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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1

《百年老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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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生活的脉络

林语堂：我的戒烟３

朱自清：扬州的夏日８

钱钟书：说笑１２

萧乾：生活的舆图１６

储安平：幸福１９

周作人：故乡的野菜２２

叶圣陶：藕与莼菜２５

王了一：劝菜２８

鲁迅：腊叶３２

第二章润物有声

梁实秋：好书谈３７

朱自清：初到清华记４０

梁漱溟：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４３

曹聚仁：我的读书经验４９

唐弢：尽信书５３

俞平伯：贤明的——聪明的父母５６

汪曾祺：多年父子成兄弟６４

蹇先艾：我与文学６８

第三章往事如烟

郭沫若：我是个偶像崇拜者７３

巴金：悼鲁迅先生７５

陈西滢：关于蔡先生的回忆７８

废名：知堂先生８４

丰子恺：怀李叔同先生８９

吴组缃：敬悼佩弦先生９６

胡适：追悼志摩１０６

费慰梅：回忆林徽因１１４

第四章轻盈的信笺

冰心：好梦１１９

林徽因：笑１２２

林庚：破晓１２４

戴望舒：雨巷１２６

李叔同：送别１２９

卞之琳：断章１３１

闻一多：红烛１３３

第五章民主与科学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１３９

闻一多：五四断想１４３

钟敬文：我生命中的五四１４５

余光中：下五四的半旗！１５１

陈独秀：《新青年》宣言１５５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１５８

宗白华：青年烦闷的解救法１６３

蹇先艾：爱情１６７

第六章人在旅途

徐志摩：再别康桥１７１

冯至：在赣江上１７４

张恨水：五月的北平１７８

郁达夫：江南的冬景１８２

老舍：五月的青岛１８６

沈从文：市集１８９

李广田：野店１９４

第七章遭遇文化

叶灵凤：文学与生活２０１

梁实秋：文学里的“幽默”２０４

杨绛：艺术与克服困难２０８

张爱玲：诗与胡说２１５

俞平伯：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２２０

余光中：幼稚的“现代病”２２６

第八章金声玉振

论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２３３

王羲之：兰亭集序２３５

王勃：滕王阁序２３７

欧阳修：醉翁亭记２４０

苏轼：赤壁赋２４２

宋濂：送东阳马生序２４５

林语堂：我的戒烟

凡吸烟的人，大部曾在一时糊涂，发过宏愿，立志戒烟，在相当期内与此烟魔决一雌雄，到了十天半个月之后，才自醒悟过来。我有一次也走入歧途，忽然高兴戒烟起来，经过三星期之久，才受良心责备，悔悟前非。我赌咒着，再不颓唐，再不失检，要老老实实做吸烟的信徒，一直到老耄为止。到那时期，也许会听青年会俭德会三姑六婆的妖言，把它戒绝，因为一人到此时候，总是神经薄弱，身不由主，难代负责。但是意志一日存在，是非一日明白时，决不会再受诱惑。因为经过此次的教训，我已十分明白，无端戒烟断绝我们灵魂的清福，这是一件亏负自己而无益于人的不道德行为。据英国生物化学名家夏尔登（Ｈａｌｄａｎｅ）教授说，吸烟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有影响于人类生活的四大发明之一。其余三大发明之中，记得有一件是接猴腺青春不老之新术。此是题外不提。

在那三星期中，我如何的昏迷，如何的懦弱，明知于自己的心身有益的一根小小香烟，就没有胆量取来享用，说来真是一段丑史。此时事过境迁，回想起来，倒莫明何以那次昏迷一发发到三星期。若把此三星期中之心理历程细细叙述起来，真是罄竹难书。自然，第一样，这戒烟的念头，根本就有点糊涂。为什么人生世上要戒烟呢？这问题我现在也答不出。但是，我们人类的行为，总常是没有理由的，有时故意要做做不该做的事，有时处境太闲，无事可做，故意降大任于己身，苦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把自己的天性拂乱一下，预备做大丈夫罢？除去这个理由，我想不出当日何以想出这种下流的念头。这实有点像陶侃之运甓，或是像现代人的健身运动——文人学者无柴可剖，无水可吸，无车可拉，两手在空中无目的的一上一下，为运动而运动，于社会工业之生产，是毫无贡献的。戒烟戒烟，大概就是贤人君子的健灵运动罢。

自然，头三天，喉咙口里，以至气管上部，似有一种怪难堪似痒非痒的感觉。这倒易办。我吃薄荷糖，喝铁观音，含法国顶上的补喉糖片。三天之内，便完全把那种怪痒克服消灭了。这是戒烟历程上之第一期，是纯粹关于生理上的奋斗，一点也不足为奇。凡以为戒烟之功夫只在这点的人，忘记吸烟魂灵上的事业；此一道理不懂，根本就不配谈吸烟。过了三天，我才进了魂灵战斗之第二期。到此时，我始恍然明白，世上吸烟的人，本有两种，一种只是南郭先生之徒，以吸烟跟人凑热闹而已。这些人之戒烟，是没有第二期的。他们戒烟，毫不费力。据说，他们想不吸就不吸，名之为“坚强的意志”。其实这种人何尝吸烟？一人如能戒一癖好，如卖掉一件旧服，则其本非癖好可知。这种人吸烟，确是一种肢体上的工作，如刷牙，洗脸一类，可以刷，可以不刷，内心上没有需要，魂灵上没有意义的。这种人除了洗脸，吃饭，回家抱孩儿以外，心灵上是不会有所要求的，晚上同俭德会女会员的太太们看看《伊索寓言》也就安眠就寝了。辛稼轩之词，王摩诘之诗，贝多芬之乐，王实甫之曲，是与他们无关的。庐山瀑布还不是从上而下的流水而已？试问读稼轩之词，摩诘之诗而不吸烟，可乎？不可乎？

但是在真正懂得吸烟的人，戒烟却有一问题，全非俭德会男女会员所能料到的。于我们这一派真正吸烟之徒，戒烟不到三日，其无意义，与待己之刻薄，就会浮现目前，理智与常识就要问：为什么理由，政治上，社会上，道德上，生理上，或者心理上，一人不可吸烟，而故意要以自己的聪明埋没，违背良心，戕贼天性，使我们不能达到那心旷神怡的境地？谁都知道，作文者必精力美满，意到神飞，胸襟豁达，锋发韵流，方有好文出现，读书亦必能会神会意，胸中了无窒碍，神游其间，方算是读。此种心境，不吸烟岂可办到？在这兴会之时，我们觉得伸手拿一枝烟乃惟一合理的行为；若是把一块牛皮糖塞入口里，反为俗不可耐之勾当。我姑举一两件事为证。

我的朋友Ｂ君由北京来沪。我们不见面，已有三年了。在北平时，我们是晨昏时常过从的，夜间尤其是吸烟瞎谈文学、哲学、现代美术以及如何改造人间宇宙的种种问题。现在他来了，我们正在家里炉旁叙旧。所谈的无非是在平旧友的近况及世态的炎凉。每到妙处，我总是心里想伸一只手去取一枝香烟，但是表面上却只有立起而又坐下，或者换换坐势。Ｂ君却自自然然的一口一口的吞云吐雾，似有不胜其乐之慨。我已告诉他，我戒烟了，所以也不好意思当场破戒。话虽如此，心坎里只觉得不快，嗒然若有所失，我的神志是非常清楚的。每回Ｂ君高谈阔论之下，我都能答一个“是”字，而实际上却恨不能同他一样的兴奋倾心而谈。这样畸形的谈了一两小时，我始终不肯破戒，我的朋友就告别了。论“坚强的意志”与“毅力”我是凯旋胜利者，但是心坎里却只觉得怏怏不乐。过了几天，Ｂ君途中来信，说我近来不同了，没有以前的兴奋、爽快，谈吐也大不如前了，他说或者是上海的空气太恶浊所致。到现在，我还是怨悔那夜不曾吸烟。

又有一夜，我们在开会，这会按例每星期一次。到时聚餐之后，有人读论文，作为讨论，通常总是一种吸烟大会。这回轮着Ｃ君读论文。题目叫做《宗教与革命》，文中不少诙谐语。在这种扯谈之时，室内的烟气一层一层的浓厚起来，正是暗香浮动奇思涌发之时。诗人Ｈ君坐在中间，斜躺椅上，正在学放烟圈，一圈一圈的往上放出，大概诗意也跟着一层一层上升，其态度之自若，若有不足为外人道者。只有我一人不吸烟，觉得如独居化外，被放三危。这时戒烟越看越无意义了。我恍然觉悟，我太昏迷了。我追想搜索当初何以立志戒烟的理由，总搜寻不出一条理由来。

此后，我的良心便时起不安。因为我想，思想之贵在乎兴会之神感，但不吸烟之魂灵将何以兴感起来？有一下午，我去访一位洋女士。女士坐在桌旁，一手吸烟，一手靠在膝上，身微向外，颇有神致。我觉得醒悟之时到了。她拿烟盒请我。我慢慢的，镇静的，从烟盒中取出一枝来，知道从此一举，我又得道了。

我回来，即刻叫茶房去买一包白锡包。在我书桌的右端有一焦迹，是我放烟的地方。因为吸烟很少停止，所以我在旁刻一铭曰“惜阴池”。我本来打算大约要七八年，才能将这二英寸厚的桌面烧透。而在立志戒烟之时，惋惜这“惜阴池”深只有半生丁米突而已。所以这回重复安放香烟时，心上非常快活。因为虽然尚有远大的前途，却可以日日进行不懈。后来因搬屋，书房小，书桌只好卖出，“惜阴池”遂不见。此为余生平第一恨事。

【点评】

林语堂（１８９５—１９７６），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１９２６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１９２７年任外交部秘书。１９３２年主编《论语》半月刊。１９３４年创办《人间世》，１９３５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１９３５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１９６６年定居台湾。１９６７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１９７５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１９７６年在香港逝世。

《我的戒烟》：一个人不管是吸烟也好，戒烟也罢，都是个人的意愿。而在林语堂先生看来，吸烟是“灵魂的清福”，而戒烟则是对身心的“摧残”。先生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看似简单的习惯的改变却可以引发性情的转变，尤其是那些违背自己意愿而屈从于他人意愿的改变，人生的经验也对此作出了最好的印证。文章以小见大，说理透彻，行文自然。

朱自清：扬州的夏日

扬州从隋炀帝以来，是诗人文士所称道的地方；称道的多了，称道得久了，一般人便也随声附和起来。直到现在，你若向人提起扬州这个名字，他会点头或摇头说：“好地方！好地方！”特别是没去过扬州而念过些唐诗的人，在他心里，扬州真像蜃楼海市一般美丽；他若念过《扬州画舫录》一类书，那更了不得了。但在一个久住扬州像我的人，他却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幻想，他的憎恶也许掩住了他的爱好；他也许离开了三四年并不去想它。若是想呢，——你说他想什么？女人，不错，这似乎也有名，但怕不是现在的女人吧？——他也只会想着扬州的夏日，虽然与女人仍然不无关系的。

北方和南方一个大不同，在我看，就是北方无水而南方有。诚然，北方今年大雨，永定河、大清河甚至决了堤防，但这并不能算是有水；北平的三海和颐和园虽然有点儿水，但太平衍了，一览而尽，船又那么笨头笨脑的。有水的仍然是南方。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有人称为“瘦西湖”，这个名字真是太“瘦”了，假西湖之名以行，“雅得这样俗”，老实说，我是不喜欢的。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曼衍开去，曲曲折折，直到平山堂，——这是你们熟悉的名字——有七八里河道，还有许多杈杈桠桠的支流。这条河其实也没有顶大的好处，只是曲折而有些幽静，和别处不同。

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法海寺，五亭桥；最远的便是平山堂了。金山你们是知道的，小金山却在水中央。在那里望水最好，看月自然也不错——可是我还不曾有过那样福气。“下河”的人十之九是到这儿的，人不免太多些。法海寺有一个塔，和北海的一样，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盐商们连夜督促匠人造成的。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但还有一桩，你们猜不着，是红烧猪头。夏天吃红烧猪头，在理论上也许不甚相宜；可是在实际上，挥汗吃着，倒也不坏的。五亭桥如名字所示，是五个亭子的桥。桥是拱形，中一亭最高，两边四亭，参差相称；最宜远看，或看影子，也好。桥洞颇多，乘小船穿来穿去，另有风味。

平山堂在蜀冈上。登堂可见江南诸山淡淡的轮廓；“山色有无中”一句话，我看是恰到好处，并不算错。这里游人较少，闲坐在堂上，可以永日。沿路光景，也以闲寂胜。从天宁门或北门下船。蜿蜒的城墙，在水里倒映着苍黝的影子，小船悠然地撑过去，岸上的喧扰像没有似的。

船有三种：大船专供宴游之用，可以挟妓或打牌。小时候常跟了父亲去，在船里听着谋得利洋行的唱片。现在这样乘船的大概少了吧？其次是“小划子”，真像一瓣西瓜，由一个男人或女人用竹篙撑着。乘的人多了，便可雇两只，前后用小凳子跨着：这也可算得“方舟”了。后来又有一种“洋划”，比大船小，比“小划子”大，上支布篷，可以遮日遮雨。“洋划”渐渐地多，大船渐渐地少，然而“小划子”总是有人要的。这不独因为价钱最贱，也因为它的伶俐。一个人坐在船中，让一个人站在船尾上用竹篙一下一下地撑着，简直是一首唐诗，或一幅山水画。而有些好事的少年，愿意自己撑船，也非“小划子”不行。“小划子”虽然便宜，却也有些分别。譬如说，你们也可想到的，女人撑船总要贵些；姑娘撑的自然更要贵喽。这些撑船的女子，便是有人说过的“瘦西湖上的船娘”。船娘们的故事大概不少，但我不很知道。据说以乱头粗服，风趣天然为胜；中年而有风趣，也仍然算好。可是起初原是逢场作戏，或尚不伤廉惠；以后居然有了价格，便觉意味索然了。

北门外一带，叫做下街，“茶馆”最多，往往一面临河。船行过时，茶客与乘客可以随便招呼说话。船上人若高兴时，也可以向茶馆中要一壶茶，或一两种“小笼点心”，在河中喝着，吃着，谈着。回来时再将茶壶和所谓小笼，连价款一并交给茶馆中人。撑船的都与茶馆相熟，他们不怕你白吃。扬州的小笼点心实在不错：我离开扬州，也走过七八处大大小小的地方，还没有吃过那样好的点心；这其实是值得惦记的。茶馆的地方大致总好，名字也颇有好的。如香影廊，绿杨村，红叶山庄，都是到现在还记得的。绿杨村的幌子，挂在绿杨树上，随风飘展，使人想起“绿杨城郭是扬州”的名句。里面还有小池，丛竹，茅亭，景物最幽。这一带的茶馆布置都历落有致，迥非上海、北平方方正正的茶楼可比。

“下河”总是下午。傍晚回来，在暮霭朦胧中上了岸，将大褂折好搭在腕上，一手微微摇着扇子；这样进了北门或天宁门走回家中。这时候可以念“又得浮生半日闲”那一句诗了。

（原载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１日《白华旬刊》第４期）

【点评】

朱自清（１８９８－１９４８），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省海州。现代散文家、诗人、教授。１９４８年８月２０日，因贫病在北平逝世，著有《踪迹》，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你我》、《伦敦杂记》，文艺论著《诗言志辨》、《记雅俗共赏》等。

《扬州的夏日》：江南，水乡，扬州。一个给文人无限遐想，又被文人赋予无限遐想的地方，一个带有脂粉烟花味道的地方。水是扬州风景的核心，也是这座城市的灵魂，它维系着人们的生活，同时也成就了这座城市。城市依水而建，人们逐水而居，水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船行水上，思绪也如流水一般绵延，清澈。三五友人，宴游水上，品尝着美味的茶食，品味着水乡的味道。

钱钟书：说笑

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

把幽默来分别人兽，好像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他在《动物学》里说：“人是惟一能笑的动物。”近代奇人白伦脱（Ｗ．Ｓ．Ｂｌｕｎｔ）有《笑与死》的一首十四行诗，略谓自然界如飞禽走兽之类，喜怒爱惧，无不发为适当的声音，只缺乏表示幽默的笑声。不过，笑若为表现幽默而设，笑只能算是废物或者奢侈品，因为人类并不都需要笑。禽兽的呜叫，尽够来表达一般人的情感，怒则狮吼，悲则猿啼，争则蛙噪。遇冤家则如犬之吠影，见爱人则如鸩之呼妇（Ｃｏｏｉｎｇ）。请问多少人真有幽默，需要笑来表现呢？然而造物者已经把笑的能力公平地分给了整个人类，脸上能做出笑容，嗓子里能发出笑声，有了这种本领而不使用，未免可惜。所以，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渐丧失，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

笑是最流动、最迅速的表情，从眼睛里泛到口角边。东方朔《神异经东荒经》载东王公投壶不中，“天为之笑”，张华注说天笑即是闪电，真是绝顶聪明的想像。据荷兰夫人（ＬａｄｙＨｏｌｌａｎｄ）的《追忆录》，薛德尼斯密史（ＳｕｄｎｅｙＳｍｉｔｈ）也曾说：“电光是天的诙谐（ｗｉｔ）。”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我们不能扣留住闪电来代替高悬普照的太阳和月亮，所以我们也不能把笑变为一个固定的、集体的表情。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这种机械化的笑容，只像骷髅的露齿，算不得活人灵动的姿态。柏格森《笑论》说，一切可笑都起于灵活的事物变成呆板，生动的举止化作机械式。所以，复出单调的言动，无不惹笑，像口吃，像口头习惯语，像小孩子的有意模仿大人。老头子常比少年人可笑，就因为老头子不如少年人灵变活动，只是一串僵化的习惯。幽默不能提倡，也是为此。一经提倡，自然流露的弄成模仿的，变化不居的弄成刻板的。这种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资料。这种笑本身就可笑。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假如一大批人，嘻开了嘴，放宽了嗓子，约齐了时刻，成群结党大笑，那只能算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大会串。国货提倡尚且增添了冒牌，何况幽默是不能大批出产的东西。所以，幽默提倡以后，并不产生幽默家，只添了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挂了幽默的招牌，小花脸当然身价大增，脱离戏场而混进文场，反过来说，为小花脸冒牌以后，幽默品格降低，一大半文艺只能算是“游艺”。小花脸也使我们笑，不错！但是他跟真有幽默者绝然不同。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小花脸使我们笑，并非因为他有幽默，正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

所以，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决不能标为主张，更不能当做职业。我们不要忘掉幽默（Ｈｕｍｏｕｒ）的拉丁文原意是液体，换句话说，好像贾宝玉心目中的女性、幽默是水做的。把幽默当为一贯的主义或一生的衣食饭碗，那便是液体凝为固体，生物制成标本。就是真有幽默的人，若要卖笑为生，作品便不甚看得，例如马克吐温。自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德国人好讲幽默、然而愈讲愈不相干，就因为德国人是做香肠的民族，错认幽默也像肉末似的，可以包扎得停停当当，作为现成的精神食料。幽默减少人的严重性，决不把自己看得严重。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提倡幽默作为一个口号、一种标准，正是缺乏幽默的举动；这不是幽默，这是一本正经的宣传幽默，板了面孔的劝笑。我们又联想到马鸣萧萧了！听来声音倒是实，只是马脸全无笑容，还是拉得长长的。像追掉会上后死的朋友，又像讲学台上的先进的大师。

大凡假充一桩事物，总有两个动机。或出于尊敬，例如俗物尊敬艺术、就收集古董，附庸风雅。或出于利用。例如坏蛋有所企图，就利用宗教道德，假充正人君子。幽默被假借，想来不出这两个缘故。然而假货毕竟充不得真。西洋成语称笑声情扬者为“银笑”，假幽默像掺了铅的伪币，发出重浊呆木的声音，只能算铅笑。不过“银笑”也许是卖笑得利，笑中有银之意，好比说“书中有黄金屋”，姑备一说，供给辞典学者的参考。

（选自钱钟书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１９４１年由开明书店出版，１９８３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重版，此据重版本）

【点评】

钱钟书（１９１０—１９９８），字默存，号槐聚，著名学者，文学家。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教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仁中学。１９３３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１９４１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散文大都收入《写在人生边上》一书。《谈艺录》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中西比较诗论。１９５３年后，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所著多卷本《管锥编》，对中国著名的经史子古籍进行考释，并从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上阐发、辨析。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说笑》：“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幽默被提倡和推崇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幽默有真幽默和假幽默之区分，并且尖锐地指出“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并且由此为假充的举动归结出一个共同点：假充一事物出于两种动机，或是尊重，或是出于利用。在钱先生看来“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

萧乾：生活的舆图

费君：你似乎还有点迷信，希望社会对于文艺者优待一点。不要管外国作家受到怎样的待遇。没有诺贝尔奖金，中国作家就该歇工了吗？

许多初期作者曾把精力放到诉苦上了。一切有着才能的人都不缺乏可抱怨的事，正像作了佳人就得带病容。这迷信我们得克制。当那么多人在穷苦着，挨着鞭打的时候，一切我们所遭受的还不是应该！

你提出了几个极富意味的问题，别位读者将会聚拢来讨论的。这里，我只想做个引子。

我们有些作者太短视，太缺乏野心。出上两本书，名字在读者脑筋上留下个作家影子，在文艺上便知足了，野心就移到了生活上。他得游西湖，而且得有漂亮人陪，文坛记者广播行踪。文章此后就成为应酬了，他艺术进境的曲线算是钻到了头。若文坛上充满了这些在工作上无进取心，在生活上争待遇的作者，伟作就永不会为他投胎。灰色的路是留给傻子走的。一个神经健全的人总注视着光亮的方向。若用世界文艺史来衡量中国新文艺的进展，我们的速度应是够惊人的了。许多英国人在写社交女子，却不见得比四十年前的《名利场》更真切动人。看看我们的文艺！十年前一篇被人称誉的小说今日重印了出来多么幼稚可笑。一双裹了几千年的脚，十几年来被我们解开，认不出了。起初，依着“中学为体”的原则，打算把它改造一下。但这没走通。多少新进的作者冲出了传统的圈子，用鲜明的言语表现出鲜明的生活意识了。如果十年前的杰作已是羞答答地立在今日作品面前，十年后我们能抑制新作的萌芽吗？我们应不停息地留心着西洋的杰作；但那些不是来吓唬我们的，对自己我们仍需要信心。

你想走入实生活里去，这是文艺界进步分子的普遍要求。平淡的生活只能产生平淡的文章；在你读的一些书里，你不曾把“文艺思潮”一类流行书籍列入；对于学校，你似乎也不太感兴趣。我觉得你是在走着一条正确的路。一个创作者所需要的首先是一具敏锐的感官，一对不忽略细节的眼睛，和一枝听受使唤的笔。这以外，我还得添上一幅观察生活的地图！这里首先是阐明兴衰因果的社会科学，有解释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和许多其他有用的知识；但由于与实生活隔绝，许多文学士是徒然地握着这样几张地图；闷在房里看地图固然没什么可收获，任性漫游也不是个办法。文艺的价值大部在于认识、了解和描写的深度。有希望的作者应当是一个手握地图的旅行家。他有着承受现状刺激的敏感，也还不缺乏甄别体验现状的锐力。因此，一些属于地图性质的科学是像你这样一位文艺者所不宜忽略的。

【点评】

萧乾（１９１０—１９９９），原名萧秉乾，化名萧若萍。祖籍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生于北京。蒙古族。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记者、文学翻译家。１９６１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１９７９年起，历任中国作协理事，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常委等职。主要著译作有《篱下集》、《梦之谷》、《人生百味》、《一本褪色的相册》《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尤利西斯》等。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出版的《萧乾文集》（１—１０）收集了他的主要著译作。

《生活的舆图》：“一切有着才能的人都不缺乏可抱怨的事，正像作了佳人就得带病容。”时下的文坛浮躁和短视的风气十分盛行，作为一个文学作者首先要有开阔的视野，多方面的知识，还要有谦虚的态度，但是，在向优秀作品学习的同时还要有敢于超越的“野心”。生活的舆图其实就是进行文学创作的有效途径：走入实生活。

储安平：幸福

亲爱的小兄弟：

这两天我早就应该给信你们了，可实在近来又够忙。昨天下午，偶尔写下了一段短短的小品，题目叫《幸福》，今天早上忽而想到抄一份给你们看也好，因为借此我可以不再去想别的话写了，以下是正文。

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对于幸福都是憧憬的。

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影子，这影子跟着他的主人跑，而且永远占据在和他主人身体所占据下的那空间之另一空间。关于幸福的憧憬也是这样。

然而幸福给每个憧憬着幸福的人却是幻灭。

什么是幸福呢？

“憧憬的现实就是幸福”。

但憧憬是没有底的渊。

只有跳在圈圈外面，才能细嚼到圈圈里面的胜味。因为你不是孩子，所以你才觉得孩子时代是神仙的；因为你病了，你才觉得健康是幸福的。

西湖是明媚绮丽的，这样，大家在春天跑到西湖去。但纵然一个人淌在平软的湖面上，他看到的，还是在他船身以外的岛亭或山景。

所以，幸福，永远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不兑现的“现实”。纵然一种幸福的憧憬到了现实，那时，那现实了的又不叫“幸福”了。

知识和欲望是正比例的。欲望的原型是一双新的袜筒，知识的脚，一日伸了进去，袜筒就永远没有还复到原来那样紧小的希望了。但知识和欲望虽然是正比例，而知识与幸福却成反比例。如知识为零，幸福就无限大。

大部分人希望以增加知识而得到增加他们的幸福，结果是一个不幸的相反。

知识是无边际的，从此边际的诸知识中的某一种知识所吐出来的欲望，又是一个无边际。这无边际的欲望的光射到无边际的所得对象上。在一所得对象上系下了满足的丝，立刻，另一所得对象又和你的欲望在传情，在一切无边际中，你的能力和年龄是有限止的。

幸福的憧憬从几千年前挂下来，仍旧向无极的“以后”挂下去。幸福的憧憬将和人类进化线并行着。

幸福是夏夜的风，不会使人风凉到厌的。

中国人的恋爱，常在失恋后一个自杀，日本人的恋爱，常在顶热恋的时候双双自杀，这是日本哲学的高一筹处。

（选自《给弟弟们的信》，开明书店１９３６年初版）

【点评】

储安平（１９０９—１９６６），中国新闻家。１９０９年７月生于江苏宜兴。１９４９年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等职。１９５７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同年，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

《幸福》：世界上的人憧憬幸福，追求幸福，幸福是人们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因为时空的不同，不同的人对于幸福就会有不同的诠释。而在作者看来，幸福的憧憬就像影子一样，“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影子，这影子跟着他的主人跑，而且永远占据在和他主人身体所占据下的那空间之另一空间。”其实幸福也很简单，那些得不到的和已经失去的，其实就是幸福的憧憬目标。作者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观点，知识和欲望是成正比例的，而知识与幸福是成反比例的。“大部分人希望以增加知识而得到增加他们的幸福，结果是一个不幸的相反。”因为知识是没有边际的，那么欲望也就是没有边际的，把满足欲望作为衡量幸福的标准，幸福也就没有了边际。与其痛苦地追求没有边际的幸福，不如满足于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周作人：故乡的野菜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那时小孩们唱道：“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后来马兰头有乡人拿来进城售卖了，但荠菜还是一种野菜，须得自家去采。关于荠菜向来颇有风雅的传说，不过这似乎以吴地为主。《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谚云：三春戴养花，桃李羞繁华。”顾禄的《清嘉录》上亦说，“荠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谚有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陉上，以厌虫蚁。清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号眼亮花。”但浙东人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

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梢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汁，和粉作糕，称黄花麦果糕。小孩们有歌赞美之云：

黄花麦果韧结结，

关得大门自要吃，

半块拿弗出，一块自要吃。

清明前后扫墓时，有些人家——大约是保存古风的人家——用黄花麦果作供，但不作饼状，做成小颗如指顶大，或细条如小指，以五六个作一攒，名曰茧果，不知是什么意思，或因蚕上山时设祭，也用这种食品，故有是称，亦未可知。自从十二三岁时外出不参与外祖家扫墓以后，不复见过茧果，近来住在北京，也不再见黄花麦果的影子了。日本称做“御形”，与荠菜同为春天的七草之一，也采来做点心用，状如艾饺，名曰“草饼”，春分前后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

扫墓时候所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俗称草紫，通称紫云英。农人在收获后，播种田内，用做肥料，是一种很被贱视的植物，但采取嫩茎滴食，味颇鲜美，似豌豆苗。花紫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雏，尤为小孩所喜，间有白色的花，相传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辞典》云：“此草与蒲公英同是习见的东西，从幼年时代便已熟识。在女人里边，不曾采过紫云英的人，恐未必有罢。”中国古来没有花环，但紫云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东西，这一层我还替那些小人们欣幸的。浙东扫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随了乐音去看“上坟船里的姣姣”；没有钱的人家虽没有鼓吹，但是船头上篷窗下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这也就是上坟船的确实的证据了。

十三年二月

（１９２４年２月作，选自《雨天的书》）

【点评】

周作人（１８８５—１９６７），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鲁迅二弟。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故乡的野菜》：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平和清淡，隽永而幽雅。“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似乎作者是一个适意洒脱的人。而妻子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荠菜却让作者打开了对于故乡的记忆的闸门，浙东的风俗习惯，市井风情在作者的笔下娓娓道来，这细致入微的记忆其实正是作者对于故乡的思念的最好体现。

叶圣陶：藕与莼菜

同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然怀念起故乡来了。若在故乡，每当新秋的早晨，门前经过许多乡人：男的紫赤的胳膊和小腿肌肉突起，躯干高大且挺直，使人起康健的感觉；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头巾，虽然赤脚，却穿短短的夏布裙，躯干固然不及男的那样高，但是别有一种康健的美的风致；他们各挑着一副担子，盛着鲜嫩的玉色的长节的藕。在产藕的池塘里，在城外曲曲弯弯的小河边，他们把这些藕一再洗濯，所以这样洁白。仿佛他们以为这是供人品味的珍品，这是清晨的画境里的重要题材，倘若涂满污泥，就把人家欣赏的浑凝之感打破了；这是一件罪过的事，他们不愿意担在身上，故而先把它们洗濯得这样洁白，才挑进城里来。他们要稍稍休息的时候，就把竹扁担横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随便拣择担里过嫩的“藕枪”或是较老的“藕朴”，大口地嚼着解渴。过路的人就站住了，红衣衫的小姑娘拣一节，白头发的老公公买两枝。清淡的甘美的滋味于是普遍于家家户户了。这样情形差不多是平常的日课，直到叶落秋深的时候。

在这里，藕这东西几乎是珍品了。大概也是从我们故乡运来的。但是数量不多，自有那些伺候豪华公子硕腹巨贾的帮闲茶房们把大部分抢去了；其余的就要供在较大的水果铺里，位置在金山苹果吕宋香芒之间，专待善价而沽。至于挑着担子在街上叫卖的，也并不是没有，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和腿，就是涩得像未熟的柿子，实在无从欣羡。因此，除了仅有的一回，我们今年竟不曾吃过藕。

这仅有的一回不是买来吃的，是邻舍送给我们吃的。他们也不是自己买的，是从故乡来的亲戚带来的。这藕离开它的家乡大约有好些时候了，所以不复呈玉样的颜色，却满被着许多锈斑。削去皮的时候，刀锋过处，很不爽利。切成片送进嘴里嚼着，有些儿甘味，但是没有那种鲜嫩的感觉，而且似乎含了满口的渣，第二片就不想吃了。只有孩子很高兴，他把这许多片嚼完，居然有半点钟工夫不再作别的要求。

想起了藕就联想到莼菜。在故乡的春天，几乎天天吃莼菜。莼菜本身没有味道，味道全在于好的汤。但是嫩绿的颜色与丰富的诗意，无味之味真足令人心醉。在每条街旁的小河里，石埠头总歇着一两条没篷的船，满舱盛着莼菜，是从太湖里捞来的。取得这样方便，当然能日餐一碗了。

而在这里上海又不然，非上馆子就难以吃到这东西。我们当然不上馆子，偶然有一两回去叨扰朋友的酒席，恰又不是莼菜上市的时候，所以今年竟不曾吃过。直到最近，伯祥的杭州亲戚来了，送他瓶装的西湖莼菜，他送给我一瓶，我才算也尝了新了。

向来不恋故乡的我，想到这里，觉得故乡可爱极了。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起这么深浓的情绪？再一思索，实在很浅显：因为在故乡有所恋，而所恋又只在故乡有，就萦系着不能割舍了。譬如亲密的家人在那里，知心的朋友在那里，怎得不恋恋？怎得不怀念？但是仅仅为了爱故乡么？不是的，不过在故乡的几个人把我们牵系着罢了。若无所牵系，更何所恋念？像我现在，偶然被藕与莼菜所牵系，所以就怀念起故乡来了。

所恋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故乡了。

１９２３年９月７日作，刊于《文学》８１期，署名圣陶；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８日修改。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１９２１年６月２３日。）

【点评】

叶圣陶（１８９４—１９８８），现代作家、儿童文学作家、教育家。原名绍钧，字圣陶，主要笔名有圣陶、桂山等。江苏苏州人。代表作品有《隔膜》、《火灾》、《线下》、《城中》、《未厌集》等短篇小说集，以及《倪焕之》，《潘先生在难中》、《夜》、《多收了三五斗》等。主要散文集有《脚步集》、《未厌居习作》，《西川集》，《小记十篇》等。《藕与莼菜》、《五月卅一日急雨中》、《牵牛花》、《春联儿》等是他散文中各具特色的名篇。叶圣陶还是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荒者。童话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致力于文化教育的领导工作，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藕与莼菜》：嚼着雪白的藕片，眼前浮现的是故乡卖藕的情景。时空的转换使藕这种普通的蔬菜受到了不同的礼遇，而口感的不同则品味出了浓浓的乡情——所恋在故乡才有。叶圣陶的散文感情朴实，意趣隽永，语言洁净，大多具有厚实的社会内容。

王了一：劝菜

中国有一件事最足以表示合作精神的，就是吃饭。十个或十二个人共一盘菜，共一碗汤。酒席上讲究同时起筷子，同时把菜夹到嘴里去，只差不曾嚼出同一的节奏来。相传有一个笑话。一个外国人问一个中国人说：“听说你们中国有二十四个人共吃一桌酒席的事，是真的吗？”那中国人说：“是真的。”那外国人说：“菜太远了，筷子怎么夹得着呢？”那中国人说：“我们有一种三尺来长的筷子。”那外国人说：“用那三尺来长的筷子，夹得着是不成问题了，怎么弯得转来把菜送到嘴里去呢？”那中国人说：“我们是互相帮忙，你夹给我吃，我夹给你吃的啊！”

中国人的吃饭，除了表示合作的精神之外，还合于经济的原则。西洋每人一盘菜，吃剩下来就是暴殄天物；咱们中国人，十人一盘莱，你不爱吃的却正是我所喜欢的，互相调剂，各得其所。因此，中国人的酒席，往往没有剩菜；即使有剩，它的总量也不像西餐剩菜那样多，假使中西酒席的菜本来相等的话。

有了这两个优点，中国人应该踌躇满志，觉得圣人制礼作乐，关于吃这一层总算是想得尽善尽美的了。然而咱们的先哲犹嫌未足，以为食而不让，则近于禽兽，于是提倡食中有让。其初是消极的让，就是让人先夹菜，让人多吃好东西；后来又加上积极的让，就是把好东西夹到了别人的碟子里，饭碗里，甚至于嘴里。其实积极的让也是由消极的让生出来的：遇着一样好东西，我不吃或少吃，为的是让你多吃；同时，我以君子之心度君子之腹，知道你一定也不肯多吃，为的是要让我。在这僵局相持之下，为了使我的让德战胜你的让德起见，我就非和你争不可！于是劝菜这件事也就成为“乡饮酒礼”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了。

劝菜的风俗处处皆有，但是素来著名的礼让之乡如江浙一带尤为盛行。男人劝得马虎些，夹了菜放在你的碟子里就算了；妇女界最为殷勤，非把菜送到你的饭碗里去不可。照例是主人劝客人；但是，主人劝开了头之后，凡自认为主人的至亲好友，都可以代主人来劝客。有时候，一块“好菜”被十双筷子传观，周游列国之后，却又物归原主！假使你是一位新姑爷，情形又不同了。你始终成为众矢之的，全桌的人都把“好菜”堆到你的饭碗里来，堆得满满的，使你鼻子碰着鲍鱼，眼睛碰着鸡丁，嘴唇上全糊着肉汁，简直吃不着一口白饭。我常常这样想，为什么不开始就设计这样一碗“什锦饭”，专为上宾贵客预备的，倒反要大家临时大忙一阵呢？

