楚王和陈王所信奉的，大约就是它了。秦皇、汉武求神仙的活动劳费很大，断不是诸侯之国所能供给得起的，于是黄老信徒将寻三神山、筑宫馆、炼奇药等事一概置诸不提，而专致力于祠祭。在民间，则连这些都不必，其所求者，不过五斗米。神仙家，是将《汉志》和医经经方同列于方技之中的。黄老信众所宣传的不死之药虽是骗人，但医学他们大概是有些懂得的，更加上一个符水治病，于是当社会骚扰、人心不安定之时，黄老之道的诱惑力，自然就大到“匪夷所思”了。

佛教初输入时，或只输入其仪式，而未曾输入其教义，或更与西域别种宗教夹杂，迷信的色彩很深。所以佛教与黄老两者的混合，甚为容易。

然则为什么要拉着一个老子呢？这大约是因黄帝而波及的。黄帝这个人，在历史上是个很大的偶像，不论什么事，人们都依托他。然而黄帝是没有著书的，依托之既久，或者因宗教的仪式上须有辞以资讽诵，或者在教义上须有古人之言以资附会，更因黄老两字向来连称，而黄老之学也向来算作一家言，所以劝迷信黄帝的人诵习《老子》，他一定易于领受。这就是张修所以使人诵习五千文的理由。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其所诵者，恐亦不外乎此。“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当初因黄帝而及老子，意虽在于利用其辞以资讽诵，但习之既久，难保自己不会受其感化。况且至魏晋之际，玄学盛行，《老子》变为社会上的流行品。所谓方士，虽然有一派像葛洪等，依然专心于修炼、符咒、服食，不讲哲理；又有一派如孙恩等，专事煽惑愚民，不谈学问；然而总有一派和士大夫接近，要想略借哲理，以自文饰的。最后这一类人所依附的，自然仍以《老子》为最便。于是所谓老子，就渐渐地取得了两种身份：一是九流中道家之学的巨子，一是所谓儒、释、道三教中道教的教主。然而当时其在南方，仍不过是一个古代的哲学家，教主的资格还不十分完满。直到公元四世纪中，魏太武帝因崔浩之言，把寇谦之迎接到洛阳，请他升坛作法，替他布告天下，然后所谓道教，真个儿成为一种宗教，与儒、释鼎足而三了。这怕是秦汉时的方士始料未及的。

第七章 两汉的社会

汉承秦之后，秦代则是紧接着战国的。战国时代，封建的势力破坏未尽，而商业资本又已抬头。在汉时，还是继续着这个趋势。

《史记·平准书》上，说汉武帝时的富庶，是：

非遇水旱之灾，民则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而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绌耻辱焉。

富庶如此，宜乎人人自乐其生了。然而又说：

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

若果真家给人足，谁能兼并他人？又谁愿受人的兼并？可见当时的富庶，只是财富总量有所增加，而其分配的不平均如故。所以汉代的人，提起当时的民生来，都是疾首蹙额。

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悬而待决，于是酿成了新莽时的变乱。莽末乱后，地权或可暂时平均，因为有许多大地主业已丧失其土地了。然而经济的组织不改，总是转瞬便要回复故态的。所以仲长统的《昌言》上又说：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

可见土地和资本，都为少数人所占有了。我们观此，才知道后汉末年的大乱，除政治外，别有其深刻的原因。

汉去封建之世近，加以经济上的不平等，所以奴婢之数极多，有官有私。官奴婢是犯罪没入的，私奴婢则因贫而买卖。当时两者之数皆甚多。卓王孙、程郑，都是以此起家的。所以《史记·货殖列传》说“童手指千”，则比千乘之家。甚而政府亦因以为利，如晁错劝文帝募民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以拜爵。武帝募民入奴，得以终身复，为郎者增秩。又遣官治郡国算缗之狱，得民奴婢以千万数。前后汉之间，天下大乱，人民穷困，奴婢之数，更因之而增多。光武帝一朝，用极严的命令去免除。然而奴婢出现的原因不除去，究竟能收效几何，也是很可疑的。

