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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病治病——读赵健伟《教育病》

- 教育者的耻辱－－－－－－代序

- 满腔怒火的仇恨

- 枷锁重重与自由散漫

- “爱心”导演出的悲剧

- 我们有没有传播真爱的能力？

- 形形色色的“家庭三陪”

- 自然生存法则

- 变本加厉的溺爱

- 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 令人震惊的《新狂人日记》

- 大学生的“家长批判”

- 黑色《静夜思》

- 少女的倾诉

- 我是一只小小鸟

- 两个小学生的对话

- 来自苦难的力量

- 我很穷，但我很快乐

- 那夜，我曾经发誓

- 精神补钙

- 鲸鱼学校

- “补钙”的理念如何变？

- 珍爱生命

- 硫酸泼熊事件

- 你多久没有感动过了?

- 对生命的感悟

- 请爱护童心的灵动

- 韩美林的怒火

- 《英雄》中的杀气

- 谎言无处不在

- “图书馆”变成“录像厅”

- 十大谎言

- 教唆孩子说谎的学校

- 我们什么时候丢了诚信？

- 中国人天性中的不诚信

- 诚信为立业之本

- 信任也是一种约束

- 中国式的造假逻辑

- 孩子对虚伪的控诉

- 真实如此不易

- 虚空的共产主义道德

- 交通问题中的中国逻辑

- 可怕的精神炭疽病

- 仓廪实而不知礼节？

- 蒙台梭利式教育理念

- 文明岂止差一点

- 无法神圣的音乐

- 教养比门第更重要

- 基本道德如何铸造？

有病治病——读赵健伟《教育病》

许多人都在思考教育问题，即使从事的职业与教育并无干系，也难以规避。

因为我们多数都扮演着家长的角色，或迟早得扮演这个角色，教育自己的孩子义不容辞，就是想推托也做不到。

在中国当代的境况中，这无疑是项困难的工作。就算职业的教师，也不一定能教育好自己的子女。

大家都关心，都不遗余力，却未必做得好，甚至从开始就注定了做不好。

问题出在哪里？

赵健伟的新书《教育病》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更多从家长的角度出发，以一种宽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乃至社会教育。

他忧心忡忡，疑虑多多，很像那位古代的杞人，对于中国教育的评价，他用了“失败”两字，也许结论做得太简单、也太绝对了。但至少家庭教育，身历其境者都有体会，确是大问题，许多家庭矛盾都是由对孩子不同的教育理念和处理方法引发的，甚至闹到分道扬镖。

赵健伟认为，以分数为导向的整个教育体系，忽视了道德建设、意志锤炼、自由灵魂的培育、民主理念的树立以及实用技术技能的学习等等必不可少的要素，严重压抑了孩子身心的成长，正造就出精神上残疾、社会交往能力薄弱、缺乏兴趣、求生无术而又自视甚高的一代。而正是这样一代人，将成为社会栋粱。

他们撑得起我们正在建设的现代化大厦吗？如果现在再不重视这个问题，结果会怎么样？当年邓公为改革做总结，说最大的失败在教育。近些年来，不能说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没有提高，投入没有增加，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某些方面的谬误还有越演越烈之势。

大约十年前，赵健伟写过一本书，叫《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以一个摇滚歌手为视域来关照中国流行音乐的历程，其中已经透出他对教育的关注与疑虑，因为叛逆青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教育问题。

到了这本书里，他的谈论仍是强烈与感性的，有一种摇滚的味道和力量。他寻求原因，也试图找出结论，虽然最终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

近些年来我也一直在关注家庭教育，并深知在当下的大环境中，想要坚持自己的看法与做法之难，一整套制度与规则像个巨大的滋场，让所有人都身不由己。

这么一种局面还要维持多久？它是必要的吗？即使必要，边界又在哪里？

如果说一个孩子一天用六个小时读书是正常的，十二个小时就有些荒诞了，而现在常常达十四五个小时。如果是成年人，这样的工作强度早违反了劳动法。

但你去重点高中看看，哪所不是这样？教育法居然没有相关规定，当然更谈不上执行了。而这样的“精英教育”，是多少家长打破脑袋也想让孩子挤进去接受的。

用赵健伟的说法，长此以往，“很可能整个民族就岌岌可危了。”让人遗憾的是，这种说法恐怕并非危言耸听。

试图用一本书来说清这么个大问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能够梳理清楚一些脉络，多少引起社会关注，让置身其间的人们认真作一下反思，也就善莫大焉。(石久)

( 赵健伟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8月版定价19.80元)

教育者的耻辱－－－－－－代序

每天，在太阳西下之后的幽暗中，一眼望去，每座楼里那星星闪烁般的灯火开始燃起。如果你闭目冥想，仿佛可以看到无数个孩子在其父母严厉的眼神中，匍匐在写字台前书写着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所谓文化知识作业；如果你再闭目冥听，父母们大声的喊叫和打骂声依稀象动物园里的狮吼一般让那些幼小的心灵颤抖不已。文化，这个原本非常优雅的词汇在其传承的过程中却时常象训兽一样残暴。然而更让人辛酸和悲哀的是，这种训兽般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孩子却没有雄狮般的威武雄壮和傲傲风骨，相反，却是一群群弱不禁风、唯唯诺诺的驯服绵羊。在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土上，中国在近几十年中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我们可以为我们目前所成就的现代科技及生活方式津津乐道，但在近代世界历史文化的总帐目表上，我们不尽缺乏尖端人物的杰出笔墨，而且我们似乎有越来越倒退的倾向。当“诺贝尔情结”成为一个民族的世纪梦想时，我们是否应该冷静下来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当代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大思想家以及大学者？为什么中国的一些杰出人才在迈向世界的旅途中被我们自己无情地扼杀？为什么我们的应试教育只能培养出考试高手而普遍缺乏创造力甚至连基本的生存能力都不具备？

或许我们大家都还记得，早在十年前，一场中日青少年的野营生存较量是以中方青少年的惨败而告终的。于是高傲的日本人曾经扬言：中国的下一代人将不是日本人的对手！一阵喧嚣和叫板之后，我们似乎依然如故。那些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和每天过着“小皇帝”生活的孩子们依然在“爱”的关怀和纵恿下为所欲为。当我们太多的人只关心GDP增长的数目时，有谁想过，当若干年后一代创业者渐渐离去后，由谁来完成这一幅幅金碧辉煌的蓝图？由谁来成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宏伟大业？难道就由那些什么苦都吃不了，一碰到挫折就心灰意冷、万念俱灰的这一代娇男弱女么？因此，关于青少年整体素质教育问题从来没有象今天那样显得如此严峻。我们的应试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把人只培养成一种“单向度的人”，于是就产生了考试一百分而实际生存能力几乎为零的“新残疾一族”。普遍的缺乏责任心和坚韧的性格是这些“新残疾一族”的通病；高智商和低能儿怪胎般的成为这代人共有的特征。于是就出现了一些虽智商平平但只是具备了正常生存能力的人却成了这一代人的佼佼者。比如22岁就成为英国剑桥大学就读的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张驰，这位在他母亲眼里“比较迟钝”，在他老师眼中“非常一般”的普通学生，却在其父母的精心教育下成了一个让众多人为之羡慕的佼佼者。更值得使人关注的是，张驰的父母并非是学富五车的教授学者，也不是腰缠万贯的富商豪门，而只是极其普通的贫民百姓。他们只是不懈地告诫其儿子要做个好人，要本本份份的做人，要有爱心，要善待他人，要好好读书，无论今后做什么，只要努力了，父母都会爱你。

这只是一个普通家庭的父母对一个普通孩子提出的普通要求，没有太多的奢求和好高骛远的远大目标，但就因为如此，一种本应如此的做人之道的以及宽松健康的成长环境恰恰成就了张驰现在的成功。这里没有什么深奥的教育理念，也不需要多少财力去支撑这种培养环境，这里的一切都是所有家庭所有父母都可以为之的平常之举。但问题是就在于，如今有太多的父母在教育自己孩子的观念上有严重的认识偏差。与此同时，对孩子过渡的溺爱导致了“爱”本身的严重异化。而这种异化最终导致了是对自己孩子的亲身戕害！这是目前中国很多父母并未认识到的深刻之理。除此之外，我们整个教育环境以及社会价值理念的滑坡实际上促使了这批“新残疾一族”的加速扩展与成长。家庭与社会，当这两个作为人而无法逃离的生存环境已经联手来“戕害”我们下一代的时候，那么离悲剧的正真发生就已经不远了。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危言耸听，不信你就走入每一个家庭去看一看，去看一看那些在外面可以领导千军万马、为人师表的家长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是如何苦不堪言的：去看一看那些每天劳顿终日而筋疲力尽的家长们回到家是如何无可奈何地成为自己孩子“三陪”的；不信你还可以去看一看，我们这个社会是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才的？我们真正的人才为什么留不住而宁可漂泊四方？当一张证明不了任何实际能力的学历文凭可以让人对真正有能力的人才斜眼藐视的时候，那么教育本身就已经沦落为一种形式而失去它原本的真意了。

就这样，一种对学历文凭盲目认同的社会病态导致了为了追求这种学历文凭的另一种家教病态，这两种病态的相恋导致了一批又一批怪胎的大量繁殖。我认为，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变的话，从微观来看，那种倾其所有精力和财力依然望子不成龙的现象将使众多家庭生活为此暗然失色。从宏观上来看，作为一个民族未来的青年一代，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只强调其学历文凭而不是其综合及实际能力，甚至连有些人缺乏起码的社会生存能力、彼此共存的责任心以及道德观念都漠不关注的话，那么，这个民族就岌岌可危了。因此如何在家庭教育以及全社会对下一代教育问题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付之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未来。

十年前，我写作并出版的《崔建在一无所有中呐喊－－－－-中国摇滚备忘录》一书，曾引起了社会的很大反响，此书曾被评为1993年当时中国的十大畅销书之一。此后的一些年中，我下海经商过起了另外一种生活。但我内心深处始终没有放弃对很多社会重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这十年来，后现代主义的消费时代似乎已经把人物化成了消费的机器，劳作—攒钱－－-消费，然后再劳作—攒钱－－-消费。就这样，人类原本自以为是傲的理性能力开始加速进入更年期，思维的迟钝和麻木已经被一种完全商业化的社会折腾的象痴呆一样，社会很多深层的危机已经虎视眈眈地逼近了我们的生存领地。因此我们无论如何要抽出点时间来考虑一下自己的命运了，否则我们最终的命运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2003年1月22日，当我听到我儿子站在海南的蜈支洲岛边看着清澈的海水中畅游的鱼群时喃喃自语道“我多想成为一条鱼而不想做人啊”时，我突然被震惊了！在一个幼小的心灵中，为什么人的荣耀在大自然面前会如此不堪一击？我们身为父母的在总以为给孩子带来幸福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我们的孩子究竟要的是什么？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为什么在面对大自然的时候是如此的激动？他们在物质已经得到极大满足的情况下为什么依然对当下的生存状况不满？他们为什么经常会做出一些反叛的举动来显示一下他们自身存在的价值？如果我们这些做父母对此全然不知的话，那么我们凭什么要成为他们的父母？一个没有资格做父母的人又凭什么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又有什么理由来要求自己的孩子将来一定要出类拔萃？

本书就是试图要回答这些问题的。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不管你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富商豪门、成功人士还是布衣百姓，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都将逃不出本书所叙述的范围。

满腔怒火的仇恨

2002年4月8日，一个叫甘言春17岁高中生因为没有穿校服而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训话。因为此事，甘言春所在班上的流动红旗被取消了。心情不畅的老师在批评完甘言春以后便把他的父亲叫到了学校。可想而知，被老师训斥的这位父亲回到家以后自然把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到了儿子身上。甘言春怎么也想不明白，就因为这么一件事情为什么身为老师和身为父亲会如此怒不可揭。面对流动红旗的被取消所带来的集体荣誉的损失以及父亲责难的双重压力，这位马上就要考大学的高中生于两天后的4月10日，离家出走了，至今未归……

就在同一天，江苏南通一位叫黄文静的16岁女孩，在《流星花园》的感召下也悄无声息地出走了。其父在事后泪流满面地对着电视机镜头说道：我们为了她能够考上一所好的高中，对她的管教太严厉了。我们没有和她好好地沟通，我们只想她如果能考上好的高中能给家里添光彩。最后这位父亲近乎哀求地说道：女儿你回来吧，爸爸一定不再说你了。或者你看到电视后一定给我们打个电话报个平安。自从你出走后，你妈就病倒了。现在家里每天都笼罩在一片悲伤之中，女儿你回来吧，回来吧……此时，这位看上去两鬓发白的老父已经老泪纵横。

2002年8月8日，一名叫郭治蓬的青海西宁市中学生，因为学习成绩滑坡遭致父母的训斥而离家出走。整天以泪洗面的父母在给媒体的一封信中写到：孩子你回来吧，我们一定会改变以往的教育方式……

在上述事情发生之后不久后的一个下午，一件更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在哈尔宾市的一个普通家庭中，一位16岁的少年许某终于忍受不了母亲长期的冷漠、训斥和打骂，在那个下午的3点左右，他似乎像大义凛然般的英雄，拿起了母亲每天为他做饭用的那把菜刀，向他的那位亲身养育他成长的母亲砍下了30多刀。砍完之后，他解下了他母亲随身携带的钥匙，打开了家里装钱的箱子，从里面取出了家中唯一的500元钱，然后他约了同学去了他们平时经常去的网吧里上网。其间，他若无其事地告诉他的同学，刚才他把他的母亲给杀了。事后公安机关听许某的邻居说，许某是下午三点多一点离开家的，当时许某穿着一身干净的白衣黄裤，神情镇定自若，丝毫没有作案的迹象。

这似乎像一部电影中的一个虚拟故事，然而它却如此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这使我们不得不对这场家庭悲剧进行深刻地反思。首先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杀人者的自白吧：“两年前，我的母亲下岗了，爸爸蹬三轮车，家里的生活虽拮据，我在物质上却没有太大的奢求，但是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父母间的吵架、父母的无知。我和他们之间根本不可能沟通。我的母亲永远不能理解我，有时，我的心情十分苦闷，便独自骑自行车去散心，回家晚时，妈吗不问青红皂白，轻则训斥，重则打骂。让我感到很无助。我恨死他了，我就想杀死她。”

“因为在家里得不到温暖，一年前，我迷上了上网，开始是打电脑游戏。那时候，我把在游戏里的厮杀当成了我在现实中的生活，觉得非常刺激有趣，每次战争胜利后，我都会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那种感觉舒服极了。后来我又迷上了上网聊天，可以在网上交很多很多朋友。我情愿活在网上，也不愿意在那个压抑的家中生活下去。”

当记者问到你杀了自己母亲后不后悔时，许某从容地答到：“既然已经做了，我就不会后悔，大不了一命偿一命。”

这就是一个少年杀人犯杀其母亲的全部动机。当然法律只会以一个生命的被害为依据来把这位杀人犯送进监狱或同样结束他的生命以便实现法律的昌明和公正。当一声枪响之后、当众多媒体幸灾乐祸般地大肆报道之后，我们似乎又在等待着下一个相同故事的发生。很多家长在读了类似的报道后都会异口同声地骂到：这个小王八蛋，这个小没良心的，怎么能这么狠心杀死自己的母亲！这种人就应该枪毙！然而人的悲哀就在于，当他的思维只被教导在一种模式中运行时，那么他永远就像一个掉在井中的猕猴，在坐井观天中呆视着头顶上仅有的一片天空。因此他从来不会去想这天外是否还有天。坦率地说，我认为这位17岁的青少年之所以过早的以一个杀人犯的名义而结束了自己本应灿烂的前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由于他的家庭所造成的。对此案的发生，黑龙江教育厅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委员赵任说道：目前，大多数学校只注重分数，而忽略了对孩子的品德教育，这影响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还有最重要的家庭教育，许某的父母中年得子，非常溺爱，同时也想严厉地管教孩子，但由于不注重教育方法，和孩子缺少沟通，导致了孩子的逆反心理，最终酿成悲剧。

在此我想提醒广大的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许某与其父母的难以沟通是因为他的父母缺乏文化所致。?否有文化只意味着沟通双方能否达到一定的沟通深度，但它的前提是，如果没有沟通的基础，如果缺乏沟通最起码的平等，那么一对颇有文化的父母比一对淳朴的农村爹妈对于一个本性天然的孩子来说更具有危险性。因为当一种被称为文化的东西如果偏执地以命令的方式去强加于另一个并不领情的生命时，那么这种文化就没有任何意义。数年前，在北京的一所著名的大学里，有一对具备高文化的教授就是这样被其儿子杀死的。而这场悲剧的起因竟然仅仅是因为两千块钱：一天晚上，儿子向母亲要两千块钱。因为当时已经深夜，家里凑不到两千块钱的母亲于是对孩子说，家里的钱现在不够，等明天一早妈妈去银行取了钱后再给你。这原本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事情在这位儿子眼里却是意味着妈妈的拒绝。于是，顿然间怒气冲天的儿子跑进厨房拿起菜刀冲向了他的父母。就这样，两个具有教授身份的生命顷刻间化为乌有，一条生命一千块钱，两千块钱两条生命。然而，难道这两位教授生命的毁灭仅仅是因为这两千块钱么？全然不是，这或许是迟早的事。因为在他们的家庭中，由溺爱所导致的一系列错误的教育方式，从而使他们的孩子早已对他们怀恨在心。在法庭上，这位杀人孩子是这样对法官说的：“因为我的父母到死也不知道我真正需要什么，他们根本不懂得怎么科学地教育孩子，他们害了自己，也害了我，所以我杀了他们。”

都是那么一种大义凛然的气概，都是那么一种满腔怒火的复仇心理。不管父母有文化没文化，他们的生命都毁灭在自己对孩子的溺爱之中；都消失在与自己的孩子缺乏真正理解和沟通的歧途之中。在此，我希望所有的父母，你们该清醒了！你们该冷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了：问题出在哪里？

枷锁重重与自由散漫

有一位网名叫“满天飞翔”的高二学生在网上这样写道：

“在外面，别人都以为我的父母是大学教授而一定自以为豪，别人都以为我家的经济条件优越而沾沾自喜，别人都以为我在班上的成绩名列前茅而自鸣得意，别人都以为我长相英俊而情深深雨朦朦。

在家里，父母都以为我有这么有文化的父母而自以为豪，父母都以为我要什么有什么而沾沾自喜，父母都以为我的成绩优秀将来能考上名牌大学而自鸣得意，父母都以为我如此英俊将来能取个漂亮媳妇而蓬毕生辉。

可是你们全错了！

我其实什么也不是，甚至我连一个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我没有权利，在家里我没有发言的资格，我必须要按照我父母为我设计的未来去实现他们的蓝图。我是什么东西，我不是东西，我甚至连我家的一条小狗都不如，晚饭后小狗只要一叫，我父母回立刻兴高采烈地带它去花园散步，出门前却板起一张十几年如一日的“酷毖”的脸命令我必须呆在家里看书写作业。

我每次能上网都是因为他们带着小狗出去的时候才有机会，这是我唯一与世界接触的机会，这也是我唯一能与这个世界交流的机会。不知为什么，我的心理没有任何幸福感，尽管我物质生活应有尽有。相反，在我心中有一种莫名的仇恨，我恨我的父母，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非常喜欢那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处不在枷锁中。我本应也是生而自由的，我有我的理想，我有我的追求，我喜欢生物学，我渴望将来用各种生命来网织出一个更为丰富而幸福的生命。但是我的父母却给我套上了渴望飞翔的枷锁，他们硬要让我去上MBA，我知道，MBA是管人的学问，我真的不想去管人，我没有这个本事。更何况我从小就被我父母管怕了，我喜欢自由，喜欢飞翔在自由的天空中去领略生命的精彩。对不起，我一想到此，我就会情不自禁的流泪，我知道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有泪不轻弹，但我的确感到很委屈，因为我根本无法与我的父母沟通，所以我只能在网上与你们这些互不相识的朋友来述说我的苦闷，你们能理解我吗？”

我是无意中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的。作为一位父亲，我真的很难过。后来我总在想，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在给予下一代生命的时候，有什么权利去剥夺他们生命合理存在的方式呢？生命的色彩是各异的，人的能量有各种形式的喷发点，只要他们不违背法律和社会公德，那么任何生命都是精彩的。我们为什么要去人为的扭曲他们？因为这种人为的生命扭曲所造成的后果必将是与“仇”共舞。

2001年2月1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就在这一天，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从国家主席###手中接过了首届“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获奖证书和500万元奖金。袁隆平获奖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他发明了水稻杂交技术，由于这种技术的发明，从而使中国的水稻产量有了十分可观的增产，这对于一个农业大国的中国的来说其功绩无疑是巨大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在其大学毕业的表格上，其中有两项的填写让我们如今这些当教师或身为父母的人是不敢正视的：袁隆平在“爱好”一栏上填写的是“自由”，而在另一个“特长”的一栏中，这为日后的中国著名的科学家竟填写了“散漫”两字。这两栏连起来正好是“自由散漫”。如果这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么袁隆平先生恐怕连小命都保不住了。即使是按现在学校的评判标准，那么袁先生也绝不会被视为三好学生而保送读研。然而袁隆平就是袁隆平，他就是喜欢自由散漫。有人问他：“不是说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比较严谨吗？” 袁先生是这样回答的：“那就很难说了，我在实验室的时候是严谨的，但是出了实验室，那就难说了。如果一个紧匝咒匝着你，那你的思想就不能解放了，影响思路啊。什么严谨不严谨，我就喜欢自由散漫、无拘无束。”

袁隆平就是这样在自由散漫和无拘无束的生命状态中完成了他那震惊世界之科学发明的。今天我们要庆贺的是，袁隆平幸亏没有象上文所提到的这样有“文化”的父母，否则当美国经济学家布朗提出“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责问时，我们今天很有可能无人来应答。

一百棵大树离开山岗

带着森林辽阔飞翔

－－- 邹静之

然而，我们如今每一个即将成为大树的孩子们几乎从来都是在山岗的山洞内被浇灌而生的，他们几乎从未体验过“带着森林辽阔飞翔”的心灵自由感。如今的教育，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已经把人视为了一种实现某种即定目标的读书工具。受教育者本身的主体性被严重地剥夺了。于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对灵魂的围剿和拷打。孙云晓，这位因十年前写了《夏令营中的较量》而闻名的教育工作者，如今已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了。这位只有初中文凭的研究员，其对目前中国青少年教育的见解丝毫不亚于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中国的父母正在辛辛苦苦地酝酿孩子的悲剧命运，争分夺秒地制造着孩子的成长苦难。实际上我们的父母在和自己作战，用自己的奋斗来击毁自己的目标。”

的确，中国的很多父母活得真的太窝囊了。毫不夸张地说，自从他们制造出一个新的生命之后，他们的全部劳作几乎都是围绕着这个生命的成长来展开的。然而在一个自谕为具有几千年教育传统的国家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如何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我们更不知道如何去与一个幼小的生命去进行有效的沟通并一同成长。我们整个社会都在为脱贫致富而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从上到下都没有把如何对青少年进行有效的教育真正放在眼里；我们只顾成年人的各种交易和权力争斗，而根本无视那一颗颗幼小的心灵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抚慰；我们有无数个高档酒店豪华舞厅卡拉OK桑拿浴房脚底按摩，而真正为青少年准备的场所却廖廖无几；我们的家长在自己的孩子幼小的时候只顾逗乐玩耍，然而到大了以后又用溺爱和专制的双重刀剑把一个个本应自由茁壮成长的生命裹成了现代的“三寸金裢”。

“爱心”导演出的悲剧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但愿人人都有爱的影踪

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

平凡的人最能让人感动

这是李宗盛的《真心英雄》。这首歌之所以被广为传唱，是因为它符合了每一个生命对自我前景的快乐梦想，无论是英雄还是凡人，只要活得真真切切就足以让生命灿烂而美丽。然而，现在的孩子似乎已经没有了选择成为平凡人的可能，他们似乎从小就被刀驾在脖子上并被指定必须以英勇就义般地气概去成为哈佛、牛津或是北大、清华的英雄。如果成不了这样的英雄，仿佛一个人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很多仇恨和生命就是在这样的路途中被扭曲或者消失的。然而这一切悲剧的导演者，居然都是由“爱心”所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荒诞了。像本章所叙述的故事实际上经常发生在我们的周围。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终成怨仇却血浓于水。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下面这篇文章吧，作者是河南扶沟中学一位叫刘彦杰的高中生写给《中国青年报》的，全文如下：

某作家说父亲和儿子前世是仇人。这话，我信，而且，毫不怀疑。

我和他就是这样，见面就吵。他嫌我不争气，我怨他没本事。 我真很怀念小时候，那时自我意识没觉醒，傻啦吧叽的，谁的话都相信，看父亲更像仰望一座高山，崇敬之极。父亲呢，更是把全部心血都浇在儿子身上，儿子是他理想的转化与再生。父慈子孝，其乐融融。可再大些，大约七八岁吧，就不行了，我顽劣刁横的本性渐渐显露，对父亲不再惟命是从，顶嘴抬杠成了家常便饭。有一次他气极了，抓起一根做柜子用的木棍便向我抡过来，我用手臂一挡，“咔”的一声木棍断为两半，随之，鲜血也顺着衣袖淌下来……我没动，也没哭，只是直直地站在那儿，瞪着他，他没吭声，往旁边一坐，抽烟去了。我依然站在那儿，死盯着他，直到母亲跑过来，紧紧地抱住我…… 那时候，我觉得，和他是仇人。小时候做梦，和他打架，不，是和他打仗，我带一班人马，他领一支队伍，你死我活地拼杀，醒来时，却是泪流满面……

幸好他在家的时间不长，一年到头只有俩仨月。他会做木工活儿，一开春儿，便带着锯子、斧子，拎着装在塑料袋里的被子，出发了。收麦、收秋时再回来收拾庄稼。也许我真的没良心，从来不想他回来，他一回来我便要挨罚，或站，或跪，或打，最多的是罚跪，一跪一天……

他对上学有着特别的情结。小时他上学，偷了家里两个鸡蛋去报名，竟又被奶奶赶了回来，为这事，他遗憾了几十年。所以，他便把所有希望的颜料涂在我身上，希望有一天我能照亮他的生命。

他依旧一年年地出去，只是不再年轻，身体也大不如以前灵便。我上初中时，他为了方便管教我，便在本地谋了一份事做。那活儿很苦，也很脏，饮食更不好，我很担心，担心出事。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正看电视，听见有人咚咚地敲门，开门看时，是他的一个同行，说他得了阑尾炎，要住院开刀。母亲二话没说，立刻拿了家里所有的钱去医院。那时是春节前的一个月，风很大，雪很大，冰很厚，路很滑……

春节前几天，他和妈妈回来了。他明显地瘦了许多，脸很黑，头发跟蒿草似的，又脏又乱，他虚弱得很，走路时一摇三晃，说话也很吃力。我为了庆贺他回来，便做了一只塑料孔雀，他看也没看，抓过来一把扔了，说我不好好看书，尽弄些乌七八糟的玩意儿……那时候下着雪，院子里一片灰白，我呆在那儿，头扭向窗外，他坐在床上叹气，母亲在堂屋里低声抽泣——那时已是晚上，没人做饭，没人烧水——那时别人家已在脆脆的爆竹声里迎接新年的到来了，我望着飞舞的雪花，望着灰暗的天空，泪流满面……

升高中时，我失败了，他气得捶胸顿足，见了我就骂。他吃饭时往往是扒上一两口便把碗扔了，吓得啄食的鸡呼地跳了起来。那个夏天的太阳很毒，他却蹲在烈日下，一蹲几个钟头，留下一堆冒着火星的烟头…… 第二年我又考了一次，而且考了一个很高很高很高的分数。他乐坏了，整天笑哈哈的，那一个月，他真的很幸福。

然而快乐是短暂的。

我也许真的是他的仇人，我一上高中便把他气坏了。因为我把大部分生活费都扔进了书店老板的抽屉里。

他那时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可为了我，还是没日没夜地干，有时直干到天明。冬天的夜很冷，可他还得抄起斧头去敲那些高高低低的柜子、椅子。有一阵子他病了，可仍不歇着，结果不小心给电刨削去了半截大拇指……

可我终究让他伤透了心。当他发现我把几千块钱换成了一堆一堆的小说和散文时，他气得要命，而我不服，他气得要死，要去跳井，妈妈把他硬拉了回来。我明知自己错了，可依然嘴?，还没良心地说他把钱看得比我重要。他一听这话，就再也不吭声了，抓起桌上一瓶白酒便猛灌下去，然后一抹嘴，红着脸倒头便睡。半夜里，他难受得很，便吭哧吭哧地下了床，踉踉跄跄地向院子走去，我看到他一歪一歪地，没走几步，便蹲下来，难受地吐了起来！那时候下着雪，雪花在昏黄的灯光下轻轻地飞舞，它们轻轻盈盈地落在他身上，他只穿着薄薄的秋衣和秋裤，一只拖鞋被甩到了远处，他长一声短一声地呻吟，嗡嗡嘤嘤地不知说些什么。然后他开始哭，先是轻轻抽泣，后来便放声大哭———那是冬天的深夜里，那是春节前的一个夜里啊！我看到远处爆竹放出的亮光，听到那些悠远而浑厚的声响，再看看他，我不知该做什么，只是流泪……

后来我读到贝克莱的剧本，其中有一段：

“儿子：混账，你为什么要生下我？”

“父亲：我不知道！”

“儿子：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

“父亲：我不知道我什么会生下你！”

读这些文字时，我心里开始隐隐作痛。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就像地球绕太阳转一样真实。我想我知道父亲为什么会生下我？也许，前世我们是仇人，所以，才会有我们今世的争吵与伤心！可是，今世，我是他儿子，他是我父亲。

我的出生，是为了爱他；他的存在，是为了爱我。 如果真的还有来世，那么下一世我还要做他的仇人。 最后，我想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现在是春天，我不能错过，因为，一旦错过，就再也没有鲜花盛开的季节。

我想让他知道，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

我们有没有传播真爱的能力？

我相信，所有读到上述文字的父亲都会感动的，当我们的孩子心中有如此深厚之爱的时候，你难道还能无动于衷么？难道你不想重新去认识一下你的可爱的孩子么？当本章开始写的那位黄文静的父亲泪流满面地呼唤着其女归来的时候，你是否想到过，其实你的女儿一定也是很爱你们的。只不过你或许是太不理解她了，你们一定是太缺乏彼此真诚地沟通了。你一定没有认识到你和你女儿的悲剧实际上是由于你们之间的代沟所引起的。

“代沟”，这是一个社会发展所必定出现的现象，尤其是在如今中国发生急聚变化的今天，往日的价值观念已经日薄西山，或者至少已经不被如今的新生一代所认同。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潮流已经让你无法逃离当下的社会生存环境。代沟意味着孤独，代沟意味着我们的精神漂泊，代沟意味着昨日草帽的丢失，代沟也意味着老一代人的权威丧失。我在十年前出版的一本书中曾经写到：“ 老实说，当代中国的老年人和年轻人都是同样孤独的，但这种孤独感的精神内涵则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老年人的孤独在于他们已经失去了往日那种长辈的荣耀和尊严，并继续固守在传统的道德规范中悲天悯人，那么年轻人的孤独则在于他们已经从父辈的家规中走出来，并昂首阔步在寻找自由的道路上踽踽独行。”

那么，既然两代人都逃脱不了孤独命运的话，那么彼此真诚的沟通就应该成为两代人互相理解的心灵钥匙。

2002年12月，有一本叫做《父亲：对生命的最后倾诉》的书悄然上市。这本书的作者张小木只是一个普通人。这本书所记录的是作者与其在临终前的父亲真诚沟通的思想交流。张小木发现，尽管她与父亲相依为命几十年，但是只到父亲临终前，在通过了父女俩从未有过的心灵交谈之后，她才真正了解了她的父亲，作为一位老军人的父亲。张小木说：一开始，“我只是想通过父亲的人生片段和我们在最后时刻的交流，进行思考，来寄托我的哀思。写的过程中也有过怀疑，由一个普通的女儿去写普通的父亲，有什么人能关注呢？但是越写越意识到，我的父亲不仅属于我的，他更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因此父亲对我的人生忠告和他对人生的思考，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父女私人化的关系上，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对生命的反思”。

张小木之所以想写这本书，是因为她发现她原本对父亲在本质上缺乏深刻的了解。我认为正是因为缺乏这种深刻的了解，所以代沟才会以一种本不应该如此的隔岸观火而成为如今两代人沟通的障碍。

2002年10月的一天，我的好朋友，歌手陈琳约我到北京三里屯的一家茶室喝茶。她告诉我，前不久她的父亲在重庆去世了。在他老人家去世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陈琳与其父终日相伴。就在这段时间里，父女俩聊了很多很多。陈琳对我说：以前我和我父亲从来就没有这样推心置腹的交谈过，我突然发现我们之间其实很不了解。他是如此的爱我，但他从来就没有表示过。我发现我们和上一代人的沟通实在是太少了，我们彼此都缺乏真正的了解。

爱源于孤独，无爱的人不会孤独

－－－－周国平

确实，由于两代人缺乏有效的沟通，因此，彼此间的互相隔阂就常常导致了爱在孤独中沉默。而原本在“爱”的原动力下所产生出了的恰恰是彼此的漠视甚至相仇。然而，当“爱”与“仇”当这两种原本不共戴天的情感却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又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冷静下来想想，这是为什么？

一天，有一位家长突然跑到学校找到老师，只见她惊恐万状地告诉老师：昨天晚上，我的儿子对我说：妈妈，我现在还小，打不过你，等我长大了我会打你的。我会把你杀了，剁成肉馅，包成饺子吃！

这是从一个 仅有10岁的孩子嘴中说出来的让所有家长都毛骨悚然的话，据这位家长说，孩子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露出了一种可怕的凶光。面对这样一个10岁的孩子，面对这样一句足以让所有人不寒而栗的恶语，这位惊恐万状的母亲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位生活在如此优越和溺爱环境中的孩子，怎么会对自己的母亲如此充满仇恨和杀气腾腾。

为什么？为什么爱会在如此的仇恨中刀光剑影？对此，我们每一位父母都应该好好想一想了：我们有没有一种传播真爱的能力？我们作为家长在对自己孩子施爱的时候有没有上岗证？我们有没有资格做父母？我们有多少家长能读懂自己的孩子？我们身为家长的有多少人能够以平等的姿态去与你的孩子对话？我们到底知道多少有关青少年教育的正确方法？假如我们对上述问题无法回答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资格为人父母，我们就没有理由让孩子来成为我们自己思想残疾的殉葬品。如果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的话，那好，下一步我们就应该而且必须知道，为了不再让一幕幕悲剧的发生，为了让爱能够在明艳的阳光下不再成为冷漠的鞭子，我们究竟迷失在哪里？

形形色色的“家庭三陪”

