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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三千年来谁铸币：50枚钱币串联的极简中国史

作者：王永生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9年1月

ISBN：9787508695167

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推荐序

我一直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简单了解一下中国钱币的历史。这有诸多好处：首先，钱币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直接折射；其次，了解了钱币史，就比较容易理解中国历史上社会变革的原因；再有就是知道了货币的本质，方能真正懂得古代乃至当代社会的基本制度。

中国人从贝币起，大约摸索了一千年才定下方孔圆形的圜钱。秦王朝统一货币的英明之举，使中国后来长达两千年的帝制社会稳如泰山；纪重制的方孔圆形钱——五铢钱是世界上生命力最长的钱币，使用了大约八个世纪，直到唐代才改进为通宝钱制，这一变革让铜钱重获新生，又生存了一千多年。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铜钱造就了中国的财富，让中国人避开了像欧洲那样长达近千年的中世纪黑暗，有了令人羡慕的长久幸福。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钱的影响，也离不开古代钱币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们虽然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纸币的国家，宋代人就已经使用纸币——交子，但我们依然对纸币心存芥蒂，原因是宋元明清乃至民国的纸币使用最终都没有一个好的结局。

所以我们就更应该了解一下中国货币的演进，了解各类货币的本质，了解不同货币制度的利弊得失，只有了解得多一些，对事物尤其对经济事物的判断才会更趋于正确；钱本身没有优劣，只是使用者或曰发行者造就了它的优劣，让它翻云覆雨，让它推波助澜。

钱本来只是一种农具，挖地而用。《说文解字》释：钱，铫也。古者田器。最初的形象如铲，布币是从铲形农具演变而来的，钱作为货币的代称，最初应是借用。古代称钱为“货”，为“泉”，前者为本质，后者为引申；前者实在，后者浪漫；前者优，后者美。因此可以说，钱币的历史是一部实在浪漫又十分优美的历史。

我与王永生先生不算熟悉，只是有限地与他聊过天，向他请教过专业问题。他是钱币行业的翘楚，对钱币了如指掌，说起钱币的历史如数家珍。王永生先生利用闲暇时间，动笔写了这部专著，用五十枚（种）中国历史钱币串起一个完整又简易的中国货币史，让人开卷有益，读之有收获。尤其在今天的信息时代，讲究快餐文化之时，抽时间读此书会事半功倍。

李白诗曰：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白居易诗曰：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岑参诗曰：人生不得长少年，莫惜床头沽酒钱。杜甫诗曰：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高适诗曰：卖药囊中应有钱，还山服药又长年。范成大诗曰：二麦俱秋斗百钱，田家唤作小丰年。苏东坡诗曰：送行无酒亦无钱，劝尔一杯菩萨泉。唐宋大诗人说了这么多“钱”，实际上都是那时候一幅生动的生活画卷。

读此书即为观彼时画卷。是为序。

戊戌小雪

第1章

货币的起源及统一

我国古代的货币起源于商代中期，统一于秦朝。本章分三个专题，分别论述了货币的产生、璀璨的先秦货币以及秦统一货币。

我国古代最初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外来的交换品是海贝，内部可以让渡的财产不是大多数国家所使用的家畜，而是青铜制作的铲形农具。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古代货币经济的早熟，另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古代货币文化根植于农耕文明的特点。金属铸币虽然最迟在商朝中后期就已经产生，但是贝币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逐渐被青铜铸币替代，最后统一于秦半两钱。

我国古代货币文化独立发展，自成体系，源远流长而未曾间断，内涵丰富且博大精深。秦灭六国后，将各种原始形态的钱币统一于圆形方孔的半两钱式样下，使我国货币的形态从此固定下来，延续使用两千多年直至清末，并影响到周边一些国家及地区，形成了东方钱币文化体系，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半两钱是我国货币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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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布贸丝：货币的起源

“钱币”作为退出流通领域的货币，不仅是收藏、鉴赏的藏品，更是历史进程的实物见证和文化的载体。一枚钱币虽然很小，但是它所承载、记录、包含的内涵却丰富多彩。

一、钱币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见证

首先，钱币上有法。历朝历代不管是哪个政权，在钱币的铸造、流通、回收，以及防伪、打假等方面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特别是从北宋发明使用纸币以后，历经金元两代，直至明清两朝，有关防伪打假的条文，都直接印在了纸币上，记录了我国古代货币立法的演变轨迹。

其次，无论是铸造铜钱还是印刷纸币，为了保证质量，满足流通的需要，使用的一定是当时最成熟的技术。而从防私铸以及防伪造等方面考虑，所采用的技术又必定是当时最先进的。因此，可以说一部钱币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古代的金属冶铸史、造纸史和印刷史。同时，因为钱币上都铸有文字，因此，一部钱币史所呈现的也是一部古文字的发展史以及书法的演变史。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钱币不同于一般的物品，它是社会产生重大变革或发生重要事件的产物和象征。因此，可以说任何一枚钱币的铸造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同时也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每一种钱币总是在继承原有钱币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既有历史的延续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这种时代性从唐朝开始，因为年号钱的铸造，而使得钱币与历史发展的进程变得更为紧密。因此，也可以说一部钱币史所串联的就是一部古代政治史。通过这一枚枚的钱币，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历史串联起来。

可能有人会问，人们有时用“钱币”，有时又用“货币”。“钱币”与“货币”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实际上，“钱币”通常是指退出流通的货币，钱币与货币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本质上是一回事。“钱币”因为退出了流通，所强调的是其文化属性；“货币”因为还在流通使用中，更多体现的是它的经济属性。因此，本书中我将主要使用“钱”或“钱币”一词，有时候根据叙述或语境的需要，也会使用“货币”，或是交替使用。

二、古代有关“钱”的记载

我国最早使用的是什么钱呢？钱币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它的出现又意味着什么呢？

说到“钱”，大家似乎都不陌生，因为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用到它。但是，如果要问“钱”最早是何时出现的、如何产生的、最初的式样又是怎样的，可能大多数人对此并不清楚。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容易回答上来。

一方面因为这是个有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问题，回答它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我国古代的文献中，有关货币起源的记载，既简单、零散，又相互矛盾，不但没有说清楚“钱”的来历，反而给它笼罩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比如：

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说：“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意思是说有虞氏和夏代的时候，使用的货币，有黄、白、红三种颜色，式样有铲形、刀形以及龟壳和贝壳。

西汉昭帝时期桓宽编撰的《盐铁论》中则记载说：“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意思是说夏代用玄贝做货币，周代用紫石做货币，后来就用金钱或是刀布做货币。

到了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对上述记载首先就表示怀疑，他在《汉书·食货志》中说：“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他讲到货币的起源时，就直接从太公（姜子牙）立九府圜法说起，对于周代以前的货币则以“其详靡记”一笔带过。

但是，到了宋末元初，历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又明确记载：“自太昊以来，则有钱矣。太昊氏、高阳氏谓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谓之货，陶唐氏谓之泉，商人、周人谓之布，齐人、莒人谓之刀。”这里马端临虽然说得都很具体，但是并未注明出处，实际上都是他自己的理解和猜测。

受此影响，后世的文献在讲到货币的起源时，基本上就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根据班固在《汉书》中的记载，认为所谓神农氏、高辛氏、黄帝、夏禹、商汤、周武王曾经铸钱以通交易的记载，属于后人杜撰，既不可能亦无根据；另一种观点则依据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的记载，认为“自太昊以来，则有钱矣”。两派观点相互否定，莫衷一是，这样使得本来就富有神秘感的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问题，更加如雾里看花一般，模糊不清了。

为了从理论上给大家厘清有关货币起源的问题，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政治经济学的有关原理。虽然这些理论听起来有点枯燥，但是对于我们正确理解货币的由来及其演变、发展的历史，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是因为它具有价值，那么，商品的价值是如何表现的呢？换句话说，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三、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

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首先出现最初的社会分工，这为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创造了前提。商品的交换虽然是以价值为基础来进行的，但是，商品本身却无法表现自己的价值，它的价值只有在与另一种商品的交换中才能得以相对地表现。这就像一个物体不能表现自身的重量，需要用秤来称量是一个道理。比如1尺布换5斤粮食，5斤粮食就相对地表现了1尺布的价值，也可以说5斤粮食是1尺布的交换价值或价值形式。

搞清楚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之后，我们再来考察商品价值表现形式的演变过程。

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商品的价值形式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变化，概括地说曾先后出现过四种价值形式，分别是：简单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和货币的价值形式。

第一种是简单的价值形式。它指的是人类最初的物物交换，就像我们刚才所举的用1尺布换5斤粮食的例子。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换在时间、对象、机会以及数量比例上，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并不是经常发生，因此被称为简单的价值形式。形式虽然简单，但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却意义非凡，因为它以非暴力的形式实现了商品或是物品的相互转移。

第二种是扩大的价值形式。这指的是一种商品的价值已经不是偶然地在另一种商品上表现出来，而是经常地在这种或那种商品上得到表现。商品价值表现的范围并不限于一种，而是扩大了，因此被称为扩大的价值形式。

第三种是一般的价值形式。前面介绍的两种价值形式都属于商品的直接交换，这种形式既不稳定，也不方便。因此，在实践中就从许多商品中逐渐自发地分离出一种被大家普遍用作交换媒介的商品，其他商品的交换都通过这个媒介来进行，这个媒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般等价物。

第四种是货币的价值形式。一般等价物固定在哪种商品上，最初是偶然的，但是有两个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一个是固定在最重要的外来的交换物品上；第二个是固定在农具那样的用品上，这就是货币最初的起源。因此，教科书中给货币所下的定义就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

四、先民是如何进行交易的？

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我们知道人类社会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首先出现最初的社会分工，随之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当产品有了剩余，就出现了交易，有了交易，自然就产生了货币。

从理论上厘清货币产生的这一原理后，我们再结合有关的文献记载，通过考察古代的交易情况，来看看我国先民是如何交易的，最初的“钱”又是怎样产生的。

我国先民称交易的场所为“市”，先秦文献中就有大量的关于市以及交易的记载。譬如：

神农氏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1]。

“故尧之治天下也……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2]。

这些记载多是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是汉代人的追述，可信度虽然受到了一定的质疑，但是大致上反映了在神农氏及唐尧氏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商品交换。这说明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上逐渐开始出现分工，至尧舜禹时代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商品交易及贸易活动。

《诗经》里记载了一个“抱布贸丝”的故事，就反映了最初的交易活动。故事说的是有个男子携带着织好的布，以交换丝为名，实际是想借机和女子接近，交流感情。[3]这里的布是指布帛之布，而不是下一节将要谈到的布币，因此，这里反映的是以物易物的实物交易。

随着交易的发展，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自然就从简单的价值形式，逐渐过渡到一般的价值形式，即从物物交换发展到一般等价物。在我国古代，最初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外来的交换品是海贝，在内部可以让渡的财产中，主要使用的不是家畜而是用青铜制作的铲形农具，这是下一部分中我们将要重点介绍的内容，这里我们介绍的是外来的交换品——海贝。

五、最初的货币是海贝

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这说明我国最初充当货币的一般等价物来源广泛，种类众多，主要有：龟甲、贝、金、银以及刀、布等物品，其中以“贝”最为重要。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贝”字条下所做的注释说：“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许慎记载最初就是以贝为货币，并概括了贝币从产生到废止的整个历史过程。

为什么说海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呢？

这有以下四点依据：

首先，有文献记载可寻。一是在甲骨卜辞以及商代青铜器的铭文中，不但有关于“取贝”“易（赐）贝”的记载，《亢鼎铭》中更是明确记载了用贝购买珠玉的事例，这里贝就起到了货币的作用。二是除前引司马迁、桓宽的记载之外，汉代文学家扬雄也说“古者宝龟而货贝，后世君子易之以金币”[4]。东晋时的郭璞说得更具体：“先民有作，龟贝为货；贵以文彩，贾（价）以大小。”[5]他认为古代是以贝的“文彩”来决定价值的。

其次，还有考古资料做证。比如在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墓葬中，随葬海贝的现象就较为普遍，一般小的墓随葬海贝至少有1枚，多至数十枚，其中5号墓被推测为殷王武丁配偶妇好之墓，随葬海贝多达7 000余枚。这说明当时贝的使用已经深入普通民众的生活，成为财富的象征并拥有了货币的职能。

再次，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汉字中很多与钱财、价值有关的字，都带有“贝”字的偏旁，如财、货、赐、寳（宝）、買（买）、賣（卖）等，甚至在汉字的组合中，“分”和“贝”组合就是贫穷的“贫”字；贝少就成了低贱的“贱”字[6]。这说明早在文字形成的时候，在我国先民的观念中，海贝已经是体现价值的东西了。

最后，海贝用作货币还有现实的例证，比如在云南地区，就长期习惯于使用海贝作为货币，直至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军张献忠的部属孙可望退守云南时推行“废贝行钱”的政策之后才改用铜钱，结束了长达3 000多年使用海贝做货币的历史。

图1–1 天然海贝

古人为什么要选用海贝来做货币呢？

这可不是哪个个人随便选择的，而是历史选择的，其中自有它的合理性。这主要是因为海贝大小均匀，可按枚计数；既坚固耐久，又便于保存，携带、运输还方便，天然具备作为货币的条件。因此，不仅是我国，世界上很多地区的民族，最初都曾经选择海贝作为货币。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最迟从商代开始，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我国先民，就已经开始使用天然海贝作为财富的象征以及交换的媒介。因此我们说，我国最早的货币使用的是海贝。根据考古资料，贝币出土发现的区域，以今河南省中部为中心，东至沿海，西达关中，南抵长江，北至长城。其中以河南、皖北、晋南及渭水下游为最多。

商代所创造的文明以今河南安阳、洛阳为中心，远离大海，属于内陆的农耕文明。那么，这些被用作货币的海贝来自哪里？又是如何被输入进来的呢？

据专家考证，这些作为货币使用的海贝，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南海以及印度洋的马尔代夫一带。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背呈紫色，即文献中所谓的“紫贝”；另一种背部有一个黄圈，称“环贝”。这两种海贝学名统称为“货贝”，古书中所谓的大贝、紫贝、玄贝、文贝等，指的就是这种“货贝”。

产自南海的海贝主要通过古代称作“交州”的越南北部以及今广州输入中原地区。产自印度洋上的海贝则通过缅甸可直达云南，然后再输入中原地区。云南正因为是印度洋海贝输入中原地区的必经之地，因此，才长期使用海贝作为货币，直至明末清初才改用铜钱。

实际上，海贝在用作货币之前，曾长期被作为装饰品使用，这主要是在商朝之前。作为货币使用，主要是从商代到西周之间，进入春秋战国以后，贝币逐渐被金属铸币取代，秦朝统一后便被正式废除。

海贝作为货币，它的单位又是什么呢？

根据先秦的文献记载，海贝作为货币通常是以“朋”为计量单位，这从殷墟甲骨卜辞和商周彝器铭文中的记载以及《诗经·小雅·菁菁者莪》：“既见君子，锡（赐）我百朋”等诗句中就可以得到证明。那么“朋”是怎样的单位？一“朋”又到底是指多少枚海贝呢？

古人对此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指两枚贝，见许慎的《说文解字·贝》；另一种说是指五枚贝，见郑玄给《诗经》做的注释。但是，根据金文中“朋”字的几种写法可以发现，一“朋”包含有两串贝，每串又不止一枚。由此可知，一“朋”贝的数量应该是双数，且在两枚以上。这说明无论是许慎还是郑玄的说法都不准确。近代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据此考证一“朋”为十枚贝，这一观点后来被考古发现证明，郭沫若曾为此专门赋诗写道：“宝贝三堆难计数，十贝为朋不模糊”。[7]

“朋”字现在常用来指“朋友”，这应该是其原意的引申或借用，而“朋”字的本意却早已被世人给淡忘了。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朋”字竟然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货币单位。这位“朋友”肯定人人愿交。

六、铜贝的出现及其意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加，交易规模日益扩大。当商品交换中天然海贝不能满足社会上的需求时，便出现了以兽骨、软石、陶土、玉髓等材料仿制的贝币。这些人工仿制的不同材质的贝，都是依照原贝的形式与大小制作而成，它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人造货币的雏形。

图1–2 人工仿制贝

随着青铜铸造业的发展，用金属材料铸造的货币便应运而生，这就出现了铜贝。如：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商代墓葬中曾出土3枚铜铸贝。虽然仅有3枚，但是意义非凡，因为这是首次在商代墓葬中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铜贝。此后，1963年在山西侯马上马村一座春秋墓中，出土海贝8枚，另有骨贝100枚、铜贝1 600枚以及包金铜贝32枚。1971年在山西省保德县林遮峪村商代晚期墓葬中，与车马器同时又出土铜贝109枚。近年在山东淄博齐国故地新发现一批铜贝，体形扁平，呈水滴状，底部与尖部各有一小孔，两孔之间有一小槽，小槽两边各有十几条对称纹，式样已经脱离了天然海贝的形状，较保德铜贝略大。

图1–3 淄博铜贝

商代的铜贝以“寽”（锊）为单位，这完全符合早期货币以重量单位为价值名称的规律。西周青铜器《稽卣铭》的铭文中就有“易（赐）贝卅寽”的记述。据专家对一件名为《曶鼎》的青铜器铭文的考释，讲到用一百寽铜贝购买五名奴隶。因为天然海贝以“朋”为单位，而“寽”是金属的重量单位，这里赐贝以“寽”为单位，说明所使用的正是铜贝。用铜贝购买奴隶，又证明了铜贝已经被当作价值尺度，发挥了货币的职能。

图1–4 《亢鼎铭》拓图

铜贝出土于距今约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墓葬具有重大意义，这说明早在公元前11世纪前后的商代后期和西周早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早期的金属铸币。保德铜贝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金属铸币。

根据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记述，公元前9世纪希腊仍然以牛为价值尺度，也就是说交换中是以牛为一般等价物，考古发掘中也没有发现当时有金属货币。根据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西方最早的金属铸币是公元前7世纪，位于今天土耳其境内的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古国吕底亚铸造的琥珀金银币。因此，我国虽然不是最早使用金银币的国家，却是世界上最早开始使用金属铸币的国家。

图1–5 吕底亚琥珀银

图1–6 吕底亚琥铂金

这就引申出一个饶有趣味且长期困扰货币史学术界的疑问，即经典政治经济学认为：“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可是，为何中国最早出现的金属铸币是铜币而不是金银币？此后的两千多年间，中国为何又长期停留在使用铜铸币？为何金银的货币化过程始终缓慢而艰难，直至明朝中后期才完成？

这些疑问是研究中国古代货币时都会碰到的，自明末的顾炎武以及清代的赵翼以来，很多人都曾做过分析，但是至今还没有见到有说服力的解释。

随后的章节中，我将带着这一疑问，以货币为视角，回顾、梳理我国三千多年的货币史，希望能给你带来新的启示。

[1] 《易·系辞下》。

[2] 《淮南子·齐俗训》。

[3] 《诗经·卫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4] 扬雄，《太玄经·玄掜》。

[5] 郭璞，《文贝赞》。

[6] 《说文解字》：“贱，贾少也。”——编者注

[7] 郭沫若，《安阳圆坑墓中鼎铭考释》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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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刀圜贝：先秦四大货币体系

不知有人注意到没有，我国的央行即中国人民银行的行徽，是由三枚布币构成的一个“人”字形。这个设计非常经典，它不仅精准地反映了我国的央行称为“人民银行”这一属性特点，还深刻地揭示出了源于铲形农具的“布币”在我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图2–1 中国人民银行行徽

上一节我们讲到，我国古代最初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外来的交换品是海贝，在内部可以让渡的财产中，主要使用的不是大多数国家和民族所常用的家畜，而是青铜制作的铲形农具，被称为“布币”。

下面我就带大家走进先秦四大货币体系，去领略璀璨的先秦货币文化。

一、青铜铸币取代海贝成为货币

海贝作为我国最早的货币，虽然直到秦朝统一六国之后才被正式废弃，但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实际上便已经基本绝迹。替代贝币的是由农具铲、工具刀以及纺轮等手工工具发展演变而来的、形态各异的青铜铸币。

青铜铸币为什么会取代海贝而成为货币呢？

实际上，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必然选择。我们知道早期人类社会曾经发生过两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是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因为社会的分工，各个部落生产的产品不尽相同，这就为经常性的交换创造了条件。特别是随着手工业的发展，金属逐渐成为制造工具和武器的主要材料，在交换中自然居于首要地位并取代其他商品货币而充当一般等价物。最初多半是由铜铁等贱金属充当货币，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金银等贵金属因其自身的优点而逐渐胜出，最终代替铜铁而成为货币材料的首选。

金属货币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其重量和纯度，与形状几乎无关。金属铸币虽然在流通中会发生磨损、减重等现象，但是依然能够流通使用，后来就是根据这种现象而衍生出了与金属货币同时流通的兑换券，进一步又演变为不兑换的纸币以及当前的各种信用流通工具，这是到目前为止货币发展的一般轨迹，也可以说是基本的规律。

我国早期的金属货币是由青铜工具演变发展来的。根据考古发掘的钱币实物，大致在周王室直接统治的都城洛邑（今洛阳）及其周围地区，以及三晋（山西、河北）地区使用的是由农具铲演变而来的空首布，后来又演变为平首布，统称为布币；燕国、赵国，以及齐国等地，大约从春秋晚期开始铸造使用刀币；战国中期以后，在北方的魏、秦、燕等国，开始出现一种新型的圆形有孔的货币，被称为圜钱，一般认为它源自纺轮，也有人认为可能是由玉璧发展而来；南方的楚国则使用铜贝，这种铜贝又被称为蚁鼻钱。另外，楚国还铸造一种金版，称量使用，表现出有别于中原地区的一种独特的货币形态。

二、四大货币体系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日渐衰微，各诸侯国则日趋独立。因为政治上的割据、经济上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生活环境、生产方式上的差异，使得各诸侯国的货币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总体上可以分为布币、刀币、圜钱、铜贝（蚁鼻钱）四大货币体系。

1.布币

布币是由农具铲演变来的。这种演变的痕迹，首先从实物上就可以看出来。比如早期布币的上端即首部，仍然保留有用来插木柄的銎并且还留有范芯，布币的首部因中空并呈銎状，所以被钱币界形象地称为“空首布”。但是，空首布因其原始体形上的一些先天缺陷，比如方形中空的首部、大而薄的形体，既不容易保持完整，又不便于大量携带或储存，限制了其货币职能的发挥。特别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贸易的繁荣，当货币的使用更为频繁之后，空首布体形上的这些缺点就给使用者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于是，从春秋后期开始，空首布的形制便逐渐地开始发生变革，进入战国以后，最终演变成为“平首布”。所谓平首布是指上端首部不再是中空的，而是呈扁平的实体。平首布的式样非常复杂，但是绝大部分有布足，因此，根据足的不同形制，大致上又可以分为：尖足布、方足布、圆足布（三孔布）和釿布四种类型。

图2–2 原始空首布

图2–3 空首布

图2–4 圆足布（武阳，三孔布）

图2–5 方足布（宅阳）

布币是从铲形农具演变来的，除实物上的承继关系之外，在文献中也能找到依据。如《诗经·周颂·臣工》中有“命我众人，庤乃钱镈”的诗句，意思是周王命令他属下的农人们，收藏好他们的锹和锄，他要去视察开镰收割庄稼。《说文解字》对“钱”的释文是：“钱，铫也。古者田器。”这里“铫”即“锹”字，与铲同类。《广雅·释器》对“镈”的释文是：“镈，锄也”。由此可知，“钱”与“镈”都是当时农具的名称，后来将货币统称为“钱”就是来源于此。春秋战国时期将铲形铸币称为“布”，也是源于此，这是因为在古代，“布”是“镈”的同声假借字，可以相互借用。

布币是我国早期最重要的金属铸币，但是它最早出现于何时却难于做出准确的界定。这是因为实用的生产工具铲，与早期用于货币的原始镈（布）之间是很难划分的。一般说来，越早的布币，其形状就越接近于它所演变的工具，这些工具后来因为逐渐减重而演变成为各种形制不同的布币。根据出土资料，钱币界学者大多数认为最早的布币大致出现在商朝的中后期。

正是因为布币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一种货币形态，为早期金属铸币的产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后来才被选作央行行徽的构成元素。

2.刀币

刀币也称“刀化（货）”，它是由实用的工具刀削演化而来。这种观点在钱币界一直存在分歧，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延庆军都山发掘的山戎部落墓地中，有原始青铜刀削与尖首刀同时出土而得到证明，最后才被普遍接受。

刀币的流通范围没有布币广，主要是在北方燕赵等国的狩猎民族和东方从事渔猎的齐国使用。这与中原地区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先民，用农具铲作为货币是一个原理，在北方以及东部沿海地区以狩猎及渔猎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先民中，刀削自然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生产工具，所以后来就以刀为货币。这种观点虽然可以说明刀币产生的原因，却不能解释清楚刀币手柄上为何要有一个圆环。因为在我国古代并没有用过如刀币那样柄上带一圆环的实用刀具。这种刀削在殷墟的墓葬中没有发现，周代的器物中未曾有过，甚至在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墓葬中也没有见过。既然实用的刀削都没有铸有圆环，那么为何用作一般等价物的刀币却要在手柄处铸一圆环呢？目前对此还没有合适的解释，我认为可能是为了将多枚刀币串在一起，这样便于携带和计数，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布币有空首布和平首布两种，那么刀币又有几种类型呢？刀币依据流通区域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

图2–6 燕国刀币（针首刀、尖首刀、明刀）

一类是北部燕国、赵国的刀币。体形稍小，但是种类较多。其中，燕国的刀币，形制上又可分针首刀、尖首刀、明刀三种类型；赵国本来是铸行布币的国家，但是从战国中期开始，为适应与邻近通行刀币的燕国、齐国的贸易需要，也开始铸行刀币。赵国的刀币是先秦刀币中数量较少的一种，经常与燕国的明刀或三晋的布币混杂在一起出土。

另一类是东部齐国的刀币。齐国在姜氏时代，估计刀币、布币、圜钱在民间都曾经流通使用过。周安王二十三年（前379）田氏灭姜以后，开始专门行使刀币。齐国刀币与燕、赵两国的刀币不同，体形硕大、文字高挺、铸造精整，但是数量较少，流通区域仅限于齐国境内。齐国的刀币通常根据所铸造的文字数量而分为：六字刀、五字刀、四字刀、三字刀。其中，六字刀上面的文字为“齐建邦长法化”，简称“建邦刀”。六个字中除第一个字“齐”字之外，其余五个字始终都有争议，最后两个字钱币界多读为“法化”，意思为国家法定的货币；古文字界则解释为“大刀”，意思为大型的刀币。分歧主要是在第二个字，其中以释读为“建”“造”“返”较有影响。实际上，这三种释读都字义通畅，与齐国的历史也能联系起来。其中最有可能的是齐襄王靠田单驱逐燕军，复国之后所铸。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公元前386年周室接受田和为齐侯的称号后所铸。不管是哪一种，都有开国或重新建国的意思，明显是为了纪念而铸造的，这应该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纪念币。

图2–7 齐国刀币（六字刀、三字刀）

3.圜钱

圜钱是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在以往贝币、布币、刀币之外，又新出现的一种独立的货币系统。我们前面讲到布币源于农具铲，刀币源于生产工具刀削，那么圜钱的来源是什么呢？

关于圜钱的来源，目前还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是从手工工具纺轮演变而来，这从早期的“垣”字以及“共”字圜钱的尺寸与仰韶附近出土的纺轮尺寸的对比中可得到证明。但是，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圜钱是由古代的玉璧发展而来，并列举古代文献中有以玉为币的记载作为依据。

有关圜钱的来源，虽然意见还不统一，但是钱币界基本上一致认为圜钱可能最早产生于魏国，后来被别的国家所采用。圜钱作为一种新的货币形式，战国时期最早出现于政治经济制度较为先进的魏国并不是偶然的，这应该与公元前410年李悝为魏文侯相后推行的改革政策有关。

就目前所知，铸有文字的圜钱以“安臧”钱为最早。“济阴”钱为先秦圜钱中流通时间最久、变化最多的一种。“垣”字圜钱，数量较多，范式也比较复杂；“共”字圜钱，是仿自“垣”字钱，数量较少，后人多以姊妹钱称之。也有人认为“共”字指的是“共和时期”[1]的执政者共伯和。但是，先秦货币文字中还从来没有表示时间或执政者的例证。因此，这一观点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布币有空首布和平首布两种，刀币有燕赵的小型刀币与齐国的大刀币两种，那么圜钱又有哪几种类型呢？

圜钱除大小、轻重上有差别之外，从形制上又可以分为圆形圆孔和圆形方孔两种式样；从边郭上又可分为：有轮廓和无轮廓两种。从钱币上所铸造的铭文来看，已发现的圜钱约有20多种，分别是由魏、赵、东周、西周、秦、齐、燕等国铸造的。一般说来，魏国、赵国、东周以及西周铸造的圜钱多铸地名、国名，有的是地名加币值或货币单位；秦国、齐国、燕国的圜钱多铸币值或货币单位。

图2–8 魏国圜钱（共、垣）

圜钱虽然是战国时期币制中一个较小的体系，但是它承上启下，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货币形态。圜钱的出现，说明除南方楚国以外的黄河流域各诸侯国货币的形制，从战国中后期开始，已经开启了逐渐统一的趋势。

4.铜贝（蚁鼻钱）

楚国最初也使用龟甲、贝作为货币，这在《竹书纪年》中已有“周厉王元年，楚人来献龟、贝”的记载可以作为证明。但是，后来楚国使用的货币完全不同于北方中原地区各诸侯国的布币、刀币、圜钱，而是一种被称为“鬼脸钱”或“蚁鼻钱”的铜币，这又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楚国的货币是由殷商时期的铜贝逐渐演变而来的，形式上仍然保持了天然贝壳的式样，如正面凸起，背部扁平或凹入，端有穿孔，面部铸有阴刻的文字，很像“咒”字。这种钱币，史书中没有记载，后人不知道应该怎样来称呼它。因为铜贝上的文字与小穿孔组合起来像一张丑陋的面孔，民间就戏称为“鬼脸钱”。世人望文生义，认为它是用来殉葬的冥钱，又感觉它像一只蚂蚁，于是又称为“蚁鼻钱”，以为是被用来防蚂蚁的冥钱，也有说是筑堤时用来防蚂蚁用的。

图2–9 蚁鼻钱

这种铜贝正面所铸造的阴刻文字，到底应该如何来释读呢？以往的钱币学家以及古文字学家曾有过各种解释，大多莫衷一是，很难自圆其说。实际上，币面上的阴刻文字，与“贝”字在金文中的写法十分相近，因此，我认为它很可能就是楚国“贝”字的写法，因此称其为“楚贝”，似乎更为切题。

楚国的这种铜贝，是什么时间开始使用的呢？使用范围又是哪些地区呢？

钱币界对此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结论，但它无疑是楚国最古老的货币，这一点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它出土的地域几乎遍及战国时期楚国势力所及的范围，其中以河南为最多，其次是安徽、江苏以及山东南部，而传统的楚地湖北、湖南，反而相对较少。

这种铜贝质轻价低，小额使用还可以，如果遇到贵重物品，需要大额支付时，又当如何来解决呢？

楚国铜贝因价值低，大额支付时确实多有不便。因此，文献中记载楚庄王时曾一度发行过“大钱”，因为民众的反对不久便被废弃了。有关大钱的具体式样，因为史书中没有记载，不得其详。除铜贝之外，近年还新发现了一种属于楚国的代用币性质的青铜钱牌，有一铢、二铢、三铢三种面值。

此外，楚国还使用一种黄金铸币，主要用于社会上层的大额交易，形制上有金版与金饼两种。金版除偶有圆形的外，多铸成不规整的方形，有的呈扁平的长方形，有的四角上翘呈不规则的方形，有的甚至拱曲如瓦状。虽然形式上表现各异，但是上面都钤有带文字的方形小印戳。这种金版，宋代已有发现，称为“印子金”，在旧的钱谱中有收录。印戳上的文字，以“郢爯”“陈”为多见。使用的时候可以根据需要切割成小块，用天平称量。黄金铸成一定的形状，已经具有了铸币的性质，但是使用时不计枚数，而是称重量，这说明它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黄金铸币，仍然还属于称量货币。

楚国位居南方，无论文物制度，还是思想信仰，因为大部分都承袭殷商的旧制，与中原地区周朝分封的各诸侯国有显著的差别。这种差别在货币制度上表现得就很明显，如楚国的货币就是由殷商的铜贝演化而来并自成体系。因此，仅从楚国铜贝与布币、刀币、圜钱的巨大差异中，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楚文化的特殊性。

三、先秦货币文化发达的商业背景

我国古代货币产生于商代，发展于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最后统一于秦朝。其中，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文化非常发达。这就如同诸子百家在我国思想史中的地位一样，先秦时期的货币也是我国货币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璀璨的时期，始终闪耀着创新的光芒。在灿烂的先秦货币文化的背后，实际反映的是当时经济的繁荣和商业的兴盛。这与当时发达的商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的迅猛发展是以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那时农业已经使用牛耕，铁质农具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人们已经懂得施肥并修建了许多的农田水利设施，如：鸿沟灌溉系统、引漳溉邺水利工程、郑国渠、都江堰等都是当时修建的。手工业、家庭副业也得到相应发展，人口的增加更是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各个城邑都纷纷设置了用于交易的“市”。

如文献中记载有：

“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2]；“大县十七，小县有市者卅有余”[3]。齐国丞相晏婴的家“近市，湫隘嚣尘”[4]，因为离集市太近，过于喧嚣热闹，齐王建议给他另建新居。鲁国的大夫曾阜就讽刺说“贾欲赢而恶嚣乎？”，意思是说商人想赢利难道还怕喧嚣热闹吗？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市场的众多与繁荣。

“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5]，“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6]，形象地描述了商人的机敏和不辞辛苦。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财币欲其行如流水”[7]；“一贵一贱，极而复反”[8]；“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9]。说明以范蠡、白圭为代表的商人已经具有了很深的商业理论，懂得利用价值规律来谋取利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商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当时的许多商界名流不但叱咤商场，还在文化与政治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郑国的“弦高犒师”退秦兵，吕不韦资助子楚回国继位，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并资助他的老师孔子讲学等等，都是典型的事例。

实际上，正是春秋战国时期高度发达、繁荣的商业经济，孕育了多姿多彩、璀璨夺目的先秦货币文化。这充分证明了我国古代货币文化独立发展，自成体系，源远流长而未曾间断，内涵丰富且博大精深。这才是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

[1] 共和时期指公元前841年周厉王被暴动者赶下台至公元前828年周宣王即位之间的14年。

[2] 《管子·乘马》。

[3] 《战国策》。

[4] 《左传》。

[5] 《墨子·贵义》。

[6] 《管子·禁藏》。

[7] 《史记·货殖列传》。

[8] 《越绝书·枕中》。

[9] 《国语·越语》。

3

半两钱：承担了统一使命的货币

半两钱是秦始皇灭亡六国之后，为了统一各诸侯国的货币而新铸造的一种钱。这种认识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因为各种公开出版物以及教科书中都是这么讲述的。它的依据是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的一段记载：“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实际上，司马迁的这段话，两千多年来大家都理解错了！

本节中我将结合考古资料、文献记载以及秦半两实物，来看看世人是怎样误解司马迁的，以及半两钱是在什么背景下铸造的，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以及对后世有什么影响。

一、战国半两钱的发现

为什么说司马迁的那段话被理解错了？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四川省巴县的冬笋坝、青川县的郝家坪、浦江县的战国船棺墓，以及陕西省咸阳塔尔坡等多处战国时期的秦墓考古挖掘中，都先后出土了半两钱。

考古工作者是在战国时期的秦墓里发现了半两钱，这说明半两钱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战国时期就已经铸造使用了，并不是以往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新铸造的一种货币！

为了后面的叙述方便，我们先来看看考古工作者是如何发现并确定战国半两钱的。

发现半两钱的考古工作，以1979—1980年四川博物馆（2009年3月更名为四川博物院）等单位在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50号战国秦墓中的发现最为著名，该墓葬出土了7枚半两钱与2件木牍。其中1件木牍正面记载的是秦武王二年（前309）颁布的、由左丞相甘茂等修订的《为田律》，背面是与该法律有关的记事，内容主要是秦统一六国之前田制变化的史实，以及整治田亩的一些具体规定。

这两件木牍对研究先秦时期的田律、探索商鞅变法和先秦的土地制度以及中国古代文字的演变，都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样，它们对于确定半两钱铸造和使用的时间、地域，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引起了钱币界的极大关注。

因为木牍中的纪年最后止于秦武王四年（前307），这说明该墓下葬的年代可能是在这一年或这一年之后不久，由此能够证明墓中所出土的7枚半两钱铸造的年代，最晚应该不会晚于第二年，即秦昭襄王元年（前306）。这说明半两钱最少在秦统一六国之前的八十多年前就已经铸造使用了。

明确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以往我们都认为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力开始增强，最后完全是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后消灭韩、赵、魏、楚、燕、齐等六国，实现了统一。这一认识后来因为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更得到了加强。但是，战国秦半两钱的出土，却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这段历史的视角，它揭示了秦国在灭六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除了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之外，实际上还配合使用了货币的手段。这就如同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币紧跟解放军的步伐，随着战争的推进逐步取代国民党贬值的法币，稳定国内货币市场时所发挥的作用一样，秦国的半两钱也是随着秦军的统一路线图逐步取代了六国的货币，最后实现了货币的统一。因此，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实际上秦国的半两钱已经基本取代了六国的货币。所以，秦始皇就顺势将秦国的半两钱正式确定为法定的货币而推行全国，并没有另外再铸造一种新的钱。

实际上，司马迁所记载的“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并没有说另外铸造了一种新的货币，只是说统一六国后，货币分两种，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但是，因为这是关于半两钱的首次记载，于是大家就想当然地认为半两钱是秦统一六国后新铸的货币。这一误判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战国秦墓中发现了半两钱，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虽然没有另外铸造一种新的货币，而是用秦国原来已有的半两钱统一了六国的货币。但是，半两钱却是先秦四大货币体系中圜钱的一种，属于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在原来的贝币、布币、刀币之外，又新出现的一种独立的货币形态。这种货币之所以被称作“圜钱”，就是因为它外形是圆形的，但是它中间却有个方孔。

二、圆形方孔钱的产生

秦国的半两钱属于先秦四大货币体系中的圜钱，圜钱作为一种新的货币形态，最初是由魏国发明的，但是，最后发扬光大的却是秦国。

文献记载秦国在惠文王二年（前336）时“初行钱”，以前大家认为这是秦国使用货币的开始，实际上这应该是秦国正式铸造发行货币的开始，当时所铸造的货币就是圜钱。

秦国的圜钱有圆孔和方孔两种。

早期的圜钱为圆孔，目前只发现了“一珠重一两十四”“一珠重一两十二”和“半圜”3种。文字都是小篆体。1996年西安北郊尤家庄一座战国晚期秦墓中，曾经出土一枚“一珠重一两十四”，这是唯一一枚通过科学考古发掘所得到的早期圆孔的圜钱。

图3–1 秦国早期圜钱（一珠重一两十四、半圜）

后期的圜钱为方孔，除“半两”钱之外，另外还有“文信”“长安”和“两甾”3种。

1.“文信”和“长安”

“文信”相传为文信侯吕不韦所铸，“长安”则被认为是由秦始皇的弟弟长安君成蟜铸造。1955年春在吕不韦的封地，即今洛阳市西郊河南故城遗址，曾经出土过一块刻有“文信”字样的石范，这为吕不韦铸文信钱又增添了新的证据。“长安”还没有发现钱范。文信、长安虽然是两种不同的钱币，但是，一次兵变却将它俩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是怎么回事呢？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239年长安君受命率军队去攻打赵国，但是他却中途倒戈，回师长安，最终失败被杀。有一种观点认为长安君此次兵变就是与吕不韦合谋，目的是要取代嬴政。长安君失败后不久，吕不韦也被赐死，这似乎又证明吕不韦之死与长安君可能有关。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吕不韦、长安君为什么要铸钱，是否与兵变有关？甚至这两种钱是否真的为吕不韦、长安君所铸，也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还都是一种推测。如果这种推测能够成立，那么“文信”“长安”都是以封号为钱文，这种做法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总之，“文信”“长安”两种钱币，就如同吕不韦与秦始皇身世之间的关系一样，笼罩着很多未被解开的谜团。

图3–2 秦国后期圜钱（长安、文信）

2.“两甾”钱

“两甾”钱文中的“甾”即“锱”，是当时的一种重量单位。《说文解字》记载：“兹（甾），六铢也”。表示一甾重六铢。大家知道，秦国的衡制是以二十四铢为一两，十二铢为半两。一甾为六铢，两甾恰为十二铢。因此，“两甾”与“半两”的重量实际上是相等的。另外，两甾钱也时常与半两钱同时出土，这说明两甾钱很可能是与半两钱同时期铸造的等值货币。

中国古代的货币最后之所以统一于半两钱，是因为秦国统一了六国。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与西方的马其顿统一希腊各城邦的历史有点相似。秦国地处西北偏僻之地，与东方诸国相比，不但建国比较晚，而且因为与戎狄杂处，经济、文化等方面又比东方诸国落后。历史的发展经常有出人意料之处，这就如同西方世界偏居一隅的马其顿，曾经被希腊城邦中文化先进的雅典人所嘲笑、歧视一样，东方的秦国也时常被号称礼仪之邦的晋齐等诸侯国视为没有开化的落后国家，甚至拒绝秦国参加列国的会盟。但是，历史的发展有时又有惊人相似的一幕，正如野蛮的马其顿统一希腊各城邦一样，东方的华夏也是由落后的秦国灭亡六国，实现了统一。秦国就用本国的半两钱统一了六国的货币。

图3–3 两甾钱

三、半两钱的特点

半两钱在形态各异的先秦货币中，体形是比较小的，但却是最有特点的。有两点要特别引起我们的关注，一是它的文字，二是它的形制。

1.半两钱的文字

秦朝统一六国之后，为了表示对统一货币工作的重视，由协助秦始皇完成了文字统一工作的宰相李斯，亲自书写了小篆体的钱文“半两”两字。小篆是一种怎样的字体？在我国古代文字发展史上又占有怎样的地位呢？

小篆是李斯以先秦的大篆为基础，删繁就简，废除了六国原来使用的大量的异体字和与秦国文字不一样的部分文字，新创造出的一种标准字体，为了与此前的大篆体区别而称为小篆体，被作为统一后标准的书体颁布实施。秦小篆的产生，结束了战国以来文字异构丛生、形体杂乱的局面，实现了我国文字的统一，标志着我国书法艺术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李斯是古代著名的书法家，但是，他的笔迹如《泰山石刻》《琅琊台刻石》《会稽刻石》都已剥蚀严重、字迹漫漶，因此，我们现在只有通过半两钱上的钱文，来欣赏李斯的书法真迹，体会古人所谓“李斯小篆之精，古今绝妙”的评述了。

2.半两钱的形制

半两钱的形制特点是圆形方孔，这是由圆孔圜钱发展而来的，方孔的改革，确立了秦以后我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两千多年间货币的基本形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但是，为什么要由圆孔改为方孔呢？因为史书中没有记载，后人就从两个角度做了解释，给我们提供了解读方孔之谜的历史线索。

《吕氏春秋·圜道篇》说：“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秦国的统治者认为外圆象征天命，内方代表皇权，把钱做成外圆内方的形状，象征君临天下，皇权至上，秦半两钱流通到哪里，皇权威仪就散布到了哪里。因此，认为它是秦代“天命皇权”的象征。最早称钱为“孔方兄”的西晋人鲁褒，他在《钱神论》中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出发，认为圆形方孔钱“故使内方象地，外圆象天，钱之为体，有乾有坤”，这就将半两钱的造型与政治联系了起来。

另一位是明代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他在《天工开物》中从工艺技术的角度指出，“以竹木条直贯数百文受锉”。因为铜钱刚从钱范中铸出来的时候，边郭都带有很多的毛刺、流铜，需要锉磨。如果是方孔，就可以用一方形竹木条，贯穿于钱币的方孔中，将钱币固定住，这样更便于修整钱币的外郭。

鲁褒的说法虽然影响普遍，实际上可能宋应星的解释更为科学。

图3–4 秦半两钱

四、秦半两钱的重量及购买力

秦代的半两钱到底有多重？一枚半两钱能够买些什么东西？这一定是大家很想知道的。

我们知道秦代的一斤约等于现在的250克，一斤为十六两，一两为二十四铢，一铢约合现在的0.65克。因此，秦半两钱的标准重量应该是8克左右。但是，因为存在地方铸币以及减重的原因，所以存世的秦半两钱实际上轻重悬殊、大小不一。重的有10克以上，轻的仅1克多一点，一般重量为5克左右。因此秦代的《金布律》规定流通中好钱（美）、坏钱（恶）都有，要掺杂使用，不准挑选。所以在秦半两钱中，找出一个较为合适的中间值，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因此，有专家认为，秦朝只是统一了货币的形制和单位，并没有统一货币的铸造权和发行权，并举遗留的秦半两钱重量不等、形状也不完全相同为例，指出秦半两钱不是统一铸造和发行的。这里显然忽视了两点：一是垄断铸币权并不排除地方铸钱，迄今发现的秦代钱范并非只出自咸阳附近，安徽贵池、四川高县出土的秦半两钱范，应该就是地方铸币的物证；二是《史记》中明确记载了秦半两钱并非“重如其文”，而是“各随时而轻重无常”。因此，当时就存在严重的减重现象。

民国初年的古泉学家丁福保曾有一首咏秦半两钱的诗，说：“千秋唯有长城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莫道区区仅半两，曾看刘项入咸阳。”这里“刘项”指的是刘邦和项羽。据记载战国后期到秦代的物价是很低的，正常年份每石粟大约只有几十个钱，一斗只要三枚秦半两钱就够了。可见当时物价很便宜，半两钱的购买力是很高的。当年沛县的小吏萧何就是因为多送了两枚秦半两钱接济还是小吏的刘邦（别人送了三枚，萧何送了五枚），刘邦就非常感激了，等到刘邦称帝之后，给萧何封了侯爵，比其他诸侯额外多分了两千户。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秦半两钱的购买力还是很高的。

五、秦半两钱的使命

半两钱因为肩负了统一货币的使命，因此，我们的关注点就不能仅仅限于它的文字、形制以及面值，还要从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的视角，来谈谈它所发挥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首先是规定了货币的种类和名称。

秦朝统一后的货币分为“上币”和“下币”二等制。贵金属黄金价值高，主要供社会上层的贵族使用，单位为镒，称为“上币”；以贱金属铜为币材的货币名为“铜钱”或只称“钱”，因为价值较低，主要用于社会下层民众的日常小额使用，单位为半两，称为“下币”。在此之前，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充当过交换媒介的珠玉、龟贝、银锡等物品，则被明令不再充当货币，只能作为器物使用。因为统一六国之前秦国使用的就是半两钱，而楚国主要使用的是黄金，因此也可以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所推行的二等制的货币制度，实际上是秦国和楚国两国货币制度的融合。这似乎可以说是一种“金钱复本位制”，但是文献中没有说明黄金与铜钱之间是否有法定的比价关系，也可能就是两种独立的货币，大额支付用黄金，小额交易用铜钱。但是，黄金并不铸成按枚计数的铸币，还是称量使用，仍然属于称量货币。

其次是统一了货币的形制和单位。

半两钱的货币形制为圆形方孔，这象征了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正面铸“半两”二字，既是纪重，又是货币单位。这一单位与同时推行于全国的石、斤、两、铢等衡制相匹配，形式简单划一，便于接受与使用。这样就彻底废止了原来六国各自使用的形制不同，名称、重量、单位各异的旧钱，将秦国使用的半两钱推行全国，统一了全国的币制。从此，圆形方孔钱成为中国古代货币的基本形制，并延续使用了两千多年，甚至东亚、东南亚、中亚的很多国家也铸造使用圆形方孔钱，并因此形成了以“圆形方孔”为特征的东方货币文化体系。

再次是垄断了铸币权，禁止民间私铸。

文献中虽然没有关于垄断铸币权、禁止民间私铸的直接记载。但是根据历史分析并证以近年新出土的秦简，我们完全可以证明秦朝是禁止民间私铸的，铸币权完全由政府垄断。比如《史记·平准书》中记载说，汉初“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这就间接地说明了秦朝的时候是明令禁止民间私自铸钱的。另外，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云梦秦简·封珍式》中记载了一条邻里告捕私铸货币的案例。说的是某村有甲、乙二人捆绑了丙、丁二人来告官，说丙私铸钱币，丁提供协助，并提供了丙、丁铸钱使用的钱范和新铸造的110枚铜钱。[1]秦简中的这份记载，更是直接证明了秦朝时政府是垄断了铸币权，禁止民间私铸货币的。当发现违法的行为时，百姓有告发的责任和义务。

最后是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货币法。

秦朝统一之后，为了彻底消除六国原来使用的各式旧钱，确保全国货币在种类、名称、重量、形制、单位、铸造等方面的统一，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货币法。出土秦简中的《金布律》《赍（资）律》就是秦代的货币法令，对有关货币的储藏、流通以及回收等诸多方面都做了具体的规定。比如《金布律》中就明文规定，官府在收取货币时，每千枚钱放入一个用草绳编成的被称作“畚箕”的盛器中，并盖上县丞、县令的印。不足一千枚时，也要盖印封存。钱币不管铸造得精美还是粗糙，都混装在一起。发放的时候，要把印封呈献给县丞、县令验视，然后启封使用。百姓在使用钱币交易时，不管质量好坏一起通用，不准挑选[2]。详细地规定了货币的收取、储藏、出库、发行、使用的程序及要求。

再比如《关市律》中规定，从事手工业和为官府出售产品，收钱时必须立即把钱投进钱缿[3]里，使买者看见投入，违反法令的罚一甲[4]。具体地规定了从市场回收货币的要求，这样就从一定程度上杜绝了贪污舞弊行为的发生。

秦朝通过半两钱统一了全国币制，确定了统一货币的种类、名称、形制及单位，由政府垄断了铸币权，第一次从制度上禁止了民间的私铸，并制定了最早的货币法令即《金布律》《关市律》，对货币的铸造、储藏、流通、回收以及防伪反假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将战国时期各种原始形态的货币统一在了圆形方孔式样下，使中国货币的形态从此固定下来，延续使用两千多年直至清末，并影响到周边一些国家及地区，形成了东方货币文化体系，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因此，我们说秦半两钱是中国货币发展进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

从秦半两钱不难看出，货币作为一种商品流通的工具，除了反映一定历史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技术的特征之外，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及审美标准。秦半两钱在体现皇权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的同时，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集实用性、艺术性、思想性于一身，从这个视角也可以说货币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

[1] 《云梦秦简·封珍式》：“某里士五（伍）甲、乙缚诣男子丙、丁及新钱百一十钱，容（镕）二合；告曰：‘丙盗铸此钱，丁佐铸。甲、乙捕索其室而得此钱、容（镕），来诣之。’”

[2] 《金布律》：“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不善，杂实之。出钱，献封丞、令，乃发用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

[3] 缿，一种陶制储钱器。

[4] 《关市律》：“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缿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资一甲。”

第2章

汉五铢标准的确立及影响

汉武帝在秦朝统一货币形制的基础上，又完成了铸币权的最终统一并确立了五铢钱的铸造标准。本章分六个专题，前三个专题都与汉武帝有关，五铢钱是汉初币制改革的结果，确立了铜钱的重量标准，是历史上行用时间最长的钱币，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我国货币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白鹿皮币、白金三品是汉武帝敛财的手段；马蹄金、麟趾金则是他政治斗争的工具，虽然时间都很短，但是对于后来纸币的产生以及白银的货币化都有重要影响。第四个专题论述了王莽的币制改革，指出正是失败的币制改革葬送了王莽本来很有希望的政治改革。第五个专题结合丝绸之路的开通，论述了东西方钱币文化的最初接触及其影响。最后一个专题，通过对魏、蜀、吴三国各自所发行钱币的考察，揭示了它们以货币为武器进行的一场货币版的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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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铢钱：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

历史上每当新皇帝继位，或是改变年号，都要更铸新钱。如果是改朝换代，那就更需要重新铸钱。似乎只有铸造了新钱，才昭告了新政权的合法性以及替代旧政权过程的完成。但是，在中国古代却有一种钱币延续使用了多个朝代，不管是王朝更替，还是江山易主，所铸造的钱币都使用的是同一个名称，这就是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历经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总共延续流通使用了739年的五铢钱。

五铢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能不受朝代更替的影响而延续使用？它对后来的货币又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呢？

下面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走进五铢钱的世界去探个究竟。

一、五铢钱产生的背景

五铢钱是由半两钱演变来的。无论是五铢，还是半两，它们都既是货币的名称，也是货币的单位，所表示的实际上都是货币的重量，属于早期的称量货币范畴。在讲五铢钱之前，先简单介绍以下半两钱，这是因为五铢钱是在半两钱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半两钱又可以分为“秦半两”与“汉半两”两种。

秦半两钱是秦昭襄王在位的时候开始铸造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之后，用秦国的半两钱统一了原来六国各自使用的货币。

汉初继续沿用秦朝的半两钱。但是，因为受秦末农民起义以及楚汉战争的破坏，汉初的社会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物资极端贫乏。《史记》中记载当时甚至连皇帝乘坐的马车都找不到四匹颜色一样的马，丞相、将军有的只能乘坐牛车，一般老百姓更是到了没有剩余的东西需要储藏的地步。[1]

因为国困民穷，物资极度匮乏，前朝遗留下来的“秦钱重，难用”[2]，不能适应汉初低水平的经济生活。因此，为了解决流通中缺钱的困境，以便尽快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汉高祖刘邦在称帝的当年，即公元前206年就颁布了法令，允许民间铸造减重的半两钱。此后历经高后（即吕后）、文帝、景帝三朝，持续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货币减重。这期间虽然有迂回和反复，但是，最终将重达十二铢的秦半两钱，减重到重量仅有四铢的汉半两钱，称为“四铢半两”，减重幅度达到了66%以上。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大规模并持续的货币减重行为，对后世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四铢半两钱不但恢复了以前半两钱的币值，还增加了民众对半两钱的信心，物价因此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汉初之所以能够出现“文景之治”的盛况，应该说与这种较低并稳定的物价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也为汉武帝推行进一步进行币制改革并推出五铢钱奠定了基础。

图4–1 四铢半两（三分钱）

二、汉武帝的六次币制改革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登基，他在“文景之治”所积累的物质基础之上，一改他的父亲和爷爷，即景帝和文帝所崇尚的“无为”的黄老思想，对内、对外都推行积极的扩张政策，史书上说他是“外事四夷，内兴功利”[3]。因此，汉武帝统治时期财政上开支浩大。为了筹措经费，推行积极扩张的政策，汉武帝在四铢半两钱的基础上，于建元元年（前140）至元鼎四年（前113）的27年间，又先后实行了6次币制改革，最终确定了五铢钱的重量标准，并将汉初下放给民间的货币铸造以及发行的权力重新收归中央。这样一来，五铢钱就诞生了。从此，五铢钱取代半两钱，成为当时流通使用的一种新的货币。

汉武帝频繁地进行币制改革，与他所推行的积极扩张的政策所导致的财政拮据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只有结合汉武帝的6次币制改革，才能明了五铢钱替代半两钱，成为一种新货币的历史必然。

第一次改革是建元元年（前140），也就是汉武帝即位的当年，他便销毁四铢半两钱，改铸三铢钱。这是因为当时流通的半两钱名义上虽然是重四铢，实际上已经减重到只有三铢或不足三铢，改铸三铢钱完全是为了使它名实相副。但是，汉武帝没有想到这样一来引起了民间的私铸，被迫于5年后又废弃三铢钱，重新恢复使用四铢半两钱，等于是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

图4–2 三铢钱

第二次改革主要体现在技术上。停铸三铢钱之后，恢复铸造的四铢半两钱重约2克，比文帝初铸的四铢半两钱轻薄。因为半两正好是十二铢重量的三分之一，历史上又称为三分钱，但是技术上有一个重要的改进，就是多了一个浅细的外郭，个别的钱币上还铸有内郭以及在穿口上铸一横线，被称作“有郭半两”。

在钱币上加铸一个边郭？这有什么实际用处吗？

实际上，这是一项重要的技术创新。古人有一种说法叫“摩钱取鋊”[4]，指的是私铸者为了获取铜料，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磨取铜钱的边缘，再用磨下来的铜屑铸钱。加了这个边郭之后，既可以防止磨边取铜，又可以减轻流通时对钱币上所铸文字的磨损，一举两得。因此，这是中国古代铸钱技术上的一项重大进步，此后铸造的钱币就都带边郭了。在这项技术上中国是领先的，比欧洲要早。

第三次改革发生在元狩四年（前119）。当年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军资耗损严重，国库空虚。为了增加收入，汉武帝采纳了张汤的建议，铸造了“白金三品”并发行了“皮币”。关于白金三品和皮币，因为下一个专题中要专门讲解，这里就不展开了，只要知道它们都属于大面额的虚币，是汉武帝用来敛财的工具就行了。

第四次改革是元狩五年（前118），即卫青讨伐匈奴的第二年，在铸造白金三品、发行皮币的同时，又废弃了四铢半两钱，准许郡国铸造一种新钱，以“五铢”为文，这就是最初的五铢钱。因为允许郡国铸造，所以又称为“郡国五铢”。这样一来，从秦昭襄王开始铸造的、统一了中国古代货币的半两钱，在流通使用了一百三四十年之后，最后被废弃了。

“郡国五铢”钱正面有轮无郭，背部则轮郭俱备，重约3.9克。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墓中曾出土4 000余枚五铢钱，就是“郡国五铢”。

图4–3 郡国五铢

第五次改革发生于元鼎二年（前115）。因为各个郡国铸造的五铢钱在尺寸大小以及工艺上多不统一，给盗铸者提供了可乘之机，盗铸行为愈演愈烈。为了杜绝盗铸，汉武帝又发布诏书不许郡国铸钱，改由京师的钟官负责，统一铸造“赤仄五铢”。所谓“赤仄”（赤侧）指的是一种将外郭锉平的工艺，“赤仄五铢”就是指经过这种加工净边的五铢钱。规定钟官所铸造的赤仄五铢钱，一枚等于此前郡国铸造的五铢钱5枚，民众缴纳赋税以及官府使用都必须是钟官铸造的赤仄五铢钱才行，希望以此来杜绝盗铸现象的发生。

第六次改革发生于元鼎四年（前113），统一铸造赤仄五铢钱仅仅两年之后，汉武帝又发布诏书，废除了赤仄钱与郡国五铢1∶5的比价，规定各种五铢钱都平价流通。后来又再次重申禁止郡国铸钱，只准上林三官铸钱，并废止了以前的各种钱，规定天下不是上林三官铸造的钱都不得使用。

“上林三官”指的是设立于皇家园林上林苑的钟官、辨铜和均输三种官职，其中，钟官负责掌管铸钱事宜，辨铜负责辨别铜色，均输负责管理铜锡等铸钱材料的运输，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中央造币厂。从此，中国的货币进入了五铢钱的时代。

图4–4 上林三官五铢

三、五铢钱的标准、工艺及影响

上林三官五铢重3.5~4克，基本上都是用铜范或制作非常精致的泥范所铸。它工艺先进，铸工精细，钱形整齐，标准统一，奠定了五铢钱的铸造标准。因此，五铢钱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货币继半两钱之后的第二个里程碑。

首先是实现了货币铸造权的统一，为政治上大一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自行铸造货币。因此，货币的形制、尺寸、重量各不相同。秦始皇虽然短暂地统一了货币的形制、单位及名称，并从制度上禁止了民间私铸，但是仍有地方铸币。汉初因为秦钱太重，又允许民间私铸，邓通就是因为铸钱而富可敌国，吴王刘濞之所以能够发动“七国之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可以铸钱，因此聚敛了大量钱财，可以招兵买马，与中央抗衡。直到汉武帝收回郡国铸币权，推行五铢钱以后，才最终实现了货币铸造权真正的统一，这样才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集权。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是从秦到汉逐渐完成的。秦朝消灭六国仅仅是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汉初以来经过近90年的探索和实践，最终在武帝元鼎四年（前113）确立了以五铢为货币的标准重量，并将货币的铸造权和发行权收归中央，实现了货币的统一。以此为标志才最终实现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西汉历史进入了鼎盛时期。因此，我们可以说五铢钱的确立以及铸币权的统一，奠定了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的基础，同时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货币的新纪元，即五铢钱时代。

其次是大小适中，轻重适宜。

我国早期的货币大小、轻重都很悬殊，如齐刀重达40克以上，而汉初荚钱还不到1克。五铢钱出现之前是一个反复摸索、探索的阶段，自元狩五年（前118）汉武帝确定五铢钱的重量标准以后，七百多年间基本没有变化，始终都是铸钱的标准重量。即使唐高祖武德四年废止五铢钱以后，新铸造的开元通宝钱也是以五铢钱为标准，重4克左右。因此，五铢钱成为我国历史上使用最久，也是最成功的货币。

再次是奠定了“小平钱”的重量基础。

小平钱这一重量标准，作为我国古代最基础的货币重量标准，一直延续使用到清末，并成为整个东方货币体系的基础货币重量，影响深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五铢钱为重量标准的小平钱不仅影响了东亚诸国，确定了东方基础货币的重量标准，甚至与西方罗马的基础货币重量也是惊人地一致。

最后是技术上有重大突破。

特别是外郭技术的使用，既防止了盗铸者剪边盗铜，又能够在流通中保护钱文，使文字不易磨损。这是铸钱技术上的一大突破，因此，从五铢钱开始，外郭的形制就固定了下来，直到近代采用机铸技术。另外，五铢钱采用铜范法，即用铜来制作母范，这比此前的石范工艺先进，铸工更为精细，在提高钱币精整度的同时，也增加了艺术性。钱币铸成出范后，加以磨鑢，边缘非常整齐，故有“赤仄钱”之称。五铢钱的这些铸造技术都较同时期的欧洲先进。

四、汉武帝之后的五铢钱

汉武帝之后的昭帝、宣帝、元帝和成帝，都继续使用并铸造了五铢钱，形制上和汉武帝时期的几乎没有区别，有出土发现的、纪有明确年号的钱范为证。王莽改制时，虽然曾经一度废弃了五铢钱，但是王莽铸造的“小泉直一”和“货泉”这两种货币的实际重量都是五铢，名称上虽然不同，但使用的仍然是五铢钱的重量标准。

经过王莽篡位的短暂混乱，刘秀在农民起义与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下，于建武元年（25）中兴了汉王朝。但是，五铢钱却早在两年前更始帝攻入长安后就恢复使用了，当时铸造的钱史称“更始五铢”，后来刘秀铸造的钱史称“建武五铢”。

图4–5 更始五铢

图4–6 建武五铢

东汉铸造的五铢钱中，无论是“更始五铢”，还是“建武五铢”，除文字风格、尺寸大小与西汉的五铢钱稍有差异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只有汉灵帝于中平三年（186）铸造的“四出五铢”较为特殊。这种五铢钱因为钱的背面有四道斜纹，分别由穿孔的四角直达外郭，被称为“四出文”，“四出五铢”由此得名。汉代的五铢钱很少在背后铸有花纹，灵帝的四出五铢钱却铸有明显的四出花纹，灵帝是否借此昭示有非常之意，今天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当时因为黄巾军起义的余波未平，东汉政权仍然危机四伏，于是社会舆论就将钱币上的变化与国运相联系，认为四出文是分崩离析的凶兆，此钱一出，财富将会循四道而流布四海，天下必将大乱。但是，因为四出五铢钱铸造精良，文字严整，轮郭深峻，很受收藏者的喜爱，后人甚至将四出文称为“古轮钱”，经常被用作绘画的题材，而成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

图4–7 四出五铢

另外，汉代五铢钱中铸造最差的则非董卓所铸造的五铢钱莫属。董卓曾尽收公私铜器，甚至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收缴兵器所铸造的铜人，也被他销毁用来铸钱。董卓所铸小钱有两种。初铸的为无文钱，后来又加铸了五铢两字。这两种钱币都轻小粗劣，其实如果仅从轻重上来看，董卓铸造的小钱并不比西汉初年的荚钱更轻，只是因为钱币上没有铸造文字，便得到了“恶钱”的名声，甚至成为董卓罪恶的象征。小钱一出，因为购买力低下，物价飞涨，“钱货不行”。当时奄奄一息的货币经济，在小钱的冲击下便完全窒息了，社会生活于是就倒退到了实物经济的境地。一直到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统一北方废除董卓的小钱之后，才又短暂地恢复了五铢钱的流通使用。但是，时间不长，很快就又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实物经济状态。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再次恢复用钱，并铸造了一种新的五铢钱，被称为曹魏五铢。

图4–8 曹魏五铢

刘备占据西蜀后铸造了直百五铢。“直百”两字为隶书，开创了隶书用于钱文的先河。同时，在一枚钱币上使用两种字体，也以此钱为最早。直百五铢还有背面铸有篆书“为”字的一种，相传是诸葛亮的手笔。刘备在白帝城托孤之后，诸葛亮为了安抚南方，曾以犍为为基地筹措军需。篆书“为”字表示的就是犍为。这既是方孔钱币中最早两面铸造有文字的钱币，也是最早的纪地钱。

图4–9 直百五铢（背“为”）

南北朝时期铸造的五铢钱，虽然钱文中不再标明虚值了，但是，却有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大多数钱文中都冠有当时的年号。实际上，这已经属于年号钱的范畴了。

如南朝的梁武帝萧衍一当皇帝就于天监元年（502）销毁佛寺里的铜佛像2万尊，铸造五铢钱，史称天监五铢；陈朝文帝陈蒨于天嘉三年（562）铸造的五铢钱，史称天嘉五铢。

北朝的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改革，铸造了太和五铢，钱文中铸有年号太和。因为不能满足流通需要，朝廷于是又鼓励民间私铸，只要铜色精炼，符合标准，便允许流通，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准许民间私铸货币的政策。宣武帝时在永平三年（510）又铸造了永平五铢。孝庄帝永安二年（529），推行币制改革，铸造了永安五铢。北齐的高洋后来废弃永安五铢，改铸常平五铢。

图4–10 太和五铢

图4–11 永安五铢

图4–12 常平五铢

在五铢钱家族中，最后的一种是隋五铢。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元年（581）篡北周自立之后，便下诏书废除原来北周、北齐所铸造的带有年号的旧钱，重新恢复并铸造使用五铢钱，他希望用新铸造的五铢钱，统一整顿自东汉末年以来长达400多年混乱的货币制度。因此，终隋一世，专用五铢钱一种，钱文中没有加铸年号，统称为隋五铢。

图4–13 隋五铢

五铢钱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开始铸造使用，到唐朝武德四年（621）改铸开元通宝钱为止，正式流通使用了739年。五铢钱是随着汉武帝的盛世而出现的，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久，也是最为成功的一种货币。这说明一个盛世的出现必然是要有一种成功的货币做基础的。[5]

[1] 《史记·平准书》：“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2] 《史记·平准书》：“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

[3] 《汉书·武帝纪》。

[4] 《汉书·食货志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质而取鋊，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

[5] 另有一种说法是汉赤仄五铢钱以敛财为目的导致民不聊生。具体可参考《夺富于民》（中信出版社，2017.9）。——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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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皮币、白金三品：汉武帝的敛财手段

《史记》和《汉书》都记载说，汉武帝于元狩四年（前119）发行和铸造了“白鹿皮币”和“白金三品”两种特殊的货币。无论是白鹿皮币还是白金三品，它们的材质、形制，都与中国传统的币制不相符合。

汉武帝为什么要发行和铸造这样两种特殊材质和形制的货币呢？

以往的解释说是为了填补因征伐匈奴耗空的国库而采取的一种敛财手段。实际上，除了这一目的之外，老谋深算的汉武帝还有更深一层的政治考量，这是他为了实现集权目的而采用的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

下面我就结合当时的背景，根据文献并对照遗存下来的实物，来分析汉武帝是如何通过“白鹿皮币”和“白金三品”敛财并进行政治算计的。

一、“白鹿皮币”

“白鹿皮币”是张汤向汉武帝建议发行的，它的式样以及用途在《汉书·食货志》中有记载，意思是说宗室王侯朝觐皇帝的时候，必须遵照古代的礼仪用玉璧作为礼品。但是玉璧不能裸送，必须要有包装，并且只能用“皮币”做衬垫，而“皮币”又必须用白鹿的皮来制作。[1]实际上，“皮币”之称古已有之，汉武帝只是根据需要又给它赋予了新的内容而已。

据《管子·五行》中的记载，“皮币”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用作诸侯进献周天子时的贵重贡品，或是上层贵族之间交换的礼物，即所谓“出皮币命行人修春秋之礼于天下诸侯”。这里“皮”是指毛皮，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币”字，后人多望文生义，以为就是指货币。实际上，这种理解是错的。因为“币”在这里指的是布帛，和货币几乎没有关系。“币”字在古代的写法是“幣”，汉代的字典《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幣，帛也。从巾，敝声。”翻译成现代文就是：“币是纺织品，所以部首是‘巾’，‘敝’表示读音。”这种纺织品因为通常都是成卷的，所以又被称为束帛，在先秦时代是贵族之间交往时普遍使用的一种礼品。因此，“皮币”所指的就是礼品，并且是一种专门用于上层贵族之间的礼品。

当时用作礼品的东西，实际上并不限于帛，比帛更贵重的是玉器。中国自古崇尚玉，玉器有很多品种，小的如玉佩，是贵族们佩戴在身上的。大型玉器则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比如玉钺就代表统治者的权威，而玉圭、玉璧、玉璋等玉器常用于贵族之间的交往。

西周以及春秋时期，贵族阶层之间的交往非常注重礼节。但是到了战国以后，因为“礼崩乐坏”，诸侯都盘踞一方，互相征战，再加上秦末天下大乱，各种制度早已被废弃。因此刘邦称帝的时候，当初那些跟随他起事的开国功臣虽然都封公封侯了，但是因为来自社会下层，都不懂“礼”，在朝堂上说话、行走都和以往一样，毫无规矩，弄得已当皇帝的刘邦很不爽。直到请了一个懂“礼”的叔孙通制定了规矩，刘邦才得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2]

刘邦的时代毕竟刚刚走出战争，百业待兴，礼法不够完备还能理解。到了汉武帝时代，已经立国六七十年，各项工作都逐渐走上了正轨，很多文臣都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礼制建设，但是汉武帝当时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抗击匈奴，确保国家的安全。为此他派遣卫青、霍去病多次统率大军远征漠北，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元狩四年（前119），当卫青再次出征，歼灭匈奴主力，解除汉朝的外部威胁之后，汉武帝这才顾得上关注国内的礼制建设。鉴于吴楚七国之乱的教训，当时礼制的核心就是打击宗室贵族的势力，以便进一步加强专制皇权。因此，汉武帝接受张汤的建议，以恢复并加强礼制为名，发行“白鹿皮币”，借机向宗室贵族以及各地诸侯征敛财富，在充实国库的同时，打击了宗室权贵，加强了专制皇权，将“生财”与“复礼”两件事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发行“白鹿皮币”能够一举两得，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去哪里寻找白鹿呢？其实这并不难，因为皇家禁苑里就有专门饲养的白鹿。所谓白鹿，实际上是梅花鹿隐性白化基因的突变，发生的概率很小，因此古人就视白鹿的出现为“祥瑞”，发现后必须进献给皇帝，专门饲养在皇家禁苑，作为皇帝祭祀时的牺牲。所以汉武帝的上林苑就养有白鹿。于是负责经管皇帝个人财产的宫廷机构“少府”，就将白鹿的皮裁剪成每张一方尺，饰以彩绘，作价四十万。规定宗室王侯朝觐皇帝时，必须向皇帝的禁苑购买白鹿皮制作的“皮币”，作为献璧时的衬垫之物。这哪里是作为礼品，根本就是强卖敛财。

史书记载最初汉武帝曾经就发行“白鹿皮币”这件事，向主管农业的大农令颜异征询意见，正直的颜异说王侯朝贺时所献的礼物价值才值数千，但是衬垫却高达四十万，他认为这是“本末不相称”，汉武帝听后很不高兴。后来颜异因别的事被人告发，由张汤负责审理，张汤因为与颜异有矛盾，就以“腹诽”定罪，即嘴上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在肚子里诽谤了朝廷，这和秦桧陷害岳飞的“莫须有”的罪名如出一辙，张汤假借汉武帝之手，公报私仇将颜异给杀了。后来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感慨地说：“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

“白鹿皮币”虽然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也不能算是实物货币，更没有发挥货币的作用。但是，方尺大小的一块鹿皮，作价四十万钱，它虽然不能转让，但是与大额虚价的纸币，实际上并无太大的差异。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白鹿皮币”是我国古代纸币的先驱，在我国古代货币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可以被看作纸币的滥觞。

“白鹿皮币”值四十万钱之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废弃的。但是，以鹿皮荐璧却成为后来的一项常典。《后汉书》记载直到曹魏的时候，诸侯朝会时仍然沿用以鹿皮荐璧的制度，只是没有再明确必须要用白鹿之皮而已。[3]

二、“白金三品”

与只能凭借文献资料才能了解的“白鹿皮币”不同，汉武帝随后铸造的“白金三品”有实物留存。“白金三品”在两千多年之后能够再次引起世人的关注，是因为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

这次考古发现发生于1976年，地点是位于西北的甘肃省灵台县蒲河川康家沟的一座汉代遗址，共出土了274枚金属圆饼，这些实物目前都保存在甘肃省灵台县的博物馆。这是一次重要的出土发现，一经报道立刻就引起了收藏界以及学术界研究西域历史的学者们的极大兴趣。

大家最初关注的重点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

一是这些金属圆饼的成分。有人认为它们是铅质的，但是经过测定后发现其中含有一部分的银，并铸有一圈像是文字的符号，也可能不是文字而是图案，据此推测可能是钱币。但是又因为这些铅饼的形制、材质以及重量都与中国古代的币制完全不符而被质疑。

另一个关注的焦点是这些金属圆饼的来源。多数研究者认为它们不像是中国境内的东西，可能是伴随丝绸之路由境外流入的。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金属铅饼应该就是贵霜帝国在中亚使用过的一种货币，公元2世纪贵霜帝国崩溃之后，被一部分返回故乡的大月氏人带回来的。

随着社会上关注的人越来越多，疑问不但没有被解决，反而变得更为复杂。这是因为这种铅饼后来在陕西扶风、长安，安徽寿州，甘肃河州，河南洛阳、开封，以及长沙等地又陆续有多处出土发现。不但数量不少，地域也不再限于西北地区，说明这些铅饼与流寓中国的大月氏人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除了圆饼形的铅饼之外，又新发现了椭圆形以及方形的，并且上面还都分别铸有龟和马的图饰。受此启发，大家回头再审视此前的圆饼，似乎发现上面也有一个形似龙纹的图案。至此，钱币界有人将陆续发现的这些圆形、椭圆形以及方形的三种金属饼，大胆地认定就是《汉书·食货志》中所记载的汉武帝时期铸造的“白金三品”银币。于是，这些金属饼又一次吸引了社会上更多的关注者。

为了回应社会上的关注，并进一步探讨这些金属饼的来源及其属性，中国钱币学会于2003年8月与陕西省钱币学会合作，在陕西省汉中市召开了一次有关“白金三品”的专题学术研讨会。我当时在中国钱币学会秘书处工作，直接参与了这次专题研讨会的筹备组织工作。会上专家们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虽然还有很多的疑问有待进一步印证，但是，钱币学术界已经基本上认定陆续发现的这三种含银的铅饼就是《汉书·食货志》里所记载的“白金三品”银币。

所谓的“白金三品”，指的是用银锡合金铸成的三种不同面额的货币。第一种是圆形的龙币，每枚值3 000枚铜钱；第二种为方形的马币，值500枚铜钱；第三种为椭圆形的龟币，值300枚铜钱。当时使用的铜钱是四铢半两钱，元狩五年（前118）才改用五铢钱。因此，上述三种白金币都是对四铢半两钱作价，当时的本位货币是铜钱，所以说“白金三品”本质上是一种虚币，明显是为了敛财而实行的一种通货膨胀政策，这与当时汉朝政府拮据的财政状况有关。而导致财政枯竭、经费紧张的原因，又正好与汉武帝对外大兴兵戈、开拓疆土，积极推行“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的扩张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要想了解“白金三品”的铸造背景，首先应该从汉武帝讨伐匈奴说起。

图5–1 圆形的龙币

图5–2 方形的马币

图5–3 椭圆形的龟币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曾经派大将军蒙恬北逐匈奴，并将原来战国时期修筑的长城，加固延伸，形成后来的万里长城，暂时解除了匈奴的威胁。但是好景不长，到秦末汉初的时候，因为中原发生内乱，先有陈胜、吴广起义，后有楚汉相争。匈奴又乘机崛起，重新占据了河套地区。刘邦称帝后，为了抗击匈奴的入侵曾御驾亲征，但是在山西大同的白登山被匈奴的骑兵包围，史称“白登之围”。危难之际采用陈平的建议，通过贿赂匈奴单于之妻阏氏的办法，才得以解围逃回。随后通过谈判，汉朝同意嫁公主给单于为妻，并且每年向匈奴赠送丝绸、米、酒等实物，匈奴这才答应不再入塞抢劫，这就是历史上汉与匈奴之间的“和亲”。但是，因为汉朝军力不如匈奴，即便嫁了公主，馈赠了物品，仍然被匈奴轻视。刘邦死后，匈奴单于甚至派人送信给吕后说，“我没了妻子，你也没了丈夫，我们不如就一起过吧”。临朝称制的吕后，面对匈奴单于的公然调戏，也只能以“我已经是个老太婆了”而回信婉拒。[4]强势的吕后对于匈奴单于的侮辱为何如此软弱？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当时汉朝的国力还比较弱，没有实力与匈奴对决。因此，后来的文帝、景帝，也都只能继续依靠“和亲”的办法来维持与匈奴之间屈辱的和平。这一切要到汉武帝即位之后，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他凭借“文景之治”所积累的财富和国力，决定改变对匈奴的政策，不但要一洗刘邦白登山被围之耻，更要为吕后讨回尊严。因此，他首先在北方派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武力讨伐，收复河套地区，设立朔方郡。后来匈奴西边的昆邪王来降，又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不但解除了匈奴的威胁，还打开了与西域的交通线。在此基础上，汉武帝又在西北、西南、东南以及东北等方向，采取了积极的进攻政策。西北方面，通过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开了与西域交往的大门，开通了丝绸之路；西南方面，出兵平定了南越、闽越，将广东、广西以及福建纳入了版图；西南方面，击败夜郎和西南夷，将四川以西及云南、贵州纳入版图；东北方面，发兵灭卫氏朝鲜，设置乐浪等四郡，将朝鲜半岛纳入了版图。汉武帝通过这一系列的积极开拓，基本奠定了我国古代的疆域范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不多见的可称为雄才大略的皇帝。

汉武帝通过这一系列的征伐活动，虽然消除了匈奴的威胁，开拓了疆域，奠定了历史上中国的版图范围。但是长年的战争也耗尽了国力，导致民生疲敝，怨声载道。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晚年的汉武帝不得不颁布《轮台罪己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记录在案的皇帝检讨书，反映了汉武帝晚年时深刻反省、体恤民生、黯然罪己的一面。但是，早年的汉武帝却完全是另一种面孔，那时的他年轻气盛、意气风发，为了推行他对外的积极扩张政策，不惜民力，不顾百姓死活，拼死要与匈奴一搏。因此，当元狩四年（前119）卫青北击匈奴，胜利回朝后，因为战争的费用浩繁，造成国库亏空，为了筹措经费，汉武帝便重用张汤、桑弘羊等专讲聚敛之术的酷吏。除了实行盐铁国家专营，新增苛捐杂税，并制定卖官赎罪的法律之外，还在铸造货币方面想出了许多敛财的办法。这就是在发行“白鹿皮币”之后，紧接着又铸造了“白金三品”银币的原因。

如果说，汉武帝发行的“白鹿皮币”在增加中央财力、打击诸侯王势力的斗争中，还曾起到了一定作用的话，那么，发行“白金三品”却是完全失败了。

根据汉武帝的设计，“白鹿皮币”征敛的对象是王侯宗室等上层贵族，而“白金三品”征敛的对象则是社会上的大商人。它们针对的都属于有钱的群体。普通的老百姓使用的都是铜钱，因此，他们基本上不受“白鹿皮币”和“白金三品”的影响，即便有影响，也非常有限。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让汉武帝始料未及的是“白金三品”银币因为与铜钱之间比价过于悬殊，导致社会上的官员以及民众都大肆盗铸，因此而犯法者不可胜数。《史记·平准书》记载说，因为犯法的人太多了，官府杀都杀不完。《汉书·食货志》也记载说，虽然盗铸属于死罪，但是因此犯法的官吏和民众还是不可胜数，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汉武帝没有办法，在使用三年多后，于元鼎二年（前115）被迫废弃了“白金三品”。另外，文献中记载说白金三品是“银锡白金”，即银锡合金。但是出土发现的实物中铅的含量却比较高，这可能是文献的记载有误，也可能是因为银少，又添加了铅。实际上，民间盗铸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

汉武帝铸造“白金三品”主要是为了敛财，用来填充因讨伐匈奴而耗空的国库。但是因为大范围的盗铸，仅仅三年便被迫废弃。从发展经济、促进货币流通的角度来看，“白金三品”不但没起到任何的积极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一场灾难也毫不为过。但是，我们如果换个角度，从中国古代货币史的视角，特别是贵金属金银的货币化方面来看，“白金三品”的铸造，却又有其特殊的意义。

