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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乌合之众

著者：[法]古斯塔夫・勒庞

译者：宇琦

字数：9万字

最后更新日期：2012年3月31日

定价：¥12.00元

序

本书几乎从头到尾都表现出了一种对重要问题的敏感性。用大法官霍尔姆斯先生的话来说，勒庞在这本书中表现出了他所拥有的「脊髓中的本能」，这是一种只有在极少数思想家中，才能看到的不断发现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的本领。对于社会心理学家和所有思考自己社会的人，勒庞的著作所关注的问题无一例外地会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本书的标题有着令人迷惑的局限性，但是它提到了许多人们通常并不与「人群」联系在一起的现象。

译者前言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 1841-1931）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以对群体心理特征的研究而闻名于世，并有着「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利」之称。他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写下了一系列心理学著作，主要有《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法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战争心理学》等，其中以《乌合之众》最为出名。

关于这本书的评价有很多。弗洛伊德对此书的评价很高：「勒庞的《大众心理研究》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名著，他极为精致地描述了集体心态。」美国社会心理学大师奥尔波特（Gordon W.Allport）断言道：「在社会心理学这个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当中，最有影响者，也许非勒庞《乌合之众》莫属。」美国的社会学大师墨顿（Robert Merton）对这本书的评价是「勒庞的这本书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是群体行为的研究者不可不读的文献。」作为社会学图书，虽不像现在有调查分析或严密的逻辑论证的相关书籍那样，充满着很多感性的描写，但也绝不是一本赶时髦的书，正如墨顿所言「勒庞像一条寻找细菌的狗」，他发现的问题是研究群体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法逃避的，他是一个问题的发现者。

勒庞生活在法国政局瞬息万变的时代，他目睹了法国民众的非理性和狂热，他们「为自己曾向一个已不复存在的权威低头哈腰而进行报复」，他们昨天还在狂热地支持着这个人，今天就会把他送上断头台。很多人和勒庞一样看到了这些，不一样的是，勒庞对这些现象作了深入的思考。

勒庞认为在民主社会，群体变得更加重要，也更加危险。当个人进入群体时，他的个性便消失了，整个群体进入集体无意识状态。集体无意识是影响我们社会的根源，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思想。这种影响是深刻的。

他对群体的态度确实很偏激，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对世界的意义非常大，作为法国人的勒庞，对在革命中看到的杀戮久久不能忘怀，群体的狂热令他震惊，以此为基点，他写出了《乌合之众》。

现在的时尚正是「集体无意识」影响的结果。今年春晚上偶然在小品中出现的电话号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就被打爆了。「群体有着简单而极端的感情：轻信、冲动、情绪化、反复、非黑即白。」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文革时期的青年行为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他们当时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群体暴力的心理基础──自知法不责众──人们因为害怕责任而放弃自由。」世界上如此多的暴力事件便是以此而产生的。但还是无法理解人肉炸弹。人有生存繁衍的本能，也有保证种族繁衍生存的潜意识。有了这种潜意识再经过后天的教育，便有了炸弹执行者。

《乌合之众》全书由四部分组成，包括导言、群体心理、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作为一部经典之作，它对于理解今天仍不失现实意义。如股市问题，涉及群众的无理性；海选问题，涉及群众易受情绪的调动；种族冲突，涉及群众的种族因素；法制问题，涉及群体对权力的盲目利用；宗教问题，涉及群众的传统与道德等等。应该说，这是一部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值得任何一个研究大众心理的人去研究。

关于勒庞《乌合之众》的得失，在附录2中有详细的介绍。勒庞在书中用了大量感性的语言，使整本书可读性很强，不像其他社会学著作那样枯燥，一些生动的历史故事也为该书的华丽增色不少，但问题随之而来，感性表述多于理性思考，论证缺少说服力。此外，勒庞在《乌合之众》里的一些理论中把群体写的过于简单而且野蛮化。尽管如此，他发现的问题仍是我们不可回避的。

关于这本书，我联想到的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对周围事物也应该抱有勒庞一样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思考。对于群体也是一样，当前的环境和勒庞那个时代的环境又有了不一样的特点，比如媒介环境的不同。网络的盛行，使群体聚集的场所由原来的实体广场变成了现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渲染的可能也不像原来那么容易了，对群体产生鼓动的也不是话语而是文字了，以这样的方式聚集的群体应该有新的特点，群众不仅仅有了原来形同虚设的话语权，而且还有了表达话语的空间（比如博客，微博）。由于我的浅陋，不能给出像勒庞那样精当的分析，但我深信，一个不一样的群体，领袖采取的方法也不一样。

事情正在起变化，勒庞给了我们所有他能给的，但我们还要去寻找那些他不能给的。

作者前言

以下的研究是要对各种各样的群体特征做一说明。

遗传赋予每个种族中的每个人以某些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之和，便构成了这个种族的特质。不过，当这些个体中的某些人为了行动的目的而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仅仅从他们聚在一起这个事实中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他们除了原有的种族特征之外，还表现出了一些新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有时与种族特征颇为不同。

在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有组织的群体一直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过。目前这个时代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

对于群体所引起的各种困难问题，我以纯科学的方式进行过考察。也就是说，我的努力只有方法上的考虑，除此之外我不受各种意见、理论和教条的影响。我相信，这是发现少许真理的唯一办法，当这里所讨论的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时，情况尤其如此。对于一个致力于澄清一种现象的科学家来说，他对于自己的澄清会伤害到什么人的利益，是不会有所顾虑的。卓著的思想家阿尔维耶拉先生在最近一本著作中说，不属于任何学派的他，会不时地发现自己和所有这些派别的各种结论相左。我希望这部新著也堪当此论。如果属于某个学派，就必然会相信它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意见。

但是我还是要向读者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会发现我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一些让他乍一看难以接受的结论。比如：为什么我在指出一些包括杰出人士在内的团体的极端低劣的群体精神后，还是断定，尽管有这种低劣的群体性，为什么干涉他们的组织仍然是困难甚至是危险的呢？

其原因是，通过对历史事实最细致的观察，我无一例外地发现，社会组织就像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我们还没有具备强迫它们在突然之间就发生深刻变革的智力。大自然有时会采取一些激烈手段，却从来不是用我们的方式，这说明对一个民族有致命危险的，最可能的就是它热衷于重大的变革──无论这些变革从理论上说是多么出色。如果它能够使民族气质立刻发生变化，那才能说它是有用的。然而只有时间才具备这样的力量。人们一直受各种思想、感情和习惯所左右──这是我们的本性使然。各种制度和法律只是我们群体性格的外在表现，是反映着它的需要。作为其产物的各种制度和法律，是无法改变这种性格本身的。

研究一种社会现象，与研究产生这种现象的民族是密不可分的。从哲学观点来看，这种现象可能有绝对价值，但实际上它们只有相对价值。

因此我们在研究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先分清先后，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它进行分析考虑。这样就会发现，纯粹理性的教诲往往同实践理性的教诲相反。这种划分几乎适用于任何材料，甚至连自然科学的材料也不例外。从绝对真理的观点来看，一个立方体或一个圆，都是由一定的公式做了严格定义的不变的几何形状。但是如果从印象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些几何图形在我们眼里就会表现出十分不同的形状。再从透视的角度来看，立方体可以变成锥形或方形，圆则可以变成椭圆或直线。但是，比起考虑这些虚幻的形状，考虑它们的真正形状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它们，并且只有它们，是我们所能看到并能用照相或绘画加以再现的形状。有时不真实的事物比真实的事物包含着更多的真理。如果按照事物标准的几何形状来呈现它们，那么有可能是在歪曲自然，使它变得不可辨认。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世界上的居民只能复制或翻拍某样物体，却无法接触它们，他们是很难对物体的形态形成正确的看法的。进一步说，如果有关这种形态的知识只有少数有学识的人才能掌握，它也就没有多少实际存在的意义了。

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应当时刻牢记，这些现象除了有理论价值外，也有实践价值，只有后一种价值与文明的进化有关，因为只有它才是重要的。一旦认识到这个事实，在考虑到最初的逻辑迫使他接受结论时，他就会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

另一个原因使他采取相似的保留态度。社会现实如此复杂，根本不可能全盘掌握或预知它们的相互影响所带来的后果。另外，在可见的事实背后，有时似乎还隐藏着成百上千种看不见的因素。可见的社会现象有可能是某种巨大的无意识机制的结果，而这一机制往往超出了我们的分析范围。能够感觉到的现象可以比作波浪，它不过是海洋深处我们一无所知的暗流的表象。和群体的大多数行为相比，它在精神上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低劣性，在另外一些行为中，它又好像受着某种神秘力量的控制，古人称它为命运、自然或天意，我们称之为幽灵之声。我们虽然不了解它的本质，却无法忽视它的威力。在民族的内心深处，有时似乎有一种持久的力量在支配着他们。比如，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语言更复杂、更有逻辑、更奇特呢？但是，这个组织程度令人惊叹的产物，如果不是来自于群体无意识的天赋，还能来自于什么地方？即使是最博学的学者，最有威信的语法学家，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指出支配语言的那些规律，但他们绝不可能创造这种规律。甚至于伟人的思想，我们就敢于断言那完全是他们头脑的产物吗？毫无疑问，这些思想是由独立的头脑创造出来的，然而，难道不是群体的天赋提供了千百万粒沙尘，而形成了它们生长的土壤吗？

群体毫无疑问总是无意识的，但可能就在这种无意识之间，隐藏着它实力强大的秘密。在自然界中，完全受本能支配的生物所做出的一些动作，其神奇的复杂性会令我们惊叹。理性不过是较为晚近的人类具有的属性，而且尚未完善到能够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它要想站稳脚跟，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无意识在我们的所有行为中作用很大，但理性的作用几乎为零。无意识作为一种依然不为人知的力量起着作用。

如果我们打算待在狭小又安全的界限之内，利用科学来获得知识，不想步入模糊的猜想和无用的假设领域，那么我必须要做的事情仅仅只是留心这些我们所能接触到的现象，把我们自己限制于对它做些思考。从这些思考中得出的每个结论必然都是不成熟的，因为在这些我们能够明显观察到的现象背后，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只能隐约看到的现象，但在它背后，还有一些我们一无所知的现象。

导言：群体的时代

提要：如今这个时代的演变；文明的大变革是民族思想变化的结果；现代人对群体力量的信念；它改变了欧洲各个国家的传统政策；民众的崛起是怎样发生的，他们发挥威力的方式；群体力量的必然后果；除了破坏以外，群体起不到其他的作用；衰老的文明解体是群体作用的结果；对群体心理学的普遍无知；立法者以及政治家研究群体的重要性。

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的大动荡，例如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乍看上去，似乎是由政治变化、外敌入侵或王朝政权的倾覆所决定的。但是对这些事件作些更为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在它们表象的原因背后，可以普遍看到人民思想发生的深刻变化。真正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其宏大而剧烈的场面让我们吃惊的事情。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重要的变化，是其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而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预见性后果罢了。这种重大事件之所以如此罕见，是因为人类这个物种最稳定的因素，莫过于他世代传承的思维结构。

如今的时代就是这种人类思想正经历转型过程的关键时期之一。

构成这一转型基础的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宗教、政治以及社会信仰的毁灭，而我们文明的所有要素，都根源于这些信仰之中；二是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各种发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

以往的观念虽然已经残破不全，却依然有着十分强大的力量，取而代之的新观念仍然处于形成的过程中，现时代呈现为群龙无首的过渡期。

这个有些混乱的时代最后会演变成什么样子，现在还很难下断语。在我们这个社会之后，为社会建立基础的又会是一些什么观念呢？目前的我们依然不得而知。然而已经十分清楚的是，不管未来的社会是依据什么路线加以组织，它都必然考虑到一股新的力量。一股最终仍会存活下来的、在现代至高无上的力量，即所谓群体的力量。在过去视为理所当然，如今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的众多观念的残骸之上，在成功的革命所毁灭的许多权威资源的残骸之上，这股取而代之而逐渐兴起的唯一力量，看来不久后注定会与其他力量结合在一起。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逝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坍塌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唯一不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气势还会不断壮大。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会是一个群体时代。

就在一个世纪之前，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和君主之间的对立，是引起各种事变的主要原因。民众的意见通常起不了多少作用，或者不起作用。如今，却是通常得到政治承认的各种传统的统治者的个人倾向以及其相互对抗不再起作用了。反之，群众的声音已经取得优势。正是由于这个声音向君主们表明了群众的举动，使得他们的言行必须注意到那声音的内容。如今，铸成各民族命运的地方，是在群众的心中，而不再是在君王们的国务会议上。

民众的各个阶层进入政治生活，现实地说，也就是他们逐渐成为一个统治阶层，这成为我们这个过渡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普选权的实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多少影响，因此它不像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是这种政治权力转交过程中的明确特征。群众的势力开始不断扩大，首先是因为一些观念的传播，使它们慢慢地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然后是由个人逐渐结为社团，致力于某些理论观念的实现。正是通过结社，群体开始掌握一些同他们的利益相关的观念──即使这些利益并不十分正当，却有着特别明确的界限──并最终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群众现在成立了各类联合会，使得一个又一个的政权在它面前俯首称臣。他们还成立了工会，不管一切经济规律，试图支配劳动力和工资。他们来到了支配政府的议会，议员们极度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性，几乎总是堕落成那些选出他们的委员会的传话筒。

如今，群众的要求正在变得越来越明确，就像是非要把目前存在的整个社会彻底毁灭不可，而所持的观点又与原始共产主义密切相关，然而这种共产主义只有在文明露出曙光之前，才是所有人类的正常状态。限制工作的时间，把矿场、铁路、工厂以及土地国有化，平等分配全部产品，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消灭上层阶级等等──这就是所有这些要求的内容。

群体往往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它们目前的组织给予它们巨大的力量。我们目睹其诞生的那些教条，很快也会具有旧式教条的威力，换句话说，即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君王的神权了。

那些与我们中产阶级意见相近的作家，能最好地反映这些阶级较为褊狭的思想、一成不变的观念、肤浅的怀疑主义和表现得有些过分的自私。他们因为看到这种新势力不断壮大而感到惊恐。为了对抗人们紊乱的头脑，他们向过去被他们嗤之以鼻的教会道德势力发出了绝望的呼喊。他们向我们探讨科学的破产，心怀忏悔地转向罗马教廷，提醒我们启示性真理的教导。这些新的皈依者却已忘记，现在为时已晚。就算他们真被神祇所打动，此类的举措也不会对那些头脑产生一样的影响了，因为他们已不大关心让这些最近的宗教皈依者全心贯注的事情。今天的群众抛弃了他们的劝说者昨天已经抛弃并予以销毁的诸神。没有任何力量，不论是神界的还是人间的，能够迫使河水流回到它的源头。

但科学并没有破产，科学从来没有陷进现在这种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从这种状态中产生的新力量也并非它所造成。科学为我们承诺的是真理，或至少是我们的智能能够把握的一些有关各种关系的知识，它从来没有为我们承诺过和平或者幸福。它对我们的感情无动于衷，对我们的怨念不闻不问。我们只能设法和科学生活在一起，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恢复被它毁灭的幻觉。

在所有的国家普遍都能看到的各种信号，在向我们证明着群体势力的迅猛壮大，它才不管我们以为它过不了多久注定会停止增长这种一相情愿的想法。不论我们的命运如何，我们都必须接受这种势力。一切反对它的说法，都是徒劳无用的纸上谈兵。群众势力的出现很有可能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可能倒退到那些混乱的无政府时代，而这是每一个新社会诞生的必然前奏。那么，能够阻挡这种结果吗？

目前为止，彻底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就是群众最明确的任务。这当然不是只有今天才有的现象。历史告诉我们，当文明得以建立的道德因素失去威力时，它的最终解体总是靠无意识的野蛮群体来完成的，他们不无道理地被称做野蛮人。创造以及领导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的知识贵族而非群体。群体只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的规律永远只是回到野蛮阶段。有着复杂的「典章制度」，从本能状态进入能够未雨绸缪的理性状态的文明，属于文化的高级阶段。群体无一例外地证明，仅靠他们自己，所有这些事情是不可能成真的。由于群体的力量有着纯粹的破坏性，因此他们的作用就像是加速垂危者或死尸解体的细菌。当文明的结构摇摇欲坠时，使它颠覆的总是群众。只有在这种时刻，他们的主要使命才是明朗可辨的，此时，人多势众的原则似乎成了唯一的历史法则。

我们的文明也蕴藏着同样的命运吗？这种忧虑并非没有依据，但是我们现在还未处在一个能够做出明确回答的位置上。

然而不管情况如何，我们注定要屈服于群体的势力，这是因为群体的眼光短浅，使得有可能让它守规矩的所有障碍已经被逐一排除。

对于这些正成为热门话题的群体，我们了解甚少。专业心理学研究者的生活和它们相距甚远，对它们视而不见，所以当他们后来把注意力再次转到这个方向时，便以为能够进行研究的只有犯罪群体。犯罪群体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我们也会遇到英勇忘我的群体和其他各类的群体。群体犯罪只是他们的一种特殊的心理表现。不能只是通过研究群体犯罪来了解他们的精神构成，就好像不能用描述个人犯罪来了解一个人一样。

然而，从实际的角度看，世界上的一切伟人，一切宗教和帝国的建造者，一切信仰的使徒以及杰出政治家，甚至说得再平庸一点，一伙人里的小头目都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家，他们对于群体性格有出于本能却常常十分可靠的了解。正是因为对这种性格有了正确的了解，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确定自己的领导地位。拿破仑对他所管治的国家的群众心理有着非凡的洞察力，然而有时他对属于另一些种族的群体心理，却完全缺少了解。正是出于这种无知，他在征讨西班牙尤其是俄罗斯时，陷入了使自己的力量受到致命打击的冲突，这注定会使他在短短的时间内归于灭亡。如今，对于那些不想再统治群体（这正在变成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只要求不过分地受群体支配的政治家，群体心理学的知识已经成为他们最后的资源。

只有对群体心理有一定的认识，才能理解法律和制度对他们的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才能理解当除了别人强加于他们的意见，他们是多么无能地坚持己见。要想领导他们，不能根据建立在纯粹平等学说上的原则，而是要去寻找那些能让他们心动的事情、能够迷惑他们的事物。比如说，一个打算实行新税制的立法者，应该选择理论上最公正的方式吗？他才不会这样做呢。事实上，在群众眼里，或者最不公正的才是最好的。只有既不十分清楚易懂又显得负担最小的办法，才最易于被人们所忍受。所以，间接税不管多高，总是会被群体接受，因为每天为日常消费品支付一点税金，并不会干扰到群体的习惯，从而可以在不易察觉中进行。用工资或其他一切收入的比例税制替代这种办法，即一次性付出一大笔钱，即使这种新税制在理论上比别的方法带来的负担小十分之九，仍会引来无数的抗议。造成这种情况的实际是，一笔数目较多或显得数量很大从而刺激了人们想象力的金钱，已经被感觉不到的零星税金所替代了。新税之所以看起来不重，是因为它是一点一点支付的。这种经济手段涉及到长远目光的计算，而这正是群众无法做到的。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们能够容易地理解它的适用性。它也没有逃过拿破仑这位心理学家的法眼。可是我们现代的立法者对群体的特点茫然不知，因此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经验至今仍没有使他们充分理解到，人们从来不是按纯粹理性的教导来采取行动的。

群体心理学还有很多其他的实际用途。掌握了这门科学，就可以对大量的历史和经济现象作出最真切的说明，而脱离了这门学问，它们就会变得完全不可思议。我将有机会证明，即使是最杰出的现代史学家泰纳，对法国大革命中的事件也理解得非常不全面，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应该研究一下群体的禀性。在研究这个极其复杂的时代时，他把自然科学家采用的描述方法当做自己的指南，而自然科学家所研究的现象几乎是不存在道德因素的。然而，构成历史真正主脉的，正是这些要素。因此，若只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群体心理学就很值得研究。即使完全只是出于好奇，也值得对它加以关注。破解人们的行为动机，就像确定某种矿物或植物的属性一样有意思。我们对群体禀性的研究只可以算是一种概括，是对我们的研究的一个简单总结。除了一点建议性的观点外，对它不必有太多的寄望。别人会为它打下更完善的基础。现在，我们不过是刚刚触碰到一片几乎未被开垦的处女地的表面而已。

第一卷：群体心理

第一章：群体的一般特征

提要：从心理学看群体的构成；大量的个人聚集在一起并不足以构成一个群体；群体心理的特征；群体中个人固有的思想感情发生的变化和他们个性的消失；群体总是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大脑活动的消失和脊髓活动的得失，智力的下降以及感情的彻底变化；这种变化了的感情，既可以比形成群体的个人的感情更好，也可以比它更糟；群体既易于英勇无畏也易于犯罪。

从日常的含义来说，「群体」一词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个人，无论他们从属于什么民族、职业或性别，也不论是什么事情让他们走在了一起。但只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一词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重要意义。在某些既定的条件下，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它非常不同于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人所具备的特征。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换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后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它毋庸置疑是暂时的，然而它确实表现出了一些非常明显的特征。这些聚集成群的人进入一种状态，由于没有更好的说法，我暂且把它称为一个组织化的群体，或换个也许更为可靠的说法，一个心理群体。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受群体精神统一规律的支配。

不言而喻，一些人偶然发觉他们彼此站在一起，只是这个事实，并不能使他们获得一个组织化群体的特征。一千个偶然聚集在公共场合的人，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根本不能算做一个群体。想要具备群体的特征，得有一些前提条件起作用，我们必须对它们的性质加以确定。

自觉的个性的消除，以及感情和思想转换到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呈现出的第一特征，但这不一定总是要求一些个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地点。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如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能够使他们闻风而主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所特有的属性。有时，五六个人也能构成一个心理群体，而数千人偶然聚在一起却不会发生这种现象。另外，虽然不可能看到整个民族聚在一起，但在某些影响的作用下，它有时也会变成一个群体。

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它将会获得一些暂时的而又十分明确的普遍特征。除了这些普遍特征，它还会有另一些附加的特征，其具体表现因组成群体的人各有不同，而且它的精神结构也会发生改变。所以，对心理群体不难进行分类。当我们深入了解这个问题时就会看到，一个异质性群体（即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群体）会呈现出一些与同质性群体（即由大体相同的成分，如宗教派别、等级或阶层组成的群体）相同的特征，除了这些共同特征外，它们还具备一些自身的特点，从而使这两类群体有所分别。

不过在深入研究不同类型的群体之前，我们必须先观察下它们的共同特征。我们将像自然科学家一样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总是先来描述一个族系全部成员的共同特征，然后再着手研究那些使该族系所包含的种类有所区别的具体特征。

对群体心理不易作出精准的描述，是因为它的组织不仅有种族以及构成方式上的不同，而且还因为支配群体的刺激原因的性质和强度有所不同。不过，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也会遇到同样的困境。一个人终其一生性格持续不变的事情，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只有环境的单一性，才会造成明显的性格单一性。我曾在其他著作中提出，一切精神结构都有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呈现出来。这就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本都是些谦和的公民。在正常环境中，他们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善良的官员。暴动过后，他们又恢复了以往的性格，成为安静而守法的公民。拿破仑就在他们中间为自己找到了最恭敬顺从的臣民。

这里不可能对群体强弱不一的组织程度作全面的研究，所以我们只专注于那些已经达到完全组织化阶段的群体。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群体会变成什么样子，而不是它们丝毫不变的样子。只有在这个发达的组织化阶段，种族不变的主要特征才会被给予某些新特点。这时，集体的全部情感和思想中所表现出来的变化，就会表明一个明确的方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之前所提到的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才开始产生作用。

在群体的心理特征中，有一些可能和孤立的个人没什么不同，但有一些则完全为群体所特有，因而只能在群体中看到。我们所研究的首要就是这些特征，以便能揭示它们的重要性。

一个心理群体所呈现出的最惊人的特点如下：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无论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无论相同或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一事实，从而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得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独自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有不同。如果不是形成了一个群体，有些念头或情感在个人身上根本就不会产生，或不可能变为行动。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形成的暂时现象，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就如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会呈现出一些特点，它们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很不同。

和人们在机智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笔下发现的观点不同，在形成一个群体的人群中，不存在构成因素的总和或它们的平均值。事实上表现出来的，是由于出现新特点而形成的一种组合，就像某些化学元素──如碱和酸──反应后形成另外一种物质一样，它所具有的特性非常不同于使它能够形成的那些物质。

组成一个群体的个人不等同孤立的个人，要证明这一点并不难，可是找出这种不同的原因却不容易。

要想多少知道一些原因，首先必须记住现代心理学所认可的真理，即无意识现象不仅在有机体的生活中，并且也在智力活动中，都发挥着一种压倒性的作用。与精神生活中的无意识因素相比，有意识因素只起着较小的作用。最细致的分析家和最敏锐的观察家，也不过只能找出一点支配他的行为的无意识动机。我们有意识的行为，主要是受遗传影响而产生的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的产物。这个深层结构中有着世代相传的无数共同特征，它们形成了一个种族先天的特性。在我们的行为之可以说明的原因背后，无须怀疑地隐藏着我们没有说明的原因，但是在这些原因背后，还有另外许多我们自己一无所知的神秘因素。我们大多数的日常行为，都是我们无法观察到的一些隐秘动机的结果。

无意识构成了种族的先天特性，尤其在这个方面，属于该种族的个人之间是十分类似的，使他们彼此间有所不同的，主要是他们性格中有意识的方面──受教育的结果，但更多的是因为特殊的遗传条件。人们在智商上差异最大，但他们却有着十分相似的本能和情感。在属于情感领域的每一件事情上──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等，即使是最杰出的人士也很少能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从智商上说，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可能有天壤之别，但单从性格来看，他们可能差别甚微或者根本没差别。

这些普遍的性格特征，受我们的无意识因素的支配，一个种族中的大多数普通人在同等程度上也具备这些特征。我认为，正是这些特征，才变成了群体中的共同属性。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减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减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并，无意识的特质占了上风。

群体一般只具有很普通的品质，这一事实解释了它为何不能完成需要很高智商的工作。凡是涉及普遍利益的决策，都是由杰出人士组成的议会提出的，但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并不会比一群蠢人所采用的决定更高明。事实上，他们通常只能用每个普通个人与生俱来的平庸才智来处理手头的工作。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非天生的智慧。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群体，那就根本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与其说整个世界要比伏尔泰更聪明，倒不如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

如果群体中的个人只是把他们共同分享的普通品质集中在了一起，那么这只会带来更明显的平庸，而不会像我们实际所说的那样，创造出新的特点。这些新特点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问题。

有些不同的原因，对这些群体所特有、孤立的个人并不具备的特点起着决定的作用。首先，即便仅仅只是从数量上考虑，形成群体的个人也会感觉到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泄出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是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控制的。他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这样的念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需要承担责任。这样，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

第二个因素是传染的现象，也对群体的特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还决定着它所接受的趋向。传染虽然是一种很容易确定其是否存在的现象，却不容易被解释清楚。必须把它当做一种催眠方法，下面我们就对此做一简单的研究。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具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其个人利益。这是一种与他的天性极为对立的趋向，若不是成为群体的一员，他很少具备这样的能力。

决定群体特点的第三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同孤立的个人所表现出的特点截然相反。我这里指的是容易接受暗示的表现，它也正是上面所说的相互传染所造成的结果。

想要理解这种现象，就必须记住最近的一些心理学发现。如今我们已经知道，通过不同的过程，个人可以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他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唯命是从，会做出一些同他的性格和习惯极为相反的举动。最细致的观察似乎已经证实，长时间融入群体行为的个人，不久就会发觉──或是因为在群体发挥催眠影响的作用下，或是由于一些我们无从知道的因素──自己进入一种特殊状态，它类似于被催眠的人在催眠师的操控下进入迷幻状态。被催眠者的大脑活动被麻痹了，他变成了自己脊椎神经中受催眠师随意支使的一切无意识行为的奴隶。有意识的人格消失得了无踪迹，意志和辨别力也不复存在。一切情感和思维都受着催眠师的左右。

大致上说，心理群体中的个人也处在这种状态之中。他不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他就像被催眠的人一样，一些能力遭到了破坏，同时另一些能力却有可能得到很大的强化。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他会因为难以抵抗的冲动而采取某种行动。群体中的这种冲动，比被催眠者的冲动更难以抵抗，这是因为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个人有着一样的作用，相互影响使其力量大增。在群体中，具有强大的个性，足以抵制那种暗示的个人寥寥无几，所以根本无法逆流而动。他们充其量只能因不同的暗示而改弦更张。比如，正因如此，有时只需一句悦耳的言辞或一个被及时唤醒的形象，就可以阻止群体最血腥的暴行。

现在我们知道了，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占得上风，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趋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呈现出来的主要特点。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

更进一步说，单是他变成一个有机群体的成员这个事实，就能使他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好几步。孤立的他也许是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忍而狂躁，也表现出原始人的热情和英雄主义，和原始人更为类似的是，他甘愿自已被各种言语和形象所打动，而组成群体的个人在孤立存在时，这些言语和形象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会不由自主地做出同他最显而易见的利益和最熟悉的习惯完全相反的举动。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不过是众多沙粒中的一颗，可以被风吹到任何地方。

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人们看到陪审团作出陪审员作为个人不会赞成的判决，议会实施着每个议员个人不可能同意的法律和措施。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们，如果分开来看，都是举止亲和的开明公民。但当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时，却毫不犹豫地听令于最野蛮的提议，把完全清白无罪的人送上断头台，并一反自己的利益，放弃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即使在自己人中间也滥杀无辜。

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区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维和情感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变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勇士。在1789年8月4日那个值得纪念的晚上，法国贵族一时的激情澎湃，毅然决然地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如果他们只是单独考虑这件事，没有一个人会表示同意。

从上述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群体在智商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为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取决于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备什么性质。这就是只从犯罪角度研究群体的作家完全没有理解的要素。群体固然常常是犯罪群体，但它也时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正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成功提供了保证；会怀着赢取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会导致──就像十字军的时代那样，在几乎全无粮草和装备的情况下，向异教徒讨还基督教徒的墓地，或者像1793年那样捍卫自己的祖国。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有着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造就了历史。如果人民只会以冷酷无情的方式做一番大事业，世界史上便不会留下他们多少记录了。

第二章：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提要：1.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具有支配作用，并且它的反应会不停地发生变化；群体往往不会深思熟虑；种族的影响。2.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群体受暗示的左右；它把头脑中产生的幻觉当做现实；为什么这些幻觉对组成群体的所有个人都是一样的；群体中有教养的人同无知的人没有区别；群体中的个人受幻觉支配的实例；史学著作的价值甚微。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群体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它们的感情总是走极端。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这些感情的缘由；群体面对强权卑躬屈膝；一时的革命本能不妨碍他们极端保守；对变化和进步的本能敌视。5.群体的道德。群体的道德可以比个人高尚或低劣；解释和实例；群体很少被利益的考虑所左右；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

在概括地说明群体的主要特征之后，还要对这些特征的细节进行研究。

应当指出群体的某些特点，如冲动、急躁、缺少理智、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情感等等，几乎总能够在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看到，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不过这一点我只是顺便一提，对它的论述不在本书的范围之内。再说，这对于熟悉原始人心理的人没什么用途，也很难让对此事一无所知的人相信。

现在我就循序渐进地讨论一下可以在大多数群体中所看到的不同特征。

一、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

我们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征时曾经说过，它几乎完全受无意识动机的支配。它的行为主要不是受大脑，而是受脊椎神经系统的影响。在这个方面，群体与原始人非常类似。就表现而言，它的行动可以说非常完美，然而这些行为并不受大脑的支配，个人是按照他所受到的刺激因素决定自己的行动。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所控制，并且它的反应会不断地发生变化。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孤立的个人就像群体中的个人一样，同样会受到刺激因素的影响，但是他的大脑会向他传达，受冲动的摆布是不可取的，因此他会制约自己不受摆布。这个道理可以用心理学语言表述如下：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反应行为的能力，而群体缺少这种能力。

依据让群体产生兴奋的原因，它所服从的各种冲动可以是豪迈的或残暴的、勇猛的或怯弱的，但是这种冲动总是极其强烈，因而个人利益，甚至保存生命的利益，也很难支配它。刺激群体的因素很多，群体总是屈从于这些刺激，因而它也极为多变。这就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看到，它可以在转眼之间就从最血腥的狂热转变为最极端的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举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赴义。正是群体，愿意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若想了解群体在这方面能做出什么事情，不需要回顾英雄主义时代。它在起义中从不吝啬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之前，一位突然声名鹊起的将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上万人，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为他的事业牺牲生命。