蒙太奇一：

在买当劳和肯德鸡餐厅的一隅，一个男孩或女孩正在贪梦地吃着汉堡包或者啃着鸡大腿，其口嚼声与餐厅里的背景音乐互为协奏，在吵杂的环境中颇像是一种行为艺术。小孩子聚精汇神旁若无人。就在一旁，一位母亲或者父亲在默默的坐着，两只眼睛目不转睛的看着自己的孩子，面带疲惫的幸福，沉浸着孩子快快长大的梦想之中。尽管口水早已在嘴中翻江倒海，但他或她的角色却经常只是个陪客。在这儿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陪吃。

蒙太奇二：

在每天早、中、晚的三个时辰，在中国的几乎每一个城市里，都在上演着像当年八路军进出城时的热烈相迎和相送的盛大场面。无论是寒风肆虐的冬天还是酷暑难当的夏天，这一处处戏是常演不衰的。这用不着像当年上山下乡时的全民动员，每个人都是自告奋勇的，一个个掉了门牙的老人拉着一个个还没长出门牙的小孩之手；一个个步匆匆尚未睡醒的男人或女人驼着自己一个个依然睡眼惺悚的孩子；一个个小心翼翼的现代远征军(保姆)紧抓着一个个小主人衣服的一角。无论他们是谁，他们都在做着同一件事，那就是护送和相迎这些小祖宗们光荣而去凯旋而归。尽管这种征程往往只有几十米最多几百米。但是，这已经成为中国现代都市的一大景观了。大约十年前的一个中午，我和美国《美女与野兽》演唱组的经纪人，一个美国人路过北京三元桥附近的一所小学，只见该校门口乌压压的站着很多人，年纪从二十来岁的到七老八十的都有。这位老外见状有些惊讶，于是就问我：

“他们都在干什么？”

“他们是在接孩子。” 我不假思索的说。

没想到这句话说得这位老外一头雾水。

“接孩子？” 老外的眼睛突然放大了几倍，一脸困惑的神情像似在解读一种千年之迷。

“是啊，接孩子”。我依然如故。

“这些孩子住在那里？”

“就住在附近”。

“那为什么要接？”

“我们这儿就是这样的，不仅要接，呆会儿吃完中午饭以后还要再送呢”。

“怎么会这样，美国的小孩上学从来没人接送的。”

“那是你们美国，我们中国就这样。”

老外哑然。但我看得出，他那双碧蓝的眼睛里充满了迷惑。当我们快走到长城饭店的时候他依然一步一回头的。我知道，在他眼里，中国什么都是神秘的，包括小孩上学接送这么一件在我们看来早就习以为常的事，可在他眼里却是件怎么也想不明白的事。这叫什么？用学者的话来说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那么就这件本身来说，我姑且把它叫做“陪行”吧。

蒙太奇三：

夜晚，窗门紧闭。台灯下孩子们匍匐在写字台前“奋笔疾书”，父母在一旁坐着，或是举头望明月(监视)，或是低头思故乡(瞌睡)。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兢兢业业的扮演着“三陪”的另一角色：陪读。时光穿越一天的辛劳，继续着爱的缠绵。这又是一幅幅人类难得的艺术画珍品，但却是无价的。当生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进入迟暮之际，画中的每一位角色都不会忘却他们曾经拥有过的这段时光，不管是痛苦的还是欢乐的。

蒙太奇四：

周末，是人类发明的一种放松身心的法定时段，是人类留给自己生命难得的自然喘息。西方人把周末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天赐良机，在郊外的金色池塘边，在大自然壮丽的景色中彻底的把精神放逐：

我光着膀子我迎着风雪

跑在那逃出医院的道路上

别拦着我我也不要衣裳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这是崔健一首歌中的歌词。只有精神被彻底的放逐，人的生命才会有长久的博然生机，而一切有创造性的思维闪现，都须以精神的自由勃发为前提的。而一个没有感觉的人是不可能有任何创造力的。然而我们又是一个什么状况呢？每个周末，你都可以看到无数的父母驮着自己的孩子奔赴各种战场：钢琴班、提琴班、舞蹈班、书法班、围棋班、英语班、作文班等等等等。教室里，孩子们继续着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劳作，本应放松的精神在被逼无奈的劳作中感觉全无，每一个机械的动作后面飘荡着孩子们天性中对大自然的梦游。而父母们呢，却在学校门口吮吸着污浊空气的同时，幻想着从孩子的琴声中飘出帕尔曼式的悠扬与激情。 这就叫做：陪练。

蒙太奇五：

如今中国有一个奇观，那就是每年各大学开学的时候，你会看到一群比自己父母都长得高大的“大男孩”“小姑娘”们象残废一样伫立在一边，而他们的父母却上串下跳的为其办理着各种入学手续。这些父母就象仆人一样伺候着他们的主人，而这些主人们却还不时的板着脸，嫌?着他们动作已经不太利索的父母们。天哪！，这是一种什么情景啊？身强力壮的人象废物一样却以主人的姿态傲视其母，而已经操劳一生的父母却象仆人一样继续为其早已成人的子女疲于奔命。我不知道应该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什么，这种“中国特色”实在是让人厌恶。如果从进化论来看的话，那么我宁可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人类物性功能的全线委顿。

蒙太奇六：

不久前在上海卫视中看到，儿子在外面杀了人，做父母的不仅不劝其自首，相反竭力为其掩盖罪行销毁罪证并为其开脱，千方百计地阻饶公安机关的侦破工作。当然结果是人仰马翻，被公安机关双双抓进监狱。当这位母亲痛哭流涕的进行忏悔时，一切都已经为时过晚了。或许是当一个人生命行将结束时，其恶亦善。然而人为什么一定要到生命辞世的时候才幡然醒悟呢？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是这样说的：从前有一个杀人犯，在他即将走向刑场的时候，他向法官提出了一个要求：他想见他母亲最后一面，法官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他的母亲被带到了儿子面前。面对悲痛欲绝的母亲，儿子向其母提出了最后的请求：妈妈，我能不能再吃您最后一口奶？欲哭无泪的老母默然地点点头。随后是一声惨叫，只见这位母亲的奶头被其儿子咬了下来。接着儿子说道：妈，你为什么从小不好好地教育我，为什么你对我如此溺爱导致我今天无法无天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你要对我的死负责！母亲鄂然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欲辩无词。

这又叫什么呢？就把它称之为“陪葬”吧。

好了，够了吧！从“陪吃”到“陪读”到“陪练”直至最后的“陪葬”。这一切的产生都是由我们的父母所引发出来的现代悲喜剧。而这全部的起因居然都是因为“爱”。

自然生存法则

我现在已经越来越坚信这一点了，即人类正随着所谓文明的昌盛以及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越来越失去了人原本作为一种动物的“原物性”即“天性”。而人的思维能力也随着消费时代的日益繁荣而越来越变得从众而迟钝。大学毕业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证明他是否比别人多掌握了一些技能而全然不代表他的思维水平有多高。我们这个社会已经被一种莫名的力量引向了一种“痴呆化”的生存状态。不信你看：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在为子女的教育而烦恼；我们绝大多数父母对孩子的“爱”都是筋疲力尽的；我们几乎每一个家庭的生活核心都是以孩子为中心的；我们没有几个父母会去想一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培养孩子才能使其健康而快乐的成长；我们有多少父母真正懂得人在“原物性”中的“大爱”应该是以什么方式来体现的？说真的，我们只知道“小爱”，我们只懂得用很多辛劳甚至苦难来营造一种实际上的“假爱”。我们从小就把一个生命人为的关在笼子里而不让其羽翼丰满，十几年后又将一个缺乏真正生存能力的人残暴地推向社会。可悲的是，我们心中却始终充满了爱。

记的二十多年前看过日本的一部电影叫做《狐狸的故事》，其内容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看的时候我似乎不太理解，为什么那些老狐狸对小狐狸如此不近情理。当那些小狐狸还娇嫡嫡的在老狐狸身边撒娇的时候，那些身为父母的老狐狸却无情地把它们从家中赶走。至今我还记得：那些被老狐狸咬伤并被赶走的小狐狸眼中充满着忧伤和委屈，然而老狐狸则是义无返顾般的坚决和果断。

后来我才慢慢懂得：这就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去生存， 那么你就将被大自然无情的淘汰。如果你在父母身边永远有所依靠，那么当你有朝一日独立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将无所适从。

1996年的时候，我住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附近的一幢楼里，当是房东临走这时给我留下了一对鹦鹉。从未养过鸟的我自然感觉很新奇。此后我每天给这两只鹦鹉喂食，关系一直维持的不错。我让它们在那间10平米的阳台里自由的飞翔，而每到喂食或天色黯淡的时候，鸟夫妻俩就会乖乖地飞回它们的小窝。然而不久，我发现它们竟然孵出了四个小鹦鹉，这下让我兴奋不已。此后每天，我看着那只雌性的老鹦鹉进进出出于那个小窝，精心喂养着那四个小生命。那种温情与呵护；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是丝毫不亚于人类的。渐渐的，小鹦鹉长大了，那个面积不大的小窝显然是显得有些拥挤了。这时我突然发现，那个雌性的老鹦鹉每天似乎都在赶那几只小鹦鹉出窝，而那些鸟孩子们显然是不愿意出来。就这样，这种局面大约维持了一星期，后来情况就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只见那只老鹦鹉急了，它开始发疯式的把那几只小鹦鹉从窝里赶了出来，而且不许它们再进去。在随后的几天里，状况更是糟糕，老鹦鹉开始不停的咬着小鹦鹉，似乎是要把它们赶出笼子。我见状没有办法，只能在笼子里插进一块板以把它们原本其乐融融的一家分开。可是那只老鹦鹉仿佛依然不干，它只要逮着机会就会狠命的咬住小鹦鹉的任何部位而不放，只到鲜血淋淋。当是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就拿了一根筷子去打那只老鹦鹉。只见老鹦鹉满嘴鸟毛怒视着我，仿佛一脸的不服气。

眼看它们鸟胞们这种矛盾是无法缓和了。于是我终于做出了让我于心不忍的一个决定：把它们放归大自然。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打开了窗，俯身望去，三环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流把天空染成了灰色，太阳在浓重的灰色中顽强地射向大地，我打开了鸟笼并把它伸向窗外。许久，笼内的鹦鹉们没有反应，它们似乎已经不愿意回到那个已经被污染得不成样子的天空。十分钟过去了依然如此。无奈之下，我拿起了一根筷子，轻轻地触动着它们的翅膀，并把它们推向笼外。就在它们飞走的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它们眼神中的依依不舍。尤其是那两只老鹦鹉，在窗前盘旋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慢慢地飞走了。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但我至今依然十分怀念它们。

狐狸和鹦鹉，它们让我懂得了动物生命存在的一种必须的方式。动物是靠本能中的天性来实现它对下一代的爱的，尽管有些残酷，但这就是动物为了族类持续生存的天然法则。就像达尔文所说的那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据说小老鹰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它们的父母会选择一天让那些小老鹰们在悬崖峭壁上一字排开，然后被其父母一个个的推下悬崖。会飞的适者生存，不会飞的物竞天择，纵然摔向谷底粉身碎骨，威严的老鹰父母却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动摇。我想，这就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吧。

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为什么像《狐狸的故事》这样的影片只会出现在日本，而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中国。这不仅因为日本有黑泽明这样极赋思想深度的大导演，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对孩子的教育理念是完全不同于中国的。众所周知，作为战败国，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潜心发展经济，并很快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大国。其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二。然而日本人从来就是一个忧患意识很强的民族。在教育上，日本人的这种忧患意识也是十分突出的。日本的教育界人士普遍认为：除知识教育外，品德教育是十分重要的，而生存教育又是品德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日本的教育界认为：日本虽然实现了“富裕社会的梦想”，但社会节奏加快和升学竞争的压力，使孩子们与大自然的接触少了。同时，日趋富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消弱了孩子们应具备的人生耐力、心理承受力和克服困难以及坚不拔的意志力。为此，日本神奈川县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展开和促进与人接触、感受自然的运动，恢复和充实孩子们的感性体验”的建议，并于1984年起就开始了让学生和社区开展广泛的“感触性”教育运动。

之后，他们建立起了一些教育基地，名谓：交流村。学校和社区定期组织孩子们到交流村去劳动、锻炼和生活。同时组织孩子们到敬老院去与老人们交流沟通，并让这些老人们向孩子们讲述过去的生活以及教这些孩子们如何编草鞋的方式等等。通过这些“感触性”教育和实践，孩子们加深了与社会的接触，对大自然、社会环境以及周围生活有了切身的体会。并且通过社会性活动，逐步培养起让孩子们学会了如何关心他人、共同生存的优良品德。除此之外，日本人还经常让孩子们吃“忆苦饭”，据说，有一次一所学校让孩子们吃的忆苦饭是非常难以下咽的糠菜，结果学生们面对糠菜竟嚎啕大哭并集体绝食。然而学校毫不心软，在双方对恃了三天之后，饥肠辘轳的孩子们终于顶不住了，吃下了这顿难以下咽的忆苦饭。

变本加厉的溺爱

后来我总在想，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中国(当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那就麻烦大了! 我想首先大哭并发疯的肯定不是孩子而是他们的家长，而且一定会以虐待罪联合起诉该学校，而我们的法院也一定会以保护青少年权益为由，判这所学校有罪。然后校长被开除，老师被停职检查，学校被责令停课整顿。期间，那些孩子们肯定会被父母一口一个心肝宝贝的接回家中，然后补以在商店里能买来的一切滋补品，随后开始大摆宴席，这就是中国。

然而日本人就绝不这样。除了吃忆苦饭，如果你假期去日本，那么你一定会看到不少日本的孩子们活跃在许多孤岛和大森林中，他们常常三五成群、七八结队的在没有任何老师和家长的带领下，自力更生，自助生存。有时候甚至在一个没有水源、粮食的孤岛上靠挖野菜、寻找雨水来生存。而这些孩子的家长不但不阻止他们，反而鼓励他们去勇敢的接受生存的挑战。这不能不让我们对这些孩子及其父母们肃然起敬。因此，在十年前的这场中日青少年野营较量中，中国人是必败无疑的。而且假如在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一次的话，我相信我们中国的孩子们将输得更惨。因为这十年来我们在这方面不仅没有丝毫的进步，相反，我们的孩子在他们父母变本加厉的溺爱下似乎越来越被变得不堪一击！

但是我们不要去责怪那些孩子们，因为中国古人早有所言：“子不教，父之过”。我们的孩子之所以会成为今天这个模样，完全是由他们父母的过度溺爱所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仅不如日本孩子的家长们，我们在动物的“原物性”上甚至还不如前面所叙述的那些狐狸和鹦鹉。真的，我们不要不服气，文明进步在某种意义上是以退化某种“原物性”为代价的。而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只有“原物性”的存在才能使人保留一些人本来就应该有的“天性”。比如，为了实现一个真正的爱，“天性”告诉我们：有时候必须要以一种貌视残酷的方式去实现的，就像那些狐狸和鹦鹉，但作为人来说，实际上这种“天性”是靠人类的理性来实现的。“爱”与“溺爱”，一字之差，实际上它们的区别就在于，用理性的方式去爱是真正的爱，而完全用情感的爱去爱就是溺爱。用理性去爱，那么你就应该知道如何去正确的实现你的爱，如果仅仅用情感去爱，那么你就只能在溺爱中迷失方向。

我曾听到一位中国的母亲当着自己孩子的面，这样来评说她脑子里的美国父母亲的：你看美国人的父母怎么这么狠心，他们都不怎么管孩子，他们从小就让他们干活，到了18岁了就设法把孩子轰出家门，还有等孩子读大学时候还要让他们自己去打工，甚至孩子没钱的时候，做爸妈的还说是借钱给孩子。你看这些美国佬这么有钱却这么扣，真自私！美国人真没人情，你看那《北京人在纽约》，那个姑妈把王启明他们塞哪住了？破地下室！那儿有脏有乱的，那哪是人住的地儿？还有你看那姑妈的德性，扔给王启明他们几白块钱，还说是借他们的，那哪是人干的呀！别人大老远跑到你美国来，你怎么也得首先请外甥女、外甥女婿找个好饭店好好撮一顿吧。真没劲！

这位年纪并不大的母亲说完立刻搂着她那大约十多岁模样的孩子，细声柔语的说到：乖，妈可不会这样，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心肝宝贝呢。妈要让你好好读书，今后咱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好让你姥姥、姥爷你妈你爸脸上都有光彩！心肝，妈什么事儿都不会让你干，你只要读好书就行了，没钱花了，乖你就说，妈再苦再累也会满足你要求的，因为妈妈爱你……

此刻我关注着眼前这样一个画面：一个满面红光、嘴里不停地嚼着零食的少年和一个年纪不大但却显得苍老的母亲，他们共同完成了中国现代家庭教育史上一次神圣的演讲。我相信这位母亲代表了当今中国绝大多数父母亲现有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与此同时，在那位母亲神圣而又自豪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教育理念已经瘟疫般地进入了几乎中国的每一个家庭。

无疑，这是一种价值观。

对一种价值观的非主体价值评说是我从来就反对的。因为一种价值是否有意义，是取决于这个价值的享有人而不取决另一个价值系统的人。所以就这个层面上来说，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对另外一个价值系统的人或事物说三道四。但这里面需要一个前提：这就是在遵循于一个价值系统中的大部分人群必须是快乐而幸福的。如果不是，那么这个价值系统就必须重新审视直至被打碎、重建。

然而事实已经证明，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目前中国的家庭教育已经出现了深重的危机，尤其是在城市里，两代人几乎都在一种互相敌视的状态下疲惫地徒步人生。我敢说，当下中国，在有十岁以上孩子的家庭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父母和孩子都是不快乐的、疲惫的、缺?沟通的、心情不畅的甚至是互相仇视的。这种现象在大、中城市里尤为严重。现在社会上已经公布和出版的各类有关这方面的调查报告和书籍，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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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陈屹，这位留学美国多年的学子，十多年来，他一直在比较中、美两国在教育理念上的区别及优劣。作为国内多家媒体的特约撰稿人，陈屹经常在国内的媒体上发表各类有关教育方面的文章。下面这篇文章是他在2002年9月5日的《北京青年报》上发表的，题目是《美国人不谈“父母恩”》，请看：

“养儿方知父母恩”， 这是在我们做了父母之后，才感悟到：“原来做父母真不容易。” 但是，多年来在与美国人的交往过程中，我并不记得他们说过“当了父母后，才知晓做父母是这么难啊”。

在有意和无意的观察中，我觉得海外大部分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很尽心尽力，但有时并不觉得他们在享受子女的成长，而是盼望他们长大成人，父母好解脱辛苦。似乎养孩子的目的就是为了时刻赶着完成系列任务。 比较而言，美国家庭的父母对子女的要求要比中国父母随意得多，大部分父母更注重整个过程中的快乐，而不是单纯的结果。

比如，美国学校为学生组织了各式各样的体育队：足球，篮球，垒球， 学生自己报名，象征性地交一些费用。教练呢？ 都是队员的父母，他们都是自愿服务者， 为了孩子，也为了他们自己的兴趣。 队员的训练时间不定时，有时为了赶场地，训练从下午四点半就开始。 我真不理解，正是上班的时候，这些孩子的父母们怎么安排出时间的？ 比赛的时候，尽管这些水准参差不齐的队员，表现得实在惨不忍睹，但是，大人们还是认真地为他们助兴。 有一次，我在停车场等儿子，看到儿子的教练愉快的样子，我说：“他们赢了？”教练说：“这次踢个3比9，虽然我们输了，但是，孩子们斗志昂扬， 精神可佳。” 当时，“祝贺孩子们”的话几乎要从我的嘴边脱口而出。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为何没有听到他们讲“养儿方知父母的苦呢”？经过多年观察，我总结了下面几点： 其一，大部分美国人决定当父母时， 在经济、心理上，做过一段适应和调整。其二，相互尊重，把子女作为一个享有同等权益的人，尊重子女本人的意愿， 远比完成父母的梦重要得多。其三， 孩子不可能跟父母一辈子，父母也没有想靠孩子养老， 所以在具体生活中，孩子和父母双方保持独立的思考和经营方式。 比如，父母不会拿出自己的养老退休金给孩子付学费，只要孩子有机会，他们都以自食其力为荣， 即使父母非常富有。

在中国的大文化下，我们看美国老人，觉得他们很可怜，其原因是他们没有子女在身边相伴。 实际上，这正是大部分美国老人自己的选择， 不靠子女，靠独立的自己。 也许美国父母比中国父母“狠”些，因为他们的子女上学自己贷款，以后自己靠工资偿还， 甚至高中时候就开始打工。 但是，这些正是孩子走向独立，提早步入社会，锻炼个人素质不可缺少的机会。

在中国我曾看到高级自助餐上，孩子大吃，父母要了一份最最便宜的食品，为的是陪孩子。 当时第一个念头我想到的是：“我不会这样做，如果经济上不允许，我会诚实地告诉孩子真相。”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两国在教育下一代的观念和行为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生儿育女是一种任务，并十分注重孩子长大以后的结果；

美国：养育一个生命应该是一个快乐的过程，结果不是主要的；

二、中国：学习是孩子最最重要和最值得鼓励的事情，而玩是无关紧要的；

美国：兴趣是孩子成长最最重要的事情，孩子们玩的同时就是在学习；

三、中国：中国的父母很“善”，以给孩子包办一切为荣；

美国：美国的父母很“狠”，让孩子们自力更生为耀；

四、中国：以貌似浓厚的人情味实际上给孩子的是溺爱；

美国：以貌似冷酷的理性情事实上给孩子的是真爱。

这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WTO的加入，就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这个地球村一个无法孤独的成员。一切法则的共效性已经从各种竞争开始显现，当然也包括人才的竞争。所谓人才竞争，归根到底实际上是取决于培养人才之教育方式的不同。而这种方式之所以会不同，就是因为各自的教育理念和观念的区别。那么区别已经十分明显了，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呢？

令人震惊的《新狂人日记》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鲁迅先生在他的《狂人日记》里曾发出过“救救孩子”的呼唤，这个呼声在中国的上空飘荡了几十年。鲁迅当年之所以要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是因为我们的大人用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来不断地“吃”着自己的孩子，眼看着正常成长的孩子被越吃越少，于是鲁迅先生心急如焚地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吧！如今虽然已经时过境迁，但是又有谁知道，中国人的这种“吃”人的恶习非但没改。而且有越“吃”越厉害的趋势。所不同的是，只是我们换了一种“吃”法。直到有一天我猛然看到一位中学生写的那篇《新狂人日记》时候，我才真正的认识到，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鲁迅先生的呐喊依然在我们的空中飘荡着，而鲁迅精神的执著不死，则意味着我们当下的精神世界与半个世纪前的精神世界似乎依然相似，只是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的又一次重叠。

新狂人日记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日前闻其大病一场。近见之，早已康复。因大笑，

出示日记二册，语多荒唐，特录其下。记中之语误，一字不易。

一

今晚夜色平和，诗一般的平和。

“你去看课本！看这些管个屁用？它包你考上大学？”父亲说。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以前的父亲？也许不是了吧。我所记得父亲全然不是如此的。莫不是我父亲落入某个歹人之手。换了个智能机器来顶替他，来迫害我？

我害怕。

二

对的。父亲定然不是先前的父亲了。不然，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态度在如此的短短的几年里，怎会有这么大的差异？是的，就这几年。

那个机器的眼睛阴森森的，好恐怖。

那个机器瞪着那双恐怖的眼把先前父亲为我买的“圣贤书”拿走了。况且，在它的嘴里，把“圣”字去了，改为“闲书”。莫非这机器与我父亲有很大一致，只是在输入程序时，少输了两个字节，或者由于某种原因，遗失了？

三

早上起床，我去洗脸。我看见镜子里有一个人，他面带倦容，头发散乱；特别是他那双眼，布满血丝，像是一个饱经风霜而无所获的年已花甲的老人的眼，它要闭上，好像又由于某种原因不敢闭上或者根本就不能闭上，它在流泪，它在流血。那个镜子里的人是谁？我真的不认识。那个机器走过来说：“快，抓紧时间，你照什么镜子呀你？”我问他镜子里的人是谁，他用大手摸摸我的额头，勉强无力地笑笑，说：“快，别开玩笑了。”

开玩笑？到底是谁？如果根据光的镜面反射定律，那个人应该就是我。但我敢用我的一切担保，那人不是我。莫非那群歹人把父亲换成机器不算，还把我的大脑移植在了某一个生命体上？我是谁？

四

天色很好，我料定不妙。

放学时，我骑着车，路过小学校门口，那帮小孩儿都在大门外追着，闹着。

我忽然眼光一闪，我看到了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地笑着，走远。好熟悉，而又一刻之间想不起来。我们一定相识，且非同寻常地相识，好像是离开了许多许多年而又一直没能相见的老朋友。是谁呢？我想了又想，用韦达定理，阿基米德定理，欧姆定律，安培定则推了又推，还是记不起，我失忆了？

五

放学了，我特意去小学校门口去等，等着见那个推不出来的老朋友。 我又见到了，那个，就是那个！不！这个，这个也是！那一群都是！是谁？

有一次感性与理性的强烈大碰撞，把那些定理们碰得一个个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我感觉到它们呼吸急促。

我知道了，现在我才知道，那些人是我，他们都是我，绝对，我敢对天发誓，他们就是我。准是有人把我的思维用一种什么形式移植到了这个位置，这个肉身上。我的天，我见到了我，却不敢相认，真的不敢。

六

今天有一群老师在一起叽叽喳喳。时不时还抬起头来看看我，笑着，又

去叽叽喳喳。

他们在说我！

说我什么？说我的成绩又一次证明了思维大脑移植的成功？

我走近听听，他们背过脸，声音更小了。

七

有点风。

我愈发觉得不对了，有几位同学总是看我。笑着看我。莫非他们也知道了？ 毕竟是“学”字辈的，掩藏不好，老是发笑？他们是同谋？他们早已经过周密地推理算定盛载我思维的这个生命体必将成为某种制度的牺牲品？

八

无风，多云。

我的书自己翻了几页。怎么可能的？可它确实是翻了，难道这书、这课本也被赋予生命？定然是的。人与人相同，倘若读的书相同，做读书的人也不至于这么难了，书有生命，溜以，它会欺负你。

九

我不看“闲书”了，我在学习时，感到从头凉到脚，我撑不住了。我又照了照镜子，又衰老了许多。我感到窒息，仿佛是被什么东西压着，书又自己动了一下，钟表一下也不走了。时间是不是在这一刻凝固住了？可书又动了一下。不妙，是不是我将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十

我还活着。钟还走着。机器还骂着。歹人还说笑着。小孩儿还玩着。同学还笑着。时间凝固了？或许有限？

救救我。

文/河北省廊坊一中

高二　杜冠儒

当我读完这篇文章时，我又一次被震惊了！一个只有十几岁的未成年人，当他面对镜子观照自己的时候，他竟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他发现他自己“像是一个饱经风霜而无所获的年已花甲的老人”，而他的父亲也完全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古怪的机器人。我不知道这位中学生的父亲是否知道他儿子的心声，以及他在自己儿子的心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那就是他一定认为自己是非常爱自己儿子的。这是一个非常滑稽的情景：一个施爱者和一个被施爱者，双方彼此拿着弓箭在“爱的奉献”的背景音乐下操练着中国功夫。

大学生的“家长批判”

一个已经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大学生，两年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这样说到：我已经是成年人，有自由选择前途的自由。可在我父母眼里，我还是一个孩子，三天两头就打来一个电话，不是问在班上排在第几，就是唠叨MBA的事，还以为我在上中学呢。

……

我十九岁的时候，连穿什么衣服都还必须得到父母的批准。

……

我的理解，家长根据子女的特点，尊重子女的意愿，把子女各方面的潜力发挥到极致就是成功。你可以上清华，你也可以上普通师范，你可以做教授，你也可以做小校教师。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不要千篇一律。只要你在某一方面尽到了自己的才华，你就是成功的。

……

不少家长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孩子身上，拚命打造孩子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人，如果孩子身体和心理素质都还不错多还挺得住，如果差了，就会适得其反。我知道其他学校今年就有两名大学生跳楼自杀；一个是三年级学生因为自己的学习成绩从原来的第六位降到第十四位，这样留校希望就等于零了；还有一位快毕业了，因为几门功课不及格请别人代考被发现后无脸见人而自杀。我们清华大学前些年也有跳楼的。

……

我们大学生有精神疾病的有的是。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就得了精神分裂症，已经退学了。退学的时候，他疯得厉害，哭得死去活来，他不愿意回去，他回去了他爸爸半夜会打死他的，因为他答应了父母要考上研究生，他父母会恨他丢人现眼。

……

学校的压力不是太大，老实说能考上清华达一般都能对付学业，不会伤身体。但来自家长的压力比学校大得多。我已经快差不多了，你看我这样儿，哪有一点青春活力，像个小老头。我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睡不着。脑子老处在亢奋状态，想睡又不能睡，急死人。然后就特疲惫，像虚托似的飘。

……

我所受的家庭教育害了我。他们从来没对我实施过挫折教育，也不注意培养我的心理素质。要么什么都要管，都要插一手……我就像一个囚犯，穿这件衣服，是是是，穿那件衣服，就这样。他们只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让我实现他们的想法。你想这样的家庭教育怎么可能培养一个人的情感的强烈与意志的坚韧？

这是《中国家长批判》一书中的一些片断。

我不知道天底下所有的父母，当你们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想的。

当一个个本应生机勃勃的生命在你们的“爱”中已近风雨飘摇的时候，你们难道依然要将这种变态的爱进行到底么？老实说，今天的很多父母，你们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了扼杀你们孩子的刽子手! 你们正在把你们的孩子送向了一个没有归途的流放地。你们不仅放逐了他们的理想，同时你们也放逐了他们精神甚至生命。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呐喊，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哭泣，他们几乎每天都挣扎在这个已经没有多少新鲜空气的动物园里。只是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常常是默默的、孤独的、忍受的、伤心的并且是无人倾诉的。这很难哪! 父母们，你们知不知道？他们一方面要表示出他们的坚强，因为人都有自己最起码的尊严。但是他们从小就没有任何坚强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们背负了你们太多的寄托和光宗耀祖的重担，这么小小的年纪，你们怎么让他们承受得起？

我有过十二种颜色

我选择在白天里沉没

在落叶的背后

我等着我春天的到来

天黑之前我希望被人发现

歌手陈琳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非常感伤的。

谁都有过属于自己的颜色，谁都希望不要让黑夜的露水穿过白天的阳光来嘲笑明媚，落叶里期待春天已是一种深深的无奈，但依然渴望在黑夜来临之前照亮自己。

这是一种很凄凉的美，它让人联想起很多深秋中的景致：落叶飘摇于凄凉的风中，春天的踪影已淹灭在夕阳的边际，冬天的影子已站在门外垂帘听政，希望正在摇篮中被冬眠。然而这种心境应该不属于年轻的一代，这种过于迟暮的感觉似乎向我们预示着一种青春过早的凋谢。

黑色《静夜思》

有一个叫李嘉的中学生，她写了一篇《静夜思》的文章，写得非常幽雅而凄美，这位只喜欢在黑夜里舞动的女孩，比陈琳的歌似乎更加忧伤：

这是夜里，或者说，我是在黑里。这种黑色我无法形容，细腻而有层次，

黑的那么自然。

人的骨子里是向往光明的，只是因我们的思想而表现的不彻底。在人和人的交往中，自然而然就懂得了这样那样，就学会了隐瞒和虚伪，就开始走轨道式的人生。我于是想到了飞蛾，我厌恶的蛾子，冒着危险去扑火，却死在光明的下面，尸体依然被那欲望的光所笼罩，抛开生命的本能，它死的有些圣洁。然而我却无话可说。我的白天过的很快，用充实来解释似乎能说明问题，活跃的8小时及晨光黄昏的辉，蔽住我的视野。放眼一切，蔚蓝一片，于是我有了疲倦，于是夜就顺理成章地包容了我，平静了我，我也依靠了他，我感谢和爱慕这自然的过渡。

光与黑永远是一对矛盾，当白天力不从心的被黑暗吞没后，那商业的灯和人为的光就毅然亮出来反抗，可毕竟自然的力量不可阻挡，渐渐地，一切终于统一。真的黑夜将它们高度的合拢，融于一体，一种惬意由然而生，真像诗啊。万籁俱寂，终于，是一种完美。别有月亮，不要刮风，月明风轻是片面的美好，会破坏这高贵含蓄的黑夜。

这是夜，真实的夜。能看到这夜的人，是清楚的人，能享受这夜的人，我想是忧郁的人，那么我呢？真正的痛苦是人默默承受着的，是不愿别人怜悯和安慰的痛苦，这样一来，沉默一词就好像有了恰当的喻意，可思想呢？是一种最不可估量的东西，人的美就源于思想，人的可怕亦源于思想。

我不愿玩弄我的思想，提炼出来的思想有些生硬，而一瞬间爆发出涌泉似的绝对的认识才算真的思想，可我累了，人的衰老多是因为我们活的累，但这累倒充分说明我没有白活，生命感总在这时候占据我的头脑，它撕开白天浮躁的念头和纷乱的花花世界，开始过滤。这时周围没有一丝声音，你却同样能听见什么，那是你在听你自己，当人能够辩证的认识自己的时候，当人能够发觉内心深处那久已隐藏的人性的时候，人会不自觉的变得强大。恰恰这夜，可以给我们创造这条件，这夜，是思想开始的地方，我估计对很多生灵来说，这夜意味着另一个白天……

我感觉不到一丝困意，却有着一种比常人多活一刻的兴奋。我渐渐发现，这真实的黑不是绝对的黑，黑的真有分寸，黑的那么细质均匀，让人想伸手去轻触却摸不着，很像生命中的幻想，明知是幻想却依旧幻想。

我发现，在这之间，有个词一直拽着幻想牵引着我们继续幻想，它叫希望。我觉得，这是一个高尚的词。前人真是伟大，发明出这么深奥的词供后人感叹。当新一轮太阳即将浮出水面的时候，最先映红那片天的曙光被我们称之是希望，希望给人的感觉真好，无论何时，想起来总是一种美好。然而夜亦是一种美好，所以昼夜轮回，让我一直似乎美下去……

我不会说话，经常说错话，经常说不该说的话，我词汇少，经常欲说无词，经常有口难言，有口难辩；我胆子小，经常“走为上策”，经常“快趴下，别站起”；我没主见，经常“矮人看戏”，就这样，在社会中充当着一个必不可少的小角色，就这样，在我的舞台中，是一个完美的主角……可幸好这是夜啊，幸好我在说给自己听啊，谁也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任何人。

我发现，人是在人群中被定型的，在你活了很多年后，你自己就很难被你的个性所左右。你的一举一动在别人眼里，经过时间的印刻，别人就可完全确认你，在语言中塑造了你，在心中定型了你，你就像出窑的砖一样。想改变，两条路：一条是把自己摔成两半，看人得一分为二；另一条是将自己摔的粉碎成沫，堆成一堆，变得更立体，更有深度……可，你敢吗？我，不敢，所以只能这样走下去……

夜呀，我似乎溶入了你，我不想了，什么都不再想了。我心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静谧，不再憎恨，不再沮丧，也不再渴望，只体验这份难得的宁静一刹，那些俗虑尘怀爽然顿释……