汉朝政府在用度不足的时候，首先就想到了白银，并铸造了以“白金三品”为名的银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秦朝统一之后，虽然法律规定，白银只能用作器饰宝藏而不能作为货币使用。但是，白银因其贵金属本身的优势，其货币的职能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甚至比黄金还发挥了更多的货币职能。史料记载，汉代白银以半斤为单位，称为一流。据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记载，曾有纪年为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的两种银锭出土，一种是船形，略像后来的元宝，另一种是条形。这两种银锭的中央，都有一行阴文隶体字，记作“中元二年考公所造”。因此，“白金三品”虽然不是纯银，但是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最早有记载的、政府铸造的、用于正式流通的银币，是法定银币的滥觞，在我国古代白银的货币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白金三品”在形式上却又与我国传统钱币的风格完全不符，这可能是受了西域货币的影响。

货币是全民通用的交易工具，公信力、信誉是它能够被大家接受的前提。只要是以敛财为目标，不管凭借多么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不管理由如何堂皇、道理多么充分，老百姓一定不会接受，失败是必然的！这应该就是汉武帝发行“白鹿皮币”和“白金三品”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1] 《汉书·食货志下》：“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值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2]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3] 《后汉书·礼仪志》引《决疑要注》说：“古者朝会皆执贽，侯、伯执圭，子、男执璧……汉魏粗依其制，正旦大会，诸侯执玉璧，荐以鹿皮，王卿以下所执如古礼。”

[4] 《汉书·匈奴传》：（单于信中说）“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斯所无。”（吕后复信说她）“年老气衰，发齿坠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于自讦。”

6

马蹄金、麟趾金：特殊形制的金币

2015年11月14日，世人关注的南昌西汉海昏侯墓1号主墓室，在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镜头下打开了。这是一座未被盗取的诸侯王墓，大家对它充满了期待，即便如此，打开主墓室后所出土的文物数量之多、规格之高、制作之精，仍然超出了世人的期待。尤其是出土了多达200余万枚的五铢钱（重10余吨）以及金饼285枚、马蹄金48枚、麟趾金25枚、金版20块，总共378枚，纯度均在99%左右，更是震惊了世人。这是一次有关汉代金币的重要发现，也是迄今汉墓考古发现金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一次。

世人不禁要问，墓主人到底是谁？怎么会如此富有？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从墓主人的身世说起。

一、刘贺的身世

据专家考证，墓主人为海昏侯刘贺，墓中后来发现刘贺的名章，证明专家的推论是正确的。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五岁时继承父位而成为封国在山东巨野的第二任昌邑王。汉昭帝去世之后，因为没有子嗣，刘贺以昌邑王的身份被霍光迎入长安即位，成为新的皇帝。

图6–1 褭蹏金、麟趾金、马蹄金

据说刘贺在位仅仅27天，因为做了1 127件荒唐失礼的事情，被霍光以“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1]的名义废了帝位并遣返昌邑。实际上这是因为霍光发现刘贺不好控制而安的罪名，是一场政治斗争。霍光废了刘贺之后，又改立汉武帝的曾孙、戾太子刘据的孙子刘询为皇帝，这就是汉宣帝。汉宣帝后来发现刘贺不再对自己的帝位构成威胁之后，又“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移居到了位于今天江西南昌的豫章国。

刘贺原来是昌邑王，先被霍光立为皇帝不久就被废了，汉宣帝后来又封他为侯，但是却叫“海昏侯”，这有什么讲究呢？

据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的研究，封刘贺为“海昏侯”可能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这里的“昏”字，可能与霍光所指斥的“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中的“昏乱”有关；“海”与作为自然地理概念的“海”可能无关，其原本的真实含义，或许是“晦”字，由“日”与“每”组合，表示太阳被雾气或阴云笼罩，有“昏暗”的意思，借指刘贺行为上的“昏暗”。

刘贺与刘询都是汉武帝的后人，一位是孙子，另一位是曾孙。似乎正是因为这一点，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必将跌宕起伏、荣辱不定而富有传奇色彩，所不同的只是两人命运起伏的峰谷却正相反。当五岁的刘贺嗣父位被封为昌邑王时，尚在襁褓中的刘询却因巫蛊之祸受父亲的拖累而身陷狱中。等刘贺以“行淫乱”的罪名被废去帝位后，继位的又正是已沦为平民的刘询。掌握他俩命运起伏的就是霍光，霍光是霍去病的异母弟，汉武帝临终之际受命辅佐汉昭帝，行周公之事。他“立帝废王，权定社稷”，前后秉政20年。但是，正如老百姓所说，管得了身前，却管不了身后，霍光死后仅仅4年（元康二年，前64年）家族就被宣帝灭门。刘贺又过了5年（神爵三年，前59年）才去世，他不但看到了霍光的死，更看到了霍氏家族的覆灭，在这一点上，他笑到了霍光的后面。

刘贺与刘询不同的政治命运，除了霍光的因素之外，不同的人生经历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刘询因为曾经有过平民的生活经历，“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这是刘贺那种“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的皇族子弟所不具备的政治素质。因此，在与权势空前的霍光的博弈中，刘贺仅仅27天就被废弃，而冷静有为的刘询则懂得韬光养晦，最后做到了政治上的有所作为。他在位25年，主张“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对西汉后期的历史进步贡献很大。某种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正是刘贺的悲剧，才成就了历史上的昭宣中兴。

了解了墓主人海昏侯刘贺的身世，基本上也就部分地解释了墓中出土这么多财宝的原因。这里需要再补充一点的是，当年太后否决“群臣奏言”“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的流放建议，决定将刘贺遣返昌邑时，还特别规定“故王家财物皆与贺”。因此，刘贺继承了原昌邑王国的所有财物。又因为刘贺是政治斗争中被废的皇帝，大家觉得他很委屈，因此，死后随葬了大量的财物，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不至于窘迫，仍然能够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这虽然可以解释墓中随葬200余万枚五铢钱以及众多黄金的原因，但是，却又引出了我们所要谈论的另一个问题，即黄金为何要铸成马蹄、麟趾的形状？

二、汉武帝对黄金形制的改革

黄金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发挥货币的职能，形制一般为圆饼形或是不规则的方形，以“镒”为单位，一镒重二十两（另一说是二十四两）。譬如荆轲刺秦王失败之后，秦王因为御医用药箱阻挡荆轲有功，就曾赏赐黄金二百镒。

秦统一之后，从法律上规定黄金为上币，仍然用镒为单位，不铸为币，继续沿用金版、金饼等原来的形制，称量使用，主要用于大额的支付和赏赐。汉初承袭秦制，也以黄金为上币，最初也是用镒为单位，后来改用斤（一斤为十六两）。形制上仍以圆饼或方饼为主，这就是《汉书·食货志》中所记载的“黄金方寸，而重一斤”。

“黄金方寸，而重一斤”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我们来做个计算：

西汉时的1斤约合当今的250克，汉代出土的完整的金饼也以250克左右为最常见。另外，汉尺1寸约合当今的23.5厘米，以棱长为1寸的正方体的体积乘以黄金的比重19.3，约等于250克，这与前文所引述的《汉书·食货志》中的记载完全相符。

汉代黄金与铜钱的比价为黄金1斤值钱1万枚。西汉将黄金的称量单位改为“斤”或“金”，而不再“以镒名”，这就如同汉初将重达十二铢的秦半两钱减重为仅有三铢左右的荚钱一样，汉代黄金重量单位的变小，即由“镒”改为“斤”，也是西汉政府因为物资匮乏在黄金称量单位上所实行的一种应时减重的改革措施。

在黄金的重量单位逐渐变小的同时，汉武帝又于太始二年（前95）对黄金的形制进行了一次改革，铸造了“马蹄金”与“麟趾金”，这与汉武帝当年的一次出巡有关。

据《汉书·武帝纪》引太始二年的诏书记载，当年的春天汉武帝外出巡视，回到长安后就颁布了一份诏书，说他巡视途中在郊外看见了上帝的身影，登上西陇高原时曾喜获白麟，在渥洼水又见到了天马，最后在泰山拾到了块黄金。汉武帝将这四件事联系起来认为是一种瑞兆，为了表示纪念，于是就下诏书将黄金由原来的方饼、圆饼式样，改铸为麒麟的脚趾以及天马的足蹄的形状，并正式以“麟趾”“褭蹏”（袅蹄）作为金币的名称，专门用于赏赐各诸侯王。[2]

这里“麟趾”意指麒麟的足趾。“褭”字在《吕氏春秋·离俗篇》中指“古之骏马也”。《汉书·武帝纪》注引应劭的话说“古有骏马名要褭，赤喙黑身，一日行万五千里也”。由此可知，“褭”是指古代的一种良马，“蹏”即是“蹄”字。因此，“褭蹏”意指马的足蹄。后来颜师古在注释《汉书·武帝纪》时，就直接将“褭蹏”写作“马蹄”，即“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为麟足、马蹄之形，以易旧法耳”。从此，汉代就有了以“麟趾”“马蹄”为名的金币，俗称麟趾金、马蹄金。

如果从前面所引述的文献记载来看，汉武帝将黄金由原来的圆饼、方饼式样，改铸为麟趾、褭蹏的形状，仅仅是为了“以协瑞焉”。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实际上，汉武帝铸造马蹄金、麟趾金的目的远不只这些，另外还有更深层的政治用意和考量。这与汉武帝通过强硬的手段打击地方诸侯王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之后，采取的安抚刘氏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目的有关。

这要从刘邦实行的分封制谈起。

三、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

刘邦是以加入秦末农民起义大军而起家的。曾经灭亡六国、统一天下的秦朝，武力虽然强大，但是在陈胜、吴广于大泽乡揭竿而起之后，各地纷纷独立，仅仅传了两代便灭亡了，这给战胜项羽建立汉朝的刘邦以强烈的震撼。刘邦分析其中的原因，认为这是因为秦始皇当初没有分封同姓的子弟去各地镇守，才导致了强大的秦朝顷刻之间就覆灭了。因此，为了巩固刘氏政权，刘邦便大肆分封刘姓诸侯王。但是，随着地方诸侯势力的强大，开始有人觊觎皇权，最后酿成了“吴楚七国之乱”。叛乱虽然最后被平定了，但是各诸侯国依然独霸一方，拥有各种特权，仍是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汉武帝继位以后，为了削弱地方诸侯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两项重要的措施：

一是于元朔二年（前127）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分封的诸侯王死后，除嫡长子继承王位之外，可以推恩将王国的部分土地分给其他的子弟为列侯。名义上是施恩惠，实际上是剖分其国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实行推恩令以后，很多诸侯王的支庶也可以受封为列侯，不少王国先后被分为若干侯国。而汉朝的制度规定，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被分成侯国，就是王国面积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这样，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到后来，王国辖地仅有数县，再也没有实力跟中央叫板了，彻底解决了王国的问题。

二是实行“酎金夺爵”的政策。汉朝的制度规定，每年的八月在长安祭祀高祖庙献酎[3]饮酎时，诸侯王和列侯要根据封国人口的数量进献黄金助祭，标准是每千人贡金四两，余数超过五百人的也是四两，由少府负责验收。如果发现黄金的分量或成色不足，就要受到处罚，结果往往是诸侯王削县，列侯免国。元鼎五年（前112）九月，汉武帝因为列侯中无人响应号召从军去征伐南越，就以酎金的分量或成色不合标准为借口，撤销了一百零六个列侯的爵位，几乎占到了列侯的一半。丞相赵周也以知情不举的罪名下狱而被迫自杀。

另外，我们上一节介绍的“白鹿皮币”，实际上也是汉武帝打击宗室权贵、加强专制皇权的手段。

汉武帝通过“白鹿皮币”、“推恩令”以及“酎金夺爵”等手段，削弱和打击了各地诸侯王以及列侯的势力，进一步加强了中央的集权，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与中央抗衡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和刘氏皇族内部的紧张关系，加强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营造和谐的政治氛围，汉武帝便借祥瑞之名，特意铸造了马蹄金、麟趾金，班赐给那些保留下来的守规矩、听话的诸侯王。

以往世人只是看到了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诸侯势力而采取的强硬措施，如“酎金夺爵”以及变相勒索的“白鹿皮币”等手段。其实，汉武帝除了硬的一手之外，还有软的一手，向听话的诸侯王班赐马蹄金、麟趾金就是他软的一手，正是依靠恩威并施的软硬两手，汉武帝才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成为我国古代为数不多的有作为的帝王。

四、对马蹄金、麟趾金的确认

马蹄金、麟趾金虽然早在唐宋时期就有出土，但是，“麟趾”“马蹄”到底是一种什么式样？自唐朝开始，世人似乎就已经弄不太清楚了。譬如颜师古在给《汉书》做注释时说“今人往往于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好，而形制巧妙”，只是笼统地介绍，而无具体的描述。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一《异事》中虽然谈到了马蹄金，描述为“褭蹏作团饼”状，这显然是不准确的，而对于麟趾金甚至只字未提。因此，我们怀疑沈括可能就没有见到真正的马蹄金、麟趾金，他的描述属于主观猜测。另外，唐宋时期所发现的麟趾金、马蹄金，后来多被切割使用，未有实物存留下来，使得后人虽然在《汉书·武帝纪》中知道汉武帝曾经铸造过马蹄金、麟趾金，但是却无实物与之对照。因此，对于马蹄金、麟趾金只有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无具体的式样，使得后人越发弄不清楚马蹄金、麟趾金形制上的区别，遂使马蹄金、麟趾金成为困扰钱币学术界的一大谜团。

海昏侯墓出土的马蹄金，一目了然，与真的马蹄很像，比较容易辨认。但是，对于麟趾金却多有分歧。麟趾金来源于麒麟，而麒麟因为是传说中的瑞兽，自古就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因为麟趾金铸造于汉代，所以我们只能以汉代的说法为准。在《汉书·终军传》、颜师古的注释以及王充《论衡·讲瑞篇》中，都记载“白麟，一角而五蹄”。据此可知，麟趾不可能是圆蹄，而应该是分瓣的五趾。以往大家所认为的麟趾金，多来自沈括的文字描述，后人所附图版也均为圆蹄状，实际上它们都是另一种式样的马蹄金而不是麟趾金，而真正的麟趾金应该就是海昏侯墓所出土的那种近似趾瓣的兽趾状金币。另外，汉武帝为应祥瑞只造了麟趾、褭蹏（马蹄）两种金币，而这种呈兽趾状，又明显不像马蹄的金币，肯定就是麟趾金无疑。

实际上，马蹄金、麟趾金早在海昏侯墓被发掘之前，就已经有出土发现并正式做过报道，只是未引起社会大众的注意而已。据《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披露，早在1973年该墓葬曾出土金饼40枚，掐丝贴花镶琉璃面大小马蹄金各2枚，掐丝贴花镶琉璃面麟趾金1枚。但是，这次发现并未引起世人的足够重视，直到2015年11月媒体报道正在发掘的南昌西汉海昏侯墓1号主墓出土了金饼、马蹄金、麟趾金之后，才开始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根据海昏侯墓以及1973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的发掘简报，我们虽然考证清楚了马蹄金、麟趾金，知道了它们的形状，但是，围绕马蹄金、麟趾金，还有很多未解开的谜团。

譬如马蹄金、麟趾金的底部都铸有“上”、“中”或“下”三个表示方位的汉字，这应该做何解释呢？另外，马蹄金有大、小两种型号，而麟趾金却只有一种规格，这又是为什么呢？马蹄金、麟趾金之间以及它们与五铢钱的比价又各是多少？这就像多疑、好猜，令人难以琢磨的汉武帝的性格一样，他所铸造的马蹄金、麟趾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仍有很多谜团有待我们去解读。

马蹄金、麟趾金因为本身就不是用来交易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都不是货币。但是名义上又是为协祥瑞而铸造，用于赏赐诸侯王，因此，仍然可以被视为一种特制的黄金铸币。虽然已经有了固定的形制，但是使用的时候还需要切割称量，因此大部分都被切割销毁了。加之武帝之后就停止了铸造，使用的时间不长，铸造数量也不多，因此传世稀少，名贵异常。

对于统治者来讲，货币从来都不仅仅是交易的媒介，而经常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特别是像汉武帝这样从来就不按常规出牌，极富个性并有创意的帝王，用铸造马蹄金、麟趾金的办法“班赐诸侯王”，以怀柔、安抚因“酎金夺爵”而紧张的皇族内部的关系，倒也符合他的性格。

这次海昏侯墓的集中出土，不但确认了马蹄金、麟趾金的形制，同时也见证了汉武帝政治斗争手段的多面性。他不但有硬的一面，也有软的一手，是靠软硬两手、刚柔并用的手段，实现了削弱诸侯王，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这却是以往我们所忽视的。

[1] 《汉书·霍光传》。

[2] 《汉书·武帝纪》：“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褭蹏，以协瑞焉。因以班赐诸侯王。”

[3] 酎是一种优质的酒。

7

一刀平五千：斩断了王莽改革事业的金错刀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货币中，有一种刀币形制比较特殊。它既不同于先秦时期齐国的大刀，也不同于赵国、燕国那种由实用刀削演变而来的刀币。它的体形较小，制作精美。虽然被称为刀币，但是外形看上去更像是一把钥匙，这就是王莽铸造的刀币。它总共有两种款式：一种错有黄金，称“金错刀”；另一种未错黄金，称“契刀”。

不要小看这种刀币，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它斩断了王莽的改革事业。

一、王莽的身世

王莽的身份属于外戚，西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是他的姑妈，元帝死后太子即位，史称成帝，成帝的母亲王政君就变成了皇太后。掌权的皇太后自然要请娘家人来帮忙。太后共有兄弟8人，其中有4人相继为大司马，主持朝政前后长达20多年。但是王莽因为父亲死得早，在王氏别的子弟都不学无术，追求骄奢淫逸生活的时候，唯独王莽能够谨慎恭俭、谦虚好学，有儒者之风，因此，特别受到王太后的怜悯和照顾。当最后一位担任大司马的叔父因病去职的时候，王莽便被推荐继任大司马。这样，王氏一门就先后有5人担任大司马，他们在朝廷内部有太后做奥援，外部则有门生故吏做声势，政治上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朝廷的大权都落入了王氏家族手中，这为王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如果仅凭这一点，那王莽最多也就像他前任的四位叔父一样，仅仅只是一位专权的外戚而已。但王莽却是一位胸怀理想的社会改革家。说到王莽，世人一般都认为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阴谋家，或是一个眼高手低的野心家。总之，都是负面的形象。实际上，这些都是刘秀等人对他的片面宣传和恶意攻击，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公正的。

真实的王莽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如果说他是一个怀抱理想却无施政经验的书生，可能更接近于历史。因此，在西汉末年权贵们普遍都横行不法的社会环境下，王莽却仍然能够洁身好学、谦恭行事。他广疏家财，赡养儒生，救济穷人，为了维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甚至逼迫因杀害奴隶而犯法的儿子自杀。他的这种大义灭亲之举赢得了普遍的赞誉，获得了作赋名手扬雄等社会精英以及汉朝宗室刘歆的支持。

史书记载，当时王莽在社会上的声望，已经几乎可以与历史上的周公相比。我们如果做个假设，假如王莽是在篡位之前死去，那就真的如同周公在还政给成王之前去世一样，将会给历史出一个“一生真伪复谁知”[1]的尴尬难题。

后来，王莽就在各方的劝进和拥戴之下，于公元8年以改革社会、拯救百姓为名，自编自演了一出“禅让”的把戏，篡位当上了皇帝，改国号为“新”，改年号为“始建国”。随后王莽就依托古代的传说，制定了一套改革措施。

二、王莽的政治改革

王莽的改革，实质上是想从根本上解决西汉自武帝以来所积存的社会矛盾。因为汉武帝实行对外征伐、对内征敛的政策，加重了民众的负担，耗尽了国库积蓄。他晚年虽然有所反思，并下了《轮台罪己诏》，痛陈以往施政上的过失，表示要废止增加赋税的法令，严禁官吏对百姓暴虐。但是，汉昭帝以后，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又开始加剧，土地兼并越发严重。失去土地的百姓大多被变卖为奴婢，国家在失去税源的同时更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很多大臣都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主张限制田地和奴婢的买卖。但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都未能实行。就在社会问题越积越多，矛盾也日益尖锐，西汉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王莽崛起并推行了一套社会改革计划。他改革的内容虽然名目繁多，但是，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是规定土地国有并禁止买卖奴婢。王莽以传说中的井田制为依据，改天下耕地为王田，规定一家男口不满8人而耕地超过一井的，多余的部分要分给九族邻里或乡党。这实际上是废除了土地私有，实行土地国有。其次是改奴婢为“私属”，不许买卖。王莽希望用这种办法来缓和土地的兼并和农民被奴隶化。

二是在商业上推行“五均六筦”法。所谓的“五均”是指在长安等五座最大的城市里设立五个均司市官，负责征收工商税并管理物价；“六筦”是指政府管理盐、铁器、酤酒、铸钱、征收渔猎税和五均赊贷等六项事业，赊贷给老百姓，一百枚铜钱月收利息三钱，不准私人经营。希望用这种办法来控制物价并打击高利贷者。

王莽改革的目标是使农民都有田种，货物流通顺畅，并且价格公平，取消私人发放的高利贷，消灭剥削。客观地讲，王莽这些超越现实、富有理想化的改革，虽然很能蛊惑人心，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不完全具有实现的可能。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王莽的这些改革措施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全面推行，就被他的币制改革给葬送了。

三、王莽的币制改革

王莽的币制改革是为他的社会改革服务的。因此，随着改革措施的出台，及其社会上的反映，他的币制改革也曾多次变更且内容繁杂无比。这除了有王莽迷信《周礼》、托古改制的政治因素之外，还有他搜刮民间财富、借机打击削弱刘汉势力，以及为其篡位制造舆论的现实目的。

王莽的币制改革虽然内容繁杂、种类众多，但是根据发布的时间以及具体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次。

1.第一次币制改革

第一次币制改革发生在居摄二年（7），这是王莽篡位的前一年，当时他模仿周公辅佐成王的故事，以安汉公的名义，居摄践祚，执掌朝政。为了搜刮财富，推行他的国有政策，在当时通行的五铢钱之外，又铸造了3种虚值的大钱与五铢钱并行流通。第一种是“大泉五十”。圆形方孔，每一枚重十二铢，重量虽然是4克的五铢钱的3倍，但是面值却是五铢钱的50倍；另外两种新铸的钱币就是我们一开始介绍的刀币，它们的形制、尺寸、重量都完全相同，通长为73毫米，重约16.5克。这种刀币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呈圆形方孔钱的形状，一种是在穿孔的右左铸有“契刀”两字，另一种是在穿孔的上下铸“一刀”两字，因为“一刀”是用黄金错成，又俗称“金错刀”或“错刀”。下半部分为刀身，“契刀”的一种铸有“五百”两字，表示一枚“契刀”的面值为500枚五铢钱。“金错刀”则铸有“平五千”三字，这里“平”字表示等于的意思，“一刀平五千”，相当于5 000枚五铢钱的价值。

图7–1 大泉五十

图7–2 契刀五百

图7–3 一刀平五千

无论是“契刀”，还是“错刀”，明显都是虚值的大钱。王莽发行这两种形制特殊的刀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搜刮黄金。当时的金价是一斤黄金值五铢钱一万枚，因此，按照面值“金错刀”两枚或是“契刀”二十枚就可以兑换黄金一斤。实际上，这就是说，王莽是要用错金的33克铜，或是没有错金的330克铜，从老百姓手中兑换一斤黄金！这哪里是发行货币，完全就是公开的掠夺！《汉书》记载，王莽死后，宫中还保存有六七十万斤的黄金，估计其中大部分的黄金，就是通过此次币制改革，用“契刀”或是“错刀”收兑的。

王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们分析王莽这样做，实际上完全都是为了配合推行他的黄金国有政策。我们知道王莽改革的总体思路就是要废除私有制，实行国有政策。除了土地实行国有，物价、借贷由国家管控之外，他还想推行黄金国有政策，计划将黄金也全部收归国有。为此他曾颁布法令规定列侯以下的人都不准拥有黄金，也就是说要将列侯以下的贵族以及大商人所拥有的黄金完全收归国有。这项政策主要是针对有权的官僚和有钱的大商人，将他们手中的黄金收归国有以后，实际上也就消除了他们兼并土地、买卖奴婢的可能。这样既消除了社会上破坏改革的力量，又为进一步的改革储备了硬通货，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这一政策对于手头上本来就没有黄金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虽然不能说是什么好事，但也谈不上有什么坏处。但是，书生气十足的王莽，万万没有考虑到的是“契刀”和“错刀”这两种虚值的大钱，因为面值太过虚高，一经推出就使本来因为“大泉五十”而引发的盗铸现象更趋严重，民间于是群起盗铸，益发不可禁绝。王莽虽然在第二年就废弃了这两把刀币。但是，由此而引发的私铸不但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王莽的币制更是越改越乱直至最后崩溃，导致改革失败、天下大乱而政权覆灭。正是从这层意义上，我们说王莽的改革事业就是被他发行的这两把刀币给斩断了。

2.第二次币制改革

第二次币制改革于始建国元年（9）开始推行。此时的王莽已经篡位，建立了新朝。他认为“劉”（刘）字因为有“金”“刀”等偏旁，含有凶煞之气，对于他的新朝恐不吉利。于是就废除了此前所铸造的“金错刀”和“契刀”两种刀币。五铢钱因为是刘氏政权原来的货币，也被废弃不用。除了前一年铸造的“大泉五十”继续保留之外，王莽又新铸造了一种重量为一铢的“小泉直一”钱，想用它来代替原来的五铢钱流通。规定50枚“小泉直一”钱等于1枚“大泉五十”钱。主币“大泉五十”与辅币“小泉直一”按50∶1的比值在市场中并行流通。这种“泉货二品”的主辅币制度，实际上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主辅币制度。这次币制改革也可以看作对上次币制改革的继续或补充。

图7–4 小泉直一

3.第三次币制改革

第三次币制改革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实行“泉货二品”制度以后，为了防止社会上的私铸，王莽甚至禁止民众擅自携带铜、炭等铸币的材料，以防止他们私铸五铢钱。违犯这项规定的人，将被流放到边疆去服苦役。老百姓普遍抵制“泉货二品”币制的推行，私下里仍然习惯使用五铢钱，并讹传“大钱当罢”，意思是说以一当五十的“大泉五十”应当被废弃。王莽针对这种谣言又紧急发布告示规定：民众私自携带五铢钱或者谣传“大钱当罢”者，将比照非议井田制的刑罚来定罪，即流放到边疆去服苦役。法律虽然规定得非常严厉，但是从诸侯、卿大夫以至一般的庶民，没有多少人愿意执行，因此而犯罪者不可胜数。后来王莽为了推行“泉货二品”币制的流通，又派遣谏大夫50人，分别去各个郡国铸钱。这样汉武帝经过艰苦的斗争才被收归中央的铸币权，又被王莽轻易地返还给了郡国。

后一阶段是王莽于始建国二年（10）推行的“宝货制”。所谓“宝货制”是指“宝货五品”，它包括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这里“五物”是指金、银、铜、龟、贝五等币材；“六名二十八品”是指泉货六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龟宝四品、银货二品以及黄金。这是一种极为奇特、烦琐的制度，可谓是空前绝后！

“宝货制”中虽然有贝币、龟币，但仍然是以“泉货”“布货”即铜币为主，而且是以最小面值的“小泉直一”为基准，其他货币则按一定的比率递增。“宝货五品”中，除泉货六品、布货十品外，贝货、龟宝、银货以及黄金，都没有实物出土发现，应该属于虚币的性质，可能仅仅只是一种设计，而实际上并没有铸造发行。

为了防止盗铸，王莽实行“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2]的连坐法，并规定官民出入都要携带新铸的“布币”和“通行证”相互验证，否则就要遭到水陆关卡的盘问与扣留。[3]王莽推行新币的手段真是够奇特的，但是这些做法不但无补于紊乱的币制，反而更增加了百姓对于新币的排斥。在民众的普遍抵制之下，王莽当年就被迫收回成命，叫停了“宝货五品”，重新恢复始建国元年（9）实行的“泉货二品”，即主币“大泉五十”与辅币“小泉直一”并行流通的货币制度。

王莽为何要推行这样一套烦琐无比、奇特莫名的“宝货制”呢？

《汉书·王莽传》对此的解释是，王莽因为看到他的“大泉五十”与“小泉直一”流通不畅，认为如果货币的面值过大，小额交易就不方便；面值过小，则大额支付就会很麻烦。只有大小不同面值的货币搭配使用，才便于流通。[4]应该说王莽理论上讲的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实践中他却没有坚持主辅币大小二品并行的制度。这一制度实际上早在始建国元年（9）推行第二次币制改革时就已经实行了，他只要继续坚持下去就可以了，民众慢慢地就会接受并习惯使用。但是，书生气十足且食古不化的王莽，依据《周礼》另外又新创了一套更为烦琐复杂的“宝货制”，这样一来，他在币制改革上仅存的一点公信力，也被他自己彻底地给搞没了。

4.第四次币制改革

第四次币制改革始于天凤元年（14），目的是要废弃此前流通的“小钱直一”与“大泉五十”，代之以新铸的“货布”与“货泉”。“货布”为主币，重二十五铢，面值为二十五，形制仿先秦的布币；“货泉”为辅币，重五铢，面值为一，形制为圆形方孔。主币与辅币之比调整为25∶1。货泉的重量与五铢钱相等，这实际上是等于恢复了五铢钱的流通。“大泉五十”因为使用的时间比较长，王莽担心停止使用后民众不肯接受，于是又准许大泉五十与值一的货泉等值流通。这一规定顷刻之间就让大泉五十损失了原价值的五十分之四十九，仅余五十分之一。王莽的这次币制改革，本来的目的似乎是稳定币值，挽回人心。但是，结果却又一次演变成了疯狂的财富掠夺，这就使他彻底失去了民心。不久，王莽被杀，政权覆灭。因此，可以说失败的币制改革是王莽政权垮台的重要原因。

图7–5 货布、货泉

图7–6 布泉

四、王莽钱币的艺术性

王莽的币制改革虽然失败了，但是钱币却流传了下来，尤其以那枚斩断王莽改革事业的“金错刀”最为著名。它造型独特，体形厚重，线条丰满，具有古朴凝重的风格，历史上曾获得众多文人雅士的歌咏。如张衡说“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5]；杜甫诗曰“金错囊徒罄，银壶酒易赊”[6]；韩愈写有“闻道松醪贱，何须吝错刀”[7]；孟浩然诗说“美人聘金错，纤手脍江鲜”[8]；陆游更是写下了豪迈的诗句“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9]。苏轼、方岳则对“金错刀”疯狂敛财的本质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分别写有诗句“不知九州铁，铸此一大错”[10]和“铸错空糜六州铁，补鞋不似两钱锥”[11]。

如果抛开社会作用不谈，仅就钱币本身而言，我们必须承认王莽的钱币铜质精良，制作精美，书法更属上乘，在我国古代钱币制作技术及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清代著名钱币学家戴熙在《古泉丛话》中赞誉王莽“为古今第一铸钱手。人皆有一绝，莽为钱绝”。王莽因此获得了“中国古代铸钱第一高手”的雅称，但是这绝非是王莽当初铸钱的初衷，只能说明书生气十足的他做事执着。

五、对王莽币制改革的再认识

王莽是一位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改革家，他推行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大政策，目标就是要建立古代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因此，胡适曾称他为“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王莽的币制改革是其整个改革的重要一环，他烦琐复古的币制改革历史上曾被认为是失败的典型而给予了全面的否定。但是，客观地分析，王莽的币制改革也并非一无是处。

譬如王莽认为：如果货币的面值过大，小额交易就无法折零；面值过小，货币数量增多，需要车载斗量，运送的费用也要增大。只有轻重大小各有一定的比例，使用方便，民众才会乐于接受。王莽不但理论上对此有正确的认识，实践中也曾经有过创新的举措。始建国元年（9）他曾推行主币“大泉五十”与辅币“小泉直一”以50∶1的比值并行流通的制度，后来这一比值于天凤元年（14）又被调整为25∶1。这应该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主辅币制度，是非常科学、先进和实用的货币制度。

遗憾的是，复古思想浓厚的王莽，“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特别是在刘歆的蛊惑之下，依“古制”用贝、龟、刀、布等为货币，并先后铸造了37种不同质地、不同式样、不同单位、不同比价的货币。如此极度烦琐、紊乱、滥恶的币制，最终断送了王莽本来应有希望的币制改革，进而葬送了他的整个改革事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同时也揭示出一个原理，即改革者仅仅有理想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是一位接地气的现实主义者！

[1] 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2] 《汉书·王莽传》。

[3] 《汉书·王莽传》：“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

[4] 《汉书·王莽传》：“宝货皆重，则小用不给；皆轻，则僦载烦费。轻重大小，各有差品，则用便而民乐。”

[5] 张衡，《四愁诗》。

[6] 杜甫，《对雪》。

[7] 韩愈，《潭州泊船呈诸公》。

[8] 孟浩然，《岘山作》。

[9] 陆游，《金错刀行》。

[10] 苏轼，《赠钱道人》。

[11] 方岳，《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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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佉二体钱：

东西方货币文化的最初接触及相互影响

1870年英国探险家道格拉斯·福赛斯爵士（T. D. Forsyth）受英国政府委派，以商务考察为名，率团去新疆进行政治活动，最后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因为他在叶尔羌（今莎车）地区意外地采集到了2枚古钱币而留名于世。大家一定好奇，这是两枚什么钱币竟然这么有名？

实际上，这两枚钱币确实非同一般，它是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钱币文化与以五铢钱为代表的东方钱币文化，伴随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相向而行，最后在新疆和田地区相遇后而铸造的，是东西方两种钱币文化相互交融影响的产物，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因此一经面世就引起了国际钱币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它就是“汉佉二体钱”，因为主要发现于和田地区，又被俗称为“和田马钱”。

一、福赛斯爵士偶然发现“汉佉二体钱”

“汉佉二体钱”虽然早在公元1—3世纪的汉代就已经出现并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和田、莎车、喀什地区流通使用。但是，此后它就在塔里木盆地沉寂了下来而不再为人所知，直到一千六七百年后的19世纪70年代，才又被发现并开始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

“汉佉二体钱”首次被发现的过程非常偶然，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它的发现竟然与清朝末年发生在新疆喀什地区，曾引起英、俄两国在新疆爆发激烈争夺的一起外敌入侵事件有关。为了讲清楚事件的原委，我们的目光需要暂时穿越时空回到清朝同治年间，从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浩罕汗国军阀阿古柏，于同治四年（1865）一月乘新疆内乱之际，入侵并占领南疆说起。

阿古柏占领南疆之后，俄国也乘机于1871年5月派兵，从推翻清朝统治的伊犁苏丹手中侵占了伊犁地区。俄国此举引起了与俄国在中亚地区进行竞争的英国的强烈不安。为了遏制俄国进一步向南疆扩张，英国指派英属印度政府于1870年和1873年两次派遣英国探险家道格拉斯·福赛斯爵士率团从印度进入南疆，以商务考察为名寻找机会与阿古柏进行接触、谈判，企图与阿古柏合作，共同抗衡俄国向南扩张。1870年福赛斯受命第一次由印度进入新疆，经和田前往喀什噶尔。当他到达叶尔羌后，得知阿古柏正在库车一带作战，无法取得联系便返回了印度。

福赛斯爵士此行虽然未能完成他的外交使命，但是，在叶尔羌地区他却意外地采集到了2枚“汉佉二体钱”。从此藏在深闺人未识长达一千六七百年的“汉佉二体钱”，第一次被一个英国人揭开了神秘的盖头，在世人面前亮相了。

客观地说，福赛斯爵士虽然是第一个有记载的发现“汉佉二体钱”的人。但是，他当初收集它们，很可能只是觉得好奇，实际上根本不知道它的来历及价值。因为1876年福赛斯爵士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公布这两枚钱币的时候，不仅将钱币上面的佉卢文字释读错了，而误以为是古代大夏国的货币，甚至还将材质弄错了而误认为是铁钱。真正将“汉佉二体钱”上的铭文考释清楚，并揭示出它的学术价值从而震惊世人，则要依靠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特别是钱币学家来完成。

二、“汉佉二体钱”的采集发现

继福赛斯爵士之后，法国的杜特雷依考察队于1892年又在新疆和田发现了4枚“汉佉二体钱”，1898年公布了资料，但是钱币的去向却没有留下记载；1901年英国的赫恩雷公布了120多枚在他倡导下由英国驻新疆喀什领事馆人员收集的“汉佉二体钱”，这些钱币后来分别收藏于大英博物馆和印度政府图书馆；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以及探险队长奥登堡收集有21枚，收藏于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据统计，收集“汉佉二体钱”最多的是著名探险家、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他于1900—1916年曾三次深入塔里木盆地考察挖掘，共收集到187枚，全部收藏于大英博物馆。这是“汉佉二体钱”在国外的大致收藏状况。

国内有关“汉佉二体钱”的最初报道，仅有著名的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于1929年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和田采集到的1枚，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另外，旅顺博物馆还收藏有11枚，这是日本西本愿寺长老大谷光瑞从1902至1914年间组织三次中亚考察探险活动时，在和田地区收集到的。后来因为考察活动经费紧张，就将保存在旅顺博物馆等待运回日本的文物卖给了博物馆，抗战胜利后被中国政府接收，其中就包括这11枚“汉佉二体钱”。除此之外，我当年在新疆钱币学会工作期间，曾经于1990年从和田地区为新疆钱币学会征集到1枚，另外我当时还发现和田地区文管所收藏有1枚骆驼图纹的“汉佉二体钱”。这两枚钱币的品相都很完好，图案、文字清晰，一经公布，便广为转载，已经为钱币界所熟知。

“汉佉二体钱”自从被发现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在和田及其邻近地区就始终不断有新的发现，见于正式公开报道的约有三百五六十枚，其中仅有十多枚保存在国内的文博及考古部门，大部分都已流失海外，其中以大英博物馆的收藏为最多。这些仅仅是见于报道的统计，实际上，这一统计结果并不全面，据我所知，流散在民间没有被报道的还有不少，同时偶尔还有新的出土发现。如近年在喀什地区又新发现了数百枚。因此，我认为国内外的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的“汉佉二体钱”，保守估计总数也在千枚以上。

三、“汉佉二体钱”的研究

“汉佉二体钱”因其独特的魅力，一经面世立刻就引起了国际钱币界的高度重视，并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热门话题。国外的研究者中，以大英博物馆钱币部的克力勃先生、俄罗斯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捷玛尔先生以及日本的夏一雄等为代表；国内学者中以社科院考古所原所长夏鼐先生、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教授林梅村先生为代表。但是，因为几乎所有的“汉佉二体钱”都是在沙漠古遗址中采集所得，而不是出自窖藏，或是随葬，因此发现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其他的文物相伴，这就使得研究者几乎没有其他的资料可以借鉴参考，完全只能通过钱币本身来破解它，即运用钱币学的知识，从钱币上的铭文、图案纹饰以及铸造技术等方面来挖掘它背后所蕴藏的文化信息。

“汉佉二体钱”呈不规则的圆形，中间无孔，也没有边郭，是用红铜两面打压制成。这种钱币按面值可以分为大钱和小钱两种类型。大钱重约14.14克，直径36毫米，厚4.5毫米；小钱重6.5克，直径25毫米，厚2毫米。大钱正面中央打印有一“”形图案，有的学者将它释为汉字“贝”或“元”，这种释读有点牵强，实际上它很可能是一个徽记。图案的四周为篆书的六个汉字铭文，即“重廿四铢铜钱”，也可以读作“铜钱重廿四铢”，大部分是顺时针旋读，也有个别是按逆时针旋读的。小钱上面只有三个汉字铭文，即“六铢钱”。其中“六”字有几种明显不同的写法，但都笔画清晰，容易辨认。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背面的中央都是一匹马或骆驼形图案，马或骆驼大部分都是昂头朝右做行走势，也发现有头部向左的，但非常稀少。尾部则高翘，上方有一打压痕迹，可能也是一个徽记。马（或骆驼）图案的四周是一圈佉卢文，内容是拼写的打制这枚钱币的国王的名字，在国王名字的前面通常还冠有“大王”、“王中王”或“众王之王”等一连串尊号，这明显是模仿贵霜钱币上的习惯用法，而贵霜的这一做法实际上又是通过伊朗人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这与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有关。

图8–1 汉佉二体钱（六铢）

“汉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这是因为它主要发现于新疆和田地区，而且在背面大多打印有一马形图案而得名。实际上打印的动物图案除马之外，还有骆驼。“汉佉二体钱”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给它起的学术名称，英译为Sino-Kharosthi Coin。这一名称非常精准地概括出了这种钱币最大的一个特点，即钱币上打印有两种铭文，一种是汉文，另一种是佉卢文。汉文大家比较容易理解，那么佉卢文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呢？它怎么会和汉文一起打压在这种钱币上的呢？

图8–2 汉佉二体钱（二十四铢）

图8–3 骆驼图纹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向大家简单地介绍什么是佉卢文。

所谓“佉卢文”，指的是一种曾经流行于古代印度西北部地区的古老文字，它大约是在公元前5世纪波斯人统治印度西北部时，由阿拉米字母派生而来的一种文字，主要用来书写印度俗语，与称作雅语的梵文并行使用。这种由阿拉米字母派生而来的佉卢文，后来被另一种印度文字婆罗米文字取代，佉卢文逐渐被废弃而成了一种死文字。佉卢文最迟大约是在2世纪中叶之前就已经传入了古代和田地区。

图8–4 佉卢文木牍

“佉卢”二字，是“佉卢虱吒”一词的简称，意译为“驴唇”，与佛经中的“驴唇仙人”的传说有关，因此佉卢文又名“驴唇书”或“驴仙书”。国外学术界一般根据佉卢文曾经流通使用的地区，又将它称作“高附字”或“大夏字”。中国境内发现的有关佉卢文字的资料，除了“汉佉二体钱”上面的铭文之外，考古工作者在新疆的鄯善、尼雅等地区还发现有大量的用佉卢文字书写的文书。这说明在古代塔里木盆地南缘，佉卢文曾经是当地居民广泛使用的一种文字。

四、“汉佉二体钱”的特点

“汉佉二体钱”上面打印有佉卢文，所拼读的又是打制国王的名字，这说明当时官方所使用的文字是佉卢文，这明显是受到了印度的影响。另外，在国王的名字前冠上“大王”、“王中王”或“众王之王”等尊号，则反映了“汉佉二体钱”受西方货币文化影响的痕迹。我们知道货币上最早出现“大王”、“王中王”或“众王之王”等称号，并将它和国王的名字一起打印在钱币上的做法，最早出现在希腊化时期伊朗的帕提亚（即安息）王打制的钱币上。后来帕提亚的邻国巴克特里亚国（即大夏，位于今阿富汗一带）在他们打制的钱币上，开始用佉卢文标明这一称号，而大夏的后续者即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朝也在他们的钱币上继承了这种用法。最后，这一做法又被“汉佉二体钱”所沿袭。这正反映了“汉佉二体钱”受西方货币文化影响的一个侧面和传承轨迹。

“汉佉二体钱”上面用汉字标明重量，并以“铢”为货币单位，则反映了它深受东方货币文化影响的一面。大家知道，秦朝统一六国之后，确定重“半两”（实际重量是十二铢）的圆形方孔钱为标准货币，货币单位称“两”。后来汉武帝废除半两钱，改铸五铢钱，正式确定以“铢”为货币单位。这就是我国古代在唐朝之前货币制度上所使用的“铢两”制。“汉佉二体钱”无论是大钱的“廿四铢”（二十四铢），还是小钱的“六铢”，都是以“铢”为货币的重量单位，这明显是受中国古代“铢两”制的影响，货币单位上完全属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货币文化体系。

“汉佉二体钱”在更多的方面体现了东西方两大货币文化体系相互融合的特点。在形制上它没有采用中国传统的圆形方孔钱的式样，而是圆形无孔；铸造技术上没有采用中国传统的范铸技术，而是两面冲压，打压制成；图饰上虽然两面都有文字，但是在佉卢文的那一面还打印有动物的图案。这些又都与东方货币文化的传统不符，明显是受到了西方货币文化的影响。另外，货币单位上，“汉佉二体钱”虽然是以东方货币文化的“铢”为单位，但是大钱与小钱之间1∶4的比值关系，却又完全是以希腊货币德拉克马与四德拉克马为祖型而设计的。

关于“汉佉二体钱”的铸行年代，一个多世纪以来，几十位中外学者发表的文章不下40篇，但是言人人殊。其中，以夏鼐先生于1962年在《文物》杂志上发表《和田马钱考》，提出铸行年代在公元73年班超征服于阗以后至3世纪末佉卢文在塔里木盆地不再通行之前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关于铸造者，基本上都一致认为钱币上的佉卢文记载的就是打制钱币的古代于阗国或莎车国的统治者（国王）。最多的主张有6位国王，最少的则认为仅有1位，莫衷一是。遗憾的是还没有一位能与中国史籍中记载的国王比对上。关于“汉佉二体钱”的形制分类，以英国的克力勃先生的研究最为著名，他依据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丰富实物，大致划分了13种类型，并描述了它们相互之间的传承以及与印度、贵霜钱币的关系。

五、“汉佉二体钱”产生的历史背景

“汉佉二体钱”上面为什么会有东西方两种钱币文化相互交融的特点呢？这要从张骞出使西域讲起。

张骞是公元前139年应募出使西域的，历经十三年的艰辛于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后，向汉武帝写了一份有关出使西域的见闻报告。这份报告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报告的主要内容都保留在了司马迁写的《史记·大宛传》里，这是古代中国人对西域地区最早的亲历见闻，是研究那一时期西域历史最为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张骞在报告中专门提到，位于今天伊朗东北部和里海东南一带的安息国所使用的货币是用白银打制成的，上面打印有国王的头像，当老国王死后新打制的银币就换成新继位国王的头像。[1]因此，张骞不但是中国古代认识西方打制货币的第一人，同时也是最早留下记载的人。这种采用打压法制成的圆形无孔的银币，与中国古代的圆形方孔铜钱的体系完全不同，它是源自古希腊的货币文化，属于西方货币体系，是随着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以及后来的希腊化影响而传入中亚地区的，对当地的货币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疆考古工作者曾经在新疆和田地区以及楼兰等遗址中挖掘出土的30多枚贵霜王朝的钱币，就是属于受希腊货币文化影响而打制的这一类货币。

实际上，中亚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当地的货币文化，除了受从希腊输入的西方货币文化的影响之外，也深受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货币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影响是以张骞出使西域为标志开启的。公元前59年（汉宣帝神爵三年）西汉政府在龟兹（今库车）以东的乌垒城（今轮台附近）设立西域都护府，对广大的西域地区行使了有效的管理。伴随着驻军、屯田以及商旅、使臣们的频繁往来，汉代的五铢钱也开始大量流入西域地区。《文物》杂志报道1977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和田县买力克阿瓦提遗址，曾在一个窖藏就出土了45千克的西汉五铢钱，流入西域的五铢钱数量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这样，源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以中国浇铸的圆形方孔钱为代表的东方货币文化，和以希腊、罗马打制的圆形无孔钱为代表的西方货币文化，伴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而相向传播，最后在西域地区实现了交汇与融合。交融的过程是相互影响、互相吸收，交融的结果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终形成了以多元、融合为特色的丝绸之路货币文化。丝绸之路货币这种文化上多元、融合的属性特点，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古代于阗国于公元1—3世纪打制的“汉佉二体钱”。

“汉佉二体钱”是公元1—3世纪古代新疆和阗地区打制的一种地方钱币，是目前已知新疆地区历史上最早的自铸钱币。从这枚小小的钱币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同时受到了来自东西方两大货币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实际上就是两种货币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融合。正如我国著名的货币史学家彭信威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希腊文化通过印度传入和田，同原来已存在的中国文化相结合，而产生了这种钱币。”因此，我认为，如果将东西方的货币文化比喻为一顶皇冠，那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汉佉二体钱”就是皇冠上那颗最耀眼的明珠。

[1] 《史记·大宛列传》：“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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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三国：钱币版三国演义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临江仙》随着《三国演义》电视剧在社会上的热播而为世人所熟知。

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故事，虽然很精彩，但是这些故事的内容却有很多虚构的情节和夸张的成分，和真实的历史并不完全一样。

下面我给大家说说钱币版的《三国演义》，就是通过对三国各自发行钱币的考察，来揭示它们以货币为武器所进行的战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魏、吴、蜀三国之间的计谋权变、势力消长以及最后由篡魏而起的晋统一三国的历史必然。

一、三国货币流通概况

三国时期，因为政治上的分离，魏、蜀、吴三国分别建立了各自的货币制度，它们在沿用两汉五铢钱的基础上，各自也都铸造了新的货币。为了便于后面的叙述，这里我先将三国时期的货币大致做一介绍。

总体上看，曹魏的货币最为简单，只有五铢一种，习称曹魏五铢；蜀汉的货币最为复杂，有直百五铢、直百、直一、定平一百等四种；东吴的货币虽然名称上也是仅有一种，但是面值却最多，也最大，有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等四种。

图9–1 曹魏五铢

图9–2 直百五铢（背“为”）

图9–3 直百、直一

图9–4 定平一百

图9–5 大泉五百、大泉当千

图9–6 大泉二千、大泉五千

曹魏地处北方，自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以来，社会经济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货币经济日益衰落。后来又在董卓所铸造的小钱的冲击之下，货币经济就彻底地崩溃了，基本上退回到了实物经济状态，公私都很少使用货币，多用稻谷、绢帛为交换的手段。

曹操统一北方之后，借鉴“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1]的经验。为了增加粮食收入，保证军需供应，于是大力提倡屯田，使社会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初步安顿了北方之后，曹操于建安十三年（208）挟天子以令诸侯，率大军南下征讨刘表、孙权。为了筹集粮草，曾经恢复使用五铢钱。但是，曹操这次用的是旧钱，还是另外铸造了新钱，正史中没有记载，私家的记述又都相互矛盾。经过考证，我们发现曹操实际上曾经在洛阳开炉铸钱，原想以此整顿币制，取代董卓留下的恶钱，恢复使用货币，借以安定社会，提振民心。但是，因为汉代在洛阳、长安的两大造币中心先后都毁于战乱，两汉积累的铸钱技术也都损失殆尽，缺少技术支撑，曹操所铸造的五铢钱虽然重三铢左右，但是因为铸工低劣，并不比董卓的恶钱好多少，作价却比董卓的恶钱还要高，因此不受欢迎，只得存入库中。曹操这次铸钱的失败，原因就是铸钱技术的低劣，这是董卓之乱的直接后果。此后，整个三国时代，北方的曹魏再没有铸造过一次像样的钱。

但是，位于西南的蜀汉以及江南的东吴，几乎没有受到黄巾起义以及董卓之乱的影响，社会经济没有遭到严重破坏，货币经济还都在正常运行。刘备占据成都之后，为了筹措经费，就铸造了虚值的大钱，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赤壁之战以后，吴蜀两国因为对荆州的争夺，开始由政治上的盟友演变成为交战的敌国，最后于221年爆发了夷陵之战。吴蜀两国在对抗的过程中，蜀国因为实力相对弱小，便进一步借助通货膨胀政策，铸造大钱，套购东吴的战略物资。东吴对此也毫不示弱，所铸造的大钱贬值的幅度更是超过了蜀汉。在两国的竞相贬值之下，吴蜀在另一条战线上引爆了一场不见刀枪的战争，上演了一场货币版的三国演义。

二、刘备引爆货币战争

这场货币战争，是刘备于建安十九年（214）铸造“直百五铢”钱引爆的。《三国志》记载刘备初取巴蜀时，曾经因为军用不足而犯愁。恰好在这个时候，有个叫刘巴的部下便提出了铸造当百大钱的建议，于是刘备铸造了直百五铢钱，直径约25毫米，重约6.4克，虽然重量仅有当时流通的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却是一百倍。这就意味着，刘备通过直百五铢大钱，用同样多的铜换取了民间三四十倍的物资和劳务，难怪《三国志》记载说“数月之间，府库充实”，解决了军队的给养问题。刘备初次尝到了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好处。

刘备铸造直百五铢钱，因为是仓促之间决定的，随手从此前蜀地流通的五铢钱币的旧范中，拣选比较厚重的一种，加刻上“直百”二字便开始铸造。“五铢”字体为原来的小篆，分列穿口的左右；新刻的“直百”两字则为隶书，直列穿口的上下，这实际上开创了隶书用于钱文的先河。在一枚钱币上同时使用两种字体，也是从直百五铢钱币开始的。民间传说刘备当时铸钱，因为缺铜，曾经收取民间百姓家里床上用的挂蚊帐的铜钩，直接销毁后改铸成钱，当时刘备军用不足的窘况由此可见一斑。

直百五铢钱币中，另有一种在背部铸有篆书“为”字的，直径约27毫米，重约7克，比一般的直百五铢钱要厚重，尺寸也要大一点，相传这种钱币为诸葛亮所铸，篆书“为”字就是武侯的手笔。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诸葛亮为安抚南方，就以犍为做基地筹措军需。犍为历史上以产银著名，自西汉以来就是四川与西南夷贸易的中心。诸葛亮因此选择在犍为铸钱，背纪有“为”字，以便筹集物资。这是方孔钱中最早两面铸有文字的，也是最早纪有铸造地名的钱。

刘备铸造直百五铢钱以后，曹丕于黄初二年（221）三月，亦下令“复五铢钱”。实际上曹魏这次仅仅是恢复用钱，而非铸造新钱，估计所用的就是曹操当年存入府库中的钱。这次用钱的目的是筹措伐吴的军需，本来就没有另铸新钱的打算。因此，当物资筹集到手之后，就于十月“以谷贵罢五铢钱”，继续“以谷帛为市”。但是，以谷帛为交换手段的弊端后来逐渐暴露出来。《晋书·食货志》记载，百姓为了贪图小利，就往稻谷里加水，或是将绢织薄，虽然施以重刑，也不能禁止。[2]大臣司马芝因此在朝议时曾经建议恢复用钱，他提醒大家使用货币不但能够增加国库收入，而且可以减少犯罪。于是，魏明帝曹叡于太和元年（227）再次恢复用钱，这次是另外铸造了一种新钱，称“曹魏五铢”。此后，北方直至西晋再没有铸新钱[3]。总体上，北方的魏国政府的收入靠谷帛，官兵的俸饷以及社会上百工的给付，也都使用实物来支付，乡村里更是以物易物，货币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因此，实物经济仿佛一道防火墙一样，阻断了蜀国和吴国竞相推行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冲击，保持了经济的逐渐恢复以及社会的相对稳定，这些都为西晋最后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三、孙权的应对

刘备的直百五铢虽然对以实物经济为主的曹魏影响有限，但是对东吴的货币经济却造成了重要影响，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孙权首先于嘉禾五年（236）铸造了“大泉五百”，两年后的赤乌元年（238）又铸造了大泉当千。另外还有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大小轻重分别与初铸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差不多，但是面值却已经膨胀了几倍。

大泉二千、大泉五千虽然文献中没有见到记载，但是偶尔有实物出土。特别是1975年在江苏省句容县葛村发现一处孙吴铸钱遗址，出土了一批被铸废的大泉五百、大泉五千以及泥质范母一批。由此可以证明大泉二千、大泉五千也都是东吴铸造的钱币。

前面我们讲到东吴最早铸钱始于嘉禾五年，这个时候离孙权称帝已经有7年、称王改元也有10年，更距孙策割据江东自立长达30多年。那么大家不禁要问：孙吴为何推迟这么晚才铸钱？又为何一开始铸钱就铸造当五百的大钱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孙吴为什么这么晚才开始铸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孙吴政权最初虽然没有铸钱，但是并不等于当地就不流通使用货币，实际上汉代的五铢钱仍在社会上流通使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东南地区开发得还不够充分，货币经济相对不够发达，以物易物的实物经济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汉代遗留的五铢钱基本上已经能够满足市场流通的需求。

但是第二个问题，即为何一开始铸钱就要铸造面值高达五百的大钱呢？这很难用常规的逻辑来解释。因为，依照传统的经验，发行货币最初都应该是从当一的小平钱开始，而虚值的大钱更应该是由当五、当十、当百、当五百这样的顺序逐渐展开。而孙权却是跳过了前面几个阶段，直接从当五百开始铸钱。他为何如此不循常理地一开始就发行面值高达五百的虚值大钱呢？

以往大家因为不能理解孙权的这种行为，而视其为中国古代货币史上困惑钱币界的一大谜团。千百年来，人们都仅仅是从孙吴单方面孤立地来看待这件事，确实只能得出上述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将孙吴铸钱与刘备发行直百五铢，推行通货膨胀政策联系起来分析，就能明白孙权急切地铸造当五百大钱，自有他的道理。实际上，孙权这是为了应对刘备发动的“货币战争”的无奈之举。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在蜀汉咄咄逼人的通货膨胀政策面前，东吴地区原来流通使用的两汉遗留下来的五铢钱，在刘备直百五铢的冲击之下，一百枚仅值直百五铢一枚，这样就会带动东吴的货币出现通货紧缩现象。因为，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当有两种实际价值不同的货币同时流通的情况下，实际价值高的货币即“良币”必然要被迫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较低的货币即“劣币”反而会充斥市场。这就是著名的“劣币驱逐良币”[4]的理论。在这一货币流通规律的作用下，东吴地区原来流通的汉代五铢钱这一足值的货币即“良币”就会被迫退出流通，从而被大量地走私到蜀国销毁改铸成直百五铢钱，然后再用来套购东吴的战略物资以及民生必需品，这样孙吴的经济将会受到沉重的打击。

面对蜀国以通货膨胀为手段发动的这场货币战争，东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坐以待毙，要么进行反击。曾经被曹操盛赞“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显然不可能坐以待毙，他选择了强力反击，其反击措施之强烈、幅度之大，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想象。他竟然一出手就造出了面值当五百的大泉五百，来应对刘备的直百五铢，这既反映出了孙权的决断与气魄，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形势的紧迫与严峻。货币领域不见刀枪的这场战争，其惨烈程度相比那场火烧连营的夷陵之战也毫不逊色。

在早期金属称量货币时代，统治者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一般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在重量不变或稍微增加重量的情况下，成倍地大幅度加大货币的面值，使其成为虚值大钱；另一种则是在保持面值不变的名义下，减少货币的重量和尺寸，使之成为减重的小钱。这两种手段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一个，那就是希望用尽量少的铜兑换到尽量多的物品。

刘备铸造直百五铢使用的就是第一种方法，孙权强力反击刘备所使用的手段实际上用的也是第一种方法，只是膨胀的幅度更大，他用当五百的膨胀幅度应对刘备当一百的膨胀幅度，希望以此回击刘备发动的货币战争，杜绝东吴货币的外流。

四、货币战争的升级

面对东吴的强力反击，蜀汉被迫采用通货膨胀战术的第二种方法，即减少重量。于是直百五铢的面值虽然没有再增加，但是重量已从初铸时的重约7克，急剧减重为1克，甚至最轻时仅有0.5克。蜀汉的这一回击手段也非常阴险，看似没有改变货币的面值，实际在重量上已经贬值了许多。迫使东吴不得不将两种通货膨胀手段结合起来使用，即一方面将货币的面值从当五百提高到当千，甚至当二千，乃至最后高达当五千，另一方面则将重约20克的大泉当千，减重至12克，最轻的甚至不及4克，有的甚至还没有五铢钱重。改铸大泉二千的时候，面值虽然增加了一倍，但是重量已经仅有12克，后来又减重为10克，再减为8克，甚至有的轻至不到6克。因此，在这一轮货币战争中，孙吴货币减重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并不亚于蜀汉，只是时间较短而已。但是，东吴在应对蜀汉货币战争的反制措施中，因为交替使用了提高面值和减少重量这两种通货膨胀的方法，因此导致各种大钱轻重错落、作价颠倒，根本无法流通，引起民众的激烈反对，纷纷罢市，社会经济遭受重创。

据史书记载，面对社会上普遍的不满情绪，孙权就将铸造大钱的责任诿过于谢宏，说当初是谢宏提议他铸造大钱的，“云以广货，故听之”。现在他知道老百姓认为使用大钱很不方便，因此决定停止铸造大钱，明令官府再不许投放大钱，民间有大钱的，都交官府收兑，不要使老百姓有损失[5]。孙权在这里只说铸大钱的事，而不言减重的事，虽然暴露了统治者虚伪的一面，但是，当识时务的孙权发现这种贬值货币的政策破坏国内民众的生活，于己不利的时候，就果断地于赤乌九年（246）停铸大钱并将已经发行的大钱回收，仿效魏国恢复使用实物货币，希望通过这种办法减少蜀汉通货膨胀政策的冲击。

五、蜀汉的虚道大钱

既然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是把双刃剑，害人又害己，那蜀国为何还要发动这场货币战争呢？

实际上，这是由蜀国的实力所决定的。我们知道，汉代共有13个州，其中曹魏差不多占有9个州，孙吴占有3个州，蜀汉只有1个州，并且地处西南边陲。小国寡民的蜀汉，虽然号称天府之地，但是以一州之地与曹魏、东吴两国抗衡，承受了浩大的军费开支，刘备为了筹措物资被迫铸造虚值大钱，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北方的曹魏，因为受到黄巾之乱以及董卓的破坏，货币经济早已崩溃，基本退回到了实物经济状态，因此，蜀汉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对它的影响非常小。当孙吴也仿效曹魏回归实物经济，以谷帛为交换手段时，蜀汉的通货膨胀政策就成了独角戏。因此，后主刘禅于延熙三年（240）进行了一次币制改革，罢废直百五铢钱，改铸“直百”与“直一”两种新钱。

这次币制改革，是对减重的直百五铢钱的一次修复，一方面使币制简化，便于流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稳定币值，更是对孙吴废弃大钱做法的一种回应。直百钱直径约18毫米，重2克多；直一钱直径约13毫米，重1克多。这两种钱币发行的时候，正值蒋琬、费祎、诸葛瞻执政时期，稳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后来突然开始减重，大小轻重相差较大。直百钱由2克减为1.5克，再减为1克，甚至仅有0.5克、0.4克。当直百钱减至1克以下时，直一钱就被迫退出了流通，不复存在了。因此，传世的直百钱较多，直一钱极为稀少。

“直百”与“直一”两种钱币，文字均为隶书，书法庄严敦厚，应为同一人所书。这是官铸隶书钱的第一种，开以后唐宋各代铸隶书钱的先河，是我国货币史上的又一个创举。“直百”与“直一”两种钱币都是光背，轮廓周正，铸工精良。直一钱早期不见踪迹，清代始有著录。因为文献记载得不详，旧谱中曾经将它归为刘备铸造。这完全不可能，因为刘备特别强调正统观念，他铸造的钱必然是五铢钱。刘禹锡《蜀先主庙》诗“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直一钱必为后主所铸无疑。

景耀、炎兴年间（258—263），后主刘禅进行了最后一次币制改革，罢“直百”与“直一”，改铸“定平一百”。曾有人将“定平”释读为“平定”，说是邓艾平定蜀汉时所铸的纪念币。实际上，在这里“定”是法定的意思，“平”的意思与“值”字相通。因此，“定平一百”意即“法定作价一百文的钱”。虽然标注是法定作价，但实际上却减重得非常厉害，初铸时直径约16毫米，后减为13毫米，再减为10毫米，甚至还有仅8毫米的。这一减重趋势充分体现了蜀汉灭亡之前江河日下的惨状。

货币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各国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上的发展变化。我们通过对魏蜀吴三国各自所发行货币的考察分析，能够清晰地看到三国在货币领域曾经有过一场不见刀枪的战争，以及彼此势力的消长变化。三国最后统一于代魏而起的晋，单从货币上就能够看出来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性。

[1]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2] 《晋书·食货志》：“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

[3] 《晋书·食货志》：“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

[4] “劣币驱逐良币”最早是16世纪由英国皇家造币局局长格雷欣提出，因此又称为“格雷欣法则”。

[5] 《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赦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第3章

唐通宝钱制的创立及影响

唐代是我国古代货币制度的确立时期，开元通宝在货币史上有重要地位，可以被视为我国货币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本章分七个专题，第一个专题论述了开元通宝钱的铸造及其意义。接下来三个专题都与“安史之乱”有关，得壹元宝、顺天通宝是叛乱者铸造的货币，在宣示其政治合法性的同时，还能为叛乱事业筹集经费，可谓一举两得，这正是史思明比安禄山高明之处；乾元重宝是朝廷为了筹集平叛经费，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结果；而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则是唐朝西域留守部队为了坚守西域、抗击吐蕃入侵而铸造的。它们作为当年遗留的实物，从不同的角度见证了安史之乱。会昌开元钱则见证了佛教史上最大的一次劫难，即唐武宗灭佛事件。高昌吉利和粟特青铜钱都是文化融合的产物，前者反映了农耕的汉文化与游牧的突厥文化之间的融合；后者则反映了开元通宝作为国际货币，对丝绸之路沿线上的粟特、突厥以及回鹘人使用货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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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通宝：开启了中国货币的新时代

“开元通宝”是年号钱吗？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它是年号钱，因为唐朝有“开元”这个年号，为唐玄宗李隆基所用，因此误以为开元通宝是唐玄宗所铸造的年号钱。

实际上，开元通宝并不是年号钱，因为早在唐玄宗使用这一年号大约一百年之前，开元通宝钱币就已经被铸造使用了。开元通宝钱币虽然不是年号钱，但是，却是由它告别了五铢钱的称量货币时代，开创了我国通宝年号钱的新时代，直至清末被机器铸造的铜圆取代，延续使用了1 200多年，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下面就给大家说说开元通宝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唐高祖李渊铸造开元通宝钱

开元通宝是唐高祖李渊铸造的，他于618年称帝，改元武德，三年之后即武德四年（621）七月，刚刚在关中站住脚跟，李渊便废除了已经使用了700多年的五铢钱，而铸造了新式的开元通宝钱。

李渊为何在称帝之初，还没有统一全国之前便急于铸造发行开元通宝钱呢？

这自然有其特殊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隋末的战乱使得五铢钱制度败坏已极，不能再继续维持下去了。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杨广即位以后，好大喜功，挥霍无度，连年外出巡幸，并修建运河，东征高丽，将文帝时期积累的财物大多耗费殆尽。为了弥补亏空，便推行减重的通货膨胀政策，铸造轻薄的五铢钱，民间于是跟风效仿，私铸之风愈演愈烈。史书记载当时甚至用铁皮，或者裁衣糊纸当钱使用，致使物价飞涨。[1]朝野对五铢钱都已彻底丧失了信心，亟须铸造一种新的钱币来取代它。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王朝更替之后都亟须进行一些制度上的变革，以显示与前朝的不同，这种做法已经成为历代奉行不变的传统。特别是自南北朝以来，每次帝王立极，便改制铸造新币的风气已经基本形成。因此，向来以正统自居的唐朝，如果不做一些变革，何以向民众示威德。而铸造一种新的钱币极具新旧更替、改朝换代的象征意义，同时这也能为进一步的改革创造条件。因此，李渊就选择以铸造新钱的方式，来宣示其取代隋朝的正当性。

除此之外，自三国以来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新铸造的一些货币已经逐渐摆脱了以往五铢钱的束缚，创立了使用四个字来做钱文的新的体例。最早的四字钱文应该是王莽的“六泉”，如“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等。虽然昙花一现后又回归了五铢钱的体例，但是自三国时期的“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大泉五百”以来的400多年间，无论南朝还是北朝，先后铸造的“太货六铢”“大夏真兴”“太和五铢”“永安五铢”“常平五铢”“五行大布”“永通万国”等钱币，都是用四个字作为钱文，使得四字文钱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风气，这也为开元通宝钱的应运而生奠定了基础。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四年即公元621年下令铸造了开元通宝钱。它形制上继承了北魏钱币以及隋五铢的风格和大小，背面也与五铢钱一样没有铸造文字。但是开元通宝钱铜质纯净，轮廓规整，铸工较五铢钱更为精致。

据《旧唐书》记载，开元通宝的钱文，是由大书法家欧阳询制词并书写的。体作八分书，清丽遒健，独步古今。

“开元”一词，并非唐代首创，早在汉代的班固就已经使用了。如在他写的《汉书·李寻传》中就有“惟汉兴至今二百载，历纪开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汉国再获受命之符”的句子。另外在《东都赋》中，班固又说“夫大汉之开元也，奋布衣以登皇位”。由此可知，“开元”的本义应当是指新世纪、新阶段的开始之意，引申之意就是开创新的纪元。

“通宝”一词，唐代以前没见使用过，应该是欧阳询所创造的词。“通”字有流布无碍之意，北周铸有“永通万国”钱，就是取的这个意思。“宝”字古代指珍宝，如先秦青铜器上多铸有“子子孙孙永宝用”的铭文，就是指珍宝的意思。货币也属于宝物，因此可以称为宝。如《汉书》记载周景王所铸大钱，文曰“宝货”，王莽也曾实行过所谓的“宝货制”。欧阳询书写钱文时用“宝”字，就是沿袭的这一用法。以宝名钱，体现出了人们心中对钱币的重视，也说明了钱币影响力的增大和加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两字合在一起，即“通宝”，意思就是通行之宝货。

图10–1 开元通宝（正）

二、开元通宝钱的道教背景

实际上，开元通宝的钱文并不是字面上理解的这么简单，其实还隐含有很深的道教寓意。这需要从南北朝以来特别是隋唐之际道教文化的盛行，以及李唐王朝与道教的关系说起。

道教是在中华本土上土生土长的宗教，萌发于西汉，东汉时形成原始道教，魏晋南北朝时期为道教的成熟阶段。隋文帝崇信道教，他所用的年号“开皇”，就来自道教文化。

在隋唐之际崇信道教的社会氛围之下，唐高祖李渊更是与老聃李耳攀为宗亲。史称“国朝以李氏出自老君，故崇道教”[2]。实际上，早在李渊从太原起兵之后，就得到了道教的眷顾。据记载，李渊在向霍邑进兵时，曾经被多日不止的淫雨所困，有一位白衣老者自称是霍山神的使者，指点迷津后，李渊才得以从困境中解脱，直取长安，建立唐朝。所谓霍山神即指当地的土地神、山岳神，乃是道教之神。这件事于是就成为唐朝与道教结缘的第一个事件。武德三年唐高祖曾为老子立庙，唐高宗时更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唐玄宗曾亲自注释《道德经》，要求大家学习。因此，道教文化风靡于唐初的朝堂之上。

道教的经典文献《太上老君开天经》认为，远古创世经历了五个劫号，“开皇”就是其中之一，因此，隋文帝用它做年号。在道教的词汇中，“开”为开劫度人之意，“元”指“洪元”，为道教创世纪的第一大世纪。“开元”两字合称则有开劫创始，超度众生的寓意；“通宝”两字中，“通”与“洞”、“宝”与“真”相通，“通宝”即“洞真”，意思是通向真仙之道，也就是沟通于三宝神君的意思。因此，开元通宝钱文除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通行宝货的意思之外，实际上还隐含有浓厚的道教思想文化，这可能是大家平常都没有想到的。

欧阳询当初受命为新钱制词时，正是为了迎合朝野崇尚道教的风尚，而采用了寓有道经术语以及经义的“开元通宝”一词为钱文，将钱币文化与道教思想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三、有关“开元通宝”的两则民间说法

社会上有两个流传很广的关于开元通宝钱币的民间说法，一个是有关正面钱文的读法，另一个是关于背面的月纹。

首先是有关开元通宝钱文的另一种读法。因为开元通宝钱文分别铸在钱币穿孔的上下右左，按照对读可以读作“开元通宝”，但是从唐朝开始民间还流行有另外一种读法，即旋读为“开通元宝”。著名的钱币学家唐石父先生，就曾经主张应该读为“开通元宝”，对此钱币界曾长期争论不休。

实际上，关于开元通宝钱币的读法，早在《旧唐书·食货志》中就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记载，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旋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3]。据此可知，正确的读法显然应该是“开元通宝”，这也是我们早已习惯的读法。只是从唐朝开始，民间另外还有读作“开通元宝”的，语义上虽然也解释得通，但是，这已经不是当初欧阳询制词时的本意了。可是，这无意中又新创造了一个“通宝”之外表示钱币的新名词——“元宝”。这样由开元通宝钱文就引申出了“通宝”“元宝”两个用以表示钱币的专有名词，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开元通宝钱币在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影响。

另一则传说是关于开元通宝钱币背面的月纹。我国古代在钱币的背面铸有月纹，最早见于西汉的四铢半两钱，月纹的形状像是新月的写真，后来的五铢钱背面虽然也有月纹，但是形状上已经有了图案的意味。三国两晋时期的钱币上，也发现有阴刻的月形图案。“开元通宝”钱币背面的月纹，应该就是沿袭这一传统而来的，虽然有仰月、俯月的区别，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但后世却将它神秘化，传说是钱模送皇帝审批时，在传递的过程中被后妃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钱模的背面留下了指甲印，即所谓的甲痕，甚至具体指出是文德皇后、窦皇后或杨贵妃三位的指甲痕。

这一传说在民间影响很大，金朝李俊民曾经写诗说：“金钗坠后无因见，藏得开元一捻痕”；陈其年也有诗曰：“有似开元钱样，一缕娇痕巧印”。说的就是唐玄宗怀念杨贵妃，睹钱思人的情景。这本来都属于无稽之谈，早在北宋时期司马光就已经考证指出，铸造开元通宝钱时，窦皇后早已去世，文德还没有被册立，杨贵妃甚至尚未出生。但是以讹传讹，民间至今仍有这种说法。

著名的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认为，在钱币的背面铸月纹与中国铸钱的传统不符，可能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台湾的钱币学家蔡养吾先生则认为这可能是一种纪范的符号。今天我们虽然能够证明开元通宝钱币背面的月纹与所谓皇后的指甲痕毫无关系，但是仍然不能解释清楚到底为什么会出现月纹。

图10–2 背月纹（仰月、俯月）

四、开元通宝钱币的断代

开元通宝钱币的铸造，贯穿了整个唐朝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因此，数量巨大，版别众多。那如何来给这些钱币断代呢？不同时期的开元通宝在形制上又有什么特点呢？

客观地讲，给开元通宝钱币进行断代分期，自唐朝以后就很难，直至清代仍然停留在著名的钱币学家翁树培先生所说的“自会昌一种外，莫能辨为某期物”[4]的水平上。这是因为除了会昌年间所铸造的开元钱背面铸有文字，比较容易辨认之外，其余的开元钱都沿袭同样的传统和技术，看上去都差不多，因此很难区分它们的时代，使得开元通宝钱币的断代分期成为困扰钱币学术界的一大难题。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学的蓬勃发展，钱币学者借助考古学的成果，依据对唐代墓葬中所出土的有绝对年代标尺物的开元通宝钱币实物的分析，大致可以将开元通宝区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的开元通宝钱是指唐高祖以及唐太宗时期铸造的，特点是形制规范，铜质精良，制作精美。背面大多没有记号，只在少数钱币的背面有斜月纹或直划的月痕。早期的开元通宝钱数量较少，风格统一，版别单纯。

中期的开元通宝钱是指唐高宗至唐武宗时期铸造的，特点是铸造工整，铜质尚好。大多数的背面都铸有半月形的图案，形似甲痕，故又称“月痕开元”。除月纹之外，还有星纹、星月纹等。版式众多，数量巨大，是开元通宝钱币中数量最多的一种。

晚期的开元通宝钱是指唐武宗之后铸造的，总体的特点是体形较小，铜质不纯，技术低劣，制作粗陋，钱文多漫漶模糊。背面大多没有记号，少数铸有月痕，有双月纹或孕月纹。数量虽然不多，但是版别却极为庞杂。

“开元通宝”钱币终唐一世鼓铸不断，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它早期、中期、晚期形制上所呈现的演变轨迹，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唐朝早期、中期、晚期的政治经济状况。

五、开元通宝在货币史中的地位

开元通宝钱币的铸造是我国古代币制上的一大进步，它符合货币演进由实物货币到金属称量货币，再到金属铸币，货币的名称由单纯标明重量到逐渐抽象符号化的一般规律，可以被视为我国货币发展进程中的第三个里程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是创立了通宝钱体制。

唐朝铸造开元通宝钱，虽然还继续保留了五铢钱的重量标准，但是已经摆脱了五铢钱的纪重束缚。从此以后，钱币不再以重量命名，而称为“通宝”或是“元宝”，至唐朝中期则进一步发展成为年号通宝钱，并随着年号的变更而铸造相应的年号钱。这标志着我国货币史上称量货币时代的结束，开创了被后世称为“通宝钱”这一新的货币体系，并延续使用了1 200多年，在我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民国初年还铸造了“民国通宝”。

二是规定了货币的法定重量。

通宝钱虽然不再冠以重量名称，但是有标准的重量规定，《旧唐书·食货志》记载，每枚开元通宝钱币，“径八分，重二铢四絫[5]，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实测数据为直径25毫米，重4克左右。这实际上已经规定了货币的法定重量标准。因为五铢钱已经通行了700多年，它的重量标准早已约定俗成，低于4克左右就被视为减重的劣钱，历史上无数次减重后又恢复到这一标准重量的做法，已经使这一重量标准被社会普遍接受。因此，钱文名称中已经无须再冠以法定的重量单位。

三是对我国古代衡法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开元通宝钱币直接影响了度量衡单位以及十进制的实行。唐代以前的衡制，两以下用铢，二十四铢为一两，为二十四进制。一枚开元通宝钱“重二铢四絫”，10枚重二十四铢，即“积十文重一两”。因为一枚开元通宝钱又简称一钱，重量正好是一两的十分之一，这就是重量单位“钱”的由来。这是衡量单位的一次重要改进，从此重量单位不再称铢、絫，而改称钱、两，这是我国衡法改为十进制的开始。因此，从唐朝开始，货币不但不再以重量为名称，反而使中国的重量以货币（钱）为名称。

四是规定了铜钱的成色以及配料的比例。

在此之前，铸钱实行的是即山铸钱，直接用冶炼出的铜铸钱，对铸钱的金属材质没有具体比例上的要求。天宝年间开始规定开元通宝钱的成分比例是：铜占83.32%、白镴占14.56%、黑锡占2.12%，从此结束了我国古代铸钱没有成色标准的历史。另外，开元通宝出土数量巨大，却从来没有见到钱范的出土，也没有传世。这说明我国古代铸钱工艺在唐代已经发生了变革，已不再使用硬型范或失蜡法铸造，而是改用母钱印砂成范，即改用翻砂法铸造，这是我国古代铸造技术上的一大进步。

五是对周边国家及地区的货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唐朝国力的强盛，开元通宝钱币作为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对周边国家及地区的货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西域地区的突骑施汗国、回鹘汗国、粟特人建立的昭武九姓[6]各个城邦国家，以及日本都仿照开元通宝钱币铸造了它们自己的货币，无论是形制、轮廓、尺寸、重量，还是技术上，都是仿照开元通宝钱币铸造的。有的甚至直接保留了汉字，如日本最早铸造的合同开珎钱。突骑施钱虽然使用的是突厥文，但是仍然标明货币单位是一钱，这明显都是受开元通宝的影响。

六是在丝绸之路沿线曾经发挥过国际货币的职能。

随着唐代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开元通宝在丝绸之路沿线曾经被作为通用货币流通使用，甚至被大量仿铸。其中，以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昭武九姓中的康国和安国最为著名。正面与普通开元通宝钱完全一样，应该是用唐开元通宝钱翻砂制模后铸造的，但是在背面都加铸了各自的城徽，这是粟特地区铸钱的传统，也是我们今天能够辨认的依据。这些钱币在苏联统治时期曾经大量出土，当年主持考古工作的斯米尔娜娃在其名著《粟特钱币目录》一书中做了详细报道，引起轰动。这说明开元通宝参与丝绸之路贸易，已经具有国际货币的属性。

开元通宝不仅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地位，而且对周边的国家以及地区也曾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很多国家不但流通使用开元通宝钱，还直接模仿开元通宝钱，铸造了它们自己最初的钱币。开元通宝早已成为整个东方货币文化体系内各国铸钱的标准，其影响超越了国界，属于中外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并且是汉文化圈的重要组成要素。

[1] 《隋书·食货志》：“或剪铁鍱，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货贱物贵，以至于亡。”

[2] 《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2005。

[3] 《旧唐书·食货志上》记载如此，但实际所见开元通宝却是应先上后下，次右后左读。——编者注

[4] 翁树培，《古泉汇考》。

[5] 絫，古同“累”。——编者注

[6] 邵武九姓，南北朝、隋、唐时期对中亚栗特地区来华的栗特人及其后裔之统称。即康、史、安、曹、石、米、何、火寻和戊地九姓。——编者注

11

得壹元宝、顺天元宝：

见证了“安史之乱”的钱币

天宝十四年（755），唐朝爆发了一场历时七年零两个月、几乎葬送了整个帝国的叛乱，因为两位叛乱的主角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历史上称为“安史之乱”。

这场叛乱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千二百多年，过往的一切也早已灰飞烟灭。但是，当年叛乱者铸造的两种钱币，作为那场叛乱的实物见证，历经千年的沉寂，依然记录着当年的一切。

下面我们就通过这两种钱币，穿越时空与大家一起回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去探寻那场不但造成唐朝由盛转衰，更对后来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叛乱所发生的前因后果。

