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1/杨天石著．--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9

ISBN 978-7-229-09765-3

Ⅰ．①找…　Ⅱ．①杨…　Ⅲ．①蒋介石（1887～1975）－人物研究　Ⅳ．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6575号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1

ZHAOXUN ZHENSHIDE JIANGJIESHI：JIANGJIESHI RIJIJIEDU 1

杨天石　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策　　划：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陈建军

特约策划：范国平

责任编辑：徐宪江

营销编辑：刘　菲　王丽红

责任印制：杨　宁

封面设计：视觉共振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bjhztr@vip.163.com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35.5　字数：500千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再版说明

本书于2008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及香港三联书店分别出版中文简体字版与繁体字版。简体字版获中国图书评论家协会及全国31家媒体共同评选的2008年十大图书奖，繁体字版获香港书奖。此次再版，篇目上做了局部调整。

以下8篇，因已收入本社即将再版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故从本书删去：

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

做“圣贤”还是做“禽兽”——蒋介石早年修身中的“天理”、“人欲”之战

蒋介石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中山舰事件之谜

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策略

“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

“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

从作者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2辑）中补入4篇：

“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蒋介石正告丘吉尔：“藏事为中国内政”

史迪威假传罗斯福指示，策划暗杀蒋介石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

从作者2013年的新作中补入2篇：

蒋介石与蒋经国的上海“打虎”（原载《纵横》2013年7月号）

陈洁如回忆录何以尘封近30年（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5期）

现全书共收专题研究20篇。《初版自序》及《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保持原状未动。编辑过程中，对书稿中出现的台湾当局“政权”系统和其他机构的名称及官职，如“国史馆”“国防”“中研院”“总统”“总领事馆”“行政院”“财政部”等，由编者视情形加了引号。此外，我们为大部分文章加了插图，共160余帧，故此书称为《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1》（插图增订本）。

编者

2015年6月

目录

再版说明

初版自序

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

第一辑　国内政治

论国民党的社会改良主义——对“百年老店”的新审视

一　孙中山思想中的改良成分

二　国民党和蒋介石对孙中山思想中改良成分的继承

三　一次改良主义的重要实践

四　一轮又一轮的改良呼吁

五　与共产党竞争，再次提出改良主张

第三国际的解散与蒋介石“闪击”延安计划的撤销——论“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未成“潮”

一　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计划“重新研讨”国内政策

二　“闪击边区”计划曝光，中共发动“政治攻势”

三　面对中共的“宣传反击”，蒋介石决定“犯而不校”

四　蒋介石决定进攻延安，风暴将起

五　蒋介石悬崖勒马，紧急刹车

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考察

一　抗战胜利，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共商大计”

二　斯大林两电催劝，毛泽东决定赴渝

三　初谈不顺

四　蒋介石心态180度大转变化，欲扣留并“审治”毛泽东

五　蒋介石再次180度大转变，决定授予毛泽东“胜利勋章”

第二辑　对日策略

“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一　蒋介石迟至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

二　“不抵抗”命令确实发自张学良

三　多年来，张学良一直坦承个人责任

四　张学良为何决定“不抵抗”

五　“不抵抗主义”的历史源头

六　蒋介石的《铣电》，有耶？无耶？

七　南京国民政府默认并且赞同张学良的处理方针

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

一　蒋介石决定拒和、应战

二　中国军队力图“先发制人”，但攻坚战未能取胜

三　日本陆、海、空军协同，中国反登陆战失利

四　为维护中苏交通线，蒋介石决定吸引日军改变主战场

五　蒋介石的大失误，忽视杭州湾防务

六　南京：守乎？弃乎？

七　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坚持抗战国策

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日方诱和与蒋介石的应对及刹车

一　蒋介石精心指导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

二　面对特殊的日方代表

三　“和平”底牌与张季鸾香港谈判的夭折

四　企图以“和谈”阻挠日本承认汪伪政权

五　日方求和，蒋介石主动刹车

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

一　拒绝被孔祥熙视为“天赐良机”的陶德曼调停

二　制裁唐绍仪谋和

三　制止贾存德、马伯援与萱野长知等人的谈判

四　不理睬孔祥熙与日方首脑会面的要求

五　阻止孔祥熙答复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

六　用“杀无赦”警告萧振瀛与日人重开谈判

七　查究受日方之命到重庆接洽的蔡森、贾存德

八　孔祥熙对蒋介石的汇报有重大隐瞒

九　蒋介石阻遏孔祥熙谋和活动的思想原因

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抗战到底”之“底”——兼述蒋介石如何对待被日本侵占的东三省

一　为《九国公约》布鲁塞尔会议准备的预案

二　陶德曼的“调停”与苏联的“支持”

三　蒋介石谈判的先决条件：“恢复七七以前之原状”

四　从谈判先决条件变化为“抗战到底”之“底”

五　蒋介石对“抗战到底”之“底”所作的新解释

六　“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度之成功”

七　反对苏、美两国的妥协、错误主张，力保东北主权

八　在开罗会议上要求明确声明：将东北、台湾等地归还中国

九　国民政府为完全收回东北主权所作的斗争、让步与代价

第三辑　国际外交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苏联之行——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纪实

一　关心俄国革命，早蓄游俄之愿

二　机会终于来了，出任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

三　起行赴俄，心系纬国

四　抵达莫斯科，称苏联共产党是“姐妹党”

五　会见红军高级领导人，畅谈进军北京计划

六　《中国革命的新前景》与《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

七　被热情的红军士兵抬了起来，批评外交人员“下流无赖”

八　参观彼得格勒等地，为市况萧条及海军士气担忧

九　再回莫斯科，向托洛茨基等呈递《备忘录》

十　好坏印象夹杂的苏俄观感

十一　俄国人拒绝在库仑建立军事基地，蒋介石大失所望

十二　批评苏俄政府“无信”，察觉斯大林等人“排斥异己”

十三　认真攻读马克思著作，但崇拜孙中山，婉拒加入中共

十四　与共产国际领袖争论，主张中国革命“两步走”

十五　蒋介石认为受到托洛茨基的欺骗，和沈定一差点打起来

十六　在抑郁无聊中归国

十七　去广州向孙中山报告，孙认为蒋“过虑”

蒋介石与史迪威事件——战时中美之间的严重冲突

一　蒋批评史“无作战经验”，史辱骂蒋为“固执的家伙”

二　远征军初战失利，蒋介石愤恨交加

三　蒋介石提出对史迪威军事审判，宋子文请蒋“万分忍耐”

四　蒋认为史“不法无礼已极”，要求罗斯福表明态度

五　杜聿明等指责史迪威“擅权改制”，“毁辱国体”

六　蒋、史矛盾再度激化，彼此恶感发展至极点

七　宋子文与蒋介石发生激烈冲突，蒋怒而命宋“滚蛋”

八　史迪威和宋氏姊妹“结盟”，企图以宋美龄出任军政部长

九　宋子文向蒋介石递交“悔过书”，蒋介石答应与宋相见

十　史迪威计划暗杀蒋介石，掌握中国军权

十一　蒋介石同意局部攻缅，史迪威欣喜若狂

十二　罗斯福要求蒋将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权力交给史迪威

十三　蒋介石拒不放权，不惜与美绝交、独立抗日

十四　罗斯福向蒋让步，同意撤回史迪威

十五　史迪威真心帮助中国抗日，但不应图谋全面操控中国军权

史迪威假传罗斯福指示，策划暗杀蒋介石——开罗会议前后侧记

一　史迪威称暗杀蒋介石的命令来自“最高”，暗指罗斯福

二　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与罗斯福关系密切，互动良好

三　罗斯福认为，蒋介石虽有“短处”，但只能依靠他

四　“厌烦”蒋介石并伪造“最高”口头命令的是史迪威

五　早在开罗会议之前，史迪威即已起意谋杀蒋介石

六　史迪威利用中国战场失败，逼迫蒋介石交出军权

蒋介石正告丘吉尔：“藏事为中国内政”——抗战期间的中英关系

一　宋子文舌战丘吉尔

二　事件原委

三　蒋介石大为动怒，指责丘吉尔“帝国主义真面目暴露”

四　罗斯福质问丘吉尔；蒋介石批评罗斯福

五　蒋介石决定“隐忍”，等待西藏当局觉悟

第四辑　蒋孔恩怨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一份不实报道引起的学潮

一　从抢救“要员”的飞机上走下来几条“洋狗”

二　昆明学生上街游行，大喊“打倒孔祥熙！”“枪毙孔祥熙！”

三　原来是一篇不实报道

四　昆明学潮平息，蒋介石和国民党加强政治控制

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且看蒋介石如何反腐败

一　孔祥熙等贪污巨款

二　国库局同人检举，蒋介石开始密查

三　陈赓雅、傅斯年联合，向国民参政会提案揭发

四　蒋介石的质问与孔祥熙的答辩

五　蒋介石止步停损

蒋介石与蒋经国的上海“打虎”

一　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打虎”，豪气干云，决心大干

二　啃到了硬骨头——孔令侃的扬子公司

三　宋美龄突飞上海，上海报纸的报道发生微妙变化

四　蒋经国的困难与矛盾

五　蒋介石自北平赶到上海，痛骂警备司令宣铁吾

六　蒋介石阻止监察院调查

七　行政院取消“限价”，蒋经国辞职离沪

八　监察院公布对扬子公司的《纠举书》

九　国民党和政府陷入人心尽失的危机

十　尾声

第五辑　婚姻家庭

蒋介石、宋美龄的恋爱与婚姻

一　蒋宋的相识与相爱

二　蒋介石与毛福梅等妻妾“离异”

三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订婚与结婚

四　新人笑，旧人哭

五　蒋介石皈依基督教

六　宋美龄逐渐介入蒋介石的政治活动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与蒋介石、宋美龄的感情危机

一　宋美龄留港不归，蒋、宋之间发生冲突

二　蒋介石坚守家中“秘密”，以“权变”之计化解矛盾

三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是蒋、宋矛盾的原因

关于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绯闻”——驳考尔斯，兼辨李敖之误

一　考尔斯细致、生动的回忆

二　威尔基在重庆的日程足证考尔斯“回忆”之谬

三　考尔斯“回忆”的其他明显破绽

四　宋美龄访美并非肇因于威尔基

五　宋美龄访美前，蒋介石、宋美龄之间并无感情危机

六　考尔斯“回忆”的由来与宋美龄在美国所打“诽谤官司”

七　考尔斯反复无常

宋美龄的巴西之行与蒋介石的“婚外情”传说——兼析其事与美国人要蒋交出军权之间的关系

一　可疑的送别茶会

二　蒋介石、宋美龄同场表态

三　蒋介石“辟谣”之言可信吗？

四　无风不起浪

五　美国人企图借蒋介石“婚外情”事件要蒋交出军权

陈洁如回忆录何以尘封近30年——蒋介石日记解读

一　纽约出版界透露，陈洁如将出版与蒋介石同居的故事

二　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得报，命江易生调查

三　蒋介石、蒋经国早就得悉，一直在筹谋对策

四　陈立夫、俞国华等提出“双管齐下”的办法

五　陈立夫出面调解，陈洁如具结保证，不再出书

六　陈洁如回忆录大量作伪，价值不大

初版自序

杨天石

人的本相常常迷失，历史的本相也常常迷失。

人的本相迷失的情况很复杂。一种是因“捧”。将某一个人捧为天纵之圣，绝对正确，永远英明，仿佛斯人不出，世界就永远处于黑暗中一样。一种是因“骂”。将某一个人骂成十恶不赦，坏事做绝，祸国殃民，是千夫所指，人人皆曰可杀的天字第一号大坏蛋，仿佛一切罪恶，一切黑暗，均源于斯人。

蒋介石生于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去世于1975年4月5日，活了88岁。他一生经历了近、现代中国的许多大事。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护法；孙中山逝世后，领导北伐、清党、“剿共”、抗日、内战，很长时期内担任中国党、政、军三方的最高领导人，位居“元首”。既和中国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又两次分裂。1949年后退到台湾，既坚持反共复国，又坚持一个中国，在活过88年以后去世。在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被神化、美化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高勋盛德”，“光华流泽”，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则被鬼化、丑化为人民公敌、元凶首恶、民族败类、千古罪人。

两种情况，简单的捧和骂，都背离蒋介石的实际，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寻找。

廓清迷雾，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正确评价其功过是非，揭示其本相，对于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国共关系，正确认识和书写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有其必要；对于建立两岸的和平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也有其必要。时至今日，距离蒋氏去世已经30多年，距离当年国共大战、生死搏斗的年代也已快到60年，尘埃早已落定，各种恩怨都已化为历史陈迹。人们全面掌握资料，综合蒋氏一生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对其做出比较科学、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已有可能。

我从20世纪70年代起，投身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开始研究孙中山，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研究蒋介石。第一步，在海内外广泛收集资料，第二步，选择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研究。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将他的部分日记和手稿交给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存，我曾以这批资料为主撰写了一批论文。2002年，结集为《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后，我又多次到台湾，研读蒋介石带到台湾的大量档案，特别是根据其日记所编写的《困勉记》、《省克记》、《学记》、《事略稿本》等资料，写成又一批论文。2006年3月，寄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开放，我有幸受邀成为最早的读者之一。2007年，胡佛研究院继续开放日记的1932至1945年部分，我再次受邀访问该院。

日记，记个人经历和内心世界，在各种历史文献中有其特殊价值。蒋的日记，长达五十余年，大有助于人们了解其内心世界和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秘密。当然，只看日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大量阅读相关的档案资料和文献，反复比较、勘核，同时，将蒋的所思、所行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思考、研究，才有可能揭示真相，找出真实的蒋介石来。

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得到过许多鼓励。1988年，我的《中山舰之谜》一文发表后，胡乔木多次在谈话中称赞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当面对我说：“你的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2001年，我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完稿，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审读，得到“华夏英才基金”资助，于2002年出版。但是，我的研究也碰到过若干困难。2003年，有少数几个人化名给中央领导和有关机构写信。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我的书，就张冠李戴，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吹捧蒋为“民族英雄”，要求对我加以惩处。幸赖中国已经处于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对我的书和我的研究采取肯定和支持态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坚持和继续。

本书是我多年来所写关于蒋介石研究专题文章的一个精选本。部分文章利用收藏在大陆和台北的蒋介石日记仿抄本或类抄本写成，部分利用胡佛研究院开放的日记手稿复印本写成（本书注释简称为“手稿本”）。由于类抄本经过不同程度的删削、改动，已非原汁原味，故此次再到胡佛研究院访问，又利用日记手稿的复印本对各文所引日记进行核对，并作了少量增补或修订。

2006年我在胡佛研究院阅读蒋介石日记时，新华社有一位记者要求我简明扼要地对蒋介石“定性”。我曾说过三句话。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三、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同年在香港凤凰卫视演讲时，我曾对此作过比较详细的阐述：大陆时期，蒋介石反清、反袁（世凯）、反陈（炯明）、创立黄埔军校，是功；领导北伐，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是大功；1927年至1936年的“清党剿共”和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内战，是大过。台湾时期，实行土改，反对台独，是功；白色恐怖，是过。我至今仍坚持这样的看法。也许有读者不同意，或者不完全同意。这是正常的。见仁见智，说三说四，都可以，但是，要用学术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斯所祷也。

看来，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恢复其本来面目，正确评述其功过是非，给以准确的历史定位，其事有相当难度，其时将不会很短，只有群策群力，通过长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道路解决。通过“争鸣”，人们对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党史，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将会进步，将会深入，距历史本相将越来越近，科学性也会越来越强。应该说明的是，本书根据蒋介石的日记论述蒋介石生平的若干问题，故副题为《蒋介石日记解读》，但是，本书远不足以概括蒋丰富、复杂的一生，也不足以表现蒋介石日记的丰富内容，故以后会有续集、三集的出版。

感谢蒋方智怡女士开放蒋介石日记的无私而勇敢的决定。感谢胡佛研究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机构多年来给予的阅读便利。感谢马若孟（Myers Romon）教授、郭岱君教授、宋曹琍璇女士、潘邦正博士、林孝庭博士等许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

斯为序，并期待海内外广大专家、读者的批评。

著者，2007年7月15日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之Blackwelder Court，时为第四次访问胡佛研究院也。

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

一　日记现状

根据现有资料，蒋介石的日记约始于1915年，28岁，止于1972年8月，85岁，距离去世只有3年。这一年，蒋介石手肌萎缩，不能执笔，因此停止了长达57年的日记。蒋的这57年日记，遗失4年。其中1915、1916、1917三年，遗失于1918年底的福建永泰战役。当时，蒋介石遭北军袭击，孤身逃出，日记、书籍大部分失落。现在能见到的1915年日记仅存13天，为蒋当年在山东任讨袁军参谋长时所记。胡佛研究院对外所称1917年日记实际是蒋自撰的回忆，题为《中华民国六年前事略》，回忆1917年以前的个人历史，并非日记。1924年的日记则可能遗失于黄埔军校时期，毛思诚在20世纪30年代编辑《蒋介石日记类抄》时就未能见到。因此，蒋介石日记现存53年，共63册。在中国以至世界政治家中，有这么长时段的日记存世，内容如此丰富，大概绝无仅有。

蒋介石日记原由蒋本人保管。蒋去世后，由蒋经国保管；蒋经国于1988年去世后，嘱其幼子蒋孝勇保管。蒋孝勇于1996年去世后由其夫人蒋方智怡女士保管。2004年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女士动员，蒋方智怡决定将日记寄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时间为50年。胡佛研究院的马若孟教授及郭岱君教授亲自去加拿大及美国加州的蒋宅，将这批日记携到胡佛。

蒋介石日记的状况并不很好。若干部分已经霉烂、损毁。胡佛研究院接受这批日记后，立即投入力量修复、保存，并用现代科技进行微缩摄影，制作复本。宋氏家族的曹琍璇女士和秦孝仪先生的高足潘邦正先生受蒋家委托对日记进行初读，对涉及个人隐私的少量内容进行技术处理。2006年3月首度向公众开放1918至1931年部分。2007年4月又开放至1945年，其余部分将陆续开放。其少量技术处理部分将在30年后全部恢复原状。

蒋介石日记有手稿本、仿抄本和类抄本、引录本等几种类型。胡佛研究院开放的蒋介石日记绝大部分由蒋介石亲笔书写，可以称为手稿本或原稿本。蒋从早年起，即陆续命人照日记原样抄录副本。抗战时期，蒋介石离开重庆出巡，为了防止遗失，有部分日记由秘书俞国华抄存。由于这两种本子从内容到格式和手稿本都一模一样，因此可以称为仿抄本。这种仿抄本，大陆保存少数，胡佛研究院保存多数，自1920年至1970年，中缺1924年、1948年、1949年各年。

蒋介石一生崇拜曾国藩，在很多地方都模仿曾。曾国藩有日记，还有别人替他编辑的《曾文正公日记类抄》。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蒋介石陆续将自己的日记、来往函电、文稿等许多资料交给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管。毛即利用这批资料编辑长编性著作《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同时，毛思诚模仿《曾文正公日记类抄》的体例，将蒋的日记分类摘抄，计有党政、军务、学行、文事、杂俎、旅游、家庭、身体、气象等约十种，统名为《蒋介石日记类抄》。一般称之为“类抄本”。毛的做法是首先摘抄蒋的日记原文，然后加以文字润色，并不改变蒋的原意，所以还是可信的。但是，仍有个别地方，毛思诚为了将蒋的形象显示得更完美些，有些改动和原文相差较远。例如，蒋早年比较激进，主张将资本家“扫除殆尽”，毛思诚就改为“如不节制资本”。又如：“九一八”事变后，蒋日记曾有“以忍耐不屈之精神维护领土”的说法，但毛思诚却修改为：“以坚强不挠之气概吞压强虏”。这一改，蒋的形象“完美”了，但也就不真实了。

毛在编完《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后，《蒋介石日记类抄》和少数蒋日记的仿抄本以及其他函电、文稿等就一直保存在宁波家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氏后人将这批资料藏在夹墙里。“文革”中，红卫兵砸破墙壁，发现这批资料，逐级上报，一直送到公安部。公安部拨交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文革”后，毛氏后人将这批资料捐献给国家。

胡佛研究院陈列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抗战时期，蒋介石命奉化同乡王宇高、王宇正继续按分类原则摘抄自己的日记，分《困勉记》、《省克记》、《学记》、《爱记》、《游记》五种。《困勉记》记录蒋在艰难中勉力奋斗的事迹，《省克记》记录蒋的自我反省和克己修身，《学记》记录蒋的读书心得，《爱记》记蒋的人际关系和对同事的看法，《游记》记蒋的游历。主要资料来自蒋的日记，但编者也偶采日记之外的资料，而且有些资料我们今天已经难以一一见到。其特点是用第三人称的口吻记述，和毛思诚的《蒋介石日记类抄》并不完全相同。不过，编者基本上忠实于日记。编者所述和日记摘抄常用“公曰”分隔，“公曰”以下的内容一般抄自日记手稿本，因此可以大体归入“类抄本”。不过这五种本子的文字都较日记手稿本简括，也有编者润饰、修改之处。除文字出入外，有些内容，日记手稿本没有。例如，1940年11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向重庆国民政府诱和，蒋当月7日的日记手稿为：“周作民受敌方请托条件转达者，商人不察，以为较倭汪之条件减轻，其实文字变换，而内容无异也。商人只知私利，可痛!”而《困勉记》的记载则为：“此条件，不过文字变换，而内容实无少异。钱新之不察，以为较汪奸之条件减轻矣，希望政府采纳，是只知私利而不顾国家者也，可痛。”两种本子，内容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后者点出了在松冈和蒋介石之间牵线的银行家钱永铭。这一变动，一种可能为蒋介石审阅时所加，一种可能是编者根据其他资料所加。两相比较，《困勉记》这一条的史料价值显然更高。当然，手稿本也有很多有价值的史料，被《困勉记》的编者删掉了。

蒋介石在命人编辑《困勉记》等五书之外，又命同乡孙诒等编辑《事略稿本》。这是年谱长编性的著作。全稿按年、月、日收录、排比与蒋的生平有关的各种资料，如文告、函电等，其中也大量摘录蒋的日记。该书上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自1927年始，止于1949年。同样，它对蒋的日记有删选，有压缩，有加工。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编者为了维护蒋的形象，对日记手稿本中的部分内容有所讳饰。有些地方，编者还曾根据后来的历史环境对手稿本的文字作过删改。例如，抗战后期，蒋介石与美国冲突时，曾经多次在日记中痛骂“美帝国主义”。这些激烈语言，在《事略稿本》中就找不到了。

《困勉记》等五种稿本现藏于台北“国史馆”。《事略稿本》也藏于该馆，近年来陆续刊行。不过，由于该稿卷帙庞大，刊行速度较慢，全部出版恐尚须时日。

秦孝仪主编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可以视为《事略稿本》的简本。其中所引蒋的日记未作说明，也有修饰，个别改动甚至距手稿本较远。该书印数很少，属于内部资料性质。由于该书仅编至1949年，近年来，台湾学者刘维开教授等正在续编，已出1950年、1951年、1952年三册。

此外，20世纪50年代，日本产经新闻社以日文出版了《蒋“总统”秘录》。为帮助该社编辑此书，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派专人摘抄、提供了包括蒋介石日记在内大量文献，因此该书在叙述蒋介石生平时曾部分引录蒋的日记。后来美国学者黄仁宇写作《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即根据《蒋“总统”秘录》和《“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此后海内外学者研究蒋介石的著作，所引日记不少出于此书。其实，黄仁宇本人并未读过任何蒋日记的手稿本、仿抄本或类抄本。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事略稿本》，《“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蒋“总统”秘录》等书不以公布蒋的日记为目的，其主体部分也不是蒋的日记。勉强分类，只能称之为蒋的日记的“引录本”。至于2007年初家出版社出版《蒋介石日记揭秘》则是一本伪书，笔者已有两文揭露，此处不赘。[1]

二　真实性问题

日记记录本人当日或当时亲历亲见之事或个人所为所思，不仅比较准确，而且私密度很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蒋介石是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决策者，长时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从他的日记中，人们能够了解蒋介石的思想、性格、活动以至他的极为隐秘的内心世界，了解蒋介石和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权力运作过程，特别是了解那些不见于新闻媒体、政府公报，为局外人所不可能得悉的、深藏的政治内幕。但是，蒋的日记可靠吗?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日记有两种。一种是主要为写给别人看的，这种日记往往装腔作势，把真实的自我包裹起来。例如阎锡山的《感想日记》，满篇都是《论语》式的格言，一望而知是教人如何成圣成贤的，没有多大价值。一种是主要为写给自己看的。此类日记，目的在于自用，而不在于示人传世，其记事抒情，或为备忘，或为安排工作与生活，或为道德修养，或为总结人世经验，或为宣泄感情，往往具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蒋的日记大体属于此类。

蒋虽然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是，辛亥前后生活一直比较荒唐，我曾称之为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亡命日本东京，受孙中山之命，加入中华革命党，同时尽力读书，在这一年读完《曾国藩全集》，深受影响。1916年，他的引路人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这件事给了蒋介石以极大刺激。“自矢立品立学，以继续英士革命事业自任。”[2]他决心从此改邪向善，立志修身，每日静坐、反思，按儒学要求克己复礼。此后的一段日记应该比较真实。其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他继续用儒学、特别是宋明道学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存天理，去人欲，日记成为他个人修身的工具。他修身的愿望是真诚的，日记自然也有相当的真实性。此后，他的日记逐渐增添新的内容，即每日生活、工作、思想的记录，治兵、治国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总结等。蒋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常有反思，他的日记也就相应成为反思的载体。这一段时期，蒋介石还不会想到他将来会成为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要人，他的日记会长期流传，成为历史学的研究资料，因此，没有必要在日记中矫饰作假。等到他地位日隆、权势日重之后，他自然明白其日记的重要，但是，由于他继续通过日记记录每日工作、思想、心得，安排工作日程、计划，提醒应注意事项，并继续用以治心修身，是为自用，而非用以示人，因此，一般会如实记录，而不会有意作假，自己骗自己。例如，他抗战期间的日记一般分几个部分：1．提要。记当日主要事件或主要心得、主要修养要求。2．预定。记一二日内应做之事。3．注意。记对国内外形势的思考和应加注意之事。4．记事，记一日所做主要之事。5．上星期反省录。6．本星期预定工作纲目。7．本月反省录。8．本月大事表。等等。假如蒋在这些项目中造假，等于是给自己造成混乱。

说蒋记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有些事，他是“讳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系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又如，1931年的软禁胡汉民事件，蒋只记对自己有利的情况，而不利的情况就不记。再如，抗战期间，蒋介石派宋美龄去香港指导对日谈判，他就绝对不记。蒋自己就说过，有些事情是不能记的。可证，蒋记日记有选择性。同时，他的日记只反映他个人的观点和立场，自然，他所反对的人，反对的事，反对的政党和政派，常常被他扭曲。有些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样子。因此，只能说，蒋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不是句句真实，事事真实；而且，真实不等于正确，也不等于全面。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不看蒋日记会是很大的不足，但是，看了，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

蒋的日记，主要为自用，而非主要为示人，为公布。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证明。

一、蒋生前从未公布过自己的日记，也从未利用日记向公众宣传，进行自我美化。当然，他会想到身后立传，使自己的事迹流传的需要，这一功能主要由《困勉记》和《事略稿本》一类著作完成。蒋一般会选择自己的同乡或亲信进行编辑，这些人自然会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删削或修改部分内容，而蒋本人也会逐本校阅，严格把关。

二、蒋喜欢骂人。在日记中，蒋骂过许多人，好友如戴季陶、黄郛，亲属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汉民、孙科、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下属如周至柔等，几乎没有人不被他骂，而且骂得非常狠。蒋如果考虑到要示人、要公布，他就不会在日记中那样无所顾忌地骂人。

三、在日记中，蒋写了自己的许多隐私，例如早年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欲”之间的艰难挣扎，甚至为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自慰”等。此类事，蒋在日记中都如实记录，显然，记这些，决不是为了示人，更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高大与神圣的形象。

因此，我的结论是，蒋介石日记是研究蒋介石，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亚洲史、世界史也有相当的价值。有经验的、精心的阅读者从中将会发现很多可以推进或加深其研究的内容，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某些既定的观点，写出更准确、更科学、也更丰富的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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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杨天石近代史文存》第五册《哲人与文士》附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

[2] 《蒋介石自述革命思想之起源》，《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9年8月31日。本书所引蒋氏未刊日记、回忆、杂录，除特别注明者外，均为美国胡佛研究院藏。

第一辑　国内政治

◎论国民党的社会改良主义——对“百年老店”的新审视

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和许多志士仁人为“振兴中华”而创建的革命的、爱国的政党，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等一大批人也曾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献身于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什么后来其中的部分人成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对象？简单的“投机”说或“叛变”说不足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历史学的任务在于根据史实，科学分析，理清事件、人物的发展、变化逻辑，找出合情合理的答案。

革命和改良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广泛流行的政治词汇。对它的涵义，历来众说纷纭。为了避免陷入无穷无尽的学理纠缠并便于讨论，本文将根据多年来社会公众约定俗成的普遍理解，先对这两个政治词语作最简明的界定：采用暴力或激烈的方式彻底改变一种社会制度者为革命，采用非暴力方式以求对一种社会制度作温和的、缓慢的改革者为改良。这样的界定可能不十分严密，但两者之间的区分却是清楚、明白的。

从兴中会创立至今，中国国民党已经走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有“百年老店”之称。本文企图对其进行“新审视”，并企图从一个侧面考察历史上的国共矛盾。

一　孙中山思想中的改良成分

孙中山是革命家。为了拯救中国，孙中山坚决主张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和北洋军阀政权。在这一点上，孙中山意志坚决，态度鲜明，不屈不挠，终生如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在任何问题上都主张采取激烈的、革命手段和办法。

孙中山手书的同盟会纲领：

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邀约各省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日本志士70余人，在东京赤坂桧町三番黑龙会址召开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会上，孙中山首先做了关于革命理由、形势和实行方法的演说，并被推举为会议主席，主持讨论新团体的名称和宗旨。最终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并决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为宗旨。

孙中山主张土地公有，认为土地和空气、阳光一样都是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普遍馈赠，不应为个人私有。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提出，“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1]。但是，在解决中国的实际土地问题时，他采取的是比较温和的办法。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的核心内容是“涨价归公”，即土地原价归地主所有，因工业、交通、商业发达所增长的地价归全民所有。这一纲领承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所剥夺的仅是因社会因素所增长的地价，因此，可以视为一个改良主义的土地改革方案。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2]会后，孙中山进一步提出“耕者有其田”，但是，他并不主张仿效俄国的办法，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田土都分到一般农民”，而是主张“慢慢商量”，“和平解决”，采取让农民得利，地主也不吃亏的“双赢”方案[3]。孙中山也曾说过，对地主，可以照地价去抽重税，如果地主不纳税，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拿来充公，令耕者有其田，但是，他又担心，“马上就拿来实行，一定要生出大反动力”[4]。可见，他不愿意、也不敢以强力改变地主的所有权，仍然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

孙中山强烈地批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赞成资本公有，推崇马克思为社会主义的“圣人”，但是，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能适用于高度发展的西方国家，连苏俄都不够格，中国自然更加不行。他说：“照俄国人说，俄国现在的实业和经济还没有大发达，实在够不上实行马克思主义；要像英国、美国之实业经济的那样发达，才可以实行马克思主义。”[5]又说：“俄国之所以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程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的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俄国的社会经济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国、美国，我们中国的经济程度怎么能够比得上呢？又怎么能够行马克思的办法呢？”[6]因此，孙中山提出，中国只可“师马克思之意”，而不可“用马克思之法”[7]。他不主张全面、彻底地剥夺资本家的所有权，而是主张“节制资本”，即发达国家资本，奖励私人资本，允许老百姓自由兴办部分企业，政府加以奖励并以法律保护。孙中山认为，他的这种主张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完全一致，所以他曾很高兴地宣布，他的民生主义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在孙中山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中国的出路是“调和”这两种“动力”，利用外国的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8]。孙中山又认为，斗争的手段只适用于政治领域，在经济领域，他强调的是阶级合作、阶级互助。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看到了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社会改良与社会福利政策之后，生产力迅速发展，工人工资、劳动状态、生活状况都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因此，孙中山认为，可以用和平的、调节的方法解决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矛盾，这就是：第一，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与工业之改良”；第二，将运输与交通事业收归公有，实行部分企业的国有化；第三，税收。实行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第四，分配社会化，不由商人而由合作社一类的“社会组织团体”来分配产品。孙中山称这四种办法为“社会经济进化”[9]。孙中山相信，通过“社会经济进化”，资本主义还会有很强的生命力。他说：“究竟资本家应该不应该推倒，还要后来详细研究才能够清楚。”[10]孙中山的思想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有变化，有发展，后人据此认为孙中山思想有新、旧三民主义之别，但是，他的社会改良思想并无重大变化，上述“社会经济进化”的办法并且是在国民党一大之后提出并加以阐述的。

孙中山的上述思想和主张，明显地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当时已在改变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苏俄，更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革命理念。

二　国民党和蒋介石对孙中山思想中改良成分的继承

国民党是孙中山建立的，以孙中山思想为旗帜。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等人宣扬孙中山是“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声称“先生的人格，以仁爱为其基本”，提出“孙文主义”，其目的就是使孙中山的言论成为国民党的长期指导思想，并以之和苏俄以及中共的社会革命论相对立。1929年，胡汉民等鼓吹将孙中山思想视为国家“最高之根本法”，可以代替“约法”和“宪法”也是企图进一步巩固孙中山思想的无可动摇的权威地位。考察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的实际活动和历史文献，可以看出，国民党一方面继承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坚持以暴力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同时，他们也继承了孙中山在社会改革问题上的改良主义思想。

蒋介石早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表示过欣赏、赞佩之意，但是，他更为倾信的是孙中山思想，特别是其思想中的改良主义成分。在蒋介石与共产党第一次合作期间，蒋介石讲过，“必能包括共产主义始为真正之三民主义，同时亦必能容纳共产党，始为真正之国民党。”[11]但是，即使在那时，他也特别强调，二者之间，有方法与时期的不同，在现阶段的中国，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必须以三民主义为“中心”[12]。他说：中国的商家、富翁的资产如果与欧美的大资本家比较起来，“算不得是资本家”，因此，“中国现在不是实行共产的时代”。只要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不许大地主、大资本家再现于中国”，全国人民都将得到“足衣足食的幸福”[13]。他声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使千百年后也不能改变。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基础。“无论共产党或是哪一党，加入了国民党，就要信奉三民主义，要相信三民主义是我们中国革命的唯一的中心”[14]。他有时甚至说，三民主义是救中国的“唯一的主义”[15]。后来，蒋介石更将孙中山思想称为“尽善尽美唯一最高之革命指导原则”。因此，他的经济思想和执政期间的经济政策虽然各个时期不尽相同，但大体上仍然不超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范围。

孙中山像及其遗嘱

孙中山《遗嘱》的全文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1927年2月，蒋介石在和共产党分裂前夕曾说：“民生主义对于土地承认私有制，而共产主义完全是取消私有制。这一点原则上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的。”[16]这就是说，在蒋介石看来，国民党承认私有制，而共产党则反对私有制、消灭私有制。同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会上称：他和共产党的分歧在于三方面：1.我们是谋中国全民族的解放，所以要各个阶级共同合作，不是要一个阶级专政，使其他阶级不但不能解放，而且另添一个最残酷的压迫阶级。2.我们认定中国民族当有处分自己之权。自己利害，只有自己知道亲切，自己能通盘打算；“东交民巷的太上政府”断不能代以“鲍罗廷的太上政府”。3.我们既为解除全国的痛苦来革命，所以必须于革命过程之中，力谋减轻民众所受的痛苦。我们希望军事早日成功，从事建设事业，使社会有正当发展的道路可达，而共产党则力谋将所有社会基础破坏，用大破坏来造成大暴动，用大暴动来攫取政权[17]。蒋介石所述三方面，第二方面涉及中苏关系，不在本文考察范围之内。其他两方面曲解中共政策，但从中可以窥知，当时国共两党的分歧，一在于国民党搞阶级合作，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包容在“合作”之列；而共产党则搞阶级斗争，要打倒地主阶级，将来条件成熟时还要消灭资产阶级；二在于国民党企图维护社会既定秩序，“和平解决”社会问题，而共产党则要捣毁旧的社会秩序，以“暴力”和“斗争”改造中国。1927年蒋介石反共、“清党”之后，两党各走各路，彻底决裂。中共转入农村，“打土豪，分田地”，以暴力破坏乡村的地主所有制；蒋介石和国民党则竭力“剿共”，保护乡村的地主所有制，同时企图实行某种程度的“社会改良”。

蒋介石和部分国民党人有过解决土地问题的打算。1932年5月13日蒋介石日记云：“听中外人士土地制度。”[18]这段记载虽语义含糊，但说明，蒋在研究土地问题。6月2日日记云：“土地问题二说：一在恢复原状，归还地主；一在设施新法，实行耕者有其地主义。对于耆绅亦有二说：一在利用耆绅，招徕士民；一在注重贫民，轻视耆绅，以博贫民欢心。”蒋介石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两条完全对立的主张，但蒋却无所轩轾：“余意二者皆可兼用也。”可见，他并不反对使农民得到土地。此后，他曾急切地找寻“平均地权”的“实施计划”与“方案”，准备为此征奖，并设立专门的研究委员会。6月26日日记云：“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二方案，应即确定，不可再缓也。”[19]1932年9月30日日记云：“对农，以土地农有为目的。”直至1942年4月23日，蒋仍在日记中写道：“以耕地农有解决土地问题。”[20]可见，经过较长时期的研究后，蒋介石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土地政策，并且多年未变。与此相应，蒋介石也多次将“耕者有其田”或“耕者有其地”作为施政纲领[21]，并且提出过部分具体办法，如成立“集团农场”；“发行土地证券，扶助自耕农”；设立“土地银行”，帮助佃农贷款购地；“提倡合作”，“发展合作社”等[22]。其他国民党人也设计过一些“耕者有其田”的方案。这些方案虽然最终也要触动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但无例外地都是比较温和的“和平解决”方式。张继、吴稚晖等人指责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是“夺产”或“抢产”运动，是“梁山泊强盗的老方法”，是“加些训练，加些组织”的“‘科学的’李自成、张献忠方法”，“把国民党直缩到太平天国以前”[23]。蒋介石也特别强调：“土地问题不能够用暴力来解决。”[24]

在解决城市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关系上，蒋介石和国民党也没有提出超越孙中山的更多的办法。1932年9月30日蒋介石日记云：“对工，分配红利，奖励劳动保险，以增加生产为目的。对商，以保护私产，节制资本为目的。”[25]同年10月23日日记云：“当在社会主义路线上，谋尽消灭帝国主义，以养成中国社会资本主义。”[26]“社会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蒋介石没有在其他场合对之作过解释。其内容，应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是一种“改良资本主义”。1937年7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暑期训练团讲话，提出：“解决民生的方法，是要以生产为主，同时注意到分配的平均。”他认为，必须首先实行下列几件事，除“平均地权”外，就是“防止资本操纵，实施累进税率”、“促进劳资合作，实施劳资仲裁”、“发达国家资本，保障私人企业”、“政府与人民协力解决生产及分配问题”等，这大概就是他所谓的“社会资本主义”了[27]。到了1943年，蒋介石又曾将他的社会经济理想名为“国家资本主义”，“以社会福利民众共享为依归”[28]。

国民党建党伊始，就以“全民党”和“全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长期提倡阶级调和、劳资合作。此后国民党的多次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都以之作为指导思想。如：1931年5月，国民党三届中央第一次临时全会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临时约法》规定：“劳资双方，应本调协互利原则，发展生产事业。”会议将“劳资互助调协”定为“国民生计根本政策”之一，主张在这一原则下，通过法律保护，“谋求农村与城市中劳资双方的共同利益”[29]。

1935年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通过《努力生产建设以图自救案》，声称：“我国近奉遗教，以全民主义立国，自不容有阶级之争。”“亟宜采用劳资协调政策，对于劳资两方之保护，无所偏倚。”[30]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宣言称：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中的“病态”。所有工业生产的剩余价值，不专为工厂内工人劳动的结果，凡社会上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无论直接间接，在生产方面皆有贡献。因此，会议提出：“务使社会利益，相互调和，平均发达，以驯至于共有、共治、共享之域，决不纵容阶级斗争之谬说，以招致社会之扰乱；亦决不酿成贫富不均之厉阶，以重贻将来之纠纷。”[31]

以上所引各次会议通过的议案、宣言，几乎句句可以从孙中山思想中找到渊源。

三　一次改良主义的重要实践

北伐后，国民党宣布其农村政策是：“改良农村组织，整理耕地，制定最高租额之法律，增进农人生活。”其城市政策是：“颁布劳工法及工厂保护童工及女工。”[32]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军湘、鄂期间，为减轻农民负担，动员农民支援北伐，国民党在广州召开有大量左派参加的中央和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通过《最近政纲》，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统称“二五减租”[33]。孙中山生前说过，农民“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34]1926年的“二五减租”方案可以说是孙中山上述思想的具体落实。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方案，当时各方，包括中共在内，均无异议。同年底，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以极其严厉的口吻批评中共在土地问题上软弱，要求立即以激烈手段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1927年春，部分中共领导人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着手按共产国际要求开展农民运动，在中共和国民党内部都出现分歧，形成左右两派的对立。同年，蒋介石等在江浙地区发动“清党”，成立国民政府。

1926年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十万人正式出师北伐，发动了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蒋介石任总司令。图为出师北伐的蒋介石。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标榜实行“二五减租”。1927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缴纳租项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获量百分之四十”，“佃农对于地主除缴纳租项外，所有额外苛例一概取消”，“佃农对于所耕土地有永佃权”[35]。根据这些精神，湖南、湖北、江苏都曾制订过相应条例，但是，真正实行过的只有浙江省。

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浙江党政联席会议曾公布《最近政纲》，宣称“减轻佃农佃租百分之二十五，遇有重灾歉时，更得酌量减轻之”。1928年，浙江省主席何应钦等人认为：“佃农终岁勤劳，三餐难得一饱；业主一次投资，子孙坐收其利。事之不公，无逾于此。”[36]同年由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和省政府联席会议通过《浙江省十七年佃农缴租章程》，规定“正产物全收获百分之五十为最高租额”，“佃农依最高租额减百分之二十五缴租”。这样，佃农只须向地主交纳收获量的37.5％，自己则可得62.5％。《章程》同时规定：“副产业之收入，概归佃农所有”。《章程》一方面对地主撤佃作了比较严格的规定，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佃农“不缴租”[37]。同时颁布的还有《佃业理事局暂行章程》，规定省、县两级设佃业理事局，由省县党部、省县政府、省县农民协会等三方组成，处理农民和地主之间出现的纠纷。省党部在处理佃、业纠纷决议案中声称：“浙江省本年佃农缴租实施条例，绝对不含妥协性。”“土豪劣绅、恶田主及农人中之地棍、流氓，仍其本来面目，而有挟制压迫他人之行为者，治以反革命罪。”[38]既反对土豪劣绅、恶霸地主，也反对农民中的所谓“地棍、流氓”，力图不偏不倚，站在中间。1929年2月，国民党浙江全省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及决议案，继续声称实行减租。会后举行常务委员会，决定会同省政府，成立缴租章程讨论委员会，讨论施行办法。

浙江省的“二五减租”幅度较大，佃农实际所得远大于地主，因此，自始即受到城乡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1928年10月，董士钧等以永嘉城乡全体等众名义上书，指责减租之举“苦乐不均，倒置主佃名义”[39]。11月，董松溪等以浙江全省公民代表名义上书，指责浙江省党政两方“高坐堂皇，罔知民间情状”，“自党部至处理佃业各机关，以逮于各农协会，均为恶化、腐化、无产暴民所占据”，“中小地主生平千辛万苦，粗衣恶食，齿积蝇头，购得薄田数亩，或数十亩，藉为一家数口或数十口养生之资者，莫不俯首帖耳”。同月，永嘉城区业主上书，指责佃业理事局“每袒于佃方，致业主所得不及佃农十之二三，不平太甚，众怨沸腾”。1929年2月，永嘉李芳等上书，攻击“永嘉近日农运，已入阶级专制状况，流毒所至，中等之家立见倾覆”。同月，叶清等上书，声称“二五减租原为调剂劳资冲突，实行阶级调和民生主义，应从全民利益着想。民等弱小业主，似此横受佃农非法压迫，心何以甘。”3月，叶何氏等上书称：“受佃农之压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夫岂训政时期实现民生主义之良象！”同月，屈映光、张载阳、吕公望、周凤岐联名上书，攻击浙江所订缴租章程“尚欠平允”，“共党乘机捣乱，勾结土匪、流氓，借减租问题向业方肆行抢掳，杀人烧屋，大祸频乘，势急倒悬”。上述四人中，屈映光是北洋政府大官僚，张载阳曾任浙江省省长、北洋政府时期的陆军上将，吕公望原为光复会会员，担任过任广州军政府参谋部长，周凤岐原为孙传芳所部师长，向北伐军投诚后被任命为军长，曾任国民党浙江省政治分会临时主席。他们的联合上书，反映出浙江城乡地主、官僚、士绅对“二五减租”及其相关规定的强烈不满。

在城乡地主、官僚、士绅的强烈反对下，浙江省政府当局终于坐不住了。1929年4月，浙江省政府继任省主席张静江等人以“纠纷迭起”，“政府税收逐年减少”为理由提出：

本省自前年试办二五减租办法以来，佃业两方纠纷迭起，微特无成效可言，又并深受其害。初则佃农因收获多寡之争执起而抗租，继则业主因减租影响收入，将田亩收回自种，纷纷撤佃，于是佃农之强悍者又群起反抗撤佃，往往霸佃不让，而懦者即缘此失业。各地方凡遇此项情事发生，即有地痞、流氓从中把持唆煽，甚至土匪、共党，亦即乘机骚扰，以此种种原因，遂致佃业两方之生计，并皆不得安定。不独佃农与地主不能合作，共谋农业生产之发达，且田价暴落，社会经济发生急激之巨变，影响所至，竟致政府税收逐年短少，尤以田赋为甚。[40]

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时期的张静江（中），其右为时任浙江省政府教育厅长的陈布雷。

浙江省政府委员会随即召开会议，认为减租办法“洵属有弊无利”，决定暂时取消，此后田租多寡，由佃、业双方根据《佃农保护法》关于租额不得超过收获总量的40％范围以内，自行协定[41]。这样，佃农应缴租额就又较此前的37.5％提升了。

浙江省政府的决定受到强烈反对，浙江许多国民党员、农会及其工作人员纷纷呈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

武义县党务指导员胡福指责浙江省政府：“违背革命原则，莫此为甚。此等消灭民众对本党之信仰的议案，如不予以纠正，党国前途，何堪设想！”[42]

国民党鄞县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赵见微分析说：二五减租，浙江推行已经两年，成效渐著，基础已立，纠纷所在，源于“土劣地主之反动”。“此后凡属革命建设，谁能保无纠纷，一遇纠纷，即行取消，则所有革命建设必致无从进行”。他责问说：“与其空言积极，继续剥削佃农以增肥地主，何如实行政纲，努力解放佃农以取信国民？”

余姚县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萧显称：此事缘起，在于“土劣因租既被减，心犹未甘”。他谴责浙江省政府的决定有“四不通”，“二不法”，声称这一决定“摧残农运姑置不论，其如农民将对党失却信仰何”！

国民党萧山县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周旦充分肯定二五减租的“伟大作用”，认为它可以“培养农民自修之抵抗力，消灭土劣压迫农民之凭借”。他表示：浙江农民“因得本党之扶植，始稍稍有反抗之表示”，国民党应该继续前进，彻底解决“佃业两方之纠纷”。他担心，国民党的政策自此改变，“拥护农工诚恐转为压迫农工”。

浙江省杭县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李尹希指责省政府的决定，“不啻推翻本党最高权力机关之决议案”，是“撕碎本党之政纲政策反革命之行为。”

海盐县党务指导委员顾佑民称：二五减租“为解放农民第一步，本党必须继续努力。”

佃农代表涂侠等十人要求浙江省党部：不可因困难而中辍，不可因噎而废食。

萧山国民党员陈荫楠要求浙江省党部出面纠正，呈文称“党部为最高机关，省党部固具监督省政府权。而今省政府取消减租，违背政纲，大冒不韪，应直起纠正”。

这些呈文，维护原定的二五减租方案，激烈抨击浙江省政府，反映出广大农民和不少国民党浙江基层工作人员的心声。

鉴于广大党员纷纷反对浙江省政府的决定，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召开常务委员会讨论。会议认为二五减租为党、政双方共同决议，不能由省政府单方取消，且亦与国民政府所颁布之《佃农保护法》大相刺谬。常务委员会朱家骅等人向浙江省政府提出《复议理由书》，要求开会复议。《理由书》首先提出：国民革命必须“首先解放农民”，“以农民运动为基础”；“党的政策，须着眼于农民本身之利益”。接着，《理由书》陈述“二五减租”和孙中山倡导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之间的关系：

土地问题为民生主义之基础，而农田问题又为土地问题之主要部分。农田问题设无适当之解决，则整个社会问题亦不能解决……总理遗教，实欲于最短期间内促进耕者有其田，而二五减租实为实现平均地权之捷径。二五减租之基本观念，诚为解放农民之最低限度之政策。

《理由书》批驳浙江省政府“由业佃双方自订缴租数量”的决议案，“实不啻驱农民于水深火热之境，使任受地主之蹂躏”。《理由书》要求按照孙中山的遗教，“对抗税者加以没收土地之处分”，认为这样做，“迟以五年，则土地泰半将为农民所有”[43]。4月23日，浙江省政府复函浙江省党部，拒绝复议。《杭州民国日报》在省党部的支持下，大量刊登社评和各地反对取消“二五减租”的文电。张静江认为该报“妨碍省政府政策之推行，并损及省政府之威信，影响所至，尤关治安”，向该报提出警告[44]。继即勒令停刊，逮捕该报主笔。

4月27日，朱家骅与另两位常委叶溯中、陈希豪联名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申诉。朱等充分肯定浙江实行二五减租以来的成绩：“二年以来，因该项决议案之实行，浙省农村经济，率较他省安定，自耕农之逐年增加，农村小学学童之激进，工商业以农民购买力增加而繁盛等，皆为不可掩之事实。”朱等严厉指责浙江省政府的做法只能引起“各地贪污豪绅之益肆凶焰，贫苦农民之剥肤及髓”，“农村经济之破产失业者之繁多，社会各阶级之日趋尖锐化”，以致“影响于整个社会之秩序”，为共产党的发展提供“好机会”《理由书》称：

以此而言民生，则日驱一千六百余万农民于绝境；以此而言建设，则徒增多一般贪污豪绅之发财机会，构血花于白骨之上，以为伤心惨目之点缀品。此种举措，在各国专以驱骗贫苦民众、延缓资产阶级之寿命为职责、主张社会政策者亦不屑为，况夫实行三民主义，以冀达到世界大同之本党！[45]

朱等要求国民党中央迅速采取措施，纠正浙江省政府的错误决定。呈文称：“若中央对于浙江省政府此种违反党义党纲，僭越职权，以驱浙江千余万农民于绝境之取消二五减租不迅予纠正，严厉取消，则本党之所谓主义，所谓民生，将毋如屠人念佛，为本党仇敌所讪骂鄙夷，本党同志所疾首痛心。党国之威信无存，总理之遗教安在！”在浙江省党部向国民党中央申诉的同时，萧山县农民协会整理委员会也同时致电，表示将“率全萧三十万农民誓死力争”，并公推代表三人到南京请愿[46]。

国民党中央接到浙江省党部和浙江省政府双方的呈文后，于5月2日召开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常务会议，决定接受戴季陶建议：1．核准浙江省政府的要求，取消《二五减租暂行办法》，但认为浙江省政府只是因实行上的困难而暂时停止。并非取消二五减租之原则，要求浙江省政府修正文字，以除误解。2．已实行减租的地方，而又无纠纷者，不得再将租额复旧，以免再起业佃两方的第二次纠纷。3．浙江省政府应于今后两年间，将乡村自治机关组织完全，土地调查办理清楚，并将二五减租之办法规定详密，以便施行[47]。其后，国民党中央派戴传贤赴浙，召集浙江省党部与省政府人员共同讨论，制定《浙江省佃农二五减租暂行办法》和《佃业争议处理暂行办法》，规定“土地收获除副产应全归农民所有外，由业佃双方就各该田亩情形，以常年正产全收获量百分之三七点五为缴租额，自行协定新租约”。在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二十五之间，取采了一个折中的百分比。

第一次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时的蒋介石

可以看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与浙江省政府的矛盾是“清党”后国民党内两种力量之间的一次角力，实际上是坚持还是否定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的斗争，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是否真正贯彻其社会改良主义路线的重要考验。国民党中央党部虽然在口头上表示要坚持“二五减租”，但在实际上支持的却是浙江省政府的“取消”办法。这就表明，国民党的政策正在向地主阶级倾斜，其改良主义路线正在弱化。当时，浙江省政府委员陈布雷发表文章称：“实施减租之际，断不可含有片面的示惠佃农之观念。换言之，不能于二五限度以外，使田主再有所牺牲。”[48]陈的言论明显地表现出袒护城乡地主阶级的态度。但是，浙江城乡地主阶级仍不满意。1931年11月，乐清县郑迈等53人致电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政府，继续指责二五减租办法“适以奖励惰农，生产力因之骤减，纠纷又日甚一日”[49]。同月，乐清徐可楼等51人具呈，认为“劳资合作，阶级乃能化合，而社会秩序始得维持。今平日感情极融洽之业、佃双方，因减租各趋极端，已足影响治安”。12月，乐清里长卢选臣等上书，认为二五减租使业佃双方“争长竞短，各不相让，因此发生绝大冲突，阶级斗争已成不可免之事实”，“绝对有弊无利”。1933年，上虞县糜虞封等控告该县农会干事“额外减租，煽获〔惑〕佃农，抗租不缴”，国民政府居然批示：“应向该省主管机关呈诉。”[50]

在地主阶级的强大压力下，浙江省的二五减租运动逐渐成为具文。全省八十多县中，只有少数县的部分区、乡有所动作，大多数县份仍是一潭死水，不见波纹。浙江省之外，其他各省均未实行，大部分省份连装模作样的减租条文都没有。国民党仅存的改良主义火星只是闪烁了一下，就灰飞烟灭。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重提二五减租，然而，死灰难以再燃，连些微的火星也难以见到了。

四　一轮又一轮的改良呼吁

浙江省的“二五减租”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重要改良主义实践，它虽然夭折了，但是，此后的国民党继续标举其改良主义纲领，出现一轮又一轮的改良呼吁。这些呼吁，仍然比较多地集中在土地问题上。

1936年7月，孙科、陈立夫、王用宾、傅汝霖、萧铮、周佛海、夏斗寅、徐恩曾、洪兰友等17人向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提出《请迅速改革租佃制度，以实现耕者有其田案》，要求调整“现有之租佃关系”，“庶几佃农生活能日益提高，而农村亦可有逐渐复兴之望”。其内容有：1．由政府严定租佃条件；2．组织土地金融机关，援助其取得土地。3．佃农得备地价百分之二十至五十，其余部分由政府担保其分年摊还。4．从速实行累进地价税，使不自耕之地主逐渐放弃其土地，使佃农有取得所有权之机会。5．政府应发行土地债券，征收土地，转让（给）佃农及雇农[51]。7月20日，决议交中央政治委员会详细研究。

1939年6月，地政学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萧铮向重庆国民政府提出《实验地政区办法大纲》，要求在四川选择一个地区作为“地政实验区”，进行土地测量登记，耕地重划，促进土地利用，增加生产，调整佃租制度，创立自耕农，规定地价与举办地价税，树立土地金融制度等方面的工作。同时，萧铮又提出《沿新建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办理地政纲要》，认为成渝、叙昆及滇缅各路沿线重要城镇土地，今已逐渐涨价，将来地价更高，亟须规定地价，并颁布沿线各地将来涨价归公办法，“庶不致国家以巨款建设，而其利益反归地主”。蒋介石阅后，于6月24日批示行政院秘书长张群称：“实行总理之土地政策确有必要”，“即希切实研究核办施行”[52]。

1940年7月，萧铮、张冲、陈果夫、程天放、谷正鼎、徐恩曾等向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提出《拟请设立中国土地银行，以促进土地改革，实现平均地权，活泼农村金融，改善土地利用案》。其主要内容为：由国民政府特许，授予该银行发行土地债券及征收土地特权，官民合办，资本总额定为1亿元。其主要业务为：1．实行照价收买政策，凡地政机关认为地主报价不实，应行收买之土地，由土地银行以所发土地债券收买之。2．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扶助佃农购置土地，或依法征收土地转发农民。3．实行“地尽其利”政策，贷款给农地合作社或其他机构，供开垦荒地及土地改良之用。萧铮等建议，土地债券可分地价债券及抵押债券二种，前者于征收土地或扶助佃农购地时发行，直接交付地主补偿地价，由借款农户以地租方式分年摊还。萧等并建议，以四川省为实验区域。会议经济组审查该案后，认为“本案关系推行本党土地政策，至为重要，拟请大会通过，送国民政府限于半年内，成立土地银行”[53]。

与萧铮等同时，方觉慧、居正、何成浚、王子壮、焦易堂、夏斗寅等12人提出《确立民生主义经济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要求“节制资本以防资本独占”，“实施平均地权以安定农民生计”，具体措施有“提倡合作方式之集体农场”、“设立劳工主管机关”、“组织工厂议会”、“仲裁委员会”等。经济组审查后认为：“本案所提各点关系民生主义之推行至为重要，拟请交宪法委员会参考。”最后决定“交常务委员会参考”[54]。

1941年4月，陆宗骐、谭平山、胡秋原、王云五、罗文干等向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提出，“拟请政府切实推行合作耕种制度，以改进农业生产案”，提倡“以合作方式共同生产”。蒋介石批交农林部酌办[55]。

1941年11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齐世英等23人向参政会提出《积极实施土地政策、改革租佃制度，以期根本解决粮食问题与社会问题案》。该案痛责“地主对于国家曾无丝毫之贡献，而利用国难，坐致巨富”，要求：1．“凡现由佃农耕种之土地，悉令地主限期报价，由国家发行低利土地债券照价收买，分授佃农耕种。”2．“佃农受田后，分年以谷缴还国家，国家逐年出售实物，即以所获资金收回土地债券。”3．“土地债券收回之日，佃农即完全取得其土地之所有权。”[56]

1943年，国民政府开始大规模推行扶植自耕农政策，先后有14省82县相继推行。图为194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自耕农扶植问题》，该书作者朱建农在书中论述了扶植自耕农的必要性及方法。

上述议案，都以实行阶级合作，利益调和为特点，并不完全剥夺城乡村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其中也有比较激进的，如1932年12月，孙科等27人向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整理本党实施方案》，要求“恢复本党自来代表最大多数被压迫民众利益之立场”，征收土地价值税、土地分归贫农；征收资本收入累进税、遗产税；甚至提出建设国有资本，树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等主张，其中“土地分归贫农”就是比较激进的方案[57]。

上述议案并不只是少数党员的意见，其中不少议案经国民党的中央全会或代表大会接受，作出决议，成为共识。上述孙科等27人“土地分归贫农”的建议经四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萧铮等人的“成立中国土地银行，以促进土地改革”的建议，也经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通过。其他如：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规定地价，调整土地分配，促进土地使用，活动土地金融，以增加农业之生产，而谋平均地权，实现三民主义”等主张。会议通过萧铮等24人提出的《关于积极推行本党土地政策案》，要求成立中央地政机关和中央土地银行[58]。

1941年12月，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将“实施土地政策”列为四大要政之一。宣称“全国土地应受国家之统制，由政府调整其分配，支配其使用”[59]。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其《土地政策纲领》中提出，对于地主出佃的耕地，逐步由政府发行“土地债券”，备价征收，尽先归原耕农及抗战将士耕作。在《农民政策纲领》中提出：“调节农地分配”，“规定标准地租”，甚至提出“征收地主超额土地”。在《本党政纲政策案》中提出：“都市土地一律收归公有，农地除公营者外，应以最迅速有效之方法，实行耕者有其田。”[60]这些方案，使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有了实施办法。同会通过的《劳工政策纲领》除提出“工会得有全国性之联合组织”外，也提出了一些改善劳工待遇的条件，如：取缔包工剥削制度，工资以同工同酬为原则；各地并应分别规定最低工资率：工时以每日八小时，每周48小时为原则；应有连续24小时之休息。每年应有定期休假，休假期内照发工资等，甚至还提出：奖励劳工入股，倡导劳工分红制；提高劳工政治认识，扶助劳工参政[61]。

上述情况表明，国民党在思想上、理论上赞成改革中国传统的土地制度和社会制度，但是，国民党是党国体制，中央全会或代表大会作成决议后，要经行政机构研究，提出方案，还要经立法院审议，才能形成法律。有时，程序走到半途就停止了。例如，1939年6月萧铮提出的《实验地政区办法大纲》经蒋介石批示，转到孔祥熙手上，孔以“需费浩繁”、当时“最重要之工作为兵役行政与生产”、《土地法》修正原则尚在“审议之中”等种种理由加以否定[62]。又如，1941年12月，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饬由财政、农林两部及地政署分别拟具实施办法。1942年9月，行政院召开经济法制联席会议，提出《非常时期土地征收实施办法》及《非常时期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规定农地不得因出卖、赠与、继承或分割等原因而“移转于不自耕作之人”，农地所有人如“不自耕作，而将农地永佃或出租于他人”，得由政府依法征收之。这当然是对不劳而获的地主阶级的沉重打击。但是，行政院却主张暂时搁置。1943年3月24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院长名义致函国防最高委员会称：办法“关系人民权利义务至为重大”，“在此战时，骤为社会经济制度之重大变革，深虑影响全国之租佃关系，在推行之初，对于全国粮食生产，必发生不利之影响”，因此决定“暂缓制定”[63]。

可见，国民党人提出的各种改良议案，即使作成决议，其命运无非两种，或者在反复研究、审查及审议立法中夭折，或者侥幸通过了，但令者自令，行者自行。国民政府虽一再声明：“如查有违反情事，应以命令强制遵守，不得稍涉宽纵”，但各地“仍系奉行故事，视若具文，佃农所受增高租额之剥削及违约解租之痛苦，不仅毫未减少，甚且倍于往昔”[64]。这样，到了1945年5月，国民党的六大《宣言》终于承认：“过去对民生主义之经济建设与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大政策，因种种障碍，未克实施，实为革命建国之最大缺憾。”其《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提出：“在抗战期中，农民出钱出力，贡献最大，而生活最苦。乃自二十三年公布《土地法》及二十五年公布《施行法》，迄今已及十年，多未见诸实施。”[65]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有关《决议案》表明，国民党在其大陆执政期间，除浙江省“二五减租”的短命实践外，其改良主义只停留在纸面上、口头上。

五　与共产党竞争，再次提出改良主张

八年抗战期间，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和日本帝国主义决斗，挽救民族危亡，在这一形势下，要求国民党人采取重大的社会改革行动并不现实。抗战胜利之后，形势改观，国民党人企图继续推行改良主张。它企图重提减租政策，并曾企图学共产党之所长，改变其土地政策，借以争取农民。

抗战中，国民党与共产党既是对日斗争的合作者，同时，又是竞争者。蒋介石很希望国民党能在这场竞争中获胜，将共产党比下去。1939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开办党政训练班，曾亲拟问卷，要求学员回答。其问题有：本党党务为何如此消沉疲弱而不能及时振作？本党为何不能与共党抗争，一切组织、宣传、训练皆比不上共党？本党党员为何不肯深入民众，做基层工作？本党干部办事为何不切实际，不肯研究与负责？为何办事不彻底，无成效？为何党委变成官僚？为何民众不信任本党与党员？本党为何不能掌握青年？一般大学教员为何要反本党？等等[66]。将这些极其尖锐的问题坦陈开列，说明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弊病了解甚深，也说明他改造国民党的心情相当迫切。1945年4月至7月，中共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以高度警觉的心情关注这次会议[67]。对会议通过的中共党章的部分内容颇为欣赏。日记云：“研究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内容，对于其新增党章党员与群众及下级与上级之联系一条，殊有价值。本党诚愧不逮。若不急起直追，则败亡无日矣。”[68]正是在这种危机感和紧迫感的驱使下，国民党重新捡起部分改良主义政策，以求挽回颓势。

1945年9月，蒋介石在《本月大事预定表》中提出：“实行二五减租。”[69]11月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联合开会，讨论行政院所拟“二五减租办法”。出席者普遍赞成为农民“减租”，但讨论结果，都感觉难以推行。陈布雷称：“民生主义政策最具体的，也使农民得到一点实惠的，就是二五减租。本党政策，向来对于农工似乎不大顾到，所以共产党常常藉此煽动。”蒋梦麟则慨叹国民党的县长不行，乡镇长不行。他说：“办理时，如果不得县长帮忙，很难办得通。根本问题尤其在乡镇长，乡镇长、保甲制度不健全，不仅二五减租没有办法，任何制度都无法推行。”事实是，岂止“二五减租”，连不久前为庆祝抗战胜利而宣布的全国减免田赋一年的命令也无法施行。徐堪称：“免赋令下去以后，中央规定得很清楚，除了布告以外，又去了四五次电报，事实上中央免了，地方上并没有免，因为县级公粮等等，县政府依然在要，许多未经收编的军队也在要粮。”陈济棠称：“广东情形我最清楚，在过去人民没有钱，天天抓人，押了追缴。现在免了一年，还是天天抓人，人民真是不堪苛扰。”[70]讨论来，讨论去，委员们除了决定准予备案，由行政院申令各级政府彻底实施，由中央党部及行政院分令各省市党部、各省市政府随时具报实施情形，“务期达到增进佃农利益目的”外，什么具体解决的办法也提不出来[71]。

有一些真正的贫苦农民曾经大胆上书，向国民党当局反映问题。1946年6月28日，四川省大足县佃农蒋泽乡等10人呈文国防最高委员会称：“国府立有土地一法，用维佃农生计，殊经颁行十年以来，毫未见诸实效。”“多数地主对于契约，不管定有期限与未定期限，任意揭退。”“租佃委员会者，纯希收租之人组织而成，以致国家善政，惠不及民，此非制度不善，实则人事不良所致。政府颁行一切法令，如对伊等稍有不利者，竟瞒上欺下，奸弊百出，以致普通佃农毫不知闻。”[72]同年7月1日，四川大足县佃农张紫高等21人也具呈国防最高委员会，声称《土地法》十年前即已颁布，“无如地主势力浩大，竟视〈命〉令为弁髦，直至今日，未见实施”。呈文揭发，当地所谓“县租佃委员会”呈报省政府的“二五减租之办法，“对地主之利益早已安排妥当”，“真是德深一尺，弊深一丈”[73]。可见，国民党颁布过的一些法令，用意虽或可嘉，但并未施行，或无实效，或者在施行过程中改变了性质。大足县的这几十位农民虽然给国民党最高当局写了信，但却被束之高阁，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走上中共所号召的革命道路。

1946年10月24日，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曾经颁布过一份《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其中第六条规定：“在变乱期间，农民欠缴之佃租，一概免于追缴。”第七条规定：“绥靖区内之农地，经非法分配者，一律由县政府依本办法征收之。”第十一条规定：“依本办法征收之土地，由县政府分配于现为耕作之农民，缴价承领自耕，但变乱之前原佃耕人有优先承领权。”[74]这里所说的“非法分配”，显指中共在部分地区实行的土地改革。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军进攻苏区，一概实行“田还原主”政策，强迫农民吐出胜利果实。现在国民党则提出，将这一部分土地由县政府征收，“分配于现为耕作之农民，缴价承领自耕”，这是很大的政策改变。其后，江苏省政府并以宝应、盐城、东台等四县为“土地政策”实验县。但是，很快就受到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1947年1月3日，江苏宝应县地主成锡侯等一批“还乡队”成员上书国防最高委员会，要求“缓办”，其理由为：一、“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业经于今年元旦公布，对于人民自由财产等权利，予以保障”，“乃宪法甫经颁布，政府即举办土地政策，不顾人民之利害，所谓保障人民财产之权利者何在？”二、“吾邑自共军盘踞四郊，已有三年”，“现在仍无田租之可收，更无动产之可用”，“对于苦难人民，不特不怜恤抚绥，并私人田产，而亦不令其自由处分”。

成锡侯等坚决反对国民党效法中共，呈文声称宝应等四县土地，“共军仅于去年七八月间开始改革，草草分配”，“似不应继续接办，尤而效之”[75]。同月31日，东台县旅镇同乡会从报上得悉，当局规定：“凡业户有田在八十亩者即予收缴公有”，立即致电国防最高委员会反对，声称：“吾东县城于胜利之后始为共军窃据，广大乡村虽多匪踪，但‘分租’‘分田’实行未久，地形既未变更，经界依然完整，地方一经规复，人民土地权利不难恢复原状，即分得土地之佃农，亦莫不自动归还原主，土地之无纠纷可见一斑。”电文为地主阶级诉苦称：“吾东有百亩以上之地主，为数甚罕，在共军占领期间，流亡异地，备尝艰辛，此种忠贞不二之气节，应表扬之不遑。及还乡伊始，田园未及整理，而实验之对象复以施行土地政策为主体，将使制造乱源者有所藉口，诚非善策。”[76]经过地主们这么一叫唤，自然，所谓“土地政策”的“实验”就进行不下去了。

1948年8月，蒋介石在内战战场上一再惨败，研究共产党胜利的原因，他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得到启发，认为其关键在于中共得到农民拥护，于是下达手令称：“吾人必须打破其优点，为尔后发挥战斗力之要着；其对策应考虑土地政策，实行耕者有其田，并于收复区已分配之土地，承认其所有权，以争取农民。”[77]蒋介石的这一手令较之上述《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显然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但是，国民党正依靠各地的地主“还乡团”进攻中共的解放区，何能真正实行？

中国地主阶级是一股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强大社会力量。国民党要反共，除了依靠地主阶级外，别无他途。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训令各级党部称：“对于地方上纯正老成，办理社会事业著有成绩、乡望素孚之人士，应与之切实联络，使其劝导当地民众，共同组织，以增加剿匪工作之力量。”[78]这是国民党明确依靠乡村地主阶级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宣言。1932年12月23日蒋介石日记云：“此时应积极剿匪，以求社会之安定。”[79]当时的中国，乡村土地大部分为地主占有，中国要进步，要发展，就必须改变这种状况。然而，蒋介石却要“求社会之安定”。这样，他就必然要从改良主义进一步蜕化为保守主义，以维护和保持旧的社会秩序。

国民党在1927年“清党”之后，其成员的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940年11月8日，唐纵访问谭平山，谈对中国政治前途的估计，讨论从何处下手，挽救当时的政治危机。谭称：“救国必先救党”，“必须清理党的成分”。他说：“国民党的党员大都是地主、资本家、小资产阶级，与三民主义的精神正相反，何能望其执行三民主义之政策。”[80]1949年7月，国民党非常委员会指出：“在上海、汉口、平、津及广州的同志，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和买办、流氓妥协；在其他各省的同志，亦均与土豪劣绅结不解的政治缘。买办、流氓、土豪劣绅本都是时代的渣滓，应在肃清之列，但由于一些同志的畏难苟安，不去肃清他们，结果他们的势力就反而壮大起来，变成了各地的实际统治者。”[81]这一段话，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国民党及其政权的阶级基础的变化。其结果是，国民党党员中的地主阶级分子愈多，其实际政策的推行又要依靠地主阶级和“土豪、劣绅”，国民党所有的改良、改革自然无从实行。抗战时期，四川一度发生严重粮荒，国民党内很多人主张查封地主囤粮，唐纵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查封的事情，大致不会实行。我们的政策，依然放在资本家、地主、土豪劣绅基础上，米荒的基本原因，是无法解消的。”[82]米荒问题无法解决，其他改良主张当然更无法贯彻。

蒋介石看到了国民党党员结构中的严重问题。1942年，蒋介石曾设想将国民党改名为“中国劳动国民党”，“凡党员家庭或本身必有劳农与军人为社会服役者方能取得党员资格”[83]。这说明，蒋介石企图对国民党进行脱胎换骨的根本性改造。他还曾提出，拟在三年内造就三万干部，每个革命干部必须下乡工作三年[84]。甚至还曾提出，中学生毕业后，“必须任农村服务与社会行政工作”，才能考升大学[85]。也曾效法毛泽东，要求党员“为人民服务”，“使智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以推行地方自治及建设社会”[86]。还曾提出：“各级干部必须由民众产生。”[87]这些地方，也说明蒋介石深知国民党的痼疾所在，企图有所变革。但是，蒋介石的这些愿望都只停留在他的日记中，无法转化为现实。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成立改造委员会，规定国民党“以青年知识分子，农、工及生产者等广大民众为社会基础”，要求地方党部征求新党员时，“农工约占百分之五十，青年及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生产者约占百分之十”[88]。显然，这是其大陆时期有关思想的延续。上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在台湾推行三七五减租，继而推行土地改革，也是大陆时期有关思想的延续。

改良并非是坏事。一个社会，能够通过改良，不断革故鼎新，避免与暴力革命伴生的对社会的巨大冲击和破坏，推动社会生产和历史有序发展，自然是好事。不断改良，也就不断进步。社会蒙发展之益，而无代价过大之虞。否则，不断革命，天天革命，社会将无宁日，也会走向进步和发展的反面。

改良和革命是如影随形的弟兄。历史的常例是：改良受阻，革命就会滋生。原来的改良主义者，或者向前发展成为革命派；或者坚持原有立场，反对革命，甚至成为旧秩序的保护者。在近代中国，国民党就发生了这样的分化，一部分人转而支持共产党的激烈革命主张，而另一部分人，则始终坚持温和的改良立场。自己的改良搞不下去，又反对别人以激烈的革命手段推翻现存秩序，其结果，自然是自己成为激烈革命的对象。

2004年7月19日急就，2007年5月3日至5日修改，2007年11月三改

注释

[1] 转引自章炳麟：《訄书》，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0页。

[2]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第593页。

[3] 《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939页。

[4] 同[3]。

[5] 《民生主义》第1讲，《孙中山选集》，第812页。

[6] 《民生主义》第2讲，《孙中山选集》，第811页。

[7] 《民生主义》第2讲，《孙中山选集》，第843页。

[8] 《建国方略之二》，《孙中山选集》，第369页。

[9] 《民生主义》第1讲，《孙中山选集》，第814～816页。

[10] 《民生主义》第1讲，《孙中山选集》，第823页。

[11] 《为西山会议告同志书》（1925年12月），《蒋校长演讲集》1927年2月版，第216页。

[12] 《校长第三次训话》（1925年4月9日），《蒋中正先生演说集》，1925年12月版，第70页。

[13] 《在汕头市总商会的演说》（1925年11月16日），《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第460～461页。

[14] 《校长在本校特别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选举大会演说词》，《蒋中正先生演说集》第155～156页。

[15] 《对于联俄问题的意见》，《蒋校长演讲集》，第5页。

[16] 《事略稿本》（1），〔台北〕“国史馆”2003年7月印行，第79页。

[17] 《革命文献》第16辑，第2815～2816页。

[1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5月13日。

[1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6月26日。

[2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4月23日。

[21] 《民国三十年大事表》第17条：“耕者有其地与平均地权方案之制定。”第51条：“土地政策（平均地权与耕者有其地）之推行。”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卷首。《各部中心工作与政策》：“平均地权实施方案之积极制定与积极推进并注重耕者有其地政策与制度之推动”，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卷首。《民国三十三年大事表》：“经济政策与制度：耕者有其地，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卷首。《民国三十四年大事记》与此略同。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卷首。

[2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4月1日；1940年9月2日；1942年6月19日；《民国三十三年大事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卷首；《建国工作重点》，《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卷末；《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9月30日。

[23] 《初以真凭实据与汪精卫商榷书》，《吴稚晖全集》卷9，第87～876页；《民生主义实现之途》，《吴稚晖全集》卷7，第319页。

[24] 《中国经济学说》，《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94页。

[2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9月30日。

[2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10月23日。

[2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118页。

[2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3月17日。

[29]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46、958页。

[30]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266页。

[31]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31～432页。

[32] 《敬告全国人民书》，《蒋校长演讲集》第299页。

[33] 《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录》，油印件。

[34] 《民生主义》第3讲，《孙中山选集》，第849～850页。

[35] 《土地改革史料》，〔台北〕“国史馆”1988年印行，第33～34页。

[36] 《土地改革史料》，第36页。

[37] 《浙江省十七年佃农缴租章程》，《土地改革史料》，第37～38页。

[38] 转引自万国鼎：《二五减租述》，《中农月刊》第7卷第二期，1946年2月28日。

[39] 《土地改革史料》第50页。以下所引呈文，均见此书，不一一注明。

[40] 《抄原提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3.3/26.12。

[41] 《浙江省政府呈国民政府》，1929年4月30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3.3/26.12。

[42]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3.3/26.12。以下所引各呈文均同，不一一注明。

[43]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3.3/26.12。

[44] 《土地改革史料》，第70页。

[45]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3.3/26.12。

[46] 《快邮代电》，〔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3.3/26.12。

[47]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常务会议记录，1929年5月2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48] 陈布雷：《浙江省二五减租之前途》，上海《时事新报》，1929年5月9日。

[49] 《土地改革史料》，第110页。

[50] 《土地改革史料》，第127页。

[51]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档案，5-2-12。

[52]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档案，003，885。

[53]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750。

[54]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750。

[55]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1535。

[56]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1872。

[57]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175～176页。

[58]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295、317～318页。

[59]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735、746页。

[60]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26～927、936页。

[61]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3180。

[62]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885。

[63]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2085。

[64]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1871。

[65]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13、916页。

[6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3月2日、3日。

[6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5月9日云：“看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文。”

[6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16日；参见《民国三十四年杂录》。

[6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9月30日。

[70] 《“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75次常务会议速记记录》，“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1，9，12。

[71] 《“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7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6年影印本，第637页。

[72]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1，60，4。

[73]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1，60，4。

[74]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4，145，452。

[75]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1，60，7。

[76]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1，61．4。

[77] 《土地改革史料》，第185～188。

[78]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1007页。

[7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10月23日。

[80]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第173页。

[81] 《本党同志今后的认识》，重庆《中央日报》1949年7月25日。

[82]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56页，

[8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0月14日。

[8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8月10日。

[8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0月23日。

[8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卷首；2月11日；《民国三十四年杂录》1945年1月21日。

[8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卷首。

[88] 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怎样去征求新党员》，第3页。

◎第三国际的解散与蒋介石“闪击”延安计划的撤销——论“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未成“潮”

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为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由列宁倡导，1919年3月2日成立于莫斯科。凡参加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成立以后，在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但是，它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将苏联经验教条化，忽视各国共产党的自主性和独创性，不能适应日益复杂化的各国国情和各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莫斯科草拟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同月22日，交《真理报》发表。至此，共产国际已经活动了24年。

一　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计划“重新研讨”国内政策

5月24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了有关报道，题为《共产国际解散，各国共产党应效忠其祖国，英美舆论大体表示欢迎》，其中引述了共产国际主席团声明中的部分文字，如：“在反希特勒大联合各国之中，一切大众，尤其工人先锋队之神圣任务，为以全力支持各该国政府之作战努力，俾迅速击溃希特勒徒众，并获得国际间以平等为基础之友好合作。”[1]等等。蒋介石迅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当日日记云：

第三国际正式宣布解散以后，无论内容真假如何，但共产主义，尤其是苏俄对其主义上之精神及其信用必根本动摇，乃至完全丧失。此乃中国民心与内政之一大事，岂啻世界思想之一大转变而已。故以后对于国内共产主义之方针与计划，应重加研讨，是乃对内政策之重要时机，但知此为共产国际之改变方式，而事实上决非真正解散也。[2]

共产国际实际上受苏联共产党中央领导，为苏共中央的国际政策服务。蒋介石富于反共经验，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只是“改变方式”，并非“真正解散”，但此事对共产主义，对苏联，都是重大打击，必将影响中国的民心与内政。他决定重新研究“对国内共产主义之方针与计划”，转变“对内政策”。

从希特勒进攻苏联起，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呼吁支援苏联。1941年，美国政府将苏联列入租借法案受援国名单。1943年5月，罗斯福派前驻苏大使、以同情苏联著名于世的约瑟夫·戴维斯访问莫斯科，面交亲笔信，提议与斯大林作个人会晤，以便促进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此际，苏联虽然取得了斯大林格勒的重大胜利，但也还迫切希望西方的支持。虽然共产国际早就有解散的打算，但是，苏共中央选择在戴维斯抵达莫斯科之后的第二天公布这一决定，也具有向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表达好意的表示。

5月25日正午，蒋介石举行参事会报，讨论外交形势、俄国对英美的政策转变等问题，认为解散共产国际是苏联与西方“积极合作”的重大举动。当日日记云：“此实为划时代之历史，而其关键全在美国总统之政策运用奏效也。”其后几天，蒋都在日记中继续评价此事。

5月26日日记云：“此次俄国取消第三国际，积极与美合作之表示，则倭对俄更不能不进攻矣。”

5月31日《本月反省录》云：“此实为二十世纪上半期之惟一大事，殆为世界人类前途幸福庆也，而吾一生最大之对象因此消除，此不仅为此次世界战争中最有价值之史实，且为我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最大之胜利也。”

在研究共产国际解散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时，蒋介石也在研究如何利用这一时机。5月24日，他与陈布雷商谈“宣传方针”，“口授令稿”。25日，召开党务会议，“讨论对取消第三国际之态度与宣传方针”。他指示：一、对中国共产党问题，我应尽力向政治解决之途为最大之努力；在宣传上尤不可造成政府准备以武力解决之印象。二、对苏联应强烈表示亲善，以促其对华政策之继续演变[3]。6月7日，他接见准备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周恩来和林彪。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中国共产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成立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图为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的周恩来。

这一天，他正因为中国大量飞机被日机突袭炸毁而严厉批评周至柔，“大加斥责，继之以痛詈”[4]，但是，他在和周、林谈话时却很平静，日记自称：“心平气和，应对自如。暴怒之后，应对敌党，能中和至此，殊非易易。”因为毛泽东在此前的函件中曾有愿到重庆“聆教”的客气表示，所以蒋托周、林二人带回一封给毛泽东的亲笔函，向毛问好，邀毛到重庆会晤[5]。6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共处理之方针，外宽内紧，先放后收。”这时的《中央日报》上，只登西方世界对共产国际解散一事的评论，而不登中国方面，特别是国民党对此事的评价。复兴社分子张涤非于6月12日在西安召集会议，以“各文化团体”的名义致电毛泽东，要求解散中共，取消陕北特区。这一消息也长期压着，没有及时发表[6]。同月13日，蒋介石日记云：“对中共应付与方针如计进行，尚能虚心自如也。”这里只说“如计进行”，但是，并没有透露其具体内容。

事实上，蒋介石正在命令胡宗南悄悄地准备一项“闪击边区”的军事计划。

二　“闪击边区”计划曝光，中共发动“政治攻势”

6月17日，蒋介石致电胡宗南，询问“对于边区之准备现至如何程度”，要求胡“详复”[7]。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将原来在黄河边上防御日军的两个军调到陕甘宁边区外围，作进攻边区的准备，预定6月10日完成一切部署，听候蒋的手令即行进攻[8]。其计划是，首先攻占关中分区的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这五个县城深入胡宗南统治区，通称“囊形地带”。6月29日，胡宗南复电蒋介石：“对边区作战，决先收复囊形地带。对囊形地带使用兵力，除现任碉堡部队外，另以三师为攻击部队，先夺马栏镇，再向北进，封锁囊口。”电称，预定7月28日进攻，一星期完结战局。旋得蒋介石批示：“可照已有岗电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9]

蒋介石要胡宗南“切实准备”，并且“极端秘匿”，但是，7月3日，在胡宗南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就将有关情况紧急密报延安[10]。中共中央得到密报后，立即行动。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声称“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电报指责胡宗南的密谋：“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联邦之作战任务。”[11]6日，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及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10日，再电胡宗南，声称“若被攻击，势必自卫”。7月12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该文首先提出国民党将两个集团军调离黄河河防，准备进攻边区这一事实，然后向国民党提出尖锐质问。在很长时期内，延安一直担心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妥协，走上和汪精卫同样的道路，因此，社论连续质问说：

这些国民党人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难道尽撤河防主力，倒叫做增强抗战么？难道进攻边区，倒叫做增强团结么？如果你们将大段的河防丢弃不管，而日本人却仍然静悄悄地在对岸望着不动，只是拿着望远镜兴高采烈地注视着你们愈走愈远的背影，这其中又是一种什么缘故呢？

社论接着批判国民党对中共的“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以及所谓“封建割据”等指责，文章说：

“鹬蚌相持，渔翁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

文章写到这里，就将国民党放到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位置上。接着，社论指责国民党内“专门反共的人们”是日本的“第五纵队”，所说所行，都和敌人汉奸一模一样，毫无区别。社论要求蒋介石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河防，也号召爱国的国民党人行动起来，制止内战危机。

中共擅长动员群众和舆论攻势。7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12]。

7月9日，延安三万群众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号召边区人民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其后，各地先后举行群众大会。

7月10日，陇东各界万余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表示“如果顽固派敢来进攻，就坚决地消灭它！”

7月11日，陕甘宁边区庆阳分区党政军万余人举行大会及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炮击边区，决心紧急动员，准备痛击顽固派的进攻。

7月13日，晋察冀边区各界万余人举行制止内战、挽救危亡大会，通电全国，要求国民政府制止挑动内战的行径。

7月14日，中共太行分局召开反对法西斯内战挑拨分子、援助陕甘宁边区紧急动员大会，到会千余人，邓小平讲话。

此后，陆续召开大会的还有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以及绥德市等。

“闪击”计划在还没有付诸行动时就提前曝光，蒋介石于7月10日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日，复电朱德，否认有调动军队，进攻关中囊形地区一事。[13]12日，胡下令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13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告以“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在七月十日不得不电胡宗南改变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决心，现在内战危机或可避免”。11日，又致电彭德怀，告以“延安紧急动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14]。8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声称“此次反共高潮已被打退”。

其实，蒋介石只是命令胡宗南准备，“潮”尚未成，更谈不上所谓“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危险尚未过去，毛泽东显然乐观得太早了。

三　面对中共的“宣传反击”，蒋介石决定“犯而不校”

蒋介石认为，第三国际解散，苏联积极与美英拉关系，表明反共形势大好，因此，尽管延安方面又是发社论，又是开大会，但蒋介石并不重视。7月18日，蒋介石日记云：“中共对我陕北之准备，其所表现者为恐慌与叫喊，或能发生间接作用，能早就范。”又云：“对内政策，今日已有主动自在之运用余地，实为数十年来所未能获得之环境，尤其对共党为然也。”显然，蒋介石正处于志得意满的状态中，不过，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所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却使他很难受。7月21日日记云：“此次中共七七在延安《解放日报》所发表之言论，其对我个人发表之污辱与党政军恶口痛骂，乃为从来所未有，已将其暴乱、谬妄、背叛之劣根性发泄尽净。”他分析，这是中共内部分歧、毛泽东处于困难时的一种策略：“可知其内部分歧，不能维系，故毛泽东乃不得不用此制造我政府之压迫，以维系其内部于一时之策略，思之可怜可痛。”7月23日，蒋介石决定发布《劝告中共党员书》，说明对共政策。其内容大致如下：

甲、第三国际解散以后，期望中共能照其解散之要旨，真正成为忠于民族之国民，共同致力于反法西斯之战争。

乙、对中共方针，除对军令、政令必须贯彻统一，不论任何名义，除有妨碍抗战计划扰乱社会行动之外，皆取宽大为怀一贯之方针，无不任其自由。中国之军队只有国民革命军一个军队，中国之军令只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一个军令。

蒋介石的这一份《劝告中共党员书》强调“宽大为怀”，但又强调军令、政令统一，实际上还是要取消中共军队和中共所建立的抗日政权。由于是面向中共党员的，所以蒋又特别攻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声称“共产主义只有马克斯〔思〕化，决无中国化之理论，亦无中国化之可能。如有之，则共产主义中国化者，即陷于杀人放火、叛国殃民之流寇化、土匪化而已”。

第二天，蒋介石想起延安方面发表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和接着发表的其他文章，愈想愈气，认为中共“既非仁义所能感化，则除武力之外，再无其他方法可循”，但他又认为：“时间未到，惟有十分隐忍，必以犯而不校之态度处之，不可小不忍则乱大谋。”同日晚，他与陈布雷商量《劝告中共党员书》的发表问题，陈认为，话说轻了，不好；说重了，也不好，“轻重皆非之时，惟有暂取静默”，用事实证明中共的反宣传“全出诬枉”。陈布雷还引用了《论语》中的“天何言哉”一语，劝告蒋介石不要发表这篇文章。7月25日，蒋决定听从陈布雷的劝告，对《解放日报》社论“置之不理”。28日，蒋介石再次研究该社论，突发“奇想”，认为这是毛泽东“危害周恩来”的一项举动。周恩来和林彪离开重庆后，于7月9日到达西安，13日离开。蒋介石认为，毛泽东选择12日发表社论，就是为了激怒国民党，扣留周恩来。因此，他决定让周平安回到延安。日记写道：“决以犯而不校处之，并使周安全回到延安，试观其内部如何变化也。以后对共匪方针，只有促成其内部变化，乃比用兵进剿之策略胜过千万矣！故对共除军事防范特加严密外，其他一切皆应放宽为主。”其实，周恩来早在7月16日就已经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蒋的这一则日记，以及他分化毛、周关系的想法，说明他对于中共和当时的中共领导层非常无知，而且情报极其迟钝！

四　蒋介石决定进攻延安，风暴将起

蒋介石思想中常常存在许多矛盾，因此在政策上，也常常举棋不定。抗战初期，他摇摆于战与和之间，和中共结成联盟后，他摇摆于“抚”与“剿”之间。所谓“抚”，即是用“政治方法和平解决”；所谓“剿”，则是军事进攻。在延安方面发表《质问国民党》一文后，尽管蒋已经决定对中共以“放宽为主”，但是，进入8月以后，他的军事进攻的念头再度泛起。

当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宣扬只有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在第七章中，蒋介石含沙射影地指责中共在陕甘宁等地建立的边区为“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是“武力割据”，宣称“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动，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该书并称：“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15]蒋介石这样写，实际上是在为武力进攻边区制造舆论。7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陈伯达所著《评〈中国之命运〉》。8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再次发表历史学家吕振羽的文章，批驳《中国之命运》。蒋介石认为，延安方面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意味中共将坚持“割据”，用“政治方式和平解决”的希望已经完全失去，“不得不准备军事”[16]。8月7日，蒋介石日记云：“共匪复乱，不能挽救。此时在我以延长至有利时机再加讨伐，一面应积极准备，好在危机已过，匪乱不能妨碍我抗战大局也。”次日日记云：“共匪非武力不能解决，惟在减轻其程度而已。”

延安方面的“宣传攻势”让国民党的“闪击”计划提前曝光，自然，很快传到国外。不仅俄国人担心，也让美国人不安。8月6日，苏联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在莫斯科发表《中国内部发生严重问题》一文，宣称重庆政府中的投降与失败主义者要求解散中共军队，对日进行光荣议和，其结果可能促成内战或日本之胜利[17]。同日，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也得到消息：国民党限中共于8月15日之前“归顺”政府，否则“采取对付办法”，急得马歇尔立即派员向宋子文递送急电称：“现值我同盟国正应全力应付日本之时，如所报属实，诚可焦虑，能否即设法避免此种情事？”宋子文立即电蒋报告，他猜测，美方消息可能源于苏联“密告”，表示“一时无法查悉”[18]。蒋介石接到宋的报告后，大为吃惊，但他立即肯定，这是俄国的宣传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嘱咐陈布雷即时回电解释。日记云：“俄国一方面发表中国局势严重将有内战之消息，一方面对美国政府当局造谣宣传”，“可知俄国谋我之切与其所谓解散共产国际者皆欺世妄诞。”日记同时指斥中共“为俄作伥”，“其罪恶则又甚于汉奸十倍”[19]。这样，他就又觉得必须尽快以武力消灭中共了。当时，美英联军已经进入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垮台，苏联红军正在库克斯克与德军决战，苏军胜利在望。蒋介石8月13日日记云：“共匪之制裁非在欧战未了之前解决，则后患更大也。”“对共匪计划，无时或忘。”[20]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宣扬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并含沙射影地无理指责中共陕甘宁边区为“变相军阀”“武力割据”，为武力进攻边区制造舆论。图为《中国之命运》书影。

抗战初期，在各方推动下，国民党决定邀请各方人士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咨询性的民意机构。8月14日，蒋介石决定利用参政会宣布并判决其所谓中共“破坏抗战之罪状，警告其速归顺中央，完成统一”[21]。17日下午，蒋介石“研究陕北地形与剿匪计划甚久”[22]。18日上午，蒋介石致函胡宗南。同日，将“对共匪军事准备”、“对共匪宣传计划”、“对共匪之总方略”作为今日三大要事，要求“切实决定，以便付之实施”[23]。一方面，他在日记中为自己打气，“不能再事被动消极，顾忌太多”；另一方面，他又要求自己“熟虑断行”，“不敢出以孟浪之举”[24]。24日决定召胡宗南来重庆，同时拨发胡准备金1000万元，闪击延安计划即将进入实质阶段[25]。

蒋介石开始估计进攻延安后的各种可能情况：甲、持久不能解决；乙、倭寇乘机进攻洛阳、西安；丙、俄国干涉，进攻西安；丁、中共向晋西、陇东、宁夏逃窜；戊、在国民党军反攻倭寇时扰乱后方[26]。8月25日，蒋介石用半天光景研究国际与国内形势，做出结论，在日记《杂录》中写下了一份详细计划。计划分中共问题、苏俄问题、中共与苏俄关系三大部分。他说：

中共问题，无根本消灭之法，但不能不有解决之方案。如果始终要用十军以上兵力防剿陕北之匪区，则不如先捣毁延安巢穴，使之变成流寇，无立足余地为上策。

这就是说，蒋介石经过反复长考之后，终于下决心要进攻延安，使中共中央放弃延安，成为“流寇”，然后以十军部队在后方各地，一面防范，一面搜缴，各个击破，分别肃清。

计划规定以三个月为“积极准备时期”，以威胁与压迫之手段，造成其内部之恐怖状态；以宣传与政治手段为主，而以军事力量为从。关于进攻时机，蒋介石选在日苏和战未决与德苏战争未决以前，认为这是最“有利之时机”。计划写道：

延安必须于德俄战争未了之前与倭俄未确切妥协之时，更须于我对倭总反攻之前，从事肃清为妥，过此则无此良机，如是共匪坐大，中国莫救矣。[27]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

蒋介石为什么选择这一时机，主要考虑的是苏联因素。在蒋看来，如果苏联的对德战争胜利，或者苏日妥协，苏联都将能腾出较多力量来支持中共，不利于蒋的反共军事。他认为，在亚洲大陆，苏联必然与英美“平行瓜分中国”，也必然要利用中共，所以必须“冒大险，赌存亡”，解决中共问题。

接连几天，蒋介石紧张研究“进剿陕北计划”，开始调动兵力，如：调青海骑兵两团到陇东，令宁夏方面积极准备中共向西突围等。他甚至开始研究外蒙古地形与道路，大概是为了堵住中共向北转移吧！同时，蒋介石也在拟订“对共匪罪行宣布之重点”。8月29日开始写了四条，后来又写了五条。显然，这是为了从舆论上加以配合。31日，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共匪不灭，则对内对外之隐忧皆不能消除也。故一切问题，皆应集中于剿共一点。”又在《本月大事预定表》中写道：“对共匪宣传与进剿方略之决定。”

第三国际解散后，蒋介石即计划进攻延安。不过，他极端保密，只向胡宗南个人透露，军事委员会的要员们都蒙在鼓中。直到9月1日，他才在会报会上向徐永昌等出示手示，拟即令准备进攻延安、边区、中共等[28]。9月3日，他与陈布雷、王世杰商量，提议由军事委员会或政治部正式宣布中共“罪状”，使中外人士皆能了解其“奸谋”。9月5日，他决定对边区和中共部队进行“隔离”，不再承认其为中国军队，更不承认其为抗战团体，预定解散第十八集团军在重庆的办事处，封闭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同日，蒋介石召见胡宗南，“研究对共方略”。……

乌云密布，风暴将起，中国再次面临严重的内战危机。

五　蒋介石悬崖勒马，紧急刹车

国民党高层对进攻延安的意见并不一致。9月1日的会报会，当蒋宣布进攻计划时，徐永昌当场就表示时机未到。他说“如尚能容住时，则发动时间实有再容忍至敌不能大举进扰之时为妥。否则敌必乘机扰我关中，而共党亦必窜乱甘省。当此时，敌已因之张目，英美或且停顿其进援。”[29]9月4日，在重庆黄山官邸会上，徐永昌再次表示：对共产党，“尚应敷衍”[30]。徐的这些意见逐渐对蒋发生影响。

9月6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会议内容之一是由中央秘书处向会议提出《关于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然后通过《关于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之决议文》。这两份文件最初由幕僚起草，蒋介石不满意，认为前稿“内容几乎全为共匪宣传其实力强大”，“拙劣已极”！后稿则“实不能用”。他慨叹道：“本党文字力量，亦薄弱至此，非亲自动笔，几无法公布，奈何！”他不得不自己提笔修改。在这一过程中，他反复思考，反复征求意见，终于决定抛弃原来进攻延安的打算，再次倾向于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

会议开幕之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指责中共“诋毁政府，造谣惑众”，已成为“敌寇变相之第五纵队”。这是蒋为“总报告”所定下来的反共基调。但是，蒋介石要求先写上一段：

应说明政府对中共无其他要求，只求其放弃割据地盘，服从军令，遵命调赴前线，不再集中部队，阻碍北战场榆林至绥远交通线，实践其廿六年之宣言，则中央仍予以一视同仁，不仅不忍弃绝，且必爱护有加。

同时，他要求在“决议文”中增加一软一硬两条：第一，对中共里边的“爱国自爱分子”，“如能自拔来归，则应予以优容，并量才器使，俾得为国效命”。第二，对中共里边的“政府理喻德化，皆已失效”的“集团”，“人人可得而制裁之”。这就说明，蒋这时计划对中共采取军事进攻与政治分化两手举措。

9月8日，蒋介石产生了对中共“不用武力讨伐”，而用“法纪制裁”的想法。蒋在日记中写下四条理由：甲、中共干部之间、上下之间已经离心离德，只要持之以久，中共将不攻自溃，如在此际讨伐，反而促进其团结。乙、对中共用兵“无异割鸡而用牛刀，若果持久不能解决，徒长匪焰而与敌寇以复活之机”。丙、今日中共，已非江西时期可比，只须“封锁匪区，使之自缚阴干为唯一方略”。丁、中共的强项在宣传，在希望美国干涉，吾人所应最注意者，唯此一点。日记的这一段显示，蒋介石又倾向于不进攻陕甘宁边区了。

9月9日晚，蒋介石召开会议，讨论“总报告”和“决议文”草稿。参加者对其中“取消中共军队番号”等内容意见不一。孔祥熙称：“辞意已成必打之势，恐英美以我内战，停止援助。”蒋介石和刘斐二人坚持原议，认为“不如此，中央成何体统”。徐永昌提出质疑：“此虽系声罪，不致讨，但意在于讨。如准备讨之，第一是时间是否不当？其次是否居于被动？”辩论中，戴季陶、王世杰和外交部次长吴国桢等陆续加入讨论。吴报告称：苏联大使和比利时大使谈话，对“中央将进攻边区”表示愤慨。王世杰建议，须俟英美对日军事再进，与苏联关系进一步明朗化时，方可对中共严责。孔祥熙再次发言，担心此举将使英美推迟打击日本。蒋介石坚决主张发表“决议文”，会议同意蒋的主张，但决定将取消中共军队番号等“处分语”删去[31]。当夜，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中共的处分要点：甲、《新华日报》之监视；乙、共籍参政员资格之取消；丙、各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之封闭。对于中共在重庆的电台与秘密通讯机关，他一时没有想好处置办法，只写了“应重加考虑”几个字[32]。

10日上午，徐永昌打电话给蒋介石，说明三点：1．如判断中共即将大举出扰，或认为国军利于进剿，则“决议文”的语气可以加重。2．如判断共军“大举出闹尚有待”，或缓以时日对国军有利，则“决议文”可以写得“再轻”。3．此时中共如“窜甘宁”，则日寇有窥视关中的可能，因此“决议文以轻缓为佳”。下午，蒋介石打电话给徐永昌，询问对“决议文”是否仍有意见。徐答：如共军“窜扰甘凉”等地，日寇进窥关中，而我又不能在短期内肃清共军，则共军又可能进入新疆，得到俄人帮助，共同占领新疆，则其祸患将超过九一八事件。徐的意见对蒋起了作用。当晚，蒋介石约集文武干部开会，再次从“法律制裁”后退，认为从国际环境与战争局势考察，“尚非制裁之时机”，决定将原定隔离边区及取消中共军队名号两点“完全取消”。

11日晚，蒋介石约集三十余人召开座谈会，其讲话的调子完全改变。他表示：中美英苏四国协定未成，滇缅路尚未开通，贸然进攻，万一不能速决，后果至为恶劣，故目前仍以“避战”为上。蒋提出三种处理方式：1．封锁而严厉处分；2．声罪而不致讨；3．一字不提，而同时在英美宣传其“罪行”。他称此为“曲线的对付”。何应钦则称：全会既开，纵不用书面，亦须有口头报告，或者轻描淡写地作一决议[33]。当日蒋介石日记云：“如我进攻迁延不决，则匪势更张，国际舆论对我更劣。如我能速战速胜，则匪不过迁移地区，不能根本消除其匪党，而我国内战既起，复不能根本解决，则国家威信仍有损失。”他决定，对边区“围而不剿”，“用侧面与非正式方法以制之”，“万不宜公开或正面的方式应付也”[34]。

1943年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因车祸去世，蒋介石接任国民政府主席。这是他自1931年12月15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以来再次出任该职务。图为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的合影。

12日全会例假休会。中午，蒋介石召集相关人员再次会商。他提出，不决议，不宣布，只将“总报告”译出，向英美宣传。他征询徐永昌的意见，徐称：如无所表示，国际间不免猜测、疑虑，建议历述中共的“不法自私”事实，要求其实践抗战开始时的诺言，期以“自新”[35]。第二天的会议进程表明，蒋介石采纳了徐的意见。

13日为全会最后一天，由中央秘书处宣读经蒋介石修改的“总报告”。该报告从军事、政治、经济等三方面对中共进行全面指控，声称中共“六七年来破坏抗战，以及违法乱纪之行为，事实俱在，无一不与该党所发表之共赴国难宣言相违背，理应早予依法处治”，但是，报告最后仍然表示希望中共“实践诺言，服从中央，使政令、军令保持统一，意志力量得以集中，以求抗战之胜利”[36]。其后，蒋介石即席“指示”：

个人以为全会对此案之处理方针，要认清此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如各位同意余之见解，则吾人对共党之言论，无论其如何百端挑衅，其行动无论如何多方扰乱，吾人始终一本对内宽容之旨，期达精神感召之目的。[37]

随后通过的《决议文》声称对中共，将“不惜再三委曲求全，加以涵容”，希望中共能遵守抗战初期的宣言，“幡然自反”[38]。

上述文件表明，蒋介石此时继续坚持反共立场，其对中共的敌视、仇视丝毫未变，但是，由于对日抗战仍是当时的首要任务，也由于美苏两国都不赞成中国内战的国际压力，以及中共多年来所表现的顽强生命力和战斗力等原因，蒋介石一时还不能也不敢彻底破裂国共关系，不得不停止原定的进攻延安的军事计划。

一场严重的内战危机避免了。1943年年末，蒋介石在《感想反省录》中写道：“十一中全会期间，反复穷究，密察利害，以后改变计划，放弃军事行动，于是全局危而复安。”[39]

注释

[1] 《中央日报》，1943年5月24日，第3版。

[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5月24日。

[3] 《王世杰日记》，1943年5月25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

[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6月7日。

[5] 《中华民国史料初编》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第370页。

[6] 这一消息一直压到7月6日，才由国民党中央社作了广播。

[7] 《蒋中正“总统”档案·筹笔》，第15431号。〔台北〕“国史馆”藏。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454页。

[9]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第366页。

[10]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第15～16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第258页。

[12]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52页。

[13] 复电为唐纵所拟，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68页。

[14]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56页。

[15]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第126页。

[16] 《杂录》，1943年8月25日，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

[17] 转引自《徐永昌日记》，1943年8月7日。

[1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194页

[1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8月11日。

[2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8月13日。

[2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8月14日。

[2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8月17日

[2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8月18日。

[2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8月20日、22日。

[2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8月24日。

[2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8月24日。

[27] 《杂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8月25日，1943年。

[28] 《徐永昌日记》，1943年9月1日。

[29] 《徐永昌日记》，1943年9月1日。

[30] 《徐永昌日记》，1943年9月4日。

[31] 《徐永昌日记》，1943年9月9日。

[3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9月9日。

[33] 《徐永昌日记》，1943年9月11日。

[3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9月11日

[35] 《徐永昌日记》，1943年9月12日。

[3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231、2234页。

[37]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841页。

[3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3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

◎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考察

一　抗战胜利，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共商大计”

1945年8月10日。

下午8时多，蒋介石做完默祷，忽然听到设于附近求精中学的美军总部传来一阵欢呼声，紧接着，是噼里啪啦的炮竹声。蒋介石问身边的蒋孝镇，怎么回事，为何如此嘈杂？蒋孝镇回答：听说敌人投降了。蒋介石心头一阵惊喜：日本投降了？！他让蒋孝镇再去打听。不久，各方传来正式报告，日本政府宣布，除保持天皇尊严外，其余均按照中、美、英《波茨坦公告》所列条件投降。消息证实，日本确实投降了。苦熬八年、日盼夜想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这时，蒋介石正在宴请墨西哥驻华大使。抗战胜利，蒋介石有许多事亟待决定、处理。偏偏这位大使不识相，不断提出各种问题，纠缠不休。外交部次长吴国桢两次提醒，这位大使才很不情愿地离去。蒋介石立即召开军事干部会议，按照早就拟定的令稿向前方各战区发电，并令吴铁城、陈布雷提出宣传与各党部应办之事，已经深夜12点了。

8月11日清晨，蒋介石约见美国大使赫尔利（P．J．Hurley，蒋介石日记作哈雷），对杜鲁门总统提出的咨询意见作出答复。蒋称：自己一贯主张，日本国体由日本人民自选。至于要求天皇出面签订降书以及将日本置于联军统帅之下各条，完全同意总统的意见。9时，再次约见赫尔利和魏德迈，就沦陷区军事紧急处置等问题表示看法。11时，到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提出今后大政方针与各种处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蒋介石随即向全国军民发表广播讲话。图为蒋介石讲话后在随员的簇拥下步出广播大厦的情景。

蒋介石最焦虑的是接受日军投降问题。早在8月10日深夜12时，朱德就以延安总部总司令的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要求敌军“于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如“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第二天，又连发第二至第七号令，命令中共所掌握的抗日部队“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1]。当时，在华日军有百万之众，不仅占有中国许多城市和交通线，而且拥有大量战略武器和物资。谁最早、最多接受日军投降，谁就将取得最多、最大的胜利果实。因此，11日这一天，蒋介石给各方发了许多电报，其中一份最紧急的就是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该电声称：“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要求该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2]。这份电报实际上剥夺了共产党人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8月14日，蒋介石作出了又一个重大决定，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共商大计”。电云：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3]

抗战八年中，蒋介石和共产党维持着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他的日记中时而称“共党”，时而称“共匪”，飘忽不定。现在，他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二　斯大林两电催劝，毛泽东决定赴渝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颇感意外。1937、1938两年，蒋介石实行和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努力抗战，毛泽东比较满意。在延安作报告的时候，给过蒋很高的评价。但是，1939年，特别是1940年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对蒋的印象就愈来愈坏。接到蒋介石的邀请电后，毛泽东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想去。8月16日，毛泽东为朱德起草致蒋介石的电文，提出六项要求，其主要内容为：解放区一切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接受所包围的日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解放区军队接受投降，国民党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国民党军队接受投降。抗战八年中，国民党的部队退守西南，而中共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则深入敌后，因此这当然是一个有利于共产党人的方案。紧接着，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4]

毛泽东的这通电报，没有说不去重庆，而是要蒋表态，待表态以后再看。当时，美国正在调派飞机、军舰，向原为日军占领的地区运送国民党军，毛泽东曾一度雄心勃勃地计划在上海、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夺取这些大城市[5]。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但不可不防其突变叛乱也。”[6]当晚，他夜半醒来，反复思考，推敲词句，于20日再致毛泽东一电，声称“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接着声称，受降办法由盟军总部规定，不能破坏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盟军规定，亦持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资格将置于何地”？批评、责问之后再给朱德戴高帽子，声称“朱总司令果为一爱国爱民之领袖，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电报最后重申邀请：

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收益百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7]

电报的这一段话写得情辞恳切，似乎不容拒绝。不过，毛泽东仍然不想遽尔应邀。22日，毛泽东再次复电蒋介石：

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8]

抗战中，周恩来长驻重庆，多次和蒋介石折冲周旋，由周作前驱，作“侦察战”，了解蒋的意图，自然再合适不过[9]。蒋介石看到毛泽东仍然不想来，于23日再次发电邀请：

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10]

古有刘备“三顾茅庐”的美谈，现在蒋介石是三电邀请，毛泽东似乎不能再次推拒。其间，斯大林曾两次致电毛泽东，声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又称：“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际、国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11]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很不高兴，“甚至是很生气”，但是，斯大林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指导者，毛泽东不能不尊重他的意见。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说：“我们要准备所有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12]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13]

对毛泽东的这份回电，蒋介石的感觉是“温驯已极”，“横逆与驯顺，一周三变”[14]。在蒋介石三电毛泽东期间，赫尔利大使也曾两电表示，愿意到延安迎接。25日，毛泽东复电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魏德迈（Wedemeyer，Albert），对赫尔利来延表示欢迎，声称愿与周恩来将军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同日，他和即将回太行根据地的刘伯承、邓小平谈话，要他们回到前方以后，放手打，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15]。28日，毛泽东由赫尔利与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陪同，与周恩来、王若飞同机抵渝。抵达时，毛泽东身穿蓝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布鞋。一手挥着巴拿马式的盆形帽，微笑着走下飞机。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开始了。

三　初谈不顺

早在8月26日，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下了“与毛商谈要目与方针”，包括“共部之处理”、“国民大会办法”、“参加政府办法”、“释放共犯办法”等内容[16]。27日日记云：“对共方针，决予其宽大待遇，如其果长恶不悛，则再加惩治，犹未为晚也。”[17]28日，蒋介石召集干部会议，讨论对毛泽东来渝后的方针，确定“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18]28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等人到达重庆机场，毛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

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团结与富强的新中国。[19]

当晚，蒋介石在林园设宴招待毛泽东一行，特意将毛安排在自己的对座，以示“诚恳”。宴会后，又邀请毛泽东下榻林园。

毛泽东等来渝前，中共中央曾发表《对时局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即实施六项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物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对于这六条，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皆应留有余地，而不加以正面拒绝，但须有确定前提。”[20]8月29日，蒋介石与毛泽东举行第一次会谈。蒋称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并称中国无内战。毛泽东则称，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蒋提出谈判三原则：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这个“三原则”，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确定前提”。当晚7时，蒋介石亲赴毛泽东所住莲屋访问，约谈一小时，蒋自称属于“普通应酬”[21]。3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为德威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22]

毛泽东（左二）、朱德（左一）、周恩来（右一）与美国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右三）、美国陆军观察员伊凡·耶顿上校（右四）合影。

9月3日，毛泽东通过周恩来、王若飞向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提出十一条谈判要点，其主要内容为：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现三民主义。

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这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图为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合影。

六、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抗日军队）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暂留原地待命。

八、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委员，及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公平合理的整编全国军队，分期实施；解放区部队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设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释放政治犯；保障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务机关。[23]

毛泽东所提十一条中的“实现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之的领导地位”等内容，蒋介石自然满意，他反感的是其中的九、十等条，批评其为“要求无餍”。9月3日，蒋介石日记云：

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共军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之三倍，最后将欲廿四师为其基准数乎？共匪诚不可以理喻也。此事唯有赖帝力之成全矣！[24]

4日晨5时，蒋起身祷告，“愿共毛之能悔悟，使国家能和平统一也”。上午，他约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听取昨晚与周恩来谈话经过。蒋自感“脑筋深受刺激”，叹息“何天生此等恶劣根性，徒苦人类乃尔”！[25]他将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群等。其主要内容为：

一、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

二、承认解放区，为事实绝对行不通。

三、拟改组原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在国民大会产生新政府后，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均可依法参加中央政府。

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可酌量增加名额[26]。

国民党1927年执政后，长期实行以“一党专政”为核心的“党治”，因此受到国内外各阶层的严厉批评。1936年，国民党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成立政府，宣称将通过此途径“还政于民”。除选举代表1200人之外，国民党的中央及候补执、监委为当然代表，国民政府并直接指定代表240人。由于这批代表是在国民党一党包办下产生的，又事隔多年，中共主张代表重选，蒋介石则主张增补、调整，坚决反对重选。

按蒋的想法，要将毛泽东的提议从速公布示众，但张治中等认为为时过早。同日下午5时，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军事委员会召开的抗战胜利茶会。会后，蒋、毛再次直接商谈。从9时起，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受命与周恩来、王若飞开始第一次会谈。至10月8日止，双方共会谈13次。

从9月4日起，蒋介石即将和中共谈判的任务交给张群等三人，而他自己则退居幕后。但是，他仍然时时研究苏俄与中共动态，牢牢掌控谈判，日记中有许多对谈判情况的记载。

9月8日，蒋介石《上星期反省录》云：“共毛各种无理要求与不法行动，自受俄之主使，余亦惟有一意忍耐处之。”

9月11日日记云：“余今日对俄、对共，惟有以诚与敬对之，未知果能收效否？”

9月12日正午，蒋介石约毛泽东、周恩来到林园共进午餐。日记云：“余示以至诚与大公，允其所有困难无不为之解决，而彼尚要求编其二十八师之兵数耳！”[27]

9月13日日记云：“嘱毛泽东访魏德迈。”

9月15日《上星期反省录》：“共毛近来从容不迫，交涉拖延之故，其必等待美国政策之转变，期望国际共同干涉内政也。”

9月17日日记云：“正午，约毛泽东、哈雷照相谈话。据岳军言，恩来向其表示者，前次毛对余所言，可减少其提军额之半数者，其实为指四十八师之数，已照其共匪总数减少一半之数也。果尔，则共匪诚不可与言也。以当时彼明言减少半数为二十八师之数字也，其无信不诚有如此也。”

9月20日日记云：“目前最重大问题为共毛问题。国家存亡，革命成功，皆在于此。”“不能不为国相忍，导之以德，望能感格也。”

9月21日日记云：“考虑共党问题对国家祸福利害甚久，此时主动尚在于我，不患其作恶卖国，吾仍以理导之。”“晚与哈雷谈共党问题，示以军额最大限为廿师，如其仍要求华北各省主席，则不再谈矣。”

9月22日《上星期反省录》云：“中共阴谋与野心虽被阻制，但险象仍在，不可稍忽，事已到了最大限度，彼仍不接受，则惟置之不理，任其变化，以此时主动全在于我也。”

从上述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虽然笑脸相迎，但内心却充满敌意。

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从右向左）在重庆谈判期间合影

谈判中，张群等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曾于9月8日对写了一份书面文件，逐条回答中共所提谈判要点。其第一项称：“和平建国自为共同不易之方针，实行三民主义亦为共同必遵之目的。”第二项称：“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承明白表示，甚佩。”第三项称：“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规，今可即行承认。”其他如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参加受降工作，停止武装冲突，释放政治犯，严禁特务逮捕、拘禁以及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原则，国民党代表都表示“自可考虑”，或“自无问题”，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所不能接受的是“重选国民大会代表”、“解决解放区办法”以及“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等问题[28]。当时，毛泽东要求将中共部队改编为48师，而蒋介石只允许以20师为最高限额。至于五省主席，六省副主席、四市副市长、北平行营主任等职，蒋介石觉得中共是“狮子大开口”，根本不想考虑。

就在两党谈判僵持不下之际，蒋介石却于9月27日偕宋美龄飞往西昌，休息去了。

四　蒋介石心态180度大转变化，欲扣留并“审治”毛泽东

在去西昌的飞机上，蒋介石读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提问中，毛泽东谈到，解放区已经拥有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29]。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勾起了蒋对中共所提十一条的回忆，也勾起了蒋郁结在胸中对中共和毛泽东长期的仇视。其实，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共早已不是和国民党并肩抗敌的战友，而是“汉奸”、“叛逆”；毛泽东也不是他盛情相邀的贵宾，而是“罪魁祸首”。他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

如欲不惩治汉奸，处理叛逆则已，否则非从惩治此害国殃民，勾敌搆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实无以折服军民，澄清国本也。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30]

蒋介石表现在这里的情绪已经不是他在日记中一再表达的“诚”与“敬”，而是一股强烈的刚暴之气。他明确表示，要对毛泽东加以“审治”。

西昌，当时西康省的重要城市，位于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中部，始建于汉。蒋介石夫妇到达西昌后，下榻当地名胜邛海。从雾霾层层的重庆转移到风清鸟啭、花笑山明之地，蒋介石心情为之一舒。但是，他仍然系念在重庆谈判桌上和中共代表的斗争，反复考虑“共毛对国家前途之利害与存亡关系”。29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中共之罪恶”六条：

甲、资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实。

乙、借民主之美名而施阶级独裁之阴谋。

丙、违反四项诺言之事实与经过，欺民欺世，忘信背义，莫此为甚。

丁、藉民选之名义以行其拥兵自卫，割据地盘，奴辱民众，破坏统一之实。

戊、破坏外交政策，捕杀盟军官兵，阻碍联军行动，破坏国军反攻计划，诋毁英美参战为帝国主义之战争。不仅反对政府联合英美作战，而且始终破坏中苏国交之增进。

己、勾结敌军，通同汉奸，倾害国本，颠覆政府，以组织联合政府为过渡手段，而达到其多数控制，成立第四国际专政之目的。

在抗战中，国共两党虽然结成了统一战线，但国民党时刻想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将中共的活动纳入自己的政令、军令之下，而中共则坚持独立自主，力图突破国民党的限制，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双方虽共同对敌，但彼此间又充满限制和反限制、摩擦和反摩擦的斗争。从上述蒋介石列举的“罪状”里，人们不难看到，抗战虽然胜利了，但蒋介石积累的对中共的误解有多深，扭曲有多严重，仇视有多强烈。

宋美龄看到蒋介石如此忙碌，笑着说，你到西昌来哪里是为休息呀！蒋介石没有解释，但他心想：“孰知余此来，比之平时之思考与工作更为迫切而急要也。他日统一如能告成，或得之于西昌游程中也。”蒋接着写其所谓中共“罪状”：

庚、企图割据华北各省，盘踞热察，隔绝中苏联络，破坏中苏联盟，以期扰乱世界和平之建立。

辛、擅设军事委员会名义，劫持第十八集团军，促使新四军之叛变，反抗军令，毅然以共产红军自称。

壬、擅设延安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割据地盘，反对中央政令，私发钞票，擅征租税，强种鸦片，私设关卡，与敌伪公开贸易，交换货物，以接济敌军，助长侵略，此即中共所谓对敌抗战也。

癸、迹其宣传，直接以攻讦政府，诬蔑盟军，间接以协助敌伪，毁灭国本，必欲中华民国变成为第四共产国际而后已。

子、共军所到之地，所谓民选政府之实情：（甲）信仰言论行动皆为绝对统制而无自由，否则即以反动汉奸与叛徒之罪而加以逮捕。传教士绝对不能传教，且不准其进入其民选区。（乙）人民之纳租、出捐、抽丁、派粮不惟因战后而不奉令停止，且变本加厉，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抗战期间到处煽动人民，对政府抗粮抗役，以不出粮、不征兵，且借各种神道邪教以愚惑民众。

写到这里，蒋介石特别补充了一句：“以危害国家、破坏国家之事实，应略举要点述之。”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蒋介石兴有未尽，还要写下去。

蒋介石写这些“罪状”，当然不是一时兴至，“无所为而为”，显然，他是在为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作准备。

然而，毛泽东应邀为两党谈判而来，要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大使赫尔利的保证和美国政府的态度，也想到苏联政府可能的反应。所以，他在日记里为提醒自己而特设的“注意”栏下写下了两条：一、哈雷（即赫尔利）保证共毛之安全函电，美国政府之地位及其预想之态度，应加研究。二、俄国之表示如何，亦应切实研究[31]。

当时，蒋介石既要依靠美国，也不敢得罪苏联，甚至还想讨好。例如，在伦敦的中、美、英、苏、法五国外长会上，英、美、法为一方，苏联为一方，而重庆国民政府则“中立”，“对俄表示同情”。自然，蒋介石在采取行动之前，不能不将美、苏这两个大国的可能反应想清楚。

10月1日，蒋介石见到了中共提出的一份“公告稿”，其中提到毛泽东来渝的安全以及赫尔利的保证问题。蒋介石看到这篇“公告稿”以后，十分反感。日记中写道：

此与会谈全无关系，仅为其贼胆心虚之表示。彼全不思本国商谈要由外人保证之耻。不思哈雷即使为其保证，亦已失效也。盖哈雷保证共党统一团结提议者之安全，并未保证其通敌卖国反动派之生命。次此为内政问题，无论任何外人，不能干涉我政府对内乱犯之处治，而且哈雷回国之前已对共党声明，今后国共问题全为中国之内政，不能如往日敌军未投降时，可由其盟国共同作战之关系参加调解，今后应由中国双方自动直接解决也。[32]

毛泽东（左）、赫尔利（中）、蒋介石（右）

蒋介石要扣留并“审治”毛泽东，赫尔利事前的保证是一道不能回避的门槛。可以看出，蒋介石的这篇日记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找解脱，力图证明，他的举动和赫尔利的保证没有冲突。

1936年国民大会的代表选出后，由于第二年抗战爆发，代表大会一直未能召开。抗战后期，蒋介石为了对抗中共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便于1945年元旦宣布，可以不待抗战结束，提前召集国民大会，制订宪法，选举政府，以使其统治合法化。同年3月1日，蒋介石又向宪政实施协进会宣布，定于当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毛泽东到重庆后，中共在谈判中除主张国民大会代表须重选外，当年制订的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五五宪法草案》等也都须修改，召集大会的日期须延缓。对此，蒋介石都强烈反对。10月2日，蒋介石日记云：

共党反盗为主，其到重庆，在军事政治上作各种无理要求犹在其次，而且要将国民政府一切法令与组织根本推翻，不加承认，甚至实施宪政之日期与依法所选举之国民大会亦欲彻底推翻重选，而代之以共党之法令与组织，必使中国非依照其主张，受其完全控制而成为纯一共党之中国，终不甘心。[33]

想来想去，蒋介石“审治”毛泽东，彻底解决中共问题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几乎难以遏制了。

龙云长期统治云南，形成半独立状态。蒋介石早就想解决龙云，其办法是任命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将他从昆明老窝中调到重庆。但蒋介石又担心龙云不肯入彀，作了武力强迫的准备。10月3日，杜聿明的军队武装包围云南省政府，完全控制昆明，龙云的滇军仅有小反抗。蒋介石很高兴，认为龙云“经此一击，彼当不能不俯首遵命乎！”[34]几天之后，龙云被迫到重庆接任新职。

龙云问题解决了，蒋介石的思绪再次回到中共问题上。当时，伦敦的五国外长会议因美苏对立，无果休会。蒋介石认为“俄国实力已耗，外强而中已干”，是他解决中共问题的好时机。10月5日日记云：

故于此时应不必为俄多所瞻顾，积极肃清内奸，根绝共匪，整顿内政，巩固统一为第一。如其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则彼干涉我内政，侵害我主权，否则仍使共匪余孽捣乱边疆，此乃彼一贯政策。不有此事，亦必不免也。余以为最多新疆暂失，东北未复而已，而本部之内，只少可以统一矣，此乃天予之时也。

读者应该特别注意这一段日记中的“不有此事”一句中的“此事”二字，显然，其内容就是扣留毛泽东，“审治”毛泽东，和共产党决裂，掀起“剿共”战争，“根绝共匪”。蒋介石估计，一旦他做了“此事”，苏联不会善罢甘休，有可能占领新疆，拒绝从东北撤兵。但是，蒋介石觉得还是合算，他还是要做。

毛泽东在重庆，如鱼游釜内，有点“悬”了。

五　蒋介石再次180度大转变，决定授予毛泽东“胜利勋章”

然而，就在蒋介石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做“此事”的时候，他却又犹豫起来了。

10月6日，蒋介石反省上周作为，觉得龙云问题解决，西南巩固，“建国已有南方统一之基础”，“心神乃得自慰”。但是，对于解决中共问题，他觉得国内、国外反对者很多，困难很大。日记写道：

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蒋介石的“郑重考虑”是必要的。如果他悍然扣留并“审治”毛泽东，不仅美国、苏联通不过，在抗战八年中发展起来的百万中共武装通不过，那时已经站在中共一边的民主党派自然也通不过。其结果，必将出现“再起纷扰”的严重局面。这么一想，蒋介石又把他那颗强烈跳动的想扣留并“审治”毛泽东的心摁住了。当天正午，蒋介石与左右讨论中共方面所起草的《会谈纪要》以及毛泽东的离渝时期，蒋介石“立允其速行，以免其疑虑”[35]。

10月8日，正午，蒋介石宴请国民党中央常委，讨论两党谈判情况。当时已经有了一份《会谈纪要》的初稿，准备公布。吴稚晖反对发表这份《纪要》。关于国民大会召开日期，会上意见分歧，莫衷一是，蒋介石只能宣布休会，另加研究。会后，蒋介石审阅《纪要》，采纳中常委们的意见，作了部分修改。又派叶楚伧去做吴稚晖的工作，说明这是将中央对共产党的“政治解决”的方针明示中外，可以体现中央“仁至义尽”的态度云云，吴才同意公布。

10月9日，毛泽东向蒋介石告别。蒋问毛：对国共合作办法有无意见？据蒋日记记载：“毛吞吐其辞，不作正面回答。”蒋对毛称：“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蒋继称：

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36]

这段话，蒋介石觉得他是向毛掏了心窝子，毛的反应，据蒋日记记载：“彼口以为然”，但是，蒋不大相信，所以接着写道：“未知果能动其心于万一，但余之诚意或为彼所知乎？”当日正午，蒋介石继续与毛泽东谈话，并且设宴招待。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客厅共同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这个《纪要》由周恩来起草，是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后和国民党代表多次商谈的结果，也是双方求同存异、互谅互让的结果。共十二条，其中《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属于总纲性质，双方一致确认：“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将在蒋主席的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重庆谈判时的三方代表合影：周恩来（右）、马歇尔（中）、张群（左）

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纪要》宣布，双方“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37]。《纪要》并称：“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其他双方一致同意或基本一致的条文有人民自由问题、党派合法问题、特务机关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等。毛泽东后来曾说：“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38]有些问题，难度较大，如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表示愿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国民党则表示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双方意见趋近。有些问题，双方争持不下，如“国民大会问题”，中共坚持代表重选，延缓召开等主张，国民党则坚持原选出之代表有效，名额可以增加。中共表示，“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坏团结”，双方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先后提出四种方案，国民党均“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为理由加以拒绝，中共方面只能提出，继续商谈。

《纪要》的签字是大喜事。饱经战争之苦的中国人终于向避免内战，化干戈为玉帛前进了一大步。这一天还发生了另一件喜事，这就是，国民政府发布授勋令，对大批抗战文武有功人员授予“胜利勋章”。蒋介石考虑再三，在受勋人员名单中加进了朱德、彭德怀、叶剑英三人，又加进了毛泽东和董必武，还加进了邓颖超。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他这么做的原因：

双十节授勋，特将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以彼等自知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为有罪，惟恐政府发其罪状，故亟欲抗战有功表白于世，以掩盖其滔天罪恶。余乃将顺其意以慰之，使其能有所感悟而为之悔改乎？然而难矣哉！[39]

世界授勋史上大概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前例：内心深处认为其人有“滔天罪恶”，但是，还要为其授勋，表扬其功绩。“彼等自知”以下云云，揣度中共领导人心理，自作聪明，昏谬可笑！

同日下午4时，蒋介石到桂园访问毛泽东，为其送行。毛泽东提出，今晚住到蒋介石的林园官邸去。蒋介石觉得毛泽东可能“另生问题”，但仍然表示欢迎。蒋介石的这次拜访，前后只有十分钟。会谈后，毛、周同蒋一起乘车到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国庆祝酒会。酒会后，蒋、毛再次谈了半小时。毛泽东住到林园后，向蒋介石提出：1．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待自己回延安，召开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后再定办法；2．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由于蒋早就宣布，要在当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觉得国民大会召开无期，气得在心里狠狠地咒骂毛泽东[40]。不过表面上，蒋介石仍故作平静，努力“和婉”地对毛说：“如此态度，则国民大会无期延误，我政府不能如此失信于民也。”又说：“如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本月底开会协商，则国大会议政府可迁就其意，改期召开，但至11月12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确定会期，示民以信也。”[41]蒋还向毛表示，即使政协会不能如期召开，政府也不能不于11月12日下令召集国民大会。谈至此，蒋向毛告辞，约定明晨再谈。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蒋介石在酒会上举杯互敬。

10月11日晨8时，蒋介石约毛泽东共进早餐。餐后，二人再次对谈。除重复前几次谈话要旨外，蒋介石用非常坚决的口吻向毛泽东强调，“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所迁就，否则不能成为国家”[42]。毛泽东则答以此事留待周恩来与王若飞在重庆继续商谈。通过抗日战争，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19个解放区，拥有一亿多人口。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这么大一块土地，这么多人口处于中共统治之下。

9时半，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车到九龙坡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重庆各界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到机场送行的共约五百余人。毛泽东发表了简短谈话：“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毛泽东离开延安前，对到重庆后可能的危险作了最充分的估计。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但是，他估计，“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可以去，必须去”，“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43]。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分析是正确的。

毛泽东告辞离去后，蒋介石独自在林园中逛了一周，心里想的是：“共党不可与同群也。”他似乎已经忘记，10月9日，他还和毛泽东谈过：“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12日，蒋介石回想他和毛泽东在重庆的多次接触，觉得共产党的这位领袖不好对付。日记云：“共毛态度鬼怪，阴阳叵测，硬软不定，绵里藏针。”对于中国的未来，他有“荆棘丛生”的感觉，不过，他仍然充满自信，相信在今后的较量中，他可以战胜毛泽东。其《反省录》云：“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仍以政治方法制之，使之不得不就范也。政治致曲，不能专恃简直耳！”[44]蒋介石一生作过许多错误判断，但是，其中最大的误判可能就是上述判断。历史证明，蒋介石的“一握”并没有能控制毛泽东，相反，倒是毛泽东跳身出来，让中国在三四年的时间内天翻地覆，并且将他赶到了海峡彼岸。

原载辽宁教育出版社《万象》杂志，2008年1月号。

注释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第273～274页。

[2]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8，第2626～2627页。

[3] 《中央日报》，1945年8月16日。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7页。

[5]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8～9页。

[6]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8月18日。

[7] 《中央日报》，1945年8月21日。

[8]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9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8，第28页。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630页。

[10] 《中央日报》，1945年8月25日。

[11]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308页。

[12]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1页。

[13]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2页；《战后中国》（二），第29页。

[14] 《上周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8月25日。

[15]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3页。

[1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8月26日。

[1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8月27日。

[1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8月28日。

[19] 《为和平而奋斗》，新华日报馆，1945年11月版。

[2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8月29日。

[2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8月29日。

[22] 《上月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8月31日。

[23] 关于“十一条”，文本各有不同，分别见《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8～19页；《周恩来年谱》，第632页；《战时中国》（二），第39～41页。其中第十条关于北平行营主任的文字，采用毛年谱。

[2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9月3日。

[2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15年9月4日。

[26] 《战时中国》（二），第44～45页。

[2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9月12日。

[28] 《战时中国》（二），第41～44页。

[29] 《重庆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第14页。

[3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9月27日。

[3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9月30日。

[3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0月1日。

[3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0月2日。

[3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0月3日。

[3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0月6日。

[3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0月9日。

[37] 《重庆谈判资料》，第19～20页。

[38]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3页。

[39]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0月13日。

[40] 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0月11日。

[4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0月11日。

[4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0月11日。

[43]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4页。

[4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0月13日。

第二辑　对日策略

◎“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发动事变，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众口一词，几成铁案。前些年，张学良在接受唐德刚的口述历史访问时，特别声明，“不抵抗”是他本人下的命令，和蒋介石无关。这样，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就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还有若干问题并未解决。这些问题是：

蒋介石是什么时候得知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的？他的反应是什么？

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对策是什么？

张学良为何下令“不抵抗”？真的和蒋介石没有关系吗？

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认为问题已经彻底弄清楚了。

一　蒋介石迟至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

9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上午早起后，即与宋美龄同谒中山陵。其后，参加国府会议，讨论工厂检查法等问题。9时半，登永绥舰，往南昌督师“剿共”。当日日记云：

下午，研究地图，看《中山全集》。筹划对粤、对匪策略。一、对粤，决令十九路军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为四届委员。余在四全会中引咎辞职，而嘱陈、蒋、蔡等应之。如果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否则，欲速不达，应难见效也。

1931年9月18日，日军派关东军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和沈阳城，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图为“九一八”事变后侵占沈阳兵工厂的日军。

1931年初，蒋介石因政见分歧，软禁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胡汉民，引起国民党分裂。5月，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对立。同年4月，何应钦调集湘、鄂、赣、闽四省军队，对中共领导的江西中央根据地进行“围剿”。蒋介石这一天的日记表明，他在舰上所考虑的只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待广州新成立的国民政府，解决宁粤对立问题；一是如何对待江西的共产党。完全没有涉及东北问题。

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在当晚10时，是不是当日蒋介石早已写完日记，后来的“事变”和对张学良的应变指示都没有写进日记呢？不是。

9月19日，蒋介石有一通致张学良电，中云：

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皓戌。[1]

此电现存手迹原件。“皓”，19日，“戌”，约当21点至23点之间。可见，蒋介石得知“事变”是在9月19日晚到达南昌之后，其消息来源是上海。在此之前，他不知道事变的任何消息，也没有从张学良处得到任何消息。自然，也不可能对张学良有任何指示。过去所有关于蒋当晚如何指示张“不抵抗”的说法，有些甚至是很具体的、活灵活现的说法，例如，曾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说：“‘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2]上引蒋电可证，郭说不确。郭维城到1934年才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他的说法应出于猜想和传闻。

“九一八”事变次日，蒋介石电告张学良：在对外宣传时，应力避使日军从中找到侵略中国的借口。图为蒋介石致张学良的电文。

又，蒋亲自审定的《事略稿本》称：“十九日，公舰到湖口，换船，经鄱阳湖，抵南昌，忽接急报迭来云。”将《事略稿本》所述与上引蒋致张电两相印证，可以确认，蒋是在“事变”发生整整一天之后才得到“事变”发生消息的。当晚，他写下的日记是：

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

日记中，称“事变”发生在“昨晚”，表明他9月18日当夜，并不知道沈阳发生了什么事。

二　“不抵抗”命令确实发自张学良

在公开的函电中，最早出现“不抵抗主义”一词的是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电报。他们于9月19日上午8时左右致电张学良，报告说：“日兵至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又称：“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糜烂。”张学良接电后，即于19日发表通电，中云：

副司令行营效日（19日）来电云：顷接沈阳臧主席、边署荣参谋长皓午电称：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

20日，南京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我未抵抗日军轰击”的标题下，发表了张学良的上述通电，“不抵抗主义”五字遂首次公之于文字。张电所云，虽系转述臧、荣二人来电，但是，臧、荣二人不会也不敢杜撰“不抵抗主义”一词，它一定出自9月18日深夜张学良的口头指示。关于此，荣臻报告说：

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办法，决定日军行动任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保持镇静。[3]

张学良像

“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当然就是“不抵抗”。“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云云，说明张学良的指示是立即做出的，并未经过请示或研究。

1990年8月，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曾说：

我那时在北京，在医院养病。当时病刚好。那天我请英国大使去看梅兰芳唱戏。我听到这个报告，立刻回到家里下命令。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形，我不明白，所以我当时是……（此句听不清。作者注），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情。[4]

张学良承认，是他“回到家里下命令”，至于“命令”的内容，很遗憾，在关键的地方“听不清”。不过，张学良在他的自传体著作《杂忆随感漫录》中讲得很具体：

约在十点卅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刻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详。

张学良要荣臻“切戒我军勿乱动”，自然就是“不抵抗”的意思。其实，关于和荣臻的通话内容，张在事变后的第二天，已经讲得很清楚、准确。9月19日下午2时半，张学良接受记者访问时说：

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5]

可见，张学良和荣臻的通话主要内容，就是“绝对不抵抗”，而且，还有一句：“尽任日军所为”，赋予日本侵略者完全的行动自由。结合上引《杂忆随感漫录》所述“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等语，可证张学良对荣臻的指示是在未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决定。

9月19日晨，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召集东北干部张学铭、于学忠等人会议，再次肯定“不抵抗主义”。报道说：

张皓（十九日）晨在协和召东北干部，开紧急会议，以日人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决取不抵抗主义，一切听各国裁判，并电顾维钧、汤尔和来平，向各使节说明日人暴动真相，一面电呈中央。

这样，“不抵抗主义”就不仅是张学良的个人意见，而是“东北干部”的集体决定了。

张学良与荣臻通话时，“事变”刚刚开始，张学良只知道“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但是“事变”的发展很迅速，日军很快就占领营口、长春等许多东北城市，应该说，日军的侵略意图暴露得很清楚了。但是，张学良仍然坚持主张“不抵抗”。9月22日，张学良得悉日军有向哈尔滨推进之势，致电东省特区长官公署转护路军司令部说：

顷闻日军有向哈埠推进之讯，如果属实，仰相机应付。维彼不向我军压迫，我应力持镇定；万一有向我军施行压迫之动作，该部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保安全。[6]

1932年6月，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张学良（中）与宋子文（右）、汪精卫（左）合影于北平。

此电虽无“不抵抗”之词，但内容与“不抵抗”并无二致。当时，国民党大佬李石曾、张继、吴铁城在北平，都和张学良讨论过“事变”问题。9月23日，吴铁城致电蒋介石报告：

对沈阳事件，汉兄等主张始终不抵抗，但以急速解决为妥。[7]

如果说，“事变”初起，荣臻刚刚以电话向张学良请示时，张学良以为还是“寻常性质”，可以以“小事化了”的方式处理，但是，这时已经是“事变”后的第5天了。张学良却仍然没有改变“不抵抗主义”的任何表示，这就不是以判断失误可以解释的了。

12月21日，日军分三路进攻辽西重镇锦州，张学良仍无坚决抵抗打算。同日，他致电第一军司令于学忠，电称：“近当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8]其后，蒋介石下野返乡，25日，南京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应尽力之所能及，积极抵抗”。在此情况下，东北军曾与日军有所交手，但仍于1932年1月2日放弃锦州，退入关内。不久，蒋介石复出。同年6月，汪精卫、宋子文等自南京飞北平，会晤国联调查团。19日，汪、宋会晤张学良，动员张在山海关地区与日军“小加抗战”，但是，仍然受到张学良的坚决拒绝。关于这一过程，张学良回忆说：

见面之后，出示蒋委员长亲笔函，大意是汪院长来平，为对日军事问题，同我相商。

谈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华北对日本用兵之意。我遂询问，政府是否具有坚绝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我们不要再蹈往年抗俄之覆辙。汪答曰：“不是那个样子的事，是因为政府受到各方面的言论攻击，希望我对日本作一个战争姿态，小加抗战，至于胜败则所不计，乃是在政治上可以应付舆论之指责也。”我聆听之下，惊讶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无准备和决心，拟牺牲将士之性命，来挽救延续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说：“你若说是蒋委员长的意思，蒋委员长是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的。他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我商讨。既然说是同我商讨，这种并不是真正的抗战，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办法，我的表示是，决不赞同。”[9]

这时候，东北早就全境沦陷，日本已于当年3月成立“满洲国”，并且进一步觊觎华北。蒋当时的计划是，要求张学良撤换庸懦无能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派兵“占据热河，与东三省义勇军打成一片”，“威胁山海关，令倭寇使之不敢窥窃平津”。蒋认为：“救国御日之道，莫此为要”，曾在日记中表示：“致函汉卿，督促其实行之。”[10]因此，蒋介石托汪精卫带给张学良亲笔信的内容，并不如张学良所述这样简单。即使如汪所云，只是要张“小加抗战”，“作一个战争姿态”，但是，对于一个渴望洗雪家仇国耻的爱国将领来说，不正是提供了一个“为国效力”的机会吗？至少，可以乘机要求南京政府发奋备战呀！然而，张学良仍然毫不动心。

三　多年来，张学良一直坦承个人责任

“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未经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状况下，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在此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张学良也仍然坚持“不抵抗主义”。对此，张学良在许多场合，都如实叙述经过，坦承个人责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东北父老对张学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使张很感动。次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没起来，胡思乱想，想到东北的人们对于我个人的问题，这不单是感情的问题了，真叫我惭愧无地，难过的了不得。说起抗战阶段，我是毫无贡献。当年在东北时，以前是承老人的余润，后来我不过执政三年，不但对地方没有造福，因为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才有了中东路问题，对俄盲目的战事。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反而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11]

张学良的这一段日记承认自己“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并没有将责任推给别人。

1990年，张学良接受唐德刚访谈时曾“郑重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说：

我现在就给你讲这个不抵抗的事情。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

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至此，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12]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13]

其他的资料还有很多，无须再引了。

可见，从1946年1月3日的日记，到1991年的答问，张学良始终完全承担“不抵抗”的责任，从未涉及别人。

四　张学良为何决定“不抵抗”

沈阳是奉系的“老窝”，是张作霖、张学良赖以立身、发迹的根据地，为什么当日本人来抢占这块宝地时，张学良会下令“不抵抗”呢？这里，我们要引用张本人的另一段至今尚未发表的“口述史”了。1992年1月2日，张学良在台北接受张之宇、张之丙姊妹访问时说：

不但中央，就是连我们（也）根本没法子跟人打。不想打？怎么不想打？打可（能）更坏，日本更高兴。日本就希望你打呀……打了，（东北就是）我占领的……我们打败了，交涉（时）你（就）得赔偿了……（我）知道怎样部署也是打不过他……人家日本人拿一个师来……那整个我们打不过呀……我们那时候没法子跟他打……就是游击队捣乱，这可以，正面的作战不行……人家一个可以当你十个……跟日本人打仗，他不投降，他剩一个人都要打呀……日本军人实在我可佩服。（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是挑衅，找点麻烦，可以（向我们）多要点好处。（我们和日本打）好像拿鸡蛋碰石头，绝对打不过的。[14]

这一段话是哥伦比亚大学请人根据录音整理的。为帮助读者能读得比较顺畅一点，我添加了少数字词，以括弧表示。

在这一段话里，将张学良将下令“不抵抗”的原因讲得很清楚，一是对日本侵华的野心估计不足，认为只是一般性的“挑衅”，“找点麻烦”；一是认为中日两军军力悬殊，根本打不过日本人。在这两点中，最主要的是第二点。

关于张学良拒绝在山海关对日“小加抗战”一事，张学良在接受张之宇姊妹访问时也曾谈过此事，他回忆当时的对话情况：

汪精卫：“你在山海关一定要和日本打！”

张学良问：“中央政府有什么准备？”“没有（准备）？打不胜，为什么还打？”

可见，张学良当时反对和日本作战的理由还是“打不胜”，就不能“打”。他之所以坚持“不抵抗主义”，有他自己的思维逻辑。

张学良自称“爱国狂”，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已形成。然而，在面临强敌进攻时，却一再主张“不抵抗”。“不抵抗”当然是绝对错误的，然而，人们却不能不承认，就总体而言，张学良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五　“不抵抗主义”的历史源头

通过上述分析，读者可以发现，“九一八”之夜和“九一八”之后，张学良的对日政策都是“不抵抗主义”，他并未向蒋请示，也非出于蒋的授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不抵抗主义”和蒋介石毫无关系呢？并非如此。早在1928年5月，蒋介石的日记中就提出了“不抵抗主义”。

当年4月，蒋介石自徐州誓师，率兵北伐，目标是打下北京，结束奉系军阀的统治。同月19日，日本出兵山东。5月3日，日军在济南肆意杀害中国军民，残酷杀害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中国外交人员。4日夜，蒋介石决定中国军队退出济南，分五路渡过黄河，绕道北伐。10日，谭延闿、张静江、吴稚晖、王正廷、蒋作宾等在兖州与蒋介石会议。当日，蒋介石日记云：

晨，到兖州。上午，谭延闿、吴敬恒、张人杰到。会议议至下午四时，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唯一方针。故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余决心，以退至运河沿岸鲁西与徐北，与之决战也。

可能，这是近代中国“不抵抗主义”的最早源头，也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滥觞。当晚，蒋介石决定对日道歉，免除第三军团军团长贺耀祖的职务。

11日，日军进攻济南城，蒋介石日记云：

闻今又攻济南城，昨今连命其放弃济南，消息终不得达也。决将总部移动至济宁，余自渡河北伐，暂避倭寇。以原定目标为奉张，如转移于倭寇，则多树敌，有背原则也。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蒋介石于5月9日致李济深极密电，内有“弟必与诸武装同志服从中央训令，含泪忍辱，节节退让，并恐小不忍而乱大谋……”之语，该电可证其时蒋介石即已采取对日妥协忍让的策略。

蒋介石的这一页日记说明，他之所以决定对日军在济南的挑衅“不抵抗”，也有他自己的思维逻辑，这就是，坚持消灭奉系军阀的原目标，不能多增加一个敌人。

蒋介石的决定实际上是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集体决定。5月9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召开联席会议，决定4条：1．令蒋、冯（玉祥）、阎（锡山）三总司令会商军事机宜，继续北伐。2．令李（宗仁）、程（潜）、白（崇禧）三总指挥，率湘鄂两军，迅速由京汉线进攻，在最短时间内会师北京。3．令外交部，再对日本严重抗议。4．由国民政府致电国际联盟，声述日本出兵山东、杀害中国外交官及士兵民众，炮击济南及其附近种种事实[15]。这里，没有一条提到要对日本的挑衅予以还击。次日下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在上海报告中央应付方针，声称：“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先要铲除军阀，要准备将来的抵抗，所以现在要准备体力、财力、武力，以为将来最后最大的争斗。”[16]“准备将来的抵抗”，其言外之意，当然就是“现在不抵抗”。11日，《中央日报》发表文章说：“田中义一加入张作霖、张宗昌的联军，多方挑衅，想要我军双管齐下，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同时攻击，以便分散我军的军力。我们务必不落他们的圈套，坚持各个击破的战略，先完成北伐，后打倒帝国主义。”[17]这一段话几乎和蒋介石同日的日记如出一口。

蒋介石的日记表明，“不抵抗主义”的“知识产权”仍然属于蒋介石。

六　蒋介石的《铣电》，有耶？无耶？

关于“九一八”时期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洪钫回忆说：

蒋介石于8月16日，曾有一《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一体遵守。[18]

洪钫当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随同张学良在北平办公，因此，他的回忆有相当的权威性。此外，还有另一个当事人赵镇藩的回忆，他说：当年8月，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曾到北平向张学良汇报日军情况，回来后传达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他写道：

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的蒋介石的《铣电》（八月十六日），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19]

赵镇藩当时是第七旅的参谋长，北大营的守卫者。他的回忆也应该有权威性。一个洪钫，一个赵镇藩，两个当事人的回忆都证明有《铣电》，则《铣电》的存在似乎不容怀疑。

当年7月，长春西北万宝山地区的朝鲜族农民因挖沟引水与中国农民发生冲突，日本以护侨为名殴打、枪杀中国农民多人。事后，日本即在朝鲜各地掀起排华风潮，同时扬言将向满洲增派部队。8月16日，蒋介石阅读长春市市政筹备处的万宝山事件调查报告时写道：

一面交涉，一面侵袭，假交涉之谈判，为侵袭之掩护，其诈欺残酷之手段，乃人类所未有之丑伎，及目的已达，乃伪让而退。此其一步一步之螺旋而进之策略，吾已见其肺肝矣。呜呼！天下从此多事，吾甚为民众痛惜焉。[20]

这一段话，充满了对日本政府的种种侵略手法的惊悚之感。上文已经指出，1928年5月10日，蒋介石等南京国民政府要员在兖州决定，对日军在济南的挑衅，“决取不抵抗主义”。次日，日军即占领济南。直至1929年3月，中日签订解决济案交涉文件，日军才陆续从济南撤退。蒋介石有此经历，在面对万宝山事件时再次重申“不抵抗主义”，完全符合其思维逻辑。

不过，《铣电》的存在也还难于论定。这是因为：第一，洪钫和赵振藩的回忆均系多年后的回忆，只有片断文字，而且，关键的是，该电始终不见于各种文献档案。台湾政治大学的刘维开教授曾遍查大陆和台湾的各类档案，包括保存蒋介石资料最为完整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均不见此电。因此，他主张对此电存疑[21]。

第二，唐德刚先生在访问张学良时，曾说：“那他这种伪造文件造得好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先生这里提到的“吾兄”云云两句，正是《铣电》中的关键词语。然而，张学良仍然表示：“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22]

前文已述，张学良多次否认“不抵抗命令”和蒋的关系。上述谈话中，唐德刚虽然特别引述《铣电》的关键词语以提醒张，但张学良仍然坚决否认。这种情况，似非老年记忆衰退可以解释。据此，《铣电》又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前几年，曾有人在书中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毅荻书斋”的展柜中藏有《铣电》原件，经笔者电询该书作者，该书作者自承：“此书不足为据。”[23]

9月6日，张学良曾有《鱼电》致臧式毅与荣臻等人，电称：

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张学良。鱼。子。秘印。[24]

后来洪钫、赵镇藩回忆的《铣电》也许是《鱼电》的误记？

张学良在接受张之宇姊妹访问时，曾谈过他下达《鱼电》的想法：

我已经得到了情报，日本要挑衅。（所以下了）不抵抗主义的命令。我的命令大概是九月，我在医院下的命令。九月。我忘记了，反正是九一八以前。我给东北（军下命令），日本来挑衅，我们不要跟他抵抗……他要来挑衅，我们要躲避……没有想到大规模的……这种大的来啦，惹得国际的问题，世界的问题都来了。[25]

显然，张学良所说“在医院下的命令”，当即上述9月6日给臧、荣二人的《鱼电》。

两国交战是大事，不轻启战端，慎重、冷静地处理日方的挑衅是必要的。但是，慎重、冷静不等于完全放弃有理、有节的抵抗。以忍让求息事，完全放弃抵抗，将会助长敌人的凶焰与野心。《鱼电》虽然针对小规模冲突而言，但它仍然是一项错误的决策。

不仅如此，张学良后来还在《鱼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向前发展了，这就是要求有关部队收缴士兵的武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上午10时，张学良接受天津《大公报》记者访问时坦言：“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昨晚（即18日晚）10时许，日兵突以300人扒入我营，开枪相击。我军本未武装，自无抵抗，当被击毙三人。”既然中国军人手无寸铁，自然只能“尽任日军所为”了。

七　南京国民政府默认并且赞同张学良的处理方针

辨明“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不抵抗命令”出于张学良，并不能减轻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责任。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力图诉诸悲情，证明曲在日方，“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沟路轨之理”。其办法是诉诸外交。9月19日上午的东北干部会议，作出的决定就是“一切听各国裁判”。在随后召开的东北外交委员会上，顾维钧提出，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26]。张学良和会议参加者都同意。其后，南京国民政府采纳的就是顾维钧的方案。

蒋介石从上海方面得到沈阳发生事变的消息后，立即致电张学良，要张向外宣传时“力辟”日方散布的侵略借口——东北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无一语谈及军事准备与军事斗争[27]。9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以此时惟有诉诸公理也。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之行动。”[28]2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求张迅令青岛海军集合塘沽，以防“与日舰发生万一之意外”[29]。此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都一心一意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都不曾指示张学良和东北军抵抗。这就说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默认和肯定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

当然，揭穿日方谎言是必要的，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也都是必要的，但是，没有下达任何一个军事准备与抵抗的指示，却也是不正常的。戴季陶等当时就提出：“当时当地军队若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30]邵元冲在参加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也认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31]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默认并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原因和张学良一样，也在于“恐日”，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的军事实力。1932年1月12日，蒋介石下野还乡，在奉化武岭学校演讲时说：“中国国防力薄弱”，海陆空军不足，一旦给日本提供“绝交宣战”的口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32]。应该说，这段话道出了蒋介石的思想症结。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默认并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原因还在于“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当时，蒋介石正在全心全意剿灭在江西等地不断发展的中共和红军的力量，自然，对外必然采取息事宁人的对策。9月20日，国民党中央训令各级党部“唤起全国国民，努力救国”，但是，其第一条却居然强调：“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33]。

九一八之后，日本进一步企图在华东地区挑衅。10月6日，日舰大举来沪，蒋介石指示上海市长张群说：“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34]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这就较“不抵抗主义”向前进了一步了。

附记：

此文写成，承台北政治大学刘维开教授赐告，蒋介石《事略稿本》1928年5月11日记载：“上午辰刻，电冯玉祥云：已与谭、吴诸公商决，正如兄意，对日暂取不抵抗主义，各部仍以积极北伐为原则，已分头进行矣。”此电可证，当时持“不抵抗主义”者非止张学良一人。关于此，当另文论述。

注释

[1] 《中日关系史料》，〔台北〕“国史馆”2002年版，第1页。

[2] 《东北日报》1946年8月24日。

[3] 《九一八事变之经过情形》，《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262页。

[4] 《张学良开口说话》，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

[5] 《盛京时报》，1931年9月21日。

[6] 《张学良全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97页。

[7] 《中日关系史料》，〔台北〕“国史馆”2002年印行，第13～15页。

[8] 《张学良文集》，第556页。

[9] 《杂忆随感漫录》，〔台北〕历史智库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27～128版。

[1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6月15日。

[11] 《张学良日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12]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434页。

[13] 郭冠英：《完满的结局——李震元陪张学良纪实》，〔台北〕《传记文学》第81卷第5期。

[14] 张之宇、张之丙：《张学良口述历史》，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未刊。

[15] 《昨在首都举行的最高联系会议》，《中央日报》，1928年5月10日，第1张第2面。

[16] 《叶楚伧报告中央对日应付方针》，《中央日报》，1928年5月11日，第2张第2面。

[17] 彭学沛：《民众反日运动的方针》，《中央日报》，1928年5月11日，第1张第2面。

[18] 《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4页

[19] 《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6集，第4页。

[20] 《事略稿本》（11），第550页

[21] 《蒋中正的东北经验与九一八事变的应变作为》，《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页。

[22]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第434页。

[23] 参见窦应泰：《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18页。

[24] 《张学良文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88页。

[25] 张之宇、张之丙：《张学良口述历史》。

[26] 《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4页。

[27] 《中日关系史料》，第1页。

[2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281页。

[29] 《中日关系史料》，第12页。

[30] 《戴传贤、朱培德电蒋中正，中央决请主席回京》，《中日关系史料》，第2页。

[31] 《邵元冲日记》，1931年9月19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4～775页。

[3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317页。

[3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279页。

[34] 《中日关系史料》，第21页。

◎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

1937年的淞沪之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规模巨大，作战最烈的一次战争，时间长达三个月，日方动员兵力约25万人，中方动员兵力约75万人，其后的南京之战实际上是它的尾声。两次战争时间相连，地区相连，可以看作是一次大战役的两个不同阶段。

一　蒋介石决定拒和、应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长期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摸不清日方底细，方针难定，日记云：“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逼我屈服乎？”“将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1]次日，他一面派遣中央军北上，支持宋哲元部“守土抗战”，同时电复北平市长秦德纯等，“应先具必战与牺牲之决心，及继续准备，积极不懈，而后可以不丧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2]。

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因此，在国民政府内外，都有一部分人积极主和，或者设法推迟大战时间。在国民政府内部，以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徐永昌为代表。他认为，中日空军力量之比尚不足一比三，抗战准备至少尚须六个月。7月14日，徐永昌致函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主张“和平仍须努力求之”[3]。16日，徐致电阎锡山，“请为和平运动”[4]。18日，通过魏道明转告外交部长王宠惠，“在能容忍的情势下，总向和平途径为上计”[5]。何应钦同意徐永昌的意见，建议徐向时在庐山的蒋介石陈述。21日，徐永昌致函蒋介石称：“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盖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最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其后日本系工业国，容易恢复，我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6]24日，他又向蒋介石建言，“勿忘忍是一件很难挨的事。”[7]

在知识阶层中，胡适、蒋孟麟等都主张“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为此，胡适两次面见蒋介石。7月30日，他向蒋提出，“外交路线不可断”。8月5日，他向蒋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一切“悬案”，换取东亚长期和平[8]。8月6日，胡适要求在大战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他在面交蒋介石的书面建议中提出：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9]。胡适希望经过努力，能在中日间维持50年的和平。

和战是攸关国家命运、前途的大计，蒋介石不能没有矛盾。7月10日，蒋介石认为，日军挑衅，意在夺权卢沟桥，“此为存亡关头，万不使失守也”[10]。12日，蒋介石得知日本关东军已到天津，内阁宣言动员全国政界与产业界拥护阁议，感到“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当日下午，与汪精卫商谈时局[11]。同日晚，蒋介石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作持久战，严令制止与日方的妥协行为。16日，蒋介石邀集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应战宣言》。该《宣言》空前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12]但是，对于这份宣言应否发表，何时发表，众议不一，蒋介石自己也犹豫不定。16日日记云：“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研究。”[13]17日日记云：“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14]19日，蒋介石决定排除阻力，公开发表《应战宣言》，“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日记云：“人之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15]当日决定核发战斗序列。为了减少这份《宣言》的冲击力，他将之改称为“谈话”。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植溥仪建立“满洲国”，此为树立在山海关附近的伪满洲国界碑。伪满洲国政权存在期间，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从不承认这一政权。

庐山谈话的措辞空前激烈，但是，蒋介石并没有下决心关闭“和平解决”的大门，所以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此后，随着日本军事行动的扩展，蒋介石的抗战决心逐渐坚决。27日，日军全面进攻北平附近的通州等地，蒋介石日记云：“倭寇既正攻北平，则大战再不能免。”“预备应战与决战之责任，愿由一身负之。”[16]28日，日本政府下令长江沿岸近三万日本侨民撤离，显示出异乎寻常的迹象。同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沦陷。蒋介石感觉到，再不抗战，必将遭致全国反对。其日记云：“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蒋介石认为：中国方面可谓完全没有组织与准备，弱点很多，“以此应战，危险实大”，但日本“横暴”，“虚弱”，“以理度之，不难制胜”，“为民族之人格与振兴民之族精神，自有转危为安，因祸得福之机”[17]。7日，蒋介石召开国防会议，会上，何应钦报告军事准备情形，提出第一期拟动员100万人投入作战，其中，冀、鲁、豫方面约60万人，热、察、绥方面约15万人，闽粤方面约15万人，江浙方面约10万人，可见，当时尚未将上海地区视为主战场。何陈述的困难有财政开支扩大，枪械、子弹勉强可供六个月之需，防御工事未完成，空军机械不足等。蒋介石在谈话中对胡适主张颇有讥刺，参谋总长程潜甚至指责胡适为“汉奸”。会议决定“积极抗战与备战”[18]。通过此次会议，抗战遂被正式确定为国策。

1937年7月正在发表“庐山谈话”的蒋介石

当时，蒋介石估计中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战期大约一年，而且估计“对外战争易于内战”[19]。

二　中国军队力图“先发制人”，但攻坚战未能取胜

上海处于东海之滨，距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不过300公里。1932年5月的中日《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在上海只能由“保安队”维持秩序，而日军则可在上海公共租界及吴淞、江湾、闸北等地驻兵，建立据点。为防止日军自上海入侵，南京国民政府于1934年起密令修筑上海周边工事，在吴县、常熟等地，利用阳澄湖、淀山湖构筑主阵地——吴福（苏州—福山）线，在江阴、无锡之间构筑后方阵地——锡澄线，同时在乍浦与嘉兴之间兴建乍嘉线，以与吴福线相连。其后，又在龙华、徐家汇、江湾、大场等地构筑包围攻击阵地，并且拟有《扫荡上海日军据点计划》[20]。卢沟桥事变发生，蒋介石为加强上海防务，接受何应钦推荐，任命张治中为京沪警备司令。张受命后，即命所部化装为保安队入驻上海虹桥机场等处。7月30日，张治中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一旦上海情况异常，“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蒋介石同意张治中的设想，复电称：“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21]

日本海军积极主张向华中地区扩张。7月16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向日本海军军令部报告：局限战将有利于中国兵力集中，造成日方作战困难，“为制中国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为要着”。[22]8月7日，米内海军大臣建议杉山元陆军大臣向内阁提出，为保护青岛和上海日侨，应迅速准备派遣陆军赴华[23]。次日，长谷川清得到指示，为因应事态扩大，实施新的兵力部署。9日，上海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长大山勇夫中尉携带士兵斋藤要藏，以汽车冲入虹桥机场，开枪射击中国保安部队，中国保安队当即还击，将大山等二人击毙[24]。日军乘机在上海集中兵舰，以陆战队登陆，要求中国方面撤退保安队，拆除防御工事。海军中央部通知第三舰队称，除武力外，别无解决办法，将在陆军动员之后20天开始攻击。10日，日本内阁会议同意派遣陆军。长谷川清命在佐世保待命的舰队开赴上海。12日，陆军省决定动员30万兵力分赴上海与青岛。

保安队是上海地区仅有的中国部队。蒋介石认为，撤退保安队，上海将与北平一样为日军占领，决定拒绝日方要求，同时下令准备作战。11日，蒋介石得悉日舰集中沪滨，决定封锁吴淞口。同日，命张治中将所属八十七师王敬久部、八十八师孙元良两师自苏州等地推进至上海围攻线，准备扫荡在吴淞和上海的日军，拔除其据点[25]。当时，日本在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总兵力不超过5000人[26]。12日，国民党中常会秘密决定，自本日起，全国进入战时状态[27]。何应钦在会上表示：“和平已经绝望”，“如果他稍有动作，就要打他，否则，等他兵力集中，更困难了”[28]。

张治中原定于13日拂晓前开始攻击，但蒋介石因英、美、法、意四国驻华使节等方面正在调停，要张“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29]。同日上午9时15分，日本陆战队水兵冲出租界，射击守卫横浜路东宝兴路段的中国保安队，中国军队还击[30]。10点半，商务印书馆附近的中国军队与日军发生小冲突。[31]同日黄昏，八字桥附近日军炮击中国军队，中国军队以迫击炮还击。[32]日军并以坦克掩护步兵攻击八十七师阵地，日舰连续炮击上海市中心[33]。14日拂晓，张治中奉蒋介石令，发起总攻。同日，中国空军出动，轰炸日第三舰队旗舰及在虹口的海军陆战队本部。淞沪之战爆发，意味着中国在华北之外，又开辟了第二战场，名副其实地进入“全面抗战”。很快，淞沪战场就成了中国对日作战的主战场。

战争初起，中国方面以优势兵力进攻日军在沪各据点，双方在上海虹口、杨树浦等处进行巷战。15日至18日之间，中国军队进展至闸北、虹口、杨树浦之线。20日夜，推进至汇山码头，将日军压迫至黄埔江左岸狭隘地区，同时包围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等据点。但是，日军在上海的据点大都以钢筋、水泥建成，异常坚固。8月17日，张治中向蒋介石报告说：“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这种攻坚战要求中国军队必须配备相应的重武器。张治中报告说：“本日我炮兵射击甚为进步，命中颇佳，但因目标坚固，未得预期成果。如对日司令部一带各目标命中甚多，因无烧夷弹，终不能毁坏。”[34]仅有的三门榴弹炮，一门因射击激烈，膛线受损；一门膛炸；一门不能射击。这种情况，自然无法克敌制胜。

淞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左）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右）在研究对日作战方案

中国军队当时是否完全缺乏攻坚武器呢？并非。关键在于何应钦没有想到，蒋介石也没有想到。11月20日，蒋介石检讨说：“绪战第一星期，不能用全力消灭沪上敌军。何部长未将所有巷战及攻击武器发给使用，待余想到战车与平射炮，催促使用，则已过其时，敌正式陆军，已在虬江码头与吴淞登陆矣。敬之（指何应钦——笔者）误事误国，实非浅尠。”[35]

蒋介石对张治中的指挥不满意。8月20日，陈诚向蒋介石提出，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南下直扑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事以牵制之[36]。蒋介石对陈诚的这一战略思想没有表示肯定或否定，仅答以一定要打。同日，军事委员会将江苏南部及浙江划为第三战区，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陈诚为前敌总司令。张治中被任命为淞沪围攻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被任命为杭州湾北岸守备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守卫上海左翼浦东。这些举措，说明蒋介石开始重视上海战场，但是，蒋当时还没有在上海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对这次战争的艰难与严酷也还缺乏认识。当日日记云：“本日沪战颇有进展，南口阵地已固，此心略安。对英提案运用其能实现，使倭得转圜离沪，以恢复我经济策源地，以今日战况或有退却可能也。判断情报，倭寇陆海军意见纷〔分〕歧，政府内部不一致，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势也。”[37]次日，日本拒绝英国调停，蒋介石感到事态严重，“忧心倍增”[38]。22日，蒋介石下令成立第十五集团军，以陈诚为总司令，守卫上海右翼长江江岸。

三　日本陆、海、空军协同，中国反登陆战失利

日军在上海的兵力有限，要持续进攻，必须通过海上的远距离运输，将军队源源不断地送到中国战场。中国海军的军力本极有限，舰艇在战争开始时或被炸沉，或奉令自沉长江，封锁航道，已经没有和日舰进行海上作战的能力；空军能作战的飞机不过180余架，不足以从空中遏制日本运兵舰艇的航行[39]。中国军队所能进行的只有反登陆，在海岸及相关纵深据点布置军队，阻遏日军，但是，中国方面又未予以足够重视，守卫江岸、海岸的兵力都很薄弱。

8月13日夜，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出兵。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为讨伐中国之暴戾，以促使南京政府之反省，如今已到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之地步。”[40]同日，日本政府下令，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率领第三、第十一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协助海军，扫荡、歼灭上海附近的中国军队，占领上海。17日，日本阁议决定：“放弃以往所采取之不扩大方针，采取战时态势上所需要之各种准备对策”[41]。22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率第三、第十一师团到达上海东南的马鞍群岛。23日，日军第十一师团在30余艘军舰密集炮火的掩护下，于长江南岸川沙口强行登陆，占领川沙镇，第三师团在吴淞铁路码头登陆，进攻上海北部的吴淞、宝山等地。据中国方面第九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长史说回忆：“在23日拂晓以后，日空军开始猛烈轰炸，使我援军不能接近，日海军也以猛烈炮火支援日军登陆。我沿长江岸守备的第五十六师和沿黄埔江口守备的上海市保安总团，兵力薄弱，日陆军登陆成功。”[42]

日军登陆后，中国方面力图阻止敌人向纵深发展。张治中在敌机猛炸下骑自行车赶赴前线，一面任命王敬久为淞沪前敌指挥官，指挥部队固守原阵地，一面抽调第十一师彭善在部、第九十八师夏楚中部北上，拒止登陆之敌。双方在罗店等地激战。中国军队向日军发动数次猛攻，虽有进展，但均未奏效。28日，守卫罗店的中国军队伤亡过半，日军第十一师团占领罗店。31日，日军第三师团攻占吴淞镇。9月1日，日军精锐部队久留米第12师团等三个师团到达上海，实力大增，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攻击。9月5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及战车、炮舰、飞机联合进攻，中国第十八军第九十八师姚子青营奋力抗战，激战至第二日，全营官兵壮烈牺牲[43]。蕴藻浜沿河之战，“双方死亡俱奇重，浜水皆赤，所谓流血成河，显系实在景况”[44]。据陈诚报告，该部自8月22日参战，至9月7日，仅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第九十八、第五十六这五个师即伤亡官兵9039名，第六师吴淞一役，即伤亡过半。“大部受敌飞机、大炮轰炸，人枪并毁。”其三十六团第二连，守卫火药库，“死守不退，致全部轰埋土中。”[45]

由于江岸地形有利于日本陆海空军协同作战，日军又源源增援，中国军队为减少损失，只能主动退守。史说回忆说：“日军在长江沿岸及黄埔江沿岸继续登陆，与我军一个点一个点地争夺，往往日军白昼占去，夜间我又夺回。”“在日军舰炮火下，伤亡惨重，往往一个部队，不到几天就伤亡殆尽地换下来了。我亲眼看见教导总队那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付伙食担子。”[46]9月10日，第十五集团军右翼阵地被突破。11日，第九集团军奉命向北站、江湾等地转移。

反登陆战争失利，日军后续部队源源增加。9月11日，自青岛调来的日军天谷支队进入月浦镇。12日，由华北方面军转调的后备步兵十个大队陆续抵达上海战场。14日，自台湾调来的重藤支队登陆。中国军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四　为维护中苏交通线，蒋介石决定吸引日军改变主战场

为配合外交斗争，蒋介石决定坚守上海。9月11日以后，中国军队转入顽强的守卫战。

作为淞沪战场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最先感到了中国军队的不利态势。8月28日，罗店失陷，蒋介石日记云：“近日战局，渐转劣势，人心乃动摇矣。”31日，吴淞失守，蒋介石再次在日记中表示：“我军转入被动地位矣。”在这一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重新思考，仗将如何打下去。9月2日日记云：“战略应尽其全力贯注一点，使敌进退维谷，以达我持久抗战之目的。”“敌之弱点，以支战场为主战场，故其对华战争全在消极，且立于被动地位，故我如处置得策，不难旷日持久，使敌愈进愈穷也。”[47]这则记述说明，尽管上海战场形势不利，但蒋介石决定“全力贯注一点”，在上海长期拖住日军。其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作战组长刘斐等向蒋提出，淞沪会战应“适可而止”，部队应及时向吴福线国防工事转移。蒋介石一度接受这一意见，下令执行，但第二天又决定收回命令[48]。同月14日蒋介石记日云：“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长期抗战乎？”[49]两种方案，前者意味着在上海和日军决出胜负，后者意味着向吴福线转移。这则日记，说明蒋对自己的战略决定有过犹疑。但是，这一时期，蒋从全国各地抽调的部队正陆续到达淞沪战场，因此，蒋仍然决定长期坚守上海。其日记云：“各部死伤大半，已觉筋疲力尽，若不支撑到底，何以慑服倭寇，完成使命也？”[50]16、17日，日军发动总攻击，中方阵地动摇，前线指挥官向蒋要求撤退，蒋严令死守，并亲往昆山督师[51]。21日，蒋介石调整部署，将中国军队分为右翼、中央、左翼三个作战军。右翼军以张发奎为总司令，下辖第八、第十两个集团军；中央军以朱绍良代替张治中为总司令，下辖第九集团军；左翼军总司令陈诚，下辖第十五、第十九两个集团军。

蒋介石亲赴淞沪会战前线督战

当时，中苏之间的枪械、弹药有两条运输线。一条是经外蒙古、内蒙古、山西大同至内地，一条经新疆、甘肃、山西，连接陇海路。9月11日，大同失陷，蒋介石极为震痛。14日日记云：“阎之罪恶甚于宋之〔失〕平津，其为无胆识，一至于此，实为梦想所不及也，可痛之至。对于苏俄之运货交通更生困难矣。”当日，蒋介石向自己提问道：“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长期抵抗乎？”[52]25日，蒋介石得悉平汉线中国军队溃退，河北沧州不守，估计日军将进攻河南郑州，中俄之间的第二条联络线有可能截断，决定加强上海战场，吸引日军主力[53]。27日，蒋介石决定四项抗敌策略：“一、引其在南方战场为主战场；二、击其一点；三、持久；四、由晋出击。”[54]10月8日，蒋介石决定调骁勇善战的桂军加入上海战场。10月15日日记云：“相持半年，迟至明年三月，倭国若无内乱，必有外患，须忍之。”17日，蒋介石到苏州督师。次日，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场发动总反攻。

蒋介石之所以决定坚守上海，一是为了减轻华北战场的压力，维护中苏交通线，同时也是为了配合外交斗争，争取对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有较好的影响。《九国公约》签署于1922年2月，其签字国为美、英、日、法、意、比、荷、葡、中等九国。该条约表示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强调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与中国的门户开放。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向国联申诉，要求“谴责日本是侵略者”。国联没有采纳中国的要求，提议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讨论。10月16日，比利时向有关19国发出邀请，初定同月3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蒋介石希望通过该次会议，“使各国怒敌，作经济制裁，并促使英、美允俄参战”。[55]因此，蒋希望在该会召开之前，上海战场能有较好的战绩，至少，要能坚守上海。据唐生智回忆，蒋介石曾向他表示：“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56]同月22日，蒋介石通电全军将士，说明九国公约会议即将举行，全体将士“尤当特别努力，加倍奋励”，“于此时机表示我精神力量，以增加国际地位与友邦同情”[57]。为此，蒋介石向全国各地普遍调兵。24日，蒋致电龙云，询问滇军出发各部到达何处，要龙命令该军“兼程急进，望能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初到沪参战”，急图在会前有所表现的企图跃然欲出[58]。

日本政府采取对应措施，不断从华北、东北及国内向上海战场增兵。10月1日，日首相近卫、陆相杉山、海相米内、外相广田会议，通过《中日战争处理纲要》，决定发动十月攻势，扩大华北和华中战局，将中国军队分别驱逐至河北省及原上海停战协定规定区域以外，迫使南京政府议和，结束战争。此后，上海战场日军参战兵力超过华北，达九个师团，20万人以上。17日，日本陆军省限令上海作战部队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前攻克闸北、南翔、嘉定一带[59]。

双方既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较量，战场上的拼杀自然更加激烈。10月21日，广西增援部队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率部到沪，向蕴藻浜沿河之敌发起全线反攻。桂军作战勇敢，但武器落后，缺乏与现代化武装的日军作战经验，未能挽救危局。22日蒋介石日记云：“沪局以桂军挫败顿形动摇。满拟以桂军加入战线为持久之计，不料竟以此为败因也。”[60]次日，桂军因伤亡过大，撤至京沪铁路以南地区整理[61]。其他部队也伤亡惨重，第三十三师打到官兵仅剩十分之一，师长负伤，旅长失踪[62]。25日，中央军第七十八军第十八师朱耀华部防地为日军突破，朱军放弃位于上海西北的战略要地大场。至此，蒋介石才觉得“沪战不能不变换阵地”，决定命中国军队作有限度的撤退，转移至苏州河南岸。但是为了给世人留下仍在坚守苏州河北岸的印象，他决定在闸北“派留一团死守”[63]。27日夜，第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奉命率部留守闸北四行仓库，演出了八百壮士（实只四百人）孤军抗敌的悲壮一幕。31日，该团退入上海公共租界，坚持至1941年12月28日。

蒋介石认识到，中国的对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消耗战，但是，他提出的战略原则却是防守战。8月18日，他发表《告抗战将士第二书》，主张“敌攻我守，待其气衰力竭，我即乘胜出击。”“要固守阵地，坚忍不退，以深沟高垒厚壁，粉碎敌人进攻。”[64]9月13日，蒋介石手拟《告各战区全军将士文》，再次强调固守，“虽至最后之一兵一弹，亦必在阵中抗战到底”[65]。10月28日，他在松江召开军事会议，仍然表示：“要严密纵深配备，强固阵地工事”，“要不怕阵地毁灭，不怕牺牲一切”，“我们已移至沪战最后一线，大家应抱定牺牲的决心，抵死固守，誓与上海共存亡”[66]。

要杀敌卫国，自然需要强调牺牲精神，但敌人拥有海、空优势，配备重武器，呆板的防守战必然带来巨大的伤亡，最终也难以守住阵地。当时，日方有各种飞机1500架，而中国仅有战斗机、轰炸机300架[67]。8月24日，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云：“连日敌机甚为活跃，全日在各处轰炸，毫无间断，我军日间几无活动余地，威胁甚大。”[68]白崇禧也表示：“无制空权，仗无法打。我官兵日间因飞机不能动，夜间因探照灯亦不能动。长期抵抗，须另有打算。”[69]淞沪之战，中国军队士气旺盛，英勇抗敌，但蒋介石单纯防御，将几十万精锐密集于长江南岸狭长地区内，层层设防，硬打死拼，大量消耗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是很愚蠢的作战方法。后来，蒋介石回顾淞沪战役，就曾自我检讨，认为自己没有在《九国公约》会议之前，及早退兵于吴福线、乍嘉线阵地，“而于精疲力尽时，反再增兵坚持，竟使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此余太坚强之过也”[70]。

四行仓库保卫战始于1937年10月26日，结束于11月1日，它的结束标志着淞沪会战的结束。参加这场保卫战的中国士兵被称为“八百壮士”，他们抵住了日军的多番进攻，掩护国民革命军八十八师及其他国民革命军向西撤退。

“坚强”是好事，但不顾条件，“坚强”太过，没有任何灵活性，就是执拗了。

五　蒋介石的大失误，忽视杭州湾防务

日军最初制订的作战计划是：在上海西北的白茆口和西南的杭州湾登陆，占有上海、南京、杭州三角地带。为此，日军早就对杭州湾实施侦察，收集地志资料[71]。金山卫水深，可停舰艇，又有利于登陆的沙滩，明代倭寇扰浙时，即在此登陆。8月20日，蒋介石得报，金山卫有日本水兵登陆侦察，指令“严防”[72]。10月18日，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组情报提出，日军有在杭州湾登陆企图，但估计登陆部队最多一个师，不会对上海战局有什么影响[73]。倒是张发奎有警觉，亲到当地巡察，并配置了兵力：以第六十三师担任乍浦、澉浦防务，以第六十二师担任全公亭、金山嘴防务。10月26日，中央军撤到苏州河南岸后，浦东防务紧张，张发奎遂将第六十二师主力调防浦东，当地仅余该师少数兵员，实力空虚[74]。

11月5日，日军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以三个半师团的兵力，在舰炮掩护下，于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登陆。中国军队因兵力悬殊，无法阻挡。中国统帅部急令已调浦东第六十二师的主力回兵，会同新到枫泾的第七十九师合力反击，并令从河南调来、新到青浦的第六十七军向松江推进。蒋介石希望借此稳住阵地。6日，蒋介石日记云：“如我军能站稳现有阵地，三日以后当无危险矣。”[75]但是，由于天雨泥泞，加上日机轰炸，中国部队行动迟缓，日军后续部队源源登陆。第六十七军从河南调来，尚未集中，即遭敌各个击破。8日，松江失陷，这样，退守苏州河南岸的中国军队侧背受敌，有被围歼危险。

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上海战场中国军队的侧背受到严重威胁，有可能陷入包围，使退却无路，全军覆没。有鉴于此，白崇禧再次向蒋介石提议，中国军队向吴福线后撤。11月7日，朱绍良、何应钦等也提出，“已到不能不后撤之时会”[76]。蒋介石权衡利害，这才认识到保存有生力量的重要，日记云：“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失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相较，当以前者为重也。”[77]同日，蒋下令中国军队自上海苏州河南岸撤退[78]。但是，他仍然担心此举会对《九国公约》会议造成不良影响，痛苦地写道：“苏州河南岸以兵力用尽不能不令撤退，但并非为金山卫登陆之敌所牵动耳，惟藉此战略关系退，使敌知我非为力尽而退，不敢穷追与再攻，是于将来之战局有利，然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影响必甚大也。”[79]

忽视杭州湾北岸防务是重大的战略错误。后来蒋介石总结说：“由大场撤退至苏州河南岸以后，易朱绍良，以张发奎为指挥官，使金山卫、乍浦一带，负责无人，而且不注重侧背之重要，只注意浦东之兵力不足，调金山大部移防浦东，乃使敌军乘虚直入，此余战略最大之失败也。”[80]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必须既善于组织进攻，又善于组织撤退。蒋介石下令在苏州河南岸撤退后，中国军队争相夺路，秩序混乱，作战能力丧失殆尽。郭汝瑰说：“淞沪战役我始终在第一线，深知三个月硬顶硬拼，伤亡虽大，士气并不低落，战斗纪律良好，只要撤下来稍事整理补充，即可再战。唯有大溃退，数日之间精锐丧尽，军纪荡然。如在敌攻占大场时，就有计划地撤退，必不致数十万大军一溃千里。”[81]11月11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南市，上海市长发表告市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

据日方统计，至11月8日止，日军在上海战场阵亡9115名，负伤31257名，合计40672名[82]。但是，中国方面损失更大。据何应钦11月5日报告，淞沪战场中国军队死伤187200人，约为日军的4倍半[83]。更加严重的是，溃退后的军队虽然仍有庞大数量，但缺乏武器、弹药、粮食，士气低落，丧失斗志，不经整顿，已经很难再次投入战斗了。

六　南京：守乎？弃乎？

日军攻占上海后，军方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军队已经非常疲劳，必须休整，一种认为，军队虽然疲劳，但仍应攻占南京。11月7日，日军编组华中方面军，以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规定以苏州、嘉兴连结线为“统制线”，在此以东作战。但是，第二天，日军就兵分两路。一路以上海派遣军为主力，沿沪宁铁路线西进，一路以第十军和国崎支队为主力，沿太湖南岸向湖州集结。13日，日军一部在常熟白茆口登陆，声势更盛。15日，第十军幕僚会议认为，中国军队已处于溃散状态，如果把握战机，断然实施追击，二十天即可占领南京。华中方面军赞同占领南京的意见，认为“现在敌军的抵抗，各阵地均极微弱”，如不继续进攻，“不仅错失战机，且令敌军恢复其士气，造成重整其军备的结果，恐难于彻底挫折其战斗意志”[84]。

日军自太湖南北同时西进，威胁南京。11月13日，蒋介石决计迁都，长期抗战，粉碎日寇迫订城下之盟的妄念。日记云：“抗倭最后地区与基本线在粤汉、平汉两路以西。”“抗倭之最大困难，当在最后五分钟。”“决心迁都于重庆。”[85]但是，南京是战是守，意见不一。高级将领中普遍反对“固守”。有人明确表示，不应在南京作没有“军略价值之牺牲”，白崇禧主张改取游击战，刘斐主张适当抵抗之后主动撤退，只作象征性防守[86]。蒋介石一时也拿不定主意。11月17日，他曾经考虑过请美、德两国出面调停，也曾考虑请英美促进苏联参战，在南京固守或放弃之间“踌躇再四”[87]。不过，蒋介石和唐生智都认为，南京为首都所在，总理陵墓所在，不可不作重大牺牲。蒋并表示，愿自负死守之责。将领们认为统帅不宜守城，时在病中的唐生智遂自动请缨[88]。19日，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刘兴为副司令长官，负责守卫南京，时间为三个月至一年[89]。不过，蒋介石也确知南京难守。11月26日，蒋介石拜谒中山陵及将士公墓，叹惜道：“南京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无以为怀矣。”[90]这正是蒋内心矛盾的表现。

淞沪之战打响后，主和之议一直未歇。9月8日，蒋介石日记云：“主和意见派应竭力制止。”“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91]次日日记云：“除牺牲到底外，再无他路。主和之见，书生误国之尤者，此时尚能议和乎！”[92]及至淞沪战败，主和之议再盛。居正原来坚决反对和议，力主逮捕胡适，此时转而力主向日方求和，并称：“如无人敢签字，彼愿为之！”[93]11月30日，蒋介石处理南京战守事毕，慨叹道：“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毫无革命精神，究不知其昔时倡言抗战如斯之易为何所据也。”[94]

1937年11月1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11月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达重庆。

为了守卫南京，中国统帅部的第三期作战计划规定：京沪线方面，以最小限之兵力，利用既设工事，节节抵抗，同时抽调兵力，以一部转入沪杭线，抵御向太湖南岸进军的日军，一部增强南京防御能力。计划称，在后续援军到达时，将以皖南的广德为中心，与敌决战，在钱塘江附近歼灭日军[95]。当时，中国军队已退至第一道国防线——吴福线，但是，这道被誉为“中国兴登堡防线”的国防工程却“无图可按，无钥开门，无人指示”[96]。19日，日军进占苏州。俗话云：“兵败如山倒”，吴福线不守，中国军队主力继续向锡澄线及太湖西南的安吉（浙江）、宁国（安徽）等地溃退，蒋介石原来以为“有良好地形，坚固阵地，可资扼守”的锡澄线同样没有发挥作用。11月20日，蒋介石调集第二十三集团军川军刘湘部五个师、两个独立旅，由四川赶到皖南广德、浙西北的泗安、长兴一线。不过，川军作战能力很低，纪律很坏，“闻敌即走”，并未发挥多大作用[97]。11月23日，蒋介石到常州，召集前方将领训话，局势也并无改变。11月25日，无锡失守。26日，位于太湖南岸的吴兴失陷。蒋介石得悉锡澄线守军撤退秩序不良，日记云：“不分步骤，全线尽撤，亦未得呈报，痛心盍极！”[98]29日，日军侵占宜兴。30日，日军攻陷广德，从东南、西南两个方面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12月1日，江防要塞江阴失守。同日，日方下达“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应与海军联合进攻中国首都南京”的皇命，日军分三路进攻南京。

