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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1

《在不确定的世界：从华尔街到华盛顿》 作者：罗伯特·鲁宾

章节数：64章 字数：22.6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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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论(2)

给世界经理人的功课

——评罗伯特·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

Ed Zhang (《中国日报》香港版顾问)

假如谁把罗伯特·鲁宾的《不确定的世界》仅仅当作是一部回忆录,那可就错了。因为书里充满了对天下大事的看法;对美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府在未来世界应扮演的角色比比皆是,却没有对莱温斯基女士的形容,也没有对朱鎔基访美细节的披露。

假如谁把它仅仅当作一部理论书,也错了。因为全书都充满了对实践的毫不掩饰的自豪,以及对随机应变处理世界事务的热衷:“许多人在开始分析时都带着预设的观念。但一个人空想出来的一板一眼的看法和你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棘手现实时的看法是不会相同的”。除非你有足够的实践经验,你才能读出这句话里的酷劲。

假如谁把它当作教人怎样用“可能性思考”炒股的书就更错了。在美国书店里,每年出版的回忆录、学术著作以及投资手册浩如烟海,鲁宾决不至于在上了66岁的年纪的时候再到这个市场里去博取名声的。

那么他到底要干什么?让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他现在正在干什么。眼下,他正在帮助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凯利竞选下一届总统——不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当顾问,而是充当他的经济政策高参。公共政策事务“令人着迷”,这是他自己说的。他急于要把一个新的行政当局推上台去,去实行他所认同的国际政策和财政政策。而这些政策,很大一部分就体现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原来写这本书的目的直指未来政治。

作为回忆录,鲁宾以自己的切身经验告诉他的读者(首先是美国公众),自己是怎样在克林顿内阁中去学习、把握那些对他们来说“难以置信”的世界上的变化。他回忆说:那时的高盛公司,作为纽约一家最顶尖的投资银行,连一个海外办事处都没有,也没想像过会在发展中国家有重要业务。而作为美国财长,他竟足迹遍及阿根廷、巴西、中国、科特迪瓦、印度、印度尼西亚、莫桑比克、菲律宾、乌克兰、越南……不是去为了兜售美国影响,缔结反共联盟,甚至重组地缘政治,而是去处理和协调那些国家或周边地区的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那些危机美国人想坐视不管都不可能不管得起,因为不管的代价恐怕太大,甚至会直接影响美国自己的利益和触发全球性的灾难。

鲁宾的这些回忆,都是在为他所认同的政策做铺垫。那是一个跟小布什所代表的那一套截然不同的,旨在让美国追求当世界经理人,而不是简单粗暴的世界警察的政策。这些政策和它们所依据的逻辑,读者从他的两个财政部同事在他卸任时总结的“鲁宾主义”10要点和作者自己加上的第11点中已能看出,这最后一点,作者又在书的最后一章“相互依赖宣言”中反复强调。“宣言”是干嘛用的?难道仅仅是为了说故事用的吗?别忘了鲁宾现在还是美国知名的政策咨询机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副主席呢。

对世界基本看法的不同,也正是克林顿与小布什之间差异最大的地方。记得共和党人曾批评克林顿在世界各地卷入过多(当然他们没料到9·11以及后来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其实也正反映了他在各处都想有所建树的企图。尽管科索沃战争和轰炸中国大使馆让很多中国人看起来这两个行政当局没有什么区别,对一般美国人和西方人来说,克林顿是比较世界主义的,而小布什,尤其是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形象,难免让人觉得此人飞扬跋扈胜过很多前任。

实际上,从冷战后期开始,美国政治就一直呈现一种“两条路线斗争”。两条路线代表着持两种不同世界观的美国人。一种人害怕不确定性,害怕全球化,害怕外国人,害怕与基督教新教不一样的东西。其群众基础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和南部,东西海岸大城市的人私下称之为“小镇上的共和党人”,说起来一付不齿口吻,就像在说“乡巴佬”;另一种人则主要来自东西海岸,那里移民密集,文化多元;他们成天跟外国人和外国打交道,相信全球化最终有利于美国,也宁愿把不确定性当作生活常态,假如不是还要作它的潮流领袖的话。这些人则往往被“小镇上的共和党人”讥讽为“东海岸的自由派”或“西海岸的半疯子”。而鲁宾本人,作为纽约的欧洲犹太移民子弟(他的家庭只是出于健康原因才迁居迈阿密的),接受的教养自然要远比“小镇上的共和党人”开放得多。

在911以后的美国,小布什领导的伊拉克战争愈加显得师出无名,新的总统大选又即将到来之际,鲁宾以前朝元老的身份抛出了他对未来世界及美国角色的看法,难免有他的政治企图。这一手,甚至有点像秦末大起义即将爆发之际,圯上老人送给张良的那部《黄石公三略》,以帮助有世界主义眼光的新一代领袖在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为美国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导航。倘若不是这样,倘若仅仅写一本任何内幕情节都不披露的回忆录,或诠释自然科学家和金融理论家的什么理论,鲁宾的书又怎么会受到那么多的推崇?

对于这个世界上不得不与美国一道生存的人们来说,鲁宾的书,不亚于一大堆的政策研究机构的国际政策咨询报告,为我们了解未来10年间美国有识之士对世界(包括对中国角色),以及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看法提供了一个绝好参照。可以断言,在后911时代,最具可能性被美国政治家一再捡起、且最具世界主义倾向的政策和旗号,将莫过于鲁宾的境界——而最具可能性被美国政治家一再捡起、且最具罗马帝国遗风的政策和旗号,大概也莫过于小布什周围的那班骄兵悍将的主张了。

这也就是说,66岁的鲁宾对政治(他叫公众政策事务)的热情依然高涨。虽然我们无法知道他今后是否再承担公职——这也将视美国对他的需要而定,但至少靠这本书,以及他作为美国历史上最长一个繁荣期的一位财长的业绩,他可以当之无愧地赢得顶级政策师爷的地位。有的共和党人在互联网上评论说:“鲁宾不愧是美国政治的超级明星,只可惜他是民主党人。”《福布斯》杂志甚至把鲁宾论金融与基辛格论外交相提并论。相信也会有美国政治学系的教师把这本书当作辅助教材的。

然而正如鲁宾所说,当今世界的变局,尚刚刚开始。如果说1997-98年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第一次突出展示了全球化潜在的危险和缺陷”,他的书或许也可被称为留给未来世界经理人的第一份功课。而未来美国是否真的会成为一个称职的世界经理人,这位经理人将如何与其他经理人合作和分工,或许还要靠很多个鲁宾来教它做功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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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在不确定的世界作者自序

与我共过事的人都知道,我不相信事情的确定性。但在政府任职的6年半时间内,我曾认为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离开政界后,不会写书回顾我的公职生涯。我隐约地感到不安,觉得这种想法有些自私。不过,到1999年夏我离开华盛顿和克林顿政府时,我的想法开始改变了。

回顾在华盛顿和华尔街的工作经历,我发现自己曾身处重大变革和重大事件频发时期的风口浪尖之中。当更多地思考过去的那些时光时,我认识到,从自己曾经历过的事情中,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写书似乎是一种更系统地思考过去经历、更好地理解他的一个办法。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我的经历和想法或许其他人也会感兴趣,并对他们有用。

今天,市场的作用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对更多的人更重要。政府的作用对我们所有人都是至关重要的。要处理我们所面对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就必须全面理解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与作用。作为曾从商界和市场领域转入政界,又从政界回到商界和市场界的人,我想,或许我适合谈一谈对这两个领域以及他们相互作用的看法。

我想表达一些事情和观点的心情越来越强烈,这与一名叫雅各布·韦斯伯格的记者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建议我们合作写一部书。这一想法部分来自他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讨论我的根本观点: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的,所以,任何决定都是或然性的。通过与雅各布的交谈,我被这种提议所吸引,我想让人们了解,我对决策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贯穿于我所做的所有事情。

经过多次讨论,我们两人决定根据我的个人经历合作写一部书,回忆我在高盛公司的26年、在白宫和财政部的6年半以及后来在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花旗集团的4年,通过这部书,阐述我在未来对决策者、投资者、商人和所有市民都很重要的问题上的看法。在我们着手写作后,围绕着克林顿政府时期曾面对的那些政策和政治问题,我们俩继续进行辩论。例如,对将来而言,作为经济战略核心的财政手段和减税的作用是什么?对世界经济来说,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是否是正确的政策选择?国际社会如何才能最好地阻止或对周期性金融危机做出反应——到目前为止,这些危机似乎是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市场如何运作的问题,这也是普通股票投资者感兴趣的问题。

通过对自己作为决策者的经历的叙述和重新思考,我希望为其他将来要独自或集体做出决策的人提供借鉴作用,这是本书的主要意图。我希望和读者一起分享我在商界和政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一些观点——关于市场心理、政府对经济的作用以及如何在互不隶属的庞大的商界和政界机构中做决策和有效地工作问题。

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解释我的决策方法。或然性的办法并非有多么独特,在某种程度上,它仅仅反映了大多数人在权衡赞成或反对一件事时,他们在做什么,或思考他们正在做什么。但无论如何,雅各布在《纽约时报杂志》文章中所进行的讨论引起了反响,而且从那时起,各行各业的人都曾告诉我,他们受到了这篇文章影响。这篇文章发表两年后,我在一家网球场遇到一位财务经理,他告诉我,说他把这篇文章的重要部分贴在了他办公室的墙上。我认识的另外一个人告诉我,一位棒球队经理也把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贴在了他的办公室(我不知道该队在全国比赛中的级别和名次)。

对于这次讨论为什么会引起反响,我能做出的最好解释是我和拉里·萨默斯在财政部共事时他曾向我提到的一件事:尽管许许多多的人接受或然性决策概念,甚至认为自己是这种概念的实践者,但几乎没有什么人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对我来说,或然性思考长期以来一直是高度的有意识的过程。我把这种思维想像为一种标准拍纸簿,上面记录着与决策有关的因素以及对它们的评估和汇总。当然,这样描述或然性思维并不是说可以将其贬低为一种数学公式,最佳决策会从便签上自动产生。成熟的决定建立在确认相关变量以及把其中每一种变量与概率联系起来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分析过程,但也涉及主观判断。而最终的决定既反映了决策过程中涉及的所有因素,也反映了本能、经验和“感觉”。

本书也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探讨我的决策以及更广泛地说我的生活所依据的思维方式。这种观点的核心是认为没有任何事能够被证明是确定的。现代科学表明,物理学和化学尤其是这样,在这两门学科中,人们所熟悉的和基本的规律大多数是建立在对无法被证明的认识和现实的基础上的。这一观点是贯穿本书的一条主线。我猜想,这一观点是通过我在哈佛大学低年级时上拉斐尔·迪默斯教授的哲学课,在耶鲁法学院时与同学在可口可乐茶座讨论以及我在财政部的4年中与拉里·萨默斯和艾伦·格林斯潘共进早餐时的一些讨论逐步形成的。

一旦你进入或然性王国,任何事情都不再是简单的了。一种真正的生活或然观迅速让人认识到,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是极其复杂的,要求人们探讨这些复杂性,认识各种相关因素,并不可避免要进行衡量。我在人生各个阶段认识的一些人对待事情的态度似乎比我更确定。那种确定性不只是一种我所欠缺的个性特点。在我看来它其实正是对现实本质的错误认识,因为现实本身是复杂的、模糊的,依据这种确定性的态度做决策,看起来是为了追求最好的结果,但其基础是相当脆弱的。

虽然本书的根本意图是帮助读者更清楚地思考未来,但它是以叙述过去为基础的。尽管这不是一部历史书或学术著作,但我对问题、事件、辩论以及我自己对这些事做出的反应或许对研究克林顿政府和我所经历的其他时期的历史学家的工作有所助益。公职生涯为我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使我得以运用自己的经验去解决关系到美国和世界范围内广大民众的问题,并让我看到我们的政府制度如何通过政策、政治和通讯的交互作用运作。也许通过叙述我自己在政府中的经历,通过反映我对与自己共过事的许许多多政务官和职业文官的杰出才能和敬业精神的一些认识,本书将会鼓励青年人去思考: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丰富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应当如何度过哪怕仅仅是一段时间的公职生活。更进一步说,我希望促使读者通过支持他们信任的候选人的思想和事业,更多地去参与我们的政治制度。

对我来说,利用这一机会系统地反思过去,可以使我所坚持的许多观点得到进一步提炼,从而也更为准确。本书所阐述的观点虽然是我本人的,但几乎在所有问题上这些观点都受到过其他许多人的强烈影响。我在我人生的所有阶段——受教育阶段、在华尔街工作以及在政府任职——都一直非常幸运地有许多同事和朋友,他们深刻的思想、经验、智慧以及思维模式,对我形成自己的认识起了很大帮助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对人类包括他们自己的抱负的冷嘲热讽与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结合在一起。在财政部时期,我和我的同事们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严肃认真和傲慢无理态度的结合,正是我所了解的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好的态度。倾听比说话能够学到更多,而我一直有机会倾听许多人谈论他们的渊博见解。我的希望是,我在一生中通过与别人的这种交流和互动所形成的观点,在其他人处理摆在他们面前的个人、职业以及政策挑战时,会有所帮助。

罗伯特·E.鲁宾

2003年9月30日

于纽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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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在这种形势下究竟要拿出多少资金才足够,没有“正确的答案”或方案,因为恢复信心是一个心理问题,每种情况都是各不相同的。就墨西哥的局势而言,市场参与者们所关心的是短期债券 ,因此我们决定拿出比我们认为墨西哥所实际需要的更多的资金。就像一座庞大的军火库一样,一笔巨额的资金也会给市场造成相当大的心理影响。如果投资者相信有足够的资源恢复经济,而且政府已着手处理潜在的问题,资金的外流就会停止。

得知我的任命书已到达白宫的消息后,拉里和我马上收拾我们的笔记赶往白宫。我们在极其糟糕的时候给总统带去了极其糟糕的消息。仅仅9个星期前,他遭受了严重的政治打击——民主党40年来首次在参众两院都失去了多数。纽特·金里奇和他的《与美国订约》风光十足地出现在各种杂志的封面上,克林顿总统正在努力打拼以在政治上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而这时我们来了,1月10日走进他的办公室,要求他仅仅根据政策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有可能是一个不受欢迎而且有政治风险的决定——这一决定存在着不成功的实实在在的风险。

与往常一样,克林顿没费多少时间就掌握了局势的发展情况。他向拉里和我问了一些问题。克林顿问,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真的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吗?我们回答,是的。第二,总统想知道,现在的时机是否适合推行我们的计划制止这些后果?尽管无法保证能够成功,但我再次表示,现在正是合适的机会。最后,总统问如果救援行动没有起作用,我们会损失多少资金。拉里解释说,我们将每次提供30亿美元贷款担保,分批提供,如果救援不起作用,我们将能够把我们的损失控制在250亿美元以内。

在听取了我们的分析和了解了局势的严重性后,克林顿迅速做出反应,表示他必须冒这个政治风险。他说,“这就是美国人民选我们到这里来要做的事”。我还记得,总统说如果他不做出救援墨西哥的决定,他就无法入睡。当我听到有人批评比尔·克林顿遇事犹豫不决或受政治而不是政策驱使时,我经常会记起那天晚上的情景并以此进行反驳。采取行动救援墨西哥,他在政治上一无所获,而只是在他的政治资本已经严重受损时冒着巨大的风险。

在我们的讨论结束后,克林顿走向他的办公桌,拿起电话,要求给他接国会两党领袖。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参议员鲍勃 ·多尔(来自堪萨斯州的共和党人)和汤姆·达施勒(来自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人 ),众议员纽特·金里奇(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人)和理查德·格普哈特(来自蒙大拿州的民主党人)都答应支持他提出的提供贷款担保的紧急请求。第二天拉里和我前往国会山去见这些人,以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支持。最初,甚至曾经不依不饶地调查克林顿“白水门事件”的阿方斯·达马托(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也表示支持,他是参议员金融委员会的新任主席。达马托说,我们应当拿出不止250亿美元,这样金融市场就不会认为他们会“压倒”我们了。受此鼓舞,我们将我们的提议增加到400亿美元。该提议的一个重要部分也要求墨西哥承诺进行各种经济改革,并保证用其石油出口收入作为还贷担保。

尽管我们获得了国会领导人的支持,但当艾伦和我到国会解释这项计划时,议员们的反应极其消极。1月13日,在会见了100多位两党议员后,我们才开始体会到要让国会采取行动有多难。有几位议员要求我们答应不让美国的税钱面临风险。有些问题非常合情合理,但很难回答。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一再要求我们解释为什么日本和欧洲国家不与我们一起负担这个风险。我回答说,我们的盟友正在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他们的努力。而不太圆滑的回答将是,我相信我们的盟友本来也应该通过双边形式做出努力,因为墨西哥的危机以及可能产生的蔓延也会波及到它们。但它们不打算增加双边援助,部分原因是它们认为墨西哥是我们的问题,同时也因为它们与我们的判断不一致,它们不认为墨西哥的崩溃会造成全球性的危险。不管怎样,这些说法都没有改变这一基本观点:采取行动符合我们的利益。后来,拉里和我又发起全面的媒体和政治宣传,说明我们的看法。在我所打出的电话中,有一个是打给得克萨斯州当选州长乔治·W·布什的,他表示支持我们的努力。布什和许多边疆州政治家一样,本能地意识到危险所在,并成为我们目标和努力的强有力的公开支持者。

我还不能够肯定我完全理解我们的计划在国会所遇到的消极反应的程度。在一个层面上,国会的态度只是反映民意。讨厌外国人可能是某些人反对救援的原因,但许多人就是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冒险用我们的钱去做这种努力。或许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本来能够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当时的这种局势可能太新奇、太复杂,无法被迅速接受。1995年,许多人还不了解一个穷国的宏观经济的失误会影响到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一观念。几年后,在亚洲危机发生后,这一观念仍然没有被很多美国人接受。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全球经济还是一个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什么含义的抽象事物。

我们在国会遭遇反对可能也是因为与其他问题纠缠到了一起。许多民主党议员曾冒犯他们在工会组织中的支持者,投票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人正在嘲笑这些议员——“看吧,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们情况会是这样。”在共和党方面,在活力十足的新议员中,有些人渴望打击克林顿总统,他们对美国的国际参与行动也持怀疑态度。为什么要帮助一个向我们输出毒品和非法移民的国家,而且救援行动还同时会使华尔街受益?我努力想解释(但没有成功),我们不是为了墨西哥的或华尔街的福祉,而是美国的福祉。墨西哥的经济崩溃会使他们所关注的问题(译者注:毒品、非法移民等)进一步恶化。但我的观点几乎没有人接受。

众参两院的一些议员例如参议员克里斯·多德(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保罗·萨班斯(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人)和罗伯特·贝内特(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人)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在许多关键场合帮助我们做工作。但大多数愿意支持救援方案的议员要求附加条件,而这些条件既在政治上不现实,也与在墨西哥重建稳定无关;或者条件干脆就是不能与墨西哥一起推行这项计划。例如,一些民主党人坚持要写入新的劳工标准以保护墨西哥工人。有和解精神和国际意识的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吉姆·利奇(来自衣阿华州的共和党人)支持我们的建议,为了使计划能够通过,表示愿意接受民主党人提出的一些要求。但这激怒了利奇的民主党同事,他们不明白,既然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为什么民主党要在这一问题上操纵事态。有些议员说,他们将不支持任何附加有劳工标准的方案。这种混战使人们提前感受到了将来围绕全球化包括贸易自由化问题的斗争气息。支持自由贸易的选民开始时并不多,但如果我们想要得到这些选民的支持,每个人都要求保护他的特别利益。

随着反对呼声的上升,最初曾答应支持我们的国会领导人似乎变得越来越谨慎了。他们不去做持怀疑态度的国会同僚的说服工作,而且他们似乎减少了这样做的努力。甚至一些坚定支持我们的人也开始担心别人看出他们对我们的计划热心。一位非常有名的支持者不断给我们写来信,表示对我们的建议越来越“关注”。我后来意识到这是一种书面姿态,表示他要修正他所做出的如果我们失败他会鼎力相助的保证。而就共和党人对格林斯潘作用的看法而言,他们的反对本来会更强烈。

对墨西哥危机有充分认识的议员是众议院的新议长纽特·金里奇。金里奇对普遍反对救援计划的情况非常关注,他要求艾伦代表他给拉什·林堡打电话,艾伦也照办了。当拉里和我第一次前往国会山去拜访他时,金里奇看起来确实对情况很了解。在我们会谈结束时,他称墨西哥危机是“21世纪的首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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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现过。当时墨西哥政府和1995年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一样,基本上耗尽了其外汇储备。1982年,墨西哥的债务拖欠所引发的经济衰退波及拉美很多地区以及拉美之外。在此之前一些年向发展中国家大量放债的银行大量抽走资金,造成一个又一个国家接连出现债务拖欠。我们不希望墨西哥这次出现的问题再次引发一场全球债务危机。但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世界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在某些方面使危机更危险也更难以遏制。国际金融体系在规模、复杂性和资金周转速度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以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在前所未有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简单地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蔓延的可能性比以前要大得多,而且他们的经济状况又以更复杂的方式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

这些年最明显的变化是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迅速增长。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国家购买了美国40%的出口商品。结果,现在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依赖于发展中国家消费者购买我们产品的能力。资金流动量急剧增加。不再只是有银行,而且还有投资银行、人寿保险、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以及通过这些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财产的个体投资者。从1982年到1994年的12年间,流向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增加了6倍,从240亿美元上升到1480亿美元。1982年金融危机之初,我正在高盛公司,当时这场危机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而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则是整个金融机制中的一个极其突出的事件。

由于新兴市场的债务从银行转向人们普遍持有的证券,与1982年时相比,1995年时全球金融已经变得复杂得多。80年代的金融危机是通过紧密合作解决的,美国与其他国家政府让商业银行重新谈判,就墨西哥和其他债务国的坏账问题达成解决办法。但那是一种大规模的“解救”过程,因为银行一直支持遇到麻烦的债务国。针对1995年墨西哥的情况,有些人建议我们再次采取“协调银行的作用”的办法,但这时的银行已不仅仅只是债权人了。取代银行贷款的是,人们设计出许多种类的债务手段和金融衍生工具。墨西哥债务被扩散,因为持有者所拥有的债券,私下里是由全世界的各种机构和个人投资商所拥有的;这些债券并不是以拥有者的名义登记的,因此很难确认其所有者。另外,债券投资商在墨西哥公司中拥有股份,这种情况在80年代初很少见。

由于金融系统中包括大的投资银行在内的许多参与者拥有很多新兴市场的证券,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得以更广泛地扩散而更加难以预料,造成了一种潜在的强有力的波及效应。在一个新兴市场面临大量交易损失的人可能很快认为,其他新兴市场似乎风险更大,并将他们的所有债券变换为现金,即使那些国家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例如墨西哥和波兰之间。公司可能也不得不征集资本以弥补最初的损失,造成其他证券的抛售。大规模的衰退压力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甚至在工业化国家市场造成压力。

最后的变化是市场反应的突然加速。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是非流动性的,仅仅是通过私下谈判达成的交易以巨大的差价转手。1995年,大量的流动资本通过光缆以光速流动。交易者在其办公桌上有大量的终端,随时掌握着价格变动信息。交易指令可以随时发出。其结果就是一个地方的市场发展情况会迅即影响到其他地方,而危机会更迅速地扩大。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墨西哥危机不同于人们以前所经历的任何危机,这使金里奇的说法令人难忘。几乎就在危机刚一爆发,我就得到消息,报告说丧失信心的情况正在影响着距离墨西哥城遥远的华沙和曼谷。墨西哥的流动资本危机与东欧的金融市场之间没有合理的经济联系。但市场心理是,某一天过于踌躇满志的投资者第二天会突然改变态度,而成为一群受惊奔跑的动物。在一个能够做出迅即反应的世界上,不加思考就做出反应的情况不一定就是非理性的。在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逃出去的情况下,竞相奔往救生出口时,速度对逃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描述正在发生的情况时,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困境。一方面,为了动员不愿意采取行动的国会议员以及公众支持我们的救援方案,我需要强调墨西哥危机的危险。另一方面,坦率地谈论有可能发生的危险又会引发我们所最想避免的反应。明显提出我们担心危机可能会向全球蔓延并造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当时有些人指出我在与国会打交道时缺少我的前任劳埃德·本特森所具有的经验。我的真正问题是放弃了我们最强有力的手段:恐惧。在盲目自满和恐慌之间航行的惟一办法是非常非常小心地选择我的用词,缓和人们的紧张以及有意地保持模糊。

1月25日,当艾伦·格林斯潘、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和我在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整个过程充满了敌意。我被迫回答一些指控,说我们的建议是假装是要帮助邻国,其实是为了把华尔街和大投资银行“赎”出来。伯尼·桑德斯议员说我应该“回到你在华尔街的朋友们那里去,告诉他们自己的事要自己担,不要要求美国纳税人帮忙”。我努力解释说,我不会为了援救投资者花纳税人一分钱。我再三强调说,我们援助墨西哥的计划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考虑。尽管这些数字很难准确计算出来,但根据我们的大致判断,如果墨西哥危机久拖不决,可能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是,70万个就业机会受到影响,非法移民将增加30%,等等。

在随后一周,罗斯·佩罗特在参议院作证并大谈其所谓墨西哥危机宣布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死亡的论调,结果他获得了热烈反响。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达马托则对我们的计划从支持转为反对。大约就在此时,白宫非常擅长与国会打交道的帕特·格里芬在人事主管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向我表示了他的烦恼,认为我们使总统陷入困境。他认为,做出援助墨西哥的决定,没有充分考虑政治风险,结果使克林顿处于难以招架的境地。我回答说,总统是明白其中的政治风险后才决定采纳这一计划的。由于市场开始了解国会对我们计划的反对程度,因而不仅墨西哥,而且阿根廷、巴西以及其他情况类似的新兴国家市场进一步疲软。远至亚洲和东欧的新兴市场国家再次受到影响。

在我的财政部办公室,我们不断进行分析和讨论。参加我们正式会议的官员不久后成为“墨西哥工作组”的核心成员。他们是杰夫·谢弗、戴维·利普顿、蒂姆·盖斯纳以及我的人事部主任西尔维亚·马修斯,还有将担任墨西哥工作组组长的丹·泽利克。我习惯性地把这批人称为“我们”,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决定是大家通过在漫长的日日夜夜里不断交换意见共同做出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国际事务的官员特德·杜鲁门经常加入我们的讨论,在一些关键时刻,格林斯潘也会加入。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官员轮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尤其是米歇尔·康德苏以及他受人尊敬的助手、麻省理工学院前经济系主任斯坦利·费歇尔密切磋商。

我们财政部开会的特点是找出存在问题并进行辩论,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最充分地探讨解决办法。在进行讨论时,没有人在乎级别高低,这在华盛顿是相当不寻常的。一位34岁的助理部长帮办与财政部长都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阐述自己的看法。这种非正式性是我在华尔街和白宫工作经验的反映,在我看来,最有启发性和最富有成果的讨论才是最成功的讨论。所以,如果有人特别是格外关注某一问题的级别较低的官员看起来欲言又止时,我就极力鼓励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讨论的成果,而不是创造成果的人的级别。

如果不同意其他人看法的人受到鼓励,表达出自己的意见,那么这样的会议就会产生最佳成果。所以,如果一次会议似乎要朝着达成共识的方向发展,我就会提出一个会引发不同看法的观点。与我意见不同会受到积极鼓励,而不是遭到阻止。如果没有人有异议,我就会鼓励某个人站出来扮演魔鬼的辩护人的角色。我会说,“这正是我们要前进的方向,但我们需要知道相反的观点以便进行思考。”而且我和另外一个人会站在另一个立场上说话。我认为,与有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一样重要的是,这个小组富于智慧的精英们尽量避免通过自己的观点进行自我表现。在一场日益恶化的危机中寻找最佳答案,这是大家的共同目的。

由于国会反对的加强,我们小组自然开始考虑替代方案。一种可能性是不经国会投票表决,单方面采取行动,办法是动用“汇率稳定基金”(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这笔钱是财政部干预汇率用的。1934年美国放弃“金本位”时,国会建立了“汇率稳定基金”,允许财政部为稳定汇率而动用这笔基金。当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墨西哥危机这样的事,但我们认为,应对墨西哥危机符合“汇率稳定基金”的宗旨。这笔基金大约有350亿美元,作为财政部长,经总统批准,我对于何时以及是否动用基金有相当大的便宜行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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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在危机中一直支持我们的参议员鲍勃·贝内特一开始曾建议我们考虑使用“汇率稳定基金”,但部分原因是我们认为国会应当参与这种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决定,所以我们最初决定不使用“汇率稳定基金”。然而,由于国会明确表现出不打算批准我们的决定,我们这才开始考虑把动用“汇率稳定基金”作为可能的替代办法。财政部的一些人看到了这一办法所存在的问题,他们的说法是,“汇率稳定基金”是“一种你只能使用一次的武器”。我们的顾虑是,国会议员可能会恼羞成怒,以至于采取单方面行动,在法律上废除我们使用“汇率稳定基金”的依据。但由于我们称为“墨西哥一号”的计划在国会受阻,我们不得不考虑启用“汇率稳定基金”。

在财政部进行讨论的同时,我与在12月控制货币贬值的努力失败后就职的墨西哥财政部长吉列尔莫·奥尔蒂斯保持频繁联系。我与奥尔蒂斯在80年代晚期相识,当时他是墨西哥财政部的一位官员,曾处理过银行私有化问题。与墨西哥的许多资深经济官员一样,他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经济学家,还是斯坦福大学博士。奥尔蒂斯本来就是一个身体清瘦、态度和举止严谨的人,现在看上去比他以新任墨西哥财政部长身份访问美国财政部时身体更消瘦、表情更严峻了。奥尔蒂斯不是一个喜欢渲染和夸大事态的人,所以,当他在1月28日告诉我,尽管已经在两天前公开宣布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8亿美元的救援计划,但局势仍然在继续恶化,我认为他的看法非同小可。价值十亿多美元的短期债券下一周就要到期,而墨西哥银行的货币储备马上就要用完。这意味着债务拖欠已经迫在眉睫。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托尼·莱克曾委派他的副手桑迪·伯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处理墨西哥危机。那天晚上,伯杰、利昂·帕内特和我在白宫西翼利昂的办公室会面。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做出进一步努力,争取国会支持,并把星期一(1月30日)作为最后的日期。星期天,克林顿在做完礼拜回到白宫后,再次打电话给两党领导人。我们依然认为我们能够说服国会采取行动。

星期一,我在焦虑不安中醒来。和我原来担心的一样,墨西哥市场开始出现急剧廉价抛售,比索几乎下跌了10%,跌至6比索兑1美元,为其历史最低点。我们在一开始曾认为墨西哥至少到二月份还能够保持其偿付能力。尽管许多人的看法是,政府比民间领域掌握着更充分的信息,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墨西哥方面通知我们说,其货币储备已经减少到20亿美元,同一天,《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了此事。这意味着墨西哥在几天之内就要出现全面的金融崩溃。

那天晚上,桑迪、利昂和我再次在利昂的办公室商谈。正当我们考虑可能采取的方案时,金里奇从国会山打来电话,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他认为,最好的情况是,国会要再过两周才能通过援助方案。几分钟后,吉列尔莫·奥尔蒂斯从墨西哥财政部打电话找利昂。他告诉了一个我们已经了解的消息:墨西哥已成脱缰之马;美国是他们的希望所在。大约夜里11点,刚刚从一个募集资金晚宴回到白宫的克林顿总统来到利昂办公室,加入了我们的讨论。因为会议进行到了夜里,有人吩咐买来了多米诺比萨饼。总统这时还身穿礼服,一副很馋的样子盯着带有油渍的比萨饼盒。安全保卫局不愿意让他吃从白宫外面带进来的食物,我们其他人则不管这一套,各自拿了一份吃起来。

拉里和我再次向总统说明了墨西哥出现债务拖欠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建议放弃通过国会获得贷款担保的努力,转而动用“汇率稳定基金”提供贷款。部分是因为“汇率稳定基金”只有大约350亿美元,而且还需要留出一部分以备其他可能之需,部分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表示愿意增加其救援出资,我们把建议美国出资的数额降低到200亿美元。米歇尔·康德苏这时以对他来说前所未有的胆量,答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承诺提供的78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弄到或提供100亿美元。这样,再加上从加拿大等其他来源募集到的资金,我们能够动用的资金总额达到近400亿美元。新闻媒体通常称我们的救援资金高达500亿美元,但我们一般不用这个数字,因为这个数字中包括了来自“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的短期资助,而墨西哥实际上无法使用这些短期资金偿付短期债券持有人和外国贷款。

我们的根本目标仍然没变:使墨西哥重组其短期和长期债务,实施改革以重建金融稳定,重新获得吸引私人资本的办法。依靠行政当局的权力采取行动,我们可以避免由于满足国会提出的各种漫无边际、名目繁多的条件而带来的问题。但是,就像根据以前的计划一样,墨西哥将必须同意进行与我们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谈判确定的重大政策改革,其中包括推行更稳定的财政货币政策,进行重大的结构调整以及更充分和及时地通报其财政状况。墨西哥银行也必须为这些贷款偿付利息,并且在出现无力偿付的情况下,美国可以把墨西哥石油出口的岁入作为贷款抵押。

这时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了总统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几天前《洛杉矶时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公众反对我们援助墨西哥的努力,反对者与支持者的比例为79%对18%。我提到了这些数字,并再次强调,我们的救援计划有不起作用的可能。以如此的规模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谁都无法极其肯定地预料到将会发生的事。所有的选择都是坏的,但如果不进行干预,情况会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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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尽管反对的呼声加强了,但克林顿并未因此而犹豫不决,甚至比三个星期前我们首次和他谈这一问题时更果断。他说,“看吧,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事”。克林顿不但敢于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且在冒这样的风险时表现得如此镇静,这再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像。利昂·帕内特后来也提到,克林顿好像很高兴能够为国家去做艰难而重要的事。

这次会议之后,我回到财政部办公室,打电话告诉艾伦,总统决定第二天早上与国会的四位领导人在白宫进行讨论。因为做出这一决定时正值欧洲的午夜,我们没有时间与我们西方七国集团的大多数盟友磋商,提前向他们通报我们的新方案。第二天,他们对康德苏不与其磋商就额外提供100亿美元的决定非常恼火,而我们也非常生气。这六个国家如此愤怒,以至于他们在正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准表决中弃权。几天后,德国总理钱塞勒·科尔在与克林顿总统会晤时说,七国财长对我怒气冲天,我应该给他们每人送一瓶威士忌,与他们讲和。我虽然一瓶威士忌也没有送,但拉里和我通过打电话,通过一周后在多伦多举行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等,努力去弥补因没有事先磋商而造成的影响。关系得到了修补,这些国家最后都批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计划。

美国在世界上发挥着领导作用,在与有其自己议程和政治需要的主权国家打交道时,有效地发挥这种领导作用是有困难的。对我来说,这是首次处理与盟国间的这种矛盾。我从中吸取到的教训是,高度重视与其他国家合作,争取他们对我们想法的支持,这是国际政策的正确途径。因此,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与我们世界各地的同伴磋商,尤其是通过让拉里与其他主要国家财政部副部长一起开会的办法。

在1月31日我们宣布了“墨西哥二号”计划后,比索和墨西哥股市攀升了10%。巴西和阿根廷股市也随即跟进。但这一回升持续时间很短。未经国会同意,我们做出了美国政府自“马歇尔计划”以来最大规模的非军事性国际承诺。正如我们所担心的一样,一些国会议员对此非常气愤。而墨西哥市场由于认识到国会或许不会允许我们继续推进这一计划,很快又恢复了衰退。

一周后,在我到国会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两党议员们的怒火终于迸发出来。加利福尼亚民主党众议员马克辛·沃特斯质问,由于我们的救援而没有遭受损失的债券持有者们是否是我在“华尔街的哥们儿”。在听证室外,议员们的反应更加强烈。众议院的一些新当选的共和党议员试图找到一种未经国会同意禁止我们扩大贷款担保的途径。虽然金里奇个人对我们仍然表示支持,但他显然非常清楚当时的政治现实,表示他无法让议员们改变立场。

事后看来,我认为许多国会议员当时的态度可能是表示反对我们的做法,但实际上并不阻止我们。他们不想承担责任。一家报纸的文章引用了金里奇对帕内特说的话,“如果总统承担实施救援计划的责任,他将会在国会听到议员们发出如释重负的叹息”。议员们理解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但不愿意投票赞成这种措施。但即使是这种半心半意的反对也不是没有代价的。虽然在实际上并不阻止,但批评这项计划的做法造成市场担心该计划有风险,并发挥了与重建信心的目标正相反的作用,这有可能造成把纳税人更多的钱不必要地投入风险之中。

其他攻击确实是想阻止我们的计划而且做法非常卑鄙,特别是合谋在人格上对我进行诋毁。一个谣言说我在某地有一个存有墨西哥证券的秘密账户。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名字叫史蒂夫·斯托克曼的共和党新当选国会议员发表了一个最卑鄙的正式声明,指控我有各种假公济私的嫌疑,要求调查我是否是出于个人利益而安排了这个救援计划。他说高盛公司曾为墨西哥一些国有公司的私有化承担保险责任,现在可能面临着赔偿受到损失的投资者责任。在1993年进入政府工作后,我在高盛公司的净资产已经转变为债务,而且我所做的已经远远超过了政府道德规范局的要求——支付了大量的钱——以使自己的立场保持中立,这样该公司的成功或失败对我来说既没有利益也没有风险。

在我看来,这样进行攻击说明政治已经变得如此的丑陋和卑鄙。批评者们并不满足于不同意我们的政策,他们指责我的动机并断言其中隐藏着我的个人利益。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感到有些吃惊,反对的人居然用人身攻击的办法来处理政策上的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认识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政府就是这样运作的。

2月,丹·泽利克就墨西哥问题所做的每日报告让人感到形势越来越暗淡。阿方斯·达马托现在无情地抨击我们的计划,说我们的做法“完全有可能成为真正的障碍”。曾签署声明支持我们动用“汇率干预基金”的鲍勃·多尔也开始改变他的立场,只不过静悄悄地行动。总之,政治局势看起来很严峻。

吉列尔莫·奥尔蒂斯2月初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华盛顿,与斯坦·费希尔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官员谈判该组织新计划的具体细节,同时也与拉里和他的小组就我们的双边计划展开谈判,该计划要求墨西哥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并提出了另外一些条件。与此同时,墨西哥市场还在动荡并继续恶化。奥尔蒂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我们就实施计划的条件和棘手的政策措施夜以继日地进行谈判,一直在想他是否能让国内正在遭受危机打击的公众接受这些协议。奥尔蒂斯脸色苍白,看上去筋疲力尽。就像风险对我们那样严峻一样,我们可以想像他对危机的感受。

从我们自己主要负责处理墨西哥危机的一些官员的脸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精神上所承受的压力。我还记得当年在高盛公司工作期间,当亏损上升时,股票交易者有类似的紧张反应。与拉里一道主持美国与墨西哥谈判的杰夫·谢弗一度看上去十分沮丧,我对他说了以前我曾对股票交易者说过许多次的话:一千年后,现在处理的所有事情都是无关紧要的。我告诉谢弗,他有杰出才能而且正在艰难的处境中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其他任何人所能做的也不会比这更好。我们要想方设法度过这一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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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是墨西哥的新总统厄内斯托·塞迪略。塞迪略过去是一位经济学家,在墨西哥和美国受过教育,拥有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我们将要贷给他200亿美元的人,而且美国行政当局中也没有人熟悉他。对于塞迪略会下多大决心推行该计划所要求的艰难改革,我们没有把握。而且我们需要确定奥尔蒂斯在与我们进行的所有谈判中,是在执行总统的意图。所以,在与塞迪略进行的一次电话交谈中,我建议派拉里去墨西哥拜会他。塞迪略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这次访问涉及美墨两国存在的实质和观念上的困境。从实质意义上说,我们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计划,改革墨西哥各方面的经济政策,重建信心。但如果我们把这些措施强加给墨西哥,这个计划就不会起作用。我们必须与墨西哥官员达成心领神会,必须由他们出面推行这项计划。公众的看法问题是相互联系但又明显不同的。一方面,我们不想让墨西哥公众觉得我们在冒犯他们的主权;另一方面,我们希望美国公众清楚地感到,我们正在向墨西哥施加严格的经济条件,使其保护美国投资者的钱。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要求之间的紧张一直充斥着我们的讨论。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优化我们的公开声明措辞,以免在某一方面出错。

在这次访问前后,我们以秘密的形式解决了看法问题。在黎明前拉里和戴维·利普顿出发执行任务时,我们提交了动用空军飞机的总统令。为了保证他们访问的秘密性,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幸运的是没有人看到他们溜进和溜出墨西哥城总统的住宅。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主要焦虑缓解了。拉里回来说他对塞迪略的印象极为深刻。这位新总统非常清楚他正在做的事。而且,塞迪略非常相信奥尔蒂斯。我们不必再担心他的谈判代表超出他的授权。

而且塞迪略总统坚定地承诺进行经济改革,尽管他的国家面临着困难。这一改革的最重要方面是利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谈妥月息2%的利率。但通货膨胀率可能达到4%或5%甚至更高。我们希望恢复人们对比索的信心,但我们知道,如果因为回报率在实际意义上是负数即如果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人们的财产贬值,就没有人愿意持有比索。但墨西哥代表团在华盛顿谈判时拒绝制定更高的利率。在与塞迪略的会谈中,在就救援计划涉及的各种问题进行了45分钟礼貌的会谈后,拉里提出了这个问题。塞迪略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在墨西哥银行工作时一直写文章说墨西哥应当有积极的真正利率。现在不是抛弃那种观点的时候。”虽然一些批评者提出在金融危机期间需要实行高利率,但从两个相互关联的理由来看,这一办法在墨西哥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它带来了信任,现在政府可以依靠受到信任的政策恢复稳定,而且在人们的信心恢复的情况下,高利率为投资者提供了可观的回报率,吸引他们继续持有比索。

2月16日,我在16街的杰弗逊餐馆举行了一场晚宴,这是一家让人感觉很愉快的老字号餐馆,在我在华盛顿的6年半时间里,它就像是我的家一样。在这家餐馆的后部的一个单间餐室里,帕内特、伯杰和我们财政部处理负责墨西哥危机的其他人聚在一起,最后一次审查即将开始执行的计划。我希望在几天之内签署一项协议,承诺美国向墨西哥提供200亿美元贷款。尽管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单方面退出的权力,但这是我们改变主意的最后一次真正的机会。

在以前的讨论中,拉里已经非常清楚地阐述了他的分析以及风险。在理论上,如果墨西哥提供一个足够高的利率,那么人们,不管是普通墨西哥人还是外国投资者就会选择持有比索而不是根据特定的汇率购买美元。人们对政府政策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的财政援助成功恢复金融稳定的信心越大,需要鼓励投资者持有比索的利率就越低。但如果人们担心该计划不起作用,即担心由于利率汇率进一步下跌和通货膨胀加剧,他们的比索可能会迅速贬值,给比索造成更大的压力,并进而造成一种恶性循环,那么他们就会要求实现一种高得惊人的利率以补偿他们所冒的风险。而随着利率的攀升,我们可能会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更高的利率可能实际上对于吸引投资起到了副作用。更高的利率不但没有吸引投资和增加对比索的需求,反而通过迫使政府的债务负担达到不可避免地拖欠债务的程度,或者引发早已脆弱的金融体系的崩溃,减少对比索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这项计划将会失败,而我们动用“汇率干预基金”的数十亿计的美元贷款仅仅是在资金大量涌出墨西哥之时,资助了一些资金外逃。拉里、艾伦、工作组的其他人和我不知花了多少时间,试图估算出究竟多高的利率合适而又不至于过高。但如果利率上升到高于可能吓跑资本的水平之前,没有足以吸引资本的高利率又会怎么样呢?

利率问题是最关键的问题,但其他政策对于重建信心、恢复增长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政策包括承诺实现浮动汇率以避免以前危机的再次发生;制定表明政府能够处理其债务负担的预算计划;改革金融系统,这次危机暴露出这一系统已接近破产;进一步增加透明度以使投资者感到他们掌握着相关信息。政府推进强有力改革计划的承诺越可信,汇率所承受的压力就越小,墨西哥在利率问题上就会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就在我们在杰弗逊餐馆喝咖啡的时候,我在各个桌子间来回走动,让所有人提出他们认为这项计划成功起作用的可能性。曾作为阿尔巴尼亚第一个民选政府顾问的丹·泽利克经历过真正的经济瘫痪,他认为成功的可能性仅有三分之一。拉里认为我们成功的机会要大得多但没有给出成功的概率。戴维·利普顿做出的估计最乐观:成功的机会在50%以上。令人吃惊的是,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在冒一个巨大的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项计划有两个明显不同但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风险。首先是墨西哥政府可能根本就无力推行重建信心和重新吸引私人资本所需的棘手的措施。其次是从美国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资金可能不足以在墨西哥进行政策改革时为其提供所需的喘息之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官方资金的承诺越大越确定,可能需要的资金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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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让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我们在西方七国集团中的伙伴还在抗议康德苏做出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额外出资100亿美元的决定。作为回应,康德苏建议重新制定我们之间的协议。2月21日早上,也就是我们与墨西哥政府签署协议的那天,康德苏告诉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能提供78亿美元,外加其他渠道的一些资助。这与他最初的承诺是不一致的;现在他提出,只有把另外的100亿美元作为来自其他国家的双边贷款,类似于我们通过“汇率干预基金”做出的承诺,他才能够提供这笔资金。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问题,因为墨西哥需要所有这178亿美元,而我也一直告诉国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金额为178亿美元。我很同情康德苏的艰难处境。但对他来说,这样做将会损害这项计划并严重削弱我们在国会的信用。

康德苏曾在困难的情况下发挥了强有力的领导作用,我也一直很尊敬他,但现在说这些无济于事。当时利昂坐在我办公室里,我给康德苏回电话说:“米歇尔,我们不同意这种做法。如果你坚持,我就走出办公楼发表公开声明。我们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是你改变了这项协议。我不打算再推行这项墨西哥计划。”

米歇尔说:“你不能那样做。”

我答复说,我们真的会那样做。当时的情况是戏剧性的,但最后,康德苏又回心转意了,因此我们与他的关系没有受到损害——这种关系在以后的岁月里极为重要。总的来说,我的态度是尽量照顾到双方的立场,致力于寻找共同立场。但有时候,除了冷静地坚持自己的强硬立场,别无选择。

我们按计划当天在财政部大楼现金室签署了墨西哥救援计划。当年美国民众曾来到这里用纸币兑换黄金。选择在这里签字似乎很合适,因为停止“金本位”和建立“汇率干预基金”使得我们有可能采取现在的这一行动。但我们都很忐忑不安。在签字结束后,我和西尔维亚·马修斯以及另一位高级顾问戴维·德雷尔一起默默不安地走回我的办公室。戴维想用幽默消除这种紧张,他开玩笑说:“我猜想,我们再也见不到那笔钱了。”西尔维亚和我没有笑。现在看来这个幽默很有趣,但当时却不然。

一两天后,市场对该协议的积极反应逐渐消失,市场再次下跌。拉里来到我的办公室提出要辞职。当时是午夜大约11点,我们都还在工作。拉里感到他个人对一次可能失败的努力负有责任。我对他说,他谈到辞职的做法是荒唐的。我虽然理解拉里如此敏感地想到自己的责任,但我对他说,我们其他人和他承担的责任是一样大的,他过于从个人角度看这个问题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我们共同参与了这件事。我们无论如何需要坚持下来并做完这一工作。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都感到了压力。杰夫·谢弗后来给我讲了当时的一件事,他们在巴尔的摩坎登亚德举行的一场棒球比赛前在一起喝酒,那是他们少有的一次晚上出去放松。当一位朋友向他问起“保释”墨西哥的事情时,“保释”这个词让杰夫等人非常生气,他马上反应说:“那不是保释!”他的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那个拥挤的酒吧里的人们都停止了说话。

我没有和任何同事谈论我自己的感受,但我也一直在考虑可能的失败会给我造成的影响。损失200亿美元的公共基金,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和显著的问题上,会严重损害我作为财政部长的形象。但即使是我辞职,我还要处理这一问题。想到我曾经在白宫帮助建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现在该委员会正在很好地运转,我的感觉好了一些。不管以后发生了什么,没有人能够否认我的这一功绩。

因为市场持续下跌,拉里和我与吉列尔莫·奥尔蒂斯进行了一次艰难的电话交谈。这是在我们签署了协议之后但在支付第一笔款项之前。当我们解释说形势看起来很不妙时,吉列尔莫尽管声音听上去很紧张,但他试图为我们描绘一个比较乐观的前景。我们没有被他说服,但我们也明白,他几乎无能为力。打完电话,我们直接去白宫罗斯福房间与帕内特和伯杰一起开会。我认为,根据当时的形势,我们有责任提出是否行使我们单方面退出这项安排的权利的问题。

此时,“任由墨西哥局势发展”将会使墨西哥拖欠债务的可能性变为几乎确定的现实——但我认为我应当提出这一问题,即使我个人相信我们会取得进展。其他人对我的问题报以吃惊。对于我竟然提出要考虑不继续执行我们早已同意的计划的做法,只有人事部副主任厄斯金·鲍尔斯表示赞同,他和我一样,曾做过投资银行家。利昂认为这种选择不可行。行政当局既然对一项行动计划做出了承诺,就要信守诺言,即使失败的几率增加了。行政当局出尔反尔的代价,也就是说失去信用的代价将是非常巨大的。另一方面,我想像了国会召我去参加听证会,劈头就是一顿指责。“怎么样,部长先生?你想过没有,把美国纳税人数十亿美元的钱借出去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很小,而你还是把钱借出去了?”

那次讨论反映出在华尔街和在政府做决策的不同。即使是情况发生变化了,也有一股强有力的力量推动遵守和执行总统的决定,因为整个世界都在看着我们是否遵守承诺。信用和可靠性是强大的价值。所以,改变方向有时或许比推进可能错的事更糟。在私营领域,可靠性和信用也是非常重要,但你可以更容易地改变过程。如果华尔街的一位证券商人决定减少其损失或一家公司的老板从遇到麻烦的生意中抽身,没有人会抱怨他们的不始终如一。另一方面,经常有这样的时候,尽管会损害信用,但也应当改变政府原先的重大决定。虽然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到这种程度,但我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

3月9日,也就是我们准备发放第一笔30亿美元贷款的那天,比索急剧下跌,收市时第一次跌至7比索多兑1美元。华尔街到处流传着谣言,说我们正在考虑不按计划发放资金。尽管世界银行承诺提供额外基金,奥尔蒂斯当天晚上准备在墨西哥城宣布政策改革,但我们仍忧心忡忡,担心市场信心就是不反弹。但到做决定时,我们还是批准发放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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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第二天,拉里和我到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出席听证会。当时,我觉得像坐过山车一般的局势紧揪着我的心。在我回答问题时,包括达马托参议员和劳彻·费尔克洛斯(来自北卡罗莱纳州的共和党人)参议员提出的带有敌意的问题,我的助手们不断给我塞纸条,告诉我比索正在以比前一天的跌幅更大的幅度回升。和我一起出席听证会的拉里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认为这件事可能实际起作用了”。当时一位参议员正在发言,我潦草地给他写了一个回复:“我想你的看法是对的。”但是,我们的乐观又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在3月10日的反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落。一个月后,我们又在关于是否支付第二笔30亿美元贷款的问题经历了同样痛苦的决策过程。

到5月中旬,我们看到的墨西哥中央银行的报告显示,第一次出现了我们的计划正在开始起作用的不明确的迹象,尽管市场对这种进展似乎还没有反应,而且看上去还很脆弱。我们给总统送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墨西哥经济正处在严重的衰退之中,但该国的贸易赤字却转为盈余,政府短期债券的存量大幅度下降,比索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托马斯·弗里德曼预期我们的救援计划会成功,他在5月24日他的专栏里把这一计划称为“克林顿总统最不受欢迎、最不被理解但又是最重要的外交决策”。

可惜,弗里德曼的说法早了一点。过山车般的局势又持续了几个月。由于塞迪略采取的政策措施,到夏季结束时,金融和经济局势看起来更稳定了。但失业继续增加,实际工资明显降低,银行资产负债状况更为严重。由于实在按捺不住焦躁的心情,也由于受到出现的该计划正在控制局面的迹象的鼓励,墨西哥政府过早地采取了降低利率的措施。市场重新出现滑落,但墨西哥政府迅速做出反应,收紧政策以控制下滑势头。

尽管11月份又出现了一次坎坷时期,但到1995年底,该计划控制住了局面。投资者开始向墨西哥投放资金;外汇储备开始增加;汇率实现稳定;利率稍有下降。所有的事都开始起作用。私营领域重新开始向墨西哥提供贷款。到1996年初,墨西哥经济再次出现增长。塞迪略政府开始向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贷款,以条件较少的私人贷款取而代之。

经济反应的速度非常显著。1982年危机造成了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负增长、金融动荡以及整个拉美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动荡。1995年危机给墨西哥穷人和中产阶级造成了痛苦,实际工资回升缓慢,但仅仅失去了一年的经济发展时间。在1982年危机之后,墨西哥花了7年时间才重新进入金融市场。而1995年,仅用了7个月。

1996年8月,墨西哥提前偿还了在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来仍是一笔巨资的105亿美元的70亿。1997年1月,塞迪略政府完全还清贷款,比原计划提前了三年多,我的一位助手在《纽约时报》匿名发表文章称,“这是鲍勃·鲁宾的波斯尼亚。今天他把我们的部队撤出来了”。墨西哥付给了我们14亿美元的利息,给“汇率干预基金”留下了5.8亿美元的利润——这是超出我们这笔钱以财政部期票形式赢利的部分。曾把这项计划称为一个“失败”的达马托参议员发布了有一行字的表态,说他“很高兴”我们的计划取得了成功——多亏了“谨慎的国会的监督”。

在我看来,墨西哥危机使我们对全球经济、对我们国家有可能在未来面临的新的更大的风险、对我们在试图处理这些危险时面临的挑战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不断波动的市场和我们自己的政治进程使这些挑战进一步复杂化。根据我的叙述,我把许多反应简单地勾画出来,但最后的观察还取决于事情的整个过程。

第一个教训是我们处理跨国经济危机的能力是有限的。没有墨西哥政府做出的政策选择,我们向墨西哥提供的贷款可能就不会取得我们所希望的效果。这是关键因素,既是因为个别的政策尤其是利率方面政策的效果,也是因为来自对墨西哥人正齐心协力应对危机的越来越强烈的感觉所激起的信心。

作为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的一个插曲,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局势和相当大的政治压力,我们的决策显示,我在金融界深深内在化的或然性思维在华盛顿有实际的应用性。而且当墨西哥和金融市场的事实发生变化,我们重新评估方案和政策时,那种分析进程正在进行。我也认为,我们的工作证明,在做出政府决策时,强有力和开放的智慧交流的价值。

但在其他方面,这一插曲让我看到,在政府中工作,决策是多么的有挑战性。当围绕手段而不是目标出现分歧时,好的决定更难以做出。私营领域经常密切注意消费者和就业者,但在最后的分析中,所有的事情都服务于更高的或然性目标——或许除了相当小的一部分致力于慈善事业和其他公共目的的公司行动外。相比之下,公共领域是依靠许多同样具有合法性的目标运转的。对许多国会议员来说,毒品和非法移民问题远比处理墨西哥危机这样的经济问题重要。我们认为,如果墨西哥出现债务拖欠,并陷入严重而漫长的经济困境,前一类问题将会大大恶化。但我们的观点无法打动这些议员们。

墨西哥危机也反映出我们的政治进程在有效地处理涉及技术复杂性、实现长期利益的短期成本、信息的不充分和结果不确定、政治优势的机会以及公众的不理解等方面的问题时所存在的困难。不幸的是,当今复杂的世界上的许多最重要的经济、地缘政治和环境挑战都属于上述范畴,这就提出了我们的政治体制如何有效地进行应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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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话又说回来,墨西哥危机也显示了我们制度的力量。国会虽然自己无法采取行动,而且还经常使我们的努力复杂化,但它也使人们更加关注一些重要问题,如道德风险问题,而且有助于所有的观点被考虑到,这是较为集权的体制所不具备的优势。另外,一些个别的议员起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我发现,找到有效的议员盟友是顺利通过我们制度的关键。达马托参议员一度曾提议,采取措施禁止财政部将来在此类情况下动用“汇率干预基金”。这一建议如获通过,将会严重妨碍我们处理两年以后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但多德参议员和萨班斯参议员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利弊有深刻理解,他们阻止了达马托建议的通过,使约束更为有限。我也记得在生活中其他领域很少出现的一个优雅的举动。来自阿拉斯加、当过银行家的共和党参议员弗兰克·莫克斯基曾反对我们的救援计划,认为不会成功。在我后来在参议院就另一个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时,他走开了,这一姿态在华盛顿和其他很多地方是少见的。

然而,莫克斯基的预言可能也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计划只能由愿意冒巨大的政治风险的总统和行政当局来推行。我们分析中出现失误,局势的难以预见,或者直接就是可预见的危险实际上发生了,这些都会造成我们的失败。如果成功的可能性经过精确的计算是三比一,那么如果发生四次这样的问题,你就会失败一次。不幸的是,作为政治和媒体焦点的华盛顿只是根据结果判断决定的正确与否,而不是根据决策的水平,几乎不允许出现不可避免的某种人为失误。这很容易导致公共官员不应该有的躲避风险行为。在私营领域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根据我的经历,在判断交易和投资的结果时这种情况最严重。但私营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更经常承认需要超越结果,进行最敏锐和建设性的评估。

几年后,布什政府的新任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说他喜欢墨西哥计划,因为计划起作用了。“我们向他们提供了钱,这些钱稳定了他们的局势,而且他们比原计划提前把钱还给了我们。”他说,“我喜欢成功。即使是有意义的失败我也不感兴趣。”奥尼尔说他喜欢成功的事,我的观点则是我们不能只根据结果来评价决策。即使是最好的干预决策也是或然性的而且有失败的真正危险,但失败不一定就说明决策是错的。

最后,我最担心的是,对与全球化和其他地区经济局势有关的所有问题给美国的就业、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对在这些国际经济问题上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是多么的关键,美国公众理解得太少。其结果就像我在华盛顿6年半时间内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的那样,在贸易自由化、国际金融危机应对、对外援助、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上,要想获得公众的支持,也就是政治支持,实在是太难了。

在克林顿第二届任期期间,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和我曾探讨在全国举办联合公共会议,推动公众了解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全球化问题对人们生活的影响。遗憾的是,我们从来没有付诸行动,但是要改变人们在所有这些对我们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的认识和政治态度,迫切需要开展某种公众教育运动。例如,在贸易问题上,混乱是非常具体而又被敏锐感觉到的,并且会导致强有力的政治行动,但是进出口给美国带来的好处是非常分散的,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与贸易有关,游戏也就形不成他们所需要的那种程度的政治支持。

就在经济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国际政治而言,我们也面临着重大挑战。在墨西哥危机以及后来在亚洲经济危机中,美国通过与西方七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组织的联系,发挥领导作用,对于有效地应对危机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即使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对于美国的作用也是态度暧昧的。如果我们不发挥领导作用就会受到指责,而如果我们发挥领导作用,则遭到憎恨。我们在财政部所吸取的教训是,只要是现实的,要更努力地与其他国家达成共识,这往往意味着我们要做出让步。但我们也经常认识到,在其他国家不愿意采取进一步行动时,我们需要推动他们行动。

1995年,我把墨西哥危机称为一个“非常低度的或然性事件”。但我的看法后来变了。一般来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造成蔓延性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现代资本市场以它们之间密切的相互关联、规模和速度,再加上人类争相逃避是非之地的内在驱动,使难以预测和预防的周期性动荡的出现不可避免。确实,仅仅一两年后,我发现自己身处另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之中——一场在规模、复杂性和潜在影响方面比墨西哥危机威胁性大得多的危机。在不确定的世界市场教育第二章市场教育我28岁时,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高盛公司雇佣了我。我在该公司占有好几层楼的套利部工作。就我的品行或我的经历而言,我可能不擅长这种工作。当时,套利商人典型的个性特征是强悍、咄咄逼人的。我那时和现在一样,是一个举止低调、不事张扬的人。就我的条件来说,我觉得在我开始找工作、进高盛公司前,我甚至连“风险套利”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但我的工作表明,我非常适合做套利工作。

就其典型的形式而言,套利不过就是通过在一个市场上购买某种东西然后转手在另一个市场以不同的价格卖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套利活动中利用通讯优势还是可能的,典型的套利就是努力在不同的金融市场捕捉价格差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英镑可能在伦敦的交易价是2.42美元而在纽约是2.43。如果一个套利商人在伦敦买英镑再同时在纽约出售,那么每投入242美元他将可能会获利1美元。这种套汇的惟一风险是没有足够快地完成交易。 在20世纪上半叶,许多公司通过不同市场上同一种货币和证券的微小价格差赚取稳定收入。

随着全球通讯条件的改善,这种获利方式逐渐退出了传统的套利业。一旦一个人在确切的时间里得知英镑在不同市场上的交易价,在大多数情况下,差价都非常小以至于不值得去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古斯塔夫·利维推动形成了一种被称为“风险套利”的新业务,我后来为他工作了二十多年。在传统的套利活动中,你同时买卖同一种东西。在最简单的风险套利形式中,你买一支股票,我们暂且称之为A,一旦一件已经宣布的事件比如说公司合并完成之后,这支股票将会被转换为另一种股票,我们叫它B。在买进A股票的同时,卖掉B股票,以对冲这笔交易并锁定你的利润。因为A股票转为B股票是不确定的,合并交易可能破裂而不是完成,所以,这就存在着风险因素。

50年代以来,风险套利在华尔街意味着购买发生了某种事情的证券,例如公司合并、股权收购、拆分、资产剥离或破产。举一个假设的例子,比格公司或许宣布,以顶点公司股票两股兑换比格公司一股股票,对顶点公司进行友好收购。比如说比格公司每股价格32美元,而顶点公司在宣布同意被兼并前的股票每股价格13美元,而在这项协议宣布后,因为考虑到一旦兼并完成后每股可以值16美元(比格公司股票价格的一半,如果比格公司股票的价格仍是32美元的话),被兼并公司的股票价格上升到每股14.50美元。在风险套利交易中,你就会购买顶点公司的股票,而把在兼并结束后你会获得的比格公司的股票卖空。在这种情况下,卖空意味着出售某种你还尚未拥有的东西以对冲市场风险——换句话说,保护你自己以免到时候可能出现(A)你所购买股票被转为你出售的股票,(B)比格公司股票将贬值(为了卖出你所没有的股票,你必须出钱筹借这种股票)。然后当兼并完成后,你就轻而易举地用你得到的比格公司股票兑换你的顶点股票,并用他们顶上卖空的账户,归还你借来的股票,结束你的交易)。你所获得的利润就是交易价和你最初锁住的价格之间的差价。在你的卖空交易之后发生的比格公司的股票变动无关紧要——如果比格公司股票跌了5点,对你也没有影响,因为你已经卖空了比格公司的股票——而锁定了它与你购买的顶点公司股票之间的差价。

然而,你只有在公司兼并完成后才能获得收益。如果兼并协议破裂,你就处于一种高价买进了顶点公司股票而卖空了比格公司股票的处境——几乎肯定会在其中之一或两种股票上都损失。在这种交易中,潜在的收益远远大于传统的套利交易——在我所假设的例子中每投入14.50美元获利1.5美元。但其中的风险也大得多,因为股权收购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完成。实际上,这种交易变得惊人得更复杂也更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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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

古斯是一位伟大的金融业创新者,有着一种高贵、积极向上和热情的性格,他在二次大战后,为应对战争时期造成的生产繁荣的不正常情况,发展出了这种交易方式。在大萧条时期,不少铁路公司提出破产,使得他们的股票和债券价格急剧下跌。然而,在战争年代,铁路在满负荷运转,结果财源广进。通过破产法院,他们应当放开其真实价格进行重组。像古斯一样的套利者就买进这种在技术上破产的公司股票,等待他们的重组。

到50年代末,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但60年代中期,大约就在古斯及其门生L.杰伊·滕纳鲍姆雇佣我在高盛公司套利部任初级业务员时,由于接收和兼并浪潮,风险套利业务重新兴旺起来。到60年代末,高盛公司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利用自己的资本参与这些交易,获得了高额利润,每年达数百万美元。由于工作有风险、很复杂并且有高额回报,这类业务也要求有一种固定的职业秘密技巧。像高盛这样的公司不希望他们的竞争对手们了解自己是如何开展套利业务的。1966年,也就是我被雇佣的那年,《商业周刊》引用L.杰伊 的话说:“打听我们的套利运作就像是走进一对夫妻的房间打听他们的性生活。”现在尽管套利业务在华尔街仍然还是一项大业务,但它已经远不像以前那样神秘了。

我想通过描述我在1967年实际开始从事套利业务时所做的一次套利交易,说明当时我们在做什么。我在高盛公司工作的最初7年所做的数百次交易中,这次交易在许多方面是非常典型的,我对这件事记得很清楚。这是一次两家公司公开进行的合并。贝迪公司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医疗设备制造企业,而乌尼维斯是一家小一些的公司,生产眼镜片。根据公开发表的友好接收条款,贝迪将以35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乌尼维斯所有股份。乌尼维斯的股票持有者每股乌尼维斯股票可兑换0.6075股贝迪的股票。

在不确定的世界市场教育1967年9月4日,当这一合并协议宣布时,贝迪的股票的市场价格大约每股55美元,而乌尼维斯的股票大约24.5美元。如果合并完成,A股票,或者说乌尼维斯股票将变成B 股票或者说贝迪股票,而根据首次宣布这次合并协议时贝迪的出价(0.6075×55美元),乌尼维斯的股票每股将值33.5美元。为了决定我们是否参与这项交易,我们必须评估两家公司合并成功的可能性,如果合并成功了,我们会获得什么;如果失败了,我们又会损失什么——你也许会说,这是我处理生活中大多数决定的思维框架。