…… 突然两眼一睁，夜，淡了……

文/北京八大处中学 高二(3)班　李嘉

我想，作为一个诗人，李白固然伟大。但他在当年绝对写不出像李嘉这样的《静夜思》来。如果说李白当年在月光下对大地的一种凝视，只是为了一种乡愁的冲动，那么今天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李嘉，却在《静夜思》中表述了作为一个生命对当下状态的深深无奈。一个选择在白天沉默却在黑夜里思考自己命运的人，应该是一个哲学家。虽然在黑夜的静谧中她感觉“那些俗虑尘怀爽然顿释”，然而在骨子她依然向往光明。当瞒天过海的灵魂在阳光下兴风作浪的时候，李嘉?喜欢在黑夜里独自守望着她生命中仅有的一块精神领地。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这是一位著名诗人写的一首著名诗句。当很多年前在亚洲大学生辩论赛上，复旦大学的学生用这句诗来作为结束语之后，他们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并赢得了冠军。我不知道李嘉的父母是否看过你自己的孩子写的这篇很凄美的散文。你们是否知道李嘉为什么喜欢在黑夜里独自承受着白天带给她的孤独与无奈。你们一定不会清楚为什么在你们的爱意无限中李嘉实际上并不感到快乐和幸福。当黑夜里你们平静的安然熟睡之后，你们可曾知道你们的孩子却开始了黑夜中“生命的幻想”。醒一醒吧，那些可悲而又可怜的父母们，或者你觉得你很有文化；或者你觉得你待子爱切；或者你觉得你柔情无限；或者你觉得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请不要把你自己的理念去强加于你孩子的身上；不要以为你的爱就是真理让你的孩子必须去无条件接收；不要把你的孩子作为你生命的延续而要把他视为一个独立而平等的生命；不要以为爱就可以成就一切因为爱同时又可以毁灭一切。人向来是以具有理性而自豪的，然而当人仅仅是以情感来决定一切的时候，那么离悲剧的产生就为期不远了。

少女的倾诉

2003年1月的一天晚上9点钟左右，在北京复兴门桥东北角的肯德鸡餐厅里，我遇见了一个看上去大约15岁左右的女中学生。只见她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独自品尝着一包薯条和一杯百事可乐。我观察着她并发现：一根薯条在她的嘴里似乎要消磨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地吞下去。眼睛漫无目标的旋视着周围的一切，呆滞而无表情。为了写这本书，我决定去和她聊一聊。于是就冒着被视为“流氓”的危险，悄悄地走进她：

“Hai，你好，小姑娘，一个人来吃东西？” 老实说我似乎显得有些众所周知的那种紧张，那就是：一个可能是不怎么正经的男人去面对一个如花似玉的清纯少女，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这种想象将一定是像“金瓶梅”似的绚丽多彩。

“……” 那女孩对我这么一个男人的突然出现似乎很警惕，她没有应答。

“不要害怕，我正准备写一本有关教育方面的书，只是想和你聊一聊。不知你是否愿意？”

那女孩看着我，依然没有应答。只是本能的点了点头，好像接纳了我的要求。“ 你今年多大了？上中学几年级？”

“初三， 15岁了。”

“这么晚了为什么一个人到这儿来吃东西，你父母呢？”我已经习惯性的将孩子和父母捆绑在一起了。

“唉，提他们干什么？就是烦他们，我才自己出来的。”不料，一提到她

父母，少女的嗓门竟高亢了很多并显得有些烦躁不安。

“怎么，你和他们相处地不好？”此时我知道，她一定有很多故事。

“唉，也谈不上好不好的，只是觉得他们管我管得太多了。”

“能具体说说吗？”

“反正从小我就感觉自己是像父母手里的一个玩具似的，我所要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他们给我安排的。而自己想干什么事都不能干。比如说吧，我从小就喜欢在家里东摸摸西摆摆的，女孩子嘛，就喜欢这些东西。可是我父母一看见我要用扫帚扫地，就马上过来跟我说，宝宝你别扫，妈妈来扫；还有小时候我喜欢用一个盆接点水，然后洗洗我的小手巾、小袜子什么的。可是我父母一看见我这样做又会马上说，宝宝呀妈妈来洗，赶紧，去一边玩去。可是对我来说这就是玩啊。可他们却什么也不知道。在我的床上堆满了很多花花绿绿的玩具，其实我父母的收入都很有限，但他们为我买那些玩具时却毫不吝啬。可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真的，我承认我的爸爸妈妈是很爱我的，而且是宠得厉害。但是我并不感到有多快乐呀。其实我发现我大越像个废物，我什么事都不会干，一切都是有我父母来为我操办的。像每天吃什么呀、穿什么呀、应该和那些同学在一切呀、每天看多少时间书呀、做多少时间功课呀、练多少时间古筝呀、看多少时间电视呀、几点上床呀、几点起床呀等等。你不知道吧，我父母甚至连我日记中写什么内容都要干预，天哪，不说了，我真是受不了。”

没想到这位少女的金嘴一开竟口无遮栏一泻千里。我知道她这是在倾诉，而且我敢肯定在她活到现在肯定很少有这样倾诉的机会。因为我们的社会很少能提供给他们这样的倾诉的机会，而且我们也没有像佛洛依德式的真正的心理诊所去让那些心情压抑的人尽情地倾诉。看着这位有些烦躁的少女，我接着问道：

“那你就不曾想想，其实你们这一代人也是很幸运的。你们要什么有什么，你们衣食无忧，你们住着宽敞的房间，穿着名牌，父母又这么爱你们，对你们百依百顺。你们比我们小的时候强多了……

“得得……”，还没等我说玩，女孩显然是要打断我的话希望继续她的表白。“这你就错了，其实现在的孩子缺的不是物质，而是一种精神，或者说是缺乏一种做人的人格。你知道人是需要被尊重的，是应该有自己的尊严的，是应该有自己的爱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缺的正是这些东西。其实我并不认为物质生活太好是件好事，一个人什么苦都没吃过，什么承受力都不具备，今后到社会上怎么混啊! 你看我有个邻居，年轻轻的，大学毕业才一年，工作却换了十多个了。干什么活都说累，做什么事都说没劲，动不动就跟自己的父母发脾气。你说这种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整个废物一个，而且还整天美滋滋的。自己又挣不了几个钱，每天吃着父母的还跟父母横鼻子树脸的，瞧那德性 !还有更让人生气的呢，你瞧他那个做父母的，整天低三下四像孙子似的，在他儿子面前活像个哈吧狗，而他的儿子跟他们说话却像训孙子似的。这叫什么事，我说啊，这叫活该! 谁让他们把自己的孩子宠成这样？这就叫报应！”

我是一只小小鸟

说真的，在与这位女孩谈话之前，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她心理居然装着这么多的东西。而她的话、她的神情，也不是像她这样的年纪所应该有的。但是让我更为吃惊的话还没等我提问的时候，就已经从她的嘴里喷了出来：

“你知道吧，我已经跟我的父母说过了，从现在开始，他们不要再这样管我了，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会好好读书的，因为我知道以后的生存将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我希望在好好读书的前提下，我今后的命运由我自己来掌握，包括今后我考哪所大学、考哪个专业都应该由我自己来决定。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他们以前对我的爱，我领情了。但今后我不会再接收他们这种过份的爱，这实际上是在毁我，我知道。他们好象不怎么理解我，说我不识好歹，实际上是他们自己把观念给搞错了。我们现在需要的已经不是你给我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而是希望父母能够把我们视为与他们一样平等的人来沟通、来交流。我们渴望被理解，我们也渴望一种磨炼。你知道吧，如果等我以后有了孩子(笑)，我一定让他从小就吃苦，这样长大了才有出息。我们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真的什么出息都不会有的。所以我以后考大学一定要考到外地去。因为活在自己父母身边的孩子是永远也长不大的，以后也不会有出息。你知道吧，我的学校就在我家对门，两分钟就可以走到的。但是我父母每天都要接送我。我早就跟他们说了，我已经长大了，这么点事还处理不了，长大了还能干什么呀。可是他们就是不听，我妈为了接我还常常请假提早回家，你说这不吃饱了撑的……

女孩说到这，突然像似从梦游中醒来，她急忙看了看手表，道了句：“喔噻，都快十点了! 得，大哥，我得走了，否则我爸就要报110了。”

说完，女孩像风一样消失在黑夜之中。

倒是我半天没反应过来，坐在那椅子上面对着一堆女孩吃剩下薯条和小半杯可乐。此刻，我募然抬起头来，发现周围一些桌子上几个男男女女向我飘来的眼神中仿佛有些异样。噢，这我懂。因为鲁讯先生在很早以前就说过：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想象是异常丰富的。我起身，傲视群雄，一副君子坦荡荡的凛然气概，夺门而窜……

我相信，这位15岁女孩所道出的心声，代表了目前很多同龄人的心境。尽管各自所生存的状态有所不同，但无论是《新狂人日记》的作者，还是《静夜思》的作者，抑或是那个清华大学的学生，还有这位不知名的 15少女，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呼声和心愿，那就是：不要再以“爱”的名义来束缚他们了；不要再让他们背负一个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心灵重担了；不要再以“爱”的名义来让这些年轻的生命提前萎顿了；不要再等到悲剧发生的时候在哭声中呼唤你们的爱子爱女了。

据星空卫视《天网追缉》栏目报道：2002年的某一天，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姑娘，在下班回家的途中突然失踪。而在此之前，她的父亲几十年如一日的接送着他的这位女儿，不管是从上小学还是到上中学，抑或是到他女儿去工厂上班之后仍不例外。然而就在这位父亲因为生病而仅仅一次没有去接他女儿下班的路途中，她的女儿竟科幻般的失踪了。对此我实在是无法想象，一个智力正常的成年人怎么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了二十多年？她为什么在人生中唯一的一次独立行走却会让自己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她的这位老父一定是对她宠爱有加的，她的这位老父肯定对他的宝贝女儿溺爱得一塌糊涂，以至于一个二十多岁的成年人居然从来没有独自在阳光下天马行空。我们在可怜这位老人的时候，我们应该向世人说些什么呢？我们在哀叹这位姑娘不知去向的悲剧性思念中又应该向她们的同辈说些什么呢？

此刻，我满脑子已经充满了一首嘹亮而又感伤的歌，一首与其说是歌毋宁说是来自一代人灵魂深处的呼唤：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只小小鸟

想要飞却怎么也飞不高

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

却成为猎人的目标

……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

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

－－－－- 《我是一只小小鸟》

两个小学生的对话

那些想飞却怎么也飞不起来小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翅膀，而是因为在它们的翅膀下挂满了金钱与铜币。

那些在天空中自由翱翔的鸟，不是因为它们的翅膀比别的鸟大，而是因为它们的翅膀在河水中一贫如洗。

二律背反(antinomy) ，是哲学上一个著名的悖论。当年德国哲学家康德为了证明这个悖论而铰尽脑汁。所谓二律背反的哲学解释，按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是这样的：“哲学上两个原理或结论之间的真实的和表面的矛盾，双方似乎都可以证明是合理的”。不过这话理解起来是比较费劲的。简单地说吧，比如苦难是一种人生的生存状态，幸福也是一种人生的生存状态。表面上看它们之间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矛盾体。也就是说在一般人眼里，苦难的人不会幸福，而幸福的人也不可能苦难。然而从实际上来看，事实却往往不是这样的。比如吃过苦难的人反而容易成就幸福，而看似幸福的人却时常会苦不堪言。所以当一个人在特定的时间段内承受苦难的时候，他未必不是在创造一种幸福；相反，当一个人在特定的时间段内享受幸福的时候，他也未必不是在酝酿一个苦难。

我们还是从本书的主题出发来谈一谈这个二律背反。

纵上所述，由溺爱营造出的一种所谓的幸福，实际上恰恰是日后苦难产生的一种酝酿过程。在本书的第二章里面，已经有很多事实表明：当父母认为在给孩子带来幸福的时候，实际上孩子们却在承受着一种苦难。然而如今我们许多父母们似乎都有一种很深的误解，即：他们总以为幸福仅仅是由物质和金钱来缔造的。这也是现代社会留给人们一个很深的误区。实际上真正的幸福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它不是以一种量化的方式来体现的。而今天我们的大多数父母却以为，你看我在孩子身上花了多少钱；你看他(她)住着多大的一间房间；你看我每月给他的零花钱比我的零花钱还多；你看他身上穿的全是名牌；你看我们送他到贵族学校读书一花就是几十万等等。他们把这些可以量化的物质消费，看做是营造幸福的唯一手段。于是，攀比，这个中国特有的贫穷国家的富贵方式，便成了一道神奇的风景一样，在社会上以及学校里普遍盛行开来。又于是，幸福就构成了一种擂台上的拳击一样展开肉搏：

甲：“你爸是不是老板？他每月能挣多少钱？”

乙：“我爸当然是老板，他每月至少能挣三、四万那。”

甲：“三、四万？那算什么! 我爸每月啊，至少也得弄个十多万的。”

乙：“别吹了吧你！你瞧你老爸开一破桑塔纳2000的，你知道我爸开什么车么？告诉你，我爸开的是辆新公爵王。”

甲：“那算什么呀，你知道我爸公司里有几辆车吗？说出来吓死你，六辆。你爸就一辆破公爵王就了不起啦，得性。”

乙：“你才得性呢。我爸每月你知道要给我多少钱么？”

甲：“多少？”

乙：“好几百呢，最多一次一个月就给了我将近小两千呢!”

甲：“那有什么了不起，我爸上次跟我说他给我已经存了一个20万的定期呢，说等我到了 18岁了就给我。”

乙：“瞎吹吧你。”

甲：“谁瞎吹啦，我爸还说要给我存够一百万哪!”

这是我有一次在书店买书时所听到的两个小学生的对话。在书店这样一个原本应该比较洁净的空间里，这两个男孩的高谈阔论似乎已经预示着这样一种倾向：物质社会正在流放着人的精神，书架中摆放的所有精神食粮开始进入保质期的最后期限，康德和黑格尔正面临下岗；尼采和叔本华已接到辞退的书面通知；萨特和马尔库塞已经回家待业；而马克思列宁等人虽然还在看门但就业前景已经岌岌可危……此刻我手里正拿着一本《中国新一代思想家自白》的书，封面的照片上，众多思想家的神态似乎千姿百态：刘伟在沉思，扬东平在审视，周国平在思考，魏杰似乎在隔岸观火，而梁晓声则好象在怒目斜视，只有樊纲一个人依稀在笑傲江湖……在这些人照片的上方赫然写着这样一些句子：

一个不能产生新思想的民族

是生机衰竭的民族

一个不能产生思想家的时代

是贫乏危机的时代

中国需要思想家和新思想

他们的涌现

是我们精神的天空

星空灿烂

我相信，这些话只是写给当今那些孤独而固执的“麦田守望者”看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宁可去听罗中旭唱的《星光灿烂》。他们平日里听到或议论更多的，一定是类似上面这两个孩子关于物质世界的对话。

据说，上面这两个孩子所说的还不算什么，这种攀比风在一些贵族学校里刮得还要厉害。几年前曾经听我一个朋友说，他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在北京某贵族学校读书，一星期回家一次。可是让他朋友犯难的是，每次去接他儿子时总是要想方设法的借一辆好车，因为如果他开自己那辆桑塔纳2000去接他孩子，是一件让孩子很没面子的事。记得我当时听后觉得挺纳闷的，就问：桑塔纳2000怎么了？有什么不可以去接的？我朋友一听就乐了，笑着对我说：得，傻帽了吧。你知道那种贵族学校的父母都开什么车去的么？不是宝马就是奔驰，最次的也得是沃尔沃什么的。而且据说即便是奔驰还得比谁是500谁是 600呢! 他们学生之间都比着呢，如果你开一辆破桑塔纳2000去，那还不让同学们笑掉牙了。

来自苦难的力量

我真不知道这是一种社会进步还是倒退？我真不知道让一个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去学习会学成什么样？从那以后我就发誓，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把孩子送到这种地方去，不管我有钱还是没钱。如果中国人理解的贵族学校仅仅就是这些的话，那么我永远会让我的儿子去成为一个有精神尊严而快乐的贫民。但我一点敢肯定：那就是我一定会让我的儿子长大以后去和这些人比创造的价值以及自己所创造的财富的价值。

据悉，英国的贵族学校就完全不是这样的。与中国正相反，在英国的贵族学校里，不管你是否具有贵族血统，还是来自与高层人物的孩子。所有孩子都必须过一种平民化的生活，并且时时准备经历生活对其的磨难。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文化现象：一个本身不具有贵族气息的国家却无处不在追求一种贵族的感觉，而一个本身贵族遗风很强的国度则在努力营造一种平民化的氛围。因此也就出现了不管英国王室如何反对也动摇不了查尔斯王子与一位平民的爱情缠绵。

同样是贵族，两种理解，两种方式，两种命运。

在英国，贵族是一种血统，是一种教养，是一种气质。

在中国，贵族是一种物质，是一种挥霍，是一种炫耀。

过度的物质炫耀被当成了幸福的缔造者，而爱却成了物质堆放的无人仓库。人被物化、被量化、被分化、被风化、只有精神躲在充满白粉的空间里宣读悼词。无论是在清华的殿堂里还是在北大的舞台上，我相信，如果人的物化以如此的加速度撞击着我们灵魂的时候，那么在北大精神的石碑上，当季献林、金克木、冯亦代、陈平原、钱理群、王岳川、张亦武这些老、中年思想者们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我真的怀疑北大是否仍然能够在中国思想者乐园这块领地上光荣依旧。

当一种必须的苦难远离人类生活的时候，那么是否意味着人的精神脊梁将趋于软化？而人的精神脊梁一旦被软化是否意味着我们将无力支撑起已经下陷的天空？古人是以“劳其筋骨”的方式来作为一个人成长的必须历程，然而当“劳其筋骨”所必须付出的苦难被现代人翻越之后，那么我们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成长已经缺少了一个必须而又必要的过程？假如这个过程真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么我们是否只能带着一种精神上的残缺去面对一个不能有挫折的社会？或者是我们的精神承受力只能维系在一个脆弱的纬度而面对竞争残酷的世界时我们只会嚎啕大哭？

这是值得我们当代人每一个人，尤其是为人父母的人必须去深思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因为至今为止，我们的前人几乎每一步成功，大多都经历了一种各自的苦难过程，而这种苦难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物质条件的贫乏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在极度的精神炼狱中所获得的。事实已经证明，物质贫困所造就的苦难和贫穷常常是催发人走向坚强和成功的重要因素。据悉，在每年考入中国很多重点大学的学子中，有很多恰恰来自于贫困的山区或农村而非什么贵族学校；在这些学生中，不少人是在一种让我们很多人难以想象的贫困和苦难中长大的。他们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好的学习条件，他们每天要做很多繁重的家务劳动；他们做作业的时候甚至连一盏灯对他们来说都是那样的奢侈；他们的父母一贫如洗，他们就算把全家都卖掉也买不起一台电脑；他们家徒四壁有的连一张写字桌都没有；他们能吃饱饭就算不错了他们从来就没见过什么这个那个滋补品；他们身上的衣服经常是他们老父老母穿剩下的他们从来就没听说过什么名牌；他们从小就不知道变形金刚拿在手里玩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他们更不知道电子宠物是个什么东西；他们没有时间关心去谢霆峰和王菲之间有什么蜚闻，他们只知道背起他们生病的老母翻山越岭去县城看病是一种责任和义务；F4的歌声固然动人但他们听到更多的是嗷嗷待哺的家中老牛；他们高考时没有能力去买一大堆参考书，因为就这样他们已经快没钱买米了；尽管如此他们中有的人依然能够背起妈妈亲手缝制的棉被和布鞋、带着全家人的期望和全村父老乡亲的重托，独自来到他们为之奋斗了十几年的大学校园；在一片花花绿绿的同年龄中间，在其他同学的父母为他们自己的孩子上蹿下跳的时候，一个独自站在一边的农村孩子无疑体现着一种尊严，尽管他们什么也没有，但有一样珍贵的东西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那就是苦难中磨炼出来的人格和力量!

于是，在苦难中我们才看到了那双大眼睛，那双象征着希望工程的眼睛。在这双眼睛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渴望，一种坚强，一种让人无法逃避的力量。而这种渴望这种坚强这种力量，正是来自于他们所承受过的苦难。

在北京有一所广渠门中学。1995年，这所学校做了一件公德无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办了一个“宏志班”，专门招收来自于北京地区尤其是远郊区的贫困家庭的孩子。至今“宏志班”已经招收了三、四百名学生。这些学生全部来自于生活贫困、父母残疾、不能进行正常生活和学习的家庭。

2001年初，一本名为《我们没有富爸爸富妈妈》的书出版了。书中记载的是这些“宏志班”的学生们他们一个一个让人辛酸而掉泪的生活故事。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该中学的副校长刘燕生老师以“相信您的心灵会为之震撼”为题，写下了如下这些文字：

“这是一本描述一些特困家庭孩子们自身经历和感受的作为书，它的作者是一群十六七岁的高中生。然而这本看似普通的作文集却有着它特殊的含义。因为它的作者们的校服上印着几个醒目的大字－－－－-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宏志班。

……

宏志班的成绩是令人瞩目的，然而，背负在每一个宏志班学生身上的故事则更是震撼人的心灵。他们的故事写进了血浓于水的亲情；写进了世间人情的冷暖；写进了少女早熟的认知；写进了他们的渴望和期盼。也许是特殊的经历锤炼了他们的性格，也许是‘特别有礼貌、特别守纪律、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有志气、特别有作为’的‘宏志精神’铸造了他们的品质。这一特殊的群体的成员们用他们的行动实践着‘宏图寄党恩，志远为国强’的誓言，用他们的双手撑起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用他们的的刻苦与勤奋来圆一个大学的梦……”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正在上学的学生、每一个为人父母的家长、每一位关注着中国教育的官员和学者们，你们都应该来看一看，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孩子，在他们的心中深藏着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和力量。当我们婵思竭虑的在为请少年教育而忧心忡忡的时候，当我们如此多的父母用大把大把的钞票来营造一种教育环境仍唉声叹气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换一种思路？

我很穷，但我很快乐

这是宏志班一个名叫郭跃的 2001级同学写的一篇作文，题目叫做《我很穷，但我很快乐》：

“就财富本身而言，贫穷决不是好事。但就一个人的一生而言，贫穷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不怕对人说，我很穷。

我更想对人说，我很穷，但我很快乐。

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贫穷磨砺了我，也使我坚强……

我没有彩色的童年，从小没有买过一件玩具，看到别的小孩玩玩具的时候，心理就难过。看着他们高兴的样子，我就渴望那种快乐的感觉。我的童年每有零花钱，别的孩子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零食吃，但我没有，我知道我不能和他们比，我要为我爸爸妈妈着想。

妈妈一天到晚总是干活，爸爸每天也很早就是上班。但爸妈挣的钱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我怎么能去奢求玩具和零食那种额外的享受呢？

有一年，妈妈辛辛苦苦种的六亩田地全被雨水淹了，庄稼全涝了，我清楚的记得妈妈伤心的都哭了。此后，我们家连吃了三个多月的玉米面。爷爷有心脏病，爸爸每个月的收入要交出一半来给爷爷看病。但即使是如此窘迫的境地下，我们全家都很快乐。

童年时最羡慕别的孩子和自己的父母去游玩，看着他们和自己的父母撒娇的样子，我就幻想爸爸妈妈能哄我玩，让我撒娇……但我又知道这是一种奢求，是一种幻想。我渴望父母的关心，可是他们无暇关心我。我没有一个要好的小伙伴，他们都看不起我，说我跟野孩子一样，我的童年寂寞无聊。

到了上学的年龄，妈妈把我送到学校。学费很高，我看着妈妈用颤抖的手握着钱交给了校长。开学的第一天，同学们都穿着漂亮的衣服，背着小巧的书包坐在教室里，而我的衣服是妈妈的旧衣服改的，颜色很淡。那天，我低着头走到自己的座位上，目光一直注视着讲台上的老师，而不想再去欣赏同学们那……老师发新书了，同学们都把书装进了自己的小书包里，我没有书包，只有一个小网兜，我把书小心地放进了小网兜里。当我抬起头的时候，我看见其他同学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伤心极了，但我只能把痛苦埋在心底。

放学后，我偷偷的在自己的屋里哭，我的心被深深的刺了一刀。妈妈下地回到家看见了，就问我为什么哭。我把伤心的话都倾诉了出去。妈妈抚了抚我的头，轻轻的对我说：“跃儿，他们看不起你没关系，只要自己看得起自己就行。”我深深的点了点头。

晚上，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妈妈以为我睡着了，就来到了我的屋里。我看见妈妈找了一条旧布条和就衣服，用剪子剪了几条，又撕了几块。我迷惑不解，妈妈要干什么呢？妈妈拿着针和线，一针一针缝着这些布条。很久以后，我渐渐看出了妈妈所缝的东西的轮廓。俨然是一个书包! 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真正的感到了母亲的爱，感受到了她的伟大。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妈妈缝完了书包，她把书包轻轻的放在了我的枕边。我假装睡觉，但我的眼泪已经流了出来，妈妈以为我在做梦，缓缓的拭去了我的眼泪。

从那以后，我真正的感到了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卑。也许，与那些家境好的家庭比起来，我们的确很贫穷，可一个人摊上了个贫穷的父母，不证明你就摊上了贫穷的人生，相反，因为我最终知道，贫穷它让我知耻而后勇，贫穷也能使为快乐，为我能过上贫穷的生活而感到自豪！当然那不能永远。

这是一个在贫穷中成长并最终能领悟到贫穷意义的人。因为一个书包，而且是一个很不像样的书包，他感受到了母亲纯朴的爱并深刻领悟了妈妈的伟大。从中他又觉悟到了“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卑。”的人生真谛。一件让如今很多人并不以为然的事情，在他眼里却成了一生中难忘的经历。美国作家海明威说过：“一个人可以被打败，但不能被打倒。”郭跃曾经被打败过，是因为他没有书包，但郭跃并没有因为贫困而被打倒，尽管他曾经为此而感到无地自容。而当他意识到穷并快乐着的时候，他似乎就知道了坚强。而当他又意识贫穷可以磨砺一个人意志的时候，他就一定不会被打倒了。就像赵传所唱的那首《我很丑，但我很温柔》一样：“每一个晚上在梦的旷野我是骄傲的巨人/每一个早晨在浴室镜子前却发现自己活在剃刀的边缘/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计算着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我很丑但我很温柔……每一个早晨在都市的边缘我是孤独的假面/每一个晚上在音乐的旷野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在不被人了解的另一面/发射出自我和尊严/我很丑但我很温柔……

由齐秦作曲的这首歌曲我认为由谁来演唱都无法与赵传来比拟的。因为一个不具备“丑”脸的人是不可能唱出这样感受的。记得1990年我在广州第一次与赵传会面的时候，我就发现，只有他能把这首歌唱得让人感动，只有他能够在歌声中让丑来为温柔赋予更多的爱意。正因为如此，我一直喜欢赵传并尊重他。

在北京广渠门中学的宏志班里，像郭跃这样的学生很多，尽管他们很贫穷，但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做人的尊严和对未来的渴望。他们读书都非常努力，他们从来就不需要自己的父母去“三陪”，他们在物质上从来就不攀比，因为他们也没有资本去攀比。在夜晚宁静的笔尖下，他们在一丝不苟的书写着他们的未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今天来之不易。

据了解，北京广渠门中学的宏志班，是目前中国高考升学率最高的学校之一。到目前为止，宏志班的学生以百分之百的比例考入大学，其中85%的学生考入重点大学，其中就包括北大、清华以及人大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此，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当你们为了自己的孩子不好好读书而烦恼的时候，当你们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否考上大学而忧心忡忡的时候，当你们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否考上重点大学而倾巢出动的时候，为什么这些在贫苦的环境中生活、学习的宏志班的孩子们却都能轻而易举的考入大学？

家长们，你们好好想一想吧!

那夜，我曾经发誓

这本《我们没有富爸爸富妈妈》的书，是我妻子在一家很小的书店的一个角落里发现的。她知道我或许有用，于是就把它买了回来。记得当时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很感慨地对我妻子说：这本书应该让每一个在校学习的学生以及每一个父母都看一看，因为这里面有我们遗失了太久的经历和回忆，有我们应该牢记并遵循的做人之道。老子在《道德经》里说：“道可道，非常道”。有关这句话以及老子的整部《道德经》，我至今没见任何人能把它解释透切的。这也是我今后准备花几年时间来真正解读中国精神的一个切入口。当然在此我只能按照一般的理解来进一步说明有关的教育之“道”。

在这本《我们没有富爸爸妈妈》书中，有很多非常感人的故事，它之所以感人，是因为这些故事与我们平日里的现实有太大的反差。当城里的大人们都在忙着挣钱，小孩子们都在看哈利波特和动画片的时候，又有谁会去关注这样一群无足轻重的人呢？但是，当有朝一日我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孩子已经出走，或瞪着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在怒视着你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有的是钱所以给他点钱就可以把他们给打发了。否! 因为精神一旦缺乏培育而失控，那么悲剧就将是不可避免的。相反，一种在贫穷和苦难中滋生起来的精神，它有时候会坚如磐石般的坚强。

请看下面这位叫刘洋的宏志班学生写的一篇题为《那夜，我曾发誓》的文章吧：

漆黑的夜并未我害怕，而久袭在周围的寒冷才使我畏惧。初冬了，虽未下过一场雪，但冬的气息对我却十分清晰了。屁股底下的炕仍旧冷着，啊，又一阵颤颤的风，幽灵般打透了我的衣衫。

我多想依旧像孩子那样，依在奶奶温暖的怀里呀！那温度足以使为安然的度过冬天的每一个晚上，足以挡住外面的风雪严寒。最幸福的是，是她一边哄着我入睡，一边哼着迷迷糊糊的小调。记不清那小调的名字，好象从未听过它的词儿，只是在儿时酣梦中清晰地听到过，那么甜美，那样悠扬。

忽的，听见外面仿佛也夹杂着某种小调，猛眼睁开，希望是奶奶回来了。我脸贴近窗户，在空荡荡的夜色中，没有她的影子。叹了口气，那气竟湿润了玻璃，久久的，留在那里。朦胧中，觉得空气中多了些什么檫去哈气，仔细地注视着外边，啊! 雪，是雪！在风的操控下，旋转在静夜里，有点亮。我怕了，下雪了。奶奶为何还不回来？再也忍不住了，我腾地掀开被子，顿时一股强劲的寒风击在我身上，我不管! 披上大衣，抓起手套和帽子，冲出门。刚跑出门，就再也跑不动了，风的力量远远大过我。四周除了我没有一个人，黑夜的恐惧令人窒息，身子抖得厉害。那风，无情的冲击着我，耳朵滚辣辣般滚烫。脸颊，我已感觉不出它。那雪，迷了我的眼睛，我狠狠地用手套一抹，但一放下手，更有劲的风托着更大片更冰凉的雪封住了它。树啊！请你不要再摇了;雪啊! 请求不要再打了；风啊! 停一停吧，我奶奶还在外面呢。请那么引导我，找到她吧! 我伫立在风雪中，想着奶奶一定比我冷得多，非尽快找到她不可。

我抬头望去，见村口有一盏昏黄的灯在摇摇地发着微弱昏黄的光，若明若暗。我一惊，直冲村外的小树林奔去。我想，她一定在那儿。

……

我急切地跑到那里，可惜，可惜的是，那令人温暖的枫叶早已“落叶归根”了，只留下光秃秃的干枝。我走进树林，大声呼唤着：“奶奶，奶奶……”没走多深，就听见“沙沙”的声音，我全身紧张得要命，每个毛孔仿佛都张得大大的。我悄悄地走过去，朦胧中，只见一个瘦瘦小小、单薄纤弱的身影蹒跚在风中。月光洒在她瘦瘦的脸颊上，衬着她隆起的被。雪，晶莹地无声地落在她身上、头上、还有胳肢窝下的柴禾上。我眼湿润了，“奶奶……”那可怜的身躯猛地转过来，她的白发更加斑白了，皱纹凝刻着岁月的记忆。我心疼地握住她竹枝似的手，那手上透过的凉气冷得我心寒，我大声叫到：“奶奶，别检了! 咱们回家吧”话还未完，我的泪水已“轰”地涌了出来，冰冷的脸被热泪溶解。不容她开口，我坚决地背起地上一捆捆树枝，搀扶着她，走出树林。

风依然喉着，雪依旧抽着，身旁的树枝仍旧任凭雨雪的摆弄，我挽着奶奶的手臂，就像挽着我的整个幸福。

她老了，但她仍然坚强；她瘦弱，但她依旧可以给我温暖的怀抱，温暖的家。

坐在火热的炕头，寒冷在这间小屋内无影无踪。奶奶睡了，安闲的脸上平静得很，而我的内心早已澎湃着阵阵浪潮，冲击着我心的滩。

那夜的风刺骨，记忆也刺骨。我发誓：出人头地!