因去封建之世近，所以宗法和阶级的思想，也很为浓厚。在汉代家庭中，父权很重。在伦理上，则很有以一孝字包括一切的观念。汉儒说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在诸经之传中，对于《孝经》和《论语》特别看重，就是这个道理。在政治上，则对于地方官吏，还沿袭封建时代对于诸侯的观念。服官州郡的，称其官署为本朝。长官死，僚属都为之持服。曹操、张超的争执，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军阀的相争；而臧洪因袁绍不肯救张超，至于举兵相抗，终以身殉，当时的人，都同声称其为义士。然而汉朝人也有汉朝人的好处。因其去古近，所以有封建时代之士风，一种慷慨之气。后世人的唯利是视，全都化成汉人所谓商贾者不同。汉代之士，让爵让产的极多，这便是封建时代里轻财仗义的美德。其人大抵重名而轻利，好为奇节高行。后汉时代的党锢，便是因此酿成的。至于武士，尤有慷慨殉国之风。司马相如说，当时北边的武士“闻烽举燧燔”，都“摄弓而驰，荷戈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这或许是激励巴蜀人过当的话，然而当时的武士，那种奋不顾身的气概，确是有的。我们只要看前汉的李广恂恂得士，终身无他嗜好，只以较射赴敌为乐，到垂老，仍慷慨，愿身当单于。其孙李陵，更能“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司马迁说他有“国士之风”，真个不愧。他手下的士卒五千，能以步行绝漠，亦是从古所无之事。这都由于这些“荆楚勇士，奇材剑客”素质佳良而然。当时不论南北人民，都有尚武的风气，所以后汉时，班超能以三十六人立功绝域。一个英雄的显名，总借无数无名英雄的衬托。我们观汉代的往事，真不能不神往了。

汉代因武士的风气还在，所以游侠也特盛。游侠，大约是封建时代的“士”。封建制度被破坏后，士之性质近乎文的则为儒，近乎武的则为侠。孔子设教，大约是就儒之社会，加以感化；墨子设教，则是就侠的徒党，加以改良。所以古人常以儒墨并称，亦以儒侠对举。墨者的教义，是舍身救世，以自苦为极的。这种教义固然很好，然而绝非大多数人所能行，所以距墨子稍远，而其风即衰息。《游侠列传》所谓侠者，则“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以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仍回复其武士的气概。然而生活总是最紧要的问题。此等武士，在生产上总是落伍的，既已连群结党，成为一种势力，自不免要借此以谋生活，于是就有了司马迁所谓的“盗跖之居民间者”。仁侠之风渐衰，政治上就不免要加以惩艾，人民对他亦不免会有恶感。于是后起的侠者，就不免渐渐地软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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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上

东汉的建立及其开国规模

张荫麟

新朝倒塌后，革命势力的分化和冲突、乘时割据者的起仆、一切大规模和小规模的屠杀和破坏，这里都不暇陈述。总之，分裂和内战持续了十四年，然后全中国统一于刘秀之手。

刘秀成就帝业的经过大致如下。他起初追随其兄刘縯之后。昆阳之战后不久，刘縯为更始所杀。时秀统兵在外，闻讯立即驰往宛城，向更始谢罪，沿途有人吊唁，他只自引咎，不交一句私语。他没有为刘縯服丧，饮食言笑一如平常，更始于是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是年，更始入驻洛阳，即派他“行大司马事”，去安抚黄河以北的州郡。当他渡河时，除了手持的麾节外，几乎什么实力也没有。他收纳了归服的州郡，利用他们的兵力，去平定拒命的州郡。两年之间，他不独成了黄河以北的主人，并且还把势力伸到黄河以南。在这期间，更始定都于长安，封他为萧王。他的势力一天天膨胀，更始开始怀疑他，便召他还京。他开始抗拒更始的命令，并开始向更始旗下的将帅进攻了。最后在更始三年六月，当赤眉迫近长安，更始危在旦夕的时候，他即皇帝位于鄗南，改元建武，仍以汉为国号（史家称刘秀以后的汉朝为后汉或东汉，而别称刘秀以前的汉朝为西汉）。

