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滄桑六十年

吳江回憶錄

吳江　著

版權信息

《政治滄桑六十年：吳江回憶錄》

吳江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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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統一書號（ISBN）：978-962-996-4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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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issitudes of Political Life in Sixty Years: A Memoir of Wu Jiang (in Chinese)

By Wu Jia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499-3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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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d in Hong Kong

書　　名：政治滄桑六十年：吳江回憶錄

作　　者：吳江

版 本 號：V1.0

最後更新時間：2012年12月27日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Info Rainbow Limited全球電子版獨家發行，掌上遊科技提供技術支持，非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和使用，版權所有，盜版必究。

聲明

本書內容僅代表作者之立場觀點，與Info Rainbow Limited無關。

扉　頁

版權信息

序　言

踏上政治之路

背負着脫党的“原罪”默默地工作

一個“左”傾空想的狂亂時代

胡耀邦主持中央黨校工作

我所經歷的三次論爭

關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和《歷史決議》的討論

全面改革啟動之後的遭遇

告別和留言

最後的晤談

結束語：成也農民問題﹐敗也農民問題

更多書籍

序　言

邵燕祥

繼《吳江文稿》之後，吳江的《政治滄桑六十年：冷石齋憶舊》又將出版。[1]吳江同志囑序于我，因得先睹為快。我跟他的忘年交始自談詩，那時他已從“中心”轉入“邊緣”。我獨喜其為人低調，不事張揚，雖經幾十年政治駭浪而仍不失讀書人的本色。從他的自述知道，早從20世紀50年代，他就希望由“從政”轉向“從學”，因為他自1937年參加共產黨，在多年的黨內生活和黨內鬥爭中，對“政治”有了一種特殊的感受，從而發現自己的氣質不適於從事實際政治。雖然，他也知道，在黨內“從學”和“從政”仍然是相通的，這就是理論必須聯繫實際之意。所以，他是直到1990年離休以後，才真正按照自己的意願，就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問題進行獨立的學術研究。

吳江少年時代自發追求新社會理想（首先看重農民問題），青年時代投身于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他對待革命，對待作為革命理論的馬克思主義，無疑是真誠的。然而，縱然他有志於學，但在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條件下，他所能學的“理論”，他所能做的“理論聯繫實際”的工作，不能不受到極大的局限，很難越雷池一步；也只有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他才能戴着枷鎖走出來，並一步步獲得思想的解放。

吳江在《十年的路》一書前言中，懇切地寫出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以後思想逐步解放的歷程。他說，1977年到1987年這又一個十年，是對過去年代的思想理論路線方針進行反思並開始撥亂反正的時期，也是對社會主義自身進行改革的初始階段。這不是將“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舊東西簡單地恢復，而是進行一場革命性的變革，是社會主義前所未有的嚴格的自我批判（改革即自我批判）。“這場鬥爭總的可以說是對於社會主義運動中根深蒂固積累起來的教條主義與左傾空想共產主義思想進行總清算。”吳江回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憂傷和痛苦塞滿心頭，“到後期，忽然有些悟性，用思漸寬闊，覺得我們黨就其為自己確定的理想和任務來說，固然堪稱偉大，但行動並非一貫正確。所謂一貫正確，實際上不過是自欺欺人。從此，我開始動起自己的腦筋來，力求對每一項行動作出自己的判斷與選擇。這種思想逐漸明確起來，是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在改革由局部向全面推進、撥亂反正逐漸深入的過程中，經過多種性質的鬥爭（堅持極‘左’與反對極‘左’、改革與保守、制度變革的嘗試、新領導人的上臺下臺等等），而逐漸達到的”。吳江說：“思想達到這一步，我開始覺得對許多問題需要重新認識，對社會主義也好，對馬克思主義也好，都是如此。‘重新認識’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課題。”

“‘重新認識’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課題”，說得真好。一個渴求接近真理的理論工作者，一個不改獻身于民族自由和社會解放事業初衷的革命者，一個正直的老共產黨人，一個保持着讀書人良知的知識分子，就從這裏開始探索。這一探索，得到中國共產黨內開明的領導人胡耀邦的支持。他與少數同志一起，從實踐標準討論開始，冒着風險突破了不止一個思想方面、理論方面、政治方面的禁區。

大體說來，在1977年到1987年這十年中，吳江這個素不習於官場潛規則的一介書生，從理論工作的角度，在某種程度上捲入了這一時期的政治鬥爭核心；而從1990年離休之後，他才真正做到他在80年代即已意識到的“理論工作應與當前的政治、政策保持一定的距離（因為政治、政策的隨意性實在太大）”，他把“為學”和“議政”結合起來，發出一些人所未發的創見，接受科學和理性的審查，接受實踐和時間的檢驗。他在這十幾年裏獲得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收入《吳江文稿》中“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篇”、“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篇”和“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溝通篇”等篇中的若干論文（單行本則有《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中國封建意識形態研究》、《社會主義前途與馬克思主義的命運》、《馬克思主義是一門大史學》等）。

《社會主義前途與馬克思主義的命運》一書出版時，我曾以“吳江老矣，猶著新書”為題，寫文記述他的一些思想。老年著書，自然多記史、反思、重識前言往行之作。現在將我記述的摘錄幾段在下面：

我想用“空谷足音”來形容吳江新書和我讀後的感覺，這本書就是《社會主義前途與馬克思主義的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9月第2次印刷），主要收入了他十年來有關的論著和答問（書中同時收入寫於80年代的幾篇文章，從中可以看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來龍去脈，看到作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作者的研究最早是針對1983年一份有關領導部門發佈的“研究提綱”的，該綱領宣傳我國已進入建設共產主義的實踐時期，製造了理論和政策上的混亂）。這也是在國內久已不見的研究，是他在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它原有的理論體系及其宣傳、闡釋和實踐）時表現的自由精神。吳江數十年來一直進行理論研究，如他所說，“在研究中亦曾人云亦云，受教條之累”，而在這裏他打破了教條式的理論思維定勢。

在一般人看來，《共產黨宣言》無疑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了，但馬克思、恩格斯卻啟示我們，不應該視之為神聖不可侵犯，行動上更不能墨守照搬。恩格斯在回答“你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信條是什麼”時，突出地引用了《共產黨宣言》中這樣的一句話：“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吳江據此說，馬克思主義千言萬語，“基本思想”集中在“每個人的自由發展”這一點上。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首先表現在每個人獲得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方面。若連說話的自由權利也沒有，甚至連思想自由的權利也沒有，那就根本談不上什麼“自由”了，“這將是人類最大的悲哀”。

恩格斯在1889年12月28日致格爾桑・特利爾信中，着重指出工人自己隊伍中不能消滅言論自由：“批評是工人運動生命的要素，工人運動本身怎麼能避免批評，想要禁止爭論呢？難道我們要求別人給自己以言論自由，僅僅是為了在我們自己隊伍中又消滅言論自由嗎？”在吳江的《蘇聯社會主義失敗的歷史教訓》一文中，關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部分，恰恰告訴我們，俄國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前，馬克思主義理論曾經顯得生氣勃勃，人才輩出；革命成功以後，教條主義和實用主義突出，注釋經典風氣很盛，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執政黨員，實際上失去了理論研究的充分自由。吳江說：“馬克思主義政黨如果自身沒有這種理論的研究自由和批評自由，也就喪失了理論的指導，因此也將不成其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而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如果喪失了獨立人格、獨立思考、獨立研究的精神和自由批評的勇氣，只以觀察政治風向、揣摩領導意圖作為理論研究的前提，上有所雲，然後下筆，迎合為上，鮮知節操，則其結果只能使馬克思主義淪為實用主義或御前工具，只有實用政治價值可估，毫無理論價值可言。”

共產主義，這無疑是宣誓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人們中間不容褻瀆的話題。吳江作為“最講認真”的學者回顧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寫作時的歷史真實。在馬克思、恩格斯寫《共產黨宣言》的1848年，社會主義是各種空想社會主義者和中產階級提倡的運動，共產主義則是工人階級的運動（那時有“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組織），因此他們避免用“社會主義”一詞，並對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予以批評。而採用“共產主義”的提法，《共產黨宣言》實際是《共產主義宣言》。但是到了1894年2月，恩格斯卻在寫給考茨基的信中提出：“共產主義一詞我認為當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到必須更確切地表述時才用它。即使到了那時也需要加以注釋，因為實際上它已30年不曾使用了。”（所謂30年不曾使用共產主義一詞，吳江認為或指從1864年組織第一國際即“國際工人協會”時起一般已不再沿用“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名稱。）

這是怎麼回事呢？吳江認為，馬克思主義思想仍然繼承了某些空想成分。現在應當說，“從空想到科學”仍然是一個過程，它要由歷史來完成。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部分，西方許多非馬克思主義學者也稱讚它難以超越；然而在發現和創造新世界方面，在提出具體的改造方針方面，其論述往往表現出過多的“理想”成分，不少屬於假設和推理性質，有待於實踐來檢驗。其中包括證偽（例如恩格斯說他們對於歐洲革命形勢的估計錯了）。19世紀70年代以後，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重新進行冷靜的觀察，他們察覺到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很快到來，認識到實現共產主義是難中又難的事，共產主義完全要聽命於實踐，由未來的實踐去探索。他們勸告青年人切不可輕言共產主義，更不可輕率地為共產主義預先設計什麼。他們自稱自己並不是共產主義的預先設計師，也希望別人不要充當這類設計師。而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在談論理想時，又往往忘記馬克思所說的、植根於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句話：“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麼理想，而只是想解放那些在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裏孕育着的新社會的因素”；也忘記了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實現共產主義是難中又難的事，切莫採取冒進行動的警告；而念念不忘儘快將共產主義理想變成現實，並且一而再、再而三地這樣做，以致出現變理想為空想的嚴重教訓。

列寧在“十月革命”後曾普遍使用“共產主義”一詞。只是在經歷了幾次重大挫折之後，也終於認識到共產主義“只有在社會主義完全鞏固的時候才能發展起來”，“社會主義只有完全取得勝利以後，才會發展出來共產主義”，並再三提醒人們說，對待“共產主義”這個詞要十分審慎。由此可以推知，這時列寧已改變了他原來那個“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的看法，開始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相對區別開來，而和恩格斯1894年的看法達到一致。

吳江說，“左”傾教條主義和“左”傾空想共產主義是20世紀社會主義的通病，但中國的教條主義和“左”傾空想共產主義有自己的特點，並有自己的理論。通常說，中國社會主義的“左”始於50年代後期，實際上，可以上溯到1953年，即提前結束新民主主義階段而急速向社會主義過渡之際。當時，中國共產黨不顧《共同綱領》，收回了原說要使私人資本主義有一個較大發展的諾言，決定對私營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即收歸國有；同時內部通知“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從這時起，從蘇聯搬來了計劃經濟體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體制。中國的生產力水平比之當年的俄國更為落後，但是中國的革命者一味相信人的主觀能動性是萬能的，以為有了這兩樣東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可唾手而得，甚至認為“愈窮愈容易向共產主義過渡”。以此為目標，不停地批判“唯生產力論”，不停地片面強調階級鬥爭，不停地搞“左”傾冒進，而且只准“反右”，不准“反左”，那實踐的結果，凡是從50年代至70年代過來的人都是猶有余痛的。

在重新認識究竟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時，吳江說，按他的理解，馬克思主義是關於人類解放的學說，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門大史學（即馬克思、恩格斯自稱的“歷史理論”），而非長期被演繹成的“經典原理學”——這可說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原理從史出，而原理作為方法反過來指導實踐又必須從各種不同國度、不同時期的一定歷史條件出發，而不能將原理奉為教旨。不恢復作為一門史學的馬克思主義本來面目，教條主義體系難以破除。

以上摘錄的只是我讀吳江書時所寫下的感言。吳江的論著如流水活活，新見迭出，正是堅持了唯物史觀來觀察和分析實際運動中的各種現象，其中關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係問題的論述，馬克思和列寧的國家學說應予修正和創新的觀點，尤為直言讜論。我以為，這些仍值得讀者思考，並由此瞭解要真正弄懂馬克思主義絕非易事，曲解和錯誤在所難免，偉人、普通人都一樣。

如果讀者從《政治滄桑六十年：冷石齋憶舊》一書讀到吳江回顧60多年來極富歷史感的記述以後，能夠再循此線索一讀他的那些論文，一定不會沒有進一步的收穫。——不僅是對過去的反思，而且是對未來的眺望，他的視野遠遠超出了中國以至蘇聯的歷史和現實，遠及北歐例如瑞典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實踐，西歐例如英國“資本主義胚胎中孕育新社會因素”的現象等等，都足以打開我們的眼界。他的每一篇卓有新意的文字，若在20多年前嚴酷的政治環境裏，都足以使他被看成另類人物，但對於像我這樣處在懵懂狀態的讀者，則不失前導的意義。前人有言，“壽則多辱”，我卻為吳江老人的健康長壽慶倖，他有了花甲以後這20多載的夕照時光，才有了這些寶貴的思考啊。

2004年8月4日

注釋

[1]本回憶錄于2005年之前陸續成稿，原名為《政治滄桑六十年：冷石齋憶舊》。為保持回憶錄原貌，書中年份、數據等信息均不做改動，按原稿出版。──編者注

踏上政治之路

水曲行淹屈子宅，雲深待化華亭鶴。

六十年，驛路亂山中，長顛簸。

——邵燕祥

一﹑我是怎樣作出政治選擇的？

我從1937年初自發從事農民工作，隨即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踏上了政治之路，到1990年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再加上退下來後從事寫作的若干年，共60余年。算是走了一條不短的人生之路，如今已快到盡頭了。述往事，思來者。回首前塵，覺得有些事還值得寫下來——非獨為個人，亦為歷史也。就個人來說，這裏也可以套用別人的一句話：剩有文章供笑駡，老來事業未荒唐。

我個人無論出身、家世、學歷、工作經歷均微不足道，唯所涉及的環境與事務有些還足以自省，足以警世。我於舊曆乙巳年年底（陽曆就是1918年2月初了）出生于浙江省諸暨縣一個大鄉——明鏡鄉（原名墨城湖）所屬的小山村裏。早在秦時浙江就設郡置縣，諸暨縣屬會稽郡，浙江南部則設一個閩中郡，漢時曾演變為閩越國。諸暨山多地少，經濟不振，教育卻較發達。父母只養活我一個孩子。家父從我記事起就是這小山村所辦的初級小學的校長兼教員，他在杭州念過四年舊制中學。那時當教員就得加入國民黨，但他離政治較遠，除教書外，只養馬養鳥並和這類人（帶點遊民性質的人）交往。他生性浪蕩，不事家業，也不管鄉務。但在鄉里仍算是一個有面子有身份的紳士類人物。家有田十余畝，幾畝自種（雇半個人），幾畝出租，故“土改”時劃為小土地出租者成分。當時這樣的家境充其量只能供我讀完初中。我出生在中國發生新文化運動期間。江南地區早於晚清“新政”時就廢舊學興新學，所以我自幼就與四書五經無緣，一開始就學白話文。少時多病，因此常荒廢學業，到14歲才考上杭州一家中學——浙江省立第一中學，當時也算是一所“名牌”中學。

我進中學那年正是1931年。暑期入學，不久就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日本侵佔了我國東三省。國民黨政府採取不抵抗主義，全國震動，群情激憤，到處發生罷工、罷課、請願事件。我們這些剛進中學的孩子也群起到省教育廳門前廣場上靜坐、請願，當然，沒有人理睬。這在我思想上產生了第一次震動。第二年，又發生“一・二八”事件，日本帝國主義軍隊進攻上海，中國國民黨十九路軍奮起抗戰，算是為中國人爭了一口氣。但最後國民黨屈辱退讓，簽訂了有利於日本人的條約，對敵人敞開了自己的大門。

我記得，我剛進中學的時候還用功讀書，各門功課都還不錯。但在“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後，思想突然發生了變化。雖少年，亦感國難當頭，國事日非，危機深重，學校的那些課程毫無用處。不知怎麼一來，我的心思完全轉向文學方面去了，幾乎用課內外的全部時間大量閱讀小說，外國的、中國的，尤其是翻譯的高爾基、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等蘇俄著作以及中國的魯迅、茅盾等人的文章（但我很少讀巴金所寫的那類以封建大家庭為對象的小說）。閱讀的範圍和速度驚人。我完全沉浸在文學和這些文學作品所寄託的思想和激情之中了。杭州一中臨近湧金門，傍吳山腳下，登山可以望見錢塘一灣水，那是個僻靜可讀書的地方。第二年我便自動輟學了，我想這主要是受左翼小說（尤其是高爾基那本《我的大學》）的影響。也不曾和家人商量，征得家庭同意，這大概與家父對我的不干涉主義有關。

我輟學後並不回家，繼續留在杭州，在火車站附近（我記得其地名叫“城站”）找了一家小寄宿店住下。那裏住的都是下層勞動人民，黃包車夫、車站搬運工等，不少是從外地到杭州來打工的。小寄宿店每月寄宿費連同膳食費不過六七元錢，比學校一個月的食宿費還少。我住在那裏和下層群眾交往，瞭解、記錄他們的身世，有時也隨他們去車站幫他們搞搬運，體驗他們的生活。此外，就是讀書和嘗試寫東西。記得不到一年，引起了當地警察局的注意，將我叫去盤問了一次。我據實以告。確實，那時我無任何政治背景和政治追求，只想當一個作家，不看政治理論書。警察在我讀的書籍中並沒找到這類書，但讀蘇俄小說卻也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一場盤問就由此而來。這畢竟也算是一個警告。我有一個同班並同時輟學的同學叫俞鵬，他是有錢人家子弟，住公館，輟學後在家請家教學音樂，主要學二胡和提琴，有時也學唱京戲。他聽說我遇到盤問的事，為防止發生麻煩，出於好意邀我暫時搬到他家裏去住，他家恰有房子閑着。我雖然有些不好意思，也只好同意了，想暫寄住一段時間再想辦法。好在他家主事的兄長對我也表示關懷與同情。我住着，只付伙食費。有時仍到那個小寄宿店去會會那裏的朋友，詢問他們的生活和遭遇，去的時候多是晚上，而他們是不便到我的新居去的。這樣一晃又是一年多。1935年初家父找到我，勸我還是去上學，主要是怕我出事，並說為我借到了一張高中一年級的肄業證書，可以去試試。作為權宜之計，我就于當年夏季到上海插入正風文學院附屬的一家高中，這個學校只需繳費，不必考試，進去後也可以不讀書。這樣的學校當時在上海是不少的。

我在這裏要特別提一下的是：我要感謝那位俞姓同學及其家人，這次離去後我同他們再無聯繫，成了永訣。不知道他們以後的日子是怎樣過的，尤其當1937年12月杭州被日軍侵佔後他們的去向如何？至今還有沒有他們的後人在？思念故人大概是老年人的一種常態，特別是那些曾經幫助過自己的人。

我大概總是與學校無緣。當時又恰逢“一二・九”運動爆發，那時日本繼續向華北擴張，策劃華北五省自治，1935年何應欽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簽訂賣國的《何梅協定》，眼看整個華北要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於是在北平激起了一場自發的轟轟烈烈的學生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臨近寒假，我又生病回鄉，這一病就把我的上學之路徹底隔斷了。我雖身居鄉村，這場運動對我思想的促動仍是很大的。

情況發生了變化，但是我想走文學之路的志趣沒有變。因此，我並不想去謀其他的職業，像當時家庭寄希望於我的那樣。我除了幫家庭幹些農活外，還是看書、寫東西，寫點小品文，試着向報刊投稿，並着手寫一部中篇小說，題為“西邊的月亮”。主人公就是一個有着朦朧理想的流浪青年。此外，就是在家鄉各處奔走，結交一批朋友。我所結交的多是一些小學時的同學，這時他們多已成為小有知識的農民了。還有當地的小學教員，原在上海做工、“九・一八”事變後失業回家的工人，以及暫時無職業的農村知識青年等。走動的地區先是兩個大鄉，即我所在的明鏡鄉和相鄰的江藻鄉。這兩個鄉之間有一個不起眼的小村莊——西斗門，它雖不起眼但很有些名氣，因為1927年這裏曾在共產黨領導下舉行過一次農民暴動，失敗後，一些人被殺，一些人逃亡。當時我還不到十歲，對鄉人傳說有些模糊記憶。

據我當時大致的見聞，我所居鄉村雖然戶口不少，但已沒有什麼大地主，只有幾家富農，多數是自耕農和貧農（佃農在內）。大街上有幾家商店，已頗有些商業氣氛。外出做事的人也不少。鄉里有大宗族，有一個相當大的宗族祠堂，就在我所住的小山村和大鄉之間的山坡下。我所接觸的總起來說是三種人：小知識分子、農民、從城市回來的失業工人。我們相互間傳遞一些外邊的信息，互相借閱書籍。我介紹他們讀蘇聯小說，其中有一本肖洛霍夫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寫蘇聯的集體農莊運動。大家都喜歡看這類書，包括我自己在內（那時我當然不可能知道肖洛霍夫本人在20世紀30年代寫的有關揭露蘇聯集體農莊種種黑暗面的文稿）。1936年5月魯迅為瞿秋白編的兩冊《海上述林》出版，我也直接從上海郵購到（時間約在1936年末，這時魯迅剛逝世），還有一本就是瞿秋白所編的《魯迅雜文集》。那時我並不知道瞿秋白其人，《海上述林》只是因為是魯迅編的書才買的。這部書戰爭期間幸而沒有遺失，至今仍保存在我手頭。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們這伙人，用現代話來說，可說有兩種“啟蒙”：一種是“民族主義啟蒙”，它來自日本的侵略；一種是“共產主義啟蒙”，它來自左翼文藝作品，如《被開墾的處女地》之類描寫的農村集體所有制理想。在中國相當一部分青年中，前一種啟蒙往往是後一種啟蒙的前奏。因為當民族蒙恥、外患日亟、國難當頭之際，在人民大眾面前勢必出現民族如何雪恥、獨立，社會向何處去的問題。所以當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的時候，我們的活動就到了一個轉折點。

儘管農村信息不暢，但像“西安事變”這樣的大事件還是很快便傳遍了所有的人，特別是青年。對於蔣介石被扣，他們不約而同地表現出一種興高采烈的情緒。有人戲言：“這次可真成了‘萎座’了。”毫無疑問，這是表示對於統治當局的不滿，同時也是對解決民族危機表示出一種期待。就在這個時候，我與鄉里幾個較貼心的同伴商量組織一個秘密的農民協會，對外稱“農民讀書會”，在農民中進行宣傳教育活動。協會的章程和綱領由我草擬，裏面除寫明反對日本侵略的目標外，還寫明將來要實行“耕者有其田”，乃至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因為是秘密組織，協會主要成員只有六七個人。進行什麼活動呢？首先想到的是舉辦農民夜校，以此作為協會的依託，彙集一批成年農民。

但那時，即使在鄉里要辦農民夜校這樣的舉動，起碼也要經過區政府的批准。我向家父提出，由他向政府寫信報批，因為他在區裏有熟人。家父望着我想了想，似乎在考慮什麼問題，或者有所顧慮，但最後還是答應了這個要求，並托人把報批事情辦成了。既然有了區政府的批准，我們又扛着抗日的大旗，這就使我們能夠放開手腳，啟用那個宗族大祠堂作為農民夜校的校址。這個大祠堂有一個大平臺，裏面有三個大廳，最後那個大廳又長又大又陰暗，密密麻麻地排滿着神主牌位，派不上用場。其他兩個，連同二三十間房子，都可以派上用場，可以容納不少人。這個無比威嚴的大宗祠代表着舊宗族制度和宗法思想，是一個莊嚴的場所。啟用宗族大祠堂作為農民夜校及從事群眾活動的場所，這可是一件大事，祖祖輩輩沒有發生過這種事。衝破宗族規矩，等於是向幾千年的宗法習俗和宗法思想挑戰，鄉人為之側目。我們為辦學首先在鄉里進行募捐活動，籌得一筆經費。夜校正式開學是在1937年2月至3月間，課程主要是講中國受外國列強尤其是日本人侵略的歷史以及現在面臨的亡國危機，開愛國救亡課程，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也開文化啟蒙課程。講課的有兩位義務教員，他們是從上海逃亡回鄉的大學生，一對二十來歲的青年夫婦，一叫何萍，一叫孫瑞。他們是南鄉人，慕名而來，自願效勞。實際上我把夜校的教學工作交給了他們。他們就住在大祠堂內，膳食由管理祠堂的戶主供給。

夜校活動大受農村青年男女的歡迎，因為這是從未有過的事，農民的精神仿佛一下子得到了解放。外鄉外村來參觀的人日益增多，活動分子也有了日益緊密的聯繫，我們的活動及其影響很快便波及區內外。但是這樣一來，各種謠言乃至譭謗也流傳開來了，說這是“戴紅帽子的人”幹的。甚至發生土豪劣紳子弟身藏駁殼槍到夜校來窺探的事。但是不久，“七七事變”爆發了。8月13日，日寇又不宣而戰，佔領了上海。這樣，譭謗之聲暫息，而農民協會則乘勢辦起了農民自衛隊，公開打造刀槍，征集槍支。報名參加自衛隊的一開始就有20多人。

一天晚上，一個素不相識的客人出現在我面前。他自我介紹說是西斗門人，在上海紡織廠做工，現在失業回家了。他就是我後來的入黨介紹人，名叫馬行健，一個看上去相當沉着穩重的人。他來過幾次，談對於當前時局的看法。說是西斗門人，我就意識到他有來歷。看來他觀察我已經有幾個月時間了。最後，他終於向我公開了他的身份，問我對於共產黨的印象如何。從他的口中，我得知這時諸暨縣的黨組織剛恢復（事後獲悉，當時的省委稱“江浙省委”，是1937年10月以前成立的）。我首先想到的還是農民問題，我問他，工人階級和農民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他告訴我，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黨，同時也是工農聯盟的黨（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工農聯盟”這個詞），但現在共產黨的首要任務是抗日，並和國民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我當然贊成這些主張，因此同意加入共產黨，並介紹農民協會另兩個成員一併加入（後來他們只是作為考察對象，未立即加入）。他也介紹給我鄉里已入黨的另兩位（記得一個叫仲學，一個叫堯興），這樣就正式組成一個鄉黨支部，並推選我為鄉黨支部書記（那時我入黨並無候補期）。時間是在1937年11月，具體日子則已記不清了。

我就是這樣作出了一生的政治選擇。這時我已略知中國共產黨的情況，耳聞延安的大名，然而究竟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那時在我的腦子裏卻完全是一片空白。

二﹑入黨後的最初一小步

事有湊巧，我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日子，也恰是延安的一個盛大節日。1937年11月，王明、康生、陳雲三人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澤東以《飲水思源》為題發表了歡迎辭，說“歡迎從昆侖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你們回到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就叫喜從天降”。王明不僅是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的首席代表，而且也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書記，並在遠東局主管中國事務。根據1937年初的形勢，王明協助共產國際確定國共兩党結成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日的方針，這是一功。王明這次奉共產國際之命回國，顯然與實行這一方針有關。但王明這一共產國際大人物回國，卻幾乎改變了長征以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格局。王明回到延安後，於1937年12月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即由他作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的報告，王自稱是傳達和闡釋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他要求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全力合作，尤其對於領導權問題，王明提出現在不是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時候，“領導的優勢和力量”現在是在國民黨方面，因此現在“我們不能說是誰領導誰，只能說國共兩党共同領導”，“現在要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通過統一戰線”。王明的講話自然是同毛澤東等國內領導人提出的“中國共產黨要在統一戰線中保持獨立自主地位”的方針相對立的。然而，王明的意見一時卻獲得了中國共產黨內許多人的贊同。這次會議增補王明、陳雲、康生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有人說，1937年12月後，中國共產黨內實際上出現了兩個並行的中心，即由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等人組成的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和由王明等人組成的武漢長江局。王明在那裏擅自以中央名義發號施令。如果不是1938年3月任弼時被派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中國共產黨內的實際情況，不久王稼祥又從共產國際主席季米特洛夫處獲得支持毛澤東的意見（這個意見是說：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是毛澤東，王明不要再爭了），顯然，中國共產黨的局面將會大變，其前途就岌岌可危了。任弼時、王稼祥回國傳達季米特洛夫的意見後，王明這才有所收斂。以後就有中國共產黨內的整風運動發生。

以上這段史實自然是我在許多年後才獲知的，這裏提前敍述只是為了先交代一下我入黨時的政治環境。那時浙江的党屬長江局管轄。我在1937年11月正式入黨，看到的第一個黨內文件正是王明1937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那個報告。我看了報告等於沒有看，因為那時我對黨內的事毫無所知，不但不知道王明其人，就連毛澤東的名字也是在“朱毛”連稱中記下的。如今回過頭想想，那時仿佛只模糊記得報告中說的“一切服從統一戰線”這句話，因為關於“統一戰線”、“國共合作”，我的入黨介紹人已向我提過。而且現在仔細回想，我當時所接觸到的黨的一些活動，實際上確是照着那句話的精神辦的。所以，不久我縣黨組織又遭受了一次大破壞，許多同志被國民黨反動派屠殺。這事是在我前往延安約一年之後發生的，詳情不得而知。

現在就可以說我入黨以後的事了。1937年12月，我入黨不到一個月，日寇即攻佔了南京，同時佔領了杭州。從杭州渡過錢塘江就是我的家鄉了，所以形勢驟然吃緊。那時我們最緊急的任務就是為農民自衛隊籌集槍支。我們無錢買槍，也無處買槍，只好設法收集土槍，打造刀矛，並動員有槍的私人暫時把槍借出來。但這件事很難辦，因為誰都不會承認自己有槍支。我們鄉的地形尚可，背後是大山，由鄉里通往大山有一條縱深度很大的山溝，可算是自衛的依靠。我鄉離鐵路線則有15裏之遙。幸虧敵人在杭州暫時按兵不動（日軍佔領杭州看來首先是為了掩護由南京西進直取武漢）。正在這時，縣裏要舉辦一個政治工作訓練班，準備訓練一批政治工作幹部，以應抗敵急需。訓練班為期三個月。入黨介紹人——也是我的上級領導人指定我去參加。我只好將籌集槍支這件急事同另兩位黨員商量，交給他們當做頭等大事去辦。因為已成抗敵前線，當時浙江省主席為國民黨桂系將領黃紹竑，黃在抗日問題上的態度還算積極，獲得人們好評，並寄予希望。敵人佔領杭州，他派一位旅長擔任我縣縣長。政治工作訓練班的主任就由縣長兼任。另兩位副主任，一位是國民黨特派員錢某，另一位我看出來是共產黨負責人之一，叫酈鹹明（他後來在國民黨的一次反共運動中倖免於難，轉到了新四軍）。所以，這個訓練班是由國共兩黨合作舉辦，而從後來各方面的事實看，實際主持事務的是國民黨特派員錢某，主任則持超然態度。訓練班課程除軍事訓練外，就是各種固定和非固定的政治性報告（其中包括遊擊戰、情報工作等）。來作報告的人各式各樣，各有來歷，有的明顯負有特殊使命。在各種不同的面目中，給我較好印象的是一位年齡與我相當、教唱救亡歌曲的年輕人，他叫余宗凱，文雅倜儻，一表人才。他是本縣著名望族、大士紳余重耀之子，正因為他是世家子弟，所以人緣不錯。他的一個哥哥余宗彥，是我較早認識的一位朋友，還在我舉辦農民夜校之前，他曾專程到我家來訪問我一次，我們談得很好，但此時他已去延安，後來正是他寫信來催促我赴延安的。我離開家鄉時，余宗凱已任南鄉區民眾教育館館長，我路過那裏，曾去探望他。余宗凱後來不幸在肅反中被錯殺，很久以後才獲平反。這一期受訓者約300余人。經過考試，我以第三名被錄取。諸暨縣雖貧困，但自古以來也是文物之邦，歷史上就有“會稽非藏垢納污之地，乃報仇雪恥之邦”的聲譽。共產黨的建立也較早。早期著名共產黨人俞秀松就是諸暨人，他是1920年中國共產黨上海黨組織的發起人之一，擔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建團書記，1925年赴蘇聯學習兼教學，1935年奉派赴新疆督辦盛世才處做統戰工作，1937年王明等回國路過新疆時誣俞為“託派”，被遣回蘇聯處死（已獲平反）。諸暨黨組織于1927年曾舉行過暴動，被鎮壓後長期消失，抗戰後才恢復活動，上面已提及。我入黨時諸暨縣黨組織受以王明為領導的長江局管轄，雖然當時我只是一名基層黨員，不明白上層黨組織的活動情況，但從後來接觸到的種種事實看，黨的活動的確沒有超出“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範圍。

在受訓的三個月期間，記得我所在的黨小組（不公開）只開會兩次，並未傳達或討論什麼重要問題，更不涉及訓練班的活動，個人顧個人，“統戰”成一片。只是臺上的負責人和授課的人表現出一點傾向性。班中平靜無事。但是我在無意中闖了一場禍：不知是誰指定，由我負責班內壁報編輯，每週一期，無人審稿，由我獨自操辦。大約在第二期上，我自己寫了一篇談論統一戰線的文章，其中提到國民黨於大革命時期毀棄國共合作導致革命失敗，這個教訓應當記取（大意如此）。訓練班每週一次全體集會聽班主任講話，主任縣長很少出面講話，作為共產黨代表的副主任酈咸明（他是我唯一察覺的縣黨組織負責人之一）也從未見他講過話。每週講話的都是另一副主任即國民黨特派員錢某。第二期壁報貼出後，錢某就在訓練班的全體集會上公開點名批評我那篇文章是錯誤的，措辭嚴厲，甚至扣上了“破壞統一戰線”的罪名，並當場宣佈撤掉我的壁報編輯職務。大家聽了鴉雀無聲。我自己當然也不好爭辯，就此散會完事。因為這件事，我在班內倒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實際上也等於暴露了共產黨員的身份。

不管我在當時情況下應不應該擅自發表這樣的言論，問題在於事情發生後黨組織並未過問此事，黨內也無人找我說明應如何對待這個問題。隔了幾天，倒是錢某找我去談了一次話。他也沒再提那件事，只是說了一些客套話，最後向我提出：現在姚江區（就是我鄉所在的那個區）的民眾教育館尚空缺一位館長，問我願不願意去幹這個差事。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我的志願是從事文藝工作，不適宜幹這類事。他聽了也未說什麼。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

恰于此時，余宗彥從延安給我來信，催我儘快上延安，並告訴我，過武漢可以去找潘梓年，由他做介紹人。這裏我且插一件事。在第二次國共合作談判成功以後，國民黨釋放了一部分獄中的共產黨員，其中就有潘梓年（即潘漢年的哥哥，20年代末期曾和“創造社”的人們一起，但寫的文章不多；解放後任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副主任之職，協助郭沫若工作）。在日寇侵陷上海前，潘在上海奉命籌辦《新華日報》，余宗彥也在上海，與之相識。我亦於此時將《西邊的月亮》這部中篇小說寫畢，將稿子寄給余宗彥，余則將此稿交給潘梓年，由潘介紹給他所認識的出版社。後來因上海迅速失陷，潘梓年撤到武漢籌辦出版報紙，余宗彥則去了延安，我那部稿子從此也就無下落了。現在余宗彥從延安來信向我介紹潘梓年這個關係，倒堅定了我速去延安的決心。在當時，志在抗日並有理想的青年把延安當做革命聖地是很自然的。

1938年2月間，訓練班即將結束，黨組織（這次是由我的入黨介紹人出面）約我談話，擬派我到紹興專區一個正待籌辦的好像是同樣性質的政治工作幹部訓練班去工作。老實說，那時在我腦子裏尚無嚴格的“組織觀念”，所以我直接提出去延安的要求。我的理由是：我個人志願是上延安的魯迅藝術學院，延安學校的學習期一般規定為三個月，學習完了要回來還可以回來。開始組織不同意我的要求，由於我的堅持，最後組織上經過正式談話（談話地點在縣民眾教育館，由我從未謀面的一位黨組織的領導人出面），同意了我的要求，並答應我到延安後若暫時不能回來，可以寫信來再將組織關係轉去；只是單人走不方便，必須湊齊一些人同行。不想只隔了兩三天，就湊足了六七個人的小隊伍。後來才知道，這個小隊伍中的多數人都是黨員，其中有我認識的錢氏兄弟兩人，江藻鄉人，他們一個是小學教員，一個是失業回鄉的上海工人。可見那時迫切要求上延安的人是不少的。

我將鄉黨支部的事（主要是為自衛隊籌集槍支事）交給另兩位黨員去辦理，並委託馬行健照料。我相信三個月後定能歸來。誰料這一去，竟不能再回頭了。

三﹑延安行

這次奔赴延安是一次冒險的旅程，從以下的事實可以證明。我們2月下旬啟程，從浙江金華到武漢這一段，組織上為我們弄到了難民證，我們作為難民乘火車和吃住都不付錢，但是一路上屢遭日本飛機轟炸，險情迭出。在南昌和武漢兩地又遇上兩次大空戰。武漢原來是個被稱為“白雲黃鶴”的地方，現在則變成了天上敵機地上難民的危險場所。到了武漢，難民證失效，我們這幾個人也就分散，各找關係，各奔前程。我到新華日報社找到了潘梓年，出示余宗彥給我的信件作為“身份證”。潘略加詢問就開介紹信給武漢八路軍辦事處主任羅炳輝將軍，羅將軍親自找我談話，告訴我，今年魯迅藝術學院不招生，要去只能去抗大或陝北公學。他親自寫信將我介紹給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主任伍雲甫。這樣，手續齊備，只待走路。這時才真正碰到難題了：不僅身上無錢，而且路途遙遠。原來我們這伙人，多數人（包括錢氏兄弟）是走隴海線北上，我則西走重慶、成都，然後由川陝公路北上。我之所以走這條路，是因為我在漢口帶了一位原中學同學俞亞挺共赴陝北（俞後來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時不幸犧牲于平北根據地），到成都後還要再帶上一個同鄉青年（此人到陝北後進抗大，其後就失掉聯繫了）。走這條路困難重重，因此時佔領南京的日寇正威脅武漢，空襲不斷，原在武漢的國民黨黨政機關和大批人員像逃命一樣紛紛撤往重慶，路上擁擠不堪，尤其是宜昌這個轉船碼頭成了嚴重的“腸梗阻”（當時長江航運必須在宜昌將大輪船換成小輪船，始能上溯重慶），無數等待轉船的人像滿街螞蟻擁擠在宜昌。面對浩浩大江，達官貴人們尚且焦慮萬分，何況我們這兩個身無分文、舉目無親的窮小子！我們滯留宜昌達一個多月之久，靠在碼頭零星搞點搬運掙錢度日，幾成乞丐。也是天無絕人之路，後幸逢一位在南昌飛機修理廠工作的同鄉人，是一位工程師，他將我們介紹給一個單身赴重慶的有錢的老闆娘（她丈夫已先期去了重慶，她一個人帶着兩個孩子和大批行李），我們就以替她搬運行李和照顧孩子為代價，得她賞賜兩張船票。這樣我們才得以上船，並在船上領略到驚心動魄的原始三峽風光。抵達重慶，然後轉成都。

到成都後，我找到那位也想去延安的同鄉青年（他是成都中國農民銀行的小職員），又憑他的“關係”，順搭中國農民銀行的一輛由成都回西安的回程汽車，沿川陝公路（那時尚無鐵路）奔西安，其中要跨越高達3000米以上、如一條大蟒蜿蜒盤旋上下的秦嶺。川陝公路即當年諸葛丞相六出祁山之路，一路上可以欣賞到許多三國遺跡（如龐統殉身地“落鳳坡”；鄧艾偷襲四川的要衝江油城——同時也是李白的故鄉，還有雲陽縣的張飛廟以及屬關中地區的紫柏山的張良廟等）。張良是一位“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歷史人物，“子房報國難，椎秦氣無倫”，這是前人誇獎他的詩句。他後來功成身退，不知所終。當此萬方多難之際，在崇山峻嶺中見其廟（又稱留侯祠），頗生感慨。廟已殘破，形同一所頹廢的園林。近廟門，迎面一石碑，上書“英雄神仙”四個大字。廟內刻清詩人張問陶的一首詩，記得後兩句為：“看遍漢家諸將相，斯人出沒幻如龍”。

這裏要提一下，古代秦嶺無公路時交通的艱難可想而知，但作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卻安然過嶺並留下了詩句“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好像悠然得很，而我們卻幾遭大難。我們過秦嶺高處時因天下大雨，車輪打滑，幾乎墜入了萬丈深淵。真好像冥冥中有“英雄神仙”保佑，使我們僥倖逃過了這一劫。

那麼，到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再轉陝北，該平安無事了吧？否。1938年國民黨加緊反共防共，千方百計阻撓青年奔赴延安。偏偏這一年各地青年奔赴延安也達到了一個高潮，據說此時延安每天要接待幾十人到上百人，各學校人數達兩萬，已人滿為患。這次，我們在八路軍辦事處組隊（共40余人），並攜正式通行證抵達離西安幾十裏的咸陽，就被國民黨軍警強行扣留，關入咸陽警察局的一個大院，成了囚犯。

咸陽這個地方是我國有名的古都之一，從秦孝公至秦末都是秦國國都。史稱，項羽燒秦宮室，火三月不熄。咸陽宮和阿房宮都在其內（按：據考古發現，當時阿房宮並未建成，只是一個“半拉子”工程，燒阿房宮只是傳說）。抗戰初期，咸陽只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城，但它卻是從西安到延安的必經之地。國民黨在此築起了一道封鎖線，阻止革命青年赴延安。在我們之前，就發生過兩三起扣人事件。我們來到後，加上原被扣的十余人，被扣者達60余人。國民黨的目的，無非是以優厚待遇為釣餌，動員被扣者轉到國民黨的軍隊或所設學校去。我們被扣後，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曾幾次派人攜正式公函與對方交涉，均無效。我們被迫面臨着一場反扣留鬥爭。

鬥爭首先是在內部做工作，以達到內部團結一致，共同反抗，堅持赴陝北不動搖。無形中有一個小組織在領導這場鬥爭，為首的是一個當時正在陝北公學求學的西安人，他回家來取衣服，不料回程時也一起被扣留（記得他姓許，名字則記不起來了）。他和我秘密牽頭，共同商量對策，使這場鬥爭得以堅持。其間雖有少數人散佈妥協言論，但是沒有一個人公開表態願意離開隊伍。如此相持約一個月，國民黨故伎重施，突然在一個夜晚派軍警用暴力將我們裝上汽車，劫持到西安國民黨辦的一個“戰幹團”去（地點在城外原東北大學）。所幸東北大學校址寬敞，在那裏受訓的也都是和我們一模一樣的青年，彼此無區別。晚飯後他們常男女一起散步，而且盡往僻靜處轉。我們也學他們的樣，若無其事地到院中散步。就這樣，我們乘機集合七八個人，於當夜散步到一個僻靜處越牆跳出，由那位西安人引路，不費周折回到城內八路軍辦事處。第二天一早，竟然還有十幾個人從大門口大搖大擺地出來散步，一直“散步到了”八路軍辦事處的。這倒要感謝國民黨軍警的那種“公事公辦、劫持到家就交差”以及“劫持與管理脫節”的官僚作風。但是，也應當說明，當時多數被劫持者是暫時滯留在那裏了。我那位從成都帶出來的同鄉青年也留在那裏了，他後來雖也到了抗大學習，其詳情卻無從知道了。

這次我們再從辦事處組隊重新出發，那位姓許的為隊長，我為副隊長，穿上八路軍軍服，還佩帶了臂章，大搖大擺地通過咸陽這道封鎖線，不幾天就順利到達了目的地。

我們到達陝北已是10月晚秋天氣了。

日寇佔領南京後進行了一場血腥大屠殺。幾個月之後，國民黨軍隊進行“保衛大武漢”的戰爭，戰況異常激烈，規模遠遠超過了台兒莊戰役。敵人在付出了慘重代價之後於10月15日佔領了武漢。這些，當時我卻不明詳情。武漢失守，抗戰形勢進一步吃緊。我的回家之路也就斷絕了。

而我這個生來不善於“弄政治”的人，從此也就投身於政治的驚濤駭浪之中了！

背負着脫党的“原罪”默默地工作

道德規範有時是不適於衡量歷史進程的。人類的發展絕不是善良和幸運相得益彰的坦途。

——黑格爾

四﹑脫党的“原罪”和最初接觸的“理論”

我到解放區後，很長一段時間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一個黨籍問題。因此，在敍述我後來的經歷之前，先要把這個問題交代一下。

和我一起離開家鄉奔赴延安的人，如果是黨員，據我後來所知，對原來的黨籍問題持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是隱瞞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不提在家鄉入黨的事，而以非党青年面目出現。因此，這種人提出入黨要求，問題很快就能解決。上面提到的先于我到達延安進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的錢氏兄弟就是如此，這是他們離開晉察冀邊區赴晉東南抗大分校路經我處時親口告訴我的，他們還怪我說了實話，對我的處境表示同情（以後這兄弟兩人就杳無音信了，大概是犧牲於敵後了）。另一種就是像我這樣的，一到就亮相，直白說明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並寫材料請求組織把關係轉來。1938年10月我進陝北公學，首先做的就是這件事。但是，“轉關係”的事又談何容易，戰時環境，路途遙遠，交通阻隔，黨組織層次繁多，彼此又經常不連接，最要命的是不久之後家鄉黨組織遭大破壞，黨員星散，許多人被殺（我不知道這和當時執行王明的指導方針有多大關係），因此，“轉關係”的事就成了一場夢，而且是一場噩夢。

在戰爭時期，黨組織的嚴密性是無可指責的。那時，除非是特殊人物（如郭沫若、葉挺這樣的人），一般失掉組織關係的人（我不認為我是“自由脫黨”，理由已如上述），過去的入黨簡直成為一種“原罪”，一舉一動受人注意，被猜疑，受審查，用一切辦法考驗你，有人還可以隨時在你身上做文章。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就身處這樣一種境況之中。這難免讓我感慨地想起還是像錢氏兄弟這樣的人“高明”，儘管他們缺乏一點誠實，但是在嚴酷的政治環境中，“誠實”又有什麼用？誠實、說真話有時不但不值一文錢，反而會因此招來大禍。說到這裏，我可以附帶說明我後來是如何解決黨籍問題的事了。我于1945年11月重新入黨，就是說，幾乎整個抗日時期我都在黨外生活；直至1983年3月才經中央組織部批准，恢復我從1937年11月至1945年11月那段時間的黨籍，那是因為我有幸找到了1937年介紹我入黨的那位上海工人馬行健。他竟還健在，還到北京來看過我一次，不過這時他已成為民主黨派人士了。為什麼？我也不好細問。總之，經過大災難能夠活下來就很不容易了。他年歲比我大，顯得既蒼老又憔悴，但頭腦還算清楚。至此，我總算完全解脫了脫党的“原罪”，雖然為時晚了些。

現在可以談到達陝北後的學習經歷了。因為當年魯迅藝術學院（以下簡稱“魯藝”）不招生，所以我先進陝北公學分校。分校的地址在陝西省中西部的旬邑縣。陝西地形分陝北高原、關中平原、陝南山地三部分。延安屬陝北高原，其地廣布黃土丘陵和溝川地。旬邑縣則屬關中平原。關中是渭河沖積平原，號稱“八百里秦川”，是古代農業發達地區，古秦國就立國於此。抗戰初期，關中平原的大部分尤其是農村地區（咸陽以北）基本上受我黨控制，成為陝甘寧邊區的南大門。當時習仲勳任關中分委書記兼分區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員，負責把守南大門。關中分委機構是否也在旬邑縣，就不得而知了。

此時，前赴陝北公學的人都進分校，因為延安的總校正在收縮，已不招生了。分校由成仿吾、李維漢任正副校長。住地叫“看花宮”，地名很好聽，可惜其來歷不明，現在已是黃土地一片。原定學習期限為三個月（抗大、陝公、魯藝等學校都如此）。我離家鄉時原以為學習三個月後可以返回，但武漢失守，形勢大變，音訊難通，回鄉之念就徹底斷絕了。在分校學了三個月普通班，又學了三個月高級班。1939年春季經再三請求並經成仿吾親自談話（我雖在魯迅書中知道成仿吾其人，但並不知道他們之間的糾葛詳情，這次面對面談話，覺得他的態度還是比較誠懇的），他放我去延安，我這才如願進了魯迅藝術學院。到了延安，才知道關中的生活條件要比延安好得多，關中地區經常能吃到大米白麵，延安則是小米、窩窩頭居多。但我這裏要說的是，我在此時開始接觸到過去未曾接觸過的理論。過去我讀文藝書籍，其中包括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等人的著作，但從未閱讀過真正稱得上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書籍。要說我從蘇俄的文藝類書籍中接受了什麼思想，從我的行動和興趣看，恐怕首先自發接受的是知識分子與農民結合共同創造一個新社會的思想。而且說來奇怪，這種思想還不能說是“理論”，它多半是從形象思維中奇異地派生出來的東西，因此，它實際上也是一種接近於民粹主義的空想主義。

陝北公學是一座抗日名校，它將許多青年培養成為抗戰的骨幹以及後來新中國的建設者。我記得有一首校歌，是成仿吾的作品，呂驥作曲。作為紀念，茲錄其歌詞如下：

這兒是我們祖先發祥之地，今天我們又在這兒團聚，民族的命運全擔在我們雙肩。抗日救亡要我們加倍努力，忠誠，團結，緊張，活潑，戰鬥地學習！努力，努力，爭取國防教育的模範。努力，努力，鍛煉成抗戰的骨幹。我們忠實于民族解放事業，我們獻身于新中國的建設，昂頭看那邊，勝利就在前面！

我進陝北公學可以說是破天荒第一次接觸到了馬列主義理論，而且知道了革命者首先要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但幾個月的時間很短，除了聽固定的課程（記得有何干之的“中國現代革命史”、李凡夫的“政治經濟學”、周純全的“遊擊戰爭”、邵式平的“民眾運動”等四門課），再就是自己閱讀一些書籍。這四門課程中最引我關注的除中國現代史（即近代中華民族的苦難史）以外，主要是斯大林和列寧的書。那時印象最深的是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書。稍後，大約是1939年吧，也讀到了匆匆翻譯過來又草草印刷但極具影響力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毛澤東的著作（像《論持久戰》、《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還只是作為單篇文章來讀。那時被認為最反動最危險的是託派理論。對於託派理論我當時毫無所知，只聽說託派是“日本帝國主義走狗，並充當日本間諜”。剛好，我進學校不久，大概是1938年冬季吧，學校裏揪出了一個名叫田風的據說是託派的人，全校召開了幾次大規模的批鬥大會，空氣十分緊張。這是我到解放區後第一次見到批判鬥爭大會。至於田風此人最後究竟是怎樣定性和發落的，我就不清楚了。許多年後，遇到我當時所在隊的指導員，久別重逢，重提這件事，他告訴我：“當時你的處境也險呀，差點也上了‘名單’，就因為你有脫黨問題。”總之，“託派”的大名我是那時才知道的。很久以後我才聽說，“反託派”之事也是1937年11月“從天而降”的共產國際名人王明從蘇聯帶來的，他一回來就指責中國共產黨過去包庇託派，甚至公然反對洛甫、毛澤東準備在抗日問題上與陳獨秀合作，誣陷陳是“日本間諜”。

現在回頭來看，當時初學理論，走的是“旁門”，而非正道。即不是從馬克思學說的“正門”入，而是從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對列寧主義的解釋入門——由此“旁門”入。以後走的是“左道”（以“左”傾教條主義和“左”傾空想共產主義為標誌）也就不足為怪了。這裏說的“旁門左道”一詞，自然是借用。現在看來，這不能不在許多方面脫離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弄不清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及其真正源頭何在。我竟然這樣稀裏糊塗地過了幾十年。

1939年春末，我進了“魯藝”，那時“魯藝”的院長是毛澤東，沙可夫為副院長，沙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就領導蘇區文化工作。我考入“魯藝”時就是由他口試，輕輕鬆松就讓我過關了。另一副院長兼黨委書記是趙毅敏。“魯藝”設若干係，其中就有文學系。但我進的卻是一個“文學研究班”，進這個班的人大概過去多少都與文學有些關係，因此主要從事個人自由研究和創作。研究班的班主任是周揚，他也很少和我們見面，見面只是聊天。我所記得的一件事，就是聽學院政治部主任徐一新（他是西路軍的倖存者）講西路軍進軍寧夏，最後失敗，損失慘重的歷史。西路軍問題在黨史上一直是有爭議的問題，我當然不知情。後來知道，西路軍過黃河是1936年黨中央為打通所謂“國際路線”、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而決定的。後來長期被誣為“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在“文化大革命”以後才平反。西路軍在甘肅河西走廊犧牲十分慘烈，除一部分突圍外，許多戰士戰敗失散後遁入祁連山，或輾轉到了新疆，或顛沛流離回到陝北。徐一新就是倖存者之一。他講的故事十分感人，我做了詳細記錄，準備將來有機會寫點東西，蘇聯小說中不是有一本《鐵流》嗎？可惜，這個筆記本後來不知失落在何處了。

我到延安後首先去找余宗彥。他從馬列學院剛畢業，已在中央宣傳部工作。我告訴他來陝經過，並告知他余宗凱的消息。我們在延安僅見此一面（再見面就到解放後的北京了。這裏要補充說一句，至今我們兩人還倖存着）。我在延安只住了很短時間，學院就突然宣佈：中央要在敵後根據地——晉察冀邊區（當時被稱為模範根據地）籌組一個華北聯合大學，魯藝也要派一部分人員前往，稱“文藝部”（由沙可夫率領）。被派的人當中就有我。本來，我力爭進“魯藝”是為了圓文學之夢，事已至此，只好聽其自然了。

記得我們從延安出發時是1939年夏季，正是炎熱天氣。隊伍經綏德、米脂兩個縣，這兩個地方在陝西是出名的，人人皆知“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這句民謠（其實闖王李自成也出自米脂）。綏德附近山上還有韓世忠墓，韓世忠是延安人氏，他原是抗金名將，後被解除兵權，鬱鬱不得志，最後皈依佛門，號清涼居士，死後得以魂歸故里。然後沿無定河北上。無定河也是很出名的，古人雲：“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不過這句話現在對於我們已不適用，對於後來一度侵佔陝北的胡宗南將軍的部隊倒是適用的。我們的隊伍在佳縣的黑峪口渡過黃河，就到了山西興縣地界了，隊伍在那裏休息了一段時間。文藝隊伍在行軍途中特別受老百姓歡迎，隨處都有絲弦歌唱及演出。《黃河大合唱》群眾都喜見樂聞，合唱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唱對口曲的王老三——作曲家王莘，那神情至今仍留在我的記憶中。文藝隊伍在行軍中也曾發生過一兩件豔事。可惜我當時是作為“棒勞力”參加炊事班，挑水做飯，每日兩次，除吃飯可以“多吃多占”一點以外，付出的勞動要比別人多得多，所以很少參加隊裏的活動。渡過怒吼的黃河，休息一陣，準備過同蒲路敵人封鎖線的時候，我又被派任救護隊隊長。過封鎖線要有七天夜行軍，白天則隱蔽在山村野林。過封鎖線的當夜，在軍隊掩護下，要一口氣跑出二三十裏，然後爬過兩座大山進入邊區。雖然隊伍精疲力竭，所幸人員只有輕微損失。

五﹑一場突發的牢獄之災

作為聯大的一員，我從延安行軍到達晉察冀邊區，卻沒有被安排在聯大學習，而是直接分配到地方工作。工作地點是邊區第五專署的一所中學。那時晉察冀邊區共轄五個專署，每個專署設一所中學。五專署的中學（簡稱“五中”）的校長由專員邵式平兼任（邵式平何時由陝北公學調到這裏並不清楚，但不久又調走了）。專職副校長是一位女性。學校的領導權掌握在一個地委手裏（這個地委屬北嶽區黨委管轄）。我於1940年春季到校，任歷史教員，講的也是中國現代革命史。我到校後照例將我在家鄉入黨的經過一五一十地向黨組織報告。一年多的時間，大家相安無事，生活條件也不錯。學校所在地是平山縣的一個小平原，臨滹沱河，有南北兩村，學校居南邊的村莊，其地離西柏坡不過數裏之遙。此地盛產稻穀、花生、紅棗等物，堪稱富饒。每月發零用費（每人一元）之時，彼此輪流買花生、紅棗請客。因此，雖深入敵後戎馬之地，其樂也融融。但1941年夏秋之交時，突然將我調至專署教育科。數日後，沒宣佈任何理由便將我抓進監獄，關了起來。

事出突然，雖未宣佈理由，但從把我投入監獄之舉，至少說明是把我當成了某種犯罪嫌疑人——不是特務，就是漢奸，總之是反革命。

身在獄中，不加審問，無從知道問題所在，就只能憑猜測。我捫心自問無愧，因此並不感到特別緊張，相信共產黨的天下總不會胡亂入人以罪。我主觀猜想，可能還是因為我的“脫黨”問題，要用這種方式來加以審查。於是我就通過新調來的專員程宏毅（因為我是從專署被抓進牢獄的），連續向地委寫信說明問題並表明態度。

牢獄狹小，只有一個大廳和一間小屋。眾犯人都在大廳搭地鋪，小屋內只住我和另一個人，此人不言不語，面色蒼白，像有病在身。我們兩人幾乎不交談，更不互相詢問。我向地委寫的信，內容分三類：一類是寫我入黨、脫黨的經過，就是本書開頭那兩節的內容。另一類是表明我對這種方式的不理解，乃至公然表示抗爭。其中竟寫下這樣的話：“共產黨何以如此無人，竟出此下策！”第三類，後來想起來覺得很可笑，我竟寫了一個短篇小說，以講故事的形式影射這種做法並加以嘲諷（主要是針對那位女副校長的）。我使用這種方式，充分說明我只是一介書生，根本不瞭解黨的歷史——在某種情況下黨內一些人隨意整人、製造冤案的歷史。

在我被關押期間曾遇到過敵人的“掃蕩”。眾犯人被軍警押解着轉移了幾個地方。當時若真遭遇敵情，軍警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為防止犯人逃跑是可以隨機處置的。幸而未遇到敵人，犯人們又平安地回到了監獄。

大概被關押了三個月後，專員程宏毅突然找我談話，告訴我：“事情已經結束了，你可以出去了。”並告誡我：“以後同志之間相處，不要用魯迅那種方式，諷刺挖苦。”我不明白他講這話是什麼意思，莫非指我獄中寫的信有不遜之言或諷刺之語嗎？我沒有問他。至於他說“事情已經結束了”，是什麼“事情”，他未說明，我也沒有追問。最後，他通知我並交給我一封介紹信，說：“你的工作調動了，明天就可以到邊區抗聯會去報到。”

這樣，“事情”果真就算結束了！

但是，究竟是什麼“事情”？事後我沒有向黨組織或任何人打聽過。那時我自以為那是對我歷史問題的一種審查方式，既然“已經結束了”，我也就不必再追問了。其實這只說明我的天真。直到1995年即相隔半個世紀之後，我才從當時學校教導處的一位成員、同時也是當年地委宣傳部部長胡開明的夫人——李克林同志的口中，得悉了事情的真相。事情確非尋常，是有人在故意製造冤案。

1941年，延安黨中央已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王明已經失勢。毛澤東正在準備進行一場整風運動，而審幹運動則是在1942年末才發生的（即延安那次著名的“搶救運動”）。因此可以肯定，1941年邊區一個學校的“反特”事情並不是由黨內的大氣候引起，它只是發生在個別地區內的事，當時學校仍照常上課也是一個證明。可見這次事件僅屬少數人的策劃。

據說事情的經過是這樣：不知道什麼時候也不知道什麼原因，學校內少數學生（他們都是十多歲的孩子啊！）中間突然開始互相揭發，說某某人“有問題”，是“特務”。這時學校裏便有人對孩子們搞“逼供信”，孩子們經不起“逼”，便亂供某某人指使他們搞特務活動，甚至唆使他們下毒。逼供者讓他們交出毒物，孩子們就刮下牆上的白灰繳上去，說這就是毒物。學生除互相咬以外，還供出三個教員是他們的“領導人”，其中一個就是我。三人均被捕，分別關押（後來一個音樂教員死于獄中）。此事由地委組織部部長楊某直接處理，該部長伙同學校個別幹部用各種不正當手段企圖製造一場冤案，而地委宣傳部部長胡開明則表示反對，認為此事缺乏可信證據。胡開明將學生繳上來的白粉在雞身上做試驗，結果雞吃了白粉仍安然無恙。此招被揭穿後，組織部長楊某又威逼那位女副校長捏造我盜竊她的黨內文件。這事更為荒唐，連那位副校長本人對此也支吾其詞，無法說清，不久她便承認這是誣陷，因此受到了黨紀處分。

最後真正“結束”這個案件把我解放出來的，是當時任晉察冀分局副書記的劉瀾濤（劉1941年任北嶽區黨委書記，後來區黨委改為晉察冀分局時任分局副書記兼軍區副書記，當時他是直接領導這個地委的人）。他在聽取了地委宣傳部部長胡開明對此案件的陳述並調閱了有關卷宗（包括我在獄中寫給地委的信），查明了有關人員的捏造、誣陷手段之後，嚴肅地批評道：“這是違反党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命令立即放人。