在很多时候，任何一种信念的树立往往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当我们很多人为了仅仅树立要靠上大学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信念时，就已?忙碌了十多年并且已经差不多苟延残喘了。期间，这个信念的树立者常常不是最终的信念者本人，而是他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他们的外公外婆。这是很滑稽的一道风景，就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那句话：皇帝不急急太监。更滑稽的是：要树一个什么样的信念，怎么去树，也是靠这些“太监“们来完成的。而那一个一个小”皇帝”们只是高高座在太师椅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上学妈送放学爸接没钱就要有钱乱花你骂我哭再骂耍赖我行我素唯独我尊肆无忌惮随心所欲无法无天……

中国孩子的很多所谓信念就是在这么一个过程被“树立” 起来的。说实在的，我们很多家庭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所谓树立信念的成长环境。信念是什么东西？信念的一种说法是“自己认为可以确信的看法”。这是《现代汉语词典》上对信念的解释。但我认为这个解释是过于简单而且与现在的常用语境不符。我认为信念实际上是一种超越当下对未来的一种期望值。信念一定而且必须是超越当下才能被确立的。就像宏志班的这位刘洋，她的信念是在这样一个情景中被确立的：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她奶奶为了让其孙女有一个更为温暖的炕，“单薄纤弱的身影蹒跚在风中”并忍受着寒冷和夜色的侵袭，独自在树林中为其捡柴禾。刘洋被这样的情景深深地感动了。于是她顶着风雪，在树林中搀扶着她的奶奶流着眼泪一路回家。 面对如此情景她最终发出了：“那夜的风刺骨，记忆也刺骨。我发誓：出人头地! ”

一个信念就是这样被树立起来的。而“出人头地”作为这个信念的核心目标，就是去实现一个比当下要绝对美好的未来。这就是信念，这就是刘洋的信念。所以我说信念的形成它一定有一种来自于信念确立者本人的内在动力。从人本意义上说，一个信念的确立如果其确立者不是信念本身持有人的话，那么这样的信念应该时无效和没有意义的。与此同时，如果一种信念的确立缺乏确立者本身原动力的话，那么这样的信念将会随时风雨飘摇而失去执著的可能。

精神补钙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很多孩子在确立自己信念的时候，更多的由其父母来决定的，而且更要命的是，我们现在这些孩子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确立信念的原动力。因为生活已经像“蜜”一样甜了，那种由于物质匮乏所产生的人生窘迫对如今很多孩子尤其城市中的孩子来说已经不存在的了。更何况，他们的生活水平往往已经超越了他们自己的父母而成为物质消费的超前享受者。这一点已经是勿庸置疑了。如今，多少父母自己省吃俭用却对自己的孩子大手大脚；多少父母自己勤俭节约却对自己的孩子挥金如土。看一看吧，多少孩子的儿童房里玩具堆积如山；看一看吧，多少孩子他们身上每天换的衣服多如模特；看一看吧，多少孩子花起钱来如同自己是李嘉成，看一看吧，多少孩子对可耻的浪费不屑一顾；看一看吧，多少孩子沉浸在溺爱中不思进取；看一看吧，多少孩子已经习惯在父母的赐予下不劳而获……然而可笑的是，就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我们的父母却依然还在顽强地为自己的孩子树立所谓对未来的信念! 这能有什么信念？信念做一个李嘉成？信念做一个比尔·盖茨？还是信念做一个黑社会老大专靠豪取强夺来“酷毙”人生？

“怀念读书时代”，这是现在很多走上社会的一族人的心态。为什么要怀念呢？因为读书时代是一个无忧无虑的时代；因为读书时代是一个不需要自己去劳作的时代；因为读书时代是一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时代；因为读书时代是一个花钱潇洒的时代；因为读书时代是一个不需要看上司脸色的时代……所以，我们就很怀念那个时代。

怀念过去，如果是一个人在已经超越当下的状态下对过去的经历抚今追昔，那么这种怀念是美好的。然而相反，假如这种怀念是出于对当下的不满而通过怀念来感受今不如昔的忧伤，那么这就是一种落魄! 因此我坚定地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现在这一代人的成长是逆向的，即：他们大多缺乏一种必须的生活磨难和精神磨砺，只要我们看一下这个世界上所有功成名就的人，无一不是经历过生活磨难或精神磨砺的。当电视上哈药六厂一天到晚在宣传他们的“新盖中盖”口服液如何如何的时候，实际上他们不明白，现在这代人所真正缺乏的实际上不是人的生理之钙而是一种“精神之钙”。

“钙”是什么东西？钙是一种金属元素。在生理学上，一个人体的血液中必须含有充足的钙，否则就有可能引起佝偻病或出现手足抽搦现象。而“佝偻病”又是什么东西呢？佝偻病通常是指一个婴幼儿由于其肠道缺乏一种吸收钙的能力进而引发的一种病，它的症状是：头大、鸡胸、驼背、两腿弯曲以及发育迟缓等。佝偻病的俗称是：软骨病。

过去我们中国人把健康一词的含义往往只局限在一个人的生理范围之内，仿佛一个人只要生理上血压不高、肝功能正常、脾脏不大、不贫血、没有糖尿病 等就一切OK了。于是就把这个人称作为一个健康的人。后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却站出来说，除了人体生理健康之外，一个人的精神也必须是健康的。否则这个人就有病! 我们傻了。

一个人生理缺钙，是可以通过服用类似“盖中盖”之类的药来弥补的，只要你有钱，任何人都可以去药店实现他的愿望。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缺钙又怎么办呢？钱在这里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任何人都不要指望钱能够帮助你来补精神之“钙”。因为精神之钙的形成，它需要一种环境、一种苦难、一种理念、一种智慧以及一种教育。所以日本人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营造一种精神之钙形成的环境。比如我在第二章中所列举过的这些事例。除此之外，美国人在这方面也是非常有心悸的。在美国，不管你家里有多少钱，一个中学生或大学生假期到各种地方去通过劳动来挣钱养活自己的事比比皆是。而且他们都以此为荣。一个美国的中学生在他中学期间最后一个暑假里，他来到了一家工厂参加劳动，事后他回忆到：

“新雇员开始必须涂抹和粉刷厂房的外墙以练习技巧。有一天，在火热的太阳下连续工作几个小时后，我双手酸软回到家中，我忽然意识到：一个男人最好的朋友是他的手指头。其实，看着厂里工人们每天剧烈地运动着他们的身体，我渐渐学会了如何去尊重一个正直而诚实的劳动者－－－－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

那天当我刷完我的第一面墙时，几乎所有在进处干活的工人都跑到门外对我鼓掌，这天的记忆我一直深藏在脑海里。我由此悟到了由诚实劳动所接的果实是你所有开心果中最甜的一种。

在这个夏天，我获得了许多新技巧和新的价值观……

－－－－摘自《世界教育艺术大观》一书

。

“一个男人最好的朋友是他的手指头。”

这就是一个美国中学生通过劳动?后所得出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一种精神之“钙”。因为他知道了一个男人，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并获得的成就，是一个男人之所以成为男人的首要条件。而手指头就是一个男人在劳动时的唯一工具。就在这么一个暑期短短的时间里，这个美国中学生完成了他或许在以前十几年里都未认识到的一个真理：“由诚实劳动所接的果实是你所有开心果中最甜的一种。” 而就在他参加整个劳动的过程中，他完成了一次精神补“钙”。尽管在生理上他感到双手酸软，但在精神上他通过劳动而获得了一种新的价值观。这就是精神补钙的作用。

鲸鱼学校

在法国有一所特殊的学校，叫“鲸鱼学校”。这所学校既没有校舍也没有教室，它的学习空间竟然是在两艘分别为10米和12米的船上。这所学校没有校长没有教务主任而只有两个老师。这所学校的学制是一年，其学生的年龄不限，无需考试成绩，只要你是一个未成年人就行。在这一年中，学生们上课以及作业的全部内容就是：在一个艰苦的环境下学会生存! 学生在这一年中必须完成以下课程：两次横渡大西洋；在无人的荒岛上学会生存；集体潜水到海洋下与鱼游戏；与长20米左右、40吨重左右的鲸鱼作伴；学校驾驶；练习做饭；晚上轮流值夜班；所有的生活由自己安排……同时他们还要学习文化课、每天讨论、写日记、读外语……一年后你必须具备了以下能力你才有可能毕业：不畏大风大浪；不怕艰难困苦；不怵饥饿难忍；不管千辛万苦依然充满信心……

这所学校的学费是每月1500法郎。

据说，法国的不少父母把他们的“问题儿童”都送到了这所学校。然而一年过后，几乎每一个学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前那种好吃懒做如今被勤奋刻苦所取代；原来那种不守纪律如今被纪律严明所代替；往日那种厌学逃课如今被自主学习所取代……

就这么仅仅一年的光阴时间，人，被彻底改变。

一位母亲是这么感慨她儿子之变化的：“现在这小家伙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更老成了。可是一年前他在课堂里是多么调皮和差劲啊! 但现在，他获得了极大的进步，英文和西班牙文的成绩都大有长进。现在是他给我提议，该读什么书。”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地被改变。但是，改变的方式一定是在另一种环境下。

我相信，很多父母看到这里一定会下意识的感慨万千：我的孩子也是这样啊! 我的孩子什么时候也能变成这样啊! 中国那里有这样的学校啊!

慢! 且慢! 先别说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学校，假如有，你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去么？你舍得么？你能忍心么？你晚上能睡得觉么？不要说一年，你能忍得住一星期不去看你的孩子么？你还有心事工作么？你能保证你的头发在这一年中不变白么？

所以我说，还是省着点吧。因为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中国的很多父母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大爱，根本就不明白对孩子的养育之“道”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道”。我们只知道溺爱，在溺爱中埋葬一个的天性，在溺爱中酝酿一幕幕悲剧。我们似乎只知道用金钱和物质去缔造一个所谓的虚幻幸福，我们只知道花钱去买“盖中盖”让其实身体并不缺钙的孩子天天服用；我们从来没想过精神之“钙”是什么东西？我们似乎永远也想不明为什么让一个人去接收一种生活的苦难或精神的炼狱反而能成就一个人的辉煌。而且更让人觉得可悲的是，这种想不明白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学历高低和职务的高低。我们有太多的所谓具有高学历的人，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教育理念和行为方式与那些所谓没文化的如出一辙，有的甚至还要独断专行。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大家要想多久才能想明白。或者你即便想明白了却依然如故。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那么你们凭什么做父母!

其实“精神缺钙症”这种现象已经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比比皆是了，这种病症的具体表现是：缺乏责任心；社会公德稀少；自谕老子天下第一却又缺少本事；几乎没什么毅力；对事从不专注；老板有什么了不起惹急了我就把你炒了；表面洒脱但内心孤独；爱情随风飘荡；手机三个月换一个；见到父母就烦；从来不看有深度的书只喜欢在“蛋白”中滋润；信念得过且过；爱好日新月异；喜欢在哈根达斯冰淇淋里体会“BOBO”的快感；讲良心有些过时；说义务隔日黄花；明天就要辞职今天依然不露声色谈笑风生；一天到晚深感自己委屈；做不成什么事但老是觉得待遇太低；家有老娘什么都不怕；大不了回家歇两天反正吃饭不用发愁；结婚时必须要有卡迪拉克哪怕明天拜拜也无所谓……

我不知道咱中国政府制定的这些宏伟蓝图以后是不是就是要靠这些人去完成？我不知道咱中国政府在制定这宏伟蓝图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反正在我的公司里，我没见过几个要为什么事业而奋斗的人，哪怕是为了他自己都不干。你怎么待他们都是没有用的，而能呆得住的，恰恰是那些经历过贫困的、吃过苦的外地孩子。也只有这些孩子知道感恩，知道什么叫来之不易，知道珍惜，知道为你分忧解难。这几年下海经商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你不要去试图让谁留下，你也用不着用什么前景美好之类的去吸引他。要走就走，要留就留。随便。因为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时代了，谁都是一个匆匆地过客，谁都不会去为一个非我的目标而兢兢业业。所以我已经养成了什么事都事必躬亲的习惯，很多人常说我这种事还得由你总经理来亲自来做？我常常是无言以答。因为，坦率地说，这是一种无奈。

记得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在作一个演讲，其中他讲到：一个18岁的大学生如果连自己的宿舍都整理不干净，你能指望他今后能管理好一个企业？看来这位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上海市前市长对如今这一代人的前途也是忧心忡忡的。而且这种担忧是不无道理的。我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发问过“当若干年后一代创业者渐渐离去后，由谁来完成这一幅幅金碧辉煌的蓝图？由谁来成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宏伟大业？难道就由那些什么苦都吃不了，一碰到挫折就心灰意冷、万念俱灰的这一代娇男弱女么？”

这个问题谁能来回答？又由谁来抚慰徐匡迪院长的忧患之心？

“补钙”的理念如何变？

说真的，如果我们当下的中国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依然如故的话，假如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仍然沉浸在中国式的招数中而不变其“道”的话，那么我们的前景将非常不容乐观。

说到“道”，我们再回到老子的“道”上来说两句的话，我想说的是，老子之所以说“道可道，非常道”，其实说的就是：真正的“道”一定不会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常理，就像我们现在大多数家庭所培养孩子的那种溺爱方式。真正的“道”一定是来自于另外一种特殊的途径，比如法国的这所“鲸鱼学校”。所以你懂不懂“道”，或者你有没有“道”，就成了你能否教育好你孩子的关键所在，尽管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像黑社会。

但问题还没有完。假设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已经想明白了，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到中国的“鲸鱼学校”去锻炼一下。但是，这么大的中国却没有这样一所学校。我们有得是贵族学校，我们有得是各种各样的重点学校，我们有得是千姿百态的各种业余艺术学校，我们同样有得是遍地开花的补习学校。但，我们就是找不到一所专门来让孩子进行生活磨炼以及精神补“钙”的学校!

据悉，十年前，一批中国响当当的作家和学者其中包括叶圣陶和冰心等人，他们联名向政协提了一个方案，即建议办一所以教国学、中国古典文化、中国古典文学为主的学校，以专门来培养一批的精通国学的人才。在经过了长时期的筹备和酝酿之后，经###批准，这所学校在三年前正式宣告成立。目前已有学生一百人左右，该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中国老一代著名作家老舍的儿子－－-舒乙先生。据说该校学生的一大功课就是背唐诗、宋词、诗经以及三字经等中国古典文献。据舒乙先生说：这些孩子背起这些来倒背如流，话语间舒乙先生充满了自豪。为了让这些孩子避开世间的红尘而潜心背书，舒乙先生他们把学校设在了离北京市五十公里远的怀柔县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可以想象：在那样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镌永景致中，孩子们那朗朗的背书将会是给人以一种怎么样感觉，恍若隔世？还是世外桃源？

我不知道这所学校能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来，是秀才、状元、还是举人？

陕西电视台《开坛》栏目主持人，一位我认为是目前中国所有电视主持人中最有学术水平的主持人，他叫郭宇宽，曾经是上海复旦大学一位很出色的辩手。他有一次请舒乙先生到《开坛》节目作客。郭宇宽曾这样问舒乙先生：“假如有一天，您那个学校办在闹市，您的这些学生在您的课堂背诵的四书五经，一走出学校，碰到的全是什么忍者神龟、变形金刚，或者说相去甚远的东西，再也静不下心来背诵那些国学了”怎么办？

舒乙先生是这样回答的：“我想我们学校是不会办在闹市的。闹市不行，还是要有一定的距离好。”

一位美学家说：距离产生美。

但是，人是终究要在现实社会中生存的。谁能确定这些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的国学“高手”们，当他们走向社会面对完全是一种洪水猛兽般诱惑的时候，他们能坐怀不乱？当他们面对一个穷凶极恶的罪犯时而昂首高颂“人之初，性本善”？如果连当下的诱惑已经抵挡不住，难到还能指望二十年后再相会？

我本人不看好这样的学校，尽管我对舒乙先生他们的良苦用心表示钦佩和赞赏。但，这只是一个美丽的梦。尽管这个梦非常诱人。因为用《四书五经》来作为精神补钙的一种方法，它已经背离了当下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中国的实际国情。尽管我本人对中国国学的博大精深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发誓要以更高更深的视点来解读中国精神的千年之迷。但是我们有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那就是：国学如果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它应该而且完全有必要去延续并实现她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但是作为一种当下的价值，那么我们已经没有选择国学的任何机会了。因为我们已经被溶入到了一个世界性的范畴；因为我们中国人自身的话语系统已经随着我们思维方式的西化而成了西方文明的同盟者；因为从我们从嘴里飘出来的很多慷慨陈词实际上早已是西方文明的话语；因为我们社会发展的很多目标已经是以世界性的目标来度量了；因为现在我们每天说的与时俱进是以格林尼治时间为标准的；因为我们加入WTO是以一种世界性规则来履行自己义务的；所以，我们已经身不由己了。因此我们也就无法选择别道了。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悲哀，反正从今往后我们都必须大踏步地跟着这个世界的步伐朝前走。否则我们就无路可走。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再回首荆棘密布

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

曾经与你有的梦

今后要向谁诉说

再回首背影已远走

再回首眼泪朦胧

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

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

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再回首恍然如梦

再回首我心依旧

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这是台湾歌手姜育恒演唱的一首老歌叫《再回首》，那种忧愁，那种无奈，那种割舍不下的情怀充满了一种伤感。也许只有当我们在远走的路途中精疲力竭的时候，也许只有当我们越过山坡穿过溪流栖上枝头面对一道徇丽晚霞的时候，再回首：秋水与长天一色；再回首：落霞与孤鹜齐飞；再回首：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珍爱生命

神说，地要长出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各从其类，以及结果子的树，也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情就这样成了。

于是，地长出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它们各从其类，还有结果子的树，也都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说，这很好。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之物；要有雀鸟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飞翔。

神就造出了大鱼和水中所滋生的各种有生命的动物，它们各从其类，又造出各种飞鸟，也都各从其类；神说，这很好。

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到他的边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与一切有生之物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

这是《旧约全书·创世纪·传道书》中对生命起源的一种描述。我之所以从来都不听科学家对生命诞生的解释，是因为任何对生命的肢解和解剖都是残酷的；是因为在这种肢解和解剖的过程中人已经对生命失去了敬畏!

人是所有生命中的最后一道风景。但不是最完美的一道风景。因为在这个地球上只有人对生命的残害是最无情的；因为只有人会在自相残杀中视生命为粪土；因为只有人会在大肆杀戮生命的过程中仰天狂笑。因此我把人对人自我生命的珍爱以及对动物的珍视，看作是一个人最起码的素质和品德。否则一切将无从谈起。

一个曾在法国“鲸鱼学校”上学的13岁的学生，有一次他这样写道：“鲸鱼是如此安详，并让我接近它。它们的身体徐徐摆动。我靠近了一头在母鲸上边回游的小鲸鱼。它蓝色的已经距我仅20公分，不安地望着我，不知我将怎么对待它。这太诱人! 我忍不住去抚摸它，它身上有很多小裂口，我看到我的手指在它光滑的皮上留下长长的痕迹。这是多么美妙啊。”

我相信这位小男孩长大以后是绝不会去伤害它们的，因为他已经感悟到了一种生命有多么可爱。我相信这种教育方式将会给一个幼小的心灵带来无法替代的抚慰。浩瀚的大海，明媚的阳光，可爱的鲸鱼，与大自然如此溶为一体，对这个幼小的生命中来说无疑是一道最美的风景。

与此同时，在我的脑子里却有着另外一个画面：在电视上，一群日本人为了捕捉鲸鱼而在海上大开杀界，为了捕捉鲸鱼而捞上来的很多无辜的海豚，正在嗷嗷地嘶叫着并等待着它们生命的最后毁灭。鲜血飘满了蔚蓝色的海洋，生命就这样在顷刻间黯然消失，那血淋淋的场面至今让我一想起来依旧不寒而栗。不知为什么，每当我面对这样情景的时候，都会让我身不由己地想起那些依稀是恍若隔世词汇和画面来：日本鬼子；三光政策；烧杀掠夺；无恶不作；三本五十六；南京大屠杀……

2003年1月14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依然义无反顾般地参拜了靖国神社。就是这个埋葬着二战期间不少“甲级战犯”的东京招魂社，几乎每一位日本首相在位的时候都是要去参拜的。不管亚洲有多少人激烈反对，但仍然阻挡不了日本人对往日历史错误的一种顽强地坚持。我似乎一直在思索：这种历史现象与眼前残暴捕杀鲸鱼之间到底有没有一种隐秘的联系呢？一种对生命杀戮的拒不认错和另外一种对生命的大肆捕杀，是不是与他们在对生命的深度认识上有关呢？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当第二次世纪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发生在美国的“珍珠港”事件震动了整个世界。一个东方民族如此骇人听闻地举动，引起了美国政府对此高度的关注。后来，美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委托了一个叫R·本尼迪克特的美国学者，来专门对日本这个神秘的东方民族作深入而透彻地研究。几年后，由这位学者撰写的一本名谓《菊与剑》的书出版了。这本16万字的书，可以说是西方人第一次对日本这个民族举行了一次精神透视。

据本尼迪克特研究后认为，日本这个民族是一个充满了“忠孝”和“武士道”精神的国家，为了“忠孝”他们可以无所畏惧地走向死亡。虽然日本也是佛教大国，但佛教所信奉的教义“却从未影响过民风或民众思想。日本人并不以不杀生即杀害转世代人类灵魂为理由，而放过一只野兽或昆虫……”

对于一个民族的历史精神，我在此不想作太多的评价。但是如果人类有朝一日可以把自己的生命随意去兑现一种所谓价值的话，那么当生命失去了作为一个价值执行者的时候，任何价值还有什么意义？也许这也是我赞成如今全球一体化以后唯一的一点，这就是：民族国家将会越来越趋于弱化，因为全球化需要人们越来越遵守一种共有的价值观。这样以后可能会因为价值观不同而导致的冲突相对减少一些。因为假如人类继续因为民族矛盾和价值观相异而继续大打出手的话，那么当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有朝一日爆发的话，那么这一天也就是人类自?给自己掘坟墓的一天!

与日本人不同的是，一个德国人，一个德国总理，在他七十年代初访问波兰的时候，一天，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纪念碑前，发生了一件令全世界都为此震惊的事：只见这位德国总理在片刻的默哀中突然跪倒在地! 他在忏悔，他在为曾经有过法西斯的德国忏悔! 他也在为自己忏悔：“事后上，我们应该自问，希特勒为什么能掌权？应该回答这个问题，这不仅是因为有千百万人愚蠢地追随他，而且还因为有其他的人都未能制止他。是的，当时我还很年轻，但我属于那些未能制止他的人中的一个……”

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位德国总理的勇气和度量，当日本人正在挖空心思为战争掩盖罪行的时候，当日本的首相一茬茬地到靖国神社去参拜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方，一位德国总理却跪在地上向所有死去的犹太人哀悼，并深深地为自己的民族所曾经犯下的罪行忏悔! 我相信，此刻，每一位在希特勒集中营中死去的犹太人的亡灵在天堂中一定会有所慰籍；我相信，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此刻都会为生灵曾经被涂炭后的深刻忏悔而感到安慰。因为毕竟，是生命才维系了这个地球得以灿烂的基因。

1971年，这位叫勃兰特·维利的德国总理，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2003年2月5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一次讲话中，对德国不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发动进攻表示出强烈不满，并公开宣称德国不再是美国“可靠的伙伴”。然而这并不能动摇德国人对和平的渴望。德国自民党主席维斯特维勒在鲍威尔发表讲话后说：“如果施罗德和菲舍尔通过其不明智的态度继续削弱国际社会要求萨达姆解除武装的努力，那么世界安全与和平将受到损害。”我相信，德国人之所以不支持美国人攻打伊拉克，与30年前勃兰特·维利那震惊世界的一跪有关，与他们曾经对残酷戕害生命的一种深深的、发自灵魂的忏悔有关。

所以，我强调我们要珍爱生命，所以我希望我们从小就要教育孩子们学会对生命的珍视和爱护。这样我们以后的社会一定会少一些残忍、少一些血色、少一些刀光剑影而多一些怜悯、多一些仁爱、多一些生命的感动和精彩。

硫酸泼熊事件

2003年1月18日，在辽宁省丹东市锦江山公园的狮笼里，两只活泼威猛的狮子相继死去。在临终前，两只狮子痛苦了好长一段时间。据事后丹东市动物检疫站出具的《动物检验报告书》上是这样写到的：“狮子肺部出血、气肿、肝脏肿大，边缘出血严重。心内膜出血，脾肿大瘀血和头颅内有出血，腹内发现氟乙酰氨剧毒化学物质，为中毒死亡。” 据现场有关调查发现的情况，警方怀疑此次事件为人为投毒导致狮子最终死亡。

前段时间，当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在北京动物园用硫酸泼伤黑熊事件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有谁会想到，在中国的西北部，有一位教师正在参与密谋一起捕杀黑熊的事件。

同样是在2003年的1月18日这一天，陕西省的《三秦都市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在这篇题为《有人竟敢杀熊卖熊掌》的文章中，披露了这起事件的经过。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起捕杀和贩卖熊掌的过程中，有一位罪犯竟然是一位为人师表的教师!

我们或许应该真的好好反思一下了：一位是中国最高学府最优秀的学子，一位是为人师表的老师，应该说他们都是有文化有知识的所谓人才。然而当他们用极其无知和野蛮的手段在谋害一个个大黑熊生命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清华大学你怎么了？中国的教育你怎么了？我们的家庭教育你怎么了？我们的社会你又怎么了？

首先我们来问一问清华大学。

在一个当下中国的最高学府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学生？因为刘海洋所犯的错误(应该说是罪过)实在是一个太低级的错误。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一个每天在清华大学这样一个高等学府里学习的学生，刘海洋怎么会做出如此有背于“清华”这样一个高贵名声的事情! 当每年全中国的孩子都在想方设法到清华去学习的时候，那么清华大学：你们的招生标准是不是仅仅视高考成绩就可以了？是不是只要符合分数线就行了而其它的东西一概不必考虑？我们不是一直再说要德、智、体全面发展么？假如一个“缺德”的学生他的“智商”再高又有什么用？ 清华，正因为你是中国的第一，所以你是否以后在招生的过程中应该多关注一些“德”的问题？你们是否应该在培养一个高材生之前先看一看他是否是一个“德材生”？

现在我们来问一问中国的教育。

如今中国的教育，是一个以高考成败来论英雄的时代。因此衡量一个学校的优或劣是取决于该学校的升学率；而看培养一个学生是否成功，也是视其是否能考上大学为依据的。除此之外，其它的似乎都不那么重要。尽管我们这两年来一直在提倡素质教育并已开始实施。但素质教育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我们对素质教育的认识究竟“道”有多深？我们的老师究竟具备多少素质来实施对学生的素质教育？这都是一个个悬而未决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假如这种总体的教育模式得不到改变的话，那么，即便是能够进入清华、北大的学生，也未必是真正优秀的人。因为只有先是一个好的“人”，其次才会有好的“人才”。

此刻我们再来问一问家庭教育。

这是一个重灾区。我们似乎每一个父母都认为自己的所有作为都是在为孩子好；我们绝大多数的父母都是用一种“溺爱”而不是真正的“爱”来培育自己孩子的；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对其它能力的培养几乎为零；我们几乎百分之百的父母认为给孩子的未来带来幸福的是物质而不是挫折和精神培育……因此我们就有了面对自己不挣气的孩子一筹莫展的父母；因此我们就有了像刘海洋这样在清华大学里面的“高材生”；因此我们就有了已经成为成年人的孩子离开了父母却无法生存的“行为弱智者”；因此我们就有了什么苦都吃不了的当代“皇帝”；因此我们就有了一遇到挫折就灰心丧气不堪一击的“棉花人”；因此我们就有了若不给我两千块钱就把自己父母杀了的少年“刽子手”……

最后我们来问一问社会。

今天，我们所有的孩子之所以都视进入大学而作为唯一成功的途径，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只认文凭而不看实际能力；因此我们的假文凭就遍地开花而且市场欣欣向荣；今天，我们所有的观念都在告诉大家消费就是幸福有钱消费没钱创造条件也要消费；所以我们有的家长就为了孩子的幸福不惜倾家荡产彼此攀比甚至贪污受贿一把也在所不惜；今天，陕西那些人之所以敢光天化日之下残杀黑熊而无所顾及，是因为犯罪者中有人的兄弟是警察所以我就敢杀它你能把我怎样？

面对此，我们似乎已经有些招架不住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再一次提到刘海洋，不是因为我本人对他有任何偏见。因为实际上他只是一个牺牲者，但是我对他的母亲，对我们整个当下的教育环境却有着一种切肤之痛。在这里我希望刘海洋同学今后不要背上任何包袱，因为一种失败的教育造成了你让人深为惋惜的一次过错，但如果通过这件事能使你对生命有了一种更为深切的关怀，那么你就将会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领悟生命。我坚信：人原本是一定爱生命的。而一个深爱生命的人一定不会残暴；同时，一个深爱生命的民族才会真正懂得和平的含义。

2003年1月23日早晨8点左右，在海南三亚大东海美丽的海滩上，一群孩子在他们的父母陪伴下，正在展开着一场围捕寄居蟹的战斗。只见孩子们大声叫嚷着并追逐着寄居蟹，而他们的父母们却在一旁予以大肆鼓励：宝宝，看，这儿有一个，来来，踩死它，踩死它。一会儿功夫，这些本来就居无定所的寄居蟹，在这些人的疯狂围剿下失去了对生命最后的执著，就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海滩上，亡命天涯。此刻，我正躺在海边沙滩的一个躺椅上目睹着这一切的发生，原本美好的心情突然变得沉重起来。

在马来西亚，如果发生上述情况，那么这群缺乏教养的中国游客将会被罚款上千美金甚至会被驱逐出境。

在南非，如果发生上述情况，那么所有人都会对你怒目而视并把你当作野蛮人而赶走。

但在中国大陆，我们对这一切的发生却是如此的习以为常。

我们似乎缺乏一种教育，一种对生命尊重的教育；我们似乎缺乏一种教养，一种作为文明人所必须有的教养。我们似乎缺乏对作为一种动物之生命的深度了解，我们更缺乏像布莱曼这样的美国作者和秋原良平那样的日本摄影师，他们把毕生经历放在了与动物在一群，他们向我们描述了人类至今为止对动物的一种无知，他们通过对这些动物生命的深度解读向人类讲述了一个个故事，而这些故事足以让人类惭愧，也足以让我们感动和流泪。但，我们对此却几乎一无所知。

你多久没有感动过了?

1998年，有一部名谓《马语者》的电影风靡欧美。影片描述了一位名叫汤姆·布莱曼克的养马者，在他几十年的养马经历中，布莱曼克对马产生了一种深厚的感情。他对马的习性以及马的生命本质有着十分透彻地了解。而马也对这位主人更是感情笃深、俯首称臣。在布莱曼克的手中，从来就没有驯不服的马。但令人奇怪的是，所有的马在布莱曼克手中是从来就不用驯的，不管有什么问题的马，只要经过布莱曼克的调教都会变的乖巧无比。更让人惊奇的是布莱曼克从来就不用马鞭、马嚼、笼头等“刑具”，但所有经过布莱曼克都调教的马都与他亲密无间，哪怕是其他人认为驯不服的倔马，只要一到了布莱曼克手里就什么事也没了。布莱曼克与马之间有着一套旁人听不懂的语言，但这些马却能心领神会。这些马非常通人性，它们与布莱曼克一起共同享受着生命予以他们的快乐。这部影片中主人公的原型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布莱曼先生。而这部电影就是根据布莱曼先生的自传体小说而改变的。

布莱曼克先生今年三十多岁，他从小生长在一个牧场。由于他父亲脾气暴戾经常打骂他，于是他每天只能与马为伴并与马相依为命。在小布莱曼克眼里，马并不仅仅是一种动物，相反马是他的伙伴，是和他共同生活的一个知己，而马群正是他的精神家园。由于童年的不幸以及他和马长时间的相处使他相信：马和人是一样的，是不能通过暴力来驯服的。于是他就发现了很多人与马交流的方式。这种方式从而使他与马之间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很多年以后，他便成对了闻名遐迩的“马语者”。由于布莱曼克传奇而又成功的养马经历，从而使他如今已经成了一个大忙人。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布莱曼克已经到过美国30多个州办过驯马培训班，每年都要去各地念40场“马经”，并从而引发了一场全美国养马业的革命。而他的那本《马语者》的书也已经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畅销于一百多个国家。

当很多人都视之为神奇而感到不可思议时，布莱曼克先生却平静地告诉我们：其实这一点都不神奇，只要用心，人人都可以像我一样，成为优秀的牧马人。布莱曼强调：人要想驯好马，首先必须纠正和克服自己的错误。据说，很多人在学了布莱曼的驯马方式和“马语”之后，都能与自己的马相处的亲密无间。

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我必须要更正一下我在上面说的那句话，那就是“这些马都非常通人性”，实际上我认为应该纠正为“是因为人类通了马性”。因为我们或许已经习惯了以人的视角来俯视动物，但在构成生命的最基点上实际上人与动物是没多大区别的。在生命的23对染色体中，所有动物的区别其实是微乎其微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人类是否应该以一种动物的平等姿态来与它者共同验证生命？就像布莱曼克先生在“马语”中与马相依为命一样。

这，是我们人类应该深思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布莱曼克与他的马让我们体会到：只要人与马之间有着良好的沟通和彼此平等的交流，那么人与马之间其实是不需要靠“驯服”来作为友好相处之前提的。这种维持了数千年之久的局面之所以被布莱曼克先生所改变，并不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科学有多昌盛之缘故，而仅仅是因为人知道了如何去深度了解和体验马的感情马的精神以及马的生命本质。

如果说布莱曼克先生与他马的故事足以让我们惊奇、兴奋但并不足以让我们感动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下面这篇文章吧。

2003年1月23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你多久没有感动过了》的署名文章。文中讲述了一只狗，一只对人类忠诚的导盲犬，它的勤劳辛苦的一生，它的可歌可泣的一生：

“看过许许多多以动物为主角的作品，童话、寓言、卡通，甚至神话，却从没看到一本像《再见了，可鲁》这样的一平实的语言记述一只狗的一生的书。从它出生，一直到它咽下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全书用记实的手法将导盲犬可鲁一生的故事记录下来，好象给一只狗写了一部传记。

日本摄影师秋原良平先生手中的摄影机追踪着可鲁，从可鲁出生的那一刻起，直到它离世。小可鲁身上如沙鸥展翅般的十字形斑纹，像一个小孩子般打着哈欠，神情忧郁、专注忠诚的双眼，黑暗中陷入沉思的侧脸，苍苍细雨中与主人一起渐行渐远的身影，还有辞世前恋恋不舍的一(敝)……看到这些可爱的、充满深情的照片，日本著名作家石黑谦吾被深深地震撼了。他决定用语言把照片背后的每一个故事表示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可鲁，知道导盲犬的生活，于是成就了这本《再见了，可鲁》。

作为一只导盲犬，可鲁身上背负着更多的责任，这使它早早失去了撒欢的快乐，告别了放肆的嬉闹，而养成了可以出色地克制自己的欲望和感情的性格。它的一切感情的流露全在一双深不见底的眼睛里，那幽幽的一眼就可以让你知道它其实一切都了解。多么乖巧的一只小狗! 出生后43天就被挑选为导盲犬；在养父母家待了八个月学会了与人相处并信赖人类；经过一年的训练成为一只合格的导盲犬；与渡边先生早息相处两年，为渡边带来了无尽的欢乐；渡边生病后，又经过三年的等待，终于可以再一次与渡边在一起散步，却哪知这一次却成了永别。老弱的可鲁终于回到养父母的家，在无比熟悉的地方安静地走完这一生最后的一段。真诚温厚的可鲁，怎么可以承受生命中如此多的离合？它的心理该装这怎样的喜悦和哀伤？

这是一本朴素的书，全书没有一句煽情的话语，因为煽情不是可鲁喜欢的方式。作者用最平实的语言道出了最深邃的故事，勾起你心中最深的感动。

你多久没有感动过了？生活在这个尘世间，是不是觉得心田渐渐地干枯？看一看可鲁的故事，它无言的忠诚、信赖，无私的奉献，一定会让你感受到脉脉的温情，滋润你的心灵。”

对生命的感悟

是的，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被感动过了，在这个充满着伪善和灵魂处处被拍卖的当下，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我们竟然还会感动! 当忠诚已成为棺中的祭品偶然磷光一闪，当奉献已成为睡中的呓语犹如痴人说梦，当人与人之间本应有的真诚必须先破译欺骗才能撩开面纱；那么，我们该如何去面对我们眼前的这一只狗呢？可鲁，它真的比我们强很多，它真的比人类拥有更多的忠诚和奉献! 它真的给如今生命的晚霞中增添了一份久违的彩虹。泰戈尔曾这样感叹道：“我情愿让文化的自豪感在我的屋子里逐渐死亡，只要在幸福的来世我能投身为布林达森林里的一个牧童……” 说真的，我此刻的心情正像是泰戈尔所说的那样：我情愿让做人的尊严感在我的生活中逐渐死亡，只要在幸福的来世我能投身到大自然中去成为一只可爱的导盲犬!