先时，有一位儒生从关中带交他一卷“天书”，上面写着：

刘秀发兵捕不道，

四夷云集龙斗野，

四七之际火为主。

是年，赤眉入长安，更始降。接着，刘秀定都于洛阳。十二月，更始为赤眉所杀。赤眉到了建武三年春完全为刘秀所平定，至是，前汉疆域未归他统治的，只有相当于今甘肃、四川的全部和河北、山东、江苏的各一部分而已。这些版图缺角的补足，是他以后十年间从容绰裕的事业。

刘秀本是一个没有多大梦想的人。他少年虽曾游学京师，稍习经典，但他公开的愿望只是：

作官当作执金吾，

娶妻当娶阴丽华。

执金吾仿佛京城的警察厅长，是朝中的第三四等的官吏。阴丽华是南阳富家女，著名的美人，在刘秀起兵的次年，便成了他的妻室。他的起兵并不是抱着什么政治的理想，而做了皇帝以后，他心目中最大的政治问题似乎也只是怎样巩固自己和子孙的权位而已，他在制度上的少数变革都是朝着这个方向的。他的变革举措如下：第一是中央官制的变革。在西汉初期，中央最高的官吏是辅佐君主总理庶政的丞相、掌军政的太尉、掌监察的御史大夫，这三人共为三公。武帝废太尉设大司马，例由最高的统兵官员“大将军”兼之。成帝把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空，哀帝又以把丞相改名为大司徒。在西汉末期，专政的外戚例居大司马大将军之位，而大司徒遂形同虚设了。刘秀把大司徒、大司空的“大”字去掉，把大司马复称太尉，不让大将军兼领。同时他“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备员而已”（东汉人仲长统语）。他把三公的主要职事移到了本来替皇帝掌管文书出纳的尚书台。在官职的等级上，尚书台的地位是很低的，它的长官尚书令禄只千石，而三公禄各万石。刘秀以为如此则有位的无权，有权的无位，就可以杜绝臣下作威作福了。第二是地方官制的变革。西汉末年，刺史改称为州牧，秩禄从六百石增到二千石，但职权并没有改变。州牧没有一定的治所，每年周行所属郡国，年终亲赴京师陈奏。他若有所参劾，奏上之后，皇帝会把案情发下三公，由三公派员去按验，然后决定黜罚。刘秀定制，州牧复称刺史，有固定治所，年终遣吏入奏，不用亲赴京师，他的参劾也不再经三公按验，而是直接听候皇帝定夺。这一来，三公的权减削而刺史的权提高了。第三是兵制的变革。刘秀在建武七年三月下了一道重要的诏令：

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

这道诏令的意义，东汉末名儒应劭（曾任泰山太守）解释道：

（西汉）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轻）车、骑（士），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今悉罢之。

这道诏令使得此后东汉的人民虽有服兵役的义务，却没有受军事训练的机会了。应劭又论及这变革的影响道：

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兴雷震。……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鹊捕鹰鹯，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尔乃远征三边，殊俗之兵，非我族类，忿鸷纵横，多僵良善，以为己功，财货粪土。哀夫！民氓迁流之咎，见出在兹。“不教民战，是为弃之。”迹其祸败，岂虚也哉！

这段是说因为郡国兵不中用，边疆有事，每倚靠雇佣的外籍兵即所谓胡兵；而胡兵凶暴，蹂躏边民，又需索犒赏，费用浩繁。应劭还没有说到他所及见的一事：后来推翻汉朝的董卓就是胡兵的领袖，凭借胡兵而起的。