这种公开宣布的合并有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而最后未能完成。在一方履行其“正当的注意”,具体核查对方的各种记录后,原来的合并协议可能取消;或者两家公司中有一家的股东反对交易条款,认为不够优惠;司法部或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会裁定这两家公司的联合妨碍正当竞争;管理问题也可能出现,一家公司可能有宣布进行合并而没有完成的前科,在达成最初的原则协议后可能改变主意或不太愿意在具体问题上做出让步。我们要衡量各种因素,决定是否对其开展套利业务。

做生意的首要原则是进行迅速而集中的调查。我要对我所能够获得的公开信息进行分析。我得和代理律师和反托拉斯律师谈。然后,我还得与两家公司的官员们谈,很像是证券分析师做的工作。我几乎从未掌握我想掌握的全部信息。我也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每件事情想透。

但即使是有我所希望拥有的信息和时间,风险套利决策也可能远不科学。我在我的拍纸簿上写下的许多笔记不充分或者难以进行数据衡量。它们是判断。而一旦我完成了我所有的分析,得出了相对明确的观点,正确的答案也不会就直接表现出来。最终的决定是另一种判断,涉及我对局势的感觉。我们可能会放弃一项各种数据看起来都很有发展前途的交易,仅仅因为我们感觉两家公司不般配,或者因为我们对其中涉及的一些人不信任。

但是,承认这种来自于经验的感觉在做出决定中的根本作用,和没有一种分析框架、根据一种非系统的方式或根据本能做决定是不同的。其他公司的一些套利者根据一种更为意气用事和主观的判断运作,他们的决定是根据一些不完整的信息、交易活动和小道消息做出的。在高盛公司,我们的决定更多的是根据分析做出的。我们一直试图考虑到在交易中有可能会出问题的每一件事,然后试图评估这些风险在我们的分析中所占的分量。

Chapter_2

尽管有忽视自己严格的框架的过于感情用事的趋势,但我们还是尽力保持清醒和冷静。与分析无关的感情就像本能一样,可能会产生误导作用。如果你变得很容易被吓怕,或很贪婪,作为一个套利商,你就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

在类似贝迪-乌尼维斯的合并协议中,如果协议破裂,我们预计的亏损显然会比如果交易顺利完成所预计的获利要大得多。这就是说,合并协议的成功可能性必须非常大才有利于我们做出参与的决定。但成功的可能性怎样才能极大地有利于我们?读过商学院的人可能会看明白我在自己黄色拍纸簿上做的预期价值分析图表,这是我用来推算预计交易成果的。然后,我根据这些表格在大脑里进行统筹分析。但我仍不断随手在拍纸簿上写下记录和数字,这是我一生中一直保持的习惯。

在套利预期价值表中列出的分析基本因素是你必须为购买股票而付出的价钱;如果交易谈妥你将从该股票获得的利润(可能的股价上涨);最后,也是最困难的评估因素和风险交易的核心,是该交易完成的可能性。根据在高盛公司档案中找到的一些文件,我又为贝迪-乌尼维斯重新做了一份预期价值表。在两家公司宣布合并后,乌尼维斯的股票交易价为30.5美元(合并宣布前为24.5美元)。这意味着如果合并事宜谈妥的话,来自套利交易的股价上涨可能3美元,因为乌尼维斯公司每股股票将会值33.5美元(0.6075×贝迪公司每股股票的价格)。如果合并没有成功,乌尼维斯公司的股票有可能回落到每股大约24.5美元。我们购进的股票有可能下跌6美元左右。我们把合并成功的可能性定为大约85%,失败的可能性为15%。在预期价值的基础上,股价可能上涨的幅度是3美元乘以85%,而下跌的风险是6美元乘以15%。

3美元×85%=(可能上涨)2.55美元

-6美元×15%=(可能下跌)-0.9美元预期价值=1.65美元

这1.65美元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把公司30.50美元资本搁置三个月所得到的收益。这就算出了可能的回报率为5.5%,或者以年度计算的话为22%。比这样的回报率再低一些就是我们的底线。我们认为不值得为了低于20%的年回报率而支付我们公司的资本。

我正在通过各种方式使我想表达的问题简单化。你也必须考虑到,在出现引起你所已经购买的股票(在我们举的例子中是乌尼维斯)跌至低于宣布合并前的底价的情况下,或者在出现造成正在进行兼并的公司的股票,也就是你已经卖空了的贝迪公司股票升值的情况下,合并事宜破裂的可能性。或者,更糟的是,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而且你还不只是决定投资这项交易并在7个月后等待结果。随着风险的出现和消失以及股票价格的浮动,一项正在接近完成的合并成功的可能性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我们必须站在统揽局势的高度,重新评估成功的可能性并决定是否吃进更多,或减少我们所拥有的头寸,甚至完全卖空这种头寸。当然,一个套利商有可能在同一时间同时卷入许多此类交易。你必须做很多这样的生意,因为套利就像是保险业一样,是一种精算师的业务。根据平均率,你希望在某些情况下损失钱,而从长远来说赚钱。

在贝迪-乌尼维斯的例子中,积极的期望值推动我们确定自己的立场,我们每买进100股乌尼维斯股票就要卖掉60.75股贝迪股票。正如我所解释的那样,卖掉进行兼并的公司的股票——我们将通过出钱借来股票——是为了对冲市场风险。即使在合并进行的过程中两家公司的股票都出现下跌——也许是因为这一领域或市场疲软——但只要合并交易完成,我们的获利就是肯定的。

高盛公司的交易记录——在这个例子中,该公司大方地提供给了我们——显示,根据我的建议,我们最初以平均每股30.28美元的价格买进33233股乌尼维斯公司股票,总成本100万美元多一点——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我们也卖掉了19800股贝迪公司的股票。经过在过渡时期增加了我们的头寸后,如果合并结束,我们肯定会赚125000美元。到当年底,贝迪公司的股票曾涨到60美元左右,引起乌尼维斯攀升至33.3/4美元。

不幸的是,这一交易并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进行。因为乌尼维斯的季度赢利意外出现下滑,促使贝迪公司退出,结果这项合并计划在一月份破裂。当合并计划出现不妙情况后,乌尼维斯的股票下跌,不仅跌回宣布合并消息前的24.5美元,而且一路下跌至18美元。结果,我们很快就损失了485000美元。我们还在我们甩卖的股票上面临着第二次损失,因为贝迪公司股票价格在交易破裂后上升到每股64美元。我们将不得不在公开市场上以64美元购买贝迪的股票,以补偿我们所借来的和以55美元卖出的股票,这将使我们再花费190000美元。有可能出问题的事情都出了问题。结果是一场令人生畏的套利灾难。

1月底,我们在这项交易上损失了675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大笔钱,比那一年我们做的任何其他一笔套利交易赚的钱都多,使公司的年利润失去了很大一部分。一向对交易有着惊人洞察力的古斯·利维大发脾气。他在交易室走来走去,发牢骚说我们应当把情况了解得清楚些,而不是认为这样的交易会谈成。L.杰伊后来开玩笑说,他到“乌尼维斯大学”学习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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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但关键的一点是,尽管结果可能是糟糕的,但投资决定不一定就是错的。在一项交易破裂后,我们总是要对他进行重新审核,以找出我们所疏忽的环节。但即使是一次大的让人心疼的损失也不意味着我们做出了误判。但正如任何精算业务一样,套利的本质是,如果你准确地估算了成功的可能性,那么你就会在大多数业务上赚钱,而且总的来看,你所有的交易都挣了钱。如果你冒着61的风险,那么每进行七次交易可预见到的风险就会发生一次,而你将会亏损钱。在另外一些时候,交易可能会由于你无法理性地预测的原因(在进行估算时,这种可能性也需要考虑进去)而破裂。对一个局外人来说,我们的业务看起来可能像是在赌博。实际上,它和赌博正相反,或者至少是最业余的赌博。这是一种建立在谨慎分析、训练有素的判断——这种判断是通常在巨大的压力下做出的——和事物变化常规基础上的投资业务。

对有些人来说,不断变化和不确定性使套利成为一种非常让人殚精竭虑的工作。但不知怎的,我能够以理性的态度,从容地做这项工作。我适合干套利工作,不仅是在性格上,而且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精神上的训练。在衡量概率时,我天生地喜欢进行精密分析。我将这称为在精神上做笔记。风险套利有时涉及大亏损,但如果你进行了适当的分析而且没有卷入趋众心理,你就有可能成功。时而遭遇的亏损,虽然有时候甚至大得超过了你所想像到的最坏的情况,但也是这项业务的一部分。尽管在我们这一行中,有些人大多数时候显得极其紧张,但我接受这一点。古斯·利维事后提到的那些的因素让你觉得自己像是个傻瓜,这样开始每一天的生活当然不愉快。但能够伴随着风险生活而不会造成神经极度受损;冒险实际上与我看世界的方式是一致的。

是不是因为我本能地想到了套利者所想的方法,所以套利适合我?或者我是否通过套利实践学会了或然性思考方法?套利的确加强了我根据或然性思维看问题的本能。但这种本能是在我到高盛公司之前很长时间就形成了的。我在高盛公司所学到的套利业务是与我对生活的思考方式一致的,我认为生活是在一个没有绝对的或可证实的确定性的世界上衡量成功可能性的过程。这种人生观源自我的性格,受许多老师和朋友的智慧影响而形成。从这一方面回顾我的生活,我想你可以追寻一个成功的套利者的精神进程和性格的发展。

我是在我的爷爷莫里斯·鲁宾和外祖父塞缪尔·塞德曼的影响下长大的。回首过去,我觉得这两个人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我,但他们还健在时我却一点也没有意识到。

莫里斯·鲁宾是我爷爷。他于1882年生于俄罗斯明斯克,青年时期为了逃避到沙皇军队服兵役而逃离那里。其实,作为一个年轻的犹太人,他当时并不认为参加俄国军队会是多么可怕的人生选择。莫里斯18岁时来到埃利斯岛,这时他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移民。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在什么地方可以学英语?”他找到了一份送牛奶的工作,并在1906年和我的奶奶罗斯·克雷布斯结婚。我奶奶生于波兰,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和我爷爷的性格相反。她沉默寡言,爷爷则夸夸其谈;她总是心事重重,而爷爷则永远乐观。他们在曼哈顿下东区 租了一间住房,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大约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爸爸亚历山大·鲁宾出生后,莫里斯和罗斯把家搬到了布鲁克林的富莱特布什,和住在下东区相比,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了很大改善。他们一家本来过得很幸福,但到20年代初,我爷爷因做扁桃体切除手术感染而患了重病。在他瘫痪了几年后,罗斯认为她丈夫快不行了。一位医生告诉她,莫里斯活下去的惟一指望是长期在太阳下生活。所以鲁宾一家收拾家当,搬到了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几个月后,莫里斯完全康复了。

我爷爷个子不高,精力充沛,商业天分极高。他到迈阿密的时候,正赶上佛罗里达房地产热,他通过大举借债做房地产业投机生意,很快赚了一大笔钱。在20年代一段短暂的时间里,莫里斯·鲁宾曾是一位很富有的人物。后来,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前的几年,佛罗里达房地产业泡沫破碎,爷爷破产了。这对他是一个巨大的心理打击。1930年,他把一支手枪放在汽车驾驶室内的储物箱里,开车从迈阿密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参加我爸爸的毕业典礼,当时他胡子拉碴、头发凌乱。因为财政破产、心烦意乱,他无法帮助他的大儿子在纽约开办律师事务所,他也拿不定主意是参加我爸爸的毕业典礼还是自杀。

这个故事使人觉得莫里斯·鲁宾像是个把发财致富看得极其重要的那种人。但在度过了那场危机之后,在我出生前的几年,我爷爷对他的倒霉运气形成了一种格外平和的心态。在我小的时候,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温和体贴的小个子,说话带有浓厚的欧洲口音,是一个生活上的乐天派。他和每个人拥抱着打招呼。大多数日子,他会到他在福莱瑞街上的房子后面的花园里,照看他的芒果和鳄梨树。他的家距离我们在迈阿密的家仅一英里。在遭到打击之后,他仍然涉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但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方式,他的快乐不再是建立在富裕和成功上。我爷爷改变了自己,不再把他的身份与他的财富联系在一起。尽管再也不会成为富人了,但他也没有为自己的损失悲伤。他有足够的东西继续生活,而且生活中有了巨大的乐趣。

我妈妈的家已经在美国很多代了。我的外公塞缪尔·塞德曼是位律师、房地产投资商、政治活动家,在布鲁克林地区算是个大人物。他认识每一个人,他的好朋友伊曼纽尔·塞勒在20年代当选为国会议员并担任议员达50年之久。我的外公也是他所居住的克朗海茨区犹太会堂的一位创建人。塞缪尔的妻子,我的外祖母埃拉操持着他们自己建造的维多利亚式房子。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施奈德夫妇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圈子里也一直非常成功,他们就住在我祖父家的隔壁。

我的曾祖父施奈德非常热衷于政治。他与20世纪最初几十年通过麦迪逊民主党俱乐部控制着布鲁克林地区民主党组织的“老板”约翰·麦考伊过往密切。在这个俱乐部在克朗海茨区的总部,麦考伊每周举行数次理事会,接待申请工作、工会会员证、健康保险或其他各种援助的人。作为交换,他通过做这些事获取选票。

1934年麦考伊死后,我爷爷的朋友埃尔温·斯坦古特继任了他的位子。斯坦古特是纽约州议会的议长,也是纽约州长赫伯特·拉赫曼的密友。1952年埃尔温·斯坦古特死后,他的权力和位置传给了他的儿子斯坦利·斯坦古特。我爷爷很多年来一直为斯坦古特家经营着这个俱乐部,尽管他们家远在设在阿尔巴尼的州议会。我现在还记得,我爷爷和他的同事们围坐在位于东帕克路750号房子的地下室讨论问题的情景。

我的爷爷塞德曼1958年去世,当时我正上大学二年级,但他的影响一直伴随着我:他使我觉得政治是引人入胜的事,受他言行的影响,我也产生了将来要在世界上干一番事业的愿望。我一直有一种感觉,认为我爷爷在他所在的社区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种看法主要是我妈妈灌输给我的,妈妈一直对爷爷非常推崇。我的父母认为,爷爷深深地参与政治但从来没有在财政上依赖于政治,他们认为爷爷所做的政治工作很有成效,部分原因是他并不需要从政治中捞取什么。

后来当我从政时,我还记得这些岁月,尽管我关注的是心理上而不是财政上的独立。对认识自我来说,对政治的依赖会大大妨碍保持真我,妨碍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观念。感到能够超脱出来可以使自己自由地决定你对政治环境提出的要求能够包容多少。而财政上的自由,尽管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却有助于保持心理上的自主。

我妈妈是在她父亲的民主党政治氛围中长大的。1933年她曾在华盛顿目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就职典礼,在华盛顿时她住在杰弗逊酒店,后来我在华盛顿的6年半时间也住在那里。与我父亲不同的是,妈妈有一个稳定而受宠爱的童年时代。她家境富裕,1930年夏家里还送她到意大利去旅游了一趟,尽管当时我外公已经去世,家里的钱迅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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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

1933年我妈妈在沃尔多夫-艾斯托利亚酒店的一次舞会上遇到了我爸爸。据我爸爸讲,当时他正和他的一位诉讼当事人在那里,这位当事人曾为一家医院捐助过一大笔钱,所以很受尊重。我爸爸和他的客户坐在首桌旁,这位客户正在诉说他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结婚。我爸爸应该避免犯这样的错误。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我爸爸应当邀请坐在附近的一位年轻女士跳舞。我爸爸看了看那位女士,说他不喜欢跳舞。

然后当他目光转到阳台时,发现了我妈妈。他告诉他的客户:“哎!我想和那位姑娘跳舞。”当时也正坐在首桌的我妈妈的爸爸听到了这段对话。

塞缪尔·塞德曼说:“你想和那位年轻女士跳舞?”“她是我女儿。”

我父母在某些方面因为性格正相反而相互吸引。我妈妈有积极的人生观和一种自我满足感。遇到问题时,她的态度是,任何事情都将会有圆满的结局。我爸爸有着强烈而敏感的分析头脑,对他所做的事充满自信,但他也是一个事事操心的人。他不喜欢让别人去做重要的具体问题,不管是生意、医疗或家庭方面的事。我父母现在都已经90多岁高龄,我对他们性格的描述是准确的,我推测,他们在30多岁的时候也是这样。尽管他们的人生观有这么大的差别,但现在他们已经幸福地在一起度过了近70年。

我出生于1938年,当时我父母还生活在皇后区的内庞西特。3岁时,我们家搬到了位于曼哈顿西八十一街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对面的一套公寓。我在沃尔登小学上学,这是一所校风进步的私立学校,位于中央公园西部,距离我家所住的公寓楼有几个街区。沃尔登小学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表达能力,强调合作和关心社会。在学校里,学生们对老师直呼其名。我现在还深情地记得我三年级的老师名叫索拉。

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我父亲进入他一位同学的父亲开办的一家法律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成为鲁宾·赫特金公司。公司专门经营房地产业,但也拥有诸如《纽约时报杂志》之类的客户,因为我父亲的合伙人是该杂志社董事会的成员。我父亲的工作是做财产税评估,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他同时也过问着他父亲破产后所剩无几的生意。其中之一是集中于北卡罗莱纳西尔瓦镇的一些云母矿,开采这些矿实际上是在赔钱。云母是一种在飞机上用于线路绝缘的重要战略物资。30年代,美国主要从东印度群岛廉价进口云母,所以当时云母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二次大战在欧洲爆发后,美国的云母供应受到威胁。我父亲给战争部写信,表示要将云母矿无偿交给政府。“珍珠港事件”后,战争部与我爷爷取得联系,要求他去北卡罗莱纳经营这些云母矿。他推荐了我父亲,此时我父亲已经在这些云母矿工作了好几个夏天,这样战争期间我父亲的工作变成了经营云母矿,以固定价格向政府供应云母片。在我4岁时,我们一家搬到了附近的镇,北卡罗莱纳州的阿什维尔。

北卡罗莱纳海兰兹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但是贫穷、偏僻。镇上的人把我父亲称为“犹太佬”和“犹太先生”。对我母亲来说,生活的变化更大,她觉得好像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很快她就带着我和我1942年出生的妹妹珍妮搬回了曼哈顿。我父亲每过几个星期坐火车回去探一次家。采矿工作几乎挣不着钱,战后我祖父以非常低的价格卖掉了云母矿。

9岁时,我们家从曼哈顿搬到了迈阿密滩。我父亲觉得佛罗里达的生活更安静、更惬意,他也想住得离他父亲近一些。在我们搬家后,父亲继续接办一些律师业务,他建了一个购物中心,还研究股票和投资、打高尔夫球。我母亲也打高尔夫球,家里的墙上挂满了她获得的当地俱乐部颁发的奖品。

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对转学有一种恐惧,不想搬家。在北海滩小学,我的新老师柯林斯小姐把我作为新来的男孩介绍给同学们。她对全班说,“罗比·鲁宾在纽约时上私立学校,他从来没有学过手写体,”“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友好地待他。”我猜想,由于这个建议,在我到新学校的第一天就被选为我所在的四年级班的班长。我竭力辩解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如何当班长,但他们根本不听。尽管这听起来可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我想你们可以把我当班长的那天和48年后我当财政部长这件事联系起来。我本来不是当班长的料,但任命以一种快乐的方式落到了我头上。尽管我根本就不是班里的领袖,但我在学校期间一直断断续续地担任着班长的职务,其中包括担任毕业班班长,这对后来我进入哈佛大学以及以后的发展都有帮助。

对于像我这样的孩子来说,迈阿密滩是一个可以非常轻松愉快地成长的地方。我每天早上骑自行车走一英里到学校。我一度有一个早上送《迈阿密滩太阳报》的线路。我阅读《英勇男孩》推理小说,收听《孤独巡警》、《化身》和《密探》等广播文学。我在保罗公园定期参加篮球和棒球比赛。到现在,我还能说出1954年布鲁克林道奇队的首发阵容:罗伊·坎帕纳拉、吉尔·霍奇斯、杰基·罗宾森、彼·韦·里斯、卡尔·弗里洛、杜克·施耐德、小吉列姆、丹·霍克以及可能当投手的选手丹·纽克姆、普里彻·罗或卡尔·厄斯金。

我们犹太会堂的拉比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的名字叫利昂·克罗内斯,当我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他想让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学习犹太思想。利昂·克罗内斯拉比告诉我们,在常规意义上他不信上帝。他并不是想用他这样的观点使我们吃惊,而是想让我们开展伦理和哲学辩论。那些讨论使我第一次接触“人道主义”这一概念。但我从与克罗内斯拉比的谈话中所认识到的并不只是具体的思想观点,而是一种存疑和探索智慧的感觉,这种素质在以后成为我思想的核心。

人们很少会想到,迈阿密滩属于种族歧视严重的南部的一部分。但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妹妹珍妮和我在白人学校上学,而且我们学校专门划分出“有色人种” 饮水区和“白人”饮水区。珍妮通过到“有色人种”饮水区喝水和乘公共汽车坐到后排座位表示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抗议。我不记得和我一块长大的人有种族歧视言行,也没有明确意识到到处弥漫的、给如此多的人造成伤害的严重不公正。

我的父母喜欢交际,在迈阿密滩的朋友圈很大。他们享受着当时那里那种正常的社交生活,打高尔夫球、打牌、在罗内酒店的帐篷俱乐部里度过时光。但他们夫妇两人都是喜欢思考的人,对政治和外面的世界感兴趣。我们房子里总是有许多书。

当时和现在一样,我是一个非常热切的读者,而且五花八门的书都读。即使是我在高盛公司和华盛顿最忙的时候,阅读也都是我每天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历史、传记、奇妙的旅行或风土人情以及我们当地书店任何能够引起我遐想的书籍,都在我的阅读范围内。例如,不久前,我买了亚当·尼克尔森写的介绍《詹姆士时期版圣经》历史的书,这本书生动地反映了一个时代并描述了许多人虔诚的信仰。我还买了西蒙·温切斯特写的一本关于《牛津英语词典》的诞生的书。我经常同时读两本或三本书,并且经常回头重读很多书的部分章节。例如,当我在1993年前往华盛顿进入克林顿政府工作时,我随身带了自己10年前曾经读过的两本非常有名的关于非洲的书:一本是阿兰·穆尔黑德的《白色尼罗河和蓝色尼罗河》;另一本是伊尔维希·埃德曼文笔生动的短文集《一个哲学家的节日》,这是我在少年时期最早读的一本书。埃德曼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教授,我父亲20年代曾经在那所大学读书。

到我上迈阿密滩中学时,我开始喜欢上了钓鱼。我的朋友鲍比·拜伦鲍姆过去常常在小溪和运河中钓鱼,现在这些地方附近大都建起了旅店和大型公寓楼。在我们长大了一些后,我们带着鱼竿到处去钓鱼。我们还经常开车到佛罗里达凯斯去钓鱼。凯斯那时与现在不一样——我们可以站在那些老桥上钓到鲷,有时还能抓到更奇异的鱼。我妈妈不喜欢我把鱼拿回家,但有时我们钓得太多,就把鱼卖给当地熏制鱼肉的店铺,挣些零花钱。

80年代晚期,钓鱼成为我生活中更重要的一部分,当我第一次访问大巴哈马岛的迪普韦尔基时,发现人们用假蝇钓鱼。从那以后,我对用假蝇钓鱼一直情有独钟——它给了我一种完全投入的忘我的感觉。我可以花上8个小时在巴哈马群岛的浅滩追踪海鲢,或者在河里或小溪中钓鲑鳟鱼,而时间就不知不觉过去了。我全神贯注于风、水、用什么样的飞虫做诱饵以及在哪儿下钓。不管我原来一直考虑的外界的事是什么,这时它们都迅速从我脑海消失了。

再回过头说佛罗里达,我们用老式的卷线鱼竿钓鱼。周末,鲍比和我经常租一艘10-15马力小摩托艇在戈尔夫斯崔姆钓魣和鲯鳅。我们也会到佛罗里达大沼泽地去钓鲷或海鳟鱼。有一次,我们把摩托艇开得太远而且后来油也用完了。结果我们没能去原来打算去的汽车旅馆过夜,而是在船上熬了一夜,与蚊子搏斗,并寻思我们怎样才能回到文明世界。第二天,租给我们船的人派出了一支搜索队找到了我们。很幸运,在我们获救后,没有人打电话告诉我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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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

如果说实话,每一个成功者都会承认机遇的巨大作用。在我上哈佛大学的问题上机遇的确起了重要作用。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但并不是极其突出,而且我毕业于一所普通的公立中学。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偶然的事件造成了不同。我父亲和我碰到了一位律师,他们两人是在哈佛大学合唱俱乐部的一场音乐会上认识的。我父亲的这位朋友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这位主任当时出差路过迈阿密。

1956年秋,在我进入哈佛大学后,我感到极其压抑。我所在的班上的一半同学都曾在专门为“常青藤联盟”输送人才苗子的预备学校进行过强化训练。另一半同学中很多人都毕业于名牌高中。而我虽然在高中学过四年法语,却在进入哈佛后没能够通过免修这门课的初级课程考试。在数学方面,我甚至没有资格学习初级大学课程,因为我没有学过微积分,所以我还得补修数学。

在入学教育的第一天,新生在学校礼堂开会。负责新生的院长想让我们不要过分紧张,说我们年级将只有2%的学生最后毕不了业。我环视了一下四周,想到其他所有人都很幸运,因为将来只有我来填补这2%。我最先认识的同学之一是来自斯塔滕岛的学生,我看见他正在看课程目录。但他没有看课程,他看的是列在课程目录后面的奖励单,想看看他能够获得哪些。我当时想,这是多么奇怪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也正在看同样的课程目录,想选一些我可能会通过的课程。

我在哈佛上一年级时最突出的感觉是焦虑。为了寻求安慰,我阅读了我父亲送给我的一本励志书《生活方式》。这本书实际是一位名叫威廉·奥斯勒的医学教授在1913年给耶鲁大学学生做的演说。奥斯勒想要说明的是,应付失败恐惧症的最好方法是以一种“严格划分时间段”的方式生活。有时候,你应当爬上“山顶”进行自我反省。但平时你每天应当摒弃杂念,全神贯注于手头的任务。我尝试着按照这个建议做,努力不去想我能否在哈佛完成学业的问题。

让所有人特别是我自己感到吃惊的是,第一年我的学习成绩是如此优秀——以至于我的学习指导老师要我去参加一个会。他问我是否感觉还可以。

我问他:“为什么我不应该感觉好?”

他反应道:“你的成绩非常优秀,而所有人本来都以为你不会学得很好。你确实没有用功过度吗?”

即使上完一年级后,我对在哈佛上学仍然还有一种紧张感。在我的第二学年开始时,教授英国文学课的老师想了解有哪些书同学们都没有读过,以便布置给大家读。他要求读过 狄更斯、乔治·埃利奥特、达克雷等人的英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人举手。随着他列出这些作者越来越模糊的作品,毕业于格鲁顿、安德沃等学校的同学举起了手。我的手一直放在腿上。我不仅没有读过这些书;其中大部分书我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

对于那些毕业于预备学校的大多数人来说,哈佛只是他们增长自己学识的继续。而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所有的事。二年级时,我选了拉菲尔·迪默斯教授开的时间为一学年的简明哲学课。迪默斯教授是位很有才华的希腊人,一头白发,非常高超地让学生学习和思考基本问题。他的风格就是朴实无华。迪默斯往往走上报告厅讲台,把一个废纸篓翻过来放在一张课桌上作为他的讲稿架。他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和斯宾诺莎等哲学家视为伟大的思想家,以无比崇敬的态度谈到这些人。对我来说,要想了解这些作者的思想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后来,在我们为期一年的课程中,迪默斯教授布置了一些作者的著作,他们的思想不是非常晦涩难懂,更容易理解一些,但我们很快意识到他们逻辑中存在的缺陷,后来我们重新回到亚里士多德和康德,重新欣赏他们的智慧。

尽管迪默斯教授尊崇柏拉图等认为存在着可以证明的确定性的哲学家,但他给我们灌输了一种观点:看法和解释永远是由修正和进一步发展所决定的。他会转向柏拉图或其他哲学家以向我们证明,要证实任何观点在最后或最终意义上是真实的是不可能的。迪默斯鼓励我们不仅要理解分析的逻辑,而且要发现理论的大厦是以何种观点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依靠假设、猜测还是信仰。

这些观点引起了我的共鸣,我甚至曾考虑过主修哲学。尽管最终没有那样做,但迪默斯的课促使我朝着怀疑论和批判性思维的方向发展。我经常把自己受迪默斯启发所产生的观点概括为,“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被证明是绝对的”——这一立场受到那一时期更博大的哈佛精神的鼓舞。当时我同学当中的思维模式是不承认教条、质疑权威——而且回顾起来,我会说我从哈佛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发展是不根据表面价值确定自己的观点,对我所听到、读到的任何事都以一种探究和怀疑的思维去评价。但迪默斯所播种、哈佛所培育的这种思维并没有简单地导致我怀疑一切。一旦你把自己无法在绝对意义上证明任何事的概念内在化,生活就变成了更多地是关于成功的可能性、选择和交易的事。在一个没有可以被证明为真理的世界上,现存的给概率下定义的惟一方式就是凭借更渊博的知识和理解。

多年后,我在与艾伦·格林斯潘讨论时,他告诉我说,断言“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宣称不确定性本身是确定的。当时我没有与艾伦辩论这一问题,但一个答案他是正确的——对不确定性的基本断言是无法予以证实的。但这正好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出发点——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被证明是确定的。

从学术上说,我在哈佛的学习计划是循规蹈矩的。大部分选择法学院的人主修的是政府政治学,我曾大大咧咧地以为我就是这样。我开始时学政府政治学,但后来转到经济学。在当时,人们对经济的关注主要还是概念性的,我发现这尽管学起来难但还是很吸引人;后来,这一领域变得越来越成为严格的计量经济学,而我本来没有适当的途径主修它。

我四年级的优等论文的指导老师是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他以将博异论应用于国际关系并用他解释核威慑理论而闻名。当时,他刚刚从耶鲁大学来到哈佛,而我是他指导的惟一的学生。我在坎布里奇度过了三年级和四年级之间的假期,没有工作,睡在与人合租的一套公寓的客厅里的一个破烂沙发上,提前全力以赴做我的论文。每天在韦德纳图书馆里钻研和写作是我在哈佛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我的论文写的是巴西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所以对这个课题感兴趣,部分是因为拉丁美洲看起来对企业发展来说,是一个潜在的有前景的地区。我找到了大量的英文数据和分析以检测关于通货膨胀的各种假设。1995年,在我会见巴西财政部长佩德罗·马兰时,他已经完成了他的研究。他说巴西财政部查阅了我在哈佛的论文,我在论文中提出的结论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非常准确的。

就社会层面而言,哈佛由各种亚文化组成。我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一种亚文化,但我喜欢在咖啡店闲待着思考自己的事,那时还没有星巴克,而只是一种带有放荡不羁气氛的地方并且咖啡也不是特别好。我实际上不是经常去咖啡店,而是时常在顺道时到蒙特奥伯恩47俱乐部或其他俱乐部坐一会儿,人们在那里围坐着,一些民歌手和反政府抗议人士常在那里唱歌。我喜欢这种围坐着思考生活问题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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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

那时候,咖啡店文化中让人眼花缭乱的知识分子思潮是存在主义,在某些程度上我认同存在主义。但我的存在主义观与我所读到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内容没有多大关系。相反,我认为它是一种把一切都看透了的认识。我在哈佛时,形成了一种感觉:一方面,此时此地关系重大;而另一方面,从整个时间和空间上,在某些终极意义上,其重要性则大大下降。今天发生的事与几万年后有什么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内在化的认识使我既集中精力做我正在做的事情,而与此同时保持一种透视感和一种认为我总是能够选择完全不同类型生活的想法。

直到四年级我在哈佛才真正形成某种归属感。事实上,我刚进大学时的焦虑是不现实的。但正由于有这种焦虑感,尽管在某些方面是有害的,但在其他方面则是有益的。担忧,如果没有损害你的话,可以成为有力的驱动器。原来担心我可能毕不了业,但1960年我从哈佛毕业时,出乎意料的获得了“优秀毕业生”和“成绩极其优异毕业生”荣誉,毕业论文也被评为优秀总结性论文。

毕业后,我给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写了一封信,四年前该校曾拒绝了我的入学申请。我写到:“我想你一直在注意着你们毕业生的情况。也许你有兴趣了解一个曾被你拒绝录取的人的去向。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以哈佛‘优秀毕业生’和‘成绩极其优异毕业生’荣誉毕业。”这位院长给我回信说:“谢谢你的来信。我们普林斯顿大学认为自己有责任每年拒绝一定数量的高素质人才,以便哈佛大学也能够录取到有一些好学生。”

大学四年级时,我曾申请进哈佛法学院学习和申请攻读哈佛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两个申请都被批准,但我拿不定主意选择哪一个。实际上,至少在当时,我一点也不清楚自己想选哪一个。秋天我回到坎布里奇,在法学院待了三天,但在刚刚度过了四年紧张的大学生活之后,我还没有做好再大干一场,应付紧张学习生活的准备。其他同学都在买书,而且看上去很严肃,但我不是那样。所以我去找法学院助理院长,告诉他我准备离开法学院。

他说:“你才刚被录取。不能退学。你已经占了其他人本来能够得到的位置。”

我告诉他,无论如何我都要走。

这位院长说:“如果你退学,我们以后不会再录取你,除非你确实有可以原谅的理由。”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院长说如果我去看心理医生,而且心理医生说我在做这一决定时头脑是理智的,他将允许我在第二年重新入学。

所以我去看了心理医生。这位医生告诉我,在他准备上医学院时,他休学了一年到国外旅游。他说我的状态很正常。但他还说,如果院长觉得我的所作所为太让人反感,或许院长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在法学院开学前几天,我曾碰到了一些大学同学,他们准备到英国学习一年。有一个同学要到牛津大学学习,这听起来很吸引人。我动手太晚了,已经来不及申请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但我发现我还有可能在那年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我打电报申请,强调我在哈佛获得的荣誉。伦敦经济学院回电报说,他们录取了我。然后,我打电话告诉我父母,说我有一个让他们吃惊的消息。我从法学院退了学,准备去伦敦。

我迅速启程前往英国的惟一麻烦是我必须先回迈阿密老家去见我的征兵委员会代表。在学研究生可以推迟服兵役,但该学校必须是征兵委员会认可的学校。在征兵委员会接待我的是上一个时代的南部商人。

他说:“我一点也不了解伦敦经济学院。白人小伙子的麻烦是他们不想去打仗。”

我卑躬屈膝地对他说:“我绝对不反对战争。我只是想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

他说:“但我怎么知道伦敦经济学院是一所名牌大学?”

我答应给他看一封信。所以,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阿瑟·史密斯不得不写了一封信,说明伦敦经济学院是一所公认的学术机构。

在我到伦敦前,除了指望着全家到墨西哥旅行或小学组织到古巴集体游览,我从来没有出过国。我在欧洲的一年极其增长见识,所以我向所有有机会的人建议,在大学毕业后到国外去待一年。就在我出国前,我在迈阿密和一位经常到世界各地的妇女有过一次谈话,她是我父母的一位朋友。她告诉我,说我应当张开身心,吸收我所有能够吸收的东西。而且,在某种合理的程度上说,那也是我的想法。

哈佛大学代表着一种美国文化,虽然因为有大量外国留学生,尤其是在其研究生院,它也是一种国际都市文化。另一方面,伦敦经济学院是一种真正的国际文化,有来自全世界尤其是英联邦国家、前英联邦国家以及很快就要成为前英联邦国家的学生。我碰到了印度人、非洲人、澳大利亚人和西印度人。这些学生所代表的政治见解远比我以前所碰到的广泛得多。许多学生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反映出当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社会主义都有着广泛的支持。我当时想,就像我现在想的一样,国家控制经济活动和经济资源的国有制概念有可能是效率非常低下的。但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辩论也有助于我形成自己在贫困和收入分配问题上的兴趣。

与经历和观点与以前我所遇到的人如此不同的人接触使我开阔了思路。哈佛的人认为重要的是生活水平和经济学的问题,我第三世界的朋友则认为这些也是尊严和尊重问题。例如,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为了显示他们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优秀,希望拥有自己的钢铁厂和航空公司,尽管有人认为这对低工资国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低效率的资源配置。从不同视角看同一个问题有非常大的不同,就此而言,上述观点都有局限。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承认和尊重个人尊严的极端重要性。这种尊重本身是一种根本的价值观。而对这种希望得到承认的基本心理需求的敏感性,对于处理管理和政策问题,不管是在华尔街的交易厅运作生意还是在制定和实施国际经济政策方面,都是极其重要的。

我是以所谓“插班生”身份在伦敦经济学院注册入学的。因为是为了获得学位证书而不是为了一种真正的学力用功,我在这所学校没有特别上心地学习。我会去听讲座和写指导教师布置的论文,但我也把大量的时间用于与人们交谈。自由的感觉是太好了。在我所住宿的厄尔考特路的宿舍里,如果我喜欢的话,我可以在半夜里吃晚饭,晚睡晚起,整天读书。或者我可以去听可能会让人感兴趣的讲座,然后去会个朋友和打墙网球。我随身带着一本词汇手册在地铁里学习法语。我也有些像是个政治旅行家,例如参加在特拉法尔加角广场举行的抗议刺杀卢蒙巴的示威活动,卢蒙巴曾被选举为刚果共和国总理。我没有参加抗议活动,而只是饶有兴趣地旁观。

我还认识了一帮住在厄尔考特路邻近、年龄和我相仿的外国人。有一些来自如马耳他和波兰等地的假贵族和真贵族。我和伦敦经济学院的朋友一起,围坐在一起讨论政治、经济制度和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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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

我和厄尔考特路的那帮朋友们常一起去参加聚会,有一次还到泰晤士河上划船。作为校际滑雪旅行的一部分,我和来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都柏林三一学院的学生一起去奥地利——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滑雪。与此同时,我也以自己有限的方式,探讨内心中的紧张,在内心里我认同垮掉的一代及其20年代与30年代在巴黎的外国前辈们。我读了凯鲁亚克的一些书和米勒的许多著作,在六周长的圣诞节假期里,待在巴黎做这样的事非常惬意。我在左岸找到一家价钱很便宜的旅馆,有些我在哈佛认识的人也住在这里。白天,我会去酒吧,和人坐在一起聊天或独自读书。

我一直在想——可能非常不准确——如果走上一条不同的生活道路,我本来会过上在巴黎时的那种生活,或60年代前坎布里奇的咖啡馆文化所代表的那种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甚至当我已经成为主流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仍然觉得如果我想做的话,我总能够做出离开这个制度的选择。我可能只说一声再见,穿上一条破旧的黄色军裤,在圣日耳曼德佩街找个小旅馆。看惯了我穿着条纹西装的人可能会觉得这和我有些不协调,但我当时觉得,甚至现在也觉得,我可能会满意地选择一种更轻松、更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那种感觉可能不现实,但在压力大的时候,我对这种可能性的信念一直是一种精神上逃避压力的寄托。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每当压力大的时候,我心里又会重新产生那种围坐在咖啡馆读书、长时间讨论哲学和生活的念头。即使是现在我也常常想只以钓鱼、读书和打网球度过一生。

复活节期间我去意大利旅行,夏天我与一位名叫戴维·斯克特的朋友开车在挪威、丹麦和瑞典漫游。就在我考虑是不是在欧洲再待一年的时候,我读到一位曾浪迹海外的人写的一篇文章,他写到,“如果你在国外待的时间太长,你就要开始堕落了。”看过这篇文章后的触动以及想到父母可能不会太愿意为我在国外毫不相干的活动再承担一年费用,我想可能是回家的时候了。当我们在法兰克福吃午饭时,戴维的红色奥斯汀汽车被偷了,这时,我决定离开欧洲。

我在国外过得如此愉快的部分原因是我对未来不格外担忧。在我的意识里,我知道我可能会上哈佛或耶鲁的法学院,我曾经提出申请而且也曾被录取。我并不是一定要做一名律师,而是从法学院毕业后路子会很宽。由于那位心理医生的作用,哈佛曾答应重新录取我。但我最后还是上了耶鲁,因为在我看来,耶鲁的境界更广阔,也更有趣,而且学习不那么紧张。有些夸张地说,我的看法是,在哈佛法学院,你和同学们围坐在一起讨论合同问题,而在耶鲁,你们围坐在一起讨论善良和邪恶的含义。

我在耶鲁法学院的经历确实就像上面说的那种情况,我是在1961年夏进入耶鲁学习的。除了上课和去图书馆,我的大量时间用在讨论从越战到美好生活的本质之类的问题上。在法学院,我有极大的机会把我在哈佛形成的观点予以应用:如果追溯到其本质,所有命题都是无法证实的。你可以持有强烈的道德信仰,这些信仰是在成长和受教育阶段,或通过宗教信仰所形成的,但所有这些信仰的强仪都是无法证实的。

你永远也无法知道谁将会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影响你。我刚进耶鲁时,碰到了一个三年级的学生乔治·莱法柯,我曾经见到过他,当时我们都在迈阿密生活。入学教育周期间,他在路上遇到我,停下自行车,给我提了一些高年级同学的忠告。乔治说,在法学院表现好非常重要,因为这将带来学校和同学们的认可,认可会带来愉快。

我认为这种对人类本性的理解是不正确的。我回答说:“你告诉我说表现好和得到认可会让你感觉好,但我的经验告诉我情况不是这样。”我告诉乔治我以极高的荣誉从哈佛毕业,这给我带来了一种满足,但并不是他所描述的那种完美和自我实现的感觉。

几年后,在高盛公司对前来申请工作的人面试时,我仍然强调这一观点。当我问应聘者他们为什么希望到我们公司工作时,较为诚实的人会承认,至少部分原因是为了挣钱。我谨慎地提醒他们,他们将会发现挣了大钱可能会让他们在某些方面感到满足,但不会满足驱使他们把挣钱作为第一位想法的理由。他们几乎都没有留意我的话。但几年后,他们有些人在挣了很多钱后找到我抱怨说,他们对生活感到厌倦和不满。

在高盛公司、白宫、财政部以及现在的花旗集团等我所工作过的所有地方,我都看见人们似乎通过某种地位或成就来找寻满足。多少年以前我试图对乔治·莱法柯说的话,在我看来常常仍然是对的。人们找到自我实现的惟一地方是在他们的内心。而那里往往是他们寻找的最后一个地方。

那次与乔治的争辩是我们之间长达一年的交流的开始。我们不知在纽黑文的街道上度过了多少小时,谈论法律、哲学和生命。乔治的哲学观比当时那个年龄的我要深刻,而且他喜欢表现出愤世嫉俗和咄咄逼人。还有一个人有时参与我们的对话,他叫利昂·布里坦,是剑桥大学的研究生,当时在耶鲁做留学生。后来他回国后成为一名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我们三人一次在纽黑文散步走了很远,乔治坚持说读小说是浪费时间,因为能够获得的东西可以从写实文学中更有效地获得。利昂则回答说小说通常能够比写实文学更好地把握现实。他们激烈争辩起来,尽管我的观点与利昂更接近,但我努力要维持我们三人之间的平和气氛。

乔治同情一种被称为法律现实主义的法律分析方法,当时这种方法对耶鲁的校风影响很大。法律现实主义认为,成文法或先前判例措辞并不能决定判决结果,因为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它们。法官的判决是政策观、信仰、偏见和所有各种主观影响的产物——一个著名的归纳是,判决是由那天早上法官所吃的早点决定的。根据这个方法,你会对成文法、案情和司法判决进行思考。当你问成文法的措辞是否决定了法官的判决时,答案几乎肯定是不。成文法的措辞可能适合两个或更多不同的结论。法律现实主义就是挑战确定性和重新审视猜想的另一种途径,耶鲁的气氛推动着我的智力沿着这些方向进一步发展。

在耶鲁,我结交了一帮长期的朋友,他们也喜欢漫长地讨论世界上的问题。例如,利昂·布里坦比我认识的其他人对越战的初期阶段有更微妙的看法。他认为美国将会挺身而出对抗共产主义,但他担心美国的卷入会给国内造成决定性影响,造成严重的社会分裂,而且美国卷入的消极作用有可能超过积极作用。这是相当敏锐的分析,尤其是在1962年时。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快结束时,碰到了卫斯里学院的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叫朱迪·奥克森伯格,她和我在哈佛曾约会过的一个女孩一起路过伦敦。她们要去法国过暑假。当我到她们住的旅馆带她的朋友出去吃晚饭时,朱迪出来开门,我当时想,天哪,她这么美!第二天晚上,我和一位来自加拿大的朋友一起与她约定好,我们四人一起出发了。

我在法学院刚上二年级不久,朱迪来到耶鲁上研究生,攻读法语,我请她一起吃晚饭。朱迪真正热衷的是表演艺术,除学习法语外,她还在耶鲁音乐学院选修了古典声乐课程。我断定在耶鲁研究生院的环境中要抓牢这样一位才貌俱佳的女生是不可能的,当时耶鲁的女生很少。所以我决定让朱迪和我的朋友来往,我真诚地想,在理论上他们会给我回报,介绍更多的女生给我认识。

幸运的是,这项计划根本就没有实施。我们最终单独约会了。朱迪和我有不同的兴趣;她沉浸于剧院、音乐和文学,而在这些方面,我是个有些粗俗的人。但我们俩在某些更重要的方面有共同点——对于我们周围的任何事情都有一种好奇心,从我们认识的人到世界大事到其他人读过的书。我们也都趋向于对人们有相同的反应,都有一种有些不太尊重别人的幽默感。人们的兴趣常常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展。在那些年,朱迪对政治产生了好感,并且给纽约市长戴维·丁金斯当了四年的礼宾局长,还很受信任。与此同时,我也经常光顾剧院。而且我们还有其他的共同之处:尽管我们两人也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但我们都是相当不愿意出头露面人,没有在社会交往方面投入大量时间。

11月份,朱迪和我订了婚。第二年3月,感恩节假期结束时,我们在耶鲁的布兰福德教堂结了婚。有14人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其中包括我们双方的父母。我们只度了一天的蜜月——从我在法学院的同学斯蒂夫·尤民那里借了部车。斯蒂夫对音乐和戏剧的兴趣可与朱迪相比,他成了我们毕生的朋友。第二天我就回到图书馆,准备复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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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

我上法学院并不是真的想以后做法律工作,而是觉得无论我干什么,上法学院都是很好的训练,而且可以使我有非常宽的选择面。在我头脑里,没有考虑任何具体的职业,但我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想以后做金融和办企业。我这一想法背后的想法是,我或许最后会回到迈阿密,从事房地产生意,也许在某种程度是想利用我爸爸的经验。但我觉得我应该先去律师事务所,了解一下这一行的工作。我们的很多朋友都到纽约去工作了,朱迪和我从未真正考虑过转到其他地方。

我到了几家公司去面试,最后决定去佳力律师事务所,因为这家公司的环境更舒适,而且虽然比大多数大公司规模小一些,但却拥有很好的业绩。我想工作时间可能会短一些,而且佳力在薪水上也很有名,除了基本工资外还有更高的奖金——那年是7200美元——这是当时大法律公司的统一标准,尽管有反托拉斯法的限制。

即使在当时,这些钱也不够我们生活用。朱迪和我不得不让我父母帮助付房租,我们的女房东把我们租的房子称为“花园公寓”,实际上是布鲁克林高地的一间地下室。但生活在市里很适合我们。我们花大量时间到处逛,下饭馆、看戏。朱迪爱好音乐。对我来说,佳力的工作非常称心。我喜欢那里的人和环境,那里有相当的学校气息,而且与同类公司相比,也随便些。在这样的公司工作在社会上也很有面子;我喜欢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组织的一部分——一种与我有时存在的反文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和平共存的偏好。

我在佳力公司担任了两年助理,从事大宗诉讼调研、房地产问题税务分析以及一些法人事务的背景分析工作。我认识到这种法律事务尽管非常吸引人,但不适合我。而且,不管现实与否,我分析我找合伙人的成功可能性不大。我还想做一些更为企业化的、而且有挣大钱的可能性的事。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很惊奇自己没有更多地卷入当时更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中去。在法学院,我曾忙着参加无休止的关于越南、民权和贫困问题的讨论。但再过几年我才会积极地卷入社会政治中去。

在我做海顿斯通公司(位于华尔街的一家投资公司,现已不存在)的业务时,我的职业灵感出现了。海顿斯通是帮助考斯玛特公司扩大名气的主要担保者。公司开会的时候,投资银行家们都是些正在盘算如何做大买卖的人物。当时我想,“等我40岁时,我想干这些家伙们正在干的事,而不是我们现在正在干的事。”

我也开始更多地留意股票市场,以一种有限的方式应用我父亲高度分析性的投资方法。这是以本杰明·格雷厄姆在《证券分析》中阐述的方法为基础的投资方法。《证券分析》是格雷厄姆与戴维·道得于1934年合写的一部关于投资的经典著作。可能是因他的门徒沃伦·巴菲特的原因,格雷厄姆后来变得广为人知。

格雷厄姆和道得认为,在短期,股票市场是一个“投票机器”,反映着情绪和时尚而不是理性。但从长期来说,股市则是一个“衡量机器”,根据收入前景、财产、风险和其他基本因素评估证券价值。他们认为,你应当只做长期投资,而后只有在价格低于根据这些因素估计的价值时才进行投资。我父亲就是这样分析证券,并且根据长期持有股票的预期进行投资。如果他仅仅在几年之内就卖掉了一支股票,这说明某件事出了麻烦,或者说明这支股票价格上升幅度非常大以至于被极大地过高估价。

今天我甚至更强烈地相信,这是投资股票惟一明智的方法。你应当以与分析整个公司的经济价值相同的方式分析一支股票的经济价值。一支股票,不管是一家钢铁厂的还是高科技公司的, 它的价值相当于将风险和其他基本因素如资产负债表中的隐性财产计算在内的这家公司现在预期收益的价值。从长期来看,一支股票的价格反映着这种经济价值,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价格可能大大偏离其经济价值。投资者为了追求可预测的结果,常常看不到这种周期性的现实。最近,很多人在2000年和2001年信息公司和电信公司纷纷倒闭时期,遭遇巨大损失,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追随潮流,而不是根据对价值的评估。一个独立但与此相关的观点是,最大的机会通常在于逆流而上。

作为思考市场的一种方法,格雷厄姆-道得的方法和我的哈佛怀疑主义也是一致的。观察市场、努力找到其价格没有反映流行看法的股票的想法吸引着我。一个得到广泛确认的学术理论认为,市场是有效率的,这意味着股票的价格充分体现着关于这支股票的已知的信息和判断。这种效率市场理论(Efficient Market Theory)的推论是,任何人也无法总是竞争过市场。但我在华尔街的岁月里所看到的所有事情——以及许多更为流行的金融理论思考——说明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根据定义,大多数投资者甚至是最专业的人士也不会竞争过市场。但通过对更深入的分析、判断和更广泛的规范的综合评估,有些人是能够竞争过市场的。

所有这些都让我觉得做股票投资比从事法律职业有趣得多,所以我把自己的简历寄给了几家投资公司。但我没有收到一家公司的答复,哪怕只是一个便条。在当时,法律专业的学位在金融界并没有多大用途。华尔街的大交易商是依靠自己在大城市生活中积累起来的精明和机智发家的,而投资银行家则大多数具有社会背景或商学院背景。在当时,离开法律公司改行做投资银行生意是一个奇怪的选择。尽管这在收入上是上了一个台阶——在我最终找到一份工作时,我的年薪在13000美元-14400美元——但有些人告诉我,说我在社会地位上却是下降了。

在我给华尔街的大公司的求职信石沉大海后一个月左右,我父亲来纽约,我和他及他认识的一位证券经纪人一起吃午饭。这位经纪人提起他有一位朋友在高盛公司工作,正想物色一位年轻助手。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就是L.杰伊·腾纳鲍姆,高盛公司套利部的负责人。所以我前去找L.杰伊。因为我想了解更多的关于对公司进行投资的情况,我告诉他我希望到高盛公司的研究部或财务部工作。他非常大度地先后让我到这两个部门去。但后来我了解到,他让这两个部门面试我的人打消我在这两个部门工作的念头,因为他想让我在套利部工作。

通过我父亲另外的一位朋友,我收到了第二份推荐,拉扎德兄弟公司答应让我到它的套利部工作。所以,纯粹是出于巧合,两家公司都让我做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业务。我对自己是否适合干套利有些拿不准。我的理解是,套利商人就像是证券分析员,需要不停地打电话和去一些公司见业务经理,谈交易问题。我不敢肯定我能够如此泼辣。但这是仅有的答应给我工作的公司,而且我也想尝试一下新事物。我选择了高盛公司,主要是因为它被认为是套利界最有名的公司——高盛公司著名的合伙人古斯·利维创立了这个部门——而且也因为它提供的薪水稍高一些。

干套利这一行,你可能最终会弄明白一个星期前你还一无所知的事,例如,利比亚的动荡,如果动荡影响到交易所涉及的一家大石油公司,交易就受到了影响。我们分析的一笔交易是一个被称为罗恩精选信托公司的控股公司的破产问题。你在买了这支股票时,如果债务清偿交易完成,你应当能够获得5、6种证券。你拿到了现金、在一家美国采矿公司的持股证明、博茨瓦纳一家采矿公司的普通股票以及利息为6%的赞比亚债券。我们不仅要计算这项破产交易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而且还要计算所有这些证券将要附加的价值以及如何尽可能在最大的范围内进行套利保值。当我们第一次听说这笔破产交易时,我们甚至不知道赞比亚在哪里——因为直到一两年前人们还用它殖民地时期的名字称呼这个国家——北罗得西亚。所以,坐在交易台上的一个家伙打电话给领事馆问:“你们在哪里?”

对方回答:“在57街和麦迪逊大街交界处。”

而我们的那位交易商说:“不,我是问你的国家在哪里?”

教我从事套利业务的L.杰伊·腾纳鲍姆不打算在高盛公司永远干下去。当时他正在为自己最终的退休做准备,尽管当他雇佣我时,他只有44岁。而他的副手鲍勃·伦兹纳在我进公司后不久离开了公司,去从事著名的金融新闻业。所以,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归我来干。如果L.杰伊想把所有的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他本来可以不给我露脸的机会。但是,L.杰伊留心观察我的兴趣,并在1976年他退休前和他的合伙人利用一切机会提拔我。L.杰伊帮助他看中的年轻人在公司内发展,并非常以此感到自豪。后来,当我有机会帮助在高盛以及华盛顿和我一起工作的有才华的年轻人时,我确实也深有同感。

L.杰伊是在给古斯·利维做勤杂工时学习套利业务的,我进入公司时,古斯·利维几乎是一个神秘人物。古斯在新奥尔良长大,在他母亲无力继续为他付学费时不得不从杜兰大学退学以维持家里的生计。大危机期间,他靠个人拼搏,从华尔街的一名邮件投递员,发展到在高盛公司的债券部工作。从这些卑微的位置上,他最终成为西德内·温伯格的当然继承人,温伯格是30年代以来引领高盛公司的传奇人物。古斯依靠自己的才能也成了一名传奇人物——高盛公司的资深合伙人,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共和党的一位主要资金募集者,纽约许多民间机构中的台柱子。他的一系列成就所没有充分说明的是,从60年代中期到1976年他去世时,古斯几乎无可争议地是华尔街独一无二的最重要人物。

50年代,古斯是风险套利和公司客户团体交易的投资者。在那之前,一个想抛售50000股可口可乐公司股票——根据今天的标准是小生意——的公司投资者会在公开市场上零星出售,给股价造成下跌的压力。古斯的创新改革是,高盛公司整批买进股票,或许花费1000万或2000万美元,客户承诺购买其中一部分,其余的计入存货,以后再重新出售。公司由于在一定时间内在其账户上实际拥有了其中的部分股票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每股的利润可能会更低,但高盛公司的交易量和市场份额会大幅度增加。

L.杰伊和古斯都是脾气很大的人,这在当时的交易厅内是非常正常的,那时候人们所熟悉的华尔街上的公司大都是私人拥有的,一家大公司最多有数百名雇员,几乎没有股票交易商有大学文凭。这种经营环境是高度企业化的而且常常是根据感觉行事。对于古斯来说,管理每天就是通过叫喊来进行的。公司里传说,10年前每天下班时他一般都会在他的办公室内把所有人开除了——但第二天早上,这些人又会回来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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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

我认识古斯的时候,他的脾气已经变得温和了一些,但他还是会给别人带来非常大的压力。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可以推拉的窗户,通过这个窗户往外看,可以看到位于宽街20号的高盛公司的老办公楼的交易大厅。如果他发现所罗门兄弟公司那天做的团体股票交易量比我们公司大,他就会猛地推开窗户,吼叫着发出命令或破口大骂。然后窗户又会猛地关上。我有一次向古斯解释一件事,我才刚说:“我猜想……”,他就厉声喝到:“不要‘猜想’任何事情!”“要‘发现’!”或者他会突然打断你的话:“马上干,再晚就来不及了!”当然,任何人都可能做出这种评论。但古斯如此说,而且态度极其强烈,这种告诫融入了我的灵魂,直到今天我还引用这些话。另一次,我刚到高盛公司后,他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讨论我呈递给他的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我建议做一项套利生意。他用了一句我不明白的话驳回了这个备忘录。我问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猛地答到:“我们没有时间让雇员在我们这里进行在职培训!”