所以，群体根本不会做任何预先策划。它可以先后被最矛盾的情感所刺激，但它又总是受眼前刺激因素的影响。它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往各个不同的方向飞舞，然后又落在地面上。下面我们研究革命群体时，会列举出一些他们感情多变的事例。

群体的这种易变性会让它难以统治，当公共权力落到它手里时尤其如此。一旦日常生活中各种必需的事情不再对生活构成看不见的约束时，民主就几乎不可能持续很久了。另外，群体虽然有着各种狂乱的愿景，它却不能持久。群体没有能力做任何长远的打算或考虑。

群体不仅冲动而且多变。就像野蛮人一样，它不准备承认，在自己的愿望和这种愿望的实现之间会出现任何阻碍，它没有能力理解这种中间阻碍，因为数量上的强大使它感到自己势不可挡。对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说，不可能的概念不见了。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独自一人时，他不能焚毁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抗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给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掠夺的念头，并且会立即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毁灭。人类机体的确能够产生大量狂躁的激情，因而可以说，愿望受阻的群体所形成的常态，也就是这种激愤状态。

种族的基本特征是我们产生一切情感的唯一来源，它也总是会对群体的急躁、冲动和多变产生影响，正如它会影响到我们所研究的一切大众情感一样。所有的群体毫无疑问总是急躁而冲动的，但程度却很不相同。例如拉丁民族的群体和英国人的群体就有着十分显著的区别。最近法国历史中的事件为这一点提供了生动的说明。25年前，仅一份据说是某位大使受到侮辱的电报被公之于众，就足以触犯众怒，结果是立刻引起了一场可怕的普法战争。几年后，关于谅山一次无足轻重的失败的电文，再次激发起人们的怒火，由此导致政府立即垮台。就在同时，英国在远征喀土穆时遭受的一次非常严重的挫败，却只在英国引起了轻微的情绪，甚至大臣都未被解除官职。任何地方的群体都有些女人气，拉丁族裔的群体则女人气最多，凡是赢得他们信赖的人，命运会立刻为之改变。但是这样做，无一例外地等同于在悬崖边上散步，不定哪天必然会跌入深渊。

二、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

我们在定义群体时说过，它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极容易受到别人的暗示，我们还指出了在一切人类集体中暗示的传染性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个事实解释了群体感情向某个方向的快速转变。不管人们认为这一点多么无关紧要，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而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大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定的事实。

正像所有处在暗示影响下的个人所示，进入大脑的念头很容易变成实际行动。无论这种行动是纵火焚毁宫殿还是作出自我牺牲，群体都会在所不辞。一切都取决于刺激因素的性质，而不再像孤立的个人那样，取决于受到暗示的行动与全部理由之间的联系，后者可能与采取这种行为极为对立。

于是，群体永远漫步于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令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的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其他。在群体中间，不可能存在不可能的事，要想对那些编造和传播虚假的神话故事的能力有所理解，必须牢牢地记住这一点。

一些可以轻易在群体中流传的神话之所以能够产生，不仅是因为他们极端轻信，也是事情在人群的想象中经过了奇妙曲解之后造成的结果。在群体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也会变得面目全非。群体是用形象来思考的，而形象本身又会立即引起与它毫无逻辑联系的一系列形象。我们只要思考一下，有时我们会因为在脑海中想到的任何事实而产生一连串幻觉，就很容易理解这种状态。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是群体对这个事实却视若无睹，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性事件混为一谈。群体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分别。它把头脑中产生的影像也当做现实，尽管这个影像同观察到的事实几乎只有微乎其微的联系。

群体对自己看到的事件进行歪曲的方式，似乎既多且杂，各不相似，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人有着非常不同的趋向，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作为相互传染的结果，受到的歪曲是一样的，在群体中所有个人表现出一样的状态。

群体中的某个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出现在所有十字军官兵面前之前，在场的人里肯定有个人首先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煽动下，一个人编造的奇迹，立马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

历史中经常出现的这种集体幻觉的机制向来如此。这种幻觉似乎具有一切公认的真实性特点，因为它是被成千上万人察觉到的现象。

若想反驳以上言论，没有考虑组成群体的个人的智力品质的必要。这种品质不足为重。从他们成为群体一员之日开始，博学之人便和白痴一起失去了观察能力。

这个论点似乎说不太通。若要消除人们的疑虑，必须研究大量的历史史实，即便写下好几本书，也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我不想让读者觉得这是些没有得到论证的观点。因此我要为它举出几个事例，它都是从可以引用的无数事例中随意挑选出来的。

下面有个最典型的实例，因为它来自使群体成为牺牲品的集体幻觉。这些群体中的个人，既有最无知的，也有最有学识的。一名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他的《海流》一书中偶然提到了这件事，《科学杂志》也曾加以引用。

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在外海游弋，想寻找到在一场风暴中与它走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当时正是阳光灿烂的大白天，值勤兵忽然发现有一艘船只遇难的信号。船员们沿着信号指示的方向望去，所有官兵都清晰地看到一只载满了人的木筏被发出遇难信号的船拖着。可是这不过是一种集体幻觉。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艘船去营救遇难者。在接近目标时，船上的官兵看到「有一大群活着的人，他们伸着手，能够听到许多杂乱的声音在哀号」。但是在到达目标时，船上的人却发现自己不过是找到了几根长满树叶的树杈，它们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在一目了然的事实面前幻觉才消失了。

在这个实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已经解释过的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在期冀中观望的群体，另一方面是值勤者发现海上有遇难船只的信号这样一个暗示。在相互传染的过程中，这一暗示被当时的全体官兵所接纳。

使眼前发生的事实遭到歪曲，真相被与它无关的幻象所取代──群体中出现这种情况，不一定需要众多人数。只需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就能形成一个群体，就算他们全是博学之才，在他们的专长之外同样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征。他们每个人所具有的洞察力和批判精神马上就会消失。敏锐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和这里的问题有关的非常奇妙的事例，最近的《心理学年鉴》提到了这件事。达维先生把一群杰出的观察家召集在一起，其中也有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华莱士先生。在让他们审核了物体并根据自己的意愿做上标志之后，达维先生当着他们的面表演了精神现象即灵魂现形的过程，并让他们把它记录下来。这些杰出观察家得到的报告全都同意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只能用超自然的手段获得。他向他们说明，这只不过是简单的骗术造成的结果。「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吃惊的特点」，这份文献的作者说，「不是骗术本身的奇特，而是外行目击者所提供的报告的极端虚假。」他说：「很明显，甚至众多目击者也会列举出一些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但得出的结论是，假设他们的叙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他们所叙述的现象便不能用骗术来解释。达维先生发明的方法非常简单，人们对他竟敢采用这些方法不免感到讶异。但是他具备支配群体大脑的能力，他能让他们相信，他们看到了自己并没有看到的事情。」这里我们碰到的依然是催眠师影响被催眠者的能力。由此可见，对于思维非常缜密，事先就要求其抱着怀疑态度的人，这种能力都可以发挥作用，它能轻易让普通群体上当受骗也就不足为怪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报纸上充斥着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报道。五六个目击者言辞恳切地说，他们认出了这两个孩子。所有的证词如出一辙，不容预审法官再有其他疑虑。他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为孩子举行葬礼时，一个偶然的事件让人们发现，本来以为死了的人仍然活着，并且她们和溺水而亡的人没有多少相似的地方。就如前面提到的事例一样，第一个目击者本人就是幻觉的牺牲品，他的证词就足以对其他目击者产生影响。

在这类事情中，暗示的起点一般都是某个人多少有些不清晰的记忆所产生的幻觉，在这一最初的幻觉得到肯定之后，就会引发相互传染。如果第一个观察者非常没有主见，他相信自己已经辨认出的尸体，有时会表现出──除了一切真实的相似处之外──一些特征，譬如一块疤痕什么的，或一些让其他人产生同感的装扮上的细节。由此产生的同感会变成一个肯定过程的核心，它会征服理解力，掐灭一切判断力。观察者这时看到的不再是客体本身，而是他头脑中产生的幻觉。在旧事重提的报纸里所记录的以下事例中，孩子的尸体竟被自己的母亲认错，由此可以得到解释。从这种现象中，肯定能够找出我刚才已指出其作用的两类暗示。

另一个孩子认出了这个孩子，但他搞错了。然后又开始了没有依据的辨认过程。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了。在同学辨认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喊道：「天哪，那是我的孩子。」

她靠近尸体，观察他的衣服，又看看他额头上的伤痕。「这肯定是我儿子，」她说，「他去年七月失踪。他一定是被人拐卖杀害了。」

这女人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姓夏凡德雷。她的表弟也被叫来。问到他时，他说：「那是小费利贝。」住在这条街上的好几个人，也认出了在拉弗莱特找到的这孩子是费利贝·夏凡德雷，其中有这孩子的同学，他所依据的是那孩子佩戴的一枚徽章。

但是，邻居、表弟、同学和做妈的全搞错了。六周后，那孩子的身份得到了证实。他是波尔多人，在那里被人杀害，又被一伙人运到了巴黎。应该指出，产生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妇女和儿童──即最没主见的人。他们也向我们表明，这种目击者在法庭上会有什么价值。尤其就儿童而言，绝不可以拿他们的证词当真。地方长官善于说童言无忌。哪怕他们只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修养，他们也会知道，事情正好相反，儿童一直就在撒谎。当然，这是一种无辜的谎言，但它依然是谎言。正如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用孩子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还不如用扔硬币的方式来得合适。

还是回到群体观察力这个问题上来吧。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集体观察极可能出错，大多数时候它所表现的是在传染过程中影响着同伙的个人幻觉。各种事实都证明，应当明智地认为群体的证词极不可靠，它甚至能够达到无法复制的程度。25年前的色当一役，有数千人参与了著名的骑兵进攻，但是面对那些最为矛盾的目击者证词，根本不可能推定谁在指挥这场战役。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在最近的一本书中表明，关于滑铁卢战役中一些最重要的事件，到现在为止一直有人在犯着最严重的事实错误──这是一些由数百人证明过的事实。

这些事实向我们表明了群体的证词价值何在。讨论逻辑学的文章有无数证人的一致同意，因而属于能用来支持事实之准确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明。但我们的群体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讨论逻辑的文章需要重写。受到最严重怀疑的事件，肯定是那些观察者人数最多的事件。说一件事同时被数千个目击者所证明，这通常也就是说真相与公认的记述相差甚远。

从以上情况得出的明显结论是，只能把史学著作当做纯粹假象的产物。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无依据的记述，并且混杂着一些对思考结果的解释。写这样的东西完全是在虚度光阴。假使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它的文学、艺术和不朽之作，我们对过去时代的真相便一无所知。关于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的平生，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我们拥有一句真实的记录吗？我们极可能一句也没有。不过说实在的，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我们的伟人在大众神话中表现出什么形象。打动群体内心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

不幸的是，神话虽然被清晰地记录在书中，它们自身却无稳定性可言。随着时光的流逝，尤其是由于种族的缘由，群体的想象力在不停地改变着它们。《旧约全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与圣德肋撒爱的上帝有天壤之别；在中国受到崇拜的佛祖，与印度人所尊奉的佛祖也并没有多少共同特点。

英雄的神话因为群体的想象力而改变，使英雄离我们远去，也无须几百年的时间。转变有时就发生在几年之内。我们在这个时代就能看到，历史上最了不起的英雄之一的神话，在不到50年间便改变了数次。在波旁家族的统治下，拿破仑成了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一个卑微者的朋友。在诗人眼里，他注定会长期留存于乡村人民的记忆之中。30年后，这个步履安详的英雄又变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他在篡夺权力并毁灭了自由之后，仅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便让300万人死于非命。如今我们看到这个神话又在发生改变。数千年之后，未来的博学之士面对这些矛盾百出的记录，也许会对是否真存在过这位英雄表示怀疑，就如现在有些人怀疑释迦牟尼一样。从他身上，他们只会看到一个光彩照人的神话或一部赫拉克利特式传奇的演变。对这种缺乏准确性的情况，他们毫无疑问很容易心安理得，因为同今天的我们相比，他们更明白群体的特点和心理。他们知道，除了神话之外，历史没有多少保存其他记忆的能力。

三、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

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无论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其简单而夸张。在这方面，就像其他许多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人雷同于原始人，因为他不能作出细致的区分，他把事情看做一个整体，看不到它们的中间过渡状态。群体情绪的夸张也受到另一个事实的强化，即无论什么感情，一旦它表现出来，通过暗示和传染过程而非常迅猛地传播，它所明确赞扬的目标就会力量大增。

群体情绪的简单和夸张所得出的结果是，它全然不理解怀疑和不确定性是何物。它就像女人一样，很容易便会陷入极端。怀疑一说出口，立刻就会成为不容辩解的证据。心生厌恶或持有反对意见，假如只是发生在孤立的个人身上，不会有什么力量，若是群体中的个人，却能立刻变为勃然大怒。

群体感情的狂躁，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亡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确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产生一时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为。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嫉妒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强大的力量。

不幸的是，群体的这种夸张趋向，时常作用于一些恶劣的感情。它们是原始人的本能隔代遗传的残留，孤立而负责的个人因为担心受到惩罚，不得不对它们有所约束。因此群体很容易干出最恶劣的极端勾当。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群体不能在巧妙的影响之下，表现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或最崇高的美德。他们甚至比孤立的个人更能体现出这些品质。当我们研究群体的道德时，我们很快还有机会返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情感，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词、言辞恳切、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述技巧。

进一步说，对于他们自己的英雄的情感，群体也会作出相似的夸张。英雄所表现出来的品德，肯定总是被群体夸大。早就有人正确地指出，观众会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具备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勇气、道德和美好品质。

在剧场里观察事物的特殊立场，早就有人正确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这种立场毋庸置疑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原则与常识和逻辑基本上毫无相似之处。打动观众的艺术当然品味流俗，不过这也需要特殊的才能。通过阅读剧本来阐释一出戏的成功，往往是不可能的。剧院经理在接受一部新戏时，他们自己通常并不知道它能否取得成功，因为如果想对这事作出判断，他们必须先把自己变成观众。

这里我们又一次可以作出更宽泛的解释。我们会说明种族因素的压倒性影响。一部在某国掀起热情的歌剧，在另一国却未取得成功，或只取得了部分的或平凡的成绩，是由于它没有产生能够作用于另一些公众的影响力。

我没有必要再补充说明群体的夸张倾向只作用于情感，对智力不起丝毫作用。我已经表明，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的智力会立即大大下降。一位有学问的官员塔尔德先生，在研究群体犯罪时也证实了这一点。群体仅仅能够把感情提升到极高或反之──极低的境界。

四、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情感；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律拒绝，将其视做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用暗示的办法加以诱导而不是作出合理解释的信念，向来都是如此。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偏执及其对人们的头脑实施的专制统治，早就为大家所知。

对何为真理何为谬误不容置疑，另一方面，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强大，群体便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给予了专横的特质。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作出最轻微的辩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暴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赶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当然，倘若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

专横和偏执是一切种类群体的共性，但是其强度各有不同。在这个方面，支配着人们情感和思维的基本的种族观念，会一再呈现出来。尤其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可以看到专横和偏执能够发展到无可复制的地步。事实上，这两种态度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的发展，已经彻底破坏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个人独立感情。拉丁民族的群体只关心他们所属宗教派别的集体独立性，他们对独立有独特的见解，认为必须让那些与他们意见相悖的人立即强烈反对自己的信念。在各拉丁民族中间，自宗教法庭时代以来，各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对自由从未有过另一种理解。

专横和偏执是群体有着准确认识的情感，他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情感，而且只要有人在他们中间煽动起这种情绪，他们随时都会将其付诸实际行动。群体对强权俯首称臣，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他们认为那不过是软弱可欺的另一种形式。他们的同情心从不听令于作风温和的主子，而只向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低头。他们总是为这种人塑起最宏伟的雕像。没错，他们喜欢践踏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但那是因为在失势之后他也变成了一介平民。他受到轻蔑是因为他不再让人害怕。群体喜欢的英雄，永远像个恺撒。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震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怀揣敬畏。

群体随时会反抗软弱可欺之人，对强权低声下气。如果强权断断续续，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绪所掌控，它便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胡作非为，时而奴颜婢膝。

然而，如果以为群体中的革命本能处于领导地位，那就完全误解了它们的心理。在这件事上使我们上当的，不过是它们的暴力趋向。它们的反叛和破坏行为的爆发总是非常短暂，群体强烈地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因而很容易屈服于世俗的等级制，难免会十分保守。对它们置之不理，它们很快就会对混乱感到厌倦，本能地变成奴隶。当波拿巴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血有切肤之感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

如果不考虑群体深刻的保守本能，就难以理解历史，尤其是民众的革命。不错，它们可能寄希望于改朝换代，为了取得这种变革，它们有时甚至发动暴动，然而这些旧制度的本质依然反映着种族对等级制的需要，因而它们不可能得不到种族的服从。群体的多变，只会影响到很表面的事情。其实它们就像原始人一样，有着牢不可破的保守本能。它们对一切传统的迷恋与崇敬是绝对的；它们对一切有可能改变自身生活基本状态的新鲜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无意识的恐慌。在发明纺织机或出现蒸汽机和铁路的时代，如果民主派掌控着他们今天拥有的权力，这些发明也不可能实现，或至少要付出革命和不断杀戮的代价。相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值得庆幸的是，只是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后，群体才开始掌控了权力。

五、群体的道德

如果「道德」一词指的是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压抑私心的冲动，那么显然可以说，因为群体易冲动，太多变，因而它不可能是道德的。反之，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德，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功名、献身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做「道德」的内容，那么我们可以说，群体经常会呈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

研究过群体的少数心理学家，只看重他们的犯罪行为，在看到经常发生这种行为之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下。

这种情况当然经常存在。但为什么是这样呢？这不过是因为我们从原始时代就继承了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它潜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孤立的个人在生活中满足这种本能是很危险的，但一旦他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时，由于很清楚不会受到惩罚，他便会彻底释放这种本能。在生活中，我们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种破坏性本能，便把它发泄在动物身上。群体捕猎的热情与残忍，有着同样的根源。群体慢慢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者，表现出一种十分怯弱的残忍。不过在哲学家看来，这种残忍，与几十个猎人成群结队地用猪犬追捕和杀死一只不幸的鹿时所展现出的残忍，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也可能展示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以声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而且经常能达到使他慷慨就义的地步。像十字军远征和1793年的志愿者那种事例，历史上俯首皆是。只有集体能够表现出伟大的不计名利和献身的精神。群体为了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信仰和观念，便勇猛地面对死亡，这样的事例何止千万！不断举行示威的人群，更有可能是为了服从一道命令，却不是为了增加一点养家糊口的薪水。私人利益几乎是孤立的个人唯一的行为动机，却极少成为群体的强大动力。在群体的智力难以理解的多次战争中，支配着群体的肯定不是个人利益──在这种战争中，他们甘愿被人虐杀，就像是被猎人施了催眠术的小鸟。

即便在一群罪大恶极的坏蛋中间，经常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仅仅因为是群体中的一员，便会表现出暂时严格的道德纪律。泰纳让人们注意一个事实，「九月惨案」的犯人们把他们从牺牲者身上找到的钱包和钻石放在会议桌上，本来他们是很容易将这些东西据为己有的。1848年革命期间，在占领杜伊勒利宫时呼啸而过的群众，并没有沾染那些让他们兴奋不已的战利品，而其中的任何一件都意味着更多时日的面包。

群体对个人的这种道德净化作用，肯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常规，然而它却是一种时常可以看到的常态。甚至在不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严重的场景下，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我前面提到，剧院里的观众要求作品中的英雄有着夸张的品徳，一般也可以看到，一次集会，即使其成员品质低劣，往往也会表现得一本正经。放荡不羁的人、拉皮条的人和粗人，在有些危险的场合或谈话中，通常会一下子变得细声细语，虽然与他们习惯了的交谈相比，这种场合不会造成更多的伤害。

群体虽然经常放纵自己低劣的本能，他们也时常树立起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如果不计名利，顺从和绝对献身于真正的或虚幻的理想中，都能算做美德，那就可以说，群体时常具备这种美德，而且它所达到的水平，即使最聪明的哲学家也望尘莫及。他们当然是在无意识地实践着这些美德，然而这无碍大局，我们不该对群体求全责备，说他们常常受无意识因素的左右，不善于动脑筋。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开动脑筋考虑起自己的个人利益，我们这个星球上根本就不会成长出文明，人类也就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

第三章：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

提要：1.群体的观念。基本观念和次要观念；相互矛盾的观念为何能够并存；高深的观念必须经过改造才能被群众所接受；观念的社会影响与它是否包含真理无关。2.群体的理性。群体不受理性的影响；群体只有十分低下的推理能力。它所接受的观念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性或连续性。3.群体的想象力。群体有着强大的想象力；群体只会形象思维，这些形象之间没有关系；群体易受神奇事物的感动，神奇事物是文明的真正支柱；民众的想象力是政客的权力基础；能够以事实触发群体想象力的方式。

一、群体的观念

我们在上一本著作研究群体观念对各国发展的影响时就已经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寥寥可数的几个基本观念的产物，这些观念很少受到变革。我们说明了这些观念在群体心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影响这一过程是多么艰难，以及这些观念一旦得到落实所具有的能量。最后我们又说，历史大动荡就是由于这些基本观念的变化所引发的结果。

前面已经用大量篇幅讨论过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不想旧话重拾。这里我只想简单谈谈群体能够接受的观念这一问题，以及他们领悟这些观念的方式。

这些观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困于一时的环境影响来去匆忙的观念，譬如那些只会让个人或单一理论着迷的观念。另一类是基本观念，它们因为周边环境、遗传定律和公众的意见而具有极大的稳定性。过去的宗教观念，以及现在的社会主义和民主观念，都是这类观念。现今，被我们的父辈视为人生信仰的那些伟大的基本观念，正在摇摇欲坠。它们的稳定性已丧失殆尽，与此同时，建立在其上的制度也受到了严重的动摇。每天都在形成大量我刚才提到的那种过眼云烟般的观念，但是看来它们很少具备生命力并很少能够发生持久的影响。

给群体提供的不管是什么观念，只有当它们具有绝对的、毫不妥协的和简单明了的方式时，才能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它们都会披上形象化的外衣，也只有用这种形式，它们才能被群众所接受。在这些形象化的观念之间，没有任何逻辑上的雷同性或连续性，它们可以相互取代，就像操作者从幻灯机中抽出一张又一张叠放在一起的幻灯片一样。这阐释了为什么能看到最矛盾的观念在群体中同时流行。随着时机不同，群体会处理在它的理解力所及的不同观念之一的影响之下，因而能干出泾渭分明的事情。群体完全缺乏批判精神，因而也察觉不到这些矛盾。

这种现象并不是群体所特有的。很多孤立的个人，不仅仅是野蛮人，而且还包括在智力的某些方面接近于原始人的所有人，例如宗教信仰上的狂热宗派成员，在他们身上都能够看到这种现象。我曾看到，在我们欧洲大学里受过教育并拿到了文凭的有教养的印度人，就令人不解地表现出这种现象。一部分西方观念被附着在他们一成不变的、基本的传统观念或社会观念之上。根据不同的场合，这一套或那一套观念就会表现出来，并随之有相应的言谈举止，这会让同一个人表现得极为矛盾。不过，这些矛盾与其说真正存在，不如说只是一种表象。因为只有世代相传的观念才可能对孤立的个人产生足够的影响，变成他的行为动机。只有当一个人由于不同种族的通婚而处在不同的传统趋向中间时，他的行为才会真正不时表现出截然对立。这些现象虽然在心理学上十分重要，不过在这里纠缠它们并无益处。我的提议是，想要充分理解它们，至少要花上十年时间游历各地进行观察。

观念只有采取简单明了的方式，才能被群体所接受，所以它必须经过一番彻底的改造，才能变得通俗易懂。当我们面对的是有些深不可测的哲学或科学观念时，我们尤其会看到，为了适应群体低劣的智力水平，需要对它们进行多么深刻的改造。这些改造由群体或群体所属的种族的性质所决定，不过其一般趋势都是观念的低俗化和简单化。这就解释了一个事实，即从社会的角度看，现实中很少存在观念的等级制，也就是说，很少存在高低之分的观念。一种观念，不管它刚一出现时多么伟大或准确，它那些高深或伟大的成分，仅仅因为它进入了群体的智力范围并对它们产生影响，便会被削弱殆尽。

不过从社会的角度看，一种观念的等级价值，它的固有价值并不十分重要，必须考虑的是它所产生的影响。中世纪的基督教观念，上个世纪的民主观念，或今天的社会主义观念，都算不上非常高明。从哲学的角度考虑，它们只能算是一些令人扼腕的失误，但是它们的威力却十分强大，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将是决定各国行动的最基本要素。

甚至当一种观念经过彻底的改造，使群体能够接受时，它也只有在进入无意识领域，变成一种情感──这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时才会产生影响，其中涉及到的种种过程，我们将在下文给以讨论。

千万不要以为，一种观念会仅仅因为它正确，便至少能在有教养者的脑海中产生作用。只要看一下最确凿的证据对大多数人的影响是多么微不足道，立马就可以搞清楚这个事实。十分明显的证据，可能会被有教养的人所接受，但是信徒很快就会被他的无意识的自我重新带回到他原来的观念。人们将看到，过不了几天他就会故态复萌，用同样的语言重新提出他之前的证明。实际上他仍处在以往观念的影响之下，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情感；只有这种观念影响着我们的言行举止最隐蔽的动机。群体中的情况也不会例外。

当观念通过不同的形式，终于深入到群体的头脑之中并产生了一系列效果时，和它抵抗是徒劳的。引发法国大革命的那些哲学观念，花了近一个世纪才深入到群众的心中。一旦它们变得根深蒂固，其不可抗拒的威力人尽皆知。整个民族为了社会平等、为了实现抽象的权利和理想主义自由而做的不懈努力，使所有的王室都摇摇欲坠，使西方世界陷入深刻的动摇之中。在20年的时间里，各国都内讧不已，欧洲出现了甚至连成吉思汗看了也会胆战心惊的大屠杀。世界还从未见过因为一种观念的传播而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悲剧性后果。

让观念在群众的头脑里扎根需要很长时间，而拔除它们所需要的时间也短不了多少。因而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代人的时间。如今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基本观念中夹杂着错误，然而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仍然十分强大，他们也不得不依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则进行统治。

二、群体的理性

不能绝对地说，群体不存在理性或不受理性的影响。

但是它所接受的论证，以及能够对它产生影响的论证，从逻辑上属于非常拙劣的一类，因而把它们称为推理，只能算做一种比喻。

就像高级的推理一样，群体低劣的推理能力也要借助于观念，不过，在群体所采用的各类观念之间，只存在着表面的雷同性或连续性。群体的推理方式雷同于爱斯基摩人的方式，他们从经验中得知，冰这种透明物体放在嘴里可以融化，于是认为同样是透明物质的玻璃，放在嘴里也会融化；他们又像一些野蛮人，以为吃下骁勇对手的心脏，便得到了他的胆识；或是像一些受雇主剥削的苦力，立刻便认定天下所有雇主都是剥削他们的人。

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类似的事物搅在一起，而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懂得如何操纵群体的人，给他们提供的也正是这种论证。它们是能够影响群体的唯一论证。包含一系列环节的逻辑论证，对群体来说完全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不妨说，他们并不推理或者只会错误地推理，也不受推理过程的影响。读读某些演说词，其中的弱点时常让人感到惊讶，然而它们对听众却有巨大的影响。人们遗忘了一点，它们并不是让哲学家阅读的，而是用来说服集体的。同群体有密切往来的演说家，能够在群体中激发出对他们有诱惑力的形象。只要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便达成了自己的目的。20本滔滔不绝的长篇论证──它总是认真思考的产物──还不如说几句能够对它试图说服的头脑有号召力的话。

没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群体没有推理能力，所以它也无法表现出任何批判精神，也就是说，它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它的判断，而绝非经过讨论后得到采纳的判断。在这方面，也有无数的个人比群体水平高明不了多少。有些意见轻易地就得到了普遍赞同，更多地是因为大多数人感到，他们不可能依据自己的推理形成自己的独特看法。

三、群体的想象力

正像缺乏推理能力的人一样，群体形象化的想象力不仅强大而活跃，而且非常敏感。一个人、一件事或一次事故在他们脑海中唤起的形象，全都栩栩如生。从一定意义上说，群体就像个睡眠中的人，他的理性已被暂时搁置，因此他的头脑中能产生出极其鲜明的形象，但是只要他能够开始思考，这种形象也会随之迅速消失。既然群体没有思考和推理能力，所以它们不认为世上还有做不到的事情。一般而言它们也会认为，最不可能的事情往往是最惊人的事情。一个事件中不同寻常的、传奇式的一面会给群体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原因就在于此。事实上，分析一下某种文明就会发现，使它得以存在的真正基础，正是那些神奇的、传奇般的内容。在历史上，表象往往比真相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不现实的因素总是比现实的因素更为重要。

只会形象思维的群体，往往也只能被形象所打动。只有形象能吸引或吓住群体，成为它们的行为动机。

因此，最能绘声绘色反映人物形象的戏剧表演，总是对群体有着巨大的影响。在罗马民众的眼里，面包和宏伟的表演构成了幸福的理想，他们别无所求。在此后的所有时代里，这种理想很少改变。对各种群体的想象力起作用的莫过于戏剧表演。所有观众同时体验着一样的情感，这些情感没有立即变成行动，不过是因为最无意识的观众也不会认识不到，他不过是个幻觉的牺牲品，他的欢笑与泪水，都是为了那个假想出来的离奇故事。然而有时因为形象的暗示而产生的感情却十分强烈，因此就像暗示一般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们倾向于变成实际行动。这类故事我们时有所闻：大众剧场的经理仅仅因为上演了一出让人情绪低迷的戏，便不得不在扮演叛徒的演员离开剧院时为他提供保护，以免其受到那些对叛徒的罪恶义愤填膺的观众的粗鲁攻击，即使那罪行不过是想象的产物。我认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群体心理状态，尤其是对其施以影响的技巧最为显著的表现。虚幻的因素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几乎像现实一样大。他们有着对二者不加分别的明显倾向。

侵犯者的权力和国家的威力，即建立在群体的想象力上的。在领导群体时，尤其要在这种想象力上下狠工夫。一切重大的历史事件，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的奋起，都是因为对群体的想象力产生剧烈影响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除此之外，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伟大政客，包括最专制的暴君，也都把群众的想象力看做他们权力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通过与它作对的方式来进行统治。拿破仑对国会说：「我通过改革天主教，结束了时代战争；通过变成一个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站稳了脚；通过变成一名信奉教皇至上的人，赢取了意大利神甫的支持。倘若我去统治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我也会重修所罗门的神庙。」自亚历山大和恺撒以来，也许从未有过一个伟人能比他更好地了解如何影响群众的想象力。他始终专注的事情，就是强烈地作用于这种想象力。在胜利时、在掠杀时、在演讲时、在自己的所有行动中，他都把这一点牢记在心。直到他躺在床上就要断气时，仍然对此念念不忘。

怎样影响群众的想象力呢？我们很快便会知道。这里我们只需讲明，要想掌握这种本领，千万不可求助于智力或推理，换句话说，绝不能采用论证的方式。安东尼让民众反对刺杀恺撒的人，采取的办法并非机智的说理，而是让民众意识到他的意志力，是用手指着恺撒的尸体。

无论刺激群众想象力的是什么，采用的方式都是令人惊讶的鲜明形象，并且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或只是伴随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实例。有关的事例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一种大奇迹、大罪孽或大远景。事例必须摆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众面前，其来源必须秘不示人。上千次小罪或小事件，一点也不会触动群众的想象力，而一个大罪或大事件却往往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便其后果造成的危害同一百次小罪相较不知小多少。就在几年前，流行性感冒仅在巴黎一座城市便造成了5000人的死亡，然而它对民众的想象力几乎没有丝毫影响。究其根源，这种真实的大规模死亡没有以某个鲜明的形象表现出来，仅仅是通过每周发布的统计信息得知。反之，假如一次事件造成的死亡只有500人而不是5000人，但它是在一天之内发生在公众面前，是一次极其惹人注目的事件，比如说是因为埃菲尔铁塔轰然坍塌，则会对群众的想象力产生巨大影响。人们因为得不到相关的信息，以为一艘穿越大西洋的汽轮也许已经在大洋中沉没，此事对群众想象力的影响持续了整整一周。但是据官方的统计表明，仅1894年一年，就有850条船只和203艘汽轮遇难。就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而言，它们比那次大西洋航线上的遇难严重得多，而群众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在意过这些接连不断的遇难。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非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以及引起注意的方式。如果让我表明观点的话，我会说，必须对它们进行浓缩加工，它们才会形成一种令人目瞪口呆的惊人形象。把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把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第四章：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提要：宗教感情的意义；它非取决于对某个神的崇拜；它的特点；信念的强大是因为它采取了宗教的形式；各种例子；民众的上帝从未消失；宗教感情复活所采取的新形式；宗教形式的无神论；从历史学看这些现象的重要性；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体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个人意志的结果。