中国守军用高射机枪对准空袭南京的日军飞机射击

蒋介石反对与日本议和，但不反对国际调停。早在日军金山卫登陆之际，德国大使陶德曼即受日方委托，向蒋转达日方媾和条件，“防共协定为主”，蒋介石“严词拒绝之”[99]。11月24日，蒋介石曾经寄以希望的《九国公约》会议闭会，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性成果。12月2日，蒋介石为行“缓兵计”，再次会见陶德曼，表示愿以日方所提条件为谈判基础，但要求先停战后谈判。6日，蒋介石得悉句容危急，决定离开南京，他在日记“雪耻”条下写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三年组织，三年准备。”[100]7日，蒋介石飞离南京。日记云：“人民受战祸之痛苦，使之流离失所，生死莫卜，而军队又不肯稍加体恤爱护，惨目伤心，无逾于此。”又写道：“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此外并无其他办法。”[101]到庐山后，蒋介石即研究、制订全国总动员计划，准备在“全国被敌占领”的最坏情况下仍然坚持奋斗[102]。他勉励自己：“宁为战败而亡，毋为降敌而存。”[103]

南京的防御工事分“外围阵地”与以城墙为主要依托的“复廓阵地”两种。12月5日，日军进攻“外围阵地”。8日，汤山失守，唐生智下令中国军队进入“复廓阵地”。9日，日军逼近南京城墙，两军在光华门、雨花台、紫金山、中山门等处激战，光华门几度被突破。松井石根限令唐生智在10日午前交出南京城，遭到唐的坚决拒绝。12月11日，松井石根下令总攻。

淞沪战后，中国军队消耗过大，蒋介石百方拼凑，守城兵力仅得12个师，约12万人，而且士气极端低落，其中新补士兵约3万人，未受训练，匆促上阵，官兵间尚不相识。这种情况，本已不能再用守卫战、阵地战一类的作战形式。蒋介石之所以坚守南京，一是如上述，南京轻易失守，攸关体面；二是对苏联出兵有所期待。

当时在国际列强中，苏联是唯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8月21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久议未决的互不侵犯条约，苏方允诺中国可不以现款购买苏联军火。9月1日，蒋介石就在国防最高会议上预言，苏联终将加入对日战争[104]。28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奉召返国，曾和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谈及苏联参战的必要条件[105]。10月22日，蒋致电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询问如《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失败，中国决心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出兵日期。11月10日，伏罗希洛夫在宴别中国代表张冲时，要张归国转告：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俄当出兵，决不坐视。30日，蒋介石致电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谢，电称：“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106]当时，蒋介石将苏联出兵看成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12月5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回电称，必须在《九国公约》签字国或其中大部分国家同意“共同应付日本侵略时”，苏联才可以出兵，同时还必须经过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该会议将在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后举行[107]。此电与杨杰、张冲的报告不同，蒋介石内心感到，苏俄“出兵已绝望”[108]，但他仍然再次致电斯大林，表示“尚望贵国苏维埃能予中国以实力援助”[109]。不仅如此，他还继续以之鼓舞身边的高级将领，声称“俟之两个月，必有变动”[110]。12月6日，蒋致电李宗仁、阎锡山称：“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必可转危为安。”[111]这里所说的“国际形势必大变”，仍指苏联出兵。12月11日，蒋已经指示唐生智等，“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112]。但第二天却又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等称：“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惟我革命转败为胜唯一之枢纽。”蒋指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113]不难看出，蒋所说所的“内外形势必一大变”的“外”，仍然包含苏联出兵在内。“苏俄无望而又不能绝望[114]，这正是蒋介石当时的无奈心理。

苏联与中国同受日本侵略威胁，因此支持中国抗战，但是，苏联更担心德国入侵，日苏之间的矛盾又尚未发展到必须干戈相见地步，苏联自然不可能轻易在远东有所动作。

12月12日，日军继续猛攻，中华门、中山门、雨花门、光华门等多处城门被突破，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决定大部突围，一部渡江撤退。但是，由于情况混乱，撤退命令无法正常下达。除少数部队突围外，大部分军队拥至长江边，形成极度混乱的局面。挹江门外，“被踏死者堆积如山”[115]，“仅有之少数船舶，至此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运过重沉没者亦有之”[116]。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

在淞沪战败之后，南京失陷有其必然性，但是，如指挥得当，突围与撤退时的严重混乱及其损失仍然是可以避免的。

七　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坚持抗战国策

首都失陷，常常和国家沦亡相联系，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有的现象。一时间，日军骄横气焰达于极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蒋介石个人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怎么办？中国的路应该怎样走下去？

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当时的情况是：“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117]汪精卫本来对抗战就信心不足，这时更加缺乏信心。次日，他向蒋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118]。显然，汪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孔祥熙这时也从“倾向和议”发展为“主和至力”[119]。18日，蒋介石日记云：“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120]当时，陶德曼的调停还在继续，蒋介石担心日方有可能提出比较“和缓”的条件，诱使中国内部发生争执与动摇。26日，蒋介石得悉日方提出的新议和条件，发现较前“苛刻”，认为“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内部不致纠纷，心头为之一安，决心“置之不理”[121]。27日，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讨论，主和意见仍占多数，于右任等甚至当面批评蒋介石“优柔而非英明”[122]。会上，蒋介石坚持拒和。28日，蒋与汪精卫、孔祥熙、张群谈话，声称“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我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123]。次日，再与于右任、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针，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也”[124]。蒋介石认为，与日本议和，外战可停，而内战必起，国家定将出现大乱局面。次日日记云：“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125]1938年1月2日，蒋介石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126]他最终决定，拒绝德国方面的斡旋，坚持既定的抗战国策。

从8月13日至12月13日，蒋介石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指挥抗战四个月，战略、战术呆板，对国际力量共同制裁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未能及时组织战略撤退，造成中国军队空前巨大的损失，但是，沪、南京之战显示了中国军队、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的坚强不屈的精神，打击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和在短时期内速胜的美梦。此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广大战场上就愈陷愈深，终致不能自拔。

从战争学习战争。沪和南京之战期间，蒋介石和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认识到，中国对日抗战是持久战，必须以空间换时间，必须懂得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而不能在局部地区拼消耗；必须懂得运用阵地战、守卫战以外的其他作战形式。9月16日，蒋介石日记云：“上海之得失不关最后之成败，不必拘泥于此也。”[127]11月7日，日记再云：“此时各战区以发动游击战争，使敌所占领各地不能安定，且分散其兵力，使之防不胜防也。”[128]12月1日日记云：“战败敌军制服倭寇之道，今日除在时间上作长期抗战，以消耗敌力；在空间上谋国际之干涉，与使敌军在广大区域驻多数兵力，使之欲罢不能，进退维谷，方能制敌之死命，贯彻我基本主张，此旨万不可稍有动摇。”[129]同月16日，南京失守后的第三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称：“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之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堡垒，以制敌之死命。[130]这些地方都说明，通过挫折和失败，蒋介石的战略思想有了长进。

还在淞沪之战的紧张关头，蒋介石曾经在日记中写道：“凡我中国之寸土失地皆洒满吾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血迹，使我世世子孙皆踏此血迹而前进，永久不忘倭寇侵占与惨杀之历史，必使倭寇侵略之武力摧毁灭绝，期达我民族斗争最后胜利之目的。”[131]沪之战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国军人所表现出来的浴血苦战、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与牺牲精神必将长留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附记：蒋介石为何开辟新战场

当华北战场危急之际，蒋介石主动开辟淞沪战场。旧说之一以为，这是蒋介石为了将日军的进攻矛头由自北而南引向由东而西，以免日军过早地攻占武汉，截断国民政府自南京西迁的道路，是一项很高明的战略决策云云。此说曾引起激烈争论。一派主张蒋在事前即有明确意识，一派主张蒋在事前并无明确意识。两说长期相持不下。

关于开辟淞沪战场的原因，蒋1938年5月5日曾在《杂录》中写道：“敌军战略本以黄河北岸为限，如不能逼其过河，则不能打破其战略，果尔，则其固守北岸之兵力绰绰有余，是其先侵华北之毒计乃得完成，此于我最大之不利。我欲打破其安占华北之战略，一则逼其军队不得不用于江南，二则欲其军队分略黄河南岸，使其兵力不敷分配，更不能使其集中兵力安驻华北。中倭之战必先打破其侵占华北之政策，而后乃可毁灭其侵略全华之野心。总之，倭寇进占京沪，其外交政策已陷于不可自拔之境，而其进占鲁南，则其整个军略亦陷于不可收拾之地也。”[132]据此可知，当时蒋介石开辟淞沪战场的目的，在于分散日军兵力，粉碎其首先占领华北的侵略计划。

注释

[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8日。

[2]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总第1120页。

[3] 《徐永昌日记》，1937年7月14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印，1991。

[4] 《徐永昌日记》，1937年7月16日。

[5] 《徐永昌日记》，1937年7月18日。

[6] 《徐永昌日记》，1937年7月20日。本函所述，徐永昌已在19日的会上作过口头陈说。

[7] 《徐永昌日记》，1937年7月24日。

[8] 参见拙作《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抗战与战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30～42页。

[9]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第1598～1612页。

[1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10日。

[1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12日。

[12] 《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总第1131页。

[1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16日。

[1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17日。

[1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19日。

[1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27日。

[17] 《本月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8月31日；《困勉记》系此于1937年8月4日。

[1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8月7日；参见同日《王世杰日记》，〔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

[1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8月13日。

[20]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40页。

[21] 张治中：《揭开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序幕》，《八一三淞沪抗战》，第17页。参见余湛邦：《张治中——张治中机要秘书的回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第27页。

[22] 《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4页。

[2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中华书局，北京，1981，第1页。

[24] 《中央日报》，1937年8月10日。

[25] 《上海作战日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3页。

[26] 当时日本在上海的兵力说法不一，此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4页。

[27] 《王世杰日记》，1937年8月12日。

[28] 《中常会第50次会议速记录》，1937年8月12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1987。

[29]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265页。

[30]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35页。

[31]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35页。

[32]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35～336页。参见《日军对华作战纪要》。

[33]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36页。

[34]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42页。

[35] 《本周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20日。

[36] 《陈诚私人回忆资料》，《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3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8月20日。

[38] 《困勉记》，1937年8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

[39] 《王世杰日记》，1937年10月12日。

[40] 林石江译：《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7，第373页。

[41] 林石江译：《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第374页。

[42] 《八一三淞沪抗战》，第95页。

[43]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54页。

[44] 《王世杰日记》，1937年9月6日。

[45]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56页。

[46] 《八一三淞沪抗战》，第96页。

[47] 《本月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困勉记》系此条于9月2日。

[48] 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3～4页。

[4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14日。

[5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10日。

[51] 《王世杰日记》，1937年9月21日。此际，李宗仁也曾劝蒋，“淞沪不设防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见《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第692～693页。

[5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14日。“运货交通”，《困勉记》改作“运械交通”。

[5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25日。

[5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27日。

[5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0月23日。

[56] 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4页。

[57]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

[58] 《蒋委员长致龙云十月敬电》，《革命文献·淞沪会战与南京撤守》，《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

[59]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281页。

[6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0月22日。

[61] 《陈诚致蒋介石密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72页。

[62] 《顾祝同致何应钦密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73～374页。

[6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0月26日。

[64] 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总第1148页。

[65] 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总第1167页。

[66] 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总第1179页。

[67] 《蒋介石秘录》第4卷，第28页

[68] 《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294页。

[69] 《徐永昌日记》，1937年11月12日。

[70] 《困勉记》，1938年2月2日。

[71] 《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第554～555页。

[72] 《困勉记》，1937年8月20日。

[73]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282页。

[74] 《第三战区淞沪会战经过概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81页。

[7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

[76] 《徐永昌日记》，1937年11月7日。

[7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7日。

[78] 《徐永昌日记》，1937年11月6日。

[7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念念11月8日。

[8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20日。

[81] 《八一三淞沪抗战》，第252页。

[82] 《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第555页。

[83] 《徐永昌日记》，1937年11月5日。

[84] 《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作战》，第601页。

[8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13日。

[86] 《王世杰日记》，1937年11月19日；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南京保卫战》，第8～9页。

[8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17日。

[88] 《王世杰日记》，1937年11月19日；参见唐生智：《卫戍南京之经过》，《南京保卫战》，第3～4页。

[89] 《徐永昌日记》，1937年11月6日。

[9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26日。

[9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8日。

[9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9日。

[93] 《王世杰日记》，1937年11月21日。

[94] 《本月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30日。

[95] 《淞沪作战第三期作战计划》，《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31页。

[96]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33～334页。

[97] 《徐永昌日记》，1937年12月3日。

[9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26日。

[9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5日。

[10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6日。

[10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7日。

[102] 《困勉记》1937年12月9日记蒋介石称：“此次抗战，即使全国被敌占领，只可视为革命第二期一时之失败，而不能视为国家被敌征服，更不能视为灭亡，当动员全国精神力自图之。”

[10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9日。

[104] 《王世杰日记》，1937年9月1日。

[105] 《王世杰日记》，1937年9月28日。

[106] 《蒋委员长致蒋廷黻、杨杰（请伏元帅转斯大林先生）电》，《革命文献·对苏外交》，《蒋中正“总统”档案》。

[107] 《斯达林、伏罗希洛夫致蒋委员长十二月电》，《革命文献·对苏外交》，《蒋中正“总统”档案》。原电无日期，此据《徐永昌日记》考订。

[10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5日。

[109]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340页。

[110] 《徐永昌日记》，1937年12月6日。

[111] 《蒋委员长致李宗仁、阎锡山等鱼电》，《革命文献·淞沪会战与南京撤守》，《蒋中正“总统”档案》。

[112] 《南京保卫战战斗详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413页。

[113] 《蒋委员长致唐生智、刘兴、罗卓英电》，《革命文献·淞沪会战与南京撤守》，《蒋中正“总统”档案》。

[114] 《困勉记》，1937年12月6日。

[115] 《宪兵司令部战斗详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433页。

[116] 《陆军第七十八军南京会战详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424～425页。

[117] 《困勉记》，1937年12月15日。

[11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16日。

[119] 《王世杰日记》，1937年12月2日、27日。

[120] 《本周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18日。

[12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26日。

[12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27日。

[12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28日。

[12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29日。

[12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30日。

[12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月2日。

[12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16日。

[12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7日。

[129] 《本月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1日。

[130] 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总第1200页。

[131] 《本周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11日。

[13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年末。

◎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日方诱和与蒋介石的应对及刹车

中日秘密谈判可以说是抗日战争期间最诡异的事件。这不仅表现在中日双方，而且也表现在中国内部。一方面，蒋介石屡屡对孔祥熙的谋和活动加以阻遏，但是，蒋介石本人又亲自掌控过几次对日秘密谈判。不将这些情况研究清楚，就无法真正了解谈判全局，也无法了解蒋介石的真实对日意图。

一　蒋介石精心指导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

南京陷落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主和派一度抬头，但蒋介石坚决拒和，力主坚持抗战国策。1938年3月13日，蒋介石专门在日记本中写了一段话：“中国对倭抗战，决非争一时之胜负与得失，而为东亚千百世之祸福有关，故不惜任何牺牲，非达到此目的，终无战乱终止之期。”[1]但是，同年4月，中国军队在山东台儿庄取得胜利，蒋介石觉得中国有了和日本侵略者谈判的筹码，思想的天平开始倾向“和平”一端。4月9日日记云：“此时可战可和，应注重和局与准备。”[2]此后，日方有希望英国出面充当调停人之意，而蒋介石也曾决定派张群使英，在当地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以便于英国从中斡旋并担保[3]。5月下旬，日本内阁局部改组，近卫首相以陆军前辈宇垣一成大将出任外相，企图借助他来抑制陆军。蒋介石看出宇垣将对华主和，准备利用宇垣压制日本陆军中的少壮派。但是，蒋介石也提醒自己，防备宇垣对中国内部实行“挑拨离间”[4]。日记云：“敌国阴狠，讲和时更增危机也。”[5]果然，宇垣上台后，即不断向中国摇晃橄榄枝。蒋介石则以“刚柔得宜”的政策相对应[6]。一面抵抗日本侵略军对武汉的进攻，一面也和日方代表在谈判桌上周旋。8月下旬，蒋介石开始指导萧振瀛和日本军部特务和知鹰二进行谈判。

萧振瀛，吉林扶余人，毕业于吉林政法专门学校。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第1战区上将总参议，1938年参加中日秘密和谈；1940年，辞去军政职务从事实业。曾创办东北松花江中学、东北儿童教养院。1945年抗战胜利后，移居北平。1947年5月因病去世。

萧振瀛（1886—1947），字仙阁，号彦超，吉林扶余人。曾任西安市长。1930年任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总参议。1935年任天津市市长。次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其间，曾多次与日军驻华北将领多田骏等人谈判。1937年抗战爆发，萧振瀛任第一战区长官部总参议。1938年7月下旬或8月初，日本军部特务“兰工作”负责人和知鹰二到达香港，萧振瀛与和知是“旧友”，因此受命与和知谈判。谈判中，和知提出总原则六条，其中有诱饵，也有新的侵略要求：1.停战协定成立之时，两国政府正式命令，停止一切陆、海、空军军事敌对行动，中国政府以新的姿态，恢复七七卢沟桥事件以前状况。2.日本政府绝对尊重中国主权、领土、行政之完整。3.两国军事完全恢复战前原有状况后，以平等互助为原则，商定经济协定，以谋东亚经济全面的合作。4.两国谋国防上之联系，在共同防止共产主义目标下，商订军事协定。5.两国政府努力恢复两国人民情感上之亲善与谅解，取缔一切互相排侮之言论。6.两国在此次事变中所发生之一切损失，以互不赔偿为原则。和知提出的《经济协定基本原则》共四条：1.本平等互助原则，尽先欢迎日本投资，如日本财力不逮，可向欧、美各国商借资本。2.资源与市场之紧密调整与提携。3.两国互惠关税之协定。4.战后复兴之合作。其《军事协定基本原则》共三条：1.中日两国共同防卫，共同作战。2.平时训练，得聘请日本军事顾问及教官，向日方订购及补充器材。3.国防之联系。军事内容与情报之交换[7]。

当时，日军正节节向武汉逼进，和知“求和”，使国民党内部的部分“主和”派觉得是个机会，但蒋介石对此却不抱希望。8月26日，蒋介石与智囊、《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商谈，对张表示：“观察倭寇在华之权益与设施，岂能随便放手还我乎？若无重大变化与打击，彼决不罢手。一般以为和知来求和抱乐观者，实未究其极也。”[8]他在日记中明确写道：“对和知应拒绝。”“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乃可使倭阀失败，中国独立，方有和平之道也。”[9]9月23日，蒋介石返回汉口，主持汇报会议，决定对策。由于和知的条件首先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梦想，自然勾起蒋的兴趣。会议决定：“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与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允停战。”[10]此前，国民政府一直要求，在与日本谈判时必须有第三国保证，但是，就在几天前，英、法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捷克主权以绥靖纳粹德国，因此，汇报会议决定，可直接与日方谈判。9月26日，蒋介石增派曾任北平社会局长、有对日交涉经验的雷嗣尚到港，加强谈判力量。这一时期，蒋介石正在观察欧战的状况，认为如欧战不能即起，有机即和；如欧战果起，“则对倭更须作战到底”[11]。

9月27日，萧振瀛、雷嗣尚与和知鹰二第一次会谈，首先告以军事协定不能签订。和知答称，军事协定与经济协定，均在恢复七七以前原状后再办。事后，萧电蒋报告。蒋复电指示：“1.与对方谈话，切不可稍有一点增减，必须依照所面述之范围，万不可有所出入。2.不可抱有成就之望，要知我方全处被动地位，迁就不但无益，必受大害。如主动方面有诚意，我方不迁就，亦能成就也。3.每日在途中住宿地，能通长途电话时，请通电话一次，以便随时接洽，恐逐日局势有变化，俾可随时洽商也。4.对于无商量余地之事，如彼方再三试探，必须坚强拒绝，以我方本不望有所成就，而所欲望成者，实在对方也。此意须特别认识，并知我国至此，实毫无其他希望，只有死中求生之一途也。5.一切言语态度，须十分稳重从容，万不可带有急忙之色。缓急先后，皆由其便。我方必须以无所为〔谓〕之态度处之，更不必要求其必答，有所期待也。须知我方除此之外，并无再可商洽之事，即以此为最后之办法也。6.所写具体各件，切不可以书面明示彼方，且须对彼言明，无具体成文之件携来，一切皆以口头商洽，作为临时相商之事可也。”[12]

1938年7月，蒋介石在汉口主持最高军事会议。

当日午后，萧振瀛等与和知第二次会谈。萧等向和知说明：1.中国方面，自孙总理至蒋委员长，对于日本之强盛，均有深刻之认识与敬意，企求自存、共存，与日本共定东亚大计。日方苟有和平诚意，中国必以诚意应之。2.日方尝强调东亚主义，以“东亚之事，东亚之人自了之”为内容，中国亦甚同情，但因弱国恐受强国欺凌之故，始终不愿直接交涉，必须有第三国介入并保证，方能重建和平，但如日方确有诚意，尊重中国行政、主权及领土之完整，则中国自当以最大诚意，与日方直接谈判，不要第三国介入。此事如能实现，即东亚主义之大成功，即日方之大胜利、大收获，其重要性尤在一切之上。3.现在日军进攻武汉，大战方酣，中国方面不能作城下之盟，故目前最要之者，为停止军事，恢复七七前之状态。4.如果军事停止，一切恢复七七前状态后，中日两国诚意展开两国、两民族之全面合作，将来定可做到经济合作，外交一致。5.中国自十六年清党以来，即站在坚决“剿共”立场，日方必有正确认识，共产主义断乎与中国国情不能相容。中国国内之防共，中国自能为之。6.日方尊重中国行政、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中国内政绝不干涉。中国人最恨者，为日、鲜浪人之贩毒，认为是灭种政策，必须切实取缔；中国最疑畏者，为日方所设在华特务机关，认为是亡国政策，必须加以取消。7．中国不骗人，作敌彻底，作友也彻底，将来必做到中国人爱日本如爱中国，同时日本人爱中国亦应如爱日本。8．如果日方能以强国大国风度，照此做去，不问国际形势如何演变，即在日本极不利之环境下，中国亦必以最大诚意直接谈判，重建和平。[13]

和知认为萧振瀛的谈话在原则上、精神上与日方认识相同，双方取得初步结论：1.停战协定中不涉及军事协定字样。2.俟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后即订经济协定。3.对中方提出的不订军事协定问题，和知本人认为可以商量，但恐东京方面坚持，故对此点表示保留。4.和知同意，由日本先发和平宣言，中方以和平宣言响应，即停止进攻若干日，作为双方正式代表签订停战协定的时间，其签订地点可在香港。5.双方和平宣言须以电报事前商定原稿，方得发表。6.和知定28日晚回东京，作最后决定，于10月10日前电告，和知本人随后即来香港。7.和知离港后请雷嗣尚飞汉，面陈详情。[14]

同日，蒋介石致电萧振瀛，要求向对方坚决表示：“原状未复，诚信未孚，即未有以平等待我中国之事实证明以前，决不允商谈任何协定。不仅军事协定之字样不得涉及于停战协定之中，即经济协定，在原状未复以前，亦不能商谈。”关于“经济协定”，电称：“兄等携来经济协定之原稿，无异亡国条件，更无讨论余地。”关于“停战协定”，电称：“只可订明停战之时间、地点与日本撤兵及恢复“七七”以前原状之手续与月日，此外不能附有任何其他事项。”关于“停战日期”，电称：“停战之日，即为停战协定同时发表之日，决不可以停止进攻若干日为签订协定之时间。换言之，中国于停战协定未签订之前，绝不愿停战。”蒋介石并要萧振瀛郑重声明：“原状未复，且未有以平等待我之事实证明以前，决不能再提军事协定，且绝无保留之余地，否则请明告对方，无从再约续谈也。”[15]萧振瀛收到蒋的电报后，于当日与和知进行第四、第五次会谈，反复讨论，和知表示愿作让步：1.对停战协定中不出现军事、经济协定字样一条，认为可以商量。2.对中方要求日方以事实表示诚意，非恢复“七七”前原状后，不商谈任何协定一条，表示“颇谅解”。但是，和知也表示，关于将来中日合作的具体内容，事前须取得一种“无文字的谅解”，“否则，日方无以自圆其立场”，证明中方“毫无诚意，日本断难相信”。[16]28日晚12时，和知离港回国，行前向萧振瀛透露：日方此举的国际根本原因是，希特勒最近多次电请日方与中国谋和，共同对苏；其次要原因则为日本国内困难重重，不堪应付长期战争，拟在军事优势下，以较大让步取得和平。和知称：近卫文麿、板垣征四郎、多田骏等虽有远识，但日本朝野各方，尚无普遍认识。此次回东京，遭遇困难必多，将拼死努力，于10月10前以日方最后态度相告[17]。

9月29日，萧振瀛致电蒋介石，报告28日与和知会谈情况，声称前后谈话，均以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为唯一前提，与蒋的指示并无出入。在转述和知临行前密告的日方谋和原因后，萧称：和知此次奉近卫、板垣、多田之密令而来，态度确甚诚恳、坦白，条件亦较以前多次提出者为合理。最近东京将举行重要会议，决定武汉会战之后的对策，但日方亦有主张“硬干到底”者，南京伪组织、北平伪组织又多方破坏和局，故前途定多周折[18]。他要蒋介石表态，“若双方意见，距离尚不甚远，而和知再度来港，我方应如何应付，应请预筹”[19]。

萧振瀛与和知在香港的谈判以日方承认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前提，符合蒋介石的要求，谈判也似乎进展顺利，蒋介石甚至开始研究和谈成功时的停战、撤兵要点。10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甲、分区交代。乙、交接与冲突时之地方治安维持办法。丙、交接时防制〔止〕误会。丁、预防察绥与冀东及伪组织之处置。”又云：“停战、撤兵后，先订不侵犯条约，后商互助协定。”[20]10月2日，蒋介石从孔祥熙处读到香港情报一件，其中谈到日人百武末义回国活动中日议和情形，百武希望了解，如果日本发表和平声明，中国是否能够发表声明响应。蒋介石当即电询孔祥熙，“其言是否可信”。他指示：“总要前途先拟整个确实办法，再谈双方宣言也。”[21]此后，中国方面即开始草拟《和平宣言》。

中方草拟的《和平宣言》称：

中国所求者，惟为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民族自由、平等之实现。日方诚能如其宣言所声明，对中国无领土野心，且愿尊重主权、行政之完整，恢复卢沟桥事变前之原状，并能在事实上表现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则中国亦愿与日本共谋东亚永久之和平。内求自存，外求共存，此为中国立国唯一之政策，亦为世界各友邦所深信，况与日本为同文同种之国家，诚能共存共荣，何忍相仇相杀！苟日本能以诚意相与，中国亦以诚意应之。倘使能以此次战争之终结为枢纽，一扫荆棘，开拓坦途，共奠东亚永久之和平，是不仅为中日两大民族之幸，亦为世界全人类和平之福也。

1935年冬，时任天津伪市长的萧振瀛（右二）与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官多田骏（右三）在天津合影。

蒋介石特别在“中国亦愿与日本共谋东亚永久之和平”一句下以红笔加写了一段话：“我政府对于和战之方针与其限度，早已屡次声明，即和战之标准全以能否恢复“七七”以前之原状为断。盖始终以和平为主，认定武力不能解决问题也。”[22]中方也草拟了《停战协定》草案等有关文件。《停战协定》草案共五条：1.停战协定成立之同时，两国政府即命令各该国陆、海、空军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日本并即撤兵，在本协定签字后三个月内恢复“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之原状。2.日本政府绝对尊重中国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3.两国政府努力恢复两国人民情感上之亲善与谅解，取缔一切互相排侮之言论行动。4.两国在此次事变所发生之一切损失，以互不赔偿为原则。5.本协定自发布日起发生效力。草案提出：该协定可在福州或九龙签字，在中国方面发表《和平宣言》后一日公布。日军撤兵分三个时期，每期一个月，至第三期时，日军完全撤出黄河以北及黄河、长江以南，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考虑到清末《庚子条约》规定外国军队在平津一带有驻兵权，蒋介石特别以红笔加添了一句：“日本在平、津一带之驻军人数务须与庚子条约相符，勿多驻兵。”[23]关于当时存在于华北、华中的两个伪政权，草案提出：1.自停战协定签订之日起两星期内，南北两伪组织即行取消。2.国民政府对于伪组织之参加者，宽大处理，但绝不能有任何条件。关于中日两国合作问题，中方提出：“必须在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后，方能商订协定，事前只能交换意见，成立精神上的无文字的谅解。”关于《经济协定》，草案提出：“绝对以平等互惠为原则”，日方“所提原则，尚须修改”，“将来举行经济会议，决定具体内容”。在此，蒋介石以红笔批示：“此时绝对不得商讨内容与具体办法。”[24]关于《军事协定》，草案提出：“在恢复原状后，可先商订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批示称：“此可研究。”[25]关于“满洲国”问题，草案拟订了“相机应付”的三条谈判意见：1.日方自行考虑，以最妥方式及时机，自动取消“满洲国”，日本保留在东北四省一切新旧特权，但承认中国之宗主权。2.中国承认东四省之自治，而以日本取消在华一切特权为交换条件（如租界、领事裁判权、驻兵、内河航行等等）。3.暂仍保留。蒋介石在第三条后加了一句：“待商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再谈。”[26]

10月8日，雷嗣尚到汉口向蒋介石请训，蒋当面指示：1.对方如确有诚意，应在10月18日以前完成一切手续，否则不再续谈。2.我方绝对不要停战，更不害怕汉口失守，尽有力量支持长期抗战，此层应使对方彻底认识。3.直接谈判系指此次事件之解决而言，并非永久受此限制，但对方如不质询此点，我方自不必自动说明。4.此次谈判，系对方主动，我方诚意与之商洽，对方不得故意歪曲事实，散播不利于我方之宣传，否则认为对方毫无诚意。5.停战协定系两国政府间之协定，不可作为前线军队与军队间之协定。6.谈判重点应集中于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若对方能做到此层，以后双方定能开诚合作。[27]蒋特别强调：“绝对拒绝之事，宁死勿允。”“凡将来之事，不可先提限期，自处束缚。”“破裂则不怪，越范则不可。”[28]

和知于9月28日离港返回日本后，于10月15日再到香港。16日，与萧振瀛会晤称：回国后向近卫、多田、板垣等人汇报，都认为蒋介石“有诚意”，愿意放弃此前历次宣言，以诚意商谈。日方并经最高会议决定，中日停战协定可以不涉及任何其他协定，但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后必须有七项谅解。甲、防共军事协作及驻兵；乙、中国政府之调整；丙、伪组织之收容；丁、满洲国之承认；戊、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己、日、华、满经济提携；庚、战费互不赔偿。这七项“谅解”表明，日方虽然声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但顽固地要求中国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国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并且狂妄地要求中国政府改组。和知深知这些条件不可能为中国政府接收，因此有意作了“弱化”，其“解释”是：甲、如中国政府自动实行反共，则可秘密约定。所谓驻兵，指将来在内外蒙边防，双方作军事布置之意。乙、所谓“中国政府之调整”，指“酌令接近日本之人员参加，以便促进中日两国亲善之关系”。丙、所谓“伪组织之收容”指对其主要人物酌予安置。丁、“满洲国”问题暂可不谈，待合作三二年后再商解决。戊、日、华、“满”经济提携，“满”字可不涉及，军事协定亦可不再订。和知称：前次所谈原则，只有军、参两部最高首脑同意，此次则已取得内阁全体之同意。表面虽近烦苛，实际已经让步。如防共问题，倘使中国自有办法，则协定之有无，仍可从长商讨。又称：自天皇以下对于此事均盼速决，只须双方诚意努力，当可顺利解决。关于日军当时仍在向华南进兵问题，和知解释说，此系以前预定计划。如和平谈有眉目，即可停止。和知并表示，可致电日本军部，通知前方，对于夜间飞机，不加袭击，以便代表在香港、汉口之间往来。对于和知提出的上述条件，萧振瀛称：“超出前谈范围，不能答复。”17日夜，萧振瀛致电何应钦，请示“究应如何”[29]。

10月18日，何应钦复电指示：日方所提“谅解”，甲、乙、丙、丁四项，都是“干涉中国内政”。“若行政不能独立，无异等于亡国，万不能承认。如其再提此等事，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必续谈”。关于戊项，何应钦认为，日方仅提“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而未提尊重“中国行政之完整”，“是其居心仍欲亡我中国。如其有诚意，则其宣言必须言明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决不能将行政二字删而不提也”。关于己项，何应钦称：中日经济提携，必须在恢复原状后方可商讨。他表示，“我方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可言”。日方有无诚意，以10月20日为期，过此即作罢论。何应钦提醒萧振瀛说：“须知侵粤以后，内外情势大异，不容有从容商酌余暇也”[30]。该电在当时的谈判文件中被称为“巧未电”。

何应钦发出“巧未电”后，又迅速发出“巧酉电”，补充说明：关于日方所提甲项，历年以来，委员长及中央所发宣言一再声明，除三民主义外，不容有共产主义存在，此为我方坚决立场。如对方不提甲、乙、丙、丁四项，则将来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后，在内外蒙边境军事布置一层“或可情商”。电称：“若对方果有诚意，弟可向委座恳切进言，但不能作为军事协作或防共之谅解事项。又互不侵犯协定，我方愿在恢复事变前之原状后，即行商订，然后再商经济协定也。”[31]不过，“巧酉电”发出后，何应钦觉得其中有不妥之处，又于19日发电纠正：“该电末句‘然后再商经济协定也’，应改为‘再商经济合作也’”。当时，中方《和平宣言》已经起草完毕。何应钦在电中特别指示：“在日方宣言稿未提出之前，不可先将我方宣言稿示之。”[32]该电称为“皓卯”电。发出此电后，何应钦仍不放心，又于同日发出“皓午电”，电称：

密。奉谕：昨日各电，关于经济合作与军事布置等事，必须待恢复原状后，以能否先订互不侵犯协定为先决问题。又无论何项合作，必以不失我独立自主之立场而不受拘束为法则，请于此特别注意。[33]

何应钦（1890年4月2日—1987年10月21日），字敬之，贵州兴义人，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负责战时的军制、计划和指挥。

两日之内，连发四电，可见何应钦的重视。“巧酉电”中，何应钦在“或可情商”四字后加注说明“系遵电话谕所改”；在“恳切进言”四字后，何应钦加注说明，“系遵电话谕所增”；本电一开始就是“奉谕”二字，这些地方都说明，上述各电，反映的都是蒋介石的主张。

10月19日，萧振瀛与回汉请示又于18日赶回香港的雷嗣尚继续与和知谈判。在长谈7小时之后，双方在六个方面取得“大体接近”的意见：1.双方《和平宣言》原稿，须互相同意，宣言在停战协定签订后再发表，作为协定之解释而发。2.《停战协定》内容只载以下三项：（1）规定停战日期及地点。（2）日本尊重中国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3）在恢复战前和平状态后[34]，中国政府诚意与日本谋两国间之全面的[35]亲善合作。3．日军撤退问题，中方要求规定撤退期限，和知表示，日本天皇诏令班师，约须一年方能撤完。4.经济合作问题：（1）以绝对平等互惠为原则。（2）在恢复战前和平原状后召集中日经济会议，决定具体内容。5.满洲国问题，保留二年，中国再考虑日方所关心之满洲问题，诚意谋合理解决。6.双方因战争所发生之一切损失，互不赔偿。[36]

萧振瀛在电报中称：上述六点，“均接近我方腹案”。此外尚有三点，和知极端为难，研究费时甚久，即：1.和知欲将撤兵及其将来谅解留交正式代表团谈判，我方则坚持须先商定一切内容，方能成立停战协定。此点经讨论，和知表示同意。2.关于防共军事协定及驻兵问题，萧等恐其别有打算，坚请说明具体办法。和知称，防共可不要协定，只要中国自行铲共，问题即可解决。所谓军事协作及驻兵问题，系指内外蒙一带之军事共同布置而言。对此，萧等表示：1.中国自行清共，日方不必提及。2.在恢复战前和平原状后，内外蒙边军事共同布置可商，但其他区域必须完全恢复战前原状。[37]萧称：此点和知已电东京请示，尚未得复。3.关于收容伪组织，和知闪烁其词，若有难言之隐。萧等称：取消南北伪组织，系和议一切前提，否则，恢复原状一语，毫无意义，且此问题，前已完全解决，此次应不再谈，否则，无从再谈和议。对此，和知及参与谈判的何以之均称：土肥原一派仍支撑伪组织，王揖堂、梁鸿志听说和知赴港，已聚集沪上，问题趋于复杂化，须去电请示，得复后尚须再听取北平、上海现地意见，方能定案。萧等遂声明：1.南北两伪组织及战区内一切伪组织，必须即刻取消；2.中国方面可表示，凡参加战区维持治安者，一律宽大处置。和知最后表示，个人同意，仍须电东京请示。[38]

蒋介石在收到萧振瀛与和知19日的长谈资料后，立即研究并以红蓝铅笔作了修改。其一，在“大体接近”的第三条上以红笔眉批：1.撤兵日期必须在停战协定详细载明；2.必须载明恢复七七前原状；3.此“全面的”三字不能加入。其二，在“为难”问题的第二条上以蓝笔眉批：必须先行撤兵，恢复七七原状，然后再商驻兵问题。内外蒙交界之线最多以张北、沽源与大青山以北之线，对于兴和、陶林、武川、固阳、安北，必须驻扎华军。其三，在萧等坚决表示的第二点“其他区域”四字下，以红笔加了问号，在“必须完全恢复战前原状”句上以红笔眉批：“区域二字，应改为事项，否则对方将解释为察、绥二省全境矣。”[39]以上情况表明，为了换取日方承认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在停战协定签订后即行撤兵，蒋介石考虑过：同意日军在长城以外某些地区驻兵的要求。

10月21日清晨，和知离港，返回东京。行前，与萧振瀛密谈，声称因防共军事协定、驻兵及伪组织问题，颇形烦难。上海方面，梗阻尤大。土肥原曾来电，请其返沪，故决定先回东京，向中央部陈述，拟在10月25日以定案电告中方。萧振瀛称：如和局可成，必须在10月30日前完成手续，11月10日前在福州签订停战协定，否则即作罢论，不再续谈[40]。同时约定，由和知通知日军，自23日至27日午后9时至午前3时之间，停止攻击香港至汉口的夜间航班，以便往来。关于中方全权代表，和知要求由何应钦出任；日方全权代表，何以之暗示，土肥原偏见颇深，以多田骏代替土肥原最佳[41]。

萧振瀛在写给蒋介石、何应钦的报告中称：和知态度，确甚恳挚，一切问题，有研究而少争执，但是，日方动员60个师团，耗财百亿，死伤数十万，必须求得代价，方能自圆立场，因此，我方“惟有善用内外形势，示以不可克服之力量，又饵以将来可以合作之诚意，似可就我范围，实现和局”[42]。

萧振瀛对和谈前途有某种乐观，蒋介石却一直心情矛盾，举棋不定。9月27日蒋介石萌生“欧战如不能即起，对倭有机即和”的想法，但他又担心和议达成后可能出现的三种状况，一是停战后日方不撤兵或不缴还华北，二是共党扰乱，不从命令；三是英美不悦。[43]10月3日，蒋介石继续研究和议，日记云：“媾和险矣。敌军对支院与特务总监之既经设立，岂肯轻易放弃？”他除继续担心日军停战后拒不从华北、上海、察、绥等地撤退外，还担心“对内宣言”以及“死伤军民之抚慰”等问题[44]。5日日记云：“敌既欲求和而又稽延不决，以探我军虚实缓急之情。小鬼可鄙，何能施其伎俩也？余惟有以拙制巧，以静制动而已。”[45]7日，蒋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敌来求和是否为缓兵消耗我主力之计”，决定确定限期，不许日方拖延时日，同时绝对拒绝军事协定与经济协定[46]。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鹏湾（应为大亚湾——笔者）登陆。13日，攻占河南信阳。日军的这这两次军事行动使蒋介石强烈怀疑日方的和平诚意，决心坚持抗战。日记云：“倭既在粤登陆，我应决心持久抗战，使之不能撤兵。”“勿以国际外交之关系而影响作战方针。”“勿忘三年前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之准备，况平汉粤路以东地区抗战至今十五月之久，而敌犹不能占领武汉，则以后抗战必更易为力。敌军侵粤，实已达成余第三步之计划矣。”[47]此前，蒋介石早有利用太平洋各国和平会议解决中日一切问题的打算，日军侵粤，战区扩大，不仅让蒋看到了日军陷入被动，会出现更多的“灭寇良机”，而且让他感到，英国与日本妥协的可能将会减小，召开太平洋各国和平会议，共同对付日本希望已经大为增加。10月14日，蒋介石致电萧振瀛称：“敌既在粤登陆，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可与之多谈。”[48]他随即决定将前此准备的“谅解”方案作废。此时，进行多时的武汉会战已近尾声，预定打击日军的计划已经完成，为保存有生力量，蒋介石决定自武汉撤退，正在草拟《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10月21日，蒋自思云：“敌方答复延缓，并无诚意之表示，余当考虑发表宣言以示决绝。语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非下此决心，无以救国。”[49]24日，蒋介石接受各将领要求，离开武汉。次日，下令对武汉若干要害地区，进行爆破，以免为日军所用。

1938年的武汉会战战中，信阳的中国军队在向日方阵地发射迫击炮。

和知鹰二返日密商后，旋即来华，10月25日到达上海，立即致电萧振瀛，盼何应钦急赴福州，同时声称将派人携函赴港，28日可到。萧振瀛认为“和局当已有望”，于26日致电何应钦及蒋介石，声称待和知所派之人到港，即询明详情，如与在港所谈没有大出入，即请和知到福州商定，同时请何应钦前往。电称：“何部长应即准备，待电即行。”[50]29日，和知所派之人到港，声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方“争持甚烈”，正在上海会谈。如果难以作出决定，和知仍拟返回东京，请“最高干部”决定[51]。同日，萧振瀛致电孔祥熙，报告上述消息，声称此外各问题，仍与在港所定腹案大体无出入，统由雷嗣尚带到重庆进呈[52]。

前文已经指出，蒋介石对和知的活动本不抱希望。10月27日，蒋介石得悉日本同盟社宣传电及板垣征四郎于26、27两日先后发表的好战谈话，认为“敌寇野心并未减杀，而且有缓兵与诱惑之狡计”，决定发表早就在草拟中的《告全国国民书》，以示决心[53]。28日，蒋介石又接到重庆行营主任张群来电，认为日本外相宇垣辞职，求和空气已淡，必须我方持久抗战，使敌益感疲乏之后，由英美联合，形成国际中心力量，着手调停，才能实现“差强人意之和平”。他说：“抗战至现阶段，决无抛弃立场，根本改变国策之理。”[54]30日，蒋介石命何应钦转令萧振瀛，停止和谈，返回重庆[55]。同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要他们考虑对日宣战的利害问题。电称：“今后沿海各口既全被封锁，故我对于海外交通，不再有所顾虑。若我宣战，则美国必实行中立法，可断绝敌人钢铁、煤油之来源，实于敌有害也。又我如宣战，对于国联及各国关系，均应精密研究，切实探明，望即令我驻外各大使全力进行。如何？请核。”[56]31日，蒋介石在南岳致电张群，要他立即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不可再缓。日记云：“发表告国民书后，敌必又受一不测之打击，使其以后之威胁失效，更使其进退维谷。”[57]同日，《告全国国民书》正式公布。该文说明抗战根据，不在沿江沿海，而在广大、深长之西部诸省。武汉会战予敌重大打击，任务已毕，目的已达，现决定放弃武汉，转入主动有利之地。文称：

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定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唯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亦正唯我之抗战为全面长期之战争，故必须力取主动而避免被动。敌我之利害与短长，正相悬殊；我唯能处处立主动地位，然后可以打击其速决之企图，消灭其宰割之妄念。

文末，蒋介石号召国人“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悲壮、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58]。文告发表后，蒋介石很满意。11月1日日记云：“《告全国国民书》自读之，觉为最近第一篇之文字，必使国民知感，且使敌国知畏也。”[59]大概当时主和派对发表此文有意见，同月2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唯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议所惑。”[60]12月17日，日本特务土肥原到香港，邀萧振瀛见面，蒋介石指示：“不准萧赴港”，“应坚拒不理”。[61]

1938年6月11日－10月25日进行的武汉会战，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等省的广大地区，是抗战时期中国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图为武汉会战中正在开赴前线的中国军队。

萧振瀛与和知的谈判因蒋介石的刹车而中止，但日方对这一线索仍存有期待。1938年12月，汪精卫自重庆逃到越南河内，加紧与日方勾结，日本对华政工人员中出现两派。一派将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一派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象。1939年3月，何以之及和知鹰二相继抵港。12日，何以之致电在重庆的萧振瀛说：日方正在实行“拥汪倒蒋”毒谋，为国家大局，“在内必先除汪，在外必多联美”。土肥原与和知二人均以“收拾时局自负”，希望萧到港一谈[62]。萧振瀛在香港的孙、施两位助手也向萧报告，认为土肥原与和知“与联汪派主张不同，暗斗甚烈，实为我方利用、以敌制敌之良好机会”。报告称：“此时如能利用土、和，继成前议，固属圆满，即难完成，至少可以牵制联汪政策不能决定，亦于我有利而无害。”孙、施二人要求萧振瀛将有关函电密呈蒋介石，从长考虑。同时建议萧本人速来香港一谈，“在国际情形好转之下，奸党勾结未成之前”，找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新途径”[63]。萧振瀛接获上述电报后，于13日致函蒋介石称：“伏查汪日关系，乃由日本军部影佐等从中斡旋，不仅土肥原等极为愤慨，皆抱收功在我之愿，板垣近于议会中亦郑重声明，汪既不能号召国内，而与日本尤无历史关系，欲求中日永久之合作，绝非汪辈之所能为力者，言外之意，当系仍欲与钧座间取得谅解。”萧向蒋请示：“对方既极端欲赓续前议进行，和知又将来港，究应如何应付之处，恭请鉴核示遵。”[64]对萧振瀛此函，蒋介石未作答复。1939年9月，和知鹰二通过其助手转告萧振瀛，汪精卫将于本年11月在南京成立政府，要求萧来港重开谈判，在汪组府之前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阻碍汪的计划实现。10月6日，孔祥熙致函蒋介石，要求允许萧振瀛再次赴港谈判。10月9日，蒋介石复函孔祥熙称：“兄与萧函均悉。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希以此意转萧可也。”[65]这是蒋阻遏与日方和谈的最严厉的一次指示[66]。至此，萧振瀛与和知鹰二的关系遂告结束。

1939年9月，汪精卫（右一）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亲日讲话，表示愿与日本停战讲和。

二　面对特殊的日方代表

在秘密谈判中，日本方面出面者大多系军部或政府人员，但是，也有个别谈判，其出面者系“民间人士”。例如萱野长知与小川平吉。萱野在辛亥革命前曾参加中国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友善，多次支持或直接参加中国革命。小川平吉也曾支持辛亥革命，组织友邻会，提倡日中友好。1927年任铁道大臣，是已经退出日本政坛的元老级人物。二人在头山满的推动下，得到近卫首相等政要支持，出面在中日间斡旋和平[67]。

1938年7月，萱野长知首次到港活动，其谈判对手为孔祥熙系统的贾存德与被孔派到香港的马伯援。同年10月初，萱野再次到港，近卫首相及头山满均派人到港协助，其谈判对手改为军统局在香港的工作人员郑东山。萱野向郑表示：1.目前形势甚迫，但日本政府及人民均不愿战，军部方面，仅少壮军人主战，高级将领则不尽然。如双方能开诚相见，仍不难觅取和平办法。2.宇垣外相去职后，萱野曾向近卫首相请示，和平谈判应否进行，嗣接近卫复电，声称方针不变，仍照前约进行，政府当负全责。谈话中，萱野并以近卫原电相示。和萱野同时来港的外务省政务次官松本忠雄则称：萱野年高德重，中国各院院长均为其友辈，必须派能代表中央，并与彼有交谊之大员，如孔祥熙、张群、居正等前来谈判，且须军统局郑介民陪同。经郑东山解释，萱野同意由郑介民来港商谈。10月15日，戴笠向蒋介石请示：“兹事关系重大，该员所请先派郑介民秘密赴港试与商谈一节，是否可行，理合转呈鉴核。”[68]

蒋介石没有批准郑介民赴港，戴笠遂决定由杜石山与日方联系。杜石山，亦作杜石珊，广东兴宁人，早年留学日本，为士官生，娶一日女为妾。民国初年曾出任统领，后长期息影香港。抗战爆发后经曾政忠[69]介绍，参加军统局工作。杜石山与萱野长知等人的谈判由戴笠领导，目的在收集情报，因此，与日方交谈中的许多言词均虚假不实。但是，戴笠曾多次书面向蒋介石汇报，因此，我们可以从留存档案中窥知谈判的真实情况。

据萱野向杜石山称，近卫首相曾屡次致电萱野催促，萱野则仍坚持要求郑介民迅速到港。他说：“中日事件，如久延不决，于日本固有重大祸害，而中国之不利，则尤甚于日本。”“现日本当局，灼见及此，深愿和平解决。其整个决策，为积极求和，不得则继续军事行动，并从事第二伪中央政府之产生。中国似应趁机派员来港接洽，以无条件、无理由之和平解决。”[70]其后，萱野又直接打电话给杜石山[71]，声称拟与郑介民先生进行之事，已与近卫首相、头山满、宇垣大将、有田外相、荒木大将等疏通妥当，近卫并已奏准天皇，定期停战，请迅速督促郑介民来港晤商。12月9日，戴笠再次将上述情况向蒋介石报告，蒋仍无批示。1939年1月6日，萱野回日活动。

戴笠（1879.5.28—1946.3.17），浙江江山县保安乡人，字雨农，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长期从事特务与间谍工作，曾负责国民政府情报机关，担任军统负责人。1946年因飞机失事身亡，死后被追授为陆军中将。

蒋介石不能长期不理萱野长知这样和中国革命有过密切关系的日本友人。1939年3月4日，蒋介石致电杜石山称：“历次来电暨萱野翁前日来电，均已诵悉。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之基础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日本方面，究竟有无和平诚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实询明，伫候详复。”[72]杜石山收到此电后，即电邀萱野返港。3月10日，萱野返港，告诉杜石山，他回日后遍访朝野要人，新上任的平沼首相、有田外相都了解蒋的“伟大”，头山满准备亲自来华与蒋会晤。中日之间应当“平等言和，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和平的基本原则为：甲、中日两国同时发表和平宣言；乙、由中日两国政府各派遣大员会议于约定地点，议明逐步退兵、接防之日期。丙、至于防共与经济提携问题，重在实事求是，以便互相遵守，而奠中日共存共荣之大[73]。12日，萱野提出，双方政府代表可在军舰上见面[74]。3月16日，宋美龄到港指导谈判[75]。17日，萱野、柳云龙、杜石山商讨条件，最初为九条，后经修改，定为七条：1.平等互让。2.领土（完整）主权（独立）。3.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4.撤兵。5.防共协定。6.经济提携。7.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关于满洲，另议协定。[76]宋美龄对七条、九条都有意见，批评说：“此种条件，何能提出于国防会议耶！如能办到‘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字，便符政府累次宣言。此事当时时记住。蒋先生可以提出国防会议者，即可成功。”[77]18日，杜石山等将七条电告蒋介石[78]。杜在电文中劝蒋在汪精卫“所欲谋者未成熟之前”作出决定[79]。19日，蒋复电命继续进行，同时称，得“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字便可，“余请商量改删。”[80]关于“防共协定”，宋美龄及蒋介石都表示，可以密约办理。

3月29日，小川平吉到港参加谈判，行前致函萱野，说明此行得到首相平沼、外相有田、陆相板垣及近卫、头山满等人支持，受命来华情况，要求蒋介石派遣“有权威之代表”到港谈判[81]。小川到港后，命萱野转交杜石山亲笔函一件，内称，日本政府尚未确认蒋介石有和平诚意，“最良之方法则为代表的要人之派遣”，又称，日本要求国民政府改组，而国民政府认为不可能，他本人有一打破僵局的方案，但该案“内容极微妙，而须秘密，非亲见蒋委员长或其心腹的要人不能尽其委曲”[82]。4月初，戴笠到港，向军统局在港人员指示：“此时我与日本绝无和平可言”，“必须以热衷和平姿态为饵，以遂行吾人之谋略，首要之图，为阻滞汪伪组织，不使于短期内成立。”[83]同月2日，戴笠致电蒋介石云：

中央于此次小川来港之机会，可否密派一绝对可靠而与小川认识，且在现政治上不甚重要之人员来港，与小川晤谈，藉以刺探对和平之真实态度。如此事钧座认为绝不可行，则生处可设法令杜石珊置之不理。是否如何，谨乞鉴核示遵。[84]

4月3日，杜石山也电蒋催促。这以后，蒋的日记中连续出现对战和问题的思考。

4月4日日记云：“吾人必须苦撑一年，必待倭寇筋疲力尽，方得有和可言，此时决非其时也。”[85]

4月5日日记云：“如有以近卫建立东亚新秩序之声明为和平根据者，即为卖国之汉奸。”

4月6日日记云：“敌求和之急与其对俄屈服之情状，可知其图穷匕见，应付之方应特别审慎。”“对敌宣传：甲、须由倭王下令撤兵；乙、恢复七七前原状后谈判。丙、取消东亚新秩序声明；丁、太平洋会议。”

4月4月8日日记云：“对记者发表，在东亚新秩序声明之下，绝无和平之可言。”

4月14日日记云：“倭派小川探和，以平等互让、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三点为原则，而不言行政完整，可笑。”[86]

以上日记足证，蒋介石当时并无与日方议和的想法。不过，这时候，蒋尚未决定如何对待小川。4月9日日记云：“对敌探小川应否回复？”10日日记云：“对小川策略应速定。”

可见，这时候，蒋尚在研究思考中。

小川在向蒋发出第一函后，又于4月10日再次致函蒋介石，声称“为东亚前途以及中日两国百年大计而来，幸有以教之”[87]。13日，蒋介石复电称：“小川先生本为余等生平所敬慕，但在此两国战争之中，不能派代表来港致敬。惟托其在港友人马伯援君致意也。”[88]马伯援早年留学日本，曾任中华留日基督教学生青年会总干事，虽是日本通，但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从未担任过重要职务，顺便委托这样一个时在香港的“政治上不甚重要之人”与小川周旋，说明蒋意在敷衍。

对与马伯援接谈，小川尚未来得及表态，马即于4月14日突然去世。21日，萱野、小川二人与杜石山见面，严厉批评杜向蒋报告不够详尽，声称马即使不死，也非讨论“秘密大计”之人，如居正、孔祥熙不能来港，则应与蒋先生直接晤谈。萱野、小川称：与中国方面约定大计之后，即可赶程归东，报请政府，恳请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藉天皇之谕旨，压服一般军人。现在王克敏、陈中孚、温宗尧、吴佩孚、汪精卫等均与日方已有联系，力量不弱，如不从速约定，乘机解决，则在王、汪等人的谋划根深蒂固之后，吾人虽欲爱护国民党，亦恐难以为力。二人不无情绪地埋怨说：“待命日久，仍无消息，似已成骑虎难下之势，此应请蒋先生乾纲立断，速下决心。想多年相知，必不致难为老朽也。”[89]同时，日方则积极宣扬，如在5月10日前不能得到和议的复函，即在江汉地区成立伪组织[90]。

军统人员面对萱野与小川这两个自称与蒋“多年相知”的“老朽”，不敢怠慢，立即将情况转报蒋介石，声称“小川翁既以垂暮之年，奉命前来，其诚意可嘉，其爱我尤切”，要求蒋指示马伯援去世之后的继任人选及应付小川等人的办法[91]。4月24日，蒋在日记中明确写道：“拒绝小川等之求和。”[92]5月11日，蒋介石制订“和平前提三原则”，其内容为：甲、以《九国公约》为依据。乙、以英、美、苏、法共同调解下，尤须以英、美二国为保证，恢复和平。丙、必先恢复七七战争之前状况后再谈和平条件[93]。5日，蒋介石继续研究欧洲局势，认为如国际民主阵线胜利，则中国亦可获最后胜利，“故我国之决胜时期，仍取决于国际战争之结局，而抗战到底，不与倭敌中途妥协，是为独一无二之主旨”[94]。这就说明，蒋在思想上再次坚定了抗战路线。这以后，国民党人员虽仍和小川等继续接触，但属于虚应故事了。

5月11日，小川通过杜石山再次致函蒋介石，叙述自己多次“援助”中国，卢沟桥事变后与近卫首相商量收拾时局办法，以及与头山满组织主和团体等经过，要求蒋介石“当此难关，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函称：“如蒙幸领鄙意，愿派遣要员来港商议，倘足下以仆之赴渝为便，仆应偕萱挺身赴渝，面聆大教。若不然者，则仆即去港归国，一任局面如何恶化。”[95]16日，重庆方面派专机取走该函。21日，蒋介石指示：“杜石山绝不准与小川来往”，同时命将小川原函退回[96]。27日，杜石山遵命办理。其情况，据戴笠报告：萱野除叹息外，默不一言，小川则莞尔而笑，并调侃说：“仆此行，诚不出板垣将军之所料矣。”他告诉杜石山：板垣认为，蒋先生自西安事变后，受共产党之计，实行抗日政策，日本虽欲和，而蒋先生不能和，因此不希望自己以老耄之年，徒劳往返，自己曾12次提出意见书，才得到板垣批准，现在“所提条件，不蒙明察，辜负余心，是板垣将军诚有先见之明。乌呼，岂非天乎！”[97]二人决定于6月2日离港。

萱野、小川都是曾对中国革命作过贡献的人，背后又有头山满及日本政要支持，因此，蒋一度对谈判有兴趣，宋美龄到香港指导即是明证。蒋介石之所以在关键时刻下令中止谈判，其原因在于欧战爆发，蒋介石由此看到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和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因此积极调整国际战略。1939年4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必使欧洲战局扩大至远东，且使包括全球，如此，则英在远东势力勿使为倭或俄乘欧战之机，取得渔利。”[98]同时，他也看到了日本经济能力的严重不足。自记云：“余已催英与俄速订军事同盟，使俄、倭对欧战不能旁观坐大，而倭连日五相会议，对欧外交政策举棋不定，然其最后必实行与德、意订立军事同盟，以其军阀之嚣张，如倭王不准，则有革命之可能也。至其对我国，一面恫吓，一面求和，犹想从中取巧，未知其经济尚有支撑二年之力否？此次小川等求和，余拒绝之宜矣！”[99]

萱野、小川在香港除与杜石山等谈判外，还曾于5月6日约见在香港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小川表示：日政界多数人愿“和”，但少壮军人有领土野心，如果“和”不了，日本可能会以重兵驻扎华北及沿海，永久占领半个中国。张季鸾答称：中国纯以保卫国家为目的，只求日本承认中国为对等的独立国家，达到此目的，一定“和”；否则，一定拼命打。关于日本要求与中国订立反共协定一事，张表示：这就等于让中国“无端抛弃抗战以来同情中国之英、法、美苏诸朋友，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精神上亦有抵触也”。关于中共，张称：“蒋公看此问题很轻。战后之中国完全根据三民主义及法律处理一切，即凡不违法之人与事，皆可承认。”[100]对张季鸾所言，小川不能反驳，只能苦笑。

小川决定离港后，于5月27日约曾任驻日领事的罗集谊谈话，表示愿在行前与张季鸾一晤，张拒绝不见。5月30日，张季鸾致函蒋介石称：“小川个人未必无诚，但在敌方并无正式好的表示以前，政府断不可派人来谈。炽虽在局外，亦当拒不与见。”[101]不过，重庆方面并未对小川等采取决绝态度，双方始终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直到1941年6月。有关情况，我在《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一文中曾有论述，读者可以参看[102]。

三　“和平”底牌与张季鸾香港谈判的夭折

张季鸾是报人，但是，从1938年1月起，张季鸾即受蒋介石派遣，到上海从事“对敌运用”，后来又参加蒋介石的外交谋划、国际宣传和对日秘密谈判，成为蒋的高级智囊。1940年7月2日，蒋介石收到张季鸾的报告，当日日记提醒自己注意研究“敌阀求和之诚伪”[103]。几天后，蒋复函张季鸾，指示谈判机宜，日记云：“敌方间接求和之心虽切，然其方法与政策，仍毫无变更。我应嘱季鸾以最低限度转示之：甲、谈政策，不谈条件。乙、谈情感与利害而不谈权利、得失。丙、对于中国人心之得失，应令特别注意苏俄对华之宣言（放弃在华特权）。丁、放弃北平至山海关驻兵权。戊、汉口租界提前取消。己、内河航权应取消。庚、青岛与海南岛完全交还。辛、热河先行交还。壬、东三省问题、借用港口问题、东亚联盟问题，待和平完全恢复，撤兵完全实行后再谈。癸、天津与上海租界定期交还。子、保障问题。丑、撤兵手续，平绥路、张家口与归绥一带，必须在第一期撤完。”[104]前文已述，日军自山海关至北平的驻兵权，为清末《庚子条约》所规定，1938年萧振瀛与和知鹰二谈判时，蒋曾同意保留。但是，这里蒋却明确要求日方放弃。此事表现出，在与日方谈判中，蒋的妥协性逐渐减弱。此后，蒋介石在与张季鸾会面时又不断指示，其7月19日日记云：“季鸾来谈，敌阀野心如昔，毫未改变。”[105]25日，张季鸾再来，谈东北问题以及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事[106]。蒋日记云：“敌在华之工厂与营业，各项商民之处置，敌非万不得已，决不愿撤退也。”[107]显然，这是蒋与张讨论中的议题。

1938年10月，和知与萧振瀛的谈判因蒋的刹车停止后，和知继续寻找和重庆方面联系的线索。1940年8月，和知动员一位希腊商人到重庆上书蒋介石，“其内容无异乞降，此为从来所未有”，蒋介石由此推断，日本急于向东南亚发展，向中国求和已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108]。他与张季鸾讨论，认为可以利用这一形势，谋求在于我有利的条件下，与日本媾和[109]。但是，他很快就认为，“敌寇求和益急，而其方法越幼稚毒劣，应即切戒严防之”[110]。13日，蒋介石发表《“八一三”三周年纪念告沦陷区民众书》，盛赞淞沪之战中国军民的英勇表现，中云：

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伟大的历史，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有至大至刚的民族正气；我们在沦陷区的同胞们，要知道我们中华民国的版图，决不会放弃寸地尺土的，要知道敌人有必然失败的道理，更要知道我们前方后方的军民，都在加紧努力来迎接这最后的胜利。[111]

蒋介石将这篇文告的发表看成是对日本的沉重打击和对自己的警策。日记云：“余于八一三纪念日告民众书，仍以光明正大态度痛斥敌军之凶暴，激发同胞敌忾之精神，发挥殆尽，此为对敌当头一棒，冀其有所觉悟，勿敢轻来尝试也。自后对余之认识或能更进一步乎？否则，不仅不能使之醒悟，而且反中其软化利诱之计，更不可为计矣！”[112]这段日记表明，蒋已经意识到，自己既要抵挡日本的军事进攻，又要谨防日本的“和平”诱惑。

这一时期，蒋介石大概每个月都会收到日本方面的一条求和消息。为了确定谈判“底牌”，蒋介石命张群等人开始起草一份文件，参加者有张季鸾、陈布雷等人。至8月下旬，文件定稿，题称《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该文包括《建国原则》、《对敌策略》、《平和条件》等内容，其《对敌策略》总原则为：保卫国家独立、民族自由，而作战媾和之实际策略以度德量力为依归。下分五条：

1．领土之完整，主权之神圣不可侵，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自由之确保，为国家民族存亡、主奴所关，故必须牺牲一切，长期抗战，以求其贯彻。

2．利于长期抗战，而不利于迅速反攻，此量力之义也……确保长期抗战之实力，巩固全民族救亡自卫之精神，由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疲困敌人，逐渐减少其“力”的方面之优势，而增加其“德”的方面之弱点，以期敌我间之形势逐渐于我有利，以终达作战目的之成功。

3．不论时间如何长久，环境如何困难，必须贯彻成功，不容中途自馁。惟作战为现实的问题，必须自定最大限与最小限之成功条件，衡量彼我，根据事实以为运用。

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左）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在南京火车站合影。许世英于1936年出任驻日大使，为战时最后一任驻日大使，于1938年1月回国。

4．最大之成功为完全战胜，收回被占领、掠夺之一切，不惟廓清关内，并收复东北失土。最小限之成功，则为收复七七事变以来被占领之土地，完全规复东北失地以外全国行政之完整，而东北问题另案解决之。以上两义，前者战胜之表现，后者则为胜败不分，以媾和为利益时之绝对要求。

5．我国为被侵略国家，故和议之发起，必须出自敌方……应深切考查，其条件是否无背于我建国原则，而足以达到我最小限之成功，必须在确认为我作战目的已得最小限之贯彻之时，始允其开始和平之交涉。

以上五条，其最重要之点在于将抗战成功分为“最大限”和“最小限”两种。必须在保证“最小限”，即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原状时才能开始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

关于《平和条件》，《纲领》分《理论原则》与《具体条件》两方面。其《理论原则》规定：1.日本必须真实承认中国为绝对平等的独立国家。2.此次议和之后，期成立平等互尊之新关系。3.日本须放弃过去战前及战时对华不友善之政策及宣传。4.除东北悬案另作专案解决外，其余一切有损中国主权之事实，皆须彻底纠正。

《纲领》中有一部分为《坚持之件》，共8条，其中关系重大者为1—4条及第7条。

1．凡作战而来之军队，应限期完全撤退。河北及华北部队，应撤离河北及察哈尔省境以外。

2．凡所占长城以内及察绥之土地，与沿海及海上各岛屿，应完全定期交还。

3．凡占领地内之伪组织，均应自战斗终止之日，由日本负责撤销，不能作为中国内政问题。所有伪组织之法令与契约，一概不能承认，并不能要求任何占领地内行政上之特殊化。中国行政完整必须完全恢复，不容有任何干涉内政之举。

4．东北问题，须待和平完全恢复后另案交涉，现在不能提议（但热河不在东北范围之内）。

……

7．不平等条约之废除，须于和约发表时，同时自动声明且有定期之实行。[113]

在上述各条旁，有注称，“8月31日张携港之件”，可见，这份文件是为张季鸾赴香港谈判准备的。

8月25日，蒋介石与张季鸾谈话，日记云：“和战要点：一、打破敌国侵略灭华政策。二、消灭敌人优越奴华心理。三、恢复中国独立自由地位。和战方针：甲、以基本条件为标准；乙、以不失时机为要旨；丙、国际期待为下策。”26日日记再云：“一、我有实力可恃，不患其违约。二、我有根据地存在，不患其和议决裂。三、敌人有求于我，国际上、地理上、经济上、军事上，皆非我合作不可。四、敌有惧于我。甲、领袖权威。乙、革命精神。丙、三民主义。”[114]29日，再次与张季鸾、陈布雷会晤，拟定“最低限度”条件，指示交涉时，应持坚决态度，“对条件不可迁就”[115]。31日，张季鸾飞港。但是，也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又改变主意，日记云：“敌寇时时以日、满、支名词为对象，如何而望其彻悟与和平？我国损害伤亡如此重大，如何而可轻易言和？”[116]9月1日，蒋介石命陈布雷起草致张季鸾函，有所指示。陈因当日没有飞港班机，改发短电[117]。陈电今不可见，但9月2日张季鸾复函云：“在未得尊电前，即决定不与和某见面。”可见，陈电内容为，要张不与和知会晤。7日，蒋介石干脆命陈布雷致函张季鸾，要他从香港回来[118]。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中国现代著名新闻家、政论家。祖籍陕西榆林，生于山东邹平。辛亥革命后曾任孙中山秘书，1916年至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1926年任《大公报》总编辑，直至1941年病逝。

张季鸾8月31日抵港后，即得悉“桐工作”的有关情况，感到日方“愚昧凌乱”，“可决其今后无大的作为”[119]。此前，和知曾告诉张季鸾，日本政府将收回军方的对华谈判权，另作准备，又托人带话，东京只主张内蒙暂驻少数兵员，其他无大问题。9月1日，张季鸾召见和知的助手何以之，要何转告和知：1.日本政府如准备自办对华交涉，“须彻底觉悟，重新检讨”，“必须互相承认为绝对平等的独立国家”，“凡不合此义者，概不必来尝试，劝彼亦不必奔走，更不必找我见面”。2.“中国是不许任何地方驻兵，不许任何地方特殊化的。”[120]此后，张季鸾即利用和知，以“桐工作”中的问题反对板垣，制造日本内部矛盾，同时则抬高身价，拒不与和知见面。9月3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表示：“弟意非和氏有东京敌总部之新意见，决不与之见面。”[121]次日，和知离港，返回东京，张季鸾命何以之电告和知：“不是日政府诚意委托不必再来；不是日本诚意改变对华政策，诚意谋真正之和平，则不可接受委托。要之，与弟何时见面并不重要，日政府苟无真正诚意，见我何用！”[122]

尽管张季鸾拒绝与和知见面，但是，他内心还是希望继续维持与日方的秘密谈判的。9月17日，何以之面见张季鸾，告以和知来电称：已于9月10日在福冈会见东京要员，偕飞南京，与板垣协商，决定以和知、板垣为核心，办理对华交涉，将再飞东京，取得正式委托，然后南来。同日，张致函陈布雷，要求代为向蒋请示，“是否在港逗留一见”？17日，蒋指示可“在港静候”[123]。但是，蒋介石很快就失去耐心。20日日记云：“和知求和迁延之原因，其必待敌军侵越时来见有所要胁。”[124]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对张季鸾等“无方而好事”的批评[125]。同日，陈布雷即致函张季鸾，要他结束在港工作，立即回渝。不过，张季鸾仍然有自己的想法。日本方面一直宣传愿与中国政府谋和，他要“试验”其真伪。23日，张季鸾致陈布雷函云；“对今后看法，弟微有不同。弟以为判断局势之第一关键，在看是否以敌大本营之名义来开正式交涉，果来交涉，即当认定其有若干诚意……盖既来交涉，则为承认是国家与国家间之正式议和，一也；汉奸当然取消，二也。”[126]可以看出，张季鸾与陈布雷的“微有不同”在于，张相信日本可能有“若干诚意”而陈相反，显然，陈的态度反映蒋的观点。

9月24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表示遵嘱结束在港工作。25日，张季鸾与何以之“最后晤面”，告以一两月之内，如东京确有正式讲和诚意，许可和知通信一次，本人亦当“拼其最后之信用”，转达一次。谈话中，张季鸾并按照陈布雷来函指示，通知日方，如欲讲和，须有与中国建立平等“新国交”的决心，承认伪满、中日联盟等要求万不可向中方提出，本人也不能转达。9月27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承认蒋介石比自己高明：“前年以来之悬案一宗，至此完全告一段落。弟此次判断有误，幸行动上未演成错误，一切处理尚近于明快，此则近年特受委员长之训练，得不至拖泥带水，就弟个人论，诚幸事也。”[127]10月4日，张季鸾回到重庆，其精心准备的与和知的谈判计划终于成为废案。

四　企图以“和谈”阻挠日本承认汪伪政权

1940年7月，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松冈洋右出任外相。松冈对军部和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所做的“诱和”工作不满，决定收归外务省掌握和领导。他将这一工作委托给自己的门生西义显和松本重治等人。西义显将希望寄托在交通银行董事长家钱永铭身上。钱是江浙财团的重要成员，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一度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松冈对钱永铭这一人选很满意，夸口说很快就会成功。当时，日军计划南进，从英国和荷兰手上夺取东南亚，急于和重庆国民政府达成妥协，以便拔出深陷于中国战场的泥足。

同年8月，西义显到香港访问正寄寓在那里的钱永铭，动员他投入对重庆的“和平工作”。钱提出：如果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前的状态，日军能够全面撤兵，或许能同重庆进行谈判[128]。他表示，自己可以负责促成宁渝合作，但须请上海金城银行经理周作民出面与日方接洽[129]。据西义显回忆，钱当时提出三项条件：1.重庆、南京两政府合并，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统一政府。2.日本政府以中国的新统一政府为谈判对象，从中国全面撤退为推行日华战争所派遣的全部兵力。3.日本政府与新中国政府缔结防守同盟。9月18日，西义显偕钱永铭的代表张竞立等到东京访问松冈洋右外相。10月，松冈签字同意钱永铭提出的条件[130]。不过，后来松冈实际向重庆提出的是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课长太田一郎所拟六条：1.承认满洲国（必要时以秘密文书约定）。2.共同防共。3.撤兵。4.经济提携（作若干让步）。5.治安驻兵（长安三角地带不驻兵）。6.不要求蒋介石下台。[131]

松冈洋右除委托西义显外，又亲自致函时在上海，与钱永铭、周作民关系深厚的船津辰一郎，拜托他协助进行[132]。船津曾任日本驻天津、上海、奉天总领事，有和国民党人员打交道的丰富经验。10月17日，西义显携带松冈的亲函访问船津。同日，船津访问周作民，说明本人应松冈要求，将去香港活动，周表示恢复两国间的和平也为本人所希望。10月19日，松本重治会见周佛海，面交日方所拟“和平”条件，托周作民转交钱永铭。周佛海的印象是：“与在京所谈判者大致相同，惟完成撤兵由二年减为一年，蒙疆及特定地点驻兵，虽形式略异，实质完全相同。”[133]21日，船津与周作民同船赴港。在港期间，周作民与钱永铭以日方提出的方案为核心，草拟报告与意见书，托因事来港的金城重庆分行经理戴自牧带回重庆[134]。

11月7日，蒋介石研究钱永铭、周作民转来的“和平”条件，大为不满，日记云：“周作民受敌方请托条件转达者，商人不察，以为较倭汪之条件减轻，其实文字变换而内容无异也。[135]不过，当时蒋介石正在向美、英两方提出“合作方案”，建立同盟，尚未得到答复[136]，日本方面又准备在11月30日承认汪记南京国民政府，这使蒋介石感到忧虑。他担心德国、意大利会跟踵承认，担心正在和德国拉关系的苏联会对华冷淡，也担心国内民心、军心的动摇。17日日记云：“英美未与我确实合作以前，对倭不使其承认汪伪为宜，此亟应设法运用者也。”[137]18日，蒋决定派张季鸾赴香港，日记云：“派季鸾赴港，作钱、周之答。”[138]

松冈洋右除利用钱永铭等与重庆谈判外，又通过德国出面，对重庆政府施加压力。11月11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约中国驻德大使陈介谈话，声称：“近闻日自新内阁成立后，亟图解决中日问题，已拟于近日内承认南京政府。日如实现，义〔意〕、德因与同盟关系，亦必随之，他国或尚有继起者。此于中国抗战，或益加困难……倘阁下认为有和解可能，则请转达蒋委员长及贵政府加以考虑，以免误此最后时机。”[139]14日，蒋介石接到陈介来电，认为这是“倭求和进一步之表示”，于18、19两日分别接见英、美驻华大使，告以陈介来电情况，说明日本承认汪伪之举，将动摇中国民众抗战信心，进而影响中国国内日趋严重的经济与军事问题[140]。21日，蒋介石电复陈介：“日本果欲言和，自应将其侵入我国领土之陆、海、空军全部撤退。”“若日方以承认伪组织为词，使我与其议和，则彼既无恢复和平之诚意，我方亦决不以此有所措意也。”[141]这通电文，表面上致陈介，实际上是说给日本人听的。同日，日方宣称，重庆方面如不在12月1日之前与日方言和，将承认汪政权。蒋介石不受威胁，日记云：“此种宣传，只有增加我对英美合作提议之效。盖倭寇宣传，以此为恫吓吾人之计，实拙劣无比也。”[142]24日，蒋介石得到苏联通知，继续援助中国武器，感到宽慰。26日日记云：“如何能使俄与英美合作，此为今日唯一之要务也。”[143]这则日记表明，蒋介石当时所孜孜以求的是与俄、美、英等国结成抗日联盟，与日本谈判不过是为了阻挠其承认汪伪政权，并非根本之计。27日，汪精卫致电蒋介石，声称已与日方完成“调整国交条约”，与“友邦”内定，只须“恢复和平，确立治安，则撤兵期限，仍践前诺，无所改变”，要求重庆方面“立下决定，宣布停战”。28日，蒋介石得知有此电文，在日记中斥以“为敌寇作伥”[144]。

张季鸾到达香港后，即向钱永铭提出：国民政府对于日方诚意仍有怀疑，因为日方宣称，如重庆方面在一定期间内没有肯定答复，就要承认南京政府。对于此类威胁，国民政府“非常不满”。张向日方提出两项条件：1.无限延期承认汪政权。2.无条件全面撤兵。[145]张称：倘若日本政府答应履行上述条件，中国政府准备同日本政府进行和平交涉。11月23日，在松冈外相的力促下，日本五相会议决定接受张季鸾提出的条件，要求中国政府迅速任命正式代表来日，日本政府将延期承认汪精卫政府。其后，钱永铭即将有关情况电告重庆，并请杜月笙携带详函飞渝，要求指派前驻日大使许世英为首席正式代表[146]。27日，重庆拟派许世英赴港。至此，谈判似乎颇有进展，但第二天就发生变化。

汪精卫叛国后，由蒋介石兼任参政会议长。此为蒋介石与副议长张伯苓合影。

日本内部的拥汪势力一直很顽强。28日，日本内阁会议由于受到军方和日本派驻南京的阿部信行特使的压力，决定按原定日期承认汪伪政府。同日深夜，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得到东京电告，力谋挽救已成局面，改变日本政府的决定。他立即要求钱永铭电告重庆，必须迅速同意日本的“和平原则”，任命正式谈判代表[147]。同日夜，蒋介石接到钱永铭来电，得知日方变卦，非常愤怒，日记云：“观察敌倭与钱新之所谈及其态度，仍以威胁为主。其松冈外长尤为荒唐。无论文武人员皆不可理，若一交手，即以卑污恶劣狰狞之形态毕露。无礼无信之国，不可再理，焉能不败哉。”[148]他决定通知钱新之，对日“决绝不理”。30日，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蒋介石的第一反应是“东亚战争不知延长到何时方能结束”，第二反应是：“我促英、美、俄更进一步之表示与助我，此其时乎！”[149]同日，松冈洋右致电钱永铭，表示愿继续与重庆议和。12月1日，钱永铭和张季鸾分别将有关情况转报陈布雷，陈的强烈感觉是：“敌之狼狈失态，可谓无所不至。”“松冈之可笑，洵无以复加也。”[150]12月3日，蒋介石读到陈布雷摘录的钱、张报告，愤怒地在日记中对松冈写下了“仍想继续欺诈，恶劣极矣”的考语[151]。

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一事使蒋介石忧心忡忡。1940年12月1日，蒋与其宣传干部研究“如何能安定民心”，夜不能寐，自称当夜只熟睡了三个小时[152]。次日，他在“国父纪念周”上报告，说明这是近卫内阁的“自杀”行为，自感“颇费心力”[153]。其实，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一事对当时的政局、战局并无多大影响，蒋介石过于紧张了。

1941年之后，还有个别日本人士企图在中日间斡旋和平，但蒋介石已了无兴趣。1942年4月，和知鹰二的机关总务部长黑木清行受头山满及萱野长知鼓动，携带萱野名片到桂林，要求到重庆面见蒋介石，调解中日战争，恢复两国邦交，否则自杀。贺耀组、陈布雷二人认为“不可任其自由往返，拟令扣押，密解息峰，留交王芃生讯问。如果不能利用为反间，则应拘留，不许释放。”蒋介石批示：“应即拘押监禁。”[154]

五　日方求和，蒋介石主动刹车

日本侵华，采取的是以战为主，以诱和为辅的两手策略。同样，蒋介石也用这两手策略对付日本。一方面，蒋介石坚持以武力抵抗日军进攻，同时，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也不排斥与日本进行秘密谈判。

如前述，蒋介石虽对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不抱希望，但是，由于和知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诱饵，这使蒋觉得不妨一试。谈判中，蒋细心研究情况，指导起草并亲自修改有关文件，除将东北问题搁置另议外，蒋曾准备以同意日本在长城以外某些地区驻兵为条件，换取日军自中国关内地区撤兵。但是，当蒋发现日方拖延不决，并无诚意之外，立刻下令终止谈判，后来并以“杀无赦”警诫孔祥熙、萧振瀛与和知重开谈判的企图。1939年，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与中国军统人员谈判，力图面见蒋介石。这是两位和中国有过特殊关系的日本人，在他们后面，又有日本“主和”人士头山满和近卫等政要的支持。最初，蒋介石对谈判持有兴趣，宋美龄、戴笠都先后到港指导。但是，欧战的爆发使蒋介石看到了中国抗战胜利的途径和希望，因此毅然采取决绝态度，禁止军统谈判人员再与小川等来往。1940年8月，蒋介石为了应付日本方面频繁的谈判要求，指导张群、张季鸾、陈布雷等制订《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作为对日谈判的原则和准绳。该文件的最大特点是将抗战结果分为“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之成功”两种，但是，当张季鸾于同月底带着这份文件赴港，企图首先争取“最小限之成功”时，蒋介石却阻止张与和知鹰二见面，并且迅速命他回渝，使这次经过郑重准备的谈判还没有开始就夭折了。同年7月，近卫第二次组阁后，为了抽出兵力，侵略东南亚地区，一面紧锣密鼓地准备给予汪伪政权以外交承认，一面通过外相松冈洋右推进“钱永铭工作”，继续诱惑重庆国民政府和谈。蒋介石担心日本承认汪伪会在外交和内政两方面严重影响中国抗战，派出张季鸾赴港谈判，企图加以阻挠。日本政府虽曾一度接受中方的“全面撤兵”等条件，但是，最终还是在军方的压力下承认了汪伪政权。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4月下旬，汪伪举行“还都”典礼，日本派使团到贺。图为汪精卫（右）与日本使团成员握手致谢。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长期对日妥协，力图延缓对日全面作战时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被逼抗战，但是，他仍长期为战与和的矛盾所纠缠。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几次谈判说明，他在坚持抗战的同时，也还在某些时候对和平解决中日战争存有期待。谈判中，他虽不肯承认“满洲国”，不肯立约放弃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但在一段时期内，他却只将抗战目标定在“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最小限之成功”上。这些，都反映出蒋在对日抗战中的软弱一面。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所有他掌控的谈判，都是日方求“和”，蒋只是被动应对而且都由蒋主动刹车。在谈判中，他的态度逐渐坚决，条件逐渐提高，是日渐强硬而非不断软化的。

蒋介石思想中的战、和矛盾存在过很长时期。就在蒋介石受松冈洋右欺骗，愤而斥责日本为“无礼无信之国”后不久，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对敌宣传，使知非由美国或苏、德出而保证，决不能解决战事之意。”“敌次任内阁，如果为海军系联美派出任，使美得调停中倭战事，则和平有望矣”[155]。1941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访问重庆。居里向蒋提出：本人来渝，常闻传言，某某等秘密对日进行和议，请直率相告。蒋答：

自由中国绝对无一人愿与日本言和。倘英、美能继续予以援助，亦决无人表示不满。此间人士皆决意除最后胜利外，他无所求，何言隔〔个〕别之和平！我人已作此最大之牺牲，日本已陷无援助、无希望之绝境，英、美已在精神上、物质上予我以一切援助，故不论日本以任何动人之条件向我求和，而此未成熟之对日和平，余将一律视为中国之失败。余可向阁下保证，对日和议必在英、美参加之和平会议席上谈判之，此外无中国可以接受之可能。余愿时机成熟之时，此项会议由美国召集之，一如召集九国公约之华盛顿会议。惟华盛顿会议时，无苏联参加，深盼此会议亦有苏联一席耳。[156]

这个时候，中国虽还在孤军奋战，但已得到英、美、苏三国的援助，因此，蒋介石说话底气足，腰板硬，但是，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其“和平”幻想的阴影。彻底抛弃“和平”幻想，转过来劝止英、美对日妥协，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彻底胜利，蒋介石的面前还有一段路程。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

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注释

[1] 《民国二十七年杂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4月9日。

[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4月18日。

[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5月27日、30日。

[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6月7日。

[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6月28日。

[7] 《对方特提稿》，1938年10月，《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台北〕“国史馆”藏，本文以下简称“蒋档”。

[8] 《困勉记》，1938年8月26日。

[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8月26日、9月3日。

[1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9月23日。

[1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9月26日、28日。

[12] 《无题》，见“蒋档”，但据〔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事略稿本》1938年9月27日条，该文系蒋介石复萧振瀛“感辰电”的后一部分。

[13] 《此次谈判经过》，1938年9月30日，“蒋档”。

[14] 《萧仙阁（振瀛）感亥电》，见《困勉记》，1938年9月28日。

[15] 《9月28日复萧仙阁电》，“蒋档”。据《困勉记》1938年9月28日记载，知此电为蒋介石所发。

[16] 《萧仙阁艳辰电》，1938年9月29日收，“蒋档”；又见《困勉记》。

[17] 《此次谈判经过》，“蒋档”。

[18] 《萧仙阁艳辰电》，“蒋档”。

[19] 《此次谈判经过》，“蒋档”；《事略稿本》，未刊，1938年9月30日。

[20] 《困勉记》，1938年10月1日；参见同日《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21] 《事略稿本》；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0月2日。

[22] 《中国宣言原文》，“蒋档”。

[23] 《停战协定原文》，“蒋档”。

[24] 《关于将来双方合作之谅解部分》，“蒋档”。

[25] 《关于军事协定者》，“蒋档”。

[26] 《关于“满洲国”问题之考虑》，“蒋档”。

[27] 《面训要点》，1938年10月8日。参见《事略稿本》同日条。

[28] 上述指示，无题，且时间不明。“蒋档”整理者置于《10月14日电萧》之后，但其中有“以十八日为限期，防其缓兵”之句，可知必与《面训要点》同时。

[29] 萧振瀛《致汉口何部长》，“蒋档”。

[30] 何应钦10月18日电，“蒋档”。此电无题，未署名。据内容考证，知为何致萧振瀛电。

[31] 何应钦《致九龙森麻宾道18号萧彦超》，“蒋档”。

[32] 何应钦《致九龙森麻宾道18号萧彦超》，“蒋档”。

[33] 同[32]。

[34] 萧振瀛原注：“原为‘恢复七七前原状后’，和支〔知〕坚请改如上文。”

[35] “全面的”，萧振瀛原注：“三字亦和支〔知〕所加。”

[36] 《和知第二次到港会谈经过》，1938年10月21日，“蒋档”。

[37] 萧振瀛原注：“以上表示，系遵巧酉电训。”

[38] 《和知第二次到港会谈经过》；参见《限即刻到汉口何部长》，1938年10月21日。均见“蒋档”。

[39] 《和知第二次到港会谈经过》。

[40] 《萧仙阁皓亥电》，1938年10月19日；《和知第二次到港会谈经过》，“蒋档”。《经过》在“11月10日前签订停战协定”句下有萧振瀛原注：“上约时期，因事实需要，故与巧酉电训，略有出入。”

[41] 《和知第二次到港会谈经过》，1938年10月21日。

[42] 《和知第二次到港会谈经过》。

[4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9月27日。

[4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0月3日。

[4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0月5日。

[4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0月7日，参见同日之《事略稿本》与《困勉记》。

[4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0月13日。

[48] 《10月14日电萧》，“蒋档”。

[49] 《事略稿本》，1938年10月21日。

[50] 萧振瀛：《致长沙何部长》，1938年10月26日，“蒋档”。

[51] 萧振瀛：《院长钧鉴》，1938年10月28日。“蒋档”。

[52] 同[51]。

[5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0月27日。

[54] 《困勉记》，1938年10月28日。

[55] 《事略稿本》。

[56] 《事略稿本》。

[5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0月31日。

[58]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书告》，第305～306页。

[5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1月1日。

[6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1月2日。

[6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18日。

[62] 《仙阁兄绶密》，“蒋档”。

[63] 栋（孙维栋）、骥（施骥生）《中央银行速转萧总参议》，“蒋档”。

[64] 萧振瀛：《委座钧鉴》，“蒋档”。

[65] 蒋介石：《致孔院长》，《革命文献》，未刊〔台北〕“国史馆”藏。

[66] 详情另见本书《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

[67] 参见拙作《抗战前期蒋介石集团和日本“民间人士”的秘密谈判》，原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后收入拙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

[68] 《戴笠呈》，1938年10月15日，“蒋档”。

[69] 曾政忠，广东台山人，华裔美侨，先后肄业于岭南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1938年10月加入军统。1940年曾冒充宋子良与日方谈判。

[70] 戴笠：《报告》，1938年12月9日，“蒋档”。

[71] 同[70]。

[72] 《小川平吉文书》，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抄件。

[73] 《戴笠呈》，1939年3月20日。

[74] 《萱野长知电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日本みすず书房，1973，第612页。

[7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3月17日云：“送妻登机飞赴香港。”

[76] 《萱野长知电报》，1939年3月18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14页。

[77] 《宋美龄对条件的意见》，《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15页。

[78] 戴笠：《呈校座》，“蒋档”。

[79] 《杜氏笔记》，《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15页。

[80]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14～615页。

[81] 《小川致萱野函译稿》，转引自戴笠：《即呈校座》，1938年4月3日，“蒋档”。其日文原本见《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13页。

[82] 《小川之亲笔书》，戴笠《即呈校座》，1938年4月2日。

[83] 刘方雄口述《抗日战争中军统局谋略战一例》，〔台北〕《传记文学》第39卷第2期，第98页。

[84] 戴笠：《即呈校座》，1939年4月2日。

[8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4月4日。

[86] 《杂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年末。

[87]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19页。

[88] 《筹笔》13678号，“蒋档”；又见《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20页。此前一天，蒋日记有“问马伯援地址”的记载。

[89] 之光：《致重庆钟先生》，特急电，1939年4月22日，“蒋档”。

[9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4月22日。

[91] 同[89]。

[9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4月24日。

[93] 《杂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年末。

[94] 《杂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年末。

[95] 戴笠：《报告》，1939年5月22日。

[96] 戴笠《报告》，1939年5月22日；又《报告》，1939年5月31日。

[97] 戴笠《报告》，1939年5月31日。

[98] 《本月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4月30日。

[99] 《困勉记》，1939年4月30日。

[100] 《萱野·小川约见谈话要点》，1939年5月6日，“蒋档”。

[101] 炽章（张季鸾）《致委员长》，1939年5月30日。

[102] 《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后收入拙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

[10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7月2日。

[10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7月7日。

[10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7月19日。

[106] 《困勉记》，1940年7月25日。

[10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7月25日。

[10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8月6日、10日。

[10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8月4日。

[110]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8月10日。

[111]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书告》，第201页。

[11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8月15日。

[113] “蒋档”。

[11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8月26日。

[11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8月29日。

[11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8月31日。

[117] 《陈布雷日记》，1940年9月1日。内部排印本，〔台北〕“国史馆”藏。

[118] 《陈布雷日记》，1940年9月7日。

[119] 炽章（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2日，“蒋档”。关于“桐工作”，请参阅拙文《“桐工作”辨析》，《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收入拙著《杨天石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据《今井武夫回忆录》记载：“桐工作”过程中，宋美龄曾于1940年3月5日到港，“从侧面协助中国的代表”，“宋美龄抵港的消息，经报纸作了报道，因此，我们相信了中国方面的言词”。有些历史学家据此怀疑宋美龄此行大有文章。其实，宋此次到港，完全是为了休养。1939年12月7日，蒋介石日记云：“今日吾妻以疗鼻疾割治，甚忧。”1940年2月12日日记云：“送夫人到珊瑚坝机场，往香港休养。”可见，宋美龄此行与“桐工作”无涉。中方“代表”所云，与冒充“宋子良”一样，同为对日方的哄骗。我在《“桐工作”辨析》一文中对此未作分析，今补述于此。

[120] 炽章（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2日。

[121] 炽章（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3日（原文作9月12号，当系误书——笔者）。

[122] 炽章（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6日午前。

[123] 《陈布雷日记》，1940年9月19日，“蒋档”。

[12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9月20日。

[12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9月22日。

[126] 炽章（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23日下午。

[127] 炽章（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27日午。

[128] 船津辰一郎：《华南谈判失败日记》，《近代史资料》总第69号，第254页。

[129] 《周佛海日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第346页。

[130] 西义显：《日华“和平工作”秘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241、261～262页。

[131]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4卷，第241页。

[13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大东亚战争开战经纬》（3），此据台湾译本《对中俄政略之策定》，〔台北〕“国防部”史政局印行，第154页。

[133] 《周佛海日记》，第367页。

[134] 《周佛海日记》，第384页。

[13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1月7日。《困勉记》同日所引文字为：“此条件，不过文字变换，而内容实无少异。钱新之不察，以为较汪奸之条件减轻矣，希望政府采纳，是真只知私利而不顾国家者也，可痛！”

[136] 参见《先“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1642页。

[13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0月17日。

[13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1月18日。

[139] 《陈大使自柏林来真电》，“蒋档”。

[140] 《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谈话》，《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第116～117页。又《困勉记》1940年11月21日：“与美大使谈已，曰：‘今以陈介来电，德愿保证中倭将来和平条件之履行者告之，期美于月内对我合作之提议有一决定也。’”

[141] 《事略稿本》。

[14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1月22日。

[14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1月26日。

[14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1月28日。

[145] 关于张季鸾向日方提出的两项条件，各书记载稍有差异。西义显《日华“和平工作”秘史》的记载为：“（一）原则上承认在华日军的全部撤兵；（二）取消承认南京傀儡政权。”见该书第278页。《今井武夫回忆录》的记载为：“日军的全面撤兵与日方是否可以不承认汪政权问题”，见该书中国文史出版社版，第175页。此据船津辰一郎的《华南谈判失败日记》见《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华书局第257页。

[146] 西义显：《日华“和平工作”秘史》，第288页。

[147] 《田尻爱义回想录》，〔东京〕原书房，1977，第86页

[14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1月28日。

[149] 《困勉记》，1940年11月30日。

[150] 《陈布雷日记》，1940年12月1日、3日。

[15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2月3日。

[152] 《困勉记》，1940年11月30日。

[15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2月2日。

[154] “蒋档”。

[15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2月10日。

[156] 《战时外交》（一），第588～589页。

◎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和日本之间，国力、军力都相距很大，因此，还不能立即与日本展开大规模的战争。他们主张，仍应以妥协方式与日本达成“和议”。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军队主动向日军进攻，标志着抗战国策的确立和全面抗战的展开，但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都仍有部分人主张“和平”。淞沪之战失利后，主和之议更盛，孔祥熙是这一部分人中的重要代表。现存档案表明，中日之间的许多秘密谈判虽系日方主动，但中方的掌控者则是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后于1938年初升任院长的孔祥熙。多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活动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真实态度的反映，代表蒋介石的意志。然而，事实出人意料，蒋介石对孔祥熙掌控的这些谈判大都持反对态度，曾多次批评，甚至以极为严厉的口吻加以阻遏。这种情况，与我们的传统认识大相径庭，值得郑重讨论，以求推进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加深对蒋介石其人的全面认识。

一　拒绝被孔祥熙视为“天赐良机”的陶德曼调停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南京危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委托，向蒋介石提出停战议和条件：1.内蒙古自治，一切体制类似外蒙古。2.华北非武装区扩大至平津铁路以南。3.扩大上海的停战区，由国际警察管制。4.停止排日。5.共同防共。6.降低日本货的进口税。7.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同月9日，陶德曼通过蒋介石身边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威胁孔祥熙：“如果战事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1]28日，陶德曼在汉口会见孔祥熙，重申上述条件。29日，孔祥熙致电在南京的蒋介石，告以他本人多次和在汉“重要同志”会晤，都认为“长此以往，恐非善策。既有人出任调停，时机似不可错”。电称：“复查近来党政军各方及民间舆论，渐形厌战。弟意此次战争，我已牺牲甚钜，除非军事确有胜利把握，不若就此休止，保全国力，再图来兹。”[2]30日，孔祥熙再次致函蒋介石，认为陶德曼出面调停，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蒋“乘风转舵”，改变抗战国策，函称：“前方战事既已如此，后方组织又未充实，国际形势，实远水不救近渴。而财政经济现已达于困难之境，且现在各方面尚未完全觉悟，犹多保存实力之想。若至寄人篱下之日，势将四分五裂，此时若不乘风转舵，深恐迁延日久，万一后方再生变化，必致国内大乱，更将无法收拾。”[3]他认为日方所提条件“尚非十分苛酷，多系旧案重提，亦非迫我必须一一接受，尽可作为讨论之范围”，建议蒋介石在接见陶德曼时原则表态，至于具体条件，可由行政院“趁此先行停战，稍事整理”。可见，孔祥熙对抗战形势极为悲观，陶德曼出面调停，对他说来，可谓喜出望外。

1938年初，前驻意大利全权大使刘文岛（左一）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左二）、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周钰等在汉口合影。

1937年，赴德访问的孔祥熙与希特勒合影。

蒋介石与孔祥熙不同，这一时期，蒋的抗战意志相当坚决。11月20日，蒋介石发布迁都重庆命令，决心持久抗战。日记云：“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4]他对武将也很失望，感叹道：“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竟无革命精神，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如是之易为何所据也！”[5]但是，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前方军事失利的严重情况。29日，蒋介石得悉日本委托陶德曼调停的消息，立即决定加以利用，约其来京面谈。日记云：“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6]12月2日，蒋介石与陶德曼谈话后，一度对日本有过幻想，希冀其能有所“觉悟”。日记云：“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如倭果有觉悟，则几矣。”[7]但不久，日军即以加紧进攻南京粉碎了蒋的幻想。12月7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到达江西星子，日记云：“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此外并无其他办法。”[8]9日，研究全国总动员计划，日记云：“团结内部，为国相忍。”“统一抗战指使〔挥〕，使共党归服，消除矛盾行动”[9]26日，日方由于军事上已经取得巨大胜利，通过陶德曼提出四项新的强硬条件：1.中国政府放弃亲共、抗日、反满政策而与日、满共同防共。2.必要地区划不驻兵区，并成立特殊组织。3.中国与日、满成立经济合作。4.相当赔款。四条之外，另附两项条件：1.谈判进行时不停战。2.须由蒋委员长派员到日方指定地点直接交涉。蒋介石认为“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决置之不理”[10]。27日，召开最高国防会议讨论，参加者多数主和，蒋介石坚持不可，受到于右任等人的讥笑[11]。28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孔祥熙、张群等谈话，声称“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我国家与民族永远之束缚”[12]。29日，蒋介石与于右任及另一位主和的国民党元老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针，不可变更”。他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也。”[13]1月2日，蒋介石再次见到陶德曼转达的日方条件，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决定严词拒绝[14]。但是，当时日军攻势锐利，中国军队需要休整与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不得不虚与委蛇地敷衍日方。1月12日，在孔祥熙和张群指导下，外交部拟具口头答复稿，认为日方所提四项条件，“太属空泛，愿明晰其性质与内容后，予以详细考虑与决定”[15]。这一口头答复稿的目的在于“拖”，以便既不明确拒绝日方条件，又为中国军队争取时间。但是，口头答复稿所提出的要求日方答复的四个问题却被蒋介石否定。这四个问题是：

1．所谓中国放弃亲共政策而与日、“满”合作，实行排共政策，日本政府意，中国究应采取何项步骤？

2．所谓非武装区与特殊制度，究拟设在何处？特殊制度之性质如何？

3．经济合作一层，其范围如何？

4．日方是否坚持赔偿一点，是否对于中国方面所受之巨大损失，可予考虑？[16]

蒋介石当时正在河南开封布置防务，见到此件后，认为这将使谈判具体化，立即以“限一小时到汉口”的特急电通知孔祥熙与张群，表示“最后四项问句切不可提”[17]。15日，孔祥熙会见陶德曼，面交英文答复，委婉地表示：“为以真诚的努力寻求在中、日两国间重建和平的可能性，我们已经表示，热诚希望得知日方所提‘基本条件’的性质与内容。以便更好地表达我们对日本所提条件的看法。”[18]16日，蒋介石决定，通知陶德曼：“如倭再提苛刻原则，则拒绝其转达。”[19]17日，蒋介石日记云：“拒绝倭寇媾和之条件，使主和者断念，稳定内部矣。”[20]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极为恼怒，将蒋视为对华“诱和”或“诱降”的最大障碍，必欲去之而后快。1月1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否认“蒋政权”。次日，近卫首相发表声明，声称“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21]。蒋介石对此的反应是：“此乃敌人无法之法，但有一笑而已。”[22]此后，日本政府即决定，以蒋介石“下野”作为中日“和平”的必要条件。

二　制裁唐绍仪谋和

日军占领上海后，即企图物色在中国政坛上有过重要地位和声望的人，与重庆国民政府谈判，或直接出面组建傀儡政权。其中之一就是唐绍仪。唐绍仪，字少川，清末任外务部右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武昌起义后任袁世凯内阁的全权代表，与革命党人在上海议和。民国建立，临时政府北迁，唐绍仪任第一任内阁总理。此后，唐绍仪历任要职，其地位和声望都符合日本人的要求。上海沦陷后，唐绍仪留居法租界，日本船津辰一郎等人便多方设法，企图拉唐下水。唐的住处，不断有各色人物登门。重庆国民政府为防止唐为敌所用，也不断与唐联系，许以国民参政会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外交委员长或驻德大使等职，任其择一。据说，蒋介石还曾致函唐绍仪，拟聘请其为“高等顾问”[23]。1938年5月，法学家罗家衡到武汉，会见汪精卫、孔祥熙等人。汪称：“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孔祥熙则表示，最好由唐个人与日本方面试谈条件[24]。

孔祥熙致蒋介石函

唐绍仪接受汪精卫和孔祥熙委托后，即于5月底或6月初在上海与日方谈判，其条件大略如下：1.取消以前一切不平等条约，如二十一条、塘沽、何梅等协定。2.日本军队完全撤退。万一拘于庚子条约，其所驻军队亦不得超过欧美各国所驻军队数目之上。3.（中国方面）绝对不赔款，因自动停战议和，非战败和议可比。4.中、日、满经济合作。唐并表示，中国方面如必欲取消满洲独立，可在今后和议中由唐出面交涉[25]。唐绍仪的计划是：在两个月后日军到达河南鸡公山时，或由中国“最高领袖”授意前方将士自动停战，或由孔祥熙邀同戴季陶、汪精卫等与日本素有关系的“老同志”，代表政府或人民团体赴香港谈判，他本人届时当前往参加，但决不单独负责[26]。6月17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鸟工作”计划，准备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建立强有力的政权”[27]。27日，唐绍仪托大女儿（诸昌年夫人）持函，到武汉会见孔祥熙，声称“以国难为虑，渴望于国事有所襄助”，“欲得公正和平，须中日公开谈判”[28]。7月5日，诸夫人回沪，携回孔祥熙致唐绍仪函，函云：“战争初期，我方别无选择；时至今日，或有公正和平之望。”孔要求唐凭借自己的有利地位，试探日方和平意向，同时，联络中日有名望的民间人士，呼吁双方当局进行和平谈判[29]。8月上旬，孔祥熙在香港的亲信访问诸夫人。诸称：有日本东京陆军最高长官的全权代表向唐绍仪提出三项条件：1.停止反日运动；2.反共；3.经济合作。该代表称，日方没有领土野心，愿保障中国领土、主权完整，无赔款。诸夫人向孔在香港的亲信表示：“此次因系院座（指孔祥熙——笔者）再三劝慰，少老始肯与日人见面，探询条件。该日军代表之来，亦极不易，所持条件，可作基本谈判之初步原则。”“如我方认为可商，当再与进行详洽。”诸夫人并称：该代表定8月5日返沪，如有所命，请在8月15日前示下，免过时机，在日人前反露我求和之意[30]。8月9日，孔祥熙致电蒋介石，汇报上述情况。

蒋介石这一时期仍然不赞成孔祥熙的谋和活动。6月23日，蒋介石与与孔祥熙谈话称：“敌人至今灭亡我国之野心，固已为我粉碎，即其对粤汉速战、速决之信心，亦已为我消灭。最后胜利于我确定矣。”他嘱咐孔祥熙“不可另自接洽”[31]。7月12日，日机大炸武汉，警报解除后，蒋介石再次与孔祥熙谈话，劝止他的谋和活动。谈毕，蒋介石慨叹道：“庸之对敌行同求和，彼犹不知误事，可叹！”[32]蒋在接到孔祥熙关于诸夫人的活动情况报告后，立即于8月10日复电孔祥熙，电称：“关于少川接洽和议事，弟极端反对。请其于政府未决定整个政策与具体办法以前，切勿再与敌人谈话，以免为敌藉口。”[33]当时，蒋介石对于孔祥熙秘密与日本谈判的情况已经有所察觉，苏联驻华外交官也为此向中方了解情况，因此蒋在电报中特别提醒孔祥熙：“日人近时特放一种空气，甚传兄屡提条件交敌人，皆为日敌所拒。此种空气，影响于我内部心理甚大，而且俄人亦以此相谈。务请兄注意为祷。”[34]

唐绍仪（1862—1938），字少川，清末民初著名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曾任清末南北议和北方代表、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等。抗战中，被国内外各派主和力量推上前台，拟与日本议和。蒋介石恐其声望为汪伪政府利用，深感疑忌。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被军统特务刺杀于家中。

8月11日，孔祥熙电复蒋介石，首先表示尊重蒋的意见，“承嘱一节，自应注意”。接着，为自己转报唐绍仪女儿谈话一事解释，向蒋道歉：“此次诸夫人谈话，显系买好，原电转陈，藉供参考，不意增兄烦虑，殊觉不安。”关于他本人和唐绍仪发生关系的原因，孔声称目的在于争取唐，阻止唐为敌所用。电称：“少川为人秉性及过去在粤经过，为我兄所深悉。前因首都沦陷后，日方对少川多方诱惑，时思利用。且闻伊不甘寂寞，曾发牢骚，恐其万一为敌利用，影响大局，同志中屡为弟言，嘱早设法，故利用其亲友尽力劝慰，使其为中央用。”关于蒋电所称向日方提交和平条件问题，孔坚决否认：“和议问题，完全彼方自动，时有报告前来，所以未曾拒绝者，原欲藉以观察敌情，供我参考，并未提及任何条件。日人放造空气，原属惯技。与弟绝无关系。”[35]

在历史上，唐绍仪反对过孙中山。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恢复军政府，唐不愿支持，退居家乡。1931年，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对抗，唐是常务委员之一，后来胡汉民与蒋介石对立，领导“西南派”从事公开的与秘密的反蒋活动，唐又曾出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因此，蒋介石不喜欢唐绍仪，更反对唐出面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当时，日本方面正在动员唐绍仪出面，在南京组织伪政权，1938年1月，蒋介石即得知有关情报，日记云：“其急欲造成唐绍仪为南京之傀儡者，亦无法中之一法也。”[36]7月9日，蒋介石分析日本对华强硬的原因，其第三条就是：唐绍仪“希冀拆散我政府”[37]。9月11日，蒋介石再次分析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对华政策，认为当年6月至7月之间，板垣之所以强硬，其原因在于，“错认我内部有分裂及强逼余下野之可能”，同时，也由于“我内部文人态度暧昧与唐绍仪老奸之施弄阴谋”[38]。同月下旬，日本特务土肥原到上海访问唐绍仪，说服唐起草了《和平救国宣言》[39]。9月30日，唐绍仪即在家中被军统特务刺杀。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实为革命党除一大奸。此贼不除，汉奸更多，伪组织与倭寇更无忌惮矣。总理一生在政治上之大敌，我党革命之障碍，以唐奸为最也。”[40]唐绍仪被刺一事，扑朔迷离，多年来成为疑案。蒋介石的这一则日记表明，此事当出于蒋的决定。

三　制止贾存德、马伯援与萱野长知等人的谈判

日本侵华，采取的是“和战两用”政策，即一面武力进攻，一面政治诱“和”。1938年2月，日本将在长江下游的侵华部队改编为华中派遣军，以畑俊六大将为司令官。畑俊六接任后，即一面筹画进攻武汉，一面通过萱野长知、松本藏次等人与中方联系。萱野在辛亥革命前即与孙中山、黄兴结识，参加中国同盟会，曾多次参与援助中国革命的活动。抗战爆发后受头山满及松本石根大将之命来华，找寻与重庆方面谈判的机会。畑俊六对萱野说：“战事无论延长至何时，总有和平之一日，希望有一了解日本者出而负责收拾善后局面，缔两国共存共荣之同盟。”[41]又当面召见孔祥熙在上海的亲信贾存德[42]说：“现在日本的对象已不是蒋委员长了，而是南京新成立的维新政府，但是，蒋委员长、孔院长想到同盟会时日本人好意的援助而有觉悟，亦未尝不可谈判和平。”[43]他指示萱野直接致函孔祥熙。当年5月，贾存德密携萱野致孔亲笔函，自沪至汉。函称：“现在中日战争，无异萁豆相煎，势将两败俱伤，绝非东亚之福，希望捐弃小嫌，维持大局。”[44]贾并向孔转述萱野意见：现在日军对和平要价过高，实难谈商，必须设法使国内和平派抬头。如中方暗示同意，本人极愿回国为和平奔走，并已派人与头山满接洽云云[45]。萱野所言，符合孔祥熙心意，复函称：“中日接壤最近，唇齿相依，在历史上地理上关系极为密切，互助则能共存，相残必致偕亡。”“究修百年之好，抑种百年之仇，似全在贵国少数军人之一念。”孔要求萱野联络日本的“忠君爱国之士”，“责以正义，晓以利害”，促使少壮军人早日醒悟。孔本人则声称：“为奠定中日真正共存共荣之百年大计起见，亦当竭尽绵薄，以从事焉。”[46]同时，孔祥熙还准备了一封致头山满的信件，也交贾带回。6月初，贾回到上海，与松本藏次见面，代表孔祥熙表示：“中日相持，仇者快，亲者痛，利害详如来函，如能保领土完整，修万代之好，两国幸甚。现以院长地位，亦乐与公等挽救两国之危局，不知公等有无善策？”[47]6日，萱野询问有无孔祥熙复电，贾当时尚未接到孔的新信息，只好编造了一通假电报出示萱野。7日，萱野偕松本飞返东京[48]。13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实业总长王子惠告诉贾存德：日本军部训令，如蒋介石不表示休战时，决定三路进攻汉口[49]。21日，萱野回到上海，与贾存德讨论与孔祥熙会面地点[50]。23日，孔祥熙向蒋汇报此事，声称“在此时期，似不妨虚与委蛇，以分化其国内主战派与反战派之势力”[51]。

此函发后，蒋介石迅速回电批评。蒋电未见，但其基本精神从孔祥熙6月25日复蒋电可以窥知。孔电云：“顷奉手示，至佩卓见。弟前接贾生来电，当即复电切戒。兹承尊嘱，已又去电严谕。”孔特别向蒋表白，为避免发生意外情况，已预留地步，本人所有致贾存德之电，均系秘书具名；前致萱野函，也是采取另附名片的办法，并未签字盖章，希望蒋宽心。孔同时向蒋汇报，刚刚接到贾存德来电一件，“已答以现尚无暇，嘱将切实办法先行探明电复，备作参考，此外，仅对萱野奔走辛劳略表慰勉而已”[52]。

当时日方认为，与中国“和平”的最大障碍是蒋介石，因此坚决要求蒋下野。7月1日，孔祥熙致电贾存德，表示本人可代替蒋介石下野，电称：“苟有利真正共存共荣，为彼方转圜面子，不惜敝屣个人地位。”[53]萱野对孔祥熙的态度表示敬佩，声称对蒋下野一事，可不坚持。7月4日，萱野表示，以人格担保无欺诈，日本的军事行为最近暂可“不积极”，但完全停止，须待会见孔祥熙之后[54]。7月5日，贾存德偕同萱野赴港，继续谈判。行前致电孔祥熙表示：将亲自携带“切实大略条件”到武汉，详细面禀[55]。7月6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宣称，日本政府拟在8月以前夺取武汉，两国谈和，最好在此时期。日方条件仍如陶德曼转达的“订立防共协定”等四条，希望了解中方条件，再行商洽。中村要求孔祥熙直接致电外相宇垣一成商洽，同时表示，希望7月7日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时，“演词不致过分激烈，以免引起彼方民众反感”[56]。同日，孔祥熙将贾存德的上述电报及中村谈话一并报告蒋介石：请示“所陈各节，是否可行”[57]。7月15日，孔祥熙又将萱野的老朋友马伯援以及和萱野有干亲关系的居正夫人派到香港，参加谈判[58]。

7月20日，马伯援偕同贾存德会见萱野及松本。马伯援表示：1．日本军阀，不协助东亚民族，使之独立，为九亿有色人种之领袖，乃恃强奴隶中华民族，迫中国抗战，自相残杀，未免自坏长城。2．日本不知中华民族之团结，由于日阀之迫逼与凌辱，反欲分化中国，利用汉奸，这种手段，已不适用于现代之中国。3．中日战争结果，必陷日本于污泥中，更陷东亚于污泥中。4．可惜日本无大政治家，无远见军人，理解孙总理的大亚细亚主张，促其实现，致有今日之悲剧，受到白色人种轻视。谈话中，马伯援警告萱野：中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将是共产党。他盛赞延安青年人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精神，说是“肤施之青年男女，日食小米饭两餐，工作十四小时不倦，精神方面，胜过今日之大和魂”。

萱野和松本表示同意马伯援的意见，陈述其观点说：1．犬养毅临终时表示，日阀利用大亚细亚主义，强霸东亚，必惹大祸，拟改大亚细主义为亚细亚和平协会，使各国各民族乐于参加。2．头山满最近常说：中日战争，起于日本不敬，轻视中国军人及中华民族；应当止于“诚”。倘中日以“诚”相见，各种问题均可解决。3．现在中日军人，愈打愈对立，愈仇视。吾辈工作，以休战、恢复理性为先。4．日本军人，最要假面子，倘蒋先生能理解，一时下野，即可停战，中日双方，同时派出代表，和平立刻实现，届时蒋先生东山再起，亦无不可。马伯援反驳萱野二人的意见，声称“蒋公为现在中国唯一的领袖，假使下野，无论何人，对于这个局面，不敢负责，不配负责，中国依然混乱，仍是抗战到底为是”[59]。萱野表示，愿回东京传达上述意见。马伯援即鼓励萱野，倘能建议日本取消近卫宣言，不要求蒋下野，伯援可以个人资格，报告孔祥熙或其他党中旧友，请其转陈蒋公，促进和平实现。会谈后，萱野、松本等于7月23日前先后回日，向近卫首相、宇垣外相等人汇报。

蒋介石对宇垣一成的“和平”政策怀有戒心[60]。自然，他对马伯援、贾存德与日方的谈判仍然持反对态度。8月4日，孔祥熙致蒋介石电称：“前奉尊谕，已切嘱马伯援、贾存德勿再活动，完全作为彼等私人接洽，藉以探取消息，备我参考，绝不能谈及任何条件。”[61]11日，他在回答蒋关于唐绍仪的批评时再次作了同样表示[62]。8月下旬，已经返回上海的贾存德多次致电孔祥熙，声称畑俊六与第三舰队长官及川古志郎托人邀贾会面，表示日方已不再要求要蒋介石“下野”，近卫声明亦可由天皇出面表示取消；现在日方的条件仅为“防共”与“亲善”两条，如中方采纳，希望派负责代表到沪商谈。贾并称，日方已暗中成立休战特别委员会，畑俊六、及川古志郎为委员，土肥原等为进行委员[63]。9月1日，孔祥熙再次将上述情况向蒋介石汇报。6日，蒋介石复电，命孔祥熙转告贾存德，向日方表示拒绝[64]。10日，蒋介石决定迅速制订五年抗战计划，实行经济、政治、党、军队、教育、社会各方面的改造，以期自力更生与独立作战[65]。11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孔祥熙，口吻空前严厉：

贾某事，应严令停止活动，否则即作汉奸通敌论罪。敌想复订停战协定，以亡我国，其计划极毒，请兄负责制止，免误大政方针。千万注意是荷！[66]

蒋介石既甩出狠话，孔祥熙不敢再转呈贾存德的情报，于是，采取其他办法。

四　不理睬孔祥熙与日方首脑会面的要求

萱野长知等于7月23日返日后，联络头山满、小川平吉等人，在政界上层活动。至9月上旬，宇垣外相表示，不再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但蒋须“预先作出准备下野的表示，而在和平之后自动实行”[67]。9月17日，萱野再到香港，与马伯援、贾存德会谈，萱野称：宇垣“酷爱和平”，愿意仿效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访问德国的故事，在大海洋的军舰上与孔祥熙见面，不讲条件，仅以“和平”与“防共”两原则为谈话基础[68]。马伯援将两原则略加修饰，改为：1．东亚永久和平；2．中日精神防共。对“精神”二字，萱野深表同意。23日，日本五相会议议决，同意宇垣与孔祥熙的会谈计划。25日，马伯援离港赴渝，向孔祥熙汇报。但是，宇垣因其主张遭到日本军方的强烈反对，于29日辞职。10月8日，马伯援写出报告，交孔祥熙转呈蒋介石。报告称：萱野等对和平运动，具有决心，正在运动头山满组阁。宇垣虽已去职，但近卫仍有决心，日本厌战心理，已遍全国，因此，中国应该利用这一时机。他说：“头山满为日本右派之典型人物，与总理有旧，现以八十四岁，老而且病之躯，热心和平，并派六十六岁之萱野，两来香港，设法沟通，此种精神，吾政府宜利用之。再中日战争，孰胜孰败，总有结束之一日，我政府纵不轻与之和，亦当与之周旋。”他建议重庆国民政府“通盘打算，本乎历史，鉴于大势，派得力人员与之接洽，鼓其勇气，或进而同去东京，察其虚实，宣传我政府主义”[69]。

孔祥熙觉得马伯援的报告很有用，于10月15日上呈蒋介石，同时致函说明国际没有援助中国可能，而中国国内的财政又已极为困难，无法维持。函称：

兹据顾大使报告及各方事实观察，国际援助既不可能，则此后对于内政外交均有切实检讨之必要。最近有西友自日来言，就其国内表面观察，似无大战状态，一切经济财政尚能勉维现状。至于我国，在我兄领导之下，虽将士用命，民众动员，抗战年余，已博各国之彩声，只以战场尽在我国境内，虽不免土地日促〔蹙〕，交通困难，工厂既遭摧毁，货物亦难出口，所有人民声明财产之损失，实不可以数计。非惟我兄多年来苦心孤诣之种种建设，付诸东流，而今后财政上之维持，更将难乎为继。[70]

该函进一步渲染财政危机和武汉失守后中国的困境，声称：“后方情形，为我兄所深悉，长此以往，武力固属重要，而国内物质及人民团结如何，均应顾及。如果军事方面确有把握，不仅武汉可保，且能继续支持，日本方面不出三数月即有变化可能，自属不成问题，万一无甚把握，恐武汉一经退出，则人心不免因厌战而动摇，各省态度有无变化，亦难预料，且敌机现已屡向我后方扰乱，将来大多数军队究宜退至何处，倘使拘于一隅，补充与给养似皆成为问题。加以目前我之现金及外汇已拨用殆尽，而以货易货又因交通困难运输亦极不易。弟忝负行政责任，对于军事实不甚谙，对于财政外交，则不能不悉心研究。近来多病，杞忧尤甚。”他建议蒋介石抓住机会，乘时进行。函称：“如外援方面不能再求进展，而军事方面亦无十分把握，则此后遇有解决机会，即应乘时进行，否则机会至时，我无应付之策，稍纵即逝，更难再得，心所谓危，不敢缄默。”

萱野长知（1873—1947），日本人，1895年结识孙中山于日本横滨，此后投身于中国革命，并加入中国同盟会。抗日战争初期，曾从事“和平”调停活动。

同函附呈孔本人撰写的《最近国际情势》及《日本最近情势》报告。前一报告对蒋“攻心”，历述各国情况，声称寄希望于国际援助，无异画饼充饥。中云：

我以开罪于日本，故英国对我各项借款，非完全拒绝即多所顾虑，而法国对我所购之器械，现亦多方为难。俄虽对我极表同情，然因德、义（意）、英等国对俄均甚歧视，俄内部情形复杂，故斯大林不敢言战……至美国因鉴于欧洲形势，虽心理上为我不平，实际上亦难积极助我……若望其为我出力，仍恐等于望梅止渴。[71]

1938年10月25日，日军攻陷汉口。此为进入汉口的日军张贴的宣传海报。

后一报告说明日本国内和平派的活动，内称：“日本元老重臣文治派，现在希望和平者颇不乏人，如头山满、近卫、宇垣已合组秘密委员会，暗中活动，设法制止军阀跋扈……萱野为头山之代表，现在香港，仍思尽力奔走。”接着，孔祥熙着重说明，宇垣虽已去职，但日本国内的和平派仍在活动。报告称：

昨接港电云，松本最近由东京抵港，据言，对和平大纲，近卫与宇垣一致，方针未变。现矢田回国，拟请近卫亲自出马，以效张伯伦。顷又闻知萱野接东京来电，谓海、陆相急盼与弟及居觉生兄会面。[72]

还在宇垣一成刚刚出任外相时，蒋介石就得悉日方曾要求中方派员赴日谈判，对此，斥之为“想入非非”、“可笑之至”[73]。自然，对于“近卫亲自出马”以及陆军大臣、海军大臣要与孔祥熙、居正等见面的说法也不感兴趣。对孔祥熙此函，蒋介石未加理睬。同年11月，楮民谊、樊光致电汪精卫、孔祥熙，再次声称“近卫甚愿效张伯伦赴德故事，赴华晋谒委座”[74]。同月7日，孔祥熙将此电转呈蒋介石，蒋仍然未加理睬。

五　阻止孔祥熙答复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

近卫的第一次对华声明发表后，遭到日本许多人士的批评。11月3日，近卫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题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改变此前“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声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结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企图以此诱使重庆国民政府上钩[75]。果然，孔祥熙觉得是个机会，准备在11月7日的行政院“国父纪念周”上发表讲话，给予“非正式答复”。拟稿称：“我人所注意者，仅彼对我态度，以平等待我者，即我之友，以暴力侵我或武力乱我者，即我之敌。”拟稿批评日本政府“好用定义不明之词句以淆惑视听，如彼所谓安定东亚，是否独霸东亚之别名？所谓求中国之合作，是否剥夺我经济之独立自由之变相？我人于此亟愿得知其真意”[76]。这里，貌似对日本提出批评、谴责，而实际上将为日本政府提供答辩、粉饰其侵略政策的机会。拟稿并称：“解决中日之关键，全在日本，日人果能尊重我主权，而抛弃其侵略政策，则东亚之安定一举手耳，即世界之和平亦易如反掌也。”11月6日，孔祥熙将拟稿电送蒋介石审阅。同日，蒋介石以“限卅分钟到的特急电”通知孔祥熙：“此文应慎重斟酌，切不可发表。”[77]11月9日，孔祥熙复电蒋介石称：“电发之后，弟觉似仍未尽妥，经再修改，原文另电陈闻，顷奉尊电嘱为缓发，经已遵办。”[78]这样，蒋介石就阻止了孔祥熙与近卫文麿之间的一次远距离对话。

六　用“杀无赦”警告萧振瀛与日人重开谈判

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放心，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没有第三国的保证，决不与日本直接谈判。日本军部的“兰机关”负责人和知鹰二懂得蒋介石的心理，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饵，诱使蒋介石破例。1938年9月，蒋介石派原天津市长萧振瀛到香港谈判，由何应钦具体指导。孔祥熙未参与此项工作，但他对谈判非常关心，惟恐其不能成功。同年10月，他耳闻谈判因第三国保证问题陷入僵局，功败垂成，于21日致电蒋介石称：“弟意最重要关键，乃在对方之条件如何。至于方式，不难觅得合意途径。现在国内外状况，兄所深悉，倘军事确有把握，自无洽商必要，否则如条件相当，直接、间接无非形式问题，条件如能密商妥贴，则运用第三国出面，不致有何困难。”[79]这封信再次表现出孔祥熙因国内困难而急于与日本妥协的心理，但是，萧振瀛与和知谈判的主要困难在于日方一面谈判，一面进攻，毫无诚意，因此，蒋回函称：“萧事与兄所谈者内容完全相反，我方并未争执形式问题也。此事我处被动地位，在我限度之内，能否接受，实在于对方也。”蒋并告诉他：“此事于武汉之得失无关，请勿虑。”[80]不久，蒋介石察觉日方谈判的虚伪，决心坚持抗战，下令停止谈判，召回萧振瀛。

第一次谈判失败，和知鹰二继续在东京政要之间活动。当时，日本正准备扶持从重庆逃出的汪精卫成立政权，和知觉得是个机会，决定利用此事再次迫使蒋介石派人坐到谈判桌前来。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次月，成立“中央党部”。17日，汪精卫致电重庆国民党中央，要他们毅然改图，努力与日本实现和平。同月，和知鹰二到香港，要其助手何以之转告重庆方面：汪精卫之事，经近卫、平沼两届内阁决定，又经阿部信行特使承认，奏明天皇，势难中止，但日本对汪之信念已经摇动，认为其人大言不实，贪索无厌。影佐祯昭本是汪之主谋，现在亦已失望，引为歉憾。目前日方之所以仍然支持汪精卫，在于无别路可走，不能不就既定政策，听其一试。何以之称：大约11月初，汪即可组织政府。意大利已劝日本促成此事，应允即日承认，德国则劝日本与重庆谋和。综观内外情形，尚在徘徊之际，最好乘汪精卫政府成立之前，断然成立全面停战协定，而将汪之问题包括于取消伪组织之中。中国如有和平决心，日本定以诚意直接谈判。军部方面，和知可与板垣征四郎负责；政府方面，可由政界元老松井石根、山之辅等出面商谈原则。和知要求何以之转告萧振瀛，或派专使来港商谈，或仍由萧先来，以资进行[81]。31日，何以之致电时在重庆的萧振瀛，告以上述各点。10月4日，何以之两电萧振瀛，声称和知认定汪精卫为“东亚和平之障，极愿剪除”，催萧即速来港[82]。10月6日，孔祥熙将何以之各电转呈蒋介石，同时致函，要求允许萧振瀛再次赴港，以私人资格与和知“慎密试谈”，同时“藉以刺探他方消息，备我参考”，函称：“弟意此次和支〔知〕奔走各方，对于去汪事颇为努力，似可令仙阁前往一行，略与周旋，使其对我信仰益趋坚定。如能达到吾人之目的，不妨加以利用。否则仙阁不去，彼必感觉失望，甚或老〔恼〕羞变怒，反又趋于助汪之一途，则前途更多障碍。”[83]函上，不料却引发了蒋介石的雷霆之怒。10月8日，蒋介石日记云：“萧、孔见解之庸，几何不为敌方所轻！国人心理之卑陋，殊堪悲痛！”[84]9日，蒋介石复函孔祥熙称：

兄与萧函均悉。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希以此意转萧可也。[85]

这封信，表面上对萧，实际上断然批驳孔祥熙的意见，语气严峻，没有给孔留一点面子。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萧、孔求和之心理应痛斥。”[86]可见，蒋的这封信明确针对孔祥熙。蒋介石此次之所以如此坚决、激昂，一是萧振瀛曾将去年在香港与和知谈判的部分情况透露给秦德纯，秦又秘密转告冯玉祥，其间讹传严重，冯据此向蒋及国防会议揭发，使蒋很愤怒[87]。二是自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蒋即加强了对汪的批判火力，声称“汪逆卖身降敌，罪恶昭著”，“人人得起而诛之”，正处在和“汪逆”不共戴天的情绪中[88]。

同年11月，何以之在香港与孔令侃会谈，何称：倘中方确有接受和平可能，则和知愿赴重庆面洽[89]。次年1月，何以之向孔祥熙的亲信盛升颐转达板垣征四郎的议和条件，并称：只要中方派大员前来，板垣可以亲自出马，甚至飞往内地亦可[90]。对于这些情报，孔祥熙就不敢再报呈蒋介石了。

1940年6月28日，蒋介石在日记“预定”栏中写道：萧振瀛“应监禁”[91]。

七　查究受日方之命到重庆接洽的蔡森、贾存德

自蒋介石严令贾存德停止活动后，孔祥熙虽不敢再向蒋转呈贾的情报，但仍命其在上海继续联系日方。

早在1938年，贾存德即与伪维新政府官员王子惠相识。王为留日学生，早期同盟会会员，与畑俊六、及川古志郎等日军头目都有联系。伪维新政府成立时，任实业部长。当年夏，王向贾等表示，如能给以自新之路，可随时脱离伪组织，牺牲一切，专诚为中央效力。贾存德等曾将王氏情形电告孔祥熙，孔即复电勉励，命其辞去伪职，伺机去东京团结日本主和派，抵制主战派。王奉令照办。1940年4月，王子惠自东京返沪，声称已将主和派人物闲院宫津子伯爵、头山满等联成一气，主张和谈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对手，反对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政权。王并透露，板垣征四郎想从速结束对华战争。5月间，板垣在面谈时口头提出五项条件：1.声明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2.中日以平等互惠之原则，经济合作。3.共同防共。4.撤兵。5.取消一切伪组织。[92]在谈到第四条时，板垣表示，希望孔祥熙指定地点，以极秘密的方式与板垣等会面；如孔允许，约定会面日期后，可通知板垣，即由板垣等请求天皇下密诏，实行全面秘密休战。王子惠并称，板垣亲口表示，如孔祥熙同意，将亲自签名发出正式公文，望孔在6月6日天皇承认汪政权前对上述条件表态[93]。

6月26日，贾存德化名吴复光到达重庆，孔祥熙表示可以接受板垣的五项条件。但是，7月4日、8日、9日、10日，日机连续轰炸重庆，这使孔祥熙很不满，对贾存德大发牢骚，责问“日本人搞的什么鬼”，埋怨因此妨碍了向蒋的“进言之机”[94]。不久，板垣应允，自16日至22日止，停止轰炸一周。这一时期，孔祥熙情绪低落，告诉贾存德“事不好办”，要他“不要着急”。7月底，王子惠再派蔡森抵渝，会见孔祥熙，声称“如有谈判可能，彼方即行统一军、政、党意见，取消一切枝节活动，决定专责，以资进行”[95]。其后，日方急于得知蔡、贾谈判消息，致电称，将派专机到广州迎接蔡、贾。孔祥熙觉得这又是一次好机会，于8月24日致函蒋介石，摘抄蔡、贾报告及有关电报，函称：“敌思结束对华战事，以便南进，可以想见。弟意值此抗战严重、外交诡变时期，对于各方消息，似应互相印证，以冀把握机会，决定大计。”函末，孔祥熙特别要求蒋介石“阅后付丙，不必交存”。又附言称：“就最近国际情势观察，友邦对我实力援助甚少，我应设法别寻机会，以谋自立自主，蔡、贾所述各节，亦有可以供我利用之处。弟已告其设法各方鼓动，促成敌之南进。一则使其主战、主和意见分歧，分化团结力量；二则使其侵略政策转移方向，减少对我力量；三则证明敌人野心甚大，欧美列强亦必与之发生摩擦，于抗战前途，或不无裨益也。”[96]

板垣曾向王子惠表示，可以发出亲自签名的公文。孔祥熙向蒋介石上书后，要求蔡森回沪，取到板垣正式公文。又命贾回沪，暗中监视王、蔡二人。其后，二人即陆续离渝，经香港回沪。8月下旬，蔡、贾的行踪被军统在香港的特务发现，戴笠亲自向蒋报告，蒋即命戴笠向孔祥熙查询。9月上旬，孔祥熙复函戴笠，谎称吴复光系中央银行某职员别名，因受敌伪注意，调令来渝。蔡系靳云鹏旧部，受靳之命来渝报告北方情形，二人均系“普通人员”，敌人不会相信，更不会赠以巨款[97]。其后，军统打入日方的特务毛丰又向戴笠报告，蔡森已于27日偕同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东条佑铃专机飞沪，此事系日本实业家背后策动，曾拨款二百万元作为活动经费云云[98]。9月10日，戴笠将有关情况再次报告蒋介石。同月19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称：“敌人曾贿买山西人蔡某等二人赴渝，携孔先生假信而归沪。现由敌人特许设电台通电，尚在乌烟瘴气中，此事尊处想早已闻及矣。”[99]20日，蒋将有关检举报告转给孔祥熙，要他回答。22日，孔祥熙复函，首称检举报告“所载各节，恐多揣测误会，以讹传讹，原报告人有意邀功，遂不免捕风捉影，或另有作用者希图对弟中伤”。接着，孔向蒋辩白：一是孔祥熙致函板垣及头山满问题，孔称：蔡、贾来渝时，携有日本老友名片，向弟问候，弟因多年故交，在情理上不能不理，因此在蔡、贾临行之时，以名片回报，所谓寄板垣与头山满等人的亲笔函件，绝无其事。二是蔡、贾与王子惠、板垣的关系与接受巨额资助问题，孔称：王子惠派人赴港迎接蔡某，或有其事，但蔡、贾到沪后，是否赴南京，已否晤见板垣，均不得知。孔承认：蔡、贾来重庆之前，确曾与板垣会面，也承认，二人可能得到日方资助，但他说：“敌方实业家因反对军阀厌恶战事，渴望真正和平早日实现者甚多，既派其来，或有赠送旅费之事。若谓拨款二百万元，恐未必有此巨额。”他认为这些情况，“真伪无从证明”，属于敌人“内部互相猜忌，设词毁谤”。三是关于蔡、贾的身份与贾存德往来沪、渝之间的目的。孔在重申“调回”说之外，又加了一个“迁移眷属”说。函称：“上海沦陷业已三载，敌伪方面无时不思毁我法币，俾我财政不能接济军事，对中行人员极力压迫，彼等既无寸铁，政府亦难为保障，故不能不有一熟悉敌情者为我刺探消息，藉便戒备。贾在过去，虽曾任此项工作，因其参加倒汪运动，为汪方特务队所注意，前已将其调回。此次赴沪，即拟设法迁移眷属。至蔡本非弟之属员，亦无任何名义，在无所谓调回矣。”[100]

蒋介石下令戴笠调查之后，陈布雷又于22日接到香港张季鸾的检举信，中云：“王子惠所贿买之蔡、贾二人之事，其情形甚堪发指。盖敌人以专机送至广州，而公然入渝，其归也，亦由敌人由港接至广州，而专机送往上海。此辈宵小，本无足深论，然敌人贿买之人而能公然出入重庆，且能带孔先生之假信而来，再不能以小事看矣。”[101]陈阅后“甚感离奇”，立即转呈蒋介石[102]。蒋阅后再致孔祥熙一函，严厉批评孔祥熙等人的行为“摇撼军心、人心”，显示“政府零乱”[103]。同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军人之愚拙无才，比我国尤甚，其行动幼稚欺诈，实非常情所能想象，几乎令人倭寇有不可交手之感。若理会者，必受无妄之祸也。”又称：“为庸之与季鸾等无方而好事为叹也。”[104]这里批评到了两个人。“无方”，指孔祥熙；“好事”，指张季鸾。

蒋介石的批评很严厉，显然，孔祥熙要认真想想对策了。9月30日，孔祥熙于八天之后才复函蒋介石，函称：“今细绎手示，对蔡、贾事实际情形，似尚有未尽明了之处，恐系根据一方面之情报所致。既承谆谆相诰，弟不忍不略陈衷曲，期解疑虑。”

孔函除说明蔡、贾的身份及离渝情况外，指责情报提供者“以讹传讹，竟至张大其词，骇人听闻”。孔函特别说明，在接待蔡、贾的整个活动中，自己对蒋既无隐瞒，又持慎重态度，没有文字贻敌，更未假借蒋的名义，函称：“一言丧邦，古有明训。事关国家兴亡，何敢擅自主张！当蔡来见时即本我兄素来之主张，晓以日本如不撤兵，不恢复七七事变以前之状态，决不与之谈判。此外绝无文字表示贻人手中，更何能涉及我兄名义？又何来我兄名片？蔡、贾两人谅亦无此巨胆敢事伪造。”接着，孔函强调掌握敌情，善于利用反间的重要：“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侦探重要，无人不知……今如有人，本其爱国热忱，窥得敌伪隐情，甘冒危险，不远千里而来，向我告密。若不假以颜色，使其乐为我用，势必为渊驱鱼，反被敌伪利用。弟虽愚，窃期期以为不可。故蔡之来谒，不能不见，惟所告之言，皆系勉以大义，并未派以任务，且暗示种种，使其有机会时，于不知不觉间言于敌方，以期于我有百利而无一害。”孔函还强调，从事这方面的活动难免遭人误解，甚至遭到攻击，但自己完全出于忠诚：“弟亦深知接见此种人物，难免物议，小则受人攻击，大则自招巨祸，然为效忠党国，使我兄抗建大业早日成功，故不惜利用各种机会，各方力量，期达目的，从未对自己本身之安危着想。”[105]

孔函接着分析日本少壮军人中的两派。甲派主张先用全副武力，解决中国事件，然后再行南进，此种主张对于中国最危险，非极力破坏不可。乙派主张用温和手段，得到中方谅解之后，再行南进。孔函由此论证利用乙派的必要及利用蔡森的正当。函称：“至乙派今日之肯降阶表示寻求和平者，确因千载不易得到之南进政策，今可不费力拾得之，故不容轻轻放过。弟既认定此时如能诱其南进，确属于我有益，前曾向兄言及，兄谓恐做不到，弟亦深知其难，不容强求，然苟有时机，弟以为不应放过，必随机设法暗示，希接近敌方者，于无形中促助其乙派之主张，故蔡来见时，弟亦晓以此意，暗示其促成。于上次报告中最后一页，业向我兄陈明。”

针对蒋函所批评的“摇撼军心、人心”之说，孔祥熙辩解道：“蔡此来，原出敌方之意。据情报所载，敌既派其前来，又复巨款运动，自系敌方力竭，敌方情急，适足以暴露敌人之弱点，足可摇撼敌人之军心、人心，而我之军心、人心，更当因此而益振，其理自明。”接着，孔祥熙又反驳蒋的“政府零乱”说，声称“蔡既来渝传达敌人之意，是时至今日，敌已深知欲谋全面之和、真正之和，非向我兄请求不可，亦非听由我兄裁决不可，似无零乱之可言”。

蒋介石、宋蔼龄与孔祥熙合影

孔祥熙在逐一反驳蒋对谋和活动的批评后，着重说明自己对蒋的耿耿忠心：“在过去二年中，弟对于敌伪或其他方面，凡有利于我兄之抗建大业者，均不惜任劳任怨以谋利用者，一则因承我兄重托，付以行政责任，不能推诿，一则因我兄为最高领袖，身任统帅，意欲保护其威望，故决志为国为兄，自甘牺牲，决不愿使我兄因一言一动，受有半点怀疑，致被奸人藉口攻击。”[106]函末，孔祥熙表示，将遵蒋之嘱命人查究此事。函称：“现蔡、贾事，既蒙尊嘱，遵即饬查，如有假冒招摇情事，贾当撤职严办，蔡已托人设法予以警告。”自然，这是孔祥熙对蒋的敷衍之辞。

孔祥熙这封信写得很用心。在正函之外，还附有《情报摘要》两份。其内容之一是，褚民谊曾在南京宴会席间对人说：“先从倒孔入手，使重庆内政发生纠纷。”孔祥熙附呈这一情报，意在告诉蒋介石，所有反对他本人的行为，均有汪伪背景。其二是，张季鸾对人表示，衔蒋之命到港与日方谈判和平，到港前曾见蒋11次，等等。孔要求蒋阅读这些情报后“仍乞准予赐还，以便存查”，并称：“弟向不道人长短，在过去更不欲以此种复杂琐碎之报告，烦扰我兄心神。现在事既牵涉及弟，恐其中别有作用，不能不请兄注意，但仍不愿使他人知之，以为弟亦有所攻击，或影响人心也。”张之赴港，确系受蒋之命[107]。孔向蒋呈送有关张的情报，其潜台词是：你蒋介石不也在和日本人发生关系吗？孔祥熙这一手很厉害，蒋自然无话可说，追查蔡、贾一事不了了之。

蔡、贾回到上海后，即列席王子惠与板垣代表岩奇清七所举行的会谈。岩奇称：“中国的维新大业必须由蒋委员长领导才能成功”，“要共同防共，中国方面就需要邀请日本在华北边区枢纽地留兵协助”。会议记录提出，察哈尔、绥远铁路线及北平、奉天线各枢纽地均由日本驻兵。至此，贾存德才发现上了王子惠与日方的当，拒绝签字。会议不欢而散。1944年9月，贾存德在上海会晤日本“兰工作”负责人和知鹰二，得知和知与板垣之间存在矛盾，深感变化难测，打电报给孔祥熙，声称才识不足，难以胜任，自此退出与日方的谋和活动[108]。可见，此前孔祥熙并未对贾采取“饬查”、“撤职严办”等举动。

八　孔祥熙对蒋介石的汇报有重大隐瞒

孔祥熙在1940年9月20日函中向蒋介石表白：“弟在过去，凡有所闻，均曾择要抄陈，后因奉命，亦即停止。”似乎他在与日方谋和中，所有重要事情都曾向蒋汇报，而且奉命即止，没有违背过蒋的意志。读者从上文中已可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下文我们将进一步提供新的论证。

根据日文档案，早在1938年6月，孔祥熙即派遣秘书乔辅三赴香港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谈判。二人先后在6月23日、28日、7月1日、13日、18日、19日多次会谈。在7月18日的会谈中，乔曾转述孔祥熙起草的和平条件：

1．中国政府积极实现对日好感，停止一切反日行为，希望日本也要为远东永久和平积极为日华关系好转而努力。

2．“满洲国”以签订日、“满”、华三国条约而间接承认。其次深切希望“满洲国”自发地成为“满洲自由国”，给中国人民以好感。

3．承认内蒙的自治。

4．决定华北特殊地区非常困难，但是中国承认互惠平等的经济开发。

5．非武装地带的问题，有待日本的具体要求提出后解决，中国军队不驻防，希望由保安队维持治安。

6．虽然还未充分讨论，但清算与共产党的关系，或签订加入防共协定的特别协定等，必须再加研究。

7．中国现在非常荒芜而且穷困，因而对中国政府说来，（日方）虽有赔偿的要求，亦无力支付。[109]

以上七条，包括实际上承认伪满，承认内蒙“自治”、设立非武装地带等问题，都是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谈判中，乔辅三向中村丰一称：“孔曾和蒋见面，除了蒋介石本身下野问题外，其他全部都和蒋商酌过的。”直到今天，也还有学者坚信乔辅三的这一表白。其实，档案资料证明，这些条件和蒋在对日秘密谈判中一贯坚持的条件完全相反；档案资料也证明，孔祥熙从未向蒋汇报过上述条件。上引8月11日孔祥熙致蒋函称，他之所以不拒绝和日方谈判，“原欲藉以观察敌情，供我参考，并未提及任何条件”。在其他函件中，孔也一再做过类似保证。可见，孔祥熙的上述条件是背着蒋擅自向日方提出的。不仅如此，连派乔辅三赴港谈判一事对蒋都是完全封锁的。现存蒋档中，孔有许多关于秘密谈判的汇报，但是，没有一件提到乔辅三。在必须提到的地方，也竭力掩饰。如1938年7月6日孔令侃致孔祥熙，又由孔转蒋的电报说：“据所派与驻港日领事密洽者报告：该领事称：‘钧座在位，各事总有办法。’言下似有议和须以委座下野为条件之意。当以此种观念决不能任其系怀，故照钧座在汉面谕，对该领事表示，目下政府系钧座负责主持，如确有必要时，钧座当可辞卸。”该电所称驻港日领事，指中村丰一；钧座，指孔祥熙；委座，指蒋介石。其中所称“所派与驻港领事密洽者”，显然就是乔辅三。之所以不称其名，说明孔祥熙父子不愿意让蒋了解乔赴港谈判的真情。

在对日秘密谈判中，孔祥熙对蒋介石所作的隐瞒非止一端。例如，前文已述，蒋一再嘱咐，令贾存德停止活动，孔也屡称“遵嘱”，但实际上一直在支持和指挥贾的活动。又如马伯援赴港谈判，明明是孔祥熙所派，但马伯援所写、经孔祥熙转蒋的报告却说成事出偶然：“伯援因事赴香港，适日友萱野长知亦在该地，时相过从。”之所以这样写，完全因为此前蒋介石已不只一次与孔谈话，要他停止谋和。此外，孔祥熙还长期利用曾是共产党员、后向国民党自首的胡鄂公[110]在上海与日方谈判，次数频繁，接触面很广，但是，孔祥熙也从未向蒋汇报过。

孔祥熙长期追随蒋介石，和蒋利益相共，荣辱与俱。但是，他却背着蒋一再向日方谋和，甚至在个别谈判中向日方提出丧权辱国的条件，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对长期抗战丧失信心。从本文前引他写给蒋的多通信件看。他认为国内财政极端困难，国际援助又毫无希望，因此才一意主和，谋求妥协。

不过，也应该看到，孔祥熙与日方的秘密谈判除谋求妥协外，也还具有若干策略目的。例如：掌握敌情，扩大日本国内的主和派与主战派的分歧；阻挠、延缓汪伪政权的成立；引导日军南进，减弱中国战场压力等多种原因在内。因此，孔的谋和活动与汪精卫有别。1940年以后，孔的谋和活动基本停止。他在协助蒋介石掌控战时经济，保证抗战资源方面还是做了若干有益的工作的。

九　蒋介石阻遏孔祥熙谋和活动的思想原因

如上文所述，蒋介石对孔祥熙的谋和活动屡加批评、阻遏，而孔祥熙则一再坚持，多方联系，并且背着蒋向日方提出严重的妥协条件，这种情况说明，蒋、孔二人虽公私关系均极为密切，但二人之间在对日态度上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卢沟桥事变后，孔祥熙在伦敦致电蒋介石，分析美、英、苏三国的对华态度，反对立即抗战，电称：“中日事件，如非确有把握，似宜从长考虑。”“应付日本，仍须以自身能力为标准”[111]。21日，蒋复电称：“情势日急，战不能免。”30日，孔祥熙再次致电蒋介石，询问“中央今日作何主张”，蒋电复称：“中央必决心抗战，再无回旋之余地矣。”8月3日，孔再次电蒋，以“我军处处失利”为忧，蒋则复电表示：“战事果起，弟确有把握，请勿念，一时之得失不足计较也。”这些地方，说明二人间在对日抗战问题上确有分歧。1995年，我在《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一文中，曾判断“蒋介石思想中，抗战成分较孔祥熙为多”，现在看来，这一看法还是可以成立。但是，当时我认为孔的议和活动“显然得到蒋的默认和支持”，这一看法需要修正[112]。

蒋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蒋强烈反对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后来又反对日本侵略。1928年的济南惨案，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也是对蒋介石个人威权的羞辱。当年5月，蒋日记云：“倭军入城后，将我徒手兵及伤兵尽行射死，发炮二千余颗，人民死伤二千余，有一家尽死于一弹者，城内延火甚惨。呜呼！济南七日记之耻辱惨痛，甚于《扬州十日记》。凡我华人，能忘此仇乎？”[113]又云：“倭寇第一要求为总司令谢罪。呜呼！国耻身辱，其可忘乎！”[114]因此，蒋有抗日的思想基础。但是，他又患有恐日症，认为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因而长期对日采取妥协政策，总想尽可能推延对日作战时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接着沦陷，这就将蒋逼到了“最后关头”。他深知，如果他再不抗战，必将受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会处于全民的对立面。他也深知，如果他与日本议和，签订新的丧权辱国条约，他也必将遭到全民反对。1937年11月5日，蒋介石曾经“很机密地”告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115]这确是蒋的肺腑之言。他在同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外战可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除抗战以外，再无其他办法。”[116]所谓“外战”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战争；所谓“内战”，即指包括中共在内的各爱国力量会起而推翻他的统治。显然，蒋对这一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长期以来，蒋介石有抗日的思想基础，但又患有“恐日症”；虽然深知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但一直想推延对日开战的时间。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失陷，蒋介石被逼到了“最后关头”，才决定对日作战。图为抗日战争期间在办公室手书军令的蒋介石。

在长期和日本打交道的过程中，蒋介石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完全不讲信义，日本政府和军部之间存在矛盾，政府完全缺乏控制军部强硬派的能力，因而与日本虽可达成协议，但时时都有被撕毁的危险。1938年8月，蒋日记称：“倭非待其崩溃与国际压迫至不得已时，决不肯放弃其华北之特权，而中倭和平非待至国际干涉，共同会议则不能解决，故对倭不可望其退让求和，如其果有诚意，则必须其无条件自动撤兵之后方能相信也。”[117]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虽有恐日症，但卢沟桥事变后，他在对日作战的实践中却逐渐认识到，日本是个资源小国，其国力、军力与其不断鼓胀起来的野心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外虽强而中干，有其虚弱的一面。此外，蒋介石也看到了日本的野心终将驱使其和英美冲突，世界大战必将爆发，只要中国“苦撑待变”，抗战的胜利终将属于中国。1937年9月，他在日记中表示：“主和意见派应竭力制止。”“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118]次月31日，他总结十年来与日本打交道的经验，认为“与其坐以待亡，致辱招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国格，留待后人之起而复兴”[119]。他本人也有“尽忠竭智，死而后已”的想法[120]。1938年1月，正是南京失陷，中国抗战最艰苦、最难以看到希望的时候，蒋在日记中写道：“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121]所谓“国际形势”，指的就是英、美、苏联合，国际共同干涉，以至出兵对日作战。以上，都是蒋介石阻遏孔祥熙谋和活动的思想原因，也是促使蒋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八年中，没有和日方达成任何妥协协议，将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的思想原因。

一切战争都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作战到底，直至敌方完全被消灭或投降，一种是双方谈判，达成“和平”协议，适可而止。至于“和平”协议，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利于敌，丧权辱国，一种是有利于己，无损或基本上无损国家主权。以上种种，都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1941年之前，蒋介石长期陷在战与和的矛盾中，举棋不定。蒋曾寄希望于国际共同干涉或第三国调停，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战争，也有过直接和日方秘密谈判，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事的幻想。这就是蒋虽对孔的谋和活动有所阻遏，但又显得力度不足的原因，也是蒋虽批评孔谋和，但又长期付以国家行政重任的原因之一。档案资料证明，蒋本人也亲自掌控过几次对日谈判，有关情况，请见本书《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

原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注释

[1] 《陶德曼致德外交部》，《德国外交文件》，第4辑第1卷，第784页；转引自中国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外交》（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第165页。

[2] 〔台北〕“国史馆”藏光碟，07A，00085。

[3]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11月3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和平酝酿》，以下简称“蒋档”，〔台北〕“国史馆”藏。

[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20日。

[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30日。

[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29日。

[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2日。

[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7日。

[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9日。

[1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26日。

[1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27日。

[1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28日。

[1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29日。

[1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月2日。

[15] 《口头答复稿》，1938年1月12日，《德国调停案》，见〔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案卷》，00062A，第065页。

[16] 同[15]。

[17] 《蒋委员长致孔院长》，1938年1月12日，《德国调停案》，见《外交部案卷》，00062A，第064页。

[18] 《孔院长接见陶大使口述英文稿》，1938年1月15日，《德国调停案》，见《外交部案卷》，00062A，076页。

[1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月16日。

[2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月17日。

[21]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卷，《文书》，〔东京〕原书房，1978，第386～387页。

[2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月17日。

[23] 《南湖致刚父电》（胡鄂公致孔令侃），1938年6月11日，“蒋档”。

[24] 同[23]。

[25] 克克：《致孔院长转居觉生先生》，1938年6月9日，“蒋档”。

[26] 克克：《致孔院长转居觉生先生》，1938年6月9日，“蒋档”。

[27]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第98页。

[28] 转引自《孔祥熙致唐绍仪密函》，《近代史资料》总第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278～279页

[29] 《孔祥熙致唐绍仪密函》，《近代史资料》总第74号。

[30] 《孔祥熙致武昌蒋委员长》，1938年8月9日，“蒋档”。

[3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6月23日，参见同日《困勉记》。

[3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7月12日；参见同日《困勉记》及《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33] 蒋介石：《致重庆孔院长》，1938年8月10日，“蒋档”。

[34] 同[33]。

[35] 《致武昌蒋委员长》，1938年8月11日，“蒋档”。

[3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月23日。

[3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7月9日；《事略稿本》作“企图以唐绍仪领导伪政府”。

[3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9月12日。

[39] 《今井武夫的证词》，《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第54页。

[4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0月1日。

[41] 转引自孔祥熙：《致介兄函》，1938年6月23日，“蒋档”。

[42] 贾存德，字辛人，孔祥熙的同乡、学生，长期在中央银行工作，负责收集日本经济情报。

[43] 伯良（胡鄂公）：《致王主任（良甫）虞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226页。

[44] 转引自孔祥熙：《致介兄函》，1938年6月23日，“蒋档”。

[45] 孔祥熙：《致介兄函》，1938年6月3日，“蒋档”。

[46] 孔祥熙：《致萱野先生函》，1938年5月22日，孔祥熙档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参见《日蒋谈判的重要资料》，拙著《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524～525页。

[47] 贾存德：《孔秘书（令侃）转呈孔院长》，1938年6月12日，“蒋档”。

[48] 贾存德：《致孔秘书（令侃）转呈院座》，1938年6月12日，“蒋档”。

[49] 贾存德：《致孔秘书（令侃）转呈院座》，1938年6月13日，“蒋档”。

[50] 转引自《上海贾君来电》，1938年6月21日，“蒋档”。

[51]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6月23日，“蒋档”。

[52]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6月25日，“蒋档”。

[53] 转引自《上海贾存德来电》，1938年7月5日，“蒋档”。

[54] 转引自《上海贾存德来电》，1938年7月4日，“蒋档”。

[55] 转引自《上海贾存德来电》，1938年7月5日，“蒋档”。

[56] 《香港情报》，1938年7月6日，“蒋档”。

[57]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7月6日，“蒋档”。

[58] 居正的女儿是萱野的养女。据贾存德回忆，贾到武汉后，孔邀马伯援与贾相见，对马说：“你明天就和贾存德一同到香港去。”又致函萱野长知：“关于和谈之事，特派马伯援先到香港候教。”见《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126页。

[59] 《马伯援呈》，1838年10月8日，“蒋档”。

[6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5月27日。

[61]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8月4日。

[62] 孔祥熙：《致武昌蒋委员长》：“至前马、贾两君与萱野等之接洽，亦系藉私人关系刺探消息，作为情报，更未提及任何条件，不过不能不有所指示，免应付失言。”1938年8月11日，“蒋档”。

[63] 《抄上海贾生来电》。1938年8月28日，“蒋档”。

[64]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9月7日）：“顷奉鱼（6日）机鄂电，遵即转告贾生，令其拒绝。惟前数日尚接有贾生来电三件，虽系过去情报，姑仍照抄奉阅，以备参考。”

[6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9月10日；参见同日《事略稿本》。

[66] 蒋介石：《致重庆孔院长》，1938年9月11日，“蒋档”。

[67]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598页；参阅拙作《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收入拙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410～411页。

[68] 《马伯援呈》，1938年10月8日。

[69] 同[68]。

[70]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10月15日。

[71] 孔祥熙：《最近国际形势》，1938年10月15日，“蒋档”。

[72] 同[71]。

[7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5月30日。

[74] 《楮民谊、樊光致汪精卫、孔祥熙电》，1938年11月7日，“蒋档”。

[75]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卷，《文书》，第400～401页。

[76] 孔祥熙：《致重庆蒋委员长》，1938年11月6日。

[77] 《致重庆孔院长》，1938年11月7日时间。

[78] 孔祥熙：《致重庆蒋委员长》，1938年11月9日。

[79] 《事略稿本》，1938年10月23日。

[80] 同[79]。

[81] 何以之：《致彦超（萧振瀛）》，1939年9月31日，“蒋档”。

[82] 何以之：《致彦超》，1939年10月4日。

[83] 孔祥熙：《致介兄》，1939年10月6日。

[8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10月8日。

[85] 《革命文献》，1939年10月9日，《蒋中正“总统”档案》。

[8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10月9日。

[87] 《冯玉祥日记》（5），1939年5月29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660页。参见高兴亚：《冯玉祥将军》，北京出版社，1982，第187页；施乐渠：《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投降阴谋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0，第67页。

[88] 《严斥汪逆卖国降敌》，《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谈话》，〔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第126页。

[89] 《孔令侃为呈再晤何一之给孔祥熙的密电》，《历史档案》1992年第3期，第75页。

[90] 《盛升颐为呈评述日方和谈条件由给孔祥熙的密电》，《历史档案》1992年第3期，第77页。

[9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6月28日。又8月12日日记云：“约萧交存件。”据此，蒋并未监禁萧，而是要求他交出保存在手中的中日秘密谈判文件。

[92] 《敌情报告录呈参考》，“蒋档”。据贾存德回忆，以上五条由板垣以铅笔亲自书写，交王子惠转贾。见《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的片断》，《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128页。

[93] 贾存德：《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的片断》，《孔祥熙其人其事》，第128页。

[94] 贾存德：《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的片断》，《孔祥熙其人其事》，第129页，参见孔祥熙《致介兄书》，1940年8月24日。

[95] 《敌情报告录呈参考》，1940年7月，“蒋档”。

[96] 孔祥熙：《致介兄书》，1940年8月24日。

[97] 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10日，“蒋档”。

[98] 戴笠：《报告》，1940年9月10日。

[99] 炽章（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19日。

[100] 孔祥熙：《致介兄》，1940年9月22日。

[101] 炽章（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21日晨。

[102] 《陈布雷日记》，1940年9月22日，内部排印稿，〔台北〕“国史馆”藏。

[103] 转引自孔祥熙：《致介兄》，1940年9月22日。

[10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9月22日。

[105] 孔祥熙：《致介兄》，1940年9月30日。

[106] 孔祥熙：《致介兄》，1940年9月30日。

[107] 参见本书《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

[108] 贾存德：《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片断》。

[109] 日本外务省档案，S487号，中译文见《孔祥熙其人其事》，第135～136页。

[110] 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有胡鄂公者，籍隶鄂省，曩为国会议员，嗣与李大钊等加入共党。民国廿三年间，经生处在汉破获拘禁，旋奉经准予自首，并交由生处运用。”

[111] 本电及以下各电，均见《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光碟，07A，00085。

[112] 《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收入拙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第450～452页。

[11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8年5月12日。

[11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8年5月18日。

[115] 《陶德曼致德外交部》，《德国外交文件》第1卷，第780页，中译文见中国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外交》（上），第164页。

[11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29日。

[117] 《事略稿本》，1938年8月18日。

[11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8日。

[119] 《本月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0月31日。

[12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2日。

[12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月10日。

◎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抗战到底”之“底”——兼述蒋介石如何对待被日本侵占的东三省

抗战时期，蒋介石在公开谈话或与日方的秘密谈判中，曾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条件或“抗战到底”之“底”。部分学者对此的解读是，蒋准备放弃、出卖东三省，因此他们对蒋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持严厉批判态度。但是，批判者实际上并不了解这一问题提出的过程及其来龙去脉，往往好从既定观念出发，对之加以解读、引申，因此，有关批判也就很难准确。

历史学应该是一把最公平的秤。人们对某一个历史人物的好恶可能因种种原因而不同，但是历史科学应该力求还原历史本相，并给予正确解释，不离开历史真实去有意拔高或贬低任何人，要做到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是关涉蒋介石和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大问题，要重建科学的、真实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必须研究清楚。

一　为《九国公约》布鲁塞尔会议准备的预案

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问题，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也有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

1937年7月，日军制造“卢沟桥事件”，中国军队奋起抗战。此后，中国政府一面坚决抵抗日本的军事进攻，一面仍对和平解决抱有希望。7月1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华大使馆，要求该馆迅速转电华北日军当局：“严令肇事日军撤回原防，恢复该处事变以前状态，静候合理解决。”[1]12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接见日本驻华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要求：1．双方出动部队各回原防；2．双方立即停止调兵。[2]15日，外交部再次照会日本使馆，重申12日照会内容，要求日方“将此次增派来华之日军悉数撤回，并将本案肇事日军撤回原防，恢复事件以前之状态，静候合法解决”[3]。至此，恢复“事变以前状态”还只是解决卢沟桥事变中双方军事冲突的方法，尚非解决中日两国战争的外交原则。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提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不能要求任人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领土，不能受任何约束。蒋称：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蒋的这些主张，已经超出卢沟桥这一具体事件的范围，发展为解决中日两国间冲突的一般原则，成为后来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的思想基础。

卢沟桥事件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如既往，将问题提交国联，以争取国际的支持和援助。9月13日，国联在日内瓦开会，会议将问题交给国联远东咨询委员会。远东咨询委员会指责日本“诉诸武力”的行为，但拒绝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建议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讨论。会前，列强的设想是：通过有关国家的共同帮助，“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以斡旋或调停的方法达成一项和平解决的办法”。为此，列强希望在中日两国军队之间达成停战或停火，同时邀请日本参加会议，直接对话，劝导日本接受调解。当时，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通过其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同僚们已经了解到，有关国家“把重点放在先实现停止敌对行动，然后通过斡旋或调解取得迅速解决”[4]。但是，现地“停战或停火”对中国并不利。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军已经迅速占领北平、天津以及河北省的广大地区，上海也正处于日军的包围中。现地“停战或停火”将意味着首先承认日本侵略者的这些“战果”。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在做抗战动员演讲。

为准备参加《九国公约》会议，争取对中国最有利的结果，中国政府曾在国内外的少数智囊人士中征求意见，从而形成了一份文件，题为《关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初步研究》。该文件提出，无条件的“先行停战”对中国不利。文件称：

会议之时，或先提出一要求双方停战，留出时间以便接洽……日本方面若不允停战，应付极易，但虑日本方面军事或到利于停战之时，未尝不可允许，果尔，中国方面地位极感困难，因中国方面立足在自卫二字，无拒绝停战之理由……但先行停战，除军事上或有作准备之利益外，皆有害无益。

因此，智囊人士建议，中国外交人员应提早与英、美、法、苏等国暗中接洽，“声明如有先行停战之要求，至少须附有‘日本军队应迅速退还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一条件，否则事实上无异帮助日本压迫中国也。此点为会议前应暗中请英、美等国谅解之一重要点”[5]。智囊人士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中日两国军队之间“停战或停火”的条件，那就意味着剥夺日军在卢沟桥事变以来所取得的各种“战果”（包括已经占领的土地），是一个有利中国而且易于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方案。

当时，中日之间的最大问题是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广大土地，并且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怎样面对这一现实呢？智囊人士在另一份文件中提出：

吾人共同最后之希望，固在收复东三省暨其他一切失地，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若不先在一强有力中央政府统治之下，完成经济、社会、军事上之新建设，似尚不足以言此，故吾人认为：一、在此会议，不必坚持收复东三省失地及修订条约两问题；二、于日本要求，应慎重考虑，不必一概予以拒绝，且须以具体对策应付之。[6]

智囊人士认为，收回东北三省及其他一切失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是中国的奋斗目标，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国的强大，《九国公约》会议作用有限，因此，不应在会上提出它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智囊人士的意见显然得到蒋介石的肯定。10月21日，陈布雷代表蒋介石致电顾维钧，对出席《九国公约》会议的中国代表作出指示：1．促动苏俄参战决心，并设法减免其未能决心之忧虑。2．继续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济压迫，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3．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同时，陈布雷要求代表们于会前先向英、美、法、苏等国说明“最要各点”：

1．调解方案未妥协前，无条件之先行停战，于中国大不利，至少必须有“日本军队应退还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一条件。

2．华北已成为中国国家最后生命线……不能容任日本所谓“特殊化”之组织存在。

《九国公约》，全称《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是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等九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国际会议上签订的公约。1937年11月3日《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在布鲁赛尔召开，讨论中日战争的相关问题。图为《九国公约》会议报告文件。

3．必须设法令日本将在中国之驻兵及军事特务机关完全撤退。[7]

这样，“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就成为中国代表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的预案。

《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于11月3日在布鲁塞尔会议召开。中国代表不仅会前做了相应的工作，而且也在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11月6日，顾维钧偕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会见美国首席代表戴维斯。此前，日本政府已经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提出，要求德国政府出面斡旋，因此，戴维斯询问程天放：如果德国真想提出愿意为中国调停，中国是否接受调停？什么样的条件中国方面可以接受？程天放当即回答：“任何调停应有先决条件，即须恢复7月7日以前之状态。”[8]

根据以上叙述可见，在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方案的同时，蒋介石及其智囊人士并未准备放弃东北，而是准备将这一“老大难”的问题留待适当时机，以免干扰当前较易解决问题的解决。此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很长时期内一直采取这一策略。

二　陶德曼的“调停”与苏联的“支持”

1937年10月，日本四相会议决定，以军事和外交双管齐下的办法，迫使中国政府取消抗日政策，放弃抵抗[9]。22日，日本参谋本部派马奈木敬信上校到上海，邀请德国驻华大使出面“调停”中日战争。11月2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威胁蒋接受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教训，及时结束战争，不要落到“无条件投降”的悲惨下场。11月3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致电陶德曼，转述日本外务省提出的7项和平条件：内蒙建立自治政府，与外蒙国际地位相等；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以南一线设立非武装区；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停止排日政策；共同反共；降低日华关税税率；尊重外国权益。日方同时声明：如日本被迫延长战事，则条件必数倍苛刻[10]。同日，德国外长牛赖特训示陶德曼，将上述条件转告蒋介石并劝其接受。

11月5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及孔祥熙，转告日本条件，再次警告蒋：“千万不可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再想主意。”蒋介石当即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问题。他说：“只要日本不恢复原状，他就不会接受日本任何条件。至于具体条件当然可以讨论，但首先必须恢复原状。”[11]可见，蒋提出这一问题，目的仍在剥夺日本卢沟桥事变以来的“战果”，抵制日方以其武力胜利为基础所提出的新的侵略要求。蒋自感当天的谈话很强硬，在当日记中自述云：“敌托德使传达媾和条件，试探防共协定为主，余严词拒绝。”[12]12月2日，蒋介石在会见陶德曼时重申：“中国在华北之主权与行政必须不变，并须保持其完整。”“如德国元首向中日两方建议停战，作为恢复和平之初步办法，则中国准备接受此项建议。”[13]当日，蒋介石决定将谈判情况通知英、美、法、苏四国[14]。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提出“基本条件”（新四条），要求中国放弃容共和反抗日、“满”政策，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对日本赔款[15]。中国政府认为“上项条件无考虑之余地”。28日，蒋介石密嘱杨杰，将上项条件密告苏联政府并听取意见[16]。

当时，中国和苏联在反对日本侵略上有共同利益。10月22日，蒋介石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命其向苏方询问：如《九国公约》会议失败，中国用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时期”[17]。11月，伏罗希洛夫、斯大林在会见杨杰和张冲时都表示，在紧急关头，苏联将参战[18]。但是，苏方的答复不过是一种表态。因此，当南京危急，蒋介石要苏联“仗义兴师”时，苏联却借辞推脱了。12月5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致电蒋介石，声称“假使苏联不因日方挑衅而即刻对日出兵，恐将被认为是侵略行动，日本在国际舆论的地位将马上改善”。斯大林等开出的“参战”条件是：《九国公约》签字国全部或其中主要国家的允许和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批准。电中，斯大林等表示，在上述条件未能满足时，苏联将用种种途径及方法，极力增加对中华民族及其国民政府的技术援助，同时，支持蒋介石在和陶德曼谈判中的立场。电称：“日本如撤回其侵华中及华北之军队，并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时，中国为和平利益计，不拒绝与日本实行和平谈判。”[19]这样，将“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原状”作为中日谈判的前提，就不仅是蒋介石和中国政府的主张，而且也成了苏联政府的意见。

三　蒋介石谈判的先决条件：“恢复七七以前之原状”

陶德曼的“调停”因中国政府婉拒而失败，但是，日本政府和军方都仍然“战和并用”，一面军事进攻，一面暗中谈判。蒋介石对日本，事实上也采用同样的对策。在公开的声明和演讲中，蒋介石多次批判与日本的谈和、妥协活动，他对孔祥熙通过多种渠道和日方的联系也常持严厉的批评、阻遏态度，但是，在日本多次伸出“和平”触角时，蒋介石也曾“姑妄试之”，小心翼翼地亲自掌控过和日方的几次秘密谈判。在这些谈判中，蒋介石始终坚持非“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不可。它既是与日方的谈判条件，也是谈判的前提。

1938年9月，萧振瀛与和知鹰二在香港谈判。9月23日，蒋介石在汉口主持汇报会，决定“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与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允停战”[20]。27日，萧振瀛在谈判中强调：“现在日军进攻武汉，大战方酣，中国方面不能作城下之盟，故目前最要之着，为停止军事，恢复七七前之状态。”[21]当时，和知鹰二以同意“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饵，要求与中国签订军事与经济协定。28日，蒋介石致电萧振瀛，要求萧向日方坚决表明：“原状未复，诚信未孚，即未有以平等待我中国之事实证明以前，决不允商谈任何协定。”[22]10月8日，蒋介石在对参加谈判的另一人员雷嗣尚“面训”时再次指示：“谈判重点应集中于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23]19日，何应钦又向萧转达蒋介石指示：“关于经济合作与军事布置等事，必须待恢复原状后，以能否先订互不侵犯协定为先决问题。又无论何项合作，必以不失我独立自主之立场而不受拘束为法则，请于此特别注意。”[24]萧与和知的香港谈判中，中国方面曾准备了一份宣言，中称：“中国所求者，惟为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民族自由平等之实现。日方诚能如其宣言所声明，对中国无领土野心，且愿尊重主权、行政之完整，恢复卢沟桥事变前之原状，并能在事实上表现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则中国亦愿与日本共谋东亚永久之和平。”[25]在这段文字下面，蒋介石曾经以红笔加写了一段：

我政府对于和战之方针与其限度，早已屡次声明，即和战之标准全以能否恢复七七以前之原状为断。盖始终以和平为主，认定武力不能解决问题也。

蒋介石抗日期间的手谕，其内容为指示通令全国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与宣誓国民公约。

中方草拟的《停战协定》规定：“停战协定成立之同时，两国政府即命令各该国陆、海、空军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日本并即撤兵，在本协定签字后三个月内（恢复）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之原状。”[26]

关于“满洲国”问题，中方认为，此为“中日间之瘤”，此问题若不能成立谅解，预示未来解决之趋向，以后各项合作协定，均难签订成立，因此，萧振瀛等提出“相机应付”的三条原则：（一）日方自行考虑，以最妥方式及时机，自动取消“满洲国”，日本保留在东北四省一切新旧特权，但承认中国之宗主权。（二）中国承认东四省之自治，而以日本取消在华一切特权为交换条件（如租界、领事裁判权、驻兵、内河航行等等）。（三）暂仍保留，待商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再谈。[27]其中“待商订互不侵犯条约时”为蒋介石亲笔所加，可见，蒋介石主张先为其易，后为其难，将东北问题留待未来解决。

1939年1月9日，蒋介石研究“和平原则”，确定：“甲、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乙、以《九国公约》与国际联盟为保证有效。丙、非先恢复七七以前原状无恢复和平之可言。（以恢复七七战前原状为恢复和平之先决条件）”[28]同年，在军统局人员杜石山与萱野长知、小川平吉等人的谈判中，蒋介石仍然坚持“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原则。当年3月4日，蒋介石致杜石山电云：“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之基础之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29]17日，柳云龙、杜石山在与萱野长知的会谈中提出七项条件，其中第三条即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同年5月，小川平吉通过杜石山致函蒋介石，要求蒋“快刀斩乱麻”，迅速解决中日谈判问题。27日，蒋未拆阅即将原函退回，并且禁止杜石山等与小川往来。小川从辛亥革命时期即和中国革命关系密切，蒋的举动使小川极为生气，宣称将于6月2日回国，但蒋仍不加理会。6月2日，陈布雷致张季鸾函云：“如彼果延期回国，可知其前所称欲回国者，全为装腔。请注意。兄函中有休战二字，以后如有接谈时，应特改变，以我方于未恢复七七战前原状之先，决不允其休战也，亦请注意。”[30]陈布雷当时是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代表蒋指导张季鸾的工作，此函当然代表蒋的主张。

在秘密谈判中，蒋介石虽然提出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先决条件，不过，蒋介石并未对此抱有过大期望。1938年9月，武汉会战正酣，蒋介石分析形势，于3日自述云：“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乃可使倭阀失败，中国独立，方有和平之道也。”[31]5日又自述云：“敌将于武汉未陷以前，求得一停战协定而罢兵乎？此则无异城下之盟也，应严防。”[32]

四　从谈判先决条件变化为“抗战到底”之“底”

对如何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有一个漫长的摇摆、矛盾、反复的过程。

1929年，日本曾向蒋介石提出，希望取得在中国东北的“商租权”，即为了商业和农业需要，日本人可以在东北购买土地。蒋介石觉得可以借此暂时缓和其侵略野心，拟予同意，但受到国民党其他大员反对，未成。1931年12月，蒋介石因丢失东北，在内外各方指责声中下野。次年1月，日本陆相荒木贞夫以支持蒋介石复出为诱饵，要求蒋赞同日本在东三省的“商租权”，并且假意表示中国可以驻兵。蒋介石即明确表示拒绝。日记云：

荒木甚畏共党，亟愿余主持国事，共同防共，而其商租权，是不欲明订驻军，以有限数，不致不能驻兵也等语诱余。倭奴卑劣，亦视余为可欺也，诚不知中国尚有人也。[33]

同年5月16日，蒋勉励自己：“对俄外交，当不能放弃外蒙；对日外交，不能放弃东三省。”[34]随后，他并制订对朝鲜和东北的工作计划，指派齐世英联络东北，滕杰、黄绍美联络朝鲜[35]。6月，蒋决定迅速派定东北义勇军指导员，并致函张学良，嘱其出兵热河，一面与东三省各义勇军打成一片，一面威胁山海关日军[36]。同月，他在牯岭听翁文灏谈，东北三省煤矿，几占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铁矿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自悔此前决策错误，日记称：“惊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梦，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37]同年9月13日，他自记称：“预期十年以内恢复东三省。凡为中华人民血气之伦，当以此奋勉。”18日，蒋介石在汉口，听到日本人在租界鸣炮奏乐，庆祝占领东北。蒋介石受到极大刺激，在日记中表示，期望能于1942年以前，“在中正手中报复国仇，湔雪此无上之耻辱”[38]。这些，都反映了蒋介石思想中确有捍卫东北主权的一面。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施压，中日两国形势一紧张，他又软弱、动摇。1933年4月3日，他回忆1929年的旧事时写道：

民国十八年，明知应与俄复交，而老朽阻碍。倭寇欲东三省之商租权，余欲以此而暂缓其侵略野心，老朽目短，无识如番人，强持反对。及至苏俄进攻吉林，张氏屈服，则倭寇野心益炽，致成今日内外交迫之局。及至胡朽事出，宋子文弄权，国益纷乱，是皆余自无主宰之所致也，何怨何尤，惟自承当耳。[39]

从这页日记看，蒋在1931年1月拒绝荒木提出的在东三省的“商租权”后，至1933年4月，又有所动摇。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次动摇为时短暂。蒋介石写下上述日记之后的第22天，他就又“研究对倭战略”，认为“与倭决最后之胜负，惟在时间之持久耳”[40]。

日本侵占东北，特别是扶植溥仪成立所谓“满洲国”后，曾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有关问题，但蒋介石大都拒绝不谈。其原因，在于蒋认为这种谈判只能使中国“丧权辱国”，不如不谈；即使谈判成功了，日本政府并没有控制、约束其军方的能力，谈了也等于白谈[41]。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认为“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决心应战。他预估：再有两年时间，将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十年后，不只收复东北全境，而且可以收回台湾，扶持朝鲜独立，自信必“由我而完成”[42]！8月5日，胡适和陶希圣联名给蒋介石上条陈，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换得日本让步，从根本上调整两国关系。蒋介石即表示：日本没有信义，“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43]。次年2月2日，他在日记本中写道：“如去年乘国内统一，对倭形势较优之时，急谋解决东北问题，或割让，或策封保留宗主权，而不出于承认形式，非特势所不能，即使解决一时，以彼倭少壮派军人之侵略思想，与其政府之不能控制，不能守信，则一二年间仍必向关内侵占，绝非根本解决之道也。”[44]此后，蒋介石在3月22日、23日的日记中都写过类似的话。一言之不足而反复言之，这就说明，在国民党内部，持此说者非止一人。当时，蒋介石正筹备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在提前写作的演讲要旨中写道：“和战问题，降不如战，败不如亡。若我不降，则我无义务，而责任在敌，否则敌得全权，而我全责。民不成民，国不成国，则存不如亡也。”并说：“敌国政府，无权失信。若我放弃东北，徒长敌寇侵略之野心，永无和平之一日。”[45]当年9月18日是东北沦陷的第七个年头，蒋介石自我反省云：“收复失土，痛雪国耻，全在一身，能不自强乎？”[46]

《时代》周刊是美国三大时事性周刊之一，创立于1923年，内容广泛，对国际问题发表主张和对国际重大事件进行跟踪报道，在全球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图为1931年《时代》周刊封面上的蒋介石与宋美龄。

不过，蒋介石虽然希望收复东北，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又不准备、甚至反对采用战争的手段。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说中，他说：“‘兵凶战危’，古人常说‘不得已而用之’。凡是真正懂得军事的人，一定不愿轻于作战，尤其自本党当政以来，一向以和平为职志，决不愿轻启战争，这是一定的道理。”话题转回现实之后，蒋介石表示：“我们这几年，一方面抱定保持我独立生存的决心，同时对于和平，始终为最大的努力，也不但是东北问题，就是其他中日之间的悬案，我也常常表示，只要经过正当、合法的外交方式，只要无害于中国国家的独立生存，我都可以负责解决。其理由就是保持和平为我们固有的理想，所以百事应着眼于民族久远的利害，而不在乎计较一时的恩怨得失。”[47]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标示国民党转变政策、确立抗战建国方针的会议。但是，即使在这时，蒋介石对解决东北问题的底牌也仍然是“经过正当、合法的外交方式”。

1939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发表演讲《外交趋势与抗战前途》，将这一解决东北问题的“底牌”表达得更明确：一方面，他坚决表示：“外蒙有自治之可能，而满洲完全是中国人，绝对不能独立。”接着，他解释“抗战到底”之“底”时说：

我们要解释“到底”两字的意义，先要检讨这回抗战起头是在什么地方，才可以得到结论。我们这次抗战是起于卢沟桥事变。凡是一种战争，要有目的，要有限度的。

如果随便瞎撞，会使国家民族自趋灭亡。我们这次抗战的目的，当然是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和日本开始谈判，假使能够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可以开始谈判，以外交的方法，解决东北问题……若在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没有恢复，即与日本谈判，便是我们最大的失败。……这是我抵抗的机会，也是我们不能不抵抗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无论如何只有和他拼命。……若恢复了平津，我们再不以外交政治的方法与日本谈判，也是自趋灭亡之道。[48]

在这一段演讲中，“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仍然是与日本谈判的条件和前提。如前述，在特定条件下，这一主张有其正确的、策略性的一面，是一个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日本的方案。但是，蒋介石将收回东北的希望只寄托在“外交的方法”，说什么“若恢复了平津，我们再不以外交的方法与日本谈判，也是自趋灭亡之道”，这就有问题了。外交的方法，谈判的方法，可以是方法之一，但是，要让日本侵略者将已经进口的肥肉吐出来，在一般的状况下，“外交的办法”难于济事。因此，还必须准备另一手，即武力收复，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东北。然而，在蒋介石看来，这就是“自取灭亡之道”。显然，这是危言耸听。此事说明，自卢沟桥事变起，全面抗战爆发已经一年半，但蒋介石的对日恐惧症仍然很严重，对将抗日武装斗争进行到底，既缺乏信心，也缺乏决心，反映出蒋介石在对日斗争中特殊的软弱性。

五　蒋介石对“抗战到底”之“底”所作的新解释

如前述，将“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中日谈判的先决条件是可以的，但是，作为“抗战到底”之“底”则不妥。蒋介石不久改正了这一错误。

1939年7月7日，蒋介石发表《抗战建国二周年纪念告日本民众书》，指责日本侵略中国，抢夺中国东北领土，建立伪满洲国等行为：“把一大群人看成奴隶了，反要说是给了自由；把中国一部分领土占据了，反要说是建立了独立国。”[49]同日，蒋介石发表《告世界友邦书》，指出“今日国际间一切无法律、无秩序之无政府状态，实由1931年之九一八，日本强占我东北四省始作之俑所造成”。文告表示：“在敌人未彻底放弃其侵略政策以前，我国抗战，无论遭受如何牺牲与痛苦，决不有所反顾或中止也。”[50]这里“抗战到底”之“底”就被说成日本“彻底放弃其侵略政策”，较之“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前进了。

当年11月1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批判国民党内要求变更抗战建国方针、及早结束对日战争的错误思想。他说：“如果我们国家民族一天没有得到独立自由平等，抗战就一天不能停止，而我们的牺牲奋斗和努力，也就一刻不容松懈，更丝毫不容有徘徊观望、半途而废的心理，幻想苟且和平！否则抗战失败，国家灭亡，我们就作了中华民族千古的罪人！所以现在如有人以为敌人已无法进犯，他的侵略之技已穷，我们可以乘此机会与他讲和，或者以为友邦都不可靠，不如自己早些设法和平，这就是陷入与汪精卫同样错误危险的心理。”蒋介石主张：“一面坚持抗战，一面抓紧建国，再要埋头苦干三五年，非获得彻底的胜利和成功，使敌人根本放弃其侵略政策，决不能停战言和。”

讲话中，蒋介石对对抗战到底之“底”作了新的解释。他说：

所谓“抗战到底”究竟是怎么讲呢？我们抗战的目的，如何乃能达成？我们抗战的目的，率而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我在五中全会说明抗战到底，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根据以中国为基准的说法。若以整个国际范围来论断中日战争的归趋，就一定要坚持到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乃有真正的解决。

他强调：“如果哪一个国家想单独调停或想藉此谋他一国的利益，不论出于何种方式，结果都必然失败。”[51]这里，蒋介石所说中国“抗战到底”的“底”就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合起来，扩大了视野，提升了要求，因而纠正了前说的错误。

蒋介石的这一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蒋介石早就认为，中日战争是国际问题，它的解决也有赖于国际形势的变化。1938年5月26日日记云：“不能引起世界大战，恐不易使倭国失败也。”[52]7月27日自记云：“中倭战事问题，实为国际问题，非有国际干涉，共同解决，则决不能了结。否则，直接讲和，则中国危矣。”[53]当时，蒋介石已在研究，如欧洲战争爆发，则中国将与英、法、俄共同作战。日记云：“速谋与英、法、俄进行共同作战之计划，以期中倭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又云：“向英、法政府恳切商谈，使国际盟约中之制裁条款为有效条款，藉以号召多数国家共同制裁，且须同样运用于欧亚三洲之战争。”[54]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同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这一形势使蕴藏于蒋介石心中的期待成为现实，因此，他才能在五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战争联系起来，并对中国抗战目标作了修正和提升。

1939年12月，蒋介石给各战区长官发的关于对日作战的通电。

六　“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度之成功”

欧战的爆发燃起了蒋介石的希望，使他敢于公开倡言，中国“抗战到底”之“底”与世界战争之“底”同步。但是，欧战最初并不顺利，法军和英军相继战败。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英军撤出欧洲大陆。同月，法国宣布封闭滇越铁路。7月，英日之间达成妥协，宣布封锁滇缅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道先后断绝。苏俄则因准备对德国作战，拒绝对中国的进一步援助。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继续对日本采取战与和的两手策略，同时相应地将抗战目标区分为“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度之成功”两种类型。

1940年8月，日军积极谋划南侵，向东南亚进军，力图结束对华战事。在这一形势下，蒋介石曾准备利用时机，争取与日本实现于中国相对有利的谈判。同月，在蒋介石指导下，张群、张季鸾与陈布雷等起草过一份《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中云：

最大之成功为完全战胜，收回被占领掠夺之一切，不惟廓清关内，并收复东北失土；最小限之成功，则为收复七七事变以来被占领之土地，完全规复东北失地以外全国行政之完整，而东北问题，另案解决之。以上两义，前者战胜之表现，后者则为胜败不分，以媾和为利益时之绝对的要求。

关于“最小限度之成功”，《纲领》提出：“满洲伪国”的土地，“被日本侵占已久”，“在我国不能用兵力收回之过渡期间”，可以“扶助溥仪之伪政府，第一步使取得满洲内政上自治之政权，使该地汉、满、蒙人民先脱离被占领地人民之境遇，第二步，与溥仪直接协商，先求得一过渡的解决之办法”，最后与蒙古等地一样，作为“联邦之一，完全复归于中国”。

《纲领》又将东北问题的解决分为甲案与乙案：

东北问题：1．甲案。现在不提，战后另作交涉。2．乙案。现时先取得一种谅解，约期交涉。关于此点，我方又分两案：（1）要求日本承认我国在东北之主权，而中国承认东北之自治。我中央派驻满指导长官一人，常驻长春，代表中央，但不干预其通常施政。（2）要求日本先行改革满洲制度，使溥仪之政府确有施政用人之自由，废除日籍官吏制度，还政东北人民。此项改革完成之后，我中央得与溥仪之政府直接协商以求东北悬案之解决。

在此项协商开始以前，中日可订临时办法，以便利关内外人民之交通与经商。我方尤当注意要求日本善遇我东北同胞，废弃九一八以来仇视、贱视我人民之政策。

蒋介石就对日作战部署发给中国各战区将领的通电

蒋介石等估计，和日本谈判时，日本可能提出要中国承认“满洲国”，因此《纲领》强调：“我国应声明不能承认。”“东北问题，须待和平完全恢复后另案交涉，现在不能提议（但热河不在东北范围之内）。”