劝菜固然是美德，但是其中还有一个嗜好是否相同的问题。孟子说：“口之于味，有同嗜也。”我觉得他老人家这句话有多少语病，至少还应该加上一段“但书”。我还是比较地喜欢法国的一谚语：“惟味与色无可争。”意思是说，食物的味道和衣服的颜色都是随人喜欢，没有一定的美恶标准的。这样说来，主人所喜欢的“好菜”，未必是客人所认为好吃的菜。肴馔的原料和烹任的方法，在各人的见解上（尤其是籍贯不相同的人），很容易生出大不相同的估价。有时候，把客人所不爱吃的东西硬塞给他吃，与其说是有礼貌，不如说是令人难堪。十年前，我曾经有一次做客，饭碗被鱼虾鸡鸭堆满了之后，我突然把筷子一放，宣布吃饱了。直等到主人劝了又劝，我才说：“那么请你们给我换一碗白饭来！”现在回想，觉得当时未免少年气盛；然而直到如今，假使我再遇同样的情形，一时急起来，也难保不用同样方法来对付呢！

中国人之所以和气一团，也许是津液交流的关系。尽管有人主张分食，同时也有人故意使它和到不能再和。譬如新上来的一碗汤，主人喜欢用自己的调羹去把里面的东西先搅一搅匀；新上来的一盘菜，主人也喜欢用自己的筷子去拌一拌。至于劝菜，就更顾不了许多，一件山珍海错，周游列国之后，上面就有了五七个人的津液。将来科学更加昌明，也许有一种显微镜，让咱们看见酒席上病菌由津液传播的详细状况。现在只就我的肉眼所能看见的情形来说。我未坐席就留心观察，主人是一个津液丰富的人。他说话除了喷出若干吐沫之外，上齿和下齿之间常有津液像蜘蛛网般弥缝着。入席以后，主人的一双筷子就在这蜘蛛网里冲进冲出，后来他劝我吃菜，也就拿他那一双曾在这蜘蛛网里冲进冲出的筷子，夹了菜，恭恭敬敬地送到我的碟子里。我几乎不信任我的舌头！同时一盘炒山鸡片，为什么刚才我自己夹了来是好吃的，现在主人恭恭敬敬地夹了来劝我却是不好吃的呢？我辜负了主人的盛意了。我承认我这种脾气根本就不适宜在中国社会里交际。然而我并不因此就否定劝菜是一种美德。“有杀身以成仁”，牺牲一点儿卫生戒条来成全一种美德，还不是应该的吗？

【点评】

王力（１９００—１９８６），字了一，广西博白人。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１９２４年赴上海求学，１９２６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赵元任等，１９２７年赴法国留学，１９３２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返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授，并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学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务委员等职。王力先生还是著名的翻译家和文学家，在法国留学期间，翻译出版了二十余种法国小说、剧本；抗战期间，写了大量的散文，被誉为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之一。

《劝菜》：劝菜在中国司空见惯，但深究这一举动深层的意义，却可以发现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强调各自为政，而中国则强调互相调剂。其实劝菜这一简单的、看似文明友好的举动，背后却隐藏着一种虚伪的处世态度。同时也是忽视个人喜好成就个人礼貌的表现。再从卫生的角度来看，却是成全了美德而牺牲了卫生和健康。而最后得出的结论则是“中国人之所以和气一团，也许是津液交流的关系”。

鲁迅：腊叶

灯下看《雁门集》，忽然翻出一片压干的枫叶来。

这使我记起去年的深秋。繁霜夜降，木叶多半凋零，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枫树也变成红色了。我曾绕树徘徊，细看叶片的颜色，当他青葱的时候是从没有这么注意的。他也并非全树通红，最多的是浅绛，有几片则在绯红地上，还带着几团浓绿。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我自念：这是病叶呵！便将他摘了下来，夹在刚才买到的《雁门集》里。大概是愿使这将坠的被蚀而斑斓的颜色，暂得保存，不即与群叶一同飘散罢。

但今夜他却黄蜡似的躺在我的眼前，那眸子也不复似去年一般灼灼。假使再过几年，旧时的颜色在我记忆中消去，怕连我也不知道他何以夹在书里面的原因了。将坠的病叶的斑斓，似乎也只能在极短时中相对，更何况是葱郁的呢。看看窗外，很能耐寒的树木也早经秃尽了；枫树更何消说得。当深秋时，想来也许有和这去年的模样相似的病叶的罢，但可惜我今年竟没有赏玩秋树的余闲。

【点评】

鲁迅（１８８１—１９３６），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主要作品有《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篇小说《阿Ｑ正传》。鲁迅的一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还编著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病逝于上海。

《腊叶》：书页中掉落的一枚带有蛀孔的腊叶，勾起了作者的遐想和回忆，物与人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着变化。腊叶斑斓的颜色已经不复存在，而作者的心境也好像那腊叶一样在干枯、褪色。

梁实秋：好书谈

从前有一个朋友说，世界上的好书，他已经读尽，似乎再没有什么好书可看了。当时许多别的朋友不以为然，而较长一些的朋友就更以为狂妄。现在想想，却也有些道理。

世界上的好书本来不多，除非爱书成癖的人（那就像抽鸦片抽上瘾一样的），真正心悦诚服地手不释卷，实在有些稀奇。还有一件最令人气短的事，就是许多最伟大的作家往往没有什么凭借，但却做了后来二三流的人的精神上的财源了。柏拉图、孔子、屈原，他们一点一滴，都是人类的至宝，可是要问他们从谁学来的，或者读什么人的书而成就如此，恐怕就是最善于说谎的考据家也束手无策。这事有点怪！难道真正伟大的作家，读书不读书没有什么关系么？读好书或读坏书也没有什么影响么？

叔本华曾经说好读书的人就好像惯于坐车的人，久而久之，就不能在思想上迈步了。这真唤醒人的迷梦不小！小说家瓦塞曼竟又说过这样的话，认为倘若为了要鼓起创作的勇气，只有读二流的作品。因为在读二流的作品的时候，他可以觉得只要自己一动手就准强，倘读第一流的作品却往往叫人减却了下笔的胆量。这话也不能说没有部分的真理。

也许世界上天生有种人是作家，有种人是读者。这就像天生有种人是演员，有种人是观众；有种人是名厨，有种人却是所谓“老饕”。演员是不是十分热心看别人的戏，名厨是不是爱尝别人的菜，我也许不能十分确切地肯定，但我见过一些作家，却确乎不大爱看别人的作品。如果是同时代的人，更如果是和自己的名气不相上下的人，大概尤其不愿意寓目。我见过一个名小说家，他的桌上空空如也，架上仅有的几本书是他自己的新著，以及自己所编过的期刊。我也曾见过一个名诗人（新诗人），他的惟一读物是《唐诗三百首》，而且在他也尽有多余之感了。这也不一定只是由于高傲，如果分析起来，也许是比高傲还复杂的一种心理。照我想，也许是真像厨子（哪怕是名厨），天天看见油锅油勺，就腻了。除非自己逼不得已而下厨房，大概再不愿意去接触这些家伙，甚而不愿意见一些使他可以联想到这些家伙的物事。职业的辛酸，也有时是外人不晓得的。唐代的阎立本不是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再做画师么？以教书为生活的人，也往往看见别人在声嘶力竭地讲授，就会想到自己，于是觉得“惨不忍闻”。做文章更是一桩呕心血的事，成功失败都要有一番产痛，大概因此之故不忍读他人的作品了。

撇开这些不说，站在一个纯粹读者而论，却委实有好书不多的实感。分量多的书，糟粕也就多。读读杜甫的选集十分快意，虽然有些佳作也许漏过了选者的眼光。读全集怎么样？叫人头痛的作品依然不少。据说有把全集背诵一字不遗的人，我想这种人是缺乏美感，就只是为了训练记忆。顶讨厌的集子更无过于陆放翁，分量那么大，而佳作却真寥若晨星。反过来，《古诗十九首》、郭璞《游仙诗》十四首却不能不叫人公认为人类的珍珠宝石。钱钟书的小说里曾说到一个产量大的作家，在房屋恐慌中，忽然得到一个新居，满心高兴，谁知一打听，才知道是由于自己的著作汗牛充栋的结果，把自己原来的房子压塌，而一直落在地狱里了。这话诚然有点刻薄，但也许对于像陆放翁那样不知趣的笨伯有一点点儿益处。

古今来的好书，假若让我挑选，我举不出十部。而且因为年龄、环境的不同，也不免随时有些更易。单就目前论，我想是《柏拉图对话集》、《论语》、《史记》、《世说新语》、《水浒传》、《庄子》、《韩非子》，如此而已。其他的书名，我就有些踌躇了。或者有人问，你自己的著作可以不可以列上？我很悲哀，我只有毫不踌躇的放弃附骥之想了。一个人有勇气（无论是糊涂或欺骗）是可爱的，可惜我不能像上海某名画家，出了一套世界名画选集，却只有第一本，那就是他自己的“杰作”！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平

（本篇原载于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１４日天津《益世报星期小品》第二十二期，署名率尔。）

【点评】

梁实秋（１９０３—１９８７），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学名梁治华，字实秋，一度以秋郎、子佳为笔名。１９４９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长。１９６１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１９６６年退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３０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４０载，到１９７０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３７册，诗３册。晚年用７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好书谈》：朋友说自己已经读遍了世间的好书，梁先生却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世间好书有多少？伟大著作的作者的学问又是从哪里学来的？读书是一个学习和积累的过程，但是不应该仅满足于吸纳知识，还应该有自己的思考，形成自己的思想。从读书来说，重要的是有选择的、有辨别的阅读，不应该片面注重数量而忽视书的质量。当然那些经过了时间检验的传世经典是人们所不能够错过的，它们都是思想和文化的结晶。

朱自清：初到清华记

从前在北平读书的时候，老在城圈儿里呆着。四年中虽也游过三五回西山，却从没来过清华；说起清华，只觉得很远很远而已。那时也不认识清华人，有一回北大和清华学生在青年会举行英语辩论，我也去听。清华的英语确是流利得多，他们胜了。那回的题目和内容，已忘记干净；只记得复辩时，清华那位领袖很神气，引着孔子的什么话。北大答辩时，开头就用了ｆｕｒｉｏｕｓｌｙ一个字叙述这位领袖的态度。这个字也许太过，但也道着一点儿。那天清华学生是坐大汽车进城的，车便停在青年会前头；那时大汽车还很少。那是冬末春初，天很冷。一位清华学生在屋里只穿单大褂，将出门却套上厚厚的皮大氅。这种“行”和“衣”的路数，在当时却透着一股标劲儿。

初来清华，在十四年夏天。刚从南方来北平，住在朝阳门边一个朋友家。那时教务长是张仲述先生，我们没见面。我写信给他，约定第三天上午去看他。写信时也和那位朋友商量过，十点赶得到清华么，从朝阳门哪儿？他那时已经来过一次，但似乎只记得“长林碧草”，——他写到南方给我的信这么说——说不出路上究竟要多少时候。他劝我八点动身，雇洋车直到西直门换车，免得老等电车，又换来换去的，耽误事。那时西直门到清华只有洋车直达；后来知道也可以搭香山汽车到海甸再乘洋车，但那是后来的事了。

第三天到了，不知是起得晚了些还是别的，跨出朋友家，已经九点挂零。心里不免有点儿急，车夫走的也特别慢似的。到西直门换了车。据车夫说本有条小路，雨后积水，不通了；那只得由正道了。刚出城一段儿还认识，因为也是去万生园的路；以后就茫然。到黄庄的时候，瞧着些屋子，以为一定是海甸了；心里想清华也就快到了吧，自己安慰着。快到真的海甸时，问车夫，“到了吧？”“没哪。这是海——甸。”这一下更茫然了。海甸这么难到，清华要何年何月呢？而车夫说饿了，非得买点儿吃的。吃吧，反正豁出去了。这一吃又是十来分钟。说还有三里多路呢。那时没有燕京大学，路上没什么看的，只有远处淡淡的西山——那天没有太阳——略略可解闷儿。好容易过了红桥，喇嘛庙，渐渐看见两行高柳，像穹门一般。十刹海的垂杨虽好，但没有这么多这么深，那时路上只有我一辆车，大有长驱直入的神气。柳树前一面牌子，写着“入校车马缓行”；这才真到了，心里想，可是大门还够远的，不用说西院门又骗了我一次，又是六七分钟，才真真到了。坐在张先生客厅里一看钟，十二点还欠十五分。

张先生住在乙所，得走过那“长林碧草”，那浓绿真可醉人。张先生客厅里挂着一副有正书局印的邓完白隶书长联。我有一个会写字的同学，他喜欢邓完白，他也有这一副对联；所以我这时如见故人一般。张先生出来了。他比我高得多，脸也比我长得多。一眼看出是个顶能干的人。我向他道歉来得太晚，他也向我道歉，说刚好有个约会，不能留我吃饭。谈了不大工夫，十二点过了，我告辞。到门口，原车还在，坐着回北平吃饭去。过了一两天，我就搬行李来了。这回却坐了火车，是从环城铁路朝阳门站上车的。

以后城内城外来往的多了，得着一个诀窍：就是在西直门一上洋车，且别想“到”清华，不想着不想着也就到了。——香山汽车也搭过一两次，可真够瞧的。两条腿有时候简直无放处，恨不得不是自己的。有一回，在海甸下了汽车，在现在“西园”后面那个小饭馆里，拣了临街一张四方桌，坐在长凳上，要一碟苜蓿肉，两张家常饼，二两白玫瑰，吃着喝着，也怪有意思；而且还在那桌上写了《我的南方》一首歪诗。那时海甸到清华一路常有穷女人或孩子跟着车要钱。他们除“您修好”等等常用语句外，有时会说“您将来做校长”，这是别处听不见的。

１９３６年４月１８日作

（原载１９３６年《清华周刊》副刊第４４卷第３期）

【点评】

朱自清（１８９８—１９４８），江苏扬州人，著名诗人、作家、教授、民主战士。朱自清原名朱自华，号秋实，“取春华秋实”之意。１９１７年，朱自华报考北大本科。为勉励自己有困境中不丧志，不灰心，保持清白，不与坏人同流合污，便取《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中“自清”二字，改名“朱自清”，字“佩弦”。“佩弦”出自《韩非子观行》：“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意为弓弦常紧张，性缓者佩之以自警。

《初到清华记》：朱自清先生曾担任清华国文系的系主任，第一次提出了“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中文学科教育模式，并将这一理念成功地付诸实施。戒虚言，做实事，为学为人一丝不苟，对清华后来的学风形成亦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梁漱溟：东西人教育不同（1）

十年岁杪，借年假之暇，赶山西讲演之约，新年一月四日。在省垣阳曲小学为各小学校教职员诸君谈话如此。《教育杂志》主者李石岑先生来征文，仓卒无以应；姑即以此录奉。稿为陈仲瑜君笔记。

记得辜鸿铭先生在他所作批评东西文化的一本书所谓《春秋大义》里边说到西方人教育的不同。他说：西洋人入学读书所学的一则曰知识，再则曰知识，三则曰知识，中国人入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这话说得很有趣，并且多少有些对处。虽然我们从前教人作八股文章算得教人以君子之道否，还是问题；然而那些材料——《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则是讲的君子之道。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教育，总可以说是偏乎这么一种意向的。而西洋人所以教人的，除近来教育上的见解不计外，以前的办法尽是教给人许多知识：什么天上几多星，地球怎样转，……现在我们办学校是仿自西洋，所有讲的这许多功课都是几十年前中国所没有，全不曾以此教人的；而中国书上那些道理也仿佛为西洋教育所不提及。此两方教育各有其偏重之点是很明的。大约可以说，中国人的教育偏着在情意的一边，例如孝弟……之教；西洋人的教育偏着知的一边，例如诸自然科学……之教。这种教有的不同，盖由于两方文化的路径根本异趣；他只是两方整个文化不同所表现出之一端。此要看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便知。昨天到督署即谈到此。有人很排斥偏知的教育；有人主张二者不应偏废。这不可偏废自然是完全的合理的教育所必要。

我们人一生下来就要往前生活；生活中第一需要的便是知识。即如摆在眼前的这许多东西，哪个是可吃，那个是不可吃，哪是滋养，哪些是有毒，……都需要知道；否则，你将怎么去吃呢？若都能知道，即为具有这一方面的知识，然后这一小方面的生活才对付的下去。吾人生活各方面都要各有其知识或学术才行；学问即知识之精细确实贯串成套者。知识或学问，也可出于自家的创造——由个人经验推理而得；也可以从旁人指教而来——前人所创造的教给后人。但知识或学问，除一部分纯理科学如数理论理而外，大多是必假经验才得成就的；如果不走承受前人所经验而创造的一条路，而单走个人自家的创造一路，那一个人不过几十年，其经验能有几何？待有经验，一个人已要老死了；再来一个人又要从头去经验。这样安得有许多学问产生出来？安得有人类文明的进步？所谓学问，所谓人类文明进步实在是由前人的创造教给后人。如是继续开拓深入才得有的，无论是不假经验的学问，或必假经验的学问都是如此；而必蹬经验助学问则尤其必要。并且一样一样都要亲自去尝试阅历而后知道如何对付，也未免太苦、太不经济，绝无如是办法。譬如小孩子生下来，当然不要他自去尝试哪个可吃，那个不可吃，而由大人指教给他。所以无论教育的意义如何，知识的授受总不能不居教育上最重要之一端。西洋人照他那文化的路径，知识方面成就的最大，并且容易看得人的生活应当受知识的指导；从苏格拉底一直到杜威的人生思想都是如此。其结果也真能做到各方面的生活都各有其知识，而生活莫不取决于知识，受知识的指导；——对自然界的问题就有诸自然科学为指导，对社会人事的问题就有社会科学为指导，这虽然也应当留心他的错误，然自其对的一面去说，则这种办法确乎是对的。中国人则不然：从他的脾气，在无论哪一项生活都不喜欢准据于知识；而且照他那文化的路径，于知识方面成就的最鲜。也无可为准据者。其结果几千年到现在，遇着问题——不论大小难易——总是以个人经验、意见、心思、手腕为对付。

即如医学，算是以其专门学问了；而其实、在这上边尤其见出他们只靠着个人的经验、意见、心思、手腕去皮傅一切。中国医生没有他准据的药物学，他只靠着他用药开单的经验所得；他没有他准据病理学，内科学，他只靠着他临床的问题所得。由上种种情形互相因果，中国的教育很少是授人以知识，西洋人的教育则多是授人知识。但人类的生活应当受知识的指导，也没有法子不受知识的指导；没有真正的知识，所用的就只是些不精细不确实未得成熟贯串的东西。所以就这一端而论，不能说不是我们中国人生活之缺点。若问两方教育的得失，则西洋于此为得，中国于此为失。以后我们自然应当鉴于前此之失，而于智慧的启牖、知识的授给加意。好在自从西洋派教育输入，已经往这一边去做了。

梁漱溟：东西人教育不同（2）

情意一面之教育根本与知的一面之教育不同；即如我们上面所说知的教育之所必要，在情意一面则乌有。故其办法亦即知的教育固不仅为知识的授给，而尤且着意智慧的启牖。然实则论如何，知识的授给，终为知的教育最重要之一端；此则与情意的教育截然不同之所在也。智慧的启牖，其办法与情意教育或不相远；至若知识的授给，其办法与情意教育乃全不相应。盖情意是本能，所谓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为一个人生来所具有无缺欠者，不同乎知识为生来所不具有；为后天所不能加进去者，不同乎知识悉从后来得来（不论出于自家的创造或承受前人，均为从外面得起的，后进去的）。既然这样，似乎情意既不待教育，亦非可教育者。此殊不然。生活的本身全在情意方面，而知的一边——包括固有智慧与后天的知识——只是生活之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不好，生活本身（即情意方面）如果没有弄得妥帖恰好，则工具虽利将无所用之，或转自殆戚，所以情意教育更是根本的。这就是说，怎样要生活本身弄得恰好是第一个问题；生活工具的讲求固是必要，无论如何，不能不居于第二个问题。所谓教育不但在智慧的启牖和知识的创造授受，尤在调顺本能使生活本身得其恰好。本能虽不待教给、非可教给者，但仍旧可以教育的，并且很需要教育。因为本能极容易搅乱失宜，即生活很难妥帖恰好，所以要调理它得以发育活动到好处；这便是情意的教育所要用的工夫、——其工夫与智慧的启牖或近，与知识的教给便大不同。从来中国人的教育很着意于要人得有合理的生活、而极顾虑情意的失宜，从这一点论，自然要算中国的教育为得，而西洋人忽视此点为失。盖西洋教育着意生活的工具，中国教育着意生活本身，各有所得，各有所失也。然中国教育虽以常能着意生活本身故谓为得，却是其方法未尽得宜。盖未能审察情的教育与知的教育之根本不同，常常把教给知识的方法用于情意教育。譬如大家总好以干燥无味的办法，给人以孝弟忠信等教训，如同教给他知识一般。其实这不是知识，不能当作知识去授给他；应当从怎样使他那为这孝弟忠信所从来之根本（本能）得以发育活动，则他自然会孝弟忠信。这种干燥的教训只注入知的一面、而无甚影响于其根本的情意。则生活行事仍旧不能改善合理。人的生活行动在以前大家都以为出于知的方面，纯受知识的支配，所以苏格拉底说知识即道德；谓人只要明白、他做事就对，这种思想，直到如今才由心理学的进步给它一个翻案。原来人的行动不能听命于知识的。孝弟忠信的教训，差不多即把道德看成知识的事。我们对于本能只能从旁去调理它、顺导它、培养它，不要妨害它、搅乱它，如是而已。譬如孝亲一事，不必告诉他长篇大套的话，只须顺着小孩子爱亲的情趣，使他自由发挥出来便好。爱亲是他自己固有的本能，完全没有听过孝亲的教训的人，即能由此本能而知孝亲；听过许多教训的人，也许因其本能受妨碍而不孝亲。在孔于便不是以干燥之教训给人的；他根本导人以一种生活。而借礼乐去调理情意。但是到后来，孔子的教育不复存在，只剩下这种干燥教训的教育法了。这也是我们以后教育应当知所鉴戒而改正的。还有教育上常喜欢借赏罚为手段，去改善人的生活行为，这是极不对的。赏罚是利用人计较算账的心理而支配他的动作：便使情意不得活动，妨害本能的发挥；强知方面去做主，根本搅乱了生活之顺序。所以这不但是情意的教育所不宜，而且有很坏的影响。因为赏罚而去为善或不作恶的小孩，我以为根本不可教的；能够反抗赏罚的，是其本能力量很强，不受外面的搅乱，倒是很有希望的。

（选自《梁漱溟教育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点评】

梁漱溟（１８９３—１９８８），中国思想家。原籍广西桂林。毕业于直隶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后潜心于佛学。１９１７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讲印度哲学，１９２２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东西文化比较观。１９２４年辞去北京大学教职，先后到山东、河南从事“乡村建设”，自办教育。著有《中国文化要义》、《印度哲学概论》、《朝话》、《漱溟卅前文录》、《漱溟卅后文录》等。

《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从学习的内容来看，西方人学的是知识，而中国人所学的则是君子之道。中国教育重在情意方面，而西方的教育则是偏重于“知”的方面。中西教育的不同究其根源其实是中西文化的不同。西方人注重遵循知识的路径而中国人则更喜欢遵从个人的经验、意见、心思和手腕。其实根本所在就是西方人关注的是生活的工具而中国人关注的则是生活本身。其实中西方的教育和文化如果能够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促进才是最佳的途径。

曹聚仁：我的读书经验

中年人有一种好处，会有人来请教什么什么之类的经验之谈。一个老庶务善于揩油，一个老裁缝善于偷布，一个老官僚善于刮刷，一个老政客善于弄鬼作怪，这些都是新手所钦佩所不得不请教的。好多年以前，上海某中学请了许多学者专家讲什么读书方法读书经验，后来还出一本专集。我约略翻过一下，只记得还是“多读多看多做”那些“好”方法，也就懒得翻下去。现在轮到我来谈什么读书的经验，悔当年不到某中学去听讲，又不把专集仔细看一看；提起笔来，觉得实在没有话可说。

记得四岁时，先父就叫我读书。从《大学》、《中庸》读起，一直读到《纲鉴易知录》，《近思录》；《诗经》统背过九次，《礼记》、《左传》念过两遍，只有《尔雅》只念过一遍。要说读经可以救国的话，我该是救国志士的老前辈了。那时候，读经的人并不算少，仍无补于满清的危亡，终于做胜朝的遗民。先父大概也是维新党，光绪三十二年就办起小学来了；虽说小学里有读经的科目，我读完了《近思录》，就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小学图文教科书》；我仿读史的成例，用红笔把那部教科书从头圈到底，以示倾倒爱慕的热忱，还换了先父一顿重手心。我的表弟在一只大柜上读《看图识字》，那上面有彩色图画；趁先父不在的时候，我就抢过来看。不读经而爱圈教科书，不圈教科书而抢看图识字，依痛哭流涕的古主任古直江博士江亢虎的“读经”“存文”义法看来，大清国是这样给我们亡了的；我一想起，总觉得有些歉然，所以宣统复辟，我也颇赞成。

先父时常叫我读《近思录》，《近思录》对于他很多不利之处。他平常读《四书》，只是用朱注，《近思录》上有周敦颐、张载、邵雍、程明道、程伊川种种不同的说法，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是贤人的话，有那样的不大同；最疑难的，明道和伊川兄弟俩也那样不大同，不知偏向那一面为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地方他是说得非常含糊的。有一件事，他觉得很惊讶：我从《朱文公全集》找到一段朱子说岳飞跋扈不驯的记载，他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既不便说朱子说错，又不便失敬岳武穆，只能含糊了事。有一年，他从杭州买了《王阳明全集》回来，那更多事了：有些地方，王阳明把朱熹驳得体无完肤，把朱熹的集注统翻过身来，谁是谁非，实在无法下判断。翻看的书愈多，疑问之处愈多，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已经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

我的姑夫陈洪范，他是以善于幻想善于口辩为人们所爱好，亦以此为人们所嘲笑，说他是“白痞”。他告诉我们：“尧舜未必有其人，都是孔子、孟子造出来的。”他说得头头是道，我们很爱听；第二天，我特地去问他，他却又改口否认了。我的另一位同学，姓朱的；他说他的祖先朱××于太平天国乱事初起时，在广西做知县；“洪大全”的案子是朱××所捏造的，他还告诉我许多胥吏捏造人证物证的故事。姑夫虽否认孔孟捏造尧舜的话，我却有点相信。

我带着一肚子疑问到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去读书，从单个庵师研究一点考证学。我才明白不独朱熹说错，王阳明也说错；不独明道和伊川之间有不同，朱熹的晚年本与中年本亦有不同；不独宋人的说法纷歧百出，汉、魏、晋、唐多代亦纷纭万状；一部经书，可以打不清的官司。本来想归依朴学，定于一尊，而吴、皖之学又有不同，段、王之学亦出入；即是一个极小的问题，也不能依违两可，非以批判的态度，便无从接受前人的意见的。姑夫所幻设的孔、孟捏造尧、舜的论议，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找到有力的证据，而岳武穆跋扈不驯的史实，在马端临《文献通考》得了确证。这才恍然大悟，“前人恃胸臆以为断，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戴东原语）信古总要上当的。单师不庵读书之博，见闻之广，记忆力之强，足够使我们佩服；他所指示正统派的考证方法和精神，也帮助解决了不少疑难。我对于他的信仰，差不多支持十年之久。

然而幻灭期毕竟到来了。五四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思潮，使我们厌倦于琐碎的考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带来实证主义的方法，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讨论，带来广大的研究对象，文学哲学社会……的名著翻译，带来新鲜的学术空气，人人炽燃着知识欲，人人向往于西洋文明。在整理国故方面，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的古史讨论，也把从前康有为手中带浪漫气氛的今文学，变成切切实实的新考证学。我们那位姓陈的姑夫，他的幻想不独有康有为证明于前，顾颉刚又定谳于后了。这样，我对于索所尊敬的单不庵师也颇有点怀疑起来。甚而对于戴东原的信仰也大大动摇，渐渐和章实斋相近了。我和单不庵师第二次相处于西湖省立图书馆（民国十六年），这一相处，使我对于他完全失了信仰。他是那样的渊博，却又那样地没有一点自己的见解；读的书很多，从来理不成一个系统。他是和鹤见辅所举的亚克敦卿一样，“蚂蚁一般勤劬的学殖，有了那样的教养，度着那么具有余裕的生活，却没有留下一卷传世的书；虽从他的讲义录里，也不能寻比一个创见来。他的生涯中，是缺少着人类最上的力的那创造力的。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样，吸收了知识，却并一泓清泉，也不能喷到地上面来”。省立图书馆中还有一位同事——嘉兴陆仲襄先生也是这样的。这可以说是上一代那些读古书的人的共同悲哀。

我有点佩服德国大哲人康德（Ｋｕｎｔ），他能那样的看了一种书，接受了一个人的见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书的思想排逐了出去，永远不把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起墙头来。那样博学，又能那样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真是难能可贵的。

我读了三十年，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说。若非说不可，那只能这样：

第一，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

第二，有胆量背叛自己的父师，

第三，组织自我的思想系统。

若要我对青年们说一句经验之谈，也只能这样：“爱惜精神，莫读古书！”

【点评】

曹聚仁（１９００—１９７２），号听涛，浦江（今兰溪）人。学者、作家、报界名流。１９１５—１９２１年在一师求学，师承朴学家单不厂等，曾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主编《钱江评论》。毕业后整理、出版章太炎的《国学概论》。九一八事变前夕创办《涛声》周刊力主抗日，七七事变后任战地记者，后历任《前线日报》、《正气日报》总编辑，香港《星岛日报》主笔，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派记者。晚年数度往返京港，致力于统一大业。１９７２年病逝于澳门。著有《鲁迅评传》、《万里行记》、《文坛五十年》、《我与我的世界》、《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等。

《我的读书经验》：幼时读书多是儒家经典，但是随着阅读量的增加却发现很多著作中的观点和理论有一些矛盾甚至相悖的地方，使曹聚仁先生开始对历史、圣贤产生了一些疑问，渐渐地养成了学习知识的同时自己进行思考的习惯。对于书中的观点要有自己的判断，学习就会在不断地怀疑—思考—求证的过程中取得进步。

唐弢：尽信书

咱们中国人最相信书，而咱们中国书最不足信。

譬如说豪侠，只讲心地爽直，喜欢抱不平，那是决不够的，一定要身子会向云端里钻，指头有一道白光，而且还会追着杀人；万一碰着了对手，给战败了，在千钧一发的当儿，死是死不得的，于是便有得道的和尚来救，谁给通风呢？曰：“心血来潮。”

这似乎太荒诞，不能相信，然而并不；除了把两手像糖炒栗子一样，在烧热的黄沙里炒着外，也竟然还有人，抛别家乡，身边不带分文，准备飞到武当山，跟道士和尚学剑仙去的。

咱们中国人就在这样思想下活着。

可是“贤明之士”又得反对。因为这些书毕竟不是正统，而这些人也大都脑子简单，“上等”和“高等”的中国人是不至于会这样的。但且慢，随手来几个例：

（庄子《逍遥篇》）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史记》）高祖醉行泽中，前有大蛇当径，乃拔剑斩之。一老妪夜哭其处，曰：“吾子白帝子也。今为赤帝子杀之。”

这二部书大概可算是正统了吧。但为什么又有些像胡说呢？一条鱼大到几千里，而且还会变鸟；一个老妪的儿子是蛇，忽然又说是白帝子。这究竟怎么了呢？“贤明之士”却深信而不之疑。

大概又得说是古书不足以绳今人了。其实在今人里，尤其是在天才的今人里，不足信依旧是存在的。譬如有人说女人的舌尖是壁虎的尾巴，则壁虎的尾巴也便是女人的舌尖了；万一竟有人搂着壁虎的尾巴去亲嘴，那可糟糕呢！

不可信，不足信，但我怕还有人要相信的。

名句不该遗漏，索性再来一下。

“河水如呆立的棺。”

这样的宝贝究竟是怎样看法的呢？幸而是天才的青年诗人。但这回上当的人可多了。穷人活不下去，相率投河，认为安然棺殓，尸骨可免暴露。无奈不久便死猪一样浮起来了。

我并不想劝人少作名诗名文，却希望大家不要太相信了。书本子不是全靠得住的。

全靠得住的书本子，是不容易存在的！

十一月五日

（原载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５日《申报》自由谈）

【点评】

唐弢（１９１３—１９９２），又名唐韬，原名唐瑞毅，常用笔名晦淹，浙江镇海人。１９３３年起在鲁迅的影响下，开始写散文和杂文。同年６月在《自由谈》上发表散文《故乡的雨》。抗战爆发后，参加了１９３８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校工作。后编辑《文艺界丛刊》。抗战胜利后，与柯灵合编《周报》，《周报》被禁后，开始编辑《文汇报》副刊《笔会》。解放后，曾在上海邮政工会、全国文协上海分会、复旦大学等处任职。１９５３年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并任《文艺新地》、《文艺月报》副主编。１９５６年兼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１９５９年起调北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尽信书》：中国人最相信书，但是中国的书却是最不足信的。作者开篇就提出了这个悖论似的观点。作者又以豪侠、市井之书和传世经典中的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描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作者的分析仅仅是从字面来表述的，难免有些偏颇，但是，作者的中心目的就是要告诫人们，对于书本中的思想和观点不能够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

俞平伯：贤明的聪明的父母（1）

这是一个讲演的题目，去年在师大附中讲的。曾写出一段，再一看，满不是这么回事，就此丢开。这次所写仍不惬意，写写耳。除掉主要的论旨以外，与当时口说完全是两件事，这是自然的。

照例的引子，在第一次原稿上写着有的，现在只删剩一句：题目上只说父母如何，自己有了孩子，以父亲的资格说话也。卫道君子见谅呢，虽未必，总之妥当一点。

略释本题，对于子女，懂得怎样负必须负的责任的父母是谓贤明，不想负不必负的责任是谓聪明，是一是二，善读者固一目了然矣，却照例“下回分解”。

先想一个问题，亲之于子（指未成年的子女），子之于亲，其关系是相同与否？至少有点儿不同的，可比作上下文，上文有决定下文的相当能力，下文则呼应上文而已。在此沿用旧称，尽亲之道是上文，曰慈，尽子之道是下文，曰孝。

慈是无条件的，全体的，强迫性的。何以故？第一，自己的事，只有自己负责才合式，是生理的冲动，环境的包围，是自由的意志，暂且都不管。总之，要想，你们若不负责，那么，负责的是已死的祖宗呢，未生的儿女呢，作证婚介绍的某博士某先生呢，拉皮条牵线的张家婶李家姆呢？我都想不通。第二，有负全责的必要与可能，我也想不出有什么担负不了的。决定人的一生，不外先天的遗传，后天的教育。遗传固然未必尽是父母的责任，却不会是父母以外的人的。教育之权半操诸师友，半属诸家庭，而选择师友的机会最初仍由父母主之。即教育以外的环境，他们亦未始没有选择的机会。第三，慈是一种公德，不但须对自己，自己的子女负责，还得对社会负责。留下一个不尴不尬的人在世上鬼混，其影响未必小于在马路上啐一口痰，或者“君子自重”的畸角上去小便。有秩序的社会应当强迫父母们严守这不可不守，对于种族生存有重大意义的公德。

这么看来，慈是很严肃的，决非随随便便溺爱之谓，而咱们这儿自来只教孝不教慈，只说父可以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却没有人懂得即使子不孝，父也不可不慈的道理；只说不孝而后不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却不知不慈然后不孝，天下更无不是的儿女，这不但是偏枯，而且是错误，不但是错误，而且是颠倒。

孝是不容易讲的，说得不巧，有被看做洪水猛兽的危险。孝与慈对照，孝是显明地不含社会的强迫性。举个老例，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弃天下如敝屣，孝之至矣；皋陶即使会罗织，决不能证舜有教唆的嫌疑。瞽瞍这个老头儿，无论成才不成才，总应当由更老的他老子娘去负责，舜即使圣得可以，孝得可观，也恕不再来负教育瞽瞍的责任；他并没有这可能。商均倒是他该管的。依区区之见，舜家庭间的纠纷，不在乎父母弟弟的捣乱，却是儿子不争气，以致锦绣江山，丈人传给他的，被仇人儿子生生抢走了，于舜可谓白璧微瑕。他也是只懂得孝不懂得慈的，和咱们一样。

社会的关系既如此，就孝的本身说，也不是无条件的，这似乎有点重要。我一向有个偏见，以为一切感情都是后天的，压根儿没有先天的感情。有一文叫做感情生于后天论，老想做，老做不成，这儿所谈便是一例。普通所谓孝的根据，就是父母儿女之间有所谓天性，这个天性是神秘的，与生俱生的，不可分析的。除掉传统的信念以外，谁也不能证明它的存在。我们与其依靠这混元一气的先天的天性，不如依靠寸积铢累的后天的感情来建立亲子的关系，更切实而妥帖。详细的话自然在那篇老做不出的文章上面。