我们已经证明，群体并不进行推理，它对观念或是全部接受，或是完全否决；对它产生影响的暗示，会彻底征服它的理解力，并使它趋向于立即变成行动。我们还证明，对群体给予合适的影响，它就会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慷慨就义。我们也看到，它只会产生狂躁而极端的情绪，同情心很快就会变为崇拜，而一旦心生厌恶，也几乎立即会变为仇恨。这些一般性的解释，已经为我们揭露了群体信念的性质。

在对这些信念做更为细心的考察时，显然还会发现，无论是在有着狂热宗教信仰的时代，还是发生了政治大动乱的时代──譬如上个世纪的状况──它们总是采取一种特殊的方式，我除了把它称做宗教情感之外，再没有更好的称呼。

这种感情有着非常简单的特点，例如对想象中某个高高在上的人物的崇拜，对生命赖以生存的某种力量的敬畏，盲目遵循它的命令，没有能力对其信条展开讨论，传播这种信条的愿望，趋向于把不接受它们的任何人视为敌人。这种感情所涉及的无论是一个看不见的上帝、一块木头或一座石头雕塑，还是某个英雄或政治观念，只要它具备上述特点，它就总是有着宗教的本质。可以看到，它还会在同等程度上呈现出超出自然和神秘的因素。群体下意识地把某种神秘的力量等同于一时激发他们热情的政治信条或取胜的领袖。

一个人假如只崇拜某个神明，他还算不上有虔诚的信仰，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思维资源、一切自发的服从行为、发自内心的幻想热情，全都奉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作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动的目标与准则时，才可以说他是个虔诚的人。

偏执和妄想是宗教情感的必然伴侣。凡是自信掌握了现世或来世幸福秘诀的人，难免都会有如此表现。当聚集在一起的人受到某种信念的勉励时，在他们中间也会发现这两个特征。恐怖统治时代的雅各宾党人，骨子里就如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他们残暴的激情也有着一样的根源。

群体的信念有着盲目服从、残忍的偏执和要求狂热的宣传之类的这些宗教情感所固有的特点，因而可以说，他们的一切信念都具备宗教的形式。受到某个群体拥戴的英雄，在这个群体看来就如一个真正的神明。拿破仑做了15年这样的神明，一个比任何神明都更频繁地受到崇拜、更容易把人置之死地的神明。基督教的神和异教徒的神，对处于他们掌握中的头脑，也从未实施过如此绝对的统治。

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建者之所以能够站住脚，都是因为他们成功地激发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情感，他们让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这在任何时代无一例外。德·库朗热在论述罗马高卢人的杰作中正确指出，维系着罗马帝国的根本不是武力，而是它所激起的一种虔诚的赞美之情。他正确地写道：「一种在民众中受到憎恶的统治方式，竟能持续五个世纪之久，世界史上还从未有过类似的现象……帝国的区区30个军团，能让一亿人俯首称臣，这实在不可思议。」他们服从的原因在于，帝王是罗马丰功伟业的人格化象征，他就像神一样地受到了全体民众的一致崇拜。在他的疆域之内，即便是最小的城镇也没有膜拜皇帝的祭坛。「当时，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随处都能看到一种新宗教的兴起，它的神就是皇帝本人。在基督教以前的许多年里，60座城市所代表的整个高卢地区，都建起了和里昂城周围的庙宇类似的纪念奥古斯都皇帝的神殿……其祭司由统一的高卢城市选出，他是当地的首要人物……将这一切归咎于畏惧和奴性是不可能的。整个民族不可能都是奴隶，尤其不可能是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奴隶。崇拜君主的并不是那些朝臣，而是罗马；不单是罗马，还有高卢地区、西班牙、希腊和亚洲。」

大多数支配着人们头脑的大人物，而今已不再设立圣坛，但他们还有雕像，或者他们的赞美者手里仍有他们的画像，以他们为对象的崇拜行为，同他们的前辈所得到的相比丝毫不逊色。只要深入研究下群众心理学的这个基本问题，就能破解历史的奥秘。群众无论需要别的什么，他们首先需要一个上帝。

千万别认为，这些事情不过是过去时代里的神话，早已被理性彻底清除。在同理性永恒的矛盾中，失败的从来就不是感情。群众诚然已经听不到神或宗教这种词，过去，正是以它们的名义，群众很长时间内受着奴役。但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他们从未拥有过如此之多的崇拜对象，古代的神也无缘拥有如此多受到崇拜的塑像。近年研究过大众运动的人知道，在布朗热主义的号召下，群众的宗教本能极其容易复活。在随便一家乡村小酒馆里，都会找到这位英雄的画像。他被赋予匡扶正义铲除邪恶的全权，成千上万的人会为他奉献生命。如果他的性格与他传奇般的名望不分伯仲，他肯定能在历史上占据伟人的地位。

由此可见，断言群众需要宗教，实在是十分无用的老调重弹，因为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想要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方式──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方式。即使有可能使群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执，它很快就会表现成一种崇拜。实证主义者这个小宗派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平常的例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深刻思想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虚无主义论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很快也将发生在实证主义论者的身上。他在某一天受到理性之光的启发，撕烂了小教堂祭坛上一切神灵和圣人的画像，他吹熄蜡烛，立即用无神论哲学家──如比希纳和莫勒斯霍特的著作替代了那些被破坏的物品，随后他又虔诚地点燃了蜡烛。他的宗教信仰的对象变了，然而真能说他的宗教情感也改变了吗？

我要再强调一遍，除非我们探究群体信念长期采取的宗教形式，否则就不可能理解一些肯定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研究，更需要着力于心理学的角度，而非自然主义的角度。史学家泰纳只从自然主义的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因而他往往看不到一些事件的根源。他对事实有充分的讨论，然而从研究群体心理学的要求看，他并不总是能够找到大革命的起因。事件中血腥、混乱和残忍的一面让他感到恐慌，但他从那部伟大戏剧的英雄身上，很少能够看到还有一群狂暴的野蛮人肆意妄为，对自己的本能丝毫不加以约束。这场革命的惨烈，它的肆意屠杀、对宣传的需要、对一切事物发出的战争宣言，只有当意识到这场革命不过是一种新宗教信仰在群众中的建立时，才会得到恰当的解释。宗教改革、圣巴托罗缪的大屠杀、整个法国的宗教战争、宗教法庭以及恐怖时期，都属于同种现象，都是受宗教感情激励的群众所为，凡是怀揣这种情感的人，必然会用火和剑去清除那些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宗教法庭的办法，是一切有着真诚而不屈服信念的人所采取的办法。假使他们采用了别的办法，他们的信念也就不该得到这样的评断了。

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大事件，只有当群众的灵魂想让它们发生时，它们才有可能发生。即便最绝对的专政者也无法造成这种事件。当史学家告诉我们圣巴托罗缪惨案为一个国王所做时，他们对群体心理表现得和君王们一样无知。这种命令只能由群体的灵魂来实践。拥有最绝对权力的最专政的君主，最多只能加快或延缓其显灵的时间。圣巴托罗缪惨案或宗教战争，并不完全为国王们所做，就像恐怖统治不全是罗伯斯庇尔、丹东或圣鞠斯特所为一样。在这些事件的深处，总能找到的绝非统治者的权力，而是群体灵魂的运作。

第二卷：群体的意见与信念

第一章：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提要：群体信念的准备性因素。1.种族。它的影响至关重要。2.传统。种族精神的综合反映；传统的社会意义；它在失去必要性后会成为有害因素；群体是传统最坚定的维护者。3.时间。它建立信念，也毁灭信念；在时间的帮助下从无序走向有序。政治和社会制度。错误的认识；它们的影响力很小；各民族不能选择自己视为最好的制度；相同的制度名称下掩盖着最不相同的东西。4.理论上不好的制度，对某些民族却是必要的。5.教育。关于教育影响群众的错误观点；统计学上的说明；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对道德的破坏作用；各个民族所提供的事例。

在研究过群体的精神构造之后，我们了解了它的情感、思维和推理模式，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它的意见和信念是怎样形成的。

决定着这些意见和信念的因素分作两种：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是指这样的一些因素，它能够使群体接受一些信念，并且使其再也难以接受其他信念。这些因素为以下情况的出现打下了基础：突然会冒出来一些威力与结果都令人惊讶的新观念，即便它们的自发性只是一种表象。某些观念的暴发并被付之行动，有时看起来显得十分突兀。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结果，在它背后定然能够找到一种持续良久的准备性力量。

直接因素是指这样的一些因素，随着以上所说长期性准备工作的延续，它们能成为实际说服群体的资源，不过，如果没有那样的准备性工作，它们也不会起到作用。也就是说，它们是使观念采取一定方式并使它能够产生一定结果的因素。集体突然开始加以贯彻的方针，就是由这种直接因素引发的。一次暴动的发生，或一次罢工决定，甚至民众授予某人权力去推翻政府，都可以归咎于这种因素。

在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能够发现这两种因素相继起到作用。这里仅以一个最令人震惊的事件举例，法国大革命的间接因素囊括哲学家的著作、贵族的苛捐杂税，还有科学思想的进步。有了这些准备，群众的头脑便很容易被演说家的演讲和朝廷用无关痛痒的改良进行的抵抗所激怒。

有些间接因素具备普遍性，可以得出，它们是群体一切信念和意见的奠基。这些因素就是种族、传统、时代、各种典章制度以及教育。

现在就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些不同因素所带来的影响。

一、种族

种族的因素必须被排在第一位，因为它自身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因素。我在上一本著作中曾对它有过充分的研究，所以无须再做详细的讨论。在上一本著作中，我们讲述了一个历史上的种族有什么特点，以及它一旦形成了自己的特性，作为遗传规律的结果，它便具备了这样的力量，它的信仰、制度以及艺术。总而言之，它文明中的一切成分，单单只是它气质的外在表现。我们指出，种族的力量具备这样的特点，没有任何因素在从一个民族传播给另一民族时，不会经历深刻的变化。

环境与各种事件代表着一时的社会暗示性因素，它们也许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如果与种族的暗示因素对立，换句话说，如果它与一个民族世代继承下来的因素相反，它就只能是暂时的。

我们在本书下面的一些章节里，还会不断接触到种族的影响，我们会说明，这种影响是如此强大，它决定着群体气质的特征。这一事实造成的结果是，不同国家的群体表现出十分不同的信念和行为，受到影响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二、传统

传统代表着过去的观点、欲望和情感。它们是种族综合作用下的产物，而且对我们发挥着巨大影响。

自从胚胎学证明了过去的时间对生物进化的强大影响后，生物科学便发生了变化；如果这种理论更广为人知，历史科学想必也会出现相似的变化。然而目前它并未得到足够广泛的普及，许多政客与上个世纪的研究者们相比，依然高明不了多少，他们相信社会能够同自己的过去决裂，完全遵循理性之光所引导的唯一道路前进。

民族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个有机体，因而就像其他有机体一样，它只能通过缓慢的遗传积累过程发生改变。

支配着人们的是传统，当他们形成群体时，就更是如此。他们能够轻易地给传统造成的改变，正如我一再指出的那样，仅仅只是一些名称以及外在形式而已。

对这种状况不需要感到遗憾。脱离了传统，无论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因而自有人类以来，它便一直有着两大关联，一是建立某种传统结构，二是当有益的成果已变得破败不堪时，人类社会便努力毁灭这种传统。没有传统，文明是不可能的；没有对这些传统的毁灭，进步也是不可能的。困难──这是个极严重的困难──在于怎样在稳定和求变之间取得平衡。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坚固，它就不会再发生变化，于是就如中国一样，变得没有改进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也没多大的用处，因为由此造成的结果，或者是打破的锁链被重新接凑在一起，让整个过去一成不变地再现，或者是对被打破的事物撒手不管，衰败很快被无政府状态所替代。

因而，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理想的状态是保留过去的制度，只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点地加以改善。这个理想不容易实现，使它变成现实的几乎只有古罗马人与近代英国人。

死咬着传统观念不放，极其冥顽地反对变革传统观念的，正是群体。有地产的群体更是如此。我坚持相信群体具有保守主义精神，并指出，最狂躁的反叛最终也不过造成一些嘴皮子上的变化。上个世纪末，教堂被毁，僧侣们或是被驱逐出境，或是丧命于断头台，人们或许认为，旧日的宗教观念已经威信尽失。但是没过几年，为了顺应大众的要求，遭到禁止的公开礼拜制度便又建立起来了。

被暂时消灭的旧传统，又恢复了往昔的影响。

没有任何事例能更好地反射出传统对群体心态的威力。最不受怀疑的偶像，并不住在庙堂之上，也不是朝廷里那些最专政的暴君，他们转眼之间就能够被人打破。支配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自我的，往往是那些看不见的主人，它可以安全地避开一切离经叛道，只能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被慢慢地磨灭。

三、时间

时间对于社会问题就如对生物学问题一样，是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它是唯一真正的创造者，也是唯一的伟大灭亡者。积土成山需要时间；从地质时代模糊难辨的细胞到生产出高贵的人类，需要的也是时间。数百年的作用足够改变一切固有的现象。人们正确地以为，倘若蚂蚁有充足的时间，它也能把勃朗峰踏为平地。倘若有人掌握了随意改变时间的魔法，他便具备了信徒赋予上帝的权力。

不过，这里我们只来探讨时间对群体形成意见的影响。从此角度看，它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一些重大的要素，例如种族，也取决于它，没有它便无法形成；它引起一切信仰的产生、成长和死亡；它们获取力量靠的是时间，失去力量也正是因为时间。

具体说来，群体的意见和信念是由时间装备起来的，或者它至少为它们准备了生长的土地。一些观念可实现于一个时代，却无法实现于另一个时代，原因就在这里。是时间把各种信仰和思想的琐碎堆积如山，从而使某个时代能够产生出它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出现并不是像掷骰子一样全靠运气，它们都深深扎根于漫长的过去。当它们开花结果时，是时间为它们做好了铺垫。若想了解它们的起源，就必须回顾过往。它们既是历史的儿女，又是未来的母亲，却也永远是时间的奴隶。

因而，时间是我们最可靠的主人，为了看到一切事物有何变化，应当让它自由地发挥作用。如今，面对群众可怕的抱负以及它所昭示的破坏和骚乱，我们深感不安。要想看到平衡的恢复，除了依靠时间，别无他法。拉维斯先生所言极是：「没有哪种统治形式能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政治和社会组织是需要数百年才能创造出来的产物。封建制度在建立起它的章程之前，经历了数百年毫无秩序的混乱。绝对君权也是在存在了数百年后，才找到了统治的规定。这些等待的时期是极为混乱的。」

四、政治和社会制度

制度能够改善社会的弊端，国家的进步是改善制度与统治带来的成果，社会变革可以用各种命令来实现──我认为这些想法依旧受到普遍的认同。它们是法国大革命的起点，并且目前的各种社会学说也仍旧以它为基础。

最具连续性的经验一直无法动摇这个重大的谬见。哲学家和史学家们枉费心机地想论证它的荒谬，不过他们却能够毫不费力地证明，各种制度是观念、情感和习俗的产物，而观念、情感和习俗并不会随着改写典章而被一并改写。一个民族并不能随便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像它不能随便选择自己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制度和政府都是种族的产物，它们并非某个时代的创造者，而是由这个时代所创造。对各民族的统治，不是依靠他们一时的奇思乱想，而是他们的性质决定了他们要被统治。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改造它也一样如此。各种制度并没有固有的优点，就它们自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个民族有利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可能是极为有害的。

进一步说，一个民族并不具备真正改变其各种制度的能力。无疑的是，以暴力革命为代价，它可以改变其名称，但是其本质依然如此。名称不过是些没有用的符号，历史学家在深入到事物的深层时，很少需要注意到它们。正因如此，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依旧生活在君主制的统治下，而时常表现得十分嚣张的最具压迫性的专政主义，却是存在于那些原属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国，即便它们都有共和制的宪法。决定各民族命运的是它们的性格，而非它们的政府。我曾在上一本书中，通过提出典型事例来论证这一观点。

因而，把时间浪费在炮制各种装模作样的宪法上，就像是小孩子的把戏，是无知的修辞学家毫无用处的劳作。必要性以及时间承担着完善宪政的责任，我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让这两个因素发挥用途。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采用的办法，正如他们伟大的史学家麦考利在一段文字中告诉我们的，拉丁民族各国的政客们，应该由衷地学习这种方法。他指出，法律所能获取的一切好处，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看，呈现出一片荒谬与矛盾，他之后又对拉丁民族一哄而上发疯般制定出来的宪法文本与英国的宪法进行了对比。他指出，后者总是一点一点地慢慢地发生变化，影响来源于必要性，而非来自思辨式的推理：

从来不考虑是否严谨对称，更多的是考虑它是否方便实用；从来不单纯以不一致为理由去消除不一致；除非感到有所不满，绝对不加以变革；除非能够消除这种不满，绝对不进行革新；除了针对具体情况必须提供的条款之外，绝对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这些原则，从约翰国王的时代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一直支配着我们250年的议会，使它变得从容不迫。

要想说明各民族的法律和各项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着每个种族的需要，没有必要对其进行粗暴的变革，而要对它们逐一进行审查。例如，对集权制的优点和缺点，可以专注于哲学上的考究。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由不同种族构成的国民用了一千年时间来维护这种集权制；当我们看到，一场目的在于摧毁过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也不得不尊重这种集权制，甚至使它进一步强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该承认它是迫切需要的产物，承认它是这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对于那些奢谈毁掉这种制度的政客，我们应当对他们可怜的智力水平报以怜悯。如果他们碰巧做成了这件事，他们的成功立刻会预示着一场残酷的内战，这又会立刻带来一种比旧政权更具压迫性的新的集权制度。

从上述得出的结论是，深刻影响群体本质的手段，不能到制度中去找寻。我们看到，有些国家，例如美国，在民主制度下获取了高度繁荣，但另一些国家，例如那些西班牙人的美洲共和国，在极为雷同的制度下，却生活在可悲的混乱状态中。此时我们就应该承认，这种制度与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另一个民族的衰败都是毫不相干的。各民族是受着它们自身的性格支使的，凡是与这种性格不符的模式，都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衣，一种短暂性的伪装。毋庸置疑，为强行建立某些制度而进行的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一直都在发生，并且还会持续发生。人们就像对待圣人的残骸一样对待这些制度，赋予这些制度以造就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就能说，是制度在群体的头脑中起反作用，它们才引发了这些大动荡。然而并非制度以这种方式产生了反作用，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成功或失败，它们本身并没有用这种方式产生反作用，因为它们本身并不具备那样的能力。影响群众头脑的是各种幻念和词语，尤其是词语，它们的强大一如它们的荒谬，下面我就简单地揭示一下它们令人惊讶的影响。

五、教育

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主要观念中，首当其冲的是这样一类观念，即认为教育能够让人大大改变，它会十拿九稳地改造他们，甚至能够把他们变为平等的人。这种观念被不断地重复，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让它最后成为最坚固的民主信条。如今要想反击这种观念，就像过去反击教会一样艰难。

但在这个问题上，就像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民主观念同心理学和经验的结论有着明显的差异。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著名哲学家，已经毫不费力地证明，教育既不会让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让他更幸福；它既无法改变他的本能，也无法改变他天生的热情，而且有时──只需进行不良引导即可──坏处远大于益处。统计学家已经为这种论点提供了佐证，他们告诉我们，犯罪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上升，社会的某些最坏的敌人，也是在学校获奖者名单上有案可查的人。一位杰出的官员，阿道夫·吉约先生在最近一本著作里提出，目前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是3000: 1000，在50年的时间内，人口中的犯罪比率从每10万居民中有227人上升到了552人，即增长了143％。他也像他的同事一样注意到，年轻人犯罪增长得尤其多，而人尽皆知的是，法国为了他们，已经用免费义务制教育代替了交费制。

当然不能说，即使正确引导的教育，也不会造成十分有益的实际效果──谁也没有坚持过这种主张。就算它不会提高道德水平，至少也会有益于专业技能的发展。不幸的是，尤其在过去25年里，拉丁民族把它们的教育体制建立在了十分错误的原则上，即使有些最杰出的头脑，如布吕尔、德·库朗热、泰纳等许多人提出了意见，它们仍旧不思悔改。我本人在过去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出，法国的教育制度把多数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变为了社会的敌人，它让无数学子加入了社会主义者的营地。

这种制度──它可能很适合拉丁民族的本性──主要危险源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以根本错误的心理学观点为基奠，认为智力是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升的。由于接受了这种观点，人们便尽可能强化很多手册里的知识。从小学直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课本，他的判断力和个人主动性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书和服从。

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勒·西蒙先生写道：「学习课程，把一种语法或一篇纲要牢记于心，重复得好，模仿也出色──这实在是一种十分好笑的教育模式，它的每项工作都是一种信仰行为，即默认教师不可能犯错。这种教育的唯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

如果这种教育仅仅是无用，人们还可以对孩子们表示同情，他们虽然没有在小学里从事必要的学习，毕竟被教会了一些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纷争或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然而这种制度的危险要比这严重得多，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讨厌自己的生活状态，极想逃之夭夭。工人不想再当工人，农民不想再做农民，而大多数地位卑微的中产阶级，除了捧国家职员这个饭碗之外，不想让他们的儿子从事任何其他的职业。法国的学校不是让人为生活作好准备，而是只想让他们从事政府的职业，在这个行业上取得成功，不需要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现出哪怕一点私人的主动性。这种制度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造就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愤愤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在最高层，它培养出一群浮躁的资产阶级，他们既多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赖，把它视若天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展示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离开了当局的干预，他们便一事无成。

国家用教科书炮制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但是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于是只好让另一些人无事可做。所以，它只能把饭碗留给先来的，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部成了国家的对敌。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到最底层，从最卑微的小秘书到教授和警察局长，有大批炫耀着文凭的人在围攻各种政府部门的职位。商人想找到一个代替他处理殖民地商业的人难上加难，可是成千上万的人却在谋求最平庸的官职。只在塞纳一地，就有2万名男女教师失业，他们全都轻视农田或工厂，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活。被选中的人数是有限的，所以肯定有大批心怀不满的人；他们随时会参与任何革命，不论它的头领是谁，也无论它有什么目标。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抉择。

显然，迷途知返为时过晚。只有经验这位人民最好的教师，最终会揭露出我们的错误。只有它能够证明，必须废除我们那些可憎的教科书和可怜的考试，代之以勤劳的教育，才能够劝导我们的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今天不惜任何代价逃离的殖民地事业。

现今，一切受教育的人所需要的专业教育，就是我们祖上所理解的教育。在今天，凭自己意志的力量、开拓能力还有创业精神统治世界的民族中，这种教育始终强盛。泰纳先生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在一系列著名篇章──下面我还会引用其中某些重要段落──清楚地说明了，我们过去的教育制度同今天英国和美国的制度大体雷同。他在对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制度进行不同寻常的相较时，明确指出了这两种形式的后果。

也许人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会以为，继续接受我们古典教育中的全部弊端，即便它只能培养出心怀不满以及不适应自己生活状况的人，但是向人灌输大量浅显的知识，不出差错地背诵大量课本，毕竟能够提高智力水平。然而它真能提高这种水平吗？不可能！生活中获取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以及个性──这些素质都不是课本能够带来的。教科书和字典可以是有用的参考工具，但长久把它们放在脑子里却没有任何用途。

怎样能让专业教育提高智力，使它达到大大超于古典教育的水平呢？泰纳先生做过出色的说明。

他说：观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要促进观念的培养，需要年轻人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亲眼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与顾客、工作者和劳动者在一起，不管他们干得是好是坏，也不管他们是赚是赔。采用这种方式，他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中得到的各种细节，有些微不足道的理解。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这些细节，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渐成形，并且或迟或早会产生出一些提示，让他们着手新的组合、简化、创意、改进或发明。而法国年轻人恰恰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纪，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宝贵的接触、所有这些不可缺少的学习因素，因为有七八年的时间他一直被关在学校里，切断了一切亲身体验的机会，因此对于世间的人和事，对于控制这些人和事的各种办法，不可能得到鲜明而准确的理解。……十人之中，至少九个人在几年里把他们的时间和努力浪费掉了，而且可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几年。他们中间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是为了考试而活着──我这里指的是那些被淘汰者。还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人成功地得到了某种学历、证书或一纸文凭──我指的是那些超负荷工作的人。在规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个答辩团，在连续两小时的时间里，怀着对科学家团体，即一切人类知识的活清单的敬畏，他们要做到正确──对这种事所抱的期望实在太过分了。在那一天的那两个小时里，他们也许正确或接近正确，但用不了一个月，他们便不再是这样。他们不可能再通过考试。他们脑子里那些过多的、过于沉重的所学不断流失，且没有新东西补充进去。他们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们继续成长的能力枯竭了，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出现了，然而他也是个筋疲力尽的人。他成家立业，落入生活的俗套，而只要落入这种俗套，他就会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职业中，工作也许还算本份，但仅此而已。这就是平庸的生活，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生活。而在1789年以前，法国就像英国或美国一样，采用的却是相反的办法，由此得到的结果并无不同，甚至更好。

之后一些著名的心理学家又向我们揭露了我们的制度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差别。后者并没有我们那样多的专业学校。他们的教育并不是建立在死读书本上，而是建立在专业课程上。譬如，他们的工程师并不是在学校，而是在车间里训练出来的。这种方法表明，每个人都可以达到他的智力允许他达到的水平。如果他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他能够成为工人或领班，倘若天资不俗，他便会成为工程师。与个人前程全取决于他在19岁或20岁时一次几小时考试的做法相较，这种办法更民主，对社会也更有益。

在医院、矿山和工厂，在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十分年轻便开始学业的学生们，按部就班地经历他们的学徒期，非常类似于办公室里的律师、秘书或工作室里的艺术家。在投入实际工作之前，他也有机会接受一些一般性的教育过程，因此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框架，可以把他们迅速观察到的东西储存进去，而且他能够利用自己在空闲时间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技能，由此逐渐同他所获得的日常经验协调一致。在这种制度下，实践能力得到了发展，并且与学生的才能相适应，发展方向也符合他未来的任务和特定工作的要求，这些工作就是他今后要从事的工作。因此在英国或美国，年轻人很快便处在能够尽量发挥自己能力的位置上。在25岁时──如果不缺少各种材料和部件，时间还会提前──他不但成了一个有用的工作者，甚至具备自我创业的能力；他不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是个发动机。而在制度与此相反的法国，一代又一代人越来越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费是巨大的。

关于我们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同实践生活不断增大的差距，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得出了以下结论：

在教育的三个阶段，即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如果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的角度看，坐在学校板凳上啃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是有点长得过头了，而且负担过重。即使仅从这个角度看，采用的办法也非常糟糕，它是一种违反自然的、与社会对立的制度。过多地延长实际的学徒期，我们的学校寄宿制度，人为的训练和填鸭式教学，功课过重，不考虑以后的时代，不考虑成人的年龄和人们的职业，不考虑年轻人很快就要投身其中的现实世界，不考虑我们活动于其中、他必须加以适应或提前学会适应的社会，不考虑人类为保护自己而必须从事的斗争，不考虑为了站住脚跟他得提前得到装备、武器和训练并且意志坚强。这种不可缺少的装备，这种最重要的学习，这种丰富的常识和意志力，我们的学校全都没有教给法国的年轻人。它不但远远没有让他们获得应付明确生存状态的素质，反而破坏了他这种素质。因此从他走进这个世界，踏入他的活动领域之日起，他经常只会遇到一系列痛苦的挫折，由此给他造成的创痛久久不能痊愈，有时甚至失去生活能力。这种试验既困难又危险。这个过程对精神和道德的均衡产生了不良影响，甚至有难以恢复之虞。十分突然而彻底的幻灭已经发生了。这种欺骗太严重了，失望太强烈了。

上述言论是否偏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我相信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想知道今天正在群众中酝酿、明天就会出现的各种念头和信仰，就必须对为其提供土壤的因素有所了解。教育能够使一个国家的年轻人体会到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为当前这一代人提供的教育，有理由让人丧失信心。在改善或恶化群众的头脑方面，教育多少能发挥一部分作用。因此有必要说明，这种头脑是如何由当前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冷漠而中立的群众是怎样变成了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随时打算听从一切乌托邦分子以及能言善辩者的暗示。如今，能够找到社会主义者的地方，正是教室，为拉丁民族走向衰败铺平道路的，也是教室。

第二章：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提要：1.形象、词语和套话。词语和套话的神奇力量；词语的力量与它所唤起的形象有关，但独立于它的真正含义；这些形象因时代和种族而各不相同；常用词语含义多变的实例；给旧事物更换名称的政治效用；种族差别造成的词义变化；「民主」一词在欧洲和美国的不同含义。2.幻觉。它的重要性；在所有文明的起源中都能发现幻觉；群体更喜欢幻觉而不是真理。3.经验。只有经验能够使必要的真理在群众心中生根；经验只有不断地重复才能生效，劝服群众必须付出的经验代价。4.理性。它对群体没有任何作用；群体只受无意识感情的影响；逻辑在历史中的作用；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的秘密。

我们刚才探讨了赋予群体心理以特定属性，使某些情感和观念得以发展的间接性准备因素。现在我们还得探讨一下能够直接发挥作用的因素。在下面这一章里我们会看到，如果想要让这些因素充分发挥作用，应当如何应用它们。

我们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探究过集体的情感、观念和推理方式，依据这些知识，显然可以从影响他们心理的方式中，总结出一些一般性原理。我们已经了解了什么事情会刺激群体的想象力，也知道了暗示，特别是那些以形象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暗示的力量以及传染过程。然而，正像暗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来源一样，能对群体心理产生影响的因素也相当不同，因而必须对它们分别给予探究。这种探究是有益的。群体就像古代神话中的斯芬克斯，必须对它的心理学问题提出一个答案，不然我们就会被它毁灭。

一、形象、词语和套话

我们在研究群体的想象力时已经看到，它特别容易被形象产生的印象所左右。这些形象不一定时刻都有，但是可以利用一些词语或套话，巧妙地把它们激活。通过艺术化处理之后，它们毋庸置疑有着神奇的力量，能够在群体心中掀起最可怕的风暴，反之，它们也能平息风暴。因为各种词语和套话的力量而死去的人，只用他们的尸骸，就能造起一座比古老的齐奥普斯更高的金字塔。

词语的威力同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分离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比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便一大堆专著也不足够确定它们的所指。但是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仙丹妙药，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理想及其实现的愿望，全被它们集于一身。

说理和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它们是和群体一起隆重上演的。只要一听到它们，人人都会肃然起敬，俯首而立。很多人把它们看做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由于它们含糊不清，让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它们是隐蔽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地来到它们面前。

词语唤起的形象分离于它们的含义。这些形象因时代而异，也因民族而异。然而套话并没有改变，有些短暂的形象是和一定的词语关联在一起的：词语就像是用来叫醒它们的电话铃声。

并不是所有的词语和套话都有唤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词语在某段时间里有这种力量，然而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失去它，不会再让头脑引起任何反应。这时它们就变成了空话，其主要任务是让使用者免去思考的义务。用我们年轻时学到的少量套话和常识把自我武装起来，我们便具备了应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再也不用对其他事情进行思考。

只要探究一下某种特定的语言，就会发现它所涵括的词语在时代变迁中变化得极为缓慢，但这些词语所唤起的形象，或是人们赋予它们的意义，却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我在另一本书中提出结论说，准确地翻译某种语言，尤其那些死亡的语言，是绝对不可能的。当我们用一句法语来替换一句拉丁语、希腊语或《圣经》里的句子时，或者当我们想要理解一本二三百年前用我们自己的语言编著的书时，我们真正是在做什么呢？我们不过是在用如今生活赋予我们的一些形象和观念替换另一些不同的形象和观念，它们是存在于古代某些种族的头脑中的产物，这些人的生活状况同我们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当大革命时的人认为自己在模仿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时，他们除了把从未存在过的含义赋予过去的词语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希腊人的制度同今天用同样的词语制定出来的制度有哪些雷同之处？那时的共和国根源上是一种贵族统治的制度，是由一小批团结一致的暴君统治着一群绝对服从的奴隶构成的制度。这些建立在奴隶制上的贵族集体统治，若没了这种奴隶制一天也不能存在。