《纲领》规定：“我国为被侵略国家，故和议之发起，必须出自敌方……应深切考查，其条件是否无背于我建国原则，而足以达到我最小限之成功，必须在确认为我作战目的已得最小限之贯彻之时，始允其开始和平之交涉。”张季鸾等还在起草的初稿中提出召开停战会议的原则：“1．（日本）凡作战而来之军队，完全撤退；2．凡所占领长城以内及察绥之土地完全交还；3．不平等条约定期取消。”[55]上述原则表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仍然是中日谈判的一项前提条件。

该方案先后有几种稿子，名称和内容都不尽相同。《中日恢复和平基本办法》规定：“日本政府保证永不将东北各省划入日本领土，或采取其他行动使各该省在名义上或事实上成为日本之保护国。”《中日恢复和平协定要点》规定：“东北问题即满洲问题之悬案，于恢复和平后一年以内特开会议，另案解决。”《对敌策略的几个疑点》规定：“我国既不能收回（东北），又不容放弃，故利在延搁不决。”又称：“实质的收回，在将来为可能，此当在我国防完成，而敌人有求于我之时，或敌人在国际战败之时，因此，我又决不可自弃东北，以失去将来实质收回之根据。”上述资料表明，蒋的抗战方案有“最大之成功”和“最小限度之成功”、“军事”和“外交”两种。当他着眼于“最小限度”时，也没有放弃争取“最大成功”的希望。

9月18日，蒋介石发表《“九一八”九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明确宣告，将收回东北列为“抗战到底”之“底”。文称：“我们到今天，还不能解放我们东北的同胞，收复我们的失土和主权，这就是没有达到我们抗战的目的，无以安慰已死的英灵。”他明确宣布：“我们九年来忍苦奋斗，三年来奋勇抗战的目的，就为要恢复我们国家的主权和领土，要解救我们三千余万的东北同胞。”又称：“我们四万万同胞和东北三千余万的同胞是一脉相承的黄帝子孙，是手足同气、呼吸相通的兄弟。为了拯救国家，我们大家都负有相同的责任；为要解救我们水深火热中三千余万的东北同胞，我们在关内四万万同胞更觉得牺牲奋斗是自己的责任。”“我们今天多抗战一天，就是恢复我们国家独立自由和达到我们雪耻复仇目的日子更接近一天，也就是收回东北和解救东北同胞的日子更接近一天。”[56]9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东北被侵已足九年，但愿为收回东北开始之日也。”[57]次日，蒋介石检阅旧日记中预期收回东北、台湾等地的文字时写道：“以天意与最近时局之发展及上帝护佑中华，不负苦心人之意与力测之，自有可能。”[58]

七　反对苏、美两国的妥协、错误主张，力保东北主权

欧战爆发，英、法作战不利，原为西方殖民地的东南亚成为“真空地带”。日本眼红该地的富饶资源，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力谋冒险南进。这种情况，使英、美更多地关心中国战场。1941年3月，美国罗斯福总统发表广播演说，声明一定要“援华到最后胜利为止”。在此情况下，蒋介石的抗战信心日渐增强。日记云：“此后只要我能自强奋勉，则十年困难，四年苦斗……不惟恢复失土已得有把握，而太平洋之和平，亦从此奠定，要在我之自力更生耳。”[59]但是，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一个月之后，就发生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事件。

当时，德军进攻苏联在即，苏联为全力对德，避免两面作战，力图稳住在东方的日本。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在莫斯科缔结《中立条约》。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性，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14日，蒋介石自我检讨云：“竟未想到其互认满蒙之领土，此乃余对事理未能究其至极之过也。”[60]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言赘。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所为妨害中国领土行政权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61]24日，蒋介石密电各战区将领及各省党部、省政府称：“只要我能独立自强，战胜暴敌，则收回失土，恢复主权，势所必至，理亦当然。区区苏、日一纸不法之声明，岂能永为我领土与主权完整之障碍！”[62]同年9月1日，重庆国民政府在被日机炸毁的礼堂废墟上举行“纪念周”，蒋介石自励云：“此乃余前年所谓即在瓦砾中，亦在重庆国府原址作纪念周之决心也。安知吾于廿一年立志，欲于卅一年收复东北之志不能贯彻乎？”[63]

这以后接踵而来的消息有如噩梦连连。9月12日，蒋介石得到情报，美日达成妥协，美国已同意日本占领中国的华北与满洲。蒋介石日记云：“今日问题，权操在我，非美国默认所能解决。今日中国政府绝非甲午战争时之政府可比，在此不惟美国之自杀政策，乃为美国之不利，而于我抗战政策根本不变之下，顾无损也。”[64]18日，蒋借东北沦陷十周年之机，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文称：“我们非完全驱逐寇军于我们的国境以外，彻底消灭他侵略的野心，我们的抗战，是决不能停止的。我们若非使东北同胞获得真正的自由，东北的失地完全恢复，在我们神圣的抗战，亦决不会停止的。”“我们东北同胞与全国同胞的生命是整个的，东北四省的土地与全国的土地，也是完全整个不容有寸土分割的。我们整个民族和整个领土，是存则俱存，亡则俱亡，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这是我们天经地义的道理。”[65]蒋介石的这篇文章，明为“告全国军民”，实为对国际的宣告。同年12月6日，蒋介石与拉铁摩尔顾问谈话，嘱其转告罗斯福总统：“中国决不能放弃东北，否则新疆、西藏皆将不保，外蒙亦难收复。”[66]此后，拉铁摩尔即成为蒋介石这一主张在美国的积极宣传者[67]。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此为美国在国内发布的战争动员海报。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中国由单独抗战进入与同盟国联合作战阶段，国际形势对中国越来越有利，蒋介石保护东北主权的意识也就越来越强烈。

还在太平洋战争初起时，蒋介石就积极研究同盟条约，确定对英、对俄、对各国要求：“东四省、旅顺、大连、南满，要求各国承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68]1942年3月，蒋介石设想，在日本“北进”，进攻苏联之时，中国军队乘机与日本决战，“收回失地，恢复旧有领土与民族固有地位，以为解放亚洲各民族之张本”[69]。15日，他甚至乐观地设想，将于1961年之前完成自蒙古库仑至东北满洲里之间的北疆铁路。同年8月3日，蒋介石与罗斯福总统代表居里谈话，得知美国方面有人主张东北由国际共管，作为日本与苏联之间的“缓冲国”。这对蒋介石说来，宛如“青天霹雳”，感到“国际诚无公道与是非可言，实足寒心”[70]，但他立即声明：“中国东北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绝无讨论之余地。此实为中国抗战之基本意义。盖我抗战若非为收复东北失地，早可结束矣。”蒋要求居里尽一切可能纠正美国人的上述包含极大危险的错误观念，让他们明白，中国民众之所以甘于忍受重大牺牲与各种困苦，支持抗战，其原因就在于要收复东北。他并进一步向居里透露中日谈判中的许多机密：日本曾表示，只要中国允许日本保留东北，可以接受中方的一切条件；又曾提出，中日共管东北亦可商量。蒋称：这些都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拒绝。为了让居里记忆明晰，蒋用三句话概括说：

1．我等已作一切牺牲抵抗日本侵略，唯一目的在收复东北。

2．我等之所以尚须继续抗战，因尚未收复东北。

3．东北四省就历史、法律、人种、事实各方面言，五百年来皆为中国不可分之一部。

蒋要求居里转请罗斯福发表声明，重申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蒋强硬表示：“倘此问题不解决，则平等、自由以及其他一切悦耳之名词，皆无意义可言。”[71]次日，蒋再次与居里谈话，态度更为强硬，他说：“倘和平会议席间，不能返我东北失地，仍为我不可分割领土之一部分，我人仍将继续抗战，即招致国家之毁灭，亦在所不惜。凡不承认东北为我领土之一部分者，皆为我仇。”[72]5日，蒋介石再与居里谈话，仍然表示“整个东北为中国之一部，望罗总统早日声明”[73]。在蒋介石的一再坚持下，美国政府于9月18日发表声明，承认东三省为中国领土，蒋介石感到欣慰，日记云：“此乃由余对居里所提问题之一也。”[74]

同年9月，罗斯福派威尔基作为总统特使访华。30日，蒋介石研究与威尔基谈话要点，其第二条即为：“东北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必须完全归还中国。”[75]11月9日，因宋美龄赴美在即，蒋介石研究须与美国商讨事项，其中包括长期同盟；东三省与旅大完全归还中国；台湾归还中国；外蒙归还中国，予以自治等[76]。这以后，蒋介石日记中频繁地出现关于东北问题的记载。1943年3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伪满傀儡组织，至今恰九年矣。”[77]5月4日日记云：“溥仪昨日到安东州，汪奸本日六十一岁生日，皆为国家之羞耻也。”[78]25日，蒋介石研究美国访苏代表戴维斯谈话，日记云：“其提及旅顺为自由港一点，是越出余之主张矣。”[79]

八　在开罗会议上要求明确声明：将东北、台湾等地归还中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1942年11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区组织反攻，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胜利。11月22日至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及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等问题。

为准备参加开罗会议，蒋介石于1943年7月起草拟各项文件。当月9日，蒋介石研究与罗斯福会谈后的共同宣言要旨，提出“必须获得无条件之胜利”，这就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目标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80]。8月9日，蒋研究与罗斯福谈话要点，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东北问题”。15日，蒋介石研究战后中国国防建设，自记云：“东北收回后则维持其原有之工业与国防，以其余力充实我本部之建设。”[81]24日，研究对美策略，认为“战后在台湾与旅顺之海、空军根据地应准与美国共同使用”[82]。11月9日，蒋介石研究与罗斯福、丘吉尔谈话要点，问题之一为“东北”。14日，研究与罗斯福商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处理方案，确定“日本在九一八以来所侵占中国地区所有之公私产业应完全由中国政府接受”。18日，确定会谈应注意之重大问题，其内容之一为“东北与台湾应归还我国”[83]。22日，再次研究会谈要旨，“东北与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仍为重点之一。

在蒋介石指导下，军事委员会为开罗会议所准备的文件提出：日本应自其在“九一八”起所占领之中国及其他联合国之地区撤退；将旅顺、大连两地一切公有财产及建设，以及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无偿交还中国；将台湾与澎湖列岛交还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赔偿中国自“九一八”起一切公私损失。国防委员会所准备的文件提出：“收复1894年以来日本所取得及侵占之领土。”11月23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在预拟的政府方面提案中提出：日本自“九一八”事变后自侵占之中国领土，包括旅大租界地及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

开罗会议开幕后，蒋介石在与罗斯福总统讨论中提出：“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应皆归还中国。”[84]讨论确定的原则为：日本攫取中国之土地应归还中国，应使朝鲜获得自由与独立，战后日本在华公私产业完全由中国政府接受等。11月24日，开罗会议公报草案提出，日本由中国攫取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等，当然应归还中国。讨论中，英国代表贾次干企图将中国主权模糊化，提出将草案改为：“日本由中国攫去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王宠惠认为，英国的这一修改，“不但中国不赞成，世界各国亦将发生怀疑”。他说：“世界人士均知此次大战，由于日本侵略我东北而起，而吾人作战之目的，亦即在贯彻反侵略主义。苟其如此含糊，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将疑惑不解。故中国方面对此段修改文字，碍难接受。”他表示：“如不明言归还中国，则吾联合国共同作战，反对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美国代表支持王宠惠的意见，英国草案被否决。26日，草案送请正在讨论的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审阅，得到一致赞成。会议定稿的公报宣称：“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公报称：“我三大盟国将坚韧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

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宋美龄在开罗会议期间愉快地交谈，右一为宋美龄。

这样，中国对日作战的目标就进一步提升，远远超出“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原状”了。

1938年4月1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曾传达孙中山的遗志：“恢复高台，巩固中华。”蒋解释说：“中国要讲求真正的国防，断不能让高丽和台湾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中国几千年来是领袖东亚的国家，保障东亚民族、树立东亚和平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为要达成我们国民革命的使命，遏止野心国家扰乱东亚的企图，必须针对着日本积极侵略的阴谋，以解放高丽、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85]现在，这些理想都已纳入开罗会议宣言，实现在即，蒋介石很兴奋。于1944年元旦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内称：“在这次开罗会议中，英、美两国和我们中国一致同意，要剥夺日本第一次大战后所夺得或占领的太平洋上一切岛屿，要将日寇逐出于其以武力贪欲所攫取的土地，要归还东北四省和台湾、澎湖等岛屿与我们中华民国，要使朝鲜自由独立。……这不但使热望归还祖国怀抱的台湾、澎湖同胞闻而兴奋，使我们沦亡十二年以上的东北同胞鼓舞奋发，使不堪日寇奴辱的朝鲜国民闻风兴起，而且也是亚洲所有被日寇欺凌压迫的海上、陆上一切民族，都感到解放之有期，共同为消灭敌人而奋斗。这样一个重大而有力的共同决议，可以说在十年以前我们只是一个志愿，而到了今天已成为事实了。”[86]

九　国民政府为完全收回东北主权所作的斗争、让步与代价

《开罗宣言》虽然明确宣布，将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但是要将纸上的宣言转化为现实并不是容易的事。其关键的关键是要击溃日本的强大军事力量。

依靠国民党的军队吗？1944年3月至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虽然在缅北等地的战斗中取得胜利，挫败日军精锐师团，但是，却在豫湘桂战役中溃败。自1944年4月日军渡过黄河、进攻河南始，至当年12月占领贵州独山止，8个月之内，日军长驱两千余公里，占领中国二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一切，使罗斯福感到，国民党的军队当时还不具备击溃日军的力量。倚靠美国人吗？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军队和日军实行逐岛争夺与越岛作战，已经付出了惨重的牺牲，罗斯福不愿付出更大的牺牲。为了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罗斯福企图利用苏联红军的力量。1945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雅尔塔秘密决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和欧洲战事结束时，协助中国对日宣战。但是斯大林提出，必须满足苏方下列要求：1．外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加以保存。2．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此权利因1904年日本之诡谲攻击而受破坏者：（1）南库页岛及其毗连各岛应归还苏联。（2）大连商港应辟为国际港，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旅顺仍复为苏联所租用之海军基地。（3）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双方共组之公司联合经营，苏联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中国对满洲应保持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应割于苏联。以上各条，除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的有关规定外，均严重损害当时中国的主权。蒋介石对斯大林所提条件强烈不满，4月5日日记云：

关于旅顺问题，宁可被俄国强权占领，而决不能以租借名义承认其权利。此不仅旅顺如此，无论外蒙、新疆、或东三省被其武力占领不退，则我亦惟有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盖弱国革命之过程中，既无实力，又无外援，不得不以信义与法纪为基础，而不能稍予以法律之根据。如此则我民族之大，凭借之厚，今日虽不能由余手而收复，深信将来后世之子孙亦必有完成其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要在吾人此时坚定革命信心，勿为外物胁诱，签订丧辱卖身契约，以贻害于民族，而得保留我国家独立、自主之光荣也。[87]

对于与斯大林达成交易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蒋介石也指斥其“卖华”、“侮华”，“畏强欺弱，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实为其一生政治难涤之污点”[88]。他担心罗逝世后，“美国对华政策恐将比现在更坏”，于5月23日致电时在美国的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转告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要求其向斯大林说明：“美国必坚持其对远东一贯政策，使中国之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不受损害，凡在华领土之内，不能有任何特权之设置也。”[89]6月3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说明“本人希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希望苏联能帮助中国的独立、行政与领土之完整，希望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与行政独立”。他一方面表示，如苏联帮助中国恢复东三省领土，中国将在东三省的铁路、商港等方面，给予苏联便利，苏方如有军港需要，亦可与苏方共同使用。但是，蒋又以委婉语气表示：“我全国人民咸认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及租界等事为国家的耻辱，一致痛恨，吾人为革命党人，自应注意人民之心理与要求，而期其要求之实现。”[90]这实际上又在提醒苏联，不要将新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方。6月6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旅顺至少限度必须中俄共同使用，“若俄提归其独占，则我必须反对到底，决不许可也”[91]。11日，蒋介石两电宋子文，表示可以同意与苏联共同使用旅顺，但“租界”地名称“为我国之历史耻辱”，“今后不能再有此污点之发现”，“此点非坚持不可”，“否则所谓东北领土主权与行政仍不完整，仍非独立也”[92]。12日，彼得洛夫向蒋介石提出缔结中苏友谊互助条约的五项先决条件，其第一条即是“恢复旅顺港之租借”，他表示，苏联是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需要有不冻港。蒋介石坚决反对，他从历史角度说明，此例不可开，苏联不应使中国成为“不平等的国家”[93]。

1943年，访苏的宋子文（前排右二）抵达莫斯科时受到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前排右三）的欢迎。

6月30日，蒋介石派宋子文访苏，会见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旅顺可不用“租借方式”，但坚持中国必须承认“外蒙独立”。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企图将这一问题“搁置”。但是，斯大林的态度极为强硬，毫不让步。7月6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若苏联能协助我对日抗战胜利，对内切实统一，则为苏联与外蒙以及我国之共同利益与永久和平计，我政府或可忍此牺牲。”[94]7月7日，蒋介石两次指示宋子文，在苏联保证中国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的条件下，可以同意苏联要求。7月10日，蒋介石接到宋子文转来的苏联方面所提大连、旅顺、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等多项条件，认为比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与沙俄所订条约还要“苛刻”，日记云：“明知其为讨价，而寸衷刺激不堪，所受侮辱亦云极矣。”[95]7月19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时再次强调：“外蒙独立，则于我国牺牲极大”，苏联必须同时“协助我东三省领土、主权与行政权的完整，及解决国内共产党的问题，和新疆变乱的解决。必须这三点做到，我才可排除一切，解决外蒙问题”[96]。他坚持：“两条铁路和两个海港的中国主权，一定要完整的。”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数十万苏军攻入中国东北。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改名为中国长春铁路，主权属于中国，由中苏两国共同经营；大连辟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于中国；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民事、行政权属于中国旅顺政府。在《条约》所附照会中，苏联政府承认“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97]。同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

蒋介石并非不懂得，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首先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1938年8月15日，他就表示过：“战事只有自力为可恃耳。”[98]但是，蒋介石在事实上无法做到，他还是只能将希望建立在外力上。当蒋介石决定接受斯大林的条件时，中国虽已跻身“四强”，但是，名强而实不强，外强而内不强。国民政府自身无力全部歼灭日寇，收回东北，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不得不仰仗外力，而其结果是付出了巨大代价。

综观抗战八年的历史，蒋介石兑现了自己“抗战到底”的诺言，他为此确定的“底”也逐渐变化，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发展为收复包括东北、台湾在内的所有失地，解放朝鲜等东亚被侵略民族，再发展为与盟国共同作战，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无条件之胜利”。这种情况，当然有蒋的个人作用在内。对于这种作用，人们应该承认而不应该抹煞，但是，我们又要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中国抗战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形势日益明朗的结果。

原载《中国文化》第22期，三联书店2006年5月出版，略有修订。

注释

[1] 《外交部致日本驻华大使馆》，〔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1996，第211页。

[2] 《王宠惠与日高信六郎谈话记录》，《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223页。

[3] 《外交部致日本驻华大使馆》，《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212页。

[4] 《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中华书局，1985，第589页。

[5] 《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和平酝酿》，〔台北〕“国史馆”藏，以下简称“蒋档”。

[6] 《中日两国在九国公约会议所采取之态度及应取之办法》，“蒋档”。

[7] 《应令顾大使等注意要点》，“蒋档”。

[8] 《顾维钧等致外交部》，1937年11月6日，《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396～397页。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第617页。

[9] 《日本四相会议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纲要》，《年表及文书》下卷，〔东京〕原书房，1978，第370页。

[10] 《德国调停案》，《外交部案卷》，〔东京〕原书房，1978，00062A，0556。

[11] ADAP，Series D（1937—1941），Bd，1，No.516，中译文参见中国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外交》上，四川大学出版社版，1997，第164页。

[1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5日。

[13] 《陶德曼12月2日电》，《德国调停案》，《外交部案卷》。

[14] 《困勉记》，1937年12月2日。

[15] 《日本内阁会议议决的日本外务大臣致德国驻日大使复文》，《年表及文书》，下卷，第380页。

[16] 《王宠惠致杨杰电》，《德国调停案》，《外交部案卷》。

[17] 《蒋委员长致蒋廷黻转杨杰养电》，《对苏外交》，《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第46页。

[18] 《苏中关系（1937-1945）》俄文版，第1册，第111号、121号文件，第138、156页。

[19] 《对苏外交》，《蒋中正“总统”档案》。

[2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参见《事略稿本》，未刊稿，〔台北〕“国史馆”藏。本稿正陆续刊行中。本文所引，凡注明册数者为已刊，反之为未刊。

[21] 《此次谈判经过》，1938年9月30日，“蒋档”。

[22] 《9月28日复萧仙阁电》，“蒋档”。

[23] 《面训要点》，“蒋档”。

[24] 何应钦：《致萧振瀛皓午电》，“蒋档”。

[25] 《中国宣言原文》，“蒋档”。

[26] 《停战协定原文》，“蒋档”。

[27] 《关于“满洲国”问题之考虑》，“蒋档”。

[2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1月9日。

[29] 小川平吉文书，抄件，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

[30] 《陈布雷致张季鸾函》，“蒋档”。

[3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9月3日。

[3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9月5日。《事略稿本》引用本日日记时多出数语：“如无国际变化或英美向倭压迫，则中倭决无和议可言。即使敌国承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亦决无实现之可能。国家存亡，革命成败，皆在于我之能否坚忍不拔，勿为和议之说所摇撼耳。”

[33]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7日。

[34] 《困勉记》，1932年5月16日。

[35] 《蒋介石日记》，1932年5月29日、31日；参见《事略稿本》第14册，第517～520页。

[36] 《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4日、6月15日；参见《事略稿本》第15册，第95页。

[37] 《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17日。

[38] 《蒋介石日记》，1932年9月13日、16日。

[3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3年4月3日。

[4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3年4月25日。

[41] 《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第193页。

[4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25日。

[43] 参见拙著《杨天石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5月，第467～468页。

[44] 《民国二十七年杂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

[4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3月23日。

[46] 《省克记》，1938年9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

[47]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第198～199页。

[48]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速记录》，〔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49]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第80页。

[50]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第102～103页。

[51] 《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第474～479页。

[5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5月26日。

[53] 《困勉记》，1938年7月27日。《事略稿本》系于1938年7月28日条下。

[5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9月18日。

[55] 有下划线的文字为蒋介石所加。

[56]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1，第220～228页。

[5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9月29日。

[5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9月30日。

[5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1年3月31日。

[6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1年4月14日。《省克记》引本日日记时尚有二语：“此过不改，必致误国。”

[61] 《新华日报》，1941年月15日。

[62] 蒋介石：《苏日中立条约之检讨》，机密。“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2081，〔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6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1年9月1日。

[64] 《困勉记》1941年9月12日。此后，蒋介石也曾反对英国的类似态度。其1942年12月21日日记云：“（英国）不仅明示日本在东三省保有其经济权，而且以邻国二字使俄国对我东三省有同等权利。呜呼！其用心之险恶可谓极矣！”

[65]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1，第268页。

[66] 《民国三十年杂录》，《蒋介石日记》，1941年。

[6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第680页。

[68] 《困勉记》，1941年12月18日。

[69] 《困勉记》，1942年3月14日。

[7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8月3日。

[71] 《战时外交》（一），第680～682页。

[72] 《战时外交》（一），第701页。

[7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8月5日。

[7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9月18日。

[7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9月30日。

[7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1月9日。

[7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3月1日。

[7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5月4日。

[7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5月25日。

[8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7月9日。

[81] 《困勉记》，1943年8月15日。

[82] 《困勉记》，1943年8月24日，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8月15日。

[8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1月18日。

[8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1月23日。

[85] 《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先“总统”思想言论总集》卷15，第187页。

[86]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2，第50～51页。

[8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4月5日。

[8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3月15日、4月13日、30日；参见《困勉记》相关记载。

[89]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第547页。

[90] 《战时外交》（三），第549～550页。

[91] 《战时外交》（三），第554页。

[92] 《战时外交》（三），第558页。

[93] 《战时外交》（三），第561页。

[94] 《战时外交》（三），第594页。

[9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10日。

[96] 《战时外交》（三），第637页。

[97] 《战时外交》（三），第656页。

[98] 《事略稿本》，1938年8月15日。

第三辑　国际外交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苏联之行——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纪实

一　关心俄国革命，早蓄游俄之愿

俄国十月革命引起世界列强的恐慌与敌视。美、英、法、日等国首先选定在俄国远东、西伯利亚等地区发动进攻。1918年4月5日，日军在海参崴登陆。继之，谢苗诺夫、邓尼金等纷纷起兵，攻城掠地，成立政府。蒋介石很早就关心俄国革命。7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

西比利亚霍尔瓦斯政府与海参崴政府两相分离，皆为日本所利用，而置国家于不问，其不步中国之后尘者几稀矣！[1]

从上引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指斥那些投靠日本的白卫军头目，认为他们将走上与中国军阀同样的卖国道路。1919年11月，蒋介石在游历日本期间，得悉反苏维埃力量所组织的“西伯利亚政府”被迫迁离鄂木斯克，攻击彼得格勒的白卫军也已被击退。他高兴地在日记中记下这一消息，并且写了一句：“利宁〔列宁〕政府之地位，为此更加巩固矣！”[2]随后他写了一篇题为《列国政府对付俄国劳农政府的手段如何》的稿子，投寄在上海出版的《星期评论》。这是一份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不过，蒋的这一尝试并不成功，文章未被刊出。11月15日，他从神户乘轮回国，在船上阅读《俄国革命记》，在日记中写下“想望靡已”四字[3]。

蒋介石原来羡慕欧美，这一年夏天，还曾有过“筹措费用，游历欧美三年”以及“先赴法国，游历世界”的想法，不过，很快他就决定游历俄国，为此下工夫学习俄文。11月27日，蒋介石日记中开始出现“究俄文”三字。次日，出现“上午，往读俄文；下午，习俄文”的记载。当时，孙中山也已在观察和研究俄国的革命道路，决定派人赴俄留学，特别请了一位俄国教师在廖仲恺家里为革命党人上俄语课。蒋介石“往读”的地方应该就是廖宅。蒋介石学俄文坚持了好几年，一直到1923年底，他的日记不断有类似记载出现。其间，朱执信还为蒋介石讲过一次俄语[4]。

蒋介石日记类抄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19年12月3日，蒋介石日记云：“复沧白信，研究俄国事情。”沧白，指杨庶堪，四川巴县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重庆起义的领导人，1918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省省长。蒋介石在与杨恕堪通信“研究俄国事情”之后，1920年1月9日日记又云：“下午往□□生处议事，命我以代表名义赴□。”很可能这是孙中山派遣蒋介石访问俄国的最早记载，可惜由于日记字迹漫漶，不能确定。1920年3月14日，蒋介石萌生投身“世界革命”的想法，日记云：“革命当不分国界，世界各国如有一国革命能真正成功，则其余当可迎刃而解。故中国人不必要在中国革命，亦不必望中国革命先成功。只要此志不懈，则必有成功之一日，当先助其革命成功能最速之国而先革之也。”四天以后，戴季陶到蒋介石处，商议赴俄。蒋介石思考之后，觉得广东局面不佳，赴粤只能“为人作嫁”，“不如往俄，自练志识”[5]。几天之后，这种想法更加炽烈，日记云：“近日看得国事皆非国内所可解决，极思离国他行。”[6]5月26日晚，蒋介石邀约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到住处来一起商量，拟于1月内启程，蒋介石和戴季陶各出三千元作为旅费。不过，蒋介石不久即遵孙中山之命，赴福建漳州指挥作战。7月19日，蒋介石再生赴俄之想。同年9月，俄罗斯共产党阿穆尔省中国支部书记刘谦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建议联合中俄革命力量，在新疆集中兵力，打倒中国北方的反动政府。孙中山决定派大元帅府参军李章达使俄，蒋介石同行。22日，孙中山打电话给蒋介石，以俄国、四川、广东三地，让蒋介石选择。蒋觉得：去广东，“则公益大而个人损失不小”；去俄国，“同行者非知交，暂不能行”[7]。蒋选择去四川，但最后听廖仲恺的话，去了广州。

1917年7月，孙中山为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和国会，南下广州“护法”，组织护法军政府。次年3月，蒋介石应孙中山之召赴广东，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半年后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图为1918年的蒋介石。

1921年1月1日，蒋介石预定当年应做之事四项：其中第一项即是“学俄语，想到俄国去视察一回，实在做一些事业”。最后一项则是到北京去，“研究北京社会的内容，侦察北京附近的地形。还要借着议员的名义，结交几个新朋友，或者就在北京组织一个新学社，团结狠（很）好同志，否则如有机会，即可以借议员的名义，到俄国去视察一回”[8]。从上述日记可见，蒋介石梦绕魂牵的还是想去俄国考察。

1922年9月，苏俄代表越飞的军事随员格克尔将军到沪，与孙中山会谈。孙中山于8月30日致函蒋介石，要他从溪口赶来上海，参加会谈。9月10日，蒋介石到上海，但第二天就离沪还乡。12日，孙中山再次致函蒋介石，要他到上海住十天，详筹种种。9月21日蒋介石的日记中出现下列八个字：“往俄无害，往赣有利。”不过，一直到10月3日，蒋介石才带着蒋纬国再次来沪，直奔孙府，“谈时局”。他是否与格克尔见过面，日记中没有留下任何讯息。

二　机会终于来了，出任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

1923年，机会终于来了。

孙中山一直在努力和苏俄联系，争取苏俄支持。1922年11月21日，孙中山致函蒋介石称，肯定他的访苏之愿。函称：“兄前有志于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要领。”[9]12月，孙中山写信给列宁，告诉他，“本人拟派遣全权代表于近期往莫斯科，与你和其他同志磋商合作事宜，以裨俄中两国的合法利益”[10]。同月，孙中山写信给苏俄代表越飞，声称自己可以调动大约1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进攻路线。他询问越飞：“贵国政府能否通过库仑支援我？”[11]同年年底，俄罗斯与乌克兰等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23年年1月，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会谈。孙中山要求苏联给予200万金卢布的援助，同时表示愿意派遣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5月1日，越飞自日本东京转给孙中山一封苏联政府的电报，同意提供200万金卢布，并且宣称，准备提供军事物资，帮助孙中山在中国北部和西部建立作战单位，开办军校。12日，孙中山复电越飞，感谢苏联的慷慨援助，表示将派代表去莫斯科磋商[12]。5月10日晚，孙中山设宴招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蒋介石应邀作陪，“研究一切”。12日，蒋介石日记有“商议赴欧事宜”一语，可见，在孙中山的“联俄”计划里，蒋介石占有愈来愈重要的位置。不过，孙中山当时想亲自访问莫斯科。6月17日，孙中山任命蒋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但蒋介石因对许崇智及西南各军不满，觉得广东事无可为，于7月12日，向孙中山辞职返沪。

1923年，蒋介石受孙中山委派，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图为1923年的蒋介石。

7月13日，蒋介石在香港致函时任孙中山大本营秘书长的杨庶堪，自述性格特点，说明“如欲善用弟材，惟有使弟远离中国社会，在军事上独当一方，便宜行事，而无人干预其间，则或有一二成效可收”。函称：“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13]

此后，蒋介石日记陆续出现下列记载：

7月23日：“接季新（汪精卫）转来（廖）仲恺电。”

7月24日：“复季新函。”

7月26日：“上午，往访季新、焕廷（林业明）兄，决定赴俄之议，于个人设想，则心甚安乐也。”

廖仲恺电今尚未见，显然，其内容应为通知蒋介石使俄一事。至7月26日，蒋介石和汪精卫以及国民党本部财务部长林业明商量之后，“赴俄之议”就定下来了。多年宿愿，即将实现，蒋介石非常高兴。这以后，进入筹备阶段。蒋介石忙着找人商量，物色成员，阅读资料，其日记载：

7月27日：“往访焕廷，致仲恺电。”

7月28日：“晚季新、溥泉（张继）诸兄来，商赴欧事。”

7月30日：“下午，剑侯（沈定一）、季新、仲辉（邵力子）、焕廷诸同志来谈，共宴于小有天。”

7月31日：“上午与玄庐（沈定一）谈天，下午看《新疆游记》。”

8月5日：“晚，约会马林及各同志，商决赴俄事。”

马林是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1921年初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推动组织中国共产党，促进国共合作。蒋介石在和马林等商量之后，组织孙逸仙代表团一事最后定案。蒋介石任团长，成员为：

沈定一，浙江萧山人，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省议会议长。1920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党员，但不久即脱党。

张太雷，江苏常州人，代表团中的唯一中共党员。1921年在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时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邵元冲，浙江绍兴人，中国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机要秘书。1919年留学美国，后受孙中山之命，考察国民党海外组织。

马林（1883年5月～1942年4月）

马林，荷兰共产主义者，原名亨德利库斯·约瑟夫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内夫利特，笔名“马林”。1921年6月被派往中国，帮助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中国共产党，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张太雷（1898年6月～1927年12月）

张太雷，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和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人，1923年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1927年12月27日在广州起义的战斗中遭枪击牺牲。

王登云，陕西醴泉人，美国留学生，曾任旧金山华文报纸主笔，代表团的英文秘书，瞿秋白视之为“无赖”。中共方面曾企图阻止王登云参加代表团，未能成功。

次日，蒋介石会见汪精卫。同日，瞿秋白、张太雷来访，“详谈一切”。下午，蒋介石赶制军服。三时后，乘船回乡。到溪口后，整书检衣，预备启程。蒋介石自称其心情悲喜参半。喜的是符合自己尽快脱离“中国污秽社会”，根本解决国事的心愿，“前程发轫有望”，悲的是“吾党在国内缺少人才，苦我党魁，且对儿女不免恋爱也”[14]。

8月14日，蒋介石回到上海，会见林业明和王登云。其后，蒋介石忙着量衣、照相、看牙。15日一早，蒋介石写信向廖仲恺报告，又给交易所同事周骏彦、夫人毛氏的二兄毛懋卿等人写信，拜托各事。其后，又访问张太雷和瞿秋白。当晚，汪精卫设宴践行。午夜，沈定一从绍兴匆匆赶来。

快要远行了，蒋介石面对经国、纬国两个儿子，自感时有依恋不舍之心，有时甚至背着人流泪，仿佛十二三岁时离开母亲出外读书时一样。蒋介石对自己的这种心情也有点奇怪。

三　起行赴俄，心系纬国

8月16日是预定出发的日子，蒋介石6时起床，首先给许崇智、杨庶堪、胡汉民、廖仲恺及姚冶诚等人写信，然后外出拜会汪精卫、张静江、邵力子诸人。回时已是正午，经国、纬国及陈果夫、陈洁如都到蒋介石的住处大东旅社送行。1时15分，蒋介石、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一行四人登上日轮木神丸。邵元冲当时在欧洲，准备从那里直接赴俄。2时正，轮船启碇。纬国虽不是蒋介石亲生，但最受宠爱。蒋介石在船上听到小儿的声音，就以为纬国在喊父亲，梦中都会惊醒。18日，船抵青岛。入口时，雨雾连连，山色不青，但见港湾污秽，秩序紊乱，除少数苦力外，并不见有一警察及港吏，像似无人管理的自由港。1922年，王正廷代表北京政府与日本交涉，收回青岛，出任青岛商埠督办，被北京政府视为外交重大胜利。如今蒋介石看到其成绩不过如斯，徒负虚名，担心将来收回其他租界时发生困难，深觉可叹。

在船上，蒋介石除写信，想念纬国外，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抄录《蒙古地志》，为赴苏后的谈判作准备。19日，船抵大连。上岸后，发觉街道颇似日本的横滨。华人在大连约七万人，一切诉讼均听命日人，连会审公堂都没有。整个“关东州”，不能设立一座中国学校，不能派一中国官吏，连租界都比不上。蒋介石觉得“言之可叹，思之伤心，莫甚于此”[15]。当日10时，换乘火车。20日到长春。一路700里，所见所闻，皆是日本势力，好像进入日本国境一样。21日到哈尔滨。24日，由哈尔滨搭车赴莫斯科。25日，到达中俄交界地满洲里。当地居民约有千家，华俄杂处，市况萧条。蒋介石等一行由俄方代表迎接，换乘汽车过境。所谓国界，不过是一条延长的土塍而已，双方皆无人监视，可以自由进出。45分钟后，到达孟邱夫斯克，重上火车。

蒋介石与少时的蒋经国、蒋纬国

8月26日，车抵赤塔。一路山明水秀，森林浓郁，蒋介石想不到西伯利亚居然有此佳景。27日，车抵上乌金斯克。蒋介石眺望风景，观察形势，觉得地形类似中国南方的山河。他南望蒙古，觉得从此离国日远，颇有“不胜依依”之感。27日，车过贝加尔湖，一望无际，风涛如海，被蒋介石视为“佳景”。29日之后，道路住宅，渐渐整齐，有点欧洲景色了。

曾经和孙中山共同发表宣言的苏俄代表越飞也在这列车上，由于病重，蒋介石等未能与之相叙。

四　抵达莫斯科，称苏联共产党是“姐妹党”

9月2日下午1时，蒋介石等一行经过长途旅行之后，抵达莫斯科车站，随即乘汽车前往招待所。当日，正值莫斯科召开群众大会，22万游行群众高举红旗前往会场，街道上到处挤满了人。蒋介石从未见过如此盛大而沸腾的场面，心情也跟着高昂起来，视为生平一大快事。第二天，蒋介石等拜会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部部长，会谈一小时，商量会见苏联人民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日期。蒋介石对会谈和受到的接待很满意，日记云：“相见时颇诚恳，皆以同志资格谈话，尚未有失言过语之辞，私心亦安。”[16]9月5日下午2时30分，蒋介石等会见契切林，谈话一时半，由沈定一担任记录。蒋介石觉得契切林“语颇诚挚”，自己的谈话也很“适中”，“无失当之处”，彼此都觉得“甚为投机”[17]。当天蒋介石就致电汪精卫和林业明，向孙中山报告。

9月7日，蒋介石等会见俄共（布）中央书记鲁祖塔克。

“我们是被派到莫斯科来的国民党代表，来这里的目的主要是要了解以其中央委员会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听取对我们在中国南方的工作的一些建议，并互相通报情况。”蒋称。

“我受俄共中央委托，欢迎代表团来访。国民党按其精神与俄共（布）非常接近。此外，还有另一些重要情况使中国的劳动群众同苏联接近。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俄国，两国人民都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苏联的领土有几千俄里与中国的边界毗连，因此苏联人民同中国劳动人民发生联系是很自然的。遗憾的是，中苏两国劳动人民之间没有任何接触，这有碍于加强这种自然的联系。代表团的到来是向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鲁祖塔克回答。

鲁祖塔克的话使蒋介石听来倍感舒服，他以更为热情的话语回报鲁祖塔克：

“国民党一向认为，苏联共产党是自己的姐妹党。今天，代表团希望听到对俄国革命的一些最重要的阶段、对革命时期所犯的错误以及对共产党在革命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的简单介绍，因为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可能对国民党在中国的工作很有教益。”

鲁祖塔克乐于满足蒋介石的要求，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谈到了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发展工业和组建红军等多方面的问题。蒋介石很重视，当日日记称：“其革命成功之点：一、工人知革命之必要；二、农人要求共产；三、准俄国一百五十民族自治，成联邦制。其革命缺点：一、工厂充公后无人管理；二、集中主义过甚，小工厂不应同样归国有；三、分配困难。”对鲁祖塔克所谈到的苏联当时建设情形，蒋介石记录称：“一、儿童教育周密；二、工人皆施军队教育；三、小工厂租给私人。”除了在日记中记下的鲁祖塔克的言论大纲外，蒋介石还表示：“详言另录”，可见他对此次谈话的重视。

鲁祖塔克向蒋介石等介绍了俄国革命的成功之点与缺点外，提议国民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代表组成专门委员会，讨论一些细节问题，并且协调国民党同俄共（布）中央的行动。鲁祖塔克提议，为了双方的利益，最好有一名国民党代表常驻莫斯科。蒋介石对鲁祖塔克的“盛情的同志式接待”和所介绍的俄国情况表示感谢，声称不反对成立委员会和国民党代表常驻莫斯科。谈话至此结束[18]。当天下午，蒋介石等拜会共产国际东方局局长吴廷康（维经斯基）。这是位“中国通”，1920年被派到中国，推动组织中国共产党，与李大钊、孙中山都有交往。

五　会见红军高级领导人，畅谈进军北京计划

9月9日，蒋介石等再次访问吴廷康。下午3时，访问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等。此前，孙中山任命的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一度占领湖南省会长沙，因此，斯克良斯基首先向代表团祝贺，说：“为国民党而高兴，因为我们将国民党视为战友。”在互相问候之后，蒋介石向斯克良斯基提出几项要求：

1．俄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尽量向中国南方多派人，去按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军队。

2．向孙逸仙代表团提供了解红军的机会。

3．共同讨论中国的军事作战计划。

斯克良斯基答复说：已经向中国南方派去了一些人，需要等一等，看南方军队怎样使用已经抵达的同志。俄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没有多少了解中国并且懂得汉语的干部，不可能向中国南方派出大量军事指挥员。他表示，因为有大约三十名中国人在俄国东方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俄国为中国人成立专门的军事学校。经过交换意见，双方迅速达成协议：在俄国境内为中国人建立两所军事学校：一所高级学校，培养懂俄语的指挥员（不低于营级）30人，校址设在彼得格勒或莫斯科；一所是中级军校，建在靠近中国的地方，海参崴，或伊尔库茨克，500人。关于代表团了解红军问题，斯克良斯基表示完全可以接受。

谈到军事作战计划，蒋介石声称：代表团拥有孙逸仙授予的全权。他介绍说：孙逸仙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工业，香港距离广州只有40里，英国人阻止向广州运输军事物资，因此，南方军队长期装备不足。而且，香港对孙逸仙军队的后方构成严重威胁，一旦南方军队向北挺进，英国人就会收买附近几个省的军队在后方暴动。此外，外国人在长江流域拥有大型内河舰队，南方军队一接近这个地区，英国和美国的炮舰就会立刻阻止。外国人绝对不会允许南方军队打败吴佩孚。因此，南方军队的总参谋部和国民党的代表团在动身来莫斯科前夕决定，将战场转移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这是孙中山派出代表团的目的。

蒋介石接着向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介绍中国的军事形势以及孙中山和吴佩孚的力量对比。他建议：在库仑以南邻近蒙中边境地区建立一支孙逸仙的新军。由招募来的居住在蒙古、满洲和中国交界地区的中国人，以及由满洲西部招募来的一部分中国人组成。在这里按照红军的模式组建军队。从这里，也就是从蒙古南部发起第二纵队的进攻[19]。

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听完蒋介石的说明，建议蒋介石用书面形式阐明这项计划。这次会谈进行到当晚7时，持续三个多小时。蒋介石觉得斯克良斯基“和蔼可亲”，参谋长克姆热夫也热心帮助中国。他在日记中写道：“俄国人民无论上下大小，比我国人民诚实恳切，令人欣慕，此点各国所不及也，其立国基础亦本于此乎！”[20]

从9月10日起，蒋介石开始在招待所起草“作战计划”。11日下午，蒋介石和苏联军事学校管理总部主任彼得罗夫斯基叙谈一小时，彼得答应向代表团提供各种学校教材，同时向代表团详细介绍俄国军队中政治委员制度和共产党组织状况：每个团部都由党部派一政治委员常驻，参与团中主要任务；凡有命令，均须经其签署才能有效；团里的共产党员，不论士兵或将校，在团的活动中担当主干，凡有困难勤务，皆由其党组织负责人担任。12日上午，蒋介石写完“作战计划”，加进可能是由沈定一起草的“宣传计划”，总名为《中国革命的新前景》。13日，开始起草《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14日写成。

六　《中国革命的新前景》与《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

《中国革命的新前景》与《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是蒋介石亲自起草的两份文件。

《中国革命的新前景》共18个部分。在《绪论》部分，蒋介石表示：“中国人民不但饱尝中国国内军阀暴政的痛苦，并且还备受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已经下决心要使中国完全彻底革命化，并且实行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1．各民族独立自由；2．人民自由行使各项政治权利；3．大工业国有化。”接着，蒋介石开宗明义地提出：

从军事观点看，我们暂时还不能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内，在中国东南地区奠定永久的基础，所以，我们希望在靠近俄国友邦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找一个适当地方，作为我们实行革命计划，与中国军阀和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战斗的军事基地。[21]

还在1921年1月，蒋介石就曾上书孙中山等人，建议“当以西北为第一根据地”[22]。至《中国革命的新前景》，蒋就作了更充分、明确的阐述。《绪论》以下为《中国目前形势》、《敌人》、《军事行动目标》等部分，蒋介石称：“中国的军阀和由他们组成的北京政府已经向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彻底投降。”“他们正在进行同国民党截然相反的活动，因为后者不让他们毁灭中国，正在全力以赴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反对他们的斗争。”“中国的内战看起来是内部事务，实际上是国民党和外国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蒋介石接着说明国民党和中国军阀之间的实力对比，提出国民党的敌人是直系军阀，其主义是“做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赤裸裸的傀儡”，其领袖是曹锟和吴佩孚。蒋称：当时有包括奉系和“安福系”在内的十多省正在计划反对曹、吴，学生和工人的运动，平汉铁路工人的罢工，已经戳穿吴佩孚的爱国主义口号，中国人民都非常支持孙博士关于成立“工人队”的意见。国民党的最后目标是北京。

第五部分为《两个拟议中的军事基地》。第一个在蒙古库仑，第二个在新疆的乌鲁木齐。蒋介石从军事根据地和军事目标之间的距离、地理位置、行军时间、国际关系、战略等方面将两者作了详细比较，认为库仑比乌鲁木齐具有“更多的优越性”。蒋介石建议，在库仑，从平汉铁路招募工人和从灾区招募农民，以年轻、有觉悟的中国人做军官，用红军的名义进行训练，两年以后开始进攻。但是，蒋介石又建议，用乌鲁木齐作永久根据地，同俄国合作，帮助东方其他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他说：“我主张在这两个地区同时建立军队，在库仑建立主力部队，在乌鲁木齐建立增援团队。”

第六部分为《中国的自然特点和它的交通情况》。以下依次为《敌人的兵力》、《敌人如何部署部队》、《敌人内部情况》、《国民党的兵力》、《国民党军队情况》、《国民党和它的敌人的军事供应及其财政状况》、《用库仑做根据地和以北京为目标的军事准备时间》、《进军的西翼》、《军事行动阶段》、《拟议中的军事编制和兵力》、《军事预算》、《各种筹备组织工作》。

蒋介石呼吁中国人的思想统一到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之下

军事计划之外，可能由沈定一起草的“宣传计划”全名《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方案》，共10条。提出建立上海大学，在上海建立大型出版社、更多的通讯社、扩大上海《民国日报》，在广州和北京创办两种大型报纸，出版一种月刊和一种周刊，成立一个委员会，出版各种不定期的小册子等。最后提出，《方案》将在联席会议上讨论。

在《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中，蒋介石对比中俄两国革命，一个“将陷于绝境”，一个“收效之速，一日千里”，自感有愧于心。《意见书》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其原因在于党魁“注全力于外交与政党”，未能直接掌握军事。蒋称：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在于革命军占领彼得格勒这一政治中心，并且固守不失。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在于未能“直捣北京”，反将全国的政治中心袖手让与袁世凯，以致中外结合，使北京成为恶势力中心，根深蒂固。蒋表示：“为今之计，中国革命之法，唯有军事与宣传双方工作，同时并进。以实力为铲除现在恶势力之张本，而以宣传事业作主义上之根本培养。”蒋介石批评南方的“革命军队”已经没有革命精神，只在“借革命名义以谋其私人之权利”。他提出：“中国恶势力之根据地，反革命派之大本营以及其一切内乱与外侮之策源地，皆在其政治中心地之北京。如望中国革命之奏效，非先打破此万恶政治中心地之北京，则革命绝无成功之望。”蒋介石并且认为，要“对列强作战，打破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亦非打破北京不为功”[23]。

《意见书》中，蒋介石还声称：无论内乱与外侮之压力如何强暴，中国革命党决不当调和派，也决不代表资本阶级，革命精神始终如一，只要变更方法，改善环境，三年之内，必有成效可睹。

蒋介石将这两份文件起草完成后，略感轻松。不过，他没有就此定稿，一直在修改中。

根据鲁祖达克的建议，沈定一于9月15日起草“两党联结文稿”，并且拟于下星期二成立有国民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16日，沈定一完成“草约”，蒋介石又忙着和沈一起研究“条文”[24]。

七　被热情的红军士兵抬了起来，批评外交人员“下流无赖”

9月16日，俄国陆军学校学生举行毕业典礼，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及红军各领导人都出席并发表演说。下午，蒋介石等应邀参加，受到与其他各国出席人员不同的特别招待，这使蒋介石等颇感自豪。17日，参观步兵第144团。事先，军事院校管理总局秘书卢果夫斯基向莫斯科军区司令穆拉托夫等人打好招呼，指示说：有中国共青团团员来访，举行欢迎仪式，访问尽量秘密进行。蒋介石本来是准备穿上全套军服的，结果，接受俄国人建议，改穿便服。当时，这个团刚刚演习归来，营房还在修缮，生活尚未进入正轨。蒋介石等参观了连队、营房、红角、号令、修理部、医务室、俱乐部、图书室、机枪小队、厨房、面包房、俄共支部，并且品尝了红军战士的食品，了解了每周的食谱。不过俄国人对蒋介石等还是有点警惕，没有让他们参观武器库。卢果夫斯基在向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书面汇报时，特别声明：“我也没有介绍特别秘密的资料。”[25]

在有400名红军士兵出席的大会上，蒋介石发表演说，首先称赞“红军是世界上的一支最勇敢、最强大的军队”，他接着说：

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们！你们战胜了你们国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但你们还没有消灭世界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你们要准备同他们决战，因为你们要在其他民族的帮助下完成这一事业。请记住，每一个战士的义务就是牺牲。要时刻准备为你们的事业去牺牲，这就是胜利的保证。

我们是革命者，是革命的国民党党员，我们是军人，我们是战士，我们也准备在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牺牲。

蒋介石表示：“我们来这里学习并与你们联合起来。当我们回到中国人民那里时，要激发他们的战斗力，战胜中国北方的军事势力。”[26]

蒋介石的讲话不时被经久不息的掌声和高昂的《国际歌》乐声打断。讲话结束时，与会者高喊“乌拉”。蒋介石情绪激动。据俄国人记述：“看来，他讲话时充满着强烈而诚挚的感情。他在结束讲话时几乎是在吼，他的双手在颤抖。”离开军营时，蒋介石等被红军战士抬起来，轻轻摇摆，一直抬到汽车前。上车后，蒋介石等仍然非常激动，不断赞美红军战士的“精神”和“热情”，认为这是他们在其他任何一支军队中都没有见过的。蒋告诉全程陪同的卢果夫斯基说，此行“印象非常好。他为红军的‘精神’所感动。他们所有人——指挥员和战士——并不是首长与部下，而像是农民兄弟”[27]。

蒋介石在参观红军第144团的表现并不是故意造作。当日，他在日记中有同样的记载：“其军纪及整理虽不及日本昔日军队，然其上下亲爱，出于自然，毫无专制气象。”对于红军中的“双首长制”，即司令员之外，还有一位党代表，蒋介石也感觉不错，认为两者之间分工恰当，“亦无权限之见”。“大约军事指挥上事务皆归团长，而政治及智识上事皆归政党代表，尤其是精神讲话及平时除军事外之事务，皆归代表也”[28]。

9月19日，蒋介石等参观步兵第二学校。20日，参观研究毒气的军用化学学校。22日，参观高级射击学校，看到了15世纪以来的各种枪支，共约数百种，其中俄造骑兵用机关手枪，可连发35响，轻便非常，给了蒋介石很深印象。他在日记中慨叹道：“俄国武器之研究及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等，不比我国之腐败也。”

初到莫斯科，受到热情接待，蒋介石的印象是好的，只是觉得物价高。9月8日晚，蒋介石等往前皇家剧院观剧，听说正厅票价每人约需5个金卢布，感到莫斯科生活程度不低！14日，蒋介石外出买鞋，定价90金卢布，蒋介石惊诧地叫起来：“太贵了！”不过，蒋介石对这些均觉得无所谓，并不十分在意。使他在意的是苏联政府工作人员的态度。

9月23日，代表团中唯一的共产党员张太雷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发生争论，蒋介石为张太雷帮腔。事后闷闷不乐，认为“其部员之下流无赖，实使人讨嫌”[29]。24日，蒋介石仍不能释怀，日记云：“为外交部员无礼怠慢，使人嫌恶，几欲回国。余之性质，实太狭褊，不能放宽，奈何！”蒋介石早年性格的特点是任性。前些年在孙中山、陈炯明手下工作的时候，常常因与人不合，立刻甩手走人，辞职不干。这次虽因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不敬，萌生回国念头，但是，这毕竟是在外交场合，他还是忍住了。

蒋介石手书“先烈之血，主义之花”

八　参观彼得格勒等地，为市况萧条及海军士气担忧

9月25日晚9时，蒋介石等一行乘火车前往彼得格勒等地参观。

9月26日下午，参观冬宫。先参观博物馆，收藏以瓷器、图画为多，宫殿的墙壁、柱子，均用红、白、绿三种大理石为原料。其后参观冬宫的觐见厅、寝室、书房、餐厅、浴室、会议厅、礼堂等处，或称为金间，或称为银间，或称为翡翠间，给蒋介石的印象是“铺陈华丽”。不过，其中最吸引蒋介石的却是展出的俄国革命党历史，特别是革命前的艰苦斗争与巨大牺牲。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惟其中新设一层，皆述革命党经过历史之惨状，殊令人兴感也。”

9月27日，参观海军大学及海军学校。

9月28日参观海军博物馆。该馆陈列彼得大帝以来俄国海军的发展史，包括人员及舰船模型等。俄国海军的发展迅速，使蒋介石颇感“惊骇”。同日，乘船游览涅瓦河，一直到海口为止，使蒋介石等充分领略了彼得格勒形势的宏壮。三时后参观制造潜艇的工厂。第二天，再由彼得格勒乘船，参观喀琅施塔得军港，登上“摩拉塔”战舰及第二号潜水艇。9月30日，参观大剧院和“伊晒克”教堂。蒋介石一直登上教堂的最上一层，彼得格勒四郊百余里之内的风景，一一收入眼底。对这一教堂建筑的宏大壮丽，蒋介石叹为“实所罕睹”。

10月1日，参观前皇村，这是历代沙皇居住的宫殿。蒋介石日记称：“其建筑之宏大，装饰之华丽，诚所谓穷奢极欲。大理石与翡翠之柱壁、地板，不足奇也。”对沙皇尼古拉的宫殿，则认为远远超过法国的凡尔赛宫，“世无其比”。归途中顺道访问一户人家，受到亲切接待。一位既漂亮又热情的俄罗斯女郎一会儿翩翩起舞，一会儿挥指弹琴，使得一向贪恋女色的蒋介石叹为“诚尤物也”[30]。

从9月26日到10月1日，蒋介石等在彼得格勒参观、访问共6天。当时，俄国经济还处于困难时期，喀琅施塔得军港两年前还发生过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暴动。蒋介石的总印象是：“市况凋零，民气垂丧，皆不如莫斯科之盛，而其海军人员之气象，更不良佳，殊堪为苏俄忧也。”[31]

九　再回莫斯科，向托洛茨基等呈递《备忘录》

10月2日上午11时，蒋介石等回到莫斯科，又因为为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弄鬼”生气，蒋介石觉得自己意志不坚。日记云：“宽容大度，包罗万象，方能成伟大事业。器小如此，奈何！”

还在彼得格勒访问期间，蒋介石就在起草一份信稿。9月27日日记云：“早起，致函稿成。”28日日记云：“早起修正函稿。”30日日记云：“上午，缮正函稿。”回到莫斯科的当晚，蒋介石将函稿誊录一遍，大功告成。10月3日，代表团内部为函稿及《中国革命的新前景》发生争论，只是“稍有龃龉”，情况并不严重，但蒋介石却很不高兴，日记云：“交友实难，吾自不慎，有何言也。”10月5日，蒋介石修改《中国革命的新前景》，定名为《孙逸仙代表团关于越飞5月1日东京电中所提建议之备忘录》。一直到晚上10点才睡。日记云：“同伴参差，萧然寡欣。交友之难，可叹！”10月6日，蒋介石检点《函稿》及《备忘录》，一份送交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一份送交革命军事委员会托洛茨基、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函稿》目前只有英文打字稿留存下来，现翻译如下：

亲爱的同志：

我们受孙逸仙博士委派，为建立中国国民革命的主要军事力量，前来讨论在中国的西北边境建立革命的军事组织的计划细目。5月1日，苏维埃政府通过越飞发自东京的电报，答应给我们的领导者以相关援助，对此，我们首先要充分表达感激之情。5月12日，孙博士复电，接受俄国人的建议并陈述说，他将为此投入很大的精力。该电已自广州电达越飞和达夫谦。有信通知我们，孙博士的回答已经电告莫斯科。

我们受我们党的领导人的委托，前来和你们讨论建议的军事部分。但是，我们也将利用这一机会，讨论建立政治思想战线的方案，作为成功地执行我们计划的基础。俄国同志在此领域有伟大的经验，因此，我们期待关于我党宣传工作的讨论将给予我们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这些，我们在不远的将来会需要。

在所附《备忘录》中，我们已经陈述了这一计划的两个方面，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是我们的特别任务，以达到一项军事组织的明确决定。它将不仅是中国革命成功的绝对需要，而且会在太平洋地区的斗争中有伟大的实际作用。在这一斗争中，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军队将抵抗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这一力量，企图将中国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并且成为苏俄的真正危险。[32]

函末，蒋介石表示希望，尽早与苏方会见，讨论《备忘录》，以便尽快执行计划。可以看出，这封信和前述蒋介石写就的《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已经大不相同了。

《备忘录》分《绪论》、《军事计划》、《宣传》、《结论》四大部分，共八千二百余字[33]。

从笔者见到的部分英文打字稿看，它在篇章结构上作了较大调整，但和《中国革命的新前景》并无很大不同。

十　好坏印象夹杂的苏俄观感

蒋介石递上《备忘录》后，主要任务完成，就等着俄国人回答，因此日子过得并不紧张。俄国人乘机安排蒋介石等人看戏、看芭蕾舞，参观莫斯科的工厂、农村和克里姆林宫等处。

10月8日晚，往莫斯科大剧院观剧。“此剧系俄国各民族各种演剧模型”，大概是一场综合性晚会，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卡尔斯基亲自登台演出。蒋介石日记称：“台上印刷机器随时印布宣传品，实乃共产主义国之特色也。”[34]

10月25日下午，参观莫斯科的灯泡制造厂及发电厂，考察厂中的工人俱乐部、教室、音乐补习室、贩卖合作社、图书室、阅报室、膳厅、剧场等地，感到“应有尽有”。对工厂为工人配备“专科教师”以备工人业余学习，以及职工会与共青团，蒋介石都表示满意。对工厂举办的展览会，展示厂史及工人状态，列表说明厂中资本盈亏，供工人观览，注重社会科学等做法，蒋介石也都赞成。

10月28日，看芭蕾舞。演员们的精湛舞姿看得蒋介石等人目瞪口呆，叹为观止。蒋介石日记称：“演剧妇女之活泼动作，无异机械，吾国优伶万不及也。”

10月30日，参观莫斯科西郊的农村。先进入村苏维埃，蒋介石觉得类似奉化乡间的自治会，但制度不同。继而参观消费合作社和小学校。小学展览的是学生自制的工具和自绘图画，蒋介石感觉较中国教育为新颖。最后参观乡苏维埃。蒋介石觉得规模较大，司法、行政、立法三权皆出于此，乡村警察亦出于此。

11月1日，参观克里姆林宫，正值卫生人民委员报告，蒋介石坐在台下听了约一小时。克里姆林宫留给蒋介石的印象是建筑宏大，但装潢则比不上彼得格勒的冬宫等处。

11月5日，参观俄国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故居。

11月6日晚，到莫斯科市苏维埃，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听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以及当年起义水手、海军士兵等演说。

11月7日为苏维埃联邦共和国6周年纪念日。上午9时，蒋介石等到红场参观阅兵式及群众游行。自11时起至下午6时止，游行尚未完毕。参加者有军队2万，飞机16架，炮车8门，机关枪车1队。炮车和机关枪车，蒋介石都未见过，充分感到俄国军械的先进和军容的威严。典礼让蒋介石看到了俄罗斯人民对政府的拥护。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观今日之运动，足知苏维埃政府对于人民已有基础，殊足以破帝国主义之胆。吾于苏俄无所间言。”但是，蒋介石仍然觉得，俄国“中级以下人材缺乏，办事时间延迟不准，缓慢非常，而其高级人员处事或尚感情，是其短处。至于其有否自满之志，则吾尚未敢断言也”。

11月15日下午，参观博物馆。

闲暇时，蒋介石自己参观市场，或者独自沿着美丽的莫斯科河散步。有一次，蒋介石一个人搭船，顺流到莫斯科西南的“不寂之园”去观光。那里是莫斯科的最高处，风景优美，蒋介石感到有些像东京的上野公园，但比上野还要美。公园的最西边是麻雀山，相传拿破仑到莫斯科后，曾先登此山。蒋介石徘徊于山径和森林之间，眺望全城，自觉精神爽畅，称誉此地为“莫斯科第一胜景”。此后，蒋介石又去过三次。

11月16日，拜访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加里宁给蒋的感觉是“完全一农民”，“言语诚实，行动自在”。蒋介石和他谈起国外大势，不知所答。蒋介石暗自将加里宁和曾任中国总统的黎元洪比较，觉得黎“狡猾馁弱”，因此转而赞美加里宁，“诚不愧为劳农专政国之议长也”[35]。

11月19日晚，参观莫斯科市苏维埃大会。内容为报告一年来的工作成绩：工业已恢复至战前的60％；工资比去年增加一倍；新增工人宿舍可容一万余人；3万失业工人，政府每月津贴每人8元。蒋介石日记称：“是其重要报告也。”

11月21日蒋介石访问越飞。下午，访问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卡尔斯基。卢称苏联的教育方针为：1．废除宗教；2．男女同校；3．接近实际生涯；4．学生管理校务；5．统一教育制度；6．注重劳工学校；7．专门学。卢并称：中央与地方合计，现在常年教育经费约占国家总预算的14％，共为一亿四千万元。蒋介石对卢的谈话很重视，将其所谈比较详细地记在日记里，但他还觉得教育预算偏低，“尚不足其预算三分之一也”。

从俄国人那里，蒋介石得知各地都有共青团组织，蒋介石称之为“少年共产党支部”。对“少年共产党支部”注重培植青年，蒋介石赞美其为“第一优良政策”[36]。蒋介石也了解到，当时的苏维埃政府，看不起知识分子和商人，“优待农工而轻士商”，这本来是一项“左倾”政策，但蒋介石也赞成，在日记中表示：“吾亦无间言也。”[37]

十一　俄国人拒绝在库仑建立军事基地，蒋介石大失所望

俄国人长期将蒙古视为其势力范围。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沙俄乘机派兵进入蒙古，导演“独立”。1921年，苏俄红军为追剿沙俄白卫军，进占库仑，此后即长期不肯撤兵。蒋介石要求在库仑建立军事基地，自然不能为俄国人所接受。10月18日契切林约蒋介石往见，但契切林临时有病，未见。10月21日下午，蒋介石拜会契切林，集中谈“蒙古自治问题及根本计划”。契切林没有正面回答可否，只笼统地强调“蒙古人怕中国人”，要蒋介石与苏共领导人商谈。26日，蒋介石致函契切林，反驳说：

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蒙古人惟其有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离开怕的环境。这种动作，在国民党正想把他能够从自治的途径上，达到相互间亲密协作底目的。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须知国民党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是说各个民族分立，乃是主张在民族精神上做到相互间亲爱的协作。所以西北问题正是包括国民党要做工作的真意，使他们实际解除历史上所遗传笼统的怕。[38]

访苏前，蒋介石没有料到事情会如此不顺利。发出致契切林函后，介石一整天都心神不佳，闷闷不乐，日记云：“可谓缺少经验，自讨其苦也。”[39]25日，蒋介石致斯克良斯基一函。28日，再各致契切林和斯克良斯基一函。这时候，蒋介石已经对他所受到的接待和苏方的拖延不复表示不耐。11月1日，契切林写信向季诺维也夫报告，说明蒋介石“已经神经过敏到极点，他认为我们完全不把他看在眼里”[40]。

蒋蒋介石手书“亲爱精诚”

苏联方面对国民党的要求迟迟不复，固然由于蒙古问题，同时也由于苏联正热衷于在德国、保加利亚、波兰等地发动革命，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11月2日，托洛茨基致函契切林与斯大林，要求“极其果断地和坚决地”向国民党代表团“灌输”：“他们面临着一个很长的准备时期”，“军事计划以及向我们提出的纯军事计划，要推迟到欧洲局势明朗和中国完成某些政治准备工作之后。”[41]11月11日，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再次与蒋介石等人会谈。

当日上午，蒋介石检出《意见书》，仔细审查，精心作好谈话准备。下午见面时，斯克良斯基开门见山，表示不赞成国民党代表团的计划：“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做好政治工作，因为不然的话，在现有条件下的一切军事行动都将注定要失败。”他以“十月革命”为例，说明那是“俄国共产党长期坚持不懈的工作”的结果。他要求国民党在中国也做同样的工作，首先全力搞宣传，办报纸、杂志，搞选举运动，等等。

“孙逸仙同越飞会谈以后，国民党加强了自己的政治活动，但党认为同时也有必要开展军事活动。”蒋介石还想尽力一搏，针锋相对地与斯克良斯基辩论。他接着说明：“在俄国，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而在中国，地球上的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都反对中国的革命者，所以，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是必要的。”[42]

斯克良斯基寸步不让，要国民党“首先应该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用在对工农的工作上”。他说：“有必要在近几年只做政治工作，军事行动的时机只有当内部条件很有利时才可能出现。”他尖锐地批评蒋介石提出的军事计划：“发起你们方案中所说的军事行动，就是事先注定要失败的风险。”为了不让蒋介石完全失望，斯克良斯基提出，可以允许“中国同志”到苏联军事学校学习。参谋部学院可以接受3～7人，军事学校可以接受30～50人。至此，会谈已经进行了两个小时，蒋介石等无话可说了，表示将于11月22日回国，希望再一次会见斯、加二人，并且请他们转交一封信给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43]。

在归途中，张太雷向陪同的俄国人表示：“在学习了苏联的经验之后，本代表团应该同意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意见。”据这名俄国人事后的汇报，会谈前，蒋介石由于神经紧张，过度劳累，一再要求送他去疗养院休养两周，而在与斯克良斯基会谈之后却表示：不要张罗疗养院和医生，自己感觉好多了。这名俄国人由此作出结论说：“中国人对同斯克良斯基同志的会见是满意的。”[44]

事实是，俄国人拒绝了蒋介石的库仑军事计划，蒋介石的内心极为愤懑、失望。当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45]

11月12日，蒋介石给汪精卫发了电报，又给契切林写了封信。整天“心绪沉闷”。他想起了当时国内的状况，更加抑郁，日记云：世人虚伪，本党同志，优秀者或死节，或远离，现在所见者，只有“趋炎附势，争权夺利，吹牛拍马，以公济私，卑陋恶劣，互相利用挑拨之徒”，其他人则“贪似狼，猛似狗，蠢似豕”。想到这里，蒋介石在句末重重地写下了“可叹”二字。

蒋介石又给斯克良斯基和契切林各写了一封信。

十二　批评苏俄政府“无信”，察觉斯大林等人“排斥异己”

蒋介石在俄国时间久了，对俄国社会了解渐多。11月24日日记云：“俄国中级人才太少，政府往往为其下所蒙蔽，而其轻信、迟缓、自满，为其切要弊端，遇大事不能深重观察，专尚客气。人而无信，尚不能立，况其国乎！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亦其国之一大弊也。吾为之危。”这一段日记前半段批评苏俄政府“无信”，后半段，批评“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

1919年7月，苏俄政府曾由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对华宣言，宣称：“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的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46]1920年9月，加拉罕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声称：“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47]当时，蒙古问题是中苏之间的重大纠纷。1923年1月，越飞与孙中山会谈时，曾向孙表示，俄国现政府从来不想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也绝无使其脱离中国的目的[48]。1923年9月16日，加拉罕到北京谈判，专门向报界声明：蒙古应为中国之一部，俄国决无任何侵并计划[49]。现在，苏方坚决拒绝蒋介石在库仑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自然要被蒋视为“无信”。

俄国共产党从1921年起进行“清党”，至1922年3月召开联共（布）第11次代表大会前，已经开除了17万党员，占全体党员的25％左右。第11次党代表大会上，由于列宁已经病重，出生于格鲁吉亚的斯大林当选为总书记，并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陆续形成“三驾马车”以至“七人小组”，垄断苏联党和国家大权，将托洛茨基排除在外。1923年4月，联共（布）召开第12次代表大会，“清党”仍在进行。同时，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也渐次进入火热状态，开始批判托洛茨基本人和他的拥护者拉狄克和克拉辛等。这些，不能不给蒋介石留下印象。11月24日日记所称“排斥异己”，显指斯大林等人。蒋介石认为这是苏联的“大弊”，并且声称“吾为之危”。

越飞（1883.10.10—1927.11.16），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1923年1月以苏联特使的身份在上海与孙中山会晤，商讨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以及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问题。1月26日，双方联名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

蒋介石晚年回忆说：“在苏俄党政各方负责诸人之中，其对我国父表示敬重及对中国国民革命表示诚意合作的，除加密热夫、齐釆林（按，即契切林——笔者）是俄罗斯人之外，大抵是犹太人为多，他们都是在帝俄时代亡命欧洲，至一九一七年革命才回俄国的。这一点引起了我特别注意。我以为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拉迪克与越飞等，比较关切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的合作。可是越飞自中国回俄之后，已经失意了。我并且注意到当时列宁卧病如此沉重，而其俄共党内，以托洛斯基为首要的国际派与史达林（按，即斯大林——笔者）所领导的国内组织派，暗斗如此激烈，我就非常忧虑他们这样斗争，必于列宁逝世之后，对于中俄合作的关系，更将发生严重的影响。”[50]蒋介石的这一段回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11月24日的日记。

十三　认真攻读马克思著作，但崇拜孙中山，婉拒加入中共

在苏联期间，蒋介石有较多空闲。除了学俄语，读吴承恩的《西游记》，学习拉手风琴，弹琵琶外，不少时间都用在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上。其日记载：

9月21日下午，看《马克思学说》。

9月22日下午，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9月24日，看《马克思学说概要》。日记云：“颇觉有趣。上半部看不懂，厌弃欲绝者再。看至下半部，则倦不掩卷，拟重看一遍也。”

9月25日下午，看《经济学》。

10月3日晚，看《共产党宣言》。

10月4日上午，看《马克思学说概要》。下午看《概要》。

10月7日，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10月9日下午，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10月10日下午，看《马克斯〔思〕学说》之《经济主义》。日记云：“复习第三遍完，尚不能十分了解，甚叹马克思学说之深奥也。”

10月16日，看《共产党宣言》

10月17日，看《共产党宣言》。

10月18日，上午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悬卷”。

10月20日下午，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11月1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从上述日记可见，蒋介石这一时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仅很积极，很认真，一遍、两遍、三遍地读，而且有时还读得很有兴趣，乐不释手。但是，蒋介石仍然高度崇拜孙中山。

蒋介石与孙中山

当蒋介石访问苏联之际，苏联政府也正派其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来华和北京政府谈判。9月8日，加拉罕致电孙中山，称孙为“新俄国的老朋友”，表示希望得到孙的帮助[51]。9月16日孙中山复电加拉罕，其中谈到：“中俄两国之真实利益使双方采取一种共同政策，俾吾人得与列强平等相处，及脱离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经济的压迫。”[52]10月9日，蒋介石从苏联报纸上读到孙中山这一电报，高兴地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俄报登载中师复喀拉汉宣言，甚为得体，且有反对帝国资本主义之决心，不胜欣喜。”

10月10日是当时中国的国庆节。从下午起，蒋介石就在预备演讲，题目是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当天晚上，在莫斯科的全体中国学生到蒋介石寓所，共同庆祝“双十节”。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苏联共产党都派代表前来祝贺。蒋介石讲了大概一个半小时，自觉“颇有条理”。接着是演剧、献技，奏《国际歌》，一直到夜12时方散。

大概蒋介石在演说中比较突出地宣扬了孙中山的功绩，第二天，蒋介石就听到批评：“有崇拜个人之弊”。当时在俄国的中国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在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上，在孙中山的个人作用上有某些新看法，本是很自然的事，但蒋介石却不能理解，他联想到中国国民党和俄国共产党内的情况，更增添一层忧虑。日记称：“甚笑中国人自大之心及其愿为外人支配而不愿尊重国内英雄，此青年之所以能言难行而无一结果也。党人好尚意气，重妒嫉，而俄党下级人员较吾中国更甚，此实为俄党虑也。”[53]

10月13日，蒋介石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在那里读到孙中山致列宁、托洛茨基和契切林的三封信，其中称蒋介石为“我的参谋长和密使”，声称“蒋将军要和贵国政府及军事专家一起提出一项由我的军队在北京西北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建议。兹授权蒋将军代表我全权行事”[54]。蒋介石感受到孙中山的“至诚”，心头一热，不觉泪下。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奋斗多年，尚未成功，蒋介石颇为孙中山不平，日记称：“天何不欲至诚之人成功而使其久屈也！”[55]同日，蒋介石还收到汪精卫、廖仲恺的来信，也都对蒋充满期待，使处在异国他乡的蒋介石感到温暖。10月18日，蒋介石再次接到孙中山手拟长电，又一次受到感动，日记云：“中师诚挚之辞，每使人读之泪下，其非比长于文字者故为此笼络之语，此其更可贵也。”

其间，曾有人动员蒋介石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答以“须请命孙先生”。蒋的答复使动员者失望，批评蒋是“个人忠臣”，这一批评又很快为蒋介石得知，大为不满[56]。到当年12月13日，蒋介石离开苏联回国，见到“留俄同志”致孙中山函稿，其中论及孙中山周围“忠臣多而同志少”，更使蒋介石“阅之甚骇”。其实，这本是一句要求加强国民党内民主建设的善意劝告，但蒋介石不能理解。日记云：“少年轻躁自满，诋笑道义，殊为可叹！排人利己之徒，诱引青年，自植势力，而不顾党谊，其实决不能自成其势。梦梦之人，惟有一叹而已。”[57]这里所批评的“少年”和“排人利己之徒”，显指当时的部分年轻的共产党员，这是蒋介石对中共发生嫌隙的开始。第二年3月，蒋介石更致函廖仲恺诉苦说：“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非笑，然而忠臣报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洋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宁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戴）洋奴光荣之衔。”[58]

十四　与共产国际领袖争论，主张中国革命“两步走”

蒋介石等到莫斯科后，曾于10月中旬通过吴廷康向共产国际提交过一份《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该报告认为：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政权一直掌握在军阀手中，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剥削日益增强。国民党的任务是“推翻世界资本主义”。中国的国民革命具有国际性质。《报告》对三民主义提出了新解释：民族主义意味着“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帝国主义，扶助弱小民族。民权主义指每个人都拥有言论、结社、集会、出版等自由，政府必须来自人民，取得人民帮助并为了人民。民生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所有大工业、所有土地都属于国家，由国家管理，以便避免私人资本主义的危害。但是，由于现时的经济条件，中国不可能立即实行共产主义。民生主义是当前中国“最能接受的经济制度”。《报告》还提出：国民党必须进行改组，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为宣传工作寻找政治口号。同时，必须在反帝运动中同苏维埃俄国合作。这种合作不仅为中国革命带来好处，也会为世界革命带来好处[59]。

吴廷康收到国民党代表团的书面报告后，约蒋介石在适当时刻拜会共产国际主席团，但其时间却一再延宕，不能确定，蒋介石觉得很失面子，不大高兴。11月25日，吴廷康再次相约，而又不定具体时间，蒋介石“愤激不堪，婉言拒其约会”。但吴廷康一再要求，蒋介石勉强答应。当晚7时，蒋介石到共产国际主席团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先会见主席季诺维也夫等人，据蒋介石日记称：“各国共产党主席皆履会，情形颇佳”。会上，蒋介石发表演说：

孙中山批改的中国国民党总章草案

国民党代表团是奉国民党领袖孙逸仙之命派出的，目的是在这里，在莫斯科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同共产国际的同志们进行坦率的讨论。

演说中，蒋介石重点对孙逸仙的民生主义，特别是“两步走”的设想作了阐释。他说：

民生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我们认为，对中国革命来说。目前最好政策是，作为第一步，使用“（争取）独立的中国”、“人民政府”、“民族主义”之类政治口号。作为第二步，我们将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做一些事情。

蒋介石说明，由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民不识字，属于小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因此中国“目前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使用“共产主义口号”，否则，“就会造成小土地所有者对这些口号的错误理解”，“会使他们加入反对派阵营”，“跟随中国军阀反对我们”，“会使中国革命不能取得成功”。“所以目前我们的纲领是旨在联合中国人民的所有人士，以便借助于统一战线来取得革命的巨大成功”。接着，蒋介石说明，孙逸仙博士30年前开始革命时，就使用三民主义为口号，人民已经习惯，军阀也不会特别注意，小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不会反对。

演说中，蒋介石还阐明了国民党对世界革命的设想：“主要基地在俄国”，赞成“俄国同志帮助德国革命取得成功”。他说：

国民党建议，俄国、德国（当然是在德国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和中国（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之后）组成三大国联盟来同世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借助于德国人民的科学知识、中国革命的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该国的农产品，我们将能轻而易举地取得世界革命的成功，我们将能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

蒋介石展望，三五年之后，中国的国民革命就能成功，一旦取得成功，“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二阶段，即在共产主义口号下展开工作。我们认为，那时，中国人民将更容易实现共产主义”[60]。

蒋介石对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的报告很满意，日记中自称，访苏以来所作报告、讲话，“亦以今日为最从容而有条理也”[61]。演讲后，蒋介石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科拉罗夫等人的提问并作了答复。季诺维也夫在总结中声称，共产国际的中国问题委员会将继续开会，同国民党代表团讨论，作出决议。

季诺维也夫关心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之间已经开始的合作，希望国民党做工作，将两党部分成员之间的可能发生的困难和误解减少到最低程度，要求在中国工人罢工的时候，始终站在工人一边，积极支持工人斗争，并且特别强调，这种支持应该是“认真的和积极的”。季诺维也夫表示，他不能肯定自己得到的消息是否确实——有人对他说，汉口“二七罢工”时期，国民党的支持不够“强而有力”，其“冷淡态度使人感到很失望”。他希望，国民党注意这一点，在工人的所有冲突和发动中，国民党的支持真正是坚决有力的，以便不给埋怨和抹煞带来口实。

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季诺维也夫明确表示，“不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要使这些口号“更具体，更明确”。关于“民族主义”，季诺维也夫说：它应该“不为新的资本家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提供可能”，“它不应用中国资本家的统治去取代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也“不应导致建立中国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的霸权地位”，“不应该导致对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压迫”。关于“民权主义”，季诺维也夫表示，“民权主义在欧洲已是一个反动的口号，民权主义不赞成革命”。在中国，它能否成为“进步口号”，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居民中的劳动群众有可能捍卫自己的权利，并把自己的事业推向前进”。关于“民生主义”，季诺维也夫称，未必有必要详细讨论，如果把它理解为“致力于把劳动群众，如耕种土地的庄稼人”从赋税重负等压迫下解放出来，那就不必反对。但是他明确表示，“这完全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是“有可能导致真正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发展”[62]。

蒋介石表示，原则上同意季诺维也夫的讲话，但他强调：“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目前我们希望，小资产阶级和我们建立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并不为它的利益而斗争。”

季诺维也夫对蒋介石的回答作了有条件的肯定：“当然，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否则我们就不会同这样的党打任何交道。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国民党也是革命的政党。”

会议最后，蒋介石要求共产国际派一些有影响的同志到中国，仔细研究中国局势，领导国民党，就中国革命的问题提出建议。季诺维也夫接受蒋介石的建议，答应向中国派出一位负责的代表，并请代表团转达对中国国民党，特别是孙逸仙同志的“热烈的兄弟般的问候”[63]。

孙中山手书的黄埔军校校训，其中明确提出“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11月28日，共产国际主席团发布《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该决议由布哈林、科拉罗夫、库西宁、阿姆特尔以及吴廷康组成的委员会起草，共8条。它批评国民党“没有吸收城乡广大劳动群众参加斗争”，把希望寄托于国内反动派，建议对三民主义作出新解释，使之成为“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

关于民族主义，《决议》认为，它的含义是：“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不仅要消灭外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而且也要消灭本国资本的残酷剥削”。决议提出，民族主义对外体现的是“健康的反帝运动的概念”；对内和“同受中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进行合作”，公开提出“民族自决”原则，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关于民权主义，《决议》认为，应使其有利于劳动群众，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享有权利和自由，决不能为在中国的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

关于民生主义，《决议》认为，应该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同时，对中国的民族工业实行“国有化原则”。《决议》认为，不能提出“土地国有化”，只能提出，“消灭大土地所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将“土地直接分配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

《决议》要求国民党重视中国工人阶级，放手发动其力量，“把全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上”，善于运用在华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同工农国家的苏联建立统一战线，同日本的工农解放运动和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建立联系[64]。

共产国际的这份决议有正确的部分，也有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部分。蒋介石读后，在日记中写道：

普〔浮〕泛不实，其自居为世界革命之中心，骄傲虚浮。其领袖徐诺微夫（按，即季诺维也夫——笔者）似有颓唐不振之气，吾知不久必有第四国际出现，以对待该党不正之举也。[65]

下午，蒋介石赴共产国际会见其秘书，“应酬数语，即辞行”。

十五　蒋介石认为受到托洛茨基的欺骗，和沈定一差点打起来

托洛茨基是列宁的战友，十月革命的重要领导者。此时虽然受到斯大林的批判、排斥，但仍然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到苏联后，一直希望见到他。

10月16日，蒋介石致函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1879.10.26—1940.8.20）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翼领袖，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

11月9日，蒋介石草拟致托洛茨基函稿。

11月18日晚，改正致托洛茨基函。

11月19日，发致托洛茨基函，大意云：“此次负国民党使命，代表孙先生来此，要求贵政府于本党所主张西北计划，力予赞助。华人怀疑俄国侵略蒙古一点，务望注意避免。并即辞行。”[66]但是，直到11月27日，托洛茨基才接见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全体。

托洛茨基表示早就想会见代表团，但由于生病，未能这样做。现在健康恢复，有可能同苏联的朋友——孙逸仙的代表们交谈。他说：“只要孙逸仙只从事军事行动，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业人的眼里，就会同北方的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别无二致。”他建议“国民党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应当放到宣传工作上”，说是“一份好的报纸，胜于一个好的师团。在目前情况下，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比一个不好的军团具有更大的意义”。他要求国民党“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对于国民党提交的备忘录，托洛茨基明确表示：“国民党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蒙古发起军事行动。”[67]

蒋介石试图作最后的争辩，力图说明各国帝国主义残暴地压制一切革命宣传，国民党政治活动困难。但托洛茨基则表示：“政治宣传必须适合于具体情况。报刊上只发表那些根据新闻检查条件可以发表的东西，告示和传单可以宣传自己的观点。应该有合法的工作和地下的工作。”托洛茨基的这些话再次坚决地表明，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不支持国民党在蒙古的军事计划。

蒋介石的日记没有记录托洛茨基的上述态度，只有简单的几行字：“其人慷慨活泼。其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相辅并行而不可一缺也云。余之性质，厌倦与消极，此所以不能成事也。”[68]

会见托洛茨基后，蒋介石很生气，认为托洛茨基在骗他们。他在代表团内部说：“如果蒙古想独立，那需要我们承认，需要我们给予他独立，而不是他自己承认自己。”沈定一反对蒋介石的意见，二人发生口角，差一点打起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传说：“中国代表团内部在打仗！”[69]

十六　在抑郁无聊中归国

会见托洛茨基的当晚，蒋介石向契切林辞行。28日下午3时，赴外交人民委员部之宴。叙谈3小时，“凡想说的话，大略各露其端倪，使其自绎”[70]。6时，送邵元冲登车回德国。在邵元冲到莫斯科以后，蒋、邵已经结为兄弟，交换了兰谱。临别时，蒋介石颇有“不尽依依，良友去之何速”之感。当晚，蒋介石与赵世贤谈话，“略述此次来俄经过情形，并勉其不使为外人所支配而已”[71]。赵大概是留苏学生。11月18日，蒋介石与他有过一次谈话，认为是“青年有为之士，殊可贵也”。29日，蒋介石向越飞夫人辞行。下午二时登车。张太雷留在莫斯科，没有随蒋介石等归国。

此次访苏之行，蒋介石主要的目的没有达到，劳而少功，加之与沈定一吵架之后，两人关系紧张。蒋介石自悔“择友不良”，见沈心烦，在车上也懒得说话。3时正，火车开动，蒋介石感到“抑郁无聊已极”。11月30日，从车上望去，“冰天雪地，一望无际，日色沉沉，惨淡无光”。12月1日，车过一座盛产宝石的城市，蒋介石本想买点宝石玩具，带给经国、纬国，但因钱不多，只得作罢。8日，到中国国境，一片平原，只有由东北至西南一带，有不甚高峻的山脉。蒋介石是军人，立刻想起北方战事适合采取攻势。8时后到满洲里。当地长官前来迎接，颇为殷勤。代表团全体均无护照，因事前有电报通知，一律放行。当日到哈尔滨，地方高级长官来接，蒋介石因用的是假名，回避不见。

12月10日蒋介石到大连，逛老虎滩。12月12日，登“亚拉伯”船。本定下午4时启碇，因装货不足，至第二天早晨方开。蒋介石感叹道：“日商信用，远不如前，而船中腐败形状，不堪言尔。吾知东邦帝国资本主义之运命不久将尽矣。”[72]13日，蒋介石开始在船上写作《游俄报告书》。14日续写，时作时辍，不写时便在甲板上与王登云一起跑步。访苏4个月以来，蒋介石至今才感到心地略畅。日记云：“风平浪静，船位宽畅，亦一乐事也。”14日，继续写作《游俄报告书》。15日，船入吴淞口。9时登岸回家，陈洁如还未起床。

当天下午，蒋介石往访张静江后，即登上江天轮，赶回奉化。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林业明、陈果夫诸人都到船上与蒋介石相会，详叙别情。蒋介石向廖仲恺等人简要汇报了访苏之行，说明俄国人对代表团“很同情”，“他在一些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人们把他抬了起来，音乐打断了他的讲话；人们向他说明了与政治工作有关的各种情况，甚至向他讲了党内在中国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蒋概括说：“这一切给他留下了很诚恳的印象。”“苏联有给予支援的真诚愿望，问题在于，国民党人是否充分理解自己的任务。”[73]此前二日，孙中山在广州已经启动了在近代中国具有重大意义的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重新进行党员登记，委任廖仲恺、谭平山、陈树人、孙科、杨庶堪等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因此大家都劝蒋介石回沪，参加上海地区的党务改组，但蒋介石执意不从，一心赶回溪口，纪念母亲王太夫人的六十冥诞。他只向孙中山捎去一个建议，任命杨庶堪为广东省省长。回奉化后，蒋介石又将他所写的《游俄报告书》寄给孙中山。不过，这份《报告书》至今尚未发现。

十七　去广州向孙中山报告，孙认为蒋“过虑”

12月16日早7时，蒋介石船抵宁波，雇了座轿子，兼程赶回溪口。2时半到家，没有休息，就赶往母亲墓地参拜。当晚就住在新近落成的慈庵中。24日，又赴祖父母墓地参拜，同时视察亡弟的坟茔。

这边蒋介石在家乡省墓，那边廖仲恺、孙中山急如星火地等待蒋介石汇报。12月20日，在上海的廖仲恺致电蒋介石，告以鲍罗廷有事商量，黄埔军校急待开办，要蒋立即乘轮来沪，共同南下。22日，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联名致函蒋介石，说明已将蒋的建议向孙中山提出，“待商之事甚多”，要求蒋介石勿因省长问题未决而拖延来沪时间。26日，胡、廖、汪三人再次致函蒋介石，转抄杨庶堪复电，中称：“鲍先生日盼兄至，有如望岁，兄若不来，必致失望。”又称：“军官学校由兄负完全责任办理，一切条件不得兄提议，无从进行。”[74]27日，张静江也致函蒋介石，认为“似不宜再缓”。28日，汪精卫转来孙中山24日电报，中称：

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台意对于时局、政局有所主张，皆非至粤面谈不可，并希约静江、季陶同来，因有要务欲与商酌也。[75]

同日，廖仲恺也致函蒋介石，说明上海诸人最迟将于1924年1月4日搭船离沪，要求蒋“万不能再延”。函件以前所未有的语气责备说：“否则事近儿戏，党务改组后而可乘此惰气乎！”[76]

蒋介石之母墓。中间的“蒋母之墓”四字为孙中山所题。两侧为蒋介石所撰对联：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

尽管众人一再催促，蒋介石还是在1924年1月16日才到达广州。4天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24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30日，孙中山任命杨庶堪为广东省省长。2月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

到广州后，蒋介石即向孙中山口头报告访苏情形，同时提出对国共合作的意见。孙中山原本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计划。1923年10月9日，他就向苏联派遣来华的顾问鲍罗廷表示：“我还等待着我派赴莫斯科的代表所进行的谈判的结果。我期待着在莫斯科的这些谈判能够取得丰硕成果。”[77]苏俄政府拒绝蒋介石的计划，孙中山不能没有失望之感。不过，孙中山认为，“唯一的朋友是苏联”，因此，他批评蒋介石“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对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也认为蒋介石过虑[78]。据蒋介石多年后的回忆，孙说：“苏俄对中国革命，只承认本党为唯一领导革命的政党，并力劝其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服从领导，何况，苏俄也承认，中国并无实行其共产主义的可能呢！”因此，孙中山决心坚持联俄容共的决策。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蒋介石认为参加大会的共产党员“挟俄自重”，“本党党员盲从共产主义”，于2月21日向孙中山辞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职务，离粤还乡。3月14日，他致函廖仲恺，将共产党区分为“国际共产党”与“俄国共产党”，又将“俄国共产党”的“主义”与“事实”分开，表示“主义”虽可信，而“事实”则不然。信中，蒋介石强烈指责“俄党”对中国的政策，他说：“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79]苏联支援中国革命，有其真诚的一面，蒋介石将其与英、法、美、日并视，称其为变相的“凯撒之帝国主义”，是错误的。但是，揆诸历史，苏联在其国家发展中，确有其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的一面，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蒋介石对苏联和中共的批评并没有坚持多久，很快，他就以坚决主张联苏、联共的左派姿态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原载上海《世纪》，2007年第2—3期

注释

[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18年7月24日。

[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19年11月5日。

[3] 手稿本残损，此据《蒋介石日记类抄·文事》补。

[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0年2月14日云：“下午，执信来教俄语。”

[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0年3月18日、19日。

[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0年4月26日。

[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0年9月22日。

[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1年1月1日。

[9]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第616页。

[10] 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7页。

[1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166页。

[12] 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第174页。

[13] 《与杨庶堪纵谈粤局与个人行止》，《“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别录》，〔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第91页。

[1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8月6日、7日。

[1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8月19日。

[1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9月3日。

[1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9月5日。

[18] 以上对话，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1），第282～283页。

[1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1），第287页。

[2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9月9日。

[21] New Prospec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原存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

[2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第54页。

[23] 《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筹笔》（一），00001，《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

[2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9月16日。

[2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291页。

[26]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292页。

[27]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292～293页。

[2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9月17日。

[2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9月23日。

[3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0月1日。

[3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0月2日。

[32] To Comrade Trotzky，Skliansky ＆ Kameneff.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3] Memorandum of the Delegation of Dr．Sun Yat Sen with Relation to the Proposal Mentioned in the Telegram of A.A．Joffe Sent from Tokyo May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0月8日。

[3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16日。

[3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4日。

[3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4日。

[38]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37～138页。

[3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0月26日。

[40]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08页。

[41]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09页。

[42]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11页。原件为俄文，本文引用时对中译文的口气略有变动。

[43]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10～312页。

[44]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12～313页。

[4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11日。

[46] 《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15～16页。

[47] 《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中国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一分册，第18页。

[48] 《孙越宣言全文与国共联合》，《外交月报》第2卷第1期。

[49] 《时报》，1823年9月19日。

[50] 《苏俄在中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第29～30页。

[51] 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版，1986，第1687页。

[52] 《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第216页。

[5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0月11日。

[54] Allen Suess Whiting，Soviet Policies in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234.

[5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0月13日。

[56]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8页。

[5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2月13日。

[58]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8页。

[5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297～302页。

[60]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30～331页。

[6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25日。

[62]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35～337页。

[63] 以上对话，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37～338页。

[64]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42～345页。

[6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28日。

[66]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40页。

[67]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40～341页。

[6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27日。

[6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83页。

[7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28日。

[7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28日。

[7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2月12日。

[73]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84页。

[74]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44～145页。

[75]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44页。

[76]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45页。

[77] N.Mitarevsky，World Soviet Plots，Tientsin Press，1927.

[78] 《苏俄在中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第32页。

[79]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7页。

◎蒋介石与史迪威事件——战时中美之间的严重冲突

史迪威事件是抗战期间中美关系上的大事，自梁敬錞的《史迪威事件》一书出版以来，研究已多，但是，由于此前的研究者都未能利用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档案，甚至，也未能充分利用史迪威本人的日记，因此，就给我们留下了仍可开辟、耕耘的广大空间，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一事件的全貌、实质、由之激起的中美关系的巨大波澜以及蒋宋关系的曲折变化。

一　蒋批评史“无作战经验”，史辱骂蒋为“固执的家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即谋求与美、英、苏等国结盟，组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1941年年末，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建立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部，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当时，中国抗战正处于艰难时期，蒋介石对盟军的合作自然期望甚殷，但是，美国此后并无重要动作，引起蒋介石严重不满。1942年1月30日，蒋介石日记云：“美英对于整个战局与太平洋战局，仍无具体整个之组织。”“彼轻蔑我国，可谓异甚，应严加责问。”[1]3月，史迪威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美国总统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及美国援华物资监理人。最初，蒋介石持欢迎态度，其后，二人间逐渐发生矛盾，并且不断发展、强化。

日军于1942年初攻入缅甸，英军不堪一击，一再溃败。2月26日，蒋介石命令中国第五、第六两军紧急开进缅甸，协助英军固守缅南海口城市仰光，确保当时中国仅存的滇缅路这一国际通道。3月4日，蒋介石面谕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要他在史迪威到任之后“绝对服从”其指挥。杜问：如果史的命令不符合你的决策时怎么办？蒋称：可打电报请示。但蒋回重庆后，又以手书告诉杜聿明，强调“绝对服从”史迪威的重要性[2]。6日，蒋介石在重庆与史迪威第一次见面，就向他表示，准备将缅甸战场的指挥权交给他[3]。同月8日，英军放弃仰光，中国入缅部队失去目标。蒋担心日军乘中国军队入缅之际，自越南进攻中国云南，有调回入缅军，加强云南及长江流域各省防务的念头。日记云：“英军之怯弱，以后我军入缅部队之战略，应特加审慎，重新研讨也。此时必须自固根基为第一，不可以外物〔鹜〕国际不可靠之事物而自误也。”[4]3月10日，在史迪威赴缅指挥前夕，蒋介石又与史谈话，声称“我军此次入缅作战能胜不能败”，“苟遭失败，不但在缅甸无反攻之望，即在中国全线再发动反攻，滇省与长江流域后备不坚，亦将势不可能”[5]。他主张保卫当时距离中国后方据点较近的缅甸的首都曼德勒（瓦城），待日军深入，予以痛击后再行反攻。

1941年12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征得英、荷政府同意后，向蒋介石正式提议建立中国战区，设立统帅部，以便统一指挥中国战区的中国、泰国、越南、缅甸境内作战的联合国军队。1942年1月4日，联合国正式推举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统帅，建立统帅部。1月5日，蒋介石在重庆宣布就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国战区由此正式建立。

仰光是美国援华物资的转运站。史迪威视之为“生命线”，认为“一旦失去仰光，供应线将被切断”，因此，他在入缅后不久，即雄心勃勃地迅速拟定计划，准备推动中国远征军尽量南下，收复仰光。3月18日，史迪威飞返重庆，向蒋提出此项建议，但蒋介石认为，仰光濒海，日军具备海陆空三方面的优势，中国军队如无空军和炮兵掩护，很难克复该地。史蒋二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蒋每提一个论点，史迪威即加以反驳[6]。当日，蒋在日记中批评史迪威“无作战经验，徒尚情感”，“不顾基本与原则”[7]。3月19日，蒋介石再次与史迪威谈话，分析缅甸战场形势，提出“目前应取守势，切勿轻进以求侥幸”[8]。蒋称：如果再过一个月，防线平安无事，他将考虑进攻的问题。谈话中，蒋要求史迪威保证不要让第五、第六军吃败仗，但史则表示无法办到，要蒋“另外找一个能保证这一点的人来，因为我无法保证做到这一点”[9]。这次谈话，史迪威大为不满，当日即在日记中指责蒋为“固执的家伙”[10]。在此期间，美方发表消息，声称中国第五、第六两军归史迪威指挥，入缅作战，蒋介石认为此属泄密行为，日记云：“美国又发表我入缅军之番号，无异详报于敌军，其可虑可危，未有如此事之甚者。故寝为之不安。”[11]

1942年3月，占领仰光的日军在大卧佛下合影。

二　远征军初战失利，蒋介石愤恨交加

为了保卫曼德勒，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二百师戴安澜部在缅甸南部的同古（东吁）设防。自3月18日起，与日军血战12天，歼敌五千余人。其间，史迪威坚主进攻，杜聿明则认为兵力不足，反对进攻，二人发生争执，以致闹翻。史迪威要求杜“服从命令”，并派人监督杜执行，但杜认为此举关系远征军存亡，中国军队既未能适时集中兵力与敌决战，即应在予敌一定打击之后及时转移，以保存战力[12]。29日晚，戴部奉令突围，安全转移。蒋介石与杜聿明的想法一致，日记云：“我第二百师已放弃同古，自动转进至叶莲西之东南地区，与新二师取得联系，心窃自慰。敌军遭此重大打击，而我军并无多大损失，自动撤退，更足寒敌军之胆，彼倭必不敢向缅北轻进。”日记批评史迪威“以为应在同古全力作战，此不知敌军心理与战地实情之谈也。故此次放弃同古，乃达成余一贯之意图也”[13]。

史迪威也对杜聿明的抗命不满，在日记中斥责杜聿明和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为“卑怯的杂种”和“十足的懦夫”[14]。3月31日，史迪威愤而返渝，向蒋介石提出：对指挥中国第五、第六军，“深感所得权限未足，未能令出必行，致有三次可以发动反攻之机会，皆蹉跎坐失”[15]。他要求蒋介石免去其本人职务。对史迪威的态度，蒋介石自然感到不快，日记云：“以我军师长不听其进攻同古敌军之命令，乃呕〔怄〕气回渝辞职，殊出意外。我出国作战，对敌对友，对当地民心，皆多困难，客卿指挥我军，又不熟悉各方内情，皆须面面顾到，较之在国内作战之单纯者，其难易相去有天壤之别，殊为可虑。而史氏受英方之宣传与运动，更可顾虑。于缅战英军无力，而必欲掌握指挥权，图保其虚名，殊为可羞。明知我虽牺牲而无益，然为全局与美国关系计，又不能不撑持到底，惟有照预定方针进行以待时局之推移而已！”[16]同样，史迪威也感到不快，日记称：“由于愚蠢、恐惧和态度消极，我们失去了一个在东吁打退敌人的绝好机会，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的插手。”“他身处距前线1600英里的地方，写下一道接一道的指令，要我们去做这做那，其根据是零散不全的情报和一种荒谬的战术概念。他自认为懂得心理，事实上，他自认懂得一切，他反复无常，随着行动中的每一个微小变化而不断改变主意。”“其结果是使我本来就很小的权威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没有军队，没有警卫，没有枪毙任何人的权力。”[17]

抗日名将戴安澜，陆军第二百师中将师长，1942年3月率部入缅作战，5月26日不幸殉国。

4月1日的谈话，史迪威有意向蒋“摊牌”，自称“发作了一番，言辞激烈”，“投下的那些炸弹发出了巨大的轰响”[18]。但是，蒋介石仍然极力忍耐。4月2日，蒋介石与史迪威谈话，告以杜聿明“少年气盛”、“过分固执”，决定以年事较高、经验丰富的罗卓英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在史迪威指挥下统率中国入缅部队作战。蒋并决定亲自陪同史迪威回缅[19]。蒋介石《反省录》云：“一、对缅战事，思虑异甚。既忧部下在国外过于牺牲，补充为难。又忧失败时丧失国威与军誉。二、史迪威乃动气请辞，此乃于中美邦交有关。故决定约之同回缅甸，予以全权，表示对彼诚意，使之勿加怀疑也。”[20]

4月5日，蒋介石与史迪威、罗卓英同机飞赴缅甸北部城市腊戍。6日，到美苗（卑谬），与史迪威及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商谈。7日，蒋与史讨论后，又与罗卓英、杜聿明、戴安澜各将领谈话，宣称史迪威是“老板”，“有提升、撤职、惩罚中国远征军中任何一名军官的权力”，“他们应无条件服从命令”[21]。蒋的这些做法，可以说给足了史迪威面子，但是，蒋很快又因事对史不满。8日，蒋介石向孙立人师长授以曼德勒五万分之一地图，面示防守要略，并令与史迪威、罗卓英同往实地设防。蒋在视察新筑机场工程时，发觉进度缓慢，日记云：“史氏称美苗机场十三天可以完工，是彼受英方之欺，而又欺骗我者也。可痛极矣。”[22]

当时，英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战场，在亚洲，其战略是“弃缅保印，保存实力”。在缅英军或听任中国远征军独立作战，或利用中国部队掩护自己撤退。4月24日，蒋介石指示：“国军今后在缅甸之作战指导，应以不离开缅境，而又不与敌主力决战为原则。依此原则，以机动作战，极力阻止并迟滞敌之发展。”[23]同时，指示远征军守卫腊戍、密支那、八莫等邻近中缅边境的城市。但是，史迪威和罗卓英都还醉心于组织曼德勒会战。5月1日，曼德勒失陷。5日，日军攻占八莫，威胁中国远征军的归国通道。6日，英军决定放弃缅甸，史迪威下令中国远征军向印度撤退，史本人拒绝美方派来接他的飞机，亲率少数人员徒步西行。蒋介石对史迪威未经请示就下令向印度撤退大为不满，日记云：“史迪威擅令我第五军赴印度边境之庞炳，而彼且离开队伍，先自赴印，并无一电请示。此种军人，殊非预想所及，岂彼或为战事失败，神经不安之故乎！可叹！”[24]18日，蒋介石要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转告史迪威，“中国军队无退入印度之意”[25]。在撤退过程中，远征军一度粮尽药绝，饥病交迫，牺牲惨重，直至7月25日，杜聿明所部直属队等才到达印度。入缅时，远征军兵员约十万人，至此，仅余四万人左右[26]。

6月4日，史迪威自印度德里回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严厉批评中国远征军的高级将领：“殊令人失望”，“或缺能力，或缺胆略”，声称“彼等居处离前线太远，且无意亲上前线。”“因循迁延为各高级将领之通病”。他甚至点名批评杜聿明“个性刚愎，不易应付”。他自称这次汇报为“开门见山，指名道姓”，“那情形就如同在踢一位老妇人的肚子一样”[27]。蒋对这些批评大不以为然，认为史对此次撤退负有重大责任，但却“不知自反，专事毁人利己”[28]。6月5日日记云：“我军在缅如此重大牺牲，其责任全在史氏之指挥无方，而彼乃毫不自承过失，反诋毁我高级将领至此。当失败之初，彼乃手足无措，只顾向印度逃命，而置我军于不顾，以致我第五军至今尚未脱险。乌呼！史迪威诚不知耻者也。”[29]由此，蒋介石更进一步指责美国军事代表团，“大半皆自私自大之流”[30]。6月16日，蒋研究对史迪威的处理办法，产生“军法审判”的念头。日记云：“彼为推诿责任，掩护罪过，故不得不毁坏他人名誉，诬蔑我国将领。此应提议开军法审判，使美国政府能知史之不法与无礼乎！”[31]至此，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印象可谓恶劣至极，而史迪威对蒋的印象也同样很糟糕，日记称：“中国政府是一个建立在威恩兼施基础上的机构，掌握在一个无知、专横、顽固的人手中。”[32]

三　蒋介石提出对史迪威军事审判，宋子文请蒋“万分忍耐”

为了援助被侵略国家，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和其他目的法案》（租借法案），授权美国总统以出售、转让、交换或租借等方法向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国家提供国防物资。先后受援的国家有英国、苏联、中国、自由法国等。但是，其间的条件并不平等，给英国、苏联的援助物资可直接拨交，而对中国的援助物资，则必须通过监理人史迪威分配。此外，在华盛顿成立的联合参谋长会议（参谋团），也将中国拒之门外。

蒋介石企图改变上述情况。1942年4月19日，蒋致电时在美国争取援助的宋子文，要求宋与罗斯福总统作“肺腑深谈”。电称：“在联合参谋会议及军用品供应之主要事项中，中国并非受有英、苏之同等待遇，不过类似一受保护人而已。”“将来英美联合参谋会议，如不扩大包括中国，或将中国置于军用品分配董事会之外，则中国势必成为棋中之末卒。”他指示宋子文，“须坚执予等有予等本身之立场，予等须维持本身独立之地位”[33]。5月18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时直率表示：“今日之参谋团，惟有英美参加，拥五百万大军与日本作殊死战之中国反不能厕及，实非中国所愿见。”“中国军民对此措置，刺激实深。深感中国名为同盟国，实被歧视。战时之待遇已暴露不平等之痕迹，战后如何，未敢想象矣。”[34]6月18日，蒋介石致函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及宋子文，批评美国方面对中国战区的组织与筹备工作进行不力，电称：“中国战区至今并未有何组织与筹备进行，对于维持中国战区至少限度与其可能之方案，亦尚未着手，空军建立与补充以及空运按月之总量，陆空军作战与反攻时期之整个方案，彼等皆视为无足轻重，一若中国战区之成败存亡皆无关其痛痒。”电报不指名批评史迪威：“不重视组织与具体方案及整个实施计划。”“仍以十五年以前之目光视我国家与军人，故事多格格不入。”在缅战失败撤退过程中，罗卓英与史迪威一度失去联系，史向美国军部报告，罗离开军队，逃往云南保山[35]。蒋介石事后查明，并无其事。对此，蒋极为反感，批评史迪威“谎报”，“完全归罪于我高级将领”，“彼竟自赴印度，并擅令我军入印，而彼亦并未对我有一请示或直接报告（中与史本约有特用密本，平时皆直接通电），于情于理，皆出意外”。他表示：从未见过像史迪威这种“推诿罪过，逃避责任以图自保”的人，提出应按照国际惯例，实行军事审判，查明功过。如果美国政府有意，中国政府可将有关高级将领解送华盛顿接受审判。但是，蒋又表示：中国哲学的原则是厚于责己而薄于责人，为维护中美国交及友邦荣誉计，要严格保密，切不可向外人“略露一点”，使人对中国政府有“以怨报德”之想。可以看出，蒋对史迪威已经不能忍耐，但是顾虑中美关系，因此，在要求宋子文等向罗斯福汇报的时候，显得特别小心、谨慎。电中，蒋介石也表述了中国作为“弱国”参加“国际战争”的心情：“不仅利未见而害先入而已，即将来战后是否能获得我所牺牲者相当之代价，实成问题。然而此时我国尚有一块立足之干净土地，而我政府幸亦未托足于外国以寄人篱下，且亦有自立之道耳！”[36]

1942年，外交部长宋子文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左）、美国邮政局长法莱·沃克（中）合影。

宋子文对史迪威本具好感。当年4月28日，宋子文曾致电蒋介石，担心缅战不利，将降低中国国际地位，影响美援争取，要求与史迪威合作，联合如实向美方提出报告，电称：“史迪威亲历其境，利害相关，所知当更透彻，此事必能与我合作，设法使联合国间明了真相。”[37]5月6日，宋子文再次致电蒋介石，报告所闻史迪威在撤退过程中拒坐飞机，率领副官步行的表现，称赞史迪威“不失军人本色”。电报提出，史迪威身负如空军援华、中印空运、军货接济等多重任务，要求蒋介石命其自印回渝[38]。但是，宋子文也亲身感受到史迪威掌握美援物资分配大权所带来的困难。5月19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称：“美军部以史梯威有全权，每有所商请，辄以史梯威并未要求，为不负责任推诿之词。”宋子文再次要求蒋将史迪威调到重庆，“常依左右，遇事随时饬报，勿使远驻印度，否则种种计划进行愈感延滞”[39]。

宋子文接到蒋介石向美方提出史迪威问题的指示后，感到相当为难。当时，德国正倾全力进攻苏联南部，苏军情况危急，英美无暇东顾。同年6月，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提出，应尽力于以下工作：（一）中印空运；（二）美空军多派数大队来华助战；（三）美根据史迪威要求，派陆军二、三师赴印，助我克复缅甸，以利我陆运。根据上述情况，宋子文要求蒋介石“对史迪威万分忍耐”[40]。

滇缅路封闭后，中国对外通道被堵。美方不得已，将已经拨给中国的十余万吨机械大部分收回。此后，美国援华物资只能依赖中国、印度之间的空运。根据中国抗战需要和美国援华计划，最低限度每月必须向中国运输3500吨军械，而中印之间的空运当时实际上只能运输500吨。这种情况，将导致有关援华计划的取消。为此，宋子文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与史迪威切实商谈：（甲）中印空运计划；（乙）中美在华空军计划；（丙）国内及赴印陆军计划及附带军械问题等等。但是，始终得不到蒋的回答。宋子文询问美国空军参谋长，美国空军参谋长答称此为史迪威责任；宋子文向罗斯福总统汇报，罗答以史迪威为蒋的参谋长，诸事可由蒋向史下达命令。6月12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要求蒋明白示知：“文追随钧座二十年，必知其素性憨直，绝非意存推诿，更不愿敷衍因循，事实如此，不得不一再哓渎，即请钧座明白示知，钧座对史梯威感想如何？文各电所列问题，是否已与其商洽？有何困难？美方认定，接济中国必须史梯威商承钧座之后来电证实，始克有济，是以文必须明了钧座对史之感想及史对我之态度，始可设法相机应付也。”[41]

战时驻美期间，宋子文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多次会谈援华事宜，并为中国抗战争取了大量的美国援助。图为1942年宋子文（左）与摩根索签署借款协议后的合影。

这时，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已经感到，蒋对史迪威“无十分信任之表示”，二人关系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6月12日，史汀生约宋子文专谈史迪威问题。宋称：如美国将本国陆军交给苏俄军官指挥，将非常困难，而蒋介石却将中国入缅部队交给史迪威指挥，这是历史上的“空前之举”。史汀生则表示：史为“第一流战将，美军官中无出其右，故特派充蒋公参谋长，但余等崇拜蒋委员长及爱护中国之热切，不能以对史个人感情为比例，如蒋公以为史不适当，务请直言无隐，俾得更换其他将领，决不因此发生丝毫意见”[42]。6月16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建议蒋将对史的意见向美方和盘托出，同时大胆对史迪威进行指挥，电称：“文意钧座愿顾全大局之苦心，为中外所共见，但如史梯威确不能共事，不妨此时乘机直说。”“钧座似可表示，对史梯威固至信任，但对其见解当然不能事事俯从。如此一方面不伤感情，一方面可留他日地步。陆长等既自动有另调之意，且自总统以次，均认史为钧座部属地位，钧座尽可照部属指挥命令之，不必以上宾相待，但善为利用其地位，以推动美军部充量之接济。”[43]可见，宋子文关心的是利用史迪威的地位，推动美援，并不希望蒋、史矛盾激化。然后，一件意想不到的风波发生了。

四　蒋认为史“不法无礼已极”，要求罗斯福表明态度

6月下旬，德国加强了对非洲的攻势。为解救危机，美国军方将全部重型轰炸机和所需运输机调往埃及，其中包括驻扎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队。26日，史迪威将这一“坏消息”告知蒋介石。蒋认为这是美方“置我中国危急于不顾，心殊愤激”，他在“强忍”之下，仍然责问道：“罗斯福总统来电明言已令将美国空军第十军由印度调来中国作战，想令出必行，岂容擅改！”“倘英、美以为中国抗战实力尚有保持之必要，绝不应一再无视中国之利益如此。盖中国最近所受之待遇，不啻在英美心目中已失其存在矣。”[44]事后，宋美龄、宋子文都提出质问，史迪威“狠狠地反驳了他们”。同日，史迪威秘密致电美国陆军部，声称“蒋公极为激动，嘱予电呈总统，其大意为：同盟国家未认中国战场为同盟国家战场之一部”，“中国全力抗战已有五年，而同盟国家并未以全力援华。利比亚战事固紧张，但中国战场状况亦属紧张”[45]。

6月29日，蒋介石向史迪威面交“手谕”一件，提出保持中国战区的最低限度的需要三项：1．8、9月间美国派三个师去印度，与中国军队合作，恢复中缅交通；2．自8月份起应经常保持第一线飞机500架；3．每月经过驼峰运送5000吨物资。蒋批评自美国军事代表团抵华以来，在建设中国空军方面，尚无特殊成就；罗斯福对中国战区，尚有未能完全明了之处；太无视中国战区。[46]7月1日，宋美龄与周至柔、陈纳德、史迪威举行会议。宋美龄要求史迪威将蒋的“手谕”转交罗斯福总统，并附上史本人的推荐信。史当场拒绝，对宋称：“这是大元帅给总统的最后通牒，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借此机会阐明自己的身份，一是大元帅的参谋长；二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其职权超出中国之外；三是战争委员会的美方代表，代表和维护美国的政策；四是总统负责租借事务的代表；五是一名宣誓要维护美国利益的美国军官。”史并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她不懂得这一点，那她就比我想象的还要愚蠢。”[47]

1942年6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宋子文信（左）及宋子文回信（右）。宋子文在回信中提到宋氏家族与美国的联系以及中美两国之间的良好友谊，并希望美国能够给予中国更多援助。

7月2日，蒋介石拟从美国已经拨给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中转拨两架运输机给中国空军，遭到美员拒绝。史迪威为此向蒋致送备忘录，一面同意此两架飞机可由蒋介石支配应用，但同时声称自己是“出席中国任何军事会议之美国代表”，“在任何上述会议中，本人所有其他地位皆不适用”。又声称自己是美国“总统代表”，“负责监督及管理租借器材，并决定移转其所有权之地点与时间。俟所有权转移之后，委座即具此项器材管理之权”[48]。史迪威的这份备忘录意在告诉蒋介石，自己虽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但又是“美国总统代表”，可以不接受蒋的命令。美国租借物资只有在经过他同意之后蒋才能调用。蒋介石长期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令出必行，何曾受过这种对待！

接二连三的类似事件，特别是史迪威的《备忘录》将蒋惹恼了。同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表示“中国对租借物之受予形同乞怜求施”，指责史迪威“以总统代表资格胁制统帅”。蒋强烈表示：史既在中国战区内担任参谋长，“则所有其他地位皆不能适用”[49]。7月3日，蒋介石日记指责史“愚拙，其言行之虚妄，可谓无人格已极”。次日日记称：“自觉惭愧国家贫弱，所以遭此侮辱。”[50]5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他促请美国政府注意。6日，宋子文电复蒋介石，支持蒋对史迪威《备忘录》的态度，首次提出撤换史迪威问题。电称：“史迪威态度殊属离奇。阅其原函，强词夺理，谬解职权，非神经错乱，不能狂妄至此。文日内即进谒当局，谅能加以纠正。但文亟欲知者，重新明确规定参谋长职权后，钧座是否仍拟留其在华供职，抑或乘机更换，另选他员？”[51]9日，蒋介石再电宋子文，要宋观察美国政府态度，暂不表态，“先看美政府对史之来函如何处理，最好能由其自动召回也”[52]。18日，蒋介石与史迪威谈话，产生不再要求美援的想法，日记云：“英美对亚洲有色人种观念，根本不易改变，非我国独立奋斗至百年之后，决难平等。”又云：“美国对我冷淡接济事，不如不再要求，亦一对策也。”[53]

宋子文受蒋之命后，即与美方接洽，并亲见罗斯福，陈述意见。7月23日，美国军部向宋子文转告罗斯福意见：史为中国区参谋长，当然听命于蒋委员长，同时为美国驻渝租借法案代表，及国际军事会议美国代表，当然听命于美方。如蒋以为不便，可将史的参谋长职务和美国代表职务划开，分由两人担任。美国军部称：总统因史迪威对中国及蒋公一向友好，而且熟悉中国情形，甚盼蒋公能继续任用。宋子文认为美方“语气仍不免袒护”，再次谒见罗斯福，解释内中情形，说明史函的不当。罗斯福称：史的职权中有代表美国出席在渝国际军事会议一项，现在既无此类会议，事实上形同虚设。关于租借法案，此后一切由宋子文代表蒋，霍布金代表我，在华府共同解决。这样史迪威即成为“专属参谋长”。“如蒋公仍以史为未妥，余当更换之，但美国干练适当之军官甚少，另觅妥员，确有相当困难”。27日，美国陆军部代拟罗斯福复蒋介石函，仍取维持史迪威《备忘录》态度，要求宋子文转呈蒋介石，宋得悉其内容后，紧急谒见罗斯福，说明理由，告以“未便转呈”。罗斯福对宋子文所言，“极以为然”，决定撤销此电[54]。

1942年1月，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在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后与罗斯福等外国政要合影。中坐者为罗斯福，后排左五为宋子文。

为了向蒋介石说明同盟国全盘战略，调解蒋史纠纷，罗斯福于1942年7月派行政助理居里再次访华。7月22日，蒋介石会见居里，批评同盟国战略不当。居里问蒋，是否将史迪威调回美国？蒋答：“此由美国政府自定，余不愿参加意见也。”[55]25日，蒋思考史迪威的《备忘录》，认为应向美方声明四点：“甲、史以听命与不能听命，由其自便之意，此为侮辱统帅。乙、租借法案（物资）之发与不发，由史自便，非由我求其不可，此为欺凌。丙、我认史过去之态度、行动，一人而利用其两种职权，实以殖民地总督自居，以参谋长为名而实行太上统帅职权。此必于美国助华平等政策有碍。丁、认史此函太不认识中国，侮辱余革命人格，故不能忍受。”[56]同日，蒋介石再次与居里谈话，进一步确认西方世界歧视中国，美国与英国并无差别。日记云：“更觉西人皆视华为次等民族，无不心存欺侮，进以进一步压迫，乃必压迫不止。美国所谓道义与平等为号召，其实其心理与方法无异于英国之所谓。”[57]他觉得，“对帝国主义，应争则争”。26日，蒋介石分两次与居里长谈三个半小时，痛斥史迪威“来函不敬之过恶与美国军部藐视与侮辱态度”。蒋自觉大义凛然，居里初时“矜持”，最后“乃亦不敢不折服”。蒋介石感到精神上的胜利，日记云：“对帝国主义者，无论其为何国，其对被压迫之国家，皆无诚意可言，非利用即高压，皆抱可欺则欺、可侵则侵之心，吾人若一以克己复礼、谦恭自持之道待之，则适中其计谋矣！”[58]同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声称如罗斯福来电肯定史迪威《备忘录》，则宋可代表自己向罗表明：取消中国战区，辞去中国战区总司令职务[59]。至此，蒋介石已向罗斯福摆出“摊牌”架势。7月30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乘居里在重庆期间，“凡不满史梯威之种种事实，最好向其直言无隐”[60]。同日，蒋介石与居里第五次谈话，居里提出“过渡办法”，声称不可让史迪威太失体面，以免他回美后反华，可令史先赴印度，美国另派一人来华暂代。蒋同意这一办法[61]。

五　杜聿明等指责史迪威“擅权改制”，“毁辱国体”

上文已述，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援英战争失败后，部分军队退入印度。1942年6月，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得到批准。同月24日，蒋指令史迪威担任这支训练部队的司令。7月16日，蒋进一步任命史迪威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8月上旬，史迪威赴印，以蓝姆伽为营地训练中国部队。他提出，“要中国士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将领”，从美国调来三百多名军官，拟将驻印军营长以上军官均改由美国人担任，这一举措受到中国将士的强烈反对。史遂将这部分美国军官改为联络官，派往各部[62]。但这部分联络官权力很大，可以直接调动营以下部队，而无须通知中国部队长官。同年9月，史迪威下令将第三十八师改为10个炮兵营，将原师长孙立人及廖耀湘等改任炮兵指挥或步兵指挥。12日，杜聿明致电蒋介石，声称：“国家军制系我政府法定之建制，史将军擅权改制，实属毁辱国体，损害主权。”[63]同年12月，美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拨济30个师的军械。11日，蒋介石与来重庆参加会议的史迪威谈话，史乘机竭力批评中国军队办事延缓，罗卓英有“十大罪状”。蒋介石虽然不高兴，但尚能“忍耐”，决定撤换罗卓英，代之以邱清泉[64]。不久，因担心邱脾气暴躁，不易与史迪威相处，又改为郑洞国[65]。至1944年1月，蓝姆伽营地共训练中国军官2626人，士兵29667人。这支部队在后来的反攻缅甸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接受美式装备训练的中国远征军士兵

除退入印度者外，中国远征军的主力大部分退入云南西部。1943年2月，军事委员会决定重建远征军，以陈诚为司令长官。3月10日，陈诚与史迪威商量，决定在昆明设立训练基地，调集干部分批轮训后空运至蓝姆伽实习。

六　蒋、史矛盾再度激化，彼此恶感发展至极点

日军占领缅甸全境后，史迪威多次提出反攻缅甸计划。1942年7月19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提交《反攻缅甸计划》，其要点为“南北缅水陆同时夹击”：1．中、英、美三国联合出兵，自印度攻入缅甸，同时，另一路中国军队则自云南进攻。两路会师曼德勒，会攻仰光。2．在盟军从陆路进攻的同时，英国海军确立在孟加拉国湾的制海权，从仰光登陆。这一计划后来被称为“安纳吉姆”计划。8月1日，计划得到蒋介石的批准。11月3日，史迪威自印度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和英军统帅韦维尔商谈结果，要求在1943年3月1日前后发动攻势。蒋介石表示，中国可由云南方面出动15师，但胜利关键在于英方是否能调拨足够的海空力量，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他说：“倘海空实力不充，中国实不愿派一卒参加此役。反攻开始以前，余必须知英国用于缅甸海空军之实力，方能下令前进。”“此次不反攻则已，一旦反攻，非胜不可，绝不能再受第二次之失败。”[66]

1943年1月，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要求罗敦促英方，调动陆、海空力量，共同克服缅甸[67]。同月，罗斯福、丘吉尔在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卡港）会议，决定实施“安纳吉姆”计划。2月4日，美国陆军航空军司令阿诺尔、空军补给司令萨默维尔（Somervell，或译薛莫维尔、索摩微尔）、英国联合参谋代表团团长迪尔到重庆，向蒋介石通报卡港会议情况及1943年战略。同月7日，双方会谈，蒋介石同意英美方案，但要求英美方面增加空运与空军，切实支持中国。其标准为：空运物资每月1万吨，飞机500架。蒋强调，必须达到这一标准，并有确切日期。史迪威对蒋所提要求不满，当即质问蒋：是否不达到标准，即不对日抗战？史的质问含有明显的轻蔑成分，蒋认为史迪威作为自己的参谋长，提出这一质问，“可恶不敬已极”，但是，他忍着没有发作，只回答说：“中国抗战已六年，即使太平洋战争不起，英美不来援助，中国亦可独立抗战。”史迪威再问：所谓标准是否为条件？蒋答称：“此非条件，乃是余负责作战者最低限度之要求耳！”接着，蒋以温和的语气要求阿诺尔转告罗斯福与丘吉尔：“余当尽其所能，不惜牺牲一切，以期不辜负友邦之期望。”[68]8日，蒋介石打电话给宋子文，指责史迪威会议上的“不敬”，要宋转告史，令其以后“戒慎”，限史切实设法，达成蒋在会上所提条件，以赎过失[69]。9日，中、英、美三方印度加尔各答会议，一致同意实施“安纳吉姆”计划，以1943年11月至1945年5月为入缅作战期。会议期间，宋子文向史迪威转达了蒋的批评。据宋致蒋电称：“彼极为懊丧，并谓当时谈话有失体统，甚以为歉，但信钧座必谅其忠实及一番热忱。”[70]不过，史自己的日记则是：“见他的鬼吧！”[71]

陈纳德（1893.09.06-1958.07.27），英文名Claire Lee Chennault，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将，飞行员。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中国作战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的指挥官，有“飞虎将军”之称。

5月初，史迪威与飞虎队的陈纳德之间在对日实施“空中攻击”问题上发生分歧。陈纳德主张，只要中美用500架飞机对日军进行空中攻击，即可消灭日本大部分在华空中力量，阻遏其船运，破坏其交通线，使缅甸和中国本部的陆战易于进行。史迪威则认为，中国军队缺少军械给养补充，也缺乏训练，不足以保护机场。如对日“空中打击”实施过早，引敌来攻，则云南、广西、湖南各地的机场均将丧失，以中国本部为基地空袭日本的计划也将落空。争论虽发生于史、陈二人间，但不久即发生于史迪威与宋子文之间。5月5日，美国海陆空三方会议，邀请史迪威、陈纳德、宋子文参加。宋支持陈，主张当前急务为增强空军力量，史则认为，中国陆军勇敢苦战，损失巨大，“目前实不堪一战”。宋即批评史“对中国陆军未免过于悲观”[72]。同日晚，宋美龄谒见罗斯福，罗表示，拟将反攻缅甸计划缩小为占领缅北[73]。

史迪威早就制订过一份“有限度地进攻北缅的计划”，但遭到蒋介石的否定。蒋的理由是：六年来，中国对日作战得到的经验是“迫使机械优越之敌人，运用恶劣之交通线，使其机械设备失其效用”。而在北缅，日军可以利用伊落瓦底河及仰光铁路，中国方面可利用的只有正在建造中的两条公路。即使中国军队在北缅成功，日本人仍可利用交通便利，派军增援。他向史迪威一再说明，“不可再蹈覆辙”[74]。5月8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他在罗斯福、丘吉尔会谈期间，力争照卡港会议及其后的重庆会谈决议实施，首先以英、美海空军截断日军供应线，占领仰光，然后收复整个缅甸。电称：“如果仅仅占领北缅甸至蛮德勒为止，非仅无益于中国战场，而且费力多，牺牲大。结果必不能达成目的，徒然牺牲兵力。”[75]5月13日，宋子文专访到华盛顿参加太平洋军事会议（三叉戟会议）的丘吉尔，要求英方照卡港、重庆、加尔各答等会议决定，如期攻缅，但丘态度消极。宋问：是否准备放弃攻缅？丘答：英美军事专家正在研究[76]。丘吉尔的回答使宋子文倍感紧张，立即致电蒋介石汇报，蒋也跟着紧张起来。

1943年春，蒋介石为准备进攻缅甸，曾将原来部署在长江两岸的第六战区主力抽调赴云南、贵州，司令长官陈诚也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随部队入滇，鄂西空虚。同年5月，日军在湖北宜昌集结大军，进攻三峡地区，威胁重庆。当蒋得知太平洋军事会议有放弃攻缅计划的可能后，大为恼怒，致电宋子文称，如此，“则我军民对联合国从前所有各种宣言与决议之信约，不仅完全丧失信用而已”。他觉得，又上了史迪威的当。电称：“史迪威始则强催我军集中攻缅，今乃因抽调部队，而使重庆门户大受威胁，而结果则谓可以取消打通仰光与滇缅路计划，则我军上下对美国用意与作为，岂啻视为儿戏，直认为有意陷中国于灭亡之境，不啻协助日本完成其大东亚之新秩序，岂不令人惶栗不已！”[77]他要宋子文将这一看法明告史迪威及罗斯福左右。

5月17日，宋子文应邀出席联合参谋长会议，转述蒋的态度，坚决反对放弃攻缅，也反对史迪威仅攻缅北的计划，阐述其理由说：“我如不占领缅南，断其后路，必归失败，徒作无为〔谓〕之牺牲。蒋委员长彼时之决心如此，今日对此之决心益强。”[78]在此前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上，史迪威公开批评蒋介石：“诸事犹豫，于战略无一定见解。”针对史的批评，宋特别为蒋辩护，声言蒋并非初次与外国军事专家合作。他以蒋曾任用苏联的加伦、崔可夫、德国的塞克特及佛采耳为顾问为例，说明他们在任期内“无一不恪遵蒋委员长意旨”[79]。18日，蒋介石从宋子文电来电中得知有关情况，日记云：“英人固毫无进攻缅甸之意，史迪威之言辞对我军污蔑轻侮，忧戚之至！”[80]21日，在太平洋军事会议上，宋子文再次要求，坚决执行卡港会议及加尔各答会议的攻缅决议，丘吉尔辩称，当时“只有计划，并无决议”，“英军事当局如有允诺，实属越权”。他表示：“将来当极力设法使印度与中国军队得以连合，或须经缅甸北部。”[81]宋子文担心罗斯福会向英方妥协，于同日谒见罗斯福，重申史迪威的进攻北缅计划，“徒耗军力，蒋委员长绝不能接受”。罗斯福则称：“攻复仰光，确有困难，但可先向西南岸进攻，以从后面袭击仰光”，将来拟派新锐部队赴缅。罗要宋子文转告蒋介石：“攻缅计划，余有决心进行。”[82]

史迪威（右）与孙立人（中）在孙立人的指挥部

重庆危急加深了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恶感。5月22日，蒋介石日记云：“美国史迪威之陷弄乃其总因，此人诚误事不浅矣！”[83]27日，蒋介石致电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云：“近日战况确甚紧急，本星期内关系最大，所以致此之故，实由史迪威催促我精兵抽调入滇，准备攻缅，以致前方空虚，为敌所乘。其实去年至今，自缅战至此次战争，皆为史所陷害也。”[84]6月21日，蒋介石再电宋美龄，要求她在向罗斯福告别时，相机提出史迪威问题：“甲、史对余不能合作，余为大局计，均能容忍，惟其对中国军民成见太深，以廿年前之目光看我今日之革命军民。乙、故自史来华，我军队精神因之消沉颓丧，盖史视中国无一好军人，无一好事，而根本不信我军能作战，更不信我胜利，故欲其指挥盟军以求胜利，无异缘木求鱼。而彼对自己所处理之事与计划，以为无一不好，固执不变，毫无商洽余地。丙、故现在我军对史失望，以为如再听其指挥，不惟无胜利，必大受牺牲，非至全败不可。”电末，蒋介石称：“彼之态度，是来胁制中国，而非协助抗日，其结果与美国之热忱援助及友爱精神相反。余为史对于一般军官严加劝戒，令与合作。惟长此以往，时时发生误会，则不胜防制之苦。故为作战及大局计，深望罗总统明了此事真相与现状，盖甚恐其对华盛情将来失望，故不敢知而不言也。”[85]但是，蒋介石又叮嘱宋美龄，不必太正式，也不必采取“不可不撤换”的强硬方式，只告以“实情”即可。

在罗斯福的坚持和说服下，原来坚决反对攻缅的丘吉尔同意一致进行，英美参谋团会议随即制订新的攻缅计划。史迪威曾答应向蒋呈阅会议记录，但史迪威第一次交给蒋的并非全文，而且缺乏重要部分。当时，蒋认为，海军是这次行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非保住孟加拉湾，否则进攻缅甸也就没有用处。因此，他关心英美“将提供多少海军”[86]。6月27日，蒋介石命外事局局长商震催史迪威来见，询问会议关于海军兵力数量等文件是否带来。史称，此件不能交任何人，继而改称，回去后交商震代呈。在商震去史处催索后，交来者仍非蒋所需要的文件[87]。6月28日，史迪威致函蒋介石，说明联合参谋团为取得孟加拉湾制海权所必须派遣的“适当之兵力”。据史自称：“列了一长串战舰、重型巡洋舰、航空母舰及驱逐舰等，而且第七次解释了‘适当’一词。”[88]史迪威非常不情愿这样做，日记云：“这超越了所有界限。这个小人令人厌恶，他十分傲慢地询问我们将能做些什么，谁在妨碍我们帮助他，以供应一切——军队、装备、飞机、医药、通讯、汽车运输、建立他该死的后勤供应部，训练他的劣等军队，甩下他那后娘养的参谋总长和总参谋部，而他却对我们的准备工作挑三拣四，对海军问题支支吾吾。主啊，救救我们吧。这个伟大的独裁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89]同日，蒋介石召见史迪威，当面加以批评。日记云：“此人之无常识、无人格，实难令人想象者。”又云：“史之愚拙、顽劣、卑陋，实世所罕有。美国有此军官，而其长官马歇尔且视为一等人才，岂不怪哉！”[90]这说明，彼此之间的恶感都发展到了极点。

美国是强国，史迪威是美国派到中国的将军，因此，蒋介石将他和史迪威的关系看成弱国和强国之间的关系。6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凡弱国参战，无论如何努力与牺牲，强国皆视为不能与彼相比。又以史迪威之指挥我军在缅作战，彼不以我军牺牲为英勇，总以我军怯弱，而一以北洋军阀旧日之军官〔队〕视我也。”[91]

不久，史迪威又有几件事加剧了他和蒋介石的矛盾：

一是擅自撤委中国军官。8月14日，总指挥部副参谋长温剑铭因事与国内军政部通电，被史认为“有违军纪”，下令调温为高参，委美国人博金为副参谋长，引起全军大哗。新编第一军军长郑洞国劝史收回成命，为史拒绝。史的助手参谋长波德诺甚至说：“驻印军是由美国装备训练的，因此军中事务，包括人事必须听命于总指挥部，即使中国政府也不得干预过问。”[92]郑及参谋长舒适存、师长孙立人等愤而致电蒋介石。郑电称：“今竟有此不幸事件，则人无保障，势必媚外图存，军队纪纲如何维持，国家体制其何以堪！”[93]舒电称：“美方一贯政策，为打破中国高级指挥机构。”“美方微员僚佐，皆代表史将军，须听其命以驰驱，稍不遂意，责难侮辱随之。”蒋介石批示：“为何史于人事，不先请准本委员长，而擅自撤委？”[94]

二是给蒋介石写报告、备忘录时所署职衔和语气。史通常均署“美国陆军中将”，引起中国将领不满[95]。9月21日，史在给蒋介石的意见书末改署“中国战区参谋长”。蒋介石阅后称：“书中仍有不逊之言，此种恣睢态度，殊令人难受，隐痛已极！”[96]

三是史迪威对中共的态度。史对蒋失望，自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寄以希望。1942年6月至10月，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多次在重庆访问周恩来。1943年3月，戴维斯再次访问周恩来，周提议美国派代表常驻延安。6月24日，戴提出报告，主张接受周恩来建议，向延安派驻观察员。9月6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备忘录》，建议调动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及胡宗南、傅作义、邓宝珊等部向山西出击，这些都触犯了蒋的大忌。蒋日记云：“此其必受共匪所主使，而且其语其含威胁之意。且名为备忘录，是将来制裁中共时，证明曲在于我之意。此史实一最卑劣、糊涂之小人！余不屑驳复，乃置之不理，表示拒绝其干涉之意。”[97]9月10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指责史迪威“徒听共党之煽惑，助长共党之气焰，殊为可叹！”[98]

七　宋子文与蒋介石发生激烈冲突，蒋怒而命宋“滚蛋”

在罗斯福的推动下，丘吉尔勉强同意实施攻缅计划。其内容为：于1943年雨季结束后自印度对缅甸西北部进行陆空有力攻势作战，同时以海、陆军攻袭缅甸海岸，中国军队则由云南进攻[99]。5月26日，罗斯福将关于此项决定的通知书交给宋子文。29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他提醒罗斯福，陆军对北缅进攻与海军对仰光进攻，务须同时行动。8月18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丘吉尔，告以雨季将过，不能再事迁移。同月，罗、丘等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开会，决定在未来的干燥季节中，反攻缅甸，同时决定成立东南亚战区统帅部，以英国海军中将蒙巴顿为统帅（旋升大将），史迪威为副统帅。

1943年9月，宋子文鉴于英美联军对日攻势渐趋积极，认为有调整与英美军事关系的必要。他设计了两项调整方案：（一）最高级的组织，如华府的联合参谋团及支配军械委员会，均应有中国代表参加。供给中国的军械，由中国直接申请，毋须史迪威或其他驻中国的美国军官过问。（二）史迪威即行撤调，同时改组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美国将领为副统帅；以中国将领为参谋长，以美国将领充副参谋长，统帅部各处长、副处长均以中美军官分任。[100]宋计划先与罗斯福总统作原则上的讨论，在10月偕同美国陆军次长麦克洛来渝时，再与蒋商量决定。

9月16日，宋子文会见美国总统助理霍浦金斯，霍赞成宋所拟调整方案，并称：在参加联合参谋团及改组战区大前提之下，更换史迪威轻而易举，史汀生虽反对亦将无效，马歇尔也不像以前那样绝对维护史迪威[101]。同月29日，宋、罗见面。事后，宋子文电蒋汇报：美方同意撤换史迪威，调整中国战区，在华盛顿另组包括中国在内太平洋军事参谋团。电称：本人将陪同蒙巴顿到重庆，向蒋报告国际情形，并洽商蒋与罗斯福、丘吉尔会晤问题[102]。10月，宋子文偕蒙巴顿及美国后勤部长萨默维尔中将来华。萨默维尔是美方预定的史迪威的接替人，还在途经印度德里时，宋子文就对萨透露说：“事情正在成功，他与大元帅（指蒋介石）一同进行了谋划。”[103]他完全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改变主意。

路易斯·蒙巴顿（1900年6月25日-1979年8月27日），英国海军元帅。1943年起任东南亚战区盟军总司令，协调史迪威、斯利姆、温盖特的行动。图为“二战”期间担任东南亚盟军总司令的蒙巴顿。

10月2日，蒙巴顿等向蒋介石转呈丘吉尔致蒋介石密函及魁北克会议决议。同月11日，蒋介石与宋子文谈话，谈史迪威事。其后，蒋又和宋美龄谈论，当日蒋日记云：“此史正卑劣之小人，无耻极矣！”15日，蒋开始思考史迪威的去留问题，一是去史之后的代替人选，一是撤换史迪威的可能性。蒋认为：美国人员中无人适合出任东南亚战区副统帅，也无人能出任驻华美军主任。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非常袒护史迪威，美国政府未必决心将其撤换[104]。这样，蒋介石原来的决心就动摇了。

10月16日，萨默维尔将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一事告知蒙巴顿，蒙巴顿强烈反对。他说：如果指挥中国军队两年之久的官员（指史迪威——笔者）在军事行动前夕被免职，他无意于使用中国军队。蒙巴顿委托萨默维尔将他的观点转达给蒋介石[105]。同日，蒋介石与萨默维尔谈话称：一年半以来，自己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总不能使史迪威与我军合作，殊为遗憾[106]。17日下午，蒋介石再次与萨默维尔谈话。两次谈话，都是宋子文担任翻译。蒋虽有意改变对史迪威的态度，但经宋子文翻译之后，仍然是“非去史不可”。萨默维尔辞去之后，蒋介石决定“力图挽救，转弯百八十度”。他嘱咐宋美龄召史迪威来见，“警告其撤职回美，对于其个人之损失程度。如其此时能对余表示悔过，则余或有转回庶宥之可能”。据蒋介石日记称：史迪威“承认其错误”并且表示“彻底改过”，于是，蒋“允宥其过，再予以共事最后之机会”[107]。当日，蒋介石在《反省录》中写道：“史迪威去留问题为本星期最重要之一事，子文力主去史，以快其私意。余之既定方针，几为其所摇惑，最后卒能自动补救，允史悔改，重加任用。此乃中美国际关系与战局影响一大转机，乃知安危祸福全在最后五分钟几微之间也。”他觉得，宋子文简直坏极了——“自私与卑劣至此，实不能再为赦宥。如不速去，则党国之祸患将不堪设想矣。”[108]

10月18日一早，蒋介石召宋子文谈话，告以对史迪威的去留政策，应加变更，并告以昨晚史迪威已经表示悔过。宋子文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自悔对蒋“太忠”，愤而表示以后不能为蒋“赴美再充代表”。蒋最初沉默不语，及至宋表示今后不能再与蒋“共事”之际，蒋突然爆发，“愤怒难禁，严厉斥责，令其即速滚蛋”[109]。据唐纵日记称：“宋部长不知因何使委座见气，委座摔破饭碗，大怒不已，近年来罕睹之事。”[110]上午，萨默维尔再次来见，蒋告诉他，已取消昨日之议，允许史迪威悔过自新。同日下午，宋子文陪同蒙巴顿到黄山见蒋，蒋要宋美龄通知宋子文自动离开，否则宁可不与蒙巴顿相见。宋子文无奈，只能退出，蒋才走下楼梯，与蒙巴顿会谈[111]。

1931年，蒋介石与胡汉民发生冲突，一怒之下，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汪精卫、孙科等因而在广州另立政权，引起国民党内长达五年的宁粤之争。蒋担心撤换史迪威会严重影响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巨大灾难。他想起宋子文自20年代以来与自己作对的种种事情，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余自十三年起，受其财政之控制与妨碍，甚至其愿受鲍尔廷之驱策，共同打击于余，不知凡几。二十年后复以其财政问题各种要胁，以致不能不拘胡，而致党国遭受空前之祸患。今复欲以其个人私见而欲党国外交政策以为其个人作牺牲，恶乎可！此诚一恶劣小人，不能变化其气质也。”[112]这时候，蒋介石觉得宋子文简直坏透了，无论如何不能再用。

蒋宋关系中曾多次发生矛盾，蒋在日记中指责宋子文也屡见不鲜，但是，严厉至此却并不多见。处于局外的唐纵记载说：“日来委座火气甚大，宋子文不知因何碰壁？”[113]

八　史迪威和宋氏姊妹“结盟”，企图以宋美龄出任军政部长

蒋介石对史迪威态度的转变既与他担心影响中美关系，损害抗战大局有关，也是宋蔼龄、宋美龄姊妹共同斡旋的结果。据史迪威自述：他曾经向这一对姊妹谈过当时中国军队的真相，使她们非常震惊；也曾经研究过改革的办法——让宋美龄代替何应钦，出任军政部长。于是，史与这一对姊妹“订了攻守同盟”[114]。10月17日晨，宋美龄打电话给史迪威，声称宋蔼龄认为“仍有个转败为胜的机会”。史表示“不想待在不受欢迎的地方”。于是宋氏姊妹就向史“谈起‘中国’和职责来”，要史“大度一些，坚持一下”。宋蔼龄对史称：“你的星正在升起”，闯过这件事，你的地位就会比从前更为稳固。姊妹二人表示，将代史见蒋，对他说，史只有一个目标，即中国的利益，假如史犯了错误，那也是由于误解而非有意，史准备好了要充分合作。在二人的坚持下，史点头同意，宋美龄表示“那我们马上就去做”。其后，史迪威见蒋，其情况，据史自述：蒋“改变了立场，演起了戏，竭力显得态度和解。他说了两点：1．我应该明白总司令和参谋长的职责。2．我应该避免任何优越感。这全是废话，但我有礼貌地听着。蒋介石说，在此条件下我们可以和谐地再次继续合作。”[115]20日，宋蔼龄向史解释说：“她只能在‘她的血肉’（子文）和中国的利益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花生米’（指蒋介石），并让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她认为这是一个大胜利。”宋蔼龄保证，史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将来不会再有进一步的进攻”。

九　宋子文向蒋介石递交“悔过书”，蒋介石答应与宋相见

蒋介石改变主意，史迪威留任使宋子文“挨了一下猛击”[116]。但是，蒋自感对宋的态度也有不妥之处。10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本周以宋子文横暴、愚诈，触余愤怒，实为近年来所未有之现象，亦乃修养毫无成效之征象也，未免有惭！然子文奸诈卑鄙之情态不能不有此一举。如果再事容忍，则养痈遗患，公私两败矣！”11月6日，日记又云：“宋子文野〔夜〕郎自大，长恶不悛。二十年来，屡戒屡恕，终不能使之觉悟改过。野心难驯固矣，然余无感化之力，不能不自愧也。”这一段时期，蒋介石始终不见宋。11月16日，宋子安出面调解，要求蒋召见宋子文一次，遭到蒋的拒绝。日记云：“彼诚幼稚天真之人也。”[117]最后，宋子文不得不自己出面打破僵局。

12月23日，宋子文致函蒋介石，自称两月以来，独居深念，自感“咎戾诚多，痛悔何及”。接着，阐述与蒋的关系“在义虽为僚属，而恩实逾骨肉，平日所以兢兢自励者，惟知效忠钧座，以求在革命大业中略尽涓埃之报”。信件着重说明抗战以来，自己“无论在国内、国外，惟知埋头苦干，秉承钧座指导，为争取胜利，竭其绵薄”，但因“个性愚憨，任事勇锐，对于环境配合之考虑，任事每欠周详；甚或夙恃爱护过深，指事陈情，不免偏执而流于激切”。信件自承在蒋前无礼、“粗谬”、“顽钝”，要求蒋“曲予宽容”。函称：“此诚文之粗谬，必赖钧座之督教振发，而后始足以化其顽钝，亦即文于奉教之后，所以猛省痛悔、愈感钧座琢磨之厚。今文以待罪之身，诚不敢妄有任何渎请，一切进退行藏，均惟钧命是听。伏乞俯鉴愚诚，赐以明示，俾能择善自处，稍解钧座烦忧，则文此身虽蒙严谴，此心转可略安而曲予宽容。文无论处何地位，所以图报钧座之志始终不渝，尤必与青天白日，同其贞恒。”[118]宋子文的这份“悔过书”打动了蒋介石。12月24日，蒋介石自思：“自十月痛斥宋子文以后，始终未准其相见，昨日来函表示悔悟，求见迫切，余乃从亲戚与内子之恳切要求，并为慰岳父母之灵，允于孔寓与之相见，当观其以后事实如何，如果能真诚觉悟，则公私皆蒙其福矣。”[119]26日，蒋介石日记云：“对子文训斥以后，拒而不理者已逾两月。本周得其悔书，乃于圣诞前夕，为其西安共同患难之关系，准予相见，以示宽容。”[120]31日，蒋介石年末反省，日记云：“本年修身之道进步较多，然暴戾傲慢之气未能减除，是为最大之羞污。对道藩、文白、哲生、辞修、子文、显光各种行态，尤为粗暴失态。而子文与辞修之骄横跋扈，自应斥责，而其他同志不过愚拙无能，实为无心之过，是余指导无门之所致也。乃不责己而责人，是为本年最大之惭。”[121]

蒋介石、宋美龄与史迪威合影。从照片看三人均面带笑容，其乐融融，这是蒋介石、史迪威相处时少有的景象。

抗战期间，宋子文是对日强硬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40年宋子文出使美国寻求援助，获得价值2500万美元的租借物资。1942年与美国签署租借协定，获得美援超过8亿美元。1944年12月任代行政院院长，兼任外长。图为抗战时期蒋介石在自己的书房与宋子文合影。

十　史迪威计划暗杀蒋介石，掌握中国军权

蒋介石留用史迪威，双方和解，固然与史迪威模模糊糊地承认错误有关，但关键原因还在于缅北雨季即将结束，中国军队计划反攻缅北，不能临阵换将。

10月1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召集会议，蒙巴顿、史迪威及何应钦等出席。史迪威对中国军队参与反攻缅甸的计划作了介绍，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迪威日记云：“‘花生米’现在又讨人喜欢了。”[122]与之相应，蒋对史的印象也有改变。11月24日，蒋日记云：“史迪威态度改变甚速，表现颇好，是亦感召之力乎？幸未为子文所胁制，否则，必得相反之恶果。”[123]不过，蒋介石看到的只是一时的现象。

美国军部早就密令史迪威“应利用一切机会，统率中国军队”[124]。11月22日，史迪威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期间，史迪威准备了一份与罗斯福的谈话资料，中云：“无论蒋介石作何承诺，我们如不将掌握中国军队之权，早获明文规定，所有努力均将成为废纸。”[125]但当日史、罗见面时，史未获提出机会。12月6日，史迪威会见罗斯福，罗问史：“你以为蒋能维持多长时间？”史答：“局势很严重，日本人再来一次5月份的那种进攻就会把他推翻。”罗斯福称：“好吧。那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126]12月12日史迪威自开罗回重庆，途经昆明，与其助手多恩（Frank Dorn，或译窦恩）上校谈话[127]。其内容，据多恩回忆：史迪威声称，在开罗时奉口头密令，准备一份暗杀蒋介石的计划。事后，多恩拟具办法三种：用毒、兵变、堕机。史迪威选择最后一种，令其准备，候令实行[128]。此后，暗杀计划始终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史迪威愈来愈明确地认为：“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蒋介石。”[129]“他们所应该做的是打死大元帅和何（应钦）以及这帮人中的其他人。”[130]

十一　蒋介石同意局部攻缅，史迪威欣喜若狂

开罗会议中，蒙巴顿提出了一项在北缅作战的计划，蒋介石向罗斯福及丘吉尔陈述：攻缅胜利关键在于海军与陆军配合作战，同时发动，掌握制海权，阻绝日本的海上补给线[131]。24日，丘吉尔向蒋表示，英国海军须至明年5月，才能在南缅登陆，这使蒋大为失望[132]。次日，罗斯福向蒋介石保证，北缅作战时，英海军必提早在南缅登陆[133]。蒋介石对丘吉尔已完全失去信任，认为“开罗会议之经验，无论军事、经济与政治，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英国之自私与害人，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但他为了不给英方今后提供推诿借口，勉强表示同意蒙巴顿的北缅作战计划[134]。30日，蒋介石在归途经过印度蓝姆伽，视察史迪威指挥部与郑洞国军部。郑早就感到，史迪威及其美国同事不愿他过问军事，不允许中国师级将领行使前线指挥权，事事要由美国人决定，因此向蒋诉苦，称史迪威视之如傀儡，不给他丝毫指挥权[135]。同日，蒋与廖耀湘、孙立人谈话，认为蒙巴顿、史迪威对中国军队的批评“皆非事实”，而且史迪威的指挥战略也“甚不当”。蒋并立即召见史迪威的参谋长白克，“据实用地图指正其误，并嘱转告史氏改之”[136]。

中国远征军将领廖耀湘和史迪威将军在一起

开罗会议结束后，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于11月28日又在德黑兰会集会。斯大林表示，在打败德国后，将对日作战。英国对在缅甸作战本来就没有多大兴趣，便借此机会企图取消原来在缅甸作战的承诺。12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明德黑兰会议希望在1944年末结束对德战争，需要大量巨型登陆舰艇，询问可否将对缅甸的总反攻计划推迟到1944年11月[137]。蒋介石觉得此为罗斯福与斯大林的决定，已无法更改，只能表示同意，但提出中国经济危机较军事尤为紧急，要求美国贷款10亿美元，用以支持中国继续抗战。

罗斯福虽然有将总攻缅甸延期的打算，但并未最后决定，因此，史迪威仍在作及早攻缅的努力。12月14日，史迪威到重庆，企图说服蒋介石，谈话很不愉快。蒋介石日记云：“以史迪威之神态与见解，引人不快。凡事靠己，必须我能加强本军为第一义也。”[138]15日、16日两日，蒋、史二人反复讨论攻缅战略。据史迪威日记，史向蒋反复说明“放弃进攻缅甸的可能后果”，蒋则表示，“我们不能冒在缅甸失败的危险，那对中国人所产生的后果将极为严重”，以致史在日记中怒骂：“这个小畜牲根本不想打。”[139]据史迪威称，宋蔼龄和宋美龄也同时出面劝说，宋美龄甚至向史宣称：“昨天夜里她祈求了他”，“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杀了他”。16日，再次开会讨论，蒋称：“我们只有1％的获胜希望。”“除非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两栖行动，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又称：“如果我们采取守势而让日本人进攻的话，我们获胜的机会就会多一点。”[140]据蒋介石日记，史“竭力怂恿如期攻缅”，但蒋“决心展期至明秋为止”。日记称：“此人既无军事常识，更无政治常识，余表示展期之决心，勿使其再为我害也。”[141]此际，1942年远征军初战失败仍像梦魇一样压在蒋的心头。蒋日记云：“为攻缅展期问题，内外阻力甚大，如无坚定决心，则此举必被根本动摇，将蹈去年失败覆辙矣。”[142]他担心如攻缅再败，则昆明不保，空运根据地全失，国际通道断绝，国内军心，民心动摇，将更为美、英、苏所轻侮。蒋估计，最多不过两年，太平洋大战必将爆发，“届时，中国兵额未足，毫无精强部队参加决战，则我国地位绝无矣。故此仅有之资本，决不愿再作浪费，而被英国之欺弄，致我国于万劫不复矣”[143]。17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声称如登陆部队所需战舰及运输舰不能按原计划集中，则陆海的全面攻势延期至明年11月，一举歼灭在缅日敌，较为妥适[144]。不过，蒋介石并不反对局部攻缅。

史迪威巡视中国远征军

10月18日，蒋介石在重庆召见史迪威，布置自印度东北的列多（力多、立多）向北缅进攻的作战方针。19日，蒋介石与蒙巴顿、史迪威开会，确定以12月中旬为期，攻取缅北。蒋并且表示同意由蒙巴顿指挥全部在缅作战的中国部队，史迪威为副[145]。会议结果使史迪威欣喜若狂。他在日记中写道：“有史以来头一次。大元帅授予我指挥使用（中国驻印军）部队的全权，没有绳索——他说没有干预，那是‘我的部队’，给了我解除任何一名军官职务的全权。”在给史迪威夫人的信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欣喜，甚至哼起了歌曲：“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圣诞节多快乐，我们坐在吉普上。”[146]第二天，史迪威即飞返缅甸，转赴列多，与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研究作战计划。其后，驻印军在胡冈河谷、孟拱河谷等地迭获胜利。

十二　罗斯福要求蒋将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权力交给史迪威

蒋介石所同意动用的只是中国驻印军，但是，在云南，还有另一支待命进攻缅北的远征军。12月21日，罗斯福又致电蒋介石，要求中国驻滇部队向北缅作战，以支持英、美部队由印度向北缅的进攻。蒋介石仍然觉得没有海军从缅南配合，并登陆协助，乃是自取灭亡之道。12月23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重申开罗会议南北海陆军同时发动的意见，批评“盟军战略置中国战区于不顾”，声称中国驻印远征军已交给蒙巴顿、史迪威指挥，不能同意驻滇远征军再行出动[147]。1944年1月15日，罗斯福再电蒋介石，要求出动滇西部队，尽力进逼，配合蒙巴顿。3月20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明缅甸形势已经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要求滇西远征军前进至腾冲及龙陵地区，以配合驻印远征军夺取缅北重镇密支那[148]。当时，苏联空军与外蒙军队入侵新疆，正在与中国军队对峙。27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说明中国已抗战七年，国力、兵力均极疲惫，在新疆未安定，中国正面战场对日军的防线未有把握之时，中国主力军不可能由云南发动攻势。他重申在开罗时对罗的诺言，一旦英军发动对缅甸的海陆两栖作战，中国主力军必全力攻缅。但是，蒋仍然表示，将尽量抽调云南部队空运西线，增强列多方面的作战力量[149]。当日，史迪威飞到重庆，蒋介石即批准由滇西空运第十四师、第五十师赴印作战。4月4日，罗斯福再次要求滇西远征军占领云南边陲要地腾冲与龙陵。在电报中，罗斯福不无牢骚地向蒋表示：“去年吾人装备并训练阁下之远征军，现正当利用此机会。如彼等不能用之于共同作战，则吾人尽其最大之努力，空运武器与供给教官，为无意义矣。”[150]此函语含谴责与批评，此前还不曾出现过。5日，蒋介石日记云：“其措辞傲慢，为其自直接通电以来第一次也。”他认为，现在尚非驳斥之时，应暂时忍耐，也不回答，以观其后[151]。6日，宋美龄特约史迪威助手贺恩（Hearn）参谋来谈，告以“此种压迫的行动，实非中国所能忍受”[152]。7日，宋美龄致电史迪威，声称罗斯福致蒋电，“如此措辞，余恐其将使吾人共同企求之目的未克达成”，希望史设法向华府拟稿人说明，“当此紧要之际，应竭尽全力，以促使吾人共同胜利之早日来临”[153]。10日，马歇尔下令暂时停拨援华军事物资，至滇西远征军出动时再予恢复。蒋介石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嘱何应钦答复美方：“中国抗战与出击，自有一定计划，决不为美国武器之接济与否所转移”。[154]

蒋介石与陈纳德

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决定调整对缅作战方针。4月13日，军事委员会电令滇西中国远征军于月底前完成作战准备，相机攻占腾冲，策应西线驻印军攻击缅北重镇密支那。17日，拟定怒江作战计划。5月11日，反攻怒江作战开始。

然而，就在中国远征军东西两路同时出动之际，日军的“1号作战”却在节节进展。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扫荡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首先向河南进攻。5月25日，攻陷洛阳。5月底，日军开始向粤汉路进攻，蒋介石致电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要他提请美国军事当局注意其严重性，将成都存油、配件及飞机全部交陈纳德作为粤汉路空战之用。同时，蒋介石两电召史迪威回渝商量，史迪威均置而不答，蒋深感痛愤，在日记中批评史“诚非以情义所能感”[155]。6月初，蒋介石自我反省，深悔“去年既已决心解除其职务，而复留用”的“失计”，批评自己用人办事尚为环境所转移，有关重要问题皆不能主动自决[156]。史迪威早就认为，蒋介石过于重视陈纳德的空中打击力量，忽视陆军的建设与改造，因此他对中国部队在河南的失败并不惊讶，日记称：“中国的局势相当糟糕。我相信‘花生米’将要为他的愚蠢迟钝付出重大代价。这个傻瓜蛋，救世军主动来拯救他，而他却不接受。现在一切都太晚了，他却大叫了起来。”[157]6月5日，史迪威到重庆，如他所料，蒋的目的在于要求史迪威同意，为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增加汽油供应。这使史迪威很不屑，在日记中批评蒋说：“他想要整个世界，但又什么都不想吐出来”[158]。自然，史迪威拒不加拨[159]。6月18日，日军攻陷长沙，向粤汉、湘桂两路交叉点和战略基地衡阳逼近，情势更为危急。史迪威于7月2日致夫人函云：“如果危机到了足以摆脱掉‘花生米’而又不致毁了整艘船的程度，那就值了。”7月4日，史迪威致电马歇尔，报告中国战场危机，要求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以剧变形势应采剧烈手段”为理由，迫使蒋将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自己。电中，史迪威并称：“出兵晋豫以攻汉口，应是扭转中国局势之方法，此须使用中共部队。两年以前彼等愿听我指挥，今或仍能听命。”[160]其实，中共长于敌后游击战争，不会轻易“听命”于史迪威，匆促去进攻汉口这样的大城市。

马歇尔同意史迪威的意见。7月6日，马备妥电稿，由李海签呈罗斯福，声称“中国局势近已颓落至可惊之程度”，“目下已到须将中国军权交与一个人物指挥抗日，使生效果之时，环顾中国政府与其军队之中，尚无一人能够综持军力以应日方之威胁，有之即是史迪威”[161]。7月7日，罗斯福按拟稿致电蒋介石，提出日军进攻华中，局势严重，“应责任一人，授以调节盟国在华资力之全权，并包括共产军在内”，同时告以已升史迪威为上将，建议蒋将其从缅甸战场召回，“置彼于阁下直属之下，以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并予以全部责任与权力，以调节与指挥作战”[162]。这一电报虽宣称将史迪威置于蒋介石“直属之下”，但实质上是架空蒋介石，赋予史迪威以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权力。7月8日，史迪威日记云：“罗斯福给蒋介石去电，乔治·马歇尔给我来电。他们在我的事情上一直在向他施加压力。罗斯福要蒋介石给予我指挥的全权。”[163]

十三　蒋介石拒不放权，不惜与美绝交、独立抗日

宋子文最先得知美国人要蒋介石向史迪威交出全部军权的消息，因而最先致电霍浦金斯反对，电称：“今天华盛顿又作出了一项错误的决定，陆军部要强迫蒋接受史迪威将军”，“我个人可以无保留地向你担保，蒋委员长在这个问题上决不会而且也不能屈服”[164]。蒋介石觉得难以硬抗，企图拖延。7月8日蒋介石致电在美代表孔祥熙，要他转呈罗斯福，声称“原则”赞成关于史迪威的建议，但中国军队及政治情况复杂，“必须有一准备时期”，建议罗派私人代表来华，调整蒋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增进中美合作[165]。罗斯福看出了蒋意在拖延，于15日复电蒋介石催促，表示形势“需要有一迅速之处置”，尽早向史迪威交权[166]。7月16日，蒋介石甚至在日记中大骂“美帝国主义”，声称“抗战局势，至今受美国如此之威胁，实为梦想所不及。而美帝国主义之凶横，竟有如此之甚者，更为意料所不及。彼既不允我有一犹豫之时间，必欲强派史迪威为中国战区之统帅，以统制我国。此何等事如余不从其意，则将断绝我接济，或撤退其空军与驻华之总部，不惟使我孤立，而且诱敌深入，以图中国之速亡，其计甚毒”[167]。8月6日，蒋日记再云：“最近内外形势之压力日甚一日。尤以美国在精神上无形之压迫更甚。彼必欲强余无条件与共党妥协，又欲余接受其以史迪威为总司令，此皆于情于理不能忍受之事。”[168]可见，蒋对罗虽表面顺从，而内心却充满强烈的对抗情绪。但是，蒋介石一时还不敢得罪罗斯福，与戴季陶、陈布雷研究后，决定暂用妥协政策为宜。7月23日，蒋介石两电孔祥熙，要他当面向罗斯福陈述：蒋对罗的主张“原则上表示接受而毫不踌躇”，但实行上不可无“程序”，“须有一相当之准备时期”；罗所称指挥全部华军，应指在国民政府统辖下在前线的作战部队，其指挥范围与办法，应另行规定。要孔特别说明：“抗战七年，而中国全国国民之所以百折不挠者”，“全为求得国家之独立与自由，保障国家之尊严”，意在含蓄地指出罗斯福主张之不当。关于租借物资支配权，蒋提出：应完全归于中国政府或最高统帅，但可授予史迪威“考核监督之权”[169]。

罗斯福不容蒋介石拖延，于8月10日致电蒋介石，声称中国战场形势危急，授予史迪威全部指挥权一事“必须立即行动”，同时提出，将派曾任陆军部长、中东特使的赫尔利为私人代表来华，调整蒋、史关系。至此，蒋介石已不能闪躲。同月14日，蒋拟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并拟在复罗电中表示“余已积极准备，甚望其能于短期内可以顺利实现”[170]。蒋既松动，罗斯福也不想使中美关系弄得很僵。于8月23日致电蒋介石，继续催蒋尽早采取必要的措置，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电称：“稽延之思考及审慎之部署，于此军事严重之时，容有严重之后果。”同时，罗斯福也表示，正拟订新程序，使史迪威不再负责拨发租借物资[171]。这通电报，意在进一步催逼，但也有所让步。

9月6日，罗斯福特使赫尔利与纳尔逊抵达重庆。9月9日至11日，宋子文、何应钦与赫尔利、史迪威、纳尔逊谈话。其间，宋子文根据蒋介石指示，坚持美国租借物资到达中国后应交中国政府处理，声称“必须记住一个大国的尊严”，但史迪威、赫尔利均反对[172]。赫尔利指斥宋子文“胡说”，对宋称：“记住，宋先生，那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生产的，我们拥有他们，我们愿意给谁就给谁。”[173]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大元帅控制了分配权，我就完了。共产党人将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大元帅的亲信才能得到物资，我的部队（远征军）将只能去舔别人的屁股。”[174]12日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赫尔利、史迪威不愿交出租借物资支配权，蒋称：“此事非坚持不可。”[175]同日，赫尔利与纳尔逊拜会蒋介石，给蒋的印象是“言辞虽婉而意甚严”。他认为，抗战以来，举凡军事失败、经济疲弱、“共匪猖獗”、政治恶化等各种问题，都是美国的“粗疏盲昧、无端诋毁”的结果。对于谈判再三而美国仍不愿将援华物资交给自己支配，以及不愿就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一事订立协定，蒋介石尤感恼怒，再次萌生“独立应战”的想法，日记云：“对余污辱欺妄，竟至于此。决与之据理力争，不能再事谦让，并须预作独立作战之准备，以防万一也。”[176]9月16日，美国大使高斯对蒋介石称：“希望中国将来在和会中能代表中国与亚洲，不失为四强之一之资格。”蒋自称听了这段话以后，有如“利刃刺心”，在《上星期反省录》写道：“若不自力更生，何以立国？何以雪耻，而史迪威之刁难轻侮，更令人难堪无已。”[177]

史迪威所指挥的中国驻印军迭获胜利。8月5日，驻印军攻克密支那。但是，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也进展迅速。9月12日，日军攻占广西全州，威胁桂林、柳州。滇西方面，远征军于9月14日克服腾冲，与盘踞龙陵的日军则陷于苦战状态。9月15日，蒋介石要求史迪威命令驻印军乘胜进攻缅北的另一要地八莫，以此策应滇西远征军，否则，即拟将远征军撤回怒江以东，保卫昆明。史迪威声称，在密支那的中国远征军需要休息，建议蒋调在陕西监视陕北的胡宗南部来援，同时反对滇西远征军撤回怒江以东。他在日记中斥责蒋介石为“疯狂的小杂种”，“一如既往的荒诞理由和愚蠢的战略战术观念。他很难对付而又令人讨厌”[178]。事后，史迪威紧急电告马歇尔，声称“长江以南的灾难主要是由于缺乏适当的指挥和照例的远在重庆的遥控。麻烦仍然来自最高当局”[179]。18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认为日军进攻中国东部是“诡计”，要求蒋介石立即补充缅北部队并且立即派遣生力军，协助怒江方面的中国军队。该电同时严厉批评蒋延搁委任史迪威指挥中国所有之军队，以致损失中国东部的重要土地。罗斯福以威胁的口吻称：“务希立采行动，方能保存阁下数年来英勇抗战所得之果实，及吾人援助中国之计划。”“不然，则在政治上及军事上种种之计划，将因军事之崩溃而完全消失”[180]。这通电报有如最后通牒。史称赞说：“这一枪打中了这个小东西的太阳神经丛，然后穿透了他。这是彻底的一击。”[181]19日，史迪威向蒋面交此电，蒋只说了一句话：“我知道了。”但内心愤怒异常，日记云：“实我余平生最大之污点，亦为最近之国耻。”“今年七七接美罗侮辱我国之电以后，余再三忍辱茹痛，至今已有三四次之多，然尚可忍也。今日接其九一八来电，其态度与精神之恶劣及措辞之荒谬，可谓极矣。”[182]20日，蒋介石对赫尔利、纳尔逊说：“中国军民恐不能长此忍受史迪威等之侮辱，此殊足为中美两国合作之障碍也。”[183]

赫尔利来华后，曾与史迪威长谈。史称：自己与蒋之间，两人个性均极强硬，工作上不免发生困难。今后愿意接受蒋之命令。关于援华租借物资，赫批评史全面操控的做法，史同意今后全部交蒋支配。关于中共问题，史提出由彼提出调整方案，国共两党彼此谅解，将中共以及中央用以防共的部队，均调出抗战。赫称此为中国内政，吾人虽盼中国统一，但只能以“纯客观之立场赞助中国政府解决中共问题”，使所有中国抗日部队均听命于蒋的指挥。24日，赫尔利会见蒋介石，汇报与史晤谈情况。蒋称：罗斯福关于将中国军队交史迪威指挥提议，出于好意，有利中国，但“军队乃国家命脉，而军队之指挥权，乃操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自己不能不慎重处理。蒋要赫尔利转告罗斯福：“有三点不能稍事迁就：1．三民主义不能有所动摇，故不能任共产主义之赤化中国。2．国家主权与尊严不能有所损失。3．国家与个人人格不能污辱，即不能接受强制式之合作也。”[184]蒋称：已对史迪威“失去最后一分之希望与信心”，希望美国另派人员来华。宋子文当即配合，声称美国派任东南亚的盟军总部某参谋长，即可胜任[185]。25日，蒋介石命宋起草致赫尔利备忘录，表示同意美方遴选将领一员为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兼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备忘录称，自赫尔利来华后，本人曾不顾以前之感觉与判断，考虑以史迪威为前敌总司令，但“史将军非但无意与余合作，且以为受任新职后，余将反为彼所指挥，故此事因而中止”[186]。

1944年11月，中国远征军在经过惨烈的激战攻克龙陵后，与盟国军队会师。

蒋介石拒绝罗斯福的意见，自知事关重大，中美关系有破裂的危险，准备恢复“独立抗战”。9月26日，蒋介石致电在美国的孔祥熙与宋美龄，声称罗斯福来电“其措辞实不堪忍受，余对其来电决置之不复”。“吾人如再恢复独立抗战之态势，则对内政与军事情势，决不能比现在更坏。只要内容简单，无外力牵制，则国内一切措施方能自如，决不如今日皆受人束缚之苦也。史决难再留，如有人来说情，应严正拒绝，并请其从速撤换，以免阻碍今后之合作也。”[187]27日蒋介石日记云：“自史迪威由印回渝，半月以来，彼即作有计划有系统之威胁宣传：一曰，史已离渝回美。二曰，共党要求其赴延安。三曰，彼拟飞延安。四则曰，第十四航空大队将完全撤退。五曰，驻渝美军总部人员全部撤退等荒谬言论，散布于渝市，使唤吾恐怖，可将华军指挥权无条件交彼也。另一方面，美国之内对华军之拙劣、纷乱等种种不堪之妄报，使其国人对华侮蔑，以为中国真绝望矣。……尤以罗于上周五在记者席上对华军事不满之表示，更见其险恶用心，非达其统制中国之目的不可也。若不与之决斗，何以遏制其野心与暴露其阴谋也！”[188]28日蒋介石致电在华盛顿的孔祥熙，嘱咐他今后不可再向美国要求任何物品，以免为人轻视，并要求他迅速离美回国。这时候，蒋已经作了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准备。30日，他在《本星期反省录》中写道：“美国态度之恶劣已至极点乎！过此惟有绝交之一途。”“万不料联盟战争，得此逆报与窘境。”[189]

十四　罗斯福向蒋让步，同意撤回史迪威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虽是弱国，但是，中国毕竟是大国，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主要力量。蒋介石既然寸步不让，美国不愿丢掉中国这个战略伙伴，就只有向蒋让步了。10月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接受蒋的建议，解除史迪威的参谋长职务，命他不再负责租借物资。但罗坚持，为保证中印空运，仍须史负责指挥在缅甸及云南的中国军队[190]。10月7日，蒋介石接见赫尔利，拒绝罗斯福建议，声称史迪威既不能服从命令，又缺乏与中国合作精神，故不能再委以指挥中国战区任何军队之名义与职务，要求美方另派人员。蒋并拟就致赫尔利的说明文稿和答复罗斯福电稿，当场由宋子文口译[191]。8日，蒋介石约陈布雷谈话。陈认为应适可而止。蒋不赞成，表示：“应以要求撤回为唯一目的。”同日，孔祥熙也致电蒋介石，说明罗斯福召集美国陆海军首脑商谈，军方对撤换史迪威颇多顾虑，马歇尔又对史极为支持，史现升四星上将，与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权位相等，如另派他人，至为难得等为理由，要求蒋令史辞去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专心负责滇缅路联军军事[192]。但是，蒋也不为所动。9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要求调回史迪威，另换他人[193]。

此际，蒋介石认为对美交涉已至最后关头，做了最坏准备。他在日记中表示，如罗斯福不改变其现在态度，则不能不准备决裂。在历史上，蒋在碰到困境时，曾经有过两次下野的记录。这次，蒋自称：“非至万不得已时，决不可为内外形势恶劣之故而灰心下野，以放弃我革命之责任也。”[194]10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会见宋子文，希望留住史迪威，声称撤换史将损害罗斯福的威信。宋向蒋汇报，蒋虽感到形势的“危险与恶劣”，但是，也还是不准备收回决定[195]。

1930年代史迪威与本宁堡步兵同学合影。前排左为史迪威，前排中为马歇尔，后排中为布莱德雷。

赫尔利来华，本负有劝说蒋介石接受罗斯福决定的任务，但是，他在与蒋的接触中，却逐渐被蒋说服。10月13日，他致电罗斯福，声称“中国以劣势装备之弱国对其强大敌寇，抗战至七年以上，尚不能使之屈服，则美国对华交涉，决非用压力与威胁所能奏效”。他力劝罗斯福改变决定，另派能与蒋合作的年轻将领来华。电称：“如我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则将失去蒋委员长，甚至还可能失了中国。”[196]自然，罗斯福不愿失去中国，只能向蒋妥协。10月15日，赫尔利向蒋介石出示罗斯福来电，要求蒋从美国将领中圈选三人，交罗决定[197]。10月1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声称现正颁发命令，即将史迪威回国。在一场比赛智慧、比赛意志的较量中，罗斯福败在蒋介石手下了。蒋介石志得意满，10月22日，蒋介石日记云：“如果此次撤史不成，则美在东方必演成其帝国主义之祸首。”“此举不仅救国，抑且救美国矣。”[198]28日，美国正式发布调史迪威回国命令。10月31日，蒋在日记中自夸云：“此实我中国解放之开始。”[199]

美国参加“二战”后，史迪威被派到中国，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但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1944年10月，史迪威奉调回国。图为回到美国后的史迪威与爱犬加利在海滩上散步。

宋子文最早提出撤换史迪威，在蒋改变主意后又因坚持己见而受到蒋的斥责，这时，自然很高兴。10月30日，宋子文致宋子安电云：“此次史迪威撤调回国，兄助回合（暗指蒋介石——笔者），出力不少。盖为纠正一年前历史上之错误也。”[200]

1945年1月5日，美国政府自动撤回史迪威的助手多恩，蒋介石日记云：“此人为史迪威手下第一骄横侮华之人，美竟撤去，则其援华之诚意又进一步矣。”[201]蒋介石当然不可能得知，就是这个多恩，曾经受命制订过一份暗杀计划，要让他在高空的飞机上摔下来。同年7月7日，蒋介石想起一年前罗斯福强制自己交出军权的情况，认为“几等于宣判中国之死刑，为抗战以来所未有之耻辱”[202]。6月23日，史迪威出任美国第十集团军司令，与日军在冲绳岛作战。8月2日，蒋介石得知，马歇尔决定由史率领第十军由琉球来华登陆，史则倡言“必先倒蒋以报去年之恨”[203]。当晚，赫尔利拜会蒋介石，蒋将《史迪威事备忘录》交赫，嘱其转交杜鲁门总统，拒绝史迪威再次来华[204]。史迪威和中国的关系自此结束。

十五　史迪威真心帮助中国抗日，但不应图谋全面操控中国军权

史迪威是个优缺点都很突出的人物。他是中国通，真心诚意地帮助中国抗日，对中国社会、中国军队与蒋介石其人有许多敏锐的认识。远征军第一次缅北作战失败后，他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增强了中国军队的作战力。远征军第二次缅北作战胜利，显然与他的训练、指挥有关。郑洞国曾回忆说：史迪威“是一位正直的、很有才华的军事将领。在对日作战问题上，他的态度不仅始终是认真、积极的，而且颇具战略眼光，在指挥上很有一套办法。最难得的是，他身为异国高级将领，却毫无官架子，待士兵们十分友善，喜欢同他们交朋友，慢慢赢得了不少中国将士对他的钦敬”[205]。应该承认，史迪威是对中国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国际友人之一。但是，史迪威的性格中也有一些突出的缺点，例如傲慢、主观、急躁、偏激，特别是，作为美国将领，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大国主义的思想和作风。

蒋史矛盾，开始于战略分歧。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际，中国远征军刚刚入缅，人地生疏，英国在缅军队则根本没有斗志，在这种情况下，就急于要求中国军队对日军发起强力进攻，是其不妥之一。蒋介石和中国将领与日军作战多年，熟悉日军的优势和特点，反对贸然进攻，后来又反对在缺乏盟国有力的支持和协同下由中国军队孤立作战，求稳防败，有其合理性，但史迪威却视之为“卑怯”，由此对蒋介石和中国将领的抗日积极性作了过低的估计，是其不妥之二。中国入缅军初战失利，史迪威擅作主张，未经请示就决定向印度退却，途中环境恶劣，给养困难，造成部队非战斗减员过大，史迪威完全缺乏自责，是其不妥之三。

1944年，美国任命魏德迈为中国战区最高参谋长，史迪威奉调回国。图为宋子文、魏德迈、蒋介石、赫尔利合影。（左起）

中国与美国、英国等共同抗击日本侵略，是同盟国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关系。蒋介石、宋子文等人期望尽可能多地得到美国的援助，但是，同时又不能容忍对中国的任何歧视，要求待遇平等，能和英国、苏联等受援国一样，自己掌握租借物资分配权，也有其合理性。当时，中国有关机构腐败严重，蒋介石又歧视和排斥中共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因此，史迪威等应该也完全可以坚持对援华物资分配的建议权和监督权，但是，史迪威等却坚持援华物资是美国人生产的，必须由美国人分配，中国人无权过问，这就是大国主义的作风了。史迪威批评蒋介石是“一条贪婪、偏执、忘恩负义的小响尾蛇”。其中所说“偏执”姑置不论；说蒋“贪婪”，无非是指蒋对美援的不断争取；说他“忘恩负义”，则是典型的“施主”的“恩赐”心态。

抗战时期国民党领导的军队确实存在着较多问题，需要训练和改造，蒋介石对军队的指挥也确实有不少问题，需要改进、改革，但是，史迪威作为外国人，不应越俎代庖，大量任用美国军官来控制和操纵中国军队，更不应图谋全面掌握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甚至制订暗杀计划，企图除去当时还是中国政府和抗日领导人的蒋介石。1943年10月之后，中国军队两面作战，既需要迎击日军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又需要开辟缅北、滇西战场，应付为难。在这一情况下，罗斯福听信史迪威、马歇尔等人的意见，利用中国军队在河南、湖南等地的失败，要求蒋介石将中国军队、中国战场的全部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自然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军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部分，也是蒋介石集团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命根子。蒋介石坚决抵制罗斯福的要求，甚至不惜为此与美国决裂，独立抗日，既反映出蒋介石思想中的民族主义成分和他性格中的倔犟一面，也反映出他充分懂得，维护军权对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性。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战场愈来愈显示其重要性。史迪威于对蒋介石集团失望之余，寄希望于中共，主张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援华物资中应有中共抗日部队的份额，并且建议将胡宗南的部队调往抗战前线。这些主张都是正确的。蒋介石对此采取疑忌和反对态度，是其反共思想和立场的必然表现。

宋子文是史迪威来华的促成者，但又是撤回史迪威的最早提议者，为此，他在美国斡旋疏通，一旦撤回有望，而蒋介石却临事而惧，改变主意，由此引起两人间的巨大冲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有意冷落宋子文，甚至连开罗会议也不让作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参加。但是，蒋宋之间毕竟基本观点一致，利害一致，在宋子文上书“悔过”之后，蒋介石就原谅了他。此后，蒋宋合作，共同促使罗斯福作出了召回史迪威的决定。

2006年10月1日完稿，原载拙著《抗战与战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注释

[1] 《困勉记》卷70，1942年1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

[2]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4卷，文史资料出版社，1996，第871页。

[3] 黄加林等译：《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第50页。

[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3月9日。

[5]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第238页，以下简称《作战经过》（三）。史迪威当日日记称：“蒋大谈中国人的气质和他们所受到的局限，他们不能去进攻的理由……在缅甸失败对于士气将是灾难性的一击。第五军和第六军（是）‘军队中的精华’必须慎重。”见《史迪威日记》，第54页。

[6] 《史迪威日记》，1942年3月18日，第60页。

[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3月18日。

[8] 《作战经过》（三），第257页。

[9] 《史迪威日记》，第61页。

[10] 原文为Stubborn bugger，瞿同祖译作“顽固的畜牲”，见《史迪威资料》，中华书局，1978，第19页；黄加林等《史迪威日记》译作“顽固的家伙”，第61页，此从黄译。

[1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3月20日。

[12]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第875页。

[1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3月31日。

[14] 《史迪威日记》，1942年3月30日，第71页。

[15] 《作战经过》（三），第271页。

[1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4月1日。

[17] 《史迪威日记》，1942年4月1日，第72～73页。

[18] 《史迪威日记》，1942年4月1日，第73页。

[19] 《作战经过》（三），第274页。

[2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4月4日。

[21] 《史迪威日记》，1942年4月7日，第77页；参见《作战经过》（三）第290页。

[2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4月8日。

[23] 《作战经过》（三），第299页；参见罗卓英《报告》，1942年6月25日。《宋子文文件》，第64盒，〔美国〕胡佛研究院藏。

[24]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5月9日。

[25]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第146页，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三）。

[26]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第882页。

[27] 《史迪威日记》，1942年6月4日、7日，第103、104页。

[28]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6月6日。

[29] 《困勉记》卷72，1942年6月5日。

[30]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6月6日。

[31]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6月16日。

[32] 《史迪威日记》，1942年6月19日，第105页。

[33] 熊式辉文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34] 《战时外交》（三），第145页。

[35]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5月9日）：“军部密告，接史梯威电，罗卓英离军队遁宝〔保〕山。”见林孝庭等编：《胡佛研究所所藏蒋介石、宋子文往来电稿》，初稿，未刊。

[36] 熊式辉文件，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战时外交》（三），第603～604页，所载文字有小异，此据熊式辉文件引。

[37] 《宋子文文件》，第60盒。

[38] 同[37]。

[39] 宋子文《加码呈委员长电》，1942年5月19日，林孝庭等编：《胡佛研究所所藏蒋介石、宋子文往来电稿》，初稿，未刊。

[40]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6月。

[41]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6月12日。

[42] 《作战经过》（三），第514～515页。

[43] 《作战经过》（三），第514～515页。

[44] 《战时外交》（三），第168页；参见《史迪威日记》，1942年6月26日，第109页。

[45] 《战时外交》（三），第613页

[46] 《战时外交》（三），第171～175页。

[47] 《史迪威日记》，1942年7月1日，第110～111页。

[48] 《战时外交》（三），第608～609页。

[49] 《战时外交》（三），第609～610页。

[5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7月3日。

[51] 《战时外交》（三），第611页。

[52] 同[51]。

[5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7月18日，参见同日《困勉记》。

[54] 《战时外交》（三），第615页。

[5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7月22日。

[5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7月25日。

[57]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7月25日。

[5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7月27日。

[59] 《战时外交》（三），第614页。

[60]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7月30日。

[6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7月30日

[62]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团结出版社，1992，第295～296页。

[63] 《作战经过》（三），第515页。

[6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卷75，1942年12月11日。

[65]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第272～273页。

[66] 《作战经过》（三），第355、357页。

[67] 《战时外交》（三），第211页。

[6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2月7日。

[6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2月8日。

[70]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年2月。

[71] 《史迪威日记》，未注明日期，第175页。

[72] 《战时外交》（三），第224～226页。

[73] 《战时外交》（三），第226页。

[74] 《战时外交》（三），第236页。

[75] 《战时外交》（三），第227页。

[76] 《战时外交》（三），第228页

[77] 《战时外交》（三），第229～230页。

[78] 《战时外交》（三），第231页。

[79] 《战时外交》（三），第232页。

[8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5月18日。

[81] 《战时外交》（三），第234页。

[82] 《战时外交》（三），第236页。

[8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5月22日。

[84] 转引自《古达程渝来电》，1943年5月27日，《宋子文文件》，第58盒。

[85] 转引自《古达程渝来电》，1943年6月21日，《宋子文文件》，第58盒。

[86] 《史迪威日记》，1943年6月28日，第187页。

[8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6月28日。

[88] 《史迪威日记》，1943年6月28日，第187页；《战时外交》（三），第628页。

[89] 《史迪威日记》，1943年6月28日。

[9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6月28日。

[91] 《本月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6月30日。

[92]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第301页。

[93] 《作战经过》（三），第516～517页。

[94] 《战时外交》（三），第630～631页。

[95] 《史迪威日记》，1943年9月18日，第200页。

[9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9月21日。

[97]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9月12日。

[98] 《战时外交》（三），第632页。

[99] 《战时外交》（三），第243～244页。

[100] 《战时外交》（三），第262～263页。

[101] 《战时外交》（三），第265页。

[102] 《战时外交》（三），第267页。

[103] 《史迪威日记》，1943年10月21日。

[10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0月15日。

[105]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pp.376～377.

[10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0月16日。

[10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0月17日。

[108]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0月17日。

[10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0月18日。

[110]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第386页。

[11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0月18日。

[112] 同[111]。

[113]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1943年10月21日，第387页。直到11月5日，唐纵才弄明白所以，见该书第389页。

[114] 《史迪威日记》，1943年9月13日，第199页。

[115] 《史迪威日记》，第205～206页。

[116] 《史迪威日记》，1943年10月21日，第207页。

[11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1月16日。

[118] 《宋子文文件》，第64盒。

[11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2月24日。

[120]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2月26日。

[121] 《三十二年感想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2月31日。

[122] 《史迪威日记》，1943年10月21日。第207页。

[123] 《爱记》，1943年11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

[124] 史迪威政治顾问（美国国务院所派）戴维斯告友人语，见《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年6月8日。

[125] 转引自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第194页。

[126] 《史迪威日记》，第220页。

[127] 《史迪威日记》，第228页。

[128] Frank Dorn：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New York，Y．Crowell，1971，pp.75～79.