郡国材官、骑士等之罢，刘秀在诏书里明说的理由是中央军队已够强众，用不着他们。这显然不是真正的理由。在征兵制度之下，为国家的安全计，精强的兵士岂会有嫌多的？刘秀的变革无非以强干弱枝，预防反侧罢了。郡国练兵可以为叛乱的资藉，这一点他是亲自体验到的。他和刘縯当初起兵，本是想借着立秋后本郡“都试”——即壮丁齐集受训的机会，以便号召，但因计谋泄露而提早发难。当他作上说的诏令时，这件故事岂能不在他心头？

附录下

秦之统一及其政策

吕思勉

谁都知道，统一是始于秦的。其实统一是逐渐进行的。然而统一的完成，确在前二二一年，即秦王政的二十六年。积世渴望的统一，到此告成，措置上自然该有一番新气象。

秦王政统一之后，他所行的第一事，便是改定有天下者之号，称为皇帝。命为制，令为诏。而且说古代的谥，是：“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于是除去谥法，自称为始皇帝。后世则以数计，如二世、三世等。

郡县之制，早推行于春秋战国之世。始皇并天下后，索性加以整齐，定为以郡统县之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每郡都置守、尉、监三种官。

始皇又收天下之兵器，都聚之于咸阳。把它销掉，铸作钟鐻和十二个金人。

当时有个仆射周青臣，恭维始皇的功德。又有个博士淳于越，说他是面谀，说郡县制度不及封建制度。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因此说：“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又说：“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于是拟定一个烧书的办法，是：

（一）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二）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三）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四）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

焚书的理由，早见《管子·法禁》和《韩非子·问辩》两篇。这是法家向来的主张。始皇、李斯不过是实行它罢了。法家此等主张，在后世看来，自然是极愚笨。然而在古代，本来是“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不过是东周以后的事。始皇、李斯此举，也不过想回复古代的状况罢了。

至于坑儒，则纯然是另一回事。此事的起因，由于始皇相信神仙，招致了一班方士，替他炼奇药，带着童男女入海求神仙。后来有个方士卢生和什么侯生，私议始皇，因而逃去。始皇大怒，说：“吾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欲以致太平，求奇药。如今毫无效验，反而诽谤我。”于是派御史去按问。诸生互相告引，因而被坑的遂有四百六十余人。这件事虽然暴虐，却和学术思想是了无干系的。

还有一件事，则和学术界关系略大。我国文字的起源，已见前编第二章。汉代许慎作《说文解字序》，把汉以前的文字，分作五种：（一）古文；（二）大篆；（三）小篆；（四）隶书；（五）草书。他把周宣王以前的文字，总称为古文。说周宣王时，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又说：“七国之世，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这是小篆。又说：此时“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案七国之世，所谓言语异声，大约是各处方言音读之不同。至于文字异形，则（一）者是字形的变迁。（二）者，此时事务日繁，学术发达，旧有之字不足于用，自然要另造新字。所造的字，自然彼此不相关会了。秦朝的同文字，是大体以史籀的大篆为标准，而废六国新造的字。这件事，恐亦未必能办到十分。然而六国的文字，多少总受些影响。所谓“古文由此绝”，这古文两字，实在是连六国文字不与秦文合的部分都包括在内的。汉兴以后，通用隶书。秦朝所存留的字，因为史籀、李斯、赵高、胡毋敬等所作字书还在，所以还可考查。此等已废的文字，却无人再去留意。所以至汉时，所谓古文，便非尽人所能通晓了。

当始皇之世，是统一之初，六国的遗民本来不服。而此时也无治统一之世的经验，不知天下安定，在于多数人有以自乐其生，以为只要一味高压，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专用严刑峻法。而又南并南越，北攘匈奴，筑长城。还要大营宫室，岁岁巡游。人民既困于赋役，又迫于威刑，乱源早已潜伏。不过畏惧始皇的威严，莫敢先发罢了。前二一〇年，始皇东游，还至平原津而病，后崩于沙丘。始皇长子扶苏，因谏坑儒生，被谪，监蒙恬军于上郡。少子胡亥和始皇叫他教胡亥决狱的赵高从行。于是赵高为胡亥游说李斯矫诏，杀扶苏和蒙恬。秘丧，还至咸阳，即位，是为二世皇帝。而揭竿斩木之祸，便随之而起了。