一、两名叛乱者的身世

先来看看这两种钱币。如图所示，“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都是圆形方孔的汉文钱。其中，得壹元宝钱文顺读，制作工整，钱径约35毫米，重12.5克左右；顺天元宝则是年号钱，因为史思明称帝后曾以“顺天”为年号，除了顺天元宝之外，还有顺天通宝。文字也是顺读，版式风格和尺寸大小都与得壹元宝完全相同。钱文书体都是八分体，背面都有无月纹和带月纹两种版式。

图11–1 得壹元宝、顺天元宝

看着这两枚钱币，有人可能要问：史思明为什么要铸造钱币？这在他的反叛事件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来认识一下发动叛乱的两位主角，即安禄山和史思明。

可能很多人都以为安禄山和史思明是汉人。实际上，他们俩都不是汉族，熟悉西域历史的人，通过姓氏基本上就能判断出，他们俩是来自中亚“昭武九姓”中的安国（今布哈拉）和史国（今撒马尔罕以南），父系应该是属于伊朗系的粟特人，但是他们又都自称是突厥人，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伊朗系的粟特人与突厥人的混血儿。因此，新旧《唐书》都称他们为“营州杂胡”，“营州”是今天辽宁省朝阳市的古称，所谓“杂胡”更是一语道出了他们的混血身世。

安禄山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阿史德氏最初是突厥的一名女巫，后来改嫁在突厥军队供职的粟特军官安延偃，因此冒用安姓，叫安禄山。“禄山”是粟特语“明亮”一词的转译，最初译为“阿荦山”或“扎荦山”，如果按照今天的翻译方式，译成“亚历山大”似乎更合适。

史思明本姓阿史那，属于突厥的王姓，原名为阿史那崒干，意为“眼睛苍色的狼”。少年时与安禄山一起在营州柳城长大。成年以后，二人仍然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会六种蕃语，担任过互市牙郎——这是一个负责边境地区贸易的官职。

仅从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名字，我们似乎就已经能感觉到这两位都不是省油的灯。但是，这显然并不能构成他们发动那场叛乱的理由。因为按照常理来分析，他俩毕竟都是草根一族，又位于边疆地区，完全不入主流社会。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竟然还真的就发动了那场几乎颠覆大唐帝国的叛乱。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客观地讲，这与当时唐朝所推行的民族政策以及朝廷内部的矛盾有关，需要从唐太宗平定东突厥汗国说起。

二、安史之乱爆发的背景

贞观四年（630）唐太宗灭东突厥汗国之后，将归顺的突厥部众安置到了山西、河北一带。这一带原来就杂居着契丹、奚等游牧民族。另外，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很多来自中亚地区以经商为业的粟特人也散布于陕西、山西至河北、辽东一线。于是，从河北的北部一直到辽宁的西部一带，就成为诸色胡人的杂居之地。高适的《营州歌》“营州少年满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就形象地描述了当时营州一带胡人的生活情景。唐朝政府为了便于管理他们，就倚重能通多种胡语的少数民族来负责当地的治安，这就给安禄山、史思明这种既通胡语又会汉语的胡人，提供了进入仕途的机会。

当时为了对外开疆拓土，唐朝在边境驻以重兵，设立了十大兵镇，以节度使为最高的军政长官。这些代表皇帝管理地方的军政长官，因为在受职的时候，朝廷赐以旌节，因此被称为节度使。节度使通常都统领若干个州，权力很大，最初是由中央派大臣充任，立功后往往入朝拜相。但是，以“口蜜腹剑”、阴险狡诈著称的李林甫出任宰相之后，为了巩固他的宰相地位，杜绝边将入朝为相的升迁之路，李林甫就借口文官不懂军事，向唐玄宗建议说，胡人忠勇而无异心，应当重用他们为镇守边疆地区的节度使。因此，唐朝后来的节度使大部分都是由胡人来充当。这样一来，到玄宗后期唐朝就出现了一批驻守在边疆地区、握有重兵的胡人将领，安禄山正是其中的代表。十大兵镇中，安禄山一人就身兼了平卢（今东北）、范阳（今北京）、河东（今太原）三镇的节度使，独自统领主要由突厥、契丹、奚等游牧民族组成的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队伍，兵力最为强大，拥有了反叛唐朝的实力。

发动叛乱仅仅拥有实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野心。安禄山发动叛乱的野心，是随着他对玄宗晚年政治腐败、武备废弛的逐渐了解以后产生的。

安禄山虽然是行伍出身，但是和他的伙伴史思明一样，年轻的时候也干过互市牙郎的工作，通晓九种蕃语，比史思明还要多三种。而且，他非常富有心计，善于察言观色，很会在玄宗、杨贵妃面前卖乖并讨得他们的开心。他虽然体肥形硕，但是胡旋舞却跳得“其疾如风”，博得了酷爱音乐、舞蹈的玄宗、杨贵妃的好感。他更进一步拜玄宗与杨贵妃为父母，据说还让杨贵妃重新“生”了他一回，结果弄得玄宗还要因为“生”了这么一个大儿子，在宫中遍发赏钱，这就是唐代著名的在承天门上撒钱的金钱会。安禄山通过这种方式，既博得了玄宗、杨贵妃的好感和信任，又探得了朝廷的虚实，发现了统治集团内部尖锐的矛盾和政治的极度腐败，因此而有了觊觎帝位的野心。而点燃安禄山反叛野心导火索的，则是他与杨国忠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杨国忠是杨贵妃的堂兄，本来是一个不学无术的赌棍，只是因为玄宗要讨好杨贵妃而被重用。杨国忠掌权以后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徇私误国之人，尤以妒贤嫉能、阴险狡诈著称。他的前任李林甫一死，杨国忠就以里通突厥的罪名而使其族人遭了大难。杨国忠通过这种方式展示权力，打击政治对手，自然与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安禄山形成水火不容之势。更令安禄山恼怒并恐惧的是，杨国忠还经常在玄宗面前说，安禄山暗藏叛心，迟早要造反，提醒玄宗应该尽快削减他的兵权。因此，安禄山就先下手为强，于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以清君侧”的名义，联合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了一支约十八万四千人的队伍，号称二十万，在范阳蓟城南郊（今北京西南）誓师，起兵反唐。

安禄山虽然是以除去唐玄宗身边奸佞的杨国忠为起兵的号召，但是起兵肯定就是造反。因此，消息传到长安后，唐玄宗震怒，就杀了作为人质留在长安的安禄山之子安庆宗。这样，安禄山的起兵就成了正式的反叛。

三、两京失守

当时全国承平日久，民不知战，而安禄山却蓄谋已久，准备充分。因此，除大书法家、平原太守颜真卿，常山太守颜杲卿兄弟之外，河北其他州县多望风瓦解。叛军如入无人之境，以每天六十里的速度急速南下，十二月便攻占了东都洛阳。第二年（756）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正式称帝，国号大燕，改元圣武，摆出了要与大唐争夺天下的架势。

东都洛阳失守后，叛军直逼潼关，长安震动。唐玄宗为了提振军心，起用曾经翻越帕米尔高原远征中亚、在怛逻斯河与阿拔斯王朝的伊斯兰军队作战过的高仙芝防守潼关。但是高仙芝主动的战略后退，却被玄宗派来担任监军的宦官认为是胆怯避战，密报朝廷后高仙芝被斩首于阵前。接替他的指挥官哥舒翰，也是一位久经战阵，富有经验的名将，他想凭借潼关的险要，据险死守。但是与他素有矛盾的杨国忠，利用玄宗想尽快平定叛乱的心理，逼他仓促出击，结果惨败。哥舒翰鉴于高仙芝悲惨的结局，为了自保便投降了叛军。

潼关一破，长安最后的防线就崩溃了。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凌晨，在军队的护卫之下，仓皇逃离长安。次日住宿在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北），护驾的禁军因饥饿和疲惫，都愤怒不已。他们知道安禄山叛乱的借口是跋扈的杨国忠，恰在这时看到杨国忠正在与从西边过来的吐蕃使节在一起说事，于是有人高呼“杨国忠在与胡虏商量谋反”，愤怒的兵将们便一拥而上，乱刀杀死了杨国忠和他的儿子以及姐妹们。这种情况下，玄宗也只能认定杨国忠为谋反，虽然嘉奖了哗变将士，但是他们仍然不愿遵从玄宗的命令，要求缢死杨贵妃。无奈的玄宗，在高力士的苦劝之下只得依允，最后由高力士在附近的佛堂绞死杨贵妃，才勉强平息了哗变。接着逃难的队伍兵分两路，一路护送玄宗进入四川，另一路则跟随太子李亨去西北依托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李亨后来在灵州（今宁夏灵武）登基，遥尊玄宗为太上皇，这就是唐肃宗，改元至德，领导起了平叛的大业。

四、史思明登场并铸造货币

就在玄宗退位的第二年，即至德二年（757），叛乱的一方也出现了权力更替。这时已经称帝的安禄山因为眼疾失明而性情暴躁，更加反复无常。担心地位不保的太子安庆绪，杀了他的父亲安禄山后即位称帝。这样一来，叛军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化，于是拉开了第二个反叛主角史思明登台的序幕。

史思明胸怀大略，骁勇善战，曾经多次立功，很受玄宗的赏识，他的名字“思明”就是玄宗给改的。安禄山死后，郭子仪乘机借助回纥的力量收复了长安、洛阳，叛乱似乎很快就要被平定了。识时务的史思明于是归降了朝廷，被任命为范阳长史、河北节度使。但是，已经被叛乱折腾苦了的朝廷，对史思明始终不放心，怕他再次反叛，于是就想设计暗杀他，结果计划败露。无可选择的史思明于是再度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并于乾元二年（759）杀死安庆绪，自己称帝，国号为燕，建元顺天，自称应天皇帝。第二年四月史思明再度攻陷洛阳，战乱又进一步扩大，平叛的事业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起点。

如果说史思明与他的伙伴安禄山，在反叛的舞台上，所表演的内容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他不仅能攻城略地，还知道铸造发行货币的作用，这样既能表达他改朝换代的愿望，同时宣示其帝位的合法性，还能为他的叛乱事业筹集经费。这说明史思明的政治才干绝不亚于安禄山，甚至还在他之上。

史思明先后铸造的两种货币，即“得壹元宝”和“顺天通宝”都是在他占领洛阳称帝之后，销毁佛像铸造的，事见《新唐书·食货志》：“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壹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既而恶‘得壹’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通）宝。”

得壹元宝的文字书写很怪，上下文字方正，左右文字竖长，不守规矩，肆意妄为，很有一股反叛的模样。比文字书写更不寻常的是钱文选用“得壹”两字。因为一般的情况下，铸造货币不用年号就用国号。“得壹”既不是年号，也不是国号，却被史思明用来铸钱，这必定另有寓意。我们试着来猜测一下史思明的用意：这里“壹”即“一”。因此，“得壹元宝”可能是取义于《老子》第三十九章中的一段话，即：“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作为反叛的胡人，史思明可能是想用铸造“得壹元宝”的方式来表示他也是天下的正统，是位真命天子。但是，因为“得一”也可以被解读为“只得一年”，这就让期盼帝祚长久的史思明很是尴尬。于是，他便改元“顺天”，重新铸造“顺天通宝”，表示他起兵造反是“顺天应人”，仍然是要强调他才是顺应天命的真命天子。这说明史思明已经是一个非常汉化的胡人，不再是一味蛮干，已经会打舆论宣传战了。

得壹元宝和顺天通宝，与开元通宝钱按1∶100的比值同时流通，即“以一当开元钱之百”。这与我们下一节将要谈到的第五琦铸造的当十的“乾元重宝”钱，以及当五十的“乾元重宝”重轮钱一样，都是虚值的大钱，目的是搜刮百姓的钱财。但是，作用却刚好相反，一个是为了发动叛乱，一个是为了平定叛乱。史思明铸造的是当百大钱，手段更为强悍，这与他反叛者的身份也相符合。

史思明当年铸钱，因为用的是销毁佛像的铜，后人因此有“得壹谁知谶未真，顺天新铸有重轮。洛阳古寺铜销尽，都是如来劫后身”[1]之说。顺天通宝是由得壹元宝改铸的，得壹元宝铸造的时间短、数量稀少，因此钱币收藏界有“顺天易得，得壹难求”的说法。顺天通宝因为流通时间比得壹元宝稍长，有减重的现象，版式也更加复杂一些。

史思明虽然想通过铸造货币的方式，来表明他是顺应天命的真命天子，但是残酷的现实却证明他仍然只是一个反叛的胡人，结局与他的前任安禄山惊人地一样。他俩就像是下凡的同一星宿，无论是在位的时间，还是死的地方，乃至于死的方式，竟然都如出一辙，都是死于自己的儿子之手！差别仅仅是一个是亲生的，一个是领养的。这种结局真是不可思议！在唏嘘之余，我们不禁要感叹，这可能就是政治冒险的代价，亲情、人性一旦被政治野心操控，任何悲剧都有可能发生，即便是亲生父子，也会自相残杀！

上元二年（761）史思明被他的养子史朝义杀死后，叛军再次爆发内乱。郭子仪又一次乘机借回纥之兵收复了洛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穷途末路的史朝义被其部下李怀仙诱杀，而成为李怀仙归降朝廷的投名状。至此，前后延续了七年零两个月的“安史之乱”始告平定。

五、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安史之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了，但是，经历叛乱之后的唐朝已经不再是此前的唐朝了。因此，“安史之乱”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唐朝，对此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变革的分水岭。

首先是从叛乱队伍中分化出来的，以“河朔三镇”（卢龙、成德、魏博）为代表的军团，继续盘踞在以河北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他们虽然表面上归顺了朝廷，实际上却是以节度使的名义实行军阀统治的割据势力。唐朝从此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由全盛转入了衰落。

其次是为北宋的灭亡预留了伏笔。因为唐朝始终无力控制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河北军阀。因此，使得随后的五代以及北宋政府，重建北方国防线的计划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契丹势力的南移给北宋造成了非常大的战略压力，并因此而亡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都直接与“安史之乱”有关系。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再次是叛乱平定之后，在思想界引发了对此前曾经风靡一时的“胡化”现象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后来又进一步演变成为韩愈等人所发动的复古运动。经过这场复古运动的洗礼，唐朝前期那种开放、自信、多元的社会风气，被后期保守的仅仅以中华古典为上的思潮所替代，并最终导致了宋朝的内敛、懦弱和不自信。从此，文武并重的价值观被重文轻武的观念所替代。

最后是国家的管理模式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此前，唐朝是继承了北周武川镇军阀系统的武力国家，以武力为立国的根本，政府所有的活动都是直接向民众派发，力役的负担占很大的比重。但是，此后采用了新的方法，实行“两税法”，向民众收取货币税的比例开始增加。武力国家由此逐渐转变为财政国家。如国内发生叛乱，就用金钱雇用胡人来帮助镇压；如遭外敌入侵，则用金钱达成和解。这些都为后来的宋朝提供了先例。从此，货币在社会生活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1] 叶德辉，《古泉杂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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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元重宝：为平定安史之乱铸造的货币

说起安史之乱，世人都知道郭子仪在平定叛乱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在收复长安、洛阳两京，智退吐蕃、回纥的战斗中，有勇有谋，立下了赫赫战功。当时，唐朝的安危几乎都系于他一身，甚至连唐德宗都要尊称他为“尚父”。

实际上，除了郭子仪之外，另外还有一个人，同样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作为一位幕后英雄，他却鲜为人知，甚至最后还要为朝廷去充当替罪羊，不但被革职、贬戍，还要遭受世人的误解和指责。他就是为平定叛乱筹集了大量经费的、我国古代著名的理财家第五琦。

下面就结合“乾元重宝”钱币，来谈谈第五琦为平定安史之乱筹饷的艰难过程，以及最后充当替罪羊的无奈。

一、第五琦的理财事业

“乾元重宝”当十大钱，直径27毫米，重6.5克。钱文为隶书，四字对读，书法精绝，庄严敦厚。因为它是当十大钱，即一枚乾元重宝相当于十枚开元通宝钱，所以它的尺寸要比作为标准的小平钱，即开元通宝钱23毫米的尺寸略大一点。

在进一步讲述“乾元重宝”钱币之前，先来介绍一下它的铸造者第五琦。

第五琦，复姓第五，名琦，字禹珪，京兆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人。他虽然后来是因为铸造乾元重宝大钱而出名，实际上他在年轻的时候就以能干而知名。

新旧《唐书》都有他的传记，说他“少以吏干进，颇能言强国富民术”[1]。天宝初年的时候，第五琦在水陆转运使韦坚手下做事，后来韦坚因为遭到以“口蜜腹剑”著称的奸相李林甫的陷害，第五琦也受到株连而被贬官。

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北海郡太守贺兰进明向朝廷奏请派第五琦任北海郡的录事参军，这是一种负责监督的官职。当时安史之乱的叛军已经攻陷了河间、信都等郡，贺兰进明无力抵抗。唐玄宗大怒，派遣宦官送来一个装有一把小刀的信函，说：“如果不能将失地收复，就斩贺兰进明之首。”贺兰进明非常恐慌，不知如何是好。这时第五琦对贺兰进明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因此，建议贺兰进明用从府库以及个人家中收集来的财帛，招募勇士，组织力量反击，最终收复了一些失地。在挽救了贺兰进明政治生命的同时，也初显了第五琦的政治才干。

后来第五琦被派去觐见唐肃宗，趁机向肃宗献策说：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打仗，而打仗的胜负最终取决于有没有足够的财力。第五琦于是请求肃宗给他一个名正言顺的职务，让他去筹集钱粮来支持军用。处于危困之际的肃宗，正发愁军资不济，无处筹饷，听了第五琦的建议后大喜，不但接受了他的建议，还给了第五琦监察御史、充江淮租庸使等好几个官衔。这些都是在正常的“律令官职”之外任命的专使，称为“使职”，虽然级别都不是特别高，但是权限却很大，拥有朝廷赋予的处理专项事务的大权。

第五琦虽然名义上得到了朝廷的正式任命，但是实际的筹饷工作却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事情。这是因为当时河北已经全部被叛军占据，当地的赋税自然征收不上来。即便是没有沦陷的河南、山东、荆襄和剑南等地，因为都驻有从各路集结来的平叛军队，所收缴的赋税都被驻军征用，也都不上缴朝廷。中央政府的平叛经费只能向淮南和江南等地区的百姓征收。但是，经过战争的消耗，国库早已枯竭，战争的破坏，更使农田荒芜，饿殍遍野，百姓哪里还有富余的财物用来缴税。面对这种“国破山河在，春城草木深”[2]的残破局面，如何能够筹措到经费，保证平叛事业的顺利进行，难住了满朝的文武官员。这种情况下，第五琦又能想出什么高招呢？

作为著名的理财专家，第五琦自有他的办法。经过缜密的思考，他首先从盐业专营入手，开始了他的理财事业。

为了增加财赋收入，第五琦首先改革盐业，创立了食盐专卖法，就是由国家直接控制与掌握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所生产的盐统一由盐院收购，再由官府加价出售。做到了“人不益税而国用以饶”，即没有额外增添百姓的税赋，却增加了国库的收入。此后，盐税占到了国家税收的将近一半，成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他主持财政工作时，取消了户部、司农、太府等部门的收支权，将财政收入统一归皇帝调度使用，初步改变了以前开支混乱、国库亏损严重、权臣贪官作弊的现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扭转了财税匮乏的局面，从经费上支撑朝廷能够继续将平叛事业进行下去。

另外，第五琦办事认真，事必躬亲，从无闪失，深得朝廷的器重。《旧唐书》记载他“促办应卒，事无违阙”。因此，第五琦很快又升迁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专掌监察执法，同时还兼领河南等道的转运、租庸、盐铁、铸钱诸使，集财政大权于一身，全面承担起了筹措平叛经费的重担。到了乾元二年（759）第五琦又进一步升迁为宰相。

二、铸造“乾元重宝”当十钱

在第五琦的理财手段当中，盐业专营仅仅是牛刀小试，真正具有创意的是他于乾元元年（758）主持铸造的“乾元重宝”当十钱，用通货膨胀的办法从民间掠取资财，用以支撑平叛战争的巨额开销。

乾元重宝是唐朝铸造的第三种钱币，第一种是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四年（621）铸造的“开元通宝”，第二种是武则天于乾封元年（666）铸造的“乾封泉宝”。其中，开元通宝是小平钱，所谓小平钱是指铜钱中最基本、最小的货币单位，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一文钱”；乾封泉宝则是一种当十大钱，即一枚乾封泉宝抵开元通宝钱10枚。武则天当年铸造乾封泉宝，本来的想法是增加货币的流通量，以减缓“钱荒”，即流通中钱少的矛盾。但是事与愿违，百姓纷纷藏匿开元通宝钱，于是市面上就只剩下当十的乾封泉宝，导致物价飞涨，大钱贬值。不法之徒于是开始私铸减重的乾封泉宝，有的重量甚至不到官铸的一半。于是出现了官铸大钱空耗人力物力，而私铸者却坐收渔利的局面。

图12–1 乾封泉宝

无奈之下，武则天只得在乾封泉宝行用不到一年便下令停铸，已经流出的就与开元通宝钱按一比一的比价等值流通。经此一变，武则天在其后专政的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始终被“钱荒”的难题所困扰，她为了缓解“钱荒”，增加货币的流通量，曾经采取了诸如限制铜钱外流、禁止私家藏钱，甚至是倡导兼用绢帛交易，就是用丝绸充当货币使用等办法，但是再也没有铸造过大钱。真可谓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九十多年之后，第五琦又效法武则天铸造了当十大钱。第五琦这次不是为了缓解“钱荒”的矛盾，而是要采取通货膨胀的办法，通过铸造发行虚值的大钱，从民间聚敛财富，以筹集平定叛乱的军费。因为持续多年的战争，已经使得税源枯竭，朝廷从民间掠取物资的办法，就只剩下冒险铸行大钱这一招了。

作为著名理财家的第五琦，在货币政策的运用上，自然要比一般的官僚技高一筹。因此，虽然都是当十钱，乾元重宝却要比乾封泉宝流通得好。

第五琦是如何设计、发行他的乾元重宝当十钱的呢？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七月，正值郭子仪组织军队围剿叛军之时，兼任铸钱使的第五琦，奏请朝廷同意，铸造了乾元重宝当十大钱，事见《旧唐书·食货志》：“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为新铸，不废旧钱，冀实三官之资，用收十倍之利，所谓与人不扰，从古有经。宜听于诸监别铸一当十钱，文曰乾元重宝。其开元通宝者依旧行用。”

第五琦设计的乾元重宝每枚重6.5克，面值等于10枚重4克的开元通宝。我们如果按含铜量来计算，这实际上就相当于用重6.5克的铜从民间兑换40克铜，目的是“收十倍之利”，却美其名曰“与人不扰，从古有经”。意思是说不给老百姓增添负担，并有先例可循。但是，老百姓都不傻，碰到这种情况，胆大的也纷纷仿铸当十的乾元重宝钱。于是，朝廷在严厉打击民间私铸的同时，官铸的乾元重宝大钱又开始减重，到年底重量就已经减至4克左右，仅仅相当于一枚开元通宝小平钱的重量。这样第五琦通过铸造虚值大钱的办法，从民间掠取了大量的钱财，成为朝廷收敛钱财支撑平叛战争的有效措施。因此，倡导铸行大钱的第五琦，更得到了唐肃宗的赏识，不久便被提升为了宰相。

图12–2 乾元重宝（小平）

图12–3 乾元重宝（当十）

三、铸造乾元重宝当五十

乾元二年（759），安禄山已死，史思明称帝，唐朝借助回纥人的力量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平叛事业出现了重大的转机。本来应该乘势逐渐收回大钱，恢复此前的开元通宝小平钱。但是，因为吐蕃乘安史之乱抢占了唐朝在西北最好的牧场，并阻断了唐朝与西域的联系通道，迫使唐朝每年需要向回纥购买战马。还有当初为了向回纥借兵收复两京，朝廷曾经答应每年从回纥那里高价购买10万匹战马，这导致靠发行乾元重宝当十钱所收敛的财富，很快就被用光了。此时已经升任宰相的第五琦，因为尝到了发行虚值大钱、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好处，于是又变本加厉，在乾元重宝当十钱的基础上，铤而走险，又奏请朝廷铸造了当五十的乾元重宝钱。

新铸造的当五十钱，形制上与此前的当十钱一样，只是稍微加大了一点重量，同时也加厚了外郭。直径35毫米，重12克。因为钱币背面的外郭是双圈，因此当五十的钱又被称作“乾元重轮钱”。这样，市面上就同时流通有三种钱币，分别是：开元通宝小平钱、当十的乾元重宝钱、当五十的乾元重轮钱。同时并行的这三种钱币的重量分别是：4克、6.5克和12克。但是，它们分别对应的面值却是：1、10与50。如此巨大的价差，使得不法之徒纷纷铤而走险，私铸之风更趋猖獗，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程度。

图12–4 乾元重轮（当五十）

当五十的乾元重轮钱，最初还比较厚重，私铸者就销毁官铸的钱，改铸成较轻的，以便从中牟利。朝廷为了与私铸者争利，也开始减轻重量。私铸者为了牟利，就更进一步减轻重量。这样一来，似乎朝廷在与民间私铸者做减重的竞赛。于是，盗铸的现象便一发不可收拾。《旧唐书·食货志》记载，长安城中，大家都去盗铸钱币，寺庙中的大钟以及铜像，多数都被毁坏，目的就是取铜铸钱。社会上铤而走险、冒犯法禁盗铸钱币的人不可胜数。[3]

因为当五十的重轮钱不断地减重，朝廷后来又被迫进行减值，就是减小货币的面值。乾元二年（759）九月开始铸造的重轮钱，第二年便被迫由当五十改为当三十。传世的乾元重宝钱币，品类极多，轻重、大小悬殊，厚薄不一。这些都是减重以及私铸的结果，说明当时曾经发生过剧烈的减重现象。

在货币减值以及减重的交替进行中，物价却步步升高。百姓平生所积蓄的开元通宝钱，瞬间缩水，财富很快就化为了乌有。《旧唐书·食货志》记载乾元二年（759）冬天“寻而谷价腾贵，米斗至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史书记载，当时的宰相元载，宴请客人时，一餐的花费就曾经高达百万钱，这本来是说明元载如何奢侈。实际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物价的高企和货币贬值的严重程度。

宝应元年（762）四月，朝廷又改乾元重宝钱以一当二，重轮钱以一当三。不久，又改成各种钱币，无论大小，一律都以一当一行使。[4]实际上，这说明当时的钱币，不管面值的大小，钱币的重量已经减重到了极限，重量符合标准的钱币，几乎都已经被销毁，改铸成了减重的小钱了。因为不能再减重了，才会一律以一当一来行使。

到了宝应二年（763），唐代宗已经即位，因为乾元重宝大钱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就被废弃了，朝廷又重新恢复使用开元通宝小平钱。这样，唐朝的货币政策重新回归到了以开元通宝钱币为标准的老路上。

面值当十、当五十的两种乾元大钱，都以“重宝”为名。重宝一词虽然早有使用，如贾谊《过秦论》中就有“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的句子，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的诏书中也说“钱，国之重宝”。但是，钱文用“重宝”，却是从乾元重宝开始的，后世所铸造的大钱都称“重宝”，也是来源于此。因此，乾元重宝钱不仅见证了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唐朝政府财政的拮据以及第五琦筹款的煞费苦心，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以及钱币学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曾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充当替罪羊

第五琦铸造虚值大钱，虽然为平定安史之乱筹措到了经费，保证了平乱事业的最后成功，可以说是为朝廷立了大功，应该得到嘉奖才对，但是他所铸造的虚值大钱，搞乱了币制以及物价，引起了民怨，也是事实，因此，唐代宗即位后不久，在废弃乾元重宝大钱的同时，也罢免了第五琦的宰相职务，贬他去长江边上偏僻的忠州（今重庆忠县）去做长史，以示惩戒，主要是给天下的百姓有所交代。但是因为第五琦所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瞬间洗劫了大家多年积累的财富，在统治阶层内部也触犯了众怒。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第五琦再一次成为牺牲品，他还没有走到忠州，就被半路上截住，改判发配，最后被流放去了更为边远、蛮荒的夷州（今贵州凤冈县）。

第五琦虽然因为承担铸造虚值大钱的责任而成为替罪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第五琦确实是个理财的高手，特别善于利用货币工具，从社会上收敛钱财，为朝廷所用。他所铸造的两种乾元重宝虚值大钱，虽然牺牲了百姓的利益，但是却筹集到了钱财，解决了朝廷缺钱的难题，为最终赢得平叛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经费上的支撑，这一点朝廷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到了唐代宗晚期，第五琦又被重新起用，后来基本官复原职，死后还被追赠了太子少保。虽然迟了一点，最后也算是给了他一个交代。

货币政策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有一利必有一弊。特别是发行虚值大钱的通货膨胀政策，在满足统治者聚敛财富的需要的同时，牺牲的实际上是全体百姓的利益。这属于饮鸩止渴、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为的办法，事情稍有缓解，应该见好就收。但是，统治者往往都是贪婪无度的，一旦尝到了发行虚值大钱的好处，就一发而不可收了。第五琦在当十钱的基础上，紧接着又发行当五十的重轮钱，就属于此类。他最后为此也付出了代价，后来者应该以他为戒。但是，古今中外，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以至于我们今天还时不时地要面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威胁。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值得深思。

[1] 《新唐书·第五琦传》。

[2] 杜甫，《春望》。

[3] 《旧唐书·食货志》：“长安城中，竞为盗铸，寺观钟及铜像，多坏为钱。奸人豪族，犯禁者不绝。”

[4] 《旧唐书·食货志》：“宝应元年四月，改行乾元钱，以一当二，乾元重棱小钱，亦以一当二；重棱大钱，一以当三。寻又改行乾元大小钱，并以一当一。其私铸重棱大钱，不在行用之限。”

13

大历元宝、建中通宝：

唐军坚守西域的实物见证

大历元宝、建中通宝这两种唐朝的年号钱，到底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铸造的，从宋朝开始就成为历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这主要是因为两点：一是这两种钱币在内地从来没有被发现过，所有的实物几乎都出土于新疆的库车地区；二是铸造得很粗糙，不像是官铸钱。

下面我就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抽丝剥茧，试着一步步给大家解开有关大历元宝、建中通宝来源的千年不解之谜。

一、千古之谜的由来

“大历”是唐代宗的年号，“建中”是唐德宗的年号。因此，世人自然就将大历元宝、建中通宝这两种年号钱认为是唐朝铸造的钱币。但是，在唐代的文献中，却从来没有见到关于这两种钱币的记载。五代时期张台的《钱录》中虽然已有记录，但是并没有说明来源。自宋代以后，人们为了对其有准确的认识，试图发掘新的史料，于是洪遵在《泉志》中，就把这两种钱币与大历四年正月第五琦在绛州、建中元年九月韩洄在商州铸钱的事联系起来，认为“岂非当时铸此耶？”但是，难以解释的却是这两种钱币，在内地却从来没有出土发现过，所有已知的钱币几乎都出土发现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库车地区。虽然也有人因此推测它们可能是在新疆地区铸造的，但是又拿不出充分的依据。

彭信威先生则认为，大历元宝、建中通宝更可能是私铸；但是又说当时的钱价很低，铜价却很高，牟利者只有销钱为器，怎么可能熔器铸钱呢？另外，唐钱的钱文应当是对读，乾封时期一度违制，改为旋读，很快就更正过来了，论理不应该再犯。而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却是旋读，从这一点上看又不像是官方铸造的货币。但是，私铸的人多是仿铸旧钱，不应当创铸一种新钱。所以彭信威先生认为，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于是，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两种钱币的来源，就成为钱币学、货币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难解之谜。

图13–1 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及“元”字钱和“中”字钱

二、一次重要的出土发现及考察

我最初接触到大历元宝、建中通宝是在新疆钱币学会工作期间。记得大约是在1989年年初的一天，有位会员带着这两种钱币，到办公室请董庆煊先生鉴定。等来人走后董老告诉我，这两种钱币很奇怪，只在新疆有发现，虽然用的是唐代年号，但是制作风格、工艺以及选用的铜料又和开元通宝钱完全不同，像是私铸。很多人都注意到这一点了，但是又无从解释，他要我关注这一课题。带着董老的嘱托，我开始查阅有关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的文献资料。

在新疆工作期间，虽然我已经开始关注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但是真正的研究则是1992年2月我被借调到北京参与筹备中国钱币博物馆以后开始的，这与一次重要的征集活动有关。

记得那是我刚到北京不久的四五月间的一天上午，戴志强馆长要我陪他去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前身），帮助鉴定一批来自新疆的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这批钱币据说来自新疆库车附近的新和县，除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之外，还有“中”字钱和“元”字钱，共有200多枚。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大小基本一致，直径约23毫米，重约2克，钱文隶书，旋读，背面没有文字；“元”字钱、“中”字钱的尺寸则要稍微小一点，也轻薄一些，铸工也更为粗劣。我仔细从形制、字体、锈色等方面一一鉴别后，确定为真品无疑。最后这批钱币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文物管理局以及中国钱币博物馆三家收购。

我第一次见到这一批200多枚的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时非常震惊，听说这批钱币是在新疆库车附近的新和县出土的时更是兴奋异常。我隐约感觉到这次出土是一次重大的发现，在解开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来源之谜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当1993年5月我组织中国钱币学会“丝绸之路（新疆段）历史货币考察”途经库车时，专门就这一问题做了详细的调查。

据新和县文管所的同志介绍，1992年的初春时节，当地村民在一处叫通古斯巴什的唐代古城遗址中寻宝时挖出来一批古代钱币，具体数量不详，但是很快都散失了。后来在文管所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在距县城西南40多公里处的一片荒漠中，找到了这座叫通古斯巴什的古城。

古城四周沙丘群立，芦苇、红柳丛生，四面城墙虽已遭受严重破坏，但仍高达3至4米不等，城垛、马面等防御设施依然清晰可辨。关于这座古城，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时，曾来此做过考古发掘并有详细的记载。黄文弼先生的考察报告中记载，有本地居民在城中曾经拾到一张残纸，上面写有唐朝的大历年号，由此可以证明这是一座唐代的古城。

我们发现城中有多处近年新被挖掘的痕迹，其中，位于城东北部靠近当年黄文弼曾经挖掘过的垃圾堆一带，有一处深约1.5米的洞坑，文管所的同志告诉我们，这就是此次出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的地方。根据后来我们又从别处了解到的情况，综合分析以后可知，这批钱币出土于1992年3月中旬，总数约有3 000余枚，其中主要是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另外还伴随有少量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以及“中”字钱和“元”字钱等。

这是一次关于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的重要发现，可惜的是除极少一部分钱币被国家文物部门征集之外，大部分的实物都已散失。更可惜的是这么重要的一次出土，竟完全是在破坏文物的非法活动中进行的。破坏了出土的文化层，没能留下其他有价值的资料。但是，仅就出土这件事而言，仍然有两点重要的启示：一是证明了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与新疆库车地区有密切的关系；二是说明“元”字钱、“中”字钱和大历元宝、建中通宝有直接的关系，应该是由它们派生而来。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我开始了有关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的研究。

三、初步的研究成果

根据实地考察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并参考有关的文献记载，我在完成了以中国钱币学会名义组织的这次“丝绸之路（新疆段）历史货币考察”之后，执笔完成了考察报告，刊登于《中国钱币》1994年第3期。报告中我简单介绍了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的发现情况，推测它们很可能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后西域守军铸造的，并表示随后将写专文考证此事。

考察报告发表后，我收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的来信，他说《中国钱币》杂志刊发的考察报告披露的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发现情况的报道，引起了他的导师，国际知名的唐史、西域史专家张广达教授的关注。张教授身在美国，来信想联系我了解有关大历、建中钱币的研究进展情况。我应邀去荣新江教授家做了交流，并将已经完稿的论文《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考——兼论上元元年（760）后唐对西域的坚守》送荣教授征求意见。

通过实地考察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我认为：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历年出土发现完全集中于新疆库车地区，特别是1992年3月中旬一次出土即多达3 000余枚的事实，充分证明它们是在新疆库车地区铸造的，流通使用也应该限于库车及其附近地区。因此，我大胆地推测它们就是由唐安西都护府在当地铸造发行的，主要供驻军使用，应该属于军用货币。认为这和天宝十四年（755）中原发生安史之乱后，唐朝调集驻守在西北的精锐部队东归平乱，吐蕃乘机攻占了河西、陇右，切断了西域守军和唐朝中央政府的联系这一历史背景有关，并据此论述了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守军对西域的坚守及有效管理。最后，我根据对历年来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出土地点的分析，探讨了吐蕃攻取西域的路线。

文章发表在《中国钱币》杂志1996年第3期，后来被收入《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三辑，并被日本东洋铸造货币研究所翻译为日文，全文转载于《方泉处》季刊1997年第19号，在钱币界以及西域史研究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四、安西守军对西域的坚守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兴转衰的转折点。这一转折在唐朝对西域的经营上，实际早在四年之前就出现了。这指的是天宝十年（751）发生的怛逻斯之战。当时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领唐军翻越帕米尔高原平定了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地区大小勃律，以及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石国的骚乱，随后与向东扩张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在位于今天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的怛逻斯发生了一场遭遇战，这就是著名的怛逻斯之战。虽然唐军初战小胜，但是后来因为石国王子阵前倒戈，结果高仙芝战败。从此，唐朝的势力逐渐从帕米尔地区向东收缩，阿拉伯势力则进一步向东扩张到了帕米尔地区，开启了此后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进程。

怛逻斯之战四年之后，即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不到半年的时间，洛阳、长安两京相继失守，玄宗避乱四川，太子李亨在宁夏灵武登基，称肃宗，改元至德，担负起了平定叛乱的重任，号召天下勤王。于是陇右、河西、安西、北庭等节度使，纷纷抽调精锐部队东归勤王，这就给早已图谋陇右、河西地区的吐蕃以可乘之机。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切断西域与内地的联系之后，便越过昆仑山，进入塔里木盆地，与孤悬塞外的安西守军展开了对西域的争夺战。文献记载，从上元元年（760）开始，河西地区的军镇多数都被吐蕃攻陷，西域地区只有李元忠坚守的北庭和郭昕坚守的安西两个都护府，因为与沙陀突厥和回纥结成联盟，相互依存，“吐蕃久攻之不下”。[1]

李元忠本名曹令忠，大历七年（773）因战功被唐德宗赐李姓并更名为元忠。后来以“伊西、北庭节度使”的名义率领留守部队坚守在北庭，负责北疆（北庭）以及东疆（伊西）的防务。郭昕则是郭子仪的侄子，唐肃宗末年安西都护府的主力部队调回关内参加平定安史之乱以后，郭昕被任命为“四镇留后”。[2]这里的“四镇”指的就是著名的安西四镇，即碎叶、龟兹、于阗、疏勒。其中，碎叶位于今天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的托克马克市附近，大诗人李白就出生在那里；龟兹又称安西，是安西都护府的驻地，位于今天的新疆库车地区；于阗是新疆的和田地区；疏勒是新疆的喀什地区。因此，郭昕负责南疆地区的防务，直接面对的就是吐蕃的进攻。

当时为内忧外患所困扰的唐朝政府，在河西、陇右失陷以后，便完全失去了和西域的联系。李元忠和郭昕率领将士“闭境拒守”，多次遣使奉表，与朝廷联系。但是，因为吐蕃侵占了河西走廊地区，西域守军派出的使臣，每次都受阻不能到达长安，“声问绝者十余年”。直到建中二年（781），李元忠、郭昕派遣的信使，万里迢迢绕道蒙古高原，经回纥来到长安之后，朝廷这才惊喜地发现，西域二镇（安西和北庭）还依然控制在唐朝留守部队的手里。唐德宗惊喜万分，对坚守西域的官兵进行了嘉奖，加授李元忠为北庭大都护，赐爵宁塞郡王；任命郭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赐爵武威郡王。对其余的将士也都有奖赏升迁。[3]

贞元二年（786）李元忠去世，北庭大都护由杨袭古接任。贞元六年（790）冬天，吐蕃进攻北庭，回鹘前来救援，被吐蕃所败，北庭失陷后杨袭古率领部众二千余人出奔西州，即今天的新疆吐鲁番地区。第二年杨袭古被回鹘诱杀。文献记载“自是安西阻绝，莫知存否，唯西州之人，犹固守焉”[4]。这就是说，自北庭被吐蕃攻陷以后，安西即库车地区的音信再次断绝，不知道安西是否还在唐军的坚守之中，郭昕的下落也不清楚，只有西州即吐鲁番地区还在唐军的坚守之中。

五、安西守军铸钱的动因

以上就是目前我们从文献中所能找到的，有关安史之乱爆发以后，西域留守部队对安西、北庭坚守情况的零星记载。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就是在上述背景下，由坚守安西的“四镇留后”郭昕铸造的。具体分析如下：

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切断了西域留守部队与朝廷的联系之后，出身于世家的郭昕，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为了筹集军饷，坚守西域，同时表达他们忠于大唐，抗击吐蕃的决心，他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奉唐朝正朔，采用当时唐代宗正在使用的年号“大历”，铸造了大历元宝。等到建中二年（781）郭昕派遣的信使绕经回纥和唐中央取得联系以后，郭昕才知道大历十四年（779）代宗去世，太子李适继位，是为唐德宗，年号已经改为“建中”了，于是又铸造了建中通宝钱。黄文弼当年在通古斯巴什古城发现的“李明借粮残契”上的纪年为大历十五年，就印证了当时孤悬塞外的安西守军不知道大历十四年之后，已经改元建中的情况，因此，才会有大历十五年的纪年出现。

因为“建中”年号仅仅使用了四年，直到建中二年郭昕知道改元建中之后，才开始铸造建中通宝，所以建中通宝铸造的时间比大历元宝要短，数量更少。同时受形势所迫，建中通宝铸造得比大历元宝更为粗劣。这和我们现在的出土情况完全相符。

除了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之外，还发现有“中”字钱、“元”字钱，它们是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的“别品”，正面和背面都没有轮郭，铸造技术更简单，也更粗劣，这更证明了它们是在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应急而铸造的。另外，这些钱币都“铜色纯赤”，是用冶炼的铜直接铸造的，没有添加铅锌等其他配料，这是新疆以及中亚地区铸钱的一大特点，与中原地区所使用的青铜不一样。

此外，库车盛产铜矿，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古龟兹国就曾经铸造过五铢钱。当地考古发现的众多龟兹五铢钱以及钱范，证明当时龟兹地区已有很高的铸钱技术，这也为郭昕在当地铸钱提供了物质及技术条件。

郭昕要在安西铸钱，除了有政治上的需要以及物质、技术方面的条件之外，还需要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根据保存在《大藏经》中的《悟空入竺记》，我们发现安西当时具备铸造、使用货币的社会环境。因为悟空[5]从印度取经回国的途中，于贞元四、五年间（788—789），曾经路过安西地区，并逗留了一年多的时间。其间还翻译了《十力经》，后来又在北庭译出了《十地经》。这说明当时从疏勒直到于阗包括安西四镇以及北庭在内的西域广大地区，仍然都在安西和北庭两大都护府的有效管理之下，社会秩序是稳定的，民众的生活也是正常的。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郭昕才有可能铸造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货币。

《悟空入竺记》中还提到了郭昕和杨袭古，说悟空在北庭曾经遇到朝廷派来的宣慰使，“时逢圣朝四镇、北庭宣慰使中使殷秀明来至北庭”。最后，因为河西被吐蕃占领，悟空只得绕道回鹘，于贞元六年（790）二月随同郭昕的奏事官一同回到长安。就在悟空回到长安的贞元六年（790），西域的局势突然发生了剧变。当年于阗被攻陷，两年之后即贞元八年（792）西州即吐鲁番也陷落了。安西即库车失陷的时间，虽然未见记载，一般认为贞元八年（792）之后可能也被吐蕃攻陷，郭昕最后可能殉国了。这样，唐朝的势力最终被排挤出了西域。

六、考证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的意义

在文献记载模糊，又缺少其他资料的情况下，有关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留守部队在西域的坚守情况始终是唐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大空白。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三册认为“公元755年直到886年间，整个西域都在吐蕃的手中，只有回鹘成为对峙、抗衡的力量”。这几乎成为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观点。近年通过对西域地区出土的汉文及胡文文书的研究，虽然否定了传统的看法，证明安西四镇以及北庭等地，在安史之乱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奉唐正朔，理应在唐军坚守之中，但是具体情况仍然不详。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证清楚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是坚守安西的“四镇留后”郭昕在库车地区铸造的，这不但破解了困惑钱币界一千多年的不解之谜，同时更见证了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守军对西域的坚守，这为研究从上元元年（760）河陇失守以后，直到贞元八年（792）西州最后失陷的三十二年间，以李元忠、郭昕为统帅的留守部队在与唐朝中央失去联系、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毅然坚守西域、忠于大唐的这段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补充了文献记载中的空白，在唐史以及西域历史的研究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譬如，我们根据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出土的地点可以知道，上元元年河陇失陷之后，安西守军主要布防于库车南部地区，重点防御吐蕃来自且未、若羌方面的进攻。于阗以东的且未、若羌等塔里木盆地东南地区，最晚在贞元四、五年，即悟空到来时已经被吐蕃攻占。这就是悟空改变东归行程，而从于阗向北沿和田河经巴楚、安西、焉耆、北庭绕道回鹘返回中原的原因。

钱币虽小，但是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它所承载、记录、包含的信息非常丰富。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就见证了安西守军坚守西域、抗击吐蕃的那段悲壮历史，填补了一段历史的空白。这就是收藏、考证、研究钱币的魅力所在。

[1] 《旧唐书·地理志》：“上元元年（760）河西军镇多为吐蕃所陷，有旧将李元忠守北庭，郭昕守安西府，二镇与沙陀、回鹘相依，吐蕃久攻之不下。”

[2] 《旧唐书》列传七十有传，是郭子仪“母弟幼明之子，肃宗末为四镇留后”。

[3] 《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陇，隔绝不通，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帅将士闭境拒守，数遣使奉表，皆不达，声问绝者十余年；至是，遣使间道历诸胡自回纥中来，上嘉之。秋，七月，戊午朔，加元忠北庭大都护，赐爵宁塞郡王；以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赐爵武威郡王；将士皆迁七资。”

[4] 《旧唐书·吐蕃传下》

[5] 悟空（731—812），俗名车奉朝，唐朝名僧。——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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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开元：记录了佛教最大一场劫难的钱币

在开元通宝钱币家族中，有一种背面不铸月纹，而是铸有一个汉字，钱币界习惯将这种开元通宝钱称为“会昌开元”，意思是会昌年间（841—846）铸造的。

会昌开元不同于一般开元通宝钱的地方，不是因为背面多铸了一个汉字，而是因为它见证了佛教史上一次重大的劫难，即发生于会昌五年（845）的唐武宗灭佛事件，钱币就是用销毁的佛像铸造的。

下面，我就通过经历了会昌法难留存至今的会昌开元钱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唐武宗灭佛的背景、动机，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一、会昌开元的铸造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传入中国以后，在其传播、发展的过程中，经常会因为吸纳信徒而流失了国家的税收，在经济上引起当政者的不满；在宗教信仰上为了争夺话语权而与传统的道教发生矛盾；在思想文化上与儒家的理念也多有冲突。随着这些矛盾冲突的日益激化，最终导致了在历史上被称为“三武一宗”的四次灭佛事件，佛教史上又称其为“三武一宗法难”。

这里的“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则是指后周世宗柴荣。上述四位皇帝，因为政治上的现实需要，为了转移社会矛盾或是解决经济难题，都曾经拿佛教开刀，实行过灭佛的政策。其中，唐武宗和周世宗还分别用销毁的佛像，铸造了开元通宝和周元通宝两种钱币。

会昌开元铸造于会昌五年（845）的4月到8月间，它与此前的开元通宝钱不同的地方是在背面都铸有一字，表示铸造的地点。因此，背面是否铸有文字就成为“会昌开元”与其他开元钱明显的区别。

据记载，会昌开元钱背面的文字，最早源自扬州节度使李绅。

唐武宗灭佛之后销毁佛像法器，骤然增加了很多的铜料可以用来铸钱。因为原来的铸钱监的铸钱能力有限，不能消化突然之间增加的大量铜料，朝廷为了尽快将这些铜料铸成钱，以缓解“钱荒”的压力，就允许各州自行起炉铸钱。

扬州节度使李绅就在他负责铸造的开元钱的背面，加铸了一个“昌”字，表示“会昌”年号。进呈朝廷以后，被认为可以借此考核各地所铸钱币的质量，于是被推广，要求各地所铸开元钱，都要在背面铸上本州的州名或是钱监的名称。

据统计，会昌开元钱的背面共发现有：京、洛、益、蓝、襄、荆、越、宣、潭、兖、润、鄂、平、兴、梁、广、梓、福、丹、桂、昌、永等22个字。另外，我们注意到，同一个地名，在钱背上所铸的位置，也都各不相同，这说明它们并不是一次铸造的，可能后来在宣宗的大中年间，较为偏僻的地区，还在继续铸造。因为是各州自行铸造，规格上多有不同，制作技术上也较为粗糙，这些都是会昌开元钱的一些特点。

图14–1 会昌开元（背昌）

图14–2 会昌开元（背京、背洛）

图14–3 会昌开元（背蓝）

图14–4 会昌开元（背鄂、背兴）

图14–5 会昌开元（穿上背越、穿下背越）

图14–6 会昌开元（背潭、背梓）

图14–7 会昌开元（背洪、背润）

会昌六年（846）三月，宣宗即位后，马上就停止了铸钱，并依据钱币背面是否有文字，又将武宗销毁佛像铸造的钱币，再重新销毁改铸回佛像。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说：“会宣宗即位，尽黜会昌之政，新钱以字可辨，复铸为像。”因此，会昌开元钱总共铸造不超过10个月，时间不长，而且大部分又被销毁，存留数量较少，约占开元通宝钱总数的三十分之一左右。但是，因为它见证了会昌灭佛的前前后后，而具有重要的收藏价值。

唐武宗毁佛铸钱，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受到了史思明的启发，因为史思明就是用销毁佛像的铜铸造的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但是实际上却揭示了当时社会上所面临的严重的“钱荒”问题。

所谓“钱荒”，指的是流通中铜钱不足的现象，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通货紧缩。实际上它早在唐朝前期就已经出现，后来因为杨炎实行“两税法”，大幅度增加了税赋中铜钱的征收比例，就更加重了流通领域中铜钱不足的矛盾，最终发展成为贯穿于整个唐朝中后期直至宋代日益严重的“钱荒”难题。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唐朝政府曾先后采取了多种措施，但是都收效甚微。于是，唐武宗就采取了毁佛铸钱这一极端的手段。单从这个角度看，用销毁的佛像及法器直接铸钱，立马就能缓解“钱荒”的压力，这明显就是会昌灭佛的一大目的。

但是，销毁佛像难道仅仅是为了铸钱？那大规模捣毁寺院、勒令僧尼还俗又是为了什么呢？以慈悲为怀，不杀生，讲究因果报应，注重行善积德、普度众生的佛教，又因何要遭此劫难呢？

因此，唐武宗灭佛绝不仅仅是为了铸钱，还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背景。

二、会昌灭佛的动因

会昌灭佛似乎就是为了毁佛铸钱，以便缓解愈演愈烈的“钱荒”现象。客观地讲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唐武宗灭佛的背景是比较复杂的，有诸多深层次的原因。如：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政府财源枯竭、府库空虚的窘迫，朝廷内部深陷宦官专权、“牛李党争”的内耗，以及通过佛道之争所表现出来的当时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另外，唐武宗本人对佛道之争的态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首先是经济上的原因。

经济方面应该是唐武宗灭佛首先考虑的因素。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因此叛乱频发、战乱不断。朝廷为了平定叛乱，对百姓自然更是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这种社会环境之下，对现实不满的民众便只能将希望寄托给来世。因此，主张修来世的佛教从精神上对大家就有了吸引力。此外，更吸引他们的是，出家以后就有了既不用服兵役、劳役，也不用交纳赋税的特权。于是，在现实中既看不到希望，又无所依托的民众，就纷纷躲入寺庙而成为僧人。

这样一来，遍布各地的寺庙不但吸纳了众多的人口，还广占良田，坐拥大量的地产，成为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地主组织，与世俗地主之间自然就产生了激烈的矛盾。而寺院的免役、免税等特权，又使得中央政府流失了很大一部分人力资源与财政收入。这在国力兴盛的时候，还无足轻重，但是处在积弱积贫、民生凋敝的晚唐，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因此，府库空虚、财政拮据的唐朝政府，要想增加财源，拿佛教来开刀自然是最便捷见效的办法。

其次是政治上的斗争需要。

如果说经济方面是唐武宗灭佛的重要考虑，那么从朝中大臣的角度来看，灭佛也是“牛李党争”相互角力的重要一环。所谓牛李党争，通常是指唐朝后期以牛僧孺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两党除了政治上的分歧之外，还牵扯进了个人之间的恩怨。牛僧孺曾经因为评论时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而遭到贬斥。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儿子，因此双方结怨甚深。他们之间自宪宗元和三年（808）因科举问题结恨，直到宣宗大中三年（849）李德裕死于被流放之地崖州即今海南岛，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内，两党相互争斗，此起彼伏，以至于文宗曾发出“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的感叹，其斗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牛李党争，实质上是朝廷内部面对安史之乱以后所出现的社会危机，在认识和对策方面所出现的分歧和差异。大体说来，李党代表的是一批具有危机意识的贵族，主张削平藩镇、抑制宦官、废弃佛教，“重修开元故事”，以期中兴唐朝，可以说代表的是进步的改革派；牛党的政治态度则是以维持现状为根本，对于藩镇的割据、宦官的专权以及佛教的扩张，都持苟安姑息的态度，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权力。因此，可以说代表的是一群平庸保守的势力。元代历史学家胡三省曾评论说：“牛僧孺患失之心重，而李德裕进取之心锐。”可谓精辟之论。

牛李两党分歧的焦点，虽然主要集中在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以及如何对待藩镇上，但是对于佛教所宣传的消极出世思想的态度，也是两党的分歧之一，因此也可以说灭佛是两党争斗的结果。被武宗视为股肱之臣的李德裕，就是灭佛的主要参与者。他一向排佛，早在敬宗朝他出任浙西观察使的时候，就对佛教的发展进行过限制。因此，当武宗任命他为宰相，执掌朝政大权之后，便积极配合武宗采取了灭佛的政策。

最后是佛道之争。

以上两点主要是从大的政策背景上分析了武宗灭佛的原因。但是最直接的灭佛动因，则是唐朝后期日益尖锐的佛道之争，这还需要从唐朝建立之初讲起。

前面我们在讲开元通宝钱的时候，已经介绍了李唐皇室与道教的渊源。自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制度，虽然到了唐初已经开始衰落，但是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还依然强大。甚至李渊建立唐朝，当上了皇帝之后，因为出身不是名门世家而有自卑感。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世，李渊便直接认同姓的道教始祖李耳，即老子为祖先。这样一来，道教在唐代经过皇室的宣传，便有了相当崇高的地位，几乎就成为国教，但是佛道之争却一直没有间断。等到武则天掌权以后，为了削弱李唐皇室的影响，她又开始推行抑制道教、大兴佛教的政策。特别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郭子仪因“军兴用度不足”而与佛教的禅宗六祖神会做过一笔交易，允许神会通过私卖度牒的手法来换取钱财。

这里“度牒”是指朝廷发给公度僧尼以证明其身份合法性的凭证，僧尼持有度牒，就有了明确的身份，可以免除地税徭役。因此，广大民众为了逃避战争，免交赋税，便纷纷购买度牒加入佛教。于是，佛教的势力得到了极度的扩张。但是，入教者多是基于利益的考虑，而非真正的信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而败坏了佛教在社会上的名声。

在道教与佛教的冲突中，佛教在教义、教理上明显占有优势，道教难以匹敌。于是道教就利用政治上的优势来排斥佛教。这其中，道士赵归真对武宗灭佛起了重要的煽风点火的推动作用，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来煽动、蛊惑武宗的：

一是利用道教长生不死的骗术对武宗进行诱惑。唐朝的皇帝可能是因为崇信道教的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特别希望能够长生不老。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唐朝居然先后有六位皇帝——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和宣宗，为求长生而服丹药，结果“暴崩”。

二是编造谶语，制造舆论。宣称“李氏十八子昌运未尽，便有黑衣人登位理国”，并解释说“十八子”就是李唐皇室，“黑衣”则是指僧人，意思是将会有黑衣天子取代武宗，暗示僧人威胁到了武宗的地位，从而使武宗更坚定了灭佛的决心。

另外，武宗灭佛选择的时间点也与唐朝周围发生的两件大事有关，一是840年北方的回鹘在遭遇内讧和天灾之后，又突然受到黠戛斯人的袭击而瓦解；另一件是西南的吐蕃国王达玛也几乎在这同一时期被暗杀，而陷入了内乱。回鹘和吐蕃不但是唐朝的两大外来威胁，而且还都是佛教的支持者。这两大外部势力的消除，使得武宗可以毫无顾忌地去灭佛了。

三、武宗灭佛

开成五年（840）秋，唐武宗刚做皇帝就召赵归真入宫，进行崇道抑佛的活动。第二年即会昌元年（841）六月庆阳节，武宗设斋请僧人、道士讲法，只赐给道士紫衣，僧人无份。这虽然只是一桩不起眼的小事，却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新皇帝不喜欢佛法，紧接着对佛教发难的敕令便一个接一个地发布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宗教迫害运动——唐武宗灭佛开始了。当时随遣唐使来中国的日本和尚圆仁，正好亲身经历了这场劫难，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

根据圆仁的记录，废佛的第一步是在会昌二年三月，当时的宰相李德裕奏请严密加强对僧尼的管理，十月以后朝廷下诏，命令逃兵、罪犯、娶妻而有僧籍者必须还俗，禁止僧尼走出寺院之门。此举使长安城内大约3 500人还俗。

会昌三年，加强了对外国僧人的监视，要求在长安的外国僧人必须申报姓名以及留在长安的理由。圆仁因为当初在山东领的“公验”即通行证，一到京城就已失效，没有新的“过所”或“公验”发下来，他就一步也不能离开长安，因此而成为“会昌灭佛”的亲历者。

会昌四年，不许供养佛牙，敕令尽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与此同时，朝廷开始向道教方面倾斜，武宗在宫中设置了九天道场祭祀道教诸神，制造可以成仙的仙药并建造了望仙台。

会昌五年（845），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首先，规定天下寺舍，不许置庄园。其次，又令检查天下寺舍奴婢多少，财产情况如何，对诸寺的财产及货卖奴婢的收入全部没收。最后，又迫使几乎所有的僧尼还俗。这次打击的对象不限于佛教，还包括拜火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也就是说除道教之外的一切宗教都遭到了镇压。此次灭佛的成果可谓“战绩辉煌”，全国共拆除寺庙4 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另外还强制景教、祆教3 000余人还俗。

武宗灭佛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税源。但是，对于僧尼们来说则是一场浩劫。某种程度上讲，佛教自身的堕落也是重要的原因。宋代宗颐禅师曾为此反思说：“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回家塔寺空，应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俭守真风。”可谓一语道出了真谛。

武宗听从赵归真的蛊惑，虽然灭了佛教，但是成仙的愿望却始终没能实现，后来在药物的作用之下，变得容颜消瘦、性情乖张。赵归真就告诉他说这是在换骨，属于正常情况。对于长生的狂热追求使武宗难以自拔，听不进大臣们的规劝。会昌六年（846）的新年朝会，由于武宗病重没有举行，道士们就说他生病是因为名字“瀍”从水，与唐朝崇尚土德不合。因为，土克水，“瀍”名被土德所克，应改名为“炎”，炎从火，与土德相合，可以消除灾祸。但是，改了名字也没有给武宗带来转机，不久便一命呜呼，年仅33岁。宣宗在武宗的灵柩前即位，随即下令处死了赵归真，罢免并流放了李德裕，改任牛僧孺为宰相，颁布诏书停止了毁佛运动。

四、“会昌灭佛”的深远影响

“会昌灭佛”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唐武宗的灭佛行动，虽然牵涉道教与佛教的矛盾，但是它并不是一次宗教性的运动，而是世俗政权对日益膨胀的宗教势力的遏制和打压。虽然时间并不太长，前后仅有四年左右，最激烈的时间甚至还不到一年，但是与其他三次灭佛运动相比，只有这次是在国家大一统的时期，中央与地方联合行动，其程度和范围比其他三次对佛教的打击都要大，影响也更为深远。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之后，发展迅猛，到唐代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八个流派，号称“八宗”，即天台宗、华严宗、律宗、密宗、三论、法相宗、净土宗和禅宗。经过这场法难之后，佛教的典籍大多数都被焚烧或散失。因此，义理深邃的宗派因为没有了精神食粮而后继乏力，最终都断了香火。义理简单，主张“顿悟”的禅宗成为唯一延续下来的宗派，其余宗派都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中华佛教从此陷入了“关河冷落，残照当楼”的末路。另外，以“三夷教”闻名的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外来宗教更是从此销声匿迹，中华大地上只剩下了本土产生的道教。由此造成了中国思想领域儒家独尊的局面，这对于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思想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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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吉利：文化融合的产物

“高昌吉利”是古代高昌国的钱币，知名度很高，是中国古代钱币中的大名誉品。可是，不知道有人考虑过没有，钱文“吉利”两字，除了字面上的吉祥如意、大吉大利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寓意？背后是否另有鲜为人知的故事？

下面我就结合自己的研究，试着给大家解开蒙在高昌吉利钱币上的谜团，还原它的本来面目。

一、两次重要的出土发现

高昌吉利钱币最早见于清代乾嘉年间张敬庵所著《泉宝录》。钱文隶书，旋读，素背。钱体大而厚重，肉好郭圆，文字古朴，制作精良。直径25.5毫米，穿径约7毫米，重约14.3克。

高昌吉利钱币，仅从钱文上就能确定它是高昌国所铸。但是，古代高昌国自北魏一直延续至元代，具体是高昌国哪个时期所铸造的，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两次重要的出土发现对于确定它的年代具有重要意义。

图15–1 高昌古城

图15–2 高昌吉利

一次是1970年10月发现的震惊考古界的西安何家村金银器窖藏，共出土文物一千多件，全部被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收藏。在该馆收藏的18件国宝级文物中，何家村出土的文物就占了4件，这可是在文物大省陕西，不比其他省份，何家村出土文物等级之高，由此可见一斑。在这一千多件文物当中，有钱币39种，其中有1枚高昌吉利铜钱，上面还带有编号，收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这是高昌吉利钱币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出土发现，立即引起了钱币界的广泛关注。

另外一次是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519号墓葬中出土了1枚高昌吉利，同时出土的还有纪年为唐贞观十六年（642）的墓志一块，证明其铸造年代最晚不可能晚于贞观十六年，由此可以确定高昌吉利钱币是麴氏高昌王国时期所铸造。至此，钱币界普遍认为围绕高昌吉利钱币的疑问似乎已经解决了。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真正的研究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二、观点的提出

高昌吉利钱币最初引起我的注意与颉利可汗有关。颉利可汗是东突厥汗国的最后一位可汗，但是他却毫无末代君主那种日落西山的衰败之相，反而拥有强盛的势力。贞观元年（627）颉利可汗亲率10万大军直逼渭水便桥之北，距离长安城仅有40里，京师震动。刚刚通过玄武门之变登基的唐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与房玄龄等六骑诣水滨，与其酋颉利隔水语，卒盟而归”[1]。唐太宗亲自带领少数随从隔渭水与颉利对话，许以金帛财物并结盟之后颉利才退兵，这就是唐太宗引以为耻的“渭水之盟”。

两年后即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抓住时机派李靖出奇兵打败颉利，第二年东突厥汗国灭亡，颉利被俘后归顺了唐朝。据说陕西乾陵给唐太宗守陵的61尊蕃王石人雕像中，就有这位颉利可汗。

颉利可汗与高昌吉利之间会有什么关系呢？莫不是颉利可汗铸造了高昌吉利钱币？

高昌吉利钱币虽然不是颉利可汗所铸，但用的却是颉利可汗的名字，启发我对高昌吉利钱币产生了新的认识。因为“颉利”是突厥语ilik或ilig的汉字音译，其突厥语的本意是“王”的意思。“吉利”实际就是“颉利”的异译。因此，我推测高昌吉利的本意可能表示的就是“高昌王”。

我的这一想法直到十多年后的2006年深秋的一天，去医院看望我国著名的突厥语言学家、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学会副会长、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张铁山博士时，才有机会向他请教。张铁山教授认为我的观点有一定道理，答应出院后从语言及音韵学上给我提供依据。不久，我就收到了他通过邮箱发来的考释结果，他同意我的观点即“吉利”是突厥语ilik或ilig的汉语音译。尤为难得的是，他从语言学上给我提供了依据，即汉字“吉利”实际上就是突厥语ilik或ilig的音译。

收到铁山教授从语言学专业提供的依据后，我备受鼓舞，很快撰写了《高昌吉利钱币考——兼论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文化融合》，发表于《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文章中我认为：“吉利”是用汉字拼读的古突厥语，应为突厥语ilik或ilig的汉语音译，意为“王”。汉文史籍中多译作“颉利发”或“颉利”，“吉利”为它的异译。“高昌吉利”对应的汉语意思应该就是“高昌王”，是时任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铸造了高昌吉利钱币。

“颉利发”原本是突厥汗国的一种官衔或称号，经常授予被其控制的西域各国的国王，作为臣服的标志。新旧《唐书》中，都有关于“颉利发”的记载，只是研究历史的专家没有关注到高昌吉利钱币，而研究钱币的专家又没有将“吉利”与“颉利发”联系起来而已，正好我能兼顾这两方面，于是将两者联系起来，破解了这一千年不解之谜。

三、麴文泰铸造高昌吉利

高昌国王麴文泰为什么要铸造高昌吉利钱币呢？实际上这与唐玄奘有一定的关系。

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是在麴文泰的盛情邀请之下，改变西行的行程来到高昌国的。麴文泰本想留玄奘常住高昌为国师，被拒绝后求其次而结为兄弟。玄奘留住高昌讲经一月，答应取经归来时在高昌住三年宣扬佛法之后，麴文泰才派人护送玄奘西行，并给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专门写了信函，请他提供沿途的帮助。信中说“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马递送出境”[2]。统叶护可汗找到一位曾经在长安待过数年，通解汉语的青年，携带他给沿途各国的国书以及法服一袭，绢五十匹，护送玄奘到迦毕试国，出发时统叶护可汗与群臣送出十余里。如果没有西域当时的实际统治者统叶护可汗给沿途打招呼并派卫队护送，玄奘是很难顺利到达印度的。

史载统叶护可汗在收到玄奘带来的麴文泰写给他的信函之后，授予了麴文泰“颉利发”称号。实际上，麴文泰还是统叶护可汗的大舅哥，因为麴文泰的妹妹曾经和亲嫁给了统叶护可汗。联系这件事，我认为麴文泰很可能是在收到“颉利发”这一称号之后，铸造了高昌吉利钱币。

这一推测从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中也能得到旁证。因为玄奘在书中对沿途经过的阿耆尼（即焉耆）、屈支（即库车）等国使用货币的情况，都有专门的记述。如记载“（屈支即龟兹）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但是唯独对高昌国的货币不见记载。

考虑到玄奘当年曾经在高昌生活过一段时间，因此，高昌吉利钱币很可能是在玄奘离开高昌以后铸造的。即铸造年代的上限应该不会早于玄奘离开高昌的贞观二年（628），下限更不可能晚于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平定高昌。也就是说，高昌吉利钱币应该铸造于唐贞观二年到贞观十四年，即公元628—640年的12年间。这一推断与吐鲁番阿斯塔那519号墓葬中，和高昌吉利同时出土的墓志纪年为唐贞观十六年（642）是一致的。铸造地点应该就在高昌当地，不可能铸于中原内地。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高昌吉利钱币虽然是麴文泰被授予“颉利发”这一称号之后铸造的，但是联系高昌国的历史我们却发现，麴文泰铸造高昌吉利钱并不完全是为了纪念统叶护授予他“颉利发”这一称号，他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目的是加强其王权，这属于他推行的“延寿改制”政策的一部分。

讲到“延寿改制”，需要做一点背景介绍。隋朝大业六年（610）麴文泰的父亲麴伯雅曾经受邀去长安朝见过隋炀帝，受中华文化的感召，他回到高昌后积极推行以华变夷，向中原文化看齐的改革。虽然获得了隋炀帝支持，但是，在实际推行的过程中，却遇到了很多的阻力，其中最大的反对者就是距离高昌很近的另一宗主国铁勒。《隋书·高昌传》记载说，麴文泰“虽有此令取悦中华，然竟畏铁勒而不敢改也”。即便如此，最终还是导致了政变的发生，麴伯雅弃国逃亡，失国六年后于公元620年，在西突厥的支持下才重新夺回政权，改元重光，史称“重光复辟”。关于这次复辟的幕后主使，史无记载，说法不一。实际上具体是谁似乎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中原汉文化与西域少数民族游牧文化，即所谓的汉胡两种文化、两股势力对高昌的影响与争夺。

麴氏高昌王国后期，周边的柔然、高车以及铁勒被新兴的、更为强大的西突厥汗国替代，中原地区唐朝取代隋朝统一了全国。周旋于周边强大势力之间的高昌王麴文泰，非常清楚高昌王国处于西突厥与唐朝两强之间，自身国力弱小，既是西突厥的属国，又必须向唐朝称臣，两边都得照顾好，哪一方他都不敢得罪。更关键的是在王国内部他还需要强化王权，加强统治。因此，他推行了“延寿改制”，在加强王权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既能照顾现实，同时又内外有别的政策。高昌吉利钱币实际上就是麴文泰在这一政治背景下铸造发行的。

“重光复辟”四年以后，即公元624年，麴文泰继承王位，改元延寿。为了加强统治，麴文泰围绕强化王权推行了一些新的政策，史称“延寿改制”。限于资料，我们对延寿改制的内容所知有限，很不全面。但是，从目前所掌握的一些具体事例上看，加强王权无疑是麴文泰改制的中心目标。于是，他就选择统叶护可汗授予他“颉利发”称号的机会，铸造了高昌吉利钱币。

铸造发行寓意为高昌王的“高昌吉利”钱币，是麴文泰加强王权的需要。同时，这也是他在王国内彰显王权的最好方式。在高昌王的称号中，“王”借用突厥语ilik或ilig的汉字译音“吉利”，即采用“高昌吉利”四字的形，来表达“高昌王”的意，这既能在王国内强调自己“王”的地位，同时也符合西突厥所授的“颉利发”这一官衔，对唐朝也能有交代，因为汉字“吉利”字面上仅是大吉大利、吉祥如意的祈福意思。这样就达到了在王国内部以及周边两个强大的宗主国三方之间都能接受、满意并解释得通的效果。只是在铸造钱币时，因受文字所限，“颉利发”便被简略为“吉利”两字。“高昌吉利”既符合圆形方孔钱的铸造特点，又能充分表达麴文泰的心意，真是完美之至！

四、高昌吉利与文化融合

高昌国为什么会出现用汉字拼读突厥语的现象？实际上，用汉字拼读古突厥语，就像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学英语而不懂国际音标，有人就用汉字标注英语的发音一样，这是一种文化交流、融合过程中普遍的现象。

高昌吉利钱币就像一块活化石，记载、见证和揭示了隋唐之际高昌地区这种文化融合现象，它是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与西域地区的突厥文化相互交汇、融合的结果。这与高昌地区特殊的民族构成及其地理位置有关。

民族构成上，高昌居民主要是来自河西及中原地区的汉族移民，这些移民主要由屯田戍卒及避乱难民构成。据《魏书·高昌传》记载，高昌国最早的汉族移民是李广利征大宛时留下来的“疲卒”，即老弱病残的士卒，随后是汉魏时期的屯田兵卒。十六国时为避战乱，难民或自发或被裹胁而流入高昌。仅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沮渠无讳一次就将敦煌一万余户强行迁至高昌。直至隋末，仍有内地民众逃入高昌，这也是唐太宗平定高昌的原因之一。

地理位置上，高昌位于西域中部偏东地区，地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一方面，它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另一方面，它又处在天山北部游牧的“行国”，通往塔里木盆地沿线农耕的“城郭诸国”的必经之地。这一地理位置决定了高昌始终是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民族争夺西域的焦点地区。魏晋以来，当中原陷于内乱而无暇顾及西域时，高昌便被以柔然、高车、铁勒、突厥等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民族控制。

高昌国内部是中原地区移民带来的汉文化，环绕王国四周的则是草原游牧文化。魏晋以来，高昌又被迫依附于外部的游牧民族政权。在两种完全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之下，形成了以“汉胡交融”为特色的高昌文化。这种汉胡交融的特色在高昌王国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有表现。譬如：

政治上，高昌执政者既接受突厥等游牧民族授予的“颉利发”等官衔及称号，表示政治上的臣属；同时，也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接受册封。如麴斌造寺碑背面所刻高昌王麴宝茂的头衔便是北魏封号、突厥封号和自署三种官衔及称号的混合体。

语言上，高昌王国虽然接受突厥授予的官衔及称号，但是始终使用汉字，而不用突厥文字，需要时就用汉字音译突厥语。高昌对突厥语的音译名称与中原文献所用译名用字不尽相同，如突厥语ilik或ilig，中原音译为“颉利发”，而高昌地区则译为“吉利”，这可能是因为高昌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河西，其汉文化是以河西地区的凉州文化为主，因而有此差别。

婚俗上，王室上层遵从突厥的收继婚制，就是父兄叔伯死后，兄弟及子侄婚娶嫂子及后母，这是游牧民族的一种婚俗。与突厥结姻的高昌王麴伯雅曾极力反对续娶突厥后母，而麴文泰主动要求续娶后母宇文氏，表明高昌王室对突厥的这一婚俗已由最初的被迫反对变为主动接受，并成为王室自身的婚姻习俗。这种情况应该是仅限于与突厥结姻的王室，民间则很少有跨族通婚的现象。

葬俗上，坟墓的样式、出土的墓志铭和文书都显示了与中原汉文化一脉相承，但是也保留有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一些葬俗。如死者的名字、官号虽然是用汉文记述，但是许多人脸上却盖有覆面（面衣），眼睛上盖有金属眼罩，这显然又是源自草原游牧民族的葬俗。

服饰上，依从突厥“被发左衽”，即披发、上衣左侧开襟，这是游牧民族的服饰习俗。《魏书·高昌传》记载，男子“辫发垂之于背。著长身小袖袍，缦裤裆”，这显然不是汉族的装束；而女子的“头发辫而不垂，著锦颉缨珞环钏”，仍然是汉族妇女的打扮。这与《周书·高昌传》中记载的：“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略同华夏”；《隋书·高昌传》中“男子胡服，妇人裙襦，头上作髻”的记载亦一致。

服饰上受游牧文化的这种影响与官制及婚俗相比，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要大得多。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中亚怛逻斯附近的小孤城有居民300多人，原为汉人，后来被突厥掳掠至此，他们抱团取暖，共同生活在这个小孤城之中，“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意思是说虽然他们的服饰已经都突厥化了，但是语言以及神情却还保留着中原的风格。小孤城实际是一个定居的农业聚落，聚落中流落的汉人已经明显具有了突厥化的倾向。

隋唐之际是西域历史上一个大的发展阶段，也是各种民族文化相互交汇、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期。交流的过程是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交流的结果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终形成了以多元、交融、开放为特色的丝绸之路文化。

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铸造的“高昌吉利”钱币，只有放在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之下来考察、分析，才能揭示出它所承载、蕴含的文化信息。而这正是丝绸之路钱币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考证、研究高昌吉利钱币所获得的最大启示。

[1] 《新唐书·突厥传上》

[2]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

16

粟特青铜钱：丝绸之路上的圆形方孔钱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曾经在中亚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其中，在著名的考古学家斯米尔娜娃主持下，在费尔干纳盆地一带出土了大量的圆形方孔铜钱。有的就是唐朝的开元通宝，有的背部铸有徽记，或者只保留了汉字“元”并与当地的粟特文合铸在一起，另有一种没有汉字，只有粟特文。这些栗特人铸的钱币被统称为粟特青铜钱，几乎遍及整个费尔干纳盆地的各个绿洲点。

开元通宝钱币的背面以往大多都是铸有月纹，这里怎么就换成了徽记？中国传统的方孔钱，为什么要用粟特字母？这种粟特青铜钱是谁铸造的？又为什么铸造？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从“粟特”以及“粟特人”谈起。

一、“粟特”及“粟特人”

“粟特”一词实际上是我国古代文献中的称呼，最早见于《后汉书·西域传》，指的是中亚的一个地区。这一地区在西方的文献中，一般习惯称为“索格底亚那”（Sogdiana）。“粟特”应该就是“索格底亚那”的汉语音译，指的是中亚地区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这一地区在阿拉伯文献中又被称为“河中地区”，现代地理学上则被称为费尔干纳盆地，主要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另有一小部分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粟特人”顾名思义是指生活在粟特地区的人，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人种上属于伊朗系统的中亚古代民族，语言上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东伊朗语的一支。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文献中就提到了粟特人。据说波斯的居鲁士大王于公元前540年征服了索格底亚那，虽然后来居鲁士本人在与塞种人的战斗中死去，但是，直到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9年消灭波斯帝国之前，粟特地区都属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一部分。正是因为粟特地区深受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影响，粟特人才于公元1—2世纪在源自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帕提亚语的变种阿拉米文字母的基础上，发明了粟特文字母。

粟特文字一经发明，就显示了它的适用性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历史上曾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文字不仅在粟特人后来的商业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还直接影响到了我国当代一些民族文字的使用。如古代的突厥民族，除了8世纪初上层贵族曾经短暂使用过一段时间的如尼文之外，突厥文献一直都是用更适合突厥发音的粟特字母来拼写的。后来的回鹘人，即现代维吾尔人的前身，也是在粟特文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回鹘文。回鹘文最初是从右向左横写，后来可能是受汉文影响或与汉字连写的关系，改为了竖写。回鹘人虽然后来因为改信伊斯兰教而改用了阿拉伯字母，但是蒙古文却是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后，由回鹘人塔塔统阿在回鹘文的基础上发明的，而满文又是在蒙古文的基础上发明的，锡伯族的文字又是源自满文。因此，我们可以说今天的蒙古文、满文和锡伯文都是来自粟特文。另外，我们如今以七天为一周，并以星期命名每一天的做法也是源于粟特人。

图16–1 穆格山粟特文书

粟特人与中国的首次接触一般认为与亚历山大的东征有关。可能就是为了躲避希腊的军队，粟特人向东逃到了塔里木盆地。后来粟特商人为了沟通中亚地区与中国之间的商贸往来，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直到甘肃、陕西的丝绸之路沿线，以及山西、河北等地，建立了许多由商人组成的移民聚落，并进而发展形成了联系密切的商业网络。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以西被废弃的一座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一组粟特人的“古信札”，就清晰地反映了这方面的信息。中国政府为了加强对入境粟特人的管理，一般都在粟特聚落中指派一人为官，这样就将他们纳入了政府管理系统，被官府指派的人既是聚落组织的领导者，又是商队的首领，还是负责祭祀活动的宗教领袖萨宝。从北魏到唐朝，很多入华的粟特人都用各自的国名做姓氏，如康、安、石、曹、米、何、史等，并取一个中国化的名字。如安禄山、史思明就是粟特人。

图16–2 敦煌出土的粟特文信札

二、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

公元6世纪到8世纪中叶是粟特商业的鼎盛期，粟特人之所以能够在丝绸之路上保持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粟特本土强大的商业传统的支持。

粟特地区并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分布有众多大小不等的、以绿洲农业以及商业贸易为基础的城邦国家。其中以撒马尔干为中心的康国最大，也是主要的政治中心。此外还有位于布哈拉的安国、塔什干的石国，以及东曹国、曹国、西曹国、米国、何国、史国等。因为他们的王族都是同姓“昭武”，不同时期，他们或有分合。因此，在唐代被统称为“昭武九姓”，又称为“九姓胡”。粟特人因为地处丝绸之路东西交通的要冲，同时又在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南北交汇之处，以转手贸易为特色的商业文化非常发达。因此，得地利之便的粟特人，就成为活跃于丝绸之路上最早的商业主角，以“善商贾”而闻名。

粟特人善于经商的习性，不但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还根植于他们自身的家庭教育以及传统习俗之中。与中原人自幼崇尚诗书礼乐不同，粟特人从小便接受商业教育。早在汉代张骞的记忆中，粟特人除了“深目高鼻、多须髯”的外在形象之外，更以贪婪、逐利的商人本性被司马迁记录于《史记·大宛列传》中。这些特征后来在西行求法途中，曾经路过粟特地区的玄奘所写的《大唐西域记》中有更为详尽的描述。玄奘观察到粟特人从小孩诞生直到成人的教育阶段，都有商业意识的灌输和经商文化的传承。比如男孩5岁开始学写字和计数，初步掌握读写的技能以后就学经商，“父子计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1]。待20岁成人之后，就外出经商，“利之所在，无所不至”[2]。这种家庭教育以及经商习俗构成了粟特人商业文明的源头。

三、粟特人铸造圆形方孔钱的原因

粟特人虽然具有善于经商的习性，并且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粟特人自己并没有独立的货币体系和类型。他们早期受波斯的影响，交易中主要使用波斯萨珊朝的银币；后来因为受唐朝的影响，于是又仿照开元通宝钱的式样，铸造了大量的圆形方孔铜钱，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粟特青铜钱”。中亚地区向来习惯于以银为币，波斯萨珊朝的银币就曾经长期作为通用货币，银币在整个中亚，甚至包括位于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都是普遍的支付手段。