古斯也极其有个人魅力,在和我们公司的客户打交道时,他经常展现出这种魅力。有一次我罕见地被邀请到他的公寓吃晚饭,当时他正在招待到访的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听古斯说话,你会以为这位董事长是美国商业史上最有才能的人,是古斯最好的朋友。但我也曾听到古斯对其他一些公司执行官大量说这些恭维赞赏的话。在坐出租车回家的路上,我问公司的一位资深合伙人瑞·扬:“瑞,你觉得下次古斯对另一位大客户说同样的话时他会记得今晚他说的这些话吗?” 瑞回答说:“古斯绝对是真诚的——他在这样说的时候确实就是这样想的 。”对于那天晚上来说,我感到有疑问的那位首席执行官是古斯整个世界的中心。这就是古斯的个人魅力如此有效的原因。许多年以后,我遇到了另一个有这种把自己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某个人身上的本事而又没有一丝不真诚的人。我说的那个人,在这种场合甚至更让人确信无疑,他就是比尔·克林顿。

尽管脾气大,但古斯确实是在艰难时刻真正会起到帮助作用的伟大领导人。对于个别交易,他可能几乎会发疯,就像我们在贝迪-乌尼维斯交易上损失了50多万美元后他的表现那样。他吼叫说:“任何人都应该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我们这些在交易厅的人都知道,下班时他就会在报酬和提升问题上变得公平。古斯明白我们干的是有风险回报的、有或然性的生意,他知道一个证券交易商有时会干得很糟糕,或是因为运气不好,或是因为个人犯了错误。这使高盛公司有一种你可以进行理性冒险的环境。虽然有大叫大嚷,而且这种情况很多,但在进行最后分析时,古斯赞成冒险而且很公平地以员工们的总体表现对他们进行评价。

古斯自己也是出了名的神秘兮兮的人。你可以听到他正在往交易大厅走来的脚步声,因为“幸运”硬币正在他的兜里叮咚作响。尽管他的一个座右铭是“幸运比聪明更好”,但古斯从来不依赖运气。他每天5点钟起床,7点半到办公室,比所有其他人都早,他一再善意地提醒我们这一点。而每天晚上他都要去参加客户的晚宴或慈善活动。在古斯去世后,我一直觉得很遗憾,我从来没有问过古斯,他认为生活的全部意义是什么,是什么驱使他每天一天忙到晚。我不知道他是否有答案,但我认为他绝不会说钱是生活的意义。到我认识他时,他的钱已足够他花的,而且我认为他的自我感觉也不在于钱。事实上,他捐出了自己所挣的大量的钱。

那些年,最大的危机是宾森特尔公司破产案,这件事发生在1970年,也就是西德内·温伯格去世后一年和古斯出任资深合伙人的第一年。高盛公司为了购买宾森特尔铁路公司,卖掉了商业票据——短期债务契据。当这家铁路公司宣布破产时,所有人都感到震惊,购买了宾森特尔铁路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指责我们没有及时公布该公司的财务状况,或是因为疏忽或是因为有意不这样做。债券持有者们要求我们赔偿的数额超过了我们所拥有的资本。这些要求本来并不强烈,但这是非同小可的事,而且合伙人的全部资产都面临风险。我还不是合伙人,但对于如何处理这场危机我觉得有办法并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古斯,尽管鉴于我资历较浅,我这样做可能有些放肆,但我告诉古斯我认为我们应当考虑我们的外聘律师能否很好地应付陪审团刁钻的讯问。他决定与我们自己的法律顾问待在一起,但另外聘用一个首席诉讼律师,一个能够更好地应对这种局面的人,而不是一般地做我们公司业务的律师。从那以后,古斯经常把我当做某种非正式的顾问。那是我第一次处理公司重大危机的经历。从那以后,我不得不出面处理一些这样的事件,不只是在高盛公司,而且以后在华盛顿和花旗集团。

在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里,宾森特尔破产问题在高盛公司造成了一种巨大的焦虑。作为一个私人合伙企业,我们面临着无限责任,而且有些人担心公司能否生存下去。公司的外聘律师索利文·克罗姆威尔提交了一封信,信中认为损失赔付不会在物质上损害公司资本,古斯把这封信装在口袋里作为护身符。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次内部交易丑闻中我们的一位合伙人遭到指控后,我面临着对公司生存问题同样的关切,那个时候我想到了这封信,而且我们从我们的律师瓦彻特尔·利普顿那里得到了一封类似的信。最后,宾森特尔问题以高盛公司能够接受的条件得到解决。实际上,高盛公司为此付出的代价比我们在宾森特尔公司破产中的风险套利索赔所获得的要少。

尽管有些人发现古斯能力不行,有时候他确实不行,但对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来说,他是一个巨人,而且我现在还常常想起他。他与我相处比与交易大厅里工作、直接受他领导的伙伴都要融洽——可能是因为我更年轻。古斯去世后,他的一位朋友拉里·蒂什告诉我,古斯曾考虑过将来由我掌管公司——当时这种想法对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为什么高盛公司的套利工作适合我?我想有感情上的原因,也有智力上的原因,尽管这两个原因是联系在一起的。感情上的原因是我的脾气非常适合干这一行。套利工作是一项需要精力高度集中的工作;公司里的人有时候觉得这种紧张能把人压垮,使人精神错乱;而且有巨大的压力。但我能够既使自己精神高度集中,全力以赴,同时还能够维持合理的心理平衡。

我一直有这种想法:实在不行我就从公司走人,回到巴黎左岸的咖啡馆,读亨利·米勒的书。另一个想法是一千年后,没有人会在乎某项交易是否成功,或者我的套利生涯是否是成功的。与此同时,我很高兴高盛公司的其他人认为我的工作效率很高。这说明我赢得了同事们的尊重,尽管我们股票交易商不像金融投资家那样需要夜以继日地工作。

智力方面的原因涉及我在哈佛时开始形成的好奇和或然性的思维模式。1975年,我的一位在另一家公司工作的同事介绍了一项他认为肯定会成功的投资。当时他大量买进一家叫安纳肯达的矿业公司的股票,这家公司的股份将要被想进入铜业的克雷恩公司并购。我也认为这项已经提出的合并协议看起来极有可能完成。然而,因为不相信事情的确定性,而只相信或然性,我虽然买进了大量股票,但是购入量是根据这项并购一旦出现极不可能发生的无法完成的情况高盛公司所能够承受的潜在损失。后来出乎意料的事果然发生了——反托拉斯规定阻止了这次兼并,合并事宜破裂了。我们蒙受很大损失。但我的朋友蒙受了无法承受的巨大损失,其中包括失去了他自己的工作。

我的处事方式来自我的基本性格,来自迪默斯的哲学方法和我在哈佛的整个学习经历,来自我在纽黑文与乔治·莱法柯的辩论以及耶鲁法学院的精神。在套利业,就像在哲学中一样,你进行分析,在分析中寻找漏洞,寻找能够站得住脚的结论。然而,尽管严密的分析对哲学来说是充分的,但对套利业则是不够的。在套利业,就像制定决策一样,尽管你掌握的情况还不充分,你的疑问还没有被回答,但你也不得不“勾动扳机”,做出决定。我该不该进行这项投资?你开始时是探索问题,但最后你不得不接受这种现实,即有些问题不会得到圆满的回答——或者根本得不到回答。而你冒着丢饭碗的危险。

随着我在高盛公司最初几年的过去,我感到我做合伙人的前景很暗淡。我认为自己该挣些钱,学很多东西,并且在小一些的天地运用我新发现的技巧挣钱。但后来生活发生了意外的转弯。1970年,华尔街的老牌公司之一怀特威尔德公司招募我去。我的一位朋友在那家公司工作,这样当该公司套利部的经理辞职后该公司和我谈话,邀请我去工作。我给父母打电话,告诉了他们我猜想我将会得到的薪水。我父亲对我要离开高盛公司的事很不高兴。我父亲说:“也许他们会给你合伙人身份的。”我说:“爸爸,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高盛公司是不会给我合伙人身份的。”当时成为高盛公司的合伙人就像是事业已经成功了,其可能性非常之小。

所以我前去和L.杰伊谈,他对我可能要离开公司感到非常恼火。他去找古斯·利维。古斯对不得不处理这样的问题也很不高兴,但在与公司的管理委员会协商后,他回来提出在年底让我当合伙人。这真是太让我吃惊了。做高盛公司的合伙人根本就不在我现实的期望之中。但1971年财政年度的第一天,我发现自己当上了高盛公司的合伙人。在不确定的世界出入高盛公司第三章出入高盛公司

我外祖父缪尔·塞德曼对我的生活态度的形成有非常大的影响。他在职业上和经济上都很成功,而且在他所居住的社区得到承认和受人尊敬。他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尤其参与政治,这使他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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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

古斯·利维是多才多艺、在工作之余从事自己事业的另一个典型。他白天的工作是经营高盛公司,但他在公司之外还有一番天地。古斯担任西奈山医疗中心董事会主席,在诸如林肯中心、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中担任董事,他是共和党政治家主要的捐款人和所信赖的人之一。他的朋友圈和交际圈非常之大;古斯认识,或者他显得认识商界和政界的所有人,其中包括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纽约州长尼尔森·洛克菲勒。一家大银行的首席执行官说:“确实是有六个古斯。夜晚他们穿上晚礼服,在市里到处展现自己的身影。”我一点也不想效仿古斯到处游逛的社交生活 。但我被古斯的那种职业生涯所吸引,这种生涯使他能够为自己所关心的事业做奉献并为他在更大的世界里赢得与我父亲在他的社区所拥有的那样的地位。古斯方方面面的生活是相互促进的,在一个领域里的努力会促进在其他领域的成就。他的各种各样的参与使他的事业有了一种超越他正式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意义。

我的第三个榜样是伯纳德J.“邦尼”·腊斯克,他是古斯那一代人当中的传奇人物。尽管邦尼和我年龄相差几乎30岁,而且我们两个人的政治和社会观点迥异,但我们还是成了忘年交,在某些根本方面,我们的见解完全相同。邦尼是一个从在华尔街做邮递员开始,依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人,他是一个充满活力、十分高大的人——那种一进入房间,就使这个房间就显得很满的人。有些人以不屑的态度看邦尼,因为他身上缺乏某种优雅,但他拥有在哈佛商学院所无法学到的实用的直觉。我过去常说,如果邦尼和我们最优秀的MBA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在一个涉及复杂实用知识的比赛中竞争,那么在他的成绩优秀的竞争者毕业时,他还在上课、去食堂、睡觉和第二天起床。

就像他的好朋友古斯一样,邦尼认识所有的人并且深深地参与他所说的他生活中三项伟大的热情之中——共和党、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西点军校,他是西点军校董事会的董事,尽管他在年轻时申请上这所学校但没有被录取。1970年他在担任纽约证交所主席时,引领纽约证交所度过危险时期,当时投资者的信心可能处于大萧条以来的最低水平。理查德·尼克松公开称赞邦尼,说邦尼由于动员他不要在1964年再次参加总统竞选,而拯救了他的事业,当时尼克松几乎肯定赢不了。

在不确定的世界出入高盛公司我有时想起的另一个事业上的榜样是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阿曼德·厄夫,当时有名的投资金融公司鲁伯罗兹公司的一个合伙人,他参与了很多文化和市民活动。我记得1967年在《纽约时报》上读过一篇文章,介绍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以厄夫的名字设立一个教职的事,当时我刚进高盛公司不久。厄夫说:“毕竟,一切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我在读到这篇报道时想,这篇报道集中表现了在此之前在我脑子里还朦朦胧胧的一种想法。厄夫的发展历程倒也可以很好地描绘我在此后的20年的生活,或者至少我想创造的生活。高盛公司是我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事业。从这个坚固的基础上,我得以向各个方向拓展——非赢利组织、慈善组织、专业协会、政治以及最后在华盛顿的第二职业历程。

直到1992年底,当我离开华尔街加入克林顿政府时,我圈内和圈外的事业是并行不悖的。在高盛公司内,我不仅学习市场、金融和经济学,而且也学习管理和了解人类本质。在高盛公司之外,我在各种其他的背景下学习管理和了解人类本性。这两种事业同时发展,相互促进。在许多年中,在各种互不相干的环境和机构中——高盛公司、白宫、财政部、花旗集团、西奈山医疗中心和哈佛公司——我在一个地方学到的关于与人们一起工作和他们如何思考和反应的知识常常在另一个地方也有用。

我在从事套利业务中进一步发展出的分析性思维框架,使我在其他方面根据相互关联的不同证券的相对价值,寻找价格上的不相称和差价,并因此进入神秘的股票期权业务。和套利一样,期权交易也是一种风险回报、以或然性为基础的业务,虽然更直接关系到的是数量。当时,即使是华尔街的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期权交易。我读了关于这一业务的许多材料,其中有一篇关于认股权证中所蕴涵的机会的通讯。认股权证类似于“短期期权”,是一种拥有在某一时期,经常是确定的几年内,以固定价格购买一种股票的权利的证券。

这期通讯的一篇文章说,根据估价模型,相对于菲力普股票的价格来说,菲力普石油公司的认股权证定价过高。这就在通常被称为相对价值套利或相关交易中创造了一个机会。相对价值套利意思是,当一种契据被认为相对于其他契据估价过低时,在一种金融工具——一种证券或一种衍生物——做多,而在另一种相关的金融工具做空。你赌的是这两种金融工具的价格将会回复它们之间正常的关系,在这一价格变化过程中就有利可图。这些金融工具也许是普通股票或债券和“衍生物”——一种能够根据某种基础转换为潜在股票的期权或期货。

虽然尚无同事和我在这一问题上有相似见解,但我还是写了一份复杂的备忘录,建议公司在菲力普公司的认股权证做空,而在普通股票上做多,我认定该公司的认股权证价格相对于其股票价格将会下跌。我把备忘录交给了L.杰伊,他同意我在备忘录中提出的看法,认股权证相对于其股票定价过高,但如果其股票价格上涨,在认股权证做空也会带来资金损失,所以做多是一种重要的对冲。依靠这种对冲,只要相对价值上的不一致消失,不管该种股票发生什么情况,一个人都可以获利。L.杰伊把我的备忘录交给了古斯,古斯于是召见我。

在谈到我的对冲建议时,古斯说:“呵,我不想都做,我们就在认股权证上做空吧。”

我说到:“古斯,你知道我们必须采取对冲以做防范。”

古斯明确拒绝了我的建议,表示他不考虑我的对冲建议,不考虑我的备忘录,也不考虑解释这一问题——因为如果我不了解基本情况,我根本就不配呆在公司。

因为关心我们将要采取的措施,我又回过头来找L.杰伊。他说:“如果古斯想这样做,你最好就在认股权证上做空。”所以我们就在菲力普公司认股权证上做空,而幸运的是,在我们这样做时,股票价格没有上涨。

吸引我开展这种交易的同样的思维——不停地探索新的领域也是我毕生的追求——促使我开展其他类的期权交易。股票期权是一种允许但并不要求一个投资者在一个固定的时期以事先安排好的价格购买股票的手段,这种交易由来已久,但一直非常不明确。为了购买一种期权,交易者前往几间狭小的出售与收兑室这些交易场所在报纸上做广告招揽客户,名声有点疑问。交易者在场外进行期权交易,这意味着没有列入任何交易目录。至少价格是不透明的。我认为或许相对价值套利交易可以针对这些“场外”交易反其道而行之。随着我日益卷入这种交易,我认为高盛公司可以很好地做“出售与收兑室”所做的事——与我们的客户、其他经纪公司和期权交易者本人直接进行股票期权交易。

我提出的建议在公司里遭到一些反对。在大萧条时期,股票期权给华尔街造成了巨大损失。结果,人们告诉我,西德内·温伯格有条规矩,不允许高盛公司涉足股票期权交易活动。但到我第一次和古斯讨论这件事时,温伯格先生已经去世了。在我们的谈话结束时,古斯以其生硬的方式说:“如果你想涉足期权交易,那就干吧。”他促使公司管理委员会批准了我的建议。

期权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一种形式——一种诸如认股权证或期货的证券,其价格取决于一种类似于普通股票或债券的潜在金融工具的价格——这就是高盛公司从事债券衍生工具交易的开始。随着在股票、债券和外汇等基础上发展出更多新的金融工具,期权交易在我们公司和华尔街后来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业务。但在当时,期权业务还处于原始阶段。交易者认定期权的价格应当反映股票的变化,但尚没有一种估价体系。然而,由费希尔·布莱克和迈伦·斯克尔斯合写的一篇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正在流传,该文具体提出了一种建立在股票变化基础上的估价方法。斯克尔斯和他的另一位同事罗伯特·莫顿因其在期权估价方面的贡献,而在1997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不幸的是,费希尔·布莱克去世得太早,没有来得及分享这一荣誉。

Chapter_3

现在有名的布莱克-斯克尔斯方法就是我将数学模型应用于交易的第一次经历,而且我还形成了直到今天还持有的对模型既赞赏又怀疑的态度。金融模型是有用的工具。但这些工具也是危险的,因为现实总是比模型要复杂。模型肯定会制造假设。例如,布莱克-斯克尔斯模型假定股票价格的未来变化将会模仿过去的变化。我后来将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的费希尔招聘到高盛公司,他随后告诉我,他在高盛公司的经历使他形成了一种对模型的价值和局限性更为复杂的看法。但一位交易商很容易会忽略这些局限性。根据对模型的认识而产生的先入为主的看法,交易商很容易忘记其中涉及的假设,而将其视为是确定的。几年后,其合伙人包括斯克尔斯和莫顿他们自己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的交易商因为使用模型但没有适当考虑模型的缺陷和过分受到模型影响而遇到了麻烦。当现实偏离了他们的模型时,他们损失了数十亿美元,而且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可能都受到了威胁。

使大规模的期权交易成为可能的是芝加哥期权交易委员会(Chicago Board Options Exchange),这是1973年开办的第一家被列入上市证券表的股票期权交易市场。委员会是要为上市期权和一种结算体系建立标准化的概念,这样期权就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我记得芝加哥期权交易委员会的首任主席乔·索利万来到高盛公司,把他的计划告诉了我。我带乔去见古斯,古斯听了他的计划后眨着眼睛说,这只不过是一种亏损资金的新办法,然后表示他的支持。我加入了创立委员会。在芝加哥期权交易委员会首次开张的前一天,乔打电话对我说,他担心到时候没有人到场进行交易。实际上,开张的第一天就在16种不同的股票上达成了911项交易合同。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期权交易转变成为真正的流动资金市场,并导致根据股票指数和债券建立了更大的上市期货市场。

我是在华尔街处于动荡时期开始担任高盛公司的合伙人的。1973年公司出现亏损,这是多少年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而1974年也没有好到哪儿去。我们的主要财政部门负责人海·温伯格告诉我,我们这些资历浅的合伙人在财政方面不可能像老一些的合伙人干得那样好,因为再也不会出现和刚刚过去的那段时期一样好的时光了。虽然这些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后来情况证明并非如此。

在1973年-1974年间一段格外糟糕的时期,股市从其高点下跌了45%。我们在风险套利和集团交易业务方面蒙受了巨大损失。当时一些公司合并协议破裂了,但我们还持有着并购者的股票,因为他们看起来被严重地过低估价;这与我们通常的做法正相反。但随着市场的持续衰退,这些股票的价格也一直下跌。我们认为价格最终会回升到我们所希望的价位,所以我们就一直持有着这些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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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

但有时候,即使市场已经下跌,而持有的头寸看起来很便宜,继续持有也许并没有意义。我记得有一位顾客,他在商品套利交易中是位大户。他买进了大豆粉而卖掉了大豆,因为豆粉比大豆便宜。他希望在情况好转、价格与价值接近后能够获利。相反,价格与价值差距进一步加大,他不得不向债权人弥补更多的资金缺口。随着差价的扩大,他用光了自己的资金而无力弥补更大的缺口,因此,他持有的头寸被变卖以偿付债务。最后价格的确重新接近价值了。但到这时候,我们的客户已经破产了。就像据报道凯恩斯所说的:“市场维持着不合理状态的时间可能会比你维持着偿付能力的时间要长。”心理和其他因素会造成持续时间很长的扭曲。从长期来说,你可能是对的,但从短期来说你可能肯定是错的;或者你可能由于任何一种可能的原因而在对价值的判断上错了。

在1973年-1974年的市场衰退中,我们就像是那位拥有豆渣的交易者一样,相对于我们的忍耐能力来说,我们承受了过大的经济风险。在我们的情况中,问题不在于维持偿付能力,而在于我们对亏损的忍受限度。我最后去见古斯。我们重新评估了我们持有的每一种证券的价值以及我们愿意为继续坚持下去冒多大的风险,然后我们决定卖掉我们所拥有的头寸的一半。

回首那段时期,我认识到我们一直没有随着经济和市场的变化而对我们拥有的头寸进行重新评估。决定继续持有一种现有的投资与决定再次进行投资是一回事。当市场变糟时,你需要忘掉你到那时所遭受的损失,而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做一个新的期望值分析。即使这个期望值一直有吸引力,你的各种投资也必须维持在如果局势继续困难,你也能够忍受很长时间的程度。面对你的各种头寸进行祷告——在困难时期交易厅中常常会出现的情况——不是应对逆境的明智之举。

大约在1976年L.杰伊·滕纳鲍姆从高盛公司退休前后,在公司负责股票销售业务的瑞·扬给我提了一些建议。他说现在L.杰伊就要离开公司了,我需要做出选择。我可以继续以我在交易环境中已经形成的方式行事——全力以赴干我的业务,与人打交道少,而且形成一种非人性化的态度。瑞预测说,如果这样,我会继续做一个成功的套利商人。但我还有一种选择,我可以开始更多地思考交易厅和从事销售的人——思考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和看法——以及如何使他们能够成功。瑞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将不只是局限于做套利业务,而且能够更广泛地参与公司的生活。

瑞·扬的建议给我指出了一个全新的、我以前所没有考虑过的世界。我个性的发展趋势是生硬和高高在上的,这是那个时代华尔街交易商的特点,有一个插曲典型而突出地反映了我这种个性发展趋势:投资金融部的一位同事来问我市场对她正在研究的一项合并事宜的影响。她无法清楚地向我解释这项合并,于是我对她说我很忙,我不明白一个人不懂得一些基本的公司财务情况怎么能够在高盛公司工作。我打发性地建议她回到楼上,等她想好了再回来。瑞使我明白那种态度限制了我在公司内的进一步发展,限制了我在那里工作的兴趣。

我的生活经验是,如果可能的话,大多数人也仅仅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改变自己。许多人认识到批评和忠告,但相当少的人能够将其内化而显著转变他们的行为。有时候,一个人能够在一个方面改变自己,但在另一方面却不能。在那些岁月里,我在高盛公司参与过许多讨论,这些讨论集中于这个问题:一个在职业上非常有才华但在某种程度上有局限性的人,能否成长起来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些局限性经常与同事和下属有效地合作的能力有关。

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这个忠告对我影响这么大。也许这是当一个我所尊敬的、始终关心我的发展和前途的人提出了一个我所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把我的发展前景摆在我面前时,我所做出的回应。朱迪的看法是,瑞所批评的我态度举止生硬的问题是一个表面的原因。更可能的是,两个原因都是真的。不管怎么说,我的思维模式的确发生了变化,我开始更好地倾听别人的话,试图理解他们的问题和关注以及更恰当地评价他们的看法。就像我曾经对其他人说过的,这不仅对瑞所建议的我的商业生涯产生了影响,而且给了我所未曾预料到的感受,一种全新的为别人取得的成就而感到的高兴。

我也把瑞对我所说的话与理查德·蒙希尔的评论联系起来。理查德是高盛公司一位资历比我深的同事,在事业上乐于向我提供帮助,他在我进入高盛公司工作一两年后对我做了一个评价。迪克说,在你刚开始自己的事业时你可能会对于将能力强、更年轻的人带入自己的圈子很谨慎。对有些人来说,这种感觉仍然存在;他们仍然认为,聪明、更年轻的人会超过自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威胁。但迪克预测,在某个时间点以后,我会对自己的地位感到非常满意,而急切地想为套利部物色极其有才华的年轻人。

他的话是对的。最初我对让能力强的年轻助理到套利部工作感到不安。但很快我的看法就改变了,我希望年富力强有闯劲的人与我一起工作以把工作干得更好。而且,我从我以后所做的每一件事发现,与其他人分享荣誉并不意味着我的荣誉少了。相反,我不仅由于工作成绩更优异而获得赞誉,而且也因为与别人分享荣誉而受到夸奖。我也为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得到承认而感到高兴。迪克是对的,许多原本能够成功的人没有弄清楚这一点。他们把聪明年轻的助理视为是自己的威胁,而不是他们作为经理自己能力的反映。

我过去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进行管理。但一旦我开始考虑这些问题,我发现他们非常让我感兴趣。你如何让人们在工作中很好地相互配合?你怎样吸引和留住能力强的人?你怎样激励他们全力以赴地工作?你怎样让整个机构在战略上有活力并且在棘手的问题上采取行动?我从来没有上过商学院,甚至也没有读过一本关于管理方面的书,但我通过经验形成了我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

朱迪仍然痴迷戏剧,而且在她在一个节目中得到了一个角色后,还加入了演员工会。但当她怀上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时,她结束了这一刚刚开始的职业。因为朱迪的缘故,我们看了很多戏剧和舞蹈,我尤其喜爱芭蕾(她自己去听音乐会和看歌剧)。曾和我一起在耶鲁法学院读书的舍温·戈德曼非常热衷于美国芭蕾舞剧院的活动,他在很多场舞蹈表演中看到过我们,所以他以为我喜欢舞蹈,要求我加入美国芭蕾舞剧院董事会。虽然就我的情况而言,我不适合募集大量资金,但我认为舍温是在努力地为董事会培养一个未来的年轻干部。

我曾经谈到我认为读者们可能会把我当选为小学四年级班长和后来进入内阁联系到一起,说明机遇和偶然事件在生活中发挥着多么大的作用。你们甚至可以更直接地把我参加美国芭蕾舞剧院董事会与随后的一些机遇联系起来,因为担任一个艺术组织的董事会成员使人们认为我是那种参与市民活动的人。此后不久,古斯要求我帮助林肯艺术中心募集资金,他是那里的财务主管。1976年古斯去世后,一直鼓励我参与社会活动兴趣的邦尼·腊斯克让我担任了西奈山医疗中心董事会成员。就这样,参加了一个机构接着引起参加另一个。关键是有了一种开始的意愿。对我来说,至少在一系列关键的连接点,其他一些人例如我的四年级老师或邦尼提供了关键的推动力。

从一开始,我就希望参与公司外的活动,而且这种愿望从未减弱。我在闲暇时间没有感觉到厌倦或陶醉,尤其是在我们的儿子贾米什和菲力普在1967年和1971年出生后。但在公司外部的参与丰富了我的生活内容,使我得以了解其他人的工作和生活,给我提供了一个为超越自己的工作而做奉献的机会。还有,外部的参与有助于我在高盛公司的工作,因为常常遇到也是我们公司客户或潜在客户的成功人士。最后,这些外部活动开始为我在这个社会圈子里开辟一席之地——尽管我在别人建议我担任美国芭蕾舞剧院董事时可能会稍微有些退缩,但当这家公司面对10%的赤字时,没有人会留意在《天鹅湖》中表演天鹅的演员是否少了10%。

然而,我真正的兴趣是参与政治。我在纽约的一些政治活动中做了一些工作,但总的来说并不多。更多地参与政治的道路在1969年打开,当时曾担任过林登·约翰逊政府财政部长的亨利·福勒加入了高盛公司。福勒被所有人称为 “乔”, 他是位温文尔雅的弗吉尼亚律师,祖先在17世纪就已经来到美国。

高盛公司的许多人对于福勒在政府中做了什么并不非常感兴趣。但对我来说,乔是一位非常有吸引力的人物——一位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就在华盛顿工作,并在以后历届民主党政府中任职的人物。我利用一切机会和他谈政治,并且有时谈到我也喜欢参与政治。乔打电话把我的情况告诉了刚刚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财务主管的鲍勃·斯特劳斯。

斯特劳斯与福勒有不同的魅力。鲍勃不是恭维你,而是羞辱你。1972年我在纽约见到他时,他告诉我如果我想参与政治,那我对他毫无用处。但如果我想募集资金,那我们应该谈谈。他说,尼克松打算竞选连任,所以他正集中精力于如何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确保民主党人保持对国会的控制。然后斯特劳斯说了一件让我记在心里的话:在政治上,许多人承诺做某件事情,但很少有人真的去做。如果你不想做别人要求你做的事,那就说不。但如果你说你准备做某件事,坚持下去会使你与众不同。然后斯特劳斯对我说:“你知道,从书面介绍上看,你还不错。但现在我见到了你,我认为你并非多么重要。所以你最好努力干。”看起来这是一种让别人帮助他的奇怪的方式,但事实上,这正是一个伟大友谊的开始。

我休了一个星期的假,打电话给我所认识的人,要求他们努力支持鲍勃。尽管我没有与募集资金相关的性格,但不管怎样,我决心去干。我主要给套利界以及与套利界有联系的同行打电话,他们当中仅有为数不多的人同情民主党人。我募集到的钱不足25000美元。但在当时,能募集到这样一笔钱已经是不错的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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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

即使到了80岁的时候,鲍勃还有一种吸引力,他让我想起古斯和邦尼。当他走进房间时,有一种放电的效应。他眨着眼睛,用大言不惭的言行赢得人们的尊敬。他在最近给我写的一封关于一个商业问题的信里,一开头就写到:“你肯定是现在还活着的最愚蠢的人。”他非常机敏,但有点愤世嫉俗。我记得他早期的一些政治忠告:“让我告诉你关于华盛顿的事情吧,鲍勃。我可以每星期给卡特总统打一次电话,随便在电话里说些什么——哪怕是讨论天气。然后,我在市里到处漫步,告诉人们我今天刚刚和总统谈过话。尽管这在实质上没有任何意义,但在华盛顿却非常有意义。这就是这座城市运作的方式。”

金融界不断有人向我询问如何从政。我告诉他们,通过募集资金你可以最容易地在政治上获得一席之地。而一旦你有了一席之地,你就可以认识那些运作竞选活动的人。如果那些人认为你在政治、消息或政策方面有有用的想法,你就可以进一步扩大你的参与,至少是非正式的。但有一些行动和态度会对跨越那条界限产生不利影响。一是如果你表现出想利用政治来推进你的商业或金融利益。再就是自视甚高的态度。许多人以为商业上的成功使他们有资格对政治发表权威性的看法,但尽管商业经验是有用的,政治和政府在许多方面并不一样。

在卡特总统任期快结束时,曾为卡特总统的“通货膨胀沙皇”艾尔弗雷德·卡恩工作的乔希·戈特鲍姆找到我,谈到让我主持政府的工资和价格稳定委员会,管理价格指导计划。没有别的什么事比到白宫工作,从那里看世界,更能吸引我了。但在去华盛顿见了相关的人之后,我的印像是,从其成员组成和在行政当局中的地位或其概念性的方法来看,这项工作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另外,放弃在高盛公司的合伙人身份,我的损失会非常大。

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此前不久,我一直在西罕姆普顿打网球,当时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到背部非常疼痛。因为疼痛没有减轻反而加重,我去西奈医疗中心找矫形外科主任罗伯特·西弗特。他看了又看,搞不清楚问题所在。他也没有推荐我去找别的大夫。在X光片上什么也看不出来。过了一会儿,疼痛非常严重,以至于我无法坐下,也无法站着。

我不想让我的背疼影响我在高盛公司内外的活动,所以为了使自己能够正常工作,我尽了一切努力。在许多个月里,我不得不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工作。有些日子,正在上班的人不得不在下午两三点把我扶到汽车里,因为疼痛太严重了。我住了三次医院——因为需要卧床休息和进行诊断——每一次我都躺在床上运作套利业务。我是斯多德贝克——沃兴顿公司董事会的董事,有一次我躺在会议桌上参加会议。有一次,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德罗得·鲁滕伯格打电话找我,要求我在一个星期六到他的办公室和他讨论出售他公司的事。我想,如果我不去,他就会雇费利克斯·罗哈廷。费利克斯·罗哈廷是拉扎德公司著名的投资金融家,鲁滕伯格也提到过他。当时我连几步路都走不了,甚至也坐不下,但我还是去了鲁滕伯格的办公室,躺在办公室内的椅子上。我们得到了那份生意,尽管让我感到郁闷的是,鲁滕伯格给了费利克斯一部分费用(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25年多了,但我还记得那笔钱数)。鲁滕伯格说因为费利克斯在世界上很有影响,所以他想让费利克斯满意。我的医生一再提醒我,工作紧张对背部的问题不利,想通过躺着工作以避免剧痛不是使病情好转的理想办法。

一方面,我对一直无法确诊和我的病可能好不了感到焦虑。另一方面,每天早上醒来时我都希望几乎是盼望哪一天会好一些。西奈山医疗中心当时的神经外科主任认为我的病是椎间盘突出,想给我做手术。但鲍勃·西弗特认为这种看法不一定正确,并让我等一等。几个月过去了。最后,西弗特给我拍了另一种X光片,在脊椎上发现了一处几乎无法辨认出的裂缝,这是因为遗传缺陷造成的,除了在爱斯基摩人中,这种病极为少见。我不得不做一次脊椎弥合手术,从身体的其他部位取一块骨头以用于修补脊椎的裂缝。

这是一次大手术。术后我穿了六个月的钢背心,用了约一年半的时间才完全康复,但手术起了作用。从那以后,我一直打网球、钓鱼以及做任何我想做的事。但我的背部问题意味着我甚至无法思考卡特政府的职位问题。当我看到《纽约时报》关于被选择担任那项职务的人的报道时,我想,那个位子本来应该是我的!尽管我也承认我几乎已经肯定无论如何都不会去接受那个职位。

1976年11月古斯·利维在患严重中风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他死时66岁,还不到考虑公司领导人继承问题的时候。然而,就在中风前不久,他告诉管理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乔治·多蒂,说他准备提名约翰·怀特海和约翰·温伯格担任管理委员会的两主席,在乔治看来,显而易见,古斯把这两人看做他的继承人。

我们把这两个人称为“二约翰”,无论如何他们两人都是自然的继承人。约翰·温伯格是西德内的儿子,是一位热情的人,看上去不武断,但办事效率高并且在公司内是一个巨大的高盛文化传承者。温伯格天生有商业头脑,继承了他父亲与客户打交道的本事,客户喜欢他的直率和友好的感觉。约翰·怀特海是一位极其聪明、头脑清楚而且自信的人,有着敏锐的战略眼光。在把投资金融部从一个高度个人运作的部门转变为一个高效的组织的过程中,怀特海发挥了核心作用,而温伯格是核心中的一颗非凡之星。怀特海也开始倾向于使公司进一步面向美国之外的世界。我在高盛公司期间继续朝向全球参与的运动对我在华盛顿期间的工作非常有帮助,当时我通过公共政策的视角对待许多这样的问题。

我从这两个人身上学到了许多管理方面的经验。从怀特海那里,我学到了如何抛开日常业务,抓住战略问题。他一直在思考高盛公司在未来的岁月里应当发展成什么样子。从温伯格那里,我学到了如何与其他客户和同事一起工作,如何认真而尊重地对待其他人的看法。从他们两人那里,我学到了如何处理联合管理问题。最初在高盛公司,人们对双CEO管理是否能有效运作有很大疑问。因为如果两位约翰在管理委员会发生分歧,就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明确办法。但他们找到了一个反映他们个性的有效地运转的方法。在每周一的管理委员会会议前,他们两人在每个周末都要在一起交谈,商量解决一系列问题的办法。在大多数时候,温伯格愿意让怀特海发挥领导作用,但如果温伯格觉得自己非常有道理,他就会表明自己的态度。虽然由于他们两人之间有不同意见,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一直无法解决,但他们的共同领导让我看到了双CEO机制可以发挥作用——尽管我后来开始认识到,成功的共同管理是少有的例外,而不是规律。

瑞·扬在管理委员会负责公司所有的股票交易和销售活动。1980年,他退休了,我是取代他进入管理委员会的三人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从那以后,我被安排处理J.阿伦公司问题。几年前,在与乔治·多蒂一起共事时,我曾试图将套利思维模式和我们从事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经验扩大到建立一种商品交易方式。后来,在我参加管理委员会一年后,高盛公司购买了阿伦公司,这是高盛公司自3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兼并。阿伦公司是一家极其成功的家族拥有的商品交易公司,与世界各地都有联系。然而,我们和他们都没有认识到的是,由于各种各样变化的发生,该公司在未来没有可操作的商业模式。阿伦公司的利润在1980年时曾经为6000万美元,1982年下降到3000万美元,1983年则没有任何利润。

多蒂负责处理阿伦公司问题并且首先采取了棘手的压缩规模措施。在采取这一措施之后,两约翰和乔治要求我负责处理这一问题。我本来会对自己说由我接手阿伦公司不会使其有起色,而且有可能会毁了我在高盛公司已经取得的地位。至少我会做一些或然性分析。但在这里,就像强有力地吸引着我的其他主要职业变化一样,我没有计较。我对自己是否有使阿伦公司扭亏为赢的能力一点也没有自信,但我也没有感到焦虑。一旦我接手这项工作,我就全力以赴,努力去做需要做的事。而且我非常希望负责任,因为我认为这非常有意思而且将会扩大我在公司中的作用。而且,阿伦公司是一家有着浓厚套利风格的交易企业,所以我觉得自己适合干这项工作。

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我随身带着拍纸簿到处走,随时记下笔记,并在实际接管之前努力了解这家企业。在我调查的过程中,我发现干这项工作的人,对于如何修正我们的战略和继续发展有许多深刻的想法。我们调整了公司领导班子,让过去一直在固定收入部工作的马克·温克尔曼主持工作,并对我负责。温克尔曼生于荷兰,在来高盛公司前在世界银行工作,他对于正在发展中的债券和外汇交易业务非常老到。他既对阿伦公司的问题有相当的了解,也有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管理技巧。

马克和我一起与阿伦公司的员工们一起反思企业模式。阿伦公司一直在从事传统的套利业务,在一个地方购买外汇或一种商品——例如黄金——而尽可能快地在另一个地方转手卖掉。阿伦公司在为传统的套利业务寻找机会方面是很有想像力的,例如一直保持着与沙特阿拉伯的公开电话线路以从事黄金和白银交易。这种交易几乎没有风险,而且阿伦公司非常重视规避风险——如此的重视以至于当他跟不上交易的进展时,公司会在当天中午歇业,以便把情况搞清楚,并且确信它的账面上没有多出额外的一百盎司黄金。这种模式的惟一例外是咖啡,阿伦公司是咖啡的大进口商和交易商。

其他人使我们得出的最早的结论之一是,商品价格的相对稳定、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竞争的加剧减少了阿伦公司传统业务的有意义的赢利机会。不同地区商品的差价越来越小,而由于其过去的巨大成功,阿伦公司的领导层忽视了这一现实。我这些年发现,阿伦公司的经历非常有典型性。成功经常导致企业和个人没有注意到变化或适应变化,因此,最终摔了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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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

另一方面,在演说和电视访谈中,我则谈一些似乎是适当且有益的问题,也就是建议投资者充分关注风险和估价并对此表示担忧:人们放松了对这些克制性原则的遵守。在我看来,无论市场状况如何,进行这类劝说似乎是一种合理取向,而且没有那些就市场水平进行评论所产生的不利之处。

与我们的日本同行极其不同,艾伦和我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不就股市发表评论,而他们则往往认为,决策者应该管理市场。我记得与日本通产相进行的一次双边会晤,期间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股市是否过于强劲。这位日本官员对我说:“为什么你们不使股市降下来呢?”显然,政府行为——包括金融和货币政策——的确能影响股市。但日本(官员)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引导或——就汇率而言——通过干预来影响市场。我以及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都认为,众多参与者的客观判断引导市场。从长期来看,股市类似于外汇市场,往往是基本经济环境的反映,尽管他们有时也从这个或那个方向偏离一般规律,有时还持续偏离。在任何情况下,在长期以及短期内,市场按自己的规律运行——政府官员施加的影响至多只能产生转瞬即逝的效果。正如我经常对克林顿政府中的其他人所说的,“市场自然涨落”。某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深刻的见解,而另一些人则视之为最明显不过的自明之理。

尽管如此,一位财政部长可能很少必须要就股市非同寻常的剧烈变化发表评论。1997年10月27日,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554点,这是那时在单日内产生的最大降幅。促成因素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引发国外股市下跌,这种下跌在美国股市引起普遍担忧,即:这些问题可能会传播到我们这里。另一种心理要素加重了对局势的担忧,这就是:就在10年零一个星期之前,道琼斯指数在历史上遭受了当时最大的跌落,即1987年股市崩盘。人们后来将那一天称为“第二个黑色星期一”。

现在,1997年的554点、7.2%的跌幅远不如1987年“黑色星期一”508点或22.6%的跌幅。而且,10年前的那场崩盘倾覆了用于整理和清除各种买、卖单据的那些系统。纽约证券交易所因此而无法正常运转。这一次,市场的单据清理和保护系统的运转要好得多。通过所谓的“断路系统”——1987年股市崩盘后投入使用,交易在那个交易日结束前就停止了。然而,在国内外发生大幅度跌落、市场日益波动的背景下,这次股市下跌使我们感到担忧并在当天一直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我就是否发表公开讲话而心神不宁。一方面,我不想成为股市的啦啦队员,因为这样做违背理智、不大可能有效,而且对人们的信心具有潜在的反作用。另一方面,美国金融市场上存在着巨大的紧张和不确定性,这似乎需要有某种令人放心的东西出现。拉里·萨默斯、艾伦·格林斯潘、吉恩·斯珀林和我在经过大量讨论后决定,我应该发表某种声明。我们不想影响市场的方向——也不抱这样的希望,但我们的确想着手驱散某种惊恐氛围。我们仅仅希望,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将以一种平静、有序的方式进行,而不要像1987年所发生的那样。

格林斯潘当时待在财政部,我们四人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与财政部其他官员一道起草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该声明称,我一直与其他官员保持接触,我们一直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我们进行的)这些磋商表明,市场机制(如交易结算系统)正有效地运转着。声明继续指出,“重要的是要记住:美国经济的基础是牢固的,并且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如此)。”作为最后一点说明,我们补充道,伴随着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的经济增长的前景仍然良好。

这个声明的发布是一个戏剧性的时刻。我走下财政部大楼的阶梯,对着众多电视摄像机镜头宣读我们起草的那个声明。接着,我转身步入楼内,没有理会记者们叫嚷着提出的问题。这被视为一个重大新闻事件,各大电视网打断其正常节目播出,对此进行直播。

第二天,股市夺回了一些损失,而媒体则表达了这样一种普遍观点:我的讲话起到了一种有益的作用。让这样一个人——他被认为在市场和经济事务方面具有一定信誉——平静地、考虑周全地发表讲话,这可能的确对某种不稳定局势下的心理状态起到积极作用,尽管他的讲话与眼下的市场现象无关。避免就市场进行草率地评论,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建立和维持某种信誉,当真正需要时,他就会有用武之地。

鉴于道琼斯指数在克林顿于1992年当选后显著上升,白宫的政治人士常常希望总统以股市的强劲势头居功。我争辩说,通过指明股市的运转良好来证明自己政策的正确,这对总统们来说永远是一种错误。股市可能因各种原因而发生起伏,并且可能持续夸大或不充分地反映现实。我有时以这样的论点对克林顿的顾问们进行劝说,即:如果克林顿以股市的上扬居功,那他也会因股市的下跌受责。剑能助你生存,也能导致你死亡。

成为财政部长大大增加了我与美联储的交往。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我始终支持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的独立地位,我在财政部继续坚持完全相同的立场。这里的基本逻辑是我们所熟知的:一国中央银行行长具有为反经济周期而采取行动的职责——在经济下滑期间促进增长,而在强劲的增长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的危险时限制货币供应。后一项任务本质是不受欢迎的。历史上任职美联储主席时间最长的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说过这样的名言:美联储主席就是那个在派对刚要开始时就把潘趣酒碗拿走的家伙。因此,美联储主席应该有一个固定的任期——其任期的确也是固定的,而不是由总统加以任免。这有助于使他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1993年前,总统和财长有时就美联储在利率问题应该做什么发表意见,并且有时还试图以各种方式对美联储主席施加压力。相对而言,比尔·克林顿始终坚持不公开评论美联储政策这一原则。每当白宫有人提出相反的建议时,我就会争论说,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公开)评论是一个坏主意。首先且最根本的是,美联储有关货币政策的决定应该尽可能不受政治考虑的影响;其次,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显而易见的尊重可以巩固总统的信誉、经济信心以及对我们金融市场的健全所持有的信心;第三,任何这类想法都可能影响到债券市场,即:美联储主席处于那种可能对美联储行动产生影响的政治压力之下。前往财政部之后,我开始意识到另一个因素:我们建议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如比索危机期间的墨西哥),应该使他们的中央银行行长不受政治压力影响。试图对我们自己的中央银行施加政治压力,这就可能破坏我们给别国提出的那种解救方法(的可信度)。

无论总统就公开评论美联储一事持有什么样的哲学,他们每一位私下可能都对他抱怨不止。就任何不让经济增长得更快一点的决定而言,人们事后自然可能对他品头论足,尤其是当这样一个决定产生于选举临近时。即使就在原则上和实践中都尊重美联储独立性的克林顿总统而言,幕后讨论有时也变得相当激烈。1994年,白宫中的一些人怀疑——完全错误地:作为一名共和党人,艾伦·格林斯潘可能正出于某种政治偏见而不必要地提升利率。我回应说,在我看来,格林斯潘似乎正在防止经济过热,以延长复苏。这最终会使总统在政治得益——当他参加1996年连任竞选时。

后来的经济发展证明了格林斯潘在1994年采取的那些行动的正确性。但这类针对政治动机的怀疑——尽管在这件事上没有被证明为具有合理性——但留下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美联储主席不断犯错或办事不力或为政治动机所驱使,人们该怎样办,而且谁该做出这些判断?就格林斯潘而言,我们显然从未陷入必须面对这些难题的境地,但这些问题不是能够轻易回答的。

在财政部,我与格林斯潘的私人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了。财政部和美联储工作人员在众多问题上紧密合作,尽管一定程度上有那种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机构间竞争。有这样一个传统: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定期会晤,在我之前的劳埃德·本特森保持了这个传统。于是,我现在每周至少与艾伦会晤一次,在我或他的办公室里共进早餐,拉里·萨默斯不久也参加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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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

我们的讨论涉及众多问题。有时我们着手处理危机问题(如发生在墨西哥和亚洲的危机)。有时我们会就几个不同国际会议——有关财长和央行行长出席的会议——中的一个进行准备,或者考虑预计会在华盛顿出现的某个问题。但在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简单地争论和探究有关美国及世界经济的问题。这些会晤兼有某种经济学研究生研讨班和某种政策计划会议的特色,不时还掺杂着一些传闻。我们以各种当前实际问题及决定为背景来理智地看待那些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些讨论很严肃,但也可能非常有趣——如果你分享艾伦就有关收益曲线的那些玩笑所持有的强烈兴趣。

我们三人不断重复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经济的强劲势头。到1996年年中,经济扩展的势头已完全形成并且仍在继续增强。相对于普遍的预计,增长率更高,失业率更低,而且没有由于工资和物价不断上升的压力而引发通货膨胀。人们在四处谈论“新经济”这一术语,暗示技术进步改写了大家所熟知的规则和限制。一些投资者似乎正陷入“无止境繁荣时代”这种诱惑中,认为经济周期被驯服了,公司永远不会在赚钱方面遭遇挫折,下一次经济衰退永远不会到来。

这些都体现了艾伦所称的“并非理智的欣喜”,但其中某些真实的迹象表明,的确发生了某种有利于出现更好情况的变化。在失业率如此之低的情况下,美联储主席的本能反应将会是提高利率以防止通货膨胀。但没有通货膨胀上升的迹象。问题在于,与前几十年相比,美国经济是否能够安全地增长得更快——克林顿在我们于1994年举行的各种内部讨论中也曾凭直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尽管当时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但克林顿的直觉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

经济发展速度的所谓极限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强烈表明,生产率现在又重新加速增长了——由于人们还没有完全搞懂的某些原因,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生产率增长严重放慢。生产率提高使经济出现奇迹,使没有通货膨胀的较快增长成为可能。为什么生产率增长减弱,后来又明显回升?理解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未来的增长进行估计,也有助于我们为促进生产率增长制定相关政策。

大多数经济学家最初对生产率(是否已经)提高抱有怀疑态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艾伦指出,他正在探究的那些数据无法一致起来,除非生产率实质上比我们一般所认为的要高。艾伦的长处之一就是广泛关注数据并具有从中得出结论的深刻洞察力。他会在我们的早餐会晤时间出现并问我对最近几车货物——我从未听说过的某种小麦——有何见解。我会回答说:“艾伦,我不知道自己如何没有注意到文件中的那个数字,但我的确没有注意到。”他会围绕那个数字提出一个完整的假设。在我们三人中,首先是格林斯潘经过推测得出结论:预计的通货膨胀没有出现,原因的确在于生产率的增长。这意味着经济发展速度的极限比我们所认为的要高。过了一段时间拉里和我也认可了艾伦的见解。

我认为,生产率增长回升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恢复了健全的财政政策。后者有助于刺激使生产率得以增长的那类投资——通过较低的长期利率,增强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并且使更多的外国资本流入本国。另一个关键要素则是技术进步,这引申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和日本接触到与我们相同的技术,但却没有经历生产率增长的提高。我认为,这一差别的原因在于第三个要素:美国具有敢于冒险、追求变化的文化和历史特性。该特性有助于解释这样一个现象: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公司,美国公司在新技术领域的投资要多得多。第四个要素与第三个有关,即我们有更具适应性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公司能够更容易地从增强生产率的那类投资中获利以及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获得风险资本。日本和欧洲不那么倾向于变化,更多地为结构上的僵硬条款所困,并且没有那么多风险资本。

第五个要素也与我们追求变化的文化倾向有关:我们的贸易壁垒相对较低。我最初对市场开放所持有的信念以标准的相对优势论为基础,后者源于19世纪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戴维·里卡德。该理论认为,如果每个国家在自己相对于别国最有效率的那个领域发挥特长并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那么所有国家都将获利。但艾伦有一次提出一个我此前从未意识到的观点。他说,自由贸易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外国制造商对美国内部所形成的竞争压力。为了应对来自于国外的竞争威胁,(美国)公司就得更有效率。贸易促使公司进行重组,并且推动公司为追求生产率的提高而进行投资。相反,日本和欧洲相对不那么开放的市场保护了公司,减少了促使他们变得更为有效的那种推动力。

但美国生产率增长方面所发生的这些看似实实在在的变化可以证明股价巨额攀升——正在发生——的合理性吗?艾伦、拉里和我再次经过推测得出一个类似的结论:某种真实的东西正在经济领域产生,但市场可能正对那种真实的东西做出过度反应。这正如奥地利流亡者、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夏蒙彼得所指出的:有助于产生巨变、提高生产率的几乎每一项发展也会引发金融市场的过度反应。至少在我看来,这种过度反应的倾向根植于人类本性之中。市场是集体行为的表现形式,他们往往在两个极端方向上都没有节制,因为人类的本性倾向于没有节制。

我们继续进行的某些讨论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真有什么可做的,我们这些人——处在现在所在的位置上——能够或应该为减轻这种倾于过度的人类本性做些什么呢?正如前面所论述的,我们都认为,经济政策决策者不应成为市场评论者,或者说,我们不能按日本人以及我国先前某几届政府所试图采取的那种方式——通过公开讲话使市场涨或落——来引导市场。但我倾向于这样的观点:某些管理措施在促使投资者严守纪律方面可能会有一定作用,而且一定能有助于保护金融系统本身。公开内部信息这类要求显然是一个着手点而且一般没有什么争议——至少在原则上。但此类机制类似这样一个古老的谚语:你能把马牵到河边,但你不能强迫它饮水。如果投资者对风险和定价毫不在意,那公开世上所有的信息也无济于事。20世纪90年代末,尽管没有真实收益的各公司完全公开了自己的信息,但国际互联网的股价仍然暴涨。

鉴于公开内部信息这类要求所能达到的成效有限,我认为,就制约市场过度行为以及缓解这些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而言,限制举债经营也是必要的。多年来,银行和注册经纪人一直被要求具有一定的(注册)资本,以股票为抵押进行借贷时,所有投资者都得服从最低赢利要求。但其他类型的金融制度(包括投机基金)则没有管理举债经营的制约措施——除最低赢利要求外,即使有,也只是与买空或卖空的各种手段有关。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将投机基金当做一类投资者而施加特别的举债经营规则。我仍然认为这是正确的,尽管随着他们在交易活动中占有越来越大的分量,决策者可能会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如果被认为涉及某种系统风险的话。但我坚决认为,这些派生交易手段——很少或完全没有举债经营限制——应该以全面的、更高的最低赢利要求为条件。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没有一场危机的情况下,这不会被付诸实施。

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加精细的风险管理在经济上是有用的,但当市场开始变得非常起伏不定时,派生交易可能会对整个体系构成风险。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各种技术因素,它们可能促使派生交易操作者突然需要在基本市场上进行买卖以维持适当的投机势态。随着事实上尚未偿付的派生交易量的大量增多,至少可以想像,这对已经遭遇破坏的市场可能造成巨大影响。证明这种潜在可能性的某种迹象在2003年第三季度出现了,利率的突然抑制改变了抵押证券的投机要求。结果就是实质性地使这一抑制更为严重。类似地,在1987年,某些交易者估算“保险业投资组合”,廉价出售股票指数期货,这对1987年10月19的股市崩盘实质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后来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发表的一篇演说中,拉里将我对派生交易的担心描述为偏好用木制球拍打网球——而不是人们今天使用的、击球更为有力的石墨和钛制球拍。也许吧,但我仍然希望实质性地减少那种使派生交易成为可能的举债经营。

我关注的另一个事项则是贫困和城市贫民区的困境,并把他们当做重大经济问题,而这不大像是一位财政部长的典型做法。我们首次在财政部设立了一个专门关注这些事务的部门,由极其能干和高度负责、在最高法院担任过书记员的迈克尔·巴尔领导。这类问题通常被表述为有关“是否对穷人提供帮助”的争论。尽管这里涉及重要的道德伦理问题,但你不必以利他主义作为处理贫困问题的理由。减少贫困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这符合每个人的利益。贫困可能滋生犯罪、造成医疗保健方面的问题,并以其他各种方式增加社会成本,影响非贫困人士的生活。

但我很快认识到,推进帮助穷人——尤其是城市贫民区的少数种族——的计划是非常困难的。许多人原则上反对“政府为穷人提供帮助”这种主意;即使是那些经过精心设计、旨在鼓励工作而不是领取福利的计划也遭遇强烈反对。但穷人难以被动员起来以推进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各种团体在自己关切的事项遭遇威胁时都能施加巨大的压力:环保主义者、劳工、老龄人、商界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团体——但穷人这一团体除外。你不能指望会发起一场支持食品券或城市平民区就业计划的写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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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

克林顿政府在该领域的一项重大成就就是大幅度扩大薪金税收信贷,这是根据税法向低收入工作家庭提供的一种支付,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但相对于问题的巨大规模,薪金税收信贷的增加及其他措施——尽管有实质作用——也只是杯水车薪。而我们采取进一步措施的能力是有限的。在我们的头两年里,赤字削减和医疗保健改革是我们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在接下来的6年里,国会为这样一些人所控制:他们最为反对政府卷入这些问题。

但在克林顿当政时期,我们在与贫困做斗争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强劲势头。随着失业(率)降至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数量稳步下降,少数种族的收益也相当可观。在40年里一直呈上升趋势的少女母亲现象最终开始减少。即使在福利改革法案于1996年通过之前,福利补助名册也开始大幅度减少。与其他大城市一样,纽约的无家可归者人数显著减少。克林顿过去常说,强大的经济就是最好的社会计划,尽管他往往要补上一句:这个结论是不充分的。他是正确的。某些人只关注经济,忽视各种经过精心设计的计划的必要性。另一些人则关注各种计划,忽略一种健全经济所具有的至关重要性。(如何)推进新计划并非我们遭遇的惟一难题。一旦我们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如何)守住那些已经记录在案、卓有成效的计划(如薪金税收信贷)就成为一个重大挑战。在没有一个大型工作人员班子或庞大官僚机构的情况下,通过向正在工作的穷人提供某种补助,薪金税收信贷(计划)大大减少了我们的贫困人数,成效显著,这种补助是一种强大的刺激因素,他鼓励穷人参加全日制工作而不是依靠公共救助度日。在两位参议员——唐·尼克里斯(共和党-俄克拉荷马州)和威廉·罗斯(共和党-特拉华州)——率领下,国会的一群保守分子强调该计划中的欺诈行为,即:没有资格获得该项信贷的那些人正在领取退税,而为了防止对该项计划造成损害,我们不得不以否决1997年与共和党人的税收协议相威胁。欺诈是一个严重问题,已经就此进行了重大改革,而且我们正坚决支持进一步的改革。但薪金税收信贷体现了一个非常好的观念——罗纳德·里根并不是一位社会计划的主要倡导者,但他坚决赞同薪金税收信贷(计划),因为他强调工作。我们坚持,该计划应该被固定下来,不要被削减或废弃。

另一项遭受攻击的计划是社区再投资法案,20世纪70年代通过的这个法案旨在使银行放弃“用红线勾销”——也就是拒绝给少数种族社区发放贷款——的做法。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要获得管理部门的认可,借贷机构必须证明已在自己所在的社区进行了投资。该措施极大提高了城市贫民区获取信贷的可能性和这些地区的信贷量。但1994年中期选举后,我们一直面临各种试图压缩这一计划的举动。一种论点就是,社区再投资法案仅仅是社区和政治团体从借贷机构榨取钱财的一种手段。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社区再投资法案在某些情况下被滥用了,我们依然对就此进行的改革持支持态度。但正如在处理薪金税收信贷方面的问题时那样,我们必须回击华盛顿政治中那种司空见惯的以偏概全伎俩。我们的对手利用一些有关滥用的实际问题,试图破坏反贫困计划的实质内容,而这些计划总体上一直卓有成效且意义重大。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能够保护社区再投资法案以及薪金税收信贷计划。但我不能确定:如果没有我们的否决威胁,情况会怎样?想到这一点,令人冷静了不少。

福利改革在这个领域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1994年,(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旨在以工作取代福利的立法建议。但共和党人控制国会后就通过了一个苛严得多的议案。在(克林顿)政府内部,情绪高涨。我们中某些人认为,国会在1996年通过的那个议案太过苛刻,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人道及社会问题。另一些人则争辩说,共和党人的这个议案与克林顿所希望的非常接近。一些人认为,克林顿重新当选的前景取决于他(是否)签署该议案。

总统召集一次由白宫顾问班子中和内阁中相关成员参加的会议。首先发言的乔治·斯蒂芬诺普罗夫为这次讨论定下了调子。乔治反对签署这个议案。但他说,这是一个折磨人的困难决定,我相信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有同感。否决可能会对1996年的总统选举产生决定性影响,如果是这样,对依靠福利的那些人来说,后果就会更糟。我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福利改革,但我同意乔治的见解:总统不应签署这个议案。我强烈认为,某些以福利为生的人不能去工作,这出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原因——无论是心理的、生理的、或仅仅由于缺乏工作技能和工作习惯。在我看来,该立法似乎没有充分着手考虑任何这类问题。此外,在我看来,这种观念——削减提供给合法移民的食品券和其他救济金——就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更多地加以平衡——不仅要为从事工作提供更强的刺激因素,而且还要在这样几个方面更加努力:为人们参加工作提供准备和培训,并继续为不能工作的那些人提供某种实在的社会保障网。

我一直不清楚:这是否真是一次会议,或者说,总统已经决定要签署这个福利改革议案,只是通过让那些不同意此举的人发表意见来缓解他们的不满。无论怎样,以这种方式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这是精明的政府(决策)程序的体现。让大家进入会议室,给所有人一个就某个问题发表意见的机会,人们强烈感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如此无足轻重,随后就会向新闻界抱怨并泄露消息。好几个次内阁级官员的确因为克林顿决定签署福利改革议案而辞职。但如果总统以其他方式做出决定,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内部影响。

我从不认为福利问题对克林顿的重新当选至关重要,但我理解该问题更为重要的象征意义以及其中涉及的政治关切。在我看来,重要的是经济问题。我国继续保持经济上的强劲势头,这显然是赋予克林顿总统以第二个任期的有力理由。相比之下,我认为鲍勃·多尔似乎不具有候选人应有的广阔视野。我记得在某个星期天看到“本周与戴维·布伦克里交谈”节目对多尔的采访,我当时碰巧是一位嘉宾。约翰·科柯兰问他为什么竞选以及他希望为美国人民做些什么。多尔的回答集中于政治和民意测验而不是他希望带领这个国家所要达到的目标。

在克林顿的第二届任期开始时,我必须就去留问题做出决定,如果离去,可能会成为卡内基公司董事长,这是一个涉及众多问题领域的基金会:从教育和市民参与到国际安全和发展问题。总统希望一起讨论这个(去留)问题,并在某晚10:30左右打电话到杰弗逊寓所找我,请我过去一趟。我当时正准备上床睡觉,但还是愉快地服从总统的要求。由于分配给我的秘密特工处人员已经睡觉了,我下楼后朝对面的白宫走去。我向最近的一扇门走去,门房里那位身穿制服的秘密特工处警官问我是否需要他的帮助。我说,“我是来见总统的”,并提到我是财政部长。

这个警卫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并把我打发去另一扇门,那里的警卫认出了我并让我进去了。接着我上楼来到总统官邸的第二层,克林顿和我在那里就我的未来进行了一次长谈,期间穿插着对政治的随意讨论、我们对其他一些人的看法以及一些使我们两人都兴趣盎然的政策问题。

在凌晨2点以后的某个时间,我最终说道:“总统先生,我得回家了。明天我还要起床并从事工作呢。”

克林顿说:“好的。谢谢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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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

但有一个问题。我离家时没有把钱夹带上。

“你能借我五美元付出租车费吗?”我问道,“明天我会还你的。”

克林顿说:“这个,我没有带钱。也许希拉里有一点。”但她已经睡了,而克林顿不想叫醒她。

我建议从秘密特工处人员那里借钱。于是我俩向他们请求(借钱),但他们立即主动提议开车送我回家。如果留下来,我有可能得到另一个职位。利昂·帕内塔将回加州,总统需要一位新的办公厅主任来管理白宫。利昂试图使我相信,我应该接替他的位置。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我在很多年里一直认为,担当总统的办公厅主任——使你处于美国政府的核心并使你实际上参与所有事务——将会是美国最具吸引力的工作。虽然这已经具有了某种现实可能性——超乎我最大胆的想像,我知道自己不会抓住这个机会。

从抽象意义上看,这个职位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其吸引力,但我认为,无论对我或是对总统来说,我担当办公厅主任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当你是白宫办公厅主任时,你可能会有效倡导自己的见解,但你终究是总统的私人助理并深深卷入他所有的政治中。我读过一些有关前几届政府如何运转的书籍,通过他们以及通过在白宫的亲身工作体验,我了解到,办公厅从抽象意义上看,这个职位仍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主任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在凌晨1点接听电话——内容则可能是总统临时随便想到的任何事情,还要处理总统就自己不喜欢的报刊文章所提出的抱怨。正如厄斯金·鲍勒斯曾对我说过的,你也许是“主任”,但你仍然属于“助手”。我不能想像自己听凭某人调遣,即使此人是一位像克林顿那样为我所喜欢和尊敬的总统。而且,在经历了4年的那种往返于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的生活后,我不想要一个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工作。最后,这个职位所涉及的政治渗入程度比我所希望的要高。在财政部,我能够更集中关注一些自己有深刻体会的政策问题。

于是我把自己排除在被选范围之外。但这留下这样一个问题:谁该成为克林顿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呢?帕内塔的副手厄斯金·鲍勒斯已经辞职回到北卡罗来纳州从事自己的金融事业,他给我打来电话,试图说服我接受这个职位。我们经历了某种阿方斯-加斯顿程序:厄斯金认为我该接受他;而我则认为厄斯金应该这样做。他不想回到华盛顿。但厄斯金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由于倾向于他回来,他觉得要么必须找到总统中意的其他人选,要么自己接受这个工作。厄斯金略带勉强地同意成为克林顿的第三位办公厅主任。但我也付出了代价:厄斯金想让在财政部担任我的办公室主任的西尔维亚·马修斯成为他在白宫的副手。

与此同时,我知道拉里·萨默斯也在考虑离开。有人给他提供了一个高级学术职位,他也是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主要候选人。这促使我认真考虑辞职一事。财政部是由拉里、西尔维亚和我管理的一支队伍。西尔维亚实际上是我们的行动总长;拉里为我们的行动提供了大量知识上的指导并发挥了重要的管理作用。两位都是超级明星,具有应对华盛顿这个十分危险的环境所必需的政治智慧,而且,并非不重要的是,我们相互之间有一种令人惬意和愉快的关系。也许我能够建立起一个同样有效的新班子,也许不能。无论无何,我在财政部的生活将会有很大不同,而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想完全重新开始。我注意到,自己度过了4年美好时光,而且在华盛顿,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彻底变化。纽约也有许多吸引我的地方,包括又能与家人待在一起。

但如果我能说服西尔维亚或拉里留在财政部,留任就会变得更具吸引力。西尔维亚愿意留下,厄斯金也愿意让她这样做——尽管带有很大遗憾,但我不想阻止她做自己想做的事。我认为,更好的选择就是说服拉里留下,对本届政府来说,他十分重要,但人们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与公司的情况一样,政府最高首脑通常对第二把手持有某种复杂态度。某些人认为,一位强有力的副手会喧宾夺主并使自己显得软弱。我看见过(有些)首脑们遵循某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直觉,防止能干的副手接替自己。但我一直持完全相反的见解:拥有一位智慧过人、处事灵巧的副手极大地提高了财政部的效能。我还认为,这使我增色不少,同样地,我认为自己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副手吉恩·斯珀林的卓越表现为国家经济委员会和我本人增色不少。在两年的时间里,拉里和我伙伴似地协同工作,共同分享财政部因其成就而获得的声望。如果我在克林顿的总统任期结束前离开,我认为拉里可能会是最佳继任人选。

于是我想出一个相当复杂的提议,以使拉里愿意留任。我告诉他,我打算再待两年。我会设法使总统同意:如果我继续在其第二届任期内任职两年,他会接着提名拉里成为我的继任者——当然,前提是总统仍然与拉里相处融洽。如果不到两年我就离开,就会出现律师们所称的“可驳回的假定”那种情况,这仍然有利于拉里。如果我决定待得更久一些,拉里到时可按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拉里开玩笑说,如果发生某种戏剧性事件,从而使我两年后不可能离开,那他会表示理解。我们两人都就此大笑起来。正如事态发展所表明的,发生了两个这样的事件:全球金融危机和总统弹劾案。

没有什么具体的担保措施。我可能决定一直干下去,或者总统可能干脆就会说,无论如何,他就是对拉里担任财政部长感到不自在。但我们原则上有一个协议。但要使它产生效力,绝对信任是必不可少的。就我所知,知道这一安排的人除了总统、拉里和我以外,就只有副总统(他的同意必不可少,并且他给予了同意)、厄斯金、西尔维亚和朱迪。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该谅解丝毫没有被泄露出去,这可真了不起。

在拉里留任的情况下,我请求迈克·弗诺曼接替西维亚担任办公室主任。迈克是在我调任几个月后从国家经济委员会来到财政部的。他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拥有哈佛大学法学学位——他在哈佛一直是《法学评论》的一名编辑;他才华出众,对政策问题有浓厚兴趣,并且具有良好的实际判断能力。与西尔维亚一样,迈克为人坦率,善于与大家协调工作,管理上富有成效,而且还有一种冒失唐突的幽默感——唉,有时甚至针对财长。一个最近的事例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在2000年总统选举期间,我竟然一度被列为艾尔·戈尔的潜在竞选伙伴(与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排在一起)。弗诺曼评述说,这将是一个有趣的候选人名单:戈尔和我在台上会争着去亲吻那些美女。

对财政部来说,(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很快带来一个危机,他涉及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之一:收税。回过头来看,我们自1997年以来在国内收入署问题上与国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的争斗简直就是我所了解的华盛顿大多数东西的缩影,这些东西包括:管理的极端重要性;政府有效管理的复杂性;在多数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预计有关问题何时会爆发为政治冲突;需要以能够产生共鸣的方式来表述问题;媒体具有塑造政治议事日程和推动事件发展的实力以及最后一点:应对公共部门的一场政治风暴要面临各种挑战。

在去华盛顿的几年以前,我剪贴并保存了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在1979年辞去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后对《财富》杂志的一次访谈讲话。布卢门撒尔说,相对于私营部门,政府部门往往不那么认真对待管理问题。与首席执行官不同,财长们不会因为管理好了财政部而为人们所称道。但我对管理有强烈的兴趣并非常关注财政部的管理问题。我能够招募到麦克金斯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之一南希·基勒佛担任负责管理事务的助理部长。南希具有处理这类问题(如财政部自身的预算)的卓越经验及技能,在现有规则的基础上为雇员创造了灵活的奖励机制,并改进了培训及人事方面的惯常做法。

在我担当财政部长的头两年里,我们在管理方面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部内的最大机构:国内收入署。当时,它最广为人知的一个问题就是一项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成效的自动化尝试。这个技术上的失败与该机构管理方式方面的更为一般的问题有关。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内收入署署长一直由税务律师担任,这样的人通晓长达9500页的税法中的各种复杂细节。拉里·萨默斯召集了一个工作小组来集中研究这个不稳定的技术项目,他使我确信,一个像国内收入署那样庞大、复杂、而且重要的组织需要一位精通管理而不是税务的首席执行官。在克林顿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时,拉里和我花了大量时间与这一职位的候选人面谈。我们最中意的人选是查尔斯·O罗索蒂,他曾管理过位于弗吉尼亚的一家大型咨询公司,是一位信息技术专家。

我们努力着手处理罗索蒂就这一职位提出的各种担忧,包括这样一种担心:出于政治原因,我们会承诺在一夜之间彻底改革国内收入署。罗索蒂和我们都知道同样的东西:该机构问题重大。雇员的士气低落并在进一步下降。我们担心,由于其技术陈旧,对联邦政府95%的收入进行处理的这个系统可能会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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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

就在我们悄悄研究此项(技术)尝试的时候,另一些人则开始更加公开地表达意见。参议员鲍勃·克里组织了一个关于重构国内收入署的委员会,他举行的听证会变成了一个讲坛,利用人们对国内收入署的怨言作为反对累进收入税本身的证据。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迪克·阿梅(共和党-德克萨斯州)来到该委员会,为支持自己的一律税作证。保守主义活动家格罗弗·诺奎斯特被纽特·金里奇推选为该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之一,他试图把这些听证会变成对国内收入署的一种调查,即:国内收入署是否从政治目的出发而把诸如基督教联盟这样的保守组织列入征收对象——一项毫无根据的指控。大约在这个时候,贴在汽车保险杠上、写有“支持国内收入署-投民主党人的票”的宣传广告开始出现了。

克里参议员设法抵制某些保守分子的这类举动:试图将这些听证会变成某种反对税收、反对政府(作用)的讲坛,但成效有限。他也利用听证会来推进自己最偏爱的那些构想中的一个:把国内收入署从财政部分离出来。我认为,这种周期性地反复出现的观念——把政府各组成部分分解成一个个独立单位,各自对相关的委员会负责——似乎会成为一种方案,旨在建立不那么具有责任制——因而也就不那么具有效力——的政府。就这里提到的事情而言,一个委员会将永远不会具有财政部可能拥有的那种知识以及对问题关注的连续性。与人们论证时提出的类比——私营部门的首席执行官——不同,一位独立的国内收入署署长将不必为自己的股价和持股人担忧。克里和我进行了一些争论相当激烈的交锋,我们彼此都无法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我理直气壮地提出建议:总统(今后)应该否决克里正打算就此问题提出的立法议案。

随着罗索蒂签约受雇以及白宫支持我们在建立某种外部委员会这一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尽管没有达到同意我的否决提议的地步,我们开始感到自己正在获得在国内收入署问题上的控制权。在我们于1997年9月出访中国期间,它远不是我考虑的问题。琳达·罗伯逊(那时是我们的负责立法事务的助理部长)通过(我的)手机告诉我,国会爆发了,当时是夜晚,我正与迈克·弗诺曼和鲍勃·布尔斯廷(他从白宫到了财政部,在政治及联络问题上担当我的顾问)一起步行穿过天安门广场。闪过我脑海的是一个此前尚未意识到的警告信号。回想起来就是:1995年,国会批准我为财政部长后不久,我出现在“本周与戴维” 布伦克里节目上。布伦克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他所听到的针对国内收入署的那些抱怨。我感到惊奇,这位传奇式的华盛顿记者竟会就这样一个不起眼的问题而浪费宝贵的访谈时间,我则用某种非正面的回答把这个问题给搪塞过去了。现在我认为,布伦克里毕竟可能已经把握到了政治脉搏的跳动。

当然,我们知道,参议员威廉·罗斯(财经委员会主席)将举行听证会以调查国内收入署的不正当行为。但我们没有想到媒体正在为后来发展起来的那种狂热情绪推波助澜。反对收入税的那些人发现了——或者说找到了——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罗斯的助手们向“60分钟”节目组预映了他们收集到的最令人震惊的事件,“60分钟”在听证会开始前的那个星期天播出了这些事件,极度夸张、缺乏客观性。显然,国内收入署的确存在严重问题。但“60分钟”的表述具有误导作用。不久,《新闻周刊》也就国内收入署发表了一篇具有煽动性的封面报道。

在三天的时间里,参议院财经委员会让国内收入署雇员成群结队地前来作证。人们躲在隔离板后面,对着音色扰乱器讲话,以防止可能的报复行为。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委员会中真想弄清楚国内收入署有何问题——而不是妖化它——的那些人无法使听证会做到客观。