秦汉之际

吕思勉

秦二世元年，便是公元前二〇九年，戍卒陈胜、吴广因为遣戍渔阳，自度失期当死，起兵于蕲。北取陈。胜自立为楚王。于是六国之后闻风俱起。

魏人张耳、陈余，立赵后歇为赵王。

周巿立魏公子咎为魏王。

燕人韩广，自立为楚王。

齐王族田儋，自立为齐王。

时二世葬始皇于骊山，工程极其浩大，工作的有七十万人。二世听了赵高的话，把李斯杀掉。以为山东盗是无能为的。后来陈胜的先锋兵打到戏，才大惊，赦骊山徒，命少府章邯，带着出去征讨。这时候，秦朝政事虽乱，兵力还强，山东乌合之众，自然不能抵敌。于是陈胜、吴广先后败死。章邯北击魏，魏王咎自杀，齐王儋救魏，亦败死。

先是楚将项燕之子梁和其兄子籍，起兵于吴。沛人刘邦，亦起兵于沛。项梁渡江后，因居鄛人范增的游说，立楚怀王之后心于盱眙，仍称为楚怀王。项梁引兵而北，其初连胜两仗。后来亦为章邯所袭杀。于是章邯以为楚地兵不足忧，北围赵王于巨鹿。

楚怀王派宋义、项籍、范增北救赵，刘邦西入关。宋义至安阳，逗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籍矫怀王命杀之。引兵北渡河，大破秦兵于巨鹿下。章邯因赵高的猜疑，就投降了项籍。先是韩人张良，因其先五世相韩，尝散家财，募死士，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中，想为韩报仇。及项梁起兵，张良游说他，劝他立韩国的公子成为韩王。刘邦因张良以略韩地，遂入武关。赵高弑二世，立公子婴，想和诸侯讲和，保守关中，仍回复其列国时代之旧。子婴又刺杀赵高。而刘邦的兵，已到霸上了。子婴只得投降，秦朝就此灭亡。时为公元前二〇六年。

项籍既降章邯，引兵入关。刘邦业已先入，遣兵将关把守了。项籍大怒，把他打破。这时候，项籍兵四十万，在鸿门。刘邦兵十万，在霸上。项籍要打刘邦，其族人项伯和张良要好，到刘邦军中，劝良同走。刘邦因此请项伯向项籍解释，自己又亲去谢罪，一场风波，才算消弭。

这时候，封建思想还未破除。亡秦之后，自然没有推一个人做皇帝之理。于是便要分封，当封的，自然是（一）前此六国之后；（二）亡秦有功之人。而分封之权，自然是出于众诸侯的会议，能操纵这会议的，自然是当时实力最强的人。于是项籍便和诸侯王议定分封的人，如下：

当楚怀王遣将时，曾说：先入关中者王之。照这句话，此时当王关中者为刘邦。然而项籍受章邯之降时，已将秦地分章邯等三人了。这大约是所以抚慰降将之心，减少其抵抗力的。其时刘邦能先入关，原是意想不到的事。这时候不便反悔，于是说：（一）怀王不能主约；（二）巴、蜀、汉中，亦是关中之地，就把刘邦封为汉王。这也不能说不是一种解释。然而龙争虎斗之际，只要有辞可借，便要借口的，哪管得合理不合理？