「自由」这个词也是如此。在一个从没想过思想自由的可能性，讨论城邦的诸神、法典以及习俗就是最严重最不寻常的犯罪的地方，「自由」的意义与我们今天赋予它的意义有何类似之处？像「祖国」这样的词，对于雅典人或斯巴达人来说，除了指雅典或斯巴达的城邦崇拜之外，还能有别的含义吗？它当然不可能指由彼此征伐不断的敌对城邦所组成的全希腊。在过去的高卢，「祖国」这个词又能有什么含义？它是由相互敌对的部落和种族组成的，它们有着不一样的语言和宗教，恺撒能够轻易征服它们，就是因为他总是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盟友。罗马人创造了一个高卢人的国家，是因为他们让这个国家形成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统一。不需要扯这么远，就拿二百年前的事来说吧，能够认为今天法国各省对「祖国」一词的理解，与大孔代──他与外国人结盟反对自己的君主──是一样的吗？然而词语还是那个词语。过去跑到国外去的法国保皇党人，他们认为自己反对法国是在恪守气节，他们认为法国已经变节，因为封建制度的法律是把诸侯同主子而非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有君主在，才有祖国在。可见，祖国对于他们的意义，不是与现代人很不相同吗？

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深刻变化的词语俯首皆是。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只能达到过去经历了漫长的努力所能达到的水平。有人曾十分准确地说，即使想正确理解「国王」和「王室」这种称呼对我们曾祖父一辈代表着什么，也需要做大量的研究。更为复杂的概念会出现在什么情况下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见，词语只有变动不定的短暂含义，它随着时代和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我们如果想以它们为手段去影响群体，我们必须弄明白某个时候群体赋予它们的含义，而不是它们过去具备的含义，或精神状态有所不一的个人赋予它们的含义。

因此，当群体因为政治动乱或信仰改变，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憎恶时，假如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关系在一起而无法更改，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迅速地变换说法。聪明的托克维尔很久之前就讲过，执政府和帝国的具体工作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部分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也就是说，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记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阻断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徭役」变成了间接摊派，商号和行会的税款变成了执照费，诸如此类。

可见，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流行词语，或至少对再没有人感兴趣、民众已经不能容忍其旧名称的事物保持警惕。名称的威力如此强大，如果选择恰当，它足以让最可恶的事情改头换面，变得易被民众所接受。泰纳正确地指出，雅各宾党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爱」这种当下十分流行的说法，才能够「建立起堪与达荷美媲美的暴政，建立起和宗教法庭相雷同的审判台，干出与古墨西哥人所差无几的人类大屠杀这种成就」。统治者的艺术，就像律师的艺术一样，首先在于驾驭辞藻的能力。这门艺术遭遇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在同一个社会，同一个词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往往具备不同的含义，表面上看他们用词相同，其实他们说着不一样的语言。

在上述事例中，时间是造成词语含义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倘若我们再考虑到种族因素，我们就会发现，在同一时期，在教养相同但种族不同的人中间，同样的词也经常与极不相同的观念相对立。不是博闻强识的人，不可能理解这些差别，所以我不会纠缠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想表明，正是群众使用最多的那些词，在不同的民族中有着最不一样的含义。譬如现在使用如此频繁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就属于这种情况。

事实上，它们在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代表着十分相对的思想。在拉丁民族看来，「民主」较多地是指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的意志和自主权。国家在日甚一日地掌控着一切，集中权力、垄断并制造一切。无论是激进派、社会主义者还是保皇派，一切党派一概求救于国家。而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尤其是在美国，「民主」一词却是指个人意志的有力发展，国家要尽能地服从这一发展，除了政策、军队以及外交关系外，它不能支配任何事情，甚至公共教育也不除外。由此可见，同一个词语，在一个民族是指个人意志和自主权的从属性以及国家的优势，但在另一个民族，却指个人意志的超常发展以及国家的彻底服从。

二、幻觉

自从文明出现以来，群体便一直处于幻觉的影响之下。他们为制造幻觉的人建庙塑像，设立祭坛，超越了其他所有人。无论是过去的宗教幻觉还是现在的哲学和社会幻觉，这些坚不可摧至高无上的力量，都能够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断发展的任何文明的魂灵中找到。古代巴比伦和埃及的神殿、中世纪的宗教建筑，是为它们而建；一个世纪以前震撼整个欧洲的一场大暴乱，是为它们而发动；我们的所有政治、艺术和社会学说，全都难逃它们的巨大影响。有时，人类以可怕的暴动为代价，能够去除这些幻觉，然而人类好像注定还会让它们死而复生。没有它们，人类无法走出自己原始的野蛮状态；没有它们，人类好像很快就会重回这种野蛮状态。毫无疑问，它们不过是些没有用处的幻影，但是这些我们幻想中的产物，却使各民族创造出了值得夸耀的艺术或伟大文明。

如果有人毁掉那些博物馆和图书馆，如果有人把教堂前石板路上那些在宗教鼓舞下建起的一切作品和艺术纪念物统统推倒，人类伟大的梦想还会留下些什么呢？让人们怀抱着那些希望和幻想吧，不然他们是活不下去的。这就是存在着诸神、英雄和诗人的原因。科学承担起这一任务已有50年的时间，但是在渴望理想的心灵里，科学是有所欠缺的，因为它不敢作出过于慷慨的承诺，因为它不能撒谎。

上个世纪的哲学家热切地投身于对宗教、政治和社会幻想的破坏，我们的祖辈已在这种幻想中生活了多个世纪。他们毁灭了这些幻想，希望与顺从的源泉也就随之枯竭。幻想遭到扼杀之后，他们面对着盲目而无声息的自然力量，而它对软弱和慈悲心肠一律无动于衷。哲学无论取得了多大进步，它至今仍没有给群众提供任何可以让他们着迷的理想。可是群众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幻想，于是他们便像趋光的昆虫一样，本能地转向那些迎合他们需要的巧言善辩者。推动各民族演化的主要因素，永远不是真理，而是谬论。如今社会主义为何如此强大，原因就在于它是依旧具有活力的最后的幻想。即便存在着一切科学证据，它仍旧继续发展。它的主要力量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的鼓噪者是那些非常无视现实，因而敢于向人类许诺幸福的人。如今，这种社会主义幻想肆虐于过去大量的残骸之上，未来是属于它的。群众从未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拂袖离去，倘若谬论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论，凡是能向他们提供幻觉的，也能够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将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三、经验

经验几乎是唯一能够让真理在群众心中根深蒂固、让过于危险的幻想归于破灭的有效手段。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经验必须发生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而且得以再现。通常，一代人的经验对下一代人几乎没多少用处的。这就是一些被当做证据引用的历史事实达不到目的的缘由。它们唯一的用处就是证明了，一种广泛的经验即使仅仅想成功地动摇牢固地根植于群众头脑中的谬论，也需要一代又一代地重复出现。

史学家毫无疑问会把19世纪以及再早一些的年代看做一个充满着离奇经验的时代，任何时代都未做过如此多的试验。

最宏伟的实验就是法国大革命。发现一个社会有待于遵循纯粹理性的指导，从上到下翻新一遍，这定然会导致数百万人死于非命，让欧洲在20年里陷入深刻的动荡。为了用经验向我们证明，独裁者会让拥护他们的民族损失惨重，需要在50年里来上两次破坏性实验。然而，即便试验结果明确无误，似乎仍然不那么令人信服。第一次实验的代价是三百万人的性命和一次侵入，第二次试验导致割让土地并在事后表明了常备军的必要性。之后几乎还要来第三次实验。恐怕不定哪天它必然会发生。要想让整个民族相信，庞大的德国军队并不如30年前普遍认为的那样，只是一支无害的国民卫队，就必然来上一次让我们损失惨重的战争。让人认识到贸易保护会毁掉实行这种制度的民族，至少需要20年的灾难性实验。这种例子显然数不胜数。

第三章：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

提要：1.群体的领袖。一切群体动物有着服从头领的本能需要；群体领袖的心理；只有他们能够使群众有所信仰并把他们组织起来；领袖的专制；领袖的分类；意志的作用。2.领袖的动员手段：断言、重复和传染。这些手段的不同作用；相互传染从社会下层向上层蔓延的过程；民众的意见不久就会成为普遍意见。3.名望。名望的定义和分类；先天的名望和个人名望；各种实例；名望受到破坏的方式。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群体的精神结构，我们也明白了能够对他们的头脑产生影响的力量。依然有待研究的是，这些力量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以及是什么人把它们有效地转变为实践的力量。

一、群体的领袖

只要有一些生物聚集在一起，无论是动物还是人，都会本能地让自己处于一个头领的统治之下。

就人类的群体而言，所谓头领，有时不过是个小头目或爱出风头的人，但即便如此，他的作用也非常重要。他的意志是群体形成意见并得到一致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组成组织的第一要素，他为他们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一群人就如温顺的羊群，没了头羊就会不知所措。

领袖最初常常不过是被领导者中的一员。他自身也是被一些观念所迷惑，然后才变成了其门徒。他对这些观念十分着迷，以至除此之外的其他事情都消失了。在他看来，一切相反的提议都是谬论或迷信。这方面的一个事例是罗伯斯庇尔，他对卢梭的哲学观念如醉如痴，在传播它们时竟然采用了宗教法庭的方式。

我们所提到的领袖，更有可能是个实干家而非思想家。他们并没有头脑敏锐深思熟虑的天赋，他们也不可能如此，因为这类品质一般会让人忧虑不已。在那些神经有毛病的、易兴奋的、半癫狂的即处于疯子边缘的人中间，尤其容易产生这种人物。无论他们坚持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多么荒诞，他们的信念是如此坚定，这使得任何理性思维对他们都起不了作用。他们对别人的蔑视和保留态度无动于衷，也许这只会让他们更加兴奋。他们牺牲自我的利益和家庭──牺牲自我的一切。自我保护的本能在他们身上消失得了无踪迹，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孜孜以求的唯一回报就是以身殉职。他们强烈的信仰让他们的话具有极大的说服力。芸芸众生总是愿意听从意志坚强的人，而他也知道如何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看法。聚集成群的人会完全失去自己的意志，本能地转向一个具备他们所缺少的品质的人。

各民族从来就不缺乏领袖，然而，他们并非全都受着那种适用于使徒的强烈信念的激励。这些领袖往往熟知巧言令色之道，一味追求私利，用取悦于无耻的本能来说服众人。他们利用这种方式也许会产生极大的影响，然而这只能奏效于一时。有着狂热的信仰，能够打动群众魂灵的人，即隐士彼得、路德、萨伏那罗拉之流，以及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物，只有在自己先被七种信条搞得浮想联翩之后，才能够让别人也浮想联翩。这样他们才能够在自己信众的灵魂里召唤出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即所谓的信仰，它能让一个人变得完全被自己的梦想奴役。

不管信仰是宗教的、政治的或社会的，也不管这信仰的对象是一本书、一个人或一种观念，信仰的建立永远决定于人群中伟大领袖的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在人类所能掌握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为惊人，福音书上说，它有移山填海的力量，一点也不假。让一个人具有信仰，就是让他强大了十倍。重大的历史事件一直是由一些汲汲无名的信徒造成的，他们除了自己认同的信仰之外，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传遍全球的伟大宗教，或是从这个半球扩张到另一半球的帝国，它们得以创立，靠的并非学者或哲学家的帮助，更非怀疑论者的帮助。

不过，对于上面提到的这些事情，我们所关注的是那些伟大的领袖人物，他们为数甚少，史学家很轻易地便能把他们逐一清点出来。他们构成了一个连续体的顶峰，其上是些权势显赫的主子，下面则是一些出卖劳动力的人，在烟雾缭绕的小酒馆里，他们不断地向自己同志的耳朵里灌输着只言片语，慢慢地让其入迷。对于那些话的含义，他们自己也很少理解，但是依据他们的说法，只需将其付诸实际行动，一定会让一切希望同梦想实现。

在每个社会领域，从最高贵者到最卑贱者，人只要一脱离孤独状态，立刻便处在某个头领的影响之下。大部分人，尤其是群众中的大部分人，除了自己的行业之外，对任何问题都没有清晰而合理的想法。头领的作用就是充当他们的引路人。然而，他也可以被定期出版物所替代，虽然常常效果不佳，这些定期出版物制造有利于群众领袖的舆论，向他们提供现成的套话，使他们无须再为说理操心。

群众领袖握有非常专横的权威，这种专制性必然是他们得到服从的条件。人们通常注意到，他们的权威无须任何后盾，就可以轻易使工人阶级中最狂暴的人听命于自己。他们规定工时和工资比例，他们提出罢工命令，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全依他们一声令下。

如今，因为政府甘心受人怀疑，使自己越来越没有力量，因此这些领袖和鼓动家正日益倾向于谋取政府的位置。这些新主子的暴政带来的结果往往是，群众在服从他们时，要比服从政府温顺许多。若因为某种变故，领袖从舞台上消失，群众就会回到最初群龙无首不堪一击的状态。在一次巴黎公共马车雇员的罢工中，两个指挥的领袖一被抓起来，罢工便立刻结束。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非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他们是如此趋向于服从，因而无论谁自称是他们的主子，他们都会本能地表示屈服。

这些首领和煽动家可以分成两种明显不同的类别。一类包括那些充满活力，但只拥有一时坚强意志的人。与他们相比，另一类人更为少有，他们的意志力更持久。前一种人一身蛮勇，在领导突然决定的暴乱、带领群众冒死犯难、让新兵一夜之间变成英雄这些事情中，他们特别派得上用场。第一帝国时代的内伊和缪拉就属于这种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加里波第也属于这类人物，他虽一无所长，却是个精力旺盛的冒险家，他只带领一小批人，就能够拿下古老的那不勒斯王国，即使它受到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的保护。

不过，这类领袖的活力尽管是一种应予考虑的力量，它却不能持久，很难延续到使它发挥作用的兴奋事件之后。当这些英雄回归日常生活中时，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情况一样，他们常常暴露出最惊人的性格弱点。他们虽然能够引领别人，却好像不能在最简单的环境下思考和支配自身的行为。他们是这样一些领袖，在某些条件下，他们本身也受人领导并不断地受到刺激，总是有某个人或观念在引导着他们，有明确制定的行动路线可供他们遵循，不然他们就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另一类领袖，即那些能够持久保持意志力的人，虽然不那么光彩夺目，其影响力却要大得多。在这类人中，可以找到各种宗教和伟业的真正奠基者，譬如圣保罗、哥伦布和德·雷赛布都是。他们或是明智，或是心胸狭窄，这都无关紧要──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所具有的持久的意志力，是一种极为罕见、极为强大的品质，它足以征服一切。强大而持久的意志能够取得什么成就，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充分的评价。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住它，无论自然、上帝还是人，都不能。

强大而持久的意志能够造成怎样的结果，德·雷赛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近的实例。他是一个把世界分成东西两半的人，他所成就的事业，过往三千年里曾有最伟大的统治者徒劳地做过尝试。他后来失败于一项类似的事业上，但那是因为他年事已高的原因，包括意志在内的一切事情，都会在衰老面前失败。

若想说明单凭意志的力量能够完成什么事业，只要仔细想一下与开凿苏伊士运河时必须攻克的困难有关的历史记载即可。一位见证人用令人印象深刻的寥寥数语，记录下了这项伟大工程的作者所描述的整个故事：

日复一日，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都在讲着那个关于运河的惊人故事。他讲述他所战胜的一切、他如何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他遇到的一切反对意见、与他作对的所有联盟，他经历的所有失望、逆境和失败，都没能让他灰心丧气。他追忆英国如何打击他、法国和埃及如何迟疑不决、工程初期法国领事馆如何带头反对他，以及他所遇到的反对的性质，有人试图用拒绝供应饮水使他的工人因口渴而逃跑。他还谈到，海军部长和工程师，一切富有经验、受过科学训练并且有责任心的人，全都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他的敌人，他们全都站在科学立场上，断定灾难就在眼前，预言它正在逼近，并且计算出它会在某日某时发生，就像预测日食一样。

涉及所有这些伟大领袖生平的书，不会包括太多的人名，但是这些名字却同文明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二、领袖的动员手段：断言、重复和传染

如果想在短时间内激发起群体的热情，让他们采取任何实质的行动，例如掠夺宫殿、拼死守卫要塞或阵地，就必须让群体对暗示作出快速的反应，其中效果最大的就是榜样。不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群体应该在事前就有一些环境上的准备，尤其是希望影响他们的人应具有某种品质，对于这种有待于作深入探究的品质，我将其称为名望。

然而，当领袖们打算用观念和信念──譬如利用现代的各种社会学说──影响群体的头脑时，他们所依靠的手段各有不同。其中有三种手段最为重要，也十分明确，即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它们的作用有些迟缓，可是一旦生效，却有持久的效果。

做出简短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匮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以及各种法典，总是诉说着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或是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谙断言的价值。

然而，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并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依然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相信拿破仑曾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即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后能够使人将它当做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

只要看一看重复对最开明的头脑所产生的力量，就可以理解它对群体的影响。这种力量是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从长远看，不断重复的说法会进入我们无意识的自我的深层区域，而我们的行为动机正是在这里成形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谁是那个不断被重复的观点的作者，我们最后会对它深信不疑。广告之所以有令人惊叹的威力，原因就在这里。倘若我们成百上千次读到，X牌巧克力是最好吃的巧克力，我们就会以为自己听到五湖四海都在这样说，最终我们会确信事实便是这样。倘若我们成百上千次读到，Y牌药粉治好了身患顽疾的最知名的人士，一旦我们患上了相似的疾病，我们终究会忍不住也去尝试一下。倘若我们总是在同一家报纸上读到张三是个臭名昭著的流氓，李四是最诚实的老实人，我们最后会相信事实就是如此，除非我们再去读一家观念相反、把他们的品质完全反过来的报纸。把断言同重复分开使用，它们各自都具备足够强大的力量互相拼杀一番。

倘若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样的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就像在一些著名的金融项目中，富豪足以收购所有参与者一样，这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就这样开始了。各种观念、情感、情绪以及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细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现象，因为即使在聚集成群的动物中，也能看到这种现象。马厩里有一匹马踢它的饲养员，另一匹马也会起而效仿；几只羊感到恐慌，很快也会蔓延到整个羊群。在聚集成堆的人中间，所有情绪也会迅猛传染，这解释了恐慌的突发性。头脑混乱就像发狂一样，它本身也是容易被传染的。在疯病专家的医生中间，不断有人会变成疯子，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情。当然，最近有人说起一些疯病，譬如广场恐惧症，也能由人传染给动物。

每个人都同时处在同一个地点，并不是他们受到传染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些事件能让所有的头脑产生一种特有的趋向以及一种群体所独有的性格，在这种事件的影响下，距离甚远的人也能感受到传染的力量。当人们在心理上已经有所准备，受到了我之前研究过的一些间接因素的影响时，情况更是如此。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1848年的革命运动，它在巴黎爆发后，便迅速传遍大半部分欧洲，使一些王权岌岌可危。

很多影响要归咎于模仿，其实这只是传染造成的结果。我在另一本著作中对它的影响曾经做过说明，因而这里我只想引一段15年前我就这一问题说过的话。下面引用的观点已由另一些作者在最近的出版物中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人就像动物一样有着模仿的天性。模仿对他来说是必然的，因为模仿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正是因为这种必然性，才使所谓时尚的力量如此强大。无论是意见、观念、文学作品甚至服装，有几个人有足够的勇气与时尚作对？支配着大众的是榜样，不是论证。每个时期都有少数个人同其他人作对并受到无意识的群众的模仿，但是这些有个性的人不能过于明目张胆地反对公认的观念。他们要是这样做的话，会使模仿他们变得过于困难，他们的影响也就无从谈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于超前于自己时代的人，一般不会对它产生影响。这是因为两者过于界限分明。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欧洲人的文明尽管优点多多，对东方民族却只有微不足道的影响，因为两者之间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历史与模仿的双重作用，从长远看，会使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的一切都十分相似，甚至那些好像坚决不受这种双重影响的个人，如哲学家、博学之士和文人，他们的思想和风格也散发着一种相似的气息，使他们所属的时代立刻就能被辨认出来。如想全面了解一个人读什么书，他有什么消遣的习惯，他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并没有必要同他做长时间的交谈。

传染的威力如此之大，它不但能强迫个人接受某些意见，而且能让他接受一些情感模式。传染使一些著作在某个时期受到蔑视──可以拿《唐豪塞》举例──就在几年后，由于一样的原因，那些抱着批评态度的人，也会对它们大为赞赏。

群体的意见以及信念尤其会因为传染，而绝非因为推理而得到普及。现在流行于工人阶级中的学说，是他们在公共场合学到的，这是断语、重复以及传染的成果。当然，每个时期创立的群众信仰的方式，也大都如此。勒南就曾经正确地把基督教最早的创立者比喻成「从一个公共场合到另一个公共场合传播理念的社会主义工人」；伏尔泰在提及基督教时也注意到，「在一百多年内，接受它的只是一些最恶劣的败类」。

应该指出，与我前面提到的情况雷同，传染在作用于广大民众之后，也会传播到社会的上层。现在我们看到，社会主义信条就显示出了这种现象，它正在被那些会变为它第一批牺牲者的人所接受。传染的威力是如此强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个人利益的意识也会消失得了无踪迹。

由此阐明了一个事实：得到民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最后总是会以其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顶层扎根，无论获胜意见的荒谬性是多么显然。社会底层对社会顶层的这种反作用是个更加奇特的现象，因为群众的信念多少总是起源于一种更深刻的观念，而它在自己的诞生地常常一直没有任何影响。领袖和鼓动家被这种更深刻的观念征服以后，就会把它据为己用，对它进行歪曲，组织起让它再次受到歪曲的宗派，然后在群众中加以扩散，而他们会让这个篡改过程更进一步。观念变为大众的真理，它就会返回到自己的发生地，对一个民族的上层产生影响。从长远看是智力在造就着世界的命运，然而这种作用十分间接。当哲学家的思想通过我所阐述的这个过程最终大获全胜时，提出观念的哲人们早已化为尘埃。

三、名望

利用断语、重复以及传染进行普及的观念，因环境而取得了强大的威力，这时它们就会具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即所说的名望。

世界上无论什么样的统治力量，不管它是观念还是人，其权力得以强化，主要都是利用了一种难以抵挡的力量，这就是「名望」。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词的含义，但是其用法却十分不同，因而不易下定义。名望所涉及到的情感，既可以是赞赏，也可以是畏怕。有时这些情感是它的基础，然而没有它也完全能够存在。最大的名望归死人所拥有，即那些我们不再畏惧的人，譬如亚历山大、恺撒、穆罕默德以及佛祖。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并不赞赏的虚幻的存在──印度地下神庙中那些可怕的神灵，但是它们因为具有名望而让我们畏惧。

在现实中，名望是某个人、某本著作抑或某种观念对我们思维的支配力。这种支配会完全麻木我们的批判能力，让我们心中充满惊叹和畏惧。这种感觉就像所有情感一样难以理解，不过它好像同魅力人物所引发的幻觉没有任何不同。名望是一切权力的主要因素。无论神仙、国王或者美女，缺少它一概没戏。

形形色色的名望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先天的名望和个人名望。先天的名望来自称号、财富以及名誉。它可以分离于个人的名望。反之，个人名望基本上为一个人所独有，它可以和名誉、荣耀、财富共同存在，或由此得到强化，即使没有这些东西，它也完全能够存在。

先天的或人为的名望尤为常见。一个人占据着某种地位、拥有一定的财富或头衔，单单只是这些事实，就能使他享有名望，无论他本人多么没有价值。一身戎装的士兵、身穿法袍的法官，总会让人肃然起敬。帕斯卡尔非常正确地指出，法袍和假发是法官不可或缺的行头。没了这些东西，他们的权威就会减少一半。即便是最狂放不羁的社会主义者，王公爵爷的形象对他也多少总会有所触动。拥有这种头衔会使剥夺生意人变得易如反掌。

以上所说的这种名望，是由个人来体现的，在这些名望之外，还有一些名望体现在各种意见、文学和艺术作品等事物中。后者的名望通常只是长年累月重复的结果。历史，尤其是文学和艺术的历史，无非就是在不断地重复一些判断。谁也不想证实这些判断，每个人最后都会重复他从学校里学到的东西，直到最终出现一些再没人敢于说三道四的称号和事物。对于一个现代读者来说，研读荷马肯定是极度令人讨厌的事，可是谁敢这么说？帕提侬神庙按其现存的状态，不过是一堆极其无意义的破败废墟，但是它的巨大名望却使它看起来不是那个样子，而是与所有的历史记忆关联在一起。

「如果他的财产能够使他保持自己的身份，他事先便可断定他们会爱戴他；只要能与他交往，他们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到他手里。看得出来，当他露面时，他们高兴得脸上泛红；如果他向他们说话，抑制不住的愉快会让他们面红耳赤，眼睛里闪烁着不同寻常的光芒。这么说吧，他们的血液里就流淌着对贵族的崇敬，正像西班牙人热爱舞蹈、德国人热爱音乐、法国人喜欢革命一样。他们对骏马和莎士比亚的热情不十分强烈，这些东西带给他们的满足和骄傲也算不上他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讲述贵族的书销路相当不错，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它们，就像人手一册的《圣经》。」

名望的特点就是阻止我们看到事物的原本面目，让我们的判断力彻底麻痹。群众就像个人一样，总是需要对一切事情有现成的意见。这些意见的普遍性同它们是对是错完全无关，它们只受限于名望。

现在我来说说个人的名望。它的性质完全异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人为的或先天的名望。这是一种同一切头衔和权力无关的品质，而且只被极少数人所持有，它能使他们对自己周围的人施展真正神奇的魔术，即使这些人与他们有着一样的社会地位，并且他们也不具备任何平常的统治手段。他们强迫周围的人接受他们的思想与感情，众人对他的服从，就像吃人毫不费力的动物服从驯兽师一般。

伟大的群众领袖，譬如佛祖、耶稣、穆罕默德、圣女贞德以及拿破仑，都享有这种极高的名望，他们所取得的地位也同这种名望极其相关。各路神仙、英雄豪杰和各种教义，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大施其道，都是因为他们各有深入人心的力量。当然，对他（它）们是不能进行深究的，只要一深究，他（它）们便烟消云散。

我提到的这些人在成名之前，早已具备某种神奇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他们也不可能成名。譬如说，达到荣耀顶峰时的拿破仑，仅仅就因为他的权力，就享有巨大的名望，然而在他没有这种权力，依旧默默无闻时，他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这种名望。当他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将军时，正因为那些有权势者要保护自己，他被派去指挥意大利的军队。他发现自己处在一群激愤的将军中间，他们一心要给这个总督派来的年轻外来者一点厉害看看。从一开始，从第一次会面时起，他无须借助于任何语言、姿态或威胁，他们一看到这个就要变成大人物的人，就被他征服了。泰纳利用当时的回忆录，对这次会面作了引人入胜的阐述：

师部的将军中间包括奥热罗，一个一身蛮勇的赳赳武夫，他为自己的高大身材和强悍而洋洋自得。他来到军营，对巴黎派给他们的那个暴发户一肚子怒气。对于他们得到的有关此人如何强大的描述，奥热罗打算粗暴地不予理睬：一个巴拉斯的宠儿，一个因旺代事件而得到将军头衔的人，他在学校里的成绩就是街头斗殴，相貌不佳，有着数学家和梦想家的美名。他们被带来了，波拿巴让他们等在外边。他终于佩戴着自己的剑出现在他们面前。他戴上帽子，说明了他所采取的措施，下达了命令，然后让他们离开。奥热罗一直沉默不语。直到出门后他才重新找回了自信，让自己能够像通常那样骂骂咧咧地说话。他同意马塞纳的看法，这个小个子魔鬼将军让他感到敬畏，他无法理解那种一下子就把他压倒的气势。

变成大人物后，拿破仑的名望与他的荣耀同步增长，至少在他的崇拜者眼里，他和神灵的名望已不分伯仲。旺达姆将军，一个粗汉、大革命时代的典型军人，甚至比奥热罗还要来得粗野。1815年，在与阿纳诺元帅一起登上杜伊勒利宫的楼梯时，他同元帅谈到了拿破仑：「那个魔鬼般的人物对我施展了魔术，我自己也搞不懂怎么会如此厉害，一看到他，我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忍不住发抖。他简直能够让我钻进针眼，投身火海。」

拿破仑对和他接触过的所有人，都能产生这样神奇的影响。达武在谈到马雷和他自身的奉献精神时说：「如果皇帝对我们说，『毁灭巴黎，不让一个人活着或离开，这对于我的政策至关重要』，我相信马雷是会为他恪守秘密的，不过他还不至于冥顽到不想让自己的家人离开这座城市。而我则会因为担心泄露真情，把我的妻儿留在家里。」

必须记住这种让人神魂颠倒的命令的惊人力量，才能够理解他──拿破仑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名望，他知道，倘若他把自己身边的人看得还不如马夫，他的名望就会更进一步。这些人里包括国民议会里的一些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显赫人物。当时的许多闲谈都可说明这一事实。在一次国务会议上，拿破仑就曾粗暴地羞辱过伯格诺，其无礼就像对待一个男仆。起到预想的效果后，他走到这人面前说：「喂，蠢材，你找到脑子了吗？」伯格诺──一个如鼓手长一般高大的人，深深地躬着腰。那个小个子伸手揪住大个子的耳朵，把他提了起来。「这是令人心醉的宠信的表现」，伯格诺写道，「这是主人发怒时常见的亲密举动」。这些事例可以让人清楚地认识到，名望能够产生多么无耻的陈词滥调。它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大暴君对其小喽啰们极为轻蔑的态度──他只把他们看做「炮灰」。

从厄尔巴岛返回法国的壮举──他孤身一人，面对一个对他的暴政想必已感到困乏的大国，却能闪电般地征服整个法国。他只需瞧一眼那些派来阻挡他、曾发誓要完成自己使命的将军们，他们没做任何商量便妥协了。

英国将军吴士礼写道：「拿破仑，来自他的王国厄尔巴岛的一名逃犯，几乎是孤身一人在法国登陆，几周之内便把合法国王统治下的法国权力组织全部推翻。想证明一个人的权势，还能找出比这更惊人的方式吗？在他的这场最后战役中，从头至尾，他对他的同盟国又施加了多么惊人的权势！他们让他牵着鼻子走，他差一点就完胜他们！」

他的名望长于他的寿命，并且有增无减。他的名望让他的一个默默无闻的侄子变成了皇帝。直到今天他的传奇故事依然传诵于世，足见对他的怀念是多么强烈。随心所欲地迫害人，为了一次次的征战，就让数百万人死于非命──只要你有足够的名望和付诸实践的赋禀，人们就会允许你这样做。

不错，我所谈的都是关于名望的一些极其非凡的例子。然而为了了解那些伟大的宗教、伟大的学说和伟大的帝国的起源，举出这些事例是有好处的。没有这种名望对群众的影响，这些发展就会成为无法想象的事情。

但是，名望并非完全以个人的权势、军事业绩或宗教敬畏为基础。它可以有较为平庸的来源，其力量也十分可观。我们这个世纪便提供了一些实例。能够让后人世代无法忘怀的最惊人的事例之一，即那个把大陆一分为二，改变了地球面貌和通商关系的著名人物的故事。他完成了自己的壮举，是因为他有强大的意志，也因为他能让自己身边的人着迷。为了克服他遇到的无数质疑，他只让自己的表现说话。他言语简洁，他的魅力可以化敌为友。英国人反对他的计划尤其卖力，但是他一出现在英国，就把所有选票都拉到了自己一边；当他在晚年路过南安普顿时，一路上教堂钟声不断；现今又有一场运动在英国展开，要为他建造一座塑像。

征服了必须征服的一切──人和事、沼泽、岩石、沙地──之后，他不再相信还有什么事情能够阻挡住他，他想在巴拿马再挖一条苏伊士运河。他按老办法着手这项工程，但是他年事已高。此外，即使有填海移山的信念，如果那山过于高大，也是无法移动的。山会进行抵抗，随之而来的灾难，也抹去了这位英雄身上耀眼的光环。他的一生既说明了名望怎样出现，也说明了它怎样消失。在成就了足以与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相较的业绩之后，他却被自己家乡的官僚打入最下贱的罪犯之流。他去世时没人留意，灵柩经过处，是一群毫无知觉的民众。只有外国政府像对待历史上每个最伟大的人那样，依旧怀着敬意对他表示纪念。