说感情生于后天，知恩报恩，我也赞成的。现在讨论恩是什么。一般人以为父亲对于子女，有所谓养育之恩，详细说，十月怀胎，三年乳哺，这特别偏重母亲一点。赋与生命既是恩，孩子呱呱坠地已经对母亲，推之于父亲负了若干还不清的债务，这虽不如天性之神秘，亦是一种先天的系属了。

Chapter_2

说我们生后，上帝父亲母亲然后赋以生命，何等的不通！说我们感戴未生以前的恩，这非先天而何？若把生命看做一种礼物而赋予是厚的馈赠呢，那么得考量所送礼物的价值。生命之价值与趣味恐怕是永久的玄学上的问题，要证明这个，不见得比证明天性的存在容易多少，也无从说起。亲子的关系在此一点上，是天行的生物的，不是人为的伦理的。把道德的观念建筑在这上面无有是处。

亲子间的天性有无既难定，生命的单纯赋与是恩是怨也难说，传统的名分又正在没落，孝以什么存在呢？难怪君子人惴惴焉有世界末日之惧。他们忽略这真的核心，后天的感情。这种感情并非特别的，只是最普通不过的人情而已。可惜咱们亲子的关系难得建筑在纯粹的人情上，只借着礼教的权威贴上金字的封条，不许碰它，不许讨论它，一碰一讲，大逆不道。可是“世衰道微”之日，顽皮的小子会不会想到不许碰，不许讲，就是“空者控也，搜者走也”的一种暗示，否则为什么不许人碰它，不许人讨论它。俗话说得好：“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鬼不惊。”

人都是情换情的，惟孝亦然。上已说过慈是上文，孝是下文，先慈后孝非先孝后慈，事实昭然不容驳辩。小孩初生不曾尽分毫之孝而父母未必等它尽了孝道之后，方才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地去抚育它，便是佳例。所以孝不自生，应慈而起，儒家所谓报本反始，要能这么解释方好。父母无条件的尽其慈是施，子女有条件的尽其孝是报。这个报施实在就是情换情，与一般的人情一点没有什么区别。水之冷热饮者自知，报施相当亦是自然而然，并非锱铢计较一五一十，亲子间真算起什么清账来，这也不可误会。

俞平伯：贤明的聪明的父母（2）

孝是慈的反应，既有种种不等的慈，自然地会有种种不等的孝，事实如此，没法划一的。千个人对于父母二人所尽的孝道有时候不尽同。这个人的与那个人的孝道亦不必尽同。真实的感情是复杂的，弹性的，千变万化，而虚伪的名分礼教却是一个冰冷铁硬的壳子，把古今中外付之一套。话又说回来，大概前人都把亲子系属看做先天的，所以定制一块方方的蛋糕叫做孝：我们只承认有后天的感情，虽不“非孝”，却坚决地要打倒这二十四孝的讲法。

我的说孝实在未必巧，恐怕看到这里，有人已经在破口大骂，“撕做纸条儿”了。这真觉得歉然。他们或者正在这么想：父母一不喜欢子女，子女马上就有理由来造反，这成个甚么世界！甚么东西！这种“生地蛮旺打儿”的口气也实在可怕。可是等他们怒气稍息以后，我请他们一想，后天的关系为什么如此不结实？先天的关系何以又如此结实？亲之于子有四个时期：结孕，怀胎，哺乳，教育，分别考察。结孕算是恩，不好意思罢。怀胎相因而至，也是没法子的。她或者想保养自己的身体为异日出风头以至于效力国家的地步，未必纯粹为着血胞才谨守胎教。三年乳哺，一部分是生理的，一部分是环境的，较之以前阶段，有较多自由意志的成分了。至离乳以后，以至长大，这时期中，种种的教养，若不杂以功利观念，的确是一种奢侈的明智之表现。这方是建设慈道的主干，而成立子女异日对他们尽孝的条件。这么掐指一算，结孕之恩不如怀胎，怀胎之恩不如哺乳，哺乳之恩不如教育。越是后天的越是重要，越是先天的越是没关系。

慈之重要既如此，而自来只见有教孝的，什么缘由呢？比较说来，慈顺而易，孝逆而难，慈有母爱及庇护种族的倾向做背景——广义的生理关系——而教没有；慈易而孝难。慈是施，对于子的爱怜有感觉的张本，孝是报，对于亲之劬劳，往往凭记忆想像推论使之重现；慈顺而孝逆。所以儒家的报本反始，慎终追远论，决非完全没有意义的。可是立意虽不错，方法未必尽合。儒家的经典《论语》说到慈的地方已比孝少得多，难怪数传以后就从对待的孝变成绝对的孝。地位愈高，标准愈刻，孝子的旌表愈见其多而中间大有《儒林外史》的匡超人在，这总是事实罢。他们都不明白尽慈是教孝的惟一有效的方法，却无条件地教起孝来，其结果是在真小人以外添了许多的伪君子。

慈虽为孝的张本，其本身却有比孝更重大的价值。中国的伦理，只要矫揉造作地装成鞠躬尽瘁的孝子，决不想循人性的自然，养成温和明哲的慈亲，这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有相当重大的关系。积弱之因，这未必不是一个。姑且用功利的计算法，社会上添了一个孝子，他自己总是君子留点仪刑于后世，他的父母得到晚年的安享，效用至多如此而已，若社会上添一慈亲，就可以直接充分造就他的子女，他的子女一方面致力于社会，一方面又可以造就他的子女的子女，推之可至无穷。这仍然是上下文地位不同的缘故；慈顺而易，孝逆而难，这是事实，慈较孝有更远大的影响，更重大的意义也是事实。难能未必一定可贵。

能够做梦也不想到“报”而慷慨地先“施”，能够明白尽其在我无求于人是一种趣味的享受，能够有一身做事一身当的气概，做父母的如此存心是谓贤明，自然实际上除掉贤明的态度以外另有方法。我固然寓贤明差得远，小孩子将来要“现眼”，使卫道之君子拍手称快，浮千大白也难说；可是希望读者不以人废言。好话并不以说在坏人嘴里而变坏。我不拥护自己，却要彻底拥护自己的论旨。

但同时不要忘记怎样做个聪明的。儿女成立以后亲之与子，由上下文变成一副对联一平等的并立的关系。从前是负责时期，应当无所不为，现在是卸责时期应当有所不为。干的太过分反而把成绩毁却，正是所谓“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

慈道既尽卸责是当然，别无所谓冷淡。儿女们离开家庭到社会上去，已经不是赤子而是独立的人。他们做的事还要我们来负责，不但不必，而且不可能，把太重的担子压在肩头，势必至于自己摔跤而担子砸碎，是谓两伤。从亲方言，儿女长大了，依然无限制无穷尽地去为他们服务，未免太对不起自己。我们虽不曾梦想享受儿孙的福，却也未必乐意受儿孙的累。就子方言，老头子动辄下论旨，发训话，老太太说长道短，也实在有点没趣，即使他们确是孝子，特别是时代转变，从亲之令往往有所不能，果真是孝子反愈加为难了。再退一步，亲方不嫌辛苦，子方不怕唠叨，也总归是无趣的。

看看实际的中国家庭，其情形却特别。教育时期，旧式的委之老师，新派交给学校，似乎都在省心。直到儿女长成以后，老子娘反而操起心来，最习见的，是为儿孙积财，干预他们的恋爱与婚姻，这都是无益于己，或者有损于人的玩意儿，二疏说“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真真是名言，可是老辈里能懂得而相信这个意思的有几个，至于婚姻向来是以父母之命为成立的条件的，更容易闹成一团糟，这是人人所知的。他们确也有苦衷，大爷太不成，不得不护以金银钞票，大姑娘太傻不会挑选姑爷，老太爷老太太只好亲身出马了。这是事实上的困难，却决不能推翻上述的论旨，反在另一方面去证明它。这完全是在当初负责时期不尽其责的缘故，换言之，昨儿欠了些贤明，今儿想学聪明也不成了，教育完全成功以后，岂有不能涉世，更岂有不会结婚的，所以这困难决不成为必须干涉到底的口实。

俞平伯：贤明的聪明的父母（3）

聪明人的特性，一是躲懒，一是知趣，聪明的父母亦然。躲懒就是有所不为，说见上。知趣之重要殆不亚于躲懒。何谓知趣？吃亏的不找账，赌输的不捞本，施与的不望报。其理由不妨列举：第一，父母总是老早成立了，暮年得子女的奉侍固可乐，不幸而不得，也正可以有自娱的机会，不责报则无甚要紧。不比慈是小孩子生存之一条件。第二，慈是父母自己的事，没有责报的理由。第三，孝逆而难，责报是不容易的。这两项上边早已说过。第四，以功利混入感情，结果是感情没落，功利失却，造成家庭鄙薄的气象，最为失算。试申说之。

假使慈当做一般的慈爱讲，中国家族，慈亲多于孝子恐怕没有问题的。以这么多的慈亲为什么得不到一般多的孝子呢？他们有的说世道衰微人心不古啦，有的说都是你们这班洪水猛兽干的好事啦，其实都丝毫不得要领。在洪水猛兽们未生以前，很古很老的年头，大概早已如此了，虽没有统计表为证。根本的原因，孝只是一种普通的感情，比起慈来有难易顺逆之异，另外有一助因，就是功利混于感情。父母虽没有绝对不慈的（精神异常是例外），可是有绝对不望报的吗？我很怀疑这分数的成数，直觉上觉得不会得很大。所谓“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明显地表现狭义的功利心。重男轻女也是一旁证，儿子胜于女儿之处，除掉接续香烟以外，大约就数荣宗耀祖了。若以纯粹的恋爱为立场，则对于男女为什么要歧视如此之甚呢？有了儿子，生前小之得奉侍，大之得显扬，身后还得血食，抚养他是很合算的。所持虽不甚狭，所欲亦复甚奢，宜有淳于髡之笑也。他们只知道明中占便宜，却不觉得暗里吃亏。一以功利为心，真的慈爱都被功利的成分所掺杂，由掺杂而仿佛没落了，本来可以唤起相当反应的感情，现在并此不能了。父责望于子太多，只觉子之不孝；子觉得父的责望如此之多，对于慈的意义反而怀疑起来。以功利妨感情，感情受伤而功利亦乌有，这是最可痛心的。虽不能说怎样大错而特错，至少不是聪明的办法呢。

聪明的父母，以纯粹不杂功利的感情维系亲子的系属，不失之于薄；以缜密的思考决定什么该管，什么恕不，不失之于厚。在儿女未成立以前最需要的是积极的帮助，在他们成立以后最需要的是消极的不妨碍。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们什么，这是聪明，这也是贤明。他们有了健全的人格，能够恰好地应付一切，不见得会特别乖张地应付他们的父母，所以不言孝而孝自在。

截搭题已经完了，读者们早已觉得，贤明与聪明区别难分，是二而一的。聪明以贤明为张本，而实在是进一步的贤明。天职既尽，心安理得，在我如此，贤明即聪明也；报施两忘，浑然如一，与人如此，贤明又即聪明也，聪明人就是老实人，顶聪明的人就是顶老实的人，实际上虽不必尽如此，的确应当是如此的。

一九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点评】

俞平伯（１９００—１９９０），现代诗人。原名俞铭衡，字平伯。祖籍浙江德清，生于江苏苏州。有诗集《西还》、《忆》、《冬夜》等。著名的诗人，散文家，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北京大学教授。１９５２年调到北大文学研究所工作。１９５３年２月，北大文学研究所并入中国科学院，他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研究员。

《贤明的——聪明的父母》：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但是怎么教，却是一个让父母头疼的事情。“对于子女，懂得怎样负必须负的责任的父母是谓贤明，不想负不必负的责任是谓聪明。”也就是说，父母在教育子女时应该注重教育的方式和方法，还应当学会适当的“偷懒”，给孩子一个自己思考的空间。中国儒家可谓权责分明，父母要慈，子女要孝，中国传统的亲子关系不是建立在亲情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礼教的基础之上的，有很多观念是背离人的本性的。而这种慈孝观念的张扬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就是矫揉造作风气盛行，从而影响到民族气质的形成和发展。

汪曾祺：多年父子成兄弟

这是我父亲的一句名言。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认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看起来简单，只有两根弦，但是变化很多，两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现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层。他的胡琴音色刚亮。胡琴码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认为买来的不中使。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他养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了，从此他就不再养花。我母亲死后，他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羊羔，灰鼠、狐肷。

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们那里叫“百脚”），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风筝可笔直地飞上去，没有“肚儿”。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清明节前，小麦还没有“起身”，是不怕践踏的，而且越踏会越长得旺。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身心都极其畅快。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逗拢，接缝处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桥、亭、球是中空的，里面养了金铃子。从外面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自在爬行，振翅鸣叫。他会做各种灯。用浅绿透明的“鱼鳞纸”扎了一只纺织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红染了色，上深下浅的通草做花瓣，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真是美极了。用小西瓜（这是拉秧的小瓜，因其小，不中吃，叫做“打瓜”或“骂瓜”）上开小口挖净瓜瓤，在瓜皮上雕镂出极细的花纹，做成西瓜灯。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过巷，邻居的孩子都跟过来看，非常羡慕。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了了，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少时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抹。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太会欣赏，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或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瀑布。我小时字写得不错，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在我写过一阵“圭峰碑”和“多宝塔”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这建议是很好的，到现在我写的字还有“张猛龙”的影响，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开同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一件蓝官衣，扮起来唱“碟砂井”，但是没有配角，没有衙役，没有犯人，只是一个赵廉，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唱了一段“郡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场。父亲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他那时还从幼儿园刚毕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好给他写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黑帮”，送进“牛棚”。偶尔回家，孩子们对我还是很亲热。我的老伴告诫他们：“你们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儿子反问母亲：“那你怎么还给他打酒？”只有一件事，两代之间，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县“插队落户”。按规定，春节可以回京探亲。我们等着他回来。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同学。他这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军将领。这个同学在北京已经没有家，按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伙同学的秘密帮助下，我的儿子就偷偷地把他带回来了，他连“临时户口”也不能上，是个“黑人”，我们留他在家住，等于“窝藏”了他。公安局随时可以来查户口，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也可能举报。当时人人自危，自顾不暇，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使我们非常为难。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们的卧室，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很不满，我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义气缺乏理解，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离去。

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决定。最后，他悄悄和一个小学时期女同学好上了，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已近七岁。

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１９９０年９月１日

【点评】

汪曾祺（１９２０—１９９７），现、当代作家。江苏高邮人。１９３９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深受教写作课的沈从文的影响。１９４０年开始发表小说。１９４３年大学毕业后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１９４６年起在《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和《文艺春秋》上发表《戴车匠》、《复仇》、《绿猫》、《鸡鸭名家》等短篇小说，引起文坛注目。１９５０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１９６２年调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寂寞与温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另有一些京剧剧本。短篇《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

《多年父子成兄弟》：作者的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情感丰富的人，父亲的好脾气使孩子们很喜欢和他亲近，这样父子之间沟通起来就十分方便和畅通。父亲也注重儿子的学业却从不强求，而是让儿子任性发展，甚至是有些“放纵”儿子，即使是朋友也很难做到。现实社会中那种试图用自己的模式来塑造孩子的父母，他们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可行的甚至是愚蠢的。

蹇先艾：我与文学

这几年来，和自己的本行“经济学”背道而驰，一天比一天远了，与“文学”的关系却倍加亲密起来，像忘形的朋友似的。严格而论，我并没有超人一等的天赋，偏要不避艰险地走上这条路去，而且觉得醰然有味，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是不是缘法？拉杂读书，兴到为文，几乎成了生活的习惯了。但是一旦遇到天才作家，正牌文士，终不免面红耳赤，显着十分忸怩。因为我是左道旁门，未可以语于大方之家。

先学写诗，继写小说，前后有七八年，这便是我的简单的履历。诗，统计起来，写过不下数十首，大多数发表于《晨报副刊》和《诗刊》，有一小部分则登在《小说月报》。曾经几次有野心想编订一本诗集，最后还是放弃了原来的计划；缘故是初期的试作，如今新诗成熟时代，印行出来，怕不会笑破了读者的肚子。最难忘是徐志摩先生，如果缺少他的鼓励和敦促，也许连这点微薄的成绩都没有。我的写诗是他寄寓松坡图书馆旧址的时候开始的。庭院里的那棵参天拿云的古槐永远在我的记忆之中。志摩在《石虎胡同七号》中描写过它，我还特别用它做题材作了一首《老槐吟》，登在前期的《诗刊》上。这首诗当时很受他的赞美。还记得有一首名《百年后》的短诗，我曾依照志摩的推敲，修改过三次才发表，足证他对我做诗的热心。那时我因读了几本莫泊桑和柴霍甫的英译选集，也学写一些短篇小说，得陈西滢、王统照两先生的指正不少。但在现在看来，都是些不成形的东西。一九三○年以后因为生活的转变，家庭的重担挑到肩头上，过着非常单调机械的日子，烟士披里纯早已逃走无踪；写诗不成，只好以全力来学写小说了。

因为自己的创作力十分薄弱，不能大量地生产；一方面又鉴于卖文为生的危险，于是不得不找一点职业的工作。这职业便是教书，也就等于“拉散车”一样，把时间零碎贱价地卖给了别人；每到日落黄昏，才气喘吁吁地回到家里，全身已经筋疲力竭了，哪里还有提笔的勇气！何况理智的粉笔生活与热情的创作生活又是绝对冲突的。但因为朋友们的催逼，却也不能完全停止写作。这两年来寥如晨星似的在各杂志中出现的几篇便是在这种窘迫和狼狈的情形之下产生的。意识的不正确，技巧的不完美，事实上也就无法避免了。

常常研究自己的作品产量稀少的原因：一半固然应归咎于生活的忙碌；一半也由于我的想像力太贫薄和生活的体验还不够透彻。今后的努力，我是完全辨清路径的方向了。从根本上说，还得多读名家的杰作。

说到写小说，个人有一种偏嗜，总爱着眼小处，尽力在字句上修饰，因此便忽略了全篇的结构，遂不免往往有雷同的布局。还有，我因为感觉着以都市的生活来做材料的创作是太普遍了（虽然其中不乏佳作），便妄想换一个新的方面来写，——这新的方面即是一些边远省份乡镇中的人物和风景。并且自己又最爱读ＢｒｅｔＨａｎｅ的富有地方色彩的小说。所以我的短篇，有好些便喜选取故乡（贵州）的题材。就我以往的创作说，其中比较惬意的几篇，如《在贵州道上》、《到镇溪去》、《盐巴客》、《潆渡》，也正是属于这一类。不过这种小说，ｌｏｃａｌｃｏｌｏｕｒ太浓，恐怕是不易得到一般人的了解的。何况我离乡太久，有些地方已经描写得不很真切。如果机会允许，还想回家一行，细细地考察一下故乡农村和城市的情形以后再写，也许可以产生几篇较好的作品，那只好俟之将来了。

（原载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３６年４月初版的《城下集》）

【点评】

蹇先艾（１９０６—１９９４），现代作家。１９０６年生于贵州遵义。学生时期即开始写作，１９２６年参加文学研究会，与李健吾等组织曦社，出版《爝火》杂志。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７年任北京松坡图书馆编纂主任。此时著有短篇集《朝雾》、《一位英雄》、《乡间的悲剧》等。抗战时期，在贵州与谢逸等组织每周文艺社，出版《每周文艺》，还主编贵州日报副刊《新垒》。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５１年，先后任遵义师范学校校长，贵州大学等校教授。这时作品集有《盐的故事》、《幸福》等。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６５年相继担任贵州省文联主席、贵州省文化局局长等职。此间作品有短篇集《山城》、《倔强的女人》和散文集《新芽》等。

《我与文学》：作者走出了偏远的贵州，外面的世界闯进了他的视野。他跋涉在文学的道路上，得到了徐志摩、陈西滢、王统照等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他热爱文学，但是爱好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却是难以调和的，那么作者只能够选择妥协与调和的道路。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大量的阅读经典著作，借鉴别人有益的经验和技巧是非常必要的。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作者很清楚自己的作品往往忽视了全篇的整体布局，创作的题材也多是对自己生活的西南偏远地区的描写。其实这也正是作者与众不同的地方吧，也是一种扬长避短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郭沫若：我是个偶像崇拜者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哟！

我崇拜太阳，崇拜山岳，崇拜海洋；

我崇拜水，崇拜火，崇拜火山，崇拜伟大的江河；

我崇拜生，崇拜死，崇拜光明，崇拜黑夜；

我崇拜苏彝士、巴拿马、万里长城、金字塔，

我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脏；

我崇拜炸弹，崇拜悲哀，崇拜破坏；

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

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

１９２０年５、６月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１９２１年２月ｌ４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点评】

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１９２０年出版了与田汉、宗白华通信合集《三叶集》。１９２１年出版诗集《女神》。同年夏，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发起组织创造社。１９２３年大学毕业后弃医回国到上海，编辑《创造周报》等刊物。出版有诗集《星空》、《瓶》、《前茅》、《恢复》，并写有历史剧、历史小说、文学论文等作品。著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著作结集为《沫若文集》１７卷本（１９５７—１９６３），新编《郭沫若全集》分文学（２０卷）、历史、考古三编。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我”崇拜世间伟大的事物，“我”崇拜力量，但是我其实更加崇拜破坏，因为只有破除旧的，才能够创造新的，“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创造者。

巴金：悼鲁迅先生

十月十九日上午，一个不幸的消息从上海的一角传出来，在极短的时间里就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

鲁迅先生逝世了！

花圈、唁电、挽辞、眼泪、哀哭从中国各个地方像洪流一样地汇集到上海来。任何一个小城市的报纸上也发表了哀掉的文章，连最僻远的村镇里也响起了悲痛的哭声。全中国的良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悲痛的。这一个老人，他的一枝笔、一颗心做出了那些巨人所不能完成的事业。甚至在他安静地闭上眼睛的时候，他还把成千上万的人牵引到他的身边。不论是亲密的朋友或者恨深的仇敌，都怀着最深的敬意在他的遗体前哀痛地埋下了头。至少，在这一刻全中国的良心是团结在一起的。

我们没有多的言辞来哀悼这么一位伟大的人，因为一切的语言在这个老人的面前都变成了十分渺小；我们不能单单用眼泪来埋葬死者，因为死者是一个至死不屈的英勇战士。但是我们也无法制止悲痛来否认我们的巨大损失；这个老人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青年失去了一个爱护他们的知己朋友，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个英勇的战士。这个缺额是无法填补的。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的一句话。然而我们并不想称他做巨星，比他作太阳，因为这样的比喻太抽象了。他并不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然界的壮观。他从不曾高高地坐在中国青年的头上。一个不识者的简单的信函就可以引起他胸怀的吐露；一个在困苦中的青年的呼吁也会得到他同情的帮忙。在中国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爱护青年的。

然而把这样的一个人单单看做中国文艺界的珍宝是不够的。我们固然珍惜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我们也和别的许多人一样以为他的作品可以列入世界不朽的名作之林，但是我们更重视：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在人类解放运动中，他是十个勇敢的先驱。

鲁迅先生的人格比他的作品更伟大。近二三十年来他的正义的呼声响彻了中国的暗夜，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他高举着思想的火炬，领导无数的青年向着远远的一线亮光前进。

现在，这样的一个人从中国的地平线上消失了。他的死是全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尤其是在国难加深、民族解放运动炽烈的时候，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导师，我们的哀痛不是没有原因的。

别了，鲁迅先生！你说，“忘记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忘记你的。我们不会让你静静地死去。你会活起来，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全中国人民的心里。你活着来看大家怎样继承你的遗志向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迈进！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在上海

【点评】

巴金（１９０４—），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市人（祖籍浙江嘉兴），１９０４年１１月２５日生于成都一个旧式的大家庭中。他所创作的小说有两大主题：一是探索青年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道路，代表作有《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二是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以影射社会专制制度的罪恶，代表作有《春天里的秋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热烈、真诚，文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１９３４年写作小说《神》、《鬼》、《人》，风格渐趋平和稳健。抗战后期创作风格转变，以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为主，表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１９４６年返回上海定居。１９４９年以后，历任全国文联三、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收获》和《上海文学》主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巴金文集》１４卷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以致失去爱妻。１９７３年起悄悄翻译俄国民主革命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１９７８年“文革”结束后，以沉痛的心情反思知识分子在２０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和教训，并以个人为解剖对象，写作了五卷《随想录》（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

《悼念鲁迅先生》：鲁迅先生走了，他是中国的良心，他感动了有良心的中国人，他是英勇的战士，伟大的导师，知己朋友。鲁迅先生的逝世是国家之痛，是国人之痛。先生具有伟大的人格，他高举思想的火炬，为年轻人指引着光明的方向。从文章中可以深刻体会到巴金先生对鲁迅先生的崇敬和爱戴，对于鲁迅先生的逝世无比的悲痛。

陈西滢：蔡先生的回忆（1）

蔡先生与稚晖先生是我生平所师事的两个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几句诗，完全可以表出我对于两位先生的情绪。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人生的旅途上，他们是悬在天际的巨大的两颗明星，所以虽然有时会迷途，有时不免脚下绊倒，可是由于星光的照耀，仍然可以起来，仍然可以向正确的方面前进。

蔡先生与吴先生，在我心中，常常是连系在一起，不容易分开的。蔡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有一天夜间不能入睡，回想起蔡先生与自己的关系，处处地方便连带的想到吴先生。可是很奇怪的，蔡先生与吴先生虽同样的给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而细细追想起来，我与蔡先生的接触，实在是很少。

知道蔡先生却很早。因为在六七岁的时候，曾经在上海泥城桥爱国学社里上过几个月学，可以说是蔡先生与吴先生的学生。那时候住在吴先生的家中，天天见到，可是蔡先生却只听到过名字。至于是不是认识，甚至于是不是见过，现在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

以后看到蔡先生的名字，是在吴先生自英法写给先父等几个老朋友的数千字长信里面。这样的长信，一连大约有两封或三封，里面叙述事物很多，所以也当常会提到蔡孑民在柏林怎样，怎样。那时候的“蔡孑民”还只是一个名字。

武昌起义之后，吴先生与蔡先生都是先后回国。在他们未到以前，他们的一位朋友，商务印书馆主编“辞源”的陆炜士先生，常常对先父等说，将来修清史，只有“稚晖与鹤卿”。那时候已经十五六岁了，知道鹤卿就是以翰林公而提倡革命的蔡孑民。听了陆先生的谈话又知道蔡先生是文章家。

蔡先生回国后住在上海的时候，似乎曾经跟了吴先生到他的府上去过。但是除上一所一楼一底的房子之外，什么也不记得。也许这一楼一底的房子还记忆的错误，实在不曾去拜访过也说不定。但是那时候一个印象是相当清楚的。也可以说是蔡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大约是在张园举行的许多群众大会之一吧，蔡先生的演讲是在那里第一次听到。他的演讲，声音不高，而且是绍兴口音的官话，内容是朴质的说理，不打动听众的情感，所以他在台上说话，台下的人交头接耳的交谈，甚至于表示不耐烦。所以演讲辞更不能听到。蔡先生的演说也就很快的完毕了。十年以后听众对蔡先生的态度不同了，演辞不至于听不见，然而他演说态度，声音，与内容似乎与我第一个印象没有多大的出入。蔡先生不能说是一位雄辩家。

再会见蔡先生，是在十年后的伦敦。那时候蔡先生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校长，到欧洲去游历。在伦敦摄政街的中国饭店里，北大学生开了一个欢迎会。名义上虽是北大学生，可是原先与北大没有关系的也多人在场，我自己便是一个。此外记得起的还有张奚若，钱乙藜，张道藩。在场的北大教员有章行严与刘半农两位，学生则有傅孟真，徐志摩，徐彦之，刘光一等。那时我新买了一个照相机，初学照相。即在中国饭店的楼上照了两张团体相。这相片到抗战以前还存在，现在可无法找得到了。

蔡先生在伦敦时的故事，现在只记得二三个，大约因为稍微带些幽默，所以至今没有忘掉。有一次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社会心理学者怀拉斯请蔡先生到他家去茶叙，座中有他的夫人与女儿。陪蔡先生去的是志摩与我两人。起先我们任翻译。忽然志摩说蔡先生在法国住好久，能说法语。怀夫人与小姐大高兴，即刻开始与先生作法语谈话。一句句法文箭也似的向先生射去，蔡先生不知怎样回答。我为了解围，说蔡先生在法国只是作寓公，求学是在德国，所以德文比法文好。怀夫人、怀小姐不能说德语，只好依旧作壁上观。怀拉斯说他从前到过德国，可是德话好久不说已不大能说了。他与蔡先生用德文交谈了几句话。我记得怀指窗外风景说ＳＣＨＯＮ，蔡先生说ＩＥ—ＢＲＡＣＢＯＮ，可是这样的片言只字的交换，没有法子，怀先生说还是请你们来翻译吧。

一次我与志摩陪蔡先生参观一个油画院。里面有约翰孙博士的一张油画像。我与志摩说起约翰孙博士的谈吐，骨气，生活状态，很像中国的吴先生。在出门的时候，蔡先生选购了几张画片，微笑着的说“英国的吴先生的画像也不可不买一张”！

最难忘的一次是某晚在旅馆中蔡先生的房间里。一向总是有第三人在一处。此时第三人却因事出去了，房内只有我与蔡先生两个人。那时与蔡先生还不知己，自己又很怕羞。要是他做他自己的事倒好了。可是蔡先生却恭恭敬敬陪我坐着，我提了两三个谈话的头，蔡先生只一言半语便回答了。两个人相对坐着，没有谈话。心中着急，更想不出话来。这样的坐也许不到半点钟，可是在那时好像有几点钟似的。幸而第三人来了，方才解了当时的围。

民国二十一年冬与吴先生同船由法回国，到了上海，得北大之聘，又与吴先生同乘津浦北上。拜访蔡先生后没有几天，蔡先生即在一星期日中午在香厂的菜根香请吃饭。吴先生坐首席，同座都是从前在英国的熟朋友。饭后一干人一同步行从先农坛走到天桥。当时感觉到一种北平闲暇的趣味。可是没有多少时候，空气突然紧张，蔡先生离京南下，此后他便有十年没有到过北平。

陈西滢：蔡先生的回忆（2）

大约是民国二十一年的春天，蔡先生到武昌珞珈山住过几天。武汉大学的同人给他一个很热烈的欢迎。可是那时候我正病卧在床上，不能够行动。倒是蔡先生走上百余级石级，到我住的高高在山坡上的家，作病榻前的慰问。对于一个后辈，而且实在是很少见的人，看做亲切的朋友，这是蔡先生待人接物的本色，是他所不可及的一个特点。

就是这一年的夏末——还是次年？暑假时我从南昌去北平，因平津路突然不通，乘船到南京，改由津浦路北上。到南京后得知蔡先生正在此时北上，出席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一同相约同行。在车上除了一位基金会的美国董事外，没有什么很熟识的人，所以有一天以上的朝夕相处。这时与伦敦旅馆中大不同了。自己没有了拘束的感觉，没有话的时候也并不勉强的想话说。可是这一次蔡先生谈话很多，从中国的政治教育到个人琐事。特别是过泰安附近时，我们在窗口凭吊志摩遇难的地点，谈了不少关于志摩的回忆。蔡先生带了几瓶南京老万全的香雪酒，是朱骝先送他在车上喝的。第一天晚餐时我们两人喝了一瓶——应该说是蔡先生一人喝一瓶，因我只能陪二三杯。那晚上蔡先生虽没有醉，脸却红得厉害。第二天中晚两餐喝了一瓶。蔡先生说这样正好，听说他每餐得喝一点酒，但并不多。

车快到北平时，他对我说，中央委员乘车是不用花钱的，所以这一次一个钱也没有花。心里觉得有些不安，饭车的账请我让他开销了罢。他说得这样诚恳委婉，我觉得没有什么话可说。可是第二天早晨发现不仅饭费，连睡车上茶房的小费他都付过了。车到站时，他又说他带了一个当差，而且有人来接，行李有人招呼，我的行李也不如放在一处运去。所以这一次与蔡先生同行，一个年轻三十多岁的我非但没有招呼蔡先生，而且反而受他招呼，这表示自己的不中用，但也可以看到蔡先生待人接物的和蔼体贴的风度。

蔡先生这一次到北平，是十年后重游旧地，盛受各团体、各个人朋友的欢迎招待。常常一餐要走两三个地方。他到一处，一定得与每一客对饮一杯，饮完方离去，所以每晚回家时大都多少有了醺意了。他对一切的兴趣都很厚浓。故宫博物院欢迎他去参观时，他进去看了一天。他的脚有病，走路不大方便，可是毫无倦容。我们从游的年轻些的人，都深为惊异。那时候我们认为蔡先生享八九十以上的高龄，应当是不成问题的事。

那一年以后，除了某年暑假，我与叔华在上海经过到愚园路进谒一次蔡先生蔡夫人而外，更没有再会见过了。

追想过去，自己与蔡先生接触的次数实在并不多，但是他在我生命中所给予的影响，却异乎寻常的大，异乎寻常的深刻。是怎样来的呢？仔细分析起来，并不是由于蔡先生的学问文章。蔡先生的书我一本不曾读过。他讲演辞和文章，也只偶然的读到。对于他的学问文章我没有资格说话。也不是由于蔡先生的功业。他办理北大，以致有五四，有新文化运动；他办理中央研究院，使中国在科学各有各种贡献，但是这种种可以使人钦佩，却不一定使人师法，使人崇拜。蔡先生的所以能给予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推求起来，完全是由于他人格的伟大。他应小事以圆，而处大事以方。他待人极和蔼，无论什么人有所请托，如写介绍信之类，他几乎有求必应，并不询问来人的资格学问经验。可是到了出处大节，国家大事，他却决不丝毫含糊，而且始终如一，不因事过境迁而有迁就。他是当代最有风骨的一个人。我与他接触的机会虽不多，但是先后有二三十年。我无论在什么时候见到他，蔡先生始终是蔡先生，犹之吴先生始终是吴先生，并不因环境的不同，时运的顺逆，而举止言语有什么不同。这是说来容易，却极难做到的一件事。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蔡吴两先生才可以当大丈夫的名称而无愧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原载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４日重庆《中央日报》）

【点评】

陈西滢（１８９６—１９７０），江苏无锡人，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１９１２年去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１９２２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１９２４年在胡适支持下，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文艺部主编。１９２７年与女作家凌叔华结婚，１９２９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１９４３年到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１９４６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１９６６年退休侨居伦敦，１９７０年因病去世。著作书目：《西滢闲话》《西滢后话》。

《关于蔡先生的回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蔡先生从相见到相识再到相知，蔡先生给作者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质朴、亲切、平易近人，待人接物和蔼体贴。从生活的细节中可以看出蔡先生是一个应小事以圆，大事以方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并且始终如一，决不含糊迁就。蔡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心胸宽广，又很有原则性的值得尊敬的人。

废名：知堂先生

林语堂先生来信问我可否写一篇《知堂先生》刊在《今人志》，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者这个题目于我是亲切的，惧则正是陶渊明所云：“惧或乖谬，有亏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战战兢兢，若履深薄云尔。”我想我写了可以当面向知堂先生请教，斯又一乐也。这是数日以前的事，一直未能下笔。前天往古槐书屋看平伯，我们谈了好些话，所谈差不多都是对于知堂先生的向往，事后我一想，油然一喜，我同平伯的意见完全是一致的，话似乎都说得有意思，我很可惜回来没有把那些谈话都记录下来，那或者比着意写一篇文章要来得中意一点也未可知。我们的归结是这么的一句，知堂先生是一个唯物论者。知堂先生是一个躬行君子。我们从知堂先生可以学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间我们却学不到他的那个艺术的态度。平伯以一个思索的神气说道：“中国历史上曾有像他这样气分的人没有？”我们两人都回答不了。“渐近自然”四个字大约能以形容知堂先生，然而这里一点神秘没有，他好像拿了一本自然教科书做参考。中国的圣经圣传，自古以及如今，都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这以外大约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唯女子与小孩的问题，又烦恼了不少的风雅之士。我常常从知堂先生的一声不响之中，不知不觉的想起了这许多事，简直有点惶恐。我们很容易陷入流俗而不自知，我们与野蛮的距离有时很难说，而知堂先生之修身齐家，真是以自然为怀，虽欲赞叹之而不可得也。偶然读到《人间世》所载《苦茶庵小文题魏慰晨先生家书后》有云：“为父或祖者尽瘁以教养子孙而不责其返报，但冀其历代益以聪强耳，此自然之道，亦人道之至也。”在这个祖宗罪业深重的国家，此知者之言，亦仁者之言也。