项籍尊楚怀王为义帝，而自称霸王。照春秋战国的习惯，天子原是不管事的，管理诸侯之权，在于霸主。这时候，天下有变，自然责在项籍。于是因田荣的反叛，出兵征讨。汉王乘机便说：项籍分封不平，以韩信为大将，北定三秦又破韩、河南、西魏、殷四国。并塞、翟、韩、殷、魏之兵五十六万人东伐楚。居然攻入楚国的都城，项籍闻之，以精兵三万人，从胡陵还击，大破汉兵。汉王脱身逃走。然而汉王有萧何，守关中以给军食。坚守荥阳、成皋以拒楚。而使韩信北定赵、代，转而东南破齐。而项籍的后方，为彭越所扰乱，兵少食尽。相持数年，楚兵势渐绌。乃与汉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汉王背约追楚，围项籍于垓下。项籍突围而走，至乌江，自刎死，于是天下又统一了。时为公元前二〇二年。

前汉的政治

吕思勉

前汉凡二百一十年，在政治上，可以分作四期：

第一期：高祖初定天下。这时候，还沿着封建思想，有功之臣，与高祖同定天下的，其势不得不封。而心上又猜忌他。于是高祖听娄敬的话，徙都关中，想借形胜以自固。又大封同姓之国，以为屏藩。这时候，异姓王者八国，除长沙外，多旋就灭亡。同姓王者九国，都跨郡三四，连城数十，遂成为异日的乱源。高祖开国之后，是外任宗室、内任外戚的。所以吕后在其时，很有威权。高祖死后，惠帝柔弱，政权遂入于吕后之手。先是高祖刑白马与诸侯盟说：“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惠帝死后，吕后临朝，就分封诸吕。又使吕禄、吕产统带守卫京城和宫城的南北军。吕后死后，齐哀王起兵于外。诸吕使灌婴击之。灌婴阴与齐王联合，顿兵不进。汉朝的大臣因此劝诸吕罢兵就国，诸吕犹豫不决。而太尉周勃乘隙突入北军，和齐王的兄弟朱虚侯章等，攻杀诸吕。杀掉太后所立的少帝和常山王弘，而迎立文帝。于是汉初握权的外戚被打倒，而晨星寥落的功臣，自此以后也逐渐凋零。特殊势力只有因私天下之心所封建的宗室了。

当汉初，承春秋战国以来五百余年的长期战争，加以秦代的暴虐，秦、汉之际的扰乱，天下所渴望的是休养生息。而休养生息之治，只有清静不扰的政策最为相宜。汉初已有这个趋势。文、景二代的政治，尤能应这要求，所以社会上顿呈富庶之象。这时候，内而诸侯之尾大不掉，外而匈奴之时来侵犯，都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帝也一味姑息，明知吴王濞有反谋，却赐之几杖以安之。匈奴屡次入寇，也只是发兵防之而已。到后来，封建的问题，到底因吴楚七国之乱而解决。而对外的问题，则直留待武帝时。至于制民之产和振兴文化，则文、景二代，更其谦让未遑了。要而言之：这一期，是以休养生息为主，可称西汉政治的第二期。

第三期是武帝。武帝是个雄才大略之主，很想内兴文治，外耀武功。于是立五经博士，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又北伐匈奴，西通西域，南平闽越、南越，东北并朝鲜，西南开西南夷。一时武功文治，赫然可观。然而武帝也和秦始皇一样，信方士，营宫室，又时出巡幸。财用不足，乃用孔仅、桑弘羊等言利之臣，又用张汤等酷吏，遂致民愁盗起，几乎酿成大乱。末年虽然追悔，天下元气业已大受其伤了。武帝的太子据，因“巫蛊之祸”而死。晚年，婕妤赵氏生昭帝，武帝恐身后嗣君年少，母后专权，杀婕妤，然后立昭帝为太子。武帝崩，昭帝立。霍光、上官桀等同受遗诏辅政。武帝长子燕王旦和上官桀、桑弘羊等谋反，为霍光所杀。昭帝崩，无子。霍光迎立武帝孙昌邑王贺。百日，废之。迎立戾太子孙病已，是为宣帝。当霍光秉政时，颇务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宣帝少居民间，知民疾苦。即位后，留心于刑狱及吏治，亦称治安。自武帝末年至此，憔悴的人民又算稍获休息。这是西汉政治的第三期。自元帝以后，则君主逐渐愚懦，更兼之短祚，外戚的威权日张，遂入于第四期了。