[129] 《史迪威日记》，时间不明，第279页。

[130] 《史迪威日记》，1944年9月9日，第284页。

[131] 《战时外交》（三），第537页。

[13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1月25日。

[13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1月26日。

[134] 《本月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1月30日。

[13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1月30日；参见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第296～297页。

[136] 《困勉记》，1943年11月30日。

[137] 《战时外交》（三），第286页。

[13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2月14日。

[139] 《史迪威日记》，1943年12月15日。第230页。

[140] 《史迪威日记》，1943年12月16日，第231～232页。

[14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2月15日。

[14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2月16日。

[14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2月17日。

[144] 《战时外交》（三），第289页。

[145] 《作战经过》（三），第385～394页。

[146] 《史迪威日记》，1943年12月19日，第233页。

[147] 《战时外交》（三），第291页。

[148] 《战时外交》（三），第296页。

[149] 《战时外交》（三），第297～298页。

[150] 《战时外交》（三），第299页。

[15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4月5日。

[15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4月6日。

[153] 《事略稿本》1944年4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

[15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4月13日，参见同日《事略稿本》。

[15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6月1日。

[15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6月3日。

[157] 《史迪威日记》，1844年6月2日，第262页。

[158] 《史迪威日记》，1944年6月5日，第262页。

[159] 史迪威的助手贺恩称：“史迪威正想令华东机场失去，以证明其在华府会议中预测之证实。”，见Way of a fighter，p294．转引自《史迪威事件》，第307页。

[160]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pp.380～381.

[161] 《史迪威事件》，第265～266页。

[162] 《战时外交》（三），第634～635页。

[163] 《史迪威日记》，1944年7月8日，第267页。

[164] 巴巴拉：《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重庆出版社，1994，第622页。

[165] 《战时外交》（三），第637页。

[166] 《战时外交》（三），第642页。

[167] 《事略稿本》，1944年7月16日。

[168] 《事略稿本》，1944年8月6日。

[169] 《战时外交》（三），第645～648页。

[170] 《战时外交》（三），第651页。

[171] 《战时外交》（三），第655页。

[172] 《史迪威事件》，第278页。

[173] 《史迪威日记》，1944年9月16日。第287页。

[174] 同[173]。

[175] 《事略稿本》，1944年9月12日。

[17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9月15日。

[17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9月16日。

[178] 《史迪威日记》，1944年9月15日，第287页。引文参考了瞿同祖所译《史迪威资料》，中华书局，1978，第121页。

[179]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pp.435-436.

[180] 《战时外交》（三），第658～659页。

[181] 《史迪威日记》，1944年9月18日，第289页。

[18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9月19日。

[18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9月20日。

[184] 《战时外交》（三），第675页。

[185] 《战时外交》（三），第667～671页。

[186] 《战时外交》（三），第673～674页。

[187] 《战时外交》（三），第675页。

[18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9月27日。

[18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9月30日。

[190] 《战时外交》（三），第677～678页。

[191] 《战时外交》（三），第678～679页。

[192] 《战时外交》（三），第683页。

[193] 《战时外交》（三），第684页。

[19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10月11日，参见同日《事略稿本》。

[19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10月13日，参见同日《事略稿本》。

[19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1944，Vol.6．p.726.参见《事略稿本》，1944年10月21日。

[19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10月15日。

[19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10月22日。

[199] 《本月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10月31日。

[200] 《宋子文文件》，第47盒。

[20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月5日。

[20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7日。

[20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8月2日。

[20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8月3日。

[205]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第302页。

◎史迪威假传罗斯福指示，策划暗杀蒋介石——开罗会议前后侧记

史迪威是“二战”期间，罗斯福派到蒋介石身边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将军。最早提出史迪威曾策划暗杀蒋介石的是梁敬錞先生。他在《史迪威事件》一书中写道：

据迪威助手多恩（Frank Dorn）上校述称，史迪威自开罗会议归过昆明，曾召密语，谓伊曾奉上官口头密令，欲以暗杀手段谋害蒋委员长，命其于一周内拟具暗杀方案数种密呈候择，伊虽惊诧失常，但仍如期拟具三种方法，一、用毒；二、兵变；三、堕机。

呈经史迪威选择堕机一种，令其准备，候令施行，其后令终不至，案遂搁置云云。信如此说，史迪威谋害长官未遂之罪，固堪发指，然伊究奉何人命令而竟出此，则尤耐人寻味也。[1]

梁氏此书，初版于1971年7月，增订于1982年9月。他比较谨慎，“信如此说”云云，语气有某种保留。“究奉何人命令而竟出此，则尤耐人寻味也”，梁先生并没有明确指出“指使者”。但是，近年来，某些网络写手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胡编乱造，除了沿袭史迪威的谎言，确指罗斯福为指使者外，甚至将丘吉尔及英国特务机关也牵连在内，这就迫使人们不可不将有关过程考察清楚。

一　史迪威称暗杀蒋介石的命令来自“最高”，暗指罗斯福

梁先生关于史迪威策划谋杀蒋介石之说出于多恩本人的回忆《和史迪威一起走出缅甸》，查该书，多恩是这样写的：

史迪威回到中缅印战区之后不久，他访问了我在昆明的司令部。在仅有我们两人的私人会谈中，他告诉我，他在开罗接到使他震撼的一条口头命令。有一阵子，他似乎不愿继续说，注视我，黑眼睛中闪耀着不寻常的穿透力。然后他耸了耸肩头，叹息说：“命令就是命令，除了传达它，我没有别的选择。你会大吃一惊吗？”

“我想我能承受得起。”我回答，“无论它是什么命令。”

“好。那就接着说。我被命令准备一份暗杀蒋介石的计划。”

“暗杀他？”我怀疑地问。

“命令没有说杀死他，”史迪威断然说，“命令说准备一份计划，这意味着仅仅是一份计划。永远不能根据它指责美国政府，或者包括你在内的任何美国人。”

“那是一个重大的命令。”

“我非常清楚这一点。仔细想想。记住：绝对不能留下任何记录。不需要我告诉你，整件事必须高度保密。战争正在进行，如有任何泄露，我们将陷入混乱的地狱。”

“为什么选择我？”

“从我离开开罗，我就一直在想。我决定将此事交给你有两个理由：你了解中国机构以及任何一个人，知道在中国什么不能做，在现在的情况下，这与知道什么能做几乎一样重要。”

“如果我制订了一份可行的计划，我是否必须去执行？”

“我们要过桥，就必须走上去。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被指令执行任何这样一份计划，最好预见它成功。执行命令的计划将自上头下达到我，我将转达到你个人。不通过消息。记住：在这件事上，除了我，你将不接受来自其他人的命令。直到我接到这样一道命令前，我都将怀疑它是否会下达。我将什么都不做，你除了制订这份计划外，也什么都不必做。”

关于这位给史迪威下令制订暗杀蒋介石的人，史迪威只说是一位“大人物”（The Big Boy），但是，当多恩询问，是谁指令制订这样一份暗杀计划时，史迪威回答说：“这不是我的主意，它来自最高。”显然，这个处于“最高”的“大人物”，只能是参加开罗会议的美国总统罗斯福。

据多恩回忆，史迪威要求他挑选一或两位官员一起仔细研究，在史下一次路过昆明的时候，提出自己的计划。史告诉多恩：今天上午，自己就将回重庆去处理一些经常发生的争论，“当我和蒋一起喝完一杯茶的时候，就会感到极端恶心”。

多恩接受任务后，否定了一个又一个方案，看上去似乎不可能施行暗杀，几乎要放弃了。经过和两个最可信赖的同事的反复研究，他们提出了几个方案。

枪杀——将会卷入一个美国人。如果蒋被卫兵所杀，责备可能指向美国政府。

下毒——没有办法改变蒋的食物。

爆炸——秘密警察可能发现炸弹并且循迹追踪。

“宫廷政变”——需要许多参加者严格保密，而且蒋经常有许多受过高级训练、可靠的武装卫兵保护。

最后，某位官员提出：可以劝蒋视察在印度蓝伽训练中心的中国部队。当飞机飞越驼峰的时候制造撞山事件，在蒋使用的降落伞上做手脚……

在多恩等商定之后两周，史迪威来到昆明，多恩向史报告了计划大要。史表示计划可行，并且提醒多恩，他将是在这架飞机上向驾驶员下达命令的人，他要多恩等待消息，此前什么也不说，什么也别做。史说：“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必须等待来自高层的命令。”

此后，史迪威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

多恩的回忆梗概如上[2]。

史迪威将军在前线慰问中国伤兵

开罗会议召开于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史迪威自开罗到昆明，时在12月11日晚6点30分。12月12日，史迪威日记载：“见到格伦。同多恩谈话。11点30分起飞。2点到达重庆。”因此，史迪威要求多恩制订暗杀蒋介石的计划应在12月12日。多恩是史迪威的部属，他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编造关于他的老长官的谣言，其有关回忆应是真实的。

是罗斯福在开罗指示史迪威制订暗杀蒋介石的计划吗？绝对不是。中、英文史料都可以强有力地证明，史迪威在假传“圣旨”。

二　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与罗斯福关系密切，互动良好

开罗会议早有酝酿。1942年11月，宋美龄访美，蒋介石交给宋一份与罗斯福的《谈话要点》，其内容共八条：

1．东三省、旅顺、大连、台湾、琉球归还中国，当地之海空军根据地准许美国共同使用。

2．越南由中美两国共同扶助，十五年以内独立。

3．朝鲜应即独立。

4．泰国保持其独立。

5．印度在战后必须使之独立。为使英国不丧失体面，可以有过渡时期与过渡办法，缅甸亦然。

6．明白宣布南洋各民族训政年限，二十年内扶助其独立。

7．外蒙古归还中国，是否自治，由中国自定。

8．中俄问题与中共问题立场之说明。[3]

宋美龄抵达美国后，受到罗斯福夫妇的热情接待。可能蒋介石交给宋的《谈话要点》符合罗斯福的战后理想，因此开罗会议之前，罗斯福即提议先与蒋介石“畅谈”。1943年7月4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与蒋的相见“殊为重要”，建议选择重庆与华盛顿的中途地点晤面[4]。10月28日，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表示自己正在促成中、英、苏、美同盟之团结，有许多问题，只有与蒋见面，才能得到“圆满之解决”[5]。会议期间，蒋罗互动良好。根据蒋介石日记，二人见面及会谈中涉及罗斯福的记载如下：

11月22日，罗斯福到开罗。正午，罗斯福的助手霍普金斯约蒋于下午5时与罗见面。届时，二人“一见如故”。蒋感觉罗是“阴沉深刻之政治家”，“自有一种风度”[6]。当晚，蒋介石等待关于次日会议程序的通告，未到。此前，蒋从丘吉尔处得知，会议程序由英美参谋团安排，未考虑中国地位及提案。蒋介石特命间接通知罗斯福注意此点。当日深夜，罗斯福指示，会议为中、美、英共同会议，重新安排程序。

11月23日11时，罗斯福主持三国首长会议，讨论蒙巴顿北缅作战方案。蒋介石提出，盟军进攻缅甸，海军应与陆军同时发动。丘吉尔表示不能同意，但会中全体人员均默认蒋的意见是“不二之理”，“无不为之动容”。

当晚7时半，蒋介石应罗斯福之宴，二人直谈到深夜11时，蒋介石告辞，相约明日续谈。当晚所谈问题共10点：1．日本未来国体。2．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问题。蒋表示赞同罗斯福对俄国共产主义的政策，祝贺其已取得初步效果，希望罗对“英帝国主义之政策亦能运用成功，以解放世界被压迫之人类”。3．领土问题，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皆应归还中国，琉球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4．日本对华赔偿问题。5．新疆及其投资问题。6．俄国对日参战问题，7．朝鲜独立问题。蒋特别要求罗赞助这一主张。8．中美联合参谋会议。9．安南问题。蒋介石强烈主张战后由中、美扶持其独立，并要求英国赞成。10．日本投降后其三岛驻兵监视问题。蒋首先提出，此事应由美国主持，如需中国协助亦可，但罗则坚决主张，以中国为主体，蒋认为罗“有深意”，没有明白表示可否。

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宋美龄在罗斯福寓所合影。

11月24日傍晚，霍普金斯将罗斯福所拟会议公报草案交宋美龄，征求蒋的意见。蒋阅后，觉得罗稿完全依照昨晚自己所提“要旨”，对罗更为敬佩，“甚觉其对华之诚挚精神，决非泛泛政治家所能及也”。当晚，蒋介石赴丘吉尔寓所参加晚宴，宴前，丘吉尔引蒋至地图室，讨论进攻缅甸日军问题。蒋的感觉是丘吉尔的思想、精神、气魄、人格，决不能与罗斯福同日而语，“狭隘浮滑，自私顽固八字尽之矣”。

11月25日，往罗斯福寓所照相。罗一再要蒋坐于中位，蒋坚持不就，自动坐于罗的右侧，丘吉尔坐于罗的左侧。最后，约宋美龄同坐。照相完毕后，蒋留在罗寓续谈，蒋称，前晚所提政治方案乃是个人意见，仅供参考，罗“神态诚挚”。

下午4时，蒋介石再次与罗斯福谈话，提出中美联合参谋会议、中美政治委员会、发表公报之手续、第三个卅师武器之供给等问题。讨论完毕，罗斯福叹息说：“令人痛苦者亦是丘的问题”，“英国总不愿中国成为强国”。蒋介石察觉，当时罗“颇有忧色”，“其情态比上次谈话时更增亲切也”。一小时半之后，蒋回寓，与宋美龄商量，如何向罗斯福提出贷款及经济援助的方式，研究再三，决定由宋于明晨单独见罗试谈，观察其态度，再定进退多寡方案。

11月26日晨，蒋介石在别墅召集中美空运会议。蒋发现美方主管人员“较前恭顺”。蒋听说，其故在于罗昨晚召见部属时，曾称道蒋“伟大”。

上午，宋美龄会见罗斯福，提出美国给予中国经济援助的大纲，罗表示同意。

正午，蒋介石设宴招待美国海军金上将，密交日本今年造船计划，与金上将讨论太平洋今后作战方略，金称，以先接近中国海口为惟一要务，蒋颇感安慰，称：此来所见者除罗之精诚可佩以外，惟金对余为最诚实、最有益之一人。

下午3时，蒋介石访问罗斯福，谈：1．对罗斯福应允给予中国经济援助及贷款的好意表示感谢。2．外蒙古。3．西藏。4．（英国）海军登陆（缅甸）日期。罗保证提前，声称仅丘吉尔一人尚未同意。

4时半，丘吉尔、艾登、王宠惠等到会，讨论公报。罗、丘、蒋三人均同意，待德黑兰会议与斯大林会谈后再行公布。蒋向罗斯福恳辞、告别。

晚8时，蒋介石约霍普金斯晚餐，谈至9点半。蒋称：“此次世界大战，如非罗（斯福）之政策与精神，决不能有今日之优势，英与俄皆无法挽救，故余惟佩其人格之伟大也。”

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与罗斯福的互动情况如上。可见二人意见一致，关系良好。蒋对罗恭敬有加，罗对蒋诚挚亲切。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美英关系虽密切，但罗斯福却看重蒋介石，而不喜欢丘吉尔。上引罗斯福“令人痛苦者亦是丘的问题”，“英国总不愿中国成为强国”等语，虽系实话，但有“挑拨”中英及蒋与丘吉尔关系之嫌。如果罗不看好蒋介石，他是不会在蒋的面前掏出这种“心窝”里的“私房话”的。

在印度问题上，罗斯福向蒋讲的也是这种“私房话”。蒋介石一贯支持印度独立。开罗会议期间，蒋曾向罗表示，拟在会上提出印度独立问题，但罗斯福却直言不讳地告诉蒋：“现在不要提，等战后再来提。因为现在的丘吉尔是一个守旧的人，同他商量，不会有结果的。到了战后，英国换过一个新的政府，一定可以解决的。”在蒋介石面前直斥丘吉尔是“守旧的人”[7]，说明罗此时对蒋是信任而亲昵的。

开罗会议期间，蒋罗关系既如此，蒋也并无任何触犯美国利益的言行，罗斯福怎么会起意杀蒋呢？

三　罗斯福认为，蒋介石虽有“短处”，但只能依靠他

罗斯福没有留下日记，但是，开罗会议期间，他的儿子小罗斯福随从在侧。从他们父子的私下谈话中，人们不难看出罗斯福对蒋介石的真实态度。

罗斯福高度重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在开罗会议之前，他就对小罗斯福指出：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将会有大量日军调到其他战场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欧洲，打下印度”，“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8]。正因为罗斯福如此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因此，他也就特别重视支援中国坚持抗战，特别重视作为当时中国抗战领袖的蒋介石。

“二战”中，罗斯福为了“维持住中国”成为一个有效的盟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中国进行军事援助及财政援助，并力主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放弃其本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等。图为“二战”期间的罗斯福。

罗斯福知道中国的情况，知道中国的战争“陷于停滞状态”，知道蒋介石将“大部最精锐的部队屯在西北——红色中国的边境上”。他也知道，中缅印战区的困难和史迪威工作的不易，他对小罗斯福说：“事实上，在中国的工作只有一个要点：我们必须使中国能够继续抗战，以牵制日本的军队。”[9]11月24日下午，蒋介石夫妇举行鸡尾酒会，小罗斯福代表父亲参加。会后，罗斯福向儿子了解对蒋氏夫妇的印象，当小罗斯福对宋美龄“恭维与魅惑的功夫之熟练到家”表示强烈不满时，罗斯福“皱着眉头，带着思索的神情”听儿子讲完，然后委婉地表达了不同看法。他说：“可是目前在中国有谁能代替蒋的地位呢？根本就没有其他的领袖。蒋氏夫妇固然有很多短处，可是我们却不得不依靠他们。”[10]罗斯福和儿子的谈话属于“私房话”，应是其内心真实思想的表现。

11月25日下午，蒋介石夫妇到罗斯福处茶叙。宋美龄“很动听地说她预备在战后扫除中国文盲的计划”，“同时还讲到其他改革中国的将来的计划”，小罗斯福发现当宋滔滔不绝地一个人在说话时，父亲“很热心地听着”。他写道：“父亲一向对中国的人民有崇高的敬意，并且对他们的问题以及开发他们的资源的可能性有浓厚的兴趣。”“想到昨天他所说的中国目前没有其他足以使中国抗战的领袖，我怀疑他是不是也在考虑蒋夫人所描绘的这些改革，似乎不一定要等待旁人来替代蒋氏以后才能进行。”[11]

罗斯福关心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他坦率地向蒋表示，对他的政府的性质表示不满。罗称：这种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必须在战争还在进行时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联合政府。蒋介石当时答应，只要美国保证苏联应允尊重中国的满州边境，他同意成立“民主政府”[12]。这天下午，继续谈到国共关系，小罗斯福写道：“蒋夫人为他的丈夫翻译，提到他与我父亲已经双方同意的关于增强国内团结的初步协定，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我尖起我的耳朵，可是他们并没有对这个话题加以任何讨论，显然地，他们早就比较详细地讨论过这个问题。蒋与我父亲似乎对这一种团结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曾在参谋长会议上见到史迪威，约他留出时间，私下谈一谈[13]。感恩节的当天晚上，罗斯福与史迪威作了开罗会议期间唯一的一次单独谈话，在场的有小罗斯福、妹夫鲍梯格和霍普金斯。据记载：

史迪威将军很流畅地、直率地、安静地谈着。他从不提高声浪，而也很少发什么牢骚，虽然我们不难想象他是的确有理由可以那样做，从头到底都是困难，这似乎是他的命运。他叙述他与蒋及蒋的总长何应钦将军之间的困难；而回答我父亲的询问，他很干脆地判断他是有办法来处理与对付这些困难的。

在缅北前线的史迪威

当晚，史迪威与罗斯福汇报的问题很多，如租借物资分配、列多公路、中国军队训练等。小罗斯福记载说：“很明显地，父亲对史迪威有很大的好感；他留他坐在他的旁边谈了一个多钟头；最后当他辞去的时候，父亲对他在远东方面所面临的荆棘的道路表示深切的同情。”[14]

当罗斯福参加德黑兰会议完毕，重新回到开罗，史迪威曾于一天中午来看罗斯福，这是史、罗二人在开罗的最后一面，小罗斯福仍然在场。他记载说：“他们在一起谈了二十多分钟。在这时期内，史迪威对蒋委员长的政策表示不满，并且说蒋是在养精蓄锐，预备在战后以全力对付共产党。父亲因为心中在想他与蒋的协定，以及后来与史〔斯〕大林的协定，很少说话，只劝史迪威尽他的力量把事情对付过去。很显明地，父亲在与史迪威谈话的时候，心中是在想着些旁的事情；我个人的想法是他在心里盘算着先行粉碎纳粹的必要，而唯有在纳粹消灭之后，他才能容许他自己考虑怎么样去解决美国统帅部在中国所遇到的许多问题。”[15]很明显，罗斯福和史迪威的这两次谈话，并无任何谋杀蒋介石的指示。

罗斯福回到美国以后，于12月24日发表谈话，介绍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在谈到蒋介石和斯大林时，罗称：“我们原本打算隔桌交谈，但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坐到了同一边。怀着对彼此的信任，我们来参加这场会议。但我们需要个人之间的接触。如今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日渐加深。”他特别赞扬蒋介石：“我看出他是一位有远见卓识和英勇无畏精神的人，他对眼前及将来的诸多问题见解独到。”[16]这虽是向公众谈话，但所述并非违心之言。

显然，从小罗斯福和罗斯福本人的资料考察，他在开罗会议前后，都不会起意谋杀蒋介石。

四　“厌烦”蒋介石并伪造“最高”口头命令的是史迪威

根据史迪威本人日记，开罗会议期间，史迪威共见过罗斯福两次。第一次在1943年11月25日4时30分，和马歇尔同去，听罗斯福谈法属印度支那（越南）问题。当日，史迪威准备了一份谈话资料，但是，没有得到进言的机会。第二次在12月6日，在座者除罗斯福、史迪威，还有霍普金斯，共四人。这应该就是上文提到的罗斯福从德黑兰回到开罗以后的那次见面。其中有一段谈话，涉及蒋介石：

罗：你以为蒋能维持多长时间？

史：局势很严重，日本人再来一次5月份的那种进攻就会把他推翻。

罗：好吧。那么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

史：他们也许正在找我们。

罗：是的。他们会来找我们的。他们确实喜欢我们。这话只限于我们几人之间，他们不喜欢英国人。你看，英国人在那里的目的不同。譬如说，香港，我倒是有个让香港成为自由港的打算：向所有国家贸易开放——对全世界。但先让我们在那儿升起中国旗。

蒋紧接着就会作出一个友好的姿态，让它成为自由港。这就是处理这件事的方法！和大连一样，我确信蒋乐于使它成为自由港，货物也就可以不经海关检查，未经完税就通过西伯利亚。[17]

1942年5月，日军以十万兵力，战机一百余架，向守卫鄂西的中国军队进攻，企图夺取川江第一门户石牌要塞，威逼重庆。中国军队奋起还击，歼敌二万五千余人，粉碎了日军的进攻。谈话中史迪威所称“5月份的那种进攻”，指此。谈话可见，史迪威完全无视中国军在鄂西战役中所取得的胜利，认为日本人再举行一次“那种进攻”，蒋介石及其政府即将被“推翻”。罗斯福只是接着史迪威的话说，表示在蒋及其政府被日本人“推翻”之后，美国仍应和中国的“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并无指示史迪威“暗杀”蒋介石之意。所以罗斯福接着就表示，要和蒋继续合作，让香港升起中国旗帜，以便蒋对美作出“友好姿态”，将香港和大连都辟为“自由港”。倘使罗当时即指示史设法暗杀蒋介石，就不会有上述关于“自由港”的谈话了。

多恩在回忆录中记述史迪威指示他制订暗杀计划时还有一段话：

将军注视窗外云南清澈的天空片刻，转身对我说：“我很担心这样的事件不断发生。大人物对蒋和他的脾气已经厌烦。”并且事实上，他用他一贯的奥林匹克的方式说：“如果你不能和蒋相处，又不能将他撤换，那就一劳永逸地将他除掉。你知道我的意思。将这件事交给你管得住的人。”[18]

这段记述值得注意，特别是“大人物对蒋和他的脾气已经厌烦”这句话，它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起意暗杀蒋介石的是史迪威本人，而不是罗斯福。

1942年1月3日，反法西斯同盟国宣布，盟军建立了中国战区，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美国中将史迪威来华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但蒋、史二人的合作并不融洽，一直冲突不断，直至史迪威最后黯然回国。图为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合影。

众所周知，在开罗会议之前，罗斯福和蒋介石素未谋面，双方只有电报往来。这些电报，由于是外交文书，礼尚往来，从无半句任情使性、粗暴无礼的语言。如上述，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罗斯福崇敬备至、彬彬有礼，“大人物”（罗斯福）何从对“蒋和他的脾气”感到“厌烦”？

其实，这是史迪威本人的感受。

史迪威受命到中国不久，即主张乘日军“集结起来之前就动手”，迅速指挥中国远征军南下，进攻缅甸南方海口城市仰光，而蒋介石则主张“等待”，在日军不再增援时再进攻。他认为，仰光濒海，日军拥有海陆空立体作战的优势，中国军队只有在空军和炮兵掩护下，才有取胜可能。二人之间因此发生激烈争辩。史迪威即在日记中辱骂蒋为“顽固的家伙”[19]。此后，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恶感日深。如：

6月18日日记称“蒋仍同以前一样”，是“一条贪婪、偏执、忘恩负义的小响尾蛇”[20]。

7月12日日记指责蒋“如此顽固、无知和极度忘恩负义”[21]。

1944年蒋介石夫妇与史迪威等人合影

7月13日日记指责蒋“顽固、愚蠢、无知、不容他人，专横、不讲道理，无法说通而又贪婪无比。”[22]

9月2日日记称：“很难想象一名军人会蠢到这种程度。”[23]

9月25日日记称：‘“花生米’要比我所想的更加反复无常和怪诞。”史迪威因为藐视蒋，所以在日记中通称蒋为“花生米”。

至于蒋的所谓“脾气”，据史迪威日记载，9月28日，宋美龄曾向他透露：“与‘花生米’过日子十分痛苦：没有别人对他讲真话，于是她只得不断地向他讲述不合意的消息。和这个爱发脾气的小畜牲一起生活，眼见一切事情被搞得乱七八糟不可能是件轻松的事。”[24]很难想象，宋美龄会在一个外国将军面前辱骂自己的丈夫是“爱发脾气的小畜牲”，显然，这是经过史迪威扭曲、改造的。

至于对蒋的所谓“厌烦感”，则完全来源于史迪威本人的感受。1943年11月26日，史迪威日记称：“路易斯11点来，谈了计划。他对‘花生米’产生了厌烦感，谁又不是呢？”[25]

以上资料可以证明，史迪威对多恩所称“大人物对蒋和他的脾气已经厌烦”，实际上是史迪威在阐述自己的感受，只不过假借“大人物”罗斯福的名义罢了。至于史迪威所称“大人物”指示：“如果你不能和蒋相处，又不能将他撤换，那就一劳永逸地将他除掉。”云云，既不符合罗斯福开罗会议前后的思想感情，也在小罗斯福的会议及史迪威本人的日记中找不到相关影子，只能认为，这是史迪威的有意编造。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企图暗杀蒋介石的是史迪威，而不是罗斯福，史迪威向多恩所说，完全是假传“圣旨”。

五　早在开罗会议之前，史迪威即已起意谋杀蒋介石

早在开罗会议之前，史迪威即已起意谋杀蒋介石。

根据美国战略情报局资深官员艾夫勒（Carl F．Eifler）上校本人参加写作的The Deadliest Colonel一书记载，1943年8月初至10月末期间，他在中缅印战区工作期间，曾被史迪威召到新德里，要求他准备一份暗杀蒋介石的计划，过程如下：

史迪威直截了当地对艾夫勒说，如果美国想要按照逻辑顺序有条不紊地推进战争，那么就必须除掉蒋介石。摆在史迪威面前最大的问题是：艾夫勒是否同意承担此重任？他能否神鬼不知地完成使命？

对于这个要求，艾夫勒既不感到震惊，也未感到受宠若惊或不知所措。

他点了点头回答说，他能找到除掉蒋介石的办法。随后，史迪威又强调说，整个暗杀事件不能使人怀疑到艾夫勒本人及他的随从的头上来。艾夫勒起身，向史迪威行过军礼后，与其握手告别后便匆忙离开了。

艾夫勒没有提供他被召到新德里的时间，但其时在开罗会议之前则是确定无疑的。在史迪威向他布置任务时，并没有说明此令来自“大人物”或最高，可见谋杀蒋介石的起意出自史迪威本人。

艾夫勒接受任务之后，最初考虑派狙击手暗杀，他自己或其随从“都可以成为扣动扳机实施暗杀的人选”。但是，该办法不能确保狙击手不被擒获。后来，他决定实施投毒，并且在回到印度东北部阿萨姆省纳济拉之后，初步勾勒出一个暗杀计划。这个计划需要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四个人来实施。艾夫勒分别将其他三人找到自己的办公室谈话，开门见山地说：“我需要你执行一个任务，该任务还没有名字，我想就称它为‘无名’任务吧。不到我们开始行动的时候，我不能向你透露计划的内容。此时，我需要你绝对保密，并心甘情愿地服从我的命令。这个任务不但令人反感，而且极为危险，但是却必须执行。如果你想回答‘不’，那么就赶紧说，我不会耿耿于怀的。”三个人都很快回答说，自己将始终与艾夫勒站在一起共进退。此后的近两个月内，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指示。

后来，艾夫勒到华盛顿，访问美国战略情报局实验室的间谍用品发明专家斯坦利·拉维尔（Stanley Lovell）后，确定使用“肉毒菌素素”。它能麻痹并损害中毒者的肺功能，使之迅速衰竭并最终致人死亡，死后的尸体剖检也不会发现任何中毒的痕迹。

据艾夫勒回忆，此后史迪威没有再催问此事。直到1944年5月，艾夫勒在史迪威的缅甸司令部与史相见，艾告诉史，已经找到一种方法，可以执行暗杀计划，但史摇头说，他对此已另有想法，并且决定，在目前反对这样做[26]。

史迪威有了什么新的想法呢？这可以从后来的形势发展考察。

六　史迪威利用中国战场失败，逼迫蒋介石交出军权

1944年4月，日军发动1号作战，首先进攻河南，中国军队大败。接着，日军进攻粤汉路。蒋介石急命史迪威将成都所存汽油、配件及全部飞机交给陈纳德的航空队，供粤汉路空战之用。他召史回渝商量，史置而不答。6月5日，史迪威到重庆，蒋介石当面要求史迪威增加对陈纳德航空队的汽油供应，史内心不屑，但表面应允。此后，中国守军在衡阳与日军苦战，陈纳德航空队的最大困难是缺油，陈本人多次要求史迪威增加空运吨位，多给军火，支援衡阳守军，史均不答应。史迪威和陈纳德在支援中国抗日的战略上有分歧，陈强调空军的作用，史认为必须首先充实陆军力量。1943年5月，美方在华盛顿召开参谋本部会议，陈、史二人之间为此发生争论。对于史迪威拒不加拨汽油的行为，史的另一个助手贺恩透露说：“史迪威正想令华东机场失去，以证明其在华府会议中预测之证实。”陈纳德则认为，史迪威是在故意扣留军用物资，以待局势恶化，迫使蒋介石让出最高统帅之指挥权[27]。此时，马歇尔正因史迪威与英国统帅蒙巴顿不和，准备应英方要求，将史调离东南亚战区，授以上将衔，改调中国国内，使之统率中国全国军队。7月1日，马歇尔电询史迪威本人意见，正中史的下怀。7月2日，史迪威在致夫人函中透露，他的希望是“摆脱掉‘花生米’而又不致毁了整艘船”[28]。同时，他明确写道：“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蒋介石。”“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我们的在华特权将受到严重损害。中国也将无助于我们的抗日努力，还会种下战后中国大乱的种子。”[29]他觉得，采取行动的机会来了。

7月3日，史迪威致电马歇尔，要求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指出蒋过去轻视陆军倚重空军的错误，告以“剧变情势应采剧烈手段”。史称，在此情况下，蒋介石有可能将中国军队交给自己指挥。他向马歇尔明确表示：“如我无实权，则不能担任。”[30]6日，马歇尔备妥电稿及签呈，上呈罗斯福，声称中国战局已经到了“须将中国军权交与一个人物指挥抗日”的时候，而此人，则非史迪威莫属。在马歇尔等人的“压力”下。罗斯福第二天即照马所拟电稿签发，宣称已升史为四星上将，要蒋从缅甸战场召回史，让他“统率全部华军与美军”，并予以全部责任与权力。

掌握中国军权是美国军方的长期目标，也是交给史迪威的任务。1943年6月，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说，美国国务院派到史迪威处担任政治顾问的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曾向友人透露：“美军方曾令史梯威，应利用一切机会统率中国军队。”[31]同年开罗会议期间，史迪威准备了一份与罗斯福的谈话资料，直言不讳地表示，要“掌握中国军队之权”。该资料云：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纳德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与中国和苏联空军司令官共同指挥战斗。1941年8月1日，陈纳德任中国空军美国航空志愿队上校队长；1942年7月4日任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准将司令，1943年3月10日，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转变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任少将司令。图为蒋介石、宋美龄与陈纳德合影。

无论蒋介石作何承诺，我们如不将掌握中国军队之权，早获明文规定，所有努力均将成为废纸……统率之权，如不能扩及华军之全部，亦必须包括于中美之联军。我们如缺控制蒋介石之权力，则伊将使其干部跟我们作梗。我以为中国军政部应改组，何应钦应去职，第一批卅师应由美军官统率之。[32]

可见史迪威不仅要求实际上掌控中国军权，而且要有“明文规定”。

罗斯福将马歇尔所拟致蒋介石的电稿一字不改地照样发出，至此，史迪威掌控中国军权的任务接近完成了。然而，史迪威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不仅拒不接受，而且绝地反击，坚决要求罗斯福召回史迪威，其结果不是蒋介石屈服，而是罗斯福屈服。史迪威当然更不会想到，1945年初，西起印度东北，经过缅北、滇西，东至云南昆明的中印公路通车，蒋介石为了纪念史迪威对此路修建及中国抗战的功绩，居然将这条公路命名为“史迪威路”，“以志其劳绩”，“决不以过掩其功也”[33]。

注释

[1] 《史迪威事件》，〔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年5月增订2版，第196～197页。在梁著之后，陆续论述此一暗杀事件的著作有迈克尔·沙勒（Michael Schaller）1979年出版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杨天石《史迪威事件中的蒋介石与宋子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3辑，2007年9月。陶涵（Jay Taylor）The Generalissimo，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2009.

[2] Frank Dorn：Walk 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New york．Thomas Y．Growell，1971，p．79.

[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杂录》。

[4] 《战时外交》（三），第492页。

[5] 《战时外交》，第494页。

[6] 以下引文，均见蒋介石日记，不一一注明。

[7] 《委员长报告开罗会议情形》，《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26次常务会议记录》，1943年12月20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按，此报告曾收入影印本《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5册，第825页，但删节已多。

[8] 李嘉译，小罗斯福著《罗斯福见闻秘录》，第42页。

[9] 李嘉译，小罗斯福著《罗斯福见闻秘录》，第136页。

[10] 李嘉译，小罗斯福著《罗斯福见闻秘录》，第146页。

[11] 李嘉译，小罗斯福著《罗斯福见闻秘录》，第149～150页。

[12] 李嘉译，小罗斯福著《罗斯福见闻秘录》，第155页。

[13] 李嘉译，小罗斯福著《罗斯福见闻秘录》，第126页。

[14] 李嘉译，小罗斯福著《罗斯福见闻秘录》，第152～153页。

[15] 李嘉译，小罗斯福著《罗斯福见闻秘录》，第193～194页。

[16] 张爱民、马飞译，罗斯福著《炉边谈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7月版，第218～219页。

[17] 黄加林等译《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222页。

[18] Frank Dorn：Walk 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p．76.

[19] 《史迪威日记》，1942年3月9日、19日，第52、61页。

[20] 《史迪威日记》，第185页。

[21] 《史迪威日记》，第189页。

[22] 《史迪威日记》，第191页。

[23] 《史迪威日记》，第197页。

[24] 《史迪威日记》，第202页。

[25] 《史迪威日记》，第217页。

[26] 参见Jay Taylor，The Generalissimo，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258～259.

[27] Clarie Lee Chennault，Wary of a Fighter，p．29；参见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264、307页。

[28] 《史迪威日记》，第267页。

[29] 《史迪威日记》，第279～280页。

[30] Stiwell's Command Problems，pp.380～381.参见《史迪威事件》，第265页；杰克·萨克森：《陈纳德》，东方出版社1980年版，第226页。.

[31] 宋子文文件，66-12。

[32] 转引自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194页。

[3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月26日。

◎蒋介石正告丘吉尔：“藏事为中国内政”——抗战期间的中英关系

一　宋子文舌战丘吉尔

1943年5月20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等人在华盛顿举行太平洋会议。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应邀参加。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对日作战，特别是讨论同盟国对在缅日军的协同作战问题。不料，丘吉尔在发言中突然说：

最近听说，中国有集中队伍进攻西藏之说，使该独立国家大为恐慌，希望中国政府能保证，不致有不幸事件发生。[1]

为了侵略西藏，英国长期在“主权”（sovereignty）和宗主权（suze-rainty）两个概念上玩弄花招。但是，英国官方仍然不得不长期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现在丘吉尔以首相身份，在太平洋会议这样的国际场合公然声称西藏是“独立国家”，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因此，宋子文立即反驳：

并未听说有此项消息。西藏并非首相所谓独立国家。中英间历次所订条约，都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所有，当早在洞鉴之中。

在宋子文的严词反驳下，丘吉尔不得不表示：“西藏为不毛之地，英国对之并无野心，只希望吾人此时集中精力，对付共同敌人，万勿分耗力量而已。”

1943年5月的太平洋军事会议，右一为宋子文，中坐者为罗斯福，左一为罗斯福助理霍普金斯。

会后，宋子文立即致电蒋介石汇报。蒋于23日回电：

邱吉尔称西藏为独立国家，将我领土与主权完全抹煞，侮辱实甚，英国竟有如此言动，殊为联合国共同之羞辱，应向罗总统问其对于邱言作何感想，及如何处置。西藏为中国领土，藏事为中国内政，今邱相如此出言，无异于干涉中国内政，是即首先破坏大西洋宪章，中国对此不能视为普通常事，必坚决反对并难忽视。[2]

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北部的一艘军舰上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该文件宣称：美、英两国不寻求领土和其他方面的扩张，不承认法西斯通过侵略造成的领土变更。它促成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成为后来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丘吉尔的发言是对《大西洋宪章》的赤裸裸的破坏。由于《宪章》是罗丘二人共同签署的，因此，蒋介石要宋子文询问罗斯福，“对于丘言作何感想”，“如何处置”。“西藏为中国领土，藏事为中国内政。”蒋介石的这通电报，义正辞严，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丘吉尔谰言的强烈愤怒。

同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子文，说明“我政府只有对藏开辟公路，以利运输，而决无集中十一个师进攻西藏之事，此说完全为英国所捏造。”他指示宋子文，“除照前电之意应向罗总统严重表示，英国在事实上已首先破坏大西洋宪章矣。”他特别关照宋，在与罗斯福谈话时，“此首先二字应特别注重”[3]。

一日之内，连发两电，说明蒋介石对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视。

二　事件原委

英国早就觊觎西藏。自19世纪始，英国即积极拉拢西藏政教界的上层人士，力谋侵略西藏；在西藏政教界的上层人士中，也有人投靠英国及其在印度的殖民政府，希冀将西藏分裂出去。抗战期间，中国忙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英国却乘机加紧侵略西藏。1940年6月，英国屈服于日本压力，一度封闭中国的对外通道——滇缅公路，中国政府计划另建由印度经由西藏通往中国内地的中印公路，用以运输国外援华的抗战物资，但是，英印政府却授意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反对，不准勘测人员入境。1942年初，英印政府为了保住“将来的利益”，提议美国援华物资可以从印度经西藏运往中国，但噶厦仍然拒绝，声称“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不能够同意为了把货物运往中国而利用西藏的土地”。[4]同年5月，英国政府提议用驼运的办法将援华物资经拉萨运往青海的巴塘或玉树，但噶厦却提出“只有在西藏、中国和印度三方达成协定的情况下，他们才同意开辟通道”。1943年4月，更下令停止所有从印度经西藏运往中国内地的货物（驿运）。7月，噶厦擅自成立“外交局”，为进一步和中央政府分裂作准备。

对于西藏噶厦的行为，蒋介石最初持“暂时隐忍”态度。1942年8月，蒋介石偕宋美龄视察甘肃、青海等与西藏接壤地区，其预定工作科目中有“抚慰蒙、藏、回各民族”的安排[5]。同月23日日记云：“文化团体应以喇嘛为中心”。28日日记云：“只要藏政归中央统治，不受外国牵制足矣。中央之所以必须统制西藏者，其宗旨全在解放藏民痛苦，保障其宗教与生活自由，而不被外国所愚弄与束缚而已。”[6]可见，蒋介石这时的治藏方针主要在控制西藏分裂主义者的活动，防止外国侵略。同年10月，国民政府研拟与列强谈判，解除鸦片战争以来的不平等条约。蒋介石决定乘机要求英国政府“取消西藏关系之不平等特权”，在日记中表示“应积极与坚决进行”[7]。同时，蒋决定，在次年10月前，派兵进驻西藏东北部的昌都，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前提下，“用政治方法解决西藏问题”[8]。1943年4月，噶厦下令停止汉藏之间的“驿运”后，青海马步芳的军队奉命开向青藏边界。同年5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召见西藏驻京办事处主任阿旺坚赞。阿旺坚赞要求蒋“制止军事行动”。蒋介石答称：“调动军事，乃一方防止日寇勾结西藏，一方保护修筑中印路及驿运。”他提出五项要求，希望藏方遵照办理：1．协助修筑中印公路；2．协助办理驿运；3．（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商办事件直接与噶厦商量，不经“外交局”；4．中央人员入藏，凡持有蒙藏委员会护照者，须照例支应乌拉（差役）；5．在印华侨必要时须经西藏内撤。蒋称：“如西藏能对此五事遵照办到，并愿对修路、驿运负保护之责，中央军队当不前往，否则，中央只有自派军队完成之。”蒋并称：“中央绝对尊重西藏宗教，信任西藏政府，爱护西藏同胞。但西藏必须服从中央命令，如发现西藏有勾结日本情事，当视同日本，立派机飞藏轰炸。”[9]蒋介石觉得，他的这一谈话是对西藏上层某些人物的警告，在日记中写道：“对西藏代表严正态度，使西藏政府夜郎自大者有所觉悟，非此不可也。”[10]

蒋介石调动军队，是在噶厦一再抗拒援华物资经西藏内运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目的是施加压力，以达到修筑中印公路、恢复驿运的目的，并不真想动武。但是噶厦却慌了手脚。1943年4月，噶厦致函英国驻西藏代表：“请求我们最大的盟友英国政府，通过印度政府给与我们尽可能的援助，以支持和维护我们的独立地位。”5月4日，英国大使薛穆拜会中国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声称中国军队已由西宁开至青海南边，西藏当局深感不安，希望中国政府能表示无此事实，以便转告西藏当局，令其安心。吴国桢答称，对此不甚明了，他坚定地表示：一国内部军队的调遣，实与另一国无关。至于一国之中央政府与地方接洽事件，无论其友国如何友好，亦无友国代为转达之必要。吴国祯提醒薛穆，希望阁下不提此事。薛穆在吴处碰了钉子后，英国外交部仍于5月17日指示薛穆“驳斥”吴国桢，并且告诉中国政府，这个问题已经提交英国政府，并将在太平洋会议上提出讨论。事后，蒋介石指示吴国桢，退回薛穆照会，蒋称：“西藏为中国领土，我国内政决不允许任何国家预问。英国如为希望增进中英友义，则勿可再干涉我西藏之事。如其不再提时，则我方亦可不提；如其再提此事，应请其勿遭干预我国内政之嫌，以保全中英友义。”[11]与此同时，王世杰则请杭立武以私人关系会见薛穆，劝他勿再提此事[12]。

1943年1月11日，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用毛笔在《中英平等新约》上签字。

丘吉尔在太平洋会议上的发言，正是英国政府一系列动作的重要一环。当时，罗斯福表示，正在采取步骤，增进援华空军的战斗力量及运输力量，空运数量将大大增加，陈纳德的空军力量将增加三倍。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表示，愿派遣驱逐机三队赴华。但是，话锋一转，丘吉尔却谈起西藏问题，目的是要挟中国。

三　蒋介石大为动怒，指责丘吉尔“帝国主义真面目暴露”

蒋介石接到宋子文的电报后，大为动怒，在日记中写道：

昨日傍晚，接宋电称：华会廿一日会议中，丘吉尔突称“西藏独立国，中国在此获得空军接济之时，不宜对藏用兵”，并将其对中英美一月间加尔各答会共同进攻缅甸决议完全推翻、否认，此诚帝国主义真面目暴露，不仅为流氓、市侩所不为，而亦为轴心、倭寇所不齿。[13]

缅甸自19世纪80年代沦为英国殖民地。1942年初，日军入侵缅甸。同年2月，中国远征军入缅，支援英军作战，同时打通国际通道，但是，英国却态度消极。1943年1月，罗斯福、丘吉尔在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卡港）会议，决定对缅作战计划。同年2月，中、英、美三方在印度加尔各答会议，进一步达成攻缅协议。但是，到了太平洋会议上，丘吉尔却力图否认，声称加尔各答会议，“只有计划，并无决议”，“英军事当局如有允诺，实属越权”[14]。对丘吉尔的背信言论，蒋介石自然十分恼怒。再加上丘吉尔声言西藏是“独立国家”，蒋介石自然更加愤怒了。多年来，蒋介石对英国政府和丘吉尔向无好感，这一则日记，将蒋介石对英国政府的不满倾泻无遗。在蒋看来，丘吉尔不仅是“帝国主义”，而且是“流氓、市侩”，所干的事，连德、意、日这样的轴心国家也不会干。

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与罗斯福进行非正式会谈。

蒋介石寄希望于罗斯福出面主持公道，但是，他又担心罗斯福和稀泥，当和事佬。5月25日，他在日记“预定”栏中写道：“复子文电，对藏事应坚决表示”。果然，在再次致电宋子文时，蒋称：

关于西藏问题，不能轻忽，应照前电对罗总统严重表示，使其注意。如罗总统有勿因此发生意外之语，则我更应申明立场、主权为要，否则其他军事要求与我之主张更被轻视，以后一切交涉皆必从此失败矣。切盼遵令执行，勿误。[15]

此电语气确实很“坚决”，“切盼遵令执行，勿误”云云，不允许有任何犹豫。

宋子文接电后，于25日复电蒋介石，告以丘吉尔提及西藏问题的第二天，罗斯福已经表态：丘吉尔所言，“殊不得体”。他说：自己准备下次会见罗斯福时“遵令重复声明我国立场与主权”。但是，他不希望矛盾进一步发展，要求蒋介石饬令军队，“千万不可发生冲突”。电称：

英美反对我者，已谓中国一旦成为强国，必为侵略者。西藏为我国土，即系用兵，固绝非侵略可比，但不明真象者，必多误解。且将谓中国生死关头，一发千钧之际，不以之对敌，反分散兵力于和平之边境。在法律上英国总无干涉我内政之权。万一中藏间稍有冲突，事实上英国势必藉题发挥，至少可能阻碍中印国际交通，破坏攻缅计划。钧座烛照无遗，无须哓渎。[16]

宋子文此电，将中国政府对内用兵和对外侵略严格区分，认为英国“无干涉我国内政之权”，但是，从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考虑，宋子文强烈希望和平解决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5月25日，宋子文再致蒋介石一电，提出三点理由：1．中国当时的国际运输线经过英属印度，中国海上运输全靠英国海军保护；2．中国正在强迫英方出全力执行进攻缅甸方案。3．日军正企图进攻重庆，中国正在要求美方空军参战。因此，宋子文再次要求蒋介饬令军队千万不可发生冲突，他要求蒋思考，“目前解决西藏问题与中国存亡问题孰轻孰重”，劝蒋审慎行事。

四　罗斯福质问丘吉尔；蒋介石批评罗斯福

宋子文遵照蒋介石的意旨向罗斯福说明西藏问题，表示中国不能接受英方对西藏任何提议。罗斯福向宋叙述了他和丘吉尔的一段对话。当时，太平洋会议结束，丘吉尔即将离开华盛顿。

“阁下在会上何以提出西藏问题？”罗斯福问。

“英国并无占领西藏之意图。”丘吉尔答。

“帝制时代，西藏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则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与英国无涉。”罗斯福表明立场。

“中国政府在西藏没有实权。”丘吉尔答非所问。

“中国政府有无实权，与英国何涉？”

丘吉尔无词以对[17]。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作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频繁活动欧美各大国寻求支持和帮助，促使有关国家对日本侵略扩张的后果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罗斯福介绍的这段对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美国对中国的支持立场。宋子文对罗说：“邱相所云，中国集中十一师攻藏，实属荒谬。”他承认，中国确在开辟公路，但记得总统以前曾多次向宋子文提议“中印间修路以利运输”。宋子文的话，有理有据，罗斯福答称：“此类事余亟盼早日与蒋委员长、史丹林、丘相四人会面，但丘不忘英国独霸世界之传统观念，最好余与蒋委员长两人，在四人会面前早二三日畅谈。”[18]

罗斯福思想比较开明，他对丘吉尔的霸权主义早有不满，这次在不经意间向宋子文流露了。

尽管罗斯福批评丘吉尔，支持中国，不过，他不希望中英因此发生冲突。当时，宋美龄正在白宫访问，他对宋说，西藏问题，如中国“不进占”，则英国亦不致有此动作。他劝中国将西藏问题“暂时搁置”。蒋介石认为罗斯福的这一意见属于“各打五十大板”性质，仍然在干涉中国内政，在日记中激愤地写道：

此诚欺人太甚。如余与之面晤，彼必不敢出此愚弄之谈。否则彼必与丘吉尔狼狈为奸，自食其不干涉各国内政之宣言与首要违反其大西洋宪章，彼将无以见世人矣。[19]

这一时期，罗斯福一直在张罗召开美、英、苏、中领袖参加的“四头会议”，尤其希望先与蒋介石举行“双头”会谈，但蒋介石认为他的参加，只是做罗斯福的“陪衬”，“为人作嫁”，因此，态度消极[20]。

五　蒋介石决定“隐忍”，等待西藏当局觉悟

蒋介石对西藏当局提出五项要求，西藏当局基本上采取拒绝态度。关于“外交局”，西藏地方当局表示可以“让步”，将另设机关与中央驻藏办事处往还。同时，西藏当局还表示，将与“中央保持感情，不应与中央西藏办事处断绝关系”。但是，在关键的修筑中印公路这一问题上，西藏当局声称：“神意反对测修。”[21]西藏当局的这一答复使蒋介石极为不满。7月13日，他在日记中指斥西藏当局的答复为“卑劣可痛”。第二日，他考虑四项对策：甲、以飞机示威，不再作答。乙、以飞机投函昌都，令早日遵办五条件；丙、中央军进驻西康；丁、派格桑入拉萨宣传。[22]

蒋介石认为，西藏问题复杂，外有英国在背后操纵，内有四川军阀刘文辉支持，少数藏族上层分子，“任人作弄，且准备抵抗中央，为虎作伥，认贼作父，而反以中央爱护与恩德，视为仇恨”。蒋介石称此种言行为“自戕自残”[23]。7月16日，他约集干部商量。18日，蒋介石在重庆曾家岩官邸举行军事汇报。特邀曾入藏主持第十四代达赖喇嘛坐床大典的吴忠信参加。吴主张军事、政治两方面同时并进，建议由驻滇第十一集团军派一部进驻云南西北部的德钦，加以威慑，使之“不至过于猖獗”，同时，命令刘文辉接济马步芳军队的粮食。徐永昌主张“重新检讨”既往的对藏政策，否则将逼迫西藏当局“结纳英人”，他建议“派妥员入藏，与之敷衍，藉使我情势稍转”，待康青路筑成，问题自然解决。吴忠信反对徐永昌的意见，仍主增加滇军[24]。蒋介石当场没有发表意见。会后，几经思考，决定暂时“隐忍”，等待西藏地方当局的觉悟。他在日记中写道：

此时惟有暂时置之，以待补救。只要西康问题解决，道路开通，则英国决不敢张明以助藏，则藏事自然解决，故决隐忍一年，让此蠢物骄恣跋扈，不加计较，以待其觉悟为上也。[25]

在缅甸并肩对日作战的中英部队

同日，他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对西藏问题研究甚切，决定暂时隐忍，以稽其自觉，此乃放宽一步，擒纵自如，尚有操之在我之权。”这样，他就决定，不向西藏派兵，不派飞机侦察，也不刺激英国。7月24日日记云：

对西藏决定放宽一步，不加虚声威胁，故不派飞机侦察昌都，勿使刺激投英，亦勿刺激英国。此时唯一要旨，为使英国无口可藉，而能共图履约，打通英缅路交通，一切的一切，皆应集中于此一点也。

当时，中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国，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蒋介石决定，将主要努力集中于联合英军，共同抗击在缅日军，打通“英缅路交通”。7月31日，蒋介石再次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对“西藏之愚妄，皆一意隐忍，不予计较。此对内政策之决定，自信必有效果也”[26]。

西藏地方当局曾于1943年7月要求英印政府提供枪械弹药。英印政府内部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这种举动将“鼓动西藏方面抵抗中国”，建议暂不提供，但是，英国政府不愿失去“我们在西藏的影响”，于同年11月决定售予西藏当局步枪子弹500万发、山炮弹1000发。1944年2月，西藏地方当局又向英国订购高射炮等物。3月6日，西藏代表阿旺坚赞、罗桑札喜、土登参烈等携带藏产重礼，晋见蒋介石，祝贺蒋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蒋在谈话中严厉批评西藏当局私自向印度购买武器的行为。事后，蒋介石自感批评场合不妥，语言过重，特别设宴招待，以图补救，“并赐给机关枪与迫击炮，示以中央对边区之信任，令其觉悟向外私购武器之愚拙也”[27]。

不过，蒋介石始终没有放松英国侵略西藏的警惕。1943年9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提醒自己：“英国侵略我藏之野心，丝毫未有变更。”同年11月22日，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准备与丘吉尔会谈，其草拟的《对英要旨》，第一条就是：“西藏问题勿再干涉”[28]。

注释

[1] 《战时外交》（三），第233页。

[2] 《委员长来电》，宋子文文件，61—2。

[3] 《委员长渝来电》，1943年5月23日，宋子文文件，61—2。

[4] H．E．Richardson，Tibetan Precis，Government of India Press，1945，p.71．转引自陈谦平《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1页。

[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8月22日。

[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8月28日。

[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0月25日。

[8]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14页。

[9]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57页。

[10]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5月16日。

[11]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2] 《委员长来电》，1943年5月23日，宋子文文件，61—2。

[1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5月23日。

[14] 《战时外交》（三），第234页。

[15] 《委员长渝来电》，1943年5月25日。宋子文文件，61—2。

[16] 《呈委员长电》，1923年5月25日。宋子文文件，61—2。

[17] 《呈委员长电》，宋子文文件，61—2。

[18] 《呈委员长电》，宋子文文件，61—2。

[1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7月17日。

[2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6月6日。

[21] 《元以来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资料选编》第7册，第2851页；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68页。

[2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7月14日。

[2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7月18日。

[24] 《徐永昌日记》，1943年7月18日。

[2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7月18日。

[2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7月31日。

[2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3月6日。

[2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1月21日。

第四辑　蒋孔恩怨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一份不实报道引起的学潮

一　从抢救“要员”的飞机上走下来几条“洋狗”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日军向香港发动闪电式的进攻，形势危急。当时，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不少民国要人，包括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内的军政大员、银行家、文化人，如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陈寅恪、陈济棠等都寄居当地。为了避免这些人成为日军俘虏，重庆国民政府应各方要求，加派航班，力争在日军占领之前将这些要人抢运到内地来。由于《大公报》社长胡霖（政之）也在香港，该社总编辑王芸生向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提出要求，得到蒋的同意，将胡列入抢救名单。

12月10日，从香港最后起飞的一架飞机到达重庆机场，《大公报》编辑部派人到机场迎接自己的社长，出人意料的是，不仅未见胡霖和其他要人的身影，相反，见到的却是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二女儿孔令伟、老妈子、大批箱笼和几条洋狗。次日，《新民报》日刊刊出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所写现场报道，标题是：《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但在四条相关新闻中夹杂着两行文字：

△日来伫候于飞机场遥望飞机自天外飞来者大有人在，昨日王云五先生亦三次前迎，三次失望。

△昨日陪都洋狗又增多七八头，系为真正喝牛奶之外国种。

1941年12月23日，北平《晨报》关于日军进攻香港英军情况的报道。

为什么写得如此简略呢？主要是为了逃避重庆当局的新闻检查，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

王芸生当日未去机场，但他听到派出接机人员的汇报后，十分气愤，也想将此事捅到报纸上。恰好，当时国民党正在重庆召开五届九中全会，12月20日，会议通过了一份《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其中提到“年来行政虽尚有进步，而仍不无疲玩迟滞之感”，推研其因，在于未能认真贯彻1938年《抗战建国纲领》中的“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其财产”的有关条文。议案提出，今后要“厉行监察、检察职权，修明政治，首重整肃官方”[1]。王芸生读到这份议案后，当日写成一篇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表示对国民党中央全会议案的支持，中称：

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五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现在九中全会既有修明政治之决议，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新闻管理当局若不准我们发表，更是违背中央励精图治之旨。

文中提到的两个例子，一个指向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一个指向当时的外交部长郭泰祺。自然，送审时检查机关通不过，下令“删扣”，但王芸生无视禁令，将被删部分照发[2]。于是，12月10日重庆机场上的那一幕就广为人知了。

二　昆明学生上街游行，大喊“打倒孔祥熙！”“枪毙孔祥熙！”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成立的包含各党派成员的咨询机构。会上，联大教授张奚若、罗隆基对孔祥熙常有质询。会议结束后，张、罗回到昆明，也将消息带到当地。12月24日，昆明《朝报》转载王芸生所写社评，将标题改为《从修明政治说到飞机运狗》，“洋狗”事件遂被更加突出。吴晗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在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上愤怒地说：“南宋亡国时有蟋蟀宰相，今天有飞狗院长，可以媲美。”[3]他的话，像是在一堆干柴上点燃了火焰，不同政治倾向的学生都被动员起来。

1942年1月5日，西南联大新校舍的“民主墙”上出现“打倒孔祥熙”的标语。学生迅速编辑并出版壁报《呐喊》，发表《铲除孔祥熙》、《重燃五四烈火》、《告国民党员书》、《告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书》等文章。留校中共党员刘平御组织的平社继起响应。《呼声》、《正义》等壁报陆续出现。学生自治会主席郝纯治和副主席竹淑贞等暗暗发动群众。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邹文靖、钟正等找到教育系教授、三青团直属分团部书记长陈雪屏，要求以联大三青团的名义表示抗议，陈拒绝，邹等即起草《讨孔宣言》，宣称“孔贼不除，誓不罢休”，签名者共26人。

1月6日下午1时，西南联大学生鸣锣号召，迅速聚集六七百人上街游行。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同济附中、昆华师范等校的学生纷纷赶来参加，共约三千人。联大一年级新生中的共产党员齐亮、王世堂、高彤生（高志远）以及原中共鄂西特委副书记马千禾（马识途）等都参加了游行。学生举着自制的“倒孔”、“讨孔”、“铲孔”的小旗子，在闹市游行，高呼“打倒孔祥熙”的口号。土木系学生叶传华用床单画了一个大铜钱，肥头胖脑的孔祥熙的头钻在四方的钱孔里。该画原来张挂在校内，也被抬进游行队伍作为前导，倍加引人注目。

学生们一边游行，一边遍贴标语。根据国民党当局收集的情报，标语计24条：

1．党国要员不如孔贼的一条狗。

2．拥护政府修明政治！

3．打倒以飞机运洋狗的孔祥熙。

4．孔贼不死，贪污不止！

5．打倒祸国害民的孔贼！

6．打倒国贼孔祥熙！

7．请新闻检查所勿扣倒孔之消息！

8．各界参加，打倒贪官污吏孔祥熙！

9．屈杀留港官员者是谁？

10．香港危急，飞机不救要人，而运狼犬，孔祥熙罪恶滔天！

11．请报界发表舆论！

12．争取民主自由，打倒孔祥熙！

13．孔存款十七万万元在美国！

14．打倒操纵物价的孔祥熙！

15．打倒操纵外汇的孔祥熙！

16．打倒发国难财的孔祥熙！

17．要修明政治，必先铲除孔祥熙！

抗战前期的孔祥熙

18．打倒囤积居奇的孔祥熙！

19．拥护龙主席，打倒孔祥熙！

20．孔祥熙为一国的财政部长，不好好管理财政，专做囤积居奇生意，简直是汉奸，我们非杀死他不可！

21．香港危险时，政府派飞机去救党国要人，带转来的是孔祥熙夫人及七只洋狗、四十二只箱子！

22．枪毙孔祥熙！

23．欲求抗战胜利，先从倒孔做起！

24．前方抗战流血，后方民众吃苦，发财的是孔祥熙。[4]

上述标语反映了学生的抗议焦点和政治诉求：集中于孔祥熙的贪污、操纵物价与外汇、发国难财、囤积居奇等方面，但其中最强烈的则是不积极抢救“党国要人”，却以飞机抢运“洋狗”。“要人不如狗”，这自然是一个易于激动人心、引起公愤的题目。

当夜，联大学生回到宿舍，连夜编出名为《四十年代》的壁报，称此次游行为“一六运动”。同晚，召开全市学生代表大会，每校推出代表三人，马千禾被推选为联大倒孔代表会负责人。8日，联大学生自治会倒孔运动委员会邀集校内明社等23个团体组成倒孔运动后援会，请教授及参政员将倒孔运动情况报告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要求撤去孔祥熙职务，没收其财产。同日，昆明市学生联合会发表讨孔通电。

1月中旬，内迁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学生继起“讨孔”，其情况与西南联大相似。

三　原来是一篇不实报道

事实上，飞机抢运“洋狗”是一篇貌似确凿而严重违离真相的报道。《大公报》社评发表的当日，蒋介石听说孔祥熙生病，曾前往探视[5]。

同日，蒋介石严令交通部彻查真相，同时向《大公报》询问消息来源，要求报社负责查明内容，穷究虚实。次日，《大公报》复函，说明“事属子虚，自认疏失”[6]。12月29日，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张嘉璈向报社寄来一封信，说明向中国航空公司调查结果：当日香港交通断绝，电话不通，无法一一通知需抢救人员；因有空余座位，故有航空公司人员搭机，并尽量装载中央银行已运到机场的公物，“决无私人携带大宗箱笼老妈之事”；至于四只“洋狗”，则系两位美国驾驶员见仍有余位，顺便携带到渝云云。函称：

本年12月22日贵报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文内，涉及此次香港来渝逃难飞机装载箱笼、老妈、洋狗，致多少应内渡之人尚危悬海外等语，当以此事为社会视听所系，经饬中国航空公司彻查具报，据称……是日香港与九龙间交通断绝，电话亦因轰炸不通，其未来公司接洽之乘客，无法通知。在起飞前，时已拂晓，因敌机来侦之故，不能再待，惟飞机尚有余位，故本公司留港人员因此亦有搭机回渝，并将在站之中央银行公物尽量装载填空，随即起飞，决无私人携带大量箱笼、老妈之事，亦无到站不能搭机之乘客。至美机师两人，因有空位，顺便将洋狗四只，计三十公斤，携带到渝，确有其事等情。查所称各节，确属实在情形，贵报社所述殊与事实不符，除美籍机师携带洋狗，殊属不合，已由本部严予申饬外，相应函请查照，即予更正，以正观听，是所至盼。

函末盖有“张嘉璈”本人印章。王芸生收到此信后，标上“交通部来函”五字，刊于12月30日报末[7]。

国民党、国民政府本来就缺乏公信力。此函刊出后，人们大都视之为文过饰非的官样文章，不予采信，有关消息继续流布。但是，也有人相信。例如黄炎培。他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九龙失守，诸友好多未他迁。最后一批飞机两架，一载航空公司职员，一载孔庸之夫人，携家具五十六件，狗九条，而许多待乘之客均不得乘，如蒋公开单指令离港之陶希圣、陈济棠、蒋伯诚等以及中委十余人均不得乘（后知狗非孔氏物，乃机师所有）。[8]

括弧中的话显系后来所加。黄炎培当时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喜欢蒋介石和国民党，也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所不喜。如果不是情况属实，他是不会随意加上这一句话的。

王芸生后来也采信了张嘉璈的解释。1942年1月22日，他在社评《青年与政治》中写道：

（本报）立言之意，全本爱国热忱，阐明修明政治的必要，偶凭所闻，列举一二事例，并非立论之中心，且关于飞机载狗之事，已经交通部张部长来函声述，据确切查明系外籍机师所为，已严予申饬，箱笼等件是中央银行的公物。本报既于上月三十日揭载于报，而此函又为中央政府主管官吏的负责文件，则社会自能明察真相之所在。

宋子文转宋美龄至宋庆龄的电文，其内容为请宋庆龄搭乘最后一班飞机撤离香港。

王芸生不是一个屈服于压力的人。当初，他敢于冒犯新闻检查机关的“删扣”，照原文发表社评；事后，他自然也不会轻易违心地承认官方的掩饰。

更重要的证据是宋庆龄1942年1月12日写给宋子文的信件，中云：

《大公报》发表了一篇言语中伤的社论来欢迎我们，指责我们带了大批行李和七只喂牛奶的洋狗，以及一批仆从。事实是当时飞机上共有二十三人，你可以想象每个人能带几件行李。这篇社论虽然用词巧妙，没有点名，但指的就是我们。我想对社论作出回应，但别人劝我应保持尊严和沉默。与此同时，谣言传得很广，也很快。蔼龄姐说，指控她的事很多，但现在她已不在乎去澄清这些谣言了。

我没能带上我的很多文件和其他无价文章，更别说我的狗和衣服了。当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只带了几件旧衣服，那还是女仆灯火管制时黑底里为我随手抓来的。对一个每天写东西的人来说，我甚至连一支笔都没有。[9]

抗战期间，孔祥熙一家在重庆上清寺范庄、南温泉及化龙桥几处均有公馆，包括夫人宋蔼龄、长女孔令仪、次女孔令伟等都住在重庆，但是，孔祥熙在香港沙逊街有房产，因此宋蔼龄有时也住在香港。宋蔼龄有心脏病。1941年12月上旬，宋蔼龄带着孔令仪和管家赵惠芳自重庆到香港看病、治牙，适逢香港危急，便在匆忙中又逃离香港。12月9日中午12点，宋庆龄和宋蔼龄同在香港机场候机，直到10日凌晨5点才同机离港。事前，宋庆龄靠了女仆的帮助，临时抓了几件衣服，同样，宋蔼龄等也不可能携带大量行李，更不可能携带几条“洋狗”。宋庆龄到达重庆后又和宋蔼龄等同时离开机场，暂住孔家。如果有大批行李和几条“洋狗”运回孔府，她不会不了解。在致宋子文函中，她认为《大公报》“带了大批行李和七只喂牛奶的洋狗”的指责是一种“言语中伤”，自然有力地说明，有关报道并不可靠，半是接机者的目击，半是揣度。

宋庆龄于1942年1月12日致宋子文的信，信中叙述了撤离香港和在重庆工作的情况。

关于“飞机运洋狗”一事，2006年，宋氏家族的曹琍璇女士和胡佛研究院的郭岱君研究员曾询问当时还健在的孔令仪。孔也是同机离港者之一。据她说：“当时情况危急，香港到处风声鹤唳，她们是最后一班飞机离港，连位子都没有，行李也来不及拿。”关于那几条“洋狗”，孔称：“狗是属于外国人的。是令伟在机场等她们时，和老外聊天，逗他们的狗玩。三只狗都不是令伟的。”[10]虽然事隔多年，孔令仪的回忆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上述回忆和宋庆龄事后给宋子文函所述大体一致。关于“狗”的主人是“外国人”，这一回忆也和张嘉璈的更正函一致。当日，孔二小姐的角色虽是接机，但人们熟知她平时爱狗，“和老外聊天，逗他们的狗玩”，自然会被误认为是从香港运狗的主人了。

以上说明，当年张嘉璈的更正函所述是事实，然而，可惜的是，当时大部分人都不予采信。多年来，几乎所有相关的历史著作都在继续宣扬：香港危急之时，孔家抢运“洋狗”。以讹传讹，相沿至今。有些著作甚至绘声绘色地描写孔二小姐如何在机上持枪强迫其他“要人”为“洋狗”让出位子，似乎作者当时在场一般。

新闻报道与历史著作的共性都是必须高度真实，所述各事均需严谨地加以核查和考证。誉人之善，恰如其分；斥人之恶，也不增不减。不能因为某某是正面人物，就无根据地粉饰、溢美；也不能因为某某是反面人物，就不加分析，任意抹黑、抹丑。多年以来，人们从某种预设立场出发，对于揭露国民党的资料常常未经核实就加以引用，因此错讹就在所难免了。

四　昆明学潮平息，蒋介石和国民党加强政治控制

飞机运洋狗事件发生时，正是中国抗战发生重大转机之际。

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次日，蒋介石在重庆邀请英、美驻华大使及武官，讨论中、美、英、荷、澳五国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建议美国总统罗斯福召集同盟国首脑会议，讨论全球反法西斯作战战略、设立联合军事参谋机构等重大问题。他雄心勃勃地梦想，在1942年年内击败日本。12月30日，罗斯福提议组织中国战区。1942年1月初，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统帅，负责指挥中国、安南、泰国等地的联合国部队。当时，中国军队正在与进攻长沙的日军鏖战，远征军正在准备自云南进入缅甸，支援英缅军对日作战。在这样的时刻，昆明发生学生运动自然是不很相宜的。

1月5日，当联大学生还在出版壁报，酝酿行动之际，联大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即向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赵澍报告，赵命调统室人员注意。6日晚，赵澍致电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报告，声称学生行为，“显系有组织策动”，要求朱转告教育部长陈立夫，请示方针[11]。朱于次日晚电复赵澍：“缅甸军事重要，望速设法平息为要。”同时，由组织部人员致电联大教授中的国民党与三青团负责人姚从吾及陈雪屏，声称“校中学生对报载事件有所酝酿，系出误会，请速劝导，万勿扩大。”[12]10日，朱家骅再电赵澍称：“大敌当前，胜利第一。且南洋风云日亟，滇省正在出击之时，不容再有任何纷争”。他要赵澍与姚从吾等商量，“尅速设法使之平息”[13]。陈立夫在接到朱家骅转来的赵澍函电后，也急电联大、云大、中法、同济四校负责人，要求他们“迅即制止”，同时要求朱家骅分电省党部及各校党部，共同防范制止，勿使扩大[14]。

赵澍的对策之一是严密封锁消息。学生游行后，赵即命警察在全市范围内撕去或涂去学生标语，禁止各报登载相关报道。对策之二是辟谣。香港失守后，昆明传言很多。如：吴稚晖全家在港被困自杀，郭泰祺、王宠惠、王正廷等在港，或被俘或自杀，陶希圣被日寇抓到后剥皮，等等[15]。这些传言，自然更加强了学生对孔祥熙以飞机运送“洋狗”一事的不满。赵澍针对传言，命党部所属云南通讯社发表消息，说明吴稚晖、郭泰祺、王宠惠、王正廷等人“均安居重庆”。该消息发表后，部分学生的情绪趋于缓和。对策之三是宣扬湘北大捷，转移学生视线。当时，中国军队在长沙地区顽强抗击日军，日军被迫退却，中国军队乘势追击，堵截，取得重大胜利。昆明学生准备以庆祝湘北大捷为名，继续发动反孔游行，赵澍即命省党部于10日召集各界祝捷大会，转移学生情绪。9日，昆明警备司令宋希濂到联大报告。下午，学生从国民党五届九中的会议录等资料中证实，吴稚晖、郭泰祺果在重庆，形势更趋缓和。10日，讨孔运动委员会贴出布告，宣布解散。此前，部分学生曾指责赵澍及云南社发布消息，为孔祥熙辩护，“别有作用”，“收孔祥熙贿赂15万元”，甚至准备到云南省党部责问赵澍。至此，学生派出代表向云南社记者致歉，倒孔运动平息[16]。

《大公报》社评对郭泰祺的揭露，大体属实。第二天，蒋介石即在九中全会上宣布其“另有任用”，以宋子文继任外交部长[17]。昆明学生掀起倒孔高潮后，蒋介石曾考虑令孔辞职，但他又不愿向学潮低头。1月9日日记云：“昆明联大学生反对庸之，此事已成为普遍之风气，不能不令辞去，但此时因有人反对而去，则甚不宜也。”[18]在蒋介石看来，学潮的背后一定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也一定有人挑动。10日日记云：“政客又想借《大公报》整顿政治一文，在各处运动风潮，推倒庸之，应以澹定处之。”这样一想，令孔祥熙辞职的打算又打消了。11日，蒋介石反复思考，字斟句酌，在头脑作痛中起草致昆明行营主任龙云的电文，声称根据所得确切情报，日本军阀及纳粹国社党，“在北平、南京、上海、香港等地，收买无聊政客，阴谋以群众运动，损害我国家威信，动摇我抗战意志，已非一日”。电报严厉指责昆明学生，“甘为卖国反动派利用，实为民族莫大之耻辱”，要求龙云恺切晓谕，使之明了幕后阴谋者的用心所在，切勿供人愚弄，破坏抗战。电报最后严厉宣称：“当地军政当局，有维持后方治安之现任，应依照野战治安法令，切实执行纪律，勿稍宽假。”[19]

关于挑动风潮的幕后人物，蒋介石最初认为是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等人，其《上星期反省录》云：“反动派鼓动昆明各大学学生游行示威，以庸之为其目标。文人政客之卑劣污陋，如张君劢之流可谓丧心病狂极矣。”[20]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张君劢领衔提出《请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和《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严厉批评孔祥熙所主管的行政院效率低下，要求更张人事。自此，张君劢即成为民主宪政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昆明“倒孔”学潮发生，蒋介石怀疑张君劢在其中的作用，甚至怀疑张君劢有敌伪、日寇，纳粹德国的背景[21]。其间，蒋介石曾考虑过动用“权力”，为此思考过三天，但认为尚非其时，决定通过张嘉璈与张君劢的兄弟关系对张进行劝说：“勿再作无聊举动”[22]。当张君劢否认自己是昆明学潮的主使人时，蒋介石又怀疑张在昆明的“政治朋友”、国社党成员罗隆基是主使者。1月12日日记云：“对国社党之处治办法须彻底，否则不如暂缓。”这段日记表明，只要时机合适，蒋介石是准备动用“权力”对付其他“异己”党派的。不久，蒋介石下令封闭张君劢在云南大理的民族文化书院，并利用张君劢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机会，将其软禁于重庆汪山，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中[23]。事后，蒋介石派康泽到昆明调查，证明学潮和国社党无关[24]。当时的中共云南省工委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也没有在背后领导这次运动[25]。

昆明学潮和孔祥熙以“飞机运洋狗”的不实报道有关，但抗战期间孔祥熙确有种种劣迹，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反对。连军统骨干唐纵都认为“孔之为人，莫不痛恨”[26]。学潮反映出当时社会公众对孔祥熙和国民党官僚阶层的普遍不满。这一点，蒋介石有认识。他在日记和《反省录》中写道：

骄矜自满而不自知者是为政治者之大忌。不能齐家，何能治国，人皆由于自侮也，可不戒乎？[27]

戚属恃势凌人，骄矜自大，不知公私，不明地位，亦时令人愤闷。[28]

滇黔各校反对庸之夫妇之运动已酝酿普遍之风潮，此乃政客、官僚争夺政权之阴谋，可谓丧心极矣。然而平时之不加自检，骄矜无忌，亦为之主因也。[29]

蒋介石、林森、孔祥熙（右起）

这些地方，说明蒋介石不是没有看到孔祥熙家族，特别是孔祥熙本人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对孔祥熙和行政院采取任何措施，仍然怪罪于“国人”，特别是学生。日记云：“国人与青年皆无辨别之智能，故任人煽惑，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颠倒，自古皆然。”[30]其实，昆明学潮虽有幼稚、轻率的一面，但更多地反映出的却是学生们爱国热忱和嫉恶如仇的积极一面。蒋介石完全看不到这后一面，他就站到爱国学生的对立面去了。

当时，西南联大既有国民党，也有三青团的基层组织。风潮中，蒋介石感到这些组织都未能发挥作用，深感“无人已甚”之苦。学潮中，部分三青团员成为“倒孔”积极分子，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为了掌握“领导权”，也有意识鼓励三青团员参加。关于此点，当时人回忆说：“游行回来，同学们又讨论成立组织继续搞下去，但跳上台最卖劲的是几个三青团员，一些进步同学看到这情况，便纷纷退出，这个‘讨孔’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了。”[31]国民党省党部的这一招虽有效，但蒋介石却极为恼火。1月24日日记云：“本周最使人忧愤者仍为西南联大所鼓动之学潮，我青年团干部糊涂散漫，一任反动派从中利用与主使而昏昧不悟，事事几乎非余亲自设计与拟稿不可，实足为本党前途忧也。”25日日记云：“青年团干部幼稚昏昧，是皆余不能善教之道，愤激悲伤何为耶！”26日上午，蒋介石觉得三青团干部“投机、官僚”，为此大发雷霆。下午，痛斥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投机无智”。所谓“投机”，指的就是部分三青团员投入学潮。据张治中回忆：他当时曾草拟了一份改进和加强三青团的工作意见书，呈交蒋介石：

这时候，正好昆明发生“倒孔”运动，有人报告蒋，说这是青年团发动的。蒋非常气愤，只在我的意见上打了许多圈、点、杠和问号，不加批复，但另写一张手条，大发脾气，指责青年团干的是反革命的工作。[32]

昆明学潮发端于不实报道，纯粹自发，一哄而起，自然有缺点，有不足，但本质上仍然是爱国运动和反贪腐运动。对有缺点、有不足的学潮，只能引导、教育，而不应敌视、镇压。蒋介石这里指斥联大的三青团员参加“倒孔”是“反革命的工作”，其矛头所指当然是整个的昆明学潮。其1月23日日记云：“对各大学共党恶化分子应作肃清之整备；各大学校长与教授应彻底整顿。”这就为国民党今后镇压学潮预埋了伏笔。1月25日，他认为“事实真相，早已大白”，但有些城市还在因此发生学潮，怀疑背后有“汉奸、反动派”挑动，因此通令各省省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书记长等，“切实制止学生之越轨行动”，“切实戒备，洞瞩内幕，严防煽动”[33]。以1942年年初的昆明学潮为标志，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学校工作逐渐向以防共、反共为主转化。

昆明学潮反对孔祥熙个人，并不反对正在抵抗日本侵略的国民政府。这本来是一个敦促国民党进行彻底改革的警讯，但是，蒋介石却主要视之为敌对势力挑动，对内政危机漠然不觉。他处理郭泰祺虽然坚决、明快，但处理孔祥熙却长期优柔寡断。1月26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高级主管官员训话，大讲其“于安定中求改正”，“于宽大中求核实”，不得互相讥刺、攻讦，不得旁观冷视，不得造谣生事，不准姑息腐朽，不得以中立态度自居，以及“成败荣辱皆不能分离”等道理，然而，并无改革内政的任何实质性措施[34]。27日，重庆报载，“孔副院长病愈视事”，这使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仍抱有希望的人大失所望。自此，国民党的腐朽程度日益加深，逐渐步入膏肓。

素有“民国第一假小子”之称的孔二小姐（令伟）与其姨母宋美龄合影。孔令伟深得宋美龄喜爱，常随侍左右。她即是讹传的“飞机抢运洋狗”事件的亲历者及重要当事人。

附记：

本文写出初稿后，承闻黎明教授赐示重要资料，得以修订完善，谨此致谢。

注释

[1]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749～752页。

[2] 《王世杰日记》，1942年12月22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影印本，第3册，第215页。

[3] 西南联大党史编写组《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活动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

[4] 朱家骅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301-01-06-050。

[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1年12月22日。

[6] 蒋介石《致龙云电》，《事略稿本》，1942年1月12日，〔台北〕“国史馆”，002—0601—00160—012；参见秦孝仪等编纂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849页。

[7] 今《大公报》仅影印第一张4版，未影印第二张2版。此据王芸生、曹冰谷《〈大公报〉评论飞机洋狗事件》，《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364页。

[8] 《黄炎培日记》，第7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页。

[9] 宋子文文件，胡佛档案馆藏。此函多年来不为人所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张俊义第一个发现，并全文翻译，见《百年潮》2004年第12期，第53页。

[10] 曹琍璇致本文作者函，2009年12月5日。

[11] 赵澍：《致中央党部组织部朱部长》，朱家骅档案，〔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301-01-06-050。

[12] 一鹤、培林《致云南省党部赵公望兄译转》，朱家骅档案。

[13] 朱家骅：《复赵澍》，朱家骅档案。

[14] 陈立夫：《致骝先吾兄函》，1942年1月8日。朱家骅档案。

[15] 赵澍：《致骝公部长》，1942年1月7日，朱家骅档案。

[16] 赵澍：《致骝公部长》1942年1月12日。朱家骅档案。

[17] 参见《王世杰日记》，1941年12月22日、23日。蒋介石曾在23日日记中，指斥郭“真是小人之尤者”。

[1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19] 《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002—0601—00160—012。

[2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7日。

[21] 蒋介石：《致龙云电》，《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002—0601—00160—012。参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50页。

[2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3日。

[23] 参见杨永乾：《张君劢传》，（唐山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

[24]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53页。

[25] 参阅李群杰《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和在党领导下的云南抗日救亡运动》，《云南文史资料》第30辑，第9页；熊德基《我在联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第34辑，第375～378页。

[26]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53页。

[2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0日。

[28]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7日。

[2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21日。

[3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9日。

[31] 熊德基《我在联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第34辑，第376页。

[32] 《张治中回忆录》（上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56页。

[33] 《事略稿本》，“国史馆”，002—060—100160—025。

[3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26日。

◎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且看蒋介石如何反腐败

一　孔祥熙等贪污巨款

发行公债是吸收社会资金、解决国家财政急需的重要办法。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国民政府为解决日益膨胀的财政需要，用美国对华五亿贷款中的一亿元作为基金，在西南、西北地区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每元折合国币20元。人民以国币购买，待抗战胜利后兑还美元。当时宣传称：“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人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其手续是，蒋介石以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劝储委员会主席名义，致函各省分会主任委员（省主席兼）、副主任委员（财政厅长兼），转令各市县劝储支会正副主委，按规定指标向各阶层摊派，照比率折缴国币，上解省劝储分会，向中央银行分行兑换美金公债券。实际上，由国民政府财政部交中央银行国库局分发各地银行销售。

同盟胜利美金公债虽有美金作底，但各地人民均采取多购不如少购，少购不如不购的消极态度，发行情况并不很好。至1943年秋末，全国实际售出还不到预定计划之半，约4300万美元。已购之人，也不很相信将来会兑还美金，因此大多在购得后即转手求脱。在黑市上，美金公债券一元仅值国币17～18元。但是，其后由于通货膨胀，国币贬值，美金公债券的价值逐渐提升，由美券一元可值国币30元发展至可值273元。

由于美金公债券价格持续上涨，身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于1943年10月9日致函蒋介石，以“顾全政府之信誉”，“如不筹维办法，将来再请援助恐有妨碍”为由，申请于10月15日结束美金公债的发售。他向蒋表示，“当督促行局主管人员妥为办理，以期早日完成”[1]。届期，财政部密函国库局，命令立即停止销售美券，各地尚未售出的美券，全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上缴国库。

按道理，美金公债在销售了一段时期后停止销售，并无不可。但是，当时的国库局局长吕咸却从中看到机会，企图乘机舞弊，损公肥己。他于1944年1月命债券科科长熊国清代拟了一个签呈，中称：“查该项美券销售余额，为数不赀，拟请特准所属职员，按照官价购进，用副国家吸收游资原旨，并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这份签呈写得冠冕堂皇，似乎既符合国家发行公债的目的，而且照顾到国库局员工的利益。但是，当时美券一元的最高市价已经飞涨到国币250元，而国库局的同人却可仍以20元的低价购得；尚未售出的美券五千余万元，其市价将达125亿国币。按照吕咸的办法，这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就可以成为国库局少数“同人”的囊中财富。对于这样一个损公肥私的签呈，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居然批了一个“可”字，并且加盖了“中央银行总裁”的官章[2]。

事实上，“调剂同人战时生活”也仍然是一句掩人耳目的官话。据后来在国民参政会上提案揭发的参政员陈赓雅说：吕咸取得合法手续后，于1944年2月首先孝敬孔祥熙美金公债券350万元，其后，又用以票换票，买空卖空的办法贪污美券近800万元。两项合计，共1150余万元，折合国币约26.47亿元[3]。

二　国库局同人检举，蒋介石开始密查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孔祥熙、吕咸等人如此明目张胆地舞弊、贪污，自然不能做得天衣无缝，船过无痕。1945年春，国库局的几个知情的年轻人开始向重庆国民政府秘密检举。3月19日，蒋介石日记云：“研究中央银行舞弊案。”[4]这一天的日记说明，几个年轻人的检举已经为蒋介石知悉，他开始注意美金公债的舞弊案了。此后，蒋介石日记中连续出现相关记载：

蒋介石夫妇在重庆款待战时公债劝募委员

3月29日：“昨晚约侍从第二处组长与俞财政部长聚餐。与俞谈中央银行美金公债不清之数，责成其彻底追究。”

3月31日《本月大事预定表》：“彻查美金公债案。”

4月3日：“追究美金公债。”“处理战务以及中央银行美金公债案彻查计划。”“督促俞鸿钧办案。”

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发现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账目不请，开始重视，并且决定交财政部长俞鸿钧彻底查究。

俞鸿钧（1898～1960），广东新会人。191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37年7月，任上海市长。1941年6月任财政部政务次长，步入财界。同年，兼任中央信托局局长。1944年11月，孔祥熙卸任财政部长，俞鸿钧继任。

1942年发布的“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债券

俞鸿钧虽然和孔家渊源甚深，但是，查究美金公债案出于蒋介石的“钦命”，自然不敢怠慢。从蒋介石的下列日记可见，调查有进展，蒋介石逐渐发现问题所在。

4月7日蒋介石《上星期反省录》云：“美金公债与黄金舞弊案正在彻查中。”“黄金舞弊案”是差不多与美金公债案同时发生的另一案件。1944年3月，重庆国民政府宣称出售黄金，收缩通货。28日，财政部预定自当晚起，每两黄金售价由2万元增加至3.5万元。但财政部官员高秉坊等事先走漏消息，预知内情的达官贵人投机抢购，致使当日重庆出售黄金数字剧增，成为轰动一时的“黄金加价舞弊案”。4月20日，财政部将该案移送重庆实验地方法院审理。

俞鸿钧接手美金公债案后，于4月8日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查账报告，其情况是：“美金公债自停止出售以后，所剩五千万左右也几乎售完。买主用的都是一些堂名、别名，地址含糊不清，有的甚至是南京、上海等沦陷区的地址。”[5]蒋阅后认为“其中显有弊窦，应彻查”。当晚，蒋介石约陈布雷等人谈话，“指示查账手续”[6]。陈布雷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是蒋介石的亲信。蒋介石向陈布雷等“指示查账手续”，说明蒋进一步重视此事并且加强了调查力量。4月10日，蒋介石满有把握地在日记中写道：“考虑彻查美金公债案已得要领，不难追究也。”

要查，蒋介石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孔祥熙不在国内。1944年6月，孔祥熙被派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他患有膀胱结石病，会后即留在美国治病。1945年4月10日，蒋介石致电在纽约的孔祥熙，指出在停售美金公债后，仍有1100万余债券在继续交易，应予追缴。电称：“拟查美金公债剩余部分有壹千壹百余万元，预定户在停售后，付价给券，不合手续，应即将此壹千壹百余万元之债券，饬令该行经管人员负责，全数追缴归还国库，不得贻误，并将追缴之确数呈报。”4月11日，孔祥熙复电称：“此事当时经过实情为何，弟不详悉，已将钧电转主管局长迅剋遵办，并严令责成负责，追缴齐全。俟弟病稍愈，即当回国亲自处理。”[7]说“不详悉”，不是不清楚，也不是很清楚，可进可退；至于“迅剋遵办”，“严令责成”等语，都是老于官场的说法。

通过追查，蒋介石已经初步掌握案情，但是，孔祥熙不回国，调查难以深入。4月14日，蒋介石日记云：“美金公债舞弊案已有头绪，须待庸之病痊回国也。”接到孔的复电后，蒋介石很失望，4月30日日记又云：“接庸之电，令人烦闷，痛苦不知所止。”“中央银行问题甚难解决也。”中央银行长期掌控在孔祥熙手中，其势力盘根错节，蒋介石已经感到，美金公债舞弊案和中央银行的问题比较棘手。

后来，蒋介石逐渐发现，有大量债券去向不明，曾经在《日记》“杂录”栏中记下了一组数字：“美金公债案：甲、各省市售出四千三百万元。乙、国库局交业务局五千四百万。丙、预售户有收据者只四千二百万。丁，尚差数一千六百六十余万元。”这1660余万美金公债的差额就是蒋介石要追查的地方。5月22日，蒋介石因中央银行业务局的黄金舞弊案发现重大嫌疑，电召孔祥熙速回[8]。

同年5月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日，选举国民党新一届中央委员。长期以来，孔祥熙的贪渎名声早已流传在外，口碑甚坏，但是，孔是蒋的姻亲，宋蔼龄、宋美龄都“护孔”，蒋在财政上也要依赖孔，因此，外间虽反孔，而蒋介石却常加维护。选举中，孔祥熙和粮食部长徐堪的票数都很低。后来选举常委时，孔祥熙竟至于落选。蒋介石感叹地在日记中写道：“其信望坠落至此，犹不知余往日维持之艰难也。可叹。”[9]同月28日，六届一中全会开幕，任务之一是解决行政院的改组问题。1938年1月，孔祥熙任行政院长，至1939年11月，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长，孔祥熙改任副院长。此后，社会“反孔”情绪更趋强烈，蒋介石不能不考虑“换马”。六届一中全会期间，蒋介石日记云：“为庸之兄副院长职务亦甚烦恼，但为党国计，不能不以公忘私也，苦痛极矣。”[10]从这一页日记不难看出，蒋介石既想甩开孔祥熙而又难于决断的矛盾心理。次日，蒋介石宣布，他本人和孔祥熙分别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职务，改以宋子文、翁文灏充任。6月1日，蒋介石考察干部状况，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孔祥熙的考语：“（庸之）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11]至此，孔祥熙不仅在政治上失势，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不堪了。

三　陈赓雅、傅斯年联合，向国民参政会提案揭发

国库局的知情年轻人除了向国民政府秘密检举外，有些人又将所掌的舞弊情况提供给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陈赓雅。陈原任云南劝储分会委员，兼主任干事，负责云南全省的美金公债推销工作，熟悉情况。同年7月7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大会在重庆开会，陈赓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写成提案，题为《请政府彻查三十一年度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发行余额大舞弊嫌疑案》，该案揭发：国库局局长吕咸“利用职权，公然将该项未售出之债票，一方逢迎上司，一方自图私利，以致不可究诘，构成侵蚀公款至美金一千一百五十万余元巨额之舞弊行为嫌疑。该项债票市价因之狂涨，由二十元递涨至数百元，刺激物价，扰乱金融，莫此为甚。”[12]该案共提出三笔可疑账款。其中最重要的一笔就是：吕咸“借推销公债之名，签呈中央银行当局，怂恿购买美债余额三百五十万零四千二百六十美元。”这里所说的“中央银行当局”，指的就是孔祥熙。陈赓雅等提出，“如果舞弊属实，国库损失之巨，与官吏胆大妄为，可云罕见”，要求国民参政会送请政府“迅予彻查明确，依法惩处”。

孔祥熙像

7月10日，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到参政会报告。此前，参政员傅斯年也多次听到该局美金公债的舞弊情况，即在谢冠生报告后提出口头质询。他说：“中央银行国库局同人分购成都没卖完的两百多万美金公债，因为分赃不均，便向主管当局告发，已经在查了。这比黄金透漏消息还要严重，因为国库局事先呈请该行核准了‘可’字。”他要求法院、检察官“自动检察”。傅斯年的发言引起大会震动，被称为当天七个口头询问中最响的“一炮”[13]。会后，陈赓雅向傅出示所拟提案，原原本本，既有数字，又有证据。傅为之大惊，立即签名联署。这一提案也得到其他几位参政员的支持，签名者共九人。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王世杰时任参政会主席团主席，他得知陈赓雅等人的提案情况后，便出面做工作。王称：“此案提出，恐被人借为口实，攻击政府，影响抗战前途，使仇者快意，亲者痛心。同时，案情性质尚属嫌疑，若政府调查事实有所出入，恐怕对于提案人、联署人以及大会的信誉都会有损的。为此，拟请自动撤销，另行设法处理。”陈答以证据确凿，请不必代为顾虑。接着，陈布雷又以新闻前辈的身份访问陈赓雅，对陈说：“这提案资料的搜集，可谓煞费苦心，准备在大会上提出，当然也很有价值。不过，有个投鼠忌器问题，就怕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恐使英、美、苏等友邦更认为我们真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不继续予以支持，那么，影响之大，将不堪设想。”陈布雷建议陈赓雅将议案改为书面检举，由参政会主席团负责人亲交蒋介石，认真查办。当年5月，美国财政部长毛根韬曾严厉指责中国在抗战期间的各种经济失策与舞弊，国民政府的国际信誉大受影响。陈赓雅觉得王世杰、陈布雷的说法有道理，便同意了。该项提案因此未提交大会讨论。

抗战期间，傅斯年为轰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以权谋私的贪腐行为，曾十几次上书蒋介石，同时利用各种方式揭露和抨击孔氏以权谋私、任人唯亲、祸国殃民的劣迹。图为傅斯年揭发孔祥熙贪腐的发言稿手迹。

傅斯年性情刚烈，嫉恶如仇。除了在陈赓雅的提案上联署外，7月15日，他在陈案的基础上又草拟了一份提案，题为《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积弊，严加整顿，惩罚罪人，以重国家之要务而肃官常案》。这份提案已经超出美金公债这一个案，而是要求对孔祥熙所掌握的财政金融系统进行一次总清算。联署者达21人[14]。该案称：

中央银行实为一切银行之银行，关系国家之命脉。然其组织直隶国府，不属于财政部或行政院。历年以来，以主持者特具权势，道路虽啧啧烦言，政府并无人查问……其中层层黑幕，正不知几许。

这里所指“特具权势”的主持者，当然就是孔祥熙。傅斯年等提议：1．由政府派定大员，会同专家、监察院委员、参政会公推的代表，彻查其积年账目与事项，有涉及犯罪嫌疑者，一律移送法院。2．改组。使中央银行改隶财政部或行政院，取消中央信托局。两者历年主持之人，在其主持下产生众多触犯刑章之事，应负责一齐罢免。其有牵涉刑事者，应一并送交法院[15]。对此案，17日的重庆《大公报》立即作了报道，还特别强调：“其中国库局职员私购美金储券一案，情节重大。”[16]该案经参政会大会讨论，决议修正通过，送请政府迅速切实办理。

17日以后，傅斯年几次会见揭发弊案人员中的两位青年人，得知他们的揭发动机至为纯洁，也得知更多舞弊情况，并拿到全部证据。这两位青年人揭发说：吕咸其人，“平日在局中，一切用度取给于公，其所行为，俨然孔公馆之缩影，彼更使人随便写不合手续之账，亦不以为讳。因习为故常，更恃靠山也。”他们也将此案发现经过向傅作了倾诉：“局中青年爱国之士久感不安，并因记账等事与吕氏心腹冲突者。”“故有七八人常在商议，并有债券科科长熊国清之亲笔信稿为其中一青年所拾得（此人今已出洋）。彼辈见之，大为骇异，遂星夜另托一人抄出最重要之账两纸，共推一人向政府密告。”他们还告诉傅斯年，其中有人已多次受到警告、恫吓。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危险状况，已立下遗嘱。傅斯年听了这几位年轻人的叙述，深为感动，安慰他们说：“诸君爱国热情，不避险难，至可佩。我虽前已同意不在大会提，但此事总当使之发生效力。”[17]

傅斯年在参政会上慷慨陈词，坚决揭发贪污腐败分子，使他获得很大声誉。有些人特意到参政会旁听，就是为了看傅斯年一眼。还有素不相识的人打听：“傅先生今天发言不？”7月20日下午5时，国民参政会闭幕式，傅斯年“唱了最精彩的压轴戏”。他向会议主席团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交由副秘书长雷震在会上宣读。内容有三点：“1．国库局舞弊证据已有一部分蒐集在手，已以之呈交主席团。2．请法院提出公诉，傅自愿为证人，并已得提供证据之友人之同意，愿同为证人。3．傅愿绝对负法律责任，如无其事，亦愿受反坐之罪。”[18]傅斯年的书面报告使全场激动、兴奋。傅的好友罗家伦为傅捏了一把汗，会后问他说话何以如此肯定。傅称：“我若没有根据，那能说这话。”[19]

四　蒋介石的质问与孔祥熙的答辩

陈布雷劝止陈赓雅在国民参政会上捅出美金公债舞弊案，但他不能不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也不能不及时处理这一问题。7月8日，孔祥熙回到重庆。7月11日，陈布雷告诉蒋介石，已有人在参政会提出美金公债舞弊案，蒋于是立即召见孔祥熙，将此案调查经过、事实、人证、物证，一一告诉他，“嘱其好自为之”。蒋这时的态度还是要保护孔祥熙，不料孔却“不肯全部承认”，以致蒋在日记中写下“可叹”二字[20]。次日，蒋介石审读陈赓雅等揭发舞弊案的提案，研究有关情节，决定“全数追缴，全归国库”，同时决定或亲自“负责解决”，或“任由参政会要求彻查”。日记云：“此固于政府国际信誉大损，然为革命与党国计，不能不如此也。”[21]13日下午，蒋介石再次召见孔祥熙。这一次，蒋就不只是空口白说，而是向孔展示证据了：“直将其人证、物证与各种实据交彼自阅。”但是，孔仍然坚决否认舞弊，甚至赌咒发誓。蒋介石看在眼里，大不以为然，觉得孔不配做一名“基督徒”。面对这位与自己多年共事的老姻亲，蒋介石不得不拉下脸来，“严正申戒”，孔这才“默认”。蒋介石见孔祥熙不再强辩，态度又转为温和，“嘱其设法自全”，将主动权交给孔，要他自己寻找解脱办法。当日蒋介石日记云：“见庸之，彼总想口辩掩饰为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22]蒋孔关系一向良好，认为孔“可耻之至”，这是很少有的现象。14日上午，蒋介石再次与孔祥熙谈话，据蒋介石日记记载：“彼承认余之证据，并愿追缴其无收据之美金公债，全归国库也。”[23]15日，蒋介石反省上周各事，非常感慨，在日记中写道：“傅斯年等突提中国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而庸之又不愿开诚见告，令人忧愤不置。内外人心陷溺，人欲横流，道德沦亡，是非倒置，一至于此！”[24]

孔祥熙一面在蒋介石面前承认有问题，但同时紧急布置国库局采取应付措施，据传，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提出舞弊案的当夜，孔祥熙审问吕咸。盛怒之下，打了吕咸两记耳光[25]。其后，就组织18个人连夜造账，对付审查[26]。孔祥熙甚至向审查者出示蒋介石交给他阅看的检举资料。7月16日，蒋介石审读中央银行的审查报告，再次召见孔祥熙。当日日记云：“彼将余所交阅之审查与控案而反示审查人，其心诚不可问矣！”[27]17日，蒋介石约见俞鸿钧及侍从室秘书、中央监察委员陈方，指示对舞弊案的“批驳要点”[28]。17日，蒋介石接阅国民参政会通过的傅斯年等21人对中央银行，实为对孔祥熙的“弹劾案”，蒋介石自称“苦痛无已”[29]。

停售后的剩余的美金公债既由孔祥熙、吕咸等人私分，自然交代不出购券人的真实姓名等资料。7月13日，孔祥熙曾向蒋介石递交《关于美金公债销售情形之折呈及节略》各一份，以购券人“无可查考”相推诿。孔称“人民购买均系款债对交，至各户户名均系来人自报，按照售债向例，无须详细记载”。7月19日，蒋介石连致孔祥熙三函。其中第一函驳斥孔祥熙的购券人“无须详细记载”的说法。蒋称：

门市现款购债自可如此办理，但既称为认购户或预售户，而认购之户一不缴纳分文定金，二不填具认购单据，中央银行亦不给予准许认购若干之证件，三无确实姓名住址之记录，则停售之后，各认购户究竟凭何证据向中央银行交款取券？行方人员又凭何根据付给其债券？是否仅凭该认购户口头申报或人面熟悉，即行付给债券？此种情形，即一普通商号对私人定购些微货物，亦决无此理，何况政府机关之国家银行！办理巨额外汇债票之收付，乃竟如此草率，何能认为合法有效？

蒋函进一步向孔祥熙提出质问：各有关购券人购券均在停售命令公布之后，美债价格均已高涨，何能尚按最初的低价出售？函称：

蒋介石夫妇与孔祥熙合影

查认购各户取券时期皆在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后至三十三年六月一段时间，距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停售之期少则月余，多则六七个月。其时美债价格高涨一倍至十余倍之多，而认购各户仍按国币二十元折合美债一元之原价交款取券。以在法理上毫无拘束之认购，此时何得享此意外之特殊利益，而损失国家宝贵外汇？

蒋函最后严厉提出：“此一期间，认购各户所领去一千六百六十万余元之美金公债，必须由兄责成经办人员，负责全数缴还中央银行，限期严密办妥。”在这段话之后，蒋又转变语气，特意写了一段：“此纯为稍减当前情势之应付困难，决非故意苛求。想兄当能深谅，务盼兄迅速处理，即日具报勿延为要。”

蒋介石的第三函则就孔祥熙所报账目进一步查问。函云：“查美金公债除去售出4310万余元及国库局缴交业务局5401万余元外，尚短287万4千余元，此款着落如何？应即详细查明具报。又据报三十三年八月十九日，国库局曾收进美债35万5千元，账上仅列国币710万。该项债券下落如何，并盼查报。”[30]7月21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庸之对一六六零万美金公债总不愿承认也。”[31]

21日，孔令仪携孔祥熙复函来见蒋介石，报告对陈赓雅等九人检举提案的调查情况，内称：美金公债券一千一百五十余万元，系由各地分销处分三次解缴而来，其销售情况为：

第一次，三百五十余万元（3，504，260元），已由国库局交业务局，并经业务局将债款国币七千余万元（70，085，200元）送交国库。其中二百零二万余元（2，024，760元）系以前认购各户交款交割，余数一百四十七万余元（1，479，500元）系由中央银行自购。

第二次，七百六十五万元（7，650，660元），由国库局交业务局，当经业务局将应行缴库债款国币一亿五千余万（153，013，200元）送交国库。

第三次，三十五万五千元（355，000元），由中央银行同仁认购，共收债款七百十万元。[32]

孔祥熙的这份复函对陈赓雅等人检举的一千一百五十余万元美券的下落作了交代，仍然不肯承认这一过程中有任何舞弊不端行为。

孔令仪是孔祥熙的长女，自幼即深得蒋介石的喜爱。孔祥熙让令仪来递送报告，自有其考虑，但是，对令仪的喜爱和对舞弊案的查究是两回事。当日蒋介石日记云：“庸之图赖如前，此人无可理喻矣！”[33]面对如此棘手的美金公债案以及孔祥熙的强词辩解，蒋介石深感苦恼，整夜“为庸之事不胜苦痛忧惶，未得安睡”[34]。22日下午，陈布雷向蒋介石汇报：孔祥熙曾表示，“恐此美金公债或落于外人手中”。蒋介石听后，觉得到了此时，孔还不肯承认自己舞弊，深为痛愤。日记云：“更觉此人之贪劣不可救药，因之未能午睡。”[35]

蒋介石19日函中的两个问题很尖锐，何以在决定停售以后继续出售？何以在美券市值高涨后仍按最初所定低价出售？7月24日，孔祥熙致函蒋介石，试图回答：

孔祥熙夫妇与长女孔令仪

（一）关于认购户。孔函说明，发行美金公债历时年余，债券分散各地，不能预计何时到渝，故主管局对于认购各户只能请其待券到后缴款交割，不能责其预缴价款，或交纳一部分定金。后来各地陆续缴到债券，黑市市价虽然略涨，但认购在先，自不应以黑市价涨而不交割，致失国家银行信用。孔称：“以今视之，手续诚不无可议，而证以当时情形，实非故意草率可比。”

（二）关于损及国家。孔函说明：当初发行美债，原意在于协助民生经济、生产建设，战后据以购进机器材料，藏富于民。因此，就整个国家言，并无损失。抗战中，中国为美方在华人员垫付过大量经费，需要美方用外汇归还，因此，“必须尽力设法压制外汇黑市之上涨，方属于国有利”。

（三）关于购户。孔函说明：债券发行本属无记名交易，向无记录账册，仅记债券面额款项即可。券款交割之后，承购人在此战时迁徙无常，自难寻找。

（四）关于缴回停售后的余额债券。孔函称：钧命虽限期缴回，但据主管陈复，限于事实，无法奉行。经再三筹虑，反复研讨，都认为“此事处理设有不慎，影响国家信誉过巨”。孔建议，以“停付冻结”的办法“秘密取消”，请蒋考虑决夺[36]。

孔祥熙的这封信，强词夺理，不仅不承认有任何舞弊行为和任何不当之处，而且还企图证明，以每券二十元的低价出售是为了“压制外汇黑市”，“于国有利”云云。美金公债券由重庆中央银行发往各地销售。因此，孔函所称“债券分散各地，不能预计何时到渝”的情况，只能发生在宣布停售，命令各地将销售余额解送重庆之后。这时，既已停售，何能再次广泛发行，接受认购？此外，孔函并以“限于事实”为理由，拒绝缴回停售后的余额债券。蒋介石接读此函后，决定不能让孔继续担任中央银行总裁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正午，发孔庸之辞中央银行总裁职照准，其遗缺由俞鸿钧补之命令。”以下蒋自涂约16字，当系对孔祥熙的极度愤怒谴责之词。可能事后蒋觉得过于粗鲁，所以又涂掉了。

五　蒋介石止步停损

7月24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准予孔祥熙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同日，又手谕孔祥熙：

该行经办人员办事颟顸，本应严惩。姑念抗战以来努力金融，苦心维持，不无微劳足录。兹既将其经办不合手续之款如数缴还国库，特予从宽议处。准将国库局局长吕咸、业务局局长郭锦坤免职，以示惩戒为要。”[37]

国库局美金公债舞弊案不是“办事颟顸”的问题，蒋介石这样写，是一种大事化小的提法，旨在为以后的进一步调查规定基调。

抗战期间，孔祥熙长期兼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为从财政上支持抗战做了许多工作，“苦心维持”云云，则是对孔祥熙的抚慰。当时，宋子文很想安排自己的亲信担任中央银行总裁，曾向蒋表示，中央银行总裁必须由自己推荐，否则将不担负行政责任，暗示将不出任行政院长[38]。但是，蒋介石毫不为之所动。7月25日，蒋介石召宋子文谈话，告以“中央银行总裁人选，非绝对服从余命令，而为余所信任者不可，以此二十年来所的得之痛苦经验，因此不能施展我建军、建政，而且阻碍我外交政策莫大也。”孔祥熙在其兼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任内，始终不肯将中央银行的实际存款数字告诉蒋介石，致使蒋在1944年向美方“强制要求”援助，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几至绝境”。蒋介石想起这一段历史，对孔祥熙更加不满，深悔撤孔不早。日记云：“庸人不可与之再共国事矣。撤孔之举，犹嫌太晚矣。”[39]

与俞鸿钧接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同时，宋子文则接任孔的“四联总处”副主席。至此，孔祥熙在国民党党政系统中的重要职务，几乎全部失去。7月28日，蒋介石日记云：“免除孔庸之中央银行总裁之职，实为公私兼全与政治经济之成败最大关键也。”所谓“公”，指的是当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统治；所谓“私”，指的是蒋介石本人和孔祥熙之间以及和宋蔼龄、宋美龄的关系。蒋介石要“公私兼全”，自然不可能有彻底的调查和公正的处理。31日，蒋介石日记再云：“免除庸之中央银行总裁与改组行政院实为内政重大之改革也。”

傅斯年于1938年3月上书蒋介石，认为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作来一切若不相似”。此后，傅斯年一直走在“反孔”前列。1938年7月，1939年2月、4月，1944年6月、9月、11月、12月，傅斯年多次致函蒋介石，揭发孔的腐败、贪污等问题，并且在国民参政会上大声疾呼：“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开刀。”[40]至此，傅斯年算是大获全胜，功德圆满了。7月30日，傅斯年会见蒋介石，蒋肯定傅的揭发，表示“极好”。8月1日，傅斯年致函夫人俞大彩，高兴地写道：“老孔可谓连根拔去（根是中央银行）。”“老孔这次弄得真狼狈。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41]

抗战期间，孔祥熙长期担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此为蒋介石与孔祥熙共同签署的财政部文件。

陈赓雅等九人的提案虽然没有提交国民参政会大会讨论，但是参政会主席团决议“径请政府严查，依法办理”。7月31日，参政会秘书处正式将提案签呈蒋介石，建议密送国民政府，指派人员查明办理[42]。同时，司法界对此案也关注起来。重庆地方法院向中央银行发函询问，最高法院总检察署发公函向傅斯年要材料，“以凭参考”。检察长郑烈在报上发表通告，号召各界揭发腐败、贪污分子。8月2日，郑烈致函傅斯年，告以“此事以鄙意度之，决可成案，已交本署叶、李检察官侦办，弟亲自主持”。郑烈要求得到傅斯年的支持，函称：“满腔热血，不知洒向何地。此事如得公助，巨憝就擒，国法获申，当泥首雷门以谢也。”[43]8月8日，傅斯年撰写《在本届参政大会中提案及询问有涉及中央银行国库局舞弊事说明书》，叙述他了解的有关情况及提案经过，保证所述各节，“经斯年详核，确信其为真，故可在参政会会外，负法律之责任”。末称：“深望政府严办，以警官邪焉。”[44]

蒋介石不仅再次接到了国民参政会转呈的陈赓雅等人提案，而且也了解到郑烈主张彻底查究态度[45]。8月4日，他在《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列入“美金舞弊案之根究”一项。8月6日，他决定将此案交由国民政府主计长陈其采与中央银行新总裁俞鸿钧密查具报。同日，以孔祥熙官邸秘书处原秘书夏晋熊接替吕咸，出任国库局局长。9日、10日，他在日记中两次记载“处理美金公债案”、“处理美金券案”等字。但是事实上，他并不想彻底查清。8月16日日记云：“晚检讨中央银行美债案，处置全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惟庸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象也。”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提高其行政效率，蒋介石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反对贪污、腐化现象，但是，彻底查下去，反下去，就会“夜长梦多，授人口实”，发生影响、危害自己统治，所以他要下令“速了”。17日，他约请司法部长谢冠生、俞鸿钧及陈其采会商办法。8月26日，陈、俞二人向蒋书面报告，将此案的性质轻描淡写地定性为：“未按通常手续办理，容有未合”，“亦有未妥”，而且，债票已经追缴，吕咸、郭锦坤亦已免职，云云[46]。蒋接到报告后，未有新的指示，一场轰动一时的舞弊案件就此划上休止符。

一个腐败的政权是不能真正反腐败的。

1945年年末，国民党元老张继偕夫人到昆明举办书法展览。他告诉陈赓雅说：监察院长于右任对此案也有弹劾，从孔祥熙等承认吐出款项多寡中，可以了解到，其分肥比例是：孔祥熙最多，占七成，吕咸二成半，其余所谓应行调剂战时生活的经办人，仅得微乎其微的半成[47]。

附记：

本文收集资料过程中，承汪朝光教授、杨雨青副教授协助，特此致谢。

注释

[1] 《孔祥熙致蒋介石函》，1943年10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特交档案／财政／第2卷／金融，财政2-3，3/48098-1。

[2] 据曾任孔祥熙官邸秘书处秘书，后任国库局局长的夏晋熊称：“国库局长吕咸看到郭（景琨）被捕，坐立不安，因为发给国库局职员这笔美金公债，孔只是口头同意，没有证据，等孔一回国，吕咸写了个倒填年月的签呈，恳求孔补批。孔居然也照补。”见夏晋熊：《在孔祥熙官邸的见闻》，《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23页。

[3] 陈赓雅：《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的内幕》，《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版，第383页。

[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3月19日。

[5] 夏晋熊：《在孔祥熙官邸的见闻》，《孔祥熙其人其事》，第22页～23页。

[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4月8日。

[7] 《央行发行美金公债舞弊案抄件》，1945年4月，〔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特交档案／财政／第2卷／金融，财政2-3，3/48099。

[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5月22日。

[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5月31日。

[1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5月30日。

[1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6月1日。

[12]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3202/7215。〔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又，〔美国〕胡佛研究院藏微卷，Reel 29.6.

[13] 子冈：《疲劳的参政会》，重庆《大公报》，1945年7月11日，第2版。

[14]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3578/7609。〔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15] 《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纪录》，国民参政会秘书处，1946年编印，第183～184页。

[16] 《傅斯年等提案》，重庆《大公报》，1945年7月17日，第2版。

[17] 《傅斯年在本届参政会大会中提案及询问有涉中央银行国库局舞弊事说明书》，影印件，《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23～124页。

[18] 高集：《参政会闭幕日速写》，重庆《大公报》，1945年7月21日，第2版。

[19] 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第55页。

[2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11日。

[2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13日。

[2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15日

[2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14日

[2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15日。

[25] 《国库局同人致傅斯年函》，影印件，1945年8月8日，见《傅斯年文物资料选集》，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第126页。

[26] 《傅斯年在本届参政会大会中提案及询问有涉中央银行国库局舞弊事说明书》，影印件，《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23～124页。

[2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16日。“其心诚不可问矣”以下被蒋介石涂去约半行，必有更激愤的语言。

[2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17日。

[2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18日。

[30] 《事略稿本》，1945年7月19日，〔台北〕“国史馆”馆藏。

[3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21日。

[32] 《释略稿本》，1945年7月22日。

[3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21日。

[3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22日。

[3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22日。

[36] 《事略稿本》，1945年7月19日。

[37] 《事略稿本》，1945年7月24日。

[3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19日。

[3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25日。

[40] 参见拙作《傅斯年攻倒孔祥熙》，《抗战与战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515页。

[41] 影印件，《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20页。

[42] 《函送陈参政员等提案一件，请查照转陈办理由》，“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3202/7215。

[43] 影印件，《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21页。

[44] 影印件，《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24页。

[4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8月2日：“最高检察官陈某力主彻究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其中“陈”字，应为“郑”字之误。

[46] 《关于追缴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发行余额撤惩主管人员之经过及现据查复情形报告表》，“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3202/7215。

[47] 陈赓雅《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的内幕》《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4卷，第384页。

◎蒋介石与蒋经国的上海“打虎”

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因内战而急剧发展的巨大经济危机，将蒋经国派到上海“打虎”，实行经济管制。蒋经国到上海后，采取群众运动和铁腕手段，强行“限价”，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奸商”，在一段时期内颇见成效。但是，在查封以孔令侃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扬子公司时碰到巨大阻力。宋美龄、蒋介石先后赶到上海，加以阻挠，蒋介石并公然下令，封闭敢言报纸，抗拒监察院的调查。蒋经国虽有法办孔令侃和扬子公司之意，但父母之命难违。此际，由于物资严重匮乏，行政院不得不明令停止经济管制和“限价”政策，蒋经国辞去职务，黯然离开上海。各地物价扶摇直上，刚刚发行的金圆券迅速如同废纸，国民党和政府陷入更大、更严重的社会危机中。

蒋介石、宋美龄徇私包庇孔令侃和扬子公司的情节迅速在社会和国民党内流传。人们不仅对蒋介石失望，也对最后希望所在的蒋经国失去信任，国民党和政府人心尽失，连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都在指责“豪门”为“人民公敌”，说着和中共大体相同的语言。

蒋介石自奉俭约，廉洁自守，对孔氏家族的贪渎、腐败有过调查和制裁，但是，顾虑重重，下不了狠心，终于因宋美龄关系，在孔令侃和扬子公司问题上失足，失去治理“豪门”和权贵资本的一次重要机会。

一　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打虎”，豪气干云，决心大干

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因内战而迅速加剧的巨大经济危机，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等几项法令和办法，宣布发行金圆券，实行限价，规定各地物价必需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准上，不得提高，同时限期收兑民间所藏金银、外币。8月20日，行政院特设经济管制委员会，下设上海、天津、广州三个督导区。上海区以曾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为助理，其任务是到上海实行“经济管制”。蒋经国虽名为助理，实际上负全责。9月9日，行政院颁布《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个人和商家购买物品，其用量不得超过三个月，否则以囤积论。

蒋经国深知在上海前台活动的商界大佬们的后台就是南京的党国要人，任务艰难，赴任之前，就对乃父说：“上海金融投机机关无不与党政军要人有密切关系，且作后盾，故将来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斩乱麻之精神贯彻到底不可也。”[1]到上海后，蒋经国即在中央银行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室，调来1948年成立的国防部戡乱建国总队作为基本干部，以亲信王升少将指挥，企图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以铁腕手段实行经济管制，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等行为。蒋经国声称，这是一种“社会性质的革命运动”，要“发动广大的民众来参加这伟大的工作”[2]。戡建队宣称：将“以伸张正义的作法，严惩囤积居奇的奸商、污吏，稳定民生必需品的供应”，同时希望“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获得广大民众的共鸣和支持”[3]。7月下旬，王升从戡建队员中选拔精明成员立“经济管理工作队”与新成立的经济警察大队联合办公，拥有检查仓库、货栈，账目，直接带走违纪人员，查抄货物等各种权力。8月29日，成立“人民服务站”，设立检举箱，鼓励各界检举。其后，蒋经国先后扣押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及杜月笙之子、鸿兴证券号负责人杜维屏等“老虎”，转交法庭审理。

蒋介石支持蒋经国的铁腕做法。9月4日，蒋介石召见上海市长吴国桢，吴担心蒋经国的做法有问题，蒋介石不以为然，日记称：“经儿将沪上最大纱商鸿元与杜月笙之子拿办，移交法庭，可谓雷厉风行，竭其全力以赴之。惟忌者亦必益甚，此为民之事，只有牺牲我父子，不能再有所顾忌，惟天父必能尽察也。”9月7日，蒋经国亲自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对上海官商勾结的严重状况虽感到痛心，但对蒋经国的“战果”却听得眉开眼笑，“兴奋非常”[4]。当日，蒋介石日记云：“经儿由上海来报告经济管制情形。往日所有黑市与囤积等弊多有我党政当局为首，言之痛心。但由此澈查，所有上海黑幕皆得发见，实堪欣幸。”11日，蒋介石得悉上海“物价平稳，黑市几乎消灭”，认为蒋经国克服了经济上的“滔天大祸”，为“戡乱”奠定基业，高兴地感谢上帝的“保佑”，在日记中表示“不胜感祷之至”！[5]14日，蒋经国奉命再次回南京报告。蒋介石告以“食鼠之猫不威”的古训，要他“多做实事，少发议论”，以免他人指责[6]。后来，行政院长翁文灏转告蒋介石，美国有人认为蒋经国在上海的作风，“全为俄共产主义之思想，而其行动真是打到大小资本家之力行者”，“美国人必强力反对，并将正式警告”，蒋介石得悉后，一笑置之[7]。

由于满意蒋经国的工作。9月19日晚，蒋介石在和宋美龄乘车到南京东郊兜风时，特别和妻子相约，支持蒋经国在上海的举措，“同为经儿前途打算，使之有成而无败也”[8]。

二　啃到了硬骨头——孔令侃的扬子公司

自9月12日起，戡建大队号召上海年满18岁至35岁的青年参加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与奸商、污吏斗争。报名者25428人，获批准者12339人。9月25日，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成立，举行入队宣誓，誓词为：“绝对拥护政府，服从领袖，遵守队章，服从队的命令，推行新经济政策，力行三民主义，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尽忠，绝不妥协，绝不欺诈，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处分。”蒋经国为监誓人，他要求队员“协助政府肃清上海的奸商”，声称：“青年人大都很穷，在既无所有，亦无所求的环境中，才能真正同情穷人，而拿出勇气来拚命的干。”[9]同日，蒋经国决定在上海实行物资总登记，限令各工厂及商家，于当月30日前将所存原料及制造品向同业公会登记，报告社会局，逾期即在全市普查，凡未经登记的商品、原料，一概没收。

1948年，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打虎”。此为蒋介石父子与经济管制督导员俞鸿钧合影。

当时，上海最大的“老虎”是孔祥熙、宋蔼龄的儿子孔令侃所开设的扬子建业公司（简称扬子公司）。9月29日，卢家湾警察局向上海警察总局报告，茂名南路、长乐路口的英商利喴公司汽车行囤有大量物资，当由经济警察大队会同该局前往检查。经检查发现该处存有大量物资，均系扬子公司所有；另在大通路277号及虹桥路仓库中也发现该公司储存的大量物资。30日，奉命查封所有物资。10月2日，上海《正言报》发表消息，标题为：《豪门惊人囤积案，扬子公司仓库被封》，副标题有《新型汽车数近百辆，零件数百箱，西药、呢绒，价值连城，何来巨额外汇，有关当局查究中》、《货主孔令侃昨晚传已赴京》等。中云：

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期间正在听取业主的陈述

本报讯：我国“首席豪富”所设扬子公司蒲石路仓库为经检当局查获大批日用必需品，其中包括西药、呢绒、汽车以及汽车零件材料。本报记者曾至该地调查该扬子公司，仓库位于蒲石路，迈尔西爱路兰心大戏院对面西首转角外商“利喴汽车公司”楼上。汽车公司有彪形之罗宋人两名看守大门。据看仓库员某畏首畏尾的谈称，渠虽负责看管仓库之职，却不知内中所堆大木箱确数究有若干，因楼上所堆有半年以上或一二年以上者，其囤积居奇，由此可见一斑。又闻其中所囤物资，除已装配之新型汽车近百辆外，另汽车零件数百箱，其余西药约二百余箱，英美货呢绒达五百余箱，其价值无法估计。据该库及邻近住居者语记者，经警曾于前日至该库检查，并查封该项物资。后因为数过多，乃续于昨日完成查封手续。

该报未说明消息来源，但据其中“该库及邻近住居者语记者”一语，可知该消息出自该报记者自身的采访。《正言报》创刊于1946年，创办者为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党部主任委员、社会局局长的吴绍澍。吴早年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思想进步，后因与军统和杜月笙矛盾，被撤销职务，创办《正言报》，批评国民党和政府。该报在上海各报中率先刊登扬子公司被查的消息，正是吴绍澍和国民党当局矛盾的体现。

1948蒋经国上海“打虎”期间公开处决不法分子

同日《正言报》所发消息中，还根据接近孔令侃的扬子公司职员谈话，披露了公司被查封的后续情况。

孔于该公司大批物资遭主管当局查封后，昨日致书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氏，对上项物资有所解释，并说明扬子公司营业，远不如外间传言之盛，仅不过勉强维持同人生活而已。所查封之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种类仅西药及汽车零件等而已。又讯：警局方面，至今尚未承办此案。记者提出若干明确之问题及孔氏致函蒋督导员一事之证明时，亦讳莫如深，不愿透露片言只字。据探测，警局方面或为是项囤货之物主，刻仍逍遥法外，在未就逮之前，未便直言，或深恐远扬他遁也。同时有关当局对该公司巨量外汇之来源，亦正在查究中。又据交通机关悉，孔令侃已于昨夜车离沪赴京云。

这些消息说明，在扬子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曾致函蒋经国交涉，说明扬子公司营业额不大，查封之物，已向社会局登记，孔令侃并已于事发后乘夜车离沪赴京。

扬子公司的被查封，《正言报》和当时上海各报都未说明缘由，但是，根据当事人程义宽事后透露，这是杜月笙在儿子被捕后对蒋经国的“将军”。

程义宽隶属军统，时任经济检察大队长，每天都需要会见蒋经国，汇报情况。据他后来对同属军统的郭晖说，蒋经国决定召集上海巨商开会，坚要杜月笙出席。杜在会上说：“我的小儿子囤积了六千多元的物资，违犯国家的规定，是我的管教不好，我叫他把物资登记交出，而且把他交给蒋先生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大家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们的亲友的物资登记封存交给国家处理，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这样才服人心。我的身体有病，在这里不能多待，叫我的儿子维屏留在这里听候处理。”杜月笙的话，合情合理，无懈可击，蒋经国不无尴尬地表示：“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在送走杜月笙之后，蒋经国立即派程义宽赴扬子公司执行[10]。

孔令侃不仅是孔祥熙、宋蔼龄的大儿子，而且和宋美龄关系密切。宋由于早年小产，后来一直没有生育，非常疼爱她的这个外甥，视同己出，精心培植、呵护。杜月笙要求蒋经国去检查扬子公司，这就等于在他的嘴里硬塞了一块硬骨头。

杜月笙（1888-1951），近代上海青帮中的一员。1937年上海沦陷后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1月迁居香港。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返回上海。1946年12月当选上海参议会议长，但当选后马上辞职。此后，他向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闻等各业中发展势力。1949年后赴香港居住，直至去世。

三　宋美龄突飞上海，上海报纸的报道发生微妙变化

继《正言报》之后，10月3日，上海三家大报《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陆续报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有关消息，但其态度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申报》的标题是《抄获杨子建业物资，呈候经管局候示》，内容称：

本报讯：市警局据9月29日，卢家湾分局报告，茂名南路长乐路口（即13层楼对面）英商利喴汽车行内，囤有大量物资，当经派经管会同该分局前往调查，在该处一楼发现颜料、西药、凡士林、油墨、香烟、纸、自由车、玻璃、电木、钢铁等物资，均系杨子建业公司所储存。旋复在大通路277号及虹桥路该公司仓库中查获大批钢铁、白腊等工业原料。惟据该公司声称，上项物资均已向主管机关呈报有案，故警局方面已将调查经过及抄获物资之数字，呈报督导员办公室核示中。至外传查获大批新汽车及呢绒等，则并非事实。

这篇报道不仅标题较《正言报》平淡，其内容则一是强调“上项物资均已向主管机关呈报有案；二是强调外传相关报道不确，声称“至外传查获大批新汽车及呢绒等，则并非事实。”《新闻报》的报道根据上海警察局特别刑事处的官方文书，其内容大体与《申报》相仿，但其标题则为《扬子公司物资呈报当局有案》，说明该批查封物资“呈报”过，有案可查，意在告诉读者，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报道称：

局特别刑事处昨发表扬子公司仓库被查经过，据称上月29日卢家湾警局向警察总局报告茂名南路、长乐路口英商利喴汽车行囤有大量物资，当由总局经济警察大队，会同该分局前往调查，结果在该处二楼发现颜料、西药、凡士林油、香烟、纸、自由车，玻璃、电木、钢铁等物资，系属本市扬子建业公司所储存。另有大通路277号及虹桥路仓库中亦查出有该公司储存之钢铁、白蜡等物，但该项物品扬子公司曾向主管机关呈报有案。现经警大队已将办案经过签报督导员办公室核示中，关于外传警局抄获大批汽车零件、呢绒等物，并非事实。

《大公报》的标题为《扬子建业公司查获一批囤货》，内容亦与《申报》、《新闻报》相近，完全未提查获汽车问题。

仅仅相隔一天，但三报与《正言报》的报道却相差很大。其故安在？推其原，当和孔令侃的紧急赴宁与宋美龄的紧急上海之行有关。

据程义宽回忆，孔令侃在扬子公司被查封的当天，曾飞往南京，向宋美龄求救。《正言报》的报道则说，孔令侃系乘夜车赴宁。两说在孔令侃赴宁所用交通工具上虽不同，但9月30日确有南京之行则一致[11]。另据中央社消息：宋美龄于10月1日晨9时乘美龄号专机抵沪[12]。《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的低调处理显然和孔令侃、宋美龄抵沪之间的紧急互动相关。

四　蒋经国的困难与矛盾

按蒋经国的脾气和一贯作风，在扬子公司查获了如此巨额的囤积物资，自然只有一个办法——审查、扣押、查办其主人孔令侃，然而，蒋经国感到，抓不得。

《正言报》、《申报》、《新闻报》的报道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情节，这就是被查封的扬子公司物资在事前已向上海社会局呈报登记。据后来监察院的调查，在蒋经国发布“物资总登记”的命令后，扬子公司确曾向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室递交过一份英文货单，虽然手续上略有未合，应该以中文向上海社会局报告，但是，人家总是报告、登记过的呀！

10月2日，蒋经国日记云：“前天发现的扬子公司仓库里面所囤积的货物，都非日用品，而外面则扩大其事，使得此事不易处理，真是头痛。”

10月9日，蒋经国《反省录》云：“本星期的工作环境，是工作以来最困难的一段，希望这是一个转机。除了物价不易管制以外，再加上扬子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总之，我必秉公办理，问心无愧。但是，四处所造成的空气，确实可怕。凡是不沉着的人，是挡不住的。”[13]

扬子公司以孔令侃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属于权贵资本（当时称为“豪门资本”）。成立于1946年4月，注册资本1亿元，1947年资本增加为10亿元，分为100万股，孔令侃占24万9千股。该公司长期名声极糟。1947年7月，已因套用大量外汇事引起广泛的社会反感，此次囤积大量物资一事被发现，自然更加激起各阶层人士的不满，甚至愤怒，不少人主张立即逮捕孔令侃。据蒋经国当时的亲信贾亦斌回忆，某日，他问蒋经国：“孔令侃案办不办？”蒋经国装作没有听见，不回答。贾亦斌再问：“孔令侃案你准备办不办？”蒋经国便说：“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上海‘打老虎’，说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是危险的。”说完便不再吭声。贾亦斌当时对蒋经国仍怀有希望，过了几天，再到蒋经国的住处，对他提出：“你对孔令侃一案究竟办不办？如果不办，那岂不真像报纸上所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了吗？”蒋经国本来情绪就不好，听了贾亦斌的话，便将沙哑的喉咙放得特别大，嚷道：“孔令侃又没犯法，你叫我怎么办？”这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愤怒从贾亦斌胸中涌起，一拳击在桌上，大声反驳说：“孔令侃没有犯法，谁犯法？……你这个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骗不了我！”[14]

犯法还是不犯法，需要通过法律程序，以证据说话，孔令侃按蒋经国的规定，将扬子公司的囤积物资事先办理了登记手续，这就让蒋经国感到为难了。

五　蒋介石自北平赶到上海，痛骂警备司令宣铁吾

东北战局逐渐转向有利于中共。林彪实行“关门打狗”方针，先围锦州，企图卡断东北国民党军退往关内的通道。由于锦州危急，蒋介石于9月30日自南京飞北平。10月2日，自北平飞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廖耀湘指挥西进兵团，与自葫芦岛北上的东进兵团汇合，增援锦州。10月3日，蒋介石自北平致电上海市长吴国桢，请其转致已到上海的宋美龄，告以“兄已由沈阳返平，约数日后回京”，可见，当时蒋介石原无自北平直飞上海的计划[15]。此后，蒋介石逛颐和园，参观卢沟桥，听谭富英的戏，好整以暇，显得并不十分紧迫。10月5日，蒋介石和傅作义同赴天津，至塘沽，登上重庆号军舰，至葫芦岛视察，部署、指挥。10月7日，返回塘沽，重回北平。10月8日上午，蒋介石先后与侯镜如、陈铁、傅作义等将领研究东北作战计划。但是，当日下午，蒋介石却突然乘中美号专机，飞抵上海，住进东平路官邸。

蒋介石突然飞抵上海，是蒋经国、孔令侃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

据贾亦斌回忆，宋美龄到上海后，即乘中秋节之机召见蒋经国、孔令侃，企图调解这两个表兄弟之间的矛盾，蒋要孔“顾全大局”，孔则大吼：“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查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两人大吵起来。蒋经国临走时表示：“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孔则回答：“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当即气得宋美龄面色煞白，手脚发抖，急忙打电话给在北平的蒋介石，说是上海出了大事，要蒋介石火速乘飞机南下[16]。

1948蒋经国上海“打虎”期间，上海的报纸刊出文章《蒋经国走出了办公厅》。

蒋介石到上海后，当夜与宋美龄“月下谈心”。同晚见到上海出版的《大众夜报》，其第1版报道为《扬子囤货案，监委进行彻查，必要时并将传讯孔令侃》。报道称：

兹据苏浙区监委行署喻培厚对记者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如扬子企业公司及孔令侃确有囤积大批物资情事，其罪名较若干被捕老虎更重，监署在调查工作方面，亦将参加，且已着手搜集资料。监院对扬子建业公司，早已予以注意。去年为彻查该公司结汇问题，亦曾从事调查，所获资料已极丰富，均有案卷可调阅，此次再度彻查，决贯彻到底，不予丝毫放松。

蒋经国

孔令侃

该报称：监察院为彻查该案真相，特派监委两人来沪。该报并配发一篇社评：《请蒋督导为政府立信，为人民请命》，中云：

轰动一时的沪上豪门大囤积案似有烟消云散之势，方在人民心中栽下了的对政府的一点“信仰”之幼芽，恐将因此而连根拔去，同时亦可能给当前的经管工作以致命的打击，瞻望前途，不胜忧惶。

总理当初所梦想不到的，在革命的阵营中，竟有若干人因缘际会，形成了所谓“豪门资本家”……在国内藉其政治上特殊的关系，经营一切戕贼民生之买卖，如攫取大量外汇以输入口红、尼龙丝袜等奢侈品，获取暴利；囤积操纵，掀动经济风潮；从事投机，扰乱金融等等，不一而足，从不见将其资本投向生产事业，做一丝一毫有益于国家人民之事。而政府一切经济上的政策措施，往往被若辈略施小技，便已破坏无余。人所共知，其中最著名者为孔氏豪门，此次利喴公司孔令侃大囤积案，不过是许多事件中被发现的一件。政府究竟是要豪门呢？还是要人民？将此处决定。

社评表示：“吾人盼望蒋先生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张‘大义灭亲’，毫无顾忌的对孔令侃大囤积案迅予彻查，铁面无私，惩以应得之罪。”《大众夜报》原名《大英夜报》，创刊于1946年8月，其后台是当时担任上海警备司令的宣铁吾。宣铁吾和蒋经国关系密切，支持蒋经国实行“经济管制”，报纸上的报道和社评，很可能反映蒋经国的态度。

蒋介石读了《大众夜报》的两篇文章后，非常生气，不过当晚还无法发作。

蒋介石到上海的时候，蒋经国正在无锡参加十一个县的经济管制会议，受到群众的包围欢呼。在参观工厂的时候，工人伫立桥头静候，见到蒋经国经过，再次以欢呼送行。蒋经国见到此情此景，“内心十分难受，而且惭愧，眼泪亦想流出来”[17]。当晚9时，蒋经国离锡，12时到达上海。第二天5点30分，天色破晓，蒋经国就急不可耐地拜见蒋介石。其日记称：“清晨拜见父亲，报告上海情况。目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但亦不忍报告。盖不愿烦父之心也。”[18]蒋介石的日记则记载说：“经儿自锡来见，在美亭中叙谈，听取其上海经济管制经过之报告。经济本为复杂难理之事，而上海之难，更为全国一切万恶鬼诈荟萃之地，其处理不易，可想而知。”二人的日记都没有记载双方讨论孔令侃和扬子公司的情况，显然是一种有意的省略。

蒋介石会见蒋经国之后，先后接见薛岳、宣铁吾、吴国桢、吴开先等人，所谈均为有关沪市“经济管制”事项。接见情况，上海报纸的报道一片祥和，不见半丝风雨，说是“总统先后接见吴国桢、蒋经国、宣铁吾、吴开先、方治、薛岳、俞鸿钧等，对于本市物价及最近经管工作进展状况，垂询颇详，并面谕必须稳定物价，安定民生”[19]。但是，当日蒋介石日记所记却完全相反：

对于孔令侃问题，反动派更借题发挥，强令为难，必欲陷其于罪，否则即谓经〈国〉之包蔽，尤以宣铁吾机关报专事攻讦为甚。余声斥其妄，令其自动停刊。

蒋经国“打虎”期间，上海市民游行要求惩办奸商。

“声斥其妄”云云，虽仅四字，但不难想见当时蒋介石怒火中烧，严厉斥责的状况。

宣铁吾，浙江诸暨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在军校时就被蒋介石选为贴身侍卫，因忠诚和才干，被提升为办公室侍卫长。抗战期间任浙江省保安副司令，并因蒋经国力荐，兼任三青团浙江省筹备主任。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亲自提名，出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接着兼任淞沪警备司令。他积极支持蒋经国，曾亲自下令逮捕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又曾带队抓捕杜维屏[20]。对于这样一个忠心耿耿，和蒋氏父子都有长远而深厚关系的人，蒋介石一时激愤，居然将之归入“反动派”之列，显然不当。

值得注意的是，蒋经国、宣铁吾等辞出后，宋美龄却于当日上午10时亲自驾车将孔令侃带进官邸，引见蒋介石。据报道：“夫人御黑色旗袍，孔御灰色西装，神态怡然”[21]。这无异在向上海各界示威了。

10月12日，《大众夜报》发表《紧急启事》，声称：“本报为改变组织，整理内部，自本月13日起，暂行停刊，敬希亲爱读者，赐以鉴谅。”一直到10月20日，该报才得以复刊，整整停办了一个星期。

《正言报》最早报道扬子公司被查消息，但是，其后并未发表相关激烈言论。9月30日，地下共产党员王孝和因领导杨树浦发电厂工人运动，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正言报》发表消息，指责国民党“特刑庭乱杀人！王孝和口眼不闭，一路喊冤。”第二天，在吴绍澍指示下，又发表社论《不要再制造第二个王孝和了》。10月13日，国民党举行“宣传会报”，蒋介石日记云：

对《正言报》吴绍澍等不法言行，气愤不堪，暴怒峻斥，事后自觉无谓，而且吴本人并不在座，轻忽狂言，不惟伤神，且亦自鄙人格。

大概蒋介石的脾气发得太大，言词过于粗鲁，所以蒋介石自觉不当。但是，有关当局还是下令《正言报》停刊。不过，其主因是该报对王孝和事件所发言论，而扬子公司案则可能只是次因。两因并发，所以惩处分外严厉。前此相关著作将其与《大众夜报》视为同受扬子公司案件之殃，显然失之于简单。

六　蒋介石阻止监察院调查

扬子公司案件发生后，在南京的监察院迅速注意到此案，决议派员调查。院长于右任将这一任务指派给了监察委员熊在渭与金越光。二人于10月7日抵沪，自12日起，先后访问上海市政府、上海市经济督导员办公处、上海警察局、社会局等处，会见蒋经国，并且询问了孔令侃本人。

10月18日，蒋介石自北平致电上海市长吴国桢云：

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与家人合影

关于扬子公司事，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检查，中以为依法而论，殊不合理，以该公司为商营而非政府机关，该院不应对商营事业无理取闹。如果属实，可嘱令侃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先详讨其监察委员此举是否合法，是否有权，一面由律师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动，拒绝其检查。并以此意约经国切商，勿使任何商民无辜受屈也。中正手启。[22]

按照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监察院的主要职责在于防范政府机构与官员贪赃枉法，侵害人民权益，蒋介石此电，以保护“商民”和“商营事业”为盾牌，批评监察院超出其职责范围，理由似乎并无不当。然而，孔令侃并非一般商民，而是权贵子弟，扬子公司也并非一般商业机构，而是权贵资本，在当时为社会所指，民怨所归，理应加以处理；而且，即使是普通的商民和商业机构，违反国法，即使不是监察院，其他相应机构也完全可以查究，转交司法机关处理。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不就是要他来调查并处理各类经济问题或案件的吗？蒋介石此电，对于如何处理孔令侃及扬子公司，无一语涉及，相反，却严厉批评监察院“对商营事业无理取闹”，要吴国桢转嘱孔令侃“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实际上是在鼓励孔令侃抗拒调查。

扬子公司的囤积物资履行过“登记”，不好随意逮捕，但是封存、查核，以便判明其罪或非罪，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需的，蒋介石反对、制止监察委员的调查，而又不下令其他机构调查，其包庇行为就十分明显了。

10月20日，吴国桢复电蒋介石云：

查此案前系由督导员办事处径饬警局办理，奉钧座电后，经与经国兄洽定三项办法：（一）警局即日通知监察委员，检查该公司业务全部超越警局只能根据违反取缔日用品囤积居奇条例之职权，警局前派会同查勘人员即日撤回；（二）该公司可以无当地行政人员在场为理由，拒绝查账，不必正面与该委员等发生争执；（三）监察委员熊在渭与天翼先生关系极深，职定访天翼先生，请其转达不作超越法律范围之检查。是否有当，敬请示遵。[23]

从此电可以看出，吴国桢受到蒋介石10月18日的电报后，和蒋经国商量后定出三项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以超越职权为理由，撤出警察局“会同查勘人员”，同时指示扬子建业公司“拒绝查账”，并企图利用熊式辉（天翼）和熊在渭的“极深”关系，劝熊在渭“不作超越法律范围之检查”。根据这三项办法，徇私、包庇尽在其中，而又一切合法，没有丝毫破绽。

次日，蒋介石复电云：“号电悉，可照来电之意进行，如至不得已时，仍应照中前电办理。”[24]可见，蒋介石批准了三项办法，而将自己18日电所述作为最终办法。

关于蒋、吴之间为扬子建业公司案往来通电情况，后来吴国桢回忆说：

过了两星期，什么也没发生，蒋经国无能为力。此后我突然接到蒋介石从北平发来的电报，电报里说他已下令应由我处理此案。我回电说，从一开始我就向阁下说明过，我对此事不负责任，而且所有其他的案件也是别人处理的，我认为此案不应由我处理。三天后蒋夫人给我来长途电话，说委员长正在打另一份电报，命我直接处理此案，因此我最好还是照办。[25]

此回忆的特殊价值在于，它提供了宋美龄介入孔令侃案的直接证据。

11月4日，蒋经国将孔令侃的囤积清单交给蒋介石，蒋介石阅后：很生气，日记云：“本日经国报告，孔令侃囤积居奇，见其货单，痛愤之至，故今日情绪更觉抑郁矣。”然而，蒋介石也仅止于“痛愤”而已。

扬子公司案激起了监察委员们对宋子文、孔祥熙家族的声讨热情，蒋介石本来认为，中国国情和西方不同，“未至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只能“自讨苦痛”[26]。早在10月16日，他就在日记中批评立法院、监察院的委员们不守纪律，和党，和政府，包括他这个“领袖”矛盾、对立，日记说：

数月以来，战事不利，经济拮据，外交艰窘，因之立法、监察各院之党员更形无法无天，不仅事事违反纪律，与中央党政处处立于反对地位，而且一人一党，每一党员皆欲自作领导，自有主张，直接领袖，而其对领袖意旨与命令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并对余之言论吹毛求疵，恶意曲解，不但丧失领袖威信在所不顾，而且无形中间接协助共匪，以摧毁党政，亦所不恤，几乎令余无所措手足。

批评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人的批评，目的在纠缺补失，谋求匡正，一种是敌对者的批评，目的在打倒自己，进而自立。明智、宽宏的统治者励精图治，只重视批评的事实，而不去追究批评者的立场和动机，更不计较其言辞的尖锐与激烈。刚愎、狭隘的统治者与此相反，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喜欢己言方出，立即万众欢呼、拥戴，听不得不同意见，更容不得别人批评、反对。这种人，热衷于追究批评者的动机与立场，计较其言辞的尖锐与激烈，常常将自己人的批评视为敌对者的攻击。蒋介石的上述日记指责立法院、监察院的委员们“无形中间协助共匪”，就部分地表现了后一种情况。

蒋经国与蒋介石

10月23日，立法院举行时局谈话会，有立委激烈地批判政府，发言说：

人事破坏法统，贪污无法惩办。如宋子文套购外汇，扬子公司的囤积嫌疑，至今也莫奈何。其次，例如豪门问题，至今没有办法。试问现在政府的权贵哪个不是豪门？哪个不是老虎？号称打虎的蒋经国，又有什么办法！

该立委责问当时的翁文灏内阁：“是否能将政情澄清，否则请他下台！”[27]

立法委员的情绪如此，监察委员的情绪自然更不在其下。10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尤以监察委员对宋、孔之攻讦，纠缠诬蔑，不顾大局，为匪作伥，此种卑劣无智之民意机构，更令人悲痛灰心也。”其实，民国时代的立法院大体上相当于西方的议会，监察院更是孙中山设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机构，其制衡、质询、批评甚至抨击政府的各级机构和成员乃是职责所在，蒋介石不能容忍其监督，不仅说明他对这种民主方式不习惯，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尽管他有时候虽然高唱“民主”，而其实有类于叶公好龙。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他还有一定的度量，没有对这些放言高论者采取惩罚措施，报纸上也还可以将他们的言论登出来。

七　行政院取消“限价”，蒋经国辞职离沪

蒋介石阻止调查，扬子公司的案子办不下去，其他事情自然也难于推动。10月16日，蒋经国在《反省录》中承认：“扬子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蒋介石下令阻止监察院调查的当日，蒋经国约吴国桢、宣铁吾等讨论目前经济问题，“可以说没有一个是支持政府政策的”。蒋经国在日记中自称：“今日在精神上受到极严重的压迫，未安睡。”[28]

此后的一段时期内，蒋经国既感到行政院方面的动摇，也感到自己的话越来越没有人听。10月27日日记云：“在前半个月我的话是不会打折扣的，而现在则不如前了。”

经济问题只能用经济办法解决。国民党用高压手段“限价”，严禁物价上涨，这就逼得上海和各地商界用“拒售”的办法来对付，从而形成更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10月24日，蒋介石和行政院长翁文灏长时间讨论经济问题，日记云：“情形日非，商铺空室藏货，人民排队挤购，尤以粮食缺乏为可虑耳！”同日，蒋经国早起到理发店理发，听到的都是“排队买不到东西”这许多话[29]。这种“买不到东西”的情况不仅严重影响到上海、南京的市民生活，而且影响到了蒋介石。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62岁生日，蒋纬国夫妇和蒋介石的侄女蒋华秀夫妇前来祝寿，蒋介石居然办不出一席稍微像样的饭菜来，日记云：

晚课后纬儿及华秀等夫妻来祝寿，聚餐便饭，以买不到食物也。

连为蒋介石服务的侍从们都不能为蒋买到食物，市场上严重的物资匮乏情况可想而知。

10月28日，蒋经国到南京参加经济管制会议，“大家都主张让步”。会议决定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工资可以调整，百物都可以照成本定价。11月1日，行政院宣布取消限价，粮食按市价交易，自由运销，纱布、煤、糖、盐，由中央主管机关核本定价，统筹调节。蒋经国原来主张坚决守住“八一九”的限价防线，至此，彻底崩溃。当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人民书》，承认自己未能尽责完成任务，在若干地方，增加了人民的痛苦，应向政府自请处分。11月6日，正式发布消息，辞去督导员职务。从即日起，蒋经国可以不再到中央银行办公。他到督导员办公室走了一圈，“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30]。此后，他情绪消极，借酒浇愁，一边喝酒，一边焚烧文件，甚至连印好的请柬也在焚烧之列，贾亦斌问故，蒋答：“亡国了，还请什么客？”[31]

蒋经国以铁腕手段控制物价，在一段时期内有效，并且得到一般平民百姓的拥护，但是，一旦“限价”令取消，物价立即如断线风筝，扶摇直上，平民百姓受到更大的痛苦。11月8日，蒋介石日记云：“自限价取消，经国辞去管制督导员后，上海物价已日渐实涨四五倍。”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本意在解决经济危机，不料却陷入更大的危机中。

11月15日，上海经济督导员办公室发表声明：

关于扬子建业公司囤货事件，兹已将该案调查处理经过，连同警局检查报告及该公司囤货一并呈报行政院，督导处并规定该公司所囤工业原料及日用必需品由主管机关按照限价配给各厂家、商号，已转饬市府及主管当局办理。[32]

这份声明无异提前宣告，孔令侃和扬子公司无罪。

八　监察院公布对扬子公司的《纠举书》

尽管蒋介石禁止监察院对扬子公司进行调查，但是，他当时还不拥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无上的绝对权力，因此，熊在渭、金越光的调查一直在持续进行。孔令侃方面，由于有姨丈蒋介石和姨母宋美龄的撑腰，有恃无恐，拒不交出货物进出总账、分户账及结汇等重要账册，与熊、金二人接谈过一次后即避不见面，仅由财务处副处长出面敷衍，声称：“公司创设未久，账项不全，且全盘账目清查颇为繁复，未便交出。”同时，上海市政府等有关方面也不能积极配合。尽管如此，熊、金两位监察委员仍然完成调查，写出长达1万2千字的《纠举书》。

《纠举书》提出：扬子公司囤有西药、颜料、化妆品、玻璃质日用品等，共三四千箱；另有与扬子公司关系密切之利喴所存新小汽车75辆、卡车10辆。以现货从低估计，约合金圆券二千万元以上，折合法币六十万亿元，约合其第二年注册资本的6万倍，“要非该公司总经理孔令侃具有特殊权势，巧取豪夺，谁能相信？”

《纠举书》列举扬子公司1947年以来的营业额，计算该公司应向国家交纳的巨大税款数字，指出该公司实际所交，仅及千分之五、六，特种营业税只交了金圆券132元4角7分。“其中与税务机关有无勾结，固不可知，然该公司仗势逃税，则实为明显”。

《纠举书》还提出：该公司存货，大多为民国三十五年、三十六年购进，迄今尚未抛售应市，其中食糖、煤油，均在一年以上，“自难谓为非囤积居奇之行为”。又指出：在这些存货中，属于禁止进口或暂时禁止进口者达二十余种，“其破坏法令，图谋私利，殆无疑义”。

《纠举书》并将矛头指向孔祥熙，指出孔祥熙、孔令侃父子进口的“卡地洛克”汽车与扬子公司另一批6吨以上的“飞爱特”汽车，输出入管理委员会都表示未发进口许可证，那么，“江海关何以准其进口？”如非“与该江海关主管人员勾结，何能登岸？”

《纠举书》认为，孔令侃“仗势违法、逃税走私、囤积牟利各罪俱全，自应予以严惩”，建议函请行政院转饬工商部，吊销扬子公司的营业执照，停止其营业，“至其侵犯司法部分，并应移送法院，依法究办”。

此外，《纠举书》并提出，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察局长俞叔平、经警大队长程义宽，及上海市直接税局局长黄祖培、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主委霍宝树、江海关税务司张勇年等，均“有玩忽职务之处”，一并纠举[33]。

该《纠举书》经监察委员刘延涛、王向辰、王澍临三人审查成立，于12月21日送交行政院处理。

《纠举书》送交行政院之日，离蒋介石宣布下野，将总统职务交由李宗仁代理的日子已经不远。自然，此后《纠举书》即进入国民党内习以为常的“公文旅行”流程。

九　国民党和政府陷入人心尽失的危机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蒋介石、宋美龄包庇孔令侃的情节迅速在社会流传、发酵，蒋介石父子和宋美龄都受到社会，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广泛批评，它使国民党和政府陷入人心尽失的严重危机。当时守卫北平的将领傅作义就曾为此事对杜聿明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此事成为傅对蒋“失去信仰”的重要原因[34]。贾亦斌在向蒋经国劝谏不成后也对他最后失望，“决心同蒋家王朝决裂，同蒋经国分道扬镳，去寻找新的道路”[35]。1949年4月，在浙江嘉兴起义，投向中共。

1948年11月4日，《中央日报》曾发表殷海光执笔写作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批判“豪门”贪财横行，“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而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依势豪强如故”。孔祥熙当时在美国，孔令侃在扬子公司被查封后不久也经香港去了美国。社论指认“豪门”为“人民公敌”，斥责国民党和政府“甚至不曾用指甲轻轻弹他们一下”。社论说：

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就看是走多数派的路线，还是走少数派的路线。如果走少数派的路线，只顾全少数人的利益权势，那末尽管口里喊革命，事实上是反革命。

《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人们已经很难分清，这些言论和当时中共批判国民党的言论有多大区别了。

国民党和社会上普遍弥漫的这种不满、怨愤，蒋介石自然是清楚的。不妨看他这一时期的日记：

11月3日：“宣传会报，为孔令侃牵累非浅也。”

11月5日：“党报社论，亦攻讦我父子，无所顾忌，此全为孔令侃父子所累，人心动摇，怨恨，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11月9日：“本日谣诼更甚，牵涉妻事。”

11月10日：“为孔家事，全体党员皆起疑窦，牵累不少。”

11月11日：“本日为孔庸之事及社会对宋、孔豪门资本之攻讦，几乎成为全国一致之目标。”

11月12日：“今日谣诼繁兴，甚于卅三年之时，并对孔、宋攻讦，牵涉内人。”

这些传言、攻讦、谣诼的内容，今天已难一一阐述清楚。徐永昌日记云：“闻蒋先生日前亟亟到沪，十之八九因孔大少爷不法囤积等问题，蒋夫人速其访沪解围云云。”[36]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则回忆说：“我风闻这天蒋公为了扬子公司囤积居奇案，在夫人的要求下召见经国先生，垂询上海金融管制执行情形，经国先生本要法办经营扬子公司的负责人孔令侃，因而搁置。”[37]徐的日记、周的回忆，都说明蒋介石、宋美龄干预扬子公司案一事流传之迅速和广泛。至于贾亦斌在回忆录中所说，蒋介石曾在10月9日痛骂蒋经国：“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中来了！”要他立即打消查抄扬子公司一事。又曾召见上海文武官员说：“人人都有亲戚，总不能叫亲戚丢脸，谁又能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贾亦斌并非在现场目击耳闻的当事人，他的这些回忆和蒋介石的身份、性格与语言风格不合，显然属于传言、谣诼之类。

既然是传言、谣诼，自然不可能很准确，模糊失真，甚至夸大、扭曲都在所难免。传言中可能有同情蒋经国，指责宋美龄的内容，因此，宋美龄觉得很委屈。11月27日夜，国民党和政府已经风雨飘摇，宋美龄赴美乞援，行前之夜，蒋介石发现宋美龄突然啼泣不止，日记记载说：

午夜醒时，妻又悲切不置。彼称国家为何陷入今日之悲境，又称彼对经儿之爱护，虽其亲母亦决无此真挚，但恐经儿未能了解深知耳！惜别凄语，感慨无穷，彼为余与国家以及宋、孔之家庭受枉被屈，实有不能言之隐痛，故其悲痛之切，乃非言词所能表达其万一。

可能宋美龄当时对蒋经国确有真挚“爱护”之意，也可能在蒋、宋、孔三家的关系中，传言中宋美龄的作用有不完全准确之处，但是，衡以本文所举上述例证，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徇私包庇孔令侃及其扬子公司的基本事实应无疑义。

传言、谣诼有很大的杀伤力，基本符合事实的传言，其杀伤力就更大。在扬子公司问题上，人们对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孔令侃以及蒋经国的批评实际上就是对掌控当时社会、国家的“豪门”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很容易转化为打倒“豪门”，推翻“豪门”的革命情绪的。

平心而论，蒋介石自奉俭约，大体清廉，对孔氏家族的贪渎、腐败也有过制裁。例如：1942年12月，枪毙与孔祥熙家族关系密切的林世良[38]。1945年，亲自审查孔祥熙涉案的美金公债舞弊事件，迫使孔祥熙辞去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多项职务。但是，蒋介石顾全国民政府和孔氏家族的体面，担心“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最终还是只能以大事化小，后台结案的方式了断[39]。到了扬子公司问题上，蒋介石碍于宋美龄和孔令侃之间的关系，压制调查，窒息言论，徇私包庇，终于毁灭了国民党和政府拥戴者的最后一点希望，陷入人心尽失的严重局面。

豪门越“豪”，处理其贪腐，就应该越坚决、果断、及时，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十　尾声

熊在渭、金越光在《纠举书》中提出，扬子建业公司的“侵犯司法部分，并应移送法院，依法究办”。其后，该案交上海地检处侦查，由游鸿翔检察官承办。1949年1月9日，地检处传孔令侃及扬子建业公司副总经理于钟声到庭说明。二人不到。1月18日，再传，28日，三传，仍然不到。其间，上海社会局拟定对该公司查封货品处理办法，建议将其中工业原料及日用品两部分由政府收购出售，其盈余之数，半供全市公教人员福利基金，半充救济难民之用，12日。上海市政府第158次会议讨论，通过这一办法。15日，孔令侃呈文反对，声称“所存货品并无违法，不服处理，声明异议，请予取消原处理办法，发还货品”。上海社会局审核后，于2月24日报告吴国桢，认为该公司存货大多系1946、1947年购进，储存均在一年以上，当限价期内工业原料恐慌之时，该公司仍不应市，实属囤积居奇之作为[40]。2月26日，吴国桢批交上海参事室核议。4月12日，孔令侃再次递状。声称现因病在穗，不能来沪，一俟病愈，即行投案[41]。4月30日，参事室复核，认为扬子公司“违法囤积”一案，经监察院金、熊二委员调查属实，孔令侃所称毫无囤积居奇意图之说，“自难采信”，原经济督导员办公室“将其货物予以查封，以利处理，于法尚非无据”，按照限价，供应市场的决定“亦无不合”。参事室并提出，将扬子建业公司的货品分为三类：日用品部分，待法院判决后再行处理；无关法令部分，带征自卫捐后发还；工业原料部分则收购出售[42]。

蒋介石（后排左二）、孔祥熙（后排右二）与宋氏家族合影

同年5月27日，中共领导的解放军攻入上海，实行军管，扬子建业公司案件结束。据此，吴国桢的下述回忆就不完全准确了。吴称：

我组建了个委员会，包括市商会、审计业同业公会、市议员代表、一个来自俞鸿钧和蒋经国方面的代表，当然还有一个市府代表，以及上海律师公会的律师们。大家一起研究此案，结果是律师公会认为一切均属合法。不管怎样，在金圆券垮台后，调查结果也公开了，由于那时一切都处于混乱之中，再也没人去想这件事了。[43]

所谓“组建了个委员会”，可能在交参事室核议过程中，有过类似事情，但是“一切均属合法”则并非一致结论，除了熊在渭、金越光二位监察委员的《纠举书》之外，并无其他“调查结果”公布。

附记：

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得到上海档案馆陈正卿、香港中文大学郑会欣、台北“国史馆”侯坤宏、北京国家图书馆李丹等教授、先生、女士的帮助，特此致谢。

注释

[1] 《蒋介石日记》，1948年7月2日，美国胡佛档案馆藏，以下均同，不一一注明。

[2] 《申报》，1848年9月13日-16日。

[3] 王章陵《蒋经国上海打虎记》，台北正中书局1999年版，第20页。

[4] 蒋经国《沪滨日记》，《蒋经国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4页。

[5] 《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11日。

[6] 《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14日。

[7] 《蒋介石日记》，1948年10月31日。

[8] 《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19日。

[9] 王章陵《蒋经国上海打虎记》，第38页。

[10] 郭旭《扬子公司查而未抄的内幕》，《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6卷，中国文史出版社版第203页。

[11] 参见郭旭《扬子公司查而未抄的内幕》，《中国文史资料文库》第6卷，第203页。

[12] 《大公报》，1948年10月2日。

[13] 蒋经国《沪滨日记》，《蒋经国自述》，第184、188页。

[14] 《贾亦斌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162页。

[15] 《事略稿本》，1948年10月3日。

[16] 《贾亦斌回忆录》，第163页。

[17] 《沪滨日记》，《蒋经国自述》，第187～188页。

[18] 《沪滨日记》，《蒋经国自述》，第188页。

[19] 《正言报》，1948年10月10日。

[20] 《宣铁吾：国民党内的好人》，www.eeloves.com/memorials-show/id/312324

[21] 《大众夜报》，1948年10月9日。

[22] 《蒋介石致吴国桢电》，《档案与史学》，1989年第2期。

[23] 《吴国桢致蒋介石电》，“国史馆”藏，002-080108-00002-015。

[24] “国史馆”藏，002-080200-00334-079。

[25] 《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70页。

[26] 《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17日。

[27] 《立委昨检讨时局》，《大公报》（上海版），1948年10月24日。

[28] 《沪滨日记》，《蒋经国自述》，第192页。

[29] 《沪滨日记》，《蒋经国自述》，第194页。

[30] 《沪滨日记》，《蒋经国自述》，第200页。

[31] 《贾亦斌回忆录》，第165页。

[32] 《中央日报》（上海版），1948年11月16日。

[33] 《监委对扬子公司纠举书》，《申报》，1948年12月22日～26日。

[34]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辽沈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8页。

[35] 《贾亦斌回忆录》，第165页。

[36] 《徐永昌日记》，1948年9月13日，台北“中研院”影印版第9册，第139页。

[37] 《蒋公与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54页。

[38] 笔者当另文阐述。

[39] 参见本书中的《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

[40] 《上海社会局呈》，上海市档案馆藏，Q1全宗-7-335（市府机要室存扬子公司案卷）。

[41] 《扬子案将再传讯》，《申报》，1949年4月12日。

[42] 《上海市参事室所拟答复函稿》，上海市档案馆藏，Q1全宗-7-335（市府机要室存扬子公司案卷）。

[43] 《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70页。

第五辑　婚姻家庭

◎蒋介石、宋美龄的恋爱与婚姻

关于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恋爱与婚姻，坊间作品很多，但大都含混模糊，真实成分少，而揣度想象多，个别作品甚至有意作伪，胡编乱造。本文将根据蒋介石日记和其他可靠的资料，力求为读者还原比较确切、真实的历史。

一　蒋宋的相识与相爱

蒋介石与宋美龄初次相见在何时？何地？董显光的《蒋总统传》将时间定在在陈炯明兵变之后，地点则定在上海孙中山寓所。该书说：

陈炯明在粤叛变国父后，政治纷乱异常，蒋总统力挽狂澜，遂投身于其漩涡中。一日，在国父宅中邂逅宋美龄女士。[1]

董书初版于1937年，经过多次增订，是国民党的官书。其书对蒋虽多阿谀之词，但关于蒋、宋见面的时间、地点一类说法应该比较可靠。1927年10月9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记者访问宋美龄，问：“蒋先生谓初认女士为理想之伴侣，但不知当时女士作何感想？”宋美龄答道：“此乃五年前事，当时余未注意之。”[2]“五年前”，应即1922年。

陈炯明兵变后，孙中山在广东无法立足，于1922年8月14日到达上海，积极联络苏俄和中共，开始改组国民党。蒋介石随孙中山同船到沪，襄助孙中山处理各项事务。8月22日，离沪返甬。此后，来往于奉化、上海之间多次，但是，日记中并无任何与宋美龄相见的记载。相反，倒有“与洁如观剧”、“洁如来陪”、“洁如送我上船”等记载，可见，蒋介石与陈洁如正处于情热中[3]。正像宋美龄没有“注意”蒋介石一样，蒋介石也还没有“注意”宋美龄。有些著作描写二人第一次见面，蒋介石“看着宋三小姐翩然而至”，“立刻被她的美国式的教养和气质吸引住了”，纯粹是想象之词。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叛乱，孙中山避难永丰舰。6月29日蒋介石登上永丰舰护侍孙中山。事后，蒋介石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此为孙中山为《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所作的序文。

蒋介石对宋美龄产生爱慕之情是在第二次广州见面。1926年6月30日，蒋介石日记出现“往访大、三姊妹”的记载，“大”，指大姐宋蔼龄；“三”，指的就是宋美龄。7月2日，宋美龄将回上海，蒋介石日记云：“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4]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字，但说明蒋介石已经对宋产生爱慕之心了。在当年日记最后的《姓名录》一栏，他特别写上：“宋美龄：西摩路一三九”等字。

进入1927年，蒋介石日记中关于宋美龄的记载逐渐增多。如：

3月21日日记：“今日思念美妹不已。”

5月4日日记：“致梅林电。”

5月11日日记：“赠梅弟相。”“晚，致梅弟信。”

这里的“美妹”、“梅林”、“梅弟”，指的都是宋美龄。又是思念，又是致电、致函，又是寄赠相片，说明蒋介石开始了对宋美龄的“苦苦追求”[5]。5月18日，蒋介石自南京到上海参加陈其美殉国纪念会。上午7时，车到上海，蒋介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去看望宋美龄。这一天，蒋介石虽然照例在日记开端写了一行字：“叛逆未除，列强未平，何以家为？”意指在陈炯明和“列强”尚未平定之前，不该考虑个人“成家”一类问题。不过，接连几天，蒋介石都处于对宋美龄的思念中。5月28日日记云：“终日想念梅林不置也。”30日日记再云：“终日想念梅林。”这种情况说明，蒋介石已经进入对宋美龄的相思状态了。

6月5日上午，蒋介石在南京接到宋美龄的来信。日记云：“接三弟信”。“三弟”，指宋美龄。宋写信给蒋，这大概是第一次，至少，这是蒋日记中有记载的第一次。蒋不称宋为“美妹”或“梅弟”，而称之为“三弟”。在蒋看来，也许可以显得更亲密吧！接信后，蒋介石立即给他的“三弟”复电。7日早晨6时，蒋介石又起床给“三弟”回信。10日下午，登车赴沪，次日清晨3点到达，8点即转车赴杭州参加市民大会。在有限的空档中，蒋介石仍然挤出时间，“往访三弟”。12日，蒋介石从杭州回到上海，与“三弟”一直“谈至午夜”。7月3日，蒋介石为参加上海特别市市政府成立典礼，提前到沪，与宋子文、钱永铭、陈光甫等谈话，争取银行家的支持。当晚，蒋介石与宋美龄等在乡下小餐馆聚餐，在日记中留下了“别有风味”的记载。两天后，蒋介石设晚宴，款待上海商界头面人物。宴后和宋美龄乘车兜风，到深夜1时才尽兴而归。次日上午，蒋介石在上海新舞台召集党员大会，发表讲演。下午，探望“三弟”，拜会友人，然后再次探望“三弟”。

这一段时期，蒋宋接触频繁，反映出二人关系的日渐亲密，已进入谈婚论嫁阶段。

宋美龄的父亲宋嘉树出身贫寒，后来逐渐发展为华侨富商。宋美龄本人自幼在美国接受教育，毕业于麻省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大姐宋蔼龄嫁给孔祥熙，二姐宋庆龄嫁给孙中山。其家世、社会关系自不必说，加上相貌出众，自然成为蒋介石倾心追求的对象。和宋美龄的耀眼光芒相比，蒋介石原来的几房妻妾就黯然失色了。

二　蒋介石与毛福梅等妻妾“离异”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后，中国出现了两个国民政府对立的局面。一个在南京，一个在武汉。两个政府都反共，双方开始接洽“合流”。武汉国民政府的条件是蒋介石下野。8月13日，蒋介石发表辞职宣言。第二天，回到故乡奉化。大约即在此时，蒋介石向宋美龄发出求婚信，函称：

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据实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于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6]

本函透露，1926年6月，蒋介石在广东曾向宋蔼龄、宋子文透露有与美龄结缡之意，但未得“要领”。现在，蒋介石直接要求宋美龄本人表态了。

中国古代男尊女卑，实行一夫多妻制，一直到民国时期，男人都可以拥有三妻四妾。但是，基督教主张一夫一妻。宋美龄全家都是基督教徒。蒋介石要和宋美龄结婚，就必须处理和原来的几房妻妾之间的关系。

蒋介石的原配夫人是毛福梅，奉化岩头村人，父亲是南货店老板。毛福梅出生于1882年，大蒋介石五岁。二人于1901年结婚。当时，毛20岁，蒋15岁（虚岁），还是未成年人。1903年，毛福梅进入奉化作新女校，读过不到半年书。至1910年，蒋经国出生。

由于是包办婚姻，毛氏文化水平又低，蒋、毛两人感情不好。1919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毛福梅携经国到沪探望，蒋介石日记即有“家庭之事，不能稍如我意，实所痛心”的记载。四天后，毛福梅即返回溪口。蒋介石自觉不安，但以“夫妇之道乖，其奈之何哉”自慰。1921年1月，蒋介石自奉化回溪口，居然不愿意与毛氏“同衾一夕”。从道理上，蒋介石觉得不应该，但情感上又扭不过来。自此，二人关系日渐恶劣，蒋介石见到毛福梅的人影，听到她的脚步声，就感到“刺激神经”。4月3日，两人居然“对打”起来。蒋介石认为“实属不成体统”，决计离婚。4月4日他给毛福梅的二哥毛秉礼（懋卿）写了一封千字长函，详细叙述与其妹的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的理由。函称：

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心乃经十年之痛苦，受十年之刺激以成者，非发自今日临时之气愤，亦非出自轻浮的武断。须知我出此言，致此函，乃以至沉痛极悲哀的心情，作最不忍心之言也。英明如兄，诚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7]

毛氏与蒋母王采玉关系不错。蒋介石虽决计离婚，但蒋母反对。4月19日，蒋介石发现毛氏又回到家里，非常愤怒，决定发出“最后离婚书”。日记云：“母亲老悖，一至于此。不仅害我一身痛苦，而且阻我一身事业。徒以爱子孙之心，强欲重圆破镜，适足激我决绝而已。”蒋介石是孝子，斥责母亲“老悖”，这是仅有的一次。同年4月25日，蒋母遍体虚肿，6月14日病故。

蒋母去世，毛福梅少了一个保护人。蒋介石思前想后，决定彻底解决婚姻束缚。11月15日日记云：“家庭之难处置，婚姻习惯之恶，使人终身受罪。凡事都当从解放做去，不可以旧习惯害后生也。”当年11月28日，蒋介石召集亲戚商量，参加者迟疑犹豫，久议不决，蒋介石气急，在舅父面前大发脾气，亲戚们才同意二人离婚，但是，“离婚不离家”。直到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回溪口，才补办了一纸《离婚协议书》[8]。

蒋介石之母王采玉像。照片上的“先慈遗影　中正”为蒋介石所题写。

姚冶诚原是上海妓馆中的娘姨，苏州人，自幼父母双亡，靠开糖果店的小叔养大。丈夫从事殡葬、脚力为生，不久离异。1912年与蒋介石结合。初时，两人感情不错，但姚冶诚好赌，常与邻里吵架，又不懂得照顾人。1920年5月，蒋介石得了伤寒，姚冶诚沉迷赌博，不为蒋介石“侍疾”，出言、举动都很冷淡，气得蒋介石立即从寓所搬出，住进旅馆。23日，蒋介石由戴季陶夫人送入医院治疗。直到26日晚，姚冶诚才到院探视。蒋介石大怒，勒令姚立刻离开，叹息说：“余夙世孽重，遇此冤家也宜哉！”[9]当时，蒋起意与姚断绝关系，但是，蒋纬国为蒋介石收养之后，即由姚冶诚抚养，认姚为母。蒋介石疼爱纬国，不愿让他有无母之感，其间，蒋母到上海探望儿子，与姚冶诚住在一起，蒋母也觉得姚氏“凶狠”，无法共处。蒋介石托人试探姚的离异条件，觉得姚“敲诈为事，唯利是图”，便决定与姚暂时分居。此后，蒋常年在外，而姚冶诚则携纬国常住宁波或奉化。分居之后，二人关系有所好转。蒋介石给姚写信，也会出现“无时不想着你与纬儿”一类词句。1924年至1926年北伐前夕，姚冶诚三次带纬国去广州，和蒋介石相聚，但时间都较短。1926年元旦，姚及纬国到广州，与陈洁如不能相容，于2月19日返沪。1927年，蒋介石为与宋美龄结婚，与姚协议离异。由蒋负担生活费用，姚冶诚携蒋纬国移居苏州。

蒋介石与毛福梅、宋美龄

蒋介石难以处理的是和陈洁如的关系。陈洁如，原名潞，浙江镇海人。1906年生。父亲陈鹤峰，在上海当“栈师傅”（仓库保管员）。陈潞于1918年进入爱国女学读书，与后来与张静江续弦的朱逸民成为好友。蒋介石常去张府访问，因此与陈相识，为陈所吸引。《陈洁如回忆录》称，二人于1921年12月5日，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旅馆结婚，但是，根据蒋介石日记，当日，蒋介石在溪口，不在上海。蒋母于当年6月14日去世，11月23日下葬。蒋介石不可能在母逝世不到半年，下葬不到半月之时就大办婚礼，而且《日记》中也全无与陈洁如结婚的相关记载。多年前，我曾著文证明，《陈洁如回忆录》中引用的许多文献、信函，均为执笔者伪作。现在以《回忆录》与蒋《日记》相校，可以证明除有限的几件事外，许多生活情节也出于虚构和编造，不能相信。

1925年的蒋介石

蒋介石1921年12月13日日记称：“投宿大东旅社，潞妹迎侍。”这一天，应该就是蒋、陈结合的日子。称“迎侍”，显然未办结婚手续。其后，自1922年1月至8月下旬，蒋介石一直在桂林，随从孙中山筹划北伐。其间，蒋介石又是写信，又是寄相片，表达对“潞妹”的思念。陈炯明兵变后，蒋介石于1922年8月陪孙中山到上海，和陈潞见面机会更多，日记中常有“宿于潞妹家”，“访潞妹三次”，“偕潞妹观剧”，“潞妹与纬儿玩耍”，“潞妹随侍”等记载，显见关系已经很不一般。同年12月15日、17日，蒋介石日记载：“晚，洁如来陪”，“晚，偕潞妹回寓”，显示二人已经正式同居。这一时期，陈洁如真诚地爱着蒋介石，以致蒋曾用“孺慕”二字来形容[10]。但是，陈洁如容不下蒋和姚冶诚继续保持关系。1924年，蒋介石携姚及纬国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陈洁如惹恼，写信表示，永远不再与蒋介石相见。1月17日，蒋介石火急致函张静江打探“究竟”。同月24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但有关方面拒发开办费用，蒋介石拂袖离粤。直到4月21日，在孙中山等催促下，蒋介石才回粤就职。1925年4月18日，陈洁如自沪来粤，蒋介石亲到码头迎接。同回黄埔司令部。自此，陈即以“校长夫人”身份在广州出现，风光一时。不过，好日子不长，此后，陈、蒋之间常常闹点别扭。两人时爱时憎，亦爱亦憎。蒋介石5月25日日记云：“又与洁如赌气，不能安眠。”6月5日，陈洁如闹着要回上海，蒋介石担心陈此去“受骗受苦”，日记云：“终不放心洁如在沪，恨之又爱之也，怜之又痛之也。”[11]然而，陈洁如刚刚离开广州，蒋介石就又要她回来。“思虑半日，望如云霓”，“想起洁如前事，痛恨不堪，几乎晕倒”。陈洁如本来答应月末可到，28日，仍未到，蒋介石为此大发脾气，自称“暴戾不堪，不能忍耐”。陈洁如到广州后，悉心侍奉，蒋介石有时觉得可以原谅其既往，但有时却又因家中“器物凌乱无次”，大声训斥。

1926年6月，蒋介石与宋美龄相见后，对陈洁如不满更多。如：“治家无方，毫无教育”等。当年7月30日，蒋介石在北伐途中致函陈洁如，要她“读书治家”。同日，致函张静江称：

洁如之游心比年岁而增大，既不愿学习，又不知治家，家中事纷乱无状。此次行李应用者皆不检点，而无用者皆携来，徒增担夫之苦。请嘱其不管闲事，安心学习五年，或出洋留学，将来为我之助。如现在下去，必无结果也，乃害其一生耳！如何？[12]

同年11月12日，蒋介石得悉陈以每月72元的租金迁居大屋，大为不满，日记云：“招摇败名，年少妇女，不得放纵也。”这个时候的陈洁如，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大概只留下不满和嫌憎了。1927年，蒋介石决定与宋美龄结婚，即向陈洁如提出，要求她出国留学，以五年为期，然后恢复婚姻关系[13]。8月15日，蒋介石在一天内，连续给宋美龄、宋子文、张静江夫人朱逸民及陈果夫四人写信。朱逸民是陈洁如的密友，蒋介石这时给朱逸民写信，内容必与陈洁如相关。同月19日，陈洁如偕张静江的两个女儿蕊英、倩英自上海启程，赴美留学。据亲见者记载：

蒋夫人穿一件淡灰色细纱长马甲，下面有白红色的间色，里面衬着半节式的背心，脚上穿白皮鞋和粉红色的长统丝袜，短发蓬松，态度自然。在小火轮汽笛吹第一次的时候，伊不觉得怎样。到了大轮船的汽笛吹，小火轮的汽笛再吹的时候，伊就哭泣起来了。[14]

陈洁如此去，蒋介石即借机斩断了和她的婚姻关系。

三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订婚与结婚

蒋介石用不同办法处理了和毛福梅、姚冶诚、陈洁如的婚姻关系，他和宋美龄结婚的障碍也就扫除了。根据蒋介石日记，9月8日上午，蒋介石收到宋子文及宋美龄的亲译来电。17日，蒋介石复宋美龄电。内容均不详，推断应与婚事及前程计划有关。9月22日，蒋介石决定出国考察。23日，船抵上海，照例首先探望宋美龄。日记云：“与三弟叙谈，情绪绵绵，相怜相爱，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第二天，蒋介石就忙着邀请王正廷“作伐”。午夜，又去拜访何香凝，大概也是为了请她出来当媒人。25日，蒋介石于探望宋美龄之外，又拜访张静江，会见张静江之后，又去见宋美龄，直至11时才回寓。当时，国民党内对蒋介石的家事多有质疑。26日，蒋介石修订早已写好的《启事》，交《申报》连登三天。该《启事》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自己与毛福梅、姚冶诚、陈洁如已无婚姻关系：

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专此奉复。[15]

当日，蒋介石与宋美龄订婚。日记云：“晚与三弟谈往事，人生之乐，以定婚之时为最也。”

27日下午，二人同到孔祥熙寓合影，并一同拜访王正廷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感谢他们充当介绍人。当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密谈”至深夜1时。

9月28日，蒋介石东渡日本。当日晨6时，蒋介石就起床整装，向宋美龄告别。自然，二人都不忍分离。蒋介石日记云：“情绪绵绵，何忍舍诸！不惟外人不知三弟之性情，即中正亦于此方知也。”7时前，蒋介石登上上海丸。

上船第一天，蒋介石就给宋美龄连发两封电报，“不知其今夜果能安眠否？”30日，10月1日，连续发电。日记云：“近日无论昼夜，心目中但有三妹。别无所思矣。不知近日三弟作如何状也？”

倪桂珍（1869-1931），宋美龄之母。毕业于上海裨文中学，曾留校任教员。1887年与宋嘉树结婚，先后育有六个子女：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

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当时住在神户有马温泉养病，因此，蒋介石到日本后的第一任务就是探望倪桂珍，请她同意婚事。10月3日，蒋介石到达神户，立即和宋子文同车，到有马温泉拜访宋太夫人。蒋介石日记记载说：“其病已愈大半，婚事亦蒙其面允。惟其不欲三弟来此，恐留此结婚也。不胜怅望。”蒋介石原来打算在日本结婚，然后与宋美龄结伴赴美。现在老太太当面应允婚事，蒋介石很高兴，但是，老太太不赞成女儿来日结婚，蒋介石又很失望。他便立即致电在上海的宋美龄，详述自己一时不能归国的实情，要她“速来”。蒋介石在日记中惴惴地写了一句：“彼当来乎？”下午，蒋介石第三次拜见倪桂珍，发现老太太很高兴，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瞧，看得他很不好意思，日记云：“未免令新婿为难。”10月4日下午，蒋介石收到宋美龄“不来日”的回电，好梦难圆，心中不胜怅惘。

这以后的一段日子，蒋介石便留在日本，与宋美龄电报往来，互通音讯，同时看报读书，陪倪桂珍谈天，与宋子文谈国事，谈时局。1927年上半年，宋子文站在武汉政府方面，与蒋介石对立，后来又不赞成妹妹和蒋介石的婚事。显然，二人这时已经前嫌尽消，谈得很投机了。

10月8日，倪桂珍回国，蒋介石到神户送行。23日，蒋介石到东京，陆续会见日本友人和政要。11月5日，会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这一时期，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无法调和，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纷纷要求蒋介石回国，因此蒋便改变计划，于10日回到上海。他听说宋美龄有病，立即往访，发现宋“形容枯瘦”，想系“操心过度”，不胜怜惜。11月12日下午，蒋介石外出寻屋，准备婚房。14日，陪倪桂珍、宋蔼龄、宋美龄祭扫岳父宋耀如墓地。正当蒋介石加紧婚礼准备之际，蒋纬国突然向蒋介石报告，何应钦、白崇禧的夫人准备邀请姚冶诚来沪。姚氏生性泼辣，蒋介石担心她受政敌挑拨，到婚礼上闹场，一时很紧张，后来了解并无其事，才安下心来。当晚，蒋介石应孔祥熙之宴。晚，与“三妹”欢叙。接连几天，不是谈天，就是谈论人事。11月26日，二人一起到祈齐路看新房。27日，上海《申报》出现了一份别具一格的结婚《启事》，声明不收婚礼，凡有馈赠，请移作修建“废兵院”（伤兵院）费用。中云：

中正奔走革命，频年驰驱戎马，未遑家室之私，现拟辞职息肩，惟革命未成，责任犹在。袍泽饥寒转战，民众流离失所，讵能恝然忘怀。尤念百战伤残之健儿，弥愧忧乐与共之古训。兹定12月1日在上海与宋女士结婚，爰拟撙节婚礼费用及宴请朋友筵资，发起废兵院，以完中正昔日在军之私愿，宋女士亦同此意。如亲友同志厚爱不弃，欲为中正与宋女士结婚留一纪念，即请移节盛仪，玉成此举，无任铭感。凡赐珍仪，敬谨璧谢。婚仪简单，不再柬请。式布区区，惟希公鉴。[16]

28日下午，蒋宋一起乘车兜风之后，访问蔡元培，请他主持婚礼。婚礼选址在戈登路大华饭店礼堂，这是当时上海最豪华的结婚场所。29日，蒋介石与宋美龄提前到礼堂“习礼”，预演一番。接着又访问证婚人。忙来忙去，蒋介石一度“脑晕”。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证婚人余日章，介绍人谭延恺、何香凝、王正廷、李德全，主婚人蒋锡侯夫妇、孔祥熙夫妇。图为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婚照。

11月30日上午，蒋介石忙里偷暇，撰写结婚感想，题为《我们的今日》。文中提到，当他第一次遇见宋美龄时，即认为宋是“理想中之佳偶”，而宋美龄也曾矢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蒋介石宣称：“余今日得与余最敬最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他自述参加革命以后，冷热不定，常常在积极进行之际，忽然萌生消极退隐之念，引起“前辈领袖”和厚爱同志的关心。他表示：“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之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为了渲染他和宋美龄结婚的意义，蒋介石还在文章中讲了一通“大道理”：“家庭为社会之基础，欲改造中国之社会，应先改造中国之家庭。余与宋女士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对于此点实有同一之信心。”云云。文章写完后，二人又到宋宅预演了一番婚礼。当日，各方纷纷送礼、送红包。据《申报》报道，“礼物无不昂贵”，“收款员竟无片刻暇晷”。其中，张静江送400元，上海万国储蓄会中方董事叶琢堂、四明银行总经理孙衡甫等各送200元，中央银行行长周佩箴等各送100元。报纸声称，可见众人对“废兵院”建议的支持云云。

宋氏三姐妹在20世纪30年代合影。左起：宋庆龄、宋蔼龄、宋美龄

12月1日上午，蒋介石写了一篇《勖爱妻》文。下午1时，先到孔宅换礼服，3时到宋宅，行“教会婚礼”。到者一千余人。婚礼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余日章为祝婚人，刘纪文任傧相。首由祝婚人致词，次新人宣誓，交换戒指，证婚人致词。4时，再到大华礼堂，行“正式婚礼”。蒋锡侯、宋子文代表男女两家主婚，蔡元培、谭延闿、王正廷、何香凝、李德全等证婚，邵力子司仪。宋美龄由宋子文挽着，在琴声中慢步走出。全体向国旗、党旗、总理遗像三鞠躬。由蔡元培宣读证书，新人彼此一鞠躬，仪式即行结束。谭延闿日记云：“礼甚简单，鞠躬，读证书后盖印，即礼成矣，尚不如宗教式之严重也。”[17]当日，蒋介石感到幸福之至，日记云：“见余爱姗姗而出，如云霞飘落。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何处矣！”婚礼完成后，二人共同乘坐新买的汽车兜风。当晚，至宋宅宴会。9时，回新宅，入新房。次日，在家“与爱妻拥谈”，日记云：“乃知新婚之蜜，非任何事所可比拟。”12月3日回门，拜访岳母。当日，倪桂珍设宴款待。晚10时回寓。不料蒋介石的头却又“作痛”起来。在宋美龄的“慰藉”之下，蒋介石才感到稍微好了一点。