这种背景之下，粟特人为什么还要另外铸造一种方孔铜钱呢？他们这样做的动因又是什么呢？这除了有满足各自城邦日常交易需求的内在原因之外，更多的动因应该从唐代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以及唐太宗被回纥等西北各族共奉为“天可汗”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分析。

唐朝是继汉朝之后又一个强盛的中原王朝，在西域地区设立了安西和北庭两大都护府进行有效的管理。为了保障丝绸之路贸易与东西方交通的顺利进行，唐朝在包括粟特地区在内的广大中亚地区设立了若干羁縻都督府，派驻有大量的军队，并广泛实行屯田。伴随驻军与屯田活动大规模的开展，大量的中原地区的人员携带家眷、物品以及技术来到中亚地区。他们的到来自然加强了中原地区汉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和影响。据《湛然居士集》记载，13世纪上半叶，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大军路过碎叶西南的怛逻斯（今江布尔）时，还曾见到唐朝开凿的渠道、石闸等遗迹和唐朝“节度使参谋检校刑部员外郎”太原人王济的碑。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唐代传入的汉文化对这一地区曾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表现之一就是唐代的开元通宝钱币在这一地区作为通用货币得到了广泛的流通使用，这已经被历年考古发现的大量出土钱币所证明。

另一方面，以回纥为代表的西北各游牧民族，鉴于唐太宗继位仅仅三年半，就于贞观四年（630）二月击败了强大的东突厥颉利可汗，控制了蒙古高原。他们既感到震惊又十分敬佩，预感到唐朝将成为包括游牧世界在内的新的统治力量。于是“四夷君长，遂诣阙请帝为‘天可汗’”，即拥戴唐太宗为他们的盟主。“可汗”原是我国古代西北各游牧民族对其君主的称呼，“天可汗”意为各游牧民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这相当于伊朗系的“王中王”的意思。不仅如此，甚至还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修建了一条“参天可汗道”，沿途设有68个驿站，每个驿站都备有马以及酒肉，以供过往使用。此后，唐朝给西北各族的诏书都盖有“天可汗”的印玺，新君嗣立也必须加盖“天可汗”的印玺才为合法，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朝册封的制度。由此，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位集中国皇帝（天子）和游牧世界的天可汗于一身的君主。除了唐太宗之外，唐高宗、唐肃宗也都曾经被称为“天可汗”。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粟特地区的康国、安国以及石国等城邦的君主，为了表示对“天可汗”的拥戴以及对大唐的忠心，便仿照在当地大量流通使用，并且已经具有通用货币作用的开元通宝钱币，铸造了以圆形方孔为特点的各式“粟特青铜钱”。

这种铜钱的正面，一般都是昭武九姓王徽、族标，背面多为王名、称号。但是，国王似乎并没有垄断钱币的铸造和发行权，也有以城市的神庙或者是以城市共同体的名义发行的钱币。

据苏联时期著名的钱币学家斯米尔娜娃女士在其名著《粟特钱币目录》中考证，粟特地区各个城主几乎都铸造了各自的圆形方孔铜钱。这既证实了汉籍文献中有关昭武九姓支庶分王各自为政情况的记载，同时也反映了自7世纪中叶以来唐朝对这一地区的强大影响力。根据出土的钱币实物，“粟特青铜钱”有以下三种主要种类：

一是正面铸“开元通宝”汉字，背面为康国及安国的徽记；

二是正面“开元通宝”四字，仅保留一“元”字，其余为粟特文（“元”字有时也铸在背面）；

三是两面均为粟特文，如康国国王Gurak（约710—738在位）铸造的钱币。这种数量最多。

图16–3 粟特青铜钱

四、粟特青铜钱的影响

粟特青铜钱的铸造，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反映了随着唐朝在中亚地区的扩张和经营，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圆形方孔钱，不但传入了中亚地区，更被远在费尔干纳盆地的粟特人所接受，这是方孔铜钱向西传播的最远地区。粟特人仿照开元通宝钱的式样，采用浇铸技术铸造了大量的粟特青铜钱，成为他们日常使用的货币。这与新疆库车地区在魏晋时期铸造龟兹五铢钱还不一样，意义更大。如果考虑到这是在粟特地区习惯以银为币，并且使用波斯萨珊朝银币已有三四百年历史这一大背景下发生的，我们就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唐朝，在文化方面曾给中亚地区带来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另一方面，粟特青铜钱的出现还直接影响了突骑施汗国以及回鹘汗国钱币的铸造。

我们知道，无论是突骑施汗国还是回鹘汗国人，都是世代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受游牧经济单一性的限制，他们很多的生活用品以及贵族阶层所需要的奢侈品都无法自给，必须依靠与外界的交换才能获得。但是，纵观历史我们发现，作为游牧民族，他们与外界的交换主要是通过物物交换、外交上的赏赐、对附庸国的征税以及战争掠夺等方式来实现，而上述几种交换方式，实际上都不需要用货币来支付。如突厥和回鹘每年都要向唐朝输出大量的马匹以及少量的骆驼和牛羊。唐朝就用丝绸或茶叶来与他们交换，这就是以物易物的“绢马贸易”或“茶马贸易”。这种交换形式并不限于唐朝，后来宋朝与契丹、明朝与蒙古、清朝与哈萨克等部落都是如此，这实际上是历史上中原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最主要的交换形式。

既然游牧民族在与其他民族的交换和贸易中，几乎用不到货币，那突骑施汗国以及回鹘汗国为什么又要铸造铜钱呢？

实际上，无论是突骑施钱，还是回鹘钱，它们都是受粟特青铜钱的影响而铸造的。因为突骑施和回鹘的可汗们在与粟特人的接触中对于货币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发现在他们的草原游牧生活中，钱币虽然在交换物品时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却具有强大的宣传功能。无论是在汗国内部宣传其合法性、权威性，还是对外宣示其独立性，或者是向唐朝表示其忠心、被封赏后的感激，乃至于传播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钱币都能发挥出重要的、几乎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突骑施的苏禄可汗、回鹘的牟羽可汗都借鉴粟特人的做法，仿照开元通宝钱的式样，铸造了他们自己的方孔铜钱。

1.突骑施钱

突骑施属于西突厥的一支，游牧于碎叶川以东。唐朝灭西突厥之后，突骑施乘势崛起，控制了包括粟特在内的广大西域地区。开元七年（719）唐玄宗封突骑施部落酋长苏禄为忠顺可汗。受粟特人的影响，苏禄也铸造了圆形方孔的铜钱，俗称“突骑施钱”，直径20毫米，穿径6毫米，重2.3克，正面为粟特字母拼写的突厥语，汉译为“突骑施可汗一钱”，背面没有文字，为一印戳符号标志，形似弯弓，有的是单形弓，有的是双形弓。

图16–4 突骑施钱

8世纪初，占领波斯、灭亡萨珊王朝的阿拉伯帝国，开始向中亚地区扩张。以康国、安国为代表的中亚各粟特小国纷纷向唐朝求援。但是，此时的唐朝已经无力顾及葱岭以西地区，臣服于唐朝的突骑施部落于是成了抵御阿拉伯帝国的一支重要力量。苏禄带着“替天可汗守西门”的使命，多次大败阿拉伯帝国的“圣战”部队，保护了粟特人的各小国。开元二十二年（734），突骑施与唐朝的关系破裂，处于东、西两面受敌的境地，势力被削弱，内部矛盾加剧。738年，苏禄被部属袭杀，突骑施陷入混乱，后来被唐朝平定。

2.回鹘钱

回鹘为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是现代维吾尔族的前身。最初游牧于蒙古高原鄂尔浑河及色楞格河流域，信仰萨满教。宝应二年（763）牟羽可汗接受了由来华经商的粟特人传入的摩尼教，为了宣传摩尼教教义铸造了“日月光金”钱。“日月”为摩尼教的拜物对象，带有明显的摩尼教色彩。另有一种边缘带有八个突出的齿轮，形似法轮的日月光金钱。这显然不是做流通使用的，可能是用作宗教活动的一种“法器”，更从一个侧面证明日月光金钱币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为了宣传摩尼教的教义而铸造的。

图16–5 回鹘钱（单面文）

图16–6 回鹘钱（双面文）

图16–7 日月光金

回鹘西迁到高昌以后，又铸造了所谓的“回鹘钱”，即铸有源自粟特字母的回鹘文，有单面铸有文字和正背都铸有文字两种形制。单面铸有文字的为小型，直径为20毫米、重2.3克；双面铸有文字的为大型，直径为24毫米、重3克。单面文可译为“亦都护准予通行”。“亦都护”为高昌回鹘可汗的称号，意为“福乐之君主”。双面文正面汉译为“阙·毗伽·莫贺·回鹘天可汗”，背面为“奉王命颁行”。

突骑施汗国消亡之后，唐朝就失去了防御阿拉伯势力向东扩张的屏障，直接导致了天宝十年（751）唐朝在怛逻斯之战中的失利。从此唐朝势力逐渐退出中亚，原属唐朝所设羁縻州府管辖的粟特各小国，遂被阿拉伯帝国控制，被迫接受了伊斯兰教，这意味着中亚地区脱离了祆教、摩尼教以及佛教信仰和中华文化圈。

开成五年（840），回鹘汗国被黠戛斯所灭，部众西迁，更加速了中亚的突厥化进程，由此开始了中亚历史上漫长的伊斯兰化以及突厥化的过程，最终导致伊斯兰文化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导文化。中亚地区的货币自然也被伊斯兰货币所取代，只有历经千年沧桑而遗存下来的粟特青铜钱，以及突骑施钱和回鹘钱可以告诉后人：中亚地区在伊斯兰化之前，还曾经有过一个仿照开元通宝，铸造圆形方孔钱的辉煌时代。这说明开元通宝钱当时是作为国际货币参与丝绸之路贸易的，已经具有了国际货币的属性，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今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

[2] 《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

第4章

两宋复杂且繁盛的钱币文化

宋代繁盛的商品经济以及文化事业，孕育了发达的货币经济和货币文化。本章分七个专题，第一个专题论述了最早的御书钱淳化元宝，这是宋太祖重文轻武思想在钱币文化上的表现。徽宗书写的瘦金体崇宁通宝、大观通宝是艺术水准最高的钱币。另有三个专题与政治有关，其中，祥符元宝（通宝）记录了最后一场封禅闹剧；熙宁元宝与元丰通宝则见证了王安石的变法，并因此成为古代铸造数量最多的钱币；纯熙元宝记录了南宋孝宗在对金国是战还是和等诸多事情上被掣肘的无奈。

宋代钱币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除了使用传统的铜钱之外，又铸造了大量的铁钱以及纸币的发明和使用。嘉定铁钱繁杂的钱文，可谓空前绝后，成为货币史上的不解之谜。交子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极富创意。但是，在专制的政体之下，纸币没有顺势成为促进商贸发展的交易工具，最后却沦为了贪婪的统治者的敛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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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化元宝：最早的御书钱

御书钱，就是用皇帝亲笔书写的钱文铸造的钱币。皇帝日理万机，哪里有时间练书题字呢？但是，宋代的皇帝与众不同，从北宋的太宗、真宗、徽宗，到南宋的高宗、孝宗，他们都非常喜欢书写钱文，不是一位皇帝，而是有好几位，并贯穿两宋；不仅题写钱文，还吟诗作画，甚至是编印出版典籍。这一点既与之前的汉唐不同，也与后来的明清有别。

宋代的皇帝为什么都有书写钱文的雅好？

实际上这与宋太祖赵匡胤称帝以后刻意推行的重文轻武的国策有关。

下面就通过淳化元宝这枚最早的御书钱，聊聊两宋重文轻武政策的由来及其影响。

一、最早的御书钱

如图所示，淳化元宝有真书（楷书）、行书、草书三种书体，为宋太宗所书，是所谓御书钱的滥觞，也是行书、草书书体入钱文之始，由此正式创立了宋代钱文书写多种书体“对钱”的传统。自此以后，钱币文化中对艺术的追求日益精妙，五代时期铸钱的简陋遗风，便泯没无存了。从淳化元宝开始，以后几乎每次改元，都要铸行年号钱。这一做法被后世沿用，开启了年号钱的时代。太宗除了淳化元宝之外，还铸造了至道元宝，也有真书、行书、草书三种书体，应该也是御书钱。

图17–1 淳化元宝

淳化元宝和至道元宝这两种钱币上，太宗都写有真书、行书、草书三种书体，每种书体都有很高的造诣，如真书写得浑厚端庄、笔力含蓄；行书线条清晰、劲挺奔放；草书则神采飞扬、奔放流畅。太宗这样做显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刻意为之。他这样做表面上看虽然有借机向世人展示他书法才艺的一面，但是，更深层次的用意则是传递赵宋王朝重文轻武、倡导文治的执政理念。而这一国策的制定者，并不是宋太宗本人，而是他的哥哥宋太祖赵匡胤。因此，这还要从宋朝的建立说起。

二、宋太祖

赵匡胤是靠部下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登基当上皇帝的。这既不同于他之前的刘邦、李渊，又与他之后的朱元璋、努尔哈赤有别。刘邦他们都是凭借自己的力量打下江山的，而赵匡胤却是依靠别人的力量登基的。因此，当上皇帝之后，他最担心的事就是某一天再有兵士将黄袍披在别的将帅身上。所以，赵匡胤就把削弱手下将领的职权当作他最重要的目标。

他经过缜密的考虑，制订了一个两步棋的计划：第一步是先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用安享晚年、过荣华富贵生活的承诺，换取拥兵的武将们放弃兵权；第二步是完善科举制度，加强文官体制，强化了文官对军权的制约。宋太祖通过这样两招，最终将军政大权都集中到了皇帝的手中，重用通过科举考试提拔上来的文官，杜绝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称王，武将拥兵自重，政权废立如同儿戏般的混乱局面。正如《宋史》所总结的那样：“艺祖（赵匡胤）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1]朱熹也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2]

凡事就怕走极端，宋太祖在剥夺武将职权的同时，也削弱了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以文官统领武将的结果，虽然繁荣了文化事业，但是却废弛了武备。所以宋朝在与北方的辽、金，以及西北西夏国的军事斗争中，始终都处于下风，只能通过每年奉献大量的绢帛、岁银来换得屈辱的和平，苟安于一时。整个宋代共与北方的异族政权签订了四次屈辱的和约，除了缴纳大量的绢帛和岁银之外，宋朝的地位也从王朝降为了地方的诸侯。

可悲的是，宋太祖这种狭隘、自私的心理，以及他所建立的重文轻武这一套儒家治国的基本理念，都被他的子孙后代奉为不可变更的祖训，而被一代一代地传承了下来，在全国养成了重文轻武、懦弱无力的社会风气。而所谓的“御书钱”，实际上既是这种社会风气的写照，也是形成这种社会风气的推手。

三、宋太宗

首先贯彻赵匡胤重文轻武思想的是他的弟弟，就是那位“烛影斧声”千古疑案的主角赵匡义。960年赵匡胤称帝之后，赵匡义为避讳而改名赵光义。976年继位之后，他又改名为赵炅，史称宋太宗，他曾经两次亲自率军北伐辽国，结果都是大败而归，将周世宗、宋太祖积蓄的精锐丧失殆尽。从此以后，终宋之世，再不敢言兵。军事上的失败，重挫了太宗的自信和威望，加之他又是在可疑的情形下继承兄长帝位的，因此他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为了消除社会上的疑问，他就组织原来太祖手下的学者，大量地从事典籍的编撰工作，并在《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三部主要的书籍上都加上他的年号“太平兴国”中的“太平”两字。另外他还扩大了科举制度，并设定皇帝最后亲自主考的殿试环节。以此表明他负有维护文化传统、传播儒家学说道统的责任，证明他继位的合法性。

赵光义虽然军事上低能，但是却很有书法艺术方面的才艺。《宋史》记载他“性好学，敬业，多艺能”。他尤其对书法情有独钟，曾叫人整理刊刻《淳化阁帖》。他还经常书写纨扇赐予众将，曾经为宰相赵普写过神道碑。宋代大书法家米芾说他的字是“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书无对，飞白入神”。可见他的书法还是很有功力的。但是，他在书法上最大的创意，就是开了皇帝书写钱文、铸造御书钱的先例。

宋朝后来的皇帝，认为宋太祖和宋太宗弟兄俩是一武一文，共同奠定了大宋的江山。因此，都特别推崇太祖和太宗，将他们合称祖宗，这就是现在“祖宗”一词的由来。

史书记载，淳化元宝御书钱铸好之后，太宗曾将钱币赏赐给近臣，曾任过宰相的北宋诗人王禹偁就称颂钱文是“尽返鹊回之法，掩天龙地马之名”。王禹偁被贬官之后，还念念不忘他携带的御书钱，曾写过一首咏钱诗，曰：“谪官无俸突无烟，唯拥琴书尽日眠；还有一般胜赵壹，囊中犹贮御书钱。”这里的御书钱，应该指的就是淳化元宝，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御书钱的推崇和迷恋程度。

淳化元宝除铜钱之外，还铸有金币。这是1988年4月维修五台山佛寺时，民工在中台顶珠光塔内发现后，才为世人所知。金币正面的钱文与铜钱一样，也是太宗的行书御笔。背面穿孔的左右分别铸有一立一坐两尊佛像，坐像为观音，立像手持如意为善财童子，坐佛背后有佛光屏，像下有莲花座与祥云。佛像图案隆起约有2毫米高，佛像五官中的眼鼻口都是铸后镌刻，清晰可视。躯体则线条飘逸，栩栩如生。这枚金币应该是太宗为五台山佛寺精心设计，专炉铸造的供养钱。

四、宋真宗

第二位铸造御书钱的是宋真宗赵恒，他是太宗的第三子，998年即位。真宗遗传了太宗军事上低能的基因，与他父皇两次伐辽失败相比，真宗更著名的是1004年在澶渊城下，宋军虽然初战取胜，但怯弱的真宗却想以此罢兵，接受了辽国提出的每年送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的屈辱条件，签订了“澶渊之盟”，这是宋朝向外敌贡献钱帛换取和平的开始。即便是这一结果，也是在宰相寇准一再坚持之下他才勉强来到澶渊，而没有迁都江宁（今南京）或入蜀避难。否则，宋室的南渡恐怕就不用等到高宗了。更丢人的是他后来意识到自己御驾亲征却签订了赔款的城下之盟有损面子，竟又演出了一出伪造天书的闹剧而贻笑天下。

宋真宗虽然军事上低能、政治上荒唐，艺术上也极为平庸，毫无可圈可点之处。但是，他却仍然继承了父皇太宗所开的先例，也题写钱文铸造了御书钱。他在位25年（998—1022），共用了5个年号，除了最后1个年号“乾兴”不及一年没有铸钱之外，共铸造了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通宝）、天禧通宝等4种年号钱。钱文都只有楷书一种书体，不是对钱。

五、宋徽宗

第三位铸造御书钱的是宋徽宗赵佶。1101年哲宗病逝后，因为无子，异母弟赵佶继位，史称徽宗。宋代的皇帝有个特点，凡是在治国理政方面表现平庸、低能的，在文学艺术方面却常有超常的表现，并喜好铸造御书钱，这其中尤以宋徽宗最为著名。他虽然政治上昏庸无能，是个亡国之君。但是，作为艺术家，却多才多艺，其艺术造诣在历代帝王中无与伦比，更是御书钱的集大成者。

徽宗在位25年（1101—1125），改元六次，铸造有六种钱币。其中，第一种为国号钱，另外五种为年号钱。

第一个年号是“建中靖国”。因为有四个字，因此没有铸造年号钱，铸的是“圣宋元宝”，这属于国号钱。其中有一种隶书小平钱，为徽宗御笔，名贵异常。

第二个年号是“崇宁”，取继承他的父亲神宗熙宁变法之意。崇宁钱有元宝、通宝和重宝3种。其中，崇宁通宝小平钱为御书瘦金体。

第三个年号是“大观”。相传有人夜观星象，忽然发现有彗星闪过，叹为观止，徽宗认为这是吉祥之兆，因此改元“大观”，并铸大观通宝，为御书瘦金体，有小平、折二、折三、当五、当十等品种，它是徽宗御笔钱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

第四个年号是“政和”，取政通人和之意，所铸钱币有元宝、通宝和重宝3种。其中，政和元宝及政和重宝为御笔。

第五个年号是“重和”。当时因为社会上厌恶蔡京的通货膨胀政策，朝臣分成新旧两派，争斗不止。徽宗改元重和，似有调和新旧之意，重和通宝仅有小平钱一种，不是御书钱。

第六个年号是“宣和”。宣和钱有元宝、通宝两种，其中，宣和通宝有御书钱。

宋徽宗的书法初学黄庭坚，后来自成一体，被称为“瘦金体”，铁画银钩，劲瘦淡雅，风韵别致，堪称一绝。徽宗在钱币的方寸之间把书法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他统治的25年里曾亲自书写了崇宁、大观、政和、宣和四种年号的钱文。徽宗御书钱钱文精美，铸造技术高超，为历朝之冠。他所发行的钱币都可以称为钱币艺术中的精品。

六、宋高宗

第四位铸造御书钱的是南渡的宋高宗赵构。他是徽宗第九子，母亲韦氏是一个地位较低的嫔妃，不受宠爱。因此，被封作康王的赵构本来与皇位无缘，甚至还曾经被送去金国做过人质。但是，后来却因为历史的机缘巧合，赵构不但躲过了靖康之变，没有被金国掳走，而且成了延续赵宋王朝余脉的“中兴之主”，史称宋高宗。

遗憾的是赵构的心胸气度、才智能力都不堪大任，父母兄弟妻女被掳的奇耻大辱都无法激起他对金人的仇恨，但是在杀害坚持抗金的岳飞时，却表现出了足够的凶残。无论抗金战场上的胜负如何，他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都是一味地投降求和，错失了收复北方失地的大好时机。他重用投降派秦桧，与金人签订称臣并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的“绍兴和议”，偏安于江南。

赵构在位36年（1127—1162），有建炎、绍兴两个年号。建炎年号铸有通宝、元宝、重宝三种钱币。其中，建炎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钱文都是篆、隶成对；建炎元宝仅有小平钱一种；建炎重宝有当十钱一种，书法、铸工都极为精美。据说赵构也写有御书钱。

绍兴年号铸有通宝和元宝两种钱币，面值都有三种，分别是小平、折二、折三。其中，绍兴元宝楷书钱文美观大方，后世称为“宋体字”。自淳熙七年（1180）开始，铸钱就完全使用宋体字了。

七、宋孝宗

第五位铸造御书钱的是宋孝宗赵昚。赵昚为高宗养子。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高宗以年老厌烦政务为借口退位，禅位于太子赵昚，自称太上皇。孝宗虽然当了27年皇帝（1163—1189），但是前25年高宗一直都健康地活着，并坚决反对主战。以孝顺著称的孝宗虽然想北伐收复失地，但是也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因此他就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内政的治理上，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他统治的时期太平安乐，五谷丰登，史称“乾淳之治”。

宋孝宗坐拥江山，像他的长辈一样也有一颗痴迷书法的心。他书学宋高宗，《书史会要》称“孝宗书有家庭法度”。他也自称，“无他嗜好，或得暇，惟读书写字为娱”。

孝宗共有隆兴、乾道、淳熙三个年号，分别都铸有以“元宝”为名的三种年号钱。第二种年号钱“乾道元宝”的钱文是对钱，为隶书和楷书成对。其中的楷书为孝宗御笔，这是两宋最后一种御书钱。宋朝之后的元朝，以纸币为主，铜钱铸得很少，随后的明清两朝，虽然每个年号都铸钱，但是，都再没有铸造御书钱。因此，楷书的“乾道元宝”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种御书钱。

八、对御书钱的反思

中国古代传统上认为，文字是远古圣人所造，有至高无上的崇高地位；钱币则是“先王所造”，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由皇帝亲自书写钱文，将二者高度地统一起来，却也符合专制皇权的需要，并能满足那些喜欢附庸风雅者的虚荣心。但是，纵观历史，我们发现，除了两宋之外，历朝历代的帝王中，虽然书法造诣高的皇帝并不乏其人。但是，却很少有题写钱文的。如晋元帝的“凤尾诺”、齐武帝的“花草书”都久负盛名，传诵一时，但是他们都没有书写过钱文。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货币经济还不够发达，铸钱也比较少的缘故。可是，唐高祖李渊也是一位大书法家，他学王羲之后代王褒的书法，得其妙传。但是，他在铸造开元通宝钱币的时候，并没有亲自书写钱文，而是请书法家欧阳询题写的。像两宋这样，有这么多的皇帝亲自书写钱文，实在是中国古代历史中所独有的一种现象。

这一现象的出现，既是宋太祖、宋太宗所推行的重文轻武政策的直接结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宋时期虽然政治、军事上积贫积弱，但是在文化、艺术上却盛极一时，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我们从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来看，如果单从军事威力、国土面积方面来衡量，宋朝无疑是最为虚弱的一个统一朝代，最终还是被外族所灭。但是，就繁荣程度、艺术创新方面而言，宋朝却又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人文精神、最有教养，也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

宋朝的文治和武功，为什么会反差如此巨大？这虽然起因于宋初太祖、太宗所定的重文轻武的国策，但是，发展的结果却远远超出了他们当初的设计，这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不仅如此，重文轻武的文化传统也深刻地影响了宋以后中国文化的特点和历史的发展。从此，汉唐那种外向、简约、自信、尚武的中国，一变而成了明清那种内敛、烦琐、麻木、崇文的中国，这或许就是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所提“唐宋变革论”的原因之一。这些虽然已经超出了我们所探讨的“御书钱”话题，却值得做进一步的深刻反思。

[1] 《宋史·文苑传序》。

[2] 朱熹，《朱子语类》。

[3] 《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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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符元宝（通宝）：

记录了最后一场封禅闹剧的钱币

“封禅”是古代君王举行的一种祭祀天地的礼仪，[1]不能随便举行，只有在祥瑞不召而至之后才能举办。

据司马迁记载，实际举行过封禅活动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秦始皇，另一个是汉武帝，他们分别是在统一六国和北伐匈奴扫除边患之后，去泰山举行了封禅仪式。此后直到唐朝才又有高宗、武则天和玄宗举行过。进入宋朝以后，太祖、太宗都没有举行，但是没有什么作为的真宗却大张旗鼓地举行了一次，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这完全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

下面就通过见证了真宗自导自演“天书从天而降”的祥符钱，去看看那场欺天闹剧发生的前因后果。

一、祥符钱

祥符钱虽然也是一种年号钱，却有点与众不同。年号一般都是两个字，而它有点特殊，用了四个字，叫“大中祥符”，从公元1008—1016年，共有9年。北宋另外还有两个年号用的也是四个字，一个是太宗的“太平兴国”，另一个是徽宗的“建中靖国”。四个字的年号似乎给人一种要特别强调某种寓意的感觉。

“大中祥符”年号铸造了两种年号钱，分别是祥符元宝和祥符通宝，每种又有光背以及背星月两种版式，另外还有一种阔边钱，就是边郭特别宽。除了铜钱之外，还铸造了铁钱，有小平、当五两种面值。祥符年号钱有个特点，就是除了元宝之外，还铸造了通宝钱。开创了钱文中元宝、通宝并用，一个年号同时铸造两种钱币的先例。

图18–1 祥符元宝

“大中祥符”年号用了四个字，所铸造的年号钱又有两种。这些都有点不同寻常，似乎预示着这一年号有着特殊的寓意或是特别的来历。实际上，“大中祥符”这一年号的背后，确实隐藏着宋真宗内心一个天大的秘密。因为他有一个抹不掉的心结，想要通过编织一个“天书从天而降”的骗局，自导自演一出封禅的闹剧，从而达到消除他心结的目的。

图18–2 祥符通宝

宋真宗作为一国之主，贵为皇帝，有谁能与他过不去，以至于让他留下解不开的心结呢？这说来话长，需要从大家都很熟悉的“澶渊之盟”说起。

二、澶渊之盟

公元1004年的阴历正月元旦，宋真宗进行了第二次改元，将年号由“咸平”改为“景德”，后来以瓷器名闻世界的江西景德镇，就是根据这个年号起的地名。

这次改元并没有带来好运，因为还没有过完新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在十一日这一天就传来了契丹国的萧太后与皇帝一起率兵入侵的消息。新被任命为宰相的寇准建议真宗也御驾亲征，迎击契丹的入侵。但是，相当于副宰相的参知政事王钦若，却私下建议真宗去江宁（今南京）避难，还有人主张学唐玄宗去四川。寇准虽然觉察到了王钦若他们私下的这些活动，但是假装不知，仍然坚持真宗应该率军亲征。无奈的真宗，只得跟随寇准一同到了宋军与契丹对峙的前线，进入了澶州城。

两军初次交战，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契丹的司令官竟然中了宋军的流箭而死于阵前，士气因此大跌。宋军这边的士气虽然大涨，但是包括寇准在内的决策者们都没有乘机消灭契丹，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意思，出兵只是为了议和。但是，如果是由寇准自己来决定议和，又怕事后被骂卖国贼而受到弹劾，因此寇准就将真宗一起拉到了前线，希望由皇帝来提出议和。而真宗本来就没有与契丹开战的勇气和决心，因此，一看初战宋军占了上风，契丹有议和的想法之后，便立即同意，想见好就收。

经过谈判，以宋朝向契丹输送财物为条件，双方达成了和议。内容主要有两条：

一是双方互称“大宋国”与“大契丹国”，宋为兄、契丹为弟，两国建立了兄弟关系。

二是宋朝每年向契丹赠送白银二十万两、绢帛十万匹。

因为和议是在澶渊达成的，因此历史上称为“澶渊之盟”。直到后来徽宗和金国合作，于宣和二年（1120）签订联合金国夹攻辽国的“海上之盟”，这一和约才被撕毁。但是，六年之后，北宋就灭亡了。北宋之所以没有像五代那些王朝一样短命，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个条约，确保了北部边界将近120年的和平。

澶渊之盟的签订，既回避了战争，又保全了国土。虽然每年要送给契丹国白银二十万两、绢帛十万匹。但是，这个数额远远少于真宗心里的底线。如果开战，宋军获胜的希望微乎其微，而军费的开销则远远不止这些。因此，和约签订以后，真宗很高兴并有一种成就感。他认为这次御驾亲征，虽然说不上是大胜契丹，得胜回朝，但是，保护了黎民百姓，特别是北方边境的居民，从此以后将不再遭受契丹的骚扰，可以和平过日子了。

三、王钦若的阴谋

这次议和的成功，最大的功臣应该是寇准，因此得到了真宗的厚待。但是，寇准的政敌、号称“北宋五鬼”之一的王钦若，素以阴险狡诈著称。他在嫉妒心理的驱使之下，忘记了当初正是他私下劝真宗放弃中原去南京避难的事。如果不是寇准的坚持，宋室的南渡恐怕就不用等到120年后的高宗，真宗这一朝就完成了。对此，王钦若不但不反省自己，反而阴险地对寇准使坏。

据《宋史》记载，有一天退朝之后，王钦若留下来对真宗说：“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而说这是寇准给国家立的功劳，您怎么能这样认为呢？”真宗很吃惊地问他此话怎讲。王钦若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就是城下之盟。您以皇帝之尊，御驾亲征的结果却是签订了一个屈辱的城下之盟，哪里还有比这更丢人的事？将来会被后人耻笑。”听了这些话，真宗的表情开始变得很难看。

王钦若又进一步解释说：“陛下您听说过赌博吗？赌博的人在快要将钱输尽的时候，就会将剩余的都压上，这叫孤注一掷。这次澶渊之战，陛下您就是寇准手里的孤注，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2]经过王钦若这样一番别有用心的挑拨离间，使得本来从澶州回来以后兴高采烈、感觉很好的真宗，一下子情绪大跌，心情变得郁闷起来。他觉得王钦若说得有理，开始怀疑寇准当初逼他去澶州城的动机，在信任动摇的基础上，对寇准进一步产生了厌恶。不久就将寇准降为刑部尚书，并外放去管理陕州，改用王旦为宰相。

将寇准排挤出朝廷之后，针对整天闷闷不乐、已有心结的真宗，王钦若又故意建议朝廷发兵去征讨契丹，夺回燕云十六州，通过这种方式洗刷澶渊之盟的耻辱。真宗说这样做民众要受苦，因此他不愿发动战争，要王钦若想想看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够解开他的心结。

王钦若于是又心生一计，建议真宗去泰山封禅，说这样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真宗听了以后为难地说，没有天降祥瑞怎么能封禅呢？王钦若反问道，陛下难道相信上古圣王时代的“河图”和“洛书”吗？他说古代就有人造祥瑞的情况发生，只要“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意思就是说“天瑞”可以人工制造，只要皇帝深信不疑，并昭告天下，那么，人造“天瑞”就是天赐的祥瑞。

真宗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认可了王钦若人造祥瑞的主张。但是，他又担心宰相王旦不配合。王钦若说，他先去向王旦传达旨意。随后，真宗又召见王旦，并赏给他一壶酒，里面装的全是上等的珍珠，王旦对此自然心领神会，表示默认。于是，真宗和王钦若联手编织的这出人造祥瑞并进而去泰山封禅的假戏就商定了。

四、闹剧登场

这出假戏闹剧共有四幕，第一幕是“天书降临”。

经过周密的筹备，闹剧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开始上演。一天，皇城司的官员突然报告说，左承天门屋南角挂有一副黄帛。真宗连忙召集朝中大臣，告诉他们去年十一月在他的寝宫发生的一件怪事。

真宗说有天晚上，随着一道光亮，突然有个神人进来对他说：“在正殿修建黄箓道场并做一个月的法事，就会有天书‘大中祥符’降临。”他按照神人的要求做了，现在刚好一月，出现的这副黄帛一定就是天书。真宗让宦官爬上左承天门取下来一看，果然上面写着“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等二十一个字。因为“恒”是真宗的名字，所以毫无疑问这就是神人写给真宗的天书。书卷共有三篇文章，通篇洋溢着《尚书》和《道德经》这两部文人士子都曾经诵读过的古代典籍的风格与笔法，极言真宗能以“至孝至道，清净简俭”的品德继承大业，宋朝将会“世祚延永”。

既然降临了天书，那当然马上就要举行大赦并改元。年号当然要用神人告诉真宗的“大中祥符”，这就是四个字的“大中祥符”年号的由来。确定了年号之后，紧接着就要铸造“大中祥符”的年号钱。但是，年号有四个字，如何选用呢？因为“大中”两字早已被唐宣宗用过，所以铸钱只能用“祥符”两字。但是考虑到这是来自神人所授的天书，不同于一般自选的年号。因此，就铸造了祥符元宝和祥符通宝两种年号钱。在铸钱的同时，真宗还修建了庞大的宫殿群用来奉安天书。至此，第一幕即“天书降临”圆满落幕。

假戏的第二幕是劝进。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北宋举国上下知道真宗热衷于天书祥瑞，便纷纷请求真宗去泰山封禅。劝进首先从泰山封禅祭场开始，1 200名兖州父老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以自发的名义来到京城上书劝进，真宗以自己不够资格为由婉拒了。第二次劝进的规格开始提高，由当地的进士率领840人进京请愿，真宗还是没有答应。第三次是宰相王旦率领文武百官、属国首领、和尚道士以及地方长老共24 370多人的大规模请愿团，连续五次上表请求封禅。直到这时真宗终于说“既然大家如此抬举朕”，那就正式下诏，定于十月在泰山举行封禅仪式。

第三幕是筹备。

从四月下诏同意封禅，到十月正式举行大典，只有短短六个月时间，朝廷内外从人员分派、仪式制定、设施修建、对外宣告等方面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续资治通鉴长编》在祥符元年的记载中，用大量的篇幅详细记载了封禅的整个筹备情况。其中数次提到真宗指示，不要花费太多经费修缮沿途的道路和所要通过的城门，用以表明真宗的节俭。另外还提到，因为真宗封禅时将有护卫大军随行，怕被契丹误解为是军事行动，曾派使节向契丹通报。真宗为了减少契丹的接待费用，要求使节在国境将真宗的手书交给契丹即可。使节回来报告说，契丹认为收取岁币以外的礼物违反盟约，因此没有接受带去的大量礼物。真宗听后高兴地说：“异域常能固守信誓，良可嘉也。”这些活动，将真宗描述成了一位太平盛世的明君。

第四幕是登泰山封禅。

经过事先在开封宫殿的演习之后，真宗一行于十月四日从京城出发，浩浩荡荡奔向泰山。经过十七天的鞍马劳顿，于二十一日到达泰山。选定黄道吉日后于二十三日开始登山，年已四十的真宗兴致很高，脚踏蜿蜒无尽的石阶如履平地。第二天拂晓，在泰山顶上举行了规模宏大的登封祭天仪式。仪式包括：祭奠神座，封玉册、玉牒，燔燎告神三步。真宗身穿黄色礼服，屏退一切侍卫，在庄严的音乐声中，来到事先筑好的圆坛上跪拜行礼，以报上天保佑之功。最后将封禅所用的玉册、玉牒文书以“金泥银绳”封好，埋于地下，祈求国泰民安，封禅仪式至此结束。

归途中，真宗又拐到曲阜，在孔庙隆重祭拜了文宣王孔子，并给孔子追加了“玄圣”的称号。真宗自离京到回京前后共有四十七天，所耗经费高达八百多万缗，约占当时北宋每年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

五、闹剧的破灭

每次读史到这一段，都让人困惑不解。

堂堂大宋朝廷，并不乏精通政治、历史、文化的人才，不但没有一位有识之士出来驳斥、揭穿真宗和王钦若人造天书的封禅闹剧，而且还都积极配合，就连一向以忠厚诚实著称的宰相王旦，在收了真宗的礼物之后，也默契地予以配合。其实，在一部分大臣的心里，还真的隐含着一个天真、幼稚的想法。因为他们了解到“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每年多次祭祀天地，每当射下大雁等飞禽后，都说是上天所赐，非常崇信天神。因此，这些大臣希望通过伪造天书，并大张旗鼓地去泰山封禅，向契丹传递宋朝是受命于天，有神相助，希望借此来影响崇奉天帝的契丹放弃攻宋的企图。巧合的是，自“天书降临”和泰山封禅之后，契丹因为萧太后去世以及正与高丽发生战争，无暇顾及宋朝，因此，再没有大规模南侵。

可悲的是宋朝的君臣不知就里，真的以为这是封禅有灵，因此大为兴奋，于是又开始大规模地建造庙宇，频繁地举行祭祀典礼仪式。1011年，真宗再次带着“天书”，在山西汾阳举行了对土地神的祭祀，并将上天最高神的名称定为“玉皇”，作为皇家的祖先神进行祭祀，这就是现在民间还将玉皇大帝当作天神来崇拜信仰的由来。1012年真宗又根据“神人”的启示，认定赵玄朗是赵氏祖先，后来逐渐演化为民间的财神赵公明。1017年真宗又兴师动众到亳州太清宫祭祀道教之祖老子李耳，加封其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并在京城修建宏伟的宫观。直到真宗死后，天书随葬，闹剧才算收场。

封禅闹剧不但错失了北宋发展的大好时机，还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加重了财政负担。身为宰相的王旦，对此深为后悔。他在病危之时，检点自己的一生，认为并无其他大的过失，只是对真宗搞的神降天书这样虚妄的事情没有劝谏，是无法弥补的大错。因此要求死后家人给他剃光头发，身穿黑衣，按照僧门的规矩殓葬，以期稍减罪过。个人的罪过或许可以减轻，但是对于国家，却已经是劳民伤财，元气不再了。

宋真宗的封禅活动，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封禅。它直接促使了宋代政治风气的堕落和国库的匮乏，同时也引起了宋代文风以及文人价值观的嬗变。宋真宗、王旦、王钦若，虽然贵为皇帝或宰相，都因封禅而身败名裂，真正受益的恐怕只有泰山了。到了明代，朱元璋取消了泰山的封号，并将原来的封禅改为祭祀。国家的封禅仪式取消后，民间对泰山的祭祀、崇拜活动却进一步扩大了，几乎无人不知泰山神秘。真宗为封禅而修建的庙观，在提升民间宗教热情的同时，也方便了后世百姓对泰山的朝拜。

如果说真宗伪造神降天书，举行封禅活动以及后续大肆进行的祭祀典礼活动，给我们留下了点什么痕迹的话，那就是他认定“赵玄朗”是他的远祖，根据避讳的需要而强行改换的一些名称一直影响到了现在。譬如：四神之一的“玄武”就被改成了“真武”，北京复兴门外有个道观叫“真武庙”，就源于此；孔子的庙号“玄圣”也被改成了“至圣”；唐玄宗也被改称“唐明皇”。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大限度继承和发展了玄学思想的宋真宗，却葬送了玄学思想。这是因为要避讳“玄”字，因此，在思想界就选择“理”字来代替“玄”字，这就是后来“理学”名称的由来。

一场荒诞的闹剧，影响如此之深，却也发人深思。

[1] “封”指祭天，“禅”指祭地。

[2] 《宋史·寇准传》：“‘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悦。钦若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19

熙宁元宝、元丰通宝：

见证了王安石变法的货币

如果要问中国古代哪一种钱币数量最多，可能大部分人都回答不上来，就是专门从事钱币收藏的人，可能知道北宋时期的熙宁元宝和元丰通宝两种钱币数量最多，但是也不一定能讲清楚其中的原因。实际上，这和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措施有关。大量存世的熙宁元宝、元丰通宝钱币，就是当年王安石变法遗留的痕迹。

下面就通过见证了王安石变法的这两种钱币，说说发生在北宋中期的那场既富有创意和远见，又有诸多遗憾，最后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影响深远的变法运动。

一、熙宁元宝、元丰通宝

在讲王安石变法之前，先来看看熙宁元宝、元丰通宝两种钱币。

熙宁元宝为小平钱，钱文书体有楷书、篆书两种。这种钱文相同而书体不同，可以成双配对的钱币，又称“对文钱”或“对书钱”，俗称“对钱”，日本钱币界则称之为“符合泉”，这是宋代特有的一种钱文书体现象。熙宁钱除了熙宁元宝之外，另外还有熙宁通宝、熙宁重宝两种。“熙宁”年号之后，改用“元丰”，又铸造了元丰通宝，也是小平钱。钱文都是篆书、行书的对钱，相传行书元丰通宝的钱文为苏东坡所书，世称“东坡元丰”。除了元丰通宝之外，还铸造了元丰重宝。

图19–1 熙宁元宝（篆书、楷书）、元丰通宝（行书、篆书）

“熙宁”年号使用了10年，“元丰”年号使用了8年，前后加起来共有18年，在频繁改换年号的宋代，这都不算短，可能有人会因此认为这就是熙宁元宝和元丰通宝钱币数量多的原因。实际上，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北宋仁宗的“天圣”年号、南宋度宗的“咸淳”年号也都使用了10年，超过10年的年号还有南宋高宗的“绍兴”、孝宗的“淳熙”、宁宗的“嘉定”以及理宗的“淳祐”。其中，“绍兴”更是长达32年。但是，这些年号钱都不多。实际上，熙宁元宝和元丰通宝钱币数量多的原因，主要并不是因为时间长，而是和当时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有直接的关系。

图19–2 熙宁重宝

二、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讲王安石变法，首先需要从宋仁宗时期日益加重的社会危机讲起。

仁宗是北宋的第四位皇帝，执政长达41年（1023—1063），是两宋在位时间最长却平庸无为的一位皇帝。他继承了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制定的所谓祖宗之制。

一方面为了维护其不甚稳固的中央集权统治，极力拉拢各级官僚及豪强地主，仁宗给予他们各种优待政策，不仅俸禄优厚，还免除各种劳役及赋税，这种负担最后都被转嫁到了小农、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等基层民众的身上，更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

另一方面，继续推行宋初以来重文轻武的政策，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屡次败北。他不是寻求变革，加强武备，而是每年向契丹和西夏供奉几十万匹的绢和几十万两的岁币来购买和平，并美其名曰“结交友邦的礼节”。

上述社会危机和国防危机的叠加，更加重了财政危机。宋朝官多、兵多，军费和行政费用奇高无比。蔡襄曾经指出“是天下之物，五分养兵”[1]。除了养兵之外，还要豢养王室、贵族以及庞大的官僚机构。

《宋史·食货志》记载，真宗天禧末年收支相抵，尚有余额；仁宗皇佑元年已有不足；到英宗治平二年已亏空一百五十七万多缗；神宗即位时，国库中只剩下了一本空账。因此，改革政治，摆脱财政困难，缓和社会危机，增加国防力量，就成为宋朝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早在仁宗庆历三年（1043），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范仲淹曾经推行“厚农桑、减徭役、修武备、择长官”等十项新政，主张改革。因为触动了保守派官僚的利益，仅一年零四个月，范仲淹便被排挤出了朝廷。他那篇传颂至今的《岳阳楼记》就是被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后，在极度忧愤的心情下写的，借以抒发他先忧后乐的情怀。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朝廷上形成了新旧两派的党争，社会矛盾更趋激化，面临的危机也更为深重。当时的士大夫们，就如同将火种放在柴草下面，自己却在上面呼呼睡大觉。因为火还没有燃烧起来，大家都不以为然，继续因循守旧地过日子。当时，只有王安石清醒地认识到，危机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必须痛下决心实行变法。

三、王安石与宋神宗

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人，就是今天的江西省抚州市。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出生，青少年时期好读书，记忆力超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随做小官吏的父亲到过许多地方，对宋朝的社会问题有一些感性的认识。21岁时考取进士，其后在扬州、鄞县（今浙江宁波）、舒州（今安徽潜山）、常州等地任地方官。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体察了民间的疾苦以及体制的弊端，认识到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虽然他的社会地位不高，但是志向远大，向往商朝的贤相伊尹。伊尹虽然最初在底层务农，后来还是被成汤发现并得到重用，最终辅佐成汤成就一番大业。实际上，王安石后来的仕途也是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的。

王安石37岁时被任命为提点江东刑狱，负责对各州监狱进行监督，监察判定是否公正严明。半年后调回京城，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执掌国家财政与漕运。嘉祐三年（1058）他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痛论时政，分析了当时宋朝所面临的社会危机，陈述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及治理办法，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思想。这篇文章被认为是王安石的政见宣言书，后世致力于学习政论的人，几乎没有不读这篇文章的。

治平四年（1067）英宗驾崩，神宗即位后立志革新。他首先向富弼等元老重臣征询富国强兵之策，他们规劝神宗在二十年内不要提及“用兵”二字，神宗很失望，从此不再倚靠这班老臣。后来在宰相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之下，神宗任命“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为翰林学士。第二年即熙宁元年（1068），神宗破格召见王安石入朝对话，请教治国之策；第二年就任命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可以参知政事，这个官职相当于副宰相。从熙宁三年起，王安石两度出任相当于宰相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专务“经画邦计”，推行新法。

王安石是一位有毅力、有远见、有理论、有实践，并且还有比较系统的变法主张的政治家。但是，在专制的体制之下，再有才干的人只有得到君主的信任才能有所作为。那么，宋神宗又是怎样的一位皇帝呢？

史书记载，神宗面对严重的危机也有强烈的变革主张。他为宋朝几世以来被外族欺辱而深感羞耻，不满宋朝积贫积弱的悲惨现状。崇尚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并向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变革，日夜思考振兴大宋的方法。

有一件事颇能反映出神宗皇帝的志向。

当年赵匡胤曾经想要积攒两百万匹绢帛，并将这些绢帛储存在景福殿，用来赎回燕云十六州，如果谈判不成就招募义士换取辽兵的头颅。神宗曾经写有一首四言诗，并以诗中的每个字命名，先后设立了三十二个库。后又积存二十个库，再赋五言诗四句，分贴于库上[2]。这充分体现了神宗“慨然有恢复幽燕之志”。

当神宗遇到王安石，两位志同道合的知音走到了一起。从此，君臣二人，一个对对方信任有加，不受谗言蛊惑；另一个则殚精竭虑，矢志不移，以惊世骇俗的“三不足”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大无畏精神，锐行变法，成就了两千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一段君臣佳话。

四、王安石的变法内容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执政以后，开始推行新法。

首先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总机关。王安石与吕惠卿、曾布等人一道草拟新法，在各路设立“提举常平官”，督促州县推行新法。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九年（1069—1076）的八年间，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陆续实行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税、裁兵、置将、保甲、保马、军器监等一系列的新法。

新法的名目虽然繁多，但是依据内容，可以大致概括为理财和整军两大类。新法的总原则是在不增加民众负担的前提下，限制官僚及豪强的一些利益，并使他们分担一部分赋税，以增加朝廷的收入，加强国防力量，抵御辽和西夏的侵扰。

用我们现代的眼光来看，王安石新法的理财部分，就是将财政税收大规模地货币化和商业化。

比如过去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春季，如果急需用钱，只能用自己田中的青苗作为抵押向地主、高利贷者借贷，利率往往高达百分之百。新法中的“青苗法”规定，由官府每年给农民贷款，分春秋两季，春天贷款夏收归还，秋季贷款则年终偿还，半年收息二分。这样，官府用较低的利息，既限制了地主及高利贷者的剥削，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还能增加朝廷的收入，一举多得。

再比如，以往官府的差役非常繁重，往往使当差役的人倾家荡产。新法中的“募役法”规定，凡是应当服差役的家庭，不再服役，而是按照等级出钱，称免役钱。原来免役的官僚及豪强地主等享受特权的阶层，也要按财富的多少缴纳相应的助役钱。下等贫穷的农户则免除一切杂役，专充壮丁。官府用征收的免役钱和助役钱在社会上雇人充役。另外，市易法、均输法也都是借助市场，利用货币及商业的手段，控制物价，防止豪强及大商人垄断物价，并增加朝廷的收入。

上述新法的实行，势必要大规模地增加货币的流通量，并进一步扩大货币的流通范围。因此，在推行新法的熙宁、元丰年间，政府更是大规模地开矿铸钱，并因此而成为我国历史上铸钱最多的时期。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熙宁初年每年铸钱的数量达一百六十万贯左右，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每年铸钱的数量约为四百五十万贯至五百万贯，达到了我国历史上铸钱的最高峰。

对于这个数额，大家可能没有概念。我们来比较一下，唐朝最繁盛的开元至天宝年间，全国每年铸钱数额才有三百二十七万贯。南宋的大部分年份铸造铜钱的数额都在十五万贯以下，多的时候可达二十多万贯，少的时候仅有两三万贯。在现存的古钱中，宋钱几乎占到了三分之一。宋钱中98%是北宋钱，南宋钱仅占2%。而在北宋钱中，又以熙宁、元丰两年所铸造的钱币最多。因此，我们说，古代钱币中以熙宁元宝、元丰通宝为最多。

五、新法的失败

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防止财富被垄断，力图接济穷苦的百姓，让天下的财富可以流通，合理地调节贫富差距，使百姓富足而达到天下大治。

他所主张建立的这种理想社会，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非常相近。因此，胡适曾说“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自然不觉王安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但是，王安石这些惠及普通百姓的政策，一经推出就受到了保守势力的坚决反对。

史书记载，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朝廷上曾就如何理财有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司马光认为，所谓擅长理财的人不过就是按照人头敛取天下的钱财罢了。王安石辩驳说，不是这样的，擅长理财的人不增加税收也可以使国库富足。司马光说，这怎么可能呢？世间的财物，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想尽办法搜刮百姓，比增加赋税的危害还要严重。

实际上，世上的财富并不是一个不变的总数。政府和百姓也不是零和的关系，很多财富既不在官府手里，也不在百姓手中，只要政策合理、得当，就可以创造出新的财富。因此，王安石“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司马光根本理解不了，两人的眼界、视野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司马光后来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要求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予以回复。两人终因政见不同，最后完全决裂，司马光隐居洛阳专心编纂了《资治通鉴》，成为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史学巨著。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王安石的变法催生了《资治通鉴》的撰写。

因为各项新法都或多或少地触犯了高利贷者、豪强、中上级官员以及皇室的利益。因此，在每一项新法的推行过程当中，都毫无例外地遭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对。元丰八年（1085），年仅38岁的神宗皇帝驾崩，不到9岁的哲宗登基，改元元祐，由她的奶奶即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她重新起用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

司马光一上台，在七个月内就将新法全部废弃，史称“元祐更化”。第二年即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在江宁即南京于郁闷之中去世，享年66岁。不及半年司马光也去世了。据说当“募役法”被废止的消息传到卧床不起的王安石耳边时，他无奈地叹息道：“啊，连这个法都废了！”募役法是诸多新法中王安石最为看重的一个。

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是，我们还是忍不住想说，如果神宗能够再多活几年，别在38岁的英年早逝，那么新法就能够继续得到执行，积贫积弱的宋朝将会重建财政基础，提前完成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后来的中国历史一定会重写。但是，历史没有给我们这种机会。

新法被废8年之后，即元祐八年（1093）高太皇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又来了一次大翻案，不仅重新起用改革派，还将保守派称为“元祐党人”，立碑刻石，颁布于郡县。自此以后，士大夫阶层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支持变法的“元丰党人”，另一派是反对变法的“元祐党人”。

从此宋朝陷入了党争的泥沼，反对者本无真知灼见，多属意气之争，互为党援以争胜而已；改革者也变为功利小人，借新党之名以专权误国。两党互斗，直至公元1127年，也就是新法被废弃后41年，北宋亡国才告一段落。

六、后世的争论

王安石的变法对于增加国库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也有所缓解。

熙宁六年（1073），在王安石指挥下，宋军进攻吐蕃，收复了河（今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等五州，拓地2 000余里，取得了难得的胜利，初显了新法的效力。但是，王安石因为性格、运气，官僚豪强的反对以及用人不当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最终导致了变法的失败，并被扣上了“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的帽子。

到了南宋，以高宗赵构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了给他的父兄即徽宗和钦宗开脱亡国的历史罪责，根据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便将亡国的责任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下诏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又被《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的定论。一位锐意革新图强的政治家，却蒙受了八百多年的不白之冤，大概只有保守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才会有这样的事吧。真是民族的悲剧！

此后，虽然也有为王安石叫屈的论调，但是，影响都不及梁启超的《王安石传》。

梁启超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的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前引胡适先生的话，也持有相类似的观点。梁启超给予了王安石及其新法以全新的评价，他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意思是说，如果从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历史人物中寻找一个完人，那可能只有王安石一人当之无愧。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他对王安石的道德情操、学术修养和政治抱负也都给予了全面的高度肯定，并为大多数人所尊奉，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客观地说，历史上很多变法失败的原因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只是少数政治上清醒的人从上而下推动的。古代的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近代的戊戌变法，都属于这种没有社会基础，脱离基层百姓参与的变革，最后都失败了。因此，我们说：不管改革者的初衷多么高大上，蓝图设计得多么灿烂诱人，但是，改革如果不能普惠民众，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红利，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拥护。所谓的改革成果也只会是一堆泡沫，最终飘散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可以说是考察王安石变法给我们的一点启示。

[1] 《蔡忠惠公文集》。

[2] 林宓《裕陵遗事》：“‘五季失固，猃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守之，敢忘厥志。’每库以一字目之。又别置诗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忘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日成戎捷。’后来所谓御前封桩库者‘是’也。”

20

崇宁通宝、大观通宝：

艺术水准最高的钱币

中国古代正式流通的钱币上面，只有文字，而不用图像。

这一方面是因为钱币中间有个方孔，不便于完整地表现人物或动物的图像；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古代的造型艺术不够发达，钱币上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多的是通过书法来体现。因此，从先秦开始直到清末，凡是正式铸造使用的钱币上面，都是只有文字而没有图像。

所以说，一部中国古代的钱币史，所呈现的几乎就是一部古代的文字发展史和书法演变史。中国古代钱币的艺术性和观赏性，主要就是通过钱文书法来体现的。

这一节，就通过宋徽宗的崇宁通宝和大观通宝，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国古代钱币的书法艺术之美。

一、古代书法的演变

为了便于后面的叙述，在介绍崇宁通宝、大观通宝之前，有必要先来简单回顾一下我国古代书法演变发展的历史。

中国古代的书法，从萌芽状态的半坡时期瓦陶上刻画的图案，到完全成熟的甲骨文、大篆、小篆、汉隶，再到王羲之的行书，唐人的楷书，乃至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各种正楷行草，无不流淌着迷人的魅力，传承了中国古代艺术。

我国的钱币早在汉字出现之前就已经产生，最初充当货币的是海贝。因此，与价值有关的字，绝大部分都带一个“贝”字的偏旁。这说明早在文字形成的时候，贝已经是体现价值的东西了。同时钱币上的艺术又是以文字为主要的表现方式。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古代钱币上的文字基本上就反映了古代文字的发展史和书法艺术的演变史。

中国古代钱币上的文字，秦以前是所谓的大篆，如齐刀上的“齐建邦长法化”，三孔布上的“武阳”“宋子”，圜钱上的“共屯赤金”等等都是大篆书体；秦代李斯改革以后称为小篆，如秦半两钱币上的文字，据说就是李斯的手笔，汉代的五铢钱也是小篆体。但是，小篆又各有特点，王莽钱币上的文字如“大泉五十”“货布”号称垂针篆；刘宋的“孝建四铢”称薤叶书；北周的“布泉”则称玉箸篆，这些都是小篆的各种变体。

六朝以后，钱币上的文字多用隶楷，蜀汉直百五铢钱币上的“直百”两字就是隶书，这是钱币上最早出现的隶书。

所谓隶书实际上是由篆书演变而来的，据说是由秦代人程邈所创。隶书对篆书的改革包括笔画和结构两个方面，总的原则是去繁就简。为了便于书写，字形变圆为方，笔画改曲为直。隶书又分“秦隶”与“汉隶”两种。

秦隶结体浑圆，与篆书相近，多用方笔，又称为古隶。1975年12月在湖北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向世人提供了秦隶的实物资料，震惊了考古界和书法界。

汉隶又称为“八分体”，变圆曲为方直，这种字体的演变因为形成于汉，所以被称为汉隶。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汉代的隶书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进入了形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

后来在隶书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演变而出现了章草、行书，真书（楷书）也已经开始萌芽。书法艺术的不断发展变化，为后来晋代流畅的行草以及笔势飞动的狂草打开了艺术发展的空间。

唐代开元通宝钱使用的也是隶书，即所谓“八分书”，这是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宋代的文学艺术空前繁荣，表现在钱文书法上，更是丰富多彩。有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几乎各种书体都有，其中尤以宋徽宗赵佶的御书钱崇宁通宝、大观通宝的艺术水准为最高。

下面我们就通过宋徽宗亲自书写钱文的崇宁通宝、大观通宝，来具体看看瘦金体钱文的书法艺术风格。

二、宋徽宗的瘦金体

宋徽宗名佶，是宋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宋哲宗的异母弟，被封为端王。元符三年（1100）正月，年仅二十四岁的哲宗病逝，因为没有儿子，神宗的皇后也就是赵佶的嫡母，即名义上的母亲向太后，推举赵佶继位，成为宋朝第八位皇帝。

即位之初，徽宗曾经表现出了一位有为君主的气度。

他下诏让天下百姓批评朝政、提出建议；大量任用忠直之士，有过则改。针对当时朝中元丰、元祐两派的政治斗争，他发布诏书说，他对于用人的标准，没有元丰、元祐的区别。只是斟酌某项举措是否可行，办法是否妥善，只看是否合乎时宜；辨别忠奸、用舍进退，只看是否合乎情理。无偏无党，正直是与，清静无为，顾大局，识大体，使天下休养生息。如果能够使政事稳妥无失，人才各得其所，天下就太平了。因此，他改年号为“建中靖国”。所谓“中”，就是不偏不倚，既不盲从元祐，也不附和绍圣。徽宗的这种政治姿态，体现了一个明君应有的智慧和胸襟。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徽宗还言出必行，接受宰相张商英的劝谏，放弃了驯养禽兽的爱好，把所有禽鸟都放出宫。对行之已久的规章制度，只要是不合理的，就毫不犹豫地予以废除。他下令将贮藏在大内，用于杀不敬之臣的毒药焚毁。还主张宫廷建筑不要过于豪华，这与后来讲求奢华、享受，迷恋声色犬马、游戏踢球，而不顾民众疾苦的徽宗，简直是判若两人。

但是，徽宗实际上是一个轻浮、任性的文人，而根本不是一位治国理政的政治家。这一点在他当上皇帝之后，很快就表现了出来。因为他的心思根本不在治国理政上，而是沉湎于艺术的创作以及声色犬马的享受上。

如果抛开他皇帝的身份，单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赵佶确实是一位极富才情的艺术家，他诗、书、画样样精通，书法更是自成一体。

徽宗的书法初学黄庭坚，后来自成一家，独创了一种新的书法样式——瘦金体，也称为“瘦筋体”“瘦金书”。瘦金体书法作品，通篇结构严谨，清秀隽永。但是细看则每一笔画均瘦直挺拔，收放有致，给人一种中心紧而四周松润的感觉。

南宋岳珂对徽宗的瘦金体书法艺术成就推崇备至，曾经给予高度评论：“金镂之妙，细比毫发，殆与神工鬼能，较奇逞并于秋毫间。”

元末明初陶宗仪编著的《书史会要》评价说：“徽宗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意度天成，非可以形迹求也。”意思就是说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是“意度天成”，而不是后天能够模仿来的。他的瘦金体铁画银钩，劲瘦淡雅，风韵别致，确实堪称一绝。

世人针对徽宗的瘦金体，素有“风流天子出崇观，铁画银钩字字端”的评价。这里，“崇”指的是崇宁通宝，“观”指的是大观通宝，它们都是钱币界有口皆碑的艺术精品，也是御书钱的主要代表作品。

下面我们就通过他书写的御书钱崇宁通宝、大观通宝，来具体欣赏其书法艺术之美。

“崇宁”是徽宗的第二个年号，从公元1102年至1106年，共有5年。这里“崇”表示推崇，“宁”表示“熙宁”，是他父亲神宗的年号。因此，“崇宁”的意思就是推崇“熙宁”时期的政策，表示他要效法继承父亲宋神宗在熙宁年间重用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改革。所以，徽宗就任命了声称要“绍述神宗圣政”的蔡京为宰相，以恢复王安石新法为名，多次变更钱法，实质都是变相地掠夺民众。崇宁通宝钱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徽宗亲自书写钱文铸造的，有小平和当十两种。

“大观”是徽宗的第三个年号，从公元1107年至1110年，共有4年。相传是因为有人夜观星象，忽然发现彗星闪过，叹为观止。古人一般都称彗星为“扫帚星”，认为彗星的出现为不祥之兆，都不愿意声张。但是，具有轻浮艺术家气质的徽宗，却与众不同，他认为彗星的出现是吉祥之兆，因此改元“大观”，并亲自书写钱文，铸造了大观通宝钱。大观通宝钱有小平、折二、折三、当五、当十，大小五种面值。

图20–1 崇宁通宝、崇宁重宝

图20–2 大观通宝

世人普遍认为，书法艺术的表现，有三个方面是最难掌握的：一是篆刻，二是书匾，三是钱文。其中，篆刻、书匾相对还比较容易，最难的是在圆形方孔的钱上写字。钱文上的书法，因为对书写者有相当高的要求，所以，一般的书法家都不敢去冒险。但是，秉性轻佻的赵佶，却反其道而行之，以书写御书钱的方式，在钱币的方寸之间，向世人展现了他独步天下的书法功底。

客观地讲，瘦金体只适宜书写小字，并且是字数比较少的作品。仅有四个字的钱文，无疑成了展示它的最好舞台。因此，钱币比纸帛和碑石更有优势，成为瘦金体书法的最佳载体。

徽宗当初很可能就是发现了瘦金体的这一特点，所以接连书写了廋金体的崇宁通宝和大观通宝。其中，“崇宁通宝”四字，钱文饱满，寄廓接缘；“大观通宝”四字，笔画上有简有繁，本来在圆形的钱币上并不容易处理得当，但是徽宗却独具匠心，在钱币的方寸之间把他的书法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将钱文在钱币的穿孔四周布局得恰到好处。

譬如：钱币的外郭用狭缘而不用阔缘，钱文瘦直挺拔，与细郭的线条配合得非常得体。古人评论瘦金体云：“横画收笔带钩，竖画收笔带点，撇似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而内敛，连笔似飞而干脆。”笔锋劲健有力，洒脱自如。再加上钱币郭深肉细的精湛做工，更显得豪纵俊逸，气度非凡。

另外，钱币表面金属因氧化而呈现出一种特有的质感，更使钱文表现出立体的效果，而强化了瘦金体本身的峻利精致，令人赏心悦目。这些都充分展示了徽宗与众不同的艺术天赋、审美情趣以及高深的书法艺术造诣。

除了书法艺术之外，徽宗还精于绘画。

他于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画，无所不精，尤其以他的花鸟画最为精妙绝伦。他的花鸟画特别强调细节，以精工逼真著称。如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芙蓉锦鸡图》、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柳鸦芦雁图》、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瑞鹤图》，以及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竹禽图》等画作，都用笔精练准确，画面形象生动，用他的色彩精笔，再现了自然界真实的花鸟生态场景，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给人以优美高贵和愉快的感觉。

邓椿在《画继》中评论说：“独于翎毛尤为注意，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

夏文彦在《图绘宝鉴》中则说：“具天纵之妙，有晋唐风韵。”

清代乾嘉时期的胡敬在《崇雅堂诗钞》（卷六）中，更是表达了对徽宗长于艺术创作，而弱于治国理政的深切叹惋：“松风一出韵生哀，拂拂胡沙绕指来。如此宫商听不悟，可怜孤负好桐材。”

三、宋徽宗的悲剧人生

徽宗作为宋朝的第八位皇帝与第二位皇帝即太宗，有颇多相似之处：

首先，他们两人都是以弟弟的身份继承了皇位。

其次，他们都有高超的书法造诣及艺术修养，并热衷于题写御书钱，一位是首开书写御书钱之先河，另一位则是铸造了艺术水准最高的御书钱。

最后，是在治国理政方面，两人都属于平庸之辈。

太宗两次伐辽均大败而归，不但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还将周世宗、宋太祖积蓄的精锐丧失殆尽。从此，终宋之世，谈辽色变，再不敢言兵。徽宗政治上更是无能，当上皇帝之后，他便将国事全部交付蔡京、童贯、朱勔这三大“君侧之奸”，而沉醉于他所钟爱的书画艺术的创作之中。正如徽宗自己所言，“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邓椿《画继》）。

因为整日沉湎于艺术创作而荒废了国政，最后酿成了“靖康之变”而亡国，自己也被金国掳去了北方，成为亡国之君而客死他乡，宋徽宗可能是古往今来皇帝中结局最为悲惨的一位，令人唏嘘不已。

另外，在太宗和徽宗的身上，似乎还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宿命或是报应。

1127年发生靖康之变，金人灭亡了北宋，并裹挟徽宗、钦宗二帝以及三千多宗室嫔妃、公主北归金国。世人认为这就是对宋太宗毒死南唐后主李煜，并抢占小周后无耻行径的报应。

元代诗人冯海粟曾在《熙陵幸小周后图》上题诗一首：“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冲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就反映了后人认为靖康亡国乃是一种历史报应的看法。

正因为徽宗是个亡国之君，所以，民间就流传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似乎想从一些偶然事件中解释出他亡国的必然性。其中，以《齐东野语》记载他出生的一段最为有名，也流传最广。

说是徽宗出生的前一天，正是端午节的前一天，即农历的元丰五年五月四日，神宗游幸至秘书省，看见了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当天夜晚，神宗就梦见李煜前来谒见，说要认神宗做父亲。神宗本来就认为此梦不祥，恰好第二天正午，陈妃就生下了赵佶，这天正是五月五日乙酉端午节（1082年6月3日）。按照民间的说法，新生的皇子便成了皇室的克星。神宗因此很讨厌这位皇子，给他取名“佶”，就是取“吉人自有天相”的寓意，希望能够克制不祥。后来，神宗就把这位皇子遣送至封邑，再也没有见过他。

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1100年2月23日），哲宗死去的当天，徽宗就被朝廷接回京城即位，后来他听从道士的话，为了规避不祥和掩人耳目，就将自己五月五日的生日改为了十月十日，并象征性地把这天定为“天宁节”，希望以此能够给他带来好运。但是，不管怎么改出生日，徽宗身上确实都有太多的“千古词帝”即南唐后主李煜的影子。哲宗病重期间，朝廷讨论立赵佶继位的时候，宰相章惇就曾经说过，“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后来的结局果然如章惇所言，真是一语成谶！

靖康之难后，徽宗被金国掳走囚禁了9年，1135年四月甲子日，徽宗终于因为不堪精神折磨，而死于位于现在黑龙江省依兰县的五国城，享年54岁。金熙宗将他葬于河南广宁（今河南省洛阳市附近）。绍兴议和之后，遗骸才被运回临安（今杭州市），葬于永佑陵，立庙号为徽宗。

四、徽宗御书钱的意义

我国古代货币史，无论是从钱文的书法上来衡量，还是从铸造的工艺上去考察，前后总共有三个堪称高峰的时期：

第一个是王莽时期，铸造了“六泉十布”和金错刀、契刀五百；

第二个是宋徽宗时期，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崇宁通宝和大观通宝之外，还有圣宋元宝（通宝）、政和通宝（重宝）、重和通宝、宣和元宝（通宝）等钱币；

第三个是金章宗时期，铸造了泰和通宝（重宝）。

其中，尤其是北宋徽宗的御书钱，无论是书法艺术的精美，还是铸造技术的精湛，都达到了最高点，为历朝之冠。而徽宗的御书钱中，又以崇宁通宝和大观通宝最为著名，被钱币界公认为是我国古代艺术水准最高的钱币，因此而成为历代钱币收藏家至爱的珍品。

宋徽宗铸造的钱币确实很美，他的花鸟画也精妙无比。这是因为他具有艺术天分且多才多艺，书法、绘画、诗词样样俱精，无疑是一位极富才情的艺术家。但是，艺术家赵佶，阴差阳错地变成了大宋国第八任皇帝徽宗之后，艺术家的所有才情瞬间都变成了政治家的大忌，表现出的是一位政治上昏庸无能、行事轻佻、治国无术的昏君。这既是赵佶个人的悲剧，也是大宋王朝的悲剧，更是整个民族和历史的悲剧！

元朝的宰相脱脱在《宋史》中说，宋徽宗失国的原因，既不是像晋惠帝的愚蠢、孙皓的残暴，也没有发生曹丕、司马昭式的篡位，完全是因为他“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而给蔡京等君侧之奸以可乘之机，结果导致“国破身辱”，百姓涂炭。他认为历史上“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没有不因此而亡国的，只是宋徽宗的结局太过悲惨，因此希望后世的君王能够引以为戒。但是，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呢？这可能就是我们在欣赏崇宁通宝、大观通宝钱币艺术之美的同时，总有一种酸楚、悲戚之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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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熙元宝：

记录了南宋孝宗诸多无奈的钱币

1985年7月江苏高邮的御码头在疏通古运河时出土了10万余枚两宋铁钱，发现其中有一种纯熙元宝小平铁钱，正面为“纯熙元宝”旋读四字楷书，字迹清晰，形制规范，背面穿上为“同”字，系纪监名，直径24毫米，重5.2克。

图21–1 纯熙元宝（背同）

图21–2 淳熙元宝（背十）

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纯熙元宝钱，一经报道立即就引起了钱币界的广泛关注。大家很快发现这是一枚出谱钱，因为南宋只有“淳熙”年号，而无“纯熙”年号，那么这枚“纯熙元宝”小平铁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孝宗的身世

通过查阅《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三“年号”条，我们发现南宋孝宗在乾道九年（1173）更改年号时，最初选定的正是“纯熙”。但是，仅仅六天之后就将“纯熙”改成了“淳熙”。因此，在历史年表里仅有“淳熙”年号，而无“纯熙”年号。

这次“纯熙元宝”小平铁钱的出土，不但印证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的有关记载，同时还揭示出了南宋初年，孝宗将年号“纯熙”改为“淳熙”，实际反映了他在对金关系上是战是和政策选择上的诸多无奈。

孝宗是宋室南渡后的第二位皇帝，原名伯琮，为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是赵德芳的后人。宋太祖赵匡胤去世后，传位给他的弟弟赵光义，称为太宗，此后的皇位就一直是在太宗赵光义这一系传承。但是，南渡之后的高宗，为什么要选择太祖赵匡胤的后人来继承皇位呢？

这既有客观上的无奈，也有主观上想将皇位再还给太祖一系的考虑。

高宗客观上的无奈，是因为他在独子夭亡之后，又因为金人在扬州的一次追杀过程中受到惊吓，正值壮年的他就丧失了生育能力，后来虽然经过多方的努力却再也没有生育。而血缘最近的英宗这一系的后人，在靖康之变后基本上都被金人一网打尽，全部被押往北方。因此，他只能从皇族里寻找血缘相对比较近的其他人来继承皇位。

高宗主观上想将皇位还给太祖一系的想法，却与宋初三大疑案之一的“金匮之盟”有关。

太祖赵匡胤是通过充满疑云的“陈桥兵变”，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取政权建立了宋朝。后来他的弟弟赵光义又是在“烛影斧声”的质疑声中继承了他的皇位。因为，当时赵匡胤已有两个成年的儿子德昭和德芳，他不将皇位传给儿子却传给了弟弟，这不符合儒家“传子不传弟”的继位原则。为了向世人做出解释，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而知名的宰相赵普，出示了一份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的遗嘱，说杜太后鉴于五代以来因为皇帝年幼而导致的政局不稳，就与赵匡胤商量，要他死后传位给他的弟弟赵光义，赵光义再传给三弟赵光美，赵光美之后再传给赵匡胤的儿子德昭。太祖听后哭着答应：“敢不如教！”赵普当场记下太后遗嘱，藏于金匮，这就是所谓的“金匮之盟”。但是，太宗后来并没有遵守太后的遗嘱，而是将皇位直接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就是宋真宗。

民间还流传有另外一种说法。

说是出使金国的使臣回来之后对高宗说，金国的第二位皇帝太宗完颜晟，长得酷似宋太祖，认为就是太祖转世。金国之所以要发兵攻打宋朝，就是宋太祖要回来夺皇位。高宗听后心情很复杂，他说太祖大公无私，当初自己有儿子却将皇位传给了弟弟，如今太祖的后人衰微，因此，他准备将皇位传给太祖的后人，随即派人去寻找。最后，在太祖的后人中只找到一胖一瘦两个小孩。有一天两个孩子在宫中，突然跑来一只猫，瘦孩子没动，胖孩子却伸脚去踢猫。高宗通过这件事，认为胖孩子轻浮，将来不能担当大事。于是，就将瘦小孩收为养子，留在宫中进行培养，他就是后来的孝宗。

绍兴三十年（1160），金国的海陵王完颜亮发兵南侵，扬州失守，临安告急。在这危急的时刻，多亏虞允文在采石矶大败金军，阻止了金军渡江。恰巧这时金国又发生内乱，海陵王被杀，金军北撤，南宋又躲过一劫。危机刚一过去，对纷乱国事深感厌倦的高宗，就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决意禅位于已改名为赵昚的养子，就是孝宗，自称太上皇，移居到原来秦桧的豪宅享清福去了。从此，宋朝的皇位又回到了太祖一系。

二、孝宗失败的北伐

孝宗在位27年（1163—1189），共使用了隆兴、乾道、淳熙三个年号。因为孝宗即位时就已经36岁，年届不惑，所以他感觉时不我待，非常希望能够早日有所作为。

当时高宗刚退位，孝宗表面上不便对高宗妥协求和的政策明确表示反对，但是，他并不认可高宗对金妥协的做法。因此，在处理具体的政务时，孝宗便表现出与高宗完全不同的政策。首先是给岳飞平反，谥号“武穆”，追封鄂国公，并在临安建岳王庙。其次是剥夺了秦桧的官爵，罢免了一批主和派的官员，起用了部分被高宗贬黜的大臣，还积极联络北方的抗金义军，计划组织北伐，收复中原。最后是召主战派老将张浚入朝，任命他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负责抗金前线的军事指挥，准备择机出兵北伐。

为了避开主和派的干扰，孝宗绕过三省、枢密院，直接命令张浚出兵。

北伐初战告捷，收复了灵璧和宿州。但是北伐军后来遭遇金军的阻击，损失惨重。这次北伐历时仅二十多天，就以宋军的溃败告终。这是孝宗在位期间组织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北伐，虽然失败了，却是南宋历史上第一次主动的出击，与以前疲于应付金人的进攻决然不同，反映了孝宗武力抗击金军、收复失地的决心。

孝宗这种志在收复失地、主动进攻的政策，与高宗满足于偏安江南的妥协心态是矛盾的。本来高宗就对孝宗刚一即位，便给岳飞平反、驱逐秦桧党人的做法不满意，现在看到北伐失败，生怕因此再招致金军的南侵，于是就对孝宗说：“你想北伐，还是等我百岁之后，再谈论这事吧！”这无异于是向孝宗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要他断了恢复中原的念头。高宗后来看到金国有和谈的想法，害怕再次错失通过和谈维持偏安的机会，因此敦促孝宗答应金人的要求，尽快达成和议。

北伐的惨败，也使孝宗的勃勃雄心受到不小的打击，他逐渐从高涨的热情中冷静下来，意识到中兴计划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太上皇的逼迫和主和派的压力之下，他认为作为权宜之策，议和也并不是完全不可取，遂于隆兴二年（1164）十二月和金国签订了屈辱的“隆兴和议”。次年改元，选取体现皇权至上理念的“乾道”为新的年号，表示要重振皇权。乾道年间，由于没有战事的干扰，孝宗专心理政。史书记载他“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并重视农业生产，很快出现了五谷丰登、太平安乐的局面。孝宗不甘偏安，力图恢复中原，同时改革内政，希望重振国势，高宗时期弥漫朝野的妥协求和之风一度有所扭转。

三、孝宗的整军备战

孝宗虽然迫于时势，与金人进行了媾和。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恢复中原的强烈渴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鉴于派张浚仓促北伐而导致的失败，孝宗对用兵之事变得谨慎了许多。他开始集中精力，认真备战，以待时机。从乾道二年底到乾道六年的五年时间里（1166—1170），孝宗曾经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除亲自检阅军队之外，还规定各地驻军每年春、秋两季都要集中演习。这是南宋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举动，对鼓舞士气、振奋民心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提高士气，他甚至亲自学习骑射。经过一番整顿和训练，南宋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都有很大的改观。

在整军备战的同时，孝宗又先后派遣范成大等使臣出使金国，要求修改“隆兴和约”中部分侮辱性的条款：一是要求金朝归还河南的宋朝帝王陵寝之地；二是改变宋朝皇帝接受金国使臣递交的国书时，需要亲自下殿去取的礼仪。但是，这两条要求都遭到了金世宗的拒绝。外交努力失败之后，孝宗又计划进行武力北伐，这次他将领导北伐的重任交给了坚持抗金的虞允文。

虞允文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完颜亮南侵时，在位于今天安徽省马鞍山市的采石矶大败金兵的宋军将领。这次“采石矶大战”实际上是一次可以与“淝水之战”相媲美的以少胜多的著名大捷。当时金军主力越过淮河，推进到了长江沿线，宋军溃败，金军如入无人之境。虞允文被派去前线犒师，正好碰上金军计划从采石矶渡江。当时负责指挥的宋军主帅还未赶到，虞允文见形势危急，就亲自指挥。他向军心已经涣散的士兵们说：“如果金军成功渡江，你们又能往哪里逃呢？现在我军控制着大江，凭借长江天险，怎么不能死里求生呢？何况朝廷养兵三十年，为什么诸位不能与敌人血战以报效国家呢？”他的这番演讲稳定了军心。虞允文接着又将分散在沿江各处的军队，迅速地集结起来，以1.8万兵力与15万金军决战于采石矶，结果大败金军，阻截了金军渡江的企图，保住了江南地区。

虞允文一战成名，他杰出的军事才能深受孝宗的赏识，他力主以武力恢复中原的志向，更是与孝宗的心意不谋而合。

乾道三年（1167），孝宗任命虞允文为知枢密院事，并出任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在四川练兵讲武，发展经济，卓有成效，巩固了南宋的西北防线，为再次北伐时出兵川陕打下了基础。乾道五年（1169）八月，孝宗又召虞允文入朝，升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伺机再次北伐。

虞允文虽然是北伐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他心中仍然顾虑重重，担心再次北伐之后，在太上皇高宗的逼迫以及主和派的压力之下，孝宗很可能顶不住，又像“隆兴和议”前那样改变主意，使北伐半途而废。因此，虞允文于乾道八年九月辞去相位，再次出任四川宣抚使。临行前，孝宗要求他到四川后立刻出兵，与江淮军队会师于河南，虞允文忧心忡忡地说：“我担心陛下届时未必能够配合。”孝宗当即表示：“如果你出兵而朕犹豫，就是朕有负于你；如果朕已举兵而你不动，就是你有负于朕！”然而，孝宗这番慷慨激昂的话并没有打消虞允文的顾虑。

四、改换年号的无奈

虞允文的顾虑实际上并不是多余的，孝宗在将“纯熙”年号改为“淳熙”的过程中，他那种无奈的心境就充分地表露了出来。

乾道九年（1173），孝宗认为“乾道”年号已经使用了九年，应该更换新的年号。于是，他就从《诗经·周颂·酌》：“于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而用大介”中，选取了“纯熙”两字为新的年号。

《酌》是周成王时《大武》乐歌之一，上引四句话的意思是说：“王师的队伍威武英俊，我将率领他们去扫荡黑暗的势力。天下大放光明即天亮的时候，新的伟大天命就要降临。”这段话歌颂了周武王克商的丰功伟绩，孝宗从中选取“纯熙”做年号，既有字面上“大放光明”的意思，更有他效法周武王率领王师北伐金国收复失地的寓意。