之前提到的这些事仍然属于极端的例子。如果想要对名望的心理学有细致的认识，把它们放于一系列极端的事例中是必要的。这个系列的一端是宗教和帝国的创建者，另一端则是用一顶新帽子或一件新服饰向邻居炫耀的人。

在这一系列事例的两个极端之间，文明中的各种不同因素──科学、艺术、文学等等──所导致的一切不同形式的名望，都占据着一席之地，我们也可以看到，名望是说服群众的一个基本因素。

「在费迪南・德・雷赛布受到指控后，人们无权再对哥伦布的可悲下场表示惊讶。如果雷赛布是个骗子，那么一切高贵的幻想便都成了犯罪。古人会用荣耀的光环来纪念他，会让他饮下奥林匹克的甘露，因为他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完成了使万物更加完美的任务。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因为指控费迪南·德·雷赛布而成了不朽的人物，因为各民族总是需要一些人，他们不害怕把信徒的帽子扔向一位老人──他的一生为当代人增光──以此贬低自己的时代。」

「在资产阶级憎恨大胆创举的地方，再也不要谈论什么不可动摇的正义的未来！民族需要勇士，他们充满自信，克服了所有的障碍，不在乎个人的安危。天才不可能谨小慎微，一味谨小慎微，是绝对不可能扩大人类的活动范围的。」

「……费迪南・德・雷赛布知道凯旋的狂喜与挫折的创痛──苏伊士和巴拿马。在这一点上，这颗心对成功的道德进行了反叛。当雷赛布成功地贯通了两个海洋时，国王和人民向他致敬；如今，当他败在科迪雷拉斯的岩石面前时，他不过是个毫无教养的骗子。从这种结局中我们看到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战争，看到了资产阶级和雇主们的不满，他们借助于刑法，对那些在其同胞中出类拔萃的人施以报复，在面对人类天才高远的理想时，现代立法者心里充满窘迫，而公众对这些理想也不甚理解。一个大律师不难证明，斯坦利（比利时著名探险家）是个疯子，德·雷赛布也是个骗子。」

享有名望的人、观点或物品，会在传染的作用下，立即受到人们自觉不自觉的模仿，使整整一代人接受某种情感或表达思想的模式。进一步说，这种模仿往往是不自觉的，这就解释了它的彻底性这一事实。模仿某些原始人的单调色彩和姿态僵硬的现代画家，与他们灵感的来源相比，很少能够更具生命力。他们相信自己的真诚，但如果是没有哪个杰出的大师再现这种艺术形式，人们便会一直只注意到他们幼稚低级的一面。那些模仿另一位著名大师的艺术家，在他们的画布上涂满了紫罗兰的暗影，但是他们在自然界并没有看到比50年前更多的紫罗兰。他们是受了另一位画家的个性和特殊印象的影响，即受到了他的「暗示」，而这位画家尽管古怪，却成功地获得了巨大的名望。在文明的所有因素中，都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

由以上论述可知，名望的产生与若干因素有关，而其中成功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每个成功者，每个得到承认的观念，仅仅因为成功这一事实，便不再受到人们的怀疑。成功是通向名望的主要台阶，其证据就是成功一旦消失，名望几乎也总是随之消失。昨天受群众拥戴的英雄一旦失败，今天就会受到侮辱。当然，名望越高，反应也会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会把陌路英雄视为自己的同类，为自己曾向一个已不复存在的权威低头哈腰而进行报复。当年罗伯斯庇尔把自己的同伙和大量的人处死时，他享有巨大的名望。当几张选票的转移剥夺了他的权力时，他便立刻失去了名望，群众齐声咒骂着把他送上了断头台，正像不久前对待他的牺牲品一样。信徒们总是穷凶极恶地打碎他们以前神灵的塑像。

缺少成功的名望，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消失。不过它也可以在探讨中受到磨蚀，只是时间要更长一些。不管怎么说，探讨的力量是极为可靠的。当名望成为问题时，便不再是名望。能够长期保持名望的神与人，对探讨都毫不宽容。为了让群众敬仰，必须同它保持距离。

第四章：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

提要：1.牢固的信念。某些普遍信念不易改变；它们是文明的主流；根除它们十分困难；信念在哲学上的荒谬性不妨碍它的传播。2.群体意见的多变。不是来自普遍信念的意见极为易变；近百年来观念和信仰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的真正界限；受到多样化影响的事物；混乱的报业造成了意见的多变。

一、牢固的信念

生物的解剖学特征与心理特征有着密切的相似之处。在这些解剖学特征中，会察觉到一些不容易被改变或只有轻微改变的因素，它们的改变需要以地质年代来计算。除了这些稳定的、不可摧毁的特征之外，也能够看到一些极易变化的特征，如利用畜牧和园艺技术就能很容易地加以改变的特征，甚至有时它们会使观察者看不到那些基本特征。

在道德特征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一个种族除了有不可变更的心理特征外，也能看到它有一些可变因素。因此在探究一个民族的信仰和意见时，在一个牢固的基础结构之上，总是能够观察到有一些嫁接在上面的意见，它的多变性就像岩石上的流沙。

因此，群体的意见和信念通常可以分成两个种类。一种是我们有重要而持久的信仰，它们能够持续数百年不变，整个文明也许就是以它为基础。譬如过去的封建主义、基督教和新教，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有民族主义原则和现在的民主以及社会主义观念。另一种是一些短暂而容易变更的意见，它们通常是每个时代自我生息的一些普遍学说的产物，这方面的事例有影响文学艺术的各种理论，譬如那些产生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神秘主义的理论。这些意见往往都是表面的，就像时尚一样多变。它们等同于一池深水的表面不断幻变的波纹。

伟大的普遍信仰数量十分有限。它们的衰败荣辱是每一个文明种族的历史上令人瞩目的事件。由它们构建了文明的真正基础。

用一时的意见影响群众的头脑并非难事，想让一种信仰在其脑中长久扎根却非易事。然而，一旦这种信念得到确立，要想根除它也同样困难。往往只有用暴力革命才能对它们进行革新。甚至当信念对人们的头脑已经完全失去控制力时，也要借助于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作用是对快要被人抛弃的东西做最后的扫荡，因为习惯这一势力阻碍着人们完全放弃它们。一场革命的开始，其实就代表着一种信念的末日。

一种信念开始衰亡的准确时间很容易辨认──即当它的价值开始受到质疑的时刻。一切普通的信念不过是一种虚构，它唯一生存的条件就是它不能受到审察。

不过，即使当一种信念已经岌岌可危时，根据它建立起来的制度俨然还会保持其力量，消失得非常缓慢。最后，当信念的余威殆尽时，建立于其上的一切很快也会逐渐衰亡。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民族能在没有下决心破坏其全部文明因素的情况下更换它的信仰。这个民族会继续这一转变过程，直到停下脚步接受另一种普遍信念为止，在此之前它会一直处在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中。普遍信念是文明不可或缺的柱石，它们决定着各种思想趋向。只有它们可以激发信仰并形成责任意识。

各个民族一直清楚获得普遍信念的好处，它们本能地知道，这种信念的消亡是它们衰败的信号。使罗马人能够征服世界的信念，是他们对罗马的狂热崇拜；当这种信念寿终正寝时，罗马也注定难逃衰亡。至于那些销毁了罗马文明的野蛮人，只有当他们具备某种共同接受的信念，使他们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团结，摆脱了无政府状态时，才可能做到这一点。

各民族在捍卫自己意见时，总是表现不出宽容的态度，这显然事出有因。这种对哲学批判呈现出的不宽容态度，代表着一个民族生命中最必需的品质。在中世纪，正是为了寻求或坚持普遍信仰，才有那么多发明创新者被送往焚烧场，即使他们逃脱了死于传道，也难免会死于绝望。也正是为了捍卫这些信念，世界上才常常上演一幕幕最可怕的混乱，才有成千上万的人战死沙场或即将死在那里。

建立普遍信念的道路可谓艰险非凡，不过一旦它站稳了脚跟，它便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不管从哲学上看它多么荒谬，它都会进入最清醒的头脑。在长达1500年的时间里，欧洲各民族不是一直认为，那些像莫洛克神一样野蛮的宗教神话是不容置疑的吗？有个上帝由于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动物不听话，便进行自我报复，让其儿子承担可怕的酷刑，在十多个世纪里，居然一直没人意识到这种神话荒诞不经。有过人天赋者，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甚至一点也没有想到过这种说教的真实性值得让人怀疑。普遍信仰有催眠作用，没有比这个事实更典型的任何事情了，也没有任何事情能更准确地表明，我们的理智有着令人汗颜的局限性。

新的教条一旦在群体的头脑中扎根，就会变成鼓舞人心的源泉，它由此会发展出各种制度、艺术以及生活方式。在这样的环境下，它对人们实行着绝对的控制。实干家一心想要把这种普遍接受的信仰变成现实，立法者则一心想把它付诸实行，哲学家、艺术家和文人全都沉醉在如何用各种不一样的方式表现它，除此之外别无他想。

从基本信念中可以衍生出一些短暂的观念，然而它们总是有着那些信念赋予它们的印记。例如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明，都是屈指可数的宗教信仰的产物，这些文明中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也都留下了它们一眼就能辨认出来的印记。

因而，幸亏有这些普遍信念，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一个由相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组成的基本环境中成长，他们无法摆脱这些东西的桎梏。人的行为首先受他们的信念支配，也受因这些信念所养成的习惯支配。这些信念调配着我们生活中最无足轻重的行动，最具独立性的精神也无法摆脱它们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暴政，是唯一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无法与之匹敌。不错，提比略、成吉思汗和拿破仑都是可怕的暴君，然而埋藏在坟墓深处的摩西、佛祖、耶稣和穆罕默德，对人类实行着更深刻的专制统治。利用阴谋可以推翻一个暴君，而反对牢固的信念又有什么资本可以利用呢？在同罗马天主教的暴力对抗中，最终屈服的是法国大革命，即便群体的同情显然是在它这一边，即使它采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样无情的破坏手段。人类所知道的唯一真正的暴君，从来都是他们对死人的怀念或他们为自己编造出来的幻想。

普遍的信念从哲学上说通常十分荒谬，但这从来不会阻挡它们的获胜。当然，倘若这些信念缺少了某种提供神奇的荒谬性这一条件，它们也不可能获胜。因此，今天的社会主义信念即使有明显的破绽，却并无法阻止它们赢得群众。这种思考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和所有宗教信仰相比，其实它只能算是下等的信仰，因为前者所提供的幸福理想只能在来世得以实现，因而也无法反驳它，而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在现世得到落实，就会有人想要努力实现这种理想，它许诺的空洞无物就会立刻暴露无遗，从而使这种新信仰毁于一旦。因此，它的力量的增长也只能到它获得胜利、开始实现自我的那天为止。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新宗教虽然与以往所有的宗教一样，也以产生破坏性影响为起点，但在将来它却无法发挥创造性的作用。

二、群体意见的多变

以上我们阐述了牢固信念的力量，但是在这个基础的表面，还会滋生出一些不断生息的意见、观念和思想。其中一些也许朝闻夕改，较重要的也不会比一代人的寿命更长。我们已经指出，这种意见的变化往往不过是些表面现象，它们总是受到一些种族意识的影响。譬如在评价法国政治制度时我们说明，各政党表面上看起来极其不同──保守派、激进派、帝国主义论者、社会主义论者等等，但是它们都有着一个绝对统一的理想，而且这个理想完全是由法兰西民族的精神结构决定的，因为在另一些民族中，即使是在相同的名称下也会看到一些完全相反的理想。不管是给那些意见所起的名称，还是其骗人的手法，都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大革命时代的人受到拉丁文学的熏陶比较多，他们的眼睛只看向罗马共和国，采用它的法律、权标和法施，但他们并没有变成罗马人，因为后者是处于一个有着强大历史意义的帝国统治之下。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古代的信念在这些表面变化的背后有什么东西支撑着它们，在不断变化的意见中找到受普遍信念和种族特性决定的成分。

如果不做这种哲学上的检索，人们会以为群众常常随意更改他们的政治或宗教信念。一切历史，不管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文学的，仿佛都证明了事情就是如此。让我们来以法国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作为例证，即1790到1820年这30年的时间，正好也是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看到，一开始是保皇派的群体变得十分革命，随之成为极端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又变成了君主制的支持者。在宗教问题上，他们在这段时间从天主倒戈成无神论，然后再倒向自然神论，最终又回到了最坚定的天主教立场。这些变化不单单发生在群众中，而且也往往发生在他们的领导者中。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国民公会中的一些要人，国王的对敌、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的人，竟会变成拿破仑谦顺的仆人，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又手持蜡烛虔诚地走到了宗教队伍中间。

在以后的数年里，群众的意见又发生了无数次变化。本世纪初「背信弃义的英国佬」在拿破仑继承者的统治时期，变为了法国的盟友。两度受到法国入侵的俄国，以满足的心态看着法国倒退，也变成了它的朋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中，接下来的意见变化更加迅猛。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等等，轮番登场，此消彼长。昨天还受到追捧的艺术家和作家，明天就会被人痛加责骂。

然而，当我们深入分析所有这些表面的变化时，我们会发现什么？一切与民族的普遍信念和情感相辅的东西，都没有持久力，逆流不久后便又回到主流。与种族的任何普遍信念或情感全无关系，从而不具备稳定性的意见，只能听由机遇的摆布，或者──假如这说法还有可取之处──会依据周围的环境而发生改变。它们不过是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短暂性的现象。它们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滩上被风吹积而成的沙丘。

目前，群体中易变的意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这里有三个不同的原因：

第一，昔日的信仰正在日复一日地失去影响力，因而它们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能够在当时形成短暂的意见。普遍信仰的衰落，为一大堆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偶然意见提供了场地；

第二，群众的势力正在不断壮大，这种势力越来越缺少制衡力量。我们已有所了解的群体观念的极其多变这一特点，因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由于报业最近的发展，它们不断地把完全对立的意见带到群众中。每一种个别的意见所产生的暗示作用，很快就会被对立意见的暗示作用所破坏。结果是任何意见都难以普及，它们全都成了浮云。今天，一种意见还来不及被足够多的人接受成为普遍意见，就已经消亡了。

这些不同的原因让世界史产生出一种全新的现象，它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我这里是指政府在舆论引导上的无能。

过去，就在不久之前，政府的举措、少数作家和为数不多的几家报纸的影响，就是公众舆论真正的反映者，而今作家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报纸也只是反映意见。对于政客来说，他们与其说是引导各种意见，倒不如说是在追赶意见。他们害怕意见，有时甚至变成了恐惧，这导致他们采取了极不稳定的行动路线。

于是，群体的意见越来越趋向于变成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它已经发展到了竟然能够迫使国家之间结盟的地步，例如最近的法俄同盟，看上去完全是一场大众运动的产物。如今存在一种奇怪的病症，人们看到教皇、国王和皇帝们也在同意接受采访，仿佛他们也愿意把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看法让群众来评判。在政治事务上不可感情用事，过去这样说也许还不为过，但是当政治越来越多地受到群众冲动的支配，而他们又不受理性的影响，只受情绪支配时，这样的说法还正确吗？

至于过去引导意见的报业，就像政府一样，它在群众势力面前也变得屈尊降价。当然，它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这不过是因为它只懂得一味反映群众的意见以及不断变化的情势。报业既然成了只是提供信息的部门，于是它便放弃了让人接受某种观念或学说的努力。它在公众思想的变化中放任自流，出于竞争的必要，它也只能这样做，因为它害怕失去自己的读者。从前那些稳健而有影响力的报纸，如《宪法报》《论坛报》或《世纪报》，被上一辈人当做智慧的传播者，如今它们不是已经消失，就是在逐渐变成典型的现代报纸，最有价值的新闻往往被夹在各种轻松话题、社会见闻还有金融谎言之间。而今，没有哪家报纸富足到让它的撰稿人能够传播自己的意见，因为对于那些只想获得消息，对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所有断言一律表示怀疑的读者，这种意见的价值微乎其微。甚至连评论家也没有把握说一本书或一台戏取得了成功。他们能够恶语中伤，却无法提供服务。报馆十分清楚，在形成批评或个人意见上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东西，于是它们便站在压制批评的立场，只限于提一下书名，再添上两三句「捧场的话」。在20年的时间里，同样的命运也许会降临到戏剧评论的头上。

如今，密切关注各种意见，俨然成为报社和政府的第一要任。它们需要在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情况下知道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说造成的效果。这可不是件轻松的活，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群众的想法还要多变，今天，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像群众对他们昨天还称赞有加的事情今天便给予痛骂的做法更为常见。

不存在任何引导意见的力量，再加上普遍信仰的消亡，其最终结果就是对一切秩序都产生极端分歧的信念，并且让群众对于一切不明确的触及他们直接利益的事情，越来越漠不关心。像社会主义这种信条的提出，只在很没有文化的阶层，如矿工和工厂里的工人中间能够取胜，中产阶级的下层成员以及受过一些教育的工人，若非变成彻底的怀疑论者，就剩下抱着极不稳定的意见的人。

过去25年里朝着这个方向演变的速度是很惊人的。在这之前的那个时期，虽然与我们相距不远，人们的意见在大致上仍然存在着一般趋势，它们的产生是由于接受了一些基本的信仰。只根据某人是个君主制的拥护者这一事实，就可判定他持有某些明确的历史观和科学观；只依据某人是共和主义者，便能够说明他有着完全相反的观点。拥护君主制的人十分清楚地知道人不是由猴子演化过来的，但共和主义者也同样十分清楚，人类的祖先就是猴子。拥护君主制的人有责任为王室说话，共和主义者则必须怀着对大革命的尊崇发言。但凡提到一些人名，如罗伯斯庇尔和马拉，语气中必须含有宗教式的虔诚，另外还有一些人名，如恺撒、奥古斯都或拿破仑，也万万不可在提到时不给予强烈的痛斥。即便是在法兰西的索邦，也普遍存在着这种幼稚地理解历史的方式。

如今，由于讨论和分析的缘故，一切意见都失去了名望；它们的特征很快退化，持续的时间之短导致很难再唤起我们的热情。现代人逐渐变得麻木不仁。

对于理念的衰退无须过于悲伤。毋庸喙辩，这是一个民族生命衰败的征兆。当然，伟大的人、具备超凡眼光的人、使徒和民众领袖──总而言之，那些真诚的、有强烈信念的人──与一心否定、批判的人或麻木不仁的人相较而言，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不过我们千万不能忽视，由于如今群众拥有的势力逐渐庞大，因此，倘若有一种意见赢得了足够的声望，使自己能够得到普遍接受，那么它很快便会取得强大的专制权力，使一切事情都要完全屈服于它，自由讨论的时代由此长久地消失。群众偶尔是个步履轻松的主人，就像赫利奥加巴勒和梯比留斯一样，然而他们也是狂暴而反复无常的。当一种文明让群众占了上风时，它便几乎没有多少机会再延续下去了。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能够让自身的毁灭得到推延的话，那就是极不稳定的群众意见，以及他们对一切普遍信仰麻木不仁的态度。

第三卷：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第一章：群体的分类

提要：群体的一般分类：1.异质性群体。它们的不同类型；种族的影响；群体精神敌不过种族精神；种族精神代表文明状态，群体精神代表野蛮状态。2.同质性群体。它们的不同类型；宗派、身份团体和阶级。

我们已在本书中论述了群体心理的一般特点。仍有待说明的是，不同类型的集体在一定因素的刺激下变成群体时都有着各自的特点。我们先来谈谈群体的分类。

我们的起点是简单的人群。当许多人组成的人群从属于不同种族时，我们便看到了它最初级的形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能够连接大家团结的桥梁，是头领或多或少受到尊敬的意志。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不断进攻罗马帝国的野蛮人，来源非常复杂，因此可以把他们作为这种人群的典型。

比不同种族的个人组成的人群层面更高的，是在某些影响下获得了共同特征，最终形成一个种族的人群。它们偶尔表现出某些群体的特征，不过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比不过种族因素的。

在本书所提到的某些影响的作用下，这两种人群可以转变为有机的或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我们把这些有机的群体分为以下两类：

1. 异质性群体

a．无名称的群体（如街头群体）

b．有名称的群体（如陪审团、议会等）

2. 同质性群体

a．派别（政治派别、宗教派别等）

b．身份团体（军人、僧侣、劳工等）

c．阶级（中产阶级、农民阶级等）

我们将简单地指出这些不同类型群体的特征。

一、异质性群体

本书之前研究的一直就是这种群体的特点。它们是由一些不同特点、不同职业、不同智力水平的个人组成的。

我们只根据事实便得知，人作为行动的群体中的一员，他们的集体心理与他们的个人心理有着根本上的差别，而且他们的智力也会因为这种差别受到影响。我们已经知道，智力在集体中丝毫不起作用，它完全处于无意识情绪的支配之下。

一个基本因素，也就是种族的因素，使不同的异质性群体几乎根本不同。

我们经常谈到种族的作用，指出它是人们行动最强大的决定因素。它的作用在群体的性格中也能够找到根据。由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个人组成的群体，如果他们全是英国人或中国人，与有着任何不同特征却属于同一个种族的个人──如俄国人、法国人或西班牙人──组成的群体，会有很大的区别。

当环境形成了一个群体，并且──尽管这种情况十分罕见──其中有着不同民族但比例大体相同的个人时，他们所继承的心理成分给人的情感和思维方式造成的巨大差异，立即会显得十分突兀，无论让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是多么一致的利益，都会发生这种情况。社会主义者试图在大型集会中把不同国家的工人代表集合在一起的努力，最后总是以公开的分歧结尾。拉丁民族的群体，无论它多么革命或者保守，为了实现自己的要求，几乎都是求助于国家的干预。它总是趋向于集权，总是明里暗里地趋向于赞成独裁。反之，英国人或美国人的群体就不拿国家当回事，它只依靠个人的主动精神。法国的群体特别看重平等，而英国的群体则特别看重自由。这些差异就解释了几乎有多少个国家就存在多少种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和民主。

因此我们可以得知，种族的气质对群体性格有着重大影响。它起着决定性作用，限制着群体性格的变化。因而可以认为，一条基本定律就是，由于种族精神的强大，群体的次要性格相比之下显得并不很重要。群体状态或支配群体的力量类似于野蛮状态，或者说是回归于这种状态。种族正是通过获取结构稳定的集体精神，才使自身在更大的程度上摆脱了缺乏思考的群体力量，走出了野蛮状态。除了种族因素之外，对异质性群体最主要的分类，就是把它们分为无名称的群体──如街头群体──和有名称的群体，如精心包装起来的议会和陪审团。前一种群体缺乏责任感，而后一种群体则发挥了这种责任感，这常常使它们的行动有着很大的区别。

二、同质性群体

同质性群体包括：1、派别；2、身份团体；3、阶级。

派别是同质性群体组织过程的第一个步骤。一个派别包括在教育、职业和社会阶级的归属方面大不相同的个人，把他们关联在一起的是共同的信仰。这方面能举出的例子是宗教和政治派别。身份团体是最易于组织起群体的一个因素。派别中包含着职业、教育程度以及社会环境大不相同的个人，他们只是被共同的信仰联系在一起，而身份团体是由职业相同的个人组成，因此他们也有相似的教养以及相当一致的社会地位。这方面能举出的例子如军人和僧侣。

阶级是由来源不同的个人组成的，和派别是不一样的，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信仰，也不如身份团体那样，是因为一样的职业，而是因某种利益、生活习惯甚至几乎相同的教育组成。这方面能举出的例子是中产阶级和农民阶级。

本书只讨论异质性群体，把同质性群体（派别、身份团体和阶级）放在另一书本里研究，因而我不打算在这里谈论后一种群体的特点。在结束对异质性群体的研究时，我会观察一下几种典型的特殊群体。

第二章：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提要：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群体犯法时在心理上也许不能称之为犯罪；群体行为绝对是无意识的；「九月惨案」参与者的心理；他们的逻辑、残忍和道德观念。

在兴奋期过后，群体就会渐渐进入一种纯粹自发的无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它受着各种暗示的支配，因此仿佛很难把它说成是一个犯罪群体。我想保留这一错误的定义，是因为最近一些心理学研究让它变得十分流行。不错，群体的一些行为，如果仅就其本身而言，的确是犯罪行为，但在另一些情况下，这种犯罪行为同一只老虎为了消退而让其幼虎把一个印度人撕得血肉模糊，然后再把它吃掉的行为是一样的。

通常，群体犯罪的动机往往是种强烈的暗示，参与这种犯罪的个人事后会坚信他们的行为不过是在履行责任，这与平常的犯罪很不一样。

群体犯罪的历史道出了实情。

巴士底狱监狱长的遇害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事例。在这位监狱长的堡垒被攻破后，一群极度兴奋的人将他团团围住，从各个方向对他拳脚相加。有人建议吊死他，砍下他的头，将他挂在马尾巴上。在反抗途中，他不小心踢到了一个在场的人，于是有人建议，让那个挨踢的人割断监狱长的喉咙，他的建议立刻获得了群众的赞同。

「这个人，一个干完活的厨子，来巴士底狱的主要原因是无所事事的好奇心，他只是想来看看发生了什么。然而由于普遍的意见就是如此，于是他也相信这是一种爱国行为，甚至自以为应为杀死一个恶棍而得到一枚勋章。他用一把借来的刀切那裸露出来的脖子，因为武器有些钝了，他没能切动。于是他从自己兜里掏出一把黑柄小刀（既然有厨子的手艺，他对切肉应当很有经验），成功地执行了命令。」

以上指出的过程的作用，清楚地反映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服从别人的怂恿，会因为来自集体而变得更加强大，杀人者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既然他得到了无数同胞的认同，他这样想是很自然的。这种事从法律上可以看成是犯罪，但在心理上却不是。

犯罪群体的一般特征同我们在所有群体中所看到的特征并没有什么不同：易受怂恿、轻信、善变，把好或坏的感情加以夸大、赋予某种道德，等等。

我们会发现，在法国历史上留下最残忍记录的群体，即参与「九月惨案」的群体中间，这些特征统统具备。事实上，它同制造「圣巴托罗缪惨案」的群体十分相似。这里我引用了泰纳根据当时的文献所做的详细描述。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是谁下达了杀掉犯人空出监狱的命令。或许是丹东或别的什么人，然而这并不重要。我们关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参与屠杀的群体都受到了强烈的怂恿。

这个杀人群体大约杀了300人，而且它完全是个典型的异质性群体。除了少部分职业流氓，主要是一些小店主以及各行各业的手艺人：靴匠、锁匠、理发师、泥瓦匠、店员、邮差等等。在别人的怂恿下，他们就如之前提到的那个厨子一样，完全相信自己是在完成一项爱国主义任务。他们挤进一间开着双向门的办公室，既当法官又当执行人，但是他们丝毫不承认自己是在犯罪。

他们深信自己肩负着重要使命，着手搭建起一座审判台，与这种行动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立刻表现出群体的坦率和幼稚的正义感。考虑到受指控的人数众多，他们决定把贵族、僧侣、官员和王室仆役一并处死，没有必要对他们的案件逐一进行审判──也就是说，在一个杰出的爱国者看来，所有的个人，单凭职业就可证明他是罪犯。其他人将依据他们的个人表现和声誉作出判决。群体幼稚的良知以这种方式得到了满足。现在可以合法地进行屠杀了，残忍的本能也尽可能地释放了。我在其他地方也讨论过这种本能的来源，集体总是会将它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过正如群体往往所表现的那样，这种本能并不妨碍他们表现出一些相反的感情，他们的善心往往同他们的残忍一样极端。

「他们对巴黎的工人有着极大的同情和深切的理解。在阿巴耶，那群人中的一员在得知囚犯24小时没喝上水后，简直想把狱卒打死，若不是犯人们为其求情，他必然会这样做的。当一名囚犯被（临时法庭）宣判无罪后，连同卫兵和刽子手在内的所有人都兴高采烈地与他拥抱，疯狂地鼓掌。」然后开始了大屠杀。在这个过程中，欢快的情绪从没间断。他们围在尸体旁载歌载舞，为女士安排了长凳，用来享受观看处死贵族的乐趣。而且这种表演一直饱含着特殊的正义气氛。

阿巴耶的一名刽子手当时抱怨说，为了能让女士们看得更清楚，把她们安排得太近了，使在场的人当中只有少部分的人享受到了痛打贵族的乐趣。所以他们决定让受害者在两排刽子手中间缓缓走过，让他们用刀背砍他来延长其受苦的时间。在福斯监狱，受害人被剥得精光，在半小时里被施以「凌迟」，直到每个人都看够了以后，最后才来上一刀把他们的五脏六腑切开。

刽子手也不是全无顾忌，我们指的存在于群体中的道德意识也表现在他们身上。他们拒绝侵占受害人的钱财和首饰，把这些东西全都放在会议桌上。

在他们的所有行为中，都能够看到群体头脑特有的那种幼稚的推理方式。因此，在屠杀了1200到1500个民族的敌人之后，有人建议说，那些关着老年人、乞丐和流浪汉的监狱不过是在养着一些没用的人，所以不如把他们全都杀掉，他的建议立即就被大伙采纳。他们中间当然也有人民的敌人，譬如一位名叫德拉卢的妇女，一个下毒者的寡妇：「她肯定对坐牢这件事非常愤怒，倘若她能办到的话，她会一把火烧掉巴黎。她肯定这样说过，她已经这样说过了。杀死她算了。」这种说法似乎很令人信服，囚犯一个不剩地被处死了，当中包括50名12岁到17岁的儿童，他们自然也变成了人民公敌，所以也全都被杀害了。

当一周的工作结束时，所有这些处决也终于终止，刽子手们想来可以休息一下了。但他们深信自己已经为祖国立了大功，于是前往政府请求赏赐。最热情的人甚至要求政府授予勋章。

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也提供了一些雷同的事实。既然群体的势力不断增长，政府的权力在它面前逐渐衰退，那么我们一定还会看到许多性质类似的事情。

第三章：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提要：陪审团的一般特点；统计数据显示，它们的判决独立于它们的人员成分；影响陪审团的方法；辩护的形式与作用；说服关键人物的技巧；令陪审团迟疑或严厉的不同罪行；陪审团制度的好。

因为不可能在这里对所有类型的陪审团逐一进行研究，所以我只想评价一下最重要的，即法国刑事法庭的陪审团。该陪审团为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提供了一个极佳的例证。我们会看到，它也呈现出易受暗示以及缺少推理能力的特点。当它处在群众领袖的影响力之下时，也主要受无意识情绪的支配。在这一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常常还能看到一些不懂群众心理的人而犯下错误的有趣事例。

首先，组成群体的不同成员在作出判决时，其智力水平并不重要，陪审团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已经得知，当一个善于思考的团体要求就某个非完全技术性的问题发表意见时，智力能起到的作用非常少。譬如，一群科学家或艺术家，若只是因为他们组成一个团体这个事实，并不能就一般性问题作出和一群泥瓦匠或杂货商差距甚远的判断。在不同的时期，尤其是在1848年以前，法国政府规定对召集起来组成陪审团的人要谨慎选择，要从有教养的阶层选出陪审员，即选择教授、官员、文人等等。现在，大部分陪审员来自小商人、小资本家或雇员。但是让专家大为疑惑的是，不管组成陪审团的是什么人，他们的判决总是一样。即便是那些敌视陪审制度的地方长官，也不得不承认判决的准确性。贝拉·德·格拉热先生是刑事法庭的前庭长，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引用下面一席话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今天，选择陪审员的权力实际掌握在市议员手里。他们根据自己环境中的政治和选举要求，把人们列入名单或从名单上划掉。大多数选入陪审团的人都是生意人（但并不是像过去那样重要的人）和属于某个政府部门的雇员。只要法官的开庭时间表一定，他们的意见和专长便不再有多少作用。许多有着新手热情的陪审员，有着最良好的意图的人，被同时放在了恭顺的处境下，陪审团的精神并未改变：它的判决依然如故。

对于这段话，我们需要谨记的是它的结论，而不是那些软弱无力的解释。对这样的解释我们无须感到奇怪，因为法官往往和地方长官一样，对群体心理一窍不通，所以他们也不了解陪审团。我从一个和刚才提到的这位作者有关的事实中，发现了另外一个证据。他认为，刑事法庭最著名的出庭律师之一──拉肖先生，费尽心思地利用自己的权利，在所有案件中反对让聪明人出现在名单上。但是经验终究会告诉我们，这种反对丝毫没有作用，这可由一个事实来证明，即今天的公诉人和出庭律师，连同所有那些关在巴黎监狱里的人，全都已经完全放弃了他们反对陪审员的权利，因为正如德·格拉热先生所言，陪审团的判决并无变化，「它们既不更好，也不更差」。