蒋介石与宋美龄总算没有忘记所登“废兵院”启事。12月20日，二人一起到曹河泾察看院址。

四　新人笑，旧人哭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美人在怀，如愿以偿，自然春风得意。12月19日日记云：“九时起床，与三妹欢争。”“欢争”这是个很少见的词语。“争”，当然就有“吵”的意思，然而，却又“欢”，吵得很愉快。这种“争”，自然是一种关系亲密、融洽的表现。不过，两人之间很快就都不愉快了。12月27日，蒋介石日记云：“往跑马场接三妹。晚，以三妹烦恼，余亦不悦。十时劝慰后即睡。”从文字上推敲，这时还是宋美龄“烦恼”，蒋介石因之“不悦”，两人之间尚无矛盾。但是，矛盾很快就来。两天后，宋美龄外出，蒋介石一人独处，感到寂寞。日记云：“复以其骄矜而余亦不自知其强梗失礼也。”这就是说，蒋觉得宋“骄矜”，宋认为蒋“强梗无理”，彼此都发觉了对方的缺点。当日下午，蒋病卧在床，但是，他很快得知，宋美龄在娘家也病了。于是“扶马连夜往访”。宋美龄坦率地陈述：结婚以后“不自由”，劝蒋介石“进德”，提高个人道德修养。蒋介石嘴上未表态，但内心赞成，“颇许之”[18]。第二天上午，两人一直耗到10时才起床。

宋美龄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其气质、情趣不自觉间影响了蒋介石，使蒋觉得她既可爱，又可敬。蒋介石的妹妹蒋瑞莲住在上海，1928年新年，蒋介石夫妇前往探视，发现妹妹正在家里与客人打牌，蒋介石自觉惭愧，深怕宋美龄看不起[19]。1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得知妻子在上海生病，非常担心。8日，蒋介石接到宋美龄来信，日记云：“接三妹信，忧喜交集，勉我国事，劝我和蔼，心甚感愧。”[20]当时，宋不愿意到南京来，蒋介石自称：“若有所失”，“抑郁不知所事”。14日，宋美龄自上海致电蒋介石，有所劝诫，蒋介石“惭愧几不成眠”。第二天，宋美龄到南京，蒋介石亲到下关迎接，得知妻子皮肤病很厉害，又患神经衰弱，自悔不该与其“顽梗”。他陪妻子到汤山泡温泉，谒中山陵，逛莫愁湖、鸡鸣寺、夫子庙，甚至“终日休息戏嬉”。其间，宋美龄继续对蒋有所规劝、勉励，使蒋“心甚自惭”。其日记云：“三妹爱余之切，无微不至，彼之为余牺牲幸福，亦诚不少，而余不能以智慧、德业自勉，是诚愧为丈夫矣！”[21]又云：“三妹待我之笃，而我不能改变凶暴之习，任性发露，使其难堪。”[22]3月30日，宋美龄读蒋介石日记，特别写了一段话，要蒋慎重落笔，小心保管，谨防失落：

陈洁如（1905—1971），祖籍宁波，自幼居住上海。1921年与蒋介石结婚，1927年与蒋离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卢湾区政协委员，1961年移居香港，1971年1月离世。

此日记本为兄带往前方所用，当此军事磅午之际，最易失落，万祈留心保守为荷！

至每日所记之言语事实最为重要，因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如一言一事记载其上，万一为他人所见，关系我兄前途非浅，千祈慎重为嘱！美龄十七、三、卅。

这是宋美龄在蒋介石日记中的唯一留言。

古语云：新婚燕尔。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虽偶有小矛盾，但生活总体是甜蜜、和谐的，但是，远赴美国求学的陈洁如就苦了。

据陈立夫回忆，蒋在与宋美龄结婚之前，曾要求陈立夫代表自己去和陈洁如“讲离异”，陈洁如“当时的态度很好，她说蒋介石做了中国的统帅，应该有一个像样子的女人做太太，我知道我的身份，我愿意退让，我愿意到美国去念书。”陈立夫此说，与陈洁如在回忆录中所言“同意让开”，有相合之处[23]。12月下旬，陈洁如在纽约得知蒋宋结婚到消息。28日，她写信给好友朱逸民，询问她“是否去贺喜？闻说廖夫人做证婚人，未知有此事否？”朱逸民在回信中告诉陈洁如，自己曾与宋美龄交谈，要陈原谅。陈不以为意，回信表示：“这种地方亦是无法可想的。事到其间亦只能勉强做去，所以我很可原谅你，而感谢你的爱意，时刻记挂着我。”[24]这些地方，说明陈洁如的性格相当宽厚。

陈洁如赴美之前，蒋介石许诺，每月提供陈在美生活费175美元。陈洁如到美后，计算房租、伙食、学琴、学费、车费等，共月需182美元。1928年3月20日，陈洁如写信给朱逸民，请张静江转告“介石”，要他每月汇付300美元。信称，自己到美后，只给“介石”写过一封信，原因是“恐怕他们爱好似鸳鸯般的夫妻发生冲突”。不过，蒋介石始终没有给陈洁如回信，这使陈很伤心，由悲而怨，而愤，而恨。以下各函，反映陈的这种感情变化过程：

10月24日函云：“这种东西是没有良心的，有了东就忘了西的，真是要气死人的。”

12月1日函云：“介石是否要我到死的地步？要他每月增些月费，他也不理。死死活活亦要给我一个回音。自己不想写信亦可以的，只要通知我一听就完了。好姐姐，你想他可恶吗？”

1929年1月7日函云：“如遇介石时，代我给他吃几个白果（白眼），拜托！拜托！”

同年2月17日函云：“可恨介石，要他的钱，总是半吞半吐的，不来照你的意思的。你想可恶吗？”

同年8月28日函云：“爱姐姐啊，为何世界上的男子这样黑良心，自我离祖国以来，一个字的音信介石亦没有给我过，尤其是朋友的交情亦没有，你想要气死人吗？”

同年10月13日函云：“我时常想家中，想起之时身不由知〔己〕，思想和精神觉得非常痛苦，因此更觉介石之心如黑炭……我将来如自立，至死我不愿再嫁他人。”

不仅不愿再嫁，陈洁如甚至想到死。11月13日函云：“（如）只有我个人，我实在不愿为人于世，只是希望早死一日，早有出头之日。”

蒋介石与陈洁如离异时，总付过一笔钱，到美留学则有月费、年费之分[25]。陈洁如要求将月费增至每月300美元，蒋介石没有答应。1929年2月，陈洁如提出，如不允增加月费，则请其汇寄1万美元船费，以便游历欧洲各国后回家。1930年5月，陈洁如趁张蕊英回国之便，再次致函蒋介石，要求准许她于明年回国，然而，蒋介石仍不答复。次年6月19日，蒋介石正在阅读陈洁如的来信，为宋美龄所见，蒋心情紧张，连忙撕碎。宋一气之下，于次日离宁赴沪。21日，蒋介石清晨5时就起床，写信向宋蔼龄和宋美龄解释[26]。陈洁如因长久等不到蒋介石的回信，于1932年5月30日致函朱逸民云：“可恨的就是每日两眼望穿，音悉不见，真使人心身可恨万分。我实在有苦无处可告，只能私吞而已。”

杜甫《佳人》诗云：“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婚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这首诗宛如陈洁如对蒋介石的谴责。

五　蒋介石皈依基督教

蒋介石的父母均信佛教。蒋介石本人也曾几次想出家当和尚。和宋美龄订婚后，蒋介石有时参加基督教活动。1927年12月11日，蒋介石到景林堂听教。24日晚，在岳母家过圣诞。25日下午，在岳母家祝耶稣圣诞。这一天，蒋介石很高兴，称之为“十年来未曾有之欢乐得之于今日”。1929年，蒋介石开始阅读基督教著作《人生哲学》。日记有“到岳母家听道毕”，“到汤山，听岳母讲教义”等记载，不过这一时期，蒋介石还不是教徒。

1930年1月12日，蒋介石到孔宅与王宠惠、孔祥熙一起听讲教义，开始动心。日记云：“总理亦教徒之一，且伦敦蒙难，以专心虔祷，得免祸害也。”2月17日，倪桂珍动员蒋介石入教，蒋答以“余以尚未研究彻底，不便冒昧信从”。当时，蒋介石的感觉是倪的要求很坚决。21日，倪桂珍和宋美龄邀请江长川牧师专程自上海到南京，劝蒋介石受洗礼，蒋仍答以“未明教义”，江长川牧师则劝蒋“先入教而后明教义”。蒋要求给与三个月的时间研究教义。当时，蒋的想法是：“以救世之旨信耶稣”可，“以《旧约》中之礼教令人迷信则不可”。

2月28日，蒋介石听说倪桂珍要从南京回上海，想起岳母对自己的“处处爱惜”，不觉泪下。这以后，蒋介石继续参加宗教活动。5月4日晚，旁听牧师讲解使徒保罗的《与犹太人书》。8日上午祷告。8月2日，在车中默求上帝保佑。8月15日日记云：“今日看完《新约全书》，尚未深加研究，特再看一遍。惟耶教乃教人救世，损己利人为本，当信奉之。”10月23日，蒋介石到上海，发现岳母病况严重，决心入教，“以偿老人之愿，使其心安病痊”[27]。当日，蒋介石接受江长川牧师洗礼。正式成为教徒。24日日记云：“主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教义乃为余精神惟一之信仰。愿从此以后，以基督为余模范，救人救世，永矢勿怠。”[28]此后，蒋介石即将基督教视为救国良方，力图将儒学、三民主义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有时，他甚至表示，要将中国建设为一个基督国家。蒋之所以如此，一是欣赏基督的救世精神，一是用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对于“主”，他也就越来越迷信，甚至以《圣经》占卜吉凶，寻求解决政治、军事危机的启示。

蒋介石在宋美龄的影响下成了基督教徒，图为晚年的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共同研读《圣经》。

六　宋美龄逐渐介入蒋介石的政治活动

蒋宋结婚后，宋美龄逐渐介入蒋介石的政治活动。

国民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北洋军阀。经过艰难的整合，国民党内部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四大派系逐渐达成一致。1928年2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改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会议决定“两个月内会师北京，完成统一”。4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发表《告前方将士书》，号召国民革命军“直薄幽燕，长驱关外，使张作霖覆灭之后，更无继张作霖而起之人”。

1928年7月北伐胜利后，蒋介石在北京答新闻记者问。

出兵之前，蒋介石审察后方勤务、医疗等事，发觉准备不足。4月6日，蒋介石致电在上海的宋美龄称：“前方伤兵药材必不够，请再多购一倍，派员专解来前方直接补充，以免流弊。”[29]13日再电称：“此次战斗胜利，但伤兵亦多，今日已到有千名。各病院病衣、褥套皆不照发，触目伤心，药品请速寄来，并请多聘好医来徐为盼！”[30]5月5日，宋美龄复电蒋介石，她正在“尽力罗致名医，请勿顾虑”。当时，蒋介石等将伤兵安排到南京治疗，宋美龄曾拟邀请何香凝赴宁慰劳，何以管理过繁，不愿担任，宋美龄即拟在宋子文赴宁时同行，亲自处理医院各事[31]。

这时，宋美龄开始帮助蒋介石接待外宾，处理外交。1928年5月，日本出兵山东，占领济南，蒋介石派兵保护英、美领事，要宋美龄联系两国驻沪领事，报告平安[32]。1930年5月，法国驻华公使自北京南下，蒋介石致电宋美龄，要她“优礼”接待[33]。

北伐成功之后，蒋、李、冯、阎之间的联合破裂，形成各派军阀相互混战的局面。宋美龄毫无保留地支持蒋介石对其他军阀的作战。1930年5月，蒋、阎、冯之间爆发中原大战，主战场在河南，支战场在山东，围绕平汉、陇海、津浦三条铁路线进行。6月3日，蒋介石在陇海路指挥作战，致电宋美龄云：“请另购肉类及笋类与糖类小罐头食品各十万个，毛巾十五万条，与避疫水一并专车送来前方，慰劳将士为盼。”[34]8日，宋美龄回电云：“犒赏品经子良费尽方法，勉力办就。”要蒋立即派人前来取运，以免途中意外[35]。子良，宋美龄之弟，时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此电显示，宋美龄几乎成为蒋介石德后勤总管了。

蒋宋联姻后，宋子文成为蒋介石的支持者。1928年1月，宋子文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这样，蒋出征，宋子文就要为之多方筹募经费，甚至为之向国外订购武器[36]。蒋要钱要得多，要得急，宋子文供应为难。有时就发牢骚，甚至撂挑子。在这样的时刻，宋美龄常常扮演调解者的角色。1928年5月20日，宋子文、孔祥熙到前方探视蒋介石，见面后未多谈即回。21日，蒋介石从宋美龄来电中得知，宋子文准备辞职，立即回电，请宋美龄“代挽之，以舒兄后顾”[37]。从以下电文中不难看出宋美龄的这种作用：

（一）如闻子文兄忧劳致疾，无任系念。请代慰问，当此危难之时，只好宽怀达观也。

（二）财政困难，兄所深知。文兄为难，兄无不知，自当从事节省。

两电说明，宋子文筹款艰难，既忧且累，以致成病，全亏宋美龄从中慰解。然而，这种慰解很快就不起作用了。1930年7月，前方紧急，蒋介石向宋子文要军费，宋拒发，宋美龄苦苦哀求，宋仍然拒发。情急之下，宋美龄将自己名下的房产、积蓄全部交给兄长变卖，对宋说：“若军费无着，战事失败，吾深知介石必殉难前方，决不肯愧立人世，负其素志。如此则我如不尽节同死，有何气节！”据说，宋子文为之感动，立即设法筹措将军饷发下[38]。

古语云：有钱能使鬼推磨。在军阀混战中，有钱、无钱常常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宋子文将军饷发下，蒋介石的“讨逆军”即于8月15日攻克济南。但是，济南甫克，蒋介石新的需索却又开始了。8月16日，蒋介石致电宋美龄电云：

前途多艰，不能因此小胜而自矜也。现在最要者为四十万件之卫生衣与本月下旬之军米。枕琴老实，不敢与子文催促。请约枕琴与子文协商。此卫生衣与军米于此月一星期内必须办妥解来，前方不致以饥冻而崩溃也。[39]

枕琴，指周骏彦，蒋介石的奉化同乡，长期在蒋介石军中负责军需。不久前，宋美龄以“尽节同死”相激，宋子文才肯解囊。现在再次要宋子文掏钱，周骏彦自然胆怯。蒋介石没有办法，只能仍请宋美龄出面帮着说话。

反蒋联军与蒋介石的“讨逆军”在河南、山东鏖战，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邹鲁等反蒋头领则积极密谋，成立另一个国民党和另一个国民政府，以与蒋介石对抗。7月13日，反蒋各派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成立北平国民政府。9月18日，张学良在东北通电，吁请各方息争罢兵，静候中央处置。同时，又派东北边防军两军入关助蒋。阎锡山、汪精卫等人发现后背被抄，匆忙间逃往山西，通电下野。自此，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正统地位确立。

两军对垒，张学良之所以肯于在关键时刻派兵入关，除了当时张将中国统一的希望寄托在蒋身上这一原因以外，也还有钱能通神的因素。蒋介石很早就和张学良谈妥，只要张学良出兵，所需之款可照办。8月28日，李石曾又在北戴河与张学良敲定，要蒋介石从速备款。9月17日，蒋介石致电宋美龄云：

张汉卿通电，大意主张息争和平，一切问题听候中央解决，并言中央对于国是，必有办法云。另电，已派人赴北京劝汪离平。请催子文兄速电汇出兵费五百万元，勿延，以免变卦也。[40]

19日，宋美龄复电蒋介石：“来电已转文兄，彼昨汇张学良一百万，并每日陆续照数汇勿念。”[41]可见，没有宋美龄催促宋子文掏钱，中原大战鹿死谁手还是未定之数呢！

还在1929年，蒋介石就曾在日记中写道：“结婚二年，北伐完成，西北叛将溃退潼关，吾妻内助之力实居其半也。”[42]话虽然夸大，但宋美龄在帮助蒋完成北伐，平定各反对派别，巩固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方面，显然有其作用。

蒋介石带兵在外，与宋美龄聚少离多，自然难免相思之苦。1928年3月31日，蒋介石赴徐州指挥北伐。车上，蒋介石研究作战地图后假眠，昏沉之间，似乎觉得“三妹”就在身侧，醒后倍感凄凉。4月3日，接到妻子手书，自称“增加我勇气逾倍”。同月，孔祥熙、宋子文到前方，带来宋美龄书信，要蒋“不矜才，不使气”，蒋介石即在日记中检讨自己“对下总不能温和厚爱，使人无亲近余地，对学生亦如之”，要求“切戒”[43]。6月2日，张作霖撤离北京。3日，蒋介石回到南京。由于北伐已经胜利，蒋介石曾想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被宋美龄批评为“性质消极”。13日，蒋介石、宋美龄同游镇江焦山，住枕江楼，极目四望，江山壮丽，蒋介石自称有与妻子终老于斯乡之念。19日，宋美龄自南京登车返沪，已经上车了，因不忍分离，下车不走。下午二人到中山陵游览，宋美龄又向蒋提了许多意见，蒋都觉得有理，决心自明日起，按时办事，再不灰心堕气。宋批评蒋经常后悔，不是丈夫气概，蒋介石也觉得“有理”。

中原大战中，蒋介石在前线指挥作战。1930年7月4日，蒋介石正在河南归德，得到宋美龄的来信，非常高兴，自称“家书千金，足慰战地悬望”[44]。31日，蒋介石到徐州，住进一所绿树成荫的院落，心中突然涌起对妻子的强烈思念之情，但转念一想，“叛逆未灭，何以家为”，决定暂不考虑与妻子会面，以为全军表率[45]。过了一个月，蒋介石终于难捱相思之苦，命宋美龄到徐州相会。9月3日，宋乘飞机赶到徐州，夫妻相聚。才过了两夜，宋美龄就劝蒋介石“以国事为重”，尽快到前方指挥出击[46]。5日晚，蒋介石返回河南归德前线。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夸赞宋美龄“以公忘私，诚挚精强，贤妻也”[47]。宋美龄的话，蒋介石能听得进。她是一个可以对丈夫的思想、性格、行为发生影响的妻子。蒋介石年轻时生活荒唐。宋美龄曾劝蒋介石“进德”，蒋在1928年9月间，检讨自己的“劣心”在恋爱，在骄矜，在浪漫，认为除去之后，“方能革命立业”，“为民之师法”，“我正则社会皆正，我邪则社会皆邪”[48]。这些，应该都与宋美龄有关。

注释

[1] 《蒋“总统”传》，〔台北〕中华文化事业出版社1960年版，第116页。

[2] 《大阪每日新闻》，1927年10月9日；《交通日报》，1927年10月14日。

[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2年10月19日，11月27日，12月15、18日。

[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关于私人生活部分常被涂黑，本文所用，除特别注明者外，均据毛思诚：《蒋介石日记类钞·家庭》，《蒋介石个人全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不一一注明。

[5] 宋美龄语，参见顾执中：《报人生涯》，江苏古籍出版社版，第279页。

[6] 〔上海〕《益世报》，1927年10月19日。

[7] 〔上海〕《益世报》，1927年10月10日。

[8] 王舜祁：《蒋氏故里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0年5月27日。

[10] 孺慕，语见《礼记》，原指儿童对父母去世的哀悼之情，蒋介石此处用词不当。

[1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5年6月5日。

[12] 张静江个人全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3] 参见《一个改写民国历史的女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314页。

[14] 《申报》，1927年8月22日，第4张，第13版。

[15] 《申报》，1927年9月28日，第2张，第5版，又29日、30日。

[16] 《申报》，1927年11月27日第2张，第5版，又28日。

[17] 《谭延闿日记》（手稿本），1927年12月1日。

[1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7年12月29日。

[1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8年1月2日。

[2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8年1月8日。

[2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8年3月4日。

[2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8年3月29日。

[23] 陈立夫：《拨云雾而见青天》，〔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630页；《一个改写民国史的女人》，第298页。

[24] 陈洁如：《致朱逸民函》，张静江个人全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均同，不一一注明。

[25] 据陈立夫回忆，当时由周秋琴出面送了一笔钱给陈洁如，陈写了一份收据。见《拨云雾而见青天》，第630页。周秋琴，疑应为周枕琴（骏彦）。这笔钱，应该就是陈洁如致朱逸民函中所称“自己的钱”。

[2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6月20日、21日。

[2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0年10月23日。

[2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0年10月24日。

[29] 《致宋美龄》，《蒋“总统”家书》，手稿，第002号，〔台北〕，“国史馆”藏。

[30] 《致宋美龄》，《蒋“总统”家书》，第003号。

[31] 《致宋美龄》，《蒋“总统”家书》，第005号。

[32] 《致宋美龄》，《蒋“总统”家书》，第023号。

[33] 《致宋美龄》，《蒋“总统”家书》，第035号。

[34] 《致宋美龄》，《蒋“总统”家书》，第052号。

[35] 宋美龄：《致蒋介石》，同上，第056号。

[36] 1930年4月25日，蒋介石致宋美龄第030号电云：“请转子文兄，唐克车已定之十二架何日可到，另有一种专为拖炮用之唐克车，亦请子文兄购定十二架为盼。”

[37] 《致宋美龄》，《蒋“总统”家书》，第012号。

[3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0年7月19日，并见《事略稿本》第8册，第353～354页

[39] 《致宋美龄》，《蒋“总统”家书》，第057、058、091号。

[40] 《致宋美龄》，《蒋“总统”家书》，第101号。

[41] 宋美龄：《致蒋介石》，第104号。

[4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9年12月1日。

[4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8年4月23日。

[4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并见《事略稿本》第8册，第305页。

[4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并见《事略稿本》第8册，第386页。

[4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并见《事略稿本》，第8册，第527页。

[4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9年5月29日，并见《事略稿本》第5册，第592页。

[4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8年9月15日、21日、23日，并见《事略稿本》第4册，第154、161、168页。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与蒋介石、宋美龄的感情危机

多年前，我在台北阅读根据蒋介石日记编辑的《困勉记》稿本时，曾经发现其1941年2月4日条云：

接妻不返渝之函，乃以夫妻各尽其道复之。淡泊静宁，毫无所动也。[1]

当时，宋美龄在香港养病，拒绝返回重庆，蒋介石对此颇为烦恼，但努力克制，回信仅称“夫妻各尽其道”，要宋美龄自便，看着办。“淡泊宁静，毫无所动”云云，说明蒋介石尽管遇到了妻子不肯回家这样严重的事态，但仍处之泰然。

蒋介石自1927年与宋美龄结婚后，虽偶有矛盾，但这种情况，还从来不曾有过。蒋宋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谜团，直到今年我在胡佛研究所阅读蒋介石日记手稿本时，经过反复参详，才最终解开。

一　宋美龄留港不归，蒋、宋之间发生冲突

事情要追溯到1940年9月21日，当日蒋介石日记云：

妻工作太猛，以致心神不安，脑痛目眩，继以背疼、牙病，数症并发，渝无良医，亦不愿远离重庆。以被敌机狂炸之中，如离渝他往，不能对人民，尤不愿余独居云。此三年来战争被炸之情形，其心身能持久不懈，实非其金枝玉叶之身所能受，不能不使余铭感更切也。[2]

1927年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之后，开始走上了中国政治舞台，并逐步显露了她的政治才能。图为蒋介石与宋美龄婚后的合影。

这段话说的是，宋美龄身患数疾，重庆没有好医生，但宋仍不愿离渝治病。一是出于对战乱状况下重庆人民的感情，日本飞机不断狂炸，宋不能独自避难，二是不愿离开蒋介石，使其独居。

同年10月15日，蒋介石日记云：“晚餐与布雷共食，以妻赴港养病未回也。”从这段日记看，为了养病，宋美龄最终还是去了香港。蒋介石很想念，也很寂寞，只能找陈布雷一起吃饭。

12天之后，蒋介石派蒋经国赴港，探望宋美龄的病况，同时迎接蒋纬国自国外留学归来[3]。蒋介石本意要宋美龄和经国、纬国一起回渝，但宋美龄表示，待蒋介石的阳历生日时即归。然而，届时宋美龄仍杳如黄鹤。10月31日，蒋介石日记云：

令纬儿来见，以今日为余阳历生辰，陪余晚餐，妻本约今日回来，尚未见到，亦无函电，不知其所以也。

不仅人不回来，连一封函电都没有。蒋介石着急了，“不知其所以”一句，充分表现出蒋的焦躁与不安！

蒋纬国归来，两个儿子都在身边，蒋介石很高兴，但宋美龄留港未归，蒋介石觉得不足。11月9日日记云：

经、纬两儿在港得皆见其母，回渝父子团聚，此最足欣慰之一事。如西安事变殉国，则两儿皆未得今日重见矣，实感谢上帝恩惠不尽也。惟爱妻抱病在港，不能如期同回，是乃美中不足耳。

11月30日，蒋介石日记再云：

两儿亲爱，兄弟既翕，此为本月最大之乐事，亦为十五年来最苦之一事。今能完满团团，此非天父赐予至恩，决不能至此，能不感激上苍乎？

爱妻不能如期回渝，是乃美中不足耳！

1925年，蒋经国赴俄留学，和纬国分离。1936年，蒋纬国赴德留学。同年，蒋经国自俄归来，蒋纬国已不在国内。纬国此次归来，蒋介石得以与经国、纬国兄弟同时相聚，享受天伦之乐。至此，恰为十五年。不过，宋美龄留港，蒋介石总觉得遗憾，一言之不足而再言之，可见，蒋介石思念宋美龄之殷。

“圣诞”是西方人的团圆之日，但是，宋美龄仍无归讯，蒋介石开始感到“苦痛”了。12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

三年来圣诞前夜，以今日最为烦闷，家事不能团圆，是乃人生唯一之苦痛。幸纬儿得以回来陪伴，足慰孤寂，得闻家乡情形，聊以解愁。

蒋纬国从国外回到重庆后，曾回浙江溪口一行。蒋介石于百无聊赖之中，只能以听纬国谈“家乡情形”略解愁闷。此后，蒋介石的这种“孤寂”感日渐强烈。12月28日日记云：“惟妻留香港未回，以致家庭缺乏欣兴之感。”1941年1月12日、13日、14日，蒋介石连续三天在日记中写道：“为家事心多抑郁，应以澹定处之。”“昨夜为中共与家事，忧不成寐。”“下午与纬儿游汪园，各种梅花盛放，绿萼尤为可爱，惜妻今年未得同游也！”值得注意的是14日这一天的日记，受蒋家委托的审读者在开放前涂去一行，显然认为不宜公开。这以后，蒋的“孤寂”感有增无减：

抗战期间蒋介石与蒋纬国合影

1月26日日记云：“本夕为旧历除夕，孤单过年，世界如此孤居之大元帅，恐只此一人耳。”

同月30日日记云：“近日寂寞异甚，时感孤苦自怜。惟祈上帝佑我，与我同在，使我不至久寂为祷也。”

同月31日日记云：“妻滞港未归，子入团就学，故时以寂寞孤苦为憾耳！”

蒋介石为何有如此强烈的“孤寂”感？显然，和宋美龄滞港不归有关。宋为何滞港不归？则显然与蒋宋之间发生了某种冲突有关。从上引“心多忧郁”、“忧不成寐”等语推测，蒋与宋美龄之间的“冲突”不小。2月4日，蒋介石接到宋美龄“不返渝”的函件。蒋、宋“感情危机”终于爆发。

蒋一再要求宋美龄返渝而宋一直不理，至此正式发函通知。宋的函件今不可见，但无疑可以感知，蒋宋之间发生了重大矛盾。2月9日，蒋纬国回“党政训练班”学习，蒋介石手写《寂寞凄怆歌》相赠。

怎么办？蒋介石的态度是向宋美龄阐述“夫妻各尽其道”，不卑不亢，既不生气，也不告饶，将皮球踢给宋美龄。

二　蒋介石坚守家中“秘密”，以“权变”之计化解矛盾

蒋的冷静、沉稳态度起了作用，宋美龄于1941年2月12日自港返渝。但是，蒋介石的家里并没有平静。同月23日，蒋介石日记云：

家事不宜过于勉强。只有勿助勿忘，以待其自然着落耳！

“勿助勿忘”，语见《孟子·公孙丑》：“心勿忘，勿助长也。”意为（修养时）心里不要忘记，也不要人为地去助它增长。2月24日，蒋介石日记再云：

家事致曲，不宜太直、太急与太认真，应以澹然处之，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耳。

“致曲”，语见《礼记·中庸》，旧解较多，其中一种解释为：将真诚推致到细微之处。2月25日，蒋介石日记又云：

家中之事，不能与家中之人直道，同家亲人不得晤面，是为余一生最大之遗憾，然亦惟有勿忘勿助，以待其自觉。家事切不可强勉而行，自信修身无亏，上帝必加眷顾，终能使我家母子亲爱，家庭团圆耳。令纬儿离重庆赴赣。[4]

家事以委屈求全为主，不能与普通交道并论，只求母子亲爱无阻，虽权变尚无损也。

“家中之事，不能与家中之人直道”，说的是：蒋介石有些事情不愿告诉宋美龄。“同家亲人不能晤面”，说的是蒋氏父子与宋美龄之间不能同时相处。但是，蒋介石“自信修身无亏”，所以开始时采取听其自然的方针，但是，思考再三，为了使母子之间“亲爱无阻”，还是决定“委曲求全”，采取某种“权变”的办法。显然，这一时期，宋美龄与蒋纬国“母子”之间“亲爱有阻”了。

蒋介石自述的“权变尚无损”的内容，他没有说，其内容之一大概就是“命纬儿离渝赴赣”，避免和宋美龄见面。蒋要纬国到江西去看看哥哥、嫂嫂，“还有，你母亲也在那里。”[5]蒋纬国听命，到赣州会见蒋经国夫妇，也拜见将自己一手带大、从苏州逃难到此的蒋介石的第二任夫人姚冶诚。就在蒋纬国“离渝赴赣”期间，蒋、宋之间的“感情危机”有了显著缓和。3月6日，蒋介石日记云：

本日在参政会讲演，自觉过于滞钝，词不达义，而妻则以为甚得体也。

显然，宋美龄不仅与蒋介石和解，而且政治上支持蒋介石。蒋在国民参政会的演讲，自己不甚满意，但宋美龄却认为“甚得体”。3月9日为为夏历二月十二日，系宋美龄诞辰，蒋介石邀集亲友10人为之祝寿。当日气氛融洽。蒋介石为夫妻关系好转欣慰，日记云：“夫妻谐和为人生唯一之乐事也。”但是，他同时也为经国、纬国不在身边遗憾。日记云：“两儿未能参加耳！”。

3月27日，蒋纬国自江西归渝。大概此前蒋介石已经做好了宋美龄的工作，因此，蒋纬国“认母”顺利。当日，蒋介石命其向宋美龄行隆重的“叩拜”大礼。日记云：

纬儿已到，令叩拜其母，亲爱如古，不胜欣慰。使我家庭之得有今日之团圆，以偿我一生最大之宿愿，惟有感谢上帝大恩于无涯矣。

十四年来之家事，一朝团圆，完满解决，寸衷之快慰，殊有甚于当年之结婚时也。[6]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至此约为14年，多年没有能解决的问题一朝解决，蒋介石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感”。3月29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说：“心神愉快之时较多，尤以母子亲爱、夫妻和睦为最！家有贤妇与孝子，人生之乐，无过于此。”31日，在《本月反省录》中又说：“家庭间夫妇母子之和爱团团，此为一生幸福之开始，是亦修身、正心与祈祷之致也。”至此，蒋宋之间的“感情危机”结束。不过，问题似乎并未完全解决。

对家中的风波以及宋美龄和自己的隔阂，蒋纬国似乎有所觉察，但又不明究竟。1943年4月12日，蒋介石日记云：

近日纬儿心神颇觉不安，彼不愿诉衷，但其衷心自有无限感慨。昨晚乘车外行，彼称前夜梦寐大哭，及醒，枕褥已为泪浸，甚湿，不知其所以然云。彼复言哥哥待我如此亲爱，是我平生之大幸，亦为我蒋门之大福云。言下甚有所感。

第二天，蒋介石在晨祷时，想起家事，不禁泫然饮泣。他写道：“余如何能使彼母子之亲爱亦如其兄弟哉？”“惟祷上帝，能保佑我家庭，使彼母子能日加亲爱以补我平生之缺憾也。”[7]

此后，蒋介石见到宋美龄和蒋纬国之间关系良好时，就特别高兴。当年12月开罗会议之后，蒋介石、宋美龄与蒋纬国在蓝溪相会，同机返国。12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

登机视纬儿犹熟睡，颇安。以彼于下午忽发疟疾，热度竟至百零二度以上，见母子谈话与母询问儿病，亲爱之情，引为余平生第一之乐事。

由此可见，担心宋美龄与蒋纬国关系不好是蒋介石长期的心病。

三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是蒋、宋矛盾的原因

研究蒋介石上引日记可知，蒋宋在1940年末至1941年初的“感情危机”，既和宋美龄怀疑蒋介石的“私德”，又和怀疑蒋纬国的来历有关。

蒋纬国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而是戴季陶和日本护士重松金子所生，时间为1916年10月6日。戴季陶因惧内，事先和蒋介石说好，由蒋出面认子。蒋纬国出生后，由日人山田纯三郎带到上海，交给蒋介石，蒋交给当时的夫人姚冶诚抚养，取名纬国。后来甚至有过一种说法：蒋介石也同时和重松金子相好，蒋纬国为蒋介石与重松金子所生。抗战期间，戴季陶在重庆的一次演讲中就曾公开这样宣布过[8]。

1920年，蒋纬国随姚冶诚到溪口。1922年随姚迁居奉化。不久，再迁宁波。10岁时到上海，入万竹小学就读。192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姚冶诚携蒋纬国迁居苏州。1928年，蒋纬国考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1934年毕业，进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物理系，两年即修完相关课程。又奉蒋介石命，进入文学院，学习政治、经济、社会等课程。在此期间，蒋纬国从未和宋美龄见过面[9]。1936年10月，纬国奉父命远赴德国研习军事。这时候，宋美龄本应和纬国见面了，然而，仍然没有见，可能还因此闹了矛盾。蒋介石日记云：“纬儿如期出国，不稍留恋，其壮志堪嘉，而私心实不忍也。”又云：“家事难言，因爱生怨，因乐生悲，痛苦多而快乐少也。”[10]

蒋纬国到德后，先后加入德国山地兵团及慕尼黑军校，被授予陆军少尉衔。欧战前夕，奉命赴美，先后进入陆军航空队空战训练班和装甲兵训练中心受训。1940年10月，蒋纬国自美返国，途径香港，宋美龄当时正在香港养病，蒋纬国自然要前往拜见。但是，这是宋美龄和蒋纬国的第一次见面，所以，蒋介石很重视，特派蒋经国到香港。一是为了迎接纬国，也是为了让经国充当纬国和宋美龄之间的“中介”。关于蒋纬国和宋美龄的第一次见面，据蒋纬国回忆：

戴季陶，中国国民党的早期理论家，也是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之一。

当时见面非常自然而且亲切。我喊她“Mother”，并且在她颊上吻了下，因为出国四年，一些礼节就很欧化了；她亲热地问我在国外好不好等等。我们谈话的气氛可以说一点都没有第一次见面的尴尬。她给我的印象，就好像是长辈看见自己的孩子回来一样。[11]

蒋介石很关心宋美龄与蒋纬国的这次见面，事后得知“母子相见，甚为亲爱”。蒋介石非常高兴，日记云：“快慰无量，甚感上帝施恩之厚重也。”[12]但是，蒋介石没有想到，宋美龄和蒋纬国第一次见面时的“亲爱”只是当时的“表面文章”，事后宋感到不妥，于是就发生拒不返渝等情况。

蒋纬国的暧昧身世，今天人们已经很清楚，但是，当时的蒋纬国本人并不清楚。据他本人回忆，回到重庆后不久，在宋美龄的书房中发现约翰·根瑟所写Inside Asia一书，其中影射蒋纬国为戴季陶所生，为了某种原因过继给蒋介石了。蒋纬国为此询问戴季陶，戴拿出蒋介石送给他的十二寸带框相片以及一面镜子，对着蒋纬国坐下来，把镜子放中间，自己的头搁在一边，蒋介石的相片搁在另一边。他要蒋纬国照镜子，然后问蒋纬国：“你是像这边的，还是像那边的？”当蒋纬国回答还是像蒋介石“多了些”时，戴季陶笑着说：“那不就结了吗！”[13]可见，蒋纬国身世之谜当时还是“机密”，宋美龄显然并不清楚。蒋、宋结婚之后，蒋介石也没有向宋美龄谈过有关情况。宋美龄自然会想：纬国到底是哪个女人所生？为何蒋会相认？蒋介石是否“私德有亏”等等。过去，蒋纬国和宋美龄从未见过面，宋可以不想这些问题，但蒋纬国自海外回渝，宋美龄就面临是否承认并接纳这个“儿子”的严肃问题；上述问题不清楚，宋美龄如何坦然承认并接纳？在这一情况下，宋美龄必然对蒋有所质问，蒋又不愿坦率说明（“家事不能直道”），矛盾因此而生；及至蒋“委曲求全”，采取“权变”后，二人之间的矛盾也就化解了。

蒋介石在世的时候，始终不曾将身世之谜告诉过蒋纬国，很可能，也不曾告诉过宋美龄。

原载辽宁教育出版社《万象》杂志，2008年2月号。

注释

[1] 未刊稿，〔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与此相同。

[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8月21日。

[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0月27日。

[4] 以上文字，开放前被涂去。此据蒋介石《二十九年、三十年要事杂记》（手稿本）补，〔美国〕胡佛档案院藏。又《困勉记》稿本亦有此段记载。

[5] 汪士淳：《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台北〕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第87页。

[6] 以上两段引文，第一段见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第二段见于《困勉记》。

[7] 《困勉记》，1943年4月12日。

[8] 纪云：《戴季陶解蒋纬国身世之谜》，原载《钟山风雨》。

[9] 《千山独行》，第48页。

[10] 《本周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6年10月31日。

[11] 《千山独行》，第83页。

[1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1年11月3日。

[13] 《千山独行》，第86页。

◎关于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绯闻”——驳考尔斯，兼辨李敖之误

1985年，美国人迈可·考尔斯（Gardner Milk Cowles）出版了一本回忆录，题名《迈可回顾》（Milk Looks Back），其中写到，1942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Lewis Willkie）访问重庆时，宋美龄曾与之有过“风流韵事”，蒋介石发觉后，气愤地率领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前往捉奸。由于考尔斯是威尔基当年访华时的随员，因此，上述情节很容易取信于人。1986年，香港《九十年代》杂志10月号译载了考尔斯的有关回忆。1995年，李敖等在其合著的《蒋介石评传》中加以引用，并作了详细的论证和分析。其后，李敖又单独署名，写作《宋美龄偷洋人养洋汉》、《蒋介石捉奸记》、《宋美龄和谁通奸》等文，陆续发表于《万岁评论丛书》、《真相丛书》、《乌鸦评论》、《李敖电子报》、《李敖大全集》等处。近年来，大陆出版的某些图书、刊物以及网站，也都乐于传播此说，竞相宣扬。某著名编剧甚至写到了电视剧剧本中。

如果是里巷儿女之间的偷情，并不值得重视，但是，事情发生在中美两国的三个重要历史人物之间，又经过上述出版物的渲染，就不得不认真加以考察了。

一　考尔斯细致、生动的回忆

为了考察方便，并利于读者思考、判断，笔者不得不首先引述考尔斯的有关回忆。《迈可回顾》一书写道：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中国。宋子文——蒋介石夫人的哥哥的那栋现代化的豪华巨宅，是我们在重庆六天的总部。

1942年10月，蒋介石与美国特使威尔基合影。

六天的活动相当紧凑，有威尔基和蒋介石委员长——国民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数次长谈；有政府官员的拜会活动；还有委员长和夫人每晚的酒宴。其中，夫人的仪态和风度，令我和温德尔两人都感到心神荡漾。

有一晚在重庆，委员长为我们设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在一些欢迎的致词之后，委员长、夫人和威尔基形成了一个接待组。大约一小时后，正当我与宾客打成一片时，一位中国副官告诉我，温德尔找我。

我找到威尔基，他小声告诉我，他和夫人将在几分钟后消失，我将代替他的地位，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做掩护。当然，十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

我像站岗似地钉在委员长旁边。每当我感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游荡时，就立刻慌乱地提出一连串有关中国的问题。如此这般一小时后，他突然拍掌传唤副手，准备离开。我随后也由我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温德尔和夫人去了那里，我开始担心。晚餐过后不久，中庭传来一阵巨大的嘈杂声，委员长盛怒狂奔而入。伴随他的三名随身侍卫，每人都带了把自动步枪。委员长压制住他的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礼。

“威尔基在哪？”礼仪结束后他问。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尔基在哪？”他再次询问。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他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

我和侍卫们尾随其后，委员长穿遍了整栋房子。他检查每个房间，探头床底，遍开橱柜。最后，他对两个人的确不在屋里感到满意后，一个道别的字都没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见到温德尔站在一排射击手前的幻影。由于无法入眠，我起身独饮，预想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清晨四点，出现了一个快活的威尔基，自傲如刚与女友共度一夜美好之后的大学生。一幕幕地叙述完发生在他和夫人之间的事后，他愉快地表示已邀请夫人同返华盛顿。我怒不可遏地说：“温德尔，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

我列举一切的理由来反对他这个疯狂的念头。我完全同意蒋夫人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美丽、聪明和性感的女人之一。我也了解他们彼此之间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在重庆的报业圈已经有足够多关于他们的流言蜚语了。我说：“你在这里代表了美国总统；你还希望竞选下届总统。”我还表示届时他的太太和儿子可能会到机场接他，夫人的出现将造成相当尴尬的场面。威尔基听了气得跺脚离去。当时我已经非常疲倦，于是倒头便睡。

我8点醒来时，威尔基已在用早餐，我们各吃各的，半句话没说。9点钟他有一个演讲。正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转身对我说：“迈可，我要你去见夫人，告诉她：她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华盛顿。”

“哪里可以找到她？”我问。他腼腆地说：“在市中心妇幼医院的顶层，她有一个公寓。那是她引以为傲的慈善机构。”

大约11点。我到医院要求见夫人。当我被引进她的客厅后，我愚钝地告诉她，她不能和威尔基先生一起回华盛顿。

“谁说不能？”她问。

“是我，”我说，“我告诉温德尔不能随你同行，因为从政治上说，这是非常不智的。”

在我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前，她的长指甲已经朝我的面颊使劲地抓了下去。她是这么的用力，以致在我脸上整整留下了一个星期的疤痕。

考尔斯曾任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里斯论坛报》（Minneapolis Tribune）和爱荷华州《狄盟市注册报》（Des Moines Register）记者，后来创办《展望》（Look）周刊，应该说，他的这段故事写得很细致、很生动，但是，这实在是一个破绽百出，编造得非常荒唐，非常拙劣的故事。

二　威尔基在重庆的日程足证考尔斯“回忆”之谬

威尔基于10月2日由成都到达重庆，7日下午离开重庆，飞赴西安，其间行程斑斑可考。为了以确凿的证据揭露考尔斯所编“绯闻”的荒唐，笔者现依据当时重庆《大公报》的报道及相关档案，将威尔基与考尔斯在重庆的活动排列于下：

10月2日下午3时46分，威尔基等一行由成都抵达重庆，旋即驱车入城参观市容，6时许至旅邸休息。

10月3日上午9时起，在美国大使高斯陪同下，威尔基偕其随员考尔斯（当时翻译为高而思）、白纳斯、鲍培，陆续拜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秉常、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军委会总参谋长何应钦。

10时40分，拜会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谈至11时15分。

11时3刻，威尔基、考尔斯、白纳斯、鲍培赴国民政府，拜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12时，林森设宴招待威尔基。出席者有居正、于右任、孔祥熙、美国大使高斯、考尔斯、白纳斯、梅森少校、皮耳少校等。

威尔基，美国共和党国际派领袖之一，深得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欣赏与器重。1942年10月，作为美国总统特使访问中国，得到了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的热情接待。图为交谈中的威尔基与宋美龄。

下午3时半，威尔基参观中央训练团，发表演说，长达一小时余。

5时至6时，美国大使高斯假座重庆嘉陵宾馆举行茶会，招待威尔基，到场有孙科、于右任等中外来宾三百余人。6时许散会。

晚8时，蒋介石及宋美龄假军委会礼堂设宴欢迎威尔基。参加者有威尔基及其随员考尔斯、白纳斯、梅森少校、皮耳少校、美国大使高斯、史迪威将军、陈纳德司令、苏联大使潘友新、英国大使薛穆及澳、荷、捷克等国外交使节与夫人。中国方面参加者有宋庆龄、孔祥熙夫妇、孙科夫妇、居正、于右任、王宠惠、吴铁城、冯玉祥、何应钦等多人。

10月4日晨，威尔基由翁文灏陪同，参观重庆工厂。中午，翁在中央造纸厂设宴招待。下午，威尔基返城。

同日下午4时，宋美龄以美国联合援华委员会名誉会长名义假外交部举行茶会，欢迎美国总统代表、美国援华会名誉会长威尔基。出席（者有）宋庆龄、孔祥熙、孙科、史迪威及威尔基随员考尔斯、白纳斯、皮耳海军少校、梅森陆军少校及中外记者百余人。威尔基首先参观儿童保育院及抗属工厂作品展览，宋美龄为之“一一加以说明”。参观后，茶会开始，由儿童保育院儿童表演歌舞及合唱。进茶点后，宋美龄致欢迎辞，威尔基作答。6时散会。

晚，蒋介石与威尔基长谈3小时半，宋美龄任翻译。

1月5日，上午9时，威尔基由顾毓琇陪同，参观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及南开中学。12时返城，参加教育部长陈立夫举行的宴会。下午至晚间，蒋介石、宋美龄继续与威尔基晤谈。同日，受到威尔基接见的还有史迪威、胡霖、张伯苓、周恩来等人。

10月6日上午9时，威尔基由俞大维陪同，参观兵工厂。

中午，何应钦在军委会设宴招待威尔基。午后4时，中美、中英、中苏、中法文化协会等18个团体在嘉陵宾馆举行联合茶会，欢迎威尔基一行。到场有美国大使高斯、苏联大使潘友新及王世杰、冯玉祥等三百余人，由吴铁城致欢迎辞。

5时50分，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访问威尔基。

午后7时，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及中美文化协会主席的身份在重庆范庄私邸设宴招待威尔基，宋美龄、宋庆龄、孙科、周恩来、邓颖超、冯玉祥等及美国大使高斯、史迪威、陈纳德，威尔基的随员白纳斯、皮尔、梅森等一百余人参加。席设范庄草坪，所用为“新生活自助餐”。

10月7日晨，蒋介石、宋美龄共同接见威尔基，同进早餐。

9时，威尔基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发发表谈话，并回答提问。

10时，威尔基由董显光陪同，参观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出面招待，导往各办公室参观。至11时结束。

下午4时半，由重庆飞抵西安。

综观上述日程，可见整个威尔基访渝期间，由蒋介石主持，宋美龄参加的欢迎宴会只有10月3日晚一次。这次，威尔基和考尔斯都参加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次宴会，而不是考尔斯回忆中所说的会后还需要回到宋宅补进“晚餐”的“招待会”。会后也不如考尔斯所述，客人们分散谈话，以致威尔基可以乘机和宋美龄相约，溜出去偷情。关于宴后情况，重庆《大公报》报道说：宴毕，由中央广播电台表演国乐。“音乐节目进行时，威氏倾耳细听，极为注意。每一节目奏毕时，威氏即向蒋夫人询问甚久，蒋夫人则详加解释。”“全部音乐节目完毕，威氏即登台参观乐器。各大使亦继其后。威氏对每一种乐器均详加研究，蒋夫人以极愉快之情逐予解说。蒋夫人并亲抚古琴以示威氏，威氏叹为观止。”“十时半许，一夕盛会尽欢而散。”这其间，有威尔基与宋美龄调情、相约、出溜的机会吗？

重要的是，威尔基来华前和宋美龄从未谋面，到重庆后，3日中午，和蒋氏夫妇仅有35分钟的谈话。晚宴时，威尔基和宋美龄之间的感情怎么可能迅速升温，达到互相默契、外出偷情的高热度呢？

人的记忆常常不很准确。是不是事情发生在其他日子，考尔斯的回忆发生部分误差了呢？也不是。

4日这一天，宋美龄为威尔基举行欢迎茶会，考尔斯是到会者之一。有无可能偷情发生在这一天晚上呢？然而，档案记载，当晚，蒋介石与威尔基谈话，宋美龄任翻译。双方长谈三小时半，不可能发生威尔基要考尔斯掩护，自己和宋美龄开溜的事。

5日，根据档案记载，蒋介石、宋美龄与威尔基之间的谈话自下午5时15分起至8时15分止，地点在重庆九龙坡蒋介石官邸。谈话后，同至曾家岩进晚餐，饭后继续谈话，宋美龄始终在场，也不可能发生和威尔基共同开溜之事。

6日，孔祥熙在私邸草坪设宴欢迎威尔基。此次宴会取“自助餐”形式，有点儿像考尔斯回忆所述的“招待会”了，然而，这次宴会，蒋介石并未参加，考尔斯也未出席，自然不可能产生威尔基要考尔斯打掩护，纠缠蒋介石以分散其注意力一类情节。据《大公报》报道，当日的情况是：孔祥熙致欢迎辞；8时15分，威尔基致答辞，其后即在范庄向中国全国发表演讲辞。辞毕，继续进餐。餐毕，放映电影。8时许，宴会结束。又据威尔基自述：晚饭吃过之后，他即受宋美龄之邀，一起入室，与宋蔼龄“大聊特聊”，一起谈到晚上11点，然后是孔祥熙进来，加入“龙门阵”。这是威尔基等在重庆度过的最后一个晚上。第二天下午，威尔基等就离开了。

可见，在威尔基停留在重庆的六天中，不可能发生考尔斯“回忆”所述的一类情节。

此外，现存的蒋介石和威尔基之间的谈话记录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融洽。根据蒋介石本人的统计，他和威尔基的谈话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之多，分别之前，蒋并友好地向威尔基表示，将来旅顺、大连可由中美共同使用。这种情况也表明，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隔阂。

三　考尔斯“回忆”的其他明显破绽

考尔斯的“回忆”还有其他不少明显的破绽。

第一，蒋介石举行的“盛大招待会”，来宾众多，蒋介石要一一会见、寒暄的高贵来宾也很多，考尔斯只是威尔基的一介随员，怎么可能用“一连串有关中国的问题”缠住蒋介石达“一小时”之久？

第二，蒋介石仅仅在“招待会”上一时不见了威尔基与宋美龄，何以就轻率地断定二人出外偷情，以至于“盛怒狂奔”，率领持枪卫兵冲进威尔基住地，亲自搜查？蒋介石手下特务无数，要了解威、宋何在，何须亲自操劳？此类事情，越秘密越好，蒋介石带着卫兵，当着考尔斯的面搜查，一旦果有其事，当场捉出，一个是罗斯福的特使，一个是自己的夫人，蒋介石将何以善其后？

第三，蒋介石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中国方面的最高军事统帅，又在盛怒中，怎么可能先向考尔斯“一鞠躬”？

1942年宋美龄作为中国“第一夫人”访问美国，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报道。

第四，威尔基是美国共和党的领袖，罗斯福的特使，考尔斯怎么可能谩骂他：“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

第五，宋美龄作为蒋介石夫人，出访美国是件大事，中美双方都需要做很多准备，签证也需要时间，威尔基预定10月9日离华，怎么可能邀请宋美龄“同返华盛顿”？宋美龄作为蒋介石夫人，自然懂得她的出访并非小事，数日之内不可能仓促启程，怎么可能在听说不能与威尔基同行之后，就用“长指甲”朝考尔斯的面颊“使劲地抓下去”？

第六，考尔斯对威尔基说：“在重庆的报业圈已经有够多的关于他们的流言蜚语了。”威尔基在重庆停留的时日不过6天，即使威、宋之间有什么“风流韵事”，报业何从知晓？传播何能如此之快？如此之“足够多”？

以上六条，条条足以证明，考尔斯的“回忆”是编造的，而且编造得极为拙劣、低下。

四　宋美龄访美并非肇因于威尔基

威尔基于1942年10月14日回到美国。同年11月26日，宋美龄相继抵达，开始了对美国的长达7个多月的访问。此事是否肇因于威尔基呢？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档案记载，邀请宋美龄访美的是罗斯福总统夫妇。1942年8月22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他本人及夫人都非常盼望“蒋夫人能即来敝国”。9月16日，罗斯福夫妇再次致电蒋介石，重申这一邀请。这两次邀请都在威尔基访华之前，可见，宋美龄访美，既非肇因于威尔基，也不需要依赖威尔基的力量。

威尔基确曾积极推动宋美龄访美。根据威尔基的回忆《天下一家》（One World）等资料，可知10月5日，威尔基在和宋美龄的谈话中，曾建议宋美龄去美作亲善访问。10月6日晚，威尔基在和孔祥熙谈话时，又说明其理由是：美国人亟需了解亚洲与中国，中国方面有头脑以及有道德力量的人，应该帮助教育美国人。蒋夫人将是最完美的大使，她有极大的能力，会在美国产生极为有效的影响力。他说：凭借蒋夫人的“机智、魔力、一颗大度而体贴的心、高雅美丽的举止与外表以及炽烈的信念，她正是我们需要的访客”。威尔基回美后，还曾向罗斯福转达过宋美龄希望访美的口信。但是，威尔基的这些举动，都是在执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和指示。在很长时期内，美国采取孤立主义政策，漠视中国正在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战。威尔基反对日本侵华，对中国友好，积极主张援助中国抗日。1940年，他在竞选美国总统时，就主张“应予中国以经济上之援助”。1942年，他多次发表演说，指责日本“以野蛮手段肆意侵略较弱之国家”，认为“日本为吾人之敌”，而“中国为吾人之友”。他高度评价中国抗战，认为“过去五年来，美国人民甚少能认识中国抗战对于吾人全部文明之重要意义者。”在这些方面，他和罗斯福是完全一致的。

出访美国的宋美龄与罗斯福夫人合影

至于宋美龄访美，则一是为了向美国人宣传中国抗战，争取美援，二是为了治病。

抗战爆发后，宋美龄即积极投身对外宣传，特别是对美宣传。她积极利用报纸、杂志、广播、接见外国记者等多种形式，宣传中国抗战。她的宣传受到美国舆论的重视和高度评价。1942年秋，中国抗战还处于艰难时期，自然有进一步争取美国支持的必要。

同时，这一时期，宋美龄的健康状况恶化也迫使她下决心赴美治疗，抗战初期，宋美龄到淞沪前线劳军，突遇日机空袭，宋美龄的座车在匆忙躲闪中倾覆，宋美龄不幸受伤。自此，宋美龄即长期多病。1942年10月下旬，宋美龄的身体状况日差，蒋介石担心宋患有癌症，决定命宋赴美治疗。同月27日，蒋介石日记云：“妻体弱时病，未能发现病因，甚忧。”29日日记云：“妻子体弱神衰，其胃恐有癌，甚可虑也。”30日日记云：“恐妻病癌，心甚不安，决令飞美就医，早为割治。”

可见，宋美龄访美也与她和威尔基之间的所谓“私情”完全无关。

五　宋美龄访美前，蒋介石、宋美龄之间并无感情危机

如果宋美龄和威尔基之间确有“风流韵事”，蒋介石又曾“发怒狂奔”，率兵搜查，那么，他们二人之间一定会发生感情危机，但是，现存蒋介石日记（未刊）却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

宋美龄访美启程前，蒋介石依依不舍，愁肠百结。如：

11月2日日记云：“为妻将赴美，此心甚抑郁，不知此生尚能有几年同住耶？惟默祷上帝保佑而已。”

11月17日日记云：“下午与妻到听江亭廊前谈对美总统谈话要领十项后回寓。夫妻依依，甚以明日将别为忧也。”

11月18日日记云：“五时醒后不能安眠，默祷妻此行平安成功……九时，送妻至九龙铺机场，同上机，送至新津大机场，换大机……十二时，送妻登机，见其机大……别时妻不忍正目仰视，别后黯然销魂，更感悲戚。并愿上帝赐予生育子女，默祷以补吾妻平生之不足也。”

宋美龄启程后，蒋介石倍感惆怅，11月19日日记云：“‘平时不觉夫妻乐，相别方知爱情长。’别后更觉吾妻爱夫之笃，世无其比也。”

宋美龄抵美后，蒋介石仍然思念不已。如：

11月28日日记云：“妻于二十六日平安飞到美国，并据医者检查，决无癌症，此心甚慰。”

11月29日日记云：“妻于十八日赴美，临别凄怆，儿女情长，今又获一次经验也。”

12月1日日记云：“本日为余夫妇结婚十五周年纪念日，晨起，先谢上帝保佑与扶掖成全之恩德。接妻祝电。晚，往孔宅大姊处举葡萄酒恭祝余妻康健。”

蒋介石与宋美龄

12月31日日记云：“惟以妻在美不能共同团圆为念。”

1943年2月4日日记云：“今日为旧历除夕，孤身独影，萧条寂寞极矣。”

类似的记载还很多。如果宋美龄与威尔基有私情，蒋介石又确有所觉，他能写得出上述日记吗？

在蒋介石和宋美龄漫长的婚姻生活中，有过两三次感情危机。例如，1940年10月，宋美龄赴香港养病，曾长期拒绝回渝。次年2月4日，蒋介石日记云：“接妻不返渝之函，乃以夫妻各尽其道覆之。淡泊静宁，毫无所动也。”这段日记表明，蒋宋之间发生了某种矛盾（关于此，笔者有另文分析）。而蒋在宋美龄赴美前后的日记表明，二人之间当时不存在任何隔阂。

六　考尔斯“回忆”的由来与宋美龄在美国所打“诽谤官司”

考尔斯并非威、宋“绯闻”的始作俑者。早在1974年，美国人艾贝尔（Tyler Abell）整理、出版的其父皮尔逊日记（Drew Pearson Diaries）的上册中就有记载。该书谈到，威尔基以罗斯福总统特使名义访问重庆时，与蒋夫人有染，蒋委员长盛怒之下，带宪兵到南岸官邸去捉奸，并无所获。威尔基临行去向蒋夫人辞行，闭门二十分钟才出来，等等。考尔斯所述正是皮尔逊日记有关说法的细致化。

皮尔逊是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其人文品不佳，专门挖人阴私，曾被罗斯福斥为“习惯造谣的人”。威尔基访华期间他并不在重庆，更与威尔基没有密切关系。其日记始于1949年，止于1959年，所述宋、威之间的风流韵事完全是事隔多年的道听途说，本无多大价值。然而，由于其事具有“商业价值”，所以日记出版后，迅速受到注意，被美国的每月书会列为重点推荐书目。该会当月的书讯在介绍该日记时不仅刊出威尔基与宋美龄的并列照片，而且下题“匆匆的结合”（A hasty liaison）数字。事为台湾驻纽约新闻处主任陆以正发现，上报台湾新闻局，新闻局不敢再继续上报，但宋美龄已读到了一位好事的美国老太太寄来的书讯，大为震怒，指令陆以正在美国《纽约时报》等十大报纸刊登全页广告辟谣。陆以正经过反复考虑，并经宋美龄同意，先向该书的出版公司交涉，要求更正，遭到拒绝。其后，陆以正即收集证据、证词，代表宋美龄向纽约州最高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要求出版公司与艾贝尔赔偿宋美龄的名誉损失三百万美元。经过一年多的谈判磋商，出版商最终接受三项条件：一、公开道歉；二、承诺在本书重版时，将诽谤的文字删除；三、律师费由双方各自负担，被告方赔偿起诉方诉状费、送达费、存证信函费等共七百多美元。此三项条件经宋美龄批准。

后来，《皮尔逊日记》上册再未重印，中、下两册则胎死腹中，永未出版。以上情况，俱见陆以正所著《微臣无力可回天》一书，台北天下文化书坊2002年4月出版，兹不赘述。

七　考尔斯反复无常

据说，按英美制度，提出诽谤诉讼，原告如为公众人物，有责任提出对方诽谤不能成立的证据。陆以正代表宋美龄控告皮尔逊日记的出版者及编者，就必须设法证明该书所述纯属子虚。

在找寻证据的过程中，陆以正找到了考尔斯（陆书译作柯尔斯）。其情况，陆书写道：

我去见柯尔斯，他没想到事隔三十年。还有人记得他曾在战时到过重庆，相谈甚欢。

我问他《皮尔逊日记》所提的故事是否正确，他大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绝对没有！”我说可否请他给我一封信，以当年陪伴威尔基访华记者的身份，说明绝无此事。他马上唤女秘书进来，口授了一封信，签名交给了我。这样豪爽的个性，至今令我难忘。

陆以正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大概也一直没有发现，当年这位保证“绝对没有”此事的“证人”十一年后又在“回忆”中，以当事人的身份，活灵活现地描述了本文一开始引录的那段“风流韵事”。

怎样理解考尔斯的反复无常呢？看来，只能用“商业价值”来解释了。为了吸引读者，考尔斯在写作自己的回忆录时，终于觉得那段“八卦新闻”还是很有用；而且，即使再为台湾方面发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皮尔逊日记》的官司不是七百多美元就了结了吗？

原载台北《传记文学》2003年5月号及《百年潮》2003年第10期。

◎宋美龄的巴西之行与蒋介石的“婚外情”传说——兼析其事与美国人要蒋交出军权之间的关系

1944年7月9日，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宋美龄突然离开重庆，去巴西休养。自此一去不归。直到一年后抗战胜利，宋美龄才翩然回国。关于此事，许多宋美龄的传记和相关著作都认为其原因是：蒋介石在重庆有了“婚外情”，宋美龄因此一怒而去。

事实是否如此呢？

一　可疑的送别茶会

蒋介石的《事略稿本》（未刊）1944年7月5日条云：

约集各院院长及各部会高级干部与欧美友好，计共六十人，举行茶会，为夫人饯行并坦白说明外间之流言蜚语与敌党阴谋之所在。继夫人亦起而说明对公人格之信仰，措辞均极有力也。而居正、戴季陶等各院长亦各先后发言，佥谓公之为人，厚重严谨，久为众所敬服也。[1]

这段记载很含糊。考察有关史籍可知，当年7月，宋美龄即将离开重庆去巴西养病。“为夫人饯行”云云，说明会议主题是为宋美龄送行。会上，蒋介石坦白说明了“外间之流言蜚语与敌党阴谋之所在”。接着，宋美龄起而发言，表示相信蒋的“人格”。又接着，居正、戴季陶以及国民政府各院院长纷纷帮腔，对蒋的“品格”大唱赞美歌。这就奇怪了，饯行会为何变成为蒋介石辨诬的“辟谣会”呢？所辟之“谣”为何？

查蒋介石日记当年7月4日条云：

抗战期间，蒋介石与宋美龄对着地图分析全国抗战形势。

下午，回林园，与妻商谈，约干部与友好聚会，说明共产党谣诼，对余个人人格之毁誉无足惜，其如国家与军民心理之动摇何！乃决约会，公开说明，以免多家猜测。[2]

这则日记说明，会议是在7月4日与宋美龄商谈之后决定的，目的在于辟谣，谣言内容有关蒋的“人格”。至于谣诼来源，《事略稿本》仅模糊地说明出于“敌党阴谋”，而这则日记则点明是“共产党”。蒋介石长期敌视中共，所以并未调查，也未加论证，就武断地确定是“共产党谣诼”。

再查当年7月6日蒋介石的日记，中云：

妻近接匿名信甚多，其中皆言对余个人谣诼、诽谤之事，而惟有一函，察其语句文字，乃为英〔美〕国人之笔。此函不仅诋毁余个人，而乃涉及经、纬两儿之品格，尤以对经儿之谣诼为甚，亦以其在渝有外遇，且已生育孳生，已为其外遇之母留养为言。可知此次蜚语，不仅发动于共党，而且有英美人为之帮同，其用意非只毁灭我个人之信誉，且欲根本毁灭我全家。幸余妻自信甚笃，不为其阴谋所动，对余信仰益坚，使敌奸无所施其挑拨离间之技俩。可知身修而后家齐之道，乃为不变之至理，安可不自勉乎哉！

从这则日记看，谣言出于写给宋美龄的“匿名信”，内容不仅“诋毁”蒋个人，还涉及蒋的两个儿子，特别是蒋经国。“似为英〔美〕国人之笔”，据此，蒋介石认为，“不仅发动于共产党，而且有英、美人为之帮同”。蒋称，宋美龄充分相信自己，不受煽动。

再查蒋介石7月8日日记：

据妻近日所言，其所接中外人士之匿名信，各种捏造是非，无中生有之诬词，甚于其往日之已言者。反动者此次造谣作用，其第一目的在挑拨我夫妻情感，先使我家庭分裂，然后毁灭我人格，则其他目的皆可迎刃而达矣。惟妻对余笃信不疑，已在饯别时发表其笃信之演词，以粉碎反动共匪一切之阴谋。是此次茶会之功效在此，其他外人对之信与不信，皆所不顾也。

从这天的日记可知，“匿名信”的内容是挑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夫妻情感”，其目的在于使蒋“家庭分裂”，进而毁灭蒋的“人格”。

蒋介石到底蒙受了什么样的诽谤，要在宋美龄出国前隆重召开有“高级干部和欧美人士”参加的会议，郑重“辟谣”？

二　蒋介石、宋美龄同场表态

查王世杰1944年7月5日日记云：

蒋先生今日约党部、团部、干部同志三四十人暨中外基督徒若干人在山洞官邸茶会。在会中，蒋先生宣布两事：一、蒋夫人将赴巴西养疴，休养毕将访若干友邦；二、外间近有人散布谣言，诬蔑蒋先生私德，谓其有外遇等等情事者，有人欲藉此类造谣以摇动同志与军队对彼之信心。蒋夫人亦有演说，指述此类诬蔑之用意，与彼对蒋先生之敬信。[3]

蒋介石的日记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而王世杰的日记则写得比较坦率，“谓其有外遇”，原来，是一则有关蒋介石私德的“绯闻”。王世杰当时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监察会监察，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显然，他是参加了“辟谣会”的。

至此，问题算是解决了，然而又没有完全解决。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收藏的《史迪威文件》中藏有一份“辟谣会”的会议记录，可以解决我们的大部分疑问。

记录为英文打字稿。其一为《委员长在75位客人参加的会议上的讲话》，现译为中文：

在我的妻子因神经衰弱出发去巴西之际，我决定为她举行送别会。你们都是我的朋友。我想坦率地说明某些事情的时刻已经到了。我觉得这样做很重要，它将成为维护革命的手段。可能在座的中国朋友会认为我不应该说得如此坦率，但是，这是必需的。

最近，在重庆社交圈里有不少谣言，有些牵涉我。你们已经听到，但是，除了我的妻子之外，只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这件事。他是真正的朋友。所有我的朋友都在此，当他们听到此事时应该告诉我。这个谣言说我的个人行为不光明，说我和一个女人有不正当关系，说我和一位护士有非法关系并且生了一个儿子。

当我的朋友告诉我此事时，他建议我不要费心去说明任何事。我知道这些谣言已经一个月。它们已经传播开来，不仅在社交圈，而且也在党内同志中成为闲谈的话题。我想这是很大的耻辱。如果这些谣言在人群中得到限制，这是一回事；当这些谣言在同志中流传时，就是另一回事。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有些同志已经嘲讽地谈论此事。在高级训练班里，说我不能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说我已经请别人做我的工作，说我不到办公室。

记录稿称：“说到这里，委员长详陈他每周所做的固定工作，以及投入大量时间接听电话，阅读文件。”蒋接着说：

没有一个地方我既能工作，并且适合于大家。我没有一小时能轻松。我不能休息。除了横膈膜附近有伤，我只能坐在沙发里。当我坐在椅子上，我感到非常累，疲乏，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去办公室并且不能在会议上长时间停留的原因。

显然，我的品格还没有足够伟大，使每个追随者都绝对相信我。

民国二十三年，我的妻子和我提倡新生活运动。由于这种道德力量，我们得以成功地反对共产主义并抵抗外国侵略。如果我像传说所称那样，我的真诚何在？我的将来和中国的将来相联系。作为领导者，任何对我的污辱就是对国家的污辱。我们必须询问自己，我们的道德标准是否足够高。如果我的道德标准被玷污了，我如何面对国家？我怎能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主席？

我为什么说这些事情？我恳请诸位了解我的人格。敌人找不到摧毁我们的办法，所以他要让我们丢脸。他不能摧毁我们，只能使我们丢脸。这些谣言并非指向我，而是指向国家。所有我的朋友长期和我患难与共，艰危与共。我必须让他们知道这些情况。我很惭愧。我自觉个人品格还没有高尚到使你们绝对相信我。在这样的时刻，我很遗憾，诸位不能培植对我的信任。

我国是弱国。如果我们企图引导战争走向最后胜利，就必须通过锻炼，使道德完善臻于正直。我们不应该逃避这些事。我们必须做每一件事情，才可能掌握真理。这是击败邪恶企图的唯一办法。

在上一个十年中，如果我曾经有过一些贡献，这就是道德上的贡献。我是一个基督徒。相信它的戒律并且绝对服从。假如我不遵从这些戒律，我就是异教徒。朋友们，你们的生活和命运完全和我相连。为了你们的缘故，我不敢做任何错事。我过去五年的记录是一本公开的书。假如你们不相信我，可以询问我的服务人员，并且调查我的举止。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有记录。我和妻子的感情绝对纯洁。我们的关系中没有任何污点。我的生活里没有任何事情不能公开。如果谣言所传是事实，那就称呼我为伪君子就是了。我召开此次会议，是为了挫败敌人的有害目的。只有当所有人都已经达到道德的高标准，我们才能面对公众；只有于我们能引导战争走向胜利的时候，我们才能面对孙逸仙的在天之灵。

蒋介石的这份讲演稿说得很清楚：谣言的内容是他和一位护士有不正当的关系，并且生了一个儿子。蒋介石力辩绝无此事。他是基督徒，以教义自律；又是新生活运动的提倡者，对自己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他和妻子的感情绝对纯洁，没有任何污点。

蒋讲话后，宋美龄接着表态。她说：

委员长提到的谣言已经遍传重庆。我已经听到这些谣言，收到许多就这一问题写给我的信。不是作为妻子，而是作为真诚的爱国者，我觉得使委员长知道这些谣言是我的职责。

但是，我希望说明，永远不可能让我为这些谣言低首弯腰；我也不会向他询问，这些谣言是否真实。如果我怀疑委员长，将是对他的侮辱。我相信他是如此正直，相信他的品格和他的领导。我不能为任何事情侮辱他。我和他结婚已经17年。我和他共同经历了所有危险，严重者如西安，所以我了解委员长性格的每一面，他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了解他的性格，我完全相信他的正直。我希望，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些恶意的诽谤。

昨天，当委员长告诉我，他正在召集朋友们到一起，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要麻烦，谣言会自行消亡。”他回答说，这不是对个人的诽谤，通过诽谤他，他们正在诽谤作为一种道德力量的中国。这些恶意的诽谤应该立即消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是经济，不是军事，不是工业。中国的贡献是道德力量。

蒋介石与宋美龄

委员长的领导正在朝向更高的目标。不断追随主的脚步，那时，他是中国的力量。

宋美龄的讲话强烈表达了他对蒋介石道德上的信任，并且将是否相信这些提升到是否爱国的高度。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妇女月刊（《妇女争鸣》）编者陈逸云说：她第一次听到这些谣言在三个月以前，深受打扰。她觉得，任何相信这些谣言的人都是叛国者。

戴季陶说：应该信任委员长。多年以前，当我在东京和日本战争部长共餐时，我因认为中国可有能力以坚持，而被反复嘲笑，视为笑柄。但是现在，在委员长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战斗了7年。（戴先生的评论被随意弄乱，这里不是正确的引用。）

委员长最后说，本项活动不公布[4]。

据记录，本次茶会参加者包括政府高级官员、教士、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等等，共75人。地点在歌乐山总统官邸。

以蒋、宋二人谈话为主体的这份会议记录不仅有英文本，而且有中文本。吴稚晖就曾收到过国民政府国事委员会萧自诚的一份来函，内称：“兹奉上委员长、蒋夫人七月五日林园茶话会讲演辞各一份，敬恳察收存阅，并恳勿向外发表为祷！”可见，有些没有到会的人也接到了记录稿[5]。

三　蒋介石“辟谣”之言可信吗？

蒋介石为个人生活“绯闻”召开如此隆重的“辟谣”会，这是罕见的。其原因，当然在于这一谣言在重庆，特别在国民党党内流传甚广，严重影响蒋介石的个人威信。其次，适当宋美龄即将赴巴西休养，也容易给人“谣言”属实的印象。当年，日本军队在河南发动一号作战，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正处于中国抗战的关键时期，作为抗战统帅的蒋介石的私人道德自然与抗战相关。蒋介石召开“辟谣”会的目的很容易理解。

那么，蒋介石的“辟谣”可信吗？这须要多方面严谨地加以分析。

（一）蒋介石不仅在公开会议上“辟谣”，而且在其日记上也早就否认此事。早在1944年5月8日，蒋介石日记中写道：“共匪倒〔捣〕乱，造谣中伤诬蔑，甚至以败德乱行之污秽谣诼，想入非非之匪〔诽〕语加诸吾身，以图毁灭吾身家。此种诬蔑与横逆之来，自民国十五年以来，虽非一次，然至今更烈，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者，乃由今日经历所得，更觉其真切也。然余自信此种谣言，一经证明其诬妄，则增益余品性之时，故毁言之来，贤者实以为福也。”这是蒋介石日记中关于此项“绯闻”的第一次记载。一直到1945年末，蒋介石仍念念不忘去年他所经历的“私德”风波。其年终《杂录》云：“共党破坏我个人之信誉，毁灭我个人革命之人格，造作我私生活不道德、各种各样不同之方式谣诼，使全国民众对我绝望而为之遗弃不齿，以达其倾陷领袖夺取抗战领导权的目的。”又云：“离间我夫妻，污蔑我父子，伤害我家庭，夫妇、父子、骨肉之爱情，以期灭绝我血统，非使我国亡种灭而不止。”[6]蒋介石的日记生前并未发表，也无发表打算。在公开的场合，蒋介石有意说谎，欺骗公众，可以理解；在自己不打算发表的私人日记里说谎，自我欺骗，似无必要。

（二）蒋介石“绯闻”的最大冲击者是宋美龄。作为蒋的妻子，宋美龄不会容忍蒋在个人感情上对她的背叛与欺骗。即使她为了维护蒋作为抗战统帅的形象委曲求全，但不会轻易出席茶会，和蒋介石同步发表上述鲜明而坚决的声明。这一时期，她对于蒋介石必然怨愤有加，冲突势所难免。然而，宋美龄不仅出席茶会，而且坚决“辟谣”。可见宋美龄不相信所传属实。

（三）蒋介石早年的生活确实荒唐，但是，他努力以儒家的道德修养规范自己，致力于“存天理，去人欲”。在经过漫长的自我反省和斗争后，渐见成绩。在他加入基督教和提倡新生活运动后，特别是他承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要职之后，仍然继续履行儒学的修养工夫。这一方面，他的日记多有记载。如：

1939年2月4日日记云：“妄念恶意与邪心时起，如何能扫除净尽，如何能为全民表率？应严制而立克之。”

同年2月23日日记云：“污秽妄念，不能扫除净尽，何以入圣？何以治人？岂非自欺欺人之浊狗乎？”

同年5月28日日记云：“妄想恶念，滋生不绝，何能作圣，应痛改之。”

1940年1月3日日记云：“克念作圣，至今邪念妄想，尚不能克洗。何以对圣灵？何以成大业？戒之。”

同年2月11日日记云：“邪念不除，何以为人？”又曰：“年逾五十，尚不能不动心，其能有成乎？”

同年3月16日日记云：“妄念、欲心虽渐减，而未能绝也，究不可以作圣。”

同年4月13日日记云：“不能节欲，焉能救国，戒之。”

从这些日记中可见，蒋要求自己成为“全民表率”，以“入圣”自期。因此，他在思想中不断进行“天人交战”，狠斗自己的“妾念产”、“邪心”和“欲心”，其自我修养有很严格的方面。例如，他要求自己早起，一旦过时，就一再反省，自我谴责。又如，他生活淡泊，不饮酒，不喝茶，一旦违反，也会反省、自谴。他不仅要求自己的行为符合儒学标准，而且，狠斗私字一闪念产，“察毫微于一念之间”。上引1939年2月23日日记表明，蒋当日仅仅因为“污秽妄念，不能扫除净尽”，竟狠骂自己是“自欺欺人之浊狗”！

蒋的上述日记“邪念”、“妄念”，其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不能任意猜测，但显然包括他青年时代的痼疾“好色”在内。在另外一些日记内，蒋把这一内容表达得很清楚，如：

1940年4月10日日记云：“人欲、性欲，应节制自爱。”这些日记表明，抗战以来，蒋介石对自己的“私德”有相当严格的要求。在这种状态下，他与某一护士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并且育有私生子的谣言当然不可信。

（四）宋美龄患病是事实，医生要她迁地休养也是事实。宋美龄长期多病。1942年10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妻子体弱神衰，其胃恐有癌，甚可虑也。”30日日记云：“恐妻病癌，心甚不安，决令飞美就医，早为割治。”到美国后，经检查，发现并无癌症，但是，身体仍然不好。蒋介石日记中关于宋美龄疾患的记载很多，如1943年：

8月13日日记云：“妻病未痊，甚念也。”

12月5日日记云：“妻近日心神不安，故目疾、痢疾交发，痛苦甚剧。”

12月7日日记云：“妻病痢与目疾，恐难速愈，彼实为国为家，集中心力于此一点，以期完成革命也。惟其心急忧甚，故为剧增，奈何。”

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宋美龄与罗斯福交谈。

12月14日日记云：“妻痢疾已愈，而目疾未见进步，无任忧虑，此总由妻子幽愤之故，应使之心神宽裕为第一也。”

当月，蒋介石偕宋美龄飞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宋美龄一直在病中，特别是宋氏家族许多成员共有的皮肤病，严重地困扰着宋美龄。对此，早在1936年8月22日，蒋介石就记载：“妻病皮肤，甚苦痒，可怜也。”[7]进入1943年末，记载日渐增多。如：

12月18日日记云：“夫人皮肤病复发，其状甚苦，至深夜二时方熟睡。”

12月19日日记云：“本日夫人目疾略减，而皮肤病、湿气，为患更剧，以气候转热关系故也。”

12月20日日记云：“在机上，晚餐时，见夫人目疾与精神较昨为佳，不料夜间在机上，其皮肤病复发，且甚剧，面目浮肿，其状甚危，几乎终夜未能安眠。以左医生新来，不知其体质，误用其药乎？心甚忧虑。”

12月26日日记云：“今日吾妻自上午十一时往访罗斯福商谈经济回来，直至晚间霍浦金辞去，在此十小时之间，几乎无一息暇隙，所谈皆全精会神，未有一语松弛，故至晚十时，见其疲乏不堪，彼目疾未愈，皮肤病又痒痛，而能如此，诚非常人所能胜任也。”

开罗会议后，蒋氏夫妇回到重庆，但重庆气候潮湿，多雾多雨，进入1944年，宋美龄的病情日益加重，蒋介石不得不强制她去昆明休养。其情况，蒋介石当年2月29日日记云：

昨日妻湿气更重，手股发肿，痛痒难熬，终夜不得安息，乃决催其赴昆明休养，彼终依依不肯舍家，情笃不可言喻。余不忍其再受如此痛苦，乃准备飞机，强其赴昆，以重庆气候与水分只有增加其病症也。下午三时十五分，送至九龙铺〔坡〕机场起飞。六时前闻妻安全到昆，病亦稍愈为慰。

又，《本月反省录》云：“妻病湿气更剧，痛苦异甚。”

宋美龄到昆明休养后，病情不仅毫无好转，反而更重了。1944年3月10日，蒋介石日记云：“妻到昆明养病，已逾十日，其病情益剧，闻终夜不能安眠，恐成神经衰弱不能久支之象。近日忧虑以此为甚，奈何！”同月15日，宋自昆明回到重庆，病情一度略好[8]，但没过几天，又进一步加剧。3月31日，蒋介石日记云：“近日妻病时剧，其痛痒之势，不可形状。夜间又不能安眠，乃至悲泣。”这里，蒋介石用“不可形状”来记述宋美龄的“痛痒”，可见其严重程度。“乃至悲切”，说明宋本人已无法忍受。

又，同年5月3日蒋介石日记云：“妻病‘风疹瘰’已半年余，近更严重，每夜几乎不能睡眠，其能安睡二三小时之夜，已为难能可贵之事。此种痛痒，诚非身历者不能想象其万一。若上帝不速加怜悯，使之早痊，如此失眠痛苦，神经决难忍受，其病必深入神经矣。今日彼之心神萎顿沉闷，更为可虑也。天乎？”

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夫妇于归国途中在印度视察中国远征军。

此后，蒋介石日记常见他对于宋美龄的病况的忧虑。如：1944年3月25日日记云：“妻病亦未痊可，更觉沉闷。”3月27日日记云：“妻并沉滞，甚觉可虑。”5月中旬，宋美龄的病曾略有好转[9]。但因日军发动“一号攻势”，河南战局紧张，宋美龄的病很快又变坏。5月21日，蒋介石日记云：“近时余妻及庸之皆因忧成疾矣。”蒋介石6月9日日记云：“惟妻病甚忧。”

6月13日日记云：“晚回林园，妻病日弱，诚家国两忧集于一身矣。”可见，宋美龄皮肤病确实很严重，易地治疗确有必要，并非无病呻吟。

至于为什么远赴巴西，笔者2007年在美访问期间曾询问宋氏家族的曹琍璇女士，琍璇女士向其夫、宋子安之子宋仲虎先生及宋蔼龄之女孔令仪作了调查，据称，当时听说巴西有个医生善治皮肤病，又因得到巴西总统邀请，所以就去了巴西。琍璇女士的这一说法在蒋介石日记中可以得到部分佐证。当年6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预定：一、写巴西总统信。”7月1日，蒋介石在《本星期工作课目》中列入“妻往巴西养病”。由此可以得知，宋美龄的巴西之行是蒋介石通过巴西总统安排的。

（五）蒋宋之间这时不存在严重冲突，甚至可以说二人之间的关系相当不错。

1944年2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上午，批阅军事公文，以妻病悬念不置。”

3月4日日记云：“下午，写妻信及手抄《真美歌》，祝妻四十六岁诞辰。”

3月6日日记云：“晚以夫人诞辰，独自饮食，感慨不置。”

3月11日《上星期反省录》云：“本月六日，即二月二十二日（旧历），为妻四十六岁诞辰，其湿气与失眠症甚重，在滇休养，心甚不安，独居寡欢，寂寞萧条极矣。”

宋美龄自昆明回重庆后，蒋介石经常陪宋美龄散步、游览、散心。

3月16日日记云：“晚傍，与妻往听江亭游览。”

3月19日日记云：“下午，与妻游览林园后回寓。”

3月27日日记云：“四时与妻游览林园，精神略舒。”

5月22日日记云：“傍晚回林园，与妻游览白市驿。”

6月3日日记云：“下午，与妻乘车郊游后回园。”

1944年宋美龄赴巴西疗养，抗战胜利后才回国。图为宋美龄正在读英文报纸上日本投降的消息。

这一时期，蒋介石为宋美龄的疾病担忧，宋美龄则为蒋介石的劳累操心。当时，由于战况紧急，蒋介石从凌晨3时起就以电话指挥河南军事，宋美龄很为蒋忧虑。5月5日，蒋介石日记云：“妻甚以余上午三时起而通电话为虑，然此无其他方法可代也。”7月2日，宋美龄决定去巴西养病，当日深夜，二人话别，颇有前途难测，依依不舍之概，据蒋介石日记云：

今日子刻与寅刻，余妻以即欲飞往巴西养病为念，发生悲戚心情。彼甚以最近国家形势甚危殆，而其精神与梦寐之间，皆多各种不利之征兆，甚以此去恐不能复见为虑。彼云：须君牢记世界上有如我爱汝时刻不忘之一人乃可自慰。又云：君上有天父之依托，而下有汝妻为汝竭诚之爱护，惟此乃可自慰也。余心神悲戚更重，不能发一言以慰之。惟祝祷上帝保佑我夫妻能完成上帝所赋予吾人之使命，使余妻早日痊愈，荣归与团聚而已。[10]

宋美龄去巴西之后，蒋介石不断给宋美龄打电报。根据现有资料，自当年8月4日起，至同年9月11日宋美龄转往美国，入纽约长老会就医前夕止，蒋约致宋电九通。这些电报尚未全部公布，但已有部分可以见到，举例如下：

1944年8月10日，第403号。巴西中国大使馆蒋夫人：“国内战事与物价较前已佳。”

7月20日，405号。“共党所提条件另报。”

1944年8月26日，第410号。“罗（总统）私人代表哈雷等本月内可以到重庆，甚望吾爱能早日痊愈，回国襄助也。”

1944年9月2日，第411号。“现在美国召开和平组织会议。中美英会议未闭幕以前，似暂缓赴美为宜。”

1944年9月，第412号。“何日飞美？甚念。加拿大仍应如约访问，不宜令其失望。如何盼复。今日已见哈雷与史迪威，情形较预想者为佳。”[11]

从上述电报看，蒋介石如常向宋美龄通报国内情况，甚至向她提供有关中共的机密情报，并且关心宋美龄的身体状况，对她的外交活动提出建议，并无任何芥蒂。

综合以上五点，笔者认为，蒋介石的“辟谣”之言可信。

四　无风不起浪

谣言有多种形式。一种是毫无根据，一种是有某些影子，在流传中逐渐变形、扭曲，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事实，甚至面目全非，所谓“无风不起浪”是也。

上引蒋介石所记，当时重庆流传的关于蒋经国的“绯闻”：“在渝有外遇，且已生育孳生，已为其外遇之母留养”云云，显指其与章亚若的恋情及生育孝严、孝慈一事，只不过将发生在赣州的事移到重庆了。同样，蒋介石在重庆时期的“婚外情”也有某些“影子”。

一是戴季陶在重庆时曾公开声言，他和蒋介石在日本时共同喜爱一位日本女子，蒋纬国即为蒋介石与该日女所生。据纪云所写《戴季陶解蒋纬国身世之谜》一文，1943年11月12日，戴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曾痛自忏悔称：

到了东京离开中山先生的监护，我和校长（指蒋介石——笔者）共居一室，雇一日本下女服侍生活。那日本下女供奉得我们非常体贴，于是我们两个青年人竟然遏制不住自己，就和她同居了。我因为过去在沪长期纵欲，已经染上恶疾，丧失了生育能力，所以翌年下女生一男孩，就是校长的二公子纬国。我看到校长连得经国、纬国，而我犹是伯道无儿，常自恨自悲。几十年来每想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痛恨自身青年时期的荒唐。[12]

作者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会后曾将记录稿发表于该校的内部刊物《南泉新闻》上。事隔多年，作者的回忆有若干混乱、谬误之处，例如，戴季陶并非没有生育能力，另有一子名安国，不会有“无后”之叹，等等。但是，蒋纬国的身世长期不明，戴季陶关于纬国为蒋介石早年与日本下女所生的说法自然会在重庆流传开来，并逐渐演变为蒋介石在重庆时与某护士生子的“绯闻”。

蒋介石“婚外情”另一“影子”是陈洁如自上海来到重庆，蒋介石与之重修旧好的传言。

对此，陈洁如的女婿陆久之曾函告著者的同事严如平教授说：“当年轰动山城传说纷纭的‘陈小姐’，原来就是陈洁如。”据事后严所撰文章称：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经过激烈的淞沪会战，上海于11月13日沦于日本之手，租界成为孤岛。隐居于法租界巴黎新村（今重庆南路169弄8号）的陈洁如，是一个民族意识相当强烈的爱国女性，她居安思危，犹如临渊履薄，更是深居简出。1941年12月中旬的一天，她与弟妇庞定贞同去南京路惠罗公司购物，不料竟与陈璧君、褚民谊在电梯中邂逅。陈洁如1924—1925年与蒋介石在广州居住时，与这位“国民主席”夫人是相识的，但如今的陈璧君，已是卖国投敌的大汉奸了，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炙手可热；褚民谊也是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陈洁如惴惴不安之余强作镇静，虚与委蛇；陈璧君则犹如捕获到一个猎物，当即邀陈洁如同去对面的汇中饭店叙旧共餐，饭后并以车送其归寓。陈璧君从此得悉了陈洁如的地址，常来巴黎新村串门，最后还提出了要陈洁如也跟着她一道“曲线救国”，出任汪伪政府的侨务委员会副主任。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陈洁如婉言相拒，她为逃脱魔掌，当即毅然只身秘密离开上海，潜去抗战的大后方。

陈洁如抵达重庆后，被秘密安置在山洞（地名）离陆军大学蒋介石官邸不远的吴忠信公馆里。吴忠信是蒋介石二十多年前的拜把兄弟，互相知根知底，如今受此重托，遂将陈藏于密室而重礼厚待。蒋旧情复炽，经常去吴忠信公馆与陈幽会。虽然行踪秘密，但终究逃不过宋美龄的耳目，一时醋海兴波，闹得不可开交。传说蒋被宋打了一个耳光，又一说蒋的脸都被宋抓破了，致使蒋无法接见外国来宾。素来对宋美龄依顺有余的蒋介石，这次居然我行我素。宋美龄十分气恼，竟于1942年11月出走美国云云。这一来蒋介石和陈洁如之间的活动也就方便自在多了。据传有一段日子陆军大学的游泳池常有陈洁如的身影，而蒋则坐在池边观看。当时蒋演出的这桩风流故事不胫而走，人言啧啧，盛传“委员长另有新欢”，人皆称之为“陈小姐”，在山城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然而人言言殊，以讹传讹。有的又说是蒋宠爱的这位“陈小姐”是陈布雷的女儿，有的又说是陈立夫的侄女，多少年来神秘莫测，殊不知乃是当年的校长夫人鸳梦重温而已。[13]

陆久之在抗战胜利后与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结婚，与陈洁如关系密切，所言当出于陈洁如口述，自有相当的可靠性[14]。不过正像所有回忆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年代模糊等局限一样，陆久之将宋美龄负气离开重庆的时间定为1942年11月是错误的，因为那年宋美龄访美，源于怀疑自身患有“癌症”，需要检查和治疗，当时，蒋、宋关系良好[15]。

这样，有了蒋介石与“下女”生子的情节，有了在游泳池边常常出现的蒋介石与“陈小姐”的身影，有关传说在重庆不胫而走就不难理解了。

宋美龄对蒋陈关系很敏感。1931年6月19日，蒋介石收到陈洁如自美国的一封来信，为宋美龄所见，蒋于慌乱中将陈函撕毁，宋美龄一气之下，于第二天晚上回沪[16]。6月21日，蒋介石赶忙给宋美龄与宋蔼龄写信解释，事情才得以缓解。抗战期间，蒋介石与陈洁如再度相晤，宋美龄有较强烈的反应是必然的。

陈洁如到达重庆的时间说法不一。王舜祁《蒋氏故里述闻》称：陈洁如第一次到重庆时，曾参加军需署署长周骏彦的悼念活动。当时在侍从室为蒋收发电报的周坤和回忆，他在贵宾室发现蒋的身边有一位“中年妇女”，不是宋美龄，而是陈洁如。周骏彦逝世于1940年7月30日，故陈此前必已到达重庆。陈的到来激起了蒋的感情波澜：

1940年10月5日日记云：“最近每夜失眠，回忆青年时代往时，更自惭愧悔恨，而今于性欲旧情，亦时发现不忘，可知此心恶根未尽，何能望其与圣灵交感相通耶！戒之。”[17]

同年10月《反省录》云：“心神较安，对于交感上帝之修养，似有进步，但杂念与性欲时有发现，以旧日孽缘太多，不易涤荡尽净耳！”[18]

同年11月14日日记云：“性欲渐起，旧念重生，应以灵性制之，不可使其放纵。”

上述日记中，“性欲旧情”、“旧日孽缘”、“旧念重生”云云，应该指的就是他和陈洁如的一段老关系。陈洁如在重庆住到什么时候，已不可考。但是，根据周坤和的回忆，1943年，陈洁如第二次到渝，周曾目睹她出席“中美之友社”的成立大会，陈先来，蒋后到。

没有可靠的资料能够说明蒋、陈的“老”关系发展到了什么样的“新”程度，但是，却有蛛丝马迹可以说明，蒋、宋关系因之发生裂痕。

宋美龄1942年11月开始的访美之行获得巨大成功。1943年7月，宋美龄回到重庆。初时，蒋、宋感情不错。当年7月5日蒋介石日记云：“昨日下午四时回寓，见妻已到寓，病卧榻上，颈头疼痛，不能摇动矣。孙、孔二夫人与经、纬两儿皆聚集一堂，甚觉难得。亲戚辞去后，夫妻二人晤谈别后经过。妻又报告留美经过要务，殊感欣慰。晚餐后再谈，睡前静坐、祷告如常也。”7月11日《上周反省录》云：“本周夫人平安回国，结果胜利，其病体归来第三日几乎痊愈无恙。夫妻精神疗治，非任何药石所能比较也。”可见二人久别重逢后的亲密状况。但是，到了8月12日，蒋介石日记中就出现了蒋独住重庆黄山官邸，而宋住到新开寺孔祥熙宅“留医”的记载。8月16日，宋美龄病愈，夫妻二人同住黄山，但是，不知什么时候，宋美龄又单独住回孔宅。9月14日，蒋日记自称：“心绪郁结。”15日，蒋的日记起首部分被蒋本人罕见地涂去了五行。这被涂去的部分，应是蒋有不愿告人的秘密[19]。日记末段云：

祷告毕，默然就寝。自觉今日之忍痛、抑悲、制愤、茹苦，可谓极矣。

这一则日记显示出，蒋当日精神上受到很大冲击而又不能发作。有谁能拥有如此巨大的本领呢？除了宋美龄，恐怕没有第二人。次日，蒋日记又云：“观月独坐，意兴萧然。”9月19日，蒋又将日记起首部分涂去三行。这以后，蒋的日记中连续可见“独到黄山休息”、“独自静观自然”的记载，足证蒋、宋之间发生矛盾，处于分居状态。联系上文陆久之所述相关情节考察，这应是宋察觉蒋、陈之间“新”关系的结果。9月27日，蒋介石日记云：“正午到新开寺孔寓，与妻谈话后即回。”这一段记载颇可玩味。夫妻之间的一般谈话，没有记载的必要；特别记载而又不记述内容，说明其中有秘密。至10月3日，蒋介石日记又云：“本晚静坐后，与妻同往新开寺孔宅叙谈，即宿于此。”这则日记说明，蒋宋之间达成和解，蒋介石的独居生活结束了。

陈洁如毕竟是蒋介石的前任夫人，因不愿当汉奸而投奔大后方，蒋介石自然要加以接待并妥善安置。蒋介石此举，名正言顺，理由正当。至于是否“鸳梦重温”，这是无从确证之事。所以宋美龄对蒋、陈的重会虽然不高兴，但也不能过加指责。“醋意”不能没有，但毕竟不能成“海”。经蒋“谈话”解释之后，也就烟消云散了。不久以后，蒋介石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宋美龄荣膺主席夫人，自然更不能揪住蒋、陈旧情不放了。

宋美龄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发表演讲

1944年5月至7月流传于重庆的蒋介石的“绯闻”，所谓与某护士的“不正当关系”，所谓“私生子”云云，对于局外人也许新鲜，对于宋美龄来说，自然不屑一听。她之所以能在“辟谣会”上慷慨陈词，为蒋介石的“私德”背书，其原因在此。

五　美国人企图借蒋介石“婚外情”事件要蒋交出军权

7月9日，蒋介石送宋美龄上飞机。7月13日，中央社自巴西里约热内卢发电报道：宋美龄于13日到达当地，同行者有孔夫人宋蔼龄等。宋等一行受到美国驻巴西大使及巴西高级官员的欢迎。宋将下榻关纳巴拉湾内的波罗柯伊奥岛的旅馆，预计将在此休息数周。14日，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华盛顿正式宣布：

蒋夫人已抵里约热内卢。夫人自美国返国后。即感违和。若干时日以前，即拟离渝，但因华莱士副统访华之行而暂缓启程。其离渝前数日，曾在私邸宣布决赴巴西休养。蒋主席亲自机场送行。

16日，《中央日报》发布消息：“屏除工作，易地养病，蒋夫人抵巴西。”该社称：“蒋夫人于本月9日离渝赴国外养病，业于13日下午到达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本社有关方面探悉：蒋夫人从自去年访美加归来以后，以工作关系，迄无休息机会，致健康未能全复。据诊治之医生言，渝地气候不宜，必须易地疗养，且屏除工作完全休息，则最近期内即可全〔痊〕愈云。”

尽管中央社和驻美使馆陆续发布上述新闻，但是，传言并未止息。8月19日，蒋介石披阅有关情报，日记云：

最可忧者，美国朝野对我个人生活之谣诼层出不穷，尤关于我夫妇家庭间之猜测亦未已。此次吾妻出国养病，为于公于私，皆有损失，然虚实是非，终有水落石出之时。无稽荒谬之谈，必不能尽掩天下耳目，而且美国内亦有主持公道者，故余并不以此自馁也。[20]

可见，“谣诼”的最大市场在美国。不仅美国民间社会（野），连美国政府（朝）都关注此事。

文献证明，首先向美国传播“谣诼”的就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当年5月10日，使馆秘书谢伟思（Jack Service）曾以《蒋家庭内的纠葛》为题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中称：“关于蒋家庭发生内部纠葛的消息在重庆真是传说纷纷。几乎每个人都能为已普遍为人接受的消息提供一些新的细节和说法，即委员长找到一个情妇。”报告绘声绘影地描写宋美龄对蒋介石的怨恨：

夫人现在谈到蒋委员长时只是用“那个人”。

有一天，夫人走进委员长的房卧室间，发现床下有一双高跟皮鞋，就从窗口丢了出去，并打中卫士的头。

委员长一度有四天没有会客，因为在同夫人的一次争吵中，他的头的一侧被一只花瓶击伤了。[21]

自此，美国的媒体、舆论就大炒特炒蒋委员长的“绯闻”，使蒋觉得脸面无光。1945年初，英美社会甚至流传蒋氏夫妇已经离婚的说法，使得蒋多次慨叹“对余夫妻之谣诼如故也”[22]。

美国人为何要这样做？这和当时美国方面企图让蒋介石将军权交给史迪威的图谋紧密相关。

美国军政两方早就对蒋介石及其政府不满。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以后，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当年7月，马歇尔向罗斯福提出，中国局势颓落，必须让蒋介石将其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美国将军史迪威。同月，罗斯福晋升史迪威为上将，并于7日致电蒋介石，提出这一要求。15日，再次电蒋催促。中国的抗日战争有赖于美国的援助，蒋介石不敢得罪罗斯福，企图以拖延时日的方式软磨。罗斯福于8月10日、23日，两电蒋介石，要他立即采取必要措施，让史迪威及早指挥中国军队，并且威胁他：稽延拖拉，“容有严重之后果”。随后，美国特使赫尔利、纳尔逊及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先后出面，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罗斯福再次警告蒋介石，“务希立采行动，方能保存阁下数年来英勇抗战所得之果实，及吾人援助中国之计划”[23]。话说得很清楚，你要是不听话，就别想再得到美援了。然而，蒋介石就是不为所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自然乐于传播并扩展蒋介石的“绯闻”，把他搞臭，促其下台。谢伟思的报告写得很清楚：“批评委员长的人认为，这一切都证明他的基督徒信仰和新生活运动不过是口头上的道德，而另一方面的迹象表明，不要太久，他终会成为一个旧式的‘军阀’。”报告还有一段话值得注意：“如果性格傲慢而又拘守宗教戒律的夫人与她的丈夫公开决裂，蒋氏王朝就会崩溃。”[24]了解此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宋美龄会收到“许多”人，包括一些美国人的来信。

1944年9月6日，受罗斯福之命来中国协调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矛盾的赫尔利抵达重庆时，宋子文、何应钦前往机场迎接。

进入1945年，蒋介石终于恍然悟到美国人在其中的作用。他在《民国三十四年大事表》中写道：“去年一年间，中共与美国驻华大使馆协以谋我之阴狠，实有非人想象所能及者，今春美国大使馆之失火，其内容乃为灭绝其对我各种阴谋文书，故而故意纵火也。思之寒心。”同年来，他感慨地写道：

以如此毒辣、卑狠、阴险之行动，以常理论之，决无幸免之理，而且已见其大效。美国且已断绝我接济，各地国民亦已信谣诼以为真，几乎街谈巷语皆以为资料，尤以五、六月间美副总统华莱士来华时为极点，而美国自其大使高斯拜辞（十月间）回去后，直至十二月方派哈雷接任，但其政府仍不令其提国书，竟至卅四年一月方提国书，中美国交至此方得初步恢复。言念及此，诚不寒而栗矣。[25]

蒋介石以上两段话，有许多不正确的部分。一是毫无根据地将中共牵扯在内，一是过于夸大了此事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不过，美国人确实不能完全脱开干系。其证据：一是如上述给美国国务院写报告的美国使馆秘书谢伟思，一是那些积极给宋美龄写信的美国人，一是热衷于炒作“绯闻”的美国部分舆论界。这些人为何如此？很简单。其中固然有对“婚外情”的道德义愤和对那时国民党政权已经充分表现出来的腐朽的憎恶，也和美国方面企图逼迫蒋介石交出军权的图谋有关。当然，他们当时没有可能准确地调查出事情的真伪，而是以讹传讹。在政治斗争中，要打击对手，常常并不需要准确的事实。这种情况，历史上实在太多了。

注释

[1] 《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藏。

[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3] 《王世杰日记》，〔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影印本。

[4] Stilwell，53—9，〔美国〕胡佛研究院藏。

[5] 吴稚晖档案微卷，Roll，28，〔美国〕胡佛研究院藏。

[6] 《1945年杂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

[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6年8月22日。

[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3月15日、18日。

[9] 蒋介石1944年5月26日日记云：“本日心神略安，妻病亦较前减轻。”

[1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7月2日。

[11] 《蒋“总统”家书》，〔台北〕台北“国史馆”藏。

[12] 原载《钟山风云》，此处引自http://ckb.hebntws．cn/2000516/ca484340.htm

[13] 原载南京《民国春秋》杂志，后收入《陈洁如回忆录》附录，团结出版社，2002。

[14] 有关蒋介石与陈洁如在抗战期间在重庆重修旧好的说法也见于奉化王舜祈先生的《蒋氏故里述闻》一书，该书称：“1943年。一天，周坤和接到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发到侍从室的一份电报，内云夫人陈洁如已与太虚法师一起从南洋经香港到达广东。电报用密码拍发，陈洁如、太虚之名都用了代号，有关文字也用了暗语。侍从室的回电是‘令四战区派人护送’。太虚回到了重庆（当时太虚在重庆北碚缙云山主持佛事，外出讲经仍回原处），陈洁如则去了上海。那时，宋美龄正在美国治病，同时向美国各界宣传中国抗战形势，要求增加援助。不久，蒋介石趁此良机，决定与陈洁如重叙旧情。”见上海书店，1998。不过，王书也没有将有关史事的年月考证清楚。这是传说类著作的通病。

[15] 参见本书《关于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绯闻”》。

[16] 蒋介石1931年6月20日日记云：“美妻今晚回沪。昨日这函，不应撕碎，应交其阅，则不致疑，而我之心地亦大白，但见信即恨，故一时心忙，不问是非，立即撕碎，是处于真心，并无他意。”

[1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18] 《二十九年、三十年要事杂记》，《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19] 蒋日记被涂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胡佛研究院开放前审读者所涂，盖有2006或2007印记，30年后将开放；一种是蒋本人所涂，无印记。

[20] 《蒋介石日记》（手稿复印本）。1944年8月19日。

[21]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94页；参见Sterling Seagrave：The Soong Dynasty，Happer ＆ Row Publishing，New york，1985，p．379．

[22] 蒋介石1945年1月5日日记云：“毕范宇来谈，英、美谣传余夫妻离婚之说，余一笑置之。此为英人所造也。”又，1月31日日记云：“共匪对吾妻又发动谣诼，以期丧失吾夫妻之信誉，并期离间吾家庭至感情。”《上星期反省录》1945年2月3日：“俄国对我态度渐有好转之象，故中共交涉亦已接近，然而对余夫妻之谣诼如故也。”

[23] 《战时外交》（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第658～659页。

[24] 《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93～94页。

[25] 《杂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藏。

◎陈洁如回忆录何以尘封近30年——蒋介石日记解读

陈洁如曾与蒋介石同居七年。1964年，由香港人李时敏代笔，以英文写成回忆录。当年，纽约出版界宣称这本回忆录不久就可以出版，但很快悄无声息。直到1990年，才有人从美国胡佛档案馆里发现了这部回忆录的英文打字稿。1992年1月，台北《传记文学》和《新新闻周刊》分别连续译载该回忆录。此后，各种中文版本遂相继问世。总计从成稿到出版，经历了近三十年光阴。中间何以出版受阻？牵涉到蒋介石、蒋经国、陈立夫、沈昌焕、俞国华、孔令侃、孔令伟、江易生、游建文等一批历史人物，故事相当复杂。

一　纽约出版界透露，陈洁如将出版与蒋介石同居的故事

约在1964年3月，美国纽约出版界透露，陈洁如即将出版450页的英文稿，叙述自1920年至1927年与蒋介石同居故事，内附数十张照片及《纽约时报》当年报道一篇。陈洁如称：她与蒋介石的婚姻纠葛向未解决，此件公案总要说个明白，使天下人知道此中真相，做个公平判断。纽约出版界称：“此书不久可以出现，当为一有趣读物。”

3月17日，吴商鹰在美国旧金山《世界日报》的《每日专栏》发表文章，内称：

关于蒋介石的家属，人所共知者他的原配发妻是姓毛的，有一妾称为姚夫人，又一妾为陈洁如女士。毛氏夫人抚育其子经国成人，姚氏夫人则为抚育纬国者。姚氏夫人原上海某商人外室，跟蒋作妾，陈洁如女士为上海堂子出身，与张静江之妾为姐妹行。蒋介石于1927年与宋美龄女士结婚之前，曾呈请奉化县长准许与原配毛氏离婚。据蒋氏当时公开谈话则谓，其他二氏并无婚约。盖指姚夫人与陈洁如女士与他仅属同居关系。陈洁如女士与蒋氏脱离后即于1927年赴美国居住。据报，伊习英文颇有成就。究竟伊的生活如何，世人亦不甚注意了。今由纽约出版界传出消息，伊写出450页之英文稿，叙述与蒋介石之多年同居故事。人们有注意蒋氏生平者，均期待不久可读此册有兴趣之新著述。

蒋介石与陈洁如

这本著述内容如何，在出版前无从揣测。这种男女私情原极寻常，有如饮食一般可以日常琐屑视之。不过蒋介石自命为中国领袖，显赫将四十年，最后所娶的宋美龄女士名闻国际。其中趣事笑话说之不尽。蒋氏的人格如何？待人接物如何？真伪如何？陈女士既与同居有七年多，必能说出多少真实情形，留作历史家参考。蒋氏的左右亲信有不少人为他写传记，全为恭维歌颂之词，不足为参考资料。陈洁如的写作总比专事谄媚之徒有所不同，对于研究蒋介石为人者有所贡献。据我所闻，陈女士人甚聪慧，赴美国后即专事研究英文。此次英文稿可能为伊本人手笔，自然更说得透彻呢。

陈洁如像

这大概是介绍《陈洁如回忆录》的第一篇文章，通过此文，陈洁如在写作并即将出版回忆录之事遂广为世人所知。

二　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得报，命江易生调查

吴尚鹰的文章刊出后，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部长”沈昌焕迅速得知此事。4月7日，致函“驻美公使”江易生，内称：

据报：上月间，金山《世界日报》吴尚鹰《每日专栏》内载，谓有陈洁如女士（Jennie Chen）拟以英文著书，叙述其早年与蒋公之关系。此事游建文兄获知内情，希即与建文兄密取联系，研拟对策，查明陈女士是否确已撰著此书？内容如何？已否洽得出版商？何时出版？有无打消该书出版之方法？如该书势在必出，有无请美政府取缔之可能？以上各节，统希在不打草惊蛇之情况下密商建文兄办理，并希将发展情形随时密告为盼。[1]

从本函可知，沈昌焕得知消息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能让《陈洁如回忆录》出版。原函“如该书势在必出”之下，原有“有无洽购全部版权俾免流传之可能？对邻邦元首作人身攻击，是否可予取缔”等字，后涂去。可见，沈昌焕考虑过的“打消该书出版”的方法有一文一武两种。“文”的方法是收买“全部版权”，使之不能在社会流通；“武”的方法是以“攻击邻邦元首”为理由，请美国政府“取缔”。函中所称游建文，福建闽侯人，1907年生，曾任中华民国总统府秘书，1949年随国民政府迁台，任宋美龄秘书，后任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函中称：“此事游建文兄获知内情”，可能沈昌焕的消息，即来自游建文。

4月16日，台湾当局“驻美公使”江易生复函沈昌焕云：

关于陈女士著书事。本年4月7日手谕奉悉，当即与游亦铮兄密洽。据告：月前陈曾经由一美国人手，持书稿之一部分（全书似已完稿）请其校阅。内容虽无恶意中伤领袖之处，惟是非不明，淆乱视听，仍堪注意。亦铮兄认为，目前似不宜采取任何步骤为妥。盖此时如与著者或其代表周旋，不啻默认书中事实，反易受其利用，驯至演成巨额勒索交易，宜审慎将事。云云。[2]

“游亦铮”，当即上文提到的游建文。沈昌焕与游建文商量，游认为，尽管该书并无“恶意中伤领袖”之处，但是，“是非不明，淆乱视听”，仍然值得注意。

为了避免造成“默认”书中事实，或被借端“巨额勒索”，游建文建议“不宜采取任何步骤”，这样就会形成无所作为，听其出版的局面，江易生觉得不妥，他找了一位美国法律专家商量。自然，不好直说蒋介石、陈洁如之名，而是编了一段大体相似的故事。同函向沈昌焕回报说：

职嗣就本案法律观点，设词（即不涉本题，另编假定故事）与多年好友艾希莱（Paul Ashley）律师（渠为毁谤法专家）相机研讨。据称：当事人如认其名誉因毁谤而遭受损害，自可以受害人名义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惟法院审判此类案件，极为现实，且程序繁复，计算受害人名誉损失之赔偿亦甚轻微，结果往往得不偿失。至美国政府对此类书刊，均无依法取缔或防止出版之权利。即能接受友邦政府之请求，劝告出版公司不予发行，公司往往可以愿负文责，听由当事人控诉为答复，故于事亦属无补。云云。专此密陈。[3]

这位美国专研“毁谤法”的专家分析的结果是，打官司，往往“得不偿失”；要求美国政府“取缔”，但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出版自由”，只能“劝告”出版商，如果出版商“愿负文责”，美国政府也无可奈何。

在沈昌焕、江易生函件往返之际，《NANA》继续发表相关消息，4月20日，沈昌焕致电江易生：

据报，此事已由NANA发表新闻，该书有无出版消息？查书中语言多毁谤元首，希商建文兄，即与律师研究从美国法律上可采取之对策，并电复。

《NANA》，不详，可能是一种报纸。《NANA》发表了陈洁如回忆录的信息，引起沈昌焕注意，致电催促江易生和美国律师商量，找寻法律解决的途径。

同日，江易生致电沈昌焕，报告纽约《中文联合日报》4月16日、17日的有关专文，声称该文系译自4月12的英文报纸《金山纪事报》，文章的作者是北美新闻联盟的记者John Donovan，其内容为：陈洁如自称“系政治力量迫其远走，但曾获保证五年后即恢复正常关系，至今三十七年而无交代”，并附蒋陈合照及陈洁如单人照各一帧。江电称，已与游建文“密商”，游表示将“与国华兄洽办”。

国华兄，指俞国华，浙江奉化人，曾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1955年后历任台湾“中央信托局”局长、“中国银行”董事长兼“中国产物保险公司”董事长、“财政部长”等职，后并曾任“行政院长”。派俞国华到美国处理，可见台湾方面对此事的重视。

上电到达台北后，由“外交部”部长、政务次长、常务次长等依次圈阅后，决定送交“蒋副秘书长亲启”，特别以括弧说明“送寓所”。蒋副秘书长，指时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的蒋经国。

4月20日，台湾驻纽约“总领事馆”收到了一封转俞国华先生的电报，内称：

前电谅达。顷奉谕，请转商易生、建文二兄，希彼等与令侃兄联系，共商妥当（处理某案之）办法。弟建敬叩。[4]

这封电报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末尾所署发电人“建”。根据有关资料，特别是下引署名“建”的几封同类电报判断，应是蒋经国的化名。电称，“顷奉谕”，自然所奉是蒋介石之“谕”了。本电说明，蒋介石、蒋经国都介入了陈洁如出书问题的处理。

4月22日，江易生再次致电台北“外交部”，认为借助美政府与法院程序两种办法都不理想，建议“运用私人途径”劝阻出版。电称：

职连夜苦思并参考律例，颇觉处理本案允宜特别谨慎。盖此间幸灾乐祸之潜敌甚多，即美政府包括国务院在内，亦系敌友参半，一旦涉讼，人证物证问题即随之而起，牵连必多，仇我者更必蜂拥而来，推波助澜，肆意渲染。美政府如同情于我，在友谊立场上最多亦只能向出版商善意劝告，终难期收实效。法院程序迂缓繁细，未必能予有效救济。即使终获胜诉，得失如何，亦难衡量。目前全书内容如何？不得而知。中枢对本案现阶段之反应与看法如何？我是否尚有运用私人途径在港或在美及时劝阻出版可能？否则恐只有待书出版后视其内容诽谤及牵涉程度如何，届时若情势难堪，被迫涉讼，似宜由其他被涉及之人物出面起诉，较为便利。谨电密陈，以供钧座个人参考。俞董事长抵此后商谈情形容续陈。[5]

在专制社会，此类事很好解决，直接下令，禁止出版就可以了，但是，美国标榜“出版自由”和“法治”，这可让江易生犯了难，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建议“私人途径”解决。

俞董事长，即俞国华。俞国华奉命来美，江易生在华盛顿等待其到达后会商。

三　蒋介石、蒋经国早就得悉，一直在筹谋对策

据有关资料，陈洁如开始写作回忆录在1963年。1964年1月10日，陈洁如在香港和美国商人劳伦斯·爱普·希尔（Lawrence Eppe Hill）签署了一份委托书，授权希尔在4个月内出版她的回忆录，题为《我作为蒋介石夫人的七年》，或《蒋介石的崛起》，保证“内容全部属实”。《委托书》说明打字稿共425页，可见，当时已基本完成。

蒋介石、蒋经国早就得悉有关情况。当年2月17，蒋介石日记云：

有某女要在美国出书，对我家谤毁之所为，此又一不测之隐痛，惟其事在卅五年以前。虽捏造诬谤，亦不致遭受重大影响，此乃共匪屡年来无所（不）用的卑劣阴谋之一小插（曲），只有置之不理而已。下午，与令侃谈陈某在美出书案之对策，认为此案可了则了，否则亦无关大局也。[6]

蒋介石与陈洁如同居，时在1920年至1927年。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事前，蒋介石要陈洁如赴美留学，提高文化，应允5年后恢复婚姻关系。8月19日，陈洁如离沪赴美。此后的一段时期内，蒋介石每月向陈洁如提供经济资助。其日记称“其事在卅十五以前”，大体相当。由于是多年以前的事情，虽然蒋介石估计书中会有“捏造诬谤”情节，但认为“不致遭受重大影响”，所以并不十分重视。令侃，指孔令侃，孔祥熙的大儿子，和蒋家（特别是宋美龄）关系密切。“可了则了”，这是蒋介石对此事的处理原则和方针。

蒋介石赠张静江夫人的照片。蒋介石在张静江家与陈洁如相识，并曾因追求陈洁如而请求张夫人代为美言。

陈洁如虽然在美国学过几年英文，但是她原本只是个初中生，文化不高，历史知识更缺，其叙述和蒋同居故事的书出自于时居香港的李时敏之手。李时敏的英文名字为James Zee-Min Lee，父亲李博，是澳洲悉尼的华侨富商。李家热心公益，也很爱国，曾资助孙中山革命，在当地侨界很有影响，后全家迁居香港。大约在1921年前后，李时敏结识蒋介石和陈洁如，据说还当过蒋介石的英文教师。那一段时候，正是蒋介石放浪形骸，并因此得了“风流病”的阶段。其日记云：“欲立志，先戒色，欲除病，先戒欲。色欲不戒，未有能立德、立智、立体者也。避之犹恐不及，奈何有意寻访也。”[7]这就说明，蒋当时既有改过迁善之心，但又积习难除。

1964年2月上月，蒋介石在《反省录》中说：“李时敏有关之某事消息突殊其来，又增加我重重忧患中之不测痛苦也。”可见，蒋介石其时已经得知，李时敏参与了陈洁如故事的写作，李是蒋、陈的旧识，熟知蒋早年风流、放浪的故事，因此蒋介石的心事一度加重。3月5日，蒋经国到台北，谈起“某有出书勒索之消息”，而且蒋经国“早已知悉，但其不愿使我分心，故未敢以告，今闻其详报始末，乃已释然矣。”大概估计陈洁如要钱不多，也可能书中并无多少“诽谤”性的消息，所以，蒋介石一颗悬着的心又放了下来。

不过，蒋介石当初热烈追求陈洁如，后来为与宋美龄结婚，又设词将其支到美国。从西方婚姻自由的角度考察，自然无所谓，但从中国传统道德的角度考察，总不是一件光彩之事，因此，他的“释然”心境并没有维持几天，3月9日日记云：“某事烦扰，以上各项，皆使心神不佳。”蒋介石是个情感易于冲动的人物，他不会也不善于排遣或按捺自己的感情。

自旧金山《世界日报》报道陈洁如回忆录即将出版的消息后，部分媒体陆续跟进。4月16日、17日，纽约中文《联合日报》连续译载北美报业组合记者的特讯，声称：“蒋介石有妻子，在港教书糊口，自撰回忆录吐露辛酸”。又称：“年已58岁之陈洁如女士，刻在香港亦代人补习英文为糊口。”“其回忆录刻在美国纽约出版家之手中。”该文不仅谈生活，而且进一步谈政治，如叙述蒋介石的发迹过程：

当年蒋介石之政治地位在国民党内动摇，渠当时需要上海财团势力之支撑。经过孔祥熙之计划，由宋蔼龄负责，对蒋保证，如蒋与其幼妹宋美龄结合，则上海财团支持蒋介石。此事后来实现。当时蒋介石请陈洁如暂时下堂，言明以五年为期。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及国家利益向陈洁如说项，估计五年可获政治权力，她为蒋所动，接受其请求，乃离沪出国，于8月19日乘日昃总统号轮至三藩市。在出国前陈母获蒋介石指天誓日，谓永不遗弃陈洁如。蒋当时对天发誓，谓五年之内必与洁如恢复夫妻名分，如有违背，则渠个人与国民政府均将遭天谴。陈洁如抵美后，被当时三藩市中国领事馆冷遇。陈氏其后返港，从此缄默三十七年之久。在此时期内，蒋介石据称背弃过去诺言，实行对陈氏遗弃，亦从未供应其生活。此外蒋介石亦从未与陈洁如离婚。陈洁如现有大量文件证实此事。其在美国之代表希尔（文证公司董事长）曾与当年与此事有关之人物接触，均证实陈氏之故事真实性。其中文件包括孔祥熙甚至宋美龄之书信等文件。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此为二人结婚照。

这些报道，涉及孔祥熙、宋蔼龄二人在蒋介石与宋美龄婚姻中的作用，蒋与宋结婚的动机以及蒋介石遗弃陈洁如的经过，大都为人们前所未知，对于蒋介石的声望，自然有打击作用，堪称“猛料”了。

由于纽约方面一直找不到阻止陈洁如出书的办法，蒋介石的心情本已相当烦乱。4月26日日记云：“某事之烦扰，尚无具体对付办法，且情形更趋复杂。”4月30日，他在《上月反省录》中写道：“李时敏恩将仇报，殊为心痛，但事先大意，未能从早处理安置，演成不测变化，但亦惟有依法处理而已。”现在，蒋介石得知纽约报界爆出的这些“猛料”后，自然更加烦闷了。

四　陈立夫、俞国华等提出“双管齐下”的办法

4月27日，台湾驻纽约“总领事馆”得到来自台湾的电报，要求转交“俞国华先生”，电称：

奉谕：1、请面告易生兄，此案决由关系人立夫、令侃二兄出面交涉，使馆可暂不出面。2、立夫、令侃二兄所需费用，请先照付。3、送俞部长一万元。[8]

该电首署“原办机关，蒋副秘书长”，末署“建叩。卯感”。说明“建”就是蒋经国，该电仍为蒋经国所发。它透露的信息是，蒋介石认为，阻止陈洁如出书一事不能由具有官方身份的“领事馆”出面，而只能由陈立夫、孔令侃以私人身份办理，并且可以使用金钱手段。俞“部长”，仍指俞国华。

4月28日，江易生致电台北“外交部”报告：

国华兄昨抵此，渠已就本案先与陈、孔、游在纽商谈。（一）决定由陈、孔以当事人地位委托律师去函出版公司警告。如有任何虚构事实，公司应负法律责任。该公司告陈，该书尚有二百余页待整理，其中事实矛盾之处颇多，不易一一证实。经律师去函警告后，或有阻其出版之可能。（二）陈、孔均主派员赴港径商作者，以作根本解决之计。（三）国华兄已将详细情形径电台北，此电谨供钧座参考。[9]

陈、孔、游，指陈立夫、孔令侃与游建文。陈立夫是蒋陈关系的知情人，孔令侃是蒋介石处理此事的被授权人，游建文是最早得知相关信息的外交官员。俞国华抵美后，首先到纽约和他们商量，然后再到华盛顿，和江易生商量。江易生致“外交部”电所报，即系俞国华到华盛顿后所谈。

陈立夫（1900年8月21日－2001年2月8日），浙江省吴兴人。陈立夫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曾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职。1951年移居美国，1969年回台湾定居。

美国虽然是“出版自由”的国家，但是，并不可以听由作者任意胡说，出版者要对书的内容、特别是有无诽谤和人身攻击一类情节负责。从江函可以看出，接受《陈洁如回忆录》的出版公司还是很谨慎的，正在逐一“证实”书中所述情节。因此，陈立夫等就企图利用此点，警告出版公司，提醒其法律上应负的责任。但是，陈立夫、孔令侃等都认为，“根本解决之计”，还是派人去香港，找回忆录的主人陈洁如本人商量。

这前后，希尔的办公室和希尔本人先后碰到不少麻烦。如：有人两次企图破门，进入希尔的办公室。5月1日晚10点，希尔被打得不省人事，躺倒在办公室门后。1965年1月，有人破坏其办公室的重金属网眼纱窗。不久以后，希尔在纽约第45街被人从后面打晕过去，房间被盗，等等[10]。

5月4日，俞国华致电台北“机要室陈主任转呈建兄”，内称：

密。1.侃兄告称，律师信去后，薛尔尚无表示。陈前曾会晤薛尔，彼首谓只负编辑之责。其后又自称，系副代表。彼公司类似一地下印刷工厂，现正设法调查薛尔背景中。2.倘派员赴港，似可向对方透露，如该书出版，我方必在美国循法律途径解决之决心与其所耗费用之浩大，期彼能知难而退。3.弟明日赴南美访问，在离美期间，请径电洽侃兄为祷。[11]

薛尔，即前文与陈洁如签订委托书的纽约商人希尔。陈，指陈立夫。从本电可知，陈立夫本人和希尔面谈过。也委托律师向希尔发出过警告信，但尚无表示，于是，俞国华开始调查希尔的“背景”，同时，建议派人赴港，警告陈洁如，让她“知难而退”。

阻止陈洁如出书之事迟无进展，蒋介石越来越烦躁不安。其5月5日日记云：

令伟转来消息，电文阅之烦闷，可以说近年来各种苦痛刺激之深，而以此时为最甚。今后对某事决不再过问，迅令其依照计划由法律途径解决的方针代为负责进行可也。

令伟，即孔二小姐。5月7日，蒋介石日记再云：

昨（6日）令伟来谈某事及其中文反动报登载此事剪报呈阅，余置之不阅，而交还于彼，令其以后不要再将此事见告，更使余刺激不能受。乃嘱令侃，此事决以法律根本解决，特授权于彼，负责处理之方针。至于今后进行情形，再不必来问我，以免我贻误他事也。

这两则日记充分反映出蒋介石在阅读上述“猛料”之后的烦躁心情，企图摆脱而又难以摆脱，决定听任孔令侃等去处理，不必再来汇报请示。

五　陈立夫出面调解，陈洁如具结保证，不再出书

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之前，蒋介石要陈立夫代表自己去和陈洁如谈判，“讲离异”，陈洁如同意“让开”，陈立夫圆满完成任务[12]。现在，阻止陈洁如出书一事陷入僵局，自然还需要陈立夫出面。

陈洁如1931年离美回国，长住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因其养女患病，打算撰写回忆录赚钱，支付医药费。陈立夫当时正准备自台返美，行前托友人自香港致函陈洁如，加以劝阻。后陈洁如被聘任上海卢湾区政协委员。1961年经周恩来批准，迁居香港，其后，再次萌生出版回忆录的念头。陈立夫得知，再次写信加以劝阻，声称此事“有百害而无一利”，“希望君一如往昔，保持个人伟大人格，重友谊而轻物质，不为歹人所利用”[13]。此信仅署11月4日，年代不明。

1964年10月27日，蒋经国自台北发往时居美国杰克逊城的陈立夫一电，中云：

手书敬悉。弟以兄所提处理本案之三项意见，极为妥当，望兄相机进行。江于今赴港，详情续报，并已另电令侃。弟建敬叩。[14]

“建”，仍为蒋经国。此电表明，为阻止陈洁如出书，陈立夫提出“三项意见”，得到蒋经国的肯定。江，不知何人，疑为律师江一平，曾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律师公会常委。当年蒋、陈结合的“证婚人”。1949年去台。处理蒋、陈分离的善后事宜，自然他出马很合适。

11月5日，“建”再致陈立夫一电，中云：

江去港已一周。经考虑后，此时请勿与司贝楼书局接触，究以如何为妥，望洽令侃兄。弟建叩。[15]

此电表明，除派“江”去香港和陈洁如直接磋商外，蒋经国建议，不和纽约的出版商联系。

香港谈判情况如何，有无曲折，不得而知。2012年，我在台北会见陈立夫先生的儿媳林颖曾女士，承她出示保存的陈洁如的亲笔收据，其内容为：

兹由立夫先生交下洋15万元正。该款业已如数收讫。此后洁与介石双方恢复自由，一切行动与对方无涉，特立此据为凭。

陈洁如具

12月卅日

这就很清楚了，蒋家拿出15万美金，陈洁如保证不再出书，从此双方关系了结。这就是陈洁如回忆录被尘封近三十年的原因。

多年后。陈立夫回忆此事经过，与人有一段问答，节录如下：

陈：“她回到香港，又写信给我，要我替蒋公想法子接济她，蒋公要我另外寄了一些钱给她。又隔了多少年，她左右的朋友遍对她说，你为什么不写一本回忆录呢？印出来可以有用的，所以，她写了，给纽约的一个书局拿了去，后来蒋经国知道了要我与孔令恺（侃）去要回来。”

问：“那花了一些钱吧？”

陈：“这个钱也是孔令恺（侃）出的。拿了回来，可是陈留了一份copy，拿回来以后，我们又给陈洁如一些钱，有人要利用陈洁如敲竹杠。”[16]

陈洁如的上述收据被陈立夫收藏在一个信封里，封套书“有历史性文件”，为陈立夫亲笔。封套内除陈洁如的照片外，还保存着一首标题为《无题》的新诗，下署“30、11、29、重庆”等字，应系1941年重庆时期的作品。蒋介石偶尔写几首旧诗，但从来不写新诗，因此，此诗应为抗战爆发后，陈洁如自上海与蒋再见后的赠蒋之作。

林颖曾女士告诉笔者，陈洁如交回的除回忆录外，还有蒋介石写给陈洁如的情书多通，可惜都被陈立夫先生烧毁了。

不知道是谁，在美国胡佛档案馆保存了全套陈洁如的英文打字稿，在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保存了一份英文摘要本。笔者1990年访问美国时，读到了英文摘要本，在胡佛档案馆得知藏有英文全本，但第二天要离美访日，行程已定，无法更改，只好怏怏离去，所幸1990年终于被人发现，最终得以面世。

六　陈洁如回忆录大量作伪，价值不大

1990年，在近三十年尘封之后，陈洁如回忆录终于公之于世。然而，检阅该书，作伪太多。其回忆政治部分，几乎全假，所引当时公私文件，均是赝品。例如1926年12月由汪精卫和鲍罗廷联署的《致国民党全体党员之命令》，且不说其内容和时事多有不合，汪精卫当时并不在国内，即以汪、鲍联署这一点而论，也是对后来中共军事布告的一种拙劣的模仿，北伐时期并没有这种布告样式。作伪者凭借自己一点可怜的历史知识大胆杜撰，结果弄巧成拙，反而露出了作伪的马脚。

陈洁如和蒋介石同居的时候，还只是个女孩子，不懂政治，也对政治不感兴趣。她在和蒋介石分手的时候，不会保留大量政治文件。现在书中所引，显系捉刀者李时敏所编。其目的是增加回忆录的分量和卖点。出版之后，一时被鼓吹为民国史的“黑匣子”，将导致重写民国史云云。然而，这些貌似近真而破绽百出的假货自然逃不过行家的眼晴。台湾的蒋永敬教授曾撰文，指出该书的四五十条失真之处，《传记文学》主编刘绍唐先生不登，坦率地向蒋永敬教授说明：“我总不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笔者闻讯，遂将自己的文章《果真要改写民国史吗——陈洁如回忆录的产生、遭遇及作伪举证》投寄香港《明报月刊》，在该刊1993年4月号刊出了。

笔者原来在文章中说过，《陈洁如回忆录》其中“回忆个人生活部分可能真实性较大，而回忆政治大事部分可能真实性较小”。现在看来，其“回忆个人生活部分”问题也很多。最明显的错误是，陈洁如回忆和蒋介石结婚的日子是1921年12月5日，地点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旅馆的大宴客厅，然而，蒋母于当年6月14日去世，11月23日下葬，蒋介石自10月8日至12月11日，一都在溪口忙着安葬母亲，没有离开。12月5日这一天，蒋日记所记为“往访萧王庙孙氏母舅”。萧王庙，在奉化西北，溪口镇之东，蒋介石何能在一天之内既到萧王庙探视母舅，又在上海结婚？据蒋日记，12月12日，蒋介石离开宁波，13日到上海，日记云：“投宿大东旅社，璐妹迎侍。”陈洁如早年名“陈璐”，看来，这一天才是蒋、陈结合的日子。称“迎侍”，而不称结婚，可见，蒋介石没有当成一件大事或喜事来办。

如果陈洁如对自己和蒋介石结合的日子、地点都记错，其他的生活情节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恐怕也要多打几个问号。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谢起章写过一本书《陈洁如是蒋介石的夫人吗》，1997年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可以参看。

写回忆录，最根本的要求是真实、准确，最忌加油添醋，尤忌虚构想象，更忌胡编乱造。一有虚构，立即失去其回忆录的价值。

注释

[1] 《陈洁如女士拟著书》，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819/0024。

[2] 同[1]。

[3] 同[1]。

[4] 台北“国史馆”档案，002-080200-00644-094，1964年4月20日。

[5] 《陈洁如女士拟著书》，819/0024。

[6] 《蒋介石日记》，美国胡佛档案馆藏，以下同，不一一注明。

[7] 《蒋介石日记》，1921年9月24日。

[8] 台北“国史馆”档案，002-090200-00644-097，1964年4月27日。

[9] 《陈洁如女士拟著书》，819/0024。

[10] 参见杨天石《果真要改写民国史吗——陈洁如回忆录的产生、遭遇及作为举证》，香港《明报月刊》，1993年4月号，收入《哲人与文士》，《杨天石近代史文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54～664页。

[11] 台北“国史馆”档案，002-080200-00666-013，1964年5月4日。

[12] 《拨云雾而见青天》，近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630页。

[13] 参见杨天石《果真要改写民国史吗——陈洁如回忆录的产生、遭遇及作为举证》，香港《明报月刊》，1993年4月号，收入《哲人与文士》，《杨天石近代史文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54～664页。

[14] 台北“国史馆”档案，002-08020 0-00645-007，1964年10月27日。

[15] 台北“国史馆”档案，002-080200-00645-010，1964年11月5日。

[16] 《拨云雾而见青天》，第631页。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2

杨天石　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杨天石著．——重庆：重庆出版社，2018.8（2018.11重印）

ISBN 978-7-229-12935-4

Ⅰ．①找…　Ⅱ．①杨…　Ⅲ．①蒋介石（1887-1975）－人物研究　Ⅳ．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7770号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

ZHAOXUN ZHENSHIDE JIANGJIESHI：JIANGJIESHI RIJIJIEDU 2

杨天石　著

策　　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徐宪江　伍志

责任编辑：徐宪江

特约编辑：王佳敏

营销编辑：张宁　胡刚

责任印制：杨宁

装帧设计：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bjhztr@vip.163.com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3.25　字数：320千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2次印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再版说明

作者自序

第一辑 国内政治

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一 两党的思想、理论与策略分歧

二 促成两党破裂的国内外因素

三 两党关系从合作向破裂的演进

四 两党破裂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

蒋介石与北伐时期的江西战场

一 孙传芳出师援赣

二 孙蒋谈判与孙张结盟

三 蒋介石决策进军江西与程潜首攻南昌

四 蒋介石入赣与再攻南昌

五 三攻南昌与江西战场的胜利

蒋介石建议两党合并

一 蒋介石向中共提出“废除苏维埃政府”等四项要求，日记中破天荒地出现“开放党禁”等内容

二 两党谈判加速，蒋介石改“剿共”为“编共”

三 中共提出四项保证，蒋介石提出“彼此要检讨过去”，要求中共“与他永远合作”

四 中共提议建立“民族统一联盟”，蒋介石提议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

五 中共同意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蒋介石既想利用共产党，又害怕共产党

六 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蒋介石决定“对中共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

七 同题异旨，蒋介石想“合并融化”，共产党想“独立自主”

八 毛泽东表示，国民党有“光荣的历史”，有孙中山、蒋介石“两个伟大的领袖”

九 蒋介石反对“跨党”，坚持“合成一个组织”，拟约毛泽东面谈

十 周恩来明确答复：两党合并“不可能”，谈判最终破局

十一 国民党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两党关系转入多事之秋

十二 两次合作与分裂，历史何其惊人地相似

第二辑 对日策略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应对

一 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

二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反应

三 从劝汪赴欧到开除汪的党籍

四 刺汪未中，汪精卫发表《举一个例》

五 争取龙云站到抗战一边来

“桐工作”辨析——真真假假的中日特务战

一 谈判过程与日中两方记载的异同

二 军统局对张治平的审查与“桐工作”的结束

三 张季鸾企图借机拆穿日方“把戏”与中日秘密谈判的延续

四 “宋子良”是冒牌货，蒋介石的亲笔“委任状”等是伪件

五 日方急于求和，军统借机玩弄日方

第三辑 国际外交

跟德国还是跟英、美站在一起？——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一次重要选择

一 英国对日妥协，孙科、白崇禧等主张“联德、绝英、疏美”

二 蒋介石坚持中国外交政策不变

三 中国避免了二战后沦为战败国的噩运

拒绝德国拉拢，阻挠德日会师印度洋——抗战期间中德关系探秘之一

一 德国继续调停中日战争，蒋介石一再拒绝

二 德方多次与桂永清会谈，要求秘密缔结《中德军事密约》，合攻印度

三 德、日的“会师”计划与蒋介石拒绝德国拉拢的意义

四 纳粹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蒋介石与德国内部推翻希特勒的地下运动——抗战期间中德关系探秘之二

一 德国内部反纳粹力量求助于蒋介石

二 蒋介石决定派齐赴欧，联络德国反纳粹力量

三 齐赴欧，转报反纳粹力量的举事时间和条件

四 德国军队中的反对希特勒运动与1944年的未遂政变

宋美龄与丘吉尔

一 反对丘吉尔的“先欧后亚”论，批评其战后排挤中国的图谋

二 不访问英国，不和丘吉尔见面

蒋介石与尼赫鲁

一 尼赫鲁访华，会见蒋介石，确定中印两党合作原则

二 蒋介石亲自策划戴传贤访印

三 蒋介石夫妇访印，渴望会见甘地与尼赫鲁，英印政府多方设限

四 蒋介石与尼赫鲁的三次谈话

五 蒋介石向英方进言，英印谈判失败

六 蒋介石要求罗斯福出面调停，罗斯福劝蒋不采取行动

七 蒋介石为甘地、尼赫鲁的被捕呼吁，不理睬丘吉尔的访华示意

八 为印度独立尽力，叮嘱尼赫鲁不可继承英国的西藏政策

第四辑 迁台前后

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

一 事件的两重性：抗暴与骚乱

二 三驾马车，三种政治诉求

三 蒋介石的“怀柔”决策与措施

四 派兵始末及其评议

蒋介石反对用原子弹袭击中国大陆

一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杜鲁门考虑使用原子弹

二 蒋介石计划反攻大陆，美国空军方面向蒋介石表示，可以出借原子弹

三 使用“战术核武器”？

国民党迁台与蒋介石的反省

一 蒋介石与台湾的因缘

二 蒋介石在内战中频频失败，目光转向台湾

三 蒋介石进驻台湾，成立总裁办公室

四 西南梦碎，国民党完全撤出大陆

五 蒋介石的反省

六 正确或不正确的反省都深刻影响了台湾历史的发展进程

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

一 张学良奉命回忆

二 蒋经国要求写出西安事变的全过程

三 蒋介石要求驳斥“成交”说

四 张学良要求“受训”

五 蒋经国为张学良的回忆定稿

六 《忏悔录》风波

七 回归本真

第五辑 婚姻家庭

蒋经国怎样从苏联归来

一 经国留苏不归

二 蒋介石拒绝宋蔼龄以承认《伯力协定》换取蒋经国回国的建议

三 再次拒绝宋庆龄以牛兰夫妇交换蒋经国的建议

四 共产国际决定派蒋经国回国，蒋经国向季米特洛夫保证：“您的全部指示都将完成”

五 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相会

附录

中国抗战与美英苏三大国的关系

中国抗战的三个艰危时刻

一 面对日本侵略，中国政府为什么没有立即反击？

二 中国抗战的艰危时刻

三 如何评价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珍珠港事变前的中美交涉

再版说明

本书2010年由华文出版社出版，出版当年，获南方读书节“最受读者关注的历史著作奖”。此次再版，较之原版，篇目上做了局部调整。

原版中的以下四篇，因已收入本社2015年9月出版的（插图增订版）《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1）》，故此次再版，不再收入本书：

“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蒋介石正告丘吉尔：“藏事为中国内政”

史迪威假传罗斯福旨意，策划暗杀蒋介石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

原版中的以下两篇，因已收入本社于2015年11月出版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此次再版，不再收入本书：

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

蒋介石与韩国独立运动——对待亚洲国家的态度之一

此外，原版中的《蒋介石在台湾“复职”与李宗仁在美抗争》一文，已收入本社于2015年12月出版的《追寻历史的印迹——杨天石解读海外秘档》，文章题为《蒋介石“复职”与抗争》，因此不再收入本书。

以下3篇蒋介石研究的文章，从杨天石先生已出版的其他著作中选取，收入本书：

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蒋介石与北伐时期的江西战场

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

2015年6月14日至17日，杨天石先生先后在南京、杭州、上海三地进行了关于抗日战争的演讲，演讲题目分别是《中国抗战与美英苏三大国的关系》《中国抗战的三个艰危时刻》《珍珠港事变前的中美交涉》。演讲记录稿经过整理，将其作为附录收入本书。

现全书共收专题研究15篇，附录3篇。《作者自序》保持原状未动。编辑过程中，对书稿中出现的台湾当局“政权”系统和其他机构的名称及官职，如“国史馆”“中研院”“总统”“外交部”等，由编者视情形加了引号。此外，我们为大部分文章加了插图，共80余帧。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季我努学社社长范国平先生热心出谋划策，为编者提供了很多建议和帮助，特此致谢。

编者

2018年

作者自序

本书是拙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的第二辑。

人的正确的历史观念从哪里来？答曰：从史实研究中来。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检验一切历史观念的标准。符合史实的观念是正确的，反之则为谬误。既往的一切历史观念都要经受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的检验。正确者坚持，不正确者修正。这是历史学不断发展、更新的基础，也是必由之路。

不研究史实，不可能获致正确的历史观念，这是常识。但是，有时人们面对史实，却也未必就能得到正确的观念和判断。这是因为，人的思维，包括人的历史研究活动，都常常受到许多主客观条件，如立场、利益、环境、经历、经验和知识结构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有时有助于人们的认识，有时则反之。生活中常见的情况是，史实明明摆在那里，有的人就是看不到，看不全，或是看到了也不承认，甚至做出超越常情的另类解释。历史学家的责任和可贵之处，就在于能摆脱各种不利于其研究活动的制约因素，尽最大可能还原历史真相，使人的历史观念符合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

众所周知，在近代中国史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两次分裂，并有过多年对峙。合作的时候，双方并肩对敌，同生共死；分裂的时候，刀兵相见，不共戴天。这种合作和分裂自然会对人们的认识活动造成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1945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曾经特别提到一种负面的影响——“内战时期的情绪”。他说：

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这是反映了内战时期的情绪。

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1]

毛泽东所指的“内战时期”，说的是中国现代史上1927年至1937年那一段。那时候，国共两党彼此互斥为“赤匪”与“白匪”，你杀我，我杀你，彼此都杀红了眼，自然，作为国民党的创建人的孙中山在部分共产党人的眼中会变形，觉得不值得尊崇，可以“不要”了。毛泽东在另外的场合还说过：“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2]毛泽东的这段话讲明了另外一个影响人们认识的因素，这就是人们在不同时期的利益需要。

孙中山作为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的地位，今天已经得到举世公认。为什么在1927年至1937年的内战时期不受许多共产党人的欢迎，毛泽东讲得很清楚，那是“内战时期的情绪”。毛泽东提出：“现在不同了。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克服。”人们从这一段话里，完全应该得到启示：在历史研究中，要注意克服、摆脱各种不利于获致正确认识的制约因素。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过多年仗，人们有“内战时期的情绪”是必然的，这种“情绪”影响人们的观念以至历史研究也是必然的。不妨举两个比较突出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消灭欧洲的德国法西斯和亚洲的日本法西斯的先后次序中，有所谓“先欧后亚”，或“先亚后欧”的分歧。蒋介石是主张“先亚后欧”的，多年来，中华民族深受日本侵略之苦，蒋介石持这一主张完全可以理解，然而，蒋的这一主张却曾经被批判为企图借以延长法西斯德国和一切法西斯，包括蒋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的寿命。这大概可以算作“内战时期的情绪”了吧？

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民族战争，两党都各自作出了自己的贡献。2005年9月，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应该承认，这段话不仅完全没有“内战时期的情绪”，而且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对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作了科学的、符合实际的评价。

毛泽东说过：“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3]蒋介石不是孙中山，蒋介石做的好事也不能和孙中山相提并论，但是，他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后来和共产党两次合作，领导过北伐和抗战，晚年迁台后，又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建设台湾，总还是做过若干好事的。在促进和发展海峡两岸和平关系的今天，人们自然应该按照“历史辩证法”的要求，将他“讲完全”。鉴于“内战”时期，特别是1946年至1949年的第二次“内战”时期，人们高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自然集中于讲他的“过”，其中有些讲得对，有些可能讲得不对，或者讲过头了。这就需要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掌握一切有价值的史料，首先厘清史实，尊重史实，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真正地展开“百家争鸣”。蒋介石研究如是，国共关系史的研究也应当如是。

对于蒋介石的评价，历来的看法不外分三种：一是有功无过，一是有过无功，一是有功有过。本书作者持第三说。至于何者是功，何者是过，何者是主流，何者是支流，当然可以讨论，也需要讨论，然而，历史是实证科学，无征不信，没有充分、可靠的史实作支撑，人们难以提出任何经得起颠扑摔打，可以取信于天下万世的结论。蒋介石一生经历的大事很多，必须一件件、一项项，逐件逐项地加以研究，只有在这种研究做得比较深入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综合，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比较科学、比较准确。倘若不充分掌握资料，不研究史实，拘守某些既往的观念，局限于“内战时期的情绪”和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做出的某些结论，排斥任何有理有据的新探索，恐怕无助于揭示历史真相，无助于两岸和平关系与政治互信的建立，当然更无助于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

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的依据当然是人物的言与行。蒋介石日记由于主要供个人使用，生前并未公布，其中有比较多的政坛秘密和个人内心世界的记述，因此，值得治史者重视。但是，仅仅依靠日记是不够的，必须根据大量的档案、文献，钩沉索隐，稽查考核，才可能揭示奥秘，有所发现。本书中的若干文章，所依据的蒋氏日记不过几句话，但所依据的档案和文献，却是著者多年奔走于太平洋两岸的结果。

本书和第一辑一样，仍然是一件件、一项项的专题研究。全书共收文21篇。其中16篇是新作，另几篇原据大陆及台湾收藏的蒋介石日记的摘抄本写成，此次收入，根据近年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原稿本作了修改和校订。[4]其中有两篇，只采用了原作中的片段，全文几近重新写过。此书出版之后，笔者将继续写作第三辑。

本书写作中，东方历史学会蒋介石项目组给予支持，蒋方智怡女士惠允引用蒋介石日记，美国胡佛研究院郭岱君、曹琍璇，斯坦福大学乔志健，台北“国史馆”吴淑凤，政治大学刘维开，北京大学杨奎松、臧运祜，《南方都市报》刘炜铭，复旦大学王丽，中国人民大学杨雨青，本所闻黎明、黄道炫、张俊义、罗敏、贾亚娟等教授、女士、先生给予各种帮助，谨此致谢。

杨天石

2010年1月19日，北京

注释：

[1]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2]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21页，人民出版社，1996。

[4]　此次再版，对原版篇目进行了部分调整，详见“再版说明”。——编者注

第一辑　国内政治

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1922年8月末，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协助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可以视为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起点。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延至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终结。这五年不到的历史给了中国社会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一直到今天，海峡两岸都还处在这种影响之下。研究并正确地阐释这一段历史，是历史学家无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国共两党对这一段历史的解释几乎完全不同，海内外史学家对它的认知也多有差异。我们必须超越长期以来两党对峙的政治架构，拨开烟雾，剥离由于敌意而涂附于历史的层层油彩，在百家争鸣中攻难切磋，才有可能揭示历史本相。

一　两党的思想、理论与策略分歧

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是“穷”“弱”“落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所以能进行合作，首先在于两党都渴望改变这种状态，拯救祖国，振兴中华，并且都不仅以一般的“政治革命”为满足，而要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孙中山声称：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好朋友，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应视为由衷之言，而不是基于一时的策略。但是，无可否认，两党的思想、理论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后来发展为两党分裂的思想因素。

其一是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孙中山认为，资本公有、土地公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中国的问题是“大贫”和“小贫”，资本主义还没有出世。这样，他就在力图预防资本主义祸害的同时，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留下余地。《实业计划》宣称，国家只经营对国计民生有重大意义的大工业，至于此外的事业，则不妨任由老百姓去经营，国家以法律保护并奖励之。20世纪20年代，苏联从军事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这更加强了孙中山的一种认识，连苏联这样的国家都没有资格建设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更何况中国！[1]当时，西方某些有识之士已经在探求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出现了若干为当年马克思所不曾见到的情况，例如工时缩短，工人的工资、福利有较大增长等。孙中山据此判断，资本主义还有强大的活力，从而对是否必须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产生疑问。他说：“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用功几十年，所知道的都是以往的事实。至于后来的事实，他一点都没有料到。所以他的信徒，要变更他的学说，再推到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上主张要推倒资本家。究竟资本家应该不应该推倒，还要后来详细研究才能更清楚。”[2]

三民主义（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是中国国民党信奉的基本纲领。三民主义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构成，设想通过三民主义的实施能够“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进而实现国富民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图为孙中山题写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的战友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受过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五四运动之后，蒋介石阅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日本坊间出版的社会主义著作，也接受过日本具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认为有进行“社会改革”的必要。[3]从蒋介石早年的日记看，他对中国的地主和资本家均无好感，但是，他所设想的“社会改造”仍然限于“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改良和提高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1923年11月，蒋介石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季诺维耶夫在报告中认为三民主义只是“革命初期的政治口号”，警告中国国民党“不应用中国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去取代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4]这些话蒋介石听起来自然很不舒服，答辩说：“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几天后，共产国际主席团作出决议，要求国民党人“不仅要消灭外国资本的残酷剥削，而且也要消灭本国资本的残酷剥削”，蒋介石在日记中批评其为“浮泛不切”。在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上，蒋介石早期的认识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三民主义范围广大，包括一切社会主义，所谓共产主义、集产主义，“都是三民主义之一部分”；[5]第二，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同为革命主义，利害完全相同，但在方法和时期上“有分别”，可以“互相为用而不相悖”；[6]第三，三民主义适用于现在，共产主义适用于将来。“民生主义到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7]第四，中国人大多数属于小农阶级、小资产阶级，“使用共产主义口号将使他们加入反对派阵营”，因此，根据“现在的国情”，“无论如何只能够实行三民主义，不能实行共产主义”。[8]基于上述认识，他一方面表示，“必能包括共产主义始为真正之三民主义”，同时又表示，“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9]透过这些两面兼顾而表述并不很清楚的话语，可以发现，蒋介石推崇和强调的重点始终是三民主义。1925年9月，他发表演说称，“三民主义是我们中国革命唯一的中心”，“唯一的主义”。[10]12月，在《为西山会议告同志书》中称，三民主义可以“垂之百世，推之世界”。[11]次年1月，又发表演说称，三民主义是“救国救民的根本主义”，“苏俄同志，不但是不要我们施行共产主义，而且崇信三民主义”，“苏俄目下所行的政策，就是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12]“清党”时，他用以反共的理由就是这种三民主义“唯一”说和“根本”说。[13]和国民党人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上始终是坚决而明确的。中共认为，由于中国落后，资本主义在中国虽有进步意义，可以在适当时期适当范围内容许其发展，但是，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有朝一日，必须坚决、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剥削。毛泽东在比较两党的革命目标后认为，国共两党的“最低纲领”大致相同，但是，共产党在“最低纲领”之外，还有“最高纲领”，而国民党则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毛泽东所说的“最高纲领”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共产党最担心的是，“国民革命”之后，中国会出现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向资本主义道路发展。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和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时就提醒自己，这种联合只是“暂时”的，“民主派打倒封建以后，他们为自己阶级的利害计，必然要用他们从封建夺得（的）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14]因此，中共在参加“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总是力图确保这一革命要向“共产革命”转化。

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前途与中国革命的现实两者之间的矛盾，国共两党都曾有人作过“两步走”的设想。中共二大提出：“我们无产阶级有自己阶级的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和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因此，无产阶级还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15]。一年之后，蒋介石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也在向苏方提交的备忘录中说：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实行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第二阶段才是宣传共产主义，实行“经济革命”“社会革命”。[16]但是，两党对“第一步”所需时间的长短却大有差异。1927年3月，国民党的吴稚晖和共产党的陈独秀在上海有过一次谈话。吴稚晖认为，在中国实行共产需要200年以上时间，陈独秀认为，建成共产主义只需要20年，吴稚晖坚决表示不可能，声称即使建成了，也一定是“赝品”。他说，按照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说法，国民党的生命不是只有19年了吗？[17]陈独秀的说法当然只是他个人的一时估计，未必经过深思熟虑，但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却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时期内的普遍愿望。

孙中山在进行“国民革命”时主张采取暴力形式，用武装斗争推翻旧政权，但是，在进行“社会革命”时，却坚决反对暴力。他说：“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冲突。”[18]因此，他重视“调和”的作用，主张调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促成人类进化的“经济能力”。[19]早年，孙中山曾经明确主张“不稼者不得有尺寸土”，但是，在设计“平均地权”理论时，孙中山却主张由地主自报地价，当地价提高时，原价为地主所有，增价则由国家征收，为全民造福。这一理论剥夺了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垄断，但是，也照顾到了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改革方案。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方案，显示出他准备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但是，即使这一时期，孙中山所考虑的，也还是“和平解决”，即使农民得益，而又使地主“不受损失”的方案。[20]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人继承了孙中山的“调和”思想，以全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蒋介石明确声称：国民党是代表“各阶级利益的党”。[21]1925年11月，蒋介石读《泰戈尔传》，赞许泰戈尔“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批评列宁“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后来，又进一步批评马克思“以恨人为其思想出发点”。显然，他也是阶级“调和”论者。[22]

在革命屡遭挫折后，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图为1923年秋，孙中山主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的预备会议后合影。

前期，蒋介石和共产党合作时虽然说过，“有了阶级便免不了争斗”，“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国民党也不必反对它”，但是，他主张，这种斗争，“总以不妨碍国民革命为限”，而且要“在革命统一指挥的范围以内”，“使农工运动得收实益而又不破坏联合的战线”。[23]到了“清党”之后，蒋介石就完全反对阶级斗争，宣称“要各个阶级合作，不是要一个阶级的专政”了。[24]台湾时期，国民党人进行土地改革，兼顾地主与农民的利益，就是“调和”“合作”思想的体现。

共产党人高度重视“阶级斗争”，视“阶级斗争”为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中共二大宣布中共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25]1924年，陈独秀在广东演讲，明确宣称：共产主义者“立脚于阶级斗争的原则上面”，“每个步骤都必须用革命的方法，不能采用改良的方法”。[26]自然，中共坚决反对“阶级调和”。二大宣称“资本家与工人中间没有相同的点，他们中间利益的冲突，是不能调和的”。[27]1925年1月，中共四大批评国民党“在群众中有造成阶级调和观念之危险”，要求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工作中，“对于各种运动，须努力保存阶级斗争的成分”。[28]中共指示：即使“遇着那种民族主义的官吏、军阀、企业家”时，也应该“指导工人对他们进行决不让步地斗争，只能使他们让步以求工人的赞助，决不能使工人受他们的影响而灭杀自己阶级斗争的攻势；并且我们应当利用民族主义者对工人的联络，而得步进步地向资本进攻”。[29]中共所提倡的这种“阶级斗争”不仅体现于以暴力夺取政权，而且体现于以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在社会和经济领域进行革命。毛泽东的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所指并非战争暴力，而是湖南农民对“土豪劣绅”的各种各样的斗争。

还在《民报》时期，孙中山等人就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提出“不平等条约”这一概念，可以说是孙中山等人的一项贡献。但是，在策略上，孙中山由于孤立无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不尽量争取资本主义列强的援助。因此，《民报》六大主张中有一条，就是要求世界列国赞助中国之革新事业。武昌起义后，孙中山风尘仆仆，奔走于美、英、法诸国，目的是争取他们的经济援助和政治中立。只是在晚年，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共的影响下，才逐渐对列强强硬起来。国民党二大前后，国民党日渐左倾，反帝的态度愈益鲜明强烈，蒋介石也多次表态，要坚决“打倒帝国主义”，但北伐进行中，他逐渐倾向于“首先单独对付一国”，避免帝国主义组成联合战线，使中国“处处受敌”。[30]1926年8月，他在长沙发表对外宣言称：“其有赞助吾国之国民革命者，皆以最亲爱之友邦视之；其有妨害吾国之国民革命者，皆与四万万人民共弃之。”[31]同年11月，蒋介石派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目的之一是争取共产国际赞成国民党对列强的态度：利用矛盾，区别对待。[32]同一时期，国民党中央决定派戴季陶访日，目的即在于安抚日本，使之与中国友好相处，“冀其朝野贤达，知武力侵略乃自害害人，终归失败”。[33]1927年初，汉口发生群众集体冲击英租界事件，汉口和九江租界相继收回，英、美、日担心上海租界的命运，协议增兵来华。此后，蒋介石多次向列强传递讯息，说明自己奉行的外交方针是：尊重历来的条约，不采取非常手段和直接行动加以废除，一定负责偿还外债，充分保护外国企业。[34]他私下对他旧日的日本老师小室静透露，上海租界自应收回，但“若各国对于此合理的要求不予采纳，则更讲求他种手段”。[35]

与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则始终主张坚决地不妥协地打倒帝国主义。1922年6月，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中国的反帝运动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迅速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36]为此，中共批评国民党在列强面前表现软弱，“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国或美国，却与日本亲善，或反对帝国主义的日本，却与英美亲善”。陈独秀将这种情况称为“半国民运动”，是“不彻底的国民运动”。[37]中共尤其激烈地批评国民党寄希望于列强援助中国革命，称之为“求救于敌”。[38]

孙中山在长期争取世界列强援助中国无效后，转向苏联，确定联俄政策，但是，国民党内有一部分人始终怀疑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的目的，不满意于苏联对蒙古的控制。蒋介石1923年访苏，要求在库仑建立军事基地，并自蒙古向北京进军，推翻直系政权。这一要求遭到苏俄的坚决拒绝。此后不久，蒋介石即在致廖仲恺函中尖锐地批评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对中国怀有祸心。蒋的这一态度被孙中山批评为“顾虑过甚”。[39]此后，蒋一度高唱联俄，否认苏俄有侵略中国的意图，甚至表示：“对于俄国同志，只怕他对于世界革命不肯负责任，而不要怕他来揽权窃柄。”[40]但是，蒋介石是一个要求“独立自主”的人，北伐开始后，蒋介石即逐渐表现出摆脱苏俄顾问控制的企图。1927年初，鲍罗廷在武汉一次宴会上借批评张静江为名，当众、当面批评蒋介石，使蒋感到“奇耻大辱”。[41]“清党”时，他就公开喊出：“中国民族当有处分自己之权”，“东交民巷的太上政府断不能代之以鲍罗廷的太上政府”。[42]

中共则在长时期内相信和依靠苏联。1922年，中共二大在《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中提出：“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也是全世界工人和农人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国家对抗的壁垒。”《议决案》号召中国工人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卫无产阶级的祖国”。[43]在国家关系上，中共则要求“中俄亲善”，经济、政治合作。[44]

孙中山题赠给蒋介石的字幅：“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题中称“介石我兄”，表达了对蒋介石的期望。

“扶助农工”，这是两党一致同意的政策，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以农工为主体的群众运动的态度上。蒋介石在北伐开始时，即斩钉截铁地宣布：“在本党和政府之下，罢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动。”[45]北伐进程中，在中共的领导或影响下，广东、湖南、湖北地区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有“三日一小罢，十日一大罢”之势。运动中，工人的社会地位、工资水平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也出现了若干“左”的倾向，例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每日四小时以下”，以及捕捉店主，捆绑游街，等等。[46]对此，蒋介石曾主张双方“调和”。他向商人呼吁：不要拒绝工人的“急迫的要求”，保证“本党与国民政府断乎不会蔑视商人”；又向工人呼吁：“急须受本党指挥”，“非但不该仇视商人，并且须在可能范围内急谋谅解”。[47]但是，此后的工人运动并没有按蒋介石所允许的轨道发展，蒋介石对工人运动的不满和敌视日渐强烈。1927年3月，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枪杀赣州工人领袖陈赞贤，左派要求严惩，而蒋则对倪持明显的袒护态度。

1924年孙中山于北上前夕，签署过一项命令，减少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48]1926年7月，中共中央将之纳入《对于广东农民运动决议案》。[49]同年10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将之纳入《左派政纲》，成为两党一致同意的纲领。[50]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减租减息斗争掀起。这时，社会尚无明显反对意见。不仅如此，由于湖南等地的农民、农会欢迎北伐军，积极为北伐军带路、担架、侦探，因此，国民党将领对农民运动颇有好感。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各村人民与农会有迎于十里之外者，殊甚可感。农民协会组织尤为发达，将来革命成功，当是湖南为最有成绩。”[51]关于“耕者有其田”，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在内，理论上都是接受的。1926年8月，蒋介石曾从湖南前线致电在广州的张静江和谭延闿，要他们和鲍罗廷商量，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土地制度委员会，研拟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52]分歧主要在于实行时机、办法、手段和对两湖农民以各种方式斗争土豪劣绅，自行插标分田的态度上。自1927年2月起，毛泽东多次为湖南农民运动喊好，称颂农民完成了“四十年乃至数千年来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毛当然也看出了运动中存在“左稚之病”，如：有五十亩地，即为“土豪”，穿长衫，即为“劣绅”，以至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以及农民斗地主的手段“出于法律之外”，当时的乡村已“陷于无政府状态”，等等。但他认为，“矫枉必须过正”，这一切都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过分一点也是对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53]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则与毛泽东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们声称湖南农民运动是“无条理暴动”，视为对社会基础的“大破坏”。[54]武汉国民党中央于1927年5月发布《保护公正绅耆训令》，指责农民“扰乱破坏公共秩序”，“无异于反革命，应由各地党部随时制裁”。[55]一个赞誉为“奇勋”，一个愤而要“制裁”，两者的距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56]

1924年11月3日，孙中山视察黄埔军校，并作北上前的临别演说。前排孙中山右侧者为蒋介石。

国共两党在思想、理论、策略上还存在其他种种分歧或相异之点，这里不能一一列举。

二　促成两党破裂的国内外因素

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形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即所谓“党内合作”。采取这一形式是孙中山本人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共同意见。对于这一形式，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领袖们长期想不通，多次抵制，在勉强接受以后，又曾多次要求退出，只是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压力，“党内合作”才得以维持到1927年。“党内合作”，在部分国民党人看来，无异是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他们既担心共产党掌握国民党大权，“赤化”国民党；又对不时出现的来自共产党的批评感到恼火，更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组织“党团”，发展共产党员感到疑虑不安。因此，从孙中山决定“容共”之日起，国民党内始终存在着一股反对“容共”的力量。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孙中山建言、上书，要求和共产党“分家”，各自独立。孙中山在世时，这一派被压制着；孙中山逝世后，这一派先是亮出自己的主义——戴季陶主义；继而形成自己的派别——西山会议派。

列宁最初在苏联实行军事共产主义。20年代，改行“新经济政策”。与此相应，在中国推行的政策也具有稳健性。国民党一大提出的“节制资本”，既是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的一贯思想，也和“新经济政策”若合符节。因此，孙中山曾高兴地宣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他的民生主义。但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即着手改变列宁的既定路线，苏联的内外政策逐渐“左”倾。与此相应，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向强硬、激烈方向变化。从强调联合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共同革命，改变为警惕“同路人”变质，准备“分手”。1926年12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运动的基本力量将是革命性更强的联盟——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把大部分大资产阶级排除在外。”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做出选择：“是同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势力维持联合，还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同农民的联盟。”[57]布哈林在会上严厉批评中共害怕资产阶级反对，进行“土地革命”不力，迫使中共代表谭平山在会上做出检讨。此后，中共部分领导人力图紧跟共产国际的步伐，另一部分则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持消极和抵制态度。中共内部的“左”“右”倾斗争趋于激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找不到整合的意见和办法。

在苏联和共产国际鼓励和支持中国“激烈派”的同时，列强则期待中国出现“温和派”。对于中国革命，列强自然是不喜欢的，部分极端分子甚至有过武装干涉的打算，但是，列强出兵又是极为审慎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列强希望革命营垒中出现“温和派”，推行其可以接受的政策。早在1926年1月，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J. W. R. Macleay）就提出：“我们最重要的方针是就此住手，静观其发展，以期中国即将来临的事件导致广州的布尔什维克势力削弱，更温和的党派在那里占优势。”[58]同年4月27日，美国驻广州领事詹金斯（D. Jenkins）致函驻华公使马慕瑞（J. V. A MacMurry）说：“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如果国民党内的温和派一旦获得完全统治，整个形势将大为改观。”[59]在经过相当时期的观察、研究后，列强逐渐认为蒋介石就是这样的“温和派”。

1927年3月，蓝普森（M. W. Lampson）向英国政府报告说：蒋介石“现已显示出国民党温和派领袖的本色，看来他和他的朋友们终于走到挫败极端派及其俄国顾问的转折点”[60]。同月下旬，南京发生大规模的排外事件，多处领事馆、外侨住宅、商店、教堂遭到抢劫，列强借此加紧压迫蒋介石采取行动，镇压激烈分子，维护秩序。30日，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受日本外务省指派，会晤蒋介石称，时机已到“千钧一发的重大关头，弥漫着某些细小事端都可以引起重大事件的危险性”。他要蒋介石“深刻考虑”上海的“治安问题”，蒋则答以“业已体察尊意，一定严加取缔”。[61]

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较充分的发展。以中国银行为例：1917年时，其私人股份为727.98万元，至1927年，增加到1500万元，增加率为100%；1917年时，其存款为14，869，500万元，1927年时，增加到33，049，700万元，增加率为122%。当年，中国已有57家新式银行，其中48家为中国资本的商业银行，共有资本8000万元，存款总额达3亿6000万元，其中80%集中于10家银行。[62]银行业已如此，其他行业的发展状况可以想知。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苦于外资挤压和军阀压榨，希望国家统一和强大。在一段时期内，民族资产阶级对广东革命政府和北伐是持好感的。1926年，上海资本家王晓籁等人组织代表团访问广州，印象良好。但是，广东地区的工人运动发展起来之后，他们对革命逐渐害怕起来。工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罢工，以及不断增长的提高工资的要求都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尤其不能接受的是工人成立工会后，自己就失去了自由解聘员工的权利。北伐军攻下武汉后，天津《国闻周报》发表过一篇题为《全国实业界应要求蒋介石宣明态度》的文章，中称：“蒋军之政治政策，固尚鲜明，而经济政策，极为暧昧。谓为赤化也，则广州尚未闻资本制度之铲除；谓为非赤化也，则广州咸传为劳工势力所支配。”该文要求蒋介石明白回答：“是否仿照赤俄，将以其旧政策为模范耶，抑以其新政策为模范耶？”“其以共产主义为主义乎？将以资本主义为主义乎？抑介二者之间别有新政策乎？”“在广州之劳工政策，将推行于长江流域乎？对香港之封锁政策，将采用于全国商埠乎？”该文称，中国连年战祸，民生困苦，实业生机，不绝如线，不能也不应该“赤化”。[63]这篇文章可以看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蒋介石的一次公开呼吁。后来，武汉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左”的倾向也日益发展，资本家们迫切需要找寻蒋介石的庇护。1927年3月，蒋到上海后对虞洽卿表示，“抱维持资本家主张”，又对上海商业联合会代表称：“关于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64]于是，上海资本家，特别是金融资本家们纷纷解囊，以换取蒋对工人运动的抑制。

虞洽卿（1867一1945），浙江镇海人，名和德，中国近代著名资本家。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一直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抗战时期，他坚持抗日爱国，不当汉奸，日军占领租界后离沪赴渝，到大后方经营滇缅公路运输，支持抗战。1945年4月在重庆病逝。

继工人运动之后，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也日益激烈。1926年11月，湖南全省75个县中，有37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入会农民l367727人；1927年4月，激增至63县，500余万人。[65]农民运动的内容也从支持北伐军发展为揪斗“土豪劣绅”。对此，一部分人觉得“痛快”，视为革命的必要之举；一部分人觉得“过火”；一部分人则痛心疾首。当时，唐生智所部军队或在河南前线作战，或卫戍武汉。其军官中有不少人出身地主之家，他们的老子或亲属在家乡被斗，反共情绪因而日益强烈；广东地区的农民运动比较“温和”，张发奎的部队就在一段时期内“亲共”。

三　两党关系从合作向破裂的演进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破裂有一个演变过程。始于国共两党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发展为国民党内部的党权、政权、军权之争，终于“清党”、分共，两者以刀兵相见。国共两党合作，意味着两党结成统一战线。在这一联合中，到底谁听谁的，谁领导谁？开始时这一问题并不明确。孙中山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这意味着他只想领导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而不想领导共产党。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声明，宣称中共愿意接受国民党的政纲，“在本党总理指挥之下，在本党整齐纪律之下”，“以同一步骤，为国民革命奋斗”[66]。这个时候，他显然没有想到过，要领导国民党的问题。

然而，根据列宁的理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是要掌握领导权的。1923年5月，共产国际明确指示中共，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67]但是，共产国际并没有指示，中共如何争取和掌握领导权。事实上，在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一特殊的“合作”形式中，也很难找到妥善的办法。当时，中共采取的基本办法是改造国民党，其具体办法有：批评国民党政治纲领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企图以自己的坚定性去影响国民党；发展国民党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以共产党员去充任国民党的高级干部；为国民党组织省、市和基层党部，等等。但是，这几种办法都引起国民党中部分人士的反感。于是，中共只能改变“包办”方式，致力于发展国民党左派，支持左派，扶植左派，企图通过左派去贯彻自己的主张，间接掌握领导权。孙中山逝世以后，汪精卫是公认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共对国民党的领导部分通过汪精卫，部分则通过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谭平山等人。

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前，蒋介石在北伐时机等问题上和苏联军事顾问（实际上是和苏共中央、共产国际）发生分歧，蒋介石认为中国革命必须“独立自主”，力图摆脱苏共对中国革命的控制。中山舰事件后，苏共决定对蒋介石让步，作为左派领袖的汪精卫得不到支持，愤而出国。同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其目的是限制中共在国民党内部日益扩大的力量和影响，苏共中央再次决定让步，并且帮助蒋介石顺利掌握了军权和党权，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国民党中常会主席。至此，可以说是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的第一阶段，蒋介石取得胜利。

中山舰事件前，黄埔军校内部发生左右两派的分歧和斗争，蒋介石为此感到烦恼。他认为，法国革命由于指挥不统一，因此发生多头政治，彼此冲突，而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党的组织统一，有唯一的领袖指导。1926年5月，他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闭幕时公开提出：“世界革命须统一，中国革命也须统一”，“中国的国民革命是要由国民党统一指挥的”。[68]此后，他多次演讲，声称革命“只需要一个党，不应有两个党，只要有一个主义，而不应用（有）两个主义”[69]。为了解决当时两党并存的矛盾，他要求作为“小党”的共产党做出“牺牲”——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暂时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党员”，“使中国国民党成为一个很强固的党，把中国革命势力和指挥统一起来”。他说：“大党中间有一个小党，党员在团体里面另有所组织活动，这个大党一定是要摇动的，不会坚固的，一定是很容易崩坏下来的。”[70]蒋并预言，在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共产会“发展”，会“成功”。蒋的要求表现出，他对跨党的共产党员的个人质量、革命精神颇有好感，但他不能容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活动，和他分庭抗礼。蒋的要求遭到鲍罗廷和中共的抵制后，便于1926年11月派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以承认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领导为条件，要求共产国际承认国民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两党都要求领导权，但领导权只能有一个。中国没有服从民意，取决于选票的传统；即使有，在北伐过程中也无法付诸实施。于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仍然采用老办法，支持和加强国民党左派。蒋介石按照自己的意图率军北伐后，鲍罗廷和中共都感到蒋介石的权力过于庞大，力图加以限制。于是，发起迎汪复职运动，召开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代表会议，通过“左派政纲”，同时企图改变国民党中央领导，将蒋介石从最高领袖的位置上拉下来。结果，前者得到实现，但后者却受到国民党代理中常会主席张静江的坚决抵制。1926年10月，北伐军克复武汉，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迁都该地。12月，鲍罗廷和先期到达武汉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成立以徐谦为首的临时联席会议，代行中央职权。这是一个在实际上改变国民党中央权力结构的措施，事前未和蒋介石商量，未经中央全会讨论，国民党党章中也没有对这一组织层次的规定，因此被蒋介石指责为非法。蒋随即改变主张，要求暂以南昌为首都，从而发生迁都之争。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认为蒋介石出尔反尔，以军权挟制党权，发起提高党权运动，企图以党权限制蒋介石掌握的军权。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不仅将左派的许多政见纳入大会决议，而且以集体领导取代国民党长期实行的党魁制，蒋介石因而失去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地位。至此，可以说是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的第二阶段，左派取得胜利。

迁都之争后，蒋介石决意向长江下游进军，同时密谋“清党”。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也力图削弱蒋介石的军权，同时密谋通过第六军军长程潜逮捕蒋介石。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金融资产阶级和桂系的支持下，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通缉并逮捕共产党人，随后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形成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的局面。武汉国民政府在汪精卫归国后，虽然加强了讨蒋的声势和舆论宣传，但是几经权衡，仍然采取了联络冯玉祥，先行北伐的方针。

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的精神传入中国后，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的广度、烈度都迅速发展，中共内部或认为“必要之举”，或认为“过火”现象，争论不一，但是，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却普遍认为“过火”。1927年春夏，武汉国民政府曾发表一系列训令，目的都在于纠正“过火”现象。当时，由于工人罢工、列强与南京方面的封锁等多种原因，武汉政府及其所控制的地区经济空前恶化，苏联原来答应给予的援助又未能充分兑现。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遂完全破裂。

1927年3月10日，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定。图为会议执行委员合影，前排中为宋庆龄，宋左一为孙科，左二为谭延闿，宋右一为宋子文，右二为陈友仁。二排左二为董必武，左八为毛泽东，左九为林伯渠。

1924年，蒋介石说：“必能容纳共产党，始为真正之国民党。”[71]1927年，蒋介石却说：“如果国民党要成功，非先消灭中国共产党不可。”[72]短短的几年内，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迥然不同的变化。

四　两党破裂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

蒋介石说过：“共产党不仅有组织，有纪律，而且比国民党组织纪律严厉得多，对于革命有步趋、策略、方针、政纲，与其他团体不同。国民党除与共产党合作外，尚有何党何派可与之联合？现在已可看得明白，革命党不仅不与共产党分离，且应日日团结，方能扩大力量，适合本党的政策。如放弃、排除，使共产党在革命工作上受打击，而本党处领导民众地位，离开共产党所受打击更大些。”[73]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正如蒋介石所言。

两党破裂使国民党丧失了大批精英。国民党改组前，组织松散；国民党采取“容共”政策后，大批信仰共产主义的年轻精英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蒋介石评论说：“国民党若没有这些新进的党员加入，或许失去国民党的革命作用。因为一般青年分子是很有力量的，思想是很澈底的。”[74]在一段时期内，国民党的许多宣传机构，国民党中央、上海等地方党部的许多实际工作，都由共产党员“包办”，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省市党部甚至都由共产党“为之创设”。[75]两党破裂后，这部分跨党分子或遭逮捕、杀戮，或者转为反抗国民党的力量，国民党回复到改组前的松散、疲弱状态。

两党破裂也使国民党失去了工农群众。国民党一大前后，国民党确立了“扶助农工”的方针，但是，真正深入到工农中去，发动工农，组织工农的大部分是共产党人，各地的工会、农会也差不多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两党破裂后，工农运动停顿，国民党既缺乏联系工农的能力，也缺乏动员工农的革命纲领，因此，很快就失去了大批工农群众。

两党破裂还使国民党失去了苏联的援助，不得不寻求新的“与国”。国民党曾经希望和日本搞好关系，但是，日本当时是新兴的极富侵略性的国家，1927年，蒋介石下野后访日，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在北伐战争以后，英国即逐渐从东方撤退；美国也不很重视和中国的关系。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民党并没有得到列强的实质性的援助。这种情况，直到抗战爆发后才缓慢地发生变化。

两党破裂后，国民党的外交和内政都发生了不同情况的变化。外交上，大体坚持了孙中山等人原定的目标，而在内政上，却发生了严重的停滞和倒退。

前文已经指出，国民党原来对列强的态度比较温和。国民党改组后，受到共产党影响，外交政策趋向强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升级为“打倒列强”和“打倒帝国主义”；与此相联系，国民党政府和列强的谈判常常伴以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和罢工。两党破裂后，国民党在外交领域排除群众运动，从强硬退回温和，企图以长期、耐心的谈判和列强磋磨，以期废除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强加的各种不平等条约。

1927年5月，伍朝枢就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宣布其外交方针为：1.不采用暴力手段；2.于相当时期提议废止不平等条约；3.打倒帝国主义非排外主义。伍朝枢并解释说：国民党要打倒的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而不是无选择性的排外。[76]1928年6月，黄郛接任外交部长，继续要求废止不平等条约，但措辞更为委婉，态度更为软弱，声称在新约尚未订定之前，“国民政府准备与各友邦维持并增进其亲善工作”；即使对于干涉中国内政的国家，黄郛也仅示：“不得不采取并施行最适宜之应付方法。”[77]黄郛之后的王正廷虽然标榜“革命外交”，但他还是要在“铁拳之外，罩上一层橡皮”，[78]实际上其办法还是和列强长期协商、谈判。

不过，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在力图收回国家失去的权利。1927年7月，国民政府决定于当年9月1日起实行关税自主，但不久又决定暂缓。1928年7月，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新条约》，此后经过漫长谈判，直到1930年5月与日本签订《关税协议》止，世界各国才都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在收回关税自主权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又着手废除列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1929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撤废领事裁判权特令，随即遭到列强反对，国民政府再次退让，宣布“仍将通过与列强的会商来废除这一特权”。[79]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国民政府与英、美的谈判已获初步成效。此外，国民政府还收回了威海卫英租界、天津比利时租界、镇江英租界、厦门英租界和部分司法主权。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与武汉国民党中央及政府相对抗，形成宁汉分立的局面。图为南京国民政府要员合影，从右二至左，王宠惠、胡汉民、伍朝枢、吴稚晖、蔡元培。左一为蒋介石。

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抗战期间的事。1942年3月，国民政府外交部向盟国提出：“一切不平等条约，战后应无条件取消。”蒋介石认为外交部所定时间过晚，于同年10月草拟交涉要点，敦促美国提前放弃不平等条约。[80]此后不久，国民政府即先后与美、英签订平等新约。为此，国民政府发表文告称：“我们中华民族，经五十年的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战牺牲，乃使不平等条约百周年的沉痛历史，改变为不平等条约撤废的光荣记录。”[81]不过，历史不会是笔直的。1945年8月，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形式上平等，而实际内容并不平等。

纵观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史，温和、软弱、妥协是其特色，但仍然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做了不少工作。

与外交相比，南京国民政府在内政上的成绩却殊难令人满意。这一点，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实行孙中山的理想——“耕者有其田”方面。

国共分裂后，国民政府于1927年5月颁布《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缴纳租项不得超过收获量的百分之四十。[82]1930年6月，国民政府又在《土地法》中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俗称“三七五减租”。但是，国民党严格规定：“绝对取消共产党阶级斗争的抗租、罢工、怠工、减工之亡国灭种政策。”[83]两个法令均长期停留于纸上。1927年年底至1928年年底，浙江省曾经打算执行“二五减租”政策，然而城乡地主们群起反对，省政府主席张静江也建议取消，国民党中央派戴季陶调解，结果不了了之。

居正草拟的土地改革纲领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5年10月通令，减免佃农应缴地租的四分之一，但实际执行的仅江苏吴县等少数县份。1946年11月，蒋介石下令：自各省明令实施二五减租办法之日起，地主不得借故更换租约，增加租额，不得借故撤佃。同时要求各级社会行政机关，协同党部、团部，充实各地农会组织，大量争取佃农、雇农为会员，以便推行减租运动。[84]但是，也只是说空话。1948年8月，蒋介石阅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恍然悟到中共得到农民拥护的原因，决定在国民党“收复区”承认中共的土改成果。手令称：“吾人必须打破其优点，为尔后发挥战斗力之要着；其对策应考虑土地政策，实行耕者有其田，并于收复区已分配之土地，承认其所有权，以争取农民。”[85]国民党在30年代“剿共”时，长期实行“田还原主”政策，现在承认“翻身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了，自然是一个重大的改变。[86]然而，当时国民党人正依靠城乡地主的支持和中共作战，又何能贯彻这一指令，侵犯支持者的利益呢！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去政权，退保台湾，痛定思痛，才在1951年6月颁布《三七五减租条例》，于1953年1月公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草案》。后一条例规定，既要帮助佃农取得其耕作土地之所有权，同时也保护地主的利益。其办法是，政府一面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和价格，收购地主的土地，转售给现耕农；一面出售“国营公司”的股份，便利地主投资，将地主的土地所有权转变为工业厂矿的股份。台湾的这一土改方案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并不一致，但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台湾后来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基础。

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很多，但失去农民支持应是主因。1949年4月，著名银行家陈光甫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之争非仅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实在可说是一个社会革命。共产党的政策是穷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产，清算少数分子……所以有号召，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反观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有替农民做一点事，也无裨于工商业。”[87]陈光甫并非“亲共”分子，应该承认，他的这段议论是客观的、公正的。和国民党的情况相反，中共在两党破裂后转入农村。它虽损失了不少党员，但是，因祸得福，却在农村中获得了生根发芽的新机会。中国农民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保持着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共产党在这个新天地里发展、壮大，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依靠穿上军装的农民打败了国民党以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现代化的军队。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合作。毛泽东总结第一次合作时期的经验，作了三项重要决策：一是采取“党外合作”的方式，避免“党内合作”所必不可免的种种矛盾和猜忌；二是明确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其后，毛泽东又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将中国革命分为两步走，克服“一步到位”的“左”倾急性病；三是调节阶级关系，宣布取消“暴动政策”和“赤化运动”，在一切抗日的阶级和党派之间提倡“互助互让政策”，主张“既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顾到富有者的利益”。[88]这三项决策保证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能贯穿于抗日战争的始终，成为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1949年之后，毛泽东重犯“左”倾急性病和迷信阶级斗争两大错误。在经济上，匆匆忙忙搞“三大改造”，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企图尽快将资本主义等非公有经济成分消灭干净，以便及早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政治上，提倡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两大错误的严重后果是造成1959年至1962年的严重经济困难和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邓小平搞改革开放，首先致力的就是纠正毛泽东的上述两大错误。他积极引进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等非公有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宣布中国目前所建设的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从根本上纠正了许多中共党人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左”倾急性病。同时，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和一系列政策，明确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从根本上纠正了中共党内长期存在的对阶级斗争作用的夸大和迷信。

我们没有材料证明邓小平具体研究过20年代国共合作与分裂的教训，但是，他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显然是总结中国革命长期以来经验和教训的结果；我们也没有材料证明邓小平研究过孙中山的思想，但是，他的改革、开放理论显然综合了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仁人志士的经验和智慧。

蒋介石与北伐时期的江西战场

江西战场是北伐时期的三大战场之一。它由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亲自指挥，其对手是直系军阀的后起头目孙传芳。研究这一战场上的两军作战史，不仅有助于了解蒋介石其人及其军事活动，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北伐战争，获得军事史上的某些经验。

一　孙传芳出师援赣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向为富庶之区，孙传芳于1925年11月成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后，便提出“保境安民”口号，一以杜外人觊觎，保住到口的肥肉，二以迎合东南资产阶级的愿望。还在北伐军入湘前，孙传芳就声明：“人不犯我，我绝不犯人”，“如贪婪窃发，抉我藩篱”，“亦惟有率我五省之师旅，以遏制之而已”。[89]1926年北伐军入湘后，孙传芳又于6月12日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无论何方军事，均主以消极眼光应付之”，“不加入任何漩涡”[90]。吴佩孚曾派人到宁，要求孙传芳援湘，但孙不愿意为吴火中取栗，他企图坐山观虎斗，在两败俱伤后占领两湖，坐收渔人之利。7月27日，孙传芳接见国闻社记者时，以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说：“循环无已之战争，国人孰不痛心？天下无可以杀尽百姓之英雄，是以平日持论，治军必先爱民。”又说：“目下情形，南方实严重于北方”，“最好将北方之事，完全交奉方主持”，吴佩孚“尅日南来，对付湘粤”[91]。28日，孙传芳命亲信，时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杨文恺赴长辛店，向吴佩孚进言。但吴佩孚正忙于指挥南口之战，完成包围国民军的计划，无意立即南下。他要求孙“特别设法”，使“讨赤军内部之团结”臻于“圆满”，对湖南战事，则请孙“多为帮忙”，“量力予以相当之接济”。[92]对此，孙传芳的答复是，“无力遥顾湘战”[93]，他仍然要求吴佩孚“督饬各军，迅扫西北之敌”，然后“回师南下，坐镇长江”。[94]当北伐军节节前进之际，孙传芳却在南京优哉游哉地修明礼乐。8月6日，举行投壶新仪，声称：“吾国以礼乐为文化之精神，今欲发扬文化，非以修明礼乐不可。”[95]同时，又组织修订礼制会，聘请章太炎、沈彭年、姚文抩、汪东等一批名流为会员，以章太炎为会长。孙传芳称：“此次举行投壶典礼，看似迂阔，实则君子礼让之争，足以感人心而易末俗。”[96]