可惜，1941年這場突發的牢獄之災的真實情況，我是直到半個世紀之後（上世紀90年代中期）才弄明白的。此時，當時的地委宣傳部部長胡開明已經去世（他生前曾任河北省副省長、安徽省委常委等職。他是一條“漢子”，雖然挨過整，但堅持真理和實事求是的正直本性始終不變），劉瀾濤亦於1997年12月逝世。他們兩人從來沒有在我面前提起過這件事。最早向我提起這件事並表示歉意的人只有一個人，那就是當時的地委書記王昭同志。北平剛解放時他在街上偶然碰到我時作此表示的。後來他曾任公安部副部長和青海省委書記。可惜他也不在世了。“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在省委書記任上被迫害致死。一個非常能幹的人！

這裏我不能不提一下，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中央黨校工作時，昔日的地委宣傳部部長胡開明和那位組織部部長楊某都曾先後到黨校來學習過，我們都見過面。胡開明兩次到我的住處閒談，但絕口不提當年的事（不提自己做過的好事自然是對的）；組織部長楊某，則是我到他的宿舍去看望他，向他問好，他竟也絕口不提當年的事，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而我那時確也不知道此事是他一手操辦的）。

最後必須說的是，向我坦誠說明當年事件的李克林同志（地委宣傳部部長胡開明的夫人），在我寫這篇文章（2003年9月）的幾個月前因腦溢血而突然去世了。這是一位純潔、善良、賢淑、關愛人的人，是值得深深懷念的人。

補記：

“邊區五中”是我的蒙難之地，也是我到敵後根據地後最初踏上工作崗位之地，當然是值得懷念的。學校裏值得專門記載下來的還有兩位同志：一位是馮紀漢同志，一位是郭漢城同志。馮紀漢是1938年8月在咸陽和我一起被國民黨扣留又一起跑出來的難友，不想又在敵後根據地重逢了。他在學校裏負責教務工作。全國解放後，他在他的家鄉河南省從事文化戲曲工作，那時我們還經常見面。“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殘酷迫害，最後病故。1971年4月我在幹校期間聽到這個不幸消息，不禁惆悵久之，並作了一首詩悼念他，錄如下：

豺狼空塞咸陽道，赤手書生意氣驕。敵後干戈方鬱鬱，胸中涇渭自昭昭。卅年馳騁心猶壯，幾度擊沖志未銷。長憶關山多少路，魂隨左右不須招。

郭漢城同志，浙江蕭山人，蕭山離我家鄉不遠。陝北公學同班同學，“邊區五中”又同事一年多。全國解放後，同在北京工作，彼此常來常往。他長期從事戲曲研究工作，在這方面他的學識豐厚，造詣極深，朋友遍全國。他着力于中國傳統戲曲的現代化，推動現代戲曲的創作，尤其在理論上闡明戲曲的繼承和發展的關係。他認為，在進行戲曲現代化的時候，切不可忘記傳統戲曲所蘊含的民族文化基因、傳統美學思想和由此形成的藝術規律。他任中國戲劇協會副主席多年，直至退休。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戲曲，除王國維的開創之作《曲錄》（宋以來的戲曲目錄）、《宋元戲曲考》等外，重要者如今人周貽白的《中國戲曲史長編》，此外有歷史意義的系統之作恐要數張庚和郭漢城共同主編的《中國戲曲通史》和《中國戲曲通論》兩部著作了。郭漢城並協助張庚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卷》。張庚是“魯藝”戲劇系的老師，已于2003年逝世。張庚和郭漢城是亦師亦友的關係，他們是將宋代以降、王國維以來分散無序的中國戲曲藝術學科系統化、理論化最為有功的人物。郭漢城與我同齡，他和我一樣都還存活着。漢城已有《郭漢城文集》問世。2003年，我們都是85歲高齡的人了。漢城有《金縷曲・八五自壽》一曲寄我，情真意切，特抄錄如下：

縱是斜陽暮。數人生，山程水驛，至今難悟。彈鋏長歌美人遠，渺渺愁予情苦。遮莫是揚鞭追附。白鬢紅顏人竊笑，甚珠簾十裏何須顧。楊柳岸，曉風路。

京城久住流年度。總難忘，迢迢隱隱，衷腸欲訴。辨得芳園待人到，及早安排歸務。須記取，此心已許。小巷黃昏聽急步，使巫山白日消重霧。情脈脈，意千縷。

“山程水驛，至今難悟”，令人感慨。但我們畢竟是“京城久住流年度”，彼此時相過從，包括胡開明及其夫人在內。追憶此等往事，昔日“蒙難”之事也就不知不覺地煙消雲散了。

六﹑雁門關洗禮

我從監獄出來大概已是1941年年底了，被重新分配工作。新工作單位是“晉察冀邊區抗日群眾聯合會”，簡稱“抗聯會”。是由抗日農民救國會、抗日工人救國會、抗日青年救國會、抗日婦女救國會以及抗日文化救國會等團體聯合組成，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主要群眾組織，駐地在河北省阜平縣。我雖然屬於“文化界救國會”（簡稱“文救會”），但具體工作是負責主編邊區抗聯會機關報《群眾報》。在當時敵後物資匱乏的條件下，報紙只能幾天出一張，因為人手少（只有三個人），又要征集稿件、撰寫社論、自任校對，工作自然不輕鬆。因此，我很少參與其他文化活動。“文救會”主要從事鄉村文化活動。此外，邊區還有以沙可夫為首的文聯，以及文協、劇協、音協、美協等團體，人員共有3000來人，大都分散活動。上述團體的成員我偶有接觸，如田間、丁裏、崔巍、邵子南、蔡其矯、牧虹（以飾列寧著稱）、沃渣、姚遠方、孫犁、辛莽、司汀、侯金鏡等，大多為“魯藝”同學，有的是在從延安來晉察冀邊區的行軍途中才相識的。康濯、陳勃（後為攝影家）則是“文救會”人，我只是偶爾和這些人碰面。總之，這時我已很少主動接觸文藝界了。當時可能有文藝刊物，我已記不清。田間的詩我只在鄉間牆頭上看到，孫犁的《白洋澱紀事》不記得是在哪里讀過，印象很淡漠了。我感覺，我正在被迫遠離文藝，而且一去不復返（應當說明：我之所以離文藝遠去，主要原因還在於自己缺乏文藝才能，缺乏形象思維能力，不能把握有血有肉有個性的人物）。

1942年5月延安召開了文藝座談會，毛澤東發表了講話。當時我沒有可能知道這個講話的內容，會議的情況也毫無所知。只是耳聞知識分子要下放，到底層工作，和工農群眾相結合。不久，大約是這年的秋天吧，領導果然通知我，叫我到邊區雁北專區的靈丘縣抗聯會工作。我當即答應下來，隨時準備上路。那時也沒有什麼行裝好準備的，身上掮一個背包就可以行萬里路。從邊區抗聯駐地到山西省的靈丘縣，要翻過一座大山叫太白山。夜宿農家，老鄉特別囑咐我，山上常有狼群出沒，所以獨自過山必須身背一捆干草並帶一盒火柴，如遇狼則迅速蹲下，點燃干草，這樣能將狼嚇走。第二天我獨自一個人挾着一把干草越過一條急流深溪，又迎着呼嘯而來的朔風跨過這座大山，幸未遇險情，就順利由老區到達一個半遊擊區。我沒有打聽其他屬於知識分子這類人的去向，只聽說田間下放到河北省老區淶源縣任縣委宣傳部長。

事後想來，1939年大批知識青年離開延安奔赴敵後抗日根據地，對於他們來說實是一件幸事，儘管他們在敵後不可避免地會遭遇不測，但比起延安的知識青年來則要幸運得多。據後來得知，在延安，從1942年起就進入一場“整風運動”，這場運動以反對王明派教條主義為主要目標，同時反對所謂“經驗主義派”。同時很快又掀起了一場所謂“肅清內奸、清查幹部”的審幹運動，目標就是對着大批到延安來的知識青年的。毛澤東說：“整風是思想上的清黨，審幹是組織上的清黨。”這場運動由毛澤東親自主持的中央總學委領導，康生為副手。霎時，在延安各機關、學校發動了一場所謂“搶救失足者運動”。僅十余天時間，就以“逼供信”辦法揪出所謂“特務分子”1000多人，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據說還是前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聞訊後於1943年12月以個人名義打電報給毛澤東，對此表示憂慮，並指出“康生的作用令人懷疑”，此事才開始剎車。毫無疑問，這場運動使大批像“朝聖”一般來到延安的知識青年遭受了重創，同時也使中國共產黨為此蒙上污點。

正當延安的知識分子遭受大難的時候，我則已在山西省雁門關以北的黃土高原上生活了整一年。雁門關是古代中國出長城通蒙古並轉經西域的重要雄關之一。京劇《昭君出塞》的王昭君亦曾過此關，其唱詞稱“南馬不過北關”，表現出依依不捨之情。宋朝辛棄疾《賀新郎・賦琵琶》一詞，有“馬上離愁三萬里，望昭陽、宮殿孤鴻沒”一句，就是描寫當時情景的。那時雁門關以北地區通稱雁北地區，整個是半遊擊區，靈丘縣在這個地區之東。抗戰初期，八路軍在敵後發起的兩場著名戰役，都發生在這個地區，即奇襲陽明堡日本人機場、焚燒日本戰機24架以及平型關大戰。陽明堡離雁門關不遠，平型關就在靈丘縣邊上。雁北地區諸山屬恒山山脈，恒山即北嶽，其主峰在離靈丘不遠的渾源縣境內，為敵佔區。此地高寒，號稱“十八省風頭”彙集之地。人皆睡土炕，燒火以取暖。在這個地區，土炕之用大矣哉，無論機關、農家，都在炕上放一個炕桌，人們吃飯、談話、開會、寫東西，都盤腿圍着炕桌而坐，進行操作。下鄉去和農民談話也必須鍛煉出一種長時間屈膝蹲腿的功夫。那裏每年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出門須反穿山羊皮襖。水奇缺，地表水資源極少，人飲水多用下雨時積存的地窖水。所產以耐寒的穀子、莜麥、胡麻、土豆為主。我們下鄉去在老鄉家吃派飯，多以土豆代糧食，佐以陳年發黴的醃菜，無新鮮蔬菜可吃，更談不上肉食了。只有回到機關時才可以改善一下伙食，吃上頓莜面、白麵或大米。但我們多數時間是分散在鄉間，走卵石山路，鑽黃土溝坡，和老百姓一起滾土炕。

關於“一起滾土炕”的事，這裏要做點說明。所謂“滾土炕”，並不單是和一家人一起滾土炕，有時竟是和並非一家的男女一起滾土炕（大概因燒炕的柴草缺乏之故）。下鄉工作人員偶爾也遇到這種情況。夜宿村裏，一條大炕竟是齊頭躺着五六個或七八個人，有男有女，老中青齊全。遇此等情況，雖感彆扭，但考慮到這是鄉俗，也只能加以尊重。

雁北地區的貧困，非常人所能想像，身處其境才略有體會。在舊社會，北方窮人為找生路一般走兩條路：一是“闖關東”，一是“走西口”。前者是山東、河北的窮人往東北謀生，後者是雁北地區和陝西的窮人出長城口子（山西右玉西端的殺虎口、固城西口等）到內蒙古和綏遠去謀生。“走西口”遂編成了有名的山西民歌，至清末又發展成二人臺作品。農民們常一邊幹活一邊哼唱這類民歌。我就躺在地頭上聽他們唱：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實難留，

手握着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門口。

緊緊地拉着哥哥的袖，

汪汪的淚水肚裏流。

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門口。

歲歲年年我也要等你到白頭。

⋯⋯

淒涼的歌聲在呼呼的北風中飄蕩，仿佛看到一群群離鄉背井的人一步一回首地走在荒涼的黃土小路上。忽然幹活的農民們又嘻嘻哈哈地彼此說起笑話來了。我很難忘記與農民們一起幹活時遇到的這種景象。

1942年我到靈丘縣工作恰逢日寇猖獗不可一世，直到1945年8月日本正式投降始離開，前後歷時三年。最後一年調到專區抗聯會，但為時短暫。靈丘縣分兩部分：一是平川，為敵佔區，敵人佔領此處主要是要保衛同蒲路這條交通線；一是山地，為根據地。前者較富裕，後者極貧困。敵人對根據地經常進行“掃蕩”，特別是平型關一戰以後，敵人為了報復，焚毀了根據地村落的大多數房子。這些村落多臨坡靠灘，遠望去還像個村，進村一看卻全是倒塌的屋頂，殘垣斷壁，沒有一家院落完整。居民稀少，土地大量荒蕪。下關和上寨這兩個較大的鎮子更是一片瓦礫。下關鎮的北邊有一片大荒灘，名金沙灘，這是否就是傳說中的當年宋遼鏖戰之地，已不可考，民間亦無傳說。然而，敵佔區亦非“王道樂土”，那裏仍有抗日力量滲透，不少村莊仍秘密向我們納糧繳稅。我也曾不止一次乘夜深翻山越嶺下到敵佔區，隱蔽在可靠的地方或藏身山洞從事工作。這雖是險事，卻從未出過事，因為真正對我們有威脅的敵人——死心塌地的漢奸畢竟是少數。

那時抗聯會的工作主要就是從事農民工作，執行減租減息政策，雖有鬥爭但並不激烈。我分工負責宣傳工作和青年工作，甚至一度兼任過婦女部長職務，做發動婦女的工作。宣傳和青年工作，主要是協助辦學校，辦村劇團、秧歌隊和各種訓練班。辦村劇團、舉辦會演更是農民的樂事。此外，我還掛一個縣參議員的虛頭銜，大概因為我是黨外民主人士的緣故吧。這倒同我在家鄉從事農民工作時的初衷暗合，雖然北方農村（尤其是偏僻地區）和江南農村大不相同。我原來的理想是實現土地集體化，現在為團結抗日實行減租減息，我覺得也在情理之中。我當然沒有同那裏的任何人交流過我的思想，但我在那樣的條件下能夠同貧苦農民和鄉村幹部打成一片，與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很快適應了這種窮困之鄉的生活，顯然使抗聯會的同伴們為之驚愕。那時我剛二十三四歲，體能超過旁人，除能和農民一道幹活外，在機關生產勞動中（如開荒、耕地、種莊稼、掏廁所等）也是一個主力。因此，不到一年時間，原以為我是“大知識分子”、“放不下架子”、“吃不了苦”，並因此抱有某種成見的同事們，終於改變了對我的看法，從而能夠彼此無隔閡地融洽相處，親密共事。最終我認定，在我“原罪”在身的那個時期，這是一段難得的較為舒心的日子，儘管我是生活在最艱苦的底層。因此，至今我仍懷念着在那些日子裏和我一道工作和生活的同志們，可惜現在他們多數已經離開人世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當這個好消息傳到雁北深山溝裏的時候，大家的興奮激動可想而知。共產黨沒有失信於民：勝利必然屬於我們，中華民族總有出頭的日子。如今這個日子終於來臨了。雖然日本侵略者寄希望于將縣城交給國民黨，一段時間裏仍龜縮在縣城裏等待，但已經不敢擅離縣城了。縣城實際上已被我們的地方部隊團團包圍。八年來人民第一次獲得了在自己國土上行動的自由。我們在等待新的任務以前，除接收縣城外的政權外，也邁開腳步遊覽山川名勝。首先往遊的是靈丘西北的渾源縣轄區內的恒山。恒山在五嶽中以“奇”著稱，但我看不出“奇”在哪里。山並不高，寺院已破敗不堪，寺僧也寥寥無幾，他們個個表現出無奈和淒涼的神情。除打個招呼，我們也顧不得和他們交談。渾源縣是雁北商業較繁榮的地區，離大同不遠，以出美女著稱。附近還有一個著名的懸空寺，此次我們未及往遊。

日本投降後的次月，我即奉調再次獨自一人翻越太白山返回邊區抗聯會駐地阜平縣。此時張家口這個華北中等城市已經解放，邊區抗聯會即着手為進入張家口作準備。

這裏要附帶說幾句後話。自從我離開雁北地區後，一直沒有重返這塊故地。直到1990年離休後，受友人邀作五臺山遊。從五臺山到大同遊雲崗，然後再到渾源縣。這次算是見識了過去曾失之交臂的懸空寺。對於懸空寺，渾源人有一首民謠：“懸空寺，半山高，三根馬尾空中吊。”懸空寺始建於1400年前的北魏末期，是國內僅存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寺廟。它背靠翠屏山，面對恒山，成一個峪穀，寺建在峪穀一邊山腰中間的凹處，距地面高約50米。舉目仰望，一字排開的三層四十多間殿閣，飛架在萬丈絕壁之上，表面看去支撐它們的竟是十幾根碗口粗的木柱，確實叫人心驚膽寒。在當時的建築條件下，懸空寺能建得如此堅實、驚險、神奇，無疑是中國建築史上的一項奇跡。我們小心翼翼地攀登上去觀看一番，不看則已，一看倒心生怪異，因為其上大約八十幾尊佛道神像中竟有關公的塑像在內。

向渾源縣負責人打問包括靈丘在內的雁北地區的情況，知道這個地區至今仍未脫貧，地方基礎設施和人民生活尚無大的改善。我和同行者深感我們對於這個地區的人民欠賬太多。回程中曾賦詩一首，錄於下：

雁門舊地我重遊，四十年前故友稀。

恒嶽懸空能鑿寺，文殊妙有可為師。

雲岡猶見魏文采，塞北常聞南馬嘶。

道是靈丘仍貧困，吾人治國要深思。

（按：“妙有”指主張“空生有，有在空中”的佛教宇宙觀。）

七﹑進出張家口的驚喜一幕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法西斯政權覆滅後，1945年8月，蘇聯部分紅軍迅速東移橫掃日本關東軍精銳，同時順道佔領了張家口以北地區，張家口的日軍倉皇逃走。蘇聯紅軍此舉完全是為了對關東軍形成包圍態勢，解後顧之憂，所以其軍隊並未停留在張家口一帶，而是很快轉向東北。華北八路軍便趁機佔領了張家口，並直達南口一帶。因此，張家口成為我軍在華北攻佔的第一個中等城市。此時，張家口對戰局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為蘇聯紅軍消滅日本關東軍後，我軍和國民黨軍都力爭取得運兵到東北的先機，以搶佔東北這塊要地。在當時無空軍的條件下，我軍及眾多工作人員進入東北，一路是走山東海路，一路即走張家口（通過冀熱遼邊區）陸路，兩路齊發，而以陸路為主。到1945年底，由此進入東北地區的共有十一萬解放軍和兩萬名幹部，迅速成立了以彭真為首的中共中央東北局（彭真原是晉察冀邊區主要領導人）。

其時張家口為察哈爾省省會，人口雖不過幾十萬，但城市各項設施都具備。工業就有採礦（煤、鐵）、機械、鋼鐵、紡織、化工、皮革、造紙、食品等。有工業也就有工人階級。因此，邊區抗聯（這時是否還保留“邊區抗聯”的名稱，已記不清了）進城的主要任務就是分別組織相對獨立的邊區總工會、邊區青聯會、邊區婦聯會、邊區文聯等。華北聯合大學也同時遷入張家口。我被分配到總工會任教育科長一職。

進城是在1945年10月間。張家口地處西北山間盆地，北靠壩上高原，屬寒溫帶大陸性干燥氣候，冬季寒冷而且漫長，多西北風。我們到張家口時正臨近冬季，可是對於我這個曾在“十八省風頭”彙集之地生活過的人來說，這就算是“溫柔之鄉”了。城市畢竟是人群房屋密集之地，與鄉村曠野迥異。

進入張家口不久，發生了（對我個人來說）一件大事，就是黨組織主動提出解決我的黨籍問題。1945年11月，是我重新入黨的日子。重新入黨就是重新獲得了党的信任，也可以說是終於解脫了“原罪”，但是“重新”兩字也並不輕鬆。因此我聲明：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我一定負責向党說清楚過去那段歷史。說實在話，根據那幾年的經歷和觀察，我對黨內的政治生活以及党如何對待黨員，已有一種難以理解的心情，頗有“深不可測”之感，但最後卻歸因於自己終究不是“弄政治”的人，所以即使在重新入黨以後，我也不放棄“謹言慎行”的戒律，特別不多與人交往，和領導人也保持一定的距離。

自共產黨遠離城市以後，黨再次公開設立並領導總工會，這在晉察冀邊區恐怕算是開了先河。總工會初期人手很少。我擔負的工作首先是組織編寫供工人用的教材及其他宣傳資料。然後下廠作調查研究，為工廠民主改革作準備（對私人工商業採取保護的政策，這一點進城時已交代清楚）。康濯、張文芳、陳勃等人則籌辦《工人日報》。康濯還兼顧文聯刊物的創辦（按：在他苦心保存下來的刊物上，竟還找出那時我寫的一個短篇小說《日本強盜的法律》，那是我到解放區後所寫的唯一一篇草率不像樣的小說，他竟奇跡般地將它保存下來了，並且交還給了我，在我手頭成了“奇貨”，大概不久，它也就無影無蹤了）。

說到工人日報社，我在這裏得提一筆：因為有這家報紙，我和邱晴才有相識的機會，並在後來組成家庭。邱晴是河北靜海縣人，先祖輩原是地主，到她父親時已破落成城市貧民，居天津。她十來歲時便負擔起全部家庭勞作，做飯洗衣，照顧爹媽和一個弟弟。也就在這種情況下，她掙扎着上學，通常是每天一大早起來為全家做好兩頓飯之後才能赴校，而赴校路程來回要走20多裏。中午在校啃幾塊自帶的冷紅薯，如此勉強念到中學。抗戰勝利後從事學運，負責聯絡工作。小小年紀，能言善辯，到處演說。1946年3月她到張家口華北聯合大學新聞系學習，同年8月畢業後分配到工人日報社工作，那時才17歲。她到來後，好心人就向我通報，開玩笑說這是一個好機會。但那時任務緊急，記得我只在報社和食堂見過她兩三面，並沒有交談。隨即我就下廠去了。

日本投降後，國內面臨的問題是和平團結建國還是國共兩黨打你死我活的內戰。共產黨力爭前者，即主張和平建國，實現國家的獨立、民主、和平、自由；國民黨則在美國政府支持下力圖消滅共產黨，首先是取消解放區和人民軍隊（此時解放區人口已達1.3億多，人民軍隊總兵力為120多萬人）。為了爭取和平建國的前途，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冒險親赴重慶進行和談，兩党於10月10日正式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國民黨表示承認“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但是，協定剛簽訂，蔣介石就發佈了進攻解放區的密令。日本投降後僅兩個月，國民黨便侵佔解放區30座城市。中共中央實施“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控制熱河、察哈爾兩省，而爭取控制東北地區自然是最重要的任務之一。這樣，張家口的戰略地位更顯得十分重要。國民黨要深入華北、打開進軍東北的通道，張家口是必爭之地。為此，它一路沿津浦路北犯，一路由同蒲路進犯，對張家口形成夾擊之勢。

在這種情況下，張家口必須全面動員，發動一切力量保衛自己和支援前線。這時，我被派往宣化市（張家口東面）龍煙鐵礦所屬的一個機械廠工作。這個工廠是專門生產迫擊炮彈的，有四五百工人。工廠已為我們接管。我的任務是通過適當的民主改革（整頓結構、適當調整工資、撤換一批為工人所不滿的管理人員、提拔一批工人幹部等等）發動工人，團結技術人員，多生產炮彈以供應前方需要。因形勢不測，做好了萬一要撤退的應急工作，如怎樣搬運一些必要的設備到解放區，並盡可能動員一些技術工人和管理人員跟隨我們一道撤退。

戰爭形勢發展出人意料。1946年下半年，解放軍與由津浦路北犯的國民黨軍激戰于南口一帶，解放軍占上風。可是，解放軍卻疏于防範平綏路，只屯兵于集寧、豐鎮兩處，扼守同蒲路一帶。而傅作義卻於10月初在綏遠秘密穿行草地偷襲張家口，10月9日竟神不知鬼不覺地到達張北。事出意外，趁張北的傅軍不敢造次進入張家口之際，張家口黨政軍民機關人員于10月10日晚匆忙撤離張家口，邊撤邊整編隊伍。我當然不能再回張家口了，於11日隨宣化市機關人員一道南撤。工廠的撤退則由宣化市負責安排。我在路上沒有遇到工廠的人，後來聽說機器來不及搬運，但一部分工人，特別是經我動員的幾位技術工人跟隨我們到了解放區。傅作義畢竟有些遠見，他沒有進行追襲。我們雖倉促撤退，但並無多大損失（事後只聽說周揚的一個孩子坐在籃子裏由騾子馱着，因騾子不慎跌下山崖，孩子摔死了）。

我們於1945年10月進駐張家口，1946年10月撤離，恰是一年時間。一進一出，時局大變，全面內戰已不可避免地降臨到我們的頭上了。

八﹑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片斷

傅作義是國民黨一員老牌名將，他幫助蔣介石佔領了張家口。蔣介石為此沖昏了頭腦，於佔領張家口的當天下午即宣佈將於11月中旬召開所謂“國民大會”。蔣介石通過這個大會登上了總統寶座。這時，我們這批倉促從張家口撤退的人員，落腳阜平老解放區，算是又回到老家了。但是，傅作義和蔣介石做夢也沒有想到，時隔僅一年，人民解放軍就在1947年10月10日宣佈進入戰略反攻階段，於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接連發動了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共殲滅國民黨軍主力154萬人。到了1949年1月31日，又從傅作義手裏和平接收了北平城。緊接着，解放軍又於4月渡過長江，橫掃國民黨軍殘部。同年9月，在北平隆重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毛澤東在開幕詞中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這就是我所說的中國歷史的大轉折。而支持這場解放戰爭獲得最後勝利的，主要是1946年開始的解放區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上述進程可以說完全出乎敵我雙方意料之外。從張家口撤回到老解放區時，我們不知道這場內戰將要持續多久。在張家口的時候我曾想與家鄉的黨組織聯繫，那時這個希望也落空了。從壞的方面着想，準備再熬它八年。回到老解放區後，我們就投身到土改運動中去了。

我在本書開頭就說過，我是因農民問題而踏上政治之路的。當然，那時我的想法完全是青年人的一種理想化想法，和真正的理論思想無關。在敵後解放區下農村的幾年，我逐漸瞭解到，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而且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時我已從理論上認識到，這裏有一個農業和工業的關係問題。而且我從實踐中知道，農民土地政策是隨時局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是平分土地，抗日戰爭時期是減租減息，現在則又回到了平分土地，即真正實現“耕者有其田”，變地主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土地所有制。這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

1946年5月，當我們還在張家口的時候，中央就發佈了意由減租減息經過反奸清算轉入土地改革的文件——《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簡稱《五四指示》，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政策，包括放手發動群眾實現“耕者有其田”，提出決不可侵犯中農土地、一般不動富農的土地、對待中小地主也要和對待大地主、豪紳、惡霸等有區別、不可用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辦法反對工商業資產階級等原則，並在一些地方進行試點（按：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這部小說就是根據這種土改試點經驗寫的）。但是，當時的指示還不完善。我們所到的河北省平山、阜平等老區，1946年的土改雖已基本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無地少地的貧雇農已不多，但是土地分配並不公平，特別是黨員幹部佔有較多和較好的土地，引起了廣大農民群眾的不滿，幹群矛盾很尖銳。而且，在糾正右傾保守思想的同時，有的地方又發生了“左”的錯誤。主要問題是許多人對土地改革的真正目的不清楚，只把注意力放在分配勝利果實上，不瞭解怎樣消滅封建剝削，暴露出黨內不純和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作風。

1947年7月，時任中央工委負責人的劉少奇在平山西柏坡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這個大綱總結了《五四指示》發佈以來一年多的經驗，糾正了某些錯誤的地方，新確定在消滅封建土地制度的原則下，“對鄉村中一切地主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收，連同鄉村其他一切土地，依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使全鄉村人民獲得同等的土地，並歸個人所有”。

但是，這次會議以後卻發生了嚴重的“左”傾錯誤，這些錯誤是我們當時親眼所見。如沒收工商業、挖地主的浮財、進行人身消滅等；打死、活埋地主；打擊中農和富裕中農、侵佔他們土地的事更是隨處可見。晉察冀邊區政府駐地（廣安村）離我們住地（抬頭灣）不遠，聽說邊區政府在大街上設了一個“王八蛋席”，這真是新鮮奇事，我們跑去參觀。果然在邊區政府大門口一張長桌上設有席位，上書“王八蛋席”四個大字，由“貧農團”主持，邊區政府大部分委員連同宋劭文等負責人均被列入此席。這種場面令人哭笑不得。此外，據傳聞還有一件極不人道的事：時任晉西北行署副主任的牛蔭冠，家庭成分是地主，土改時鬥爭他父親（邊區參議會議員，對抗日做過不少好事），有人竟用鐵絲穿着老人的鼻子，讓牛蔭冠用手牽着走（按：此事《炎黃春秋》雜誌2003年還有文章記載）。此外，土改中對幹部實行“搬石頭”，就是把幹部看成壓在農民身上的石頭搬掉，鬥之批之，幾乎等同于地主。有的支部黨員全部靠邊站。這股風很快刮到全國各解放區，因此引起了中央的重視，並採取措施予以糾正。劉少奇承擔了責任，他在1948年9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土地會議的缺點和錯誤，我要負責任的。”毛澤東1948年3月6日在致劉少奇的電報中這樣說：“我感覺各地所犯的許多錯誤，主要的（壞人搗亂，不是主要原因）是由於領導機關所規定的政策缺乏明確性，未將許可做的事和不許可做的事公開明確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確地分清界限，是由於領導者對於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經驗（自己沒有執行過某種政策的充分經驗）或者對他人的經驗不重視⋯⋯”這對於領導者的批評算是夠嚴厲的了。

中央重新佈置土改工作，提出着重研究如何劃分階級，重新頒佈了1933年發佈的《怎樣劃分農村階級》等文件，並且決定派大員赴一些重點縣領導土改。晉察冀邊區中央局副書記劉瀾濤（“七大”中央候補委員）就于此時被派赴曲陽縣。我隨群眾劇社的部分同志一道前往參加曲陽縣的土改工作。

這裏要先介紹一下群眾劇社。

晉察冀邊區有好幾個十分出色的專業演出團體，如抗敵劇社、西北戰地服務團、聯大文工團、大眾劇社、挺進劇社等，群眾劇社就是其中之一。這些劇社擁有大批優秀文藝人才。1938年成立的群眾劇社是平山縣土生土長的一個劇社，由曲陽縣鐵血劇社發展而成，應當說是和邊區群眾聯繫最密切、也最能反映當地群眾生活的一個劇社。劇社成員多是當地農家子弟、鄉村的小知識分子，他們通過自學和實踐逐漸成長起來。其中後來出了名的有創作名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曹火星和創作《歌唱祖國》的王莘。還有張學新，他後來組織編寫了反映解放區文藝運動的那部大書《解放區文學書系》。老社長王血波則是一個典型的農民劇作家，為人忠厚樸實，善於團結人。他把不少原來只有十幾歲並缺乏必要文化知識的農村孩子們培養成頗有成就的演員、歌唱家、劇作家、作曲家、畫家乃至文藝工作領導幹部。解放後劇社進入天津，成為天津市文藝界的主要力量和革命文藝的播種機。

群眾劇社原屬邊區抗聯會，抗聯會分開後就歸邊區總工會領導。從張家口撤退回來後，總工會處於“失業”狀態，人員也隨之分散。有一個時期，總工會宣傳部長馮宿海和我就隨群眾劇社活動。《工人日報》的人也分散了，初到報社的女記者邱晴也被分配到劇社工作，但她不會唱歌，也不演戲，只給演員提提臺詞。劇社部分人員參加曲陽土改，我和邱晴隨去——這時，我們之間的“關係”已經基本上確定下來了。

曲陽土改從1947年11月開始，在第二年夏季基本結束。這次土改是與整黨相結合。對幹部是查事實、講道理，公開聽取群眾意見，謹慎區別對待。解決幹群矛盾和黨內不純，不重複“搬石頭、整幹部”的錯誤，嚴禁亂打亂殺和對犯錯誤者採取刑罰。平分土地是在分清階級、查清人口和土地的基礎上進行的，避免對中農採取任何冒險政策，堅決保護中農和富裕中農的利益使之不受侵犯，真正做到公平分配土地。對於地主，在沒收其土地之後同樣與其他農民一樣平分應得的土地，不能只給壞地或少分土地，對富農也採取公平的態度。地主和富農的工商業一律加以保護。總之，務期達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目的，並且鼓勵農民勤勞致富和發展工商業。這樣做，農民群眾是滿意的，幹部也真正受到了教育。

同時獲悉，此時中央對於新解放區的農民政策也作出了規定，即新區農村在不具備立即進行土地制度改革的條件時，可利用抗日時期的經驗，即先實行減租減息和合理負擔的財政政策，讓地主富農多負擔些，待到具備實施土地法條件時，再進行土改，如此等等。

對於我這個在農民問題上有些想法的人來說，這場土改運動使我頓開茅塞。過去在雁北偏僻貧困地區進行減租減息，事情比較簡單，階級劃分問題也不突出。而1947至1948年解放區土改的正反面經驗，則使我真正認識到解決農民問題之不易。而在農村如何劃分階級和如何正確對待農村階級關係更是一個大難題。

土改運動在有一億多人口的解放區消滅了封建生產關係。土改對於當時正在進行的解放戰爭的貢獻是巨大的。有一個土改後農民踴躍參加人民解放軍的數據，我一時記不起來了，但我記得當時民間流傳的一個對國共兩黨的評價是這樣說的：“抗戰勝利後，中共是下鄉分田，國民黨卻是進城搶錢，由此決定了兩黨不同的命運。”說得多麼確切啊！

在農村，土改以後就是農業合作化。合作化時期，因為我已經調到上層機關（中共中央華北局），所以這場運動我並未親身參加。但是關於農業合作化，我卻有過一次特殊的經歷，需要在這裏說一說。

這事由山西省委的一次黨代表會議引起。關於這次黨代表會議的時間，我在《憶劉瀾濤》一文中寫成“大概是在1951年1月間”，[2]後來查閱華北局黨刊，在該刊第61期上查到山西省委曾於1950年1月召開第一次黨代表會議，並有一份向華北局提交的關於山西省1950年的工作方針的報告，其中有“必須引導農民走向集體勞動的方向”一語。因此，山西省委那次黨代表會的時間似應定為1950年1月。這次黨代表會，華北局第三書記劉瀾濤前往出席，帶我同去。在會上，我列席以王謙為書記的長治地委代表團的會議。其時，長治地區正將互助合作運動向前推進，試辦以土地入股（分紅）為特點的“高級互助組”（當時還未稱“合作社”）。土地入股，當然是直接觸動到農民的生產資料所有權了。我對此頗感興趣，因此花了半天時間請王謙談這個問題，並整理出一份較詳細的材料，分送劉瀾濤、省委書記賴若愚及王謙各一份。當時會議上並未討論這個問題。事後山西省委向華北局和中央寫了一個《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的報告，報告中提出了“現在農村互助合作運動已到了該動搖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時候了”這樣一個觀點。當時毛澤東不在北京，由劉少奇處理此事。劉於1951年7月以個人名義表態反對山西省委的這個意見，併發了專電；不料山西省委對此提出抗辯，也向中央和華北局發了專電。據我所知，這樣的事在黨內還是少見的。

不久，毛澤東回北京過問此事，他表態贊同山西省委的意見，否定了劉少奇的意見，並特命陳伯達起草一個中央關於農村互助合作運動的決議。這一分歧的發生和處理過程我不清楚，我只見到過山西省委提出抗辯的那份電報，其他關於中央的事則不便過問，有關這場分歧的文件也一律不在黨刊上刊登。事後聽說陳伯達為起草這個決議曾到華北局找農村工作部的人（此時長治地委書記王謙已調任華北局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召開過一次座談會，我也未參加。直到1951年12月，中央始下達《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

後來得悉：在制定這個決議草案時，毛澤東指定陳伯達召開一個征集意見的座談會，並指名請最瞭解農民的作家趙樹理參加。趙在會上第一個發言，不料他的發言竟是談目前農民贊成單幹，對合作化有顧慮。毛澤東聽說這個意見，便親自在決議上寫上農民有兩個積極性：一個是個體經濟積極性，一個是互助合作積極性。毛澤東所看重的當然是後一種積極性，但他偏不忘記在這裏寫上“在私有制基礎上”這句話，真不愧為非凡的大手筆。

這裏要說的是，毛澤東在黨內親自為這個決議草案寫按語，說：“這是在一切已經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區都要解釋和實行的，請你們當作一件大事去做。這個決議草案可以在黨內刊物發表，但不要在黨外報刊上發表，因為還是草案。”此批語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59頁）。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者為之作注，說“這是毛澤東同志為批駁劉少奇反對農業合作化而起草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黨內通知”。決議、批語和注釋都沒有提“動搖私有制”這個實質性的關鍵字，所以一般人多不明白此次爭論的來龍去脈。至於毛澤東正式批評“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則是在1953年6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已是兩年以後的事了。茲摘錄1951年12月在黨內發佈的那個決議草案的要點如下：

——農民在土改後表現出來的生產積極性有兩個：一個是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另一個是勞動互助的積極性。党充分瞭解農民小私有者的特點，不能忽視或粗暴地挫折農民的個體經濟積極性。“凡已實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保護農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權。”（此為引用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的話）

——必須提倡“組織起來”，按照自願和互利的原則，發展農民勞動互助的積極性。這種互助勞動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農民私有財產的基礎上）的集體勞動，其發展前途就是農業集體化或社會主義化。

——目前農民的互助合作大體上有三種主要的形式：一種是簡單的勞動互助，是臨時性的、季節性的；第二種是常年的互助組，逐步實行農業和副業的結合，勞動互助和提高技術相結合，有某些簡單的生產計划，有的互助組還逐步地設置了一部分公有農業和牲畜，這種形式在各地還占少數；第三種是以土地入股為特點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作者按：注意，這裏初次提出“農業生產合作社”之名）。這還是在土地私有或半私有基礎上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用土地入股同樣地是根據自願和互利的原則，並可以根據自願的原則退股。⋯⋯在群眾有比較豐富的互助經驗、而又有比較堅強的領導骨幹的地區，應當有領導地同時又是重點地發展第三種形式。

按照我在剛踏上政治之路時對農民問題的想法，我當然是贊成這個決議的觀點的，並有豁然開朗之感，認為這解決了我久想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至於後來搞了“左”傾空想共產主義，由初級合作社很快發展為高級合作社，又將小社並為大社，合一個村、一個鄉為一個社，以後更一發而不可收拾，高級合作社又轉為人民公社，試圖通過人民公社進入共產主義，因此闖下了大禍——這在當時是做夢也未曾想到的。

這裏我應當說明一下：在農業合作化過程中我多少讀了一點書，開始懂得農業的集體化離不開現代工業的幫助，離不開農業本身的現代化和機械化（在這方面我認為劉少奇的某些觀點還是對的）。尤其開始懂得，在農民土地所有權這個問題上決不能任意妄為。因此，可以說，到這時為止，我才算告別了剛踏上政治之路時在農民問題上所懷有的那種空想。後來我寫的第一本書就叫《工農聯盟問題》，也證明了這一點。

九﹑辦黨刊：經歷一個短暫的新民主主義時期

形勢的發展出人意料。1947年人民解放軍已成反攻局勢。從1948年9月起，連續進行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基本上摧毀了國民黨的主要軍事力量。這裏特別要提一下的是，1946年偷襲張家口並使我們演出“進出張家口驚喜一幕”的傅作義將軍，此時據守的北平城已孤立無援。1948年12月張家口重新被我們奪回。1949年1月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傅作義將軍當年固守涿州抗擊奉軍，獲得守城名將之聲譽，今日順應潮流和平獻出北平城，毫無疑義，亦將名留青史。

為適應反攻形勢，還在三大戰役開始以前，繼成立中共中央東北局之後，晉察冀中央局和晉冀魯豫中央局於1948年5月合併為中共中央華北局，劉少奇兼任第一書記，薄一波和聶榮臻為第二、第三書記（薄主持工作）。劉瀾濤為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和黨校校長（進北京後，劉少奇不再兼第一書記了，劉瀾濤成為第三書記）。不久，我也被調到華北局組織部工作，離開了正在“待業”的總工會。這是我第一次到党的領導機關工作。邱晴隨後也從劇社調來，我們于同年8月結婚成家。邱晴經過短期的會計培訓進入邊區銀行，然後進中國人民銀行。從此她就沒有離開過中國人民銀行（即中央銀行）這塊金融陣地，從普通辦事員一直幹到中央銀行常務副行長的職位，其後又擔任國務院直屬的一個大公司（光大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職務，數年之後才告退休。除工作外，她還要料理有五個子女的家務及種種繁瑣家庭事務。

我調到華北局所做的工作是編輯黨刊，組織部工作只是一個過渡（按：那時除我之外，還有一個過渡人物，就是鄧小平的夫人。1947年7月劉鄧大軍渡過黃河挺進大別山，鄧小平的夫人卓琳就暫時留在組織部工作了一段時間，然後離去）。華北局黨刊《建設》，創始於1948年11月，終刊於1954年8月（此時第一屆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告結束），共出了304期。因華北局成立較早及其所處的位置，這個刊物的發行不限於華北局所屬範圍，黨中央直屬機關和其他中央局在成立初期也共同利用這一刊物。中央辦公廳將不少中央內部文件通過這個刊物下達。刊物由劉瀾濤親自主持，不屬於宣傳部門，最初由劉的秘書幫助操辦，進城不久便主要由我接手編務，直到終刊。

這個刊物所反映的是建國初期即進入新民主主義時期、進而轉入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各項具體措施以及所發生的事件。半個世紀以後再翻翻這個刊物，感慨良多。這裏只想回顧一段重要的歷史，再追念一個人。

這段歷史就是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歷史，與此相聯繫的，就是我當時的思想。《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和《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是為人所稱道的兩篇毛澤東的名作，其表達的思想至今為人所念及，因為它寄託着遭受幾千年封建壓迫的中國人民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夢寐以求的民主理想。可惜的是，由於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兩黨和談破裂，國民黨在美國支持下非要將共產黨斬盡殺絕不可，而共產黨在內戰中取得最終勝利以後，又被“左”傾教條主義思想所支配，走上了蘇式“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

從實踐上看，我們固然提出過新民主主義理論，進行過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後來又加上反官僚資本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我記得還在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發佈《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中，就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其他黨派民主人士提出，召開新政協，籌備建立民主聯合政府。革命勝利之初確曾建立起一個號稱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四個階級參加的新民主主義聯合政府。但是，卻沒有出現黨中央在1952年12月《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中所設想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勝利後所稱的新民主主義不過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極短暫的過渡期，確切地說，不過是一塊由此跳向社會主義的跳板而已。事實歷歷在目：如前面所說，1951年就提出要動搖私有制，很短時間裏初級農業合作社就變成高級農業合作社，一夜之間幾個高級農業合作社又合併成一個更高級的農業合作社，農村的私有制就這樣消失了。1952年進行“三反”、“五反”運動，在“五反”運動及“反五毒”的基礎上，把民族資產階級往“公私合營”（實際上是公合掉了私）的社會主義路上推。此時雖仍承認“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但猛烈批判“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1953年又實行糧食及其他農產品的統購統銷，統購統銷範圍甚廣，除對糧棉油三項實行統購外，還對生豬、雞蛋、糖料、蠶繭、蠶絲、烤煙、水產品等實行派購，品種多達132種，其中多項派購量占總產值的比重達90%以上。事實上，農產品交易均由公營商業高度壟斷，消滅了農村市場。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是中國“左”的特殊產物（蘇聯也無此政策），加上城鄉分隔的戶籍制度的限制，不僅扼殺了農業生產發展的活力，緊緊捆住農民的手腳，而且堵塞了私營經濟、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由此，順理成章地於1953年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宣佈全面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急匆匆地向社會主義過渡。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起了計劃經濟體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體制。我們的國體本來是人民民主專政，但究竟什麼是人民民主專政？1950年有內部文件解釋為“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工農民主專政”，到1953年進而又解釋為“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樣，好端端的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民民主專政”，就被捆在蘇式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戰車上拖着走，無獨立自主性可言。這樣一來，開國初期所顯示的頗有民主新氣象的聯合政府領導格局（中央一級的領導人中，非共產黨人士幾占半數）以及所謂“多黨合作制”，也就漸漸地名不副實了。

事情來得這樣快，而我的思想卻自然而然地與之相適應，仿佛這是理所當然。當時我寫的兩本書足以證明這一點，一本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改造問題》，另一本是《論無產階級專政》。前者寫於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三反”、“五反”期間，我主持華北局“三反”、“五反”辦公室工作，接觸文件較多，下去調查的機會也多，萌發了寫資本主義改造一書的念頭。為了寫這本書，我又不得不硬着頭皮去讀馬克思的《資本論》，幾乎於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的同時（1956年）便寫成了這本書。這是記述中國資本主義和平改造過程的第一本書。雖然在中國經濟落後條件下過早消滅資本主義經濟，是妨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項“左”傾冒險政策的結果，但這本書也為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及其命運保存了一份史料，對後來的研究者尚有一定參考價值。但是，接着撰寫的《論無產階級專政》一書就完全是錯誤的了，它從理論上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體制辯護，誤導了讀者。這是“左”傾教條主義思想已紮根我頭腦中的反映。

不久以後，我看到一份文件，1955年11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的宋慶齡就提前結束新民主主義一事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見。宋慶齡給毛澤東寫信道：“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障工商業者及其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1957年，反右派運動剛起，宋慶齡又寫信給中共中央說：“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800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推翻党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的人士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年輕知識分子又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麼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面，要推翻共產黨？”以上資料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過。此外，以後看到的還有“文化大革命”期間宋慶齡寫給黨中央的信共七封，表達她對這場“革命”的不理解乃至產生失望情緒。這裏從略。但是1980年11月，宋慶齡寫給黨中央她一生中最後一封信，這裏不能不提一下，她在信中提出兩點：“一、國家要振興恢復元氣，這是一次大好時機；二、要總結建國以來政治運動對人民造成的傷害。”

閱讀這些書信使我大為震動。我在入黨時原本具有的一點獨立思想此時仿佛又萌動起來。回想起這件事，我曾在1992年所寫的一篇文章中寫下這樣一句話：在艱難歷史關頭無私無畏仗義執言的中國現代史上偉大的政治家宋慶齡誠不愧為千古一女性。

我由此想到兩點：其一，我們如何與黨外民主人士真誠合作。我們實行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多党合作原本是要“政治協商，互相監督”。但如何在重大問題上真正做到政治協商並互相監督，若無具體的章程、協議可循，沒有明確的法律保證，實際上就沒有可操作性，只能流於形式。宋慶齡的信說明，上世紀50年代中期到“文革”期間，我們辦大事既無真正的政治協商可言，亦不接受監督。其二，之所以產生上述憾事，就是因為革命勝利後沒有從國情出發，按照毛澤東原先的設想，經過新民主主義社會，迅速轉入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來看，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與“多黨合作”很難形成內在的統一。希望中國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的研究者們能實事求是地深入研究和總結建國以來在這方面的經驗和教訓。

接下來，我以懷念的心情說到我的老上級劉瀾濤了。劉已於1997年12月作古。我在他的直接領導下整整工作了八年。他是第一個使我懂得一點黨的知識的人。進城後，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將主要工作精力轉到中央財經委員會去了，第二書記聶榮臻主管軍事，華北局的日常工作就由第三書記劉瀾濤負責。我逐漸瞭解劉是怎樣一位負責人：他對上絕對服從，說一不二，叫向左就向左，叫向右就向右。他對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人達到盲從的程度。工作上小心謹慎，嚴肅認真，但缺乏必要的創造力和決策能力，大政方針都取決於第一書記或聽從黨中央。他是“唯上論”的忠實奉行者。只是在他身上還沒有多少政客味，這是劉瀾濤勝過有些領導人的地方（有些領導人當權後就開始政客化，這是官場的角力潛規則促成的）。對下，則是只顧使喚，只談工作，嚴格要求，從無個人之間的交流。我在他身邊工作多年，除交代工作外，從無一次個人交談，或問一問你的生活、經歷或碰到什麼問題等。舉例說，他知道我是有家室的人，我離開組織部時交出了住房，但到他那裏編刊物有一段時間卻沒有住房，勉強擠在他秘書的一間辦公室裏。至今我妻子提起這件事還埋怨我。他對他的秘書班子約束很嚴，一切按組織原則辦事，無任何特殊照顧，秘書的任免完全由組織部門決定，決不超越組織為秘書們謀官職。在工作上，保密更是他的絕對要求。這裏可以舉出一個例子：

1951年下半年，河北省發生了劉青山、張子善事件。適值河北省委召開黨代表大會，劉瀾濤派我去出席這個會議，指定我參加天津地委代表團的會議，並至少隔日向他寫一個報告，但劉、張事件本身卻對我絕對保密。其時地委書記劉青山養病未出席會議，天津地委代表團由地委副書記兼專員張子善率領。據我觀察，當時河北省委對劉、張案件也不知情（後來知道劉、張案件牽涉到省委某些人）。我記得在一次省委會議上曾有人對我隔日就向華北局寫報告有微詞。會後返回北京，劉即命我整理劉、張案件的資料並準備為《人民日報》撰寫專論。劉、張的罪行主要是利用機關生產名義，建立“小金庫”，貪污、挪用各種費用（機場建築費、救濟水災費、治河費、地方幹部家屬救濟糧、騙取銀行貸款等），合計約相當於現今的人民幣170萬元。這當然是一筆巨款了，因此1952年2月判處劉、張兩人死刑，也就是拿他倆的人頭來為“三反”運動祭旗。薄一波當時把這種現象稱做“機關生產資本主義”。機關生產從此也就一律收攤。這時我才知道中央已對劉、張案件作出最後裁決。而派遣我去參加會議卻把我蒙在鼓裏，事後也未向我提及一句。這樣的事不止一次。

1954年，第一屆中共中央華北局撤銷，《建設》雜誌停辦。我趁機提出變動一下工作、找個地方學習一段時間的要求。此時恰逢鄧小平調來中央，任中央秘書長，劉瀾濤和胡喬木任副秘書長。1956年著名的“八大”會議召開。會後中央設書記處，鄧小平任總書記，劉瀾濤、楊尚昆和胡喬木任候補書記。中央書記處設了四個辦公室，劉瀾濤兼任第四辦公室主任。這個辦公室的任務是協助中央管理工會、青年團、婦聯這三個群眾團體的工作。我又被留在這個辦公室。開始時奉派聯繫團中央，列席團中央書記處會議（胡耀邦此時調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瞭解團中央的工作情況。不久有人接替了這一聯絡任務。這時因工作任務不多，我便利用這個機會抓緊寫我那本題為《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改造問題》的書稿。

“八大”後，劉瀾濤因工作過於勞累，突然發病。1956年下半年決定赴廣東從化這個著名療養地去療養。劉只帶一個秘書，不帶家屬，卻要我同去，說：“你正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到那裏去寫書。”我猜想這是他的有意安排。這樣我也就到從化去住了近兩個月。就當時的情勢，“八大”後劉瀾濤在中央領導層的地位正在上升，毛澤東也幾次找他談話。他自己也正是用人之際，此次帶我同來，我當然意識到這一點。但我再三考慮個人的情況，仍決定能離開時還是儘量離開。因此，在一次交談中我又提起要求學習的事，劉好像有點驚奇地端詳了我一會兒，見我去意未消，便說：“學習很重要，我自己因為理論水平不高又缺少時間讀書，所以工作很吃力。”又說：“你有興趣搞理論我也贊成，回北京後看情況再定吧。”最後，他說：“我送你兩句話，怎麼樣？是《紅樓夢》裏的，你一定知道。”接着念出“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這兩句話來。我說：“瀾濤同志的意思我明白，這兩句話恰可以作為對我的針砭。我知道自己書生氣太重，非政治之才，只是這幾年才稍明白一些事理。”他說：“你不是不懂政治，當然真正從事政治是另一回事，但將理論與實際結合這一點你還是做到了的。”經過這次談話，我知道我想動一動的事已得到他初步准許。應當說，劉瀾濤用《紅樓夢》的兩句話來點撥我，確是出於他對我的瞭解，我深深感謝他。但他不瞭解多年來我對“政治”已經有一種特殊的感受，這並非出於其他什麼原因，很大程度上是與個人的氣質有關。我自覺“從政”不如“從學”較適合於我，雖然在黨內“從學”和“從政”仍然是相通的，這也就是常說的理論必須聯繫實際之意。

回到北京以後，機會果然來了。1957年初，書記處四個辦公室宣佈結束，幹部另行分配。那時正值要進行“反右”的時候，我們的機構既然宣佈結束，“大鳴大放”也就不搞了。這就是說，我們平安地避過了1957年夏季那場大風暴。當時我們的辦公室只出了一個“右派”，那是一位剛好調到中央黨校去學習的同志，他是在黨校不幸碰在槍口上而成“右派”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才經胡耀邦之手獲得平反）。

這裏要順便說明一下：50年代是中國文化界、文學界的多事之秋。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除了提前進行“三大改造”之外，文化界也掀起了思想改造高潮，各種批判不斷，有時出現驚濤拍岸的場面。有人落馬，有人在官場上脫穎而出；也有人採取超然態度，寫自己熟悉的農民農村，不涉是非，逃避紛爭，得以保全自己（如孫犁）。批判運動風起雲湧，而思想界則相繼沉寂。“反右”運動達到了頂點。我此時幸未參與哲學社會科學界和文藝界的活動，和文藝界的故友也很少往來，我只是身居廟堂進行封閉式工作，自身得以倖存。這大概和過去那場牢獄之災有關，從此謹言慎行。但不久，又身不由己地捲入了另一場運動。

1957年下半年我調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工作，1959年末又轉到《紅旗》雜誌社。而劉瀾濤則於1960年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這已是第二屆中央局了）。這時他又想把我調到西北局。他委託康生，康生又通過鄧力群跟我商量。為此事我又找到劉本人，坦誠地將我個人的願望又向他申述一次。我再次表示我這人不喜歡也不適合做行政工作。他留我吃飯，邊吃邊聊，最後說：“既然如此，那就不勉強你了。”從此一別多年，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在北京重逢，那時我已在中央黨校工作。這次重逢恍如隔世，好像大家都到地獄裏去轉了一遭又重返人間。“文化大革命”中，劉瀾濤屬於所謂“六十一人集團”冤案的重要人物之一，其所受迫害之嚴重可想而知。特別是他的夫人劉素菲因不堪折磨被迫害致死，這對劉無疑是極大的打擊。劉瀾濤夫婦情愛篤深，劉在生活上也堪稱嚴肅，無可指摘。“六十一人”冤案於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徹底平反。劉瀾濤從1979年起重返政壇，並重新進入中央委員會。先擔任中央統戰部第一副部長，後由鄧小平提議出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主席為鄧小平，後為鄧穎超）。最後任兩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後離休。

這裏應當提一下的是，劉晚年心情並不舒暢，心頭似乎埋藏着一種深深的憂鬱和痛苦。經查詢，原因在於在他任職西北局期間，“左”傾猖獗時期曾整過一些同志。一次是在中央確定了“有人利用寫《劉志丹》小說反黨”的事件後，立了一個大案進行審查，其實這完全是無中生有的事。這個案子涉及西北地方的許多老革命家，包括習仲勳。中央確定這個審查小組的組長是周恩來，副組長康生，劉本不在內，但劉恰在此時出任西北局第一書記，因此中央就任命劉為副組長之一，並把這案子的審查任務交到他的手中。雖然劉與“立”此案無關，但他仍按老習慣，凡是中央交辦的都一絲不苟地去辦。他接手這件案子後開了多次批判會，因此傷害了一批西北地方的老同志。第二次是在“四清”初期，那時他完全接受並執行所謂“桃園經驗”那套東西，嚴厲批判了當時對“左”的一套持不同意見的第二書記胡耀邦及其他有關人員，這樣又傷害了西北地方一批同志。而他自己偏偏又是西北紅軍出身的幹部，這就使他的內心更為不安。“文化大革命”後劉瀾濤重返政壇，向過去被自己錯誤批判過的同志作了誠懇由衷的檢討，並表示道歉，有的還不止一次。雖然多數同志表示諒解，但有的仍不免耿耿於懷，隔閡難除。劉為此深感痛苦。還有，與他過去所擔負的工作比較起來，對重出後的工作安排，他仿佛有一種冷落之感。這使我想起他在去世前三年寫給我的一張條幅，他在那上面寫了馬克思的幾句名言：“人的生活離不開友誼，但要得到真正的友誼是不容易的。友誼需要用忠誠去播種，用熱情去灌溉，用原則去培養，用諒解去護理。”試想，一個曾經是党的高級領導人，當經歷無數風風雨雨，在行將走完一生艱難路程之際，發出這樣的“嚶鳴求友”之聲，渴望在同志之間找到一種真正的友誼，這裏透露出怎樣一種特殊的心聲啊！這也算是一種覺醒吧！可惜已經太晚了。他的老部下，包括我在內，都曾勸他寫一點回憶錄之類的東西，但他不同意，認為無此必要。只有一篇文章是經過他同意寫的，那就是刊載于《中華兒女》雜誌1997年第1期上的一篇文章《三次脫身囹圄的劉瀾濤》，作者虹霓。除此，他沒有留下自己所寫的東西，更沒有編文集。正因為如此，我是很懷念這位曾幫助過我的“老領導”的。在我的藏品中，至今珍藏着關於他的若干資料以及他饋贈給我的幾件遺物，其中就有按照我的要求在上面刻着《紅樓夢》裏那兩句話的一方清代洮硯。

注釋

[2]吳江：《憶劉瀾濤》，《炎黃春秋》，2002年第9期。

一個“左”傾空想的狂亂時代

歷史可以說是所有女神中最殘酷的一個，她不僅在戰爭中，而且在“和平的”經濟發展時期，都是在堆積如山的屍體上馳騁她的凱旋車。

——恩格斯

十﹑“大躍進”把人們引向一個狂亂世界

我在中央書記處時要求改換工作，原是想多讀點書，有可能的話搞點學術研究（這可能和過去想從事文藝創作的願望有關），並不是幻想就此完全脫離政治，躲到書齋裏去，當個“學院派”，事實上這也是不可能的。以後的事實證明，我的任何研究活動都沒有離開過政治，只是希望理論本身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而已。但要做到這點很難，有時難免被捲入政治旋渦當中。相當一個時期，我在政治和學術之間遊弋，兩者經常發生摩擦，產生一種內心的苦惱。但久而久之，也就習慣了，因為不能不如此。這當然也與環境和必須擔負的工作任務有關。

1957年下半年我到中國人民大學，這所大學是一所特殊的學校，主要為培養、訓練幹部而設，入學者也是年輕的現職幹部居多，後來也逐漸招收高中畢業生。校長是吳玉章，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務副校長是胡錫奎（原是成仿吾，其時已調東北人民大學），都是部級以上幹部，因此堪稱大學重鎮，然非學術重鎮（培養學術人才非其所長）。我到這個學校，是接替原哲學系主任何思敬的工作。何是一位老馬克思主義法學家，曾留學德國，有不少譯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這部馬克思早期著作也是他翻譯過來的。他年老告退，但仍從事翻譯工作（後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毆打致殘而導致死亡）。學校的教授中，我只認得一個，就是原陝北公學的教員、我的老師、時任歷史系主任的何干之（他僥倖度過了“文化大革命”，但“文化大革命”剛結束就猝死了）。我去時正值處理“反右派”運動的善後事宜，我未插手此事。關於“反右派”，因我所在的工作單位解散，不搞運動，我又埋頭寫書，兩耳不聞窗外事，除了在報紙上讀到許多鳴放材料以外，這場運動究竟是如何進行的、許多人是如何被打成“右派”的，我竟然不甚了了。只是事後才逐漸明白，逐漸懂得它的嚴重性。進學校後工作尚未接上手，不料又來了一場意想不到的運動，即所謂“大躍進”運動。學校停課，大部分學生和教職員工都被派赴農村參加勞動，少數人留校搞“土法煉鋼”。我上下來回奔跑，在農村看到迅速冒起的、規模大得驚人的人民公社和農民爭先恐後吃“公共食堂”的情景，種種匪夷所思的現象，讓人一時無暇思考，也不容許你思考。1959年下鄉人員全部撤回學校準備複學。此時我卻又被通知調離學校，轉到剛創辦的《紅旗》雜誌社去工作。