我们无法对这些骇人听闻的报道做出反应——尽管我们想这样做。某项联邦法律禁止公开私人纳税者的信息,除非该纳税者放弃其因隐私权被侵犯而进行诉讼的权利。这种放弃应该是在参议院财经委员会前作证的一个条件,但该委员会或媒体都没有向证人提出这种要求。因此,公众无法得知,那些声称自己遭到侵害的人是否在说实话。

从某种更理智的角度看,国内收入署在很大程度是一个有效的税收机构,但的的确确存在某些缺陷。问题之一就是,其思维模式过于倾向执法功能,“顾客-服务”这种理念显得不足。但许多人只是简单地拒绝承认这一点,即:要使我们的自愿服从系统有效发挥作用,执法是必要的。某些批评者,如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共和党-伊阿华州)和众议员罗伯·波特曼(共和党-俄亥俄州)真诚关注于使国内收入署成为对纳税人更友善的机构。但在整个听证会过程中,其他一些人则试图利用国内收入署的一些不正当行为来误导人们对整个这一机构的印象。没有人在意这一点:该机构每年要处理2.5亿(美元)的收入,其间并无任何欺诈或贪污行为。一旦这种观念——国内收入署是一个失去控制、无故侵害纳税人利益的机构——扎下了根,处理这个问题时就没有理性和适度可言了。共和党人、民主党人以及媒体一拥而上,没有谁认真关注更广泛的背景。

我很快意识到,在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中,我们无法有效地对这些指控做出反应,更不用说恢复客观了。戴维·德雷尔对我说,没有人会听我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任何言论,除非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国内收入署存在某些问题,我们承诺进行改革。”这与克林顿在预算平衡问题的情况或比尔·林奇在那次纽约晚宴上拒绝批评杰克逊这一事件不同。即使我做出上述承认——我一直这样做,也没有人对客观看待国内收入署感兴趣。我可以雇用一支游行乐队,大张旗鼓地宣传我的见解,但没有人会理会。

问题在于,当有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某些人的确有这种遭遇时,如果一位政府官员试图讲述更完整的背景,人们是不会倾听的。当一位纳税人起身讲述国内收入署执法人员如同恶棍的行为时,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讲述这一点是绝对没有吸引力的,即:102000名国内收入署雇员中的绝大多数正小心谨慎地运用一部极其复杂的税法,某些错误——甚至某些不当行为——在所难免。在整个进程都于己不利的情况下,(即使是)最有勇气的美国参议员也不能够客观对待这样一种论争。他只会被一种走向错误立法的恶劣进程所倾覆。

在任何这类激烈的政治争斗中,我从未搞懂的是:为什么没有某位富有进取心的记者出于私利去探究故事的另一面?在一场一边倒的争论中,试图以理智声音说话的那个人似乎完全有可能登上头版或在电视上处于显著位置。某些记者最终写了一些客观报道国内收入署的文章。但大多数报道几乎完全是一边倒,至多是在带有煽动标题的那些文章中藏有一两段起平衡作用的段落。

在私下里,我的确设法提出这一点:错误的不可避免性。在我与罗斯参议员一次会谈中,后者指出,应该“决不容忍”国内收入署犯错。我说:“比尔,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中哪一天是没有犯错的。国内收入署有10万人——你打算怎么办?我敢说,甚至你有时也犯错。”罗斯笑着说:“是的,我们都会犯错。”但他没有改变自己的方针。

由于有了这些听证会和媒体报道所造就的氛围,国内收入署改革法案成为不可否决的了。在我从中国返回并与厄斯金和白宫办公厅的其他一些人会面后,在场的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否决共和党人的这个议案是不明智的。但由于国会的民主党领导层对一项肯定获得通过且没有总统否决威胁的议案表示支持,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谈判筹码。但财政部的几位主要官员决定坚持一下。我沉浸在技术细节中,几乎像一个高级助手那样与国会议员和助手们一起工作,以改进该议案。尽管我们缺乏施加压力的手段,但我们能够为最终形成的法案做出重大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先前在改革国内收入署问题上与认真对待该问题的立法者协同工作所获得的信誉。尤其是,在这场政治风暴逐渐平息下来后,我能够与两名最大程度参与该议案的众议员——共和党人罗伯·波特曼和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人本·卡丁——就关键问题以一种全新的、非政治的方式协同工作。在这个事件中,我记得最清楚的另一位国会议员则是民主党众议员斯特尼·霍伊,他在原则上支持我们——当时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

总统的政治技巧也帮助了我们。在众议院于10月通过一项议案后,参议院共和党人没有在国会秋季会期结束前迅速通过该议案,这给了总统一个有利时机。它们也许打算把这一问题带入1998年,在时间上更接近中期选举。但将该议案拖入新一个国会会期,这减弱了攻击国内收入署的政治能量。此外,克林顿总统利用这个拖延,以软的一手来弱化这个问题,他称,不可以使该议案在参议院被搁置起来,并且在其国情咨文中呼吁共和党人“把通过两党一揽子议案当做你们的第一要务”。这可要点胆量,但有助于降低政治热度。

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7月签署的那个议案仍然存在严重缺陷——尤其是那些阻止或防碍执法的条款。自我离职以来,出现了许多新闻报道,它们涉及该改革法案所造成的那些问题。当时支持该法案的那些人现在“震惊”地发现,执法(能力)正遭受严重(削弱)。这样一种后果也许不是有意造成的,但却是完全可预见的。正是当初首先没有客观看待这一问题的新闻机构现在在抱怨(该法案)产生的那些问题,没有承认自己(在促成该法案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个事例就是,《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指责国会议员们“打击并削弱了”国内收入署——这是事实,但忘了提到《邮报》自己以及其他新闻机构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当(围绕)国内收入署的这场战斗消退后以及在经历了墨西哥(危机)、债务限额危机和预算战后,我们认为,财政部也许可以享受一段相对正常的时期了。但不会是这样。在几周时间里,我们开始接触到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结果表明,相对于我们大家就我们在职期间可能遭遇的各种危机的预计,这场危机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处理起来更加复杂,而对美国经济的威胁也更大。在不确定的世界危机边缘的世界第八章危机边缘的世界

我曾告诉拉里·萨默斯——更为重要的是,告诉我自己,我可能将在总统第二个任期的中段——最好是1998年的某个时候——离开财政部。正如事态发展所表明的,两件事情阻止了我这样做。第一件就是始于1998年1月、长达一年之久的弹劾战。我不想使总统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无论我就自己的离职做出何种解释,在1998年,人们对我辞职的各种解读都有可能给克林顿造成损害。我的离职还有可能会增加总的不确定感,这又可能给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阻止我离职的另一个事件则是亚洲金融危机,它始于弹劾冲突几个月前,是由一种不起眼的货币(泰国铢)于1997年7月的贬值所引发的。自越战以来,几乎没什么美国人关注泰国,发生于该国的这个看似不大引人注目的事件却引发了一场重大金融危机。处理这场危机的大多数实际工作落到财政部身上。作为部长,我公开代表美国的反应,我的离职可能会对信心造成影响。由于拉里所具备的能力,这一局势显然需要我们二人完全投入,避免领导层发生变化可以使我们的处境更好一些。

人们通常所称的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场全球经济危机,它于1997年夏始于亚洲,并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传播到远至俄罗斯和巴西这样的国家。在新兴市场以及甚至在工业化世界,都可以感觉到危机产生的影响。从整体上看,这一事件给全球金融稳定造成巨大威胁,并给受影响的那些国家造成巨大经济困难。在美国,资本市场在1998年秋似乎处于停滞下来的危险中。在俄罗斯发生债务拖欠以及一项巨大投机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其大量投注于全球资本市场恢复正常)——几近崩溃后,即使是美国财政部债券(世界上最安全、最容易兑现的流通手段)市场也遭受打击。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除那些拥有最佳信誉的公司外,所有公司都被冻结出债务市场。这也许是那几个月里——不断加剧的金融动荡在这期间看似会危及整个全球金融体系——最富戏剧性的时刻。

从某种意义上看,1995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为理解处于危机中的经济所发生的情况提供了一个范例。但我们在墨西哥危机期间的担忧——某种金融传染病会肆虐全球——没有实现。但就这一次而言,我们所担忧的那种场景成为了现实。从在泰国发生以后,这场传染病猛烈而不可阻挡地蔓延。我们的利益与正在发生的一切息息相关,但与两年前处理墨西哥危机时相比,美国处理这一危机所具有的自利在国会和美国公众看来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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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

几年后回过头来看,我开始赋予在那几年里发生的这场全球危机以越来越多的重要性。世界经济在那期间所发生——或者更为重要的是,所没有发生——的一切使我们不仅意识到损害程度,而且意识到我们与更为严重的灾难的接近程度。金融市场为人类本性所驱使,倾向于没有节制。这意味着某种周期性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理解上一次危机所发生的一切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就未来的危机进行预防和作出反应。这对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来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在财政部首先关注的就是这场危机的金融方面以及他们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影响。但在事实和数字后面则是巨大的人道成本——人们失去工作和积蓄,而且,在遭受打击最严重的那些国家里,人们陷入贫困。

在每一个严重遭遇危机的国家——泰国、印尼、韩国、俄罗斯和巴西,恢复信心、重建金融稳定以及恢复经济增长的问题完全超越传统的宏观经济范畴。在我们就不断扩展的金融危机问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家协同工作时,我发现自己不得不处理一些一位美国财政部长通常不会涉及的问题——韩国的劳工运动、印尼的腐败以及形形色色的俄罗斯政府成员的诚意。在这种形势下,外交政策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区分模糊了,尽管政府内部(国务院、财政部)的决策结构仍然由那些传统界线确定。经济决策者还需要了解各种问题——人们没有预计到这些问题会成为我们工作范围的一部分。这种需要——迅速掌握这些意料之外的问题所涉及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把我带回自己担当套购商人的那些日子,那时我会一头扎进自己对之一无所知、但对大型公司合并具有潜在影响的那些问题中:从铁路路基条件到对罗得西亚的制裁。

当然,我对此次危机的观点仍然是美国式的,是建立于我在财政部工作的基础上面的。尽管我们相互影响甚大,但其他人们——无论是其他国家政府的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的经验和见解无疑会与我的有所不同。我认为,那些年里所发生的事件使我产生了四点重要认识。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由贸易与资本市场的极大整合而产生的国际相互依存,而我们对这种国际间的相互依存却了解甚少。我记得巴西财政部长佩德罗·马兰在1998年10月告诉我说,他们国家货币遭受打击,利率高于以前,而部分原因却竟然是由于俄罗斯杜马拒绝增税,他觉得很难对其国人作出解释。全球危机突出了这样一个现实:在一个经济一体化的世界,遥远国度出现的繁荣可以为其他地方创造机会,但是,千里之外的国家出现经济结构的不稳定也会在本国产生不确定和不稳定。一个国家的成功可以给他国带来财富,但其失误也会使他国处于险境。

在不确定的世界市场教育相互依存的现实引发出第二点,也就是有效治理——国家或跨国的——的极端重要性。从很多方面看,我们所熟悉的表述——“政府”与“市场”间的冲突——是错误的。市场经济需要有一包括一个法制合理的框架、教育、社会保障网络、执法等内容的一整套职能,而这些职能市场本身是无法有效提供,只有政府才能充分着手执行的。另外,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里,但越来越多的问题具有跨国性质。例如,贸易和资本流动、某些重大环境问题、恐怖主义以及某些公共卫生问题,这些问题也只有通过政府才能得到有效处理。此外,有些人提出,世界经济的那些强制性规则夺走了自己国家政府的权力,因而全球化意味着国家政府重要性的降低。在我看来,情况恰恰相反。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对他国都具有潜在影响,这意味着国家政府更加重要——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效力,产生的某种破坏性影响是可以超出其国界的。而且,无论一个国家经济政策是好是坏全球资本市场都会作出反应,这样国家行为的影响力就增大了。

第三点就是,发生信任危机、资本开始逃离时,单有货币或政策改革是无法扭转局势的;两者都是必要的。政府需要实施强有力的改革计划,以使国内外的债权人和投资者相信:留下来符合他们的利

Chapter_4

益,增长和稳定将会恢复。在很多情况下,这意味着着手处理长期存在的软弱无力的银行系统或腐败现象等结构性缺陷,因为这些缺陷已令人无法容忍并已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同样,汇率和利率也必须调整到一定的水平,国内储户和国外投资者对继续获得足够收益都抱有信心。但资金也是需要的资金。对一场金融危机的有效国际反应则是把与持强力政策与为使那些政策产生效力提供足够资金兼而有之——阻遏市场溃散、创造信心——同时又使政府能够对包括赤贫者社会保障网络在内的一些基本计划予以支持。这同样是十分需要官方资源——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有些情况下是直接来自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政府的捐赠——的领域。

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处理这场危机可资利用的那些手段不如市场那样现代。这些手段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源及政策经验、美国总统、美国政府以及我们七国集团其他伙伴的深入参与、众多受影响国家的有胆识的领导层以及世界各国协同工作的能力。经过共同努力,我们最终成功地制服了金融市场的混乱,但在此之前,这场危机已经对世界各地新兴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使无数人深受困苦。所谓的国际体系“建筑”是需要进行某些改变的,以便完善危机预防和反应(机制),更为有效地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处于危机处理的中心地位,但是它在近60年前为促进稳定而建立时,世界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在国际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贸易而非资本流动。它非常出色地适应了全球化的挑战,但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预计,这一改革进程——当这场危机仍在肆虐时就已经启动了——将是复杂而长期的。现在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众多问题上仍然需要研究出更好的改革途径。

亚洲的第一个燃点就是泰(国)铢在1997年夏的崩溃。我称之为“燃点”,这是因为发生在泰国的事情完全有可能在其他众多国家发生。在整个发展中世界,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在这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逐步严重起来。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来自发达世界的投资和信贷一直在快速增长,这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强劲增长势头和经济现代化步骤做出的反应。许多发展中国家将国有产业私有化并开放自己的市场、参与竞争。但这些投资和信贷也是某种过度投机的典型事例,当投资者沉迷某种想法并失去自制力时,他们就会停滞。

一段时间后,这些过度行为变得日益明显。到1997年,主导新兴市场投资者的那种思维模式类似于投资于牛市的股市投资者的心理状态。对风险的顾虑越来越少,这意味着投资和信贷流入那些仍然具有许多缺陷的经济中。这些缺陷包括某些传统的宏观经济问题,例如那些实际上与美元挂钩的、过高估价的汇率以及不适当的财政或货币政策。但他们还包括某些结构性缺陷,例如欠发达且规制不力的金融体系、存在于某些国家的治理及腐败问题、金融透明度的缺乏以及各种起反作用的规制、劳工及贸易制度。投资和信贷无节制地流入这些具有薄弱环节的国家,这就会引发危机的爆发。泰国只是碰巧成为易燃混合物首先爆炸的地方。

泰国在1997年存在的那些问题的许多具体细节反映了墨西哥在1994年底所存在的那些问题。泰国存在巨大的往来账户赤字——其进口大大超过其出口。他正通过大量的短期借贷来弥补这一往来账户赤字,那时,泰国的银行和金融公司提供这些用于长期项目(包括某种虚假的房地产繁荣)的短期借贷。泰(国)铢与美元挂钩。美元于1995年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升值,随着这一情形继续发展,铢过高定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使往来账户赤字进一步恶化。最终,投资者开始不愿提供资金了。在1997年的整个春季和夏季,泰国政府重复了墨西哥的另一个错误:非但没有使汇率与不断升值的美元脱钩、让本国货币浮动——这就会让市场来决定铢的适当水平,(泰国)中央银行反而试图保住币值,将自己的美元储备用于在外汇市场上购买泰(国)铢。与此同时,该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恶债充斥,处于十分糟糕的境地。由于大量借贷给那些只有美元债务、很少或没有美元收益的公司,银行及其客户非常容易遭受泰铢任何程度的贬值的打击。

随着投资者过迟地意识到泰国所面临的风险,过快流入的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出逃。随着外汇储备的减少,泰国政府再也无法保住原有汇率,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我们财政部的几位重要官员在春夏期间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一局势。当时我们认为泰国的情况是某种常见的金融危机——当利率与实际不符、一个国家进口过多时就会发生,我们在详细讨论了泰国面临的困难后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处理这种危机。在10年时间里,泰国经济一直以年平均9%的速度增长。我们认为,在该国处理完这次混乱后,随着增长速度放慢——导致进口减少、出口增加,健全的增长就会恢复。尽管我们一直意识到金融传染病的风险,但我们认为这一可能性不是太大——部分原因在于,人们仍然非常普遍认为,亚洲地区经济强劲,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

然而,由于险情重大,我们支持一项规模大于往常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揽子计划以着手应付由于资金突然逃离该国而产生的金融需要。在考虑这样一个一揽子计划时,我们的确对“道德危险”问题感到担忧,这个问题曾在墨西哥比索危机期间引起很大关注。事实上有两种不同的道德危险问题。第一种与国家有关。大规模一揽子援救计划鼓励国家盲目借贷或采取不合理的政策吗?我对此并不是太担忧,因为正如这场危机本身将会表明的,有关国家及其政治领导人(将)为金融失策付出高昂代价。这种可能性——一个国家可能由于国际贷款而在最后一刻得到拯救,免于毁灭——几乎无法构成经济管理不善的刺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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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

另一种道德危险与放款人和投资者有关,更值得严重关切:免于损失会为未来的危机埋下伏笔。在泰国,部分问题显然一直在于来自发达世界的无节制、无约束的投资。对这些投资者进行“拯救”——尤其是在一个像泰国这样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可能会鼓励放款人和投资者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追求更高收益时不充分考虑风险,并且可能会破坏市场体系的纪律。在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援救计划时,我们会阻碍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投资者因而会避免承担某些问题——他们促成的——所产生的损失。

重建稳定、避免这场危机危险地恶化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重要性压倒了上述那种关切。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泰国之间的谈判进入严重关头,问题不在于是否帮助泰国,而在于如何最好地提供帮助。答案就是把官方资源与某种极有胆识的改革计划结合起来,以恢复经济和投资者信心。与其他所谓的“亚洲虎”一样,泰国具有伟大的文化和经济力量,包括某种强烈的职业道德和高储蓄率。但要恢复国内公民和外国放款人的信心,(泰国)政府需要着手处理宏观经济问题以及本国经济中的结构缺陷——不仅仅是其定价过高的货币,还包括其薄弱的金融部门,后者促成了某种以外币为资金的地产和投资繁荣。投资者和放款人现在只单纯考虑泰国经济的缺陷,正如他们过去只考虑其优势一样。只有当合理政策被执行以后,信心——以及投资资本——才会恢复,经济才会复苏。

当财政部集中关注一项大型的、与强有力的改革措施结合在一起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揽子援助计划时,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认为,我们还应该捐赠额外的美国资源,动用汇率稳定基金——如同我们在墨西哥所做的那样。他们提出,自越战以来,泰国一直是美国的重要军事盟国,如果美国不为一揽子支持计划提供自己特殊的份额——正如许多国家正在做的那样,这就发出了关键时刻抛弃泰国的信号。该地区有某种这样的感觉。他们还指出,纵然汇率稳定基金在经济上起不到什么作用,但不主动提供直接的双边支持可能会在政治和战略上产生不利后果。

我认为,总体上看,投入美国资金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似乎超过积极影响。我们——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在没有某种美国捐赠的情况下而筹集到的资金足以着手处理泰国的问题。另一点则是,由于所谓的达马托限制条款,我们并未充分使用汇率稳定基金。这些条款是国会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后施加的,旨在就今后向经济上遭遇麻烦的国家提供利率稳定基金进行控制,他们的有效期将在秋季结束。试图动用利率稳定基金的举动会轻易导致某种新的——也许是更严厉的——限制条款。我极力强调一直保留利率稳定基金这一选择,这既是因为可能会产生一些没有预见到的问题,也是因为,失去获得这些资金的途径,这本身就可能对信心造成破坏性影响。回过头来看,我认为,保留那种选择总体上是一个较好的决定,但我可能对此举——为泰国一揽子救助计划提供某种双边捐赠——在经济及地缘政治方面所产生的象征性收益关注得太少了。

与总统的军事及外交政策顾问们产生的这一分歧还提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角色分工。泰国以及遭遇危机的其余亚洲国家使我们面对外交政策及军事方面的问题——国务院和国防部最有资格处理以及国际经济问题——财政部最适合处理。我们财政干预的两个主要杠杆——对利率稳定基金的控制以及美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关系——都在财政部。我强烈认为不应试图动用汇率稳定基金,并在白宫情况汇报室的一次会议上显得有点不入流。在我就该问题发表了一通讲话后,桑迪·伯杰问我是否准备让总统对该决定施加点影响。

桑迪的见解是正确的。事实上,泰国问题的处理属于这类情况:某一机构——在这个事例中是财政部——有必要明确成为主角,但(应该)是在某种机构间协调程序之内。对一场外国金融危机的处理涉及复杂的技术及经济问题,包括对市场和信心的影响。此外,如果泰国在经济上得以复苏,这只会有利于我们的外交及军事政策目标。出于这个原因,总统往往指望财政部在整个亚洲危机期间担当主角,与此同时,吉内·斯泼林领导下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和桑迪·伯杰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设法确保,在没有经过某种机构间协调程序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财政部这些人对这场危机的关注越来越密切——各种讨论持续到晚上,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其他部门的人员也被更深地吸引到对这场危机的关注中。后来,在危机到达高潮时,机构间协调程序包括每天在财政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其他机构之间召开一次电话会议。我们还与其他国家财政部的官员密切合作,并大量依靠本届政府的外交政策班子——尤其是白宫的丹·塔鲁洛以及国务院的斯图·埃森斯塔德和艾尔·拉尔森——来领导向世界各地领导人和政府提出倡议的努力。

最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支持泰国的一揽子援助计划筹集了170亿美元——4亿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以及一些双边捐赠,相对于泰国的经济规模以及墨西哥危机前的那些救助,这个数额是巨大的。1997年8月的那个计划规定了经济改革,包括:实质性地重构金融部门、建立某种更具可信度的货币政策制度——旨在为仍在下降的利率提供某种稳定因素以及公开基本金融数据。泰国的这个计划刚开始实施时,财政部不得不处理一个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是否公开泰国政府真实的、极其糟糕的金融状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谈判期间得知,泰国政府一直在隐瞒自己进行货币干预——通过在期货市场上出售美元——的程度。这意味着,尽管泰国中央银行在其账面上显示有储备,但几乎所有这些储备都是不可使用的:该中央银行早已承诺在未来将他们拨付给别人,付出的价格现在已极其不利于泰国。当该计划宣布时,我们坚持完全公布泰国央行储备的不可使用性。我们认为,该信息最终必定会被泄露出去,由于将此保密,泰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誉将会受到损害。此外,如果没有真正的透明度,无人会相信泰国金融界的廉正。但这一揭示使紧张的市场更惊恐了。

尽管金融一揽子援助规模巨大,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计划没能在9月和10月产生效果,这不仅反映了新近公布的有关储备的坏消息(所造成的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反映了人们对泰国政府改革承诺的担忧。泰国总理关闭了那些破产的金融公司——他们正对该国金融体系的健全造成破坏,但从未完全遵从该计划的(改革规定)。随着执政联盟的瓦解,相关政策也告吹了。总理在几个月后辞职,只是在此时,泰国新政府才开始真正拥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中所规定的改革条件。也只是在那个时候,投资者的信心才慢慢开始恢复。

1997年7月,在泰国将其货币铢与美元脱钩后,金融危机蔓延到整个东南亚。在随后的几天和几周之内,一个接一个国家先后受到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原来被普遍认为稳定良好。在几周之内,投资者惊慌失措地撤走资金,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香港的货币先后受到攻击。当危机开始波及到印度尼西亚时,人们感到非常忧虑,印度尼西亚大约有2.25亿人口,在东南亚是一个坚定地亲西方的大国。

到10月初,市场还基本平静,但很快重新出现动荡。投资者的惊慌在香港反映出来,恒生指数作为这一地区实力最重要的股市晴雨表,在从10月20日开始的4天时间内下跌23%。这一地区实力仅次于日本和中国的第三大国韩国也开始承受压力。情况很明显,这一地区出现了严重问题,并可能进一步向外扩散。10月23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的股票市场与亚洲各国股市出现同步下跌。然后,我们的注意力被迫转回美国国内。10月27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在闭市前中止交易时,道琼斯指数下跌554点,跌至7161点。我们本来召集了一个会议讨论印度尼西亚危机问题,但转而起草了关于美国股票市场公开声明,由我在财政部大楼前宣读。

虽然我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市场层次本身,但我对市场出现的动荡、对亚洲危机会怎样在金融蔓延和损害出口方面影响美国等问题非常关注。亚洲国家是美国最大的贸易市场,当时美国对亚洲的出口占总出口的30%,所占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州的出口额超过50%。如果亚洲国家经济受到严重削弱,美国经济的一些关键行业将会因为亚洲市场萎缩、购买美国商品的能力下降而受到严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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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

在几天之内,10月31日,美国与其他国家一道——一个接一个的国家直接提供的贷款——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援印度尼西亚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增加了我们的的双边援助资金。这一次我们与外交政策班子的争论较小。达马托法的限制条款已经过期,我们正在与我们的西方七国集团和其他伙伴一起制订一种框架,通过该框架,各国保证用双边资金作为“第二道防线”;但只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已经动用、只有在国际货币基金计划获得成功的情况下这些双边资金才能动用。这两种情况都使国会攻击我们使用“汇率干预基金”的风险得以减少。而在危机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人们的态度转向使用“汇率干预基金”以恢复信心,显示我们对美国重要的盟友的支持。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仍然陷于混乱之中,而且更大范围的危机也没有显示出消退的迹象。到现在这个时候,世界各地都在紧张地关注着金融市场上所发生的事情,就如何应对都在激烈地辩论。随着这一地区另外一些国家陷入麻烦,人们越来越关注该地区实力最大的两个国家日本和中国的立场。50年来,日本一直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友,并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中国过去一直是共产主义世界的一部分,而且常常是美国战略上的敌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没有扭转其经济困境,日本的政策和作为对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中国的政策却在很重要的一些方面促进了局势的稳定。

亚洲危机爆发前很长时间,我们就已经开始注意日本的经济弊端。1997年秋我们越来越担心危机有在这一地区蔓延的危险,因而更担心日本对其自身的经济问题处理不力而给该地区造成不利影响。看起来日本正在经受的不仅是一次周期性的衰退,而且是陷入了长期的经济泥沼,而它又缺乏解决这一问题的政治意志。该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过于紧缩,更重要的是,它的经济有成型和不成型的僵化现象,成为其经济增长的巨大阻碍。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深深陷入麻烦的日本金融业。日本政府不采取措施关闭破产的银行或要求它们提前清算它们账面上的呆坏账。可疑的贷款通过公司和银行之间密切配合的“财阀”体制扶持破产企业。而由于银行的资产搁死在这些公司里,本来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的信贷流动受到了严重阻碍。

在我们看来,当时日本能够代表亚洲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就是整顿其本国的经济秩序。日本的经济增长已经大幅减慢。1980年代末曾高达39000 yen(日元)的日经指数,1997年11月末已下降到15000点。日本的GDP 占该地区GDP三分之二。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其经济如此的严重停滞使得亚洲其他地区的复苏更加艰难,而且使危机进一步蔓延的危险增大。日本是该地区其他国家的主要市场,日元的疲软反映出美元的坚挺,这进一步削弱了这些依赖出口的新兴市场国家。日本银行也是这些国家一个重要的资本来源,但日本银行却在从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抽走资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通过对其贷款附加事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政策施加影响,至少在这些国家需要借钱的时候可以这样。但富裕国家只有通过外交通过在各种国际机构以及诸如西方七国会议等场合进行的辩论,才能在沿着健康的经济政策方向前进方面相互影响。围绕西方七国集团有着大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在这方面十分有用。除了人们较为熟知的七国首脑会议,七个最大的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每年都要会晤数次。这些会议——加上要在会后对新闻界统一口径——为相互提出建议和施加某种压力提供了一种媒介。但其对工业化国家政策的影响仍然是非常有限的。

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日本对美国的预算赤字进行指责,乔治·布什政府中有些人感到不快。我一直认为,日本完全有理由提出这一问题,因为这些赤字影响到了全球经济状况,就像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指出日本经济问题给其他国家所造成的困难一样。在1997年至1998年,西方七国集团的其他国家常常希望自己能办法更多一些,使日本着手处理他的经济问题。这种冲突是这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主权和跨国问题之间存在着的,后果也是熟悉的。有些国家推行不健康经济政策而给别的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美国很想自己出面对其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愿意其他国家干预我们自己的决策。当然,在哪些具体的环境中选择哪一种政策最有意义,这一问题常常引起激烈辩论。

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日本的经济问题上,公开或私下里寻找能够影响日本的途径。在私下,在政府各级部门协调发出的信息,间或也有总统参与,在与日本的双边会谈中强调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在多边场合,尤其是在西方七国集团内,其他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可施加影响。我记得,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伦敦召开的一次西方七国会议上,艾伦·格林斯潘如愿以偿让备受尊敬的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汉斯·蒂特迈尔和我们一起,向日本表达了这些关注。

在公开场合,我谈论日本的这些问题时就相当直言不讳,这些评论总是引起棘手的外交问题。日本是我们的亲密盟友,而且对批评非常敏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认为通过公开评论对日本进行影响是合适的,因为日本的政治领导层似乎一直否认问题的存在,而且日本经济的复苏对全球经济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是在高盛公司工作期间认识到他们这种毛病的。很多日本政府官员的态度看起来就像是交易商面对着自己不断贬值的头寸做祈祷,而这时他所需要做的却应当是,理性地重新评估这些头寸,做出有意义的变革。

在政府内部,在关于采取什么措施方面,我们有许多争论。和克林顿政府内的几乎所有人一样,我在对日政策上有点像是鹰派,但艾尔·戈尔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次我们在内阁会议室开会,讨论如何说服日本整顿其经济。坐在克林顿对面的副总统语气非常强硬。他对总统说:“我们得想个办法引起他们注意,向他们施加些压力。”戈尔提出了一项影响日本更多人态度的综合战略,具体办法是派美国有影响的人物到东京,公开谈论日本回到正确轨道的重要性。戈尔可能一直想提出一项更为严肃的建议,但这个建议反映出,当一个第一世界盟友糟糕的经济政策会威胁到我们所有人的时候我们所感到的失望。

我现在仍然记忆犹新的一个插曲可以追溯到1997年4月,当时桥本龙太郎访问美国,这是他作为首相首次会见克林顿总统。拉里和我在会谈前向总统做简报,提醒他说让日本面对他自己的问题是极其重要的。我认为克林顿总统并没有怎么对这种威胁日本首相的办法寄予多大希望。但他明白施加压力的重要性,而且他确实也施加压力了。桥本本来就预料将在这一问题上将面对克林顿总统指责。当克林顿总统提出经济问题时,日本首相取出了他随身带着的图表,据说是为了表明日本正面临转机。他说日本经济即将重新开始增长。桥本埋怨说“鲁宾和拉默斯之流”——当时我们两人都在座——公开谈论这些事情,所说的却大谬不然。

世界最后的确在没有日本经济的复兴的情况下,渡过了这场全球经济危机。但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对的,即日本的弊端使经济复兴更加困难,并且增加了亚洲进一步动荡的风险。而且日本的软弱无力反衬出中国为稳定局势所发挥的作用。在日本经济如此疲软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做出不同的选择,该地区这两个大国的作用合在一起将会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影响。当时,中国既不是该地区其他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也不是主要的贷款国。但它是出口的竞争者,而且中国政府中有些人似乎认为使人民币贬值会使其出口商品更便宜从而有利于中国的利益。但这样做将在该地区引发新一轮货币贬值。在会见克林顿总统、其他美国政府官员、或会见我时,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多次强调,信守所做出的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而人民币确实没有贬值。

那些会见给我留下了对中国领导人的某些印象,到现在还一直影响着我的看法。中国领导人是顽强、有很强的独立意识的,而且不屈服于压力。不管是对还是错,我也觉得,中国领导人对于被美国和世界认为相对于日本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而感到非常满足。但尽管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在我看来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有助于中国采取建设性的经济立场,但如果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倾向于不同的政策,我认为国际压力不会产生效果。在本届政府上台初期,克林顿认为我们与其把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与其人权状况的改善挂钩向中国施压,不如采取一种通过贸易将中国纳入国际经济的战略。

总统列举了中苏分裂的历史例子支持他的观点。克林顿说,在中国还非常弱的时候,中国都拒绝了苏联的要求,现在比以前强大了许多,更不可能对美国的压力做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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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

在我们的会谈中,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中国政府这种强硬的一面——例如,我们敦促中国增加投资增加进口而非一味增加其外汇储备,缓解亚洲危机时就是这样。后来,在我们就以中国降低关税作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提条件与中国进行谈判时我再一次看到了这种情况。就像越来越多的想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人所发现的那样,中国是会行动的,但不会以直接满足外部的要求的方式,也不会按照别人的时间表。在21世纪,中国将成为一支强大而坚定的独立力量。保持一种有效的关系将会极大地有益于我们两个国家。在我们的关系上无疑会出现摩擦——例如贸易有时候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我认为我们共同的利益将会推动我们克服这些摩擦。

我们从未想到金融危机会蔓延到韩国。韩国是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它是前几十年世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受益者。韩国已经从向世界银行借款的发展中国家行列“毕业”,并于1996年在墨西哥之后成为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第二个新兴市场国家。

但就在1997年的万圣节,也就是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一揽子贷款协议刚刚达成后,市场的注意力以及我们的关注转向了韩国。最初,人们难以想像韩国的金融业会步印度尼西亚或泰国的后尘,陷入危机。甚至在其面临市场压力时,我们也没有预料到该国会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援助,尤其是因为韩国在年底将面临总统选举。我们所没有认识到的,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韩国银行的债权人们也没有认识到的是,该国的外汇储备几乎已经所剩无几。11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小组开始核查韩国财政状况,该国官员通报的消息让人大吃一惊,韩国政府曾经在账面上所拥有的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基本上已经用光了。韩国各银行总共仅剩几十亿美元,已处于资不抵债的边缘。这一突如其来披露出的消息使世界经济开始面临一段严重的危险期。

在感恩节的前一天,我们的担心达到了顶峰。拉里在纽约召集他的西方七国同事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处理不断恶化的危机。艾伦·格林斯潘被告知,情况非常危急,而且危机已经影响到韩国在美国的银行。他直接来到我的办公室,把这件事告诉了我。

我们的亚洲危机处理小组在我的办公室集合,拉里通过内部对讲机也加入进来。我环视房间,看到了一支才华卓著的公共官员队伍。就在美国政府迫切需要他们的时候,对国际经济领域的一些杰出人物来说,拉里的存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些人把这支队伍称之为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的“梦之队”。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小组里每个人都有着不同凡响的经历,而且因为我们大家都既在观念上也在实际工作中相互配合。我们这个小组会围坐在一起几个小时,集中讨论这项或那项政策抉择的作用,我们讨论的时候,就像人们在开学术研讨会,气氛轻松,我脱掉了鞋子,拉里解开了领带。我们以一种相互尊重和共同的幽默感对待我们之间的不同看法和意见分歧。但在制定真正潜在的具有世界影响的错综复杂的决策时,这个气氛轻松的小组又是一支强大的队伍。

除拉里和艾伦外,这个核心小组还包括我们仍在任的当年处理墨西哥危机的同事。特德·杜鲁门在80年代初期的拉美债务危机前曾一直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工作,他是这一领域中的传奇人物,对以往的金融救援情况了如指掌。尽管他还在美联储工作,但他再一次成为我们这个小组的事实上的成员,而且后来在他调来财政部工作后成了我们的正式成员。丹·佐利克曾在处理墨西哥危机时做过大量工作,现在还在部里工作。丹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或双边的援助条款持怀疑而务实的态度,他总是强调这种危险,即一项贷款协议的细小之处可能会削弱更大的努力。当年处理墨西哥危机的另一位“战友”是蒂姆·盖斯纳,他一直是一位职业官员,拉里看中了他,并一直大力栽培他,最后把他升任至拉里过去的位置——副部长。盖斯纳对亚洲问题非常了解。他在泰国和印度长大,在财政部工作期间曾一直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财政处工作。蒂姆也天生有一种与他人合作共事能力,具备惊人的常识判断力和本能的政治决断力。

其他一些熟悉的同事现在正在发挥新的作用。迈克·弗诺曼在担任我的人事部主管前一直负责处理中东和东欧的经济改革问题,曾在阿尔巴尼亚生活过一段时间。戴维·利普顿在杰夫·谢弗离开财政部去私营企业任职后,取代了他的职务担任我们负责国际事务的首席官员,他在经济学家中有很高的声望,被称为“国之良医”。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哈佛时他一直打网球,并常常与拉里争论不休。戴维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了8年,形成了与面临极端金融困境国家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后来他一直与另一位毕业于哈佛的同事杰弗里·萨克斯一起工作,担任负责处理陷于困境国家事务的顾问,其中许多是东欧国家。戴维曾在波兰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帮助推动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曾为在代顿谈判达成的波斯尼亚和平协议做出过巨大贡献(沃伦·克里斯托弗在为这一协议谈判而焦头烂额时曾打电话特地告诉我,戴维是与他工作过的人当中最优秀的,他谈了很多他与戴维的事情)。戴维的态度典型地反映了我们这个小组的风格。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高度负责,而且极其认真,但他没有使自己过于焦虑。

负责国际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助理部长(蒂姆过去的角色)帮办卡罗琳·阿特金森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卡罗琳在英国长大,以前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英格兰银行担任官员。她思维敏锐、分析深刻,而且擅长与难缠的债权国谈判。拉里和戴维常常集中考虑制定计划,而卡罗琳则往往和丹·佐利克一道支持我对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时所做的分析。

那天我们这个小组的人都感到非常忧虑和担心。韩国陷入危机无论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都标志着某种全新的事的出现。韩国是美国的重要军事盟友,美国在靠近北朝鲜边境地带驻扎了3.7万美军。一种担心是韩国的不稳定会给北朝鲜做出挑衅举动造成可乘之机。但我认为最让我们头疼的是一种不同的对世界金融体系构成的一种未知的或者说是潜在的威胁。韩国与泰国或印度尼西亚大不一样,它是一个与世界其他地区有着密切联系的主流经济体,这既包括债权关系,也包括相当数量和规模的在美韩国银行和在诸如英国等工业化国家的韩资企业。

韩国内部的问题与在墨西哥和泰国发生危机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固定汇率机制逐渐造成了对韩元的严重估价过高。与此同时,韩国银行一直从外国银行借短期贷款,然后又把这些钱贷给其国内的大型企业如财团。欠下巨额外汇债务的财团的主要收入是当地货币。随着恐慌的扩散,外国银行拒绝继续提供短期贷款,韩国银行的生存面临威胁,而资本现在开始急切地外逃。韩元大幅下跌,尽管政府为保证其本国货币的币值而抛出了数十亿计的外汇储备。

关键问题再次是如何重建信心和阻止资本外流。对于一个像韩国这样大的一个经济体,这显然需要数额庞大的资金以及严格的政策承诺。这不光对韩国,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代价都是极其高昂的。许多债权人和投资者这样想:如果连经济实力很强的韩国都要出现债务拖欠,在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贷款又怎么能是安全的呢?在经济景气之际没有过多考虑风险的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银行、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现在根本不考虑当地经济情况的好坏,竞相从发展中国家撤走资金。这种撤资行为没有理由只局限于亚洲。拉美、东欧和俄罗斯都面临危险。而如果危机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就会很容易被拖入危机。

危机的这种蔓延会引起连锁反应,因为一个金融机构的瘫痪会在整个系统产生影响,结果造成越来越多的其他机构的瘫痪。尽管尚未像贸易联系那样被广泛认识,但金融联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例如,日本的银行受到韩国的严重影响,而美国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又与日本银行有密切关系;韩国的危机反过来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给以为自己不会受到韩国的过分影响的美国银行造成冲击。

在极端的情况下,世界最大的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行受到威胁。但如果局势没有发展到如此严重,国际社会的主要领导人更不愿意扩大信贷。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不仅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而且在发达国家内,资本会很快用完。整个国际信贷体系出现冻结的可能是存在的,这将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在讨论中,我们集中分析了韩国金融体系的瘫痪会否引发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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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

感恩节期间,我待在我的家里,我本来应当和朱迪及其他家人过一个安静的节日。但是,我白天和晚上的大量时间都花在与财政部和美联储官员、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国务卿的一系列紧急电话交谈上。我同玛德琳·奥尔布核实讨论韩国的经济问题会不会造成北朝鲜在非军事区采取更为攻击性的姿态时,她说她正在烤火鸡。有时候,我们中断谈话,与家人一起吃饭,然后再回到电话旁继续讨论。

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这些在财政部工作的人与外交政策班子里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电话里,玛德琳和其他外交政策顾问主要担心我们与一个极其重要的军事盟友的关系,考虑的是国家安全问题。他们认为韩国局势的任何不稳定都可能引起北朝鲜的反应,据报道,北朝鲜的军队已处于某种戒备状态。他们认为我们所采取的经济措施没有充分考虑地缘政治问题,美国需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汇率干预基金”的备用贷款迅速采取行动,显示我们对韩国的支持,就像我们刚刚对印度尼西亚所做的那样——我们现在称之为“第二道防线”。我强烈地感到,如果不能重建经济稳定,我们的地缘政治目标也无法实现。来自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量资金曾经是对墨西哥的重要帮助,但只有在该国政府采取明智的政策的情况下这些资金才会有效。到现在,我们保证向印度尼西亚提供的资金并没有对缓解那里的局势起多大作用。如果没有适当的改革承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我们承诺对韩国提供财政援助或许会使其更难以恢复经济增长,因为不附加强硬条件提供资金,我们就很难促使该国采取有效的计划。

晚上很晚的时候,我还在与总统和桑迪·伯杰通电话。克林顿当时正在戴维营,他在与韩国总统金泳三通话,强烈呼吁他进行改革后,正等着让接线员接通日本首相。我们建议克林顿总统呼吁桥本着手处理日本的问题并更广泛地讨论韩国问题。但桥本当时正在飞机上,无法马上接通他的电话。我们一等再等,有人怀疑是日本首相不想接这个电话。在我们在旁边等候时,克林顿正在做《纽约时报》上的字谜游戏,大家都知道他对此非常擅长,往往在几分钟内就能够填完。他向我打听一个线索——以某个字母开头的一个三个字母的词。我一无所知,所以问了我儿子吉米。

“谁这样笨得竟连这都不知道?”吉米的回话传到了电话的另一端。

我说:“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总干事米歇尔·康德苏曾去过一次汉城进行谈判。为避免引起额外的紧张,那次旅行是秘密进行的。现在康德苏正式赴韩国就国际货币基金援助计划的条款进行谈判。考虑到美国对承担的韩国的巨大义务,我们决定马上派戴维·利普顿去汉城。我们想获得对局势的独立评估,也想进一步强调加强推行有力改革措施的重要性。

我们越来越认为,在韩国,不进行重大的改革就无法恢复市场信心。而且比以前在墨西哥所采取的措施要更多,政策改革需要采取超越诸如利率、汇率等宏观经济问题,而要对涉及韩国经济体制核心的一系列结构问题进行改革。一个引起麻烦的行为是“指导贷款”,即政府官员告诉银行向谁发放贷款。这种安排是被称为“裙带资本主义”的源泉。韩国也限制外国投资和竞争。这些弊端的结果就是,没有严格规章、为工商业提供便利的银行受到政府保护以免于破产,而对此几乎没有财政制约。韩国要恢复经济就必须处理这些根本的问题。但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和与戴维的直接会谈中,韩国财政和经济部的官员在关键的结构性问题上提出了不恰当的建议。

我们在财政部就韩国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阻止危机的讨论几乎夜以继日地进行着。开这样的会议,我们往往依赖于财政部的电话接线员将我们从地球的不同地方联系起来。在讨论比较激烈的阶段,我在智利参加拉丁美洲国家财长会议,戴维在汉城,我们在完全不同的时区,而拉里和其他人在华盛顿。我记得有一次从智利打电话给康德苏,他当时正在汉城,承受着要达成协议的压力。韩国一直声称他们准备签署协议,也许是为了束缚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手脚。我们希望韩国的情报部门会进行监听,所以我与米歇尔关于制定一项强有力的计划的极端重要性的电话讨论也是说给韩国人听的。

由于我们继续坚持,韩国人开始更认真地对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他们同意将利率确定在这样一个水平上,足以恢复人们持有以韩元标价的资产的意愿。直接贷款的做法将被废除。破产的金融机构将被关闭或进行重组并出售。而且,韩国的金融部门将向竞争包括外国公司的竞争开放。在得到这些让步后,康德苏于12月3日宣布了一个550亿美元的援助方案。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供的有史以来最大的援助方案,尽管它与韩国经济规模的比率相对于墨西哥援助方案的比率仍要小些。

我们并未因签署协议而认为韩国的问题已经解决——远非如此。一个大问题是韩国政府纸上的承诺是否能落在实处,而市场是否会做出反应。金融市场最初的反应是正面的,使我们也有了初步乐观的理由。韩元稍有升值,韩国股票市场则大幅上升。但两天后,情况又开始变糟。从12月8日星期一开始,韩元连续四天下跌,每天下跌10%——这是在现有货币体制下所允许的最大下跌幅度。这一下跌引发了世界其他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的进一步的下跌趋势。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之一是韩国并非真愿意让利率升至能留住投资者和贷款者的水平。该国政府面临着一个类似第22条军规式的困境:更高的利率可能会伤害过度负债的财团,并进一步削弱韩国银行。但如果韩元对美元继续下跌,他们所欠美元债务相当的韩元值就会上升,公司和银行也会受损。而如果利率继续保持低水平,这些都可能发生。

随着情况的恶化,外国银行更是极想抽走资金。他们谁都不想成为在韩国已没有可支付的储备时还待在那儿的最后一个。我们每天都密切注意我们称之为“外流”率即硬通货流出韩国的速度。现在我们知道韩国中央银行把它的硬通货存在韩国银行。这些银行马上用这些美元来偿付外国银行的贷款,中央银行因而不太可能拿回这些美元。12月初,在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取55亿美元以后,韩国的外汇储备仍降至大约90亿美元,“外流率”为每天10亿美元。

和泰国的情况一样,我们也遇到了披露滞后的问题。韩国外汇储备几乎不存在缓冲余地的消息使市场惊恐。有关韩国外债规模的谣言满天飞。其中一种估计认为第二年到期的韩国外债总规模达1160亿美元。这意味着如果不能重树信心,即使是巨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也无法挽救韩国。当时,华尔街著名分析师巴顿·比格斯估计韩国的外汇储备到月底就会耗尽。

另一个问题是韩国的选举正迅速逼近。由于该国的政治领导层正处在变化之中,市场怀疑该国政府能否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所要求的改革。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三位主要的韩国总统侯选人对此表示支持,但他们中间没有谁对金泳三总统所同意的改革措施表现出多大的热情。竞选中的领先者是金大中,他是一位英勇的持不同政见者,在1987年倒台的军人统治时期曾名列死刑名单中,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金大中是一位工会平民主义者,尽管其竞选宣言中有某些方面响应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要求,但他是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表示,如果当选,他想就韩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援助条件重新谈判。

12月18日,也就是选举的当天,财政部和联储的高级官员举行会议,处理我们都认为是威胁的韩国经济即将崩溃的问题。在我们就不断深化的亚洲风暴进行的许多次讨论中,我们那天晚上在杰斐逊饭店的晚餐会——在我心中最重要——至关重要的时刻。在那个晚上,白宫曾打来几个电话,讨论克林顿总统当晚将要向显然已经取胜的金大中打的祝贺电话的措辞。我们希望克林顿向金总统转达的基本观点是,他获得了改变其国家行事方式的真正机会——而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的。

在晚餐期间,我们对形势进行了讨论。我们第一次干预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史以来最大的援助计划,加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额外支持——并没有能恢复外国投资者对韩国经济的信心。韩国比泰国和印尼加在一起还大得多。如果韩国政府或银行部门未能按时支付其应偿还的贷款,问题会很快通过亚洲、东欧和拉美新兴市场传播开来。我们对全球金融体系遭受的风险和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工业化国家可能受到的影响非常关注。参加会议的某些人想通过有点夸张的“30年代大危机那样的境况”的类比来传达他们对此的感受。

那个晚上的大部分讨论围绕着我们所剩下的其他选择,而这些选择中没有哪个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选择是“不管韩国”并以某种方式努力通过支持其他国家来在它周围建起一堵防火墙。但没有人认为这会有效。因此,我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寻找其他方式来支撑信心:加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的拨付,并组合出一个更强有力的国际援助方案——美国和欧洲要先行为此提供更多的资金——来作为韩国进行更强有力改革的支持。拉里·萨默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应积极拨付来避免“越南泥潭”那样的情况——即:一种无效的逐渐升级。由于问题在于信心,他觉得就像对付墨西哥危机那样,我们需要某种类似于著名的科林·鲍威尔主义的东西——大规模地展示金融实力。

但即使是我们正在考虑的更强有力的支持方案本身似乎也不足以恢复信心。晚餐会结束时,大家对各种不太好的选择都有了更好的理解,但并未得出向何处去的明确结论。在那个晚上要过去时,蒂姆·盖斯纳的呼机传来的消息是,出于对金大中胜选可能导致的后果的担心,韩元进一步下跌。汉城的市场已经开市,那里已经是清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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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

就此次而言,结果表明不立刻做选择是最好的选择。此后的几天里,财政部和联储官员把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个想法,当几星期前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头一次被提出时,我们认为它不明智或不可行。这一建议是所谓“停止”的自愿版,各银行同意贷款展期,延长其到期时间,并把短期债务转换成长期债务。我认为较早的时候银行不太可能考虑这样做,因为它们都还没有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但如今最后时刻即将到来,各银行都面临无力偿债问题。但它们仍不会主动行动,我们需要提供催化剂。这一计划还包括另外两个因素:韩国方面需要进行更有力的改革,而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贷款国政府加速拨付资金。

这个三叉戟式计划不仅更可能有效,还因使私人贷款者参与危机解决过程而减少道德风险问题。各银行并不太愿意延长韩国的贷款期限,也不会主动选择继续承担风险。在这一计划下,它们可以彼此共同承担、在某种程度上与多边机构共同承担得不到偿付的风险。我从来不喜欢把我们的拯救努力称为“救出”——拯救投资者是恢复稳定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但你可以把这一方法描绘成对私营部门的“救入”。在我们开始对这一想法进行探讨时,我对贷款者和投资者对新兴市场风险感觉的丧失程度的看法得到了证实。我们询问商业和投资银行除直接贷款外,他们通过金融衍生工具而与韩国有关的风险有多大。大多数银行提供的都是很不准确的数据,某些公司用了整整一个星期来查询。

该计划要面对的各种风险之一是成功实施的巨大困难。每一家银行都能通过搭便车来获利,只要大家参加时你不参加即可。但如果大多数主要的金额机构不同意按平等条件加入,这个计划就会破产。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手段来保证他们合作。我们只努力通过打电话、要求各银行首席执行官按其集体利益而行动来影响结果。对某些不情愿的参加者来说,表明世界可能在危机和失败发生的情况下,知道谁应对失败及其后果负责任。

与此同时,戴维·利普顿也正在返回汉城的路上,部分原因是要评估金大中对改革的坚定程度。国务院的某些人起初反对让韩国的当选总统在接受国务院某人的更正式的拜访之前先会见财政部的官员。但新任驻韩国大使斯蒂芬·博茨沃斯推翻了这种反对,他认为情况非常紧急,不能讲究繁文缛节。博茨沃斯曾是驻菲律宾的非常出色的大使,以前曾在国务院的经济事务部门工作,不仅非常理智和有效率,而且正是我们以后会更多地需要的那种外交官——那种能把外交政策经验和技能与对经济问题的良好理解结合起来的外交官。博茨沃斯说利普顿应尽快拜见金大中,而利普顿在韩国的第一站就是曾作为这位前劳工领导人的竞选办公室的工会总部。

我在那天和全家一起到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维尔京戈尔达岛去度假,我们每年都去,已持续了15年。和往常一样,我雇当地向导加菲尔德·福克纳带我去邻近的、宁静的阿内加达岛——过去飞行员常常得当心这儿的牛群阻塞机场——用蝇钓海鲢。你可以在船上或在浅滩上努力寻找银色的海鲢,它在清澈的海水会一刻不停地游动。这种鱼速度很快,非常挑剔,也非常强壮。一条仅重几磅的这种鱼能在一瞬间拖着钓线游出几百英尺。但这次我不能带着加菲尔德,一整天我都在与华盛顿的格林斯潘和拉里以及汉城的戴维通电话。

正当我急切地看着水面时,戴维报告说他与金大中的会面极其令人鼓舞。尽管他是以一个民粹主义的政纳上台的,但金对戴维说如果韩国人只会不停地把问题归咎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韩国就永远也解决不了那些问题。这位新总统说成本应通过三方面来分担:政府必须重组以削弱韩国财政部的权力。财团必须重组。鉴于其背景,可能最重要的一点是,金对戴维说要使韩国公司重新赢利,工会必须接受解雇和工资削减。到那时投资和增长才能恢复。在会面快要结束时,戴维说金变得更有些像哲学家。他说:“30年来他们逮捕我、流放我并想杀死我。现在我回来了,并且当选了总统,正好要面对我的国家的崩溃。”

金进行改革的承诺意味着我们可以继续推进“救入”建议。韩国欠日本、德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银行的钱。计划要想取得成功,我们就需要七国集团的伙伴和其他关键国家的参与。其中许多国家都支持以某种方式来救入,但我们还需要他们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援助和各个国家捐款的逐步增加。我飞回华盛顿,而拉里则勉力应付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层以及他在七国集团中日本、欧洲和加拿大的同事的电话往返,同时向白宫和外交政策团队报告我们的进展。

我们在那个假期打扰了全世界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休息,这多半创造了纪录。但我们所打的电话是值得的。在其他十二个国家参与后,我们在平安夜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我们将寻求发达国家的银行延长其贷款,在此基础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加快资金的拨付。声明还列举了在私营银行和韩国做出其努力后所有愿意提供双边援助款项的国家。

联储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同步的国际努力来鼓励各国银行共同行动,这要是通过纽约联储和财政部来操作。使本已困难的形势更为复杂的是,我们要召集的银行家们都分散到各地度圣诞假期去了。我在拉里办公室的会议桌前给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打电话。对纽约联储行长威廉·麦克多诺来说,如何掌握平衡更是难事。联储是美国最重要的金融管制机构,召集会议即可施加压力。如果这种压力超过了“道德劝服”的限制,就可能是对联储管制权力的不当使用,而且也会因使银行更加惊恐而适得其反。比尔自己曾是一位商业银行家,他知道怎样来说这个问题。当美国主要银行的代表在他的办公室聚齐后,他提议他们采取集体行动,不是为韩国而是为其自身利益和股东的利益。否则,他们持有的巨额韩国债务就可能无法收回了。有些银行家抱怨,但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参与。比尔·罗兹在这一努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国际金融界的一位重要银行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他的“金色名片夹”和不知疲倦的劝诱使他在全球金融界名声大噪。类似我们这样的会议在世界各金融中心召开。伦敦的外国银行恐怕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英格兰银行行长埃迪·乔治把银行家们从假期召回,在节礼日召开会议,而那天伦敦的金融区伦敦城通常是会因假期而关门歇业的。

金总统对经济和金融部门改革的公开承诺,加上国际社会的金融支持,我们的共同努力带来了我们所期望结果的征兆。韩国的货币和股票市场很快稳定下来,尽管在一段时间里它们并没有大幅度上升。恐慌似乎已经减弱,我们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担忧也得到了一时的缓解。最终,各银行并未因参与而遭受损失。他们得到全额的偿还,并且在此期间得到了更高的利率。我们最终也没有付出任何一笔美国的资金。财政部与韩国有关贷款协议的讨论——起初很激烈——在几个月后逐渐停止。这笔钱已不需要了。

这并非危机的韩国阶段的结束。在1998年的某几个岌岌可危的时刻,我们曾担心这个计划不起作用,或是其他政治发展会使这个国家重新陷入经济不景气。但韩国经济基本上处于复原中。而最重要的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美国所做的,而是韩国自身的反应。金大中总统及其同事在我看来是韩国复苏的英雄,他们表明了明智的、有勇气的政治领导人在克服经济困难方面能发挥多么巨大的作用——实际上,是关键性的作用。在不确定的世界对危机的思考第九章对危机的思考

当亚洲金融危机横扫一个国家时,它通常改变的不仅是经济状况还有政治状况。1998年初,泰国和韩国新政府都已经上台,而他们进行经济改革的决心对稳定金融市场是至关重要的。但在印度尼西亚,政治变化的前景只可能使金融困难更严重。在我看来,印度尼西亚不断恶化的危机突出地表明,当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交织在一起时,克服金融混乱是多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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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而且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战略盟国。30多年来它一直处于军事统治之下,由76岁的总统苏哈托一人控制(和许多印尼人一样,他没有其他的名字)。1965年他控制该国以来,苏哈托建立的威权体制给这个很大程度上还是农业的、且非常贫困的国家带来了稳定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经济开放和政治控制的混合使经济快速增长。本国和外资企业都迅速发展,而种族冲突得到控制。过去受到迫害的华裔企业家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兴旺发达,而主要由爪哇人后裔构成的印尼人则控制着军队和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外国投资受到鼓励,外资银行将大笔资金注入印尼公司,工作机会也很充足。

但随着金融风暴席卷这一地区,普遍存在的腐败和裙带资本主义受到了更严密的监督,而这些本有利于苏哈托获得支持。政治和家族关系在生意中是最重要的。印度尼西亚的法律体系是腐败而反应迟钝的。公共资金被从预算中抽出,投入养肥家族和朋友的项目中。经官方授权的在胶木板、汽车和丁香业——用在香烟中,而且是印尼经济的主要支柱——的垄断企业将资金转入腐败者的手中。现在从这一国家逃离的外国投资者和债权人要求进行根本改革以使经济建立在更健康的基础上。但他们所要求的改革可能损害一个由于经济混乱的扩散而备受压力的体制。

与泰国和韩国不同,印度尼西亚没有很快实现权力民主转移的前景。在苏哈托政府努力应付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之时,这个社会爆发暴力冲突的可能性使复苏的任务困难得多。国内商人和储户——其中许多人是华裔——的信心,是与苏哈托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和我们都担心社会动乱的重演,这种动乱是1965年政权更迭时的特点,当时50万人被屠杀,其中包括许多华裔。现在国内资本也在大批逃离这个国家,这种逃离是因为那些本地企业家担心曾服务于他们经济利益的体制发生变化。

这使得重建市场信心特别困难,因为能安抚外国投资者的改革却可能使国内投资者恐慌。某些印尼官员自己曾提出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来与腐败作斗争,这包括重组银行、抑制重要部门的垄断并公开政府账目以供审查。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如今在很大程度上系于这些改革能否实施。但这样的改革会进一步削弱苏哈托的权势,从而加剧国内资本外逃。

要处理这种内在的政治和经济冲突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行,而对印尼情况的处理引发了对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广泛的批评,这些批评中也包括来自国会的批评。我们这些财政部的人和国际货币组织的官员可能大大低估了某些改革对苏哈托可能造成的损害,而他的下台本身的可能性的不断增长又会导致多么大的不稳定。但这些问题存在于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心中,是不能被忽视的。不管是由外国资本或是本国资本离开该国引发的危机,危机的不断加重带来经济混乱的危险,在投资者变得恐慌之后会迅速恶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秋天最初的印尼拯救计划突出了这一问题。在那次事件中,苏哈托政府未能信守他的承诺来打击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尽管印尼政府关闭了某些负债累累的银行,这样做只是导致了其他仍开门的银行受到挤兑——包括那些已经资不抵债但是有政治关系,在某些情况下由苏哈托的家族和朋友所有的银行。许多人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应预见到这一点。为了表明危机应对是多么复杂,许多人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银行关闭的决定(至少是没有对那些还在营业的银行提供完全的存款保障来安抚储户),而其他人则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坚持关闭更多的银行。其中有一个具体例子广为人知,成为对苏哈托是否真正改革的担心的一个象征。苏哈托的儿子班邦拥有的一家银行被关闭了,但三个星期之后就用另外一个名字重新开业了。新闻报道这样描绘着,工人们来到班邦在雅加达市中心的摩天大楼里,把大厅里蓝色的Andromeda银行的标志扯下来,在同一个地方换上了Alfa银行的标志。

与此同时,印尼中央银行不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紧缩,而是对那些面临大规模提款的银行提供所有他们需要的贷款来提供支持。印尼卢比急剧下跌而通货膨胀率飚升。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重要的证据表明,坚持紧缩货币政策是阻止金融市场恐慌的关键因素,即使这意味着极高的利率。但那意味着要停止政府对濒临倒闭的银行和公司的贷款,其中许多都与苏哈托有密切的联系。

1998年年初,第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拯救计划显然已经失败,危机正在加深,我们这些财政部的人深切感受到了更好地理解印尼的政治状况的需要。除与政府内的外交政策专家进行内部讨论以外,我们还向其他人求助。拉里和我都认识亨利·基辛格,他悄悄地到财政部来拜访了我们。此外,保罗·沃尔夫维茨也到财政部来进行了长谈。他是前美国驻印尼大使,后来成为了小布什政府国防部中的二号人物。拉里和我都和李光耀这位创建了新加坡的强人谈过话。李对地缘政治和文化事物有很深的了解,并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对东南亚进行过很多思考。尽管他早年曾支持苏哈托,但他已开始怀疑苏哈托是否会采取振兴经济所需要的措施。因此,李对印尼的未来非常悲观。他担心由于印尼衰落的经济所导致的种族冲突和政治动荡会具有溢出效应,导致这一地区华裔和非华裔的冲突。

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来向苏哈托转达进行自主改革的必要性,其中包括1月8日克林顿总统的一个电话。而苏哈托觉得他已经成功的管理了经济25年,因此来自他的回应并不让人乐观。克林顿鼓励他继续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交道,而苏哈托指责外国“投机家”打压他国家的货币。克林顿要求苏哈托打击腐败,并具体提到了他儿子的银行重新开业的事,这位印尼领导人就把自己隐藏在法律技术术语后面。这位强有力的独裁者说他对这件事无权干涉——这件事完全取决于法庭。

我们的下一个行动是派拉里到雅加达去亲自与苏哈托会面。他们两个人在总统的宫殿坐在一起会谈了一个小时,但平常并不沉默寡言的拉里几乎插不进话。他后来这样对我描述到,就像一场棒球赛,他只得到一次上场击球的机会,而苏哈托却打了9局。下一个到雅加达的是米歇尔·康德苏,1998年1月15日他成功获得了苏哈托对第二个加强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签署。有一张臭名昭著的照片,画面上康德苏双手叠抱着站在那里,目光从苏哈托的肩膀上方看着他签署文件,在许多批评者看来,这个画面典型地体现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严苛条件。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会看到,许多国家决定着其自己的命运,在缺乏对改革的真正决心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任何人所能做的又是多么少。苏哈托在许多问题上都同意了严格的条件——从政府的丁香垄断到飞机制造。他还承诺保持对货币政策的严格控制。我很怀疑这个计划是否能比第一个计划更有效。苏哈托并没有做任何事来表明他对改革的基本态度发生了变化。但形势足够令人忧虑,因而即使一个不确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他的设计和往常一样,如果苏哈托不继续改革,其政府就不能得到大部分资金——但比没有好。

这一计划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某些外部批评者认为,西方只是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来把我们自己的自由市场政策偏好强加给印尼,而无视政府自己的关于什么样的政策最好的观点。另外一些人认为,以这样的方式来关注信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遵循的是金融市场的奇思怪想——可能完全无用甚至起反作用——而不是关注基本问题。如果市场想要印尼人穿蓝衬衫,那蓝衬衫就成了恢复信心的关键吗?