就像群体一样，陪审团也因感情因素受到极强烈的影响，而极少被证据所打动。一位出庭律师说，「他们见不得有位母亲用乳房喂孩子或是一个孤儿」；德·格拉热则说，「一个妇女只要装出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就足以赢得陪审团的慈悲心肠」。

陪审团对自己有可能成为其受害者的罪行丝毫不留情面，当然，这些罪行对社会也是最危险的，但是对于一些因为情感因素而违法的案件，陪审团却十分犹豫不决。对未婚母亲的杀婴罪，或者用泼硫酸来对付诱奸或抛弃自己的男人的妇女，他们极少表现出十分严厉的态度，因为他们本能地感到，社会运转如常，这种犯罪对它并未构成多少威胁，而且在一个被抛弃的姑娘而没有受到法律保护的国家里，她为自己复仇，非但无害反而有益，因为这能够起到吓阻那些未来的诱奸者的作用。

陪审团与其他群体一样，也深受名望的影响。德·格拉热先生十分正确地指出，陪审团的构成尽管非常民主，他们在好恶态度上却很贵族化：「头衔、身世、家财万贯、声誉或一位著名律师的帮助，总之，一切不同寻常或能给被告增光的事情，都能让他的处境变得极为有利。」

杰出律师的主要用心所在，就是感染陪审团的情绪，而且就像对付一切群体一样，无须做很多论证，或只采用十分幼稚的推理方式。一位因为在刑庭上赢了官司而闻名遐迩的英国大律师，总结出以下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

进行辩护时，他要留心观察陪审团。最有利的机会一直就有。律师依靠自己的眼光和经验，从陪审员的面容上领会每句话的效果，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第一步是要确认，哪些陪审员已经赞同他的理由。确定他们的赞同不必费很多工夫，然后他应把注意力转向那些看来还没有拿定主意的人身上，努力搞清楚他们为何敌视被告。这是他的工作中十分微妙的一部分，因为指控一个人除了正义感之外，还可以有无限多的理由。

这几句话道出了辩护术的全部精妙。我们可以理解，事先准备好的演说为何效果甚微，这是由于需要随时根据印象修改用词。

辩护人不必让陪审团的每个人都接受他的观点，他只争取那些掌控着普遍观点的核心人物即可。就如其他所有群体一样，在陪审团里也存在着少数对别人有支配作用的人。「我通过经验发现」，之前说过的那位律师说，「一两个有势力的人物就足以让陪审团的人跟着他们走」。需要用巧妙的暗示取得信任的就是那两三个人。首先，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取悦于他们。群体中已成功取悦的那个人，是处在一个就要被说服的时刻，这时不管向他提出什么证据，他很可能都会认为十分令人信服。我从有关拉肖的报道中截取了一段反映上述观点的趣闻轶事：

大家都知道，拉肖在刑庭审判过程的一切演说中，绝对不会让自己的眼睛离开两三个他知道或感到既有影响又很固执的陪审员身上。通常他会把这些不易驯服的陪审员争取过来。不过有一次在外省，他不得不对付一个陪审员，他花了大半个小时，采用最狡猾的论辩，此人依然不为所动。这个人是第七陪审员，第二排椅子上的第一人。局面令人沮丧。突然，在激昂的辩论过程中，拉肖停顿了片刻，向法官说：「阁下是否可以命令把前面的窗帘放下来？第七陪审员已经被阳光晒晕了。」那个陪审员脸红起来，他微笑着表达了自己的谢意。他被争取到辩方一边来了。

许多作家，包括一些最杰出的作家，最近展开了一场反对陪审制度的大运动，但面对一个无法控制的团体犯下的错误，这种制度是让我们避免伤害的唯一办法。有些作者主张只从受过教育的阶层聘请陪审员，然而我们已经证明，甚至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团的判决与目前的制度也没什么不同。还有些作者以陪审团犯下的错误为根据，希望用法官取而代之陪审团的存在。真是令人费解，这些一相情愿的改革家怎么会忘了，被指责为陪审团所犯下的错误，最先是由法官犯下的，而且当被告被带到陪审团面前时，一些地方官员、督察官、公诉人和初审法庭都认定他已有罪了。由此可见，如果对被告作出判决的是地方官而非陪审团，他将失去唯一一个辩白的机会。陪审团的错误向来首先是地方官的错误。因此，当出现了特别严重的司法错误时，最先应受到谴责的是地方官，譬如最近对L医生的指控就是如此。有个愚蠢透顶的督察官依据一位半痴呆的女孩的告发，对他提出起诉。那个女孩控告医生为了30个法郎，非法地为她做手术。若不是因为惹恼了公众，使最高法院院长立即还给他自由，他是一定会身陷囹圄的。这个被指控的人获得自己同胞的赞誉，这一错案的野蛮性由此昭然于世。那些地方官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由于出自身份的考虑，他们极力阻挠签署赦免令。在所有相似的事情上，陪审团在碰到自己无法理解的技术细节时，自然会选择倾听公诉人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那些训练有素的官员在弄清楚最复杂的事态之前，已经对事件进行了调查。那么，谁才是错误的真实的制造者？是陪审团还是地方官？我们应当尽可能维护陪审团，因为它是唯一不能由任何个人来替代的群体类型。只有它能够缓解法律的严酷性。这种对任何人一视同仁的法律，从原则上说是既不考虑也不承认的特殊情况。法官是冷酷无情的，他除了法律条文外不理会任何事情，出于这种职业的严肃性，他对黑夜中的杀人越货者以及因为贫困、因为受到诱奸者的抛弃而杀婴的可怜姑娘，会施以一样的刑罚。而陪审团会本能地感到，与逃脱法网的诱奸者相比，被诱奸的姑娘罪过要小得多，对她应当宽容对待。

在了解身份团体的心理后，也了解了其他群体的心理，对于一个受到错误指控的案件，我始终无法认为，我不应当去和陪审团打交道，而应该去找地方官。从前者那里我还有些找回清白的机会，可到后者那里认错的机会几乎都没有。群体的权力令人生畏，然而有些身份团体的权力尤其让人害怕。

第四章：选民群体

提要：选民群体的一般特点；说服他们的办法；候选人应当具备的素质：名望的必要性；工人农民为何很少选举自己的同行；词语和套语对选民的影响；竞选演说的一般特点；选民的意见是如何形成的；政治委员会的权力；它们代表着最可怕的专制；大革命时期的委员会；普选权虽有缺陷，但不能废除；为何即使限制选举权也不会改变选举结果。

选民群体，也就是说，有权选出某人担任官职的集体，属于异质性群体，但因为他们的行为仅限于某件规定十分明确的事情，即在不同的候选人中作出选择，所以他们只具有前面提过的少数特征。在群体特有的特征中，他们表现出少有的推理能力，他们毫无批判精神、轻信、易怒而且头脑简单。此外，从他们的决定中也能够找到群众领袖的影响，和我们列举过的那些因素──断言、重复和传染的作用。

让我们来看一下说服选民群体的办法。从最成功的办法中，能很容易地发现他们的心理。

首先，极为重要的是，候选人应当享有名望。能够取代个人名望的只有财富。才能甚至天赋，都不是非常重要的成功要素。

极为重要的另一点是，享有名望的候选人必须能够迫使选民不经由讨论就接受自己。选民中的大部分都是工人或农民，他们极少选出自己的同行来代表自己，理由就在于这种人在他们中间没有名望。当他们偶然选出一个和自己相同的人时，一般也是由于一些次要原因，譬如为了向某个大人物或有权势的雇主──选民平常要依靠他──发泄情绪，或是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能够产生一时的成为其主人的幻觉。

候选人若想保证自己取得成功，光有名望是不够的。选民特别在意他表现出的贪婪和虚荣。他必须用最离谱的欺诈手段才能征服选民，要毫不犹豫地向他们作出最令人异想天开的承诺。

如果选民是工人，那就侮辱和中伤雇主，再多也不为过。对于竞选对手，必须利用断言法、重复法还有传染法，竭力让人确信他是个十足的无赖，他恶行不断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为任何表面证据而费心是毫无用处的。对手如果不了解群体心理，他会用各种论证为自己辩护，而不是把自己限制在只用断言来抵抗断言，这样一来，他也就没有任何取得胜利的机会了。

候选人写成文字的纲领不可过于绝对，否则他的对手将来会用它来对付自己。但是在口头纲领中，再夸夸其谈也不过分。可以毫无畏惧地承诺最重要的改革。作出这些夸张能够产生巨大的效果，然而它们对未来并没有约束力，因为这需要不断地进行观察，而选民绝对不想为这事操心，他并不想知道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在实行他所认同的竞选纲领上走了多远，即便他认为正是这个纲领使他的选择有了保证。

在以上这种事情中，可以看到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所有说服的因素。我们在各种口号和套话──我们已经提过这些东西神奇的控制力──所发挥的作用中还会看到它们。一个明白如何利用这些说服手段的演说家，用这种办法一样可以办到他用刀剑就能办到的事情。像不义之财、卑劣的剥削者、值得尊敬的劳动者、财富的社会化之类的说法，永远会产生同样的效果，虽然它们已经被用得有些陈腐。此外，如果候选人满嘴新词，其含义又十分贫乏，因而能够迎合极不相同的各种愿望，他也一定可以大获全胜。西班牙1873年那场血腥的革命，就是由这种含义复杂、因而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自我解释的奇妙说法引起的。当时的一位作者描述了这种说法的出现，值得引用于此：

激进派已经发现集权制的共和国其实是乔装打扮的君主国，于是为了迁就他们，议会全体一致宣告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虽然投票者中谁也解释不清楚自己投票赞成的是什么。然而这个说法却让人皆大欢喜。人们无比高兴并陶醉于其中。美德与幸福的王国就要在地球上揭幕。共和主义者如果被对手拒绝授予联邦主义者名称，会认为自己受到了致命的侮辱。人们在大街上以这样的话互致问候：「联邦共和国万岁！」然后便响起一片赞美之声，对军队没有纪律这种奇怪的美德以及士兵自治大唱赞歌。人们对「联邦共和国」是如何理解的呢？有些人认为它是指各省的解放，即同美国和行政分权制相似的制度；还有些人则认为它意味着消灭一切权力，迅速着手于伟大的社会变革。巴塞罗那和安达路西亚的社会主义者赞成公社权力至上，他们建议在西班牙设立一万个独立的自治区，根据它们自己的要求制定法律，在建立这些自治区的同时禁止警察和军队的存在。在南部各省，叛乱很快便开始从一座城市向另一座城市、从一个村庄向另一个村庄蔓延。有个发表了宣言的村庄，它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破坏了电报线和铁路，以便切断与相邻地区和马德里的一切关系。处境最可怜的村庄注定只能寄人篱下。联邦制给各立门户大开方便之门，到处都在杀人放火，人们无恶不作。这片土地上充斥着血腥的狂欢。

至于理性对选民的头脑可能产生的影响，要想对这个问题不产生任何疑虑，千万别去读那些有关选民集会的报道。在这种集会上，言辞恳切、痛骂对手，有时甚至拳脚相加的声音此起彼伏，但绝对听不到论证。即便有片刻安静的时候，也是由于有个享有「粗汉」名声的人在场，宣称自己要用一些让听众开心的麻烦问题来难倒候选人。然而反对派的满足是短暂的，因为提问者的声音很快就会被对手的叫喊压倒。从报纸的上千个类似事例中选出来的有关公众集会的如下报道，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典型实例：

会议的组织之一请大会选出一名主席，骚乱立刻席卷全场。无政府主义者跳上讲台，粗暴地占领会议桌。社会主义者极力反抗；人们相互扭打，每一派都指责对方是拿了政府佣金的奸细等……一个眼睛被打青了的公民离开了会场。

在一片喧闹声中，会议只好拖延很长时间，说话的权利转移给了X同志。

这位演讲人开始激烈抨击社会主义者，他们则用「白痴、无赖、流氓！」等叫骂声打断他。X同志针对这些脏话提出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社会主义者是「白痴」或「可笑之人」。

昨晚，为五一节工人庆祝会的预演，阿勒曼派在福伯格宫大街的商会大厅组织了一次大会。会议的口号是「沉着冷静！」。

G同志──暗指社会主义者是「白痴」和「骗子」。所有这些恶言恶语都会引起相互攻击，演讲者和听众甚至会大打出手。椅子、桌子、板凳，全都变成了武器等等，不一而足。

千万别以为，这种描述只适用于固执的选民群体，并且由他们的社会地位所决定。其实在任何的无名称的集会中，即便参与者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上的争论也没什么两样。我之前提过，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一种降低他们智力水平的机制就会起到作用，在任何的场合都能找到这方面的证明。譬如，下面是我从1895年2月13日的《时报》上摘录的有关一次集会的报道：

那个晚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喧嚣声有增无减。我不相信有哪个演讲者能够说上两句话而不被人打断。每时每刻都有人从这里或那里大声叫喊，或者是喊声四起。掌声中夹杂着嘘声，听众中的个别成员也在不断地相互激烈争吵。一些人可怕地挥舞着木棒，另一些人不停地击打地板。打断演说的人引来一片呼喊：「把他轰下去！」或「让他说！」

C先生满嘴都是白痴、懦夫、恶棍、卑鄙无耻、唯利是图、打击报复之类的用语，他宣称要把这些东西统统消灭。

等等，等等。

人们也许会问，处在这种环境中的选民如何能够形成一致意见呢？提出这样的问题，等于是在集体享有自由的程度这件事上遮掩一个奇怪的谬见。群体持有别人赋予他们的意见，然而他们绝不能夸口自己持有合乎理性的意见。在这里所谈论的事情上，选民的意见和选票是紧握在选举委员会的手里的，而它的领袖人物往往都是些政客，他们向工人承诺利益，因此在这些人中间很有影响。谢乐先生是今天最勇敢的民主斗士之一，他说：「你知道什么是选举委员会吗？它不多不少，是我们各种制度的基石，是政治机器的一件杰作。如今的法国就是受着长期选举委员会的统治。」

只要候选人能够为群体所接受，并拥有一定的财源，对群体产生影响并非难事。根据捐款人的招供，300万法郎就足以保证布朗热将军重新当选。

选民群体的心理学就是如此。它和其他群体一样：既不会更好也不会更糟。

因此，我从上述言论中并没有得出反对普选的结果。我明白了它的命运，因此出于一些现实的原因，我愿意保留这种办法。事实上，我们是通过对群体心理的调查总结出这些原因的，基于这些考虑，我要对它们作进一步的阐述。

无须怀疑，普选的弱点十分突出，所以人们很难忽视。不可否认，文明是少部分智力超常的人的产物，他们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顶点。随着这个金字塔各个层次的加宽，智力相应地减少，它们就是一个民族中的群众。一种文明的伟大，如果仅仅依靠以人多势众自夸的低劣成员的选票，是不足以让人放心的。另一件不用怀疑的事情是，群众投下的选票通常十分危险。它们已经让我们付出了若干次遭受侵略的代价，我们眼看着群体正在为其建设道路的社会主义就要旗开得胜，异想天开的人民主权论，十之八九会让我们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然而，这些不同意见尽管从理论上说颇令人信服，在实践中却毫无力量。只要还记得观念变成教条后有着无法被征服的力量，我们就会承认这一点。从哲学观点看，群体权力至上的教条就像中世纪的宗教教条一样经不起辩驳，但是如今它却拥有和昔日教条一样强大的绝对权力，因而它就同过去我们的宗教观念一样无法战胜。不妨试想下如果有个现代自由思想家被送回了中世纪，难道你会认为，当他发现盛行于当时的宗教观念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后，还会对它们进行攻击吗？一旦落入一个能够把他送上火场的法官之手，指控他与魔鬼有约或参与了女巫的饕餮盛宴，他还会对魔鬼或女巫提出质疑吗？用讨论的方式同飓风作对，这比群众的信念明智不了多少。普选的教条如今就有着过去的宗教所具有的威力。演说家和作家在提到它时呈现出的恭敬与媚态，即便路易十四也无福消受。因此对于它必须采取同对待宗教教条一样的立场，只有时间可以对它造成影响。

此外，破坏这种教条的努力更是无用，因为它具备一种对自己有利的外表。托克维尔正确地指出，「在平等的时代，人们并不相信关于他们彼此之间全都一样的说法，但是这种比喻却使他们几乎毫不犹豫地信赖公众的判断力，其原因就在于，所有的人同样开明似乎是不太可能的，真理并不会与人数上的优势走到一起」。

对选举权加以限制，倘若必要的话，把这种权利限制于聪明人中间，如此便可认为，这样做会改进群众投票的结果吗？我永远也不会承认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基于我已经说过的理由，即一切集体，无论其成员如何，全都患有智力低下症。在群体中，人们总是趋向于变得智力平庸，在一般性问题上，40名院士的投票不会比40个卖水人所投的票更高明。我无法相信，如果只让有教养的和受过教育的人成为选民，受到谴责的普选的投票结果就会非常不同。一个人不会因为通晓希腊语或数学，便掌握了特殊的智力或社会问题。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家全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大部分是教授或学者，然而他们又什么时候就某个普遍性问题──贸易保护、双本位制等等──获取过一致意见呢？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学问只不过是我们的普遍无知的一种十分弱化的形式。在社会问题上，因为未知的因素数量众多，从本质上说和人们的无知没有什么两样。

因此，全由掌握各种学问的人组成的选民，他们的投票结果并不会比现在的情况好多少。他们将依然受自己的情感以及党派精神的支配。对于那些我们现在必须应对的困难，还是一个也解决不了，而且我们必然会受到身份团体暴政的压迫。

群众的选举权无论是受到限制还是普遍给予，无论是在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之下行使这种权利，无论是在法国、比利时、德国、葡萄牙或西班牙，都是没有任何差别的；说千道万，它所表达的仅仅只是一个种族无意识的向往和需要。在每个国家，当选者的一般意见都反映着种族的本质，而我们看到，这种本质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都不会有明显的变化。由此可见，我们一再遇到种族这个基本概念。我们时常遇到它，因而会产生另一种认识，即各种制度以及政府对一个民族的生活只能产生很小的影响。民族主要是受其种族的本质支配，也就是说，是受着某些品质的遗传残留的支配，而所谓本质，正是这些品质的总和。种族和我们日常之需的枷锁，是决定着我们命运的神秘要素。

第五章：议会

提要：议会中的群体表现出异质性群体的大部分特征；他们的意见的简单化；易受暗示，但有局限性；他们难以改变的意见和易变的意见；议而不决的原因；领袖的作用；他们是议会的真正主人；演讲术的要点；没有名望者的演说劳而无功；议会成员的感情夸张；国民公会的实例；议会失去群体特征的情况；专家在技术性问题上的作用；议会制度的优点和危险；适应现代要求，但会造成财政浪费和对自由的限制；结论。

我们在议会中发现了一个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的范例。尽管议会成员的选举方式因时而异，各国之间也有所不同，然而它们都有着十分相似的特征。在这种场合，人们会感到种族的影响或者削减，或者强化了群体的共同特征，但并不会妨碍它们的表现。大不相同的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它们的议会在辩论和投票上表现出很大的雷同性，使各自的政府面对着一样的困难。

可是议会制度却是一切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这种制度反映着某种观念，即在某个问题上，一大群人要比一小批人更有可能作出明智而独立的决定。这种观念尽管从心理学上说是错误的，却得到普遍的赞同。

在议会中也能够看到群体的一般特征：头脑简单、多变、易受暗示、夸大感情连同少数领袖人物的主导作用。然而，正是其特殊的构成，也有一些独特的表现，我们现在就来做一简单说明。

意见的简单化是他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所有党派中，尤其是在拉丁民族的党派中，几乎都存在着一种趋向，即依据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最简单的抽象原则和普遍规律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当然，原则因党派不同而各不相同，但是仅仅因为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他们便总是趋向于把自己原则的价值夸大，非要把它贯彻到底不可。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议会更严重地代表着各种极端意见。

议会有着特别质朴的简单意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在此提供了一个最完美的典型。他们用教条和逻辑对待人，头脑里充满各种含糊不清的普遍观念，他们忙不迭地贯彻死板的原则，不在乎事实如何。在谈到他们时，人们不无理由地认为，他们经历了一场革命，却并没有看到这场革命。在一些引导着他们的十分简单的教条的帮助下，他们以为自己能够将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重新改造一番，结果让一个高度精致的文明倒退到了社会进化更早期的阶段。他们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采用的办法，与极端质朴的人有着类似的特点。事实上，他们不过是把拦在他们道路上的一切统统毁掉。无论他们是吉伦特派、山岳派还是热月派，都受着一样的精神激励。

议会中的群体很容易受暗示的影响，并且就像所有群体一样，暗示都是来自享有声誉的领袖。然而议会群体这种易受暗示的特点，又有着很明确的界限，提出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有关地方或地区的一切问题上，议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抱着牢固而无法改变的意见，任何论证都没有办法动摇。譬如在贸易保护或酿酒业特权这类同有势力的选民的利益扯上关系的问题上，即便有狄摩西尼的天赋，也无法改变一位众议员的投票。这些选民在投票期到来之前就发出的暗示，足以镇压来自其他方面的一切取消的建议，使意见的绝对稳定获得了维护。

一涉及到一般性问题──推翻一届内阁、开征一种新税等等──就不再有任何固定的意见了，领袖的建议能够发挥影响，尽管与普通群体中的方式有所不同。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的势力有时不相上下。结果是，一个众议员有时发现自已被夹在两种对立的建议之间，因此难免迟疑不决。这解释了为什么经常会看到他在一刻钟之内就会作出相反的决定，或为一项法案增加一条使之失效的条款，例如剥夺雇主选择以及解雇工人的权利，然后又来上一条几乎废除这一措施的修正案。

出于一样的理由，每届议会也有一些十分稳定的意见和一些非常易变的意见。大体上说，一般性问题数量更多，因此在议会中议而不决的现象司空见惯──之所以议而不决，是因为存在着对选民永远的担心，从他们那里收到的建议总是缓缓来迟，这有可能制约领袖的影响力。

然而，在无数的辩论中，当涉及的问题议员们没有强烈的先见之明时，处于主导地位的人依然是那些领袖。

这些领袖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每个国家的议会中，都可以看到他们以团体首领的名义存在着。他们才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组成群体的人没了首领便一事无成，因而也就是说，议会中的表决往往只代表极少数人的意见。

领袖的影响力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提出的论据，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的名望。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是，一旦他们因为什么未知因素而导致威信扫地，他们的影响力也随之不见。

这些政治领袖的名望只属于他们个人，与头衔或名誉无关。关于这个事实，西蒙先生在评论1848年国民议会──他也是其成员之一的大人物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相当具体的例子：

路易・拿破仑两个月以前还无所不能，如今却完全无足轻重了。

维克多・雨果登上了讲台。他无功而返。人们听他说话，就像听皮阿说话一样，但是他并没有博得多少掌声。「我不喜欢他那些想法」，谈到皮阿，沃拉贝勒对我说，「不过他是法国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也是最伟大的演说家。」基内尽管聪明过人，智力超强，却一点也不受人尊敬。在召开议会之前，他还有些名气，但在议会里他却籍籍无名。

对才华横溢者无动于衷的地方，莫过于政治集会。它所留心的只是那些与时间地点相宜、有利于党派的滔滔辩才，并不在乎它是否对国家有利。若想享有1848年的拉马丁以及1871年的梯也尔得到的那种崇敬，需要有急迫而不可动摇的利益刺激才成。一旦危险消失，议会立刻就会忘记它的感激和受到的惊吓。

我引用上面这些话，是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一些事实，并不是因为它所提供的解释，其中的心理学知识贫瘠得很。群体一旦效忠于领袖，无论是党的领袖还是国家的领袖，它便立即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服从领袖的群体是处在他的名望的影响之下，并且这种服从不受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掌控。

因而，享有足够名望的领袖几乎掌握着绝对权力。一位著名的众议员在多年时间里因其名望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上次大选中因为某些金融问题而被击败，此事众所周知。他只稍做个手势，内阁便倒台了。有个作家引用下面一席话说明了他的影响程度：

这位X先生，我们要为他付出三倍于通常让我们付出的代价，主要是因为他，我们在马达加斯加的地位长期岌岌可危，我们在南尼日尔被骗走了一个帝国，我们失去了在埃及的优势。X先生的谬论让我们丢失的领土，比起拿破仑一世的灾难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这种领袖，我们不必过于苛责。不错，他对我们造成了惨重的损失，然而他的大部分影响力都归结于他顺应了民意，而这种民意在殖民地事务上，如今还远没有超越过去的水平。领袖很少超前于民意，他所做的一切几乎总是在顺应民意，因而也会助长其中的一切错误。

我们这里所探讨的领袖进行说服的手段，除了他们的名望之外，还包括一些我们之前多次提过的因素。领袖若想巧妙地利用这些手法，他必须做到对群体心理了然于心，至少也要无意识地做到这一点；他还必须知道怎样同他们说话。他尤其应当了解各种词汇、套话以及形象的神奇力量。他应当具备特殊的辩才，这包括言之凿凿──卸去证明的重担──以及生动的形象，并随之以十分笼统的论证。这种辩才在所有集会中都能够看到，英国议会也不例外，尽管它是所有议会中最严肃的一家。英国哲学家梅因说：

「在下院的争吵中可以不断看到，整个辩论不过是些软弱无力的大话和盛怒的个人之间的交锋。这种一般公式对纯粹民主的想象有着巨大的影响。让一群人接受用惊人之语表达出来的笼统的断言，从来就不是什么难事，即使它从未得到过证实，大概也不可能得到证实。」

以上引文中提到的「惊人之语」，无论说得多重要也不能算过分。我们多次谈到词语和套话的特殊力量。在措辞的选择上，必须以能够唤起生动的形象为依据。下面这段话摘自我们一位议会领袖的演说，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实例：

这艘船将驶向坐落着我们监狱的那片热病肆虐的土地，把名声可疑的政客和目无政府的杀人犯关在一起。这对难兄难弟可以促膝谈心，彼此视为一种社会状态中互助互利的两派。

如此唤起的形象极为鲜明，演说者的所有对手都会觉得自己被威胁到了。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两幅画面：一片热病肆虐的国土，还有一艘可以把他们送走的船。他们不是也有可能被放在那些定义模糊的可怕政客中间吗？他们体验到的恐惧，同当年罗伯斯庇尔用断头台发出威胁的演说带给国民公会的人的感觉是相同的。在这种恐惧的影响下，他们必然会向他投降。

喋喋不休地说些最离谱的大话，永远对领袖有利。我刚才引用过的那位演说家能够断言──并且不会遭到强烈的抗议──金融家和僧侣在资助扔炸弹的人，因此大金融公司的总裁也应受到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的惩罚。这种断言永远会在人群中发生作用。再激烈的断言、再可怕的声明都不算过分。要想吓唬住听众，没有比这种辩术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在场的人会担心，如果他们表示抗议，他们也会被当作叛徒或其同伙打倒。

如我所说，这种特殊的辩论术在所有集会中都极其有效。危难时刻它的作用就尤为明显。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时期各类集会上的那些大演说家的讲话，读起来都十分有趣。他们时时刻刻都认为自己必须先谴责罪恶弘扬美德，然后再对暴君破口大骂，发誓若得不到自由宁愿死。在场的人站起来热烈鼓掌，冷静下来后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偶尔也有智力高强、受过高等教育的领袖，但是具备这种品质往往对他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倘若他想说明事情有多么复杂，同意作出解释和促进理解，他的智力就会让他变得宽宏大量，这会大大减弱信徒们所必需的信念的强度与粗暴。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讶异；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狭隘的人。

其中最著名的演说，即罗伯斯庇尔的演说，经常有着令人讶异的自相矛盾，只看这些演说实在搞不明白，这个大权在握的独裁者为何有如此大的影响：

教学法式的常识和废话，糊弄孩子头脑的稀松平常的拉丁文化，攻击和辩护所采用的观点不过是些小学生的歪理。没有思想，没有措辞上令人愉快的变化，也没有切中要害的讥讽。只有令我们生厌的疯狂断言。在经历过一次这种毫无乐趣的阅读之后，人们不免会与和蔼的德穆兰一起，长叹一声：「唉！」

想到与极端狭隘的头脑结合在一起的强烈信念可以带给一个有名望的人什么样的权力，有时真让人心惊胆战。一个人要想无视各种障碍，呈现出极高的意志力，就必须满足这些最起码的条件。群体本能地在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人中间找寻自己的主人，他们永远需要这种人物。

在议会里，一次演说要想取得成功，根本不取决于演说者提出的论证，而是几乎完全依靠他所具有的名望。这方面最好的例证是，如果一个演说者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失去名望，他也在同时失去了一切影响，即他依据自己的意志影响表决的能力。

当一个默默无闻的演说者拿着一篇论证充分的讲稿出场时，倘若他只有论证，他充其量也只能让人听听而已。一位有心理学见识的众议员，德索布先生，最近用以下这段话描述了一个缺乏名望的众议员：

他走上讲台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讲稿，煞有介事地摆在自己面前，十分自信地开始发言。

他曾自我吹嘘说，他能够让听众确信使他本人感到振奋的事情。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自己的论证，对那些数字和证据信心十足。他坚信自己能够说服听众。面对他所引用的证据，任何反对都没用处。他一相情愿地开讲，相信自己同事的眼力，认为他们理所当然地只会赞同真理。

他一开口便惊异地发现大厅里并不安静，人们发出的噪音让他多少有些恼怒。

为何不能保持安静呢？为何这么不留意他的发言呢？对于正在讲话的人，那些众议员在想些什么？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让这个或那个众议员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他脸上掠过一丝不安的神情。他皱着眉头停了下来。在议长的鼓励下，他又提高嗓门开始发言，他加重语气，做出各种手势。周围的噪声越来越大，他连自己的话都听不见了。于是他又停了下来。最后，因为担心自己的沉默会招来可怕的叫喊：「闭嘴！」便又开始说起来。喧闹声变得难以忍受。

当议会极度兴奋时，它也会变得和普通的异质性群体没什么不同，这时它的感情就会展示出总爱走极端的特点。可以看到它或是做出最伟大的英雄主义举措，或是犯下最恶劣的过错。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会完全失去自我，投票赞成最不符合他个人利益的措施。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表明了议会能够多么严重地失去自我意识，让那些与自己的利益截然相对的建议牵着鼻子走。贵族放弃自己的特权是个巨大的牺牲，但是在国民公会期间那个著名的夜晚，他们毫不迟疑地这样做了。议会成员放弃自己不可侵犯的权利，便使自己永远处于死亡的威胁之下，而他们却迈出了这一步；他们并不害怕在自己的阶层中滥杀无辜，尽管他们很清楚，今天他们把自己的同伙送上断头台，明天这也许就成为他们自己的命运。事实上，他们已经进入了我曾描述过的一个完全无意识的状态，任何想法都没办法阻止他们赞成那些已经把他们冲昏了头脑的建议。下面的话来自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比劳-凡尔纳的回忆录，这段话极其经典地记下了这种情况：「我们一直极力谴责的决定，」他说，「两天前甚至一天前我们还不想作出的决定，居然就通过了；造成这种情况的是危机，再无其他原因。」再也没有比这更正确的说法了。

在所有情绪激昂的议会上，都能够看到这样的无意识现象。泰纳说：

「他们批准并下令执行一些他们引以为荣的措施。这些措施不只愚蠢透顶，简直就是犯罪──杀害无辜，杀害他们的朋友。在右派的支持下，左派全体一致，在热烈的掌声中把丹东──他们的天然首领，这场革命的伟大发动者和领袖，送上了断头台。在左派的支持下，右派全部一致，在最响亮的掌声中表决通过了革命政府最恶劣的法令。议会全体一致，在一片热烈叫喊的赞扬声中，在对德布瓦、库车和罗伯斯庇尔等人热烈的赞扬声中，不由自主地一再举行改选，使杀人成性的政府留在台上；平民派憎恶它，是因为它杀人如麻，山岳派憎恶它，是因为这个政府草菅人命，平民派和山岳派，多数派和少数派，最后都落了个同意为他们的自相残杀出力的下场。牧月22日，整个议会把自己交给了刽子手；热月8日，在罗伯斯庇尔发言后的一刻钟内，同样的事情又被这个议会做了一次。」