我正式接觸哲學，就是在任人民大學哲學系主任期間。在這個短時期內，我除閱讀過去很少接觸的哲學書籍外，因激賞李達的《社會學大綱》一書和毛澤東的兩篇哲學論文——《實踐論》和《矛盾論》，因而有專訪武漢大學校長（兼哲學系主任）李達之行。兩人傾談兩日兩夜。李達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組織者之一，為人不喜歡隨聲附和，和陳獨秀鬧翻，拂袖而去，自動退黨。他在黨外獨立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當大學教授。有人說他常在課堂上用伊索寓言式的話宣傳馬克思主義，著作等身。毛澤東讀他的作品，十分器重他，可以看得出，毛澤東兩篇哲學著作有些地方受李達《社會學大綱》一書的影響。解放後，毛澤東急邀他來北京，並於1949年介紹他重新入黨，加以任用。我到武漢大學去訪問他，不久他到北京回訪一次。但不久以後，這位有名望的老教授被迫害慘死在“文化大革命”中。從這場悲劇中我悟到：共產黨完全應當允許黨外有獨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存在，並尊重他們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很可惜，党的有些領導人仿佛始終沒有理解這一點。

我離開人民大學時，哲學系副主任兼黨總支書記齊一同志通知我，由學校向教育部呈報的我的教授任命快批下來了（此事我本人事先並不知道），還是等兩天再走吧。我說，我要那個東西幹什麼？再說，我帶這個東西到黨政機關去也不合適，就不必了。（按：後來我仍有一個教授頭銜，那是1980年在“文革”後國家首次評教授職稱時在中央黨校評上的，那次好像還不評副教授。老實說，我作為此項評審工作的負責人，對於黨校系統應否有教授的稱號是存疑的。但這是人心所向，不可阻擋。此後幾乎年年評，月月評，以致中國的教授多如牛毛，連官場也不例外，當官的也要弄個教授當當。北京大學的季羨林教授說過一句話：“如今不管是誰，只要能在北大謀一個教書的位子，就能評上教授。”何況是有權勢的官員呢！中國的事情就是如此。）

到了紅旗雜誌社，不管願意不願意，我又被推上了風浪難測的政治舞臺，繼而被捲入了國際政治鬥爭，雖然只是在文字上，而不是在真槍實彈的政治角力場上。

《紅旗》究竟是怎樣一個刊物？它的刊頭上赫然寫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字樣，自然是很不尋常的了。中央書記處任命一個大編輯委員會，陳伯達任總編輯，胡繩、鄧力群任副總編輯。編輯委員會這張大名單包括許多大人物，但都是掛名的，日常主持編輯工作的專職編委包括我在內不過六七個人。《紅旗》編委會相當於中央部委的黨組，其待遇則要高於一般黨組；編委分別領導各編輯組（司局級），規格不同於一般刊物。

這個刊物是1957年由毛澤東親自指定陳伯達（毛的第一秘書，政治局候補委員）創辦的，他的意圖很清楚，為了“大躍進”的需要。聽說陳伯達最初對於辦這個刊物還有些畏難情緒，拖了幾個月，受到毛澤東的批評，乃於1958年6月匆匆上馬。我並不認識陳伯達等人，調我到這個刊物來，據鄧力群告訴我是楊尚昆的主意，楊大概是認可了我編輯華北局黨刊的那段經歷。但說實在話，這個刊物所宣揚的觀點對我個人來說只是一種巧遇，因為如前所說以人民公社為標誌的這場運動不僅與我1950年所接觸的山西省委提出“動搖私有制”這件事有關，而且與我1937年在家鄉從事農民工作時所懷抱的“理想”也是一種巧合。這果真是實現我那種“理想”的途徑嗎？我不禁抱着將信將疑的特殊好奇心。

毛澤東的“大躍進”一直躍進到共產主義的思想和行動，是依靠農民、從農村開始的，正像他當年搞革命從農村開始一樣。1950年他同意山西省委提出的“動搖私有制”的意見，後來又作出關於開展互助合作運動的決議。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農業合作社的發展最引人注目。由初級農業合作社到高級農業合作社（1956年全國已有70多萬個高級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又由小而大、由私而公，如此等等。正是農民群眾這種被煽動起來的熱情和幹勁，使毛澤東的思想像火一樣燃燒起來，一發而不可收。《紅旗》發刊詞說：“在具有沖天氣概的中國人民面前，高山低頭，河水讓路。”說的正是毛澤東當時的心態。《紅旗》第一期首篇就刊出毛澤東的文章——《介紹一個合作社》（原是毛對河南封丘縣一個叫“應舉合作社”報告的批語）。毛澤東寫道：“《一個苦戰兩年改變了面貌的合作社》，這篇文章值得一讀。共產主義精神在全國蓬勃發展。”“由此看來，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麼長的時間了。”這大概就是毛澤東接着提出“苦戰三年根本改變我國落後面貌”（1957年成都會議上）、“中國十五年鋼產量趕上或超過英國”（1957年11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依據吧！

1958年我在學校率領學生下鄉幫助農民“辦公社”的時候，還是抱着當年下鄉搞土改時的那種心情，並沒有想到辦起來的公社究竟會是什麼樣，更沒有想到那一年全國農村一哄而起，只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就基本上實現了全國農村公社化。這是從來沒有經歷過的神奇速度。到《紅旗》雜誌社後，第一次使我大開眼界的是發表在1958年第7期《紅旗》上的《河南碴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章程》的報導，毛澤東把它當做人民公社的活樣板。那裏着重講的不僅是農民的土地等生產資料歸為公有，就是某些生活資料也歸為公有。接着又讀到我的老友、小說家康濯1958年8月下旬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專題長篇報導《徐水人民公社頌》（河北省的徐水縣也是當時毛澤東親臨視察過的一個地方），這篇報導傳達給人們的最驚人的信息是：徐水“將在三年內進入共產主義”。《紅旗》雜誌社的特點是信息多而且及時，各種報導人民公社的文章都可以優先拿到，簡直做到了“足不出戶即可知天下共產主義大勢”。下面就說一說我所瞭解到的人民公社的狀況（從我所寫的《“文化大革命”由來》一文中摘錄下來）。

首先，由於不顧一切地向全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甚至共產主義過渡，強調公社越“大”越“公”越好，造成生產關係上的混亂。原來幾十戶、上百戶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一下子合併為上萬戶、幾萬戶，規定全部生產資料甚至部分生活資料皆為公社所有，由公社無償調撥。在1958年11月6日第一次中央鄭州會議上，就這個問題毛澤東說：斯大林“說集體農莊只願意商品交換，不願意調撥，這是因為不要不斷革命，鞏固社會主義秩序。我們則相反，破壞社會主義秩序一部分，供給制部分就是破壞這種秩序的”。毛澤東在同年11月7日下午又說：“有兩種所有制，即全民與集體，但有一種起決定作用，即能調撥，不能服從全國的調撥，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調撥，就不是政治經濟學上的‘商品’了。”既然以全民所有制作為目標，各地也就大刮調撥之風，首先在公社範圍內。如《河南省七裏營公社章程草案》規定：“原屬各小社的生產資料，全部歸公社所有”，“社員自留的菜地、墳地、場院、莊戶地、藕坑，不論面積大小，一律無代價地收歸公社所有”。[3]1958年9月3日《人民日報》關於青海紅旗人民公社的調查報告寫道：“社員們在要求加入公社時，紛紛提出把自己的全部財產交給人民公社。社員們把林木、房屋、羊只和家裏的桌椅板凳、衣櫃、口袋、鍋灶等等，連生產資料帶生活資料都詳盡地登記了。”這種在公社範圍內甚至一個縣的範圍內無償調撥農民財產的現象，引起農民們一片恐慌。這個過程中，大批生產資料和人民財產被損毀、浪費、盜竊。一些國家商店下放給地方和公社，同樣被納入這種無償調撥系統。商品交換被看成是敵視共產主義、阻礙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東西，紛紛扔掉了。

其次，為了力爭高速度和促進共產主義因素的增長，普遍推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在勞動方面採取軍事編制，實行軍事強制，認為軍事化是最優越的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勞動組織（按：20年代初期的托洛茨基曾提出過這種“軍事化”主張，認為“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勞動的要求將達到最高的強度”，因此應當建立一種“使每一個勞動者自視為一個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勞動軍人的制度”，實行“強迫勞動”。這種主張遭到列寧的堅決拒絕。想不到在50年代末期，這種“軍事化”卻在中國盛行一時）。“軍事化”加上生產上的“瞎指揮”和“大兵團作戰”，不分晝夜地苦戰，嚴重損傷了勞動力。尤其以舉辦公共食堂為主要形式的所謂“生活集體化”，帶來了更加嚴重的、意想不到的災難。1958年第7期《紅旗》載有《河南信陽來信》，介紹辦公共食堂的情況說：“農民食堂普遍辦起來了。一辦起來，大家歡迎，群眾要求老辦下去。除了少數上中農以外，都把自家的鍋臺拔了，家裏存糧也交給食堂了，一家百把斤、幾百斤、一千多斤的不等。”拔鍋臺，交存糧，是普遍發生的事情，叫做“割私有尾巴”，認為這是農民“共產主義思想大躍進”的表現。公共食堂制度，為的是便於組織集體勞動，解放婦女勞動力，因此取消一家一戶的伙食單位，糧食不供應到戶而集中在食堂，禁止各家各戶“冒煙”。這種辦法實際上搞成拆散家庭，有些地方干脆男女分居，夫妻不見面，家庭名存實亡（按：中國近代維新派康有為寫了一本《大同書》，其中把消滅家庭作為一種社會理想提出來，與企圖通過人民公社制度實現這一理想相似）。這種做法表面上為組織勞動帶來某種暫時的方便，但因此很快招來了惡果，特別是造成糧食的嚴重浪費。由於對糧食生產的浮誇估計、“吃飯不要錢”、鼓勵“放開肚子吃飯”，許多農村一兩個月便出現了糧食緊張，伙食不得不由稠到稀再到“瓜菜代”，困難日益加重。饑餓加上勞動緊張，普遍出現了嚴重的不正常死亡現象，勞動力大量喪失。對這樣嚴重的情況，領導者卻長期不肯正視。相反，卻一再重申要把公共食堂作為“社會主義的基本陣地”、作為“鞏固人民公社的一個基本關鍵”堅持下去。並責問道：“為什麼軍隊能夠辦公共食堂，而農民不能辦公共食堂呢？”

再次，由於對生產發展速度的主觀主義估計，在農村中直接造成兩種後果：一是國家實行“高征購”，剝奪了農民的口糧。1958年確是豐收年，但糧食產量只是略高於1957年，並未達到估計的產量（7000億斤或5000億斤）。高征購外，再加上推行供給制，到了年末，全國到處出現大規模的糧食荒、油料荒、燃料荒。二是自上而下地要求生產上的“高指標”，亦稱“高產衛星”。舉例說，《人民日報》發表的《徐水人民公社頌》，其中堂而皇之地公佈的“高產衛星”有：山藥畝產120萬斤，小麥畝產12萬斤，皮棉畝產5000斤，一顆白菜重500斤，等等。1958年第12期《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也公然宣稱“農民們在一畝地上收幾萬斤糧是可能的”。報刊公佈這些東西，是為了提供樣板，形成壓力，督促各地一律照此辦理：“別人能夠做到的事情，你們為什麼不能做到？”為了避免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到處出現十分荒誕的浮誇風，明知辦不到，也不敢不往上提。為了實現“高產”和“少種多收”，刮起一陣又一陣的“瞎指揮風”，任意減縮耕地面積，大量撂荒。甚至當有人提出“我們的人口在增長，播種面積不應減縮”的忠告時，反駁者竟然這樣說：“人多熱氣高。我們的人口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少種多收優於廣種薄收。我們的耕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等等。這種浮誇風和瞎指揮風，也擴及工業生產及其他方面。

關於人民公社，我想說到這裏就夠了。至於和“公社化”同時進行的“大煉鋼鐵”運動所造成的惡果，如許多山林被砍伐一空，造成嚴重的生態災難等等，就不再說了。

僅僅幾個月的時間，到1958年年底，一場大的災難已經降臨。此後幾年，農村餓殍遍地，“大躍進”的失敗已經十分明顯。加之1959年夏季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之後，繼續發動所謂“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全國進一步狂刮“共產風”，城鄉人民的生活幾乎陷入了悲慘的程度。

總之，這場意想不到的公社化運動以及由它造成的嚴重的全國性經濟危機，給我的思想沉重一擊。就社會變革而言，這無疑是由一種前所未見的“左”傾空想共產主義思想加上極端的民粹主義思想造成的。在這種殘酷事實面前，我當初那點自發形成的朦朧民粹主義思想以及到延安後被灌輸的那點“左”傾教條主義思想，被擊得粉碎。當這場公社化運動開始時，陳伯達在《紅旗》1958年第4期上發表了《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一文，我曾極為重視，仔細讀了兩遍。現在不禁要問：到了50年代後期，毛澤東的思想為什麼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越來越多地具有“左”傾空想共產主義和極端民粹主義色彩了呢？我再三思量，認為提出這樣的問題並非毫無根據，儘管毛澤東本人早年也曾批判過民粹主義。

但最大的問題，還在於由此引發的驚人事變。

十一﹑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

我所說的驚人事變，是由國內外兩大事件交織而成的。其一是1953年斯大林之死。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報告”以及他所進行的短命的社會主義改革，引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分裂、大挫折，局勢動盪，隨之造成中蘇兩黨關係惡化。其二是“大躍進”的失敗導致中國共產黨內意見分歧並最終引起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先說前者。1953年斯大林之死無形中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各國共產黨的關係喪失了一個由歷史形成的制約力和平衡點，各國共產黨的獨立傾向加強了。尤其是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關於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揭露了斯大林黑暗統治的內幕和由個人崇拜造成的危害。此舉開社會主義改革的先例，卻也因此引發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震盪、大分裂。大批共產黨員退黨。尤其是引發了匈牙利、波蘭兩國的騷亂事件，影響巨大。這是東歐國家對蘇聯強加給他們的外來體制的一種抗議，這些國家想借此發動一場改革運動。但是，中國共產黨卻於此時發表了兩篇論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的文章，從“左”的方面把兩國的騷亂事件說成是無產階級專政被削弱的結果，這在客觀上是為蘇聯的霸權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張目。稍後不久，當中國共產黨在自己的整風運動中遭遇到黨內外諸多批評時，終於錯誤地發動了一場“反右派”鬥爭，極大地挫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和愛國心。這也與上述觀點有關，即錯誤地認為中國也出現了“匈牙利事件”的苗頭。

然而，這是事情的一方面。當蘇聯共產黨仍然以老子党自居，將大國沙文主義施加於中國，要求中國共產黨跟着他們的指揮棒轉的時候，事情就完全不同了。中國對蘇聯的各種無理要求（如要在中國領土和領海上建立長波電臺和建立共同艦隊等）堅決拒絕，毫不買賬，這就導致中蘇兩黨的矛盾衝突開始激化。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另外一個因素，這就是毛澤東所起的作用。斯大林逝世以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實際上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中國與蘇聯並列為世界上兩個社會主義大國。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無論在意識形態方面或實際作為方面都不甘心屈居於蘇聯之下，力圖超過之。1956年毛澤東提出《論十大關係》，固然體現了毛澤東這位理論獨創家企圖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擺脫蘇聯模式、走自己路的決心，同時也表現出了毛澤東“當今天下舍我其誰”的雄心。因此，在他看來，共產主義也應當首先在中國實現。毛澤東之所以不顧一切、滿懷信心地發動“大躍進”運動，說到底，也與他的這種雄心壯志有關。

由於中蘇兩黨對國際形勢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路線和策略有分歧，於是一場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運動開始了。我也因此兩進“釣魚臺”（後稱國賓館），從事“反修”寫作。

當時的所謂“反修”，除了反對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外，在意識形態方面主要是保衛列寧主義，特別是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對斯大林則作出“功大於過”的評價，反對赫魯曉夫丟掉“列寧主義這把刀子”，也反對全部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以免為國際反動勢力所利用。

1960年4月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評蘇共領導的觀點。7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決定召回在華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廢除兩國經濟技術合作的各項協定。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以後，爭論愈演愈烈。蘇共及其影響下的一些共產黨連篇累牘發表文章攻擊中國共產黨。於是中國共產黨在北京釣魚臺集中一批人，從1962年12月起陸續發表七篇文章予以回擊。其中，《列寧主義與修正主義》一篇由我執筆，以“人民日報評論員”名義發表。

這裏要提一下的是，當時曾以南斯拉夫作為批判修正主義的靶子，實際上矛頭針對蘇共，針對着“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大家知道，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曾因試圖按照自己的國情獨立走自己的路，為此激怒了斯大林，被加以“反蘇”、“搞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罪名，被開除出社會主義陣營。南共承受了巨大壓力，以堅毅的精神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平反了這件事，承認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並重新與之恢復了關係。我們雖然也與之恢復了外交關係，但在與蘇共論戰的背景下，卻指桑駡槐拿南斯拉夫作為修正主義來批判，至今想起來實在是一件憾事。這件事我也有份，1962年我也曾撰文批判前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領導人卡德爾，批駁他在《社會主義與戰爭》一書中提出的關於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以及關於兩種不同制度如何“共處”的看法。卡德爾的某些看法雖也有失當的地方，但當時南共領導人提出這些問題讓人思考是有益的。何況這是各國共產黨的自由權利，對錯都是各黨自己的事。卡德爾在他書中不少地方表現出南共獨到的見解，對於蘇聯大國沙文主義也說了一些尖銳的話。我的批判以“我們的時代與卡德爾的辯證法”為題，雖以學術形式出現，但對卡德爾的觀點持過分批判的態度。此文除了以個人名義發表在《紅旗》雜誌上外，還受到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的賞識，他將這篇文章特批印發給中國駐各國使館作為宣傳材料之用，這在更大範圍內產生了負面的影響。

1963年可說是“反修年”。這年7月14日，蘇共中央發表了《致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的公開信》，公開指名攻擊中國共產黨。中蘇爭論進一步升級。為了打好這一仗，中共中央在總書記鄧小平的直接領導下，特地組織了一個“中央反修領導小組”，于1963年夏季再次進駐釣魚臺，撰寫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中央反修領導小組”成員共七人：康生（組長）、吳冷西（副組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姚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熊複（中央聯絡部副部長）、王力（中央聯絡部秘書長）、范若愚（中央黨校副校長）、吳江（《紅旗》雜誌編委），並配備助手和組織專門翻譯班子。這七個人中，現在活着的只剩下我一個了。從1963年9月到1964年10月，共撰寫九篇指名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文章（故稱“九評”），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發表。

寫評論的工作程序如下：先定出題目分頭撰寫文章提綱，每篇提綱經領導小組初步討論後，再由鄧小平親自到場審查定案（叫“定盤子”），然後寫成文章，由小組討論修改定稿。每篇定稿最後又經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反修領導小組人員也參加，鄧小平為最後拍板人。我留意到，當時毛澤東好像不在北京，他似乎把這件事完全授權給了鄧小平。許多年以後，我從負責黨史工作的龔育之那裏聽到，其實這些文章都經毛澤東親自過目，有的還認真作了修改。

我在這次國際反修論戰中並無建樹。分配給我的題目是關於當前世界的矛盾。這個題目如果從反修的角度，必然要提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因為修正主義意味着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被資本主義所污染。然而，我考慮的卻是當時世界的主要矛盾問題。我覺得只有講清這個問題才能打開人們認識當時世界的視野。我認為，當時世界的主要矛盾不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而是在帝國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之間——只有講清這個矛盾才有利於反修的大局。我的這個想法出乎領導小組的意料，他們覺得這個想法新鮮，但又感到沒有把握。因此，我寫的初稿未予討論，擱置了一段時間。不知何故（我猜想是康生促動），這個題目轉到了陳伯達那裏，陳對這個題目感興趣，他把我叫去，說由他承擔下來。因此，另組一個寫作班子（有我、鄧力群、範若愚三人幫他），並移師“新六所”，費時一月有余，文章越寫越長，三四萬字也停不下來，勢成“騎虎”。此時形勢突然發生了變化，此項寫作不得不中途停止。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被蘇共中央撤銷領導職務，狼狽下臺，而我國的第一顆原子彈恰于此時爆炸成功。小組為此寫了一篇專論作為“第九評”。這場國際論戰到此也算以勝利告終了。但是鬥爭並未因此結束。蘇共新領導在對華政策上仍繼承赫魯曉夫那一套，沒有絲毫改變。中蘇兩黨關係從此宣告中斷。

當年的這場論戰早已成為歷史。拿今天的眼光來看，蘇共搞“老子黨”和大國沙文主義固然是不對，應當反對；但是，“九評”的“左”傾思想越到後來越來越明顯，這也是一種不祥之兆。在1979年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國際問題專家宦鄉，從國際論戰談到國內的“左”，直接批評“九評”，他說：

20年來國內“左”傾機會主義思想的發展，同一定的國際條件有關，特別表現在國際共運的論戰中。當然，別人干涉我們的內政，或者企圖損害我們的主權，進行反擊是對的，可是當時的論戰卻大大加強了國內“左”傾思想的發展。尤其是因為蘇聯批評我們的大躍進，我們就發誓要比蘇聯更早進入共產主義，並且毫無根據地懷疑有些中央領導人暗中與蘇聯通氣，因此加強了國內反右鬥爭。“九評”所提出的觀點，有的已經“左”得不能再“左”了，尤其是《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和《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這兩評，前一評是根本錯了，斯大林說南斯拉夫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修正主義的典型，赫魯曉夫把它平反了，並親自登門道歉，而我們卻出來維護斯大林的無理判決，輕點說也是干涉別國內政。現在雖然已平反，但提到的錯誤觀點及其影響尚待清理。這篇文章的文風也特別壞，東拉西扯歪曲利用人家的片斷材料，無限上綱。這篇文章聽說主要由王力起草，是王力的名著。“九評”對國際國內都有比較大的影響。對國內來說，從“九評”可以看出“走資派”的由來和發展，可以看到我們是如何在批判蘇聯的“獎金掛帥”和南斯拉夫的“市場經濟”中發展我們自己的“政治掛帥”、忽視經濟規律、忽視發展生產力的；也可以看到我們是如何從支持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搞個人迷信而又轉到提倡個人迷信的。林彪、康生、“四人幫”利用這一點大售其奸。而“兩個凡是”實際上就是去鼓勵繼續搞個人迷信。

這種批評可謂一針見血。

進入了20世紀80年代，諸多國際政治風雲消失之後，主持“九評”寫作的鄧小平也進行了反思，他向外國朋友指出：“一個黨評論外國兄弟黨的是非，往往根據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實證明這是行不通的。”“各國黨的國內方針、路線是對還是錯⋯⋯不應該由別人寫文章來肯定或否定，而只能由那裏的黨、那裏的人民，歸根到底由他們的實踐做出回答”，“任何大黨、中黨、小黨，都要相互尊重對方的選擇和經驗”，“人家根據自己的情況去進行探索，這不能指責。即使錯了，也要他們自己總結經驗，重新探索”。“他們對我們也應當如此，允許我們犯錯誤，有了錯誤以後，由我們自己來糾正。”“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

鄧小平在同外國共產黨一些來訪的同志談到過去的相處和爭論時說：“回過頭來看，我們過去也並不都是對的。”

鄧小平還說：“一個党和由它領導的國家的對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別國內政，侵略、顛覆別的國家，那麼，任何黨都可以發表意見，進行指責。我們一直反對蘇共搞老子黨和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他們在對外關係上奉行的是霸權主義的路線和政策。”[4]

這樣說，可以認為是把事情擺平了。這也是對於過去特定歷史時期黨際關係的歷史經驗的總結。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起，這段歷史總算已經翻過去了。

十二﹑山雨欲來風滿樓

現在回過頭來看“大躍進”以後的國內情況。毛澤東把國際論戰這件事交給鄧小平，自己則以十分警惕的目光注視着國內形勢的變化和發展。這裏他所看到和所做的一切正在醞釀“文化大革命”這場大災禍，甚至是潛心設計。因此，這裏勢必不得不多費點筆墨。

“大躍進”的失敗不僅使人們，也首先使領導層的思想和情緒不可遏制地發生了變化。人們對“大躍進”議論紛紛，認為這是一場毫無根據的冒險。黨內醞釀着強烈的不同意見和不滿情緒。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不管怎麼說，党的領導人是懷着為我們苦難的民族爭一口氣並力圖走出一條新的社會主義道路而犯的錯誤，因此抱着一種諒解的態度，但希望領導人能夠由此作出由衷而誠懇的檢查，並實事求是地加以糾正，至少對國人能有一個像樣的交代。事情的轉折點發生在1959年夏季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上，以及其後全黨普遍展開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

有人以為，1959年廬山會議上發動的反右傾鬥爭，純粹是由彭德懷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引起的，實際上這是一種皮毛之見。在廬山會議前夕，毛澤東早在一位地方幹部來信（這封信對當時的問題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意見）的批示中就明白地指出：“現在，黨內黨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增大，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種情況遠沒有達到1957年黨內外右派猖狂進攻那種程度，但是苗頭和趨勢已經很顯著，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因此，用不了很多時間，人們的原來的期望便落空了。其實，這種期望早就被判定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猖狂進攻”。因此，即使沒有彭德懷的信，或遲或早地也會通過其他事件、其他形式出現這場鬥爭。

在批判彭德懷的會上，毛澤東說：“我有兩條罪狀，一條叫做1070萬噸鋼，大煉鋼鐵，你們贊成，也可給我分一點，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蘇聯也反對⋯⋯刮了一陣共產風，全國人民受了教育。如講責任，第一個責任是我⋯⋯同志們，自己的責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這裏似乎有些自我批評之意，實際上並非如此。在這次講話中，他把“大躍進”比做巴黎公社。錯誤和失敗本來十分明顯，但是諱言錯誤，也不讓別人說出錯誤，把錯誤的東西硬說成正確的，而把正確的意見和善意的批評則說成是“向黨猖狂進攻”，把嚴重的危機說成“大好形勢”，等等。八屆八中全會公報指出：“當前的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思想”，要求“各級黨委堅決批判和克服某些幹部中的這種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這樣，就使中共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那種本應反“左”卻繼續反右、危害性非常之大的“左”傾錯誤，又在空前擴大的基礎上重現了。

不但如此，在反右傾鬥爭中，還加進了所謂“和國內外敵人遙相呼應”的罪名。例如，全會《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1959年8月16日）指出：“仇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國內外敵對分子乘機污蔑我們，企圖影響我們隊伍中的不堅定分子。”1959年9月1日毛澤東致《詩刊》編輯部一封信，也說道：“近日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猖狂進攻，說人民事業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華反共分子以及我們無產階級內部、黨的內部，過去混進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投機分子，他們裏應外合一起猖狂進攻。”

將國外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種種議論一概說成是對我們的惡意攻擊，加重了前面說過的黨內那種不正常的氣氛與壓力，以此警告國內黨內持不同意見者。稍有不慎，就被指責為“把一個指頭的問題說成十個指頭的問題”，被看做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的猖狂進攻。這就完全堵塞了內部的正常討論，毒化了黨內的政治生活。

從1959年夏季開始，持續達一年之久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造成並且擴大了黨內深刻的政治危機。雖然不同意見被壓制了下去，但自上而下，隨着危機的加深，黨內分歧在增大，其中包括領導核心的分歧。反右的必然結果是出現更多的錯誤，更惡性地發展了“左”。在困難面前，經濟上的冒進又開始了，並且在某些方面走得更遠，這使危機進一步加深，整個國民經濟陷入混亂和崩潰的狀態。最後，被迫實行退卻並對經濟進行調整。

但調整和退卻活動不是在檢討路線的基礎上進行的，而是繼續諱言錯誤和失敗，把問題只歸結為一個認識問題，回避路線問題。結果，事情仍然是這樣：錯誤是個別的，而路線是正確的，“大躍進”是無可非議的等等。因此，所謂“調整”不過是就事論事，對路線進行修修補補而已。

因此，就當時黨內情況來說，不是減少了分歧，而是增加了分歧。分歧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上：（1）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原來的設想和步驟是否正確？主要傾向是“左”還是右？（2）對於已出現的困難性質和程度的估計。

那時，一些領導人紛紛到基層進行調查。1961年7月間，國家主席、黨內第二號人物劉少奇從湖南農村考察歸來，又有東北林區之行，目的是為了弄清楚“大躍進”在各方面造成的嚴重後果。劉少奇林區之行，我也隨行。我們坐的是專車，沿途劉少奇需要在什麼地方找當地領導人談話，車就在那裏停下來，少則半天，多則一天。劉與地方領導人談話時，提問尖銳，並要求他們直言無忌，如實反映問題。而他自己的插話和對一些問題的評語更觸及不少當時的禁區。如說：“中國農民就是好，遭受這樣大的災禍也不起來造反，只批評共產黨昏睡三年，如今總算醒過來了。”又說，“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等等。到達林區後（黑龍江伊春林區，所產的是一種珍貴樹種紅松），他冒雨上山察看被濫采濫伐、狼藉不堪的林地，心情沉重。他留下的一句話是：“濫采的已無法挽回，更新工作必須緊緊跟上，否則我們將不能向子孫後代交代。”下山後，他隨即離開伊春林區轉赴內蒙的大興安嶺林區，只留下我在伊春林區，並責成我和市委書記共同將這個林區的善後工作做一番調查研究，並向他提出報告。我後來瞭解到，他這次的連續考察是為翌年召開的中央擴大工作會議作準備。

1962年1月召開的有中央、省、地、縣四級幹部參加的中央擴大工作會議（亦稱“七千人大會”），是為了總結四年來的經驗教訓，重新統一全黨思想。我沒有參加這個會議，但會議的材料能夠迅速看到。會議的報告由二十幾人的起草委員會討論起草，劉少奇總其成。劉在初稿中雖然沒有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樣的話，但其內容仍表達了他的態度。所以初稿沒有被毛澤東接受。重新改寫的正式報告的語氣就緩和多了。大會雖號召發揚民主，但大家心裏都明白，這裏什麼能講，什麼不能講，每個人都把有些話隱藏起來。但是，既然是幾千人參加的總結經驗教訓的黨內大會，分歧當然不可能一點都不暴露出來，特別是在小組會上，許多荒唐行為、混亂狀態以及嚴重違法亂紀的行為被揭露出來，一些刺耳的批評意見也提出來了。小會上人們幾乎無所不談，只有對當時農村中發生的一件大事（大批人口死亡）大家諱莫如深，只是在私下講了無數關於這件事的痛心話，激動得流下眼淚，表現出從未有過的內疚心情和懊喪情緒。

會上，毛澤東作了關於民主集中制的報告。他在這個報告中承認這幾年幹了不少違反客觀規律的蠢事，承認自己領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不足，並且自己承擔了主要的責任（在中央來說）。這一點應當肯定。但另一方面，報告人十分警惕地注視着黨內動向。在他看來，叛變斯大林的赫魯曉夫的影子在黨內躑躅着。早在1958年初的南寧會議上，在批判“反冒進派”時（當時在場的人有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等人），毛澤東就說：“我的身邊或許就躺着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準備隨時拋出秘密報告呢。”“大躍進”失敗和反右傾鬥爭之後，他深感自己的威信在下降，因此對一些不同意見更加敏感，甚至把一些本來不是針對他的文章（如歷史劇《海瑞罷官》）也視為“反黨”。他越來越注意考察黨內的高級幹部對自己的忠誠態度是否始終如一，越來越警惕有人繼續對他的獨一無二的權威提出挑戰。

儘管如此，這次會議仍然說明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黨仍然是嚴格實行集中制的，在那兩年當中，沒有任何人敢於向這個至高無上的權威挑戰，更不可能提出另一條路線來與1958年的路線對抗，就是說，沒有出現任何公開的反對派。

同原來的預期相反，這次會議以及會議前後各地普遍舉辦的幹部輪訓班“鳴放”出來的意見，反而使黨內思想更加渙散。自1960年下半年實際進入“調整”以來，人們逐漸產生一種自發的情緒和行動，這主要表現在當時出現的兩股風：翻案風和諷議風。

所謂翻案風即“平反風”，這是直接針對1959年夏季以來的反右傾鬥爭的。進入“調整”以後，由於問題已經暴露得非常明顯，中央不得不正式表示：凡過去對人作了不適當的鬥爭和處理的，應予甄別、平反。毛澤東本人在“七千人大會”上也重申這一點。此話一出，立即掀起了一陣平反浪潮。除了廬山“軍事俱樂部”的幾個成員外，幾乎所有在鬥爭中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帽子的人，都摘掉了帽子。這種平反之風，實際上是對這幾年究竟應當反“左”還是反右這一問題的一場黨內民意測驗。“七千人大會”以後，彭德懷也向中央提出“萬言書”，委婉地陳述自己原來的看法是符合實際的，自己對主席並無“反心”。劉少奇對此公開說：和彭一樣觀點的人，如果不是“裏通外國”，也可以平反。

關於諷議風。一部分人，主要是黨內的知識分子，在當時那種諱言錯誤和壓制批評的氣氛下，以雜文、文藝、歷史故事、漫畫、寓言等形式，用“所言者小，所見者大”的手法，對當時的問題曲折地表達自己的看法，進行影射和諷喻，這就是後來“批林批孔”運動中被指斥為“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的行為。這股諷議風，從1961年1月黨的八屆九中全會開始，在輿論界產生很大影響。許多人受到感染，無形中使黨內外的不滿情緒增長起來。

說來令人驚訝，當時最大諷議派的帽子沒有落到別人頭上，竟是落到了被指定為接班人的党的第一副主席劉少奇的頭上。大概在毛澤東辭去國家主席而由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的時候起，中央傳出來一種所謂“分一線二線”的聲音，意思是：由党的第二把手多管党的日常工作，而讓毛澤東擺脫日常事務以便能夠集中精力考慮一些理論性的重大問題。說法當然出自毛澤東之口，但並無黨內正式文件說明此事。“大躍進”失敗後，毛澤東做出放手讓別人幹的姿態，自己則採取靜觀的態度。這是否讓劉少奇覺得，這是毛澤東有意讓自己在這個非常時期多承擔起擺脫困境、扭轉局面的責任，為主席分憂解難呢？本來這樣想是正常的，是出於第二把手應有的責任心。然而，問題可能恰恰發生在這裏。其實，劉少奇並不真正瞭解毛澤東此時的心態，尤其是不瞭解他的謀略大手筆。實際上劉這時已表現出他的天真，即對於當前事態和自己的責任都看得過於認真，因此對自己的某些言行（如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之類）也不忌諱。舉一個例子，1962年8月，康生在一次小會上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解放後沒有重印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本書，是一個重大失誤，這本書應當重新出版。這件事劉少奇本人竟然同意了（此書重版前經過鄧力群等人的精心修改）。我們都知道，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40年代初是為反對王明“左”傾路線而寫的，劉曾是清算王明路線的有功人物。《修養》一書激烈批評王明等在黨內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左”傾機會主義現象。現在重版這本書，其意義非同尋常，等於直接把這幾年的錯誤和30年代的錯誤聯繫起來。正如劉在“七千人大會”上公開說的那樣：這幾年我們“重犯了過去三次‘左’傾路線時期那種過火鬥爭的錯誤”。劉少奇的這種態度很自然地被毛澤東視為比彭德懷更具威脅性的挑戰行動。後來“文化大革命”中激烈批判“黑修養”，其原因亦在於此。而發動批判“黑修養”的人恰恰又是康生。

如果說，劉少奇認為彭德懷一案可以平反這件事已引起毛澤東的警惕的話，那麼，劉對於這幾年犯過火鬥爭的“左”傾錯誤的批評，使毛澤東幾乎完全肯定，劉是翻案人物的總代表，此人不除掉，彭德懷等肯定有一天會翻案，而自己則將被否定。

兩股風出現在當時那種條件下，意味着什麼呢？

第一，意味着一場大的鬥爭正在醞釀之中。政策路線的失誤招致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在克服這種危機中又未能公開清算錯誤，相反地，以高壓手段力圖維持路線正確的外表。未來的鬥爭在這種情況下註定要造成黨的危機，並且註定要成為一場重新鞏固領導權力的鬥爭。

第二，說明未來鬥爭的極端複雜性。路線錯誤招致黨內分歧，由冒險進攻轉為艱難退卻，特別在困難面前，一部分人喪失信心，驚惶失措；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則企圖興風作浪，乘機撈一把。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使未來鬥爭帶有十分複雜的性質。

在國際上，如前所述，對於這場未來鬥爭起着催化作用的就是中蘇衝突的日益激化。這場鬥爭的醞釀，從1962年夏季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開始，到1966年正式發動“文化大革命”，經歷了近四年時間。這場涉及重新鞏固領導權力、堅持“左”傾空想共產主義路線的鬥爭，其顯著特點是，處於鬥爭主導地位的領導人的個人情緒、個人性格自始至終給鬥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影響着中國一段歷史的面貌。

下面我們就來看一看鬥爭是怎樣準備的，並在什麼條件下發動起來的。

事情十分明顯，雖然這時毛澤東的實際權力並沒有削弱，他仍處於高於一切、絕對控制的地位，黨內沒有任何人敢於公然違抗他的意志，但是，其領導威信畢竟受到了損害，對於這一點看得最清楚的也莫過於毛澤東本人了。在他看來，已經有人敢於公開向他挑戰（廬山會議上），那就意味着奪權鬥爭實際上已經開始。他毫不懷疑自己是中國無產階級和馬克思主義不可替代的代表。進入“調整”時期後，他更覺得有人企圖把他架空。正如後來他在寫給江青的一封信中所說：有些反黨分子“想要整個地打倒我們黨和我本人”。這樣，發生下面這種事也就毫不為奇了。1956年，當毛澤東本人主持撰寫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那兩篇文章時，對於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表示熱烈支持，說“中國共產黨慶祝蘇聯共產黨在反對個人崇拜這一個有歷史意義的鬥爭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但是不久，在成都會議上他卻又提出，中國共產黨內有人“要學打倒個人崇拜”。特別在1958年至1960年受挫以後，他對“反對個人崇拜”這種做法在中國的影響保持着高度警惕，並開始把它當做修正主義的惡行來批判。這種警惕性無疑使他的晚年性格變得更加多疑。

如何對付挑戰，毛澤東早在廬山會議上就很快作出了反應。1959年7月23日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公開聲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到現在也不放棄。現在學會了聽，硬着頭皮頂住，聽他一二個星期，再反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個原則，過去是說給國民黨聽的，表示凜然不可侵犯的氣概；現在則是說給黨內有不同意見的人聽的，這些人大都對於三年間的做法或“三面紅旗”有所議論，有所批評。在這種場合，“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就不是表示無產階級的階級品格，而只是表示領袖人物的個人威望、個人尊嚴上的神聖不可侵犯性。這種個人威望的神聖不可侵犯性甚至達到這種程度：當確實存在的錯誤被指出時，如果他覺得那是冒犯了他的威嚴，觸犯了他所忌諱的東西，那麼錯誤不但不改正，反而要公開堅持並加以擴大。“見過不更，聞諫愈甚”，他不怕進一步走極端，“反正天塌下來，地球照樣轉”，他是無所畏懼的。這裏強烈地表現出政治上的一種逆反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他提出了“黨內的右派”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或叫“資產階級民主派”。聲稱這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重點已轉入黨內，由此形成黨內鬥爭的新理論，即“黨內資產階級”的理論。提出這種黨內鬥爭的新理論，出於他的多疑（這多少也表現出他已經具有的一種病態），出於他對黨內敵情的主觀設想。

1959年以來，在毛澤東的心目中，一直有兩個威脅着他的影子在蠕動和膨脹着，這就是秘密反黨集團、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和裏通外國分子。八屆十中全會上，他直率地指明這一點，勸告有秘密反黨活動和裏通外國的人自動交代問題。會議公報也公開號召要警惕敵人在國內、黨內搞顛覆活動。這在當時的鬥爭中確實起到了有效的威懾作用。會後，諷議派立即銷聲匿跡便是一個明證。但是，什麼人是這種秘密力量呢？除了想像中的彭德懷其人及其他幾個早就揭發出來的“反黨成員”以外，他的警惕的視線已擴大到他身邊最親近的圈子。他覺得和自己站在一起可信任的人是越來越少了，而黨內背着他進行的陰暗活動則是越來越多了。特別是，他覺得自己的大權正在旁落。

可以用一個例子來說明毛澤東這時心情。1965年1月，當遵義會議30周年這個日子來臨的時候，周恩來總理提議寫一篇紀念文章，闡述這次會議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這個問題上的重大歷史意義。為此事，周總理特將陳伯達和我找去，交代這個任務，並商量文章要寫的內容。這是周恩來在當時那種情況下表現出來的一番苦心。不想這件事遭到毛澤東本人的斷然拒絕，也許在他看來，現在搞文字頌揚簡直是一種諷刺，現在需要的不是文字頌揚，而是進行一場嚴肅的鬥爭，以重新確立自己在全黨的絕對權威，搞掉他心目中的“對手”。

周恩來提議寫遵義會議紀念文章雖遭拒絕，但我在這裏必須指出：在這個充滿變數、驚險萬分的歷史關頭，周恩來提出要寫紀念遵義會議的文章，而劉少奇卻重新出版了他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兩相比較，可以看出劉少奇和周恩來兩人之間的差別。歷史證明，知毛澤東者，周恩來也。

不寫紀念文章，並不等於不要個人崇拜。1970年，美國記者斯諾來華訪問，在與毛澤東談話後，他記錄了他的突出感受：“那時候對黨的權力，對宣傳工作的權力，對各省的地方黨委的權力，甚至對北京市委的權力，他都管不了了。這就是為什麼他曾經說（1965年1月對我說過），那時還談不上個人崇拜，但是卻很需要有‘個人崇拜’。”[5]

當然，這不是未來這場鬥爭的唯一動因。作為參與中國近代改革運動並始終不滿足於變革的速度和不相信需要漫長的穩定期的一個領導人，在毛澤東的潛意識裏似乎有一種要洗刷中國百年來變法、改良、革命接連失敗的內心遺憾，企圖迅速、徹底改變中國面貌的迫切想法。因此在現時他幾乎本能地察覺到了在剛構築起來的社會主義上層建築存在着種種非革命化傾向，特別是官僚主義傾向。他相信自己掌握着通往理想社會之門的鑰匙。他認為現在有必要自下而上發動一場群眾鬥爭來揭發社會的種種“陰暗面”和停滯狀態。為此，他在找尋新的鬥爭方式。他在1967年2月的一次談話中曾回顧到這個問題，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揭發我們的陰暗面。”

但是後來，當運動實際發展起來以後，這些陰暗面不但未能得到消除，反而更惡性地發展起來，使整個黨面臨着變質的危險，局部則已經變質。這卻是他始料不及的。這不能不說是一場自造的悲劇。

1959年以來急躁冒進所遭受的挫折、諷議浪潮給予他的傷害以及自感威信下降的威脅，更助長了毛澤東對於黨內消極現象的痛恨情緒，促使他更迫切地謀求一項重大的變革，決心不留情地粉碎一切在他看來是逆他意志而動的障礙物。

但是，從時機上來說，1965年以前，他認為還應當是“硬着頭皮頂住”的時候，因為那時尚未渡過經濟危機，調整任務有待完成。這時雖然已經開始把階級鬥爭特別是黨內階級鬥爭的螺絲擰緊，但暫時還不把階級鬥爭擺到第一位。同時，為了準備反擊，還必須重新部署力量，發掘在這場鬥爭中可以依靠的力量（這些人是大家都已經知道的），並削弱對手。這裏要指出的是，當一個擁有無限權力而年事已高的領袖人物處於這種境地的時候，由於以個人好惡對待問題，往往容易在政策方面喪失一貫性和正常性（所謂“法令罔常”）。在選擇人手方面也是這樣，使用和廢黜往往憑個人一時的愛憎，“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昨天是功臣，今天是禍首。最後，領袖人物往往認為只有親近自己者最可靠，以致一些意想不到的小人物會突然佔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個時期內扮演意想不到的重要角色。而這些人之所以能夠扮演這種角色，很大程度上又是由於他們善於迎合、利用領袖人物的某些性格特征及弱點，並且用各種手法（例如，以“高舉”、“緊跟”、製造個人迷信、散佈讒言、謊報軍情、搶編“文選”、控制秘書、拉攏夫人、賣弄色相等等），對領導人施加影響，邀信固寵，圖謀私利，搞亂局面。

我們這些人，包括我在內，對於當時“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國內形勢可說是茫然無知，這大抵是因為“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之故。事後認識到，“文化大革命”有兩個前奏：

一是同蘇聯公開論戰，舉起反修旗幟，然後再把反修的火力引向國內。於是，原來被當做反修戰士來使用的人，一夜之間便被戲劇性地歸入“修正主義者”一類了（我當然也在其內）。關於“修正主義”的指責越來越多，如1963年起接連指責文藝界“竟然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1964年在哲學戰線上又發動批判“合二而一論”（此事我將在談到中央黨校後來的一場糾紛時再詳說）。這些都是思想上的前哨戰。不久就直接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如在1965年9月一次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公然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

二是開展“四清”社教運動，首先燃起國內“戰爭”的火焰，以便把群眾性階級鬥爭的螺絲一下一下地擰緊。1963年5月發佈《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現在國內面臨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1964年12月在一個關於社教蹲點報告的批語中，更尖銳地指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1965年1月制定的《二十三條》（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則正式公開提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還提出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指北京市委和中宣部）。1964年、1965年，時機逐漸成熟。國內調整工作取得成效，危機基本上渡過。國際上，批判蘇聯修正主義贏得一定聲譽。1964年，中國原子彈上天，赫魯曉夫下臺。但毛澤東堅信蘇聯某些人並未放棄改變中國領導層的野心。赫魯曉夫被搞掉以後，在毛澤東的耳際總是回蕩着從寒冷的北方傳來的一種威脅的聲音：“我們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你們也應當把毛澤東搞掉。”這是真實的聲音，不是毛澤東的想像。這兩句話是蘇聯一位著名元帥在一次莫斯科會議上親口向周恩來說的，周恩來立即報告了毛澤東。這無疑增加了一個多疑的政治家的警惕。他認為，威脅的聲音雖來自國外，但真正的威脅力量在國內。這就促使他狠下“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決心。

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這樣開始了。

毛澤東，大詩人也，而詩言志。1966年6月即“文化大革命”將起之時，毛澤東身在南方，靜觀事態。一場由自己親手導演、震驚世界的大事件即將來臨，此時怎可無詩？於是他寫了一首七律《有所思》。我們且將這首詩抄存於此：

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

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

一陣風雨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

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

十三﹑《紅旗》雜誌社先聲奪人

當此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紅旗》雜誌社內部的狀況又怎樣呢？

《紅旗》本身就是“大躍進”的產物。“大躍進”失敗以後，這個雜誌照舊出版，照舊有話可說，而且“理直氣壯”，立場巍然不動。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七千人大會”後發表的林彪《高舉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紅旗前進》一文，與創刊時發表的《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一文相呼應。這時除了繼續大力維護所謂“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外，一個時期着重于國際反修。

陳伯達雖是《紅旗》總編輯，但他不主持《紅旗》的日常工作。《紅旗》的日常工作由兩位副總編輯（胡繩、鄧力群）和幾位編委輪流主持。從寫國際反修文章開始，我和陳伯達的接觸逐漸多起來。他主持寫重要文章時，通常拉鄧力群、範若愚和我參加。他給我的任務是“可以不客氣地挑毛病”，就是對他起草的文章可以隨時提出意見，這大概是發現我多少有些獨立見解的緣故。範若愚的任務則是幫他查列寧語錄，因此他每次總是隨身攜帶他那套經他熟讀過並在上面夾滿標籤的《列寧全集》。鄧力群不善於屬文，但他熟悉黨的政策，而且有較強的記憶力，因此他主要參與討論。這樣，無形中形成了“四駕馬車”。

鄧力群兼《紅旗》秘書長職務，陳伯達把包括人事在內的《紅旗》日常事務都交給他。胡繩則代替陳伯達管理雜誌版面。這裏需要略說一說鄧力群其人，因為他是後來起作用的一個人物。鄧力群為人有一定膽識，做事也敢承擔責任。他頗重權勢，對上顯恭順，對下則高傲輕慢，時露霸氣乃至殺氣。其用人學曹操：凡從我者不管你是什麼樣人，要高官給高官，要教授給教授，而且常能說到做到；不從我者必要時也敢於“修理”你。鄧力群50年代在新疆區黨委工作，任宣傳部長。中國西北地方是少數民族集中地區，尤其是西藏和新疆兩地，處理好民族關係十分重要，歷史上從來如此。所以開國初期毛澤東十分重視西北地方民族政策的正確執行。50年代新疆區黨委在土改問題上犯嚴重錯誤，不聽中央指揮，擅自採取“極左”行動，亂捕亂殺，造成民族危機。毛澤東為此大為震怒，他認定，區黨委的主要負責人是一個粗人（軍人），亂局的策劃者主要是當時任區黨委宣傳部長的鄧力群。因此，除撤換區黨委主要負責人以外，毛澤東兩次嚴令西北局書記習仲勳開除鄧力群黨籍，措辭十分嚴厲，甚至稱之謂“異己分子”。當時習仲勳對此作了冷處理，暫時將鄧力群降職，安排在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工作。毛澤東從此不再理睬鄧，但念念不忘其人。鄧在辦公廳工作期間頗受劉少奇賞識，可謂失之于毛，得之于劉，然而因此也為他自己埋下了禍根。創辦《紅旗》時，陳伯達把他調到《紅旗》，算是重新又起用了。但是為時不久，“文化大革命”發動前，毛澤東又向陳伯達詢問鄧力群這個人，陳伯達領會這意味着什麼。這就是陳伯達在“文化大革命”將發動時匆忙將鄧力群調離《紅旗》下放桂林的原因。

1964年還碰到批判楊獻珍的事。事情是這樣的：大概在1963年或1964年初，楊獻珍在授課中借用方以智在《東西均》一書中提出的“合二而一”命題，並作了自己的一些發揮。這個命題顯然十分敏感。因為當時毛澤東正以“一分為二”的哲學命題作為“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根據，楊獻珍卻於此時提出“合二而一”來。當康生向毛澤東彙報這個問題時，毛澤東立即說：“這是反對我的。”1964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楊獻珍的副校長職務並調離黨校（原定調出北京，因校長林楓說情才留在北京，任哲學研究所副所長），並決定在全國範圍內發動批判“合二而一論”。不知道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以前還是以後，康生在釣魚臺召開北京宣傳和學術各部門負責人會議，我也參加了這次會議。關鋒即席發言，說：“先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作為學術問題，讓大家討論。”康生表示同意。第二天中宣部召開會議作具體安排，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傳達彭真的意見，說這是一個學術問題，要作為學術問題處理，意思是不必馬上展開批判。散會時我問許立群：“《紅旗》發不發文章？”許說：“《紅旗》和《人民日報》都等一等。”看來，這時在上頭已經出現了兩種不同聲音。

接着，全國報刊陸續有討論文章發表。果然出現了不少肯定或基本肯定“合二而一論”的文章。討論不久，就對上述言論展開了批判。這時我才猛然想起那次關鋒發言的用意原來在此。全國各地都有人被批判為右傾修正主義的“合二而一論”者，打擊了一大片。《紅旗》雜誌這次還算沉得住氣，沒有匆忙發表文章，過了好久才發了一篇評論員文章。那時我正好領受新任務離開北京去了北戴河，評論員文章是由當時新調任《紅旗》副總編輯（同時仍兼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范若愚負責組織撰寫的。

這裏要說一說我當時領受的任務。“合二而一”問題開始，毛澤東也親自介入了這個問題。他交代給陳伯達，要組織人寫一篇文章，講清矛盾、對立統一、分析與綜合等問題。先從搜集哲學資料着手，看前人、資產階級學者、馬列主義者對這些問題是怎麼講的，然後擬出提綱送給他看。陳伯達指定由我、龔育之、關鋒三人，再加上我拉了《紅旗》雜誌哲學組的邵鐵真，共四人，承擔這一任務。究竟文章要講清什麼，陳伯達轉達時語焉不詳。毛澤東似乎將“一分為二”看作分析，將“合二而一”看作綜合，因此他的意圖似乎要着重講清什麼是分析、什麼是綜合以及分析與綜合的關係——不是概念上的分析、綜合，而是客觀實際的分析、綜合。

我們在沒有明確目標的情況下工作。7月在北京完成整理資料的工作，8月到北戴河（因為毛澤東在北戴河）撰擬提綱，8月10日左右將資料和提綱一併送交上去。8月18日下午，毛澤東便找我們四個人談話，陳伯達、康生也在座。這就是後來流傳的毛澤東在北戴河接見哲學工作者所講的《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這次講話，我請也是湖南人、能聽清毛的口音的龔育之做記錄，他是當時在場的唯一記錄人。原來我們以為毛澤東是要評論我們所擬的提綱。不料他一開口就說：“有階級鬥爭才有哲學，學哲學的同志應當下去，今冬明春就下去。不搞階級鬥爭，搞什麼哲學？”然後他輕描淡寫地說一句：“材料收到了，提綱看了一遍，關於分析和綜合的材料也看了一下。”接着他就談他對分析和綜合的看法：“一個吃掉一個，大魚吃小魚，就是綜合。楊獻珍提出‘合二而一’，說綜合就是兩種東西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世界上哪有什麼不可分割的聯繫？有聯繫，但總要分割的，沒有不可分割的事物。”他說：“分析在社會上就是階級分析，《紅樓夢》我看了五遍，只有用階級分析，知道《紅樓夢》是一部四大家族史，才能讀懂《紅樓夢》。”他說：“我是把《紅樓夢》當作歷史讀的。《紅樓夢》最重要的是第四回，那是它的總綱，還有《冷子興演說榮國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蘆僧亂判葫蘆案》，就提到四大家族——‘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鐵。’《紅樓夢》寫四大家族，階級鬥爭激烈，幾十條人命。”接着，他又一口氣一字不差地背誦了《好了歌》解注。最後他又歸結道：“搞哲學的人以為第一是哲學，不對，第一是階級鬥爭。搞階級鬥爭，才搞哲學。”

我們糊裏糊塗地接受任務，又糊裏糊塗地被打發走。這時我才弄明白，他已打消了寫一篇文章的主意，催促我們下去搞階級鬥爭，在當時就是搞“四清”。這樣我們倒如釋重負，因為擺脫了一個實在不好對付的任務。

但我對於他的談話，尤其是他談《紅樓夢》，信口背誦《好了歌》解注，把階級鬥爭和《紅樓夢》聯繫起來，既感興趣，又覺迷惘，真是平生聞所未聞。因此，我請龔育之務必把這次談話記錄詳細整理。當晚適逢彭真到北戴河，龔育之就首先向彭真傳達了毛的談話。

當時決定在農村進行的“四清”（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是一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根據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制定的《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稱“前十條”）以及同年9月由劉少奇主持制定的《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稱“後十條”）進行的。這兩個決定都貫徹“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四清”運動（連同少數城市進行的“五反”試點）被視為國內反修防修、挖修正主義根子的重大戰略措施。根據運動的初步材料，毛澤東、劉少奇共同作出這樣的估計：全國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層單位，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而是在敵人和他們的同盟者手裏。這種估計明顯地表現出完全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極左”傾向。不久，毛澤東和劉少奇兩人對於矛盾的性質看法發生了分歧：劉少奇認為這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毛澤東則認為這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1965年1月，毛澤東又根據他的看法，由陳伯達執筆，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這一指導運動的文件（簡稱“二十三條”）。這一文件突出指明，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矛頭直指中央領導上層。照毛澤東的說法，省和中央部門工作的一些人，已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他們是“官僚資產階級壞幹部”，是“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實際上就是公開號召開展一場“政治大革命”（即後來所謂“文化大革命”）。

《紅旗》雜誌社的人員被分配到通縣一個大村莊（叫高各莊）進行“四清”運動，鄧力群、關鋒和我均在其內。胡繩則被彭真拉住，參加彭真1964年組織的“文化革命”小組，起草《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後來被稱為“二月提綱”），這個提綱試圖將當時正在展開的學術批判運動限制在學術討論的範圍內。陳伯達則單獨赴天津，參加指導天津小站的“四清”運動。

我在通縣參加運動的時間時斷時續。1964年5月、6月間進村工作，同年11月回京參加會議，至少花了一周時間。後來又被陳伯達叫到天津去，用了一段時間參與他的工作，包括他在天津召開的一些研究座談會（如研究“電子化”、“計劃生育”、“鎮辦工業”等問題）。實際上他很少有時間下到他的“四清”點去。後來傳說他寫了一個《小站四清工作經驗》，恐不確，很可能是天津市委的工作報告。

1965年下半年，參加“四清”的人員陸續返回機關，準備照常工作。這時開始發生一點“異動”。陳伯達有一次當着我的面對鄧力群表示很不滿意，說：“《紅旗》是秘書長專政，我無權過問。”我雖然與鄧力群有隔閡，但這次卻為鄧說了話：“這不是你安排的嗎？怎麼又怪起別人來了？”陳同樣以不滿的神情看了我一眼，不再吭聲，悻悻然離去。隔不多久，大約在1965年年底，突然宣佈鄧力群調動工作，到廣西任桂林地委副書記職，同時調中央黨校副校長范若愚到《紅旗》任副總編輯，代替鄧力群。鄧力群為此幾次找陳伯達和康生，但他們都回避不見。事後我在陳伯達口中才知道，他在起草《二十三條》時，毛澤東突然向他問起鄧力群來，說：“鄧力群現在何處？幹什麼？”還提起鄧力群在國民黨中任要職的兄長的名字。又沖着陳伯達說：“那次我讀書（按：指60年代初毛澤東組織幾個人共同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是你拉他來作記錄的吧？”陳伯達聞言大驚失色，支吾其詞。回來趕緊與康生商量，打發鄧力群走路（陳伯達突然散佈鄧力群搞“秘書長專政”，就是由此而來）。

緊接着，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了：陳伯達突然宣佈在《紅旗》成立一個“學術批判領導小組”（實際上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的前身）。名單是：陳伯達（組長）、康生（顧問）、王力、關鋒、戚本禹（戚這時已從中央辦公廳調到《紅旗》任歷史組組長）等。開始時範若愚也在名單之內。但是沒有胡繩，也沒有我。胡繩不在內，大家都明白，因為胡是彭真手下的“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至於沒有我，眾人就有些奇怪了，因為人們都知道陳伯達寫東西通常拉我參加，這一次我卻榜上無名，不免引起人們的猜測。但稍後，事情也就明白了：原來有人反映我在陳伯達背後散佈關於陳伯達的什麼什麼。事情可能是這樣：陳伯達為人脾氣有些古怪，不善理生活，生活作風上也有些不嚴肅、不檢點。我可能偶爾對身邊的人提起過這類事。後來這人貼出大字報把這上綱為吳某人誹謗陳伯達。可能在此以前陳本人也接到過這樣的“小報告”。我是怎樣知道此事的呢？“學術批判領導小組”成立後不久，陳伯達找我談話，他開門見山地說：“我把你打入了冷宮，你知道為什麼嗎？”不等我回答，我也無法回答。他接着就提出：“這是一件重要工作，你寫一個東西給我，就可以參加小組。”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要我給他寫一份檢討書。按照我的性格，這種做法令我十分反感。我就抱着“隨你便”的態度，不予置理。此後，一次小組會通知我去列席參加，會上記得好像是王力出了一個題目問我是否願意執筆，我還沒有反應過來，遲疑了一下，立即就有人自告奮勇說由他來寫。這樣我就再也沒有列席會議了。事後想，這對我實在是一件大幸事。這是陳伯達（還有寫大字報指我為“反陳伯達”的那個人）無意中對我做的一件好事、一種幫助。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

事情發展得很快。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先後通過了正式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撤銷了原來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小組”。重新建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直屬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從其人員組成來看，顯然是在原《紅旗》成立的學術批判領導小組的基礎上組成的。

“文化大革命”就此正式開始。我也就作為“黑幫分子”被揪出來示眾了。

這裏說一件後事。“文化大革命”後我曾在中央黨校工作。1982年中央黨校原副校長胡耀邦（時任總書記）辭職，由一位將軍接任。這位新校長為了達到某種目的，竟無中生有地誣稱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是“鄧力群專案組組長”。這是十分可笑的。將軍固有“在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之神勇，但在這裏恰如紅衛兵小將一般天真，隨意給別人扣罪名。其實，我的“黑幫”資格比鄧力群更老，我是在《五一六通知》下達之際即被當做“黑幫”揪出示眾的，鄧力群則是在其後從廣西揪回宣佈為“黑幫”的。若按揪出的次序排列，他是《紅旗》雜誌“黑幫”的最後一名；但若按“黑幫分子”的質量論，他是分量最重的一個，其“黑幫”排名尚在胡繩之前。為此，他比別人吃了更多的苦頭。