当时，江浙地区正在掀起和平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社会成分很复杂。部分绅商既害怕国民革命军进入东南，也反对孙传芳出师援助吴佩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江浙地区的组织及其影响下的进步力量则企图以此牵制孙传芳出兵，争取民众同情。[97]8月初，苏州、无锡、武进、镇江、淮阴以及上海县的商会会长联名致电孙传芳，对所谓“援湘”准备表示惊疑。电文称：“兴无名之师，何如以不战服人？惩异端之攻，何如以自强不息！”电文要求孙传芳“熟筹全局，慎于一发”。[98]随后，南京部分绅士和法团领袖联袂会见孙传芳，要求他“力顾五省保境安民宣言，勿牵入湘、粤战争漩涡”。[99]11日，上海全苏公会召开特别大会，议决七项，其要者为：1.电致孙传芳，赞成“消极的增防”；2.警告北伐军总司令部，请其严饬所部，绝对不得越闽、赣省境一步；3.通电本省及浙、闽、皖、赣四省各团体，一致运动和平；4.联络上海各法团，共作和平运动；5.通电全国军事当局，请停止战争，共谋国是；6.发表和平宣言。[100]9月8日，全浙公会常务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公推蒋尊簋、殷汝骊、沈田莘三人赴宁，向孙传芳请愿。[101]13日，又决定派蒋尊簋、魏炯（伯桢）二人赴汉口，和蒋介石接洽。[102]其后，江苏派出袁观澜、黄炎培、赵正平，福建派出方声涛、史家麟，安徽派出许世英、王龙亭，江西派出徐鹤仙等人，参加和平运动。一时间，各种名目的和平组织纷纷涌现。有一个名为“五省和平祈祷会”的组织，甚至致电张天师，邀请他莅沪“设坛酿醮”。[103]

1926年7月9日，广州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典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布誓师词。

进步力量企图以和平运动牵制孙传芳出兵，乖巧的孙传芳则将和平的口号接过来，作为阻拦北伐军的口实。8月11日，他复电各商会，声称：“逞能肆态，驰骋角逐，以较一日之胜负，残民、蠢财、溺国，芳虽愚，绝不为也。”他表示：“金革之声频惊，不能不稍事整备，俾固疆圉。”[104]9月10日，他在会见全浙公会代表时说：“破坏和平，在蒋不在我”，“我始终以和平为怀，只须蒋中正将入赣境之部队完全退出，我决不追赶一步”。[105]20日，孙传芳会见江苏、上海和平代表时又进一步提出三项条件：1.撤退入赣党军，停止湘鄂战争；2.组织内阁，各方自由推戴人选，取决多数；3.召集南北和平会议，划分军区，匀配财权。[106]

尽管孙传芳故作从容，高谈和平，但是，北伐军的进军脚步毕竟不能使他平静，特别使他系念的是势力范围之内的江西。早在7月上旬，就传出他要派安徽混成旅长王普率部援赣。不过，由于江西总司令邓如琢拒绝，王普迄未接到动员命令。[107]邓虽然是五省联军成员，但始终依违于吴佩孚、孙传芳之间，并非孙的嫡系，不愿轻易让别人插足境内。7月31日，孙传芳在南京召开五省军事会议，决定合力对粤。会后，孙传芳即调兵遣将，部署援赣。自8月17日起，谢鸿勋的第四师、杨震东的第七混成旅、孟昭月的第十混成旅陆续出发。19日，孙传芳通电本省各部队各机关：此举纯系防御性质，“我军此后行动，仍本素日宗旨，坚守疆界，禁暴息争”。[108]20日，谢鸿勋部抵达九江，由邓如琢指定，以赣北修水、铜鼓两县为驻扎地点。其后，陆续到达赣境的孙军有卢香亭第二师、周凤岐第三师、郑俊彦第十师、彭德铨第六混成旅等，共五师八旅约十余万人。月底，孙传芳任命原浙江总司令、第二师师长卢香亭为援赣军总司令，同时下达援赣进攻计划：以皖军王普部为第一军，进攻通山、岳州；以苏军为第二、第三军，进攻平江、浏阳；以邓如琢部进攻醴陵、株州；同时命闽南周荫人部进攻广东潮州、梅县。[109]9月2日，吴佩孚所派告急使者赵恒惕到宁，孙传芳爽快地表示：“即日电令各军火速出发，实行进攻湘、粤。唇亡齿寒，智者皆知。”[110]由于两湖军事节节失利，吴佩孚心急火燎地盼望孙传芳出兵，至此算是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答复。

孙传芳像。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泰安人，直系军阀首领。190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9年回国后历任北洋陆军营长、团长、旅长等职，1925年11月在南京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1927年8月与北伐军交战失败，自此一蹶不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隐居天津。1935年11月13日，被仇家施剑翘刺杀身亡。

二　孙蒋谈判与孙张结盟

孙传芳的援赣部队虽然出发了，但他仍然在观察风色，一面和蒋介石的代表频频谈判，一面和张作霖、张宗昌结盟。

孙传芳和广东国民政府之间早有联系。1925年12月，孙传芳曾派王季文为代表到粤会见蒋介石。[111]次年2月、5月，孙两次派人赴粤与广东国民政府“修好”。7月，孙传芳派人赴沪，和粤方代表商洽，并致电蒋介石，希望不用北伐字样，不侵犯闽赣。[112]8月12日，蒋介石致电孙传芳，要求他不受吴佩孚“伪命”，并称，“对于全国军人，力求团结”，“志同道合，直可联为一体”，倘孙传芳能“顺应革命潮流”，则可代为向政府请求，承认孙传芳为五省总司令。[113]8月，孙传芳派人到湘，和蒋介石联系，同时运动唐生智，以湖南地盘为条件，诱使唐“拒绝革命军”。[114]蒋介石估计孙传芳的内部发生变化，指令驻沪代表何成浚和孙传芳接洽，“于此倒吴之时，须要孙有确切表示，或加入国民政府应有其具体条件也”。[115]何成浚与孙传芳原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二人于8月下旬在南京进行了两次会谈。第一次，何成浚提出：1.由广州政府委派孙传芳为东南五省首领，保持五省治安；2.孙传芳与革命军一致动作，革命军自湖南北上，孙军自江西西进，双方夹击湖北，会师武汉。孙传芳提出：国民革命军应停战并退出湖南，“湘交湘人自理，作缓冲地”。对此，何成浚表示：“停战未始不可，但必须吴军退出鄂境，以两湖作缓冲地方能商议。”[116]第二次，孙传芳要求国民革命军在岳州停止前进，“以和平手段处置国事”。何成浚则要求孙传芳先促吴佩孚下野，“担保吴不复在政治上活动；在岳停止一节，亦可商议”。[117]会谈中，孙传芳只表示，“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亦表赞同，惟共产主义深所反对”。[118]对何成浚的具体意见则始终不答复。9月初，张群再次赴宁。孙传芳强烈地表示，不能接受国民政府任命，但又同时声称：“保持和平，不投入漩涡。”[119]孙的左右手杨文恺则提出办法三条，要求张群转达蒋介石，其内容为：在现下不犯入其辖境，将来与广东国民政府立于对等地位，“商量收拾全局”；粤方“须表明非共产”等。[120]

除派代表磋商外，孙传芳、蒋介石等人之间的函电联系也很频繁，彼此都要求对方撤退。9月6日，孙传芳致电谭延闿、蒋介石等，声称粤军进攻江西萍乡，“传芳已命我军后退百里，请粤军亦迅速撤退，以免误会”。[121]7日，再电限24小时退回粤境。[122]蒋介石则于9月10复电孙传芳，建议由原江西军务督办、国民政府新委任的江西宣慰使兼第十一军军长方本仁主持赣政。[123]13日，再电孙传芳，声言“执事以保境安民为职志，应速撤退驻赣各军”。[124]此后，蒋介石一直坚持要孙传芳以此点来表示“诚意”，并称：“本军决不扩大战区，即使占领了江西，亦可如前议归还。”[125]谈判一直若断若续。

孙传芳和张作霖、张宗昌之间长期存在仇隙，不久前还是生死冤家。他在出兵援赣之际，不能不调整关系，以免后门失火。

8月16日，五省联军训练总监王占元由天津到达济南；9月7日，到达南京。王占元南行的任务是动员孙传芳与张作霖抛却前嫌，合作援吴。8日，孙传芳致电张作霖，表示“备悉我公恳恳关垂之意”，“今赤焰枭张，势将燎原”，“愿追随左右，共挽颓局”。[126]9日，张作霖复电：“东南半壁，全赖我兄支柱”，“弟但知大局为重，微嫌小隙，早付东流”。[127]在王占元南行之后，提倡大北洋主义的靳云鹏也于11日接踵而至。靳于8日到奉，参与军事会议，对张作霖说：“党军既以北伐为名，在势必不止于长江，彼方行步步为营之策，得湘、鄂即窥豫赣，得长江安能保其不窥河北？”[128]靳建议联孙制蒋。当时，张宗昌也在奉，经靳劝说后表示：“馨远若能断然出兵打蒋介石，山东有一兵一卒走入江苏，算我姓张的不够朋友！”[129]靳、孙会谈结果，孙传芳表示，将亲率13万大军进驻江西。11日，孙传芳致电张宗昌称：“效帅忠勇奋斗，肝胆照人，请联合出兵，共同讨赤”，“传芳诚意与奉鲁合作，此心可质天日。”[130]14日，靳云鹏、王占元联翩到济，转达孙传芳的“合作”之意，请奉鲁军速由京汉路进攻武汉，孙方将由赣进攻党军侧面，同时保证孙军在苏鲁交界不驻重兵。[131]当日晚，张宗昌即派潘复、文和、吴家元三人为代表赴宁会见孙传芳，潘复表示：“效帅为直接（截）了当之人，非尔虞我诈者可比”，“一俟苏鲁妥协，即行出兵”。[132]16日夜，双方协议：江苏徐州、山东兖州双方驻兵不过一旅；遇必要时，鲁军得假道徐州陇海东站入豫，但徐州以南五省势力圈之军事，鲁方决不干预。[133]

经过王占元、靳云鹏的斡旋，苏孙、鲁张、奉张之间的联盟初具雏形。9月19日，张作霖派人赴宁答谢，携带共同出兵计划及解决内阁方案，征求孙传芳意见。同日，杨文恺等赴济，代表孙传芳和张宗昌交换了兰谱。[134]20日，匆匆返宁报命。

在和张作霖、张宗昌结盟的同时，孙传芳还于9月14日派出密使会见英国驻沪领事，以“中国的安全岌岌可危”“英国利益同样受到威胁”为理由，要求英国给以任何形式的合作。密使表示，“只要能消灭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孙传芳准备冒奉军赖在长江一带，以及被指责向外国人出卖祖国的风险。[135]15日，英国公使麻克类向外交部建议，由驻沪领事向孙传芳保证，视孙军与广州军队作战情形，予以“最适当、最有效的援助”。[136]但是，英国政府对沉浮变幻的中国军阀不放心，担心孙传芳的失败会使英国的处境“更为难堪”，[137]因此仍持观望态度。

尽管如此，杨文恺的济南之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孙传芳的后顾之忧。21日晨，孙传芳乘江新轮赴赣。在船上，他发表谈话说：“予此次出师，抱定三爱主义，曰爱国，曰爱民，曰爱敌。”“誓本此旨，为此次作战主义。大局定后，即以三爱为我党之党纲。”[138]到九江后，即以江新轮为总部，指挥江西战事。同时命皖军陈调元部驻扎于湖北武穴，准备上窥武汉。

三　蒋介石决策进军江西与程潜首攻南昌

北伐最初的战略是各个击破，集中力量首攻吴佩孚，因此军中有“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放弃张作霖”的口号。8月5日，蒋介石与苏联军事顾问加伦讨论攻鄂攻赣战略，加伦主张先攻武汉，“对赣暂取守势”，蒋介石赞同加伦的意见。[139]12日，长沙军事会议再度肯定了在攻克武汉后乘胜入赣的方针，决定以第二、第三、第六各军监视江西，防御后方。但会后不久，蒋介石即企图改变这一决定，提前入赣。14日，电告何应钦、赖世璜、谭道源第二期作战计划：对江西暂取“攻势防御”，如侦知敌有向我攻击之企图时，即以第二、第三军进占萍乡，并相机进取南昌、九江，同时，以南雄第五师及赣东独立第一师协同攻取赣州，进占吉安。[140]26日，再电何应钦，声称“武汉或不日可下”，催促赖世璜速占赣州。[141]27日，电告程潜，我军决于9月1日，对江西实行攻击，先取赣州。[142]29日，蒋介石决定亲自指挥江西战事，并于31日和加伦商量，加伦当时在攻克武汉后是进取河南还是回兵江西问题上方针未定，[143]因此有犹豫之意，但蒋介石则决心已下。[144]9月1日，决定攻赣计划。2日，他下达了二、三、六军协同动作，三天后进攻的命令。

这一决策的改变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孙传芳的出师援赣。孙军谢鸿勋师、杨镇东旅入赣后，即向赣西北的武宁、修水一带进军，其目的在于进扰浏阳、平江、通城等地，威胁国民革命军的侧背，阻止其进取武汉。为此，蒋介石会同朱培德制订了一项迎战计划，以第二、第三军入赣，进攻萍乡、万载、袁州等地，在将该地区之敌扑灭后，以必要兵力协同第六军夹击修水方面孙军。[145]

北伐时期，蒋介石手书的“革命军人四要”：一、要对得起已死的将士，二、要对得起总理的灵魂，三、要对得起生我的父母，四、要对得起痛苦的民众。

其二是和唐生智矛盾的进一步发展。蒋介石入湘以后，即与唐生智不和，其日记称：“入湘以来，为其当道怀疑抱恐，拒之不得，迎又不愿。”[146]这里所说的“当道”，即指唐生智。长沙军事会议后，由唐生智指挥主力第四、第七、第八军夺取武汉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一路节节胜利。8月22日克岳州，27日克汀泗桥，出现了“武昌指日可下”的形势，蒋介石急于另辟战场并迅速取胜，以提高自己的威望。他29日的日记说“余决心亲督江西之战，以避名位”，[147]正是这一心情的曲折表现。

其三是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猜忌。这一方面，他的日记多有记载。8月20日云：“得粤电，知后方有迎汪之谋，代行者亦有此意，或另有他图，以为倒蒋之伏线。”[148]同月23日云：“阅《向导报》，陈独秀有诽议北伐言论，其用意在减少国民党信仰，而增进共产党地位也。此后入于四面楚歌之境，惟有奋斗自强耳。”[149]这种情况，也增强了他另图表现的决心。

当时，第二、第三军集中醴陵，第六军集中通城，为了加强力量，蒋介石并调第一军第一师至浏阳，为总预备队。9月2日，蒋介石电告程潜，在他本人未入赣以前，第六军暂归朱培德指挥。[150]5日，国民革命军开始进攻。邓如琢本来和孙传芳有矛盾，又新遭父丧，曾于8月20日致电吴佩孚、孙传芳辞职，吴、孙不允，孙并授以第一方面军司令之职，于是邓便“墨绖”出师。他采取诱敌深入策略，节节撤退，[151]国民革命军进展迅速。9月6日，第二、第三军占领萍乡。7日，新近归附北伐军的赖世璜部及第二军第五师谭道源部收复赣州。11日，第六军占领修水。在胜利的鼓舞下，蒋介石急匆匆地于12日电令朱培德，要求他从速督军，“猛进南昌”[152]。由于敌军主力正在樟树布防，与第二、第三军相持，南昌城内只有邓如琢的骑兵团和少数警察部队，不过600人左右，因此，程潜决定变更原定攻击德安和涂家埠的计划，抢在朱培德之前奇袭南昌。苏联顾问康奇茨劝他等一等，与朱培德协调行动。[153]但程潜本来和朱培德有矛盾，不愿受其指挥。[154]他听从总参议杨杰的建议，命令第十九师等部星夜兼程前进，抢先占领南昌。[155]

9月19日，第十九师便衣队200余人潜入南昌城内，在工人、学生和省长公署警备队的响应下，向邓如琢的骑兵团发动攻击。同时，五十六团张轸部爆破惠民门，进入市区。南昌警备司令刘焕臣、省长李定魁闻讯后越墙逃跑。

南昌既克，程潜在凯歌齐奏中跃马入城，受到市民热烈欢迎。22日，召开群众大会，到会1万余人。第六军政治部李世璋在会上宣讲了北伐军的政策，对人民的支援表示感谢。江西群众也登台发言，控诉军阀、官僚的罪行。当时，正值中秋前两天，市民杀猪宰羊，抬着月饼劳军。中秋之夜政治部派出宣传队，挂起煤油灯在街头演出，南昌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人场景。

继第十九师之后，指挥总预备队的王柏龄也率领第一军第一师部分人员进入南昌，同时向总部报功。朱培德指挥的第二军、第三军本已离南昌不远，因听说南昌已下，便勒兵不前，在原地休息了一天。[156]这样十九师便成了深入敌巢的孤军。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先后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集团。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图为北伐时期的蒋介石。

按程潜原计划，当第十九师奇袭南昌之际，王柏龄所率第一军第一师王俊部应向城西南浔铁路上的牛行车站急进，夺取该站，向北警戒；第十七师应向城南靠近赣江西岸的生米街急进，并由该处渡江，向南警戒。但直至20日晚，第一师仅有两营到达。次日，进攻牛行站，守敌为维持交通线，顽强抵抗。第一师因为中山舰事件后即将共产党人排斥出去，战斗力不强，几乎无法支持，靠了第六军第十七师、第十九师的支援，至22日才逐渐得手。[157]

邓如琢获悉南昌失守，即由丰城向师。卢香亭也命郑俊彦率第十师及杨赓和独立旅约两万人，由九江南下驰援。[158]孙军以优势的兵力、火力反扑。王柏龄在进入南昌后，就到妓院作乐，军中无主。[159]程潜感到孤城难守，下令撤离南昌。23日晨，第十九师在万河一带被邓如琢部包围。经苦战，24日突围，渡过赣江。25日，在万寿宫附近收容残部。其间，王柏龄及一军党代表缪斌不知去向，程潜因失去部队掩护，只好疏散随员，剃须化装，靠了江西老表的领路，才得以摆脱敌人。事后，白崇禧讥笑程潜的这次遭遇为“曹孟德潼关遇马超”。[160]此次战斗，第六军第十七师、第十九师、第一军第一师损失了大部分兵力。

孤军深入向为兵家大忌。程潜首攻南昌失利，其原因即在于此。

邓如琢军入城后，闭城大抢三日，任意杀人，以杀取乐。因为学生曾欢迎北伐军入城，所以凡学生装打扮者，均有性命之忧。据记载，“数龄小儿，亦被其砍作多块，满挂街衢。”[161]南昌一时陷入了白色恐怖中。

四　蒋介石入赣与再攻南昌

蒋介石于9月19日到达江西萍乡。此前，他虽然早就下了亲自指挥赣战的决心，但还是于9月3日到了武昌城下。在进攻武昌过程中，他的嫡系部队第二师的腐败暴露得更加明显，他本人和趾高气扬的唐生智之间的矛盾也到了不能相容的地步。4日蒋介石日记云：“最恨以下凌上，使人难堪，如此奇辱，岂能忍受乎？”8日日记云：“接孟潇总指挥函，其意不愿余在武昌，甚明也。”他自悔不能早出江西，将武汉交给唐生智。14日日记云：“余决离鄂向赣，不再为冯妇矣，否则人格扫地殆尽。”[162]这样，他终于在17日离开湖北前线。25日，指令李宗仁率第七军由鄂东南的兴国乘虚猛攻九江，断敌归路，并设法与程潜取得联系。[163]

但李部遵命进入赣境后，却不知六军去向。李宗仁感到，如继续向九江进军，将处于敌人重重包围中。他决定改变战略，舍弃九江，移师南向，找寻六军。苏联顾问马迈耶夫坚决反对，声言“在苏联，指挥官如擅改作战计划或不听命令，是犯死罪的”，但李宗仁执意不变。结果，在箬溪与孙军谢鸿勋部相遇。9月30日，李宗仁下令全军出击，鏖战近一日，谢军全线崩溃。李部俘获2000余人，[164]谢鸿勋受重伤，不久在上海死去。[165]谢本人是孙传芳的心腹，谢部是孙传芳的精锐，此役为国民革命军入赣后的第一个大胜仗。10月3日，第七军乘胜进攻德安。德安位于南浔路中心，是敌人补给要站，有重兵驻守，且构筑有坚固工事，经激战后于当日攻克。

第三军自第六军退出南昌后，即驻扎于万寿宫附近。朱培德与程潜等会议决定，各军后退，诱敌前进，相机聚歼。[166]9月30日，孙军第二方面军郑俊彦部1万余人挟南昌战胜余威，向第三军阵地进攻。朱培德以第七师王均部任正面防御，以第八师朱世贵部迂回敌后，攻击侧背，并以预备队第九师作为增援力量，激战至10月2日，占领万寿宫。孙军江西总司令邓如琢由于近在樟树，坐视不救，被孙传芳于10月3日撤职，以郑俊彦继任。[167]

第七军、第三军先后告捷，蒋介石估计歼灭孙军约过半数，便于10月中旬，以自己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为主力，会同第二军、第三军，第二次进攻南昌。

第二军原处赣江西岸，与驻守樟树的邓如琢部隔江对峙。9月底，各部陆续渡江。30日，蒋介石亲赴清江督师。10月5日，第一军第二师占领樟树。[168]6日，占领丰城。9日，第一军第二师与第二军五、六两师到达南昌城下，线军退入城内固守，使守城部队达到五六千人之数。为了使北伐军在城外失去进攻屏障，岳思寅、唐福山、张凤岐等赏洋两万元，命令工兵营在城外纵火，延烧了两天。惠民门、广润门、章江门、德胜门外不少繁华地区成为焦土，名胜滕王阁也在这次大火中被毁。12日晨，国民革命军各师同时开始攻击，第六师各团并组成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奋勇队架梯登城，[169]守军凭借城防固守，进攻受挫。同日，蒋介石赶到南昌，与白崇禧、鲁涤平会商。南昌城垣坚固，白崇禧反对围城硬攻，但蒋介石求胜心切，亲往北门第二师阵地，决定夜12时爬城。

当夜，第二师第六团正在作攻城准备之际，敌军敢死队从城下水闸中破关而出，袭击攻城部队。时值黑夜，不辨虚实，第六团秩序大乱。蒋介石几次抓住白崇禧的手问：“怎么办？怎么办？”白崇禧事先已在赣江上游搭了两座浮桥，便下令全军沿赣江东岸南撤，由浮桥渡江，退往西岸。[170]蒋介石自感指挥无方，既烦恼，又紧张，“终夜奔走，未遑宁息”。[171]混战中，第二师第五团团长文志文等阵亡，部队及装备受到很大损失。13日，蒋介石下令撤围。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余之疏忽卤莽，致兹失败，罪莫大焉，当自杀以谢党国；且观后效如何。”[172]在损兵折将的严酷现实面前，蒋介石多少表现了一点自我责备的意思。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进攻南昌之时，蒋介石吃了一次败仗，事后，孙传芳、吴佩孚等人竞相宣传蒋介石负伤身死。此为孙传芳等宣传蒋介石“受伤致死”致各方电文。

蒋介石进攻南昌失利，孙军小胜。10月15日，孙传芳在九江的联军总部参谋处通电云：“据俘虏及百姓均称，蒋中正在南昌附近受伤甚重，闻系子弹中其腹部，因而致亡。俄人鲍罗廷、加伦等亦受伤，均抱头鼠窜而去云云。”[173]紧接着孙传芳、吴佩孚等纷纷通电庆贺，声称“伫看楼兰将灭，痛饮黄龙”，他们忘记了这条消息只是“俘虏及百姓均称”，并未核实，就急急忙忙地宣传起来了。[174]

五　三攻南昌与江西战场的胜利

再攻南昌的失利使蒋介石冷静了下来。10月14日，他通知各军暂取守势，同时，决定调在两湖战场上屡建功勋的第四军及贺耀祖的独立第二师来赣。

这时，蒋介石的威望更为降低。唐生智多次向苏联顾问铁罗尼表示：“蒋介石太累了，他不可能在江西完成任何事情，最好还是休息，假如我来指挥，将不仅夺取江西，南京也不在话下。”[175]10月中旬，加伦亲赴武汉求援，说明江西战场的失败将威胁湖南、广东，北伐甚至可能因此垮台。[176]中国共产党人也极力向各方陈说利害，希望他们放弃目前的小冲突，迅速集中力量消灭孙传芳。[177]结果圆满。20日，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部自武昌乘轮东下。蒋介石得到有关消息后“如获至宝”。[178]

第二次进攻南昌失利之际，第七军又在赣北打了一次胜仗。攻克德安后不久，孙传芳命卢香亭等以重兵反攻。第七军因补给中断，并探悉敌人有包围之势，为避免腹背受敌，于10月7日退至箬溪休整。孙军第八混成旅旅长颜景宗因此被升为第六方面军司令。12日，李宗仁在王家铺一带发现皖军陈调元部。陈部依山布守，七军自下仰攻，进展艰难。李宗仁考察地形后，改取中央突破，反扑两侧办法，又经第一师增援，于次日攻克王家铺。

第七军入赣后，进攻孙军侧翼，三战连捷，对于江西战场形势的转变，有很大作用。后来，陈调元曾表示佩服，称之为“钢军”。[179]

除王家铺之役外，江西战事一时处于沉寂状态。

早在国民革命军第一次进攻南昌失利之后，孙传芳便提出双方于10月3日停战，恢复原状。10月14日，蒋介石复电孙传芳代表葛敬恩、徐培根，要求孙传芳先行确定撤退援赣军队日期，同时邀请江浙和平代表蒋尊簋、史家麟、赵正平、魏炯诸人到前方面商。23日，葛敬恩、魏炯在奉新会见蒋介石，声称孙传芳“可放弃闽赣，惟须保江、浙、皖，暗中结约，共同对奉，商妥后，即由赣撤兵”。[180]加伦主张“表面答应，实则准备总攻击”。蒋介石与邓演达商量之后提出：1.浙江归国民革命军；2.江苏、安徽作为孙传芳的势力范围，但应允许国民党自由宣传；3.孙传芳撤退援赣之兵前一日为停战之期。[181]

28日，蒋尊簋自南昌抵达蒋介石行营所在地高安，表示只要保持孙传芳的五省总司令的头衔，其余皆可商量。蒋介石答以孙传芳确定撤兵之期再言其他，限于11月1日前用无线电话答复。[182]11月1日，蒋介石读到蒋方震复葛敬恩函。当时，蒋方震正在孙传芳军中参赞军事，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极为不满，在日记中写道：“敷衍油滑，是诚军阀走狗不若矣，其人之肉不足食也。”[183]

同日，战事再起。

国民革命军自放弃南昌后，主力集结于南浔路以西地区整顿，同时，白崇禧、加伦、蒋介石等积极制订计划，准备第三次进攻。

鉴于孙军主力集中在南浔路九江、德安、建昌、涂家埠等地，得交通之便，可以及时转移兵力，相互增援，因此，第三次进攻以截断南浔路，歼灭孙军主力为主，而不急于夺取南昌。在兵力配备上则分为三路：1.右翼军，由第二、第三军等组成，朱培德指挥。其中又分左、右纵队。2.中央军，由第六军组成。3.左翼军，由第七军及新近调赣的第四军与独立第二师等组成。此外，另设总预备队，由第一军的第一、二师及炮兵团组成，刘峙任指挥。总攻击时间定为11月1日拂晓前。10月20日，由第十四军组成的右翼军右纵队攻克抚州。30日，蒋介石下令各军将士，“务将孙之势力迅速扑灭”，“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能为最后之牺牲，始博最后之胜利”。[184]11月2日，第二军第四、五两师从东、南两面进逼南昌郊区，陈兵城下。

右翼军左纵队以蛟桥为进攻目标。11月3日，第二军第六师和第三军第七师、第八师等联合攻占该地。4日，围攻瀛上、牛行，孙军自乐化来援。5日，第三军左翼阵地动摇，蒋介石命补充第四团警卫团加入战线，仍感不足，又致函程潜、刘峙，调第二师增援，加伦认为不必要。在加伦的镇定面前，蒋介石“甚惭自信力薄弱”。[185]果然不出加伦所料，阵地迅速稳固下来。据苏联顾问回忆，当时，“蒋介石焦躁不安，知道对他来说成败在此一举，一旦失利，他的整个前程就将成为泡影。蒋介石三番五次地当着总军事顾问的面，真正地大发歇斯底里，搓手，哭泣，喊着‘一切都完了’，说要开枪自杀。布留赫尔（指加伦——笔者）每次都是好不容易才让这位神经脆弱的总司令平静下来”。[186]7日，右翼军占领瀛上、牛行，切断了南昌地区孙军的陆上主要退路。

中央军以乐化为进攻目标。11月3日，占领芦坑车站，并将铁道破坏。4日，蒋介石致电张发奎、李宗仁等，指出涂家埠为敌军主力所在，要求他们迅速南下，与第六军一起夹击孙军。当晚，第六军在总预备队第一、第二两师与炮兵团支援下，占领乐化。[187]随即分东西两路向涂家埠攻击前进。5日晚，第六军与南下的第七军联合攻占涂家埠。残敌向鄱阳湖畔的吴城溃退。6日，第二师追击至吴城。

左翼军以德安、涂家埠为进攻目标。11月2日，第七军西路逼近德安，与孙军第六方面军的3000余人发生激战，占领该城。同日，独立第二师贺耀祖部在德安北部的马回岭与孙军交火，马回岭驻有重兵，战况剧烈。在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部及第七军第一旅增援下，于3日占领马回岭。4日，孙传芳乘决川舰赴武穴，意在促使陈调元进攻武汉，以解九江之危。但陈按兵不动，孙又返航九江。[188]5日，贺师乘胜北上，占领九江、瑞昌。孙军见败局已定，失去斗志，只图逃窜。孙传芳见不可收拾，6日，鼓轮东下，返回南京。周凤岐部不战退回浙江，陈调元、王普部退回安徽。

1928年7月6日，蒋介石与北伐军各集团军司令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胜利祭灵大典后合影。自前排右起第二位始依次为李宗仁、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

至此，南浔线及南昌城郊的孙军已全部被击溃，城内仅余唐福山等残部两三千人。他们表示要归方本仁收编，企图迁延时间。11月7日，蒋介石至南昌车站与朱培德商量监视城内敌人计划。8日，下令攻城，城内残敌投降，退出城外。革命军入城后，“民众欢腾，往日萧条寂寞景象陡变为热闹市场，男女老幼，拥挤道途，争相瞻仰革命军旗帜之飘摇”。[189]同日，白崇禧率领由第二、第三、第七各军组成的追击部队进至滁槎以东的汉口附近，将准备沿鄱阳湖岸东逃的孙军主力截住，孙军主帅郑俊彦只身逃走，下辖旅长王良田、李彦青、杨赓和派使者请降。[190]

11月9日，蒋介石进入南昌，江西战役胜利结束。此次战役，歼灭了孙传芳的大部分精锐部队，据朱培德电称，仅7、8、9三日，右翼军即缴获敌枪3万余支，各种大炮20余门，机关枪30余挺，俘获师长唐福山、岳思寅、张凤岐3名，团长以下官兵5万人。左翼军、中央军在建昌、吴城方面缴枪2万余支，机关枪20余挺，大炮数门，俘虏2万人。[191]至此，孙传芳的第一、第二、第三方面军歼灭殆尽。但是，国民革命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官兵伤亡约达1.5万人。

江西战场最初失利的重要原因在于蒋介石急于显露自己，在敌人还保有强大兵力时就企图迅速夺取中心城市南昌，结果遭到挫败。其后，不得不增调骁勇善战的第七军与第四军，同时改变战略方针，首先致力于截断交通线，击溃孙军主力，形成对中心城市的包围态势，这才取得了胜利。

江西战场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直系军阀势力，使北伐军据有的广东、湖南、湖北得到屏障，这是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的。但是，它也挽救了岌岌可危的蒋介石的军事威信，使他有了一块立足之地，成为不久以后同国民党左派进行迁都之争的“资本”。在北伐过程中，鲍罗廷、加伦和中国共产党人曾企图在取得武汉后，出兵河南，而蒋介石则力图向长江中下游进军，以便取得江浙资产阶级的援助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公开反共，建立新的军事独裁统治。江西战役胜利以后，蒋介石的这一反革命意图就更加不可逆转，并在复杂的历史合力作用下最终得以实现。

蒋介石建议两党合并

自1937年5月至1939年初，蒋介石一直提议取消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共同组建一个新的政党——国民革命同盟会，这是蒋介石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时期的一个重大设想。中共同意建立这一组织，但希望它只是统一战线和一种形式，中共在其中仍然保存其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蒋介石因设想受拒，转而致力于限制共产党的发展。两党由最初的合作“蜜月”进入摩擦和斗争的多事之秋。

一　蒋介石向中共提出“废除苏维埃政府”等四项要求，日记中破天荒地出现“开放党禁”等内容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华，中华民族的灭亡危机加深。国共两党都在研究如何应对这一新的形势。

1935年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号召各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在会上发表讲话，呼吁中国各党派、团体、各界、各军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蒋介石抓住时机，于次年1月指派邓文仪到莫斯科，与潘汉年、王明会谈，说明自己“真诚地想同日本作（做）斗争”，要求中共“撤销中国苏维埃政府”，“把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2]其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即通过多条渠道和中共接触。同年7月，陈立夫向中共提出：“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放弃过去政治主张”等要求，并保证，国民党将“停止围剿”，“改善现政治机构”。[193]8月，中共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取“联蒋抗日”方针。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22日，蒋介石要宋子文转告周恩来，要周同意：1.废除中国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停止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之领导。蒋还要宋转告周，他每时每刻都在“思考重组国民党的必要性”。[194]24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会谈。同日，蒋介石向张学良表示：回到南京后，将“联红容共”，“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195]当晚，蒋介石与周恩来会面，蒋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声称回到南京后，周恩来可以去南京谈判。[196]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事变和平解决。此后，蒋介石思想中开始萌生新的成分。1937年2月，蒋介石制订《民国二十六年大事表》和《本年政策》，提出“妥协内外各方，专力对倭”，同时更前所未有地提出“开放党禁”“开放政党政治”等内容。不过，蒋介石并不想给中国共产党以合法地位，更不想与共产党平等相待。他所设想的“开放党禁”，只不过是“以本党为重心，吸收余党”，即在以国民党为“重心”的前提下，吸收部分中共党员。所以，他这一时期对中共的方针还是“制共”，即：1.不许共党宣传赤化，用兵力防制；2.给共产党“出路”，“以相当条件收容之”，“令其严守范围”。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日记中也还有“剿抚兼施”的提法，但是，很明显，“剿共”不再是蒋介石的政策重点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史称“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主导下，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图为蒋介石与西安事变中的随行人员合影。

二　两党谈判加速，蒋介石改“剿共”为“编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两党谈判加速。1937年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要求蒋介石：1.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2.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之给养。3.暂时容许一部分红军在陕南驻扎。4.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5.亲笔复恩来一信。[197]25日，毛、周再次致电潘汉年，提出红军、地方武装、游击队的伙食费、薪饷、购买费每月至少120万元。二人并要求以“蒋先生”的“手书”作为保证，由蒋交潘，潘直飞西安，交周恩来。潘汉年将中共的这些要求转告宋子文，蒋介石很不高兴，日记云：“对共匪要求规定（其）经常经费与亲笔函证，严斥其妄，终止谈判。”[198]29日，毛泽东决定做出让步，与周恩来再次联名致电潘汉年，电称：“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决定放弃陕南驻兵要求，将徐海东部自商县北撤。[199]此电使蒋多少感到高兴，日记云：“共匪电称，商县之部队如期先向陕北撤退，以表示其投诚之意乎？”他觉得，中共已无路可走，是“招降”的好机会。日记云：“对赤匪之处置应慎重考虑。彼于苏俄既无接济，而于主义又难实行。若其果有民族观念，不忘为黄帝之裔，则于其穷无所归时收服之，未始非一良机也。”[200]他反省当月各事，认为陕西的东北军与西北军方面，“内部涣散，同床异梦”，中共虽然仍“从中操纵作梗，亦不敢明目张胆，而且对彼已有相当示意，勿使其失望，料彼亦终于屈服也”。2月1日，他决定邀周恩来于10日来杭州相见。9日，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开始在西安会谈。当日，周恩来、顾祝同会见。顾称：杭州会面计划推迟，蒋要顾、周先谈。蒋介石很关心二人的这次见面，曾在日记中写道：“问顾与周谈话结果。”[201]当时，国民党正在筹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蒋介石确定的会议首要议题就是：“剿共或容共”。从2月1日起，蒋在日记中多次写下他的思考，但是，其思考结果却既非“剿共”，也非“容共”，而是“编共”，即将共产党的组织和军队都“编”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行列。[202]

三　中共提出四项保证，蒋介石提出“彼此要检讨过去”，要求中共“与他永远合作”

中共对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寄以希望。2月9日，政治局常委会在延安开会，决定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要求国民党实现“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等五项要求。中共则提出四项保证：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纲领。中共的这四项保证，大体是对西安事变时期蒋介石所提四项要求的回应。和苏维埃时期的政策相比，做了巨大的改变与让步。

1937年3月，中共代表周恩来（右）、叶剑英（左）与国民党代表张冲（中）在谈判期间的合影。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于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的《宣言》确定对外方针为“领土主权之维护”，对内方针为“和平统一之进行”。《宣言》批评1927年以来中共所采取的“暴动手段”和“阶级斗争”观念，声称对中共“实不能以片言之表示，即予置信”，因此会议又特别通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强调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政权必须统一”，向中共提出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等四项要求。以上种种，措辞虽然严厉，但是，所提四项要求与中共的四项保证已无太大距离。上述《宣言》与《决议》都经蒋介石修改和审定，反映蒋的思想。[203]

通过三中全会，国共两党在内外政策上走近了，合作就有了基础。但是，按照蒋介石的“编共”方针，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如何处理中共手中的武装；其次是如何对待中共的组织；第三是如何对待中共所建立的政权；第四是如何安排中共领导人。

关于军队。蒋介石认为，“只可编其部队，而决不许其成立军部，或总指挥部”。[204]“不能留编地方警甲为武力暴动之张本”。[205]

关于组织。蒋介石提出：“政党组织必须在国民大会之后。”“甲、改组；乙、领导；丙、政策；丁、形式；戊、不与计较小事。”[206]

关于政权。蒋介石认为，“不能成立特区”。

关于人员。蒋介石认为，“对其高级干部保护其自由权，如愿出洋，则可由政府资送”。

不过，这一时期，蒋介石仍然怀疑中共的诚意。3月15日日记云：“今年之中国必须在日本伪亲善及共匪假投降之下稳定本国阵线，加强国力之充实也。”蒋介石生性多疑，又经过十年内战，要他消除猜忌，完全相信中共，几乎是不可能的。

3月26日，周恩来由潘汉年陪同，到达杭州，和蒋介石会谈。周以书面形式向蒋提出共产党方面承认的六项条件，如：“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等，同时要求国民党方面给以五项保证，如：“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全国停止剿共”“实现民权，释放政治犯”等。周同时提出口头声明六点，如：陕甘宁边区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红军改编后须达四万余人；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等。[207]他声明：中共拥蒋，系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之上，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之诬蔑。蒋介石对这些具体问题兴趣不大。他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认为国共两党“彼此要检讨过去”，承认自己“过去也有错误”。他要中共“与他永远合作”，并且要求“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208]当日日记记载说：“与周恩来讨论共党问题之根本办法。余独注重其内部组织之改正，与根本政策之决定，以及认定领袖之地位各点，彼乃出于意外，以为余与彼相见，只谈对共受降条件之枝节问题也。”[209]

他告诉周恩来，小节容易解决。陕甘宁边区可以是整个的；军队人数不同共产党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决不派人破坏中共的部队，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商定，他也决不再打（内战）等。蒋的这些意见较他此前的想法“宽大”。因此，他在日记中特别写道：“示共党以宽大之意，使之知感。”[210]

四　中共提议建立“民族统一联盟”，蒋介石提议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

早在1937年1月，周恩来就曾向张闻天和毛泽东提出，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唯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时，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211]1937年4月初，周恩来到延安，向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杭州会谈情况，会议认为“结果尚好”，决定在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基础上，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征求蒋的同意；在此基础上，成立包括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各派及政治团体的民族联盟（或党），共同推举蒋介石为领袖。[212]会后，委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吴亮平起草《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及《民族统一联盟组织规约》。4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草案，周恩来在会上提出，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以共同纲领为行动准则；建立联合组织；在蒋承认此纲领的条件下，中共可承认他为领袖。联盟的组织原则是：各党各派各革命团体均可参加；联盟中保持各组织独立性，允许自由退盟，等等。26日，周恩来携《草案》飞赴西安，同张冲谈判，提出在确定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由国共两党共同发表宣言。

周恩来回延安后，曾于4月11日致电蒋介石：“归膚施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现党中央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电称，会后即将南下见蒋。蒋介石当日收到电报，仔细琢磨，“恩来之电何意？”不过，他当然感觉到了事情在进展。4月28日日记云：“共党之态度与方针，当以诚意感召之。”此后，他反复研究对共方针，逐渐形成了一套想法：

第一，中共不能公开活动。5月12日日记云：“共党方针与处置之步骤及办法，不与公开为宜。”

第二，命中共取消党名，改编组织。5月13日日记云：“对共党应使其取消名称与改编组织，如此则拟积极指导，否则不许其公开。”

第三，“誓行三民主义”。

第四，承认“领袖地位与权责”。

第五，军队改名国军。[213]

第六，领导人出国。

5月20日日记云：“对共党办法：甲、首脑出去，不能留队；乙、其他从宽。”

5月25日，蒋介石又确定“对共方针”七条：

甲、宽给其经济；乙、严限其军额；丙、政治从宽；丁、区域宜严，不能使之独立；戊、其间各省军阀借口中央容共叛变时，则共党武力是否共同讨逆？己、勿准有各党各派字样；庚、领袖权责。[214]

29日，蒋介石确定，共产党“如其要公开，则应取消其党名。”[215]31日，蒋介石再次确定“对共条件”四条：

甲、国民大会前，（共产党）宣传与组织停止活动；乙、应防军阀与倭寇借口容共为名攻击中央，故暂不公开；丙、组织国民革命会，双方各推代表五人；丁、共党宣言中须提停止宣（传）组（织）一节。[216]

这是蒋介石在日记中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国民革命会”。不过，在同一天写作的《本月反省录》中，蒋介石却将这一新的组织定名为“国民革命同盟会”。同时，蒋介石还写下了几条原则：“甲、组最高干部会议或团，各派五人至七人；乙、手续。各先取消原有党籍，重填盟约、誓书；丙、领袖最后决定权；丁、干部先推定，改为圈定制。”据此可知，蒋介石对这一新组织的设想：它是国共两党的联合组织。参加者须先“取消”原有的国民党或共产党党籍，才能成为这一新组织的成员。

在《本月反省录》中，蒋介石再次确定“对共方针”十条：“甲、经济从宽；乙、政治次之；丙、军事严定限制；丁、主张坚决反对，不能迁就；戊、行动须令一致；己、区域与军官仅施监察亦可；庚、勿准联合各党各派主张；辛、勿准宣传；壬、改党名，誓行三民主义；癸、领袖权责。”上述十条，部分条文，如“改党名”，“誓行三民主义”等已屡见于其日记，可见其关心重点所在。

五　中共同意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蒋介石既想利用共产党，又害怕共产党

6月4日，周恩来到庐山，与蒋介石见面。其后，二人多次会谈，蒋介石日记有如下记载：

6月5日：“对共警告：甲、不能提不必做之言、不能做到之事。乙、绝对服从与一致，不得擅自宣传。丙、不得任意活动与组织。丁、对第三国际之限制。”

6月6日：“共党对第三国际关系由领袖主持负责。”

6月7日：“一、共党首要应离军区或出洋。二、民族统一纲领与联盟组织之不当。三、第三国际与苏俄关系之方式。四、共党宣言中应停止活动，则政治犯可赦免。五、共同组织。六、军额与特区问题。”

6月8日：“一、共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立总机关，此决不能允许也。二、劝共党减低目标，注重实际，恢复社会信用，改变观念，并免领袖为难。”

6月9日：“共党尚欲设军事总机关，余严拒之。”

上述日记，显然都是蒋介石与周恩来谈判时的记录与想法。不过，蒋介石一直不提周恩来的名字，只有到了6月12日，蒋介石在《本周反省录》中才写道：“见周恩来，共党问题大体可定。”

6月15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在庐山的“最后表示”。关于两党合作部分，蒋的意见是：“1.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目的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2.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3.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4.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代替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

关于目前有关部分，蒋提出，红军可以改编为三个师，设政治训练处指挥；陕甘宁边区政府，由中央方面派正的官长，边区方面自己推举副的，由林伯渠担任；中共领袖须离开部队等。[217]

周恩来报告说：曾就蒋提出的同盟会的组织原则，红军编制与边区政府，特别是指挥与人事等问题，与蒋争论很久。周恩来坚持红军改编以后，三个师以上的统帅机关必须给以军事名义。经与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往返磋商，仍不能解决。6月18日，周恩来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25日，周恩来起草与蒋介石谈判的新提案，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蒋介石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如蒋同意设立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可改编；毛泽东不拒绝出外做事，等等。[218]同时，周恩来又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两党关系调整方案》，其中提出，国民革命同盟会可负责调整两党关系，决定两党共同行动事项，但不能干涉两党内部事务，两党均须遵守共同纲领，但两党又均保留各自的组织独立性及政治批评和讨论的自由权。[219]其后，周恩来并将草拟的国民革命同盟会纲领交给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请他转交蒋介石。

1937年5月，国共谈判期间，国民党派出“中央考察团”到延安考察，图为中共领袖与考察团成员合影。右二为毛泽东，左三为朱德，左一为叶剑英；右一为“中央考察团”团长肖致平。

周恩来离开庐山后，蒋介石对国共合作问题又产生了一些新想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中共，既要“优容”，又要“严厉监督”；禁止共产党“夺取群众”；陕北政权归“中央统一”；毛泽东出洋；取消“民主”与“各党各派联合”口号；“不得为外国而抗日（暗指苏联。作者注）”，等等。[220]当时，蒋介石正计划于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行宪政。他在思考会后是否允许各党派活动等问题，为此写下三条：1.对共党输诚后之处置运用方案（自强）；2.团体之组织机构，应以加强斗争为主。3.研究国民大会后各党派之活动范围与对共党防制及运用之方。6月20日，又再次写下：“对共党约束其宣传，须根据三民主义为组织，须对团体公开，以生产、经济、农村为对象。”这些地方，可见蒋介石既想利用共产党，又害怕共产党的影响和势力的发展。

六　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蒋介石决定“对中共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

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13日，周恩来偕博古、林伯渠到庐山，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郑重向全国表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所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同时宣布：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14日，蒋介石会见周恩来，表示周所起草的国民革命同盟会的纲领可以讨论。[221]但是，第二天二人之间即出现冲突。其原因在：6月庐山会谈时，蒋介石曾提出，中共部队三个师以上，可“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中共中央勉强接受了这一意见。但是，周恩来此次来庐，却得知蒋介石改变主意，坚持中共部队须直属军委会行营。7月15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说明前后“出入甚大”，“事难做通”，不仅使自己失信于党内各同志，而且，“恐碍以后各事之进行”。[222]蒋介石见信后大怒，不过，他仍然忍而未发。[223]紧接着，蒋介石又因事对中共不满。日记云：“共产党态度渐恶，惟有顺受之。”[224]

所谓“顺受”，也就是接受中共的要求了。

7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称“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225]25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共（包括地方组织）可以在一定的共同纲领和完全平等的原则之下，和国民党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群众运动委员会一类统一战线组织。这样，经过艰难的长期谈判，国共两党重新携手，第二次合作形成。[226]

1937年7月17日上午，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正式发表《抗战宣言》，郑重宣布对日应战。其中称：“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2月10日，日军向雨花台、紫金山等处进攻，南京危急。蒋介石进一步思考对共方针：“放任乎？统制乎？保守乎？”他决定，为全局计，让那些“能与共党合作者共同抗倭”，同时决定，从速开始与共产党的新一轮谈判。[227]次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控制共党，勿使捣乱。”

很长时期以来，日本侵略者一直企图诱惑蒋介石“防共”、反共，这一时期，蒋介石对此颇有清醒认识，日记云：“敌以共产主义为第一对象，希冀利用本党与本人为其作刽子手，使我国内自相残杀，成为第二之西班牙。此乃最为残苛之悲境，应切戒而力避之。”[228]

12月13日，南京沦陷。21日，周恩来、王明、博古与蒋介石在庐山会谈，周就中共的一系列建议，如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商定两党共同纲领等作了说明。蒋介石表示，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已告陈立夫等，同你们商量今后两党关系。[229]他在日记中写道：“与共党代表谈组织事，此时对共党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也。”[230]让中共“尽其所能”，这是蒋介石处理和中共关系中最开放、最勇敢的决定，但是，当中共在敌后大量扩展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时，蒋介石却又害怕起来。

12月26日，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成立。陈立夫、刘健群、张冲、康泽为国民党代表，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为共产党代表。同日，蒋介石得悉德国大使陶德曼转来的日方谈判四项条件，其第一条就是要求中国政府放弃“亲共、抗倭、反满”政策，“共同防共”，蒋介石觉得“无从接受，亦无从考虑”，断然加以拒绝。[231]

七　同题异旨，蒋介石想“合并融化”，共产党想“独立自主”

尽管国民党和共产党在组建国民革命同盟会的问题上取得一致，但是，双方对这一组织的性质、任务的理解却大不相同。蒋介石希望通过这一组织“合并”国共两党，而共产党却希望它只是两党间的一种“统一战线”。1938年1月13日，蒋介石决定“对共党，主张消化而不可排斥”。[232]30日，决定“容纳各派组成大党”。[233]2月初，蒋介石命邵力子与周恩来商谈，催促共产党并入国民党。[234]很快，蒋介石就得知共产党不赞成此议，他决定：“此事宜缓处。”[235]同月10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陈立夫。蒋介石表示：为了“集中力量来应付当前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战”，国民党“竭诚盼望各党各派能够合而为一，并且为实现这个举国一致的新党起见，虽具有光荣悠久历史的‘国民党’名义亦可以取消。”他说：“国共两党应即消泯一切形迹，确实作（做）到团结一致。”又说：“我始终认定我们要对外战胜，要革命成功，就只能有一个党，一个团体。”

早在1937年9月1日，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提出：党要从“现在地位”发展到“实力领导地位”，要在战争中建立“工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他更特别着重提出：是“资产阶级追随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追随资产阶级”，也就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问题。[236]毛泽东这里所提出的，是一个在抗战中发展、壮大共产党，掌握领导权，按中共的目标建设中国的重大问题。蒋介石建议两党合并，将在事实上取消共产党，自然中共绝对不能接受。因此周恩来向蒋委婉地说明，此举事实上有困难，“与其两党合并，无形中不免酝酿摩擦，不如两党各仍其旧”。他建议，由蒋提出“共同纲领”，“促使两党联合”。周并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为据，说明“两种主义信仰，不仅现在没有矛盾，而且一直可以发展下去，永远不致冲突”。[237]陈立夫提出，在两党之外共同组织双方都可以参加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由于事关重大，周恩来与王明于当日立即将会见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声称蒋介石一个党的思想仍有，但目前并无强制执行的意思；对八路军态度尚好。[238]2月18日，蒋介石再次与周恩来等谈话，日记云：“上午与共党代表谈话。此辈幼稚而无诚意，何能成事，但败事有余耳。”

蒋介石原拟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并决定两党合并问题，对国民党进行“改组”。[239]最初，他情绪急躁。2月22日日记云；“共党问题应速进行解决，此其时也。”25日，他接见苏联驻华大使，特别告诉他：“余对内主国共合并，对外拟与俄再进一步之合作。”3月1日，中共中央致函蒋介石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明确表示：“只许一党合法存在，同时不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并存的办法，既为事实所不许；取消现在一切党派而合并为一党组织的办法，亦为事实所不能。”

中共中央重提建立“民族革命联盟”的主张，各党派共同参加，而又各自保持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其任务是拟定统一战线纲领，共同遵守，同时，由各方代表自上而下地成立统一战线组织，规划抗日大计，调整各党派、各团体之间的关系。中共中央表示，将派代表列席国民党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预先邀请国民党选派代表团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示两党同志兄弟般友爱与团结”。[240]这是此前、此后都不曾出现过的热烈语言。

这一时期，蒋介石虽然很想“积极刚强”地推行“一党制”，但是，他还不想蛮干。3月25日日记云：“对共党主感召而不主排斥。对各党派主联合，使之就范，而不加强制。”次日日记云：“团结党内，统一国内，使之坚强，是对敌国最大之打击。”由于中共方面坚决而明确地反对“合并”，蒋介石只好改变办法与态度。[241]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蒋介石在会上提出，对共产党，“采宽容态度，逐渐导本党以外各党派人于法律之道”。[242]在大会闭幕词中，他也表示：要拿“以大事小”的道理来对待各党各派，宽宏大度，至公至正，在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之下，接纳各党派人士。[243]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蒋介石曾一度感觉“共党问题较有进步”，不过，他有时也还认为共产党“幼稚与枭张”。但从总体看，他还是采取克制态度。7月7日，他因阅读中共报纸动怒，在日记中写道：“戒之！”

八　毛泽东表示，国民党有“光荣的历史”，有孙中山、蒋介石“两个伟大的领袖”

6月19日，周恩来将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商定后起草的同国民党交涉的十条意见交给蒋介石，其内容包括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等。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对国民党和蒋介石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国民党有它光荣的历史，主要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过联俄、联共、工农政策，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有广大忠诚爱国的党员。”[244]毛泽东明确要求国民党“向广大民众开门，容纳全国爱国党派与爱国志士于一个伟大组织之中”，这个组织，毛泽东定性为“革命民族联盟”。他说：“在国民党四十多年的历史中，每遇大的革命斗争时，总是把自己变为革命民族联盟的。”他特别提出，今天已经到了国民党历史上第三次变为革命民族联盟的时机，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必须也可能把它自己变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为了保证和国民党的长期合作，毛泽东设想了三种形式。一种是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在此形式下，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身份公开，将名单提交国民党领导机关；青年共产党员则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不组秘密党团。一种是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拥戴蒋介石为联盟的最高领袖，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执行共同纲领，处理共同事务。第三种是没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协商。[245]

九　蒋介石反对“跨党”，坚持“合成一个组织”，拟约毛泽东面谈

9月29日，毛泽东和王明分别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毛泽东向蒋介石表示：“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246]没有等会议开完，周恩来就匆匆返回武汉。10月4日，会见蒋介石，递交毛、王函件，说明六中全会决定，建议四点：1.停止两党的斗争。2.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3.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分子一律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4.以上参加者，均保留其党籍。[247]周同时说明，中共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发展组织。蒋很注意听，要周将意见写出给他。8日，周将意见交蒋。14日，周蒋再次见面。蒋答复周称：关于中共党员公开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问题，须由国民党中常会讨论。三青团章程可以改变，中共党员可加入。蒋要周先找三青团各领导人商谈。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认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最好组织形式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248]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功地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但是，其间两党也发生许多纠纷，至1927年4月，终于分裂。现在，中共再次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蒋介石不能不认真思考。他开始阅读中共书籍《党的建设》。11月18日，蒋介石日记云：“共党教育与经验是由其国际百年来秘密苦痛幽囚中所得之教训而成，故其纪律最严，方法最精，组织最密，任何党派所不及……读共党之《党的建设》一书，深有感也，能使其人趋向于民族国家之路则几矣。”11月19日日记云：“对共党防制之道，除改正本党、重新本党外，尚有他法否？应不使其取得合法地位为目前要点。”这两段日记说明，蒋既充分认识共产党在纪律、方法、组织等方面的优越性，但是，也还对共产党存在着深刻的猜忌。一方面，他觉得，中共发表宣言，拥护三民主义，愿意加入国民党，“对敌必发生影响”[249]；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就如同神话小说《西游记》所描绘的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之后的情况一样，会对国民党“不利”。12月6日，蒋周会见。蒋称：1.跨党不赞成，中共既行三民主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2.如果此点可谈，拟约毛泽东面谈。3.如全体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称：1.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到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共终究是两个党；跨党，我们不强求，如果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他法。2.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不可能，也做不到。3.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蒋表示，如果合并事不可能，就不必约毛泽东到西安会谈。[250]

12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与汪精卫、孔祥熙、朱家骅等人谈话，汪、朱都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可虑”。[251]12日，蒋邀周恩来、王明、博古、吴玉章、董必武等人谈话，力劝周等参加国民党，“作强有力的骨干”，“为国家民族共同努力”。[252]他说：“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的办法是绝对办不到的。”他并说：“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周等答以“一个组织办法做不到”，如“跨党”做不到，可采取其他合作方式。蒋表示：“其他方式均无用。”[253]

十　周恩来明确答复：两党合并“不可能”，谈判最终破局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中共力量在各地迅速发展，八路军军力日益增强。彭德怀向国民党要求将原来的三个师的编制扩展为九个师。[254]蒋介石对此感到忧虑，视为较“敌寇”还要严重的“急患”之一。1939年1月6日日记云：“共党之猖狂日甚，彼或认为其时已到乎？”[255]同月16日日记云：“共党发展迅速，其势已日汹。”次年1月20日，国民党筹备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再次约周恩来见面，重提国民党与共产党合并，周再次明确答复“不可能”。蒋要求周将此事再电延安请示，并在全会期间得到回电。他说：汪精卫出走，“更是两党团结的好机会，即暂不赞成统一也要有新办法”。[256]

对于周恩来的拒绝，蒋介石很生气，当日在反省录中写道：“中共匪性不改，亦惟有以严正处之也。”[257]1月21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24日，中共中央致电五中全会，说明两党合作“为现代中国之必然”，两党合并，“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258]这是对蒋介石建议的明确而坚决的回答。1月2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报告，声称对共产党“不迁就，不放任”，“用严正的态度来教育他，管理他，然后可以融化他，‘以敌化友’，这是中国国民党现在最紧要的政策。”[259]29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宣言》中声称：“吾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这是对中共所提“跨党”意见的明确拒绝。[260]至此，两党关于合并的谈判最终破局。

蒋介石佩服共产党员的献身精神，但是，他又极端害怕中共的组织力量。当时，他痛感国民党的腐败，希望共产党员的加入能为国民党注入新的血液，藉以振兴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加强抗日力量，这就是他何以一再要求两党合并或允许部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原因。[261]但是，他又不能允许共产党作为组织的存在及其发展，也担心兼有双重党籍的共产党员不能忠实于国民党，这就是蒋介石之所以最终拒绝中共的“跨党”合作方式的原因。

十一　国民党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两党关系转入多事之秋

当时，各地国共两党、两军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2月1日，叶楚伧拟具“对共产党应取态度之原则”八条。其中第三条规定：“各战区之国军于暗中划一地境线，不许第十八集团军部队自由越境，若不服制止，即将其消灭之。”第四条规定：“对第十八集团军在晋、冀、察、鲁各沦陷地区所造成之既成事实，如各地方之非法政权，一律不予以法律上之承认，保持中央对地方皆可任命官吏行使地方政权。”第五条规定：“对第十八集团军之行动，只给予临时任务及攻击目标，不划给固定或永久区域，保持中央军对任何地方，均可开入。”第六条规定：“对陕甘宁边区问题，必须取消非法组织，回复行政常规，然后予以解决。在未解决以前，对边区外围，仍严密监视之。”第八条规定：“默许各机关及沦陷区之国军采取任何方法肃清其内部之不良分子。”蒋介石批复称：“可如拟办理。”[262]同月12日，蒋介石约周恩来谈话。3月10日，蒋介石阅读中共一二九师政委张浩1937年在抗大的演讲，题为《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其中谈到，“对于反革命头子蒋介石，更是誓不两立”，“必须将眼光放大些，所以才与反动的各阶层合作”。蒋介石日记云：“《中共策略与路线》一书，幼稚卑劣，可叹！”他决定，今后采取“融化共党政策”。[263]4月1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密下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提出加强国民党的意见十条，限制共产党的意见十三条。国共两党关系再次转入多事之秋。

十二　两次合作与分裂，历史何其惊人地相似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两党有过两次合作、两次分裂。第一次合作的形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仍然保留共产党员的身份，受中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当时，这种党员被称为“跨党党员”，这种形式被称为“党内合作”。1926年，蒋介石研究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认为革命要取得胜利，革命势力和革命指挥必须集中、统一，只能有“一个主义、一个党”，中国革命是“国民革命”，其领导者只能是国民党。他向苏联顾问鲍罗廷提出：国民党是大党，共产党是小党，为了革命胜利，小党要做出牺牲，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应该退出共产党，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蒋介石此议，受到鲍罗廷和中共的拒绝，蒋介石自此逐渐走上“限共”以至“反共”的道路。[264]抗战初期，两党实行互不包容的党对党的“党外合作”。蒋介石建议两党合并，实际上是他1926年“一个主义、一个党”主张的翻版。中共再次拒绝此议，捍卫组织独立性，坚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存在和发展路线。

但是，由于两党在思想、理论、策略上存在的诸多分歧，存在着谁影响谁、谁领导谁的尖锐角力，也存在着各自不同的发展利益和发展需要，而两党间又缺乏一种中共曾经设想过的统一战线形式的组织加以调节，这样，两党间的摩擦、斗争就不可避免了，蒋介石在战后发动反共内战也就不可避免了。

国共之间的两次合作与分裂，历史何其惊人地相似！

注释：

[1]　《民生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64页，中华书局，1986。

[2]　同上，第374页。

[3]　《蒋介石日记类钞》，1919年11月4日、22日。

[4]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3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5]　《校长第三次训话》（1925年4月9日），《蒋中正先生演说集》，第69-70页，上海三民出版部，1925。

[6]　《校长第三次训话》，《蒋中正先生演说集》，第70页；《对第二期毕业生训话》，同前书，第150页；《第三期同学录序》，《蒋校长演讲集》，第209页，黄埔军校，1927。

[7]　《校长第三次训话》，《蒋中正先生演说集》，第70页。

[8]　《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速记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31页；《对商界代表演说词》，《蒋中正先生演说集》，第121页。

[9]　《第三期同学录序》，《蒋校长演讲集》，第210页；《为西山会议告同志书》，同前书，第216页。

[10]　《校长在本校特别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会选举大会演说词》，《蒋中正先生演说集》，第156-158页。

[11]　《蒋校长演讲集》，第216页。

[12]　《再论联俄》，《蒋校长演讲集》，第15-16页。

[13]　参见《国民政府为国民革命奋斗实现三民主义宣言》，《革命文献》第16辑，第2809页。

[14]　《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档选集》（1），第65页。

[15]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档选集》（1），第144-145页。

[16]　Memorandum of the Delegation of Dr. Sun Yat Sen with Relation to the Proposal Mentioned in the Telegram of A. A. Joffe Sent from Tokyo May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蒋介石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31-333页。

[17]　《吴稚晖致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查办共产党函》，《革命文献》第9辑，第1301页。

[18]　《民生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69页。

[19]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98页。

[20]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424页。

[21]　《高级政治训练班训词》（1926年5月20日），《蒋校长演讲集》，第88-89页。

[22]　《蒋介石日记类钞》，1925年11月12日；又，《蒋介石日记》，1931年4月15日。

[23]　《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日演词》（1926年5月22日），《蒋校长演讲集》，第84页。

[24]　《告民众书》（1927年4月18日），《革命文献》第16辑，第2815页。

[25]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档选集》（1），第115页。

[26]　《六大以前》，第132-133页，人民出版社，1980。

[27]　《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中共中央档选集》（1），第77页。

[28]　《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档选集》（1），第339页。

[29]　《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档选集》（1），第349页。

[30]　《告全体民众书》（1927年4月18日），《革命文献》第16辑，第2813页。

[31]　《蒋校长演讲集》，第277页。

[32]　参见拙作《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第131页，重庆出版社，2015。

[33]　戴季陶：《跋特种外交委员会档》，宋子文档，第40盒，美国胡佛档案馆藏。

[34]　《最近中国关系诸问题摘要》第2卷，《日本外务省文书》，SP166。

[35]　《蒋介石最近之重要表示》，《台湾民报》，1927年3月27日。

[36]　《中共中央档选集》（1），第108页。

[37]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共中央档选集》（1），第37页；《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六大以前》，第137页。

[38]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档选集》（1），第165页。

[39]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卷，第288页，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

[40]　《再论联俄》（1926年1月10日），《蒋校长演讲集》，第15页。

[41]　参见拙著《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第140-141页，中华书局，1996。

[42]　《革命文献》第16辑，第2825页。

[43]　《中共中央档选集》（1），第59页。

[44]　《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204页。

[45]　《战时工作会议之第三日》，《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26日。

[46]　参见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

[47]　蒋介石：《告武汉商界同胞书》，《忠告武汉工商同胞书》，均见《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5日。

[48]　鲍罗廷演讲，见《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03、1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参见《恽代英文集》下卷，第893页，人民出版社，1984。

[49]　《中共中央档选集》（2），第164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50]　《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录》，油印件。

[51]　《蒋介石日记类钞》，1926年8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2]　《革命文献拓影》，第6册，《蒋中正“总统”档案》；又1926年9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称：“蒋介石重新转向了社会舆论，他的政治行为又变得更明确了。国民党中央收到了蒋介石要求起草《土地法》的建议。”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47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53]　以上引文，参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版）、《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均见日本毛泽东文献研究会编《毛泽东选集》及《毛泽东选集补卷》。

[54]　《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告中国共产党书》，《革命文献》第16辑，第2833页；《国民政府为国民革命奋斗实现三民主义宣言》，同前书，第2815页。

[55]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5日。

[56]　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分歧，不仅表现于国共两党之间，而且深刻而广泛地表现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部，限于篇幅和本文主题，这里不能详论。

[57]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80页。

[58]　FO，371，V01.11621，F513/1/10，Appendix 10.

[59]　FRUS，1926，Vol，1，p. 705.

[60]　Lampson to Chamberlain，Mar. 9，1927，FO，800，V01.260.

[61]　《矢田致币原电》，《日本外务省文书》，微卷，PVM27。

[62]　张家璈：《中国货币与中国银行的朝向现代化》，张家璈文件，胡佛档案馆藏。

[63]　《国闻周报》第3卷36期，1926年9月19日。

[64]　《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46、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65]　以上统计，前者据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版），后者据《湖南各团体请愿代表团农民协会代表报告》，《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2日。

[66]　《李大钊文集》（4），第370页，人民出版社，1999。

[6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586页。

[68]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日演说词》，《蒋校长演讲集》，第83页，1927。

[69]　《高级政治训练班训词》，《蒋校长演讲集》，第85页。

[70]　《六月七日总理纪念周讲话》，《蒋校长演讲集》，第99页。

[71]　《为西山会议告同志书》，《蒋校长演讲集》，第216页。

[72]　《蒋总司令在清党后对于时局的演讲》，《革命文献》第9辑，第1319页。

[73]　《政治党务报告》，1926年8月25日，《蒋校长演讲集》，第193-194页。

[74]　《高级政治训练班训词）（1926年5月22日），《蒋校长演讲集》，第89页。

[75]　参阅《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中共中央档选集》（1），第200页。

[76]　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77]　洪均培：《国民政府外交史》，第241-242页，上海华通书局，1930。

[78]　转引自楼桐孙：《新约平议》，《东方杂志》第26卷第1号。

[79]　《外交部关于废约的宣言》，1929年12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数据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卷，第52-53页。

[80]　《蒋介石与威尔基谈话记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第1册)，第523页，“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

[81]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2卷，第47页，台北，1984。

[82]　国民政府档案，见侯坤宏编《土地改革史料》，第33页，（台北）“国史馆”，1988。

[83]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573页，台北，1984。

[84]　“行政院”档案，《土地改革史料》，第144页。

[85]　“行政院”档案，《土地改革史料》，第185-188页。

[86]　1932年6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会议，通过的《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土地条例规定》：“被匪分散之田地及其他不动产所引起之纠纷，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为原则。”见《地政月刊》第1卷第6期。

[87]　陈光甫日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88]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5页，人民出版社，1991。

[89]　《孙传芳抵沪后之通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3日。

[90]　《孙传芳又开军事会议》，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26日。

[91]　《孙传芳在南京发表之谈话》，《晨报》1926年8月1日。

[92]　《杨文恺将出京赴宁》，《申报》1926年8月1日9版。

[93]　《孙传芳仍持保境安民态度》，《申报》1926年8月6日4版。

[94]　《孙传芳致吴电之真相》，《申报》1926年8月4日7版。

[95]　《孙传芳提倡之投壶新仪》，《申报》1926年8月2日9版。

[96]　《江苏修订礼制会成立纪详》，《申报》1926年8月12日9版。

[97]　张曙时、侯绍裘：《江苏最近政治、党务简单报告》（油印本）；韩觉民：《上海特别市党部报告》（油印本）。

[98]　《各商会关于时局通电》，《申报》1926年8月9日13版。

[99]　《南京快信》，《申报》1926年8月12日9版。

[100]　《各团体运动和平》，《申报》1926年8月12日13版。

[101]　《全浙公会请孙蒋维持和平》，《申报》1926年9月9日13版。

[102]　《全浙公会奔走和平昨讯》，《申报》1926年9月14日9版。

[103]　《各公团呼吁和平》，《申报》1926年9月5日15版。

[104]　《孙传芳复各商会电》，《申报》1926年8月13日13版。

[105]　《全浙公会奔走和平之趋势》，《申报》1926年9月12日。

[106]　《南京和平会议消息》，《申报》1926年9月22日6版。

[107]　何成浚致谭延闿等密函，1926年8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芜湖快信》，《申报》1926年8月12日9版。

[108]　《江苏援赣之先声》，《申报》1926年8月21日10版。

[109]　《孙军第一目标在浏阳》，《晨报》1926年9月7日2版。

[110]　《孙传芳世电》，见《蒋中正致孙传芳电附录》，《申报》1926年9月19日；参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7册，第19页。

[111]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1926年2月3日。

[112]　《苏粤代表会晤》，《晨报》1926年8月1日2版。

[113]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114]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1926年8月17日。

[115]　《蒋介石致何雪竹电》，1926年8月18日，台湾《近代中国》第23期，1987年6月30日出版。

[116]　《何成浚致谭延闿密函》，1926年9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粤蒋代表何成浚之谈话》，《申报》1926年9月4日13版；何成浚：《八十回忆》，《近代中国》第23期。

[117]　《何成浚致谭延闿密函》，1926年9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粤蒋代表何成浚之谈话》，《申报》1926年9月4日13版；何成浚：《八十回忆》，《近代中国》第23期。

[118]　《粤蒋代表何成浚之谈话》，《申报》1926年9月4日13版。

[119]　《何成浚致谭延闿密函》，1926年9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20]　《何成浚致谭延闿密函》，1926年9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21]　《东南局面将有大发展》，《晨报》1926年9月9日2版。

[122]　《南京孙传芳通电》，《申报》1926年9月9日6版。

[123]　《蒋介石致孙传芳电》，《晨报》1926年9月17日2版。

[124]　《驳复孙传芳阳电》，《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

[125]　《蒋介石复张群书》，《申报》1926年9月22日9版。

[126]　《孙传芳联张讨蒋电》，《申报》1926年9月12日4版。

[127]　《奉张电孙表示合作》，《申报》1926年9月13日4版。

[128]　《奉宁对南军事之结合》，《申报》1926年9月17日6版。

[129]　《奉宁对南军事之结合》，《申报》1926年9月17日6版。

[130]　《奉鲁苏联合对粤之形势》，《申报》1926年9月15日4版。

[131]　《奉鲁苏联合对粤之形势》，《申报》1926年9月15日4版。

[132]　《孙传芳出发有待》，《申报》1926年9月18日9版。

[133]　《苏鲁合作问题》，《申报》1926年9月20日4版。

[134]　《杨文恺、张学良先后抵济》，《申报》1926年9月20日4版。

[135]　Sir，R. Macleay to Sir Austen Chamberlain，No. 374，Tel，September 15，1926，Fo405/252A，P. 218.

[136]　Sir，R. Macleay to Sir Austen Chamberlain，No. 374，Tel，September 15，1926，Fo405/252A，P. 218.

[137]　Sir W. Tyrrell to Sir R. Macleary，No. 269，Most Secret，Tel，September 27，1926，Fo405/252A，P. 223.

[138]　《孙传芳三爱主义》，《晨报》1926年9月27日2版。

[139]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1926年8月5日；参见《北伐阵中日记》（油印本），1926年8月6日。

[140]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三），第89页。

[141]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三），第130页、第133页。

[142]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三），第130页、第133页。

[143]　《中央局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6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144]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1926年8月31日。

[145]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四），第8页。

[146]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1926年8月月7日，1926年8月29日。

[147]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1926年8月月7日，1926年8月29日。

[148]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1926年8月20日。

[149]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1926年8月23日。

[150]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四），第9页。

[151]　参见《孙传芳鱼电》，《申报》1926年9月9日4版；《浙中所得卢香亭捷电》，《申报》1926年9月28日4版。

[152]　《民中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四），第29页。

[153]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译本第478页。

[154]　蒋介石1926年9月5日日记云：“少顷，程潜又来辞职，以不愿受益之指挥，且入他人萋菲（斐）耳。”

[155]　吴宗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加北伐及其被解体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31辑，第184页。

[156]　方之中：《回忆北伐—南昌之役》，《天津文史资料》第14辑，第46页；李世璋：《关于北伐前后的第六军》，《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4页；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译本第479页；《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108页。

[157]　程潜对蒋介石的报告，见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上卷，第175页。

[158]　马葆珩：《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形成和消灭》，《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第309页。

[159]　《李宗仁回忆录》，第408页；韩梅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片断回忆》，《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35页；吴宗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加北伐及其被解体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31辑，第186页。

[160]　《李宗仁回忆录》，第408页。

[161]　《平赣右翼军总指挥部政治部行军通讯》，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9日。

[162]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

[163]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四），第86页。

[164]　《李宗仁回忆录》，第392-396页。

[165]　《谢鸿勋昨晨伤重逝世》，《申报》1926年10月17日13版。

[166]　雄鸷：《平赣后翼部指挥部行军通讯》，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6日。

[167]　《本馆要电》，《申报》1926年10月5日3版。

[168]　《第二师刘师长报告》，《北伐阵中日记》（油印本），1926年10月8日。

[169]　肖劲光：《北伐纪实》，《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179页。

[170]　《李宗仁回忆录》，第409页。

[171]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1926年10月11日。

[172]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1926年10月13日。

[173]　《孙军总部捷报》，《晨报》1926年10月19日。

[174]　参见拙作《北伐中蒋介石负伤身死的风传》，《团结报》1988年2月2日。

[175]　Document44，Wilbur and How：Document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ers in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6，P415.

[176]　《张国焘回忆录》，第153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177]　《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109页。

[178]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8册，第92页。

[179]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第820页。

[180]　《特立同志由汉口来信》，《中央政治信讯》第10期。

[181]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1926年10月23日。参见蒋介石致张静江、谭延闿电，《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8册，第109、117页。

[182]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1926年10月29日，1926年11月1日。

[183]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1926年10月29日，1926年11月1日。

[184]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五），第141页。

[185]　《蒋介石日记类钞·军务》，1926年11月5日。

[186]　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第204-20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87]　关于占领芦坑和乐化的时间，《六军参加江西战争记》认为分别在11月4日与5日，见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第15页。按：此说误，本文所述，据《呈报攻克芦坑、李庄、乐化作战经过状况文》（欧振华：《北伐行军日记》，第69-70页，1931）及蒋介石致李宗仁、白崇禧电（《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9册，第7页）。

[188]　杨文恺：《孙传芳的一生》，《天津文史资料》第2辑，第91页。

[189]　《朱培德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9日6版。

[190]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第43-44页；下册，第828-829页。

[191]　《朱培德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9日6版。

[192]　《王明与邓文仪谈话记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92-93页。

[193]　《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29日）。

[194]　《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台北）《近代中国》，第157期，第186页，2004年6月30日。

[195]　《周恩来年谱》，第346页。

[196]　《周恩来年谱》，第346-347页。

[197]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44页。

[19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月27日。

[199]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48页。

[20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月30日。

[20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2月10日。

[20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2月16日。

[203]　2月18日，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指责中共所谓“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决议》中就相应地写了类似的一段话语。

[20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3月6日。

[20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3月10日。

[20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3月10日、24日。

[207]　《周恩来年谱》，第367页。

[208]　《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辑》（11），第180-182页。

[20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3月26日。

[210]　根据蒋1937年3月31日日记，蒋周当天曾在杭州第二次见面，但《周恩来年谱》无记载。

[211]　《关于谈判方针的意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598页。

[212]　《中共中央文件选辑》（11），第179-180页。

[21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5月17日。

[21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5月25日。

[21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5月29日。

[21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5月31日。这一天的日记中，蒋介石还称：“共党已有取消党名之表示。”

[217]　《中央关于同蒋介石第二次谈判情况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辑》（11），第265-267页。

[218]　《周恩来年谱》，第374页。参见《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方案问题致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

[219]　《周恩来年谱》，第377页。

[22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6月17日。

[221]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135页。

[222]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135-136页。

[22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16日云：“为收编共军事，愤怒甚盛，但能忍也，故犹未发耳。”

[22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8月28日。

[225]　《中共活动真相》（一），第285页。

[226]　《中共中央文件选辑》（11），第46页。

[22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10日。

[22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11日。

[229]　《周恩来年谱》，第403页。

[23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21日。

[23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26日。

[23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月13日。

[23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月30日。

[234]　《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176页。

[23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2月5日。

[236]　《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93。

[237]　《委座召周恩来谈话记录》，（台北）《近代中国》第161期。

[238]　《周恩来年谱》，第412页。

[239]　参见《王子壮日记》，1938年3月23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版，第4册，第423页。

[240]　《解放》第36期，1938年4月29日。

[241]　《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203页。

[242]　《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230页。

[243]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511页。

[244]　毛泽东：《论新阶段》，《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第6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45]　《中共中央文件选辑》（11），第629-630页。

[246]　毛泽东手迹，影印件。（台北）“国史馆”藏。

[247]　《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398页。参见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14节。

[248]　《中共中央文件选辑》（11），第754、781页。

[24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250]　《周恩来年谱》，第437页。

[251]　《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446页。

[252]　吴玉章：《中共代表同蒋介石的一次会见》，《南方局党史资料》（三），第175页。

[253]　《陈绍禹等关于一个大党问题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辑》（12），第6页。

[254]　《徐永昌日记》，1939年1月8日。

[25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1月6日。

[256]　《周恩来关于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及意见向中央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辑》（12），第6页。

[257]　《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藏。

[258]　《中共中央文件选辑》（12），第17-18页。

[259]　《外交趋势与抗战前途》，五届五中全会速记录，（台北）“国史馆”藏。

[260]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547页。

[261]　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曾说：孙中山因“国民党干部腐老，容共所以谋自新”，而他现在，其原因是“为抗日”。见《徐永昌日记》，1939年1月26日。

[262]　《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藏。

[26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264]　参阅拙作《中山舰事件之后》，《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重庆出版社，2015。

第二辑　对日策略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应对

1938年12月18日，上午9时多，汪精卫以赴成都演讲为名，偕陈璧君、曾仲鸣等人潜离重庆。下午1时多，抵达昆明。当晚，向云南省主席龙云透露：将到香港与日本人商谈“和平条件”。19日，匆匆转飞越南河内。汪的出逃，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是，也和他与蒋介石之间在抗战中形成的分歧有关。

一　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

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分歧源远流长，复杂纷纭，其内容，大体分两类：一为政见之争，一为权力、地位之争。抗战爆发后，二人的分歧除权力、地位之争外，主要集中于对日本的和战态度上。

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即反对抗战，认为抗战必败。庐山谈话会上，他将神圣的抗战说得愁云惨淡，调子极为灰暗。他说：“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庐山谈话会后，汪精卫与周佛海等暗中成立“低调俱乐部”，视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为唱“高调”。自1937年8月起，汪精卫即连续致函蒋介石，主张对日和谈。8月4日函称：“如认谈判所开（条件）尚可接受，则负起和之责任。”[1]8月23日函称：“当悉力抗战之时，不惟不宜塞断（对日）外交途径，且当力谋外交途径之打开。”[2]9月3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谈话，声称希望英、美、法等国出面劝说中国，按照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撤兵于该协定“所定范围之外”，“如是则沪战可止”，国民党中宣部禁止国内报刊发布这一消息。汪精卫于9月5日致函蒋介石，要求中宣部开禁，斟酌发表，并由外交部发表针对性的谈话。[3]8日，汪精卫再次致函蒋介石，要求蒋本人或命外交部邀请英、法、美使节，征询意见，说明中国立场与界线，使之相机行事。[4]12月，南京沦陷，国民党内部出现一片主和声，汪精卫觉得有机可乘，即向蒋进言，由他出面，“以第三者出面组织掩护”。这个所谓“第三者”，即进攻中国的日本为一方，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为一方，他自己则自居“第三者”。蒋当即拒绝：“此不可能之事也。”[5]在此前后，汪精卫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言和，共达十多次。[6]

1938年3月，蒋介石筹备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他就设立“党魁制”问题和汪精卫商量，汪精卫不赞成。[7]22日，蒋介石访问汪精卫，讨论日本托意大利出面非正式调停中日战争一事。当日，蒋介石日记云：“世人只知战时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后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得已之和乎？”考察文意，这一天，蒋、汪之间可能有比较激烈的意见冲突。蒋在日记中所批评的“妄想速和”的“世人”应该就是汪精卫。25日，蒋介石计划利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宣言，表达抗战意志，对日本进行心理战。日记云：“大会决议与宣言如果有力，则其效果不惟可使敌适可而止，当能使敌知难而退也。”卢沟桥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在一段时期内，蒋介石对“联共抗日”态度积极，日记云：“对共党主感召而不主排斥”，“对各党派主联合”。同时，蒋也决定自己当“领袖”，“推汪为副”。26日日记云：“团结党内，统一国内，是对敌国最大之打击。”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开幕，代表提案中大多主张在国民党内设立总裁。蒋介石当日日记云：“此时设立总裁，至少可表示本党不妥协之决心，与敌以精神上之打击。”4月1日，大会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蒋介石心情兴奋，日记称：“对总裁责任应当仁不辞，以救国与对外之道已无他法。此为最后一着，实与抗战增加实力不少，而且确定党国重心，无异于敌精神与其策略上一大打击也。”但是，汪精卫却因居于蒋介石之下，心情极度沮丧，见于形色。[8]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等一系列文件，坚持抗战，坚持联共。4月1日通过的《大会宣言》声称：“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9]同日，蒋在大会《闭幕词》中声称：“本党同志要站在当政党的地位，发扬这种固有的精神，宽宏大度，至公至正，在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之下，来接纳各党派人士，感应全国国民，使共循革命正道。”[10]蒋的这些意见都和汪精卫相反，汪自觉“和平”希望毁灭，自此，对蒋彻底失望。

蒋介石和汪精卫都自诩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长期以来，二人一直是中国政坛的强硬对手。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恼羞成怒，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求蒋介石下野。其后，日本政府一方面转托意大利，接替德国，在中日两国间调停“和平”。同时，积极动员民国初年曾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少川）出面组织傀儡政权，与国民政府谈判“和平”。1938年5月初，法学家罗家衡到武汉，见到汪精卫，谈及由唐绍仪出面谈判一事，汪即说：“在辛亥南北议和时，我们俱是在少川先生领导之下进行的。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11]这段话既暴露出汪精卫急于与日本谋和的面目，同时，也暴露出汪精卫对蒋介石失望，急于迫使其下野，取而代之的隐秘企图。同年6月14日，汪精卫的亲信高宗武与日人西义显在香港签订备忘录，准备组织“第三势力”。双方心目中的“第三势力”的领袖就是汪精卫。同月20日前后，意大利驻华大使授意汪精卫致函近卫首相，意图在汪精卫和日本政府之间建立直接联系。[12]同年7月，高宗武在汪精卫鼓励下秘密访日，会见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以及近卫文麿首相等日方要员，决定“找寻蒋介石以外的人”，以“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而此人，双方也都认为非汪精卫莫属。[13]影佐祯昭公然对高宗武说：“可否请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负责。”[14]

蒋介石并不了解高宗武在香港和日本的这些活动内幕，但是，他对高宗武擅自赴日的活动强烈不满。6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高宗武荒谬，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15]他研究日本态度的反复变化，认为和高宗武的赴日有关。7月22日日记云：“倭阀对我变更态度者，其果误认吾内部之动摇，而与高之荒谬赴倭亦有关系也。”他当然了解高宗武此行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25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张群讨论高宗武的访日报告，日记云：“觉汪神情皆不自然，果有愧怍之心乎？”[16]

10月25日，国民政府自武汉撤退，汪精卫更加丧失抗战信心。11月18日，梅思平、高宗武奉汪之命与日人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重光堂签订《日华协议记录》等文件。《记录》规定双方的“合作”条件有“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中国承认满洲国”等六条。其行动计划为：首先由日本政府方面发表上述“合作”的条件，汪精卫等即发表声明响应，“与蒋介石断绝关系”，“见机成立新政府”。26日，梅思平到重庆向汪精卫汇报，随身携带与日方达成的协约以及近卫首相的第三次对华声明草稿。29日，汪急召陈公博到重庆，对陈说：“中日和平已经成熟”，“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现在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17]他并向陈透露，准备离开重庆，以个人身份出面，与日本交涉。汪随即召集周佛海、陈璧君、梅思平等会商，决定接受“重光堂协议”，电港通知。[18]当日下午决定：汪于12月8日赴成都，10日到达昆明，近卫首相于1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互相呼应。

抗战前期，蒋介石与汪精卫就联共与反共存在分歧。汪精卫坚持反共，在叛离重庆前曾致电蒋介石，坚决反对“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及组两党各级合作委员会”，蒋介石对此没有同意，回电表示“到渝面商后再定”，这多少显示了二人对中共态度的不同。

武汉失陷，蒋介石并未随国民政府迁渝，而是到湖南部署继续抗战。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致电会议，认为日军自进窥武汉以来，死伤三十余万，计穷力绌，抗战已入“第二阶段”。他估计，“吾人预定覆灭敌人之计划，必可实现于不久将来”。[19]11月7日，他在长沙主持军事会议。25日，又在南岳主持军事会议。11月30日，视察桂林，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以白崇禧为主任，统筹西南抗战。直到12月8日，蒋介石才到达重庆。这一天，本来是汪精卫预定的出逃之日，但因蒋的到来，汪不得不改变计划。

12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约集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叶楚伧、朱家骅等人谈话。汪精卫坚持对日主和，他表示：中国和日本都有困难。“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事”，“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将到来。”[20]蒋介石所言与汪精卫相反，日记云：“下午，与党政各同志谈话，指示以后对倭方针，言明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并明告其只要我政府不与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决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旨在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失败也。”[21]当时，蒋介石正在谋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两党合并为一个新的“大党”。谈话中，汪精卫询及此事，认为“可虑”。[22]国民党关于这一天的谈话，蒋介石后来电告龙云时也说：“中此次在渝，并曾详切面告汪先生等，以日寇之狡狯毒辣，若我有人向其谋和，则寇之狰狞面目必毕露，万不可为。”[23]可以看出，汪主张与日本言和，蒋反对与日本言和。针锋相对，泾渭分明。后来汪精卫回忆说：“12月9日，军事委员长蒋中正至重庆，（兆铭）复激切言之，卒不纳。”[24]可见二人之间辩论的激烈。蒋这一天的态度使汪精卫等大为失望。陶希圣致函胡适说：“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的全部计划在提携共产党。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日本的和议，不假思索地拒绝。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困难，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更都成了罪状。眼见国家沦落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下决心去国。”[25]陶希圣的这段话，生动地描写出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人的两种不同精神面貌。汪精卫等人，最初是在国民政府内部“主和”，现在，由于和蒋介石意见对立，只能到政府之外去“主和”了。

重庆南山的蒋介石黄山官邸云岫楼，为中西式三层砖木结构建筑，修建于1925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此楼成为蒋介石重要的寓居和办公场所。在此曾经召开许多重要的军事、政治会议，因此，也成为当时军政要务的重要决策地之一。

12月16日，日本内阁成立兴亚院，其目的在于加强对中国占领区的统治，其总裁由日本首相兼任，副总裁由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兼任。在中国北平、上海、青岛、汉口、广州、厦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此前2日，蒋因感冒未上班。16日，汪精卫到蒋处探病，蒋当日的日记说：“日本对中国之最后目的云者，乃灭亡中国之谓也。兴亚院成为确定对华政策执行之枢纽者，乃以兴亚院为中国之断头台。换言之，灭亡中国之总机关也。因此兴亚院之成立，中国若要自取灭亡，俯首而上断头台则已，否则除抗战拼命以外，再无第二道路矣。”[26]武汉会战期间，蒋也曾幻想过以和平方式结束中日战争，但从这一则日记可以看出，严酷的现实终于使他认识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只有抗战一途。当时，日本特务土肥原约原天津市市长萧振瀛到香港见面谈判，蒋决定不准萧赴港，对土肥原“坚拒不理”。[27]

关于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汪精卫在出逃后曾于12月23日致电蒋介石称：“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28]蒋介石认为，汪所言，为1938年1月之事，而在重庆时，则“未有一言提及”。[29]他在电告他的朋友、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彭学沛时也说：他之所以离开中国，“系因中央不愿考虑和议，及本党有进一步容共之趋向”，故不得不“以去就争”。[30]汪所称“进一步容共之趋向”，指的就是上述蒋介石企图联合共产党，甚至与共产党“合并为一大党”的意见。这就说明，汪精卫不仅主张与日本言和，而且反对蒋进一步“联共抗日”，因此不惜以出走作为向蒋抗争的手段。当然，汪的出走，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他在致蒋电及致彭电中均未说明，这就是，他准备在重庆国民政府之外，另组政府。

二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反应

汪精卫在离开昆明时，致电蒋介石，称：在飞赴昆明途中，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31]汪走后，龙云才致电蒋介石报告：“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32]到21日，才向蒋透露，汪精卫到昆明后，态度不像“昔日之安详”，临行时，才告诉自己，“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条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电中，龙云还询问蒋介石：“（汪）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

12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原本准备离开重庆，飞赴西安，召开军事会议，但因得悉当日西安气候不良，改变计划。一直到20日，蒋才飞抵西安。21日，蒋在西安主持军事会议。到晚上，才得知汪精卫私自飞到昆明的消息，当即电汪称：“闻兄到滇后即感不适，未知近况如何，乞示复。”[33]蒋模糊地猜测到汪此行的含义，日记说：“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藉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苦之至。惟吾犹望其能自觉回头耳！”22日，蒋介石得到龙云的电报，这才比较具体地了解到汪此行的目的，日记云：“不料其糊涂卑劣至此，诚无可救药矣。”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资格老，地位高，关系多，其出走是具有严重意义的大事，蒋开始估计其影响，在日记中特别写下：“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特加慎重”，“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当晚，蒋介石失眠，至次日晨3时才入睡。23日，蒋继续思考汪出走后的局面：“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之人几何？”他决定，对汪表明态度。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率党羽潜离重庆飞抵昆明，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左三）的迎接。第二天，汪精卫逃到河内。

同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要求“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这就是所谓“近卫三原则”。在声明中，近卫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允许日军在华北及内蒙古驻兵，给予日本臣民“特别开发上之便利”。24日，蒋介石决定驳斥近卫声明。同日下午，蒋介石回到重庆，约集党政首长会谈。这一天，蒋介石在对汪精卫的态度上陷入矛盾。一方面，他仍有“挽救”汪的“政治生命”的想法，日记云：“知汪确有整个背叛党国奸谋，乃决心发表宣言，使其卖国奸计不售，亦所以挽救其政治生命。”“彼虽有意害余，而余应以善意救彼，对于此种愚诈之徒，亦只有可怜与可痛而已。”但他一想起汪与自己过去的不良关系，又觉得不应援手，日记云：“余向来以至诚待之，礼遇之如总理，而彼乃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若复与之合作，使之自拔，岂不愚拙之至乎！”25日，蒋介石谒见国府主席林森，报告汪精卫通敌一事。

26日，蒋介石发表驳斥日本首相近卫的长篇声明，认为近卫所谓“东亚新秩序”和“日满支”协同关系，“就是将中国全部领土变成日本所有的大租界”，“这样一来，中国若不是变为他的奴属国也就降为保护国，而且实际上就是合并于日本”。他批判近卫的所谓“经济合作”，就是“要操纵我中国关税金融，垄断我全国生产和贸易，独擅东亚的霸权”；所谓“共同防共”就是以此为名义“首先控制我国的军事，进而控制我国政治文化以至于外交”。蒋称：综观近卫声明，“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他号召中国人民“认定目标，立定决心，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全国一心，继续努力”。[34]蒋介石一向很欣赏自己的文笔，这次也不例外。29日，他重读此稿，“甚觉自快”，认为“足使敌知所警戒，变换威胁或计诱之妄念”。[35]

汪精卫的表现和蒋介石迥然不同。他赞成并拥护近卫声明。28日，他从河内致函蒋介石，认为日方的三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要求蒋把握“不可再失之机”，以之作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29日，发表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诸同志公开信，主张对近卫所提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点，“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此函通称《艳电》。《艳电》的发表，立即在国民党中央和各地爱国将领、官吏之间激起了愤怒的声讨波澜。

三　从劝汪赴欧到开除汪的党籍

最初，蒋介石确曾企图挽救汪精卫，至少，要尽量减少汪叛逃的影响。12月25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要龙对汪离开昆明前所述“与日方有约”等语保密，“勿为他人道”。[36]蒋之所以如此，目的在于为汪精卫留出余地。26日，他在发表声明严辞驳斥近卫的同时，还在为汪精卫打掩护，声称汪之赴河内，只是为了转地疗养。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思考，是否应该派人去河内劝说汪精卫，[37]能否“以至诚感动之”。[38]

第二天，蒋介石召见汪精卫在重庆的朋友彭浩然，嘱其转电汪精卫，驻港不如赴欧。这一天，蒋介石自感心跳加急，精神极为不佳，但仍勉强办公。同日，他再次致电龙云称：近卫声明，“全为对汪之讨价，彼竟不察，而自上其当。幸此时尚未失足，尚可为之挽救也”。[39]又致电香港《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要求该报在批评汪精卫时，不要把话说绝：“务当为之宽留旋转余地”，“并本于爱人以德之义，从舆论上造成空气，防止其万一失足之憾。”蒋特别关照，“不可出以攻击语调。此中机微，兄所明悉”。[40]28日，他接受王世杰建议，通过王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及驻美大使胡适，请二人劝汪：1.勿公开主和；2.勿与中央断绝关系；3.勿驻港，但不妨赴欧。

汪精卫的《艳电》于12月31日发表于香港《南华日报》，南洋华侨代表陈嘉庚当日即致电蒋介石，指斥汪精卫“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要求蒋公布其罪状，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旅美华侨于同一日通电支持，要求“凡主和者请一律以汉奸论罪”。蒋介石也激愤地在日记中指斥汪精卫，“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汪出逃之初，他担心连锁反应；现在，则觉得是好事。日记云：“此后政府内部纯一，精神团结，倭敌对我内部分裂与其利诱屈服之企图，根本消除，吾知倭寇不久必将对我屈服矣。”[41]

1938年12月21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转致汪精卫，询问汪的近况，电文称：“昆明龙主席转汪先生：邃密。闻兄到滇后即病，未知近状如何？乞示复。”

1939年元旦，蒋介石在遥祭中山陵之后，召开谈话会，讨论汪精卫的《艳电》。下午，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常会暨驻重庆中央委员会议，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解除其一切职务。会上，曾有人主张明令通缉，因蒋介石反对而罢。汪精卫被开除，蒋介石当日日记云：“实足为党国之大庆也。”不过，他还没有确定对汪的处置办法。1月3日，他在日记“注意”栏中写道：“汪以后之行动与处置。”这就说明，他还在思考中。

四　刺汪未中，汪精卫发表《举一个例》

汪精卫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后，很沮丧，陈璧君等则很愤怒。1939年1月4日，刚刚发表对华第三次声明的近卫文麿于1月4日辞职，平沼骐一郎继任首相，另组新阁。一时间，汪精卫与日方断了联系，计划到欧洲或其他国家旅行。7日，龙云致电蒋介石，报告从陈璧君之弟陈昌祖处所得汪精卫消息，建议由蒋派汪的亲信一二人到河内，以私人名义劝汪回国，或在重庆，或在国内任何地方居住，避免与日本勾结。龙云认为这样做，可以使汪免于铤而走险，“对外则团结之裂痕不现，对汪则以后无从活动，日人亦无从挑拨”。[42]蒋介石得到龙云此电后，误认汪企图“转弯”，1月8日日记云：“汪见无路可走，又想转弯，卑劣已极，宜乎其生无立足之地也。”同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表示“对汪事，此时只可冷静处之，置之不问为宜”。他坚决否定让汪回到国内的意见，认为日方将借此造谣，国内外也会发生怀疑与惶惑。电称：“如为彼计，此时当以赴欧为上策，否则皆于公私有损。”[43]11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派郑彦棻到越南劝汪。1月20日，又计划派叶楚伧或陈立夫到越南。1月30日，蒋最后决定派原改组派成员、汪的老部下谷正鼎赴越，同时送去护照和旅费50万元，劝汪去法国等地疗养。谷转达蒋的意见称：“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44]

在派人劝汪赴欧“疗养”的同时，蒋介石也在做从肉体上消灭汪精卫的准备。1月17日，汪的亲信、《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香港被刺。1月26日，蒋介石日记云：“派员赴越。”31日日记云：“港越人员之行动注意。”这里的“员”，应是军统人员；“行动”，应指暗杀计划。此后，蒋介石日记中，连续出现下列记载：

2月18日：“汪伪真无赖无耻，吾未见卑劣狡诈之如此也。”

3月15日：“注意：对汪阴谋之对策。”

3月18日：“汪通敌卖国之谋益急，而其行益显，奈何！”终于，在越军统人员于3月19日凌晨接到戴笠的“行动”命令。21日夜，军统人员越墙进入汪在河内的住所，开枪射击，但是阴差阳错，误杀了汪的助手曾仲鸣。3月22日，误刺曾氏的第二天，蒋介石日记云：“汪未刺中，不幸中之幸也。”

曾仲鸣之死使汪精卫更加仇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3月27日，汪精卫写成《举一个例》，除哀悼曾仲鸣之死外，其主要目的在于公布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该次会议由汪精卫担任主席。据该记录，1937年12月6日，国防最高会议在汉口中央银行开会，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情况，其中谈到12月2日下午，徐谟与蒋介石、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会商日方所提和平条件。白称：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徐永昌表示：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顾祝同也表示，可以答应。蒋称：如此尚不算亡国条件。嗣后，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相信德国及感谢德国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范围。汪精卫企图以此说明，主和并非自己一个人，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他质问说：何以别人可以“主和”，而他汪精卫不行？

1940年，汪伪政权“行政院长”汪精卫与日本驻华大使阿部信行在南京大礼堂签署条约，日本政府承认汪伪南京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图为汪精卫与阿部信行合影。

针对汪精卫的《举一个例》，蒋介石于4月6日，草拟《驳汪言要点》。11日继续写作修改。日记云：“上午，手拟驳斥汪文，修改稚老最后一段。”他自述“甚觉痛快，因之心神兴奋，几不成寐”。据此可知，当日发表的吴稚晖的《对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解》实为吴、蒋二人的共同作品。

《进一解》一文指斥汪精卫“泄露职务地位上所管的秘密文件，已经够犯罪；又把公家文件，随意添改伪造。”但文章写得过于冗长、晦涩，并不见精彩。蒋介石认为该文“必生效力，而对敌方与汪逆及国内未知抗战利害之封建者发生影响为更大，其效已显见矣。”[45]蒋介石的这一估计，显然过头。4月17日，蒋介石接见中外记者，再次揭露近卫“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实质，宣称“在这种情形之下，绝对无和平的余地，绝对不是什么巧佞虚伪的投降理论所能动摇我们全国的决心于万一”。[46]这里所指斥的“巧佞虚伪的投降理论”就是汪精卫的言论。

刺汪不中，军统人员策划再次行动。不过，都没有得到下手机会。蒋介石开始考虑用其他办法对付汪精卫。其4月14日日记预定办法：一、对汪加以刑事处分；二、向法国政府交涉，使汪精卫回国，或不允其离河内。15日，蒋介石邀约叶楚伧、王世杰、陈布雷、张治中等讨论汪案。4月25日，汪在日本特务的严密保护下，由河内到海防，秘密乘船前往上海。显然，重庆国民政府与法国的引渡交涉没有成功。

五　争取龙云站到抗战一边来

龙云系云南地方实力派，一贯以保持其地位和实力作为其决策的主要出发点。1938年4月，龙云与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等致函已经投靠日本的伪北平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声称将联络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组成反蒋联盟，发起“和平运动”。汪精卫要投靠日本，也企图联络龙云与实力派军人薛岳、张发奎等，割据西南，与蒋对抗。1938年底，汪精卫发表《艳电》，全国纷纷声讨，但龙云却保持沉默。1939年1月上旬，汪派内弟陈昌祖到云南与龙云晤面，出境时被军统人员截住，在陈的皮匣中查获龙云致汪函，函中龙称汪为“钧座”，称蒋为“重庆方面”。其中有“现日方虽内阁改组而政策不变，我方似存幻想，毫无其他办法。不久大战重开，静观如何应付。此刻钧座暂守缄默，甚为得宜，至于钧座所主张各节，将来必有实现之一日”等语。[47]因此，蒋对龙的态度始终不放心。1月19日日记云：“滇龙对汪态度不明，此事关系重大，成败存亡，全系于云南唯一之后方，不可不察也。”20日日记云：“敌与汪勾结已深，而滇省是否受其影响，汪之背景何在，皆不得不研究也。”26日，蒋决定派白崇禧赴滇，防龙叛变，同时对龙进行安抚。蒋白之间常有电报往来。2月20日，蒋介石日记云：“志舟（龙云的字。笔者注）不安之心理，如何安之？”

1939年3月21日，军统行刺汪精卫未成，龙云派警务处长李鸿谟去河内慰问。3月30日，汪精卫托李带亲笔手书致龙云，动员龙对《艳电》表态，同时要求龙允许自己回昆明活动。函称：

今已三月有余矣，未知先生布置如何？弟非有奢望，但能得先生毅然表示同意于《艳电》主张，弟当即来昆明，声明以在野资格，贡其所见，以供政府及国人之参考。先生对弟，只须以军警之力，保护生命之安全及不干涉言论行动之自由，如此已足。俟将来大局有所变化，再作第二步之进展计划。如此则可以安云南，安西南大局，安中华民国。弟之希望，实系于此。

随函并附港报所登《举一个例》。此函表明，汪精卫仍想依靠龙云，以云南为基地，控制西南，对抗重庆国民政府。在信中他力图说明自己“回到内地”的好处：“则声势迥然不同。各方趋附有其目标，国际视听亦有所集。日本对弟，往来折冲，亦比较容易有效。”函末并称：“日本以一再迁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势。”[48]由此可见，日本方面对汪已有不满，以及汪急于有所表现的心理。

龙云，中华民国国民党滇军高级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曾主政云南17年，有“云南王”之称。抗战后期，因与蒋介石素有矛盾而被蒋限制行动自由；1948年12月8日，龙云在陈纳德的帮助下奔赴香港，随即站到了反蒋反内战的行列。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龙云被列为特邀代表。10月1日，新中国诞生，龙云被委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图为蒋介石与龙云合影。

此函为军统人员侦悉，拍成照片，上报蒋介石。蒋先后派李根源、唐生智赴滇防堵。4月22日，唐与龙云谈话，说明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以及抗战期间，忠奸不两立等种种道理。24日再谈，唐提出三项办法：一、邀汪来滇（不作任何活动）；二、在云南发表汪函，申言忠奸不两立；三、正式呈请中央发表汪函。龙云同意发表谈话，拥护领袖抗战到底，指斥和议，惟领袖之命是听，但不愿提及汪函。4月27日，蒋介石复电唐生智，声明尊重龙云意见，由彼考量决定，但蒋建议由龙云复汪一函，表示不以汪函所言为然，同时对汪加以正言劝诫。蒋并代龙云起草了复书。5月2日，龙云在蒋稿基础上，改成一稿，批评汪要自己“背离党国，破坏统一，毁灭全民牺牲之代价，（违）反举国共定之国策”。函告严词指责汪精卫：“此何等事，不仅断送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无数将士与民众陷于万劫不复地步。此岂和平救国之本，直是自取灭亡，以挽救敌寇之命运耳！”这样，龙云就拒绝了汪精卫的诱惑，坚决站到了抗战一边。函末，龙云劝汪“立下英断，绝对与敌人断绝往来，命驾远游，暂资休憩，斩除一切葛藤，免为敌人播弄”。

云南是西南大省，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假如龙云跟着汪精卫走，对重庆国民政府将构成巨大威胁，中国的抗战形势必然更加艰危。龙云的立场使动荡的局面趋于稳固，对保证抗战胜利有重要作用。至此，追随汪精卫叛逃的只有陈公博、周佛海等一小撮人，不仅龙云，汪精卫寄以希望的薛岳、张发奎等将领，谁都没有跟着他走。民族大义毕竟是一道区别人鬼的重要分水岭，在它面前，任何人都必须慎于举步。

“桐工作”辨析

——真真假假的中日特务战

日本侵华期间，曾多次向中国方面“诱和”，其中，最为重视的是1940年铃木卓尔、今井武夫在香港和张治平、“宋子良”等人所进行的谈判，日方称为“桐工作”。至今日本文献中还留有大量资料，有些史家也乐于利用这批资料，以证明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在对日抗战方面的动摇和妥协。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关系重大的谈判却始终缺乏中文资料的证明。本文作者查阅了保存在台湾的蒋介石档案，发现其中有不少和“桐工作”相关的文件，将这些资料和日文资料两相比照，便会发现双方记载差异很大，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扑朔迷离。但是，仔细研究上述资料，查勘辨析，我们仍然可以在几个主要问题上比较确凿地揭示出事件真相。

一　谈判过程与日中两方记载的异同

关于“桐工作”，日文档案集中收藏于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题为《桐工作关系资料缀》，为当年日本军令部第一部相关文电的汇编。[49]“桐工作”的参加者今井武夫1964年出版述及此事的回忆录时，也收录了部分当年文献。中文资料则有中方谈判参加者张治平的报告、军统局戴笠向蒋介石的报告、军统局审查张治平时留下的文件、时在香港参与中日秘密谈判的《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致陈布雷的多通函件等。

比较日中两方资料，可以发现，双方对谈判的缘起、经过的叙述存在巨大差异。

（一）谈判缘起

日方资料记载：1939年10月，日本在中国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11月底，起用原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担任香港机关长，找寻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联络路线。12月，铃木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要求会见宋子文的胞弟、时在香港担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的宋子良。宋初则拒绝，后主动要求会面。12月27日夜，双方第一次会面。宋提出：日本如尊重中国的名誉及主权，中国有和平的准备，为此希望日本在承认“新中央政府”（指汪精卫政府。作者注）之前和国民政府认真商谈，先行停战，日本方面保证撤军。宋同时提出：日本对于不以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是否可重新加以研究？能否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能否向蒋介石个人提交有关和平的亲启书信？[50]1940年1月22日，双方第二次会谈，宋称：重庆方面仍具有日本预料以外的抗战实力；目前看不出蒋介石有与汪精卫合作的意图，毋宁说正在努力进行破坏。宋并称：通过胞姐宋美龄经常获得接近蒋介石的机会，两三周内将赴重庆。如有需向蒋介石传达的事项，愿进行转告。[51]2月3日，双方第三次会见。宋子良称：希望进一步获悉日方的真意。本人将于2月5日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会谈，10日将携带会谈结果回港。2月10日，第四次会谈，宋称：自己已向蒋介石及宋美龄汇报，蒋于2月7日召开国防会议，决定派出代表或最受蒋介石亲的人物来港。铃木卓尔当即询问：“上述代表是否随身携带蒋介石的委任状？”[52]2月14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今井武夫大佐到达香港，偕同铃木与宋子良、张治平会面。宋称：重庆方面将派出携有蒋介石委任状且与日本方面有同等地位、身份的代表，并称宋美龄已到香港。双方同意在香港召开日华圆桌会议。

今井武夫，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的高级军事特务。他从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到战败投降，一直是日军“和平工作”的重要参与者，经常出没于南京、上海、香港、东京等地，参与筹划收买汪伪和对蒋介石的拉拢、诱降活动。

中方资料不如日方资料详细。据张治平在1940年9月8日被审查时向戴笠所作书面报告，其经过是：七七事变后，张治平到香港避难，从事教育与新闻事业。1939年11月，日本驻港武官石野（芳男）去职，由铃木卓尔中佐继任。铃木是张治平“抗战前的老友”。1940年1月中旬，铃木从日本驻港总领事岗崎（胜芳）处得悉张的寓所，突然登门拜访，向张坦白陈明此次来港所负使命，要求撮合。张当时告以此事不敢过问，将来有此路线时，再行通知。1月末，张治平偶与军统在香港的工作人员曾政忠谈及，曾即介绍军统在香港的另一工作人员卢沛霖与张“餐叙”。不久，曾政忠告张称：卢已奉令，“允于特工、舆情范围内与敌周旋”。[53]张转告铃木，铃木致电今井武夫。今井和张治平也是老相识，有“十余年旧谊”。2月8日，今井武夫约同大本营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大佐共同来港，与张治平、曾政忠在康乐道十七号空屋内会谈。10日，今井武夫提出觉书八项，张电呈重庆后，又将原件寄呈。2月17日，张治平奉电召到重庆，报告经过，得到训示：“该觉书之荒谬，尤对于伪满问题、内蒙驻兵问题与汪逆问题，认为敌方之妄想。”[54]张治平返港后，即偕曾政忠会晤铃木，“面斥其非”。同时通知铃木：“欲谈和平，须先撤销汪伪组织，并应有进一步之具体表现。”[55]铃木应允亲去东京、南京交涉后再谈。[56]

上述两方资料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起始时间。日方资料在1937年12月，而中方资料则在1940年1月。2.会谈次数：日方资料有1939年12月27日、1940年1月22日、2月3日、10日、14日等五次，中方资料则仅有1940年2月8日、10日两次。

张治平被审查时递呈的书面报告，又称：2月10日，今井武夫曾向中方提交包含八项条件的觉书，但今井武夫到达香港的时间为2月14日，当日日方记录中无此内容。[57]经查，今井武夫向中方提出包含八项条件的觉书，时在3月9日。关于此点，张治平被审查时向戴笠所呈书面报告是错误的。详见下文。

（二）3月香港圆桌预备会议

日方资料记载：今井武夫会见张治平后，于2月19日赴东京，向参谋总长闲院宫和陆军大臣畑俊六汇报，21日，由参谋次长禀明天皇。3月7日晚，日中双方在香港东肥洋行座谈。8日晚，正式会谈。日方出席者为今井武夫大佐、臼井茂树大佐、铃木卓尔中佐；中国方面出席者为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宋子良，陆军少将、侍从次长、香港特使张汉年，联络员张治平。会上，日方出示陆军大臣畑俊六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所开身份证明书，中国方面第一天未带来委任状，第二天由陈超霖和章友三出示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身份证明书。[58]中方称：出发之际，蒋介石提出：应取得日本撤军的保证；应明确日军的和平条件；应使会谈在极端秘密中进行。当日就中国承认“满洲国”及日军在华驻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9日会谈中，日方提出备忘录（觉书）八条，其重要者为：第一条，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第二条，中国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第三条，日华缔结防共协定，允许日军一定时期内在内蒙及华北地区驻兵；第七条，停战协定成立后，国民政府与汪兆铭派协力合作。[59]10日中午，张治平通知铃木，中国方面委员彻夜协商，大体同意备忘录，已向重庆请示。同日晚，中方声称接到蒋委员长的长篇训词，另提“和平意见”八条，其主要内容有：关于满洲问题，中国在原则上同意考虑，方式另商；关于中国放弃抗日容共问题，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关于汪兆铭问题，此纯为中国内政问题，在和平恢复后，以汪氏与国民党历史之关系，中国当有适当处置，无庸提为和平条件之一；关于撤兵问题，日本应于和平妥协时，从速撤退在华军队。[60]中方建议，双方各自分别在“备忘录”与“和平意见”上签字，遭到日方反对。

日本陆军大臣畑俊六为日方谈判代表今井武夫开的身份证明书

3月23日，汪精卫预定在南京成立“新中央政权”的前三天，铃木应宋子良紧急之邀，与宋会谈。宋称：有蒋介石急电，望转达板垣征四郎。蒋对日方“备忘录”大致无异议，但承认“满洲国”问题受到东北将领反对，正努力说服，要求日方推延汪政权的成立时间。铃木答以重庆方面须立即派遣秘密代表谈判，并于25日前答复。[61]至期，重庆方面没有答复，汪精卫遂于30日在南京举行“还都式”。

戴笠呈蒋介石的报告中保存有一段《张治平对工作之陈述》，中称：“本年二月，由渝返港后，曾告铃木，欲谈和平，须先撤销汪伪组织，并应有进一步之具体表现。当时铃木唯唯久之，往反纠缠，毫无表示。三月中旬，呈奉电令，以敌无诚意，遵即置之不理。”[62]这一《陈述》完全未提3月7日至10日的香港圆桌预备会议及3月23日的紧急会谈。但是，其后张治平在被审查时所写《致铃木先生函》中则称：“今年一月间，先生在港过访，密告负有斡旋中日两国和平之重要使命，请平向我政府方面设法沟通接洽和平之路线，故有本年三月七日香港之会谈。当时，除平与先生及今井先生外，尚有敝友章友三先生在座，结果先生出示今井等所提所谓中日和平之八项觉书内容交平设法转达我政府。”[63]根据此函，可见确有3月香港圆桌预备会议，并且确有包含八项条件的觉书，与今井武夫的回忆相合，同时可证张治平被审查时向戴笠所呈报告中关于此点的遗漏。

（三）5月九龙四人会谈与今井、宋子良二人香港海上会谈

日方资料记载：3月25日之后，铃木与宋子良继续接触。宋强调“重庆方面有和平诚意，在努力实现中”。[64]4月16日，张治平自重庆返港，声称15日曾面见蒋介石。[65]5月13日，日方代表今井、铃木、坂田与中方代表章友三、宋子良在九龙半岛一旅馆会见。章称：“当前和平的难题是中国承认‘满洲国’问题，与部分日军驻兵问题。这可以暂放它一放，留待日华恢复和平后，再谈判解决。”“只要秘密预备会议日华双方取得一致意见，日华两军即可停战。同时，重庆政府将发表反共声明。因此，希望在六月上旬仍由上次的原班人马在澳门举行第二次会谈。”[66]此次会谈时，铃木从门锁匙孔中偷拍了宋子良的照片。17日，今井应宋子良之邀，在香港海面的小艇上会谈。宋称：蒋委员长“内心希望和平确属事实”。[67]

九龙会谈在中方文献中毫无反映。1940年5月底，张治平致戴笠报告称：他在4月自重庆返港后，即遵照上级意见，不再和铃木卓尔往来。其间，铃木曾数次访问张治平，张均以现任香港大学教授兼德国通讯社记者身份，“以采取情报之立场”与之会面，告以“中国决不能接受任何有损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之条件”。[68]铃木卓尔知道自己的企图失败，于4月21日应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总长板垣征四郎之召赴南京，5月4日返港，再次邀请张治平面谈，张“婉词拒绝”。其后，铃木派秘书增田会晤张治平。据谈，铃木此次赴宁返日，会见板垣、今井及参谋次长泽田茂等人，报告在港活动经过，日本首脑部研讨中国不能接受和平的原因并给予对策：1.中国在承认“满洲国”及防共驻兵两个问题上，或者不可能接受日本要求，日本为顾全东亚全局，获得真正和平，可放弃此项要求。2.中国如同情日本的善意，日本愿在双方获得谅解之后，运用适当方法，毁灭“共党”力量，消除中日和平的阻力。又称，板垣对中国处境困难，颇能了解，故对和平条件，并无任何苛求，日本所亟须明了的是：在双方停战或签署协定后，中国是否可以发表“放弃抗日容共政策”的宣言（同时日本方面也发表撤兵言和宣言）？或是到如何时机，如何阶段，可共同发表此项宣言？这样，日本撤兵才有所根据，不致被认为是“战败溃退”。戴笠收到张治平上项报告后，于5月23日以《情渝二三四五号》呈报蒋介石，同时指示张治平：“如敌方不先除汪，中央断难与之言和，今后不可与铃木等涉及中日和平问题。”[69]

《张治平对工作之陈述》称：3月中旬，接奉电令，敌人无诚意，勿再与铃木卓尔晤谈，张即遵令置之不理。其后，铃木的秘书增田多次求见，增田并于5月间提出和平意见五项，内有“日本对汪政权拟于一二月内不予承认，预为中日和平之最后时机”等语，奉准再与铃木卓尔晤谈，“仍以撤销汪伪组织为先决条件”。[70]

以上张治平的两份资料，绝口未提九龙会谈与香港海上会谈。

（四）6月澳门会谈

日方资料载：6月4日晚，今井武夫、臼井茂树、铃木卓尔在澳门与陈超霖、宋子良、章友三、张治平会谈，地点为中国方面所租的一所空房的地下室。日方出示闲院宫参谋总长的委任状，中方出示由蒋介石署名，盖有军事委员会大印和蒋介石小印的委任状。[71]宋子良所用名字为宋士杰。会谈以香港备忘录为基础。章友三以空前激烈的态度表示：中国对“承认满洲国及日军在中国驻兵问题，绝对难以承认”。并称：“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他要求日方居中斡旋，或命汪出国，或命汪隐退。[72]日方对章的发言表示反对。会谈两天，无结果。6日，宋子良、张治平到旅馆访问今井武夫，双方磋商后提出，由板垣、蒋、汪三方先行会谈。其地点，日方提出在上海、香港、澳门三地中选择，中方则提出在重庆或长沙。当晚，双方代表再次在原地下室聚会，中国方面提出备忘录：满洲问题在和平恢复后，以外交方式解决之；驻兵问题于和平后，由军事专家秘密解决之；汪精卫问题，另行商量。日方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书：承认“满洲国”的时间及方法，留有协商余地；驻兵问题以秘密协定方式约定。[73]6月10日，今井武夫返回南京汇报，板垣征四郎对蒋、汪、板垣三人会谈极感兴趣，表示有主动进入敌区的决心。20日，宋子良转达重庆意见，要求将三人会议的地点设在长沙。[74]22日夜，板垣征四郎向汪精卫说明谈判情况，汪同意参加三人会谈，但希望地点在洞庭湖上。24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泽田茂到南京，传达参谋本部意见：承认“满洲国”及在华驻兵问题，均不作为“强行之条件”。[75]22日，铃木向宋子良提出，为保障安全，如会谈地点选定长沙，则必须交换进行会谈的双方最高负责人的备忘录。30日，铃木向宋子良提出会谈的四种方案，供中方选择。其一为首先举行蒋、板长沙会谈，继之以停战，再处理蒋汪合作问题。[76]

今井武夫（左一）与汪精卫（左二）合影

张治平《致铃木先生函》称：“先生复再告奋勇，驰往南京、东京，将图挽救也。返港后，又力表诚意，要求继续谈商，故有六月三日在澳门作第二次之会谈。当时在座者仍为平与敝友章友三先生与先生及今井、臼井两先生也。平乃以贵国既有诚意，表示求和，则应撤销汪精卫之伪组织为先决条件，否则无以表示贵国求和之诚意也，但今井等当时则称对撤销汪伪组织问题，贵国为顾全信义，碍难办到，平与章友三先生则坚决表示，如贵国不能先行撤销汪伪组织，在吾人无继续晤谈之可能。”[77]

6月27日，张治平致电戴笠称：当月26日，铃木卓尔再次访晤张治平，声称日前赴粤，会晤今井武夫、臼井茂树二人，得知板垣征四郎意见：“只须中国方面有和平诚意，则前言去汪而后言和，则亦未尝不可。惟于日军占领区内进行此事，既与日本信义有碍，且日本亦将起而革命矣。”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板垣提出两个方案：“1.委员长如能予以谅解，请指定地点如长沙或重庆，板垣当偕同汪逆前来谒见，将汪逆交还我中央，当面请和。2.由委员长指派干员，在中立地点，如香港或南洋等地，约汪逆商谈中日大事，板垣当策动汪逆前来晤谈，则汪逆既离日本之占领区域，则一切悉听中国之处置。”板垣称：除此两办法外，并无其他先决条件。“无论此事之结果如何，中国必须履行诺言，开始和平谈判。至于日本方面所持之和平意见，大致如前次所提之觉书，惟其中关于承认‘满洲国’及防共驻兵问题，暂可不提，留待将来用外交途径或他种方式解决之。”[78]板垣表示：自愿提供一份“觉书”，由板垣本人与西尾寿造或畑俊六共同签名，申述愿意亲来长沙谈判的诚意。在转述板垣意见后，铃木要求中方在会谈前十天通知日方；除板垣外，届时汪精卫、今井武夫、臼井茂树及其他军事、经济专家数十人将参加，有一艘小型轮船即足用；如中方要求陈公博、周佛海等同来，日方亦愿考虑、乐从。[79]

比较上述日中两方资料，其相同点是：中方对汪态度转趋激烈，双方均同意举行板垣、蒋介石、汪精卫三人会谈；其相异点是：铃木卓尔与张治平会晤时转述的板垣意见，“将汪逆交还我中央”云云，在日文资料中毫无影迹可寻。

（五）7月会谈

日方资料载：7月9日，宋子良向重庆请示后返港，提出新方案：蒋介石与板垣征四郎先行于7月下旬在长沙商议中日停战问题，蒋介石与汪精卫的会谈则于蒋、板会谈后另订。[80]铃木同意这一方案。7月11日，中国派遣军参谋片山二良携带《中日实施停战会谈之备忘录》到港。该备忘录由板垣亲笔书写并盖章。其内容为：一、时间：7月下旬。二、地点：长沙。三、方法：蒋与板垣协议中日间之停战问题。[81]16日，铃木卓尔与宋子良的会谈中，宋主动提出，将建议派出蒋介石和板垣二人都信任的高级人员到汉口，迎接日本代表，日方则要求这一高级人员必须是张群、孔祥熙或何应钦等。[82]会谈时，宋子良还曾要求板垣携带天皇敕命，遭到铃木拒绝。[83]7月20日，陈超霖、章友三携带蒋介石亲笔所书备忘录到达香港，其内容、格式均与板垣备忘录相同。21日，铃木、片山与宋子良、章友三会议，相互出示备忘录。铃木、片山共同研究，认为蒋介石所书备忘录与澳门会谈时中方出示的委任状字迹完全相同，确信为真迹。日方企图偷拍未成，只在匆忙间拍得“蒋中正”三个签字，随即模仿复制，送往南京审查。[84]22日，铃木与宋子良（署名宋士杰）签订备忘录，将板、蒋会谈时间改为8月上旬。会后，章友三赴重庆请示。27日，今井武夫偕片山二良少佐返回东京，向近卫首相及陆、海军省人员报告，近卫大感兴趣，要求“好好地做下去”。[85]29日，章自重庆致电铃木，要求与张治平共同访问东京。31日，章返港，与铃木继续会谈，声称近卫既第二次组阁，应发表声明，明确取消1938年的“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第一次声明，同时提出：板、蒋会谈时，不可提及“蒋汪合作”问题；板垣应以亲笔函表示，取消日汪条约。对此，铃木答称，将争取在板垣亲笔函中声明：“（日方）虽提出善意的意见，但不作为停战条件处理。”[86]

中方资料载：7月2日，张治平致电戴笠，报告前一日与铃木再次见面的情况。据称，铃木表示：板垣不仅亟欲与中国言和，而且希望在结束战争后进一步与中国商订军事同盟。此项计划，已由今井武夫拟成草案，其主要精神为：1.仿照旧时英日同盟形式，双方均处于绝对平等地位。2.消除中日两国之一切误会，力图东亚民族之富强，以抵抗外来之一切压力。3.经费共同负担。4.设立最高机关，双方人数相等。5.以中国之行政院长与日本之首相充任总裁。8.有效期间无限。9.不干涉同盟国之内政。10.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铃木并称：“板垣之意，以为此次中日战争实为历史上最愚笨之行为，及今只得痛自悔过。”7月3日，戴笠复电，指示张治平称：“敌方明知汪逆之无用，而仍不肯牺牲之，甚至谓将由板垣偕汪逆来见委座，当面言和等情，足证敌方之无言和诚意，同志以站在采取情报之立场与德国通讯社记者之身份，可与铃木见面，但对中日和约之问题，万不可有任何意见之表示。”[87]

7月26日，张治平再次向戴笠报告称：据铃木卓尔相告，板垣征四郎曾于最近偕同今井武夫返回东京，觐见天皇，并与海陆军及参谋本部首要磋商，决定电知张治平，“作末次之试行沟通”[88]：1.板垣奉天皇令前往长沙，向委员长当面求和。2.日本不提任何条件，双方精诚相见，停战协定成立后，日本迅速撤军。3.板垣与委员长会谈后，日本保证不干预中国内政，汪伪政权亦听由中国自行处理。4.前次所言由板垣带同汪逆赴长沙，意在交还我中央自行处理，并非带同谈判。今为免除外间误会，可以不带汪。5.板垣与委员长会谈时间，愈速愈佳。上项办法，如中方同意，日方即派员来港，将天皇保证文件交我，磋商板垣赴长沙之技术问题。[89]

比较上述资料可见：这一个月的最大事件是谈判双方相互出示板垣与蒋介石的亲笔备忘录，但张治平在向戴笠汇报时，绝口未提；而所谓板垣“痛自悔过”及准备在战争结束后订立日中“军事同盟”一事，也不见于日方记载。日方内部文件《调整日华关系的新原则》有“日、满、华三国”结成“东亚和平之轴心”的提法，[90]中方文献所称日方可派员送交“天皇保证文件”一事，日方资料的记载则是，宋子良有过类似要求，但遭到日方拒绝。

（六）8月会谈

日方资料载：8月4日至11日，双方多次会谈。日方称，阿部信行与汪精卫之间正在举行会议，日汪条约尚不存在。中方同意板垣在亲笔函中声明，不将汪蒋合作问题作为停战条件，并称已决定派张群迎接板垣与会。[91]中方表示，不再要求近卫发表新的声明，但近卫必须向中方提交亲笔私人函件。铃木同意提交近卫私函，但强调中方必须同时提交蒋介石的私函。13日，中方提出折中方案：日方须先提交近卫私函，然后中方才提交蒋介石的亲笔答函。铃木对此表示为难，但称须到南京，请上司裁定。[92]

14日，铃木赴南京，向派遣军总司令部汇报：“宋子良其人断定为真。”“张治平为人可靠，与重庆中枢联络确有其事，假设本工作未直接通达蒋委员长，但至少有秘密通达是不难想象之事。”[93]19日，臼井茂树、铃木卓尔与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主要幕僚一起商定板垣与近卫首相致中方亲笔函的内容，同时完成板垣亲笔函的起草：“关于汪、蒋合作问题，为达成日华之间，特别是中国内部之圆满和平，必要时可能将会提出善意意见。但依据不干涉内政之原则，不作为停战条件之一。”[94]21日，铃木赴东京，向陆军省部首脑汇报，会上，代近卫首相起草了亲笔函：“半载以来，阁下所派之代表与板垣中将之代表在香港就中日两国间的问题交换意见，已获结果，欣闻阁下近期将与板垣中将会面，余深信此次会谈必能奠定调整两国国交之基础。”[95]22日，东条英机陆相、臼井茂树、铃木卓尔等谒见近卫首相，近卫欣然同意。[96]28日，铃木卓尔回到香港，当夜即与26日自重庆归来的章友三会谈。[97]

中方资料载：戴笠收到张治平7月26日的汇报后，正拟向蒋介石报告，收到军统南京区8月1日电，声称当地盛传：日军参谋本部臼井大佐来，由犬养健陪见周佛海，周向其亲信杨惺华称，如能实现和平，我与影佐甚至板垣均愿前往，虽有意外，亦所不辞。云云。戴笠当即密令张治平，“在不暴露身份之原则下多方探听”。[98]其后，戴笠又先后接到张治平的电报，声称：1.板垣征四郎续电在香港的铃木卓尔，大意谓：日本内阁虽经改组，但对中国求和之意如旧，板垣本人已获日皇训令，静候我中央许可，径赴内地，同时保证取消一切伪组织，以之作为求和先决条件。2.铃木卓尔最近接东京训令：甲、近卫决定，可先发一宣言，取消从前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宣言；乙、由板垣立具亲笔保证书，保证中日议和后，日本决不理会汪伪政权，完全由国民政府处决之，此后日本决不再干预中国内政。铃木称：板垣奉天皇令，向中国最高当局求和，请中方决定地点；为求得信任，日方可立即由近卫亲书保证求和之诚意，转交中国最高当局。[99]8月12日，戴笠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蒋介石，请求指示。

据《张治平对工作之陈述》称：8月14日，铃木离港飞往南京，同月28日回港，约张治平晤谈，声称今井武夫、臼井茂树将在澳择期会见。会谈中，铃木出示板垣的亲笔保证书及近卫亲笔函件。事后，张治平向戴笠请示“应否接受”，“奉令先探内容具报，暂缓接受”。[100]又据《曾政忠对张治平之考察》称：8月28日铃木卓尔返回香港，催促张治平往阅板垣亲笔保证书后，其后即由张缮具报告，交曾政忠由卢沛霖电陈重庆。[101]

关于铃木此次返港所谈，军统香港区工作人员叶遇霖在致戴笠“冬电”中有更详细的汇报。该电称：据铃木卓尔告，铃木于8月14日经台湾赴南京，会见板垣征四郎、西尾寿造多次，并曾会见汪精卫。21日至东京。22日，偕陆相东条英机及臼井茂树总参谋谒见近卫首相，同进午餐，会谈至下午三时半。铃木告诉中方称：此次无论在南京、东京，均竭力要求先毁汪组织，再进而与中国议和，而日本当局方面则担心迄今谈判的中国代表的真实性，更担心“毁汪之后，向何人交账”。会谈决定由板垣出具亲笔保证书。铃木并称：“（汪）为日本政略之工具，可有可无。近因吾人之活动，近卫竟拒绝与汪晤面，阿（部信行）、汪谈判已暂告搁置。”“（日本）事实上已不支持汪伪组织，在汪伪组织不毁而自灭矣。”但是，铃木也表示：“中日如万一无和平途径可觅，则日本亦只有利用之耳。”铃木出示的板垣保证书为：“为日华国交，尤其为助于中国内部之圆满的和平，或须有关于汪提起善意的意见之场合，该问题基于不干涉中国内政之原则处置之，决不认为停战条件之一，兹为保证之。板垣征四郎。”铃木并称：自己已获得近卫与板垣的授权，还带来近卫首相的亲笔函，要求中国方面转呈蒋介石。[102]

上述资料显示：两方叙述虽仍有诸多不同，但为准备长沙会谈，铃木卓尔确曾先飞南京，取得板垣征四郎的保证书，后又返东京，谒见近卫首相，取得近卫的亲笔函件。

通观日中双方留下的资料，可以发现，双方记载有若干相合之处，但是，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其相合处，自然可以确认其真实性；其差异处，就需要进行仔细的考辨了。

二　军统局对张治平的审查与“桐工作”的结束

抗战期间，军统局负有收集日方情报的任务。张治平与铃木卓尔在香港开始谈判后，戴笠非常关注，不断向蒋介石汇报，也不断给予张治平指示。当他获知日方代表携带近卫首相的亲笔函及板垣征四郎的保证书到港后，即于9月4日转报蒋介石，请示是否可以接受上述两项文件。两天之后，情况突然发生变化。

8月下旬，板垣征四郎为加强“桐工作”，将和知鹰二少将[103]派到香港。和知鹰二怀疑铃木所述的可靠性，向时在香港的《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询问“真相”。张自1938年起，即在香港和日方各色人物联系，刺探消息，供蒋介石决策参考。他从和知鹰二处得悉张治平等与铃木谈判的情况后，于9月2日致函在蒋介石的侍从室任职的陈布雷，汇报所得消息，分析日方何以相信张治平、铃木谈判的原因：一是最初之交涉人携有“委员长之委任状”——“研究对日问题咨议”；二是“相信宋子良先生之有力量”；三是“华方交涉人张某、陈某中间曾要求板垣来一信，向华方示阅，而数星期后华方交涉人得到委员长之回信，亦交日方阅看，日方将此信照相带回”。张季鸾指出：“此为板垣相信此事之最大原因。”张函并称：“最后华方又要求近卫须有所表示，故近卫来一信。据称，长沙之会见及岳军先生之赴汉，皆先已商妥者，现在仅余画龙点睛之正式决定而已。”[104]但是，张季鸾判断，所谓委员长亲笔函件及军委会委任状均“彻底为捏造之故事”，“显系受骗或互欺”。其根据为：“我领袖何以能有回信，此在常识上尽可判断者。”“所称交涉人有委任状，根本即是虚假，中国政府永不会派出有委任状之人找日方接洽。我军事委员会现在亦根本无咨议之官衔。”张季鸾猜测：“此事始终与汪逆、周逆有关。”他要求严查此事，函称：“惟有一点不容忽视者，即有人敢伪造委员长之信件，显为重大犯罪行为，应加以彻查。”[105]9月3日，张季鸾再次致函陈布雷，认为“此案敌人陷于极可笑之失败，但我亦曾受不利之影响。盖因此使敌人看轻，认为易与，同时，使汪、周便于作祟，故必须彻底纠查。目前最须严防者，为再出现委员长复近卫之假信。”他建议：“可令张治平来渝，即禁其离开，而从容询查之。”[106]

蒋介石得悉张季鸾向陈布雷所报情况后，大为生气，判断张治平为汪精卫的“探子”，于9月6日指示戴笠审查。当日，戴笠紧急与已经应召来渝的张治平谈话。张强调自己的忠贞，声称在与日方八个月的周旋中，“我方坚持非去汪不可”。戴笠则认为日方一定有假，他说：“敌方既不肯毁汪，派铃木之来找我中央路线，必故作（做）圈套，一面则表示诚意与我言和，一面则故放中央有讲和空气，企图国内外对中央都减少信仰呢！”[107]

9月7日上午，戴笠将张治平软禁，并派军统局第三处（掌行动司法）处长徐业道与张谈话。张坚决否认所询各点：1.否认有伪造军委会委任令与伪造蒋介石亲笔信件之事实。2.不承认有章友三与陈超霖二人偕见铃木之事，声称八个月来，始终只有本人与曾政忠二人与铃木卓尔、臼井茂树、今井武夫等接谈。只是“曾政忠之英文拼音与章字同，是否因此误会，则不可知”。3.与铃木卓尔过从已久，早通姓名，决不能冒称宋子良先生。[108]张治平与徐业道谈话后，又书面补充声明：1.本人与曾政忠“从未敢越出范围”；2.“职等第知运用特务技巧，以整个揭破敌人之阴谋”。张治平称：铃木于8月14日赴南京、东京，“活动汪伪组织之撤销问题”，结果，获得板垣征四郎的“保证书”与近卫首相的“亲笔书”，用以“表示其对撤销汪伪组织之决心”以及近卫“对委员长诚意”，“希望两国迅速调整邦交，为建设永久和平之基础”。他说，自己已经目睹上述两种函件的内容，但铃木不愿立即交出，郑重表示，用何种方式提呈中国方面，是一个重要责任问题。张治平并称：戴笠所获情报，可能是和知鹰二等与铃木卓尔“作对”，目的是为了“反间”。[109]

9月8日，张治平致函戴笠，为自己辩护，全面反驳戴笠所示情报，声称该件“歪曲事实，言之难尽”。他说，自己与敌人周旋，均与曾政忠及卢沛霖两同志商量，始末情况，皆经卢沛霖按时电呈，还曾两次奉召来渝，亲向当局详尽汇报。张治平的辩护共七点：

1.关于向日方出示蒋介石“委任状”问题。张治平称：“读该件，谓职持委状于去年末见石野，不胜荒谬之至！”“今井与铃木因与职为老友”，“何须有委状向示？此委状又从何处得来耶？”

2.关于蒋介石对日方觉书所提八条的态度。张治平称：“该件谓委座对敌方提出之八条，甚感满意，尤为荒谬绝伦。”

3.关于宋子良参加谈判问题。张治平称：“该件谓宋子良确参加之，因今井有摄印（影）带回，并由周佛海所供之多数相片内确认宋子良之相片无误，此事询诸宋子良本人，当亦发一大笑。”

4.关于谈判中所持原则问题。张治平称：3月中旬本人第二次奉召来渝时，上峰训示“敌人如有诚意，须先取消汪伪组织”，返港后，即以此点与敌人争辩。5月初，铃木又约今井武夫、臼井茂树到澳门，在本人专租的密室内会谈。结果，敌方表示，“愿回去努力，但要求时机不可失，而以板垣来华（谈判）之意相告”。自此以后，“职即以取消汪伪组织之事与之苦缠至今，铃木此次带来之板垣保证书与近卫亲笔，即针对汪伪组织与表示诚意之举也。”

5.关于允许日方摄印蒋介石文件问题。张治平称：“该件谓我方示以委座之文件并令其摄印带回，此何言耶？”“无论何时何地，能证实此事者并在敌方存有此摄印者，甘受国家之极刑。”

6.关于委派张群赴长沙谈判问题。张治平称：“该件又谓，此方已派张岳军负责此事……张未曾被派。此事始终由职与曾同志负责。”

7.关于日方谈判代表问题。张治平称：“该件内所提铃木通贞为铃木卓尔之误，所谓马场者，并无其人。”

张治平在该函中说明，经过“八个月与敌之苦缠”，谈判已有进展：1.条件问题，现所争者为内蒙古驻兵与和平谈判后双方同时发表宣言；2.汪伪组织由板垣保证撤销之；3.议和方式，由敌酋板垣奉天皇命自甘来华求和；4.作为日方诚意表示，可呈交近卫首相的亲笔信函。[110]

次日，张治平在8日函后附言，重申没有伪造蒋介石委任状的必要：“过去八个月与敌周旋期内，敌人因对职信念极坚，一切会谈，从未向职索阅或索取委座文件。职亦从未有任何伪造委座文件授诸敌方以博得其信用也。在事实上，职对伪造文件无此需要，又自量绝不可为，深望明鉴之。”[111]

在此之后，张治平继续申辩：1.关于1939年底，张治平持蒋介石任命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为研究对日问题咨议委任状，与日驻港武官石野洽谈和平问题，张称：“铃木与治平原系抗战前夙识”，“由曾（政忠）介识卢沛霖（即系港区与曾之联络人），得中央之允许，以特工技术进行。此本年一月间事也”。“今井与治平有十数年之旧交，决不需要伪造咨议委状。”2.关于陈超霖与宋子良参加谈判问题。张称：“仅介绍曾政忠与铃木等见面，曾化名章友三，并未冒充咨议，仅称章有中央路线可以转达，并未介绍宋子良与铃木相见，更无陈超霖其人。”3.关于张治平出示蒋介石“亲笔复函”问题，张称：“不但委座墨宝，即治平本人亦从未以一字笔迹供敌人利用。每次会谈，铃木屡要求记录签证，概予拒绝，更无伪造信件之理。如有此事，愿受极刑。”4.关于日方提出板垣与蒋介石在长沙会见，中方派张群赴汉口，陪同板垣前往问题。张称：“敌方求和心切，预定在九月中旬实现，因此，铃木当时提出福州、洛阳或长沙为会晤地点，治平对此未置肯定答复。”[112]

根据张治平交代，曾政忠是张治平对日谈判时的合作者。戴笠为了查核有关情况，召曾政忠到重庆，询问有关情况。曾报告称：“张治平自本年二月投效中央以后……对工作颇为热心，数月以来，确未与汪逆有任何往来勾结。”对张治平“是否伪造文件，冒充咨议”等情况，曾表示“毫无所闻”。[113]

曾政忠来渝前，张治平曾致函曾政忠，要求曾向铃木处索取近卫亲笔函及板垣保证书，铃木拒交，声称原件“须至适当时期及适当地点方能交出”。9月9日，曾政忠“照录”板垣保证书日文及中文本各一份，由铃木在日文抄本后加注保证：“本内容与板垣总参谋长所书不相违”。并署名盖章。[114]曾到重庆后，将所抄之件交给戴笠。戴笠发现，曾政忠的新抄本与张治平所报旧抄本有同有异。相同处在后段，即“该问题基于内政不干涉之原则处置之，不认为停战协定条件之一”；而在前段则关键之处不同：张所报者为“汪问题”，而曾交来之抄件，则改为“□[115]（蒋）汪合作问题”。戴笠做完上述调查后，于9月15日向蒋介石报告：

张治平接受铃木、今井之求和，原属探取情报性质，以撤销汪伪组织为一试题，以觇敌人求和之诚意与其求和之缓急也。张治平本系伪东亚民族协进会常务委员，与敌伪当有关系，张谓铃木、今井均其旧交，有相当信赖，此语固未敢尽信。惟张自本年二月经港区运用以来，在工作上尚未见其有不忠实处，但张是否伪造文件、冒充咨议，经多方侦查与研询，尚不能证明其确有其事。张治平与铃木等屡次洽谈和平，据曾政忠谓，张对于铃木所提者，确以撤销汪伪组织为先决问题，但张对吾人是否忠实可靠，亦未敢肯定。

这份报告语气犹疑，“未敢尽信”“尚不能证明”“未敢肯定”云云，说明事件扑朔迷离程度的严重，连戴笠这个精明的特务头子也心中无数，不敢做出肯定判断。对于“汪问题”之变为“蒋汪合作问题”，戴笠分析说：“敌人不肯遽然放弃汪逆，对汉奸仍欲保持信义与作用，实彰彰明甚。”[116]报告中，戴笠并称：张治平与今井武夫尚有9月16日在澳门见面之约，但张所进行的情报工作，已告一段落，“故拟留张在渝，暂不赴港”。此后，张治平即被“冷冻”。

在蒋介石档案中，还保存着一份张治平致铃木的责问函，所署时间为9月28日。此函或为张治平主动所写，或为应军统要求而作。是否发出，不可知。该函除回顾自1940年以来与铃木在香港的会谈经过外，特别指责铃木“要功心切，不自检点”，又指责日方“在外间散布谣言”：

戴笠，字雨农，曾就读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创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并担任军统局副局长与中美特种技术所主任。1946年3月17日因飞机失事身亡，死后被追认为陆军中将。

一则谓平曾持示军事委员会委任状，介绍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等于去年年底在港晤石野武官，商谈中日和平问题，再则谓我蒋委员长对所提八项觉书表示满意，曾有委员长亲笔信交贵方摄影带回，又谓贵方曾摄有双方会谈时之照片，宋子良亦在其内等语。此种无稽之谈，如非先生有意伪造与故意宣传，平实不知从何而来也？[117]

针对日方所谓宋子良参加谈判的说法，张治平要求铃木将摄得的所谓宋子良原相片“公诸报端，以待证实”。函件末称：铃木的所作所为，“足证贵国所谓中日和平之无诚意也，足证先生做事待人之不守信义也。先生失败矣，咎由自取也。”

张治平虽被扣留在重庆，但重庆方面不愿意就此中止和日方的联系。曾政忠奉召到重庆陈述不久，即被派回香港继续与铃木卓尔等人周旋。9月18日，曾政忠晤见铃木，按照军统设计方案通知铃木，声称重庆首脑会议认为：“中国之抗战力尚大”，“无须做出屈辱性和平”，“长沙会议暂行搁置”。对所谓“蒋汪合作问题”，曾表示“不明了日本之真意”，怀疑其中有“谋略”。[118]谈话中，曾询问张治平与汪精卫的关系，铃木称：张治平对和平运动确甚热诚，日方所拟条件，人所不敢向中国高层转达者，张能，但张有时言过其实，此点日方早已了解。关于张与汪精卫“勾结”一节，铃木保证“必无其事”。对于重庆方面所提“先行消除汪精卫组织再言中日和平”问题，铃木明确拒绝，声称事实上“诸多困难”，“如中国力持此点，和平前途未可乐观，谅中国政府已准备再战数年矣”。[119]铃木并称：今井武夫尚在澳门，等待与张治平会谈，张既不能回港，本人将赴澳报告，请示今后方针。铃木约曾政忠21日再谈。军统香港区负责人叶遇霖在向戴笠报告上述情况后表示：“政忠同志老诚有余，机智不足，恐难应付铃木、今井诸人。如钧座对铃木等尚有运用之必要，应请指派干员来港，就近指示。如仅为表明我方严正之态度，则拟于再晤谈一、二次后，即嘱政忠停止一切活动，以免贻误机宜。”[120]

9月22日晨，曾政忠再次与铃木卓尔会晤。铃木称，已于19日派秘书赴澳门，谒见今井武夫，报告中方态度，他本人则拟于23日赴南京，见板垣时，“当尽力促请先行消除汪逆伪组织”。他要求中方提出具体意见与确实办法：“消除之方式与消除以后之办法”，“如何能使中国确信日本之和平诚意”，“如何使日本在消除汪组织后，不致有不良之顾虑”。铃木并称：“日本空军猛炸重庆，但对飞机场始终保全，亦所以使此项活动不致因交通困难而阻遏也。”[121]24日，军统香港区负责人叶遇霖再次将上述会晤情况报告戴笠，戴笠认为铃木此线已无利用价值，电嘱曾政忠停止与铃木见面。

在中方指示曾政忠“停止一切活动”的同时，日本当局也指示停止“桐工作”。9月27日，铃木卓尔应召回南京，向派遣军总司令部报告，总司令部决定暂时取消“桐工作”。10月1日，今井武夫赴东京汇报，登台不久的陆相东条英机严令军方“撒手”。[122]同时，外相松冈洋右则决定另辟途径，通过银行家钱永铭对重庆进行新的“工作”。

三　张季鸾企图借机拆穿日方“把戏”与中日秘密谈判的延续

张季鸾从和知鹰二处得知张治平、宋子良与铃木卓尔、今井武夫的谈判情况后，极为震惊，他一面研判事件性质，探究真相，汇报重庆中央；一面则力图通过和知鹰二，拆穿日方的“把戏”。

除铃木卓尔、今井武夫等人外，和知鹰二实际上同样负有找寻与中国方面谈判机会的任务。九一八事变后，和知鹰二的主要任务是联络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西南派”反蒋。1938年日军进攻武汉前后，和知鹰二的任务转为在香港和蒋介石直接指挥的萧振瀛谈判，当时即与张季鸾相识。但是，和知与板垣征四郎等不同，主张抛弃汪精卫，专以代表国民党“中央”的蒋介石为谈判对象。他对张治平与铃木、今井之间的谈判，不仅不支持，而且“立于竞争、暗斗之地位”，“曾力予破坏”。1940年春，今井武夫第一次到港活动，和知即致电他的中国助手何以之，嘱其设法向中方揭破：“今井来意为蒋汪合流，实际为汪奔走，故亟应破坏之。”[123]

1940年7月，和知鹰二在澳门会见张季鸾。8月17日，和知回东京向陆军省官员报告，声称“本官之工作根本不提和平条件，重点放置于兴之所至之打听”，“蒋中正之意在于希望日华彻底合作，不拟苟合”。[124]29日，和知在澳门会见时在香港的重庆工作人员王季文，要求王转告孔祥熙的秘书盛某，请其促进宋子良工作，但是，却意外地得到盛某告知：“宋子良所进行之工作，那是一桩谋略。”[125]9月1日，和知向张季鸾打听“真相”，告以所知，张季鸾感到震惊之余，认定“铃木活动，彻底为捏造之故事”。[126]谈话中，和知向张季鸾透露，东京方面对板垣领导的“和平”工作本已失去信任：东条英机陆相怀疑，外相松冈洋右也怀疑，只同意板垣等办至9月底，“若届时不成，决由政府自办”。[127]因此，张季鸾暗示和知，将此事向东京报告，借以“促成板垣之崩溃，使敌人内部发生重大争吵”。张季鸾估计：“该板垣把戏一旦揭穿，定会发生重大责任问题，而敌人之乱，即我之利也。”[128]9月3日，张致函陈布雷，告以即将向外界“放出消息”，说“委员长震怒，正彻查其事”，“如是则敌人自知失败而板垣倒矣”。[129]

和知鹰二在与张季鸾谈话中，曾向张故示宽大：如中日双方停战言和，“东京只主张内蒙暂驻少数兵，其他无大问题”。张答以“中国是不许任何地方驻兵，不许任何地方特殊化的”。对和知所称中日谈判今后将由东京“收回自办，另作准备”，张季鸾表示：“如作准备，须彻底觉悟，重新检讨，简单一句话，必须互相承认为绝对平等的独立国家，凡不合此义者，概不必来尝试。”[130]张季鸾通过铃木和张治平之间的谈判“故事”，认定日方“愚昧凌乱”“荒唐幼稚”，程度太差，“证明去中日可以谈话之程度甚为辽远”，“可决其今后无大的作为”[131]，因此，他不准备与和知鹰二发展进一步的关系。张通过何以之转告和知，“不必奔走，更不必找我见面”。当时，张季鸾听说，日本陆军正在力主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因此又嘱咐何以之劝告和知：“决不可对苏联乐观。苏联之事，中国知道的多，苏联对中国，近来也很好，个中消息虽不能多谈，总之苏联对日本，可说是无丝毫好意。”[132]

9月4日，和知离港，返回东京，自称当于15日返回华南，行前表示：“板垣始终不脱蒋汪合流之主张，故必须撇开板垣。”张季鸾不愿与和知作泛泛空谈，托何以之电告和知：“不是日政府诚意委托不必再来；不是日本诚意改变对华政策，诚意谋真正之和平，则不可接受委托。要之与弟何时见面并不关重要，日政府苟无真正觉悟，见我何用！”[133]当时，日军正在准备进军南洋，抢夺英、法在当地的利益。张季鸾估计，日方“因南进不能决策甚为焦躁，板垣等又闹此大笑话。和某归后，敌人内部，将呈鼎沸之态”。[134]9月6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建议对日方采取“攻心为上”策略。他估计，板垣、铃木工作失败之后，日本内阁必将另起炉灶，重新确定与中国的谈判路线，因此，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请示：是否可以以“私人观察”身份向日方提出三项基本要求，即日军自中国完全撤兵，完全交还占领地，自动废止不平等条约？[135]

张季鸾分析，当时日方急于与中国议和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1.为了进军南洋。他说：“敌对南洋，势在必取，即荷印亦在所必争，故港、越、新加坡、荷印是一串的问题，一动作就是大事情。若只拿安南，不成一局势也。因此海军坚持非结束对华战争不能南进。”2.摆脱在中国的尴尬局面。张季鸾称：日军在中国的部队，共69个师团，约计在130万人以上；每日军费由2000万元到3000万元。最近半年，日军几乎毫无动作，今后的作战计划也无法确定。“老师糜饷，毫无效果，而同时眼看一年或等不到一年之后将失去南进机会，此其所以不得不焦躁也。”9月7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请示下一步谈判方针，函称：

板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大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之一。1938年6月任陆军大臣，1939年9月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主持对华诱降的“桐工作”。1948年12月23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综观大势，委员长对于全局之判断，皆完全符合，弟深致敬佩。现观敌方殆有逐渐就范之可能，其酝酿应需一两月之时间，故十月、十一两月恐为重要时期，现拟得和某来电，再知悉最新敌情之后，即先回重庆。然若彼竟南来，当与一见。总之，现时为适于宣传之时期，倘蒙指示机宜，不胜厚幸。[136]

和知鹰二曾告诉张季鸾，日军大本营和日本内阁准备由少数人组成“委员团”，专门负责对华谈判，因此，张季鸾询问：“万一敌方此次更派高级人员一同前来求见时，应如何处理？”他表示：“弟现时之个人意见在拟拒见他人，以贯彻私人谈话性质之立场。”[137]

在军统局审查张治平的同时，陈布雷也致函张季鸾，要求他向日方“索要伪件”，以便查清所谓张群“证明书”、蒋介石委任状及亲笔函的真相。张季鸾感到为难，回函称：“板垣尚倾信伪件，正期待其进行。若果正面索取，反恐困难，且使敌人感觉，弟之地位太涉于机密也。”[138]他托何以之致电和知鹰二，声称“张群因无端被人出卖，非常愤慨，托索证件以便彻查。同时附告，张群疑为日方捏造，或为汪派作祟。愿查明真相”。张季鸾相信和知能办妥此事，携件南来；同时也相信“经此一电，亦可使南京敌酋恍然于一场故事之为捏造矣”。[139]

张季鸾曾得到情报：周佛海鉴定铃木得到的蒋介石所书“委任状”及“亲笔函”后，指出其均为伪造，板垣征四郎甚为慌急。又得到情报：1939年板垣任陆相时，日军为试探苏联态度，进攻诺蒙罕（今译诺门坎。作者注），如苏联不抵抗，即调大部关东军入关。当时曾由板垣奏明天皇，天皇询问计划可靠否？板垣答云可靠。不料日军大败，转而调关内作战部队赴援。事后，关东军及参谋部有关人员一律免职。板垣本来也应该免职，派来中国，是让他“带（戴）罪图功”。“桐工作”出现问题，板垣更为慌恐。[140]云云。基于上述情报，张季鸾对板垣的倒台颇具信心。

和知于9月4日返回日本后，曾电告何以之，已向东条英机发出长文，拟在福冈与东条派来的人员见面，或直接赴东京报告。不久即发电称：东条英机“令彼负责进行”。但是，其后，又发电称，9月10日在福冈与东京派来的要员会晤，偕飞南京，协商结果，以和知与板垣为核心，办理此事。和知称：将于9月15日或16日再飞东京，处理铃木等失败的善后事宜，同时取得东京正式委托，再飞南京，然后南下香港。[141]

和知确曾按张季鸾要求向日本军方揭发“桐工作”的问题。9月12日，臼井茂树就曾在向参谋本部有关人员报告时说：“据和知少将所调查探知，桐工作系香港蓝衣社之谋略，只是使用宋子良而已。”“谅蒋中正不会见板垣中将，板、蒋会议无法解决一切问题。蒋中正不至于发亲函，所谓蒋之亲函是冒牌货。”[142]但是，日方不肯也不愿意相信和知所报，而宁愿相信中国有不同“路线”。9月20日，和知鹰二致电何以之：

下记最近之情况，有告知之必要：子良近对铃木言，彼将为治疗疾病出洋外游，中日和平交涉，急速需要结束。又谓宜昌方面，一周内当有人到达可能云云，暗示张岳军有出来之可能，表示恋恋不忘之意。日方为使促进正式交涉之实现，当期望中国路线之统一。又有人谓，蒋先生不肯使子良工作中断，子良背后，有特务人员控制，蒋先生不能使其中止等云。[143]

和知鹰二要求何以之转告张季鸾：最好能命宋子良出洋外游，然后日方正式向中方提出谈判要求，而由东京负责进行。和知很着急，函称：“子良何时出国，祈速赐知为要！”[144]

张季鸾本已判断张治平、铃木之间的谈判是“把戏”，现在日方却又提出新材料，说明宋子良和铃木之间仍在联系，这使张季鸾感到迷惑。他决定不再参与中日秘密谈判。9月21日，张季鸾要求何以之用明码电文告诉和知，张季鸾日内离港；同时另用密码告知：

铃木假把戏我早已一再告之，何以尚如是纠缠？且对我方内部之观察，饱含污蔑之意，是证明对方不足与谈。中国本决无路线问题，我政府从未委托过人，我亦从未受过委托，只因你们来找我，我为个人友谊之计来此。今乃认中国有多少路线，是等于认定我为路线之一。我现在声明，此路线取消，我不复过问，将来纵有正式交涉，亦勿找我。我之为人，本极恶麻烦之事。今如此麻烦，我厌恶已极，故决计脱离此问题。望彼告板垣，我已自己取消，不愿过问矣。[145]

宋子良是否和铃木确有联系呢？张季鸾不能判断。他将这一问题交给陈布雷。9月21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陈述五条意见：1.观和知电文，“足知敌方有轻蔑、操纵之意”，但宋子良君是否对铃木确有此表示，本人没有“判断真伪之力，因而不能作有力之反驳”。2.今井、铃木的失败，在敌方内部是“绝大问题”，南京敌人明知是假，尚欲“挣扎蒙混”，板垣负责与中国谈判，原以九月底为限，本人“声明不管，更足以打击之”。3.南京敌人的和平攻势彻底失败之后，日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为再变和平攻势为军事攻势，一为由东京发起，正式媾和。此问题日方如何选择，在不远期间便可明了。4.敌军人本是一丘之貉，但和知有一点特殊，即不仅与“勾汪”工作无关，而且在敌人内部以“反汪”得名，因此可以判断，如东京正式与中国交涉，必派和知奔走，因此，和知此线索仍应保留。5.观察最近情形，我方内部不能不承认“发生毛病”，“当假委任状、假信问题发生之后，何以宋子良君以行将出洋之身，而尚与铃木作私人接触？”他严肃表示：“此真为不能想象之事！”[146]他还列举了其他一些和日方秘密联系的严重事例，要求陈布雷将上述情况呈报蒋介石。23日，张季鸾再次致函陈布雷，说明“自前日向彼方通告不管之后，觉心神为之一舒。盖国家与领袖受敌轻侮，只有如此断然表示，为昭雪轻侮之道。”[147]

张季鸾虽已向日方表示“不管”，但是，他仍然对中日谈判存有希望。9月23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云：“对今后看法，弟微有不同。弟以为判断局势之第一关键，在看是否以敌大本营之名义来开正式交涉，果来交涉，即当认定其有若干诚意。”“盖既来交涉，则为承认是国家与国家间之正式议和，一也，汪奸当然取消，二也。”此前，陈布雷认为，日军进攻安南，中国的对外联络线受到威胁，说明日方没有议和诚意。对此，张季鸾表示：“安南问题，当然有威胁我方之恶意，然不能因此之故，即断定敌人不企图正式议和。”他说：“和战本为同一问题之两面，中日现在战争之中，而又并无和的头绪，在我方似不必过于重视其另辟一新战场之企图，即藉以判断其政策如何。”他表示：自己的“工作目的”在于执行一种试验，即“敌人宣传愿与我政府议和之是真是伪”。他认为，此点关系中国今后半年乃至一年间之“一切抗建工作”。[148]

陈布雷反对张季鸾对“和谈”的幻想，要求张季鸾结束在香港的工作，尽早回渝。9月24日，张季鸾复函陈布雷：取消前函所述意见，自即日起，对外对内均脱离此问题，不再报告和知传来的敌情；所保管之“港币小款”，亦不再负保管之责；将向中航公司订票，尽早动身。[149]

宋子良以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的“至亲”身份擅自与日方谈判，张季鸾对此深为不满。正当此际，一件关于宋子良谈话的新情报帮助张季鸾做出了判断。9月24日晚，张季鸾读到和知鹰二致何以之的最新电文，其要点为：铃木报告，谓宋子良近谈，本月十三、十四、十五三日，委员长曾与戴笠、张群、张治中秘密研究此事。又云：因近日委员长不满于孔、何二人，故孔、何不参加会议。张季鸾认为，“其最可笑之语为委员长表示，交涉可继续进行”。他判断：“无论宋君如何荒唐幼稚，断不会作此可笑之谣言，是可确定为铃木所捏造矣。”对于铃木捏造此类谣言的目的与效用，张季鸾致函陈布雷称：板垣屡次向国内报告，和平条件业已成熟，并且逼迫近卫写信向我方表态。近卫信件在我方虽不觉重要，但在日方却是总理大臣公函，板垣无法卸责，只能继续不断造谣，希图继续控制军权，“以达其继续进行勾汪签约延长现状之目的”。[150]

当时，和知鹰二召何以之赴沪。9月25日，何到张季鸾寓所会面，张要何到沪后明确告诉和知，“所有铃木报告中之宋子良谈话，绝对为铃木捏造”，建议和知向东京切实报告。[151]同时，张季鸾也要何向和知转达：为大局起见，在一两个月之内，如东京确有正式讲和诚意，并有适当内容时，允许和知与张通信一次，但仅以一次为限。张称：“当拼其最后之信用转达一次，盖中国实在认日本无诚意也。”张并称，如东京确有进行之意，则个人愿忠告：第一，停止进攻云南及轰炸一类威胁、压迫行动。第二，须有建立平等的“新国交”的决心，绝对不可向中国方面提出“承认伪满、中日联盟”等一类要求，否则张不能转达。[152]第三，根据上述两项作正式之准备，可来一次信，说明派何人负责开谈及其他具体事项。张特别强调：当年冬天，准备往陕西终南山养病，和知来信，须在两个月之内，“过时则我入山已深。无法接头矣”。何以之向张表示：“除非东京真正弄好，彼亦不敢赞成接洽。盖在板垣之下接洽，则中国上当也。”[153]

张季鸾要何以之转告和知鹰二的话，有类最后通牒。之所以如此，据张季鸾致陈布雷函，其用意在于：1.在敌人内部暴露板垣等之欺骗。2.试验敌国今后究竟如何。此前，日本早已强迫法国封闭滇越铁路，英国也一度宣布封闭滇缅路，中国的对外国际通道先后受阻，抗战环境愈益艰难。张季鸾认为，形势断不能无条件乐观，个人可以封锁，国家不容封锁，保留与和知的联系线索，有益无损。之所以只允许通信一次，是为了使之“更为严重而有力”。他说：“弟近月颇感敌人求结束战事之心已达顶点。盖如待其南进顺利，稳占安南，并控制缅甸，而美国又不实际干涉，则彼时敌人心理恐又一变，因此现时之对敌工作，恐正为最紧要而有用之时。”关于宋子良，张季鸾建议，应命其迅速出洋，或令其回渝，借以“打破敌人和平攻势”。他提醒陈布雷：“铃木制造之假故事，方日异月新，喧腾于日人内部”，“观铃木造谣之猛烈，则所谓假委状、假信件，恐系铃木所捏造。”[154]

尽管张季鸾方面认为谈判仍有必要，但是重庆方面已对谈判失去兴趣，指示将1938年萧振瀛工作期间留在香港的文件全部销毁，同时对日方采取决绝态度。张季鸾随即遵令执行，同时指示在港协助自己工作的人员：1.在何以之离港前，使之相信，张季鸾“决非任何意义之代表”，“亦决不做政府代表”，并非“真正受政府委托之人”。2.今后不再与何以之来往，避免交谈，如何以之下次到港，亦不必理会，“务使何某知问题严重，今后无复奔走之余地”。9月27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说：

前年以来之悬案一宗，至此完全告一段落。弟此次判断有误。幸行动上未演成错误，一切处理，尚近于明快，此则近年特受委员长之训练，得不至陷于拖泥带水。就弟个人论，诚幸事也。[155]

写此函时，张季鸾确实准备将他在香港搞的特殊工作“告一段落”，然而，正当他回渝在即之际，又接到何以之转给他的和知鹰二的密电：“铃木、宋子良工作终止，在东京将开始全面的和平谈判，现元老重臣、陆军、海军及外务省首脑部在协议中，务以大乘的见地，速求东亚全局之和平及繁荣。”[156]电文中，和知表示，将于九月末至东京，然后携带所决定的《要纲》来澳门，张季鸾可先回重庆，但本人返澳后务求张来澳相晤。和知此电打消了张季鸾“告一段落”的想法，决定另拟策略。

张季鸾认为：从日本方面看，“必须企图结束对华之战争”，“求和运动，必继续一时”；而从中国方面看，“（现时）实立足于举足重轻之地位，同时亦到了必须决定长期忍耐封锁之对日战争办法”，因此，“希望在最短期内，将敌情、友情俱完全弄清，以便下最后的决定”。9月30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建议“在最后决定之前”，努力于“攻心为上”之对敌宣传，其内容为：1.打破日本“战美之自信”；2.打破其联苏之妄想；3.打破其信赖德国之心理；4.鼓吹中国之真正愤怒，并打破中国不肯和及不敢和之推测。张表示，他不期待和知鹰二再来会有何结果，但为取得“高等消息及做宣传”着想，在香港“稍待”还是有用的，“无论如何，我有知悉真正敌情之必要也”。[157]这样，张季鸾就又在香港留了下来。

张季鸾在香港的工作一直做到1940年11月。张要求日军全面撤兵，不承认汪伪政权。同月23日，日方表示接受，要求重庆方面派出正式代表。[158]但是，日本当局终于舍不得抛弃豢养的傀儡。30日，日本政府与汪精卫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正式承认汪伪政权，以事实嘲弄了张季鸾，也嘲弄了重庆国民政府。

四　“宋子良”是冒牌货，蒋介石的亲笔“委任状”等是伪件

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有其局限与幸运。其局限在于，历史已逝，许多资料散失，事实失传；其幸运之处在于，有可能见到当时无法见到的敌对双方，甚至是多方面的资料，从而综合研判，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作出比较真实、合理的分析。

根据笔者已掌握的日中双方资料，比勘辨析，可以确定：

（一）谈判中出现的蒋介石“委任状”及“备忘录”均是伪件。前文已述，据日方资料记载，谈判中，中方曾展示盖有军事委员会大印和蒋中正小印的委任状，其内容为：“兹委派陈超霖、宋子杰、章友三代表研究解决中日两国事宜，此令。中华民国三十九年六月二日。蒋中正。印。”又，在讨论板垣、蒋介石长沙会谈时，中方曾出示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备忘录。笔者认为，上述两个文件均为伪件。

在抗战前的中日秘密谈判中，蒋介石就主张不立文字，不落痕迹。在抗战爆发以后的中日秘密谈判中，蒋更加小心翼翼，不肯给日方提供任何文字根据。张治平等与日方会谈，蒋自然不会提供“委任状”“备忘录”一类凭证。而且，更重要的是，蒋一开始就并不积极支持张治平等人与日方谈判。1940年3月31日蒋介石日记云：“倭寇一面成立汪逆伪中央政会，宣言三十日成立伪组织，而一面又派陌不相识之陈治平来求和议，其条件一如往昔，以试探我方对汪伪出现之心理，其愚劣实不可及。窃恐古今中外亦无此之妄人也。”[159]这里的“陈治平”应为张治平之误。可以看出，蒋当时还搞不清楚张治平是何方人员，但拒谈之意很明确。其后，蒋搞清楚张治平的身份了，立即指示戴笠：“如敌方不能先行解决汪逆，则张治平不准再与铃木辈有任何接洽。”[160]5月下旬，戴笠指示张治平：“如敌方不先除汪，中央断难与之言和，今后不可与铃木等涉及中日和平问题。”7月3日，戴笠电张治平云：“同志以站在采取情报之立场与德国通讯社记者之身份，可与铃木见面，但对中日和约问题，万不可有任何意见之表示。”又曾指示，“在不暴露身份之原则下多方探听”。其后，蒋介石的态度越来越严峻。当年5月18日至30日，日本海军航空部队大举轰炸重庆8次。6月6日至8月17日，又轰炸28次。7月2日，蒋介石日记云：“对敌人来探和，应皆置不理，以示不受轰炸之威胁。”[161]8月11日，蒋介石与张季鸾谈话称：“敌阀之愚，其求和既急，又欲以板垣亲到长沙会晤而以汪同来为饵，其儿戏滑稽，实太可怜，如何能不自杀耶？”[162]12日，戴笠向蒋介石书面报告张治平与日方多次接触情况，请求指示。次日晚，研究敌情，蒋介石日记云：“敌国又托胡鄂公、何世桢、张治平等各人，各别来见、通问，皆一概严拒，此时惟有持之以一也。”[163]这应该是蒋介石对戴笠请示的回答。9月初，蒋介石从张季鸾函中得悉张治平向日方提供了自己的“亲笔”文件后，非常生气，日记云：“下午研究汪探张治平捏造凭证事，是使我又多一不测，意料不及之经验也。”[164]9月15日，日机两次空袭位于重庆曾家岩的蒋介石官邸，蒋介石当日日记云：“汪奸派张治平，伪造我中央函件与委状，以欺敌人，敌人信之，以张治平为我中央可靠之路线，用力求和八个月，未得成效，今始觉悟，遂更恼怒，炸我寓所。”[165]以上材料雄辩地说明，张治平与铃木谈判中出示的“委任状”“备忘录”与蒋介石无关。

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为日方谈判代表今井武夫、铃木卓尔及臼井茂树等人开的身份证明书

前文已述，日方在见到中方出示的“备忘录”后，曾在匆匆间拍得“蒋中正”签字，送回南京审查。而据周佛海日记，当年7月26日，日方确曾请周审查真伪，周观察的结果是“实不甚像”。[166]这一则材料不仅可以作为上述“备忘录”是伪件的旁证，而且说明，它的作伪者并非如张季鸾所认为的是日方。铃木卓尔等人决不会自己制造了伪件，又送回去请人审查。

（二）在一系列问题上，张治平等中方人员哄骗了日方。首先是宋子良参与谈判问题。尽管张治平在被军统审查过程中一再坚决否认，但是，日方谈判时曾从钥匙孔内偷拍了“宋”的照片，并且也曾交给在南京的周佛海等人核对，可见，有“宋子良”参与确是事实。这位“宋子良”的照片，经周佛海核对之后，也认为“与本人不符”。[167]1941年9月，参与“诱和”活动的日本人松本藏次就曾指出，所谓“宋子良”，其实是蓝衣社的间谍，其目的在于刺探日本秘密。[168]1945年夏，这个假扮“宋子良”参加谈判的人成了日本上海监狱中的囚犯，被原日本中国派遣军特派员，曾在香港会谈中担任翻译的坂田诚盛认出。在与今井武夫见面时，此人承认自己是蓝衣社的“曾广”。1955年“曾广”致函今井武夫，对当年“冒充宋子良的错误深表歉意”。[169]可见，在张治平等人与日方谈判时，中方确实有人冒“宋子良”之名。

其实，这个冒充“宋子良”的“蓝衣社”特务的本名并非“曾广”，而是在谈判过程中一直与张治平密切合作的曾政忠。前文已述，张治平被审查，并被软禁在重庆后，军统局继续派曾政忠到香港与铃木卓尔周旋，9月18日、22日先后与铃木有过两次谈话。然而，这两次谈话中的“曾政忠”都仍被铃木视为“宋子良”。19日，铃木向今井报告说：“根据宋从重庆返回香港所作的报告，九月十三日到十五日在重庆的重要干部会议上决定，关于满洲问题及日军部分驻兵问题，只要日华双方未取得一致意见，长沙会议暂行搁置。因此，本谈判没有进展的希望。”[170]铃木的这份“报告”也传到了他的对手和知鹰二那里。和知在致何以之的一份电文中说：“铃木报告，谓宋子良近谈，本月十三、十四、十五三日，委员长曾与戴笠、张群、张治中秘密研究此事。”[171]上述两通电报表明，9月18日，曾政忠与铃木卓尔会晤时，虽然已经通知铃木，张治平可能是汪方人物，但仍然以“宋子良”的身份出现。这是曾政忠冒充“宋子良”参加日中秘密谈判的确凿证据。[172]和知鹰二另一通电报说：“子良近对铃木言，将出洋疗疾，希望中日问题早日结束。又岳军一周内可到宜昌云云，故板垣对于子良路线，仍认为可靠。”[173]这通电报告诉我们，曾政忠当时已准备“抽身”，不再以“宋子良”的身份出现，同时，也还在继续哄骗日方，所谓张群“一周内可到宜昌云云”，即是一例。有意思的是，一直到1941年11月，为了阻挠日本承认汪政权，军统特务还在假借蒋介石的名义，在“宋子良”问题上继续说假话，欺骗头山满和萱野长知二人。[174]

曾政忠，国民党军统特工，美籍华人，早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抗战期间，在军统局长戴笠的策划下，曾政忠假扮宋子良与日本进行和谈。

“宋子良”是冒牌货，自然，参与谈判的所谓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陆军少将张汉年等也都是冒牌货。根据前文所引军统香港区叶遇霖致戴笠“冬电”，铃木回港后，曾与叶谈话，而据铃木给上级的电报及派遣军总司令部有关人员的日记，铃木当时谈话对象即为“章友三”，[175]因此，“章友三”应是叶遇霖的化名。

在审查张治平时，张坚持与日方谈判中只有他本人和曾政忠二人参加。对于所谓“章友三”其人，张第一次解释为“曾政忠之英文拼音与章字同，是否因此误会，则不可知。”“曾”与“章”的英文拼音本不相同，张治平等与铃木的谈判中也并未使用英文，不可能产生误会。后来则解释为“仅介绍曾政忠与铃木等见面，曾化名章友三”，两次说法前后明显不一，巧言支吾、企图蒙混之心清晰可见。显然，张治平可以承认曾政忠化名“章友三”，而不能承认冒充“宋子良”，因为前者无罪，而后者则关系重大，可能获罪。

张治平对军统的交代，不仅时间颠倒，语意支吾，而且真假混杂，包含着若干谎言。例如，他声称与铃木、今井是老相识，与今井且有十多年的情谊，因此，无须身份证明及委任状。其实，他和今井武夫并无深交 [176]；日方在与中方人员秘密谈判时索要身份证明也并非仅此一例。铃木卓尔在香港开始“桐工作”时，还在开展“姜豪工作”，向姜豪“要求与携带有重庆政府中枢有关的身份证明书的人会面”。[177]张治平之所以编造与铃木、今井的“友谊”谎言，无须身份证明云云，不过说明他心中有“鬼”，力图掩盖他伪造文件，伪传蒋介石指示等做法而已。

（三）铃木等日方谈判人员也哄骗了中方。2月3日，铃木在与“宋子良”第三次会见时曾表示：“处理汪精卫对重庆政府的关系，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我方似无干涉的必要，可由中国政府妥善处理。”[178]所谓日方同意“去汪”“毁汪”一类的“甜言蜜语”，铃木不仅在私下对张治平讲过多次，对“章友三”也讲过。前引叶遇霖致戴笠“冬电”所汇报的铃木行程及其和近卫会见的时间、情况，和现存日文档案完全相合，可以确证“冬电”转述内容，来自铃木本人，而非张治平等编造。一直到9月22日晨，铃木与“宋子良”会晤时，仍在向“宋”保证，回南京会见板垣时，“当尽力促请先行消除汪逆伪组织”。[179]可见，处理汪精卫，取消汪伪组织确是铃木私下向中国方面作出的保证。前文已经指出，铃木先后出示的板垣征四郎保证书有所不同，有一个从“汪问题”向“蒋汪合作问题”演变的过程。8月14日，铃木赴南京、东京之前，向张治平、“宋子良”（曾政忠）出示过“底稿”，主题词为“汪问题”。当时，即由张抄录，交曾密存。19日，铃木卓尔到南京，与臼井大佐正式为板垣起草保证书，主题词演变为“蒋汪合作问题”。28日，铃木返港，催张治平往阅“保证书”，但铃木仅出示抄件，主题词仍为“汪问题”。张阅后即缮写报告，交曾政忠由卢沛霖电呈重庆。[180]9月上旬，“宋子良”（曾政忠）向铃木索取板垣亲笔日文原件，“保证书”的主题词又变回“蒋汪合作问题”。前后出示的两种版本，措辞虽只有几个字不同，但却是根本性的差异。当时，日方的基本方针是促进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的合作，使南京、重庆两个“国民政府”合流。铃木为板垣起草并在9月上旬出示的保证书才反映日方的真实态度，也和20世纪今井武夫公布的内容相合。[181]由此可见：铃木出示过的以“汪问题”为主题词的保证书并不反映包括板垣征四郎在内的日本官方的态度，而是铃木为了诱使中国方面坐到谈判桌前的伎俩。他在和张治平等人的私下接触中所称，日本准备抛弃汪精卫，甚至准备将汪交给中国方面，云云，都不过是巧言相，为了哄骗中方而已。

1940年2月，“桐工作”刚刚开始之际。日本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就指示：“日华代表在协商处理事变时，可同意中国方面的提案，藉此引诱重庆参加乃至进行分化离间工作。”[182]铃木卓尔关于“毁汪”“去汪”一类“甜言蜜语”，正是对载仁亲王策略的运用。

铃木卓尔哄骗中方非止上述各例。前文已经叙述，9月18日铃木与“宋子良”会谈时，铃木曾称，将去澳门向今井武夫汇报，后来又称，已于19日派秘书前往汇报。其实，今井武夫在当月14日已经离开澳门，并于16日到了南京。[183]铃木所云，完全是信口开河。应该指出的是，铃木卓尔不仅哄骗了中方，而且在关键情节上对其上级也有隐瞒。如，6月澳门会谈，中方提出“有汪无和平”，要求日方令汪出国或退隐。此事见于今井武夫记载，并非中方文献的片面之词。[184]但是，铃木在向其上级汇报时，却改变为中方仅要求日方对汪作“适当处置”，并可由重庆派遣代表，与汪“协议合作问题”。[185]这就完全扭曲了中方的态度与立场。又如，9月初，“宋子良”已经将中国方面对张治平与汪方关系的怀疑，以及张不能回港继续参加谈判等情况告诉了他，这实际上是在通知铃木，张治平已处于被审查中。但是，这一情况，铃木卓尔始终未向其上级报告。[186]

（四）据《今井武夫回忆录》记载，“桐工作”过程中，宋美龄曾于1940年3月5日到港，“从侧面协助中国方面的代表”，“宋美龄抵港的消息，经报纸作了报道，因此，我们相信了中国方面的言词”。有些历史学家据此怀疑宋美龄此行大有文章，其实，宋此次到港，完全是为了休养。1939年12月7日，蒋介石日记云：“今日吾妻以疗鼻疾割治，甚忧。”1940年2月12日日记云：“送夫人到珊瑚坝机场，往香港休养。”可见，宋美龄此行与“桐工作”无涉。中方“代表”所云，与冒充“宋子良”一样，同为对日方的哄骗。

20世纪60年代，今井武夫撰写了自己的战争回忆录《今井武夫回忆录》《支那事变回忆录》《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昭和阴谋》《对汪兆铭运动的回忆》，详细地描述了对华侵略战争期间的“和平工作”情况，并附录了自己掌握的第一手文献。图为今井武夫及中文版《今井武夫回忆录》。

五　日方急于求和，军统借机玩弄日方

在全面审视日中两方留下的资料后，现在可以作结论了：

（一）日军攻占武汉、广州等中国广大地区以后，兵力枯竭，财政困难，已达势穷力蹙境地，急于与中国方面“停战”，用战争以外的形式巩固其侵华成果。日方上至天皇、内阁、军部，下至板垣征四郎等中国派遣军官员，普遍重视“桐工作”，其原因在此。为了等待“桐工作”的成果，日方不惜推延汪伪政权的成立时间；在汪伪政权成立后，又不惜推延对其“外交承认”的时间，幻想出现“蒋汪合作”的局面。日方谈判代表铃木卓尔之所以不惜卑词谦态，巧言相，乃是为了诱引蒋介石或重庆要人坐到谈判桌前来。它既反映出铃木个人的“要功心切”，更多反映的却是日方“求和”的急迫性。

（二）日方所谓“桐工作”，就中国方面说来，不过是军统在香港的几个小特务对日方的玩弄，目的在于刺取情报。谈判中出现的“宋子良”以及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等人都是假货，所出示的蒋介石“亲笔”委任状、备忘录等文件都是赝品，所转达的蒋介石意见都是假“圣旨”。

（三）谈判初起时，汪精卫正依靠日本的支持在南京筹组伪国民政府，因此蒋介石以“先行解决汪逆”为谈判条件。其后，汪伪政府成立，蒋介石自感上当，认为日方求和乃是“欺诱”行为，主张严拒。但是，为了阻挠日本对汪伪政权的承认，中方并没有马上关闭谈判之门。“桐工作”在1940年9月底结束后，重庆方面也还通过几条线索，虚与委蛇地继续维持着和日方的秘密关系。

战争中，既有战场上的“角力”，也有谈判桌上的“斗智”。铃木卓尔、今井武夫与“宋子良”、张治平之间的谈判是一种“斗智”行为，不能要求双方“忠诚老实”，他们在谈判中说假话，提供假材料、假情况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谨慎地辨别真假，而不能以假作真，视为信史。遗憾的是，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而且似乎还不是个别的。

[附记]本文写作，承臧运祜副教授代为收集、复印日本防卫研究所收藏资料，承台北王正华教授代为校核部分资料，谨此致谢。

注释：

[1]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40100-00008-017。（台北）“国史馆”藏。

[2]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40100-00008-013。（台北）“国史馆”藏。

[3]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40100-00008-014。（台北）“国史馆”藏。

[4]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40100-00008-015。（台北）“国史馆”藏。

[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16日。

[6]　西义显：《日华“和平工作”秘史》，第10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3月11日。

[8]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78页，二十世纪出版社，1949。

[9]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63页。

[10]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511页。

[11]　《南湖致刚父》（胡鄂公致孔令侃），1938年6月11日，特交档。

[1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6月21日。

[13]　影佐祯昭：《漫谈》，《现代史资料》（13），《日中战争》（5），第360页。

[14]　《会晤影佐谈话纪要》，（台北）《近代中国》第129期，第125页。

[1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6月24日。

[1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7月25日。

[17]　陈公博：《自白书》，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第1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

[18]　《周佛海日记》，1938年11月29日。

[1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08-1310页。

[20]　《傀儡组织》（三），第51-52页。

[2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9日。

[22]　《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446页。

[2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27页。

[24]　汪精卫：《曾仲鸣先生行状》，《河内血案》，第202页，档案出版社，1988。

[25]　《胡适往来书信选》（中），第397-398页。

[2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16日。

[2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17日。

[28]　《龙云转呈汪自河内致蒋委员长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梗电之迴电》，《傀儡组织》（三），第48页。

[29]　《致龙云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27页。

[30]　《王世杰日记》，第455-456页；参见《张群以接汪自河内电为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致蒋委员长之马电》，1938年12月21日。《傀儡组织》（三），第46页。

[31]　金雄白：《汪政权始末记》（五），第32页，香港春秋出版社。

[32]　《重要史料初编》，《傀儡组织》（三），第46页。

[3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25页。

[34]　《傀儡组织》（三），第38-41页。

[3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29日。

[36]　《事略稿本》，1938年12月25日。

[3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26日。

[3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27日。

[3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79页。

[40]　《事略稿本》，1938年12月27日。

[4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31日。

[42]　《傀儡组织》（三），第50页。

[43]　《傀儡组织》（三），第54页。

[44]　罗君强：《伪廷幽影录》，第17页。

[45]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4月15日。

[4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90页。

[47]　《杂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蒋自记其时间为“廿八年1月23日夕”。

[48]　《河内血案》，第239-240页。

[49]　档案号：支那事变全般—127。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著《大东亚战史》大量引述了该项档案。该书有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印本，与本文论述有关者分别见于《战前世局之检讨》《对中俄政略之策定》两册，（台北）1991年。

[50]　《香港电第81、82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见《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29－33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51]　《香港电第126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见《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31页。

[52]　《香港电第126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见《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34页。

[53]　《张治平致戴笠报告》，1940年9月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台北）“国史馆”藏。

[54]　《张治平致戴笠报告》，1940年9月8日。

[55]　《张治平申辩》，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

[56]　《张治平致戴笠报告》，1940年9月8日。

[57]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29、335页。今井在出版回忆录前，曾于1956年12月8日在《读卖周刊》先行发表《今井武夫少将手记》。据《大东亚全史》编者考证，该《手记》文中的日期与畑俊六日记等其他史料之日期完全一致，内容也没有出入。（《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19页）今井写作回忆录时，利用了他本人的日记和存世档案，因此所记日期比较准确。例如，今井回忆，他曾于1940年6月12日，偕同影佐少将会见周佛海，说明板垣、蒋介石、汪精卫将在长沙会商，要汪参加。周向汪报告，次日，周称，汪可以去长沙。所述日期和内容与周佛海日记完全相合。今井的回忆录出版于1964年，而周佛海日记至1986年才公布。这种情况，说明今井当年必定留有确凿的记载。

[58]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39页，参见同书第131页。

[59]　《备忘录》，《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138页。

[60]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140页。

[61]　《（日本）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210号，《桐工作关系资料缀》，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藏，支那事变全般—127。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日文档案，均同。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260页。

[62]　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

[63]　《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

[64]　《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232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263页。

[65]　铃木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所作报告，1940年4月26日，见时在中国派遣军担任记录的井本熊雄的《井本日记》，转引自《战前世局之检讨》，第264页。

[66]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43页。

[67]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44页。

[68]　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

[69]　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

[70]　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

[71]　日本防卫研究所藏《桐工作关系资料缀》中有副本。

[72]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51页。

[73]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51－154页。

[74]　《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10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07页；《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55页。

[75]　《畑日记》，1940年6月25日，转引自《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09页。

[76]　《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28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11－312页。

[77]　《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

[78]　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

[79]　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

[80]　《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42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14页。

[81]　《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致参谋次长电》，总参二特电第468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15页。

[82]　《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致参谋次长电》，总参二特电第480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16页。

[83]　《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致参谋次长电》，总参二特电第480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16页。

[84]　《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61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17页。

[85]　《大野大佐备忘录》，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8页。

[86]　《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77号。参见《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8－18页。

[87]　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

[88]　并无此事。据今井武夫自述，他在7月底去东京，30日会见第二次出任首相的近卫，近卫希望谈判成功，但在31日会见新任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时，东条却认为铃木与中方的谈判是“派遣军的越权行为”。见《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57页。

[89]　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

[90]　见《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37页。

[91]　《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88号。参见《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23页。

[92]　铃木中佐报告，1940年8月17日，见《井本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26页。

[93]　《井本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27页。

[94]　《井本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0页，原译文字蹇涩，本文有所校改。

[95]　《井本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1页，译文亦有校改。

[96]　《井本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1页。

[97]　《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51号。参见《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3页。

[98]　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

[99]　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

[100]　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

[101]　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

[102]　戴笠：《报告》，1940年9月4日。

[103]　和知鹰二，广岛人。长期在华进行特务工作。1928年任职于日本在济南的特务机关。1932年任日本驻广东武官。1935年任太原机关长。1938年任兰机关长，负责策反中国的西南军政首长，此项工作即被称为“兰工作”。1939年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部付”。次年5月升少将。

[104]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

[105]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

[106]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此函署9月12日，从内容判断，应为9月3日之笔误。