因为面对可鲁，我们人类在生命的本性上是无颜面对的。我们人类更多的是对生命的一种残杀、一种暴力以及生命与生命之间的那种充满血腥的较量!

记得以前我们常说，旧社会我们劳苦大众生活得还不如一条狗。或许大家还记得在半个世纪以前上海的法国公园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赫然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为了摘掉那块牌子，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然而当我们对一些事情进行深度思考的时候，我们却常常面临着一些让人极为尴尬的局面：以前我们说“人不如狗”，说的是我们的物质生活。但是当我们今天的物质生活水平早已“人比狗高”的时候，在一种生命的本性上，我们能说自己就一定“人比狗高”么？比如说“忠诚”；比如说“奉献”；比如说“责任”等等。

如今中国人尤其是城市人养狗如潮，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忠诚；是因为它能慰籍很多人内心的伤痛和寂寞；是因为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太过于伪善和奸诈而远远不如一只狗。由此看来，我们的麻烦大了。因为我们谁也不会承认在某些方面我们人类还不如狗(这里不是指生理方面)；我们谁也不愿意承认在某种生命相处的契约性上狗比人类更具有责任感。当然一向高傲的人类是不愿意承认这些的。但，假如你已经被可鲁的故事所感动；假如你看到可鲁在奄奄一息时眼神中依然充满着对人类的一种眷恋，那么人哪! 我们真的应该从对生命的感悟中，放弃奸诈和残暴吧! 因为生命中有我们太多的艳丽和感动；生命中有我们太多的寄托和幻想；了解生命，了解深沉的生命，了解生命中所有的旭日和晚霞；珍惜生命，珍惜灿烂的生命，珍惜生命中所有的忠诚和奉献……

我的儿子今年9岁，他从小就喜欢小动物，每当他在街上看到那些买小鸡、小兔子的时候，他一定会停下脚步来看上很长时间，并会买上两只小鸡或兔子回家。对于他的这种要求，我们从来就不反对。在我现在居住的家附近，有一种被称之为“毛蛋”的东西在自由市场里随处可见。什么是“毛蛋”呢？就是专门有一种人，他们把那些即将被孵化成小鸡的蛋，突然从孵化器中拿出来进行冷却，于是一个个即将破壳而出的小生命在顷刻间便暴死在尚未破壳的蛋中。然后，这些人就把这些已经披着稀疏羽毛的小鸡从蛋壳里拿出来，从它们身上穿过一个小棍，然后放在油锅里煎渣，每个一块五毛钱。香味飘散在路边，鲜嫩的肉让很多小孩站在一边垂涎三尺。但我儿子他从来不吃。他不仅不吃，而且对此行为他始终表示出一种愤怒。他说这种行为实在太残忍，他说他终究有一天会纠集起他的那些小伙伴们去把这些人赶走。对此，我对我儿子在如此年龄便有了这种意识感到欣慰。因为我始终相信：一个从小就对一个弱小生命予以珍爱和关怀的人，长大以后不会残暴。我坚信这一点。也因此，我儿子几乎不会打架，也从来不和他的同学打架。尽管如此，他似乎依然是个小头头。孩子们愿意跟他玩，不管是比他大的还是比他小的，都以他为中心。他的学习我们几乎从来都不用操心，但他的成绩在班上始终是名列前茅。我希望他能够自由而快乐地成长，我希望他在与那些小动物的接触和交流中学会珍惜生命。不管他长大以后会成为什么，但首先一定要是一个懂得感恩、情感丰富并遵守公德的人。

江西省有个叫赖京元的小学生，他曾经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叫《蝉的自语》。这篇作文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作者不是以一个人视角去写那些蝉的，而是站在蝉的角度上来感悟这个世界的。所以它显得很特别：

蝉是你们人类给我取得名字。许多人又叫我“知了”，可我不爱听。

炎炎夏日，我喜欢在浓荫的树上高声鸣叫：“真热呀! 真热呀!”有时候，我自个儿玩腻了。就唱起歌来，招呼伙伴们。您也许知道，我唱歌不用嘴，也不用喉，而是用冀后空腹里带一对似鏺般的“乐器”。有些人偏偏把我们当作骄傲的化身，来教育天真的孩子；“别整体知了，知了的。”您知道吗？这使我们的家庭蒙受了很多的委屈啊!

那年，妈妈在树枝上刺成了一排排卵窝，把我们生下来。秋天过去了，天越来越冷，我们把“家”搬到了地底下，靠吮吸树根的液汁维持生活。在黑暗中我耐心地等待，悄悄地长大。

五年过去了，又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我渐渐向土地上层移动。这一天终于来了! 黎明时刻，我破土而出，穿着厚厚的“盔甲”，艰难地爬上了树干。过了好一会儿，伴着一阵撕烈般的剧痛，我的背部中央的硬壳裂开了。我脱壳而出，渐渐老熟，爬到树梢上。阳光透过薄翼，在我的翅膀上闪亮。我挣开眼睛，仔细打量这我周围的一切；蔚蓝的天空，碧绿的草地，小河在欢快地流淌……我不住的歌唱，歌唱光明和自由，虽然没有人为我喝采。尽管过这风餐露宿的生活，但每天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我已经很知足了。也许您正在林间小路上散步，也许您正在窗前看书，这时，您会听到我的声音。请相信，这是我对您的问候。因为，您会是我的朋友!

请爱护童心的灵动

老实说，我们有时候真的不要太小视我们的孩子，也不要太藐视他们心灵中那片未垦的土地。他们有时候比我们成年人更有生命的原始感悟，也比我们有更多人性的光辉。事实上，一个儿童在很大程度上比成人更接近人本身，而成熟则意味着一个生命必须去脱壳为另一种生命的非我存在。所以成熟本身实际上就是生命异化的一种体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成熟是社会对一个生命的变态要求；成熟是意味着人人都应该在假面舞会中成为高手；成熟是要求人们来溃灭生命的真相从而去成全一种虚假的正经；因此我们这个社会就产生不了像安徒生那样的浪漫童话和斯皮尔伯格执导的《侏罗纪公园》那样充满幻想的影片。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世界上很多艺术家以及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科学家都拒绝成熟。此外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很多正气凛然的人口无遮拦无所畏惧；很多性情中人不拘小节却风度翩翩。因为他们喜欢生命中的这种潇洒、这种浪漫以及在生命的自由中开启人类更深邃的智慧。

一个叫谢力杨的浙江小学生，他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幻想作文，在这篇作文里，这孩子已经把人类对宇宙生命的想象伸向了 2099年的某一天：

2099年，地球科技已达到可造出光速飞船的地步。

6月的一天，阳光明媚，H国某天文台趁着这大好时机正忙着观测外星生命。到了晚上，天文台副台长乔尼忽然接到哈勃望远镜传来的信息：距地球4.8万光年外人头马座的比邻星A星，可能存在生命。乔尼急忙走进工作室，按下警报器，喇叭里传出了他洪亮的声音：“各位工作人员听着，比邻星A星可能存在生命，各位……”台长富丝打电话要求H国政府拨款制造人造宇宙飞船，前往A星。半年后，宇宙飞船造好了，发射台上轰的一声巨响，宇宙飞船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前进，4.8万光年后，终于靠近了比邻星。

比邻星A星的磁场极强，宇宙飞船被它强大的吸引力所吸引，叭的一声，宇宙飞船坠落在地面上，乔尼和富丝走了出来，“天啊！”富丝一看仪器，差点昏倒。仪器显示，这座星球虽有空气，但95%是瓦斯，有50个大气压，人如果没有穿宇宙服，不是背瓦斯毒死，就是被大气压压死。乔尼才走了十几步极已满头大汗。“这地方的引力是地球的800多倍，大得可怕。”富丝吃力地说。他俩吃了一些特制的食物和水，继续往前走，走了半天也不见一各生命，宇宙飞船莫非落在了“沙漠”上？他俩一齐昂头看“太阳”，这“太阳”黄黄的，跟地球上看到的差不多，一看温度计，哈，30度，正适合生命生长。这时，后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回头一看，他俩愣住了，只见一个蛋形小人，他的眼睛长在身子上，没有瞳孔，鼻子已退化成两个气孔，嘴巴只是一条缝，两只手也是五根手指，脚只是一只吸盘一样的东西，跳跃行走。乔尼看着他别扭的模样，感到很可笑。

那外星人打了个手势，后面冒出来一群外星人，人虽小，劲儿倒挺大，把他俩捆了起来，送入了牢房。乔尼用地球语说；“我们没有恶意，是想来和你们建立友好关系的。”外星人把这段话记录下来，走了。一分钟后，外星人又来了，用生硬的地球语说：“对不起，我们同意跟你们建立友好关系。”他们出狱了，那外星人说：“有什么可帮忙的吗？”“我们的飞船坏了。”“带我们去修。”外星人说。他俩把外星人带到飞船那里，只见外星人发出一道蓝光，飞船立刻变得完好无损。富丝谢了外星人，还带回一个外星人，乔尼则留在A星球做大使。

从此，地球与A星上的人开始了友好往来。

对于一个小学生这样的幻想，以及在这种幻想中对未来人类与外星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描述，我们千万不要去扼杀它，因为这是他在生命的大海边一次从容的散步；是在他童心未泯之时对生命伸向遥远天际的一种渴望。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它，保护好这种感觉，保护好这种幻想，保护好这种生性的灵动，就像人类必须保护好自己的生命一样……

韩美林的怒火

在我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两幅著名画家韩美林的动物画。这位拒绝成熟的画家对动物的喜爱可以说是到了“人兽不分”的地步。在他位于北京通州区的家中，韩美林与他的诸位阿猫阿狗们关系混得很不错。有意思的是，韩先生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把自己的宠物起名为什么“花花”啦、“鲁比”啦、“逗逗”啦、或者“比利”啦、“迈克”啦什么的。韩美林先生则称他的这些伙伴们为“刘富贵”、“李秀珍”什么的。如果不知道的人站在门外听到韩先生在里面叫这些名字的时候，他一定会误以为里面有多少人呢？

据韩美林先生说，有一次他应广东某地之邀，前去作客。是夜，当地有关人士为韩美林先生设宴接风。席间，只见韩美林先生突然怒火中烧并站立起来，双拳紧握似乎开战在即。正当很多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时候，只见韩美林的妻子立即拉着韩先生快步走出宴会厅。为什么？是什么事惹得韩先生如此大火？原来，当一个个所谓山珍海味之菜被端到桌上的时候，在一个锅那沸腾的汤水中，韩美林先生竟然看到了一只老鹰的头在里面翻滚!

据说，事后该地的某负责人见到韩美林先生之后热情地问道：“怎么样，韩先生，昨晚您吃得怎么样？”只见韩美林先生顿时两眼冒出一股怒气，怒视着这位领导，片刻之间，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来：“操你妈!”

老实说，我本来不想在这本书里用任何所谓不文明的语言，因为这毕竟是一本有关教育方面的书。但我实在是割舍不下韩美林先生的这段精彩剧情。可以想像当时那种场面的宏伟壮观：一个领导，衣冠楚楚，油头粉面，大权在握却缺乏教养；一个画家，身着布衣，一身正气，无权无势却大义凛然。他们在一个餐桌上展开了一场生命与反生命的较量；展开了一场文明与反文明的对恃。这里没有法官没有辩词只有一方的热情和另一方的愤怒；我相信那位领导一定感到很无辜也很委屈，因为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同时我也相信，韩美林一定也会觉得很无奈因为他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才能让这些人知道他心中的愤怒。于是那三个字就作为了一种“总结陈词”而结束了一个不同层面上的对恃和对话。

我相信，韩美林先生是实在出于无奈才会说出这三个字的。因为他一定是感到了任何与其沟通的方式都是无效的；因为他一定感到了除了这三个字之外任何语言的表达都是无力的。与此同时，我知道，韩美林先生那潜意识中的那个“狗情结”一定是使他无法忍受此情景的根本原因。因为在“文革”期间，当韩美林先生被红卫兵从家中抓走去街上游斗的时候，当此时以往所有与他相熟的人都离他而去的时候，只有那只狗，那只邻居家的狗紧紧地跟着韩美林片刻不离。后来，红卫兵一棍子打烂了那只狗的腰，只见那只狗无力地、一瘸一瘸地脚步慢了下来，最终消失在人群之中。在监狱里，韩美林先生几乎天天都在想这只忠诚而又可敬可叹的狗。我们知道，在那段特殊的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背叛已经是司空见惯；人性被严重扭曲之后的结果是谎言如同太阳，在每天的朝起霞落中阴雨绵绵。多少年后，当韩美林出狱的第一天便买了很多食物去看望那只曾经风雨同舟的狗。然而，那只狗却早已死了，它就死在了那个红卫兵用棍子打烂了它的腰的几天以后。

或许是这只狗对韩美林来说是太难忘了，或许是韩美林在这只狗的身上发现了与其相比人的德性实在是不值得一提。在往后的日子里，各种动物的憨厚姿态便成了韩美林画中的主角。而“刘富贵”、“李秀珍”之类的妮称也就成为了韩美林与其这些伙伴们共同生活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当韩美林看到一种珍稀的生命在锅中被人残害之时，他的精神就完全失控了。而那三个字也就成了韩美林对人类至今还普遍存在的那种对生命的滥杀无辜，表示出的最为愤怒的谴责和控诉!

此刻，韩美林的两幅马画在我办公室的墙上依然静静地伫立着。虽然画是一种静物，但你能从中体会出一种灵动，一种生命无处不在的悠扬和飘逸。

《英雄》中的杀气

我总觉得，在我们的教育以及整个社会意识中，我们似乎缺乏一种对生命的弘扬和敬畏的意识。同时我们也缺乏对作为一种生命之动物的深切关怀；电视上所有的“动物世界”几乎都是外国人拍的；我们的科学家几乎没有像齐伊·亚当森那样在原始森林里常年与动物为伍的；此外，我们也没有像布莱曼、秋原良平以及石黑谦吾这样的摄影师和作家。我们的摄影师似乎更愿意蜂拥在三亚的海滩上拍那些身着泳衣的漂亮女郎；我们好像也从来也没有见过那位著名作家的书是来专门描写动物的。我们没有像《马语者》这样的电影，尽管我们现在的导演在世界上大名鼎鼎。相反，我们关注更多的似乎是像《英雄》这样的影片，一种对生命疯狂杀戮的影片。在这里，张艺谋的大手笔体现在那宏大的刀光剑影之场面中；你听哪，影片的末尾那几百人一遍又一遍的杀气腾腾地叫喊：“大王，杀不杀？大王，杀不杀？”“杀!”一声命令之后，那无数根剑暴风骤雨般飞向了“李连杰”，一个生命顷刻间就这样灰飞烟灭。而那被张艺谋引以为豪的所谓视听效果，更是让人感到了生命在毁灭时的那种恐惧和震颤! 就这一点来说，我不喜欢张艺谋的电影，就连他唯一的一部都市题材的电影《有话好好说》也充满了杀气。你看影片中姜文那嘴脸，手拿一把菜刀在满嘴“剁了你”的叫喊声中犹如一个发了疯的屠夫。我不知道一个人一天到晚看那些杀气腾腾的电影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但据有关调查已经证实，目前正在大肆泛滥的港台武打及暴力影片，已经成为当下青少年犯罪的一大诱因。因此我总在想，我们的电影能不能给观众少一些杀气而多一点人性的关怀？能不能给观众少一些暴力而多一点生命的抚慰？尤其是对于我们的青少年们!

在这一点上，我喜欢陈凯歌。至少陈凯歌的电影有一种思考，有一种张力，并且时常会让你感动。就像他的《和你在一起》。影片中，那个陈凯歌自己扮演的余教授，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那位来自乡村的小提琴手刘小春，音乐中一定要有感恩，有感恩才会有好的音乐，你的音乐就是武器，而你的工作就是征服。当刘小春最终知道原来自己是弃儿而与他一直相依为命的养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时候，刘小春便知道了余教授一遍又一遍说的感恩是什么。在北京火车站人熙嚷嚷的大厅里，当刘小春放弃了比赛而面对着他的养父演奏起柴可夫斯基那首著名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时，他已经泪流满面了。因为此刻他已经深深知道了什么叫感恩。此时，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通过刘小春充满激情的演奏回荡在大厅的每一个角落，他那充满感恩的音乐征服了每一个人。

在这部电影中，陈凯歌有一句话让至今我印象深刻，他说：这“世界上唯一不能赠送的东西就是情感”。确实，其实人类全部的情感和感恩都是来自于自我的生命体验。而一个生命感麻木和生性暴戾的人是不懂得感恩的。因此我始终认为，珍惜生命并懂得感恩生命是一个人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品德，因为人的一切良知和正义感都是从此诞生。而具备良知和正义感，应该是每一个人迈出其人生第一步时所必须具有的第一道风景……

在本章结束之前，我必须要给大家推荐一篇文章，一篇讲述有关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文章。尽管在我此生中看过很多书和很多文章，但能让我真正感动和流泪的却不多。下面就是这样一篇文章，有一天我无意中读到了这篇文章，看着看着，眼泪竟涮涮地、悄无声息地落了下来：

那是在大西北生活的日子，一次我们要到远方去进行作业，全队的人要一起出发要穿越大戈壁，没有汽车，没有道路，把我们送到那里去的只有几十峰骆驼。于是，就在一个隐晦的日子，一队长长的骆驼，无声无息地走进了荒漠。没有一株树木，也没有一簇野草，整整走了一天，也没有见到一个人影。就这样默默地走着，我们吃在驼背上，喝在驼背上，摇摇晃晃，我们还睡在驼背上。

走啊，走啊，才早晨走到中午，又从中午走到黄昏，坐在骆驼背上的人们已经疲惫不堪了，而只有骆驼还在一步一步地走着，没有一点躁动，没有一点厌倦，就是那样走着，默默地忍受着命运为它们安排的一切。

脚下是无垠黄沙，远处是一柱柱擎天直立的荒烟，“大漠孤烟直”，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古人喟叹过的洪荒，我们的人生是如此坎坷，世事是如此艰难。坐作驼背上，我们的心情比骆驼的脚印还要沉重。也许是走得太累了，我们当中竟有人小声地唱了起来，是唱一支曲调极其简单的歌，没有激情，也没有悲伤，就是为了在这过于寂寞的戈壁滩上发出一点声音。果然，这歌声带给了人们一点兴奋，立刻大家就有了一点精神，那一直在驼背上睡着的人们睁开了眼睛。但是，谁也不会相信，就在我们一起在一种情绪中向四周巡视的时候，我们却?起发现，驮着我们前进的骆驼，一次次将头仰起，对着空旷的苍天，没有嘶鸣，只是眼眶中盈满的泪水一滴、两滴，滴进了脚下的荒漠。

骆驼哭了，走了一天的路，没有吃一束草，没有喝一滴水，就是还在路上走着，也不知道走向何时，也不知道走到何地，只是听到了骑在它背上的人在唱歌。它们竟一起哭了，没有委屈，没有怨恨，它们还是在走着，走着……

一时间，我愕然了，我不知道骆驼究竟为何要哭。是我们的歌声感染了它们同样枯燥的情绪，还是因为脚下的黄沙始终看不到尽头？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分明感觉到，冥冥之中，生命与生命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真诚地沟通。

直到今天，每当我为着生命的艰辛、人生的坎坷而深感疲惫时，就会想起生命中第一次目击到的动物的泪，内心深处就会涌起一种感动。于是，我对世间万物也便有了一种敬畏……

记得一位诗人曾经说过：“人应该从墓地回家的路上成为诗人。”

这句诗写得太精彩了! 因为假如一个人从墓地回家的路上对生命依然没有感悟和敬畏，那么他的出生日便是他的祭日!

谎言无处不在

2003年1月23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情：内蒙古赤峰市郊区有一个叫头牌村的地方，由于播种的玉米种子是假的，所以1660亩良田无一幸免的颗粒无收。而就在这个地方，已经连续两年的干旱，已经使那里的农民处于嗷嗷待哺的悲惨境地。原本想着今年丰收后能够挣点钱改善一下已经饥寒交迫的生活，然而有谁会想到，一场骗局使这些农民那一点可怜的希望也成了泡影。而参与这场骗局的，有当地的诸多领导。面对一片荒芜的土地，农民们悲伤地诉说着他们不幸的遭遇。凛冽的寒风吹在那一张张填满沟壑的脸上，不知是否因为太久的苦难还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死亡，他们的神情充满了一种欲哭无泪的木讷和绝望……

我不知道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耻的，嘴里滔滔不绝却没有一句真话。连“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样古老的警句也阻挡不了谎言的穿刺。上千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和几个满嘴胡言的“头人”，在二十一世纪一个严寒的冬天里又上演了一场“谎言大盘点” ! 当“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这句格言还带着一丝优雅和崇高而挂在很多人嘴边的时候，我们却无法不心痛地说：当欺骗已经来临，等待我们的将是诚实依然遥远。

人类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尔虞我诈不知从什么时候变成了人类一种成熟的标志。互相钩心斗角，彼此欺来骗去，而诚实却像稀世珍品成了旷世之宝。我坚信这是商业社会所造成的一种结果，因为当人的欲望一旦无限膨胀，谎言就会连同一起发酵。尤其是当我们还未摆脱小农经济的纠缠就一脚跨入了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显得是那样地迫不及待。当贫穷了太久的人们面对一堆让人垂涎三尺的金条时，我们似乎早已忘记了我们本来就不多的从容和理性。于是谎言就如同一个人必备的拳术，成了人与人较量时的一种架式，没有不行。这时候，谎言更是一种双面剑，一方面是对别人说谎，而另一方面则是对欺骗者的一种谎言回击。这就样，大家骗，一起骗，骗得如今原本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彼此双方却要首先经过一番试探，试探什么呢？试探对方说的话可不可信、有没有谱。而这种试探往往是用不着理性的，一切都是凭感觉。因为已经有很多欺骗者说起谎来如火纯青，如今在社会上不是有这么一句名言吗：什么都是假的，只有谎言是真的!

几年的下海经商，如果要让我说体会最深的是什么？那就是谎言!其说谎者什么人都有，上至官员、教授、名人；下至一般百姓、搞推销的、卖东西的等等。可以说无其不有。所以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总理刚上任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企业的三角债问题。什么是三角债？就是大家欠钱都不还。你说话不算数，我就比你更谎话连篇；你坑我，我就坑别人。于是就大家骗，大家坑。都说自己盈利了产值比上年增加了多少多少但就是帐上没钱。于是近几年来就又出现一句话叫做：什么都可以商量就是别说借钱。人都被骗怕了，哪怕是好朋友甚至是亲人也不例外。

莎士比亚曾经在《麦克白》里有一句台词：“世上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从一个的脸上探察他的居心；他是我曾经绝对信任的一个人。”

据说，国外已有人建议，以后要把那些缺乏诚信、经常说谎的人脸上刺上“谎言者”三个字，以向世人昭示。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那么我相信，中国的“脸部刺秀业”将会比今天的美容业还要兴旺发达，而仅靠此一项来拉动内需，就足以让中国的GDP以每年10%的速度快速增长，而且一定是稳健增长毫无问题。

因为我们的谎言已经无处不在，因为我们的谎言在很多时候比诚信更具有真理性。以至于当一个人在非常诚信地向他人袒露心扉之时，那这个人将一定会被视为傻子! 于是我们就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语言：你看这人，傻不傻？跟人说这么多实话干什么？这年头哪能这么老实，你不说点假话谁信你呀？

天哪! 一个人满嘴胡言的人能走遍天涯畅通无阻春风得意，而一个坦诚相见的人却被视为不谙世理呆头呆脑犹如傻子! 我相信，当一个人诚实的人面对大家怀疑的目光来审视并嘲笑你诚实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在精神就一定会有一种被人颠覆和强暴的感觉。可悲的是此刻你无处报案也无处申诉。这时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你就逃离，要么你就沦落。 如今，我们大多数人似乎都选择了后者。

或许是出于一种深深的无奈，我在经商中有一个“8·2原则”。何谓“8·2原则”呢？就是说在经商中，尽管我在内心深处希望能百分之百的坚守诚信，但我只能做到80%的诚信，还有那20%，我必须说谎。为什么呢？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我之所以顽强地坚守那80%的诚信，是因为我宁可饿死也不愿意放弃做人的基本准则。人之所以有人的荣耀，是因为他在灵性上超越了动物；然而就说谎这一点而言，人比动物要无耻得多，因为动物不说谎。如果说丰富的语言成就了人类说谎的本领，那么我宁可像动物一样，一声鸣啼，心领神会；一个眼神，爱意无限……过去我们有一句骂人的话叫做：你怎么连畜生都不如! 我是人，我不想成为畜生，所以我必须维护人所应该有的那80%的诚信。

二、那么，我为什么依然还要保留那20%的谎言呢？这是因为：当谎言已成为商业社会的一种共相时，如果你不说谎你就很难生存，这是其一。其二，我发现，在很多时候如果你不用那20%的谎言去套住你的客户，那么离开你的这位客户就很有可能会陷入另一个用 100%谎言构筑起来的骗局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20%的谎言是用来拯救那80%的诚信的。尽管这说起来非常荒唐，但这真的是一件很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我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比如最近就有一个客户，在即将与我公司签约之际，她被另一家公司老板的花言巧语所诱惑，于是她就与那家公司签了约。然而当她付完钱的几天之后却发现，那家公司拿了她的钱已经逃之夭夭了。当然这位客户事后非常追悔莫及，但一切已经晚了。谎言终究还是胜利了，并且是在胜利大逃亡中来兑现谎言之价值的。失败的，是这位已经习惯被谎言诱惑的人，这就是现实。而我那20%的谎言之所以被我至今依然保留，老实说，是对如今谎言与欺骗横行霸道屡试不爽之现实的一种深深的无奈和挽歌!

“图书馆”变成“录像厅”

在这样一个谎话连篇诚信贬值的社会里，我们又怎样去面对孩子那一双双诚实的眼睛呢？我们又怎样让他们今后能够少一点欺骗多一些诚信呢？让人觉得悲哀的是，如今就算是在学校这样一个本应纯洁的空间里，诚信依然岌岌可危。有这样一个诚实的中学生，当他以诚实的态度和行为去结束一场考试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成绩是班上的最后一名。于是同学们讽刺他，老师也嘲笑他。而他全部的过错就是因为他没有像全班同学那样彼此抄袭，只有他是独立完成考试的，只有他是用诚实来证明他的学习成绩的。但就因为如此，他被讽刺和嘲笑。缘由只有一个：他没有欺骗。

事后，这位中学生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诚实会引来一片讽刺和嘲笑？为什么欺骗者却能趾高气扬并能让老师露出喜悦的微笑？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仰望天空，他开始思索者，并把这深深的责问和委屈投向了北京的《中学生报》：

编辑同志：

你好，我是一名高中的学生，期中考试刚刚结束，我考得很不好，几乎是全班的最后一名。只有一个很客观的原因，我没有作弊。在班里，A和B等都是什么都不学的学生，可都“考”了四、五百分，压在我头上，我只考了三百多分。老师对A和B大加夸奖，而对我尖酸刻薄。在班会上，很多话都是针对我一个人的，而且说得很尖酸，我感很伤心，很痛苦。

我不知道这次考试我没有像A和B那样抄，是对还是错。你不抄，别人抄，到时候人家就是压在你头上，老师就是认为你是个朽木。班里的中等生还可以承受，但对于我这样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后进生，对这种不公平的现象，真的很难忍受！作为一个后进生，往上爬很不容易，可是在前进的路上，却没有公平可言！我需要老师的理解与鼓励，可现在虽然爬上一点———靠自己的努力爬上了一点，换来的却是老师冷漠的眼光与无奈的叹息。老师哪里知道，A和B他们根本不如我，他们的成绩是抄来的！

我感到希望是那么渺茫，我厌倦了，真的。我现在该怎么办？下次考试是不是我也要抄？

文/心如刀绞

谁来回答他的问题？谁来为这位“心如刀绞”解开套在他心上的绳锁呢？我们有时候真的太残酷了! 就在学校这样的地方，我们居然还有这样的老师在鄙视一种诚实；我们居然还有这样的“灵魂工程师”在与谎言者们狼狈为奸；我们居然还有这样为人师表的人在玷污一个少年纯洁的心灵! 然而更可怕的是，我们竟然无法去阻止这样一种行为，我们竟依然将这种人称之为“老师”!

从一块空地驶往另一块空地

风吹空了一切

我分明看见，深草里站着一副牛骨

它无愧于一个注视者的平静

请告诉我时间的深处的秘密，请说话

请给出黄昏的另一种解释

－－－－- 宁夏灵武市中学学生杨森君《诗刊》2003·2

看来，我们现在必须要对中国的教育给出另一种解释。

什么是教育？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很不好回答。在我们当下的教育理念中，教育似乎只是一种知识层面的东西，它把受教育者看作是一个刚建成的图书馆，然后从小学起就开始正式往里搬书，路经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硕士、博士。其学位的高低往往是取决于你读了多少书、做了多少作业、掌握了多少知识。如果你掌握了，那么你就能考上大学、研究生；如果你掌握得比其他人要好，那么你就能考上重点中学、重点高中以及重点大学。等有朝一日你从大学毕业了，或者说你带上了硕士、博士帽之后，那么你的图书管也就可以准备开业了，而图书管规模的大小也就取决于你学历的高低。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对外营业，接待下一批学员，学费视社会需求而定，市场经济嘛，这很正常。读得起的请进，没钱的站一边去，别挡着道。要么你去找希望工程商量商量。要么你就去找一下《北京青年报》，只要你的资料和照片上了北青报那就准保有人给你赞助，去试试吧。只要能进了大学就一切好办了。不过，假如你连大学都没有考上的话，那你的图书馆就开不了业了。自然会有人来把你的图书馆贴上封条然后告诉你，你连营造执照都没有所以你开不了业还是待在家里看看再说吧。

这就是现在中国教育的状况，而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也就为这样教育理念提供了比赛的舞台。或者反过来说，正是由于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从而导致了所谓教育必须是要以这样的理念为基础的。而除此之外，其它的东西只是在此基础上的一种附加物，比如说素质教育。

但是，我们现在的麻烦是，你不知道那些开着业的图书馆里还能不能借到书，因为很有可能那些经营者们出于利益的驱动早已把图书馆改成播放三级片的录象厅啦! 于是你可能就怎么也想不明白，人怎么就这样了？那孩子小时候不是挺好的吗，怎么长大了变成这德性啦？

这就是我对目前中国教育给出的另一种解释。一种叫“图书馆”理论的解释。

那么，一个以培育人类良好心智的“图书馆”何以会变成一个播放三级片的“录象厅”呢，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学校和家庭在帮他从小往里搬书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在摆放书之前，你首先要把书架擦干净，这叫勤劳；在摆放书之前，如果没有书架，你最好自己去做，这叫学会生存；在做书架之前，假如发现连木材都没有，你一定要自己去森林里找，这叫自力更生；假如在寻找的过程中遇到雷鸣闪电你一定不要退缩，这叫坚强；假如你一连几天都吃不上饭你必须坚持，这叫承受苦难；假如你在森林中遇到了一个受伤的小鹿时你务必要呵护好它，这叫珍爱生命；假如那只受伤的小鹿告诉你它妈妈在哪里，你一定要把它送回它的家这叫责任；假如你最终由于种种原因你依然没有找到木材，你要真实地告诉父母和老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叫诚信……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而且我们不仅没有这样做，还反而这样告诉孩子，你不用搬书，妈妈会帮你搬的，你只要好好看就行了；书架用不着你擦，爸爸会帮你擦的，你只要认真学习就行了；假如这个书架孩子你不满意的话，让姥姥去帮你买一个最好的，钱多少那无所谓；孩子你什么事都不要做，袜子短裤书包手巾包括你的脚我们都帮你洗；孩子如果你受了委屈可要告诉爸爸啊，我会去帮你作主的；孩子你想不想吃穿山甲爷爷一定想办法给你买去；啊呀，孩子你拣到100块钱啊，太好了，要不今晚咱们去撮一顿？孩子，爸妈明天陪你去玩去，你就跟老师撒个谎说你奶奶生病了要陪她去医院；你们一定要好好复习功课明年一定要考上大学，其它都是次要的明白了吗？这是老师今天在班上跟我们说的……

于是，原本一个以培育人类良好心智的“图书馆”，就变成了一个播放三级片的“录象厅”。

在这种教育的过程中，人的天性实际上是被一步步剥夺的。而人的很多品行也是这样被一步步塑造的。包括诚信与谎言。

十大谎言

多年以前，我们家曾经用过一个保姆，17岁，来自外地一个偏僻的农村。这女孩是第一次到大城市来，看上去非常老实，话不多，干起家务活来还算不错。可是之后不久我就发现，这个看上去异常老实的瘦弱女孩嘴里经常没一句实话。这让我非常纳闷：一个世事未谙初出茅庐的小女孩，怎么看也不像经历过什么世面的人，怎么说起谎话来却如此炉火纯青。于是我有一次就问她：你为什么要说谎？有什么事你直说不就完了，为什么要对我们撒谎？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乡下丫头，初来咋到，面对雇主的严厉责问，肯定会觉得无地自容或至少也会满脸通红。嘿，你看她什么反应也没有，嘴角还抿着一丝微笑，双眼无光地看着我。倒像是我说错了什么话似的。这件事曾在我脑子里很长时间都转不过弯来。我一是想不明白她什么连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都要说谎？二是为什么一个未经世面的弱小女子说起谎来如此镇定自若？三是在根本没有必要说谎的背景下她为什么仍然要说谎？后来才听别人说，那地方的人都那样，说起谎来像张艺谋说戏似的，还充满了激情。这件让我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耿耿于怀。

我们可以想象像，当你拿起一张报纸兴趣盎然地读着一篇精彩的文章并回味无穷，但不久就听说这事全是编造的，你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或者说哪天你又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感人的故事并泪湿衣襟，事后听说这又是假的你是否会觉得你的泪流得有点傻？其实这事几乎每天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不信我带你去看一看!