十四﹑“文化大革命”藏詩輯錄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進入“左”傾空想共產主義黑暗狀態的頂峰。死人無數，整人近億。以“革命”名義使人不成其為人，其間也有不少取義成仁者。說它是世紀浩劫，毫不為過。我們這樣的人大抵都有相同的遭遇，但境遇有所不同。“文化大革命”中，《紅旗》雜誌社、《人民日報》社、《解放軍報》社三個單位被列為保護單位，即為了維持正常工作，不許外單位來人衝擊。這樣，我們雖然同樣遭批鬥、戴高帽、罰勞動、蹲牛棚、下幹校，因為只是自己單位的“革命群眾”幹的，畢竟還是比較寬容些（如沒有出現抄家的事）。在機關內我從事的勞動除每天早起掃地外，就是每晚從事剪報勞動（同事者三人），將全國能搜集到的所有大小報紙的主要內容都剪貼保存下來。以後監督較放鬆，白天的大部分時間就是居家（代“牛棚”）反省、交代、學習兼跑醫院。這樣，我就有時間補讀過去很少涉獵的中國史籍及其他古籍，此外就是學寫舊體詩詞。

我平生不諳舊體詩詞，“文化大革命”中卻突然對此發生了興趣，居然開始學習其韻律平仄並斷斷續續地寫了一些詩詞。這正如王國維所說，“詩詞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鳴者也”。原名叫“藏詩”，就是可自怡而不可示人之意。

現在時隔三四十年，拿出來看看，雖所作多不合詩格，一三五不論，孤平孤仄常有，但“文化大革命”中的境遇、心情與感慨幸賴此而得以保存一部分，也算是一件幸事吧。故特輯錄其中一部分於此，聊作紀念。

（一）“文化大革命”初臨兩首

感事

（1966年12月）

階級重鬥爭，文章出鬼神。芳林毒草多，何止三家村？

史家破門出，談古實諷今。幾出海瑞劇，一篇清官論。

塞上琵琶曲，鳴鏑誇無聲。桃花宮扇上，隱然見血痕。

歌舞李慧娘，厲鬼終顯形。今之腹誹者，往往招亡魂。

舞臺演不足，嘔心造雜文。燕山有夜話，幽鳥皆和鳴。

重讀修養篇，人人談“左傾”。忽然悶雷起，文化大革命。

群山皆垂首，江上一峰青。黃鐘何寂寂，瓦釜囂然聞。

焚書遍地見，文化痛沉淪。文場紛爭地，何時獨刷新？

殷勤肥百枝，蓄芳待來春。

夢見帝子下凡

（1967年1月）

神州忽有龍蛇起，帝子乘風下翠微。

白骨紛紛形恍惚，黑煙滾滾路離迷。

三湘神泣腥魚舞，五嶽鬼嚎夜鳥飛。

浩渺洞庭何處是，湘君琴碎獨噓唏。

（注：帝子者，“旗手”也。）

（二）被逐出辦公室驅上高樓獨居寄懷

崖上有鷹〔調寄蝶戀花〕

（1967年1月）

崖上有鷹終日伏。何事慵閑，忘卻雲天闊？道是連年征戰惡，槍林彈雨翅微折。

野鷙獷剛無媚質。肯效堂燕，婉轉啼梁側？自舔羽毛除汙血。創收一銼便飛掣。

我欲上青天

（1967年2月）

我欲上青天，一覽天下小。

四海杯中物，神州數點煙。

眾山競高聳，歷歷黃土尖。

相去八萬里，遙看一千河。

挽虹怒作弓，一箭除狂魔。

更傾天河水，滌盡塵世濁。

人生天地間，何必長鬱鬱。

浮雲難蔽日，萬木向寥廓。

舉手招神驥，長風從天落。

樓居五首

（1967年2月）

驅上高樓不自哀，居高反覺此心寬。

是非功過誰評得？白眼向天莫問天。

樓深不覺春光濃，舉目時驚夕照紅。

提筆向天無落處，空余真氣似長虹。

黃鐘瓦釜不同音，毒草香花終要分。

我亦無心求大佛，強顏漫步作閒人。

五十昏昏勤讀史，風雲突變古今似。

側身天地愧蹉跎，枉說書中十萬矢。

神州白日煙塵起，幽鳥遷喬何所指。

一縱奮姿向碧空，扶搖直上九千里。

（注：詩經《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感懷

（1967年5月）

志士豪情未易收，平生羞作鷃鵬遊。

八年揮筆千夫指，五月驚雷萬戶愁。

躍馬橫刀今已矣，長歌清嘯意難休。

此行終遣英雄笑，萬里風雲寄我憂。

（三）家居書事

聞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兩首

（1967年6月）

一

誰薄西天摘霸星？誰浮東海搏長鯨？

一聲雷動天庭裂，如此江山如此人！

二

聲聞天下不爭雄，從此東西勢不同。

堪笑今之揮舞者，自身反墮恐慌中。

重登景山

（1967年7月）

革命原知萬里程，但悲讀書誤平生。

已聞極左稱王霸，豈有當權不右傾？

文海爭雄多黑手，官場邀寵盡蚊蠅。

閉門思過驚身老，今日登臨且縱情。

秋日絕句四首

（1967年9月）

一

長空澹澹葉凋初，萬國河山入戰圖。

欲把一舟江海去，搏鯨猶可作前驅。

二

輪囷肝膽今猶在，垂老吟詩豈偶然。

莫向泥中拋破筆，須知此物是龍泉。

三

此去江南路幾千，錢塘橋下浪沖天。

不知九溪十八澗，可有驚鴻似往年？

四

虛懸一劍字成行，筆底風雲何處藏，

千古是非公道在，蕭蕭獨坐已秋涼。

登北海白塔〔菩薩蠻〕

（1967年10月）

一橋中隔南北海，滿城春色今猶在。碧海數游舟，白雲水底浮。

林鳥飛何急，豈懼彈弓襲？有志破風塵，萬尋誰可馴﹗

林海行

（1968年1月）

昔曾北游入林海，茫茫不知幾千年。

太古以來洪荒地，誰持鬼斧營綠田？

群林萬木逞顏色，但見遙空碧波來。

勢從天落銀河傾，聲如瞿塘灩澦堆。

自從良工探深藏，人間始有棟樑材。

莫道良材皆天成，更新還須人工栽。

人工幼林鬱蔥蔥，六十年後摩蒼天。

我來適值夏氣涼，輕身遨遊碧綠間。

忽然一夜秋風緊，曉來盡染霜林醉。

豈是織女散慶雲，千山萬壑盡覆蓋？

抑是旭日浴東海，五色繽紛波濤妍？

祖國河山何壯麗，登高一望心豁然﹗

神州高峰天下脊，一草一木皆新顏。

我有美材千千萬，何患天下無樹建？

世界風雲今來急，積雪層冰次第摧。

君不見，北國寒潮送飛絮，拔地千丈猶蒼翠﹗

（注：追憶1961年7月隨劉少奇赴伊春林區考察。這種追憶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它太沉重。）

聞我國科學工作者登上珠峰追賦七古一首

（1968年1月）

喜馬拉雅海成山，三千萬年奏奇功。

壯哉銀河從天落，冰濤雪浪凝寒空。

上有玉龍千千萬，簇擁天庭第一峰。

此峰自古鳥難渡，忽傳今日有人蹤。

自是人間生神奇，紅旗高懸日月低。

九百六十萬廣袤，東風相吹無終際。

六億五千萬堯舜，心胸皆與高山齊。

登攀本非難，庸人自愁苦。

唐古高峻今安在，北坳天險亦坦途。

請君上，莫踟躕。

天下之勢方倒懸，獨拔此峰展雄圖。

（注：1月18日報載我國科學工作者攀登珠峰。喜馬拉雅，梵語，本意為“雪之家”。）

送大女兒赴內蒙牧區插隊兩首

（1968年8月14日）

一

矯矯雛鷹初展翅，結群便向草原飛。

一飛千里不回首，邊塞為家即是歸。

二

楊樺種子喜隨風，灑落人間無影蹤。

祖國新泥處處好，他年自見鬱蔥蔥。

離京下放前率全家登八達嶺長城觀北京景色

（1968年9月8日）

一

度越居庸是青龍，騎龍直上嶺頭雲。

峰巒千里來相送，一闋離歌天上聞。

二

秦皇虎視豈成塵，卓犖神工耀眼新。

不見年年蒼嶺上，劍光猶照碧天春。

（注：為準備全家下放離京而作，這是進京十九年後首次登上八達嶺長城。）

送大兒和二女兒赴陝北農村插隊

（1969年1月27日）

當年躍馬處，今日遣兒歸。

延水應無恙，秦雲憶舊飛。

高原多壯志，黃土自芳菲。

莫負建瓴勢，男兒豈家為？

獲“解放”賦七律一首

（1969年3月29日）

三年局促氣猶遒，不覺斯人歎滯留。

天外雁鴻重展翅，籠中雞犬浪生愁。

曉風旭日雲初散，枯木朽株戰不休。

未下高樓先一笑，風波浩蕩獨優遊。

（注：“解放”，就是摘掉了“黑幫”帽子。）

別離歡

（1969年4月27日）

人道別離苦，我道別離歡。兩兒西插隊，千里戰荒原。

一女北放牧，匹馬戍邊州。雙鴻南飛去，影向淮水投。

我獨留此間，無愁亦無憂。縱有千夫指，不辭孺子牛。

四卷通大道，三杯忘沉浮。複有小兒女，日夕相綢繆。

自從佳期後，歲月不可留。不怕霜鬢繁，但恐意氣收。

此身長碌碌，此心長悠悠。縱非經綸手，怎肯老紅樓？

昨夜春風來，萬里紅似羞。一醉天地闊，夢繞淮水頭。

自笑兩情癡，白發難回首。記否曲陽城，明月照風流。

（注：4月6日邱晴下放河南淮濱幹校，淮水之旁，家裏只剩下兩個最小的孩子。再過一兩個月，我等也將離此他去了。）

（四）幹校雜詠

下放石家莊農村兩律

（1969年7月）

一﹑憶1949年夏季離太行山經石門晉京

大軍踴躍方乘勝，東下太行出石門。

燕趙悲歌猶在耳，滹沱叱吒那堪聞。

十年征戰人非老，千里曠原血尚溫。

已逐蒼龍殘虜在，肯教長戟沒清樽？

二﹑下放石家莊農村

南下石城是故鄉，廿年別緒幾多長？

重山已鎖滹沱水，遍野方盈稻菽香。

西枕太行矯翼斂，東瞻大海亂雲藏。

從今此處為家日，猶得丹心照大荒。

在幹校過第一個冬天〔調寄沁園春〕

（1969年11月）

秋盡冬來，千頃寒潮，萬里飛霜。望田疇已淨，雀群低逐，清江凝碧，魚兒深藏。地整如梳，肥堆似簇，萬物寒天競蓄芳。望前路，縱冰天雪地，難阻春光。

廿年別夢蒼茫。又誰料今朝重返太行？正密雲相續，烽煙望斷；熊羆百萬，血染龍江。命令飛馳，備荒備戰，記否當年鏖戰場？聞風起，躍淩雲山脊，指顧邊疆。

（注：時中蘇交惡，北方有零星戰事。）

北望戰雲〔調寄念奴嬌〕

（1969年11月）

鐮鋒初試，又匆匆，到了隆冬時節。北國風光晴日好，滾滾寒流空急。橫鍬放歌，平生意氣，算是真豪傑。亂雲堆裏，且看松柏昂立。

北望祖國邊疆，鳴鏑飛煙，鐵蹄聲聲逼。舊恥龍江流不盡，新恨昆侖千迭。珍寶雁來，幾回曾見，血濺千堆雪？憑高念遠，眼前多少英烈！

（注：為珍寶島戰事作。）

拉煤

（1969年11月29日）

挽車出東村，長嘯大道行。冷月來相窺，不識拉煤人。

清早入城去，載得三百斤。寒冬臘月天，此物最相親。

煤煙染臉黑，勞動促身輕。昂首過鬧市，闊步穿風塵。

行行四十裏，歸來日尚明。小女忙搬運，老鄉勤慰問。

秉筆三十年，心勞體不勤。如今事農作，頓覺宇宙新。

莫起臨風歎，莫愁歲時侵。既當老益壯，安知冬非春？

（注：進城拉煤300斤，作冬季取暖用。）

獨立田頭兩首〔調寄蝶戀花〕

（1970年1月）

一

誰道豪情閑擱久？雨裏泥中，慷慨還依舊。私計盡隨衰草朽，壯心拋入詩千首。

竊國英雄群小丑。利劍鮮冠，個個回天手。片刻風流今在否？雲消煙滅黃粱後。

二

勢易時移年又度。歲月頻遷，回首長征路。風雪滿天遮不住，田頭獨立人如故。

遙想當年鏖戰處。鐵馬金戈，萬里驅狼虎。廿載悔教章句誤，大江浩浩重歸去。

寄邱晴

（1971年6月）

雪昏斗室才相對，葉灑院庭又別離。

窗外相窺唯鳥雀，室中笑語複余誰？

夜來輒憶《秋聲賦》，人去猶聞《成相辭》。

滿院青蔥梨棗樹，付於雀噪與雞嬉。

（注：1969年4月，邱晴先期下放銀行幹校，家英﹝11歲﹞隨去。6月間，我亦下放“紅旗”幹校，後英﹝9歲﹞隨之。1970年1月，邱晴和家英轉來我處，總算是半團圓了。10月，邱調回北京，兩個孩子隨母回京上學。到今年6月下放滿兩周年，因作此詩寄邱。《秋聲賦》和《成相辭》，都是邱晴在幹校時一同讀過的東西。）

追憶第二次廬山會議前後

（1971年11月）

白日豈容狐鼠豪，夜來忍聽黑風高。

健兒忽忽已垂老，孱賊狺狺未解刀。

妄說天才群座惑，為窺神器上書勞。

廬山投石驚天下，折戟沉沙逆骨銷。

（注：折戟沉沙之事待商量，而其足以揭露“文化大革命”真相則明矣。）

悼陳毅

（1972年1月7日於幹校）

茫茫寒霧籠白雪，千樹萬枝冰花裂。

聞道將軍忽謝世，萬籟聲哀風淒咽。

遙憶當年井岡山，紅旗卷起農奴戟。

總戎倚天按長劍，將軍追隨善破敵。

大軍萬里北征去，撐危頗恃將軍力。

饕蚊舉國血宴日，江南依舊紅半壁。

八年橫行虎狼群，皖南喋血痛迷轍。

項英垂翅君奮翼，中原飲馬大江赤。

圖劃反攻氣益壯，山東首役“王牌”折。

指麾野戰江南北，淮海捉賊如捉鱉。

干戈甫定豈功成，鬱鬱五洲聽霹靂。

將軍脫穎外交場，折沖樽俎亦雄傑。

曾踏千島排巨浪，五項原則細剖析。

複行萬里覓親朋，亞非大地戰雲熱。

方期縛鯨碧海上，不意病賊兩相襲。

病臥猶自思騰躍，晨昏常思傳羽檄。

一生戎馬何所恨，唯恨頭白虜未滅。

憂來縱筆傾胸懷，新詩句句皆鳴鏑。

病中忽聞蟊賊死，霍然騰身神奕奕。

大呼左右取酒來，將軍豪氣不減昔。

我識將軍南海濱，颯爽英姿猶歷歷。

吟詩破浪軍艦上，相顧裂眥前山脊。

今念將軍傷懷抱，世亂益思將軍節。

將軍直言天下聞，凜凜風骨不可逼。

魂兮迢迢沒雲天，中外哀聲招不得。

欲酹一樽愧無辭，舉首唯見大野白。

（注：陳毅同志于1972年1月在京病逝，賦詩寄哀思。）

時事

（1972年10月）

昨日招，尼克森；今日招，角田中。

京中觀者滿，市上茅臺空。

握手言同異，協議炮火中。

楚辭攜歸蓬萊去，熊貓嬌聲啼白宮。

只為世情急，水火亦相融。

君不見，北陲兵陳八千里，南天戰雲欲崩空。

熊虎正眈眈，帷幄獨從容。

氫彈何足道，且看小球雄。

牽虎長城上，逐鷹出雞籠（基隆諧音）。

世界從此稱多極，合縱連橫迷霧重。

方知乒乓外交有神力，兩強圖霸終成空。

為陳毅逝世一周年而作

（1973年1月）

大呼別人間，將軍豪氣存。一箭悔大謬，百戰洗乾坤。

身豈殊功顯，名因剛介尊。直言驚鬼蜮，肝膽明朝暾。

二月情何急？千秋識者論。蓋棺心未已，泉下旌旗屯。

（注：陳毅有詩句：“此去泉台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

幹校滿四年記〔調寄青玉案〕

（1972年11月）

西風吹落雁聲緊。已四見，殘秋盡。長夜迢迢誰共飲？兩三寒雀，一堆書影，四壁燈光冷。

遙天續有風雷警，僻室深藏一身靜。醉裏抬頭看異景：浩渺心海，雲濤方沉，陡起忽千頃。

請假回京視疾三首

（1973年7月）

一

馳騁無期老相催，猶思萬馬夜銜枚。

胸中塊壘不成句，吐向青天化作雷。

二

身困故交多冷落，殷勤相問只楊君。

何時共踏西山路，萬樹皆紅不是春。

三

久聞力學竟無功，身踏危機始少通。

老去自嗟心尚在，埋頭豈必效書空。

回幹校待分配兩首

（1974年8月）

一

晨起猶乘月，獨尋舊徑行。

霧重雲海杳，稻熟麥苗青。

陣陣秋涼意，輕輕葉落聲。

欲歸心未可，異地起鄉情。

二

八年輕易過，余子意如何？

短剪裁牛室，長鍬鑿滹沱。

無情天亦老，有志歲雲磨。

明日京都道，獨憂論議多。

（注：“短剪裁牛室”，指在牛棚中從事剪報勞動；“長鍬鑿滹沱”，指下幹校在滹沱河邊墾荒。）

評《水滸》聲中作

（1974年）

演了紅樓又水滸，強人佳麗異悲歡。

眼前形勢君知否？“大好”還須拭目看。

讀北京大學學報《女政治家武則天》一文有感

（1974年9月）

一

太宗遺所愛，向惹東宮憐。薙發兩心隔，反儒一線牽。

居然降烈馬，遂欲掌九天。梁效奇文在，千秋一女權。

二

鳴翼高天盡，長弓獨未閑。超然馬列上，出入法儒間。

明鏡推先帝，國師拜後賢。豈知千載下，又得望周天！

（注：“後賢”，指某老哲學家。）

（五）重返北京

過天安門，步溫庭筠“過五丈原”韻，傳聞紅都女皇失寵

（1975年9月）

殺氣妖星俱絕塵，劍光自照日長春。

亂雲下國迷京邑，細雨長安憶海濱。

頌古飾今空有智，獻經捧表豈無人？

紅顏未老恩先斷，何處琵琶送逐臣。

（注：唐時勸武則天稱帝者，除上“勸進表”外，有人還偽造天意屬武氏的《大雲經》。）

回京所思〔沁園春〕

（1976年8月）

讀馬恩書，所學何事？耿耿此懷。憶平生肝膽，都成白髮；滿朝驕種，誰是未來？筆力再舒，奇峰十萬，雲氣長慚地底埋。笑垂翅，豈神州獨許，雞雀低徊？

鼾聲一似奔雷。數萬里江山搭戲臺。看紅樓演了，梁山水泊；佳人已老，強徒生哀。幾度登臨，秦宮漢殿，燕舞鶯歌千百回。誰知道，這崢嶸世界，天隕地摧。

（注：天隕地摧，指唐山大地震。）

一月八日送周總理靈車

（1976年1月16日）

長安道上人如潮，長安道旁潮欲立。

素花黑紗寒風斜，萬眾一慟為靈車。

靈車趑趄不得前，寒鳥飛去複飛還。

軍人捶胸老婦泣，車內車外若相連。

祖國河山稱龍虎，緣何一朝齊哽咽？

珠峰垂首大江噎，嗡嗡蒼蠅一時絕。

（按：“四人幫”一伙其時也不敢有所動作。）

愛戴由衷今幾人？逝者如斯生者驚。

（按：“四人幫”自感末日將臨。）

忘我堪信謀國忠，無私方見黨性純。

党心人心不可欺，風風雨雨無時已。

鞠躬盡瘁堪瞑目，相業萬機要人理。

（按：總理職位空缺，“四人幫”妄想伸手。）

況複世界風雲惡，東方大星忽隕落。

亞非友朋引頸望，萬國城頭有哀樂。

此情此景千載無，此時此地百感俱。

望盡寒空唯漠漠，眼枯不見雲間途。

靈車迢迢沒雲際，中外悲聲同時起。

人間淚作傾盆雨，要為河山洗危機。

（注：周總理逝世引起全國哀悼運動，北京天安門廣場成為哀悼的集中地。這是“四人幫”覆亡的前奏。）

為“四人幫”留像〔調寄浪淘沙〕

（1976年10月）

10月6日揪出“四人幫”，大快人心，賦詩四首，為“四人幫”留像。一個黑暗時代過去了。

江青

何必話當年，賣笑舞臺。如今鳳舉九重天。尊法女兒誰得似？呂後則天。

帝子禦風雷，萬里招災。“女皇萬歲”甲兵催。驀地曲終人不見，白骨成堆。

張春橋

十載舞翩遷，煞費心裁。“二月有感”不成眠。相業金印如鬥大，一向垂涎。

狄克大名傳，怕提當年。“三月租界”暗張弦。劍影刀光今又是，擒了老奸。

王洪文

穩坐釣魚臺，無線不牽。果然一個超天才！元月奪權功最大，桂侍玉乖。

標準像兒妍，好不快哉！沐猴冠帶早齊全。十月迅雷平地起，頃刻成灰。

姚文元

文痞充文魁，本是家傳。城狐社鼠不須媒。文字奴才長跳踉，腳下裙邊。

梁效藉栽培，一日千篇。腥風猛卷“紅旗”摧。天大野心偏作態，字裏行間。

注釋

[3]《河南省七里營公社章程草案》，載《農村工作通訊》，1958年第11期。

[4]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第515頁。

[5]愛德格・斯諾：《漫長的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胡耀邦主持中央黨校工作

立言但論是非，不論異同。是，則雖一、二人之見不可易也；非，則雖千萬人所同而不隨聲也。

——清・顏元

十五﹑重新分配工作

“四人幫”覆滅，“文化大革命”告一段落。經過50年代末以“共產主義”為目標的“大躍進”，中國社會經濟基礎尤其是中國農業遭受重創；又經過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整個國家上層建築及其政治精英和知識分子遭受一場世紀浩劫，國家和社會滿目瘡痍，危機深重。毫無疑義，我們面臨着重新認識和重新找尋出路的問題。

早在林彪垮臺、鄧小平複出工作時，迫於當時的形勢，重新起用了一批長期“靠邊站”的幹部，我也是其中之一。1975年11月我離開了《紅旗》雜誌社幹校，被重新分配到中共中央黨校工作（說是“工作”，實際是閒置）。因為《紅旗》雜誌此時還是姚文元當權，他規定原編委以上幹部一律不得返回原單位。其實，我對於這個單位毫無留戀之情，離開反而覺得心情寬鬆一些。

我下幹校的時間是從1969年至1975年。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我沒有從事任何工作，除了被監督勞動還是被監督勞動。憲法賦予公民權利如糞土般被踐踏，遑論其他。但中央黨校也非福地。幾乎盡人皆知，中央黨校過去一直是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惡戰”之地，與上層的政爭又總是密切相關。陳伯達特別是康生，是插手黨校的主角。黨校內部，不是楊獻珍整周文、張如心、艾思奇等人，（陳伯達站在楊的後面），就是康生在毛澤東示意下整楊獻珍（批“合二而一論”）。從傳統勢力來看，過去的中央黨校可說是楊獻珍的領地。“文化大革命”期間黨校停辦，造反派掌權，康生直接指揮。1975年由於鄧小平的整頓工作，全國形勢有所好轉，加上康生病重，黨校由紀登奎兼管。紀對意識形態工作似乎持謹慎態度，很少到校視事，所以這一段時間造反派的行動較為收斂。

我到黨校正值“批林批孔”時期。我被安置在哲學教研室，沒有職務，沒有工作，領干薪而已。從1975年10月到黨校，至1977年3月黨校正式恢復並擔任職務，是一個不平常的過渡時期。這時，在接二連三發生重大事件的情況下，我做了兩件事。

早在幹校後期，大概從1973年開始，我已告病假返京，一面跑醫院，一面搜集材料準備寫一部《文化大革命備忘錄》，記下“文化大革命”從起因到運動的全過程。這件事是一位曾與我在靈丘縣抗聯會一起工作的同志催促我做的，她認為像我這樣的人有責任將這場災禍如實記載下來，才對得起後人。這位同志後來不幸因車禍身亡。當時搜集材料很困難，沒有活動余地，只好翻翻舊報章雜誌，一部自備的《新華月報》幫了我很大的忙，有時也設法找到一些舊文件。當時這樣做反倒使自己的精神有所寄託，也不失為度日子的一個辦法。到黨校報到以後，因為我家住在城內，黨校在城外西郊，距離較遠，我以年齡為由（當時我已經58歲了），大部分時間請假在家從事這項“地下”工作。

然而，為時不久，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病逝，全國哀悼，發生了著名的“天安門事件”。形勢緊張，我被迫停筆，並將已寫好的一部分稿件“堅壁”起來。清明節那天，我和家人到天安門廣場去兜了一圈，廣場遍佈便衣警察和錄影機，實在不能不有所提防。

“四人幫”以此嫁禍於鄧小平。4月7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的決議；同日，又發佈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定（否定“四人幫”要求張春橋當總理的鼓噪）。由此可見，毛澤東雖一改初衷再度廢黜了鄧小平，但並沒有把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交給“四人幫”。理解鄧小平的為人，莫過於毛澤東。依我看，毛澤東這次再度將鄧小平保存下來，也是為他的身後事下的一着棋，他不願使中國的政局完全失控並喪失挽救之力。而“四人幫”則由此更加遷怒於鄧小平，將“天安門事件”比做“匈牙利事件”，將鄧小平比做納吉，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一場“批鄧”運動，企圖利用“批鄧”達到搶奪最高權力的目的。這次“批鄧”，挨整的人中就有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等。胡耀邦此時主持中國科學院的工作，胡喬木、鄧力群則在鄧小平管理的國務院研究室工作。鄧力群挨批，是因為他是闡釋鄧小平“整頓”思想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一文的最初起草者。這三個人在挨整中表現不同，遭遇不同，此點留到後面再說。

“批鄧”開始，我索性取得醫院的證明，居家養病，靜觀事態變化。這時還能夠做什麼呢？《備忘錄》暫時不可能續寫了，我於是另找了一個精神寄託點——清算“評法批儒”這筆賬，鑽進了古代法家學說和儒家學說的關係史中去。這件事對我來說頗不容易，我過去對古代學術史接觸甚少，這次認為至少在當時有澄清這個問題之必要，所以硬着頭皮強迫自己鑽故紙堆。1976年10月“四人幫”垮臺時初稿已成，同年12月就以《法家學說的歷史演變》為題，發表在《歷史研究》雙月刊上。這是當時公開揭露“四人幫”封建法西斯主義的有數的幾篇文章之一，《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均摘要介紹了這篇文章的內容。我後來撰寫《中國封建意識形態研究》一書，也是由此引發出來的。

“四人幫”垮臺後，造反派自身難保，我也就心安理得地在城內居住。這時本想把《備忘錄》續寫下去，但一提起筆來就感到時機不成熟，只好又放下。這裏附帶說一下，《備忘錄》已寫成的談“文化大革命”成因那部分，經過一些周折，最後還是公開發表了，但那已是十多年後的事了。

我在中央黨校從1977年正式任職到1982年底離開，共計五年時間。這個時期正是胡耀邦主持黨校工作期間。過去我和胡耀邦只有一面之緣。這次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時間很短，獲益良多。中央黨校是黨的高級領導幹部讀書學習的場所，無疑是重要的思想理論陣地。中央黨校在改革開放初期，正是在思想理論、轉變幹部思想、平反大量冤假錯案方面做了不少重要工作，對解放思想、撥亂反正、促進改革開放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在這裏只是記載下那時我所經歷和所見所聞的一些事件，這些，在今天已經是“舊聞”了，就是說，已進入了歷史範圍。

十六﹑胡耀邦開始登上改革開放的潮頭

將“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逮捕起來投入監獄，無疑是一場重大的鬥爭，是扭轉黨和國家危局的勇敢之舉。這場鬥爭自然應歸功於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人。葉劍英，毛澤東生前常誇他“大事不糊塗”，此時實際上掌握了兵權。聽說毛臨終時環視四周找葉劍英，向他最後握手致意。“文化大革命”前，毛澤東最怕的是身邊躺着一個赫魯曉夫，臨終時，毛澤東最怕的是有人要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心裏完全明白，“文化大革命”不得人心，“四人幫”固不足恃，倉促上臺的華國鋒也未必能站得住腳，自己身後必生大變故。因此，除保存鄧小平外，尤寄厚望于心存仁厚的葉劍英。誰說執意製造這場浩劫的毛澤東不是非常人呢？他在死後仍是一座冰層覆蓋下的大火山，隨時都可能噴發（就其影響力而言）！毛澤東逝世後，葉劍英身居西山，關注風雲，不露聲色。華國鋒與“四人幫”則是你死我活的關係，鬥爭遲早要發生，除非華國鋒甘願臣服於“四人幫”，但華國鋒並不想臣服而思有所作為（華國鋒以此大有功於人民）。在華國鋒左右，首先向華國鋒建議“先下手為強”的是一個大家不太熟悉的人物——一個名叫李鑫的人，此人原為康生秘書，是汪東興的助手，這時已升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而華國鋒此時所能依靠並認為能幫自己下決心定大局的只有葉劍英、李先念諸人，事實也是如此。後來指揮這場驚心動魄的“宮廷”戰役的正是葉劍英，汪東興為輔。1976年10月6日晚，“四人幫”就擒。可以說，到此為止，事變仍在毛澤東的政治演算之內，而以後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則是在毛澤東的政治演算之外了。然而，毛澤東的“左”傾空想共產主義封閉了中國發展之門，而且幾乎毀掉了已成的功業。而鄧小平則神奇般地打開了中國發展之門，在最危急的時刻為中國人民闖出了發展的新路。

粉碎“四人幫”之後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了由華國鋒暫任黨中央主席兼中央軍委主席，待以後的中央全會予以追認。此後緊接着展開了另一場鬥爭，即關於是肯定“文化大革命”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堅持“極左”還是否定“極左”的鬥爭。

這場鬥爭當然要從華國鋒的態度說起。粉碎“四人幫”後面臨着一系列黨內外幹部和群眾強烈要求解決的重大問題，如要求平反“天安門事件”，要求鄧小平及其他老同志出來工作，要求悼念周總理及朱德、陳毅、賀龍等人（當時有各種禁令不准悼念），要求平反大量冤假錯案，包括彭德懷問題、彭羅陸楊的問題、“六十一人案”問題等，還要求展開對“四人幫”的揭、批、查運動。這些都是當時面臨着的迫切問題。對此，華國鋒的態度又如何呢？

華國鋒是毛澤東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倉促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不願臣服於“四人幫”，最後下決心粉碎了“四人幫”，這是一件大功勞，人民是不會忘記的。在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之後，華國鋒也為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認識“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作為毛澤東欽定的繼承人，他也不可能弄清“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錯誤思想的關係，相反，他為維護毛澤東而全力堅持“文化大革命”所鼓吹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不斷反右的“極左”路線，並同樣將毛澤東的錯誤思想等同於正確思想來維護。華國鋒的這種立場和思想，集中表現在1977年2月7日由《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名發表的一篇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中的這樣兩句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就是所謂“兩個凡是”。這篇社論是由汪東興和李鑫授意部下起草（起草人姑隱其名），最後經華國鋒批准發表。在當時來說，“兩個凡是”確是華國鋒的立身之本。

社論發表後，黨內外議論紛紛，認為這是不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信號。汪東興的一些談話確實證明了這一點，這位對粉碎“四人幫”有功的人物現在成了既得利益者的代表，因此很抱歉，我在這裏不能不提到他。例如，1976年11月18日汪東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鄧小平這個人也是有錯誤的，而且錯誤是嚴重的。他不聽毛主席的，還是搞他過去那一套東西⋯⋯鄧小平的問題，主席已經有了四號文件，四號文件不管怎麼樣是正確的，是毛主席的指示。”當時“毛著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以下簡稱“毛辦”）的一個負責人也說：“‘四人幫’是壞的，不能說鄧小平就是好的。”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後，汪東興向中央辦公廳系統傳達會議精神時，一開口就問：“這裏在座的有沒有人到天安門去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接着說：“讓鄧小平馬上出來工作，把毛主席擺在哪里？毛主席指示還執行不執行？”

2月7日社論發表後，8日接着又發出一個關於“追查政治謠言”的通知。這樣一來，政治形勢大變。因粉碎“四人幫”而受到鼓舞的情緒又消沉下去了。“四人幫”勢力則興高采烈，甚至發生了過去因反對“四人幫”而遭監禁、在粉碎“四人幫”後獲釋放的人又被投入監獄的事。這是一次真正的“二月逆流”。

儘管1977年8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大”宣佈“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央領導班子也做了一些調整（大會選舉華國鋒為黨中央主席，副主席依次為：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華國鋒在報告中也不再提“兩個凡是”了，採用了鄧小平“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的提法，這表現了華國鋒政治立場的某種鬆動。但是，“文化大革命”所執行的路線和所鼓吹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想體系仍然繼承不變。

問題究竟在哪里呢？首先在於：這場深刻的鬥爭不是單純依靠少數幾個領導人所能夠解決的，雙方都需要依靠一定的黨內力量和社會力量。就當時的情況而言，雖然“四人幫”被粉碎，但其社會力量仍存在，而且集中在“英明領袖華主席”周圍。歷史悠久的“極左”思潮依然占上風。因此“十一大”後，雖然有些老同志已經出來工作，特別是由於葉劍英的全力支持，恢復了鄧小平原來的全部職務（政治局常委、黨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但“十一大”仍堂而皇之地鼓吹“文化大革命”的口號（包括“揪黨內走資派”）和煽動“極左”思潮、仍然依靠當時“文化大革命”所賴以進行的社會力量和黨內力量。要根本扭轉局勢，只有依靠與之相抗衡的另一種社會力量和黨內力量，有效地抑制那股以“左”傾教條主義、“左”傾空想共產主義為特征的“極左”思潮。為了發動和組織這種力量，第一步只有勇敢地進行思想理論上的撥亂反正和解放大批老幹部，以及平反曆20多年之久積累下來的全部冤假錯案，包括數量巨大的“右派”冤案。

從中國歷史上看也是這樣。古來不少朝代的昏暗政治後來轉為較為開明，也是從平反冤案冤獄開始的。胡耀邦正是適應這種形勢而在歷史舞臺上嶄露頭角的人。胡耀邦是湖南瀏陽人，是被梁啟超譽為“中國為國流血第一烈士”的譚嗣同的小同鄉。湖湘之地，歷來人才輩出，雲興雷奮。國民革命以還，湖南省民風士風尤為各省之冠，捨身求義者絡繹不絕。胡耀邦14歲參加紅軍，他個子小，但勇敢機智，當時屬於“紅小鬼”之列。在老一輩革命家當中，相比之下，胡耀邦仍是比較年輕的一個。他這次複出，首先利用中央黨校這一陣地，其後又利用中央組織部這一陣地，冒着極大的風險，率先衝破各種禁區和阻撓，大膽地進行思想理論上的撥亂反正和解放幹部、平反冤假錯案，為釋放、發動黨內和社會上各種健康力量竭盡全力。可以說，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1982年黨的“十二大”，很大程度上是在這些被釋放的力量的基礎上召開的。

華國鋒也很重視意識形態工作，他當上中共中央主席後，為爭取“高舉”，成立了“毛著編輯委員會辦公室”，突擊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而這卷《毛選》的不少文章集中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然而，“毛辦”的工作並不限於此，它同時也是一個意識形態指導機構，這個機構由汪東興負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由胡喬木負責），吳冷西、胡繩、熊複、李鑫等人參加（熊還兼任《紅旗》雜誌總編輯）。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又決定恢復中央黨校，人員安排是：華國鋒兼任校長，汪東興為第一副校長，胡耀邦作為副校長主持黨校日常工作。

任命後不久，胡耀邦就離開當時工作的中國科學院來到了黨校。從其所負責任來看，胡耀邦的活動地盤是有限的，但這並未能束縛住胡耀邦的手腳。以為“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的華國鋒萬沒有想到，在“批鄧”中被“四人幫”整得死去活來、粉碎“四人幫”後較快地解脫出來、過去還同自己有過一段共同工作歷史（60年代胡耀邦下放湖南任湘潭地委書記時，華為副書記）的小個子胡耀邦，這次竟然會站到自己的對立面，幹出了一番完全出乎自己意料的事業。

十七﹑創辦《理論動態》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黨校正式任職時間為五年（1977年3月至1982年4月），但真正在黨校工作的時間不過四年略多一點，即從1977年3月至1981年6月。1981年6月胡耀邦接替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後，就很少有時間過問黨校的事了。

“文化大革命”前，我同胡耀邦只有過一次接觸。那就是前面提到過的——1954年到1955年期間，我在中央書記處第四辦公室工作，該辦公室分工管理工會、青年團、婦聯會等群眾團體，那時胡耀邦剛從四川川北區黨委（書記）調京接任團中央第一書記之職，和鄧小平到中央任職的時間差不多。其時，我有一段時間奉派聯繫團中央，列席團中央書記處會議，瞭解團中央的工作狀況。大概是第一次列席團中央書記處會議的時候，胡耀邦在會後留我寒暄了幾句。根據我那時與團中央各單位的接觸，瞭解到大家對胡耀邦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即認為胡耀邦思想活躍，不迷信，敢說話，與人坦誠相見。例如，那時候胡耀邦就敢於說：“為什麼要喊毛主席萬歲呢？人哪能活一萬歲！”胡耀邦還給中央團校的青年人出過一個題目，叫做“論毛澤東思想也可以一分為二”，說：對毛主席的話也要獨立思考，“毛主席只有六十幾歲，而人類已有一百多萬年的歷史，積累了許多科學知識，一個人不可能都懂得，都有辦法”，如此等等。這固然是胡耀邦特立獨行的風格，但我想，這恐怕與當時黨內生活還比較正常有關，我聽了也不覺為奇。但團中央書記們卻有一個意見，就是覺得胡耀邦的主意多，事前卻商量不夠，有些問題往往未經醞釀成熟就在會議上倉促作決定，因此覺得有些不太適應。我如實地向胡耀邦本人反映了這些意見。不久有別的人代替我聯繫團中央，從此就不再見面了。後來聽說胡調任西北局第二書記兼陝西省委書記，因對“四清”運動中一些“左”的做法不滿，與第一書記劉瀾濤（原中央書記處第四辦公室主任）不協調，挨了整，以後中央將他下放到湖南湘潭地區工作了一段時間。“文化大革命”時調回團中央，和另兩位姓胡的書記（胡克實、胡啟立）挨整最凶，時稱“三胡”。後下放幹校，在幹校除勞動外，拼命讀書，大家都知道胡耀邦除嗜書外別無其他嗜好。幹校的人都記得，當時胡耀邦引用《後漢書》中的幾句話來安慰同志們，也勉勵自己：“以天下為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為任者，不顧小節。”1975年鄧小平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胡耀邦即被調回北京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主持起草《關於科學技術工作的幾個問題的彙報提綱》（胡喬木協助），“批鄧”時這個文件被認做“大毒草”，因此胡再次丟掉工作，並在重病中遭到殘酷鬥爭。但他仍頑強地挺過來了。

這次胡耀邦任黨校副校長並主持日常工作，黨校許多人都以期待和懷疑的心情看待這件事，因為歷史證明黨校的事情實在太難辦了。“文化大革命”期間，胡耀邦和黨校也有一段因緣，即1975年胡耀邦曾到黨校特設的中央讀書班學習。中央讀書班是“四人幫”為整肅老幹部舉辦的，直接受“四人幫”控制，“左”的勢力十分猖獗。胡耀邦、呂正操、程子華等老幹部在班裏實際上處於被批判被監督的地位。胡耀邦的表現與眾不同，當讀書班組織學習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和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兩文時，有人狂熱吹捧，胡耀邦卻一言不發，甚至在大課堂上打起瞌睡來。但他對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卻用心甚勤，寫了厚厚的讀書筆記。因此黨校有人評論，胡耀邦在對敵鬥爭中是硬骨頭，對馬克思主義是虔誠的學生。

胡耀邦到黨校後，工作上雷厲風行：揭批“四人幫”罪行和處理黨校造反派、籌組行政機構和各教研室、解決校舍問題（“文化大革命”期間校舍被總參機關佔用，必須讓他們及早撤出方可複校）。首先辦好這三件事，力爭下半年招生開學。

揭批“四人幫”罪行大會開了幾天，造反派頭頭一個也不“隔離”，一律在群眾大會上揭發和講清問題，進行“冷處理”；後來最重的處理是將個別人開除出黨，但仍給予一定工作。胡耀邦在第一次大會上就認出了我，休息時他把我拉到一邊，說：“我知道你已來黨校。多年不見了，我一直是你的讀者。關於法家學說那篇文章寫得好，揭露‘四人幫’的封建法西斯主義做得對，封建主義在我們這裏還很有市場呢！理論就是要聯繫實際才有人愛看。你有時間請到我那裏談談。”

我怕打擾他的工作，直到大會結束後，才打電話同他約了一個下午的時間（我們兩人晚上都要回城裏住宿），到他的臨時辦公室去看他。一見面，他就談起校舍這個麻煩問題，但他告訴我，他準備將馮文彬調來，讓他來處理這件事，好在總參謀長是鄧小平，有他一句話就行。胡特別說，馮文彬是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如今井岡山的老同志只剩下40多個了，馮算是其中的一個。馮從長征直到解放後，主要做青年團的工作，胡耀邦曾是他的部下。馮進城後犯了錯誤，被撤銷團中央第一書記職務，下放天津，然後又到上海。這次是葉劍英把他調回北京，擬請他做軍隊後勤工作。胡耀邦說：“我把他要來了，他行政能力強。過去對他的處理過重了些。他來黨校擔任副教育長的職務。”按照延安中央黨校的傳統，黨校教育長一職責任重大，行政教育一把抓，負全局責任。

談起“文化大革命”，我說：“你比別人吃了更多的苦頭。”他說：“我不是還活着嗎？有的同志已經不在了。”他突然問我：“他們究竟為什麼要整我？”我奇怪他這時為什麼提這個問題，想了一想，只能提出這樣一個假設：“也許是因為他們認為你是鄧小平的人。”他說：“我到團中央和鄧小平沒有關係，是毛主席點的將。”我隨即想起一件事，問他：“‘文化大革命’中為什麼仍選你當九大代表，好像還是周總理提的名？”胡苦笑着說：“那是為了湊數，湊夠代表中間原中央委員占50%以上。”這個問題談到這裏就談不下去了。

接着他問起我關於黨內“筆桿子”的情況，他像是很關心這件事，首先問我毛主席是怎樣使用陳伯達和胡喬木的。我只能說陳伯達的情況。陳雖也負責起草中央的重要文件，但主要負責理論性的文章，毛主席交給他題目後除了特殊情況，一般不限定時間，讓他慢慢推敲去。我說，毛主席懂得照顧理論研究的特點。胡喬木則是毛主席身邊隨時備用的筆桿子，起草文件，撰寫政論，都少不了他，這就需要才思敏捷，善於領會上意。胡問，《紅旗》雜誌還有哪些理論水平和寫作能力較高的人？我只說出胡繩一個人的名字，我說胡繩的特點是廣聞博識、思維縝密、筆頭穩健，尤其有史學底子。《紅旗》的重要文章、社論除少數由陳伯達裁定外，主要裁決權在胡繩，尤其是關於學術方面的。胡繩為人謹慎，不越雷池一步。他不管人事，但待人較寬厚，因此頗有口碑。胡耀邦又問中央起草重要文件除陳伯達、胡喬木，主要依靠什麼人？我覺得不便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其實胡耀邦自己多少也明白一些，無須我多說。胡耀邦在仔細聽了這方面的情況後，突然說：“我們也需要有自己的刊物，沒有一個陣地不行。你看黨校出個刊物如何？”“是校刊？”我問。他搖搖頭：“是議論性的刊物，針對時弊，短小精悍，供黨政幹部閱讀。”

看來，胡耀邦這次聊天的落腳點是在這裏，他頭腦中原來正醞釀着辦一個刊物。這次談話使我察覺胡耀邦對於文字宣傳和理論工作的重視。

黨校雖素稱“惡鬥”之地，但現在形勢變了，任務也變了，胡耀邦認定這是一個訓練全黨高中級幹部、在思想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的重要陣地。因為到中央黨校來學習的是中央各部委負責人以及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地區一級的領導人，還有部隊軍級以上領導幹部。所以這裏是全國全黨現職領導幹部集中之地。胡耀邦估計，只要這些幹部的思想提高了，全黨全國的面貌也會很快轉變，所以他全力以赴。

馮文彬果然不辱使命，經過交涉，總參答應於1977年8月前將全部人員遷走。這樣，問題就簡單多了。學校的新機構很快就建立起來，最高領導機構仍為校黨委（校務委員會這個黨校最高領導機構是以後設立的），下設政治部為其辦事機構。校黨委名單由中央主席直接批准，胡耀邦為書記，稍後調來的馬文瑞（“文化大革命”前為勞動部部長）為副書記，馮文彬等列名校黨委常委（我是在第二屆才列入常委名單的，開始是委員之一）。但胡耀邦最為關心的是教育內容的確定和各教研室的組成。教研室仍分設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黨史、党的建設五個門類。我兼任哲學教研室主任（前主任艾思奇在“文化大革命”前已去世）。這時的困難在於經過十年災難，思想理論混亂不堪，各門課程究竟如何安排才能勝任新的任務呢？

胡耀邦親自抓這個問題。他關起門來找人談話整整兩天，瞭解“文化大革命”前的教學內容，並找當時還沒有出來工作的胡喬木征詢意見。看得出來，胡耀邦對胡喬木是很尊重的。為此，我登門拜訪胡喬木一次，這是我第一次同胡喬木接觸。在我的印象中，那時的胡喬木是相當謙虛的。我猜想，這大概是我們尚屬初見，或者是他當時還沒有完全從“批鄧”和致信××表態的內疚心情中擺脫出來的緣故。總之，他既謙和又積極幫忙，為我們列出一批書目，並且強調要把按勞分配這個問題重新搞清楚。“最後的內容待今年8月‘十一大’之後再敲定。”胡耀邦說，“但黨校必須爭取在今年9月開學，不能再推遲了。”

這時，胡耀邦不僅以最快速度籌辦中央黨校的複學，同時還為中央起草關於催促各省市委立即着手恢復各級黨校的指示。這個指示命我執筆，不過最後還是由他親自動手草成。中央黨校複校後不久，中央委託中央黨校召開第一次全國黨校工作會議（按：各級黨校屬各級黨委管轄，各級黨校之間並非上下級關係，所以召開全國性的黨校工作會議只能由中央授權，會議僅屬聯繫商討性質，並可向中央提出建議）。這次黨校工作會議提出將黨校工作列為黨委工作的重要日程，提高黨校的規格和待遇，由黨委常委以上幹部兼任校長等。中央委託中央黨校召開全國黨校工作會議就是從此開始，以後每隔一段時間舉行一次。

1977年4月間，由毛著編輯委員會精心編選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終於出版了。這卷《毛選》收入了毛澤東1949年9月至1957年的著作、講話等，以講話居多。50年代以後的文章、講話有許多表現毛澤東已進入了他的晚年。5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華國鋒為《毛選》第五卷出版而作的長文——《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這顯然是為下半年召開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作準備，文章可以說亮明瞭這次黨代表大會的意向。這篇長文貫徹“兩個凡是”的原則，指出“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主要任務仍然是“抓黨內走資派”，“繼續革命”就是“繼續反右”，等等。

全黨組織學習這篇文章，黨校自然不例外。7月12日，胡耀邦邀集各教研室部分同志座談。我即席發言，講到應當如何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命題。我說，對“繼續革命”有個總的理解問題，不宜只限於“文化大革命”的範圍，何況現在“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談到“繼續革命”的對象，我講了三點意見：第一，不能將“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走資派”這一提法擴大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重要對象是整走資派”，這樣完全有可能被某些野心家利用來不停頓地“打倒一切”。第二，“繼續革命”的任務應包括經濟基礎方面的革新和技術革命，即生產力方面的革命。在此特別引證了毛澤東1958年所寫《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的一句話：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要把黨的工作的着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我說，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不首先抓好科學技術革命是不行的。第三，我說，有人認為“不斷革命”就是“不斷反右”，這不是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毛主席說：“我們要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左’，也反對右。”

這天晚上，胡耀邦沒有回城內，他把我找去，說：“我們的刊物可以辦了。你將今天的發言整理成一篇短文，字數不超過5000，明天交稿，我作為創刊號的文章發表。刊物的名稱我已經想好了，就叫《理論動態》吧！每五天出一期，一期只登一篇文章。”

我的發言並沒有提綱，屬即興講話，所以要草成一篇文章頗費斟酌。尤其當時全國正在學習華國鋒的文章，而我的意見明明是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命題另作解釋，和“英明領袖”華國鋒是同題異調，談談還可以，寫成文字發表行嗎？但我還是連夜將它寫了出來，冠上一個題目《繼續革命問題的探討》，第二天拿去交卷。

《理論動態》的創刊號就這樣出版了，出版日期為1977年7月15日。這個刊物作為內部刊物發給中央和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委負責人，黨校的學員則人手一冊。不出我所料，《理論動態》創刊號在有些地方遭到被封鎖的命運，一些領導人下令“不得擴散”。這種情況後來也屢有發生。

如何對待“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個提法，是70年代末撥亂反正所面對的首要問題。“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對待這一提法經過三個階段：一是“凡是派”的堅持；二是另作解釋；三是廢止。創刊號的文章是另作解釋，當時這樣做已經很不容易了。直到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還說：“這個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當時的解釋，即所謂‘向走資派奪權’，也就是撇開黨委鬧革命，打倒一切，那麼實踐已經證明是錯誤的。至於作出新的解釋，可以在黨內繼續研究。”[5]

後來我知道，鄧小平讀我所寫的文章後表示認可，認為寫得不錯。1982年10月16日上午，總書記胡耀邦和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長為調動我的工作一事找我談話，胡耀邦一開頭就說（根據當時談話記錄稿）：

理論上的撥亂反正，開始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口號。1977年7月吳江寫了一篇短文《繼續革命問題的探討》，提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繼續革命的主要內容應是文化、技術革命，生產力的革命。1977年7月那時候提出這個論點是不容易的，可以說是理論上撥亂反正的第一個行動。我把這篇文章送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這是我和小平同志在理論問題上第一次接觸，那時喬木同志還沒有恢復工作。這篇短文當時就作為《理論動態》創刊第一期發表。三中全會後過了一個時候，中央提出廢止“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也是對的，那是以後的事了。

胡耀邦當時為什麼當着中央組織部長的面重提這件事，用意何在，我不得而知。應當說，我從政治思想上認識胡耀邦，主要是從創辦《理論動態》開始的。在當時“兩個凡是”勢力籠罩一切的情況下，這樣做是需要膽識的。以後（這裏應當加一句——1982年以前）撥亂反正中一些重要的討論，如關於實踐標準問題的討論，關於生產目的問題的討論等，多由這個刊物發起。《人民日報》等全國性大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的許多重要文章，也多由這個刊物供給。為什麼用“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呢？因為用此名義可以繞過中宣部及其他意識形態工作機構審查這一關。正因為如此，這些文章使當時主持意識形態工作的人大傷腦筋。從1977年7月創刊到1982年4月24日胡耀邦卸任（不再兼任中央黨校職務），這個刊物共出了345期。將來如果有人願意研究“文化大革命”以後的撥亂反正史，我相信，這個刊物將會成為一份重要史料。

這裏要特別說明一下，胡耀邦於1977年10月將主要精力轉到中央組織部，全力投入平反大量冤假錯案這項意義重大的工作之後，為了繼續管理好這個小刊物，臨走時在黨校特設了一個“理論研究室”，將《理論動態》的編輯工作交給這個研究室，作為其主要任務。研究室主任指定由我兼任。大概為了表示“拜託”之意，胡特邀我到他家裏吃飯，同時交代任務。我表示盡力而為，但今後《理論動態》仍要請他操心，重要稿件也要請他鑒定。“理論研究室”的機構很簡單，設兩位副主任：孟凡、耿立（後來又來了一位陶白，是有些名氣的散文家，筆名東方既白，但他不久就轉任文史教研室主任去了）。下面只設理論動態組（孟凡兼任組長）、研究組（孫長江任組長），外加一個外文資料組。以後每期稿件均由我改定後簽發，在胡耀邦代替華國鋒任党主席之前，多數稿件仍送胡最後審定。在1982年4月胡耀邦辭職、不久我也離開黨校之前，理論研究室的這個組織格局和工作程序一直未變。至於1982年我離開中央黨校以後，“理論研究室”是否仍存在，以及這個小刊物是如何編輯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十八﹑哲學講座﹑黨史討論提綱以及實踐標準問題的提出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舉行了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宣佈“文化大革命”結束，批判了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是有歷史意義的。但是大會並沒有批判“文化大革命”本身。就華國鋒在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來說，這次大會基本上是一個堅持“極左”路線的大會，它維護了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為核心的“文化大革命”思想體系和一系列既成事實；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任務，但是又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治國方針（所謂“抓綱治國”）；堅持繼續反右；在組織上則企圖搞成一個“華汪體制”。以汪東興為意識形態工作的首腦人物，直接控制中宣部、中央黨校、《人民日報》、“毛辦”等單位，“十一大”前後，又掀起了一陣個人崇拜熱，大樹特樹華國鋒。

大會結束，9月份，中央黨校正式複校開課。但在上述政治形勢下，顯然，進行教學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任務。

第一期學員約千人左右，由三部分人組成，分三個班：一為省部級以上幹部班，其中有許多是剛解放出來、還沒有安排工作的老同志；二是地專級幹部班；三是理論幹部培訓班，都是年輕人。胡耀邦親自主持並確定這一期的教學方針與內容：批判林彪、“四人幫”的反動言論，批判各種錯誤思想，針對這幾年被搞亂的問題，有選擇、有重點地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當時還沒有可能提出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問題，因此，所謂撥亂反正，開始只提“撥林彪、‘四人幫’之亂”，而沒有提“撥‘文化大革命’之亂”，事實上當然不可能不講“文化大革命之亂”。

黨校第一期教學的效果不限於直接參加學習者本身，值得注意的是它對全黨和全社會所產生的影響，這種影響從各種渠道傳播出去，甚至形成一些風波，這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

首先是哲學課程。課程結束時我作專題講話，時值9月底，這是我第一次登上中央黨校講臺。我的講座是接着《理論動態》創刊號那篇文章講的，着重講兩條戰線鬥爭問題，既反對右，也反對“左”。50年代以來一直反右，不准反“左”，把“繼續革命”解釋成繼續反右，說社會主義時期只有右的錯誤而沒有“左”的錯誤。在當時相當一部分人特別是年輕人的頭腦中，只有“兩條路線鬥爭”的概念，沒有“兩條戰線鬥爭”的概念。“十一大”仍然如此，把林彪、“四人幫”的路線說成是極右或形“左”實右或假“左”實右。總之，人們不知道“左”為何物，談“左”成為最大的政治禁忌。

我的報告無非是為打破這種政治禁忌。報告分兩部分。第一部分講“兩條路線”和“兩條戰線”的關係，按照黨內習慣，說明錯誤路線或執行路線的偏差，往往表現為兩種傾向，不是右，就是“左”。按照具體情況反對這兩種傾向的鬥爭，就是兩條戰線的鬥爭。哲學上也有兩條戰線的鬥爭，就是既反對主觀唯心論，也反對機械唯物論。第二部分是批判“四人幫”的實用主義哲學。我把“四人幫”的哲學（實際上是毛澤東晚年的哲學思想）歸結為實用主義。這裏，我涉及到確定路線方針的是非標準究竟是實踐標準還是權力標準或其他什麼標準的問題。原文如下：

按照馬克思主義，證明路線的正確與否，即它是否具有客觀真理性，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它不可能完全在理論範圍內解決，而要從社會實踐的結果來證明。林彪也好，“四人幫”也好，他們把實踐標準踐踏得一錢不值，自己另立一個標準，就是權力標準。誰在臺上，誰有權，誰就是正確路線，誰就有馬克思主義。官越大，權力越大，路線的正確性越大，馬克思主義也越多。這可以說是一種權力拜物教。

這個報告後來以《哲學上兩條戰線的鬥爭》為題發表在1978年2月初出版的《哲學研究》1–2期合刊上。這段文字後來還見之於1978年4月5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我的另一篇文章《林彪、“四人幫”實用主義哲學批判》。

1977年11月開設的黨史課程，胡耀邦又着重提出實踐同樣是檢驗黨史問題上是非的唯一標準。

我注意到，1978年上半年的報紙上有的文章也開始提出實踐標準的問題來。“文化大革命”後，首先是哲學界提出這個問題來是很自然的。黨校講臺的特點是能夠迅速地將這類觀點傳播到全國各地去，對實際工作和理論界產生影響。

我的報告也出現了一個紕漏。雖然報告事先經校黨委審查，但當時誰也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什麼問題呢？就是在講哲學上兩條戰線鬥爭時，拿楊獻珍的哲學觀點作為機械唯物論的代表。這在當時來說，在政治上是不適當的（至於楊獻珍的哲學思想究竟有沒有機械唯物論傾向，那是另一回事）。“文化大革命”前，關於楊獻珍的哲學思想不止一次地發生爭論。其中，關於“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討論基本上控制在學術範圍內。對於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的批判，則是政治上的有意打擊，是完全錯誤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楊獻珍捲入了所謂“六十一人叛徒案”，這是中央文革小組有意製造的。那時楊獻珍的冤案尚未平反，在這種情況下提及過去哲學上的爭論，評論楊獻珍哲學上的錯誤，顯然是不妥當的（實際上這一報告在若干方面仍有過去“左”的思想的痕跡）。無怪乎後來此事招致楊獻珍的極大不滿，並由此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曠日持久的爭論。這個問題留待後面再說。

這裏附帶提一下，我的文章在1978年2月初出版的《哲學研究》雜誌發表後，日本《朝日新聞》（4月1日）發表了東京大學中國文學教授內實先生的文章，接着日本《經濟學人》又刊登歌山大學副教授河田梯一先生的評論。他們雖然很重視這個問題，但都只從學術上看問題，認為這是“中國老思想家的復活”，或者說“這是中國建國以來哲學史的總結”，卻不明白這些“復活”的“老思想家”究竟在幹什麼，企圖說明什麼問題。可見中國的現實問題及其表達方式，許多外國朋友很難搞清楚。

哲學課程以後，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兩門課程都針對“四人幫”對“資產階級法權”及其他問題的批判，着重講清按勞分配等問題。現在已經很難想像，當時甚至在一些高級幹部的頭腦中，為什麼這些簡單普通的問題也會如此混亂不堪。

跟我直接有關係的還有一門黨史課程。按照黨的“十一大”報告和葉劍英在黨校開學典禮上的講話，要求講清楚黨的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三次路線鬥爭。第九次是關於劉少奇的，第十次是關於林彪的，第十一次是關於“四人幫”的。講“三次路線鬥爭”是第一期課程面臨的最大難題，關鍵是如何講所謂“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這個問題。黨的“十一大”對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仍緊緊抓住不放，原來的定性絲毫不曾鬆動。

胡耀邦原責成黨史教研室準備出一個講授提綱供討論，並明確提出講黨史要根據兩條原則：一是完整地、準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二是以實踐為檢驗路線是非的標準。

提綱拿出來後引起了胡耀邦的不滿，並提出了批評，說：“這份提綱的觀點是錯誤的，方法也是錯誤的，不敢從實際出發，而是從文件出發，對文件也不具體分析，而是照抄照搬，正因為是抄的（指抄“十一大”文件），對你們這些參加者可以原諒，但研究歷史，應該有自己的腦袋。”他還舉例說：“什麼‘二月逆流’？是正氣凜然的二月抗爭嘛！”

提綱按照“十一大”文件寫，在胡耀邦面前通不過了。最後，另組一個黨史研究小組，另擬提綱。胡耀邦指定這個研究小組由我牽頭，一個星期內拿出提綱。

沒有想到球踢到我這邊來了。我並不是搞黨史的，但又無法推卻。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我不能不慎重考慮這個問題。其實，說穿了，只在於如何對待劉少奇。劉少奇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對象，劉少奇一案是建國以來最大的冤案，為劉少奇平反實際上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共“十一大”，劉少奇案件原封未動，文件上“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帽子一頂也不少。直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劉少奇案件仍毫無鬆動。記得12月28日胡耀邦到中央黨校傳達三中全會時說了這樣幾句話：“有人提，劉少奇那個‘叛徒、內奸、工賊’算數不算數？有沒有？我說這我還講不清楚，因為我沒有看材料，我估計可能不可靠，大體上不可靠。”可是這已是後話了，要我們寫提綱則是在1977年9月至10月間，“十一大”剛結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夠說什麼呢？