[107]　《戴笠与张治平谈话经过》，1940年9月6日。

[108]　徐业道：《报告》，1940年9月7日。

[109]　《张治平致徐业道函》，1940年9月7日。

[110]　《张治平致戴笠函》，1940年9月8日。

[111]　《张治平致戴笠函》，1940年9月8日。

[112]　《张治平之申辩》，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

[113]　《曾政忠对张治平之考察》，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

[114]　板垣日文保证书抄件，《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

[115]　此字原空，当系戴笠避讳之故。

[116]　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

[117]　张治平：《致铃木先生函》，1940年9月28日。

[118]　《井本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9页；参见《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0页。

[119]　《港区叶遇霖致戴笠皓亥电》，1940年9月19日，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21日。

[120]　《港区叶遇霖致戴笠皓亥电》，1940年9月19日，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21日。

[121]　《香港叶遇霖致戴笠敬电》，1940年9月24日，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25日。

[122]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0页。

[123]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何以之，亦作何益之、何毅之，他既为和知鹰二，也为中国方面工作，是个“两面人”。

[124]　《石井备忘录》，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47页。

[125]　《石井备忘录》，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47页。

[126]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和知向张季鸾通报情况，时间不明，但8月30日和知尚在广州，与张季鸾谈话时间必在9月1日。

[127]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7日。

[128]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

[129]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2日（应为9月3日）。

[130]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

[131]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

[132]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7日。

[133]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6日午前。

[134]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6日午前。

[135]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6日午前。

[136]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7日。

[137]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7日。

[138]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0日。

[139]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1日。

[140]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7日。

[141]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7日。

[142]　《石井备忘录》，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46页。

[143]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

[144]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

[145]　《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1日晨。原函未署名。

[146]　《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1日晨。

[147]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

[148]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

[149]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4日。

[150]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早。

[151]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早。

[152]　此为陈布雷指示张季鸾者。

[153]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夕。

[154]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早。

[155]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7日午。

[156]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30日下午3时。

[157]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30日下午3时。

[158]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75页。

[15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3月31日；并见《困勉记》，稿本，1940年3月3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

[160]　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

[16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7月3日；并见《困勉记》，稿本，1940年7月3日。

[16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8月12日；并见《困勉记》，稿本，1940年8月11日。

[16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8月13日；并见《困勉记》，稿本，1940年8月13日。

[16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9月6日；并见《困勉记》，稿本，1940年9月6日。

[16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9月15日；并见《困勉记》，稿本，1940年9月15日。

[166]　《周佛海日记》，1940年7月26日，第32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版，2003。

[167]　《周佛海日记》，1940年7月26日。

[168]　《松本藏次致小川平吉电》，转引自《小川平吉致近卫函》，又，《致射山函》，《小川平吉关系文书》，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73年，第691－692页。

[169]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2－163页。

[170]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0页。

[171]　转引自《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早。

[172]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0页。又据同书及《井本日记》（《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42页），9月21日，宋子良曾再次访问铃木，而据军统叶遇霖9月24日致戴笠电，此次的访问者，仍是曾政忠。此外，铃木卓尔于9月27日到南京派遣军司令部作报告，仍称18日与“宋子良”会谈。凡此，均可证明，铃木卓尔心目中的“宋子良”，乃是曾政忠冒充。

[173]　失名密电，1940年9月2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

[174]　1941年11月16日，军统在香港的工作人员杜石山致函头山满、萱野长知，转达蒋介石“意旨”云：“宋子良以运输事务抵港之日，宫崎（应为铃木。作者注）、今井代表板垣将军，约其晤谈，并提交子良以中日二国之和平条件，子良据以为报。当即电质子良，以何资格见板垣将军之代表，及根据何种机关之命令，以接受板垣将军之中日二国之和平条件？讵知子良接电，惧而避之美国。旋以该条件甚为苛细，想板垣将军畅晓军事，明察世局，必不提出中日两国不能相安之苛细条件。该条件或系一二军人之私见，遂不予子良以深究。”见《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第697页。

[175]　《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51号。参见《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3页。又，《井本日记》所记亦同，参见同上书33页。

[176]　《今井武夫回忆录》称：“宋子良和铃木中佐的居间人张治平，我在北平大使馆武官室工作时，他正在冀东政府任职，他还当过北平的新闻记者。这次奇遇，感到惊异。但只是见过面，对他的身份、性格等，却一无所知。”见该书第129页。

[177]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8－169页；参见姜豪《和谈密使回忆录》，第194－19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178]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32页。

[179]　《香港叶遇霖敬电》，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27日。

[180]　《曾政忠对张治平之考察》，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

[181]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58页。

[182]　《参谋总长对实施桐工作的指示》，《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36页。

[183]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0页。

[184]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51页。

[185]　特香港电第228号，又291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00－301页。

[186]　参阅《井本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9－40页。

第三辑　国际外交

跟德国还是跟英、美站在一起？

——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一次重要选择

一　英国对日妥协，孙科、白崇禧等主张“联德、绝英、疏美”

1940年7月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七中全会。2日，讨论外交问题，首由外交部长王宠惠报告国际形势，谈到日本逼迫法国政府关闭滇越铁路，断绝中国对外通道，成功后又逼迫英国断绝中国通过香港和缅甸的对外交通，英国正在考虑中，等等。孙科听后起立“放炮”说：“以英国目前之态度，香港且将放弃，势将屈服，亦无疑义。唯吾人应明白表示，如缅甸方面亦允敌请，吾人只有取西北路线，积极联络苏、德。德在欧洲已稳操胜券，吾人更应派特使前往。除外交外，并应发生党的关系。英国在欧已无能力，必将失败也。”[1]

抗战初期，中国政府将香港作为与欧美各国进行贸易，特别是军火贸易的中心，大量战略物资通过香港运入内地。据统计，1938年6月前，通过香港运进中国的军需物资，每月约6万吨，主要有炸弹、飞机、机枪、雷管、导火线、炸药、火药、子弹、高射炮、防毒面具等。日本力谋截断这一通道，英国政府则不惮牺牲中国利益，曲意迎合日本要求。自1939年1月起，港英当局禁止经香港陆路边界对华出口武器和弹药。1940年6月24日，日方向英国政府提出，关闭滇缅公路和香港边界，不仅要停止运输武器和弹药，其他如燃油（特别是汽油）、卡车、铁路物资等，也均在禁运之列。6月28日，日军宣布封锁香港。孙科在五届七中全会的发言正反映了对英国和港英当局有关政策的强烈不满。

王宠惠的报告还谈到德国进攻法国，法国政府投降一事对远东的影响。1939年9月1日，德军突然进攻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次年4月至5月，德军陆续攻占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6月，法国和英国的军队前往比利时抗击德军。德军绕过英法军队主力，侵入法国，英法军队急忙南撤，遭德军包围。英军33.6万人几乎丢弃了全部武器装备，于5月底、6月初撤回英国，英国随即遭到德军飞机的猛烈轰炸。孙科所称，“英国在欧已无能力”、“德在欧洲已稳操胜券”，指此。在此情况下，孙科建议中国政府派“特使”前往德国，加强和德国政府及希特勒掌权的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的联系。

王宠惠（1881.10.10.—1958.3.5），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曾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代总理、国务总理，并为海牙国际法庭任职中国第一人，被誉为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

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认为德国的“物质”和“人才”均可借用，因此实行“联德”方针。九一八事变后，蒋筹划“对日秘密国防”，一面让德国顾问参与整理兵工厂计划；一面派人赴德，接洽经济合作，以货易货，从德国取得军火供应。之后，德、日、意先后结盟，蒋介石逐渐改变对德态度。1938年2月，德国承认伪满洲国，国民党内部要求对德绝交的呼声日渐增强。3月，蒋介石本拟派朱家骅赴德，因欧局紧张，决定缓行，但仍不同意与德绝交。同年5月，德国政府下令召回德籍顾问，停止向中国发卖武器之后，蒋介石决定“对德应不即不离”。11月24日，德国延迟中国驻德大使陈介呈递国书日期，蒋介石认为“实我莫大之耻辱”，致电行政院长孔祥熙及外交部长王宠惠，命陈介托辞离德，或正式召其回国，电称：“否则国家与政府威信与体统全失，此种耻辱将无法湔雪矣。”[2]此后，中德关系即处于冷冻状态。孙科在五届七中全会上的发言，实际上是在要求国民政府“联德”，重建中德之间的热络关系。孙科的发言得到了许多国民党高层人员的支持。[3]

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后，国际局势对中国愈加不利。6月29日，日本外相有田发表包括南洋在内的“东亚门罗主义”声明。7月6日，罗斯福总统授权秘书欧尔利发表谈话，声言“美国无意干涉欧亚两洲之领土问题，美政府希望并认为应当实现者，即世界各部分及各洲实行门罗主义”。[4]这份声明给世人的感觉是美国只关心美洲的事情，不关心亚洲正在发生的战争。7月17日，英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和声明，在东京签订《封锁滇缅路运输的协定》，缅甸国防部随即布告，禁止摩托、汽油、汽车、军火及铁路材料经缅甸运往中国。18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召开第38次常务会议，孙科再次发言，要求改变此前的外交路线。他说：

我国外交政策日趋困境，似不能再以不变应万变之方法应付危局，因法既屈服，英又将失败，美为保持西半球，亦无余力他顾，势必退出太平洋，放弃远东。我之外交路线，昔为英、美、法、苏，现在英、美、法方面，均已无能为力。苏虽友好，尚不密切。

今后外交，应以利害关系一变而为亲苏联德，再进而谋取与意友好之工作，务必彻底进行。

美国与英国关系密切，在德军攻陷巴黎后，罗斯福立即向英国保证，将以美国的资源帮助英国。孙科认为，美国援助英国，自然无暇顾及亚洲，因此美国也靠不住。他主张，在英、法助日，中断运输线，已妨害我国之后，中国应即采取激烈行动，召回驻英、法大使，退出国际联盟。“藉以对美表示民主国家辜负中国，使中国迫于生存，改走他道”。发言最后，孙科要求主持会议的孔祥熙以及王宠惠部长和张群秘书长向蒋介石报告，从速决定方策。[5]

自1934年之后，中国政府即企图联合苏联，抗衡日本。1937年8月，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实际形成了战略上的对日同盟关系。孙科要求“亲苏”，有其正确性，但要求“绝英、疏美，联德、联意”，这就是在要求和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反法西斯国家决裂，转而投向法西斯阵营了。

讨论中，邓家彦表示：“亲苏联德，极端赞同。”张厉生表示：“亲苏联德，应如何进行，希望彻底检讨，获得共同意见……”孔祥熙是会议代主席，他说：“我国外交政策，现在应予检讨，改走有利途径。”1938年5月3日，英国与日本签订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占领区内所有海关税收，一律存放日本正金银行。1940年1月，日本为攫取中国存放于天津英租界交通银行的白银，封锁天津英租界，日方加紧压迫，英国遂与日妥协。孔祥熙主管财政，因上述二事也对英国强烈不满，并且不看好英国与德作战的前途。他支持孙科的意见，声称“英对我关税及天津存银问题处处出卖中国，当不能再事虚与委蛇。德国军人尤其国防部中人有许多做过我国顾问，对我颇有好感，要做联络工作，似亦不难。德英战事，英虽不屈服，恐亦难免失败”。[6]

抗战爆发，英国为保护它在远东的利益，处处迁就日本，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普遍愤怒。王子壮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最可恨者，英人以缓和日人，免攫夺其远东殖民地，则以吾国为牺牲，断我交通以制我，希望在此时期以与日本议和，狡诈险恶，何以如此！”[7]王只是国民党中央的一个小秘书，他的这页日记反映出当时许多普通中国人的情绪。

除孙科等人外，作为军事家的白崇禧也主张联德，并与蒋介石辩论。关于此，蒋介石在1941年1月13日回忆说：“当此之时，我中央外交方针，几乎全体主张联德，而孙哲生、白健生等为尤烈。”[8]一时间，国民党中央几乎一片“联德”声。

二　蒋介石坚持中国外交政策不变

怎么办？是与军事上处于颓势的英、法站在一起，还是与正在侵略欧洲、军事上不可一世的德国站在一起？这取决于当时掌握中国最高权力的蒋介石。

7月5日，蒋介石在七中全会讲话，阐明中国的外交方针是广泛团结友好国家，孤立日本。他说：“我国现行之外交政策，大致仍遵一贯之抗战到底方针，友好各邦，以对暴日。”接着，蒋介石分析，英法虽然失败，但不足以撼动太平洋形势。在蒋介石看来，太平洋形势决定于美苏两大国。两大国不变，则太平洋形势如旧。他说：“现在美国已实行扩军，较我们所料增加三倍，及太平洋设防等，均足以威胁日本，所以我们预定的目标依旧，不过因此时间要延长些罢了。”[9]

美国长期实行门罗主义和中立主义、孤立主义政策，标榜不过问美洲以外的事情，尤其不愿卷入中日战争，但是，罗斯福总统已在做加强太平洋防务的准备。6月30日，美国舰队调回夏威夷。7月4日，中央社自华盛顿报道，罗斯福将于下周提交新国防计划，咨请国会追加国防预算50亿美元，其中40亿用于陆军，10亿用于海军。蒋介石由此看出，美国和日本有利益冲突，不可能长期听任日本侵略势力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为所欲为。美国扩军、增防等行为，均足以威胁日本，有助于中国抗日。8日，蒋介石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之邀，对美演说，宣称中美两大民族利害相关，美国应迅即采取行动，援华制日。

尽管英国和法国长期侵略中国，蒋介石个人极端不喜欢英国，但是，在反对德国侵略欧洲这一点上，英法是站在正义方面，蒋介石表示要“一本立国仁厚的精神”，在可能范围内“还要帮助他”。蒋介石相信，英国由于其远东利益所关，在世界反侵略战争中，必将对中国“亲善”。蒋介石的这一估计是正确的。后来英国虽然仍轻视中国，排挤中国，但还是和中国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积极发展与美、英的外交，并结成盟国。1942年10月，中国相继向美、英提出，希望其能放弃对华的不平等条约。美国与英国经过磋商后，声明放弃诸多在华特权，并同意与中国签订新约。图为1943年1月11日《中英平等新约》签字后宋子文（前排中）与中英双方人士合影。

关于对德，蒋介石说：“德国的友好关系我们始终保持。他虽然对不起我，但我们依然派大使前往。欧战起时，有人主张对德绝交，我认为与我们以日本为唯一敌人之方针有违。我们现在证明了我们方针的正确。现在也不必着急。德国实际上已倾向我国。以前有戈林及里本特罗夫亲日，现在戈林的态度也转变了。”蒋不赞成派“特使”赴德，认为在大战之际，德国“实际上对我们是不能援助的”。[10]

由于蒋介石坚持外交方针不变，7月6日，七中全会通过的《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中称：“美与苏均超然欧战之外，我自当本一贯之方针加紧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合作；对于英、法，尽力维持固有之关系；对德、意等国不仅以维持现存友谊为满足，更宜积极改善邦交，以孤敌势，并打破敌之阴谋，以期有裨我抗战建国之前途。”[11]这一决议，将中美、中苏关系作为中国外交重心，表示将“本一贯之方针加紧努力”，对英、法，表示“尽力维持固有之关系”；对德、意，表示将“积极改善邦交”，其目的在于“孤敌势”，最大限度地孤立正在侵略中国的敌人——日本。

7月9日，蒋介石致闭会词：“我们常有国际环境之变化，即思改变政策以资应付，殊不知今日各国均有国策，决不能如古人效秦廷之哭，即可实际助我。我唯有从自强不息中使世界认识我之实力，始能活用外交于国际。”[12]公元前506年，吴楚相争，楚国危殆，申包胥到秦国向秦哀公求援。秦哀公一时拿不定主意是出兵还是不出兵，申包胥在秦廷痛哭七日，终于感动秦哀公，出兵援楚。蒋介石这里借申包胥的故事批评孙科，向德国求救行不通，必须“自强不息”，靠自己的“实力”才能站住脚跟。

这一时期，蒋介石曾认真思考、研究过对德关系。他的决定是维持现状。在与白崇禧辩论时，蒋介石坚决表示：“此次则决不能因德大胜而更求交好，徒为人所鄙视也。”又称：“此时亲德，决不能由我强求而得亲也。国际大势莫测，当暂处静观，以待其定。”[13]他决定对德外交仅限于经济、军学、文化等方面，“不用正面外交，亦不积极，以免英、美、苏俄之顾忌”。[14]这时，蒋介石虽然还没有决定对德绝交，但他的外交天平明显地倒向“英、美、苏俄”。他对美国的要求是：一、支持英国，迅速在远东合作，反对日本侵略。二、美国长期以战略物资供应日本，在日本向中国宣战时，美国必须禁止向日本供应战略物资。[15]蒋介石的结论是：“我们的政策还是依太平洋上主要的国家来决定我们的外交方针。我们在国内是坚持抗战到底的国策，对外是按照九国公约美、英诸国的意向来解决远东问题。”[16]

蒋介石的决定起了安定人心的作用。7月6日，钱昌照致电正在美国的宋子文：“哲生主张联德后，颇多响应。幸介公昨说明外交方针不变。”[17]同日，“七号”也致电宋子文：“哲生主联俄德，总裁训话，略谓对英、法仍亲善，对德亦不必急于拉拢，因彼海军无力达太平洋以助我。美、俄均仇日。战事须俟欧战结束后结束，恐亦不远。”[18]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决定也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等人的支持。7月10日，王世杰专门到蒋介石的黄山官邸表示，外交政策不可改变，“联德”等于放弃立场，没有任何实际好处。在场的王宠惠、张群则主张对德“敷衍”，事实上反对孙科、白崇禧的主张。[19]

三　中国避免了二战后沦为战败国的噩运

蒋介石否决了孙科、白崇禧等人的意见后，继续推进联络英美的外交方针。

7月28日，蒋介石致电英国首相丘吉尔，声明“唯有中国战胜并保持其独立，英国远东利益方能保存”。他要求英方为两国利益计，从速恢复缅甸运输线。[20]9月27日，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缔结同盟条约。10月14日，蒋介石召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商谈中、英、美合作问题。蒋介石表示，“中国人为具有自尊心之民族”，英美必须“以平等待我”，在此基础上才能讨论军事、经济与政治合作。卡尔询问前一时期国民政府内部“倾向德国”的情况，蒋介石坦率相告：

我等中国人素讲信义，既不甘屈服于强国之威胁，亦不鄙视战争失利之国家。法国屈服之后，中央领袖确有大部分主张重新考虑我国策者，然我人仍主张坚守此项原则，不应更张。我人绝不改变我国家之特性。

卡尔再问，中、英、美联合对日作战时，中国是否对德宣战，蒋介石明确答复：“我自应对德宣战。”[21]这就将中国政府在外交方面的抉择正式通知了英国政府。

美国长期奉行不与其他国家建立同盟的国策。10月31日，蒋介石再见卡尔，提出中英两国先订同盟，而仅与美国成立“绅士协定”，内容为：在战争中，美国担任空军，中、英担任陆军。11月1日，蒋介石约见卡尔及美国驻华大使詹森，面交《中美英三国合作方案》，其原则部分规定：一、认定中国之独立自由为远东的和平基础，亦即太平洋整个秩序建立之基础。二、坚持九国公约门户开放与维护中国主权、领土、行政完整之原则。三、反对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或大东亚新秩序。方案提出相互协助的具体条目四项：甲、英美与日本，或英美两国中任何一国与日本开战，中国陆军全部参战。乙、英美两国共同或个别借款给中国，总数为美金二万万至三万万元。丙、美国每年借给中国战斗机500至1000架。丁、英、美派遣军事与经济、交通代表团来华，组织远东合作机构。[22]18日，蒋介石再次召见卡尔，提议立即开始中英军事合作谈判。同日，又约见詹森，表示“不论将来之发展如何，敝国必与英美合作到底”，“在中、英、美之合作中，我人当随美国之领导”。[23]次年2月21日，蒋介石甚至向卡尔表示，倘战事在新加坡发生，中国愿派15万人至30万人赴新助战。[24]

英美此时仍不愿意卷入对日作战，蒋介石的《中美英三国合作方案》遭到拒绝，但他坚持联合英美的方针却逐渐发生良好作用。9月26日，罗斯福下令自10月16日起对日禁运一切废铁，走出了制裁日本的重要一步。10月17日，美国复兴银行董事长琼斯表示：中国可接受美国1亿元之借款。22日，《中美钨砂借款合同》签订，贷款额2500万美元。2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演说，表示将继续援助中国。11月30日，美国政府声明，不承认汪伪南京政府。次日，罗斯福立即宣布予中国1亿美元贷款。12月29日，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宣称“任何国家都不能对纳粹姑息纵容”，“现在就要不遗余力地支持那些正在保卫自己并抗击轴心国的国家”，“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巨大兵工厂”。[25]31日，罗斯福亲自致电蒋介石，表示“凡能实际妥适尽力之事，必悉力以促其成”。[26]1941年1月5日，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向记者宣告，中国平准基金谈判即可签字，将以5000万元贷给中国，协助中国稳定法币。10日，罗斯福向国会提出《军火租借法案》，为打破中立主义、孤立主义，从军事上援助中国等反侵略国家提供了法律依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美国寻求援助的宋子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图为宋子文（后排左三）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合影。后排左二为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后排右一为菲律宾总统奎松。

美国援华态度日益明朗，英国随之跟进。在美国鼓励下，10月8日，丘吉尔宣布，自10月18日起重新开放滇缅路。11月14日，英国成立紧急救济会，以英镑100万元救济中国难民。11月30日，英国和美国同时声明，不承认汪伪南京政府。12月10日，英国政府宣布，贷予中国“平准基金借款”及“信用借款”各500万英镑。虽然后来的历史证明，道路曲折，阻碍尚多，但是，中国仍然和英美等国结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并最终取得了对轴心国的完全胜利。

当时，英、美援助中国的姿态和表现虽然是初步的，但蒋介石看到了未来发展的前景，他觉得，当初拒绝孙科、白崇禧的“联德”意见完全正确。蒋于1941年1月13日的笔记云：“若余当时不坚持，听健生等之言而违美、联德，则英、美今日不仅不愿与我合作，其必联倭以害我，我处极不利之地矣。抚今追往，思健生等之幼稚如故，实不胜为国家前途忧也。”[27]

在“联德”还是坚持“联英美”的选择上，孙科、白崇禧迷惑于希特勒的一时胜利，确实幼稚、荒唐，而蒋介石的选择则是明智、正确的。试想，如果孙、白等人的意见被采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希特勒绑在一起，那么二战结束，中国将不是战胜国，而是战败国，那是多么可怕的场景！

拒绝德国拉拢，阻挠德日会师印度洋

——抗战期间中德关系探秘之一

宋子文档案中有一份署名“羽谨呈”的报告，篇幅不大，但却包含着极为重大的历史内涵。全文如下：

此间曾盛传前总顾问“鹰屋”（Falkenhausen）有赴日本消息，经电询林秋生，其7月10日来电云：电询事，容再告。国社党今年曾三派弟旧识“洋克”氏（Jahnke，为戈林亲近人）向我方游说，背盟突攻印度，与德合作，委座并无具体答复。此事系由桂永清兄经办，未便早日电告，但2月3日曾提及。如“鹰屋”有日本之行，或与此事有关。生。10日。羽谨呈。7月13日。[28]

右上角有“密”字，并画有三个圆圈，以示特别重要。所用信纸上端有China Defense Supplies，INC等字，可知这是抗战时期宋子文在美国创立的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信纸。所署“羽”为谭延闿长子谭伯羽，名翊，别字习斋，湖南茶陵人。1920年赴德国勒登大学学习电机工程。1924年毕业，在柏林实习，旋归国。1928年夏赴柏林，任中国驻德使馆商务调查部副主任。1929年归国，任上海兵工厂工程师。1933年再赴柏林，任驻德使馆商务专员，一等秘书。1937年随宋子文赴欧考察，任考察副使。1938年任驻德商务参事。1941年中德绝交后离德，奉命赴美，协助宋子文工作。1942年归国。此报告写于归国之前，时为1942年7月13日。

桂永清，字率真，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毕业。参与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成为蒋介石的亲信。1930年赴德，留学于步兵学校，结识后来成为纳粹第二号人物的戈林。1934年归国，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长。历任首都警备副司令，第46师师长、第27军军长。1940年7月被蒋介石派任驻德武官。1941年7月中德绝交，桂永清等转移到瑞士的伯尔尼，仍然从事对德联络和情报工作。

林秋生，当时国民党驻欧洲的工作人员，经常向国内提供德国情报。初驻德国，后移瑞士。

函中提到的“鹰屋”，指曾任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德国人法肯豪森。谭伯羽根据美国华盛顿地区的传闻，向熟悉德国情况的林秋生求证，法肯豪森是否有日本之行。林秋生不能肯定是否确有此事，但他却向谭伯羽传递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今年以来，德国国社党（纳粹）曾三次派一个名叫洋克的人和桂永清谈判，要求中国与德国合作，合攻印度。林与桂当时同在瑞士，负责收集有关德国的情报。电中称桂永清为“兄”，可见关系密切，所述自然具有可信度。

一　德国继续调停中日战争，蒋介石一再拒绝

南京陷落前后，德国大使陶德曼应日方要求，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为蒋介石否决。此后，希特勒政权企图继续调停，拉拢中国。1940年10月1日，桂永清电告蒋介石，听说德国拟妥中日和议方案，要中国承认伪满，日方拟撤退华中、华南日军，与中国经济合作。[29]6日，纳粹第二号头子戈林自前线返回柏林，密约桂永清谈话。戈林盛赞“日本优点”，指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弱点及蒋介石困难情形，认为“如日本集中全力，专向中国主力及所在地不断攻击，则早已收效”。桂永清当即告以中国“抗战必胜之原因”。戈林称：“日本为我同盟国，中国为我好友。德、意胜英后，中国必更困难。中国绝少战胜希望。况日本只欲得一部分生存土地，不如合理言和。”桂永清答称：“中国为祖宗、历史、子孙生存而战，现已握住敌国弱点，必待日本根本崩溃，放弃其大陆政策而后已。”戈林继称，中国绝无力驱除日军出境。桂永清答称：委员长“为革命党领袖，从斗争中所造成意志坚定之三十万军官，五百万战士，亦非任何势力所压倒”。二人对谈约两个半小时。戈林最后表示“希望中日和平”。事后，桂永清向蒋介石汇报，请求指示要点，“俾便应付，以维邦交”。[30]11日，蒋介石指示桂永清：“最好暂不直接表示态度。如其不再来问讯，更不必直接答复，但可间接使戈知我国之意，如领土、主权、行政不能完整，则无和平可谈之意也。”[31]

11月11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约中国驻德大使陈介谈话，声称日本新内阁成立，急图解决中日问题，拟于近日内承认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政府，德国与意大利因与日本结盟，将随之承认，其他国家或将继起，中国抗战必将更加困难。里宾特洛甫称：如阁下认为有和解可能，则请转告蒋介石及中国政府，“切勿误此最后时机”。[32]20日，蒋介石将陈介来电大意电告在美国的宋子文和驻美大使胡适，并且特别增加了一些原电所没有的内容，如：借里宾特洛甫之口批评英美所称援助：“口惠而实不至”，德宣称“中国若与日本议和，或竟加入轴心，则德国可保证，必忠实履行其和平条款，决不至违约”。蒋介石增加这些内容，意在通过宋、胡二人催促美国政府对中国提出的两国合作方案做出响应，早日予以确切答复。[33]21日，蒋介石复电陈介：声称“我国坚决抗战，实为保持我主权之独立与领土主权之完整。不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我只求达到抗战目的”。“日本果欲言和，自应将其侵入我国领土之陆、海、空军全部撤退”。蒋介石这时仍然希望维持中德关系，分化日、德联盟，叮嘱陈介转告德方：“当知日本控制中国后，对德终属无利而且有害；反之，中国之独立与主权仍能维持，则将来德国对华之经济与发展，自属无可限量。”[34]

1941年12月2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与驻美大使胡适在华盛顿访晤了罗斯福，此为二人在白宫合影留念。

德国调停中日战争的意图持续到1941年。当年1月，法肯豪森将军的副官长格鲁（Krummasher）密告谭伯羽：德方逐渐注意中日问题，外交部有出面调停可能，意谓英国无力调停，美因对日关系，不便调停，以德国出面调停最为相宜，于德也有利。格鲁征询谭的意见，谭答“以日退兵为前提”。[35]

中国幅员广大，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丰富，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在同盟国和轴心国的对垒中，中国显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德国之所以一再劝中国与日本议和，目的在于加强轴心国的力量。

蒋介石艳羡德国的军火、科技和统治手段，对卢沟桥事变以来德国外交的亲日政策长期持忍耐态度。1941年7月1日，德国承认汪伪政权。蒋介石认为已到忍无可忍阶段。当日日记云：“德国太无理性，应断然与之绝交也。”次日日记抨击希特勒近年来的“侮华”政策，“可谓极矣”，“若不再与绝交，则国格将有所损。”[36]当日，中国政府宣布对德绝交，关闭驻德使馆，召回商务专员谭伯羽。12月9日，宣布与德、意两国处于交战状态。

二　德方多次与桂永清会谈，要求秘密缔结《中德军事密约》，合攻印度

中德绝交，中国宣布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但是，德国仍然企图拉拢中国。1942年，德国有关方面企图引诱中国缔结《中德军事密约》，将中国绑到轴心国的战车上。德方的谈判代表是戈林的亲信洋克（亦作杨克、杨氏、某翁，为统一，本书一律称洋克），中方代表则是原驻德武官桂永清。

上引林秋生电称洋克为“旧识”，其实，洋克也是桂永清的旧识。

1941年5月，洋克曾向桂永清建议，中国方面出资100万美金，他的“现成机构”可以破坏经由葡萄牙等地运送军火、汽油、钢铁的日本船舶，蒋介石对此很感兴趣，但旋即为德方所阻。[37]中德绝交后，洋克向桂永清表示，“德国承认汪伪，为德国政府之耻，德民族决不如此”。[38]

中国宣布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后，洋克派人到瑞士向桂永清表示：德国对中国政府向德宜战，“不甚仇视，但望不至实际冲突”。他声称，将于次年1月下旬到瑞士与桂晤谈。[39]

1942年1月，洋克亲到瑞士，与桂永清连谈三日夜，为桂分析国际形势，指责“美国抄袭英国殖民政策，将来亦必视中国为榨取利益之区，决不能以平等待遇”。此前，英国的两艘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及“反击”号被日本击沉，洋克据此分析，世界海军形势已有变化，日本占领南太平洋后，英、美在两三年内不可能打击日本。中德两国则由于地理及政治关系，数百年以后也不会有冲突可能。他表示：“现在因绝交而宣战，皆为一时情势所迫，非两国本意。”因此，他建议由中国方面向德国提出，订立军事密约。洋克分析其好处是：密约成功，德国可以居间促成中日签订停战协定，使日本不受牵制，或能得到中国援助，共同制俄。同时，德国在取得直达中国的航空线后，即能以实力援助中国从事建设，牵制日本。他并要求与桂永清交换对“双方有利而无害之消息”。桂永清表示不赞成缔结“军事密约”，声称“中国素重信义，不尚诡诈，恐不如吾人私谈之有兴趣”。洋克则称：“政治但求成功，不可固执。”他表示即回柏林，努力进行，待2月中旬再来瑞士，听取答复，详谈办法。桂永清觉得洋克此来，“确系得上级同意，有目的之行动”，26日，他向蒋介石请示：“是否有答复及虚与委蛇之必要。”[40]

2月上旬，洋克及其秘书再来瑞士伯尔尼，询问桂永清：密约事有无答复。桂称：“兹事体大，不能率尔答复，请告我以较详办法及德国对日所施压力，是否能发生实际影响。”洋克答称：“德国压力在日本未与英、美和平谈判以前当然有效。此后则为中德合作，而非德日合作。其余明日再谈。”桂永清判断，洋克此行“如非受命，决难出德境闲谈”，于2月12日再次电告蒋介石。[41]

洋克与桂永清的谈话持续到2月16日。洋克称：来此以前，曾得希特勒主要干部同意，如中德能开始军事密约谈判，当由希特勒亲自派一名将官来瑞士。当时，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亲日，洋克表示，此事当不使里宾特洛甫闻知。洋克继续宣扬密约成功后对两国的有利之处，如“应付现局及将来世界和平会议”，“防范英、日中途妥协”等。他因为未能得到中国方面的明确答复，显得很焦急，坚持在得到答复后再来瑞士。关于互换情报一事，桂永清答称：中国在各国无此类组织，从私谊上，彼此可以互通消息，但“对某事负责之情报，非有政府命令决不能办”。16日，桂永清电告蒋介石，声言蒋如不便电示，可嘱侍从室主任贺耀祖示意，俾有遵循。[42]

桂永清（1900-1954），字率真，国民党将领，江西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参加过两次东征以及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1941年，桂永清出任驻德武官，直到国民党与德国断交，桂永清才回国。

3月14日，蒋介石复电桂永清，告以所发二电均已阅悉，以后此类事情不可再用旧密本发电，以防泄漏。洋克如有具体办法及意见，可嘱其先行提出，今后“可以私人关系与之不断连络（联络），不必峻拒”。蒋并规定了此后通电的“代名词”：“可进行”之代名词为“不可”，“不可进行”的代名词为“切不可”，“从长计议”的代名词为“勿谈”。当时，蒋介石已决定派军事委员会秘书齐焌赴欧，从事秘密工作，为了保密，蒋决定将此电及密码本10种交齐焌，随军事代表团出国时亲自带交桂永清。蒋特别叮嘱：此种要电密码，只可使用一次，用完即应作废。[43]此电表明，蒋介石还不清楚德国的意图，要桂永清具体了解德方的“办法及意见”。

6月9日，洋克与桂永清再次会谈三小时。桂按照蒋介石指示，要求洋克先行提出具体建议，转呈蒋介石考虑，得到答复后才能作为“讨论基础”。洋克声称，即日返德，密报戈林，转商政府，有结果后或本人，或派人携书面答复来瑞。他同时谈到两项困难：1.得悉东京密令：为保障日本生存起见，千万注意，不可使希特勒与蒋介石重新发生关系。如有发现，应以全力破坏。2.日本在太平洋军事进展，对德毫无裨益。德国所需要者为日本攻俄，但日俄关系日臻亲密，我军部如再提出中日停战条件，恐不为中国谅解。桂永清急于摸清德方的底牌，答称：“建议系表示真实意见，不能强制对方执行。凡德方所要言者，不妨尽量提出，好在系绝对秘密，即使不能实现，亦可增加好感。”

洋克与桂永清的谈判，虽然前后三次，有几个月时间，但都在外围兜圈子，即在此后，洋克终于和盘托出了前引林秋生电所称“突攻印度，与德合作”的核心内容。这样，蒋介石就警醒了，其6月18日日记云：“对德国路线，勿再探索为宜，以桂永清非长于此，不如严令拒绝之。”[44]随后，蒋介石即命陈布雷以陈本人的名义复桂永清一电，全文云：

此事切勿继续侦察，如前途再有任何提案，只将其内容记取后即可，以兄本人之意，当面婉辞谢绝，以为此种提案，决（绝）不可能，亦难转达其意，覆绝为要，但对杨个人之感情，仍可联络也。若其不再来谈更好，切勿由我方再去探索。佳电所用密本与底稿一并毁灭，切勿再用。布。[45]

“兄”，蒋介石对桂永清的称呼。“此种提案，决（绝）不可能，亦难转达其意”，这是蒋介石代桂永清设计的拒绝洋克的答词。蒋介石这时关心的是加强反法西斯阵营的力量，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当年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访印，力劝英国与印度之间化解矛盾，共同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现在德方却要中国“背盟”，“突攻印度”，自然会被蒋介石拒绝。

三　德、日的“会师”计划与蒋介石拒绝德国拉拢的意义

德日确有会师计划。

德军攻苏，在占领乌克兰粮仓后，进一步的计划是夺取高加索油田，进而攻占近东、苏伊士运河等地，截断英、美对苏援助的通道。据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回忆，希特勒曾向他提出，分兵越过伊朗，进驻波斯湾，与日本“在印度洋会师”。[46]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也说：希特勒“认为大军南侵，从乌克兰进攻高加索，将石油控制在手，可断绝英、美从波斯湾方面对苏的援助，使德国的势力伸展到中亚细亚，再与印度方面的日军遥遥相对，取得联系。日本军部从缔结三国同盟以来，也是这样考虑的。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战败后，仍与陆军一起，电令在柏林的野村武官，劝希特勒调德军进攻高加索”。[47]

为了实现会师计划，1942年3月2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和日本驻德大使大岛会谈，商讨轴心国的战略，要求日本占领锡兰和马达加斯加等地，以配合德军向中东和高加索的进军。日本在偷袭珍珠港得手，攻击英国两艘巨舰成功，取得局部海上优势后，也曾制订了一个用五个师攻打澳大利亚、夺取锡兰，与希特勒在印度洋上会师的计划。1942年初，日军攻入缅甸，其下一步计划就是进攻印度，实现会师目标。

中国的情报人员早就掌握了德方的计划。1942年2月27日，齐焌致宋子文电云：“接欧友电，称德扩大增兵，正积极计划春季攻势，以高加索为攻点，期与日本会师波斯湾。”[48]同年5月29日，齐焌自瑞士致电宋子文称：“希特勒有通过伊朗占波斯湾之企图。”[49]齐焌的这些讯息当然会首先通报给蒋介石。

德日会师印度洋的计划相当危险。一个是西方的法西斯，一个是东方的法西斯。他们的携手会增长气焰，沉重打击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据印度人巴盖特·拉姆·泰勒瓦尔（Bhagat Ram Talwar）回忆，当年，他为争取德国支持其反英活动，曾在阿富汗与纳粹德国外交官几次会谈，纳粹外交官员告诉他：“德国人显然并不想占领整个俄国领土，他们的战略只是想在占领部分俄国领土后，将在俄国的军事力量与中东的军事力量会合。”当巴盖特询问这位外交官，这是否意味着德国军队将从俄国进入伊朗和伊拉克，进而会师中东地区。他说：“‘不错’。如果他们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力量阻挡他们去完成他们的最后使命。”[50]这种估计，充分反映出德国纳粹分子对会师结果的乐观期待。

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充分认识到德日这两个法西斯会师的危险性。1943年，他在开罗会议期间对他的小儿子直言不讳地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欧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51]

罗斯福的这段话是从中国坚持抗战，拖住日军主力这个角度进行分析的。他认为，如果中国军队被打垮，大批日军投入其他战场，冲向中东，与德军会师，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来说，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分析：蒋介石接受德国拉拢，与德合作，命令当时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进攻印度，从而促成两个法西斯会师，其结果不也同样是灾难性的吗？幸亏，蒋介石没有这样做。

二战期间在美国刊行的“帮助中国”海报，它提醒美国人不要忘记“中国在帮助我们”，并呼吁美国民众为中国的抗战贡献力量。

四　纳粹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蒋介石要桂永清拒绝德国的要求，但是，仍可联络洋克“个人之感情”，因此，洋克与桂永清之间此后仍有联系。

当年10月17日，洋克再到瑞士，与桂永清晤谈二日。洋克声称，“某事”经戈林、希姆莱转达希特勒，现奉希姆莱之命，来瑞士转达两点：甲、德政府准备与中国政府正式取得联系，希望双方秘密指派正式代表人员，以便秘密商讨战时及战后互相合作有利之事件。乙、德国为中德将来合作计，愿为中日和平继续努力，希特勒本人已征得日本同意，愿将以前所提和平条件收回，希望中国方面要求不可过高，示有谈判可能。洋克强调：“此二点如毫无结果，乃中德两国之不利。”桂永清答称，现在情势较前数月不同，不敢直接向蒋介石报告，只能托友人相机转达。[52]

二人谈话中，洋克还就中德关系和德国状况发表了看法。如：“英美无法以武力战胜德国，将来可获得合理和平。如迫至非作战到底不可时，则不能不使用非人道毁灭性武器，尔时恐非欧美在欧洲登陆，而为德国在美国登陆。”又如：“英美在战争时期需要中国，故极力拉拢，战后必忌中国强盛，不为中国建立国防重工业，而德国则不但为经济互利计，愿帮助中国建立重工业，即为对付俄国计，亦需强盛之中国在亚洲大陆牵制俄国。盖以战后之俄国十年后即可恢复原状，不能不预先着手。”当桂永清建议德国与俄国停战时，洋克称：“由中日之停战或可促成德俄之停战。”这些谈话的主旨仍在吹嘘德国强大，不可战胜，英美不可信，中国应与德国结盟，并与日本议和。

1943年2月，瑞士盛传中国以500万工人帮助苏联，洋克多次派人到瑞士询问桂永清。27日，洋克突然到瑞士与桂见面，“以中国友人及受德政府密派资格”提出疑问。洋克首先询问桂永清“对于德国战争观察如何”。桂称，德国偏重武力忽略政治，坐失良机。现在政治已成僵局，军事陷于被动，战胜极难，只有速谋和平，方可挽救险局。洋克承认“德国以人力缺乏，树敌太多，战胜绝无希望”。上年10月23日谈话中，洋克曾力辟外传推倒希特勒之事绝不可信，而此次谈话则承认斯大林格勒德军覆灭及其他失败，牺牲50万人。“苟非希特勒固执己见，本可避免”。他表示，德国内部“议论冲突甚剧，近来渐次露骨”，有可能出现“德国新政府”，英、德正在秘密谈判，可望妥协，共同对俄。

从洋克的谈话中，桂永清感到，洋克当时“隐身”于希姆莱集团，正在为将来的军部、政府做“准备工作”。[53]

1944年11月初，洋克突然派人到瑞士看望桂永清，表示“德国战争已经绝望，战争结束愈快愈好”，“希望战事结束后，即刻与中国取得联络”。12月12日，桂永清在巴黎旅馆门前，突然遇见洋克的秘书马固斯。马称，他受洋克密派至德军第一线突击队，希望借机潜入英军后方，代表洋克接洽内应。12月21日，马向法军自首，法军当局表示，如马愿与美国驻巴黎当局接洽，可以负责介绍，但马一心赴英，桂永清于是资助其1万法郎。[54]

此电说明，由于纳粹已经到了穷途末路阶段，内部分崩离析，连洋克这样的人都在抛弃纳粹，找寻出路了。

此后，桂永清和洋克的联系中断。

蒋介石与德国内部推翻希特勒的地下运动

——抗战期间中德关系探秘之二

蒋介石1942年1月10日日记《本星期预定工作》第一条云：“对德运动倒戈工作之进行。”次日日记《预定》栏第六条云：“派齐焌赴瑞士。”1月14日日记云：“运动德国军队倒戈计划应告知罗斯福总统。”怎么回事？1942年年初，中国抗战正处于艰难时期，蒋介石怎么会将手伸到欧洲，管起推翻希特勒政权的事来了？

日记中提到的齐焌（1905—1981），字子焌，河北高阳人。其父齐宗颐（寿山），清末译学馆学生，与蔡元培同时留学德国，民初任教育部佥事。齐焌曾留学德国Munchen高等工业学校，后任军事委员会秘书，兼任德文翻译。1937年6月，随孔祥熙、陈诚等访问德国，订购军火，受到孔的倚重。1938年10月，参与《中德货物互换及贷款合同》谈判。1940年7月，和桂永清一起被蒋介石派往德国，任驻德使馆武官，对外则以“经济专员”的名义活动，在德国军事、经济两界结下广泛人脉。[55]

一　德国内部反纳粹力量求助于蒋介石

1940年9月，齐焌到达柏林，继续结交德国军政两界人士。1941年初，蒋介石本拟召还齐焌，但驻德大使陈介却不愿放人，致电蒋介石称：“数月来，与各方面联络探访，深资臂助。若遽召还，恐启德方猜疑，且资敌方快意，并使经济界之为我奔走关怀者绝望。处此重要时期，以暂留为宜。”[56]

齐焌联系的主要人物之一是军火商人克兰（Hans Klein，1879—1957）。1934年1月，克兰在柏林与塞克特上将、国防部长柏龙白、经济部长沙赫特等组织德国工业产品贸易会，简称“合步搂”（HAPRO），从事对华军火贸易，任经理。同年8月23日，与孔祥熙在中国庐山签订物物交换贸易合同。1936年4月重定协约，由德意志银行向中国贷款1亿马克，供物物交换时资金周转之用。他在德国政府中没有官职，但与经济、外交、国防等方面的首脑都过从甚密，与中国的孔祥熙、何应钦、翁文灏等人也关系匪浅。1936年，获国民政府颁发的勋章。1937年在齐焌陪同下访华，会见蒋介石。1939年9月，德军进攻波兰，挑起世界大战。在此前后，德国内部逐渐形成了一股反对希特勒政府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反对其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力量，克兰是商界代表性的人物。

齐焌联系的另一人物是内阁部长沙赫特（H. Schacht，1877—1970）。沙赫特，经济学博士。1916年，任德国国家银行董事，1923年任总裁，受命拯救德国货币危机，获得成功，被誉为“金融怪杰”。1934年8月，任希特勒政府经济部长。1937年，因反对希特勒和戈林的过度军备支出政策而辞职。1939年被免除德国国家银行总裁职务，但仍保留内阁成员的虚衔。他反对德、意、日三国同盟，主张对华友好。1940年10月15日，齐焌向蒋介石汇报与沙赫特密谈印象称：“彼对三国联盟甚不谓然。”[57]次年1月21日报告云：“昨晤沙博士，对我国前途极表乐观，再三为钧座祝贺。”[58]

齐焌联系的第三位人物是德国国防经济厅厅长托马斯（G. Thomas，或译托玛思、汤麦司，1890—1946）。托马斯，1908年参加步兵第63团，任少尉。自1928年起，到柏林国防部军队武器办公室参与处理军备问题。1933年12月，倡议“在中国设立一个代表德国工业界的统一代理处”。次年1月，“合步搂”，即应运而生。[59]1939年，成为最高统帅部经济与军备局长官。他认为进攻波兰将触发世界大战，德国的原料和粮食都不足以支持这场战争，因此，坚决主张“把希特勒搞掉”。[60]他因负责军备，须从中国进口钨砂，与谭伯羽、齐焌、桂永清等接触频繁。[61]

以上三人，托马斯是“合步搂”公司的倡议者，沙赫特参与创建“合步搂”，克兰是“合步搂”的经理。三人都主张对华友好，反对希特勒的战争政策，形成“三人组合”。特别是托马斯，他既坚决反对希特勒的战争政策，又在军内联系广泛，是反希特勒派别的中坚力量。

“三人组合”向齐焌透露反对希特勒的密谋是在1941年。当年4月，沙赫特偕夫人到瑞士旅行，与避居当地的克兰商定，希望蒋介石派宋子文自美国到瑞士商谈。同年5月15日，克兰约齐焌到瑞士会面。克兰告诉齐焌，已在德国国内秘密联络大量“友人”，准备将来组织新政府，改善国际外交。29日，克兰派其原私人律师爱尔哈特上尉自柏林到瑞士与齐焌继续晤谈，长达八日。爱尔哈特称：将来，德苏大战必不可免，德军上下将领均对国社党当局严重不满，反对政府者大有人在，均正秘密进行中，以备将来有所作为。“国内友人”希望克兰先生代表德方，认真寻觅国际路线，沙赫特博士、托马斯将军均请克兰转托蒋介石，“负责代德国友人与罗斯福、丘吉尔取得相互间的谅解与联络”，至于“德国内部如何解决，一般友人自有办法”。爱尔哈特要求齐焌立即飞赴重庆汇报。事后，齐焌即电告蒋介石，要求返渝，得到蒋的同意。6月9日，齐焌返回柏林。12日，再次会见爱尔哈特上尉。爱尔哈特当时在托马斯将军部下工作，充当托马斯和克兰之间的联络员，他建议齐焌尽速会见托马斯和沙赫特。此后，齐焌即在柏林紧张活动。其日程及会晤情况如下：

1937年6月，应德国政府的邀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蒋介石的私人特使孔祥熙，在赴英访问之余，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德国首都柏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与希特勒会见。

1.6月13日，齐焌到德国国防部经济署会见托马斯将军。托马斯主要关心希特勒下台，恢复和平后，西方各国能否公平合理地对待德国。托称：“我们对委座（指蒋介石。作者注）之贤明政治态度及其抵抗决心十分钦佩。”“如世界各大政治家确有正大决心，树立一公平和平，则为全世界之福。当然，将来谈判最大障碍为希特勒，我们亦知希氏退休然后可谈，但我们不愿（在）在希氏退休（后），德国仍无公正和平地位。事当慎重，故须先获得国际间之保证。”托马斯保证，新政府成立后，“除去经济合作、资源分配公允，并共同解决失业问题以外，我们对西欧各国毫无野心。”“我们将裁（军）到50万或30万。”托表示，自己别无要求，“惟望战争早日结束，和平早日恢复。”[62]届时自己将退职，与克兰同到中国一行，协助“委座”建设中国。

2.6月14日上午，齐焌到沙赫特的柏林私人寓所与沙会晤。沙很高兴，声称：“好极了！好容易有了办法。”他说：“吾寻觅路线，已非一日。”“现看世界各国领袖，只有蒋委员长一人为最适当。不但对英美有关系，而对我德人亦特有好感。而吾辈德人又最相信委座，尤其德国军人备予崇拜。”“只希望委座以委座之地位，以委座之人格与声望，肯帮助德国告知罗斯福、丘吉尔，德国已有势力雄厚人众，准备取消目前政局。”他表示：希望取得“国际间之谅解”，保证在希特勒“退役”后即可恢复“真正和平”，否则，德国内部不会采取任何举动。“如得到此项谅解，则德国内部我们自有办法。”沙赫特盛赞罗斯福，认为不失大政治家作风，希望蒋介石能派大员与罗一谈。他表示，自己仍是德国政府的“不管部长”，自夺取奥国以后，政府就没有召集过内阁会议，因此，自己对希特勒等一二人决定的政策不能负责。他特别对齐焌说：“若不知兄为委座亲信人员，何敢露骨如是。”并说：“希特勒等严禁人民自由发表意见，并自有野心，与军人势不两立，兼以希特勒穷兵黩武，民间不满，已非一日。此间准备举动之人已不是少数，各方面力量雄厚，直达国社党高级干部，但不能一一相告，今若在国际间得到保证，则可更为易办。”

3.6月17日下午，齐焌往见拉伯苏将军，拉称：“此种局面终不是永久现象，将来终有一日改变，变化之速，亦必突然。但请转达委座，我国国人敬佩委座之为人，为数甚众。”

4.6月18日下午，托马斯将军在其公馆为齐焌饯行。托称：“委座为中国无二之领袖”，“（中国）最大难关亦已过去，将来国际合作，仍以委座是赖”。

5.6月19日下午，齐焌到沙赫特公馆晤谈。沙阐述未来新德国的内外政策设想：

（1）国际和平原则：以耶稣博爱精神共谋福利，以道义为国际谈判基础，恢复国际相互间之信用，遵守条约。

（2）共同解决面包问题。资源公允分配，经济合作，国际贸易自由，打破层层关税。工业与农业国家相互调整其差别，工业先进国家援助落后国家建设，提高世界上之生产以增强购买力。共同解决失业问题、社会问题，共商调整贫富过甚之分。国际合作，消灭国际化之共产主义及马克思主义。

（3）民族自决。各国独立自由。国家政体应允许人民有参政机会，以免少数人霸权、独断专行。欧洲无自主能力的弱小国家应允许其自主加人某邻居大国的经济政治范围。

除以上设想外，沙赫特并向齐焌阐述了工作步骤：

（1）如委座肯代为努力，英美领袖赞成，请用最速、最秘密的办法报告，并请英、美负责人表示：只要求希特勒退休，并不仇视德国国民。如德国国民推翻希氏，则战事即可罢休，德国可根据上述原则获得真正和平。

（2）最好以英、美民众团体方式声明，保证将来国际和平条件。

（3）各国作战，仍照各国原有计划继续进行，谈判、商洽完全是另一件事。如联络顺利，相互呼应，宣传得法，从旁协助唤醒德国国民，则事情将更易办理。

（4）通讯地点以瑞士最为相宜。除克兰先生外，亦可与沙赫特在瑞士的代表哥则卧斯博士一谈。

（5）德国内部变化以今年秋季为宜，其时当在德国军队解决苏德战事至相当程度之际。沙赫特最后叮嘱齐焌：“以后吾人性命全在兄等之手，切望谨慎进行为祷，甚望早日获得好消息，并请敬候委座。”

至此，齐焌已经掌握了“三人组合”反对希特勒的基本情况及其计划。6月22日晨，苏德战争爆发。24日下午，齐焌到德国国防部会见托马斯，讨论苏德战事。27日下午，齐焌再次到国防部，向托马斯报告，德国政府将承认汪伪政权，托不信，声称不久以前，希特勒还表示，决不轻易承认汪伪，希特勒不至于“不智如此”，当晚，托马斯打电话给齐焌，证实确有此事，已通过开泰勒及戈林、希特勒之间的联络武官转托戈林，向希特勒陈说利害，但恐已难挽回。28日上午，齐焌与托马斯会晤。托懊丧万分，表示承认汪伪实为最大错误，惟望“贤明如委座者，不致怪怨德国国民，德国友人对委座之信任决不改变”。齐焌告以中国政府必将与德绝交，托马斯表示，无论如何必须恢复邦交，他希望蒋介石能批准齐焌早日归来，充当与“德国友人”之间的“联络员”。

德政府于7月1日宣布承认汪伪，中德随即绝交。2日中午，托马斯及沃尔夫公司经理普朗克博士邀请中国驻德大使陈介午餐，对两国绝交表示“至为遗憾”，决心继续维持中德友好关系。饭后，托马斯私语齐焌：吾人所谈之事，现在更应进行。他要齐焌与克兰详细商讨，早日动身。

7月3日晚，齐焌离开柏林。4日到瑞士。6日再赴柏林。7日会见托马斯，托表示，中德两方友人切不可改变友好关系。他甚愿不久后到瑞士一行，与克兰晤商一切，必要时，克兰应亲赴重庆。托马斯估计，德军的对苏战争必将胜利，将来共产主义的俄国将不复存在。当晚，齐焌再次离开柏林。8日到瑞士，与克兰详谈。克兰表示，自己是中国“唯一老友”，现在希特勒、里宾特洛甫承认汪伪，中国更应全力帮助（我等），反对希氏。他说，“我虽德人，但常以中国利益为念”，希望蒋介石“勿置德国对委座最忠实之老友于不顾”。他希望蒋介石能委派大员与齐焌到欧一行，在瑞士与德国方面的“要友”商量，而且可以就近赴英，与顾维钧商量，加派人员在欧活动。他并提出，希望蒋介石能提供他和夫人的中国护照，以便必要时经美来华。

1941年7月1日，德国承认汪伪政权。蒋介石认为忍无可忍，随即宣布对德绝交，关闭驻德使馆。图为汪精卫会见德国使团成员。

此次谈话，克兰向齐焌透露了若干最重要、也是最机密的内情：德国国防军中有十余位元帅，连同老友莱谢劳将军在内，内心都对当局至为不满，但莱谢劳是希特勒委任的元帅，不可能轻易举旗变政，因此将来的领导人会是其他人。爱尔哈特上尉曾建议，以戈林为政变时的临时元首，克兰表示不赞成，因为戈林的罪恶并不少于其他纳粹分子。克兰并称：托马斯是现役大将，柏林武装警察司令达律格将军等都参与密谋。他表示：“事之成否，全赖委座同意，相信罗、丘两氏亦聪明人，未见不予最严重之考虑。”通过谈话，齐焌了解到，在德国军队中反对希特勒的力量已经相当庞大。

在谈话中，克兰特别要齐焌转告蒋介石，中国应努力促成中、英、美三国战事协定，在三个国家的利权尚未得到完全恢复时，三国之一不得单独与任何轴心国家成立停战协定或和平协定，以免中日人之计。[63]

早在1938年至1939年之间，德国国内、军内就逐渐形成反对希特勒的派别。其中一部分人熟悉西方，他们既希望“搞掉希特勒”，又希望在建立没有希特勒的新德国后能与英、法平等相处。这一部分人曾通过几条渠道和英国人，包括丘吉尔、艾登联系，也有人和在瑞士的美国战略服务处的艾伦·杜勒斯联系。[64]另一部分人则亲华，希望通过蒋介石与美国、英国建立联系，得到美国、英国的保证。克兰、沙赫特、托马斯的“三人组合”就是这一部分人的代表。

二　蒋介石决定派齐赴欧，联络德国反纳粹力量

齐焌摸清了德国内部反纳粹力量的情况后，即向蒋介石申请归国汇报，经蒋批准。7月14日，齐焌致电蒋介石，告以此次返国，“事关德国国内演变情形及国际大局，信其极为重要”。[65]月底，齐焌到达纽约，将上述情况向宋子文作了通报。约在10月上旬，回到重庆。

齐焌在回国之前，已于7月15日在瑞士写成《机密报告》（一）。回到重庆后，又陆续写成三份机密报告。其时间分别为10月10日、13日，11月13日。其间，蒋介石曾于10月28日召见齐焌。[66]在上述《机密报告》中，齐焌向蒋介石详细地陈述了德国内部反纳粹力量的发展情况以及他们对蒋介石的要求，内称：“彼等筹划已非一日，实力甚巨，有军部及经济（界）人物为其后盾，虽国社党警察之防范甚严，而范围日益扩大，德国民众如能得到国际上项保证，则潮流奔放，事将易办。”齐称，根据沙赫特的意见，“德国政变以秋季为宜”。“德国人对钧座至深信仰”，“请钧座接受此项伟大问题，恢复世界和平，救德民出永久战争”。其具体要求是，请蒋介石“委托人员一人，代为向英美领袖人物（接洽），以期获得相当保证，再求进一步联络”。[67]报告送呈后，暂无回音。

齐焌回国后，克兰一直焦急地等待消息。10月25日，克兰自瑞士致电齐焌，告以收到抵渝之电，询问在华盛顿时的电报是否收到。电称：“德内部情况日益严重，将来演变，当不出吾人之已意料。事关重要，深盼兄早日返来，以利前途。到渝后晋谒委座，谕示如何？急盼相告。”[68]电报中，克兰告诉齐焌：桂永清做事不甚小心，写给托马斯将军的信件被德国当局查获，给托马斯带来严重麻烦。托马斯大为不悦，拒绝再与桂永清有任何来往。克兰并称：托马斯将于下月初来瑞士一谈。11月18日，齐焌将克兰来电呈报蒋介石，意在促蒋做出决定。

齐焌提供的是极为重要的情报，但蒋介石一直在思考，没有立即做出决定。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局势的变化使蒋介石立即亢奋起来，迅速采取一系列对策。

12月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常会讲话，提议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应立即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国领导，成立同盟国盟军总司令部；英、美、苏三国与中国一致对德、意、日宣战；联盟各国应相互约定，在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之前，不与日本单独媾和。当日下午，蒋介石约见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提议中、英、美、苏、荷、澳等国结成军事同盟，在美国领导下共同作战。同日晚，又召见英、美两国驻华武官，建议成立中、美、英、荷四国联合作战机构。

12月9日，中国政府发表文告，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宣布对德、意处于战争状态。当日，罗斯福、丘吉尔分别致电蒋介石，表示将加强友谊，共同奋斗，征服暴日。第二天，蒋介石分别复电，除表示愿贡献其所能，与友邦共同奋斗，扫除共同之敌外，又连续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和《告海外侨胞书》，号召与英、美、苏等友邦并肩作战。

12月11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提议反轴心国组织联合军事会议。12日，罗斯福复电，同意蒋介石的意见，在重庆召集第一次联合军事会议。12月17日，中、英、美、苏四国军事代表在重庆集会，商定在重庆设立包括荷兰在内的五国联合作战机构。蒋介石提出，盟国应集中兵力于东亚，在1942年内击败日本。

12月23日，中、英、美三国代表再次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在重庆设立由何应钦主持的中、美、英联合参谋会议，在缅甸设立中英联军统帅部，建立中国远征军。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组织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统帅，指挥在中国、安南、泰国境内的联合国家部队。次年1月1日，中、美、英、苏、荷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对法西斯轴心国共同行动宣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

在国民政府对德意日三轴心国宣战的同一天，蒋介石以中国最高军事长官的身份，分别致电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建议立即在反轴心各国间组织某种联合军事会议。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召开。图为在联合会议上听取中美联合作战演示文稿后步出会场的蒋介石。

克兰等人仍在焦急地等待齐焌和中国方面的消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克兰再次致电齐焌，希望早日获得中国方面的“谅解”，以便进行，同时希望电汇2万美元，请蒋介石“并予协助”。[69]12月10日，齐焌电告宋子文，由于日美开火，蒋介石似乎暂时无暇积极讨论德国问题。[70]同月18日，克兰再电齐焌，表示“友人等仍盼继续努力，代为进行”。[71]

正是在克兰等不断来电催促，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已经形成的状况下，蒋介石终于在1942年1月做出决策，派齐焌赴瑞士，策动德国军队倒戈，并且将有关计划报告罗斯福。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上，蒋介石一向主张“先亚后欧”，反对英、美的“先德后倭”策略。他担心，盟国全力注意德国，将使东亚战局延长，日军即可利用当地民族的“反殖民”心理，反对英美，东亚战局将不可收拾。因此，尽管他认为“此时德国崩溃，于全局非利”，但是，权衡之下，他还是向瑞士派出了齐焌。[72]

三　齐赴欧，转报反纳粹力量的举事时间和条件

1942年3月，齐焌奉蒋介石之命到达瑞士，以该地为基地进行工作。之所以选择瑞士，一是因为瑞士与德国邻近，交通方便，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当时德国内部的反纳粹成员不少人聚居该地，联络方便。

齐焌到达瑞士首都伯尔尼之后，陆续发回的情报有：

1942年5月19日、22日、24日各电报告：1941年冬，德军损失严重，希特勒计划在南线截断英美的援俄路线，企图通过伊朗占领波斯湾；德日积极合作，达成日本攻俄谅解；德国虽盼日在远东成立攻俄第二阵线，但日本则坚欲在南洋阵地巩固后，出其不意攻俄。[73]

1942年8月18日、20日、21日、27日各电报告：德陆军在苏损失至巨，作战日益困难，无相当军队可以调派；希特勒希冀在夏季攻势前，尽快击溃俄军，进至乌拉尔，然后倡言和平，形成包括欧洲大陆、北欧、巴尔干在内的“大德势力范围，由德独裁”；德国仍力促日本进攻西伯利亚。电报并称：“（德军）冬季粮食日难，人心将极度不满，国民多数不盼侵略胜利消息，渴念和平。英美宣传轰炸将日渐剧烈，倘符实，德国内部反对派活动将易于发展。若第二阵线亦成事实，德大局必更严重。”

1942年8月31日续电报告：“日本调停德苏（战争）传说及其成功可能性，不敢置信，正在探洵（询）。”“沦陷区各国仇德心理普遍坚决，并与日俱进。”“9月初旬可获新消息”，“报告前面呈重要事件之进展程度”。所谓“前面呈重要事件”，即指德国反纳粹力量推翻希特勒政权的计划。

1942年9月8日发电报告：日本政府因德国不断逼迫，令驻德大使大岛向希特勒承诺，准备向苏联西伯利亚进攻；德军部认为，中国最近反攻目的，在于减轻苏俄负担；日前隆美尔元帅曾奉新令，急求攻破英军阵线，占领埃及。

希特勒进攻苏联，初期进展顺利，但是逐渐受到苏军的顽强抵抗，德军失败连连。在此情况下，希特勒不思反省，一意孤行，接连免除了布劳希奇、博克、龙德施泰特、勒布、古德里安、赫普纳等高级将领的职务，自任陆军总司令。1942年1月底，克兰致电齐焌，报告希特勒指挥失误，德军将领与希特勒发生矛盾等情况，电称：“希特勒独信在冬初击溃俄军。自第二次攻势未成以后，陆军将领曾劝严守斯莫陵斯克（即斯摩棱斯克。作者注），准备来春攻势，希竟强令进攻，内部不和，后以俄反攻，德惨败，内部意见更深，将领颇多免职或辞职，（希特勒）自兼陆军总司令，准备坚守。”[74]1943年2月，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全歼德军，德国内部矛盾加剧。一方面德军高级将领与希特勒发生争执，迫使希特勒不得不让出部分军权。另一方面，德国人民对希特勒的怨愤也在增加。有关情况，齐焌不断向蒋介石和宋子文通报。

关于军方。4月8日齐焌发电称：“德大将与希特勒及重要纳粹争执，尚未解决，但大将如勃克曼斯坦及其他友人多数恢复总司令职权，虽然总指挥权尚未掌握，但积极指导目前作战。希特勒经此次东线惨败刺激，神经颓丧。”电中所称“其他友人”，指秘密参与反纳粹的德军高级将领。关于德国民众，同电报告称：“军民对希特勒及纳粹信仰消灭殆尽，且国内恐怖政策日厉，小职工商一律停顿，中等阶级遭摧残，国民怨懑。”该电的核心部分是反纳粹力量的动态。电称：

查此间重要友等，对大局前途甚感（有）把握。虽然事关艰巨，日期不能预定，但希望今年6月内有最后之动作。

当时，英美方面对战后德国提出了许多苛刻的条件，反纳粹力量不愿接受这些条件。电称：

探报重要友等，仍盼推翻希特勒，彻底消灭纳粹党及主义以后，德国获国际平等地位。然最近英、美对处置战后德国种种表示，例如无条件投降，长期解除军队，监视教育，改革德国民精神，英美派员掌握敌方行政等，能否办到且无论，结果即武力占据德国一二十年之久，等于殖民地待遇，德人此种忧虑甚（重），愿早日改革德内政，本民主精神，平等自由，求国际合作之友（人）等工作甚感困难。[75]

齐焌担心：“英美倘坚持此项苛求，则未来德国新政府，亦有宁与苏俄彻底合作，不愿沦为英美殖民地之可能，似应注意。”[76]据德方资料，反纳粹分子当时对西方的要求是：在他们逮捕希特勒并推翻纳粹政府后，盟国就同德国媾和，与非纳粹政府谈判一项体面的条约。如遭拒绝，就转向苏联。[77]德方资料和齐焌电所云，完全一致。

显然上电所云，都是德国反纳粹力量与齐焌交涉的内容，也是反纳粹力量希望通过中国取得的国际保证。蒋介石理解他们的意图，于是接到齐焌的电报后，立即致电时在白宫访问的宋美龄，要她转告罗斯福总统，请其注意，电称：

据报，最近纳粹对内宣传，常以英、美最近战后政策之种种表示，与前年《大西洋宪章》日形歧异，致使德国各方深恐如无条件投降，英、美长期解除德国军备，监视教育，并主接防德国地方行政等，致一般愿早日推翻希特勒者，均踌躇不前。倘英美坚持此种苛求，则未来德国新政权，宁愿与苏联合作，不愿沦为英美之殖民地等情。为促成德国内部运动起见，此种心理不可忽视。希将此意对美政府委婉说明，加以注意。[78]

宋子文也接到了齐焌的上述电报，他没有马上向罗斯福汇报，而是首先核实情况。5月8日，宋子文复电齐焌，解释英、美方面之所以条件苛刻的原因：“弟意英美因惧俄德速和，故发表对德如此苛刻条件。现德在北非及俄境惨败，联军力量日益膨胀，并已决定侵欧，德失败不过时间问题。”宋子文表示“急欲得知者”：1.德内部是否如上电所述，将于6月对希特勒有最后动作？2.联军占北非，可利用地中海航线，德是否将由西班牙攻直布罗陀？当时，德国方面在苏联境内发现残杀数千被俘波兰军官的坟墓，宋子文也希望了解：“内容如何？”[79]5月19日，齐焌复电宋子文，报告希特勒的权力虽有削弱，但纳粹党人尚在顽抗：

纳粹与正统军人争权，自东线惨败，尤以史丹林格（勒）大牺牲。若非军事领袖自动改正希特勒作战计划，收拾残局，兼天气骤暖，否则不堪设想。如此费尽力量，亦未能迫希特勒让出政权，因纳粹党及其信徒拼命反对所致，且希特勒少年团训练新完成，未上火线，盲从党部之青年士兵为数尚巨。盖党部深信一日失军权根据，生命终了，故顽抗。[80]

齐焌称，在此情况下，反纳粹力量的顾虑在于：“倘予武力解决，必大流血，甚至内乱，全国瓦解，乃友（人）等极欲避免者。”他报告说：希特勒已经决定今春对苏继续取攻势，击溃苏军占领莫斯科。然后分兵援助墨索里尼，抵抗英、美。希特勒坚信，德、意在突尼斯能支持到今秋，从而将英美联军对欧洲大陆的总攻击延至今年底或明年初。与希特勒的估计相反，德军中的反纳粹将领认为，德军对苏联的进攻必遭挫折，至多勉强招架，苏联大反攻之时，德国民众及军队必对希特勒及纳粹的残余希望尽失，届时将是反纳粹力量的举事之时。电称：

友等认为彼时方可有把握，不必终流血，短期内痛快解决，并认为此种事件之开始，当在今年6月，但大局演变莫测，友等亦不能预定确期。然于6月起，最近将来动作之期不远矣。

1941年沙赫特在会见齐焌时，就曾预言，反纳粹的举事时间在当年6月，现在则推迟到1943年6月了。这一年，反纳粹力量确实有所动作，不过，造成巨大影响的举动还要等到1944年。

四　德国军队中的反对希特勒运动与1944年的未遂政变

克兰、沙赫特、托马斯最初希望在国内外、军内外的压力下，能够迫使希特勒“退职”。其具体计划是：在东线和西线的高级司令官按照预先约好的暗号，一齐拒绝作为总司令的希特勒的命令，借以制造混乱局势。在此情况下，前陆军参谋部总参谋长贝克大将立即依靠驻守柏林的部队，夺取政权，解除希特勒的职务。[81]不过，他们很快认识到，这是一种幻想。1941年秋，陆军中有部分年轻军官提出：“杀死希特勒是最干脆的。也许是唯一的解决办法。”[82]于是，便有种种暗杀计划的提出，并且逐渐形成了“贝克—戈台勒—哈塞尔密谋集团”。

1942年1月中，反纳粹分子派遣驻罗马大使哈塞尔去巴黎与维茨勒本元帅秘密会谈，又去比利时和驻军司令长官法肯豪森将军会谈，策动他们参加新的密谋计划。同年春，反纳粹分子选定以贝克大将为领导。11月，反纳粹力量在斯摩棱斯克森林中举行秘密集会，原莱比锡市长戈台勒亲自劝请东线中央集团军司令克鲁格陆军元帅积极参加清除希特勒的活动。其后，又想动员保罗斯将军和曼斯坦因元帅。

1943年2月，戈台勒计划在3月份发动政变，诱使希特勒到斯摩棱斯克集团军总部，“将他干掉”。其办法：以两瓶伪装的“白酒”为炸弹，或在希特勒和将领聚会、吃饭时爆炸，或在希特勒回去的飞机上放置炸弹。以此为信号，在柏林发动政变。但是，当时雷管没有点燃。据德国资料，反纳粹密谋分子进行了不下六次暗杀希特勒的尝试。其中有一次，他们在希特勒乘飞机巡视俄国战线后方的时候，把一颗定时炸弹放在他的飞机里面，只是因为这颗炸弹没有爆炸，密谋才告失败。

希特勒的大本营设于德国腊斯登堡的“狼窝”。1944年7月20日，陆军上校冯·施道芬堡将定时炸弹安放于希特勒作报告的会议桌一侧，准备在炸死希特勒后，立即宣布暗杀成功，切断通讯线路，在柏林的反纳粹分子立即接管首都，占领广播电台，宣布新政府成立，以贝克任国家元首，维茨勒本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戈台勒为总理。但是，由于偶然的原因，爆炸仅使希特勒受了轻伤。政变失败，在11个半小时内政变被平息。共处死4980人，逮捕7000人。

蒋介石在7月22日就确知德国发生政变，日记云：“本周倭阁东条已倒，德国希特勒被刺未死，敌方之命运失败在即，固为可慰。然而敌国败后我不能自强，则虽胜犹败，究有何益乎！因之焦灼更甚矣。”[83]由于文献缺乏，我们还难于确指克兰、托马斯、沙赫特在上述政变中的具体作用，但是，可以确认的是，托马斯将军、沙赫特博士这两位和齐焌联系的人在“狼窝”事件后都被逮捕了，在1942年2月派人向蒋介石表示“忠诚”的法肯豪森将军也被逮捕了。[84]同样由于文献缺乏，我们也还难以了解蒋介石和宋子文向美方转达有关信息的后续情况，但是，上文已经阐明，蒋介石通过宋美龄向罗斯福总统通报过情况，转达过反纳粹分子的条件。当然，我们也还不了解克兰在政变中的具体活动。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中国方面曾向克兰的反纳粹活动提供过资助。1943年4月7日，宋子文复电齐焌：“兹汇美金3万元计合瑞士法郎12万9000元，收到后，希秘密设法交克兰，最好取出钞票，分次交给，以免外间注意。”4月16日，齐焌自瑞士复电云：“克兰嘱呈如下：钧座鼎力协助，无任感谢。深知办理款事异常困难。兹承高谊优待，铭感五中。实因进行要事，需款孔殷，否则不敢有扰。收据自当遵照来电，签妥交齐君矣。克兰敬候。”这里所说的“进行要事”，当然暗指推翻希特勒的有关活动。电末，齐焌有按语云：“此次又劳清神。克君感仰至深。款已到，决遵示用极妥密办法，分批拨给不误。”[85]这当然不会是唯一的资助，在宋子文档案中，还可以查到其他资助的痕迹。由于克兰早已避居瑞士，因此，他逃过了希特勒的大逮捕。1944年12月28日，克兰曾通过齐焌致电蒋介石祝贺新年，电称：“元旦在即，谨此恭贺。敬祝政躬康泰，并热望中国民族自由战争早获胜利。鄙人惟愿意忠诚不懈，贯彻始终，追随左右，以期有益于中国。”[86]可见，他逃过了劫难。

暗杀希特勒后，在“狼窝”总部，鲍曼、希特勒、戈林和希姆莱走在第一安全区的一条路上。右二为希特勒，他的手上缠着绷带。

沙赫特、托马斯被捕后，囚禁于南提罗尔的下多夫集中营里，看守他们的秘密警察正打算将他们全部处决，5月4日，盟军的先头部队赶到，法肯豪森、托马斯、沙赫特等人成为美军俘虏。1945年5月7日，《纽约时报》发表有关消息，蒋介石得知后，于5月15日致电宋子文，要他向美方通报情况，予以解救。电称：

如此消息果确，应设法与美军部交涉，由中国保证其为（对）联合国家最同情之德人，且与我联合国甚多之协助。因彼等早已在其国内独持异议，作推翻希特勒运动之重要分子也。何如？请酌。[87]

蒋介石的这封电报，意在为法肯豪森、沙赫特、托马斯等提供反纳粹的证明，以供盟军甄别。这说明，蒋介石对于有关情况是十分清楚的。

宋美龄与丘吉尔

1943年11月22日，开罗会议开幕前夕，英国首相丘吉尔拜会蒋介石夫妇。见面时，丘吉尔和宋美龄之间有下列问答：

“你平时必想，丘某是一个最坏的老头儿吧？”丘问。

“要请问，你自己是否为坏人？”宋反问。

“我非恶人。”丘表白。

“如此就好了。”宋答。[88]

这一场对话很短，但很有意思。丘吉尔的提问说明他内心明白，蒋氏夫妇对他印象很坏。而宋美龄的反问也很机智。因为在蒋氏夫妇心目中，丘吉尔确实很坏，但是，这是外交场合，总不能直白回答：“是。你是坏人。”如果回答“不！你是好人”呢？这虽然符合外交礼仪，但又违心，违背宋美龄对丘吉尔的认识与感情。

宋美龄与丘吉尔之间，有过一段短暂但却相当剧烈的观点交锋。

一　反对丘吉尔的“先欧后亚”论，批评其战后排挤中国的图谋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与英、美之间是盟友，有着共同的目标，但是，彼此间同时又存在着诸多分歧。在战略上，有“先欧后亚”与“先亚后欧”之争，即同盟国是集中力量，先击败欧洲的德国法西斯呢，还是先击败东方的日本法西斯？丘吉尔是“先欧后亚”的主张者，而蒋介石则是“先亚后欧”的主张者。双方都把美国作为游说对象，争取美国能站到自己一方来。

美国最初赞成“先欧后亚”，对中国的援助不是数量太少，就是迟迟不能落实。1942年6月，美国军方甚至将原已确定加入中国战场的空军调往非洲。同年11月，宋美龄访美，固然是为了治病，但也肩负争取美国政府和人民支援中国抗战的任务。1943年1月，罗斯福、丘吉尔等在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以欧洲战场为重点。同年2月12日，蒋介石指示宋在美国国会演讲时，要特别着重说明：“今后世界重心将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如欲获得太平洋永久和平，必须使侵略成性之日本，不能再为太平洋上之祸患。”[89]蒋介石的这一通电报，显然是要宋美龄游说美方，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太平洋方面，首先打击日本侵略势力。在整个访美过程中，宋美龄也一直在为贯彻蒋的这一战略主张而努力。

丘吉尔坚决维护其“先欧后亚”论。1943年3月21日晚，丘吉尔发表广播演说称：“吾人可击败希特勒，余作此语，即表示希特勒及其作恶之力量，将被粉碎，了无余存，然后吾人终将前往世界之另一方面，惩处贪婪残暴之日本帝国，拯救中国于长久磨难之中，解放吾人本身及荷兰盟友之海外领土，并使日本对于澳洲、纽西兰及印度海岸之威胁，永远解除。”[90]丘吉尔这里明确提出，在彻底消灭希特勒的法西斯力量，使之“了无余存”之后，才能前往“世界之另一方面”，向东方的日本法西斯进攻。

丘吉尔提议，美、英、苏三大国立即会商成立战后的世界机构，讨论“有效裁军”，审判战争“罪魁祸首及其党徒”，交还劫掠物资与美术品，防止“未来期间再发生战争”以及“广泛之饥馑”等种种问题。他说：“吾人必须希望三大胜利国家之团结，确能无负其最高之职责，且彼等不仅将顾及其本身之福利，亦将顾及一切国家之福利与前途。”[91]他并提出，在这一机构中成立欧洲委员会与亚洲委员会，而“第一件实际工作”，就是“设立欧洲委员会与确定欧洲问题之解决办法”。

从1937年起，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已达6年。丘吉尔的演说完全无视中国人民长期、英勇的抗战自救历史，以高傲的姿态声称将在击败德国后到东方去“拯救中国”。这种典型的“先欧后亚”论对于渴望得到国际协同作战的中国军民来说，自然不是好消息，对于接受蒋介石委托，负有争取美国援助重任的宋美龄来说，自然也不是好消息；其由美、英、苏协商成立联合国，“总揽一切”，处理战后问题的建议，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来说，自然也极不公平，反映出其一贯的轻视、排挤、敌视中国的立场。

宋美龄听到丘吉尔的演说后，即深感有加以驳斥的必要。3月22日晚，她在芝加哥发表演说，总结此前的国际联盟的经验教训说：“过去每一共同努力之失败，在其固有之弱点，即袭用老套把戏，互相妒忌，各谋私利。”国际联盟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标榜“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实际上成为巩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体系的工具。接着，她含蓄而尖锐地批评丘吉尔成立战后世界机构的意见：“有若干人士之主张，对于战后各民族更密切之合作，不啻树立栏障，而犹自以为高明。”宋美龄提出：“良心告诉吾人，为防止将来之毁灭与屠杀计，不应专着眼于本国之福利，而应兼顾其他民族之福利也。”[92]这里，宋美龄实际上已经批评到了问题的核心，即丘吉尔的民族利己主义。

宋美龄的观点与蒋介石完全一致。3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丘吉尔前日演词，专以先解决欧战为唯一算盘，而称英、美、俄为三大战胜国家，实无视我国与轻侮亚洲之观念毫无改过，更无觉悟。”[93]他感慨地在日记中写道：“我国一日不能自强，则任何帝国主义亦一日不能消灭，如此人类永无自由解放之日。”[94]

宋美龄演讲前，曾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请他收听自己的演讲；演讲后，又主动征询罗斯福的意见。罗斯福表示，与宋有“同一感想”。美国国务卿赫尔告诉宋美龄，罗斯福正设法邀请美国“行政负责人”发表演说，“对付英国”。其后，纽约、芝加哥的报纸纷纷发表文章，肯定宋美龄的主张：“以后全世界各国不得专顾一国本身的利益，而应以全人类利益为制，努力益使防止战争之再发，维持永久之和平。”[95]

1943年，访问美国的宋美龄在罗斯福总统夫人的陪同下，步入美国国会大厦。

尽管宋美龄在演说中不点名地驳斥了丘吉尔排挤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的言论，但是，在美国的公众场合公开批评一个盟国的领导人总不大合适。因此，她巧妙地派人联系美国上下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及各委员，请他们出面表态，就欧亚先后、战后中国务须列入四强及亚洲和平与中国关系等问题发表意见。[96]3月25日，美国国会民主党领袖麦克卡麦克发表演说称：“当此必须击败希特勒纳粹主义之际，远东之重要性亦不容忽视，该处有残酷且居心恶毒之敌人与吾人对峙，吾人之英勇盟友中国，亦在世界战争中之另一战场奋斗。击败希特勒诚为首要问题，然吾人亦不能容许一种印象存在，即击败日本乃吾人考量中之次要问题。余深知容许此一印象存在，则其全亚洲尤其中国人民灰心未有逾于此者，远东方面必须以勇猛不怠及日益用力之态度从事作战。中国之自由独立乃美国人民所重视者。”[97]他又说：“中国于胜利之后，参加和平会议与国际会议，其地位非以一获救之儿童之地位参加，而自有其正当之地位。世界之未来和平须由美、中、英、苏四国维持。任何和平会议，如无蒋委员长领导之中国代表与其他联合国家之代表以平等之条件发言，则会议永远不能成为完善。”他明确声明：“我们不能存有击败日本为次要之观念，中国必须出席和平会议，应有他合理之地位，并非为一被救之儿童。中国为四强之一，应决定将来之和平会议。”[98]在麦克卡麦克之外，乔治、白朗等人也纷纷表态。同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东西轴心均应摧败，美国不存轩轾之见。”[99]由于美国政治家们纷纷表示不同意丘吉尔的观点，迫使正在美国访问，商谈美、英、苏三国合作的英国外交部长艾登不得不出面发表演说，纠正丘吉尔的观点。

3月26日，艾登在马里兰州议会演说，强调“整个战争不可分割”。他向中国保证，“英国将协助中国对日本进行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而后已”，“且中国在战后之和平期间，将与美、苏、英三国分担完全之责任。”“中国不必怀疑吾人，吾人将不至忘记，（中国）多年以来独立抵抗侵略之经过。”“各联合国家尤其美国、不列颠联合国、中国与苏联在平时与战时应共同行动。”[100]

艾登访美，本不打算发表演说，其所以改变主意，显然与受到宋美龄策动的美国舆论的攻势有关。在艾登发表演说的当晚，宋美龄立即向宋蔼龄通报说：

以前我国对外人总抱请求、客气态度，以致外人认为老实可欺。丘吉尔经妹驳斥后，艾登在美本不打算演说，其所以突然改变方针者，实因妹芝加哥演词使然。丘吉尔前屡言英、美同种血统关系。现艾登则谓自由乃个人之护照；丘吉尔完全不提中国，艾登则谓中国必为四强之一，实已改变论调。凡此种种，均系妹在美工作结果。[101]

艾登既纠正了丘吉尔演说的谬误，宋美龄立即加以肯定。27日，宋美龄在旧金山通过秘书表示：“蒋夫人聆悉英外相艾登在马里兰州发表之演说后，曾谓中国得与彼具有明确思想及诚恳目标之发言人之国家结为盟邦，实引以自豪。”[102]宋美龄并未直接表态，而是由秘书代言，显然，宋美龄的态度有某种保留。毕竟艾登不是丘吉尔，而且，一次演说也不意味着英国政府决心改变多年来对中国的一贯恶劣态度。当时中国与英国的关系既有联合抗敌的一面，又有维护民族尊严、保卫国家权益的斗争一面，但是，这种斗争应该有节制，有分寸，硬软适宜，冷热适度，宋美龄此次驳斥丘吉尔演说，很聪明，也很策略。

在公开场合，宋美龄以秘书代言方式肯定艾登对丘吉尔错误言论的更正，有其必要，但是，蒋介石并不将此点看得很重要。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的欺骗手段。3月28日，蒋介石日记云：“丘吉尔演说遗弃我中国，其对我侮辱可谓极矣，但此为其坦白肺腑之言，实于吾有益。其后艾登虽在美为其修正补充，不过更增英国虚伪欺诈之劣行而已。”对于所谓“四强”之说，蒋介石认为，这只是一种“虚誉”，何况丘吉尔连这一种“虚名”也不肯给予中国，蒋介石强烈感到，丘吉尔无信。他在日记中写道：“英国对联合国之信约及其屡次之诺言，尤其对《大西洋宪章》之煌煌宣言，皆因此消失殆尽。前后如此二人，英国拐骗手段暴露无遗，余断此拐子末日必不远矣。”[103]

丘吉尔的“先欧后亚”论将导致对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忽视，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援助。3月28日，宋美龄于旧金山记者招待会上讲话，声称美国实际上已受日本攻击，而德国对于美国的攻击迄今尚限于言论而已。[104]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这是19世纪墨西哥战争以来美国领土第一次遭到攻击，从此，美日进入交战状态。蒋介石很欣赏宋美龄的这一论点，认为它有助于改变二战中美国长期奉行的重欧轻亚政策，在日记中写道：“余妻在旧金山答记者问，而德只以口头反美之语，对美民必发生影响也。”[105]

宋美龄的观点迅速得到美国朝野的广泛同情与理解，得到英联邦国家的支持，也迫使丘吉尔修正和调整原来的战略。4月19日，澳大利亚外长伊瓦特在美国宣称，美国已表同意，盟国所受日本威胁最大，解除暴日武装始有安全。[106]27日，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院议员兼众院海军委员会委员梅文玛斯提出，联合国家必须改变卡萨布兰卡会议确定的战略，须同时认识日本之威胁，立即集中美国军力，对付太平洋上的“可怖之危机”。[107]5月11日，丘吉尔率领庞大的代表团访美，与罗斯福及美国军方举行太平洋军事会议。

在此期间，美国形成更强烈的支持中国、重视太平洋战场的舆论。14日，纽约《每日新闻》刊出漫画：宋美龄与罗斯福、丘吉尔共坐，其间有巨大地球仪一具，宋美龄指着地球仪说：“尚有太平洋在。”另有漫画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太少”“太迟”。17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陈德勒发表谈话，呼吁参议院和美国人民共同向罗斯福、丘吉尔施加压力，促进对日采取攻势战，而暂缓对德采取行动。陈称：美国如不将军事力量用于太平洋方面，则中国仍将遭遇重大困难之威胁。[108]在此背景下，丘吉尔的态度有所改变，罗丘会谈作出了重视太平洋战场，加强支援中国，和中国联合，共同进攻侵缅日军的一系列决定。[109]19日，丘吉尔在美国两院演讲，保证英国对日本即取发动“无休止、无怜悯性之战争”，他说：“吾人一息尚存，吾人血管中一日血流不息，则吾人即将发动此种战争。”“现驻印度东部之大批英军与海空军，在对日作战中，必将居于显著之地位。”他并且向中国讨好，保证给予中国以“有效与立时之援助”。[110]

早在4月14日，宋美龄就在纽约接见记者，建议由美、英、苏、中四大国成立战后世界委员会，处理有关问题。[111]因此在5月19日的演说中，丘吉尔没有重提所谓美、英、苏三大“胜利国”组建未来世界机构的问题。

显然，在反对丘吉尔的“先欧后亚”论和排挤中国战后国际地位这两个问题上，宋美龄都是胜利者。她的相关言论和作为不仅表现出她热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而且也表现出她卓越的外交才能。对此，蒋介石曾肯定说：“华盛顿罗丘会议结果对我中国战区之将来作战比前已有进步”，“此乃吾妻赴美最大之效用，比之任何租借案之获得为有益也。”[112]

1942年元旦，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图为二战期间英国的战争海报——“大不列颠将同日本战斗到底”。

二　不访问英国，不和丘吉尔见面

宋美龄飞抵美国后，于1943年2月12日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受到热烈欢迎。18日，到华盛顿，罗斯福总统和夫人亲到车站迎接。19日，出席白宫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罗斯福当场表示，将尽力援助中国，“上帝所能允许之事无不可办”。[113]

英国方面见到宋美龄访美成功，不甘落后，英国外相艾登于2月24日在下院宣布，英政府殷望蒋夫人访英。[114]两天后，英国国王与王后通过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邀请宋美龄访英，并在白金汉宫下榻。蒋介石觉得由英王与王后的名义邀请，礼仪隆重，“却之不恭”。但是，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正在狱中绝食，其生命已进入危险状态。几天前，蒋介石刚刚致电宋美龄，声称“决不愿英政府出此无人道之举动，而妨碍英国之荣誉”，要求宋美龄面商罗斯福，设法劝英国政府立即释放甘地。[115]蒋介石认为，宋美龄在这样一个特定时候接受访英邀请不是很合适，决定暂不作复，而将问题留在甘地“绝食满期，无碍或释放”之时。[116]不过，蒋介石考虑到英王与王后的邀请分量，而且考虑到中英的同盟关系，于次日迅速改变主意，致电宋美龄说：“英皇英后既正式邀请，如再拒绝将甚失礼，应即应允。”[117]这样，宋美龄的访英之行似乎定案了。

3月21日丘吉尔发表的“先欧后亚”以及排挤中国的演说，使蒋介石很生气。3月26日，蒋介石致宋美龄电云：“访英问题，不必肯定，亦不必答复。观丘吉尔廿一日演词，对世界问题仍无觉悟，对中国观念毫无变更，将来政治似无商榷余地。如吾人此时访英，将被视为有求于人，否则，亦只有为其轻侮，或反被其欺诈耳。”[118]蒋介石感到，英国方面邀请宋美龄访问，不过是虚应故事，不会有助于改善中英关系，也不会取得任何积极性的成果。

顾维钧是驻英大使，重视中英关系，主张中、英、美三国形成核心关系，因此赞成宋美龄访英。3月24日，顾专门飞赴旧金山，和宋详细讨论访英的利弊，动员宋“勉为一行”。[119]最初，宋美龄认为丘吉尔的演说“约翰牛”的味道太浓，不愿接受邀请。顾维钧则说明取得英国和美国的友谊对于稳定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国际地位，以及对于战后国内开发和建设计划的重要。他说：“我们既需要美国，同时也需要英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给与帮助。”他劝宋美龄“要讲求实际，不要意气用事”。并称：“如果拒绝邀请，将使英国丧失体面，感情受挫，以至可能完全放弃其争取中国友谊的希望。”[120]宋美龄担心到英后的接待规格不如美国，也担心她的访英会伤害印度人民的感情，但她还是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她还是要去。她答应仔细考虑之后再和顾维钧研究。27日，顾维钧再次会晤宋美龄。宋称，希望先和艾登谈谈再作决定。宋觉得，艾登胸襟开阔，同情进步思想，不久前的演说又纠正了丘吉尔的蔑华言论，因此对艾登颇有好感。29日，顾维钧飞返华盛顿，与艾登商量。艾登表示，已决定于30日离开美国访问加拿大，三天后即将返回英国报告，行程无法更改。顾询问艾登：有无可能在从加拿大回来之后和蒋夫人见面，艾登答称，这样会晤显得太神秘，国内可能引起各种怀疑和猜测。他保证，蒋夫人访英将受到最崇厚、隆重的接待，甚至说，如果不能令中方满意，“你们可以砍掉我的头”！[121]

1943年宋美龄访美带到美国的抗战宣传画。左边为“中国抗战到底”，右边为“中国战士是你的朋友，他为自由而战”。

艾登既托辞拒绝与宋美龄会面，宋美龄乃发表声明，说明因“体力关系”不能接受邀请。4月2日，宋美龄在旧金山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有记者询问宋美龄的访英计划，宋答称：“深愿有此一行，然此事须由医生决定，其医生最近之一句嘱咐，乃彼在此次旅行之后，应立即返回卧室休养云。”[122]

宋美龄在和顾维钧见面之后，确曾认真考虑英国之行问题。4月4日，宋美龄的随行人员孔令杰通知顾维钧，宋美龄已有七八成准备接受英国邀请，要顾为宋草拟两份演讲稿，上下院各一份。同日下午，孔令侃则通知顾维钧，蒋夫人访英之事可能已成定局。在和宋美龄见面时，宋对顾表示，计划在5月3日左右飞赴伦敦，逗留时间不超过两周。她要顾为她至少准备三篇讲稿。28日，顾维钧会见宋美龄，准备面交拟好的讲稿，但宋告诉顾，自己身体一直不大好，荨麻疹更厉害了，也许根本去不成了。她问顾：现在先回国，今年晚些时候再去英国是否合适？顾答：英国对她的访问盼了那么久，又那么诚心诚意，不趁这个时候去，会影响效果。现在不立即从美国去，英国必然会感到失望。顾从宋美龄处告辞之后，向孔令杰打听情况，孔称：“不是有了什么新情况，仅仅是她的健康问题，近几日她感到很不舒服。”[123]

这一时期，宋美龄在是否访英问题上有过犹豫，但蒋介石则仍坚决反对。4月2日，蒋介石日记云：“艾登已由美国赴加拿大，而未与吾妻会晤，此乃由丘吉尔演说所造成之结果。吾妻既发表英驻美大使面邀其访英，而以体力关系未能允诺其请之意，则明示拒绝，彼自不便再谋晤面请求，此乃吾妻感情与虚荣之感过甚所致，然丘吉尔既侮辱吾国至此，自无访英之理。”[124]

罗斯福也一直不赞成宋美龄访问英国。其原因：一是认为访问不会有什么成果，一是担心宋美龄的身体和安全。5月5日，宋美龄明确告诉宋子文，她不去英国了。[125]5月7日，宋美龄致电蒋介石，告以罗斯福“不希望妹至欧，盖恐使妹身体更坏，且德人闻妹在英必派机轰炸，亦属问题也。彼告妹赴英之议，现赴似非时候也，妹已定取消赴英之意也。”[126]

宋美龄决定取消访英计划不久，适逢丘吉尔再次访问美国，准备和罗斯福举行第五次会谈，并召开太平洋会议。蒋介石希望宋美龄乘此机会与丘吉尔会晤，他致电宋子文说：“三妹既不访英，则乘丘在美之机，最好与之会晤一次，此乃政治上之常道，不能专尚意见与感情，照现在外交形势似有谋晤之必要也。请与三妹详商之。”[127]同日，蒋介石再电宋美龄劝告说：“丘吉尔既到华府，如能与其相见面，则于公私皆有益。此正吾人政治家应有之风度，不必计较其个人过去之态度，更不必存意气，但亦必须不失吾人之荣誉与立场。”[128]他建议由顾维钧出面与英使哈立法克斯先行接洽，而后由罗斯福总统介绍。[129]连发两电之后，蒋介石仍不放心，于15日再发第三电，电称：“此次丘吉尔在美，终须设法会面方好。”这时候，蒋介石正怀疑美国方面不赞成宋美龄与丘吉尔会晤另有用心，因此特别提醒宋警惕：“各方面或有不愿丘与吾爱相晤者，应加注意。”但是，蒋介石也觉得，由中方自动要求与丘吉尔会面抑亦不便，因此提出一种曲折方法，设法让英使哈立法克斯知悉，促成会见。蒋介石特别叮嘱，在与丘吉尔会见时，如丘面约访英，则当面允其请。“以最近经验与国际形势，吾爱能顺道访英，实与中国有益也。”[130]

宋子文认为，英国的支持对中国的抗战至关重要，因此于1943年5月18日写信给在美国的宋美龄，希望她能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会面。此为该信函的复印件。

丘吉尔抵达华盛顿后，罗斯福夫人立即到纽约会见宋美龄，告诉宋，丘吉尔愿意有机会见见蒋夫人，她相信重庆也愿意蒋夫人会见丘吉尔。孔令侃要顾维钧去华盛顿会见哈立法克斯，以顾的名义提出约会建议。孔并且提出，蒋夫人是女性，由丘吉尔来拜望比较合适。5月15日，顾维钧到华盛顿会见哈立法克斯，表示宋、丘谈一次，胜过我们谈十次，对两国关系会有好影响。16日，哈立法克斯通知顾维钧，丘吉尔称，罗斯福总统将邀请蒋夫人于23日（星期五）到白宫参加午宴。宋子文得悉后也认为宋美龄应该出席。他说：“中英关系不大好，再来一次误会会使局面更糟。”不过，宋美龄还是以已与医生约定打针时间而断然拒绝了这次邀请。孔令侃向顾维钧解释道：“作为妇女，应该由丘吉尔来拜会；作为政治家，只能双方迁就。她最多可以在（纽约）海德公园接见他。”孔并称：“现在中国对日战争不很顺利，蒋夫人不应显得过分迁就。不然的话，他们会爬到她头上的。”[131]罗斯福明白宋美龄的拒绝理由不过是托词，将午宴改到26日（星期一），但仍然遭到宋美龄的拒绝。顾维钧告诉哈立法克斯说：宋美龄正在进行一系列治疗，疗程不宜中断，坐火车到华盛顿将使疗程停歇过久。5月26日，宋美龄亲自对顾维钧说，丘吉尔目中无人，一定要她去华盛顿见他，她谢绝了。因为在国际关系和个人关系上，礼仪和尊严都至关重要，必不可少。她表示同意顾的观点：“在外交上个人仪表和风度至关重要，缺少这些，就会处于不利地位。”[132]宋美龄告诉顾，肯尼迪曾告诉她，丘吉尔非常想和她见面。当顾表示这样当然可以给丘吉尔脸上增光时，宋美龄立即表示：“放心，不会帮他这个忙。”[133]

蒋介石不赞成宋美龄拒绝与丘吉尔会晤的决定。5月18日日记云：“正午，接妻电，不愿与丘吉尔会晤，固执己见，而置政策于不顾，幸子文尚能识大体，遵命与英美抗争也。”[134]据说，当罗斯福听到宋美龄拒绝到华盛顿会见丘吉尔时，曾经惊呼：“那个女人疯了！”多年以后，顾维钧在撰写回忆录时也表示：“原因可能是妇女往往比较主观，或许蒋夫人在这件事情上又比较感情用事。我不知道她是否曾和委员长充分商量过。无论怎么说，被邀访英和在美国未同丘吉尔会晤这两件事，处理欠妥。我对两事均甚惋惜，我深知英国人也不愉快。”[135]蒋、顾的看法是见解之一，对于宋美龄不见丘吉尔一事，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见解。可能有人以为不妥，有人以为正确。这里要指出的是，当时英国是强国，丘吉尔是英国的首相，事实上是英国的第一把手。在这样一个老大帝国的首相面前，宋美龄投以藐视，力图保持自己的，事实上也是民族的尊严，而毫无趋炎附势的奴颜媚骨，这是难能可贵的。

1943年宋美龄访美期间，拒绝与同在美国的丘吉尔会晤，直到几个月后的开罗会议上，二人才正式会面。

蒋介石与尼赫鲁

尼赫鲁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领袖，曾任印度民族主义政党国民大会党（国大党）总书记、主席，其地位仅次于倡导不合作运动的甘地。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他和蒋介石关系密切，互动频繁。研究他们之间的交往，可以推进近代中印关系史研究的深入，也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蒋介石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和他为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而做出的努力。

一　尼赫鲁访华，会见蒋介石，确定中印两党合作原则

从卢沟桥事变起，至1939年6月，中国独力抗击日本侵略已近两年。在这一段时期内，中国国内各派、各地区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昔日血肉拼杀、不共戴天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实现和解，并肩对敌。这种情况，对于长期沦为英国殖民地，国内民族分裂、政党对立的印度爱国者来说，自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尼赫鲁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激进左翼。早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尼赫鲁就倡议举行“中国日”，届时全印各地集会，谴责日本侵略。次年，尼赫鲁又倡议组织医疗队援华。1939年6月15日，尼赫鲁发表题为《中国》的文章，阐述中国对于世界、亚洲和对于印度的重要性。文章特别歌颂中国的抗战，中称：

她（中国）所以对我们是件重大新闻的，尤其是因为她的英勇抗战，以及其克服种种重大困难的精神。唯有伟大的民族才能完成这种伟业。他们所以伟大，不仅因为他们是伟大的过去的继承者，而且因为他们已经建立将来占重要地位的基础……在战争残酷与暴乱的背后，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正在中国发生。建立于她的文化而抛弃其陈腐弱点的新中国正在兴起，团结健壮、现代化而具有人道的世界观。中国在艰苦岁月中完成的统一，确实是惊人而予我们以鼓励，不仅是在国防上统一，而且在建国的工作上也是统一的。在战线的后面，在尚未开发的广大后方，伟大的建设计划都在进行，在使整个国家改观。[136]

他说：“这是在战争烟火和大规模破坏中生长起来的新中国，我们有许多的事情应当向她学习。”

同年8月18日，尼赫鲁再次发表题为《我到中国去》的文章，中称：

我到中国去，因为那个伟大的国家在种种方面引动我。……中国是近日自由斗争中伟大勇敢的象征，是历尽空前苦难而不屈的决心、共御外侮的象征，我要带给她我的敬意和安慰。[137]

他表示：“我希望，我能带回来，中国人民于大难当前的时候所表现的勇气与乐观，以及他们精诚团结的情形。”

尼赫鲁访华之前，中国各团体已经组成欢迎印度国民党尼赫鲁先生筹备会。8月23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赞美尼赫鲁“抱定求全印民族自由解放的宏愿，牺牲个人尘世一切享受。在铁窗生活中，度过他生命史中最美丽的一段”。[138]当日，由朱家骅、陈铭枢、刘峙分别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及中国各民众团体到机场欢迎，向尼赫鲁呈送中国93个团体的欢迎书。在欢迎大会上，吴稚晖致辞称：“我们抗战为了自己的生存，同时更为了东亚的幸福，世界的和平。中国和印度是代表亚洲文化东方精神的大国，我们这种至大至高的精神是相通的。”尼赫鲁在答词中表示：“中国已向侵略反击了。我代表全印人民的领袖甘地、全印代表大会主席、印度诗圣泰戈尔三先生，带来最崇高的敬意。”他说：“我个人到中国来希望完成两件任务：第一是能够把甘地等先生的意思转达给中国的领袖，第二是希望使全印人民的援华行动更实际而具体。”[139]25日，尼赫鲁在重庆新闻界茶会上公开表示：“印度多数人民在国民党领导下，从事援华制日运动。”[140]

尼赫鲁到达重庆后，即拜会蒋介石。26日中午，蒋介石与宋美龄设宴欢迎尼赫鲁。下午，参加由行政院长孔祥熙主持的茶会。当日，蒋介石在拟定本星期工作纲目时，列入“研究对印度合作计划”一项。[141]28日，蒋介石邀请尼赫鲁到重庆黄山官邸宿夜，畅谈印度革命方略。当夜，日机夜袭重庆三次，蒋介石与尼赫鲁在防空洞中继续秉烛夜谈。尼赫鲁长话不断，蒋介石除询问印度农民的组织情形外，大部分时间都在静听，谈话几乎成了尼赫鲁的个人“独白”。尼赫鲁重点向蒋介石介绍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情况：“国民大会为推进印度民族运动之中心，议员多数为国民党员。各省有省国民会议监督省政府。”他批评“英国政府尽其力量所及阻碍印度独立”，并且告诉蒋，意大利、德国都渴望“与印度缔结友谊”。他同意蒋介石的提议：中印“于促进双方之谅解外，必须密切合作”。[142]蒋介石对这次和尼赫鲁的夜谈很满意，在日记中写道：“印度同志来我家住宿，以尼为最也。”[143]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前总理，任期为1947年到1964年。他是印度独立运动的参与人，也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

8月29日，尼赫鲁向蒋介石提交《发展中印关系意见书》，中称：

我们过去和中国的接触实在有限得很，我此次到中国的原因也是渴望增加中印的联系，并考察中国发生的各种事情。我到中国以后发现蒋委员长对于促进中印关系的希望也有同感。

中国目前绝大的事便是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以及如何打退日本而建立完全的自由。这是中国第一个主要的问题，其他的事都属次要。我们在印度的第一个问题，也是如何争取我们的自由，其他的事都属次要。

我们所对付的对方也是一个极大的国家，他的军队抓住了我们的国家，在行政、财政、经济各方面都已在我国种下深根。我们的人民还有点惰性，拿一个没有武装而消沉的民族来向一大帝国挑战，可知我们的工作是极为艰巨的……英帝国主义总是想不顾一切地摧毁我们……我深信我们印度对中国这些运动和活动也可以资为学习的资料。同时也深信中国可以在我们的经验中得到利益。

《意见书》提出建议七条：

1.应当设立一个交换两国情报的有效而经常的组织。

2.双方交换专家。

3.大学间的文化提携。

4.两国间的民族运动也应当借转递消息等工作取得直接的联络。

5.将于今年圣诞节至新年一周间举行印度国民党大会年会，中国可派遣代表列席。

6.中国与印度对于欧洲及世界的巨大变动，仍应及早发展一个共同的政策。目下关于中国方面最重要的问题是阻止英、日作不利中国的妥协，此外，乃是印度独立问题。我以为最近的将来，在印度召集一个小规模的反侵略局部会议，由中国等派遣代表出席，倒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借反侵略会谋中印的合作，一定能产生良好的结果。

7.中、印的各种专门团体也应有直接的联络（工业合作社与全印农村工业协会等）。[144]

蒋介石很重视尼赫鲁的这份《意见书》，立即发交郑彦棻、李维果、叶溯中三人研究。郑等与尼赫鲁讨论，确定中方原则如下：

1.本党所领导之国民革命与印度国民党所领导之印度独立运动目的相同，休戚与共，对日本抗战之胜利实为印度独立运动成功之先决条件，印度在此时期，宜以全力协助中国，反对日本，并阻止英日合作。

2.本党与印度革命党应暗中密切联系，先从宣传方面谋取一致，进而发展政治上之实际合作，在表面上则借托种种文化合作事业之方式，一面树立中印合作之根本基础，一面便利中印间政治合作之实际进行。

3.一切中印合作之种种活动，由本党及印度国民党负实际策动之责，在表面上可利用原有中印学会之组织，由两党指定参加人选，改组充实，对外一切即以该会名义行之。此外再各指定若干现有之宗教学术教育及社会等机关团体，与该会密切联络，参加各项文化合作事业之工作。

双方同时商定《中印文化合作办法大纲草案》：1.交换教授，承担各大学讲座。2.互相选送留学生。3.交换图书，分别译成中文或印文。4.交换情报，设中央通讯社分社于加尔各答，支社于孟买。5.互相派遣考察团、访问团，或派遣专家调查考察或联络。6.本党派代表参与印度国民党本届年会盛典。7.令中国、交通两行在加尔各答、孟买两地设立分行。8.改组并充实中印学会，我方并指定25个机关及团体参加合作。[145]

尼赫鲁于8月31日飞成都访问。9月2日，飞返重庆。尼赫鲁预定访问中国的时间为半个月。本来还准备飞赴桂林，并曾接受毛泽东邀请，拟赴延安访问，但因为欧战于9月1日爆发，国民大会党电催尼赫鲁回国，尼不得不提前返印。当日，蒋介石与尼赫鲁话别，二人商定“中印合作与组织办法”。蒋介石赠尼赫鲁照片一张，以为纪念。蒋对尼赫鲁很欣赏，日记云：“其人思想与言行，皆甚有条理也。”[146]9月5日，尼赫鲁返印。他在华共13天。行前，尼赫鲁表示：“贵国人民之迎我，实即系欢迎印度民族也。中印合作，有其必然性。”[147]

1939年8月，来华访问的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右二）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与叶剑英（右一）、王炳南（右四）、王安娜（右三）合影。

抗战中的中国给尼赫鲁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据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黄朝琴9月10日致国内电云：“渠昨回印，对我亲印热诚，万分感激，相信中印外交从此益臻亲密，对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战建国努力，尤表钦佩。”[148]其后，尼赫鲁出版《中国、西班牙与战争》（China，Spain and the War）一书，内收其访华日记，在序言中，他说：

我发现中国人民不仅是一个智慧精致而深受其伟大历史熏陶的民族，同时也是富于活力的民族，充满了生气和精力，是能适应现代环境的。即使一个普通老百姓，脸上也表现出数千年文化的迹象，这倒是我所预料到的。但是，予我印象最深的，乃是新中国的伟大活力，我固然不配判断军事的局势，但是，我绝不相信，具有活力与决心，而又有数千年文化历史作后盾的民族，会被外力所摧毁。[149]

尼赫鲁此次访华，开启了中印关系的新篇章。泰戈尔为此写信，祝贺他在两大民族间“促成了新的情谊”。[150]

二　蒋介石亲自策划戴传贤访印

1939年10月，印度国民大会党举行年会。根据双方商定的《中印文化合作办法大纲草案》，国民党应派代表参加。为避免英国政府误会，不给日本政府提供离间中英邦交的机会，国民党决定仅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当时没有国民党党籍的学者傅斯年前往参加，但因故未能成行。[151]同年11月10日，时任考试院院长的戴传贤（季陶）受命作为中国国民党代表访问印度。戴传贤访印是在蒋介石亲自策划和指导下进行的。行前，蒋介石作了详尽的书面指示，其前三点称：

1.必须十分至诚。

2.对一切种族、宗教、阶级，绝对平等。

3.希望印度迅速完成精神上物质上之统一。惟此统一之印度，为中印两国能作切实真正结合之基础（宜微言婉词，以间接方法动之）。[152]

印度是个民族关系、宗教、阶级关系极为复杂的国家。国民一部分信仰印度教，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另有一部分则为地位低下的“贱民”，各派长期对立。因此，蒋介石以上三点指示，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在接下来的第八点中，蒋介石特别指示：“立论时处处宜顾到彼等之种族自尊心”，“最好就吾国数十年成功失败种种经验，用巧妙方法说明之，使其自起感动。如说明革命团体如何由小而大，由分而合，各种宗教如何在国家至上之伟大目的下，共同努力，庶几能引起彼等若干觉悟也。”

10月15日，蒋介石手书致泰戈尔、甘地、尼赫鲁三人各一函，托戴转呈。致泰戈尔函称：

近闻尊体违和，无任系念。兹戴季陶先生南来访问贵国，并候起居，以示仰慕想念之意。戴先生与中正均对先生所主持之国际大学与中国学员深致关切，以系中印两民族文化之交换与合作，甚望有所指示。忆自1938年互通书翰以来，又将两载，强暴未戢，世变方殷，亚洲文明之保卫，实为我中印两大民族之责任。先生一代哲人，高瞻遐瞩，知必有以见教也。[153]

致甘地函称：

春间接诵手翰，如亲睹觌，感慰之至。先生领导全印人民，坚毅奋斗，如此摩顶放踵之伟大精神，足令世界人民一致感奋。遐念高贤，弥切钦佩！兹由中国国民党代表戴季陶先生访问贵国，特致拳拳敬慕之忱。现在日本野心日炽，印度洋之变患方殷，我中印两大民族对于抑制戎首，保卫亚洲文明具有重大之责任，想先生洞瞩全局，必有善为转旋之道也。未尽之意，均请戴先生面达，敬祝康健。

蒋介石致泰戈尔、甘地函，均称“先生”，以示尊崇，而致尼赫鲁函则特称“同志”，以示亲密。函称：

去年台驾惠临敝国，屡获晤谈，饫闻高论，佩慰至今。别后怀想丰仪，盖未尝一日去怀也。敝国抗御暴日，全国军民，意志弥坚。深维世界反乱为治之枢机，实赖我亚洲民族共同之奋斗。现在日本野心日张，世界演变益烈，为保卫吾人整个之自由，必先除扰乱亚洲之戎首。知贵国诸领袖盱衡世局，必能熟权缓急先后之宜，与我中国为同声之应也。兹由中国国民党代表来访贵国，报聘专候起居，并致拳拳之意，诸惟亮察。

印度长期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甘地、尼赫鲁的国民大会党以反英为主要斗争目标，而当时的英国又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成员之一，因此，蒋介石此函着重说明日本的侵略野心，要求国民大会党“先除扰乱亚洲之戎首”，将反对日本侵略作为首要斗争目标。

英国将印度看成是自己的禁脔，也知道中国亲近尼赫鲁的国民大会党。10月25日，英国政府印度部长在接见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时特别关照，不可偏向国民大会党，而要同时联络伊斯兰教及各省各王公，“最好能发展两国间之商务经济关系”，不谈政治。[154]30日，蒋介石复电郭泰祺，说明戴传贤访印，“完全为报聘与联络性质，切劝印度各党派能与英合作为主旨，而中印进行经济之工作，则非此次任务”。[155]

英国参战并未与印度商量。1939年9月14日，国民大会党通过由尼赫鲁起草的决议，谴责英国越权为印度人民决定和战问题，表示对战争采取中立。10月13日，甘地提出开展非暴力的抵抗运动。11月10日，尼赫鲁因准备进行反战宣传被捕。戴传贤抵达印度之际，尼赫鲁正在狱中，因此，戴传贤亲到尼家表示慰问，向尼赫鲁的妹妹潘第提夫人转达蒋介石的意见，建议印度国民大会党“应该利用世界大战的机会”有所作为。[156]尼赫鲁曾特派国大党外国部主任德士加博士到加尔各答中国领事馆表示欢迎之意。[157]又以《一位贵宾》为题发表文章，称赞戴传贤是“正在为争取自由而英勇斗争的伟大人民和国家的伟大代表”，其来访是“中印两国友谊日益密切的象征”。文章表示，中印两国“在将来都占重要地位”，“我们便当亲密起来，而互相学习与切磋”。[158]12月9日，戴传贤访问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泰戈尔因病未能出席欢迎会，他在亲撰的欢迎词中，认为戴传贤等访印是“中印两国之悠久文化重新发生密切关系的另一新阶段”，“此两种文化的重生联系，乃当代重大事件之一”。戴传贤则充分肯定多年前泰戈尔访问中国的贡献，认为这一访问激起了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改变了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心理”。[159]

戴季陶（1891—1949），名传贤，字季陶，中国国民党元老，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考试院院长等职，是蒋介石的忠实“智囊”。

当年12月中旬，戴传贤回国。他带回了印度人民的友谊，也带回了甘地、泰戈尔给蒋介石的回信。甘地11月26日函称：“蒙殷勤垂念，不遗在远，感何可言。戴季陶先生转达尊意，并已领悉。”“甘深信访问团已使贵我两国愈接近矣。甘所祷求者，贵国之解放能更早实现。”泰戈尔函称：“我更相信，中国在现时代中，还有一个应该完成的使命，中国必须把科学与科学组织的合理方法及东方固有的智慧与人道结合起来，才能取得亚洲与全世界的领导地位。”[160]泰戈尔批判欧洲“正在为了无情的‘效率’牺牲了它的文化与人道”，赞美中国“替东方与西方同样地树立了一个光荣的榜样，证验了近代的效率如何能和一个不朽的文化配合起来”。泰戈尔表示相信：“中国经过进一步的应用这种调和科学与人道的天才，将来定能辅助印度完成它建国之大业。”[161]

尼赫鲁一直到戴传贤离开印度之后才读到蒋介石的来信。当时，形势更加严酷，国民大会党的各级负责人都已被捕。尼赫鲁于12月17日回函蒋介石说：

无论已成之环境如何，无论将来发生何种变迁，皆不能摇动尼对于贵国胜利之坚强信念，正如尼深信印度必有光明之前途。尼深觉亚洲与欧洲之一切问题，皆彼此联系而不可分，吾人乃不能不密切注意世界大局之发展。戴博士之来游，必使敝国人民更真实了解贵国之奋斗，因而使彼等更接近贵国，尼固可以想象及之。[162]

直到1941年12月3日，战争形势更加紧迫，尼赫鲁才被英印政府释放。

三　蒋介石夫妇访印，渴望会见甘地与尼赫鲁，英印政府多方设限

1941年年末，美国总统罗斯福征得英国及荷兰政府同意，提议成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请蒋介石负责指挥在中国、安南、泰国境内活动的联合国部队，同时由中、英、美三国政府代表组织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这样，蒋介石就不仅需要考虑中国抗战问题，而且要进一步考虑如何在亚洲地区遏阻日本侵略。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同意担任中泰地区统帅。他要罗转告丘吉尔，研究在大战期间，如何使印度及南洋各殖民地民族贡献人力、物力，而不为敌国所煽惑。[163]同日，蒋介石指令驻美大使胡适在中美英苏四国宣言上签字，罗斯福特别当面向宋子文表示：“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蒋介石得知消息，既兴奋，又惶恐，日记云：“甚恐名不符实，故更戒惧不胜也。”[164]

1月23日，蒋介石研究访问缅甸和印度的计划，日记云：“此时访问缅甸、印度，最为相宜，可为战后对英植一重要政策之根基也。”[165]2月1日，蒋介石确定访印目的五点：1.劝英印互让合作；2.劝印多出兵出力；3.劝英允印自治；4.为将来中印合作打下基础；5.宣传三民主义。[166]印度是亚洲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国，蒋介石考虑亚洲战局，第一位的当然是印度。然而，一想到印度，蒋介石就十分揪心。一方面，中国和英国已是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同盟国；另一方面，以甘地、尼赫鲁为代表的国民大会党长期反对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拒绝支持英国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德、意、日三国政府觉得有机可乘，便设法拉拢国民大会党，企图让印度站到轴心国方面来；同时，在国民大会党内部，也出现了联络轴心国，企图借势摆脱英国统治的危险倾向。基于上述情况，蒋介石决定其访印的首要目的是劝说双方各作让步，合作抗日。行前，戴传贤、陈布雷均劝阻，希望蒋在战争好转后再去。蒋称：“汝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世界上苟能四亿五千万民族与三亿五千万民族联合一致，岂非大佳事！”[167]

2月4日，蒋介石夫妇到达缅甸腊戍。5日，到加尔各答，开始对印度的访问。他审阅尼赫鲁前年来华时所提《发展中印关系意见书》，再一次感叹尼赫鲁“见解与学问非凡”。[168]次日，他嘱咐宋美龄致函尼赫鲁，邀其来见。[169]9日，抵达新德里，得悉尼赫鲁将于次晨来见，蒋介石很高兴，立即与宋美龄商量接待与叙谈时间。

蒋介石渴望见到甘地与尼赫鲁，但是，英国方面对此却不很高兴。10日一早，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赶来，向蒋介石转达印度总督林里资哥的意见，要求蒋不必亲到甘地的居住地华达（或译华尔达、瓦达）会见甘地，以免抬高其地位和声望，损害英国体面。同时卡尔也向蒋提出，应该首先拜访印度总督详谈，然后才能会见尼赫鲁。蒋介石很失望，不得已，嘱咐宋美龄先见尼赫鲁。[170]当日，蒋介石往访印度总督林里资哥，提出英国应立即宣布印度为自治领，印度人则暂时放弃完全独立的调和方案。谈话中，印度总督向宋美龄提出，勿先见尼赫鲁，宋拒绝。傍晚，尼赫鲁来见，会谈一小时，未有结论。[171]

2月11日，蒋介石接见印度国民大会主席阿柴德和执行委员尼赫鲁。阿柴德向蒋介石表示，印度国民对于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恒表同情，但是，手足为英国所桎梏，只有在英国人给印度独立的情况下，印度才可能协助战争。蒋介石表示，在获得完全自由之前，必须经过若干阶段，建议用“间接方法”和“政治策略”达到自由的目的。阿柴德立即否定蒋的意见，认为获得独立，中间并无经过的阶段。他说：自由就是我们的最后阶段，也就是我们所企求的唯一阶段。蒋介石询问，印度可否先取得自治领的地位，然后独立？尼赫鲁回答：倘若是真正交付实权，国民大会必加考虑。他向蒋介石表示：“阁下的劝告将永为我们的南针，将来说不定会有采用的机会。”[172]会谈后，卡尔再次来见，转达总督意见：不可往孟买见甘地，只能召甘地来见，否则将使甘地与总督地位平等，使总督失去体面，总督将受伦敦政府的处分。蒋介石觉得非常奇怪，加以反驳，愤怒地表示将直接回国。当夜11点，卡尔来函，同意蒋介石赴孟买会见甘地。[173]12日，丘吉尔来电，重申不可赴华达亲访甘地。蒋介石很不高兴，于次日回电称，请不必“悬虑”，早已放弃此想矣。[174]

2月14日，蒋介石反省几天来的访问，深觉未能尽如己愿，自我安慰说：“余惟以至诚忠告，尽我心力而已。”[175]当晚，蒋介石收到甘地函电各一件，为“吾人所不能控制之环境”而不能相见深感惋惜，函称：“任何国家一旦失去自由，乃千百年长久之损失。”[176]蒋介石读后悲伤不已，深觉亡国者失去自由的痛苦，决心与甘地见面。15日，蒋介石召见卡尔，表示在离开印度之前，必须会见甘地。蒋称：见面后或可转移甘地对英国的态度，大有益于同盟国的共同作战。他决定选择泰戈尔的国际大学为会晤地点。午后，蒋介石召见尼赫鲁，告以必须与甘地见面，才能够慰藉平生，不虚此行。蒋并详谈印度现下应取的革命策略，“渐进而不宜极端”。尼赫鲁答应致电甘地，商量会晤地点。[177]当晚，尼赫鲁告诉蒋介石，甘地因有友人之丧，建议在加尔各答相会。

四　蒋介石与尼赫鲁的三次谈话

蒋介石在印期间，与印度孟加拉省长赫白脱、印度总督林里资哥、英国印度军总司令哈特莱、印度政府各行政委员、尼泊尔王子、印度国民大会主席阿柴德、不合作运动领导人甘地、印度回教同盟会会长真纳以及土邦王公等人多次谈话，但其中见面最多，谈话最多的则是尼赫鲁。

2月12日，蒋介石在新德里与尼赫鲁单独会晤。蒋向尼询问11日谈话后阿柴德对印度首先取得自治领这一建议的态度。尼赫鲁声称：必须予印度民众以实权，让我们自己决定建设哪一种方式的政府。[178]16日，蒋介石自新德里返回加尔各答，得悉甘地复英人函称：轴心国如能驱逐在印英人，“彼于消极的可表满意”。又见到尼赫鲁对报界的谈话，激烈攻击英印政府。蒋介石觉得甘地的言论太“过分”，而尼赫鲁“作极端之态势”，不为中国的调停“留一丝余地”，颇觉意外。[179]

2月17日晚，蒋介石在加尔各答接见尼赫鲁，进行第二次谈话，长达三小时之久。蒋介石分析印度革命的不利与有利条件，力劝国民大会党“乘世界大战的机会，积极参战，与同盟国发生密切的关系，取得世界同情；对内则乘英人无暇阻挠的时候，发展教育，培养军政两方面的人才，作积极的准备”。他要求国民大会党改变对英国的态度：“如果印度抱残守缺，永远以不合作主义的办法去做，实是印度革命的损失。此次若不积极参战，积极合作，不但不能增加同盟国对印度的同情，且将失去过去已有的同情。”蒋介石特别强调，自己所说的“合作”，“不是对英国而是对民主阵线的合作”。“英国对印的政策是必定会变更的。如果印度革命党也能改变态度，参加民主阵线作战，助成民主阵线的胜利，客观说来，对印度必然有利。”

尼赫鲁向蒋介石控诉了英国对印度民众和印度革命的摧残与镇压。他说：“英人统治印度者迄今约有一百六十年，在这个时期之内，种种行为与现在日、德的侵略行动相比较，并没有什么差别。八十年前印度国民曾作武力的革命，英国人对付我们的手段，其残酷同今日希特勒所用者并没有什么两样。”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印度曾经得到战后恢复自由的诺言，但是，大战以后，印度反而比以前更不自由。1919年，国民大会在判查布某城市举行民众大会，英印政府派兵包围，居然枪杀民众二千余人。甘地曾经想过用合作的办法，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印度国民被虐待的问题，但事实教训了甘地，不得不改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政策”，用以对抗英印政府。他表示：“英政府对于暴力革命很有应付的办法，但对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则感到非常棘手。”“二十年来，这种运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力量，使英政府十分惧惮我们，承认我们巨大的实力。”

“你们能否考虑暂时对英国的印度政府不加攻击？”蒋介石问。

“这一点恐怕做不到，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武器。”尼赫鲁答。[180]

由于蒋介石的一再坚持，2月18日，终于在加尔各答白拉尔公园与甘地会见，尼赫鲁在座。这次会见自始至终为蒋、甘二人对谈，尼赫鲁未插一语。当蒋介石提到中印共同奋斗，为两国合作求得共同基础时，甘地竟置而不答，摇动纺机，纺起棉花来。对此，蒋介石在日记里云：“彼惟知爱印度，有印度，而不知有世界及其他之人类也。”[181]对这次会见，蒋介石、宋美龄都很失望。

2月20日晚，蒋介石与尼赫鲁在加尔各答会晤，进行第三次谈话。尼赫鲁首先向蒋介石介绍国民大会党对中日战争的态度，说明其中有一部分人主张不过问中日问题。尼称：前国民大会党主席鲍斯（Bose）认为，日、德两国对于印度并没有什么害处，印度不应该反对日本与德国。鲍斯曾派人常年驻日，活动日、德两国承认印度独立。现在国民大会党如果积极参战，同情鲍斯的人就会反对国民大会党。他要求蒋介石代为向英国人干干脆脆地表明：“欲印度国民出全力抗战，必须要使印度国民知道，战争是印度人民自己的战争。要做到这点，必须成立一个国民政府。”他声明：这不是一个国民大会党独占的国民政府，而是各党各派都有代表参加的国民政府；这个政府不能由印度总督随便派人组织。其后，二人谈到中印两党关系，对话说：

蒋介石、宋美龄在加尔各答会见印度圣雄甘地

蒋：“国民大会党对中国既如此的关切，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决策，与我们并肩作战，这不免使我觉得惊讶。”

尼：“国民大会党一向有它的政策，我们一向同情于中国抗战。”

蒋：“但是同情还是不够，同情是态度而不是行动。”

尼：“我们因为还是一个被压迫的国家，一切不能自主，所以只能表示同情而已。”

在谈话中，尼赫鲁一再强调，假使我们能够成立国民政府，自然可以进一步合作，照现在情形，也只能有精神上的同情而已。

尼赫鲁既然不同意从“同情”上继续往前走，于是，蒋介石就转移话题，力图说明中印两国联合的重要。他说：“中印两国人口甚多，土地广大，同受别人侵略，两个民族假使真能联合起来，就是全世界的白人团结一致，也没有法子再来压迫我们。反过来说，假使两国不能联络，而四周都是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者，两国就永远没有独立自由的希望。”蒋批评甘地的办法速度太慢，需要再等二十年、三十年，声称现在有了好机会，要求国民大会党采取一种和甘地宗旨不相违背的方法，来推进印度的革命。尼赫鲁对于扬弃甘地的办法这一点不表态，但他表示，对于中印两大民族联络这一点“绝对赞成”。蒋介石要求尼赫鲁将自己的意见详告甘地。他说：

我希望再有机会同甘地先生谈谈，使他更能认识我。我总理说，革命须有热诚，所以我常常以这种精神来做事。我觉得我中印两大民族都有这种精神。我们从事革命的人，只要能帮助别人，就是自己牺牲也不要紧的。[182]

2月20日，尼赫鲁陪同蒋介石夫妇参观泰戈尔国际大学，蒋介石捐赠国际大学5万卢比，中国学院3万卢比。车中，蒋介石向尼赫鲁提出，希望国民大会党重视外交，特别是对中国的外交，再次表示，此次来印，“甚望联合中印两大民族共同向世界奋斗”。尼赫鲁仅以“内容复杂”答之，蒋介石不满意，在日记中批评说：“彼仍不重视外交也。”[183]

2月21日，蒋介石修改早就拟好的《告别印度人民书》，向印度各党派和英印政府进行最后一次喊话，他说：“中印两国不仅利害攸关，实亦命运相同。”他呼吁印度人民“积极的参加此次反侵略战线，联合中、英、美、苏等各同盟国，一致奋斗，携手同登此争取自由世界之战场，获得最后之胜利。”同时，他也向英国政府呼吁：“深信我盟邦之英国，不待人民有任何之要求，而能从速赋予印度国民政治上之实权，使更能发挥其精神与物资无限之伟力。”其中“从速”二字，原稿为“立时”，蒋介石觉得语气太硬，近于命令，做了改动。当日，尼赫鲁来与蒋介石夫妇共进午餐，蒋出示《告别书》，尼建议删除一二语，蒋立即同意，“以示精诚而毫无自私与成见”。他猜想，英国政府可能不谅解，甘地也可能不满意，但此《告别书》“完全协助印度之解放”，“表示余对印度之政见”，“深信于英实有益也”。[184]

午餐后，蒋介石与尼赫鲁继续谈话。尼批评《大西洋宪章》“自相矛盾糊涂之点甚多”，蒋介石答以“政治有关之事无不糊涂”，“凡政治皆言现实，只要现时于我有益之武器，虽敌之政策凡于我可利用者，皆应利用。”蒋劝尼：“对内苦心求团结，对外注重政策之运用，并应特别注重时间，以革命良机难得而易失。此时为印度革命唯一之良机，失此再不能遭逢矣！”当蒋介石滔滔雄辩之际，尼赫鲁始终沉默不语。4时，蒋介石将《告别书》录音广播之后，与尼赫鲁道别，尼仍然沉默。蒋介石认为尼赫鲁富于感情，此际的沉默是由于“忧虑前途多难，依依惜别”。[185]

1942年2月21日，宋美龄在印度加尔各答电台用英文播讲蒋介石拟定的《告别印度人民书》，呼吁印度人民参加反法西斯战争。

同日，蒋介石离印返国。3月3日，蒋介石派沈士华为中国驻印专员，中国和尼赫鲁等印度志士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同月17日，中国举行“印度日”。1943年末，国民大会党左翼领导人之一的苏·鲍斯公然投靠日本，在东南亚成立主要由被俘印籍士兵组成的国民军，宣称要随日军解放印度。其后，又在新加坡成立印度临时政府，自任总理。但是，尼赫鲁等人却始终不为所动，坚持援华反日立场。

五　蒋介石向英方进言，英印谈判失败

蒋介石说服甘地和尼赫鲁等人的努力未能立刻见效，便转而企图说服英国。

12月22日，蒋介石自昆明致电驻英大使顾维钧，要求他当面将自己的访印感受告诉丘吉尔：“对于印度政治问题，此时若不急速解决，则危机必日甚一日。日军如果了解印度内情，发起进攻，则必将如入无人之境。”[186]23日，再电顾维钧，要他先行会见英国战时内阁成员克利浦斯爵士。蒋称：“以中观察，英政府对印度自动赋予政治上之实权，并勿使其各派纠纷，则印人对英必能转移心理，祛除恶感，效忠大英帝国。”[187]25日，蒋介石再电顾维钧，认为英、印关系的症结在于英国能否“积极转变”其对印政策，要求顾设法使丘吉尔理解自己的苦心：“余为盟邦及在东方共同作战之关系，不得已而申我耿耿之衷诚，以为印度万一动摇，不惟大英危殆，而东方战局则全盘失败矣。”[188]27日，顾维钧访问克利浦斯爵士，告以蒋介石访印印象，认为为抗战前途计，英国政府应大刀阔斧，采取能转移印人心理的办法，挽救危局。克利浦斯同意顾的看法，声称英国内阁正在研究方案，并称已于26日将蒋介石及美方意见转告丘吉尔。[189]丘吉尔原拟采纳蒋介石意见，宣示对印新政策，但左右劝以谨慎，因而搁置。[190]

正当英国政府内部意见分歧，议而不决之际，日军加紧了对东南亚的进攻。3月7日，占领缅甸仰光。11日，丘吉尔派克利浦斯爵士使印，提出成立具有自治领地位的印度联邦，战后制定宪法等主张。克利浦斯与甘地等各党派领袖会谈，本已接近成功，但因印度总督请求丘吉尔出面阻挠而失败。4月12日，尼赫鲁致函蒋介石，报告双方分歧在于：国民大会党坚持必须成立具有“责任内阁”性质的国民政府，英国所派印度总督只是宪政上的元首，不得干涉政府决策；而英方只同意在总督行政委员会中增加印度人民代表若干名，在维持现行制度下略加改良。函末，尼赫鲁向蒋介石表示：“克氏印度之行虽告失败，仍拟努力组织民众，反抗侵略。无论如何吾人决不屈服。”[191]3月31日，蒋介石在致尼赫鲁函中询问，对于印度问题“可作何种帮忙”。4月13日，尼赫鲁致函宋美龄，声称对于蒋所提问题，“深觉难于奉答”。他认为，英国政府已经生活于自造之樊笼中而无法摆脱，委婉地提出：“同盟国承认印度为独立地位之国家，乃当前最适当之处置。”[192]20日，尼赫鲁分别致函蒋介石夫妇，陈述克利浦斯谈判失败后，印度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更加怨恨英国政府；一种是希望尽“无武装”人民之可能，抗拒日本侵略。

蒋氏夫妇仍然竭力劝说甘地、尼赫鲁，缓和其反英情绪。5月，尼赫鲁通过中国驻印专员沈士华转告蒋介石：“最近甘地有发动大规模反英运动之可能，其反英情绪之高，为前所未有。该运动将包括工厂、交通工人罢工及其他不服从运动。”[193]在中国方面影响下，尼赫鲁与甘地于同月28日见面，决定暂不发动“不服从运动”，甘地并接受中国建议，发表声明，对华绝对同情。[194]6月14日，甘地致函蒋介石，宣称将要求“英帝国立即退出印度”，但保证将以各种方法防止日本侵袭，同意同盟国军队留驻印度，将印度作为抵抗日人进袭的基地。函件表示，正强制每一神经，避免与英国当局发生冲突。[195]此函由尼赫鲁秘书交沈士华，它显示，由于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国际共同利益的需要，甘地的立场已经有了部分改变。

同月6日，顾维钧电陈，丘吉尔约其谈话。顾乘机说明蒋介石访印，目的在于“为谋同盟集团共同防守，增进全部作战力量，鼓励印人合作”。顾称：“印方态度与动作，于中国抗敌前途关系亦甚巨。”但丘吉尔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涉及印度问题。[196]

在印度国民大会党和英国政府的矛盾中间，蒋介石明显地站在国民大会党方面。7月14日，印度国民大会党工作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英人退出印度”，如不获圆满答复，将开展“不服从运动”。但工作委员会同时声明，是否实行该项决议，须待8月7日国民大会党全国委员会决定。7月27日，蒋介石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与国民党中常会联席会议。王世杰提出，国民党对印度问题应有主张，蒋介石同意，强调应警告英国，勿用高压手段。28日，《中央日报》发表王世杰执笔的社论《论印度问题》，要求国民大会党全国委员会不批准7月14日决议，不将“不服从运动”付诸实施，而对英国则并未提出任何要求。蒋介石阅后大怒，批评王世杰奉承英国，“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而故弄其小智以市惠于外人”，立即指令陈布雷重新拟稿：《再论印度问题》，指出解决英印紧张关系的关键在于英国。29日，蒋介石日记云：“英国宣传与阴谋并进，其魔力之大，实无孔不入，无微不至，王宣传部长中其毒之深而尤不自知，诚险恶极矣！”[197]

六　蒋介石要求罗斯福出面调停，罗斯福劝蒋不采取行动

除通过顾维钧劝说英国政府外，蒋介石又通过宋子文游说美国政府。

2月24日，蒋介石甫离印度，立即致电宋子文，告以在印度观察所得：“现在政情，除自欺欺民之宣传，文饰太平以外毫无战时之气象，更无战时之精神。”他认为，英国政府如不彻底改变对印政策，“无异以印与敌，而且诱敌加速占印”，重蹈南洋失败覆辙。[198]26日，蒋介石再电宋子文，要他向罗斯福说明印度形势与东方战局的重大关系，建议中美联合，劝说英国。电称：“印度问题之能否合理与应时之解决，乃为太平洋与地中海胜负惟一之关键也。”[199]4月23日，宋美龄也致电美国总统代表居里，报告克利浦斯谈判破裂后，印度“反英情况益烈”，对解决印度问题深表忧虑。[200]6月14日，甘地发表致罗斯福书，恳求美国对印度问题发表意见。6月17日，宋美龄再次致电居里，转告尼赫鲁致蒋介石电内容，说明“甘地极愿与英国联盟，但不愿处英国属国地位，故认为英国应立时承认印度之独立”。宋电称：“除使印度独立外，想无法可以利用印度资源以期世界自由。”[201]22日，蒋介石第三次致电宋子文，要宋将甘地函件的内容转告罗斯福，请罗转告丘吉尔，或由宋间接转告丘吉尔。同日，蒋介石继发一电，要宋提醒美国人重视此事，相机处理，求得一公平合理之解决。否则，“其结果必比缅甸与马来之悲惨为尤甚也”。[202]蒋介石担心宋子文力量有限，在此之后，又与宋美龄联名致电居里，请他转告罗斯福，说明“本人非常忧虑印度问题。因印度之安定与否，有关同盟国前途，而对亚洲更甚，务希总统注意并主持公道，出任调停为盼”。[203]

同月，英、美援军到达印度，英国政府没有发现甘地思想的变化，担心甘地会发动“新运动”，要求英、美人退出印度，准备加以镇压。6月25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奉命拜会蒋介石，声称英国政府将对甘地加以“限制”。蒋介石表示，甘地拥有群众甚多，禁止其活动可能使形势恶化。26日，蒋介石致函甘地，声称正在对印度局势作深长研究，期望能有所贡献。他再次提醒甘地，日本侵略为吾人迫切之祸患，亚洲国家应与反侵略盟国共同一致，首谋除此大患。27日，蒋介石急电宋子文，告以与薛穆谈话及英国政府准备镇压情况。28日，又致电顾维钧，表示希望英印之间能够求得合作途径。7月4日，再电宋子文，询问是否已将甘地信件转交罗斯福并迅告罗对此态度。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吃紧之际，罗斯福不愿意印度和英国发生激烈冲突。他觉得，甘地其人，“缺乏实际，难与共事”，要求蒋介石代表他共同劝告甘地，“勿走极端，以免为敌利用，危害中印数万万人民”。7月6日，蒋介石致电沈士华，要他密告尼赫鲁，转告甘地，国民大会党“应极端忍耐”，“不宜有所举动”。不过，甘地却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他致函蒋介石表示，“冲突似不能避免”。当时，国民大会党正在华达举行会议，主要人物希望联合国出面调停，倘能保证印度战后独立，国民大会党将接受克利浦斯方案。不过，这时候，英国政府却已对甘地和国民大会党极为不满，认为其领袖“野心勃勃，欲以印度主人独居，不愿与回教派领袖合作”。7月24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阐述印度局势已达“极紧张迫切之阶段”，“若印度竟发生反英乃至反同盟国运动，则轴心国必坐收其利”。他力图说明，印度国民的一贯目的在于争取国家之自由，难免只有感情而缺少理智，如果用舆论或军警的压力使之服从，效果必然相反。电称：“目前唯一的启其反省之方法，惟在我盟邦，尤其为彼等夙所仰望如美国者，以第三者之资格，向之表示同情，予以安慰，以冀挽回其理智。”8月5日，蒋介石与罗斯福派到重庆的私人代表居里谈话，表示愿推罗斯福为“同盟国对印度问题之总代表”，中国愿在美国领导下，从旁协助。[204]8月9日，罗斯福复电蒋介石，认为在当前局势下，以不采取劝导一类举动为宜。

七　蒋介石为甘地、尼赫鲁的被捕呼吁，不理睬丘吉尔的访华示意

尼赫鲁估计，如果英国对印度的政策不变，印度人将越来越仇恨英国人。他的估计逐渐应验。1942年8月，国民大会党全印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英国撤离印度。9日，甘地、尼赫鲁和国民大会党工作委员会全体成员等共16人被捕，孟买等地旋即掀起强烈的反英风暴，俗称“八月革命”。

国民大会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第二天，尼赫鲁委托中央社记者发表《告中国人民书》，向蒋氏夫妇致敬，表示对中国抗战五年来的艰苦斗争向往不已，声称目前所为，唯一目标在获得独立，俾能全力与印度及中国的侵略者奋斗。文称：“自由之印度可克尽此职，实非全身皆受束缚之印度所能也。”[205]尼赫鲁选择这一时机发表此文，显然是为了取得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该党新要求的理解和支持。

蒋介石担心印度局势恶化。8月8日所撰《上星期反省录》称：“印度问题持续僵化，不知如何演进矣？”10日，蒋介石得知甘地、尼赫鲁等被捕，对陈布雷说：“苏必旁观，美亦未必同情，若中国不仗义执言，则世界无公道也。”[206]随即紧急召开会议，讨论应对方案，决定对英国横暴加以反对斥责，动员全国舆论对印度深切同情。[207]会后，蒋介石紧急致电罗斯福，认为英国此举严重损伤同盟国，将为轴心国张大声势。电称：“世人将谓我盟邦不能实践我解放人类，争取自由之作战宗旨，而相反的乃有压迫自由之事实也。”他呼吁罗斯福出面主持正义，缓和印度局势，使之安定。他起草了安慰甘地和尼赫鲁等人的电报，电称：“闻先生等入狱，无任系念，尚祈为国珍重，特电慰问。”[208]该电请英印总督林里资哥转，遭到拒绝。[209]当日，他愤而在日记中指责“英国昏暴异甚”。[210]11日，蒋介石致电驻印专员沈士华，指示沈在获准会见尼赫鲁时，将慰问电交其一阅，或口头转达，让其了解，中国对印度朋友的态度始终一贯。同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表达对于英印关系终陷僵局的忧虑，认为当前轴心国凶焰未戢，日本对印度窥伺已久，印度问题恶化，将牵动整个战局。社论希望英印政府“仍然一本忍耐精神”，实行“政治和解”。[211]蒋介石读后，认为社论写得“尚合度也”。[212]

为了使英国政府了解中国政府的态度，蒋介石在这一天接见英使薛穆时坦率承认，自己对“印度人民求取自由之期望，实表十分之同情”。但他也表示，不赞成国民大会党要求英国“立即撤退”的要求，希望英、印之间成立某种谅解。当薛穆声称国民大会的领袖有意无意之间已经成为日本的工具时，蒋介石即举尼赫鲁为例，断言“日本绝无使彼动摇之可能”。当薛穆指责国民大会党领袖发动罢工风潮，扰乱治安，为英国的镇压行动辩护时，蒋介石指出，这是“拘禁国民大会领袖的自然之反响”，是“纯粹的民族运动，绝未受日本之影响”。他要求英国政府以恢宏大度的姿态允许印度独立，将自由还给印度人民。他表示，如时间许可，将亲赴伦敦向英国当局陈述意见。[213]谈话中，蒋介石得知丘吉尔有访问重庆意向，决定不理睬。日记云：“彼或以此光临表示其对华提携之意，余实不敢接受此尊荣，故不之问。”[214]12日，蒋介石致电顾维钧，告以与薛穆谈话要点，认为英国政府的做法，“无异为渊驱鱼，将使亚洲十万万以上人口皆受倭寇之驱使，如此非特中个人对东方无法挽救此既倒之狂澜，而世界人类亦必遭无穷之惨剧”。末称：“思之惶惑，不知所怀。”为印度局势和反法西斯战争前途焦虑不安的心情流露无遗。

蒋介石为甘地、尼赫鲁被捕和印度局势恶化焦虑，罗斯福却十分镇定。他在太平洋会议上对中国代表宋子文表示，英国是同盟好友，中美两国只有在受到斡旋邀请的情况下，才可以出面尽其友谊责任。同日，他复电蒋介石，重申此意。

英国政府顽固地拒绝听取中国方面的意见。8月20日，英国政府印度部长约见顾维钧，要求中国“勿加干涉”。[215]31日，丘吉尔致电蒋介石，声明三点：1.印度人种、民族、宗教多种多样，国民大会党为信仰印度教人的组织，完全不能代表印度。2.同盟国相处之道是互不干涉其内政。英国历来尊重中国主权，对国共分歧从来不做任何轻微的评判。3.阁下建议，英政府应接受美国总统调停。当余为英国领袖或内阁成员时，绝不接受此项影响英皇陛下主权的调停。

丘吉尔此电态度强硬，完全封死了由美、中两国出面调停的通道。至此，蒋介石已无计可施，除了设法给予羁囚中的甘地和尼赫鲁以同情外，已经不能做什么事了。

在蒋介石和尼赫鲁的关系中，还有一件长期不为人知，但却十分重要的事：1942年，纳粹德国为了实现其与日本会师的计划，曾计划进攻印度。当年，戈林三次通过其亲信洋克（Jahnke）与中方人员桂永清联系，要求蒋介石“背盟突攻印度，与德合作”。蒋介石忠于和尼赫鲁的信义，也忠于对印度人民的友谊，忠于共同反法西斯的同盟国，坚决拒绝了德国的拉拢。[216]

八　为印度独立尽力，叮嘱尼赫鲁不可继承英国的西藏政策

蒋介石长期关心、同情、支持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执行“扶印反英”政策。1941年8月，他和宋美龄在重庆会见印度革命女志士克麦拉特地，听述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悲惨情景，思想发生强烈震撼。日记云：“心理上凄怆极矣。余见此，更觉御侮之不可或忽。否则，世代子孙亦将受印度亡国之悲剧矣。因此吾夫妻同叹不自由，无宁死云。”当月29、30两日，蒋介石日记的核心内容都是印度问题。其一云：“中国与印度两国之人口，合为九万万员名，占全世界人口十分之六以上，必使此两国能完全独立与平等，然后世界与人类方得真正之和平，中国革命必须以此为目的。”其二云：“中国得到独立、解放以后，第一要务为协助印度之解放与独立……否则不足谈中国之国民革命矣。”[217]访印期间，他虽然主张印度国民大会党停止反英运动，但其主要目的是希望印度首先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共同对轴心国作战，战后再谋独立。在英国殖民者和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之间，蒋介石憎恶英国殖民者，他的同情明显地倾注在尼赫鲁和印度方面。尽管此行没有能在调解英印矛盾方面获得成功，但阻遏了印度国民大会党倒向轴心国的倾向，加强了中印两国民族志士之间的联系和友谊，顺应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需要，是其解放亚洲被压迫民族思想的重要表现。

1942年11月26日，宋美龄访美。行前，蒋介石交给她一份与罗斯福的《谈话要点》，其中第5条为：“印度如果一日不能独立，则世界和平与人类平等仍不能实现。”他主张无论如何，战后必须使印度独立，但为照顾英国体面，可以有过渡时期与过渡办法。[218]次年11月，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等在开罗集会，研讨对日作战及战后诸问题。蒋介石曾与罗斯福讨论韩国、越南等殖民地国家的前途，主张均应使其独立。他也和罗斯福商量，准备提出印度独立问题。罗斯福表示：“现在不要提，等战后再来提。因为现在的丘吉尔是一个守旧的人，同他商量，不会有结果的。到了战后，英国换过一个新的政府，一定可以解决的。”因此，蒋就没有同丘吉尔商谈此事。尽管如此，宋美龄还是就此和丘吉尔作过仔细讨论。丘吉尔称，印度仅算是一个州，根本不能独立。宋美龄反驳说：这话不对。现在的美国，从前还不是一个州，何以后来能独立？所以印度不能独立是一个笑话。[219]1943年4月15日，宋美龄在纽约发表谈话称：“印度自由问题，何时可以实现，及至何程度等，为今日世界之问题。”她盛赞尼赫鲁“具有世界眼光”，要求英印政府早日将其“释放，使尼能共同努力于建设联合国的事业”。谈话中，宋美龄并称：“凡尔赛条约规定之一国统制之办法，应予取消，弱小民族与国家应予自由。”[220]

1943年12月，蒋介石夫妇在埃及开罗参加中美英首脑会议后，回国途中，来到印度比哈尔邦的蓝伽军营，视察中国驻印军。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尼赫鲁致电蒋介石表示祝贺，蒋介石回电致谢。1946年9月，印度临时政府成立，中国政府立即承认。11月12日，蒋介石命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赴印，当面向尼赫鲁传达下列意见：

1.关于中印邦交者。中印均为爱好和平民族，联合足以奠世界和平之基础，抵抗任何威胁（尤其北来之威胁）。但二国均不强，目前需要最少十年之内部和平统一。希望中印协力促成统一，互助建设。

2.关于西藏者。西藏在地理上、历史上、民族上、宗教上与中国不可分离，如同印度境内之土邦不可与印度分离。希望印度不行继续旧时英人之离间政策，致阻碍中印之友谊。

3.关于不丹、锡金及尼泊尔等高原国家，希勿任令英国帝国主义遗留于不丹、锡金及尼泊尔，以威胁印度及中国边省。[221]

1947年2月28日，中国政府任命罗家伦为首任驻印大使。同年8月，印度自治领成立，尼赫鲁正式出任总理。不幸的是，尼赫鲁在西藏问题上继承英国衣钵，力图继承并扩大英国在西藏原来取得的特权。1949年7月，蒋介石在日记中感慨地表示：印度才得独立，就觊觎中国的西藏，“幼稚骄狂，实所不能想象”。[222]此后，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谴责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的西藏政策。[223]1951年3月，西藏当局组成代表团，就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赴北京进行谈判。首席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代表有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南旺堆、政府秘书官仲译钦布等人，翻译为达赖的姐夫彭措扎西。29日，阿沛·阿旺晋美等自昌都动身，4月22日到达北京。远在台湾的蒋介石一度为此高兴，在日记中写道：“此次达赖遣代表毅然赴平，不受英、印之阻挡。如此乃印奸阴谋不逞，尼赫鲁失败之开始乎。”[224]这则日记表明，蒋介石和尼赫鲁之间的友谊彻底终结了。

[附记]关于蒋介石的西藏政策，本书仅就其涉英、涉印部分作了阐述。其他方面比较复杂，应另文论述。

注释：

[1]　《王子壮日记》第6册，第184页；《王世杰日记》第2册，第301页。

[2]　《战时外交》（二），第690页。

[3]　《王世杰日记》，1940年7月9日。见第2册，第303页。

[4]　《大公报》，1940年7月12日，第2版。

[5]　《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95年影印本第2册，第476页。

[6]　《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95年影印本第2册，第478页。

[7]　《王子壮日记》，1940年7月19日。

[8]　《困勉记》，稿本。

[9]　《王子壮日记》第6册，第381页。

[10]　《王子壮日记》第6册，第382页。

[11]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635页。

[12]　《王子壮日记》，1940年7月9日。

[13]　《困勉记》，稿本。

[1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7月10日。

[1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16]　《王子壮日记》第6册，第382页。

[17]　《宋子文文件》，42-5，美国胡佛档案馆藏。

[18]　《宋子文文件》，42-5，美国胡佛档案馆藏。

[19]　《王世杰日记》，第2册，第304页，1940年7月6日。

[20]　《战时外交》（三），第116页。

[21]　《战时外交》（二），第40-42页。

[22]　《战时外交》（一），第107-108页。

[23]　《战时外交》（一），第101-102页。

[24]　《战时外交》（二），第73-74页。

[25]　《炉边谈话》，第125-1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6]　《战时外交》（一），第126页。

[27]　《困勉记》，稿本。

[28]　《宋子文文件》，46-6。

[29]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16-160。

[30]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16-162。

[31]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300-044-068。

[32]　《战时外交》（三），第699页。

[33]　《事略稿本》，1940年11月20日。

[34]　《战时外交》（三），第673-674页。

[35]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32-009。

[3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37]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70100-046-043。

[38]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16-181。

[39]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16-188。

[40]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15-004。

[41]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15-005。

[42]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15-001。

[43]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70200-014-026。

[4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胡佛档案馆藏。

[45]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10300-047-029。

[46]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下卷），第107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47]　《日本侵华内幕》，第3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

[48]　《宋子文文件》，46-4。

[49]　《宋子文文件》，46-5。

[50]　The talwars of Pathan Land and Subhas Chandra's Great Escape，People’s Publishing House（P）Ltd，New Delhi，1976，pp. 160-164。

[51]　李嘉译，小罗斯福著《罗斯福见闻秘录》，第42页，上海新群出版社，1949.10.4。

[52]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15-010。

[53]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16-190，1943年3月5日。

[54]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16-192。

[55]　齐焌无传，其生平资料据委员长侍从室三处所制表格、“总统府”人事登记卷及其他档案综合写成。

[56]　《事略稿本》，1941年1月27日。

[57]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0016-167。

[58]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0016-173。

[59]　联邦军事档案馆，Wi/IF5.383，“机密指令”，转引自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第135页，凤凰出版集团，2006。

[60]　《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卷），第603、653、755、773页。

[61]　参见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0016-182。

[62]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6-00060-008。

[63]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6-00060-008。

[64]　参见《第三帝国的兴亡》，第761、812-814、1196-1197页。

[65]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16-176。

[66]　《事略稿本》，1941年10月28日。

[67]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6-00060-008。

[68]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6-060-007。

[69]　转引自《齐焌渝来电》，1941年12月10日，《宋子文文件》，46-3。

[70]　《齐焌渝来电》，1941年12月10日，《宋子文文件》，46-3。

[71]　《齐焌渝来电》，1941年12月23日，《宋子文文件》，46-3。

[72]　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4日。

[73]　《齐焌瑞京来电》，《宋子文文件》，47-2。

[74]　转引自《齐焌渝来电》，《宋子文文件》，46-4。

[75]　《齐焌瑞京来电》，《宋子文文件》，47-2。

[76]　《宋子文文件》，47-2。

[77]　《第三帝国的兴亡》（下卷），第1196-1197页。

[78]　转引自《古达程渝来电》，《宋子文文件》，47-2。按，古达程，名兆鹏，宋美龄秘书，曾在蒋介石侍从二处工作。

[79]　《致齐焌电》，《宋子文文件》，46-6。

[80]　《齐焌瑞京来电》，《宋子文文件》，47-2。

[81]　《第三帝国的兴亡》（下卷），第1064页。

[82]　《第三帝国的兴亡》（下卷），第1064页。

[83]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7月22日。

[84]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载：“1942牛2月8日，桂永清自瑞士来电，法根（肯）豪森派人表示忠诚，并对德国战争前途不甚乐观，彼不主张再大举攻俄云。”第255页，群众出版社1991。

[85]　《宋子文文件》，47-2。

[86]　蒋中正“总统”文物，002-90103-016-191。

[87]　《宋子文文件》，58-5。

[8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1月22日。胡佛档案馆藏。

[89]　《蒋委员长自重庆致蒋夫人电》，《战时外交》（一），第791页。

[90]　《中央日报》，1943年3月23日第2版。

[91]　《英相播讲战后问题，盼即会商世界机构，击败德国后惩处暴日》，《重庆大公报》，1943年3月23日第1张第2版。

[92]　《蒋夫人在芝加哥运动场发表演讲讲词》，《战时外交》（一），第812-815页。

[9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3月24日。

[9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3月28日。

[95]　《蒋夫人自纽约致蒋委员长电》，《战时外交》（一），第841页。按，此电应为1943年3月24日发，该书误系于5月24日。

[96]　《蒋夫人自纽约致蒋委员长电》，《战时外交》（一），第841页。

[97]　《世界未来和平，须中美英苏维持》，《中央日报》，1943年3月26日第2版。

[98]　转引自《蒋夫人自纽约致孔祥熙夫人电》，《战时外交》，第842页。

[99]　《赫尔评丘吉尔演说之严正表示》，《中央日报》，1943年3月27日第2版。

[100]　《中央日报》，1943年3月28日第2版。

[101]　《蒋夫人自纽约致孔祥熙夫人电》，《战时外交》（一），第842页。按，该书将此电系于1943年5月26日，亦误。

[102]　《中央日报》，1943年3月29日第2版。

[10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3月28日。

[104]　《中央日报》，1943年3月30日第2版。

[10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3月30日。

[106]　《中央日报》，1943年4月21日第2版。

[107]　《中央日报》，1943年4月30日第2版。

[108]　《中央日报》，1943年5月19日第2版。

[109]　关于此次罗丘会谈的积极成果，可参看1943年5月27日宋子文致陈诚电：“此次罗丘华府会议，罗已得丘同意，不能专顾欧洲，同时太平洋各方面须向日敌攻击。对缅事有较前更切实之布置，定期执行。”见《宋子文文件》，46-6，胡佛档案馆藏。

[110]　《中央日报》，1943年5月21日第2版。

[111]　《中央日报》，1943年5月16日第2版。

[11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5月31日。

[11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2月21日。

[114]　《中央日报》，1943年2月25日，第2版。

[115]　《蒋委员长自重庆致蒋夫人电》，《战时外交》（一），第802页。

[11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2月26日。

[117]　古达程致宋子文电，1943年2月27日。《宋子文文件》，胡佛档案馆藏。古达程是蒋身边的工作人员，经常将蒋的电报密报宋子文。

[118]　《蒋委员长自贵阳致蒋夫人电》，《战时外交》（一），第818页。

[119]　《驻英大使顾维钧自华盛顿呈蒋委员长电》，《战时外交》（一），第823页。

[120]　《顾维钧回忆录》（5），第262页，中华书局，1987。

[121]　《顾维钧回忆录》（5），第266页，中华书局，1987。

[122]　《中央日报》，1943年4月4日第2版。

[123]　《顾维钧回忆录》（5），第279-281页，中华书局，1987。

[12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125]　《顾维钧回忆录》（5），第286、288页，中华书局，1987。

[126]　《蒋夫人自纽约致蒋委员长电》，《战时外交》（一），《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835-836页，1981。

[127]　《蒋委员长自重庆致外交部长宋子文电》，《战时外交》（三），第229页。

[128]　《战时外交》（一），第839页。

[129]　《战时外交》（一），第839页。

[130]　《蒋“总统”家书》，1943年5月15日，第399号。（台北）“国史馆”藏。

[131]　《顾维钧回忆录》（5），第302页，中华书局，1987。

[132]　《顾维钧回忆录》（5），第307-308页，中华书局，1987。

[133]　《顾维钧回忆录》（5），第308页，中华书局，1987。

[13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135]　《顾维钧回忆录》（5），第312页，中华书局，1987。

[136]　刘圣斌：《印度与世界大战》，第133页，（重庆）1944年11月版。

[137]　刘圣斌：《印度与世界大战》，第134页。

[138]　《欢迎尼赫鲁氏》，《中央日报》，1939年8月23日第2版。

[139]　《中印历史的新一章》，《中央日报》，1939年8月24日第2版。

[140]　《中央日报》，1939年8月26日第2版。

[14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胡佛档案馆藏。

[142]　《记录》，1939年8月2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光盘，08A-01786，以下所引光盘，均同。

[14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8月28日。

[144]　《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台北）“国史馆”藏光盘，08A-01786。按，此件亦见于（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13，1-14，题为《尼赫鲁先生发展中印关系意见书译文节要》，文字不尽相同。

[145]　《陈立夫、朱家骅报告》，1939年10月6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档案，特13，1-2。

[14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9月2日。

[147]　《中央日报》，1939年9月2日第3版。

[148]　《黄朝琴电》，特交档，（台北）“国史馆”藏光盘，01790。

[149]　刘圣斌：《印度与世界大战》，第134-135页。

[150]　《新华日报》，1939年9月12日。

[151]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13，1-5。

[152]　《戴院长访印前手函摘录》，（台北）“国史馆”藏光盘，08A，01786。

[153]　《函稿一》，（台北）“国史馆”藏光盘，08A，01786。

[154]　《郭泰祺致重庆外交部电》，1940年10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光盘。08A-01786。

[155]　《蒋介石复郭泰祺电》，1940年10月30日。同上。

[156]　《战时外交》（三），第407页。

[157]　黄朝琴《致季陶院座函》，《戴前院长访问印度、缅甸》，“外交部”档案，012.21/0005，（台北）“中研院”档案馆11-EAP02660。

[158]　刘圣斌：《印度与世界大战》，第135-136页。

[159]　刘圣斌：《印度与世界大战》，第135-136页。

[160]　《甘地先生来函》，（台北）“国史馆”藏光盘，08A-01786。

[161]　《泰戈尔来函》，（台北）“国史馆”藏光盘，08A-01786。

[162]　《尼赫鲁来函》，（台北）“国史馆”藏光盘，08A-01786。

[163]　《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2日，《团勉记》稿本（卷70），（台北）“国史馆”藏。

[164]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3日。

[165]　《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23日，《团勉记》稿本（卷70）。

[166]　《蒋介石日记》，1942年2月1日，《团勉记》稿本（卷70）。

[167]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55页。

[16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2月5日。

[16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2月6日。

[170]　《蒋介石日记》，1942年2月10日，《困勉记》稿本（卷70）。

[171]　《蒋介石日记》，1942年2月10日，《困勉记》稿本（卷70）。

[172]　《战时外交》（三），第364-365页。

[173]　《蒋介石日记》，1942年2月11日，《困勉记》稿本（卷70）。

[17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2月13日。

[175]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2月14日。

[176]　《战时外交》（三），第365页。

[17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2月15日。

[178]　《战时外交》（三），第376-377页。

[17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2月16日。

[180]　《战时外交》（三），第405-411页。

[18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2月19日。

[182]　《战时外交》（三），第430页。

[183]　《蒋介石日记》，1942年2月20日，《困勉记》稿本（卷70）。

[18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2月21日。

[18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2月21日。

[186]　《战时外交》（三），第434页。

[187]　《战时外交》（三），第434页。

[188]　《战时外交》（三），第437-438页。

[189]　《蒋介石访印前后与各方往来函电一组》，《民国档案》。

[190]　《战时外交》（三），第445页。

[191]　《战时外交》（三），第449页。

[192]　《战时外交》（三），第452页。

[193]　《沈士华致蒋介石电》，1942年5月26日。特交档，（台北）“国史馆”，00482。

[194]　《沈士华致重庆外交部电》，1942年5月30日。特交档，（台北）“国史馆”，00482。

[195]　《战时外交》（三），第458-460页。参见《沈士华致重庆军委会电》，特交档，00482。

[196]　《顾维钧致蒋介石电》，特交档，00483，0085。

[197]　《困勉记》稿本，1942年7月28日；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7月28、29日。

[198]　特交档，（台北）“国史馆”藏光盘，00482。

[199]　《战时外交》（三），第439-440页。

[200]　《宋美龄致居里电》，特交档，（台北）“国史馆”，00482。

[201]　《宋美龄致居里电》，特交档，（台北）“国史馆”，00483，0172。

[202]　《战时外交》（三），第461页。

[203]　《蒋介石、宋美龄致居里电》，特交档，（台北）“国史馆”，00482。

[204]　《战时外交》（一），第705-706页。

[205]　《中央日报》，1942年8月15日第2版。

[206]　《陈布雷日记》，1942年8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

[20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8月10日。

[208]　《访问印度》，（台北）“国史馆”藏，00482。据陈布雷1942年8月29日致蒋介石电，慰问电起草后，蒋指示“中止”，但已有外报记者三人得到电稿，被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截回。29日，蒋介石指示：“可予放行。”陈布雷建议：“拟中外一概缓发，再待指示。”而王宠惠则提出：“1.罗总统来电切望钧电与彼均不作任何公开表示。2.目前英舆论正在酝酿由蒋夫人及华莱士副总统等出面调停。此时发表慰问电，易起猜测。拟请稍待至必要时再予考虑中外一律发表。”

[209]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98页。

[21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8月10日。

[211]　《我们对于印度问题的观察》，《中央日报》，1942年8月11日第2版。

[21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8月11日。

[213]　《战时外交》，第477-481页。

[21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8月11日。参见《爱记》，（台北）“国史馆”藏。

[215]　《顾大使马电》，（台北）“国史馆”，特交档，0000485，0232。

[216]　《羽（谭伯羽）上宋子文呈》，1942年7月10日。《宋子文文件》，46-6。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6月18日。

[21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1年8月24日，29日，30日。

[21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杂录》。

[219]　《委员长报告开罗会议情形》，《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26次常务会议记录》，1943年12月20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按，此报告曾收入影印本《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5册，第825页，但删节已多。

[220]　路透电，转引自《保君健来电》第433号，1943年4月16日。《蒋中正委员长访问印度》，外交部档案，O12.21/0004，（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11-EAP-02659。

[221]　中印问题，外交部档案，012/OOOl，（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11-EAP-02652。

[222]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9年7月10日。

[223]　《大事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卷首。

[224]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1年4月27日。

第四辑　迁台前后

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

世界是复杂的，历史也是复杂的。许多历史事件常常具有双重性或多重性。如果人们只看到其中一个方面，就很难掌握全貌；而当人们为了某一目的，有意突出、夸张、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时，事件的面貌往往就更难于认识。在政治斗争中，人们为了所属政派、集团或阶级、阶层的利益需要，常常掩盖事件的部分特性，夸张、扭曲另一部分特性，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常见，有时还会很严重。

二二八事件发生于上一世纪的台湾。多年来，人们对它的态度与感情大异，因之叙述与评价亦大异。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一曾经给台湾人民带来巨大伤痛的事件时，必须采取冷静、超脱的客观立场和严谨的科学态度，远离一切狭隘的功利需要，而只留下一个需要和目的，即还原历史本相，最大限度地追求历史的真实，建立对这一事件的真实可靠的论述。

一　事件的两重性：抗暴与骚乱

二二八事件是一个具有两重性或多重性的事件。

众所周知，二二八事件起源于缉私员暴力执法与军警单位处理失当。台湾光复后，行政长官公署成立烟酒专卖局，统制烟酒产销，禁止私制及进口。1947年2月27日下午，专卖局缉私人员叶德根等六人到台北南京西路太平町巡搜，查获小贩、寡妇林江迈贩卖私烟，林妇跪地苦苦哀乞，围观民众帮同求情，缉私人员不予理会，叶德根并用枪管打破林妇头颅，以致鲜血直流，激起群众不满。[1]缉私人员傅学通见势逃走，被人追拉，挣脱后即将子弹上膛，后又被人抱住，叶开枪，击中看闲路人陈文溪（当晚身亡）。[2]群众愤而烧车，包围警察局、宪兵队，要求立即处决凶犯。28日上午，《中外日报》记者周青、吴克泰所撰现场报道见报，发向全省。同日，台湾省政治协会等发起抗议。陈文溪系大流氓陈木荣之弟，因此，抗议活动一开始即有部分流氓参加。群众鸣锣罢市，包围并捣毁位于本町的专卖局台北分局，殴毙外省籍缉私员两人，殴伤四人，将物资搬出焚烧。下午，群众四五百人游行，以“严惩杀人凶手”的横幅标语及“狮鼓”为前导，向行政长官公署请愿，冲击公署大门。其间，出现抢夺警卫枪支及开枪射击卫兵情况，卫兵还击，当场打死三人、打伤三人，逮捕六人。[3]群众情绪更为激昂，在各处殴打外省人，同时进占位于台北公园内的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批判政府的贪污腐败，号召各地民众驱逐贪官污吏以求自存。3月1日，全台各地纷纷响应，从要求惩凶发展为政治抗争。警备总部于是下令戒严。武装军警巡逻台北市区。当日，群众包围铁路委员会，企图夺取驻警武器，驻警开枪，“致有死伤”。[4]

自1945年光复以来，群众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施政本多不满，例如，在政治上，台湾与内地各省不同，实行行政长官公署制，行政长官集行政、军事、财政以至立法、司法诸权于一身，类似于日据时代的总督。在行政长官公署的官员中，外省人过多，台湾人过少，副处长以上官员仅有台民1人。[5]全省简任官214人，本省人仅12人。[6]在经济上，实行严格的统制，烟、酒、火柴等日用品均实行专卖，官办的专卖局、贸易局几乎垄断台湾的进出口贸易与工业的方方面面，企业家以至小本商人均遭束缚。[7]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物价腾飞；粮价过高，失业严重，大批复员返乡的原台籍日本士兵就业无门；此外，官员贪污腐化，军队纪律不良。行政长官陈仪继承的是一个烂摊子，虽有心求治，也采取了开放舆论等开明措施，但刚愎自用，不明省情、民情。凡此种种，都使台湾民众长期愤郁、压抑。当时，台湾民间有“五天五地”之说：“惊天动地（盟军轰炸）、欢天喜地（台湾光复）、花天酒地（接收官员）、黑天暗地（暴政统治）、呼天唤地（物价飞涨）”。其中后三个短语正反映出台湾人民的强烈不满。现在，由于缉私中的处理不当，这种愤懑终于找到突破口，群众的情绪就像长期运行于地下的岩浆，一朝喷发了。

可以看出，专卖局缉私人员的行为属于恃强凌弱的暴力执法，而台湾民众的行为则属于抗暴自卫和反对恶劣政治，有其正义性与合理性。但是，一旦群体性事件爆发，由于参加者人数多，成员复杂，自发性强，冲动性强，就很难要求每一个人、每一个步骤都中规中矩，合理合法。无可否认，二二八事件中，有情绪性的打、砸、抢、烧等非理智行为，也有方向性的谬误。例如，将台湾民众和国民党台湾当局的矛盾当作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从而激起对外省人的普遍仇视。27日下午，就有人张贴“打死中国人”的标语，高喊：“阿山（外省人）不讲理”[8]、“猪仔太可恶”“台湾人赶快出来报仇”，等等。28日，更出现“打阿山”的号召，于是，在这种狭隘的地域主义、乡里主义情绪的支配下，对“外省人”的暴力行为不断发生。太平町的正华旅行社、虎标永安堂，荣町的新台百货公司相继被捣毁，十余辆汽车、卡车被烧毁，本町、台北车站、台北公园、荣町、永乐町、太平町、万华等地，都有不少外省人无故被棒打或棍击，或被打成瘫痪，或被打死。这种仇视、攻击外省人，抢劫外省人财物的现象迅速向板桥、桃园、新竹、台中、嘉义、台南、台东、高雄等地蔓延。至3月6日，澎湖以外的十六个县市都遭波及。台中的火柴工厂、烟叶工厂、洋丝工厂、被服厂均遭破坏。新竹县的工厂、商店损失达236万余元。[9]高雄市未及逃避的外省人被拘禁于第一中学。[10]新竹县的外省人则集中于桃源农业学校，不给食粮。[11]宜兰提出：“外省人应集中受本省青年监视”。[12]有的地方甚至成立“外省人管护所”。

1945年10月25日，台湾正式光复。图为台湾日伪总督安藤利吉向国民政府台湾省主席陈仪递交降书。

关于事件中外省人被害的情况向无精确统计。3月5日，台北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报告称：外省人之被袭击而伤亡者，总数在800人以上。[13]3月6日，陈仪向蒋介石报告称：“遇外省人，不问何人，即肆殴打，不只对公教人员而已。商人亦遭波及，外省人开设之商店亦被捣毁。外省人（台北市）受伤人数约在200人左右，且有致死者。”[14]据事后各单位向台湾警备司令部的汇报，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抵台之前，外省人死亡或失踪470人（公务员72人，军警130人，民众268人），受伤2131人（公务员1351人，军警397人，民众383人），合计为2601人。公家财产损失1.4亿台币，私人财产损失4.7亿台币。[15]除殴击外省人，抢夺公私财产之外，外省妇女也成为侮辱对象。李益中记载：暴徒“见妇女则恣情凌辱，或令裸行以取笑乐”。[16]赖泽涵等人的《研究报告》则称，强奸事件也“偶有所闻”。

关于当时外省人被惨杀、侮辱的状况，唐贤龙的《台湾事变内幕记》等书有几则触目惊心的记载，摘录如下：

1.在台中市，烟酒专卖局科员刘青山从办公室走出，即被推倒、围殴。后入台中医院治疗，第二天晚上，十余人冲入医院，割去刘的耳朵、鼻子，挖出两眼，再加殴击，直至毙命。

2.在台北新公园附近，除打死十几个外省人，殴伤二十几个公务员外，更有一个外省女教师被轮奸。另外，一个少妇搀小孩回家，被人拦住，先调戏，剥光衣服，横加殴打，后用刀割开嘴巴，再绑起双脚，抛到水沟中。少妇惨叫身死，小孩哭喊妈妈，流氓抓住小孩头，用力向背后扭转，使小孩气绝毙命。在太平町，有一孕妇被剥光衣服，游街示众，该孕妇坚不答允，被一刀从头部劈为两段，当场身死。

3.在台北桥附近，外省小孩在路上被流氓抓住，一个人抓左腿，一个人抓右腿，将小孩撕开，尸体被丢到水沟里。另有两个小学生，路遇暴民，暴民一手执一学生，将两人的头猛力互撞，直至脑血横流，旁观者拍手叫好。在万华附近，一小孩被捆绑双脚，暴徒将小孩头倒置地上，用力猛击，使脑浆流出，抛于路旁。

4.在台湾银行门前，有一职员从办公室走出，即被暴民当头一棍，打出脑浆殒命。适逢一对青年夫妇路过，又被暴民围住，吆喝喊打，拳脚交加，棍棒齐飞，二人均被打得血肉模糊而死。

5.在桃园，外省人被羁囚于大庙、警察官舍与忠烈祠后山三地，内有五个女眷，被流氓奸污后愤极自缢。该县大溪国小女教员林兆煦被流氓吕春松等轮奸后裸体彻夜，被高山族女参议员李月娇救出脱险。[17]

上述暴行，令人发指，应视之为骚乱。它们不具有任何正义性与合理性。

既是抗暴，反对腐败政治，又是骚乱；既有正义性与合理性的成分，又有非正义与非理性的成分。这就是二二八事件的双重性。只有同时看到这两个方面，才能正确地掌握事件的性质，也才有可能正确地分析并评价它的善后处理。

二　三驾马车，三种政治诉求

28日以后，事件分别向不同方向发展。一是要求政治、经济改革；一是夺械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一是要求台湾“独立”或联合国托管。

3月1日，台北市参议会邀请国民参政员、制宪国大代表及省参议员在台北市中山堂紧急集会，成立“缉私血案调查委员会”。推派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等七人为代表谒见陈仪，要求撤销戒严令，释放被拘民众。下午5时，陈仪向全省广播，应允黄朝琴等人提出的要求，派民政处长周一鹗、交通处长任显群等五人代表政府与台北市参议员、省参议员、国民参政员、国大代表等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2日，台湾大学、延平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及中等学校学生千余人集会，谴责陈仪政府。当日，处理委员会增加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及民间代表林献堂、《自由报》社长王添灯等人，举行首次会议。陈仪第二次向全省广播，宣布宽大措施四条：参加事件的人民一律不加追究，被拘捕者准予释放，伤者给付治疗，死者优予抚恤。3日，处理委员会推派代表与柯远芬商定，命战斗部队集中营房，成立宪警民维持治安联合办事处，同时成立“忠义服务队”，维持治安。随后，全省各县市纷纷成立处理委员会分会。6日下午，王添灯向处理委员会提出《处理纲要》32条，其第一条要求政府下令各地武装部队“暂时解除武装”，政治方面提出“制定省自治法”，县市长、参议会于6月以前“实施民选”，省各处长2/3以上须由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担任，言论、出版、罢工“绝对自由”，一切公营事业主管人由本省人担任，撤销专卖局、贸易局，宣传委员会、地方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等。该《纲要》事前曾送请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审阅，负责人表示，时间紧迫，来不及开会讨论了，就这样提出去。[18]同日，处理委员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宣称：“我们的目标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挤外省同胞。”“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大汉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书告特别表示，今后绝对不得发生殴打外省同胞一类事件。[19]当晚，陈仪接受部分建议，在第三次广播中宣告改革政治意见，表示拟将省级行政机关改为省政府，委员及各厅、处长尽量任用本省人士，7月1日举行县市长民选。7日，处理委员会讨论《处理纲要》，追加“本省陆海空军，应尽量采用本省人”以及撤销警备司令部等10条，加上前面所提共为42条。其主体部分反映当时台湾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要求，但其中有些条件明显过高，如军队暂时“解除武装”；有些条件明显错误，如“本省人之战犯及汉奸嫌疑被拘禁者，要求无条件及时释放”等。[20]陈仪读到《纲要》时勃然大怒，断然拒绝。

陈仪，浙江绍兴人，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任内发生台湾历史悲剧二二八事件，为事件中最受争议政治人物之一。1950年5月，蒋介石以“匪谍罪”指示台湾军事法庭判处陈仪死刑。6月18日，陈仪于台北市马场町刑场被枪决。

事件的另一发展趋向是袭击警察局，夺械暴动，组成武装，进攻军队、军营，接管政府：

基隆：2月28日夜，基隆部分群众袭击该市第一警察分局，夺取枪支。

桃园：3月1日晨，自台北来到桃园县的学生结合本县群众占领县政府。

嘉义：在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委员、武工部部长张志忠领导下，民众于3月2日包围警察局，接收枪支。次日召开市民大会，接管电台，募集志愿军，成立台湾民主联军，攻击宪兵营、军械库及水上飞机场、军营。3日晚，接管市政府。[21]

台中：在二二八事件前，建国工艺职校校长、老台共成员、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秘密党员谢雪红即收集废钢铁，准备制造枪械，实行起义。3月2日，谢雪红等召开市民大会，举行游行示威。4日，接管警察局、宪兵队、团管区司令部、军械库、广播电台、电信局、专卖局等机构。6日，根据张志忠意见，成立“二七部队”，开展武装斗争。[22]

高雄地区：民众于3月3日下午8时开始抢夺警察局武器。3月5日，接收或占领市内大部分军政机关。

群体性事件的参加者大都是复杂的。除对台湾当局不良政治与经济状况不满的普通群众与青年学生以及少数共产党人外，也确有大量游民、流氓、残留日本浪人、日据时代的御用绅士、台籍退伍日本军人、原皇民奉公会会员等在内。据统计，日据时代被监禁于火烧岛、送往中国大陆或派往南洋的流氓、盗贼，战后返回台湾者约在5万人左右。[23]台籍日本军人战后遣返回乡者约在10万人以上。[24]此外，留台日人及其家属有3843人，至于匿居民间，改冒台籍者则更无法统计。[25]事件发生后，台北处委会负责人在新公园台湾广播电台广播，召集台籍日本退伍军人、军属、技工，到指定地点集合，自3月5日起集中训练。登记者计有原在日本陆海军服役的人员1900余人，其组织名称则有“海南岛归台者同盟”“若樱敢死队”“暗杀团”等。这些人中的许多人或具有强烈的反社会情结，或亲日仇中，具有严重的“皇民”情结。他们在事变中殴打外省人，捣毁或抢劫外省人财物最为积极。花莲的暴徒除持日本军刀外，甚至穿戴日本军服。[26]高雄大港埔、前镇、盐埕埔一带都出现用日本军刀屠杀外省行人，甚至逐屋搜寻外省人加以辱杀的现象。许多地方，不会讲台语、日语者往往惨死刀下，有的地区并由台籍日本海军少佐担任指挥。

事件中的政治诉求则比较复杂：

处理委员会的改革要求是一种，已如上述。其他如台湾民主同盟、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台湾省建设会提出的要求也可归入此类。台湾民主同盟提出，“政治上的彻底的改革，实现民主政治”。该组织在《告台湾同胞书》中提出“开放官民粮食”，“废除长官制度，在台先实行宪政”，“取消专卖公营制度”，“健全司法独立性，取消军警暴政，尊重民权”等五项要求，在《告台湾同胞书之二》中提出，“打倒独裁的长官公署”，“撤销贸易局及专卖局”，“实施县市长选举，登用本省人才”等七项要求。该组织随后又发布《台湾省政改革纲要》，提出“改称省政府”，“重行普选”，“准予人民有思想、言论、宗教、集会、结社、居住、出版之自由”等九条意见。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则提出“建设高度自治，完成新中国的模范省”，“实施县市长民选，确立建国的基础”等六项纲领。台湾省建设会提出的改革纲要共九条，其核心要求是成立台湾省改革委员会。[27]

激进派和共产党的台湾地下组织的革命要求是一种。二二八事件的发生与共产党人无关，但是，事件发生后，共产党人迅速介入。原台共产党员谢雪红等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立即实行台湾人民的民主自治”。嘉义“报道部”提出：“打倒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政府，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台南市3月4日贴出标语：“赶走国民党政治，实行真正的新民主主义政府”，“设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台湾最高权力机关”等，这些主张，显然都反映出激进派和台湾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观点。[28]台共在日据时代虽然已经被镇压，但台湾光复后，谢雪红等被释，恢复活动；中共又迅速自大陆派出干部，建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等机构。这些组织虽然新建不久，人数很少，仅约70人左右，但是作用相当大，并且和延安有电台联系。[29]台湾政治建设协会通常被认为是二二八事件的催生者和组织者，在其27席“民事”（理事？）中，台共占5人，13席监事中，台共占2人。[30]事件发生后，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立即组成全岛性的武装斗争委员会。[31]据二二八事件时的台湾延平大学学生古瑞云回忆，当时中共地下党廖瑞发（台北市工委书记）曾经找他，说准备武装起义，要他联络乌来高山族参加。[32]另一学生叶纪东回忆，地下党李中志找他和另一个学生领袖陈炳基说：“光是靠处理委员会的文斗还不够，学生必须另外组织起来，搞武装起义。”叶、陈二人问他：“要武斗可以，但是，武器在哪里？”李回答说：“武器没问题，军火部已经搞定了。”此后，在李中志的策划下，台北组成“学生军”，由李任总指挥。同时，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也成立总指挥部，书记蔡孝乾和廖瑞发、林梁材（老台共）等也都到现场附近观察、指导。其计划是首先攻打景尾军火库，然后三路会攻，占领长官公署，成立“人民政权”。由于其中一路遭到军队扫射，未能成功，其他两路也因此均未发动。[33]

1947年3月1日，陈仪派民政处长周一鹗、交通处长任显群等五人代表政府与台北市参议员、省参议员、国民参政员、国大代表等组成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图为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所挂的臂章。

激进派和台共当时提出的口号并不都正确。光复后，日人留下的房产为部分台民捷足先得，长官公署决定“标售日产房屋”，台共成员、台湾政治建设协会常务理事兼社会组组长王万得等人即表示反对。他在会上公开提出：“驱逐阿山，实行自治，为台湾人的出路。”[34]事件中，“忧乡青年团台北支部”提出：“昔日的军官们，现在是拔出指挥刀的时候了。”[35]高雄学生组织提出：打倒比“日狗”还残忍、野蛮的“山猪”。[36]这些，都是不正确或者完全错误的口号。

无可否认，事件中也确有“台湾独立”的诉求。他们的口号有“打倒外省人”“台人治台”“联合国托管”等。据司徒雷登3月5日致美国国务卿的报告，驻台领事当日接受了一封台湾人给马歇尔的请愿书，请愿代表807人，签名者141人。该请愿书的结论是：“改革台湾省政府最快的方法是由联合国参加台湾的行政，在台湾还没有独立之前，先切断台湾和中国本部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37]3月6日，司徒雷登再致国务卿电云：“台湾人强调，由于开罗宣言，美国对台湾负有责任。他们通过印刷品，要求美国帮助他们，在主权还没有转移的期间，获得联合国的干涉。”这一部分人曾七次向美、英领事馆要求“托治”。[38]当时在台湾活跃的外国人，除日谍田市川等人外，[39]美国海外战略局成员、驻台湾副领事葛超智（George H. Kerr）和驻台湾新闻处处长卡度（Coto）等都在积极鼓吹“台湾独立”。葛超智并四处活动，表示可以在六小时之内用快艇从菲律宾的马尼拉运送武器到淡水。[40]关于此人，当时在台湾工作的陈仪外甥、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丁名楠评论说：“美国驻台副领事乔治·柯尔（即葛超智。作者注）在此期间，非常露骨的散播各种不实谣言，制造各种纠纷，混淆国际视听，致使事件不断的蔓延、恶化。”[41]据陈仪事后汇报，当时曾有人准备成立“新华国”，其“国旗”系在日本的“太阳旗”上加一黄星，年号用“台湾自治邦纪元元年”，施政方针“一如日本政府”等。[42]

三　蒋介石的“怀柔”决策与措施

蒋介石很快就得到了台湾发生事变的消息，但其2月28日的日记并无记载。稍后，蒋在《上月反省录》中写道：“台湾暴民乘国军离台，政府武力空虚之机，发动全省暴动，此实不测之祸乱，是亦人事不臧，公侠疏忽无智所致也。”[43]蒋写《上月反省录》的时间，不一定在月底，而常在下月的某一天，故此条写作时间不可确考。蒋日记中对二二八事件比较确切的记载始于3月1日的《上星期反省录》：“台湾群众为反对纸烟专卖等起而仇杀内地各省同胞，其暴动地区已渐扩大，以军队调离台湾，是亦一重要原因也。”[44]

台湾光复后，南京国民政府驻台本有第六十二、第七十两个师的兵力，但均因内战需要调离。日记中所称“国军离台”指此。当时，蒋介石需要处理和中共以及和美国、苏联的许多复杂问题，但是，他还是将二二八事件作为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其3月6日“注意”栏中首列“台湾暴动事件之研究”，同日日记云：“对战局，对台事，忧戚无已。”他在和陈仪通话中指示：“政治上可以退让，尽可能的采纳民意，但军事上则权属中央，一切要求均不得接受。”[45]这是蒋介石就二二八事件对陈仪作出的最早指示。当晚，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见蒋介石，声称接到美国驻台领事急电，表示台湾局势严重，要求派飞机接其眷属离台。蒋介石对此甚为反感，在日记中写道：“美国人员浮躁轻薄，好为反动派利用，使中国增加困难与耻辱，悲痛之极。”3月7日，蒋介石确定处理二二八事件的方针，日记云：

自上月28日起，由台北延至全台各县市，对中央及外省人员与商民一律殴击，死伤已知者达数百人之多，陈公侠不事先预防，又不实报，及事至燎原，乃始求援，可叹！特派海陆军赴台，增强兵力。此时“共匪”组织尚未深入，或易为力，惟无精兵可派，甚为顾虑。善后方策，尚未决定。现时惟有怀柔。此种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遗忘祖国，故皆畏威而不怀德也。[46]