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这个态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来，他写给我辈的信札，从未有一句教训的调子，未有一句情热的话，后来将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来一看，字里行间，温良恭俭，我是一旦豁然贯通之，其乐等于所学也。在事过情迁之后，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观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我常记得当初在《新月杂志》读了他的《志摩纪念》一文，欢喜慨叹，此文篇末有云：“我只能写可有可无的文章，而纪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这种文章来敷衍的，而纪念刊的收稿期又迫切了，不得已还只得写，结果还只能写出一篇可有可无的文章，这使我不得不重又叹息。”无意间流露出来的这一句叹息之声，其所表现的人生之情与礼，在我直是读了一篇寿世的文章。他同死者生平的交谊不是抒情的，而生死之前，至情乃为尽礼。知堂先生待人接物，同他平常作文的习惯，一样的令我感兴趣，他作文向来不打稿子，一遍写起来了，看一看有错字没有，便不再看，算是完卷，因为据他说起稿便不免于重抄，重抄便觉得多无是处，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写起倒也算了。他对于自己是这样的宽容，对于自己外的一切都是这样的宽容，但这其间的威仪呢，恐怕一点也叫人感觉不到，反而感觉到他的谦虚。然而文章毕竟是天下之事，中国现代的散文，从开始以迄现在，据好些人的闲谈，知堂先生是最能耐读的了。

那天平伯曾说到“感觉”二字，大约如“冷暖自如”之感觉，因为知堂先生的心情与行事都有一个中庸之妙，这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平伯乃踌躇着说道：“他大约是感觉？”我想这个意思是的，知堂先生的德行，与其说是伦理的，不如说是生物的；有如鸟类之羽毛，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也白也，都是美的，都是卫生的。然而自然无知，人类则自作聪明，人生之健全而同乎自然，非善知识者而能之欤。平伯的话令我记起两件事来，第一我记起七八年前在《语丝》上读到知堂先生的《两个鬼》这一篇文章，当时我尚不甚了然，稍后乃领会其意义，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说：在我们的心头住着ＤｕＤａｉｍｏｎｅ，可以说是两个——鬼。我踌躇着说鬼，因为他们并不是人死所化的鬼，也不是宗教上的魔，善神与恶神，善天使与恶天使。他们或者应该说是一种神，但这似乎太尊严一点了，所以还是委屈他们一点称之曰鬼。

这两个是什么呢？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据王学的朋友们说人是有什么良知的，教士说有灵魂，维持公理的学者也说凭着良心，但我觉得似乎都没有这些，有的只是那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可是他并不走远，只在弄头弄尾探望，他看绅士领了我走，学习对淑女们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于是他又赶出来大骂云云……这样的说法，比起古今的道德观念来，实在是一点规矩也没有，却也未必不最近乎事理，是平伯所说的感觉，亦是时人所病的“趣味”二字也。

再记起去年我偶尔在一个电影场上看电影，系中国影片，名叫《城市之夜》，一个码头工人的女儿为得要孝顺父亲而去做舞女，我坐在电影场上，看来看去，悟到古今一切的艺术，无论高能的低能的，总而言之都是道德的，因此也就是宣传的，由中国旧戏的脸谱以至于欧洲近代所谓不道德的诗文，人生舞台上原来都是负担着道德之意识。当下我很有点闷窒，大有呼吸新鲜空气之必要。这个新鲜空气，大约就是科学的。于是我想来想去，仿佛自己回答自己，这样的艺术，一直未存在。佛家经典所提出的“业”，很可以做我的理想的艺术的对象，然而他们的说法仍是诗而不是小说，是宣传的而不是记载的，所以是道德的而不是科学的。我原是自己一时糊涂的思想，后来同知堂先生闲谈，他不知道我先有一个成见，听了我的话，他不完全的说道：“科学其实也很道德。”我听了这句话，自己的心事都丢开了，仿佛这一句平易的话说得知堂先生的道境，他说话的神气真是一点也不费力，令人可亲了。

二十三年七月

【点评】

废名（１９０１—１９６７），原名冯文炳，曾为语丝社成员，师从周作人的风格，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代表作家。１９２９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属乡土文学。废名的代表作有长篇《桥》及《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他将周作人的文艺观念引至小说领域加以实践，融西方现代小说技法和中国古典诗文笔调于一炉，文辞简约幽深，兼具平淡朴讷和生辣奇僻之美。

《知堂先生》：友人约稿让写周作人先生，作者一喜、一惧、一乐，复杂的心情表露无疑，这也让读者对传主顿生好奇。知堂先生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艺术态度的人，因此先生对于自己和自己以外的人和事情都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知堂先生的心境和行事无不体现着“中庸之妙”。在现实社会和生活中，即使是文艺作品都背负着道德的意识，所以先生的宽容、自然、平和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作者以自然流畅的笔触为我们描绘出一位性近自然的知堂先生。

丰子恺：怀李叔同先生（1）

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是上下两块可以推动的）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两块都写好，上块盖着下块，用下块的把上块推开）。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最不易忘却的，是有一次上弹琴课的时候。我们是师范生，每人都要学弹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风琴及两架钢琴。风琴每室两架，给学生练习用；钢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里，一架放在弹琴教室里。上弹琴课时，十数人为一组，环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及李先生十数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教完以后，下课铃响了。李先生立起来一鞠躬，表示散课。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上音乐课时，觉得比上其他一切课更严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那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缘故。

李叔同先生为甚么能有这种权威呢？不仅为了他学问好，不仅为了他音乐好，主要的还是为了他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

他出身于富裕之家，他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银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亲生他时，年已七十二岁。他坠地后就遭父丧，又逢家庭之变，青年时就陪了他的生母南迁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当时上海文坛有著名的沪学会，李先生应沪学会征文，名字屡列第一。从此他就为沪上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广，终以“才子”驰名于当时的上海。所以后来他母亲死了，他赴日本留学的时候，作一首《金缕曲》，词曰：“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悉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读这首词，可想见他当时豪气满胸，爱国热情炽盛。他出家时把过去的照片统统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彻底的做一个翩翩公子。

后来他到日本，看见明治维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弃了翩翩公子的态度，改做一个留学生。他入东京美术学校，同时又入音乐学校。这些学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画和西洋音乐。李先生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学得很好；到了日本，就买了许多西洋文学书。他出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纲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由此可想见他在日本时，对于西洋艺术全面进攻，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研究。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春柳剧社，纠集留学同志，共演当时西洋著名的悲剧《茶花女》（小仲马著）。他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墨登场。这照片，他出家时也送给我，一向归我保藏；直到抗战时为兵火所毁。现在我还记得这照片：卷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另外还有许多演剧的照片，不可胜记。这春柳剧社后来迁回中国，李先生就脱出，由另一班人去办，便是中国最初的“话剧”社。由此可以想见，李先生在日本时，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学一样，像一样。要做留学生，就彻底的做一个留学生。

丰子恺：怀李叔同先生（2）

他回国后，在上海太平洋报社当编辑。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同时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每月中半个月住南京，半个月住杭州。两校都请助教，他不在时由助教代课，我就是杭州师范的学生。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你可想见，他是扮过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个美男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原是描写西子的，但拿来形容我们的李先生的仪表，也很适用。今人侈谈“生活艺术化”，大都好奇立异，非艺术的。李先生的服装，才真可称为生活的艺术化。他一时代的服装，表出着一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各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判然不同，各时代的服装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我二年级时，图画归李先生教。他教我们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无从着手。四十余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描得像样的。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揭在黑板上。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摹。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于写生，从这时候开始发生兴味。我到此时，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生出来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临摹他人依样画葫芦呢？于是我的画进步起来。此后李先生与我接近的机会更多。因为我常去请他教画；又教日本文。以后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较为详细。他本来常读性理的书，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头常常放着道藏。那时我还是一个毛头青年，谈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绘事外，并不对我谈道。但我发见他的生活日渐收敛起来，仿佛一个人就要动身赴远方时的模样。他常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我。他的朋友日本画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已等到西湖来写生时，他带了我去请他们吃一次饭；以后就把这些日本人交给我，叫我引导他们（我当时已能讲普通应酬的日本话）。他自己就关起房门来研究道学。有一天，他决定入大慈山去断食，我有课事，不能陪去；由校工闻玉陪去。数月之后，我去望他。见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对我讲话，同平时差不多。他断食共十七日，由闻玉扶起来，摄一个影，影片上端由闻玉题字：“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侍子闻玉题。这照片后来制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的下面用铅字排印着：“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欣欣道人记。”李先生这时候已由“教师”一变而为“道人”了。学道就断食十七日，也是他凡事“认真”的表示。

但他学道的时候很短。断食以后，不久他就学佛。他自己对我说，他的学佛是受马一浮先生指示的。出家前数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这程先生原来是当军人的，现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为僧。李先生同他谈得很久。此后不久，我陪大野隆德到玉泉去投宿，看见一个和尚坐着，正是这位程先生。我想称他“程先生”，觉得不合。想称他法师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后来知道是弘伞）。一时周章得很。我回去对李先生讲了，李先生告诉我，他不久也要出家为僧，就做弘伞的师弟。我愕然不知所对。过了几天，他果然辞职，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我从此改口，称他为“法师”。法师的僧腊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中，我颠沛流离，他一贯到底，而且修行功愈进愈深。当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律宗。律宗是讲究戒律的。一举一动，都有规律，严肃认真之极。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断绝，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所以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的生活非常认真。举一例说：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余多的送与法师。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像个青衣，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大面又像个大面……都是“认真”的缘故。

现在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圆寂了。噩耗传到贵州遵义的时候，我正在束装，将迁居重庆。我发愿到重庆后替法师画像一百帧，分送各地信善，刻石供养。现在画像已经如愿了。我和李先生在世间的师弟尘缘已经结束，然而他的遗训——认真——永远铭刻在我心头。

一九四三年四月，弘一法师圆寂后一百六十七日，作于四川五通桥客寓

【点评】

丰子恺（１８９８—１９７５），原名丰润、丰仁。浙江崇德人。１９１４年入杭州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从李叔同学习音乐和绘画。１９２４年在上海创办立达中学。１９２５年成立立达学会，参加者有茅盾、陈望道、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等人。１９２９年被开明书店聘为编辑。１９３１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解放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著作有《子恺漫画》、《子恺画集》、《西洋美术史》、《缘缘堂随笔》、《子恺小品集》等。

《怀李叔同先生》：李叔同先生温而厉的个性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是矛盾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个性和习惯在李叔同先生那里却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和李先生的交往过程中留给作者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李先生的“认真”。先生的言行、衣着，处世态度无不体现着认真的态度。作者用琐事、细节来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丰满的，感情世界极其丰富的李叔同先生。

吴组缃：敬悼佩弦先生（1）

近年来心情常在焦躁沉郁之中，做人也不知不觉得格外简淡起来。因为无善可陈，话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许多的师和友，久已音书断绝。虽然心里总是怀念着他们。

还是抗战胜利的那年夏天，和朱先生在成都匆匆见了一面，这以后信也没写过一封。恐怕我现在在哪里他都未必知道。八月十二日报载朱先生胃病又发，正在医院里行手术。我就觉得不很好。因为我知道他“拖”着十二指肠溃疡的病在身已经多年了，若不是到了严重地步，是不会进医院去开刀的。果然，第二天报上就传来他的死讯了，说行过手术之后转成肾脏炎，因为体力太弱，终于不救。

朱先生的死，细想起来真是所谓“势所必至”：以他那样认真不苟的人，处在这样的时世和境况，拖上了这样的病，不能休息，不能医治，只是听天由命地拖着，那结果早就可以预料的。看到报上所传的噩耗，当时只悲慨地说：“唉，他才只五十一岁啊！”但心里实在没有感到多大的震惊。

叫我大大震惊了的，倒是在成都的那次会面。那时朱太太带着小孩住在成都，朱先生趁着暑假从昆明回来。我路过成都，从叶圣陶先生那里打听到他们的住处，特意去看他们。那地方可不容易找，是在望江楼附近名叫报恩寺的一座小尼庵的院落里。他们住着几间没有地板的小瓦屋，简陋，但很整洁。我先看见一位小弟弟，紧凑的个儿，清秀的苹果脸，穿着黑洋布褂裤，在小巷寮檐下阴处一张小竹凳上坐着，聚精会神地看书。看这小弟弟的形貌神态，简直是个具体而微的当年的朱先生。我走了许多冤枉路，找得满身汗，这一下知道找对了。但等到朱先生从屋里走了出来，霎时间我可愣住了。他忽然变得那等憔悴和萎弱，皮肤苍白松弛，眼睛也失了光彩，穿着白色的西裤和衬衫，格外显出了瘦削劳倦之态。十一年没见面；又逢着这艰苦的抗战时期，变，是谁也要变的，但朱先生怎样变成这样了啊！我没有料到；骤然吃了一惊，心下不禁重甸甸的。

朱先生一手拿着书，一手握着笔，穿得衣履整饬，想必正在房里用功；看见我，很高兴，慌乱的拖着椅子，让我到房里坐。一会儿工夫，又来了六七位男男女女的客人，他们都喊他“朱大哥”，坐满了屋子，大声地说笑着。朱先生各方面应酬着，作古正经，一点不肯懈怠。我在那些客人前面，是个生人，于是他还不时“张罗”我参加谈话，像他做文章，不肯疏忽了一笔。但我看到他多么疲乏，他的眼睛可怜地眨动着，黑珠作晦暗色，白珠黄黝黝的，眼角的红肉球球凸露了出来；他在凳上正襟危坐着，一言一动都使人觉得他很吃力。客人散了之后，朱先生和朱太太留我吃午饭。朱先生吃得很少，说吃多了就发胃病；而且只能吃面食。

我知道他患了胃病，是余冠英兄的信上告诉的。我也患过严重的胃痉挛病，属于神经性的，痛起来面无人色，话也说不出，满床乱滚。但一不痛，就食欲亢进；吃了东西，又是痛。后来承阳翰笙先生介绍，服了一瓶鹿茸精，掉了两颗大牙，病却从此没发了。当时我曾主观地设想朱先生的胃病和我的相同，把病状和治法写信告诉了他。他回信说：“我也要试试看。”又一次的信说：“我的胃病时好时坏，难在有恒的小心。但以后得努力，不然日子久了，拖坏了身体，到了不大能工作的地步，那就糟了。”但以后的信上就没再提过胃病。我还当他慢慢好了。这次见面，才知道他患的是十二指肠溃疡，不但没有好；而且已经把人拖成了这样。

吃过饭，他废了午睡，同我谈到两三点钟，叫我多多“囤积”生活经验，将来写些出来；又谈他自己研究和写作的计划。而后一路出街，同去看了几个人，参加几处聚会。吃完晚饭散席不久；就大雨滂沱，我料他那天老远的赶回家一定淋得浑身透湿。

“这个病，目前我没办法，只好不要去管它。”这是当时他轻描淡写地说的一句话，到现在还清清楚楚留在我耳里。他好像对他的病满不在乎。但显然的，他原先信上说的“有恒的小心”和“以后得努力”的话，这次不再提起，而且根本抛开不顾了。我明白他那句轻松的话里的沉重意味，当时什么话也没说。

还在小学时，我就在新杂志上读过朱先生的诗文。俞平伯、朱自清，那是当时齐名的两位新诗人。民国十八年我进清华，知道朱先生任此间中国文学系主任。当时我们青年学生持一种奇怪的信条，以为求学当拿一科作为太太，另外一科作为爱人。我是把文学当作爱人的，因为我从小喜欢它；进的却是经济系。入校后最初半年，虽同在一个园子里，我没有和朱先生识过面，也没有想到去拜访他。这年冬季，一天刚忙完大考，和同学到大礼堂门前晒太阳，

慢慢的台阶上一层层挤了近百的人。有些喜欢胡闹的，每见面前路上有人走来，大家就齐生对他喊“一二一，左右左”，此时那人的脚步即无法抵御，不自禁合上节拍，走成练兵操的步伐，对着这人多势众，惟有窘得狼狈而逃。正在这样笑闹着，大路上来了一位矮矮的个儿，脸色丰腴红润，挟了大叠书在手，踅着短而快的步子，头也不抬的匆匆走了近来。同学们照例向他喊起“一二一”。最初他还不在意，仍是一本正经的走着。但随即他就理会到了，一时急得不知所措，慌张的摘一摘呢帽子向台阶上连连点着头，满面通红的逃开了。这人很年青，看去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我还当他是高班的同学。但是他走过之后，有些同学耸耸肩头，顽皮的伸舌头了。其中一位告诉我，这就是朱自清先生。

吴组缃：敬悼佩弦先生（2）

到第二年，我受了余冠英同学的怂恿，决定和“爱人”结婚，正式转入中国文学系。我到图书馆下面系办公室去找朱先生办手续。他仔仔细细看我的成绩单，看了很久，说：“可以，我准许你。”于是拿起钢笔签了字。他座位的前后左右书架上都是一叠叠横摆着的书，多半是新书，很少线装的。他的案头也摊着好几本。面前有篇正写着的稿子，娟秀的小字，涂改得乱七八糟。他的矮小的个儿埋在座位里，精神很饱满，态度极庄严，但面孔发红，透着点忙乱神气，一点不老成。我想，大约这就是他的友人们所说的“永远的旅人的颜色”罢。

直到我离开学校，我记得一共选了朱先生三门课。一门是“诗选”，用《古诗源》作教本：实在没有什么可讲解的，但很花我们时间。我们得一首首背诵，上了班不时要默写。此外还得拟作，“拟曹子建名都篇”，“拟西洲曲”，还和同班合作“拟柏梁体”。朱先生改得可仔细，一字未惬，他也不肯放过。有一句好的，他也要打双圈。常常使我们拿到本子，觉得对他不起，因为我们老是不免有点鬼混。另外两门，一是“歌谣”，一是“新文学研究”。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新文学研究”。发的讲义有大纲，有参考书目，厚厚的一大叠。我们每星期得交一次读书报告。这种报告上若有什么可取的意见，发还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你这段话，我摘抄了下来，请你允许我。”他讲课也真卖劲。我现在想到朱先生讲书，就看见他一手拿着讲稿，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一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总是不很镇定，面上总是泛着红。他讲的大多援引别人的意见，或是详细的叙述一个新作家的思想与风格。他极少说他自己的意见；偶尔说及，也是嗫嗫嚅嚅的，显得要再三斟酌词句，惟恐说溜了一个字。但说不上几句，他就好像觉得已经越出了范围，极不妥当，赶快打住。于是连连用他那叠起的白手帕抹汗珠。

有一天同学发现他的讲演里漏了他自己的作品，因而提出质问。他就面红耳赤，非常慌张而且不好意思。半晌，他才镇静了自己，说：“这恐怕很不重要，我们没有时间来讲到，而且也很难讲。”有些同学不肯罢休，坚要他讲一讲。他看让不掉，就想了想，端庄严肃地说：“写的都是些个人的情绪，大半是的。早年的作品，又多是无愁之愁；没有愁，偏要愁，那是活该。就让他自个儿愁去罢。”就是这几句，我所录的大致没错。

他所讲的，若发现有错误，下次上班必严重的提出更正，说：“对不起，请原谅我。…请你们翻出笔记本改一改。”但往往他所要更正的，我们并未记下来。因为在我们看来，那实在不关重要；举个例说罢，他所讲的作家，照例要介绍几句籍贯和生平。一回，讲到刚出的小说作家张天翼，他介绍说：“这是位很受人注意的新作家，听说是浙江人，住在杭州……”第二次他更正道：“请原谅我，我上次说张天翼是浙江人，恐怕错了。有人说他是江苏人。还弄不清楚，你们暂时空着罢。”后来我到了南京，恰好认识了天翼，知道，他原籍湖南，父母住浙江，姊姊嫁江苏，他自己两省都长住过，还能说一口地道的湘乡话。我赶快写信告诉了朱先生，朱先生回信谢谢我。

在校数年，我很少单独去访朱先生。他总是那么庄敬不苟，又爱脸红，对我们学生也过于客气。比如说，他称呼我，总是“吴先生”，总是“您”，听着实在有点使人发窘和不安。（直到成都那次会画，他才叫我“组缃”）是后来余冠英兄接了家眷来，住在北院朱先生寓处隔壁的房子里，我常常到冠英兄家去谈天打桥牌，有时顶头碰着朱先生；我到他房里坐过几次。那时朱先生新结婚。朱先生对太太说话，也是非常客气，满口“请您”“请您”的，真所谓“相敬如宾”。那所房子我们取名“四个斋”，因为朱太太名竹隐，余太太名竹因，二竹已是四个“个”字，而朱余两夫妇又是四个人，他们合住着那所房子。在这“四个斋”里和朱先生的谈话，我现在记得几则。

一次是谈茅盾先生的《子夜》。那时《子夜》刚出版，朱先生推崇备至，说取材，思想，和气魄，都是中国新文学划时代的巨制。这才是站在时代最尖端的作品，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跟它走。“写小说，真不容易。我一辈子都写不成小说，不知道从那里下笔。也铺展不开，也组织不起来。不只长篇，连短篇也是。”这样的话，我不止听他说过一次。有人提到他的《笑的历史》和《别》。他似乎很生气地说：“那是什么！”随即就脸红起来。另一次谈及刚出版的郭沫若先生的《创造十年》；朱先生笑着说：“他说我这里有块疤。”用手摸摸他右鬓上面那块没长头发的大疤。但觉得这说得不好，于是脸又红了。还有一次是鲁迅先生到了北平，朱先生特意进城去请他到清华来讲演。他拿着清华中国文学会的请函去的，但结果碰了钉子回来。朱先生满头汗，不住用手帕抹着，说：“他不肯来。大约他对清华印象不好，也许是抽不出时间。他在城里有好几处讲演，北大和师大。”停停又说：“只好这样罢，你们进城去听他讲罢。反正一样的。”

朱先生工作的地处就是系办公室。除了吃饭、上课和休息，他总在那围着满架图书的座位里“埋”着。我到这里找他，多是为选课的事；他劝我多选外文系的课；劝我读第二年英文；我读了两年法文也是他鼓励的。但对别的同学，我知道他并不向此方面指引。想是因材施教的意思，他是决不牵着同学的鼻子向一方面走的。

有一天他坐在座位上非常生气。是有一位同学打电话到他家里，说有几本要看的书找不着，叫他立刻到图书馆书库帮他找一找。此意固然冒昧，大概说的话更不客气。“这是妄人，不理他！”他很厌恶狂妄不近情理的人。

后来为编年刊，向他索稿。到约定的时间去取，他还没有写完。于是叫我坐下等一等。我看见他埋头写着，很是着急；稿纸上涂了许多黑团团。终于脱稿了；把稿子交给我，指着说：“你看看这几句。”我记得那几句大意是：“诸位若因毕了业，就自以为了不得，那可不成。”等等。

吴组缃：敬悼佩弦先生（3）

我毕业那年，家境坏了；本想找个饭碗。照规例，要就业的到系里登记，外间来信要人，即为斟酌介绍。我登记之后，朱先生替我接洽好了两三次事，但到时心里又不甘愿，回说还是不想就业。那时我可以免考入研究院，就在学校里再赖了一年。可是拖着太太和女儿，靠研究院数十元津贴和一点不可指望的稿金，实在不易维持。于是朱先生又替我接洽职业。那是在寒假中；说河南有个大学要教员，后来打听，又说不是。记得一天早晨奇冷无比，我遇见朱先生冒着吹得倒人的大风到邮局里打电报通知那学校说我不去了。

朱先生主持的清华中国文学系，定立的方针是用新的观点研究旧时代文学，创造新时代文学。但这也不能立刻就做得合乎理想的。朱先生最感苦痛的是多年为系务缠住，自己没法用功。听说他年年打恭作揖，要求准许他放掉系主任之职。他说：“你看我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也拿不出来，我实在非用用功不可了。”但我知道，除了休假，他一直到死都没有摆脱系务。

抗战期间，他从昆明写给我的一封信上说：

我这些年担任系务，越来越腻味。去年因胃病摆脱了联大一部分系务；但还有清华的缠着；行政不论范围大小，都有些烦麻琐碎，耽误自己的工作很大。我又是个不愿马虎的人，因此就更苦了自己。况且清华国文系从去年下半年起，就只剩了一个学生。虽不一定是我的责任，但我总觉得乏味。今年请求休假，一半为的摆脱系务，一半为的补读基本书籍。一向事忙，许多早该读的书都还没有细心读过；我是四十多了，再迟怕真来不及了。

下面说到他的工作计划：

我的兴趣本在诗，现在是偏向宋诗；我是个散文的人，所以也偏爱散文化的诗。另一方面，我的兴趣又在散文的发展。今年预定的工作，便是散文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从金甲文到群经诸子。这个范围也够大的，但我只想作两个题目。我还有一方面的倾向，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中问题的研究，还有语文意见的研究。这些其实都是关联着的。

写作方面，我想写一部关于语文意义的书，已定下名字，叫“语文影”。已经发表过一些。第一篇得罪了人，挨了许多骂。但我用阿Ｑ的方法对付他们，一概来个不理，事情也就过去了。还想写一部，想叫做“世情书”。但担心自己经验太狭，还不敢下手。有人说中国现代，散文里缺少所谓Ｆｏｒｍａｌｅｓｓａｙ；这部书就想试试这一种体裁。但还得多读书，广经验，才敢起手尝试。

这信正是他带着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的病，在我所传闻的，为了避空袭，背着仅有的一卷被子；进城去上课，住了几夜；又背着被子回乡下寓处那样的生活中写给我的。长有二千字；在此不必全部抄引了。

我不舍作评论，关于朱先生在文艺学术方面的成就，这里也不能道及。以上我只拉杂琐屑的把我所见的他“这个人”细略叙述了出来。我要指明的是，他不是那等大才磅礴的人，他也不像那等人们心目中的所谓大师。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见《背影序》）是的，他的为人，他的作品，在默示我们，他毫无什么了不得之处。你甚至会觉得他渺小，世俗。但是他虔敬不苟，诚恳无伪。他一点一滴地做，踏踏实实地做，用了全付力量，不断地前进，不肯懈怠了一点。也许做错了，他会改正的；也许力量小了，他会努力的。说他“老好”也罢，“随和”也罢，他可一直忠于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一直忠于社会与时代。他把牢了大处——

知识阶级的文人，如果再能够，自觉的努力发现下去，再多扩大些；再多认识些，再多表现，传达，或暴露些，那么，他们会渐渐的终于无形的参加了政治社会的改革的。那时他们就确实站在平民的立场，做这个时代的人了。

（见《标准与尺度》）

下面我再摘抄民国二十三年他二十六岁时所作的长诗《毁灭》中的末段：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虽然这些印迹是极微细的，

且必将磨灭的；

虽然这迟迟的行步！

不称那迢迢无尽的程途，

但现在平常而渺小的我，

早看到一个个分明的脚步，

便有十分的欣悦——

那些远远远远的

是再不能，也不想理会的了。

别耽搁罢，

走！走！走！

（原载１９４８年９月《文讯》第９卷第３期）

【点评】

吴组缃（１９０８—１９９４），原名吴祖襄，字仲华，安徽泾县人。１９２９年秋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１９３２年创作小说《官官的补品》，获得成功。１９３４年创作《一千八百担》。作品结集为《西柳集》、《饭余集》。１９３５年中断学习，应聘担任了冯玉祥的家庭教师及秘书。１９３８年发起并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协会理事。抗战时期创作长篇小说《鸭咀涝》。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７年间随冯玉祥访美，此后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中文系主任，１９５２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潜心于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任《红楼梦》研究会会长。

《敬悼佩弦先生》：时间为纬，事件为经，朱自清先生的去世打开了作者记忆的闸门。在昆明，作者见到了面容憔悴却依然充满热情、诲人不倦的的朱先生；在清华大学作者见到的是一位可爱的却有些“迂”的朱先生，一位勤勉认真却又谦虚谨慎的朱先生。朱先生是一个忠于自己的思想理念和感情的人，他生活中这些平凡的小事却在时代的背景中投射出他人格的伟大。

胡适：追悼志摩(1)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志摩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在那淋漓的大雨里，在那迷蒙的大雾里，一个猛烈的

Chapter_3

大震动，三百匹马力的飞机碰在一座终古不动的山上，我们的朋友额上受了一个致命的撞伤，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觉，半空中起了一团大火，像天上陨了一颗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我们的志摩和他的两个同伴就死在那烈焰里了！

我们初得着他的死信，却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会死的这么惨酷；但在那几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过去之后，我们忍不住要想，那样的死法也许只有志摩最配。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的走了”，也不忍想志摩会死一个“平凡的死”，死在天空之中，大雨淋着，大雾笼罩着，大火焚烧着，那撞不倒的山头在旁边冷眼瞧着，我们新时代的新诗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种死法，也挑不出更合式，更悲壮的志摩走了，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的云彩。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他常说：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我们也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可是狂风过去之后，我们的天空变惨淡了，变寂寞了，我们才感觉我们的天上的一片最可爱的云彩被狂风卷去了，永远不回来了！

这十几天里，常有朋友到家里来谈志摩，谈起来常常有人痛哭。在别处痛哭他的，一定还不少。志摩所以能使朋友这样哀念他，只是因为他的为人整个的只是千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叶公超先生说，

“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

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

陈通伯先生说，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索，他是黏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的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黏着性。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使我们老，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

他的一生真是爱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我攀登了万仞的高冈，

荆棘扎烂了我的衣裳，

我向飘渺的云天外望——

上帝，我望不见你！

……

我在道旁见一个小孩：

活泼，秀丽，褴褛的衣衫；

他叫声“妈”，眼里亮着爱——

上帝，他眼里有你！

（《他眼里有你》）

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里，曾说他的心境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这句话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社会上对于他的行为，往往有不谅解的地方，都只因为社会上批评他的人不曾懂得志摩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他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现在志摩的棺已盖了，而社会上的议论还未定。但我们知道这两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想的追求。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这两件事的结果，在别人看来，似乎都不曾能够实现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们还忍用成败来议论他吗？

我忍不住我的历史癖，今天我要引用一点神圣的历史材料，来说明志摩决心离婚时的心理。民国十一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议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认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他说：

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间事矣。

胡适：追悼志摩（2）

……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这信里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

后来他回国了，婚是离了，而家庭和社会都不能谅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会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所以民国十二年任公先生曾写一封很恳切的信去劝他。在这信里，任公提出两点：

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斗。

任公又说：

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令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邑佗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十二年一月二日信）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就会死，就会堕落。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但这种反理想主义是志摩所不能承认的。他答复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他说：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斗。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第二，他也承认恋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

他说：

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他对任公说：

嗟夫吾师！我尝备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总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我今天发表这三封不曾发表过的信，因为这几封信最能表现那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

我们若从这个观点来观察志摩的一生，他这十年中的一切行为就全可以了解了。我还可以说，只有从这个观点上才可以了解志摩的行为；我们必须先认清了他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方才认得清志摩的为人。志摩最近几年的生活，他承认是失败。他有一首《生活》的诗，诗是暗惨的可怕：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相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与同情，因为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这信心，冒了绝大的危险，费了无数的麻烦，牺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牺牲了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而终于免不了惨酷的失败；“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观的失败。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正如易卜生的诗剧Ｂｒａｎｄ里的那个理想主义者，抱着他的理想，在人间处处碰钉子；碰的焦头烂额，失败而死。

然而我们的志摩“在这恐怖的压迫下”，从不叫一声“我投降了”！他从不曾完全绝望，他从不曾绝对怨恨谁。他对我们说：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猛虎集自序》）是的，他不曾低头。他仍旧昂起头来做人；“他仍旧是他那一团的同情心，一团的爱。我们看他替朋友做事，替团体做事，他总是仍旧那样热心，仍旧那样高兴。几年的挫折，失败，苦痛，似乎使他更成熟了，更可爱了。

他在苦痛之中，仍旧继续他的歌唱。他的诗作风也更成熟了。他所谓“初期的汹涌性”固然是没有了，作品也减少了；但是他的意境变深厚了，笔致变淡远了，技术和风格都更进步了。这是读《猛虎集》的人都能感觉到的。志摩自己希望今年是他的“一个真正的复活的机会”。他说：

胡适：追悼志摩（3）

抬起头居然又见到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

我们一班朋友都替他高兴。他这几年来想用心血浇灌的花也许是枯萎的了；但他的同情，他的鼓舞，早又在别的园里种出了无数的可爱的小树，开出了无数可爱的鲜花。他自己的歌唱有一个时代是几乎消沉了；但他的歌声引起了他的园地外无数的歌喉，嘹亮的唱，哀怨的唱，美丽的唱。这就是他的安慰，都使他高兴。

谁也想不到在这个最有希望的复活时代，他竟丢了我走了！他的《猛虎集》里有一首咏一只黄鹏的诗，现在重了，好像他在那里描写他自己的死，和我们对他的死的悲等候他唱，我们静着望，怕惊了他。但他一展翅，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他飞了，不见了，没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

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真是一片春光，一团火焰，

一腔热情。现在难道都完了？

决不！决不！志摩最爱他自己的一首小诗，题目叫《偶然》，在他的《卞昆冈》剧本里，在那个可爱的孩子阿临死时，那个瞎子弹着三弦，唱着这首诗：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需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暗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互放的光亮！

朋友们，志摩是走了，但他投的影子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他放的光亮也会永远留在人间，他不曾白来了一世。我们有了他做朋友，也可以安慰自己说不曾白来了一世。我们忘不了，和我们

在那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二十年，十二月，三夜。

【点评】

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现代诗人、学者。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兼商人家庭。１９１０年赴美国留学，１９１４年在康奈尔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师从杜威，深受影响。１９１７年完成博士论文（１９２７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嗣后又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一系列论文，他还发表《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等有关创作的理论文字，率先发表白话文学的创作。１９２０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写成了一种解放了的新诗体。另外，他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一生著述宏富，著有《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白话文学史》、《胡适论学近著》、《四十自述》、《藏晖室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书评序跋集》，以及《胡适文存》、《胡适作品集》等。译有《短篇小说集》二集、易卜生剧本《娜拉》（与罗家伦合译）等。

《追悼志摩》：志摩去了。他离开的方式也正适合他人生的旨趣。志摩的心中始终充盈着爱，他的信仰是那么的单纯：爱，自由，美。他的理想又是那么的崇高，他追求幸福，追求生命的升华，也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够实现他的理想。对于一切他都能够以一种豁达的心胸来对待，进退得宜，勇于面对。志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单纯的人，却要面对一个复杂的世界。志摩，就像一只充满憧憬的小鸟，翱翔于理想之天宇，折翅于冰冷的现实。痛哉！全文用志摩的诗贯穿始终，书写着志摩，也诠释着志摩。

费慰梅：回忆林徽因

林徽因和我自一九三二年我们在北京第一次相遇时起就是亲密的朋友，直到一九五五年她过早地逝世前几年。当时，我们两国不幸地决裂迫使我们分开了。

当我们相识的时候，她只有二十几岁，年轻而美丽，幸福地同梁思成结为夫妻，刚刚成为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和一个新生小男孩子的妈妈。但是就在那几个月内，她却接连遭受了两次悲剧性地打击。正是这种悲剧因素，在她的一生中曾经深化了她的感情和创造性：一次无谓的空难，使她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诗人徐志摩死去了；而同时她自己也染上了肺结核症。在后来的岁月中，疾病耗尽了她的精力，并使她在本应是最富成果的年华中逝世了。

当我回顾那些久已消失的往事时，她那种广博而深邃的敏锐性仍然使我惊叹不已。她的神经犹如一架大钢琴的复杂的琴弦。对于琴键的每一触，不论是高音还是低音，重击还是轻弹，它都会做出反应。或许是继承自她那诗人的父亲，在她身上有着艺术家的全部气质。她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印痕。年轻的时候，戏剧曾强烈地吸引过她，后来，在她的一生中，视觉艺术设计也曾经使她着迷。然而，她的真正热情还在于文字艺术，不论表现为语言还是写作。它们才是使她醉心的表达手段。

其他老朋友会记得她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地长于写作。她的谈话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和领袖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句而倾倒。

我同她的友情与她和其他挚友们的还不同些，因为我们的交流完全是通过英语进行的。当我还是一个中文的初学者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位精通英语的大师了。毫无疑问，若不是有着这样的语言媒介，我们的友情是不会如此深刻，如此长久的。在她的知交圈子里，有不少人是掌握两国语言的。但是，在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自然主要通过他们的本国语言，而我们两人在单独的交流中却选择着英语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不久我们便发现彼此有着无数的共同语言，使我们得以交换彼此的经验、维护自己的论点、共享相同的信念。她在英语方面广博而深厚的知识使我们能够如此自由的交流，而她对使用英语的喜爱和技巧也使我们在感情上更为接近了。

我常常暗想，她为什么在生活的这一时刻如此热情地接纳了我这个朋友？这可能同她失去了那不可替代的挚友徐志摩有点关系。在前此十年中，徐志摩在引导她认识英国文学和英语的精妙方面，曾对她有过很深的影响。我不知道我们彼此间滔滔不绝的英语交谈是不是曾多少弥补过一些她生活中的这一空缺。