汉代去古未远，宗法社会的思想，深入人心。人所视为可靠的，非宗室则外戚。汉初宗室，势力太大，致酿成吴、楚七国之乱。乱后，宗室的势力遂被打倒，而外戚则势焰大张。元帝本是个柔仁好儒的人，然而暗于听受，宦官弘恭、石显专权，威权渐陷于不振。成帝很荒淫，委政于外家王氏。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相继为相，遂肇篡窃之势。哀帝夺王氏之权，然所任的，亦不过外家丁氏和其祖母之族傅氏。哀帝死后，成帝的母亲召用王莽。王莽本是抱负大志，想得位以行其所抱负的。于是弑平帝，立孺子婴，莽居摄践阼。旋又称假皇帝。而西汉之天下，遂移于新室了。时为公元八年。

新莽的改制

吕思勉

当秦汉之世，实有一从东周以降，悬而未决的社会问题。制民之产，在古代的政治家，本视为第一要事。“先富后教”，“有恒产而后有恒心”，民生问题不解决，政治和教化都是无从说起的。汉代的政治家还深知此义。“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乃后世经验多了，知道“天下大器”不可轻动，才有此等姑息的话。汉代的人，是无此思想的。多数的人对于社会现状，都觉得痛心疾首。那么，改革之成否，虽不可知，而改革之事，则终不可免，那是势所必然了。然则汉代的社会，究竟是何情状呢？

当时的富者阶级，大略有二：（一）是大地主。董仲舒说他“田连阡陌；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而贫者则“无立锥之地”。（二）是大工商家。晁错说他“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因以兼并农人。封建势力，未曾刬除，商业资本，又已兴起。胼手胝足的小民，自然只好“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了。

汉世救正之法，是减轻农民的租税，至于三十而取一。然而私家的田租，却十取其五。所以荀悦说：“公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武帝时，董仲舒尝提出“限民名田”之法，即是替占田的人，立一个最大的限制，不许超过。武帝未能行。哀帝时，师丹辅政。一切规制，业已拟定，又为贵戚所阻。至于法律上，贱视商人，“如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市井之子孙不得为宦吏”等，于其经济势力，不能丝毫有所减削。武帝时，桑弘羊建盐铁官卖和均输之法，名以困富商大贾，然实不过罗掘之策，反以害民。其于社会政策，自更去之逾远了。

到新莽时，才起一个晴天霹雳。新莽的政策，是：

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的，分余田与九族乡党。

立五均司市泉府。百姓以采矿、渔猎、畜牧、纺织、补缝为业和工匠、巫医、卜祝、商贾等，都自占所为，除其本，计其利，以十一分之一为贡。司市以四时仲月，定物平价。周于民用而不售的东西，均宜照本价买进。物价腾贵，超过平价一钱时，即照平价卖出。百姓丧祭之费无所出的，泉府把工商之贡借给他，不取利息。如借以治产业的，则计其赢利，取息一分。

立六管之制。把盐、酒、铁、山泽、赊贷、钱布铜冶六种事业，收归官办。

新莽的制度：（一）平均地权。（二）把事业之大者都收归国营。（三）虽然未能变交易为分配，然而于生产者、贩卖者、消费者三方面，亦思有以剂其平，使其都不吃亏，亦都无所牟大利。果能办到，岂非极好的事？然而国家有多大的资本，可以操纵市场？有多细密严肃的行政，可以办这些事，而不至于有弊？这却是很大的疑问。而新莽是迷信立法的。他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于是但“锐思于制作”，而不省目前之务。如此大改革，即使十分严密监督，还不能保其无弊，何况不甚措意呢？于是吏缘为奸，所办的事，目的都没有达到，而弊窦反因之而百出。新莽后来，也知道行不通了。有几种办法，只得自己取消，然而事已无及了。