这虽然反映了孝宗内心真实的愿望，但是，却与主张对金讲和的太上皇高宗的心愿不相符合。为了不引起高宗的猜忌，无奈的孝宗只得吸取上次仓促北伐失败导致高宗生气的教训，仅仅六天之后就将“纯熙”年号中的“纯”字换成了“淳”，这样“纯熙”就变成了“淳熙”。虽然它们的发音完全一样，但是寓意却已经完全不同了。“淳熙”被解释成是要取法宋太宗雍熙、淳化的意思，这会讨得太上皇高宗的欢心，令其放心。

实际上，将“纯熙”改成“淳熙”，也显得颇为不伦不类。因为一则“雍熙”是在“淳化”之前，取号“淳熙”颠倒了时间顺序；二则不论雍熙之政还是淳化之政，都谈不上可取，雍熙年间有太宗伐辽惨败，淳化年间有王小波、李顺的变乱，内忧外患，颇不太平。从这两点我们都可以看出这次更改年号的匆忙与尴尬。所谓“取法祖宗”只是托词而已，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纯熙”年号与当时“主和”的政治氛围不相符合，不得不改。因此，仅仅使用了六天，孝宗就将“纯熙”这个砥砺人心、鼓舞斗志的年号废弃，代之以“淳熙”这样一个毫无可取之处的年号，个中缘由实在耐人寻味。尽管如此，“淳熙”这一年号一直使用了十六年，却是孝宗朝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

关于这段历史，在南宋李心传所写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从另一个侧面也做了记载。

当时李心传的父亲李舜臣，正好在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幕府做幕僚。孝宗改元“纯熙”的诏书下达到四川宣抚使时，李舜臣看后曾经对虞允文说，“纯熙”所反映的是周武王伐商的事，这明显违背了高宗“主和”的心愿，不适合用作年号，并且建议虞允文密奏朝廷说明情况，建议改换一个新的年号。给孝宗的密奏还没有寄出，“纯熙”年号改成“淳熙”的诏书便到了。

淳熙元年（1174）二月，虞允文因操劳过度，得病去世，这对孝宗的中兴大计和信心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从此，南宋再也找不出像虞允文那样坚决主战又有才能的大臣了，朝中的大臣日趋消极保守。面对朝廷上下安于现状的主流意识，孝宗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他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无从施展，昔日的锐气也渐渐地被消磨下去。他为政求稳，并渐趋保守，对与金国的礼节问题也不再强求力争，更不愿提北伐的事了，而将全部的精力都转移到了内政建设上，出现了史称“乾淳之治”的小康局面。

到了淳熙后期，南宋朝廷又开始陶醉在“中外无事”而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之中。但是，壮志难酬的孝宗，怀着对朝政的失望与疲惫，越发开始厌倦枯燥烦琐的政务，打算让位于太子，碍于太上皇高宗还健在，一时无法施行。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高宗病逝，孝宗以服丧为由，让太子赵惇参预政事，两年后正式禅位于太子，是为光宗。孝宗做了5年太上皇之后就病逝了。

纵观孝宗一朝，他虽然被公认为南宋最勤政、恭俭，且有作为的皇帝，“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但是，命运对他却多有不公。正如后人所说，高宗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却无恢复之臣。

孝宗虽然在位27年，其中有24年是处于太上皇高宗的牵制之下，政事不能完全做主。对外又碰上了有小尧舜之称的金世宗，无机可乘。因此，孝宗虽然对外力图收复失地，最后却徒劳无功；在内虽然重新树立起了皇权的威严，但是吏治腐败、民乱迭起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好转。他对父孝敬，对子慈爱，堪称典范，但是他的儿子光宗却不尽孝道，甚至在他病重时都不去看他一眼。孝宗最后是在忧郁中离世的，他无奈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相比两宋其他的皇帝，孝宗更让人同情。

五、淳熙元宝的字体及纪年

孝宗在改元“淳熙”之后，又铸造了淳熙元宝和淳熙通宝两种钱币。其中，淳熙元宝有小平、折二两种，都是篆书、楷书成对的对钱。另外，还铸有一种折二铁钱，背面铸有“利”“邛”“松”“同”等文字，这都是铸钱监的名称。淳熙通宝铁钱的背面也有纪监、纪年、纪值等多种。各地的铸钱监在所铸钱币的背面，加铸上钱监名称的做法，就是从“乾道元宝”开始的。这应该与乾道年间孝宗整顿吏治，加强管理有关。因为在钱币的背面加铸钱监的名称，是当时检验各钱监铸钱质量、核对数量的重要手段。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从淳熙七年（1180）开始，各地的钱监基本上就不再铸造对钱了，但是开始在钱币的背面加铸年份。这是因为南宋缺铜，因此铜价较高，铸钱亏损，各铸钱监为了完成每年的铸钱任务，就直接从市场上购买旧钱上缴。朝廷发现这一弊端之后，就要求各钱监必须在钱币的背面，铸上当年的年份以便识别，这样作弊的现象才被杜绝。因此，淳熙七年铸造的钱币就成为世界上最早纪年的钱币，这要比欧洲早三百多年。但是，这一做法在宋以后并没有继续下去。

另外，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宋体字，最初就诞生于淳熙年间的小平钱上，这也是我们每次看到淳熙元宝、淳熙通宝感觉特别眼熟的原因。

“纯熙”年号仅仅使用了六天，这可能是历史上使用时间最短的年号，但是仍然铸造了纯熙元宝钱币。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纯熙元宝不但印证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的有关记载，同时也反映了南宋时期同安监的组织之严密以及铸钱之高效。这既发挥了钱币证史、补史的作用，也使我们通过钱币获得了一次触摸历史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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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铁钱：钱文最为繁杂的货币

年号钱中，除了年号一般都用“元宝”或“通宝”，偶尔也用“重宝”，三种宝文都用的情况很少。但是南宋宁宗的嘉定铁钱是个例外。它不但铸造了元宝、通宝、重宝三种年号钱，另外还新创立了17种宝文钱，可谓是空前绝后。嘉定铁钱不但是中国货币史上同一年号钱文最多的一种，同时也是钱文最复杂的一种。

一向按制度、惯例办事，很少有创新的南宋宁宗，为什么会如此不可思议地新创设出这么多的钱文？有什么寓意呢？这始终是困惑货币史界、钱币学界的一个不解之谜。

下面就在简单梳理铁钱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分析南宋宁宗在嘉定年间大肆铸造铁钱的原因。

一、铁钱的出现

在讲嘉定铁钱之前，先来简要回顾一下铁钱的出现以及使用的一些情况。

铁钱，是中国钱币史上一种特殊的金属铸币。自先秦至民国初期的两千多年间，中国铸行铁钱的时间断断续续大约有五六百年。中国虽然不是最早以铁为货币材质的国家，但是，中国却是世界上使用铁钱时间最长的国家，而且中国铸行过种类异常繁杂的铁钱，形成了重要的铁钱文化体系，这在世界货币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虽然文献中记载最早铸行铁钱的，是东汉初年占据四川的公孙述。但是，最早使用铁钱的并不始于公孙述，因为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了战国时的铁质布币和圜钱。另外，在长沙、衡阳、宜昌也已经出土有西汉初年的铁半两钱，王莽末年在四川地区也曾经铸造过铁货泉。这说明四川地区早就开始使用铁钱了，公孙述铸造铁钱并不是独创新制，只是因利乘便而已。

官铸铁钱除了见于东汉初年割据蜀地的公孙述之外，还见于南朝的萧梁政权。此后，铁钱虽然还经常有铸造，但是，大部分都是地方的割据势力在铸造，时间也都不长。可是宋朝却是一个例外，《宋史·食货志》明确记载“钱有铜铁二等”。这就是说，铁钱与铜钱一样，都是宋朝政府正式铸造发行的法定货币，这在历史上只有赵宋王朝一家，前不见于唐五代，后不备于元明清。那宋朝为什么要正式使用铁钱呢？

二、宋代使用铁钱的原因

铁钱的使用之所以与两宋相始终，这既有历史遗留下来的原因，也有现实的需要，甚至也可以说，这本身就是朝廷特意设计的结果。概括地说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受五代以来一些割据政权遗留下来的币制的影响。五代十国时期，由于缺乏铸钱的铜料，割据一方的政权经常采取权宜之计，用铁、铅、锡等贱金属来铸造钱币，筹集军费。譬如，后蜀就“以铁为钱”，与铜钱一起使用。另外，南唐、楚、闽等国也都先后铸行过铁钱，“与铜钱并行”。宋太祖平定蜀地之后，将当地的铜钱收集起来运往京师开封，并禁止外地的铜钱入境，使得蜀地只好继续铸造铁钱，并因此而成为专门使用铁钱的地区。后来，平定江南和广东地区之后，也采用在四川的办法，继续准许铁钱流通使用。《文献通考》就记载说，四川、陕西、福建等地使用铁钱，都是延续五代以来的办法。直到太宗、真宗的时候，江南大量开采铜矿，广铸铜钱之后，才将五代时期流通于江南的铁钱替换，改用铜钱。但是川陕地区的铁钱，始终没有被完全废除，到北宋中后期以及南宋的时候，又逐渐形成许多新的铁钱流通区。

二是为了缓解军费开支方面的压力。北宋的时候，除了四川是因为历史的沿袭，而流通使用铁钱之外，从仁宗开始，在西北地区又形成了陕西、山西两地的铜钱和铁钱并用的区域。这是由于两宋长期以来与西夏、辽以及金国在西北地区对峙而大量驻军的结果。因为驻有大量的军队，导致军费的开支非常庞大。当地的财政仅能负担一半的费用，其余的都要依靠朝廷来供应。而西北地区铜矿资源匮乏，但是铁矿资源却较为丰富。为了减轻从外地搬运铜钱的困难，于是就地取材铸造铁钱，与铜钱搭配使用。这样，陕西和山西两地就形成了铜钱和铁钱混合流通的现象。

三是为了防止铜钱流入西夏、辽以及金国境内。两宋时期，大量的铜钱随着贸易而流入西夏、辽、金国境内。当时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出使辽国的时候，就发现辽国境内没有铸造钱币，公私之间的交易，使用的都是宋朝的钱币。另外，辽、金还将通过贸易换来的铜钱销毁后改铸成铜器使用。铜钱的大量外流更加重了宋朝的钱荒。针对这种情况，宋朝除了严刑峻法禁止铜钱的外流之外，还在边境地区采取使用铁钱的办法，以阻断铜钱外流的渠道。正如当时的大臣叶适所说，最初使用铁钱并不是为了新增加一种钱币，而是专门为了杜绝铜钱的外流。[1]于是，铁钱成为两宋与敌国开展货币斗争的一种手段，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货币战争。

四是缓解钱荒的手段。所谓“钱荒”，是指流通中铜钱不能满足市场流通需要的矛盾，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通货紧缩。历史上，随着人口的增加，商品货币经济日益发达，社会上对铜钱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限于铜矿资源的稀少，政府铸造的铜钱不能满足流通需求的矛盾，从唐朝中期开始就成为困扰朝廷的一大难题。到了宋代，这种钱荒的矛盾更为突出。因此，从北宋末年开始，因为铜钱的不足，江南、两浙、福建、广南等地，先后都开始铸造使用铁钱。当时就有人曾经精辟地指出，宋代之所以发明使用纸币，又铸造铁钱，原因就是铜钱少。[2]

三、两宋铁钱的流通区域

北宋初年，沿袭五代时期的币制，一开始是江南、四川、福建、陕西等四个地区继续使用铁钱。太平兴国二年（977）以后，宋朝政府在长江以北地区，收集民间的铁钱改铸成农具，提供给被安置的流民开垦荒地。通过这种方式逐渐收尽了江南地区的铁钱，但是四川和陕西两地仍然继续使用铁钱。

从庆历到熙宁初年，又增加河东路就是山西地区为铁钱区。熙宁末至元丰年间，成都府、梓州、夔州、利州路专行铁钱，陕西、河东两路仍然是铜钱和铁钱混用，福建又变为行用铜钱的地区。哲宗、徽宗时期，因为实行通货膨胀政策，铁钱流通的区域开始急剧扩大，计有梓州、利州、成都府、夔州、永兴军、秦凤、广南（西、东二路）、河东、江南（东、西二路）、两浙、福建等十三个路先后行用铁钱。其中，四川和陕西在元符年间，以及政和至靖康年间为专行铁钱的地区。靖康元年之后，陕西兼行铜铁钱，专行铁钱的地区就只剩下了四川一地。

南渡之后，陕西很快被刘豫建立的伪齐占据。因为刘豫不用铁钱，因此，河东、陕西的铁钱，都被刘豫收集起来卖给金人去制作盔甲了。绍兴九年（1139）南宋收复陕西后，又在陕西恢复使用铁钱。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议和，陕西被划归金国，铁钱又被废弃。因此，南宋初年行用铁钱的地区，仅有四川一地。后来为了收兑纸币“钱引”，又在其他地区恢复铸造铁钱。新增加的行用铁钱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地区，并逐步扩大至淮南东西路、京西南路以及湖北路的北部地区。南宋朝廷为了给两淮地区供应铁钱，从乾道六年（1170）开始，专门在江西设置广宁、丰余、裕国、富民等钱监，铸造铁钱。湖北路江北地区成为行用铁钱的地区之后，就与四川、京西、两淮地区连成一片，形成了统一的江北铁钱区。这样南宋就实现了以长江为界，南北两岸分别流通铜钱和铁钱的规划布局。

四、嘉定年间大规模铸造铁钱的原因

嘉定年间大规模铸造铁钱要从开禧年间（1205—1207）的北伐谈起。

宁宗是南宋第四代皇帝，是孝宗的孙子。淳熙十六年（1189）孝宗禅位于太子，光宗即位。孝宗又做了五年太上皇后病逝。孝宗病逝的时候，光宗因为神经系统有病，史书上说是患有“心疾”，不能主持孝宗的葬礼，这在当时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因此，在外戚韩侂胄、宗室赵汝愚等大臣的操纵下，光宗又将皇位禅让给了太子，这就是宁宗。

韩侂胄因为拥戴有功，后来被任命为宰相。他内政上没有什么作为，又想树立权威，于是就想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来达到立威的目的。而新继位的宁宗因为不满金朝的蛮横要求，特别是要他站起来走到台前去接收金国使臣带来的国书，因此也支持韩侂胄对金朝采取强硬的措施。于是，就于开禧二年（1206）五月下诏北伐金朝，史称“开禧北伐”。

这是南宋主动向金国发动的第二次进攻，第一次是孝宗于隆兴元年发动的。这两次北伐的过程和结果都惊人地相似。开战初期，宋军都很快收复了一些地方。但是，等金军调整过来之后，宋军就陷入了被动。这次比上次更惨的是，金军在东、中、西三个战场上，对宋军发起了进攻，宋军由主动进攻转为了被动防守。

当时因为蒙古已经在北方兴起，受到蒙古牵制的金国早已没有消灭南宋的实力。于是，战场上的军事斗争就转移到了谈判桌上的政治较量，宋金双方开始议和。

议和的时候，主动挑起事端又战败的南宋自然处于下风。作为胜利者的金国，自然提出了苛刻的条件。除了割地赔款，增加岁币之外，还要求将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谋韩侂胄绑起来送给金国。这种形势下，朝廷中韩侂胄的对立面就形成了主和派，以礼部侍郎史弥远为代表。他们于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在上朝的途中绑架并杀害了韩侂胄。史弥远按照金国的要求，派人将韩侂胄的首级送给了金国，满足了金国的要求之后，开始了议和。因为开禧三年以后改用“嘉定”年号。因此，这次议和史称“嘉定和议”。

“嘉定和议”的条款为：两国的边界仍然保持不变；今后宋朝以侄子侍奉伯父的礼节侍奉金国；增加岁币为银帛各三十万；宋朝另外缴纳犒师银三百万两给金国，弥补此次战争的损失。宋朝皇帝与金朝皇帝的称谓，由以前的侄子和叔叔的关系改变为侄子和伯父之间的关系，宁宗的身份似乎又低了一点。因为新增加了犒师银即战争赔款三百万两，另外岁币中的银帛又各增加了五万，所以“嘉定和议”比“隆兴和议”更为屈辱。

“嘉定和议”维持了不到十年的平静，从嘉定十年（1217）开始，南宋与金国又爆发了战争，并一直持续到了嘉定十四年（1221）三月，战争波及从长江上游直到下游的所有地区，最终宋金双方都没能获胜，却消耗了国力。后来随着蒙古的崛起，金国和南宋最后都被蒙古所灭。

嘉定铁钱就是因为开禧年间伐金失败之后，南宋朝廷为了弥补财政上的巨额亏空，被迫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在大量发行纸币的同时，也铸造了数量众多的折三、当五等大面值的铁钱。

这种解释虽然回答了南宋嘉定年间大肆铸造铁钱的原因，但是对于嘉定铁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钱文这一疑问，却依然没有做出回答。因此，我们还需要从别的视角再做探讨。

五、对嘉定铁钱钱文的解读

嘉定铁钱是我国历史上最繁杂的一种铸币，这种繁杂主要体现在它的钱文名称上。钱文由年号“嘉定”加宝文组成。其中，宝文除了通常所使用的元宝、通宝、重宝三种之外，还有永宝、安宝等多达17种。[3]这仅仅是已经发现的钱文，实际上到底有多少种钱文，至今也无人能够说得清楚。

嘉定铁钱的面值有小平、折二、折三、当五共四种，每一种面值又有各种不同的钱文名称，其中以折三、当五两种面值的种类最多。钱币背面的文字还有纪年和纪监，这里纪年指的是铸造的年代，纪监指的是铸钱的钱监名称。意思就是说，嘉定铁钱的背面，铸有铸造的时间和地点。钱文的书体除楷书外还有篆书。这样粗算下来，嘉定铁钱最少要有一二百个品种。嘉定铁钱名称之繁复，在我国钱币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说它是空前绝后一点都不过分。那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宝文呢？

图22–1 嘉定元宝

图22–2 嘉定通宝

图22–3 嘉定正宝

在钱币收藏界曾经流行过一种解释，有人将嘉定铁钱的宝文归纳排列为“永安万全、崇正真新、洪珍隆泉、封之大兴”诸句，与“至宝”合起来共有17种。因为嘉定年号总共使用了17年，所以就认为每一种宝文表示的是其中的一个年份。这种解释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嘉定铁钱的宝文除了上面说的17个之外，已发行的还有元宝、通宝、重宝三种，这已经就20个了，而嘉定年号仅有17年，所以说宝文与纪年应该没有内在的联系。另外，也找不出以宝文表示年份的根据。

嘉定铁钱的宝文可能与应瑞有关，这些宝文可能就是为了应瑞，而专门选用的一些含有特殊吉祥寓意的字。著名钱币学家罗伯昭曾经写过一篇《西川嘉定铁钱分析》的文章，认为宁宗爱搞一些应瑞的事。他最初因为曾经被封在明州，就是今天的宁波，后来他就将明州升为庆元府，即位后用的第一个年号就是庆元。嘉州也因为曾经是宁宗的封地，后来也被升为嘉定府，并取嘉定为年号。

嘉定铁钱的宝文虽然比较多，但是用的都是具有吉祥寓意的字，这与后来越南在后黎朝显宗景兴年间（1740—1786）铸造的景兴杂宝钱有点类似。[4]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嘉定铁钱的宝文可能就是为了应瑞而选择的一些具有吉祥寓意的字，应该有特殊的用意，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解读出来而已。这些宝名可衍化为“崇封之地”“真人隆兴”“洪福正新”“万珍全至”“大宝永安”等颂语。有的钱币收藏者也将嘉定铁钱的宝文编成韵语以便记忆，如“国用永安崇，平正新万隆，元泉全大洪，真兴玉珍封”。

铁钱作为一种特殊材质的货币，在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的货币流通历史上，只有两宋时期被正式作为货币使用。这是于特定的时期，在特定的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货币政策。它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军事和政治上的考量。但是，像嘉定铁钱这样违反传统和惯例，创造出如此众多且繁杂无比的钱文的现象，在我国古代铸钱历史上，确实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已经不能从经济、政治、军事上来找原因了，很可能是它的铸造者宁宗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因为没有应对之策，只好借助于搞一些应瑞的事，以求神灵的保佑，才创造了各种带有吉祥寓意字的钱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宁宗朝统治阶层的“三观”，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精神面貌的写照。这实际上已经预示着南宋不可逆转地走向了最后的灭亡。

[1] 《淮西论铁钱五事状》：“始作铁钱，非要添此一项泉币，盖专以绝铜钱渗漏之患尔。”

[2] 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所以为楮券，又欲为铁钱，其原在于钱少。”

[3] 另外17种是：永宝、安宝、万宝、全宝、崇宝、正宝、真宝、新宝、洪宝、珍宝、隆宝、泉宝、封宝、之宝、大宝、兴宝、至宝等。

[4] 景兴年号钱的宝文计有：巨宝、大宝、泉宝、至宝、用宝、重宝、中宝、内宝、正宝、顺宝、永宝、太宝等十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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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子：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几乎地球人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使用纸币的国家。但是，纸币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又是怎样被大家接受而成为交换媒介的呢？对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不一定能说得清楚。

下面就通过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来和大家一起探讨纸币是怎样产生的。

一、纸币原理的最初运用

早在北宋正式使用纸币交子之前，我国就已经有过几次使用纸币的尝试了。譬如西汉武帝时期的“白鹿皮币”（以下简称“皮币”）和唐宪宗时期的“飞钱”，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纸币的性质，甚至有人因此认为它们已经是纸币了。那么“皮币”和“飞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们真的能算作纸币吗？

1.皮币

皮币是2 100多年前汉武帝时代的东西，我们在前面“汉武帝的敛财手段”中已经做过介绍，这里再简单回顾一下。

皮币的式样以及用途在《汉书·食货志》中都有记载，就是用白鹿的皮裁剪成每张一尺的正方形，边缘饰以彩绘，一张作价四十万。规定宗室王侯朝觐皇帝时，所送的见面礼玉璧，必须要用这张白鹿皮币作为衬垫，否则将不会被接受。

汉武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实际上，汉武帝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专制皇权，打击宗室贵族的势力；二是收敛一批钱财，补充因北征匈奴而耗空的国库。因此，他就接受了张汤的建议，以恢复并加强礼制为名，发行白鹿皮币，借机向宗室贵族以及各地的诸侯征敛财富，在充实国库的同时，又以恢复“礼制”的名义加强了他的独裁统治，将“生财”与“复礼”两件事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白鹿皮币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也不能算是实物货币，更没有发挥货币的职能。但是，方尺大小的一块鹿皮，作价四十万，虽然不能转让，但是与大额虚价的纸币，实际上并无太大的差异。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白鹿皮币”是我国古代纸币的先驱，也可以被看作是纸币的滥觞，但是它本身还不能算是纸币。

2.飞钱

飞钱是1 200多年前唐宪宗时代的东西。《宋史》在讲到纸币“会子”时，开篇就说“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元史》在讲到“元钞”时，也说纸币来源于唐代的飞钱。

这样说的原因是在《新唐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1]

这里“道”是唐朝的地方区划，“军”和“使”分别是指地方的军政单位和官员，“进奏院”是指地方机构在京城设立的办事处。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时商人们到京城来做生意，挣了钱以后要再到各地去进货。但是因为京城缺钱，朝廷规定不能运钱出城，于是商人就把现钱交给各地方军政官员在京城的办事机构或在京城的富商，领取一张票券。回到地方以后，再凭领取的票券取回钱币，这就叫飞钱。凭一张纸质的票券就可以领钱，有的人就把这张票券看作是纸币。这样认为对吗？

这要从唐代的“钱荒”说起。

所谓钱荒是指流通中的钱币不够用，用现在的话说就叫通货紧缩。唐朝中后期为什么会出现钱荒呢？原因很多。因为随着唐朝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原来被当作货币使用的绢帛，逐渐开始回归为日用品。再加上后来推行的两税法，又回笼了大量的货币，更增加了社会上对铜钱的需求。这又促使一部分人开始蓄积铜钱，使得大量的铜钱退出流通。铜钱的缺少带来铜价上涨，铸钱不敷成本使得政府减少铸钱的同时，更导致了社会上销钱为器的盛行，结果就是流通中的货币日益减少。这些因素互相叠加的结果，就以“两税法”的施行为起点，从唐朝中期开始，在货币流通中出现了通货日趋紧缩的现象。这种社会生活中货币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最终发展成为贯穿整个唐朝中后期及两宋的钱荒难题。

为了应对钱荒，唐朝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譬如“禁铜”，就是不许民间铸造铜器，结果铜镜等日常生活用具就非常缺乏，自然涨价，反过来又促使人们私下用钱币“化铜作器”。政府甚至严令“盗铸者死”，但是因为违背经济规律而无实效。“禁铜”不行，又开始“禁钱”，就是要求有钱人家不许储藏钱币，必须拿出来购物。规定富家藏钱超过五千贯就是死罪，即便是王公贵族藏钱也要重罚，并且鼓励告发，发现藏钱超过规定的，没收部分的五分之一作为告发者的赏钱。为了弥补流通中钱币的不足，又鼓励兼用绢帛，甚至规定交易数额稍大，就必须“钱帛兼用”，乃至官员的工资俸禄也要发布帛等实物。人们耳熟能详的白居易的《卖炭翁》诗中“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就反映了当时以布帛当钱币的社会现实。

唐朝中后期，朝廷为了缓和京城的钱荒，曾禁止商旅携钱出骆谷关、散关，各地方州县往往也禁钱出境。货币流通因此受到限制，异地交易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特别是作为京城的长安地区，因为集中了大量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官员和家属，卫戍部队军人以及大批皇室贵族。这些人是商品经济的主要支撑者。丝绸之路的交易市场也主要集中在这里。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丝绸、瓷器、药材、手工艺品都要依靠商人贩运到京师。每次交易结束后，商人们还要返回各地去采办货物。可是这样做的结果，会使京城的钱币大量外流，造成长安的钱币紧缺状况更加严重。当时绢帛的货币作用已趋于衰退，在白银还未能发展成为流通手段的情况下，为满足跨地域大宗交易的需求，飞钱这种汇兑业务便应运而生。

飞钱不限于京师，使用飞钱的人也不限于商人。这种合券取钱的办法，实际是由借据转化而来，只是将时间上的转移变为了空间上的转移。飞钱的核心，首先是现金的异地交付。先向京师的机构交付现钱领张票券，商人回到地方后再凭票券领回现金，这是一种“钱—钱”交付的过程，并不像买卖那样是“钱—物”交易的过程，因此没有行使货币的职能。其次是必须“合券”。商人拿“券”到本地相应机构去“合券”，也就是核对证明，才能支取现金。很明显，这种方式仅仅是一种单向的汇兑。这种“券”，既不能用于购物支付，也不能流通，只能是定点兑现，所以它还只是一种汇兑凭证，虽然是纸质的，但并不能被当作纸币。这种汇兑业务，在减轻商人去外地贸易需携带大量钱币不方便的同时，也减少了对铜钱的需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钱荒的矛盾。飞钱的出现以及它后来的发展，客观上为北宋交子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因此，它和皮币一样，虽然不是纸币，也可以被视为纸币的滥觞。

了解了汉代的皮币和唐代的飞钱都不能算是纸币之后，我们再来介绍北宋初年的交子。比较一下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说交子才是最早的纸币？

二、交子

说到交子，要从北宋初年占据四川的后蜀说起。后蜀是“五代十国”中的十国之一，因为蜀地的铜钱供应不足，后蜀就铸造了一部分价格低廉的铁钱，配合铜钱一起使用。等到北宋攻下蜀郡以后，将当地的铜钱搜罗一空，运回开封，并禁止外地铜钱入境，使得蜀郡只好继续铸造铁钱，以应付市场流通的需求。这样一来，四川就逐渐成了一个独特的铁钱流通区。

因为铁的价格比铜低廉，同样的购买力比铜重，即铁钱的价值远远低于铜钱，而重量却超过铜钱。后蜀时代，铜钱与铁钱的比价大致在4∶10；入宋以后，涨到1∶10，有时甚至到达1∶14。唐宋标准的铜钱，每枚应该重1钱，1贯是1 000枚，重6斤半左右。但是同等价值的铁钱就要10贯，重60多斤。时人就说“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带”。当时四川是盐、茶、丝绸的重要产地，货币流通量很大，但是铁钱非常笨重，大钱一千枚重25斤，中钱也有13斤，买一匹罗要中钱两万枚，就需肩挑车载。因此，数额稍大的交易使用铁钱就非常不方便，对于长途贩运的商人来说，更是不可承受之重。所以，来成都从事大宗交易，携带巨款的商人，就需要有人能代为保管现钱。于是一批专为商人保管现钱而收取保管费的铺户便应运而生。他们“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作为取款的凭证，被称为“交子铺户”。交子的面额完全根据存款人所交现钱数额临时填写，“书填贯，不限多少”。因此，最初的交子更像是活期存款凭据或是现金支票，而与纸币的性质还相差很远。那交子又是怎样发展成纸币的呢？

1.私交子

“交子铺户”都是财力雄厚，在商界素有威望的富豪，能够做到随时取兑，这为交子建立了较高的信誉。因此，交易双方为了减少费用，逐渐愿意接受用交子这种存钱凭据代替铁钱来支付，使得交子“无远近行用”。这样，原本仅为存钱凭据的交子，在大额的商业贸易中，逐渐被当作信用货币使用起来。特别是淳化四年（993）王小波、李顺起义后，蜀中铁钱铸造减少，更加剧了货币不足的矛盾，交子开始在民间交易中被用作货币。交子既可以向发行者兑换铁钱，又可以在市场中购买商品，完成了由存钱凭据的角色向信用货币的转换。于是，一种全新的货币形态——纸币就这样诞生了。

作为纸币的交子是为了代替携带不便的铁钱而出现的，笨重的铁钱借助轻便的交子得以长期流通，无价但轻便的交子依赖笨重的铁钱而有了价值，并广为流通。铁钱与交子相互依赖，互为补充，共同谱写了宋代货币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章。

“交子铺户”作为商人，唯利是图是其本性，为了图利而不守信用，滥发交子、挪用存钱的情况时有发生。诉讼至官府之后，益州知府张咏对交子铺户进行了一次整顿，清退了实力不济、信誉不佳的铺户，最后挑选了16户有实力的富商负责主持交子的发行，代价是这些富商每年夏秋两季，必须给官府出一定量的徭役和实物。

官府将此前分散的交子铺户集中起来，希望以联保的方式克服以往的弊端，但是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因为有的富商从中又发现了新的商机。他们发现各个交子铺户所开出的交子数额，与客户交来的铁钱是等额的，都备有十足的准备金。因为商户不会在同一天都来兑现，所以，尽管每天铁钱有进有出，但是店铺里永远堆积着相当数量的铁钱。于是每到夏秋收购蚕丝粮食的季节，资金紧张之时，他们也会再印发一些交子，这些增发的交子虽然没有准备金，但是因为有店里的储备做后盾，最初也能顺利兑付。可是尝到甜头的铺户们胆子越来越大，后来竟然用增发的交子去买房置地而无钱兑付客户，最终闹成群体事件再次惊动官府。官府一气之下不许再印交子，并销毁了印版，私家商户发行交子的阶段至此结束。

2.官交子

四川百姓习用交子多年，突然被禁止之后，民间贸易受到阻碍，市场很快就萧条了下来。民众强烈要求恢复使用交子，最后引起了朝廷的关注。天圣元年（1023）四月，薛田出任益州知府，受命对交子的存废提出意见。薛田经过调研后建议将交子的发行权从以往民间的交子铺收归官府，由政府负责发行。朝廷“诏从所请”，于十一月设“益州交子务”，次年即天圣二年（1024）二月，在薛田主持下，发行了首次官交子。这里我们要特别说明，薛田为我国纸币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恢复了被废弃的交子，使最早的纸币死而复生，还是国家法定纸币的创始人。

私家商户发行的交子简称“私交子”，政府发行的交子简称“官交子”。它们不仅是发行者和管理者的身份不同，而且实际上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纸币。“私交子”必须缴纳铁钱才能获得，也可以随时兑现铁钱。用近代经济学眼光看，它就是一种兑换券，属于可兑换纸币。“官交子”就不同了，与“私交子”相比，它最初虽然也可以兑换，但是后来逐渐就不能兑换了，而成为一种政府强制发行的信用纸币，有如下特点：

首先是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叫交子务。所有交子都要加盖交子务等官府的大印，并留有存根，兑现时要核对以防止伪造；

其次是固定了交子的面额。因为私交子没有固定面额，客户交多少铁钱，票面就写多少。官交子最初将面额固定为1贯到10贯，分十个等级，后来简化为5贯和10贯两个等级，再后来又简化为1贯和500文（相当于半贯）两个等级。面额的逐渐变小，说明交子已日益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

最后是控制交子的发行。这是诸项措施中最重要的一项。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设定界分。所谓界分，实际上就是有效期。官交子按期发行，每期三年有效，称为“界”，到期后必须兑现。如果持有者还希望继续使用，可以以旧换新，但是需要交一些成本费。

二是限制发行额。最初一次发行125万贯，由政府拨付铁钱36万贯作为准备金，发行额是准备金的3~4倍。相对当时蜀地的商品流通量来说，这个发行额不大，反映了政府刚开始的谨慎态度。设定界分的主要目的也是能够比较有把握地控制发行量。

这些措施实际上都是为了保证交子正常流通而采取的强制办法。但是，后来因为对西夏用兵，以及统治者的贪婪，交子仍然没能逃脱通货膨胀直至最终崩溃的命运。

3.交子被废弃

当时宋朝虽然通过签订“澶渊之盟”以每年向辽输送财物的方式，换取了北部边境的相对平静。但是在西北却又面临着西夏的崛起。为了应对西夏，在陕西、甘肃一带大量驻军，后勤供应成为一大难题。依照此前对辽战争的经验，朝廷借用商人的力量向西北运送粮草，用格外从优的价格偿付。可是西北地区贫瘠，当地的钱币也不足。于是，手头拮据的朝廷就动起了纸币的主意。

因为到西北经商的商人大多来自蜀地，朝廷就向益州（成都）交子务“借”交子支付商人的粮草，让商人持交子回成都去兑现。因为益州并没有得到朝廷拨付的钱币，所以发出的交子都是空头纸币。这种纸币在蜀地固然可以流通，可是这实际上是一种超额发行。关键是朝廷尝到一次甜头后，就不断用增发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

交子改为以财政发行为主大概是在熙宁时期，这说明交子已经成为财政的支出手段，开始超额发行，并界流通，于是交子的购买力开始降低。这样交子就由可兑换纸币变为了国家强制流通的不兑换纸币。徽宗时期更是将交子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交子贬值幅度高达90%以上，已形同废纸。大观三年（1109）宣布已经发行的交子全部作废，被新发行的“钱引”取代。至此，流通了近85年的交子，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4.交子的形制

交子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很遗憾，至今还没有发现交子的实物。因为交子在北宋不是正式货币，即便是在四川，标准货币是铁钱，交子只是铁钱的兑换券。所以人们最多把它用于临时流通，而绝不会把它作为财富贮藏。好在《宋朝事实》这本书中，对16户富商发行的交子做了一点描述，说各家交子上面印有人物、房屋、树木之类的图案，以及各家铺户的隐秘记号。这些图案有的用黑色印刷，有的用红色印记。[2]这样设计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好看，也不单纯是为了结算，更重要的是为了防伪。另外，“朱墨间错”说明交子还是我国彩色印刷的滥觞。

20世纪30年代初，古董商中出现了一块铜版，后流入日本，至今下落不明。但是，它的拓图却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并被很多人作为“交子”的图案引用。这块铜版上的图案分三部分，上部画了10枚铜钱，下部是一幅画，画着一座粮仓，有人正在搬运粮袋，中间印有一段文字：“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既然是“除四川外”，那肯定就不是交子！又因为金国没有占领四川，铜钱又是以八十为陌，显然不是金代的；而元朝不用铜钱，行政大区为行省，且全国的纸币是统一的，明显也不是元朝的。因此，这块钞版只能是宋代的。它虽然不是交子，但是大致反映了那个时期纸币的式样。

图23–1 北宋时期的小钞版拓片

交子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产生于北宋初年的四川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这是当地发达的造纸、印刷技术与现实的货币需求之间相互结合的产物，缺一不可；另一方面它也是勤劳智慧的四川人民富有创新精神的体现。如果要评选第五大发明，那一定非交子莫属。但是，如此富有创意的一项新生事物，在专制政体之下，为什么没有顺势成为促进商贸发展的交易工具，最后却沦为统治者贪婪的敛财工具，而成为王朝灭亡的助推器，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1] 《新唐书·食货志》。

[2] 《宋朝事实》：“用同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

第5章

辽夏金元的货币

由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建立的辽、西夏、金、元四个少数民族政权，历史上又称四朝，历时450多年，是我国多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重要时期。虽然它们各自的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程度不尽相同，但是都铸造发行了货币，多有创新并富民族特点。

本章分六个专题，契丹与党项都铸造了铜钱，前者因文献记载不详，始终像笼罩在迷雾中一般；后者没有间断且成体系，因此成为打开被封尘千年的西夏王朝的钥匙。金国铸造了最早的银铸币承安宝货；元朝则实行纯纸币制度，这是一种具有无限法偿能力的不兑换纸币，与之配套的还有计划周详并富有创意的管理措施，对周边国家以及地区的货币流通和文化交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元朝还铸造了特有的供养钱，用于进香礼佛，这与蒙古统治者尊崇藏传佛教有关。最后一个专题论述了元末起义军铸造的钱币，并解释了刘秉忠的预言，说明货币制度与社会的治乱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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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钱：笼罩在迷雾中的钱币

国家发改委价格认证中心和中国价格学会，曾经以中国钱币学会的名义，组织社会上的钱币专家，召开过一次辽金钱币价格鉴定技术操作规范课题研讨会。

下面就根据研讨会的情况，来和大家谈谈笼罩在迷雾中的辽代钱币。

一、一项特殊的任务

2014年6月23~24日，中国钱币博物馆应国家发改委价格认证中心及中国价格学会的邀请，以中国钱币学会的名义，组织部分钱币专家参加了发改委价格认证中心组织的辽金钱币价格鉴定技术操作规范课题研讨会。

当时我负责中国钱币学会秘书处的工作，接受这项任务后，经过认真筛选，从社会上挑选了14位专家，一起出席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召开的研讨会。

这些专家都是既有理论学术功底，又熟悉钱币实物的鉴定专家，在会上他们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协助发改委价格认证中心解决了有关辽金钱币价格鉴定中的难题，圆满完成了任务，获得了国家发改委价格认证中心领导的高度认可，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反响。

最初接到这项任务时，我充满疑惑：国家发改委价格认证中心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职能部门，在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的当下，有如此多直接涉及民生领域的价格问题需要他们去关注，怎么就选择了“辽金钱币的价格”这样一个看起来完全与现实无关的题目大做文章呢？我曾当面向原国家发改委价格认证中心主任、时任中国价格协会副会长、价格评估鉴证分会会长陈俊先生请教过。

陈俊主任解释说，这是国家出于将来征收遗产税，以及给司法部门核定受贿文物及艺术品做价值评估的需要，而开展的一项调研工作。

实际上，他们从2011年开始就针对不可再生物品价格鉴定技术操作规范课题开展了研究，选择了看似简单的“辽金钱币”做试点，成立了辽金钱币价格鉴定技术操作规范专题组，组织社会上一些所谓的专家开展了调研活动。本来是想以辽金钱币为“标准器”总结经验后再推广到其他的“不可再生物品”，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看似简单的辽金钱币实则真假难辨、鱼龙混杂，稍不留意，就被引入了沟里。后来，他们来到中国钱币博物馆，介绍了有关情况，希望能够得到我们的帮助和支持，以便推动该项专题研究工作的完成。这就是我组织专家去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参加辽金钱币价格鉴定技术操作规范研讨会的由来。

说辽钱笼罩在迷雾之中，主要是由于《辽史》这一研究辽钱最重要的文献依据，因为编撰的时间太短，内容过于简单、草率而造成的。《辽史》是传统的二十四史之一，由元朝丞相脱脱组织众人仅仅用了11个月的时间就仓促编成。书中很多内容都记载得非常简单，有关铸钱的史料不但稀少，而且前后矛盾，错误百出。譬如辽道宗耶律洪基曾经铸造了5种年号钱，但是《辽史》中只记载了4个，[1]不但将最早的“清宁通宝”给遗漏了，而且还将年号“大康”误记作“太康”、“寿昌”错记成了“寿隆”。

因为文献中记载得不够准确，就给造假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研究辽代的钱币，既不能不查看《辽史》，也不能完全相信《辽史》中的记载，而是需要针对钱币实物进行分析，并结合辽朝的历史发展做综合的判断。所以，鉴定、辨伪就成为辽钱研究中面临的最大难题。

二、辽代的年号钱

建立辽朝的契丹人，原属于东胡的一支。“契丹”这一名称，最早见于二十四史之一的《魏书》。北魏初期的时候，契丹人游牧于辽河的支流西拉木仑河一带。贞观年间归附唐朝，唐太宗李世民设立松漠都督府，下辖十个州，管辖契丹各个部落。五代后梁的时候，契丹迭剌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合并其他的部落，在汉人韩延徽的辅佐之下，于贞明二年（916）称帝，建元神册，国号“契丹”，定都上京[2]，历史上称耶律阿保机为辽太祖。他创立文字，制定官制，初步具备了国家的体制。耶律阿保机的第二个年号为天赞（922—926），铸造了“天赞通宝”钱，这是辽代最早的年号钱。在宋代洪遵的《泉志》中有记载，因为制作与一般的辽钱有异，曾经被质疑。直到1991年和1994年在辽宁沈阳以及内蒙古的林西各发现1枚之后，特别是林西发现的那枚是出自一处辽代的窖藏，才确定确实铸造过天赞通宝。

天显元年（926）七月辽太祖去世，第二年他的儿子耶律德光继位，称太宗，他没有改元，而是继续沿用了天显年号。天显十一年（936）后唐的石敬瑭为了求得契丹的支持，将燕云十六州献给了辽太宗。从此，中原从战略上丧失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关隘。辽朝因为并入了大量的汉人，建立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北面官、南面官制度。这样在总体上，辽朝就创建了一个将游牧的草原文化与定居的农耕文化统一为一个国家的新的形式，这实际上就是现代“一国两制”的最原始版本。会同九年（946）太宗灭后晋，第二年（947）改国号为“辽”。他铸造了两种年号钱，第一种是“天显通宝”，铜质粗糙，书法粗劣。1935年北京骆氏曾获得1枚，据说出自京郊窦店。后来经南北泉家鉴定属于真品，抗战后期辗转流入日本，国内仅有拓片流传。辽太宗铸造的第二种年号钱是“会同通宝”。《辽史》中虽然没有记载，但是，辽宁的冯毅先生于1989年在朝阳废品站捡得一枚，1990年3月经专家鉴定为真品。

辽国的第三位皇帝是辽世宗耶律阮，文献中虽然没有记载他曾经铸造过钱，但是20世纪50年代却发现了辽世宗的年号钱“天禄通宝”，被收入了《古钱大辞典》。钱币学家郑家相鉴定是真钱，因为不是科学发掘，在社会上仍然存有质疑。1981年8月内蒙古巴林右旗发现的一处窖藏中，出土古钱180多公斤，发现辽钱9种123枚，其中就有1枚天禄通宝，现收藏于巴林右旗文化馆。

第四位皇帝是穆宗耶律璟，《泉志》中收录有一枚他的年号钱“应历通宝”，字体、铸工和天显通宝一样，都非常粗糙。1988年内蒙古哲里木盟（现通辽市）一处窖藏中发现1枚应历通宝，由此证明这位残忍好杀，每天睡至日中方起，被讥为“睡王”的穆宗，确实曾经铸造过应历通宝钱。

第五位皇帝是景宗耶律贤，《辽史·食货志下》记载：“景宗以旧钱不足于用，始铸乾亨新钱，钱用流布。”但是，目前所见到的乾亨通宝钱，都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所铸，多出土于岭南一带。因此，《辽史》记载的景宗铸造乾亨钱可能有误。另外，文献中虽然没有铸造“保宁通宝”钱的记载，但是传世的却有景宗的年号钱保宁通宝，书法、铸工相比前代都略有进步。1972年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遗址窖藏中曾发现1枚，现藏巴林左旗文化馆。

辽朝历经世宗、穆宗、景宗三朝，至乾亨四年（982）景宗病逝，子耶律隆绪即位，是第六位皇帝，称圣宗，年仅12岁，由太后摄政，她就是辽国历史上著名的萧太后。第二年（983）改元统和，又将国号从“辽”改称“契丹”。澶渊之盟就是萧太后摄政时期签订的。圣宗在位49年，是契丹的全盛时期。铸有“统和通宝”，虽然《辽史》中没有记载，但是1981年7月内蒙古林西县三道营子村村民，在原辽上京饶州遗址打井时发现一处钱币窖藏，出土古钱20余万枚，共77种，以唐宋钱最多。其中辽钱有10种，共246枚，其中有1枚统和通宝，由此证明圣宗曾铸统和通宝。另外，《辽史》记载圣宗“兼铸太平钱，新旧互用”。但是，太平钱传世较多，种类繁杂，哪种太平钱可以系之于辽代，因为没有出土钱币可资参考，还不能确定。

太平十一年（1031）圣宗死后，子耶律宗真即位，这是辽国第七位皇帝，称为兴宗，他基本上维持了国势的强盛，铸造有“重熙通宝”钱，《泉志》中有记载。重熙通宝虽然书法和铸工都不及统和通宝，但是传世数量较统和通宝多，而且范式不一，有一种比较轻薄的，是否是私铸，也不能肯定。史载重熙二十二年（1054）于长春州（吉林农安县）置钱帛司，负责造币。近年来在河北滦县附近也曾经发现有辽代的造币遗址，证明辽国铸钱也不限于一处，轻薄的那种版式也可能是地方钱炉铸造的。

图24–1 统和元宝

图24–2 重熙通宝、大康元宝

图24–3 天庆元宝（辽）

兴宗殁后，子耶律洪基继位，是第八位皇帝，称道宗，于咸雍二年（1066）又将国号改回“辽”。道宗十分钦慕汉文化，曾经用两千两白银铸了两尊佛像，并铸铭文“开泰寺铸银佛，愿后世生中国”，表明了对汉化的向往。他实行十年改元之制，在位48年，共用了五个年号，每个年号都铸造了钱币。但是《辽史》中只记载了四个，遗漏了最早的年号钱清宁通宝。道宗铸造的清宁通宝、咸雍通宝、大康元宝（通宝）、大安元宝、寿昌元宝都有实物传世，近年也有出土，数量还比较多。其中，清宁、咸雍、大康、寿昌四种年号钱的铸工都比较平常，只有大安元宝较为精细。另外，大康钱有元宝、通宝之别；大安钱有长安、短安之分，这些变化明显都是受了宋钱的影响。道宗一朝48年间所铸造钱币的数量，超过了此前诸朝的总和，这说明当时辽朝货币经济较此前已有很大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较为强烈。

辽国因为长期处于和平的环境中，奢侈、享乐之风日益兴盛。道宗后期国势急转直下，内有权臣跋扈，外则强敌压境，宫中更是奢侈无度，政治日趋腐败。《辽史》记载“上下穷困，府库无余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道宗死后，由他的孙子耶律延禧继位，称天祚帝，他是辽代最后一位皇帝，铸造了两种年号钱。《辽史》记载：“天祚之世，更铸乾统、天庆二等新钱。”乾统元宝，书法铸工都非常精美，是辽钱中的上品。天庆元宝形制同乾统元宝，但是书法稍差。1984年辽宁建平县万寿乡一处辽代遗址，出土窖藏铜钱197公斤，有171种，38 168枚。其中辽钱有8种，共53枚。这是一次辽代钱币的重要发现，统和以后的所谓“后八品”年号钱都有发现，这说明“后八品”已经是当时行用的钱币。保大五年（1125）天祚帝被金军俘获，辽国灭亡，其间共传了九帝，历时二百一十年（916—1125）。

就在辽国即将被金人灭亡前的1123年，辽朝宗室耶律大石自立为王，率部西迁，并于1131年在位于今天新疆的塔城称帝，后来在今天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的巴拉沙衮建都，建元延庆，国号仍为大辽，史称西辽。1218年，西辽被西征的蒙古大军所灭，共历五帝，传88年（1131—1218）。有人认为西辽曾发行过自己的钱币，就是《古泉汇》卷十五著录的“康国通宝”。这是因为耶律大石有一个年号为“康国”，其他的帝王也没用过这一年号。另外，《钱录》卷十二记载，宋代学者1149年曾提到一种“感天元宝”的钱币，因为耶律大石的皇后塔不烟的称号为“感天皇后”，同样也没有见其他帝王用过这一称号或年号，因此，感天元宝也被认为是西辽的钱币。虽然这两种钱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中亚地区被发现，但是近年俄罗斯学者在当地却发现了一种“续兴元宝”年号钱，被认为就是西辽铸造的。

图24–4 保宁通宝

图24–5 续兴元宝（旋读）

总之，《辽史·食货志》记载的年号钱有：乾亨、太平、咸雍、大康、大安、寿昌、乾统、天庆共8种。《泉志》另外记有：天赞、应历、重熙、清宁4种，两书合计共有12种。实际上铸造了13种年号钱，因为大康年号有元宝和通宝两种。辽代从太祖建年号开始，到天祚帝共有22个年号，历代钱谱共收有传世年号钱19种，非年号钱5种。

三、非年号钱及契丹文钱

辽代除了年号钱之外，还有几种非年号钱以及契丹文钱。

第一种是“通行泉货”。史书中没有记载，1981年7月内蒙古林西县三道营子村发现的钱币窖藏中有1枚通行泉货。1989年石家庄市工农路出土窖藏钱币14 000余枚，其中也发现1枚通行泉货。据考证，这批钱币窖藏的时间为939—946年，正值辽初太宗耶律德光执政时期（927—947）。由此可以证明，通行泉货应该是辽代早期铸造的非年号钱，可能是最早的辽钱。

第二种是“千秋万岁”。《泉志》中有收录，说明此前已有铸造。但是《泉志》只有文字，没有可靠的钱图做借鉴。因此，难以在大小不一、版别各异的众多千秋万岁钱中甄别出来。即便按照《泉志》记载“钱径三分”，将超出此标准的排除，也是种类繁多，难以定夺。因为千秋万岁钱多出自与宗教寺院有关的佛寺遗址中，可能是供养钱的一种。

第三种是“牡国元宝”“助国元宝”。这两种钱币的形制大小、书法风格都极为相似，明显是同一钱炉所铸，直径23毫米，重2.4克，钱文旋读，书法不精。旧谱中将牡国元宝列为无考品，助国元宝则因天福二年（937）后晋宣武军节度使杨克远曾进献过，因此被说成是杨克远所铸。牡国元宝、助国元宝在原辽国境内多次伴随辽钱出土的实例，说明这两种文献中没有记载的钱币应该属于辽钱。另外，牡国元宝之“牡”字，有人考证为“状”字的隶书变讹体，“牡国”实际上就是“状国”，正好与“助国”寓意相同。

第四种是“大辽天庆”，属于辽代大钱，直径约47毫米，光背，铸工及书法都非常精美，是辽钱中最精美的一种。它也可能属于开炉钱，或是为庆典所铸，数量极少，特别珍贵难得。

第五种是“大康七年”“大康六年”。这两种大钱都出自墓葬，应该属于随葬用的冥钱。

第六种是“天朝万顺”。这是一种契丹文大钱，旧读为“大泉五铢”，后来被契丹文字专家陈乃雄教授重新释读为“天朝万顺”，属于非流通钱，有金、银、铜等不同的材质，而且大小、轻重都不统一，可能是压胜钱的一种，究竟铸造于何时，因何而铸，目前还都没有切实的解读，存有很多的疑问。

图24–6 天朝万顺

另外，传世的还有“神册通宝”“大丹重宝”“开圣丹宝”“丹巡贴宝”“百贴之宝”“巡贴千宝”等几种钱币，也被认为是辽钱。这是因为《钦定钱录》引用《辽史·食货志》认定契丹建国号以前就铸造钱币了，并将一批无考钱归为契丹建国号之前所铸。但是上述钱币既无文献记载，又没有出土证明，对真伪的认定不能轻易下结论，还有待于将来的考古发现来验证。

四、辽钱的特点

契丹人建立的辽国立国二百多年，社会经济始终维持“蕃牧汉耕”的二元化状态。最初的贸易形式主要是以物易物，多以布帛为等价物，如953年北宋使臣胡峤记述上京还是“交易无钱而用布”。偶尔也使用从中原输入的钱币，这从辽代窖藏中有大量唐宋钱币就可以得到证明。大抵重熙以后铸钱数量才开始增加，此前的朝代都极为稀少。辽钱铸造得都不精美，钱背经常出现错范，文字也不规整，钱文都在隶楷之间，环读，光背，拙而不秀，铸工粗糙，甚至一枚钱上有两种字体，反映了契丹人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准都很初级。辽代总体上铸造的钱币不多，直到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亡国之际，交易和支付还有用牲畜的，这说明契丹人一直维持着实物经济的生活，货币经济比较落后。辽朝虽然发明了契丹文，但是在流通钱币中，还没有发现铸有契丹文的钱币，说明钱币主要是供汉人使用的。

借助于历年来出土发现的辽钱实物、参照文献资料并结合辽代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虽然大致上能够梳理清楚辽钱的发展脉络，但是，仍然有很多未解之谜。要最终消除笼罩在辽钱上的迷雾，还其本来的面目，还有待于考古发现。因为只有出土实物，尤其是窖藏的辽钱，对鉴定真伪才能进行一锤定音的判定。

[1] 《辽史·食货志下》：“道宗之世，钱有四等：曰咸雍、曰太康、曰大安、曰寿隆，皆因改元易名。”

[2] 上京又称临潢府，位于今天内蒙古巴林左旗附近。

25

西夏钱币：见证了一个被尘封近千年的王朝

元朝修史的时候，对于西夏可能是因为征服的不顺，或者是因为成吉思汗就在这期间病逝，导致蒙古人对西夏没有好感。因此，没有像辽、金那样给西夏单独立传，而是在《宋史》的《外国传》收入了《夏国传》，保留了一点简单的记述，既不系统，也不完备。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王朝，就这样几乎被遗忘了。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通过传世及出土的西夏钱币却能再现西夏的历史。

下面就通过西夏钱币，来给大家还原这个被尘封了近千年的王朝。

一、钱币是打开西夏王朝的第一把钥匙

由党项族在西北地区建立的西夏，曾经是北宋的劲敌。为了抵御西夏的进攻，宋仁宗不得不派出朝廷里最能干的韩琦、范仲淹率领近百万人的庞大兵团，长期驻守在西北地区。范仲淹那首著名的《渔家傲》[1]反映的就是当年驻防西北的边塞生活。

与西夏的长期对峙给北宋造成了巨额的财政负担，深刻影响了北宋后来的社会发展。正是解决财政上日益沉重的负担的需要，引发了王安石的变法。同时，也是为了给防御西夏的驻军提供后勤供应，北宋朝廷在陕西、山西两省区专门行使铁钱，并因此又诱发了票据以及纸币的使用和推广。

立国将近二百年、与两宋及辽金保持了三国鼎立局面的西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但是，自从被蒙古灭国之后，党项族就突然从人间蒸发，再不见踪迹。

消失了近千年的西夏王朝，直到1908年初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位于额济纳的“黑水城”中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书以及佛像之后，才重新被世人所关注。

实际上，早在科兹洛夫发现“黑水城”一百多年前的嘉庆十年（1805），钱币收藏家刘青园就在凉州（今武威）出土的一批西夏钱币窖藏中，发现了一种此前他从未见过的钱币。这种钱币上铸造的文字，初看像是汉字，但是仔细一看却又不是汉字。这引起了刘青园极大的兴趣，经过与一年前在凉州发现的，刻有汉文与西夏文两种文字的石碑对照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这种早在宋朝洪遵所编写的《泉志》中就有收录，并被称为“梵字钱”的钱币，实际上是西夏铸造的钱币。钱币上的文字是西夏文，它是党项人在汉字构成原理的基础上，借用汉字的偏旁另外创造的一种文字。这一发现虽然没有引起钱币收藏界之外更多的重视，但是，它却给我们打开尘封了近千年的神秘王朝西夏提供了一把钥匙，为我们通过钱币进一步了解西夏的历史提供了实物的见证和观察的视角。

因此，通过钱币来讲述西夏的历史，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这是因为：

首先，目前我们已经发现的最早用西夏文记载的文物，是李元昊之子毅宗李谅祚所铸造的“福圣宝钱”，它比已经知道最早的用西夏文书写的纸质文献《瓜州审案记录》还要早十多年。

其次，西夏从李元昊之后的每个皇帝都铸造过年号钱，有的甚至还不止一种，既铸有西夏文字的钱币，也铸有汉文字的钱币。这些没有间断且成体系的钱币，可以将西夏的历史串联起来，这是其他零散的资料所不可替代的。

最后，西夏钱币作为西夏历史的实物见证和文化的载体，记录和保留了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方面的信息，正好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缺失以及记录的过于简单。

二、西夏的建立及其铸钱

西夏最早的钱币虽然是从李元昊之子毅宗李谅祚开始铸造的，但是，西夏建国的历史却要从李元昊的爷爷李继迁说起。

建立西夏的党项族最初居住在青藏高原的东部，为了避免被吐蕃吞并，他们在唐朝初期就逐渐向东迁移到了现在的陕、甘、宁交会处至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一带。唐朝末年，居住在鄂尔多斯的党项族拓跋部落的族长拓跋思恭，因为接受唐朝的调遣追剿黄巢有功而被赐国姓“李”。其后，这一族就一直以李为姓，并占据了以夏州为根据地的鄂尔多斯至陕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形成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王国。等到宋太宗灭北汉的时候，身为族长的李继筠曾出兵相助。980年，李继筠之弟李继捧即位后归顺宋朝。但是，同族的李继迁却起兵闹独立，占据灵州，并定都于此，奠定了西夏建国的基础。1003年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继位，继续扩张势力。1031年李德明去世，第二年太子李元昊继位，1038年称帝，以兴庆府（今银川）为首都，定国号为“大夏”。李元昊弃用唐宋两朝所赐的国姓，建立官制、设立年号、创建文字，将原来的一个小部落王国，变成了与北宋平起平坐的独立国家。

随着李元昊的登台，自1004年签订“澶渊之盟”以来暂时得以稳定的亚洲东方的政局，骤然间发生了突变。李元昊在位十六年（1032—1048），其间对外战争不断。他击败吐蕃后，向西控制了甘州回鹘以及敦煌的归义军；向东侵扰北宋，挑起了长达十年的战争（1034—1044）。经过耗资巨大的消耗战，双方议和，宋朝封李元昊为“夏国主”，用岁赐的巨额财物买了一个臣属的名义。宋神宗时战端又起，宋哲宗时再度议和。不久，北宋就亡国了。

在交易方面，党项族早期与契丹和女真人一样，也是实行以物易物，并不使用钱币。这在唐朝大历五年（770）的《平党项德音》中就说得很清楚，说党项部落中除了禁止兵器之外，其他的物品都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交易。后来党项人受北宋的影响，逐渐开始过渡到货币交换，最初使用的也是北宋钱，还没有自己铸钱。李元昊时期虽然国势强盛，并且多有创设，但是，因为每年能够从宋朝获得大量的岁币收入，因此，也没有铸钱，直到他的儿子即位之后，西夏才开始铸钱。因此，我们讲述西夏的钱币，应该从他的儿子开始讲起。

李元昊死后，他二岁的幼子即位，史称毅宗，由小皇帝的母亲摄政。这期间铸造了西夏文的福圣宝钱，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西夏文文物。1914年罗福苌写的《西夏国书略说》中，最早著录了此钱并附有拓本。1985年在宁夏盐池县萌城乡的一处窖藏出土2枚，为传世品的认定提供了依据。但是只铸造了这一种西夏文字的钱币，而且仅仅发现了3枚。当时铸造钱币，应该是为了政治上宣示独立，社会上流通使用的应该还是宋钱。

此后的惠宗、崇宗也都是孩提即位，由皇太后摄政。惠宗铸造了西夏文的“大安宝钱”和汉文的“大安通宝”。大安宝钱是西夏文钱币中出土最多、著录最早、流布最广的一种。最早见于宋朝洪遵的《泉志》，因为不认识西夏文字，而被归为屋驮、吐蕃，称其为“梵字钱”。乾隆朝的《钦定钱录》转袭《泉志》的观点仍然将其归为“梵字钱”。嘉庆年间初尚龄的《吉金所见录》才将它与西夏联系起来，直至《西夏国书略说》才最终将钱文释译出来，并特别说明这是以往的古钱币收藏家所不知道的。直到这个时候，学术界才知道西夏除了用汉字铸造钱币之外，还铸造了西夏文字的钱币。

大安通宝是目前发现的西夏铸造的最早的汉文钱。钱文是隶书对读，旧钱谱中都没有收录。1981年在内蒙古林西县辽代窖藏出土的20多万枚钱币中，发现了1枚大安通宝，同时出土的还有1枚西夏文的大安宝钱。惠宗年间同时铸造汉文大安通宝和西夏文的大安宝钱，反映了西夏国内围绕实行汉礼还是蕃礼，即与大宋王朝和好还是对抗，两种政治势力之间激烈斗争的情况。惠宗亲政之后，主张恢复汉礼而铸造了大安通宝汉文钱。但是，坚持蕃礼的梁太后对惠宗的政策不满，就发动政变囚禁了惠宗，引起国内大乱，北宋也乘机发兵。梁太后为谋应对之策，就用西夏文字铸造了大安宝钱，想以此唤起党项民族的独立意识，凝聚人心，与国内的亲宋势力相抗衡。铸钱成了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是西夏不同于辽和金朝的地方。

图25–1 大安宝钱（西夏文）

图25–2 大安通宝

崇宗铸造了西夏文的“贞观宝钱”和汉文的“元德通宝”以及“元德重宝”。西夏文贞观宝钱在清代钱谱中没有著录，1937年才被发现，是发现最晚的一种西夏文钱。钱文中的第四个字与其他西夏文钱不同，该字的原意为“根本”的“本”，引申为“钱”字。该钱发现数量极少，1998年宁夏盐池县曾出土1枚，收藏于宁夏博物馆。元德通宝有隶楷混书与楷书两种，嘉庆年间发现于凉州，收录于《吉金所见录》。另外山西省博物馆收藏有1枚传世品。元德通宝是西夏汉文钱币中发现最少的一种，因为文献中没有记载，存世又极为稀少，因此曾经被认为是安南的钱。1987年内蒙古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发现一处窖藏，出土钱币605公斤，其中有元德通宝3枚，证明该钱确实为西夏所铸。元德重宝，为折二钱，以重宝做钱文，到目前为止，西夏钱币中只发现这一例。1979年内蒙古鄂托克旗二道川出土1枚，现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

第五代皇帝仁宗在位五十四年（1140—1193），这时西夏的经济、文化都达至鼎盛。仁宗铸造了汉文钱“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和西夏文钱“乾祐宝钱”。《宋史·夏国传》记载天盛十年（1158）“始立通济监铸钱”，这是有明确记载的西夏钱币。天盛元宝有铜质、铁质两种，是西夏钱币中出土数量最多、铸工最好，也是钱文最美的一种，是西夏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体现。西夏文字的乾祐宝钱，最早发现于嘉庆年间的凉州，收录在《古泉汇》中，被归类为“西夏梵文钱”，后来在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原西夏故地时有发现。历史上，以“乾祐”为年号的政权，有“五代”的后汉隐帝刘承祐、“十国”中北汉刘旻以及西夏的仁宗李仁孝。其中，后汉铸造的是汉元通宝，北汉则没有铸钱，乾祐元宝为西夏仁宗所铸。它最早收录于《吉金所见录》，20世纪50年代以来，曾有多次出土，有铜质、铁质两种。铁钱大小悬殊，轻重不一，版别较多。铜钱中还有一种钱文是行书的，与楷书组成对钱。这也是同时期的辽和金所没有的。

图25–3 乾祐宝钱（西夏文）

图25–4 乾祐元宝

仁宗以后的三十多年间，西夏统治者内斗不止，桓宗、襄宗相继被废，国势日衰。对外又与南宋、金朝时常交恶，后来更是遭受到蒙古的六次入侵。神宗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将帝位禅让给了太子李德旺，史称献宗。献宗后来因为蒙古的入侵，受到惊吓死去，第二年（1227）西夏就被蒙古所灭。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从李元昊称帝开始，共传了十帝，历时189年。如果从980年李继迁建都灵州算起，党项族建立的这一政权实际存在了247年。

桓宗铸造了西夏文的“天庆宝钱”和汉文的“天庆元宝”。天庆宝钱，最早收录于《古泉汇》，钱体美观精整，文字清晰端庄，是西夏文字的钱币中铸造最精美的一种。天庆元宝，嘉庆年间出土于凉州，最早收录于《吉金所见录》，传世和出土的数量都很少。

图25–5 天庆元宝

襄宗铸造了“皇建元宝”，嘉庆年间曾出土于凉州，最早收录于《吉金见闻录》。贺兰山等处发现的窖藏中经常有出土，数量不少，而且字体美观，铸造精整。皇建年号仅仅使用了一年，当时正处于蒙古大举围攻兴庆府（今银川）的战争年代，还能铸造出如此精美的钱币，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西夏铸钱业的发达和较高的技术水准。

神宗铸造了“光定元宝”，钱文有楷书、篆书两种，也属于对钱。嘉庆年间曾出土于凉州，最早收录于《吉金见闻录》。楷书文字的较多，数量仅次于天盛元宝；篆书文字的极为罕见，1984年在贺兰山发现的一个窖藏中出土了3万枚钱币，从中只拣选出1枚篆书光定元宝，为孤品。

另外，还有一种“大朝金合”，大小和当十钱一样，字体为楷书，制作规矩。北宋绍圣（1094—1098）年间李孝美在《历代钱谱》中最早提到了这枚钱，说是外国钱，但是没有具体所指。因为蒙古在建元之前曾经铸造过一种“大朝通宝”银钱，有人因此认为它也是蒙古铸造的。但是成吉思汗大约在李孝美一百年之后才降生，因此不可能是蒙古钱。从文字书法及铜色制作上，又不像是辽钱，很有可能是西夏钱，但这还仅仅是一种推测，需要将来的考古发现证明。

三、西夏钱币的特点

10至14世纪，在我国北方乃至全国，相继出现了由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建立的辽（契丹）、西夏、金、元四个少数民族政权，历史上又称为“四朝”，历时450多年，是我国多民族文化发展融合的重要时期。虽然四朝的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程度不尽相同，但是都有钱币的铸造发行。其中，西夏铸造的钱币不仅种类多，而且规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文化上受宋朝影响的程度。

迄今为止，已经出土发现的西夏钱币约有二十多万枚。铜钱近两万枚，铁钱约十八九万枚。钱币上共出现了九个年号，铸造了十三种钱币。其中，西夏文钱币五种，汉文钱币八种。

西夏钱币文字规矩，制作精整，无论是钱文的书法，还是铸造工艺都超过辽钱甚远，即便是与宋、金钱币相比，也毫不逊色，这说明西夏的文化和手工技术都优于辽。西夏与辽国都铸有“天庆元宝”，西夏铸的天庆钱文字匀整秀气，铸工精美；而辽国铸造的天庆钱则文字拙而粗犷，铸工粗糙。由此就可以看出西夏钱与辽钱的差别。

整体上看，西夏钱币以元德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铸工粗疏，文字浅显，形制不整；后期则铸工精细，文字深峻，形制规整。这与西夏的汉化程度，换言之就是受宋朝经济、文化影响的深度呈正相关的关系。

与辽、金相比，西夏钱币总体上比较注重规律化、制式化。钱文多以“元宝”为名，书体多用正楷，光背，环读，整齐划一；面值以小平钱为主，偶尔也铸有折二钱；材质以铜为主，间或也铸有铁钱，铜、铁钱并行。流通使用以汉文钱为主，钱文书体包括篆、隶、楷、行各体，并有对钱，这些显然都是受宋钱的影响。西夏文钱的铸造，虽然早于汉文钱，但是文献中没有记载，只能依照钱文年号来推算铸行的大致年代，这样可能会与史实有出入，但也没有其他的办法。铸有西夏文字的钱币，钱文多称“钱宝”，而不是汉文钱的“元宝”或“通宝”，有阔缘、窄缘两种，文字笔画较肥。西夏钱币，虽然用汉文和西夏文这两种文字铸钱，但是每一种钱币上却只用一种文字。

西夏铸钱数量总体上较少，流通使用中以宋钱为主。这从西夏钱币窖藏中主要为北宋钱，西夏钱不到百分之二三就能得到证明。因为铸造的钱币少，所以，《西夏法典》对私运或销毁铜钱的禁令极为严厉。[2]

西夏钱币中只有天盛元宝较多，其余的都比较少。天盛元宝的铸工、钱文都属上乘，这是西夏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体现。西夏钱币中的铁钱，有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两种，其中又以乾祐元宝较多。西夏在天盛、乾祐年间，铸钱的数量突然有很大的增加，并且都是铜、铁钱并行。这可能与当时北宋灭亡，西夏没有了岁币来源，而且金兵又不断骚扰，致使军费增加的时局变化有关。因此，西夏于天盛十年（1158）又设通济监铸钱。西夏没有像北宋、金朝那样铸造大钱，基本都是小平钱。这可能与大量用银有关。

正史中有关西夏历史的记载，因为既零散，又不系统，使得西夏历史的研究者，始终苦于寻找不到打开这个被尘封了近千年神秘王朝的钥匙。近年来大量出土发现的西夏钱币，不但数量多，而且年号没有间断且成体系，能够将西夏的历史串联起来，已经成为研究西夏历史不可或缺的实物标本和历史进程的实物见证。这也正是少数民族钱币在证史、补史方面能够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1] 《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2] 《西夏法典》：“禁止任何人向他国贩卖钱币，禁止工匠毁铸或走私钱币”，“鼓铸走私百文直五百文者，处三个月苦役”，“十缗者处十二年苦役”，“过十缗者，对罪犯处绞刑。”

26

承安宝货：最早的银币

《金史》记载承安二年铸造过一种“承安宝货”银锭，因为没有实物传世，不能确定它形制上是方孔钱还是银锭。民国时期曾出现承安宝货方孔银钱，但是始终存有争议。直到1981年黑龙江省人民银行清理金库的碎金杂银时，发现了束腰形的承安宝货银锭，有关中国古代最早银币的这一疑案终于水落石出。

下面结合金章宗时期的货币流通情况，介绍承安宝货银币的铸造背景，并在此基础上，从古代白银货币化的视角，分析承安宝货银锭作为我国真正意义上最早的银币，在金代出现的必然性。

一、发现承安宝货银锭

承安宝货银锭的发现并非偶然，它是黑龙江省人民银行根据中国钱币学会的要求，于1981年9月组织清理各市县从当地收兑后上缴的碎金杂银时发现的，共有4枚，形状、大小都完全一样。整体呈扁平状，银锭的两端为圆弧，中间为束腰，表面微凹，两边凸起，背面呈蜂窝状。银锭长约48毫米，首宽30毫米，束腰宽20毫米，厚5毫米，重约60克，银质泛白，成色在95%以上。银锭的正面錾刻有三行铭文，上端从右向左横书“承安”两字，其下右侧直书“宝货壹两半”，左侧直书四个字，仅能辨认出第一个“库”和三个字“部”，其余两字难以辨识。毫无疑问，这就是《金史·食货志》中记载的金章宗完颜璟于承安二年（1197）铸造的“承安宝货”银锭。

图26–1 金代50两重银锭

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就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大关注。随着媒体的报道，不久又有两处发现了承安宝货银锭：一处是黑龙江省阿城杨树乡，1985年8月间一位种地的农民在挖地时挖出了1枚面值为一两半的承安宝货银锭。另一处是内蒙古兴和县，1987年6月也是一位农民在田间捡到了1枚承安宝货银锭，也是一两半面值的。

图26–2 承安宝货银锭

发现承安宝货银锭是中国钱币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件大事。1994年中国钱币学会评选第一届优秀学术成果“金泉奖”时，黑龙江省人民银行就因为发现了承安宝货银锭而荣获了“金泉奖”中的“重大发现”这一专项奖。“金泉奖”总共评选过四届，其中的“重大发现”专项奖，只有第一届评选时因为发现了承安宝货而获奖，其余三届都是空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承安宝货银锭的发现在中国钱币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二、承安宝货银锭的铸造背景

“承安”是金朝第六个皇帝金章宗完颜璟的第二个年号，时间是从公元1196—1200年，共有五年。据《金史·食货志》记载，承安宝货银锭是承安二年十一月铸造的，面值自一两至十两共分为五个等级，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小面额的银铸币了。因此，承安宝货银锭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且真正意义上的银币。

此前曾介绍过汉武帝于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铸造的“白金三品”。这里的白金是古人对银的一种称呼，它名义上虽然叫白金，实际上却是一种银锡合金，含银量很低，并且是一种虚值的货币。因此，严格地讲“白金三品”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银币，只能说是银币的滥觞。又过了一千三百多年，到了宋金时期，这期间虽然白银的货币属性在逐渐增强，使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但是白银每次使用都得称重验色，还属于称量货币，而不是按枚数来计算价值的铸币。这种情况下，金章宗为什么突然要在承安二年铸造小面值的银币，而不再是继续铸造那种五十两重的大银锭呢？

实际上，这一方面与当时金朝同新崛起的蒙古之间所进行的军事斗争有关，铸造这种小面值的银币是为了给防御蒙古侵扰的军士们发饷时，便于他们日常使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们是一种军用货币。另一方面，这也是自汉代以来，漫长的白银货币化过程的必然结果。

1.为了给防御蒙古的驻军使用

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完颜部落崛起于东北的松花江流域。这个以狩猎为主，兼营农耕、捕鱼的民族，异常强悍。为了反抗契丹人的奴役，女真人在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的领导下，于1114年起兵反辽。阿骨打说辽国以镔铁为号，镔铁虽然坚硬，但是也会因氧化腐烂，只有黄金不会腐烂，永远能够保持鲜艳的光泽。因此，他要超过辽国，就以“金”为国号，于第二年称帝建立金朝。10年之后，即1125年金朝就攻灭辽国，次年又顺势灭亡了北宋，占领华北广大地区，与南宋、西夏形成对峙的局面。但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就在金朝经过号称是“小尧舜”的金世宗长达29年的统治，奠定了“大定盛世”的时候，一支更加强悍的势力，已经开始在金国北部的蒙古草原崛起，这就是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人。

以游牧为生的蒙古人时常进入金国境内抢劫，不堪其扰的金章宗，就在东北老家与蒙古草原交界的地方开挖壕沟，修建边墙，并派驻大军防御蒙古人的侵扰。甚至在明昌六年至承安三年（1195—1198）这四年间，还曾经三次派兵深入蒙古草原进行讨伐，最终都无功而返。但是，在这场消耗战中，金朝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了弥补财政上日趋严重的亏空，金章宗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大量发行纸币，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在讲金章宗的通货膨胀政策之前，有必要先来介绍一下金朝的货币使用情况。

在交易方面，女真人最初与契丹和西夏一样，都不使用钱币，而是以物易物。[1]后来因为受到契丹和宋朝的影响，女真人才逐渐开始使用辽、宋的旧钱。但是，金朝的特殊之处是，它最先使用的货币是纸币，而不是铜钱，铜钱是在纸币使用了四年之后才开始铸造的，这都是在海陵王完颜亮统治时期进行的。

完颜亮是金朝的第四位皇帝，自幼聪明好学，能诗善文，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最初他深得金熙宗的信任，被拜为右丞相。后来两人产生分歧，完颜亮就杀金熙宗自立。完颜亮虽然为人残暴，但是能力很强，在位十二年，多有建树。都城就是他力排众议，从偏于东北一隅的上京会宁府迁到燕京，改称中都，就是今天的北京，这对于巩固对华北地区的统治非常重要。他可以说是金朝历史上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但是，因为他最后是在正隆六年（1161）伐宋时死于内乱，被废为庶人，没有谥号，历史上被称为海陵王。

海陵王首先是在贞元二年（1154）发行的纸币“交钞”，后来又于正隆三年（1158）设置钱监，铸造正隆通宝铜钱，中间相差了四年，这是因为华北地区缺少铜矿，铸钱的成本也比较高。因此，他最初是想推广使用纸币，后来因为民间习惯使用铜钱，才又开始设置钱监铸造铜钱。这种铜钱与纸币并行使用的格局大约维持了三十五年，到大定二十九年（1189）金世宗刚一去世，新即位的金章宗就立即推行币制改革。

金章宗的币制改革主要有两点：一是罢废了耗资巨大且得不偿失的铸钱监，从此停止铸造铜钱，完全依靠使用纸币来满足社会上的流通需要。二是废止了在这之前交钞每七年就要换发的限制，允许交钞不限年月，永久使用。这样一来交钞就变成了无限流通的纸币，这比南宋的纸币会子无界发行还早了将近六十年，这在纸币发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同时，这也使金朝的纸币，因为不受换界的限制，而陷入了无限增发的贬值境地。于是，纸币交钞的面值就越发行越大。

这种情况下，金章宗为了弥补与蒙古人战争中的巨大开销，就只能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加大了货币的发行。他在增加纸币发行量的同时，也增加了白银的使用。给官员、兵士们的薪俸以及军需款项都是纸币与白银搭配发放。[2]因为纸币的面值越发越大，白银又是铸成束腰型的银锭，基本上每个都重达五十两，小一点的也有二十多两。所以，驻守在东北边境防范蒙古入侵的兵士们，领到军饷之后，因为面值过大，小额日常使用时，就非常不方便。有的兵士就将银锭截凿成小块使用[3]，这样每次使用时，又需要验成色、称重量，非常麻烦。于是，金朝政府为了弥补因为铜钱不足而导致的兵士们小额交易的不方便，就于承安二年铸造了一种从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面值的小额银锭，称为“承安宝货”。规定承安宝货银锭一两可以兑换铜钱两贯，就是2 000枚。无论是官府还是个人，都可以将承安宝货银锭视作现金，与铜钱一样使用，并且明令禁止私销、私铸，也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拒绝接受，或者是擅自稽留、蓄藏等行为的发生。

2.白银货币化过程的必然结果

金章宗正是为了便于军士们的日常使用，才铸造了被分为五个等级的小面值承安宝货银币。这是从金章宗当时与新崛起的蒙古之间军事斗争的视角所做的具体分析，似乎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如果我们将考察的视线上溯到汉武帝铸造“白金三品”所开启的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就会发现“承安宝货”银币的出现，实际上是自汉代以来漫长的白银货币化过程的结果，又有其必然性。

有关货币起源的理论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这是从西方货币发展史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经典理论。说它经典，是因为这一理论普遍适用于西方社会。但是，它却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古代长期选择使用贱金属铜，有时甚至是铁作为货币金属。而作为贵金属的白银，在秦朝统一中国之后，就被法律明确规定不能用作货币，这就是《史记·平准书》中所记载的：“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意思是说白银和珠、玉、龟、贝以及锡，都只能用来制作器物或装饰，不能再当作货币使用。能够用作货币的金属只有两种：一种是黄金，称为“上币”，以“镒”为单位，属于称量货币；另一种是铜钱，称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形制为圆形方孔，属于铸币。

白银虽然在秦朝就被法律规定不是货币金属，不能用作交易。但是，后来因为受到域外国家的影响，白银的货币属性逐渐开始增强，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如汉武帝铸造的“白金三品”银币，形式上与中国传统的钱币形式完全不同，这明显是受了西域货币的影响。因为出使西域回来的张骞，向汉武帝介绍了安息国的银币“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估计汉武帝就是受此启发而铸造了白金三品，只是将安息银币上的王面改换成了龙、马以及龟的图饰，赋予了其中国文化的内涵。但是，白金三品还不能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银币，因为它含银量很低，主要是银锡合金，并且是一种虚币。因此，只能说是法定银币的滥觞，开启了我国古代白银货币化的进程。此后从晋到隋的三四百年间，金银直接用作货币，发挥购买手段或流通手段职能的地方，就有广州、交州和河西地区。其中，广州、交州地区，金银还是称量使用，属于称量货币。只有西域以及河西地区流通使用的是东罗马金币和波斯银币。这明显都是受国外的影响，与海上和陆路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有关。

从唐朝中后期开始，推动白银货币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国内。这是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加，对流通领域货币数量的需求越来越高，贱金属铜铁已经不能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贵金属白银取代铜钱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已经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此，从唐末、五代时期开始，白银的货币性逐渐开始加强，并出现了正式进入流通领域的趋势。

两宋时期，白银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甚至超过黄金发挥了更多货币职能的作用。这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一是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海内外贸易繁盛。原来适合小商品交换的铜钱已不能满足流通的需求，于是重量轻、体积小、价值大且便于携带的贵金属白银，以弥补铜钱不便大额交易及长途运输的缺陷而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二是因为宋代铜钱大量外流，出现了严重的钱荒现象，这更促进了白银的使用。三是自五代以来各地货币的不统一，到宋代变得更为严重。宋代形成了铜钱、铁钱以及各种名号不同的纸币，都各自分区流通，只有白银不受区域限制，能够通行全国。四是每年要向辽、金、西夏等国输出巨额的岁币银，这也势必要增加税赋中征银的比重。