当2003年的钟声刚刚敲响不久，已经有人为2002年总结出了“十大谎言”，就像中国人总是喜欢评比什么“十大国内新闻”、“十大体育新闻”一样，“十大谎言”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更接近于老百姓的生活。请看：

谎言一、楼盘谎言

北京的房地产市场一直火爆异常，然而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同样谎言多得防不胜防。2002年是北京房地产市场“暴动”的一年，很多上当受骗的消费者纷纷举行各种“暴动”，以抗议房地产商的欺诈行为。如果你走在北京的马路上，随便就可看到在那个楼上挂着消费者对谎言开战的抗议语。

谎言二、MBA谎言

什么东西只要到了中国就得变形，MBA也是。2002年是中国的MBA走向自我毁灭的一年。由于这两年MBA学费一路攀伸，从而使那些利欲熏心者开始造假。比如有一家听起来很国际化的所谓培训中心，谁都可以入这所学校。因为入学考试是开卷的，毕业也不需要写毕业论文，只要你交上一万美金就一切OK了。包你在一年里拿到一张金光闪闪的MBA文凭。

谎言三、处女谎言

或许是现在处女太少，于是有些人就利用目前很多人为了某种需要而“求处心切”的心理，干起了人造“处女膜”的勾当。一颗像感冒药一样的东西，300元一颗，并声称吃下去后你就可以变成处女了，不管你是 18的少女，还是60岁的老娘们，都管用。据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位大夫说，那种所谓的人造“处女膜”， 实际上是一种结构很简单，并能产生简单化学变化的药品，类似于各种外用泡腾片，根本不值几个钱。

谎言四、真情谎言

每到逢年过节，商家就会各种各样的打折招牌。什么买 100送60、什么“真情回报，买一送一”、什么“寒冷冬日送温暖，全场6折”等等。然而据一位经济学博士指出：假设以消费者购买100元以上物品获得60元“回馈(卷)起算，你买来买去最终的折扣不会超过70% 。所以说买的永远不如卖得精。

谎言五、健康谎言

2002年，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街头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人在等待一种所谓“滴血验癌”的应试。然而一度曾让不少人兴奋不已的所谓“滴血验癌”， 据东南大学的陆祖宏教授说，其实这种技术预计再过10以后才会被人类熟练掌握。所以社会上盛行的所谓“一滴血可验几十种癌”的说法均不可信。另外，类似的谎言还很多，比如商店里坐着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告诉你，你掏点钱我就可以用这个仪器帮你测病，于是山东就在一个给老人送健康活动中，所有的被测的老人都成了“糖尿病”患者。

谎言六、成功谎言

如今只要你走进新华书店，就可以看到各种有关成功的书。其实这中间有很多是那些“枪手”们制造出来的。这些人本无任何成功经营，却靠着从互联网上扒取下来的大量资料，拼凑拼凑，一星期成功地完成一本关于成功的书。封面上，一个潇洒的老外风度翩翩……

谎言七、美丽谎言

2002年，随着电视上“韩流”袭击，所谓“要想美先变鬼”的理念开始流行大陆。于是，大量求美心切的少男少女们走进美容院寻求“美丽庇护”。一位12岁的少女打算割“全智贤”眼皮；一个18岁的女学生则要求大夫把自己“整”成金喜善。于是，为了美容，历时两年忍痛打断颌骨在所不惜；又于是，为美齿不成反毁 9颗健康牙，好端端的一个姑娘为追求身高下狠招，先断腿再插钢针……这就是展示在我们面前的一幕幕“美丽谎言”。

谎言八、避孕套谎言

曾有媒体纷纷报道，一种可以有效防止艾兹病的新型避孕套已被研制出来，名谓“液体避孕套”。它不仅能快速杀伤人体精子，达到避孕目的，而且还能快速杀死艾兹病毒以及各种性病病毒。然而没让那些人高兴几天，一些政府官员及艾兹病防治专家便出来证实：液体避孕套不能防爱滋病。

谎言九、专家推荐谎言

2002年，不管是在电视还是在报纸广告上， 打着专家和权威机构的招牌来为产品做广告的企业越来越多。其中包括个别科学家借中国生化学会的名义与某保健品厂家进行商业炒作，致使国家一级学会被指作伪证。于是，中国科学院不得不在2002出台了院士道德自律十戒，以有效遏制“专家推荐谎言”的继续泛滥。

谎言十、招生谎言

有一家公司在报纸上竟然这样写着：“只要交给我们公司 2.16万元钱，就包你能上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等名牌大学的热门专业，你高考落榜甚至分数低于300分也没关系。”这样的谎言居然能够在报纸上如此刊登，真让人怀疑现在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人相信的。注

注：以上“2002十大谎言”是我从2003年2月出版的《文萃》杂志上摘录的，并在内容和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

教唆孩子说谎的学校

看来，谎言已经是铺天盖地了，我们似乎无处可逃。人都已经像蜘蛛一样被编织在一张张谎言的大网中。从吃的到到住的；从学习的到健康的；从心灵的到权威的，一切真实似乎已经被颠覆。我们不知道在何处才能找到真实，我们不知道在哪个空间里我们还有把诚实来真诚品尝一次的机会。即便是在三亚那阳光明媚的海滩上，我们依然逃脱不了谎言的追击：当你听到“活虾五元钱一斤”而欲饱餐一顿的时候，你怎么也不会想到，如果你想兑现那“活虾五元钱一斤”的谎言，那么你首先就得点上几百元一斤的鱼，否则你就滚蛋!

我的视力在被猥亵中失明

我的听力在被摧残中沉默

我的感觉在被强暴中泯灭

我的情感在被侮辱中哭泣

我的理性在被颠覆中颤抖

我的信念在被扭曲中变形

我的人生在被劫持中坠落

我的未来在被欺骗中毁灭

－－－－- 作者当下的心情

“阳光下的罪恶”，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今天，当我们在阳光下一次次被谎言所欺骗时，那么，人类是否还有尊严可言？

让我感到更无法容忍的是：在我的写字台上放着两本书，一本叫《火与冰》，作者是北大一位文学硕士，他叫###。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他才25岁。此书是献给北大建校100周年的。老实说，这本书写得不错。尽管我还没有细读，但作者敏锐的思维以及强烈的批判性已经让我为之关注。但，我发现了一件怪事。在这本书的封二上，有这样一段话：“本书出版后，在全国思想文化界引起巨大轰动，荣获多家报刊评“全国十大好书”、“全国十大畅销书”，###也被评为“全国十大新锐作家“之一。”

这事就怪在这儿了：大家知道，一本书肯定是印刷在前，出版在后，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事。一本书能不能获得读者的好评，也肯定是在出版以后才知道的。就像我在 1992年出版的那本《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中国摇滚备忘录》一书，社会对这本书好评如潮是在这本书发行以后才会产生的，这应该是一个常识。后来有一家报纸把这本书评为了“1993年中国十大畅销书”之一，那是在该书出版后一年左右的时候我才看到的。但《火与冰》这本书却不是这样，印在封二上的这段话，就顺序而言，它一定是在这本书的出版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事。也就是说，在这本书尚未出版之前，那段文字已经印在封二上了。那么，我现在的问题是：连书都还没出版，你怎么就已经知道“本书出版后，在全国思想文化界引起巨大轰动，荣获多家报刊评“全国十大好书”、“全国十大畅销书”，###也被评为“全国十大新锐作家“之一。”了呢？莫非出版商有特异功能？能遥视本书出版后的一切前景？我原本以为，我买的这本书可能是再版的，而这段文字也可能是在再版时加上去的。然而我仔细一看，这本书出版于1998年4月，而且是第一版。

显而易见，这又是一个谎言。我不知道这本书出版后是不是获得了那些荣誉，即便是，那也是以后的事。至少，那段早就印在封二的话无疑是一个谎言。

如果说，写在《火与冰》这本书封二上的那段文字毕竟是###在写完书以后的行为(我相信这不是###本人的行为)，那么，还有一本书作者却竟然在写作的过程中就已经几次三番地这样写道：

“《我是韩国人》出版以后，很多读者写信或是打来电话……”(131页)

“复习后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有一帮人总想找我的麻烦……导火线是我写得《我是韩国人》……(135页)

“自从我出了《我是韩国人》这本书，不管走到哪里，几乎所有的人……

(155页)

记得我在阅读该书时，几次被这样的语言所折腾得脑子僵硬，就像白痴一样，半晌回不过神来。

这本书就是我们央视那位著名的主持人，崔永元先生向我们所竭力推荐的《我是韩国人》。说实在的，我很欣赏那位韩国人，他的那种骨气，那种拚搏，那种身为富家子弟而甘愿漂流他乡的孤独奋斗，是我们现在很多青少年应该学习的。但就是这一点我怎么也搞不明白：书还在写作的过程中，连出版的影都没有，怎么就已经知道该书出版后引起了什么什么，还写得活龙活现？是不是我的智商太低就是明白不了，还是因为“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反正我是真的搞不明白。这就像一个从未生过病的人，有一天他却突然对别人说：在我未来生病的那几年里，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关心。我那情人还专程从国外赶回来看我，真的，我实在是感动得不行……你说如果你碰上这么一个人，你会怎么想：这人不是有毛病就是脑子有问题，对吧。所以，我希望以主持《实话实说》而著名的主持人崔永元先生能给我一个实话实说的说法，以免让我这种脑子一根筋的人老是为此而夜不能寐，拜托了。

我之所以这么叫劲，是因为我可以忍受在物质上被别人骗一把，因为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但在精神上我真的希望能有一块纯净的空间，假如有一天连这个空间里都挂满了谎言的倒影，那么人类也就无可救药了。

2002年的某一天，在西安市的双水磨小学里，发生了一场悲剧。一个只有 7岁的该校一年级学生涂迁，因为没有完成规定的作业而被老师罚站在教室外。然而生性好动的小涂迁却自己跑出了学校，结果在一个人工湖边玩耍是不慎跌入水中被活活淹死。就这样，一个幼小的生命因为没有完成作业而失去了生命的存在。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的悲剧。

当一个生命失去是由于被老师罚站之时，因此该老师和学校理应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就在此时，一场让我们灵魂发痛的闹剧开始了：事故发生后，该校从校长、班主任老师以及涂迁班上的同学竟一口咬定：那天涂迁根本就没来上学，且信誓旦旦，众口一词。其中就有一位是涂迁的同桌同学，这位女孩斩钉截铁地面对媒体说，涂迁那天就是没来上学! 就这样，在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所在的“教堂”里，从主教、牧师到刚入教堂的全部修女，在其祷告的过程中向世人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

我们什么时候丢了诚信？

培根在他的《论真理》中有这样一句话：“谎言是直对着上帝而躲避着世人的。”然而在这起事件中，我们的谎言制造者却同时面对着上帝和世人公然撒谎。那上帝就是那一颗颗尚未被玷污的幼小心灵，那世人就是媒体、社会和法律。但是，上帝在被教唆下已经失去了崇高，而世人也被再一次的玩耍和愚弄。真正在哭泣的，只是涂迁的父母以及涂迁在天之灵的眼泪。

然而这个世界毕竟还存在着一丝希望的灵光，在正义的感召和内心痛苦的挣扎下，一位涂迁的同学终于向世人公布了事情的真相：当涂迁事件发生之后，学校便开始了大规模的造假行动，从校长、班主任到老师，他们为了逃脱自己的责任，竟集体教唆孩子们说谎！我觉得这件事应该被列为2002度“中国十大谎言”之首。而且我们还应该在###的门口刻上一个耻辱碑，上面应该这样写道：为缔造谎言的活人们默哀。

“老师说过诚实才是好孩子，我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

这就是那位最终说出真相的孩子之心灵独白。可想而知他是顶着多大的压力来挺身而出的，这一定需要很大的勇气。对于这么一个幼小的孩子，他要忍受多大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啊! 我不知道他今后的境遇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他今后的前途会不会因为这一次诚实而变得扑朔迷离。说真的，假如那时我是北大、清华的校长，那么我一定要接纳这位学生，尽管他或许考试的成绩不够分数，但他至少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在这么多虚假者中唯一能挺身而出的人，这就够了!

明天你是否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

我也是偶尔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

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

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

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

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

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

记得第一次听老狼唱这首《同桌的你》的时候，是他在一个大学生校园歌手比赛的现场，只见他手抱一把吉它，飘逸的长发随歌声一起飘扬，很美。当时我就说，这歌一定能流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学生时代往往是人一生中最难忘的，并给人生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因为毕竟，人生的很多知识是在此期间学习的；人生的很多观念也是在此期间形成的；还有人生的很多习性和品格也正是在此期间培养的；当然人生还有最纯洁的情感也往往是在此期间萌生的。因此当很多人已经白发苍苍、年近迟暮之际，“老同学”这三个字对他们依然是如此亲切；而老同学相见时的那种激动万分，则更是体现出人们对昔日学龄时期的一种回味。

然而，我不知道当那位勇敢的孩子长大时，他会对他的小学时期有一种什么样的回忆；我更无法知道这种回忆会带给他一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

明天他一定会记得昨天这场谎言

明天他一定还会惦记着涂迁的亡灵

老师是否还记得我这位勇敢的叛徒

我也是偶尔翻相片才想起同校的你

谁嫁给多愁善感的我谁与我坚守诚信

谁来为我诚信作证把伪善者丢在风里

……

我不知道假如让老狼来唱这首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想，还是别唱为好，因为音乐本身有一种原则：它可以歌唱美丽，它也可以歌唱忧愁，它可以歌唱幸福，它也可以歌唱痛苦。但不可以歌唱谎言，哪怕仅仅是一种回忆。谎言应该被诅咒被唾骂但不能被歌唱!

学者周国平先生在他的一篇题为《诚信与尊严》的文章中曾经发问：“我们是否曾经拥有诚信，如果曾经拥有，又是在什么时候丢掉的？”

这个问题似乎不太好回答。反正据周国平讲，早在100多年前严复就已经为中国人缺乏诚信而大伤脑筋了。其所谓“流于巧伪”便是严复对当时中国人的一种形容。不过周国平先生认为，中国人缺乏诚信，正表明了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尚不够成熟，其规则和秩序未能健全建立并得到保护。所以周国平先生最后认为：“毫无疑问，要使诚信和信任方面的可悲现状真正改观，根本途径是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其规则和秩序。不过，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同时很有必要认真检讨我们的文化传统，使国民素质逐步适应而不是严重阻碍这个市场经济健全化的过程。”

周国平应该说是一位比较受人尊敬的学者，他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尤其是对尼采的研究，在中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我对尼采的认识，就是从他的《尼采：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书中开始的。他是一个比较有思想深度的学者。然而就他上述这篇文章而言，我想在此与周国平先生进行一下讨论。因为我不同意他的一些观点。首先我想说的是，既然严复先生在一百多前就已经在为中国人的不诚信而烦恼了，所以当下中国人的不诚信问题与现在的所谓市场经济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如果说有关系的话，也只能说市场经济加剧了那种不诚信的程度和范围，因为所谓的“无奸不商”在很大意义上说是一种真理。

中国人天性中的不诚信

我认为，诚信与不诚信，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带有某种天性的成分。这里所谓天性是指：在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下长期生存的人所形成的诚信或不诚信；另外一种就是环境变迁，当一种社会发生变迁之后所形成了一种新的生存环境，由于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所以导致了人的价值观的改变，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诚信或不诚信。就这两种诚信与不诚信来说，我认为，目前中国人普遍地缺乏诚信，更多的是属于第一种。即天性中的不诚信。它与什么市场经济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已经发现，在中国的某些地域，甚至是十分偏僻的农村，说谎像祖传秘方一样代代相传。在很多时候说谎者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一种本能行为。这种最可怕的一种不诚信。还有一种也是属于天性中的，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伪善”。如果换句通俗语言来讲就是“要面子”。一个人为了要“面子”是什么谎话都会说出来，这是我无论在当记者的时候还是做生意的时候，感触最深的一点。这种谎言一般没有太大的恶意，但却经常防不胜防。而且搞得你狼狈不堪。一个最常见的例子：你想请一位朋友去看电影并说好晚上七点在电影院门口不见不散，你这位朋友其实并不想去但她却告诉你，晚上我要陪我妈去医院看病不知道能不能赶回来，如果能赶回来的话我一定去。于是，你从六点半开始就等在电影院门口了，一直等到快七点了你那位朋友还没来，于是你就给这位朋友打手机但手机关机。又过了大约十分钟，正当你心急火燎不知所措的时候，你的手机响了，电话里你的朋友“气喘吁吁”地告诉你，Hi，我妈的病有点麻烦了，我还得陪她做检查，晚上我就去不了了，抱歉，拜拜! 于是电话挂了，里面传来“嘟嘟”忙音。此时，电影已经开场，眼看着别人都进去当《英雄》了，只有你孤零零的站在幽黑的路灯下像傻子一样。而此刻，你的这位朋友却正在家中舒适地躺在沙发上，磕着瓜子，喝着龙井，看着电视上正在播放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她那位“病得不轻”的母亲正坐在她身边为她织着毛衣……

这种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而这种谎言与周国平说的市场经济也没有什么关系。

除了上述两种谎言外，还有一种谎言与市场经济是有点关系的，那就是一个人原本并不怎么说谎，但自从他做生意以后谎言就多了起来。这种谎言就像我在前面说的那样，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所发生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并不是导致谎言的必然因素。因为市场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盛行了上百年了，而这些国家并不因为实行了市场经济就成了一个骗子社会。就这一点来说，周国平先生自己都认为；“西方人文传统中有一个重要观念，便是人的尊严，其经典表达就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按照这个观念，每个人都是一个有尊严的精神性存在，不可被当做手段使用。一个人怀有这种做人的尊严感，与人打交道时就会有一种自尊的态度，仿佛比如说：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愿意对它负责。这就是诚实和受信用……” 引自《北京青年报》2003年1月3日

由此可见，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是否诚信，是与一个民族的人文传统有关。如果在一种人文传统中，诚信被视为人之为本的崇高目标，那么不管市场经济怎么发展，诚信也不会别谎言所取代。相反，假如在一个民族的人文传统中，伪善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那么，不管你是什么经济都会谎话连篇，而市场经济只不过是加剧和扩展了这种谎言的蔓延。就像周国平先生所说的那样：“例如公司，在西洋是发挥了巨大效能的经济组织形式，可是在中国即使二人办一个公司也要互相欺骗。” 所以，关键不在于是不是市场经济，还是在于一切经济活动也好社会活动也罢，他的执行主体在一种人文本质上是不是诚信的，这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任何规则和秩序的制定，它必须有一群有效的执行主体，否则这些规则和秩序就是无效的。比如正在此时，就在我书房的窗外，鞭炮礼花正在灿烂地腾空升起，阵阵巨响导致楼下汽车的防盗器鬼哭狼嚎。大家知道，北京早就制定了禁放烟花炮竹的法规。可这有什么用呢？对于这些燃放者来说如形同虚设一样。如果说，这些燃放者还冒着有可能被警察抓走的危险，那么你对那些谎言者又能怎么样呢？我就谎话连篇你把我这么着？我就一派胡言你又能把我如何？我就骗你把你骗得黑白都分不清谁让你傻呀你让我骗! 如果我们当下的现实是基于这种一种逻辑的话，那么周国平所说的那种规则和秩序就完全是无济于事的。除非你制定一个法律：说谎十次判一年，胡说八道一百次判十年；满嘴胡言者拉出去枪毙。

记得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发表过一个言论：当时我就认为，中国在七十年代末期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我们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因素，而这个因素恰恰是关系到这个“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核心。这就是：假如没有“人的现代化”，那么“四个现代化”由谁来执行？因为缺乏执行主体的任何目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当初我们在制定“四个现代化”的时候，我们少说了一个最重要的现代化，那就是“人的现代化”。好在八十年代是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和开放的一个时代，这给“人的现代化”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前所未有的时机。

因此，我现在同样认为，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诚信危机”并不是市场经济的直接结果。这种危机实际上早就存在。而现在之所以愈演愈烈，我认为是与我们长期缺乏诚信教育有关。因为无论是在我们的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中，我们似乎没有把“诚信”来作为一个人必须具有的品格来教导并予以行为上的严格督促。我坚定地认为，只有从小教育，我们才能改变一种民族的习性，只有靠不断地教育，我们才有可能让上一代人来成为下一代人的榜样。众所周知，我们现在有些大学在入取新生是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特长生”，比如你钢琴弹得不错，给你加50分，比如你是游泳健将，清华大学就入取你了。然而我们至今没有听说过比如你是一个见义勇为者，人民大学给你加 50 分，如果你有着良好的诚信记录，北大就把你收入囊中……此刻，或许已经有人在说，你做梦吧你! 是的，我确实是在做梦，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学校来教育孩子以诚信为本；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教课书上有很多讲述诚信的故事；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个个都以诚信为荣；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北大清华对那位诚实的孩子敞开大门；我梦想有一天我们在谎言死亡的葬礼上让诚信来宣读悼词……

诚信为立业之本

很多年以前，一位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就是在这样一片“我梦想……”中开始了他对黑人命运之呼唤的。今天，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早已实现了。我不知道我的梦想哪一天能够变为现实……

2002年12月20日，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年会上，企业家的“诚信问题”被前所未有地提了出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的“软硬兼施”下，中国企业的这些巨头们，一个个就有关自己的“诚信”问题做起了集体“忏悔”。首先做忏悔的是现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他承认，早在 1986年的时候，联想代理了一家香港的公司以经销该公司的服务器。结果一直欠帐未还，直到两年以后的1988年，当联想公司在陕西做展览时碰到了香港那家公司。这时联想公司才把那些欠帐给对方结清了，从而了解了柳传志和联想公司的一块心病。在会上，柳传志坦陈：在联想公司早期的时候，赚钱与道德行为的冲突确实存在过。或许是在柳传志先生的感染下，新希望集团的董事长刘永好也开始了忏悔：“八十年代初我们下海创业，搞养殖业，养鹌鹑，因为大家都相信我们，我们越养越多，越孵越多，利润率可以说翻了十几倍、几十倍，真是这样。但是后来我们认为不能再做了，否则最终会害了农民……我们当地总经理在好原料买不到或者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就用了高分水的玉米，打饲料时水分都往下掉，那确实是害人，当时我们确实是赚到了钱，赚了五百万。但是以后第二年第三年，农民的猪吃了我们的饲料不长肉，不买我们的饲料。”

敢于站出来面对“诚信”问题而坦言的，我认为这是需要勇气的。我相信这些大企业的领导们如今已经视“诚信”为企业的立命之本了。因为用谎言构筑起来的庞大舰队，只要一旦东窗事发，那么就是它彻底沉没的一天。

中国蓝田，这个响亮的名字曾经在“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中风光一时。然而谁也不会知道，就在这优美的歌声中，就在这波光粼粼的洪湖水中，暗藏着一场巨大的骗局。2001年10月26日，在一份《金融内参》上，一篇仅600字的文章引起了高层有关领导的关注。然而就是这篇 600字的文章，从而揭穿了用谎言构筑起来的“蓝田神话”。2001年12月13日，洪湖市人民法院给这篇600字文章的作者－－－－中央财经大学的刘姝威老师，发来了一张紧急传票，起诉她侵犯了中国蓝田集团的名誉，并将于2002年1月23日进行开庭审理。然而就在法院即将开庭审理的九天之前，也就是2002年1月12日，蓝田集团中三名高层领导以及七名中层干部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至此，蓝田“真实造假”的最终内幕大白于天下。对于刘姝威老师来说，她的行为不仅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她也挽救了成千上万的股民。2003初，在每年一度的经济年度人物的颁奖典礼上，这位勇敢的揭发者刘姝威老师坦然地说：“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陈岱孙和厉以宁老师教导我们，只要你认为你自己是对的，你就要坚持下去，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这，就是教育的力量!

我想，不论是刘姝威老师，还是本章在前面提到的那位涂迁的同学，他们之所以能够最终站出来揭穿谎言，说明了在他们心中依然存在着一种对诚信的坚定执著。同时，老师对他们的教诲也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所以，一种成功的教育之所以伟大，原因就在于此。然而，我们当下对诚信的教育显然是十分欠缺的，尽管我们并没有忽略它，但我们似乎并没有把诚信来作为一个人的必不可少的信念要求和行为要求来进行教育。我们对诚信的教育似乎是雾里看花式的，仿佛“诚信”只是一种美，它是让人观赏的一种非现实的品格。诚信似乎总是处在一种遥远的理想状态，它似乎让人感到这个本来就应该成为人之秉性的东西看起来却像是一种外星人般的稀罕和少见。所以，如今当我们表现出一种诚信的时候却时常被视为像英雄般的见义勇为。这实在是一种让人感到十分尴尬和可悲的事情。假如这种状况继续蔓延下去，假如我们的教育依然视“诚信”仅仅是一种正餐的调料品；假如我们的父母把“诚信”依然视为与自己的孩子考北大清华毫无关系；那么我们终将会有一天，当我们的“诚信”消失遗尽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些用丰富的知识堆积起来的更大谎言将会以一种核武器般的力量，把人类尚存的最后一点尊严，彻底击毁!

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纽约上空，一场恐怖分子的惊世之举，震惊了整个人类。在两座象征着一种自信和力量的世贸大楼顷刻间倒塌之际，在美国人的内心，正经受着一场空前的心灵震颤。一种从未有过的权威性危机，使美国人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人格虚空。然而就在一年以后，一场更大的危机使美国人的精神几乎崩溃。2002年，在美国商界相继爆发出一系列商业欺诈丑闻，安然、安达信、世通、环球电讯、施乐以及默克等一大批声名显赫的公司纷纷爆出会计丑闻。从而使美国发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这场危机对于美国人来说，它对心灵的震撼程度以及财物损失已经远远超过了“9·11”事件。事后，一向老谋深算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痛心疾首地向世人宣布：由于一系列此事件的发生，美国股市市值已经蒸发了八万亿美元! 八万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把全中国的家当包括整个国家的、老百姓的家当全部凑到一块，也只是它的几分之一。

这就是一种毁灭! 而这种毁灭就是因为缺乏“诚信”所导致的。此事发生后，美国参、众两院紧急制定并一致通过了《商业欺诈法》，该法明确规定以后对那些财务欺诈行为将采取严厉的惩罚。至此，一场大规模的拯救“诚信”的运动在美国展开。而与此正相反的是，由于美国通用公司基于一贯的诚信原则，它已经连续五年被评为全球最受尊敬的公司。

信任也是一种约束

一位叫黄晓南的中国访问学者，他在一篇题为《信任也是一种约束》的文章中，讲述了他对美国社会中“诚信”的一种认知：

……当然美国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但撒谎在美国人看来是最要不得的恶习，犹如我们中国人看待偷盗一样，为人所不齿。正因为如此，美国人不轻易怀疑别人撒谎，正如我们中国人不轻易怀疑别人偷盗一样。所以，一般说来，你说什么，人家就信，除非有规定须出示证明……

美国是个提倡“信用”的社会，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经济活动中都离不开信用。申请家用电话、管道煤气、电、水、租房等等，都需要个人信用。公司贷款、贸易资金往来等，更要资信担保。但所有的信用都表现会永远记载在每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底下。人的名字可以更改，但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却是从一而终。一旦发现作假或诈骗，个人信用就彻底砸锅。到那时，在生活和事业中便会处处遇见”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窘境。正因为如此，人人把个人信用看得高于一切。

记得1994年我在加拿大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夏天到纽约旅游。那天特意去参观仰慕已久的大都会博物馆。门口售票处的牌子上明码标价成人票价——16美元；学生——8美元。

尽管我很清楚，美国人指的学生，不仅仅是在美国学习的学生，而且是来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学生，但我还是吃不准自己算不算学生。访问学者平时也与研究生一起听课。可以说是学生，但又没有像学生一样交学费，也没有学生证。我有心省下8美元，可又怕售票员要我出示学生证。万一弄得让人家怀疑咱撒谎，既丢“人格”，又失“国格”。

踌躇良久，我想了个两全其策。我向售票小姐递出16美元，同时又对她说，“我是从加拿大来的学生，如果……”我的下半句话是，“如果访问学者也能够算的话。”

可她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就面带微笑地问：“几个人？”

“一个”。我回答说。

她很快递给我一个做通行证用的徽标和找回的8美元，并笑着说，“祝你在这里度过愉快的一天。”全然没有顾及我一脑门子的“思想斗争”。

的确，那天我的心情一直很愉快，不仅仅是因为欣赏了大都会博物馆精美的艺术和省下了8美元。

有了这种愉快的经历后，心里就时时想着珍惜它。就像一旦得到别人的尊重，就会加倍自重自爱一样。

时隔6年，去年夏天我带妻子和女儿参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门票价格依然如故，但我的身份已不再是当年的访问学者，而是挣工资的驻美记者。尽管我和我妻子从外表来看要充当学生仍绰绰有余，但出于对“信任”的珍惜，也为了自重自爱，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两个成人、一个儿童的门票。尽管多花了16美元，但心情与上次一样愉快，因为我没有辜负别人的信任。

从此，我在心中形成了一种固执的想法：信任也是一种约束。

——引自《读者》杂志2003年第3期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由“诚信“所导致的彼此“信任”，成了美国社会群体生存的一种纽带，同时也是一种约束。这种约束一方面来自于彼此真诚的互信；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一个人生存所必须的道德要求，否则这个人将难以生存。当一个社会中一个人生存的状态完全取决于一种“诚信”的时候，那么一旦“诚信”被毁坏，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美国发生一系列商业欺诈事件之后，就如同在美国本土引爆了两颗“精神原子弹”一样，美国朝野上下那种世界末的灭亡感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使我想起曾经假冒伪劣盛行一时的中国温州。大家都还记得，当时只要一提起温州，那么它的形象就如同在一片谎言汪洋中的一艘假船，而从这艘假船上卸下来的无一是真货。这种结果导致了温州经济的几近崩溃。后来温州政府下决心搞了一个“重塑温州形象”的诚信运动，并取得了很大的效果。若不是这样的话，我看如今的温州或许就成了一个假冒伪劣的历史博物馆了。

石家庄有一位12岁的小学生，有一天向他的父亲要 15元钱，说是他有一篇作文在最近一个所谓的全国“新星杯”作文大赛中获了个“二等奖”。按理说，这位父亲听到此消息应该是很高兴的。但这位父亲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在此之前，类似的作文比赛孩子已经参加过很多次了，而且全部都获奖。这就使这位父亲对这种所谓的比赛产生了怀疑。据自己的儿子说，他们班上有77人，其中参加这次比赛的共有21人，并全部获奖，一等奖4人，二等奖3人，剩下的全部都是三等奖。父亲的犹豫，让孩子有点着急了：“爸，要是不交钱，就不给发获奖证书，没有证书做凭证，就等于白获一次奖。” 此刻，父亲与孩子之间，其实心里谁都清楚这种奖意味着什么。但，一种虚荣成就了谎言的一次次得逞。于是，儿子又一次“获奖”。有记者调查发现，在这种铺天盖地的谎言“大赛”中，很多父母是知道其中原委的，但是他们却依然鼓励并推动着这种谎言的成功登陆。一个孩子是这样说的：“如果我没有这种获奖证书，那么以后老师就会看不起我，爸爸妈妈也会觉得很没面子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只要交了钱就行了，但别人都这样，我们也只好这样了。” 于是，我们大家也就只能这样了：这是假的没错但你不是照样乖乖地自投罗网么？这就是假的但你寄给我们的人民币可千万不能是假的啊；这就是假的但记住那“获奖证书”可不是假的，这上面可是有国家级协会的印章啊；谁说这是假的如果真是假的我连获奖证书都不会寄给你，所以以后不要再说我是假的了……

中国式的造假逻辑

这是一种逻辑，一种中国式的造假逻辑，很多时候当你面对这种逻辑的时候，你会脑子发硬，思维堵塞，你有一种渴求让黑格尔活过来的强烈愿望。因为你解构不了这种逻辑，于是你企图让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来帮你。但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依然无济于事。就在前不久在达沃斯刚刚结束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一位素称对亚洲经济有深入研究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当他面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要求他回答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时，这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竟尴尬地坦言道：“我还没有做好关于中国的功课，目前还没法回答你的问题，请给我时间。”

这位美国的经济学家是诚实的。因为他还没有做好关于中国的功课。所以他宁可保持缄默也不虚张声势。因为任何一位“做不好关于中国功课”的人，假如他开口就一定是胡说八道。为了避免这种信口开河，保罗·克鲁格曼选择了沉默。

因此，假如有朝一日黑格尔真的活过来的话，我看还是无济于事。因为关于中国的这种功课是很难能做的，这是一种复杂的、系列的、组织结构严密的“产业链”。现在我们再接着上面所说那种“假”作文比赛继续说下去，看看我们还有什么未解的方程式：有一位记者他在调查此事中看到了这样一个“大赛通知”，上面这样写道：“通过对组织参赛的稿件继续严肃、认真的评选，大赛办准备为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获奖证书有国家级协会颁发，层次高，在业绩考核、升学谋职时，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是，由于大赛办各种经费开支较大，请获奖者将每证的制作、包装及挂号邮寄费共计18元汇至大赛办。”除此之外，通知单还对学生的班主任承诺：“于您为大赛作出的贡献，18元中可提留3元作为奖励，并向您颁发‘优秀组织奖’证书，免收证书费用……”

我们现在就来做一做这门“中国的功课”。

这份“大赛通知”无疑是“大赛办“写给学校老师的，而老师呢，再把这消息告诉班上的学生，于是学生就知道了有这么一回事。所以，事实上老师是这种所谓大赛的实际组织者。那么老师为什么要这么积极呢？一是他(她)每让一个学生去参加这种大赛，他就能从中得到三元钱，这就是所谓的利益驱动；还有一个原因是：“如今有的学校对老师的评价体系就是把学生的获奖数量、获奖级别当作‘硬性指标’，这无形中也使老师热衷于让学生参加各种‘赛事’。”这是北京一所实验小学的老师对记者说的。

好，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清楚了：这就是，“大赛办”通过学校和老师来作为实施者，让学生们参加这些所谓的作文大赛。于是学生们就把作文连同钱一块寄给大赛办；“大赛办”收到钱后，就按照比例装模作样地评出所谓的“一、二、三等”奖来，而后，又跑到“国家级协会”盖个章，顺道就把这“获奖证书”给这些参赛者们寄去；于是，收到“获奖证书”的同学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又获了一次奖，又多了一项资本；当然父母也高兴，咱孩子又获奖啦，随后把获奖证书高高挂在庭堂中央以便让邻居家来串门时一目了然；而老师呢，也不错，先数数这次一共赚了多少钱，同时还完成了学校规定的任务，喜哉喜哉；最后学校呢，看看这次我们学校又有多少学生获奖啦，这样校长到教委去汇报工作时也挺有面子的，没准这样的奖获多了以后还能升为重点学校呢……就这样，一场“骗局”在这样一种各自所需的心照不宣中潇洒完成。有趣的是，在这场“骗局”中，学校领导、班主任老师、家长、学生以及骗子们都既是参与者又是同谋犯，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这场“骗局”中竟没有输者! 欺骗者与被欺骗者都高高兴兴地共同来为这场“骗局”作最后的庆典。

这就是这门“中国功课”的全部答案!

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赢”!

这就是中国逻辑的非逻辑解构方式!

保罗·克鲁格曼一再希望能给他一些时间来解答“关于中国的功课”，老实说，不是我瞧不起他，没戏!

同样，假如有朝一日黑格尔真能活过来让他来对中国的逻辑作解构，老实说，不是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他根本就连“北”都找不到!