这幅画面尽管看上去昏天黑地，但它十分准确。议会若是兴奋和发昏到一定程度，就会呈现出类似的特点。它会变成不稳定的流体，受制于一切刺激。下面这段有关1848年议会的描述，来自斯布勒尔先生，一位怀着不容置疑的民主信仰的议员。我把《文学报》上这段非常有代表性的文字转引如下。它为我曾经说过的夸张情感这一群体特点，为它的极端多变性──这使它一刻不停地从一种情感转向另一种完全相反的情感──提供了一个例子。

共和派因为自己的分裂、嫉妒和猜疑，也因为它的盲信和无节制的愿望而坠入地狱。它的质朴和天真与它的普遍怀疑不相上下。与毫无法律意识、不知纪律为何物的表现相伴的，是放肆的恐怖和幻想。在这些方面乡下人和孩子也比他们强。他们的冷酷和他们的缺乏耐心一样严重，他们的残暴与驯顺不相上下。这种状态是性格不成熟以及缺乏教养的自然结果。没有什么事情能让这种人吃惊，但任何事情都会让他们慌乱。出于恐惧或出于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既能赴汤蹈火，也会胆小如鼠。

他们不管原因和后果，不在乎事物之间的关系。他们忽而灰心丧气，忽而斗志昂扬，他们很容易受惊慌情绪的影响，不是过于紧张就是过于沮丧，从来不会处在环境所要求的心境或状态中。他们比流水还易变，头脑混乱，行为无常。能指望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政府基础呢？

幸运的是，上述这些在议会中看到的特点，并非经常出现。议会只是在某些时刻才会成为一个群体。在大部分情况下，组成议会的个人仍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解释了议会为何能够制定出相当出色的法律。其实，这些法律的作者都是专家，他们是在自己安静的书房里拟订草稿的，因而，表决通过的法律，其实是个人而非集体的产物。这些法律自然就是最好的法律。只有当一系列修正案把它们变成集体努力的产物时，它们才会有产生灾难性后果的可能。群体的产品无论性质如何，与孤立的个人的产品相比，总是品质低劣的。专家阻止着议会通过一些考虑不周全或行不通的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专家是群体暂时性的领袖。议会影响不到他，他却可以影响到议会。

议会的运作尽管要面对所有这些困难，但它仍然是人类目前为止已发现的最佳统治方式，尤其是人类已经找到的摆脱个人专制的最佳方式。无论是对于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还是有教养的人，一句话，对于一切构成文明主流的人，议会无疑是理想的统治。

不过，在现实中它们也造成两种严重的危险，一是不可避免的财政浪费，二是对个人自由限制的不断增加。

第一个危险是各种紧迫问题和当选群体缺乏远见的必然产物。如果有个议员提出一项显然符合民主理念的政策，譬如说，他在议案中建议保证让所有的工人能拿到养老津贴，或建议给所有级别的国家雇员加薪，其他众议员因为害怕自己的选民，就会成为这一提议的牺牲品，他们似乎不敢忽视后者的利益，反对这种提议中的政策。尽管他们清楚这是在为预算增加新的负担，必然造成新税种的设立。他们不可能在投票时犹豫不决。增加开支的后果属于遥远的未来，不会给他们眼前的利益带来不利的结果，倘若投了反对票，当他们为竞选连任而露面时，其后果就会清晰地展现在他们面前。

除了这第一个扩大开支的原因外，另有一个同样具有强制性的原因，即必须投票赞成一切为了地方目的的补助金。一名众议员无法反对这种补助，因为它们同样反映着选民的迫切需要，也因为每个众议员只有同意自己同僚的同等要求，才有可能为自己的选民争取到这种补助金。

上面提到的第二个危险──议会对自由无可避免的限制──看起来不那么明显，然而却是十分真实的。这是大量的法律──它们总是一种限制性措施造成的结果，议会认为自己有义务表决通过，但是因其短浅的目光，它在很大程度上对其结果茫然无知。

这种危险当然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即使在英国这个提供了最通行的议会体制、议员对其选民保持了最大独立性的国家，也没能逃脱这种危险。赫伯特·斯宾塞在一本很久之前的著作中就曾提出，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他在最近的《人与国家》一书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在讨论英国议会时，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自从这个时期以来，立法机构一直遵循着我指出的路线。迅速膨胀的独裁政策不断地倾向于限制个人自由，这表现在两个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的法律被制定出来，对一些过去公民行为完全自由的事务进行限制，强迫他做一些过去他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同时，日益沉重的公共负担，尤其是地方公共负担，通过减少他可以自由支配的收益份额，增加公共权力取之于他并根据自己的喜好花销的份额，进一步限制了他的自由。

这种对个人自由日益增加的限制，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斯宾塞没有明确指出的各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正是这些大量的立法措施──大致上全是些限制性法令的通过，必然会大大增加负责实施它们的公务员的数量、权力以及影响。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这些公务员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会成为文明国家的真正主人。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力，是因为在政府不断更换的过程中，只有他们不会受到这种不断变化的动摇，只有他们不承担责任，无须个性，永久地存在。实行压迫性的专制，莫过于具备这三种特点的人。

不断制定一些限制性法规，用最复杂的条条框框把最不值一提的生活行为包围起来，难免会把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限制在逐渐缩小的范围之内。各国被一种谬见所蒙蔽，认为保障自由与平等的最好办法就是更多地制定法律，因此它们每天都在批准进行一些越发无法忍受的束缚。它们已经习惯于给人上套，很快就会达到需要奴才的地步，失去一切自发精神与活力。那时他们不过是些虚构的人物，消极、顺从、有气无力的行尸走肉。

若是到了这个地步，个人注定要去找寻那种他自己身上已经找不到的外在力量。政府各部门必然同公民的麻木和无望在同步增长。因而它们必须表现出私人所没有的主动性、首创性和指导精神。这强迫它们要承担一切，领导一切，把一切都归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于是国家变成了全能的上帝。而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上帝既难以持久，又并不十分强大。

在某些民族中，一切自由受到了更多的限制，虽然表面上的许可使它们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还拥有这些自由。它们的衰老在造成这种情况上所产生的作用，至少和任何具体的制度一样大。这是直到今天任何文明都不能逃脱的衰落期的不祥先兆之一。

根据历史的教训以及各方面都胆战心惊的那些先兆判断，我们的一些现代文明已经达到了衰败期之前那些历史上早就存在的时代。所有的民族似乎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同样的生存阶段，因为看起来历史是在不断地重复它的进程。

关于文明进化的这些共同阶段，很容易做个简单的说明，我将对它们做一概括，以此为本书做结。这种速记式的说明，也许能够对理解目前群众所掌握的权力的原因有一定程度启发。

倘若我们依据主要线索，对我们之前那些文明的伟大与衰败的原因加以评价，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在文明诞生之初，一群来源不同的人，由于移民、入侵或占领等原因聚集在一起。他们血缘不同，语言和信仰也不同。让这些人连接成整体的唯一共同的纽带，是没有完全得到某个头领承认的法律。这些混乱的人群有着非常醒目的群体特征。他们有短暂的团结，既表现出英雄主义，也有种种弱点，易冲动而性情狂暴。没有什么能够把他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是野蛮人。

漫长的岁月成就了自己的作品。环境的一致、种族间不断出现的通婚以及共同生活的必要性发挥了作用。不同的小群体逐渐融合成一个整体，形成了一个种族，即一个有着共同的特征和情感的群体，它们在遗传的作用下日趋稳固。这群人变成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又有能力摆脱它的野蛮状态。但是，只有在经过长期的努力、必然不间歇的斗争以及无数次的反复，从而使它获得了某种理想之后，它才可以完全形成一个民族。这个理想具有什么性质并不很重要，无论是对罗马的崇拜、雅典的强盛还是真主安拉的胜利，都足够让一个种族中的每个人在感情和思想上形成完全的统一。

在这个阶段，一种包含着各种制度、信念和艺术的新文明由此诞生了。这个种族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中，会逐渐得到某些它建立丰功伟业所不可或缺的素质。毋庸置疑，它有时依然只是乌合之众，但是在它变幻莫测的特征的背后，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基础，即一个种族的本质，它决定着一个民族在狭小的范围内的变化，掌控着机遇的作用。

时间在做完其创造性工作之后，便开始了破坏的过程，无论是神仙还是人，一律无法逃出它的手掌。一个文明在达到一定的强盛以及复杂程度之后，它便会停滞不前，而一旦停滞不前，它注定会步入衰败的过程。这时它的老年期便来临了。

这个无可避免的时刻，总是以作为种族支撑的理想的衰弱为特点。同这种理想的孱弱相对应，在它的激励下建立起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动摇。

随着这个种族的理想不断灭亡，它也逐渐失去了使自己团结强盛的品质。个人的个性和智力可以增长，但是这个种族集体的自我意识却会逐渐被个人自我意识的过度发展所替代，同时伴随着性格的弱化以及行动能力的减少。本来是一个民族、一个联合体、一个整体的人群，最后就变成一群缺乏凝聚力的个人，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仅仅因为传统和制度而被人为地聚集在一起。正是在这个阶段，被个人利益以及愿望搞得四分五裂的人，已失去了治理自己的能力，因此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也需要领导，于是国家开始发挥惹人瞩目的影响。

随着古老理想的丧失，这个种族的才华也就完全殆尽了。它仅仅是一群独立的个人，从而回到了自己的最初状态──即一群乌合之众。它既缺乏统一性也看不见未来，只有乌合之众那些一时的特性。它的文明现已失去了稳定性，只能随波逐流。民众就是至高的权力，野蛮风气盛行。文明或许依然华丽，因为久远的历史赋予它的外表仍然存在，但其实它已成了一座岌岌可危的大厦，它没有任何支撑，等下一次风暴到来时，它便会立刻坍塌。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状态进化到文明状态，随之，当这个理想失去优点时，便走向衰败和灭亡，这正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的过程。

附录1：关于作者勒庞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 1841.05.07－1931.12.13），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有「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利」之称。他出生于法国诺晋特-勒-卢特鲁（Nogent-le-Rotrou），逝于法国马恩-拉-科盖特（Marnes-la-Coquette）。

勒庞在巴黎学习医学，1866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游历了欧洲、北非和亚洲，写了数本有关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著作。1870年起，在巴黎行医。1884年开始研究群众心理学，阐发了强调民族特点与种族优越性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他的研究涉及三个领域：人类学、自然科学和社会心理学。他最初研究的是为各个人种的身体特征创制测量方法。后来他发展了人种分类等级学说。晚年，兴趣转向社会心理学。按照他的意思，一群人如果被认为属于一个种族或亚种，他们一定具有同样的感情和思维方法。他确定的标准包括推理能力的水平、注意力和本能需求控制。例如，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智力特征与拉丁人的智力特征相比后，他发现盎格鲁-撒克逊人各方面都更加优越。勒庞还发展了另一种分类等级，他称之为性别分类等级。根据这种分类方法，动物、疯子、社会学家、儿童、智力衰退者和原始人被认为是下等人。

勒庞以对群体心理特征的研究而著称。他认为，「民族的精神」或「种族的灵魂」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一个民族、种族或一种文明都具有民族的精神，即共同的感情、利益和思维方式。国家精神是从人们心中无形的民族精神的非理性途径中产生的，并支配了一切社会制度的形式。历史就是民族或种族性格的产物，民族或种族性格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他认为欧洲社会日益增长的特征是群众的聚合物。个体的意识个性淹没在群众心理之中，群众心理诱发出情绪，意识形态通过情绪感染得到传播。一旦被广泛传播，意识形态就渗透到群众中个体的心理层次，使个体丧失批判能力，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群众的行为是一致性、情绪性和非理智性的。勒庞认为他的这种观点可在现代群众和群众组织中得到证实。

附录2：勒庞《乌合之众》的得与失

──罗伯特・墨顿

在《社会心理学手册》这本权威著作中，美国社会心理学大师奥尔波特（Gordon W．Allport）大胆评价道：「在社会心理学这个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当中，最有影响者，或许非勒庞的《乌合之众》莫属。」此书是否应当享有这么高的赞誉，当然可以提出疑问，并且一直就存在着疑义。不过有一点却是没有问题的，即它确实对人们理解群体行为的作用以及对社会心理学的思考发挥了巨大影响。除此之外，在「孤独的人群」和「千人一面」已经成为美国民众形容自己的处境或感受的恰当用语的时代，我们更无法怀疑此书的适时性。

勒庞这本小书持久的影响力，在我们看来确实有些令人费解。1895年，它初次面世时，可以说不过是一本赶时髦的书，但是，如若一种时髦持续了大半个世纪之久，想必一定有它的独到之处。如果我们再考虑下它的性质，就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它会有持续的影响力。它所包含的真理，也许没有一条不曾被人说过，并且比勒庞在此书中的说明更让人信服，有些甚至出现在他写此书之前，此后的论述更是不在话下。这本书在知识界却继续享有相当大的影响。更让人不解的是，此书提出的一些观点，现在已经被证实是错误的，或有误导性的，然而它仍然是所有我们这些群体行为的研究者不可不读的文献。最后，书中还含有各种互不协调的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迥然不同的推崇意识形态的作家，却都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对待它。也许，要想理清这团表面看来充满矛盾的乱麻，我们最好还是考虑一下它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乌合之众》所经历的一个事实，可以帮助消除这种困惑。受到勒庞观点触动的，不仅是那些几乎完全接受的人，如民粹派社会学家罗斯和心理学家麦克道格尔，甚至包括一些反对它的人，如社会心理学家的弗洛伊德和社会学家帕克。反对者可以驳斥勒庞的言论，但不能无视，至少，假如他们不想放弃对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关注，他们就不能这样做，因为那都是些基本的问题。

这就是勒庞此书的主要功绩所在：它几乎从头到尾都表现出一种对重要问题的敏感性。正如大法官霍尔姆斯先生所说，勒庞在这本书中表明，他具有「脊髓中的本能」，只有很少的思想家，才能看到这种不断发现有研究价值问题的本领。对于思考社会的人或者社会心理学家来说，勒庞的著作所关注的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本书的标题有着近乎误导人的局限性，但也谈到了许多人们通常并不与「人群」联系在一起的现象。可以这么说，勒庞在此书的这里或那里，以十分简约甚至时代错置的方式，触及到今天人们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如社会服从和过度服从，趣味的单一，群众反叛，大众文化，被别人支配的自我，群众运动，人的自我异化，官僚化过程，和逃避自由投向领袖的怀抱，以及无意识在社会中起到的作用，等等。简言之，他考察了很多现代人面临的社会问题和观念。我相信，这本书恒久的影响力正是拜其内容的多样性所赐。

因此，《乌合之众》对当代的意义，不在于它解决问题的功能，而在于它发现问题的功能。只要看到此书对弗洛伊德所起的作用，就会意识到，这两种知识功能虽然互有关联，但还是有所区别。弗洛伊德提供了一条主渠道，使勒庞思想的影响进入了现代人的头脑。当弗洛伊德在20年代把注意力转向「群众心理学」（这是他的「Massenpy Chofogie」一词的习惯译法），发表这方面第一本专著《懈众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的时候，他曾经专门辟出一章来讨论勒庞。他开篇便下了一个断语：「勒庞的《Psychofogie des foules》（《以群体心理学》，该书法文原版书名。──译注），一本当之无愧的名著」，最后又以类似的断言做结：「他极为精彩地描述了群体心态」。夹在这两个判断之间的，是连篇累牍地引用《乌合之众》中的段落，其数量之多，与弗洛伊德的短评加在一起，几乎占了全书的六分之一。

但很快人们就发现，弗洛伊德对勒庞这本书并非持明确的赞成态度。在下面一章，他一开篇便收回了前面对勒庞思想的赞扬，他说：「……我们现在必须补充一句，其实作者的所言没有一丝新东西……此外，勒庞等人对群体心理的描述和评估，绝不是无可争议的。」

这些否定性断言虽然看上去有些失礼，与弗洛伊德几页纸之前的说法也不完全吻合。但是也许正是这种双重否定才是其内心真实感情的流露，而非不礼貌的废话。夸张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简单表明观点的技巧。因此，如果我们从弗洛伊德的判断中消除他表达这种判断时采用的夸张语气，保留其实质，然后问一句：既然勒庞的话既无新意也不正确，为什么又会对它如此重视呢？弗洛伊德为什么像许多严肃的评论家一样，怀着从知识角度以明显的尊重来看待勒庞呢？他为什么要把这本书书作为自己论述社会心理学的起点？弗洛伊德以可敬的坦率态度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把勒庞的言论作为我们的向导，因为它的对无意识精神生活的强调，十分适合我们的心理学。」

弗洛伊德给自己重视勒庞思想的原因所作的简单解释，乍一看好像无懈可击，其实并不全面。他解释了怎样从勒庞的著作中找到了优点，却没有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贬斥勒庞的思想既无新意也不正确。要想理解弗洛伊德这种自相矛盾，也许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弗洛伊德对勒庞思想的自相矛盾的态度是难以否认的。他在这一页纸上否定勒庞，又在下一页纸上赞同他，勒庞「对群体心态作了出色的心理学说明」。

在弗洛伊德论述勒庞的一章中，能够找到这种矛盾态度的思想──而不是心理学──解释。在这里，他近乎是用一种猫捉耗子式的苏格拉底对话的方式，为两个角色写出的台词。这种矛盾态度的基础归结起来就是说：勒庞只是问题的发现者，弗洛伊德则可以成为问题的解决者，因为勒庞是否能够既当前者也当后者，是件不能完全确定的事情。对于前一种能力，勒庞是值得赞赏的，弗洛伊德也十分大方。对于后一种能力，勒庞顶多只能说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甚至完全错误，而弗洛伊德则坚持认为，他不但无用而且错误。弗洛伊德把这两种角色交替给勒庞，最终，他本人也在这种矛盾态度的两极之间徘徊。最后，弗洛伊德给所有这些论述提供了一幅清楚的画面（虽然是一幅形象需要大加完善的画面）：勒庞播种，弗洛伊德浇水并培育其生长。

在弗洛伊德看来，勒庞作为问题的发现者，是指出了群体生活重要的方面，但并没有对它们作出解释。

勒庞讨论了「感情的强化」和「理智的欠缺」，点明了群体心理的「基本」事实。但是弗洛伊德说勒庞并没有看到群体成员之间建立感情联系的心理过程的原因。

作为问题的发现者，勒庞看到了群体和有组织的团体之间「感情传染」和易受暗示的潜在性，但是弗洛伊德认为他并没有看到，这是团体成员和领袖以及其他团体有着性本能关系的产物。

勒庞意识到，如果没有任何关联，「只是一些人聚在一起，不足以形成团体」，但他不能理解的是这种联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勒庞特别指出了群体感情的易变，爱与恨的游移以及团体的团结和仇视态度，但他没能看到群体的矛盾和理想化（这时受到过分爱戴的人物会变得不容批评）倾向的心理机制。

勒庞「生动地描述了」群体缺乏感情约束以及它「没有中庸与三思而后行的能力」，但是他没有任何理论，使得自己能够看出这是退化到某个早期阶段的结果。（甚至于弗洛伊德这样的大人物也会分神。他说勒庞没有明确的退化观念，这当然不错。但是勒庞一再地把群体所特有的冲动、「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批判精神和夸大感情」比作「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例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的倾向」。就此而言，他已预见到了弗洛伊德本人的错误，当他写出退化到「不必奇怪可以在野蛮人或儿童身上看到的早期阶段」时，妇女显然已经被排除在了这个阶段之外。）

弗洛伊德错误地、因此也是显失公正地说，勒庞没有「估计到领袖在集体心目中的重要性」，而他能够揭示出领袖在集体行为心理过程中的作用。弗洛伊德没有注意到的是，勒庞赋予了英雄神话非常大的重要性，这正像弗洛伊德在与奥托·兰克讨论之后认为英雄神话是个人把自己从不断的集体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手法一样。

勒庞看到并且强调了群体中的「扯平」趋势，它要求在受压制的平庸水平上的充分平等。但是根据弗洛伊德的判断，他没有意识到这仅仅是一个潜在过程的外在的可见后果，在这一过程中，群体成员「通过对同一个目标有着相同的向往而互相认同」，所谓「目标」，是弗洛伊德的专业术语，而在这里指领袖。

勒庞用自己的语言，生动地描述了作为群体和群体成员标志的「服从的欲望」。但是他就此止步不前，没有认识到这种情况会出现，是因为体现在领袖身上的自我理想已被集体理想取代了。

最后，弗洛伊德犯了一个利大于弊的错误，他认为，勒庞把自己的研究局限在有乌合之众特点的暂时性群体上，其实也是在无意中撞上了一个最有价值的研究题目，因为只有在这种暂时聚集的人群中，才能够清楚地看到个人对群体的要求百依百顺，自愿放弃自己独立的精神。弗洛伊德这样来定义勒庞的群体概念是错误的，只要读读下面的几页，就能明白这一点。不过，一流的头脑即使犯下错误，别人也会从中有所收获。弗洛伊德的错误是个聪明人的过失、一不留神而产生真理的幸运过失，尽管弗洛伊德认为勒庞的陈述「只涉及短命的集体」却显然是错误的，然而就是这个错误却使得弗洛伊德赞扬勒庞选取了些「喧闹的、暂时性的群体」进行研究，「它们只是集体中的一个类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那些被我们视为个人特性的东西，彻底──虽然是暂时的──消失了」。弗洛伊德用这些话详细说明了一个在科学研究中普遍适用、在社会科学中尤其需要强调的基本原则，因为会很少有人认识到。这就可以是称之为搜寻「重大研究领域」的原则，即寻找这样的一些课题──这里的具体课题是暂时性的群体──它能够帮助人去研究那些可以取得特殊优势的科学问题。

勒庞部分地做过弗洛伊德以为他做过的事情，但是他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做的。他集中研究了暂时性群体，但也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此。根据他的用法，「群体」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既指暂时聚集在一起的人，更是指那些持久存在的团体和社会阶层，比如组成议会、宗派和阶级的人们。不过，勒庞在关注较有生命力的公众，甚至更有持久性的阶级的同时，更为注意的是那些形成政治暴民的短命人群，因此，实际上，他是抓住了一个研究集体行为的重要时机，即在可视性极佳的时刻开展对它们的研究。有理由相信，弗洛伊德把勒庞不具备的方法论技巧归在了他的名下。弗洛伊德得出的这个对勒庞有利的评价，也不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勒庞在这个具体研究中做了科学家们都在从事的工作，即找到了重大的研究素材，它们能够揭示出比所研究的事例更为广泛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弗洛伊德对待勒庞的矛盾态度中得出的结论如下：勒庞对人群和集体行为的突出特征有着相当敏锐的把握能力，但却没有对它们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依据这种评价，勒庞像是一条专门寻找块菌的狗，他在社会心理学表层的某个位置上停留片刻，因为在其下，有些别人没有发现的重要的理论块菌。弗洛伊德则把自己的形象设计得与勒庞相反，他觉得自己是个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人，他能够找出社会心理学的块菌，把它们烹饪成一道美味的知识佳肴。这两种形象对他们两个人，或者他们的著作都不十分公正，然而也不能说一点也不公正。勒庞主要是个群体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发现者，而弗洛伊德从某个层面上说是个很有想象力的问题发现者，又是一位成功的问题解决者。通过评价弗洛伊德对勒庞的矛盾态度，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可以称得上重要的新思想（但是别人已经有所预见，因此并非不可缺少）和一些正确并有意义的思想（但并不十分深刻，因此只有提示的意义）的贡献和局限性。对勒庞这本《乌合之众》的矛盾态度，就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例证。

弗洛伊德对这本书的感受并不少见。这里单单把它举出来予以说明，并非因为任何时候提到像弗洛伊德这样拥有机智而富有创造性的头脑的作品，都会让我辈感到愉悦，而是因为他对勒庞的理解，以及他那造成意外收获的误解，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此书。假如弗洛伊德在提出自己有关人的社会行为的思想时，从中发现了大量有现实意义的因素，那在较小范围内我们也能做到这一点。他从该书中得出的很多发现，虽然总起来说没有任何十分正确或全新的观点，但这对我们也有教益：勒庞的表述远不能盖棺定论，而只能算是为这个题目的更为先进的观点提供了重要指导的新起点。

一组有现实意义的因素，给予弗洛伊德对此书的解读以意义，同样它也能为我们的解读带来意义。这需要我们从该书中发掘出比它本身字面含义更多的东西。读者不仅要注意勒庞多有论述的问题，还要注意他有时在无意中表露的思想，这样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人的社会行为中自己过去没有留心的某些方面。正如许多别的书一样，读者如果希望能从中得出一些能够得到的东西，读出字里行间的含义也是很重要的。这也适用于我们中间那些组成了各类团体的人，特别是那些叫嚷着自己不服从的人（实际上他们受着严格的约束），前提是，他们想理解对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生作用的服从倾向。

此书包含着各种丰富的现实意义，其中有不少隐藏在字里行间，同时也解释了它为什么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也来自它的主要论点，属于一些复杂思想的部分，它们大多仍与我们同在，即强调人的行为中反理性或非理性的特质。这是一幅世纪末的人类画像，它把人类描绘成为极易受到操控，莫名其妙地情愿上当受骗。不过这显然是一幅未尽的肖像画，因为如果有些人受到控制，必定还有一些人正在控制。因此从本质上说，有些人是把别人当做达到个人目的手段。另一个更深刻的假设是，人类是有着自我欺骗的无限能力的，他能够头头是道地把罪恶说成美德，甚至为了犯罪而否定美德。人类性格的这幅画像还引发了一种社会哲学和社会学，认为人类极易于在社会的引导下变得十分愚蠢，使其天生的才智或是因为追随乌合之众变得平庸，或是用途邪恶，作为一些不十分奏效的暴力和强制的帮凶，来欺骗自己的同胞。

人既没有理性又自私自利，易于冲动且反复无常，抑或是把理性用在伤天害理的事情上。既是暴力和虔诚骗局的实施者，也是它的牺牲品──这样一幅人类画像，在勒庞写此书时当然算不上什么新见解。至少，从《君主论》──这个标题显然强调了施控者的时代起，一直到《乌合之众》──这个标题转向了被操控者的时代，每个世纪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作家，都一直在不断地设计这样的形象。不过同样真实存在的是，它在上个世纪后半叶才变得十分醒目，且一直延续至今，人类是完美的理性动物这一形象，即使没有被它消灭，也受到了它的影响。

对于人类及其行为中一些令人憎恶的方面，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政治理论学、政论记者甚至有创造性的落魄小说家，都写过大量的书及应时之作，勒庞的《乌合之众》，只是其中的一本而已。这本书出版的同一年，即1895年，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发表了他们的突破性力作《病的研究》，这可能是个巧合。这两本书的同时出现，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出于偶然，因为只有在强调人类非理性的著作大量出现的相同社会条件下，这种思想相近的著作才有可能几乎同时出现。

也许有人会否定这种看法，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麻烦，每个时代都会自以为面对着理性的黎明或非理性的开端。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毕竟，它没有说明这种时代的自我形象在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何以如此迅速地抓住人心。回顾19世纪50年代的那个由龚古尔兄弟组成的两人文学小组，他们从未满足于小组内的意见一致，预言患了贫血症的欧洲文明将遭到野蛮人的攻击，这不是指那些在欧洲已经找不到的野蛮人，而是那些──在他们看来──粗鲁的工人，他们说，这些人会把自己的这种任务称为「社会革命」，当时，法国的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们──泰纳、圣伯夫、讽刺作家「加瓦尔尼」、勒南，以及龚古尔兄弟生活及工作的圈子里的其他人，都对眼前的「道德卫生状况」忧心忡忡，对未来的日子也充满疑虑。他们的预言在很多方面都和勒庞这本书的内容没有多大的区别。例如泰纳就曾预言说，20世纪的人会表现得活力有余而悟性不足。

关于群众即将发生的统治，还有比这些模糊的预兆更多的现象，它们足以说明，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勒庞的思想注定会出现，即使他本人从未存在过。在这一点上最好的证据是，在同一时间，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意大利人西盖勒，也提出了大体相同的思想，正像其中不少思想也由法国人塔尔德表述过一样。大凡是两三个人几乎同时得出的相同的思想，经常会出现谁是思想先驱的争执。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也解释了勒庞为什么一再别有用心地重复他15年前就群体的「模仿」和「感情传染」问题说过的话。他与西盖勒不断进行着或公开──这是勒庞的典型风格──或指桑骂槐的争吵，后者在他自己的《宗派心理活动》中直率而愤怒地自称先驱，并说勒庞的《乌合之众》「大部分显然都是在抄袭我的著作」；在《犯罪群体》的第二版中，他又一时兴起，抱怨说「在讨论群体心理时利用了我的观点，对我却只字不提」，又说，「我一点也没有正话反说的意思，我认为采用我的观点却完全不提我的名字，没有比这更高的赞扬了，对此我并没有丝毫的怀疑」。我们自然没有兴趣为这些一度颇为激昂的优先声明作出评判，这种事后的判决，是那些有知识有成就的重要法官、那些思想史专家的事情。在西盖勒和勒庞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塔尔德之间的争吵，对我们的意义仅仅是，许多人同时有着基本相同的思想，并且至少有部分相互独立存在，这证明了这些思想几乎必然出现，因为文化遗产中已经为它们积累起了知识前提，还因为受到社会的兴趣的引导，已经把思想家们的注意力引向了能够产生这些思想的问题。

有相当严格的证据，而不是道听途说，能够使我们认为，勒庞的著作部分地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氛围。回顾一下17世纪格兰维尔的气象学比喻，在20世纪怀特海使它复活之前，它一直沉默。形成一种舆论气氛的思想，迎合了人们的趣味，这并非出于偶然。这种气氛之所以能够普及，是因为深层社会结构出现的变化，是因为这个结构本身由于各种压力和紧张关系已经在咯咯作响，或是因为严重的震荡和变化使一些人所接受的思想有了意义，或是让一些与当前无关的思想变得不合时宜。（它们还会固执地表现自己，因为不是文化中的一切都严格地受到社会结构的决定，还因为同样的结构压力对该结构中地位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义。）一般来说，思想的创造性以及这种思想的普及，需要同样的社会条件。具体而言，我个人认为，使勒庞的言论和思想迅速得到普及的那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就是对他提出那些思想造成很大影响的事件。同样是这些事件，使勒庞与他的听众之间产生了共鸣。

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勒庞度过其漫长一生的历史背景，就能明白为什么他对群体中的个人的描述对于他本人和他的读者都具有很深的意义，以及他为何根本没有机会对这种描述做出重大的修改。勒庞生于1841年。那个人们本来以为具有革命精神的国王，路易·菲利普，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这反而激起了想要改头换面的激进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传播。当勒庞还是个7岁大的孩子的时候，巴黎打起了街垒战并最终导致国王迅速退位。在六月起义的惨烈巷战后，路易·波拿巴亲王取代了国王，成为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当时他还无法理解路易·波拿巴如何巧妙地利用了民众，把总统职位变成了皇位，以拿破仑三世的称号傲慢地统治着第二帝国。但是后来，到了19世纪60年代，勒庞显然赞同了这位皇帝安抚民心的十年统治──他是想避免民众的反叛，只是希望巴黎的老百姓在经历了色当惨败后能够把欧洲忘掉。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期间，激进派以及共和派、普鲁东派和布朗基派等一帮乌合之众短暂地掌握了政权，勒庞对此深感忧虑。对于这次反叛，马克思怀着自相矛盾的心情，不仅说它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还认为它是工人为自己的权利而举行起义的预演，是他们最终要获得的解放的序曲。而作为一名成熟但并不总是十分敏锐的观察家，勒庞目睹了1870年成立的第三共和国的审判、那走马灯一般的政府更迭，及为了统治群众而借助于蛊惑人心的努力（确实有时也奏效了）。尤其重要的是，对不久之后便要动笔的著作十分有利，勒庞亲眼看到了那个优柔寡断而又好战的煽动家布朗热将军迅速取得势力的过程，他在1886年7月14日，正像那位「马背上的人」一样，骑着自己那匹名为「突尼斯」的战马迈进了历史。

勒庞在全书中只提到了布朗热两次，一次提到的是他的名字，另一次只是间接的暗示，英译本的译者因为摸不准读者是否记得那段历史，认为有必要再加上一条指名道姓的注释。而后面这个暗示表明，勒庞本人作为一个虽说不上心惊胆战也可说是十分沮丧的保守派，对集体及其社会心理学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对发生在自己面前事情的观察上的。勒庞写道：