在战前最后的那些相对和平的日子里，她的心里充满诗情和文思。我不知道当时她究竟写成了多少，又有多少曾发表过。我也不知道她的时间曾受到过多少杂事的挤占。她要为两个幼年的孩子负起母亲的责任，要操持一堆复杂的家务，要照应许多亲戚和朋友，当然，还要进行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工作。这是她同丈夫共有的，她十分乐于从事的主题。

一九三四年夏，我们偶然得到了一个能够使她暂时摆脱日常家务的机会。我和丈夫在一个偏僻的山西农村中租到了一所房子，并说服了梁氏夫妇来这里做了一次访问。她感激地在这里安顿了下来，不受打扰地完成了她的散文《窗子以外》。不久，我们四个人一道沿汾河流域做了一次古建筑调查旅行。为此，她曾为思成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写了一篇充满诗意的《纪实》。

此后不久，我们不得不离开中国回到哈佛大学去，分别对于我们四个人来说都是痛苦的。但是，我们之间的友谊曾通过许多精彩的通信而继续维持达十五年之久。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我们曾经短暂重逢，但是，通信仍是我们之间始终不断的联系纽带。徽因用英文写，文如其人地、亲切地让我们共尝她的情感，她生活中的胜利和悲哀。也许这批信件是她惟一的英文作品集。它们体现了她那独特的个性，并反映了她在英文表达自己思绪时是多么地流畅和自如。

一九八六年七月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富兰克林。

【点评】

费慰梅（ＷＩＬＭＡＦＡＩＲＢＡＮＫ），著名汉学家费正清（ＪＯＨＮ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的夫人。梁林的终生挚友。

《回忆林徽因》：美丽、高贵、优雅，这些美好的词汇都可以在林徽因的身上得到最好的诠释。她是一代才女，她是一个传奇，费慰梅用一个外国人的眼光，用一个他者的观点告诉我们她眼中的林徽因。她具有艺术家的气质，拥有精致的洞察力，这成就了她的文学。她的聪明才智和渊博的知识，使她站在了专业领域的巅峰。她的热情让她成为人际交往的中心。妻子，母亲，学者，作家，多重身份她都努力做到最好，生命中涌动着的活力使她具有独特的魅力。她生活在一个充满希望却又无限彷徨的时代，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她用自己的全部生命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了最好的注解。

冰心：好梦

──为《晨报》周年纪念作

自从太平洋舟中，银花世界之夜以后，再不曾见有团圆的月。

中秋之夕，停舟在慰冰湖上，自黄昏直至夜深，只见黑云屯积了来，湖面显得黯沉沉的。

又是三十天了，秋雨连绵，十四十五两夜，都从雨声中度过，我已拚将明月忘了！

今夜晚餐后，她竟来看我，竟然谈到慰冰风景，竟然推窗——窗外树林和草地，如同罩上一层严霜一般。“月儿出来了！”我们喜出意外的，匆匆披上外衣，到湖旁去。

曲曲折折的离开了径道，从露湿的秋草上踏过，轻软无声。斜坡上再下去，湖水已近接足下。她的外衣铺着，我的外衣盖着，我们无言的坐了下去，微微的觉得秋凉。

月儿并不十分清明。四围朦胧之中，山更青了，水更白了。湖波淡淡的如同叠锦。对岸远处一两星灯人闪烁着。湖心隐隐的听见笑语。一只小舟，载着两个人儿，自淡雾中，徐徐泛入林影深处。

回头看她，她也正看着我，月光之下，点漆的双睛，乌云般的头发，脸上堆着东方人柔静的笑。如何的可怜呵！我们只能用着西方人的言语，彼此谈着。

她说着十年前，怎样的每天在朝露还零的时候，抱着一大堆花儿从野地上回家里去。——又怎样的赤着脚儿，一大群孩子拉着手，在草地上，和着最柔媚的琴声跳舞。到了酣畅处，自己觉得是个羽衣仙子。——又怎样的喜欢作活计。夏日晚风之中，在廊下拈着针儿，心里想着刚看过的书中的言语……这些满含着诗意的话，沁入心脾，只有微笑。

渐渐的深谈了：谈到西方女孩子的活泼，和东方女孩子的温柔；谈到哲学，谈到朋友，引起了很长的讨论，“淡交如水”，是我们不约而同的收束。结果圆满，兴味愈深，更爽畅的谈到将来的世界，渐渐侵入现在的国际问题。我看着她，忽然没有了勇气。她也不住的弄着衣缘，言语很吞吐。——然而我们竟将许多伤心旧事，半明半晦的说过。“最缺憾的是一时的国际问题的私意！理想的和爱的天国，离我们竟还遥远，然而建立这天国的责任，正在我们……”她低头说着，我轻轻地接了下去，“正在我们最能相互了解的女孩儿身上。”

自此便无声响。刚才的思想太沉重了，这云淡风轻的景物，似乎不能负载。我们都想挣脱出来，却一时再不知说什么好。数十年相关的历史，几万万人相对的感情，今夜竟都推在我们两个身上——惆怅到不可言说！

百步外一片灯光里，欢乐的歌声悠然而起，穿林渡水而来——我们都如梦醒，“是西方人欢愉活泼的精神呵！”她含笑的说着，我长吁了一口气！

思想又扩大了，经过了第二度的沉默——只听得湖水微微激荡，风过处橡叶坠地的声音。我不能再说什么话，也不肯再说什么话——她忽然温柔的抚着我的臂说：“最乐的时间，就是和最知心的朋友，同在最美的环境之中，却是彼此静默着没有一句话说！”

月儿愈高，风儿愈凉。衣裳已受了露湿，我们都觉得支持不住。——很疲缓的站起，转过湖岸，上了层阶，迎面灿然的立着一座灯火楼台。她邀我到她楼上层里去，捧过纪念本子来，要我留字。题过姓名，在“快乐思想”的标目之下，我略一沉吟，便提起笔写下去，是：“月光的底下，湖的旁边，和你一同坐着！”

独自归来的路上，瘦影在地。——过去的一百二十分钟，憧憬在我的心中，如同做了一场好梦。

【点评】

冰心（１９００—１９９９），现、当代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女士，男士等。原籍福建长乐，生于福州。早期创作的诗歌结集为《繁星》和《春水》。１９５１年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散文集《归来以后》、《再寄小读者》、《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晚晴集》、《三寄小读者》等。她的短篇小说《空巢》获１９８０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儿童文学作品选集《小橘灯》于同年在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获荣誉奖。冰心的作品除上面提到的外，还出版有小说集《超人》、《去国》、《冬儿姑娘》，小说散文集《往事》、《南归》，散文集《关于女人》，以及《冰心全集》、《冰心文集》、《冰心著译选集》等。

《好梦》：月夜，踏着露湿的秋草。朦胧中，清山，白水，小舟中飘来的欢笑。“我”和她谈论着童年的记忆，还有各种轻松而活泼的话题。思绪和思想好像都有些轻盈了，湿润了，精神也爽快了，四周的一切好像都笼罩在梦境中一般。

林徽因：笑

笑的是她的眼睛，口唇，

和唇边浑圆的漩涡。

艳丽如同露珠，

朵朵的笑向

贝齿的闪光里躲。

那是笑——神的笑，美的笑：

水的映影，风的轻歌。

笑的是她惺忪的鬈发，

散乱的挨着她耳朵。

轻软如同花影，

痒痒的甜蜜

涌进了你的心窝。

那是笑——诗的笑，画的笑：

云的留痕，浪的柔波。

（选自《闻一多全集现代诗抄》，开明书店一九四八年版）

【点评】

林徽因（１９０４—１９５５）原名徽音，福建省闽侯人。ｌ９０４年６月１０日生于杭州，１９５５年４月１日病逝于北京。１９３１年应聘到北京中国营造学社任参校。１９４６年后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她的文学作品主要有《谁爱这不息的变幻》、《笑》、《清原》、《一天》、《激昂》、《昼梦》、《瞑想》等诗篇几十首；话剧《梅真同他们》；短篇小说《窘》、《九十九度中》等；散文《窗子以外》、《一片阳光》等。林徽因是２０世纪中国的才女。

《笑》：笑，生于心间，洋溢在脸上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幸福的、美丽的笑容，感染着周围的一切，笑，就像水的波纹，荡漾开，流淌到“你”的心间。

林庚：破晓

破晓中天旁的水声，

深山中老虎的眼睛；

如一卷迷潆的古代的画，

帐幔子上的影消失去。

鱼白的窗外鸟唱，

如一曲初春的解冻歌，

（冥冥的广漠里的心）。

温柔的冰裂的声音，

自北极像一首歌，

在梦中隐隐地传来。

【点评】

林庚先生原籍福建闽侯（今福州市），１９１０年２月２２日生于北京，１９３３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１９３３年秋出版了第一本自由体诗集《夜》，１９３４年以后，他作为一名自由诗体的新诗人尝试新的格律体，先后出版了《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林庚先生历任厦门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过《春野与窗》、《问路集》等六部新诗集及古典文学专著《诗人李白》、《中国文学简史》等。

《破晓》：天旁的水声，老虎的眼睛，静谧的夜即将过去，东方的鱼白带着小鸟的叫声，打破梦境。诗人用声音、颜色描摹着破晓的感觉和景象，营造了一个美妙的境界。

戴望舒：雨巷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静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像梦一般地，

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她静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点评】

戴望舒（１９０５—１９５０），笔名有戴梦鸥、江恩、艾昂甫等。生于浙江杭州。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１９２９年４月，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出版，其中《雨巷》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他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１９４９年６月，在北平出席了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建国后，在新闻总署从事编译工作。不久在北京病逝。

《雨巷》：梅雨时节，江南悠长的小巷，营造出一个富有浓重象征色彩的抒情意境。在这悠长狭窄而寂寥的“雨巷”，没有阳光，也没有生机和活气。而抒情主人公就是在这样的雨巷中孤独的ㄔ亍着的彷徨者。“我”在孤寂中仍怀着对美好理想和希望的憧憬与追求。“丁香一样的姑娘”寓示着美好的理想。但是，这种美好的理想又是渺茫的、难以实现的。梦境中的姑娘，她的离开也粉碎了梦境。

李叔同：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点评】

李叔同（１８８０—１９４２），学堂乐歌作者，音乐、美术教育家，早期话剧（新剧）活动家。原名文涛，又名岸，字惜霜，号叔同，别署甚多。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的一个进士、盐商家庭。少年时已擅长吟诗作画，写字刻印。１９０１年就学上海南洋公学。１９０５至１９１０年间，在日本东京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学习西洋画和音乐。与曾孝谷、欧阳予倩等在日本创立了我国最早的话剧演出团体“春柳社”，在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中扮演主要角色。１９１８年到杭州虎跑寺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１９４２年病逝于福建泉州开元寺。其代表作还有《送别》、《西湖》、《春景》等。所作乐歌后来大部收入丰子恺所编《李叔同歌曲集》。

《送别》：这首歌词清新淡雅，情真意挚，“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两句周而复始，与回环往复的旋律相配合，加深了魂牵梦绕的离情别意。曲调婉转流利，幽扬入妙。他的作品充满了哲人的智慧、忧思和悲悯，充满了对生命的思索。歌词通篇用白描手法，而且第一段全部是用来写景的；第二段里时空的交错，以现在时“今宵别梦寒”来总括全篇。它的妙处就在于“一切景语皆情语”，长亭、古道、芳草、晚风、夕阳……都是离人眼中所看到的景物，景物依旧，人在别时，听起来就备感凄凉。歌词紧扣主题，充满了对人生的无奈。它的审美效应，就在“酒尽梦寒”的无言中回荡不已。

卞之琳：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１０月（１９３５年）

【点评】

卞之琳（１９１０—２０００），祖籍江苏溧水，１９１０年生于江苏海门，笔名季陵。１９３３年毕业于北平北京大学英文系，就学期间曾师从徐志摩，深受徐的赏识，卞之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诗人。卞之琳还担任了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１９４９—１９５２），中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务，是中国莎士比亚和英诗翻译名家。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日去世。主要作品：《汉园集》、《雕虫纪历》、《十年诗草》、《人与诗：忆旧说新山山水水》，《小说片断》、《莎士比亚悲剧论痕》、《莎士比亚悲剧四种》、《英国诗选》等。

《断章》：那桥、那楼、那观景人，以及由此可以推想得出的那流水、那游船、那岸柳……它就像淡淡的水墨画把那若隐若现的虚化的背景留给读者去想像，而把画面的重心落在了看风景的桥上人和楼上人的身上，更确切地说，是落在了这两个看风景人在观景时相互之间所发生的那种极有情趣的戏剧性关系上。自然之景以其特有的方式回报了桥上人的多情，而桥上人又该以怎样的方式来回报楼上人的一片美意呢？诗以“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一想像天外的神来之笔对此作了饶有情致的回答，从而使楼上人那在现实生活中本是毫无希望的单恋之情得到了惬意的宣泄。诗里虽然没有一句爱情的直露表白，但是这个玫瑰色的梦又把那没有表白的爱情表现得多么热烈、显豁，而由这个梦再来反思白日里的那一“看”，不是更觉得那质朴无华的一“看”缠裹了多少风情，让人遐思无限。

闻一多：红烛

“蜡炬成灰泪始干”

——李商隐

红烛啊！

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

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

红烛啊！

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

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

为何更须烧蜡成灰，

然后才放光出？

一误再误；

矛盾！冲突！

红烛啊！

不误，不误！

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

这正是自然的方法。

红烛啊！

既制了，便烧着！

烧吧！烧吧！

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红烛啊！

你心火发光之期，

正是泪流开始之日。

红烛啊！

匠人造了你，

原是为烧的。

既已烧着，

又何苦伤心流泪？

哦！我知道了！

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

你烧得不稳时，

才着急得流泪！

红烛啊！

流罢！你怎能不流呢？

请将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间，

培出慰藉的花儿，

结成快乐的果子！

红烛啊！

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

灰心流泪你的果，

创造光明你的因。

红烛啊！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点评】

闻一多（１８９９—１９４６），原名闻家骅，号友三，生于湖北浠水。１９１２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１９２３年９月出版第一本新诗集《红烛》。１９２８年１月出版第二本诗集《死水》。在学术上，他广泛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著有《神话与诗》、《楚辞补校》等专著。１９４４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委，经常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５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愤怒斥责国民党暗杀李公朴的罪行，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红烛》：《红烛》是诗人内心的真实剖白，诗中概括了诗集所表现的对祖国前途的执著追求和献身于祖国的伟大抱负。诗人将自己比做红烛，要用那微弱的光和热来照亮险恶的前途，去烧破世人的迷梦，捣毁禁锢着人们灵魂的监狱，为人间培养出慰藉的花和快乐的果。尽管是“流一滴泪，灰一分心”，但是即使是“直到蜡炬成灰泪始干”，也在所不惜。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下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镕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苛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励，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苛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漠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点评】

蔡元培（１８６８—１９４０），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字鹤卿，号孑民。清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１８６８年１月１１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１７岁考取秀才，１８岁设馆教书。武昌起义后回国，１９１２年１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１９１７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在１９２４、１９２６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１９２７年，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外，并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被任为大学院院长。１９２８年辞去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１９３８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１９４０年３月５日在香港病逝。蔡元培是２０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造者。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蔡元培先生的演讲开宗明义，作为一所大学首先要明确它的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而不是人们升官发财的阶梯。作为学生在学校中应该关注的是知识的学习而不应该片面的注重分数的高低。在研究学问之外砥砺自己的德行，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也是大学生所必须的。而作为学校之主体的师生应该建立一种互敬互爱、互相劝勉的关系。所有这些举措都为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正是这篇简短的演说为北大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闻一多：五四断想

旧的悠悠死去，新的悠悠生出，不慌不忙，一个跟一个，——这是演化。

新的已经来到，旧的还不肯去，新的急了，把旧的挤掉，——这是革命。

挤是发展受到阻碍时必然的现象，而新的必然是发展的，能发展的必然是新的，所以青年永远是革命的，革命永远是青年的。

新的日日壮健着（量的增长），旧的日日衰老着（量的减耗），壮健的挤着衰老的，没有挤不掉的。所以革命永远是成功的。

革命成功了，新的变成旧的，又一批新的上来了。旧的停下来拦住去路，说：“我是赶过路程来的，我的血汗不能白流，我该歇下来舒服舒服。”新的说：“你的舒服就是我的痛苦，你耽误了我的路程，”又把它挤掉，……如此，武戏接二连三的演下去，于是革命似乎永远“尚未成功”。

让曾经新过来的旧的，不要只珍惜自己的过去，多多体念别人的将来，自己腰酸腿痛，拖不动了，就赶紧让。“功成身退”，不正是光荣吗？“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也是古训啊！

其实青年并非永远是革命的，“青年永远是革命的”这定理，只在“老年永远是不肯让路的”这前提下才能成立。

革命也不能永远“尚未成功”。几时旧的知趣了，到时就功成身退，不致阻碍了新的发展，革命便成功了。

旧的悠悠退去，新的悠悠上来，一个跟一个，不慌不忙，那天历史走上了演化的常轨，就不再需要变态的革命了。

但目前，我们还要用“挤”来争取“悠悠”，用革命来争取演化。“悠悠”是目的，“挤”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于是又想到变与乱的问题。变是悠悠的演化，乱是挤来挤去的革命。若要不乱挤，就只得悠悠的变。若是该变而不变，那只有挤得你变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古训也发挥了变的原理。

【点评】

闻一多（１８９９—１９４６），原名闻家骅，号友三，生于湖北浠水。１９１２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清华学生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

《五四断想》：创新和改进是五四运动的主题之一。闻一多先生的这篇文章就是对这一主题的最好诠释，革命是除旧布新的最有效途径，而青年则是革命动力的源泉，五四运动就是一场由青年人和拥有青年人心态和激情的人发起的运动，他们力图通过努力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

钟敬文：我生命中的五四（1）

“五四”是中国的一个超级民族节日。她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既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也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像这样意义的节日在我国历史上可能是很少的，或者说是惟一的。

五四运动发生于１９１９年。那一年，我１７岁（按照中国旧历虚岁的算法），是一个已经略知一些世事的青年了；在知识上，也开始有了一些积累。我在７岁左右的时候进私塾读书。那时还是晚清，家乡附近没有现在所说的学校，大城市有了，但我们乡下还没有，所以只能入这种旧式学堂。这是一家客家人创办的私塾，老师也是从邻县请来的一位讲客家话的生员。因为据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外地迁来的，祖宗是讲客家话的，我父亲大概是为了让我不忘祖先的缘故，就让我读讲客家话的私塾。我先学了《三字经》、《论语》，后来好像又学了《幼学琼林》之类专讲骈偶对句的启蒙书，只教诵读，不讲意思，所以我那时对读书并不感兴趣，学习态度是被动的。有时老师还打人，连像我这样很老实的学生也被恫吓过，结果弄得我对读书的事，心里很怕。

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１９１２年，我们那个镇子破天荒地开办了第一所完全小学，当时叫“两级小学”，实行初小与高小双部学制。它看上去挺新，实际上还是半新半旧的。学校里并没有新式的教学设备，师资也还是原来的生员班底，不过是受过短期的师范培训，比如读了几个月、半年的师范专科，就又取得了新的教书资格。在功课上，开设了国文、算术、格致、体操、图画等。在作文训练上，起初做一些简单的题目，如《读书论》；稍后做史论文章，较为复杂一点了，像谈汉高祖治世的《刘（邦）项（羽）优劣论》等；策论没做过。到了高小时，老师又增加了经史典籍方面的功课，如读《左传》、《纲鉴发凡》等，让学生懂得了一些知古鉴今的道理。除此而外，虽然不是开课，但在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当中，还兴起一股风气，就是作旧诗，我也被卷了进去，并且很感兴趣。我后来一辈子写诗兼搞诗学，算是在这时启蒙了。当时读的书有《唐诗三百首》和《随园诗话》等。这些书，在今天看，也是好书。这对我个人来说，可能是更重要的一部分小学教育。那时我也读了一些文言小说，像有一部叫《余之妻》，当时很有名，作者叫徐枕亚；是礼拜六派的作家。至于白话小说，那时还见不到。总之，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陈旧的、半新半旧的教育制度下度过的。

五四运动，像一声惊雷，把我们从沉梦中唤醒。她使我们这些本来不大懂得国家、民族大事的少年和青年学生，组织起来，上街游行、讲演，去各商店查禁日货，到神庙前的戏台上表演宣传爱国精神的活报剧……这些活动的想法和内容都是很单纯的，但这一来，却使我对国家、社会有了一种实体的感受。过去，我在学校里做《爱国论》，都是空的；到了这时，有了自己的实践，就把原来抽象的东西，变成了实在的信念。这种初步的社会实践，还成为我后来进一步为国家、社会做工作的萌芽、基础。

五四运动对我更大的启导作用是在学艺方面。像大家都知道的，在“五四”的前两年，即１９１７年，新文学运动已经在知识界开始了，而五四运动的巨大力量则把它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动起来，并把它的革命影响扩大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气氛下，它这只文学之舟，成了一艘驶向纵深的历史海洋的“母舰”，承载了许多新学术的运送使命。它们后来又同它脱离开来，成了其他的现代新学科。在这些现代学科群中，就包括了我后来所终生从事的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

我接触新文学运动是在１９２１年前后，即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一两年。当时国内各地的报刊大都改成了白话文，所刊载的作品也大都是白话创作。使用文言的或半文半白文体的报刊，虽然尚未绝迹，但到底不是主流了。这些刊物影响了我，使我抛弃了读古文、作旧诗的习惯，开始改而从事新文艺的创作。我开始学作白话的新诗、小品文和散文，不久，还与别的两位同学联合，出了一本新诗集，叫《三朵花》（自印，１９２３年左右）。现在另外两人都不在世了，其中的一位在大革命时期成了烈士，另一位在抗战中病逝。“五四”后的三四年，我还和同窗好友办过一个刊物，起名《狂飙》。那时我热血沸腾地创作新诗和写散文，在后来出版的《荔枝小品》（１９２７，北新书局）和《海滨的二月》（１９２９，北新书局）中，都收入了我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一些作品。

我的学艺活动的更重要方面是对人民大众口传的民间文学作品加以收集整理和进行初步理论探索的工作。我的搜集活动是从参与北京大学的歌谣学运动开始的。自北大歌谣征集会在《北大日刊》上印行了《歌谣选》之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效仿，也大都登载了歌谣、故事之类的作品，比如广东的《群报》、上海的《妇女月刊》和我们家乡的《陆安日报》等。到了１９２２年底，我就跟着这个潮流活动，在我们乡下搜集歌谣故事，所得作品的一部分，后来发表在北大的《歌谣》周刊等刊物上。那时的这种搜集口头文学的工作，不像以后那种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调查，而是个人的、自发的活动，主要是在家族亲戚、同学和朋友中间搜集。我搜集到了一些普通的流行民歌，也有客家人的山歌等。这些材料以后在不同时期分别印成了《民间趣事》（１９２６，北新书局）、《客音情歌集》（１９２７，北新书局）等。那一时期，我还在《歌谣》周刊上发表了《歌谣杂谈》一类的文章，在对民间文学的理论探索方面，也做了些尝试。

钟敬文：我生命中的五四（2）

在早期的新民间文学运动史上，我参与《歌谣》周刊的学术活动曾引起了社会的注意。经常有些年轻学者问我，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自序中写过一段话：“自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搜集歌谣以来，出版的歌谣至少在一万首以上。在这一方面，常惠、白启明、钟敬文、顾颉刚、董作宾……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灭”，对此话我怎么看？胡适在五四时是否认识我？其实这段话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有一天，一个同乡在街上看见我，说“你现在大名鼎鼎了，胡先生的书里都讲到你了”，他还说了别的一些你老兄如何如何之类的夸奖的话，我这才第一次从他口里听说此事。后来我自己也买到了这本书，才看见了这段原文。我始终没和胡适见过面，也从无个人之间的来往。他在五四时已经名气很大，是新文学革命运动的发起人；我则还是一个学术青年，在热心地追随着这个伟大的文化运动。我想，胡适先生之所以能够注意到我，是因为我那时是《歌谣》周刊“圈”里的活跃分子，他可能是在看《歌谣》周刊时，发现了里面的几个重要作者，包括我，他认为值得一书，就把这几个人写进了他那本有名的《白话文学史》，还把我的名字写得很靠前。这主要表现了他的中国学者气派，他是完全从实际材料出发来得出他的结论的。他那时很关心歌谣，还从文学角度写过一篇著名的研究歌谣比较理论的文章，在当时很有权威性。董作宾撰写研究民歌《看见她》的论文，就受了他的启发。他那本《白话文学史》，在那时候大家都非看不可，解放后的一段时期还很流行；那么以他这样的学者这样对待当时我这样的一个年轻人，这对我认识“五四”和后来走上研究民间文学的学术道路，肯定是有影响的。

在参加《歌谣》周刊的活动期间，我与北大学者直接发生民俗学的学术往来，并长期保持这种学术关系的，主要是顾颉刚先生。顾先生出身江南苏州的世代书香之家，后来又考进北大读书，学养深厚。在“五四”时期，他年纪还轻，但学问造诣已经很深了，我很钦佩他。１９２３年，他在整理清代文献时，发现了李调元的《粤风》，就在《歌谣》周刊上写了文章。我看到后，知道《粤风》汇集了两广一带的多民族民歌土调，那里正是我的家乡，于是我追随顾先生之后，也给《歌谣》周刊写了文章。以后，我们就通过《歌谣》周刊往来通信，谈到了《粤风》，也谈了其他一些民间文学作品，如对《孟姜女》传说的看法等。顾先生不久写了《孟姜女故事研究》。１９２６年夏，我到了岭南大学，在图书馆里找到了《粤风》，就和刘乾初一道，对它进行了翻译整理，后来分作两部分出版，一部分叫《俍僮情歌》（１９２８年，中山大学语育历史学研究所印行），另一部分就是整理本《粤风》（１９２７，北京朴社）。这项工作，一直得到了顾先生的鼓励。顾先生热心提携后学，积极地推广学术，造就人才，他对我的影响在我一生的学术活动中都占有相当的位置。

从“五四”开始，我这种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后来发展到了对整个民俗现象的兴趣，并一直延续下来。到了１９２７年，我到中山大学工作时，探索民俗学的兴趣愈加浓厚了。那时顾先生等一批北大教授由于躲避北京政府的黑暗统治，南下厦门，又来到广州，到中山大学教书，这时我们才初次相遇，但因为有了前几年在《歌谣》上通信的铺垫，我们一见面就成了老熟人。当年底，我参与了同顾先生等一道筹办中大民俗学会的工作，后来又一起编辑了《民俗》周刊，出版了民俗学丛书等。这些活动以后都延续下去了。

后来，民俗学的学术发展了，我个人又有了许多新的经历，比如又到了杭州；到了日本留学；解放后又参与建立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两个方面的学会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学问上的进一步发展，一直到现在，已经８０年了。这个就不去细讲了。

但回头来看，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两个现代学科建立和发展的根源还是在“五四”时期。假如当时没有五四运动的这些文化上的影响，我在学艺上，就不一定走上这条路，而且不一定能坚持下来。现在饮水思源，应该感谢“五四”对我的启迪作用。她是我所终生不能忘怀的学艺上的乳母，兹以联语铭之：

一阵雷霆，惊起国民御侮救亡意识，

八旬岁月，难忘师傅启蒙发聩恩情。

【点评】

钟敬文（１９０３—２００２），广东海丰人。笔名静闻等。曾留学日本。先后在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他是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和倡导者。他主编了高校文科教材《民间文学概论》，倡建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几十年来他发表了二三百篇论文，结集出版了《民间文艺》、《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民俗文化学》等专著。此外，钟敬文还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位知名的散文家和诗人。著有散文集《荔枝小品》、《西湖漫拾》、《湖上散记》，诗集《海滨的二月》、《未来的春》、《天风海涛室诗词钞》等。

《我生命中的五四》：作者从幼年的私塾教育写起，那时的监狱让作者产生了一种畏惧感，而新式教育则为作者的学习和生活透过了一丝光明。五四的惊雷唤醒了一个时代，也为作者的学术指明了方向，从白话文的提倡到实践，从民间文学研究的引入到发展，作者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是一场思想的革命，更是一次学术与文化的革命，他也通过自身的努力推动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并一直将五四的精神发扬光大。

余光中：下五四的半旗

伟大的五四已经死了，让我们下半旗志哀，且列队向她致敬。虽然她的孩子们，德先生与赛先生，已经渐渐长大，虽然她的第三个孩子，白话文学，已经活了４０多岁，可是五四她自己已经是死了。至少至少，在现代文艺的金号铜鼓声中，苍白的五四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好几年了。苍白，而且患严重的心脏病。当胡适之先生在南港倒下，中国新文学史的第一章便翻过去了。写第二章的几枝笔，握在４０岁以下的一代。五四固然也有零零落落的几个遗老，可是那几枝秃笔已经无能为力，最多最多，每年到了今天，回忆一番罢了。他们的笔，只能为第一章加几条注解，不能写第二章的大标题了。五四死了。新文化的老祖母死了。让我们下半旗志哀，且列队向她致敬。

然后我们将升起现代文艺的大纛，从她的墓前向远方出发。我们如此将她埋葬，并无半点不敬之意。因为，她委实已经太老太老了，虽然还有那么多孩子那么迷信她的青春。现在我们正正式式而且干干脆脆地为她举行了葬礼，这一代的青年们便不能再存任何依赖的心理，而现代文艺的大军进行曲，在悲戚的挽歌之后，将显得更加的洪亮而且震耳。

五四有她的时代意义，在文学史上，她也将常保她的历史地位。五四最大的成就，仍是语言上的。五四文学最大的成就，也是语言的解放，而非艺术的革新。梁启超、王国维、胡适，打破中国文学的儒家传统，把更接近口语的小说和戏剧，提高到与诗相等的地位。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豪举。从西洋文学史的演变看来，每逢旧有的文学到了僵硬甚至腐烂的时候，便有几个先知先觉的青年作家出来，把老文学浸到新语言里，使它再度年轻，发育，而且成熟。文艺复兴的但丁，浪漫运动的华兹华斯，现代小说的海明威，现代诗的艾略特，莫不如此。可是上述四人和胡适有一个基本的差异，那就是：他们不但放逐了旧文字，抑且创造了新文字，不但是语言的革命家，抑且是语言的艺术家。胡适做到的只是前者。口语，在它原封不动的状态，只是一种健康的材料而已。作家的任务在于将它选择而且加工，使它成为至精至纯的艺术品。西洋的新文学运动，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的领导人物，既是革命家，又是大艺术家。然而胡适不是一位文字的艺术家，他欠缺艺术的气质和才华，他写不出《神曲》、《水仙》、《永别了，武器》或是《荒原》，这种作品，要靠现在写第二章的几枝笔，才写得出来。

五四的作家们，曾经大声疾呼，要推行西化。可是他们的认识赶不上他们的口号，在艺术和音乐上，他们几乎不知道印象主义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莫奈和德彪西以后发生了什么。在诗上，他们几乎不知道象征主义以后的欧美诗坛，自由主义的作家们，似乎只知道浪漫主义，只知道雪莱和歌德。左倾的作家们，似乎只知道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只知道左拉、高尔基、易卜生。他们在文艺上的西化，是不够彻底的。

西化不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再估价也不正确。左倾作家们要用阶级斗争的批评眼光去看我国的伟大传统，其偏激失实固不值一论。其他的作家们，也或多或少地盲目地否定了传统中的某些精华。在改造社会的热忱之中，他们偏重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忽略了美感的价值。胡适热衷于白居易的社会诗，而“最讨厌秋兴一类的诗，常说这些诗文法不通，只有一点空架子。”在中国的文学之中，胡适不能欣赏杜甫的佳妙；在西洋的文学之中，他的不欣赏艾略特，自是意料中的事。他偶听叶公超先生说起，艾略特好用典，便以为艾略特在复古。他不曾明白，艾略特所以成为西洋现代诗和诗剧的巨匠，原因之一，便在于他的调和现代口语和古典文字。

五四的作家们，就在这种左右皆不逢源的半真空地带，企图建立中国的新文学。大致上说来，他们是失败了。不错，他们成了名，可是在艺术上并没有成功。英国的文艺复兴成功了，一半因为乔叟、魏艾特爵士、塞瑞伯爵等作家，先后把法国和意大利的新文学介绍到英国去。可是五四的留学生们并没有努力介绍西洋的，尤其是现代西洋的文学。在美国多年的胡适先生和林语堂先生，现仍在英的陈西滢先生和凌淑华女士，留法回来的苏雪林女士，似乎完全不曾留意这些国家的现代文艺。有的非但如此，还在误解之余，攻击国内的现代文艺运动，或者予二三流的作品以溢美之辞。久居国内的罗家伦先生，竟也写起旧诗来了。这些五四人物，都曾是青年敬佩的偶像，也曾是我高中时代的可羡目标。在某些方面，今日我仍然敬仰他们。我对他们的失望，是从整部新文学史的观点出发的。

然则这一切不是很清楚了吗？五四的新青年们，死的死了，老的老了。身在大陆的几位，更是“我躬不阅”，遑恤文学？旧的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中国新文学史的第一章已经写完，胡适的逝世只是最后的一个句号。第二章已经写下了绪论，但仍留下大片的空白，等我们去飞跃。敲马齿的朋友们，举起我们的笔来！

１９６４年４月１５日（《文星》第七十九期）

【点评】

余光中（１９２８—），当代作家、文学评论家。福建永春人。余光中被称为台湾现代派“十大诗人”之一。１９５４年与覃子豪等创立蓝星诗社，主编过《现代文学》和《文星》，参加现代派诗歌的论争和乡土文学的论战。出版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钟乳石》、《万圣节》、《莲的联想》、《五陵少年》、《天国的夜市》、《敲打案》、《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天狼星》、《与永恒拔河》、《余光中诗选》。余光中的散文在台湾堪称一绝。散文集有《左手的缪斯》、《逍遥游》、《望乡的牧神》、《焚鹤人》、《听听那冷雨》、《青青边稔》、《桥跨黄金城》等。评论集有《掌上雨》、《分水岭上》，评著有《梵谷传》等。

《下五四的半旗》：伟大的、充满勃勃生机的五四，在诗人的眼中却已经死了。五四运动中思想与文化的诸多干将已经逝去，他们的离开宣告了五四的一个阶段的终结。而五四所开创和提倡的革新精神则得以保存，现在回过头来看五四时期的革新，其实更多的是只停留在口号中，甚至是只停留在字面的理解上，而没有深入其思想的内在实质，有时甚至是对概念的曲解。对于传统文化的一概否定也是缺乏客观和历史的眼光的，是片面和偏激的。但是，毕竟五四运动以无畏的精神终结了一个旧的时代，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继承五四精神的责任就落在了后来人的身上。

陈独秀：《新青年》宣言

本志具体地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共同意见，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也共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但“读者言论”一栏，乃为容纳社外异议而设，不在此例。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

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当然尊重劳动；但应该随个人的才能兴趣，把劳动放在自由愉快艺术美化的地位，不应该把一件神圣的东西当作维持衣食的条件。

我们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应该扩张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所以对于世界上各种民族，都应该表示友爱互助的情谊。但是对于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不得不以敌意招待。

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摄政党，绝对断绝关系。

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

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

我们因为要创造新时代新社会生活进步所需要的文学道德，便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

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并且希望他们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

我们因为要实验我们的主张，森严我们的壁垒，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但反对的方面没有充分理由说服我们以前，我们理当大胆宣传我们的主张，出于决断的态度；不取乡愿的、紊乱是非的、助长惰性的、阻碍进化的、没有自己立脚地的调和论调；不取虚无的、不着边际的、没有信仰的、没有主张的、超实际的、无结果的绝对怀疑主义。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点评】

陈独秀（１８７９—１９４２），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文学革命的先驱。文艺理论家、教授。１９１５年自日本回国后创办的《青年杂志》（２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１９１７年２月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三大主义”。１９１７—１９２０年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复辟与尊孔》、《偶像破坏论》、《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关于社会主义讨论》等著名文章，在新文化运动的各个阶段都发挥过巨大的作用。１９２１年７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１９２２年出版《独秀文存》，１９２４年出版《陈独秀先生讲演录》，１９２５年出版《字义类例》。１９２７年被撤销总书记职务。１９３２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徒刑１３年，１９３７年８月被释放。同年出版《抗日战争之意义》、《实庵字说》。１９３８年出版《实庵自传》。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病逝。

《〈新青年〉宣言》：《新青年》是五四的旗帜，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阵地。陈独秀在这篇宣言中明确了这个刊物的创办宗旨，那就是抛弃旧有的、阻碍进化的东西；追求社会的进化，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提出了社会改造的理念，提倡新的文学和文化，改造的原动力就在于科学的精神。本篇原题为《本志宣言》，发表时未署名，收入《独秀文存》时改为现标题。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1)