我的看法是,市场总体而言倾向于关注真正的经济问题,尽管他们可能有时会夸张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另外一些时候则可能忽视这些问题)。在印尼这样的情况下,外国投资者和债权人可能会过于关心某一种象征,如某一特定垄断的结束或某个腐败官员的解职,但这些象征可不仅仅是蓝衬衫而已。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与重要的基本问题如垄断、腐败、管理不善以及脆弱的金融体系等有关。

在印度尼西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许多变化都超出了其通常擅长的汇率、利率和政府财政领域的范围。回头看来,许多有关的人都同意,条件太多,涉及的领域也太宽。指望政府马上解决这么多问题是不现实的,且可能妨碍对最急迫问题的关注。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或其他外人并未梦想采取最富争议的结构性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采取“饼干成型切割刀”式的方式而经常受到批评,忽视不同国家的不同特点。在这一案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条件是受到许多印尼官员和世界银行的看法影响的,官员中包括很受尊敬的经济学家韦吉奥·尼提撒斯特罗,苏哈托让他负责谈判。

但和第一个计划一样,金融市场似乎对苏哈托能否遵守诺言没有信心。与此同时,暴力的蔓延和对政治崩溃的担心使资本外逃进一步恶化。许多商人关闭其企业和工厂并逃走。在宣布的前一天,卢比与美元的比价从7300比1下跌至1月23日的15450比1,印尼已处于超级通货膨胀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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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

但苏哈托并不实施改革,而是继续寻找另一条出路。他提出的一个想法是“货币局”制,即一种通过将印尼卢比与美元挂钩来阻止卢比下跌的机制,从而使印尼的货币政策放在自动驾驶档上。但这需要经济前提:充足的外汇储备、真正坚持健全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和健康的银行体系。因为中央银行将不再能为有问题的银行提供财政支持。而且即使是具备经济前提的国家,这种制度也很难维持。我们担心,以这种方式来解决汇率问题,可能只会让苏哈托的亲信获得一个在这一安排崩溃、卢比进一步下跌之前把资金逃到国外的机会。

最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劝说苏哈托放弃了这一想法。但这并未使我们离问题的解决更近一些。解决方案应当是提出某种苏哈托确实赞同、也能安抚国际市场并劝说印尼人将他们的资金留在国内的方案。在与这些问题作斗争时,财政部与其他在这个地区有巨大利益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德国紧密合作,他们与印尼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

2月,我们深深体会到了与苏哈托——据报道,他对自己的内阁说,他要用“游击战”的方式来对付自己的经济计划——打交道的巨大困难,当时他正式提名B· J· 哈比比为副总统。作为苏哈托的忠实亲信,哈比比没有什么独立的思想,而他如今看起来是在苏哈托总统离任后的当然继承人。某些人认为这一行动是要以此表明,苏哈托下台只能使情况更糟。在我们的一次会议上,国家安全委员会吉姆·斯坦伯格说,也许我们应当和印尼的改革派力量接触,以免苏哈托真正下台时这些力量把我们当成敌人。而另一方的观点则认为,这样做会损害我们与苏哈托的关系及其有效性,一旦泄露就可能使局势更加不稳定。

记得在2月初的一天,我坐在厄斯金·鲍勒斯的办公室里说:“我们必须找到某种办法来让那个家伙明白我们的想法。”我们需要找一个苏哈托会认真看待的人。那次讨论之后,我们决定让沃尔特·蒙代尔去印尼。让蒙代尔对苏哈托说些什么的问题再次表明,要平衡金融市场和其他利益考虑是多么困难。财政部的看法是蒙代尔应尽可能坦率地对待苏哈托,告诉他如果不认真考虑经济改革的话,他的政府不会有什么未来。国务院担心这看起来像是我们要放弃对一个至关重要的盟友的支持。苏哈托被认为是惟一能把这个脆弱的国家凝聚在一起的人。外交政策团队还觉得,如果坚持要他满足严格的条件,他可能会变得敌视美国。在处理与危机反应有关的范围广泛的问题时就会产生这种复杂性。劝说国家采纳良好的政策并改善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这样做会触及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困难更是大增。

我们非常努力地就蒙代尔的说辞进行谈判。一方面,我们要尊重苏哈托的敏感性,但另一方面,除非他改变政策,否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就不可能有效。戴维·利普顿是蒙代尔之行中我们的联络人,他在飞机上准备经济方面的说辞。蒙代尔自己接过去之后,蒙代尔表达敏感观点的方式之巧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实际上,蒙代尔告诉苏哈托克林顿并不想用别人取代他,只是想帮助他的国家做得更好。如果他进行合理的改革,我们将会极力支持。除敏感的结构性问题外,蒙代尔强调,要解决危机,就需要苏哈托坚定地反对通货膨胀并恢复金融稳定,就像30年前他成为总统时所做的一样。但蒙代尔觉得,在改变苏哈托对根本性的问题如腐败和透明度的态度方面,他并不比总统和拉里更成功。

不久后,苏哈托任命了一个“亲信内阁”,其中包括他的女儿和其他几个在他的帮助下积累起巨额财富的朋友。对许多人来说,这只是置疑苏哈托改革决心的另一条理由。而另一些人觉得,他挑选这群信得过的盟友是为了在稳定经济方面做最后一搏。事实上其政府也确实开始认真对待货币控制,市场开始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围绕着这一努力构建了新的援助计划。在使印尼注意货币控制从而制止汇率下跌和通货膨胀加速这一危险的螺旋下降趋势方面,多边压力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次,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和德国都直接参与。我们三国派出了高级别的团队来与印尼人共同工作。印尼团队中包括了当时的经济和金融事务协调部长吉南德迦·卡塔撒斯米塔,我提前给他打电话让他接待我们的团队。

然而,在接下来几个星期里,政治形势变得更加危险,暴乱在该国四处蔓延。每晚新闻报道中的暴力场景是对这些危机中生命损失的另一种提醒。印度尼西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在印尼需要做些什么才有资格获得每一笔贷款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吵。其中一次争斗与燃料价格有关,印尼对此提供成本高昂的补贴,政治上高度敏感。5月,苏哈托大幅度提高燃料价格,导致激烈的抗议,几百人因而丧生。苏哈托是否必须采取如此激进的行动,突然提高价格来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这还是个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内部评估小组在2003年7月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虽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其他方面提出了批评,但他评估了内部文件并表明提高燃料价格的决定是苏哈托做出的。

随着燃料价格危机不断加剧以致无法控制,印尼议会要求苏哈托辞职。苏哈托要求印尼人民“宽恕”他的错误和缺陷,并在1998年5月21日将总统职位交给了副总统哈比比。

人们普遍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印尼的努力是失败的。不管如何分配责任,更多的是印尼的错或更多是与美国财政部及其他各国共同努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错,核心问题都是印尼从未进行自主改革。经济没有像泰国和韩国那样迅速复苏。危机导致的严重困难继续存在,失业率很高,贫困增加。政治和金融的不确定状况妨碍了增长和投资,各公司依然陷于债务困境,而腐败迟钝的法律体系延缓了重建银行、重新谈判外债的努力。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印尼面临着真正的超级通货膨胀、经济混乱和可能的血腥内战的风险。但是,政府继续致力于金融稳定,致力于克服通货膨胀压力。1998年6月曾跌至16000对1美元的汇率逐步稳定回升,2003年中期以达大约8500对1美元。从1998年至2002年的4年间,印尼举行了两次民主选举,实现了权力和平交接,而同期的经济增长达到了创纪录的13·4%。国际社会的努力并没有实现我们中间任何人所期望的,但是,通过促成某些稳定的政治措施并在关键时刻阻止了可能的崩溃,他们确实帮助防止了许多人所害怕的严重后果的出现。

随着事态的发展,我越来越相信我们面临着并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问题,它有着危险的全球性影响。立刻面临的挑战是要与任何一个陷入困境的国家进行接触,并努力防止危机进一步蔓延。但是到1998年初,我们也可以更多的思考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危机,未来如何更好的防止类似的事件以及如何改善我们的危机反应。

我认为我处理这场发展中的危机的总体办法可能用一系列原则来很好的概括,在我离任时,蒂姆·盖斯纳和他在财政部国际署的两个同事斯蒂芬妮·弗兰德斯和布拉德·塞泽尔整理并装订成册交给我,题目是半认真半开玩笑的“国际金融学中的鲁宾主义”。我把其中一些原则带到了财政部。其他原则则是在处理财政部面临的墨西哥危机、亚洲危机以及其他国际政策问题时产生的。

1. 生活中惟一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确定的。

2. 市场是好的,但他们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3. 对一个国家的前景来说,其政策的可信度和质量比美国、七国集团或任何国际金融机构所能做的都更重要。

4. 金钱不能取代强有力的政策,但有时提供的资金太少比提供太多成本更高。

5. 借款人必须对他们所借债务的后果负责——贷款人则须为他们所提供的贷款的后果负责。

6. 美国必须愿意接受他所反对的和他所赞成的对他进行的定义。

7. 美元太重要,不能作为贸易政策的工具。

8. 可选择本身就具有价值。

9. 永远不要让你的言词把你拖进你做不了的事。

10. 在决策中花招不能取代严肃的分析和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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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

现在,我会加上第十一条:在全球经济问题上,美国的自身利益要求我们与其他国家保持紧密接触和合作。但是,尽管这些原则为我们对危机的处理提供了一个总的框架,他们并没有提供什么导致了危机的观点或者是对批评我们方法的人的具体回答。

也许不奇怪的是,在1997年末和1998年,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批评随着金融危机在全世界的扩散变得更加尖锐,这种扩散给许多人带来了经济困难。某些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完全拒绝接受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全球化和开放市场总的来说对美国和对世界其他国家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是我们思想的基础。某些人认为亚洲发生的事情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他们不喜欢全球资本主义,并相信其对穷人是有害的。还有些人认为只要国内还有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就要反对向其他国家提供任何帮助,并且相信开放市场对美国工人有害。这些看法在反全球化运动中的言论中得到响应,1999年在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时,在会议期间或试图开会期间的反全球化抗议第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

但绝大多数在政策的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都大体上赞成我们支持全球化的观点,并认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和经济一体化是提高全世界生活水平的最有前途的方法。他们的批评可以分成三大类。当然,简短的分析并不能保证涵盖后来成为了一场激烈的国际辩论中所有的观点的细小差别和共同之处。我也不会声称完全叙述了即使是我引用的批评者的看法,而只是对辩论如何发展的一个描述。

第一类批评,主要围绕着这样一个看法,即西方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原因。第二类批评,认为我们在许多方面对危机处理不善。第三类批评,认为我们没有采取措施来预防此类问题在未来发生,或者更糟糕的是,我们的行动实际上是未来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认为西方要为危机负责的人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第一世界的“投机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是这一观点最著名的支持者。马哈蒂尔是个资本家,与麦当劳门外的抗议者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他认为是投机家为了剥削发展中国家并廉价购买其资产而制造了亚洲危机。1997年9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香港举行的年会上,马哈蒂尔把货币交易称为“不道德的”,他从前也把货币交易商乔治·索罗斯单独挑出来,认为他是华尔街阴谋的一部分,这个阴谋就是赌马来西亚货币下跌,然后迫使其下跌从而从赌注中获利。尽管马哈蒂尔的谴责是极端化的,但还是有许多其他人认为金融市场的交易商为了自己获利而故意扰乱货币和经济。

第一类批评中的另外一种反对意见来自那些很大程度上支持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但认为过快释放市场力量是危险的人。他们认为,通过推动各国在这些市场做好准备之前向全球贸易尤其是资本流动开放其经济、美国帮助制造了亚洲的这些问题。更富有、更发达的经济体能更好的吸收资本的大量流入,并能在市场心理发生变化时经受住资本流向和汇率的重大变动。而在不那么发达的国家,金融机构比较脆弱,没有完善的保障体系来保护那些因经济变化受到伤害的人,不善于利用这些流动的可能性更大,而从流入到流出的变化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许多指责西方制造了危机的人也赞同第二类批评,即国际社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和其他各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等等——的反应加剧了亚洲的问题。在某些人看来从快速增长倒向负增长的亚洲国家在其宏观经济或结构性政策方面并没有犯多大的错误,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提高利率和削减预算的要求只能使他们的问题恶化。约瑟夫·斯蒂格利兹是持这一观点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尽管他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除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宏观经济药方而外,他还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应该卷入结构性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与危机无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管不着。更有甚者,他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行事方式有时让人想起殖民主义。

另外一些学院派经济学家也对国际社会危机反应的某些方面有不同看法。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和在哈佛的杰弗里·萨克斯认为韩国和其他国家面临都是流动性困难而不是深层次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支持的政策改革使投资者更加害怕,阻碍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帮助平息危机,还有使其变得更糟糕的危险。克鲁格曼认为,在市场处于自我实现的恐慌情况下,反应应集中于提供流动性,可能要通过暂时控制资本外流来提供帮助。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哈佛的马丁·费尔德斯坦批评了亚洲援助计划中的结构性条件要求。

最后,第三类批评要求对全球经济体系进行全面改革以避免在未来发生危机。某些保守派想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大规模贷款,或者某些人甚至主张取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他们强调道德风险的危险,并认为使投资者和债权人免受损失种下了未来危机的种子。在这些批评者看来,通过“救出”墨西哥经济危机中的投资者,美国就为亚洲的危机准备好了条件。他们认为,我们在亚洲的行动可能会在其他地方制造一个过渡借贷和退出的循环。将来美国应该让那些管理不善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失败,从而给贷款人和借款人一个教训。这派中另外一些人采取的是恰恰相反的办法,建议设立从新的世界管制者到国际最后贷款人的全新的机构。

尽管这些批评中有许多提出了真正的问题,但似乎没有人提出了现实的替代办法来处理金融危机的蔓延或改革金融市场国际体系。首要的迫切任务是克服各国的危机。在我们看来,这应该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进行,他们在过去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益处,也意味着重建国内和国外债权人和投资者的信心。我认为,没有简单的、单一的方法能解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社会解决紧急危机的办法也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危机的蔓延增加了危险以及以前案例的经验。

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危机?发展经济学家已经就为什么某些发展中国家比其他国家发展得好这一问题争论了几十年。但现在,1997年和1998年,问题是为什么连某些明显最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严重的困难。总体来说,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中最成功的国家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寻求出口并在不同程度上向外国贸易和投资开放,某些国家将原国有产业私有化,减少管制并注入市场力量——程度也各不相同——并为金融市场建立法律框架。

但在某些方面,亚洲“奇迹”经济体依然不完全是自由市场,银行和公司借款者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假公济私和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腐败是一种严重的问题。大多数国家在公司、银行和政府各级都缺乏金融透明度,这意味着债权人和投资者可能因为隐藏问题的突然揭露而大吃一惊。

除结构型弱点以外,1997年到1998年,这些陷入危机的国家正式或非正式地采用了固定汇率制,从而使他们自己在面对市场压力

Chapter_5

时的脆弱程度大大增加。他们不愿意放弃这种货币体制,最重要的原因是害怕不稳定,但也是因承诺为可以摆脱汇率风险而得到相对安全,有助于吸引外国资本。问题是只有在经济政策恰当,而且市场相信为保持钉住不变而牺牲国内利益的情况下,一种货币才能保持对美元的钉住。随着时间的推移,紧张的状况几乎不可避免地会积累起来,一个又一个亚洲国家是这样,后来俄罗斯和巴西也是这样。而一旦市场开始认定货币钉住将无法坚持,就需要极多的承诺和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使市场相信并非如此。但对汇率放任不管也会造成损害。公司和政府以美元或其他硬通货介入的债务负担一下子变重了。这种情况后来被称为“资产负债表”效应,对相关国家的生产和工作机会造成了灾难性影响。而且,使这些困难更为复杂的是,陷入困境的国家中有几个正在经历重大的政治转型,这也分散了处理危机的责任感。

但是,全球金融危机远不仅仅是那些陷入困境国家的错。许多人指责美国强迫新兴市场向外来资本开放的速度太快。其实合乎逻辑的问题应当是:某些危机国家是否过快地对其资本市场放松了管制,如果是,工业化国家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财政,特别是在墨西哥危机后,强调的是新兴市场需要有充足的制度框架和恰当的政策体制。然而,回头来看,对此本应该更强调。更好的管制基础架构以及更强大的金融机构和更加开放的资本市场会减少发生不稳定的可能性。要实现这些最大的困难在于健全的金融机构所必须的信用文化、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和内部行为规范。

但是,即使没有发生危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金融市场的基础架构的强调是否能对借款国行为产生很大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实际上,大多数借贷过度的国家都是主动寻找资本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抵制外国银行的进入——外国银行本来可以向他们的银行业部门立刻提供一批训练有素的人员、管理方法、技术和资本(我还在财政部,尚未加入这样的银行时就持这一观点)。某些国家限制本可以成为稳定力量的长期投资,却鼓励短期借款。

此外,还存在这样一种危险,那就是缓慢或分阶段开放金融市场的主张可能变成完全不开放市场的借口——因为从政治上来说,保持对资本流动的严格控制要比进行金融体系的根本改革更容易。我认为历史已经证明,更自由的资本市场对运转良好的现代经济是有益的,但他们确实需要与适当的管制体系和足够健全的金融机构相结合。

尽管这是我的基本态度,我也有几分赞同对短期投资的流入而不是流出进行控制的主张。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它有时也是合理的。在通过限制短期资本流入来减少对波动性大的资金的依赖方面,智利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它并没有利用控制来回避改革。智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健全的政策和浮动汇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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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

我确实相信,危机的很大一部分责任要由私人投资者和贷款人来承担。他们多年来一直低估在不够发达的市场上投资和借贷的风险,因此提供了超过健康合理程度的资本。而这些过剩的资本则推动了极端化——高估的汇率,国内银行不合理的贷款以及其他——从而导致危机。我记得和马来西亚财政部长安瓦尔·易卜拉辛有过一次谈话,他有着敏锐的分析力,在国际金融界很受重视。安瓦尔最终与马哈蒂尔总理失和,现正在监狱受苦。但就在那之前,安瓦尔对我说:“有糟糕的借款人,就肯定有糟糕的贷款人。”这一评论使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最终成型。在纽约和华盛顿,人们习惯于把所有的政策错误都归结到借款国身上。而在马来西亚和亚洲的其他地方,人们习惯于把错误归结到第一世界的贷款人和投资者身上。安瓦尔明白双方都有过错——发展中国家经济管理不善,而贷款人和投资者则罔顾问题盲目注资。

我自己在金融市场的经验特别能验证安瓦尔的评论。在华尔街,我常常见到过度的乐观对合理的价值和风险评估方法的损害。我记得,在韩国危机期间,我曾因讨论中一位著名的纽约银行家所表现出的他和他的公司对这个他们有大量贷款的国家了解得多么少而大为吃惊。我认为这次谈话强化了这样一个看法,即在长期的繁荣时期,即使是那些大金融机构在其贷款行为上也会变得不那么严谨,也犯经纪人和个人投资者同样的错误。尽管在有重大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国家投资的基本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但流行心理会使投资者在“追求收益率”时低估或忽视这种风险。

危机对应措施是否加剧了危机?许多认为第一世界的投资者对在亚洲发生的事要负重要责任的人,都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发展中国家执行“严酷”的计划。我认为这一批评并不正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与之合作的我们这些美国财政部的人有时确实会在计划的技术设计和实施方面犯错误。在迅速变化着的、有时是史无前例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犯错误倒是令人惊奇的。但总体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做法是正确的。引发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信心的丧失。这既是因为基本的宏观经济和结构性问题,也常常是因为国内外投资者对一个国家投资吸引力的突然重新评估。危机国家的困难并非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支持的计划,而是由于危机本身——来自于资本外逃这一事实。

一个经常能听到的抱怨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强迫各国执行紧缩性货币和财政政策,这使他们的经济增长大幅度下跌。他们本应执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来努力刺激增长。一个发达国家可能在信贷市场上有足够的信誉,可以采取刺激性手段来对付衰退。不幸的是,一个受到金融恐慌和资本外逃困扰的发展中国家则不太可能在不加剧恐慌的情况下借更多的钱或降低利率。

总而言之,紧缩的财政体制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额外的债务会使正在抛售一国债券的投资者更加惊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信财政政策必须收紧来为更多的出口、防止通货膨胀并抵消在清理倒闭的银行时将会产生的高额成本创造更大的空间。但财政方面的调整可能矫枉过正,在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再评估时也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中他最初建议的财政或预算政策之严格超过了所需要的程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和其他许多人都低估了危机本身使这些经济体收缩的程度。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采取行动,纠正了这些过分的要求。证据表明这并未对经济困难的形成产生太大的影响。与资本外逃的后果相比,财政紧缩的经济影响并不大。

至于高利率,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可商量之处,尽管其他人不同意。只有一国能对风险提供回报并坚定地反对通货膨胀,储户和投资者才能重树信心并愿意将其资金留下。短期来看,更高的利率确实会损害负债的公司和银行。但他们对恢复金融稳定是至关重要的,而后者又是复苏所必需的。此外,一旦信心重建,利率很快就会下降——也确实下降了。另一方面,在危机期间未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要冒刺激更多的银行挤兑发生的风险。而汇率更大程度的下跌又将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更多的资本外逃,从而使汇率进一步下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两种办法——不管是提高利率还是汇率贬值都会使负债的公司和银行更加吃紧。但如果是高利率,如果政府能成功恢复信心,紧张状况就会是暂时的。在整个危机期间,财政部一直跟踪利率与危机前相比的变化。可信地处理其问题的韩国和泰国政府使利率再次降低的速度快得令人吃惊,其利率水平甚至低于危机前,复苏的进程也因而启动。

认为“结构性”改革是过度干预且无必要的批评者说过时的金融市场时髦被当成了必不可少的要素。但有关什么因素在影响信心的问题,并不只是一个追随易变的投资者时尚的问题。市场也许是过度担心了,但其忧虑一般都集中于严肃的问题。确定什么是恢复信心并使经济进入更强健的轨道所真正需要的因素总是困难的。如果我们有时因为在要求改革这方面施加了过度的压力而犯错误,那也比因为无所作为而在另一方面犯错误明智得多。正如墨西哥总统厄内斯托·塞迪略所说的:“市场有时会过头,因此政策有时也得过头。”

最后,有些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人相信,市场恐慌会自行发展,而在许多情况下问题主要在于缺乏流动性。当时我就认为——现在更坚决地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经验表明,只有在政府实施改革时,市场信心和国内外投资者的资本流向才可能转变。政府不进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家提供的无论何种资金都会被持续不断且日益加强的资本流出淹没。而另一方面,得到官方支持、内含强有力的改革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的方式则能阻止危机的继续恶化,并最终刺激复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的“拯救”是否使未来更可能发生危机?在墨西哥和其他亚洲的受危机冲击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数额比通常要大得多。在许多情况下,美国、世界银行和其他各国政府在此基础上还提供额外的贷款。在资本账户危机中,市场心理往往至关重要,要恢复信心,提供的资金必须足够多。在某些批评者看来,这些大规模的贷款只会鼓励私人债权人和投资者在新兴市场冒更大的风险。尽管我对道德风险问题也非常关注,但我认为他们被夸大了。我从没听任何人说过因为墨西哥支持计划而更愿意在新兴市场投资。而且,与涌入这些市场的资金相应的是,资金涌入更大范围的更高收益率、风险更大的资产。此外,主张规模更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拯救方案以及更大程度的“私营部门分担成本”的人——对此,我在可行的程度内完全同意——忽视了在管理债务重组方面的实际困难以及允许危机扩大的成本。

我们是否已调整好这个体系、使他未来不再出现问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危机的同时,我们财政部、联储和其他各国政府也是每天都在应付这场危机,我们开始非常关心这一问题,即如何使我们的努力着眼于长久地改善全球经济的运转——也就是所谓“国际金融构架”。墨西哥危机之后,在1995年在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我们已经开始了改革的努力。但现在这一问题具有了一种新的紧迫感,1998年其发展成包括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内的广泛努力。我对亚洲危机原因的看法对危机应对和预防都有影响。如果借款人和贷款人都有错误,那为什么要让借款国和他们那更为贫穷的人民来承担修复损害所需的全部成本呢?我的看法是,应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成本的分担。这是个公平问题。即使撇开这点不谈,也涉及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为了更有效率地分配资源,自由市场体系必须让人们承担风险,并在失败时相应承担损失,以使未来的决策更有可能建立在对风险的适当考虑上。不幸的是,这一理论框架并未对真实的危机中混乱的现实中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提供有效的答案。

意愿良好但简单而无所不包的对体系进行重大改变的建议往往与我们所面对的复杂现实并不一致。他们常常忽视市场行为和意料之外的后果,且往往只注意到危机的一个方面。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体系所需的是这样的变化:能实际加强新兴市场经济体,使他们不那么脆弱;改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这些金融机构糟糕的判断先是掩盖后是夸大了许多国家的潜在弱点;改善国际社会对金融危机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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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

预防的首要关键是减少各国面对危机时的脆弱性。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什么捷径,尽管人们已经提出了许多想法。某些想法要求事先把未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资金与采取良好的政策挂钩。其他人则想建立对一国的政策发出信号的机制——比如,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一国的政策感到忧虑时,其应当挥动示警红旗。这两种方案都不现实。在危机时期,由于危机蔓延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持股的各国政府总会需要灵活性。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制度是不可能的。对一国的金融状况所进行的预测是非常不确定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警告可能导致本来可能不会发生的危机。

我们确实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关注固定汇率制度的危险。在经济基本面不合常规时试图维持货币汇率固定已经三番五次带来麻烦。这种情况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并为市场投机者提供了某种单向的赌注,因为中央银行起初会维持一个特定的汇率水平,而在其外汇储备耗尽之后,又不得不让币值剧烈波动。能与市场的运动一起波动的汇率便较难受到这种赌注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汇率使其货币和经济能针对外部冲击逐渐做出调整。在这方面,我们确实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用这样一种政策,即除非常罕见的情况而外,禁止向维持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贷款。尽管这一政策并未正式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受,这场危机以及此后在人们思维上发生的总体性变化的实际后果就是消灭了几乎所有的固定汇率制体系。现在,固定汇率制只在几个拥有储备和政策决心来维持钉住体制的经济体如中国和香港地区幸存下来。而中国的钉住制度也变得更具有争议性,尽管这是因为贸易而不是金融稳定。我自己的看法是,到某个时间中国会因其自身利益而转向更具灵活性的汇率体制。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贸易不平衡,但那是因为日本以外的亚洲各国对美出口都经过中国到达美国。中国的全球贸易顺差相对较少,且在减少。

改善各国政策的另一个主张,是在债务管理、破产、包括披露国际储备水平的公共统计、存款保险和银行监管等领域制定出一个最佳做法指南。英国财政部长戈登·布朗在推动制定这些领域的行为标准方面尤其卖力,而且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前面的问题是如何鼓励各国采纳这些政策,同时适当考虑文化、经济和历史情况的差异。

危机还表明,为减轻金融风暴的损害并在经济衰退中保护那些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各国多么需要完善的失业保险和援助穷人的计划等社会保障网络。世界银行已经大大加强了在这一领域的工作,这既包括推动对所需政策的理解,也包括为各国提供资金来实施更好的社会援助计划。

由于糟糕的贷款和投资决策导致了危机,寻找改善工业国债权人和贷款人的风险评估和管理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官方政策仍是非常困难的。更大的透明度——这既包括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一国情况的观点和分析,也包括有关该国经济状况的数据的信息——会有所帮助,这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比如,现在任何一个希望吸引外国投资的国家都觉得有义务披露其外汇储备和远期债务的数据。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像泰国、韩国或更早的墨西哥那样隐瞒外汇储备数据已几乎不可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也出版各国所提供的有关其遵守已经制定出来的各种最佳行为标准,从而加强实施这些标准的压力。更彻底的披露应当有助于减少流入高风险领域的资金。而这又能鼓励各国在危机发生之前进行改革。与此同时,仅有透明度是无法预防亚洲金融危机之类的危机的。人们一般认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透明度体制,但他仍会出现投机性过热。

在改善金融架构方面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寻找更有效的方法来促使投资者和贷款人遵守纪律,并在繁荣时期适当关注风险。这方面的关键是债权人和投资者在最大可能程度上承担其决策的后果。有些人提出,许多贷款人和投资者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因其所持头寸遭受了损失,认为在风险方面人们已经得到了教训。但基于我自己的市场经验,我强烈地感到道德风险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也完全支持私营部门成本分担的想法。但把负担更多地分配给外国贷款人,而较少分配给受到影响的贫困国家,同时又不把贷款人从危机中的国家或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吓跑从而使情况恶化,这并非易事。而且,这样做也常常涉及法律问题。

韩国的外债大部分由银行持有,由于银行能以有组织的方式卷入,并且能看到在债务重组中他们自身的利益,私营部门的参与是可行的。但在墨西哥以及此后的俄罗斯和巴西,外债是以证券的形式存在的,广泛分散在单个投资者和机构手中,不存在一个创造“救入”的实际机制。而导致大范围撤出的风险却大得多。这又导出了我的另一条重要原则,蒂姆和他的同事们忘了把它列进他们的单子:第12条,现实总是比概念和模型更为复杂。

在国内市场,破产程序以有序的方式分配损失,并给那些财务上失败的人重新再来的机会。墨西哥危机之后,财政部、联储与工业国十国集团共同探讨过这一想法,但最终得出结论是由于一系列的原因,这并不实际可行,至少目前这一想法似乎被弃置一旁。

我们还考虑过在债券中加入“集体行动”条款的可能性,在发生不履行偿债义务时,这一条款授权某一方代表债券持有人进行谈判。这种有约束力的仲裁机制会促成债权人的强制性行动,在存在成百上千债券持有人时,可以促成私营部门成本分担。我一直相信,市场压力足够时,这类条款就会引入,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发行了附有这种条款的新债券。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应对私营部门成本分担在可行的前提下给予最大的关注,在可行时我们都寻求采用该条款,如韩国的情况。最后,我支持强调私营部门成本分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新框架,硬性规定授权实际是不可行的,由于这一实际困难,其应列出各种考虑来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逐个案例的指导。

对私营部门成本分担的更大关注只是亚洲危机以后发生的众多变化之一。除此之外,正如我们所希望的,大多数国家转向了浮动汇率制,且变得更加透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是如此。体系中巨大的杠杆作用使亚洲危机迅速扩散,至少是目前,这种作用也已减少。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有任何自满情绪。金融危机继续冲击新兴市场,在以后的10年里可能也仍会是个影响因素。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改善其预防和应付的手段。

我们与国会在有关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从1998年初开始,围绕这一问题的矛盾激化了。虽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的行动的批评在增加,我们仍得要求国会为他提供更多的资金。1997年9月在香港的年会上,我已经签字同意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进行例行的补充,但要实施这一协议,需要国会采取行动。更多的国家成为不断扩散的金融市场危机受害者,他们得向开始面临资金紧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因此迫切需要这笔资金。总统在1月份的预算中要求国会提供180亿美元资金,将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份额提高90亿美元。尽管这一数额似乎很大,但他并没有损害其他项目。我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捐款更像是在一个信用互助社的存款。作为交换我们获得了一种资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利——我们从未亏损。但这类好处在那年有关预算的争论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很难解释清楚。

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争论被1月份时爆出的另一个故事即与莫尼卡·莱温斯基有关的故事完全掩盖。莱温斯基事件的揭露成为当时媒体风暴的主题,在整个1998年一直持续,使得人们对海外发生的事件的注意大为减少。对莱温斯基事件的过分关注对我们应对危机毫无影响。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事件造成了真正的损害,因为其把亚洲所发生的事从媒体报道中挤了出去。结果,美国人不了解他们本可以了解的与危机有关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一干扰使美国没有认识到国外的危机对美国经济稳定的威胁。因此,当我们最需要了解情况的公众支持时,我们却无法获得。

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的斗争只是又一个例证,表明我们与全球经济的其他部分的相互依赖有多么深,而美国人对此的理解是多么少,这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下处理国际经济问题通常是多么困难。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个至关重要的必需的机构,它站在遏止金融危机蔓延的最前列。尽管国际金融架构需要现代化,我坚决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极其重要,应当通过改革来予以加强,而某些批评我们的人则认为,如果根本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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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

有关这些资金的必要性的讨论使我们处于一种熟悉的微妙处境。我们不愿意说如果国会不行动的话世界就会崩溃——这样说或许有助于获得国会的支持——因为如果国会不拨款,世界金融市场上的紧张气氛就会进一步加重。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问题更为紧迫,因为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陷入资金紧缺的危险。即使还有足够的资金来应付眼前的问题,它也还需要具有——并且需要被视为具有——处理可能出现的新问题的力量。考虑到这一点,国会不采取行动本身就可能助长信心的丧失从而影响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主要持股者都以平常心看待其资金的增加,都已经提供了拨款。国会不愿意提供新的资金,实际上减少了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影响力,损害美国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领导地位的信心,并损害我们在危机中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而且,最严重的是,可能会延长或加重危机。

我们在国会遇到的反对有些是重新提出了在援助墨西哥危机时期提出过的主张。但这种情况再一次出现,即内含其中的实质性问题不能解释遇到的反对为何如此激烈。在我看来,国会中许多人这次的反应似乎因未能更多地参与以往我们在泰国、韩国和印尼问题上的决策而感到恼怒而强化了。如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问题上,国会议员们找到了一个表达其反对意见的发泄渠道。

从政治上说,我们要面对的是来自两党的反对。某些民主党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本已因经济崩溃而遭受困苦的发展中国家人民过于苛刻。其他人则抱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项的计划没有要求各国采取措施保护环境、维护劳工标准、尊重人权。对这类问题的看法中许多是集中指向印尼的。有几位自由派民主党人,如马萨诸塞州的巴尼·弗兰克和密歇根州的戴维·博尼尔对我们说,如果苏哈托不释现在被关在监狱中的印尼劳工党领导人叫穆赫塔·帕卡罕,他们不会支持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拨款的计划。博尼尔是众院民主党意志坚定的党鞭,来自有着众多汽车工人工会成员的底特律郊区选区。他的主张是,无论哪个国家,对组织工会权利的尊重是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的必要条件。

博尼尔是理智的,对经济状况最差的人的关心也是无可置疑的。我对他的回答是,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标准应当是是否采取重建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基本因素以及市场信心的措施。重新恢复稳定是博尼尔最关心的那些穷人最需要的,而试图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达到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以外的目的则会有碍于这些努力。但我个人认为,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不过我没有对博尼尔提起。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美国的文化认同和信仰的核心,我认为我们应当通过道德劝说、倡导和公开展示来向国外推广我们的价值观。但在我看来把我们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人似乎会遇到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不管我们对这些价值观的信仰多么坚定。

不过,对于人权是否应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处于核心地位,我却很少置疑。有一两次我曾试图提出这一带哲学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具有普遍价值的是言论自由和程序正义而非获得食物和健康的权利?为什么我们只拿出我们的巨额财富中的0·1%来帮助全世界的处于绝望处境中的穷人,美国能就因为坚持人权观念而在道德上处在优越地位呢?但一旦你真的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就会把你归入根本不关心人权的一类。实际上,我非常关心人权,也赞成克林顿政府的看法即实现人权目标的更好办法是通过接触而不是强加。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采取行动来以“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来取代对中国贸易地位的年度更新程序。我们的观点是,使中国成为全球社会的一部分比孤立中国更可能使他发生变化。这在我看来似乎显然是正确的。

这一问题的现实复杂性在我与博尼尔的讨论中显现出来。戴维会说:“我们不应支持把劳工领导人关进监狱的腐败政府。”

而我则回答:“戴维,对此我原则上同意。如果不必考虑其他因素,这就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但你的原则立场会对印尼人民的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

我对他说,如果印度尼西亚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印尼工人的境况会大大改善,而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延续时间也会减至最小。相形之下,如果我们采取博尼尔所坚持的立场,我们就是在因印尼领导人的恶行而惩罚其人民。而且,印尼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恢复有助于劳工权利和其他问题的进步,这些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所关心的。当然,美国永远不可能赞同对某些国家提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因为这些政权的行为与我们的价值观严重抵触——比如,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种族隔离时的南非或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即使在这些情况下,如果因为人民本身处绝境,根本无以制约政府的行为,却因政府行为而遭,我也很难接受。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尼并不属于这种极端的情况。

在进行这类推测时还涉及另一个问题。一旦你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关心那些与重建信心并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那你在何处止步呢?博尼尔关注劳工问题,来自得克萨斯的共和党参议员菲尔·格拉姆则坚持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计划的接受者不能对美国进行贸易限制。我们对格拉姆的具体看法和对博尼尔的一样也是赞同的。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加这类条件会使他与受危机影响的国家谈判达成援助计划的困难增大,并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加具有干涉性。如果不得不同时应付这些问题,我们在政治上也会面临问题。许多满足民主党人要求的建议会遭到共和党人的反对——反之亦然。就像众院共和党领袖迪克·阿梅的一位助手所说的,共和党不会去“投票支持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成工会组织机构的法案”。但共和党人想附加他们自己的条件。有些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内部改革有关。其他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无关的条件则令民主党人大怒。某些保守派人士想利用这个法案来作为被称为“墨西哥城”条款——禁止对海外执行提及堕胎的家庭生育计划的国家提供资金——的工具。

1997年这一问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款中断。即使在1998年中期选举前我们解决了大部分其他问题之后,纽特·金里奇仍威胁要阻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法案,如果不把反堕胎的条款写进去的话。我们非常出色的国会联系人拉里和琳达·罗伯特和我都到金里奇的办公室拜访他,争论说这两个问题彼此毫无关系。纽特回答说,在立法中无关的事常常会联系在一起。这就像是又一场有关债务上限的争斗。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拨款太重要了,不能被拖入有关堕胎的政治争斗。纽特说,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拨款如此重要,你就应在墨西哥城条款的问题上让步。他非常友好,但毫不妥协。

许多保守派人士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成是某种对外援助,为了回应这种反对,我把同样一个观点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我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拨款不会让我们付出任何成本。作为对捐款的交换,我们得到了一个可流动的、有息的权利。这并不是一项预算支出,不会增加赤字或占用其他领域的资源。而且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国家,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我们的自身利益是极有好处的。即使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所遇到的问题完全不关心——这显然不是我们的主张——也应当为保护和有利于美国人民而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因为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会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产生很大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存在的整个50多年里,历任政府的结论都是美国从这些机构的存在中获得了利益。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都为额外的拨款而奋斗。而这种奋斗总是困难的。

最后,我们通过多方谈判与许多议员和选民达成了协议。我们要求所有七国集团的伙伴签署了一封信,列出了他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改革的支持——包括已经实施的更大的透明度和公开性——这样,国会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它是为一个新的、改进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资金。我们在墨西哥城条款问题上做出了妥协,加入了一个非常有限的条款。通过悄悄外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功地使穆赫塔·帕卡罕从监狱放出,我们也满足了其他民主党人的要求。

但一个为我们提供了帮助的更大因素是,随着时间推移,许多议员对这场危机的态度开始变化。某些议员如参议员中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查克·黑格尔、来自马里兰州的保罗·萨班斯和康涅狄格州的克里斯·多德都是困难环境下严肃的国际主义者,他们较早认识到在对付这场全球危机方面美国有重大的利益,而要做到这点就需要强有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着金融混乱的持续,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肃性,认识到他对我们自身经济的威胁是真实的。没有人想为美国的经济出轨而受到指责。

另一个有用的发展是,许多议员认识到他们选区的特定利益集团——制造业、农业和其他与出口有关的产业——因亚洲的衰退而受损,而且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他们的损失还会大得多。最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使众院和参院农业委员会转变成支持者的途径,是因为农场主游说集团说明了农场主出口所受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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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

这种现象的一个例子是发生在阿拉巴马众议员索尼·加拉汗身上的事,他是一位可亲的、影响很大的众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在许多个月里他都持反对立场。在某个时刻,索尼决定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原因是他在阿拉巴马州南部的选民中包括一家大纸浆厂。这家公司突然开始解雇工人,因为他的出口受到了亚洲危机的影响:他的主要客户之一是印尼一家造纸商。这比我们能说的任何东西都更能使索尼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现在生活在全球经济中,在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身上发生的事,对阿拉巴马州门罗县的企业和工人也有重要的影响。在不确定的世界触底第十章触底

1998年8月,俄罗斯成为陷入危机的国家中第一个无力偿还其外债的国家。就在同一天,总统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并发表电视讲话就莫尼卡·莱温斯基事件向全国民众道歉。9月10日,他在白宫居所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为误导我们而道歉。在克林顿道歉并为自己辩解后,其他人获得了说话的机会。

我并没打算说什么。但我想: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犯错误——有时是很大的错误。而对克林顿错误的认识应当以其成就为背景。我还认为整件事——当然很严重——所受到的媒体关注多得不成比例,其结果是其他非常重要的问题包括在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未得到足够的注意。

过了一会儿,我终于举起了手。“总统先生,你无疑是把事情弄糟了,”我说,“但我们都会犯错误,甚至是大错误。在我看来,更大的问题是媒体过多的报道和某些你的批评者的虚伪。”

我确实非常赞赏克林顿处理危机的方式——尽管这一危机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他的精力集中、专注,在身旁风暴肆虐时仍继续工作。和总统谈俄罗斯问题,你不会认为他在担心其他任何事。他每天都到办公室像总统那样工作。我记得有一天下午,他邀请了大约50名国会议员——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半——来讨论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这正是莱温斯基事件处于高潮、共和党人积极推动弹劾之时。我们都围坐在布莱尔厅的桌旁,他引导着讨论,似乎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事。这是一次成效卓著的座谈,涉及到这个问题的许多方面。克林顿的态度是松驰的,也是专注的——和那些试图弹劾他的共和党人以及那些支持他的民主党人一样专注。

和其他人一样,我对总统如何做到这一点也感到很好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之间有过一次很有趣的谈话。我们当时正讨论副总统戈尔竞选时在初选中遇到的困难,克林顿告诉我说他用“精神装置”帮助自己渡过了莱温斯基事件那段时期。我没有具体问那些“装置”是什么,但他认为戈尔也许能用类似的技巧来克服困难并更有效地进行竞选。

不管这是否有助于戈尔的竞选之路,主动选择正确的思维模式这一观念确实有助于我打网球,他减少了我过于踌躇和犹豫的倾向,这种倾向对大多数业余选手都是障碍。在打球时,我牢记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即使非常优秀的篮球选手投不中的机会也达55%。即使是一个很好的网球手也会犯许多错误:目标是应关注如何尽可能地打好这一个球,而不是或者担心弄糟或者担心分数的多少。我告诉斯蒂夫·弗里德曼,莱温斯基事件提高了我的网球水平。他屏住呼吸等待我要说的话,他对我的解释可能有些失望。

莱温斯基丑闻是否对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造成了实质性影响?某些人认为,其后果是该届政府错失了机会尤其是如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机会。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克林顿不可能再做得更多了。至少在这一领域是如此,即使丑闻从未发生过。1997年我们就开始探索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小有变化——对年度生活成本调整进行修改以更好地反映通货膨胀水平——也是民主党人和利益集团往我们脑子里灌的东西。预算盈余的预测实现了,尽管这完全在不确定的世界市场教育不能解决社会保障方面的非常严重的长期性问题,但为政客们提供了一种更方便的解决办法。首先,他们可以用新的盈余来为社会保障的缺口提供资金。其次,他们将部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换成了股票,期望能得到更大的收益。

某些人甚至认为,克林顿应当带领在这一问题自己的支持者进行斗争,或者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在有关弹劾的斗争中需要他们的支持,他可能已经这样做了。但远在丑闻出现之前,我们已经感到陷入了困境。如果我们提出一个一出台就遭到否决的建议,人们的反应就会是不仅要求我们退让,而且会使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更加困难。没有人知道在一个更正常的环境下,政治解决方案是否会有所不同,但我的看法是,有意义的变化是不可能独立于弹劾问题而存在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莱温斯基事件的后遗症确实使戈尔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处境更加困难。

到1998年8月,我们已为控制亚洲金融危机而奋斗了近一年。但是,一国的问题似乎刚得到控制,压力又在其他地方爆发出来。这场危机最终的也是最富戏剧性的阶段是1998年8月开始的,当时俄罗斯政府无力偿还其外债,引发了我们一直担心、1997年12月韩国曾濒临其边缘的事件。全世界的市场,包括美国市场在内都严重不安,世界都感受到了真正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威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规模贷款是危机反应的关键部分。但只有在有足够的政策改革配套时,才能提供这些贷款。陷入危机的各国最终都实施了改革,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能继续注入,尽管印度尼西亚的改革实拖了一段时间才进行。但在俄罗斯的问题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法同意贷款。

1998年春天,我们对俄罗斯的担心越来越大。那里不断发展的混乱体现出了从前大多数危机的各种因素。卢布的汇率是与美元挂钩的。俄政府财政有巨大的缺口,是通过大量发行被称为GKOs的以卢布标价的短期债券来弥补的。由于受到高收益率承诺和看旺心态的吸引,外国投资者积极购买这些债券。尽管后苏联时代的经济显然有巨大的问题,但投资者们认为紧急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介入并提供帮助。按照当时市场流行的说法,俄罗斯“太核大国,是不能崩溃的”。

但随着心理预期使俄罗斯股票市场的价格水平在一年内增长了3倍,俄罗斯政府发现自己处于极大的困难中。俄罗斯债券的收益率急剧攀升,1998年5月已达60%。俄罗斯继续发新债还旧债来使GKOs展期、或偿付其他俄罗斯债券的能力受到置疑,当时GKOs每周有10亿美元到期应付。而该国的政治体系却似乎完全麻木,缺乏采取有助于恢复信心的必要步骤——如收税、削减政府开支和让卢布浮动——的决心或愿望。对我们来说,俄罗斯提出了一个现在已熟悉的新版本的问题:拿一个没有准备好充分参与拯救他自己的行动的国家怎么办?如果该国恰恰是一个不稳定的、几千枚核弹头仍对着你的前超级大国又怎么办?

从1993年以来拉里和戴维·利普顿就深深卷入了对俄罗斯的援助。他们对经济的期望也随着叶利钦政府中改革派政客的来来去去而忽涨忽落。1998年春天,随着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恶化,这种残存的乐观与A·丘拜斯紧密相关,作为副总理,他处理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私有化行动。丘拜斯不仅能说流利的英语,而且知道西方金融官员许多晦涩的行话。1998年5月他访问了华盛顿,推动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规模支持方案。拉里和戴维觉得丘拜斯是个诚实的人,想在一个腐败的环境中努力做那些正确的事。而在与他会面后我的真正感受只有一点,那就是他是个精明的掮客,有着很重的俄罗斯式的骄傲。

我对俄罗斯的看法要比戴维和拉里、还有总统的看法悲观得多。比尔·克林顿和他的朋友鲍里斯·叶利钦定期通话,也非常关心能以所有可能的方式来为俄罗斯提供帮助。我完全了解帮助俄罗斯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认为这个国家经济政策糟糕,问题众多。我对这个话题的了解并不很多,但我的看法受到了在进入政府前的几次经历的影响。1992年,我和朱迪到莫斯科旅游。而那次旅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普遍的腐败和经济混乱。我还记得几个与我的朋友罗伯特·斯特劳斯有关的故事,他当时是美国驻俄大使。其中一个故事我一直牢记在心,说的是一个俄罗斯高级官员就正常交易的继续进行向美国商人索要高额贿赂。鲍勃通过悄悄会面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会面时他威胁要把这种敲诈行为公之于众。

我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7月宣布的对俄罗斯23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但非常怀疑成功的可能性。拉里和戴维赞同我的看法,认为这个计划失败的可能性比成功的大。但不论是从经济还是安全立场来看,俄罗斯的不稳定对美国来说风险都极大,因此,尽管成功的机会相对很小,继续执行该计划仍是合理的。我也接受国务院首席俄罗斯问题专家斯特罗布·塔尔博特经常强调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使俄罗斯公众进一步疏离是很危险的,即使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仅向俄罗斯提供帮助的努力本身在争取公众方面也是很有价值的。支持改革者也很重要,因为不这样做就可能加强反动政治势力的力量,并危及俄罗斯变革的前景,鉴于其核武器储备,这一点尤其令人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不是在于他是否会使用这些武器,而在于俄罗斯是否会把核材料卖给伊朗及其他国家以及俄罗斯科学家是否会把他们的专业技能卖给美国的敌对国。)那时,鲍里斯·叶利钦急需帮助,而克林顿政府所有的重点就是找到一种办法来给予肯定性的回应。为可能性很小的成功冒失败可能性很大的风险也是值得的。像以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一样,款项不是一次性全部支付的,保留了以后万一政策出轨时停止支付的选择。

一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贷款中大约不到50亿美元付给了俄罗斯。但在很短时间里,这一点就变得很明显,那就是继续提供额外的资金带来更大成功机会的可能性极小。最明显的信号就是7月末俄罗斯杜马拒绝在增税和其他改革措施方面支持叶利钦和丘拜斯,而这些措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条件。尽管叶利钦单方面推翻了杜马的决议,但我认为如果没有俄罗斯政府更广泛的承诺,更多的资金也不太可能增加俄罗斯走上正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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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

在那个时候,继续或是停止注入的资金都会带来可能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后果,对这些后果必须进行比较权衡。如果俄罗斯的经济恶化导致错误的人选在俄罗斯掌权,而责任又要来承担的话,切断援助的决定在以后看来就会是灾难性的错误。另一方面,面对杜马的挑衅仍继续注入资金,在促进复苏方面又几乎肯定无效,这会损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其他地方努力执行贷款条件时的可信度,给债权人带来极大的道德风险问题。投资者在极高的收益率面前仍购买俄罗斯债券,其预期就是会有拯救。在不附加适当条件的情况下向俄罗斯提供更多的资金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因为这给了外国投资者和俄罗斯国内的寡头足够的喘息时间,使他们能在崩溃之前撤走资金。所有这些都会导致我们要在新的层面与之打交道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争论的另一个层面是是否要从汇率稳定基金中提取资金。我个人的判断是,权衡这些互相冲突的考虑之后,更好的选择是不再继续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也不动用汇率稳定基金的资金。

这一插曲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地缘政治领域的人倾向于不完全考虑经济领域的问题,反之亦然。甚至在杜马投票之后,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团队成员仍非常专注于寻找援助俄罗斯的方法。桑迪·伯杰在白宫的情况分析室召集了一次会议,劝说财政部同意提供更多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都站在他那一边,其中包括国防部长比尔·科恩、麦德琳·奥尔布赖特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亨利·“休”·谢尔顿。他们都主张尽我们所能去帮助俄罗斯人民,并避免万一俄罗斯解体而可能引发的国家安全噩梦。这些官员发表看法之后都转向我,问我的想法。

我说,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对的。我们都想支持俄罗斯的改革力量,避免俄罗斯人民的进一步疏远。但我还是认为,杜马不愿采取行动就意味着更多的资金带来更多帮助的可能性接近于零,尤其是在有组织犯罪和腐败在俄罗斯经济中有极大影响的情况下。然后我转向坐在我后面的国务院俄罗斯问题专家斯蒂夫·塞斯塔诺维奇,问他是否同意。他回答说俄罗斯的某些部分比其他的部分更为腐败——这似乎是一种不情愿的赞同。

我还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提供资金会制造巨大的道德风险问题。我曾在市场待过,能感觉到人们在利用这种形势。如果我在从事交易,我会努力确保我的公司从中获利。在财政部期间,我非常清楚市场的敏感,避免与纽约的朋友讨论财政部的事务,这些朋友中有许多仍然在金融市场工作。即使只是问一个问题,一位财政部长也可能暴露心中所想。但财政部和联储官员确实需要理解市场参与者所想,而这就需要认真倾听人们所说,并监督市场所做的事。在有关俄罗斯的争论中,我在华尔街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投资者认定美国不会让俄罗斯无力偿债。与此同时,戴维·利普顿提到当年早些时候他曾听到投资者认为以80%的收益率购买俄罗斯政府债券的人是在玩“道德风险游戏”。

总体而言,外交政策团队和经济团队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合作和其他问题一样好。但在这次会议上,要求我们在条件不那么高的情况下继续援助的压力很大。尽管额外的支持极不可能带来任何好处,但仍需要显得愿意帮助,我知道这一主张是有道理的。但我坚定地相信另一面的风险更大——如此坚定,以至于我觉得如果他们想另找一个愿意使用货币稳定基金、愿意努力迫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行动的财政部长,我也无所谓。

但拒绝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并不意味着放弃鼓励俄罗斯采取那些会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提供更多资金的步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俄罗斯非常努力地劝说俄罗斯人实施必要的改革措施,并在7月末警告俄政府,如果他不采取行动,他可能就要面对被迫陷入无力偿债境地的前景,且随着储备耗尽货币也会贬值。8月10日,戴维·利普顿飞到莫斯科,想让我们这些财政部的人获得所发生的事的直接感受。他还向俄罗斯官员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由于不愿面对迅速恶化的形势,他们的国家面临着非常可怕的后果;而且,除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得到满足,否则不会有更多的资金注入。俄罗斯的储备下降的速度比大多数政客所知道的还要快,如果政府不能采取必要的步骤来进行改革,如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失败,“裂变”速度还会大大加快。但戴维的感觉是,俄政府中似乎没有人明白情况有多么危险,也不太担心储备的损失。政府中的许多人就是反对改革,完全不知道不采取行动的危险性有多大。

8月17日,俄罗斯宣布要让卢布贬值且无力偿付外国人所持有的债券。无力偿债立刻产生了影响,不仅对俄罗斯人,也对波动性越来越大的全球金融市场。当然,我们一直担心的道德风险问题消失了。许多投资者为自己错误的推断——断定我们会愿意在俄罗斯未满足适当条件的情况下提供支持——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在俄罗斯宣布无力偿债几天之后,我到一个过去属于俄罗斯的地方去休假——阿拉斯加,我盼望着在那儿捕些鱼。我就在一间小屋旁用假蝇钓鱼法钓银大马哈鱼,一位特工就站在几英尺以外的地方,从安克雷奇到此地只需短程飞行。银大马哈鱼比亚特兰大大马哈鱼小得多——他们的重量是8磅到12磅——但他们很厉害。你得跳进河里或在堤岸钓鱼,戴上偏光镜以减少反光,从而发现水底的大马哈鱼,并向你看见的鱼抛出钓线。

就在我垂钓的第一天下午,那位名叫凯文·金博莱特的大个子特工告诉我说,总统秘书贝蒂·卡利打手机找我。他转达了一个口信,即总统想在一小时之内和我谈谈俄罗斯问题。总统正在玛莎葡萄园度假,他对俄罗斯的情况极为忧虑,而我也定期向他汇报。我估计总统想讨论最新的坏消息,即无力偿债导致卢布—美元的交易暂停,俄罗斯银行遭到挤兑。

“凯文,我和你打个五赔一的赌,我钓上了一条鱼。”我说。12:55,我真的钓上来一条很大的银大马哈鱼。我正和他搏斗时,凯文的电话响了。

我对凯文说:“就对总统说我在别的地方,你得去找我。”

“我不能这么做,部长先生,”凯文说,“我是个特工。”他是对的——如果他说找不着我,而实际上可以对着我的耳朵说话,那确实是不太好。于是我说:“好吧,那就问问贝蒂我能不能几分钟后给总统打回去。”他这么做了。我抓住了我的鱼,把它放了,给总统打电话再次讨论俄罗斯问题。

俄罗斯无力偿债导致了一个全球经济处于严重危险中的时期——这是不到一年里的第二次(第一次是韩国濒临无力偿债边缘时)。我非常担心这对我们本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威胁。克林顿总统也很担心。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初的1997年起他就非常关注,一直就此与这一地区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举行私下的会谈。几个月里,他满足于让财政部来领导我们的公开反应。

但随着形势在1998年恶化,总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他应该出来说话。他说,领导人在危机时刻应紧密联系公众。拉里和我不同意这个想法。我担心我们没有一个足够强有力的政策信息来让总统传达,而一个没有具体措施的总统讲话对信心只会起反作用。克林顿反驳说,即使没有确定的答案,接触本身也能带来信心——通过表明对问题的经过思考的理解,并进行对可能方法的合乎理性的讨论。在危机的折磨下,其他的世界领导人也开始持类似的看法。他们想举行一次联席会议来强调他们解决危机的决心。我们都同意金融市场的动荡会自我发展,在混乱进一步蔓延之前提供信心是重要的,但问题是如何提供、何时提供。总统非常坚持他自己的看法,数次提出。起初,他接受了我们继续等待的建议——尽管是不情愿的和有些烦躁的。

对美国公众来说,俄罗斯问题最明显的溢出效应是股票市场进入了一个担心不稳定和衰退的时期。8月末的一天,道琼斯指数下跌了357点,到9月初,这一指数比其夏天的最高点下降了20%。我们的忧虑并不仅限于股票市场上所发生的问题。美国经济在这次危机中一直令人吃惊地强劲,但我们都不知道这能持续多久。9月4日,艾伦·格林斯潘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一次演讲中表达出了我们的忧虑,他警告说,如果全球经济的其他部分继续疲软下去,美国也不可能继续成为“繁荣的绿洲”。对这位联储主席精心选择的讲话的每一个细微差别都会做出调整的金融市场理解了这一信号:美国的短期利率可能要下调。

联储上一次调整联邦基金利率——即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也是联储直接控制的关键利率——是在1997年3月,在经济增长强劲的背景下将他提高了0.25个百分点以防范通货膨胀。在那以后的18个月里,官方利率保持不变,而政府和公司借贷的市场利率大致上遵循联储的指引。但债券市场的发展现在变得极为令人不安。债券交易商喜欢谈论美国国债与其他各种债券的“利差”,美国国债被认为是最接近于绝对安全的投资,而其他债券则包括评级高和评级低的各类公司债券、高收益的“垃圾”债券和新兴市场债券。当国债与其他债券的利差扩大时,投资者就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即对不够安全的投资要有更高的回报。1998年秋,投资者开始逃离风险。这现在不仅影响新兴市场的债务,还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国家和公司。结果,各公司从资本市场借贷时支付的利率更高。在那年年初,较低评级的公司债券的收益率比到期日大致相同的美国国债利率仅高大约2.75%。而现在,8个月之后,与美国国债的利差已达6%。

如果这持续下去,长期债务成本的这种增长将打击经济增长并损害投资和工作,这与联储经过深思熟虑而调高其控制的短期利率的效果是一样的。此外,借贷不仅变得更贵,也越来越难以获得,因为借贷者和投资者都更不愿意冒风险。联储和财政部官员关注如何在发生严重的信用紧缩之前缓解这些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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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

来自格林斯潘的降低利率信号是有所帮助的。但仅削减美国利率似乎不太可能打消世界的危机感。拉里和我现在都赞成克林顿总统的意见:我们应当努力引出全世界对此尽可能强有力的声明,而总统本人也应对美国人民发表讲话。看法应当主要围绕着支持对危机的国际反应的步骤。由于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的问题仍困在国会,这些步骤主要是建立一个机制,即在需要的情况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一起,加速由几个国家组成的群体提供的资金的拨付。在联系紧密的中央银行家圈子中,联储努力劝说其他国家的同事相信有必要通过降低各工业国的利率来注入更多的流动性。我记得艾伦·格林斯潘曾先私下、后公开说过,他观察市场已有50年之久,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

起初,我们在劝说主要伙伴如日本和欧洲相信采取行动的必要性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发表他的伯克利演讲之前,艾伦·格林斯潘和我飞到西海岸与艾伦多年前就认识的日本财政大臣宫泽喜一和日本中央银行行长会面。我们都为日本在处理其不断加深的经济弊病方面所做的事太少而感到烦恼:日本的一家大银行倒闭,市场情况似乎非常脆弱。宫泽是一位非常理性的人,对日本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但似乎更多地将这次会面看成一次我们如何公开评论日本经济的谈判,而不是两大经济强国间就对双方都威胁极大的形势的一次实质性交流。

欧洲的官员们都专注于欧洲货币联盟启动前的准备,以及引入将取代各成员国货币的新货币欧元。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担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规模贷款和道德风险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经过好几天密集的讨论和谈判才说服他们全球衰退现在是比通货膨胀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道德风险更大的威胁。最终我们就一份措施谨慎的7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长的联合声明达成了协议。在最后一刻,有一位中央银行行长临阵退缩,想从声明的立场后退。但艾伦·格林斯潘劝说他重新回到了会议桌前。这份声明说货币政策方面的“风险的平衡”已发生变化,从只对付通货膨胀转到促进增长的需要。这五个大多数人听来平淡乏味的五个词在全球金融界是件有着重要影响的大事。每一场战争都有着自己的武器,在与动荡多变的金融市场和极度紧张不安的投资者打交道时,仔细撰写的公报——由世界七个最大的工业国的最高金融管理者签署——的微言大义可以导致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美国,克林顿总统在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了一次重要演讲。他对美国领导解决这次危机的理由进行了更广泛的阐述,并在这方面概要提出了一系列新建议。正如克林顿所言,新兴世界的混乱如果持续下去,就会导致对民主的真正威胁,削弱对民主自由和自由开放的市场的支持。回头来看,我认为克林顿有关作这样一个声明的价值的看法是正确的。在高度紧张的时期,领导人需要与公众沟通。如果他们能对问题的复杂性提供合理的解释,并讨论有关的替代解决办法,这本身就对危机时期的心理产生影响。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强烈支持这一看法,并高明地协调组织了此后各国元首和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的联合公开声明。尽管沮丧的情绪仍持续了几个月,但回顾起来我认为主要领导人对全球问题的这次公开介入和关注是最终扭转危机的一个重要步骤。

对已经非常紧张的体系的另一次打击几天后出现。俄罗斯无力偿债在金融市场引发了一连串事件,他们对美国的一家大型对冲基金即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偿付能力构成了威胁,而许多人都担心,这家公司的倒闭可能大大加剧美国市场的紧张状况。总统演讲后的那个周末,我正待在纽约的家中,盖里·根斯勒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当时是负责金融市场的部长助理,曾是高盛公司的合伙人。盖里说依靠数学模型交易而赚了大钱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已经濒临倒闭。盖里想和纽约联储的官员彼得·费歇尔一起到该公司在康涅狄格州的总部去调查实际情况。我告诉他尽管去干。

9月20日,周日的晚间,盖里再次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所了解的情况。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持有巨额头寸,资金来源则是从主要的金融机构借贷来的数十亿美元——只有在金融市场平静下来,利差关系回归到更正常的水平,他所持有的头寸才能出手。目前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面临巨额亏损,而他即将到来的倒闭对金融市场来说预示着什么后果谁也没有把握。我对此的第一反应是对盖里说:“真不明白像梅里韦瑟这样的人会陷入这样的麻烦,他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工作时可是被认为是老练的经验丰富的人。”在创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之前,梅里韦瑟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管理着巨额的交易业务,长期以来业绩一直极佳。他拥有几位金融领域最出色的专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与他一起工作。我很吃惊他们会这么做,而他们似乎就这么做了,把所有赌注都押在数学模型上面,尽管这些模型是由极为老练的人建立的。

模型是观察市场的有用方法,并能为决策提供有益的支持。但最终需要由交易商做出判断,因为现实总是比即使是最精致的模型所能包括的东西更为混乱和复杂。实际上,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模型可能是有效的,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框架下。作为一个理论假设,收益利差可能会回归到平均值,我想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许多头寸都能够及时脱手。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实际上打赌式的认为,回归正常一定会出现,即使在前一时期有过非常异常的波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进行的程度异常高的杠杆借贷意味着该公司缺乏抵抗严重的临时性异动的支持能力。当利差的波动不利于长期资本公司时,债权人就要求得到额外的保证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预测可能会在他破产之后很久才可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

1986年以来,我对这种情况就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蒂夫·弗里德曼和我开始掌管高盛公司的固定收入部。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个案例中,问题不仅仅在于一家公司有大量的坏头寸。其他公司的经纪人也持有类似的头寸,因为他们都使用类似的模型和类似的历史数据。当头寸的波动开始对他们不利时,他们都想同时脱手,从而加剧这种波动。而由于大买家已经拥有了这类头寸,因此不会有买家。这意味着经纪人和投资者不得不将其他更好的投资脱手来获得现金。这种出售扭曲了经纪人所期望的正常关系和模式。按照历史常规应该缩小的债券利差反而扩大,应当扩大的利差反而缩小。

拥有类似头寸的每一个人都亏损。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面临的巨额亏损有可能比公司持有的现有资本大的多。这会立刻带来一个公共问题,那就是对长期资本公司资产的强制清算会带来什么样的损害。在通常情况下,政府不应当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困难感到忧虑。但如果形势对金融体系构成了威胁,在各种坏选择中某种政府行动可能是最好的,没有人想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伙人或投资者。但有人担心,对如此巨大的头寸进行清算可能导致市场的整体性动荡。如果这一对冲基金的债权人——大通公司,花旗集团公司,高盛公司,贝尔斯特恩斯公司,摩根斯坦利公司,美林公司,和其他许多公司——都在同样的下跌中卖出,整个金融体系就可能陷入僵局,由于信心受到损害,企业和消费者获得借贷更难、更贵,其影响也溢出到实体经济中。

理想的解决方案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债权人同意以一种对他们每一家都稍有损害但比赖账不还对大家的损害更小的条件延长其贷款——就像韩国的情况一样。但不管以什么方式来促成这种协议都会带来难办的问题。联储管理金融机构,不愿意被看成强迫贷款人采取行动。而如果没有外部压力,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债权人几乎肯定不可能走到一起来。银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将从防止资本管理公司陷入无力偿债的协议中获益。但如果能搭协议的便车,不管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每家银行都会得到更大的利益。即,在其他各家都做出牺牲来维持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继续运作时,分文不损地撤出。

纽约联储总裁比尔·麦克多诺在联储的纽约总部召集了一次大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首脑参加的会议。他采取了一种取巧的做法,把国内最大的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们打电话叫来,然后就离开屋子让他们自己商量协议的细节。经过大量扯皮之后,14家不同的机构同意提供总额近40亿美元的额外贷款给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其中附加了严格的条件。这次资本注入使这家对冲基金公司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以更有秩序的方式出清其头寸。尽管我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即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倒闭可能带来整个体系的动荡,但在当时的总体市场和经济情况下,我认为这些忧虑以及比尔的行动都是合理的恰当的。

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事件产生出来的一个更大的公共政策问题是,是否能采取某种措施以减少未来再发生这种事件的可能性和严重性。这是拉里、艾伦和我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其中一些讨论是在金融市场工作小组的会议期间进行的。比尔·麦克多诺、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亚瑟·莱维特、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布鲁克斯利·波恩、其他的主要金融市场管制机构主管以及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吉恩·斯珀林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的某些成员认为,衍生工具如期权、期货和远期合同的价值取决于某种附属证券、货币或商品的表现,其价值会以复杂的方式,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经纪人也难以预测,因此,天生可能导致系统风险。另外一些人认为,对冲基金如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能获得没有限制的杠杆借贷是一个问题。也有人认为两者都不是问题。

我认为,衍生工具和杠杆借贷都会带来问题。在芝加哥期权交易委员会创建之初的探索时期我就开始接触衍生工具。通过提供一种更有效、更准确的管理风险的方式,衍生工具可以服务于有用的目的,但在体系紧张时他们也能制造额外的问题。抑制这些风险的方法之一是限制衍生工具的买家和卖家所能获得的杠杆借贷数额。如果你认为周期性的市场过热由于人性总是可能带来过热而是不可避免的,你至少应该努力限制它对体系的损害。通过减少头寸的规模而增加支持每份头寸的资金额,对资本和保证金的要求——都是对杠杆借贷的限制——有助于实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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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

拉里认为我对衍生工具的风险过度担忧。他的看法在市场的许多新手中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衍生工具通过让每个人都接受他愿意接受的那类风险而在分配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并不完全。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见到过衍生工具对动荡不安的市场施加额外压力的情况(比如,在下面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在股票市场中发生超额抛售:证券投资组合经理人将买入期权卖给套利者,而在市场下跌的情况下,后者则对应此买入期权进行股票做空来对冲以保护自己)。我还认为,许多使用衍生工具的人并不完全理解他们所承担的风险——1986年在高盛公司就处于这样一种情况。拉里的观点在通常情况下是有道理的,但在我看来似乎没有考虑在异常情况下可能发生的问题。当然,拉里认为我只是想让市场保持19世纪60年代我学习套利业务时的样子——又是他那套“用木拍子打网球”理论。