我們離開中央上層遠一點也有好處，行動可以自由些。我對劉少奇問題提出一個方案，經小組討論試作這樣的處理：第一，將劉少奇問題與林彪、“四人幫”問題在性質上分開。林彪、“四人幫”是反革命，劉少奇則是黨內路線問題，也不提“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改為“劉少奇錯誤路線”（那時只能這樣說，其實是連錯誤路線也不存在的）。這樣一來，實際上將“三次路線鬥爭”的提法也改了。第二，不戴“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帽子，暫時也不稱同志。第三，劉少奇的主要錯誤為：反對“三面紅旗”、“三和一少”、派工作組壓制“文化大革命”的發動等。

根據胡耀邦的意見，提綱特別寫出鑒別路線的正確與否要以實踐檢驗效果為唯一標準這一原則。其文如下：

應當以實踐為檢驗真理、辨別路線是非的標準，實事求是地進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路線正確與否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要用實踐的結果來證明。離開實踐或閉眼不看歷史事實來爭論路線的正確與否，除了受騙上當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結果的。

這是在黨校第二次明確提出實踐標準亦即真理標準這個問題。

11月初，將擬好的提綱送胡耀邦，我當面向他提出兩個建議：（1）提綱經校黨委討論後下發；（2）這個提綱先不上報中央，作為草稿印發給省部級幹部和地級幹部閱讀討論提意見，然後將提綱連同學員所提意見一併上報中央。胡表示同意。校黨委擴大會議上除黨史教研室與會同志多表示沉默外，校黨委主要成員都同意這麼辦。

這份提綱鉛印成講義式的東西，於1978年1月間發到學員手裏。討論是熱烈的。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人說了這樣一句話：“不戴三頂帽子，是你們的獨家創造。”發下去的提綱多數沒有能夠回收，因為學員們多將提綱寄回到本單位去了，這可是一次“大擴散”；當然，也聽說有的省委負責人把提綱收藏了起來，不讓傳閱。

學員們所提意見多數是要求中央儘快甄別劉少奇的案件，予以公正處理。我們把學員的意見整理出來，以校黨委名義，連同提綱一併上送校長華國鋒、第一副校長汪東興。聽說，也有學員自己向中央上書的。這件事，實際上對平反劉少奇案件起了某種促進作用（劉少奇冤案一直拖到1980年2月才平反）。

胡耀邦逝世那年，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成員、“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專家金春明，在4月27日《人民日報》上寫了一篇悼念文章，其中曾專門講到這件事。他說：雖然當時那樣做“較之後來對‘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否定還有相當大的距離。⋯⋯但它確實是對黨內‘左’的思潮的極端——‘文化大革命’發起衝擊的第一次響亮的號角，成為後來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先導。”

這期教學中還做了一件極重要的事，不可不在這裏大書一筆。這就是在黨建課程中着重提出了党的幹部路線問題，提出在這個問題上必須明辨是非，同林彪、“四人幫”所推行的“打倒一切”及他們的幫派幹部標準堅決劃清界限，尤其要把迅速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作為當前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確定下來，為此必須排除一切阻撓。胡耀邦在黨建教研室佈置了這門課程之後，找了三位年輕同志（楊逢春、葉楊、陳中）交代給他們一項任務，即按照他的意思撰寫一篇文章，特別叮囑文章要指出：直到現在，有些同志，特別是組織部門一些做幹部工作的同志，對落實党的幹部政策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仍然認識不足，有的甚至還有抵觸情緒。題目定為《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這篇文章沒有先在《理論動態》刊登，而是以三位作者的名義直接發表於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報》上。

前面說過，宣佈“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幹部政策問題、解放幹部問題以及平反大量冤假錯案的問題，是當時大家最為關心的問題，這個問題能否秉公解決，直接關係到黨內兩種力量的對比。因此，這篇文章立即在幹部和群眾中引起了強烈共鳴，同時也遭到堅持“極左”路線的人的堅決反對，引起了他們的恐慌。更出人意料的是，這篇文章竟引發了中央組織部內部一場大爭論，部內許多老同志以及一些在職的或不在職的副部長們紛紛站出來說話，貼大字報，揭發時任部長的郭玉峰阻撓落實幹部政策的惡劣行為，郭玉峰此人是“四人幫”時期上臺掌握人事大權的人。部內同志上書中央，要求撤換郭玉峰的部長職務，另派人來主持組織部的工作，迅速落實幹部政策。

中央由葉劍英帶頭，建議派一個“包公”到組織部去主持工作，葉劍英所說的“包公”就是胡耀邦。中央於1977年12月10日正式任命胡耀邦為中央組織部部長，仍兼中央黨校副校長。開除郭玉峰的黨籍。同時，任命馬文瑞為中央黨校副校長。

自胡耀邦到任之日起，大刀闊斧的平反工作就開始了。中央組織部迅速集中力量對所有在案幹部包括全部“右派”案件進行了艱苦、系統、細緻的調查甄別工作。並且克服重重阻力，將原來分散在各處（主要是中央辦公廳）的許多專案材料全部集中到中央組織部（從中央辦公廳調專案材料受到嚴重阻撓，對方很長一段時間拒不移交）。在是非分明、功過分明、賞罰分明這“三分明”原則下，平反工作次第展開。1978年4月決定全部摘掉“右傾”、“走資派”的帽子，接着就為1957年錯劃為右派分子的數十萬人（包括所謂“摘帽右派”在內）平反；為在反右傾運動中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人徹底平反；同時也為1955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平反。在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前，彭德懷的問題、陶鑄的問題相繼平反。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楊獻珍等人）問題、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的問題，還有其他一些人的問題，也在會前基本查清。有的在會上宣佈平反，有的在會後平反。建國以來我黨最大的冤案——劉少奇冤案，則於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宣佈平反。

到1982年年底，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基本結束。據統計，這次平反的也就是過去立案審查而成冤案冤獄的，從“三反”、“五反”以來直到“文化大革命”，其數量高達300余萬人。還有許多沒有立案而被審查的，這次也一併獲得解脫。可以想像，與以上人員有親屬關係或工作關係而受株連的人更是多得驚人，這時他們也可以抬起頭來做人了。與此同時，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同志也得到了昭雪。

建國以來僅30余年，積累冤案如此之多，冤獄時間如此之長，確為歷史所少見，足見“左”禍為害之烈非常人所能想像。以“左”傷人、殺人，實為共產黨人的大恥辱！這次大規模平反冤案冤獄，乃是為共產黨人洗刷恥辱，也是為共產黨本身恢復元氣，其功績無論怎樣估計也不為過。

平反冤假錯案非胡耀邦一人之功，亦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但胡耀邦對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膽識，態度最堅決，斷案最公正，這是無人能夠否認的。中國共產黨內人才可謂多矣，胡耀邦並非雄才大略，亦無赫赫戰功，更非老謀深算一類人物，胡耀邦之所以能夠在反“左”和平反冤案方面敢作敢為，全憑他抱有共產黨人的一顆赤子之心，敞得開胸懷，容不得半點私人雜念和半點派別成見，痛恨整人立威，痛恨以整人之術作為向上爬的手段，痛恨將自己的權位建立在別人的冤屈和痛苦的基礎之上。環顧共產黨的歷史，雄才大略、位高權重者固不乏人，但像胡耀邦那樣從總體上看雖非大政治家，但在風波詭譎、派別林立的政壇中能夠終身懷抱赤子之心、始終表現出獻身精神者，則幾如鳳毛麟角！

注釋

[5]《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2卷，第182頁。

我所經歷的三次論爭

中間千百余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鹹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

——明・李贄

校書定是非最難。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按：這裏所謂“底本”即記載其本事、事實之文本或原始材料）；曰立論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後可斷其立論之是非。

——清・段玉裁

十九﹑實踐標準論爭紀實

黨校正式複課以後，就在若干重要問題上經歷了三次論爭，即：關於實踐標準的論爭﹔關於經濟學撥亂反正和生產目的問題的討論﹔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爭。時間在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三次論爭的內容，我在《十年的路》和《吳江論集》兩書中都有記述。這裏將原記述（有的略有補充）摘錄於此，希讀者鑒諒。先談關於實踐標準的論爭。

前已指出，1977年9月至11月間，實踐標準問題已在中央黨校教學中兩次提出並展開討論，其影響已迅速擴散。後來因《理論動態》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黨內和社會上引起更大範圍的討論，多少有些偶然性。黨校的課程提出這個問題是基於下述的理由：“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亂了，按照什麼來判別是非功過，提一個什麼標準呢？以語錄為標準？以權力為標準？還是以派別為標準？“文化大革命”通行這三條標準，結果越搞越亂，越搞是非越顛倒。甚至到了1977年還發生過這樣一件怪事：為了推翻“文化大革命”關於教育工作的兩個錯誤估計，竟非用遲群（“四人幫”的屬下）筆記本上兩條來歷不明的“語錄”不可，否則就好像沒有推翻的理由。這實在是一種怪現象，如果沒有那兩條“語錄”怎麼辦呢？難道明明白白地擺在面前的事實就不算數嗎？

提出實踐標準問題來，並不是我們的創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則，也可以說是常識，《實踐論》講得很清楚。這條原則毛澤東在50年代末又提到過一次。1957年7月10日，毛澤東在一個會議上談到對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路線的看法，他說：“我總是同外國同志說，請你們給十年時間，再來看我們是否正確，因為路線的正確與否，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要有時間，從實踐的結果來說明。”這段話當時沒有公開發表。當時正是“大躍進”剛要開始，毛澤東講這段話，我印象十分深刻，並寫在我的筆記本中。正因為這樣，我雖知道實踐標準和“極左”路線是對立的，但相信提出這個為毛澤東所強調闡述的原則問題，任何人都沒有反對的理由。

1977年下半年，中央黨校第一期幾百名高中級幹部，加上理論班100多名學員，兩次討論了這個問題，大家對於這條原則沒有提出異議，當然在聯繫實際時糊塗觀念還是不少的。第二期、第三期繼續討論。所以，要說提出實踐標準問題的影響，在後來所寫的兩篇文章之前，已經通過幾千名高中級幹部在全國擴散開了。

黨校學員在討論中對實踐標準提出一些問題，比如說，各個人的實踐不同，究竟根據誰的實踐來確定哪個是真理呢？諸如此類。我跟當時理論研究室擔任研究組組長的孫長江談起這個問題，他自告奮勇願意為《理論動態》寫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塗認識，發給學員參考。我同意了，題目就由我確定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大概是1978年2月至3月間的事。“唯一”一詞是列寧在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問題上講的，指實踐是判定理論是否正確的唯一裁決者。文章起草過程中，曾在中央黨校第一期學習過並親自參加過實踐標準討論的《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文化大革命”前為上海市委副書記），親自送來一篇他們組織來的談實踐標準的稿件，題目是《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作者是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光明日報》在楊西光主持下對稿件進行了多次精心修改。楊送來這篇稿件時對我說，報社內部個別人對這篇文章尚有保留意見，是否由《理論動態》的編輯看一看，作些修改，先在《理論動態》上刊載，然後再以“評論員”名義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我看了來稿，覺得文章寫得還是有勇氣的，只是理論和邏輯性不足。我將來稿交給孫長江，請他將此文與他正在起草的文章糅合在一起，還是用我們原定的題目。文章草成，原文章的內容只保留了大約三分之一，所以文章應屬胡福明、孫長江兩人合寫（按：《光明日報》社1985年1月20日整理的關於此文寫作和發表經過的說明，也清楚地寫道：“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執筆者，孫長江同志最後執筆完稿”）。文章最後由我修改定稿並簽發，4月27日送胡耀邦及其他有關人員（包括楊西光）審閱。因為文章的處理既未經過《理論動態》組，事前亦未向胡耀邦報告，所以我特地在電話上向胡耀邦說明文稿的來歷及意圖。前面說過，在黨校，這早已不是一件新聞了。胡畫圈表示同意並退回，未再討論，更未作修改。文章就在1978年5月10日出版的《理論動態》上照原定稿發表了，第二天即以“《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名義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人民日報》同日轉載。

圖一 　這是由胡福明和孫長江兩人合寫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經吳江修改定稿后送胡耀邦及其他有關同志審閱，文章即照此發表。

這篇文章的發表，竟然引起一場大討論，是我們始料所不及的。這可說是一種偶然性。當然，偶然性後面隱藏着必然性。兩條思想路線的分歧既然存在，爭論或遲或早要發生，不是發生在這個問題上，就是發生在那個問題上。這場爭論由這篇文章引起，公平地說，首先對這篇文章提出嚴厲指責的吳冷西應當記頭功，我想這也不奇怪，因為他是“毛辦”成員，他對這個問題高度敏感。當時如果沒有吳冷西對這篇文章提出那樣嚴厲的指責，而不是像當時于光遠同志那樣，只把這篇文章當做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問題，流覽一下就放下了。

當天晚上（5月12日晚11點）吳冷西就給《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打電話（吳冷西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是他的副手之一），提出嚴厲的指責。指責的具體措辭，胡績偉和吳冷西兩人說法有些不同，但這一點並不重要。根據胡績偉當時的電話記錄稿，吳冷西說了這篇文章是“砍旗”，“犯了方向性錯誤”，“政治上問題很大，很壞”，“哲學上否認相對真理”。而吳冷西後來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解釋，他說他只是說這篇文章提倡懷疑一切、不可知論，否認真理的相對性，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說過這篇文章的基本傾向是要修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會使讀者提出究竟是“砍旗”還是“舉旗”，會在國內外引起很壞的反應；並說文章是批判教條主義而不是批判修正主義（按：即他認為當時仍應當繼續批判修正主義而不應當批判教條主義），因此方向偏了，如此等等。

圖二　這是吳冷西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指責。因為有吳冷西的嚴重指責及以後的嚴厲批評，才引起了宣傳部門和黨的上層內部的爭論。

問題並不限於吳、胡個人之間。看來，吳冷西是代表當時的意識形態領導機構說話。他的講話不僅直接指責了那篇文章，實際上也批評了黨校課程的有關內容。緊接着，主管中央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人汪東興出面，在6月15日召開中央宣傳部和中央直屬新聞單位負責人緊急會議，專門批評“實踐標準”這篇文章。還批評《人民日報》發表的另一篇談按勞分配問題的文章，並提出防範措施。汪針對當時發表的“特約評論員”文章說：“特約，是誰嘛？不知道。這些特約評論員文章有問題。”因為《人民日報》有較大的社會影響，所以他特別批評《人民日報》“沒有黨性”，“沒有把好關”，今後不能隨便發這類文章，特別是“特約評論員”的文章。還責備《人民日報》發表鄧小平6月2日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時所用的標題不當，說：“為什麼你們刊登小平同志的講話用‘精闢地闡述了毛澤東思想’這樣的標題，難道華主席、葉副主席的講話不是精闢地闡述了毛澤東思想？”（按：汪講了此話，後來《人民日報》轉載那幾篇講話時，標題果然作了如下區分：華國鋒的講話標為“極其精闢地闡述”，葉劍英的講話標為“指示我們”，鄧小平的講話則標為“講話強調指出”。）

對於“實踐標準”這篇文章，當時華國鋒主席也親自對胡耀邦點了有關人士的名，包括我在內。這實際上就是對胡耀邦發出責難。據我所知，此後華國鋒確實冷落了胡耀邦一陣，使胡耀邦有些不安。

此外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在社會科學院召開的一次大會上（我和鄧力群都在場）也進行了嚴厲指責，說：“如果認為中央領導在實踐標準問題上有分歧，那就是分裂黨中央。”大概為了緩解當時的氣氛，鄧力群在我面前輕聲說了一句：“這話有些過分了。”

形勢變得驟然緊張起來（儘管還只限於上層少數人內部）。有一點很清楚，思想路線的分歧也就是政治路線的分歧。在當時的高壓之下，已是鴉雀無聲。有人已經開始作沉痛檢查。形勢確實嚴峻而不明朗。1977年黨的“十一大”後直到1981年初，華國鋒任黨中央主席、軍委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葉劍英任黨中央第一副主席；鄧小平剛出來工作，任黨中央第二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李先念、汪東興任黨的第三、第四副主席，汪東興還分工負責黨的意識形態工作。這就是當時党的領導格局。汪東興之所以對《人民日報》所用的標題敢於提出那樣的指責，直點鄧小平的名，正是基於當時党的這種領導格局。實踐標準文章發表後，我感到周圍空氣沉重。怎麼辦？問題是由我們發表文章引起，如果對於當時的嚴厲指責保持沉默，那就是表示我們無理可說，而這樣一來，包括黨校課程內容在內的實踐標準討論勢必夭折，我們也將承擔嚴重罪名，我們的處境將更加困難。但如果提出反駁，倘局勢依舊，其後果也難以設想。

經過再三考慮，最後我還是決定撰文作出正面回答，據理駁斥，等待適當時機用適當方式發表。那就是6月24日（離宣傳系統會議不到十天）發表在《解放軍報》上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考慮到胡耀邦當時的處境，他的兩個頂頭上司已經向他發出責難，因此起草這篇文章，我沒有事先向他報告，但將所寫的第一稿送給他，他叫秘書給我打電話，只交代一句：“等三個月以後再說。”我理解他面臨的困難處境，作為一個高級領導人，總不能不照顧起碼的組織原則。但我覺得已經不能再等下去了。為了不在領導人之間添麻煩，至少在形式上撇清胡耀邦與這篇文章的干係，最後的定稿就未送胡過目，如何處理亦未向胡請示。

圖三　吳江反駁吳冷西指責而撰寫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由《解放軍報》發表。此文發表后，實踐標準討論才在全國範圍內公開展開了。

文章為什麼拿到《解放軍報》去發表呢？這是因為當時不僅《理論動態》不可能刊登這篇文章，在宣傳系統下達禁令後，《光明日報》、《人民日報》也都不可能刊登這類文章了。那時軍隊剛召開過全軍政治工作會議，《解放軍報》刊登了6月2日鄧小平在會上的重要講話，而這個講話的實質是同“極左”路線針鋒相對的。我忽然想起這是一個適當的時機，也是較適當的方式——求助於《解放軍報》。剛巧那時我正與《解放軍報》副總編輯姚遠方同志有來往，我們是延安魯藝同學，抱着試一試看的態度，我寫了一封信，與文章一起送給他。不料姚遠方和《解放軍報》總編輯華楠都表示完全贊成這篇文章的觀點，答應刊登（華楠同志為什麼同意刊載這篇文章，後來他也有文章說明，見《百年潮》2001年第1期）。我提議不用我個人名義而用“《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以加重文章的分量，他們也同意。這恐怕是《解放軍報》第一次以這種形式刊登文章。文章發表的當天，《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均以顯著版面轉載，新華社也在當天轉發（這是這些報紙負責人之間經過商量的），因此各省市地方報紙也陸續轉載。

這裏特別要提一下的是，當我接到第一次發稿清樣時，建議將文章送請當時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的羅瑞卿過目（我在上世紀50年代在中央華北局的會議上見過羅瑞卿將軍，《解放軍報》1978年4月間向我約稿也是由羅提議的）。我此舉自然是想尋求支持，但沒有想到羅瑞卿竟如此認真，他不僅表示支持，並通過編輯部口頭向我建議作兩處重要增補：一是多介紹《實踐論》的思想，二是再援引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中的一段重要文字。我都照辦。因為此文的發表事前未征得胡耀邦同意，所以在文章發表前夕我特意以檢討的口氣向胡報告，沒想到他說，關於這篇文章羅瑞卿已幾次與他通過電話，並說，羅也將6月15日中央宣傳系統會議的情況捅上去了（指報告了鄧小平）。文章發表後不久，羅出國治病，臨行時還留下一句話，說這篇文章如果要打屁股的話，他願意領受40大板。這位文武兼備的將軍（他是解放軍十員大將之一）在這場形勢尚未明朗的鬥爭中所給予我們的支持，是令人難以忘懷的。不幸，不久他因病永遠離開了我們。

據我所知，鄧小平是在這篇文章發表後找當時中央宣傳部部長談話，詢問6月15日會議情況並提出了批評意見。接着，鄧於9月中旬赴吉林省檢查工作，提到實踐標準討論這件事時說：“對理論要通過實踐來檢驗⋯⋯這樣的問題還要引起爭論，可見思想僵化。”[6]

据我所知，這是鄧小平對實踐標準討論的第一次公開表態，這次表態寫入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關於實踐標準討論的評價。

有兩件事我認為需要記錄在案。一是文章發表的當天，繼汪東興之後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人，見報後匆匆忙忙趕到胡耀邦家裏，對胡耀邦說，這篇文章是表示我們主動發起攻擊，把事態搞嚴重了，把內部爭論公開化了，他對此表示遺憾。二是，胡績偉有一次到醫院去看望吳冷西，吳對他說：“我看了《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更認為我那天晚上在電話上向你提出的意見是對的。”上述兩件事，看來就是後來“極左”勢力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再度發起反攻的原因。

如果說，第一篇文章還只是在中央上層內部不大範圍內引起爭執，那麼，第二篇文章在中央各報和幾乎所有各省市報紙刊載後，就把這場內部爭論公開化了，也就是將黨內分歧公開化了。爭論在全國範圍內公開地、十分引人注目地展開了。

1978年7至10月這四個月當中，大多數地方，包括軍隊，都對這場爭論或先或後地作出了反應，公開表明了態度。這樣的事在黨的歷史上還是少見的。

實踐標準的討論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78年5月開始，到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這場討論作出了肯定的評價。第二階段是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集中北京和各省市的理論工作者和宣傳部幹部共四五百人討論實踐標準問題，前後共歷時三個多月（從1979年1月18日至1979年4月初）。這是在中央直接領導下討論這個問題，是討論的重頭戲。第三階段是1979年7月開始的實踐標準討論補課。理論工作務虛會的情況將另文敍述，這裏先說第三階段的“補課”。總而言之，爭論並未因兩篇文章的發表而停止，相反，真正的爭論還在後頭呢。

下面是關於實踐標準討論“補課”的情況。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甚至理論工作務虛會後，局勢並沒有完全明朗化，但實踐標準的討論卻中斷了。剛開過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成了一些人攻擊和誹謗的目標。社會上盛傳十一屆三中全會犯了右傾修正主義的錯誤。有人公然說今後必須繼續反右，有些地方又重提“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有人認為批判“極左”就是同中央“分道揚鑣”，個別部門甚至發生反攻倒算行為。

現在國內外流傳的一些與此有關的書籍和文章中，當談到實踐標準討論時，以為一兩篇文章就解決了關於實踐標準的問題，因此只限于介紹文章的寫作修改過程及細節，不瞭解這場討論的全過程及其重要環節，有的書籍甚至還作了演義式的描寫。其實，第一篇文章（即《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只是引起了中央宣傳系統內部的爭論，而且處於受壓的地位；第二篇文章（即《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雖然把爭論公之於全國，引起了全國範圍內的討論，但討論只限於中央及省市上層，並沒有深入到廣大幹部和群眾中去。正因為如此，堅持“兩個凡是”的人才敢於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再度挑起爭論，而理論工作務虛會實際上只是把這場爭論搞得更加尖銳化罷了。

還要請大家注意一件事。理論工作務虛會後，一位省委書記（後來到中央任要職）提出了“政治上反右，經濟上反左”的口號。“經濟上反左，政治上反右”雖然和“極左”路線不同，和後來的“反自由化”也有所區別，但這個口號在當時的出現顯然代表了今後一種有勢力的傾向，影響巨大，也反映了黨內在改革問題上存在的一種分歧，雖然它一直沒有見之於任何中央文件。

1979年下半年，務虛會結束後不久，鄧小平赴天津、山東、上海等地考察。他幾次講話，從思想路線講到組織路線，重新提出要警惕“極左”路線和“兩個凡是”。這些講話後來經過整理集中在《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實現要靠組織路線來保證》一文中。[7]這篇文章注明是鄧小平接見海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全體人員時的講話，其中有這樣一些重要的段落，可以說是把實踐標準問題的重要意義講透了：

就全國範圍來說，就大的方面來說，通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兩個凡是”的爭論，已經比較明確地解決了我們的思想路線問題⋯⋯真理實踐標準問題的討論是基本建設，不解決思想路線問題，不解放思想，正確的政治路線就制定不出來，制定了也貫徹不下去⋯⋯

我們要注意，現在反對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的，還大有人在。他們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幫”那樣一種思想體系，認為中央現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傾機會主義。他們打着擁護毛澤東同志的旗幟，搞“兩個凡是”，實際上是換個面貌來堅持林彪、“四人幫”那一套。這些人大體上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來的，是既得利益者，他們感到現在的一套對他們益處不大，所以對過去很留戀。經過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轉變過來，但不一定都能轉過來⋯⋯

1975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說，十年後再看。現在也有十年後再看的問題。我們對林彪、“四人幫”的影響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

講話最後提出：這個爭論還沒有結束，現在要考慮補課。

將鄧小平當時幾次講話整理成一篇文章並正式公佈是後來的事，當時我看到的是從下面傳來的講話記錄，內容大致與後來經過整理的文章相同，只是個別詞句刪掉了。我將收到的記錄送給胡耀邦，請他考慮《理論動態》是否寫一篇東西。胡看完記錄給我一個電話，要我先到中宣部跟少數人談一談關於補課的內容，也可以提出我個人的意見。

我除照念記錄外，對當時面臨的情況和補課的內容談了我的看法。我認為這次補課，或者說繼續討論，重點應當解決領導思想問題，就是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帶頭解放思想，旗幟鮮明。端正思想路線首先要端正領導幹部和領導機關的思想路線。領導的責任在於通過討論把全黨的思想統一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方針上來。我提出，根據前一段的經驗和當時的情況，這次補課在思想上始終要抓住兩個問題：一個就是要弄清楚究竟什麼是真正的毛澤東思想，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林彪、“四人幫”那一套思想體系記在“毛澤東思想”的名下，要區別“真高舉”和“假高舉”、“真堅持”和“假堅持”；另一個就是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幫”的“極左”思想及幫派組織路線並肅清其流毒，“兩個凡是”就是“極左”思想及幫派路線流毒的集中表現。

胡耀邦要求將這些內容先在黨校向全體學員講一講。

8月20日左右，中央統戰部第一副部長兼全國政協副主席及秘書長劉瀾濤找到我，說中央統戰部正在召開全國統戰工作座談會，會上暴露出來的糊塗觀念和“左”的東西很不少，想請我在會上就實踐標準問題講一講，幫助大家統一思想。我有些遲疑，因為這是中央部門的全國性會議，而我並不瞭解統戰幹部思想的深淺。但無法推辭，在請示胡耀邦之後我答應介紹一點討論的情況，時間就定在8月23日下午。

報告會由劉瀾濤親自主持，年近九旬的李維漢同志（其時他任中央統戰部顧問）也在臺上就座，我實在有些過意不去，站起來請他老人家回去休息，我另找時間向他彙報，他不肯，一直坐到終場，可見對會議之認真。

會議印發了我的講話全文，並開了兩天小組討論會，討論“簡報”也送給我一份。我留心翻閱這些“簡報”，發覺多數同志贊成，認為弄清這個問題對於統戰工作大有裨益，統戰工作的阻力主要是“左”。但也發現了兩個問題：

一是有一位省委統戰部長說：“這樣重大的討論，既然在中央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為什麼中央沒有正式文件或作正式傳達，而由中央黨校副教育長出來講呢？我們那裏，黨委從來沒有傳達過，也沒有討論過。這次回去，說補課重要，如果黨委不動，我們統戰部門補課是補不起來的。”這個反映很重要，說明雖然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鮮明地對實踐標準討論作了“傳達”，但有的省委卻按兵不動。當然，另一方面也說明這場討論方式的特殊性。

另一個問題是關於“三分之一”的問題。這個問題需要補充說幾句。我原來收到的小平講話記錄稿，有這樣幾句話：“利用毛主席的錯誤，堅持‘兩個凡是’，即換一個面孔，堅持林彪、‘四人幫’那一套，這樣的人，個別單位竟達到三分之一。這是全國的縮影。”我講時聲明，這是根據別人的記錄稿，不是原文。會議印發我的講話稿，上面明白地有我的聲明。對於這個問題，討論“簡報”中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認為“個別單位達到三分之一”的估計是適當的，黨內外思想僵化半僵化轉不過彎來的人的確相當多；另一種意見則反對“三分之一”的估計，他們撇開“個別單位”這個詞，說全國有三分之一的幹部堅持“兩個凡是”，這還了得！

我當然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向會議做解釋。但是我後來聽說，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編寫會議簡報向中央領導人反映時，把前一種意見略去，只將後一種意見寫上，聽說小平同志看了有些不悅。我想，不管怎樣，能夠引起鄧小平的“不悅”，編寫會議簡報向上反映的人的目的總算達到了。

與全國統戰工作座談會同時，中央組織部也召開了全國組織工作座談會。我又被部長宋任窮邀請於9月6日座談會上講同一個問題。講話內容基本與上次相同，不過突出了鄧小平同志新近所說的“用人”問題，“現在還有十年後再看”的問題。但這次會議對這個問題究竟如何對待，是否進行了討論，我就不得而知了。

事後，根據中宣部意見，新華通訊社的《內部參考》（9月27日）刊登了我兩次講話的要點，題為《實踐標準討論補課重點要解決領導思想問題，補課要落到實處》。《內部參考》發至中央各部（包括司局）、各省市委、地委（包括縣委第一書記），軍隊則是軍師級相應的領導幹部。因此，至少可以說，關於實踐標準討論應當補課的問題，1979年9至10月間，已經以新華社內參的形式下達全國了。

圖四　這是吳江根據鄧小平意見談實踐標準討論補課問題。載新華通訊社﹕《內部參考》﹐第80期﹐1979年9月27日。

據我所知，當時對於“補課”最為認真和深入的，要數習仲勳同志主政的廣東省委了。詳情見《習仲勳主政廣東》一書的第37頁至第49頁，標題為《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補課活動》。[7-1]

實踐標準討論補課為實踐標準討論的第三階段。這一階段大體到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基本結束。這次全會通過了“歷史決議”，明確指出有一個“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問題。在這個會議上華國鋒辭去了黨中央主席職務（仍任副主席），主席由胡耀邦接任。這樣，可以說是從思想方面和組織方面撤掉了用以支撐“極左”路線和“兩個凡是”的支柱。

所謂爭論基本結束，就是說並沒有完全結束。因為思想路線上的鬥爭並未因此停止，以後在各種問題上（自然包括改革問題），“兩個凡是”與“實踐標準”的爭論仍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有人對改革開放路線始終不以為然，他們看到改革開放出現一些問題，如經濟秩序混亂，有的環節失控，出現假冒偽劣以及出現腐敗現象，也針鋒相對地舉起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旗幟。

實踐標準的討論，有人說它是中國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這樣說並不為過。這場討論也是在社會主義運動遭遇重大失誤和挫折後，人們對於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進行反思並撥亂反正的發端。

關於實踐標準（或稱真理標準）討論的意義和影響，有些外國評論家倒要比我們有些人看得透徹些。下面舉幾個例子。例如，英國廣播公司記者菲力浦・肖特所寫《熊與龍——今日中蘇內幕》（1982）一書，其中說道：“《人民日報》把實踐標準問題的討論看成中國現代史上三大運動之一，與五四運動和延安整風並列。蘇共‘二十大’後，卻提不出類似的口號來。”

美國密歇根大學政治系教授（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顧問）奧克森伯格，在美國1985年7月出版的《知識分子》季刊上撰文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實事求是這兩句話，不僅是政治口號，而且反映了中國領導人企圖改變決策過程的決心。”

圖五　這是新加坡《聯合早報》1986年1月1日發表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意義與國際影響》一文的摘要﹐是關於真理標準討論的國外評論之一。載《參考消息》﹐1986年1月14日。

更值得注意的還是新加坡《聯合早報》在1986年1月1日發表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意義與國際影響》一文，文章說：“貫穿着整個改革運動的其實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種精神。這句表面上看似空洞的口號，其實卻是一個涵蓋面非常廣、效用非常大的原則，使改革領袖可以放手採用古今中外任何發展模式的經驗和優點，而完全不受任何既定思想理論的束縛。”

二十﹑關於理論工作務虛會

——實踐標準討論第二階段

一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於1978年12月23日結束，理論工作務虛會於1979年1月18日召開。

為什麼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原因很簡單：兩條思想路線的鬥爭異常激烈，要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當時是一場嚴肅的較量。以當時堅決捍衛“極左”路線和“兩個凡是”的《紅旗》雜誌為例：《紅旗》以不介入爭論為名，堅持“極左”路線的立場。在長期沉默以後，《紅旗》雜誌突然在1978年9月寫了一篇長文《重溫〈實踐論〉》上送中央。這篇文章正像會議上有人分析，它雖然也講實踐第一的觀點，但整篇文章強調理論的指導作用；它不是反對教條主義，而是大批什麼懷疑論、不可知論。文章最後部分，專門批判認為“毛主席也有錯誤”的言論，稱之為“海外奇談”。文章的用心是很明顯的：反擊對“極左”路線的批判。中央沒有同意發表此文。11月，為紀念毛澤東誕生85周年，譚震林寫了一篇肯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井岡山的鬥爭實踐與毛澤東思想的發展》。《紅旗》雜誌拒絕刊登，要求作者刪去文章中支持實踐標準的內容。譚堅決不同意。後經中央領導人出面干預，文章始得發表。接着在11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又就這個問題展開一場爭論，這場爭論也是由反對實踐標準那幾位同志挑起的，他們仍然以“維護毛澤東同志”的名義來維護“極左”路線的觀點，即維護毛澤東同志的晚年錯誤，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他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再次遭到了批判。可見這場鬥爭是很激烈的，不可能輕而易舉地結束。這是中央決定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直接和重要原因。而提議開這個會議的是葉劍英，華國鋒、鄧小平表示贊同。所以，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是實踐標準討論的第二階段，而且這次討論是由中央直接主持的。

理論工作務虛會是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理論界的一件大事。像這樣的以實踐標準為引言和主題的大規模的理論工作會議，在黨的歷史上還是僅見，或者像有人所說的是一個“創舉”。會議的內容是以實踐標準的精神，廣泛涉及到建國以來黨的思想、理論、路線、方針等各個方面。儘管限於當時的條件，會議在檢討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與運用方面、在思考中國條件下如何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方面，以及在批判“文化大革命”、指出毛澤東晚年錯誤和揭露長期存在的“左”傾危害方面，都只能說是開了一個頭。但會議確實具有多方面的意義：無論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發展的途徑、總結過去思想理論工作的經驗教訓、反對危害極大的“左”傾教條主義，公開指出毛澤東對歷史錯誤所應負的責任以及批評黨內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義。它開始引導人們進行思考。或者說，開始重新檢討我們已走過的道路。這個會議毫無疑問將載入史冊。

這次會議原計劃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召開，邀請中央和北京理論宣傳單位160多人參加，各省市派來一位聯絡員，從1月18日開到2月中旬。第二階段，以中央名義召開，邀請各省市派人參加，擴大到400至500人，開10天左右。預定第一階段以小組會為主，第二階段以大會為主。會議第一階段按計劃進行；第二階段因情況發生了變化，雖然人員到齊，但沒有開大會。中央理論宣傳單位按原小組繼續討論，各省市則以省市為單位進行討論。3月30日聽取鄧小平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然後進行討論，提意見。本來準備舉行大會發言，未果。會議於4月初宣告結束，前後歷時三個多月，中間雖有幾天間歇（春節放假五天和兩個階段之間的間隔），也算是一個長會了。

開會當天，胡耀邦在大會上講了《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這個引言提到會議的由來、目的和開會方法，對兩年來思想理論戰線形勢的估計，以及偉大的歷史轉折點和理論宣傳工作的任務這樣三個問題。（按：胡耀邦的會議引言摘要附載於後。）

講話時胡耀邦首先宣佈會議領導小組的名單。領導小組由胡耀邦、胡喬木、黃鎮、朱穆之、胡績偉、於光遠、周揚、童大林、吳冷西、吳江、胡繩等11人組成。領導小組名單包括了各方面不同觀點的人，確實體現了民主討論精神。同時宣佈五個小組召集人的名單。第一組（33人）召集人：胡績偉（《人民日報》）、張光年（作家協會）、黎澍（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二組（34人）召集人：童大林（國家科委）、林澗青（國務院研究室）、賀敬之（文化部）；第三組（33人）召集人：周揚（中國社會科學院）、王惠德（中央編譯局）、邢賁思（中國社會科學院）；第四組（33人）召集人：於光遠（國務院研究室）、華楠（《解放軍報》）、王若水（《人民日報》）；第五組（33人）召集人：吳江（中共中央黨校）、楊西光（《光明日報》）。各組召集人也就是後來各組的正副組長。此外，特邀出席者20人，都是老同志，為照顧他們的身體和工作，他們可自由參加，文件、《簡報》照發。

圖六　理論工作務虛會是實踐標準討論的重頭戲。胡耀邦在會議開始時有一個發言——《引言》﹐這是會議簡報原文中的一段。

二

會議討論主要在第一階段進行。這一階段共發出了264期《簡報》，主要刊登與會者的發言，或個別發言，或綜合報導。《簡報》散發的範圍相當廣，因而傳閱者多，會議的影響也大，引起社會各界震動。

平心而論，這次會議無論就其規模或提出問題和討論的深度來說，遠遠不如1980年10月黨中央召開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時4000人參加的大會。例如，4000人大會上已有人揭露1959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內幕及其細節，務虛會只不過批評《紅旗》雜誌在1977年11月12日的中央工作會議已通過為彭德懷案件平反之後，還公然刊載一篇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文章，指出這是一種“對着幹”的行為。時間僅隔一年多，形勢發展如此之快，主要是到了1980年上半年，已在分清毛澤東歷史功過的前提下，明確指出毛澤東有一個晚年錯誤問題。“文化大革命”就是其錯誤的集中表現，並得出必須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結論。而在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的時候，形勢顯然還沒有發展到這一步，人們的思想仍有較大局限性。但是無須懷疑，理論工作務虛會大膽衝破了一些禁區，它在思想上為形勢的發展準備了條件，這正是理論工作務虛會的歷史功績所在。

務虛會的主要任務是在“極左”路線和“兩個凡是”問題上分清是非。會議基本上弄清了“兩個凡是”的出籠經過及一些人的活動情況。就這次會議說，交代或揭發清楚一些事實當然是必要的，但理論上的批判則顯得不夠（沒有大會穿插於其間也是一個原因）。現在看來，堅持“極左”路線和“兩個凡是”的起因不外兩者：或由於維護既得利益，或由於認識上的差異。後者居多。而認識上的差異，大抵又由於有些人不認識長期執行的“左”傾錯誤路線（其思想上的根源則是教條主義和“左”傾空想共產主義思想）對於國家民族所造成的傷害，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主義危機的嚴重性，而這主要又是源於不承認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的嚴重性所致。

然而，對於這樣重大的問題，當時的會議參加者因時機尚未成熟不可能進行徹底的批判，這是務虛會所面臨的客觀局限性。所以會議就這個問題所印發的材料多是一些揭發性的，這些材料雖有助於弄清事實，但批評與自我批評不足。當事者雖承認自己犯了錯誤卻拒不分析自己的錯誤何以發生。因此可以說，會議實質上並沒有在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基礎上前進多少。

同時，會議領導方面也有意盡可能避免緊張情況的發生，特別避免發言涉及高層領導人（按：有些涉及高層領導人的材料沒有上《簡報》）。

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起大家注意的是另一方面，即以實踐檢驗以往二三十年思想理論戰線上的經驗教訓並在一些問題上提出較為尖銳的意見。這些在目前看來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在當時卻被一些人認為驚世駭俗，非同小可，甚至被認為是搞“非毛化”。

閱讀大量《簡報》，親身經歷這場討論，留下一些筆記加少數記錄重要發言的《簡報》，今天憑這些來追述當年的發言內容，自然只能屬於“舉例”性質。但我相信，回首前塵往事在今天對於繼續解放思想、開拓創新仍然是有意義的。

以下諸人的發言都錄自《簡報》：

首先要記下第三組副組長王惠德說的幾句開宗明義的話。他說：“現在全黨面臨着一個重新認識的問題。建國快要30年了，現在還有兩億人吃不飽飯。面對這種情況，全黨、全民都在思考，我們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這個重新認識的要求是阻擋不住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搞理論工作的同志麻木不仁，不思考，不去研究是不行的。”

該組組長周揚接着說：“首先有個對‘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問題。結論當然要由中央來做，但在理論上，我們必須弄清楚，究竟是由於出了林彪、‘四人幫’幾個野心家、陰謀家造成的，還是在路線、理論上有問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否存在着問題？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兩個凡是’的問題也就搞不清楚。如果這個理論站得住，在這方面講‘凡是’也許還可以；如果這個理論有問題，那就更不能‘凡是’了。過去，我們很多人都是‘凡是派’，現在‘凡是’不下去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個根本問題，這個問題涉及毛澤東同志，只有這個問題解決了，‘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問題才能解決。隨着，‘兩個凡是’的問題也不必爭論就可以得到解決。”

會議的發言已不回避公開指名道姓地評論毛澤東同志。歷史學家黎澍這樣談毛澤東本人的思想變化狀況：“毛主席本人思想在變化。他在《論聯合政府》和七屆二中全會上都說過，全國解放以後，要保存資本主義一個階段，並要讓它有所發展。還說過，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廢墟上馬上建設起社會主義是空想。可是不久他又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資產階級必然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黨內也會有一部分人借口中國落後需要讓資本主義有一個發展，這也就是後來所說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新的社會制度一產生，他就想超越經濟自然發展階段，這樣也就帶來了嚴重的問題。我們的社會主義搞成了貧窮的社會主義，還說貧窮能更快進入共產主義。”

經濟學家許滌新說了這樣一段話：“三大改造後，對於如何搞社會主義，毛澤東同志和黨內許多領導人的思想是不一致的。看來，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三大改造後認為在他的堅強的意志之下，中國是可以很快進入共產主義的，於是就來了個‘大躍進’，大煉鋼鐵，吃飯不要錢，等等。但是國民經濟卻因此出現了極大的困難。看來，毛主席在‘大躍進’失敗之後，就認為許多老黨員、老幹部不能適應他的很快進入共產主義的思想，認為這些老傢伙是修正主義，因此，反右傾，搞‘四清’，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接踵而來⋯⋯是不是可以說，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是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論發展下來的結果？既然唯意志論成了主導思想，那麼還有什麼客觀規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慮客觀規律的。他心目中的平均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為了急於消滅三大差別，竟然要知識分子丟掉知識，丟掉科學文化。毛主席在哲學、政治、軍事、詩詞等方面有偉大的成就、功績，就是不懂經濟。”

國際問題專家宦鄉，從國際論戰談到國內的“左”，直接批評“九評”，他是第一個觸動這個禁區的人。前面已經說過，“九評”是指20世紀60年代中央為反擊蘇共對中共的攻擊，由特別組織的中央反修領導小組撰寫的九篇論戰文章，在當時的國際共運中有相當的影響。“九評”發表以後，國內也就進入了“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九評”在思想上乃至國際背景上毫無疑問是“文化大革命”的促成因素之一。“反修”由外而內，反到自己頭上來了。（按：宦鄉發言全文已在“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一節中引用過，這裏從略。）

以上諸位都已成為“故人”了，今聞其言，如見其人。

會上議論個人迷信的問題不占第一位，也占第二位。

個人迷信在粉碎“四人幫”以後還繼續搞了一陣。一位與會者舉出一個例子，說粉碎“四人幫”後他在某省見到了這樣一件事：一天省城街上突然出現了遊行隊伍，鑼鼓喧天，十分熱鬧。上街一看，原來是各單位到省委去迎接新發行的華國鋒主席畫像。據說，華國鋒主席的畫像是由飛機運到省城，省委領導人已從機場迎回。這種迎請華國鋒主席畫像的情況大致是這樣——去時，各單位領導人站在隊伍的最前面，抱着空鏡框，回來時把畫像放在鏡框裏面，抱着率隊歸來。一時之間，滿城都是迎請畫像的隊伍。這位同志最後感歎道：想不到我們黨竟淪落到這個地步，連某些迷信團體也做不出來的事情我們卻公然做出來了！在西方詞語中，“個人崇拜”和“邪教”原本竟是一個詞，即：“personal cult”。“凡是派”不知道怎樣對待這類事？

會上，對於以往理論工作和理論研究中存在的種種不合理不正常現象，批評意見自然不少，特別對理論問題上出現“長官意志”，大家很反感。認為，中央領導人直至党主席自然有權力對理論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在理論爭論中最好少說話），但是他們只能作為平等的一員參與討論，他們的見解只能說是一家之言，並不具有法令性或組織上的權威性，別人也是可以批評可以反駁的。過去常常發生這種情況：党的領導人隨便插進來說某人的觀點對，或某篇文章好，這篇文章或某人就立即走紅，招搖於市，而對立的觀點就倒楣了，往往很長時期翻不了身。這是壞作風。一些人就看風撰文，作文媚上，賣文取官，比封建社會還不如。

大家又指出在宣傳或批判工作中有一種極壞的現象，就是常利用外論整人，利用外國報刊的言論作為黨內鬥爭的工具。這個話題這次由《紅旗》雜誌所寫的《重溫〈實踐論〉》一文所說的“海外奇談”引起。有人說，黨內鬥爭利用所謂“海外奇談”一類東西整人，由來已久。1958年的“大躍進”國外有評論，廬山會議剛結束，大規模的“反右傾”開始，《人民日報》就公佈了美國新聞處抨擊我國“大躍進”的言論即所謂“海外奇談”，同時發表了觀察家評論。評論說，我國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具有右傾思想的人同美國老爺們是一個鼻孔出氣。這樣一來，當時許多人被指責為美帝國主義的應聲蟲。這種手段一直被沿用下來。這次在《重溫〈實踐論〉》中又出現了，用的是香港地區的材料。其實，國外或港澳臺什麼人都有，對於他們的言論也要加以分析。自己出了問題，包不住，人家要說話；說了，我們怎麼辦？要區別。有的確屬攻擊性的，有的是一般的輿論評論，有的也可能是我們自己不說的話他們說了，這些我們不妨聽一聽。就是攻擊性的言論有時也可以促使我們注意自己的問題。要完全避免外國新聞媒介的評論是不可能的。國外有所謂“非毛化”之說，那是在我們抓了“四人幫”以後唱起來的，說抓了“四人幫”等於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抓了江青把毛澤東置於何地，等等，說這是最大的“非毛化”。難道因為外國有這類評論，我們就得趕緊把“四人幫”請回到政治局裏來嗎？如此等等。

在宣傳或批判方面，大家對於康生的揭發批判最多，並表示出極大的憤慨情緒。認為，康生雖已去世，但“康生現象”應引起全黨充分警惕。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內竟會產生像康生一類的人物？這顯然與黨內生活不正常有關，有專門操整人之業者，此等人在黨內往往很吃得開，他們靠整人取得領導人的信任，靠整人升官發財。整人惡俗不除，“康生現象”不絕。

下面的意見可說是絕大多數人都一致的，就是認為對毛澤東在五六十年代的思想要重新分析評價。對於經實踐檢驗證明是正確的東西應繼承發展；對於一些有待實踐進一步檢驗的東西應當細心地辨別其合理內核；對於實踐已證明是錯誤的東西就不能再為之辯護，要公開地實事求是地指出來，不能搞“兩個凡是”。

會上議論的問題當然不止這些。有人提出廢除終身制，有人提出應廢止“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提法並剖析其實質，有人激烈批判封建法西斯主義，論證我們還有反封建主義的任務，等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一位同志提出建議：中央應將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像40年代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一樣，作一個總結，通過總結，弄明是非功過，統一對毛澤東的評價。

關於中央理論工作務虛會第一階段所涉及的議論，大體就是以上這些。

在中央理論工作務虛會召開同時，有些省、市在春節前也自動召開了同樣的會議（有山東、上海、福建、廣東、遼寧、湖南、江蘇等），參加人數一般五六十人，上海達到300人。所談內容圍繞着實踐標準、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民主法制、總結30年來宣傳理論工作的經驗教訓等問題，提出了下面這樣一些意見：說“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的說法究竟對不對要弄清，對毛主席的功過評價應提到日程上，《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應當恢復名譽，應展開關於民主法制的討論，等等。

這裏必須提到的是，粉碎“四人幫”後，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社會好像從沉睡中驚醒過來，或者說從被捆綁中掙扎出來，一下子震盪起來了，出現了各種意想不到的事情。胡耀邦在會上談到大量人員上訪就是這種現象之一。2月8日左右，胡又將外地（上海、浙江、山西等）發生一些群眾騷動的材料印發給會議人員參看，上面批有“請同志們想想這個問題”字樣。這表明務虛會期間新的問題在發生。

這裏要談到北京出現的“民主牆”問題。

西單“民主牆”出現較早，在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就開始了。在西單地區一個較開闊的路邊的牆上開出一塊言論園地，貼出各種各樣的大字報、小字報。初期，內容主要是反對“兩個凡是”，主張言論、新聞自由，保障人權，實行民主與法治，徹底平反一切冤假錯案。批評對象主要是當時的黨中央管理意識形態的負責人。“民主牆”的言論開始曾受到一些中央領導人包括鄧小平、葉劍英等的基本肯定。

但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民主牆”的有些批評和質疑轉了方向，形勢逐漸發生了變化，對當局來說，權衡利弊，“民主牆”言論的“弊”已遠大於“利”，最後通過法律程序採取了取締的措施。

對於“民主牆”的過程，我自己很生疏，只是走馬觀花地去蹓過一趟，覺得這是一個群眾議論的場所，這樣的場所當然誰都可以利用。我所在小組有兩位同志對“民主牆”問題專門寫了一份材料，談了他們的看法。我從他們的材料中才知道“民主牆”已經有兩年歷史了，開始被看做社會民主輿論的代表。對於“民主牆”，改革勢力支持，“凡是派”痛恨。後來的情況變得比較複雜，各種思潮和各種政治力量都在那裏表現，也有外國人介入。逐漸的，又出現了一些未經法律手續認可的團體和“地下刊物”，還從貴陽跑來了一個什麼“啟蒙社”（幾個工人組成）。當然也有一些別有用心分子混跡其中。於是出現了一些攻擊性的言論，醜化共產黨的言論。“四人幫”的余孽也乘機活動，他們貼出了為江青翻案的大字報，全面攻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事實說明，儘管“民主牆”活動初期表現出關心人民命運和國家前途，但是這種活動方式最後證明也容易被人利用。前面我說到“民主牆”最終被取締，但我不知道“民主牆”是何時被取締的，是在務虛會中間還是務虛會結束以後。

但我想說的並不是“民主牆”本身。理論工作務虛會的召開恰恰處在“民主牆”活動的後期，而務虛會上有些話題剛好也是“民主牆”上的話題，這一點本來並不奇怪，也不可避免，因為當時大家都面對着、思考着一些共同的問題。但是某些對務虛會心懷不滿的人、堅持“極左”路線的人，卻利用“民主牆”的問題做務虛會的文章，指責二者“互相串通”、“內外呼應”。還應指出，當時重新上臺掌管意識形態領導權的人也在過分渲染當時的輿論局勢和鼓動反右，矛頭是對着務虛會的。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的用心並沒有完全白費，在當時社會發生一些騷動的情況下，他們把矛頭引向務虛會的言論，至少對某些領導人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三

務虛會第一階段於1979年2月中旬結束，第二階段於3月下旬開始。第二階段除原中央單位的人員外，按計劃邀請各省市同志（主要是黨委負責思想宣傳工作的書記和宣傳部長）參加，共四五百人。會前領導小組開了個會，胡耀邦在會上談了社會上發生的情況，說明第二階段主要是鄧小平作報告，討論這個報告，考慮組織大會發言，要各組做點準備，在小平報告前，各組還可以議一議前段時間的討論情況，有哪些成績，有哪些不足。並說，對於我們的會議，各方面反映不同，有人認為“有問題”，我們也不妨自我估量一下，對就對，不對就不對，光明磊落。

我在這裏插幾句。第一階段結束不久，鄧小平的講話稿就着手準備，由胡喬木主持，我記得有五個人，我也參加了。先到鄧小平家中，由胡耀邦簡單彙報會議的情況及下一段的安排。我已記不清鄧小平究竟說了什麼，總之話不多，好像主要是說解放思想不能離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之類的話。起草時幾個人分工，每人寫一部分，我寫第一部分，寫好了交給胡喬木，由胡喬木總修改，然後交鄧小平自己修改定稿。修改和定稿的情況我們就不再過問了，我只記得我所寫的第一部分隻剩下了開頭的十多句話。

小組會又開起來了，但和第一階段大不相同，像是聽了報告就準備草草收場一樣。小組會傳達了領導小組對會議安排的意見，又宣讀了批下來的幾份材料，記得其中有上海《民主論壇》一些主要人物活動的情況。然後是檢討前一階段務虛會的情況並討論各種反映，大致提出了以下一些意見：

（1）共同認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總的情況是好的，務虛會第一階段始終沒有離開三中全會的精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澄清了許多長期被搞亂了的思想理論問題，特別是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發揚黨內民主作風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對全國產生了很好的影響，這一點應當肯定。同志們研究問題的態度是嚴肅的，但分析毛澤東同志的錯誤時，心情卻是矛盾的：一方面很不願意涉及他老人家的問題；另一方面又感到重大問題的錯誤不指出、不糾正，我們將很難前進，也很難統一思想。但是，不存在有人所說的全盤否定毛澤東的問題。正如列寧所說，有些真理接受起來是痛苦的。

（2）現在社會上出現一些不正常或違法亂紀的現象，與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和理論工作務虛會沒有關係。社會上和黨內有些人反對務虛會，也是反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他們說“現在的政策比劉少奇還右”，責問“為什麼要給右派平反”，有人直接說“農村出現包產到戶以及民主牆的問題，都同三中全會宣傳民主、大講解放思想有關，同平反天安門事件有關”，等等。北京街頭甚至出現了“必須批判胡耀邦的修正主義”的小字報，說“務虛會是胡鬧會”，“亂子是務虛會這幫秀才們鬧出來的”，“連毛主席都可以議論了，難道還有什麼禁忌嗎？”這些難道不是提醒我們對於林彪、“四人幫”的流毒不能低估嗎？

（3）因此，多數與會同志希望鄧小平同志的報告要肯定實踐標準討論的成績及其帶來的變化，肯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解放思想的好形勢，肯定務虛會是貫徹三中全會精神的，方向是正確的。還希望講清楚當前的方針究竟是“放”還是“收”，因為有人說現在要“收”了。

（4）各省市來的同志說些什麼呢？他們多數要求小平同志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形勢多說幾句，給予充分肯定，因為現在有些人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不理解或有抵觸情緒，說什麼“知青鬧事是發揚民主引起的”，“落實政策是燒紙引鬼”，甚至說“我早說過解放思想那一套行不通”。陝西省一位相當級別的幹部公開說，“階級鬥爭為綱不能不提”。有些受“四人幫”的影響深重的人很不服氣，不僅不承認錯誤，竟然還提出要“反說清楚”。如此等等。對於前一階段的務虛會，不少人認為是開得成功的，要充分肯定；第二階段多開幾天，不要草草收場。有人特別指出：對毛主席的評價問題，不忙做結論是對的，但在黨內一定範圍內議論還是正常的。此外，來自外地的人也有說“務虛會批‘兩個凡是’不妥當”，“務虛會缺點很多，中央早該說話了”之類的話。

總之，第二階段開始時的爭論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各種社會輿論的反映，不單是指務虛會本身，而且對務虛會的評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價。因此，這是一次難得的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幹部思想狀況的考驗。

3月30日，鄧小平作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報告結束時鄧小平說：“我只是初步講些意見，請同志們討論提出意見，然後再作修改。”

在我的記憶中，討論中大家的意見不多，因為報告主要講當前存在的兩種思潮：一種是林彪、“四人幫”和“極左”路線包括“兩個凡是”的思潮；一種是脫離或違背四項原則的思潮，包括最近一個時期有些地方出現的少數人鬧事。重點卻在後面。

當時的問題是怎樣召開大會。為準備大會發言，我請本組三位同志起草一個發言稿，準備講一講兩條思想路線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兩者的關係。一方面，解放思想固然不能脫離開四項基本原則，但另一方面，運用四項原則絕不能不遵循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思想方法、研究方法。否則，“原則”本身就不可避免地會變成教條主義、學理主義，或變成像馬克思所說的“刻板的正統觀念”。我們需要的是在實踐中、群眾鬥爭中實際發生作用的活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馬克思主義，而不是書本上的馬克思主義和刻板僵化的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也一樣，我們目前亟須檢討我們在運用社會主義原則方面究竟發生了什麼毛病，以致出現了目前這樣的嚴重問題。一句話，講四項基本原則絕不意味着不批判“左”傾教條主義和“兩個凡是”的主張。

準備講這樣的問題，自然不能不事先同胡耀邦打招呼。胡不在會議場所，住在家裏。晚上我給他打電話，他要我到他家一談。時間大概在1979年4月初，安子文也在座。安這時已到中央黨校工作，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長，他是有名的“六十一人冤案”中的重要人物，“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央組織部長，我們見過面。胡耀邦問我小組會的情況，我據實以告。我問大會究竟何時召開，小組會已經開不下去了。趁他暫時沉默之際，我向他彙報了我們準備的發言內容。他反過來問我：“你覺得大會是開好還是不開好？”我有些愕然。不等我回答，他說：“大家究竟會講些什麼呢？你們的發言內容自然可以。小平的報告有重要意義，但確實要把解放思想、堅持反對‘左’傾教條主義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統一起來。今後我們的工作出問題，很可能出在這上面，即將思想路線和四項原則割斷開來，或對立起來，弄成兩張皮。反對‘左’傾教條主義當然同樣不能動搖。但是，你們準備的東西是否拿到大會上去講，還要考慮一下。”然後，他站起來在屋子裏來回走動，這是他的習慣。這時安子文對我說了：“你們發起的實踐標準討論很重要，沒有這場討論，也許我們的案子還不可能這樣快解決。”我記得薄一波在劉瀾濤家裏碰到我時也說過這樣的話，“六十一人冤案”確實是在實踐標準討論後徹底平反的。薄一波和劉瀾濤都是第一屆中共中央華北局的領導人，我當時在那裏工作。在我正與安子文說話時，胡耀邦突然站住，用堅定的語氣說：“大會不開了，我也不講話了。我明天就去宣佈。”

這樣一次黨的歷史上少有的理論工作會議，就這樣結束了。

我對我們準備好的發言稿沒有用上，覺得有些惋惜，回去後將未完成的初稿做了一番梳理，改寫《分清兩條思想路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文章，先在《理論動態》上刊登，後又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在《光明日報》、《人民日報》上發表。這也算是我們對於這次會議的一個紀念。

理論工作務虛會對於當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看問題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進一步闡述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思想路線，為以後進一步解放思想打下了基礎。但並未完全解決問題，“極左”路線仍很有市場，並且表現得根深蒂固，因為這不僅關係到毛澤東的錯誤，而且涉及我們過去宣揚的馬克思主義的好些問題。因此，不久以後有實踐標準討論的補課，這一點前文已經說過了。要補充的是，迄今為止的事實證明，反對“左”傾教條主義和“左”傾空想共產主義，僅依靠一次乃至幾次補課是遠遠不夠的。

附：胡耀邦《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摘要

一﹑這個會議的由來﹑目的和開會方法

党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今天開始了。先講一講召開這個會的由來和開會方法。

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的思想理論戰線面臨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這個工作是同組織上的清查同時進行的。兩年多來，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經過驚心動魄的鬥爭，這個工作取得了偉大的成績。打碎林彪、“四人幫”的精神枷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思想體系同反馬列主義、反毛譯東思想、反科學的思想體系的大搏鬥。在前年八月黨的“十一大”政治報告中提出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就是為了徹底批判林彪、“四人幫”那個反科學的假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但是由於種種不同的情況和原因，在我們黨內，特別在思想理論戰線，對黨中央提出的這個重大理論原則問題認識上參差不齊。有些同志雖然贊成中央關於“完整、準確”的提法，但認識並不深刻，甚至存在着這樣或那樣的錯誤觀點。

到了去年五月，思想理論戰線的一個重要發展，就是開始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這場討論的重要意義，是使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重新統一到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的基礎上來，重申毛澤東同志一貫強調的在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中實踐第一的觀點，重申只有千百萬人民的社會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這雖然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通常識，但多年來被遺忘了，甚至被搞顛倒了。這個問題的重新提出，的確打中了林彪、“四人幫”那個反科學的思想體系的要害，推進了對林彪、“四人幫”的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總清算。同時，也深深觸動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態度問題。這就引起了我國思想理論戰線上的一場風波。有些同志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篇文章以及參加討論的其他文章和發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說那是“丟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

去年六月二日，鄧小平同志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精闢地闡述了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批評了那股反對實事求是、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潮，使這場討論提高到新的水平。許多省、市、自治區和軍隊的領導同志和理論工作者都積極地參加了這場討論。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對此十分關心。這一場討論，已經對我們的實際工作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去年九月，《紅旗》雜誌社寫出了一篇題為《重溫〈實踐論〉——論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的長文，文章送到了中央常委。葉劍英同志建議中央召開一次理論工作務虛會，大家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充分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一認識，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