宋代白银的使用数量及范围，虽然比以前都有显著的增加，并且已经初步具备了部分的货币职能。但是，在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这两个货币最为核心的职能上，白银与铜钱、纸币，甚至是铁钱相比，地位还都很有限，发挥的主要是价值高、体积小、便于携带的作用。但是，因为纸币的发明和大规模的流通使用，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白银优势的发挥，这是宋代白银货币化进程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代白银货币化进程加速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白银的式样基本确定为铤形并固定下来。实际上银铤早在唐末五代时就已经出现，当时又称为铤。宋以后很少再用铤，专用锭，称为银锭。大型的银锭重五十两，中小型的银锭重二十多两至十多两不等。

金人原本就有用银的习惯，入主中原之后，更在宋人的基础上而有所发扬光大。金代中后期，为弥补华北地区因纸币贬值、铜钱不足而导致的通货短缺，开始使用黄金、白银以及绢帛。特别是白银取代铜钱、纸币，不仅作为流通手段，而且还具有了价值尺度的功能，获得了主要货币的地位。例如金朝中后期，米、茶等日用生活品的价格，也已经逐渐开始从以铜钱标价变为以白银标价。这说明到金朝后期，即金章宗时期，白银开始取代铜钱及纸币成为主要货币，这为元代白银价值尺度的确立，以及明朝中叶白银成为法定货币，最终完成货币化奠定了基础。承安宝货银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铸造的，自有其必然性。

三、承安宝货银币的面值

金章宗铸造承安宝货银币，规定每两折铜钱两贯，交易中两贯以上要求用纸币和承安宝货银币，不许用铜钱，一贯以下民众自便，以银为货币的目的已经非常明显。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普遍使用白银，加之承安宝货银币从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面值。它们的大小适中、重量统一、成色一致，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很受欢迎。于是，不法之徒就开始打起私铸的主意。他们在银锭的中间掺杂一些铜锡，成色、重量也任意减少。因为有大量的假承安宝货银币充斥市面，商人难以辨识就拒绝接收，最终导致了罢市。无奈的朝廷，使用了三年多就于承安五年（1200）十二月废止了承安宝货银锭。这是自汉武帝铸造白金三品以后，第一次由政府铸造的正式用于流通的银币，对后世用银影响较大。

文献记载承安宝货银锭，自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面值，但是没有说明中间三个等次的重量。日本著名的货币史学家加藤繁先生根据贞元以后交钞的面值，推测是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但是，一两半面值承安宝货银锭的发现，证明加藤繁先生所推测的这五个整数面值是错的。但是，他以交钞五等为承安宝货五等的思路是对的。按照这个思路一两半面值的银锭对应的是三贯的交钞，那五贯的交钞对应的就应该是二两半的银锭，十贯交钞对应的是五两银锭。这样，承安宝货银锭的五等面值就应该是：一两、一两半、二两半、五两、十两。当然，这只是推断，究竟如何，还需要等待新的发现来证实。

女真人崛起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一个居于弹丸之地的蕞尔小邦，竟然于十年间就灭了契丹人建立的辽国，第二年又顺势灭了北宋。因此，世人都以为女真族仅仅是个只会骑马打仗的强悍民族。从钱币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却发现女真族并不是一味地蛮干，而是一个非常善于捕捉机会并有创意的民族。否则，他们不可能发行世界上最早的不受时间限制、可以永久使用的纸币，也不可能铸造出最早的银币承安宝货，更不可能铸造出像泰和通宝那样堪比机制币的铜钱。这应该是研究承安宝货银币的一点启发。

[1] 宣和七年（1125）北宋许亢宗出使金国，记其京城仍“无市井，买卖不用钱，惟以物相易”（《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

[2] 《金史·食货志》：“所给官兵俸及边戍军须，皆以银、钞相兼。”

[3] 《金史·食货志》：“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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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钱：元代特有的一种钱币

元朝为了推行纸币，曾明令禁止使用铜钱，除了武宗和顺帝短期铸造过铜钱之外，其他皇帝都没有铸造用于流通的铜钱。但是，官府和民间却铸造了大量的用于敬神礼佛、祈求神佑的各式“供养钱”。这样大量地铸造供养钱的做法，既不见于此前的唐宋，也不见于后来的明清，而成为元代特有的一种钱币文化景观。这是为什么呢？

下面就结合钱币实物及有关文献资料，向大家介绍元朝特有的这种供养钱。

一、什么是“供养钱”

所谓“供养钱”，是指古代由官府或寺院铸造的，专门供信徒布施于神庙，用来敬神礼佛、祈求神佑的一种钱币，又被称作供佛钱、香火钱。说香火钱，大家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因为我们现在去寺庙烧香拜佛，也要花香火钱。但是，供养钱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香火钱却并不完全一样。因为这种钱币多数是由寺院铸造，并且专门是为供奉寺庙里的神像用的，因此又被称为庙宇钱，属于厌胜钱一类。

历史上用钱来供佛、敬神的习俗，很早就有了。《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中就有佛家要以财来供养的说法。唐朝末年，房千里在《投荒杂录》中记载说，人如果生病，可以用纸做成一个方孔钱，放在佛像旁就能治病辟邪。《元史·不忽木传》中更有“释氏请以金银币帛祠其神”的记载。

在元朝之前，信徒们用作供养的钱，几乎都是流通钱，就是日常使用的钱。如南朝的梁武帝布施给同泰寺的钱，用的就是当时流通的铁钱。也有用金银钱的，最著名的就是1988年春天维修五台山佛塔时发现的佛像金币，重约12克。正面钱文为行书“淳化元宝”，背面铸有左立、右坐的两尊佛像。坐像为观音，立像手持如意为善财童子。佛像造型逼真，体态栩栩如生，五官清晰可辨。淳化是北宋太宗年号，行书钱文是宋太宗的御笔。这批造型奇特的佛像金币，显然是宋太宗专门铸造并敬奉五台山寺庙的供养钱。但是，到了元代情况却为之一变，信徒们供奉寺庙所用的供养钱，已经不再是日常交易使用的钱，也再没有铸造佛像金币，而是专门铸造一种特殊的铜钱。这样一来，元朝的货币制度就有点特殊了，即为了推行纸币，虽然几乎不铸造流通使用的铜钱，却另外铸造了一种专门用来敬神礼佛、祈求神佑的“供养钱”。

元代为什么会铸造“供养钱”这样一种特殊的钱币呢？这与元朝实行纯纸币制度，日常交易中不再使用金属货币的规定有点关系。因为纸币的面值都比较大，体积也大，不太适合当供养钱使用，因此需要另外铸造。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蒙古上层与藏传佛教界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供奉神佛、布施功德，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实际上，铸造供养钱与元朝统治者积极推行扶植、优待佛教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

在具体讲供养钱之前，首先要介绍蒙古统治者与藏传佛教的关系。这要从元朝建立之前，阔端与萨迦班智达举行的“凉州会谈”说起。

二、凉州会谈

当蒙古大军西征凯旋的时候，太宗窝阔台的次子阔端受命经略西藏，于是他就率领大军驻守在被称作凉州的今甘肃武威。当时的西藏地区，强盛一时的吐蕃政权自唐末崩溃之后，就一直内乱不止，地方势力割据，宗教派别林立。其中，萨迦派（意为白土，又称花教）的势力比较强大。萨迦派创立于萨迦地区，萨迦寺在日喀则以南，距珠穆朗玛峰仅100多公里。1996年我曾经专门去萨迦寺考察过那里发现的元代纸币。

面对蒙古大军的压力，西藏各派共同推举萨迦派的首领萨迦班智达出面与蒙古进行谈判。大约在1244年，已经63岁的萨迦班智达带着他的两个侄子，大的是年仅10岁的八思巴，小的是年仅6岁的恰那多吉，从萨迦寺动身前往凉州。历经两年多的艰苦跋涉，终于在1246年8月抵达凉州。1247年，阔端与萨迦班智达分别代表蒙古汗廷和西藏地方势力举行了会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凉州会谈”。

会谈的过程非常顺利，达成的结果更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萨迦班智达代表西藏地方势力表示归顺大蒙古国中央，阔端则代表大蒙古国授予萨迦班智达管理西藏地区僧俗人众的权力。会谈后萨迦班智达给西藏的僧俗民众写了一封公开信，题目就是“致西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这里“善知识大德”是指各派宗教首领、“诸施主”是指世俗民众。信中除了说明归附蒙古大汗的必要性之外，还要求各地官员清查户口、人口，确定本地贡税，造册上缴，由萨迦寺任命地方官，等等。我们常说，自元朝以来西藏的主权就归属中国，阔端和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谈和致西藏僧俗的信就是法理依据。

1260年，忽必烈登上汗位，建立了元朝。这时萨迦班智达已经去世，忽必烈就任命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为帝师。元朝在中央机构里设立“宣政院”，统管全国佛教事务，兼管西藏事务，由帝师担任长官。从此以后，直到元朝末年，历任皇帝都任命有帝师，而且帝师都是由萨迦派的传人来担任。这样一来，以萨迦派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在蒙古宗室贵族中就具有了重要的政治地位。

因为元朝宗室尊崇佛教，厚遇僧侣，使得僧道在社会上划分的十个职业等级中，分别位居第三、第四等，其特权丝毫不比位居第一、第二等级的官吏逊色。经济上，朝廷每年用于醮祠佛事的费用占到全年财政收入的50%。此外，佛教寺院还拥有大量赐地，可获得租赋。寺院的财力甚至超过了国库，以至于皇帝赏赐时，有时还需要寺院出钱。《元史·赵孟頫传》记载，延祐三年（1316），仁宗想赏赐臣下五百锭钞，对侍臣说，中书省经常说国用不足，肯定不会同意，就叫被赏的臣下从普庆寺储藏的钞里领取。致和元年（1328）泰定帝死后，大臣燕帖木儿拥立文宗发动政变，就是从京城寺观借钱招募死士，购买战马，而取得成功的。因此，有元一代，享受政治特权并拥有雄厚财力的寺院，就铸造了一种形制大小各异、工艺精粗不一的各式供养钱，供信徒们敬神礼佛、祈求神佑的时候使用。因此，元朝的钱币中就出现了供养钱这样一种特殊的钱币。

三、供养钱的种类

元代的供养钱门类繁杂，种类众多。概括地讲，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七种。

一是年号钱。与普通的年号钱相似，钱币上的文字是以年号加通宝、元宝为主。元代几乎每个年号都有年号钱传世，从世祖的中统年号到顺帝的至正年号，元朝共历9个皇帝、16个年号。据《古钱大辞典·拾遗》统计，传世的年号钱只缺“天顺”一种，却多了一种“定天”，这也可能是将“天顺”误写成了“定天”。另外，至大三年虽然铸造了行用钱“至大通宝”和八思巴文的“大元通宝”。但是，“至大元宝”以及汉文“大元通宝”钱，应该也属于供养钱。

图27–1 至大元宝

图27–2 至大通宝、大元通宝

图27–3 大元国宝

图27–4 至治元宝

图27–5 四体文花钱

二是国号加年号钱。仅有“大元至治”一种。形制与一般钱不同，面、背都铸有四出文，钱文楷书，直径23.3毫米，厚1.9毫米，重4克。

三是纪年钱。如“至治元年”“延祐三年”“泰定元年”等。这种纪年钱形制一般都比较小。

图27–6 大元元年

四是寺院名号钱。钱文用的都是寺院的名称，如“圣寿万安”（背“穆清”）、“承华普庆”、“普庆寺宝”、“大安福寺”、“大帝觉寺”、“延祐通宝”（背“大昊天寺”）等。

图27–7 普庆寺宝

五是佛家名号钱。钱文用的都是佛经的名号或专用语，如“大悲神咒”“宝珠菩萨”“佛法僧宝”“阿弥陀佛”等。

六是吉语钱。如穆清铜宝（背“至正”）钱。“穆清”就是“穆如清风”的简称，语出《诗经·大雅·烝民》表示陶冶人的性情要像清和的风化育万物。除穆清铜宝之外，还有“穆清银宝”“穆清金宝”，虽然名称用的是银宝、金宝，但是材质却都是铜质的。

七是进香钱。如“进香直社”（背“神”）、“真定献香”（背“清旗小社”）、“至顺壬申”（背“护圣”）、“至顺通宝”（背“太乙”）、“至元戊寅”（背“香殿”）等。

图27–8 穆清铜宝

图27–9 至顺壬申

下面选取有代表性的几种供养钱，来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

1.至元通宝（背“玉”）

元代供养钱的背文，多为寺院、宫、殿的全名或简称。至元通宝背“玉”字，有楷书、草书两种字体，指元室皇宫内供佛的玉德殿，皇帝常在此做佛事。《辍耕录》卷廿一宫阙制度条记“玉德殿在清灏外，七间，东西一百尺，深四十九尺，高四十尺，饰以白玉，甃以文石，中设佛像”。《元史·文宗纪》载天历二年五月“又于玉德殿及大天源延圣寺作佛事”。

另有一种背铸三种少数民族文字的“至元通宝”当十大钱。背穿上的文字，被钱币学家方若识为八思巴文“至”，其余三字为内蒙古大学陈乃雄教授于1985年识出，穿下为八思巴文“治”；穿右为察合台文（又称老维吾尔文），为汉语“通宝”中“通”的读音；穿左为西夏文，为汉语“通宝”中“宝”的读音。四字按上下右左的顺序应读为“至治通宝”。按至治（1321—1323）为英宗的年号，较世祖至元（1264—1294）晚30~60年，这枚钱币应是至治年间用至元通宝钱范，背加铸三种民族文字而成。这与敦煌莫高窟窟名碑、建于至正五年（1345）的北京居庸关过街塔石刻，以及至正八年（1348）速来蛮西宁王及其眷属等所立用汉、梵、藏、西夏、八思巴、回鹘等六种文字书写的六字真言碑一样，都使用了多种民族文字，反映了元朝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

2.进香直社（背“神”）

“直”字或为真字之误，即真定进香之义。“神”字是指神御殿，为供祭帝、后御容的地方。《元史·祭祀志四》载“神御殿，旧称影堂，所奉祖宗御容，皆纹绮局织锦为之”。另有“真定献香”背铸“清旗小社”，此类供养钱应该是真定祭祀时专用的。

3.圣寿万安（背“穆清”）

“圣寿万安”为寺名，指的是今天北京的白塔寺。《元史·祭祀志四》载“影堂所在，世祖帝后大圣寿万安寺，裕宗帝后亦在焉”。“穆清”一词，出自《诗经·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后世就用“穆清”来指天，又引申指清和之气或太平祥和。后来的宫殿也多用“穆清”来命名。如五代时的南唐、北宋都建有穆清殿，元朝也在圣寿万安寺中建有穆清殿，又称穆清阁。另外，还铸有“穆清铜宝”“穆清万安”等穆清系列的供养钱，应该都是圣寿万安寺举行祭祀的时候所使用的供养钱。

4.至顺壬申（背“护圣”）

至顺壬申是指1332年，“护圣”是大承天护圣寺的简称，建于天历二年（1329），位于玉泉山东。据《嘉庆重修一统志·京师》记载，“功德寺，在玉泉山东麓，本元大承天护圣寺”。《元史·顺帝纪》记元统元年（1333）“奉文宗皇帝及太皇太后御容于大承天护圣寺”。因此，“至顺壬申”（背“护圣”）及“至顺通宝”供养钱，应该都与祭祀文宗有关。

5.至顺通宝（背“太乙”）

太乙为道教名称，《元史·释老传》记载：“太一（乙）教者，始于金天眷中道士萧抱珍……至元十一年建太一（乙）宫于两京。”《元史·文宗纪》记载：“道士建醮于玉虚、天宝、太乙、万寿四宫于武当、龙虎二山。”天历、至顺都是文宗的年号，建醮是文宗为他的哥哥明宗资冥福而作。“至顺壬申”及“至顺通宝”（背“太乙”）供养钱，记录了文宗为争夺帝位，毒杀他的哥哥明宗，事后却又为其大做道场，这段兄弟相残的历史。

6.至元戊寅（背“香殿”）

香殿为玉德殿的配殿，也是元代帝王礼佛的地方。以前人们认为此钱属于顺帝后至元四年（1338），孙仲汇考证“香殿”见于《元史》者共有四处，都在世祖忽必烈的时候。因此，认定这枚钱币应该铸于前至元时期。《辍耕录》卷廿一“宫阙制度”条记载“东香殿在玉德殿东，西香殿在玉德殿西”。《辍耕录》另记有东宫香殿，在御苑中，“香殿在石假山上，三间……三门之外有太子斡耳朵荷叶殿二，在香殿左右，各三间”。因此，此钱可能与忽必烈太子真金有关，戊寅或为纪年，当指至元十五年（1279）；或为纪日，有可能是真金的生日。因为元代有择日祭祀的习俗，至元十九年三月，阿合马就是以戊寅日太子回宫做佛事为由被诱骗出迎而遭刺杀的。

7.大悲神咒

“大悲神咒”为佛教中的经咒名，是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中的主要部分，共有八十四句。完整的名称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大悲神咒”。佛家认为救人苦厄之心曰悲心，菩萨之悲心广大无边，故曰大悲，元代建有大悲寺。这枚佛家名号的供养钱，应该是为祈佛求福做法事时用的。

8.宣光之宝（元宝）

至元二十八年（1368），徐达、常遇春攻占大都（燕京），并破开平，元顺帝北遁和林。三年后顺帝死，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改元宣光，史称北元，在位八年而亡，曾经铸造了“宣光之宝”及“宣光元宝”两种年号钱，直径仅10毫米及14毫米。宣光元宝背穿上铸有八思巴文“午”字纪年，也属于供养钱，传世稀少，名贵异常。

四、供养钱的价值

供养钱，除了寺庙铸造的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官府铸造的，主要是供恩赏或者是皇家、宗室进香礼佛时专用。它们既不属于民间私铸，也与国家正规铸造的钱币不同。因为都不是作为流通使用的货币，因此，供养钱总体上来说也可以被视为民俗钱的一种，是元朝钱币家族中重要的一员，记录和反映了元代社会各个阶层的宗教信仰情况，对于宗教史、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因为供养钱的功能是表达信徒对神灵的虔诚心愿，仅仅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因此，它的尺寸一般都比行用钱要小。但是，所选用的铜质普遍都比较好，有的材质选用的甚至就是金银。制作都很规整、精美。除了用作供养布施之用外，金银质地的供养钱还因经常被贵族、宗室妇女作为喜爱的首饰佩戴出行，而流行一时。

供养钱虽然不做流通使用，但是，每当纸币滥发，贬值到形同废纸的时候，民间交易就开始使用供养钱。于是民间的不法之徒，就披着供养钱的外衣，大肆私铸，而行逐利的目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种铜质窳败、制作粗劣的供养钱，应该就是那些造假者所为。

官府所铸造的供养钱多半是年号钱。元代除了武宗铸造的至大通宝、大元通宝，史籍中有明确的记载之外，其他各位皇帝都没有铸钱的记载。但是，元代不论哪朝都有年号钱传世，几乎各个皇帝一无所缺。《新元史·食货志》也记载说：（元代）“历朝并铸铜钱，盖以备布施佛寺之用，非民间通用也。”这说明元代的年号钱都是官铸的供养钱，虽然出自官炉，也是用于赏赐、馈赠以及庆典等，不用作流通。因此，正史中都没有记载。

除了年号钱之外的供养钱，大部分都是寺庙所铸。它们多不遵守官铸行用钱的标准，而是随意命名，任意创作。如名称上的穆清铜宝、普庆寺宝、佛法僧宝等，都殊为别致，为元代所独有；制作技术上，简单粗陋，尺寸多变，大小不一，厚薄悬殊；文字书写上，更是随意发挥，但是却表现出了元代特有的那种朴实豪迈、卓尔不群、富有个性的特点。有的甚至还出现了最早的简化字，如寳省作“宝”、慶省作“庆”，真是千奇百怪，不一而足。

元代宗教盛行，各地庙宇寺观林立，佛、道尤其受到朝廷的尊崇，这是供养钱盛极一时的基础。元朝政府因为推行纸币，注重钞法而忽视铸钱。因此，元代的供养钱大部分并非官铸，而是出自庙宇、道观或信徒，铸造的目的是供奉神佛，布施功德，以求庇护降福。这些供养钱作为民俗钱的一种，形制不一、种类庞杂，它们虽然没有参与社会流通，却记录和反映了元代社会各个阶层的宗教信仰情况，对于宗教史、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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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钞：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纸币

纸币虽然是中国古人最早发明使用的。但是，最早发现中国古代纸币的却是一位名叫科兹洛夫的俄国人。他所发现的元代纸币，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因为印证了《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元代纸币的记载而轰动了欧洲。

下面结合元钞被发现的过程，向大家介绍元朝完备的纸币制度及其对人类历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元钞的发现

最早发现元钞的是俄国人科兹洛夫。他是一位著名的中亚探险家，1908年初受俄国地理学会派遣第5次来中国探险时，在内蒙古阿拉善一座被废弃的古城——哈拉浩特，发现了元代的“宝钞”。他发现元钞的过程颇有点传奇，仿佛被深埋了5个多世纪的元钞就专门等着他去发现似的。因为，科兹洛夫费尽艰辛第一次进入哈拉浩特古城挖掘时，只找到了一些古文书、佛像、纺织品、陶瓷以及古钱币等。就在准备离开古城的时候，才偶然在一堆沙子下挖掘出厚厚一沓灰纸。因为每一张上面都盖有红色的官府印章，科兹洛夫因此认为这是中国的纸币，就把它们装进箱子，向青海进发了。他此行的计划是经青海湖进入黄河上游考察，但是他心中总是惦记着哈拉浩特古城，似乎有什么在召唤着他。于是，他又折返阿拉善，再次挖掘哈拉浩特古城。这次他选择的是古城外的一座佛塔，打开佛塔后发现了堆积如山的经卷、图书，以及各种材料制成的佛像。足足忙碌了4个多星期，才将挑选出来的300多件佛像和2 000多册书籍打包装箱并运回了俄国。

这批文物的价值不可估量，其中有两点最引人注意：一是有大量的西夏文图书。西夏文是西夏仿照汉字的造字法则另外创造的一种文字，西夏政权覆灭之后，西夏文就随之消失了。元朝以后，就已经完全没人认识了。科兹洛夫发现的大量西夏书籍，对于了解西夏的历史和文化自然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其中还有几部西夏–汉文字典，这对释读西夏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俄国因此成了世界上西夏学的研究中心。另一点就是盖有官府红印的古代纸币。这些纸币经过俄国学者的辨认，被确定为是元朝的纸币。虽然《元史》中记述了元代的纸币，但是，在此以前根本没有人见过元钞实物，不知道元代的纸币到底是什么样子。当年秋天，俄国就将其中的一部分在彼得堡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展出。因为这是保留下来的最早的古代纸币实物，立刻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当时正好有日本学者在欧洲考察，途径彼得堡时，就将展出的元钞拍了照片带回日本，送给了在日本的中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罗振玉随即把它们收进了他正在编辑的《四朝钞币图录》中。尽管这些照片都是隔着玻璃拍的，模糊而且没有比例，但是，这却是中国人第一次见到元代纸币的实物照片。

中国人第一次见到元代纸币的实物是在新疆。那是1909年正月，就在科兹洛夫到达哈拉浩特前后，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托克逊县，有一位农民进山砍柴，意外地捡到一个包袱交给了官府，里面发现一张“中统元宝交钞”纸币，于是又上交给了正在主持编纂《新疆图志》的新疆布政司王树柟。王树柟虽然在新疆做官，却是当时著名的学者，知识非常广泛，对经学、历史、地理、金石、文字甚至对俄国、希腊都有研究。他仔细检阅之后，就将这张元钞收进了他正在编纂的《新疆访古录》中，还附了一张他临摹的图。王树柟比照实物亲手描绘的“中统元宝交钞”纸币摹本，面值为二贯，并题写“收藏家所仅见也”，意思是说以往的收藏家从来没有见过这类东西。因为王树柟的这本书印数很少，流传不广，所以这张很重要的纸币始终也没有被人重视。此前世上已发现的“中统元宝交钞”全是一贯面值的，面值二贯的只有王树柟描摹的这一张。可惜的是，这张二贯文的元钞实物，在王树柟描摹过之后，就下落不明了。

图28–1 中统元宝交钞（王树柟摹本，引自《新疆考古录》）

上面介绍的两次发现都发生在清末。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元钞又有四次重要的发现。

第一次是1959年，文化部在西藏进行文物普查时，在西藏的萨迦寺发现了两张元朝的纸币，一张是“中统元宝交钞”，面值一贯；另一张是“至元通行宝钞”，面值二贯。

图28–2 中统元宝交钞壹拾文

图28–3 至元通行宝钞贰佰文

第二次是1960年，在江苏无锡一座元代夫妇合葬墓中，出土33张纸币，全部是“至元通行宝钞”，面值有五百文和二百文两种。

第三次是1982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重修白塔时，发现1张“中统元宝交钞”，面值为十文。

第四次是1985年8月，在湖南沅陵江边的双桥镇施工取土时挖出一口棺材，在随葬的衣物中发现一个小锦包，里面是一叠纸币，全部是“至元通行宝钞”，共有7张，每一张一个面值，分别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其中，三十文面值的，是国内发现的元钞中唯一的一张。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清末2次，新中国成立后4次，总共6次发现元钞的地域分布很广，并且元钞的面值也都很小。这说明元代纸币已经是百姓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货币，流通全国，畅行无阻。这需要有一套非常完善的管理制度来做保证。

二、元钞的使用

蒙古人使用纸币，完全是受金朝的影响。因为给蒙古人创制立法、度支理财的大臣，多半都是金国的汉人。他们在金朝纸币制度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给蒙古人制定了以纸币为主的货币制度。早在忽必烈称帝之前，蒙古就曾经在华北地区发行过三次纸币。第一次是太宗窝阔台时期，第二次是宪宗蒙哥时期，第三次是忽必烈称帝之前在自己的封地发行的交钞。这三次持续的时间都很短，流通的地域不广，影响也不大。但是，第二次发行的纸币，因为被1253年奉命出使蒙古的法国传教士鲁布鲁克记载在他写给教皇的出使报告《鲁布鲁克东行记》里了，而成为欧洲人最早见得到记载的纸币。鲁布鲁克是这样描述蒙哥纸币的：“契丹通行的钱是一种棉纸，长宽为一巴掌，上面印有几行字，像蒙哥印玺上的一样。”这是欧洲有关中国使用纸币的最早报道。但是，因为《鲁布鲁克东行记》是写给教皇看的，知道的人不多。因此，在社会上的影响反而不如后来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大。

据文献记载，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之初，原来计划是像南宋一样，铜钱和纸钞并用。后来因为听从了刘秉忠的阴阳术数之说，认为蒙古人不适宜使用铜钱，而专行纸币的。实际上，这仅仅是一种说辞，忽必烈决定选择使用纸币是由当时华北地区的现实条件决定的。

因为自金代以来，华北地区的铜钱以及铜料便严重不足，铸钱的成本巨大，这是财力空虚且正与阿里不哥争位的忽必烈所难以承受的。另外，作为称量货币的白银，主要用于上层的赏赐，底层的民众很难有机会接触到，加之白银价值高，使用时又需要称重验色，完全不适合百姓的日常小额交易。印造纸币的成本低廉，便于操作，而且民众也已经普遍接受；同时也便于收兑华北地区各个割据势力所发行的纸币，实现货币的统一。因此，忽必烈在称帝的当年，便颁旨开始印造纸币。在此后不及一百年的历史中，元朝曾经先后发行过四种纸币，它们分别是：忽必烈即位后发行的“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钞”）和“至元通行宝钞”（简称“至元钞”）；武宗时期发行的“至大银钞”，时间非常短暂；最后一次是顺帝时期发行的“至正通行宝钞”（简称“至正钞”）。

其中，最初由王文统主持发行的中统钞最重要。王文统是一位精明能干的政治家，很受忽必烈赏识，登基后就被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实际负责政务。王文统认真总结了金朝发行纸币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发行中统钞应该遵循的原则，大致有五条：一是中统钞没有时间和地域限制，可以在境内各处长期使用；二是各路原来发行的旧钞，限期尽数收换，不再流通；三是各种赋税，都收中统钞；四是以银作钞本，可以随时兑换白银；五是印钞只限于流通，不许挪作他用。上述措施，保证了中统钞的信用。另外，元朝政府还在各路设立交钞库（或称行用库）作为兑换机关，同时下发新钞和相应数目的钞本银，也就是准备金。百姓持纸钞来兑换白银、用白银来兑换纸钞，或是用旧钞兑换新钞，都依数支发，每两收取手工费三分，收兑的白银就作为准备金储存在钞库。

应该说中统钞发行之初，管理制度完善，购买力一直都比较稳定。但是，从平定南宋前后开始，元朝政府将加印纸币作为弥补财政亏空的手段，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纸币就开始了不断的贬值。一变于武宗的“至大银钞”，再变于顺帝的“至正钞”。两次变更钞法，都违背了忽必烈当初专行纸币的政策，试图钱钞并行，最终陷入了南宋及金朝曾一再出现的钱重钞轻的通货膨胀之中，终至一发不可收拾。因此，可以说元朝最后的灭亡与纸币制度的破产有密切的关系。

三、元钞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元代的货币制度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而元朝又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王朝。因此，随着蒙古的对外扩张以及征服，元代的纸币制度对周边国家以及地区的货币流通、亚欧大陆间的贸易关系，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曾经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一是大量的白银被输入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开启了欧亚大陆货币一体化的进程。

元朝政府推行纸币，禁止金银流通。闲置出来的大量银锭，被称为“斡脱”的与蒙古贵族关系密切的西域商人借贷后，运往当时苦于白银不足的中亚、西亚出售，牟取暴利。这些白银后来又随贸易流入欧洲。据日本黑田明伸的研究，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期，亚欧大陆上白银的使用较之以往显著增加，颜色也变白了。这批突然新增加且颜色较白的银子，显然来自中国。这是因为中国所产白银含有较多的锑，呈白色的缘故。这种推测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考虑到14世纪后半期，亚欧大陆两端的货币流通在同一时期所发生的互动变化，即随着元朝末年纸币制度的崩溃，社会上重新恢复使用银钱交易这种币制上的变化后，中亚、西亚以及欧洲流通的白银也明显地开始减少，且变得越来越稀缺。换言之，元朝纸币体系的崩溃是与欧亚大陆白银供给的减少相继发生的。亚欧大陆东西两地，同一时间段上货币流通发生如此紧密的互动变化，更印证了上述推测的合理性。

中亚地区的商务契约，以前一直使用布或铜钱，蒙古统治时期则一变而为银锭，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开始使用一种叫索莫（somo）的银块进行交易。这种被称为索莫的银块显然就是来自中国的银锭，在传入中亚、西亚的过程中，蒙古语称之为sukes（斧头），回鹘语则称为yastuk（枕头）。实际都是对束腰形的元代银锭的形象称呼。在亚欧大陆的许多地方，参照中国的白银称量单位“两”，确立了一个重约37克（相当于一两）的标准货币单位，称为腾格（tenge，或译为天罡），用于长途支付和纳税，直到近代都在使用。在白银从中国流入中亚、西亚的同时，由西方输入中国最重要的货物是钴，它是制作元代著名的青花瓷的必备原料。

二是铜钱大量向东流入日本，使得日本在长达六百多年的时间里不铸钱，专用中国铜钱。

元代在至大（1308—1311）以前，为推行钞法，禁止使用铜钱，民间所藏旧钱大多被销毁或卖与商人，通过对外贸易而贩运至国外。元朝限制铜钱流通的政策，恰逢日本大量需求铜钱之时。因此，铜钱主要是流向日本及东南亚地区。《元史·日本传》记载，“至元十四年（1277）日本遣商人持金来易铜钱，许之”，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除用黄金交换铜钱外，日本更多的是通过贸易大量进口中国铜钱。如至正元年（1341）日本将军足利直义派两艘商船来中国贸易，要求回去缴纳铜钱五千贯，用以建造天龙寺。据说以后年年派遣，称之为天龙寺船。1978年韩国在位于全罗南道的海底打捞出一艘元代的沉船，船上发现中国古钱470箱，重26 775公斤，主要为宋钱，沉船是当时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日本货船。

日本直至明朝万历年间，在长达六百多年的时间里，完全依赖从中国输入货币来满足国内流通需要。据日本学者对马等48个地方所出土古钱币的统计分析，除了无法辨别的不计外，在总数55万多枚出土钱币中，中国钱币占百分之99.8%，其中宋钱占到82.4%。中国古代铜钱与古代日本关系之密切、对其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三是纸币制度被传入中亚、南亚以及西亚的伊朗，并进而传播了中国古代的印刷术。

元代的纸币制度对周边国家及地区曾产生重要的影响。文献记载，日本在13世纪末的足利将军时代也曾用过纸币，直至延佑六年（1319）才停止发行，据说一部分流通到15世纪。印度的杜格拉克王朝据说在至顺初年（1330—1331）也曾试用过纸币。越南、朝鲜、伊朗等国更是仿照元朝使用过纸币，其中以蒙古西征后建立的伊利汗国统治时期的伊朗，为解决财政困难而仿效元朝发行纸钞的影响最大。

据多桑《蒙古史》记载，1294年，伊朗在出使伊利汗的元朝丞相孛罗的指导下，于都城帖必力思[1]发行纸币，完全是仿照中统元宝交钞，并盖有汉文专用印章。纸钞虽然在强制实行两个多月后便被迫废除，但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却留下了一笔。

一方面使当时的波斯、阿拉伯人最早认识了中国的纸币制度，并进而传入了欧洲。纸虽然在10世纪中叶就已传入欧洲，但是，欧洲根本想不到能用它作为交易媒介进行商品买卖。直到《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才听说“中国人用棉纸制成通用货币进行商业贸易”，“用最便宜的材料能交换最贵重的东西”，但被视为天方夜谭，难以置信。在这种背景下，伊朗仿效元朝实行纸币制度，使当时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因此而认识了世界上最早实行的中国纸币制度，并进而传入欧洲，不仅使之大开眼界，学会了使用纸币，同时更为其后来进行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带来了便利。波斯语中至今仍将纸币称作“钞”（Chao），影响之深可以想见。

另一方面是推动了我国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西传。早在8世纪初，唐朝已开始使用雕版印刷技术大量印刷佛经、书籍传播知识了，而同时期的波斯、阿拉伯以及欧洲基督教的寺院里，还停留在手抄古代传本的古老方式上，有可能接触书籍的仅限于宗教人士及贵族。在这种背景下，1294年伊朗仿照元朝“钞印用木为版”的技术印刷纸币，是雕版印刷技术西传的最早记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打破了教会对知识的垄断，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为文化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元朝是世界上最早实行纯纸币制度的国家，贵金属金银以及铜钱都不许流通，替代金属货币流通的是国家强力推行的纸币。这种纸币统一由户部发行，流通使用，不限年月，不分地域，是一种具有无限法偿能力的不兑换纸币，与之配套的还有计划周详并富有创意的管理措施。如：国内专用纸币、禁用金属货币、集中金银并禁止出口、设置纸币发行准备金、平准钞价、统制物价等。

这种近代社会才通行的纸币政策，在七百多年前元代的钞法中大致上都已经具备。因此，我们可以说元代的纸币基本上已经具备了近代纸币的雏形。对于元代极富创新精神的纸币制度，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不能因为元朝财政上的失败而否定它货币制度上的创新性及前瞻性。

[1] 帖必力思即今伊朗大不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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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起义军钱币：不幸被应验的咒语

元朝末年，民间流传一首曲牌名为《醉太平》的民谣：“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这里“开河”是指政府治理黄河，“变钞”是指政府的货币政策，“红巾”则是指当时的农民起义。这一切中时弊的民谣广为流传，真切地道出了开河、变钞所引发的风起云涌的元末农民起义。

实际上，这首民谣所反映的结果，早在一百多年前元朝建立之初，就被忽必烈的谋士刘秉忠给预言到了。下面就透过刘秉忠的预言，看看货币制度与天下大乱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一、刘秉忠预言背后的“钱荒”现实

据王恽《中堂事记》以及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的记载，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之初，曾计划将来“以钱、钞互为表里”，意思就是实行纸币和铜钱并用的货币政策，并征求亲信谋士刘秉忠的意见。刘秉忠出于佛、道之间，又长于阴阳术数之学。于是，他就引用道教的阴阳术数理论对忽必烈说，铜钱适合向阳的地区使用，纸币适合背阴的地区使用。中原地区是阳明之区，塞外是幽阴之域。陛下您龙兴于塞外，君临中原，应该使用纸币，子孙后代也要坚守这一点。如果使用铜钱，将会导致天下大乱。[1]刘秉忠的这番话对忽必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最后决定废弃铜钱，专门使用纸币。

后来的发展，完全应验了刘秉忠的观点。元顺帝于至正十年（1350）十月，置诸路宝泉提举司于京城，铸造“至正通宝”钱之后，第二年即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果然就如刘秉忠所预言的那样，爆发了以韩山童、刘福通为首的白莲教起义。从此天下大乱，仅仅十七年之后，元朝就被明朝给取代了。

刘秉忠预言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宋金以来长期困扰华北地区的钱荒现实。

所谓“钱荒”，实际上就是指流通领域中的铜钱不敷社会需求的一种通货紧缩现象。古人因为不懂这种现象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只是直观地感觉到市面上钱少，于是就用“钱荒”来表示。这一专用术语虽然产生于宋代，好像最初就出自欧阳修的笔下。但是，钱荒这种现象却是早在唐朝中期就已经出现。这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特别是实行“两税法”实物税改征货币税以后，社会上对铜钱的需求量加大，而铸造量有限的供需矛盾加剧有关。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入宋以后，钱荒问题不但未能缓解，反而变得更为突出，持续的时间也更长，成为当时朝野热议的一个焦点问题。

金人占据华北之后，钱荒的矛盾变得更为突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矿坑都被废弃，断绝了铜源；其次是社会上窖藏盛行，这又减少了铜钱的流通；另外，还有佛寺耗费、毁钱铸器、贸易外流等原因，叠加起来就更加加剧了铜钱供需的矛盾。《金史》中有段记载，说是大定十年（1170）皇太子曾经向山东来的使者询问，“民间何所苦？”，使臣回答说“民间无钱，以此苦之”。就反映了钱荒的现实。

面对日益严重的钱荒现象，金朝政府的应对措施除了从南方大量吸纳宋钱之外，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模仿宋朝发行纸币，而没有像大多数政权那样去铸造铜钱，这也是金朝币制上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地方。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华北地区既缺少铜矿，同时铸钱的成本又比较高。因此，海陵王于贞元二年（1154）首先发行了纸币“交钞”，他想通过推广使纸币来解决钱荒的难题。但是，因为千百年来民间已经习惯于使用铜钱，所以他才在四年之后，又设置钱监开始铸造铜钱。这种铜钱与纸币并行使用的局面仅仅维持了35年，到大定二十九年（1189）金章宗刚一即位就立即被废止了。

金章宗的办法，首先是罢废了亏损严重的两个铸钱监。据《金史·食货志》记载，当时这两个钱监“岁铸钱十四万余贯，而岁费乃至八十余万贯”。铸十四万贯钱的成本竟然高达八十多万贯，铸钱真的成了赔钱赚吆喝的事！金朝停止铸造铜钱之后，就完全依靠使用纸币来满足社会上的流通需要。金章宗的另一项措施是，既然废弃铜钱使用纸币，那就索性废止了在这之前交钞每7年就要换发的限制，允许交钞不限年月，永久使用。这是极富创意的做法，意味着世界上出现了最早的无限流通的纸币，这在纸币发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可能正是这一点启发了后来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实行纯纸币制度。

蒙古灭金以后，占据了华北地区。帮着蒙古人创立制度、度支理财的大部分都是金国的汉人。受他们的影响，蒙古人在建立元朝之前，窝阔台、蒙哥以及忽必烈就已经开始借鉴金人的办法，在华北地区的一些地方，短暂地发行过三次纸币。当时归顺蒙古的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也都发行过纸币。譬如何实在博州、刘肃在邢州、李璮在益都，就曾经行过钞。2005年山东淄博市发现的“淄博交会”铜钞版，就是那一时期的实物见证。这些纸币大都是模仿金朝的交钞，只限于在当地流通使用。

二、忽必烈的货币政策

忽必烈称帝建立元朝之后，他既可以选择继续像金朝一样，纸币、铜钱与白银三者都相兼行用，也可以选择像宋朝那样纸币和铜钱并用的货币政策。显然忽必烈是想采用后者，就是同时使用纸币和铜钱的办法。但是，他的这一设想被刘秉忠给否了，刘秉忠建议他只使用纸币而不用铜钱。

忽必烈最后采纳了刘秉忠的建议，这是由当时华北地区的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实际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首先是因为自金代以来，华北地区的铜钱以及铜矿资源就严重不足，铸钱的成本又耗资巨大，亏损严重。这是财力空虚并且正在与阿里不哥争夺皇位的忽必烈所难以承受的。

其次是作为称量货币的白银，价值高，使用时又需要称重、验色，非常不适合老百姓的日常小额交易，主要是用于上层的赏赐和大额支付。实际上，当时底层的民众也很难有机会接触到白银。因为，大部分的白银都被充当斡脱商人的回鹘人，贩运到中亚、西亚去放高利贷了，华北地区实际上是很缺银的。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印造纸币的成本很低，又便于操作。纸币既可以解决钱荒的难题，又能为统治者提供财政上的支持。特别是经过金朝一百多年来的推行和实践，华北地区的百姓已经普遍接受了纸币。另外，使用纸币也便于收兑此前华北地区汉人世侯、投下领主等割据势力所发行的纸币，有利于尽快实现货币的统一。

基于上述几点，忽必烈在他称帝的当年，即中统元年（1260）七月就颁布圣旨，印造纸币。从中统元年到至元二十四年（1260—1287）的28年间，忽必烈曾经先后7次下达诏令，要求改革币制，统一钞法，最终建立起了世界上最早实行的纯纸币制度。这种纸币流通使用不限年月，不分地域，是一种具有无限法偿能力的不兑换纸币，与之配套的是比较完备的管理办法和措施。这些实际上已经基本具备了近代纸币的雏形。这一极富创意的纯纸币制度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三、不幸被应验的咒语

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废弃铜钱、专用纸币的观点，如果抛开其源自道家的阴阳术数的谶纬外衣，单从宋金以来长期困扰华北地区的钱荒的背景分析，可以说是非常有见地并富有创意的。这一点可能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刘秉忠又说，如果使用铜钱，将会导致天下大乱。这又是为什么呢？

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实行的是纯纸币制度，他这是借鉴和分析了南宋以及金朝因为实行钱钞并行，即铜钱和纸币同时流通的弊端而提出来的建议。这是有针对性的。因为铜钱本身是有价值的，受铜矿资源以及铸钱成本的限制，铜钱的总数量是有定数的。而纸币几乎是没有成本的，在专制时代可随用随印，数量是无法控制的。因此，钱钞并用的结果，必然使得民众“惟钱之是用”，就是谁都愿意将纸币兑换成铜钱。这一定会加速纸币的贬值，带来物价的飞涨。南宋以及金朝就是因为钱钞并用，而一再陷入“钱重钞轻”的通货膨胀泥潭，最终导致天下大乱、政权毁灭的。因此，刘秉忠才警告说如果使用铜钱，将会导致天下大乱。

刘秉忠的预言，就像是一个不幸应验的咒语。元顺帝至正十年十月铸造“至正通宝”钱之后的第二年，即至正十一年五月，果真就爆发了白莲教起义，从此天下大乱。

各路揭竿而起的英雄豪杰们，仿佛也都相信刘秉忠的预言似的，都纷纷地抢着铸造钱币，希望以此加剧蒙古天下的乱局，以便自己能够乱中取胜。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六七百年，过往的一切也都早已灰飞烟灭了。但是，留存下来的这些钱币，却依然记录下了预言应验后的历史。

就像本节开头所引民谣《醉太平》唱的那样，是“变钞”和“开河”引发了风起云涌的元末农民起义。前面已经介绍了变钞，下面再简单介绍开河所引爆的农民起义以及起义军铸造的钱币。

四、农民起义军及其铸造的货币

1351年，河南颍川的刘福通，乘元朝政府聚集15万民工修复黄河之机，联系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在社会上大肆宣传“弥勒下生”“明王出世”“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并暗中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几个字，埋在即将挖掘的河道上。这和最早发动农民起义的陈胜、吴广，将事先写好的布条“陈胜王”放在鱼的肚子里，然后再派人去集市上买回来的手段，如出一辙。时间虽然相差了一千五百多年，但是所产生的效果却是惊人地一致。等河工们看到挖出的石人后，都惊诧不已。人心浮动之际，刘福通振臂一呼，吹响了反元的号角。

这就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一般，黄淮一带遭受水灾，正无着落的流民、饥民群起响应。因为大部分起义军都头裹红巾作为标志，因此被称为红巾军。起义队伍后来逐步形成了以刘福通、徐寿辉、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明玉珍、朱元璋等为首的几支。它们各占据一块地盘，相对稳定之后，都创建年号，建立政权并铸造了钱币，但是都没有发行纸币。

铸造钱币是有特殊用意的。一方面表示与元朝彻底决裂，并争相宣示自己政治上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则是能够获得铸币税，筹集经费。因此，各路起义军都纷纷开炉铸钱，使元朝末年成为历史上起义军铸钱最多的时期。下面我就根据铸钱的时间顺序简单做一介绍。

1.张士诚铸造了“天佑通宝”

张士诚是泰州人，“以操舟贩盐为业”即走私盐贩。红巾军起义爆发后，他于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起兵攻占泰州，第二年正月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佑。攻陷苏州之后，自称吴王，以承天寺为王宫，销毁佛像铸造天佑通宝钱。钱文正楷对读，书法流畅。有小平、折二、折三、当五，共四种。背面有纪值，小平钱、折二钱分别铸“一”“贰”，字体为楷书；折三钱、当五钱分别铸“叁”“五”，字体变为篆书。另外，有一种光背的小平钱，极为珍稀。天佑通宝钱，形制上有至正钱的风格，铜质以及铸工都属上乘。张士诚虽然不是最早起义的，但是他却是最早铸造钱币的，同时所铸造的钱币也是最为精美的。

图29–1 天佑通宝（背贰）

2.刘福通铸造了“龙凤通宝”

刘福通是颍川人，至正十一年五月初，在颍上自称是南宋抗金名将刘光世后人，宣称白莲教首领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揭开了反元起义的序幕。至正十五年（1355）刘福通拥韩林儿称帝，建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并铸龙凤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共三种。钱文书法恭敬，轮廓周整，光背，铸工精致。

图29–2 龙凤通宝

3.徐寿辉铸造了“天启通宝”“天定通宝”

徐寿辉是湖北蕲州人，以贩布为生。至元十一年八月，在蕲州发动起义。十月建立政权，国号“天完”，意思是要压倒“大元”，他是起义军中最早建立政权的。至正十八年（1358）徐寿辉改元天启，铸造了天启通宝，钱文楷书，对读，光背。有小平、折二、折三，共三种。其中，折二、折三钱文另有篆书。这可能是明玉珍建元天统之前，奉徐寿辉天启年号为正朔时期铸造的。民国初年篆书天启通宝钱曾经在重庆泗水沟出土过，就是证据。篆书天启通宝钱极为罕见，是古钱币中的大名誉品。

至正二十年（1360），徐寿辉改元天定，又铸造了天定通宝钱。钱文楷书，对读，光背。面值也分小平、折二、折三，也是三种。书法挺秀，与天启通宝钱风格一致，明显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

图29–3 天启通宝

图29–4 天定通宝

4.陈友谅铸造了“大义通宝”

陈友谅本来是徐寿辉的部属，至正二十年，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建都江州（今九江），国号大汉，改元大义，铸大义通宝钱。钱文正楷对读，书法和天启钱有点像，但是神韵欠佳，铜质以及铸工也不精整。背面没有文字，面值有小平、折二、折三，共三种。

图29–5 大义通宝

5.明玉珍铸造了“天统元宝（通宝）”

明玉珍最初也是徐寿辉的部属，至元二十三年（1363）占据重庆。陈友谅杀徐寿辉后，明玉珍也自立称帝，国号大夏，改元天统，铸造了天统元宝以及天统通宝两种钱。钱文对读，有楷书、篆书两种。今人只见到小平钱一种，铸工精整，传世极少。

6.朱元璋铸造了“大中通宝”

朱元璋是濠州（今安徽凤阳）人，出身贫寒，年轻时父母及长兄都早逝，曾入皇觉寺为僧。至正十二年加入郭子兴领导的红巾起义军，最初归属刘福通建立的宋政权，用龙凤年号，后来逐渐自立。至元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称吴国公，在金陵设宝源局，铸造大中通宝钱。钱文为正楷，对读，书法端严浑厚。有小平、折二、折三、当五、当十，共五种。

至元二十四年朱元璋打败陈友谅之后，称吴王。在江州（今江西九江）设泉货局，一仍金陵形制，铸造五种面值的大中通宝钱。后来在各省分设宝泉局鼓铸，背面铸有各省局名。现在传世的有京（金陵）、济（济南）、豫（河南）、鄂（湖北）、广（广东）、桂（广西）、浙（浙江）、福（福建）、北平（燕京）等9种。但是，洪武元年（1368）四月汤和才平定福建，八月徐达始攻克燕京，下诏改名为北平。大中通宝钱应该是在洪武纪元之前铸造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会出现背面纪有“北平”与“福”两处局名的大中通宝钱，而且数量比较多，不像是后来补铸。这是至今困扰钱币界的一个不解之谜。

元代的货币制度，很好地诠释了刘秉忠预言的前瞻性。在忽必烈时代因为很好地执行了废止铜钱、专用纸币的货币政策，物价稳定，比较长的时间内纸币都保持了较好的信用。遗憾的是专行纸币这一政策，后来没能很好地贯彻执行。一变于武宗至大二年（1309），再变于顺帝至正十年（1350），两次变更钞法，都违背了忽必烈当初专行纸币的政策，试图钱钞并行，最终导致元朝也步了南宋以及金朝的后尘，陷入了“钱重钞轻”的恶性通货膨胀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说元朝的最后灭亡，与钞法的失败有着密切的关系。这说明天下是大乱还是大治，实际上与货币制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刘秉忠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能在一百多年前就预见到了元朝末年发生的情况。

图29–6 大中通宝（小平、折二、折三、当五、当十）

[1] 《南村辍耕录》（卷二）：“世祖尝以钱币问太保刘秉忠，对曰：‘钱用于阳，楮用于阴；华夏，阳明之区；沙漠，幽阴之域。今陛下龙兴朔漠，君临中夏，宜用楮币，俾子孙世守之。若用钱，四海且将不靖。’遂绝不用钱。迨武宗颇用之，不久辄罢。”

第6章

明代落后的币制

明代币制的落后性体现在，我国货币流通领域经过宋金以及元朝的发展，到了元朝末年已经出现了由贱金属铜向贵金属白银过渡的重大转型。但是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却禁止使用白银，最初选择铜钱，后来又推行无保证金的纸币，废弃白银和铜钱，因此是一种落后的币制。

本章分五个专题，五等制的洪武通宝，是重农轻商的“洪武型体制”的见证者。因为满足不了社会上对货币流通量的需求，洪武八年（1375）又决定印发“大明通行宝钞”，将纸币视作敛财的工具，随意印发，越积越多，到永乐初年就开始贬值。隆庆通宝见证了隆庆开关后中西最初的贸易。随着海外白银的大量输入，明朝中后期逐渐实现了白银的货币化。永历通宝见证了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之间的一段特殊的关系。跑马崇祯在预言明朝灭亡的同时，反映了基层民众的一种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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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通宝：重农轻商的“洪武型体制”的见证者

朱元璋虽然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但是推翻元朝之后，他所创设的制度，实际上并没有“恢复中华”，反而距离宋朝原有的制度非常遥远，更多的是复制了元朝的一些做法，结果形成了一个杂糅蒙古和宋朝两种传统，并印有朱元璋特有元素的一种新的统治模式，历史上称为“洪武型体制”。

下面就通过洪武通宝钱币的铸造以及流通，来透视“洪武型体制”在货币流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落后性，及其对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束缚。

一、“洪武型体制”的建立

早在11至13世纪的宋朝，中国社会就已经开启了被后世称为“唐宋变革”这样一种向近代化转型的趋势和契机。但是，后来因为蒙古人的野蛮入侵，这一社会转型不但被打断了，更因为蒙古是一个来自草原的、具有浓厚中世纪色彩的征服民族，所以，蒙古人用武力强加给中国的是一种野蛮、落后的管理方式和蒙昧、粗俗的生活习俗，迫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蒙古统治时期出现了全面的倒退。

朱元璋及其伙伴们，作为来自草根的流氓无产者，虽然以恢复中华文明为号召，但是因为缺乏制度设计者应有的视野，几乎全盘沿袭了蒙古人的治理办法。譬如在中原地区早已消失的家产制（分封制）、家臣制、廷杖制、匠籍制、路引制、肉刑与酷刑制度、人殉制、宵禁制等等野蛮落后的制度，又都被朱元璋给接了过来。而更为遗憾的是蒙古人原有的重商主义的观念、对外开放的胸怀、以世界为视野的格局，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宽松、简约的治理方式，却被朱元璋这个极度保守的农民给全部废除了。因此，朱元璋所创立的“洪武型体制”，不但与被蒙古人阻断的“唐宋变革”背道而驰，就是与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相比，很多方面也显得非常保守、专制和僵化。他甚至留下遗训，要求后世子孙“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于是，“洪武型体制”就成为整个明朝不可逾越的祖制，被朱元璋的后继子孙们所遵行，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

二、五等制的“洪武通宝”钱

明朝的钱币有个特点，就是名称上只有“通宝”一种，而不像其他朝代那样还有“元宝”或“重宝”。这是为了避朱元璋的讳，因为朱元璋的小名叫“重八”，因此“元”和“重”都不能用，只能用“通宝”。

1368年朱元璋称帝时选用“洪武”作为年号，并颁布“洪武通宝钱制”，铸造了洪武通宝钱。它虽然是明朝最早的年号钱，却不是朱元璋最早铸造的钱。因为早在称帝之前，朱元璋就在金陵（今南京）设宝源局，铸造了“大中通宝”钱，这属于是元末农民起义军铸钱的范畴，还不能正式算是明朝的钱。大中通宝的面值有小平、折二、折三、当五、当十，共五等，洪武通宝的面值沿袭大中通宝的五等制，也是分为五种，小平钱在背面穿孔，右边铸有“一钱”两字，这是纪重钱，表示重量是一钱。折二为二钱、折三为三钱、折五为五钱、当十为一两，都表示的是重量。当十钱的背面，除了“一两”二字之外，穿孔的上方还铸有一个“十”字，表示当10枚小平钱。在各省则分别设立了宝泉局，与京师的宝源局一起负责铸造钱币。

图30–1 洪武通宝（一钱、二钱、三钱、五钱、一两）

不要小看了分为五等制的洪武通宝钱，因为朱元璋是一个做事特别精细并有规划的人，他所设计的分为五个等次的洪武通宝钱，从一个侧面甚至可以说就是专门为他所设计的太平盛世的蓝图服务的。

三、唐宋之际“钱荒”出现的原因

回溯历史我们知道，自秦汉以来，我国老百姓对国家所承担的义务，主要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徭役，由成年男丁负担，每个法定年龄段的成年男子，每年都要为国家无偿提供若干天的劳役，这是按人头计算的，属于人头税；另一类是田赋，它是按田亩征收的，属于土地税。早期的徭役都需要本人亲自去服役，这在农忙时节非常影响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田赋最初征收的都是土地上所出产的用于吃穿用度的粮食、麻布等实物，属于实物税的范畴。这些食物需要储存、运输，特别是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给农民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贸易的繁荣以及社会的进步，传统的赋税制度在唐朝和北宋时期，分别进行了两次比较大的调整。

1.唐朝的调整

唐朝的调整发生在安史之乱以后。因为战乱的破坏以及豪强地主的兼并，政府手里已经没有可以分给百姓的土地，均田制遭到了破坏，与之配套的“租庸调”制自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这里需要对租庸调制做一简单的介绍，唐朝实行的是北魏以来的均田制，政府将土地按一定标准分给成年男子，领有土地的人需要承担三项义务：一是“租”，指田租，缴纳的是粟或米。二是“庸”，成年男子每年要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可输绢或布代役，称为庸。三是“调”，原来是指常额之外征调的物品，按户征收，又称户调。这里指每户应交纳一定的绢、麻或布。

安史之乱以后，面对租庸调制已经很难维持下去的局面，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唐德宗于建中元年（780）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对税制进行了改革。因为新的税制规定每年分春秋两季征收，所以被称为“两税法”。主要内容是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基础，按照“量出制入”的原则来确定总的税额，地税征粮，户税征钱，原来的租庸调也都折成铜钱并入了户税。两税法属于并税制改革，既简化了税制，又减少了实物的征收。因为加大了货币税的分量，而方便了运输，加强了货币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我国赋税制度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两税法因为既纳钱又纳粮，合称为“钱粮”，从此“钱粮”就成了我国古代赋税的代名词。

2.北宋的调整

北宋的调整是指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中所推行的“募役法”。王安石根据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雇工现象比较普遍的实际情况，废除了百姓原来必须按每户的等级轮流充当官府差役的办法，而改为统一由官府在社会上招募专人来承担差役，百姓只需按规定缴纳役钱就行了，不用再亲自去服劳役了。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募役法还将民户按财产的多少分为十等，规定城市中六等以下、乡村中四等以下的贫困户享受减免的优待。这样不但减轻了乡下穷人的负担，还使他们可以专心去从事农业生产。

无论是杨炎的“两税法”，还是王安石的“募役法”，它们共同的一点都是增加了货币在税收中的比重。大家也不要小看这一点，它标志着我国古代的赋税开始由实物税为主向货币税为主的方向转变，说明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多地开始重视并发挥货币的功能。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一变化正是“唐宋变革”的经济基础。

3.出现“钱荒”

赋税征钱在进一步促进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上对货币流通量的需求。因此，以唐朝中期推行两税法为转折点，我国古代货币流通中出现了通货日趋紧缩的趋势。这种货币不足矛盾的日益突出，最终发展成为贯穿整个唐朝中后期的“钱荒”难题，这对底层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在他的《赠友诗》中针对“钱荒”现象，对于赋税征钱的做法，曾经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发出了“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的质问。但是，客观地讲，用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代替以“丁夫为本”的租庸调制，是我国古代赋税制度发展进程中的一大进步。因此，两税法的施行，虽然表面上带来了“钱荒”现象，但是，它却促使了由实物赋税向货币赋税的转变，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大表现。

“钱荒”的出现，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则是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对流通领域货币数量的需求越来越高，而贱金属铜已经不能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需求而造成的。因此，贵金属白银取代铜钱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或者是使用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纸币来作为流通的手段，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四、唐宋金元应对“钱荒”的办法

唐朝针对“钱荒”的现象，先后推行了多种解决的办法，如开放铜山，奖励采铜，增加铸钱数量；严禁销毁铜钱，禁止百姓铸造铜器、储藏钱币以及携带出境；实行省陌制度（就是不足100枚也可以当100枚使用）；鼓励大额交易使用绢帛，实行货币多元化的政策。甚至于会昌五年（845）采取了毁佛铸钱的极端手段。“飞钱”也是为了应对“钱荒”而出现的，它只是一种汇兑的凭证，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但是却是纸币的滥觞，为北宋交子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进入宋朝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内以及海外的贸易日益繁盛，特别是“募役法”的实行，社会各界对于货币的需求更加广泛，“钱荒”的矛盾也就变得更趋严重。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宋朝政府从三个方面采取了措施。首先是增加铸钱的数量，熙宁、元丰年间甚至达到了我国古代铸钱数量的最高峰。除了传统的铜钱之外，另外还铸造了大量的铁钱。其次是创造性地发明了使用纸币，最初是“交子”，后来是“钱引”“会子”“关子”等。使用范围也由仅限于四川一地流通，到整个铁钱区，再到全境流通，纸币的使用越来越普遍，最后是积极推广贵金属白银作为货币的使用。无论是在官府还是民间，白银的使用在数量上、范围上都有显著的增加，货币化的功能逐渐在增强。

金朝和元朝是两个凭借武力入主中原后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虽然它们的经济和文化都要比中原地区落后，但是面对日趋严重的“钱荒”难题，却能够顺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规律，比唐、宋采取了更富有创意的解决办法。

金朝采用了先印纸钞、再铸铜币的办法，后来因为铸造铜钱成本过高，索性停铸铜钱，主要使用纸币。金代发行的纸币，行用流通与铜钱没有任何区别，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流通纸币。还废止了宋代要定期换发新钞的规定，可以永久使用，不限年月，这在纸币发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标志着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的符号，在商品交换中取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除了大量流通使用纸币之外，金朝还铸造了最早的银币“承安宝货”。金人以纸币与白银为主要的货币，而将铜钱视作辅币，仅仅用于小额的支付，这已经有舍弃铜钱而用纸币、白银的趋势。

元朝则在金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实行纯纸币制度，贵金属金银以及铜钱都不许流通，替代金属货币流通的是国家强力推行的纸币，它的使用不限年月，不分地域，是一种有无限法偿能力的不兑换纸币，并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办法与之配套，已经基本上具备了近代纸币的雏形。元代是我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是以铜钱的货币单位“文”为价值尺度，给商品标价。而到了元朝则改为“两”“分”，这是纸币和白银的货币单位。这说明我国的货币即将结束以贱金属铜为主要币材的历史，而进入以贵金属白银或纸币为主币的新的历史时期。

五、“洪武通宝”五等制的落后性

经过宋金以及元朝的发展，到了元朝末年我国货币流通领域中出现了由贱金属铜向贵金属白银过渡的重大转型变化。但是，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却选择了铜钱，并铸造流通分为五个等次的洪武通宝钱，而放弃了使用白银和纸币，这是为什么呢？

这要从朱元璋的身世以及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说起。朱元璋来自社会的最底层，苦难的童年让他认识到：社会上的不公都是源自对土地占有的不公，社会的动乱是因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流民造成的，而政权的更替则是因为赋税的流失，使得国家没有财力、物力组织军队镇压叛乱。因此，称帝以后的朱元璋所憧憬的理想社会，就是在封闭的农村共同体内，首先要做到家家有田可耕，只有将老百姓都牢牢地拴在土地上，才能保证国家的赋税和百姓的吃穿用度。他推行的是中国传统的重农轻商的政策，认为商人属于不劳而获的食利阶层，制定了很多歧视和限制商人的政策，譬如商人不许穿丝绸、不许乘轿，子女不许参加科举考试等。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圣人所倡导的人人有粮吃、有衣穿的太平盛世。

为了实现这一蓝图，朱元璋对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户籍、土地状况都进行了清查，编造了记载户籍的“黄册”和记载土地状况的“鱼鳞图册”，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对土地所有者根据土地的面积、土质等级征收田赋，一般按收获量的十分之一征收。田赋征收实物，称“本色”，包括粮食、丝、麻、棉等农作物；如果折为钱、银等货币形式，就称“折色”。对人户则征发“职役”，对16~60岁的男丁征发“均徭”；出劳动力者称为“力差”，如果出钱、物代替力役者称“银差”，还有为官府提供种种劳役的“杂泛”。这仍然是按田亩征收田赋，按户、丁征发徭役的赋役制度。

在朱元璋所规划的这种理想的小农经济生活中，每个家庭都是男耕女织，衣食上基本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国家征收的田赋也多为粮棉等实物。因此，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不用花费太多的钱，日常生活中实际使用货币的机会和数量都很有限，有铜钱就足够了，对白银以及纸币等高币值的货币需求并不大。因此，就废弃了金、元两朝都大量使用，并已成为主要流通手段的纸币和白银，甚至法律规定禁用白银，只允许使用铜钱。为了照顾日常的零星使用和大额支付，他又将铜钱的面值分为小平、折二、折三、当五、当十，五个等次。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所谓“小平钱”就是俗称的一文钱，是铜钱中最小的，也是最基础的货币单位；折二、折三，就是当2枚小平钱、当3枚小平钱的意思，后因减重都属于虚值大钱了。

朱元璋主观上所设计的这一蓝图，客观上违背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以及贸易的繁荣，社会上对货币流通量的需求将会日益扩大的经济规律。因为铜属于贱金属，铜钱的价值低，重量大，不便进行大规模长距离的交易。因此，到洪武八年朱元璋就决定印发“大明通行宝钞”，使用纸币。规定百文以上用纸币，百文以下用铜钱。从形式上看，这一设计似乎很完美，大额的支付与小额的交易都能兼顾到。但是，因为朱元璋及其后续者们只是将纸币视作敛财的工具，发行纸币既无保证金，可以随意印发，又没有完善的回收办法。因此，纸币越积越多，到永乐初年就开始贬值。洪武二十七年（1394）为了推行纸币，又禁用铜钱。后来因为铜钱匮乏，私铸盛行，民间又开始使用白银，铜钱流通更加不畅，许多地区甚至以物易物，钱钞兼行的币制宣告瓦解。

正统元年（1436），受形势所迫，明英宗不顾朱元璋的遗训，废除了用银的禁令。到了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又进一步推行名为“一条鞭法”的税制改革，以资产计税为主代替了原来的以人头为主的税收制度，将各种赋役都尽可能地归并为几项货币税，以征收货币代替征收实物和征发差役。以此为契机，明朝的货币及赋税制度最终摆脱了朱元璋所设计的“洪武型体制”的束缚，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税，以缴纳货币代替直接服役，并统一折成白银来征收。这样明代的货币才重新回到了自唐末五代以来，历经宋元，由贱金属铜向贵金属白银过渡的轨道上，并实现了白银的货币化。从此白银排挤了纸币，并取代铜钱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形成了以银为主、钱为辅的银钱兼行的货币流通制度。但是，这已经是朱元璋建立“洪武型体制”两个多世纪以后的事了。

总之，我们只有在“唐宋变革”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来分析洪武通宝钱币，才能够看清楚朱元璋在明初建立的“洪武型体制”在货币流通和赋税征收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落后、保守、专制和僵化的本质属性。

以重农轻商为特点的“洪武型”财税货币制度，与14至16世纪西欧盛行的重商主义背道而驰，明朝因此错失了最好的发展时机。从此，中国被欧洲超过并越落越远。只有遗存下来的洪武通宝钱，作为重农轻商的“洪武型体制”的代表物，成为中西国运逆转的历史见证者，而这一点却是一般钱币收藏者所不知道的，需要我们做专业研究的同志去阐释清楚。我想这也是研究钱币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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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通行宝钞：一种落后的纸币制度

1974年维修山西应县木塔时，发现一张明永乐二十年（1422）的布告，内容是官府告诫百姓要接收纸币，不得拒用，反映了当时纸币流通不畅的实际情况。[1]

洪武八年发行“大明通行宝钞”，距离这张布告还不到50年，宝钞就要强制推行，甚至以杀头或全家充军相威胁，说明钞法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此后仅仅几十年，纸币就被市场淘汰，白银乘势崛起。从此，中国的货币似乎走进了白银时代，古纸币渐渐退出了货币舞台。

图31–1 明代钞法布告

下面就说说明代的纸币，看看它与元代的纸币有什么不同。这对于加深对我国古代纸币的本质，以及古代从贱金属铜向贵金属白银过渡的认识，都有启示意义。

一、明代发行纸币的目的

元朝末年因为纸币制度的崩溃，社会上又重新恢复了铜钱的流通，各路起义军纷纷铸造了铜钱。朱元璋在称帝之前铸造了“大中通宝”铜钱，称帝之后又铸造了“洪武通宝”。到了洪武八年，朱元璋却又突然改行钞法，使用纸币。这是为什么呢？

《明太祖实录》对此解释说，一方面是因为朱元璋看到老百姓为了完成缴纳铸钱铜料的配额任务，“皆毁器物以输官”。他认为铸钱不但增加民众的负担，还给奸民以盗铸的机会。另一方面是铜钱本身的原因，因为铜钱重，不便进行大额交易或长距离运输。因此，朱元璋想到了宋元时期曾经使用过的纸币，他认为纸币“其法省便，易于流转”，并且还“可以去鼓铸之害”，因此决定模仿元朝的做法，继续使用纸币。

明代的纸币称“大明通行宝钞”（以下简称“宝钞”），用桑皮纸制成，不但有实物传世，还发现了印制纸币的钞版。因此，我们知道明朝的宝钞，形制上是模仿元代的“至元通行宝钞”的款式来设计印制的，但是名称上却与元钞有所不同。元钞以年号为名，如“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至大银钞”等，都是冠以年号。明代的宝钞则是以国号为名，并且只有“大明通行宝钞”一种，使用的都是洪武年号，并以一贯为最高面额，即使宝钞后来贬值，也没有再发行更大面额的纸币。不管面值大小，尺寸都完全一样。表面上看，明代的宝钞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形制最为规范和统一程度最高的纸币。但是，在宝钞的实际发行、数额控制以及新旧宝钞的兑换等制度方面，明朝所推行的措施都属于“一时权宜”之计，而“不为常制”。这与元朝的纸币制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图31–2 大明通行宝钞三百文（正）图

图31–3 大明通行宝钞三百文（背）

明朝宝钞发行之后，为了保证能够畅通使用，政府严令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但是准许铜钱与宝钞兼行流通。规定百文以下的交易只能使用铜钱，但是政府的收支则全部用宝钞来支付。

明代发行宝钞因为没有储备金，数量不受限制。因此，宝钞自发行之后价格就持续跌落，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十月，两浙地区宝钞一贯只能折铜钱250文，钞值比官方规定的已经下降了75%。四年之后，浙江、江西、闽广一带，宝钞一贯仅值铜钱160文，贬值达到了84%。沿海地区已经普遍使用白银，到洪武三十年（1397），杭州一带的商人，不论货物贵贱，都一律以金银定价。这说明在洪武末年宝钞的流通就已经发生了停滞。

图31–4 大明通行宝钞伍拾文钞版

到永乐年间（1403—1424），因为朱棣五次北伐蒙古、营建并迁都北京，以及郑和船队七次下西洋，这些活动都耗费巨大，财政的亏空全靠印钞来弥补，这就更加速了宝钞的贬值，《明史》中说“由是钞法益滞不行”。明政府就以政权的力量强力推行宝钞的流通，规定百姓买盐、赎罪、商人缴纳摊税、商税等，都要用宝钞缴纳，但是收效甚微。洪熙、宣德年间还有百文的小钞流通，到成化、弘治年间就只有一贯的大钞了。实际上，正统以后，宝钞在社会上已经不流通了，只有官吏以及军士的俸饷，还有一部分折钞发放。

我们前面介绍的那张永乐二十年的布告，就反映了永乐末年全国“钞法益滞不行”的整体状况。实际上，弘治以后宝钞在货币经济上已经没有意义，钞法作为一种货币制度实际上早已寿终正寝。此后，宝钞就退出了流通领域，只是在与国家财政有关的某些方面还在使用，商业交易以及民间日常支付，都已经完全使用白银和铜钱。其后，政府虽然仍然在印钞，不过是作为保存祖制的一种象征措施而已，已经毫无实际意义。百姓日常支付中虽然已经不用宝钞，但是因为“钞”已经被普遍接受，因此，明末还用“钞”来代表货币，如《今古传奇》中说“常言道，妓爱俏，妈爱钞”，这里“钞”所指显然已经不是宝钞，而是泛指货币。再如《金瓶梅》等书中常有钱钞或银钞的称呼，实际所指的就是铜钱或白银。

二、明代纸币流通不畅的原因

明代的宝钞发行仅仅二十多年后便流通不畅的根本原因，是明朝政府将钞法视作敛财的工具。虽然朱元璋实行钞法时有避免因铸钱征铜而扰民和盗铸现象的发生，以及便于远距离携带的考虑。但是，因为对钞法本质认识上的不足，以及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最终使钞法成为统治者敛财的手段。加之吏治的腐败、恶商的操纵，使得本来应该能够增加财政收入、促进商业发展，也便利百姓交易的纸币制度，非但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反而成为统治者洗劫民众、搜刮社会财富的工具，更加加重了社会的危机。

明代宝钞流通不畅的原因，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明朝发行纸币，完全没有钞本即储备金，并且不受数额的限制，似乎还不明白纸币的原理。因此，宝钞流通的依据主要不是经济上的，而是靠政权的强制力及信用。所以，明朝的钞法极为简单，政府印出宝钞后，规定价值，然后发行出去就行了。明代纸币的发行方式仅有两种：一种是用来兑换民众手中的金银，这由宝钞提举司所属的行用库来负责。行用库设于正式发行宝钞的洪武八年（1375），到仁宗即位后，民间的金银已被兑换得差不多了，行用库就被撤销了。另一种是用于财政上的支出。政府原来很多需要用白银、铜钱或是实物支出的开销，使用纸币之后，都改用宝钞来支付了。

其次，明朝的钞法只重视发钞，而不管回收。百姓可用金银向国家兑换宝钞，却不能用宝钞向国家兑回金银。因此，回收宝钞便只有赋税一条途径。但赋税收入主要靠田赋，而明初规定宝钞在财政上的用途，是按钞七钱三的比例缴纳商业税，并不包括田赋。因此，宝钞回收的数量非常有限，贬值便不可避免。《明史》记载，到成化年间（1465—1487），新钞一贯值铜钱十枚，旧钞仅值一两枚铜钱。宝钞掉在市面，过往行人甚至都不看一眼。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宝钞价值仅剩原来的千分之一左右。

再次，明朝没有制定一个健全的倒换（以旧换新）制度。最初实行纸币的时候，朱元璋和他的大臣们似乎没有考虑到旧钞需要更新的问题，因此，直至洪武九年（1376）旧钞问题出现之后，才制定了以新换旧的“倒钞法”。该法规定：各地设立行用库，用新钞倒换旧钞，每贯收取工墨费30文，500文以下递减。收到旧钞后，在上面用墨印“昏钞”二字，封收入库，在京城按季，外地则半年一次送交户部。虽然有了规定，但是“倒钞法”实行的时候却不多。明代宝钞因为不能严格控制发行额，又不分界，更不能健全倒换，因此，旧钞越积越多，难以保持新旧纸币等价流通的原则，不久便出现了新旧宝钞差价使用等问题。旧钞的迅速贬值不仅引起物价的上涨，更刺激新钞的增发以及购买力的降低，这又进一步推动贬值，于是就形成恶性循环。

最后，明朝政府为了防范伪钞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阻碍了宝钞的流通使用。譬如《明会典》卷一六四《钞法》规定，使用伪钞无论知情与否，都要承担法律责任，特别是用钞“折纳诸色课程”时还需在背面盖章。这样一来，使用宝钞不但不方便，还成为需要为此承担法律风险的事，更加使得“钞法益滞不行”。

三、明代纸币制度的落后性

自元末钞法失败之后，社会上就开始恢复使用铜钱、金银，甚至是物物交换，再未使用过纸币。明初在这种背景下推行钞法，使用纸币，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来确定金银以及铜钱的货币地位。对此，明朝政府于洪武八年发行宝钞时，最初的做法是，禁用金银，限制铜钱。后来，因为纸币的流通出现了问题，为了确保宝钞的发行和流通，不仅将金银的禁令执行得更加严格，甚至连铜钱的使用也被禁止了。似乎是想仿照元朝实行纯纸币制度，但是，因为没有《至元宝钞通行条划》那样一个比较全面的纸币发行管理办法，仅仅是将纸币视为方便敛财的工具，表现出严重的落后性，失败是必然的。

另外，明朝在我国古代货币的发展史上，正处于从贱金属铜向贵金属白银过渡的后期，自唐末宋初以来，历经金、元两朝的发展，白银已经具有了支付手段、流通手段、价值尺度等货币的主要职能，白银的主币地位即将确立。当时纸币仅是这一过渡阶段特有的货币形态，如果处理不好纸币与白银以及纸币与铜钱之间的关系，纸币存在的基础就不复存在，失败也是必然的。下面分别从宝钞与铜钱以及白银之间的关系，来进一步分析它的落后性。

1.宝钞与铜钱之间的关系

朱元璋当初为了推行纸币，实行的是禁用金银、限制铜钱的政策，规定“百文以下止用钱”，即“大数用钞，小数用钱，钱钞兼行，以钞为主”的货币制度。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宝钞发行还不到二十年，朱元璋就下令禁用铜钱，原因是两浙地区民众重钱轻钞，使用时宝钞折钱的比价很低，有的地方甚至以铜钱160文折宝钞一贯。《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四记载，“时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此外，福建、两广、江西等处，也都基本这样，物价因此上涨，宝钞越发壅塞不通。朱元璋于是就将纸币流通不畅的原因归罪于铜钱，在严禁金银的同时，也开始禁用铜钱。这就破坏了钱钞兼行的原则。虽然此前已经发行了最小面额为10文的宝钞，但是因为小面额纸币易破损，倒换制度又不健全，禁用铜钱之后，宝钞贬值更趋严重。《明英宗实录》卷一六六记载，正统十三年（1448），市面上“每钞一贯，折铜钱二文”。

从永乐至宣德朝，明政府虽然通过多种敛钞措施强力推行纸币，但是因为其根本出发点是视钞法为聚敛社会财富的工具，不限量发行没有钞本的宝钞，流通不畅是必然的，这种情况下民众自然弃纸币而使用铜钱。自洪武八年至正德年间，明政府行、禁铜钱约有10次之多。宣德十年（1435）十二月弛禁，改钱钞兼行，又禁于正统十三年，三禁于景泰七年（1456），天顺元年（1457）再弛其禁。成化元年（1465）试图恢复钱法，《明宪宗实录》卷十九记载：“凡征商税课程，钱钞中半兼收，每钞一贯，折钱四文，无拘新旧，年代远近，悉验收，以便民用。”铜钱如此反复地被行、禁，表面上虽然反映了朝廷推行纸币意愿被民众拒用后的无奈，实质上则是揭示了古代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必须遵守能与金属货币实现自由兑换的原则，否则，纸币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失败是必然的。

2.宝钞与白银之间的关系

自唐末宋初开始的白银货币化过程，到明初已经基本完成，白银已经具有了货币的各项主要职能。但是，《明史》记载，洪武八年，为了使宝钞能够顺利流通，“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金银自此变成了不合法的货币，《大明会典》中有钞法、钱法，而无银法，万历朝之前甚至禁开银矿。

虽然政府禁用金银，但是，民间承袭金元以来的传统，早已习惯使用金银。洪武二十七年禁用铜钱之后，许多地方专用白银交易，如《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三十年“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论价”。永乐九年（1411）曾一度解禁，洪熙元年（1425）、宣德元年（1426）又重申金银交易的禁令，尤以宣德元年最为严厉。《明史》记载，当时规定：“交易用银一钱者，罚钞千贯，赃吏受银一两者，追钞万贯。”政府虽然三令五申禁银，但是都形同具文。因为此举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民间用银交易始终都在进行。史载宣德年间“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英宗正统元年又弛银禁，并将江南、湖广等地的田赋米麦四百余万石折收银一百余万两，即所谓的“金花银”，白银的货币地位最终得到官方认可。此后，《明史》记载：“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银钱兼行的货币制度最终形成，宝钞被彻底排挤出了流通领域，终止了已经行用400多年的纸币货币形态。自此白银成为主币，直至1935年民国政府实行法币改革。

明初对于白银的流通时禁时弛，反复多次。这一方面是为了推行纸币制度，政府运用国家的力量强力禁止民间交易使用金银；另一方面则是自宋元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流通中日益需要贵金属白银充当主要的交易手段。看得见的政府之手与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斗争的结果，迫使政府屈服于市场，于正统元年解除了用银的禁令。白银的主币地位确立后，纸币存在的必要性降低，被排挤出流通领域也就成为必然。

从我国古代货币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纸币出现于宋元之际不是偶然的，正是自唐中期实行两税法后，伴随着长期困扰宋金的“钱荒”难题，我国古代货币开始由贱金属铜向贵金属白银缓慢过渡，即开启了白银的货币化。两宋的交子、会子，以及金代的交钞，就是在这一过渡阶段，作为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代替价值低且体积重的贱金属货币，在缓解“钱荒”的同时，更便于进行大额远距离贸易而出现的。因此，我国古代的纸币是一种早产的、过渡性的货币形态。明朝中期，当白银的货币化已基本完成，白银主币地位即将确立的情况下，明朝政府为了搜刮社会财富，禁用白银、铜钱，强制推行既无钞本，又不限额的纸币，更缺乏旧钞的回收制度，这是封建专制主义在货币政策上的体现。因此，可以说明代所推行的钞法，完全是一种超经济的掠夺，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严重阻碍了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因此，我们说它是一种落后的、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货币制度。

[1] 布告虽然有破损，但是内容基本清楚，个别缺漏的字，根据前后文也可以补齐（在括号内标注）。为了让老百姓明白官府的要求，布告所使用的语句都是当时的白话，节录一段：“奉圣旨……如今街市上做买卖的，有等泼（皮）无（藉）之徒，不肯接钞，及有接钞的，（只）要新钞，将那昏软旧钞，（拒）不（肯使）用，故行阻滞钞法，好生无理。（应）都察院便出榜去晓谕多人（知）道，那新旧昏软钞贯，务要一般行使，不许阻滞。敢有（拿到那昏）软不行使用的，许诸（人首告，其）所在官司拿问。那正犯人（就地处）死，户下追钞，全家发边远（充）军。其中若有因行钞法，辄将（铺）面关闭，不做买卖，及有等泼（皮）无藉之徒，倚恃钞法，于（各街市）铺面并客商处强买强（抬占百）货的，拿住都一般治罪不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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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通宝：见证了中西方贸易的钱币