五月五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是张熙若先生的《国民人格之修养》。这篇文字也是纪念“五四”的，我读了很受感动，所以转载在这一期。我读了张先生的文章，也有一些感想，写在这里作今年五四纪念的尾声。

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纪念日之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张熙若先生“雪中送炭”的文章使人颇吃一惊。他是政治哲学的教授，说话不离本行，他指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他充分承认个人主义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有缺点和流弊，尤其在经济方面。但他指出个人主义自有它的优点：最基本的是它承认个人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来源。他又指出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的神髓是承认个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他说，个人主义在理论上及事实上都有许多缺陷流弊，但以个人的良心为判断政治上是非之最终标准，却毫无疑义是它的最大优点，是它提了高价值。……至少，它还有养成忠诚勇敢的人格的用处。此种人格在任何政制下（除过与此种人格根本冲突的政制）都是有无上价值的，都应该大量的培养的……今日若能多多培养此种人才，国事不怕没有人担负。救国是一种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惟有有伟大人格者才能胜任。

张先生的这段议论，我大致赞同。他把“五四运动”一个名词包括“五四”（民国八年）前后的新思潮运动，所以他的文章里有“民国六七年的五四运动”一句话。这是五四运动的广义，我们也不妨沿用这个广义的说法。张先生所谓“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我们在民国八九年之间，就感觉到当时的“新思潮”“新文化”“新生活”有仔细说明意义的必要。无疑的，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独秀和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言行录》２２９页）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决。我们在当时提倡的思想，当然很显出个人主义的色彩。但我们当时曾引杜威先生的话，指出个人主义有两种：

（１）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Ｅｇｏｉｓｍ），他的性质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

（２）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

这后一种就是我们当时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就是张熙若先生说的“养成忠诚勇敢的人格”。

近几年来，五四运动颇受一班论者的批评，也正是为了这种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平心说来，这种批评是不公道的，是根据于一种误解的。他们说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观。这是滥用名词的大笑话。难道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可以不用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了吗？难道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用不着有独立自由思想的个人了吗？难道当时辛苦奋斗创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志士仁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奴才吗？我们试看苏俄现在怎样用种种方法来提倡个人的努力（参看独立第１２９号西滢的《苏俄的青年》，和蒋廷黻的《苏俄的英雄》），就可以明白这种人生观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了。

还有一些人嘲笑这种个人主义，笑它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过时思想。这种人根本就不懂得维多利亚时代是多么光华灿烂的一个伟大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都生死在这个时代里，都是这个时代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他们都是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我们如何配嘲笑维多利亚时代呢！

所以我完全赞同张熙若先生说的“这种忠诚勇敢的人格在任何政治下都是有无上价值的，都应该大量的培养的”。因为这种人格是社会进步的最大动力。欧洲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我们现在看见苏俄的压迫个人自由思想，但我们应该想想，当日在西伯利亚冰天雪地里受监禁拘囚的十万革命志士，是不是新俄国的先锋？我们到莫斯科去看了那个很感动人的“革命博物馆”，尤其是其中展览列宁一生革命历史的部分，我们不能不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2）

张熙若先生很大胆的把五四运动和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运动相提并论，并且很大胆的说这两个运动走的方向是相同的。这种议论在今日必定要受不少的批评，因为有许多人决不肯承认这个看法。平心说来，张先生的看法也不能说是完全正确。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运动至少有两点是和民国六七八年的新运动不同的：一是苏俄输入的党纪律，一是那几年的极端的民族主义。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ｔｉｏｎ）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民国十六年的国共分离，在历史上看来，可以说是国民党对于这种不容异己的专制态度的反抗。可惜清党以来，六七年中，这种“不容忍”的态度养成的专制习惯还存在不少人的身上。刚推翻了布尔什维克的不容异己，又学会了法西斯蒂的不容异己，这是很不幸的事。

“五四”运动虽然是一个很纯粹的爱国运动，但当时的文艺思想运动却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蔡元培先生的教育主张是显然带有“世界观”的色彩的。（《言行录》１９７页）《新青年》的同人也都很严厉的批评指斥中国旧文化。其实孙中山先生也是抱着大同主义的，他是信仰“天下为公”的理想的。但中山先生晚年屡次说起鲍洛庭同志劝他特别注重民族主义的策略。十四年到十六年的国民革命的大胜利，不能不说是民族主义的旗帜的大成功。可是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济南惨案以后，九一八以后，极端的叫嚣的排外主义稍稍减低了，然而拥护旧文化的喊声又四面八方的热闹起来了。这里面容易包藏守旧开倒车的趋势，所以也是很不幸的。

在这两点上，我们可以说，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运动是不完全和五四运动同一方向的。但就大体上说，张熙若先生的看法也有不小的正确性。孙中山先生是受了很深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自由主义的影响的，他无疑的是民治主义的信徒，又是大同主义的信徒。他一生奋斗的历史都可以证明他是一个爱自由，爱独立的理想主义者。我们看他在民国九年一月《与海外同志书》（引见上期《独立》）里那样赞扬五四运动，那样承认“思想之转变”为革命成功的条件，我们更看他在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时那样容纳异己思想的宽大精神，——我们不能不承认，至少孙中山先生相信“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转变”，所以他能承认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的事”。思想的转变是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之下个人不断的努力的产儿。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从转变，社会又何从进步，革命又何从成功呢？

二十四，五，六

【点评】

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现代诗人、学者。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人。１９１０年赴美国留学，１９１４年在康奈尔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师从杜威，深受影响。１９１７年完成博士论文（１９２７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要从“八事”入手，首次猛烈抨击封建文学，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首篇正式宣言，为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引起很大反响。

《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五四运动的意义和主旨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五四是一个打破枷锁，张扬个性的时代，而胡适则看到了盲目的打倒背后所隐藏的个人主义。提出建立“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主张，并且充分肯定了新文化运动对于五四运动爆发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宗白华：青年烦闷的解救法

△唯美的眼光

△研究的态度

△积极的工作

现在中国有许多的青年，实处于一种很可注意的状态，就是对于旧学术、旧思想、旧信条都已失去了信仰，而新学术、新思想、新信条还没有获着，心界中突然产生了一种空虚，思想情绪没有着落，行为举措没有标准，搔首踯躅，不知怎么才好，这就是普通所谓“青年的烦闷”。

这种青年烦闷的状态，以及由此状态产生的现象，如一方面对于一切怀疑，力求破坏。他方面，又对于一切武断，急求建设。思想没有定着，感情易于摇动，以及自杀逃走等等的事实，这本是向来“黎明运动”所常附带的现象，将来自然会趋于稳健创建的一途，为中国文化开一新纪元，就着过去历史上看来，本是很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自己既遇着这种时期，陷入这种状态，就不得不自谋解救的方法，以求早入稳健创造的境地。

这解救的方法，本也不少。譬如建立新人生观、新信条等类。但这都不嫌纡远了一点。须有科学哲学的精神研究，不是一时可以普遍的。我们现在须要筹出几种“具体的方法”，将这方法传播给烦闷的青年，待他们自己应用这种方法去解救他们的苦闷。我现在本着我一时的观察，想了几条方法，写出来引动大众的讨论，希望还得着更周密完备的计划，以解决这青年烦闷的问题，则中国解放运动的前途，可以免了许多的危险和牺牲了。

（一）唯美的眼光唯美的眼光，就是我们把世界上社会上各种现象，无论美的，丑的，可恶的，龌龊的，伟丽的自然生活，以及鄙俗的社会生活，都把他当作一种艺术品看待——艺术品中本有表写丑恶的现象的——因为我们观览一个艺术品的时候，小己的哀乐烦闷都已停止了，心中就得着一种安慰，一种宁静，一种精神界的愉乐。我们若把社会上可恶的事件当作一个艺术品观，我们的厌恶心就淡了。我们对于一种烦闷的事件作艺术的观察，我们的烦闷也就消了。所以，古时悲观的哲学家，就把人世，看做一半是“悲剧”，一半是“滑稽剧”，这虽是他悲观的人生观，但也正是他的艺术的眼光，为他自己解嘲。但我们却不必做这种消极的、悲观的人生观。我们要持纯粹的唯美主义，在一切丑的现象中看出他的美来，在一切无秩序的现象中看出他的秩序来，以减少我们厌恶烦恼的心思，排遣我们烦闷无聊的生活。

这还是消极的一方面说。积极的方面，也还有许多的好处：

（Ａ）我们常时作艺术的观察，又常同艺术接近，我们就会渐渐的得着一种超小己的艺术人生观。这种艺术人生观就是把“人生生活”当作一种“艺术”看待，使他优美、丰富、有条理、有意义。总之，就是把我们的一生生活，当作一个艺术品似的创造。这种“艺术式的人生”，也同一个艺术品一样，是个很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有人说，诗人歌德（Ｇｏｅｔｈｅ）的“人生Ｌｉｆｅ”，比他的诗还有价值，就是因为他的人生同一个高等艺术品一样，是很优美、很丰富、有意义、有价值的。

（Ｂ）我们持了唯美主义的人生观，消极方面可以减少小己的烦闷和痛苦，而积极的方面，又可以替社会提倡艺术的教育和艺术的创造。艺术教育，可以高尚社会人民的人格。艺术品是人类高等精神文化的表示，这两种的贡献，也就不算小的了。

总之，唯美主义，或艺术的人生观，可算得青年烦闷解救法之一种。

（二）研究的态度怎样叫做研究的态度？当我们遇着一个困难或烦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就计较他对于切己的利害，以致引起感情的刺激，神经的昏乱，而平心静气，用研究的眼光，分析这事的原委、因果和真相，知这事有他的远因，近因，才会产生这不得不然的结果，我们对于这切己重大的事，就会同科学家对于一个自然对象一样，只有支配处置的手续，没有烦闷喜怒的感情了。

譬如现在的青年，对于社会上窳败的制度，政治上不良的现象，都用这种研究眼光去考察，不作一时的感情冲动，知道现在社会的黑暗罪恶是千百年来积渐而成，我们对他只当细筹改造的方法，不当抱盲目的悲观，或过激的愿望，那时，青年因政治社会而生的烦闷，一定可以减去不少。因这客观研究事实是不含痛苦的，是排遣烦闷的，而同时于事实上有极大的利益。

所以，研究的眼光和客观的观察，也是青年烦闷解救法的一种。

（三）积极的工作我们人生的生活，本来就是“工作”。无工作的人生，是极无聊赖的人生，是极烦闷的人生。有许多青年的烦闷，就是为着没有正当适宜的工作而产生的。试看那些资本家的子弟，终日游荡，没有一个一定的工作，虽是生活无虑，总是烦闷得很，无聊得很，终日汲汲的寻找消遣排闷的方法。所以，我以为，正当的积极的“工作”，是青年解救烦闷与痛苦的最好方法。青年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完全没有工作的时候。这时候，最容易发生幻想，烦闷，悲观，无聊。

至于工作，有精神的肉体的。这两种中任择一种，就可以解除青年的烦闷。但是，做精神工作的，不可不当附带做点肉体的工作，以维持他的健康。

以上是我一时的感想，粗略得很。不过想借此引起诸君对于这黎明运动时代青年最易发生烦闷的问题，稍稍注意，商量个周密的解救办法。

【点评】

宗白华（１８９７—１９８６），原名之魁，字伯华。哲学家、美学家、诗人。江苏常熟虞山镇人。１９１９年被五四时期很有影响的文化团体少年中国学会选为评议员，并成为《少年中国》月刊的主要撰稿人，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同年８月受聘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任编辑、主编。将哲学、美学和新文艺的新鲜血液注入《学灯》，使之成为“五四”时期著名四大副刊之一。就在此时，他发现和扶植了诗人郭沫若。１９２０年赴德国留学，在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学习哲学、美学等课程。１９２５年回国后在南京、北京等地大学任教。曾任中华美学学会顾问和中国哲学学会理事。宗白华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被誉为“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一代美学大师”。著有《宗白华全集》及美学论文集《美学散步》、《艺境》等。

《青年烦闷的解救法》：青年们片面的盲目地追求创新，造成的后果就是“对旧学术、旧思想、旧信条都已失去了信仰，而新学术、新思想、新信条还没有获着。”这样就会在思想上出现空虚和断层，这样就难免会产生极端的想法。作者提出用唯美的眼光、研究的态度和积极的工作来排遣和消解烦闷无聊的生活。就是要用客观的眼光来分析和判断，用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生活。

蹇先艾：爱情

理智的锄已拿在我的手中，

想将心头的爱情

Chapter_4

挖掘一空；

无如爱情不服，顽梗地抵抗，

江潮似的乱窜，辨不清方向。

有时爱情窜到了我的嘴唇，

我抱搂着女人尽兴地狂吻；

倘使他突然迸向我的笔尖，

我笔下便涌出美丽的诗篇。

原来爱情是这样难得铲除，

你想没有爱人生岂不偏枯？

于是我就将理智的锄弃掉，

任火荼的热情在胸中欢跃。

（原载《晨报副刊》１９２７年３月７日）

【点评】

蹇先艾（１９０６—１９９４），现代作家。１９０６年生于贵州遵义。学生时期即开始写作，１９２６年参加文学研究会，与李健吾等组织曦社，出版《爝火》杂志。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７年任北京松坡图书馆编纂主任。此时著有短篇集《朝雾》、《一位英雄》、《乡间的悲剧》等。抗战时期，在贵州与谢逸等组织每周文艺社，出版《每周文艺》，还主编贵州日报副刊《新垒》。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５１年，先后任遵义师范学校校长，贵州大学等校教授。这时作品集有《盐的故事》、《幸福》等。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６５年相继担任贵州省文联主席、贵州省文化局局长等职。此间作品有短篇集《山城》、《倔强的女人》和散文集《新芽》等。

《爱情》：人们都试图用理智来控制爱情，但是爱情却是最难以驯服和驾驭的，她的热情，她的美妙让人难以抵御和割舍。但是如果没有了爱情，人生就会变得暗淡、枯萎，诗人最终理智的选择了爱情。

徐志摩：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桥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十一月六日

【点评】

徐志摩（１８９７—１９３１），现代诗人、散文家。笔名南湖、云中鹤等。浙江海宁人。１９２１年开始创作新诗。１９２２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１９２３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１９２４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９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机坠身亡。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小说散文集《轮盘》，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

《再别康桥》：康桥，即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所在地。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９２２年８月，诗人曾游学于此。康桥时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胡适曾经在悼念志摩的文章中说：“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追悼徐志摩》）果真如此，那么诗人在康桥边的徘徊，不正是这种追寻的一个缩影吗？徐志摩是主张艺术的诗的，他非常推崇闻一多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学主张，而尤重音乐美。这首诗的节奏非常优美，就像水中泛起的涟漪一般荡漾开来，既是虔诚的学子寻梦的足音，又契合了诗人感情的潮起潮落，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快感。

冯至：在赣江上

在赣江上，从赣州到万安，是一段艰难的水程。船一不小心，便会触到礁石上。多么精明的船夫，到这里也不敢信任自己，不能不舍掉几元钱，请一位本地以领船为业的人，把整个的船交在他的手里。这人看这段江水好似他祖传下来的一块田，一所房屋，水里块块的礁石无不熟识；他站在船尾，把住舵，让船躲避着礁石，宛转自如，像是蛇在草里一般灵活。等到危险的区域过去了，他便在一个适当的地方下了船，向你说声“发财”。

我们从赣江上了船，正是十月底的小阳天气，顺水又吹着南风，两个半天的工夫，便走了不少的路程。但到下午三点多钟，风向改变了，风势也越来越紧，领船的人把船舵放下，说：“前面就是天柱滩，黄泉路，今天停在这里吧。”从这话里听来，大半是前边的滩过于险恶，他虽然精于这一带的情形，也难保这只风里的船不触在礁石上。尤其是顾名思义，天柱滩，黄泉路，这些名称实在使人有些懔然。

才四点钟，太阳还高高的，船便泊了岸，船夫抛下了锚。四下一望，没有村庄。大家在船里蜷伏了多半天，跳下来，同往常一样，这是深深地呼吸几下，全身感到轻快。不过这次既看不见村庄，水上也没有邻船，一片沙地接连着没有树木的荒山，不管同船的孩子们怎样在沙上跳跃，可是风势更紧了，天空也变得不那样晴朗，心里总有些无名的恐惧：水里嶙峋的礁石好像都无情地挺出水面一般。

我个人呢。妻在赣州病了两个月，现在在这小船里，她也只是躺着，不能坐起。当她病得最重，不省人事的那几天，我坐在病榻旁，摸着她冰凉的手，好像被她牵引着，到阴影的国度里旅行了一番。这时她的身体虽然一天天地健康起来，可是她的言谈动作，有时还使我起一种渺茫的感觉。我在沙地上绕了两个圈子，山河是这般沉静，便没精打采地回到船上去了。

“这是什么地方？”她问。

“没有村庄，不知道这地方叫作什么。”

……

风吹着水，水激动着船，天空将圆未圆的月被浮云遮去。同船的孩子们最先睡着了。我也在此起伏不定的幻想里忘却这周围的小世界。

睡了不久，好像自己迷失在一座森林里，焦躁地寻不到出路，远远却听见有人在讲话。等到我意识明了，觉得身在船上的时候，树林化作风声，而讲话的声音却依然在耳，这一个荒凉的地方那里会有人声呢？这时同船的Ｋ君轻轻咳嗽了一下。

“我们邻近停着小船吗？”我小声问。

“不远的地方好像看见过一只，”Ｋ君说，“你听，有人在讲话，好像是在岸上。”

“现在已经十二点半了——”Ｋ君擦着一枝火柴，看了表，说出这句话，更加增加我的疑虑。

此外全船的人们还是沉沉地睡着。

我也怀着但愿无事的侥幸心理又入了半睡状态。不知过了多少分钟，船上的狗大声的吠起来了；船上的人都被狗惊醒，而远远的讲话声音不但没有停住，反倒越听越近。我想，这真有些蹊跷了。

船上的狗吠，船外的语声，两方面都不停息；又隔了一些时，勇敢的Ｋ君披起衣服悄悄地走出船舱。这时全船的人都惊醒着，屏息无声，只有些悉索的动作：人人尽可能地把身边一点重要的物件，往不为人注意的地方放：柴堆里，炉灰里，舱篷的隙缝里……大家安排好了，静候着一件非常的事。

前后都是滩，风把船拘在这里，不能进也不能退，好像是在个魔术师手里。我守着大病初愈的妻，不知做什么事才好。忽然黑暗的船舱出现了一道光，是外边河上从舱篷缝里射进来的；这光慢慢地移动，从舱前移到舱后，分明是那河上放光的物体从我们船后已移到船头了。这光在船舱后消逝了不久，又有一道光射到舱前，仍然是那样的移动。

全船在静默里骚动着，妻的心房跳动得很快，只是小孩子们睡得沉沉地。

Ｋ君走进来了，轻轻地说，远远两只划子，一只在前，一只在后，船头都燃着一堆火，从我们的船旁划过。每只划子上坐着两个人，这不是窥探我们船上的虚实吗？

我听了Ｋ君的话，也走到舱外。暗银色的月光照彻山川，两团火光在急流的水上越走越远了。这是他们去报告他们的伙伴呢，还是探明了船上的人多，没有敢下手呢？

我望着那两切火光，尽在发呆，狗吠停止了，划子上的语声也听不见了。除去这满船的猜疑和恐惧外，面前是个非人间的、广漠的、原始般的世界。

最后船夫走到我身边；他大半被这满船客人的骚动搅得不能安静地躺在被里了。他说，不要怕，这地方一向是平静的。

“那么夜里这两只划子是作什么的呢？”

“那是捉鱼的。白天江上来往的船只多，不便捉鱼。夜静了，正是捉鱼的好时候。鱼见了火光便都跟随着火光聚拢起来；你看，那两只划子的下面不知有多少鱼呢……”

我恍然大悟，顿时想到“渔火”两个字。

……

第二天早晨，风住了，船刚要起锚，对岸划来一只划子，上边有两个渔夫。他们好像是慰问我们昨夜的虚惊，卖给我们两条又肥又美的鳜鱼。

妻，幼年生长在海边，惯于鱼虾，对着这欢蹦乱跳的鱼，脸上浮现出病后的第一次健康的微笑。

一九三九年写于昆明

【点评】

冯至（１９０５—１９９３），原名冯承植，１９２３年夏参加林如稷等在上海主办的文学团体浅草社。１９２５年浅草社停止活动，和杨晦、陈翔鹤、陈炜谟另组沉钟社，出版《沉钟》周刊、半月刊和《沉钟丛刊》。出版的诗集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十四行集》、《冯至诗选》等。其他作品有散文集《东欧杂记》，传记《杜甫传》，译作集《海涅诗选》，诗集《西郊集》、《十年诗抄》，论文集《诗与遗产》，译海涅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

《在赣江上》：船行进在赣江上，夜幕降临，泊船江边。船漂浮在水面，不知身在何处，就像现实中的人生一样漂泊不定。夜半时分，一阵狗的狂吠将人们带入恐惧之中，人们的神情、言行都透露出内心无助的无奈。在特定的时空中，人物的内心的状态向外延伸并与“广漠的非人间的世界”达成了一种契合。

张恨水：五月的北平

能够代表东方建筑美的城市，在世界上，除了北平，恐怕难找第二处了。描写北平的文字，由国文到外国文，由元代到今日，那是太多了，要把这些文字抄写下来，随便也可以出百万言的专书。现在要说北平，那真是一部廿四史，无从说起。若写北平的人物，就以目前而论，由文艺到科学，由最崇高的学者到雕虫小技的绝世能手，这个城圈子里，也俯拾即是，要一一介绍，也是不可能。北平这个城，特别能吸收有学问、有技巧的人才，宁可在北平为静止得到生活无告的程度，他们不肯离开。不要名，也不要钱，就是这样穷困着下去。这实在是件怪事。你又叫我写哪一位才让圈子里的人过瘾呢？

静的不好写，动的也不好写，现在是五月（旧的历法和四月），我们还是写点五月的眼前景物吧。北平的五月，那是一年里的黄金时代。任何树木，都发生了嫩绿的叶子，处处是绿荫满地。卖芍药花的担子，天天摆在十字街头。洋槐树开着其白如雪的花，在绿叶上一球球的顶着。街，人家院落里，随处可见。柳絮飘着雪花，在冷静的胡同里飞。枣树也开花了，在人家的白粉墙头，送出兰花的香味。北平春季多风，但到五月，风季就过去了（今年春季无风）。市民开始穿起夹衣，在不暖的阳光里走。北平的公园，既多又大。只要你有工夫，花不成其为数目的票价，亦可以在锦天铺地、雕栏玉砌的地方消磨一半天。

照着上面所谈，这范围还是太广，像看《四库全书》一样。虽然只成个提要，也觉得应接不暇。让我来缩小范围，只谈一个中人之家吧。北平的房子，大概都是四合院。这个院子，就可以雄视全国建筑。洋楼带花园，这是最令人羡慕的新式住房。可是在北平人看来，那太不算一回事了。北平所谓大宅门，哪家不是七八上下十个院子？哪个院子里不是花果扶疏？这且不谈，就是中产之家，除了大院一个，总还有一两个小院相配合。这些院子里，除了石榴树、金鱼缸，到了春深，家家由屋里度过寒冬搬出来。而院子里的树木，如丁香、西府海棠、藤萝架、葡萄架、垂柳、洋槐、刺槐、枣树、榆树、山桃、珍珠梅、榆叶梅，也都成人家普通的栽植物，这时，都次第的开过花了。尤其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栽着有。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颠，对北平城作个鸟瞰，你就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就大部分是槐树造成的。

洋槐传到北平，似乎不出五十年。所以这类树，树木虽也有高到五六丈的，都是树干还不十分粗。刺槐却是北平的土产，树兜可以合抱，而树身高到十丈的，那也很是平常。洋槐是树叶子一绿就开花，正在五月，花是成球的开着，串子不长，远望有些像南方的白绣球。刺槐是七月开花，都是一串串有刺，像藤萝（南方叫紫藤）。不过是白色的而已。洋槐香浓，刺槐不大香，所以五月里草绿油油的季节，洋槐开花，最是凑趣。

在一个中等人家，正院子里可能就有一两株槐树，或者是一两株枣树。尤其是城北，枣树逐家都有，这是“早子”的谐音，取一个吉利。在五月里，下过一回雨，槐叶已在院子里着上一片绿阴。白色的洋槐花在绿枝上堆着雪球，太阳照着，非常的好看。枣子花是看不见的，淡绿色，和小叶的颜色同样，而且它又极小，只比芝麻大些，所以随便看不见。可是它那种兰蕙之香，在风停日午的时候，在月明如昼的时候，把满院子都浸润在幽静淡雅的境界。假使这人家有些盆景（必然有），石榴花开着火星样的红点，夹竹桃开着粉红的桃花瓣、在上下皆绿的环境中，这几点红色，娇艳绝伦。北平人又爱随地种草本的花籽，这时大小花秧全都在院子里拔地而出，一寸到几寸长的不等，全表示了欣欣向荣的样子。北平的屋子，对院子的一方面，照例下层是土墙，高二三尺，中层是大玻璃窗，玻璃大得像百货店的货窗相等，上层才是花格活窗。桌子靠墙，总是在大玻璃窗下。主人翁若是读书伏案写字，一望玻璃窗外的绿色，映人眉宇，那实在是含有诗情画意的。而且这样的点缀，并不花费主人什么钱的。

北平这个地方，实在适宜于绿树的点缀，而绿树能亭亭如盖的，又莫过于槐树。在东西长安街，故宫的黄瓦红墙，配上那一碧千株的槐林，简直就是一幅彩画。在古老的胡同里，四五株高槐，映带着平正的土路，低矮的粉墙，行人很少，在白天就觉得其意幽深，更无论月下了。在宽平的马路上，如南、北池子，如南、北长街，两边槐树整齐划一，连续不断，有三四里之长，远远望去，简直是一条绿街。在古庙门口，红色的墙，半圆的门，几株大槐树在庙外拥立，把低矮的庙整个罩在绿阴下，那情调是肃穆典雅的。在伟大的公署门口，槐树分立在广场两边，好像排列着伟大的仪仗，又加重了几分雄壮之气。太多了，我不能把她一一介绍出来，有人说五月的北平是碧槐的城市，那却是一点没有夸张。

当承平之时，北平人所谓“好年头儿”；在这个日子，也正是故都人士最悠闲舒适的日子，在绿阴满街的当儿，卖芍药花的平头车子整车的花骨蕾推了过去。卖冷食的担子，在幽静的胡同里叮当作响，敲着冰盏儿，这很表示这里一切的安定与闲静。渤海来的海味，如黄花鱼、对虾，放在冰块上卖，已特别有风趣。又如乳油杨梅、蜜饯樱桃、藤萝饼、玫瑰糕，吃起来还带些诗意。公园里绿叶如盖，三海中水碧如油，随处都是令人享受的地方。但是这一些，我不能、也不愿往下写。现在，这里是邻近炮火边沿，南方人来说这里是第一线了。北方人吃的面粉，三百多万元一袋；南方人吃的米，卖八万多元一斤。穷人固然是朝不保夕，中产之家虽改吃糙粉度日，也不知道这糙粮允许吃多久。街上的槐树虽然还是碧净如前，但已失去了一切悠闲的点缀，人家院子里，虽是不花钱的庭树，还依然送了绿阴来，这绿阴在人家不是幽丽，巧是凄凄惨惨的象征。谁实为之？孰令致之？我们也就无从问人，《阿房宫赋》前段写得那样富丽，后面接着是一叹：“秦人不自哀！”现在的北平人，倒不是不自哀，其如他们哀亦无益何！

好一座富于东方美的大城市呀，他整个儿在战栗！好一座千年文化的结晶呀，他不断的在枯萎！呼吁于上天，上天无言，呼吁于人类，人类摇头。其奈之何！

【点评】

张恨水（１８９５—１９６７），现代作家。原名张心远，笔名愁花恨水生、恨水。祖籍安徽潜山，生于江西广信。他是由深受鸳鸯蝴蝶派影响的旧派小说向现代小说过渡的代表性作家。２０—３０年代初所写的言情小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姻缘》风靡一时，它将言情内容与传奇成分融为一体，在传统章回体式中融入西洋小说技法，吸引了各个层次的广大读者。还著有短篇小说集《弯弓集》，中篇小说《巷战之夜》，长篇小说《八十一梦》、《五子登科》、《落霞孤鹜》、《银汉双星》、《满江红》、《夜深沉》、《蜀道难》、《水浒新传》、《大江东去》、《石头城外》、《热血之花》、《纸醉金迷》、《魍魉世界》等都是有影响的作品。还著有古典文学论集《水浒人物论赞》，散文集《山窗小品》，以及大量杂文和诗词等。

《五月的北平》：北平不仅是王侯将相的城市，也是平民布衣的城市。从红墙碧瓦到四合院，不同等级身份的人都有自己的一方天地，并不是每一个生活在北京城里的人都能够发现“风景”的，也难怪，这“风景”是深藏着的，不是轻易就能够发现的。张恨水先生就为我们撷取了五月的北京，春夏之交，北平也进入了生机勃发的季节。百花盛开，绿树成荫，人们生活在这座古老的城市中，古老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透露出几分悠闲，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难以掩饰他的没落。

郁达夫：江南的冬景

凡在北国过过冬天的人，总都道围炉煮茗，或吃煊羊肉，剥花生米，饮白干的滋味。而有地炉、暖炕等设备的人家，不管它门外面是雪深几尺，或风大若雷，而躲在屋里过活的两三个月的生活，却是一年之中最有劲的一段蛰居异境；老年人不必说，就是顶喜欢活动的小孩子们，总也是个个在怀恋的，因为当这中间，有的萝卜、雅儿梨等水果的闲食，还有大年夜，正月初一，元宵等热闹的节期。

但在江南，可又不同；冬至过后，大江以南的树叶，也不至于脱尽。寒风——西北风——间或吹来，至多也不过冷了一日两日。到得灰云扫尽，落叶满街，晨霜白得像黑女脸上的脂粉似的清早，太阳一上屋檐，鸟雀便又在吱叫，泥地里便又放出水蒸气来，老翁小孩就又可以上门前的隙地里去坐着曝背谈天，营屋外的生涯了；这一种江南的冬景，岂不也可爱得很么？

我生长江南，儿时所受的江南冬日的印象，铭刻特深；虽则渐入中年，又爱上了晚秋，以为秋天正是读读书，写写字的人的最惠节季，但对于江南的冬景，总觉得是可以抵得过北方夏夜的一种特殊情调，说得摩登些，便是一种明朗的情调。

我也曾到过闽粤，在那里过冬天，和暖原极和暖，有时候到了阴历的年边，说不定还不得不拿出纱衫来着；走过野人的篱落，更还看得见许多杂七杂八的秋花！一番阵雨雷鸣过后，凉冷一点；至多也只好换上一件夹衣，在闽粤之间，皮袍棉袄是绝对用不着的；这一种极南的气候异状，并不是我所说的江南的冬景，只能叫它作南国的长春，是春或秋的延长。

江南的地质丰腴而润泽，所以含得住热气，养得住植物；因而长江一带，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红时也有时候会保持得三个月以上的生命。像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则红叶落后，还有雪白的桕子着在枝头，一点一丛，用照相机照将出来，可以乱梅花之真。草色顶多成了赭色，根边总带点绿意，非但野火烧不尽，就是寒风也吹不倒的。若遇到风和日暖的午后，你一个人肯上冬郊去走走，则青天碧落之下，你不但感不到岁时的肃杀，并且还可以饱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含蓄在那里的生气；“若是冬天来了，春天也总马上会来”的诗人的名句，只有在江南的山野里，最容易体会得出。

说起了寒郊的散步，实在是江南的冬日，所给与江南居住者的一种特异的恩惠；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生长的人，是终他的一生，也决不会有享受这一种清福的机会的。我不知道德国的冬天，比起我们江浙来如何，但从许多作家的喜欢以Ｓｐａｚｉｅｒｇａｎｇ一字来做他们的创造题目的一点看来，大约是德国南部地方，四季的变迁，总也和我们的江南差仿不多。譬如说十九世纪的那位乡土诗人洛在格（ＰｅｔｅｒＲｏｓｅｇｇｅｒ１８４３—１９１８）罢，他用这一个“散步”做题目的文章尤其写得多，而所写的情形，却又是大半可以拿到中国江浙的山区地方来适用的。

江南河港交流，且又地滨大海，湖沼特多，故空气里时含水分；到得冬天，不时也会下着微雨，而这微雨寒村里的冬霖景象，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悠闲境界。你试想想，秋收过后，河流边三五家人家会聚在一道的一个小村子里，门对长桥，窗临远阜，这中间又多是树枝槎丫的杂木树林；在这一幅冬日农村的图上，再洒上一层细得同粉也似的白雨，加上一层淡得几不成墨的背景，你说还够不够悠闲？若再要点景致进去，则门前可以泊一只乌篷小船，茅屋里可以添几个喧哗的酒客，天垂暮了，还可以加一味红黄，在茅屋窗中画上一圈暗示着灯光的月晕。人到了这一个境界，自然会得胸襟洒脱起来，终至于得失俱亡，死生不同了；我们总该还记得唐朝那位诗人做的“暮雨潇潇江上树”的一首绝句罢？诗人到此，连对绿林豪客都客气起来了，这不是江南冬景的迷人又是什么？

一提到雨，也就必然的要想到雪：“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自然是江南日暮的雪景。“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则雪月梅的冬宵三友，会合在一道，在调戏酒姑娘了。“柴门村犬吠，风雪夜归人”，是江南雪夜，更深人静后的景况。“前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又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和狗一样喜欢弄雪的村童来报告村景了。诗人的诗句，也许不尽是在江南所写，而做这几句诗的诗人，也许不尽是江南人，但假了这几句诗来描写江南的雪景，岂不直截了当，比我这一枝愚劣的笔所写的散文更美丽得多？

有几年，在江南，在江南也许会没有雨没有雪的过一个冬，到了春间阴历的正月底或二月初再冷一冷下一点春雪的；去年（一九三四）的冬天是如此，今年的冬天恐怕也不得不然，以节气推算起来，大约太冷的日子，将在一九三六年的二月尽头，最多也总不过是七八天的样子。像这样的冬天，乡下人叫作旱冬，对于麦的收成或者好些，但是人口却要受到损伤；旱得久了，白喉、流行性感冒等疾病自然容易上身，可是想恣意享受江南的冬景的人，在这一种冬天，倒只会得到快活一点，因为晴和的日子多了，上郊外去闲步逍遥的机会自然也多；日本人叫作Ｈｉ－ｋｉｎｇ，德国人叫作Ｓｐａｚｉｅｒｇａｎｇ狂者，所最欢迎的也就是这样的冬天。

窗外的天气晴朗得像晚秋一样：晴空的高爽，日光的洋溢，引诱得使你在房间里坐不住，空言不如实践，这一种无聊的杂文，我也不再想写下去了，还是拿起手杖，搁下纸笔，上湖上散散步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

【点评】

郁达夫（１８９５—１９４５），现代作家。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１９１３年赴日本留学，１９２１年参与发起成立创造社，出版了新文学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１９３０年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并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１９３３年初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１９３８年底赴新加坡，从事报刊编辑和抗日救亡工作。１９４２年流亡到苏门答腊，化名赵廉隐居下来。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１９５２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为民族解放殉难的烈士”，并在他的家乡建亭纪念。郁达夫一生著述宏富。１９２８年起，郁达夫陆续自编《达夫全集》出版，其后还有《达夫自选集》、《屐痕处处》、《达夫日记》、《达夫游记》、《闲书》、《郁达夫诗词抄》、《郁达夫文集》，以及《达夫所译短篇集》等。郁达夫的创作风格独特，成就卓著，尤以小说和散文最为著称，影响广泛。其中以短篇小说《沉沦》、《采石矾》、《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迟桂花》，中篇小说《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和《出奔》等最为著名。

《江南的冬景》：北方的冬天是蛰居的异境，而江南的冬天则是可爱的，作者从江南的晚秋写到闽粤的暖冬，从鸟雀、冬雪到读书写字，漫步郊外也是一种难得的福气。细碎的微雨中，村庄，长桥，远阜，树林，就像是一幅淡墨的山水画，人的境界也仿佛得到了升华。冬天的江南，别有一番滋味，江南的冬天，可以恣意享受。

老舍：五月的青岛

因为青岛的节气晚，所以樱花照例是在四月下旬才能盛开。樱花一开，青岛的风雾也挡不住草木的生长了。海棠，丁香，桃，梨，苹果，藤萝，杜鹃，都争着开放，墙角路边也都有了嫩绿的叶儿。五月的岛上，到处花香，一清早便听见卖花声。公园里自然无须说了，小蝴蝶花与桂竹香们都在绿草地上用它们的娇艳的颜色结成十字，或绣成儿团；那短短的绿树篱上也开着一层白花，似绿枝上挂了一层春雪。就是路上两旁的人家也少不得有些花草：围墙既矮，藤萝往往顺着墙把花穗儿悬在院外，散出一街的香气：那双樱，丁香，都能在墙外看到，双樱的明艳与丁香的素丽，真是足以使人眼明神爽。