最近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對這場理論討論擺出了許多情況，提出了不少問題，對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評意見，為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創造了有利條件。

我們召開這樣一次理論工作務虛會，要達到什麼目的呢？第一，要總結理論宣傳戰線的基本經驗教訓。總結經驗，可以總結兩年，也可以總結十來年、三十年。建國三十年來，理論宣傳戰線有許多好的經驗，也有許多教訓，要把這些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總結起來，把思想理論上的重大原則問題討論清楚，統一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來。第二，要研究全黨工作重心轉移之後理論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這兩個目的是互相聯繫的。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也是為了向前看，把我們今後的工作做得更好，使理論工作更加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

這次會議的開法，應當推廣三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的那種會風，大家解放思想，開動腦筋，暢所欲言，充分恢復和發揚黨內民主和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達到弄清是非，增強整個理論宣傳隊伍的團結。會議大體上分兩段開。第一段，由中宣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邀請中央和北京理論宣傳單位的一百多位同志參加，各省市也派來一位聯絡員。會議從今天開始，開到二十六日，然後過春節，休息五天。二月一日接着開，開到二月十二日左右。休息幾天後，進入會議的第二段，擬用中央的名義召開，再開十天左右。邀請各省市的同志參加，擴大到四五百人。第一段以小組會為主，第二段以大會為主。最後請黨中央主席、副主席作報告。為了把這次會議開好，我們建立了一個十一人的領導小組。同時還邀請了二十一位長期在我們黨內做思想理論工作的老前輩、老同志，請他們作指導。在我們這個會的同時，還希望各省、市、自治區也能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以收到上下呼應、互相交流的效果。

二﹑對兩年來思想理論戰線形勢的估計

兩年來，我們党領導的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不但在政治上、組織上取得了偉大的勝利，而且在思想理論戰線上同樣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思想界、理論界、新聞界、文藝界和科學界，對林彪、“四人幫”的大量反馬克思主義謬論，如“天才論”、“一切從本本出發論”、“批判唯生產力論”、“按勞分配產生資產階級論”、“全面專政論”、“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論”、“社會主義時期只能反右不能反‘左’論”、“儒法鬥爭論”，“黑線專政論”、“三突出論”、“反對科學是生產力論”等等，進行了深入的批判，衝破了他們設置的各種禁區，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銳利武器，分清了被他們搞亂了的思想是非、理論是非、路線是非和政策是非。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獲得了大解放。

這兩年的思想理論工作，就它的規模來說，就它的戰鬥作用來說，就它對全黨理論水平的提高來說，超過了建國以來任何一個時期，可以說是延安整風以後理論工作做得最出色、最有成績的兩年。馬克思說：“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這兩年理論工作為什麼取得這樣偉大的進步，根本原因是鬥爭的需要，人民群眾實踐的需要。人民對於理論工作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關心。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關於民主和法制、關於按勞分配這三個問題的討論，吸引了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年參加。理論工作象今天這樣成為真正群眾性的活動，是歷史上少有的。“四人幫”搞什麼群眾理論隊伍，那是假的，實際上是愚弄群眾。我們放眼世界，象中國人民這樣關心理論問題，這樣有理論興趣的民族，不是很多的。這是一種可貴的民族精神。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講到德國工人階級的理論興趣時指出：“在這裏，沒有對地位、利益的任何顧慮，沒有乞求上司庇護的念頭。”同志們，在我們黨和我國人民中迸發出來的理論興趣，不正是這樣的嗎？

我們的理論宣傳隊伍，在這兩年中也發生了可喜的變化。這支隊伍在戰鬥中前進，進步是很大的。特別令人高興的，是在揭批林彪、“四人幫”的偉大鬥爭中，湧現了一大批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善於思考問題，敢於發表創見的闖將。應當看到，這兩年的思想理論戰線並不平靜，有過那麼幾次風浪。這些同志在鬥爭中衝鋒在前，不愧為思想理論戰線的前衛戰士。他們敢於實事求是，破除迷信，頂住種種非難和指責，不怕飛來的帽子和棍子。他們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說敢幹敢闖。這種無所畏懼的徹底唯物主義精神是非常可貴的。這一批優秀闖將的出現，增強了我們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的力量，是一個了不起的收穫。我們要認真地培養、提高他們，使他們在理論宣傳戰線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這次會議上，我們要總結這兩年理論宣傳工作的偉大進步和理論宣傳隊伍成長的經驗。同時也要看到工作中的不足，看到我們理論宣傳戰線上還存在的嚴重缺點和問題。當前理論宣傳戰線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有相當數量的同志思想還處於僵化或半僵化的狀態。少數同志甚至掉隊了，離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設禁區，下禁令，成為解放思想的阻力。我們應當研究一下產生這種現象的癥結在哪里？我看一個重要的思想根源就是輕視實踐，輕視群眾。我們有些同志不願意實行毛澤東同志教導的眼睛向下，去傾聽實踐和群眾的呼聲，而是昂首望天，只從本本、文件和上級指示出發，甚至只相信自己那個小圈圈，不同人民往來。這當然是很危險的。這樣的理論工作就失去了源泉，必然走到斜路上去。

意識形態戰線是容易犯錯誤的一條戰線。如果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更容易犯錯誤。我們應當允許在理論問題上犯錯誤。對待犯錯誤的同志要進行幫助，犯錯誤的同志也應總結經驗教訓，有所進步。我們要提倡對理論問題的不同觀點的爭論，提倡對理論文章的批評和反批評，真正發揚民主學風。

理論戰線上怎麼搞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近幾天《人民日報》發表了兩篇特約評論員的文章，一篇叫《發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好風氣》，一篇叫《團結起來向前看》。兩篇都是中央組織部研究室寫的。這兩篇文章的觀點我是贊成的。我從文化大革命以來，特別是去年搞了組織工作以來，腦子裏經常想着兩個問題：一個是我們這麼個大國，“打倒”這個詞意味着一個什麼樣的數量概念？毛澤東同志經常告訴我們，幹部的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要打倒的只能是極少數。我們現在的脫產幹部已經有一千七百萬，今年年底可能要到一千九百萬，同羅馬尼亞的人口差不多。打倒百分之一，就是十九萬，打倒百分之二，就是三十八萬，不得了。這就產生一個問題，什麼叫幹部的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是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還是九十九以上？第二個問題，可不可以說所有的幹部都是難免有缺點甚至有錯誤的，或者過去沒有犯過錯誤今後也可能犯錯誤？這是兩個性質不同但又互有聯繫的問題。一個是幹部的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一個是所有幹部都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或錯誤。正因為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我們一定要吸取過去的經驗教訓，決不要輕易把一個幹部打倒；正因為我們的幹部都是有這樣那樣的缺點或錯誤的，所以又要經常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要象毛澤東同志教育我們的，如同洗臉一樣，要天天洗。

我還想起毛澤東同志講過的兩段話。一段話是一九六五年底，彭德懷同志分配到三線當副總指揮，毛主席請彭老總吃飯，對彭老總講了三句話：“你要向前看。你的問題由歷史做結論吧。也許真理是在你這一邊。”這是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開會時浦安修同志講的。我相信毛澤東同志當時是這樣講過的。他老人家在經過一個時期後總要回過頭來想一些問題。第二段話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我親自聽見的。這天下午一點鐘，主席講了幾句話後問我們：“同志們，你們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下面鴉雀無聲，沒有答復。主席接着說：“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後，可能我們這一段是歷史上的一個小插曲。”我聽了這句話後，一夜沒有睡着。我曾多次想找毛主席談談，想問一問這句話。我覺得毛主席講這個話是意味深長的。那天他還說，這一次中央委員只到了五十六個，許多人沒來，我希望下一次來的更多。可是“九大”來的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只有五十四個，少了兩個。毛澤東同志的一生，特別是六十年代以後，他的思想，他對待問題，有許多事情，我們還不宜匆匆忙忙做判斷，匆忙判斷往往容易吃虧。這兩段話我聽了很感動，有很多想法。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不容易。特別是理論工作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同別的批評，同政治路線的批評，同黨性的批評，有什麼不同，有沒有它的特點，要研究清楚。這次理論工作務虛會，要分清是非。分清是非就要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意識形態領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要搞得更有說服力，防止片面性，允許有更多的時間考慮，使理論上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做得更好，更健康，不犯或少犯錯誤。

前些年，我們黨內有那麼幾個理論棍子，或者叫理論惡霸，象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關鋒、戚本禹，還有康生。他們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壟斷起來，只許自己任意歪曲篡改，不許別人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他們可以利用特權毫無根據地把人民歡迎的作品扣上“反黨文章”、“反黨小說”、“黑畫”、“黑戲”的帽子。這種摧殘文化、鉗制思想的惡霸作風必須肅清。有些同志把“革命就是批判”這句話，理解得很狹窄。批判是揚棄，吸取好的，排除壞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還有魯迅，不但批判了許多人，還推崇了許多科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他們對許多作者並不認識，但評論作品時，從不抓住作者的片言隻語，無限上綱，而是看整個作品的主要思想傾向，區別它是好東西、有價值的，或者是壞東西、毒草。我們要發揚這種馬克思主義的學風。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實現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作和整個科學文化事業興旺發達起來。

三﹑偉大的轉變和理論

宣傳工作的任務

我們這次理論工作務虛會，是在全黨工作重心轉移的時候召開的，應當着重討論一下理論宣傳工作怎樣適應這個偉大的戰略轉變。

我提出一個初步的考慮，全黨工作重心轉移之後理論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是不是可以歸納為這樣幾句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偉大實踐密切結合起來，研究新問題，解決新問題，盡可能地使我們的思想理論工作走在實際工作的前頭，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指導我們奪取新長征的勝利。

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真理，在任何時候，在任何一條戰線上，都是不能背離的。我們要堅決捍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繼續警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現的修正主義傾向。當前，我們同林彪、“四人幫”的以極左形式出現的修正主義的鬥爭並沒有結束，必須花很大的氣力，從思想理論上繼續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幫”，從各個方面肅清他們的流毒，這是順利實現偉大轉變的思想條件。

今天擺在理論宣傳工作者面前的，有這樣兩個方面的任務。

一方面是繼續掃清我們前進道路上的思想障礙。我們要議一議，在思想理論上還有哪些阻礙我們前進的東西應當繼續破？還有哪些禁區？還有哪些精神枷鎖？包括毛澤東同志在世時來不及闡述清楚，後來又被“四人幫”嚴重歪曲了的思想理論問題，譬如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等問題。康生，張春橋起草的那個“九大”政治報告，在理論上有許多錯誤，“四人幫”的很多謬論是從那裏來的。這些理論是非不分清，會使我們的思想受到束縛，成為我們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絆腳石。關於這個問題胡喬木同志有個意見，將作為材料發給大家。同時希望同志們在這次會上議論出一批需要繼續解決的問題，有些題目，希望作了研究的同志，充分發表自己的看法。

另一個更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和解決偉大轉變中層出不窮的新問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新的實踐密切結合起來，使理論工作從實際出發又能走到億萬人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偉大實踐的前頭，生氣勃勃地指導我們的實際工作飛躍前進。這就是全黨工作重心轉移以後理論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我們要認真地討論清楚這個問題，使理論宣傳工作者從思想上來一個轉變，面向四個現代化的實際。例如，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如何搞，如何搞經營管理，如何加快農業的發展。最近，中央寫了一個一萬五千字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是否從理論上全講透了？特別是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如何把農業儘快搞上去，需要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加以解決。這就需要我們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指導，認真研究新情況、新問題，真正做到理論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緊密結合。如果根本不結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掛在空中，當作神，那就等於打着招牌招搖撞騙，只能叫做假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如果結合得不緊密，只能叫做半馬克思主義，至少不能算完全的馬克思主義。我們一定要努力做到緊密結合。當然，做到這一點是不容易的，是很困難的，要下很大的苦功。許多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所以至今革命沒有成功。我們的党和毛澤東同志做到了這一點，所以中國革命成功了。這是了不起的。林彪、“四人幫”破壞這種結合，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當作幌子，反對馬克思主義。我們現在要恢復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工作方向，要堅定不移地朝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四個現代化緊密結合這個方向前進。這是理論工作唯一正確的方向。離開了這個方向，都是邪門歪道。我們一定要排除各種障礙，朝着這個方向前進。

怎樣才能堅定不移地朝着理論工作的唯一正確方向前進呢？我想至少必須具備以下三個條件。

第一，一定要認真讀馬列和毛澤東著作。沒有這一條，我們拿什麼去同實踐結合呢？我們拿什麼指導現代化建設呢？理論是行動的指南。恩格斯說過：“一個民族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就是要站在科學的高峰，沒有理論指導是絕對不行的。全黨工作着重點轉移後，不但不能放鬆理論工作，而且必須更加重視理論工作。必須使我國四個現代化的偉大事業有正確的理論指導，形成一套完整的路線、方針、政策、辦法，使我們的事業沿着正確的道路前進。不要再讓什麼樣的政治騙子牽着鼻子走到斜路上去，這樣的歷史教訓切切不可忘記。理論宣傳工作幹部自己應帶頭學好理論，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我建議半年以後，全黨的理論宣傳幹部，從宣傳部長起，都來一次開卷考試，考馬列主義基本原理，不得請秘書代勞。

第二，一定要認真面向實際。我們的理論宣傳工作，可不可用個形象的說法，就是要背靠馬列，面向實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指導我們一切工作的理論基礎。這個基礎我們要靠得牢牢的，一刻也不能背離。但是理論如果不面向實際，不去解決實際問題，那就不叫背靠，而是躺在馬列上面睡覺了。所以理論一定要面向實際。面向什麼實際？要面向四個現代化的實際，面向黨內外幹部和人民群眾的思想實際，面向過去、現在和今後的經驗教訓的實際。實際的範圍寬廣得很。我們不能只是一時一事地面向實際，而是必須長期地、不斷地下苦功去面向實際。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源泉就是實際，不是本本，不是文件，不是上級指示，那些都是流，不是源。理論離開了實際，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就失去了理論的生命線。所以我們必須到實際中去吸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源泉，使自己的頭腦豐富起來，永葆理論工作的生命力。

第三，一定要解放思想，帶頭搞好毛澤東同志一貫提倡的優良學風。最根本的，就是要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反對本本主義。要從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從小生產的習慣勢力中解放出來，從各種官僚主義的“管、卡、壓”下面解放出來，衝破一切“禁區”，打碎一切精神枷鎖，充分地發揚理論民主。堅定地實行理論工作的群眾路線，徹底地肅清林彪、“四人幫”的理論專制主義、理論惡霸作風的流毒，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園地百花盛開。理論工作的天地無比廣闊，理論工作者要有勇氣，有遠見，敢於從實際出發提出新問題，解決新問題，樹立為人民利益堅持真理的科學態度，反對為個人私利出賣原則的惡劣學風。

我想我們的理論宣傳隊伍認真地做到了這三條，就一定能夠使我們的理論工作趕上人民群眾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豐富實踐，並且跑到實踐的前面去指導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大踏步地前進。

加強理論研究、理論宣傳工作，要出成果。要在理論和實際緊密結合的基礎上，寫出一批有份量的理論文章和理論著作。粉碎“四人幫”以來，前年出了一批理論文章，去年也出了一批，對於從思想理論上撥亂反正，正本清源，起了很好的作用。我們要不斷努力，今年再搞出一批有份量的理論文章，並着手搞一些理論專著，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為了把理論工作搞好，請所有報刊、各級宣傳部注意兩個問題。第一，對於有份量、有影響的重點理論文章，不要匆忙發表，要深思熟慮，研究清楚。例如社會主義民主問題，我對這個問題也還沒有完全想清楚。現在總的思想傾向是好的，是要搞四個現代化的。但去年黨內有那麼一股思潮，就是“一切照辦”；今年社會上也有股小小的思潮，表現在上訪的問題上。上訪的人多數是有委曲、有冤屈的，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的人要求是合理的。這是主流。我們工作沒有做好，使他們吃了苦頭，要幫助他們解決問題。但是否也有那麼千分之一、萬分之幾的人，他們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妥當的。有的舉大標語遊行，提出“反饑餓，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和外國人掛鈎，一談四個小時。對這種情況，怕是不要怕，也不要隨便抓人。但要研究這個別人是什麼思想？《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提到一種民主個人主義者，這些人的思想，是不是民主個人主義傾向？我們党提倡的是人民民主，是民主集體主義，或民主集中主義，反對民主個人主義。有各種各樣的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是以講抽象的“民主”為其主要特征。主要表現有四條：一，離開憲法的基本原則、離開具體的歷史條件講民主自由。憲法的個別條文，不是不可以修改。但是，諸如我們的國家是共產黨領導、要搞社會主義、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等等，這些基本原則不能違背。這些人離開具體的歷史條件要民主，要自由，這就不對了。二、離開發展生產搞改善生活。三、離開人民的整體利益去搞個人利益。四、離開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搞思想解放。有這四條，能算馬列主義嗎？我看不能算。這叫什麼主義？可不可以叫民主個人主義傾向呢？可以研究。當然，不管怎麼樣，有三條一定要堅持。一是不要隨便抓人；二是不要隨便點名批判；三是不要亂打棍子。在這方面我們是吃過虧的。毛澤東同志說過，民主個人主義者可以變好，也可以變壞。朱自清、聞一多曾經都是民主個人主義者，後來不是變進步了嗎！有些青年思想活躍，敢想問題，但敢想問題不等於就是馬克思主義者，不能把敢想問題和馬克思主義者劃等號。要用馬列主義引導他們，要找他們談談，幫助他們。類似這些問題要很好研究，但不要輕易在報刊上發表文章，重點文章不要匆忙發表。第二，要多走群眾路線，多找人審查，提意見。反復思考再加群眾路線，可以使我們少犯錯誤。錯誤是免不了要犯的，但這樣做了以後可以少犯錯誤。

今天我提出這麼幾個問題，算做這次會議的引子，意思是拋磚引玉，希望大家踴躍發表意見，努力把這一次在偉大轉變中召集的理論工作務虛會開好。

（作者按：此《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全文載《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選編》。）

二十一﹑經濟學的撥亂反正

粉碎“四人幫”後，中共召開“十一大”之前，首先是在經濟學界展開關於“資產階級權利”（舊譯“資產階級法權”，下同）即按勞分配問題的討論，兩者實際上是一回事。自從“大躍進”以來，對經濟和人民生活造成最大損害的，正是否定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批判所謂“庸俗生產力論”、“唯生產力論”，以“階級鬥爭為綱”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就是所謂“以革命促生產”一語的含義），實行鄙陋貧困的平均主義，否定商品生產的價值，建立軍事共產主義。這是“左”傾空想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典型表現。結果在歷史上造成了持續不斷的異乎尋常的災難。

1958年9月，張春橋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即按勞分配原則的文章，指出按勞分配是“資產階級殘余”。認為這一原則與社會主義進一步發展相矛盾，它刺激物質需求，卻妨礙共產主義覺悟的提高。毛澤東親自為這篇文章寫了“編者按”，推薦給讀者，以此為“極左”思潮開路。

“資產階級法權”是馬克思關於按勞分配的理論用語。馬克思在批判拉薩爾的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時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只能實行按勞分配。所謂按勞分配，就是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是“一種形式的一定量的勞動可以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這是一種平等權利。但是由於勞動者個人勞動能力的差別，在相同時間內提供的勞動量不可能是相等的，有的多些，有的少些。因此，這種“平等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能力來說，又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

馬克思在這裏以“資產階級法權”這樣的特殊用語來表達這種“不平等的權利”，不是否定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性質，而是與理想中的“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原則相比較，指出這種“不平等的權利”還帶有資產階級社會的某些痕跡，並非說這種“不平等的權利”即按勞分配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按勞分配的主要標誌是剩余產品歸勞動者自己，不歸資本家及其他剝削者所有。有人望文生義，或者一見“資產階級”一詞就反感，以致想入非非，完全是一種理論上的“左傾幼稚病”。“大躍進”中因實行“吃飯不要錢，按月領工資”或“部分供給制加基本工資的分配制度”，對生產力造成極大的破壞。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又變本加厲，進一步強調“資產階級法權”即按勞分配原則是產生新資產階級的基礎，批判勢頭一浪高過一浪，嚴重挫傷了人民群眾的勞動積極性。這是毛澤東晚年所犯的最嚴重錯誤之一。

所以，粉碎“四人幫”後首先在按勞分配問題上批判“極左”思潮是不奇怪的。從1977年以後，於光遠、薛暮橋、王惠德、蘇紹智等經濟學家連續舉行了四次按勞分配理論討論會（前三次是1977年4月、6月、10月，第四次是1978年10月）。

在按勞分配這個問題上較易取得共識。1978年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時擔任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在報告中就正式宣佈，必須貫徹按勞分配原則，不能搞平均主義，不能幹與不幹一個樣、幹多幹少一個樣。

我已經說過，黨校複校後第一期（1977年9月開始）的經濟學課程主要就是重新弄清按勞分配問題。黨校的做法是，每節課程都請校外專家作報告。第一期被邀請來作報告的經濟學家有于光遠、薛暮橋等人。薛還借住黨校完成他那本總結以往30年經濟工作經驗的比較有影響的著作。

校外專家的報告有的經過整理刊登在《理論動態》上。胡耀邦對具體經濟工作並不十分熟悉，但他重視經濟理論。《理論動態》由他出題目撰寫的經濟評論不算少。我對經濟學也是一知半解，這時也不能不注意這方面的問題。

實踐標準問題的討論開展起來後，人們開始敢想敢說、敢於探索，經濟方面提出的問題尤多。應當提一下，這時人們也開始注意南斯拉夫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驗了。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中最先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當時遭到我們的批判。據我所知，1978年前後在我們這裏就有人根據南斯拉夫的經驗寫文章論證社會主義也可以實行市場經濟。更多外國經濟學家的著作，特別是關於評論社會主義經濟的著作被介紹到中國來，有的在內部資料上摘要介紹。我記得，正是在這個時候，大名鼎鼎的胡喬木在這方面演了一場鬧劇。

第四國際託派理論家曼德爾（比利時人）《關於過渡時期社會的理論》一書分為上下兩冊，其上冊早由商務印書館于1965年作為內部參考書籍出版，下冊又由該館於1979年11月以“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名，作為一般學術著作出版，未加任何說明。胡喬木讀到此書後甚為欣賞，1980年5月28日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稱讚此書：“我看到一本比利時的學者曼德爾寫的這樣的書，叫《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他是依靠他自己的獨立的觀察，收集了大量的資料，這些資料是過去的馬克思主義經濟著作裏面很少利用的⋯⋯這位作者並不是西方流行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者，他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但是他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也沒有堅持到這種程度，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話，他一定都要接受。”胡喬木的意思顯然是說，曼德爾是一位創造性的、沒有教條主義習氣的馬克思主義者。這要算是很高的評價了。

胡喬木特別重視該書第十五至十七章，即研究蘇聯及過渡時期的那三章。他不僅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黨代表大會上向全體社會科學工作者推薦，而且叫一個黨的中央機關將該書三章印成大字本分發中央負責人參考，並推薦給胡耀邦。胡耀邦也在中央黨校將這三章印成大字本發給全體學員和教員，作為學習材料。我自然也得到一本，但當時我因忙於別的事務來不及翻閱，擱下了。後來這本書在1980年又由中聯部蘇聯研究所推薦給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這次出版倒是加了出版者的說明，點出此書“代表了第四國際的政治思潮”。

豈料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時，同一個胡喬木，竟於2月20日和3月6日兩次嚴厲批評人民出版社，說：“我想像不到人民出版社竟公然出版託派的書，走得太遠了！”“人民出版社居然出版第四國際託派曼德爾的書，還說明作者是代表第四國際的觀點，明知他是託派還公開出版他的書。”真令人哭笑不得！為此事，當時人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曾彥修，於1984年9月間鄭重其事地寫了一份《關於不同意胡喬木同志1984年兩次對人民出版社的強烈指摘的申訴書》，分送給胡喬木及中央各領導人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結果卻不了了之（以上事實及引語均摘自曾彥修的《申訴書》）。

但這只是作為一個小插曲在這裏順便提及。現在就該談到關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問題的討論了。關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是一場有重要意義的討論，它為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了理論上的準備。這場討論發生在肯定實踐標準之後。討論的發起緣於黨校經濟學課程中學員們對於一個問題的爭論——我們的經濟工作是否存在着“為生產而生產”的問題？對此有兩種不同的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為生產而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征，社會主義生產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始終是用最小限度的預付資本獲得最大限度的剩余價值、剩余產品或利潤。資本主義生產什麼或不生產什麼，都以可能獲得的剩余價值或利潤為轉移，而工人即生產者“只是生產資料，而不是目的本身，不是生產的目的”（馬克思語）。資本主義生產為了獲得最大限度的剩余價值或利潤，它的生產也必須面向市場，根據市場需要而生產，否則產品沒有出路，又哪來利潤？因此從長遠看，資本主義“為生產而生產”在客觀上仍大大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而從總體上為改善人們生活（當然不可能消除貧富懸殊現象）創造了現實基礎，從這點看它具有歷史進步性。

另一種意見則認為，雖然從本質上說，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人及其需要，即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及社會物質文化的需要服務，與資本主義生產追求最大利潤有區別，不存在“為生產而生產”的現象。但實際上，“為生產而生產”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依然以某種形式存在着。這同片面執行“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方針有關：只重視重工業，忽視輕工業和農業；基本建設戰線拉得很長，年年壓也壓不下去，甚至愈壓愈長；提出“先生產後生活”的口號，實際上把人們的生活置於腦後。從1958年到1978年，我國全民所有制職工的工資水平幾乎沒有什麼變動，若扣除物價上漲因素，有的實際工資比50年代還有所下降，這無疑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的絕大部分生產是自上而下按國家指令性計劃進行的，只看重產值指標，很少顧及變動中的市場因素，因此生產出來的東西常常不對路，形成積壓。企業靠老設備運轉，人民靠低工資生活。我們的生產縱然有所發展，但對人民生活欠賬實在太多，這是事實。這就是“為生產而生產”。而我們的“為生產而生產”在發展生產力方面還遠不及資本主義的“為生產而生產”來得有效益。原因究竟是什麼？現在我們不能諱言這一現象，而是要認真分析和糾正這一現象。

在聽取彙報時，我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因此責成彙報者整理成一個材料送胡耀邦，並在材料上提出應就此撰寫一篇評論文章。胡耀邦在材料上作了批示，支持第二種意見。這就是《理論動態》第160期刊載《要真正弄清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一文的由來。此文由“理論動態組”的吳振坤執筆撰寫。

沒有想到，這篇評論除了及時回應學員的討論之外，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全文轉載了這篇評論。

1979年11月10日，《人民日報》又刊登了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就此問題發表的講話。

1979年11月22日，《人民日報》刊出了經濟學家于光遠就此所寫的評論。

接着，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在當地刊物上發表了《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必須遵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講話（12月6日）。

要特別指出，任仲夷的講話提出了“通過這場討論，要更好地理解和運用計划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原則”的意見。他指出：社會主義生產既然是為了滿足人民和社會的需要、人民消費的需要，那麼，計划就必須考慮市場的情況，認真進行市場調查，不僅要調查省內和國內的市場，還要調查國際市場。要充分正確地發揮國營企業的計划外生產、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生產以及個體生產、集市貿易等經濟形式的作用；要充分地正確地運用價格、稅收、信貸等方面的政策去影響和調節市場。所謂市場調節就是由市場供求變化調節我們的生產，供求變化會導致價格的上下波動，因此，市場供求調節實際上是價格調節，所以我們的生產必須十分注意價格問題，等等。

據我所知，這是我國經濟工作中第一次提出“計划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問題。這和“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是有原則差別的。應當說，這是討論生產目的問題的一個重大成果，也是不久以後引發“市場與計划”爭論的前奏。

但是同樣沒有想到，正在討論順利展開的時候，胡耀邦突然通知我說，有人對這個討論有意見，特別對批評“先生產，後生活”的方針有意見，並說胡喬木也認為對於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表述有問題，因此中央領導同志決定這個討論暫時停下來。

我覺得奇怪，這個討論切中時弊，多數人認為很有必要，為什麼又要設置禁區呢？其實，當時中央一級報刊雖然停發了文章，但地方報刊並未接到任何通知，仍然議論紛紛。1980年初，來中央黨校學習的各地黨政領導幹部也要求澄清這個問題，尤其要求從理論上搞清楚這個問題。作為分工管理學校教學的負責人，我不得不作一次講話，理論聯繫實際說明這個問題。3月間的講話，4月就整理成一個書面材料，分發給學員並上送胡耀邦和中央，算是提出個人的意見。在此我表明了這樣一種觀點：我們的經濟工作曾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問題很多，應當發揚經濟民主，允許大家總結經驗教訓。《紅旗》雜誌社副總編輯蘇星同志看到這篇文章後，要求在《紅旗》上公開發表，並說這件事由他們向中央宣傳部請示。這樣，這篇文章就以《關於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再研究》為題，在1980年《紅旗》第12期（6月15日出版）全文刊出了。

這篇文章闡述的着重點之一，是分析我國過去經濟工作中發生“為生產而生產”現象的各種表現及原因，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嚴重後果。談原因時，指出我們的經濟工作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特別是價值規律；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上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嚴重失調，積累長期居高不下（一般在30%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超過40%）；積累資金的分配又片面側重生產性積累，輕視非生產性積累；以犧牲同人民消費直接有關的生活資料生產為代價來推動生產資料的生產，高積累又與高浪費結伴而行。同時還特別指出：“我們的計划體制、計划方法是自上而下垂直的，不注意企業的橫向聯繫和市場需要。這就產生許多不正常的現象：不少企業盲目生產那些不對路產品，生產得多，積壓也多。存在有產品沒有銷路的‘閒置工業’和生產能力超過當前需要的‘重複工業’。有的簡直是為搞形式、圖虛名而生產，為宣傳價值而生產，甚至有因某些根本違背經濟規律的政治需要導致勞民傷財的生產。這些都是以‘計劃經濟’的名義進行的，所以人們有時把這類‘為生產而生產’的現象叫做‘為計划而生產’。”這裏所講的，當然是我的看法。

這篇文章的公開發表，引起了中央報刊關於生產目的的第二輪討論。1980年12月4日至10日，還在北京舉行了全國性的討論會。

這場討論直接涉及我國現存的經濟體制問題和有關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問題。不必諱言，過去我們有些經濟領導工作者缺乏明確的為滿足人民生活需要而生產的思想，這不是什麼“左”或“右”的問題，它的性質同官僚主義者漠視民生有些相似，是直接違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從本質上說，“為生產而生產”的現象同不關心“人”有關，過去一提“社會主義是為了人”，就被扣上“人性論”的帽子。不弄清這些問題，“為生產而生產”的錯誤思想就不可能從根本上被糾正，經濟體制的改革也難以進行。這就是這場討論的意義所在。

此外，我在此不能不提一下我的一個過失。大概在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問題的討論告一段落之後，胡耀邦轉給《理論動態》一篇文章，是經濟學家蔣一葦所寫，提出我們的國有企業應當成為相對獨立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照現在所說，即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這當然是一個十分大膽的意見。這篇文章揭露了以往社會主義經濟的弊病所在。中國開始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雖然採取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形式，甚至國有企業的大部分產品的計划調撥也採取企業之間商品買賣的形式，企業內部也利用成本、利潤、價格等原則進行經濟核算，但這是不是一種以市場價值規律為主導力量、以國家宏觀調控為必要輔助手段的真正的商品經濟呢？我認為不能這樣說。中國以往的社會主義經濟就生產資料領域來說，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以商品為外殼（即使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意義上）的“產品經濟”，就是日常消費品（這裏主要指農產品）這個領域主要也不是按市場價值規律運行的。正因為這樣，中共十二屆四中全會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標誌着我們的經濟將開始一項根本性的變革，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而蔣一葦的文章正是在這方面打開了一個突破口。

而我和我的同伴們當時對此卻感到無把握，實際上是我們的思想還沒有解放到這個程度，所以考慮來考慮去，也沒有同作者商量，還是把這篇文章壓下了不發表，致使這個正確的重要的意見至少推遲了半年才得以與人們見面。如果我們不犯這個錯誤，文章能夠及時發表，本可以使生產目的問題的討論進一步向深層次發展，直接推動經濟體制的改革。

二十二﹑關於中國社會主義目前所處歷史階段的論爭

關於中國社會主義目前所處歷史階段即歷史定位的爭論，是當時面臨的三大論爭之一。發生這場論爭的時間雖然較晚，是在我離開中央黨校之後的翌年，即1983年。但它又都與我直接有關——我是這場論爭的一方。所以我在這裏要着重地把這場論爭談一談。

1983年是重要的一年，從1983年開始，改革由農村走向城市並以城市為重點。全面改革的大門撞開了。

全面改革的大門一被撞開，當時關於經濟工作的爭論，即應是調整服從改革還是改革服從調整的問題自然最終解決了。現在當務之急是計划和市場的關係究竟如何處理。如前所述，生產目的的討論已經涉及到這個問題。“十二大”報告提出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實際上仍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大計划、小分散”的舊觀點。1983年開始，“不能光搞計劃經濟，也要搞點市場經濟”的問題提出來了，並確定已經創立的經濟特區要以市場經濟為主，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個試驗。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更指出“改革計划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這裏所說的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或可以稱之為市場商品經濟。《決定》把中國當時的經濟制度定為“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要求目前必須“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注意，按我的理解，後來所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質上就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提法的進一步延伸。這裏所謂“有計劃”，當然不是保留原有的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作為體制來說，兩者不能並存。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應吸取計劃經濟的某些優點，例如，在市場規律和經濟法律基礎上國家應保留某種宏觀調控職能，尤其是像我們這樣的地區發展極不平衡的大國。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內涵之一（作者按：不過這裏要說明一點，在我國，計劃經濟體制的傳統勢力十分強大，因此時有反復。例如，直到1990年12月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還提出要建立一個所謂“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的、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如此混亂的提法，真使人難以置信。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後，才放棄了這一混亂不堪的奇特提法。）

現在提到面前來的突出問題是：中國的改革是循着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呢，還是脫離了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的社會狀況究竟怎麼樣？它正處於一個什麼樣的歷史階段？這個問題已成為改革所面臨的最根本性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如果不明確地予以回答，改革將很難取得人們的理解，改革也將難於理直氣壯地進行下去。

因此，這是非解決不可的重大問題，它的正確解答將為社會主義自身的改革提供理論基礎。

有人說，1981年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不是已確定“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尚處於自身發展的初級階段”了嗎？這個問題不是已經明確地解決了嗎？否！《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甚至沒有明確地意識到這個問題，反而為“左”傾教條主義者和“左”傾空想共產主義者留下了一個可鑽的空子。

在理論上，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是按照《哥達綱領批判》和《國家與革命》兩書，把共產主義社會分為兩個階段：實行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和實行按勞取酬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列寧後來把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稱為社會主義社會。所以，從馬克思到列寧，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並不是嚴格劃分的，過去我們就是這樣。如果讀者有時間願意去翻一翻中國一位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孫冶方的文章，那麼，在他所寫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干理論問題》一文中，就可以發現，他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當做是一回事，其中提到“未來的只有一個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高級階段”，就是指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這樣的例子到處可見。那時，說“共產主義初級階段”也好，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好，都是一回事。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所以指明我們的社會已是社會主義社會自身發展的初級階段，主要是針對當時有人否定我們的社會已開始進入了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而不是要同共產主義初級階段劃清界限。我在這裏舉出一個鐵證。請讀一讀“十二大”政治報告吧！《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十二大”政治報告的主要起草人是盡人皆知的那兩位。在“十二大”政治報告中，我們開頭時讀到，“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在正處在初級發展階段”，但是後面馬上又讀到，現在共產主義運動“在我國已經發展到建立起作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下劃綫為作者所加）。胡耀邦後來談起這件事，說他當時忽略了這個問題，沒有發現。

由此可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關於中國社會主義社會歷史階段的定性，並沒有超出過去在書本上所見到的那個舊公式、舊框框。問題正出在這裏。具有“左”傾教條主義傾向的人正是抓住了這一點，在我們改革道路上設置了一道理論障礙。請注意，1983年3月，中央有關部門向全國發佈了一個關於《共產主義實踐活動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的研究提綱，名為“研究提綱”，實為“宣傳提綱”。發佈這一《提綱》的目的，就是要在全面改革社會主義經濟舊體制、徹底糾正過去“左”傾空想共產主義傾向所造成的重重弊害的時候，在全國發動一場“高舉共產主義大旗”的宣傳活動。

請讀《提綱》提出的下述論斷：

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公有制確立以後，我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已經由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發展到建設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階段。我國的共產主義實踐，已經是建設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共產主義實踐。

接着，又着重加以說明：

這不僅是個名詞和用語問題，而是要有科學的概念來表達我們當前的社會性質和我們從事的實踐活動。共產主義好比一座宏偉的大廈，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在大廈的門外，而是已經進入了大廈的門內。進行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建設，對於我國人民來說，已經不僅是一種理想，而是活生生的現實。我們現在實行各項社會主義政策，也就是共產主義在今天的實踐。

我讀到這個《提綱》時，正是兩股風浪撲面而來的時候，周圍的環境使我暫時無心顧及這件事。1984年改革舊計劃經濟體制的局勢已定。1985年，我才重新把這個《提綱》撿出來細讀一遍，並去查閱馬克思、列寧的著作。

對列寧，我特別注意他從《國家與革命》到十月革命以後的經歷與思想變化。我發現十月革命成功以後，列寧對於在俄國當時落後的經濟文化條件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認識上有過多次反復。開始耽于理想和既成的理論模式，認為一切將很快進入共產主義；後來他的認識一步一步地與現實接近，越到後來越認識到，在俄國那種歷史條件下，想要在剝奪地主資本家之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即所謂“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是不可能的。在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之前，不可避免地將要先經過某種初步的一定形式的社會主義。列寧認為，這種社會主義，稱它為“初級形式的社會主義”也好，“不完備的社會主義”也好，或者說“帶有小農在居民中佔優勢所造成的特點的社會主義”也好，總之是作為一個起點、一個中間環節、一個過渡的階梯。借此準備條件，以便有朝一日達到完全的社會主義。列寧在理論上對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關係的看法有重大的變化，例如，上個世紀20年代以後他特別強調共產主義“只有在社會主義完全取得勝利以後，才能發展出來”。[8]也就是說，列寧這時已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者區別開來了。這是一個過去從未有人提出過的重大歷史課題。列寧說：“我們不知道，而且也不能知道，過渡到社會主義（按：指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究竟要經過多少階段。”[9]他說，“如果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那麼將來總歸會達到目的的”，但是現在“我們還不能闡述社會主義的特征，社會主義將來是個什麼樣子，什麼時候達到完備的形式——這些我們都不知道，也不能說”。[10]列寧後來的新經濟政策思想就是由此而來，他企圖由此開闢一個進行某種社會主義試驗的新領域。

但是在列寧逝世後不久，新經濟政策提前結束了。1936年實現了農業集體化，蘇聯就宣佈已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斯大林林在宣佈這一點時，特別聲明：“我們蘇聯社會已經做到在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者又稱為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的制度。”[11]

斯大林把當時蘇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和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兩者劃等號，就是否定上述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分階段發展的思想，作為向共產主義（包括其第一階段）過渡的一個階梯的思想；同時也等於宣佈今後的任務就是直接向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過渡。因此，蘇聯後來一直宣佈他們正在向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前進，不要多長時間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或者說他們已經建成了“發達的社會主義”，等等。

不幸的是，1956年始我們也走上了這條道路，而且準備匆匆忙忙地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大家知道，中國原來的社會基礎比舊俄國更落後，我們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廢墟上，在現代生產力還不足10%的基礎上，僅僅經過三大改造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那是不可想像的。不僅如此，我們還要急忙地向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前進，甚至企圖與蘇聯比賽究竟誰先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其嚴重後果大家已經知道（我在前面講“大躍進”時已談過）。這就是產生干擾我們多年的“左”傾空想共產主義思想的重要根源。把我們目前的社會主義定位於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一切步驟向共產主義邁進，取消了公有制以外的一切經濟成分，企圖建成純潔的社會主義，致使現實中生產力受到嚴重束縛，經濟體制弊端叢生。原來所謂的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與商品市場經濟相對立的准“商品經濟”。但各種弊端使經濟體制缺乏活力、日益僵化，最終積重難返，被迫走到了經濟體制改革這一步。

那麼，在這種時候，強調宣傳我們的社會已經“發展到建設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階段”，我們“已經進入共產主義的大門”，我們正在“進行共產主義建設”等等，究竟為了什麼呢？如果這種論斷能夠成立，那就意味着，社會主義自身的改革不完全是必要的，改革反是倒退。《提綱》想說的不正是這樣一種意見嗎？

毫無疑義，我們面對着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我們必須總結自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經驗和基本教訓，重新認識社會主義，而且不限於中國一國。在生產力現實狀況下，我們必須徹底拋棄那種認為一切將很快進入共產主義的幻想。

馬克思是一位嚴肅的科學家，他摒棄憑空構造新社會的幻想，他也不為人們提供無根據的理想。他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說，“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麼理想，而只是要釋放那些在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裏孕育着的新社會因素⋯⋯他們知道，為了謀得自身的解放，同時達到現代社會由於本身經濟發展而不可避免地趨向着的更高形式，他們必須經過長期的鬥爭，必須經過一系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完全改變的歷史過程。”[12]請問，我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除了孕育着自然經濟因素和農民平均主義思想以外，除了共產黨以及本身還不成熟的工人階級以外，還有什麼可以稱之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新因素呢？

我們必須老老實實重新解釋在概念上完全被搞亂了的社會主義。我們必須將已提出的“我國的社會主義現在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這個論斷，按照我國社會主義的現實獨立地作出解釋，使之與通常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的命題區別開來。

我着手這個工作在1984年中央做出《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之後，那時風浪已暫時平靜下來，改革的形勢開始明朗化。我着手起草一篇論文。

1985年上半年，論文初步寫成，原題是《一個最難解決的問題——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過渡》，後來《人民日報》發表時改為《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階段》。文章指出，我們目前所處的“社會主義自身發展的初級階段”，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原來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初級階段或第一階段”，它的發展程度遠遠沒有達到這一步，它只不過是向共產主義社會（包括它的第一階段）過渡的準備階段。文章說，不能因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發展水平不高而不承認我們已經初步建立起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可是，也不能無視我們的社會主義尚處於不發達不完備的初級形態的事實而輕率地宣佈我們已經進入了共產主義初級階段。我說，我們“不能以匆匆忙忙地進入社會主義、獲得社會主義的稱號為滿足”，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們處在“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使初級形態的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逐漸發展成為完備的、經濟上發達的社會主義”的過程中。

我認為，我們目前的社會主義尚處於向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也就是列寧所說的社會主義）過渡的準備時期。我就此打了這樣一個比方：我們目前雖然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大學的大門，但尚處於預科階段，還沒有正式進入社會主義大學。而這個預科階段將是很長很長的，因為我們過去的舊社會實在太落後了。到了21世紀或22世紀能否完成預科的課程從而正式進入社會主義大學即到達完全的社會主義，現在還是個未知數，因為制約的因素實在太多，變數不少（如人口的增長率、政策的穩定性、國際環境等）。這是人類對於新社會的一個漫長的探索過程。

1985年6月24日，我將論文送總書記胡耀邦，並附書信一封。信的內容如下：

這篇文章擬評論一下20世紀出現的社會主義，說明我們的社會主義目前究竟處於什麼階段，是否已經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關係究竟如何。特別是，能否說我們目前已處於“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已處於“共產主義建設時期”等等問題。這些是黨內有很大爭議的問題。讀到關於《共產主義實踐活動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的提綱，我覺得那裏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很不恰當。但現在有人認為那個東西的正確性無可懷疑。至今好像中央還沒有人對於這個《提綱》提出的重大問題說過一句話。難怪理論界對現實問題噤若寒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認為對於我們目前的社會主義究竟處於什麼階段，中央應當有一個明確的表態。

總書記第二天（25日）讀完這篇文章，當天就轉給他的秘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我寫給總書記的信好像不在內）。胡耀邦給兩人寫了這樣一封短簡：

這篇文章我認為可以看看。這幾年我們報刊上發表的理論性文章不少，在我看，相當多的文章內容貧乏，不知所云；有些文章更拙劣，打着理論探討的旗幟，實際上是散佈對馬克思主義的懷疑或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歪曲。吳江此文，有些地方也有可商榷處，但總的來說倒是一篇平心靜氣探討問題的作品。你們認為如何？至於是否發表，在哪里發表，我們都不必過問，由他自己和那家報刊編輯去定。

胡繩表示同意這篇文章的觀點，秘書不表態。但總書記的信對於《提綱》一字不提，對我的有針對性的意見也不表態，只是批評目前理論界的一種不良學風。這可能是總書記作為政治家的一份苦心。

論文于同年7月間送到《人民日報》編輯部，編輯部對這篇文章的處理十分慎重。社長秦川大概還沒有忘記不久前因發表我的文章而受到“掉腦袋”的恫嚇。經過多次交涉，直到1986年5月5日，這篇論文才得以與讀者見面。

當時，人們對於這類理論問題似乎不大關心，比較懂得文章針對性的人對於這場爭論也大都持靜觀態度，但其影響在悄悄地擴大着。領導層顯然十分注意這個問題，這在後來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時反映出來了。

1986年6月召開十二屆六中全會，會議通過《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前面說過，這次會議關於反自由化問題展開了一場重要的爭論。還有，這個決議極重要的一點是廢除了“十二大”政治報告中所用的“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這一提法。胡耀邦專為此作了一個解釋，說明用共產主義思想作為目前全民範圍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同黨的現行政策，特別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經濟政策不吻合，在實際工作中必然會產生許多糾纏不清的問題，要求全國不同的階層和人群都用共產主義對待精神文明，事實上辦不到。我手頭保存着胡耀邦在會上就此問題所作的說明材料，茲摘錄如下：

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志們是否注意到，這次《決議》沒有沿用“十二大”報告中的那句話——“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在討論中，肯定會有一些同志提出問題：不沿用這句話，在理論和實踐上是否站得住腳？在組織上是否合法？

這樣做的理由，有以下幾點。第一點，主要是因為：（一）共產主義思想的含義在不同範疇中可以作不同的解釋，“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誤解。什麼叫共產主義？可以是指高級階段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等等，這是一個範疇；可以是指科學共產主義思想，即馬克思主義，這是另外一個範疇；可以是指共產主義精神，大公無私等等，這又是另外一個範疇；此外還可以是指“勞動不講定額、不計報酬”等等，那就是又一個範疇了。所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提法，不容易搞得很準確、很周密，實際上是講不清楚。（二）用共產主義思想作為全民範圍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同我們党的現行政策，特別是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經濟政策不吻合，在實際工作中必然會產生許多糾纏不清的問題。（三）要求全國不同的階層和人群都用共產主義思想對待精神文明，事實上辦不到。在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容易助長許多錯誤傾向的發生。（四）這個提法使台港澳和廣大華僑、愛國人士難以理解，增加不必要的疑慮，對統一祖國反而不利。

第二點，這樣做絲毫也沒有隱瞞和降低我們黨的最高綱領。《決議》稿中明確提出：“我們黨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決議》稿還指出：“我們社會的先進分子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為了共產主義的理想，站在時代潮流前面，奮力開拓，公而忘私，勇於獻身，必要時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這種崇高的共產主義道德，應當在全社會認真提倡。”所以說，並沒有隱瞞和降低我們的最高綱領。

第三點，不再沿用“十二大”的這個提法，合法不合法？對全國黨代表大會制定的黨規黨法，不經下次黨代表大會重新討論決定是不能修改的。但由於形勢發展和變化，對中央報告中沒有提出的個別問題加以提出，對某些經過實踐檢驗證明不妥當的提法加以修改或不再援引，這種情況在我黨的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因此，這次不再援引這個提法，也是可以的。

這是胡耀邦在政治思想上很值得稱道的一個反“左”的行動。這時，胡耀邦的處境已相當困難，但他仍積極準備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其中就準備提出並論證我國的社會主義目前所處的歷史階段問題。

十二屆六中全會後，胡耀邦即着手“十三大”報告的起草工作。10月上旬，我正因患腦供血不足住院治療，得到起草小組的通知，叫我去參加一次征詢意見的會議，並指定我談一談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這是我自1982年底離開黨校後第一次參加中央有關單位召開的會議。

1986年11月，我離京到廣東作調查，中旬正準備離開廣東轉赴福建，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通知，命我立即返回北京。原來仍是起草小組約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問題，說“十三大”政治報告將把這個問題作為一項重要內容。談後，我奉命遞交一份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問題的意見提綱。

但不久，學潮發生，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

胡耀邦辭職後，“十三大”政治報告起草工作由代總書記趙紫陽接手。趙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問題接過去，並提到很重要的地位，將它作為現階段黨的政策的出發點，並將此意見上報鄧小平。鄧小平批道：“這個設計好。”為此，原胡耀邦組織的起草小組負責“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部分的人員仍留任，繼續撰寫這部分內容。

在我看來，“十三大”政治報告除了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概念作為提出當前政策的一般根據以外，並沒有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本身作理論上的闡明，因此，究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居於何種地位的問題，在一般人的頭腦中仍然含糊不清。

“十三大”後，我應湖南人民出版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探索叢書”之邀，為該叢書撰寫一本小冊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來龍去脈》。這本小冊子寫成，我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也就告一段落了。

注釋

[6]《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2卷，第128頁。

[7]見《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2卷，第190–193頁。

[7-1]《習仲勳主政廣東》編委會編：《習仲勳主政廣東》（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7）

[8]《列寧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4卷，第141–143頁。

[9]《列寧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4卷，第118頁。

[10]《列寧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第27卷，第134頁。

[11]《斯大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下卷，第399頁。

[12]《馬克斯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17卷，第363頁。

關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和《歷史決議》的討論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

——唐・杜牧

二十三﹑胡耀邦闡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

現在回過頭來談實踐標準討論前後的事情和遭遇。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距“十一大”只有一年零四個月時間，在此期間，全國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會前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費時36天，全會開了5天。1978年12月22日發佈了全會公報。這次全會正像後來所說，成了我黨歷史上的又一個轉折點，對中國的社會主義來說是劃時代的，正好像遵義會議對於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來說是劃時代的一樣。與歷史上各種挽救衰世的復興運動相似，它也是一場偉大的復興運動，總結了建國以來許多慘痛的教訓（通過了又一次《歷史決議》）。其中最重要的是，全會重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廢止“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方針，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1978年12月28日，也就是會議結束後的第六天，胡耀邦前來中央黨校辦理張平化和馬文瑞的工作交接事宜。全會後的政治局會議決定：黨校副校長馬文瑞調任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時任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的王任重調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農業委員會主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張平化調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按：不到一年又離開了）。政治局同時決定：胡耀邦任中央秘書長兼中央宣傳部部長，黨校職務不變，中央組織部部長改由宋任窮擔任。黨校的學員聽說胡耀邦來到黨校，要求他談一談三中全會的精神。我將學員的這個意見反映給他，他說沒有準備，又感到難以推卻，於是在大會上作了個即席講話。

胡耀邦這次講話的記錄經他本人審閱後發給黨校全體學員和全體工作人員參考，他聲明這是根據他個人的理解，屬於個人講話。在我看來，這個講話也體現了胡耀邦的個人風格，通俗而又坦率。茲將這個講話的主要段落摘抄於下：

會議的發言簡報估計有150多萬字，相當於兩部《紅樓夢》，近三部《三國演義》。總起來說，是五大問題：（一）轉變（作者按：指把全黨工作重心轉變到經濟建設上）有偉大的意義，有偉大的前途；（二）轉變以後，我們要老老實實抓經濟，把生產力搞上去；（三）要轉變得好，就要我們把政治上的安定團結搞好，做到是非、功過、賞罰分明；（四）還要把我們的思想路線、思想方法搞好；（五）把我們黨的風氣搞好，黨的生活搞好。

全會主要精神在哪里呢？公報上面基本上把它概括報導了。我只向大家闡述一下公報的內容。公報的中心思想是什麼？中心思想是一個，就是從明年起，一定要把我們工作的着重點（或者叫重心，或者叫中心）轉移到搞四個現代化上來。再說一遍，從此以後，只要沒有外敵侵略，我們一定要把主要精力集中起來搞四個現代化，搞經濟建設，不搞別的。千萬不要用主要的精力今天搞這個，明天搞那個了。這個根本思想，就是會議的中心思想。

我們適應不適應呢？我覺得我們許多同志不適應。我們有許多同志的腦子裏不是這麼想的，老是想搞運動，老是想批評人。如何搞現代化經濟建設，我們懂？我們知識多？我覺得我們在座的同志，台下的，臺上的，還加上樓上的，我看我們大家都老老實實地承認我們知識不多，經驗不多。思想上的習慣勢力厲害得很。習慣勢力就好像抽煙，講話開會兩隻手總往口袋裏抓。腦子裏面有個習慣勢力作怪，新的事物就裝不進去，老是想從別的地方——從政治運動上幹一下。一干，事情就搞壞了。所以，這次黨中央明確提出來，這是根本的歷史轉折，這是個偉大的轉變。公報分析了我們要轉到四個現代化的建設上來的歷史經過和現在的條件，指出我們把“四人幫”粉碎了，最大的障礙掃除了。也談了我們這一歷史性轉變的深遠意義和偉大意義。同時，也談了我們還有困難，不單還有遺留問題，我們的思想也不適應，因此我們要重新學習。我們的《理論動態》寫了《偉大轉變和重新學習》一文，指出從歷史上講，我們有兩個重新學習。進城的時候，1949年毛主席指出重新學習，這是第一次。現在要來個第二次重新學習。這篇文章還提到了一個古代故事，南郭先生吹竽的故事，“濫竽充數”，不會吹，但是人很多，他可以混到裏面不吹。好像我們唱《國際歌》、《東方紅》，有的人忘了歌詞，不唱，唱不出來，就跟着大家啊、啊、啊，這叫“充數”。我們現在搞四個現代化，同志們，如果再搞南郭先生那個“濫竽充數”，那就不行了。也許有人說，我以後還慢慢幹，為什麼？我害怕將來還會有什麼運動。我告訴同志們，中央不再搞什麼運動了，這個決心下定了。我們吃了24年的苦頭，你們回去以後也不許再搞什麼“土政策”，不搞四個現代化，去搞什麼政治運動。同志們，我們確實太落後了。我們的祖國偉大是偉大，但是很落後也是事實。我看是落後的偉大，偉大的落後。列寧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引過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的如下著名詩句：“俄羅斯母親啊，你又窮又富饒，你又強大又軟弱﹗”我們現在也是這樣，不要夜郎自大，也不要悲觀失望。

為了四個現代化，我們必須安定團結。沒有政治上的安定團結，我們搞四個現代化的想法不會一致。要政治上安定團結，必須分清一些大是大非問題，主要是政治上的功過是非，做到功過分明，是非分明，賞罰分明，叫“三分明”。這次中央會議解決了一大批遺留問題，共有十幾個。比如解決了彭老總的問題，陶鑄同志的問題。我們不搞什麼繁瑣哲學。開會的時候，許多同志向我建議，說你那個組織部，彭老總要平反，開一個追悼會吧。我說，好，請你們寫一個悼詞。他們願意寫，第八天把悼詞寫出來了。寫的當中，不敢提高，改來改去評價都比較低。怎麼辦？後來說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才寫上彭老總是紅三軍團的創立者。把稿子送到小平同志那裏，小平同志說，思想還要解放，他說我來改，寫了“國內和國際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這樣公正的評價。由於大家敢講真話，講了許多問題。但不是所有問題這次都解決了。彭真同志明天或者後天中央用飛機把他接回來。陸定一同志的問題怎麼解決，沒有宣佈，他吃了很大的苦頭。彭羅陸楊只平反了50%。還有些同志問，還有劉少奇那個“叛徒、內奸、工賊”算數不算數？有沒有？這我還講不清楚，因為我沒有看材料，我估計可能不可靠，大體上不可靠。

公報還講了民主和法制。前天黃火青同志說，現在正在開全國高檢會議，一定要請我去講一講。我說我講不犯法嗎？他說，你去講一講，這是同志之間友好的支持嘛。我講了三個問題，我把第二個問題簡單說一說。我說，我們公報上寫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你們就是幹這麼四件事。可是你們會反過來問：現在我們有什麼法？無法可依嘛。違法必究，是你違法還是我違法喲？是你究我還是我究你喲？現在的問題是，你們的工作困難重重怎麼辦？按什麼辦事？第一，現在我們的法律不完備，有些事只能按上級指示辦事，但現在上級不會有很多指示。比如男女青年要滿25歲才能結婚，誰敢發這個指示？原來婚姻法規定男的20歲，女的18歲可以結婚，你要改變婚姻法的規定，誰敢作個人指示？第二，靠過去的法律條文辦事。解放以來，我們有多少法？有些法對不對？不對的話就趕快修改。第三，靠先進單位的經驗辦事，這是過去的老辦法。政法先進單位究竟是哪個，我不清楚。但對於先進單位的先進經驗也得要分析。那麼，靠什麼辦事？我們還是要建立法制，使我們的法律逐漸完備起來，靠法制辦事，依法治國。法律不光是寫好多文章、條文，在我看起來，高檢當前工作中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平反冤案錯案。冤錯案不光幹部裏面有，監獄裏面也有。青海有五萬個勞改犯（連家屬一起），有的早就釋放出來了，可是現在同樣沒有公民權。人家現在提出問題來了，說我刑期早就已經滿了，怎麼還不給公民權。問題一大堆，所以不管怎麼樣，我們要把法制搞好。

公報第四部分講的是我們的思想方法、思想路線問題。你要搞四個現代化，矛盾一大堆，問題一大堆，新問題很多。新情況，新矛盾，新問題，都要靠上級指示才能辦事，解決問題，上級哪里管得了那麼多。同志們，要靠我們自己開動腦筋。開動腦筋首先碰到一個問題，敢不敢解放思想？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一篇非常重要的講話，7000多字，講了一個主題，就是解放思想，開動機器，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四句話是一個問題。他在整個會議上就講這麼一個問題。小平同志說，解放思想這個問題我們沒有完全解決，我們現在黨內敢於講話的只有少數人，不敢講話的是多數人。在工作會議期間有同志講，我們党裏面有的同志敢放炮，是高級炮手。但是，敢講真話，敢批評與自我批評，真正敢講話的還只是少數。小平同志說我們有許多同志思想有些僵化，或者半僵化。然後他就分析我們黨裏面有許多同志思想上有些僵化的原因，這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小平同志分析了四條原因：第一條是，十幾年來林彪、“四人幫”搞了許多禁區，到處下禁令，製造迷信，這個流毒很深，影響很大。第二個原因，我們黨裏面民主集中制遭受了破壞。簡單地說，就是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許多重大問題一兩個人說了算。第三是功過是非不清，賞罰不明。第四是小生產的習慣勢力，容易滿足，因循守舊，安於現狀，不求發展，不願意接受新鮮事物。所以，思想不解放的原因，不完全是“四人幫”的流毒，四個方面的原因都有。從這個問題，就講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討論所起的良好作用了。一切都要按照實踐來檢驗，檢驗錯了，糾正過來，對的肯定下來。可是現在許多同志，包括一些地縣級的幹部，哲學知識太少。他們說，這麼講實踐檢驗真理，行嗎？只根據自己的實踐說他是真理，那不是張三有張三的真理，李四有李四的真理了嗎？但是，這裏講的實踐是千百萬群眾的實踐，不是哪個人的。多少年來我們很多同志不讀書。無論如何拜託你們各位，你們自己回去注意看一看，你們那裏有多少同志不讀書，不看報，連文件都不看。

最後一個問題是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問題，組織問題。我們要把組織路線搞好。我們補了一些人，增加了三個政治局委員（鄧穎超、胡耀邦、王震），增加了一位副主席（陳雲），增加了九位中央委員。這是解放以來所沒有的措施。這次補選，將來開十二大的時候追認，這是大家一致同意的。

這次中央選舉產生了以陳雲同志為首的由100人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我順便講一下，我們紀律檢查委員會搞了一個很重要的文件，就是搞了一個黨內政治生活十二條基本準則，說的是共產黨裏面按什麼原則辦事，把黨內政治生活搞正常。文件經紀律檢查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以後提交中央，由中央頒佈。

要把我們黨內正常生活搞好，就是搞好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搞批評與自我批評。黨的會議上對誰有意見都可以講，至於處理那就不能隨便，要慎重。請同志們注意一條，批評人主要不是算多少年前的老賬，主要是着眼於現在。在我看起來，我們某些同志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或者說對於撥亂反正不認真，不堅決，或者說有錯誤。這是一個最主要的問題。我覺得我們黨粉碎“四人幫”兩年多以來，要撥亂反正，扭轉乾坤。那麼，我們的乾坤扭轉了沒有？我個人的看法，沒有完全扭轉，只是乾坤初轉。所以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還有危險性。