1998年夏天,亚洲传染病终于到达了拉丁美洲,从而在危机最深重的时期进一步加剧了沮丧感。9月,人们开始像几个月前谈论俄罗斯一样谈论巴西这个世界第八大经济体。巴西有着固定汇率制、庞大的经常账户和预算赤字,还有巨额短期债务到期,总统大选也即将进行。债券市场的混乱因俄罗斯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而加剧,使巴西的债务展期更为困难和昂贵。对其债务的可持续性和该国各省的财政控制——已存在一段时间——的潜在忧虑显现出来。外国银行开始减少放贷,外国投资进入的速度减至点滴细流。由于政府坚持针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中央银行一度很庞大的外汇储备迅速耗尽。市场开始流言纷传,说巴西已濒临无力偿债或贬值或两者均有的边缘。

由于全世界的金融市场都处于极大的紧张中,我们担心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对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后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和联储以及其他大国都开始紧张地共同工作,要提出一个可信的拯救方案。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与巴西达成可操作的改革计划,那么这个问题所牵涉的利害关系就已经大到足够证明将美国政府的资金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一起投入风险领域的合理性了。

与俄罗斯的情况不同,我们对巴西的改革决心有很大的信心。在费尔南多·卡多佐的领导下,巴西历史性的极度通货膨胀问题——这是我在大学时高年级论文的题目——似乎最终得到了解决。这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南美洲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45%,从19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复苏以来,他已经采取了重要的步骤来实施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其政治领导人也愿意号召其人民来支持那些短期会带来困难、但为稳定和增长所必需的政策。卡多佐的非常能干且经验丰富的经济团队——由财政部长佩德罗·马兰率领——也认识到其他的替代方案只会更糟糕。

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存在争议:该国的汇率政策。卡多佐总统实施了某些在巴西财政赤字的背景下合理的重大改革,比如削减支出和增加税收。但巴西人不愿意让雷阿尔贬值。1994年卡多佐之所以当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雷阿尔计划”,该计划将巴西的货币固定钉住美元,这样做,成功地将高达2700%的年度通货膨胀率制服。巴西的决策者对其经济中历史上的魔鬼有着根深蒂固的、可以理解的恐惧,认为浮动利率可能要冒通货膨胀复燃的风险。但我们认为让币值严重高估的雷阿尔浮动,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可操作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使我们要面对不愉快的选择,或者在似乎不利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庞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除非巴西同意浮动其汇率,否则就拒绝贷款,从而强迫贬值。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计划在固定汇率、币值高估的环境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至多只有50%。但我们也不太想在这个问题上推动得太过分,因为通货膨胀问题是真实的,而卡多佐和他的团队也可能是对的,让雷阿尔贬值可能会使巴西重新坠入通货膨胀的漩涡之中。

就像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情况一样,美国政府中的某些人认为一个强有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在汇率稳定基金资金的支持下就能解决问题。如果巴西有X亿美元的储备,Y亿美元的到期贷款,那么一个Z亿美元的应当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另一个无法计算且可能淹没计算中其他所有数字的数字:潜在的国内资本逃离规模。由于某种原因,对这一问题的大多数讨论都忽视了这个在危机复苏阶段最大的问题。如果巴西人对该国货币开始失去信心,并把他们的雷阿尔兑换成美元,那么额外的大规模外逃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但即使不贬值、尽管发生不利情况的可能性很大,在那年秋天继续向巴西提供贷款的主张仍然很有吸引力。在俄罗斯问题上,对政治和核武器的担忧是关键。在巴西问题上,外部环境改变了平衡。全球经济的脆弱性如此严重,以至于我相信值得试试这个计划。即使只获得几个月的喘息时机,也可能足以渡过金融市场紧张这个危险时期。而在1998年秋天,面对世界市场持续不断的不稳定,要求巴西让雷阿尔贬值可能风险很大。巴西的货币无序贬值导致更多的货币动荡并向其他地方蔓延,而巴西可能陷入更深的危机。在亚洲、俄罗斯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事件之后,在一个已经脆弱的环境中,另一次这种冲击可能导致真正的全球性衰退。

在我看来,是否帮助巴西从来就不是真正的问题,尽管在汇率不浮动的情况下继续执行计划的决定是艰难的。我记得,有一次坐在拉里的办公室开会,自己想到,这是另一次在坏选择中做选择:情况对我们不利。但即使他失败,他仍可能是正确的决定。尽管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不采取行动的风险极大。即使我们未能拯救巴西,我们仍可能将崩溃的影响推迟6到8个月,这足以证明这一努力的正当性。我并不相信这些看法能把批评挡住。如果拯救巴西的计划失败,没有人会看这一决策的质量或推迟影响所带来的好处。他们只会说:你把一大把美国人民的钱都扔进了下水道。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克林顿异乎寻常的理解力和直觉的又一例证。拉里和我去了椭圆型办公室,把我们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并把美国的资金同时投入而不只是作为备用选择的理由陈述了一遍。我们也要劝说其他大国政府同样这么做。克林顿赞同继续执行计划。但他接着说:“要知道,我对墨西哥计划的感觉很好。我觉得那个计划将会起作用。我对这个计划的感觉不是那么好。对我来说他只是似乎机会更大些。”

大规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确实在一段时间即11月和12月里帮助了巴西。但1999年1月不稳定状况更猛烈地回来了,当时巴西政府没有采取计划中的某些财政措施,货币政策也过早的放宽,而巴西第二大州拒绝向中央政府偿付到期债务。巴西财政状况的恶化再一次使投资者争相出逃,使政府的外汇进一步减少。随着,国库的日益空虚,中央银行行长辞职了。巴西试图向墨西哥那样以一种故意安排的方式来调整其汇率政策,但这没有效果。一旦陷入困境,控制下的贬值很少能—如果能的话——产生效果——这次也没有生效,仅两天后就崩溃了。雷阿尔急剧下跌,一天之内就跌去了10%,到1月底已下跌30%以上。不到三个星期,新的中央银行行长也下台了。

但那时,全球环境已经好的多,金融市场对巴西问题的重新出现泰然处之。从这个很重要的意义来说,我们的赌注是值得的。那时,联储已经将利率下调了三次,而货币政策上的放宽对稳定金融市场发挥了重大作用。最终允许汇率浮动也被证明是巴西经济的转折点。巴西人对浮动汇率制会使通货膨胀复归的担心也没有成为现实。这和卡多佐和马兰选择AF来担任银行行长有很大关系,AF是一位深受尊重的经济学家和经验丰富的市场经纪人,他在2月初上任。其迅速行动提高了利率,使中央银行变得更加可信。

与国际上对如何使私营部门卷入——我们的欧洲同事对此特别关心,他们把自己政府的钱提供给了巴西——日益增长的国际关注相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七国集团一直在寻找让外国银行“介入”的方式。这时,全球资本市场已经足够稳定,我们不用担心这会促使借贷人从美国或者其他新兴市场抽回资金以回避风险。在纽约联储办公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巴西的主要美国银行债权人同意延长对巴西的贷款,而国际货币组织也同意提供额外的援助资金。不久,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在拉丁美洲似乎已经结束,而全球都出现了经济更为健康的令人安慰的信号。

到4月份,情况似乎真的在变好。美国的金融市场重新正常运作,而恐惧感已经消退。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联储迅速的提供流动性和削减利率的行动。巴西又能在私人市场上借贷了。巴西经济实际上在1999年已经增长,而通货膨胀也受到抑制。韩国提前偿还了他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借款,也能从私人资本市场上借贷了。其他亚洲国家也回到了增长的道路上。

复苏的模式尽管各国各不相同,但在我看来似乎都证明了国际社会对危机反应的正确。普遍采用浮动汇率制尽管起初很痛苦,但随着出口递增带领危机国家重上增长之路,现在已成为复苏的基础。泰国、韩国、巴西这些自主推行广泛改革的国家,信心正在恢复,外汇储备正在实实在在地增长。国际贷款与政策改革的结合是行之有效的,而对另外一些国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情况就复杂一些。汇率的下跌使他们更有竞争力,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也减少。但对于政策方向、对于债务困难如何解决等问题的迷惑都对此投下了一层阴影。这些不确定性得不到解决国内外的投资者都不愿意冒险投入他们的资金。

回头来看,我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对付危机的办法是合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美国政府和其他各国政府的合作和介入,帮助那些采取了恰当行动的国家扭转了金融混乱局面。这些努力带来了经济基本面和发展中国家增长前景的极大改善,并帮助避免了更严重的、可能严重影响工业化国家的全球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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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

这并不意味着问题解决了,“成功国家”也就走出危机了。随着危机感的消退,有许多国家经济改革中的政治活动再次变得困难。有一个问题,看得越仔细就越清楚,那就是世界上没有哪个经济体的政策完美无缺。许多人在解释那些遇到严重麻烦的国家的错误时方式都过于简单。不管其经济政策和措施显得有多么健康,每一个经济体的政策包括我们自己的都远非完美。

我记得,卡罗琳·阿特金森曾在我们团队的许多会议中一次提到过这一点。在巴西危机的那一个时期,我们有一大堆人围坐在会议桌前。某个人说,巴西有这些强有力的政策,国际货币组的援助计划应该更容易发挥作用。用经济术语来说,那是个“好”国家。

卡罗琳蹦起来说:“是啊。而如果他们陷入无力偿债的境地,那我们就会说他们一直都是不可救药,并回过头来找他们那些可怕的错误和糟糕的政策。”这是一个很有见解的评论。每个国家都有各种不健全的政策和结构性问题,也有着各种优势。如果美国面临某种经济危机,人们会指出一大堆问题来作为理由——我们的低储蓄率,庞大的贸易赤字,非常高的消费者和公司债务水平,现在我还可以加上深受困扰的长期财政状况。

尽管许多人尤其是金融界的人似乎相信金融危机只是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和政策问题的结果,但我相信在繁荣时期的过度借贷和投资也难辞其咎。正像安瓦尔注意到的,每一笔糟糕的贷款后面都既有贷款人也有借款人。走向金融过度的倾向似乎来自人性中固有的某些东西,就像人们在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教训方面巨大的失败一样。美国西南地区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并没有阻止投资者在亚洲的过度投资。亚洲危机也没有防止纳斯达克泡沫继续发展。走向极端的倾向是一种集体心理现象,似乎会不断的重复自己。

但我仍然对危机心理消失的如此之快感到吃惊。人们会很迅速地忘记痛苦经历带来的教训,而这会导致糟糕的决定。一个例证是,韩国刚能从私人市场借贷后发生的事。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能以合理的利率从私人市场借钱会为韩国危机后的经济带来信心,强化该国在金大中领导下的政策走向可信度,并促进增长。

新的韩国财政部长在前往纽约签署新贷款协议的途中在华盛顿停留。但在他到财政部来拜访我们之前,我们的人告诉我说,这位部长不打算继续贷这笔贷款,因为,他们的投资银行家告诉他利率会比他所期望的高25个基点——或者说是1%的1/4。

“你肯定是在开玩笑。”我说。这个国家一年前还处在无力偿债的边缘,那可能是会有巨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而现在这个政府在自己能借款时仅因为25个基点就不借了吗?也许他是受到了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不能支付比某人所认为的合适价格更高的价格——但我还是不能相信。通过这次债权发行,韩国在全球金融市场重新树立自己地位的机会的价值要远远大于25个基点。

韩国财政部长和他的翻译走了进来,他们都坐在我会议室的桌旁。我们开始交谈,我说:我知道你们打算筹措这笔资金,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因为你们认为利率高了25个基点。在重新树立你们自己是如此重要的情况下,25个基点或者是100个基点又有什么分别呢?”

财政部长回答说,25个基点就是25个基点。我们不应当付这么多。我告诉他我跟市场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能拿到就把钱拿走——市场上情况可能会变化的非常快。如果这次发行进展顺利,韩国可以借更多的钱,在利率方面也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撤出会再次在投资者的心中激起疑问。但我们的争论还是在继续,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有点失去耐心。“你知道吗?”我说,“我并不真的关心你们做什么。那是你们的国家,不是我的。”会谈中,每一个人都望着我,好像我已经丧失了理智。可能我是,但是暂时性的。韩国政府和韩国人民对危机应付得非常好。但我这种反应是针对聪明人在与金融市场有关的问题上表现出的短视而做出的。我在高盛公司曾多次见过这种行为,经纪人和客户都有。陷入困境的人获得了一个可能是短暂的逃脱机会。而这个人的反应通常是忘记几天前的困境,而重又为0.25个百分点争吵。

到1999年夏天,我在华盛顿已经待了6年半,打算离开了。桑迪·伯杰曾这样评论在政府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正面因素提供的支持越来越少,而负面因素的感觉越来越沉重。对我来说,这二者显然是交织在一起的。我觉得自己想摆脱一直肩负的重担。现在,弹劾斗争已经结束,亚洲危机已经平息,出现了一个我能离开的时机。我并没有抛弃处在困境中的总统。如果有新的经济问题出现,有

Chapter_6

拉里在财政部,吉恩在白宫,政府在这方面有强有力的领导。我不想强迫自己的运气再坚持另外一个0.25个百分点。

至于亚洲金融危机,批评者认为某种明确的立场会比我们实用主义的恢复信心和处理政策问题的方法更有效。但这些理论观点虽然经常提供重要的见解,却没有考虑应对一场真正危机的所有复杂性。处理危机是混乱的,因为现实就是混乱的。在某一点上,援助俄罗斯是合理的;而在以后另一个阶段,却又不是。尽管人们非常想,但没有哪个明确的回应或绝对主义的立场能确定无疑地解决这些问题。回过头来看,计划中的某些元素本应做的更好。但是,即便如此,由于我们的介入,这些国家的人的境况比我们不介入要好得多。对错误的反思常常混淆了一个更重要的观点,这就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办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与实质上改革相结合——给那些在合理的程度上进行自主改革的国家带来了相对较为迅速的复苏,并避免了更严重的多的全球动荡的真正风险。市场为基础的方法的可能最好的证明——相对于试图通过更多的管制,资本市场控制和贸易限制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使新兴市场国家政府自己作出的决定,其中包括某些在他们的国家处于弱势地位的选民的授权。韩国的金大中和最近巴西的路易兹·伊纳西奥·卢拉·达·西尔瓦都是靠民粹主义的政纲上台的。他们俩都选择了持全球一体化的目的在于培养市场信心的政策体制,在他们完成减少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使命上发挥一点作用。

与此同时,亚洲危机的全部经验给我留下了这样的看法,那就是未来金融危机的发生几乎是肯定不可避免的,而且可能更严重。市场在扩大,信息流动在加快,流量在扩大,贸易和资本市场不断继续隔阂。因此,迫切的是要关注如何将这类危机的频率和严重性减到最小,如果他们发生或他们确实发生如何才能最好的应对。指出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没有人能够预测下一次会发生在哪一个领域——房地产、新兴市场或是其他任何领域。我记得,在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破产时约翰·怀特海在高盛公司曾对我这样说过:“现在我们用各种新的办法来处理商业票据,”他说,“而下一次危机会从现在没有人关注的方向出现。”

全球经济危机还使我对全球化的政治层面深感忧虑。对许多人来说,亚洲危机第一次突出展示了全球化潜在的危险和缺陷。这些问题的出现是以权衡后利益要大得多、但常常得不到充分认识为背景的。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会未能延长克林顿总统的快车道授权以进行国际贸易协议谈判。在我准备离开华盛顿时——就在抗议者走上西雅图街头示威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几个月之前——我已经发现,在全世界要保持这一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和贸易自由化的支持已经成为一个大得多的政治问题。

一段时间以后,当坐在纽约我的早餐桌前时,我在报纸上读到了布什总统新任命的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的评论。奥尼尔对我们处理亚洲金融危机的方式进行了严厉批评。他称我为“消防部部长”,并且说我们相互联系的市场理论是过去的时髦,应该像“呼啦圈”那样退休。奥尼尔有关危机应对的观点是,通过让管理不善的新兴市场经济失败,新政府就可避免道德风险问题。

我喜欢保罗,我甚至不介意他称我为消防部部长。但在我读这篇报道时我对自己说:他们说他们不会干预。但他们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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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

他们确实干预了。当2001年初土耳其危机爆发时,由于该国的战略重要性,布什政府介入。同年当阿根廷陷入困境时,布什政府对另一次大规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计划,但在2001年末拒绝再次这样做。第二年,他向乌拉圭通过汇率稳定基金直接提供了美国资金,并支持对巴西的非常扩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计划。不管政府在哲学上是倾向于支持还是反对援助计划,他最终都得支持,因为美国自身的利益包括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都会深受影响。许多人在开始分析时都带着预设的观念。但一个人空想出来的一板一眼的看法和你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棘手现实时的看法是不会相同的。在不确定的世界政治和生意第十一章政治和生意卸任财长一职是个需要进行管理的过程。1999年春,尽管全球经济危机程度减轻,有关弹劾的争斗也已结束,令人忧虑的事仍有很多——有些与我正离开的那个世界有关,也有些与我正想着回去的那个世界有关。

指定拉里·萨默斯作为我的继承人解决了最大的问题。在确定美国对亚洲危机的政策反应的实质内容方面,拉里发挥的作用比其他任何人都大。政府内外的许多人都认识到他在思想方面所提供的指导作用。但拉里并不只是一位严谨而有见解的思想家。作为一名管理者,他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我觉得,无论在工作还是在与政府、国会、企业界和金融市场打交道的能力方面,他都已完全准备好了。

记得有一次在幕僚长的办公室,有人递给我一张写着预算数字的纸。拉里和我一起开始研究这些数字,圈出某些,在某些数字旁打上问号,在空白处进行粗略的计算。拉里后来对我说,人们对写在纸上的数字有两种反应。有些人看着他们,认为他们是给定的,并由此继续。其他人则看着这些数字,开始置疑他们,寻找不一致性,探究他们的含意和他们所叙述的东西,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感到好奇。拉里和我都有这种性格,不仅关心数字,更关心各种各样的假定的确定性。尽管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但我们在这方面有着共同的性格,使我们作为同事非常合拍。

对留下来的经济团队我也非常有信心。吉恩·斯珀林现在取代了我原来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多年来,对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吉恩已经形成了一种认真的目标明确的态度:财政纪律,贸易自由化,积极应对国际性经济危机以及与教育和内城区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在第二个任期,吉恩围绕着诸如社会保障改革和正在出现的预算盈余之类的问题建立起了非常有效的工作机制。

这是更大的看法的象征性说明。先是在劳拉·泰森——她很有见解并总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总统——其后又在吉恩的强有力领导下,国家经济委员会在6年半的时间里一直处于经济政策制定的核心,对几乎所有经济问题提供了一种类似诚实经纪人的工作机制,预示着他未来的成功。而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处理有所不同,这是财政部牵头的,但即使是这类问题,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也会把相关的内阁各部和白宫官员聚在一起,对重大的政策选择进行讨论。一个简单的小插曲就能说明当选总统比尔·克林顿这个创意的高明。在第二个任期内,有一次政府内部就如何应对提高钢铁进口壁垒的强大压力问题产生了分歧。麦德琳·奥尔布赖特和我都如此强烈地反对提高壁垒,以至于我们决定向总统递交一个联合备忘录。另一方面,吉恩和我也都同意这会损害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机制,且只向总统提供了一面的看法。因此,吉恩启动了一个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快速机制,向总统提交了一个备忘录,其中包括了双方的观点,并把想表达自己观点的内阁成员的备忘录附上。通过严肃对待良好的工作流程,在公平而最有利于促成政策建议被接受的机制下,总统获得了做出在完全了解情况基础上的决策所需要的资料。

至于我的离职,我最直接的关注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要离开是因为我觉得在6年半之后我已准备好离开,我不想任何人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内部的意见不同或其他什么问题所致。市场参与者必须能安然接受我的继任者及其经济团队。一个特别的忧虑是吉恩对我提起过的:某些人可能会把我的离开解释成这意味着克林顿实际上已不再重视经济政策制定——或者是因为我们已不再面临重大的经济问题,或是因为有一个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他余下的一年半任期中,总统在政治上无法再做什么事。我还很想避免在宣布与离开期间成为跛脚鸭——首席执行官在实际下台之前宣布辞职后,这种情形我在公司曾反复见过多次。部分挑战就在于如何找到既公开谈论我的离职而又满足这些不同需要的方法。

身处企业的高级职位,下台可能带来许多需要管理的问题,但华盛顿一个内阁级官员的离职甚至更为复杂,可能会产生在私营部门时无须面对的后果。我把自己的离职看成另外一个需要小心管理的机制。为实现平滑过渡,我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顾问。于是,我请汤姆·多尼伦与我就宣布辞职以及如何管理宣布后参议院批准拉里的任命前可能五六个星期的时期的问题私下交换意见,他是前助理国务卿,也是我从蒙代尔竞选时期就认识的政治内行。在与汤姆交谈时,我做了大量的笔记,关于我在内部说些什么,对外说些什么,我应当对谁说,什么时候对他们说,困难的问题可能有哪些等等。我试图预见到所有的困难。

汤姆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再为跛脚鸭的问题忧虑。“这种离职不同,”他告诉我,“直到你离开之前,你都是财政部长。你不会成为跛脚鸭,因为外界会继续认为你拥有该职位的权威,直到你下台的那一天。”实际上,我更担心在坐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或助手主管们的会议桌前时我非正式的地位,在这些场合,你的影响并不仅仅取决于你的职位所赋予的权威。但对此,汤姆同样不认为我会有问题,这可能是因为我从这届政府成立之初就在其中任职,有着事实和名义上都很稳固的地位,并且会保持我的内阁职位所赋予的权威直到离职。多尼伦是对的。在这方面和所有其他方面,我的离职和拉里的就职和我所能期望的一样顺利。

我要面对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以后做什么。为帮助自己想通这些问题,我拿过一本黄色拍纸簿,开始写下要问自己的问题:在离职后我想用什么来打发时间?我是否介意重回金融界?是否介意继续卷入公共政策领域?是否介意卷入民主党政治?是否想赚钱?

在华盛顿的6年半时间里,我仍关注市场,但那是从外部关注。我担心,尽管曾在华尔街工作过多年,我仍可能丧失来自于在纽约工作时那些对市场的感觉。为了回答以后干什么的问题,我得到华尔街稍微转一转,与人们以在财政部时不可能实现的诚恳程度谈谈。1992年以来,金融环境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作出有关自己的有根据的决定之前,我需要更好地了解市场的现状。我还得决定将我的个人资产投到何处。在华盛顿期间,我的个人资产做得都是绝对信任委托。一个曾在尼克松政府供职的朋友告诉我说,在这种安排下,他的净财富损失了一半。我不想损失我所拥有的,又不能在投资选择方面发挥任何作用,甚至不能在对市场情况感到不安时保护自己的资产,因此要求我的受托人在投资上要非常保守。但现在我自己可以重新涉足市场,就要面对是否更积极地投资的问题。我的职业和个人财务问题在许多方面都是相互联系的。只有使自己投身纽约的金融界并使自己对市场的看法完善之后,我才能决定我是否想在任何层面上参与市场。

1999年夏天回到纽约后,我开始在对外关系委员会工作,他答应在我离开政府后的过渡期内接纳我。此后几个月我在一间类似阁楼的办公室待着,这间办公室俯瞰着东区城市住宅的后部。以这间令人愉快的阁楼作为我的临时基地,我拜访了多年来结识的各种各样的人——从对冲基金经理、私人股本基金投资者、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家到亨利·基辛格和沃伦·巴菲特。就人们对经济前景、地缘政治前景、市场状况、变化中的金融部门结构以及我自己的工作选择和个人财务问题,我做了大量笔记。

我所做的第一个决定是担任全国性非营利组织“本地倡议支持组织”(LISC)的主席。我在财政部时,对他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敬意。我知道自己还想继续参与内城区和“本地倡议支持组织”有关的问题,该组织为城市和农村社区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这似乎是参与进去的极好机会。我还返回西奈山医疗中心董事会,1992年末我加入克林顿政府时不得不退出了这个董事会。

除此之外,我知道自己想继续积极参与公共政策问题,但我并不太清楚应当怎样做。既然我已经离开华盛顿,我怎么能继续得到足够的信息来保持自己的参与呢?现在我只是一个没有权力的前政府官员,会有人关心我所说的东西吗?在离开华盛顿之前,我向鲍勃·斯特劳斯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以他特有的坦率说:“你现在是颗葡萄,但你会成为一颗葡萄干。问题只是需要多长时间而已。”我认为葡萄也可以变成好葡萄酒,但我觉得鲍勃会当场嘲笑这种想法。

原来在高盛公司的同事斯蒂夫·弗里德曼告诉我说,处于我这样位置的人有两种基本的职业模式:我可以列个单子,把我想要做的各种不同的事集合在一起;或者我可以像在高盛公司时那样有一个主要工作,所参与的其他事处于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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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节

在这儿能将我最了解的最有效地运用。但在金融部门工作还为我提供了一个保持对现状的了解,并因身处其中而获得知识和见解。这将有助于提供一个我参与所关心的公共政策问题的基础,并使我为这些问题的解决贡献的努力更具价值。财务上我并不紧张,但我也是个有适度的商业追求的人,我觉得自己想得到财务上有所回报的东西。最后,不管什么原因,实际上我觉得大型组织的管理问题非常有趣。(我的大多数朋友认为这是个人性格问题,我应当以另外的某种方式来解决。)

但我的另外一些工作选择标准使事情变得复杂。我非常清楚副手与部长之间的区别,非常清楚负很大责任与负最终责任之间的区别。我在高盛公司和财政部负的都是最终责任,我不希望还是这样。我已经进入了生命中的这样一个阶段,这时我想生活得稍有不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家庭、垂钓、阅读以及我关心或觉得感兴趣的任何事情上面。因此,我不想成为首席执行官。

但不管到哪儿,我又确实想成为核心管理结构中的一部分。一位离开克林顿政府并在一家金融公司担任非常有吸引力的高薪职位的同事对我的思考有很大影响。他到财政部来拜访我,说:“我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工作,但我从未成为核心管理层的一部分。而如果未能进入核心管理层,就缺少了些什么。你感觉不到你是这个世界的核心部分之一。”他说的这些我深有同感。经历丰富的人在外人看来一般都是公司的重要人物,而实际上他们在管理上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从这一点出发,我在工作的寻找中增加了这一标准。

利用作为老政治家的一种类型的前财政部长——尽管我既不算老也不是政治家——来提供建议,与客户打交道,就像亨利·福勒受雇于高盛公司发挥的作用一样。这可能几乎对任何金融机构都有吸引力。但在核心管理层中制造一个职位是更大的挑战。将这样的一个人放入组织的高层可能会令人尴尬。他不想做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或首席财务官,也不想在任何有关公司业务的问题上有决策权。那么他做什么,如何融入组织?

我真正努力想为自己制造的是一种类似顾问的职位。或者成为一个不管部部长,在许多领域都可以插手。在财政部时,有一段时间我很想找一个顾问来为我发挥这种作用——他应当非常有经验,但没有他自己的安排,能成为我和部里其他人的咨询人。如今我在私营部门为自己寻找那样一个职位。理论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管理主张。许多首席执行官都会从一个忠实于本机构、但在重大决定中又没有自己的利害关系的人提供的建议中受益非浅。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实践中这几乎从来没听说过。大多数的总裁可能都不希望在他们自己的公司里出现一个有独立立场的人物。这样一个来自公司外部的人似乎很容易看成对公司其他人的威胁。有着必需的责任能力和经验的人中也不会有很多会满足于只是提供建议——这些建议完全可能被忽视。

我也不能肯定是否有人愿意创造我所寻求的那种角色。但几乎所有我认真谈过的公司都提出了某种办法,这些办法彼此都略有差别。这些公司的解决办法都是非常规的,因为这种情况是非常规的。大多数的可能办法都涉及以不同的方式成为董事会的非执行董事长或成为董事长办公室的一部分。有一家公司提议我管理一个类似公司内部思想库的机构,另一家公司提议我关注高级管理人员的代际过渡的指导。每一个提议都代表一种潜在的具有吸引力的机会,但是他们的可行性都在某种程度上有疑问。

我快要作出决定时,朱迪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为我举办了一个“欢迎回到纽约”的宴会(这可能是她的一个聪明的方法,以此确保我不会在华盛顿找另一份工作)。花旗集团的联合首席执行官桑迪·维尔也在那儿,我们聊天时他邀请我到他办公室谈一谈。

我说:“很高兴和你谈话如果你愿意的话。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就快接受别的工作了,我也不认为在花旗集团工作是我想要做的事。”我不想和桑迪在虚假的借口下会面。但桑迪还是想谈一谈,于是我到他办公室见他。

桑迪是个著名的推销员。他使花旗集团听起来像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他告诉我花旗集团的业务遍布102个国家,从事多种多样的活动:投资银行业、保险、零售和商业银行、信用卡、资产管理、一家私营银行以及在新兴市场参与几乎所有业务。结果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花旗集团是联合首席执行官制:桑迪和约翰·里德由于花旗集团和旅行者集团的合并而被带到了一起。这是一种非常规的结构。媒体的报道也表明他们之间也存在着问题。直到我到花旗集团以后才明白的是,尽管桑迪和约翰的个人关系非常好,而且两人都非常能干,他们的工作关系却不是同样有效。

见过桑迪以后,我会见了约翰,然后我又见了桑迪。似乎在一个月里几乎他每天给我打电话。我开始产生这样一个感觉,尽管桑迪有着性格豪放霸道的名声,我还是可以和他共事的。在大概是第四次见面以后,我对朱迪说:“你看,我并不太想干,但这个地方确实非常有趣。”而她回答说:“这是头一个你似乎真正感到激动的职位。难道你不该干吗?”

于是我干了。宣布后不久,阿尔·亨特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批评我接受私营部门高薪工作的决定。他对我重返商界感到失望,说我可以在其他地方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对阿尔非常尊敬,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或者为什么就因为我曾经为公众服务过我就得变成修道士。而且,我确实也想继续涉足公共政策和社会活动——实际上,我和花旗集团的合同特别说明,我的一部分时间要花在这方面,在这些问题上我也会表达自己的、独立的看法。如果阿尔的立场变成标准,我自己觉得,商界的人可能会因此而不愿意进入政府——这对双方都有害。这就会带来某种更像欧洲体系的制度——公务员和政客很少有私营部门的经验,而私营部门中懂得政府运作的人也相对较少。我还认为,在有关我在阿尔所关心的问题上发挥我的能力的方面,阿尔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如果我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不仅基于我在政府的工作经验,也基于与全世界的金融事务和市场保持最新的接触,我的贡献会大得多。按鲍勃·斯特劳斯的说法,如果我不让自己重新投身企业和金融界,我瘪成葡萄干的速度就会快得多。

由于前面阐述过的原因,在政府工作比我从事过的任何一项工作都费神得多。工作总缠着你,你总处在公众的视线之中。你永远不会完全清楚自己的角色。你的计划随时可能被打乱。在私营部门你也会有类似的经历,尤其是在问题出人意料地爆发时。但除非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压力的程度和发生的频率都不能与政府部门相比。就任在花旗集团的新职务时,我希望的是能更多地控制自己的时间——这既指更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也是指有更大的自由感。

我记得曾与萨姆·纳恩有过一次交谈,他在我离开财政部之前的几年从参议院退休了。萨姆告诉我要当心,因为我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承担了太多的责任。他说那正是离开参议院后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我说:“萨姆,我知道你可能碰到了这种问题,很遗憾。但事实上我很了解自己,我知道这方面我会处理好的。”尽管我通常会对自己做的任何事都非常投入,而且对几乎所有事都感兴趣,但我觉得自己有自知之明和自制力来过一种合理平衡的生活,这一次会管理得有所不同。

但我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的正是萨姆·纳恩所描述的那种境地。这部分是因为我对自己判断错误,也是因为我低估了花旗集团以外的世界提供的机会数量之大,同时也是低估了花旗集团的规模和业务范围有多么大。作为世界最大的金融公司,花旗集团从事所有业务,既有这一行业中最大的新兴市场交易业务,也经营着世界最大的信用卡业务。从外部是很难感受这种业务规模和范围意味着怎样的复杂性的。我离开时,高盛公司有6000名雇员,这在我看来似乎已是规模巨大了。我在高盛公司期间,我们只进行过一次兼并,接管了商品期货交易公司J· Aron公司。而我加入时,花旗集团有18万名雇员,一般每年都进行好几次兼并——其中会有一次或更多次是大型兼并。

我试图以我通常的方式来掌握公司的活动:掏出黄色拍纸簿,四处走动,与人谈论其业务。我在财政部时的助手主管迈克尔·弗罗曼也来到了花旗集团工作,他伴随着我。但我们所发现的与我的期望完全不同。比如,我以为信用卡业务部是一个坐满了跟踪支付记录的职员的办公室。而实际上,这是项精算业务,一大群拥有研究生学位的人使用他们开发的极其复杂的统计模型并不断进行试验,其中还包括27位博士,他们获得学位的领域与“决策管理”有关。他们利用计算机模拟来检验信贷决定,并用模型来推导信用卡条款或营销的小变化会怎样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并进而影响企业的回报。

很快我就开始了解其他的我以前从未打过太多直接交道的金融领域:商业贷款,消费者银行业务,资产管理,私人银行服务,次优贷款以及一系列的新兴市场业务。我花了一年中的大半时间,只获得了对花旗集团及其多种多样的业务的初步认识。在那一年,我开始觉得自己个人在公司的投入要比原设想的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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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

到公司后不久,我就卷入了与所罗门美邦公司有关的问题。这家投资银行是在1997年旅行者集团将其子公司史密斯·巴尼与所罗门公司合并之后诞生的。在我到公司之前,纽约金融界一位重要人物对我说,所罗门公司曾经一直是固定收入交易的一支主要力量,但已不再是一家第一流的公司。我很快就认识到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尽管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遭受一系列的挫折,所罗门公司依然是一支主要力量,似乎仍在努力向前。在拥有原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能力,尤其是他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固定收入交易公司的地位以及信用延伸能力后,花旗集团就能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来满足客户的需要。但该公司确实面临着许多重大的战略性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在欧洲更有效地开拓市场。为实现这一目的,花旗集团一直在进行谈判,想收购一家著名的英国公司施罗德有限公司以作为在欧洲扩张的平台。由于施罗德公司的人担心所罗门公司依然像《骗子的骗术》时代的所罗门兄弟公司那样,合并遇到了麻烦。《骗子的骗术》是迈克尔·刘易斯撰写的著作,这本非常著名的书把早期的所罗门公司描写得非常不守规矩。施罗德公司的人要求我飞到伦敦参加一个星期六的晚宴,与他们一起讨论所罗门公司的文化,使他们自己能满意发现所罗门公司现在是以一种更文明、以客户为中心的方式运作的——所有这些我都很乐意干。

在花旗集团最困难的问题可能就是其管理结构,我觉得桑迪雇佣我的愿望部分来自于这样一种感觉,即我也许能帮助他和约翰更容易地达成一致决策。联合首席执行官结构的繁杂性和潜力使我很感兴趣,这是以斯蒂夫和我在高盛公司作为联合首席运营官和联合首席执行官的非常好的经验为基础的。我想我也许可以从那段经历中提取经验来帮助他们俩形成一种能更有效地运转的机制。

尽管不是一个联合首席执行官,但我现在是董事长办公室的第三号人物,因此我建议我们每周开一次会,称之为“董事长办公室会议”,我们三个人参加,花旗集团的总顾问查克·普林斯作为秘书。我将发挥一个协调者的作用,努力帮助约翰和桑迪做出决策。约翰对这一机制没有什么意见,但桑迪却在真正的利用这些会议,每次来都带着准备好的议程。他会说:“今天我有下面五件事想要谈。”然后我们就会一件一件地讨论。

这些会议对约翰和桑迪有些帮助,但决策和确定方向依然十分困难。在那个最初的时期有一个大问题是所谓——花旗,这是在合并之前约翰就已经开始进行的利用因特网的努力。那时约翰持一种在热爱因特网的人中间很普遍的看法——这完全可能是对的——即传统大公司没有准备好对公司文化进行必要的变革以更有效地利用因特网。为了防止受到压制,约翰认为要使因特网业务在花旗集团开展起来,惟一办法就是撇开传统渠道。而另一方面,桑迪认为要实现相关的倡议,要花费大量的资金。他认为,因特网的业务应该在花旗已有的结构中进行,要受传统预算纪律的约束。我自己的观点是,在大公司进行有文化震撼力的创新确实是一个问题,而在初始阶段,约翰以非常规的方式来推动可能会更好。他确实能使公司更具活力地进入因特网时代。另一方面,我觉得在该讨论进行时,对这项技术重要性的认识已经足够,因此将因特网业务转入各业务部门也是有道理的。

那只是2000年2月在花旗集团的管理委员会中悬而未决的几个问题之一,这个委员会由公司的大约20名高级管理人员组成,飞到科罗拉多的博尔德开了三天休假地会议。第一天,我们讨论了与公司未来发展有关的管理问题。德雷克·莫罕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也是公司一位非常受尊敬的高级管理人员,他做了一次我觉得现在依然富有启迪的发言。那时,我们有大约18万人。把德雷克的实际数字撇到一边,假设收益的增长率是每年10%—12%,复合平均数在6年或7年翻一倍,在10年内我们可能会有大约40万人,生产率还会更高。德雷克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性和实质性的问题:我们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机制来管理如此庞大的雇员并保持增长呢?提出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意味着除许多其他问题之外,还要找到对基本战略决策、预算、风险控制和重大法律事务的集权控制和把单个业务的更具体的战略和经营委托下去二者之间一种恰当的平衡。还有其他的挑战:要像一个小公司一样亲切地对待客户,给雇员这样一种感觉,大型组织的力量能帮助他们最好的实现他们自己的潜力而不是只成为官僚程序上的一个环节。对跨业务、跨产品或跨地理区域的问题迅速做出决策,并创造他们之间的相互合作以在收入和支出方面带来高效率。我相信这些挑战已经得到应对,但就像任何一个成功组织一样,花旗集团也在不断发展,不仅是在其领导人的指导之下,而且就其本身而言还在一种创新性的、以数字为中心的经营方式下。

在会议的第二天,讨论围绕着作为一个组织我们怎样才能运作得更好。人们开始讨论联合首席执行官结构,大多数认为他不可能运转良好,主要是因为做出重大决策和确定战略方向时的困难。讨论极其坦率。一位长期在花旗工作的雇员用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来说明他的看法:“我们只需要一颗北极星。”我后来得出的印象是,桑迪和约翰从博尔德会议回来后都会在心里认为联合首席执行官结构已难以为继。因此,他们两个人同意将这个问题提交一个月后召开的公司董事会星期日特别会议讨论。由于对那次会议的说法和报道很多,我也可以说一些我自己的观点。

当有人就这一问题询问时,我会说我认为桑迪和约翰都是极其能干的人,我的第一选择是两人都留下,以有效的方式共同工作。但如果这不可能,由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大多数来自原旅行者公司和花旗公司,而他们惟桑迪马首是瞻,因此我认为公司董事会实际上别无选择。我离开会议室,他们的讨论又继续了好几个小时。我在一间办公室里等着,看电视中的“尼克斯游戏”节目,而董事会则仍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桑迪和约翰坐在另一间办公室里,相互打趣,试图表现得轻松。接着董事会成员走出来向我们仨宣布由桑迪担任惟一的首席执行官。

这一经历使我改变了对联合首席执行官的看法。以前斯蒂夫·弗里德曼和我能共同努力,在10年里有效地管理着高盛公司,是因为我们的基本观点是相通的,也因为我们都相对喜欢分析,很容易发现解决分歧的机制,还因为我们在决策上不会因自负而发生冲突。但有可能成为首席执行官而又能这样处事的人是极其罕见的。约翰和桑迪的经历以及我所见到其他类似情况使我留下了这样一种感觉,即在公司背景下联合首席执行官有效共事的可能实际上是很低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司最好只要一位指路人。但我仍觉得,在非常罕见的联合首席执行官结构能有效运转的情况下,公司会因此而获益非浅。这一看法与实际所有的传统看法都不相同。

在以前的章节中,我谈到了早年的经商经历如何有助于我在政府的工作——并能考察企业和政府两个世界的不同之处。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公共部门需要从私营部门学的要比私营部门从公共部门学的多得多。但这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双方都要做的事。私营部门对公共的偏见如此巨大,以至于当我说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有许多东西要向政府的工作方式学时,人们总是大为吃惊。

我认为,企业可以向政府取经的领域之一是部门间的协调机制——使来自不同部门、有着不同观点的人坐到一起来,就跨部门的问题达成共识。另外两个可能紧密相关的问题是,在一种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把企业推到公共视线之中的危机中——这越来越常见——的管理问题以及如何应对备受关注的问题的政治或“信息传递”层面。而另一个则与政府本身直接相关。

1999年返回纽约后,我最真切地认识到私营部门可以学习政府经验的一个领域是:如何管理涉及众多内部利害相关人的复杂问题的决策过程。在政府中,助手主管或内阁级官员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努力使来自不同部门的不同群体的人以有效的方式工作。这是种内在的要求,因为大多数重大问题都是跨部门的,需要不同机构、选民和权力核心的协调才能得到最有效的解决(尽管我们政府的历史上不乏这种例子,协调破裂的结果往往就是事与愿违的决策)。比如,除非至少来自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预算管理局、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财政部和白宫的官员能会集在一个房间里,并在充分讨论之后向总统提出建议,否则有关内城区问题的重大新倡议是不太可能适当地得到的。

在有着许多不同业务部门的大公司也存在同样的需要。通过有效地共同工作,这些部门才能在较长的时间里使其集体利益最大化——私营部门有这样一个优势,即利用会计和酬报来鼓励人们共同工作,而大多数情况下公共部门不能这样做。但一个大公司的各独立业务部门一般不习惯于共同工作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和问题以提高整体的共同福利,而对政府来说这是必需的。公司的部门更习惯于在单独的“发射井”中工作,对本部门的经营自负其责。当公司进行跨部门销售——即利用一个部门的销售力量来销售另一部门的相关产品——或是要使产品/地理布局发挥作用时,这一问题才会突显出来。(谁负责韩国的信用卡业务——是掌管信用卡业务的人还是掌管韩国业务的人?)在华盛顿学习过如何管理机构间互动机制的人拥有一套重要的技巧,如果得到首席执行官的正确支持,这些技巧会对公司大有裨益,而他们在企业本身是难以得到充分发展的。

公司显然可以向华盛顿学的另外一个领域是理解各种政治因素,这既包括与国内和国外政府直接打交道,也包括本质上具有政治性的企业问题的处理。2001年12月,桑迪和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朱镕基总理讨论与一家中国银行结成战略性联盟来发行信用卡的问题。在将我们的建议整理提出时,我们只关注如何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而未考虑与中国政府内部政治权力分配有关的一系列更加微妙的问题。如果要支持我们的方案,中国总理需要考虑哪些政治利益呢?在那个政治结构中,谁会认为我们的提议是具有威胁性的,谁又会认为它是有益的呢?信用卡业务如果在中国蓬勃发展,消费就会得到促进,这显然是中国政府的一个经济目标。但他可能会威胁银行业中的某些人群或是对银行部门进行管理的官僚机构。朱总理是支持该项目的,但他还是失败了,似乎是由于内部存在的政治意见。如果事先预见到这些问题,我们也许能设计出一个有助于使其他集团也满意的计划。

在公司涉足有重大政治含义的问题时,政治经验在私营部门也会很有价值。在处理带有政治色彩的争议问题公司所面临的困难可以从下面这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中得到很好的说明。这就是福特汽车公司可能会因而负责的由于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UV)因轮胎缺陷而导致翻车的事故所引发的冲突。2000年,媒体报道有许多人在轿车事故中死亡或受伤,事故原因是普利斯通/凡世通公司制造的轮胎花纹有问题。凡世通公司是福特公司的主要轮胎供应商,而这些事故中许多都与福特公司制造的“探索者”运动型多用途汽车有关,这种车装备的轮胎主要是凡世通生产的。福特公司指责轮胎有问题;而凡世通公司则辩称“探索者”的设计使它比其他车更容易侧翻,而福特公司没有告诫购买者有必要以正确的方法来为车胎充气。全国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最终认定凡世通公司而不是福特公司为问题负责。福特公司和“探索者”车的名誉得到保全,但在此期间,福特公司却遭受到了本来可以避免或减轻的名誉和政治损害。

在离开财政部后,除花旗集团外,福特公司董事会是惟一的一家我同意加入的董事会。对我来说,加入福特公司董事会是一个学习如何管理大型工业公司的机会。福特公司还受到家族的强烈影响,我个人对此更是感兴趣,而且在我看来这似乎也更有可能带来对长期发展更多的关注。而且,早年我在高盛公司时,福特公司也是最重要的客户之一,因此成为福特公司董事会成员对我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在成为董事会成员后,我开始时不时地就公司面临的问题与比尔·福特交谈,他当时是公司的非执行董事长。(在最近的交谈中,比尔和我加入福特公司时的首席执行官贾奎斯·纳塞尔同意我发表在本章中出现的有关福特公司的讨论。)比尔处事轻松,谦逊有礼,会让人忘记他是个在底特律长大、姓福特的人。而且他也非常了解、非常关心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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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

当福特/凡世通的事告一段落后,比尔和我商量如何处理此事的政治影响。实质上说,公司对这一严重问题的处理似乎相当明智:立刻承诺免费更换所涉及的凡世通轮胎。这一决定花了福特公司近30亿美元,但反映出了贾奎斯·纳塞尔当机立断的决定,即最要紧的事是避免更多的人身伤亡。但在处理这一问题的媒体和政治层面时,公司天生的本能反应是让自己的法律和公关事务官员来处理。这些公司的人就我所知并没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在我看来不太可能有效地应付这种爆发性事件。我说:“比尔,你所处的环境已不再是仅仅商业的了。你所处的情况是商业问题、政治、媒体、国会调查甚至是犯罪调查交织在一起。你需要有在这种交织状况下工作过的人。”

比尔说:“我想你是对的。给贾克打电话吧。”我通过福特公司董事会会议对纳塞尔有了一些了解,非常欣赏他。他出生在黎巴嫩,生长在澳大利亚并从1968年起在那儿开始为福特公司工作。纳塞尔对汽车业有着深入的了解,也有许多很有意思的见解。我给他打电话,重述我对比尔·福特阐述过的看法。接着我告诉纳塞尔说我想提几条建议,主要是让公司官员和我所知道的熟悉政界和媒体的人接触。

纳塞尔以前从未经历过这类事件,我觉得他对我看法的理解更多的是出于理智而不是发自内心。和大多数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一样,对这类危机他缺乏经验。结果,尽管福特公司确实雇佣了一些有经验的政界人士,公司基本上还是用固有的程序和人员来处理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凡世通公司却精明地聘用了阿金·冈普事务所——我朋友鲍勃·斯特劳斯的有政治关系且经验丰富的法律公司。而一段时期内,凡世通公司在这个问题上也确实在媒体和信息传递方面胜过了福特公司。长期而言,这无关紧要,但短期来看,如果福特公司采纳了更有效的政治和沟通战略,公司声誉上的损失本可以更小。

随着这一事件的进展,我发现自己卷入了与凡世通问题无关的福特公司管理问题中。比尔·福特和大多数非执行董事长不同,他每天都接触公司事务,并在公司有自己的办公室。此外,福特家族控制着40%的股东投票权,这意味着在某种最终意义上他对公司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但比尔不是福特的老板。1999年成为首席执行官的纳塞尔管理着公司。尽管比尔尊敬纳塞尔,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对公司的状况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时常会给我打电话讨论这些问题。

这种状况对外界来说是难以理解的。纳塞尔在福特公司显然是变革的促进者,而变革是比尔和其他所有人都认为公司需要的。但贾奎斯在改造公司方面遇到了严重困难。和那时许多管理人员一样,他试图运用被杰克·韦尔奇普及的技巧,后者极大地改变了通用电气公司的文化。比如,纳塞尔试图实施更严格的人事观点,他尤其坚持要经理们从下属中找出表现最差的10%的人,并对改进提出态度坚定的要求。但这些首席执行官中的某些人忽视了这一点,即韦尔奇用20年的时间来取得人们的信任。而且韦尔奇也有一个教练的素质——天生具有鼓动人并培养热情的能力。

正如媒体当时所报道的,比尔·福特的看法是纳塞尔的做法损害了公司的士气。他认为纳塞尔推动福特公司变化的方式只会使实现转型的可能性变得更小。要成功地重塑公司文化,不仅要愿意遭到反对,更要赢得公司大多数人的支持。用命令来强加变化是不可能的。纳塞尔指出,福特公司是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公司,有大量终身雇员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对变革的反对和抵制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正确的。这是个围绕着在公司或任何其他组织推行重大变化时典型的难题:除非你愿意付出某些代价并招致强烈反对,否则变化是不会发生的。但如果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变化也不可能立足。推动变化的努力是否满足所有这些考验,或者这种努力是否太富侵略性或是不够进取,让一个局外人来判断通常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就福特汽车公司而言,我怀疑这两个角度都可能反映了部分真理。比如,高级管理人员每年关注表现最差的10%,应该会有这样一种好处,即迫使福特公司的经理面对必须改善公司员工业绩的困难现实。但对韦尔奇和通用公司适用、有效的并不一定适用于福特公司这家长期工作安全已成为常规的公司。同时,其他的困难也在显现。比尔开始告诉我和董事会其他人,尽管公司的利润情况很好,公司的员工却越来越不满意。公司与代理商的关系也在恶化。新的调查数据也表明,与其他汽车制造商相比,福特公司的产品质量和生产率也在下降。

纳塞尔很聪明,他非常关注把福特公司重新定位为一家消费品、服务和金融公司。但对制造和设计给予的关注太少,导致开发的新车型非常少,成本上也处于不利地位。比尔说他自己并不想做首席执行官。他希望纳塞尔成功。但他觉得贾克把他排除在外。比尔说如果他要帮助解决公司的问题,他就需要处于能决策的地位。

福特公司的困难让我认识到,作为一家公司的外部董事,即使你非常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你对公司的了解仍非常少。在福特公司董事会的会议上,最终导致纳塞尔去职的那些问题常常被提起。听到这些,我的最初反应是:天哪,我们真遇到了问题,必须得处理。然后纳塞尔就得做出反应。他或者会说,某些问题听起来是问题,但由于以下原因他们事实上并不是。或者他会说:“是,是存在问题,但我们已有对付他的计划。”这是个很好的回答,我会这样想,并且会听他说:事实上并没有问题。或者:是存在问题,但他确实已有处理方案。外部董事有义务尽可能了解公司面临的问题。但实际上,除非事情已发展到相对严重的程度,否则获得足够的信息以就一个问题非常有信心地对管理层表示反对是非常困难的。

当安然公司、世界通讯公司和其他丑闻使公司治理问题受到大家关注时,这一想法就在我脑海徘徊。我们的公司治理制度是以董事的监督为基础的。但如果一个董事会每年只开几次会,每次进行一天实质性的讨论,即使一个人是几家董事会的成员,并为会议进行勤奋的准备,每周全力投入公司问题的时间也不太可能超过两三个小时。某些人坚持认为,这种局限性正是欧洲所拥有的那种制度的理由之一,那种制度下,董事积极得多,构成了公司管理的第二层面。更积极的董事也许能更轻易地发现问题,尽管长期而言欧洲也有其自己的公司治理问题。不管怎样,欧洲制度也有其真正的缺点,其中最大的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董事会管理使公司不那么灵活,适应力不那么强,不那么愿意尝试和接受风险,不那么具有决策效力。

综合来看,我更喜欢我们公司治理制度——有一个更强有力的首席执行官,外部董事的卷入更有限。许多人认为,在我们的制度下,尤其是得到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加强后,信息流向董事会的有效性和欧洲制度的一样强。但即使情况并非如此,管理不善和公司灾难的可能性稍大些,我仍认为,从长期的总体经济业绩的角度来看,我们制度的好处大大超过成本。

导致纳塞尔最终去职的决定性因素是有大量证据表明福特公司的主要问题似乎并未得到改善。一年已过去,纳塞尔仍能提供强有力的解决方案,但积累起来的负面证据似乎更多些。如果能获得更多的时间,纳塞尔也许能使福特公司情况好转,实现那些非常有必要的变革,但风险在于如果他不做这些的话,时间可能过去得更多。权衡两边的风险后,董事会决定转向,任命比尔为首席执行官。

当比尔说他准备自己接管首席执行官的工作以使公司重回正轨时,我告诉他我认为董事会将会完全支持。但我接着问他:“你是否考虑过怎么对媒体概括你所做的一切?”我警告比尔,媒体可能用各种负面的方式来描绘这种变化。“你不会有两个月的时间来告诉人们真相,”我说,“你只有一天。”

比尔需要谨慎处理他要传达的信息。一方面,他因为关心公司而介入,这并不是什么夺权。另一方面,他并不希望把注意力全吸引到公司的问题上来,或是使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听起来比实际的大。这是对这一原则的另一个证明,即通过什么样的视角来看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不管问题是赤字支出和增税谁是谁非,或是改善福特公司与福特陷入麻烦或董事会政变谁真谁假。

我对比尔的建议是一定要非常小心措辞,并采取使媒体接受自己观点的战略。他必须在新领导下对未来的建设性观点,而不是不恰当地强调问题或过去的可能使福特公司看起来像陷入麻烦的公司的过去冲突。我告诉比尔,在我离开财政部时,我是要求汤姆·多尼伦帮助我筹划这种沟通战略的,我建议他也采取类似的做法。这并不是说比尔缺乏对这些问题的敏感性,而是因为公司的人一般不会有这种政治觉悟,尽管这与他们的工作有关系。后来的结果表明,比尔很好地处理了过渡——不论是在媒体上还是在公司内——而贾克建设性和大度的态度对此大有帮助。比尔首席执行官的地位显然已经稳固。

在返回纽约一段时间之后,朱迪和我与六个老朋友一起坐着小船在西西里游玩了一个星期。这些老朋友中包括戴安娜和列昂·布里坦,我们在耶鲁法学院共同度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随后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担任了内政大臣。一天,当我们在岸上徒步旅行时,戴安娜评论说,她所认识的一些英国政客在下台后无法释然,并试图以各种方式赖着不走,总想重获他们曾经拥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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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

我说我对某些美国政治人物有同样的印象。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曾在卡特和克林顿政府出色地担任过许多不同的高级外交职位。在相似的心境下,他曾对我说,某些人对自我的认识如此依赖于他们在华盛顿的位置,以至于他们永远都用早先的位置来定义他们自己。而另外一些人,迪克补充道,把他们在政府任期看成是非常特殊的经历,而继续关注他们自己在将来要做的事。

戴安娜和迪克所提出的看法都是我常常注意到的某些东西的延伸。严重依赖工作来确定自我的人就会依附工作,依附那些权力比他们大的人。而另一方面,自我认知不依赖于工作的人,则有能力离开,从而产生出一种心理独立感。

就我自己而言,我还能记得早年在高盛公司时的岁月。进入政府后,我当然没有曾拥有的金融自由,但仍然有能离开并过另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的感觉。这使我的观点更为独立和坦率,并能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环境下工作。

在同一次谈话中,戴安娜·布里坦还提到一位拥有高贵的英国头衔的朋友,在生意上也非常成功。他非常富有,但从未成功实现一生追求的抱负,即成为下议院议员。他在回顾自己的过去时,总是对那个未能获得的荣誉表示极大的遗憾,而不是自豪地回想所有那些他已经获得的成就。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有关杰出的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的故事。尽管他备受尊敬,却总是因自己从未实现过的、想成为首席大法官的抱负而心疲力竭。即使是极其成功的人似乎也总是想得到某些他们无法得到的东西。内心的需要促成外部成就的实现,但外部成就却永远不可能满足内心的需要。这就是说,对某些人来说,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将会是长期性的。

我在私营部门的时光是好坏参半。但不管怎样,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总是好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我和花旗集团公司达成的协议要比我希望的好得多。我埋头于一系列令人痴迷的实质性和管理问题,我处于一个非常出色的机构的核心,却又不必承担经营责任。在花旗集团公司之外,我也非常有幸能深深卷入我所关心的公共政策问题,涉足那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机构如哈佛学会、本地倡议支持组织、对外关系委员会和西奈山医疗中心。我并不想念政府的那些活动或津贴收入,尽管我确实想念一起共过事的人,也不赞成我国在许多方面的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我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拥有自己的时间。某种程度上,我就是误解了自己。某些人似乎很擅长控制其介入水平,但我从未能那样行事。离开政府后的经验强化了我长期以来一直坚信的:不管走到哪儿,你自己总是跟随着你,因此,你最好要知道自己是谁。在不确定的世界贪婪、恐惧和自满第十二章贪婪、恐惧和自满

1999年7月,我回到纽约,重新投身于市场和金融的世界,也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世界在我离开的6年半里变化有多么大。我儿子杰米当时在投资公司Allen & Co·工作,他告诉我说,即使你觉得自己一直保持对情况的了解,变化实际上还是比你所想的大得多——因特网和技术只是部分原因。在开始更深入关注所发生的事后,我才认识到杰米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任期即将结束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亚瑟·莱维特请我加入他建立的一个非正式的团队讨论市场结构,我开始更充分地理解这些变化的技术方面的内容。亚瑟和其他人觉得,新技术应当会使更好、更有效率的业务经营方式成为可能,而实际上,某些市场参与者已经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来经营。纽约证券交易所正为保持其传统优势而奋斗,而大公司和富有创新精神的新来者为自身的利益正倡导变化,这个研究小组为这些提供了某些深入的见解。莱维特小组并不打算得出确定的结论,但这一讨论确实帮助我理解了过去改变并继续改变着金融市场的技术和其他因素。

其中一个因素是新的交易活动规模。据我所知,主要交易所的日交易量增长系数为5倍——比如,从我在高盛的最后一天到我重返纽约的那一周,纳斯达克的交易量已经从2110万股增至11亿股。但如果真要对这种增长的意义有所感觉,你必须与金融业有密切关系。比如,由于市场的增长,私人股本业务和对冲基金迅速发展。1992年,管理着1000万美元资产的对冲基金就算是规模大的。而在1999年,许多基金的资产超过10亿美元,有几家管理的资产超过50亿美元,基金的数量也翻了一番。

在纽约,繁荣所造就的精神状态带来的社会后果处处可见。人们在市场上赚来大把钞票,其支出也急剧增加。我听说有些新人不在纽约结婚,而是飞到欧洲去举行结婚庆典。人们建起了豪宅——通常是第二或第三居所。房地产价格疯狂上涨。朱迪和我想搬出从70年代初就一直居住的合作公寓,并且找到了一处我们喜爱的公寓。我们的出价比那些在我们看来似乎虚高的报价低得多,但我们的经纪人认为很合理,然而却有人出了比报价还高的价钱。我们放弃了寻找新公寓的努力。正在发生的一切似乎很是怪诞的。

身处股市繁荣几年之后,许多人似乎都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经济上的极乐之境。1999年末,网络和电信股票价格仍在继续迅速上升。那年夏天我重返纽约,纳斯达克指数略高于2500点——年底之前他就会达到4000点,2000年3月10日会达到5049点的高点。人们那时听到的各种评论会让人想起20年代时耶鲁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歇尔的遭遇。在1929年大崩溃的前一周,费歇尔发表了著名的评论说股票价格已经进入了一个“永久性的高平台”。世界真像市场所想像那样变化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但如果认为市场有点疯狂可能更靠谱。我记得曾在一份金融杂志上见到过一个图表,他描述的是所有上市交易股票的市值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历史关系。直到1996年,股票市场总值也从未高于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毕竟那是我们在美国境内所生产的所有货物与服务的总值。实际上,1925年以后二者的平均比例关系是略高于50%。1929年在市场最高点时,这一比例是81%。但到2000年3月,已达181%。纳斯达克的价格收益比的增速甚至更快。80年代,平均为18·5。2000年3月,达到了82·3的最高点。那时,信息技术股票的收益占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总收益的大约16%,而其市值却几乎是这一数字的2倍,达大约36%。

某些我非常尊重的人并不认同我对许多被广泛接受的有关股市观点的怀疑。其中一位是斯蒂夫·埃因霍恩,我和他一起在高盛公司共过事,他是我们投资政策和股票选择委员会的主管,此后是全球研究部的主管。斯蒂夫曾在十多里一直名列《机构投资者》评出的最出色股本投资战略家之一,担任了几年纽约一家大型对冲基金的副董事长。我把本章的草稿发给他请他评论,他提醒我不要忘记我们的第一次接触。他到高盛公司的第三周,就和我在有关一次购并的套利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与他共事的伙伴提醒他,就他在这家公司开始职业生涯而言,这恐怕不是明智之举。于是他到我的办公室来道歉。他说当时我对他说不必道歉——以后也请他继续与我保持不同意见。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就以令人振奋的意见冲突为特点。斯蒂夫认为,长期投资者通常应当以股本方式持有资产,因为历史上他比其他种类的资产表现更好。他并不认为90年代末的市场水平反映出的是集体疯狂。斯蒂夫认为,由于强有力的经济基本面和低利率的环境,90年代末的股票价格尽管按历史标准来衡量已经很高,但除技术部门以外并非明显地不理智——因此只需通常的市场调整。

我的看法是,90年代末的情况是周期性的投资过热插曲的又一例证,市场的整个发展历史中这种事一直在发生。近期发生的几次我记得很清楚:60年代人们对混合大企业极有信心,他们的股票价格比收益高许多倍;70年代初的所谓“漂亮50家” ——诸如宝丽来公司和雅芳公司这样的有创新性产品或营销方法的公司股票,他们未来高速增长的潜力被认为是无穷无尽的;70年代末的“能源宝贝”;80年代初西南地区的房地产泡沫。90年代初生物技术公司的泡沫已经预示了90年代末的另一次生物技术泡沫。亚洲金融危机的核心也是一种类似的思维所导致的过度借贷。

但涉足市场的人们似乎并未从过去的插曲中得到教训。他们总是认为,这一次不同,理由是这些。而这些理由通常是以真正具有建设性的发展为基础的,但投资者过度引申了这些发展,导致了市场的过度反应。而这种过度反应可危及经济基本面的活力。你可能认为人们会从人类过去的集体金融经历中得到教训。由于某种理由,他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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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

2000年2月,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就有关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周期性过热投资发表了一些看法,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时已是股市繁荣的尾声。我当时说,在回到纽约后,使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种占压倒性优势的看法,即一切都会永远好下去,在繁荣的发展步伐中任何干扰都只是暂时和轻微的——因而一定可以被联邦储备委员会解决。我感到吃惊的是,对这种有史以来股市市值最高和美国经济中其他不平衡情况的存在感到忧虑的人相对很少。但是,虽然已不再担任财政部长,我还是需要小心谨慎,因为我发表的某一个评论有可能会影响市场,也因为我牢记着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人能在预测市场的短期行为方面做得很好。因此我并没有说我认为股票价格高估。我说的是风险升水正处于历史低点,而在好时光里容易丧失纪律。

我求教过职业和金融建议的人中有许多人赞同我的看法,也认为市场已经过头,且可能是很过头。但面对着股票的上升势头以及过去18年的经验,没有谁打算采取行动。沃伦·巴菲特是极少数赞同且行动的人之一,我从60年代起就认识他。当我们在曼哈顿的马克饭店见面时,他为他对市场的怀疑看法辩护。

“假设现在的股票价格没什么问题,”沃伦说,“公司的收益需要增长多少才符合那些价格?”这一数字要延伸到未来,并作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计算,大得令人无法置信。那时,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威基金回避对高价的技术公司股票投资,其业绩在30年来头一次远低于市场的平均表现。人们已开始写这样的文章,说巴菲特作为一个投资人曾经很伟大,但现在已跟不上时代。他们说他完全不明白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我见过的其他人有着非常有趣的两面性看法,我在纽约去见的第一批人中包括迈克尔·斯坦哈特,60年代末我刚到高盛公司工作时就认识了他。30多年来迈克尔一直是一个极其成功的基金管理人,被誉为精明而充满活力的投资人。“我原来是个公务员,来寻求您的帮助,”我装着严肃地说道,“在如何对他的储蓄进行投资的问题上,您会为这位公务员提供什么建议呢?”迈克尔大笑。他已经解散了他的对冲基金,但仍积极管理着他自己的并不算少的财富。我在高盛公司交易室认识的凯伦·库克与他一起工作,考虑把对冲基金作为可能的投资工具。迈克尔慷慨地将凯伦的研究对我完全开放。他告诉我,他在许多股票和对冲基金都有投资。

“但是迈克尔,我不太明白,”我说,“你赞成市值高估的看法,但你说你仍在市场投资。”

“像你这样的人一直在对我说市值高估,”他回答说,“但把你所想的告诉我只会促成市场回调的到来。”

“我确实不知道什么会导致这种回调,”我说,“它就不会因为自身的原因下跌吗?”