山上有了绿色，嫩绿，所以把松柏们比得发黑了一些。谷中不但填满了绿色，而且颇有些野花，有一种似紫荆而色儿略略发蓝的，折来很好插瓶。

青岛的人怎能忘下海呢，不过，说也奇怪，五月的海就仿佛特别的绿，特别的可爱，也许是因为人们心里痛快吧？看一眼路旁的绿叶，再看一眼海，真的，这才明白了什么叫做“春深似海”。绿，鲜绿，浅绿，深绿，黄绿，灰绿，各种的绿色，连接着，交错着，变化着，波动着，一直绿到天边，绿到山脚，绿到渔帆的外边去。风不凉，浪不高，船缓缓的走，燕低低的飞，街上的花香与海上的咸味混到一处，浪漾在空中，水在面前，而绿意无限，可不是，春深似海！欢喜，要狂歌，要跳入水中去，可是只能默默无言，心好像飞到天边上那将将能看到的小岛上去，一闭眼仿佛还看见一些桃花。人面桃花相映红，必定是在那小岛上。

这时候，遇上风与雾便还须穿上棉衣，可是有一天忽然响晴，夹衣就正合适。但无论怎说吧，人们反正都放了心──不会大冷了，不会。妇女们最先知道这个，早早的就穿出利落的新装，而且决定不再脱下去。海岸上，微风吹动少女们的发与衣，何必再会到电影园中找那有画意的景儿呢！这里是初春浅夏的合响，风里带着春寒，而花草山水又似初夏，意在春而景如夏，姑娘们总先走一步，迎上前去，跟花们竞争一下，女性的伟大几乎不是颓废诗人所能明白的。

人似乎随着花草都复活了，学生们特别的忙：换制服，开运动会，到崂山丹山旅行，服劳役。本地的学生忙，别处的学生也来参观，几个，几十，几百，打着旗子来了，又成着队走开，男的，女的，先生，学生，都累得满头是汗，而仍不住的向那大海丢眼。学生以外，该数小孩最快活，笨重的衣服脱去，可以到公园跑跑了；一冬天不见猴子了，现在又带着花生去喂猴子，看鹿。拾花瓣，在草地上打滚；妈妈说了，过几天还有大红樱桃吃呢！

马车都新油饰过，马虽依然清瘦，而车辆体面了许多，好做一夏天的买卖呀。新油过的马车穿过街心，那专做夏天的生意的咖啡馆，酒馆，旅社，饮冰室，也找来油漆匠，扫去灰尘，油饰一新。油漆匠在交手上忙，路旁也增多了由各处来的舞女。预备呀，忙碌呀，都红着眼等着那避暑的外国战舰与各处的阔人。多咱浴场上有了人影与小艇，生意便比花草还茂盛呀。到那时候，青岛几乎不属于青岛的人了，谁的钱多谁更威风，汽车的眼是不会看山水的。

那么，且让我们自己尽量的欣赏五月的青岛吧！

（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六日《宇宙风》第四十三期）

【点评】

老舍（１８９９—１９６６），现、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满族，北京人。老舍一生写了约计８００万字的作品。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文博士》、《骆驼祥子》、《火葬》、《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正红旗下》（未完），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

《五月的青岛》：五月的青岛是花的海洋，绿的世界。人们来到海边，尽情地享受着轻风和细浪，海岸上，微风中的少女恰似春天里的一道移动的风景，快活的孩子们在游玩嬉戏。人们享受着五月的天气，享受着五月的青岛，享受着美好的生活。

沈从文：市集（1）

廉纤的毛毛细雨，在天气还没有大变以前欲雪未能的时节，还是霏霏微微落将不来。一个小小乡场，位置在又高又大陡斜的山脚下，前面濒着

的河，被如烟如雾雨丝织成的帘幕，一起把它蒙罩着了。

照例的三八市集，还是照例的有好多好多乡下人，小田主，买鸡到城里去卖的小贩子，花幞头大耳环丰姿隽逸的苗姑娘，以及一些穿灰色号褂子口上说是来察场讨人烦腻的副爷们，与穿高筒子老牛皮靴的团总，各从附近的乡村来做买卖。他们的草鞋底半路上带了无数黄泥浆到集上来，又从场上大坪坝内带了不少的灰色浊泥归去。去去来来，人也数不清多少。

集上的骚动，吵吵闹闹，凡是到过南方（湖湘以西）乡下的人，是都会知道的。

倘若你是由远远的另一处地方听着，那种喧嚣的起伏，你会疑心到是滩水流动的声音了！

这种洪壮的潮声，还只是一般做生意人在讨论价钱时很和平的每个论调而起。就中虽也有遇到卖牛的场上几个人像唱戏黑花脸出台时那么大喊大嚷找经纪人，也有因秤上不公允而起口角——你骂我一句娘，我又骂你一句娘，你又骂我一句娘……然而究竟还是因为人太多，一两桩事，实在是万万不能做到的！

卖猪的场上，他们把小猪崽的耳朵提起来给买主看时，那种尖锐的嘶喊声，使人听来不愉快至于牙齿根也发酸。

卖羊的场上，许多美丽驯服的小羊儿咩咩地喊着。一些不大守规矩的大羊，无聊似的，两个把前蹄举起来，作势用前额相碰。大概相碰是可以驱逐无聊的，所以第一次訇的碰后，却又作势立起来为第二次预备。牛场却单独占据在场左边一个大坪坝，因为牛的生意在这里占了全部交易四分一以上。那里四面搭起无数小茅棚（棚内卖酒卖面），为一些成交后的田主们喝茶喝酒的地方。那里有大锅大锅煮得“稀糊之烂”的牛脏类下酒物，有大锅大锅香喷喷的肥狗肉，有从总兵营一带担来卖的高粱烧酒；也还有城里馆子特意来卖面的。假若你是城里人来这里卖面，他们因为想吃香酱油的缘故，都会来你馆子，那么，你生意便比其他铺子要更热闹了。

到城里时，我们所见到的东西，不过小摊子上每样有一点罢了！这里可就大不相同。单单是卖鸡蛋的地方，一排一排地摆列着，满箩满筐的装着，你数过去，总是几十担。辣子呢，都是一屋一屋搁着。此外干了的黄色草烟，用为染坊染布的五倍子和栎木皮，还未榨出油来的桐茶子，米场白濛白濛了的米，屠桌上大只大只失了脑袋刮得净白的肥猪，大腿大腿红腻腻还在跳动的牛肉……都多得怕人。

不大宽的河下，满泊着载人载物的灰色黄色小艇，一排排挤挤挨挨的相互靠着也难于数清。

集中是没有什么统系制度。虽然在先前开场时，总也有几个地方上的乡约伯伯，团总，守汛的把总老爷，口头立了一个规约，卖物的照着生意大小缴纳千分之几——或至万分之几，但也有百分之几——的场捐，或经纪佣钱，棚捐，不过，假若你这生意并不大，又不须经纪人，则不须受场上的拘束，可以自由贸易了。

到这天，做经纪的真不容易！脚底下笼着他那双厚底高筒的老牛皮靴子（米场的），为这个爬斗；为那个倒箩筐。（牛羊场的）一面为这个那个拉拢生意，身上让卖主拉一把，又让买主拉一把；一面又要顾全到别的地方因争持时闹出岔子的调排，委实不是好玩的事啊！大概他们声音都略略嚷得有点嘶哑，虽然时时为别人扯到馆子里去润喉。不过，他今天的收入，也就很可以酬他的劳苦了。

……

因为阴雨，又因为做生意的人各都是在别一个村子里住家，有些还得在散场后走到二三十里路的别个乡村去；有些专靠漂场生意讨吃的还待赶到明天那个场上的生意，所以散场很早。

不到晚炊起时，场上大坪坝似乎又觉得宽大空阔起来了！……再过些时候，除了屠桌下几只大狗在啃嚼残余因分配不平均在那里不顾命的奋斗外，便只有由河下送来的几声清脆篙声了。

归去的人们，也间或有骑着家中打筛的雌马，马项颈下挂着一串小铜铃叮叮当当跑着的，但这是少数；大多数还是赖着两只脚在泥浆里翻来翻去。他们总笑嘻嘻的担着箩筐或背一个大竹背笼，满装上青菜，萝卜，牛肺，牛肝，牛肉，盐，豆腐，猪肠子一类东西。手上提的小竹筒不消说是酒与油。有的拿草绳套着小猪小羊的颈项牵起忙跑；有的肩膊上挂了一个毛蓝布绣有白四季花或“福”字“万”字的褡裢，赶着他新买的牛（褡裢内当然已空）；有的却是口袋满装着钱心中满装着欢喜，——这之间各样人都有。

我们还有机会可以见到许多令人妒羡，赞美，惊奇，又美丽，又娟媚，又天真的青年老奶（苗小姐）和阿玡（苗妇人）。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于窄而霉小斋作。

沈从文：市集（2）

附一

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

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鰜鰜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著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像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志摩的欣赏

附二

关于《市集》的声明

志摩先生：看到报，事真糟，想法声明一下吧。近来正有一般小捣鬼遇事寻罅缝，说不定因此又要生出一番新的风浪。那一篇《市集》先送到《晨报》，用“休芸芸”名字，久不见登载，以为不见了。接着因《燕大周刊》有个熟人拿去登过；后又为一个朋友不候我的许可又转载到《民众文艺》上——这此又见，是三次了。小东西出现到三次，不是丑事总也成了可笑的事！

这似乎又全是我过失。因为前次你拿我那一册稿子问我时，我曾说统未登载过，忘了这篇。这篇既已曾登载过，为甚我又连同那另外四篇送到晨报社去？那还有个缘由：因我那个时候正同此时一样，生活悬挂在半空中，伙计对于欠账逼得不放松，故写了三四篇东西并录下这一篇短东西做一个册子，送与勉己先生，记到附函曾有下面的话——“……若得到二十块钱开销一下公寓，这东西就卖了。《市集》一篇，曾登载过……”

至于我附这短篇上去的意思，原是想把总来换二十块钱，让晨报社印一个小册子。当时也曾声明过。到后一个大不得，而勉己先生尽我写信问他请他退这一本稿子又不理，我以为必是早失落了，失落就失落了，我哪来追问同编辑先生告状打官司的气力呢？所以不问。

不期望稿子还没有因包花生米而流传到人间。不但不失，且更得了新编辑的赏识，填到篇末，还加了几句受来背膊发麻的按语纵无好揽闲事的虫豸们来发见这足以使他自己为细心而自豪的事，但我自己看来，已够可笑了。且前者署“休芸芸”，而今却变成“沈从文”，我也得声明一下：实在果能因此给了虫豸们一点钻蛀的空处，就让他永久是两个不同的人名吧。

从文

于新窄而霉斋

从文，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有一位署名“小兵”的劝我下回没有相当稿子时，就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得掺上烂东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

我想另一个办法是复载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得比乱登的办法强些。下回再要没有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好在版权是不成问题的。

志摩

【点评】

沈从文（１９０２—１９８８），原名沈岳焕，曾用过小兵、懋琳、炯之、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笔名，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沈从文著作宏富，小说及小说集有《蜜柑》、《好管闲事的人》、《篁君日记》、《山鬼》、《雨后及其他》、《不死日记》、《呆官日记》、《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个天才的通信》、《旧梦》、《石子船》、《龙朱》、《虎雏》、《都市一妇人》、《阿黑小史》、《边城》、《月下小景》、《八骏图》等；散文集有《湘行散记》、《湘西》、《在昆明的时候》、《从文自传》等；论文集有《沫沫集》、《废邮存底》、《云南看云集》等；研究著作有：《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国丝绸图案》（与王家树合编）等。

《市集》：三八市集，热闹而骚动，草鞋底下泥浆由黄色变成了灰色，人们在流动中进行着商品的交易。在作者的笔下，场景不断的变换，从牲畜交易的场所到卖酒卖面的茅棚，从城里的馆子到路边摊位的交易。作者用声音、色彩、人们的谈话、动作，多侧面、多角度的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民俗风景画。

李广田：野店

太阳下山了，又是一日之程，步行人，也觉得有点疲劳了。

你走进一个荒僻的小村落——这村落对你很生疏。然而又好像熟悉，因为你走过许多这样的小村落了。看看有些人家的大门已经闭起，有些也许还在半掩，有几个人正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家。后面跟着狗或牛羊，有的女人正站在门口张望，或用了柔缓的声音在招呼谁来晚餐，也许，又听到几处闭门声音了，“如果能到哪家门里去息下呀”，这时候你会这样想吧。但走不多远，你便会发现一座小店待在路旁，或十字路口，虽然明早还须赶路，而当晚你总能做得好梦了。“荒村雨露眠宜早，野店风霜起要迟”，这样的对联会发现在一座宽大而破陋的店门上，有意无意地，总会叫旅人感到心暖吧。在这儿你会受到殷勤的招待，你们遇到一对很朴野，很温良的店主夫妇，他们的颜色和语气，会使你发生回到了老家的感觉。但有时，你也会遇着一个刁狡的村少，他会告诉你到前面的村镇还有多远，而实在并不那么远；他也会向你讨多少脚驴钱，而实在也并不值那么多。然而，他的刁狡，你也许并未看出刁狡得讨厌，他们也只是有点拙笨罢了。什么又不是拙笨的呢。一个青生铁的洗脸盆，像一口锅，那会是用过几世的了；一把黑泥的宜兴茶壶，尽够一个人喝半天，也许有人会说是非常古雅呢。饭菜呢，则只在分量上打算，“总得够吃，千里有缘的，无论如何，总不能亏心哪。”店主人会对了每个客人这样说。

在这样地方，你很少感到寂寞的。因为既已疲劳了，你需要休息，不然，也总有些伙伴谈天儿。“四海之内皆兄弟呀。”你会听到这样有人大声笑着，喊，“啊，你不是从山北的下洼来的吗？那也就算是邻舍人了。”常听到这样的招呼。从山里来卖山果的，渡了河来卖鱼的，推车的、挑担的、卖皮鞭的、卖泥人的，拿破绳子换洋火的……也许还有一个老学究先生，现在却做着走方郎中了，这些人，都会偶然地成为一家了。他们总能说慷慨义气话，总是那样亲切而温厚地相照应，他们都很重视这些机缘，总以为这也有神的意思，说不定是为了将来的什么大患难，或什么大前程，而才有了这样一夕呢。如果是在冬天，便会有大方的店主抱了松枝或干柴来给煨火，这只算主人的款待，并不另取火钱。在和平与温暖中，于是一伙陌路人都来烘火而话家常了。

直到现在，虽然交通是比较便利了，但像这样的僻野地方，依然少有人知道所谓报纸新闻之类的东西。但这些地方并非完全无新闻，那就专靠这些挑担推车的人们了。他们走过了多少地方，他们同许多异地人相遇，一到了这样场合，便都争先恐后地倾吐他们听见所闻的一切。某个村子里出了什么人命盗案，或是某个县城里正在哄传着一个什么阴谋的谣言，以及各地的货物行情等，他们都很熟悉。这类新闻，一经在小店里谈论之后，一到天明，也就会传遍了全村，也许又有许多街头人在那里议论纷纭，借题发挥起来呢。说是新闻，其实也并不完全新，也许已经是多年前的故事了，传说过多少次，忘了，又提起来了，鬼怪的，狐仙的，吊颈女人的，马贩子的艳遇，尼姑的犯规……都重在这里开演了。有的人要唱一支山歌，唱一阵南腔北调了。他们有时也谈一些国家大事，譬如战争灾异之类，然而这也只是些故事，像讲《封神演义》那样子讲讲罢了。火熄了，店主人早已去了，有些人也已经打合铺，睡了，也许还有两个人正谈得很密切。譬如有两个比较年轻的人，这时候他们之中的一个也许会告诉，说是因为在故乡曾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大罪过，他逃出来了，逃了这么远，几百里，几千里还不知道，而且也逃出了这许多年了。

“我呢……”另一个也许说，“——我是为了要追寻一个潜逃的老婆，为了她，我便做了这小小生意了。”他们也许会谈了很久，谈了整夜，而且竟订下了很好的交情。“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窗上发白，街上已经有人在走动着了，水筒的声音，辘轳的声音，仿佛是很远，很远，已经又要到赶路的时候了。

呼唤声、呵欠声、马蹄声……这时候忙乱的又是店主人。他又要向每个客人打招呼，问每个客人：盘费可还足吗？不曾丢了什么东西吗？如不是急于赶路，真应当用了早餐再走呢，等等。于是一伙路人，又各自拾起了各人的路，各向不同的方向跋涉去了。“几时再见呢？”“谁知道，一切都没准呢！”有人这样说，也许还有人多谈几句，也许还听到几声叹息，也许说：“我们这些浪荡货，一夕相聚又散了。散了，永不再见了，话谈得真投心，真投心呢！”

真是的，在这些场合中，纵然一个老江湖，也不能不有些惘然之情吧。更有趣的是在这样野店的墙上，偶尔你也会读到用小刀或瓦砾写下来的句子，如某县某某人在此一宿之类。有时，会读到些诗样的韵语。虽然都鄙俚不堪，而这些陌路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陌路的相遇又相知，他们一时高兴了，忘情一切了，或是想起一切了，便会毫不计较地把真情流露了出来，于是你就会感到一种特别的人间味。就如古人所歌咏的：

君乘车，我戴笠，

他日相逢下车揖；

君担簦，我跨马，

他日相逢为君下。

——这样的歌子，大概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产生的吧。

一九三六。

【点评】

李广田（１９０６—１９６８），山东邹平人。１９２３年考入济南第一师范后，开始接触五四以来新思潮、新文学。１９２９年入北大外语系预科，后结识本系同学卞之琳和哲学系的何其芳。出版三人诗合集《汉园集》，被人称为“汉园三诗人”。１９３５年北大毕业，回济南教书，继续写了不少散文，结集为《画廊集》、《银狐集》。１９４１年秋至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除散文外，还写了长篇小说《引力》。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任教。１９４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１９４９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当选为文联委员、文协理事。１９５１年任清华副教务长。１９５２年调任云南大学副校长、校长。历任中国科学院云南分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作协云南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等。他是中国现代优秀的散文作家之一，先后结集的还有《雀蓑集》、《圈外》、《回声》、《日边随笔》等。

《野店》：荒僻的村落中，路边的野店里，不同身份、地位和职业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大家在这里休息、吃饭、喝酒、聊天，交流着天南地北的信息。这个旅途中的野店，仿佛是人生的一个驿站，在这里人们得以暂时的忘记忧愁和烦恼。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想如涓涓细流溢于笔端，而贯穿始终的就是一个情字。

叶灵凤：文学与生活

Ｖｉｔａｓｉｎｅｌｉｔｔｅｒｉｓｍｏｒｓｅｓｔ

没有文学的生活，就是等于死的生活。这样一种惊心怵目的古拉丁名句，由一个文学者看来，这是多么适合他的私衷。但是，假如一位站在文学圈子以外的人见了，他又要起怎样的反感？

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中没有文学，即使他的生活不等于死，至少也不会是怎样活泼的生活。整天埋头在试验室中的科学家，他从这一根玻璃管看到那一根玻璃管，从这一种原料掺合到另一种原料，纵使他忘记了新婚的妻子，忘记了饮食，他也仍在用文学维持着他的生活，这就是说，假如他失去了那为着预期试验的结果所激起的好奇心和热望，他便免不了怀疑，对于试验生不出兴趣，于是他的研究生活便不得不告终结了。文学两字用在这上面，是指那滋润生活鼓舞生活的一切兴趣和热情，不仅是狭义的指文学作品而言。

从狭义的一方面说，这就是说，从文学爱好者的一方面说，别人对于这两句话的意见怎样，我不曾征求过，至于我自己，我觉得这两句话说尽了我个人生活与文学的关系。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

第一，说到嗜好，我几乎是一个没有嗜好的人。我不吸烟，不爱喝酒，若一定要我说出有什么爱好，那便是：我喜欢买书与读书。只要有便，我总爱走到几家新旧的书店去徘徊。只要有钱，我总爱将要买的书尽量倾囊的买回来。只要有时间，我总爱翻开一册书来读。不消说，所买的书，所看的书，虽然有时也会越出文艺的范围，但大抵都是关于文艺的书居多。我可以一个月不看新闻纸，但是我不能一天不看一两页书。我每到一个新地方，第一愿知道的是这地方有几间书店，每到一位朋友家里，最先要看的是他有些什么书籍。

第二，说到文学与我的生活的关系，那更是严重之至，简直是“生死交”，而不仅是一种泛泛的联系。在朋友当中，我通常被视为作家生活度得很安稳的一个。其实，这仅是一个表面浮浅的观察。用被视为劳动者血汗一样贱价的心思所创造的东西，仅仅换得一点比原稿纸还要薄的酬报。用这样菲薄的酬报来维持着的生活，这只要一看到内幕的人，他便知道这是在怎样不断的恐慌和挣扎，那里还说得上安稳的余裕。然而，这终是“生活”，这终是由文学得来的生活。抛去了文学，恐怕这样的生活也无从得了。

我常默想，假如我一旦发觉了我没有书可买，没有书可读，没有人将文学视作商品来向我购买，我那时的生活是怎样呢？我真不敢预想。

没有文学的生活，就是等于死的生活。

想到这里，我才知道郁达夫所以要在文章上极力地喊穷，张资平所以要用文章拼命的聚钱，这里面原是各有各的苦衷。说前者是发牢骚，说后者是商人化，那都未免流于表面的观察了。

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点评】

叶灵凤（１９０５—１９７５），原名蕴璞。江苏南京人。１９２５年加入创造社，开始文学创作。曾主编过《洪水》半月刊，是创造社后期的重要成员。１９２６年与潘汉年主编《幻洲》半月刊。１９２８年主编《现代小说》和《现代文艺》。１９３４年与穆时英合编《文艺画报》。１９３８年去香港，在港３０多年一直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还编过《立报言林》、《万人周刊》。他早期小说具有浪漫主义倾向，代表作为《女娲氏之遗孽》，还有短篇《菊子夫人》，长篇《红的天使》、《未完成的忏悔录》等。

《文学与生活》：文学是生活活力的源泉，文学是生活的添加剂。从文学生活延伸到读书、买书、逛书店，这一切都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将文学当做日常的生活一样，去体味和欣赏，又从日常的生活中提炼出文学的元素，将文学与生活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才是文学的真正要义。

梁实秋：文学里的“幽默”

我们常在文字言谈中间遇见“幽默”二字，幽默到底是什么东西？据说，想寻求幽默的定义的人，就是缺乏幽默。大概幽默是不容有定义的，此其所以为幽默。但是我们既是缺乏幽默了，索性不幽默的来问问：幽默到底是什么东西？

幽默是ｈｕｍｏｕｒ的译音。ｈｕｍｏｕｒ又怎么讲呢？这个字的意义曾经有过剧烈的变迁，可分为几个阶段来讲：

（一）字源出于拉丁文之ｈｕｍｏｒｅｍ，其意义为“湿气”、“液体”。这是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自从这个字变成了英国字以后，它的原来的意义亦并未消失，自十四世纪以至于十七世纪末，英国文学中不少按照原意使用这字的例。

（二）这个字传到英国，除原义以外，还有另外一义，那便是根据古代及中古之生理学，认定人的身体里面含有四种幽默，即四种液体——热血、冷血、黄胆汁、黑胆汁。一个人的身体和性质的特征，便是要看这四种幽默的配合的情形而定的。例如冷血特多的人便是性情迟滞，黑胆汁特多的便是性情忧郁，黄胆汁特多的人易怒，热血特多的人活泼。这有一点像我们中国的五行之说，不过他们是四行罢了。由这一种意义，我们可以知道“幽默”一名词有由“物质的”转趋于“心理的”变化了。这变化也是在十四世纪就有了。

（三）在英国戏剧中，班章孙的“幽默的喜剧”，是很著名的。他用“幽默”这名词是差不多完全撇掉它的原义，把“幽默”的意义完全变为一种心理状态，变为ｒｕｌｉｎｇｐａｓｓｉｏｎ，变为怪僻的性格，变为奇特的脾气或嗜好。怪僻的性格和奇特的脾气，描写起来，自然的趋于“夸张”、“古怪”。

（四）由不自觉的一种脾气变为自觉的一种态度，这便是“幽默”一名词之近代的涵义之来源。性格怪僻、行为古怪的人同是一个“幽默者”：即善能发见别人或自己之怪僻古怪，或善于发见一切事体之矛盾冲突，他也便是一位“幽默家”了。英国十九世纪小说大家（也是一位幽默家）萨克莱在英美及苏格兰的演讲录《英国的幽默家》，里面讲的是十八世纪的幽默家十二人，——都是谁？是绥夫特、康格雷夫、阿迪生，斯蒂尔、Ｐｒｉｏｒ、Ｇａｙ、蒲伯、Ｈｏｇａｒｔｈ、Ｓｍｏｌｌｅｔｔ、Ｆｉｅｌｄｉｎｇ、Ｓｔｅｒｎｅ与高尔斯密。

（五）幽默不仅仅是作家的观察人生的一种态度，并且也是作品里一种品质了。凡是以同情的、自然的、俏皮的笔调来描写人生之矛盾怪僻的作品，便自然的具有了幽默的品质。幽默不等于“俏皮话”，但幽默却永远是俏皮的。

以上说的是英文中“幽默”一词所涵的意义。至于翻译成中文后之幽默是橘变为枳，还是枳变为橘，目前不少事实的证明，是不须我来批评的。

幽默是文学里的一种品质，不是一种体裁。我们可以说某一篇文章含有幽默，或是幽默的，但我们很难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诸体裁之外再创出一种“幽默体”。“幽默的诗”、“幽默的小说”等等的名词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这是说在诗歌、小说中加入了幽默的成分。幽默是难能可贵的品质，有了它可以使得文学作品分外的活泼有趣，没有它呢，诗还是诗，小说还是小说。幽默的本身不能成为文学，且亦非文学所必须备有的品质之一。

幽默既是文学的一种品质，所以在文学作品里绝不能从头至尾全篇的幽默，只可以在遇到适宜的情节时偶然的来幽默一下子。若是一篇作品，一句一幽默，那便成了幽默体，也便成了笑话。幽默专家，和开门便令人发笑的小丑差不多，他在文学里是有位置的，但是他自己唱不了一出戏。勉强叫他唱一出戏，那便成了一出低级趣味的笑剧趣剧。所以幽默这种东西，在文学里是颇有用处的，但亦不能超过了一定的分量。

幽默是难以学习的，对于幽默的赏识也是难以学习的。令不幽默的人写幽默的文字，那真令人作呕；令不懂幽默的人懂幽默，那真是幽默了。有幽默的作家，在作品里不会不表现出他的幽默，遇到懂幽默的，不会不赏识幽默，那是再自然没有的事。提倡似乎很难罢？

幽默不是舞文弄墨的事，单在字上是不能推敲出多少幽默来的。一篇白话文，在里面硬插入几句古文烂调，之乎者也的大转一气，自然也有一点可笑（或可厌），但不是幽默。幽默是存在于作家的态度里，表现在他的作风里，——如何立意，如何取材，如何布局，如何描写，如何遣词，这些地方是该注意的。但咬文嚼字是不必需的，因为那只能产生一篇“游戏文章”，不能给文学作品以幽默的品质。古文里尽有幽默的作品，白话文里也尽有幽默的作品，白话掺古文呢，也许能有幽默的效果，但不是可以屡次尝试的一条路。

（本篇原载于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九期。）

【点评】

梁实秋（１９０３—１９８７），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学名梁治华，字实秋，一度以秋郎、子佳为笔名。１９１５年秋考入清华学校。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于１９２１年５月２８日《晨报》第７版。１９２３年毕业后赴美留学，１９２６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第二年到上海编缉《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１９３０年，杨振声邀请他到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１９３２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副刊《文学周刊》。１９３４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１９３５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文学里的幽默》：作者先从幽默一词的来源和演变过程说起，进而指出幽默在文学中的作用就是“兴奋剂”。幽默是文学的一种品质，这种品质应该是自然流露的而不是刻意的表现，幽默也是一个人内在素养的外化，体现在作家的态度和作风里。

杨绛：艺术与克服困难（1）

中国古代的小说和戏剧，写才子佳人的恋爱往往是速成的。元稹《会真记》里张生和莺莺的恋爱就是一例；不过张生虽然一见莺莺就颠倒“几不自持”，莺莺的感情还略有曲折。两人初次见面，莺莺在赌气。张生和她攀谈，她也没答理。张生寄诗挑逗；她起初还拒绝，经过一番内心斗争才应允张生的要求。皇甫枚《三水小牍》写步飞烟和赵象的恋爱，就连这点曲折都没有：赵象在墙缝里窥见飞烟，立刻“神气俱丧，废食忘寐”。他托人转达衷情，飞烟听了，“但含笑凝睇而不答”，原来她也曾窥见赵象，爱他才貌，所以已经心肯，据她后来说，她认为这是“前生姻缘”。戏剧拘于体裁，男女主角的恋爱不仅速成，竟是现成。王实甫《西厢记》里张生和莺莺偶在僧寺相逢，张生一见莺莺就呆住了，仿佛撞着“五百年风流业冤”，“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半天”。莺莺并不抽身回避，却“尽人调戏香肩，只将花笑拈”；她回身进内，又欲去不行，“眼角留情”，“脚踪儿将心事传”；还回头相看，留下“临去秋波那一转”。当晚月下，两人隔墙唱和，张生撞出来相见，虽然红娘拉了小姐进去，两人却“眉眼传情，口不言，心自省”，换句话说，已经目成心许。白仁甫《墙头马上》写裴少俊和李千金的恋爱更是干脆：两人在墙头一见，立刻倾心相爱。汤显祖《牡丹亭》里的杜丽娘，压根儿还未碰见柳梦梅，只在梦里见到，“素昧平生”，可是觉得“是那处曾见，相看俨然”，便苦苦相思，弄得神魂颠倒，死去活来。

这种速成或现成的恋爱，作者总解释为“天缘”、“奇缘”、“夙缘”、或“五百年风流业冤”。这等情节，古希腊小说里也早有描写。在海留多拉斯（Ｈｅｌｉｏｄｏｒｕｓ）的有名的《埃修匹加》（Ａｅｔｈｉｏｐｉｃａ）里，男女主角若不是奇缘，决不会相见。他们偶在神庙相逢，“两人一见倾心，就在那一面之间，两个灵魂已经互相投合，仿佛感觉到彼此是同类，彼此是亲属，因为品质相仿。当时两下里都一呆，仿佛愣住了……两人深深的相视半晌，好像是认识的；或者似曾相识，各在搜索自已的记忆”。阿克琉斯泰洽斯（ＡｃｈｉｌｌｅｓＴａｔｉｕｓ）的《琉席贝与克利多封》（ＬｅｕｃｉｐｐｅａｎｄＣｈｉｔｏｐｈｏｎ）写女主角到男主角家去避难，两人才有机缘相见。事先男主角有个奇梦，预示他未来的命运。第二天两人见面，据男主角自叙：“我一见她，我马上就完了”，“各种感觉掺和在我胸中。我又是钦慕，又是痴呆，又怕，又羞，又是不识羞。她的相貌使我钦慕，她的美使我痴呆，我心跳可知是害怕，我不识羞的光着眼睛看她，可是给人瞧见时我又害羞。”这两个例子都写平时不得见面的男女青年，一见倾心，而这一见倾心是由于夙世或命定的姻缘。当然，一见倾心和似曾相识的心理状态，并不由时代和社会背景造成。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男女主角是在许多男女的舞会上相逢的，他们不也是一见倾心的吗？不过在男女没有社交的时代，作者要描写恋爱，这就是最便利的方式。

《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姻缘，据作者安排，也是前生注定的。所以黛玉一见宝玉，便大吃一惊，心中想到“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何等眼熟”！宝玉把黛玉细认一番之后，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不过他们没有立刻倾心相爱，以身相许。作者并不采用这个便利的方式。《红楼梦》里青埂峰下的顽石对空空道人议论“才子佳人等书”，“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第五十回贾母评才子佳人这类的书“编得连影也没有”，既不合人物身份，也不符实际情况。她这番话和“石兄”的议论相同，显然是作者本人的意见，可见他写儿女之情，旨在别开生面，不落俗套。

作者笔下的林黛玉是“石兄”所谓有痴情、有小才的“异样女子”。贾宝玉不是才子而是个“多情公子”，是公侯家的“不肖子”。他们俩的感情一点“不涉淫滥”。林黛玉葬花词里有“质本洁来还洁去”的话，她临终说“我的身子是干净的”，都是刻意表明这一点。黛玉尽管把袭人呼作“好嫂子”，袭人和宝玉的关系她从来不屑过问。她和宝玉的爱情“不涉淫滥”，不由速成，而是小儿女心心相印、逐渐滋生的。

但封建社会男女有别，礼防森严，未婚男女很少相近的机会。《红楼梦》作者辟出一个大观园，让宝玉、黛玉和一群姊妹、丫环同在园内起居，比西欧十八、九世纪青年男女在茶会、宴会和舞会上相聚更觉自然家常。这就突破时代的限制。宝玉和黛玉不仅小时候一床睡、一桌吃，直到宝玉十七八岁，他们还可以朝夕相处。他们可以由亲密的伴侣、相契的知己而互相爱恋。

但大观园究竟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而自成世界。大观园只容许一群小儿女亲密的一起生活，并不容许他们恋爱。即使戴金锁的是林黛玉，她和宝玉也只可以在结婚之后，享“闺房之乐”。恋爱在当时说来是“私情”，是“心病，甚至是下流痴病”。“别的事”尽管没有，“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女孩子大了，懂得人事，如果“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在这种氛里，宝玉和黛玉断断不能恋爱。作者要“谈情”，而又不像过去的小说或戏剧里用私情幽会的方式来反抗礼教的压力，他就得别出心裁，另觅途径。正因此，《红楼梦》里写的恋爱，和我国过去的小说戏剧里不同，也是西洋小说里所没有的。

假如宝玉和黛玉能像传奇里的才子佳人那样幽期密约、私订终身，假如他们能像西洋小说或电影里的男女主角，问答一声：“你爱我不？”“我爱你”；那么，“大旨谈情”的《红楼梦》，就把“情”干干脆脆的一下子谈完了。但是宝玉和黛玉的恋爱始终只好是暗流，非但不敢明说，对自己都不敢承认。宝玉只在失神落魄的时候才大胆向黛玉说出“心病”。黛玉也只在迷失本性的时候才把心里的问题直截痛快地问出来。他们的情感平时都埋在心里，只在微琐的小事上流露，彼此只好暗暗领会，心上总觉得悬悬不定；宝玉惟恐黛玉不知他的心，要表白而不能。黛玉还愁宝玉的心未必尽属于她，却又不能问。她既然心中意中只缠绵着一个宝玉，不免时时要问，处处要问；宝玉心中意中也只有一个她吗？没别的姊妹吗？跟她的交情究竟与众不同吗？还是差不多？也许他跟别人更要好些？人家有“金”来配他的“玉”，宝玉对“金玉”之说果真不理会吗？还是哄她呢？这许多问题黛玉既不能用嘴来问，只好用她的心随时随地去摸索。我们只看见她心眼儿细、疑心重，好像她生性就是如此，其实委屈了黛玉，那不过是她“心病”的表现罢了。

杨绛：艺术与克服困难（2）

试看她和宝玉历次的吵架或是偶然奚落嘲笑，无非是为了以上那些计较。例如第八回，黛玉奚落宝玉听从宝钗的话，比圣旨还快；第十九回，她取笑宝玉是否有“暖香”来配人家的“冷香”；第二十回，史湘云来了，黛玉讥笑宝玉若不是被宝钗绊住，早就飞来；第二十二回，黛玉听见宝玉背后向湘云说她多心，因而气恼，和宝玉吵嘴；第二十六回，黛玉因晴雯不开门而生误会；第二十八回，黛玉说宝玉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第二十九回，二人自清虚观回来砸玉大吵。这类的例子还多，看来都只是不足道的细事，可是黛玉却在从中摸索宝玉的心，同时也情不自禁的流露了自己的“心病”。

宝玉何尝不知黛玉的心意，所以时时向她表白。有时表白得恰到好处，二人可以心照。例如第二十回，他表示自己和宝钗的亲不及和黛玉亲，说是“亲不间疏，后不僭先”。黛玉啐道：“我难道叫你远他？我成了什么人呢？我为的是我的心。”

宝玉道：“我也为的是我的心。你难道就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心不成。”