我們黨的政治生活還有一條很重要，你們可能沒有意識到，也可能意識到了。就是我們黨內不能製造迷信，不能搞特權，不要多宣傳個人。這一條非常重要。不要突出宣傳個人，就是不要製造迷信。我們吃了製造個人迷信的虧。我們尊重領袖，是必要的，可是不要迷信。我們多少年來搞個人迷信習以為常，甚至現在的宣傳中還在搞突出宣傳個人，實際上搞了一些迷信的東西。這是非常錯誤、非常危險的。我們黨內，縣委製造縣委書記的迷信，說我這裏的第一把手某某同志，他是毛主席的好學生，艱苦奮鬥幾十年，英明呀，正確呀。同志們，再這麼搞下去，可不得了呀﹗多少年來我們的宣傳工作、文藝工作都有教訓嘛﹗不是說這幾年文藝方面沒有創作，也創作了一些好的東西，解放了思想，但是有製造迷信的流毒。搞迷信可要警惕呀。不要以為這一套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恰恰相反，這個東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是實事求是，我們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集體領導。中國人喜歡好面子。中國人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人不同，明明兩個人關係不好，還說我們兩個人是好朋友。德國人就對我們有這樣的批評，說你們中國人太講客氣，我們德國人不，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我們黨的生活的這一條原則你們千萬要注意。上級來了，招待他，生怕招待不好，請他吃飯，吃不好怎麼辦，他回去以後會怎麼樣。有人說“帽子”沒有了，還有“小鞋”，給你穿“小鞋”怎麼辦？穿就穿，穿不進去甩掉它，怕什麼？我們要把我們的黨風搞好，把我們的社會風氣搞好，把我們的幹部作風搞好。

（作者注：這個傳達報告刊登在中央黨校校刊上。）

摘錄就到這裏，已經不算短了。現在看來，在那個極端嚴峻的形勢下，在“極左”奇禍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使中國乾坤倒轉的情勢下，在黨處於生死攸關的嚴重關頭，胡耀邦已經抱定重新扭轉乾坤的決心。但他的講話還是平和的，循循善誘的，這也表示出對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信心。

二十四﹑《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討論紀略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1980年、1981年又是一個重要歷史時期，這個時期產生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目的為了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統一全黨思想，集中全力進行經濟建設。這個決議（以下簡稱《決議》）由鄧小平、胡耀邦主持進行。下設起草小組，起草小組由中央指定，胡喬木任組長。我也是小組成員之一。這時黨組織又經過調整，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在党主席（當時党主席仍是華國鋒）之下設立處理中央日常事務的中央書記處，胡耀邦任總書記。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華國鋒辭去党主席職務，由胡耀邦接任，華為黨中央副主席之一。

為敍述方便起見，這裏把黨校本身的組織事宜交代一下。

理論工作務虛會期間，黨校領導班子又有變動。1979年1月17日，中央任命安子文為主持黨校日常工作的副校長，馮文彬除任黨校副校長外，同時兼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按：馮文彬在安子文到來前即由副教育長提為副校長，另設三位副教育長，即吳江、桑子楨、範若愚）。黨校的最高領導機構改變了，恢復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校務委員會，作為學校最高領導機構。中央決定，黨校校務委員會由胡耀邦、安子文、馮文彬、宋振庭、吳江、桑子楨、範若愚共7人組成。原領導機構校黨委及其常委會撤銷，學校黨組織另設機關黨委。

這裏談幾句關於黨校教育長的職務。中央黨校教育長職務按延安的傳統肩負學校的實際重任，不僅負責教學，也負責行政、後勤等，至少在黨中央主要領導人兼任校長的時候是如此。原來只有三位副教育長，現在要安排一位教育長。教育長人選學校曾考慮由我擔任，馮文彬征求我意見時我推辭了，我對他說，我不是搞行政的材料，只希望有時間能做點研究工作就行了。結果教育長由宋振庭擔任（按：宋振庭“文化大革命”前任吉林省委宣傳部長多年，“文化大革命”中仍擔任重要職務。“文化大革命”後宋又回到省委宣傳部長職位。此時不知由何人建議，胡耀邦卻把他調來，擬安排為中宣部副部長。新的吉林省委表示反對，後來馮文彬把他拉來擔任中央黨校教育長之職，最後他又因故受撤職處分）。但我仍任第一副教育長，和另一位副教育長範若愚（“文化大革命”前為中央黨校副校長，《紅旗》雜誌副總編輯）共同管理教學工作。我原來負責的哲學教研室和理論研究室，辭掉了一個，只兼任理論研究室主任。

我雖被指定為《決議》起草成員之一，但並沒有前去參加具體起草工作，因為我確實離不開學校工作。其時主持學校日常工作的副校長安子文不久突然病逝，教育長也因患癌症動大手術而長期住院，胡耀邦已無暇顧及黨校事務，他把《理論動態》的最後定稿權也交給了我，而馮文彬則主要忙於中央辦公廳的工作。這樣一來，黨校的日常事務包括行政和人事工作中的相當一部分不能不落在我的肩上。因此，《決議》的日常起草工作，我只好請辭。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在實踐標準討論過程中我對胡喬木已經有些看法，覺得與這樣的領導人還是保持一點距離為好。

《決議》如何寫，鄧小平曾經作過九次談話。[13]這些談話幾乎把決議內容全部交代清楚了。決議從草擬提綱到撰寫完成費時一年零八個月。中間經過兩次大討論：一次是1980年10月黨內4000人參加的大討論；一次是1981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最後討論。兩次討論我都參加了。

我是贊成寫歷史決議的。自從粉碎“四人幫”以來，對於一些重大問題議論紛紛，特別是我黨為什麼會犯“文化大革命”這種大錯誤，對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究竟怎樣評價，這個問題具有十分尖銳的性質，而且事關全局，甚至關係到黨的命運，有人已公開提出今後不應再提毛澤東思想了。很顯然，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很好解決，我們將無法前進一步。

記得起草小組少數人第一次見面議論時，就有兩位與會者率直地提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已到了非廢棄不可的時候了，過去還講得通，現在講不通了。並當面責問胡喬木：“你是理論家，請你解釋一下究竟什麼是毛澤東思想？”胡只能苦笑不答。

我覺得這確是一個需要慎重考慮的問題，草率不得。記得我當時禁不住說了這樣一個意見：現在立刻這樣做恐非所宜，首先要從政局穩定考慮。“毛澤東思想”應否廢棄的問題，還是靠後一點，或者讓我們的後人去決定吧！

我的意見是基於這樣的想法：我們還是一個人治重於法治的國家，許多問題由此產生。40年代提“毛澤東思想”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國革命走過極其困難曲折的道路，幾乎面臨失敗。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盲目聽命于蘇共，盲目執行共產國際強加的不符合中國國情的路線方針（例如，黨史上所寫的陳獨秀的錯誤大部分是共產國際的錯誤）。在中國革命的生死存亡關頭，確實是毛澤東提出的路線方針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的革命，最終把中國革命引上了勝利的道路。這是客觀歷史事實。因此，當時提出“毛澤東思想”含有針對蘇共和共產國際之意，意思是，我們將按照自己的方針路線，獨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1937年共產國際派王明等人回國並控制黨的某些要害部門，意圖奪權，毛澤東幾乎又一次處於少數地位，最後由於各種原因，度過了這場危機。此事在前面已經提及。這次事件是促使毛澤東發起整風運動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後來將“毛澤東思想”列入黨章（由劉少奇提議）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澤東思想”是在整風以後逐漸在人們的心目中樹立其地位的，蘇共對此卻一直耿耿于懷，蘇聯始終拒絕承認毛澤東思想。蘇聯報刊上絕不提毛澤東思想，中共文件上提了的，他們採用時也都刪除。從這方面說，當時提“毛澤東思想”有其一定的原由。可是，當時提“毛澤東思想”，甚至將其列入黨章，也說明中國共產黨已有“個人迷信”、“神化個人”的傾向，這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精神的（注意：蘇聯如此神化斯大林，但也未提“斯大林主義”）。結果，就我們目前的情況來說，等於自造了一個困境：這時如果我們突然廢棄“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在人們的心目中實際上等於否定我們已走過來的道路，在政治上易造成被動，同時難於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作出恰當的評價，而這是當前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毛澤東晚年犯了如此重大的錯誤，為民族和國家造成如此深重的災難，共產黨人決不能“為尊者諱”，決不能以任何藉口掩飾或篡改歷史事實。否則，共產黨就不成其為共產黨。“凡是派”之所以令人覺得悲哀，就是因為他們不明此理，喪失理智。然而，即令我們面臨困境，但從我們為之奮鬥的事業着想，為擺脫困境，我們也必須採取既科學又現實的態度，走一條既維護真理同時又保持政局穩定的路。

因此，我以為應當肯定《決議》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方法，即目前不廢棄“毛澤東思想”的提法，而是將“毛澤東思想”的內涵重新加以解釋（也是暫時措施）。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思想，它是中國革命集體經驗的結晶（主要在50年代以前）。在這一前提之下，作出兩種區別：一種是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個人的思想適當區別開來（所謂“適當”，是因為毛澤東思想畢竟還是以毛澤東的名字命名的，而且50年代以前，毛澤東名符其實地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要代表）；一種是要把作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區別開來，在一定意義上，毛澤東晚年之所以犯錯誤，也是由於他本人違背了毛澤東思想的初衷，違背了自己原來堅持的正確的東西。這後一種區別更為重要。或許有人說這樣講未免有些“吊詭”，但這並非是說法的“吊詭”，而是歷史本身的“吊詭”。在歷史上，原來思想正確或大體正確，但後來違背自己的初衷走向謬誤的事是常有的。人是會變的——偉人、名人、普通人都一樣。

我以為，實際上現在只有這樣做才能穩住政治大局，避免局勢動盪。就是說，當前首先需要從現實政治情況出發考慮問題。

當然這不是說“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無可挑剔，它將永世長存。以科學眼光看，除了某種學說的創立可以用創立者個人名字命名以外，將這種學說的奉行者特別將集體創造的經驗歸於個人，無論如何是不恰當的，不管這個人在其中起了多麼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同時以為，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決議的處理並不是最後的處理，也不可能是最後的處理。“毛澤東思想”的存廢問題，最後的決定權不在我們手裏，這個問題只能留待我們的後人去解決。對毛澤東的評價也一樣。我相信歷史總會對每一個人（包括對歷史有過重大貢獻的偉大人物）作出公正的評價。記得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說過這樣一個意思：有時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一個歷史人物在他走的路上蹂躪無辜的花朵，破壞很多東西，但是決不能按照受害者個人的觀點，而必須按照歷史整體的觀點來衡量他的活動。黑格爾這個觀點我們同樣可以用來評價毛澤東這個歷史人物。

1981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時，《決議》仍未明確寫上應將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區別開來。我除再次口頭說明我的意見外，還書面提出建議，這個建議被採納了，寫入《決議》第三十一條中。同時，為了讓人易於瞭解“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我建議將被實踐已證明其為正確的毛澤東的部分重要著作目錄，主要是毛澤東在50年代以前的著作，收入《決議》的有關章節。這個建議也被採納了（但我要聲明一句，我並未具體開列篇目，《決議》中的篇目是胡喬木等人開列的）。

在此之前，1980年10月間那次黨內4000人討論會上（討論分小組進行），我主要發表了這樣一個意見：寫《歷史決議》是為了統一認識，減少分歧，以便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我認為，這個《決議》只能看做是初步的，雖然它在當前最需要達到認識一致或大體一致的問題上做了工作，收到一定的預期效果，但畢竟只是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們的問題實在太多了，20多年的“左”傾錯誤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各方面的影響又如何，毛病究竟出在哪里，需要從各個方面，包括思想理論工作方面、黨的生活方面、現行社會主義體制等方面，找出問題，總結經驗。我說我很贊成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有人所說“現在要重新認識問題”，即重新認識我們的方針政策，重新認識什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什麼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以及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等等。一切口號也都要重新審查。總之，《決議》不能只限於一個，或只作一次。不能說，一切問題通過這個《決議》都解決了。認識總歸是一個過程，何況，我們的經歷實在太複雜，方方面面的問題實在太多了。

我舉例說，中央政治局剛通過鄧小平同志1980年8月關於《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其中關於制度改革、制度創新的許多重要問題和重要意見，《決議》沒有吸收進去。而以後各種事實證明這正是改革的一個大題目。一個《決議》當然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我們需要承認，今後尚有許多重要問題有待討論，有待進一步反思，這樣才能適應改革的形勢和需要，決不可以把自由討論的大門關閉了。

注釋

[13]見《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2卷，第291–3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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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改革啟動之後的遭遇

萬山不許一溪奔，

攔得溪聲日夜喧。

到得前頭山腳盡，

堂堂溪水出前村。

——宋・楊萬里

二十五﹑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和我所經歷的一場意外遭遇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決議》之後，全面改革開始啟動，黨內對於改革的分歧意見進一步暴露出來，各種爭論紛至而來，包括引來一場“反自由化”鬥爭，導致總書記胡耀邦辭職下臺（我則在此以前就離開了黨校）。

問題首先發生在如何對待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如何改革，改革到什麼程度。這個問題要從《陳雲文稿》談起。

1980年10月，《決議》尚在討論修改過程中，《陳雲同志文稿選編》（以下簡稱《陳雲文稿》）出版了。此時出版《陳雲文稿》的意義何在？當時我沒有明確意識到這個問題。首先，《陳雲文稿》出版在《鄧小平文選》（最初的單卷本）之前，《鄧小平文選》是1983年7月出版的。其次，《陳雲文稿》的編輯不循領導人文選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事的通例，而是在鄧力群直接主持下由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編輯，說明與當前政策關係密切。當時的形勢是：經濟改革已提上日程，農村改革已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但整個經濟尚處於調整階段。《陳雲文稿》收集陳雲1956年到1962年的文章，也就是“三大改造”以後到“大躍進”失敗這期間的文章。按照慣例，這類文集的出版，報章雜誌都要發專論，號召全黨學習，黨校的高級幹部自然也不例外。我特請主持編輯《陳雲文稿》的鄧力群來黨校向全體學員作輔導報告。他一共講了四次，由我在講臺上全程陪同。

我未直接接觸過陳雲，不瞭解陳雲的黨內歷史，特別是這段歷史：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陳被破格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1935年與康生一起作為中共代表團代表被派赴蘇聯，與潘漢年一起向共產國際稟報紅軍長征的過程；1937年又和王明、康生一同回國前的那段歷史。在我獲得的印象中，陳雲是一位理財家和嚴謹的經濟工作領導人。建國後陳雲在周恩來總理領導下，在經濟領域有出色的貢獻。與此同時，就是這個時期，我國在蘇聯專家幫助下按照蘇聯模式，逐步建立起計劃經濟體制，這一體制在建國初期曾經對整頓我國經濟起過有益的作用。其次，陳雲在1956年“八大”會議上的講話以及“大躍進”失敗後協助國家渡過經濟危機，也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因如此，我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斗膽向中央建議，讓陳雲參加經濟領導工作，而陳雲複出工作時是負責政法方面的工作。我的建議刊登在1979年2月8日務虛會“簡報”總169號上。接着，別的小組也有表示贊成此項建議的。不久，中央決定國務院成立一個財經委員會，由陳雲任主任，這至少證明我的建議是有理由的（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到1980年3月成立，以趙紫陽為首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始告成立）。

我之所以邀請鄧力群前來作輔導報告，不僅因為他是《陳雲文稿》的編輯者，而且我知道他曾幫助陳雲做過一些文字工作，我覺得他對陳雲的經濟思想比較瞭解。

鄧力群的講話題目是《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聽眾有2000余人。鄧不善撰文，但擅長口才，講話有條理，能夠吸引聽眾。這次他作了認真準備，他的秘書幫他寫了厚厚的一沓稿紙。出乎我的意料，對他這四次講話學員們卻有不少意見。事後我向一些學員瞭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意見主要有這樣兩方面：

一方面是對於經濟工作本身。這些高中級幹部畢竟都有實際工作經驗，來校後又讀了一些經濟學著作，還討論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問題（這個問題對他們的思想觸動很大）。所以他們在討論中特別關心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他們說，50年代以來特別是“三大改造”以來，我們的經濟折騰來折騰去，老是在中央與地方分權問題上兜圈子；雖然黨的文件上寫明，公有制占絕對優勢條件下要發展一定範圍內的自由生產，搞多種經營，而實際上我們的經濟愈搞愈死。農產品統購統銷，指令計劃，說是“統一市場”，實際上沒有市場了，這樣怎麼能把經濟搞活呢？尤其是我們過去的經濟體制漠視中國農民問題的嚴重性及解決之道。例如，過去實行的糧食（油料、棉花也在其內）的統購統銷，統購是硬性的，一粒糧食也不能少，統銷則是軟性的，該銷的不銷，把農民的手腳緊緊捆綁住，無活動空間。這就封死了整個農村市場，惡化了農民的生存環境，也堵塞了城鄉工商業的發展。當時看，這對加速城鄉的社會主義改造有利。實際上，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農民被歧視，成為工業化積累和廉價農產品的提供者。而我們的戶籍制度又割裂了城鄉關係。這種經濟直接影響了財政、金融、稅收等各個方面的政策。有的學員則指出，現在提“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報告說“調整是關鍵”、“改革服從調整”。現在面對即將開始的改革，農村又怎樣辦？改革如何服從調整？調整的目的為了什麼？農民自發起來改革，你能拿“調整”把它擋回去？“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對我們的經濟來說簡直是一個怪圈。20多年了，我們還是在原有體制的怪圈內折騰。總之，大家意識到我們的經濟體制確有問題。就此問題談的一些看法，屬於一般議論，不針對任何個人。那時還沒有人講我們的計劃經濟體制本身問題有多大，只是表達了我們的經濟之所以僵化主要由於計划過死這樣一個看法。

那麼，另一方面不滿的意見是報告過於突出個人，以及報告中對中央領導人的不恰當的評論，包括報告人的口氣太大，等等。

在撥亂反正時期，“突出個人”確實引起了聽眾的極大反感，特別是對鄧力群這樣兩句話——“毛澤東同志發現了中國民主革命的規律，陳雲同志發現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尤其反感。學員們說，已經發現了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提得太高了；報告人講陳雲同志熟讀《資本論》可以，為什麼又要講毛主席沒有讀過《資本論》？這一褒一貶是什麼意思？又說，報告人說陳雲同志“政治強，黨性好，道德品質高”，這樣評價党的高級領導人也不合報告人的身份。學員們還不滿意報告人在講陳雲經濟思想時常把自己擺進去，說自己與陳雲如何如何，等等。

我沒有想到報告會引起這些不愉快的問題，只好對學員們作些解釋，說這是鄧力群的講話習慣，並指出“口氣大”不算什麼問題，同時說明鄧力群過去確實與陳雲有接觸，幫助陳雲搞過一些調查研究，有親身體會，有時聯繫到自己也難免。

我覺得這些問題不算大，解釋一下就可以了。至於對於陳雲經濟思想所提出的一些問題涉及當前的體制改革，可以從容討論。只是所謂“毛主席發現了民主革命規律，陳雲發現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這兩句話，確不妥當，提議刪去，以免給人一種印象，好像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已盡在這部書中了。修改後講稿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對此，鄧力群表示同意。

這件事我並未向胡耀邦報告，原因是我對鄧力群多少有些瞭解。至於後來聽說黨校學員有人直接上書，向中央反映上述問題，這在黨校是常事，來黨校學習的人中“通天人物”多。有一次李一氓也對我說：“你們學員向中央告我的狀，我再也不敢登你們的講臺了。”我也只能作一兩句解釋，別無他法，畢竟向中央反映意見是學員的權利啊。

但是不久以後，我偶然從後來繼胡耀邦任中央黨校校長的那位領導人口中得悉，鄧力群把這看成是黨校（當然首先是我）向中央寫信批評他，我對此當然感到驚訝，但也沒有十分介意。

我不明白《陳雲文稿》的問世和鄧力群的演講是否可以確定鄧力群在改革開放諸多問題中的背景和立場。然而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就是上述情況顯示出我們在經濟領域的改革正醞釀着一場大鬥爭。我們剛從一場鬥爭的旋渦中擺脫出來，很快又捲進了另一場鬥爭的旋渦。而與實踐標準的討論相比，這場鬥爭對於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更具實際意義。

由於當時形勢微妙而錯綜複雜，表面上沒有形成對立的陣線，暗中的鬥爭卻隨着改革的開展而日益激烈，但局勢始終曖昧不明。因此，這場鬥爭也就更為複雜、曲折和困難。這裏涉及的是關於社會主義社會自身改革的根本問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對於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特別提出要對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着手進行認真的改革。用簡單的話來說就是：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這一點大家至少在表面上是沒有爭議的。總的來說，有爭議的是：為了適應現代化建設的需要，要不要對現行經濟體制即從蘇聯移植過來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根本性的改革？計划與市場的關係究竟如何？調整和改革的關係如何處理？改革要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目標？如何實行對外開放，開放可能達到什麼程度？等等。

十一屆六中全會宣告實踐標準討論基本結束以後，這些問題就很自然地突出起來。自從《陳雲文稿》問世和聽了鄧力群的報告之後，我開始留心這方面的問題。從1980年到1981年下半年，特別當我經歷了一場意外的遭遇之後（這場意外遭遇下面即將提到），我逐漸察覺到在我們面臨經濟體制改革這一主題時，有兩種不同的觀點日益明顯地對峙着。

一種觀點認為，上世紀50年代，主要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們實行計劃經濟，取得很大的成績，“大躍進”以後搞糟了，現在應當回過頭來採取那時的經驗。計劃經濟仍是社會主義的原則。過去的計劃經濟執行上有些缺點，主要是公有經濟集中得太多太死，沒有劃出一塊地盤（比如5%）讓多種經營和自由小生產有適當的發展，沒有適當的市場調節，所以現在需要提出“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以便把經濟搞活。但這不是說可以放棄計劃經濟體制，否則將離開社會主義的原則。在公有制占絕對優勢的前提下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存在，但是不能發展私營企業、中外合資企業，更不允許開辦外資企業，也不允許發展鄉鎮企業（當時稱社辦企業），特別在沿海地區。因為這樣做只能為資本主義復辟和農民的投機倒把創造條件（按：作為說明材料，這裏附帶提一件事，1984年12月24日《人民日報》載，在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把我們的經濟體制定位為“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之後，陳雲在接見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時，仍說“中蘇兩國都實行計劃經濟”，並公諸《人民日報》）。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上個世紀50年代，我們自己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基本上仿效蘇聯的模式，集中力量辦成幾件事情，如建成100多項國營大中型企業，成績是很大的，為國家工業化奠定了基礎。但現在的情況不同了，蘇聯的模式特別是它的計劃經濟體制（其本質是排斥商品經濟）已明顯地落後於發展生產力的需要，經濟缺乏活力，經濟效益愈來愈差。我們必須走自己的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尋找在中國條件下最能發展生產力（其中重要一項是能利用當代科技進步）的體制和方法。因此，單純回到50年代的舊體制去是不適當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功經驗不能否定，但我們不能把那時的經驗變成框框，甚至變成一種“意識形態”而自縛手足。我們應當立足於當今中國國情的特點，立足於當前世界科技發展的新形勢，對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全面系統的改革。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發展鄉鎮企業更是解決農村問題和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重要途徑之一。對外開放，進行國際交流，是現代經濟發展中的必由之路，社會主義經濟更應如此。對外開放（包括引進外資、外企和外國先進技術、先進管理經驗等）應是我們長期不變的國策，閉關鎖國不可能實現經濟現代化。

兩種不同觀點的對立，很自然地逐漸形成了兩股不同的勢力。

兩種不同觀點不同勢力的較量在以後各種問題上表現出來。人們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會觸動地雷，或者在毫不相干的問題上會被一個方面認為是有意反對自己。我所經歷的一場意外的遭遇，就是在這種政治背景下發生的，不過當時我自己未曾意識到而已。

這件事發生在1980年12月中央政治局批評華國鋒並決定將他的辭職要求提交六中全會討論之後。大約在下一年的2月間，時任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的黨校副校長馮文彬，突然向我提出建議，《理論動態》要寫一篇文章反駁一種議論。馮文彬不負責《理論動態》，也從來不過問《理論動態》的事。這次他要求《理論動態》寫文章，並且是要反駁一種議論，是什麼議論呢？原來是這樣：中央批評了華國鋒，華國鋒準備辭職下臺，有人對此抱不平，因此流傳一種說法，說華國鋒為人厚道謙虛，做事也比較謹慎，無可厚非。而現在新上來的領導人（主要指胡耀邦）則不夠謹慎謙虛，說話隨便，很有可能把事情搞糟。馮文彬說：這種說法可能是不瞭解情況，也可能別有用心。書記處已經議論過這個問題，認為需要加以澄清。馮文彬特別說，陳雲的秘書王某也認為需要寫篇文章批駁這種議論（我以為，這一細節在後來發生的事件中可能起了某種讓人猜測的作用）。馮說，文章要求說明，究竟怎樣才算是真正的謹慎謙虛，現在我們的事業所需要的是一種創新精神和實幹精神，那種謹小慎微、墨守成規、害怕創新的消極情緒和做法，不是什麼真正的謹慎謙虛。

我對寫這樣一篇文章持保留態度。一則華本人已主動提出辭呈，按情理不宜再寫此文；再則，文章不能指名道姓，一般化的批評反而容易阻塞言路，顯得沒有器量。因此，我頗為猶豫。但馮文彬幾次直接催促“理論動態組”寫這篇文章。於是我請研究史學的孫長江執筆試一試。

為了選擇適當的角度，文章停停寫寫，一直拖了幾個月。勉強寫成後，經“理論動態組”集體討論修改，然後由我審查簽發，以《謹慎謙虛和實幹精神》為題，刊登在1981年6月《理論動態》第282期上。

這篇文章我事先沒有向胡耀邦報告。據馮文彬告訴我，此事已在書記處會議上議論過。文章刊出後，馮又未經我同意直接將文章送《人民日報》，《人民日報》又轉給了新華社，準備報紙刊登後向全國播發。不幾天，馮文彬找到我，神情緊張地告訴我一個不祥的消息，說有人將這篇文章送到上頭去了，說這篇文章是針對陳雲的，因此引起了一場誤會。陳雲為此直接責問胡耀邦，他當着其他常委的面（鄧小平也在場），問胡耀邦：“你為什麼寫文章對着我來了？”胡摸不着頭腦，問馮文彬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馮文彬說完，等我的回應。我什麼也沒有說，轉身離開了他。對這種事我能夠說什麼呢？

我預感到會有什麼事件來臨。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要解除胡耀邦的困境，因為他本人並不知情，所以特地寫信如實地將此文的寫作意圖和寫作經過作了說明。信請馮文彬轉送，因為他在中南海辦公。誰料馮文彬怕自己成為責任者，將信扣壓未送，兩個月後他才將此事告訴我。為了這件事，胡耀邦無端承受了壓力。也因這件事，或者還有其他不可告人的原因，我和另兩位（其中有孫長江）則成了中央組織部以考察幹部為名而進行的特別調查的對象。

時值十一屆六中全會剛開完，中央特別組織一批人有重點地到一些地區傳達全會精神。我奉命赴河北省邯鄲地區，河北省委副書記李爾重也到達那裏，他是代表河北省委前來召集會議的。參加會的人很多，天氣十分炎熱。我和李沒有就當前問題交換意見，其實，彼此除談會議安排外，也無話可說。第二天開會，他主持會議，我照本宣讀，整整一天。那時剛好我妻子邱晴病重住院，任務完畢後我本應趕回北京去照看她，但因當時遇到那件極不愉快的事，任務完畢後我沒有立即返京述職，由一位同事陪同轉赴河南鄭州，找了一個清涼山區住下來讀點書。沒有多久，就接到妻子病情加重的電報，促我立即返京。

這次離京外出時間剛好一個月。回來跑醫院探望妻子的病，她患的是糖尿病引起的骨髓炎，痛苦萬分。我只好無聲地抱歉，但沒有將我碰到的問題告訴她。另一件事就是找中央組織部部長，詢問“調查”我等究竟為了什麼。我向他說明《理論動態》文章的立意和來龍去脈。部長一邊矢口辯解，說“調查”屬於“正常的幹部考察”，與文章的事無關。一邊卻像早有準備似地隨手從抽屜中抽出另一期《理論動態》（296期），那上面有一篇題為《跳出圈子想問題》的文章，他以無聲的雄辯態度指給我看其中的一段文字，這段文字如下：

例如，曾經行之有效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它的安排，在當時國際國內條件下，的確是比較適宜的，它的許多經驗，仍然值得我們借鑒。但有的同志在今天的現代化建設中，把它當做模式，言必稱“一五”，行必法“一五”，這樣就把當時的成功經驗，變成了妨礙探討新問題的圈子。

我猛地恍然大悟：原來這段文字被用來證明《理論動態》第282期文章確有不可告人的“針對性”，確是不可寬恕的“瀆神”行為﹗

《跳出圈子想問題》一文，是我外出期間由“理論動態組”同志所寫，我不知情，事後查問，文章的題目是胡耀邦所出，內容也經胡耀邦審閱，並已在《人民日報》上刊登。我回來細閱此文，就那段文字本身來說，就文章對第一個五年計劃經驗的評價來說，這裏無絲毫可以指責的地方。何況這篇文章的立意一開頭就點明：“作為一個領導者，在作出決定時固然要謹慎從事，但研究問題必須打破思想僵化的狀態，跳出過去的圈子即既成模式想問題。”這種立場有什麼可挑剔的呢？我對這篇文章憑空獲得如此嚴重的指責只能表示驚愕不已﹗

由此我也意外地認識到，這時中央組織部的負責人竟也成了“意識形態”的掌門人之一，而那張或明或暗的“意識形態”羅網竟也罩到總書記的頭上了。不管怎麼說，1980年改革剛剛開始，關於如何對待上個世紀50年代建立起來的經濟體制的爭論也隨着開始了。不管願意不願意，我們已無可逃避地捲入到這場正在展開的爭論旋渦之中﹗在凝滯的空氣中，已經有隱隱的威脅，沉重的預感。

下面引胡耀邦的一段談話（雖是後來的事，但我要在此先引用一下）。1982年10月16日，胡耀邦因我請求離開黨校的事約我談話，組織部長也在座。我提到《理論動態》282期那篇文章的事。胡耀邦說（根據當時的談話記錄）：

並沒有給你們立案嘛﹗你們可以說清楚這件事，文章讓大家看。我看過這篇文章，絕不是針對陳雲同志的，沒有那回事。我不相信《理論動態》的同志會反對陳雲同志。小平同志後來也看了這篇文章，他並沒有表態。“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和中間，這種事可不少，從字裏行間找問題，從文字上進行猜測，教訓可不少啊﹗我們不能再幹這種事，不能隨便立案。說吳晗寫《海瑞罷官》是為了反對毛主席，這個案我當時就認為不能成立。

《理論動態》這個小刊物在撥亂反正期間曾得到過一個評語——“政治上強”（鄧小平語）。可是現在又從另一方面得到了另一個截然相反的評語“文德不好，不堪信任。”真相究竟如何？一個人有沒有“文德”，是否要以維護計劃經濟體制為標準？這個問題的是非曲直只好讓事實和歷史去說話了。

二十六﹑一場突如其來的運動

1982年4月，胡耀邦不知為什麼突然辭去了黨校職務，學校換了新校長。同年我也遇到一樁不愉快的事，那就是新上任的校長突然發動了一場針對包括我在內的幾個人的批判整肅運動。為此我在1982年12月寫信給總書記要求辭職離開黨校。離開黨校後，相當一段時間未對我安排工作，仍住在黨校宿舍（離黨校本部有一裏多路），因此和黨校同志仍有些聯繫。1983年上半年，突然發生了一件大事，即所謂“清除精神污染”的鬥爭。我已經離開了黨校，但黨校領導仍把我作為“清除”對象，在我不在場的情況下，他們專門組織了清查小組，清查我的所有講稿、講話及文章。這是完全照抄“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來而不往非禮也。既然如此，我也就不能不追溯一下往事了。

當時的運動被稱為“反自由化”鬥爭。“自由化”全稱“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是當年我們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時，蘇聯批評我們的一個詞。大概在1981年，我們把“反對和否定四項原則”的人也給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鄧小平關於思想路線問題的談話也提到“自由化”這個名詞，但鄧小平這樣說，其本意在於在“搞活、改革”的同時，在政治思想上把好關，防止西方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使社會主義穩住陣地。其意思大抵與當時有人提出“經濟上反‘左’，政治上防‘右’”的口號相似。然而，在當時部分領導人特別是分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人的頭腦中，卻把“自由化”定義為反對四項基本原則，並逐漸形成下面這樣一個公式：反對或否定四項基本原則=資產階級自由化=反黨反社會主義。這一提法或公式就為“左”的勢力所利用，他們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名，試圖將一部分改革的探索者（特別是敢於總結歷史經驗的人），打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行列。這次提出所謂“清除精神污染”即“反自由化”，其對象，主要針對經濟改革中出現的一些現象（如剝削）和在思想理論方面提出的一些新問題（如周揚提出的異化、人道主義問題）。這次反“自由化”導致領導層矛盾加劇，結果是總書記胡耀邦辭職下臺。

且從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說起。這次行動首先針對“搞活、改革”中發生的問題，然後批判“異化”、“人道主義”的提法。

中國在1956年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所謂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社會剝削現象。但是從80年代開始，農村改革勃興，人民公社制度土崩瓦解，農村興起了一種將集體土地分配到戶，以家庭承包責任制為中心，同時又有統一經營的新的農村體制。被束縛多年的農民的手腳放開了。農民手腳一放開，就像雨後春筍似的，在原社隊企業的基礎上出現了大批鄉鎮企業和一批小規模的私營企業，出現了私營商業和長途販運。這樣就又開始產生了某種雇工剝削現象和投機倒把行為。農村中的能工巧匠，有技術，自己幹不過來，請了幾個幫手，被雇的人心甘情願，說這樣大家都可以多得，沒有人來雇用，自己不會幹，就什麼也撈不到了。可有人說這就是雇工剝削，走資本主義道路。

一些人對此惶惶不安。社會主義竟然重新產生了雇工剝削現象，這還了得！他們認為這是“污染”社會主義，使社會主義變質的嚴重現象。於是頻繁派人下去調查鄉鎮企業和私營小企業及私人商業中的剝削現象，隨後“大事不好”的警報像雪片一樣飛來。中央領導人雖然提醒說對這種現象要“看一看”，要從搞活經濟角度耐心觀察分析，不宜大驚小怪。但是，一些人硬是製造聳人聽聞的輿論，非議叢起。

與此同時，在文化思想領域內出現了一些不健康的、灰色陰暗的東西。有些作品宣傳色情，甚至出現了淫穢書刊。在一些人中間，產生“一切向錢看”的傾向。這些不健康的傾向自然應當引起注意，及時加以清理，像後來的“掃黃”行動那樣（注意：“掃黃”行動為人民所歡迎，卻絲毫未引起社會震盪）。

此外，在理論界，在報刊上，有少數幾篇討論異化問題和人道主義的文章，這完全是另一類性質的問題。我已經說過，“文化大革命”這種極少見的現象，其腥風血雨遍及各領域，引起人們從多方面思考問題、總結經驗教訓，這絕不是一個《決議》所能夠代替，所能夠完全包括得了的。這一段歷史的種種現象將引起今後幾代人的深思。理論界提出異化問題和人道主義問題來討論，按照正常人的思維，是理所當然的。試問“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沒有權力異化及其他種種異化現象，人間何處才有異化現象？人道主義問題也是如此。當時，人們談論這些已是痛苦多於憤慨。

此時，中央黨校的同志私下告訴我，學校剛傳達了胡喬木的一個講話，其中有這樣兩句話：“資產階級正在捲土重來”，“資產階級自由化已占了主導地位”。我想，形勢果然已嚴重到這種程度了嗎？那時我離開了黨校，又無新的工作，就又像“文化大革命”時期一樣不再看文件、聽報告，只翻翻手頭的幾份報紙，聽到的消息也少了。但不久我終於得知，一場運動又來臨了。這場運動就是所謂“清除精神污染”，來勢相當兇猛。

中央的講話事先好像就有，但並沒有說要搞這樣聲勢浩大的運動。中央或書記處並沒有出面部署運動，只是由宣傳部門向下進行部署。唯一公開見諸報端的“清汙”動員報告，是中央黨校新上任的校長在南京的一次講話。

所謂“清除精神污染”宣佈後，引起了一片恐慌，因為誰也弄不清“清除”什麼，“清除”的界限在哪里。首先是農村和城市工商業界，以為改革搞錯了，又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了，“反右”又來臨了，紛紛準備退卻。中央見此情景，首先是萬里站出來說話：“農村改革沒有污染問題。”接着是趙紫陽講話：“經濟領域，包括經濟改革的理論探討，沒有自由化。”這樣一來，才算把經濟領域這一頭穩住了，使運動發動者實際上失去了他們原定的主要目標。

但是，“清汙”一直擴大到人民群眾生活的許多方面。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樣，一些純屬個人興趣愛好也被橫加干涉：一些歌被禁唱，一些電影、電視劇被禁演，裸體雕塑被砸碎。有些工廠門口站上崗，宣佈留長頭髮的、穿奇裝異服的男女工人不得入內。《暸望》週刊封面登了中國女體操運動員（世界冠軍）在高低杠上的動作照片，也被一些地方當做“黃色照片”收繳了。這股風同樣波及部隊，聽說有的連隊宣佈收繳“淫穢照片”，一些戰士把自己的姐姐、妹妹、未婚妻的照片也交上去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清汙”搞到這種程度，中央不能不出來宣佈收場。運動持續時間約達兩個月。1983年12月13日，胡耀邦接見團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區團委負責人，發表講話，說這次“清汙”由於一開始沒有劃清政策界限，所以“許多地方走了樣”。胡耀邦說了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走樣子的實質在什麼地方？就是有“左”的東西或者用守舊的觀點，用封建主義的觀點，去對付清除精神污染。這是萬里同志提出來的，我覺得他提得很對。一個“左”的東西，一個封建主義的東西。前天書記處會議上，楊尚昆同志說：我們許多東西一做起來就採用“文化大革命”中“破四舊”的辦法，造成了很大損失，把文物都橫掃了。“文化大革命”後，撥亂反正，已經過了五年，怎麼還搞“左”的東西，還有封建主義的東西！有封建主義思想的人對現代化、對現代世界各國的東西都看不慣，還要把社會生活拖到一百多年以前去，拖到封建秩序方面去。

一個“左”的東西，一個封建主義的東西，借着所謂“清汙”，又出現在人們眼前了﹗

眼見阻撓經濟改革的目的已經落空，“清汙”者索性全力對付周揚提出的異化問題和人道主義問題。這裏就暫把經濟問題放一放，且看他們在異化問題上是如何動作的，這也是中國文化思想領域的一景。

在中國思想界，首先提出異化問題的是周揚，不是別人。周揚不止一次提出異化問題和人道主義問題。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周揚就提出了“異化問題”，那是在一個工作報告中，這個工作報告經毛澤東親自審閱批准。“文化大革命”後，周揚和我都是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而且同在“社會科學界”組，這個組彙集了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界的名人，由周揚任組長，薛暮橋和我為副組長。就在這時，我請周揚在中央黨校作了一次報告，他在報告中又提出異化和人道主義這兩個問題（周的報告當時刊登在中央黨校校刊上）。1983年3月13日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紀念會召開，周揚發表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主題報告，這個報告又着重提出異化問題和人道主義問題。當時分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人就抓住這個問題做文章，他們把異化和人道主義看做是資產階級思想中骯髒的東西，展開了公開的批判。胡喬木專門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為他撰寫《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一書，批判周揚的觀點。此書於1984年1月正式出版。

周揚的文章直面“文化大革命”的實質，並由此出發進行分析與批判，但仍從根本上捍衛了社會主義制度。胡喬木的文章卻竭力回避我們剛經歷過的十年災難歷史及其悲慘教訓，好像一切都未曾發生過。馬克思主義理論還是照舊，人們還是在機械地背誦《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的那些話。胡喬木的大作，在一般意義上，也是馬克思主義語言或近似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對於資產階級抽象的人道主義、人性論的批評似乎也是對的，但是對於我國長期存在的封建法西斯主義、政治專制及運動中發生過的種種惡行的性質，卻避而不談。究竟這裏有沒有連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也不如的東西？封建法西斯主義是否也是一種權力異化現象？在胡喬木的書中，沒有留下一點點討論的余地。人文主義的口號提出後，人文主義和人道主義的關係就一直糾纏不清，現在胡喬木又提出作為世界觀、歷史觀的人文主義、人道主義和作為倫理道德觀的人文主義、人道主義兩個概念來，更加令人迷惑不解，而目的只是為了否定“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這個概念。究竟馬克思主義應不應當有自己的人道主義觀？1983年胡喬木等大談我們的社會已是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的時候，他對異化問題的看法也由此產生。但是他忘記了，即使是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也是有舊社會的痕跡存在的。

就說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否有自己的人道主義呢？這裏我們且引用馬克思自己說過的一段話。馬克思在《188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一書中說：“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14]這也算是對於共產主義人道主義的一種解釋吧？貫徹人道主義原則，不是要求別的，只是要求我們維護人類的最高利益並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注意：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目前也正遭受到嚴重的破壞與威脅）。

在這場批判中，有一件頗具諷刺意味的事必須在這裏提一下。胡喬木批判周揚的小冊子於1984年1月出版，同月26日（1984年春節）胡喬木寫了一首詩給周揚並致問候。其詩曰：

誰讓你逃出劍匣，

誰讓你割傷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從他手上流出，

也從我心頭流出，

就在同時。請原諒﹗

可鋒利不是過失。

傷口會癒合，

友情會保持。

雨後的陽光將照見大地更美了：

擁抱着一對戰士。

詩是好詩，韻律頗佳。我不知道周揚讀此詩是怎樣一種感受。但他確因這次被整而精神疲憊，最後病倒，鬱鬱而終。這不禁令人想起“臥龍弔孝”這出戲來。

在異化問題上，胡喬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為自己製造了一場鬧劇。他為了證明馬克思晚年自己已放棄了異化概念，竟拿1867年出版的德文版《資本論》第1卷和1872年馬克思獨自修訂出版的法文版《資本論》第1卷作對比，說前者有四處用了異化概念，而後者只有一處用了異化概念。但胡喬木卻沒有去查，經馬克思自己於1873年修訂的《資本論》（德文版第1卷第2版，以及恩格斯於1890年最後校訂的《資本論》德文版第1卷第4版），兩書提到異化概念的四個地方均保留不變。那麼，法文版《資本論》第一卷究竟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出版法文版《資本論》時，馬克思考慮到法國讀者可能對於德國哲學術語不熟悉，所以“異化”一詞只在一處使用，另三處改用含義完全相同的詞語（德文版《資本論》這樣做的地方也有好多處）。因此我們可以看出胡喬木在異化問題上顯然力不從心，以致把自己置於非常可笑的地步。這又不禁令人想起“蔣幹盜書”這出戲來！

至於這場運動波及到我，是背靠背的清查，我不知詳情。最後清查運動因群眾的抵制而草草收場，對我的清查據說也不了了之。我能夠說什麼呢？1989年我為山西《晉陽學刊》（1989年第2期）寫過一篇文章《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片斷》，其中提到這次遭遇，公開聲明我的態度，我說：

在這種場合，我的立場只能是這樣：什麼有權的人如果有興趣查我的東西是可以的，我如有錯誤言論（或曰“自由化”言論）自然歡迎批評，我自己對黨對人民負責，也要進行嚴格的自我批評；但如果沒有錯誤，或者按照黨章國法我有權在一些問題上說出自己與別人（任何權威人物）不同的觀點，若有人因此發表這樣那樣的讒言，或者造謠誣蔑說不倫不類的話，或者明裏不說暗中卻變着法兒整人，那就讓他們說去，讓他們整去，我也一句話不收回——這就是我的態度。除此之外，我別無選擇。共產黨人隱瞞自己的觀點或者毫不顧惜自己的獨立人格而看風使舵，是可恥的。

“清除精神污染”問題到此暫告一段落。現在再談1986年準備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

從1986年6月11日起，鄧小平接連就政治體制改革發表談話。他說：“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政治體制改革應作為改革的一個標誌⋯⋯1980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但沒有具體化，現在應提到日程上來。”[15]又說：“政治體制改革包括什麼內容，應該議一下。我想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義。改革的內容，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党如何領導，如何善於領導的問題。”[16]

最後，鄧小平將政治改革的內容概括成四句話：黨政分開，權力下放，精簡機構，提高效率。

鄧幾次講話後，《人民日報》重新刊登了鄧小平1980年8月關於《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

中央書記處遵上意，決定政治體制改革由趙紫陽具體負責，在1987年上半年7月以前寫出一個文件，講明改革的目標、方法、步驟等，經討論後逐步進行。趙於1986年受命草擬政改方案，即于當年8月、9月間，成立中央政改研討小組，由趙紫陽秘書負責，調集了一批年輕人，參與此事，為政改議論問題和設計藍圖；同時自上而下地設機構、鋪攤子，相繼有重點地在有關機關、高校機構設立政改研討小組。以當時中央黨校所設的研討小組為例，初時有100多人參加，奉命就民主、黨政分離等七個問題進行座談並撰寫文章；後來小組固定為十來個人，負責組織研討工作（“十三大”後研討小組定名為政改研究組）。1986年8月和9月後很短的時間裏，這些研討小組除進行正常研究和討論外，各單位各方面人員自由發表意見、寫文章，也有搞串聯的，造成一股奇怪的風潮。

當時，首先發現問題並且提出警告的，不是別人，正是胡耀邦。胡耀邦雖思想活躍，但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卻是一個穩健派。他在1986年9月28日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上，就政治體制改革問題講了一篇話，特別指出：

現在議論紛紛，許多議論並沒有講在點子上。這個那個研究單位，寫文章一寫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論信口開河。他們往往抓住一個什麼外來學說，就洋洋數千言、數萬言，把西方民主說得天花亂墜，離開了中國實際。當然，這裏我只是同你們通通氣，並不是要批評什麼人。按書記處分工，這件事由趙紫陽同志負責，用大約一年的時間將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計明年5月6月或7月初可以擬出一個文件，但是我們黨委還是要注意，不要讓那些人到處造空氣，造風潮，搞得人心不安。

胡耀邦這篇講話沒有引起人們（包括趙紫陽）的注意。而1985年以來又發生了物價上漲、腐敗現象滋長等問題，因此引起人們——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的不滿。引起了1986年年末的那場“學潮”運動。“學潮”從安徽科技大學開始，逐漸蔓延開來，導致一些大中城市的學生上街遊行請願。

當時的這場學潮被認定是由“資產階級自由化”引起的。能夠把這場學潮歸咎于胡耀邦嗎？事實剛好相反。在這場學潮發生之前，如前所說恰恰是胡耀邦首先向全黨發出警告。在學潮發生之後，又是胡耀邦首當其衝負責處理此事，他不“因禍福避趨之”，不臨危出走，在學潮期間，胡耀邦既不出門考察，更不出國訪問，而是不分晝夜駐守辦公室連續工作，直至說服學生回校，事態平息。

“學潮”平息之後，12月30日上午，中央少數人開了一個會，着重指責“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提到被稱為自由化分子的幾個人，指出對這些人決不能採取寬容態度，決不能縱容“自由化”。在聽了對“自由化”的嚴重指責之後，趙紫陽立即作出回應：“我們反自由化不力。”

1987年1月1日，胡耀邦正式向鄧小平提交辭呈。

後來的事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央開了一個小會，會上決定胡耀邦辭職下臺，由趙紫陽代理總書記職務，當時離“十三大”的召開只有幾個月時間了。

胡耀邦因學潮問題黯然下臺，此事在廣大青年學生中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滿和內疚感，他們覺得對不起胡耀邦，胡耀邦是完全無辜的。這種內疚感和同情心在他們心頭鬱結起來，揮之不去，不可避免地成為一種不祥之兆。

注釋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42卷，第120頁。

[15]《堅持改革、開放、搞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第378頁。

[16]《堅持改革、開放、搞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第384頁。

告別和留言

星月皎潔，明河在天。

四無人聲，聲在樹間。

——宋・歐陽修

二十七﹑我和楊獻珍的學術糾葛及其他

現在可以談我離開黨校的事了。

胡耀邦於1982年登上總書記高位後，出人意料地於4月間辭去了黨校的職務。上面提到，我亦於1982年12月離開了黨校（我在黨校工作的時間恰好是在黨的“十一大”和“十二大”之間，共五年）。我的離開經歷了一場不正常的運動（詳情見《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一書，這裏從略）。據說是上面有人下了“驅逐令”，罪名是“總的表現不好，不適宜在黨校工作”。這話顯然是接着前面所說“文德不好，不堪信任”那句話講的。運動中甚至有人建議將我的“十二大黨代表”撤銷（但中央未予理睬，我是在參加完這次黨代表大會後才離開黨校的）。但當黨校將我調職事上報書記處時，書記處卻決定我留任黨校，反將當時具體主持那場整人運動的教育長宋振庭撤職——中央辦公廳正式向我通報了這個決定。

我得知留任的消息時，面前立即浮現出一個人的影子，想起了1979年遇到的一件事。1979年理論工作務虛會結束後，書記處研究室一位同志找到我，談話中他向我建議：黨校是個是非之地，不可以久留，不如到研究室去，掛個副主任的名，寫你的文章。當時這位同志的地位並不高（後來則成了高官），他用這種口氣向我提出此建議顯然是奉命而來。我婉轉地將他的好意謝絕了，雖然我承認黨校確是個是非之地。現在經過了一場整肅，在下達“驅逐令”之後，卻又提出我留任黨校（我完全意識到出此主意的人是誰），這立刻使我想起了那件事和那個人。我明白這不過是一場“遊戲”：先邀請，後整肅，整肅之後又表示挽留，即整肅和安撫並施，以為用這種辦法可以馴服任何人——這真是太小看了天下士！

我決定辭職離開黨校。1982年10月14日，參加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完畢，我寫信給總書記，提出我請辭離開黨校的原因。胡耀邦於10月16日上午約我到中南海總書記辦公室談話（中央組織部部長在座），批准我的要求。但我的辭職要求顯然出乎他的意料，因此看起來他有些不悅（他顯然意識不到這裏面有一場“遊戲”）。他說了一些話，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我在黨校的工作。我只提出一個要求，我說我已過花甲之年，按年齡應當退下來，但由於黨校搞了一場運動，“惡名”在外，人們不明所以，所以覺得還有必要在一個適當的地方呆一段時間再退下來，這不算是戀棧。胡耀邦同意了我的意見，指定由中組部另行安排工作。

我對黨校確無留戀之情。合則留，不合則去。但在告別之際，我想我還應當就我和楊獻珍個人之間的糾葛，我所瞭解的黨校歷史上在思想理論方面進行的“惡鬥”，談談我的看法和意見，這或許是必要的。

我同楊獻珍的學術糾葛，起因於1977年下半年我在黨校講“哲學上兩條戰線的鬥爭”時，將楊獻珍作為中國哲學界機械唯物論的代表。前已說明，這樣做在政治上是不恰當的，作為學術問題討論亦非時機。這篇講話公開發表於1978年第1期《哲學研究》雜誌上，後來又收入我的一本論文集。所以，就爭論的發生說，首先要歸咎於我。

楊獻珍1978年從流放地回到北京，1979年1月起接連向《哲學研究》編輯部寫了三封信，用語尖銳。編輯部感到棘手，於1月12日將楊信抄件寄給我。同月24日我復信編輯部請他們代向楊致歉，並請他們將我下面這段話轉告楊獻珍：“我的文章歡迎批評。有的已可看出是錯誤，如把楊老的哲學思想在政治上無限上綱。至於學術問題當然可以討論，不過也不必着急，現在楊老休養身體要緊。”這是我寫在信上的話，編輯部告我此信已送楊看過。1979年《哲學研究》第3期開始連續刊登楊獻珍責問我的三封信。

1981年3月8日，我在有5000多人的黨校講課時，又一次就此事作了公開的自我批評。我說：“1979年下半年，也是在這個講臺上，我在一次講話中提到楊獻珍同志的哲學思想時，沿用了1964年以來的某些過頭提法，將哲學問題上綱上線。學術問題當然可以討論，上綱上線則不對。”這篇自我批評講話公開刊登在中央黨校校刊上。

但是，楊獻珍不肯甘休。他除了將發表在《哲學研究》的三封信收入他的《我的哲學罪案》一書外，還在不同場合向我提出責問，並問我為什麼一直不做答復。於是我在1982年3月23日第一次寫信，刊登在《哲學研究》1982年第5期上。我說：“我未即複，是認為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還是暫時冷卻一段的好。”我又說：“我那本出版於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小書是準備修訂的，其中，在已經逝去了歷史條件下的某些政治上的提法要修正，至於學術觀點尤其是爭論中的學術觀點則無須更動，我也無權更動了。”楊獻珍畢竟是老前輩，我的用語是和解的。

有關思維和存在同一性的爭論，始終是楊獻珍的一塊心病。楊獻珍否認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並為此嚴厲批評艾思奇的思維和存在同一性論。但現在他不承認他否認過思維和存在之間的同一性，要別人拿出證據來證明他在什麼地方有過這種說法。於是我在1982年6月15日寫第二封信答復楊獻珍，此信刊登在《哲學研究》1982年第7期上。

1982年胡耀邦卸職，中央黨校校長易人。1982年6月新校長在中央黨校發動一場運動時，我正在家養病，並不知道搞運動的事，第二封信正是在這個時候寫的。事後得知，這時楊獻珍寫信給校長就“教學人員素質”問題提出建議，說：“不能讓那些心術不正、品質惡劣、言行不符、缺乏覺悟的人擔任教員。”這顯然是為一場即將來臨的整人運動作鋪墊。不久，楊再寫信給校長，提出他對目前黨校狀況的看法：1977年以後的黨校（指“文化大革命”後重新恢復黨校、胡耀邦主政時期）“一直是康生的陰魂不散，直到1982年6月換了校長，學校才得到了新生”。並作詩一首，說這樣一來《理論動態》可謂“圖窮匕首現”。

我對於楊獻珍這位老革命家竟能夠說出像“1977年以後的黨校一直是康生的陰魂不散，直到1982年6月換了校長，學校才得到了新生”這樣的話來，如此顛倒是非，實在深為惋惜。

我發了第二封信後，楊獻珍于同年10月16日再發一信——這是他的第四封信了，登在《哲學研究》1983年第1期。繼續要我拿出確鑿的證據來證明他究竟在什麼地方講過思維和存在沒有同一性，雖然我的第二封信已經回答他這個問題（為了照顧楊的聲譽，我在這封信中所用的材料還是留有余地的）。

對楊的第四封信我沒有立即作複，照楊獻珍的說法——又“冷了下來”。直到1985年12月，我離開黨校後的第三年，才寫第三封復信。這一次我覺得應當將該說的話說出來，包括我所瞭解的中央黨校歷史上某些“惡鬥”事件的事實真相。我知道此信的分量，因此將信一式三份，在1986年4月分送中央書記處、中央宣傳部、《哲學研究》編輯部。《哲學研究》編輯部當然要看上邊的表態，不敢貿然發表。直到1986年年中，我才得知總書記在我送給他的這封信上寫了幾句話，然後將信轉給了中央宣傳部。

總書記的批語寫於1986年7月27日，原文如下：

轉中宣部同志一閱。中宣部有一二位同志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似乎也有點好處。至於《哲學研究》發表不發表這樣的爭論文章，我是一點不介入的。黨內同志對待歷史上的某個爭論，如果當面說清，從此不再糾纏，當然很好，但對一些同志來說，也很難。因此我也無能多說。

這樣，我的第三封信自然被壓下了。

兩年後有人向我建議，是否可以找個適當的地方將信發表，以澄清事實。我說，當我寫此信時楊的身體還好，有討論問題的能力，現在聽說他病勢趨重，信就不發了吧。這樣，這第三封信就一直壓在我的書櫃裏。

現在，楊獻珍已經作古，我也到了風燭飄搖之年。往事已矣，學案尚存。其中是非，倘若後人有興趣，就讓後人去尋覓吧！

但我在這裏要說的還不只是這件事。就歷史上學術界與楊獻珍的“三次論戰”（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基礎問題、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合二而一問題）來說，我都未曾直接參與。我只想憑藉我在黨校工作期間的直接觀察，試圖弄清楚中央黨校究竟怎樣一度成為政治思想理論方面的一個“惡鬥”之地，原因究竟在哪里？其中尤其關於楊獻珍與艾思奇的爭論，外界傳聞最多，誤解也最多（費正清主編、劍橋大學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6）》，對於中共中央黨校糾紛的敍述，就嚴重失實）。

從延安整風起，黨校以“實事求是”作為自己的校訓，領導作風還是比較好的。解放後易名為馬克思列寧學院，由劉少奇兼任院長（時間不長），凱豐、李卓然、陳伯達相繼擔任過副院長或院長。楊獻珍是由陳伯達推薦為學院的教育長的，陳伯達將學院的行政工作交給了他。康生很早便插手黨校事務（一說是中央委託他照管黨校），康生的老婆曹軼歐也曾在黨校工作過，康生與黨校的關係因此更加密切。學院于1955年與華北革命大學合併，始複名為中央黨校。1956年楊獻珍赴蘇聯考察歸來，正式任中央黨校校長。這時陳伯達離開了黨校，康生進一步直接插手黨校事務。在1959年“反右傾”之前，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軼歐是一直支持楊獻珍的。

康生和楊獻珍（特別是自楊考察蘇聯回來後）一起，全盤接受斯大林、日丹諾夫的思想方針，在這方面他們完全一致。日丹諾夫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蘇共意識形態的主要負責人，他的思想方針就是在各個領域，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包括自然科學領域，不斷進行批判鬥爭，不允許自由研究和自由討論，專橫、武斷，動輒將學術問題上綱上線，也就是以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為綱。日丹諾夫雖於1948年去世，但他的影響根深蒂固。蘇聯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即克格勃）也參與學術領域的鎮壓，將不同學術觀點上升為不同政見，然後加上“右派分子”、“奸細”、“西方走狗”、“蘇聯現實的詆毀者”等罪名，將他們的名字錄入報刊秘密檢查總局的“黑名單”，從此他們的任何作品都不能發表。1947年蘇聯召開了一次哲學史討論會，日丹諾夫嚴厲批判了亞歷山大洛夫的《西歐哲學史》，說它犯了“客觀主義”的錯誤，成為“資產階級哲學史家的俘虜”。就在這個會上，他提出了所謂“哲學史是唯物論和唯心論鬥爭並戰勝唯心論的歷史”，必須從各個時代的階級鬥爭去考慮每個哲學體系和哲學思想上的鬥爭。這樣，他對歐洲哲學史上絕大多數哲學家作了否定的評價，特別對於黑格爾，說黑格爾是“對法國革命和法國唯物論的貴族反動”。當時，中共中央黨校大力提倡向蘇聯學習，日丹諾夫的這篇講話就成為黨校哲學教學和哲學研究的“經典”。楊獻珍的哲學思想，尤其是他的哲學上兩條路線鬥爭的思想，即來源於此。楊獻珍的《什麼是唯物主義》一書，是這種思想的充分表現。加上50年代黨內“左”的傾向日益抬頭，提倡“思想領先”、“批判開路”，加強思想控制。這一切成為黨校的辦學方針和思想理論指導方針（與蘇聯不同的是，中國的國家安全部未曾插手學術界的事，一般情況下中國用的是“群眾運動”、“大批判”的手段）。

與延安時期一度提倡過的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針不同，中央黨校強調一字一句地學習馬列原著，要求教員只做原著輔導，有人一輩子只能學習一本原著，甚至只是半本原著。這種刻板學習原著的方針，不是把原著當做研究的對象，從中找到正確的精神和方法，而是將原著作為膜拜的對象，變成頑固不化的教條主義。這種方針只適於培養一批“原教旨主義者”，完全不可能造就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這顯然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一種倒退。

馬列學院初期，受聘學院的蘇聯學者專家成為教學上的主力，也是偶像，他們的地位神聖不可侵犯。凡是中國的學者講課偏離蘇聯專家的講稿講的，“有理無理三扁擔”。學院最初擁有中國自己的一批有名望的學者，如艾思奇（哲學教研室主任）、張如心（黨史教研室主任，長征幹部）、周文（秘書長，30年代左翼文壇領導人之一）、何其芳（文史教研室主任）、郭大力（經濟學教研室主任）等，還有幾個較有修養的老經濟學家。蘇聯專家逐漸撤走後，中國學者主講某些課程，由於觀點不同，加上政治運動紛至沓來，矛盾逐漸上升。學術上則體現為艾思奇和楊獻珍之爭，他們兩個人都是講授哲學的，可謂針鋒相對。楊獻珍側重於闡述一般唯物主義原理，很少講辯證法，他除了抱住日丹諾夫講話不放，就只推崇列寧的《唯物論和經驗批判論》一書，把它看做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要寶庫和唯一來源，而很少顧及其他。艾思奇似乎對只是輔導原著興趣不大，他自編講義，講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他自編的講義在社會上流傳很廣。楊、艾兩人的哲學思想和教學方法都不相同，矛盾和衝突在所難免。