“总得有些东西来促成,”迈克尔这样回应。“像你这样一直在谈论有关市值高估的人的问题是,你不能指出任何会导致下跌的东西。”

“确实,”我说,“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但如果市值高估,就一定会回调。即将出现的那个促成因素是什么并不重要。他可能是任何东西。”1999年,许多精明的投资人的立场和米歇尔一样。凭着良好的分析,他们知道市值高估但仍继续投资,也许根据“更大的傻瓜”理论,他们可以从非理性的上升中获利,并及时将手中的头寸卖出。不管怎样,面对一个18年自我运转的牛市,相对很少的几个怀疑者无关紧要。持怀疑态度的市场分析师和预测家已经失去了大家的信任。没人——包括我在内——特别擅长预测市场的短期波动,如果我在90年代下半叶投资股票,那我肯定会卖得太早或太容易满足。但在我看来,投资者们似乎至少应当认识到,按任何历史标准来衡量许多情况都已过热,并且应当把这些严肃的考虑纳入其决策之中。

那个时期令人惊奇的不仅是金融市场的极端化,还包括在这种情况出现时,人们对这些极端现象提出了有说服力的理性解释。这些解释之所以听来是可信的,既因为他们反映了真实的和正面的经济发展,也因为当时市场的行为证实了这些发展。1999年,在8年的繁荣之后,许多评论家都确信生产率的增长将永远以一种更高得多的水平继续下去,而经济周期已经成为历史。另外两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联储是无所不能的,而市场一直以来都误解了股本,结果导致历史上的风险升水——投资人持有股票而不是“零风险”的债券时所要求的额外回报——太高。斯蒂夫在这点上是对的,股本投资的回报从任何一个长历史时期来看都超过债券,但某些人却把这一观点简单理解成长期而言股票是没有风险的,或甚至理解成短期的下跌总是暂时的,股票价格很快就会反弹。

说句题外话,这些观点对这样一个运动提供了支持,即将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部分转换成可以投资于股本的私人账户——一种在90年代市场的大幅升势结束以后已在很大程度上消失的政治主张。如果这种主张要在未来某个时间在政治上实质性复活,在分析中就必须充分考虑与拥有股票相伴的极其巨大的风险。但令我感到忧虑的是,辩论的结果会受到欢欣鼓舞的市场环境——只有在这一背景下这种建议才可能有政治上的可行性——不恰当的影响。另外一个问题是,当市场状况逆转时,可能会导致无法抗拒的政治压力,要求弥补退休人们的账户损失。这可能带来额外的财政问题并扭曲私人账户持有者的投资动机。我自己的观点是,我们应当保证对社会保障的担保,但在财政上可行时考虑据此建立针对储蓄账户的税收优惠。如果社会保障担保本身因为体系的资金不足而需要改革,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需要直接处理。

每一种有关经济中发生的变化的主张都反映了某种基本的事实。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市场的结论都是极其夸张的。以技术进步导致生产率的结构性增长的理论为例。这一问题并未完全得到解决,但为方便讨论起见,可以假设该理论的支持者是正确的。这对经济和股票来说肯定是好消息。但如果是像某些支持者所认为的,技术进步带来永久性、不会中断的繁荣——至多会出现短暂的、轻微的中断,这一推理过程中存在巨大的、不合逻辑的飞跃。或者以经济周期已成为过去这一观点为例。确实,二战结束以来周期性衰退倾向已逐渐变得不那么严重,部分原因在于许多社会保障网项目如失业保险和福利,当经济疲软时这会增加政府开支,也因为货币政策变得更加有效。然而,经济周期仍存,因为人类本性中某些固有的东西比如贪婪、恐惧和自满并未改变。至于联储,近几十年来它确实成了经济中一个重要得多的因素,但它并未强大到足以防止所有的经济萧条。风险升水也许一度太高,但这并不表示股票的风险就不是比国债大得多的了。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高度紧张的氛围而不是证据和逻辑支配着每一天。即使是17世纪英国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伊萨克·牛顿爵士,也曾是他那个时代金融过热最严重时即所谓南海泡沫时的一个大投资者。南海泡沫出自一个将英国政府的债务转换成一家公司的普通股的计划,该公司理论上拥有英国与南美洲贸易的垄断权。实际障碍多如牛毛:公司的“官员们”从未去过南美;他们缺乏船只或供应;也没有理由相信西班牙王国会允许英国与其殖民地进行贸易。从财务上来说投资的数千人都破产了。

这一插曲典型地体现着市场过热投机时的心理状态。你坐在一旁,告诉你周围的人你为什么市值严重高估。而他们都看着你说:“新现实已经出现,而你并未理解它。你不明白世界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这就是像你这样的人总是被甩在一边的原因。”这就是我从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历。尽管经济的基本力量是真实的,但我认为股市恐怕做出了过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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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

正如前面提到过的,我有关市场过热问题的忧虑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对未来的决策者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财政部或联储是否可能采取某些措施来缓解似乎正在发展、并可能危害经济的股票市场过热?艾伦、拉里和我经常就此进行讨论。尽管我强烈地感觉到市场已经过热,我仍不能肯定我是正确的而市场是错误的。(实际上,如果我选择发出警告,在后来证明是最高点之前的许多年前我就会这样做了。)其次,我们所说的是否会产生真正的影响并不清楚。最后,如果我们的评论确实产生了影响,他们带来的可能是突然的崩溃而不是有序的下跌。而如果发出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市场预测,可能会迅速损害作预言的官员的总体公信力。

但是,在演讲和电视采访中,我尽力做了我认为在合理的范围内一个政府官员所能做的事:我敦促投资者认真关注风险和价值,并说纪律似乎已经衰弱。我不认为这引起了多少人的注意。从那时起,某些评论家就说,提高对普通股保证金的要求从而限制杠杆借贷会有所帮助——或者是通过限制本身,或作为一种关注的象征。我自己的观点是,这样做可能不会有任何效果,或至少不足以带来真正的区别。某些人主张,格林斯潘本应未给市场降温这一特定目的而管理利率。我强烈的赞同艾伦这一观点,那就是货币政策应针对经济而不是股票市场,和其他人一样,这既是因为联储不再能确定市场价格是太高、太低还是正好,也是因为联储受市场驱动的行为可能与经济所需的最佳政策并不相符。但正如艾伦在国会作证时一样所提供的解释一样,这一问题可能变得极其复杂,部分原因是股市影响经济的方式有很多。无论如何,如果联邦储备委员会真的用利率来影响股市的话,那些主张这么做的批评者可能很快又能改变主意。

长期的牛市最终结束时,一种虚幻感弥漫在整个企业界。在硅谷的许多人都持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硅谷以外发生的任何事都与他们无关。你可能会碰到一个25岁的人,他认为在因特网出现之前发生的任何情况都不重要。我们身处一个新世界,没有经济周期,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价值。那些不明白这些新现实的人在思维模式上都不可救药地过时了。

我对那个时代的幻灭感集中体现在2000年1月的一个故事中,就在技术泡沫开始破灭之前。一家网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到花旗集团公司来见我。他的公司做些什么我并不知道,但那时他被认为拥有潜力巨大的新技术。在其股票价格最高的时候,该公司没有值得一提的收益,其市值却超过200亿美元——比许多规模巨大、历史上一直赢利的产业公司都高得多——而这位首席执行官是个亿万富翁。

这位首席执行官对适度贷款不感兴趣,他告诉我说他的公司已经开发出了一种技术,将“消灭”以目前的这种形式存在的金融服务业。花旗集团公司生存下去的惟一希望就是与他结成伙伴。

“你可能是对的,但我无法对你的技术做出判断,怎么来评估你这句话呢?”我这样回答。我建议他和我们的技术人员会面。

他一时感到不知所措。“我不和技术人员见面,”他说,“我刚才告诉你的是如何才能挽救你的银行。你不想挽救你的银行吗?”

这是一次奇妙的会面。这位首席执行官最终确实与我们技术部的人见了面,但没有任何结果。这家公司的股票后来大幅度下跌。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价格指数从2000年初的1527点下跌至2002年秋天的777点。纳斯达克指数从5049点下跌至不到1114点——下跌幅度近80%。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数从11723的高点跌至7286的低点。总体而言,从高峰到低谷约8.5万亿美元的账面财富,相当于约18万亿美元市值消失了。1000多家上市公司或者破产者从主要的交易所摘牌。

斯蒂夫·埃因霍恩认为市场的逆转有特定的原因。我也同意那一时期发生了真正的变化,这些变化肯定会被认为要影响股票价格。以下是其中三个因素:世界贸易中心袭击事件之后对恐怖主义的恐惧,经济萧条,一大堆公司治理和华尔街的问题。但在我看来,市场价格和市场心理的变化比基本现实的变化大的多。我仍然认为,最根本的解释是市场由于自身的原因而下跌。大大高估的市场必需下跌,早比迟好。如果股票能更快的回归一种表面上的理智,所有的人都会因此得利。但这没有在更迟的时候发生是件好事,没有从更高的水平更急剧的下跌。市场下跌也使至少某些人开始以更现实的态度来讨论价值。

然而,即使在下跌之后,依然有人坚持原有的许多有关股票长期行为的假定。18年牛市的滞后效应——这一市场是40岁以下的人惟一知道的市场——仍继续支撑着关于股本的不现实的看法。有关股票的自满以及股票会固定地提供15%至20%回报、波动会很短暂而且会迅速修复的观点,变得如此强有力以至于他们在剧烈的下跌和由此而来的巨大的损失中幸存下来。

在寻找导致市场过热的罪魁祸首时,人们倾向于忽视最显而易见的一个:广为传播的这样一种观念,即股市是轻松发财的捷径。多年来,证券业一直强调每个拥有投票的人和“投资美国”的好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但我的观点更复杂些。过去几十年来,通过更广泛地分享所有权的利益,通过给更多的人这样一种感觉即在我们的体系中有更大的利益,拥有股票者数量的极大扩展是一种正面的力量,对个人投资者和对社会都是如此。而把一个人的部分资产分配给投票,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合理的。但任何投资都应伴随着对拥有投票风险的现实的关注以及严格的价值评估方法。某些投资人懂得这些风险,但太多的人不懂。而产业和媒体在把这些风险向投资的公众做出解释方面常常做得不好。

即使在崩溃之后,许多导致市场过热的因素仍然是问题。一个继续困扰着我的问题是短期思维的盛行以及对季度收益情况的过分关注,而不是长期结果。实际上,对短期的过多关注在90年代的市场繁荣之前就存在,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在下跌后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这种态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当然股票市场上总有人想快速致富。但我的感觉是,在60年代中期当我加入高盛公司时,市场的心理状态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在华尔街的早期岁月,许多投资人,主要是机构和富裕的个人仍将投资股票看成是长期行为,虽然这一切已经在迅速变化。我记得我们研究的主管鲍勃·丹福斯曾说过一个关于50年代的故事。鲍勃说他发出了一份研究报告,推荐Chesebrough-旁氏这家制造润肤膏和凡士林的化妆品公司。一年后,他收到了一份大订单。客户打电话来说:“我们读了你的报告,我们对其进行了研究和思考。现在我们准备买投票。”鲍勃非常高兴。

在那些日子里,市场发展是缓慢的,交易费用很高,中等收入的人总体上不那么关注股市。我从法学院毕业时,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一个繁忙的交易日交易量是600万股,相比之下,今天的平均交易量超过10亿股,与华尔街的通行看法相反,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好事。当然,市场的效率没有那么高,但对短期交易的重视程度也没有那么大,而是更多的强调公司长期前景和基本面,而且对拥有股票的风险也有更平衡的认识。

我并不想对90年代繁荣的市场做过于美好的描述。贪婪、恐惧和自满是人类本性中不变的东西。投机过度总是在发生。尤其是6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有大量的波动和过热,那一时期一本反映这种现象的著名著作是《狂热年代》(The Go-Go Years)。但即使是在60年代过热最高峰的时期,许多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30年代的影响。大萧条的记忆影响着上一代在华尔街工作的人、媒体和大部分美国公众对市场的看法。许多人仍然保留着这样一个感觉,即股票是有着内在风险的。他们深刻地了解最坏的事也可能在市场发生。

到90年代,大多数古斯·利维那一代亲身经历过大萧条的人已经去世,人们的态度也继续发生着广泛的变化。心理状态的变化与市场的巨大变化同时发生着,这部分是由于力量不断增强的机构投资者的推动:退休基金、慈善捐赠和互助基金。你可能会认为这些专业化管理的基金应该是长期投资者,即所谓的有耐心的资本。毕竟,退休基金为长期性义务提供资金——退休储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退休基金成为美国企业界短期思维的推动力量。

以其对60年代一家大型工业公司如通用汽车公司的影响为例。按要求,公司的退休基金要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未来预期的退休金支付成本。因此,通用汽车公司每年向其退休基金贡献超过4000万美元。这一份摊额是在收益基础上收取的。但基金的投资组合中股票的表现越好,公司每年的份摊额就可以越少——或者甚至可能完全不需要贡献。收益因而需要更高,这会有助于抬高公司股票价格。因此,在公司越来越多的按照其季度收益来评估时,这些公司开始更多的关注他们自己的退休基金投资组合的短期表现。那些抱怨季度性压力的首席执行官们也在对他们自己的资金管理经理施加同样的季度压力,而后者又将对他们投资股票的公司施加压力。其结果就是这样一个循环,按照个人的看法,或者是良性的或者是恶性的。随着互助基金变成流行的投资工具和一个竞争激烈的产业,同样的现象也在发生。

其他的变化也推动着对季度收益的更多的关注。1975年5月1日“求救”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废除了固定手续费,各公司开始对大宗交易给予折扣。这意味着富裕的个人和机构投资者能以更低的成本交易,从而强化了他们对市场的短期关注,增加了换手率。直到90年代早期,中产阶级投资者的交易成本相对仍然较高,是个人不愿意经常交易少量股票。但随着向查尔斯施瓦布这样的折扣交易事务所和在线交易的出现,财力平平的人只需按一个按钮就可以以20美元或更少的手续费买卖几百股股票。1982年开始的牛市和更简单、更便宜的交易方法的出现,鼓励不那么老练的投资者也越来越多的进行交易。传统观点认为成本的下降和交易的便利始终是正面的发展。而在我看来,他们也是好坏参半。

在长期的牛市即将结束之时,美国爆发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业余投资热潮——也许只有20年代末是例外。像CNBC和CNN财经频道这样的24小时经济频道开始在机场、餐馆和体育馆都提供背景消息。一度是华尔街最缺乏吸引力的苦工的证券分析师也成了高薪的名人。没有任何背景和训练的人辞去他们的工作,创立公司从事日常交易。所有这些都极大的促进了对短期的重视。

当然,对季度收益的关注也不纯粹是有害的发展,其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80年代中期,我曾与高盛公司的合伙人马克·温克尔曼有过一次谈话,他管理我们的外汇和商品交易活动。“你也知道,我们这个体系的一个可怕弱点就是过于注重短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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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

马克不同意,因为他觉得对短期的关注可以迫使公司去面对问题。如果有理想的公司经理,只关注长期是最优的。但人性就是如此,经理们可能利用长期来作为不处理问题的借口。“看看日本,”马克说,“他们有耐心的资本,有对长期的关注。其结果是他们不愿意面对他们的问题。”在那时,许多人认为日本发展出了一种比我们自己优越的经济模式。我认识到马克的看法至少部分是正确的。不需要对短期负责的人常常不愿意作艰难的决定,利用长期作为他们的借口。他们说:“我们在对未来投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短期的关注越来越多地失去了平衡。对短期的关注使公司决策者要面对问题——这是好事——但也使他对长期不那么重视。1999年我离开华盛顿时,我很吃惊的发现在牛市期间对短期的关注已经变得多么大。经济新闻的评论员实际上从不谈论一家公司5年内的前景,或者认真谈论价值的问题。他们谈论的是股票的短期走向和季度收益情况——或者,如果是网络公司,谈论收入增长、“眼球”以及未来几天内的展望。今天,一个对福特汽车公司的5年前景做预测的分析师恐怕会没饭吃。他的客户想要知道的是下一个季度会怎样。几乎每一次当公司未能实现预期的季度收益时,即便是少一分钱,股票就会自动下跌,而不是对这个“未达到目标的季度”进行分析以弄清这次的没有达到是否会波及长期前景。作为这个体系已经变得多么扭曲的一个证明,任何一个大公司的技术采购经理都会告诉你,购买高科技的最佳时间是季度结束前的最后一个星期,那时技术公司都急于寻找他们可以及时找到的收入来改善他们的季度收益情况。

我记得有一次与一家著名的产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进行过一次午餐谈话。他很沮丧地说,市场对短期的关注使他无法充分实施一项他的公司制定的一项激动人心的长期战略。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告诉我他刚刚与一个大机构投资者见过面,提出他公司的长期战略。“为了实现这个长期目的,我们需要现在投资,”他当时说,“而我们未来会获得这些极佳的收益。”而机构投资的回应是:“我们不想要你投资未来,这不是因为我们和你在长期相处的问题上意见不同,而是因为我们不是为长期而存在的。我们关心的只是下一个季度。”

当我来到花旗集团公司并有生以来第一次为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时,真切的感受到这个问题的现实性。我最初的反应是桑迪·维尔对季度情况关注的方式可能从长期来看不能使我们的收入最大化。但我逐渐认识到,桑迪的短期动力证明了马克·温克尔曼观点的合理性——这正是桑迪作为一名经理的力量所在。桑迪的看法是,在与当季情况相关的问题上的控制必须严格得令人生畏,原因有二:第一,必须强迫人们去面对某些问题,否则人们可能拖延解决;第二,短期的股票价格确实是重要的。令人失望的季度数字一

Chapter_7

般会使股价下跌。较低的股票价格会损害士气,削弱进行购并的能力,要留住已经获得股票期权或是只有在公司工作了一个指定时期以后才能获得的股份的关键雇员也会更困难。实际上,股票期权本身也因为加剧了过度重视短期的问题而大受批评。当如果使用得当,通过给予雇员长期的所有权力的关系在公司,他们也可以为一个有实际用处的目的服务。

但由于公司过于看重短期业绩,长期而言公司收益可能低于最优状况,而我们的经济总体上也不能实现其全部潜力。基于现实,各公司可能觉得更好的平衡是更多的倾向于而不是实现马克·温克尔曼所提出的目的所需要的关注程度。因此,这样一个政策挑战远未得到解决,即如何创造一种环境,从而使投资者——也可以延伸至公司——的关注重点更多的放到长期上来。

公众对股票市场的态度发生变化的因素之一是从2001年底开始笼罩市场的公司丑闻浪潮。随着包括安然、世界通迅公司和泰科公司在内的曾被宣扬成新经济典范的公司在谴责、调查和起诉中垮台,对美国企业界理想化让位于不信任感。而花旗集团之所以卷入,是因为其卷入了与其中许多公司有关的借贷、结构性融资或其他交易,因为这些公司本来都是美国的大公司。此外,花旗集团拥有华尔街主要的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公司。尽管具体情况各不相同,所有的大公司都从事了回头看来显然是有麻烦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在整个行业已是惯例。诸如,将受欢迎的首次公开上市股票分配给自己偏爱的客户、不把股票研究和投资银行业务清楚的分开,这类行为都是管制者和媒体所熟知的,但直到大牛市崩溃,这些行为都很少被认为是有问题的。

显然,人们一旦开始关注这些做法,他们和围绕着会计和公司治理的问题就需要得到处理。通过对自己的业务处理方式进行某些根本的改变,花旗集团做到了这一点。就有关华尔街分析师的研究工作问题和安然公司的结构性融资交易问题,他也与管制机构达成了协议。尽管与这些问题有关的私人民间诉讼还可能会继续一段时间。其他的华尔街大公司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新标准和新做法。立法方面也出现了重要的和有意义的反应,比如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以及联邦机构的新管制措施——尽管从程序和文案工作的增加来说,这些并不是没有成本的。

但还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得到理解,将有助于使未来发生问题的可能性减到最少。为什么管制机构、议员和产业参加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更早的认识到这些问题并采取行动呢?媒体成员在撰写有关明星研究分析师的成就时有时也会提到他们在推动投资业务的成功,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媒体关注利益冲突的问题呢?为什么看门人——会计师和律师——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并采取措施呢?答案也许就在于大牛市掩盖了许多罪恶,或者是制造出来这样一种强有力的动力,在所有一切似乎进展良好的时候不去强调这些问题——这是一种自然的人性倾向。我也确实认为,大多数人都假定研究分析师以及在另外一个问题背景下的会计师不会故意误导投资者,尽管存在利益冲突。我认为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事实。

成功改革的关键——既包括公司处理问题也包括华尔街的行为问题——是确保立法和管制方面的回应能有效地应付这些问题,而又不损害我们资本市场体系的效率或我们的企业-政府体系的力量。许多人担心已经采取的这些措施可能会对公司决策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2003年在我们俩都参加的一次小型聚餐会上,杰克·韦尔奇就此说得很好。他说,过去首席执行官们惟一想谈论的话题就是增长。现在他们都愿意谈论公司治理。在带来坏结果的诚实错误和冒风险的决策与不诚实混在一起的氛围中,经理们冒失败风险的意愿小得多。尽管仍存在额外保护的需要,前进的关键是确保改革以一种能保护我们体系力量的方式来实施。

安然公司的故事对我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2001年11月,安然公司已陷入非常严重的金融麻烦,该公司正寻求合并另外一家能源交易公司Dynegy公司。花旗集团是安然公司的贷款人,并最终会因身处这一位置而承受损失。安然的状况也对本国提出了一个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媒体广泛报道的一种忧虑,即该公司可能的破产可能严重扰乱美国的能源市场,因为安然在许多市场上都是交易核心。尽管人们害怕的这些后果最终并未成为现实,但那时他们与导致纽约联储1998年进行干预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崩溃的情况很像。

就安然案而言,债权人都很担心,如果信用评级机构降低安然公司的债务评级,相关各方不会再愿意从事交易或与安然公司签订长期合同。这几乎肯定注定了Dynegy合并的失败命运,从而会导致安然公司的崩溃。因为,这时如果没有Dynegy公司的财务支持,安然公司已无法再继续作为一个独立从事交易的公司存在。如果其破产,安然公司的债权人当然会遭受损失,但许多人担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也会受到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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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

作为安然公司债权人的好几家银行都同意,他们可能愿意投入更多的钱来支持安然公司以维持其信用评级和力量以继续交易,从而完成与Dynegy公司的合并。然而,人们很担心评级机构会在拯救方案就绪之前将安然公司降级,而有种与此相应的看法认为,只需再过几天,拯救方案可能就能完成。在这种背景下,我给财政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彼得·费歇尔打了个电话,当他在纽约联储工作时我就认识他。我问彼得,如果他或者财政部的其他人给评级机构打个电话,建议在银行考虑投资入更多资金时暂缓降低对安然公司债务的评级,他认为是否合理。我在我们的谈话前加上了一句,说我的建议“可能不是个好主意”,但我想知道他怎么想。果然,彼得认为财政部以这种方式进行干预是错误的,事情也就这么结束了。

但事后我却因打给彼得的这个电话而受到了审查。当然,在安然公司崩溃、令人震惊的造假和劣行随即被揭露以后,该公司的不可能被拯救也就变得显而易见了。我能理解这个电话为什么受到置疑,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根据当时我所了解到的情况,这个电话我还是会打的。能源市场牵涉到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而不仅仅是狭隘的对花旗集团卷入的担忧——我觉得,如果财政部适度的干预可以导致这样一种差别,即能避免一次对本国经济严重的冲击,那么对一位官员提出这个主意就是值得的。

我这样想是因为受到这样一种认识的指引,我在财政部时曾希望听到这类建议。我也知道,如果认为对国家没有意义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他们。我相信彼得·费歇尔有着同样的思维模式——有兴趣听可能是有益的想法,但会毫不掩饰地拒绝——如果他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话。彼得正是这样做的。

后来两党国会助手对我给彼得打电话一事进行了审查,结论是并无任何不当之处。但当时这个电话却成为对我个人进行攻击的弹药,并不是因为与这个电话本身有关的任何东西,而是因为我在有关经济政策辩论中的作用,因为我成了克林顿时代政策的象征。当时经济状况仍然非常疲软,评论家们越来越多地做出布什总统的经济政策不如克林顿总统的政策的比较。我在星期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写了一篇很长的专栏文章,内容是关于如何重建经济信心,其中对减税损害长期财政纪律的问题深表忧虑。我参与经济政策辩论似乎激怒了某些减税支持者,他们抓住给彼得·费歇尔打电话一事和其他任何他们能想到的事来攻击我。(鲍勃·斯特劳斯指出:“就算你是只耗子,他们也认为你是只大猩猩。”)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用电子邮件向数百名记者发出了一封诽谤性的“立场研究”备忘录,翻出很早以前就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指控,如我在1995年的债务限额危机中误导国会以及对安然公司做过许多不符合实际的判断等,这时,这场攻击的性质也就清楚了。一位共和党议员在接受CNN采访时把这种联系说得很明白:他说,对我打电话给彼得·费歇尔一事进行攻击是公平的游戏,因为我选择了批评政府的经济政策。

在政府待过多年之后,既然在政策问题上选择反对派立场时,我以为自己就不应当会对自己成为人身攻击的靶子而感到惊奇。但我仍认为,以这种方式来对付政策和政治分歧,对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至关重要的充满活力的观点交换是严重的损害。

任何一个参与金融市场的人——不管是作为个人投资者、华尔街的债券交易商或是一位公司首席执行官——都必须针对风险作出根本性决定。在个人层面上,这种选择会影响一个人的金融福利和心灵的安宁。在公司层面上,会影响利润水平。而在最广泛的集体层面上,有关风险的决策具有潜在的巨大经济影响。在一个由巨大的全球交易市场构成的世界上,机构的成功、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以及我们的金融体系的安全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复杂的风险决定过程如何由大量的金融市场参与者——个人和企业——来完成。

许多人是通过本能、反感或感觉来接受某种水平的市场或交易风险的。相比之下,我的办法一直是努力将风险决策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上——虽然也涉及对无形因素的判断,比如能在多大程度上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波动以及市场上的其他参与者不那么理性的行为。

在做出任何有关风险的决策时,合乎逻辑的第一步是:在好和坏的可能性都确定的情况下,努力确定一个点,在这个点上,额外的风险不再能带来超过潜在损失的潜在收益。当然,对这些可能性的实际评估是极其复杂的。但这种计算是可以在一个预期价值表中进行组织的,它仍然是风险决策最根本的基础。

然而,问题很快就变得更为复杂。为说明这一点,可以考虑一下一个大金融机构比如花旗集团如何选择最佳交易风险水平——即公司自己的操盘手努力将公司部分自有资本的回报最大化所带来的风险水平。这是个复杂得多的问题,乍一看似乎有许多方面都无法在预期价值表中量化。

首先,像花旗集团这样的上市公司与我曾经工作过的高盛公司这样的私人公司差别很大。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取决于其收益以及市场在这些收益上附加的倍数。而且相对于波动很大的收入情况,金融市场更看重稳定的收入增长,即使在某些预设的端点二者的总利润是一样的。因此一家上市公司不得不既考虑长期而言什么能使其收益最大化——经过对计算的风险结果的调整——以及对倍数造成更大波动性的影响。只有在做出这些判断之后,才可能得出对什么样的风险水平能使公司的股票价格最大化的有根据的猜测。

今天在一家大金融公司,这些都不容易。部分困难来自于公司所持头寸的巨大规模和复杂性,这些头寸通常包括股票、债券、衍生工具和货币。另一部分困难来自于就这些相互关联也相互抵消的风险进行决策的内在困难。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在估算回报、风险和可能性时的内在不确定性。而且要让经理们做到完全理性地分析、把他们自己的感情和看法都放在一边是极其困难的。

与风险管理相关的问题还有很多。长期而言,将结果的预期价值最大化是决策时至关重要的依据,但并不足够。即使额外风险的预期价值是正数,每个交易商或投资人——从最小的个人投资者到最大的商业或投资银行——都必须决定个人或公司在财务上和心理上能容忍多大的损失。更复杂的是,还存在一种金融风险即远期或然性风险——一旦发生,其结果就是灾难性的——这是所有各类市场参与者几乎总是习惯性低估的风险。因为未能注意远期风险而导致破产的公司和个人有一长串。即使是那些有或然性思维、极有分析力和条理性的人也常常认为远期或然性风险无关紧要。

在这方面,我常常想起高盛公司的一个例子。约恩·科尔齐尼当时是公司固定收入业务方面极其出色的主管,他想大规模买进农业信贷债券头寸。预期收入会很高,因为这种债券是由美国政府通过一个称为Farmer Mac的新机构以“道义义务”来支持的,不能偿债的可能性似乎接近于零。但斯蒂夫和我问约恩:“如果在农业信贷中出现了问题,且大到本地不可能出现的地步,以至于政府拒绝再遵守其所谓道义义务,那怎么办?”

科尔齐尼回答说:“那是愚蠢的。”政府不遵守其道义义务在他看来是不可想像的,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

但斯蒂夫和我不想高盛公司因为实际发生了某种我们都认为不可想像的事而在存在了130年之后关门。理论上,你肯定不愿意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在这种位置即使是远期风险也能在超过某一点后对你造成损害,而你不得不确定那个点是什么。看起来似乎遥远的风险常常实际上被视为不存在。就这一案例而言,远期或然性风险从未发生,但限制风险的决策是正确的。

实际上,如果要从事交易业务或想投资,所有各类远期风险,包括金融体系崩溃、灾难性的陨石袭击到核战争都必须被搁置一旁。在高盛公司我们曾探讨过这一想法,结论是如果真想把各种灾难性的或然性风险都考虑进去,我们就无法从事这一业务。但即使不能回避所有实际上的远期风险,明确考虑选择哪一种哪些应消除或避免也是明智的。

我到花旗集团时,他当然也在风险分析方面做过许多研究,桑迪·维尔和他的团队也做出了适合该机构的判断。但高级管理人员不时会重新思考这一问题。2002年,在成为花旗集团的总裁后,鲍勃·威勒姆斯塔德提出了与风险相关的问题,不仅有关交易,还有关我们对资本的总体分配。在不同的业务中我们投入了近800亿美元的股本金。我们资产的分配方式是否是最有效的?也许应当在巴西多投入些,在信用卡方面少投入一些,或是反过来。威勒姆斯塔德指出,花旗和其他任何公司一样,所有各种经营想法都是长期积累起来的,其中没有哪个是必然正确的。对风险和回报再多做一些分析,就可能挑战许多传统的想法,使我们减少某些业务而增加另外一些。

这引发了一次更广泛的有关如何评价一个公司的传统经验的讨论。我记得在我的办公室有过一次会议,成员包括:哈米德·比格拉里,一位生于伊朗的核物理学博士,当时是我们公司战略部的主管;查克·普林斯,当时是花旗集团的行政总监;金·肖恩霍尔茨,我们的首席经济学家以及刘易斯·亚历山大,我们的首席新兴市场经济学家。我对威勒姆斯塔德的回应是,任何一个机构总是会对与传统经验不同的结论产生巨大的抵触。任何会导致重大改变的结论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攻击。在现状中有既得利益的人会寻找在研究方法中、在风险计算中和未被考虑进去的间接影响和因素中的问题。在这种攻击下,进行改革的计划很容易蜕变成无休无止、难以解决的争论。

此外,反对导致改变的分析性结论的人也不一定说是错误的。分析是否严谨是讨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出发点。但金融分析永远也不可能把所有相关的因素都考虑进去。我们的某些业务中有无法量化但可能有很大经济影响的因素,这包括各种业务间的协同,对我们形象的影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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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

70年代初,在我成为高盛公司合伙人后不久,已经过世的我们非常称职的首席财务官海·温伯格做了一张按业务逐项分类的损益表。现在看来这似乎是基本的工作,但我们以前从未做过,因为有些人担心这会给合伙关系带来不和。他发现,投资银行业务——高盛公司最著名的业务——在他所考察的那段时期实际上并不赢利。当时非常受尊敬的投资银行业务主管约翰·怀特海的回应是,就他所知投资银行业务是赢利的。如果海的方法没有带来这种结果,那种方法必然有问题。

奇怪的是,海和约翰可能都是对的。投资银行业是人力密集型的,其雇员的薪酬都极高。因此有时很难实现良好的利润率,尽管就高盛公司而言,从长期来说当情况至少比较有利时这项业务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但即使海是对的,即在他考察的那段时期投资银行业务并不赢利,在这一意义上来说约翰也可能是对的,即投资银行业务对利润率做出了巨大的无法量化的贡献,他提高了公司的威望和地位,从而为其他领域吸引来了客户。

我认为正确的结论应当是,不断改变是成功甚至是生存的关键,但根本挑战传统经验则是见仁见智的事。比如,像威勒姆斯塔德原建议的那样对经风险调整的资本回报进行评估,可以是在做判断时应贯彻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但对任何机构而言一个很大的危险是,这种工具可能会生出自身的寄生生命——尤其是在他们被看成更精致、更具“科学性”时——从而使决策变得公式化而不是作为更广泛的判断中的一个因素。

即使市场开始下跌之后,本来在其他问题上很聪明、很有思想的那些人在股票和投资方面无法清醒思考的问题仍然使我吃惊。我记得有一个精明的风险投资资本家走进我的办公室并给我一本书。“这些人拥有一个有效的体系。”他说。

“哦,你也知道,我对体系是非常怀疑的。”我这样回答。

我的朋友说:“读读这个你就明白了。这些人已经把问题都解决了。”

这本书谈得是1995年至1999年这一时期,就是股票市场除1998年的严重下跌之外实际一直上升的时期。一看到是这4年,不必读我也知道对联理论是什么。在那些年,你要做的就是买股票然后发财。我把书扔了出去,因为我怕有人会看到它在我的桌上。

在90年代强劲的股票市场中,大多数投资弄潮的投资者都忽视传统的有关价值评估的主张。某些资金经理打着实用主义的盘算继续投资:“如果市场继续上升而我没有参与,我就会丢掉工作。但如果急剧下跌,我会和大家的情况一样。”其他一些人是清醒的市场愤世嫉俗者,认为自己可能成功地利用其他人的愚蠢来谋利。冲动型投资者不需要价值评估意见。他们很清醒地说:“市场可能高估了——我们不知道也不关心。我们知道的就是它在上升,只要它上升,我们就要投资——而我们会赶在其他人之前下车。”更大的傻瓜的理论问题在于如何实施。如果你每次都在市场下跌时离开,在市场开始上升再重建头寸,你会没命的,因为即便是上升的市场也会在上升过程中波动。如果你等待,就得和其他人一样冒下跌的风险。

2000年股票市场下跌,许多新理论范式都不再有人相信。这应使人们重新注意大多数“积极”基金经理的失败,这些人自己挑选个股而不是被动地投资于指数,想以此来在长期胜过市场的表现。长期来看,标准普尔500种股票价格指数比绝大多数积极的基金经理的业绩要好。很少有共同基金、对冲基金或资金经理的业绩能持续十年以上优于指数的表现,更不必说几十年。

我在演讲、采访中表达这种观点时,经常被问到:“资金有限的人们应怎样考虑投资呢?”我并不从事财务咨询业务,但我在如何思考这些事的方面也有所得。我的指导原则是很传统的,没什么激动人心的东西。但不管它看起来多么寻常,人们常常不遵守它,尤其是当狂热心态迅速蔓延时。

我的答案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投资者必须认识到他们所冒的风险。20世纪的每一个10年中股票的表现都优于债券,只除30年代和二者表现大致相同的70年代而外。但没人能担保未来会和过去一样,或者担保至少不会出现长期的很差或一般的股票市场业绩。即使长期而言股票总体上继续优于债券,许多个股仍可能表现极差。你可能就选择了错误的个股,结论比市场的整体表现差得多——许多职业资金经理正是如此。

即使股票的传统优势保持下来,而且你也没有挑错一支股票或一组股票,但仍可能出现长时间的反向市场表现。你作为一名投资者在财政上或心理上可能无法忍受5年到10年或更长时间的等待。在长时段中业绩优于债券的股票也可是在那个“长时段”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业绩比债券差得多。从1964年最后一天到1981年最后一天的跨度是17年,道·琼斯指数基本收于同一水平——1964年是874点,而1981年是875点。尽管同期标准普尔500种工业股票指数确实上升了45%,但年均增长率仍只有约2.25%(加上平均红利收入为约4%)。在几年的困境之后,你不可能知道市场情况是会改善还是会继续恶化。想退休或把其孩子送进大学的投资者可能会发现,他们不能等待那希望会有的长期收益,而另外一些投资者可能根本无法忍受巨额借贷和不知今后会如何发展的压力。在现实世界里,人们不能容忍长期的下跌,因此他们会接受损失而离开,只有在市场上升时才会重新投资。市场再次下跌,他们就会受到双重损失。

即使有所有这些理由,大多数有长期目光的投资者可能也应当有一部分——在合适的情况下甚至相当大的一部分——储蓄是以股票形式存在的。而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多少合适?资产分配的决策是否应从属于短期市场看法呢?根据从前的某一较长时间段股票表现的数据和个人投资者情况的不同,许多模型对有关投入股票的可投资资产的比例问题做出各种各样的推荐。一个替代方法是投资者开始要先完全理解风险,然后再决定如果他投资的股票大幅下跌,他能承受的损失有多大。这就可以确定股票投资分配比例的上限。在这个限度之内,实际投资于股票的数量要受到一大堆因素的影响,包括投资者的时间安排和收入需要以及计算在那个时间段里可能的风险和收入的规范的方法。就我自己来说,我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即我应当避免在我所认为的市场过热期间投资,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些判断的不确定性。我当然不会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股票,也不会把太多的资金投入到一支股票或一小批个股或经济中某一个产业部门。我购买股票的决定只取决于该公司的长期前景,并着眼于长期持股,除非前景发生了变化或其估价上升到了不理性的水平。

沃伦·巴菲特因其“价值投资”法而著名——只购买那些相对其长期收益前景而言股价较低的公司股票,着眼于非常长时间的持股。我认为,这种方法如果能得到仔细的、一贯的执行,长期而言是胜过市场整体表现的最佳方法。那些不是处于对个股做出判断的特别有利位置的人,可以选择一家曾成功地长期执行这种方法的共同基金,或是一个似乎充分具备这样做的条件的财务顾问。另一个办法就是投资于指数基金,其业绩会紧跟市场的业绩。对那些有充足资金的人,选择的范围就会变得更大:可进行所谓选择性投资,比如私营证券基金或各种各样的对冲基金。理论上,这些替代选择都很合理,但他们现在变得很流行、很时髦,可能会迅速变成新的过热,给许多投资者带来不愉快的结果。例如,一种后繁荣时期的时髦是“多-空”基金,通过同时持有规模大致相当的多方和空方投资组合,它试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受市场涨跌影响。其想法是不管股价整体是涨是跌,都从你自己的选择中获利。大多数的积极型经理之所以在过去20年里赚钱,不是因为其积极管理,而是因为市场作为一个整体大幅度的上涨。而采取不受市场涨跌影响的方法,你就去掉了惟一一个过去20年里让大多数积极型经理获益的因素——即股票价格的上涨,而把历史表明大多数都不成功的因素保留了下来——即积极型管理。我确实相信,长期而言某些投资者有胜过市场总体表现的判断力、技能和耐心,因此,几乎肯定有某些多-空基金表现良好,但我猜想大多数可能不会表现太好。

最后,还存在如何评估结果的挑战。就一段时期而言,挑选股票的人的业绩可能胜过市场,而原因与技能毫不相干。他可能正好与市场的偏好同步——比如,在市场作为一个整体偏爱电信类股票的时期,它也偏爱这类股票。或者他可能比较幸运。“随意性”理论认为,如果一大群猴子通过向股票大盘扔飞镖的方式来挑选股票,其中一半猴子所选的股票表现会优于一般的股票挑选者所选的,一半表现会更差。如果连续10年让胜出的猴子每年都重复一次这一操作,那么每年每1024次中会有一次超过平均表现,基本以概率为基础。一个连续10年表现超过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的股票挑选者几乎肯定会被捧为特殊的天才——某些人可能真是——但其他人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机遇。

回顾自己的理财行为,我想起来的是市场不按你所预期、所感觉和所希望的那样发展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我对股票的态度一直是谨慎的,从未进行过大笔投资,部分原因是在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由于我在高盛公司的关系,我对市场行为有很深的了解。但在1973年,市场下跌得很厉害,有几家我很清楚其基本情况的公司股票价格大跌,相对其长期价值似乎已很便宜。但从我购买时直到1974年市场触底反弹,我的投资从价格上看下跌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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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

这个故事想要说明的是,即使是一个很小心、非常规矩的投资者要看到市场的底也并不比他看到市场更容易。更大的意义在于,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没有人能很好地预测市场的走向,投资者应当在对风险、回报和个人风险承受力的长期判断基础上分配其资产。但是,正如我说过的,这一意见我自己就从未接受好,还是倾向于注入我自己的短期市场看法。如果我只记得那些我作出正确决定的时光比如1998年到2000年,我的表现极佳。而如果我更诚实些,记得自己做出过的所有判断,在短期市场判断上我可能也就是对半开——而且我也不认为其他人会有什么不同。我在1973年的经验也可能是种警示,说明一个人永远都不应当对任何事持绝对化的看法——包括对立面。如果你看到的长期方向只有一个,应置疑其合理性。但如果你决定与多数人反向而行,就像我在1973年所做的那样,要认识到人群的冲动可能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多数人还可能是对的。正像我在高盛公司的合伙人鲍勃·纽钦过去常说的,在股价最低时卖出的人并不愚蠢。问题是 ,结果是不确定的。只有在回顾时你才知道最糟糕的情况何时结束。在不确定的世界“鲁宾经济学”第十三章 “鲁宾经济学”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认为艾尔·戈尔会成为一位优秀的总统候选人,一位优秀的总统。1997年,在有关副总统与有争议的竞选筹资行为的关系问题正闹得沸沸扬扬之时,我曾对戈尔的幕僚长罗恩·克兰——他曾是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集智慧与政治精明于一身——说,如果我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结束前离开财政部,我会非常愿意协助副总统竞选总统之位。这一时期戈尔正处于诸多压力之下,我觉得即便是一个很小的鼓励性姿态也有益处。那天晚些时候,当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准备会见一位外国领导人时,副总统走到我所站的地方,很认真地帮我拉开椅子,让我坐下。

戈尔在人际交往方面可能是笨拙的——对从政者来说,这是种很少见、很不幸的特点。但这种笨拙可能会让人误解。戈尔非常聪明,勤于思考,拥有一种我非常欣赏的敏锐而又常常自我谦抑的机智。我记得,有一次波兰总理访问华盛顿,并在椭圆形办公室与总统、副总统和两国的少数几个高级官员举行不寻常的会谈。当时正是白宫忙碌之时,人们的心思都放在选举政治上,我觉得这次会谈可能并不是总统时间的最佳用途——尽管公平说来,波兰是东欧经济改革的典型。会谈快结束时,波兰总理说他发现有许多波兰裔人生活在美国。副总统带着些许嘲讽式的惊奇看着他说:“这事我们也听说过一些。”后来我告诉副总统说,我当时差点忍不住笑出来。因为,以他自己那种讽刺式的方式,戈尔已经向那位老实的总理表明这正是举行会谈的原因。

我倾向于赞同戈尔的大多数政策立场。他强烈反对乔治·W·布什大规模减税和将社会保障部分私有化的竞选主张。从这届政府成立之初,戈尔就极力推动减少预算赤字,并在国会做了大量工作来促成墨西哥救援计划的通过,且非常公开地支持贸易自由化,尤其是在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斗争中——有时,这即使在民主党内在政治上也并不容易。他还非常关注有关城市贫民区的问题。

当然,戈尔最热衷的是环境问题。我进入这届政府时,至少对某些环保主义者的极端化主张持有强烈疑虑。但戈尔劝说我相信,环境问题是一种严重的危险,而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并不一定非此即彼;事实上,长期经济增长有赖于明智的环境政策。我逐渐相信,如果将环境成本和收益包括进来,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将能更准确地反映出经济产出——尽管这从政治上和技术上来说都不可行。我记得,在白宫西翼副总统办公室,我们曾有过一次关于全球变暖问题的长谈。戈尔说,即使科学研究并未提供足够的确定性,存在全球变暖现象的证据也是大量的,而补救措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如果我们等得太久,而证据又表明这是事实,其结果就可能是灾难已无法预防。面临灾难性的危险,你决不能犯错。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一个经纪人所面临的一种问题,他持有的头寸几乎肯定可以带来正回报,而这种回报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如果他没能得到,他可能就没法在这行干下去了。这样的风险他是不能冒的。当然,就全球变暖而言,大多数专家都相信灾难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对全球变暖的所有理性分析在我看来似乎都指向这样一种结论,即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还存在什么样的措施最合理的问题。

不幸的是,戈尔的竞选没有把重点放在克林顿-戈尔政府的经济成就上,而是带上了某种民粹主义色彩。对任何社会来说,收入分配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问题。问题在于你所选择的措辞以及你的措辞所传达的理念。在任何时候,但尤其是人们在经济上广泛受益的时候,带有阶级怨恨色彩的言辞在我看来似乎在政治上和实际上都会起反作用。如果戈尔赢得大选,他在竞选中的民粹主义言论可能损害企业信心和投资,这可不是开始一届新政府运作的做法。

当然,所有这些在民主党内也是长期存在争论的,和共和党一样,民主党内也存在哲学分歧。我不是一个政治分析家,但我多年来一直参与这一辩论,聆听双方精彩的政治和政策观点。1994年中期选举失败,我记得希拉里·克林顿对鲍勃·里奇说:大选的关键是选民中20%摇摆不定的中间群体,而阶级冲突不是对付这些人的有效办法。我的看法现在还是如此。为了回应这种批评,戈尔的竞选战略家急忙指出戈尔比布什获得了更多的普选票。但不管你对这个结果的看法如何,我认为戈尔的竞选本来应该做得更好,毕竟,他是作为在任副总统并且是在多年来最好的经济状况下来竞选的。

在或多或少地卷入2000年大选以后,我没有太多地想过我在这场继续进行着的政策辩论中可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有三件事很快又把我卷了进去:新政府在2001年初提出的减税计划,我认为这一计划在财政上是不明智的;民主党需要从他们曾愉快的一起工作过的人那儿获得经济政策建议;9·11袭击。所有这些因素又将我拉回到决策过程中。将财政问题大辩论的历史与当前围绕着赤字是否重要的辩论区分开来是有益的。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以后,我会说明我是如何重新加入这场辩论的。

财政问题大辩论:促使我重新加入辩论的首要原因是我对这届政府的减税计划非常不感冒。这一在2001年上半年讨论并通过的减税法案,标志着这样一个时期的开始,在这个时期,减税的鼓吹者们对关于大规模减税对政府财政状况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稳健财政政策的价值以及庞大的长期结构性赤字的危害的主流观点置之不理。

保守派往往把有关布什减税计划的争议说成是低税收与高开支之间的对立问题。(在这里以及这一整章中,我所说的保守派均指那些80年代和90年代因狂热鼓吹将减税作为压倒一切的优先议题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他们与更为传统的保守派不同,后者,不论其社会和其他观点如何,都是稳健财政政策的强烈支持者。)康科德联盟是一个致力于财政纪律的组织,他先后由两位共和党人领导,一位是前商务部长佩特·彼得森,另一位是前参议员沃伦·拉德曼,倡导一种曾经是保守派运动和共和党核心价值的(而大多数民主党人都回避的)政策。这个时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这些政策受到许多共和党头面人物的反对,却受到许多民主党人的支持。

共和党的头面人物这样认为,政府不以减税的形式把财政盈余还给公众,“华盛顿”就会想办法把钱花掉。另外一个版本的说法是,财政盈余本来就是人民的钱,应当还给他们。这些说法在政治上都是很精明的,但又是简单幼稚的,在许多方面都是误导的。如果被说成是“花钱”,没有人会喜欢政府所做的事。但政府开支中占绝大部分的主要项目——从社会保障到医疗保健再到国防、执法、教育和环境保护——都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实际上,即使是减税支持者中的保守派也不愿意削减这些广受欢迎的项目,他们甚至会在痛骂“花钱”的同时投票支持增加这些项目的开支。这些项目属于人民,正如来自税收的美元属于人民一样。如果减税没有相应的开支削减相伴,就会扩大联邦债务的规模——这一债务同样属于人民。

布什政府的减税办法在财政问题大辩论中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一种财政纪律的效果和减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冲突。这种主张起初是在1980年总统竞选过程中开始对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当时一群被称为“供给学派”的保守派名声大噪。供给学派的理论核心是较低的边际税率会促使人们“供应”更多的劳力,工作更多更勤奋,从而提高增长率——而这种对增长的正面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减税之后政府的税收收入实际上会增加而不是减少。

乔治·H· W· 布什是1980年大选中罗纳德·里根争取共和党提名的竞争对手,他把这称之为“伏都经济学”。里根的顾问们也并不都相信这一理论。某些负责任的保守派人士知道,要缩小政府的规模是困难的,因为大多数规模很大的支出项目都是很受人们欢迎的。减税似乎提供了一种绕开这一政治问题的办法。这种理论认为,如果政府的收入减少,支出就会不再增长甚至可能被迫缩减。尽管有这种理论,整个80年代的政府支出持续不断的、大大的超过抵消减税所需要的水平,而里根政府和国会对此均表赞同。其结果就是80年代巨额赤字以及在90年代初仍然不断增加并且被即将缷任的政府预计将在未来的一年中继续增长的赤字。

政府有周期性赤字——即与衰退或经济放慢相关的短期和暂时性的赤字——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有时可能完全是合理的。凯恩斯经济学明确提倡通过临时性地增加开支或临时性地降低税收以对付衰退而导致的周期性赤字。60年代与70年代,某些接受了这一理论的自由派民主党人还在凯恩斯经济学中找到了合意的观点来倡导项目开支永久性的增加。但里根减税与里根时代的国防开支增加结合起来,造成了非常不同的情况:出现了庞大且难以消除的结构性赤字,即使在经济状况较好时也持续存在。1984年沃尔特·蒙代尔和1988年迈克尔·杜卡基斯在竞选中都认为这一结构性的赤字对美国经济是重大的长期性威胁。实际上,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因为理解这一问题的人非常少。蒙代尔在几年后对我谈起过他未能以一种人们能理解的方式来讨论赤字问题的挫折感。

到1989年底,赤字已经开始严重影响经济。人们开始明白,80年代末90年代初困难的经济状况和赤字有着某种联系,从而改变了讨论这一问题的政治氛围。到1992年底,赤字已经占GDP的4.7%——近3000亿美元。解决这一赤字是克林顿竞选主张的中心内容。克林顿如此专注于这一赤字问题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不仅损害经济而且损害人们对政府的信心,限制了政府处理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的能力。尽管克林顿赞成在许多领域削减开支,但他想要政府在其他领域更加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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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

克林顿就任后,财政大辩论销声匿迹。1993年,辩论是在克林顿经济计划——包括增加政府收入,主要措施是对纳税人中收入最高的1.2%的人增税以及小幅征收汽油税——的支持者与主张任何形式的增税都会损害经济增长的反对者之间展开的。供给学派的忠实拥护者如杰克·肯普和《华尔街日报》的保罗·吉格特认为我们的经济计划会损害经济,导致更多的人失业。某些人预测得甚至更为具体。“我相信这在明年就会导致衰退,”当时纽特·金里奇曾说,“这是民主党机器制造的衰退,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必须为此负责。”

1993年的赤字削减计划是对供给学派理论的一次检验。工作机会的丧失,赤字的增加和衰退,供给学派支持者所预测的这些现象都没有出现,经济却连续8年表现卓越——这是有史以来最长时间的连续经济增长。失业率从7%下降至4%,相应地在私营部门创造出了2000多万个新工作机会。在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3.5%的速度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仍然很低。1995年到2000年间生产率的平均增速达2.5%,是70年代初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增长水平。包括黑人和拉美裔在内的贫困率大大下降,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都有了增长。1998年,预算在近30年来头一次实现了平衡。

克林顿总统的经济计划对这些状况的实现有很大贡献。这种成功引起了某些保守派人士极大的愤怒,他们眼看着一种自己极力反对的政策带来了自己曾断言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在努力寻找其他的方法来解释这种经济状况出现的原因,并诋毁克林顿的成就。在90年代,其中某些人换成了这样一种立场:经济繁荣与赤字的下降和预算的平衡毫无关系,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和贸易自由化(这两个因素确实都是重要的,克林顿总统也强烈的支持促进其发展)。许多供给学派的人士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90年代的繁荣是对1981年里根减税滞后的反应。

我对此的回答是,你甚至可以感谢赫伯特·胡佛,尽管我确实认为从其他方面比如贸易和某些放松管制的方面来看,里根政府确实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乔治·H· W· 布什的政府也有重要的具有建设性的倡议——在贸易方面、在增加税收以及1990年他制定的新预算规则方面——尽管这些供给学派的保守人士并不经常提起。这些措施是朝重建财政纪律方面迈出的有意义的步伐,尽管还远未满足遏制这种潮流所需采取的措施的要求。因此,在他的任期快要结束时,实际的和预计的赤字都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且不断增长。

2002年,保守派人士又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观点:在18年的牛市之后股票价格的崩溃表明,90年代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健康发展时期。实际上,90年代的经济情况极其有益而健康,但漫长的好时光几乎总是会导致不平衡,从而带来一个调整期。当然,认定某种调整可能无法避免并不排除这样一种重要的辩论,那就是什么样的政策最能把调整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减至最小,什么是长期对我们而言最好的政策立场。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困难的调整时期,我们的政策选择没有达到其中任何一个目的。

1994年,民主党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选举结束后,保守派在政治上采取了攻势要推动新的大规模减税,而这需要通过对医疗照顾和其他项目的大规模缩减来偿付。在1995年政府关门事件之后,非常不得人心的削减这些支出的建议渐渐消失。但是,减税的建议仍然保留下来——这表明减税的支持者通常是多么不愿意承担政治责任,以一种与税收收入的减少相应的方式来削减具体项目的支出。由于具体的削减预算的建议总会得罪人,保守派人士常常主张通过“动态变化”来缓和其减税计划的影响,也就是说将预计的减税成本向下调整,而这是基于供给学派的这样一种理论,减税将会创造出足够的额外增长来部分或全部补偿其成本。

在1996年的竞选中,鲍勃·多尔主张进行全面减税,而这需要在6年内减少5480亿美元。克林顿总统对这一主张的回应是,任何的减税规模都应该小得多。在以前的几十年里,平衡预算的要求一般都是由共和党人提出的,而民主党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赤字可以不予理会。里根政府开始改变这种传统的分野,对减税采取了供给学派的主张。而在克林顿任期内,这些角色倒转了过来:民主党人想要坚守财政责任,而许多共和党人似乎对财政后果相对而言无动于衷,只要钱是花在了减税上。

随着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中赤字的消失和盈余的出现,辩论又发生了变化。保守派人士现在主张以减税的形式把所预计的庞大的盈余“还给”纳税人。但盈余用在其他方面似乎能更好地反映美国人民的偏好,我们认为继续坚持财政纪律——在这一情况下,就是开始偿还联邦政府债务——最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此外,一旦婴儿潮一代开始大量退休,社会保障和医疗照顾项目都将面临着巨额赤字。我们确实不能用一般收入提前支付这些未来的债务,但如果政府能够还清他的债务,并且当这些巨额账单到期时处于健康的财政状况中,我们的国家在对付这些问题时的处境就会好得多。

所有这些都是对大规模减税的反驳。但处理这些盈余使民主党人在政治上处于尴尬境地。大多数选民甚至不懂得政府的年度赤字及其累计债务的区别。因此,几乎不可能以一种人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解释,为什么我们未来几十年以后才要面对的补贴支付义务意味着有盈余的政府要用这笔钱来偿还其长期债务,而不是返还给纳税人。将这笔盈余作为储蓄来保存,用其来偿还债务,能带来较低的利率,创造更多的工作和更高的生活水平。但这为什么是对的,其理由是很复杂的。为了让人们更好的理解保存盈余的好处,1998年政府将这一问题概括为“先救救社会保障”。这一想法是要抵消以减税方式把盈余还给公众的政治吸引力,并提醒大家如果盈余是他们的钱,那债务也是他们的债务,并将保留盈余与一种容易解释的目的联系起来。这一观点有效地将大规模减税的计划又阻止了好几年。

2001年1月,超越党派的国会预算局预测联邦政府10年后的财政盈余是56万亿美元。由于某种被广泛的认为是不现实的长期沿用的方法论——如,假设过期的税收优惠如研究和开发税收优惠不会再次延长——这一数字可能是夸大的。到2003年9月,在两轮减税之后,高盛公司用更现实的假设估算出10年内的赤字是5.5万亿美元。这个变化幅度达11.1万亿美元,但如果对某些方法上的不一致性进行调整之后,更准确的数字是从盈余到赤字的恶化幅度是9万亿美元。(显然,10年的预测是极其不可靠的,但是实际结果比这些预测还糟糕的可能性似乎要比好的可能性更大些——这些预测都假设会有健康的增长率,而增长率是可能受到这些赤字的损害的。)

尽管起作用的因素有很多,2001年6月和2003年5月的减税是这一逆转的关键因素。国会预算局估计,第一次减税要花1.7万亿美元,包括债务义务(联邦政府所要支付的债务利息,而如果没有减税,这些债务本来是可以偿还的),但这些数字是以减税在到期时确实会“日落”或失效为前提。独立分析家认为,如果减税反而变成永久性的话,成本会更高,加上债务义务会超过2万亿美元。官方对第二次减税的估算是加上债务义务为5500亿美元,这还是以减税会失效为前提的。如果像其支持者所主张的那样减税永久化,10年期内加上债务义务成本将超过1万亿美元。这样,总的减税成本就占总恶化额9万亿美元的大约三分之一,占高盛公司所估计的5.5万美元的大约三分之二。

减税还会损害90年代所达成的有关财政纪律的脆弱的政治共识。华盛顿的自然惯性趋势是通过更多会马上带来更多感激之情的减税或增加开支的法案,而不是采取对长期利益最有好处的措施。庞大的减税尤其是如此有利于高收入纳税人的减税,使在其他领域主张坚守财政纪律变得困难,从而动摇了保持稳健财政政策的勉强的责任感。在早先的财政估算中,联邦债务应当在10年内从占GDP三分之一下降到零,而高盛公司在两年后进行的估算中认为他将在10年后增加到占GDP的50%。此外,在未来的年份退休的婴儿潮人数会迅速增加,抬高医疗照顾和社会保障成本,使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赤字发展前景更加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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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

赤字重要吗?在这种背景下,财政大辩论现在转向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所预计的这些赤字是否重要。这显然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减税的支持者不得不主张他们不重要——或至少不那么重要——因为大规模的减税和稳健的财政状况是无法调和的。而减税的鼓吹者包括乔治·W· 布什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伦·哈伯德都向我指出过,赤字对利率有重要的影响,因而也对经济活动、就业创造和增长有重要影响。《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对赤字会影响利率的理论大加排斥,称之为“鲁宾经济学”。

尽管我受宠若惊,但起初我并不认为这种主张会有什么吸引力。但这种主张一直在高声鼓吹自己,而相反的观点却不是这样。结果,这在我看来彻头彻尾荒谬的观点被当做一种严肃的看法来对待,在一次国会的听证会上,一个就在我旁边的减税支持者居然说已有的学术文献中没有任何东西支持有关财政状况会影响利率的忧虑。

没有任何文献?在经济学导论中你要学的第一件事就是供给和需求决定价格。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把市场能解释一切作为信条的人不认为债务融资供需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对利率有任何影响。如果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一观点甚至更为明显:当政府借贷时,可用于私人目的的储蓄就减少了,而资本的价格——以利率表示——就会上升。如果财政部停止借贷,而是开始偿还其未偿还的3.8万亿美元债务,私人部门可得到的储蓄就会增加,而利率就会下降。乔治敦大学的罗伯特·卡姆比和他的两个同事所进行的一项研究在听证会举行后完成,发现债券市场利率与未来财政状况的预期存在着极强的相关关系。卡姆比的文章解决了以前只考察利率与当前财政状况的文章的严重问题。将关注点转到利率和预期未来状况的关系上来是合理的:一个5年或10年期债券的购买者主要受到资产生命周期中对利率和债券价格的预期的影响,这应当是合乎逻辑的。

但是,卡姆比的文章并不为公众所知。于是布鲁金斯学会的比尔·盖尔和彼得·奥扎格撰写了一篇55页长的文章,其分析和结论与卡姆比的文章相似。文章引证了其他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哈佛的马丁·费尔德斯坦,他也是供给学派税收理论温和版本的主要支持者——的看法来支持预期财政状况对利率的影响。盖尔和奥扎格向前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他们积极地向媒体和国会议员及其助手宣传。结果,他们的工作受到广泛的注意,对不断加强人们在我们财政混乱状况问题上的关注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这证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政府以外严肃的政策分析家经常感到深深的沮丧,因为他们的工作很少能对政策进程产生任何重要影响。要产生重要影响通常不仅需要重头文章,还需要通晓如何赢得媒体、国会和华盛顿官方其他部门注意。

利率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使得要把财政状况的影响区分开来更加困难。而且,尽管长期来看基本面因素终将胜出,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市场的心理可能与基本面并不一致。比如,当经济和私人对资本的需求低迷时,市场可能很少会注意不健康的长期财政状况,利率可能保持较低水平,正如2002年和2003年上半年的情况一样。(尽管在这一脆弱的时期,较高的长期利率与联储所控制的较低的短期利率创纪录的巨大利差表明,赤字可能已经产生了某些影响。)

但不管在经济疲软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旦经济状况重新健康,私人对资本的需求就会增长。在某个时候市场就会关注长期财政状况,私人需求的增长就会与政府筹资以支付其预算赤字的需求冲突。实际上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赞同财政上的免费午餐是不存在的。尽管没有人能预测什么时候利率会对巨额长期赤字以及这些赤字对借贷需求的影响做出强烈反应。

让我把数字放进这些概念中来展示这对我们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多么大。当用来考察减税的影响时,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模型预计,赤字占GDP的比率每上升1%,长期利率就会上升0.5%-0.7%。某些分析家用的是这一个关联关系中的较低的估计,因此,出于计算的目的,我认定如果赤字占GDP的比例每上升1%,长期利率就会上升0.4%。

我前面曾经提到过,10年内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会恶化9万亿美元,这相当于每年平均占GDP的比率上升7%。这就是说,从原先预计的盈余到现在预计的赤字的变动幅度是平均每年GDP的7%。由于占GDP比例的每1%的上升会使利率上升0.4%,每年7%GDP比例的变化将使利率上升2.8%(0.4%×7)。

10年期长期债券的利率是大约4.5%,这样利率上升的幅度超过60%。然而,情况实际上要糟糕的多。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关键的利率是经过通货膨胀调整的10年期债券的市场利率即所谓“真实”利率。现在的10年期利率是4.5%,通货膨胀率是1.5%,这意味着真实利率是3%(也就是说,利率比通货膨胀率高3%)。用这个数字来计算,我刚才描述过的利率2.8%的上升相当于真实利率90%以上的上升。

从盈余到赤字的恶化是考察当前财政政策的影响最准确的方式。然而,分析家所提到的常常只是预计的赤字。那么,如果把同样的分析用于10年期5.5万亿美元的预计赤字,平均每年占GDP的比例上升约4%。这会导致长期利率1.6%的上升(4%GDP×0.4%)。10年期债券的利率经通货膨胀调整后是3%,真实利率因而上升超过50%。

这些数字触目惊心。但其后果可能更为严重。

如果轻率的财政政策继续下去,到某一时刻市场会感到忧虑,不仅担心预计中的联邦政府对可获得的储蓄的未来需求,更担心出现更严重的财政混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政府可能要靠通货膨胀而不是财政纪律来解决长期财政问题。这样,市场可能还要在已经很高的利率水平上再加上难以准确预计的、额外的“赤字升水”来体现这些风险。这一影响可能极其巨大,而且可能因另一种影响而进一步恶化,这种影响就是不稳健的财政政策会对外国借贷者在借款给美国政府时会要求的利率产生影响。

此外,利率影响只是全部后果中的一部分。不健康的长期财政状况还可能严重损害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1992年选举前的几年里,这一点很明显。庞大的结构性赤字还会降低海外对我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损害联邦政府提供美国人民希望他提供的服务(包括社会保障和医疗照顾)的能力,并减少我们应付未来衰退或紧急情况的余地。实际上,2001年时我们能增加国防开支,并能在不必冒利率大幅上升的风险的情况下提供财政刺激以对付衰退,全靠继承下来的健康的财政状况。

除认为赤字不会影响利率之外,某些减税支持者还断言减税将提高个人储蓄率,增加工作和投资活动。这概而言之就是1980年里根在共和党初选时提出的理论——即,减税会通过对供应的影响而自我偿付其成本。但赤字是增长了而不是下降了,1992年时,联邦债务增长了4倍。到80年代末,这一财政困境导致了更高的利率和降低的信心,孕育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此外,没有多少证据能证明税率对私人储蓄或工作机会有任何重大的影响。大多数主流学术著作都认为,利率对私人储蓄的影响即便有也很小。因此,减税不太可能似乎对私人储蓄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尽管这会增加税后利息收入。占压倒多数的学术著作都认定,工作时间长短的决策并不会受到边际税率的重大影响,至少在发生有关税率的辩论的过去20年里,他对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可能例外的是对家庭中次要收入者的收入会有某些影响。实际上,减税对工作动力的影响甚至可能是负面的,因为较低的平均税率使人们可能以更少的工作时间获得同样的税后收入。减税还可能影响人们在不可纳税的特殊待遇(比如,一间更大的靠拐角的办公室)与可纳税的收入之间的选择,但这种选择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在确定公司薪酬方面我自己的经验是,税率对工作努力程度的影响并不存在——至少就最高税率的现有水平相对于我们曾经历过的70%甚至更高的税率水平而言。

有前科的支持者常常争辩说“动态变化”——即能影响供应面的预算规则——表明减税的成本可以自我偿付。2003年,国会预算局和两院税收联合委员会——他们的领导者都是由在国会占多数的共和党人任命的——各提供了一个动态估算,反驳了这种主张。税收联合委员会对2003年的一次减税进行了考察,结论是减税本身的供应面效应对增长的影响很小,而就长期而言,减税的总体效果加上他们所制造的赤字对增长的影响即便存在也是负面的。与此相似,国会预算局对政府的预算案进行了总体考察,发现其对长期增长的影响很小——且可能是负面的。