“改革开放”是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一场社会变革。可能很少有人想到，早在450多年前的明朝中期，也曾经有过一次改革和开放，那场“改革”是指张居正所倡导的“一条鞭法”财税改革，“开放”则是指隆庆元年（1567）的开关。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最终半途而废，没能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但是，隆庆开关却持续了四十多年，开启了中西直接贸易，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并被融入了国际白银资本。

下面就以“隆庆通宝”钱币为切入点，和大家聊聊隆庆开关的背景，以及由此开启的中西贸易和借助美洲白银而完成白银货币化的过程。

一、明代钱法的变化

铜钱本来是我国古代使用最普遍，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货币，但是，这种最基础的货币，到了明代其身份的合法性却成了问题！历朝历代都习用的铜钱，在明代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尴尬的一幕，是因为明朝政府为了在社会上全面推广使用纸币，而在政策上所做的一些调整导致的，使得铜钱经历了一个由合法到非法，再由非法到合法的曲折过程。明代货币上的这一变化过程，实际上预示了中国社会即将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下面我们先来看看明代铜钱的身份是如何变化的。

在明朝政府于洪武八年三月正式使用纸币之前，铜钱是合法的货币，允许使用。发行纸币之初，虽然对铜钱的使用有所限制，但是并没有禁止铜钱的流通。直到洪武二十七年八月，朱元璋因为顾虑铜钱的使用会危及纸币在社会上的推广，对铜钱的限制才进一步升级为完全的禁用。虽然宣德十年十二月，广西梧州知府李本奏请用钱之后，曾经一度解禁，但是历时不长，到正统十三年五月，又再次下令禁用铜钱。景泰四年（1453），禁令有所放松，“钱钞听民相兼行使”。成化元年又规定缴纳商业税时，铜钱和纸币可以各占一半。弘治十六年（1503）才正式恢复铸钱。因此，直到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纸币制度的失败，政府才最终取消钱禁，铜钱作为仅次于白银的货币，再度具有了合法身份。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隆庆皇帝即位之后，于隆庆四年（1570）铸造了隆庆通宝钱。钱文为楷书，文字对读，仅有小平钱一种，重一钱三分，没有铸造大钱，背面也没有铸文字。铜质和铸工都很精美，超过了此前的嘉靖通宝钱。但是，铸造的数量却非常少，仅有200万枚。

这里有两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一个是隆庆继位之后，并没有按照惯例当年就立即铸钱，而是等了四年之后才铸；另一个是铜钱铸造的数量非常少，只有区区200万枚。这是为什么呢？铸造这么少的铜钱，能满足社会上的流通需要吗？

图32–1 隆庆通宝

如果这是发生在唐宋时代，或者是在明朝初年，铸造这么少的铜钱，肯定不能满足社会流通的需要，而闹出“钱荒”。但是，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因为白银的货币属性在逐渐地增强，并且已经开始在社会流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铜钱在那个时候已经降为了辅助货币的角色，铸造的多一点，或少一点，实际上都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但是，穆宗在继位之初的隆庆元年，没有立即铸造铜钱，却是事出有因的。因为当时朝廷上正在酝酿一场重大的政策调整，准备改变朱元璋制定并已经执行了近200年的“海禁”这一祖宗成法，实行新的对外开放的政策——允许民间商人驾船出海，去东、西二洋和外国人做生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开关”。从此，以往被严厉禁止的民间海外贸易，瞬间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于是，东南沿海从事民间海外贸易的商人，迎来了一个全新的、飞速发展的时机。

二、隆庆开关的背景

隆庆皇帝为什么一继位就要改变祖宗成法，废除海禁，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呢？这实际上是由当时国内、国外两方面的因素推动的。

从国内来看，明朝建立之初，为了防范倭寇等海盗对沿海地区的骚扰，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首次颁布海禁令，要求“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意思就是说，不允许民众私自下海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这就叫“海禁”，它是朱元璋立下的祖宗规矩，要求后来的皇帝都要遵守。永乐年间，虽然出现了政府组织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是对于民间的海外贸易仍然是严令禁止的，规定“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1]实行海禁政策之后，替代民间海外贸易的是朝贡贸易。

所谓“朝贡贸易”，就是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纳入了“朝贡”的框架里。“朝贡”实际上就是把国内皇帝与臣民之间的关系，放大并移植到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当中。周边藩属国的国王，只有得到中国皇帝的册封才算合法，他们要不定期来朝贡，向中国皇帝进献土特产，中国的皇帝则居高临下地给他们赏赐。朝贡的物品很少，属于象征性的土特产一类。但是，赏赐的却是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如丝绸之类。这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主要体现的是政治关系，而不是经济关系。正是这种“朝贡贸易”关系，维系了中国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它给予中国的是统治者所渴望获得的万邦来朝的国际地位，而其他国家则得到了现实的贸易机会。

朝贡使节每次来到中国，都随船带有一些商人，他们登陆以后，允许在下榻的宾馆附近与当地的商人进行小额的贸易往来，然后赶到北京，在礼部官员的安排下，首先对皇帝进行朝拜、敬献贡品并领取赏赐。进贡剩下的土特产品，也可以在住地附近进行交易。但是，交易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严格的限制。

自明成祖永乐皇帝去世之后，朝贡贸易开始萎缩，同时海禁令的执行也逐渐废弛，违反海禁私自出洋的海商活动日趋频繁。因为官府的围剿，这些海商大部分都与武装的海盗、倭寇相勾结，以至于海商与海盗很难区分。当时的朝廷为了重建中国沿海的秩序，对海禁政策的存废产生分歧。特别是嘉靖年间发生大规模倭乱之后，朝野曾经就有关海禁的政策进行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其焦点就是要不要放弃传统的海禁政策，开放民间的海外贸易。虽然很多人仍然抱着既定的海禁政策不放，但是，已经有一批有识之士看到了海禁与海寇之间的关系。其中，以福建巡抚许孚远提出的“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2]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主张开放海禁，以便根除海寇。曾任过福建巡抚的谭纶也积极倡导开海，奏请朝廷允许福建商民在近海与外商进行贸易，得到了朝中一部分大臣的认同和东南沿海民众的积极响应。

从国际方面看，开放海禁也是外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的结果。大家知道，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大变局，人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地理大发现时代，或称大航海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出现，是由两大新航线的发现促成的。一条是葡萄牙人沿着非洲的西海岸南下，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开辟了一条通向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通过这条新发现的航线，欧洲人来到印度和中国，从此开始了中国和世界的对话；第二条是西班牙人越过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随后又开辟了由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横跨太平洋到菲律宾马尼拉的新航线。这样一来新旧大陆就连成了一个整体，开启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发现，可以称为是人类历史上的里程碑。西方的历史学家把它作为中世纪和近代的分界线，因为它标志着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从此，欧洲人的海上贸易就不再局限于地中海一隅，而是开始面向全球。

在这种全球化贸易的大背景之下，明朝所推行的海禁政策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因此，最早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的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荷兰等国的商人，就和中国沿海的商人联合起来进行走私贸易。这一时期，在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了很多走私贸易的基地，如浙江舟山群岛上的双屿港、福建沿海的浯港和月港。这样就在官府的海禁政策和民间的反海禁势力之间，爆发了尖锐的冲突。朱纨的悲剧自杀、王直的受骗被斩，就是这两股势力激烈斗争的具体表现。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国内和国外两方面动因的共同冲击之下，明初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朝贡”体制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闭关锁国的局面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对外开放已是大势所趋。因此，当顽固坚持海禁政策的嘉靖皇帝病逝之后，新继位的隆庆皇帝立即于隆庆元年诏告群臣说：“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3]于是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利用隆庆改元而政治布新的机会，奏请朝廷在福建漳州的月港开放海禁，准许商民出海往东西二洋贸易。奏议迅速得到批准，并以月港镇为治所升格为海澄县，设立海防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隆庆开海、月港开放”，原来的走私贸易于是就变成了合法贸易。以此为开端，明代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三、隆庆开关的影响

隆庆开关，是明代继郑和下西洋之后对外关系中的又一件大事，影响深远。它标志着明朝的对外交往从官府层面转向了民间，突破了以往朝贡贸易的局限，促进了民间私人贸易的蓬勃发展，推进了中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它打开了阻碍社会发展的枷锁，释放了民间被抑制的商业活力，给明朝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它甚至在国家安全方面，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不但减轻了长期骚扰东南沿海的倭患，而且在开关后的第三年，即隆庆四年，又与北方的蒙古实现了封贡互市，结束了与蒙古长达二百多年的军事对峙，明朝第一次在南北两个方向同时获得了和平的发展环境。

即便如此，隆庆开关最大的影响，或者说是它所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实际上是体现在对中国古代货币制度的影响上。正是隆庆开关所开启的中外贸易而流入的大量白银，最终促使中国完成了白银的货币化。这对中国后来的社会发展、与西方的关系，乃至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甚至是近代世界格局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虽然使用白银的历史很悠久，但是在西汉以前，白银还主要是用于工艺上，而不是用作货币。汉武帝的“白金三品”中，锡的含量超过了银，使用时间也很短。白银直到宋代才成为一种辅助性的支付工具，金代虽然铸造了承安宝货银锭，流通的时间也不长，元代白银仍然算不上十足的货币，使用也不普遍。直到15世纪30年代明英宗时期，因为纸币的破产，正式取消用银的禁令之后，白银才成为法定的货币。中国古代白银货币化的过程曲折而漫长，直至明朝中叶才最终完成。这临门一脚，实际上就是隆庆开关。

16世纪初，随着新航路的开通，欧洲商人远涉重洋、不畏艰辛来到东方就是为了获得中国所产的丝织品、瓷器以及茶叶，这些质高价廉的生活必需品深受欧洲各国的欢迎。当时的欧洲虽然没有能够满足中国需要的名优商品，但是欧洲商人掌握了在美洲发现的大量的白银。为了从中国购买商品，欧洲只能输出白银。而中国为了补充货币供给的不足，又正需要这些白银。白银是当时最理想的货币，出现的也正是时候。于是，中国与欧洲这种互补性的贸易，催生出了对白银的大量需求。福建商人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商机，他们每年出海的时间都经过精心计算，以便对接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驶往马尼拉的帆船春季到港的时间。等两边的船只都到港后，便开始协商价格，支付关税，最后银货两讫，赶在六月季风之前都要各自返航。这样，白银就架起了从月港到马尼拉、福建到美洲、明朝到西班牙，以及中国到欧洲的桥梁。葡萄牙、荷兰则以澳门和台湾为据点，开展对日贸易。于是，美洲和日本两地所产的大量白银最终都流向了中国。16世纪的全球经济，实际上就是围绕着这个供需结构进行的。正是白银将分处异地的地区性经济，连接成为奠定今日全球模式基础的跨地区交易网，并最终形成了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格局。

因为每年从马尼拉运来巨额的白银，使得菲律宾藏有银山的谣传不胫而走，甚至引起了时任福建税监的太监高寀的注意，于1603年专门派人前去打探这一消息的真实性。虽然在菲律宾没有发现银山，但是民间对南海之外有座银山的传说深信不疑。实际上，确实有这么一座银山，只是它远在南美的波多西，正是那里出产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了中国。

四、美洲及日本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隆庆开关给明朝政府带来了十分可观的财政收入，当时的人甚至将月港看成是“天子之南库”。月港的海防馆后来也改称“督饷馆”，这实际上相当于后来的海关，专门负责管理民间海外贸易和收税。那隆庆开关之后，到底有多少白银流入了中国呢？

因为民间的贸易不会留下太多的统计数字，因此我们只能从不同的侧面来推论。虽然数据不尽相同，但是仍然反映了当时总体的趋势。

经济史专家梁方仲先生推论，由万历元年到崇祯十七年（1573—1644）的72年间，因为贸易的关系而流入中国的白银货币是一万万（一亿）银圆。他的结论是“此时中国为银的入超国家，已毫无疑问”。

经济史专家全汉昇，研究太平洋丝绸之路，以及中国与西属美洲的贸易。他推定1571—1821年的两个半世纪里，从美洲运入中国的白银货币大概是两亿西班牙货币，或者更多。他的这一观点被法国的年鉴派学者布罗代尔认可。

德国学者弗兰克在他的著作《白银资本》中，对各个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认为16世纪到17世纪中叶，美洲产白银30 000吨，日本产白银8 000吨，两者合计38 000吨。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约为7 000吨到10 000吨，即流入中国的白银约占世界白银产量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改变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来以贱金属铜钱为主币的货币形态，贵金属白银开始成为社会流通领域的主币，形成了“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兼行的复本位制，这是我国古代货币制度上的一大变革，影响极为深远。从此以后，中国的货币问题，已经由传统的“钱荒”难题，演变成为更为复杂的“银钱比价”问题。

明朝政府在“朝野率皆用银”的形势下，为了维系铜钱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曾经施行以钱折俸的政策，并多次申令收钱之例，规定在货币税收中，除纸币、白银之外，必须收纳一定比例的铜钱，甚至用法令的形式确定银钱的比率。但是，因为私铸泛滥以及政策上的失误，课税收钱的规定在执行中大打折扣。为了改变钱法式微的局面，隆庆元年又制定了收税时银钱兼使以及专令使钱的规定。这实际上是等于对铜钱实行有限法偿，意味着铜钱已正式降为白银的辅助货币。另外，以钱折俸政策中，铜钱仅占十分之一的比重，说明铜钱在明代中期币制中的地位已经非常有限。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隆庆继位四年之后才铸造隆庆通宝，并只铸造200万枚的原因。

称量使用的白银成为主币之后，削弱了国家对铸造铜币以及印刷纸币这一传统货币铸造权的垄断，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削弱了封建依附关系。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市民阶层开始形成，世俗文化的发展更加促进了思想的解放以及社会的转型。但是，因为中国缺乏银矿资源，作为主币的白银几乎完全依靠海外贸易的输入。这种情况下，政府调控货币的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此，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历经清朝，直至1935年的法币改革，中国的币制始终深受国际银价变动的影响，自主性日益减少，依附性日益加深，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白银风潮”就是典型的例证。可以说，中国从明代中期开始就逐渐被纳入了由西方殖民者所掌控的国际白银资本体系当中，近代世界的格局，即资本控制生产、海洋主导大陆、西方主宰东方的局面已初步形成。

[1] 《明成祖实录》卷二十七。

[2] 许孚远，《疏通海禁疏》载《明经世文编》（卷四百）。

[3] 《明穆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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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通宝：记录了郑成功“反清复明”大业的钱币

在中国古代钱币中，有一种铜钱很特殊，它不但铸造流通于大陆，也流通于台湾，并因此成为台湾地区流通最早的铜钱。更特别的是它还在日本铸造过，因此又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由外国铸造、用于流通的圆形方孔铜钱。它就是“永历通宝”钱。

这是一段特殊历史背景之下发生的特殊事例，反映了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以及日本之间一段特殊的关系，而将这三者串联起来的人物正是传奇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下面就通过永历通宝钱币，向大家介绍郑成功反清复明以及收复台湾伟大壮举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一、南明政权

所谓“南明”政权，是指明朝灭亡之后，明朝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的几个地方性政权的统称，它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以及永历政权，从公元1647年到1661年，前后总共历时18年。其中，建立最早的是弘光政权。公元1644年是明朝崇祯十七年，清军也是这一年入关的。这年的3月19日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留守南京的马士英、史可法于5月拥戴明朝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皇帝位，改元弘光，仅仅一年后就被南下的清军消灭。接着成立的是隆武政权，它是由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等人在福州拥戴明朝的唐王朱聿键称帝而建立，改年号为隆武，因此称为隆武政权。隆武政权建立之初，很想有番作为，朱聿键曾经下诏亲征，江南一带的反清义军也纷起响应。但是因为掌握实权的郑芝龙暗中降清，隆武政权很快就被消灭。第三个想重建明王朝的是鲁王朱以海，他于顺治二年（1645）在绍兴建立政权，因为没有称帝，也无年号，因此历史上被称为监国，不到一年也失败了。第四个南明政权是顺治三年（1646）苏观生等在广州拥立隆武之弟，建立的绍武政权。它的命运最为短暂，仅仅存在了41天就被消灭。最后一个南明政权由原明朝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戴桂王朱由榔，于顺治三年十一月在广东肇庆建立，次年改元“永历”，史称永历政权。

南明几个政权中，只有永历政权坚持的时间最长，从顺治三年到顺治十八年（1661），共有16年。如果根据一直使用永历年号的台湾郑氏政权来计算，永历年号更是使用了长达37年。永历政权之所以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它联合了占有中南和西南的原来归属于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以及张献忠的大西农民军的旧部；二是据有厦门、金门以及台湾的郑成功势力始终尊奉永历政权为正统。这样，明朝残存的地方势力、退守西南的农民起义军以及占据东南沿海部分岛屿的郑成功势力，在“反清复明”的大旗下，三方摒弃前嫌，抱团取暖，都奉“永历”为正朔，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清联盟。这是永历政权没有像此前几个南明政权那样旋即灭亡而得以生存下来的主要原因。永历政权最盛的时期，名义上保有台湾及中南、西南数省，与入关的清朝势力相对峙。

永历政权虽然表面上拥有西南半壁江山，但是，本质上与南明的其他政权一样，都是成分复杂，腐败透顶。朝廷之内的朝臣、宦官之间，朋比为奸，以权谋私；朝廷之外的统兵将帅，更是专横跋扈，相互倾轧。最后在吴三桂大军的追剿之下，永历帝被迫退入缅甸。顺治十八年清军入缅，永历帝被俘，后来与其子一起在昆明被缢杀。现在缅甸讲汉语的果敢人，就是当年那批追随永历帝留居缅甸华人的后裔。

二、永历通宝

随着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的覆灭，明清政权的鼎革便落下了帷幕。历史虽然翻开了清朝的一页，但是，“永历”年号却没有寿终正寝，而是继续被坚持“反清复明”的郑成功扛起，又坚持了22年。这期间，郑成功及其子郑经不但始终尊奉“永历”正朔，而且还铸造了大量的永历通宝钱。

据《三藩纪事本末》记载，南明永历政权于顺治三年在广东肇庆建立之后，为了躲避清军的追杀，便去广西梧州避难，在那里改元“永历”，并铸造了永历通宝钱。除了避难于广西的永历小朝廷之外，各地尊奉“永历”年号的将帅也多有铸造。因此，永历通宝钱的来源极为复杂，版式也特别多。

如果按照铸造地区来划分，有永历小朝廷在两广铸造的，原属大西政权的孙可望在云南铸造的，郑氏政权委托日本长崎藩以及在福建铸造的。另外，在四川可能也曾经铸造过。

如果按照面值划分，永历通宝钱有小平钱、折二钱、当五钱和当十钱等四种，尺寸大小和轻重都比较悬殊：小平钱直径一般为2.5~2.7厘米，折二钱是3厘米，当五钱是3.2厘米，当十钱多在3.5~4.5厘米之间。小平钱重4~4.8克，折二、当五、当十的重量在10~26克之间。又有一种权银钱，面值为折白银二厘、五厘和一分三种。

如果按照钱文书法来划分，有正楷、仿宋、八分、篆书、行书等五种。按铜质划分，又分黄铜和红铜两种。另外还有一种“敕书钱”，12枚一套，背面分别铸有“御敕督部道府留粤辅明定国”等十二个敕书文字。

图33–1永历通宝（背壹分）

永历通宝钱因为铸造地点很多，加之钱文多是出自工匠之手，字体古拙朴素，版别众多。[1]这些都反映了永历通宝钱铸地分散、钱文书写也不统一的实际情况。

图33–2 日本铸永历通宝

永历通宝钱总体的特点是：钱币的内郭和外郭都比其他的钱币宽，钱体打磨不甚精整；用材单一，多为铜质；铸工比较粗糙，但是分量足重，很少有减重现象。永历钱虽然铸行的时间长、数量大、地域广，但是后来因为清政府的大力回收销毁，存世数量在明代的年号钱中却不算多。

三、郑成功的身世及其“反清复明”大业

郑成功是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但是，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郑成功实际上有一半的血统是日本人。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祖籍福建泉州，初为海商，后为海盗，经常出入日本。后来组建武装走私集团，占据厦门，于崇祯六年（1633）在金门与厦门之间的料罗湾海域击败荷兰人，垄断了海外贸易，以收取保护费的形式，建立了他的海上贸易王国，聚敛了巨额的财富。据说一年收入高达数千万两白银，与明朝政府的收入相差无几，真可谓是富可敌国。后来，郑芝龙接受明朝政府的招安，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更加巩固了他对海外贸易的垄断。郑成功于1624年出生于日本长崎平户岛，母亲是日本人田川氏。郑成功幼年时在日本长大，所受的教育是被德川幕府定为官学的朱子学，讲究五伦以及上下尊卑。7岁时与母亲一起回到祖籍福建泉州南安，每日念书、骑马、射箭。据说他最爱读发扬孔子春秋大义的《左传》，这为他后来的忠君爱国思想、强烈的民族意识打下了基础。另外，郑成功之所以始终坚持“反清复明”，也与他的家仇国恨有关。

清军入关后，郑芝龙最初曾支持过南明的隆武政权。但是，商人出身的他，最讲求实际。他很快发现隆武政权所进行的反清复明，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因此，他就决定投降清朝以保全他所建立的商业王国。虽然遭到了儿子郑成功的极力反对，但是，主意已定的郑芝龙还是决定冒险亲自去北京，与清朝政府谈判归顺的事宜。郑芝龙到了北京之后，就被扣留再没有返回。同时，清军加紧了对福建的进攻。不久，攻陷了泉州并洗劫了郑芝龙的家。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来不及逃跑而被清军强奸，羞愤地上吊而死。在南京读书的郑成功回到家后，一语不发，将母亲的肚子剖开，取出肠子清洗干净，再放回去缝好，然后才下葬。郑成功又将平时所穿的儒生衣帽带到孔庙，在大殿上一把火烧光，他对着孔子像下拜，高声说：“我昔日乃是儒生，今日成为孤臣。谨谢儒服，请先师昭鉴。”表达了他将用武力抗击清军的决心。接着，郑成功就在金门起兵，竖起“反清复明”的大旗。这时是顺治四年（1647），郑成功只有23岁。

郑成功原名郑森，后来被隆武帝御赐国姓，改名成功，并被封为忠孝伯。因此，世人又称郑成功为国姓爷。郑芝龙被清政府扣留在北京之后，郑成功就接手了他父亲打下的商业王国。他虽然年纪轻轻，但是在民族大义方面却看得很重，特别是母亲的惨死，更坚定了他要向清朝报仇雪恨的决心。他意志力坚定，又拥有他父亲留下的雄厚财力基础以及上千艘的战舰和十几万人的队伍，并配有精良的武器。从此，清军遇到了入关后最强劲的对手。

郑成功的“反清复明”大业，以顺治十六年（1659）为一转折点。当年郑成功亲率十几万大军在南京与清军决战，孤注一掷，却不幸败北。十多年的辛苦经营，一朝又回到了原点，只剩下了厦门和金门两个岛屿。失望之余，郑成功决定攻取台湾，作为下一步发展的根基。经过一年多的准备，顺治十八年（1661）四月，郑成功率领二万五千人，分乘四百多艘舰艇，趁着清晨的大雾及海水涨潮之际，突然在台南外海的沙洲鹿耳门登陆。荷兰人猝不及防且寡不敌众，被迫固守待援。郑成功则采取围城战略。1662年2月，荷兰人在坚守了九个月后终于不支而投降。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后占据了台湾，这为他“反清复明”的大业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基地。

伴随着占领台湾这一重大胜利而给郑成功带来的却是一连串不幸事件的打击：首先是他的父亲郑芝龙在北京被杀，其次是泉州老家的祖坟被清军焚毁，两个月后他矢志忠诚拥立的永历帝又被吴三桂绞杀。这一连串的不幸消息使得刚烈无比的郑成功无法承受，就在这个时候，又爆出奉命留守厦门的长子郑经与弟弟的奶娘通奸生子的丑闻。郑经原来被郑成功视为能够继承他反清复明大业的人，如今在他看来可能就是一个不成器的败家子。经过这些打击，郑成功一病不起，并于当年五月病逝，享年只有39岁。郑成功死后，其子郑经继位，郑氏集团内部发生分裂，实力大为削弱，传至第三代郑克爽后，仅维持了两年，就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被清政府平定了。

四、郑成功委托日本铸造的永历通宝

郑成功为了表达他“反清复明”的坚定政治立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筹集经费，在尊奉“永历”年号为正朔的同时，还铸造了永历通宝铜钱。据清代文献《台湾外记》记载，郑成功及其子郑经曾经先后三次铸造永历通宝钱，都是委托日本长崎藩给铸造的。

第一次铸钱发生于南明永历五年（顺治八年，1651）十二月。当时郑成功刚拒绝其父降清的命令，率领部分官兵活动在福建沿海以及广东潮阳、南澳一带。而永历朝廷远在广西南宁，不能提供军需。为了筹集军费，郑成功派其族兄郑泰前往日本，以外甥的身份遣使通好长崎藩，要求提供盔甲、器械等物，并帮助铸造永历通宝铜钱[2]。形制为折二型的光背钱，直径28毫米左右，重7克上下。钱文有篆书、行书两种。钱缘较宽，材质与日本宽永通宝一样为红铜。

第二次铸钱发生于南明永历二十年（康熙五年，1666）七月。这时郑成功已去世5年，由其子郑经治理台湾。当时厦门、金门已被清军占领，郑氏集团的势力退守台湾，养精蓄锐，等待机会。郑经接受部属的建议，建造商船，装载白糖、鹿皮等物，前去日本长崎藩进行贸易，购买倭刀、盔甲，同时委托日本铸造永历通宝钱。[3]这次铸钱主要应该是为了满足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三次铸钱发生于南明永历二十八年（康熙十三年，1674）四月。三藩之乱发生后，驻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邀请郑经一起反清。郑经认为这是一次机会，于是率领军队占领厦门。为了筹集军费，又派人前往日本长崎，委托铸造永历通宝钱，并购买腰刀等器械以资军用。[4]这次铸钱显然是为了西征军需之用，主要行用于福建闽南及台湾一带。

除了上述三次有史料记载的委托日本长崎藩代铸之外，郑氏集团很可能还在福建省龙海市石码镇铸造过永历通宝钱，时间大概是在南明永历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也就是康熙十四年至十八年（1675—1679）。这种推断的主要依据是1994年4月在福建省龙海市石码镇第一医院施工时曾出土一个陶罐，内装永历通宝钱100多枚，全是生坑并锈蚀严重，为黄铜质的折二钱，钱文有篆书和行书两种，钱币的外郭还留有浇铸时留下的铜柄和流铜，完全没有流通过的痕迹。形制上看，与日本代铸的几乎完全一样。

据史料记载，南明永历二十八年，郑经乘三藩之乱，渡海西征，占领厦门，次年又攻入漳州。在历时6年与清军的对峙期间，占据龙海市石码镇的时间至少有4年。这期间为了满足军需之用，郑经有可能在日本代铸的永历通宝钱还没有运到之时，或者是在用完之后，又自行铸造了一批。很可能就是用日本代铸的钱为模翻砂铸的。因为技术不过关，试铸失败。这从石码镇发现的100多枚钱币都工艺粗糙、字迹模糊这一事实中得到印证。因为质量太次，难以投入流通，撤离时也未带回台湾，而是就地掩埋了。

因此，郑成功及其子郑经前后共铸造过四次永历通宝钱，其中三次都是为了军事需要，只有一次即第二次铸钱是为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前三次都是委托日本长崎藩代铸的，只有最后一次是在大陆铸造的，很可能只是试铸并没有成功。郑氏集团始终没有在台湾铸造过永历通宝钱，估计完全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当时台湾刚开始有大陆移民，才开化不久，还没有人能够掌握铸钱技术，所以才要远道委托日本长崎藩来代铸。

在种类以及版别众多的永历通宝钱中，有一种折二面值的钱，钱文书体有篆书、楷书两种，铜质泛红，中国钱币界最初不知这两种钱币的来历。民国年间丁福保先生组织编撰的《古钱大辞典》，是我国钱币学中一部重要的奠基之作，书中就记载说：“明末有‘永历通宝’，泉大如折二，篆书、楷书两种，铜色淡赤。诸谱莫识其源。”但是，日本的钱谱认定它们就是当年长崎藩为郑成功及其子郑经所铸造的永历通宝钱。

日本钱币界的这种认定是正确的，也是有依据的，后来被中国钱币界接受。世人这才从众多的永历通宝钱中，区分出郑成功委托日本铸造的永历通宝钱的真实面目，即面值为折二、钱文书体为篆书及行书两种。另外，据《重修台湾省通志》记载，郑成功铸造的永历通宝钱为红铜，郑经铸造的则为黄铜。

由于清朝统治者曾经实行过严酷的文字狱迫害政策，当时的文人学士都不敢谈论南明政权，更不敢记录有关“反清复明”的事，南明政权铸造的各种钱币也都被视为“伪钱”，而被大量收缴销毁。因此，有关永历时期的史料保存下来的极为稀少。这种情况下，存留的永历通宝钱币作为历史的见证，真实地记录了永历政权的兴衰历史。特别是其中郑成功及其子郑经委托日本长崎藩铸造的折二面值的篆书、行书两种永历通宝钱，因为反映了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以及日本之间的那段微妙的关系，记录了郑成功的“反清复明”大业，而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实物见证。这应该是收藏、研究钱币的魅力所在。

[1] 如“永历通宝”中的“永”字，就有写成上“二”下“水”而被称为“二水永历”；“通”字上的横折点写成一倒三角形，称为“三角通”；繁体“历”字内写成上为双“禾”字，下为一“目”字（正确写法应为上“林”下“日”）而被称为“双禾一目”。

[2] 江日昇，《台湾外记》，（顺治八年十二月）郑成功获日本“相助铜铅，令官协理，铸铜熕、永历钱”。

[3] 江日昇，《台湾外记》，（康熙五年七月郑经据台湾时）“上通日本……并铸永历钱”。

[4] 江日昇，《台湾外记》，（康熙十三年四月郑经在厦门时）“又差兵部事李德驾船往日本，铸永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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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马崇祯：预言了明朝灭亡的钱币

在正式流通钱币的背面铸上动物图案，不符合我国古代铸币的传统。但是，历史上却有三次例外：一是三国时期的“背龟太平”，二是唐朝的“瑞雀乾元”，三是明朝的“跑马崇祯”。

民间认为出现这种情况非瑞即妖，而赋予了很多的传说。其中，又以“跑马崇祯”在社会上流传广泛，影响最大，说它预言了明朝的灭亡。

下面就结合钱币实物以及民间的传说，来说说“跑马崇祯”钱是如何预言了明朝灭亡的。

一、跑马崇祯钱

跑马崇祯是明朝最后一种年号钱“崇祯通宝”钱的一种。崇祯通宝钱在我国古代铜钱中，以版别复杂而著称。这种复杂性主要是表现在钱币的背面，钱币的正面就是楷书“崇祯通宝”四个字对读，既简单又标准统一，几乎没有变化。但是，背面却是千变万化，花样百出，尤其是面值为小平、折二、当五三种钱币背面的文字，最为繁杂混乱，有纪重、纪天干、纪铸局、纪铸地、纪铸局兼纪值、吉语等种类，名目繁多，举不胜举。而最不可思议的是，还有一种背面没有文字的小平钱，直径23.55毫米，厚0.60毫米，重2.5克，这是标准的小平钱的尺寸和重量。但是，它的特殊之处是在背面穿孔的下方，铸有一个奔跑的马的图案，俗称跑马崇祯钱。

图34–1 崇祯通宝

图34–2 乾元重宝（背雀）

在崇祯通宝钱背面穿孔的下方，为什么会铸造一个跑动的马的图案呢？史书中对此钱没有记载，今人也无从考证。因此，历史上就留下了很多种解释。有人说是因为崇祯皇帝属马，铸一马的图案是为了表示纪念。这种解释几乎无人相信，因为当时明朝即将亡国，因此大家更愿意将它与明朝的灭亡联系起来。这就像东汉末年灵帝铸造四出五铢钱一样。所谓四出五铢钱，是因为钱的背面有四道斜纹，分别由穿孔的四角直达外郭，因此称为“四出文”。灵帝铸造的四出五铢钱虽然比一般的东汉五铢钱都要精良，文字、轮廓都很严整、深峻，非常美观、漂亮，但是，因为当时黄巾起义余波未平，东汉政权正危机四伏，社会舆论于是就将钱币上出现的变化与国运联系起来，认为钱币背面的四出文是分崩离析的凶兆。传说此钱一出，财富必将循四道而流布四海，天下必将大乱。后来果不其然，发生了董卓之乱，东汉灭亡，紧接着就出现了军阀割据、三国鼎立的局面。

按照这种逻辑推理，崇祯年间的明朝，本来就已经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正当这个时候，在钱币的背面又出现了一个马的图案，这必定会被认为是个凶兆，预示着明朝即将灭亡，并且暗示明朝的灭亡和“马”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因此，民间有所谓“一马乱天下”的说法。

二、对“一马乱天下”的解读

为什么要说“一马乱天下”？明朝的灭亡和马有什么关系呢？又到底是哪匹马乱了明朝的天下？

如果按照解读东汉四出五铢钱的逻辑来看，正处乱世的跑马崇祯钱，不但预言了明朝的灭亡，还暗示明朝最后的灭亡还和“马”有一定的关系。只不过不是“一马乱了朱家的天下”，而是先后有两匹“马”，不但搅乱了朱家的天下，还搅乱了明朝复国的希望。

1.第一匹是闯入北京紫禁城，颠覆了大明江山的马

关于这匹马，民间流传有个故事，说的是崇祯十七年的新年刚过，崇祯皇帝就做了一个梦，梦中看见一匹马穿过紫禁城进入了皇宫。他不明白这有什么寓意，就向大臣请教。有位大臣听后大惊失色，说城门中有匹马，是个“闯”字，这暗指当时闹得正凶的号称“闯王”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马经过紫禁城进入皇宫，意味着李自成将率领起义军攻入北京，建议朝廷迁都南京，避其锋芒，以图将来再消灭流寇。崇祯皇帝听后非常不高兴，说他妖言惑众，居心叵测，当即就让锦衣卫收监了。这时赶紧有别的大臣出来打圆场，说皇上做梦看见马是天下臣民的福分，这是祥瑞、吉兆的预兆，表示的是“出马得胜”，这时派兵进剿，一定很快就能平定流寇。

这虽然只是一个传说，但是却形象地揭示了明朝末年腐败的政治生态环境：朝廷上敢于直言的大臣，只是因为不符合皇上的意愿，便身陷囹圄；这就迫使别人只能见风使舵，用皇帝爱听的谎言来求得自保；崇祯皇帝因刚愎自用且疑心过重而自毁长城，最后只能成为孤家寡人而吊死煤山；不堪明朝苛捐杂税的底层民众，都期盼着“闯王”李自成尽快进京，解救他们。这个流传的故事，实际上就反映了明朝末年社会上的民心所向。

这里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李自成为什么会被称为“闯王”？据史书记载，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是陕北米脂人，因为家境贫寒，早年曾在银川当过驿卒，就是驿站里的兵卒。后来明政府因为财政吃紧，就裁撤了西北地区的一些驿站。失业后的李自成于是就参加了被称为“闯王”的高迎祥领导的一支起义军。李自成因为当过驿卒，比起义军里大部分只知道种田的农民见过些世面，加之他作战时勇猛而有谋略。在高迎祥死后，就被部众推为首领，续称“闯王”。“闯王”的本义应该是指作战勇猛，富有闯劲。虽然它最早是指高迎祥，但是李自成继承“闯王”的称号之后，随着起义队伍的壮大和声势的传播，“闯王”就逐渐成了李自成的专有称号。

当时中原灾荒严重，饥民遍野，社会矛盾极度尖锐。李自成接受李岩的建议，提出的“均田免赋”的口号，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欢迎，部队很快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起义军中的主力军。社会上当时广泛流传着“迎闯王，不纳粮”的民谣。一时间“闯王”仿佛就成了能救万民于水火的大救星。

凭借着这股声势，李自成于1641年正月攻克洛阳，杀死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从后花园弄出几头鹿，与福王的肉共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当时明朝正集中全力在山海关外抗击清军的进攻，无力围剿起义军。于是，李自成就于1643年正月在襄阳称新顺王，十月，攻破潼关，占领陕西全省。1644年正月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改年号为“永昌”。二月李自成亲率起义军开始东征，渡过黄河后连续攻下汾州、阳城、蒲州，三月十三日攻克太原，四月七日攻占宁武关，十一日，大顺军开进宣化府，“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崇祯急调辽东总兵吴三桂等入卫京城，并号召在京勋戚官僚捐助饷银。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抵达居庸关，明军不战而降，农民军直抵北京城下。已经毫无士气的守城官兵，遂放弃抵抗，打开城门，向“闯王”的军队投降。李自成在太监的引导下，从德胜门进入北京城，经承天门步入内殿。这个时候的紫禁城内，大臣们都已逃散，只剩下了孤家寡人的崇祯皇帝。他眼见大势已去，就出紫禁城后门，在煤山自缢身亡，史称“甲申之变”。立国276年的明朝，就这样被闯入北京城的这匹“马”给踏灭了。

2.第二匹是搅毁了明朝复国希望的马

甲申之变主要发生在北方，北京的朝廷虽然沦陷了，但是，在明朝原来的京师南京，实际上还保留着一套备用的官僚体制。同时，除了湖北、四川之外，南方几乎都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明朝完全有机会像西晋、北宋那样，北方国土沦陷之后，在南方又聚集力量，依照建立东晋、南宋的做法，建立南明政权，撑起半壁江山。

实际上，明朝的皇室宗亲、朝廷大臣以及士大夫们，在“甲申之变”发生后，就是仿效东晋、南宋的故事，在南京拥立被李自成炖“福禄宴”的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建立了南明的弘光政权。当时入关的清军主要盯着北方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起义军，南明的弘光政权完全有条件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扛起明朝正统的旗号，凭借南方的半壁江山，与北方的异族入侵者清军相抗衡。南明弘光政权既有这种实力，历史也给了它这种机会。但是，明朝复国的大好机会，又生生地被另一匹马给搅毁了。这匹“马”指的是马士英。

下面我们看看，马士英这匹“马”，是如何搅毁了明朝复国希望的。

据《明史》记载，马士英，字瑶草，贵州府贵阳人。他原籍实际上是广西梧州府藤县，与著名的抗清英雄袁崇焕是同村的老乡，又是同一年所生。马士英原本姓李，5岁的时候被一名姓马的贩卖槟榔的商客拐去贵阳而改姓了马。万历四十四年（1616），马士英到北京参加会试，结识了阮大铖。三年后考中进士，授官南京户部主事。天启朝时，又被任命为郎中、知府。崇祯三年（1630），马士英任职宣府巡抚时，因为动用公款数千两白银贿赂朝中权贵，被揭发后受到革职充军的处分。这时他的好友阮大铖也因为依附阉党魏忠贤而被撤职。两位处境略同的熟人，为了躲避农民起义军，这时都来到了南京。阮大铖为人机敏狡猾，但是因为名列崇祯皇帝钦定的魏忠贤逆案之中，政治上很难再有作为，于是就推荐马士英于崇祯十五年（1642）当上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州、凤阳等处军务。

甲申之变后，崇祯自缢，南京准备另立朝廷。以东林党为代表的一派准备拥立潞王，但是，马士英与阮大铖视福王为“奇货”，就派兵迎接福王。《明史》记载：“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1]因为马士英在福王称帝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后来史可法被排挤出朝廷，渡江北上督师之后，马士英就实际控制了南明弘光政权。

马士英入南京和史可法出镇扬州，是弘光政权兴亡的一大转折点，不但写就了两人不同的历史定位，也改写了南明历史的发展。史可法为官清廉，在江南地区特别是明朝南京政府中威信很高。他坚守扬州，多次拒绝围城的清朝豫亲王多铎的劝降，城破后壮烈牺牲。清军因为遇到顽强抵抗，伤亡惨重，而对扬州百姓实行了野蛮的大屠杀，史称“扬州十日”。

入阁辅政的马士英首先提出了“大计四款”，作为优先处理的头等政务竟然是：第一件，为弘光帝寻找走失的老母亲；第二件，为弘光帝的父亲，也就是被李自成农民军处死的福王朱常洵上尊号，想办法将其棺木迁到南方；第三件，以弘光皇帝还没有生儿子为由，大选宫女，以满足其淫欲；第四件，把那些失去封地的藩王监视起来，避免被他人拥立为帝的事情发生。

所谓的四件大事，实际上都是弘光朝廷鸡零狗碎的私事，没有一条与大敌当前、生死存亡的国事相关。而被推上复兴明朝大业的南明弘光皇帝，更是纨绔子弟，他不但无意恢复中原，甚至连朝政都懒得过问，把军国大事全都交给了马士英。而马士英只要照顾好弘光皇帝的个人需求，以固其宠就可以了。指望这样的君臣复国，怎么可能？因此，不到一年时间，弘光朝廷就被清军消灭，弘光帝和马士英也被清军所杀。

因为提起南明的弘光政权，人们自然要想到马士英。弘光政权从建立到灭亡，在短短一年间里，马士英无处不在，他所起的作用始终是负面的。因此，历史上有“一马乱天下”的说法，指的就是马士英葬送了南明复兴的希望。

明朝灭亡和复兴失败的原因，除了上面所提到的“闯王”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和马士英所主导的腐朽堕落的弘光政权这两匹“马”之外，实际上还有一匹更加凶悍的“马”，它就是真正骑着马，从东北杀入山海关占领中原的满洲“八旗兵”。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认为明朝的灭亡和复兴的失败，除了农民起义、腐败的官僚体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外敌的入侵。这样说来，明朝的天下不是被两匹“马”，而是被三匹“马”共同搅乱而最后亡国的。无论是三匹“马”，还是两匹“马”，实际上都是我们作为后来者的一种解读，与跑马崇祯钱最初铸造者的初衷已经没有关系了。

三、民众的美好愿望

崇祯通宝钱的背面，为什么会出现马的图案呢？这一定不是随便出现的，而是带有一种特殊的寓意！从跑马崇祯钱传世及出土情况看，可以确定它是铸钱局正式铸造的钱并流通使用过。因为在有的钱上有很明显的流通使用的痕迹，说明它属于流通钱。

考虑到崇祯末年钱法的极度混乱，以及民众的普遍诉求，我们倾向于认为，当号称“闯王”的李自成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之后，直接触碰到了千百年来中国社会最根本的土地和赋税问题，呼应了失去土地并被苛捐杂税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的需求，因而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欢迎。这与为了抗击清军的入侵和围剿农民起义军而新增加“三饷”[2]和矿税的明朝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着“迎闯王，不纳粮”的民谣。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对明朝腐败统治极度失望的铸钱工匠，就利用王朝末期制度管理的松懈，于铸钱的便当，在钱的背面穿孔下方，添铸了一个跑马的图案，来表达他们朴素、美好的愿望。因为穿孔与马组合的寓意就是“一马入门”或“门下有马”，本意显然指的就是“闯”字。而特别选用的还是一匹跑马的图案，更是充分表达了广大基层民众希望“闯王”李自成能够尽快进军北京，推翻已经失去民心的朱明王朝，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急切心情。据统计，跑马崇祯钱版式众多，有大、小马，单、双点通，有星、无星，以及大、小样之分。这说明它不是哪个铸钱局偶尔铸造的，而是很多铸钱局都铸造了，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带有普遍性的一种思潮。

百姓的愿望虽然很美好，但是现实却是非常残酷的。从北宋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最早提出“均贫富”的诉求，到李自成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这期间中国农民曾经进行了无数次的反抗斗争。每次暴烈的农民起义之后，旧王朝都会被一个新建的王朝替代。虽然新建的王朝最初都会推行一些与民让利的政策，对吏治也进行一番整治，但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对社会制度进行变革，都是在旧有的框架下做些细微的调整，新瓶子里装的依然是旧酒，旧有的社会矛盾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周期性的王朝更替还会继续进行下去。只有从根本上推翻旧有的制度，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历史上王朝虽然频繁更替，但是社会制度却无根本变革的独特现象。这也是跑马崇祯钱给我们的一点启示。

[1] 《明史·马士英阮大铖传》。

[2] 三饷即辽饷、剿饷和练饷。

第7章

清代变革中的币制

清代的币制总体上处于由传统的制钱向近代机制币的变革之中。本章分十二个专题，其中有六个专题与币制的变革有关。“咸丰朝的钱钞制”是在内忧外患加剧的情况下被迫实行的通货膨胀政策，自此以后，中国传统的币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银锭（元宝）”讲述了银锭作为我国古代称量货币的演化过程；“寿星银饼、漳州军饷”介绍了现存最早的仿铸西方的银币；“光绪元宝”开了我国近代机制币的先河；“中国通商银行兑换券”是我国最早的银行兑换券；“饷金金币”则见证了有关金本位的讨论，并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金币。

另外五个专题与清朝的边疆治理政策有关。准噶尔普尔钱、新疆红钱与乾隆统一新疆有关；道光通宝·八年十、足银壹钱与平定张格尔叛乱和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关；乾隆宝藏见证了一场与尼泊尔之间的货币战争；最后一个专题“状元及第”介绍了有关民俗钱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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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普尔钱：

形制异样、命运多舛的钱币

金属铸币虽然在面值、材质、尺寸、形状上各有不同，但是总体上无非是有孔和无孔两大类。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钱币都是无孔的打制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钱币则是有孔的浇铸币。

钱币除了有孔、无孔的区别之外，在形制上基本都是圆的，偶尔也有方形的，如古代的罗马、印度就曾经使用过一种方形的钱币。但是椭圆形的钱币，大家可能都没有见过。

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种明末清初在新疆地区由准噶尔蒙古打制的椭圆形的钱币，因为像桃核仁，又被形象地称为“桃仁形钱”。

一、普尔钱铭文的考释

我最初接触到这种桃仁形钱，是刚参加工作时新疆钱币学会的董庆煊先生告诉我的。他说这种钱币不但外形奇特，而且铭文也很特殊。文献记载说是准噶尔汗国铸造的，称为“普尔钱”。但是除了外形与文献记载相符之外，钱币上的铭文与文献记载却并不完全一致，还有很多的难解之谜。他要我结合准噶尔汗国的历史，对有关普尔钱的资料做一系统的梳理，争取能够考证清楚准噶尔普尔钱的来历。

接受董老布置的课题之后，我就开始认真查阅、梳理有关记载准噶尔普尔钱的文献资料。我发现最早的记录见于清朝定边将军兆惠于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写给朝廷的奏折，他说“查回城钱文，俱红铜鼓铸，计重二钱，一面铸准噶尔台吉之名，一面铸回字”。但是太过简单，比较详细的记载是《西域图志》[1]和《回疆通志》[2]。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普尔”指的是铜钱，“腾格”又译作“天罡”，指的是银币。根据上述文献记载，我们知道普尔钱有两种：一种是策妄阿拉布坦铸造的，另一种是他的儿子噶尔丹策零铸造的，钱币上面分别铸有他们的名字以及打制的地点叶尔羌。噶尔丹策零即位后曾销毁一部分策妄阿拉布坦铸造的普尔钱，而将名字改铸成自己的。

我找来“桃仁形”钱币实物测量后发现，直径自尖端算起约为1.7~1.8厘米，横径约1.5厘米，厚0.4~0.5厘米，重约6.3~8.2克不等，这与兆惠奏折中所说的每枚“计重二钱”（合7.46克）完全相符。另外它呈椭圆形、一头微尖、体小而厚重的外形，也与文献中的记载完全一致。这说明存留下来的两种“桃仁形”钱就是文献中所记载的两种准噶尔普尔钱。

确定了“桃仁形”钱实物就是准噶尔普尔钱之后，下一步就需要释读普尔钱上的铭文，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证、分析准噶尔汗国铸造它的背景及原因。

因为两种普尔钱背面的铭文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先来看背面的铭文。

将普尔钱的尖端向上，铭文为阴文，自下而上很清晰地可以拼读出来是察合台文，读为“Zarb Yarkand”，意思就是“叶尔羌铸造”。这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这里要解释一下，所谓“察合台文”是指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波斯语化的回鹘文，实际就是现代维吾尔文字的前身。

两种普尔钱正面的文字，文献记载都是托忒文。

这里也要解释一下，所谓“托忒文”，又称厄鲁特蒙古文，是1648年咱雅班第达在回鹘式蒙古文的基础上创造的，能更清楚地表达厄鲁特蒙古方言的一种蒙古文字，主要在新疆的厄鲁特蒙古中流通使用。我请教新疆的托忒文专家，他们认为其中有一种铭文属于托忒文。钱币尖端向右，左侧铭文为阳文，发“Cawang”的音，应该就是策妄阿拉布坦名字的前半部分“策妄”，右侧部分是什么，还有待考释。

对于另外一种钱币上的铭文，专家们认为不属于托忒文。仔细辨识后，我也发现两枚钱币正面的文字风格不一样，应该不属于同一种文字系统。钱币的尖端向右，无论是阴文还是阳文，都释读不通。但是，将钱币的尖端向左，铭文的阴文按自右向左再由上而下的顺序读，可以清晰地读出察合台文“Khardan Chirin”（گگالدان چردن）的音，即“噶尔丹策零”。比照《西域同文志》“噶尔丹策凌”词条中的察合台文拼写字母，也完全一样。因此，我们大胆地提出“噶尔丹策零”钱币上的文字，很可能不是文献上记载的托忒文，而是察合台文。

图35–1 策妄阿拉布坦

图35–2 噶尔丹策零

图35–3 黄铜普尔

董庆煊先生很认可这一观点，后来在他的指导下，我写了《准噶尔普尔钱考》一文，提交中国钱币学会1989年底在苏州召开的成果汇报会，被列入了大会表扬的四篇论文之一，随后被刊登在《中国钱币》1990年第1期。这是我参加工作后写的第一篇有关钱币的学术论文。

以上对准噶尔普尔钱铭文的释读，虽然能够自圆其说，但是，我却始终有点信心不足，存有三点疑惑：

一是按理讲，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两种钱币的尖端，应该是朝向一致，而不应该分右左两个方向。

二是铭文也应该是一致的，或为阴文，或为阳文，应该统一，而不应该一个为阴文另一个却是阳文。

三是考虑到两种钱币背面铭文是一致的，都释读的是阴文，钱币的尖端朝上，自下往上读。因此，钱币正面的铭文似乎也应该是尖端朝上，自下而上释读才更为合理。但是，这样却又释读不通。

图35–4 策妄阿拉布坦钱币正面铭文

图35–5 噶尔丹策零钱币正面铭文

图35–6 两种钱币的背面铭文

上述疑惑，有待专家指教或容日后再做进一步的考释和研究。

二、准噶尔汗国的建立及铸造普尔钱

准噶尔汗国是由准噶尔蒙古建立的。准噶尔蒙古因为不属于成吉思汗家族的东蒙古，在元朝时期并不为人所知，但是明清时代在西北的历史舞台上，准噶尔蒙古却演绎了几出恢宏壮阔的大戏。

1.准噶尔汗国的建立

准噶尔是被称为西蒙古的厄鲁特四大部落之一，另外三支为和硕特、土尔扈特和杜尔伯特。其中和硕特后来进入青海、西藏，喇嘛教就是由它扶植登上西藏政治舞台的。土尔扈特曾经游牧到伏尔加河地区，后来又东归回到新疆，电影《东归英雄传》讲的就是这件事。杜尔伯特力量相对较小，依附于准噶尔，游牧于伊犁、塔城一带。

明朝建立后，元顺帝被逐回蒙古草原，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所在的东蒙古开始衰落，西蒙古乘势崛起，当时被称为“瓦剌”，其首领曾经于1449年制造“土木堡之变”，俘虏了明英宗。后来向西游牧进入新疆地区。西蒙古以准噶尔部最为强大，它先后将和硕特部排挤去了青海、西藏，将土尔扈特部排挤去了伏尔加河流域。这样准噶尔部就以伊犁为中心，建立了准噶尔汗国。噶尔丹在位时（1671—1697）曾征服南疆的叶尔羌汗国并入侵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兵锋直指北京。康熙被迫两次御驾亲征，击败噶尔丹并顺势收服漠北蒙古。噶尔丹死后，策妄阿拉布坦（1697—1727）以及噶尔丹策零（1727—1754）父子相继为准噶尔汗。在他们统治时期，再次征服叶尔羌汗国并远征西藏挑起真假六世达赖之争，在西面抗击俄国的东进。这一时期是准噶尔汗国最繁荣、强盛的时期。普尔钱就是在这一时期铸造的。

准噶尔汗国的蒙古人主要以游牧为生，他们的商品交易大部分都是以茶马、绢马等物物交换的形式进行，很少使用钱币。那准噶尔汗国为什么要铸造普尔钱呢？实际上这与征服叶尔羌汗国有关。

2.征服叶尔羌汗国

叶尔羌汗国是由已经伊斯兰化、回鹘化的察合台后裔建立的，建立者赛义德汗是印度莫卧儿王朝建立者巴布尔大帝的表兄弟，正是在巴布尔的支持下，赛义德于16世纪初在新疆南路以叶尔羌（今莎车）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小汗国，到17世纪中期统治汗国的察合台后王已经衰弱，代表伊斯兰教的和卓（传说是伊斯兰教创立者穆罕默德的后裔）势力日益强大，分为白山、黑山两派，长期争斗不已。噶尔丹曾经于1678年出兵征服了叶尔羌汗国。噶尔丹死后，叶尔羌汗国就摆脱了准噶尔汗国的控制。策妄阿拉布坦继任准噶尔汗后，于1700年又再度征服叶尔羌汗国，并将白山派的子弟押往伊犁扣为人质。直至噶尔丹策零在位时，都对叶尔羌汗国行使了有效的统治。

文献记载，准噶尔汗国模仿匈奴在西域设置童仆都尉以及突厥派驻吐屯“督赋入”，即监督征收赋税的办法，在叶尔羌汗国指派“德墨齐”，即收税官，专门负责征收南疆地区的贡赋。收税官依靠派驻在各地的蒙古代理人以及和卓所造的户口、赋役表册，按户索取。据《和卓传》记载，每年交纳的贡赋是十万腾格。

3.铸造普尔钱

普尔钱就是策妄阿拉布坦1700年征服叶尔羌汗国后，命令叶尔羌汗国在叶尔羌打制的，主要是供南疆叶尔羌汗国的维吾尔人使用，所以在普尔钱的背面，用当时南疆普遍使用的察合台文打制了叶尔羌的地名，正面为了彰显征服者的威权，用托忒文打制了准噶尔汗王策妄阿拉布坦的名字。噶尔丹策零继位后，将打印有其父名字的旧普尔钱收销，重新打印上自己的名字。

《西域图志》记载说，每当新的汗王继位，就新打制一万枚普尔钱，以一换二的比价换易旧钱，随换随铸，直至旧普尔钱换完为止。实际上，这种做法只到噶尔丹策零为止。因为他后面的几任汗王统治的时间都很短，贵族内部为争夺汗位争斗不已；被征服的叶尔羌汗国也试图摆脱被奴役的处境；准噶尔汗国本身也面临被清政府征服的危险，再顾不上改铸新普尔钱了。

所以目前我们见到的只有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这两种面文的普尔钱，而由于噶尔丹策零大量收销策妄阿拉布坦的普尔钱，改铸成有自己名字的普尔钱，因此目前遗留下来的准噶尔普尔钱中，绝大部分都是噶尔丹策零的普尔钱，策妄阿拉布坦的普尔钱很少，这与历史记载的情况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噶尔丹策零的普尔钱虽然形制上与策妄阿拉布坦的普尔钱一样，但是铭文却从托忒文改成了察合台文，这主要是因为，托忒文本身自1648年（顺治五年）由咱雅班第达在原回鹘式蒙文的基础上创造以来，主要用来书写藏传佛教经典，流行于宗教界，还没有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中去。因此，只在策妄阿拉布坦打制的普尔钱正面一度使用过。而真正使用普尔钱的是叶尔羌汗国的广大维吾尔民众，他们使用察合台文，根本不认识托忒蒙古文。所以，新继位的噶尔丹策零在打制普尔钱的时候，为了照顾当地民众使用方便，就将原来的托忒文改成在南疆通行的察合台文了。

普尔钱为什么要打制成椭圆形，并且还要带一个小小的尖，即“首微锐”这种奇特的形状呢？对此，文献中没有记载，也无其他的钱币进行比对，还是一个不解之谜。我想这不可能是打制者随意为之，应该有一定的寓意，估计和准噶尔蒙古人信仰的藏传佛教有关。这只是一种猜测，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4.黄铜及银质普尔钱

清代文献《石渠馀记》和《皇朝续文献通考》都记载说：“西藏旧用普尔钱，红铜为之，重二钱，质小而厚，外有轮廓，中无方孔，每五十谓之腾格。”这段记载颇耐人寻味，是否“西藏”为“新疆”之笔误？但是联系准噶尔汗国的历史，这可能和策妄阿拉布坦在位时曾侵扰西藏的事件有关。

史载策妄阿拉布坦为了挟持西藏的达赖喇嘛，号令众蒙古并进而与清朝抗衡，于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十月曾利用西藏真假六世达赖废立之争，派大将大策凌敦多布率兵六千，经新疆和田，由藏北突入，“败唐古忒兵，围攻布达拉，诱其众内应开门，杀拉藏汗”，攻占了拉萨。直到1720年8月被清军赶出西藏为止，占领拉萨达三年之久。这期间可能将普尔钱随军携带至西藏作为饷糈之用，从而使部分普尔钱流入西藏亦未可知。

普尔钱除了红铜质，另外还发现有黄铜质和银质两种。

黄铜质的普尔钱较红铜质的略重一些，铭文虽然打制粗糙，但是依然能够清晰地辨识出是托忒文的“策妄”字样，并非赝品。普尔钱打制于叶尔羌，应该都是红铜质的，因为新疆南路铸钱从不掺用铅、锡，都是用纯净红铜直接铸造，因此呈红色，这是新疆南路铸钱的一大特点。但是，怎么会出现黄铜质的普尔钱呢？这恐怕又与策妄阿拉布坦侵扰西藏有关。

据文献记载，准噶尔军队占领拉萨之后，曾在全城大肆抢劫三天，寺院神庙里的金、银、铜器等贵重财物多被抢走，运往伊犁，途中要经过叶尔羌，很可能用抢来的一些铜器，在叶尔羌打制了一部分普尔钱。因为西藏使用黄铜，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黄铜质普尔钱的来历。

银质普尔钱目前只发现噶尔丹策零的一种，数量极为稀少，属于真品无疑。限于资料，对其来源还不能做出解释。相信随着新资料的发现以及研究的深入，对于黄铜质和银质普尔钱的来历，将会有更准确可靠的解释。

三、准噶尔汗国的灭亡

普尔钱之所以始终吸引我的目光，不仅仅是因为它还有很多未解的谜团需要我们去发现、揭秘，更主要的是，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普尔钱就是准噶尔民族多舛命运、悲惨结局的历史见证！它记载了那个时代中国西北历史的风云突变，见证了准噶尔蒙古以悲剧收场的几出恢宏壮阔的大戏，值得我们深思。

准噶尔部落作为西蒙古的核心，在明朝初年，随着以黄金家族为代表的东蒙古势力的逐渐衰微，而强势登上了西北草原的历史舞台。其首领也先以太师的身份控制了北元黄金家族的废立，并在土木堡一战俘虏了明英宗，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幕！更绝的是他在要挟明朝失败的情况下，竟然放回英宗，直接影响了明朝历史的走向。巴图尔洪台吉在位时配合和硕特进军西藏，将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扶植起来，奠定了蒙藏民族共同信仰藏传佛教的基础。后来他又牵头制定了《卫拉特法典》，协调西蒙古各部落内部的分歧，以便共同对外。其子噶尔丹初拜五世达赖为师，后还俗夺取准噶尔大汗之位，南取叶尔羌汗国、东击漠北喀尔喀蒙古，欲与康熙争夺天下，虽然最后兵败自杀，但是在蒙古民族中至今仍有很高的威望。策妄阿拉布坦本来是噶尔丹的侄子，于危难之际继承汗位后，励精图治，再次征服叶尔羌汗国，并进军西藏，意图控制达赖并进而与清争夺天下，兵败后却依然能从拉萨全身而退。其子噶尔丹策零在与清朝对峙的同时，还能在西面抵御俄国的东进，并从南疆移民维吾尔族人开发伊犁河谷，成就了准噶尔汗国最强盛的时期。

曾几何时，风云突变。

噶尔丹策零因为没有处理好汗位的继承问题，为准噶尔蒙古招来了灭顶之灾。1745年噶尔丹策零去世后，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继位，不久发生内讧，被其兄喇嘛达尔扎赶下台。喇嘛达尔扎又被达瓦齐杀死。达瓦齐上台后与曾经支持他取得汗位并有野心的阿睦尔撒纳交恶，战败的阿睦尔撒纳于是降清，并带清军灭了准噶尔汗国。

阿睦尔撒纳后来因为不满清朝的任命又多次叛乱，反反复复，直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才被最后平定。但是，已经对准噶尔蒙古失去信任和耐心的乾隆皇帝，在下令销毁普尔钱改铸成圆形方孔的乾隆通宝钱的同时，对准噶尔男子也实行了灭绝式的屠杀，个头超过马车轮子的男子统统被杀了，妇孺则被掳去做奴婢。正是因为准噶尔蒙古的男子几乎都被杀光了，伊犁河谷人烟稀少，西迁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才有了东归伊犁想法，演出了一场东归故里的壮举。

曾经强盛无比的准噶尔汗国，经此浩劫之后，除了在新疆北部留下来一个空洞的“准噶尔盆地”这一地名之外，只有劫后存留的普尔钱，还能诉说准噶尔蒙古曾经辉煌的经历。这一切告诉我们，无论是大至一个国家，还是小至一个单位或家庭，内部的团结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最重要的！古人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我想这应该是普尔钱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1] 《西域图志》：“回部旧属准噶尔，所用‘普尔’钱文，质以红铜为之，质小而厚，形圆椭而首微锐，中无方孔。当策妄阿剌布坦时，面铸其名，背附回字。噶尔丹策零嗣立，即易名更铸。”

[2] 《回疆通志》：“回地旧用钱文名曰‘普尔’，以红铜铸之，每五十文为一‘腾格’。其式小于制钱，厚而无孔。一面用帕尔西（即波斯）字铸业尔奇木（即叶尔羌），一面用托特字（即厄鲁特字）铸策妄阿拉布坦及噶尔丹策零字样。重一钱四五分至二钱不等。”

36

新疆红钱：

体现了乾隆皇帝治疆策略的钱币

“新疆红钱”是清代铜钱体系中一个独立分支，因为只在新疆南部铸造流通而得名，内地很难见到。它不仅颜色与内地各省流通的制钱不一样，在形制、钱文、重量等方面也与制钱不尽相同。因为独特而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新疆红钱与众不同的外在表象背后，实际上体现的是清政府治理新疆的政策设计。

下面结合新疆历史，从货币的视角探讨清政府统一新疆后，为什么在南疆铸造使用“红钱”，这体现了怎样的政策考虑，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红钱”名称的由来

“新疆红钱”，顾名思义表示它的颜色是红色的，这从外观上就揭示出它与内地的制钱看上去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这是因为新疆与内地传统上铸钱的习惯就不相同。新疆以及中亚地区铸造钱币所用的铜料，都是当地用土法提炼的，熟铜中原有的杂质都没有去除干净，同时也不再添加铅、锡等配料，直接就用来铸钱，因此含铜量都在90%以上。因为铜本身的颜色就是红色的，古人就称铜为“赤金”，新疆用纯度高达90%以上的铜铸出来的钱自然呈红色，因此俗称为“红钱”。

而内地铸造的制钱，为了增加钱币的硬度以及铜液浇铸时的流动速度，同时也考虑降低成本，则要添加相对低廉的铅、锡、锌等配料，一般比例为“铜六铅四”，铜只占到百分之六十，而呈青铜色或黄色。

新疆红钱与内地制钱，除了颜色上的不同之外，在钱文、重量、流通区域、比值等方面也都不同。这些不同，实际上就反映了清政府在新疆治理政策设计方面“因俗施治”的总原则。

二、红钱制度与治疆策略

清朝的统治者因为本身就是少数民族，因此，在处理民族地区的事务时，比较尊重、照顾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能够做到“顺俗从宜，各因其便”。特别是在货币制度方面，针对新疆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制度，这也属于在政治上实行分区管理政策的一部分。

1.北疆推行制钱制度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农耕与游牧经济并存且发展极不平衡的边疆地区。针对这一特点，清政府采取了因地制宜、“因俗施治”的方针。政治上，在新疆分别实行了：郡县制、伯克制、札萨克制、八旗制等不同的管理制度。

北疆的乌鲁木齐一带多数都是从关内迁来的汉族、回族百姓，因此设立镇迪道，由陕甘总督及乌鲁木齐都统双重管辖，实行与关内一致的郡县制；为了巩固边防，从内地抽调的满族、蒙古族、锡伯族和索伦等八旗驻防军及其眷属，主要驻守在北疆的伊犁地区，对他们的管理如同内地一样，实行的是八旗制度；对早期归顺的哈密、吐鲁番等察合台后裔以及后来归附的哈萨克、土尔扈特等部众实行札萨克制即世袭制。与上述三种政治管理制度相适应，清政府在货币政策上实行的是和内地一致的制钱制度，这就形成了北疆的制钱区。

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学者曾经认为，红钱制度是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汉回隔离”政策的一种表现。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客观地讲，如果从清代红钱制度实施的全过程来看，最初确实存在“汉回隔离”的考虑。但是，这种意识与动机在不断地淡化，后来就逐渐不存在了。因为，乾隆皇帝在南疆实行红钱制度后不久，曾经考虑过北疆也“照回部之例”建局“铸造乾隆通宝，永远遵行”。当有人将宝伊局的钱带往南疆冒充红钱使用时，他又提出“不如将伊犁钱文与回地普尔画一办理，使奸商无所获利，自然不复滋弊”[1]。道光皇帝甚至还一度想将红钱制度推行到关内的陕、甘两省。新疆建省之后，红钱就被推广到了北疆，成为全疆统一使用的货币。

2.南疆实行红钱制度

南疆的塔里木盆地沿线，是维吾尔族的传统集中居住地区，统一之后政治上继续保留了原有的伯克制即封建领主制，但是将原来的世袭制改为清政府的委任制。与此相适应，在货币制度上实行的就是红钱制度，形成了南疆的红钱区。

红钱是清政府统一新疆后的第二年，即乾隆二十五年（1760）铸造的。

因为要销毁准噶尔汗国在叶尔羌铸造的普尔钱，所以，清政府就在叶尔羌设立铸钱局，将收缴的普尔钱销毁后改铸成圆形方孔钱。

这种方孔钱与清政府在内地统一铸造的制钱，虽然在外形上看起来一样，但是内容上却有两点不同：

一是材质上没有掺杂铅、锡，而是直接用纯红铜铸造的；

二是钱币的背面，除了满文之外，还铸有维吾尔文。

乾隆皇帝在审核红钱样钱时，曾经写下了“形犹腾格因其俗，宝铸乾隆奉此同”[2]的诗句。其“奉此同”的原则性与“因其俗”的灵活性，在“红钱”身上可以说是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清政府在南疆实行红钱制度，这一方面是尊重当地民众习用红钱的传统。新疆南路为绿洲农耕区，历史上就使用货币，也铸造过货币。都是用纯铜直接铸造，从不掺加铅、锡，因此钱币呈红色，这是新疆南路以及中亚地区历史上铸钱的一大传统。另一方面是有利于收缴、销毁旧钱，顺利统一货币制度，保持社会稳定。新铸的乾隆通宝采用红铜，每枚重二钱，与原来流通使用的普尔钱在钱质、重量上完全保持一致。背面加铸维吾尔文，便于当地民众辨认，这样有利于统一货币工作的顺利完成。

3.红钱与制钱的兑换

因为在南疆实行红钱制度，新疆就被划分成了红钱与制钱两种不同的货币流通区。那红钱与制钱的兑换比率是多少，又是如何兑换的呢？

红钱每枚重二钱，含铜量在90%以上。制钱的含铜量只有60%，其余40%为铅、锡等劣质金属，标准重量只有一钱二分。因为红钱与制钱的材质和重量都不相同，所以，它们的币值也不相同。最初规定1枚红钱兑换10枚制钱，后来调整为1∶5，即1枚红钱可以兑换5枚制钱，这一比值一直延续使用到清末。红钱区与制钱区以吐鲁番地区的托克逊为界。那里是北疆通往南疆的门户，专门设有货币兑换点，为往来的官员以及商客提供兑换服务。道光二十四年（1844）去南疆勘察耕地的林则徐[3]，以及咸丰元年（1851）去叶尔羌任职的倭仁[4]，在他们的日记和游记中，都有进入南疆之前在托克逊将制钱兑换成红钱的记载。

红钱与制钱虽然确立了兑换比率，也设立了兑换地点，但是在同一个地区发行、使用两种不同的货币，并且划区流通，给人员往来、货物交流以及经济发展都带来了诸多不便且影响深远，民国时期形成的“省票区”与“喀票区”与此不无关系。

4.铸钱技术源自宝陕局

新疆地区从唐朝以后逐渐就接受了伊斯兰教，钱币文化也被伊斯兰化了，采用打制技术铸造圆形无孔钱。譬如喀喇汗朝、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以及准噶尔汗国的钱币，都是用打压法制成的。此前汉唐时期从中原传入的浇铸技术早已失传。那么铸造红钱的技术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这全靠宝陕局的技术支持。据记载，应当时主持南疆事务的定边将军兆惠的请求，朝廷命令陕西巡抚从宝陕局派来八名技术工匠，携带铸钱所需成套器具两副，三月中旬从西安出发，历时五个多月，到了八月才抵达叶尔羌，九月就开炉铸钱。最初是用军营里备用的余铜，铸钱50多万枚，兑换原来用的普尔钱，销毁旧钱后再铸新钱。新铸造的钱主要是供叶尔羌、喀什噶尔、和田三城使用。

图36–1 兆惠

不仅是叶尔羌局，后来的阿克苏局以及北疆的宝伊局，都是在宝陕局技术工匠的主持下筹建的。因此，铸造的钱币都带有明显的宝陕局的特点，这从乾隆当朝所铸造的乾隆通宝钱币正面文字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后来补铸的乾隆通宝逐渐就没有了宝陕局的特点，更多体现的是浓郁的新疆风格了。

红钱的形制是由乾隆皇帝钦定的，即“从各省之例，附彼处城名于其幕，而正面遵用天朝年号，以彰同文之制；幕文兼用回字者，从其俗也”。[5]外观上与内地各省通用的制钱一样，正面用汉字铸“乾隆通宝”。制钱的背面只有满文一种，在穿孔的左右为满文“宝某”表示铸局，但是，红钱的背面用满文和维吾尔文标注地名叶尔羌，分列穿孔的左右。不过，当地民众仍然称红钱为“普尔”或“雅尔马克”，表示的都是铜钱的意思。

5.阿克苏等铸钱局

除了叶尔羌局之外，清政府在南疆还先后设立了阿克苏、乌什、库车、喀什噶尔等四个铸钱局。其中，最重要的是阿克苏局及后来的库车局。

叶尔羌不产铜，设立叶尔羌局的主要任务是销毁普尔钱。而阿克苏地区铜矿资源丰富，因此在叶尔羌局设立后的第二年，即乾隆二十六年（1761）又设立了阿克苏局，承担了在南疆铸造新货币的使命。乌什局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将阿克苏局移迁乌什铸钱而形成的。这与镇压乌什爆发的一场农民起义后，清政府在政治及军事上所做的调整有关。当时将参赞大臣由喀什噶尔迁往乌什，兼辖阿克苏及喀什噶尔。乌什的地位顿时提高，成为清政府管理南疆回部各城的政治及军事中心。顺应这一调整，同时也为发放兵饷的便利，于是就将原设于阿克苏的铸钱局移设乌什，成为清政府在新疆设立的第三个铸钱局。但是，因为乌什地理位置偏僻，不产铜，也没有熟练的工匠，铸钱所需要的一切都要从阿克苏等处运来，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因此，嘉庆四年又将铸钱局重新移回了阿克苏。

库车和喀什噶尔两个铸钱局都是在咸丰年间为了赶铸大钱而设立的。铸造大钱的风潮过去之后，喀什噶尔局就停铸了。但是，库车局不但保留了下来，还和阿克苏局一起，成为光绪年间新疆最重要的铸钱局。实际上，新疆红钱主要都是阿克苏局和库车局铸造的。

图36–2 乾隆叶尔羌

图36–3 乾隆阿克苏

图36–4 乾隆乌什

图36–5 清代新疆钱局分布图[6]

三、新疆红钱的独特魅力

新疆红钱之所以能够吸引海内外的钱币收藏爱好者不惜重金求购，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颜色，更主要的是它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独特的地域风情、遥远的丝路情怀。

1.“道光通宝”背铸“八年五”“八年十”

它不但见证了平定张格尔叛乱这一新疆历史上的大事，同时，还影响此后红钱背面必须加铸一个“十”字，否则当地的维吾尔族民众就认为不是官铸的钱，只能折半使用。这不但成为新疆红钱上面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甚至还是后来主张铸行大钱者的现实依据，并因此而成为咸丰朝广铸大钱的滥觞。

图36–6 《新疆图志·钱法》中关于加铸“十”字记载

2.“光绪丁未”“光绪戊申”

它们不是按惯例用“光绪”年号加“通宝”二字，而是“光绪”年号加农历干支纪年“丁未”和“戊申”。这两种钱币用农历干支纪名，既是一种纪名钱，也是一种纪年钱。这打破了自唐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以来的命名惯例，实在是太过大胆且别出心裁，彭信威先生也认为“这在中国的钱制上是一种创制”，可惜的是制作过于粗陋。

3.新疆建省纪念币

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为了纪念新疆政治生活中的这件大事，库车局特意铸造了两种建省纪念币。正面均为“光绪通宝”，背面穿上为“九年”，穿下为“十”字。一种穿左右为满文、维吾尔文“库车”；另一种穿左右为满文“宝库”。这里的“九年”二字，显然是模仿道光“八年十”的格式，用以纪年而别有寓意。因为新疆建省这一过程是从光绪九年（1883）开始，到光绪十年任命刘锦棠为巡抚后始告完成，所以钱文纪年用的是“九年”。铸造流通的铜质纪年方孔圆钱建省纪念币，这是只有新疆红钱才能出现的一大创新。

4.乾隆通宝钱

乾隆通宝钱不但有当朝铸造的，还有后朝补铸的。这是因为乾隆皇帝为了纪念他重新统一新疆之功，曾经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明令他的子孙们，在乾隆朝以后“不便照内地钱文，随时改铸”，而是要“永远恪遵，不必改毁另铸”。所以，新疆地区的乾隆通宝钱要永远铸造，历朝通用，成为定例，“永远遵行”。当朝铸造的钱体厚重、规整、数量较少；后来补铸的钱体轻薄、简陋、数量大、版式杂，这更增加了红钱版别的复杂性。

5.各铸局之间相互代铸

更绝的是，红钱各铸钱局还经常有相互代铸钱币的事。通常的做法是钱币背面穿孔的左右用满、维吾尔文所纪的地名为实际铸造钱币的局名，穿孔的上面用汉字标注委托代铸的钱局名称，如“阿”“库”“喀”等字分别代表阿克苏、库车、喀什噶尔等。但是，也有例外。库车局在宣统元年代乌什局铸造宣统通宝时，就打破了代铸钱币在背面纪地名的惯例，反其道而行之，用满、维吾尔文注明所代铸的局名乌什，并用汉字“库十”表明此钱实际为库车所铸，即“上用库字，以志库局所制。下仍用十字，以顺舆情”。如果不是《新疆图志》上有这一段记载，会给大家一种错觉，以为早在嘉庆四年就停铸的乌什局，怎么在宣统年间又开炉铸钱了呢。

图36–7 乾隆喀十

图36–8 乾隆阿克苏背九

图36–9 光绪宝库九年十

图36–10 光绪库车九年十

图36–11 乾隆库局

图36–12 乾隆背“光绪”

图36–13 光绪丁未新十宝库

图36–14 光绪戊申新十宝库

图36–15 宣统库十

6.库车局别出心裁，打破惯例，独创出多种奇特的品种

在红钱的铸造中，最富创意的是库车局，它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别出心裁。如：模仿制钱用满文“宝库”纪局名；背面均以半边月圈为记；背面的维吾尔文不标局名，而是拼写的汉文“光绪”；背面纪汉字“库局”；铸造内地局名红钱，等等，不一而足。这更增加了红钱版别的多样性、复杂性。

四、对“新疆红钱”的展望

新疆红钱作为我国古代钱币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因其向来以种类繁多、版式繁杂、不合惯例、别出心裁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异域风情。这与内地千面一孔、标准统一、毫无创新的制钱相比，自然成为收藏爱好者梦寐以求的目标。另外，铸造的红钱，大部分是作为军饷发放给驻军使用，多与重大的事件有关。因此，红钱作为新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既能给收藏者带来厚重的历史感，又可以起到证史、补史的作用，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新疆红钱因为是在南疆地区铸造，流通使用也仅限于当地，因此早期内地的人很难见到，即使是专门的钱币收藏爱好者，也很难收集到新疆的红钱。对于海外的收藏爱好者来说，更是一币难求。偶有所得，便视为珍品，甚至要专门摆酒席，邀请同好一起来欣赏。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新疆与内地的联系、交流增加以后，才开始有大量的红钱流出新疆。当时，内地百废待兴，钱币收藏才刚刚起步，因此，红钱主要都流向了海外。于是，在港澳台以及日本、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一股收藏、研究新疆红钱的热潮。但是他们主要是从版别的角度收录了新疆红钱各种不同的版别和品种，并标注了珍稀度，给收藏者提供参考指南，而很少挖掘红钱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因此，我们相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事业的推进，作为丝绸之路钱币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新疆红钱独特的文化价值，将会被更多的海内外钱币收藏爱好者挖掘出来，掀起一股新的、更高层次上的新疆红钱收藏、研究的热潮。

[1]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一零零九。

[2] 《西域图志》卷三十五《钱法·名数》。

[3] 《林则徐集·日记》：“道光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傍晚时已至托克逊……此地颇不荒寂，凡赴南路者，多于此地易换红钱，缘过此则不用红钱也。红钱一文抵青钱五文者，背面铸‘五’字；抵十文者背面铸‘十’字。今市上常用之红钱，背无铸字，每一文亦抵青钱四文之用。”

[4] 倭仁著《莎车行记》：“宿托克逊，制钱行使止此，以西皆用红钱。”

[5] 《西域图志》卷三十五《钱法·制式》。

[6] 此图为作考出版《新疆货币历史》（2007年中华出版局）时，根据谭基襄所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新疆全图》由出版社编辑制作。

37

乾隆宝藏：见证了一场货币战争的钱币

历史上真有货币战争，即由货币而引起的战争吗？

回答是肯定的，不但有，在乾隆年间就曾经发生过一次。

下面就从乾隆宝藏银币的铸造，介绍乾隆五十六年（1791）清政府因为西藏地区流通使用货币的问题，与尼泊尔之间发生的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战争。

一、问题的提出

乾隆宝藏银币是清政府在西藏地区正式铸造发行的货币，它也是中央政府在西藏地区最早发行的货币。与传统的浇铸币不同，它是用印模手工打制而成，直径26毫米，重3.6克，厚度约1毫米。因为钱体比较轻薄，俗称“薄片”。正面是“乾隆宝藏”四个汉字，背面为藏文，是汉字的藏语音译。

图37–1 乾隆宝藏

清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立的铸钱局所铸造的都是铜钱，白银虽然也作为货币使用，但是，并不铸成钱币，而是以银锭的形式称量使用。那么清政府为什么要在西藏地区铸造银币而不是铸造铜钱呢？这自然是与西藏地区历来习惯于使用银币而不用铜钱的传统有关。但是，清政府在西藏铸造乾隆宝藏银币的原因，却并不是那么简单。这实际上与邻国尼泊尔有关，因为尼泊尔与西藏之间曾经因为使用货币的问题而发生争执，并最终导致了一场中国与尼泊尔之间的货币战争。而乾隆宝藏银币可以说就是这场货币战争的直接结果，或者说是见证者。

要讲清楚这场货币战争的起因以及乾隆宝藏银币的来历，必须先从西藏使用货币的历史说起。

二、西藏与尼泊尔的银钱贸易

文献记载，西藏早期以沙金作为货币使用。譬如唐朝的时候，吐蕃的使臣到长安求婚，就是“献黄金五千两”作为迎娶文成公主的聘礼。蒙古兴起之后西藏归顺了蒙古，并被正式纳入了元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西藏萨迦派高僧八思巴还被忽必烈聘为国师。元朝皇室曾经将大量白银赏赐给西藏，受此影响，白银逐渐取代黄金成为西藏地区的主要流通货币。清朝初年，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朝拜顺治皇帝时，顺治赏给黄金五百五十两，白银一万两。后来康熙皇帝又规定由打箭炉（今四川康定）税收项下，每年拨给达赖喇嘛白银五千两，作为经费使用。但是，从中国内地运去的大批白银，都是每个重达五十两的大银锭，除了大额的支付之外，日常小额使用时，都要将银锭破碎，使用碎银。这些碎银每次使用的时候，都需要称重验色，非常不方便。