新莽尤其失计的，是破坏货币制度。原来汉代钱法屡变，其最后民信用的，便是五铢钱。钱法金、银、龟、贝杂用，原是经济幼稚时代的事，秦时，业已进它到专用金属。汉世虽云黄金和铜钱并用，然而金价太贵，和平民不发生关系，为全社会流通之主的，自然还是铜钱。所以铜钱，便是当时经济社会的命脉。而新莽却把五铢钱废掉。更作金、银、龟、贝、钱、布，共有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行之。于是“农桑失业，食货俱废”。大乱之势，就无可遏止了。

新莽的大毛病，在于迂阔。其用兵也是如此。新室的末年，所在盗起。其初原不过迫于苛政，苟图救死。然而新政府的改革，既已不谅于人民，则转而思念旧政府，亦是群众应有的心理。于是刘氏的子孙，特别可以做号召之具。当时新市、平林之兵，有汉宗室刘玄在内，号为更始将军。而后汉光武帝，亦起兵舂陵，与之合。诸将共立更始为帝，北据宛。新莽发四十万大兵去打他。军无纪律，又无良将，大败于昆阳。威声一挫，响应汉兵者蜂起，新室遂不能镇壁。更始派兵两支：（一）北攻洛阳，（二）西攻武关。长安中兵亦起，新莽遂为所杀。时为公元二十三年。更始先已移都洛阳，至是又移都长安。此时人心思治，对于新兴的政府，属望很深。而新市、平林诸将，始终不脱强盗行径，更始则为其所挟制，不能有为。光武帝别为一军，出定河北。以河内为根据地，即帝位于鄗。这时候，拥兵劫掠的人到处都是，而山东赤眉之众最盛。公元二十五年，赤眉以食尽入关。更始为其所杀，洛阳降光武，光武移都之。光武遣将击破赤眉，赤眉东走。光武自勒大兵，降之宜阳，于是最大的流寇戡定。然而纷纷割据的尚多，其中较大的，如汉中的延岑、黎邱的秦丰、夷陵的田戎、睢阳的刘永，亦都遣兵或亲身打定。只有陇西的隗嚣颇得士心，成都的公孙述习于吏事，二人稍有规模。光武久在兵间，厌苦战事，颇想暂时置之度外，而二人复互相联结，意图摇动中原。于是公元三十四、三十六两年，先后遣兵把他灭掉。河西的窦融，则不烦兵力而自归，天下又算平定了。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前言

编者按

第一卷 秦朝篇

第一章 秦始皇与秦帝国

一 吕不韦与嬴政

二 六国混一

三 新帝国的经营

四 帝国的发展与民生

第二章 秦汉之际

一 陈胜之起灭

二 项羽与巨鹿之战

三 刘邦之起与关中之陷

四 项羽在关中

五 楚汉之战及其结局

第二卷 西汉篇

第一章 大汉帝国的发展

一 纯郡县制的重建

二 秦汉之际中国与外族

三 武帝开拓事业的四时期

四 武帝的新经济政策

第二章 汉初的学术与政治

一 道家学说的全盛及其影响

二 儒家的正统地位之确立

三 儒家思想在武帝朝的影响

第三章 改制与“革命”

一 外戚王氏的专权

二 哀帝朝的政治

三 从王莽复起至称帝

四 王莽的改革

五 新朝的倾覆

第三卷 东汉篇

第一章 后汉的政治

第二章 两汉的制度

第三章 秦汉的武功

第四章 两汉对外的交通

第五章 两汉的学术

第六章 佛教和道教

第七章 两汉的社会

附录

附录上

东汉的建立及其开国规模

附录下

秦之统一及其政策

秦汉之际

前汉的政治

新莽的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