孩子对虚伪的控诉

有一个原本对人生充满希望和幻想的中学生，随着她在一个虚伪的环境下茁壮成长，终于有一天，当这位孩子长到13岁零两个月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这世界变了。变得如此虚伪，变得当她用真诚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她无奈地选择了沉默：

记得一位同龄人曾说过这样的话：“谁也没讽刺我什么，但他们在无意中流露出的淡漠却分明在提醒我：你无足轻重。”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突然感觉到身边的人不一样了，不是他们变了，而是我变了。我开始发觉那些班级职位的魅力是那么小，班委们大多数都是那样地虚伪——他们在利用老师。 在小学，我是老师的“宠儿”，我是班委，一切课余活动都有我的份儿；现在想起来，真不知道那时的我是怎样度过光阴的，只知道那时每天做的事都是为了讨好老师。上了中学后，我却愕然地发现我变了：老师问谁在小学有过职务？谁想当课代表？……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或许，这是因为我在小学已经得到了满足。但是当有一天，在一次大选中，我突然发现自己才有那么少的票数，发现班里的同性都不爱接近我，发现班里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是我的知心好友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讨好的，都是老师的宠儿。宠儿们做错了事，大家一定会用一切理由变成好事，宠儿们偶尔没写完一次作业，大家一定会以一句“下次注意”一笑了之；宠儿们有时没有考好，大家一定会认为是“笔误”。可相反，如果这事情不是发生在“宠儿”身上呢？换来的是沉默的嘲笑、沉默的讽刺……没错，我也知道怎样便可以讨好老师，但我觉得那样好不要脸，好不要脸。

曾经有一次，我做出了几个宠儿没做出的证明题，她们以一种含着惊讶、蔑视的眼神望着我。还有一次，语文的月考我考了全班第一，一个宠儿居然用那样蔑视的眼神问我：“抄谁的？”我感到莫大的耻辱！虽然我早在不经意间学会了忍耐，但是我受不了，受不了！我本可以对他翻脸，本可以狗血喷头地骂死他，但是我没有，只因为他是宠儿，没有人会帮我。就连评分的时候，宠儿们都说我不好，我差，我什么都差。他们不想与我做朋友可以，但是他们不能贬我！并且是以这些方法来贬我。我很窝囊，对吗？ 被宠儿贬的，不只我一个，但是，不是所有被宠儿贬的都像我一样沉默着。记得一次上音乐课，老师让每人唱一支歌，轮到一个宠儿的时候，很多人开始小声聊起天儿，然后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宠儿一下子回到座位上哭了。“反动派”们，抓住了女宠儿的最大特征：自尊心极强，承受力极差。看到这一切，我本应该高兴才对，但我此时却有点辛酸的感觉。我理解宠儿，是因为我当过宠儿。这件事的结局可想而知：宠儿把一切告诉了老师，老师占用了一节课的时间解决这件事。虽然没点名没点姓，但这种“笑里藏刀”

的训斥使宠儿更加得意……

13岁以前，我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我相信所有人的每一句话，直到我上了那不仅几次的当，我才开始在13岁零两个月的时候仔细透视这个世界，可我换来的是什么？得到的又是什么？我不敢想象这就是生活，所有的人际关系是这样的复杂，我变了，开始彻底的变了，由一个活泼的女孩变得沉默寡言，独来独往。我开始记起一个朋友对我说过的话：“你太天真了”，和一个很好的朋友对我的忠告：“以后不要那么天真”。现在的我好感谢他们，但他们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我们已经有一年两个月没见面了。也许他们也不会知道那偶尔的一句话会令我这样感动，而且不会知道今日的我真的不再是一个天真的女生了。

结尾是这样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不仅要面对虚伪，还要支持虚伪发扬光大。宠儿们不就是靠虚伪成名的吗！如果你不会虚伪，也就会像现在窝囊的我一样，哭天喊地呻吟着。

我们应该为这位孩子哭泣，因为她过早地承受了一种虚伪对她的折磨。原本应该享受一个天真浪漫季节的她，却被无情地抛在了一个虚伪的剧院中独自呻吟。在她那哭天喊地般的呻吟中，我们听到了什么？我们听到了一种控诉，一种对虚伪、谎言以及这个不真实的世界的一种控诉。同时，在她的控诉中我们似乎又听到了，她对诚实和真诚有一种深深地眷恋……

真实如此不易

著名作家韩少功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题为《伪小人》。该文章给我们讲述了在如今这个年代里，即便你想真实一回，也竟是如此的不易，请看：

说真话不容易，让人相信真话也不容易。如果我说不喜欢名牌西装，这话就很难让人相信。很多人惊诧之余，总是从狐疑的笑目中透来诘问：你是买不起就说葡萄酸吧？你是腰缠万贯不想露富？是不是刻意矫俗傲物装装名士？是不是故作朴素想混入下一届领导班子？…… 他们问来问去，怎么也不觉得这只是个服装的问题。我无论怎样真怎样实地招供，也不会得到他们的核准。这些人不相信也不容忍现在还有人斗胆不向往不崇拜不眼睛红红地追求名牌奢华，他们已经预设了答案，只需招供者签字画押。他们不能使招供者屈服的时候，就只能瞪大眼恍然大悟：世故，见外，城府深，这号人太爱惜自觉的羽毛了哈哈哈。

他们宽容地大笑，拍拍你的肩膀，表示完全理解并体谅你的假话－－－－ 因为他们也经常需要说假话。这没什么。

在这种情况之，你还有勇气说真话吗？你是否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你不想当局长不想贪污公款不愿意移居纽约不喜欢赴宾馆豪宴不在乎大众对文学的冷落没兴趣在电视台出镜头也没打算调戏法郎廊小姐？这当然不是真话的全部。这些真话也不像交通规则可以舒用所有的人。问题是这些话在很多人那里，已经排除于理解范围之外，你能向他们缴出怎样的真实？

……

时尚握有定义真实的强权，其实总是被某种社会潜意识来选择或塑造。革命的辉煌已经落幕，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真实性不再是无可怀疑。在这个某些人心目中金钱至上的世纪末，当然是俗人庸人小人最能成为真实的标准蓝本。为了活得被别人认可真实，为了获得围观者赏赐的“真实”桂冠，很多人忙不迭地躲避崇高，及时热爱大街上热爱的一切，及时羡慕大街上羡慕的一切，就是说，必须操着流行的词语一脑门子官司地非礼勿视非利勿听非利勿为，用失血的假笑的填满每一次交际……

这样看来，当一个真小人还不是件太容易的事，当来当去，一走神就还会怀念当君子的虚荣，还会鬼使神差往君子的神位上川。落下一个“伪”字。这正如某些伪君子一不小心就会暴露出小人的嘴脸，是同样的道理。伪小人作为伪君子的换代产品，是对伪君子的逆反和补充，也是一种文化敌伪势力，伪小人从根本说与多数人一样，不那么坏也不那么好，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惜的是，有一样东西失去以后就永远不可复得，那就是他们最常在流行歌中宣言要得到的：真实。

真实是现代人最为困惑的问题之一。

——引自《读者》杂志1994年第9期

“用失血的假笑填满每一次交际”，这是韩少功对如今真实被流放后的一种绝妙的形容。在一个到处都充满虚假的年代里，一个人想真实一回竟如此之艰难!

在这里，真实被视作一场更大骗局的一种城府，不露声色。在一片狐疑的笑目中，真实如同一个裸体少女，在一个无处藏身的旷野中被公然示众。于是，所有的人便一同带上假冒的太阳镜，把真实的眼睛隐藏在黑暗的一角，向隅而泣。

面对满目虚假，几年前就写了这篇文章的韩少功先生当是的确感到了一种绝望。但真实的灵魂毕竟尚存余息，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真实与诚信”的重要性，因为假如谎言和虚假再继续铺天盖地，那么人类终究会有一天把自己都骗得死无葬身之地！

2002年12月份，武汉的一家大型超市在招收新员工的时候，破天荒地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当地居委会开具的所谓“品德证明”。否则一概不予录用。这件事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全国多家有影响的媒体纷纷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因为这是至今为止，国内第一家企业公开把一个人的 “品德”记录，来作为是否录用该人的首要条件。对此，我表示由衷的赞赏。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我在本章中曾表述过的梦想。不管这种“品德证明”在实施上存在着多少困难，但至少，如今我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一个人具有良好的品德是多么重要。我认为，这在很大意义上来说，比我们目前只关注GPD每年增长几个点要重要得多! 因为仅仅代表物质生活水平的GDP，它无法从根本上来成就人类的幸福。因为幸福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更多的是人对一种生活状态的精神满足。

此事件发生以后，《北京青年报》与北京勺海市场研究公司就此问题，在北京、上海以及广州展开了一次民意调查。该调查显示，在一个人的品德构成中，“诚信”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其中上海的的比例最高，占91.5%，北京占78.8%，广州占63.2%。与此同时，该调查同时显示，总体有87.4%的被调查者?为现在社会普遍缺乏“诚信”。(参见《北京青年报》2003年1月11日)

由此可见，“诚信”问题已经成为目前国人所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予以首要的关注。而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诚信”的关注一定要从“娃娃”开始，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必须要把“诚信”来作为一个学生所必须具有的品格来教育；我们的学校应该要把一个人是否“诚信”来作为录取该生的重要“分数”；我们的###门也应该要把“诚信教育”来超越“知识教育”而作为一个人基本的教育内容。因为我们只有这样，我们将来才有可能生活在一个面具稀少的社会中尽情沐浴着真诚的阳光；我们才有可能不必小心翼翼的在“诚信”的大道上如履薄冰；我们才有可能大家在彼此真诚的面对中不必恐惧谎言的劫持；也只有这样，我们最终才有可能堂堂正正地站在那里向上帝作出庄严的承诺：从今天起我们不再为人类的谎言而忏悔! 阿门!

虚空的共产主义道德

北京的长安街，气派辉煌。在这条著名的街上有一条著名的商业街，叫王府井，这里是北京的商业中心。它繁华、悠久且流光溢彩。香港巨贾李嘉成投资兴建的新东安广场像一艘巨大的航母，矗立在长安街与之相交之处，似乎标志着作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的不凡风骨。

然而就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一个衣着时髦而艳丽的年轻姑娘，此时她不是在选购”夏奈尔”牌皮包，也不是站在化妆品柜台前品味着“资生堂”的美丽;她在干嘛呢？她正跪在地上伸出舌头舔别人的裤腿!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一位漂亮迷人的小姐会有如此人格丧尽的行径呢？这是因为她吐出了一口浓痰而且正好“啪”一下落到了一位男士的裤腿上。于是这位男士便愤怒地、失去风度地把那位小姐摁到了地上，随后强令其将这口痰舔干净。当时，众多围观者目睹了这件让人心惊肉跳的事件，其中就有著名画家韩美林。

我是在一个深夜看电视的时候，从电视上知道这件事的。画面上韩美林正在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他通过举上述这个例子，正在阐明他对目前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缺少一种文化的培育而忧心忡忡。韩美林说：现代化不是仅仅多盖几个高楼，国家应该要有一种长远的眼光，要把文化的建设来作为长远的战略来制定。

韩美林先生的话无疑是中肯的。因为即使在新东安广场这样如此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旁边，如果依然有这么一种缺“德”的人和事情经常发生，那么我们的“现代化”就只能是对自我的一种嘲讽。因为一个缺乏基本道德和教养的民族，不管他经济如何发展，也不管他的生活水平有多高，他最终只能成为一个“三等公民”!我相信，那位男子之所以会如此地失去风度，一定是因为他无法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一定是他无法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在眼前这样一位衣着时髦的年轻姑娘身上。他之所以愤怒地让她舔去这口痰，或许是因为他要让她一辈子都记住：人一定要有道德，要有教养，要对得起“人”这个庄严的称呼。

所以，本书到现在为止，我似乎都在谈一种或许是被有些人称之为教育之外的东西 ，好象对真正的所谓教育主题并未涉及。不错，我之所以把这些东西放到后面去谈，而首先花大量篇幅来论述诸如“珍惜生命”、“诚信”以及“道德”之类的问题，是因为，假如一个人连一个人最起码的素质都不具备，就来谈论所谓的教育话题，这无疑于盲人骑瞎马一样－－－－瞎扯! 所以，本章将继续就人之为本的另一个必备的素质－－－－ 道德问题，展开论述。

什么是“道德”？如果我们不太清楚的话，可以打开一下《现代汉语词典》来看一看。但这里我首先想告诉你一个查中国词典的方法，这就是，比如你想查关于什么叫“道德”、“主义”以及“品德”之类的词语时，如果你查的是一本中国人编撰的词典，那么你就仅仅看它的一半解释就可以了。因为如果你继续往下看的话，就会犯晕。比方说“道德”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其实有关道德的解释到这儿就可以了，简单、明了，让人一看就明白。但我们再看下去就开始犯晕了“……道德通过社会的或一定阶级的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的最高的道德。”

如何，犯晕了吧？有时候我总在想，为什么有些好好的东西到了中国要么就变样，比如MBA、传销、ISO9000系列认证等；要么就变得特别复杂，比如上面有关“道德”的解释等。其实道德就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

用我的话来说，道德就是一种“不妨碍他人权利的一种社会共同规则”。很简单，没那么复杂。可是按中国的说法麻烦就来了，首先是阶级，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于是我们就糊涂了，我们是什么阶级？应该算无产阶级吧。那么无产阶级的道德是什么？是可以乱闯红灯？还是可以乱扔垃圾？我们不得而知。而在我们的观念中，那资产阶级是腐朽的，所以资产阶级的道德一定也不怎么样。尽管凡是从西方国家回来的人无一不说人家的道德水平必我们要高得多。因此我们就只能遥望共产主义的道德，据说在共产主义道德中，人们看着满地黄金根本就不屑一顾。可那玩意实在是太遥远了，我们实在是够不着。于是，“道德”就成了一种虚空，就成了书面语言而红灯是照样可以乱闯、垃圾也照样可以乱扔。又于是中国的旅游者在国外由于缺乏道德而成为被投诉的主要对象，又于是我们的留学回国人员最大的变化就是他们道德水平大大提升。我们真有些犯晕了：难道无产阶级就应该无道德？或者寡道德？我们能不能不提什么阶级而提炼出一些人类应该遵守?普遍道德规范来使我们大?共同来遵守？就像我们应该不要再闯红灯、不要再乱扔垃圾、不要再这样没有礼貌、不要再这样没有规矩……这应该不是很难吧？

交通问题中的中国逻辑

2003年1月1日清晨6点左右，又是在北京的长安街，一位骑自行车的女子由于闯红灯而被一辆迎面开来的轿车撞上了天并当即死亡。这是在新的一年里北京第一个由于违章而被车压死的人。面对这位第一个死亡的亡灵，我们该对她说什么呢？尽管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面对一个亡灵时即恶亦善。但问题是我们已经有太多的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似乎已经把这种生命的逝去视为一种游戏在玩耍过程中的一次意外。因为明天将会有更多的人继续无视红灯的存在而来去匆匆。或许今天读到这消息还感到深为惋惜的人，明天就有可能在一次故意地闯红灯中生命飞逝。这种现象的持续发生让人感到了一种无法解读的困惑。

据北京市交管局的有关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在北京市发生的严重伤亡的交通事故中，由于骑自行车或行人违章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记得在几年前，北京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在北京去往通州区的高速公路上，恰巧拍到了这样一个镜头：一位男子在横穿高速公路时被一辆桑塔纳轿车当场压死，由于车速太快，那人被撞到空中连翻了几个跟斗，最后落地身亡。而就在他东边不到一百米的地方，一座人行过街天桥正静静的树在那里，据说，此时这位死者的妻子正在这座桥上。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位妻子亲眼目睹着他的丈夫被桑塔纳撞到空中的那一刹那，她会是一种怎样的飞魂落魄之感! 然而这又能怪谁呢？因为她的丈夫死在了他自己的手里，他自己是自己生命的侩子手。旁人又能说什么呢？这个场面后来在中央电视台也被播放，曾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但中国的自行车、行人违章现象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正在愈演愈烈。

由此我们就引出了一个话题：遵守交通规则，这原本是一件不需要劳驾太多智商的普通行为，为什么在中国却执行起来是这么难？这原本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意识，为什么在中国却显得如此的难以具备？当我们一提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有人站出来说：因为中国人太多了! 于是，“人多”就成了我们如今只要碰到一个无法面对的问题时就会拿出来使用的一张挡箭牌。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东京，人多不多？香港，人多不多？澳门，人多不多？多，都多。但为什么别人就能遵守交通规则？况且很多还都是中国人。深圳大学有一位教授前不久应凤凰卫视的邀请到澳门做一个节目。于是这位教授就来到了澳门。然而让这位教授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在一个机动车人均拥有辆最多、相对道路面积最少的澳门，马路上竟很少堵车。其实原因很简单：全民良好的交通意识及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是维持一个城市交通良好状况的首要因素。否则，再多再畅通的路也会事故频发。但我们中国人似乎不这么看，我们强调的永远是道路太少，我们强调的永远是车太多。于是我们就向国家要钱修路，路越修越多但车却越来越堵。而且我们的专家似乎永远也算不准一条路它究竟能承载多长时间的车流量。比如北京就是这样。修三环路的时候我们的专家说能用多少多少年，结果没几年就堵得一塌糊涂。于是我们就开始修四环路，同样我们的专家又信誓旦旦地说能用多少多少年，结果没几年车又开不动了。于是我们又开始修五环路、六环路……

但，北京依然是个“大堵城”。其“堵”的火爆程度丝毫不亚于拉斯维加斯。

我发现，当下中国人的思维，诺按科目来分，属于理科型的居多。而且思维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牛顿时代。这种思维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把物质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对象，并按照物质自身的所谓规律自行运转。就向西医一样，你今天胃不舒服，我就给你吃马叮林；明天你肺发现有阴影了，我就给拍一下X光；后天你脑子又有问题了，那我就给去照照CT吧；总之，你那儿有问题我就给你吃治那儿的药。这时候，人就像是一部机器，坏了那儿我就给你修理那儿。除此之外，我们似乎从来都不关心你今天为什么胃会难受，是不是因为生气了，还是因为最近生活不规律。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理科型思维方式。

我们有时候经常说，牛顿时代的科学实际上是一种非人的科学。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已经被强行安排到一种既定的因果之中，而人只不过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和旁观者。在这种思维下，比如一个专家在设计一辆车的时候，他只考虑一辆车作为一种单纯物质的性能数据，并按照这种物质的性能数据来告诉大家，这车能跑50万公里没问题。但实际上，取决于一辆车能不能跑 50万公里，不是车本身，而是在其使用过程中的一系列相关因素。比如开车的人、如何保养、在什么路况下行驶、气候等等。也就是说，本来牛顿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一种结果，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人为因素的作用而完全改变了他本应有的结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决定一件事情的最终结果的是?而不是物。比如说，澳门?车与道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但澳门的交通次序依然十分良好。这里面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一群遵纪守法的澳门公民，而不是它充足的道路本身。

这正是被我们经常所忽视的重要一点。

因此我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善我们目前的交通环境，除了继续修路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通过一种有效的教育，来彻底改变我们目前普遍缺乏的交通意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基本道德素养。否则修再多的路也是无济于事的。

然而坦率地说，我们当下的一代人要想彻底地改变已经很难了。很多“缺德”的行为已经成为这代人一种本能的习惯了。很多权威的教育学理论几乎一致认为：一个人日后的大部分道德意识以及行为习惯都是在童年时期培养成的。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但是如今我们最缺乏的恰恰是儿童教育。我们的大部分家长几乎都存在着一种严重的认识偏差，他们总以为孩子小的时候可以不必教育，到张大了以后再说。即使是教育，我们的大多数家长也是以灌输知识来完成的。童年教育，这个极其重要的教育时机，被绝大部分中国人给忽略了! 而早已风靡世界的有关儿童教育的蒙台梭利育儿法，更是让很多的中国家长闻所未闻。

一种对儿童教育的真空，导致了中国的绝大多数儿童失去了人生中的最重要的一次学习机会；而正是由于这种失去，从而使我们现在普遍缺乏一种道德意识和教养。每天，只要你稍为留意一下你就会发现：人们一脸麻木地穿行于各道路口，面对红灯熟视无睹。自行车上，父亲载着女儿，母亲驮着儿子，无所顾及地横行霸道，任凭后面的汽车狂鸣，老子就堵在路中，你敢把我怎么样？警察在一边视而不见，把所有注意力投向了机动车。于是在中国又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怪现象：对机动车的违章严加看管，而对行人、自行车的违章却熟视无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人说，相对于机动车来说，自行车、行人都是弱者，因此要管就管强者，而弱者则应该同情。

这又是一道难解的中国逻辑。

可怕的精神炭疽病

众所周知，有时候我们对一个人产生一种尊敬之感，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多少财富，而是出于一种对其“人格”的仰慕。比如这个人彬彬有礼、谈吐优雅、遵纪守法、赋有爱心、责任心强、遵老敬幼、刻苦勤奋等等，而一个随地吐痰、乱闯红绿灯、公共场合肆无忌惮的抽烟和大声喧哗、缺乏责任性、对父母穷凶极恶、没有社会公德意识等这样的人，人们往往都予以极大的鄙视，尤其是当一个所谓非常有钱的主儿依然是这付“德性”的话，那么人们更加会对其嗤之以鼻。这应该是一个大家都公认的常理，没有人会怀疑。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后一种状况，不管你走到哪里，首先映入你眼帘的，经常是这样一些场面：

在公共汽车站，一大堆人挤在那，车还没进站呢，人已经蜂拥而上，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拼命往前挤。于是鞋被挤没了，不管，继续挤；包又被挤掉了，不管，接着挤；人被挤倒人，还是不管，再继续挤；甚至在北京发生过这样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一个老者被挤倒在地上，后面的人竟然从他身上踩过去依然挤!然而这还没完，挤上车的人又开始了抢座，还是这样，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起抢，抢到的满脸春风，没抢到的气喘吁吁；你还可以看到：在老弱病残专用的座椅上经常坐着一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而站在他一边的是一位已经直不起身子的老妪。而此时，小伙子双目飘外视而不见，而那老妪却双腿颤抖欲站无力，那位无可奈何的售票员正在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那位同志帮帮忙请让个座，那位同志学一下雷锋请献一下爱心……小伙依然、老妪依然、车依然向终点驶去……

在餐馆里，人们围座在餐桌前，光着膀子，双腿在无衣无袜中潇洒抖动。烟一根接一根，视旁若无人。啤酒瓶连同啤酒洒在希望的土地上，桌面上一片杯盘狼藉。尽管两桌相邻，却听不见彼此说话，谁都在比嗓音，谁都生怕输给帕瓦罗蒂。今夜星光灿烂，今夜美酒飘香；今夜谁能与老子拚酒，今夜咱哥们一醉方休：哥俩好呀、五奎手啊、六六顺啊、你有种啊、跟哥比啊、看看谁啊、比谁牛啊……

在医院里，一个怀着 39度的高烧者来到医院，你得首先排上20分钟队挂号，随后你得等上60分钟才能看上医生；然后你还需等上15分钟化验，化验前你还必须等待20分钟划价；此时你的烧已经上升至39.5度；别急，还没完呢；后来你再回到医生那儿，医生正忙着呢，于是你再等待7分钟；医生让你再去拍个片子，于是你又得等待15分钟划价，划完价后你发现X光室不知道在哪，于是你就问护士，护士告诉你X光室在北楼的东南角西则；发烧的人本来就晕分不清东南西北，但你必须去找；最后终于找到了，护士却说医生去吃饭了，你等着吧；于是你又等了将近30分钟，医生终于来了；这时你的体温已经上升至39.8度；无奈还得坚持一会儿；拍完片你回到医生那儿，见医生还忙着呢，于是你还得等待6.5分钟；终于又轮到你了，医生告诉你，没事! 给你开点药回家吃去吧! 于是医生开药，开完又得去划价，还得等待15分钟；没撤，只能等；划完价，取药，还得等20分钟；哎哟，快吃不消了，人都快站不住了；于是就心想，怎么就没有代看病的？如果有，还这么遭罪干什么？这叫看病？这不是折腾人嘛？但想归想，等还是得等；药终于拿到了，人也快完了，再一量体温：整40度! 妈呀，赶紧“打的”回家，马上吃药，下次打死我也不来看病了。第二天，此人躺在床上，百无聊赖，顺手拿起一张报纸，发现正好有一篇文章是写一个患者之遭遇的，末了，有这样一首打油诗：

原本一场小小病

住了二三家医院

看了四五位专家

吃了六七种药品

治了###个星期

结果却十分无效

读毕，会心一笑，此人之感，比我甚唉，吾之遭遇，渺之如沙，不值一提!

2003年2月26日，《北京青年报》上刊登了这样一条可以扼杀所有人笑容的消息：在北京通往郊区密云的京密饮水渠两岸，1200多棵硕大柳树被全部砍成光秃秃的树桩，干什么呢？是这些树病了么？不是。是我们人病了，而且是得了比艾滋病更为可怕的精神碳疽病! 此刻，被砍去所有枝体的1200多棵柳树悲壮而愤怒地伫立在饮水渠边，它们正在英勇就义般地等待着有关部门把它们当作“人体盾牌”来充当安装铁丝网的天然卫士。18.5公里的京密饮水渠原本是一道秀丽的景观，两岸一排排的参天大树，几十年来一直默默地护卫着一条洁净的“生命水源”从密云流向京城，它是北京市民主要的饮水资源。然而，随着我们生活越来越富裕的今天，随着我们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大的今天，随着我们的民族在世界上越来越牛气的今天，我们却连自己的一条“生命水源”都保护不了! 两岸的公民们每天把他们脱贫致富后不断增加的垃圾倒在了饮水渠边，冬天，这里是一个捕鱼、炸鱼者的免费游乐场，而到了夏天这里更是一个全天开放的天然游泳场。一张张越来越弱智的脸上，完全无视着这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之水”啊!

一个曾经推翻过三座大山的民族，此时却显得如此的无能为力，我们只能采取最原始的方法，用铁丝网来隔离一条文明的生命之水与一群野蛮的饮水人! 这是一幅具有何等讽刺意义的真实画面! 而且这事就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今天的中国，发生在一个被称之为“首善之区”的北京。从哈佛大学获得景观规划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学者俞孔坚，他现在是北京大学景观规划中心的教授，面对此事他表示，在沿河设置防护网，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同时俞教授呼吁，政府部门还要从管理和教育上提高人们的认识，增加公众对“生命之源”的保护意识。面对此事，只有俞教授提到用教育来改变这种现象的，而我们其他的专家们只是在想如何用防护网来隔开，如何在人群居住集中的地方用暗河来“曲线救国”。然而使这些只具备理科思维的专家们烦脑不尽的是，你今天刚刚编织起来的防护网，明天就会被人凿出洞来，然后在这些原本只有宠物才会钻进钻出的地方，人流却川流不息。难道不是吗？就在前几天，在北京大钟寺附近的全封闭轻轨铁路上，一个老太太因穿越防护网被列车当场撞死。更让人觉得悲哀的是，就在老太太的死体尚未冰凉之际，就在记者为此事赶到现场采访之际，很多人却仍然从早已被凿开的十多个防护网洞中旁若无人地钻进钻出，他们眼中木然地看着躺在铁道旁的尸体，面无表情地继续续演着《铁道游击队》的当代版本，而且根本就不需要编剧和导演，一切是演得如此的流畅和技艺高超，世界上所有著名的电影演员全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仓廪实而不知礼节？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当一个人连自己喝的水中都可以亲自撒尿；当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都视为粪土，那么你还能指望他能遵守一种公共道德吗？你还能指望他能代表一个民族去昂扬地展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民素质吗？真的，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脑子是麻木的，手脚也开始僵硬。因为这种景象与那些所谓的WTO啊、小康啊、强国啊、国民经济增长7%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啊、文明古国啊等等，实在是无法相连接而且在心灵的距离上也实在是相距太远太远了。

在此我十分郑重地建议，我们不是非常喜欢搞爱国主义教育吗？那好，我们以后就可以带着孩子们到京密饮水渠去，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一条清澈的饮水渠为什么要在满目光秃的树干和铁丝网的护卫下才能流向京城？我们还可以到北京大钟寺的轻轨铁路边去看一看，那些人群在猫眼洞里钻进钻出的壮观景象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还可以去问一问所有参加这些工程的决策者以及专家学者们，你们除了这些招数外，还想过别的招吗？在你们以后规划的所有蓝图中，能不能把人的道德因素作为一种技术指标而考虑进去？因为所有的“非人”科学和规划都是一种残疾的表现! 当你们每天身心疲惫地在忙于补洞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回家给你们的孩子多说几句有关道德的话语；而我们的社会也能不能在创造一种物质财富之前告诫一下自己的臣民：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意识的公民!

2003年2月28日，一位叫辛迪的作者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同胞们不受抬举”的文章，该文章的副题是“赴德首航团里令人不快的一幕”，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当越来越多的国人有机会出国旅游，他们自己也成了异域中的一道风景，从同胞们眉开眼笑、昂首挺胸地踏出关口、步入机舱的那一刻起，这道风景便宣告成立。

近日有幸参加了中国公民赴德国旅游的首航团。德国政府对于中国赴德的ADS首航团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柏林市长亲自率队在这座城市红色的市政大厅欢迎首批来自中国内地、以ADS身份入境的游客。次日的报道体现了西方记者的新鲜视角：“来自红色中国的游客进入柏林红色市政府大厅”。

柏林市长年轻英俊，男女团员在他热情致辞之后，蜂拥而上，争相与之合影留念。市长先生表现得不辞幸劳，有求必应。中国游客每到一地，新闻攻势便一轮高过一轮，经常是中国首航客人的车还距离某个城市很远，领队的手机已经是一声高过一声：媒体早已在现场拉开了架势，万事具备，就等“料”下“锅”。著名的《南德意志报》更是派出记者跟踪全程，试图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每天所有人要进行数小时的大巴旅行)，以一个西方记者的亲历，通过几十名普通游客认识中国和她的人民。回国后，我才知道，这是一家德国实力派的严肃报纸，人们以能在其版上“露脸”为荣，即使是挨骂。

不知是德国媒体“追捧”得过了头，还是国人对这种“追捧”尚未准备充分，己轮过后，个别同胞的逆反心灵开始被激发出来，首先是对随团采访的的记者十分的不耐烦，继而，两位女士因为一件小事恶语相骂，其“不卫生”的程度令人不忍卒听，最后，甚至发展到差点就要动起手来的地步。我们心里一个劲庆幸，多亏车上的老外不懂汉语，多亏身经百战的的地接社的中国导游应对有招，使德国记者认为这基本上归于“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别”。但鬼知道，同胞们的语音语调和身体语言是否真的逃过了德国大报记者富洞察力的眼睛。

照常理，受到对方如此高的礼遇也算难得，毕竟只有一次首航欧洲。不用说，出国看景的游客，确实也自然而然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言人”，“上纲上线”自然不必，但这样的气急败坏也实在是不必吧？

按说，能参加到德国首航团的游客，肯定是钱包殷实的一群，中国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仪”，看来，古人实在是乐观过头了。

我相信，只要你不是一个弱智者，每一个读了上述这篇文章的中国人都应该感到无地自容。我们可以想象，两个满身名牌珠光宝气的中国富娘们，为了一点芝麻大的事情，在一个诞生着黑格尔和贝多芬的国土上，尽情地展示着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的风采：在两张变了形的脸上，从她们口中飞出的脏语唾沫足已淹没中国卫生部部长的办公室；四只张牙舞爪的手臂在柏林的上空乱舞足以使卡拉扬的指挥动作相形见拙! 正是这两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形象的“代言人”，以一个正在现代化国家富裕公民的代表，却在异国他乡再一次颠覆着一个民族古老的格言“仓廪实而知礼仪”。然而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大量的“仓廪实者，而不知礼仪”!

在这里，我必须要纠正这样一个流行的说法，即：我们现在的国?素质之所以如此低下以及普遍缺乏公共道德是因为我们贫穷。我是完全不同意这种论调的。因为中国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当时的生活水平比现在要低得很多，但是，大凡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人都非常清楚，当时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比现在却要高得多。在我幼小的记忆中，雷锋精神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道德指南而不是今天冠冕堂皇的纪念口号，记得我小时候经常以帮助别人为荣，只要在马路上拣到钱马上就会交给警察叔叔。在我的记忆中，我父母一生都在勤勤恳恳地工作而没有任何怨言，他们从小就教育我们要遵纪守法、做一个正直的人，即便是在文革中我父母受到冲击时，他们仍然保持着他们应有的尊严并不时地教导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对未来充满希望，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们经常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来告诉我们要时时保持一颗平常之心；要同情并帮助弱者，要遵守公共道德、自强不息；要安分守己，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种家庭教育对我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在我父亲去世的那年，我从北京赶回上海，看着他老人家弥留在人世间最后一瞬间的时候，我却欲哭无泪，我像似在送走了一个时代的背影，一个虽然贫穷但却充满尊严的回忆。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回到这个现实的社会，离开了父母我始终难以在耳边听到儿时就已经敲响的道德钟声，这好像是一种恍如隔世的声音，今天它却犹如一顶破旧的草帽，飘落在沙尘暴肆虐的灰暗的城际中。

一本书上说，前几年当俄罗斯还处于一个非常时期时，当人们排着队在抢购面包的时候，就在他们排起长队的头顶上，满街的樱桃树上挂满了樱桃，但没有一个人去摘它，用来填饱肚子的面包和象征道德境界的樱桃以一曲高贵的重奏，和谐而平静地安抚着普希金、莱蒙托夫、柴可夫斯基、契可夫、高尔基等一切精神塑造者们的魂灵……

与此同时，在一个已经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中国北京，在西单这样一个繁华的商业大街上，几年前一家商店为了方便广大市民而免费向大家提供了数百把爱心伞，希望大家在下雨的时候能够方便使用，并同时希望使用者用完以后能够送还，但所有被拿走的雨伞无一被送还……

这是因为贫穷？还是因为缺“德”？还是让大家自己去思考吧!