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举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赴义。正是群体，愿意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若想了解群体在这方面能做出什么事情，不需要回顾英雄主义时代。它在起义中从不吝啬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之前，一位突然声名鹊起的将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上万人，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为他的事业牺牲生命。（见本书第一卷第二章第一节）

这个未点名的将军就是布朗热。这段布朗热插曲即便法国人还没忘记，在美国人中间也早被忘掉大半了，就像那些可怕而短命的时期一样，因为强有力的煽动家没有能够把自己接手的政权合法化，往往会被每个国家受到广泛阅读的史籍所遗忘。但在19世纪的后五年里，布朗热将军和他那群政治乌合之众的崛起，以及那场称为布朗热主义的占领了法国政治舞台的运动，规模就像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和称为麦卡锡主义的那场挤占了50年代前五年美国政治舞台的运动一样。（可笑的是，这两件事居然连细节都非常相似，麦卡锡在政治上垮台三年后落魄而死，布朗热受到了以叛国罪被审判的威胁，逃离了法国，三年后去世，死因显然是自杀。）

如此仓促地谈论这些在时间上相隔几代人、社会空间也相距遥远的运动，乍一看好像是些无聊的历史类比。但勒庞的《乌合之众》毕竟不是在写历史，他求助于历史，更是要努力找出群体性格和行为中一再出现的相似点，它们只在细节上有所不同。虽然在勒庞的思想历程中没有证据表明，他首先提到布朗热插曲是想用归纳法来找出群体社会心理的发展脉络，但这段插曲确实引起了他的注意，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与当时那些不假思索的法国人是不一样的。

变成偶像的布朗热的这段短暂且并不光彩的历史，读起来就像由勒庞创作的剧本，一部反映领袖和群众关系的社会心理学剧本。然而，既然是事件发生于前，更为合理的假设是，勒庞对事件进行过总结，而不是布朗热和他的追随者预演了这部著作。作为勒庞关于群体行为的思想的根源和可能的依据，布朗热主义也值得我们注意。

布朗热在经历了稳步升温，成为法国军队中最年轻的将军之后，进入了作战部，负责替当时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制定那些秘密决策。他起初是因为显著改善了军队的生活条件而得到广泛的支持，早已不是习惯于艰苦条件的职业军队，是以一些暂时变成军人的普通文官为基础的。不久之后，他变成了一个因人而异的多面手。对第三共和国心怀不满的大众们，认为他是能够填补他们主要不满根源──政权的领袖，布朗热本人并无政治信仰，因此他能够而且也确实答应满足许多不同政治派别相对立的利益。他答应戴鲁莱德的爱国者同盟，要挥舞起大棒来贯彻他们的沙文主义主张，要把德国人打回莱茵河以洗雪民族耻辱；对于波拿巴主义者，他承诺恢复帝国，对于维持着他的花销的保皇党，他答应恢复君主制。各色各样的政治群体，社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温和的共和派和持不同意见的激进派，他能变得让每一派都把他认作「自己人」。这些群体因为同样反对政权而松散地连接在一起，全都认为布朗热就是他们事业的领袖，尽管他本人除了将军的事业之外，其实并不支持任何事业。整个民族群体的各种矛盾，在领袖个人身上取得了完美的统一。

政治事件一幕幕接踵而至：1886年巴士底狱纪念日，巴黎民众高喊着他们支持将军，不要总统；在将军竞选获胜后，巴黎的群众不停地叫喊着要他向爱丽舍宫进军；报纸表现出对他的顺从，先是罗什福尔的《不妥协者报》，后来是维伊奥的《宇宙报》，直到后来，其他一些报纸众口一词，都变成了将军及其运动的宣传页，在还没有搞清楚已经说过些什么之前，便盼望着听听「他们在街上正在说些什么」；献给「我们勇敢的将军布朗热」、「啊！复仇将军」和「希望将军」的赞美诗迅速增加，这些赞歌既表达了群众的感情，也控制了他们的感情；各种玩具、机械工具，甚至──竟然偶像化到这种程度──烧酒，都拿这位受爱戴的领袖的名字来命名，换言之，这是布朗热主义短暂而强烈的支配期，它几乎就要以一次新的雾月18日而获得胜利。对这些事情无须再做细节上的详述，它们不过是勒庞这本书中的一页（当勒庞提到那个无名将军「可以轻易地找到上万人，只要他发出命令，他们就会为他的事业牺牲性命」时，字里行间便隐藏着这些事件）。

布朗热故事剩余的部分也包含在这本书里，只不过被伪装成了一些概括性的语言。特别恰当的记录是群体──尤其是巴黎，不过外省也差不多──爱恨无常造成的迅速变化及左右摇摆：布朗热今天还受到崇拜，明天便成了嫌犯。勒庞在布朗热的迅速崛起中，似乎找到了他用于全书的一条公理，即就名望的起源而论，取得成功就是最大的成功，正如他从布朗热的突然垮台中看到另一条相关的公理一样，虽然他没有把它说出来，这就是，就名望危险的衰落来说，失败就是最大的失败。在法国精明的政治家（主要是指老牌政客、法国内务部长孔斯坦，但并不限于他一人）不断算计这位大众英雄的众多弱点时，他就很快失势，一如他很快得势一样。布朗热怯于叛国罪的审判，和他可爱的在一起多年的情妇玛格丽特·德·邦曼逃离法国，他们先去了布鲁塞尔，在很快被驱逐出境后，又去往伦敦，然后是泽西，最后又回到了布鲁塞尔。他在流放中依然抱着天真的乐观主义，在布鲁塞尔发表了一些没人看的宣言后，他终于认识到，法国各政治群体想必又落入了狡猾政客们的手中，不再把他当做决定他们命运的人了。政治失败的打击，再加上1891年他的玛格丽特因结核病而去世，布朗热在两个月里哀痛不已，终于也让自己睡在了安葬着她的伊克塞勒基地。

勒庞和他的同代人同时看到了这一切，但是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同，他对自己看到的作了思考。在这出戏的中间，他看到巴黎浮躁的民众迅速地忘记了他们的马背英雄，就是在布朗热逃离法国不久后的1889年的6月，万国博览会开幕。在众多赏心悦目的事物中，埃菲尔铁塔独占鳌头，它那伸向天空300米的钢铁躯干，宣告了一个新世纪的到来，在这个世纪里，钢铁城市将取代石头城市。在思考群众轻信和多变时，勒庞想必已经从他们对那个末路英雄的报复性攻击中看到了证据，说明他们在「为自己曾向一个已不复存在的权威低头哈腰而进行报复」（见本书第二卷第三章第三节）。

勒庞留心地观察着这一切，并以概括的方式把它们写进了自己的《乌合之众》一书。尽管布朗热插曲不能为他的社会心理学磨房提供足够的谷物，但当时的历史也很容易供给他充足的养料。在布朗热主义消失后不久，就上演了雷赛布──一个能移动山岳、凿穿地峡的人──戏剧的最后一幕。他在苏伊士获得成功很久之后，却栽在因丑闻引起的巴拿马运河的失败上。在年逾88岁时，他还自豪地佩戴着荣誉军团的大十字勋章，却发现自已被判了五年徒刑。这件事，勒庞难以做到不露怒色，更无法保持学术上的超然品格。于是我们在此书的一些地方，便能看到他愤愤不平地分析民众是如何攻击这位「历史上最了不起的英雄之一」的。

这一系列事件的顶峰之作，就是被充分理解其含义的法国人至今还称为「大事件」的事件，也许它加速了此书的写作进度，对此我们并不清楚。就在勒庞写此书的同一年，出现了对德累福斯上尉的起诉，他迅速被秘密审判并被定为叛国罪，而后被剥夺军衔，被判在魔岛上终身服刑。他是第一个获得批准进入总参谋部的犹太人，并且是个阿尔萨斯人。法国群众主要是受受到惊吓、摇摇欲坠、虽有政治头脑却又愚蠢至极的总参谋部当局的挑动，另一方面也受着它的操纵，他们的行为后来都达到了顶点，而且造成了许多次要后果，其一便是给勒庞的书提供了新的依据。但是，1894年对这个非我族类的审判、定罪、撤职，足以把群众不负责任的轻信态度传到全国各地，这种严重程度即使最不关心政治的法国人（希望这不是个自相矛盾的称呼）也不会不去注意，更不用提像勒庞这样的观察家了。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说勒庞这本书是一部以阅读法国大革命事件为基础的群体行为的社会心理学著作，仅仅是出于习惯，也不完全是准确的。这种时兴的解释只有部分是正确的。确实，在勒庞用来阐明自己观点的那五十多个具体历史事件中，大约有二十多个说的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事，还有几个谈到了拿破仑。但是剩下的事件仍有一半左右都发生在法国，而且都是勒庞亲自看到的事件。进一步说，之所以会提到大革命，也正是因为勒庞本人那个时代的事件起着一部分作用。就像很多的法国人一样，勒庞受到了这场大革命的影响，但在他的著作中还有许多暗示表明，他之所以会注意到大革命中的一些事件也是出于他对自己身边的群体行为所做的观察。他对历史的回顾，对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往往是因为他看到了19世纪法国的群体生活。换言之，他对第三共和国群体行为进行的分析也是隐藏在对大革命时代群体行为评价中的。

就像我们知道的一样，在阅读勒庞时，往往会觉得他亲历过法国大革命，他的希望被第二帝国破坏，又因第三共和国而彻底破灭。其实不是这样。这本让他名扬天下的书在他55岁的时候面世。而他在那个时代对法国群体行为的观察，已经为他的社会心理学奠定了基础。如果勒庞有了这种想法，也许他会重新解释圣保罗大教堂唱诗班入口处那句纪念雷恩的铭文，向他同时代的人说：「如果需要我的这些想法的证明，那么看看你们的周围吧！」

事情就是这样，过去了的历史，既不是勒庞群体行为理论的唯一来源，也不是主要的经验证据。人们所以持有这样的观点，至少是因为他对于把历史用于学术研究的目的，表现出的那种矛盾的态度。在这本书里，他发现了史学，这是对于作为当时复杂事件和人类社会行为结果的真实记录，更确切地说是对历史的记载，他可以视而不见。这一点虽然还不能考证，但是按照他所宣布的原则，他持的是「历史全是一派胡言」的观点，（据说）后来亨利·福特说出了这句话，并广为人知。如果确实是福特说的这句妙语，他也只是简单一提，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知，而勒庞却说出了很多东西，应该不仅仅是出于无知吧。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勒庞开始相信「史学著作只能当做是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被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无凭无据的记述，而且掺杂着一些解释，关于思考的结果。写这样的东西完全是在虚度光阴」（见第一卷第二章第二节）。为了得出这种虚无主义的判断，勒庞认为历史记载难逃两种噩运：第一，这是那些并不存在或已经散佚的记录历史真相的证据；第二，对于偶然得到的文献进行主观上的把关，他认为这是史学家不可避免的事情。

后来他又换了一种心情，显然这种心情持续了很久，使他花费时间精力撰写出好多本所谓的历史著作。他发现，如果不完全地依赖历史，根本无法谈论群体行为（或人类任何其他类型的行为）。1912年，当勒庞发表《法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In ie VOIU honfhacaise et lamphafogie des revolution）时，他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仅仅是改变了自己的做法，即写出真实的历史是一种荒谬的要求。

勒庞提出了一种妥协的理论，就像很多内心纠结的人一样。这使他既可以和历史生活在一起，又能够否认与它同在的事实。这个合理化的理论迷人而简单：不错，「关于那些伟大人物的生命历程，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其中有一句真实的记录吗？」勒庞又说，这些人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所要知道的，是我们的伟人，在大众神话中究竟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形象。打动群体心灵的是传说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现实英雄」。

像这种在确实存在的历史和作为有效神话历史间相妥协的做法，我们可以提出质疑，但是，对于勒庞在两种对立倾向间来回摇摆的困境，我们却必须给予同情。他接触到了一个在之后更让人信服的观点：正是后人对他们的认识和感受决定了人们在历史上的地位，相比于他们的真实面目，后人的认识作用更为显著。在这两者之间，在真实性（在创作者本人看来估计已经很完美了）与表象之间，不需要完全一致，虽然有时能够吻合。就是在这种应该如何对待历史的复杂感情的搏斗中，勒庞使自己接近于一个可以称为托马斯定理（这个名称来自对世纪美国社会学大师托马斯）的观点：如果人们把条件定义为真，则根据其结果它们即为真。他的这一结论与一个后来人们得出的见解很是接近，即人的「公开形象」以及该形象在影响接受它的「群体」方面所起的作用。勒庞极力想让自己得出一个究竟，这使他几乎──虽然欠缺火候──得出一种正确的见解：作为神话的历史在形成后来作为社会现实的历史上发挥的作用。

不容忽视，勒庞几乎展现出了他全部的智力，比较而言他还是没能取得对那些学者的胜利，他们把含糊其辞的尽人皆知的分析作为依据，否认历史为发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致性因素提供了基础材料。勒庞如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可悲的是，他认为历史仅仅是一种，同很多的后来者一样，而历史文献所记录的是一些独一无二的事件。严格地说，如果所谓的历史材料只能用似是而非的语言来探寻人类行为，并为其提供充分的基础，那么勒庞确实是在浪费时间，他自己的，连同我们的。对于这种浅薄的错误观点，也只有那些享受着不劳而获的先人遗产的人才会瞧不起它：也不过是事后的聪明。就在《乌合之众》出版6年后，杰出的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仍在解释为何历史不同于能够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发现相同因素而只能得出特殊的描述。只是到了后来，才有人站出来否认在研究普遍规律的，或者说概括性的学科与研究独特，或称单独的现象的学科之间所作出的那些错误划分，例如，柏拉图的观点：「『历史绝不会重复』与相应的历史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称之为主要的方面──『总是重复』，是同样正确的。」

值得庆幸的是，勒庞在实践中继续否认他在原则上给予肯定的观点。他利用历史，通过从一定具有独特性的具体历史事件中，抽象出了某些在一定程度上重复出现的方面，依此找出人类行为中假定的相同因素。不过在指出这一点时，我们切不可对勒庞有失公正，把他事实上没有表现出来的先见之明归在他的名下。

读一下这本书就会知道，勒庞显然不具备方法论的头脑。他的著作从来不为系统搜集证据所束缚，以便使自己的思想能够经受住公正的（即没有偏见的）考验。他所采用的方法，是社会哲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观察家所采用的方法，不但在他那个时代十分流行，我们这个时代还远没有消失：把历史上的奇闻逸事用作思想资源，误把这种资源当做多少能够证明由此得出的解释的真实性的方法。他的方法虽然有缺陷，但正如我们所见，他的某些观点确是正确的。它仍然有些粗糙，有待后来的社会科学家继续付出，艰苦工作，他们不想从一个观念高峰跳向另一个观念高峰，在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攀登之前，先要长途跋涉于方法论研究的峡谷之中。

思想的传播，假如作者没有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使人可以对正确成分和胡言乱语进行甄别，便很易于变成勒庞思想的传播。区分错误思想和创造性思想的依据，在社会思想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确实就是看那些能够站住脚的、大体（但不肯定）正确的思想占了多大的比例。就此而言勒庞似乎取得了相当高的打击率，这也可以解释此书为何有持久的影响力了。有时候，正像弗洛伊德所暗示的那样，他的打击不着边际，但他却自认为赢了比赛。不过在社会哲学家的竞赛中，他的确不时得分，并能在关键时刻完成一个全垒打。

把勒庞同时说成是一位知识竞技中的英雄和一个社会学先知，也许会铸成新的纷乱：混乱的形象化比喻和迷恋时代错置的行为（棒球毕竟不是勒庞那个时代的一部分）。但是这个混乱的形象是可以捍卫的。勒庞接触到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对于其中的每一个问题他都想小试身手，最后他作出了一系列社会学断言，使他的后继者能在这些难题上做得甚至比勒庞本人更好。此外，在勒庞的后继者当中，一些研究人类群体行为的人，也曾经独立采用过这个有关体育和科学的不雅的比喻。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和社会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也曾分别这样做过，对于对手类似的犯规表现，他们是无辜的，完全无辜的。拉扎斯菲尔德在《社会研究的语言》一书中写道，奥林匹克运动上竞赛记录的不断打破，其原因并不是人类竞技的能力发生了达尔文主义或拉马克主义意义上的进化，而是因为对于这种能力的训练在过去不断地改进。因此，每一代人都可以看到其中一些人的表现有了改进，虽然他们的能力并不比自己的前辈更好。在《群众的反叛》（The Re Vol Of Masses）──一本通过学习勒庞并改进了勒庞的书中，奥尔特加对体育记录的不断提高提出了相同的看法，并且指出在科学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过。在人类文化的所有领域，几乎除了艺术和道德之外，现实一度很符合这种过时的「进步」观，按照它严格的定义，是指不断积累的知识和有益的思想以及行为能力的提高。因此，可以说，勒庞《乌合之众》中的观点，一直被另一些人改进着，他们的能力未必高于勒庞，有的时候甚至不如他，只是得益于后来者的地位。

在一些读者看来，勒庞的思想颇有预言味道的。当他如先知般预言道「我们即将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时，他所谓的群体进入了历史，是指他们在过去几乎起不了任何作用的意见已开始发挥作用，后来那些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作家，如科拉蒂尼、奥尔特加·加塞特、纽曼、弗洛姆和阿伦特，也对这一观点作出更深入的阐述。

勒庞另一项颇有道理的预见是，他把群体中的人描述为日益被大众文化所湮没的人，这种文化把平庸低俗当做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的笔下，与过去的社会相比，群众更易于接受自己周围人的判断和爱好，而这一观点不可能不让人想到今天我们对所谓当代人失去自我判断能力的关切。

社会学家帕克和伯吉斯承认，勒庞预见到了我们这个群体运动的时代，并且描述了这些运动的某些特点，其方法已被这方面的社会学研究所继承并做了重要的发展。

看出勒庞有先见之明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他认识到群体的重要性，这是一群缺乏组织的人，他们关注着相同的社会热点，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同处一地、有组织的群体一样的心理行为。勒庞自然不能预见到广播电视这类影响巨大的新大众媒体（他毕竟不是真正的先知），但他确实注意到编报纸的人对群众意见的影响，他们起先是迎合群众的感情，然后把这些感情引入特定的行为渠道。

用恰当的行话说，所有这些「见识」都说明，一种观点，如果它指出了人类社会行为中一再出现的某些方面，那么，纵然它十分粗糙，也能把握未来事件的某些方面。这并不是因为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勒庞是个先知。先知是指那些自称能够预测具体事件的人，即使不能做到万无一失，也能预见很多细节。如果他是个出色的先知，他就能说出这些事件会在何时何地发生。他就能对那些细节做准确的描述。恰好相反，研究社会、分析其运行要素的人，社会学的研究者，不适合承担这种艰巨的任务。他不是先知，虽然他经常被人错误地当成先知，或让人作出一种判断，认为他自称先知。他的任务仅仅是──虽然已经相当困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找出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可以合理地期待会出现哪些社会变化和社会行为。当他遇到身边的具体问题时，他只是谨慎地偶尔预测一下未来事件中某些有限的特定方面。社会科学家只是偶尔作出预测，不仅是因为他们比社会先知更没有把握（后者的一大优势是，他们有着接触未来历史的私人渠道，这种知识是很少有人具备，或根本就没有人具备的）。同时因为，当他有时打算说明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合理地期待发生些什么时，他往往并不能说明这些预测性结果不可缺少的条件能否出现，或在什么时候出现。

社会科学家作出的预测，同与他貌合神离的先知相比，在另一个方面也有不同。他希望从自己的失败中学习。如果社会科学家有理由认为应当发生的预期后果却没有出现，如果研究表明，假定的条件事实上已经出现却没有发生预期的结果，他会坐下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证据，彻底反省自己的思想，就像有人对他发出指令一样。先知对自己落空的预言会更加关爱，他不会丢弃这个预言，也不会重新整理自己关于事物如何发展的认识。与此相反，他习惯于轻描淡写地对待预测的结果与实际结果的不相同，使预言避开对立的证据，能够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下去。成功的先知可以很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正如古人所言，他用娴熟的辩解「保住面子」，使他的信徒从看来已经落空的每一次预言中，只能很快看到自己的先知更为深刻的力量。

对社会先知和社会科学家的这些简单比较，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离题。我的意思是，今天重读勒庞《乌合之众》的时候，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会忍不住把他在1895年所说的话视为对后来发生事情的预言。这不仅是个错误，显然也对勒庞有害。这等于摊派给勒庞一个先知的角色，一个他偶尔有所向往，却因为不适合而放弃了的角色。根据他的表现，也根据上个世纪末的流行时尚，他是想成为一名社会科学家。当然，与相对年轻的法国同代人──例如迪尔凯姆，他开启了社会学思想和社会研究的新纪元不同，他从来没有学会怎样按部就班地收集和分析社会学数据，以及如何用数据来否定自己的观点──如果它们是错误的话──的方法。这个阶段，于社会学研究而言，还有待时日（当然，即便是现在也只是处在初级阶段）。勒庞有社会学家的理想，但他并没有学会知识苦行僧一样的工作方式，但这是使他的研究在方法与推理上兼具说服力所必需的。他有社会学家的意图，却只得到政论家的成果。但是，由于他对社会学有着先天的本能，如我们所见，他说了许多很值得一说的话。

勒庞也说了不少不足挂齿的话。我们看到，这本书有不平衡的内容，观察的质量不平衡，根据观察作出的推论亦不平衡。它充斥着各种观点，有些正确而富有成果，有些正确但并没有结出果实，还有一些虽然不正确但有助于启发正确的观点。遗憾的是，也有一些既不正确也无成果。只能说，勒庞与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是一样的，没有能力对其提出的各种观点的价值都作出区别。它们全是他头脑的产物，因此显然他对它们一律加以厚爱。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全部这些观点都受到他同样的呵护。实际上，他的行为给我们的印象，就像寓言中那个乐善好施的儿子。不管他喜欢哪个知识儿孙，他都要把他带到这本书里。他喜欢的观点中有一些极有害的，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它们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而且根据勒庞本人的价值观，也是很危险的（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良好的感觉再次占了上风，尽管是在这种情况下。

也许正因为勒庞写的是有关群体的社会心理学方面的著作，而不是他们的一部编年史，因此，在他的书里包含着许多与我们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内容。

勒庞把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形象和信念稀奇古怪地搅和在了一起，这方面的证据在这本小书里随处可见。他是个满腹忧虑的保守派，对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无产阶级的壮大深感担忧。但是，一再出现的政治保守主义迹象、对社会主义每个方面的一向敌视、一种特殊的种族主义幻觉，以及把妇女描述成软弱、沉默、不善推理更不可理喻的人，她们好冲动，因此极不稳定，反复无常，又缺乏道德，和男人相比完全等而劣之，但这不见得就是一件坏事──所有这些观点只是该书的外表，即使把这些意识形态垃圾完全清除掉，对勒庞有关群众行为的基本认识也不会造成丝毫伤害，尽管它们尚不完善。

我们只是考虑这样一个意识形态观点，勒庞和当时的许多人都持有这种观点，即他所提到的「种族这个基本概念是决定着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见第三卷第四章）。但是，这种观点如其所示，只是上世纪中叶戈宾诺所创立的那种种族主义，它是历久不衰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基础，为剥夺「劣等种族」提供了理由。在勒庞看来，「种族」是个不容易理解的概念，大体上相当于「民族性格的构成」。比如，当勒庞提到「西班牙种族的遗传本能」时，或当他偶然谈到所有地方的群体都有「女人气」，但发现「拉丁民族女人气最重」时，我们就能理解这一点了。「种族」是个定义不明确的标签，可以把它贴在不同人民和民族身上，它反映着勒庞对人类学的无知，但并不说明他有种族中心主义的坏心肠。

一本广为人知的书，对勒庞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一再表现出了实际的意义；严格说并不完全正确，也谈不上完全创新；与作者的任何求知行为相比，表现最佳时也只能算作较好，最差时也不算很精；字里行间与字面上有着同样多的意义；眼光时而偏于一隅，时而放眼全球；既有预见，也有落后观念；在实践中有效地利用了历史，又在原则上否认了它的真实和有效性；从当时的那些表现出人类行为共同特点的重要事件中概括出了这些特点；或许还有一些并不影响其本质的乱七八糟的意识形态怪论──这就是勒庞的《乌合之众》，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附录3：《乌合之众》中的经典哲言

- 群体往往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它们目前的组织给予它们巨大的力量。我们目睹其诞生的那些教条，很快也会具有旧式教条的威力，换句话说，即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君王的神权了。

- 自觉的个性的消除，以及感情和思想转换到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呈现出的第一特征，但这不一定总是要求一些个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地点。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如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能够使他们闻风而主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所特有的属性。有时，五六个人也能构成一个心理群体，而数千人偶然聚在一起却不会发生这种现象。另外，虽然不可能看到整个民族聚在一起，但在某些影响的作用下，它有时也会变成一个群体。

- 不对群体心理不易作出精准的描述，是因为它的组织不仅有种族以及构成方式上的不同，而且还因为支配群体的刺激原因的性质和强度有所不同。不过，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也会遇到同样的困境。一个人终其一生性格持续不变的事情，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只有环境的单一性，才会造成明显的性格单一性。我曾在其他著作中提出，一切精神结构都有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呈现出来。这就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本都是些谦和的公民。在正常环境中，他们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善良的官员。暴动过后，他们又恢复了以往的性格，成为安静而守法的公民。拿破仑就在他们中间为自己找到了最恭敬顺从的臣民。

- 要想多少知道一些原因，首先必须记住现代心理学所认可的真理，即无意识现象不仅在有机体的生活中，并且也在智力活动中，都发挥着一种压倒性的作用。与精神生活中的无意识因素相比，有意识因素只起着较小的作用。最细致的分析家和最敏锐的观察家，也不过只能找出一点支配他的行为的无意识动机。我们有意识的行为，主要是受遗传影响而产生的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的产物。这个深层结构中有着世代相传的无数共同特征，它们形成了一个种族先天的特性。在我们的行为之可以说明的原因背后，无须怀疑地隐藏着我们没有说明的原因，但是在这些原因背后，还有另外许多我们自己一无所知的神秘因素。我们大多数的日常行为，都是我们无法观察到的一些隐秘动机的结果。

- 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规律永远是回到野蛮阶段。在有着复杂的典章制度、从本能状态进入未雨绸缪的理性状态的文明，属于文化的高级阶段，仅靠群体自身，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群体的力量有着纯粹的破坏性，因而它们的作用就像是加速垂危者或者死尸解体的细菌。当文明的结构摇摇欲坠的时候，使它倾覆的总是群众。

- 1000个偶然聚集在公众场所的人，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群体。而群体表现的首要特征也不一定总要一些个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地点，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譬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成千上万孤立的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的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即获得群体活动的特有属性。

- 有意识的人格消失，无意识的人格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感染作用，而转向为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即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这是组成群体的个人主要特点。群体中的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

- 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体，智力在群体中不起作用，它完全处在无意识情绪的支配之下。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却变成了野蛮人──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的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

- 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个人时，它不能焚烧宫殿或者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在成为群体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产生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立刻屈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

- 群体通常总是处于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互相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人脑，群体的感情一致倾向会变成一个既定的现实。

- 群体对自己看到的事件进行歪曲的方式，好像既多且杂，各不相同，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人有着非常不同的倾向。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作为相互传染的结果，受到的歪曲是一样的，在群体中所有个人表现出同样的状态。

- 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词、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

- 让观念在群众的头脑里扎根需要很长时间，而根除它们所需要的时间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代人。

- 群体没有推理能力，因此它也无法表现出任何批判精神，也就是说，它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它们的判断，而绝不是经过讨论后得到采纳的判断。

- 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必须对它们进行浓缩加工，它们才会形成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形象。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 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他天生的热情，而且有时──只要进行不良引导即可──害处远大于好处。

- 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于是只好让另一些人无事可做。因此，它只能把饭碗留给先来的，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

- 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流行用语，或至少对再没有人感兴趣、民众已经不能容忍其旧名称的事物保持警觉。名称的威力如此强大，如果选择得当，它足以使最可恶的事情改头换面，变得能被民众所接受。

- 自从出现文明以来，群体便一直处在幻觉的影响之下。他们为制造幻觉的人建庙塑像，设立祭坛，超过了所有其他人。不管是过去的宗教幻觉还是现在的哲学和社会幻觉，这些牢不可破至高无上的力量，可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断发展的任何文明的灵魂中找到。

- 群体是不受推理影响的，它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观念。因此，那些知道如何影响它们的演说家，总是借助于它们的感情而不是它们的理性。逻辑定律对群体不起作用。让群体相信什么，首先得搞清楚让它们兴奋的感情，并且装出自己也有这种感情的样子，然后以很低级的组合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概念去改变它们的看法，这样才能够──如果有必要的话──再回到最初提出的观点上来，慢慢地探明引起某种说法的感情。

- 享有足够名望的领袖几乎掌握着绝对权力，然后他的大部分影响力都是得自于顺应民意。领袖很少超前于民意，他所做的一切几乎总是在顺应民意，因此也会助长其中的所有错误。

- 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

- 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做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

- 即从长远看，不断重复的说法会进入我们无意识的自我的深层区域，而我们的行为动机正是在这里形成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谁是那个不断被重复的主张的作者，我们最终会对它深信不疑。广告所以有令人吃惊的威力，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我们成百上千次读到，X牌巧克力是最棒的巧克力，我们就会以为自己听到四面八方都在这样说，最终我们会确信事实就是如此。

- 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现象，因为甚至在聚集成群的动物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马厩里有一匹马踢它的饲养员，另一匹马也会起而效尤；几只羊感到惊恐，很快也会蔓延到整个羊群。在聚集成群的人中间，所有情绪也会迅速传染，这解释了恐慌的突发性。头脑混乱就像疯狂一样，它本身也是易于传染的。

- 民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最终总是会以其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不管获胜意见的荒谬性是多么显而易见。社会下层对社会上层的这种反作用是个更为奇特的现象，因为群众的信念多多少少总是起源于一种更高深的观念，而它在自己的诞生地往往一直没有什么影响。领袖和鼓动家被这种更高深的观念征服以后，就会把它取为己用，对它进行歪曲，然后在群众中加以传播，而他们会使这个篡改过程更上一层楼。观念变成大众的真理，它就会回到自己的发源地，对一个民族的上层产生影响。

- 一个人占据着某种位置、拥有一定的财富或头衔，仅仅这些事实，就能使他享有名望，不管他本人多么没有价值。享有名望的人、观念或物品，会在传染的作用下，立刻受到人们自觉不自觉的模仿，使整整一代人接受某些感情或表达思想的模式。名望的产生与若干因素有关，而其中成功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 一种信念开始衰亡的确切时刻很容易辨认──这就是它的价值开始受到质疑的时刻。不过，即使当一种信念已经摇摇欲坠时，根据它建立起来的制度仍会保持其力量，消失得十分缓慢。最后，当信念的余威尽失时，建立于其上的一切很快也会开始衰亡。

- 幸亏有这些普遍信念，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一个由相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组成的基本环境中成长，他们不能摆脱这些东西的桎梏。人的行为首先受他们的信念支配，也受由这些信念所形成的习惯支配。这些信念调整着我们生活中最无足轻重的行动，最具独立性的精神也摆脱不了它们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暴政，是唯一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无法同它作战。

- 由于目前群众拥有庞大的势力，因此，如果有一种意见赢得了足够的声望，使自己能够得到普遍接受，那么它很快便会拥有强大的专制权力，使一切事情全要屈服于它，自由讨论的时代便会长久地消失。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序

译者前言

作者前言

导言：群体的时代

第一卷：群体心理

第一章：群体的一般特征

第二章：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第三章：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

第四章：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第二卷：群体的意见与信念

第一章：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第二章：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第三章：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

第四章：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

第三卷：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第一章：群体的分类

第二章：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第三章：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第四章：选民群体

第五章：议会

附录1：关于作者勒庞

附录2：勒庞《乌合之众》的得与失

附录3：《乌合之众》中的经典哲言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序

译者前言

作者前言

导言：群体的时代

第一卷：群体心理

第一章：群体的一般特征

第二章：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第三章：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

第四章：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第二卷：群体的意见与信念

第一章：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第二章：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第三章：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

第四章：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

第三卷：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第一章：群体的分类

第二章：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第三章：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第四章：选民群体

第五章：议会

附录1：关于作者勒庞

附录2：勒庞《乌合之众》的得与失

附录3：《乌合之众》中的经典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