蒋介石以军事起家，他当然懂得军队在处理事变中的作用；台湾刚刚脱离日本统治，日本影响深厚，这也使蒋介石感到，弭平事变，要靠“威慑”。但是，蒋介石当时的最大困难是，主要兵力都已投入和中共的作战。这样，蒋介石虽想派出“精兵”，但无兵可派。想来想去，蒋介石觉得，“现时惟有怀柔”。这是蒋介石处理二二八事件的基本对策。当日，蒋介石除决定“派海陆军增援台湾”外，紧急召见自台湾飞来的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翼中，听取详细汇报，研究善后办法。

李翼中在事件发生后受陈仪委托，参加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他主张向中央呼吁“临之以威，绥之以德”，自请赴南京汇报。3月6日，他在向台湾人民广播中承认：“二二八不幸事件之发生，实由于官民情感隔阂之所致”，呼吁“政府以宽大为怀，人民以地方为重”，使事件早日平息。李翼中在会见蒋介石时，历述台湾人民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种种要求，主张尽量满足台湾人民的要求，“多与之”。蒋介石表示：李的意见大体可行，陈仪在广播中对台湾人民的允诺也可以答应，要李与陈立夫拟具“处理办法”。3月8日，李翼中提出要点八条，其主要者为：1.改台湾省长官公署制度为省政府制度；2.台湾省政府委员及各厅处长尽量任用本省人士；3.各县市长提前民选；4.在政府或事业机关任职者，不论本省或外省籍，其职务、官阶相同者待遇一律平等；5.民生工业中的公营范围应尽量缩小。同日，蒋介石接见李翼中及行政院长张群、文官长吴鼎昌，表示李所拟要点“略加修改即可”。

同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开会，与会委员张继、贺耀祖、朱家骅、于右任等普遍认为，台湾的政治经济制度都需要改革。会议作成决议三项：1.政府应派大员前往该省宣慰；2.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应依照省政府组织法改组为台湾省政府；3.改组时应尽量容纳当地优秀人士。[47]

对李翼中等所拟办法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决议，蒋介石都表示赞同，对李的办法，蒋批示说：“交行政院照此原则研究具体实施办法可也，并报告国防会议。”[48]对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决议，蒋批示说：“已照决议三项原则进行，待派定宣慰人员出发时再发表此消息可也。”[49]3月9日，蒋介石决定派国防部长白崇禧宣慰台湾，并连续两个晚上和白崇禧讨论“台湾方针”。[50]

3月10日，蒋介石于国民政府国父纪念周发表演讲，说明已派军队赴台维持当地治安，不久当可恢复常态，同时将派大员赴台协助陈仪处理事件。他宣称：“已严令留台军政人员静候中央派员处理，不得采取报复行动，以期全台同胞亲爱团结，互助合作。”他要求台湾人民“深明大义，严守纪律”，“明顺逆，辨利害，彻底觉悟，自动的取消非法组织，恢复地方秩序，俾全台省同胞皆得早日安居乐业，以完成新台湾之建设”。[51]

3月17日，白崇禧奉蒋介石之命飞台宣抚，蒋经国、李翼中等偕行。当日，首由蒋介石向台湾民众广播，“期于确保国家立场及采纳台胞真正民意的原则下，谋合理之解决”。广播中，蒋介石宣布了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县市长民选等决定，[52]次由白崇禧向全省广播并发布国防部布告，宣称将“采取宽大为怀的精神来处理”，“参与此次事变或与此次事变有关之人员除煽动暴动之共产党外，一律从宽免究”。白并称，中央对台胞关心的“自身权利及利益”，“在可能的范围内一定加以最大的注意与扶助”。[53]当时，柯远芬曾主张，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成群结党，一定要惩处。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柯并引列宁的话，对敌人宽大，就是对同志残酷。白崇禧纠正他：有罪者杀一儆百为适当，但古人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54]27日，白崇禧向台北中等以上学生训示，宣称对“盲从胁迫”参加事件的青年学生不咎既往，“迅速复课读书”，保证各宪兵不再逮捕学生，等等。[55]28日，白崇禧与台湾地方父老及省参议员座谈，宣示今后治台措施，除尽量登用台省人才外，重点阐述经济政策：轻工业尽量由台胞接办，不许少数资本家操纵；将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约1/5的可耕土地分配给有耕种能力的台胞耕种，增加自耕农利益，减少地主剥削，等等。[56]4月1日，白崇禧举行记者招待会，声称逮捕人犯须依合法手续，审理务求公允迅速，重申对青年学生一律从宽免究，即使对“逃窜潜伏”的共产党，只要缴械投诚，也从宽处理。[57]

柯远芬，二二八事件时担任警务参谋长，曾在“清乡”中扮演重要角色。他说：“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死一个真正的就可以。”

白崇禧在台湾停留半个月，于4月2日返京。他在台湾宣示的政策大体符合蒋介石的“怀柔”主张。17日，他在国父纪念周报告，进一步提议缩小专卖范围，撤销专卖局等建议。这些主张，对于弭平事变，抚熨伤痕有一定作用；对于台湾后来的政治、经济改革也有一定影响。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对陈仪多有批评。还在3月12日，他就在日记中说：“公侠不自知其短缺，使余处理为难。”[58]16日晚，蒋介石决定命陈仪辞职。17日，陈仪致电蒋介石请辞。18日，蒋介石复电同意，但要陈在省政府成立之前主持善后，勉为其难。22日，蒋介石召见陈仪。4月22日，蒋介石主持行政院会议，决议撤销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台湾省政府，任命法学家、外交家出身的文官魏道明为台湾省主席。当日，蒋介石并立即与魏商议台湾省政府的组织与人选。[59]魏道明到任后，即要求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互相敬让，彼此扶持”，“和协共处”，宣布解除戒严，结束清乡，停止对新闻、图书、邮电的检查。[60]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化解矛盾，如启用台籍精英，提倡“经济自由”政策，重申中央“宽大意旨”，禁止乱杀滥捕等。蒋渭川、林日高等一批与事件有关的台籍精英被准予“自新”，大量在押人员被释放。根据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的统计，至当年10月15日为止，二二八事件中被捕人犯约1800人，其中，以内乱罪论处或起诉者46人，被处死刑者5人，而核准自新者为3905人。所有这些，都是蒋介石“怀柔”政策的继续。

“怀柔”一词始见于《诗经·周颂·时迈》，它是一种政治策略，也是一种政治手段。它意味着不用暴力，而用柔软的方法笼络和感化，解决两种对抗力量之间的激烈冲突，从而避免大规模的流血或恶性的破坏。面对复杂的二二八事件，面对长期受日本的殖民统治光复不久的台湾，蒋介石决定以“怀柔”作为主要的处理方针是正确的。

四　派兵始末及其评议

3月5日，南京方面收到的宪兵四团团长张慕陶的报告，内称：“暴民要求不准军队调动，不准军队带枪”，“在各处劫夺仓库枪械及缴收军警武器，总数在四千支以上”；“台中宪兵被缴械，官兵被囚禁”，“其性质已演变为叛国夺取政权之阶段”。[61]当日，陈诚报请蒋介石同意，派刘雨卿率21师师部及146团开赴基隆，归陈仪指挥；命宪兵第四团之第三营自福州开赴台湾归制。同日，蒋介石电告陈仪，“已派步兵一团，宪兵一营，限于本月7日由沪启运”。[62]3月6日，陈仪致函蒋介石，声称事变“决非普通民众运动可比，显系有计划有组织的叛乱行为”，要求迅速派遣纪律严明、武器精良的得力军队两师来台，派大员主持。函称：“关于政治，可让台胞参加；关于军事，既有实力，可以对付奸党及希望独立等叛国运动。”函件强调事件原因复杂：一是1946年从海南岛回台的侨民中有少数“奸党分子”，他们的目的在于“找寻机会，夺取武器，破坏秩序，造成恐怖局面”。二是留用日人中，有人企图“乘机扰乱”。三是日据时代的御用绅士及流氓怀抱“台湾独立，国际共管”的谬想，传单中竟有“台湾独立，打死中国人”的词句。四是一般民众，缺乏国家意识。函件最后称：“为保持台湾，使其为中华民国的台湾计，必须派得力军队来台。如派大员，亦须俟军队到台以后，否则亦恐难生效力。”[63]3月7日，陈仪得悉蒋仅派一团兵力，认为“不敷戡乱之用”。他在致蒋电中声称：“奸匪到处搜缴武装及交通工具，少数日本御用绅士，利用机会煽动，并集合退伍军人反对政府，公然发表叛乱言辞。”他要求除21师全部开台外，再加开一师，至少一旅，并派汤恩伯指挥。[64]同日，蒋介石决定增派军舰一艘赴基隆，归陈仪指挥。[65]8日，蒋介石致电陈仪，告以“已派海军两艘来基隆”，“廿一师第二团约定明九日由沪出发”。[66]在事件中，南京国民政府合计共出动21师全部5个团、宪兵营5个、特务营1个。[67]

蒋介石是派出军队的决定者。二二八事件发生后，曾有人反对派兵，例如台湾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曾于3月5日上书蒋介石，认为，事件发生在于“省署施政有失民心，积怨所致”，“各地秩序已渐恢复”，“外传托治及独立，并非事实”。因此，他只要求蒋介石督促陈仪迅速、果断地颁布“治本”办法，同时要求速决治台方针，简派大员来台处理，避免事态扩大。[68]台湾政治建设促进会也曾通过驻台外国领事馆致电蒋介石，要求勿派兵来台，否则情势必更加严重。蒋介石认为，这是“反动分子在外国领馆制造恐怖所演成”，可置之不理。[69]尽管如此，蒋介石对于军队到台之后，如何行动，并无明确意见。他要陈仪拿主意。3月7日，蒋电告陈仪，由上海开出的军队在3月10日晨可以到达基隆，听说铁路与电力厂皆已为台民占据，部队到基隆后如何行动，“应有切实之准备”。他询问陈仪：“近情究竟如何？应有最妥、最后之方案，希立即详报。”[70]同日，再次致电陈仪，询问：“台湾近情究竟如何？铁路与电力厂是否已为反动暴民把持？善后办法如何？”他指示陈仪等人“详商后速报”，并且要求在台的俞飞鹏（樵峰）乘飞机回京报告。8日，他致电陈仪称：“今日情势如何？无时不念，望每日详报。”[71]同日，蒋介石再电陈仪，询问各处仓库所存械弹数量及情况，指示陈，与其为暴民夺取，不如从速烧毁。他要求陈仪“先作控制台北、基隆二地之交通、通信与固守待援之准备”，同时固守台湾南部的高雄与左营两个要塞。他指示陈仪，“日内即有运输登陆舰二艘驶台，可派其作沿海各口岸联络及运输之用”，要陈对基隆与台北状况每日朝午夕三次报告。[72]10日，蒋介石听说21师的第一个团已经到达台北，立即致电陈仪，询问形势及部队到达之后的“处理办法”。[73]据21师师长刘雨卿回忆，蒋介石对该师的指示是：“宽大处理，整饬军纪，收揽人心。”[74]另据该师参谋长江崇林口述，蒋对该师的指示是：“宽大为怀，迅速处理。”[75]二者一致。

从以上函电和资料考察，蒋介石并未下达过严厉镇压、诛戮的命令，陈仪也完全知道，“中枢”以“宽大”为旨，[76]但他对处理事变早已成竹在胸。3月7日，陈仪回电蒋介石说：“铁路与电力公司，均系台民，一有事决不为我用。部队到基隆之行动，已在准备中。目前我因限于武力，十分容忍，廿一师全部到达后，当收斧乱之效。”[77]陈仪此电很含蓄，但“斧乱之效”四字，说明他严厉镇压之心已下。同日，蒋介石得悉美国驻台领事馆致电大使馆，要求派飞机撤出在台美侨，蒋介石再次电询陈仪，要他立即报告“近情”。陈仪在回电中声称，目前反动分子的最大诡计是使台湾兵力愈单薄愈好，而“反动分子正在利用政府武力单薄之时机，加紧准备实力，一有机会随时爆发，造成恐怖局面。如无强大武力镇压制裁，事变之演成，未可逆料。”[78]他重申“除廿一师外，至少加派一旅来台”。此电再次暴露出陈仪“镇压制裁”之心。3月8日，陈仪复电蒋介石，声称“一俟刘师长廿一师之一团开到台北，即拟着手清除奸匪叛徒，决不容其迁延坐大”。[79]

3月9日，第二十一师师长刘雨卿到达台北，向陈仪报到。同日下午，其所属438团到达基隆。3月10日，发布戒严令，开始搜捕、清乡。陈仪电令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凡属主谋及暴徒首领，一律逮捕讯办。限三日内完成具报。”[80]11日，陈仪电告蒋介石，“肃奸工作即应逐步推进”。12日，电令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肃清奸伪分子，以绝后患。”13日凌晨，陈仪决定“开始行动”，“与二二八事件有关的嫌疑人士，不问姓名，当场枪决”。[81]刀锋所向，首先指向对政府当局多有批评的新闻界。《人民导报》社长宋斐如，《民报》社长林茂生，《自由报》社长王添灯，《新生报》总经理阮朝日、日文版总编辑吴金练、嘉义分社主任苏宪章，《大明报》社长艾璐生（外省人）以及律师林瑞端、医学博士施江南等陆续被捕杀。有记载说：“斯时，每夜均有满叠尸体的卡车数辆，来往于台北—淡水或基隆间。3月底，基隆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从海中漂上岸来的尸体。有的尸亲围坐而哭，有的则无人认殓，任其腐烂。”[82]与此同时，台湾各地开始清乡。至5月16日，清乡结束，解除戒严。其间，又发生过许多不幸事件。李翼中说：

1947年3月14日在南京出版的《建设日报》，对陈仪多有指责之辞。

国军廿一师陆续抵基隆，分向各县市进发，陈仪明令解散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又广播宣布戒严要旨，于是警察大队别动队于各地严密搜集参与事变之徒，即名流硕望、青年学生亦不能幸免，系狱或逃匿者不胜算。中等以上学生，以曾参与维持治安，皆畏罪逃窜遍山谷，家人问生死，觅尸首，奔走骇汗，啜泣闾巷。陈仪又大举清乡，更不免株连诬告或涉嫌而遭鞠讯，被其祸者前后无虑数万人，台人均慑气吞声，唯恐祸之将至。[83]

关于二二八事件中台湾本省人的死伤人数也向无精确统计。李翼中所说“被其祸者前后无虑数万人”应该包括死伤、被捕、被杀、逃匿、流亡、恐慌等各种情况在内，是一种笼统的说法。至于死亡人数，有夸张至10万人，甚至20万人者，但根据“行政院”成立的财团法人二二八基金会的补偿记录（2004年1月2日）：计本省人死亡673人，失踪174人，其他羁押、徒刑、伤残、健康名誉、财务损失，共1237人，合计为2084人，这应是比较可靠的数字。[84]其中，除任意殴杀外省人、抢劫外省人财物的暴徒应予依法惩治外，自然会有不少冤捕、冤杀、滥捕、滥杀的情况。

二二八事件后出现的冤捕、冤杀、滥捕、滥杀的情况显然并不符合蒋介石的“怀柔”方针。3月12日，蒋介石得悉军队到台后，“警察及警备部军士即施行报复手段，殴打及拘捕暴徒，台民恐慌异常”等情况后，立即批示同意侍从室所拟意见：“饬陈总司令切实制止报复行为。”13日，又得悉刘雨卿所部到台后，使用仅在内地流通的法币，引起商民恶感，蒋介石也立即批示同意侍从室意见，“饬刘师长纠正，通令所属严守纪律，以争取民众”。[85]同日，蒋介石并亲笔手书，以极为严厉的口吻指示陈仪：“请兄负责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令论罪。”[86]陈仪曾将蒋的命令转达各有关方面。这以后，事变迅速平定。据统计，清乡过程中，击毙43人，俘虏585人，自新3022人。[87]可见，并未出现大肆杀戮的状况。

14日，蒋介石得知台中、嘉义、台东等地的县市长均已复职办公，这使他感到，“新复之地与边省，全靠兵力维持”。[88]但是，他仍然担心军队扰民。3月19日，蒋介石又致电白崇禧，要他转命刘雨卿，在追击“残匪”的过程中，“应特别注重军纪，万不可拾取民间一草一木。故军队补给必须充分周到，勿使官兵藉口败坏纪律”。[89]自然，愿望是善良的，然而，国民党的军队并非是一支令行禁止、奉命惟谨的有良好素质的军队，蒋介石的这些指示和命令不可能得到认真的贯彻。

前文已述，二二八事件既是台湾人民的抗暴运动，同时又是无理智的骚乱，其中还有在外国势力影响和操纵下少数人的“独立”和“托管”活动，三者交错混杂。在台湾各地普遍发生殴杀外省人，并且夺械暴动的情况下，为了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南京国民政府出动少量武装力量有其必要。但是，由于蒋介石既坚决反共，又坚决反对台湾独立——早在事件发生前，蒋介石就指示陈仪：“据报，共党分子已潜入台湾，渐起作用。此事应严加防制，勿令有一个细胞遗祸将来。台省不比内地，军政长官自可权宜处置也。”[90]自然，陈仪等人以“反共”和“反台独”名义而采取的各项举措都易于得到蒋介石的支持。所以在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虽然迅速确定“现时惟有怀柔”，并且先后派白崇禧、魏道明到台湾贯彻这一政策，以“宽大”为要旨，但是，他对陈仪函电中所一再流露出来的强力镇压、制裁的意见并未驳正，事实上采取默认态度，而且对赴台军队的行动方针、任务、纪律缺乏严格而明确的规定，及至军队抵台，出现陈仪滥施捕杀、“台民恐慌”等问题后，蒋介石才下令制止，但猛虎出笼，错误已经铸成，纠正无及了。

蒋介石反对用原子弹袭击中国大陆

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一直念念不忘反攻大陆。其间，美国人曾考虑用原子弹袭击中国大陆，但蒋介石反对。1955年，美国试验威力较小的“战术核武器”成功，蒋介石一度考虑过是否使用此种武器，但最终仍持反对态度。

一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杜鲁门考虑使用原子弹

蒋介石1950年12月1日日记云：“杜鲁门与美国朝野主张对中共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由于朝鲜人民军的军事实力大大超过韩国部队，因此三天后即攻入韩国首都汉城，并且节节胜利，进抵朝鲜半岛南部的釜山附近。但是，9月15日，美军出奇制胜，在半岛中部的仁川登陆，战局顿时改观。10月19日，美军占领朝鲜首都平壤。

同日夜，中国人民志愿军25万人受命入朝。25日，志愿军一面在东线阻击敌军，一面集中兵力于西线，与敌作战，至11月6日，将美军和韩国军队赶到清川江以南。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原想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至此落空。11月25日、27日，志愿军先后在西线和东线发起攻击，美军受到沉重打击。麦克阿瑟惊呼：“投入北朝鲜的中国军队是大量的，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我们所面临的是一场全新的战争”。[91]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联合国的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应付军事局势”。记者问他，“任何必要的步骤”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杜鲁门回答说：“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它。”[92]

1950年7月31日，麦克阿瑟赴台湾与蒋介石会面，蒋介石亲往松山机场迎候。二人合影后互相签名留念。

显然，蒋介石12月1日的日记针对前一天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而发。“应设法打破之”，表明蒋介石不仅反对美国对中共使用原子弹，而且要采取某种行动。

蒋介石完全支持当时位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韩国政府。6月26日，即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立即召集会议，讨论出兵援韩问题。

29日，他决定出兵三师，并派顾维钧向美国政府交涉。后来，又曾多次向美国表示，坚决支持“韩战”。12月1日，他曾托人转告美军统帅麦克阿瑟：“韩战挫折甚念，如需中国尽力之处，无不竭诚效劳，愿共成败。”[93]但是，他一听到杜鲁门有用原子弹对付中共的“考虑”，还是坚决反对。其原因，据蒋日记自述，是因为觉得此法“不能生效，因其总祸根乃在俄国也”。

二　蒋介石计划反攻大陆，美国空军方面向蒋介石表示，可以出借原子弹

1954年10月20日，蒋介石日记云：

召见叔明，详询其美空军部计划处长提议，可向美国借给原子武器之申请事，此或为其空军部之授意，而其政府尚无此意乎？对反攻在国内战场，如非万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对于民心将有不利之影响，应特别注意研究。

叔明，指王叔铭（1905—1998），山东诸城人，中国空军创始人之一。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转入广东军事航空学校学习飞行。1936年任中央航空学校洛阳分校主任。1941年任“中美混合航空联队（即飞虎队）”参谋长，参加多次空战。1944年获美国嘉禾勋章。1946年任空军副总司令兼空军参谋长。1950年4月任台湾防空司令部司令。1952年升任空军总司令部总司令。由于他和美国空军之间长期而深厚的关系，因此美国有关方面选择他作为与蒋介石之间的传言人。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一直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他原是京剧（原称平剧）的热烈爱好者，但却在1950年1月10日发誓云：如不收复北平，此生不再观赏平剧。蒋深知，自己初退台湾，立足未稳，完全不具备反攻大陆的条件。因此，他在1951年《大事预定表》中强调，准备未完，切勿反攻；无充分把握，决不反攻；时机未成熟，亦不反攻。同年7月2日，他与胡宗南谈话，要胡到浙江进行游击战争，企图从海上对大陆进行骚扰。直到1952年5月28日，他才和时任参谋总长的周至柔讨论“登陆反攻”事项，认为要反攻大陆，必须首先选择“滩头据点”，蒋介石当时选择的据点是福州。同年6月，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克拉克告诉周至柔，依照美国现行政策，美台双方只能各自制订作战计划，而不能共同制订“联合计划”。7月9日，蒋介石决定“第一期反攻战略”，其内容为：甲、蒋军单独反攻，则先占福州、厦门，再向浙赣路与粤北、浙南分途前进。乙、与美军共同反攻，则以主力占领广州、韶关，以一部占领厦门，再向闽北、赣南前进。丙、主力由韩国进入中国东北，占领平津。他计划于1953年反攻大陆，开辟“韩战第二战场”。[94]

1953年初，蒋介石预定当年大事，其第17条即为“反攻兵力与军费之准备”，蒋计划在当时台湾现有的30个师之外，新编20师至30个师，2个至3个伞兵师。5月31日，蒋指定周至柔制订反攻大陆方案，这一计划后来被称为《光字计划》。蒋原来计划以五年时间“完成复国”，至此，他将计划延长至10年至15年。

同年，蒋介石提出“雷州半岛”方案。蒋的如意算盘是，由韩国经台湾以至越南，形成半月形的战线，12月13日，蒋介石得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即将访问台湾，准备的谈话要点之一即是——“越南反攻与中国反攻大陆同时进行之重要”。[95]当时，蒋介石想象美苏必战，其时间不会超过1955年。因此，他将反攻准备定到1955年为止。

蒋介石要反攻大陆，首先必须解除美国的所谓“台湾中立化”的束缚。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曾宣布，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阻止从中国大陆对台湾和从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将台湾海峡“中立化”。美国的这一决定既反对大陆解放军跨海进军台湾，也反对台湾蒋军跨海进攻大陆，对海峡两岸都有限制。1953年2月2日，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第七舰队不再干涉蒋军袭击中国大陆，“放蒋出笼”，蒋介石很高兴，认为“正合吾意”。[96]

1953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台湾。图为蒋介石、宋美龄与尼克松合影。

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还必须争取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1954年初，他制订“开计划”（K计划），争取美国援助的武器有：

海军驱逐舰6艘；

喷射式F86式战机2大队，F84式战机2大队；

新式雷达。

该计划同时要求：1.以苏联接济中国的武器数量为准；2.币制基金现款5亿美元；3.每年作战经费3亿美元；4.经济援助1.2亿美元。

美国人在很长时期内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不感兴趣，认为这只是蒋的梦想，“除非有一个瓶子的神仙发现，否则绝无可能”[97]。因此，对蒋军事援助也不很积极。蒋介石曾在1951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抱怨，美国应允的1951年军援计划7000万美元，至今“一物未到”。12月31日日记称，美国运到台湾的军援武器只占其应允总数的不到32%。

对于蒋介石所要求的新式喷气战机，美国人担心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要求蒋介石保证，不得采取对大陆的攻击性行动，以免将美国拖入战争，在此之前，停止或暂缓向台湾交付飞机。1953年7月12日，蒋介石甚至咬牙切齿地在日记中表示：“再不要幻想美国援助我反攻复国。该国之政策与诺言绝不能信赖，其幼稚、冲动、反复无常之教训，如果自无主张与实力，若与之合作，只有被其陷害与牺牲而已。”[98]

到了1954年，美国人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的冷漠逐渐出现转变迹象。当年2月，台湾与美方召开“共同防卫台湾作战会议”，4月，蒋军与美军在台湾南部共同举行“联合大演习”，14日，蒋介石邀请美国军方高级将领普尔少将等人聚餐，参加者一致表示，愿随蒋介石“并肩反攻大陆”。同年5月7日，越南人民军解放奠边府，全歼法军1.6万多人，俘虏法国守军司令德卡特莱少将，法国和美国政府都大为震动。

9月3日，海峡两岸发生炮战，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厦门向金门发炮6000余发，击毙美军在金门的顾问2人。7日，台湾蒋军出动海空军攻击解放军炮兵阵地。10月11日，蒋介石致函艾森豪威尔，认为如果苏联首先使用氢弹，先发制人，则“氢弹一落，全世界人心震惊，其必同时萎缩、昏迷，不知所至，更不知如何能图报复”。因此，他建议美国，“不如助我反攻大陆，使敌人专致力于此，而无暇顾及其他，是为长期消耗敌力，陷入泥淖，不能自拔之一法”。[99]美国空军部计划处向蒋介石提议，只要蒋申请，即可出借原子弹供反攻大陆之用，显然与这一背景有关。

蒋介石当然知道原子弹的厉害，也知道此物对他反攻大陆会很有用，但他更清楚，此物“使用”不得，一旦使用，“对于民心将有不利之影响”。

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蒋介石虽然是个反共的政治家，但是，他懂得争取“民心”的重要。一旦他向美国人借用原子弹，那么，不仅反攻大陆不会成功，而且，他将永远成为民族的罪人了。

三　使用“战术核武器”？

1955年5月，美国在内华达州试验战术核武器成功。这种核武器当量小，可以用280毫米口径的大炮发射，因此，威力较低，用于小规模战争或局部战争，目的在于摧毁敌方指挥所、集结的部队、作战工事和机场、港口等。1958年8月，解放军福建部队猛烈炮击金门。同年10月2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应邀访问台湾，企图说服蒋介石承诺不以武力打回大陆。22日，杜勒斯声称，要摧毁金门对岸的中共数百门大炮，只有使用核武器。他问蒋：是否要求美国动用核武器？蒋介石答称：或许可以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杜勒斯立即吓唬蒋介石说，其落尘会杀死20万中国人和金门岛上所有的人，苏联并有可能参战。蒋当即表示：如果这将引起世界大战，他不会要求使用核武器。[100]23日，蒋杜再次会谈，蒋介石要求美国二者择一：“予我以原子重炮，毁灭其炮兵阵地，否则由我空军轰炸其运输线也。”[101]蒋的用意在以进为退，逼使美国同意他的后一方案。1964年4月，美国国务卿鲁斯克（Rusk）访问台湾，对蒋介石称：“今后再不会有韩战作战方式，将以原子弹解决战争。”蒋介石日记云：“不知其用意何指，其谁欺乎？可笑！”[102]据有关资料报道，当时，鲁斯克询问蒋介石，在反攻大陆时，使用原子弹如何？蒋称：美国有多种先进武器，没有必要使用原子弹。如果使用原子弹，受损失的将不只是中共及其军队，对环境污染太大，“光复大陆”成功后不易处理。[103]1968年12月，鲁斯克再次到台湾访问，蒋介石和他商谈反攻大陆问题，希望得到美国支持。鲁斯克表示：美国人不想在一场反对中国的常规战争中流血。蒋介石立即愤怒地表示：“你们永远不应设想以核武器对付中国。”[104]

1963年，蒋介石视察金门。

国民党迁台与蒋介石的反省

1949年，蒋介石决定将国民党及政府机构迁移台湾，自此，台湾历史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蒋介石做出这一决定，有一个逐渐酝酿并成熟的过程。

一　蒋介石与台湾的因缘

1894年，清政府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失败。次年，订立《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当年，蒋介石9岁。1918年8月18日，蒋介石自香港赴上海，船经基隆，想起昔日清政府割台的历史，感慨不已。他虽想上岸游览，但台湾已是日本属地，自然不能如愿。所见所闻，无非日人日语，更加感叹不置。[105]

蒋介石踏上台湾土地，时在抗战胜利，中国收回台湾之后。1946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一周年。此时，国共两党正处于艰难的战后谈判中。21日上午，蒋介石匆匆忙忙地接见周恩来、张君劢、胡政之等人，下午即与宋美龄相偕飞抵台北，乘车直驶草山温泉。22日，在圆山忠烈祠祭祀革命先烈及抗战死难军民。23日，飞台中，经雾峰、草屯子、埔里等地，抵达日月潭，沿途受到台湾民众热烈欢迎，蒋介石也觉得能在抗战胜利后见到“台胞”，感到高兴和安慰。他和宋美龄住宿涵碧楼。湖水之绿、山色之秀，都使蒋介石叹为“佳绝”，认为是平生理想的休养胜地。24日，蒋介石离开台中，市民与学生列队欢送，长达十余里。25日，适逢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台湾各界在台北举行纪念光复及欢迎蒋氏夫妇大会。自中山桥至中山堂广场，十余里长的马路两侧，也排满了“狂呼欢跃”的人群，使蒋介石的内心受到巨大的冲击，自觉40年的革命奋斗，8年与日本的恶战，终于得到报偿。会上，蒋介石致辞称：“国父倡导国民革命，即以光复台湾为革命主要目标之一。”“到了民国三十二年，我亲赴开罗与英美领袖举行三国会议，决定日本‘由中国所夺取之土地，如台湾、澎湖群岛及东北四省等归还中国’，至此我们失去了五十年的台湾，已经确定为我们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去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我国即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接受失土的工作。去年今日，就是台湾省正式归隶我国版图的一日。”他宣称：“中央爱护台湾，远胜于全国其他任何一省”，号召台湾人民，“今后更应刻苦努力，团结合作，扩展先烈爱国革命的精神与毅力，同心一德地来建设新台湾，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106]词毕，台湾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代表全省同胞宣读致敬词，向蒋及宋美龄分别赠送“功昭寰宇”和“德溥蓬莱”的锦旗。10月27日，蒋介石、宋美龄飞返上海。

蒋介石此次台湾之行，除了对台湾民众给予他的热烈欢迎印象深刻之外，突出地感到：一、台湾的日本风习很深，可见日本人“经营久远之心计”，但这均已成过去；二、台湾尚无中共细胞，可算一片“干净土”，应该珍重建设，使之成为“全国模范省”。[107]

1947年2月底，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3月5日，蒋介石派陆军第21师赴台震慑，指示其师长：“宽大处理，整饬军纪，收揽人心。”6日，指示陈仪“政治上可以退让，尽可能采纳民意”。7日，确定以“怀柔”为总的处理原则。[108]3月17日，蒋介石派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宣抚，同时在对台湾民众的广播演讲词中宣称：将在“确保国家立场及采纳台胞真正民意之下谋合理解决”。他宣布恢复地方政治常态办法六条：1.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省府委员及厅、处、局长人选尽量容纳地方人士参加。2.台湾省各县市长提前民选。3.县市长选举前由省政府委员会依法任用，并尽量登用本省人士。4.政府或事业机关中同一职务或官阶者，无论本省或外省人员，待遇一律平等。5.民营工业之公营范围尽量缩小。6.采纳地方意见，修正或废止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现行的政治经济政策。蒋介石并同时宣布，参与此次事变的有关人员“除共党煽惑暴动者外”，一律从宽免究。[109]5月，蒋介石任命外交家、文官魏道明为首任台湾省主席，继续贯彻其“怀柔”政策。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台湾社会逐渐安定。蒋介石迁台后，为了化解二二八事件在台湾人民记忆中留下的伤痕，专门于1950年1月28日约见黄朝琴等人，要他们对台湾本地人民“宽容谦爱，消弭芥蒂”。[110]此是后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后，1945年10月25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台湾对日本的受降典礼”。翌年8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颁布命令，明订10月25日为“台湾光复节”，“台湾光复”一词自此被各界大量运用。图为位于重庆南山抗战遗址博物馆内的台湾光复纪念碑。

二　蒋介石在内战中频频失败，目光转向台湾

进入1948年，蒋介石的目光更多地转向台湾。

1月3日，新年伊始，蒋介石就召见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商讨台湾的经济与财政问题。3月8日，蒋介石下令将台湾的保安旅改为警备旅。

6月14日，蒋介石思考与中共作战的形势，认为抗战时期，以中国的西北与西南作为根据地，而现在是“剿匪”与“国际战争”时代，其核心堡垒应该是“江、浙、闽、台”。他在日记中表示，应该为此制订一项整个的通盘计划，“有以急图之”。蒋介石这一天的日记表明，他在东北、华北、华中连遭军事失败之后，不得不将反共根据地建立于东南沿海了。11月24日，他与蒋经国谈时局，深感党、政、军干部自私、无能、散漫、腐败，已经不可救药，如欲复兴民族，重振旗鼓，必须舍弃现有基础，“缩小范围”，另外选择一个“单纯环境”，进行根本改造，另起炉灶。蒋介石与蒋经国的这次谈话表明，他对当时国民党的组织、政权、军队都已经完全失望，所谓“缩小范围”，“单纯环境”，云云，显然指的就是台湾。

在此期间，蒋介石开始悄悄地向台湾转移实力。11月24日，蒋介石将原驻湖南衡阳的葛先才部调驻台湾。30日，决定将海、空、联勤各部迁粤，将陆军大学和机械化部队迁台。12月4日，决定将原驻广东的第154师调台。12月9日，决定修建金门、马祖要塞。这一切，都是为了加强台湾的军事实力。

1948年冬天东北惨败后的蒋介石，与副总统李宗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左一）及远东共同安全署特别代表艾伦·格里芬（右一）。

同时，蒋介石也在考虑更动台湾的党政人选。12月25日，蒋介石考虑调翁文灏为台湾省主席，以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但是，二人都是文职官员，似乎不很理想。所以没过几天，蒋介石又决定以正在台湾养病的陈诚作为台湾省主席。12月29日，蒋介石托魏道明向陈诚转达这一决定，要陈尽速准备。30日，蒋介石邀请黄埔军校毕业生聚餐，征求意见，使蒋想不到的是，第一期的关麟征、胡宗南等都反对此议。蒋很感伤，觉得到了这种时候，自己的这些嫡系子弟还只考虑个人恩怨，绝无悔悟团结之心。黄埔不幸至此，“诚死无葬身之地”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以台湾作为反共堡垒，不可没有经济准备。1948年11月底，蒋介石制订下月《大事预定表》，其第15条即为“中央存款”之处理。同年12月1日午夜，第一批黄金260万两、银元400万块自上海运往台湾。此后，又密令联勤总部预算财务署长吴嵩庆与财政部及中央银行订立“草约”，以“预支军费”的名义，将原来作为金圆券准备金的国库资金全部转运到财务署，分两批运台。1949年5月18日，又由汤恩伯经手，将第四批黄金19.5万两运离大陆。前后四批，总值共约黄金700万两。[111]

多年来，吴稚晖一直是蒋介石的坚定支持者，也是蒋的智囊。12月10日，蒋介石给吴写了一封信，建议他到台湾休养。次年5月7日，又派蒋经国访问在上海的北洋外交元老颜惠庆，动员他迁台，表示将为他准备机票与在台住房。不料颜不仅毫不动心，却反过来为中共宣传，劝蒋经国不必惧共、反共。蒋介石得知后，觉得中共“迷惑人心”，技术真是高明之至！[112]

三　蒋介石进驻台湾，成立总裁办公室

自1948年9月12日起，林彪指挥下的东北野战军连续向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的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历时52天，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辽沈战役于11月2日结束，东北野战军一反常态，立即挥师入关，将守卫华北的傅作义各部分别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等地。一切征象都表明，大局已定，大陆的迅速转手已经确定无疑。12月24日，桂系大将白崇禧自汉口致电在南京的张群和张治中，要他们转告蒋介石，人心、士气、物力，均已不能再战，要求与中共停战言和。30日，白崇禧再发一电，声称“时间迫促，稍纵即逝”，要求蒋“趁早英断”，同日，河南省主席张轸通电，恳请蒋“下野”。

内外交迫，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表示愿意和中共“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团拜后，他约李宗仁谈话，表示自己“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6日，中共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向早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发起进攻，仅4天，就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俘获杜聿明。至此，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军共被歼灭55.5万余人，南京完全暴露在中共部队的攻击矛头之下。同月15日，华北野战军全歼天津守敌13万余人，堵住了傅作义部由海路南撤的通道。19日，傅作义与中共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21日，蒋介石发表“引退”文告，宣布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这时候，蒋介石不能不更多地考虑迁台与建设台湾问题。年初，他规划全年大事，预定了于5月下旬到台湾、福州、厦门等地所做的工作，有督导台湾币制改革、确定预算、台湾施政方针与社会经济政策之实施、树立复兴基地之基础、台湾军政人员之调处与台海空军额之决定等多项，预定6月在台湾或定海督导军事与基本工作进行，7月完成台湾的防务与准备。这一份计划表明，蒋介石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向台湾了。[113]

陈诚是蒋介石多年亲手培养的爱将。1月3日，蒋介石致电陈诚，询问他为何仍不就台湾省主席之职。电称：“若再延滞，则夜长梦多，全盘计划，完全失败。”[114]5日，陈诚仅携带一名随员就职。就职后，陈诚决定继承白崇禧1947年奉命宣慰台湾时的政策，同时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相号召，首先推行“三七五”减租，使佃农生活得到改善，农业生产得到增加。同年12月21日，蒋介石考虑到对美的联络需要，再以吴国桢换下陈诚。

在蒋介石的计划中，不仅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台，而且政府机构也要迁台。3月18日，他开始研究政府机构的迁台手续，并且在日记中写下了“三年生聚，三年教训之方法”等字，说明他已在考虑如何效法同乡的老祖宗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了。4月8日，他预定本星期工作课目，其第九条为台湾与广东币制改革之准备。第十条为台湾设立政府之方式。5月7日，他在日记中表示，极想将台湾建设为“三民主义实现之省区”。但是，六天之后，他又将范围略为扩大，决定以台湾和浙江定海（舟山岛）作为“着手开始之点”，并且召见有关人员，研究定海防务和将其建设为“民生主义实验区”的要旨。[115]18日，蒋介石着手研究台湾未来的财政与军费预算，希望能够制订出一份包括具体方案在内的三年计划。

陈诚与蒋介石同为浙江老乡，深得蒋介石信任，因与蒋介石行事风格相近，故有“小蒋介石”“蒋介石的影子”之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陈诚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图为蒋介石与陈诚合影。

5月25日，蒋介石由位于澎湖列岛的马公飞抵台湾高雄。6月2日决定：“今后应以台湾防务为第一”，应立即召集台湾军事会议，解决兵额编组与部署巡防通信及交通等问题。[116]此时，李宗仁是代总统，蒋介石在行政上已无职务，但是他仍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控制和指挥一切。

6月4日，他考虑建立东南军政督理委员会或监理团，自任主任，同时考虑以陈诚为闽台绥靖主任，由自己代理，并且致电胡适，劝他就任外交部长。此际，原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致函蒋经国，对“总裁”越权指挥空军干部有所不满。蒋介石见函后表示：自己是“革命领袖”，其地位与“总统”名义的存在无关，没有“总统”名义，可以摆脱法律限制，对“革命军队”拥有“绝对无上之权力”，就更应起而积极负责，监理台湾军政，决不从此消极，任其所为，使革命“断种”。12日，他更进一步强烈表示，决不放弃革命领袖的责任与权力，无论对军队，对政府，一定尽监督与指导之责，任何人不得违抗。[117]

《开罗宣言》早已明确承认，台湾将在对日战争胜利后归还中国，但是，由于中共在大陆的巨大而迅速的军事胜利，美国部分政客担心台湾不保，将堕入俄国势力范围，使南太平洋的海岛防线发生缺口，因此，力谋直接出面管理台湾。英国则在背后怂恿，以加强其在香港的统治声势。6月15日，蒋介石在高雄接到宋美龄发自美国的两封信，担心美国有可能强占台湾，承认中共，这使蒋介石突然紧张起来。17日，他与王世杰商谈台湾地位及对美态度，当日未有决定。18日，他决定对美应有坚决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尽我国民天职，决不能交还盟国。”[118]20日，蒋介石得到驻日本东京代表团电陈，盟军总部拟将台湾交盟军总部或联合国暂管。蒋介石立即电示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命他与麦克阿瑟元帅详谈，说明此议“绝对无法接受”，既“违反中国国民心理”，也与“中正本人自开罗会议争回台、澎之一贯努力与立场，根本相反”。[119]

台湾光复后，在陈仪主持下，台湾一直独自发行台币。1948年11月，大陆通货膨胀，台湾受到影响，金融波动，物价腾贵。次年6月15日，陈诚主持的台湾省政府在原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协助下，宣布发行新台币，总额两亿元。新台币5元折合美元1元，旧币4万元折合新台币1元。由于当年6月2日，蒋介石即决定拨付5000万美元作为币制改革基金，有充足的发行准备，因此效果良好，军民生活安定，并为日后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7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设置总裁办公室。下设设计委员会，由蒋任主席，或指定委员一人代表主席，委员为王世杰、俞大维、张道藩、俞鸿钧、吴国桢、雷震等。其下再设党务、政治、经济财政、军事、外交、文化宣传等六组。蒋经国担任党务组副组长，并且另外参加政治、军事两组。蒋介石对该办公室的成立极为重视，后来曾将它与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台湾币制改革并列为“从头做起之初基”。[120]

四　西南梦碎，国民党完全撤出大陆

尽管蒋介石将台湾作为第一防务据点，但是，他仍然想尽力保有大陆的西南地区。5月14日，他确定大陆基地以重庆为主。6月3日，李宗仁在广州召开会议，决定以广州为政府所在地，但为加强战时体制，发挥战时功能，在重庆设立办事处，分地办公。6月1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推荐12人组成非常委员会，蒋介石、李宗仁分任正副主席。

22日，蒋介石决定于7月初赴广州成立非常委员会，并巡视重庆等地。10月12日，李宗仁的广州政府宣布自广州迁往重庆办公。14日，李宗仁飞抵重庆。他感到没有蒋介石，什么事也做不成，于23日致电蒋介石，要求蒋立即飞渝，解决今后军事部署、财政措施以及外交运用等各项问题。26日，李宗仁向刚刚到达重庆的中央非常委员会秘书长洪兰友表示，当前诸多问题均难以决定，四川、西康间人事纠纷、地方问题棘手，希望蒋早日来渝，商量解决办法。27日，李宗仁再次约洪晤谈，表示大局艰危至此，难以肆应，希望总裁早日莅渝。但是，李不愿与蒋共事，又担心蒋到重庆后，自己会被迫劝蒋“复位”，便于11月3日飞往昆明、南宁“巡视”。到昆明后，李宗仁会见云南实力派首领卢汉。卢汉建议，联名向蒋介石发电，建议将政府迁到昆明，待蒋到后，将他扣起来，“一块一块割掉他，以泄心头之愤”。[121]李宗仁发觉卢汉不稳，担心卢可能也会将自己扣起来，向中共献礼，便匆匆离开昆明。14日，飞到广西南宁。其后，胃病复发，便血不止。他便致电阎锡山，声称须在南宁休息数日。

这时，白崇禧认为只有蒋、李合作，才能挽救西南危局，决定促进二人妥协。[122]10月29日，白崇禧自重庆致电蒋介石，要蒋来渝主持大计。11月2日，蒋复电白崇禧表示，目前须部署保卫台湾各种事务，当可于月中到渝。12月4日，白崇禧约蒋的亲信吴忠信面谈，声言情势已达最严重阶段，希望蒋早日来渝领导。他并亲笔写了一封信，请吴专程赴台敦请。白甚至表示，他个人主张李宗仁仍为“代总统”，请蒋复出为“总统”，声明实出自诚意。白还请邱昌渭赴昆明，将谈话经过报告李宗仁。

这一段时期，陈立夫、阎锡山等函电交驰，纷纷表示，“中枢几成无政府状态，上下惶惑，不可终日”。11日，蒋介石征询吴稚晖的意见，吴赞成蒋赴渝，但提出万不可让李宗仁脱卸政治责任。对吴的策划，蒋介石非常赞同。11日，蒋介石决定“顺从众意”，飞渝以尽人事，以“无名义”负责主导，日记云：“明知其不可为，而在我不能不为也。”[123]11月14日，蒋介石飞抵重庆，致电李宗仁，要李即日返渝，共商一切。18日，蒋介石召集党政干部会商时局，他心知与桂系已无法合作，但仍致电白崇禧，嘱其陪同李宗仁返渝。

11月20日，李宗仁自南宁飞赴香港，声称因病将赴美检查，从速施行手术，“决以最经济之时间，致力于体力的恢复，俾今后得以全部精力与我军民共同战斗”。[124]他宣称，治疗期间，“中枢军政”，由阎锡山负责；“总统府”日常公务，由秘书长邱昌渭等负责。同日，白崇禧自南宁返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有关情况。蒋介石反对李宗仁飞港赴美，认为此行有三不妥：第一，这是“临危弃职”；第二，香港当时是英国属地，此行“将置国格于何地！”第三，李对于飞美后的职权并无交代，仍将以“国家元首”的名义赴美，名为养病，实为求援。蒋介石在日记中严厉批评说：“廉耻、国格为其扫地殆尽。”[125]22日，蒋介石约国民党中央常委讨论，决定派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棻为代表，持蒋亲笔函赴港，探访李病，劝其回国。蒋在函中保证，将以“充分权力”交给李宗仁。[126]同日，蒋介石与白崇禧谈话，表示本人此时绝不复职，李宗仁赴海外“有辱国家”，必须克日回渝，在商定对内、对外大计后，未尝不可赞同其出国。[127]

蒋介石原以为中共部队会从陕南进攻川北，因此，在当地布置重兵，但是，他没有想到，毛泽东却命令刘伯承和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采取“大迂回之动作”，首先进攻贵州和四川东南部。11月15日，占领贵阳。次日，占领川东门户彭水，宋希濂所部十万人迅速溃败，二野从南面、东面两个方向进逼重庆。蒋介石不得不急调第十五兵团罗广文兵团到长江南岸的綦江布防，同时命胡宗南部撤守川北，千里转移，将兵力集结于成都地区，又命胡部第一、第三两军火速来渝，并希望胡亲来指挥，与中共进行重庆会战。27日，二野占领綦江，罗广文弃军逃跑。

重庆岌岌可危，蒋介石曾多次想到自杀。11月28日，他在林园的莲亭写下一段感想：

党与国由总理一手创造，由中正一手完成，余爱此党此国，甚于爱子，岂仅视如至宝而已。时至今日，由余养育完成之党国，而由余毁灭之，此境此情，将何以堪！

如果党国果真绝望，则尚有此残躯立足之余地，其将有何面目见世乎！

因此，他想到自杀，蒋介石称之为“殉国”，但是，他转念一想，觉得尚非“绝望”之时，大陆尚有残破之西南，台湾和澎湖仍然完整，只要此身尚在，“党国”可以由此身再造。这样一想，他就决定不“殉国”了。11月29日，阎锡山率“行政院”匆匆忙忙迁至成都办公。同日，二野部队逼近重庆，蒋介石决定在机场住宿。午夜，蒋介石赶赴机场，途中堵塞不堪，蒋介石急不可耐，下车步行，等汽车赶来后再乘车继续前进。当夜，蒋介石就住在“中美”号飞机上。30日晨6时，飞往成都。

在成都，蒋介石临时住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2月1日，阎锡山见蒋，商谈政府驻地及疏散方案。胡宗南也于同日见蒋，述说汽油供应困难，运兵迟缓。蒋介石则鼓励他进驻遂宁，防守内江。蒋介石计划，必要时撤退到西昌。

当时，西南地区国民党尚存兵力五十余师，胡宗南部有三十二师，40万人。这一点兵力当然抵挡不住解放军的庞大兵力。但是，对于“迁台”问题，蒋介石周围也有许多人主张“慎重”，有人担心，美国可能武力占领台湾。蒋介石认为，英美绝不敢有异议。日记称：“如其果用武力干涉，或来侵台，则余必以武力抵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128]

7日，蒋介石任命顾祝同为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为副长官兼参谋长，贺国光为西昌警备总司令，企图固守西南。但是，他也断定西昌不能久守，于7日决定将政府机构迁台，在西昌设大本营，在成都设防卫司令部。同日，蒋介石接见阎锡山，要求他于一日之内完成迁台准备，当晚即由成都飞台。

四川地方实力派头领刘文辉、邓锡侯长期和蒋介石有矛盾，和国民党内的反蒋派李济深、冯玉祥有联系。这时，刘邓二人正在筹划起事，准备脱离国民党阵营。7日，蒋介石派张群到昆明，安抚云南省主席卢汉，要求将政府迁到昆明。同日，蒋介石召刘文辉、邓锡侯谈话，二人托词不来，随即从成都出走。9日，刘、邓与云南的卢汉相继通电起义。卢汉在扣留张群等人后，又致电刘文辉，要刘会同四川将领，扣留蒋介石。在此情况下，胡宗南等纷纷劝蒋迅速回台。下午2时，蒋介石偕蒋经国等步出陆军军官学校，在凤凰山机场登机，返回台北。

胡宗南是蒋介石最信赖的学生，也是他多年精心培植的将领。蒋相信他可以撑持残局，在西南地区“建立起坚强不拔的基础，作为我们大陆反攻的根据地”。[129]不料胡宗南却于12月22日只身飞往海南岛。28日，胡宗南在蒋介石的催迫下飞返西昌，部署作战。1950年1月25日，蒋介石派蒋经国飞赴西昌，勉励胡宗南死守当地。他并告诉胡宗南：“如台湾失陷，我必死于台湾，以尽我职责。”[130]3月27日，第二野战军攻占西昌，胡宗南再次飞往海南岛逃身。4月13日，西昌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全部被歼。

至此，蒋介石西南梦碎，在大陆再无可守之地了。

五　蒋介石的反省

蒋介石是一个爱反省的人。他的日记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就是他的反省记录。一周过了，有《本周反省录》；一月过了，有《本月反省录》；一年过了，也常有《本年反省录》一类的记载。自然，丢掉大陆，对于蒋介石说来，可谓创痛巨深。他有很多反省，也有许多自责，日记中常见“愧悔无地自容”“几无面目见世人”等字样。他甚至有过“遁迹绝世，了此一生”的念头。但是，蒋性格顽强，《反省录》自称，所造罪孽，不能怨天尤人，只能待（戴）罪补过，以求自赎。[131]与此同时，他在台北开办革命实践研究院，调集干部学习，总结经验，蒋介石多次发表演讲，其中也有大量反省、检讨的内容。

1949年3月底，蒋介石在《上月反省录》中表示，要彻底检讨失败原因，拟成条目，以便反省与改革。其条目，自甲至寅，共13条之多（以下简称《反省十三条》），但是，写得很简略，大多数条文只有一句话。1951、1952、1953年几年中，蒋介石逐月审读1944年至1948年的日记，不时写下心得。1951年10月，他审阅1947年6、7两月的日记后，决定将此期间的日记秘密印刷，分赠部属，共同研讨过去的得失。同年12月25日，他要蒋经国研读自己1945年的日记，认为其经历教训，比之读任何历史为有益。1952年12月6日，蒋介石再次决定将1944年的日记先行付印，供干部研究。

研究蒋介石的《反省十三条》，综合考察蒋迁台前后的其他日记与文章，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反省大致可分八个方面：

反省之一，是外交失败。蒋介石认为这是“最大之近因”。在蒋看来，世界上只有强权，毫无信义。苏联外交反复无常，毒辣残忍；美国有头无尾，轻诺寡信；英国阴险狡诈，唯利是图。自己不加区别，均以“信义”对之，焉能不败。[132]1946年3月，苏联乘马歇尔返美述职之际，向国民政府提出，愿出面调解国共纠纷，在东北与中国经济合作。当时，蒋介石坚拒不理。迁台后，蒋介石检阅当年外交记录，认为此举殊为失策。当时应不顾美国，以自主精神与苏联谈判，解决问题。这样做，可使美国有所顾忌，而不敢轻易怠慢中国。他将此视为不能不反省的“最大之教训”。1951年，蒋介石检阅1945年11月日记，认为苏联、美国均是一丘之貉，如果仅据文字、语言及表面现象，即将某国视为诚意可信的友邦，将是“傻中之傻”。[133]1952年11月，他阅读1944年7月以后的日记，认为外交只有强权，弱肉只有等待被吃。[134]

马歇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执行人，因此，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指责马歇尔“误美害华之罪”，称马歇尔为灭亡中国的“祸首”。1949年1月底，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就认为，他的“革命剿匪”任务之所以失败，其原因不在中共，不在“俄史”，而在于“美马”的“冥顽不灵”。他批评自己外交运用无方，过分相信美国，因此应该引咎自责。迁台后，他总结既往教训，觉得只剩下这“弹丸一片干净土”了，自誓从此再也不能因幻想美援而接受美国人的“愚妄”要求了。

反省之二，是军事崩溃。1949年10月，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中曾称：“我们今天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其原因，据他说，在于军事制度，如教育制度、人事制度、经理制度等未能“健全的建立起来”。[135]他列举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缺点共8条，军队的弱点与缺点达16种之多。12月12日，蒋介石演讲继称：“军队里面不仅精神丧失，而且纪律荡然”，“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于不顾”，“在还没有和敌人接触的时候，他心中早就有了一个腹案，就是怎样脱离战场，从那一条路逃到那一个偏僻安全的地点，苟全性命。”[136]1950年1月，蒋介石演讲又称，认为军队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建立军队监察制度”，“政工人事不健全”，“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137]

关于军事战略与指挥，《反省十三条》没有涉及。1951年8月7日，蒋在日记中谈到：1945年11月，蒋介石鉴于苏军阻挠，中国军队接收困难，曾主张东北问题暂时搁置，将开到东北的五个军调到华北，首先解决关内的中共军队，先安关内，再图东北，由近及远。但是，由于马歇尔出面调处，蒋介石相信外援，将大量精锐部队开入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陷入舍本逐末之误。[138]

反省之三，是党内分裂，纪律扫地，组织松懈。蒋认为这是革命失败的“总因”。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陈诚为书记长，此后，三青团与陈立夫掌握的国民党系统的矛盾逐渐尖锐。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宣布党团合并，但双方的矛盾并未消除。蒋介石认为，陈立夫想借合并之机消灭三青团势力，并在国大代表等选举中把持包揽，扩大了矛盾。1948年5月，蒋介石曾慨叹党内纠纷日甚一日，裂痕无法弥缝，自感此为生平“最大过失”。他设想今后或者停止各级党部活动，彻底改组；或者听任各派自动组党，分道扬镳。[139]迁台后，他曾力主将国民党的性质定位为“革命政党”，而不是“纯粹民主政党”，甚至主张将县、市以下基层党部改为秘密组织。[140]当时，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上有四百余人，人多，纠纷也多，蒋介石因此倾向于将国民党彻底解散、重新组党。[141]1950年，蒋介石在《反省录》中声称，革命失败，其起因在于党务内部的分裂，以致影响到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等各方面的纷乱与崩溃。1月9日，他列举改造国民党的理由，认为“民国败亡，人民沉沦，主义不行，共匪叛乱，均应由本党负责”，次日，他更直指“派系倾轧，人事纠纷”是革命失败的首因。2月2日，他在日记中表示，革命事业以党为基础，多年来，自己专力于军事与政治，将“党事”委之他人，结果在人事、组训等方面都毫无基础，以致败亡既速且惨，今后不能不“以党事为先”。[142]

桂系是国民党的重要军事派系，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政治派系，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和桂系的“逼宫”紧密相关。蒋介石迁台后，对桂系仍恨之入骨，称之为“广西子”。他批评李宗仁与白崇禧“害国害民”“伪言伪行”“无廉无耻”。1950年4月2日，蒋介石约白崇禧等聚餐，谈笑言欢之际，内心想的却是，彼虽表示归诚，但完全无法相信。1952年，他批阅1948年4月至5月之间的日记，认为桂系当时声势浩大，压倒一切，所造成的“党内斗争”形势，较之中共的“围攻”还要险恶。[143]

1950年3月，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时还曾谈到，由于组织不严，因此被中共渗透到内部，盗窃机密，制造谣言，“以致我们几百万部队，并未经过一个剧烈的战斗，就为敌人所瓦解”。[144]

反省之四，是经济、金融政策的失败，蒋认为这是军事崩溃的“总因”。1950年3月，蒋介石检讨失败因素，认为“财政为第一”。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期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曾经按照国际惯例，大量抛售国库中的黄金。对此，蒋介石始终认为此举属于宋子文“误国”中的最大过错。[145]1952年10月，他撰写讲稿，对于是否要如实记录此事，颇费踌躇，但最后仍然决定“实录”，其理由是：宋子文害国败党，私心自用的“罪过”太多，“以此为最”。[146]到了1955年，他回忆过去，仍然认为“误用宋子文一人”，其结果是招致政治、经济、外交的全盘失败。[147]

反省之五，是抗战胜利之后，选择实行民主宪政的时期、制度，以及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等，都动摇“剿匪之基本”，与“剿匪对共政策”背道而驰。因此，他强烈感到，错学了美国民主。

抗战胜利后，美国介入中国内政，派马歇尔出使中国，调解国共纠纷。当时，马歇尔按照美国模式，要求国民党改变一党专政制度，开放政权，成立联合政府。为了满足美国人的这些要求，蒋介石于1946年召开有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1948年相继召开“制宪国大”与“行宪国大”，通过《中华民国宪法》，选举总统与副总统。早在1948年5月，翁文灏因组阁与立法委员意见分歧，彼此攻击，蒋介石就判定“民主制度”危害国家。[148]同年9月17日，立法院要求增加公教人员工资，他为此烦闷苦恼，感到中国“未及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以致党员如脱缰之马，不可收拾。[149]1949年9月8日，蒋介石与人谈往事，觉得民主、宪政、国民大会等一套做法“到处束缚军政”，以致无法“剿匪”。他心有余愤地表示：“所谓民主与宪政，其害国之大，竟如此也，诚悔莫及矣。”[150]在蒋介石看来，听美国人的话，实行“民主”与“联共”，是促使国民党政权崩溃的重要原因。

反省之六，是本身的骄矜、愤懑、自恃、忙迫，不能澹静虚心，全凭主观行事。蒋介石认为这也是失败的“总因”。1949年5月27日，蒋介石自我反省，认为一生大病是“轻浮躁急”。1951年12月8日，他反省自己，一生重视科学，却总不能实践“科学之精神”。1955年10月3日，他批评自己个性太强，凡大小政策，无不自信自决，以致无人进言，不能集思广益，折中至当。[151]其例证之一就是，西安事变中，自己误信中共“亦是国人与同胞”，“召其抗战”，擅自独断，而未能谋之于众，以致铸成大错。在他的《反省十三条》中，其第九条为：不研究、不学术（习）、不注重客观，也可视为对自身的批评。1950年3月，他在演讲中赞美中共“办事、治军、作战，的确是本着科学的原则，采用科学的方法”。他并提出，所谓“科学的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精益求精”。[152]1952年8月13日，他检讨自己，在军事指挥上，对客观的研究，不能求深求实，因此也就不能做出“科学决策”。[153]

1950年10月25日蒋介石所书四箴，分别为：养天自乐箴，法天自强箴，事天自安箴，畏天自修箴。

在用人问题上，蒋介石觉得自己过于“宽大”“宽容”。1951年，他重校1933年的《事略稿本》，批评自己“对人不校”“用人无方”。

李济深、陈铭枢、白崇禧、李宗仁等“背党叛国”不止一次，但自己不问恩怨，不念旧恶，重用如故，不仅是奖恶，而且是自杀，是“误国”，表示对“叛徒”，应“杀无赦”。[154]

反省之七，是干部制度不立，干部腐化自私。抗战胜利后，大批党政干部从内地到沦陷区，竞相以接收敌伪物资为名，疯狂地掠夺财富，特别是“票子、房子、车子、条子（金条）、女子”，当时有“五子登科”之称，惹得民怨沸腾，广泛流传“盼中央，想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一类歌谣。1949年5月19日，蒋介石反思当时的“接收”工作，批评党政干部皆为物质所诱，造成自私自利之恶习颓风，而其原因，则在于本人事前未有充分之准备，未对干部作严格之监督与准备。因此，“实由余应负其责”。次日，更进一步自认，干部误国，其原因在于本人管教不严，制度不立，以致抗战甫胜即败。1952年7月底，他反省为中共所败的原因，认为其一是军政与社会组织空虚，干部腐化，丧失志节，最后一年，几乎没有一个干部能够效命奋斗。[155]

蒋介石《反省十三条》的最后一条是，未能“宣传”社会经济政策与民生主义。蒋认为这是“唯一之致命伤”。1949年2月3日，蒋介石回奉化，游览城乡，发觉当地乡村四十年来毫无改革，痛感当政二十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因此，他在日记中表示，此后要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尚不算晚。[156]3月9日，他开始设计土地制度的实施方案，在预定4月份的大事时，特别将拟定“实行民生主义之方案”列为内容之一。5月8日，他在日记中表示，非常希望对三民主义的实施方案再加一番研讨，并以台湾和浙江定海作为实验区。次日，他表示要对党政制度、军队生活、社会政策提出具体方案，希望既能“制裁共产”，又能“比肩英美”。很快，13日的日记中就出现了计口授粮，积极开垦，分配每人工作，不许有一无业游民、二五减租，保障佃户，施行利得税、遗产税，推广合作事业，筹办社会保险，推进劳工福利以及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具体方案”。后来，又加上工人与士兵保险制之实行、土地债券与限地制度等内容。从这一天起，蒋介石连续三天研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6月底，他在写完《上月反省录》之后，特别写了一段补充意见，题为《政治经济革新案》，提醒自己注意如何确立以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为基础的“政治体制与经济政策”。10月19日，蒋介石研究军队战胜的基本条件，列出的条目有：提高人民生活，实行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压迫专制，反对侵略，反对汉奸，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行民生主义而战。12月下旬，他将成立“民生主义实践研究会”列为预定工作课目。1950年1月3日，他决定开展“社会经济运动”，其内容为兵农合一、三七五减租，限期耕者有田。2月19日，他制订当年《大事表》，其第十七条为“社会性的民生主义政策”，其内容中有醒目的两句话：劳动有食、耕者有田。

“引退”后的蒋介石去台湾前，专程前往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镇。

蒋介石反省涉及的其他方面还有：无组织、无宣传、无监察、无赏罚；无秘密、无侦察；不科学、不前进；无策略、无轻重（无重点，无中心）等，不赘述。

六　正确或不正确的反省都深刻影响了台湾历史的发展进程

蒋介石迁台前后的反省有正确部分，也有错误或肤浅的部分。其《反省十三条》最后一条，检讨在大陆期间未能“宣传”社会经济政策和民生主义，这一条触及了问题的实质，但是说得太轻飘了。其实，不是未能“宣传”，而是未能实行的问题，国民党在其执政期间，没有解决中国人民的“民生”，特别是广大贫苦农民的生存、温饱和获得土地的要求，才是其失败的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还在1947年8月，蒋介石在研究英国、美国和苏联社会之后，曾经写过一段《杂录》，中云：“我国为历史上最长于吸收之民族，具自新自强之美德。今日必须发扬此一美德。舍英、美之保守与强权政治，而采取其民主，矫正苏俄之专制，实现民生主义，以第三种力量树立于远东，尽我对世界之使命。”[157]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应该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可惜，他当时空有其认识，而未能付之实行。1949年9月13日，他在成都演讲称：“我们今天真正要造福于农民，就惟有彻底实现二五减租。这是我们实行民生主义的第一步，也是我们反共的最后、最有效的武器。”[158]这时候，大半个中国已经转手，蒋介石提出“造福农民”，幻想以二五减租作为其反共的“最后、最有效的武器”，这真有点像俗话所说“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了。不过，他的这一认识对他治台方略的形成还是有益的。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另一原因是长期坚持个人独裁，这既违背世界潮流，又丧失民心，尤其是知识分子之心，其结果是使国民党的躯体日渐腐朽，百病丛生而无药可治。但是，蒋介石却因战后国民大会选举及召开中出现的种种“乱象”，而错误地视“民主”“宪政”为祸国之道，觉得民主反而不如专制、独裁好，这就是对历史经验做出的错误总结了。

1949年6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他要用新精神、新制度、新行动来迎接新历史、新时代、新生命、新使命，奠定新基础，完成新任务。1950年元旦，他又以前人格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自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自勉。但是，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人们在创造新一页历史的时候，不可能离开既往历史的影响，更离不开对既往历史的认识与科学总结。人们可以看到，蒋介石的上述正确或不正确的反省都深刻地影响着此后一段时期台湾历史的发展进程。有些反省起了好作用，有些则仍如噩梦一样，在纠缠着、牵累着历史新一页的展开。

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

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录，有文字和口述两种类型。文字型主要有四种：1.由蒋经国修改定名的《西安事变反省录》；2.《杂忆随感漫录》中的有关章节；3.《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4.《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口述型有两种：1.唐德刚的访谈录；2.张之宇、张之丙姐妹的访谈录。以上六种回忆录分别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今年7月，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阅读了新近开放的张学良档案，本文将以之为据，阐述张学良上述回忆录的产生经过，同时探讨张学良这一时期的思想状态及其变化经纬。

一　张学良奉命回忆

西安事变是近代中国的惊天动地的事件，但是，它的发动者张学良很快就处于被软禁状态，长期保持沉默。张学良就西安事变写回忆，始于1956年11月，完全出于蒋介石的命令。

当时，蒋介石早已退守台湾，正在着手写作《苏俄在中国》一书（实际由陶希圣执笔），企图借此总结和共产党人打交道的经验。1956年11月20日张学良日记云：“老刘前日连夜去台北。今日返，午饭后来余屋，告知我，彼系被‘总统’召见，告他令我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言后又再告刘嘱余要安静。

“老刘”，指负责看守张学良的国民党军统特务队队长刘乙光，是张、蒋之间的联系者。

张学良接到蒋的这一指示后，“百感交集，十分激动，决心不计个人利害，详述前因后果”，但是，他已多年不再回忆此事，不知由何下笔。当日，他曾向刘乙光谈西安事变经过约两小时，谈完又后悔，觉得违背了自己不久前所立“寡言”之誓。这一天晚上，张学良“兴奋过甚，前思后想，反复追思”，一夜未能睡好。

从西安事变送蒋返回南京之日起，张学良已经被蒋介石软禁了近20年。此际，正软禁于高雄西子湾，处于重重看守中，但是，蒋介石对张还是不放心。1956年11月13日，蒋介石单独召见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的读书、身体及年龄，命刘向张宣布蒋的两项禁令：不准收听中共广播；不准同警卫人员接近。张闻听之后，颇有震雷贯耳之感，“反复思维，深自反省”，决意自11月16日起，“寡言，读书，默思”，“死里求生，改头换面，作一番复活功夫”。他对西安事变的回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从此开始了软禁生涯。1946年末，张学良被转移至台湾新竹井上温泉，从此再也未能返回大陆。图为幽居在台湾的张学良。

12月5日，张学良将西安事变回忆录写成，不过，那其实是写给蒋介石的一封长函，首云：“刘乙光同志转下钧示，令良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聆悉之下，百感交集，惶悚无似。良本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所以无任何只字记载存留。而多年来，更不愿自寻烦恼，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事回想，忽闻斯命，准良将此历史大事自白，钦佩钧座之伟大，感激对良之高厚。起而自奋，决心完白坦述，上供钧座之参考，下垂后人之昭戒。”在长函中，张学良回忆了他和李克农、周恩来等人的联系，但声明发动事变并未和共产党“征询商议”，“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在写作前，蒋介石曾通过刘乙光向张询问杨虎城的情况。张称：“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至于杨虎城到底同共党是何等关系，是如何得以结合，良实不知其详。”

张学良写这封长函，自称“主旨在真实”，除记忆上的讹误外，没有故意在史实上说假话，但是，长函只写到他本人发动事变为止，事变发生后的情况，如拘留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来西安和周恩来谈判以及周恩来和蒋会面等情况均略而未谈，他本人和共产党的关系也谈得很肤浅。张学良怕蒋介石责备，于12月6日补写了一段，特别说明：“假如钧座对于某事内容或某人之言谈，或另有其他之事，欲详细知道，请明加指示，再专就该一事详细陈述，如记忆不清者，再详为回忆。良补此书者，是惟恐钧座对某一事件，良或漏书，或欠清楚，认为良有意规避。然内中也有诸事，尽力简述，或觉于正题无关，或觉此时不当再为提起，并非有不录真实之意也。”当夜，张学良将长函抄好，于6日交给刘乙光，要求务必于当日送达台北。

二　蒋经国要求写出西安事变的全过程

12月10日，刘乙光自台北回到高雄西子湾，向张学良交回长函。据称，蒋介石不在台北，只见到了蒋经国。小蒋要张学良完整地写出西安事变全过程，至蒋介石与张学良等离开西安后三日为止。刘并称：“总统”的着意之点在，“真实知道共党是如何的作到了这项工作，以为反共斗争研究资料”。张学良听后，觉得十分为难，日记云：“不能不写真实，又不能不为长者讳。”所谓“长者”，当然是指蒋介石。张学良当夜再三思量，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真而讳可也”。

蒋经国急于看到张学良的修改稿，于17日电催刘乙光到台北。当日，张学良续致蒋介石一函，说明回忆西安事变时的考虑：

良未写事变当时之事，非有他，实有不忍言者：自愧行为过于丑劣，再多关钧座于良个人者为多，实难下笔；而其中事实，钧座多已知之矣。钧座已知之事，俯乞万死，庶良不再为追述，兹谨就钧座未知之事，略陈如下。

张学良为“有所不写”找到的理由是：“钧座已知之事，何必要我来写！”函中，张学良着重叙述了和蒋在华清池两次谈话之后的冲动心情，很快就转入自我批判：认为“此事最重要处，是在当事者良之个人”。他检讨自己：1.满腹忧患，固执己见，不计利害。2.对共党无深刻之研究……函称，本人之所以犯错误，原因在于：痛恨日本人，“彻底确认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调协余地，非作殊死斗不可”；而对共产党，“总觉得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者不同，权利之事，今日可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同时，张学良批评国民党的宣传，“本主观之点，室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枘不入，不起重大作用也”。

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致电宋美龄，说明发动事变的苦衷，电文称：

蒋夫人赐鉴：学良对国事主张，当在洞鉴之中。不意介公为奸邪所误，违背全国公意，一意孤行，致全国之人力、财力，尽消耗于对内战争，置国家民族生存于不顾。学良以待（戴）罪之身，海外归来，屡尽谏诤，率东北流亡子弟含泪剿共者，原冀以血诚促其觉悟。此次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伏思为国家、为民族生存计，不帽〔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绝不妄加危害。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此间一切主张，元已文电奉闻。挥泪陈词，伫候明教。张学良叩。文。

张学良所欲为“长者讳”的，正合蒋介石的心意，所以，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始终是一份缺少关键之处的不完整的记录。

三　蒋介石要求驳斥“成交”说

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宋子文二人曾代表蒋介石和周恩来等谈判，达成改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中央军撤兵并调离西北，释放爱国领袖等9项协议。蒋介石也曾在与周恩来会面时表示，要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在这一情况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结束，张学良才主动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但是，这一经过，蒋介石始终不愿公之于世。他的《西安半月记》仅在12月23日简单地记载：“是日，子文与张、杨诸人会谈约半日，对于送余回京事，众意尚未一致。”对于他本人和周恩来的见面与谈话，竟一字全无。

1955年，郭增恺在香港《热风》杂志发表《西安事变感言》一文，对所谓张、杨阅读蒋的日记后受到感动，因而幡然悔悟一说表示质疑，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蒋与张、杨之间的“成交”，“宋子文和蒋夫人是保证者”，他本人也是“见证人”中的一个。蒋介石对此文很不满意。1956年12月18日，刘乙光到达台北，将张学良的回忆长函面交蒋介石。同月20日，蒋即传唤刘乙光，声称：“（张学良）对共产党（的认识）已有进步，我甚安慰。他将来对革命还可以有贡献。”同时命刘将郭文转交张学良，要张在回忆录中加以驳斥：“这篇东西（指郭文）对我们俩都有关系，必须有以辟明以示后人。”言谈之间，给刘的感觉是，蒋“需要甚急”。

郭增恺何人，张学良已不复记忆；在回忆录中驳郭，必须说假话，张学良感到“甚难写，弄的不三不四”。思考再三，张学良仅将回忆修改两小段，另写《慨中国文人之无行》一文，中云：

有郭增恺其人者，当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职，为杨虎城之嬖佞。……此人真不知羞耻者。

我等当年读过蒋“总统”日记之后，自认抗日之事已有着落，追悔孟浪，不明领袖谋国苦衷，恭送“总统”回京，自动随从请罪，说不到什么条件成交，更谈不到见证，就是有见证的话，恐亦轮不到该郭增恺名下。

此文重点仍在于论证送蒋返京，出于受蒋日记之感动，而非“条件成交”，企在体蒋之意，维护其“伟大领袖”的形象。同时，张学良并于12月21日致蒋一函，声称读郭文之后“可气亦殊可笑”，函云：

此人为谁，良诚已忘却，假如良所知的那人是对，彼乃一小丑角色。他不是共党，他是属于第三党，在第三党中也不是什么重要者。当年曾为杨虎城嬖幸官僚政客之流亚也。在回忆文中难将其人搀入，兹仅就其故说之处，针对如上，以证其无的之言，另写一纸以驳之，未审可用否？

12月21日，张学良将写好的文与函交给刘乙光，立送台北。与刘约定，如认为不妥，先来一电话，以便准备再写。

函上，蒋介石没有再提出新的要求。郭增恺方面，则由张学良在美国的经纪人伊雅格出面斡旋，由张签付美金支票6100元，郭遂不再说话。

四　张学良要求“受训”

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回忆和对郭增恺文的处理都使蒋满意。12月24日蒋将自著精装《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及1957年日记本一册交给刘乙光，作为对张学良的奖赏，同时要刘传达两句话：“共产党必败”，“（张）对反共抗俄，有贡献处”。张学良得悉后，“中夜反复自思”，决定给蒋介石及宋美龄各写一信。次日，张学良将信函交给刘乙光，请他派人送往台北。刘认为信件重要，表示必须本人亲送。

国民党对担任高级职务的党员有轮训制度。张学良在1929年加入国民党，担任过中央监察委员、执行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等职。

1951年11月，张学良致函宋美龄，“请示党员归队”。1954年10月，刘乙光调台北阳明山受训，张学良也想争取受训机会，曾致函张群，但未有下文。此际，张学良揣摩蒋的意思后，再次向刘表示受训心愿，要刘上达。刘为了避免说错话误事，要求张学良写一份节略给他。1956年12月25日，刘乙光到台北，蒋介石于当夜9点接见。对张的受训心愿，蒋连说：“好！好！”刘追问何时？蒋答：“须布置布置。”同月27日，刘乙光尚未起床，蒋即电话召见。蒋称：“张受训一事，贸然从事，恐外间之人有些不谅解，甚或引起风潮；或有人对张侮辱，反而坏事，须先有步趋。其办法是，张先写一书，叙述个人经历、抗日情绪、对共产（党）的观感等，公开发表，改变外间观感，然后方可进行。”蒋的意思是要张通过亲身经历，公开反共。张学良得知后，情绪激动，一夜未能成眠。次日，情绪更为激动。日记云：

早起，蠢性又发，在老刘处大发牢骚。回来胡写信，后经老刘苦说，赵四亦加劝言。下午睡过，自感矛盾，即决从事反共，又何顾小小颜面问题。“总统”赐给机会，准我由九一八以前写起，这是何深用意！同时外间是有人怀恨切深。把信改书，嘱老刘明早去台北。余稚气太胜，须力加痛改。

29日，刘乙光向张表示，信中仍有不妥之处，张学良此时情绪已经平静，立即改写信件，交刘送往台北，并且写了两句诗：“昨夜一阵潇潇雨，狂风吹去满天云。”

五　蒋经国为张学良的回忆定稿

自1957年年初起，张学良即遵照蒋介石之命，撰写范围更广的回忆。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稿一部分回忆张作霖，题为《我的父亲和我的家世》；另一部分回忆自己，题为《我的生活》。其中涉及西安事变的有《我之与国民党》与《出洋归国与管束》两节。该稿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张并在致蒋函中声言，本人对该稿并不满意，请蒋指示修改之处。23日，张将该稿交刘乙光送往台北。5月1日，刘自台北归来，告张已将该稿交蒋经国，等了几天，没有动静。同月5日，蒋介石召见刘乙光，声称张所写“系历史重要文件”，“有价值，有贡献”，“如不到台湾，无此文”，要张亲笔写一份。同时，蒋并称，张前所写回忆西安事变的函件，须加编整，由张亲笔抄写，交高级将领参考。同日，蒋经国召见刘乙光，声称“总统”已将张的函件交自己修改。5月10日，蒋经国将修改稿及《杂忆随感漫录》原件退给刘乙光。张学良收到后发现，蒋经国已将自己去年12月5日和17日写给蒋介石的函件合并，改为一篇文章，题名《西安事变反省录》，但内容并无重大变动。

5月11日，张学良按蒋介石要求，开始抄写《西安事变反省录》，至19日抄毕。自20日起，抄写《杂忆随感漫录》。6月10日，蒋经国召见刘乙光。张学良即将《反省录》抄稿交刘，要他在必要时呈上，请刘同时声明：张“不满意这本，写的不整齐，假如不急用，请带回再缮”。刘乙光到台北后，向蒋介石说明张意，蒋称：“留下我研究研究。”蒋并表示，拟将张迁至较近之处。蒋经国还送了一些芒果给张。6月24日，刘乙光再次被召到台北，蒋经国、蒋介石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交刘，要他转交张学良。

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押期间，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信。

6月30日，张学良抄完《杂忆随感漫录》。致蒋介石函称：“楷书能力太低，日仅千余字，又不整齐，时有错漏，请罪。”第二天，刘乙光去台北，为张学良选择新住址，张学良就将信函及书稿一起交刘。

自7月3日至14日，张学良将《西安事变反省录》，工工整整地又抄了一遍。

六　《忏悔录》风波

张学良平静下来了，但是，1964年，一件意外的事却引起了他的激动。当年7月1日，台北出现了一本题为《希望》杂志的创刊号，该刊“特载”栏有一篇《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内容就是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只不过作了删节。同月7日，这篇《忏悔录》又被台北《民族晚报》分段转载。张学良从报上读到之后，立即给蒋介石写信，说明“这个东西可不是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蒋介石为此非常生气，结果，《希望》杂志被查禁，创刊号全数收回，黑市由每本台币10元涨到100元。蒋经国当时已担任“国防部部长”，《希望》杂志是小蒋所掌握的军方政治部办的。多年以后，张学良对此事的解释是：蒋经国“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公开给他们看，说我这个人，过去说这些事，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有人就偷着把这个信发表了”。张并称，他和蒋介石之间“暗中约会（定），我们俩应该守秘密的事”。张学良被软禁之后，他和蒋介石并无多少见面机会，不可能有什么“暗中约定”。倒是西安事变期间，双方有过默契：不发表协议及谈判经过。1936年12月27、28日，西安《解放日报》及中共方面相继公布了谈判中的六条协议，引起宋子文和宋美龄的强烈不满，批评这一做法“无信义”，两宋并通过宋庆龄转告中共代表，“无论如何不得再宣布他们的谈话内容”。看来，张学良的所谓“暗中约定”指的是西安事变时期达成的相关默契。

七　回归本真

为了恢复自由，张学良按照蒋氏父子的希望，对西安事变说了相当多的忏悔的话，也作了若干反共表态，但是，张学良还是没有能恢复自由。自此，他就缄口不言了。1975年，蒋介石去世。1988年，蒋经国去世。1990年6月1日，以“总统府资政”张群为首的80位友人在台北圆山饭店为张学良庆祝90大寿。此后，张学良基本上恢复了自由。同月17日及8月4日，他两次接受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访问，第一次向媒体公开谈论西安事变。1990年1月25日，他开始接受美国唐德刚教授的访问。1991年12月17日，开始接受美国张之宇、张之丙姐妹的访问。这时，在对西安事变等问题的看法上，张学良才逐渐回归本真。

在20世纪90年代的访谈中，张学良仍对中共经历的二万五千里艰难长征表示敬佩，自述当年曾和部下讨论：“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谁能够把这个军队带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试试！”“他能这样子，你不能小看他。你不能，他这夥（伙）人怎么能这样？”张学良肯定，共产党得民心，而国民党不得民心。他说：“大部分（民众）支持它，那厉害。”“为什么共产党剿不完，就是他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

“把这地方消灭了，那个地方又起来了。”他毫无遮掩地坦率表示：“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的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蒋介石有过激烈辩论。对此，张学良回忆说：“我跟蒋先生言语冲突就是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想剿灭共产党，你剿灭不了他们。”“他们共产党怎么能这样？因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多数支持他。”又说：“（蒋先生）把民众的力量看得不高，估计得低”，“骂我失败主义”。我说：“我们要考虑，我们自个儿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不能把它消灭了？你消灭不了，应联合他。”

关于发动事变的动机，张学良自述说：“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共产党跟我们争，那还是中国人。”他说：“（蒋）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只有共产党。我就不同，夺不夺取（政权），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张学良批评蒋不能容忍共产主义，“思想顽固至极”，甚至借端纳的话批评蒋是“骡子”，“很难把他说服”。这些地方，已经完全和幽禁期间诚惶诚恐，口口声声自称“罪人”的张学良完全不同了，可以说，大体上已经恢复了西安事变时期张学良的本真状态。蒋介石关了他几十年，但是，对张学良的思想影响收效甚微。张学良的所谓“忏悔”只是在特殊压力下的一种自我保护，通过“改头换面”，借以“死里求生”。

不过，关于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张学良仍然坚决不说。当张氏姐妹询问有关情况时，张学良表示：“要知道西安事变怎样解决的，现在我决不说。”“现在都知道了怎么回事，何必还要我说呢？”“何必非要出自我之口呢？”“出自我的口就是伤人。”“我伤害任何人就是损失我自己人格。”对蒋介石的看法，张学良也不愿多说，更不愿深说。某次访谈中，张学良批评蒋，刚说了一句：“他这人就是为他自己的”，马上警觉地询问：“你没有录音吧？”又一次，张谈到“蒋先生很窄小”，准备举例说明时，赵四小姐插言说：“你不要在这讲这种话！”张学良也就立即打住，不再往下说了。

张学良虽自命新潮人物，甚至被张作霖视为“左倾分子”，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保有中国传统伦理的浓烈成分。西安事变后，他在南京一再表示：“如蒋先生命我作（做）什么皆可，他人余不接受。”其所以到了20世纪90年代还在“为长者讳”，自然还是传统伦理思想的作用。

注释：

[1]　参见《高等法院记录》，《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580-585页，南京出版社，1989。

[2]　台湾省文献研究会：《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第226页，1992。《缉烟血案被告傅学通等判决书》，陈芳明编：《台湾战后史资料选》，第229-232页，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1991。

[3]　台湾省文献研究会：《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第228页。《续录》，第376页。关于卫兵开枪的原因、所用枪支及死伤人数，诸说不一。参见戚嘉林：《台湾真历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84页；蓝博洲：《沉尸、流亡、二二八》一书称，受伤三人后来也都死了，第213页，见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另据目击者、《中外日报》记者周青回忆：“隐伏在公署顶楼的轻机枪向人群开火扫射”，“死伤者有七八人”，“后来，政府当局竟谎称群众欲抢卫兵枪支。”又，二二八惨案台胞慰问团于3月14日呈送于右任的《处理台湾事变意见书》称：“当场杀死数千人。”显然过于夸大。见《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592页。

[4]　《陈仪报告电文》，《二二八事件文献续录》，第376页。吴克泰称：“翌日，在北门铁路局附近，宪兵又开枪打死百姓，有二三卡车之多。我亲眼目睹运尸车。”见《周青、吴克泰先生口述记录》，《二二八事件文献补录》，第75页。郑剑：《台湾秘史》称：当场打死18人，伤40多人，第212页，见该书1998年版。

[5]　《二二八惨案台胞慰问团呈于右任关于处理台湾事变意见书》，《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590页。

[6]　《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647页。

[7]　《台湾二二八惨案联合后援会为挽救台湾危局致于右任电》，《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594页。

[8]　阿山，意为山猪，台湾本省人对外省人的轻蔑称呼。

[9]　《二二八事件台中各机关损失调查表》，武之璋：《二二八真相解密》，第245页，（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2007。

[10]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第62页，1992。

[11]　《安全局之报告》，武之璋：《二二八真相解密》，第237、246页。

[12]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第103页。

[13]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67页。

[14]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72-73页。

[15]　朱浤源：《二二八事件真相还原》。http：//www. wrech. cc/blog/rainbow2/5435457.

[16]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375页。

[17]　转引自《一个外省人亲历二二八的回忆》，转据武之璋：《二二八真相解密》，第113-114页，第121-125页。

[18]　《〈自由报〉总编辑蔡子民的脚踪》，蓝博洲：《沉尸、流亡、二二八》，第158页。

[19]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381-382页。

[20]　蓝博洲：《沉尸、流亡、二二八》一书称，此条由国民党台湾铁道特别党部书记长黄国信提出，其他的特务分子叫喊赞成威胁通过的。见该书第225页。

[21]　参阅《周青、吴克泰先生口述记录》，《二二八事件文献补录》，第78页；《台大学生领袖吴克泰的脚踪》，蓝博洲：《沉尸、流亡、二二八》，第57页。按，张志忠原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干部。1946年4月首批奉派入台。

[22]　参阅《古瑞云先生口述记录》，《二二八事件文献补录》，第50页。

[23]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第12页。彭孟缉称，仅从火烧岛释放回台者即达1万多人。见《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第55页。

[24]　《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643页。

[25]　《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建议案》，《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645页。

[26]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第26页。

[27]　以上政治改革要求均见邓孔昭编：《二二八事件资料集》，第281-291页，（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

[28]　邓孔昭：《二二八事件资料集》，第296-298页。

[29]　《古瑞云先生口述记录》，台湾省文献研究会：《二二八事件文献补录》，第50页；参见《老台共忆二二八真相》，原载《亚洲周刊》，转引自《参考消息》，2003年3月11日。

[30]　刘胜骥：《共党分子在二二八事件前后的活动》，《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第224页。

[31]　《老台共忆二二八真相》，原载《亚洲周刊》，转引自《参考消息》，2003年3月11日。

[32]　《古瑞云先生口述记录》，《二二八事件文献补录》，第49页。

[33]　《延平大学学生领袖叶纪东的脚踪》，蓝博洲：《沉尸、流亡、二二八》，第28-30页；《叶纪东先生口述记录》，《二二八事件文献补录》，第60页。

[34]　《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第225页。

[35]　邓孔昭：《二二八事件资料集》，第297页。

[36]　《高雄二二八事件》，http://blog.yam/com/oaish/article/16174738.

[37]　FRUS，1947，Vol. 7，第429-430页。中文译本见《美国档案中的二二八事件》，《台独》第38期。

[38]　《陈仪报告二二八事件情形致吴鼎昌等电》，《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597页。

[39]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345页。

[40]　《台大学生领袖吴克泰的脚踪》，蓝博洲：《沉尸、流亡、二二八》，第61页。

[41]　《丁名楠先生口述记录》，《二二八事件文献补录》，第87页，2005年修订版。

[42]　《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597页。

[4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4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45]　柯远芬：《事变十日记》。1992年的《柯远芬先生访问记录》称：“2月28日，蒋介石曾派专机赴台投送手谕，指示处理办法。其要点为：1.查缉案应交由司法机关公平讯办，不得宽纵。2.台北市可即日起实施局部戒严，希迅速平定暴乱。3.政治上可尽量退让，以商谈解决纠纷。4.军事不能介入此次事件，但暴徒亦不得干涉军事。如军事遭受攻击，得以军力平息暴乱。”当时电报、电话都很发达，蒋完全没有必要采取这种派飞机投送手谕的笨办法，故不取。黄彰健院士以此为蒋3月5日的电话指示，而在次日才通知柯，系猜测，故亦不取。参见黄彰健：《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第219-230页，（台北）联经2007年版。

[4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47]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100-104页。

[48]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129页。

[49]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100页。

[5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7年3月9日、10日。

[51]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388-389页。

[52]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181-184页。

[53]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185-189页。

[54]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第568页。

[55]　《白崇禧对台北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训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资料》（下），第682页，档案出版社。

[56]　《白崇禧对台湾省参议员等训词》，《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第185-199页，（台北）自立晚报社出版公司出版部，1991。

[57]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392页。

[5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5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7年4月22日。

[60]　魏道明：《在台湾各界庆祝省政府成立大会致词》，薛月顺编：《台湾省政府档案史料汇编：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时期（三）》，第492-495页，（台北）“国史馆”，1999。

[61]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67页。

[62]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70页。

[63]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71-80页。

[64]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32页。

[65]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98-99页。

[66]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105-106页。

[67]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140页。

[68]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89页。

[69]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93-95页。

[70]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92页。

[71]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105页。

[72]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107-108页。

[73]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134页。

[74]　张炎宪、李筱峰编：《二二八事件回忆录》，第171页，（台北）稻乡出版社，1989。

[75]　《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第234页。

[76]　3月24日，陈仪致吴鼎昌电云：“不究胁从，力戒株连，期符中枢宽大之旨。”见《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597页。

[77]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92页。

[78]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96页。

[79]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110页。

[80]　戚嘉林：《台湾史》第5册，转引自黄彰健：《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第552页。

[81]　戚嘉林：《台湾史》第5册，转引自黄彰健：《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

[82]　戚嘉林：《台湾真历史》，第191页。

[83]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389页。

[84]　朱浤源：《二二八事件真相还原》。据朱教授称，死亡的673人这一统计，仍然是灌了水的。在此之前，基金会统计的死亡人数为680人，统计截止时间为2003年12月15日。见习贤德：《统独启示录》附表3，第460页，（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2004。

[85]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146页。

[86]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163页。

[87]　《二二八事件毙俘自新暴徒统计表》，《台湾省文献会二二八文献实录》，第437页。

[88]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7年3月15日。

[89]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210-211页。

[90]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57-58页。

[91]　FRUS，1950，Vol7，pp. 1237—1238.

[92]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464、472-473页。

[9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9，总第4416页。

[9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11月13日。

[9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3年12月19日。

[96]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3年2月6日。

[9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4年1月4日。

[9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3年7月12日。

[9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13，总第187页。

[100]　Jay，Taylor，The Generalissimo，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 500.

[10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8年10月23日。

[10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64年4月17日。

[103]　汪幸福：《蒋介石曾劝说美军将领扩大越战，进攻大陆》，《环球时报》，2006年1月16日。

[104]　Dean Rusk，As I Saw It，New York，W. W. Norton，1990，p. 288.

[10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18年8月18日、19日，参见1946年10月26日日记。

[10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3040页。

[107]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6年10月26日。

[108]　参见本书《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

[109]　《蒋主席对台湾民众广播词》，“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1992年版，第181-183页。

[11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1月28日。

[111]　参见吴兴镛：《黄金档案》，（台北）时英出版社，200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11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9年5月7日。

[113]　《民国三十八年大事预定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9年卷首。

[114]　《陈诚先生回忆录·建设台湾》（上），第7页，（台北）“国史馆”，2005。

[11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9年5月13日。

[11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3655页。

[11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9年6月6日、11日、12日。

[11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9年6月18日。

[11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3662页。

[120]　《民国三十八年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9年年末。

[121]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1021页，政协广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

[122]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34页。

[12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3767页。

[124]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37页。

[12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9年11月20日。

[126]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38页。

[12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3772页。

[128]　《上月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9年12月30日。

[129]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第79页。

[13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136页。

[131]　《民国三十八年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13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9年8月17日。

[13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1年10月24日。

[13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午11月27日。

[135]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演讲》，第26页。

[13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3853页。

[137]　《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演讲》，第90页。

[13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1年8月7日；参见《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演讲》，第27页。

[13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26日。

[14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9年7月8日。

[14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9年12月27日、30日。

[14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2月2日。

[14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8月6日。

[144]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演讲》，第133页。

[14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3月24日。

[14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10月17日。

[14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5年10月3日。

[14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5月27日。

[14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9月17日。

[15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9年11月16日。

[15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5年10月3日。

[152]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演讲》，第147页。

[15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8月13日。

[15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1年4月27日、9月7日。

[155]　《上月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7月31日。

[15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9年2月3日。

[157]　《杂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7年年末。

[158]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演讲》，第20页。

第五辑　婚姻家庭

蒋经国怎样从苏联归来

一　经国留苏不归

近代中国有过多次留学运动。辛亥革命前，大批爱国青年赴日，企图学习日本维新致强经验；五四运动后，大批爱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企图直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少爱国青年赴苏，企图学习俄国革命经验。1925年10月，经蒋介石批准，16岁的蒋经国和其他90名年轻人一起赴苏。当年10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复经儿信，准其赴俄留学也。”[1]

蒋经国到达苏联后，进入莫斯科孙中山大学。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2月，蒋经国写信给父亲，批评来信“不脱离宗法社会的语意”。蒋介石不以为忤，回信表示：“你的进步我以为很大，你的思想、语意统统是对的。”信中还说：“中国革命如能认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这样革命才有意义，否则不能说是革命。”[2]这以后，蒋介石得悉儿子已经加入共青团，写信勉励他以共产主义为事业，函称：“我虽然未加入共产党，而为纯粹的国民党员，但我自认我一生的事业是在革命。所以我们父子两人始终是立在革命战线奋斗的。我对于你，名称虽为父子，在革命上说起来是一个同志，我实在是满足的。”[3]同年6月，蒋经国写信向父亲报告学习情况，蒋介石觉得他信写得不错，“文理甚有进步”，高兴之余，特别将信递给张静江阅读。[4]不久，北伐开始，蒋经国曾以《中国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后的成功》为题，在莫斯科的群众大会上演讲，受到热烈欢迎。此后，他被孙中山大学的联共支部书记视为“有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7年2月1日，蒋介石还曾致函经国，鼓励他毕业后“仍在苏联继续学习”，看不出会有大的政治动作。[5]但是进入4月，蒋介石却通过白崇禧在上海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发动反共政变。这对于蒋经国宛如晴天霹雳，但他转变得很快，马上带头鼓动学生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谴责：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几天前，他已经不再是革命党，成了反革命分子。他对革命说尽好话，时机一到却背叛了革命。[6]自然，蒋经国的这一表态得到苏共和在莫斯科的中共党人的充分肯定，一度被他的同学们称为“敬爱的人”。不过，几个月之后，他又在秘密鉴定中被认为“政治上不坚定，犹豫不决，需要长期特别的政治监视”。[7]

在孙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蒋经国受到校长拉迪克和施凯德教授等人很深的影响。他们告诉蒋经国，“托洛茨基是位勇敢的革命志士”，“托洛茨基的学说是最进步的”。年轻的蒋经国也很欣赏托洛茨基的名言，“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他不仅沉迷于托派的激进革命理论，而且加入了托派秘密组织。斯大林曾应邀到校演讲，批判托派的错误，蒋经国听过报告之后，没有觉得托派错在何处，仍然继续进行反斯大林的活动。[8]1927年12月，联共（布）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除托洛茨基等人的党籍，蒋经国这才承认错误，退出托派。

据蒋经国自述，他从孙中山大学毕业后，曾申请归国，但未被批准，他便申请加入红军。1928年，蒋经国以“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的优异表现，被保送进入列宁格勒苏联红军军政大学。在演习中，曾担任过连长、团长以至师参谋长等职。1930年3月28日，被批准成为联共候补党员。同年7月，蒋经国从军政大学毕业，被派到工厂实习。1931年，因在公开会议上批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被送至莫斯科郊外的石可夫农场劳动。次年，苏共又应王明要求，将蒋经国送到西伯利亚的一座金矿做工。1932年11月，蒋经国到乌拉尔山附近的一座重型机械厂当技师，后来升任助理厂长和当地《重工业报》的主编。1935年3月，和同厂的女工芬娜结婚。同年12月，长子蒋孝文出生。

蒋经国有过回国的念头。1934年12月，苏联内务部乌拉尔分部主任李希托夫找蒋经国谈话，告诉蒋：“中国政府要我把你送回去。”当蒋经国为之精神一振时，李希托夫又告诉他：“最后决定权当然在我们。我现在要你写份声明给外交部，告诉他们说你不愿意回国。”后来，蒋经国奉命和中国大使馆的一位书记谈话，蒋当然不敢透露想回国的愿望。[9]1935年1月，共产国际将蒋经国召到莫斯科，王明告诉蒋经国，中国最近谣传你在苏联被捕，要蒋写信回国，告诉母亲，自己在苏联完全自由。王明并且拿出了一份代拟的信件，蒋经国觉得并非己意，拒绝签名。后来苏联内务部长和王明商量，同意蒋经国另写一信，蒋经国仍然不敢透露自己想回国，只含蓄地写了一句：“我没有一天不想吃点久未尝到的家乡小菜。”[10]从莫斯科回到乌拉尔后，蒋经国曾经通过一个名叫陈甫玉的华侨帮他带一封信给蒋介石。一个月后，陈的妻子告诉蒋经国，陈甫玉已经在距离中苏边境只有几里的赤塔被捕。大概即在此后，蒋经国曾一度被取消候补党员资格。苏联有关方面的结论是：“我们不要忘记，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11]

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白俄罗斯人，原名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出生于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由于她的父母是前沙俄贵族，因此被当时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关入劳改营，16岁时她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认识了蒋经国，并在两年后的1935年3月15日结婚。图为蒋经国与蒋方良合影。

1936年12月，蒋经国申请成为联共正式党员。他在自传中表示，如果将来有机会碰到蒋介石，要“给他和他的党羽严酷的惩罚”。[12]同月15日，蒋经国被接受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党员。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这说明，他是被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

二　蒋介石拒绝宋蔼龄以承认《伯力协定》换取蒋经国回国的建议

尽管蒋经国痛骂蒋介石，宣布与其断绝父子关系，但是，他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留苏不归，蒋介石还是怀念他的。

名义上，蒋介石有两个儿子，蒋经国与蒋纬国。两个儿子的性格很不相同，经国朴实，纬国活泼，蒋介石曾称：“经儿可教，纬儿可爱。”但是，蒋纬国是戴季陶与日女重松金子所生，为蒋介石收养，蒋介石的嫡亲血脉，实际上只有一个蒋经国。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教育很重视，亲自为他制订课表，聘请老师，选择学校，写信指导。[13]

1920年11月30日，蒋介石与人谈起对经国的教育，觉得母亲的话很“陈腐”，深恐贻害经国，谈起来有痛心之感。蒋介石是孝子，在日记中批评自己的母亲，这是很少见的。1922年3月，蒋经国考入上海万竹小学四年级，蒋介石感到喜慰。8月4日致函儿子，要他每日写楷书一二百字，用心学习英文。10月13日，又再次致函，要他勤奋读书、习字，熟读《论语》《孟子》等“四书”以及《左传》《庄子》《离骚》等书。函称：“目今学问，以中文、英文、算学三者为最要，你只要能精通这三者，亦自易渐渐长进了。”[14]此后，蒋介石虽然公务日渐繁忙，但还是不断给经国写信，或给予鼓励，或给予指导。1923年11月，蒋介石正在莫斯科访问，于27日致函，鼓励他学英文要勇于开口：“凡是所学的东西，总要能够应用才好。如其单是牢记其方法成句，而不能应用，那学问也就枉然了。”[15]1924年5月，蒋介石正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于1日寄函，询问其曾否看《曾文正家训》。月底，又致函称：“曾文正公言办事、读书、写字，皆要眼到、心到、口到、手到、耳到，此言做事时，眼、心、口、手、耳皆要齐来，专心一志，方能做好。”[16]

奉化溪口武岭学校，是蒋介石所创办的一所中等学校，后来长期由他自己领衔任校长，蒋经国曾在此校就读。

蒋介石之所以对蒋经国的教育抓得如此之紧，说明眷爱之深与期望之大。蒋经国留苏不归，久无音讯，蒋介石盼望儿子归来，自是人之常情。但是，此后一段时期中苏关系的恶性发展，使蒋介石感到蒋经国归来的希望很渺茫。

国共关系破裂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决定支持中共组织武装暴动，在广州建立工农兵苏维埃。1927年12月，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及领事馆工作人员乌科洛夫、波波夫等人参与广州暴动被杀，南京国民政府发布断绝邦交令，宣布撤销驻在各省的苏联领事馆，各地苏联国营商业机关一并停止营业。此后，蒋介石曾两次得到蒋经国的消息。一次是1928年7月，蒋介石在北平，见到留苏归来的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得知经国已入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大学，“甚能用功”。一次是在同年12月，蒋介石从报上得知，经国已经被俄国共党放逐到白海。[17]1929年7月，在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氛围中，张学良以武力强行收回当时为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17日，苏联政府宣布从中国召回所有官方代表，要求中国外交官迅速撤离苏联国境，断绝外交关系。9月至11月，“苏联特别远东集团军”进攻中国东北军，东北军战败。12月22日，东北地方当局代表蔡运升受南京国民政府委派，与苏联代表谈判，达成《伯力协定》。事后，南京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认为，《协定》的范围超出了中东铁路问题本身，涉及通商、恢复使领馆等须由中央“直接交涉”的问题，属于“逾越职权”，不肯批准。[18]这样，蒋经国归国就更加无望了。

蒋经国归国无望，有时，蒋介石就自我安慰：以党为家，以黄埔军校的学生为子，甚至说，“国民皆为吾子”。要“家”干什么？儿子何必自生？[19]1930年10月31日，宋蔼龄偕子女到奉化溪口，与蒋聚会，两家团圆欢愉之际，感觉缺少经国，宋蔼龄便向蒋介石建议，不妨考虑承认《伯力协定》，为营救经国归来留下余地。蒋介石决然回答说：“伯力纪录无异亡国，余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次日，蒋介石、宋美龄陪宋蔼龄拜谒蒋母墓地，再次讨论营救蒋经国回国一事，蒋介石的回答却是“不宜操切”。[20]

沙俄政府长期将中国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中东铁路系清末时沙俄利用中国的土地和资源建成。苏俄十月革命后曾慷慨宣布，废除沙俄时代对中国的一切特权，但是事后并未全部付诸实行，苏联政府仍然拥有对中东铁路的部分特权。《伯力协定》的主要内容是恢复中苏冲突以前的中东铁路管理制度和中苏之间的和平状态。如：苏联理事复职，恢复苏联正、副局长职权，以及先行恢复苏联在东三省境内的领事馆和中国在苏联远东各省的领事馆，恢复冲突前苏联在东三省境内的营业机关；双方随即撤兵等。它延续了苏联不该享有的中东铁路部分路权，但尚非“亡国”纪录。蒋介石显然高估了这一《协定》的作用，“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自然，换取蒋经国归国的问题就无法谈起了。

三　再次拒绝宋庆龄以牛兰夫妇交换蒋经国的建议

蒋介石虽然拒绝了宋蔼龄以承认《伯力协定》交换蒋经国的建议，但是，他对蒋经国的思念却有增无减。由于蒋母已去世多年，蒋经国又是蒋母疼爱的长孙，这一段时间，蒋介石对儿子的思念经常和对母亲的思念糅合在一起。如1931年1月25日日记云：“少年未闻君子大道，自修不力，卒至不顺于亲，不慈于子，至今悔之不及。”同年12月3日日记云：“近日思母愈切，念儿亦甚。中正罪孽深重，实无颜以对父母也。”古语云：“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蒋介石是儒学伦理的遵奉者，他担心蒋经国死在异国他乡，将来自己去世后，无颜见双亲。

这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日子，大概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倒霉的时期之一。由于软禁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造反，另立国民政府；由于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寇轻易地占领了东三省。因此，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引咎辞职。正像他在日记中所述，心情极度悲凉。思母、念儿、忧时三者常常结合在一起。如：1931年12月14日晚，蒋介石想起第二天就是母亲诞辰，心中悲伤，日记云：“夜梦昏沉，对母痛哭二次。醒后更悔不孝罪大。国乱人孤，但有痛楚而已。”12月15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要求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这一天，蒋介石可谓辛酸至极，他觉得，自己辛劳八年，死伤部下三十余万，手造国家，现在辞职，就像放弃亲自抚养的儿子一般，由此，他进一步想到留俄不归、无法相见的蒋经国，倍感痛苦，在日记中叹息：“呜呼！于国为不义，于党为不忠，于母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能不愧怍！未知以后如何自反以报答亲恩与党国也。”[21]这里，既有对失去民国元首宝座的痛惜，也有对留俄不归的儿子的忧虑。

就在这一时刻，历史给了蒋介石一个争取蒋经国归来的机会。这就是宋庆龄向蒋介石提出的，释放为国民政府逮捕的共产国际间谍牛兰夫妇，以之作为交换条件，让苏联政府允许蒋经国归来。当年12月16日蒋介石日记云：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所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这一则日记涉及当时的一项重大事件。

1929年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成立远东局，借此帮助中共中央工作，同时，负责联络东方各国共产党。远东局下设政治部与联络部。联络部主任为阿布拉莫夫，其手下工作人员有牛兰（Hilaire Naulen）夫妇等。牛兰，原籍波兰，曾在共产国际南洋局工作，1930年3月奉调来华，在阿布拉莫夫手下当联络员，负责管理秘密电台、交通及经费等事项，同时兼任红色工会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秘书。1931年6月15日，在上海四川路235号寓所内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8月9日，在上海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受审。14日，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移解南京。

牛兰夫妇被捕后，国民党当局以为抓到了一个大人物。他的职务被说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不仅指挥中共南方局，而且指挥中共长江局及北方局，就连印度、菲律宾、马来亚、朝鲜、安南、日本等地的共产党，也均在其管辖之下，每年活动经费有50亿元之巨云。上引蒋介石日记所称“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即指牛兰。

为了营救牛兰夫妇，中共保卫部门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迅速共同制订计划，由潘汉年和该站工作人员里哈尔德·左尔格共同负责。此后，宋庆龄即与他们密切配合，为营救牛兰夫妇做了许多工作。

宋庆龄于1931年7月因母丧自德国回国，8月13日到达上海。没过几天，即接到德国著名作家德莱塞、劳动妇女领袖蔡特金以及珂勒惠支教授等多人来电，要求宋庆龄设法营救牛兰夫妇。蒋介石日记表明，宋庆龄曾于当年12月向蒋提出，以遣返蒋经国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的交换条件，遭到坚决拒绝。蒋介石当然会想到，对宋庆龄方案的拒绝可能导致苏方加害于蒋经国，但他马上又想：古人传世，依靠德行与勋业，不靠子孙。前代史传中有许多圣贤豪杰、忠臣烈士，都无后，但其精神事迹都卓绝千秋。与之相比，自己念及“有后”“无后”一类问题，说明自己志向低鄙。不过，他猜想，俄国人也许还不至于加害经国，自己身前也许见不到儿子，但死后，经国“终必有归乡之一日”。[22]蒋介石就这样心事纷纭，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对国不能尽忠，对亲不能尽孝，对子不能尽慈，白白活在世间，伤心之至！”[23]

以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这一主意可能来自莫斯科。牛兰夫妇被捕后，莫斯科不仅动员了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出面营救，而且愿意以蒋经国交换，这一事实说明牛兰夫妇在共产国际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一条件通过宋庆龄提出，也显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宋庆龄“已近乎是共产党员”。[24]她参与营救，很可能有特殊背景。

蒋介石拒绝宋庆龄的建议，显示了他性格中坚决反共和倔强的一面，但是，他还是希望蒋经国能够回来，也相信能够回来。1934年2月13日日记云：“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国危。若不奋勉，何以对先人？何以见后嗣？勉之！”同年8月15日日记云：“近日病中，想念两儿更切，甚望其能继余之业也。”可见，蒋介石虽然做了蒋经国在苏联被杀的最坏思想准备，但对其归来仍然抱有希望。

牛兰，本名雅各布·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共产国际联络部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人。1931年，牛兰和夫人汪德利曾一起被捕，后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此案成为轰动一时的世界头条新闻，国际国内舆论和各界人士对于“牛兰事件”的关注不仅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而且还掀起了营救牛兰、谴责国民党法西斯行径的国际性运动。图为牛兰夫妇合影。

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威胁下，中苏开始接近，双方都希望以两国的联合来牵制和震慑日本。蒋介石一面指令颜惠庆、顾维钧、王宠惠等与苏联谈判，企图恢复邦交；一面通过外交途径争取让蒋经国回归。1934年9月2日日记云：“与颜、顾、王等谈外交方针渐定，彼等或较谅解。经国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此二事能得一结果，则努力之效渐见。”同年12月，蒋介石从苏方得到消息，蒋经国不愿回国，蒋介石一面感叹“俄寇之诈伪未已”，一面则自觉“泰然自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此家难，能以一笑置之，自以为有进步也。”[25]不过，蒋介石也想到，蒋经国在苏联已经被“赤化”，曾经发表过一份批判自己的激烈声明，即使能够回国，见面时如何相处，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样一想，他就转而安慰自己。1935年1月9日日记云：“经国不归，使余无逆子之忧惭，是塞翁失马，上帝必有其意旨也。”

这一年12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最初，蒋介石不了解张、杨和中共方面会如何对待自己，做了被杀的最坏准备。12月16日，黄仁霖到张学良住处看望蒋介石，蒋托他带给宋美龄一函，交代后事，但此信为张学良所扣。20日，宋子文到陕，蒋介石将写给宋美龄的遗嘱交给宋子文，要他转交。致宋函表示：“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人，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他嘱咐宋美龄善待经国、纬国，函称：“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致宋函之外，还有一函致经国与纬国：

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只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如何，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嘱。父。十二月二十日。

这两份遗嘱表明，蒋介石已在对后事预作安排。

西安事变刚刚发生时，王明曾拟自莫斯科致电在陕北的中共中央，要求枪毙蒋介石，为斯大林制止。[26]12月16日，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中共中央在12月13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主张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定13日会议的意见，确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不仅如此，24、25日，蒋介石两次会见周恩来，蒋介石答应，只要红军听命中央，接受统一指挥，他“不单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有资料说，周恩来曾向蒋担保，蒋经国可以由苏联归来，经国是爱国分子，毫无疑问，也会希望父亲抵抗入侵中国的敌人。[27]

蒋经国的归国难题终于呈现曙光了。

四　共产国际决定派蒋经国回国，蒋经国向季米特洛夫保证：“您的全部指示都将完成”

中苏关系改善后，苏方对蒋经国的回国态度也逐渐转变。1936年，陈立夫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磋商，要求放蒋经国归国。[28]11月上旬，鲍格莫洛夫准备回国，通过张冲向蒋介石传达“经国可以回国”，并称，前些时候，蒋经国曾通过华侨带信回国，“被搜查折回”。蒋介石得悉后感到安慰，在日记中表示：“可知经儿未忘其国家也。”[29]同月，蒋廷黻被任命为驻苏大使，启程之前，宋美龄特意告诉蒋廷黻，委员长希望长公子能够回国。到达莫斯科后，蒋廷黻和苏联副外长史迪曼尼可夫商量，请他代为查询蒋经国的下落。史表示很困难，答应试一试。

蒋经国的回国问题终于进入议程。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停止了对陕甘宁苏区的“围剿”，国共双方加紧了联合抗日的谈判。蒋经国曾致函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要求回国。1937年3月10日，季米特洛夫决定，叫蒋介石的儿子来一趟，然后派他回国。[30]蒋经国到莫斯科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向他表示，很快就可以回到中国，但首先要写一个声明，保证回到中国后不跟中共作对，也不能站到托派一方。在莫斯科期间，蒋经国先后会见苏联副外长史迪曼尼可夫、斯大林的密友李希巴托夫、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等人，他们对他都很友好。史迪曼尼可夫对他说：“中国政府要求我们送你回去。苏联政府现在觉得南京政府及其领袖蒋总司令对我们友善，因此，我们愿意答应我们朋友的要求，把你送回中国。”又说：“中苏关系正在日益改善。我们现在对南京政府及蒋总司令有很透彻的认识。中国近四五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希望我们将来不单在地理上，而且还在政治上，有密切的关系。”据说，蒋经国还曾受到斯大林的接见。25日，蒋经国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领取护照，向蒋廷黻大使辞行，蒋廷黻随即致电蒋介石报告。同日，季米特洛夫邀请蒋经国到自己的家里，对他说：“现在我认为‘以苏维埃化来救中国’的说法是错误的。请转告令尊蒋总司令，共产党已经诚意决定和国民党联合。我们都知道，蒋总司令是一位极能干的军事家及极出色的政治家。”他要蒋经国转达自己对蒋介石的“诚挚的问候”。[31]当日下午2时，蒋经国乘第2号西伯利亚快车离开莫斯科。28日，季米特洛夫得到蒋经国打来的电报：“我在旅途中向您致以最热忱的布尔什维克的问候，您的全部指示都将完成。”[32]由于资料缺乏，我们无法了解季米特洛夫给了蒋经国哪些指示，但不外推动蒋介石和中共合作、团结抗日一类话语。

1937年蒋经国夫妇离开苏联时，与中国驻苏人员及其眷属合影。

五　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相会

蒋介石在3月17日得到蒋经国即将归国的消息，很高兴。日记云：“十年苦斗，方得国与家渐见光明也。”24日，蒋介石举行家宴，自然一片喜庆气氛，但经国、纬国尚远在异国，不能团聚，蒋介石未免感到美中不足。第二天，好消息接踵来到。25日，蒋介石接到蒋廷黻大使的莫斯科来电，声称蒋经国当日到使馆叙谈，已有妻与子各一，大约下月即可到达上海。4月6日，蒋介石接到蒋经国从海参崴打来的电报。多年以来，蒋介石、蒋经国之间不通音讯，接到儿子第一通电报，蒋介石自然感到安慰。4月12日，蒋介石再接蒋经国电，声称已自海参崴乘船回国，更觉高兴。

1937年6月4日，蒋介石写给蒋经国的信。（部分）

随着父子相聚日期的临近，蒋介石心中开始密布愁云。4月13日日记云：“教子不慎，自坏家风，可痛可悲也。纬儿决不如此也。”4月18日，蒋经国到达杭州，怎样和这个“赤化”了的，在苏联报纸上骂过自己的儿子见面，蒋介石不无踌躇。日记云：“家事愁闷，不可言喻。”第二天，蒋介石才决心和蒋经国一家相见。日记云：“下午见经国，以昨日到杭，不愿即见也。”20日，蒋介石又烦恼了一天，以后才慢慢缓解下来。月底，蒋介石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经儿由俄归家，一别十二年，骨肉重聚，不足为异，而对先妣之灵可以告慰。”他终于放下了无以对母亲，也无以对祖宗的沉重思想负担。

蒋经国在外多年，中文自然荒疏了。蒋介石特别挑选政学系少壮派的徐道邻作为他的老师，指导其读书和学习中文。为了改造这个受过多年布尔什维克教育的儿子，蒋介石亲自为蒋经国挑选书目，要他认真阅读曾国藩的《家训》和《家书》，认为读好了，不仅于国学有心得，而且“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他像蒋经国未出国前一样，一封又一封地给儿子写信。当年5月12日致函，要求蒋经国认真研读孙中山1918年至1919年写作的《孙文学说》，函称：“你以后看书，应多注重中国固有道德，建国精神与其哲学。《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之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之具体表现。”同函特别提出，孙中山1924年《民生主义》演讲中“批评马克思主义各节，尤为重要，应切实用客观态度，悉心研究看完”。[33]这一段时期，蒋经国就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在家乡读书、反省，撰写在苏联时期的回忆。直到1938年1月，蒋经国到武汉探视蒋介石，父子才再一次见面，相处三日。蒋介石觉得儿子变了，在日记中写道：“经儿来省，觉其见解明晰，常识较富，而举止亦有规范，不失大家子弟之风，是用快慰。”[34]蒋介石终于按照自己的意图改造了蒋经国。

1937年，蒋经国带着妻子蒋方良与儿子蒋孝文回到中国。图为蒋经国、蒋方良与蒋介石的元配夫人毛福梅合影，蒋经国、蒋方良分坐两侧，毛福梅怀中抱着的即是蒋经国之子蒋孝文。

注释：

[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2]　俄罗斯文献中心，全宗号530，目录号4，卷宗号49，第88-92页。

[3]　《蒋介石给蒋经国的信》，1926年3月16日。俄罗斯文献中心，全宗号530，目录号4，卷宗号49，第91-92页。

[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6月13日。

[5]　俄罗斯文献中心，全宗号530，目录号4，卷宗号49，第63页。

[6]　（汉口）《人民论坛》，1927年4月24日第1版。

[7]　余敏玲：《俄国档案中的留苏学生蒋经国》，（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第124页。1998年6月。

[8]　蒋经国：《我在苏联的日子》，《蒋经国自述》，第16-17页，团结出版社，2005。

[9]　蒋经国：《我在苏联的日子》，《蒋经国自述》，第12页。

[10]　蒋经国：《我在苏联的日子》，《蒋经国自述》，第23页。

[11]　蒋经国：《我在苏联的日子》，《蒋经国自述》，第25页。

[12]　转引自余敏玲前文，第124页。

[13]　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0年2月7日、3月4日、4月2日各日日记。

[14]　毛思诚：《蒋介石年谱初稿》，第82、102页，档案出版社，1992。

[15]　毛思诚：《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48页。

[16]　毛思诚：《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82页。

[1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8年7月9日、12月9日。

[18]　《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第435页，2003。

[19]　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8年12月9日、1930年4月21日。

[2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0年10月31日、11月1日，并请参阅以上两日《困勉记》。

[2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2月15日。

[2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2月27日。

[2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2月31日。

[24]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1936年12月9日，第4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4年12月14日。

[26]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50页，1936年12月14日。

[27]　王炳南语，转引自韩素音：Eldest Son：Chou En-la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p 154.

[28]　陈立夫：《拨云雾而见青天》，第448、643页。

[2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6年11月5日。

[30]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54页，1936年3月10日。

[31]　蒋经国：《我在苏联的日子》，《蒋经国自述》第26页；《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56页。据蒋经国日记及回忆，他乘车离开莫斯科的时间都是3月25日，疑季米特洛夫所记日期有误。

[32]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56页，1937年3月28日。

[33]　蒋经国：《我所受的庭训》，《蒋经国自述》，第5页。

[34]　《爱记》，未刊稿，“国史馆”藏，1938年1月24日。

附录

中国抗战与美英苏三大国的关系[1]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次完全胜利的战争。为什么这一场战争中国打胜了？原因很多，我今天讲的就是分析其中的一个原因。

对于抗战，我们有一段时期否认国民党、国民政府、蒋介石的作用。这些年来，我们肯定了国民党、国民政府、蒋介石在抗战里的作用；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但是国民党、国民政府、蒋介石为什么抗战，其中有一个说法是，蒋介石是英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代表，他为什么抗战呢？是由于日寇的侵略直接伤害了英美的利益，蒋介石是听了英美等国的话才抗战的。我今天要反驳这一类的说法，这也就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当时，中国是为中华民族而战，是主动决定的，而不是任何国家命令、指示的结果。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在抗战前后，中国政府、蒋介石首先争取的并不是英美的援助，而是苏联援助。中国的政府第一个争取援助的国家是苏联。1929年，中苏两国因中东路事变断了邦交；1932年12月，蒋介石派出了老资格外交家颜惠庆跟苏联的外长谈判，恢复了邦交。日本人害怕蒋介石和苏联人恢复邦交，而且把这看成了是对日本的第一打击。所以在抗战时期，最早与中国结盟的国家是苏联。1937年中苏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的条约，实际上是中国争取到了苏联援助中国抗战。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的抗战不仅不是英美让中国抗战，而是中国政府反对英美的对日政策所致的，正因为中国政府的坚持，英美才分别做了对日作战的决定。

英国政府在很长的时间里对日本采取了妥协的政策。根据当时中国驻英大使的回忆，他说英国的政策就是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竭力讨好日本，而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特别是中国人的利益。英国人企图使日本不要在中国以外的地域打仗。也就是说，英国政府对日本是妥协的，希望尽量不要触犯日本。1939年7月，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同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东京开始谈判，最终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这就是英国讨好日本之举。同月，蒋介石在重庆进行演讲，批评英国对日本的妥协，认为英国这么做就是等于帮助了日本的侵略，就等于是帮助日本撕毁了《九国公约》。蒋介石质问英国怎么可以背信弃义，甘心和侵略国站在一起，放弃对中国的友谊，蒋介石提出，英国采取的最英明的举动是马上停止和日本人的谈判。

1941年11月20日前后，美国总统罗斯福亲手写了一个备忘录给美国国务卿赫尔，内容是恢复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关系，也就是美国要和日本进行会谈。在罗斯福提出了备忘录以后，美国国务卿又提出维持三个月的临时过渡办法，说美国同意修改冻结在美国的日本资产的命令。当时日本人有1.3亿美元的财产存在美国，美国把它冻结了，现在美国的国务卿提出要修改冻结，就是要解冻，而且提出每月向日本提供一定数量的民用石油。大家知道，没有石油，飞机飞不了，汽车开不动，坦克开不动，现在美国同意向日本提供石油，实际上就是对日妥协，支持日本。蒋介石知道了美国准备向日本妥协，所以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大意是：“我知道了美国所提的对日本妥协的条件，非常痛愤，美国人的胆怎么这么小！帝国的资本主义者没有信义可言的，过去我认为美国人还不错的，所以对美国始终是信仰的。但是从美国最近的表现，我知道了世界道德堕废。除了依靠自己，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成为中国的友邦。本来就是这样的，我太傻了，过分相信了别人。”蒋介石骂美国人损人利己，骂他们是帝国的资本主义，而且蒋介石检讨，说自己“太傻了”。

当天，蒋介石给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打了一个电报，大意是“现在的美国对日本妥协了，美国解冻日本的资产，恢复了美日之间的贸易关系，向日本提供了石油，这个做法使中国的抗战马上就要崩溃了。从此以后，什么国际信义，人类的道德都不能说了”。这是蒋介石对美国的严厉谴责。蒋介石要求美国的国务卿赫尔千万不能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封锁，蒋介石说，我也不相信美国政府到现在对日本人还是这个样子。当天晚上，蒋介石再次给驻美大使打电报，说美日之间的妥协谈判，已经使中国的人心动摇了。蒋介石要求美国政府马上表明与日本绝不妥协的态度，称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中国的抗战就要前功尽弃；中华民族所作的巨大的牺牲，就要白费了。

1938年9月，英德等国在慕尼黑开会，这次会议的结果是英国向希特勒妥协，牺牲了两个国家。蒋介石警告美国，对日本要持不妥协的态度。蒋介石在电报中说：“回忆两年前英国对德国的妥协，造成了无辜的这一段历史，这个教训不远，我如何不紧张？我希望美国的政府当机立断。”蒋介石要求驻美的大使将这个意思向美国总统转达。

蒋介石向美国提出了抗议以后，罗斯福和胡适、宋子文有了会谈，承认了美国的“临时过渡办法”确有缺点，辩称当时美国之所以向日本妥协，是为了保护云南到缅甸的这一条公路。宋子文当面反驳罗斯福，称，如果是因为保护这一条公路就放松了对日本的经济制裁，那么我们中国宁愿抵抗敌军的攻击。因为如果放松了对日本的封锁，对中国的军民影响太大了。听了宋子文的话，罗斯福总统无词可答，显得很尴尬。丘吉尔也认为，美国的让步使中国的处境更加的困难，“我们为中国担忧，如果他们垮了，我们的共同危险就会大大增加，因为当时的英国在欧洲的战场上和德国打仗，如果中国的战场垮了，欧洲的战场也是很危险的”。于是，罗斯福和他的国务卿决定抛弃对日妥协这个愚蠢的决定。由此可见，美国人本来向日本人妥协了，由于蒋介石的抗议与丘吉尔的劝告，罗斯福认为应该放弃之前做出的对日妥协的决定。这就惹怒了日本，日本人认为美国已经彻头彻尾地成为了蒋介石的代言人，如此一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卢沟桥事变以来的一切成果都将付诸流水。日本指责美国顺从重庆方面的意愿，日本驻美大使向美国国务卿递交了日本的最后的通牒和日本天皇的诏书。日本突袭珍珠港为什么发生在12月初？是因为美国政府接受了中国的意见。

我之所以在上面讲这一段话，是因为我们有个别的历史学家，认为蒋介石的抗战是应英美要求的结果，是听了英美的话的结果。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英美原本向日本妥协，是中国的抗议使得英美改变了态度。尤其是美国，从原来的准备妥协，转为对日的强硬，日本恼羞成怒，发动了对美国的珍珠港的进攻，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下面讲的第四个问题，中国最早、最积极地呼吁成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1937年中国的军队在淞沪战役中失败了，南京危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蒋介石意识到，侵略国家的对立面一定会产生一个英美法苏的联合阵线。蒋介石相信随着形势的发展，一定会组成一个以英美法苏为主的国际反法西斯战线。这是中国政府对组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最早呼吁。珍珠港事件以后，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竭尽全力与英美苏及其他国家共同作战。1941年12月16日，罗斯福回应蒋介石，建议中国政府在重庆召集一个联合军事会议，在会议上产生一个永久机构，设计和指挥英美苏中共同作战。1941年12月31日，罗斯福把宋子文请到了白宫商量《联合国家宣言》。1942年1月1日，宋子文在华盛顿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这份宣言共有26个国家签字，前四个国家依次为美、英、苏、中，这是近代中国在形式上第一次获得四大国之一的地位，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此进一步获得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取得了最坚强的保证。

我要讲的第五个问题，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始终忠诚于盟国。中国参加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而且中国始终忠诚于这个联盟。中国始终站在同盟国的一边。蒋介石说，我们的外交方针大致可以完全照旧的，我们一本立国仁厚的精神，英法虽败，但我们在可能的范围内帮助他们。因为当时的英国和法国在欧洲和希特勒的军队打仗，英国、法国的军队都打败了，法国在六个礼拜之内就投降了德国，英法联军打败了以后，就渡过大西洋，逃到英国的本土。由于英国、法国这两个世界的强国都被德国打败了，所以当时在中国的政府内部，有一些人主张中国要改变外交路线，就是说要丢掉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结成同盟国，因为德军在西欧的战场上是所向无敌的。当时中国有两个人主张要和德国结盟，一个是孙中山的公子孙科，另一个是著名的军事家白崇禧。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如果那个时候，中国政府、蒋介石听了孙科和白崇禧的意见，把英国和美国丢掉了，那么二战最后中国是什么国家？我们现在是战胜国，我们现在可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和德国结盟，我们还是战胜国吗？我们就是战败国了。所以在英、法战败的情况下，蒋介石强调，我们中国人立国的精神是仁厚，英、法虽然打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帮助他们。蒋介石对英国的大使卡尔说，我们中国人是素讲信义的，不屈服于强国之威胁。法国屈服之后，国民政府高层中确实有很大一部分人主张重新考虑中国的外交政策，但是蒋介石仍主张坚守此前的原则。

英、法与德军打了败仗，苏联也不太好，德军一直打到莫斯科，苏联也面临危险。当时的蒋介石亲自到苏联驻重庆的大使馆，致以节日的祝贺，请他们吃饭，请他们看戏。蒋介石说，我国在苏联被德国人侵略、打了败仗的情况下，我们不计较过去，而且以道义对待他，这个是中华民族不害怕强大敌人的精神，我绝对不能把它丢掉。我们对苏联报之以道义，至于苏联对此如何想，不是我们考虑的。蒋介石坚持联合苏联，1943年蒋介石派傅秉常出任驻苏大使，表示现在及战后，与苏联均应友好合作，告诉他为了联合苏联，我们在和苏联的货物的交换上可以让步，可以给苏联利益，给它方便。同时蒋介石决定和苏联商讨缔结二十年互不侵犯的协定。

以上讲的就是说在英国、法国、苏联都被德国人打得很狼狈的情况下，蒋介石坚持联合英国、法国、苏联，这个外交的方针没有动摇。另外蒋介石与中国政府还采取措施，拒绝了德国的拉拢。1942年希特勒的助手戈林派亲信与桂永清谈判，当时的德国人希望进攻印度，德国人劝中国也从缅甸进攻印度。进攻印度之后有什么好处呢？西方的法西斯德国和东方的法西斯日本，就可以在印度手拉手合作。如果东方的法西斯和西方的法西斯在印度洋会师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局面，那样的话，反法西斯战争就面临着失败的命运。蒋介石坚持拒绝德国的拉拢，不和德国人合作。不仅不和德国人合作进攻印度，而且蒋介石和中国政府还支持了德国的地下反纳粹运动。当时德国的反纳粹组织有一个计划，想把希特勒暗杀掉，从而建立一个没有希特勒的德国。蒋介石知道了这件事之后，指示宋子文要帮助反纳粹的德国人员，而且通过宋子文给这些反纳粹的德国人提供了经济支持。

第六个问题，美国、苏联、英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分经济、军事、人员、道义几个方面。

苏联在1937年9月到1941年6月，援助中国飞机1235架，大炮1600门，机枪14000挺，步枪50000支，子弹1.8亿发，借款1.73亿美元。从1941年5月至战争结束，美国援华的租借物资和劳务总计8.46亿美元，其中的各种军用装备价值5.17亿美元，另外还有经济贷款6.98亿美元。至于人员的援助，陈纳德的飞虎队开辟驼峰航线，对抗日机，帮助中国掌握制空权。英国在欧洲战场上对德作战，分4次向中国提供贷款1800万英镑。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日本是一个先进的现代化工业国家，日本的工业总产值高达60亿美元，中国还不到日本的1/4。钢铁产量，日本是580万吨，中国只有4万吨；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中国还不能生产一架飞机、一门火炮和一辆汽车。所以说两国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相差非常大。正是由于有了美国、苏联、英国的援助，才弥补了中日两国在军事上的巨大的差距，没有这些援助，这个差距是无法弥补的。

美苏两国摧毁了日军主力，为中国抗战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是美国在太平洋上进行的跳岛战斗，有效地占领了战略性质的岛屿，孤立了不具有战略价值的岛屿上的日军与后方的联系，打开了攻向日本本土的前进通道。举个例子，硫磺岛战役。1945年2月19日晨，在900余战舰，2000余架飞机的支援下，美军以22万人之众的兵力，对只有2.2万日军的面积只有20平方公里的硫磺岛发起了进攻，结果美军全歼岛上的2.2万日军，美军也付出了伤亡2.8万人的沉重代价。由于这些战斗，美军击溃了日军在太平洋上的主力。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了原子弹；8月9日，在日本长崎投下了原子弹。这两次核打击在摧毁日军战斗意志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军是另一个沉重的打击。1945年8月8日，莫洛托夫接见了日本驻苏大使，递交宣战书，150万苏军向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进攻。8月15日中午12时，日本天皇宣布了投降诏书，60余万关东军成为了俘虏。由于美国、苏联的合作，击溃了日军的主力，也击溃了日本的战斗意志，所以日本投降，中国抗战胜利。中国抗战胜利的原因，我认为国内外两个同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同盟指的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组成的同盟，国际同盟指的就是以美、苏、英、中为主体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我要讲的第七个问题，中国抗战的贡献和作用。

从1937年冬到1940年冬，日本在中国的陆军，占陆军总数的78%，最高达94%，而中国的战区是2200万平方公里，中国的政府动员了正规军和游击队是500万人，一般的战斗是38931次，主要的战役是111次，大的会战22次，中国的军队伤亡了338万人。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阻碍了日军的北进计划，使苏联加强了欧洲战场，避免了两面作战。苏联先后从远东地区调集了54万人、5000门的大炮到欧洲，这对保卫苏联的欧洲国土和最后进行反攻、击溃德军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也延缓了日军的南进，为英、美赢得了时间，为美军轰炸日本提供了机会，阻止了德、日两军在印度洋会师。斯大林曾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被中国捆住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丘吉尔说：“如果日本进攻印度洋，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罗斯福对小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中国被打垮了，你们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的战场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就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反攻，把俄国完全隔离，斩断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由此可见，我们应该肯定中国战场的作用。中国战场的作用，我认为主要是打击日军、牵制日军和控制日军。它使日本侵略者的脚陷在了中国的战场上，使它没有办法进攻苏联。

以上讲的是中国战场的作用。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总结抗日战争的经验，在回顾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时候，一定要辩证地看待中国战场的作用。曾经有一个日本的电台记者访问我，我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了一句“你们日本被我们中国打败了”，这个日本的记者马上反驳我，说：“教授，不对，我们日本不是被你们中国打败了，我们是被美国打败的。”这个日本记者讲得不对，中国是战胜国，自然，日本是被中国打败的。但是我们在分析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分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原因时，必须看到两个同盟的作用。没有中华民族的大团队，没有国共统一战线，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可能坚持八年之久；如果没有国际上的反法西斯同盟，没有美国、苏联、英国和世界人民对中国的援助，我们也不可能在八年之内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我们抗战的时间会更长，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会更多。所以说，我们今天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一定要了解中国胜利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的合作起到了极重大的作用，即国内的国共合作与国际的中、美、苏、英大合作。

中国抗战的三个艰危时刻[2]

一　面对日本侵略，中国政府为什么没有立即反击？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蒋介石一直采取的是对日妥协、退让政策。我所首先要讲的是，九一八事变之前中日两国的状况，看看我们当时有没有可能立即和日本进行一场迅速的、坚决的战争。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虽然是一个小国，但是经过明治维新以后，已经迅速成长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中国虽然是大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却依然是落后的农业国。从一些具体的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到中日两国在经济力量、军事力量方面的对比。

战争爆发前，日本年工业产量是60亿美元，中国仅仅是13.6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4倍还要更多。钢产量，日本的年产量是580万吨，中国只有4万吨，日本是中国的42倍；石油，日本当时的年产量是169万吨，中国仅仅有1.31万吨，日本是中国的129倍；日本当时每年生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日本的年造舰（造军舰的能力）是52422吨，当时的中国还不能生产一架飞机、一门大口径火炮，不能生产一辆坦克、一辆汽车。除了小型的炮艇以外，还不能造出任何一艘大型的军舰。

国家的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战前日本的总兵力是448万人，中国的总兵力是200余万人；日本当时的作战飞机有1600架，中国仅有223架；日本的舰艇285艘，中国仅有60余艘。以步兵师来说，日本每个步兵师有21945人，中国仅有10923人；日本步枪的射程是3000公尺，中国仅仅有2000公尺。日本每个步兵师有机枪285挺，中国仅有60余挺；日军每师有重机枪104挺，中国军队仅有54挺；日本每师有野山炮64门，中国只有9门。

我列举这样的一些数字，目的是想说明在战前，中日两国在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方面，强弱大不一样。两国之间，在国力、军力上存在巨大的差距。在存在这样巨大差距的情况下，当日本进攻中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马上就反击，马上就死打硬拼，和日本进行全面的战争？

我们再来一起回忆二战期间的情况。二战是由德国、日本、意大利这几个法西斯国家发起的，因此有几个战场。

首先看看西欧战场的情况：在西欧战场上，1940年5月，希特勒军队向英国、向法国进攻，西方的五个国家——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组织联军抵抗希特勒军队的进攻，当时五国联军人数是300多万，大体上跟希特勒军队的数量相当。两军交战的结果，五国联军大败，因此英国的军队、法国的军队就从比利时边境上的敦刻尔克组织撤退，英国的军队、法国的军队都渡过大西洋，退到了英伦三岛。

从苏联战场来说，德军进军苏联，在开战两个星期以后就长驱500公里，半年之内就俘获了苏联红军280万人。

再看亚洲战场：日军进攻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结果是英军只守了17天便全部向日本投降；日军进攻新加坡，仅仅7天，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的联军10余万人全部投降。日军进攻菲律宾，仅仅5个月，美军总指挥温莱特将军投降，10万美菲联军成了俘虏。

为什么欧亚两个战场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日本和德国的军队经过了长期的、精心的准备，虽然英、美、法都是强国，英军、法军、美军都是强大的军队，但是可以看出他们都不是德军和日军的对手。法国在6个星期里就投降了，在香港的英军17天就投降了，守卫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军队7天就投降了，当时在菲律宾的美军和日军打了几个月，10万美军成了俘虏。

由此我们可以试想，在美军、英军在日军面前都是投降或者成了俘虏的情况下，像中国这样的弱国，有没有可能在战争的早期就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我们经常讲日军进攻东北，很快东三省全部丢了；日军进攻关内，很快华北丢了、华东丢了、华中丢了、华南丢了。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大部分领土都沦陷了。那么这样的情况有没有某种必然性？

二　中国抗战的艰危时刻

由于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距太大，可以说日本是处于绝对优势，而中国是处于绝对的劣势。在整个抗战里，中国曾经有过三个非常艰难危险的时刻。第一个时刻是淞沪战败，南京沦陷，国民党高层多数主和。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淞沪抗战，中国政府调集了75万军队迎战三个月，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拿出了当时可能调动的全部力量，从全国各地调了75万军队和日本人在上海战场打了三个月，但是，由于敌强我弱，被迫撤退。又由于决定仓促，指挥无方，形成了溃败。日军违反军事常例，在血战之后，并不休整，火速进攻南京，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中国的首都沦陷。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有的一个悲剧性的重大事件。中国政府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立即通电，声称中国军队退出，绝不至于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的原定国策，其唯一意义是更加加强了全国抗战之决心。此后的一段时期，中国政府主要领导人坚决拒和，一面拒绝德国陶德曼大使的调停，一面则坚决抵制国民政府的主和派。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曾经有过迁都议和的历史。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在1894年到1895年期间，康有为曾经给朝廷上过一份奏折，其中一个主张是拒和，拒绝和日本人谈和；第二个主张是迁都，主张把当时清朝的首都从北京迁到西安，第三个主张是变法。但清朝政府没有接受康有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最后中日战争的结果是签订了《马关条约》。

这次南京沦陷，中国面临着非常危险的状况，所以，国民政府蒋介石做的第一事就是拒和，不和日本人谈判；第二是迁都，把中国的首都从南京迁到重庆。当时国民党内部是什么情况呢？12月15日，也就是南京沦陷的第二天，蒋介石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当时在会上一部分人主张和日本讲和，一部分人主张继续战斗，意见不一样。但在这个高级干部的会议上，主和者占多数，大部分国民党高级干部主张议和。汪精卫本来对抗战就信心不足，在这个时候，汪精卫就向蒋介石提出，现在你不行了，还是让我出来，以第三者的面目组织一个新的政府，跟日本人谈和。可见由于南京的沦陷，汪精卫第一个动摇了，他要以第三者的面目，就是既不是国民政府，也不是当时的中国一部分亲日派准备成立的所谓维新政府，他要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现，和日本人谈和。蒋介石当时就坚决地回答汪精卫：不可以！不可能和日本人谈和。

当时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居正跟蒋介石讲，现在国都沦陷了，只有一个办法，只有一个出路，就是跟日本人讲和。居正跟蒋介石讲，如果你不敢跟日本人谈和，不敢在条约上签字，我居正代表你签字。当时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老先生，在国民党的高层会议上也批评蒋介石说，你怎么到现在还犹豫不决呢？要赶快谈和。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讲：“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只有为中国要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够向敌人屈服，不能够订立不能接受的条约，订了条约以后，就会增加我们国家民族永远的束缚。现在是一个大的危险的关口，我们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的利益为前提，不能和日本人谈和。和日本人谈和，对外的战争可以停，对内的战争会起来，国家一定会出现大乱的局面。”蒋介石说今天最危险之点就在于停战言和。

南京沦陷以后，蒋介石在日记里表示，“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他坚持既定的抗战国策。应该承认，当时的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淞沪大战，中国的75万军队打败了，南京的保卫战，中国的10多万军队也打败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应该说中国的抗战处在一个非常艰难、危险的关口。在国民党高层大多数主张跟日本人讲和的情况下，蒋介石坚持拒绝谈判，拒绝和日本人讲和，坚持迁都重庆，这是做长期抗战的准备，这是中国抗战的第一个艰难危险的时刻。

中国抗战第二个艰难危险的时刻就是1938年广州武汉失陷。日军打下南京以后，在1938年，首先是打下了广州，这样中国政府从香港接受外国援助的通道被堵住了，然后很快武汉失陷。中国政府在南京沦陷以后，把主要的行政机构和军事机构搬到武汉，作为迁都重庆的一个准备。广州、武汉的失陷使得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再度丢掉了一个行政军事的指挥机构。到了重庆以后，汪精卫由于对抗战失去信心，在1938年年底从重庆出逃，到了昆明。

在南京时期，汪精卫曾经要求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现，组织一个新的政府，跟日本人谈和。汪精卫从重庆出逃到了昆明以后，把他的想法对当时昆明的最高领导者龙云交了底。汪称自己要组织一个第三势力，也就是联络云南、四川、广西、贵州等西南各省，以这个为根据地，成立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新政府，也就是说汪精卫继续要想组织第三股力量和日本人谈判。而且当时汪精卫也联络了一些人，例如云南的龙云，西康的刘文辉，还有一些广西的首领、广东的军事首领，例如张发奎等一大批军事将领。也就是说汪精卫出逃不仅仅是作为国民党副总裁的背叛，而且他还想用他的背叛带动云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这五个省都投降日本人。试想如果这几个省的主政者都跟汪精卫跑了，会出现什么局面。当时国民政府的根据地一个是四川，一个是云南，在华北就是山西，山西的阎锡山这时候也在动摇，阎锡山也派了他的部下秘密和日本人谈判，想要跟日本人谈和。所以说，1938年的年底到1939年的年初，由于汪精卫的出逃，由于广州、武汉的失陷，中国的抗战面临着第二个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刻。

中国抗战的第三个艰难危险的时刻，就是1944年日军进攻贵州的独山。1944年，日本人为了打通中国大陆的交通线，发动了一号作战。一号作战在中国近代史上称为豫湘桂战役，日本人先打河南、湖北、湖南、广西，中国的军队也都失败了。我们说起这场战役时常说中国军队“一溃千里”，就是一下子中国成千公里的国土丢了，离重庆就不远了。在日本进攻到贵州时，当时美国的魏德迈将军问蒋介石，说日军打到独山怎么办？魏德迈将军的建议就是再迁都，从重庆迁到昆明。蒋介石说我不准备再走了，准备和重庆共存亡，一步也不能离开重庆。蒋介石的这个表态让魏德迈很感动，魏德迈向蒋介石表示，那么我一步也不离开你，愿意和你一起守卫重庆。蒋介石当时很镇定，但驻守重庆的各国大使馆都很紧张。首先，苏联大使馆准备撤侨，准备把侨民撤离重庆；另外英国和美国都准备撤侨，把自己的侨民从重庆撤离。如果英国、美国、苏联的大使馆都要下令自己的侨民离开重庆的话，这会造成前所未有的紧张、慌乱的局面。蒋介石自己不愿意离开重庆，表示再也不迁都，同时向英国、美国、苏联的大使馆提出来，希望你们镇定、稳重，动员自己的侨民不要离开重庆。同时蒋介石调集了军队，包括从河南前线把汤恩伯的部队调回重庆，准备以乌江为防线保卫重庆。这是抗战的第三个艰难危险的时刻。

以上就是中国的三个艰难危险时刻。这三个艰难危险时刻，南京沦陷，多数国民党人主和；广州、武汉沦陷，汪精卫出逃；第三个危险时刻是日军打到贵州独山，英、美、苏都很慌乱，准备撤侨的情况下，蒋介石表示一定要死守重庆，与重庆共存亡。这三个艰难危险的时刻，由于蒋介石的镇定，由于蒋介石的坚决，中国的抗战度过了这三个艰难危险的时刻。

三　如何评价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关于如何评价抗战时期的蒋介石，首先要回到1936年11月份毛泽东和19位中共领导人给蒋介石的一封信。1936年11月，毛泽东亲自起草，而且有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19个中共高级领导人和军事将领，给蒋介石写过一封信，内容讲什么呢？其中有一段称，如果蒋先生您能够改变您的念头，回心转意，跟红军联合抗战，你就是抗日之英雄，你的画像将来会被挂在凌烟阁。[3]凌烟阁是一座高楼，一个高层建筑，由于它很高，高耸入云，就称为“凌烟”，就是到了云端了。唐代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为给他打江山的军事将领盖了一座楼，这座楼叫凌烟阁。然后唐太宗就把当年为他立功的将领，每个人画了一张像，在凌烟阁展览。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高层讲，只要蒋先生抗战，只要念头改变一下，我们将来就要像当年唐太宗一样，把你的相片挂在纪念馆里，要百世纪念。而且毛泽东还许了第二个愿，我们不仅要给你一个抗日英雄头衔，而且还要说你是及时改正错误的豪杰。[4]

毛泽东的这封信是1936年11月写的，这封信出自《中共中央文献选集》（1936年卷），该书把这封信全部内容公布了，而且把19位高级军事将领的名字都列出来了。还有一本书是人民出版社出的《毛泽东书信选集》，这封信收到书信选集了，由此我判断这封信不是别人起草的，是毛泽东自己起草的。现在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毛泽东这封信是1936年11月写的，他的条件就是蒋介石转变念头，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只要你肯联共抗日，那么，你就是抗日英雄，你就是救国救民的豪杰。

2006年，我到美国胡佛档案馆看蒋的日记。有一位新华社记者访问，对我提了一个要求，说：“杨先生，你能不能用几个字概括蒋介石的一辈子？”我当时说：“蒋介石活了88年，用几个字概括蒋的一辈子，我做不到，但是我要跟你讲三句话：第一句话，‘在中国近代史上，蒋介石是个十分重要的人物’，”记者就写下“十分重要”；第二句话，“在中国近代史上蒋介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记者又记“十分复杂”。我看他一边认真记，一边心里就在乐。为什么呢？我说我是讲了两句废话，讲了两句空话，为什么呢？现在有谁说蒋介石不重要？我想没有人说他不重要；有没有人说他不复杂？我想也没有。说他十分重要，十分复杂，我想各个阶级、各个立场的人都会同意，所以我觉得我是讲了两句进了保险箱、各种立场的人都会同意的话。但我想这位新华社的记者千里迢迢到美国来访问我，让我谈对蒋的看法，我讲了两句空话、废话总是不好，于是我说我还有第三句话：“在中国近代史上蒋介石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

蒋介石有两大功，1926年到1928年，领导北伐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集团，初步统一了中国，这是第一大功；第二大功是领导国民党和领导国民政府进行抗战，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是第二大功。我觉得这句话讲的是我的内心话，讲得符合实际。今天我还愿意在第三句话后面加八个字，哪八个字呢？叫“功不掩过，过不掩功”。也就是蒋介石领导北伐，领导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进行抗战，这是功。但是这个功不能掩盖他的过。我也讲过，蒋介石有两大过：第一，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党”“剿共”；第二，1946年到1949年三年的反共内战，这是他的过。两大功、两大过，功不掩盖他的过，过也不能掩盖他的功。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这是一大功，但不能掩盖他当年的反共的过错。从另一方面来看，蒋介石虽然有过错，有两大过错，但是这两大过错也不能掩盖他的两大功。

我觉得这是今天对于蒋介石功过应有的态度。我想，我们坚持这个看法，第一，可以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态度。第二，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时候，实事求是地评价蒋介石的功过，这会有助于我们做好对台工作、做好海外华人的工作，可以促进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的建立。

珍珠港事变前的中美交涉[5]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在檀香山珍珠港的军事基地，因此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过去人们都以为珍珠港事变是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很少人知道珍珠港事变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和珍珠港事变前夜中美两国的外交谈判之间的关系。最近一年来，我研究这个问题有了新的发现，这个发现的简单的结论可以概括为四句话：美日妥协，中国抗议；美国强硬，日本偷袭。我是想用这四句话说明，美国政府、美国的总统罗斯福，曾经有过一个阶段向日本妥协了，美国人妥协就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抗议，而中国政府的抗议就促进了美国政府改变了对日本的妥协政策，从妥协转为强硬。美国政府对日政策的改变，惹怒了日本，因此日本就决定向美国开战，于是发生了珍珠港事变。

日本是一个资源小国，其战争资源的取得主要靠美国。大家知道要发动一次侵略战争，需要战略物资、需要钢铁、需要石油，还需要其他的金属。日本这个国家是一个小国，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小国，那么日本侵略者、日本政府为什么胆敢发动侵华战争，跟中国打一场恶战？原因就在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资源可以从美国得到。日本侵华之前，日本所需要的废钢的90%，铅的45%，铜的90%，石油和石油制品的65%，发展飞机和坦克工业所需要的机床的70%，均来自于美国。就是说日本之所以能够发动侵华战争，它的战争的资源主要是从美国取得，美国是日本战争资源的最大提供国。

1939年7月20日，当时中国政府的领导人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美国可以采用的“有效武器”，包括绝对禁止对日输出军用材料与军用品，特别是钢铁与石油；禁止日本重要物品输入，增加日本物品进口税率；不许日本船只使用特种商港，等等。蒋介石认为，上述的办法可以“削弱日本战斗力及其一般的经济力”，从而可以使得日本军阀感觉美国道义与舆论的压力，而不敢继续漠视。蒋介石向美国总统提出来，说你们美国要想办法把日本的经济力和战斗力削弱。

1939年7月26日，美国政府宣布美日两国1911年签订的美日通商条约于半年期满后失效，美国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约合1.31亿美元，实际上中断了对日贸易。8月1日，美国事实上对日本实施了包括石油在内的全面禁运。美国政府采取的上述措施通称经济封锁政策。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极大地限制和阻遏日本进一步扩大对华和对东南亚侵略的阴谋。大家知道，没有钢铁，武器、坦克、大炮没有办法生产，没有石油，飞机开不了、坦克开不了、汽车也开不了。美国政府对于日本采取经济封锁政策，就有力地打击和遏制了日本的侵华政策，日本受不了了。1941年4月16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和美国的国务卿赫尔会谈，提出了一个《日美谅解案》，这个内容很复杂，它的核心就是企图通过谈判促使美国减轻对日本的经济压力。1941年11月，日本派了特使来栖三郎到美国谈判，目的还是希望美国放弃对日本的经济封锁。

蒋介石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担心美国向日本妥协，因为美国向日本妥协将会出现对中国抗战不利的局面。11月17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开幕。开幕前一天，蒋介石决定在第二天的报告中有针对性地发表讲话，让美国不能够与日本特使来栖有妥协的余地，让日本知道英美在远东的准备、军备已经完成，从而引发其产生恐惧。

第二天，蒋介石在重庆的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讲道，自从罗斯福与丘吉尔制订《大西洋宪章》以来，国际上反侵略的阵线已经成为事实，民主国家相互合作，共同肩负着维护人道与正义的使命。蒋介石说：“我可以断言，英美不仅在利害上与荣誉上绝对不会与日本作任何妥协，而且在他们的主义上与责任上也必然要挺身起来，与中国共同消灭这一个侵略祸首，不然所谓正义人道与文明，都将完全失去其意义了。”蒋介石讲这段话，就是为了放话，为了提醒美国不能够跟日本妥协。

蒋介石还讲“英美各国在远东的军事准备最近已经完成，他们民主国家无论为履行条约的义务，或者保全本国利益断不能背弃这个义务，而违反其一再宣示的神圣的主义。”蒋介石把话讲在前面，说美国人、英国人是不会跟日本妥协的。

蒋介石这篇讲稿，经过他的精心构思、修改，他自己觉得他的讲稿有很多独到的见解，讲完当天他乐观地估计，他的这篇开幕词对于日本一定发生影响，让美国人和日本人的谈判没有办法继续。

但是很不幸，蒋介石的担心成为事实。1941年11月20日左右，罗斯福亲手写了一份备忘录交给美国国务卿赫尔。第一条叫美国恢复对日本的经济关系，向日本供应一定数量的石油、大米，以后再增加。另外一条是讲，美国促成日本与中国会谈。由于备忘录主要是讲恢复与日本的经济关系，向日本人提供大米、提供石油，这就是说美国准备放松原来对日本所采取的经济封锁和经济制裁政策。

罗斯福把备忘录交给赫尔以后，美国政府企图恢复已经冻结的美日经济关系，解除经济制裁。美国国务卿赫尔根据罗斯福提出的备忘录，又提出了一个“临时过渡办法”，这个办法的主要内容就是，美国同意修改冻结在美国的日本资产，每月向日本提供不超过60万美元的原棉和一定数量的民用石油。原来日本人在美国存款有1.3亿美元，现在美国准备解冻。

11月22日，赫尔约见英国、澳大利亚、荷兰的代表，也约见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赫尔说，现在的战争有拖延时间的必要，而且现在恐怕还不能够应付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个战场全面作战的局面。当时形势是英国、法国在欧洲跟希特勒的军队打仗，这个叫大西洋的战斗。美国人不愿意跟日本人发生战斗，形成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洋作战的局面。所以赫尔表示，我们要起草一个将经济封锁稍微放松的“暂时过渡办法”。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美、日妥协，就是美国人准备向日本妥协，美国人准备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封锁、经济制裁。

赫尔还讲，我们为什么要放松呢？这么做的目的是由于军方的需要，另外日本既然是打着和平的旗号，我们美国人不能不有一个表示，以便对将来及对世人留一个记录。一个是军事需要暂时对日本妥协，另外一个日本人是打着和平旗号来的，所以我们美国人不能不有一个友好的表示。

10月24日蒋介石知道了这件事情，他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说知道了美国人准备对日本人采取放松的妥协条件，痛愤之至。说美国人怎么这么笨？怎么这样胆小？说由此可知帝国资本主义者唯有损人利己、毫无信义可言。这里说的帝国资本主义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就是在骂美国，骂美国是帝国资本主义，是没有信义可言的。蒋介石自我检讨，他说过去我认为美国人不会这个样子，所以我以前对美国始终存在幻想，从今以后我知道世界的道德已经堕落了、已经颓废了，中国除了靠自力更生以外，再不能够相信所谓的友邦，再不能相信所谓的同盟国。他说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我这个人太傻，过分相信美国、相信英国。

这之前，蒋介石曾经盛赞罗斯福所领导的美国是“伟大国家”，是“中国危难中的真友”，他的就任美国总统是“世界和平的曙光，而且是人类正义之福音”，这就是说，蒋介石以前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寄托在罗斯福身上。当天蒋介石亲自起草了给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的电报，电报称，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放松或改变，则中国的抗战必立见崩溃。另外这个电报强调，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亦不可复问。蒋介石要求胡适，请美国国务卿赫尔告诉美国政府，千万不可对经济封锁有丝毫的放松。蒋介石说，他绝对不相信美国政府到了今天，对日本还会有这样的想象。电报原文如下：

此次美日谈话，如果在中国侵略之日军撤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而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美国即使对华有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中国亦不能再望友邦之援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亦不可复问矣。请以此意代告赫尔国务卿，切不可对经济封锁有丝毫之放松，中亦万不信美国政府至今对日尚有如此之想象也。

该电手稿中原来写着“请以此意告罗总统与赫尔国务卿”，希望胡适把这个电报传递给罗斯福总统，但是蒋介石为了讲话缓和一点把“罗总统与”四个字删掉了，只对赫尔一人说话，这虽然减弱了批判锋芒，但“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等语，仍然表达了蒋介石对美国政府的强烈失望、愤怒与谴责。实际上当然这封电报罗斯福会看到、会了解到，所以蒋介石打给胡适的电报，实际上是对于美国政府对日妥协的一个抗议。

在这以后，胡适致电中国的外交部长郭泰祺，这时候胡适已经对于说服美国政府不抱希望，所以他告诉郭泰祺说，美国政府对日本妥协，恐怕不能够阻挡了。胡适已经没有信心，但是蒋介石却不肯就此罢休。11月26日下午蒋介石接到胡适的来电以后，立即嘱咐外交部长郭泰祺回电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的妥协政策。蒋介石第二次给胡适打电报，要求胡适当面告诉美国国务卿，要求美国立即宣明与日本绝不妥协的态度，借以安定人心挽回大局，免使中国抗战前功尽弃、民族牺牲虚掷。

1938年9月，英、德等国在慕尼黑开会，结果英国首相张伯伦向希特勒妥协，从而牺牲了捷克和波兰。蒋介石的电报以此为例警告美国，必须以当年的张伯伦为戒，立即鲜明地表达对日本的不妥协态度。蒋介石的电报称：“回忆往年，英德妥协，捷克、波兰遭受无辜牺牲之痛史，殷鉴不远，能不惶悚！”

除了给胡适打电报以外，蒋介石还给当时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国活动的宋子文发电，要求宋子文向美国的高层求助。其中讲到中国四年半的抗战，死伤无数的生命，遭受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牺牲。这都是由于美国政府态度暧昧、犹豫，以至使得世界祸乱。他说美国如今采取这个态度，我不知道以后的历史应该怎么样记载美国在这一段时间的表现。电报中的这段话是讲得很厉害、很尖锐的。

宋子文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以后，感到时机紧迫，立即按照蒋介石的指示访问美国军部首脑。当时宋子文会见海军部长诺克斯，据说诺克斯听了蒋介石的意见以后极为动容，首先向宋子文表示说：“请信我为中国的忠实友人，今以友人的地位奉告中国，绝对不要有什么顾虑。不过以政府立场，我今天有许多我不能够讲出来，不能够用好的消息来安慰蒋委员长。”

宋子文在和诺克斯谈话以后，又请美国的财政部长摩根一起吃晚饭，摩根在美国政府官员里面对中国是友好的，在对中国提供财政援助方面是积极的态度，摩根告诉宋子文，而且当着宋子文的面批评美国国务院：态度向来懦怯，担心日本将进行报复，使美国卷入战争。美国这个国家，长期奉行中立主义、奉行孤立主义，提倡美国人不干涉别的国家在美国之外的战争，这个叫中立主义，又叫孤立主义。摩根讲，美国国务院就是搞中立主义、孤立主义的，一向就是胆小。

在胡适和宋子文进行活动以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了胡适、宋子文。在宋子文慷慨陈词批评了美国政府之后，罗斯福承认考虑不周。胡适发言提出中国政府的忧虑，他说美国这么搞法，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封锁，这样的结果受害的只有中国。罗斯福承认美国的妥协办法确有缺点，他说“外长所考虑的办法，只限于局部的临时救急，确实没有考虑到全部中日战争”。

在罗斯福承认美国办法确有缺点以后，宋子文又进一步阐明美国的办法对中国的危害。他说中国军民只懂得，你们美国解除了对日本的经济封锁以后，日本就可以获得油料，就能得到石油，就可以让飞机轰炸我们中国人。所以蒋委员长深为焦虑，认为日美一旦妥协，就是中国被牺牲，中国军民的抗战心理就不能够维持，那么抗战前途就不堪设想。宋子文强调，美国妥协的话中国要受到危害，中国的抗战就无法坚持。

在胡适、宋子文对美国的妥协政策提出批评以后，罗斯福的表现怎样呢？据宋子文的记载：“罗总统无词可答，态度似露窘状。”胡适、宋子文理直气壮、慷慨陈词，罗斯福回答不出来、无词可答，而且显得很窘迫。

在胡适、宋子文当面批评罗斯福总统的对日妥协政策以后，当时美国还有一个顾问在蒋介石的身边工作，这个顾问叫拉铁摩尔。拉铁摩尔支持蒋介石的抗战，给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打了一个电报，里面讲：“蒋委员长对此有强烈的反应，其激动之状实前所未有。”就是说，美国准备向日本妥协，蒋介石知道以后非常激动、非常愤怒，激动之状、愤怒的状况前所未有。拉铁摩尔告诉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即使有关于妥协的最微弱的传闻，也将要动摇中国对美国的信心。”拉铁摩尔警告美国政府，绝不能使中国政府丧失对美国的信心。拉铁摩尔向罗斯福传达了蒋介石的态度，目的就是要让罗斯福明白，美国的错误就在于放弃原则、牺牲中国、冷漠无情。

这个时候中国的阎锡山正处于动摇妥协中。拉铁摩尔告诉美国方面，现在阎锡山的部下正在与日本华北占领军订立停战协定，蒋介石正在处心积虑防范阎锡山等将领叛变投敌。拉铁摩尔表示“山西统治者及其他军队，已经有了动摇，日本对他们最有力的引诱就是美国一定会向日本妥协”。如果阎锡山也叛变了，那么中国的抗战大后方就很危险了。阎锡山会不会叛变？关键就要看美国人是不是向日本妥协。如果美国人坚持对日本强硬，那么中国的抗战阵营可以稳定，如果美国人对日本妥协，那么阎锡山这样的动摇分子，就很可能跟着汪精卫走。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美国政府最终向日本表明了强硬的态度。11月26日晚，赫尔向日本的野村大使面交文件，提出了关于美日两国政府及所有其他政府之间的四条基本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所有国家及领土完整及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在这一条里面美国明确表态，不能够侵略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及主权，当然也反对日本对中国领土、对中国主权的侵略。文件的重点是提出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所拟采取的十项步骤，在这些步骤里边，美国政府表示美国和日本要缔结贸易协定，互相给予对方最惠国的待遇，彼此解冻在各自国家的存款，但是日本却必须首先停止对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等地的侵略。这个文件美国先给日本甜头，说我可以跟你定贸易协定，我们也可以给日本最惠国的待遇，我们也可以解除冻结在美国的日本财产，但这是有条件的。日本首先要停止对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就是越南的侵略。美国提的十条里边，最重要的是第三条、第四条，第三条美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从中国及印度支那撤退所有的陆、海、空军和警察的武力，就是日本人必须从中国、从越南把全部的武装力量，包括警察力量撤走。第四条，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要支持重庆政府。重庆政府以外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也就是汪精卫的汉奸政府还有王克敏在华北成立的“维新政府”，都不能够承认。如果日本按照以上各项做，从中国撤兵，放弃对汪精卫伪政权的承认，重庆政府成为中国当时唯一合法的政府，那么日本从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侵略中国所取得的利益和成果都将吐出来。美国国务卿提出的这些条件，就和以前提出的对日本的妥协条件不一样，原来是美国承认冻结的财产我可以解冻，停止的贸易我可以恢复，我可以继续向日本提供石油。但是现在美国怎么表示？日本军队陆军、海军、空军都必须从中国领土撤退，美国政府、日本政府都只能承认重庆政府，不能够承认汪精卫的汉奸政权。也就是说，美国的政策有了一个180度的转变。

原来日本的特使已经得到消息，美国政府准备妥协了，他们以为大势已定，所以接到了美国政府让他们到国务院来的消息的时候，满面笑容，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跟美国谈判的任务。等到他们进到美国国务院，从美国外交部长手上拿到答复的时候，发现美国政策已经发生了180度的变化，因此懊丧而返。日本的代表失望了。

罗斯福在很短的几天之内，大正大反、大起大落，戏剧性地迅速改变了对日政策，对于这一过程，宋子文在11月28日给蒋介石电报有详细的分析。宋子文在电报里面恭维蒋介石“挽回危局”，吹捧蒋介石说：“您这个态度不仅仅救了中国，而且也救了美国，世界的正义公道就全靠这个维持了。历史的命运往往取决于片刻，我现在追述谈判的经过更加增加了对您的佩服。”

宋子文的这些恭维蒋介石的话，蒋介石读起来当然很舒服。当日的日记讲：“此次美国对倭态度之强化，全在于自我态度的坚定与决心的坚毅，尤在于不稍延迁时间，得心应手，穷理致知，乃得于千钧一发时，旋转于顷刻也。而内子力助于内，子文辅佐于外，最为有力。”同时蒋介石还对胡适表示了不满，因为胡适曾经丧失信心，认为难以让美国转变。所以蒋介石批评，“如胡适者则未有不失败也”。

12月5日，蒋介石跟美国顾问拉铁摩尔约会谈话，第二天又谈第二次。蒋介石讲“到了这个地步，我国的根本危机已经过去了，这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大的成功”。当时拉铁摩尔即将回美，蒋介石建议他回到美国以后告诉罗斯福，说“当下在这个利害成败的关头，必须对日本人进一步用武力压迫，才可以让日本人早一点的就范，早一点守规矩、早一点不乱侵略别国”。

蒋介石和拉铁摩尔的谈话也说明，他完全低估了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性和冒险性，同时也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做了过于乐观的估计。蒋介石对拉铁摩尔讲：“要在1942年6月以前完成反攻武汉、广州的计划，在1943年6月以前完成反攻东北的部署。”他要拉铁摩尔转告罗斯福：“中国绝对不能放弃东北，否则新疆、西藏皆将不保，外蒙也难以收复。”由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日本的政策，从妥协改为强硬，所以蒋介石这时候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做了一个非常乐观的估计。

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得出结论：“美国已经彻底成为蒋介石的代言人。”说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以来和卢沟桥事变以来，一切成果就付诸流水。所以会议决定对美、英、荷开战，12月2日裕仁天皇批准的海军军令部总长发出命令，将攻击日期定为12月8日。

日本在复照中指责美国顺从重庆方面之愿，说美国政府已经成为了蒋介石方面的代言人，指责美国政府是顺从重庆政府的愿望。因此12月8日上午2时，日军在马来半岛登陆，3点25分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击沉美国主力舰4艘、重伤4艘，击毁击伤美机230架，同时轰炸香港、马尼拉等地，摧毁美国在菲律宾的大部分飞机。4点20分野村和来栖向赫尔手交日本的最后通牒和向美、英宣战的天皇诏书，在天皇诏书里面，日本批评美国“漠视日本在对华战争中所受到的牺牲，威胁日本帝国的生存，侮辱其尊荣，跟英国和其他国家合谋阻挠东亚新秩序的建立，并且使中日两国继续战争，以保持英美的利益”，这是日本向美国倒打一耙。至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美、英对日宣战。

日本偷袭珍珠港蓄谋已久，其所以发生在12月初，则是由于美国政府接受了中国政府的意见，改变了对日妥协政策所致。多年以后，美国政府在回顾1941年的美日谈判的时候，也承认之所以改变政策是由于中国政府提出的意见。重庆获知日军在12月8日的凌晨偷袭了珍珠港，当天上午10时，国民党就召开中央常务会特别会议，紧急讨论，决定对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蒋介石随即向大使建议成立同盟。12月9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各个战区，宣布这是一个新起点，就是说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所以蒋介石告诉全国各个战区、各个军事长官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从此我国乃真正参加了世界共同反侵略的战争，与英美苏等友邦并肩作战，负责保卫整个文明的使命。在12月8日这一天，罗斯福给蒋介石打电报，说我们美国已经对日宣战，号召所有参加这个奋斗的一切国家，向中国军民学习，集中力量专一意志、共同奋斗。罗斯福电报里面甚至这样讲，说我们美国能够跟蒋委员长以及您所领导的伟大民族互相联合，我罗斯福本人把它看作是很大的光荣。

12月10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对美国所受的攻击表示悲悯。电报讲，在现在这样一个悲惨的时刻，美国遭受了诡诈侵略者的攻击，中国人民对于美国人民所曾经给予的帮助与同情重申感谢。目前我们共同战斗，中国将贡献其所能与其所有，跟美国联合以待取得共同的胜利。此外，蒋介石接见在重庆的美国军事代表团长马格鲁德将军，建议由美国出面商定中、英、美、苏、荷五国军事协定，以重庆作为参谋会议地点。罗斯福接到蒋介石电报以后马上回电，建议在12月17日由蒋介石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情报、讨论在东亚战区的最有效的海陆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盟国。12月23日，中英美三国代表所组织的重庆军事会议成立，通过了远东联合军事初步计划6条。第二天，蒋介石电告罗斯福，提议在华盛顿组织最高联合军事总机构，制订作战计划，并且派宋子文为最高军事会议的中国总代表。

1941年12月31日晚，罗斯福约见宋子文，商谈发表联合宣言。在座者有英国首相丘吉尔及苏联驻美大使等。罗斯福讲，将要由美、英、俄、中四强国先行签字，其余各国将在明天签字。宋子文当时就代表中国签了字。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此进一步获得世界许多国家的同情、声援和支持，成为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大、最坚强的保证。

讲到这个地方，我想我们可以共同思考一个问题，今年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什么我们的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为什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能够取得胜利？我想两个原因，一个说从中国战场上来讲，有一个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各个阶级、各个民族、各个团体、各个党派的统一战线，我们国内有一个联盟。同时国际上有一个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等26个国家的反法西斯同盟。中国抗战的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而是这两个联盟形成的共同结果。我们再往回想，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为什么能够形成？那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太平洋战争为什么爆发？大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是由于原来美国已经准备跟日本妥协了，美国不愿意形成两洋作战的局面，既在大西洋和德国作战，又在太平洋和日本作战，美国不愿意陷入这个局面。而且美国长期的孤立主义、中立主义的传统，美国不愿意关注美洲以外的事情。当美国人准备向日本妥协，准备用妥协来换取和平的时候，是由于中国政府，是由于蒋介石，由于胡适、宋子文很严厉地批评了美国政府，严厉地批评了罗斯福总统。在这个时候，丘吉尔也站在中国一边。在罗斯福和胡适、宋子文谈话的当天早晨，英国首相丘吉尔跟罗斯福打电话，说中国的战场不能够垮，如果中国战场垮了，那么我们共同的危险就加大了，我们的西欧战场就不好打了。所以说，一个是中国政府对于美国政府的抗议，一个是丘吉尔对于罗斯福的劝告，罗斯福终于懂了。原来向日本妥协是很愚蠢的事情，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要抛弃这件蠢事。也就是说，要对日本采取强硬的态度。

我们需要回到最初这四个字，珍珠港事变之前的“中美交涉”。美日妥协，就是美国人准备向日本妥协，放松经济封锁、放松经济制裁，因此中国抗议。中国抗议的结果，美国政府就改变了政策，采取强硬的对日本的政策，因此惹火了日本，日本就偷袭珍珠港。偷袭珍珠港的结果，就引起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就引起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因此最后就有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有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这里边珍珠港事变前的中美交涉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这就是我今天报告的主要内容。谢谢大家！

注释：

[1]　2015年6月14日上午，杨天石先生在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进行的题为“中国抗战与美英苏三大国关系”的演讲，此为季我努学社主办的“抗战大讲堂”中的第一场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而成，编辑过程中略有删节。（编者注）

[2]　2015年6月16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举办了杨天石与陈红民两位先生的学术对谈“抗日战争中的蒋介石”，作为季我努学社“抗战大讲堂”的第二场演讲。本文为杨天石先生演讲部分，编辑过程中略有删节，文内标题为编者所加。

[3]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8页，人民出版社，1983。信中称：“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何故而不出此耶！”（编者注）

[4]　同上，第89页。信中称：“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蒋介石也，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编者注）

[5]　2015年6月17日，杨天石先生在上海师范大学进行了题为“珍珠港事变前的中美交涉”的演讲，作为季我努学社“抗战大讲堂”的第三场演讲。本文根据演讲现场记录整理而成，编辑过程中略有删节。（编者注）

Table of Contents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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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目录

初版自序

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

一　日记现状

二　真实性问题

第一辑　国内政治

论国民党的社会改良主义——对“百年老店”的新审视

一　孙中山思想中的改良成分

二　国民党和蒋介石对孙中山思想中改良成分的继承

三　一次改良主义的重要实践

四　一轮又一轮的改良呼吁

五　与共产党竞争，再次提出改良主张

第三国际的解散与蒋介石“闪击”延安计划的撤销——论“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未成“潮”

一　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计划“重新研讨”国内政策

二　“闪击边区”计划曝光，中共发动“政治攻势”

三　面对中共的“宣传反击”，蒋介石决定“犯而不校”

四　蒋介石决定进攻延安，风暴将起

五　蒋介石悬崖勒马，紧急刹车

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考察

一　抗战胜利，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共商大计”

二　斯大林两电催劝，毛泽东决定赴渝

三　初谈不顺

四　蒋介石心态180度大转变化，欲扣留并“审治”毛泽东

五　蒋介石再次180度大转变，决定授予毛泽东“胜利勋章”

第二辑　对日策略

“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一　蒋介石迟至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

二　“不抵抗”命令确实发自张学良

三　多年来，张学良一直坦承个人责任

四　张学良为何决定“不抵抗”

五　“不抵抗主义”的历史源头

六　蒋介石的《铣电》，有耶？无耶？

七　南京国民政府默认并且赞同张学良的处理方针

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

一　蒋介石决定拒和、应战

二　中国军队力图“先发制人”，但攻坚战未能取胜

三　日本陆、海、空军协同，中国反登陆战失利

四　为维护中苏交通线，蒋介石决定吸引日军改变主战场

五　蒋介石的大失误，忽视杭州湾防务

六　南京：守乎？弃乎？

七　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坚持抗战国策

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日方诱和与蒋介石的应对及刹车

一　蒋介石精心指导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

二　面对特殊的日方代表

三　“和平”底牌与张季鸾香港谈判的夭折

四　企图以“和谈”阻挠日本承认汪伪政权

五　日方求和，蒋介石主动刹车

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

一　拒绝被孔祥熙视为“天赐良机”的陶德曼调停

二　制裁唐绍仪谋和

三　制止贾存德、马伯援与萱野长知等人的谈判

四　不理睬孔祥熙与日方首脑会面的要求

五　阻止孔祥熙答复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

六　用“杀无赦”警告萧振瀛与日人重开谈判

七　查究受日方之命到重庆接洽的蔡森、贾存德

八　孔祥熙对蒋介石的汇报有重大隐瞒

九　蒋介石阻遏孔祥熙谋和活动的思想原因

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抗战到底”之“底”——兼述蒋介石如何对待被日本侵占的东三省

一　为《九国公约》布鲁塞尔会议准备的预案

二　陶德曼的“调停”与苏联的“支持”

三　蒋介石谈判的先决条件：“恢复七七以前之原状”

四　从谈判先决条件变化为“抗战到底”之“底”

五　蒋介石对“抗战到底”之“底”所作的新解释

六　“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度之成功”

七　反对苏、美两国的妥协、错误主张，力保东北主权

八　在开罗会议上要求明确声明：将东北、台湾等地归还中国

九　国民政府为完全收回东北主权所作的斗争、让步与代价

第三辑　国际外交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苏联之行——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纪实

一　关心俄国革命，早蓄游俄之愿

二　机会终于来了，出任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

三　起行赴俄，心系纬国

四　抵达莫斯科，称苏联共产党是“姐妹党”

五　会见红军高级领导人，畅谈进军北京计划

六　《中国革命的新前景》与《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

七　被热情的红军士兵抬了起来，批评外交人员“下流无赖”

八　参观彼得格勒等地，为市况萧条及海军士气担忧

九　再回莫斯科，向托洛茨基等呈递《备忘录》

十　好坏印象夹杂的苏俄观感

十一　俄国人拒绝在库仑建立军事基地，蒋介石大失所望

十二　批评苏俄政府“无信”，察觉斯大林等人“排斥异己”

十三　认真攻读马克思著作，但崇拜孙中山，婉拒加入中共

十四　与共产国际领袖争论，主张中国革命“两步走”

十五　蒋介石认为受到托洛茨基的欺骗，和沈定一差点打起来

十六　在抑郁无聊中归国

十七　去广州向孙中山报告，孙认为蒋“过虑”

蒋介石与史迪威事件——战时中美之间的严重冲突

一　蒋批评史“无作战经验”，史辱骂蒋为“固执的家伙”

二　远征军初战失利，蒋介石愤恨交加

三　蒋介石提出对史迪威军事审判，宋子文请蒋“万分忍耐”

四　蒋认为史“不法无礼已极”，要求罗斯福表明态度

五　杜聿明等指责史迪威“擅权改制”，“毁辱国体”

六　蒋、史矛盾再度激化，彼此恶感发展至极点

七　宋子文与蒋介石发生激烈冲突，蒋怒而命宋“滚蛋”

八　史迪威和宋氏姊妹“结盟”，企图以宋美龄出任军政部长

九　宋子文向蒋介石递交“悔过书”，蒋介石答应与宋相见

十　史迪威计划暗杀蒋介石，掌握中国军权

十一　蒋介石同意局部攻缅，史迪威欣喜若狂

十二　罗斯福要求蒋将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权力交给史迪威

十三　蒋介石拒不放权，不惜与美绝交、独立抗日

十四　罗斯福向蒋让步，同意撤回史迪威

十五　史迪威真心帮助中国抗日，但不应图谋全面操控中国军权

史迪威假传罗斯福指示，策划暗杀蒋介石——开罗会议前后侧记

一　史迪威称暗杀蒋介石的命令来自“最高”，暗指罗斯福

二　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与罗斯福关系密切，互动良好

三　罗斯福认为，蒋介石虽有“短处”，但只能依靠他

四　“厌烦”蒋介石并伪造“最高”口头命令的是史迪威

五　早在开罗会议之前，史迪威即已起意谋杀蒋介石

六　史迪威利用中国战场失败，逼迫蒋介石交出军权

蒋介石正告丘吉尔：“藏事为中国内政”——抗战期间的中英关系

一　宋子文舌战丘吉尔

二　事件原委

三　蒋介石大为动怒，指责丘吉尔“帝国主义真面目暴露”

四　罗斯福质问丘吉尔；蒋介石批评罗斯福

五　蒋介石决定“隐忍”，等待西藏当局觉悟

第四辑　蒋孔恩怨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一份不实报道引起的学潮

一　从抢救“要员”的飞机上走下来几条“洋狗”

二　昆明学生上街游行，大喊“打倒孔祥熙！”“枪毙孔祥熙！”

三　原来是一篇不实报道

四　昆明学潮平息，蒋介石和国民党加强政治控制

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且看蒋介石如何反腐败

一　孔祥熙等贪污巨款

二　国库局同人检举，蒋介石开始密查

三　陈赓雅、傅斯年联合，向国民参政会提案揭发

四　蒋介石的质问与孔祥熙的答辩

五　蒋介石止步停损

蒋介石与蒋经国的上海“打虎”

一　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打虎”，豪气干云，决心大干

二　啃到了硬骨头——孔令侃的扬子公司

三　宋美龄突飞上海，上海报纸的报道发生微妙变化

四　蒋经国的困难与矛盾

五　蒋介石自北平赶到上海，痛骂警备司令宣铁吾

六　蒋介石阻止监察院调查

七　行政院取消“限价”，蒋经国辞职离沪

八　监察院公布对扬子公司的《纠举书》

九　国民党和政府陷入人心尽失的危机

十　尾声

第五辑　婚姻家庭

蒋介石、宋美龄的恋爱与婚姻

一　蒋宋的相识与相爱

二　蒋介石与毛福梅等妻妾“离异”

三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订婚与结婚

四　新人笑，旧人哭

五　蒋介石皈依基督教

六　宋美龄逐渐介入蒋介石的政治活动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与蒋介石、宋美龄的感情危机

一　宋美龄留港不归，蒋、宋之间发生冲突

二　蒋介石坚守家中“秘密”，以“权变”之计化解矛盾

三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是蒋、宋矛盾的原因

关于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绯闻”——驳考尔斯，兼辨李敖之误

一　考尔斯细致、生动的回忆

二　威尔基在重庆的日程足证考尔斯“回忆”之谬

三　考尔斯“回忆”的其他明显破绽

四　宋美龄访美并非肇因于威尔基

五　宋美龄访美前，蒋介石、宋美龄之间并无感情危机

六　考尔斯“回忆”的由来与宋美龄在美国所打“诽谤官司”

七　考尔斯反复无常

宋美龄的巴西之行与蒋介石的“婚外情”传说——兼析其事与美国人要蒋交出军权之间的关系

一　可疑的送别茶会

二　蒋介石、宋美龄同场表态

三　蒋介石“辟谣”之言可信吗？

四　无风不起浪

五　美国人企图借蒋介石“婚外情”事件要蒋交出军权

陈洁如回忆录何以尘封近30年——蒋介石日记解读

一　纽约出版界透露，陈洁如将出版与蒋介石同居的故事

二　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得报，命江易生调查

三　蒋介石、蒋经国早就得悉，一直在筹谋对策

四　陈立夫、俞国华等提出“双管齐下”的办法

五　陈立夫出面调解，陈洁如具结保证，不再出书

六　陈洁如回忆录大量作伪，价值不大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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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再版说明

作者自序

第一辑 国内政治

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一 两党的思想、理论与策略分歧

二 促成两党破裂的国内外因素

三 两党关系从合作向破裂的演进

四 两党破裂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

蒋介石与北伐时期的江西战场

一 孙传芳出师援赣

二 孙蒋谈判与孙张结盟

三 蒋介石决策进军江西与程潜首攻南昌

四 蒋介石入赣与再攻南昌

五 三攻南昌与江西战场的胜利

蒋介石建议两党合并

一 蒋介石向中共提出“废除苏维埃政府”等四项要求，日记中破天荒地出现“开放党禁”等内容

二 两党谈判加速，蒋介石改“剿共”为“编共”

三 中共提出四项保证，蒋介石提出“彼此要检讨过去”，要求中共“与他永远合作”

四 中共提议建立“民族统一联盟”，蒋介石提议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

五 中共同意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蒋介石既想利用共产党，又害怕共产党

六 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蒋介石决定“对中共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

七 同题异旨，蒋介石想“合并融化”，共产党想“独立自主”

八 毛泽东表示，国民党有“光荣的历史”，有孙中山、蒋介石“两个伟大的领袖”

九 蒋介石反对“跨党”，坚持“合成一个组织”，拟约毛泽东面谈

十 周恩来明确答复：两党合并“不可能”，谈判最终破局

十一 国民党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两党关系转入多事之秋

十二 两次合作与分裂，历史何其惊人地相似

第二辑 对日策略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应对

一 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

二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反应

三 从劝汪赴欧到开除汪的党籍

四 刺汪未中，汪精卫发表《举一个例》

五 争取龙云站到抗战一边来

“桐工作”辨析——真真假假的中日特务战

一 谈判过程与日中两方记载的异同

二 军统局对张治平的审查与“桐工作”的结束

三 张季鸾企图借机拆穿日方“把戏”与中日秘密谈判的延续

四 “宋子良”是冒牌货，蒋介石的亲笔“委任状”等是伪件

五 日方急于求和，军统借机玩弄日方

第三辑 国际外交

跟德国还是跟英、美站在一起？——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一次重要选择

一 英国对日妥协，孙科、白崇禧等主张“联德、绝英、疏美”

二 蒋介石坚持中国外交政策不变

三 中国避免了二战后沦为战败国的噩运

拒绝德国拉拢，阻挠德日会师印度洋——抗战期间中德关系探秘之一

一 德国继续调停中日战争，蒋介石一再拒绝

二 德方多次与桂永清会谈，要求秘密缔结《中德军事密约》，合攻印度

三 德、日的“会师”计划与蒋介石拒绝德国拉拢的意义

四 纳粹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蒋介石与德国内部推翻希特勒的地下运动——抗战期间中德关系探秘之二

一 德国内部反纳粹力量求助于蒋介石

二 蒋介石决定派齐赴欧，联络德国反纳粹力量

三 齐赴欧，转报反纳粹力量的举事时间和条件

四 德国军队中的反对希特勒运动与1944年的未遂政变

宋美龄与丘吉尔

一 反对丘吉尔的“先欧后亚”论，批评其战后排挤中国的图谋

二 不访问英国，不和丘吉尔见面

蒋介石与尼赫鲁

一 尼赫鲁访华，会见蒋介石，确定中印两党合作原则

二 蒋介石亲自策划戴传贤访印

三 蒋介石夫妇访印，渴望会见甘地与尼赫鲁，英印政府多方设限

四 蒋介石与尼赫鲁的三次谈话

五 蒋介石向英方进言，英印谈判失败

六 蒋介石要求罗斯福出面调停，罗斯福劝蒋不采取行动

七 蒋介石为甘地、尼赫鲁的被捕呼吁，不理睬丘吉尔的访华示意

八 为印度独立尽力，叮嘱尼赫鲁不可继承英国的西藏政策

第四辑 迁台前后

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

一 事件的两重性：抗暴与骚乱

二 三驾马车，三种政治诉求

三 蒋介石的“怀柔”决策与措施

四 派兵始末及其评议

蒋介石反对用原子弹袭击中国大陆

一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杜鲁门考虑使用原子弹

二 蒋介石计划反攻大陆，美国空军方面向蒋介石表示，可以出借原子弹

三 使用“战术核武器”？

国民党迁台与蒋介石的反省

一 蒋介石与台湾的因缘

二 蒋介石在内战中频频失败，目光转向台湾

三 蒋介石进驻台湾，成立总裁办公室

四 西南梦碎，国民党完全撤出大陆

五 蒋介石的反省

六 正确或不正确的反省都深刻影响了台湾历史的发展进程

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

一 张学良奉命回忆

二 蒋经国要求写出西安事变的全过程

三 蒋介石要求驳斥“成交”说

四 张学良要求“受训”

五 蒋经国为张学良的回忆定稿

六 《忏悔录》风波

七 回归本真

第五辑 婚姻家庭

蒋经国怎样从苏联归来

一 经国留苏不归

二 蒋介石拒绝宋蔼龄以承认《伯力协定》换取蒋经国回国的建议

三 再次拒绝宋庆龄以牛兰夫妇交换蒋经国的建议

四 共产国际决定派蒋经国回国，蒋经国向季米特洛夫保证：“您的全部指示都将完成”

五 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相会

附录

中国抗战与美英苏三大国的关系

中国抗战的三个艰危时刻

一 面对日本侵略，中国政府为什么没有立即反击？

二 中国抗战的艰危时刻

三 如何评价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珍珠港事变前的中美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