某些减税支持者主张,实际的资本市场是全球性的,美国对资本需求的增加可以由来自海外的流入资本来满足,而对利率的影响会很小。确实,全球资本市场会满足美国国内储蓄所不能满足的融资需求,包括由赤字增长带来的需求。但认为流入美国的资本的利率和如果我们不需要这笔资本时的利率一样却是错误的。实际上,长期财政赤字对来自海外的资本的成本的影响,是这种赤字所带来的最重大的风险之一。依靠海外资本来偿付我们庞大赤字的部分或全部,意味着吸收更大的海外资本流入量,而这就需要支付更高的利率。此外,研究也清楚地表明,资本有很大的母国偏向,这更加强了利率上升的必要性。第二,美国在资本市场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因素,我们的超额需求将会影响全球利率——这与较小的国家不同。而且,最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外国资本市场开始担心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否健全,资本的供应方可能会大幅度提高使用其资本所需支付的价格。这正是20世纪下半叶在许多国家身上发生过的事。在目前的情况下,财政无纪律所致的这种潜在后果对美国尤其危险,因为我们依赖外国资本的大规模流入来支撑贸易赤字和巨大的储蓄差额。最后,经验研究表明,赤字对利率的影响是以反映了所有各种因素的数据为基础的,这包括了外国资本流入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

因为公众对这些问题非常有限,有关赤字问题的严肃讨论和应付这一问题的有关建议很容易被误解。比如,2002年1月,汤姆·达施勒发表了一次演讲,指出我国的长期财政状况存在着严重的危险,需要修正,而并未就此提出任何具体建议。他进而表示赞同这一观点,即在对付目前脆弱的经济状况时,短期的赤字可能是合理的。但第二天,他却受到了激烈的指责,说他赞同在衰退时期增税。达施勒实际上根本没说过这种话,但对他的指责——被媒体广泛且不加鉴别地报道——却被大家接受下来。这使其他人不愿再提达施勒已经提出过的那些主张。

在政治领域,对我们的财政困境进行严肃讨论的一个主要障碍是这种讨论立刻会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我国当前是否需要增税以应付赤字。我的看法是,要对付当前政策所导致的财政状况恶化问题,就像在1993年那样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要分享牺牲,而且既需要支出也需要税收措施。但不管最终的解决办法如何组成,总统和国会两党领导人都应该坐在一起——越早越好——来对付成为我们未来福利的严重威胁的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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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节

尽管达施勒和其他人在试图提出赤字问题时遇到了困难,辩论的主导基调在2003年已经开始变化。媒体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这部分是因为受到了盖尔-奥扎格的文章以及其他著名的经济分析家更经常地发表的评论的影响,受到当前激增的赤字的影响,受到急剧增加的预期长期赤字的影响。在这种改变了的气氛中,政府开始承认长期赤字确实会影响利率。布什总统的经济委员会有了新的领导人,他在《华尔街日报》网络版的一篇文章中接受了这一观点。但减税的支持接着就提出,即使赤字确实重要,预计的数额依然是“可管理的”。但在阐述这一观点时,他们使用的估计比主流分析家所使用的要低的多,而且他们也不承认潜在的这些可能性:严重的非线性影响,已露端倪的庞大的补贴支付义务,或是赤字对增长的巨大的非利率的负面影响。

国会预算局前局长罗伯特·赖肖尔是我所认识的最聪明最务实的预算专家,他认为,我们政治制度中的那些领导者可能会很不乐意修补我们混乱的长期财政状况,直到他认为终将到来的算总账的那一天。当那一危机到来时,我们要么不得不决定大大增加政府收入——在一个可能是很不恰当的时候——或者要面对严重和长期的经济动荡。那时美国人就会沮丧地回顾过去所发生的事。不幸的是,目前对赤字感到忧虑的人当中没人已经找到一种解释未来成本的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引起政治反响,尽管这些最严重的危险正在被制造出来,且仍然能够被阻止。把有关赤字是否重要以及供应面的影响是否真实的辩论放在一边,减税和增加开支在短期对政客和选民似乎总是有吸引力的——他们或者不关心长期的状况,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认识到了潜在的问题但认为其他人会注意到这一点。

随着辩论的发展,我在其中的作用也在变化。我仍与许多民主党参议员和众议员以及同样重要的与他们的助手保持联系。在华盛顿,商人习惯于聚集在当选官员的周围。但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你想取得效果——或是想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或是真想促成某件事——你最好能与恰当的助手也拉上关系。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马克·帕特森,当时他是汤姆·达施勒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助手主管,当他为帕特·莫伊尼汉工作时我认识了他。马克是那种能理解实质性问题的助手,能理解参议院政治,对可能发生在国会和许多委员会的事有许多富有幽默感的见解。正是通过马克和其他国会议员助手,我才开始了解在布什的2001年的减税计划辩论中我怎样才能发挥作用。当民主党控制白宫时,政府有一系列政策立场是公共辩论的常规论题。国会的民主党人在经济问题上可以决定他们的立场和政府过去立场之间的关系。国会的民主党人不管是接受还是批评我们的政治立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把我们既作为政策资源又作为政治资源来利用的。

现在民主党人突然失去了任何形式的来自一个民主党控制的政府的支持——这本是指引前进方向的恒星,只要愿意,就会有内阁部门和白宫的资源、数据和专业技能相伴而来。比如,在税收问题上,控制白宫的党派的议员就能得到财政部的专业经济学家的深入分析以及白宫和财政部的公关人员针对不同的选民和不同的州定制的谈话要点。他们拥有可以电话询问的、对经济问题有深入了解、同时又从同样的一般性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的人。如果你是一位美国参议员,总是会有许多职业经济学家供你驱使。你所缺乏的可能是不仅懂得经济问题而且了解你所处的环境、面对着你每天都不得不面对的同样的政策选择和政治现实的人。

共和党人重新夺回白宫之后,国会的民主党人开始意识到克林顿的班底是有用的资源,他们似乎想念拥有我们的时光。2001年1月25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作证时,艾伦·格林斯潘被大多数人认为在减税问题上支持共和党人——尽管在同一份证词中,他表明了对盈余未能用于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的忧虑,并警告说减税的规模不应大到使政府重新陷入赤字。在确定自己的立场并为之辩护时,民主党人需要有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具有声誉且有政治经历的人。

我记得一位民主党国会议员这样对我说,“我们的议员已经准备好站出来为减税问题而斗争。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并不真正完全理解这一问题。他们希望对这些问题有适度的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是一个议员,你会老是被问到对范围极其广大而繁杂的问题的想法。即使是非常勤奋和专注的议员也只能通晓几个问题。领导人和其他参与程度较深的议员可能会为你提供材料来帮助你理解一个问题或者回答媒体的提问。但议员们不愿意先表明一个立场,而在六个星期或六个月以后发现这个立场是错误的。在财政问题上,两党的康科德联盟在满足这些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就财政状况和庞大的长期赤字的危险问题提供分析以及来自深受尊重的人物的支持性言论。与反对财政上不合理的减税的组织有关系的人包括前参议员鲍勃·克里,萨姆·纳恩,沃伦·拉德曼,前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以及前商务部长佩特·彼得森。在有关减税的激烈斗争中,他们举行新闻发布会,他们的著作也在国会广为散发。

2001年2月初,受汤姆·达施勒的邀请,我和劳拉·泰森一起参加了在国会图书馆举行的有关问题的研讨会,参院民主党人举行这一会议来为预算案制定做准备。次日,我和利昂·帕内塔参加了在宾夕法尼亚的法明顿疗养地举行的民主党核心党团会议。我参加核心党团会议,认为我会说我所想的,议员也会因我在反对布什减税的规模和分配方案方面与他们意见相同而感到高兴——参院讨论会的情况或多或少就是如此。但与此相反,我受到了指责。议员们对我的发言的反应,是谴责我未能尽述所想并对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提供更多的公众声音。我记得巴尼·弗兰克说:“你所做的糟糕透了。”他是真的感到愤怒。

“首先,你是个政客——而我不是。”我回应道。这是事实。对我关心的政策问题发表评论似乎是合适的,但我并不认为我应当是一个公共发言人。可是,这种抱怨困扰着我,在此后的几天我都在考虑我还能做些什么。参加在底特律举行的福特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旅途中,我草拟了一篇长篇专栏文章,列举我反对政府减税计划的理由。在文章开头,我表示并不想在那时卷入有关财政政策的公共辩论,但我强烈地感觉到布什所提议的减税幅度在经济政策上是个严重的错误。这篇文章发表在2001年2月11日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上。此后,在大约两周的时间里,有8到10名参议员给我打电话。在财政部时我也从未有过许多参议员主动打电话来讨论一个政策问题的时候。

当然,尽管大多数民主党人反对减税,但他们未能赢得这场战斗。作为一种短期刺激,减税是极其低效的——高收入群体所获太多,他们不会愿意将所得花掉这么多,大多数的削减发生在以后几年,在短期内帮助不大,却损害我们的长期财政状况。减税还损害我们应付意外事件的缓冲能力。一年之内,9·11悲剧、股市大跌和全面恶化的经济状况表明,意外事件对一国的财政状况可以有多么巨大的影响。

有关何种政策才能最有效地对付经济放慢问题的争论还会持续多年。90年代异常繁荣的经济状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过度和不平衡——这包括高水平的消费者和公司债务,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以及用任何传统标准衡量都太高的股市价格——从而导致了金融市场和经济的更为困难的时期。然而,强大的力量——比如低失业率,高生产率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以及起初还存在的强健的财政状况——也保留下来。在经济放慢期间,货币政策和减税及在国联和国土安全方面都增加开支对脆弱的经济提供了很强的刺激。(2001年和2003年的减税如果定位更好并且是临时性的,本可以一种成本更低、更有效的方式提供刺激——且不会造成长期损害。)所有这些刺激都可能导致周期性的增长。但首要问题仍存在将衰退程度和长度最小化方面,那一时期的政策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是契合的?这些选择怎样影响我国经济的长期状况?我个人的观点是,在这两方面这一时期的决策都远非最优,就第二个问题而言,他们对我们的未来制造了严重的威胁。

2001年9月11日晨,我正在花旗集团我的办公室中,桑迪·维尔走进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一架飞机撞上了世界贸易中心大楼。我最初的想法是这肯定是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一次异常事件。接着,20分钟之后,桑迪再次进来说另一架飞机又撞上了大楼——而且他们都是大飞机。那时,发生了什么事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在大厦里工作的数千花旗集团的雇员,尽管他们自己并不在双子塔楼里。我们在世界贸易中心7号楼租了25层楼,该楼8小时后倒塌,尽管很幸运的是并未导致任何人死亡。我们还在世界贸易中心北面几个街区的格林威治街占据了两栋很大的建筑,所罗门美邦的交易室就设在里面,另外还在华尔街地区或拥有或租了另外三栋较小的建筑。所有这些建筑都进行了疏散。令人悲痛的是,我们后来得知有6位因与客户会面而在双子塔楼中的花旗雇员遇难,而使我们所有人都以一种更个人的方式切身感受到所发生的一切有多么恐怖。

桑迪很快就在一个会议室组织了一次转变为管理会议的会面,以制定我们的危机对策。我们最初关注的问题,是在为所有人考虑之后,决定继续经营。作为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这不仅对我们是重要的,对整个金融系统也是重要的。我们无法使用我们在格林威治街的所罗门美邦交易室或任何其他市中心的办公室。我们转移到新泽西鲁瑟福德的一个备用设施继续经营,但部分业务直到9月12日才恢复运作。纽约证券交易所关门了,起初是无限期的。作为一家重要的清算银行,纽约银行的清算系统也关闭了。我们仍能付款,但不清楚其他金融机构是否还能向我们付款。我们担心有接连不断地发生违约事件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所依赖的基本支付系统和金融系统继续保持运转。联邦储备委员会迅速行动,使银行能获得流动资金,直到支付再次开始流动。但这种警示是清楚的,即在我们这个国家制造巨大的金融和经济混乱所需的代价是多么小。从那时起我们已经采取措施来减少这种脆弱性,但一个复杂、现代的社会要面对的风险是内在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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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节

面对“9·11”事件的后果,许多人都很害怕袭击事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大多数人也不知道应当如何来应对。袭击发生后股市关闭了好几天,谁也不知道重新开市后股价下跌的幅度可能有多大。许多和我谈过的人都担心这一冲击对资产价格和流动性可能产生重大打击。

我自己最初的反应是袭击会对经济信心产生巨大的影响。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消费者、投资者和企业都是在某些框架下进行决策的。在这一框架下,人们会做出过度的决策,然后市场会回归中间状态,如此往复。但袭击注入了一个新的远远超出了几乎每个人以往经验的变量。人们需要新的参数——且尚未得出。这类根本性变化是很罕见的,它使所有人在弄清如何适应新现实之前都只能等待,因而能使经济活动暂时停滞。由于在袭击发生之前我就认为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就已处于更大的困难之中,我的个人观点就是情况可能比许多人所担心的更糟糕。

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我接到许多电话邀请我上电视讨论其经济影响。在一个星期之内我拒绝了所有邀请。首先,我并不很清楚应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在更清楚自己的观点之前,我也不愿意在公众面前说什么。我也不认为把我的最初印象说出来会有什么帮助。人们在寻求有关经济的某种安慰。而我却没有多少安慰的话说。不管我如何表达我的观点,他们的效果都可能是使人们更加不安。

但是每一天我都在不停的思考如何看待和讨论9·11经济后果这一问题,像往常一样在一个标准拍纸簿上做笔记。按照我的考虑,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公众面前以一种既忠于事实又具有安慰和镇静作用的方式来发表讲话。这是一个我以前也碰到的问题,在与吉恩·斯珀林交谈过几次以后,我形成了一个“竞争性考虑”的框架。一方面,袭击可能会损害信心,并对许多经济部门包括航空、旅馆和旅游业等造成负面的影响。由于安全要求以及安全成本在整个经济中将会上升,贸易的便利性和成本也会因此受到损失。另一方面,政府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的支出将会增加,从而提供一种经济刺激。9·11对一个处于困境中的经济的净影响因而是所有这些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的平衡值。我的想法是把对短期的分析与某种对本国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肯定结合起来——但一直要注意实现这种潜力需要面对许多挑战。这使我能重新关注诸如长期产生状况、贸易自由化、教育和内城区问题之类的问题。

在纽约的日本学会发表预定的演讲时,我即兴提出了两种可能的前景。正面的前景是美国即使在未来的几个月或几年中继续受到重大的恐怖主义威胁,任何此类袭击都在一个我们的社会能够适应的范围之内。在此后的一年里,9·11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那些不平衡将会自己逐步得到解决,而袭击对经济信心的影响会减少。与此同时,政府将会出台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措施。所有这些将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到2002年第三季度,信心将会恢复,美国经济将会再次拥有健康的经济增长率。负面前景是恐怖主义事件可能继续大规模的发生,在更长的时间里动摇经济信心,这和9·11之前已经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将导致一个长得多的困难时期。

我也不知道这些前景的可能性分别有多大。尽管对经济前景有许多预测,没有其他任何人,不管他多么了解情况,真正具有判断各种相对可能性的能力。那天晚上我回避说出的是我个人的一个直觉,那就是负面前景比正面前景的可能性要大些。

第一个星期快要结束时,我接到一个前通用电器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打来的电话,他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莱斯利·斯塔尔请他参加“60分钟”节目。这个节目想进行一次在星期天晚上播出的讨论,在第二天早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其他金融市场重新开市之前。沃伦·巴菲特已经同意参加,杰克说他也会参加,问我是否愿意也参加这个节目。

起初我想拒绝,因为我要说的,即使是以竞争性考虑的方式说出来,似乎也完全没有建设性。但我确实认为,我们三个人在电视里镇静地讨论经济状况可能本身就能提供某种安慰,即使我对前景的看法好坏参半。因此我对杰克说我愿意参加。接着我就和罗恩·克兰、吉恩·斯珀林和戴维·德雷尔举行了一个电话会议。他们三个努力帮助我预测我可能被问到的各种问题。重新开市之后,你会买股票吗,或者你会卖掉股票?你觉得明天的市场情况会如何?你觉得人们应该怎么处理他们的投资?

我的观点和往常一样,就是投资要有长远的眼光。但这不可能使我不用回答我可能要面对的对经济状况和股市短期的看法。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思考如何来谈论这些。那个周末当访谈录像时,我已决定用两个结论来表述我的分析。我认为,由于袭击,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困难的危险性增加了。但我仍继续相信,美国经济长期的潜力是强大的。这些似乎都不是危言耸听,也确实是我的观点。

在实录之前,我们开了一个准备性的电话会议,莱斯利·斯塔尔说:“我可能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星期一市场的表现会怎么样?你会买还是卖?”沃伦的回答是——重新开市后他什么也不会卖,如果价格足够便宜的话,他甚至可能买些股票。杰克回答说,他可能会留着他的股票,因为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佳投资地。

接着莱斯利说:“你怎么样,鲍勃?”

“我不想谈论市场。”我说。我觉得一个前财政部长,他的意见可能会对某些人产生影响,因此应当在说话时小心谨慎——尤其是关于股市水平和联储的话题——即使他已离职。

“你必须得谈谈市场。”她说。

“不,我不会谈论市场的。”

“好吧,那么我就会问问你有关联储以及他们是否应当降低利率的问题。”她说。

“你可以那么做,”我说,“但我也不会谈论联储。”

“你什么也不说吗?”她问道。她变得很焦虑,“我希望你参与到节目中来。”

“别担心,我会找到可说的东西的。”

然后我们就进行了录像,我确实说了些话,尽管我说的大多数话在编辑时都不见了。

总统对恐怖主义与军事手段回应的决定在政界得到了广泛支持,但如何应对其经济影响的问题无论从实质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都要复杂的多。一系列的问题由此产生。政府是否应当支持受9·11事件影响的航空业、保险业或其他行业?政府是否应当采取行动以某种方式来刺激经济?如果应当,用什么样的刺激——紧急支出、减税还是两者都用?如果减税,什么样的减税?我很快就开始接到要应付所有这一切的国会议员电话。

在帮助特定产业的问题上,我认为一般原则是除异常特殊的情况以外政府不应对任何产业进行支持。我们拥有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应该让市场自身针对新情况进行调整,除非某些对我们的经济及其重要的部门,受到严重影响才能考虑进行干预。航空业对经济是极其重要的,在已经脆弱的行业状况下,由于停止经营好几天,旅客需求疲软,他们的损失急剧上升,有关门停业的危险。因此我支持采取某些措施使主要的航空公司能继续运转。但国会非常迅速的通过的帮助航空业150亿美元援助法案似乎过分,是一种补偿早在9·11之前航空业就在经历的糟糕市场状况。

保险业的问题更为复杂。尽管保险公司包括花旗集团的旅游保险子公司都面临惨重的损失,但即使损失最大的公司也并未面临破产或业务受到严重干扰问题,因而在我看来不应该得到公共资金来补偿由于袭击导致的损失。但该产业确实面临一个需要政府关注的问题:由于袭击,保险公司再也不愿意为恐怖主义或战争提供保险——损失过于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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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节

随着企业重新思考恐怖主义和其他地缘政治事件的可能性,9·11之前就应该认识到但没有认识到的风险被认识到了。这是另一个更大问题的一个例证,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可能性极小而一旦发生就具有灾难性后果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对这类风险迟到的认识带来了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没有保险商愿意提供保险来防范类似9·11的袭击的风险, 新办公大楼、购物中心和其他大型建筑的建设会受到严重阻碍。因此,政府可能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成为这类风险的最终保险人。

这

Chapter_8

一问题——以及对公共部门解决方案的需要——是我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一个更大原则的一个部门。即使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中,也有许多需求也是市场按其本性不能满足的。这类风险中一种是我们的社会化,因为,私营部门不以能效原则处理他们——或者是因为潜在的损失太大而难以进行精确计算,或者是因为自愿保险计划无法操作。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是要既为太穷而无法为退休储蓄足够的资金,也为那些有能力存储而不愿意这样做的人提供保障网。就像某种自然灾害一样,老年人的退休保障被我们这个社会列入要通过政府来予以保护的一类风险中。9·11之后,一直存在的恐怖主义风险也加入了这一名单。

除这些特定产业的问题而外人们对迅速提供某种经济刺激的问题也进行了许多讨论。9·11是一个异常特殊的事件,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但就此进行的经济辩论却常常回到熟悉的问题上。在这种时候常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有着顽固立场的人将情况的任何变化都作为他们原有主张的新论据。袭击刚发生的几天里,某些减税的长期倡导者立刻抓住机会鼓吹其一贯的主张。情况发生了变化,但他们的主张一如既往。三种具体观点最为突出:加速实施布什减税方案中的税利削减,通过新的资本所得税减免方案,降低企业所得税。所有这些措施都会进一步损害这个国家正在迅速恶化的财政状况。这正是那些很容易产生坏政策的情况——一种紧迫感,一套表面上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建议以及政客迅速采取行动的热情。我的观点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我认为用于刺激的额外减税应当是临时性的,而且既由于公平也由于效率,减税应针对中低收入的人,他们支出而不是储蓄的倾向最强。我还会把临时性的失业补贴和对失业者的医疗补贴以及对某些州和城市的援助以帮助他们解决成本的上升包括进去——所有那些会被马上花掉的钱。所有这些都可以在不带来负面长期影响的情况下提供更有效的刺激。

9月17日,在“60分钟”节目播出的次日,纽约证券交易所重新开市,道琼斯指数下跌7%。在闭市后,我接受了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节目汤姆·布罗考的采访,布罗考问了我一系列非常坦率的问题。他就资本所得税谈了一些看法,我也表达了我的反对观点。我不认为在通常情况下资本所得税的削减会增加我们的经济福利。主流学术著作强烈主张,储蓄率相对而言不受储蓄回报(不管是利息、分红还是资本所得)对税率的影响,因此削减资本所得税不太可能增加储蓄。与此类似,主流学术研究中资本所得税降低而导致投资上升增加的证据也很少——在股票市场的投资大量增加发生在1997年资本所得税降低之前的几年。我自己和投资者以及市场打交道几十年的经验也支持这一点。而一方面,资本所得税的削减长期而言肯定会使财政付出代价,并在投资资本的分配上制造出因税率导致的扭曲。在税率极高的情况下,所有这些分析都可能不同,但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

在9·11之后的情况下,资本所得税的削减起的可能完全是反作用,因为他可能鼓励在一个下跌的市场出售股票。做完节目后,吉恩·斯珀林说:“鲍勃,在白宫这么多年以后,这是头一次我们能接受在黄金时间谈论支持资本所得税的削减。”

第二天我接到一个贾尼斯·梅斯打来的电话,她是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民主党人的主要助手。民主党人正在考虑他们应对共和党人的减税计划做出何种反应。贾尼斯说他们已将布罗考采访的文稿分发给委员会的所有本党议员,来帮助他们反对资本所得税削减的主张。

筹款委员会的民主党人后来邀请我到华盛顿与他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会谈。当时的众院议长丹尼斯·哈斯特和两党的国会领导人在9月19日举行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正式的关门会议——邀请了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拉里·林赛,艾伦·格林斯潘和我——来探讨对袭击可能的经济反应。这一会议之后,又举行了参院金融委员会的关门会议和许多其他会议。几个星期之内,我一直在纽约和巴尔的摩郊外的BWI机场来回奔波,因为由于安全原因里根机场依然关闭。

在我看来,继续推进布什计划中的将要实施的个人所得税削减,通过对企业所得税新的削减法案,和资本所得税的削减一样都是极其错误的主张。他们都会进一步损害美国的长期财政状况,相对于其成本而言,其短期刺激作用也是极其低效的。但是当时盛行的那种气氛下,这种建议显然是有可能通过的——尤其是在非常有影响的大公司组织企业圆桌会议表示支持削减企业所得税的主张之后。而相比之下,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民主党人提出了在我看来对当前的问题具有更大的针对性的计划。

我从没想到股票市场会如此迅速的在2001年秋天就反弹。9·11事件之后股市的下跌从未超过14%。在那一个月里,股票互助资金流出股市的不到1%——而在1987年股市崩盘后的一个月里,资金流出3%,市价下跌22%。袭击发生一个月之后,10月11日,标准蒲尔500种股票指数就超过了9月10日的水平。不久资产就又开始流回市场。由于某种程度的谨慎,2002年末2003年第一季度市场急剧下跌,但在第二季度就强劲反弹。经过这些涨跌起落——公司丑闻和华尔街管制和治理问题加强了下跌的趋势——在我看来市场似乎仍未充分反映出经济和地缘经济风险。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不平衡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一次重大的恐怖主义行为使一大堆破坏性的可能突显出来。在这一背景下,按许多历史指标来衡量,股票估值似乎都太高。

确实,许多顾问和投资人如沃伦·巴菲特都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证券的回报都会比历史水平低。牛市的预测通常是以强劲经济增长和相对较低的利率的预期为基础的。但强大持续的收入增长所需的强劲经济状况可能导致高得多的利率——尤其是在考虑到我们的长期财政困境的情况下。但这一力量似乎没被预测者考虑进去。

我对市场行为的解释是,尽管市场大跌并因此带来了严重损失,但18年里形成的心理力量仍保持下来。从某种程度上说,9·11后的世界对金融市场有种奇怪的不真实感。一方面,人们普遍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普遍认识到世界似乎不再完全是双子塔倒塌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个世界了。另一方面,这一刚被认识到的现实对多数人对与金融市场有关的估值和风险的思考的影响似乎并不像我原本想像的那样大——与30年代股市崩溃后的现象相反。这可能反映出了市场的这样一种趋向,既要在导致过渡的因素已经消失很久之后体现过渡时期的预期,又不考虑与分析家用以对股票进行估价时的思考框架不相符的更广泛的因素。

我所交谈过的有国家安全问题背景的人都对我国当前面临的情况深感忧虑。我曾与桑迪·伯杰同乘一架飞机,作为克林顿总统非常务实而富有远见的国家安全顾问,在人们刚开始认识到恐怖主义威胁时,他已详细谈论过这种威胁的严重性。在伊斯兰世界的某些地区发展起来的极端狂热主义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会对我们的国家和经济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恐怖主义可以许多方式影响经济——通过增加安全成本,使贸易更加昂贵,使油价上升以及通过在海外的关键国家制造政治不稳定。除了灾难性事件和干扰的明显的可能性而外,还包括恐惧的上升和信心上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而这些对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经济状况和风险升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为什么在好几个月之后职业经济预测家仍继续对近期前景保持他们自2000年初经济放慢开始以来一直如此的几乎是正面的看法呢?在整个2001年,大多数人都预计由于联邦储备委员会降低利率的强有力行动将会相对较快地恢复美国经济的健康增长。9·11之前,我就感到预测家们夸大了联储措施的潜在有效性——这些措施确实是强有力的,也确实有助于减轻放慢的程度,但它不是万能的——而大大低估了持续不断的过度投资和经济不平衡的影响。9·11之后,华尔街的经济预测家们承认未来恐怖行动和海外政治冲突的可能性。但所有这些对他们的分析和预测都没有多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无法将这些风险量化,也可能是因为坚持自己熟悉的分析框架的一种惰性。

稍晚些时候,花旗集团在一家曼哈顿餐馆为一群非常资深的职业基金管理人举行了一次晚宴。席间有关全球经济前景的长时间的、有趣的讨论大多围绕着恐怖主义和地缘政治事件。但在晚餐结束时,参加者们提出的预测反映出的框架并未考虑我们整个晚餐期间都在讨论的那些因素。显然,他们的模型无法容纳这类风险,于是他们也就没被包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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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节

让我吃惊的是,9·11之后,面对严重的新的不确定性和继续存在的不平衡情况,不仅主要的华尔街公司的预测仍绝大多数是正面的,而且这些预测仍是同样的单向预测,给出的下一年经济增长率仍只是一个数字而不是一个范围。在我看来,这种单向的预测似乎总是隐含着一种不现实的精确度,因为未来的前景总是很大范围内的一系列可能性。预测家们大概也认识到了其预测的有限性,但消费者可能不那么老练,且完全不可能就一个预测结果做出可能性的判断。生活是不确定的。想预测经济次年能增长多少的预测家往往未能考虑进去的不仅包括特定的不确定性,还包括不确定性是生活基本原则这一因素。在不确定的世界相互依赖宣言第十四章相互依赖宣言

刚开始在华尔街工作时,美国之外的全球经济所发生的事对我和我的同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那时,作为纽约最顶尖的投资银行公司之一,高盛公司一个海外办事处也没有。我们和欧洲的工业化国家以及日本有一些业务联系,但我们从没想像过会在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业务。

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置信。我在从业生涯中所亲见的最根本的变化之一,就是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联系的极大增加。几十年前,财长们出访,访问的是伦敦、巴黎、波恩和东京。在我担任财长期间,我访问过的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中国、科特迪瓦、印度、印度尼西亚、莫桑比克以及菲律宾、乌克兰和越南。正如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见到的,我们的经济健康越来越多受到全球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的影响。现在美国40%的出口输往发展中国家,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世界中的重要部分。

在任职期间,我关注最多的是将我们的利益与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和金融联系。这些仍在很大程度上未得到美国公众的充分认识。我国人民仍极需更好地理解贸易自由化、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的扩展以及金融市场的开放等复杂的现象,他们常常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而经济联系仅仅是更广泛的相互依赖的一个方面而已,大多数人对此更是缺乏认识,因而同样需要公众更好的理解。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应当使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如何对我们本国的福祉有多么重要。

在2002年夏天一次到亚洲的公务旅行中,我和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聊了两个小时。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对这位内阁资政多少有了些了解,当时他显示出了对地缘政治以及地区问题的极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他指出,目前还没有一种冷战期间曾经存在的范式,可用于理解作为世界事务中一个因素的极端伊斯兰宗教狂热,在这个问题上的大多数看法都是简单化的。我赞同他的这样一种看法,即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来理解恐怖主义和其他地缘政治风险。在我看来,一般的狂热宗教暴力和特定的反西方恐怖主义,都仍与贫困、不平等问题分不开,也与这样一个事实分不开,即尽管近几十年来世界许多地方的生活水平都有极大提高,但仍存在广大的极端贫困地区,无缘享受现代经济所带来的各种好处。

当然,贫困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很有争议,也非常复杂。“9·11”事件背后的恐怖分子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专家们也指出,有许多因素导致了恐怖主义所赖以存在的那种深深的仇视。然而,贫困孕育了怨恨、隔膜和绝望,并进而制造了一种有利于恐怖分子的环境,世界贸易中心遭到袭击之前一段时期的阿富汗的情况正是如此。

实际上,恐怖主义只是我们所面对的与全球贫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众多风险中的一种。在执政之初,克林顿总统曾传阅过一篇罗伯特·卡普兰撰写的题为《即将来临的无政府状态》的文章。该文认为,西非地区最为突出的那些可怕的问题如环境破坏、疾病、贫困和政治冲突可能越过边境传播,损害富裕国家的安全。这促使我又读了卡普兰的著作《地球的末日:21世纪前夜之旅》,他详细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有门禁的社区”式的生活方式在把工业化国家与世界其他地方的问题隔开方面越来越缺乏效能,而我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某种程度上在纽约都见过这种生活方式。

对有关全球贫困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也对发达国家构成威胁的问题,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卡普兰的著作使这一系列想法具体化了。如今,公共健康方面的危险已经从那些根本无力为其大多数人民提供哪怕是适度的医疗保健服务的国家迅速传播开来。而跨国的环境危险如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大气的污染从那些人民每天都在挣扎求生、不可能真正关注环境问题的国家传播到我们身边。在某些发达国家,试图逃避贫困的移民潮正带来社会和政治问题。国家崩溃或陷入冲突时,国际社会一般要为由此导致的大规模人道主义问题负责。为了生活在那儿的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努力解决较贫困国家的贫困问题。但是,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境况对我国自身的利益同样至关重要。

许多深切关注全球贫困问题的人都对全球化和开放市场抱有很大的疑虑。我认为,有时被概括为关心贫困问题的人与全球化的支持者之间的分歧的那种争论是虚假的。克林顿总统认为繁荣的经济是最佳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这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对他们来说,经济的快速增长对提高生活水平、使人们摆脱贫困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对增长是极其重要的,并对许多国家和数量庞大的人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正如克林顿总统同样经常说的,增长和市场本身是不够的。政府还须实施促进广泛分享增长的政策,并致力于那些市场本身不足以解决的重要需求。而这些政策反过来又将提高工人的生产率。这在全球范围内也同样适用,贫困和不平等及其所伴随的社会弊病仍是巨大的问题,并且对生产率和增长构成了巨大的障碍。在贫困国家,某些市场经济运转所需的最基本的前提如法治和廉洁有效的政府以及足够的教育、保健,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常常缺乏。

每次访问发展中国家后,我总是会再次意识到这类国家的问题是多么难以解决。比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墨西哥的历任总统和财长都实施广泛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因为明智的政策选择,墨西哥经济的许多基本面都非常健康,该国的前景也看好。然而,其经济增长率一直不高。仍有太多人难以获得合理的医疗保健和足够的公共教育,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公共资源也不足。除此之外,墨西哥还面临着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所必需的清明的法治的挑战,还要更有效地与腐败做斗争。而且还需要鼓励更高的储蓄率。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困难的,不仅是从实质内容上来说,也是从政治上来说。

在思考美国的市中心贫民区及其贫困问题时,我首次开始关注“并行议程”这一想法。这种提法的意思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以及与更为广大的经济的一体化和促进增长的基本政策,应与“并行”的一套帮助满足市场所不能充分满足的需要的政策相结合,诸如为那些因变化而失业的工人提供合理的社会保障网和再培训项目。此后,由于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我关注这些与新兴市场有关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有效实施“并行议程”,可以促进全球化利益的更广泛的分享,而这反过来将提高生产率,并促进增长,提高发展中世界对全球化的政治支持。

尽管近几十年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世界银行和大多数专家估计世界近一半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仍不到2美元,有20%的人每天不到1美元。某些分析家争辩说这些数字将这一问题夸大了可能近一半。但即使用更保守的估计,也有数量巨大得不可接受的人生活在贫困中。他们常常得不到足够的清洁水源和基本的保健服务等等。而全球化和增长的好处老是只为相对少数的人所获。不管进步有多大,显然还是不够。

多年来,我一直觉得发展中国家的富人似乎老是将这些可怕的不平等现象看成是可以接受的事。但在近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访问中,我已经注意到如今许多商人越来越深刻地从实质上认识到,除非能更有效地对付贫困问题,否则他们不可能有他们想要的那种经济和社会。

处理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法是什么,这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2002年秋,我原来的老财政部团队的一些成员——拉里·萨默斯、戴维·利普顿、蒂姆·盖斯纳和卡罗琳·阿特金森——在拉里的坎布里奇寓所聚会,讨论与此书有关的一些问题。令人惊奇的是,在四小时热烈的讨论中,尽管这些人对这一问题都很精通,他们的看法有时仍相互冲突,而且他们都认识到有很大的不确定的领域。大多数严肃的专家都承认,对发展中世界的贫困和增长问题,他们还有许多东西不了解。我们都同意,某些因素一般在快速经济进步中的作用比较突出。这些因素包括如全球一体化和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至少起码有效的政府,某种水平的社会凝聚以及过得去的基础广泛的教育,基本的医疗保健,稳健的财政政策和高储蓄率。确定性小得多的,是如何鼓励各国去追求这类与成功联系最密切的政策。

人们也不清楚为什么显然类似的改革在各国带来的结果会如此不同。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可能是如何满足数百万贫困人口的需要,他们生活在那些由于政府腐败和无能而无力进行改革的国家。虽然新兴市场国家——就此事而言,也包括发达国家——的政府也都并非完美有效,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腐败的,但基本上无效的政府似乎不可能实现成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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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节

可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似乎选择了明智政策的国家没能获得其他国家那样的进步?“成功的故事”似乎能提供某种指示。其中一个似乎很明确的结论是,尽管与全球一体化相伴随的问题有很多,但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在不追求与世界其他地区一体化的前提下以自给自足的方式实现增长,至少也要促进出口。此外,对市场力量越来越大的依赖对改善经济业绩也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在经济状况如此困难的非洲,某些国家如乌干达和莫桑比克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并取得了相当水平的增长,在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指标上也取得了重大进步。

在亚洲,过去的三四十年里,生活水平一直稳步增长,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急速增长,改善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韩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1960年到2000年间,该国人均年收入从大约100美元增长到大约10000美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某种程度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有限度的自由化以及强烈的出口导向。除了更自由的贸易和与全球市场一体化以外,在“亚洲奇迹”中还包含很多的其他因素。但是,如果没有全球化这个要素,诸如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所经历过的那种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拉美,其结果大体上是令人失望的,增长速度也相对较慢。即使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改革时期,当大多数拉美国家实行贸易自由化,促进出口,并越来越多地依赖私有市场时,这些国家的增长率依然缓慢——只有智利是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正如拉里在我们的坎布里奇聚会上所说的,对支持我们主张的人来说,拉美仍然在某种程度是个谜。我们对亚洲和拉美经济增长的理解需要得到极大的改进,以便为发展战略和政策进一步实施提供更好的判断。

某些人建议用文化来解释亚洲的相对繁荣。尽管这一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很难适用于这一有着如此异质文化的地区,但最繁荣的亚洲经济体一般都有着下面这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严谨的工作道德,对教育的热忱以及高储蓄率。亚洲的成功者中财富、土地和收入分配的扭曲程度一般也不像拉美那样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国家都实施了以增长和生产率为导向的政策,以及基本健全的财政管理政策。此外,拉美一个最大国家的外长曾告诉我说,他认为这两个地区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在于,与拉美相比,亚洲各国的政府结构和程序有着更大的有效性。而拉美各国尽管近年来大步前进,但是相对而言在政治上无能为力,无法在彻底实施所需政策的同时维持稳健的财政状况。

中国有时是被作为一个封闭而又繁荣的经济体系例证提出的。实际上,事实正相反。中国的经济繁荣是在邓小平使该国转向出口和市场激励后开始的,尽管这是在坚持国有企业制度和小心控制开放资本流动的背景下进行的。这种思维倾向在中国已在极大程度上扎下了根——尽管要把中国转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仍有许多事情需要做。每次与在中国经营银行和产业公司的人交谈,我都会发现他们在谈论自己的企业时和他们的美国同行很相似——讨论价格、竞争、增长和经济问题。我们财政部的观点是,如果中国在促进出口的同时对进口更快地开放,那中国就会做得更好。尽管中国没有这样做,但在追求出口导向增长政策的同时,它也慢慢地对进口和资本流动开放了自己的市场,并随即迈出一大步,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印度也处于将自己从国家主导的经济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转变过程中,其增长虽然比中国慢,但在90年代增长也很迅速。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不能简单地归为任何一类。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都有着巨大的问题。但我作为财长到非洲的访问给我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即那里也有着巨大的机会。比如,莫桑比克强有力的经济政策使他在很低的起点上实现了高增长,其财长向我说明即使一小笔资本也能做成大事。为了继续前进,非洲需要有更有效的政府和更强有力的制度。而工业化国家则需要同更多的注意力并提供足够的资源来解决非洲的这些特殊问题。

处理有时是由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贫困和失业问题是一个庞大的道德问题,但这也极其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不幸是,这种努力的重要性在美国政治中未能得到反应。美国公众不理解其中包含的利害关系,人们也一般没有认识到,相对于问题的严重性而言,我们现在所付出的有多么少。

在财政部时,我深深地卷入了为世界银行的某些项目争取年度国会拨款的工作,这些项目用工业化国家的捐赠来为范围广泛的计划提供资金,这些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对付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并改善生存状况。做这项工作在国会总是一场艰难的斗争。离开政府以后,我从2001年开始为联合国对外援助委员会工作,从而有机会在这一背景下有系统地重新思考这些问题。由前墨西哥总统厄内斯托·塞迪略担任主席,并包括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代表的这个委员会,目的是要吸引对这些与2002年3月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的一个会议有关的这些问题的关注,以支持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援助。

塞迪略委员会倡导同样的基本方法:与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采取“并行议程”政策以满足市场所不能满足的需要以及有效率的政府。但它也密切关注工业化国家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增长方面所能做的事,这些领域所面临的巨大缺口以及工业化国家中在这些问题上遇到的政治困难。

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严重依赖工业化国家市场,而这些市场依赖于工业化国家的增长。日本、以及较小程度上欧洲近年来经济增长都相对疲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结构性僵化——在劳工法方面、社会保障网方面、管制以及其他问题上——阻碍了投资和私营部门的增长。美国在90年代增长强劲,但现在处于长期的财政赤字中,这将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正像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催促日本一样,工业化国家应当感受到稳健增长政策的责任,这不仅是为他们自己国家的人,也是为世界的其他地方。

除了管好我们自己的经济政策以为全球更加强劲的增长做出贡献,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好的市场而外,发达国家还有两种主要的方法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贸易和援助。贸易——扩大发展中国家货物对我们市场的出口——几乎毫无疑问是工业化国家所能采取的帮助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措施。塞迪略总统在我们委员会的讨论中以他有节制的方式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发达国家比如说我们美国在倡导自由贸易的同时阻碍来自最贫困国家的进口,这令他极为沮丧。实际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廉价低技术劳工方面有着强大的比较优势。在许多最贫困的国家,最重要的出口产业是农产品和纺织品,这些产品都是以劳动密集方式生产的。但农业和纺织业是发达国家中政治上最强大、经济上最受保护的部门,发展中国家常常发现,他们进入欧洲、日本和美国出口市场的机会是很有限的。贸易壁垒可能是直接的——比如关税或贸易限制措施——或者间接的,通过对在工业化国家生产的产品提供补贴,使进口品难以与之竞争。降低这些进口壁垒——主要是纺织品和农产品,但也包括钢铁这一对某些新兴市场国家非常重要的产品——将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贫困国家带来极大的好处。

我现在还记得围绕着克林顿政府所支持的一项非洲贸易法案的谈判。我们想消除纺织品关税,但受到本国工会和某些生产商的反对。由于他们的影响,我们所能通过谈判取得的最好的妥协就是将使用原产于美国的纤维所生产的非洲纺织品的关税进行削减。所通过的这一法案已经对所设国家和产品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并预计将提高非洲的非石油类出口水平近10%。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如果不在市场准入条件上增加额外的限制,其收益将扩大近5倍。而且,这一法案也不适用于非洲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如拥有100多万纺织业工作的妇女的孟加拉国如果获得这类免税进入诸如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工业化国家市场的机会,从这类产品的出口获得的收入会增长大约45%。

据估算,贸易壁垒一年使发展中国家损失的机会至少值1000亿美元,按照另外一些估算还要高得多,这是所有各国政府对外援助的好几倍。比如,一项研究估计,如果非洲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增加1%,其贸易收入将每年增长700亿美元——这是他获得的援助和债务减免的5倍。《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这一问题的很有价值的社论,指出对美国主要棉花农场主的补贴是使布基纳法索这一非洲小国的200万棉花农场主无法在全球市场上得到一个公平的游戏场来进行竞争的关键因素。2002年,美国往后退了一步,通过了一个为期10年、总值180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法案,将美国农场主所获补贴提高了近80%。2002年,通过增加对钢铁进口的限制,美国还将其贸易政策导向一个错误的方向。这些措施损害了发展中国家,使我们更难以在国际场合主张更开放的贸易。

从政治角度来看,对某些产业进行保护通常更具吸引力:因为自由贸易有负面影响,而其收益——尽管会大得多——却很分散。一次在与克林顿总统讨论一项日本贸易协议时,我提到一个我们应推进降低贸易壁垒的部门是渔业。克林顿记得在日本时,曾见过一些贫困的渔民从礁石上解下钓线的情景。他很坚决地说,他不愿干任何会伤害这些易受伤害的人的事。“可是总统先生,”我说,“这样帮助那些可怜的渔民,您就妨碍了比这大得多的好处的实现,这些好处本可以通过买得起更便宜的鱼而为全日本的穷人获得。”贸易自由化对渔民的损害是最明显的。但最主要的影响是为数量大得多的、看不见的穷人和消费者普遍带来的好处。

发展中国家从贸易和开放中获得了好处,但像美国一样的发达国家同样也获得了好处。人们有时以赢家和输家的方式来讨论贸易和经济联系。但是,尽管各国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上的“竞争者”,在更重要的意义上,贸易是一种互利的过程。一国的成功会提高另一国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通过牺牲其他人的利益来获得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市场,我们的增长为其他地区创造了机会。反过来,欧洲和日本的增长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成功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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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节

政客们不喜欢说这些,但通过降低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所付的价格,通过将我们的资源分配转移向我们在全球经济中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为美国公司制造竞争压力使其更有效率、生产率更高,进口对我们的经济福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最后这一因素是80年代末以后美国竞争力恢复的关键所在。对比之下,欧洲和日本限制较多的贸易制度为受保护的产业提供了庇护,在迟滞生产率的增长方面负有很大的责任。1996年到1999年间,美国进口的货物和服务增长了近4000亿美元。几乎每一个美国家庭都拥有一台更好更便宜的电视机或者是烤面包机,或者是电脑,或者是T恤衫,而没有进口这是不可能的。按照一位前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的计算,如果美国消费者不能得到这些额外的货物和服务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要高一个百分点,利率要高两个百分点以上。我在财政部时,在国会的委员会前作证时也以此来阐述我的证言。来自伊利诺依州的保守派共和党人菲尔·克兰有一次说,我是他所听说过的惟一一位在公开作证时为进口辩护的政府官员。在演说和证词中,我在为进口的辩护时增加了一条强有力的理由,指出所有的变化,不管这种变化来自技术或来自贸易,即使这种变化是极其有好处的,也必将不可避免对某些人带来损害。因此,贸易必须伴以有效的计划来帮助那些失业工人在我们的经济中找到新的位置。这不仅是公平的,而且将有益于生产率,有利于政治上对贸易自由化的接受。

世界经济的急剧变化,包括将我们与在几千英里以外工作的人轻而易举地联系在一起的技术,意味着其他地方的低工资工人能以从前难以想像的方式提供货物和服务,印度和中国尤其拥有数量庞大的低工资熟练工人。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相信,这一变化会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提供巨大的机会,就像过去的创新一样。但所有这一切几乎肯定将加剧政治领域中有关贸易的、已经非常激烈的辩论。

这使得改善美国人对贸易的认识的努力越发重要。面临低工资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大量工人的竞争,保护主义似乎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限制贸易的政策——其他国家很有可能以类似政策回应——对我们的经济,对我们的消费者、工人和企业都是有害的。不过,这一新的竞争确实要求美国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在诸如教育、保健、城市贫民区和有效援助那些因贸易而失业的人等领域增加公共投资,保护我们生产率增长的驱动力。通过促进更低的利率,更大的信心以及更高水平的私人投资,恢复稳健的财政状况也将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运转良好的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的出现尽管不像贸易那样至关重要,但对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也是关键的。金融机构是资本的储户和用户之间必需的中介,对资本的更有利地分配也是十分必要的。在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中脆弱的银行体系几乎在每一个案例中都是或者是危机的部分原因,或加剧了危机。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和技能——包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建立有效的法律和规范基础架构以及强大的银行和资本市场机构。在发展中国家中,缺乏获得资本的机会是中小规模企业特有的问题,而中小企业又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为这些公司提供获得资本的机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公共政策强力关注的焦点。

1997年我作为财长访问中国,在中国中部参观一家珠宝生产和出口企业,那家企业曾经是国有的,但已成为一家私营公司,并通过在上海股票交易所出售股票成功地筹得了所需的资本以扩展其业务。如果扩张进展顺利,那就意味着更多的工作而且该企业希望为像我那天所见到的珠宝生产女工那样的妇女带来更高品质的生活——这是一个运转更加良好的国内资本市场的直接结果,这样一种发展在10年前的中国还是不可想像的。

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访问中,我还见到了几个规模小得多的小额信贷项目。这些项目为那些无法以其他方式获得资本的企业家,以相对较低的利率提供小额贷款。通过在中小储户和资本用户之间提供中介,通过对借款人提供技术援助和建议,他们促进了国内储蓄的更好使用。在巴西,朱迪和我去了圣保罗一个可怕的贫民窟或者是棚户区,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一家小额贷款支持的小企业,工人们在车间里将图案缝到T恤衫上。我在南非的索韦托参观了一家儿童看护机构,这一小型企业不仅创造了工作而且使父母更安心地工作。这些项目是使资本市场更好得为最贫困的人利益提供服务的例证。尽管其资本来自于国内储蓄,大多数项目最初是由世界银行创建的。在詹姆斯·沃尔芬森极其尽职尽责的领导下,世界银行卓有成效地关注了贫困问题和如何更广泛地扩散全球经济的好处的问题。

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就人口或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实在太小,不能拥有他们自己的有足够深度和流动性的资本市场,或者拥有足以抵抗全球市场波动的具有足够规模、深度和成熟度的国内银行体系。许多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不同意这一看法,指出新加坡和香港都成功的在一个城市国家或地区建立起了国际金融中心。但我不认为对其他国家来说这是现实的模型。我记得曾与马拉维财政大臣卡西姆·奇拉姆巴有过一次痛苦的谈话,那是1998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在纳米比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奇拉姆巴先生对我说,他的国家曾经试图做过在国际货币组织看来所有正确的事情:欢迎外国投资,允许货币浮动,等等。但作为一个微小的、内陆的且极其贫困的、缺乏重要的自然资源的国家,马拉维几乎没有什么可供出口,也没有任何东西吸引外国资本。那个时候马拉维的政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像财政大臣所断言的那样明智,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确实的。微小而又贫困的马拉维如何才能发展出那些机构或者引入持续增长所需要的资本呢?

就小国而言,对国家金融体系的一个替代是发展地区市场以分摊强有力的私营部门和管制机构的成本,并提供更深更广的市场。这类多国合作常常会遇到政治阻力,但如果长期而言这种合作是可持续的话,那么可能获得的好处就会证明这种努力是值得的。对这些国家来说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对外国银行和投资银行更加开放,以从他们所拥有的专业技能、以母国为基础的管制制度、全球网络和资本中获得好处。尽管我现在为一家私营金融机构工作,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中,但我在涉足这一业务之前很久已经开始思考这一问题。艾伦·格林斯潘有一次对我说,对许多国家来说,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部门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缺乏技能熟练的人员。这种缺乏可以通过利用大的全球性公司的专业技能来克服。

最后,对外援助——仔细设计、精心使用——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减少贫困、改善基本生活水平、并使市场经济运转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方面美国所做的太少。我们目前所提供的对外援助仅仅超过GDP的1%的十分之一——这包括直接援助和通过向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组织所提供的援助——而联合国长期以来的目标是,工业化国家用他们的GDP的1%的十分之七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有关援助的有效性方面存在一些严肃的问题。但尽管问题是真实的,成就也是真实的。近几十年来预期寿命和文盲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尽管有许多因素发挥了作用,援助在其中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医疗保健方面的进步——包括天花的根除,非洲盘尾丝虫病盲症的基本根除以及对儿童的更大范围免疫接种项目——是尤其显著的成就。在成功的亚洲国家如韩国,其早期发展阶段获得的高水平外援与适当的、促进强劲增长的政策结合了起来。在提高认识、使援助更有效方面还需要做很多事,工业化国家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设计并推动稳健的做法方面有很多工作可做,并可提供技术援助来支持这些政策。但据我在财政部工作时的所见所闻,我毫不怀疑我们所知道的已经足够多,完全可以支持一个比现在的更强有力得多的计划。

与联合国蒙特雷会议相呼应,布什总统提出了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雄心勃勃的新计划,称为千年挑战账户。这一建议规定每年额外支出50亿美元,将美国的对外援助提高了50%,这一项目的目的是要使援助集中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更重要是通过只将资金提供给已经有稳健政策的国家来使其有效性最大化。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如果这届政府积极推动这一倡议,而国会全额拨款的话——但还有很多需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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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节

我们这些克林顿当政时期的人总是认为,相对于紧急援助而言,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对外援助只有在与真正的、持续的经济改革结合起来才会真正有效,因此,这一援助应以改革为前提。这一对外援助方式与我所谈论过的针对墨西哥、亚洲、俄罗斯和巴西金融危机应对计划是一致的:援助只有以各国自己制定的强有力的经济政策为前提才能起作用。此外,如果金融支持没有与改革联系起来并因此而未能发挥作用,将进而损害在这类融资可能会起作用时国内政治支持。尽管如此,政府过于腐败或过于无能而达不到与援助挂钩的条件的国家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只要他们的政府还没有发生变更,我们就不能忽视这些人。国际金融机构、联合国和各国政府需更有效地寻找更好的方式来处理这类国家人民的需要,这些需要包括负担得起的药品、获得清洁的水、食品援助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战略——因为这既是巨大的人道主义问题,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

不过,在任何此类努力中,即使本意再好,对其有效性和出现意料之外的后果的风险进行严格的评估都是重要的。由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爱尔兰摇滚歌星波诺的参与,为最贫穷的人提供援助的一项建议即广泛债务减免计划获得了支持。离开财政部后加入花旗集团前,在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的建议下,我和波诺见过面。尽管他在室内也戴着太阳镜,而且只有一个名字,但波诺却是个有思想的、严肃的人,在如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的问题上有一系列想法。我非常赞同他另外的使欧洲、日本和美国向来自非洲的进口开放其纺织品和农产品市场的努力。但在债务减免问题上,我告诉波诺尽管我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这一概念,但觉得他的广泛而深入的减免建议可能会起反作用。

如果一个借款人明显负债过多,无力偿还债务,来自官方债权人即政府和多边机构的有限度的债务减免是合理的。克林顿时期曾实施过这样一个项目。可能这一项目应当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改善或扩展。但如果债务豁免成为一种宽泛的政策而不是偶尔的例外,就会损害私人债权人对债务偿还原则在发展中国家会得到严格实施的信心。只有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信用市场才能有效地运转。因此,损害其可能减少信贷流,并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最贫困国家的利率成本上升。由于债务减免在美国联邦政府预算中是作为一种对外援助来看待的,我在这方面的强烈偏好是通过对外援助来将同样的资源用于减轻最贫困和负债最重的国家的债务负担。

除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能做的以外,民间的市民也能通过其经营、通过慈善捐助和政治参与来对付全球贫困问题。公司不仅能捐献资金,还能提供经营和专业技能,正如思科公司最近在阿富汗所做的,他建立学院来培训电脑网络方面的人才。定位明确的慈善努力,如比尔和美琳达·盖茨基金会对艾滋病和全球健康问题的重视或乔治·索罗斯在东欧和西非从事的活动,近年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可能比政府针对同样问题所做的努力更有效。不像比尔·盖茨和乔治·索罗斯那样资金雄厚的人同样也能做出贡献,不仅是为较贫困国家的慈善事业捐款,还包括在贸易和援助问题上变得更熟悉、更积极和政治上更活跃。

最根本的是,需要公众的态度发生巨大变化。在财政部时,我曾考虑过去找克林顿总统,建议他设立一个跨部门机构来处理与全球贫困相关的所有实质性和政治性问题。在一大堆事情的干扰下,我一直没有和他谈。由于克林顿总统对这些问题的浓厚兴趣和参与,现在我觉得那真是丧失了一个机会。这一努力本可以处理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困难问题,包括什么样的机制能最好地鼓励政府采取更好政策的问题。我们也原本可能思考这个问题,即在争取大幅度增加对外援助并把我们的市场更充分的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的支持方面,如何克服政治障碍。我希望未来的某届政府会建立这样一个机制,并把这件事放在一个非常优先的位置来考虑。

从任何意义上说,这一政治挑战都是巨大的。在寻求对外援助的支持时,我和参议员、众议员以及其他人进行过许多次讨论,这使我相信我们所需要的是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持续多年的公共关系和教育运动,以支持对外援助和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贸易自由化——某种比“哈里和露茜”广告更诚实但和它一样有效的东西,这则广告在1994年帮助击败了我们这届政府的医疗保健计划。其他更具正面意义的例子包括非常成功的反对吸烟和酒后驾驶的运动。这种有关贸易和援助的公共教育应强调道德问题以及在对付全球贫困问题上我们自身的利益动机。同时还应突出强调成功的故事,比如非洲盘丝虫病盲症的根除。我曾和许多个人以及基金会争论过,认为这一活动所需的相当大的财政资源会产生极大的杠杆效应,如果该项目能改变有关这些问题的政治态势的话。迄今为止,我的主张没有任何效果。

让我用我早年生活中的一个故事来结束全书。记得那是1964年,我刚从法学院毕业,我坐在布鲁克林的一个午餐桌前吃午饭。在开始在纽约的一家公司工作之前,我有几个星期的空闲时间,当时正把时间花在旁听县法院的审判上。一位中年黑人女招待突然问我,我是否认为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尊重、享有尊严。

我记不太清我是怎么回答的,但她的问题这些年来一直伴随着我。一位布鲁克林女招待对尊严和尊重的渴望与总统的内阁成员、一位巴基斯坦学生,或者花旗集团一个债券经纪人的渴望是一样的。人们努力工作以满足其各种生理需要和欲望。但一旦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某些人可能会说是灵魂的需要——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如果后者得到满足,生活就会很好。而如果灵魂没有得到满足,财富是无法填补这一空虚的。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就是我觉得那位女招待想要说明的:一个人的尊严和人性得到承认、得到倾听、你所说的和所信仰的都得到认真对待的需要。

在我看来,这对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根本目标是要满足企业是所有人口的营养、基本保健、教育和其他所有的基本需要。但物质需要并不是惟一的目标。在遥远的地方遭受着极端贫困的人和我们这些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生活的人一样有着同样的需求和渴望——不仅仅需要食物、药品和清洁的饮用水,也需要获得作为一个人的尊重。

在这个时代人如果感到没有受到尊重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尊重其他国家及其人民可能就是一种简单的自我保护。但对我来说,连批评都或反对者的声音也以尊重的态度倾听是更为重要的,我认为这样做是对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固有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一种承认。我认为,对于如何促进经济情况的改善,我们已经从本国以及从发展中国家学到了很多,尽管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是否会选择那些反映这种理解的政策是另一回事。但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任何一个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没有不可改变的终极答案。即使是那些回避意识形态、承认事物的复杂性并努力以极其严格的分析态度来工作的有思想的人,连这些问题上也是仍然会存在分歧的。

但是,尽管我们无法克服经济和其他公共政策选择方面所存在的不确定性,我确实认为加强我们对可能性的认识,从而改善我们的决策是可能的。我们生活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发生着重大变迁的时代,我们所做的选择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在离开华盛顿以后,我仍深深地参与到公共政策事务之中,这不仅是因为我发现他令人着迷,更因为他是如此的重要。过去几年中为这本书所做的努力使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进一步深化,并不断让我想起成年以后我经常有的一种感受——对最佳可能性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在不确定的世界致谢致谢没有许多朋友、家人和同事的鼎力相助,本书是不可能问世的。卡罗琳·阿特金森、斯坦利·费希尔、迈克尔·弗诺曼、罗恩·克兰、西尔维亚·马修斯、琳达·罗伯特、朱迪斯·鲁宾、吉恩·斯珀林和法里德·扎克里亚阅读了全部或大部分书稿,或者初稿。他们提出了各种改进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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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节

其他一些人阅读了书稿的部分章节,使我们避免了各种各样的事实或判断错误,并加深了我对本书所涉及的许多复杂和有争议问题的认识。他们是卢·亚历山大、鲍勃·布尔斯廷、利萨·卡普托、斯蒂夫·艾因霍恩、斯蒂夫·弗里德曼、蒂姆·盖斯纳、迈克尔·赫尔弗、埃利·卡普兰、詹尼弗·克兰、埃德·赖特、戴维·利普顿、马克·马洛克·布朗、迈克尔·梅森、彼得·奥扎克、拉里·佩道威茨、杰夫·谢弗、简·舍伯恩、彼得·谢里、托德·斯特恩、苏珊·坦纳克、特德·杜鲁门和丹·佐利克。

我也很感激帮助我重新记起一些早年生活片段的人:第二章中的很多内容是根据我父母亚历山大和西尔维亚·鲁宾以及我的妹妹简·泽林的回忆而写的。利昂·布帕内塔、戴维·斯科特、乔治·莱夫科和查尔斯·托德等老朋友的回忆也给了我很大帮助。哈佛大学教务长史蒂夫·海曼是我写的涉及哲学的部分内容的顾问,马恩·莱文、迈克尔·奥马利和荣格·海·派克也帮我记起了当年在哈佛的一些事情。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珍·康罗伊提供了教学档案。

我在高盛公司的同事也对第二和第三章做出了类似贡献。我尤其要感谢肯·布罗迪、乔恩·科恩、乔恩·科萨恩、乔治·多蒂、斯蒂夫·埃因霍恩、鲍勃·弗里曼、斯蒂夫·弗尔德曼、雅格布·戈德菲尔德、鲍勃·卡茨、霍华德·卡茨、理查德·蒙塞尔、诺玛·兰尼瑞、约翰·罗杰斯、L·杰伊·滕纳鲍姆、彼得·汤普森、约翰·怀特海和马克·温克尔曼。

在第四至第十章中,克林顿时代的同事慷慨地帮我回忆和核实一些重大事件。他们是厄斯金·鲍尔斯、沃伦·克里斯托弗、克林顿总统、希拉里·克林顿、尼尔·康斯托克、鲍·卡特、戴维·德雷尔、戈尔副总统、艾伦·格林斯潘、谢里尔·马特拉、迈克·麦克拉蒂、琳达·麦克劳林、安娜贝拉·梅加、利昂·帕内塔、约翰·波德斯塔、霍华德·施洛斯、吉姆·斯坦伯格、迈克尔·沃尔德曼和尼尔·沃林。

在花旗集团,我得到了很多人的慷慨帮助,他们是史蒂夫·伯恩斯坦、朱迪·卡蓬、尤特·达米亚尼、梅里克·德科蒂奥、罗伯特·蒂法佐、埃夫拉德·弗瑞斯、康尼·加龙、谢里尔、哈登、玛格丽特·詹金斯、托拜厄斯·拉夫科维奇、安马利·利奥维斯尼、彼得·蒙加诺、保罗·马斯科、卡伦·麦克格鲁德、罗伯特·摩尔、查克·普林斯、约翰尼·萨巴特、迈克尔·施林、吉姆·舒恩霍尔茨、埃伦·汤普森、托蒂·沃德、桑迪·维尔和戴维·韦斯伯格。

我的妻子朱迪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给了我帮助。最重要的是,她充当了我们书稿额外的而又考虑周到的编辑,她做了大量工作,使我们的书稿做了许多补充。她翻遍了我们家的照片,挑出了本书所采用的照片。她还对我们的一些决定提供了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建议,并在困难的时候提供了我们所急需的帮助。

米汉·普伦蒂·埃德尔斯坦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毕业生,1992年克林顿竞选班子的成员,后来也在克林顿政府中工作,她是我们这项复杂工作必不可少的主管。她将雅格布和我的文稿糅合到一起,帮助我们完成初稿,并对我们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提出了很高明的解决办法。她把所有的事和所有人都安排的井井有条,而且她举止优雅、富有幽默感,这常常是我们所非常需要的。

我以前在财政部的同事卡罗琳·阿特金森起到顾问作用而且发挥了不可估量——虽然这个词被用滥了,但在这里他的意义是很准确的——作用,为涉及墨西哥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更广泛的国际问题的章节提供了宝贵建议。

斯坦·费希尔在麻省理工学院时就很有名,后来他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执行主席,现在他是我在花旗集团的同事,他为本书的初稿提供了非常有思想性的评论。

彼得·奥扎克曾在白宫为吉恩·斯珀林工作,现在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他在财政问题上一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他的意见和建议是我们在讨论财政问题时所必不可少的。

迈克尔·弗诺曼是我在财政部时的人事主管,现在是我在花旗集团的同事,他和斯坦一样,耐心地阅读了本书的章节,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评论,而且可能根据自己的记忆提供了当年一些事情的片段。

我在花旗集团杰出的行政助手琼·麦克格拉斯每天都在帮助我们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卡米尼·巴拉特也在我们写书的过程中不断地帮助我们。尤金·柯瑞细心地为我们整理了长达数小时的录音采访记录。每一位作者都应当有迈克尔·奥拉夫林这样杰出的校对,他会发现其他人所无法发现的一些文字错误。另外,苏珊·库姆斯基、敦坎·金和杰森、索罗门在截稿前加班加点进行校对。苏珊·德莫金和杰瑞米·克利弗也为校对工作提供了帮助。尤其要感谢我以前在财政部的同事拉斯·萨缪尔斯和米切尔·祖利的辛苦工作,他们确保了本书的按时交稿。本书所使用的照片是许多高超的摄影师的作品,感谢他们允许我使用他们的作品。尤其要感谢弗朗西斯·简·梅波为寻找这些照片而付出的努力。另外,我还要感谢《纽约时报》的卡伦·巴特勒、菲力斯·卡拉佐,花旗集团的托尼·克里塔罗、《华盛顿邮报》的拉塞尔·詹姆斯,世界银行的格劳瑞·克努森、马里奥·鲁西齐、维拉·莫瑞、罗伯特·潘尼、刘易斯和维维安·舒钦斯基和米特菲普·尤。我还要感谢克林顿总统档案项目组的约翰·凯勒和马伦·怀尔的帮助。

我也要感谢所有慷慨同意让我谈论我与他们曾进行过的私下会谈的人,不管他们当时是在给我提建议,或我在给他们提建议,还是我们当时是在一起讨论解决某一问题的办法。大多数书都只有一位编辑。我们非常幸运与两位最优秀的编辑合作。安·格德夫对本书的初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鲍勃·鲁米斯在中途接手安的编辑工作。蓝登书屋的其他人通过许多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帮助,他们是:莱恩·安德森、拉西尔·伯恩斯坦、利斯·富格蒂、里比·麦克古尔、史蒂夫·米西纳、汤姆·培里、卡西·利维奇、卡罗尔·施耐德和凯瑟琳·特瑞格。玛丽·蒂罗莎、贝斯·诺兰和海斯·温格特给我们提供了及时和中肯的建议。我们的代理人默特·詹克罗和蒂娜·贝内特以及对外版权代理人安德鲁·怀利自始至终给我们提供明智的建议。

最后,对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一直耐心地支持我们工作而影响了家庭生活的雅格布、米汉,我想对我们的“家属们”表示感谢:雅格布的妻子戴波拉·尼德曼、米汉的丈夫史蒂夫·埃德尔斯坦和我的妻子朱迪。我也想感谢我的两个儿子菲力普和贾米以及我的儿媳格瑞珍。

罗伯特·E·鲁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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