黛玉听了低头不语。

又如宝玉和黛玉吵架后上门赔罪，说：若等旁人来劝，“岂不咱们倒觉生分了”。黛玉就知他们究竟比旁人亲近。有时宝玉表白得太露骨，如引《西厢记》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又说，“‘若共你多情小姐共鸳帐’……”这就未免轻薄之嫌，难怪黛玉嗔怒。有时他又表白得太造次，如说：“你死了，我做和尚”，未免唐突，使黛玉脸上下不去。反正他们两人吵架一番，就是问答一番，也许就是宝玉的谒语里所谓“你证我证，心证意证”。到第三十二回宝玉向黛玉说“你放心”那一段话，竟是直指她的“心病”，他自己也掏出心来。第三十四回，宝玉赠旧帕，黛玉在帕题诗，二人心上的话虽未出口，彼此都心领神会，“心证意证”，已无可再证。

可是黛玉的心依然放不下来。宝玉固然是她的知己，他们的交情又经得几久呢？彼此年岁渐渐长大，防嫌也渐渐的多起来，不能常像小时候那样不拘形迹；将来宝玉娶了亲，就不能再住在大观园里和姐妹作伴。贾母、王夫人等又不像有意要把她配给宝玉。在宝玉“逢五鬼”前后，据凤姐口气，好像贾府属意的是黛玉。第二十五回，凤姐取笑黛玉说，“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还指着宝玉说：“你瞧瞧，人物儿配不上？门第儿配不上？根基家私儿配不上？……”所以宝玉病愈黛玉念了一声佛，宝钗的笑里是很有含意的。可是从此以后，黛玉这点希望日趋渺茫。第二十八回，元妃赏节礼，只有宝钗的和宝玉的一样。第三十五回，宝玉勾引贾母称赞黛玉，贾母称赞的却是宝钗。宝钗在贾府愈来愈得人心，黛玉的前途也愈来愈灰暗。黛玉尽管领会宝玉的心，只怕命运不由他们作主。所以她自叹：“我虽为你的知己，但恐不能久持；你纵为我的知己，奈我薄命何。”为这个缘故，黛玉时常伤感。第五十七回，紫鹃哄宝玉说黛玉要回南，宝玉听了几乎疯傻。紫鹃在怡红院侍疾回来，对黛玉说宝玉“心实”，劝黛玉“作定大事要紧”，黛玉口中责骂，心上却不免感伤，哭了一夜。第六十四回，宝玉劝黛玉保重身体，说了半句咽住，黛玉又“心有所感”，二人无言对泣。第七十九回，宝玉把《芙蓉女儿诔》里的句子改成“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陇中，卿何薄命”，黛玉陡然变色，因为正合了时刻在她心念中的伤感和疑虑。

《红楼梦》后四十回描写宝玉和黛玉的恋爱，还一贯以前的笔法。黛玉一颗心既悬悬不定，第八十九回误传宝玉定亲，她就蛇影杯弓，至于绝粒；第九十六回听说宝玉将娶宝钗；她不仅觉得“将身撂在大海里一般”，竟把从前领会的种种，都不复作准。她觉得自己是错了，宝玉何尝是她的知己，他只是个见异思迁、薄幸负心的人。所以她心中恨恨，烧毁了自己平日的诗稿和题诗的旧帕，断绝痴情。晴雯虽然负屈而死，临终却和宝玉谈过衷心的话，还交换过纪念的东西，她死而无憾。黛玉却连这点儿安慰都没有。她的一片痴心竟是空抛了，只好譬说是前生赖他甘露灌溉，今生拿眼泪来偿还。宝玉一次次向黛玉表明心迹，竟不能证实，更无法自明。他在黛玉身上那番苦心，只留得一点回忆，赚得几分智慧，好比青埂峰下顽石，在红尘世界经历一番，“磨出光明，修成圆觉”石上镌刻了一篇记载。他们中间那段不敢说明的痴情，末了还是用误解来结束。他们苦苦的互相探索，结果还是互相错失了。

俗语“好事多磨”，在艺术的创作里，往往“多磨”才能“好”。因为深刻而真挚的思想情感，原来不易表达。现成的方式，不能把作者独自经验到的生活感受表达得尽致，表达得妥帖。创作过程中遇到阻碍和约束，正可以逼使作者去搜索、去建造一个适合于自己的方式；而在搜索、建造的同时，他也锤炼了所要表达的内容，使合乎他自建的形式。这样他就把自己最深刻、最真挚的思想情感很完美地表达出来，成为伟大的艺术品。好比千般流水，遇到石头拦阻，又有堤岸约来往，得另觅途径，却又不能逃避阻碍，只好从石缝中进出，于是就激荡出波澜，冲溅出浪花来。《红楼梦》作者描写恋爱时笔下的重重障碍，逼得他只好去开拓新的境地，同时早把他羁绊在范围以内，不容逃避困难。于是一部《红楼梦》一方面突破了时代的限制，一方面仍然带着浓郁的时代色彩。这就造成作品独特的风格，异样的情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应用十六世纪意大利批评家卡斯特维特罗（Ｇａｓｔｅｌｖｅｔｒｏ）的名言：“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

【点评】

杨绛（１９１１—），钱钟书夫人，本名杨季康，著名的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１９３２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１９３５—１９３８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１９４９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干校六记》，随笔集《将饮茶》，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

《艺术与克服困难》：作者在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时的一些发现，引起了作者的思考。首先，以中国古典言情文学为例，这些作品多是以男女一见钟情为开端，这也就为那个没有社交的年代的男女爱情的产生找到了解决的途径。再以《红楼梦》为例，为人物活动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场景，人物的交流合情合理，跳出了传统的模式和格局。爱情的产生和发展都蕴于日常的生活之中，使故事的发展自然而流畅，可以说是戴着枷锁的前进。这些艺术手法的运用其实就是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一种妥协、调和、迂回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艺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得以进步。

张爱玲：诗与胡说（1）

夏天的日子一连串烧下去，雪亮，绝细的一根线，烧得要断了，又给细的蝉声连了起来，“吱呀，吱呀，吱……”

这一个月，因为生病，省掉了许多饭菜、车钱，因此突然觉富裕起来。虽然生的是毫无风致的病，肚子疼得哼哼唧唧在席子上滚来滚去，但在夏天，闲在家里，万事不能做，单只写篇文章关于Ｃéｚａｎｎｅ的画，关于看过的书，关于中国人的宗教，到底是风雅的。我决定这是我的“风雅之月”，所以索性高尚一下，谈起诗来了。

周作人翻译的有一著名的日本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我劝我姑姑看一遍，我姑姑是“轻性知识分子”的典型，她看过之后，摇摇头说不懂，随即又寻思，说：“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吧？可是也说不定。一个人出名到某一个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

我想起路易士。第一次看见他的诗，是在杂志的“海月文摘”里的《散步的鱼》，那倒不是胡话，不过太做作了一点，小报上逐日笑他的时候，我也跟着笑，笑了许多天。在这些事上，我比小报还要全无心肝，譬如上次，听见说顾明道死了，我非常高兴，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的小说写得不好。其实我又不认识他，而且如果认识，想必也有理由敬重他，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模范文人，历尽往古来今一切文人的苦难。而且他已经过世了，我现在来说这样的话，太岂有此理，但是我不由的想起《明日天涯》在《新闻报》上连载的时候，我非常讨厌里面的前进青年孙家光和他资助求学的小姑娘梅月珠，每次他到她家去，她母亲总要大鱼大肉请他吃饭表示谢意，添菜的费用超过学费不知多少倍。梅太太向孙家光叙述她先夫的操行与不幸的际遇，报上一天一段，足足叙述了两个礼拜之久，然而我不得不读下去，纯粹因为它是一天一天分载的，有一种最不耐烦的吸引力。我有个表姐，也是看《新闻报》的，我们一见面就骂《明日天涯》，一面叽咕一面往下看。

顾明道的小说本身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大众读者能够接受这样没颜落色的愚笨。像《秋海棠》的成功，至少是有点道理的。

把路易士和他深恶痛的鸳蝴派相提并论，想必他是要生气的。我想说明的是，我不能因为顾明道已经死了的缘故原谅他的小说，也不能因为路易士从前作过好诗的缘故原谅他后来的有些诗。但是读到了《傍晚的家》，我又是一样想法了，觉得不但《散步的鱼》可原谅，就连这人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也应当被容忍了。因为这首诗太完全，所以必须整段地抄在这里……

傍晚的家有了乌云颜色，

风来小小的院子里，

数完了天上的归鸦，

孩子们的眼睛遂寂寞了。

晚饭时妻的琐碎的话——

几年前的旧事已如烟了，

而在青菜汤的淡味里，

我觉出了一些生之凄凉。

路易士的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样的洁净，凄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没有时间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譬如像：

二月之雪又霏霏了，

黯色之家浴着春寒，

哎，纵有温情已迢迢了：

妻的眼睛是寂寞的。

还有《窗下吟》里的

然而说起我的，

青青的，

平如镜的恋，

却是那么辽远。

那辽远，

对于瓦雀与幼鸦们，

乃是一荒诞……

这首诗较长，音调的变换极尽娉婷之致。《二月之窗》写的是比较朦胧微妙的感觉，倒是现代人所特有的：

西去的迟迟的云是忧人的，

载着悲切而悠长的鹰呼，

冉冉地，如一不可思议的帆。

张爱玲：诗与胡说（2）

无声的，航过我的二月窗。

在整本的书里找到以上的几句，我已经觉得非常之满足，因为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的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真是急人的事。可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好诗也有。倪弘毅的《重逢》，我所看到的一部分真是好：

紫石竹你叫它是片恋之花，

三年前，

夏色瘫软

就在这死市

你困惫失眠夜……

夜色磅礴

言语似夜行车

你说

未来的墓地有夜来香

我说种“片刻之恋”吧……

用字像“瘫软”、“片恋”，都是极其生硬，然而不过是为了经济字句，得厌紧，更为结实，决不是蓄意要它“语不惊人死不休”。我尤其喜欢那比仿，“言语似夜行车”，断断续续，远而凄怆。再加后来的：

你在同代前殉节

疲于喧哗

看不到后面，

掩脸沉没……

末一句完全是现代化幻丽的笔法，关于诗中人我虽然知道得不多，也觉得像极了她，那样的宛转的绝望，在影子里徐徐下陷，伸着弧形的，无骨的白手臂。

诗的末一句似是纯粹的印象派，作者说恐怕人家不懂：

你尽有苍绿。

但是见到她也许就懂了，无量的“苍绿”中有安详的创楚。然而这是一时说不清的，她不是树上拗下来，缺乏水分，褪了色的花，倒是古绸缎上的折枝花朵，断是断了的，可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应该。

所以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听说德国的马路光可鉴人，宽敞，笔直，齐齐整整，一路种着参天大树，然而我疑心那种路走多了要发疯的。还有加拿大，那在多数人的印象里总是个毫无兴味的，模糊荒漠的国土，但是我姑姑说那里比什么地方都好，气候偏于凉，天是蓝的，草碧绿，到处是红顶的黄白洋房，干净得像水洗过的。个个都附有花园。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愿意一辈子住在那里。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

【点评】

张爱玲（１９２０—１９９５），１９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出生于上海，１９３０年改名张爱玲；１９３９年考进香港大学；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投入文学创作。两年后，发表《倾城之恋》和《金锁记》等作品，并结识周瘦鹃、柯灵、苏青和胡兰成；１９４４年与胡兰成结婚；１９４５年自编《倾城之恋》在上海公演；同年，抗战胜利；１９４７年与胡兰成离婚；１９５２年移居香港；１９５５年离港赴美，并拜访胡适；１９５６年结识剧作家赖雅，同年８月，在纽约与赖雅结婚；１９６７年赖雅去世；１９７３年定居洛杉矶；两年后，完成英译清代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１９９５年９月逝于洛杉矶公寓，享年七十四岁。

《诗与胡说》：张爱玲的文章以想像丰富细腻，语言华美而著称，即使是带有说理议论性质的文章也是如此。从这篇文章透露出了张爱玲的一些文学主张，她非常反对繁文缛节的文学，而对于那些语言整洁干净，意境深远的作品则大为推崇。对于新诗的发展也提出了她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她对于语言的驾驭可以说是独具匠心。

俞平伯：文学的游离与独在（1）

环君曾诉说她胸中有许多微细的感触，不能以言词达之为恨。依她的解释，是将归咎于她的不谙习文章上的技工。这或者也是一般人所感到的缺憾吧。但我却引起另一种且又类似的惆怅来。我觉得我常受这种苦闷的压迫、正与她同病啊。再推而广之，恐怕古往今来的“文章巨子”也同在这网罗中挣扎着罢。“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实是普遍的，永久的，不可弥补的终古恨事。

再作深一层的观察，这种缺憾的形成殆非出于偶然的凑泊，乃以文学的法相为它的基本因。不然，决不会有普遍永久性的。这不是很自然的设想吗？创作时的心灵，依我的体验，只是迫切的欲念。熟练的技巧与映现在刹那间的“心”“构”的角逐，一方面是追捕、一方面是逃逸，结果总是跑了的多。这就是惆怅的因由了。永远是拼命的追。这是文学的游离；永远是追不着，这是文学的独在。

所以说文学是描画外物的，或者是抒写内心的。或者是表现内心所映现出的外物的，都不免有“吹”的嫌疑。他们不曾体会到伴着创作的成功有这种缺憾的存在。他们把文学看成一种无所不能的奇迹。他们看不起刹那间的灵感。他们不相信会有超盲文的微妙感觉。依他们的解释，艺术之宫诚哉是何等的伟大而光荣；可是，我们的宇宙人间世，又何其狭小、粗糙而无聊呢？他们不曾细想啊，这种夸扬正是一种尖刻的侮蔑。最先被侮蔑的是他们自己。

既知道“美景良辰”只可以全心去领略。不能尽量描画的，何以“赏心乐事”就这样轻轻容易的一把抓住呢？又何以在“赏心乐事”里的“良辰美景”更加容易寻找呢？我希望有人给一个圆满的解答。在未得到解答以前，我总信文学的力是有限制的。很有限制的，不论说它是描画外物、或抒写内心，或者在那边表现内心映现中的外物，它这三种机能都不圆满，故它非内心之影，非外物之影，亦非心物交错之影。所仅有的只是薄薄的残影。影的来源虽不外乎“心”“物”诸因子的酝酿；只是影子既这么淡薄，差不多可以说影子是它自己的了。文学所投射的影子如此的朦胧。这是所谓游离；影子淡薄到了不类任何原形而几自成一物，这是所谓独在。不朽的杰作往往是一篇天外飞来、未曾写完的残稿，这正是所谓“神来之笔”。

我的话也说得太迷离了，不易得一般的了解。所成就的作品，既与创作时的心境关连得如此的不定而疏远。它又凭什么而存在呢？换句话说，它已是游离着且独在了，岂不是无根之花，无源之水。精华已竭的糟粕呢？若说是的，则文艺之在人间，非但没有伟大的功能，简直是无用的赘疣了。我遭遇这么一个有力的反驳。

其实，打开窗子说亮话，文艺在人间真等于赘疣，我也十分欣然。文艺既非我的私亲，且赘疣为物亦复不恶，算得什么侮辱。若以无用为病，更将令我大笑三日。我将反问他，吃饭睡觉等等又何用呢？可怜人类进步了几千年，而吃饭睡觉等的正当用途至今没有发明。我们的祖宗以及我们，都不因此灰心短气而不吃不睡，又何必对于文艺独发呆气呢。文艺或者有它的该杀该剐之处，但仅仅无用决不能充罪状之一，无论你们如何的深文周内。

闲话少说。真喽嗦啊！我已说了两遍，文学是独在的，但你们还要寻根究底。它是凭什么存在的，大家试来评一评，若凭了什么而存在，还算得独在吗？真不像句话！若你们要我解释那游离和独在的光景，那倒可以，我愿意详详细细地说。

“游离”不是绝缘的代词；“独在”也只是比况的词饰。如有人说是我说的，文学的创作超乎心物的诸因；我在此声明，我从未说过这类屁活。这正是那人自己说的，我不能替他顶缸。我只说创作的直接因是作者当时的欲念、情绪和技巧；间接因是心物错综着的、启发创作欲的诱惑性外缘。仿佛那么一回事，我为你们作一譬喻。

一个小孩用筷子夹着一块肉骨头远远的逗引着。一条小哈叭狗凭着它固有的食欲，被这欲念压迫后所唤起的热情，和天赋兼习得觅食的技巧，一瞥见那块带诱惑性的肉，直扑过去。这小儿偏偏会耍，把肉拎得高高的，一抖一抖的动着。狗渐人立了，做出种种抓扑跳跃的姿态。结果狗没吃着肉，而大家白看狗耍把戏，笑了一场。故事就此收场。

我们是狗化定了，那小儿正是造化，嬉笑的众宾便是当时的读者社会和我们的后人。你说这把戏有什么用？可是大家的确为着这个开了笑口。替座上的贵客想，

Chapter_5

好好的吃饭罢，何必去逗引那条狗，那是小儿的好事；但这小儿至少不失为趣人。至于狗呢，不在话下了。它是个被牺牲者，被玩弄者而已。它应当咒诅它的生日，至少亦曳尾不顾而走，才算是条聪明特达的狗。若老是恋恋于那块肉骨头，而串演把戏一套一套的不穷，那真是狗中之下流子了；虽然人们爱它的乖巧，赞它为一条伟大的狗。您想想。狗如有知，要这种荣誉吗？我不信它会要。

所谓文学的游离和独在，也因这譬喻而显明了。肉骨头在小孩子手中抖动，狗跟着跳、那便是游离。狗正固永吃不着肉骨头而尽串把戏，那便是独在。若不幸那小孩偶一失手，肉骨头竟掉到狗嘴里去了，狗是得意极了，聒聒然自去咬嚼；然座上爱看狗戏的群公岂不依然有失呢。换言之，若文学与其实感的竞赛万一告毕，（自然，即万一也是不会有的。）变为合掌的两股，不复有几微不足之感，那就无所谓文学了。我故认游离与独在是文学的真实且主要的法相。

还有一问题，这种光景算不算缺憾呢？我说是。又说不是。读者不要怪我油滑，仍用前例说罢。从狗的立场看。把戏白串了不算，而肉骨头也者终落于渺茫，这是何等的可惜。非缺憾而何？若从观众和小儿的立场看，则正因狗要吃肉而偏吃不着，方始有把戏。狗老吃不着，老有把戏可看、那是何等的有趣。又何用其叹惜呢。我将从您的叹惋与否，而决定您的自待。

俞平伯：文学的游离与独在（2）

以下再让我说几句狗化的话罢，正是自己解嘲的话。所谓文学的游离有两种不同的来源：（一）由于落后——实感太微妙了，把捉不住。这正如以上所说的。（二）由于超前——实感太平凡粗笨了，不值得去把捉。前一个是高攀不上，后一个是不肯俯就。虽有时因文学技工的庸劣，而创作物与实感游离了；却也有时因它的高妙，使创作物超越那实感。在第二意义上，我们或者可以有相当的自喜，虽然这种高兴在实际上免不了“狗化”。

春花秋月，……是诗吗？不是！悲欢离合，是诗吗？不是！诗中所有诚不出那些范围、但是仅仅有那些破铜烂铁决不成为一件宝器。它们只是诗料。诗料非诗，明文学的料绝非文学。

我们看了眉月，这么一沉吟，回溯旧踪，那么一颦蹙。是诗吗？不是！见宿树的寒鸦，有寂寞之思，听打窗的夜雨，有凄清之感。是诗吗？不是！这种意境不失为诗魂，但飘渺的游丝，单靠它们却织不成一件“云裳”的。它们只是诗意。诗意非诗，明文学的意境绝非文学。

实在的事例，实在的感触都必经过文学的手腕运用了之后，方可为艺术品。文学的技工何等的重要。实感的美化，在对面着想，恰是文学的游离。我试举三个例。

譬如回忆从前的踪迹，真是重重叠叠，有如辛稼轩所谓“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叠”似的；但等到写入文章，却就不能包罗万象了、必有取舍。其实所取的未必定可取，所舍的未必必须舍，只是出于没奈何的权宜之计。选择乃文学技工之一，有了它，实感留在文学作品里的，真真寥寥可数。所召集的是代表会议，不是普通选举了。

又如写一桩琐碎或笨重的事，不能无减省或修削之处；若原原本本，一字不易，就成了一本流水账簿，不成为文章。奏了几刀之后、文章是深亮多了，可是原来的样子已若存若亡了。剪裁又是重要的技工。

平平常常的一个人，一桩事据实写来不易动人听闻，必要在它们身上加了些大青大绿方才快心。如宋玉之赋东家子，必要说“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其实依拙劣的我们想，宋先生贵东邻小姐的身个儿，即使加减了一二分的高矮，似乎亦决不会损害她的标致。然而文章必这么写，方才淋漓尽致，使后人不敢轻易菲薄他的理想美人。这是何等有力的描写。夸饰比如一面显微镜，把肉眼所感都给打发走了；但它也是文章的重要技工。

不必再举别的例证了，您在修辞学上去看，那些用古古怪怪的名词标着的秘诀，哪一个不是在那边无中生有，将小作大的颠倒着。再作一个比方：吃饭的正当形式，只是一口一口的咬嚼而已；然而敝中国的古人有“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的繁文缛节，即贵西洋的今人到餐室里去，亦必端端正正穿起礼服来。我们细想，这是干吗？“丑人多作怪！”但同时就不免有人赞叹着。说它们所表现的是文明，是艺术哩。

各人的地位不同，因而看法不同，因而所见不同；这是不能，且不必强同的。我也不必尽申诉自己的牢骚，惹他人的厌烦。单就文艺而论文艺，技工在创作时之重要初不亚于灵感。文艺和非文艺之区别间，技工正是一重要的属性。我们因此可以明白真的啼笑何以不成为艺术；而啼着笑着的ｍｏｄｅｌ，反可以形成真正的艺术品。这并非颠倒而是当然的真实。

我们可以说，一切事情的本体和它们的抄本（确切的影子）皆非文艺；必须它们在创作者的心灵中，酝酿过一番、熔铸过一番之后，而重新透射出来的（朦胧的残影），方才算数。申言之，ｎａｔｕｒａｌ算不了什么，人间所需要的是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创造不是无中生有，亦不是抄袭（即所谓写实），只是心灵的一种胶扰，离心力和向心力的角逐。追来追去，不落后，便超前，总走不到一块儿去，这是游离。寻寻觅觅，终于扑个空，孤凄地呆着，那是独在。我们觉得被实感拉下了，不免惆怅；若觉得把实感给拉下了，那便骄矜；实在都沾点滑稽的幻觉，说不出什么正当缘由来。万古常新，千秋不朽的杰作，论它的究竟，亦不过狗抓肉骨头而不得（不足）。人想交合而先相对鞠躬（有余）、这一类把戏而已。我们对于它们，固然不屑赞扬，却也不可咒诅。（赞扬和咒诅都是把戏之流，我们何敢尤而效之。）沉默是顶好的道路，我说。——安于被玩弄也是顶好的道路，我又说。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日作于北京。

【点评】

俞平伯（１９００─１９９０），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诗人，作家。原名俞铭衡，浙江德清人。１９１９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任浙江省视学、浙江师范国文教员，上海大学、北大女子文理学院教授，一度赴英、美，均不久即返。回国后，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中国学院等院校教授。曾加入过北京大学的“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等文学团体，是新文学运动初期的重要诗人，提倡过“诗的平民化”。１９２２年１月，曾与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创办五四以来最早出现的诗刊《诗》月刊。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是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主要作品有诗集《冬夜》、《古槐书屋间》，散文集《燕知草》、《杂拌儿》。《红楼梦辨》（１９２３年初版，５０年代初改名《红楼梦研究（再版）》）是“新红学派”的代表作之一。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５日逝世，终年９１岁。

《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从古到今，人们都为文学创作中的词不达意而感到苦恼。把心中所想形诸于笔端是一个思想外化和物化的过程，这就可能会有一些改变甚至歪曲。作者用狗与骨头的关系将文学的游离与独在形象的加以说明，把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思想，创作过程中的感悟以及读者的感受都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

余光中：幼稚的“现代病”

自从现代诗论战迄今，已经一年半了。由于现代诗人们不断地创作、译介与解释，现代诗已经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学府、文协、刊物、广播电台，及其他社会组织已经开始重视这头文坛的黑羊了。我们还不能说，现代诗业已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但至少接受它的读者在不断增加，而反对它的人们也不敢张口便骂，否认它是一种学问，一种高深的艺术了。

可是，就在现代诗开始在文坛站住了脚时，部分的现代诗人却不幸患上了幼稚的“现代病”，以为必须一切现代化，非现代不乐，而又误解了现代精神。这种“现代病”日见猖獗，除了现代诗，似乎现代小说也呈此现象。

“现代病”是心理变态的“排他狂”（ｍｏｎｏｍａｎｉａｃ）之一种征象。表现在艺术观上面，便是绝对的反传统，而事实上却不知不觉地追随欧洲刚死的传统。表现在人生观上面，便是绝对的反价值、反道德，绝对的虚无与自渎。最戏剧化的一点便是：这种心理癌症的患者非但甘之若饴，乐之不疲，而且希望健康的人也与他们绝症共患，同病相怜，否则，别人就不够现代。

这一批病人，在堂堂皇皇的现代诗论战期间，从不肯上前线。但是，等到蓝星诗社孤军奋斗而将现代诗的国防巩固之后，便日呈活跃了。他们虽然怯于御外，却勇于内战。长篇大论，似乎头头是道，而半属拾人唾余。他们最严重的错误，便是（自以为）对于传统的彻底否定。一个作家要是不了解传统，或者，更加危险，不了解传统而要反传统，那他必然会受到传统的惩罚。所谓传统，不过是一个民族的先人的最耐久、最优秀的智慧的结晶，流在后人的血管里，出入于后人的呼吸系统之中。我们能够登报和父亲脱离父子关系，却无法改变父亲给我们的血型，否则我们一定死亡。

最令人不解的是：这些“现代病”患者往往拜了师父，却不认师祖。他们会对艾略特五体投地，而完全不认得影响艾略特的英国１７世纪的玄学派诗人。他们会因道听途说而断定奥登是一位现代大诗人，而从未听说过奥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他们认为落伍的格律诗之一的）ｂａｌｌａｄ。至于里尔克写了一大卷十四行诗，庞德、杰佛斯、路易斯、佛洛斯特、汤默斯等等都利用过传统的格律诗，则是他们所不知或者不愿研究的。现代音乐最重要的大师史特拉夫斯基，曾经乞援于１８世纪的古典音乐。现代艺术最博大的巨人毕加索，曾经咀嚼希腊的雕刻和罗马的壁画为新的营养。艾略特的创作，像杜甫的一样，几乎要做到“无字无来历”。现代文艺的这些“师父”莫不了解、尊重且利用传统，只有这批“现代病”的患者，这些现代诗的“师兄们”，耻于讨论传统。

传统是精深而博大的。它是一个雪球，要你不断地努力向前推进，始能愈滚愈大；保守派的错误，在于认为它是一块冰，而手手相传的结果，它便愈化愈小了。向许多不同的传统学习，化腐朽为神奇，点顽铁成纯金，不盲目吸收，不盲目排斥，乃所以接触传统的正道。接触面愈广，愈能免于偏激与浅陋。惜乎“现代病”的患者只接触一种传统（例如３０年前的超现实主义）而排斥其他传统，复强他人与之同病。

这种幼稚的“现代病”还有一个并发症。那便是反映在生活上的虚无态度，复自虚无的生活状态产生虚无的诗，如是恶性循环不已。没有读过海明威的原文，他们学会了“迷途的一代”（ｌｏｓ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那种否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否定道德与社会的姿态；流动酒会，集体调情，自我放逐，作咖啡馆的游牧民族，文化界的生番，生活的逃兵，而自命为现代，自命为反传统。柳永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和这种样子的生活，究竟有什么不同？这种“观念中毒”（见《蓝星诗页》张健先生的论文）已经到了荒谬的程度。根据“现代病”的逻辑，道德是无聊的，当然女子的性道德也是无聊的。可是，当你问他，如果你和他的妻子私奔，他是否毫不在乎时，我想，他的“好汉精神”就会动摇的。

在这种并发症的发烧状态下，他们会高呼“生活第一，创作第二”的口号，文学原是生活的反映或表现，可是如果以为这种“现代病”就是全部的生活，或且引为逃避生活及创作的藉口，那就是自欺欺人。诗人的身份证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他的生活，尤其不是这种虚无的不生不死，艾略特做过生活刻板的银行职员，杰佛斯隐居在太平洋岸的石屋里，麦克利希做过很久的“官”，狄瑾荪几乎没有诗友；这些“清醒”而且“正常”的生活，何损于他们的成为“现代诗人”？目前的情形是：现代诗人已成为一种廉价的合群动物，他们蔑视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可是既无古典主义的含蓄与清醒，也缺乏浪漫主义的性灵与热烈，他们只是表演不冷不热的虚无，刻意求工而且十分认真地表演着虚无。

在这岛上的每一个现代诗人都认识了其他的现代诗人（或准诗人，伪诗人）的时候，我们要求诗人们保持一点伟大的孤独感。一点个人的精神生活；要求他们保持点尊严，把握点价值，而且，在彻底反传统（或者被传统彻底消灭）之前，多认识一点传统。

【点评】

余光中（１９２８—），当代作家、文学评论家。福建永春人。余光中被称为台湾现代派“十大诗人”之一。１９５４年与覃子豪等创立蓝星诗社，主编过《现代文学》和《文星》，参加现代派诗歌的论争和乡土文学的论战。出版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钟乳石》、《万圣节》、《莲的联想》、《五陵少年》、《天国的夜市》、《敲打案》、《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天狼星》、《与永恒拔河》、《余光中诗选》。余光中的散文在台湾堪称一绝。散文集有《左手的缪斯》、《逍遥游》、《望乡的牧神》、《焚鹤人》、《听听那冷雨》、《青青边稔》、《桥跨黄金城》等。评论集有《掌上雨》、《分水岭上》，评著有《梵谷传》等。

《幼稚的“现代病”》：“现代病”的实质就是盲目的排他，而对于传统的东西又不屑一顾。传统是博大精深的，“它是一个雪球，要你不断地努力向前推进，始能愈滚愈大；保守派的错误，在于认为它是一块冰，而手手相传的结果，它便愈化愈小了”。“现代病”是虚伪的外在表现，真正的文学创作与生存状态是没有关系的，而文学创作应该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客观对待和继承。

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子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暗。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点评】

孔子（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仁”的思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发愤为学，博学多能。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广收门徒，收的学生不管贫富贵贱，据说有３０００弟子，其中优秀的有７２人。他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他曾周游列国，晚年专心从事古代文献整理与传播工作，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其学生将其思想言行记载在《论语》中。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本篇选自《论语先进》，记述了孔子与子路的四弟子申述各自人生理想，以及孔子对他们的评价。文章以言志为线索，把人的言谈举止串联起来，形成首尾完整的生动故事。文章运用“侍坐”这一典型环境，通过人物对话、动作、神态的描述，以极其自然的陈说和刻画来表现孔子的抱负和追求。作者是通过具体的生活内容来表现孔子的政治思想，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是凭借富有个性的描写来完成的，将说理与艺术表现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王羲之：兰亭集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点评】

王羲之（３０３—３６１，一作３２１—３７９）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徒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王会稽。王羲之楷书师法钟繇，草书学张芝，亦学李斯、蔡邕等，博采众长。他的书法被誉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给人以静美之感，恰与钟繇书形成对比。他的书法圆转凝重，易翻为曲，用笔内厌，全然突破了隶书的笔意，创立了妍美流便的今体书风，被后代尊为“书圣”。他所书的行楷《兰亭序》最具有代表性。

《兰亭集序》：东晋永和九年（３５３）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同谢安、孙绰等４１人在绍兴兰亭修禊（一种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动）时，众人饮酒赋诗，汇诗成集，羲之即兴挥毫作序，这便是有名的《兰亭序》。文章描绘了聚会的欢快，也反映出对于人生无常所表现出的消极情绪，文章清新自然，虽多用骈句却并不拘谨呆板。

王勃：滕王阁序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彩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

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檐帷暂驻。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清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列冈峦之体势。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盱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虹销雨霁，彩彻云衢，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遥吟俯畅，逸兴遄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四美俱，二难并。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

呜呼！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心，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晨捧袂，喜托龙门。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呜呼！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敢竭鄙诚，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朱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点评】

王勃（６５０—６７６），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末大儒王通之孙，诗人王绩之侄孙。年十四，应幽索科试，中第，做过几任小官，后因写了一篇《檄英王鸡》的饿游戏文章，而获罪被革职。去交趾省父，渡海溺水，惊悸而死，年仅二十六岁。王勃学识渊博，著述极多。诗与文均负盛名，和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王勃之诗虽未完全脱尽六朝绮丽的余风，但年少才高，官小名大，充满着追求事业的心情，因此诗的内容多有宏放浑厚的气象，显示出唐代诗风正在向新的健康的方向发展。同时，五言律诗的形式到他的手里，已被普遍运用而渐趋成熟，五言绝句与七言歌行也有了发展与提高。有《王子安集》。

《滕王阁序》：王勃所做的这篇骈文运用了大量贴切的典故，发挥了骈文铺陈描写的特点，描绘出秀丽如画的风景，辽阔雄壮的山川，情景具佳，声色并陈。同时也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悲凉和不甘心失败追求上进的心理。这些矛盾的思想感情交织在一起，正是他生活遭遇的真实表现。

欧阳修：醉翁亭记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坐起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乎其中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点评】

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天圣进士，官馆阁校勘，因直言论事贬知夷陵，庆历中任谏官，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被诬贬知滁州，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谥文忠。他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忠集》。

《醉翁亭记》：本文是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后写作的一篇山水游记。作者以精练、生动的语言，描绘了自己与游客在醉翁亭中开怀畅饮的欢快情景以及亭子周围变化多姿的自然风光。但是，这些绘声绘色的描写却难以掩饰作者内心深处的抑郁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希望保持安定平和的政治环境，使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

苏轼：赤壁赋

赤壁赋

苏轼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嫋嫋，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邀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点评】

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现在四川省眉山县）人。宋仁宗嘉祐进士。因政见和王安石、司马光不合被新旧两党排挤，一再被贬，甚至入狱。这种政治遭遇和长期在许多地方（杭州、密州、徐州、湖州、惠州等地）做地方官的经历，使他对社会和人民生活加深了了解。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词改变了五代以来婉约柔靡的风格，开创了豪放一派的词风。他的词也有很高的成就。他的作品现存有《东坡全集》、《东坡乐府》《东坡志林》等。此外，苏轼还是著名的书画家，擅长行、楷书，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能画竹，也喜作枯木怪石。

《赤壁赋》：从整篇文章来看，读者仿佛被笼罩月光水色之中，在聆听一位哲人阐述人生的道理。文章中的人物只有苏子、客；物有舟、酒、箫，背景则是浩渺的江水，明亮的月光，把我国古代文人能够抒怀吟哦的一切道具、环境都摆了出来。文章中的“客”应该是一个伤心之客，开篇的时候便在急行的小舟之上狂歌，更何况是到了一个仙境般的氛围之中呢。面对的是自己的友人和皎洁的月光、清亮的江水，此时此刻，就不需要掩饰心中的不快和对人生的感慨了。于是客便以箫和歌，奏起了心曲，这是非常自然而然的。此文作于苏轼被贬期间，是作者排遣内心苦闷的作品，反映了作者消极的一面，但是从文章中又可以看到他豁达的一面，实数难得。文章把叙事、抒情、写景、说理非常自然的加以结合，语言洗练生动，独具特色。

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忻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比。令虽耄老，未有所虚，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

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余，譔长书以为贽，辞甚畅达；与之论辨，言和而色夷。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者哉！

【点评】

宋濂（１３１０—１３８１），明初散文家，字景溪，号潜溪，浙江金华人。自幼好学，早年师从散文大家吴莱、柳贯等人，少负文名，元至正九年被荐为翰林编修，他固辞不就，隐居山中。朱元璋称帝后，任命他为文学顾问、江南儒学提举，授太子经。明洪武二年（１３６９）奉旨修《元史》，后因涉案被发配四川茂州，途中病故，正德时追谥文宪。宋濂推崇宗经。认为只有孔子之文“才称之为文”，“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文原》），对于违背“温柔敦厚”传统的文章一律采取否定态度。他擅长散文创作，尤以传记文成就突出。代表作《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他的写景散文数量亦不少，且风格近似欧阳修，文笔清新，写景状物生动，不事雕琢，代表作有《桃花涧修禊诗序》、《环翠亭记》等。明太祖朱元璋推其为“开国文臣之首”。

《送东阳马生序》：作者用大量的笔墨叙述自己早年的求学经历，与马生现在学习读书的优越条件进行比较，意在劝诫他利用便利的条件，虚心求教，认真读书，希望马生珍惜时机，虚心善学。可谓是谆谆教导，娓娓道来，文章恳切委婉，对于后人颇有教育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