蒙台梭利式教育理念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论述，他说：“有两种东西，人们愈是经常、愈是反复地加以思考，就愈是能感受到它们给人们所灌注的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在西方的传统意识中，一个人的道德被认为应该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性，就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它与头上的星空是并存的。也正因为如此，西方人已经把对一个人的道德教育视为一个人必须具备的生存原则；于是这种理念就导致了对道德的教育不是去告诉你，你应该如何，而是你必须如何，就像人的生命存在必须要吃饭一样。所以，康德把遵守道德看作是一个人必须的内心法则，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嘱咐。因此，西方人在延续生命的同时也在延续一种道德意识。这种过程从生命的一开始就已经开始了。因此，像蒙台梭利教育法以及卡尔·威特的教育方法均产生于西方国家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不管是蒙台梭利教育法以及卡尔·威特的教育法，都是强调在孩子幼小的时候进行有效的教育。比如蒙台梭利教育法，它把注意力主要放到了一个人的学龄前。蒙台梭利说：“人类的很多问题，包括最重要的祈求和平与和谐的问题在内，其解决的唯一方法，就是将注意力与精力转向于儿童的发现以及建立人格巨大潜能的发展之上。”

或许我们根本就不会相信，一个和平的主题与一个小毛孩会有什么关系？这绝对是我们当下中国人普遍的想法。因为在我们的脑子里，一个路都走不稳的孩子，你跟他谈什么交通规则？一个饭都吃不利索的孩子，你跟他说什么饥饿？一个活得如此幸福的孩子你跟他聊什么苦难？

然而蒙台梭利却告诉我们：“在发展儿童的这些真实的天性以前，学术界一直不明白构成人类心理现象的法则，研究敏感时期对于如何引导人类正常发展与形成将成为最具实用价值的科学之一。”

“人性、民族的气质、或共同社会所拥有的爱国心、社会习惯、专门技术的志向、偏见、以及构成人格中所有组成因素的心智特质及道德性格。”

关于蒙台梭利的教育理念、方法以及它对我们当下教育的启示，我会在以后的书中进行阐述，在这本书中我只是想告诉大家的是，实施一种真正的教育，将会有效地改变一个人、一个民族以及一个国家；同时也将会有效地改善我们目前的道德水平、社会风气以及人文素质。而我们的父母、老师、国家的教育理念及体制以及媒体，都要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而其中，家长，作为孩子第一位启蒙老师，其作用是最为重要的。西方有一句名言：“与其说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政治家手里，不如说国家的命运掌握在父母手里，推动摇篮的手也在推动人类的未来。”

这句名言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它不仅证实了蒙台梭利的教育理论，也向我们昭示着作为家长的一种庄严之责任：如果你缺乏道德，那么你的孩子也将缺乏道德；如果你毫无诚信可言，那么你的孩子长大了就有可能是骗子；如果你无视交通法规而乱闯红灯，那么你的孩子就很有可能有朝一日成为你的牺牲品；如果你对你的父母横眉冷对，那么等你老了你将会得到同样的下场；如果你连一点公共道德都不讲，那么你的孩子长大后绝不会是一个风度翩翩的雅士……

与此同时，我们的学校教育也应该记住：如果你们只知道灌输知识而不注重道德意识的培养，那么从你们学校放学出来的学生就会乱闯红灯而无视交通法规；如果你们只知道升学率而不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育，那么你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充其量只是一个考试机器而不可能是真正的人才；

另外还有，我们的###门也应该知道：如果中国的教育制度总是以应试教育为模式而忽视其它教育方法，那么在中国的教育模式下就难以培养出真正具有创造能力的人才；如果中国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不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那么中国的科学技术也就只能跟在世界的脚步之后始终处于追赶状态。

总之，教育将改变一切，教育也必将改变一切。

总之，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不改变已无退路。

因为，谁都不愿意自己让别人视为“三等公民”；谁都不愿看到一个身穿皮尔卡丹西装的人在随地吞吐；谁都不愿意看到在澳大利亚的租房广告中明确申明不租给中国人；谁都不愿意听到从各国传来的对中国游客不文明举动的投诉声；谁都不希望听到“没教养”这三个在文明社会中的最让人无地自容的字……

余秋雨先生在他《文明的碎片》一书的序言中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故事：

一群文化人在游长白山，路遇一位外国少年背着帐篷准备到山上野营，这位已经很劳累的少年手上还挎着一个塑料袋，边爬山边拾拣着沿路的废纸、果皮、空罐。他腼腆地告诉那些文化人，从小在书本画册中就知道了长白山，这是他梦中的山，当然要把它收拾干净。他离开文化人独自继续爬山、拣垃圾去了，文化人上了大客车，但大家都长久的沉默着。过了很久，气氛才重新放松起来，其中一位随手把一块果皮丢向窗外，车上的其它人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齐声喝道：“你还是人吗! ”

记得当时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长时间感到一种心痛。“你还是人吗”，这句话就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深深的灵魂之中。

一个小孩，一个身处异国他乡的外国小孩，当他一个人来到他儿时梦中的长白山时，他突然发现长白山显得有些不干净。在他的想象中，长白山一定是纯洁如玉的，一定是有着充满神奇传说的秀丽壮美之山。于是，他就吃力地在爬上这座山的同时，拾拣着一路的垃圾。为此，我们应该感到脸红，我们的民族应该感到脸红。当我们的游客在国外的海滩上正在大开杀界的时候，有这样一位外国小游客却在默默地整洁着中国的长白山。

文化人的一阵沉默，显然是被这个孩子的举动所感染同时被深深的触动了。然而，一位文化人一个潜意识举动终于让一个民族露出了灵魂的破绽。尽管我相信这位文化人绝对不是故意的，但悲哀恰恰就正这里。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一种非文明的举动，我们似乎也已经习惯了某种非道德的行为。那块被扔出窗外的果皮，就像我们平时随地吐痰一样，已经成为了我们无意识中的一个惯性行为。由于我们缺乏“蒙台梭利式”的教育，由于我们不认为一个人的道德意识是从小就必须与生命一同养育的，所以我们缺乏一种像康德所说的那种先天性的道德法则，于是等我们长大以后就普遍得了一种“道德教养综合缺乏症”。因此，即便是文化人，也难以幸免。这，就是我们深深的悲哀!

“你还是人吗”？这似乎是人对自我的一次责问。因为“人”不应该是这样缺德的。人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个人，那么人就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法则，否则，他就不是“人”。

文明岂止差一点

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实话实说》节目中，现任外经贸部副部长的龙永图先生，在讲到一个人责任和诚信问题时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他在日内瓦开会，有一次他上卫生间，当他上完卫生间正准备离开时，龙部长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他听见在他旁边的一间厕所内一直发出一种声响，而且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于是好奇的龙部长就轻手轻脚地打开门想看个究竟。门打开了，只一位小男孩正在吃力地试图放水，因为该男孩太小，所以他够不着水箱的拉绳，于是他就在一次又一次地做努力。讲到这龙部长当时十分感慨，他说：就这么一个小孩子，他就有一种十分明确的责任感，他用完厕所，就必须放水，尽管对他来说有些困难，他却十分执著。

与余秋雨先生一样，龙永图先生之所以对这件小事感慨万分且念念不忘。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们当下这种严重缺乏公共道德及诚信的一种不满。如果说在长白山这起事件中，我们的文化人在“德性”上远比不上那位小孩，那么在龙部长所说的这起事件中，我们根本就无脸来比。去看一看吧，在中国的公共厕所里，得，我还是别再描述了吧，因为太脏! 与龙部长所说的那位孩子相比，我们能称自己是“人”吗？

1997，我应山西一家著名企业的邀请，来到太原。为该企业做整体形象策划。一天，在酒足饭饱之后，我们继续在总经理办公室里会谈。席间，我来到了位于总经理办公室正对面的卫生间，一进门，一股臭气扑鼻而来，满地的脏水拌着卫生纸如同一间酿酒车间，见此状，我拔腿就跑。后来我对该企业的老总说，有两件事您最好先给办了，第一，把厕所的卫生给搞好；第二，告诉总机接话员，说话要有礼貌。在回京的火车上，我一直在想，就这种意识和素质，中国企业还要搞什么形象策划？随后，我便与我同去的一位北京大学老师张浩达先生聊起了音乐……

说起音乐，我比较感慨，因为音乐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国界的东西。每一个人可以在每一个地方自由选择听每一种音乐，所以我说，音乐很神圣。

但，神圣的音乐在中国有时候却变得不那么神圣了。

2002年8月份，世界著名小提琴家帕尔曼再一次来到北京演出。对于帕尔曼，我一直非常敬仰他，一位残疾人，一个坐在轮椅上无法行走的男人，却用他惊人的毅力和对音乐非凡的感悟能力，成为了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小提琴大师。在他的琴声里，我们可以听到一种对生命的深深感悟、一种在人间苍穹中无微不至的关怀，无论是贝多芬的豪迈还是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在帕尔曼的琴声中，我们都能够透彻地予以细细品味。于是，我又一次期待着这次音乐会的到来。

然而，帕尔曼的这次音乐会却被安排到了人民大会堂。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心想：完了。因为帕尔曼的音乐将不在神圣。而我也将失去了一次亲耳聆听帕尔曼音乐的机会。因为，在几年前我便发誓：绝不再去人民大会堂“听”所谓的音乐会。因为我在那里受过多次刺激。按常理来说，在这么一个神圣的场合听一场神圣的音乐会应该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在那么一个神圣的场合里，很多人却不是去听音乐的，更多的是一种抚弄高雅者的交谈场所，是一种孩子们满场跑动的训练场。此间，音乐经常被一片手机铃声和交谈声所猥亵，指挥家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转向听众，本应完全沉浸在音乐中的情绪，却无奈地用严肃而又不失风度的眼神默视着嘈杂的听众：能不能安静一些？这里是在演奏神圣的音乐啊! 有话能不能回家再说，能不能在两小时内不露出精神破绽而成为哪怕是一个计时的文明者？这样要求应该说不算太高吧。但是我们很多人却依然做不到!

因此，我没有去听帕尔曼的音乐会。因为不愿意再去受这样的刺激。

结果是果不其然的，帕尔曼的音乐会依然无法神圣。音乐会后，《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伦兵先生以一篇“文明岂止差一点”为题，再次表露了他对此现象的忧患意识：

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帕尔曼前晚在人民大会堂再次以他的高超技艺征服了现场数千名观众，但在音乐会过程中，观众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音”却给观众带来了小小的遗憾。有的观众事后对记者说：“音乐会中的手机铃声、迟到的嘈杂声和儿童的跑动声直接影响我进入音乐的氛围，在你刚刚被音乐陶醉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就被这些不和谐音所打断，实在是遗憾。”此前一直争论不休的维护音乐会秩序的话题，再次显现出它的重要性。

应该说，以往人们担心的人民大会堂听音乐会的弊病，在前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上半场尽管主办者在演出前广播了关于乐章之间不要鼓掌、关闭手机寻呼机和不要随意走动的注意事项，在中国爱乐乐团演奏的柴科夫斯基《弦乐小夜曲》的乐章间依然出现掌声，以至使指挥余隆不得不破例将第三乐章和第四乐章连起来演奏，以避免掌声。也致使中场休息时主办者又一次强调注意事项。而观众迟到的嘈杂声不仅出现在上半场，甚至出现在下半场休息过后的帕尔曼优美的琴声中。令人烦躁不安的手机鸣叫声在上半场的演出和帕尔曼优美的琴声中任意穿梭，挥之不去。而儿童毫无顾忌的跑动则在偌大的大厅里引起了一阵“回响”，似乎要与舞台上的演奏家争夺注意力。大好的音乐空间不幸被这些不大不小的噪声击穿了好几个洞，让人感到格外遗憾。

维护音乐的欣赏氛围，维护音乐会的观赏持续，这样的话题过去曾引起不少的议论，但观众在欣赏音乐的同时，应该如何对自己欣赏音乐以外的行为进行自我控制，则并没有引起重视。把日常生活中的我行我素带到了音乐会上，这成为一些观众大意疏忽的常见行为。因此，加强对欣赏音乐会的基本知识的普及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曾经在欧洲观看过不少歌剧和音乐会，但像这些不和谐的噪声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同时，各个剧场对观众的必要提示，也非常到位。在巴黎歌剧院和音乐厅，每场演出前都会有一位老者或者剧院经理走到台前，大声地请观众关掉手机和不要拍照，态度之诚恳，让所有观众不得不再检查一下自己随身所带“鸣叫物”。在所有大歌剧、芭蕾舞和古典音乐会的观众席中，根本就不会出现少年儿童。笔者曾经问一位当地的音乐爱好者：“为什么没有人带小孩来听音乐会？”这位普通的观众觉得我的问题很奇怪：“这不是儿童音乐会，怎么会带孩子来听？古典的协奏曲和交响乐是一般孩子不可能有耐心静静地听完的，所以我们都不会带孩子来听这样的音乐会，因为孩子坐不住，你要限制他又不行，所以他不应该来这里，这是每个家长都明白的一个道理。孩子就应该去听儿童音乐会，那是他们能够听得懂的。”

无法神圣的音乐

过去我们往往对音乐不普及感到头疼，但音乐普及了，并不表明孩子就能与大人一样听懂整部交响乐作品和歌剧作品。无拘无束是孩子的天性，而孩子行动的随意性又很强，让他硬着头皮坐下来听长达半个小时左右的交响乐和协奏曲，实在是有些勉为其难，不如让他听一些短小精悍的小品。而把孩子带到正式的古典音乐会上与其说“让他感受氛围”，不如说是让他受到拘束。当然，儿童要接受音乐教育是理所应当的，但不是在演出交响乐和协奏曲的音乐会上，而是在专门为儿童举办的普及音乐会上，在平时的家庭教育中。在加大普及音乐会数量的基础上，家长和学校对儿童应该首先做好欣赏音乐会基本知识的教育，这样双管齐下才能让儿童有自己听音乐会的天地。当然，在古典交响乐音乐会、歌剧和芭蕾的演出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儿童免进，但是家长应该懂得这样的音乐常识，避免带孩子来看他内心不可能接受得了的演出，这也应该是观众基本音乐素质的一个体现。

提高音乐素质不是只是聆听大师的演奏，而是随着大师们的演奏进入音乐氛围，受到音乐的感染。如果没有好的音乐氛围，即使你来听音乐会也会带回去不少遗憾。本报曾经推出“文明只差一点点”专栏，呼吁市民提高素质，共建靓丽北京。从这场音乐会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文明差得还不止一点点，在北京和国际文化交流日益增多的今天，这方面的文明建设尤为重要。

伦兵是我一位比较熟悉的记者，作为记者，他一直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他在报道各种文化艺术新闻的同时，他经常不忘时时提醒着我们要提高自身的素养。因为艺术本身就是一种理解世界的素养方式，如果你缺乏素养就是缺乏一种对艺术理解的道德法则。而缺乏这种道德法则的人就往往连一个计时的文明者都做不到，他们在破坏道德法则的同时也在对艺术进行破坏。我曾经说过，看一个民族的素养如何，你只要走进音乐厅就会一目了然。我认为此话并不夸张，因为对艺术的真正欣赏和对艺术的尊重，绝对是一个人精神境界的体现。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在国外，一场芭蕾或是一出音乐剧在一个地方竟然能连续上演几个月甚至几年! 这种事在我们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就在几天前的一天晚上，我在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中，听到一位嘉宾说起这样一件事：他说他刚从维也纳回来，有一件事让他十分感慨：一次他在维也纳歌剧院观看瓦格纳的歌剧《纽仑堡的名歌手》的时候，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图书馆管理员，在剧场休息时他与这位老者进行了交谈。在交谈中，那位老者告诉他，他已经是第25次来观看这部歌剧了!

25次! 一个普通的图书馆管理员。在欣赏瓦格纳这部长达五个半小时的歌剧中，他或许因为白天工作的劳累而瞌睡过，但他绝不会发出一点声音，他就这样每次静静地坐在那里，与瓦格纳的音乐进行灵魂的沟通。

2003年2月6日晚，在意大利罗马圣切契里亚音乐学院的音乐厅里，由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叶小纲先生作曲的交响作品《最后的乐园》，正在被圣切契里亚音乐学院交响乐队演奏着。这首以中国安徽民间葬礼音乐为创作素材的交响作品，正第一次飘响在意大利罗马的上空。当该曲演奏结束后，全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呼唤声和跺脚声。音乐会结束后圣切契里亚音乐学院的院长对叶小纲的作品予以了很高的评价。然而在音乐会中，依然是《北京青年报》的伦兵先生，发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当《最后的乐园》开始演奏后大约一分多钟时，听众席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手机的鸣叫声，即刻，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此人怒目而视。手机声立刻停了，音乐会继续进行。有趣的是，当音乐会结束后人们发现，那部手机一直在刚才这位听众的座位边上的地上躺着，无人认领。伦兵说，“也许是带手机的人觉得自己丢尽了脸面”。

古人说，知耻而后勇。而我则说，知羞而后儒。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根本就不知耻也不知羞，那么一切试图解决问题的路径就被堵死了。记得我在人民大会堂听过一次法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当时坐在我后面的有一对年轻的恋人以及一个八岁左右的孩子和他的母亲。在整个音乐会过程中，恋人们在不断地窃窃私语并不时的传出几声“国骂”，而那个八岁的小孩却一直在他方圆十米的范围内进行着“田径训练”，期间还不断地传来他母亲那类似马俊仁似的叫喊：跑啊，你还跑，回来，再跑，揍你啦……

我不知道人在这种环境下是怎么来欣赏交响音乐的。记得卡拉扬在他临终前曾经不无自豪的说：“任何能与音乐终身相伴的人，上帝已经给予了他最大的恩赐。” 说完，这位曾经长期统治着柏林爱乐的指挥帝王，便微笑着离开了音乐和他的音乐生涯。窗外，莫扎特的安魂曲正在飘向?一个空间中，迎接着卡拉扬那不灭的音乐灵魂……

与卡拉扬比起来，其实我的要求并不高，我并不要求上帝给予我与音乐终身相伴的那种恩赐。我只想在一次难道的机会中能让我感受到上帝给予我的那种瞬间的恩赐，那就足已。可是我依然办不到! 背后的“国骂”仍在继续，那孩子已经从跑步发展到了在地上翻起了跟头，起初忍无可忍的我只是不断地向他们怒目而视，想必这一下会让他们有所收敛。但我错了。因为对于一个深度缺乏公共道德意识的人来说，你的怒视不但起不到一种警示作用，相反会引来一种更大的灾难。这就像你面对一个深度的肝昏迷者，如果你还一个劲地给他吃王八蛋，那么你不仅挽救不了他的生命，相反，你所做的一切将导致一场更大灾难的并发症。

结果是不出我所料的。随着我一次次的怒视，那位恋爱中的女人开始发话：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这人是不是有毛病？紧接着那恋爱中的男人也开始了：丫挺的，再看，把你丫哄出去。

而此时，舞台上音乐依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一种精神被短路的感觉。就是说此时你的大脑中所有的神经有一种突然被拉断的感觉，其具体表现是：思维没了，左右脑被胶在一起，头动弹不得，身体僵硬，四肢发软，眼睛发直，张口结舌，同时汗水正偷偷地从你的每一个毛孔里向外扩军……

马泽尔依然在挥动着他的指挥棒，气宇轩昂；而法兰西民族也正在表现着他们的从容与潇洒，而此时的我却像是一只被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也许此刻我最庆幸的，是我终究没能成为一个指挥家，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当一个指挥家，无疑对音乐是一种玷污。1980年，当我那时的老师汤沐海要去德国留学的时候，我曾经非常沮丧，因为他一走，我想当一个指挥家的梦想就会破灭。很多年以后，汤沐海回到了中国，并担任起中国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但是我一直就不敢去见他，尽管我的办公地与中国交响乐团近在咫尺。我不敢去见他是因为我不知道以什么样的身份去与他见面：商人？学者？还是什么都不是的游民？我总感觉在精神世界中我已经无法与汤老师沟通了，从一种神圣的角度上来讲，我已经堕落。

后来汤沐海辞职走了，他的前任陈佐湟也早已离去。他们为什么一个个的相继离去，我不知道。或许，在这块土地上，音乐依然无法神圣？

教养比门第更重要

请读者不要误会，我不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崇洋媚外者。相反，我或许还算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尽管民族主义已经被视为一种落后的世界观。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希望能成为一个有教养的民族的一份子，我希望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不要被别人视为“三等公民”，穷一点，是无所谓的，物质是可以被创造的；但人不能因为穷一点而失去素养，而一个民族也不能因为不是富国而变得没教养。因为有教养的人，才能被世人尊重。不知道我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崔永元先生在他竭力推荐的那本《我是韩国人》一书的序言中曾经这样写到：

三年前，我也去过美国。那天下午4点，在华盛顿一个大的广场，绿草如茵，阳光刺眼，一个美国人在我身旁的长椅上换上运动服，开始跑步，换下的衣服就扔在那里，这是，活泼的小松鼠靠近我，枪着吃我扔下的花生。我抬了一下头，眼眶里立刻噙满了泪水。这阳光，我嘟嚷一句。

实际上，我的心被刺痛了。眼前的富裕刺激着我脑海中祖国的贫穷，眼前的宁静平和对照着我脑海中祖国的嘈杂与纷乱，眼前清醒的空气也遮不住脑海中祖国空气的浑浊。

我为祖国感到委屈。

我相信崔永元先生的话语是真诚的，他的眼泪、他的委屈以及他那被刺痛的心，实际上都是出于一种对祖国深深的爱和期望。因为一种对现实状态的痛苦不满要远比一种虚幻的民族自尊更有实际的价值。我们的民族应该长大了，我们应该勇于面对一切而承担一种改变历史的责任。《实话实说》的崔永元给了我们一种实话实说的现状，而有这种感受的还有很多：比如有一位叫王文华的人，他说他一共去过三次日本，第一次去是因为他爷爷在日本使馆工作，那是他还非常小；第二次去是1995年，那次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公共厕所的马桶，跟表参道上走过的美女的皮肤一样洁白。”2002年他又去了日本，这次他的感受更多，在一篇题为《细微之美》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在日本，人活得都很有尊严。这个国家提供了一切生活中可能需要或不需要的舒适和便利。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都有人或是一种产品打点。这里，你不需要很有钱，也可以感觉被宠爱、被照顾。在这个极度产业化的社会，你却很少感到肤浅或低俗……

这种幸福感恐怕要被很多人挑战。大家会说:日本人哪儿幸福啊？你没看到他们在电车上挤得跟肉酱一样!这倒是真的。然而，就算在肉酱的状态下，他们仍然维持着平和的心情和完美的发型。他们挤到没有地方可扶，但每个人看起来都像电影明星……

完美的外在很容易，难得的是配合力守法的内心。地铁上，没有任何人用手机讲话，他们只是不停地按着手机键盘，天南地北的送短信。新缩站内夜里睡的游民，第二天一早迅速解散，而且地上没有留下任何脏东西。JR火车站的露天月台上画了几个框框，是特定的吸烟区。你真的会看到吸烟者自动走进框框那吸烟。坦白说在框框内吸，跟站在框框外吸，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站在旁边等车的人，真的会因为烟是从框框中传出来就闻不到吗？不过那不是重点。重点是：地上有一个框框，每个人的心态都觉得自己活在如来佛的手掌里。”

“教养比门第更为重要”，这是日本的一句名言。

人要活得有尊严，尽管在地铁里被挤得无处可扶，完美的发型和明星般的外表是人之尊严的一种；人必须活得有尊严，尽管只是一个露宿街头的流浪汉，当阳光照射到这里的时候，一切脏东西是必须被清走的，这也是人之尊严的一种方式。火车站上那个框框，不管在里面吸烟和在外面吸烟有什么区别，但这是人人心中的一条道德底线，就像如来佛的手掌，每一个遵纪守法的人都必须无条件的生活其中。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那种内心的道德法则。

这绝对是一种教育的力量! 一种与生命一同生成和成长的教育! 麦克阿瑟将军那句深深刺痛日本人的藐视之言，不仅没有使日本人变得羞愧，相反，日本人在过了几十年时间以后，以世界老二的身份以及在“肉酱”中完美的发型昂扬地告诉世界：这就是日本人的尊严！

一位研究生物基因的陈博士，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曾经生活过六年，2000回国在一家生物研究室工作。在谈到德国的六年生活，陈博士依然是津津乐道的：

在法兰克福市，从晚上八时至次日八时是不允许演奏乐器和高声播放音乐的，如有聚会需事先向四邻声明。诺有他人大声喧哗唱歌声音较高，可随时报警，告其搅扰邻舍……

在法兰克福任何公共场合，都绝对没有我们曾经熟悉的嘈杂和喧哗。尤其是乘公交或地铁时，除了一个男低音用德语简短报站名外，车上一般是毫无声息，安静至极。大部分德国?不论男女老幼，落座后一律从包中取出精装书读起来。没有人说话，连窃窃私语也很少。即使一对情侣在车上，也是手牵着手，含情脉脉地对视着，不再说话……

没有出国的时候，经常听人说国外人情淡薄，但真正来说也并并如此。在德国，人们对等他人一般情况下都很热情，也很乐于帮助别人，尤其是对女士更是优待。有一次，我和太太回国，因事我必须多留几天，太太担心女儿，提前单独回德国。她从机场、车站，直到我们在法兰克福的家，几乎处处都有人帮助，我还担心她一个人拎着50公斤重的行李，怎么颠簸才能顺利回家，电话那端，太太自豪而感动地告诉我：“一路上全是老外主动帮我拎着行李!而且分文不取。”

记得我当时一个人刚到德国时，问路特有礼貌，生怕人家不睬我，结果德国人没等听完客套话，就枪着问我要去哪儿。如果要去一个地方，不认识根本没关系，热心的德国人干脆陪我到要去的地点，然后再悄悄地离开……

刚到德国的时候，有位朋友曾经开玩笑似的告诉我：在德国的马路上，当红灯指示车辆停下的时候，行人也回自动停下，就是一条狗，也不会随便闯红灯。到了德国后，才明白难位朋友的话绝非戏言。在德国过马路，人们绝对是按人行横道上红绿灯的指示行事的，当人行横道的红灯亮了，尽管马路上一辆车也没有，但人们都站在原地不动，就是有那么一两个人违章过马路，要么是外国游客，要么是不谙世事的青少年，他们大都会招致其他路人谴责的目光。

在德国，人们遵守规矩、照章办事并不是出于法律的要求或者公众的监督，而是每一个人意识里的一部分，是自发的，也是自然而然的一种习惯……

另外，作为一个在德国的中国人来说，感触最深的是他们的诚信。一般来说，如果需要保险公司赔款，没有哪个保险公司会核查你的账单，比如去医院看病，只要是医院出示账单和收据，保险公司就会如数付账给你－－－－- 他们信任顾客，同时顾客也不会恶意欺骗保险公司。诚信已成为德国人生活的一种习惯。“

我相信，一个在德国学习、生活了六年的中国人，他对该国的评价一定是真实而发自内心的。而且我相信，陈博士所有的感慨都来自于一种比较，一种与自己国家现状的比较。就像崔永元在华盛顿广场所流下眼泪一样。在这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一直以悠久文明而自豪的民族，是应该哭泣的；我们真的应该冷静下来想一想了，当一个人连起码的道德都不具备的时候，物质有什么用？当一个民族连起码的尊严都不具备的时候，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所有的媒体都在一个劲地报道经济如何快速增长、世界第一高楼将落户上海的时候，只有《北京青年报》还在该报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每天发出了“文明就差这一点”的微弱呼喊。难道不是么？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人民日报头版上印有“诚信，将铸起中国之魂”这样的头版文章？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中央电视台在每天新闻联播后的标版广告中打出大大的两个字：“道德”？没有! 我们只看到了在近几年的春节晚会上，赵本山那一系列的“缺德”小品，并在人们的哈哈大笑中继续发扬光大。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我们的宣传也是失败的。

基本道德如何铸造？

陈博士说，诚信已成为德国人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众所周知，习惯是需要从小培养的，是需要家长、老师一起来教导的，是需要一个社会的整体舆论来支持的。尤其是家长从小对孩子的教育更为重要。下面这篇文章，出自美国《芝加哥快报》的编辑总监之手，从这篇幽默并让人打开眼界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为人之基本道德是如何培养起来的：

小琼妮今年5岁，一年前我和她她妈妈芭芭拉在芝加哥协议离婚时，承诺并将以下这个口头约定遵循之今：彼此都要永远爱她，决不让我们的离婚伤及她幼小的心灵，要让她成为一个人格健全、心理健康的人……

我认为我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对此我丝毫用不着谦虚。我曾经多次和小琼妮探讨，人最宝贵的品质是什么，最终我们达成了共识－－－－- 诚实、善良、勇于承担责任排在了至关重要的前三位。

当然，人不可能一辈子都不撒谎，当小琼妮将幼稚院的拼图游戏板偷偷带回家，并撒谎是同班的杰克给她的之后，她明白了这一点。撒了谎就必须接收惩罚。因为这关系到诚实原则和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毋庸置疑，这同样是我们达成的共识。于是，小琼妮在退回幼稚院的玩具并当面道歉后，还无奈地面临着三项关于惩罚她的选择：一、一个星期内不能吃冰淇淋；二、周日下午的中央公园的滑草游戏及野餐活动取消；三、接收肉刑 －－－－- 在屁股上狠揍两巴掌。

我给了她一分钟时间的考虑时间，可她只用了5秒钟就决定接收第三种惩罚。她的选择让我相当为难，我不愿意体罚她，于是我就给了她第二次机会。可她再三重申决不放弃吃冰淇淋以及滑草和野餐的权利，我只得志电给正在上班的芭芭拉，请她回来当“监刑官”…… 芭芭拉气喘吁吁地赶回来后，小琼妮坦然地用眼神示意我可以实施肉刑了，我只得面色凝重地对她说道：请这位女孩体面地接收肉刑。“话音未落，小琼妮已经飞快地趴到了长沙发上。

我为自己民主的教育方式沾沾自喜，可是仅过了一个星期，我就领教了民主的威力。

我通常在夜里12点以前处理完第二天要见报的稿件，可由于这星期天陪小琼妮去中央公园，所以当天一直忙到了凌晨3点。

早晨 8点，闹钟响了，睡意正酣的我随手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大约又过了半小时，穿戴整齐的小琼 妮来到了我的床前，她拍了拍我的脸：“爸爸，你得起来了，要不然会误了幼稚园的班车的。”

“宝贝，让爸爸再睡10分钟，等会儿爸爸开车送你去幼稚园。”

“那好吧，爸爸，我先下楼喝牛奶，然后在客厅等你。”

你得明白清晨的酣睡对于一个35岁的成熟男人来说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因此，当我开着车一路疾驰将小琼妮送到幼稚园后，已经是上午10点半了。

劳拉女士是幼稚园的园长，也是我的热心读者。她走到小琼妮面前蹲了下来，面带微笑的说道：“琼妮，告诉劳拉，你为什么迟到了？”

“哦，小琼妮昨天玩累了，因此今天上午多睡了一会儿，请您原谅。”我在一旁随口答道。

“不，爸爸，你在撒谎! 我没有贪睡，贪睡的是你! ” 身后的小琼妮愤怒地大叫起来，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惊愕的神情溢于言表。

我呆住了，窘迫地看着小琼妮，半天说不出话来，“非常抱歉，劳拉女士，的确是因为我贪睡而导致小琼妮迟到的，请您原谅。”我缓过劲来，尴尬地向劳拉解释着。之后，我又蹲下来认真地看着小琼妮：“宝贝，是爸爸错了，对不起。”

“爸爸，我接收你的道歉，可你承不承认你刚才在撒谎？”小琼妮擦干眼泪，神情严肃地盯着我。“唔，这个，当然。爸爸刚才的确是撒了谎，可是－－－－- ”

“你现在有两种惩罚方式可以选择。”小琼妮竖起了两个指头打断了我的话，“一、取消本周末和辛蒂小姐(我刚认识的女朋友)的约会；二、接收肉刑。”

该死的，看样子小琼妮今天饶不了我。

“宝贝，我选择接收肉刑，可是你得明白，妈妈昨天就出差到南加州去了，我缺少一位“监刑官”证实你在对我实施惩罚过程中没有伤害我的尊严。”我企图蒙混过关。“要不这样，爸爸感恩节的时候买一双新的滑草鞋送给你？“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倒非常愿意出任本此肉刑的“监刑官”。劳拉女士的声音在我们的背后幽幽地响起，我目瞪口呆，小琼妮却肯定地点了点头。于是，在哪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一上午，在芝加哥市区一所极普通的幼稚园里，响起了一个幼嫩的声音：“请这位绅士体面地接收肉刑。”

这的确非常令人尴尬－－－－－－ 我，美国男性公民，35岁，拥有密苏里州大学新闻学硕士头衔，现为《芝加哥快报?编辑总监的雷蒙尼·道格拉斯先生，穿着整齐的西装亮的皮鞋，向我的女儿，琼妮·道格拉斯，一个年仅5 岁的美国公民，撅起了我的屁股……

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似乎像一个童话，一个不可想象的、异常美丽的童话。就在这样一个美丽的童话中，一种诚实，就是这样非常现实地被铸进了一个幼小的生命之中；同时，另一种诚实也被同时加固。不知道为什么，看完这个真实的故事后，我真想去抱一抱那个可爱的小琼妮，真想去和雷蒙尼·道格拉斯先生握一握手。因为他们给了我一个关于铸造“诚实”的一个绝妙版本。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故事编到小学的教课书上去，让每一个中国的父母和孩子都看一看，别人是怎么来教育孩子的。我们的媒体也应该多多转载这样一些文章，让大家都来看一看，一种“诚信”是如何被培育而成的。这种生动的事例比那些一大堆有关素质教育的垃圾论文不知强多少倍!

大家知道，在科技界我们有“863计划”，然而在教育上我们有什么计划呢？是多建几个学校，还是再添多少教学设备？我们整天嘴里喊的“素质教育”能不能作为主流教育而予以实施？我们能不能把“素质教育”量化成法规下的一种依据，比如，如果你缺乏诚信，考试作弊就一律开除？如果你行为“缺德”累计分到一定程度就从警告、劝退直至被勒令退学。就像新加坡的环境优美实际上就是法律严厉的产物。因为人的很多习惯是在一种限制中形成的。所以我坚决认为，一个民族某种良好习惯的养成需要三代人的努力，即：需要第一代人的法律约束；然后需要第一代人对第二代人的良好教育；最后是第三代人的自觉养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代贵族需要三代人的努力一样。但我们不要认为贵族就是有钱，一个开着奔驰车的人却不断从车里扔出烟头和易拉罐的人，他再有钱也成为不了贵族。贵族是一种充满道德的气质、一种充满诚信的尊严、以及一种充满责任的人格。

众所周知，中国对未来的规划已经做到了 2050年，根据这个规划，到那时，中国要达到西方中等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们有没有规划过，到那时，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和诚信度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什么水平？能不能像陈博士为我们描述的今天德国人的水平？如果能，到时我一定不去天堂而宁可成为地球上的一颗尘埃，聆听着贝多芬的欢乐颂而仰天长笑……

群山起伏的谎言

也不否认它的存在

而代表人类智慧

和凶猛的所有牙齿

都在耐心期待着

期待着花朵闪烁之后

那唯一的果实

它们等了几千年 －－－－－－- 北岛

Table of Contents

有病治病——读赵健伟《教育病》

教育者的耻辱－－－－－－代序

满腔怒火的仇恨

枷锁重重与自由散漫

“爱心”导演出的悲剧

我们有没有传播真爱的能力？

形形色色的“家庭三陪”

自然生存法则

变本加厉的溺爱

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令人震惊的《新狂人日记》

大学生的“家长批判”

黑色《静夜思》

少女的倾诉

我是一只小小鸟

两个小学生的对话

来自苦难的力量

我很穷，但我很快乐

那夜，我曾经发誓

精神补钙

鲸鱼学校

“补钙”的理念如何变？

珍爱生命

硫酸泼熊事件

你多久没有感动过了?

对生命的感悟

请爱护童心的灵动

韩美林的怒火

《英雄》中的杀气

谎言无处不在

“图书馆”变成“录像厅”

十大谎言

教唆孩子说谎的学校

我们什么时候丢了诚信？

中国人天性中的不诚信

诚信为立业之本

信任也是一种约束

中国式的造假逻辑

孩子对虚伪的控诉

真实如此不易

虚空的共产主义道德

交通问题中的中国逻辑

可怕的精神炭疽病

仓廪实而不知礼节？

蒙台梭利式教育理念

文明岂止差一点

无法神圣的音乐

教养比门第更重要

基本道德如何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