除楊、艾矛盾外，更有其他的鬥爭。首先是周文，“三反”“五反”時期，楊獻珍指責周文有錯誤，再三逼他作檢討，周憤而斃命。周文死後不久，何其芳也離開了學校。1956年楊獻珍又批判張如心。張如心是長征幹部，擔任過毛澤東的秘書，當時負責黨史教學，但他也涉足《實踐論》、《矛盾論》的研究，並寫了幾本小冊子。張如心受批判，“罪狀”有三條：（1）蘇聯出版《名人傳》，張如心自寫小傳，想收入《名人傳》中。此外，在蘇聯出書，均未經楊獻珍審閱，未取得楊的同意；（2）張如心有一次僅以幾塊蛋糕宴請蘇聯專家，楊認為這是對蘇聯專家的大不敬；（3）張如心鬧離婚，想再娶一個年輕女子。張因此受批判，被撤銷黨內一切職務，被派到上海某工廠去當一名廠長。張如心的案例使其他學者為之寒心，紛紛離開黨校。當然有的是組織正常調動。有一位我認識的老經濟學家一直掛名在中央宣傳部，無事可做。

老實留在黨校授課的艾思奇，一直為陳伯達、楊獻珍所不容。艾思奇在黨內的地位和權勢當然遠遠不如陳伯達，但他在哲學界的名望卻要高過陳伯達，自然也高過楊獻珍。艾思奇1937年抵達延安時年僅27歲，毛澤東慕其名，經常約他到自己住處談話，毛澤東讀艾的著作所做的筆記也拿來示人。毛澤東評價艾思奇“是一個真正的好人，好就好在老實忠厚，誠心誠意做學問”。這些，都受到陳伯達和楊獻珍的妒恨，他們為此更容不得艾思奇。楊獻珍將艾思奇作為他的“哲學上兩條路線鬥爭”的對象。奇怪的是，陳、楊兩人竟聯合起來在艾思奇青年時期所寫的《大眾哲學》一書上大做文章。

艾思奇1935年出版的《大眾哲學》一書，是一部通俗哲學論文的結集，作者那時只有24歲。這本書在闡述上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及幼稚之處自然難免。但這本書的出版在當時全國青年中引起了強烈反響，許多青年在它的影響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很長一個時期，馬克思主義著作在國民黨統治區打不開銷路，唯獨《大眾哲學》從1935年至1948年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印行了32版，可見它在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面的重大貢獻。可是陳伯達和楊獻珍又是怎樣對待這本書的呢？

楊獻珍1966年7月1日（“文化大革命”初期）給黨校負責人所寫的申訴材料中有這樣一段話：“在馬列學院時，陳伯達同志有一次告訴我說，艾思奇這個人懶得很，艾思奇思想懶惰，從不肯花費精力勞動，只靠一本書吃飯。陳伯達還說過一個故事，他說，有一次有幾個同志在一起談天，談到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陳伯達同志說，閉着眼睛，隨便把《大眾哲學》翻開哪一頁，就可以在上邊找到許多錯誤。別的人還以為陳伯達同志說得太挖苦了，陳伯達同志說，你們不相信，可以當面試一試。於是我找了一本《大眾哲學》，隨便一翻，翻出的那地方，就是講什麼宇宙的事物分作兩大類云云，錯誤百出。這就是陳伯達同志對艾思奇的哲學水平的評價。”

感謝楊獻珍，他老人家無意中為我們留下了一份對於瞭解黨校“惡鬥”情況頗有啟示性的背景材料。

“文化大革命”前楊、艾之爭，艾思奇被整主要有兩次：一次是陳伯達與楊獻珍聯手整艾；一次是楊獻珍與康生聯手整艾。楊獻珍也被整兩次：一次是“反右傾”時，另一次是批“合二而一”論。這兩次整楊都由黨中央、毛澤東出面，康生是主要執行者（從此康、楊分手）。艾思奇在兩次整楊中都不過參加批判而已。有意思的是，這四次批判，被批判者都是正確的，批判者則站在錯誤的立場上。

先說兩次整艾事件。

艾思奇第一次被整是在1953年，緣于艾在授課中講的兩個觀點：一個是艾思奇在講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關係時，以中國革命產生自己的領袖為例，說中國革命要產生自己的領袖是必然的，但這個領袖是毛澤東而不是別人則具有偶然性；另一個是，艾講矛盾論，說中國革命和十月革命也有矛盾，因為兩者儘管都是暴力革命，但道路是不同的。艾思奇所講的這兩個觀點被楊獻珍批判為“非常荒謬的錯誤”，由此引發對於艾思奇的教學工作和理論工作的全面檢查與批判，說他“幾乎從來沒有認真研究過一個實際問題，同時也很少切實地鑽研過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這可說是典型的斯大林、日丹諾夫式的批判！這次批判還鄭重其事地以院黨委的名義向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寫了報告。為什麼要報告給毛澤東本人呢？其用意看來也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關於出現偉大人物（或領袖）是必然的，恰巧某個偉大人物（例如毛澤東）在一定時間出現於中國，這是一種偶然現象——這樣的觀點難道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常識？為什麼是“非常荒謬的錯誤”呢？說中國革命的道路是農村包圍城市，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則是首先奪取城市，兩者不同。把這種“不同”用哲學語言表述為“也有矛盾”，用語即使不很妥當，也算不上是什麼錯誤，更談不上“非常荒謬”。這種批判竟出自一位“大理論家”之口，實在令人詫異。

尤其令人詫異的是，這次遞交中央的批判報告竟然用了大量的篇幅批判艾思奇《大眾哲學》一書，據說目的是為了制止這本書的修訂出版。這種事如果不是深得日丹諾夫心傳的人，是決然做不出來的。

至於艾思奇的第二次被整，是在1956年，這時楊獻珍已當上了中央黨校校長。挨整緣由是，艾思奇在一次講課中肯定了思維和存在兩者具有同一性的命題。這當然觸犯了楊獻珍的“唯物論”。承認思維和存在兩者具有同一性，在楊獻珍看來是十足的黑格爾式的唯心主義囈語。正像楊獻珍後來自己所說的，他不認為能夠“把矛盾的同一性原理應用到思維和存在的關係這個哲學根本問題上”。他要求艾思奇放棄這一觀點，但是艾思奇（還有哲學教研室一位老資格教員，名叫陳仲平）拒絕放棄自己的觀點。正在僵持之中，1957年“反右派”鬥爭來臨了。其時艾思奇正在青島養病，病尚未痊癒，就被召回北京參加運動。艾思奇回京不到十天，在楊獻珍的組織動員下，就有人給艾思奇貼出了近200張大字報，還開了幾次批判會。批判中竟然說，肯定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是右派觀點、右派言論（據當時參加批判和貼大字報的人親口告訴我，當時他們對此也感到十分吃驚，但是無可奈何）。為此，艾思奇幾乎被扣上右派帽子，大概是因為艾思奇畢竟頗負盛名，楊獻珍有所顧忌，最後沒有給他扣上右派的帽子，只決定下放鍛煉。但為儆效尤起見，把那位堅持自己學術觀點的老資格教員扣上了右派的帽子，下放勞動20多年。以上做法都是經康生同意的。

雖然這場爭論暫時偃旗息鼓，但問題並未解決。1958年夏天，陳伯達突然告訴楊獻珍，說蘇聯出版的《哲學辭典》關於“同一性”的條目，是反對毛主席的，是濫用黑格爾哲學觀點的胡言亂語，授意楊獻珍撰文批判。這一下正迎合楊獻珍之意，他很快寫成了論文《略論兩種範疇的同一性》，不指名地批判了艾思奇的觀點，寄給《紅旗》雜誌。《紅旗》雜誌副總編輯胡繩也是一位哲學家，他不同意這篇文章的觀點，並且向康生談及，康生向毛澤東請示，不想毛澤東不假思索地回答：“思維和存在當然有同一性。”這樣，楊獻珍的文章就被壓下，康生也不再插手這個問題，陳伯達更是噤若寒蟬。

1959年夏，我調到《紅旗》雜誌社工作，主管學術方面的稿件。一次胡繩談起這件事，說是否可以請王若水寫一篇正面論述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思維和存在同一性的文章，說王若水對黑格爾哲學較有研究。這是我第一次和王若水打交道。王若水的文章《關於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發表在《紅旗》1960年第11期。文章發表後，不但黨校的人感到震動，整個哲學界都對這個問題產生了興趣，紛紛撰文討論，艾思奇也發表了兩篇論文。但所有文章都不指名道姓，只是正面闡述自己的觀點。這是一場真正的學術討論。這場討論對於提高人們的哲學思維水平，特別對於唯物辯證地瞭解哲學基本問題，克服在哲學基本問題上存在的機械唯物論傾向，有極大幫助。

懾于毛澤東的意見，楊獻珍不敢正面表示異議，但也不甘屈服，於是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在學術史上少見的獨特怪異的論點：他肯定“思維和存在有同一性”，但是否認“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他說這是兩個不同的命題，前一個命題是“毛澤東同志獨立地前無古人地提出來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未提過，所以應該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大書特書，用金字記載下來”（楊獻珍語），而後一個命題則始終是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囈語。

天下事真是無奇不有。在楊獻珍那裏，思維和存在所具有的同一性，竟不是“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無怪一向對楊獻珍深表同情的一位日本評論家說，撰寫《略論兩種範疇的同一性》一文，是楊獻珍“理論上的悲劇”。

楊獻珍是一位自尊心極強同時又自信到偏執程度的人，他在學術上遭此挫折，在他一生中從未有過。從此，艾思奇被他視為“不共戴天”的對手，連毛澤東在他心目中也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同時，楊獻珍畢竟是一個唯物論者，是一個堅定的唯物論者。因此，當1959年下半年“大躍進”的錯誤已明白地顯露出來的時候，楊獻珍情不自禁地採取了批判的態度。但他還是小心謹慎地披露他的不滿情緒。他在兩個學員班上的講話，直接指出“大躍進”中大刮“五風”，是“十足的唯意志論”，“是99%的浪漫主義”，還說了其他一些諷刺挖苦的話，這是楊獻珍講話的特點。但是出乎楊獻珍的意料，很快，這兩個講話記錄稿就落到了中央手裏。1959年下半年廬山會議後，全黨開展了激烈的反右傾鬥爭，楊獻珍在這場鬥爭中受到了嚴重的批判（在康生主持下）。這一次楊獻珍是站在正確的立場上，受到了錯誤的批判和處理。1960年楊獻珍被撤銷中央黨校校長職務，降為副校長，只教書不管事。接任校長的先是王從吾，後是林楓。

林楓任內，大概在1963年或1964年初，楊獻珍在授課中借用方以智在《東西均》一書中提出的“合二而一”命題，作了自己的一些發揮。這個命題顯然十分敏感，因為當時毛澤東正以“一分為二”的哲學命題作為“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根據，楊獻珍卻於此時提出“合二而一”的命題來。當康生向毛澤東彙報這個問題時，毛澤東立即說：“這是反對我的。”1964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楊獻珍的副校長職務並調離黨校（原定調出北京，因林楓說情，才留在北京，任哲學研究所副所長），並決定在全國範圍內發動批判“合二而一”。這場鬥爭毛澤東也親自加入，這個問題前面已經提及，不再贅言。

楊獻珍是在接受大會批判後離開黨校的。大會批判的總發言人是當時已調任《紅旗》副總編輯仍兼黨校副校長的范若愚。範若愚在大會上整整批楊兩天。而范原是楊獻珍一手提拔起來的得力幹部。

“合二而一論”的文字批判其實是草草收場，因為楊獻珍問題已得到處理。不久“四清”也告一段落，“文化大革命”即將來臨。

楊獻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難，主要是1967年以後。他被誣陷為叛徒，身陷囹圄。在此以前的1967年7月1日，他還寫了一份長長的申訴材料，糾纏過去的糾紛，包括學術爭論，不少地方仍是針對艾思奇的。這份《申訴》材料至今還保存着（楊獻珍在他的《我的哲學罪案》一書中所刊載的，只是原文的一部分）。但是，那時無論造反派也好，陳伯達、康生也好，對此已毫無興趣，他們完全不關心楊獻珍有什麼“哲學罪案”，而是專心于敲定楊獻珍等人的“叛徒罪案”（即“六十一人”的冤案）。所以楊獻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直至身陷囹圄，並不是由於學術問題、哲學問題造成的，而是在別的問題上遭人誣陷。

楊獻珍是一位老革命家，黨內有聲望的教育家，他勤奮好學能文章，過去有過光榮的監獄鬥爭史。如前所述，他在“大躍進”時期還表現出反對唯心主義的勇氣，這些都應當肯定，應當受到人們的敬重。楊獻珍通過政治上的平反恢復了名譽，包括他作為一個哲學教育家的聲譽，以高齡之年重新為黨盡力，再度闡述他的哲學見解，這些我們都應當為之慶倖，為之高興。

但是楊獻珍在獲得平反後，對以往的人事糾紛和學術爭論仍耿耿於懷，無法忘記個人恩怨。對那些過去同自己有過不愉快關係的人、批評過自己的人，特別是對於艾思奇，有過過激反應。例如楊獻珍在1981年出版的《我的哲學罪案》一書中點名批判甚至謾駡艾思奇的地方就達170處之多，甚至說了艾思奇“已經把自己的名字和屍體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永世不能刮去”這樣的話，實在太過分。這些自然讓人感到震驚。但這是楊獻珍的性格，同時顧及他高齡之年承受的嚴重迫害，他的這種心情是可以體諒的。真正使人感到遺憾的不是這些，而是楊獻珍在經歷“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災難之後，在他從奇冤中脫身後，卻沒有能夠跳出個人恩怨的牢籠，從大局着眼，為事業着想，認真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進而檢查歷史上黨校教育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思想理論上的經驗教訓。學術是非的爭論固然重要，但是對於一個領導者來說，弄清指導方針上的是非，總結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尤為重要。可惜楊獻珍沒有能夠利用他獲得平反後的珍貴時間，把自己的認識提高到這個水平，從而對黨的理論事業作出必要的貢獻，這是一種缺憾。

我在黨校工作的時間不過五年，而離開黨校至今已有幾十年了。這幾十年中我們經歷了巨大的變化，經歷了巨大的挫折。首先是我們國家正在進行改革，接着又是蘇聯社會主義的崩潰。社會主義聲譽大跌，馬克思主義也被人嘲笑，認為必成絕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將過去非正常歲月和鬥爭中所積累起來的是非恩怨徹底拋諸腦後，認真總結歷史教訓，拋棄積怨與糾紛，共同致力於恢復馬克思學說的本來面目；從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這一馬克思主義的根本點出發，重新開闢繼承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新途徑，為我們的新社會主義提供理論基礎，恢復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本來面目，決不能墮落為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這就是我最後想說的話。

最後的晤談

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其道德的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後者，它們取決於品格的程度，也遠遠超過通常人們所認為的那樣。

——愛因斯坦

二十八﹑賦閑且讀書

1983年是我國全面開啟改革大門的一年。我在1983年離開黨校，1985年7月到另一個單位任職，其間投閒置散整整兩年零八個月。這是托那位“善解上意”的組織部長之福，他不顧在總書記面前許下的諾言，再賞賜給我三年“靠邊站”的時光。其實，賦閑雖不能做事，但卻可以獲得一種自由：多讀書和思考問題。這三年我確實讀了一些書，古的、今的，為1990離休以後寫書作了準備。

離開黨校後我的住處沒有搬遷，還是住在離黨校一公里之遙的一幢小樓裏，那裏環境幽靜，離頤和園這座皇家園林不遠，每天早晨可以步行到附近爬山鍛煉，眺望那剛修繕好的排雲殿和霧氣濛濛的昆明湖。我也常攀登排雲殿高處，在那裏看遠山雲影變幻和一環湖水，那是遊人釣魚處。此時心曠神怡，忘掉人間瑣事。偶爾也會想起一位名人的句子：“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望天空雲卷雲舒。”此佳句也，撰者為畫家劉海粟其實這是從清代康熙為一位退休的文華殿大學士張英的一座草堂所題的一副聯句改寫而成，原句為：“白鳥忘機，看天外雲舒雲卷；青山不老，任庭前花開花落”）。但就整個頤和園來說，前山雖然宏偉開闊，可以領略湖光山色，卻未免帶點俗氣，頤和園的精華還在後山。所以，我每次都要從前山繞到後山，在那裏有僻靜處可以靜心讀書。

同整個北京城一樣，如今頤和園的自然風景已大不如前。舊北京城的建築堪稱世界奇景之一，但早已在“工業化”名義下消失無蹤。先是紫禁城這個中心被改為機關辦公地，於是全城佈局皆變，真是“舊貌換新顏”。可是，在世界建築史上，從此留下了一個天大的遺憾。

頤和園有許多故事。有不少名人在這裏住過，也有名人在這裏告別人世，如大史學家王國維就是。民國十六年（1927年）王國維自沉於昆明湖，年僅50歲。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這本名著我讀過，獨服其“詞以境界為最上”之說。我對王國維自沉的史實並不太瞭解。當時無事，就去翻閱有關史料。王國維是入民國後中國新史學的開山人物，陳寅恪等繼之，然後郭沫若又別開生面。王氏曾東遊日本，又曾研究過西方的文學、哲學，加之王氏見到的地下史料如甲骨文、漢簡等為前人所未見。所以王氏雖繼承乾嘉史學，但遠非乾嘉諸老可比，其學識已由舊入新，又主張維護中國文化特性。曾為末代皇帝溥儀師，在“上書房行走”。對於王氏自沉的原因，史學家陳寅恪曾有以下分析：王氏覺軍閥混戰的民國還不如晚清的政局，變法維新雖好，但清廷坐失時機，以致傾覆，社會制度既變，其原有的思想便無所依恃，因而不得不死。王國維死時，陳寅恪曾撰挽聯，茲錄之於下：

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余剩水殘山留與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籤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

下聯指王氏遺言托陳寅恪整理其書籍文稿。由舊入新，總不免會有種種悲喜劇演出。康有為、嚴複也是此類人物。我的宿舍離新工作單位不遠，步行一小時即可到達。安步當車，環顧四周景色，也常想及今之由舊入新者較之彼時又另有一種表現。現時的舊東西較之過去的要頑強得多，因為現時的教條主義權威要超過乾嘉之學。

新的工作單位中央社會主義學院，被稱為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合辦的高等學府，我在那裏掛一個副院長的頭銜。這個學院創辦於1955年，從創辦至我到任，學院一直屬全國政協常委會領導，這是順理成章的事。學院第一屆領導成員：院長是吳玉章（中共），副院長是邵力子（民革）、楊明軒（民盟）、聶真（中共）、千家駒（無黨派）等。人選也是適當的，體現了這個學院的性質。“反右派”後，學校的統一戰線運作基本上陷於癱瘓。“文化大革命”中停辦。我去的時候正處於恢復重建階段。到任不久，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領導關係突然改變，學院脫離了全國政協而歸屬中共中央統戰部領導。這樣，實際改變了學院的性質。其時，學院正在恢復中，尚無自己的校舍，只借用中央軍事學院（國防大學前身）的房子，臨時開辦幾期民主黨派幹部訓練班。我無事可做，偶爾講幾次話，總難免有一種類似“發配滄州道”之感。但畢竟時代已經進步，我離開黨校後，除有時寫信外，和胡耀邦沒有直接見過面。到了1987年1月，突然聽說胡耀邦已辭職下臺。報紙有“公報”，人們有傳言。人們的傳言大抵對胡耀邦“搞自由化”罪名打問號。對我來說，胡耀邦辭職並非偶然，前面說過，他自己也曾不止一次有此表示，所以我並不感到驚訝。我感到不解的是批准辭職的時機離“十三大”竟如此之近。但辭職是胡耀邦自己提出來的，也就怪不得別人了。

在我看來，胡耀邦的“上臺”就預示着他的“下臺”。根本的原因在於當時形成的領導格局。我在一個地方對於領導格局曾講過下面這樣一段話：粉碎“四人幫”後基本上克服了“兩個凡是”的阻力，確立了新的領導方針，鄧小平理所當然地成為主導中國局勢的核心人物。就當時的情況說，在組織中央領導班子方面可供選擇的主要有三策：一是由鄧小平出任党主席或總書記（哪怕只任一屆也行），比較年輕一點的人為輔，然後在適當時候再改由輔助者主政，這是上策。這有利於用鄧小平的威望直接處理改革中的難題，尤其是處理老一輩人退休的難題，當然也有利於全黨的統一和局勢的穩定。二是繼續維持由華國鋒為首的中央領導班子，幫助其改變方針政策。有人提出過這種意見。但這是下策，因為這樣做容易使“文化大革命”的殘余難以肅清。三是立即由比較年輕一點的人主政，鄧小平等老一輩少數人（不超過三五人）為中央顧問，顧問不擔任現職。這是中策。這樣做雖然方向正確，但依照中國的狀況，為時未免早了一點。後來實際出現的領導格局，實際上是中上策混而用之。鄧小平不同意由他出任党主席或總書記，而讓兩位比較年輕一點的人直接站上領導第一線——胡耀邦為党的總書記，趙紫陽為國務院總理。同時，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老一輩仍身居要職（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為：胡耀邦、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這樣的領導格局，使倉促上臺主政的較年輕的領導人在工作中不免縮手縮腳，“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難以真正發揮主政的責任，反而容易產生種種矛盾，工作上遭遇諸多困難。

後來我們終於看到胡耀邦辭職下臺了。

胡耀邦的辭職，其原因，除了受制于上述領導格局外，就胡耀邦本身而言，也有其弱點在。胡耀邦立於改革開放的潮頭，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尤其傾全力平反大量冤假錯案，深獲民心黨心，名重一時。然當其登上總書記高位，其弱點和無奈也逐漸暴露出來。古人所謂“一將之智有余，萬乘之才不足”，這話似也可適用于胡耀邦。後者主要表現為：有開創新局面之雄心，卻無掌控全局之能力。在上述領導格局下，逐漸地權力無聲無息地從他手中消失。黨的組織工作、宣傳工作，他都管不了了。說來奇怪，就連書記處本身的政策研究室，他也管不了了。研究室的工作乃至其主任的任免權也不在書記處手裏。胡耀邦能以赤子之心與人為善，卻不能察覺別人對自己所施展的政治權謀及手段，也不警惕“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的官場習俗。一個在政治謀略上缺乏足夠攻防能力的政治家，只心存仁厚，卻身無盔甲，不可能成就為一個強大的政治家。在用人上，胡耀邦和鄧小平的“不換思想就走人”的強勢不同，用的卻是“只換思想不換人”。但在當時那種不同思想激烈交鋒的情況下，真正“換思想”又談何容易﹗結果，胡的寬容倒增加了一些人向他下手的機會（而這些人中有不少正是胡把他們從冤案中解脫出來的）。誠然，胡耀邦用人並非沒有弱點，單就黨校來說，安子文去世後，所托就非合適之人，不但擾亂了黨校的人事，而且降低了黨校應有的規格，招來不少麻煩。用人不當，最後為人所乘。在工作方面，那時，黨已把經濟建設列為工作首位，而胡耀邦對具體的經濟事務較為生疏。在經濟工作的爭論中，為了實現在一定時期內使經濟增長達到“翻兩番”的既定目標，他主張加快經濟發展速度，爭取年增長率達7%以上，而反對“保四爭五”的老做法。受到不少領導人的非議和反對，說胡搞“新冒進”。但後來事實證明胡耀邦的主張是正確的，今天我們可以說，胡耀邦對於推動創造今天為世人所稱道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是有貢獻的。但他在具體經濟問題上發言過多，有的難免不合實際或難以辦到，或者超越了政府有關部門，未經這些部門討論就直接作出決定，這就難免授人以柄，甚至有人以此挑撥胡耀邦與老一輩領導人之間的關係，為此招來了一些誤解與壓力。後來“胡趙體制”動搖乃至崩潰，也多肇因於此。因此種種，社會上對胡耀邦的負面評論也逐漸多起來了。出於對這位善良領導人的關心，我曾將社會上對他的評論概括成幾句話，由他的秘書寫成字條傳遞給他。這幾句話是：“寬厚有余，威重不足。有開創新局面之雄心，而無控制局勢之能力。容易受人欺侮，容易被人顛覆。”據說，胡耀邦當時見此一笑了之，囑咐秘書將字條存檔（下臺時才將它取出來重看一遍然後銷毀），胡的辭職下臺證明這幾句話竟不幸而言中。

關於胡耀邦登上總書記高位後的艱難處境，這裏可以舉出一個具體例子。在平反大量冤假錯案之後，為了創造黨內外的寬鬆環境以消除“以階級鬥爭為綱”所造成的暴戾之氣，重新贏得党心民心，胡耀邦曾重視輿論工作，考慮將國家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具體化，並從法制上加以規範以防止可能的弊端，因此同意當時有人提出的國家應有一部“新聞法”。然而，這個時候立即有人傳達下來這樣一種意見，說：“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制定一個新聞法，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仔細研究它的詞句，抓它的辮子，鑽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了，我看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鑽我們的空子。沒有新聞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17]好一個“我們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正是在這種壓力下，並在胡喬木等的慫恿下，胡耀邦違心地作了一個關於新聞工作的報告，重申過去的“喉舌論”和“輿論一律論”。這個講話稿經胡喬木改定發表，其時正值“清汙”結束不久，此事招致了輿論界的不滿，成為胡耀邦在總書記任上的敗筆之一。

我離開黨校後一直未與胡耀邦直接見面，事到如今，我不止一次地動起了去探望他的念頭。

二十九﹑與胡耀邦最後一次晤談

“十三大”上胡耀邦仍以高票當選為政治局委員。據說，大會選舉中央委員，胡得1800多票，離全票只少幾十票；隨後一中全會選舉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共173人，胡得166票。有人說：“這足見公道自在人心。”但我私下認為，再任職徒成擺設，實有墮其初志之嫌。胡當選後除參加例會外，其實際狀況可想而知。“十三大”剛開完，我約了一個日子去看他，這是我離開黨校後第一次同他見面，也是最後一次見面。第二次約見，說好是在當時召開的政治局會議結束之後。不想他在會上突然發病住院，不久去世，就永遠失掉再見面的機會了。這次去，見他精神依舊，容顏不改。

一見面，他就說：“我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想不到我能登上這樣的高位；一個，想不到我會犯這樣嚴重的錯誤。”我說：“高位未必真高，錯誤也未必如此嚴重。還是讓歷史去說話吧！歷史將會怎樣評論，我們可能也想不到。率先撥亂反正，批判‘兩個凡是’，平反大批冤案，促使老人退休，以及衝開改革的大門等等，無一不是擔風險的事，得罪人的事。你為此登上總書記的高位，亦為此而付出了代價。為黨承擔風險和為黨的利益付出代價，對個人來說都是值得的。你不是常說，公道自在人心嗎？至於你的檢討⋯⋯”他馬上接着說：“謝謝你們的關心（按：這是指我當時通過他秘書向他建議，檢討與否要慎重考慮），那次檢討我沒有很好考慮，事先也沒有同家裏人商量。至於最後黨內下發的那份檢討，下發前並未送我看過，那裏面有的並不是我的話，他們憑空加上，只是為了羞辱我。”我說：“那是有人做了手腳。聽說中央已察覺了這個問題，作了嚴厲的批評。鄧小平批示擅做手腳者不能再在中央工作，不能重用。後來撤銷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這一機構，看來也與這事有關。”

我提到這次“資產階級自由化”事件的成因，他好像有些茫然。我就說到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我說，直接引發這次風潮的並不是你，但是對於政治體制改革應當怎樣進行，我們確實沒有慎重考慮。我說，我們黨本身的改革，黨的民主化恐怕還是第一位的。他點點頭說：“有些事情曾經想過，當時認為並不難做，但是做起來就不是那麼回事了，困難重重。”

然後他提起我那篇被壓了將近一年的文章，好像有些歉意。我說：“我能夠理解，這件事怪不得報社，他們有他們的難處。你大概還不知道秦川因為在《人民日報》上發了我在‘十二大’小組會上的發言，黨校校長給他打電話，問他‘還要不要腦袋’的事吧？”他表示驚愕。我簡單地說了事情的經過。他說：“秦川還頂得住。”接着說：“我讓起草小組找你，這個問題（指將我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馬克思原來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區別開來）不僅對我們有意義，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有意義。這個問題過去我們都沒有注意，‘十二大’報告將兩者混淆我也沒有看出來。”他問我對“十三大”報告的闡述有何看法，我說，《報告》沒有從理論上闡明問題。我準備寫一本小冊子（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來龍去脈》）的計划告訴他，他表示贊同，說《報告》主要講當前的政策，你們還是應當從理論上闡明問題。

我這次去主要是想談我對理論工作的看法。我說：“耀邦同志關心知識界，關心黨的理論事業。記得1977年你第一次見我的時候就談到理論必須聯繫實際。我半路出家，50年代才開始從事理論工作，也是業余的，但幾十年的經歷如今卻使我有些糊塗起來了。現在我這麼想，理論工作應與當前的政治、政策保持一定的距離，因為政治、政策的隨意性實在太大。馬克思確實是一位大科學家，主要是一位大史學家。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今天我們已開始重新認識。究竟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我們今天也要重新認識。”

胡耀邦饒有興趣地審視着我，說：“這個問題提得好。我們有意識形態方面的歷史教訓需要總結。依你的看法呢？”

我說：“這裏主要有兩個問題。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積半個世紀的經驗，可以說，馬克思主義首先是一門特殊的歷史科學，一門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大史學，其思想源頭就是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只有這個歷史觀才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其他馬克思主義的任何著作（包括《共產黨宣言》）提出的關於社會發展的這個論斷那個論斷，都是運用這個歷史觀觀察當時當地的歷史條件所得出的結論、判斷、推論。這些，一般並不都具有普遍意義，最多只具有方法論的意義。過去我們常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個別著作以及這些著作中的個別論斷當成就是馬克思主義本身，吃了很大的虧。舉例說，形成我們今天這種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主要是根據兩本書：一本就是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一本就是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那裏所說的可能是對資本主義社會之後的新社會的一種科學推論，但我們卻把它當做預定模式加以推行，而不管我們的社會主義是產生在什麼樣的具體條件下。因此，我們幾乎每走一步都要同教條主義與空想主義作鬥爭，要同脫離中國國情的傾向作鬥爭。當然，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這門科學本身也要發展。馬克思已是百年以前的人了，對我們來說，也算是古人了。何況他是一個西方人！古人之理至當，有些已非今日之理。馬克思生前最後幾年都在致力於研究世界史，但他沒有機會接觸卷帙浩瀚的中國史學。如果馬克思能夠接觸中國史學，我相信，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內容一定要比現有的豐富得多。這個工作要由我們自己來做，就是將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紮根于中國思想文化土壤之中，最重要的是要紮根于中國的傳統哲學和傳統史學的土壤之中。這就是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工作是不能一日停止的。”

我停了停接着說：“這個問題偏重於理論。第二個問題是關於馬克思主義科學與工人階級政黨的關係，這個問題耀邦同志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胡耀邦說：“有不同意見不要緊。現在是我聽你的。”

我說：“因為你今天已經不在位了，所以我能夠跟你談我的看法。照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說法，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產生工人階級政黨。政黨一經產生，馬克思主義不可避免地要成為政黨的意識形態。這裏就產生一個問題——一個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意識形態或指導思想的黨，如何保持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科學性，即不損害馬克思主義作為一門歷史科學和科學世界觀的性質和獨立地位，讓人們自由研究、自由討論，不教條化、不教旨化，更不把它當做政治權威來運用？根據一個多世紀的經驗，要做到這一點實在非常之難。在許多情況下，甚至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馬克思主義一旦成為政黨的意識形態，就容易喪失其固有的科學性。一方面，容易將學說的內容固定化、教條化，使之成為像教旨聖諭那樣的東西，不允許（至少是限制）人們（包括党人）自由研究、自由討論。作為共產黨人，按照黨章有時難免會有某種宣傳上的限制（也是當直接涉及政治問題時），但並無研究上的禁區。理論研究應當和黨的宣傳工作區別開來，而我們卻一直將理論研究歸屬於黨的宣傳部門管轄，因此，禁區遍佈的情況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一旦成為政黨的意識形態，就極容易被當做一種政治權威、一種政治批判力量來運用，即根據政治需要將某種觀點強加於人，尤其是党的領導人將自己的觀點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任意批評人，甚至加人以‘反馬克思主義’的罪名。這是完全不正常、不正當的。將馬克思主義當做政治權威來運用，以馬克思主義名義整人，實際上等於宣佈馬克思主義這門歷史科學和科學世界觀的變質和死亡。本來，工人階級政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首先要求黨自身嚴格按照馬克思主義科學原理結合本國實際，科學地創造性地制定方針政策，反對照搬書本。首先要對馬克思主義負責的是黨自身，黨在是否遵循馬克思主義精神這點上必須有嚴格的自我要求、自我批判。而自由研究、自由討論恰恰能夠幫助黨審查自己制定的方針政策是否真正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拒絕別人批評或拒絕自我審查的自封的馬克思主義者，往往不是真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假馬克思主義者。這就是我要說的第二個問題。”

胡耀邦說：“這樣重要的問題，你寫過文章沒有？”我說：“第二個問題寫過，不過沒有講透徹，現在要講透徹也不容易。我主張，我們的黨章今後可不寫一般的馬克思主義，而寫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為指導。”

胡耀邦沉吟了一會兒說：“這些問題應當研究，說清楚。新的實踐會迫使人們注意新的理論，包括對於馬克思主義本身。弄明白究竟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十分重要。我們不能再過糊塗日子了，或者強迫人過糊塗日子了。僵化思想和教條主義是沒有出路的。我只能這麼泛泛說幾句，具體研究要你們去做。”

我說：“恐怕我也來不及做這個工作了，日子不多了。”他說：“為什麼？活到老研究到老嘛！”

我一時不好應對，沉默下來。在一瞬間我凝視着面對的人，似乎有許多說不出來的感慨和疑問。一個在政治上一刻也安靜不下來、總想振翅奮飛甚至頗有些英雄主義色彩的人，就甘心這樣永遠斂起自己的翅膀嗎？他究竟是怎樣看待當前許多問題的呢？現在組織上對他有一個說法，可是人們仍然有自己的看法，將來歷史對他又會說些什麼呢？我的思緒一時飄忽不定，對着這樣一位能夠與普通人發生平等交往並建立友誼的領導人，心裏總有一種沉重的憂傷和不祥的預感。

我覺得要說的話已經說完，就站起身來。他見我要告辭，突然關切地問：“聽說你感到有些孤獨是不是？”沒有等我回答，他接着說：“這大概是因為你接觸的人大都是一些老人。你應當多接觸青年人，同青年人廣交朋友，這樣就不會感到孤獨了。”

我說：“謝謝你，耀邦同志！我在這方面已經有了一點覺悟，懂得要從青年人身上多吸取新的時代感受。你自己也要多保重。”

這次談話只進行了一個半小時。我告辭出來。但我萬沒有想到這成了最後的訣別——胡耀邦突然於1989年因心臟病發作逝世，我亦於翌年離開了工作崗位，成了“離休人”。驀然回首，發覺我已告別了長長的一段路程，那就是1977年以後十多年的路程。

劫後余生，轉眼間又是十多年過去了！今後的10年、20年、30年又會是怎樣的呢？

三十﹑謁胡耀邦陵園記

胡耀邦逝世後，其骨灰安葬於江西共青城富華山。共青城，九江市所屬一小鎮也（亦是當年范仲淹被貶饒州所轄之地），原為鄱陽湖畔的荒灘野嶺，人跡罕至，白鷺、天鵝、白鶴出沒其間，故有九仙林之稱。1955年，上海數百知識青年下放此地從事墾殖。排泥汙而出清水，斬荊棘而成良田。人無等差，平權敢為天下先；室為茅篷，朝暮仍與白鶴鄰。五湖四海共青團員聞風雲集，為理想事業群策群力。彈指數十載，叢林秀木沖天而起，人徑車道棋盤縱橫。水上鴨群無數，於是有羽絨服名噪一時。農林牧漁兼備，然後有三高農業緊隨其後。1993年複有擁資3600萬美元的香港木業有限公司在此落戶，從此對外打開了窗戶。然其體制甚特殊：企業辦社會並代行政府職能，國家不投資，不領俸祿，不食“周粟”。實為當今的理想國。其前景或幻或真，或暫或久，未可逆料。今面積已達240平方公里，人口10萬（城區3萬），儼然一現代化小城鎮也。

胡耀邦生前曾兩度蒞臨此地。一為1955年11月29日以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身份蒞此為艱苦創業者鼓勁，期待大家為共產主義理想事業建功立業。次為1984年12月2日以中共中央總書記身份蒞此視察，期望改革開放事業在此開花結果。1985年10月15日又親自作書致墾殖場同志，內稱：“今天，在中國人民進行改變自己命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仍然需要大力發揚你們這種極可寶貴的墾荒精神。一切有理想、有抱負、有出息的當代中國青年，都應該從你們的艱苦歷程中悟出一個不朽的真理：中國青年的光明前途靠自己用雙手去開闢。”此外，胡耀邦曾三次為這一特殊地區題名：一曰“共青社”，一曰“共青墾殖場”，一曰“共青城”。據共青城人說，耀邦曾戲言：“我身後若魂歸此處，當與諸君同甘苦共命運。”不料想，昔日戲言，今成現實。

中共立黨至今78年，其最高領導人（總書記或党主席）自陳獨秀至江澤民已經歷十數屆（建國後共曆五屆：毛澤東、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其中胡耀邦占兩屆：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又在黨的十二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兩屆時間從1981年6月至1987年1月。尚在擔任党的主要領導人之前，胡耀邦的不朽功勳已經深入人心。時當“文化大革命”亂世末期，耀邦以其赤子之心和過人膽識，在政治上、思想上撥亂返正，尤其是大刀闊斧、義無反顧地將數十年積累起來的大量冤假錯案平反，為數百萬人重新爭得人權、工作權。並以其寬容、公正、與人為善的道義力量和人格魅力溶解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厚重堅冰層，使衰世複盛，人心複振，胡耀邦功不可沒。然當其登上主要領導人之高位，反而步履艱難，興廢失據，損益難定。何以至此？今日登臨胡耀邦陵園者，自當三思其事。

耀邦陵園今已成一勝地，唯對外不多事張揚。陵園極具氣勢，而且景色極佳。非當局所為，亦非家屬本意。胡之親人不過是希望覓共青一方土地，將骨灰安葬于此，並立一石碑，以資識別，足矣。不想胡耀邦骨灰抵達共青城的消息一經傳開，如鄱陽湖石鐘山之雷鳴，頓時震動遠近。不僅全體共青城人自發出動，而且有大批人從全國各地趕來。其中有設計師、工程師、雕刻家、石工、詩人、畫師等，皆義務勞動，食宿自理，勸之不去，用料亦自動送來，分文不取。如此經之營之，數月方成。耀邦骨灰安葬富華山，坐西朝東，俯瞰鄱陽。陵園墓碑高4.43米，底邊長10米，重730噸，三角形花崗岩墓碑雕刻着中國少先隊隊徽、中國共青團團徽、中國共產黨黨徽。石上方為胡耀邦浮雕頭像。墨晶玉花崗岩則鐫刻着《胡耀邦同志生平》。

己卯夏月，炎熱初臨，適值胡耀邦逝世十周年，我前往瞻仰群眾自發營造之陵園。園兩邊通道為綠翠柏樹並杞子花環繞。拾級而上，立於陵前，頓覺清風與花香齊來，青山與碧水俱現，令人神馳。俯視階綠半畝，似有草木組字在焉，細察之，乃“耀邦陵園”四字也。不遠處有富華亭，乃白鷺棲息之處。東望地勢如兩翼逐漸向遠方伸展，所見為共青自然保護區，珍禽白鶴雲集於此。極目則鄱陽汪洋一片，浩浩蕩蕩，茫無涯際，陽光下朦朧煙波中唯見漫空金鱗閃爍。此去匡廬車程不過一小時余，天晴或可見五老峰巔。西邊則有京九鐵路貫通，共青城專設一站，寓便遊人之意。徘徊陵前約半小時，不時有瞻仰者陸續到來，時聞驚歎之聲。因思：耀邦為改革開放衝鋒陷陣，名動歷史，而其主政也則鬱鬱，終至不容，且終至於死。蘇軾有言：“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世人惜其死，然司馬遷亦有言：“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死後名譽屬於千載之意）。中國古來賢者，大抵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胡耀邦當亦若是。蒼天之下，日月昭昭，公道人心，功過本不足論也。

注釋

[17]鐘沛璋：《政治文明與新聞立法》，《同舟共進》，2003年第2期。

結束語：成也農民問題﹐敗也農民問題

這本小書是我的私人記事，即將私人的部分遭遇與觀感用文字記載下來。其中雖也議論到一些政事，但這些都已成為歷史，成為追憶，雖然是較貼近的歷史，但畢竟已是屬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前的舊事了。歷史並非一人一集團所私有，不論人或事，都可以而且應當任人評說。自然，評說也只能是一人之理、一家之言，可以互相辯難。有辯難然後是非乃見。

我雖然幾十年處身於政治風浪之中，但基本上不處於決策地位，只是一個執行者。如果最後要讓我用最簡單的話說一下我對中國問題的看法，那麼我今天首先想說的一句話就是：中國的事情，成也在農民問題，敗也在農民問題。

1936年冬和1937年初我自發走上政治之路，出於抗擊外敵的愛國民族意識。所處則是農村環境，結交的都是農民朋友。那時已考慮到農民的處境和未來，很欣賞農業集體化的思想（那是從書本上獲得的），以為這是一條改善農民處境及其生存條件的道路。

當我開始探索人生道路時，接觸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認為這是應有的政治選擇。但工人階級政黨和農民的關係這個問題一直裝在我的心中。初學理論，我注意到，雖然馬克思、恩格斯也都提到農民的集體化、合作化問題，在以資本主義國家為主要對象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中，農民問題在多數資本主義國家至少在理論上已趨邊緣化，不占重要地位。而我認識中國的農民問題，主要是在黨的長期的實踐過程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著作中，毛澤東1927年所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最早征服了我。使我覺得那仿佛是對我年輕時所懷有的理想的支持，同時也證明我加入共產黨的政治選擇是對的。但我讀到這篇文章已經很晚了，大約在1948年晉冀魯豫中央局編印的《毛澤東選集》中。

事有湊巧，我赴敵後根據地晉察冀邊區，直到解放戰爭結束，所從事的主要是農民工作。長期與農村幹部和農民在一起，直接參與了減租減息和土地改革這兩件大事。在敵後那種貧窮險惡的條件下，和農民在一起，有些從城市來的知識分子的確生活得不輕鬆。而在我卻是適得其所，如同在家鄉時一樣。我所經歷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推翻國民黨統治，獲得民族解放，構成鬥爭主要力量的確是農民，這是不爭的事實。當然，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同時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最輝煌的時期，其功業冠絕當世。

問題在於取得政權以後如何建設一個新社會，並且逐步創造條件來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中國是一個古老的、落後的、自然經濟佔優勢的農業大國（解放時現代生產力只占百分之十幾），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封建遺留非常之多，一部分就寄生在農民身上。在這種情況下，新社會只有在發展現代生產力和實現民主主義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建立起來，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曾經許諾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在這個新社會裏，尤為重要的工作是要逐步實現國家的工業化；與沒收的原官僚資本一起，共同構成國家公有制經濟；保存並發展私營民族工商業；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放手讓農民創造新的工商業經濟。而在政治上，則應建立民主制度和實現法治以洗刷舊的封建專制社會所遺留的污垢。這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大工程。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才有可能逐步積累起新的社會因素，為進入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創造條件。而在貧窮落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廢墟上，是不可能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

然而，上述認識是在我們不斷犯錯誤而付出了慘痛代價之後才獲得的。錯誤可能就從前面我所說的1951年毛澤東批准山西省委提出的“動搖私有制”（首先是“動搖農民土地所有制”）的方針開始。這個方針打開了毛澤東心目中的那個“左”傾空想共產主義的大門。於是，批判“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提前進行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等措施接踵而來。山西省委提出“動搖私有制”的方針多少與我當時整理的那些材料有些干係。而在當時，我個人對於這個方針甚為欣賞，尤其當初級合作社迅速發展起來並向高級合作社過渡的時候，我興奮異常，認為這是如償所願。直到“大躍進”來臨，大辦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親眼見到農民遭遇大饑荒，家破人亡（農村非正常死亡人口超過我國剛經歷的兩次戰爭），農村破敗如洗，這才知道一場大禍已經臨頭。這場大禍並非從天而降，它不是肇因於天災，而是肇因於人禍——企圖借助人民公社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天堂。

毛澤東因重視農民問題借農民之力而成就了蓋世功業，也因企圖再借農民之力實現其空想共產主義理想，降大禍于農民，使中國農民元氣大傷，幾乎毀掉了自己成就的功業。欲借重而反加禍，欲創造農民共產主義王國而反造成農民的大災難，這是毛澤東一生的大悲劇。而由人民公社的狂想導致黨內意見分歧，最後又引發一場“文化大革命”的世紀浩劫，其嚴重後果是大家都知道的。

這場大災難對於我個人來說自然也造成思想上的大衝擊。加上蘇聯解體以後，蘇聯社會主義的實情逐漸為人所知，包括蘇聯作家肖洛霍夫所描述的蘇聯集體農莊運動的內幕真相大白——這原來是我最初嚮往的理想，現在這個理想遭受重挫，也使我的思想遭受重擊。

這裏順便提及我的家事。1961年正當困難時期，適值家父病重將逝。他是我家唯一尚存的老人，因此我不能不回鄉去最後見他一面（我祖母和母親兩位老人去世時我都未回鄉）。這是我1938年離家後首次返鄉，邱晴陪我同去，這可真是難為了她。我們沒通知任何人，悄然進入那個小山村。小山村位於半山坡上，原來村前有一片蔥郁的樹林，其中還有幾棵高大的古樹，將山村遮封得嚴嚴實實，進村才能看到住家。如今那片林子全無，村前光禿禿，遠遠就可以望見那小村。這顯然是“大躍進”的惡果。我們進村時無人識得我們。我在家足不出戶，只接待少數聞訊前來看望的近親，他們在我面前百般訴苦，痛哭失聲。我無顏見家鄉父老啊！我對他們不可能有什麼幫助，除說些解釋和寬慰的話外，只將隨身帶去準備供養病父的十幾斤大米和準備作醫療費用的兩三百元錢分贈給他們（家父系胃癌晚期，已無藥可救）。我在家只停留兩天，將家父後事托人料理，便匆匆離開。這是我生平對最親近的農民最感愧疚的一件事。（1991年我最後一次返鄉，已少見舊人，整個農村情況雖因改革開放有所好轉，但生我養我的那個小山村卻破敗依舊。）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首先起來“造反”推翻公社制度、挽救中國危局的還是農民。實行包產到戶但仍保持某種統一經營的新土地制度，是農民再一次自發性的行動。所謂“包產到戶”，就是農民依法獲得對土地的承包使用權。現在，幾十年的實踐終於使我們明白（雖然這已經太晚了）：農民僅僅獲得承包使用權並不足以保障較好地解決當前的農民問題並穩定農村。農民理應獲得土地所有權。

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造成土地歸集體所有，而在公社制崩潰後，這個所謂“集體”就變成了村、鄉、鎮等行政單位（撤社建鄉時，全國5600個公社改制為9200個鄉鎮），土地實際上歸其所有，這就造成了一種土地由村、鄉、鎮任意支配的混亂狀態。如果公社制結束時能宣佈土地歸國家所有，由國家按平分原則重新將土地分配給農民所有，或者即便用“承包”名義，由國家將土地承包給農民所有，承包期不少於50年乃至100年，國家則運用智慧創造出一種新的能適應市場運作的“耕者有其田”制度，使農民的土地所有權（或承包所有權）在市場經濟範圍內、在土地流轉、買賣及舉辦農場等方面也獲得嚴格的保護權，任何行政單位（更不要說任何企業、開發商了）都不得任意賤買或強佔農民的土地——如果是這樣，農民、農村的情況就會好得多。可惜當年我們沒有這樣做，致使目前農村土地問題嚴重，土地這一最重要的人的生存資源好像一塊肥肉被政府、官員、企業、開發商等任意宰割剝奪，嚴重損害了農民利益和國家利益，以致造成社會的動盪不穩定，成為國家的一大憂患。我們正生活在這種憂患之中。

然而，即便是改革初期實行土地承包使用權，農民獲得的那麼一點自主權，也使農民生活大為改觀。那幾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遞增7%以上，1979年至1985年間增長最快，年均遞增15.2%。我們從這裏取得的主要教訓是認識到：非現代化的甚至和古代相差不多的傳統農業，和工業及其他經濟部門不同，不能忽視個體勞動的作用，這首先是由農業的勞動對象、勞動條件決定的。農業的勞動對象是土地和有生命的動植物，生產週期長，產品是一次性產出，受氣候變化影響很大。農業的主要資源——土地的自然條件也不同，無法採取工廠那樣的分工協作，往往是一個或幾個農民要完成從種植到收穫的全過程。農業生產的這些特點，決定其經營方式的特殊性必然有一定的分散性、靈活性和應變準備。自古以來，一家一戶的個體勞動之所以比較適合於農業生產，其故即在此。

但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自給性小農經濟，不僅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應當成為改造的對象，否則就不能把生產力從狹小的規模中解放出來，就是在現代化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獨立的小農經濟也日漸被潮水般的現代化、社會化所淹沒。農業生產規模擴大，而農業人口則日益減少（只占到社會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幾，甚至百分之幾，而我國目前農業人口尚占百分之六七十以上）。但是在我們現時條件下，在農業現代化過程中，我們仍不能忽視個體勞動和個體經營的地位，不能侵犯農民的土地所有權、經營自主權和收益支配權。過去我們曾剝奪農民實現馬克思主義，有過嚴重的教訓，今天仍然應當牢記這個教訓。

中國是一個13億多人口的大國，必須保證糧食安全。現在，農民和農業的狀況仍然是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農業的基礎地位依然脆弱，80年代中期以後農業發展又呈馬鞍形：1985年後的17年裏，農業年均遞增率僅為4%，1998年以後增長速度降低更為明顯。上世紀80年代前期，工農、城鄉差別曾較過去有所縮小，其後卻又逐漸擴大。有的地方，甚至有人發出疾呼：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種情況雖非普遍，也絕非危言聳聽。原因究竟何在呢？

依我所見，農民問題悠悠萬事，唯土地所有權問題為大。公社雖廢，幽魂猶存。農民在不同程度上依然成為被盤剝的對象，界限模糊、權利不明的土地承包使用權則為剝奪之媒。因為你既然只有承包使用權，政府、領導人、開發區、企事業單位等自然有隨意征用、圈用之便。這就是目前“三農”問題的癥結所在。所以我在前面指出，欲解決當前的“三農”問題，首要必須解決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問題，並嚴格土地管理，堅決制止亂占耕地。

其次，要擴大農民的自由活動空間，加大農業投入。要使農村富余勞動力有序地向第二、第三產業及城市轉移，必須逐步廢除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城鄉戶籍制度（當然這樣做時，也要防止農民突然大量湧進城市，使城市一時無法負擔）；農業投入，首先側重交通、水利及生態建設，啟動農業社會化服務，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等。

再次，實行鄉村精兵簡稅或免稅。據統計，特別在建立“鄉鎮財經”之後，全國縣鄉兩級吃“財政飯”者多達3200萬人，縣鄉村三級每年至少開支4000多億元。鄉官“靠權吃民”如蝗蟲，許多農民已無法維持再生產。因此，農村的“精兵簡稅”（精簡人員、合併鄉鎮、減稅乃至免稅）已成為刻不容緩的大事。

以上種種這裏不細談。這裏再提一個“城市化”問題。

“城市化”的口號由“工業化”而來。但是究竟什麼是“城市化”？這是否表達工業化初期提出的“消滅城鄉差別”之意？可以說，現在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為“消滅城鄉差別”提供了一種樣板。但在那裏，我們看到的並不是完全消滅了鄉村，而主要是消滅了不平等的甚至是剝削與被剝削的舊的城鄉關係，創造了一種新的城鄉關係，出現了一種新型的鄉村。有人認為鄉村會消失，這是對“消滅城鄉差別”的誤解。這裏首先要弄清城市和鄉村的概念。依我的淺見，所謂城市，是指政治、文化、經濟集中之地，通常相對鄉村居於引導地位。鄉村，一般指擁有土地耕作、林業、草原、河流、牧場等資源的場所，以土地耕作、森林養育、水產和放牧為主。新型鄉村當然不同於舊式鄉村，已經現代化、集約化、科技化了，居住人口較少，新鮮空氣最多，非高樓大廈的現代化住宅錯落有致地分佈於山坡之下，流水之旁。鄉村的農牧業、林業、水產業等仍是社會重要的基礎生產部門。以歐洲為例，據《人民日報》（海外版）2004年4月20日的一則報導，現歐洲鄉村地區仍占歐洲總面積的80%，有25%的人口居住在鄉村，鄉村社區服務於農業，反映了豐富多彩的傳統與多樣性。其功能不僅在於生產食物，而且在於保證鄉村作為人們工作生活的地方而存在，保證鄉村作為環境本身而存在。同時，鄉村也是城市生態的調節者，使城市不脫離自然。

我國幾千年來一直是農業大國，鄉村地域廣袤，少數城市點綴其間。直到今天，據統計，全國大小城市有660個以上，容納人口約4億，但農村人口仍占全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發展迅速，達到同期世界城市化水平進程速度的兩倍。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城市化水平仍然是低的。根據世界銀行統計，世界高收入國家城市化率為75%，中等收入國家為60%，低收入國家為28%，而中國的城市化率則在38%左右。

工業化和城市化，是經濟發展大勢所趨，不可避免地成為國家建設的重大任務，我們只能由此前進，不能倒退。但這是一個自然發展過程。問題在於，如何根據中國條件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一條工業農業、城市鄉村協調發展的路。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是與19世紀的工業化同步進行的，到20世紀接近完成。然而，這種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以殘酷剝奪農民、無情犧牲農業和農民利益並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現在它們還在引導不發達國家走這條路）。馬克思看到的資本主義使農民日益分化和邊緣化，大量農業勞動力被轉化為雇傭勞動者，成為工業資本，成倍甚至幾十倍地創造財富。這就是讓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自發地將農業資金、土地和勞動力轉移到國民經濟其他部門去。資本主義農業的現代化、集約化以及新型農村的出現，是以犧牲廣大農民的利益甚至生命為代價的。

我們這個以農業為基礎準備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大國不能走這條路。我國農民已為“公社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今天不能再為走19世紀舊的資本主義城市化道路付出慘重的代價。我們應當闖出一條符合我國國情的以工農、城鄉協調發展和保護生態環境為原則的城市發展道路：一方面發展城市，一方面使農業向現代化、集約化、科技化發展，其中包括使農民知識化。後者才是達到前者（即發展城市）的基礎和條件。

1994年我遊四川（這是我自1938年路經四川之後第一次入川）。四川自古以來有“天府之國”之稱，農業興盛，自然資源特別是水資源得天獨厚。那時重慶尚未獨立為直轄市，全省人口1.1億，城鄉勞動力7550萬。這樣一個農業大省，1975年竟從外地調進糧食5億斤，人均糧食只有530斤。改革從農業入手，1984年糧食產量達到人均807斤。然而從1992年起農業問題又突出了，原因就在於領導方面對農業問題掉以輕心，隨意向農民伸手，侵犯農民承包的土地使用權和其他利益，苛捐雜稅叢起，工農業產品剪刀差拉大，種田效益低，大批農民拋荒外出打工經商（其人數1993年達到500萬人，是標誌着中國廉價勞動力的“農民工”大軍，名曰“川軍”）。這樣，在四川省領導人面前就擺着一個問題：是讓市場經濟自發無情地將農業資金、土地、勞動力等資源配置到其他部門去，還是讓農業主動適應市場經濟的需求，改造發展自身，使之走出一條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新路來？省裏的領導告訴我，他們已經決定將改造發展農業作為開拓市場經濟的基礎。其發展格局大體是：啟動鄉村小康工程（實施鄉村產業化和土地規模經營）——發展鄉鎮企業——建設小城鎮（全省暫定建設百個小城鎮）——建設中心城市（如綿陽、樂山、江油等）——搞好兩個大城市（成都、重慶）。這大體上可看做是向城鄉協調方向發展。而發展小城鎮，尤其是西北地方是走中國式城市化的重要舉措，它是使農民、農村逐漸城市化，而不是使城市瘋狂吞噬農村或不顧農村的發展。據我所知，發展小城鎮是四川省首先提出並實施的。但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目前情況如何，碰到什麼問題，不得而知。我想，按照四川的經濟條件和自然條件，如果能如願闖出一條城鄉協調發展的路子，那麼重造一個經濟發達、城鄉生態環境俱佳的綠色“天府之國”，並非不可能。我以此祝願他們！（但最近有報導，四川的一條大江——岷江沿岸亂建水電站，岷江幾近斷流。果如是，則四川危矣！）

我也到過另一個省份，那是一個改革開放很有成績、經濟發展居於前列的地方。但我在那裏只聽到“城市化”一個口號喊得震天響，甚至在佈滿貧困鄉村的縣也只聽到“城市化”口號。但是，在那裏，城鄉差別拉大，城市闊氣，農村破敗，土地荒棄，地區的貧富差距十分明顯。

城市規模究竟以多大為宜？城市人口究竟以多少為宜？城市基本建設（包括無堵塞的交通設施，暢通的地下水道等）如何建設？生態環境如何保護這些問題已迫在眉睫。以現代化名義，盲目追求大規模、高密度、高樓層、多人口已成一種趨勢。北京、上海等城市人口已迫近兩千萬，是既成事實，絕非必然模式。現在，城市管理和生態環境問題已日益突出。環顧今日世界，城市人口最多者為東京，而作為世界大都會的倫敦則不過數百萬人口，目前還正在疏散中。城市之優勢，不在人口數量，更不宜盲目模仿。城市（鎮）之美，不在規模，首先在於個性突出，尤其要保存那些體現歷史傳統文脈的街區和建築，甚至包括一些古城鎮。中國自古就有城市存在，歷經幾千年，中國的城市以及城鄉關係有自己的特色。就城市本身說，無數珍貴的民族傳統文化遺跡成為過去城市的縮影。以北京舊城來說，經明清兩代的經營，已成為體現中華民族輝煌文化的地方之一，但是在我們手裏卻未得保存，在“現代化”、“工業化”名義下破壞嚴重，幾近消失，無法重現了。這不過是破壞古文化遺跡的集中表現之一。反觀歐洲各國，意大利、法國等當年在其現代化建設中曾在這方面作出巨大努力。如法國曾對全國6000多個市鎮進行認真清查，弄清文化家底，物無巨細，全力維護文化傳統及各市鎮個性，現在前往參觀者皆為之讚賞稱奇。這是值得我們認真借鑒的。

最近據報導，我國有182個城市提出要建成“國際化大都市”，約占全國城市總數的27%。刊登這個驚人消息的報紙評論道：“全世界有那麼多發達國家，也只有紐約、倫敦、東京、巴黎等十多個公認的國際大都市，而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居然有近200個城市有此壯心，足以讓國際社會瞠目結舌。”

這可能就是“城市化”思維的最極端化的表現：好大喜功，華而不實，非老子天下第一不可。

不顧一切以吞噬農田、砍伐森林、污染河流為代價的城市化，使一場大範圍的生態崩潰和傳統文化消失貽盡的災難正在逼近，“科學發展”雲乎哉！我們已經到了應當慎重考慮走新的城市化道路的時候了。

總而言之，農民問題在中國影響巨大。不但農業是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民狀況同樣決定中國的政治生態。我國農村封建遺留較多，公民意識薄弱。這是我國民主建設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我國農村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極需要有一個民主轉型。這裏除了着重提高農民的文化、政治素質外，尤其需要使農民享受到真正的民主政治，首先要搞好村、鄉、縣三級的民主選舉，用民主來提高農民的公民意識，用民主來消滅農村的腐敗之源，用民主來消除農民的封建思想乃至迷信思想殘余等，這樣我們才能有穩定的政治，才能獲得良好的政治生態。剝奪農民、損害農民利益，不讓農民具有公民意識和民主意識，就等於破壞中國的政治生態。反過來，農村民主化滯後也勢必阻撓農村經濟的發展。要知道，我們的政治生態還是脆弱的，內憂外患觸目皆是，所謂“太平盛世”不過是自我陶醉而已。

述往事，思來者——為了我們的未來，我看我們還是應當以極大的注意力傾注于農民問題。

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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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扉　頁

版權信息

目錄

序　言

踏上政治之路

背負着脫党的“原罪”默默地工作

一個“左”傾空想的狂亂時代

胡耀邦主持中央黨校工作

我所經歷的三次論爭

關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和《歷史決議》的討論

全面改革啟動之後的遭遇

告別和留言

最後的晤談

結束語：成也農民問題﹐敗也農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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