与中国使用银锭不同的是，和西藏相连的今天尼泊尔境内的加德满都河谷地带，分布的三个土邦即巴德冈、加德满都和帕坦都铸造使用银币。到16世纪中期，这些土邦的银币逐渐开始流入西藏地区。西藏商人在与尼泊尔人的交易中，发现这些土邦的银币使用起来非常便利。于是，就有西藏商人用银锭或碎银兑换尼泊尔的银币来使用。这样一来，在西藏与尼泊尔之间就出现了一种用银锭兑换银币的“银钱贸易”。最先是加德满都土邦与西藏地方签订了一个向西藏提供银币并从西藏换回白银的条约。后来，其他两个土邦也相继加入，开始了持续二百多年的西藏与尼泊尔之间的银钱贸易。

银钱贸易的办法，是用同等重量的银币兑换同等重量的白银，不再另外收取铸造费用。这一贸易对尼泊尔商人非常有利，因为他们从中可以获取高达12%的利润。其中，4%的利润来自从西藏换回的银锭中提炼出来的黄金，另外8%的利润则是在银币中掺假所得。贪得无厌的尼泊尔商人在银币中不断加大掺假的比重，到1750年，银币的含银量甚至都不到50%。尼泊尔商人将这种劣币大量运往西藏，仍然要求换取同等重量的白银，自然引起西藏人民的强烈不满。

就在这个时候，尼泊尔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位于尼泊尔西北部的一个名叫廓尔喀的小王国突然崛起，最后于1769年攻占加德满都，统一了尼泊尔全境。所以，清代又称尼泊尔为廓尔喀。廓尔喀新铸造的银币质量比原来各土邦铸造的质量要好。这样在市面上就同时流通两种银币：一种是质量比较好的新币；另一种是质量比较差的旧币。商人在使用的时候就要挑选，如此一来很容易引起纠纷，扰乱市场。因此，西藏地方政府要求廓尔喀用新币收回旧币。但是，廓尔喀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双方未能达成收回旧币的协议。

三、廓尔喀的入侵

廓尔喀因为统一了尼泊尔，扩张的野心开始膨胀。在与西藏的银钱贸易纠纷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因为聂拉木口岸地区征税项目又闹出了新的矛盾。面对这些纷争和矛盾，尚武好战的廓尔喀，不是通过谈判来协商解决分歧的办法，而是蛮横地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答应它的条件，被拒绝之后竟然于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7月，派兵三千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分两路侵入西藏地区。

夹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尼泊尔是南亚地区的一个小国，怎么敢如此狂妄地入侵西藏呢？

当年的廓尔喀要比今天的尼泊尔国土面积大三倍多，后来因为逐渐被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给蚕食了，剩下的就是今天的尼泊尔。但是，即便如此，当年的廓尔喀敢于入侵清朝控制下的西藏，也是需要勇气的，这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当时的廓尔喀正处于扩张的鼎盛时期。廓尔喀人信仰印度教，属于高级种姓中的刹帝利。印度教中牛被视为神物，廓尔喀的本意就是“牛的保护者”，因此与信仰佛教的西藏人本身就有矛盾。廓尔喀最初是由印度拉吉普特王公后裔中的沙阿家族于1559年在尼泊尔西北部建立的一个小王国，后来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征战，征服了富庶的加德满都谷地，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四分五裂的尼泊尔，并进一步在东起不丹、西至克什米尔、北及西藏、南达恒河平原边缘的喜马拉雅山南麓广大地区建立了它的宗主权。

二是因为自从1720年清军驱逐了进犯西藏的准噶尔蒙古之后，西藏地区已经六十多年不见兵戈，承平已久，武备废弛。藏军虽然号称有一万五千多人，但是，平常大部分都在家里兼营农牧业以维持生计。为了应对廓尔喀的入侵，仓促之间也只能召集千把人。而清政府在整个西藏地区的驻军更少，只有区区数百人。这些情报早已被廓尔喀商人摸得一清二楚。另外，六世班禅的两个兄弟不和，在班禅去世后因为分割财产而产生矛盾，其中一个潜逃至廓尔喀，愿为向导。因此，廓尔喀敢于出兵西藏，并迅速占领了聂拉木等三处地方。

廓尔喀的入侵不但震动了西藏，也震惊了清廷。乾隆皇帝立即委派负责处理蒙藏事务的理藩院侍郎，相当于副部长的巴忠“驰驿赴藏查办”。另外派成都将军率兵三千从西昌入藏，以为后援。

先期入藏的巴忠与廓尔喀谈判，受贿的他瞒着达赖以及西藏地方的噶厦政府，与廓尔喀达成了西藏三年内每年赔偿白银三百锭的协议，用这种屈辱的条件换取了廓尔喀的撤军，并签了字据。巴忠为了邀功，没有向乾隆皇帝报告赔偿白银的事，只说失地已“次第收复”。但是，第二年廓尔喀派人拿着字据前来讨要赔偿的时候，事情就露馅了。达赖和噶厦政府都拒绝承认，廓尔喀认为自己被骗了，于是就于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7月再次派兵侵入西藏，闯入班禅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大肆抢掠，康熙皇帝赏赐给班禅的金册以及历代班禅积累下来的金银财宝，甚至是灵塔上镶嵌的珍宝、珊瑚都被廓尔喀人抢劫一空。

廓尔喀人再次入侵的消息传到紫禁城之后，受贿的巴忠畏罪自杀。被激怒的乾隆皇帝，紧急召见曾经平定了台湾林爽文起义、现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要他火速进京，面授机宜后乾隆皇帝任命福康安为大将军，率兵入藏负责反击廓尔喀的入侵。福康安是乾隆皇帝孝贤皇后的内侄，就像汉武帝手下的卫青、霍去病一样，福康安虽然属于皇亲国戚，但是也很能打仗，是乾隆皇帝的心腹爱将。民间野史中甚至传说福康安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足见他受宠的程度。

四、廓尔喀之战

福康安受命之后，知道军情紧迫，十万火急。他丝毫不敢耽搁，日夜兼程，五十天疾行五千里，走完了平常需要走一百二三十天的路程，于1792年1月赶到了拉萨。他一边安抚西藏僧侣，一边排兵布阵。备齐兵马粮草之后，一路势如破竹，六战六捷，到当年的6月，就已经收复了全部失地，将入侵的廓尔喀军队逐出了西藏。接着他又率领汉、满、藏、索伦等各族战士组成的六千清军翻越喜马拉雅山，攻入廓尔喀境内七百多里，直指其都城加德满都，以惩罚其两次入侵西藏的狂妄。眼看就要亡国的廓尔喀国王曾经向英国东印度公司乞求援兵。但是，当时英国为了扩大对华贸易，已经派出了以为乾隆皇帝庆祝八十大寿为名的马戛尔尼使团，因此，拒绝了廓尔喀的要求。求救无望的廓尔喀人拼死抵抗，使得清军在最后的帕朗古之战中遇挫。加之冬季即将到来，后勤供应异常困难。虽然距离加德满都只剩下了一日的路程，“但为气候所限”，清军没有继续推进，在接受了廓尔喀第三次求和并保证“此后永远不敢侵犯边境”的承诺之后于9月撤军。

平定廓尔喀之战是乾隆皇帝“十全武功”中的最后一役。此战之后，廓尔喀成为清朝的属国，每五年遣使赴京朝贡一次。这种从属关系一直都很稳定，直到1908年廓尔喀彻底被英国控制后才结束。这期间廓尔喀也确实信守承诺，不但再未侵扰西藏，还将击败英国小股部队缴获的英军装备上缴清廷请功。但是，因为对英国名称翻译的不同，清朝以为是南部边陲一个不知名的小国，只是嘉奖几句，未予重视。甚至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廓尔喀国王还曾经上书清政府，表示愿意派兵协助镇压起义，清政府没有同意。

福康安率领的清军虽然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了廓尔喀军队，并攻入其国内，甚至差一点就攻占了其首都，但是英军却是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才征服廓尔喀的，他们对廓尔喀士兵的忠诚勇敢与骁勇善战印象深刻，于是就招募廓尔喀雇佣兵帮他们在各地打仗。血腥又残酷的战争，使廓尔喀士兵身配弯刀的勇猛与忠诚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迄今为止的200年间，作为雇佣军的廓尔喀军团在米字旗下，几乎参与了英军参加的所有战斗，成为延续至今的一段雇佣兵传奇。每次看到这段历史，总让人感慨万分！当年福康安指挥的远征军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与半个世纪之后鸦片战争时期在自己家门口的清军相比，已有天壤之别。仅仅半个世纪的时间，清军就腐败到如此程度。因此，清朝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

五、《善后章程》与乾隆宝藏的铸造

廓尔喀之战意义重大，不但驱逐了入侵者，保全了西藏领土的完整，更重要的是福康安在班师回到拉萨之后所进行的善后工作中，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对西藏的事务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整顿。他会同达赖、班禅以及西藏地方噶厦政府，共同议定了《大清乾隆五十八年“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下称“《善后章程》”）。对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特别是对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职权，达赖和班禅的转世，官员的任命，国防、财政、外事等重大问题都一一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从此以后，西藏政教各项事业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这对于安定西藏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生产，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这次战争是与廓尔喀的货币纠纷而引起的，所以在二十九条《善后章程》中的第三条，就对西藏地区使用的货币做了明确规定。实际上，早在福康安出征之前，乾隆皇帝就认真分析了这次战争爆发的原因。他认为西藏地方长期使用廓尔喀提供的货币“尤属不成事体”。因此，要求“西藏地方，照内地之例，安设炉座，拨派官匠，鼓铸官钱”。同时禁止廓尔喀银币在西藏地区的流通，“旧有廓尔喀钱文，概行销作银两，一律使用官钱”。他要福康安在善后工作中考虑在西藏设局铸钱的问题，和内地一样，在西藏设立铸钱局统一铸造制钱。

但是，等到战争结束之后，福康安会同西藏地方噶厦政府，详细分析了西藏地方的经济、交通、民俗习惯以及实际的贸易情况，向朝廷提出西藏不适宜像内地那样铸造铜钱，而应该铸造银币的建议。具体原因福康安概括为如下三点：

一是西藏本地从来不出产铜，铸造铜钱的铜完全需要从外地运来，运输成本将会非常高。因为西藏每年仅仅是铸造佛像就需要购买熟铜四五千斤，价值三四千两白银。如果要是铸造铜钱，数量将会更大，其成本将比内地高出数十倍不止，完全不具有可行性。

二是即便是铸造出铜钱，在西藏地区也不好使用。因为藏民没有使用铜钱的习惯，内地的铜钱只行使到打箭炉（今康定）一带，从打箭炉至拉萨沿途的居民都使用碎银，从拉萨到日喀则即卫藏地区的藏民，则使用尼泊尔的银币。

三是如果铸造银钱，可以替代尼泊尔的银币。这样既杜绝了廓尔喀商人从中渔利，也维护了国家的货币主权，还可以保证商民进行公平的交易，减少纠纷，有利于今后与廓尔喀之间的通商贸易。

乾隆皇帝根据“顺俗从宜，各因其便”这种一贯的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策略，接受了福康安的建议，批准在西藏地区设立铸钱局，铸造银钱，而不是铜钱；使用的技术是锻打制作，而不是传统的浇铸。具体的办法就是先将白银化开铸成银薄板，然后放在钱范内用锤敲打而成。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委任两名俗官和两名僧官，为铸钱局的负责人。朝廷接济西藏的饷银就交由铸钱局直接用来铸造银钱。

银钱的正面铸“乾隆宝藏”四个汉字，背面铸藏文，为音译的“乾隆宝藏”四字，边缘铸有年号，以一钱（4克）和五分（2克）两种规格搭配铸造。银钱的成色以“纯粹汉银”即纹银来铸造，不得掺假。兑换办法是每纹银一两兑换一钱新币9枚、五分新币18枚。新币兑换余下的一钱白银，作为铸造费用。为了保证银钱的质量纯真，由驻藏大臣委派汉官会同噶厦政府的官员对铸造的银钱进行检查。对于恪尽职守的有功人员，由驻藏大臣保奏朝廷奖励。假如有徇私舞弊、掺杂假料的情况发生，就严加办理，并根据所铸造的假币数目加倍罚款。

按照《善后章程》的要求，铸钱局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正式铸造了乾隆宝藏银钱，有一钱和五分两种规格。一钱的重4克、直径26毫米、厚1毫米，正面铸汉文“乾隆宝藏”四字，边郭星状间铸“五十八年”四字，背面铸藏文“乾隆宝藏”四字，边郭铸藏文“五十八年”，正反两面都套以藏族人民喜欢的吉祥图案云状花纹。五分的重2克、直径22毫米、厚0.85毫米，花纹与一钱银币完全相同。乾隆宝藏一钱、五分两种面值的银钱，在西藏地区畅通无阻，深受藏汉人民欢迎，很快替代尼泊尔银币成为西藏市面上流通的主要货币，稳定了西藏的金融贸易秩序，加强了汉、满、藏各民族间的往来，并抵制了境外货币的冲击。

乾隆之后，嘉庆和道光年间，西藏铸钱局继续按照《善后章程》的规定，又先后铸造了“嘉庆宝藏”和“道光宝藏”两种银钱。直到道光十八年（1838）因为汇兑中的弊病而被停铸。后来，随着西方影响的日益加深，中国传统的制钱逐渐被近代机制币取代，中国的货币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乾隆宝藏银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被视为一位探路的先行者。

乾隆宝藏银钱的诞生意义重大。它将多民族文化进行了一次积极的互融，在保留传统制钱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创新的尝试。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在银钱两面的中央，都铸有一个正方形的图框，像是穿孔却又没有打透。这一独具匠心的设计，体现了中国传统钱币文化即圆形方孔的典型特征，说明“乾隆宝藏”银钱是汉藏文化融合的产物，是中华钱币文化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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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通宝·八年十：唯一成功铸造的大钱

历史上，每当财政出现困难，统治者都会采用发行虚值大钱，实行通货膨胀的办法，向老百姓转嫁负担。虽然原因各不相同，做法也各有差异，但是结果都以失败告终，有的还直接导致了政权的覆灭。

但是，却有一次例外，不但发行成功、流通顺利，完成了历史使命，还对后来的货币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是清朝道光年间，那彦成在南疆铸造发行的“道光通宝·八年十”大钱。

下面结合当时新疆特殊的历史背景，介绍“道光通宝·八年十”大钱成功铸造的原因及其历史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道光通宝·八年十”铜钱，是由钦差大臣那彦成受命处理平定张格尔叛乱的善后事宜时，报请道光皇帝批准，于道光八年（1828）在阿克苏铸钱局铸造的一种虚值大钱。它的正面与普通的道光通宝钱一样，为“道光通宝”四字对读。背面穿上为“八年”，表示道光八年；穿下为“十”，表示当十，即一枚“道光通宝·八年十”当10枚小平钱的意思。穿孔的左右两侧，分别用满文和察合台文（又称老维吾尔文）标注地名“阿克苏”。

那彦成（1764—1833），是清朝前期著名的大学士阿桂的孙子，他的家族属于满洲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出身。但是，那彦成的仕途却不是像大多数的满洲贵族子弟那样，依靠祖父辈的功劳而获得的，他完全是依靠自己的才学取得的。那彦成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考中进士，曾先后出任过伊犁领队大臣，喀喇沙尔、叶尔羌办事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等职，熟悉边疆事务。

饱读诗书并有学问的那彦成，应该非常清楚历史上铸造虚值大钱、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所带来的危害。但是，在平定张格尔叛乱之后，处理南疆善后事宜的时候，他为什么还要铸造虚值的大钱呢？一向以谨慎著称的道光皇帝为什么又会同意那彦成铸造大钱的请示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从平定张格尔的叛乱说起。

二、张格尔叛乱

张格尔是大和卓波罗尼都的孙子。所谓“和卓”，是波斯语“Khwaja”的音译，意为“圣人的后代”，指伊斯兰教的创立者穆罕默德的后裔。事实上，中亚以及新疆的所谓“和卓”基本上都与穆罕默德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他们的身世都是为了欺骗信徒而自行杜撰的。

新疆的“和卓”势力是叶尔羌汗国时期传入的，17世纪中叶统治叶尔羌汗国的察合台后王逐渐衰落后，代表伊斯兰教的和卓势力开始强大起来，分为白山、黑山两派，长期争斗不已。准噶尔汗国的噶尔丹第一次征服叶尔羌汗国时，扶植的是白山派。噶尔丹死后，白山派曾谋自立，又被策妄阿拉布坦征服，转而扶植黑山派，将白山派和卓阿合玛特拘禁于伊犁。阿合玛特在伊犁时生了两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大和卓波罗尼都和小和卓霍集占。乾隆十九年（1754）清政府平定准噶尔汗国之后，将囚禁中的大小和卓释放，委任他们去南疆劝降当地的封建主们。但是，获释后回到南疆的大小和卓却违背了最初的承诺，发动了叛乱，失败后逃亡中亚的巴达克山，被当地的部族所杀，并将首级交给了清军。但是，和卓的后裔们则被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一带的浩罕汗国收留，成为这些封建主与清政府进行交易的筹码。这些所谓的和卓后裔，在国外势力的唆使下，多次潜入南疆，在成为破坏新疆稳定祸源的同时，也开启了他们自己悲剧的人生。这其中，又以张格尔最为典型。

张格尔在浩罕汗国统治者的支持下，曾经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道光四年（1824）两次潜入南疆发动叛乱，都被清军击溃。道光六年（1826）七月，张格尔第三次潜入南疆，他利用和卓后裔的身份，进行宗教煽动，裹胁白山派信徒攻破喀什噶尔城，后来又先后攻陷英吉沙、叶尔羌、和田等南疆西四城，南疆一半的城池沦陷，引起全国的震动。道光皇帝于是任命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又从关内调集大军三万六千多人，集结在阿克苏，经过将近两年的围剿，于道光八年（1828）的除夕之夜，将张格尔俘获，平定了叛乱。张格尔后来被押送至北京，在故宫的午门外举行受俘仪式后被处死。在故宫收藏的《平定回疆战图册》中，专门有一幅《午门受俘仪》，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图38–1 平定回疆战图册·午门受俘仪

三、那彦成受命善后

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是善后却是一项复杂的事，既涉及安抚南疆民众、早日恢复生产的内政方面，又与妥善协调处理中亚地区特别是与浩罕汗国的关系有关。道光皇帝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委任直隶总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亲赴南疆去主持善后事宜。

当时，南疆地区最为急迫的民生问题，是因为“银贱钱贵”而导致的“钱荒”难题。而这一问题的出现，与平定张格尔的叛乱有直接的关系。

张格尔叛乱最严重的时候，南疆一半的城池都已失陷，军情紧急。为了平定叛乱，清政府先后从内地调集三万六千多人的大军，所携带的军饷全部都是白银。驻军在当地采购日常生活必需品时，支付的都是白银，这就导致阿克苏以及南疆的市面上出现了以“银贱钱贵”为特点的“钱荒”现象。

据那彦成的调查，当时南疆地区的银钱比值出现了巨大的波动。在平叛行动进行到最紧要的关头，阿克苏铜厂的官兵也曾经被调赴前线去作战，铸钱局更是一度“暂时停铸”，以至于计划委托远在伊犁的宝伊局，代阿克苏局铸造红钱，这更加剧了银钱比值的大幅波动。据统计，银钱比值由嘉庆至道光初年的一两白银兑换红钱250~260文这样一个长期稳定的比值，到了道光七年已经升至一两白银只能兑换红钱80~100文。

清军从关内带来的都是大额银锭，不便日常小额使用，加之缺少铜钱，扬威将军长龄认为如果增加红钱的铸造数量，阿克苏地区所产的铜满足不了需求，近处也无铜可买。因此，他主张利用价格偏低的白银，铸造银钱来使用。奏请道光皇帝同意后，于道光七年（1827）二月，在阿克苏完全仿照红钱的式样及铸造技术，铸造了“道光通宝”圆形方孔银钱。一枚银钱重库平一钱，抵红钱十六文。因为折算不便，又有民间掺杂造假，长龄于道光八年初押解张格尔去北京请功之后，银钱也就停铸了。虽然仅流通了一年多，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钱荒”的严重程度。“道光通宝”银钱是清代最早铸造的用于流通的圆形方孔银币，反映了白银由称量货币向计量货币过渡的历史趋势，在货币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图38–2 道光阿克苏（银）

平定叛乱之后，虽然一部分大军被撤走了，但是“钱贵”即流通中铜钱缺少的现象依然存在，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稳定。这是那彦成首先要解决的难题。

四、铸造当十大钱

经过实地考察之后，那彦成认为如果按照常规的思路来解决南疆的“钱荒”难题，将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困境：因为针对市面上缺钱这一现象，如果采用增加钱币铸造量的办法，将会受制于铜量的不足，而无法实现；如果采用减轻铜钱重量的办法，又会破坏货币的信誉，更不足取。无奈之下，他向道光皇帝建议，铸造大面值的铜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铸行“大钱”。具体的办法是，在原来的“当五”钱之外，另铸一种“当十”钱。

清政府统一新疆南路之后，为了照顾当地民众用钱的习惯，在南疆铸造的货币用的是纯净红铜，没有像内地那样掺杂铅、锡、锌等配料，因此，钱币的颜色呈现的是铜原有的红色，而被习惯称为“红钱”。北疆则和内地一样使用制钱。红钱每枚重二钱，制钱的标准重量为一钱二分。红钱与制钱因为材质和重量都不相同，因此它们的币值也不同。最初规定1枚红钱兑换10枚制钱，后来调整为1∶5，即一文红钱兑换五文制钱，这一比值一直延续使用到清末。红钱区与制钱区以吐鲁番地区的托克逊为界，倭仁和林则徐贬戍新疆时，在其游记及日记中，都有在托克逊将制钱兑换成红钱的记载。

那彦成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所说的“当五”，指的是1枚红钱当5枚制钱，这原本就是红钱与制钱的兑换比值，所以“当五”钱实际上仍然是一文的小平红钱。“当十”指的是1枚红钱当10枚制钱，这相当于两枚小平红钱，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折二的红钱，这已经属于一种虚值的大钱了。

对那彦成提出的币制改革建议，道光皇帝认为，红钱1枚当制钱5枚使用，已经行用多年。现在新铸一种当十钱，必须要试行无弊之后，再行推广才妥当。如果试行得不顺利，就“据实奏明停止”。[1]道光皇帝的态度虽然很慎重，但是基本上是同意的。

那彦成就在当年即道光八年在阿克苏铸钱局试铸了“当十”钱和“当五”钱，这就是新疆红钱中著名的“道光通宝·八年五”和“道光通宝·八年十”。“八年五”的直径为23~24.6毫米，重3~4.1克；“八年十”的直径27~27.2毫米，重5.2~5.4克。这两种钱币发行之后，市面反应不错，流通得很顺利。那彦成于是就在第二年即道光九年将“当十”钱的比例由当初的十分之三提高为十分之五，即“当五”钱与“当十”钱各占一半，但是纪年却仍然继续铸造为“八年”而保持不变。“道光通宝·八年十”是清代最早的纪年钱，也是纪值钱，因此它是一种既纪年又纪值的钱币，这是一种崭新的钱币命名形式。

图38–3 道光八年五

图38–4 道光八年十

五、大钱成功流通

历史上，铸造虚值大钱的几乎都失败了。但是，那彦成在阿克苏局铸造的“道光通宝·八年十”大钱却能够被市场接受，流通顺畅，并缓解了“银贱钱贵”的“钱荒”难题。这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那彦成所铸造的“八年十”，名义上虽然是当十大钱，实质上只是折二的红钱，虽然也是虚值大钱，但是折当并不算高，因此能够被市场接受；其次，当时“钱荒”的原因是突然流入了大量的白银，致使“银贱钱贵”而形成的，那彦成的“当十钱”因为增加了流通中红钱的数量，便利了民众日常的交易，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钱荒”难题，而容易被民众接受；再次，因为新疆的红钱不掺杂铅、锡、锌等配料，都是用纯净红铜铸造，这使得造假者无利可图，而无私铸的动机；最后，红钱仅限于在南疆一地流通，地域相对封闭，这也便于管理，而不便于造假。

因此，那彦成铸造大钱的币制改革措施，客观上等于增加了红钱的铸造数量，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南疆市面上的“钱荒”问题，也节省了一部分铸钱的费用，按照那彦成奏折中的估计，每年可节省白银三千三百两左右，达到了官民两便的效果，实现了双赢，所以，“道光通宝·八年十”被视为一次成功铸造大钱的案例。

“道光通宝·八年十”大钱，虽然铸造的时间并不长，流通的地域也仅限于南疆一隅，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持续和深远的，不但深刻影响了此后新疆红钱的铸造和流通，甚至还超出新疆影响到了道光年间货币制度的制定以及咸丰年间大钱的铸造。

据《新疆图志》记载，自“道光通宝·八年十”之后，南疆各铸钱局所铸造的小平钱，都必须加铸一个“十”字。“盖缠民不知用意，近来铸钱，无‘当十’字样者，缠民疑非官制，不肯行用。故西四城用钱，以无‘十’字之新钱，只作半文使用。”意思就是说，如果钱币上不带“十”字，当地的维吾尔族民众就认为不是官铸的钱，只能折半使用。所以，从那彦成铸造“道光通宝·八年十”以后，南疆铸造的红钱虽然和“当十”已经无关，都是小平钱，但是背面也都必须加铸一个“十”字。这已经成为新疆红钱上面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因为清朝后期“钱荒”是个普遍存在的难题，困扰了朝野上下，因此从道光十八年开始，清朝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中，围绕着铸大钱的议题，曾经进行了十分激烈的争论。持肯定意见的人就举那彦成在阿克苏铸造的“道光通宝·八年十”为例，建议铸行大钱。如御史张修育就说，“道光通宝·八年十”钱“咸称便利，至今遵行无弊”。因此，建议陕甘总督“酌量情形，仿照试行，如有成效，再议推广”。御史雷以诚也认为“现可行于边疆，自应不滞于内地也”。[2]甚至道光皇帝也说：“回疆所用当五、当十普尔钱文，行使多年，颇称便利。因思陕西、甘肃二省，相距非远，地方情形大略相同，当可仿照铸行，疏通圜法。”并要求陕甘总督富呢扬阿等“体察情形，妥议章程具奏”。[3]后来因为考虑到陕西、甘肃与新疆南路的情况到底不同，民俗习惯也不一样，因此没有贸然实行。

但是，上述资料说明那彦成在阿克苏铸造的“道光通宝·八年十”大钱，已经成为主张在全国铸行大钱者的重要现实依据，这实际上也已经成为后来咸丰朝广铸大钱的滥觞，其影响已经超出了新疆，在清代货币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六、那彦成的悲剧

那彦成在南疆的善后工作中，从内政的民生方面看，他妥善地解决了“钱荒”的难题，安抚了当地民众，稳定了社会局势，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在涉外方面，他对唆使并多次支持张格尔叛乱的浩罕汗国，实行了断绝贸易的强硬政策。他的这种做法显得过于简单，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自视为“天朝大国”的自大且封闭的心理。那彦成对浩罕汗国的政策是道光皇帝批准的，甚至还被道光皇帝称赞为“秉性刚方、怀才明干”。但是，即便如此，当浩罕汗国因贸易被清朝断绝，于道光十年（1830）又挟持和卓后裔玉素普，在南疆发动叛乱并出兵侵占喀什噶尔等地之后，那彦成就成了道光皇帝错误决策的替罪羊，而被革职查办。

那彦成的命运使我想起了林则徐，他俩的命运何其相似：同样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同样是受命去边疆处理棘手的难题（一个在新疆、一个在广东），同样最初都获得了道光皇帝的赞誉，最后又同样都为道光皇帝自己的错误决策当了替罪羊，并被革职查办，身系牢狱。唯一不同的是那彦成于道光十三年（1833）在“待罪”中病死，而林则徐经过在新疆8年流放的煎熬之后，终于熬到了被重新起用的机会。但是，已经熬出一身病的林则徐，在被起用的途中也病死了。都以悲剧告终，这一点他俩的命运又是相同的。

封建专制时代，在人治的环境下，没有制度的保证，再能干、廉洁的官员，也时刻要面临着替皇帝背黑锅、充当替罪羊的命运！这虽然超出了我们所要谈论的主题，却也是唯一成功铸造了“道光通宝·八年十”大钱的那彦成悲剧命运给我们的启示。

[1] 《清实录·道光朝实录》：（道光八年四月辛卯）“普尔钱以一当五，行用多年，兹那彦成等请改铸当十钱，相间通用，事属创始，必须试行无弊，方为妥协。著详加体察，如果通行便利，固属甚善，倘有轻重搀杂，格碍难行之处，即据实奏明停止。”

[2]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

[3] 《著陕甘总督富呢扬阿等仿铸普尔钱上谕》（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九日），《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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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朝的钱钞制：

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币制

中国古代的币制，也有混乱的时候，基本上都发生在大分裂的割据政权之间。统一政权发行的货币，总体上是有序的，但是也有两次例外：一次是王莽的宝货制，另一次是清代咸丰年间的钱钞制。

世人多认为王莽的宝货制最为混乱，有所谓“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并因此亡国。实际上，王莽的币制杂而不乱，有脉络线索可寻；咸丰的钱钞制是既杂且乱，毫无规律可言，实为中国古代币制最为混乱的时期。

下面就结合钱币实物及有关文献资料，考察咸丰朝的钱钞制，看看它到底乱到了怎样的程度，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咸丰年间的危机

咸丰朝币制的混乱，不仅表现在既铸钱又印钞，实行钱钞混用，还表现在广铸大钱的同时，又滥发纸币。大钱的面值、尺寸、材质应有尽有，五花八门，完全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纸币方面，既有与银作价的银钞，也有兑换铜钱的钱票。

清朝的统治者鉴于前代恶性通货膨胀的教训，对于大钱的铸造和纸币的使用都非常慎重，都是以不用为原则。大钱只有道光年间那彦成在善后新疆时一度使用过，但是也只限于南疆一隅；纸币更是除了顺治初年为了筹集平定江南的军费而短暂发行过，大局稍微稳定之后就停止了发行，后来不但再没有铸造过大钱，也没有再发行过纸币，甚至连提都不许再提。譬如嘉庆十九年（1814）翰林院侍讲学士蔡之定在奏折中，提议用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填补因镇压白莲教起义而亏空的财政。他的建议不但没有被朝廷采纳，反而受到了“交部议处，以为妄言乱政者戒”的处分。这是发生在嘉庆年间的事，经过道光统治的三十年，进入咸丰朝之后，时间虽然没有过多久，但是，朝廷的态度却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但广铸大钱，还滥发纸币！

实际上，这都是被形势给逼的。当时深陷内忧外患的清政府，为了摆脱财政危机以及流动性短缺，被迫采取了印发纸币、广铸大钱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

乾隆末年的时候，清政府还号称“天下承平，府库充溢”。那时国库里还存有七千多万两白银。但是，到了嘉庆年间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这一方面是国内为了镇压白莲教起义，耗费了大量的国库存银；另一方面则是以英国商人为首的外商开始向中国走私鸦片，出现了白银外流的情况。白银外流的直接结果就是银贵钱贱，就像文献中记载的那样“逋负日增月积，仓库所储亦渐耗矣”[1]。到了道光年间，由于外国银圆流入所引起的白银折耗以及鸦片走私导致的白银外流，使得银贵钱贱的现象更为严重。这时的清政府已经没有财力来调节银钱的比价了，“各直省钱价消长不齐，势不能官为定制”[2]，被迫放弃了清初以来“官为定制”的传统。钱价跌得越多，铸钱亏损就越多。于是，道光年间竟然有十一个省停止了铸钱。

清初白银一两可以兑换铜钱七八百文，嘉庆年间已经到了一千多文，道光、咸丰年间甚至到了两千多文。因为农民卖粮所得的收入是用铜钱计算的，而向政府缴纳赋税时又必须用白银。银钱的比价每上升一成，农民的负担就加重一成。因此，银贵钱贱的结果，一方面给清政府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另一方面更加剧了农民以及小手工业者的赤贫化，这又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这种情况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巨额的战争赔款、外国商品在五口通商之后的大量倾销以及鸦片贸易的合法化，都使得白银外流的情况变得更为严重。“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咸丰皇帝登基的1851年，又在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为了镇压起义，在最初的两年里，清政府就先后向广西、广东、湖南三省筹拨了两千多万两白银的军费。但是，并没有能遏制住起义队伍的蔓延。到了1853年，随着战区的不断扩大，富庶的江南大多沦陷，税源流失严重，能够收缴上来的税收不到原来的一半。税收减少的同时，军费开支却在急剧地上涨，国库因此枯竭，财政进一步恶化，“度支告匮，筹划维艰”。

更为紧迫的是，因为战争切断了清政府和西南产铜地区的交通，铸造铜钱的重要原料——“滇铜”即产自云南的铜，无法运到北京。这样一来，情况变得更为紧迫起来。因为，没有铜，就铸不成钱，发不了军饷。没有军饷，就无处采购军需、生活用品，军心就不稳，又如何能指望他们去镇压起义军呢？清政府的危机，因此一下子就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这在咸丰皇帝给军机处的上谕中，表露无遗。引录一段，大家可以看看：“军兴三载，糜饷已至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余两……现在部库仅存正项待支银二十七万七千余两，七月应发兵饷尚多不敷。……若不及早筹维，岂能以有限之帑金供无穷之军饷乎？”[3]

正是在这种军情十万火急的背景之下，为了填补财政上的亏空，同时也是为了解决“钱荒”，即流动性的不足，万般无奈的咸丰皇帝，才被迫于1853年4月初印发纸币，紧接着又于4月底铸造大钱。希望用这种历史上从来没有人使用过的非常之法，即纸币和大钱同时流通的办法，帮助他渡过眼前最紧迫的危机。这就是咸丰的“钱钞制”，由此揭开了我国古代货币制度中最为混乱的一段历史。

二、发行纸币

纸币是1853年4月初印发的，这是清政府在顺治初年停用纸币之后第二次使用纸币，相隔了192年（1661—1853）。这次发行的纸币有两种：一种是“户部官票”，以银两为单位，又称“银票”或“银钞”，用高丽纸印制，面值分一两、三两、五两、十两、五十两；另一种是“大清宝钞”，以制钱为单位，又称“钱票”或“钱钞”，用较好的白纸印制，面值有二百五十文、五百文、一千文、一千五百文、二千文五种，后来又新增加了五千文、一万文、五万文、十万文4种面额的大钞，共有九种。官票与宝钞合称“钞票”，后来将纸币通称为钞票，就来源于此。它最初是指政府发行的纸币，后来也包含民间的钱票。

图39–1 户部官票壹两

图39–2 大清宝钞伍百文

官票和宝钞的面值，最初都是用手写，后来改用木戳加盖；形制则是仿自明朝的纸币“大明通行宝钞”。但是，因为是仓促发行，纸张和印刷都不如大明宝钞，尺寸上也要稍微小一点，宝钞又比官票小一点。官票与宝钞又各有大小，大致上与面额成正比。

官票与宝钞虽然注明可以与现钱兑换，但是，实际上从发行之初，这种纸币就是不能兑换的、由国家强制流通的财政性纸币，根本不具备完全的法偿能力，交纳钱粮的时候，只能搭用三至五成。政府各种开支都用官票与宝钞搭放，但是，发出去之后就再不肯收回了。虽然规定出纳都以五成为限，但是，实际上却是滥发无度。因此，官票与宝钞发行后很快就开始贬值，形成恶性通货膨胀。面值二十两的官票，实际上只能兑换实银一两。官票发行6个多月、宝钞发行仅仅10天，甚至在京城顺天府的军营，发放军饷时，因为搭放官票与宝钞，就曾经发生过拒收的事件。社会上拒收的情形就更为普遍了。

官票与宝钞很快贬值的根本原因，就是它自发行之日起，就是不兑现的纸币，因此丧失了信用。讲到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户部右侍郎王茂荫。户部右侍郎是管财政的，王茂荫虽然是最初发行纸币的提案人并参与了整个方案的设计，但是，朝廷后来发行的官票与宝钞，与他最初的设想却相去甚远。他的本意是发行可兑换的纸币，面对因不能兑换而日渐丧失信用的官票、宝钞，王茂荫于咸丰四年三月初五日，上奏朝廷建议改善发行办法。在他所提的四条建议中，最主要的就是宝钞可以取钱、官票可以兑银，就是随时都可以兑现。因为清政府是在财政万般拮据、军情极为急迫的情况下发行纸币的，其目的是要弥补财政的亏空。因此，王茂荫有关纸币兑换的建议不但未被接受，还因为他后来因意见未被接受而自请交部严议，激怒了咸丰皇帝被严行申斥。咸丰说他：“看伊奏折，似欲钞之通行；细审伊心，实欲钞之不行。”[4]而将他调离了户部。王茂荫的这份奏折以及咸丰皇帝的反应，在当时影响很大，甚至引起了远在欧洲但是关注中国问题的马克思的注意，王茂荫因此被记入了《资本论》，成为《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而名垂青史。

既然官票、宝钞不能实现兑换，那么清政府就只能从按规定搭放纸币的比例方面，严格整治有关官员的舞弊行为。除了屡次下发上谕，严令各地照章搭放之外，还针对官吏的舞弊情形，由刑部和吏部分别制定了相关的处罚标准。但是，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措施，虽然规定得非常严厉，但是实际的效果并不大。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早在康熙年间就有民间钱庄发行的银票、钱票流通使用。这些票据因为都是民间发行的，全部都靠信用维持，因为能够做到十足兑现，因此币值稳定并能长期流通。与之相比，咸丰朝所发行的官票、宝钞，虽然有政府的强力推行，但是因为不能兑现，信用始终树立不起来，贬值是必然的。当时，官票几乎已成废纸并基本绝迹，只有宝钞在捐纳中还可以部分搭放，或者是用来赎当。但是一千文的宝钞只能兑换当十钱一百多文，约合制钱二十三文。到了这一步，咸丰纸币作为货币的职能，实际上已经丧失。

咸丰十一年，咸丰皇帝病死于承德行宫。慈禧发动政变垂帘听政后，于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初七日下令直隶、山东、河南、四川等省各种税课停止收钞，改收实银，各种开支也不再用钞。咸丰朝所发行的官票、宝钞，前后流通不到10年，就迅速失败，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受咸丰朝纸币危害最深的是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他们手中的钞票不断贬值，用之纳粮遭官吏克扣勒索，用之购物所得无几。此外，依靠俸饷养赡家用的八旗兵丁也是受害者，他们所领钞票“不能买物则日用愈绌，强欲买物则滋生事端”[5]。获利者除了清政府和各级贪官污吏外，外国商人也乘机从中渔利。据罗振玉在《四朝钞币图录·附考释》中记载，咸丰十一年钞票所值不到十分之一，“西欧美商人乃贱价购之，以五成纳海关税，悉照原票价目计算，官吏无以难也”。

与宋、金、元、明等历朝行钞相比，清朝咸丰年间所发行的纸币有两大特点：一是纸币的发行自始至终都是服从中央财政的需求，是为弥补国库的亏空，而非经济发展的需要；二是所发行的纸币，既有银票又有钱票，并且和白银、铜钱搭放搭收，同时流通使用。这与元代的废弃金属货币，完全使用纸币，以及明朝以大明宝钞为主币、铜钱为辅币的做法都不相同，更增加了币制的混乱。因此，可以说咸丰时期发行的纸币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既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象征，更对社会进步毫无推动作用，反倒加剧了清朝币制的混乱。

三、铸造大钱

大钱是1853年4月底开始铸造的。4月初已经发行了纸币，为什么紧接着又于4月底匆忙铸造大钱呢？这充分说明了当时财政拮据、军情急迫的程度。大钱的铸造虽然显得很仓促，实际上它也有一个从提议到实施的过程。

最初提议铸造大钱的是四川学政何绍基、御史蔡绍洛，他们在咸丰即位之初，就奏请变通钱法，铸造大钱，虽然没有获得批准，但是从咸丰二年（1852）开始，就将咸丰通宝由一钱二分减重为一钱，后来又减重为八分，实际上这已经是变相的大钱了。第二年年初又有人奏请铸造当十大钱，咸丰皇帝这次要户部议奏，就是研究后拿出意见。户部的意见非常明确，就是可以“试行当十大钱，每文以六钱为率”，并称“当五十一种或可与当十大钱一并试行”——甚至在当十大钱之外，还建议铸造当五十的大钱。咸丰皇帝很快批准了他们的建议，于四月底陆续开始铸造当十、当五十的大钱，重量分别是六钱和一两八钱。这和此前每文重一钱二分的惯例相比，每铸当十大钱一枚，用铜量只相当于10枚制钱的一半。当五十的大钱则只有原来用铜量的十分之三。

讲到咸丰大钱，也必须提到一个人，此人就是惠亲王绵愉。就像王茂荫在纸币发行中所起的作用一样，绵愉在铸造大钱中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他们起的作用性质却是不同的。王茂荫起的是正面的积极作用，而绵愉所起的却是负面的消极作用。因为正是在他的建议并带头捐铜设立铸钱局的情况之下，才铸造了当百、当五百、当千等极端面值的咸丰大钱，将广铸大钱之风推向了登峰造极的不归路。

绵愉提议当千大钱以重二两为标准，当五百、当百大钱的重量依次递减。咸丰同意并在奏折上加了朱批“所奏是，户部速议具奏”。从此开始，不仅中央户部的宝泉局、工部的宝源局鼓铸大钱，各省也都奉命设置铸钱机构，仿造户部成式铸造大钱。福建、陕西、云南、热河、甘肃、河南、湖南、湖北等省率先行动起来，原先已经停铸的宝河、宝蓟、宝济、宝台、宝巩、叶尔羌又重新开炉，并新设置了宝德、喀什噶尔等局，共有二十九个铸钱局铸造了咸丰大钱。

面值当千、当五百的大钱，法定价值可以兑换制钱一千文和五百文。但是，它们实际上的金属比价只分别合制钱三十八文和三十文，如果减去工本费，则分别被政府强制增值了八百八十六文和四百一十文。清政府显然是把铸造大钱当成了填补财政亏空的工具。因此，各地纷纷开炉鼓铸，除了铜钱之外，甚至还加铸了铁钱和铅钱。本来清初铸钱沿袭明朝的制度，名称上只有“通宝”一种。这是因为明朝要避讳朱元璋（小名叫重八）名字中的“元”和“重”字。但是，咸丰年间，因为要赶铸大钱，才又恢复了“重宝”“元宝”的称呼。基本上是当五十以下称“重宝”，当百以上称“元宝”。但是，因为是各地都铸，并且都要图利，所以，咸丰大钱的名称、面值、尺寸、重量、材质、钱文，真是五花八门、各有不同。后来随着币值的下跌，重量变动更是频繁，大小错出、轻重倒置是普遍现象；材质方面，除了黄铜、红铜之外，另有铁钱、铅钱；钱文方面，除了纪值之外，福建省铸造的大钱上面还有纪重；仅就面值而言，从一文到当千，可以分为十六个等次；另有铁质大钱六种，铅质大钱四种。

图39–3 咸丰钱（小平钱）

图39–4 咸丰钱（当五）

图39–5 咸丰钱（当十）

图39–6 咸丰钱（当百）

图39–7 咸丰钱（当五百）

图39–8 咸丰钱（当千）

所有这些都给私铸者提供了便利。史载“未及一年，盗铸如云而起”[6]。于是，到了第二年的七月，朝廷就下旨停铸了当千、当五百面值的大钱。十月份以后，当百、当五十也不许流通了。又过了一年，即咸丰五年，就只允许当十、当五大钱与制钱并行流通，其余面值的都被废弃了。但是，当十大钱也开始迅速地贬值，以至于社会上开始由最初的销毁制钱私铸大钱，变成了销毁大钱私铸制钱。清政府为了维持大钱，虽然规定了搭放搭收的办法，但是仍然不能阻止当十大钱贬值的厄运。到了咸丰九年，每枚当十大钱只能兑换制钱二文左右。铁钱因为遭到民间的强烈抵制，跌价后已不敷成本，户部于咸丰九年七月奏准停铸。铅钱在市面上使用的时间极为短暂，有的说仅在北京一地使用，早在咸丰五年以后就不见流通的记载了。

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财政压力暂时得到了缓解，同时铸造大钱也已无利可图。于是，清政府又想恢复制钱的流通。但是，这时北京城内已经没有制钱了。无奈之下，清政府只能继续铸造当十大钱，直到光绪三十一年，才宣布永远停铸当十大钱。至此，咸丰大钱的余波才算结束。但是，距离清朝的最后灭亡也已经不远了。

四、咸丰朝钱钞制的影响

咸丰朝共有十一年，始终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内有太平天国以及陕甘回民和捻军的起义，外有英法联军的入侵。因为巨额的军费开支而引爆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无奈之下实行了通货膨胀政策。通过广铸大钱和滥发纸币，虽然暂时渡过了难关，延缓了清朝的灭亡，但是对于广大民众却是一场浩劫。另外，还有两点对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是削弱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皇权。清政府因为迫不得已将铸币权下放各省，因铸币而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地方势力开始坐大，使得咸丰后期地方督抚分权的现象日益严重。迫使清政府的金融及货币政策的制定及其财政管理体制，由此前的一元化体制逐渐演变为中央集权和地方督抚分权并存的二元化体制。

二是破坏了中国传统币制的基础。清初货币制度上沿袭了明朝的做法，即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银两与制钱并行的银钱复本位制。但是因为大钱的冲击，货币流通环境以及社会金融秩序都遭到了空前的破坏，传统的制钱以及银钱复本位制再难恢复，表明已经行用了二千多年的传统制钱行将瓦解。

咸丰朝所推行的钱钞制，因为其自身的出发点，决定了它虽然有“破旧”的功能，却不可能起到“立新”的效果。自咸丰之后，中国的币制改革，历经清末统一币制的“两”“元”之争，到北洋军阀时期的“废两改元”实践及“国币”铸造，直至民国政府的“法币改革”，才最终与国际社会接轨，初步建立了现代纸币制度。而咸丰朝的钱钞制，无疑为这一艰难改革的启动起到了“破旧”的作用。

[1] 《清史稿》第三十五册。

[2] 《清实录·嘉庆朝实录》卷三百五十四。

[3] 《清实录·咸丰朝实录》卷九十七。

[4] 《清实录·咸丰朝实录》卷一二三。

[5]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十。

[6] 《光绪顺天府志》卷五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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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宝（银锭）：中国特有的“银币”

两头翘起、中间凹陷，像个马蹄形状的“元宝”（银锭），大家并不陌生。即便是没有见过实物，在影视节目中也见过它的形状。这种银元宝自明中期以来，就是我国最主要的白银货币形式。

但是，银锭为什么要铸造成马蹄的形状，而不是钱的式样？为什么也像铜钱一样被称作“元宝”？重达50两，如何携带？重量、成色都不统一，交易时又如何换算？

上述疑问，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白银货币的，一般都回答不上来。

下面就向大家介绍银锭，我国特有这种“银币”的一些不为大家所知的秘密。

一、白银作为称量货币的形制演变

中国虽然使用白银的历史很悠久，但是在西汉以前，白银主要还是用于工艺上，而不是用作货币。

譬如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器物上都有错银的工艺。秦朝统一之后，更是用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白银只能用来制作器物或装饰，而不能作为货币使用。

汉武帝的时候，因为与匈奴作战，用度不足，曾经发行过“白金三品”。因为锡的含量多于银，也仅仅使用了5年就被废弃了，所以还不能说是完整意义上的银币，只可以看成是法定银币的滥觞。此后，白银虽然偶尔也有用作支付工具的情况，但是，直到唐朝中后期以及五代的时候，白银的货币属性才逐渐开始加强，出现了正式进入流通领域的趋势。

1.唐代称“铤”

唐代白银最通行的铸造形式是“铤”，这是根据它的形状称呼的。因为古代习惯将长而且端直的东西称为“挺”，譬如木用“梃”、竹用“筳”。金银称作“铤”，单从字面上我们就能够判断出，它的形状是既长而且挺直。唐代最著名的银铤，是1956年12月在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出土的四块杨国忠等人进献唐玄宗的银铤，重量都是五十两。其中一块银铤铭文记载来源于地方政府征收的税山银，属于地方向朝廷解缴的国库银，最后由杨国忠进献给了唐玄宗。[1]白银在这里起到的作用只是把赋税钱物折换成白银作为财富进献给皇帝，主要是为了便于携带运输，发挥的仅仅是支付手段和储存手段的作用，还不具备流通的职能，因此还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货币。

图40–1 杨国忠进献的五十两重银铤

唐代的银铤，除了长条式样的笏形（板形）之外，另外还有一种船形的，呈束腰两头翘起状。无论是扁平长条的银铤，还是两侧很夸张地翘起的船形银锭，之所以要铸造成这种式样，除了通过展示白银延展性来测试其纯度之外，还能防止银铤里面掺假。

图40–2 船型银铤

在唐代“铤”有时候也称为“笏”。笏是古代大臣上朝时手执的一种礼器，由象牙、竹木等制成，用来记载一些备忘的事项。因为形状与银铤相似，所以有时铤与笏互用。但是，只有“铤”是正式规定的白银的计数单位名称，唐代一铤的重量为五十两。

2.宋代称“锭”

到了宋代银铤逐渐演变为银锭。这是因为“铤”与“锭”的发音相近，在民间口语中“铤”字就逐渐转为“锭”字，所以宋代以后就专门用“锭”，很少再使用“铤”字了。北宋通行的银锭重五十两，南宋末年曾经出现重二十三两的银锭。宋末元初胡三省在《通鉴释文辩误》中说：“今人冶银，大锭五十两，中锭半之，小锭又半之，世谓之铤银。”说明宋代的银锭按重量分为大、中、小三个等次。

银铤到了宋代不但称呼上发生了改变，形态上与唐代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由长条的板形演变为束腰的板形。北宋时期的银铤有平首束腰、圆首束腰和弧首束腰三种形制，其中以平首束腰形为主，这是承袭唐代银铤平首长条状特点并加以改变而形成的。南宋银铤主要形制为弧首束腰形，中间内凹，四周有波纹，首部略高于腰部，已有向马蹄形元宝演变的趋势。

3.元代称“元宝”

元代的白银除了统一称“锭”外，正式称作“元宝”也是从元朝开始的。《元史》记载，至元三年（1266），杨湜任诸路交钞都提举时，为了防止白银出入平准库时被偷漏，就将各种大小的银锭都统一铸成五十两重，并且在背面加铸“元宝”两字，表示“元朝之宝”的意思。从这以后“元宝”就成为银锭的通称。

银锭正式称“元宝”虽然是从元朝开始的，但是“元宝”一词却早已在铜钱上使用过，这是因为唐朝的“开元通宝”钱，民间有人读作“开通元宝”，后来铸造的铜钱就有称元宝的。譬如安史之乱时，史思明铸造的“得壹元宝”“顺天元宝”，以及驻守西域的安西守军铸造的“大历元宝”，用的都是“元宝”。五十两重的银锭虽然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宋金时期也在继续使用，但是，普遍的使用却是始于元代。

据《元史》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平定南宋回到扬州之后，丞相伯颜号令搜检将士的行李，将搜到的散碎银子都铸成五十两重的银锭并刻上“扬州元宝”，回到大都后献给了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1287），又将征讨辽东所得的白银，同样铸成了五十两重的“辽阳元宝”银锭。扬州元宝、辽阳元宝近年常有出土发现，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元宝的形制像唐代船形银锭，两端呈外弧状，两侧为内弧束腰，周缘折起，略微上翘，中间内凹，比明清时期船形式样的银元宝低平，完全承袭了宋金银锭的形制特征。一般大锭重五十两，中锭重二十五两，小锭重十二两左右，也有重五两的小银锭。

图40–3 扬州元宝

4.明代形制固定

明朝初期对于白银的流通时禁时弛，反复多次。到了明朝中期才确立了白银的主币地位，但是仍然没有铸造成钱的形状，而是继续以元宝（银锭）的形式流通。虽然形制繁杂，式样多变，但是基本上都采用圆首束腰的元宝形式；名称上早期有花银、金花银，晚期有纹银、雪花银、细丝、松纹、足纹等不同的称呼；白银的计算单位为两，两以下是钱、分、厘，都是十进制。普通的银锭为五十两，另外还有二十两、十两、五两、三两、二两、一两不等。最大的银锭有重至五百两的，如现藏于日本造币局的船形镇库银锭，上面有“万历四十五年四月吉造，镇库宝银一锭重五百两”等阴刻文字。日本造币局另外还藏有一个没有年号的刻文为“三百两重二两”的大银锭，[2]这些都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日军从户部抢走的。

图40–4 明代拾玖两小银锭

图40–5 明代伍拾两银锭

二、银锭（元宝）的流通使用

清初在货币制度上，继续沿袭明朝的做法，实行的是“银钱复本位制”，就是日常小额的支付用铜钱，大额的支付用白银，铜钱和白银同时在社会上流通使用，这就是银锭要铸造成五十两重的原因。因为，百姓日常在市面上的小额交易主要都是用铜钱，偶尔也使用一些面值比较小的碎银，这在《水浒传》《红楼梦》等明清小说中都有反映。而在大额的商贸以及政府巨额的开支中都使用白银，五十两的银锭主要是供他们使用的，因此根本不存在随身携带不方便的问题。铜钱因为是老百姓日常使用的货币，为了防止私铸造假，所以要由国家统一铸造。白银主要是由富商以及政府大额支付中使用，有专门的验收人员核验，因此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并不铸造银币，而是继续以银锭的形状做大额的使用。

银锭因为已有标准的重量，并铸有文字，内容多为铸造地名、重量、年号、用途以及银匠、监铸官、押运官的姓名，这说明它已经具备了铸币的各种要素。银锭上面的铭文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白银的使用情况，与税赋政策的变化直接相关联。因此，银锭比后来的银币具有更重要的历史文献的价值。

清代的各项税收，大部分都是折成银两征收。因此，每个州县都设有官匠，负责将纳税人上缴的各种不同形状和成色的银两，熔铸成一定重量及成色的银锭，并打上戳记以示负责，然后由州县负责将银锭解送省城的布政使司库。因为白银每次熔铸都会有损耗以及运输也有成本，为了填补这一部分的损耗和运输的成本，各地的银炉往往都另外加征一部分的火耗，也就是成本费。因为标准不一，各个银炉可以随便定取，因此成为侵渔百姓的一项苛政。

乾隆元年（1736）将各州县所设置的官匠都撤销了，发给辖内银匠记名戳记，纳税人去哪位银匠处熔铸银锭，自行决定，规定每两火耗工钱三至五文，不许多收。这类以熔铸银两为业的银匠，业务推展顺利的后来就逐步演变为“银号”，除了代客熔铸银锭之外，也经营银钱兑换业务。后来，又进一步发展成为信用机关，不但自行发行白银货币——银锭，也与钱庄一样，经营存放款的业务。实际上，银号与钱庄两者的业务相同，都属于“银钱业者”，用现在的说法就是金融行业。只是北方惯称“银号”，南方习称“钱庄”，名称不同而已。各地除了钱业所设置的银楼、银炉之外，海关、官银钱局、银行也以各自名义铸造各种银锭。

清代各府、州、县征收的各项税银，在解缴各省的藩库（布政使司库），或各省藩库解往户部银库时，都需要熔铸成十两或五十两的足色银锭，至于银锭的形状，没有统一的规定。因此，银两的流通价值，与银锭的造型无关，只决定于银锭本身的“平”（称重量）和“色”（看成色）。换言之，因为银子没有“面额”，所以，它的币值是由重量与成色决定的。但是，各地的重量与成色却又都不统一。

三、银锭的重量及秤码

根据银锭重量的大小，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大锭，俗称元宝，重五十两，这种宝银从明代以来，银锭的两端往往卷起，并向上高翘呈船形，而整个银锭又像马蹄形，也叫马蹄银。各地银锭的形式并不完全相同，有所谓长槽、方槽等，就是根据形状上的特点而起的名称。第二类是中锭，重约十两，多为锤形，或叫小元宝。第三类是小锞或锞子，像馒头，或随意各种式样，重一二两或三五两不等。第四类是散碎银子，有滴珠、福珠等名称，重量多在一两以下。

特别是十两以内的银锭，因为铸造地或者是铸造者的不同，而有各种不同的造型。如方形、圆形、条形、砝码形，以及花形、土豆形、圆盘形等各种式样，不胜枚举。这些银锭都造型优美、工艺精湛，除了作为文物收藏、研究之外，也可以作为艺术品来欣赏、把玩。

清代各地的秤码并不一致，虽然名称上都通称为“两”，但是各地一两的实际重量，却又不尽相同。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秤（又称平）。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清代全国各地所使用的平约有一千多种，极为繁杂。但是，最重要的平有四种：

第一种是库平两，为国库收支所用，是全国纳税的标准秤，库平一两重37.31克；第二种是海关两，适用于征收关税，咸丰八年（1858）成立海关后采用，关平一两重37.68克；第三种是广平两，为广东省的衡法，因为广东与外商接触得早，因此在早期的对外贸易中较为重要，广平一两重37.5克；第四种是漕平两，为漕米改征折色，就是不用征米，可以折成白银征收以后所采用的标准，漕平一两重36.65克。四种秤码中，以海关两为最重，广平两次之，库平两又次之，漕平两为最轻。

四、核验成色、计算价值

白银因为没有铸成银币，因此使用的时候除了称重量之外，还需要核验成色，就是检测它的含银量。而银两的成色自古就不统一，清代以“纹银”为标准。所谓纹银，实际上是指白银铸成锭后，锭面上所呈现出的有如水波状的细丝纹路，又称“细丝”，是对品质优良的银子的一种通称。因此，成锭的银子只有成色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被称为“纹银”或“足纹”。清代的财政收支，统一都用纹银。支出方面，《清朝文献通考》记载“用银之处，官司所发，例以纹银”；收入方面，各地上缴的各种银两，也必须要熔铸成纹银，才准入库。

根据光绪十七年（1891）印度造币局的测算，纹银的成色是935.374‰，这是一种假想的标准银，现实中并不存在，称为虚银两。但是实际流通的各种元宝（又称宝银），只有按此标准折算后，才能适当地表示出它的价值。例如我们说某物“值银一两”，是指它的价值为纹银一两，即成色为935.374‰的一两银子，但实际上各地使用元宝的成色并非是这一标准，成色高的就需“加水”（申色），反之成色低的需要“补水”（贴色）。道光以后，因为冶铸技术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铸造的银锭的成色比以前的纹银还要高。但是因为传统的纹银成色标准已经被社会普遍接受，所以，后铸的成色较高的银锭就需要“加水”。例如1个五十两重的元宝若“加水”二两四钱，意即可作五十二两四钱纹银使用，称为“二四宝”。因此，成色上所谓的“二五宝”“二六宝”“二七宝”“二八宝”都是以此类推，如果“加水”达到三两，就称为“足宝”或是“足色”。

图40–6 纹银

上海、天津、汉口等商业发达、银两使用频繁的地区，因为交易双方无法核验银两的成色，自清末光绪朝开始，一种代为鉴定银锭成色并保证重量的组织——“公估局”应运而生。银锭铸成之后需要先送公估局去鉴定，公估局的验色师全凭眼力以及经验判断银色的高低。如果有疑问，再穿穴勘验，或者是用锥子敲击银锭的关键部位，凭借声音，就可以判断银锭的内部是否灌有铅、锡等杂物。验色师将银锭的成色与本地通用宝银的标准以及重量进行比较，核算出应“加水”或“补水”的数目，用墨笔写在银锭上面之后，就可以在当地流通了。但是，核定的结果只在当地有效，如果是流通到了外地，又需要由当地公估局的验色师另行称重验色。

图40–7 各种形制的银锭

各地使用的银两记账单位大多数也都不一致，譬如上海使用的银两记账单位称为“规元”，这是因为上海早先没有标准货币，选用西班牙的“本洋”为记账单位，“本洋”停铸之后又用过去豆商的计算单位“规元”为单位，其用意与中世纪威尼斯的银行货币相同。因此，上海市面上的元宝，在支付时需要先折合成纹银，然后再换算成规元。天津的银两记账单位叫“行化”，汉口的叫“洋例”，它们与上海的规元性质相同，使用的时候都必须先折合成纹银再换算，十分烦琐。这在没有计算器的古代，也只有发明了算盘的中国人才能做得到！

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属的印度造币局，曾经对我国通用的银锭进行过化验分析，结果与公估局所核验的“加水”数目完全相符，分毫不差。例如印度造币局测得“二五宝”的含银量为982.143‰，纹银的含银量为935.374‰，“二五宝”的成色为纹银的1.05倍（982.143‰÷935.374‰＝1.05），因此一个五十两重的“二五宝”对纹银的作价就为52.5两（50两×1.05＝52.5两），即“加水”二两五钱。公估局的验色师全凭眼力及经验判断银两的成色，丝毫不借助外力，却能与化验的结果完全相符，这正是银两时代各地成色不一的银锭能够发挥货币职能的保证，而公估局验色师的高超技能更是深为世人所惊叹折服！

元宝（银锭）作为我国古代一种传统的银币，自唐宋直到1933年的废两改元，一千多年来始终是我国古代银币最主要的货币形态，更是近代上海各银行间清算的主要货币，以及金融界和商界最重要的储备金，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十分深远。但是因为元宝（银锭）在使用的时候还需要称重、验色、核算，而不能凭个数流通，属于称量货币，仍然还是一种落后的货币形态。凡此种种的不便，都为重量、成色标准统一的欧美银币在东南沿海地区的输入及流通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清朝后来自铸银圆预留了伏笔。以货币改革为先导，开启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序幕。

[1] 正面铭文为“专知诸道铸钱使司空兼右相杨国忠进”，背面铭文为“鄱阳郡采银工，银一铤伍拾两”。

[2] 奥平昌宏，《东亚钱志》，岩波书店，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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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星银饼、漳州军饷：

中国最初的仿铸银币

中国特有的“银钱复本位制”，即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使得我国虽然从明朝中期就确立了白银的主币地位，但是直到清末，白银的使用不是铸造成币，按枚数计算价值，而是使用银块，称量计算。

各地铸造的银锭，大小不一，种类繁多。不但秤码不统一，成色相差也很大。每次使用都要验色、秤称，烦琐无比。这与西方那种重量、成色标准统一，制作精美，可以按数计算价值的银币相比，反差巨大，于是在东南沿海掀起一股仿铸西方银币的浪潮。

下面就以寿星银饼和漳州军饷为例，介绍自清中叶以来，始自东南沿海的以仿铸西方银币为先导的货币变革。

一、最初的仿铸银币

中国早期自己铸造的银圆中，最重要并且有实物流传下来的，是台湾和福建漳州一带铸造的，以“寿星银饼”和“漳州军饷”为代表的几种银币。根据这些银币上的图案和文字，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铸有寿星、如意以及笔宝等图形；另一类没有铸造图形，只有画押签字。

首先介绍铸有图案的银币。目前所知我国最早模仿外国铸造的银圆是“寿星银饼”，俗称老公银，或老公饼。正面是一个手扶拐杖的寿星图像，左边有篆书“道光年铸”，右边为“足纹银饼”，寿星的腹部有“库平柒弍”四字。背部中央铸有一鼎，四周为四个满文，汉语意思为“台湾府铸”。银饼的边缘铸有卐字符。含银量为98%，重量为库平七钱二分。因为是由银匠用手工土法打造制成的，制作工艺粗糙，形如饼状，因此被称作“银饼”。另外还有同治年间铸造的一种，正面中央也是一副寿星图案，左右两侧分别为篆书“同治元年”和“嘉义县造”八字，背面铸“足纹军饷通行”六字。

“如意银饼”正面是一对交叉的如意，右面和左面分别铸有“足纹”和“通行”；背面是一个聚宝盆，盆上铸一“宝”字；里面有灵芝、万年青等植物，右面和左面分别铸有“府库”和“军饷”；两面周围都有仿西班牙本洋的回纹花饰；既没有年号也没有年份。因为重量与减重的寿星银饼相同，因此铸造的时间应该比寿星银饼晚，可能是咸丰三年（1853）林恭在台湾凤山县起事的时候县衙铸造的。

“笔宝银饼”正面是一对交叉的笔，中间横贯一支如意，右面和左面分别铸有“府”“库”两字，下面是“六八足重”四字；背面是一个聚宝盆，盆上铸有“宝盆”两字；盆的左右两侧分别铸有“军”“饷”两字，下面铸“足纹通行”。

没有图案的银币也有三种。第一种正面上部横列“军饷”两字，下面是一个像“谨慎”两字合写在一起的花押。背面铸有“足纹通行”。另外两种银币和第一种差不多，只有两处不同。一处是在“军饷”前面加了“漳州”，变成“漳州军饷”；另外一处是花押变了，又有两种，都比较难认。其中一种有人释读为“曾”，说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于同治三年在漳州打败太平军时所铸。另一种被释读为“左”，说是左宗棠同治四年攻占漳州后所铸。郭沫若曾经写文章将这两种花押分别释读为“国姓大木”和“朱成功”，认为都是郑成功铸造的。实际上，这些解读都是穿凿附会，完全不对。因为这些银币的重量都是七钱二分，这是西班牙“本洋”的重量标准。另外，这些银币边缘的纹饰也都是模仿西班牙的“本洋”。而西班牙的“本洋”铸造于18世纪。在乾隆以前，外国银圆在中国还不是以枚数流通，都是被当成杂银称重使用。因此，郑成功那个时代是不可能仿铸外国式样的银圆的。

图41–1 寿星银饼、如意银饼、笔宝银饼

图41–2 谨慎军饷、漳州军饷（曾、成功）

这几种银币，除了“寿星银饼”上面铸有“道光年铸”“同治元年·嘉义县造”之外，其余的都没有注明铸造年份以及铸造者，在历史文献中也查不到有关的记载。但是，根据银币上面的铭文和流通过程中打印上去的戳记，我们知道它们全部都是由地方上的小银炉或商号铸造，作为军饷发出去的。因此，大家很容易就将这些银币与军事行动，特别是镇压民众起义联系起来。查阅有关的文献，我们发现在道光朝及其以后，道光十二年张丙、陈办等人曾经在台湾嘉义县起事，凤山也有人起来响应。但是，时间很短，只有两个多月就被平息了。这些银币很有可能就是嘉义县政府当时为了镇压起义而铸造发行的军饷。

实际上，这些银币是什么时间，由哪个县衙，又是为了镇压哪次起义而铸造的，目前已经很难考证清楚，即便考证清楚了其意义似乎也已经不大了。而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倒是，最早仿铸欧美银币的地区为什么是台湾以及福建的漳州一带，而不是广东或别的什么地区？当时中国人为什么要仿照西班牙的“本洋”，而不是葡萄牙的“十字币”或荷兰的“马剑”来铸造银币呢？

二、外国银圆的流入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的视线就必须要从清朝的道光年间，再向前追溯二百五十多年，到明朝隆庆开关后的大历史背景中去寻找原因。

关于隆庆开关，在前面已经有专门的介绍，就不重复了。下面结合欧洲与亚洲贸易新航路的发现，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即最早仿铸欧美银币的地区，为什么是台湾以及福建的漳州一带，而不是广东或别的什么地区。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新航路的开通，最早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从事海外贸易的是被称为“佛郎机”的葡萄牙人，他们在广州被当地政府禁止上岸之后，又继续北上来到福建沿海的浯港和月港，以及浙江舟山群岛上的双屿港一带从事走私贸易。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分别占据台湾的南部和北部之后，更是以台湾为基地，在福建沿海一带进行贸易活动。另一方面，隆庆元年明朝政府取消海禁政策，原来的走私瞬间变成合法的贸易，福建沿海的商民于是组织商船，将货物直接运往菲律宾的马尼拉，与占领菲律宾的西班牙商人进行贸易。

因为西方没有中国所需要的商品，而他们又要大量地购买中国所产的丝绸、瓷器以及茶叶等生活日用品。所以，当时的对外贸易几乎全是单方面的，欧美商人要购买中国的商品，就必须用硬通货白银来支付。中外文献都记载，当时西方商船来的时候，几乎装的全部都是银圆，而返回去的时候船上装的则是中国商品。这种单向贸易的结果，就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以西班牙“本洋”为主的外国银圆开始大量地流入福建沿海地区。因此，被荷兰人占据的台湾以及最早开放的福建漳州地区，就成为最早接触并使用西方银圆的地区。

制作精美，重量、大小、成色都标准统一，使用的时候可以计数核算的西方银圆，与中国那种不但大小、轻重、成色都不统一，而且每次使用还需要称重、验色、核算，烦琐无比的中国银锭相比，具有巨大的优势。因此，台湾以及福建漳州沿海一带的商民，经过短暂的试用之后，很快就接受了西方的银圆，不再像最初那样将银圆视作杂银都熔铸成银锭，而是像西方的商人一样，也按银圆的枚数来计算使用。因此，最早由他们来模仿西方的银圆，铸造中国最初的银币就是顺理成章、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当时为什么要仿照西班牙的“本洋”，而不是葡萄牙的“十字币”或荷兰的“马剑”来铸造银币呢？这要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三国在与中国开展贸易时的特点，以及它们所使用的货币说起。

最早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寻求贸易商机的是葡萄牙人，他们在福建、浙江沿海的走私贸易被明朝政府武力清剿之后，就去澳门一带活动，后来逐渐取得了在澳门停靠码头进行贸易的便利。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以向明朝进贡的物品被海水浸湿为借口，申请借地晾晒，乘机在澳门登陆定居。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又向明朝政府租居澳门，并开通了从澳门至日本长崎之间的转手贸易，用中国的生丝换取日本的白银和铜。后来将澳门建成欧洲在远东地区最早的贸易商埠。

葡萄牙人之后来到亚洲的是西班牙人。他们是在占领了美洲之后来到亚洲的，首先占据了菲律宾的马尼拉，后来又占据了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西班牙人以菲律宾为据点，开通了从马尼拉横跨太平洋到达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的航线，这就是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他们将从非洲贩运的黑奴、从美洲波多西以及墨西哥开挖出来的白银铸造成银圆即“本洋”银币，运到马尼拉换取中国的生丝、瓷器、茶叶，再运回美洲以及欧洲销售。西班牙人就这样用美洲的白银，将欧洲、非洲、美洲与亚洲连成了一体，开启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荷兰原本是被西班牙统治的殖民地，16世纪80年代独立后以商业立国，是欧洲造船业最为发达的国家，号称“海上马车夫”。为了追逐商业利润，独立后的荷兰立即就加入了由葡萄牙、西班牙开创的海外贸易角逐之中。荷兰人获取了葡萄牙在远东的商业机密之后，很快组织商队绕过好望角经印度洋到达东南亚，打破了葡萄牙人对东方航线及贸易的垄断。荷兰最初占领爪哇，以雅加达为据点，成立东印度公司。后来又驱逐西班牙的势力独占台湾，并排挤葡萄牙垄断了幕府时期日本对欧洲的贸易，在贸易的同时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及思想，被称为“兰学”，启蒙了后来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三国当时所使用的货币主要都是银币，分别被称为“十字币”、“本洋”和“马剑”。顾名思义，葡萄牙的“十字币”就是银币的上面铸有一个“十”字，重约库平银五钱六分；荷兰的“马剑”是因为在银币上铸有一个骑马持剑的人物图像，重约库平银八钱六七分；西班牙的“本洋”，又被称为“双柱”。这是因为西班牙的银币，无论是早期正面双球图形的两侧，还是后来背面盾形国徽的两侧，都分别铸有一个圆柱，因此被中国人形象地称为“双柱”，重量为库平银七钱二分。

银币上为什么要铸造这两根柱子呢？这是源于希腊的一个神话故事。传说很久以前，欧洲和非洲两块大陆是连接在一起的，后来被大力士赫居里斯给拉开了。银币上的这两根柱子被称为大力士赫居里斯的柱子，它代表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山峰，支撑着陆地的尽头。又因为“双柱”银币的边缘铸有麦穗图纹，而被中国老百姓称为“花边”。银币的两根柱子上面，分别缠绕着卷轴，成$$的形状，这就是银圆记号“$”的由来。时至今日，世界上还有不少的国家采用“$”作为本国货币的符号，譬如美元的符号就是“$”。

西班牙“双柱”银币的重量正好介于葡萄牙“十字币”与荷兰“马剑”银币之间，大小比较适中，同时含银量较高、铸造精美。加之西班牙控制着美洲白银，自1732年至1821年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生产了大量的“双柱”银币。在早期国际贸易中，“双柱”银币实际上处于主币的地位，是各国货币参照的标准，因此被誉为“本洋”。

另外，葡萄牙和荷兰两国在远东主要是用中国的生丝换取日本的白银和铜，做的都是转手贸易，博取的是两边的价差。因此，它们两国的“十字币”与“马剑”银币流入中国的数量很少，它们从日本输入中国的是以两计算的银块。而西班牙则不同，每年都要从美洲运来大量的“本洋”购买中国商品。因此，西班牙“本洋”大量流入中国，并逐渐被中国商人所接受。所以，当中国自铸银圆的时候，只能选择“本洋”的重量，即库平银七钱二分为标准。虽然中国传统上更习惯于用整数如一两、五钱为白银货币的重量单位，但是，因为受西班牙“本洋”的影响，有零有整的库平银七钱二分竟然成为后来中国法定一元银币的重量标准，这也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图41–3 葡萄牙“十字钱”银圆

图41–4 荷兰“马剑”（马钱）银圆

图41–5 西班牙“双柱”银圆

图41–6 “蓬头”银圆

图41–7 墨西哥“鹰洋”银圆

三、币制变革的酝酿

春江水暖鸭先知，寿星银饼和漳州军饷，虽然铸造于东南沿海的福建一隅，但是，它们的出现，实际上预示着中国货币制度即将发生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

中国从明朝中期开始，虽然正式确立了白银的主币地位，但是对于白银的使用，却始终停留在称量使用银块的状态。即便是对于随海外贸易流入的欧美银圆，最初依然视为银块，需要凿开检验成色，并被销毁改铸成银锭。直到康熙四十二年（1703）外国银圆还有贴水的现象发生，每100枚外国银圆需要贴水五元。就是说因为含银量低，105枚银圆才等同于100枚银圆所标示的面值。这说明当时对于外国银圆的使用，还是凭重量而非计个数。

乾隆年间，随着外国银圆流入的增多，逐渐开始凭个数流通，不再称重。因为使用上的便利，外国银圆不但在东南沿海一带更加通行，而且开始向内地蔓延。嘉庆四年（1799）查抄大贪官和珅的家时，档案记录有洋钱，即外国银圆五万八千元，这说明乾隆后期外国银圆已经流入了北京。

外国银圆因为重量标准、成色统一、使用方便，越来越被市场所接受，市价开始升高。它除了能直接购买商品之外，甚至有更多的人愿意用相等重量的纹银交换外国的银币。这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因为外国银圆的重量仅有七钱二分，成色才90%，市价竟然能与重量为一两，成色高达93.5%的纹银等价。这一方面刺激外国商人用银圆等重量兑换中国的纹银，运至印度加尔各答铸成银币后再运回中国赚取价差，造成白银的外流；另一方面也迫使中国民间纷纷模仿铸造外国银圆，几乎成为一种风潮。朝野对此不再漠视，有识之士开始主张查禁外国银圆、仿铸中国银币。

据说乾隆年间广东布政使已允许银匠仿铸洋钱。嘉庆年间银业方面曾仿铸银圆，以本洋为模本，后因成色、花纹多不统一，且有贬值迹象被禁止。道光年间各地曾仿铸本洋，据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五“铸银”条记载，林则徐在任江苏巡抚时，因苏、常各府民间喜用洋钱，曾铸七钱一二分重的银饼，初曾通行，后因伪造者多，不及一年便被废止。道光十三年（1833），林则徐在奏折中曾提到有人建议铸造五钱重之道光通宝银钱，最后好像并没有实行。黄爵滋于同一年又上奏说，“民间私铸银圆已非一日”，“盖自洋银流入中国，市民喜其计枚核值，便于运用，又价与纹银争昂，而成色可以稍低，遂有奸民射利，摹造洋板，销化纹银，仿铸洋银。其铸于江苏者曰苏板、曰吴板、曰锡板”。

早期模铸的银饼中，除了我们介绍的寿星银饼和漳州军饷之外，比较重要并有实物留存下来的还有两种，都是只有文字而没有图案。一种是咸丰六年底上海道台批准王永盛、经正记、郁森盛三家银号铸造的银饼，面值分五钱和一两两种。据说是用钢模铸造，主要用来发军饷，后因仿铸较多且成色低劣，流通半年便停铸。另一种是光绪年间湖南长沙铸造的银饼，发行单位有阜南官局、湖南官钱局、大清银行、长沙乾益字号等。面值自一钱到一两分为多种，特点是饼小而厚。

模铸的银饼虽然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流通中仍然以银锭及外国银圆为主，但是它的出现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启了我国自铸银圆的历史，顺应了贵金属白银由称量货币到计数货币发展的规律，反映了清代用银从银两制向银圆制，以及铸币技术由传统手工模具向近代机器冲压的过渡。它还体现了当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维新思想，正如林则徐所提的“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以货币的变化为先导，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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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元宝：最早的机制银币

东南沿海一带，从道光年间开始模仿西班牙“本洋”铸造的中国式银饼，虽然与中国传统的银锭已有本质的不同，但是还不能算是近代机制币，只能说是它的先声。因为这些银饼都是采用手工模具打压制成。不但技术简单、效率低下，还容易仿造、掺假，很快就被称为“龙洋”的机制币取代。

“龙洋”不但终结了我国两千多年来手工铸造铜钱的历史，而且以货币变革为先导，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

下面就通过广东铸造的机制银币“光绪元宝”，介绍中国“龙洋”的由来，并考察清末币制变革的讨论。

一、铸造机制币的呼声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开放了上海、厦门、宁波、广州、福州五口通商。1858年的《天津条约》及1860年的《北京条约》又先后增开了营口、烟台、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等十处商埠为通商口岸，并进一步降低了外商进出口货物的税率，这更加便利了外国商品以及外国机制银圆的大量输入。

随着外国势力日益扩张深入到中国的内地以及对外贸易的增加，中国币制的落后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对外贸易上的损失，也就更多地表现出来。因此，从光绪初年开始，很多的有志之士都主张，中国应该尽快实行币制变革，废除落后的制钱以及使用时必须称重、验色的银两制，改向欧美国家学习，引进西式机器，铸造重量、尺寸、成色都标准统一的机制币，并禁止外国银圆的流通，在挽回经济损失的同时，也可以维护国家货币主权的独立。认为“圜法之弊，整顿之急，实为当今急务”，就是说改革落后的币制，是当今最急迫的事情。于是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实行币制改革，铸造机制银圆的风潮。

社会上的有志之士以郑观应为代表。郑观应是清末维新派著名的思想家和实业家，广东中山人，早年曾经在上海的洋行里做过买办，后来则在洋务派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中任过职。他结合自己的商务实践，认为中国当时实行的银两制并允许外国银币在中国市面上自由流通的做法有四大弊端，而如果引进西式机器，将银锭改铸成机制银圆来流通，则有四大好处，并在其代表作《盛世危言》中发出了“既有此四利，而又可除彼四害，亦何惮而不行乎？”的质问。因此，他呼吁清政府要尽早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银两制，改行机制币。

朝廷上的有志之士则以张之洞为代表。张之洞是清末的重臣，直隶南皮人，自幼聪慧好学，号称神童，在同治三年的科举考试中，高中一甲第三名，被授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属于皇帝的秘书机构，是储备锻炼高级官员的地方。在清末那个新旧更替、错综复杂的年代，张之洞很好地把握住了历史的机遇。他学业有成、仕途顺利，先后扮演了清流健将、洋务主角、新政核心等重要的角色，既是政界的巨擘，又是文坛的盟主，并集文治武功与兴办实业于一身，在推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不但发挥了一位政治家、思想家的引领作用，更是一位实践家，正是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之下，成功地铸造了我国最早的机制银币“光绪元宝”，因此被誉称为“中国近代机制币之父”。

二、机制币的铸造

张之洞虽然是中国近代机制币的成功铸造者，但是，最早试铸机制币的并不是他。因为始于道光年间用手工土法铸造银饼的台湾、福建漳州、上海的银号、湖南长沙的银号以及林则徐在江苏等几次试铸努力失败之后，又有上海和吉林两地用西式机器试铸过机制的银圆。

1.上海和吉林的尝试

上海的机制银圆是同治六年（1867）上海租界的行政管理机构工部局委托香港造币厂帮助设计的，实物只见到面值为“壹两”和“贰钱”两种，正面为蟠龙图案，铭文为“上海壹两（贰钱）”。因为背面的图案中有英国的国徽及皇冠，没有通过清政府的审核而作罢。

吉林的机制币是光绪八年（1882）吉林将军希元，为了补充流通中制钱的不足，奏请朝廷同意从军饷中调拨五千两白银，交吉林机器局铸造的。有两种：一种是传统形制的方孔银钱，正面与传统的制钱一样，为“光绪元宝”四字；背面穿上铸“厂平”，这是吉林银两的名称。穿下为面值，穿左右为满汉文“吉”字，面值有5种，分别是一钱、三钱、五钱、七钱、一两。但是，实物只有五钱的一种传世。另一种是无孔的西式银圆，工艺精细，铭文为小篆，书法精湛。西式银圆又分两种，光绪八年（1882）铸造的“厂平壹两”银圆，为试铸币。光绪十年（1884）正式铸造的为流通币，面值有5种，分别是一钱、三钱、半两、七钱、一两，将试铸币正面的满文取消了。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流通不久就被叫停了。

2.广东铸造“龙洋”

无论是早期用手工模具铸造银饼，还是后来上海、吉林两地用西式机器铸造银圆的努力先后都失败了。这种背景之下，张之洞铸造机制银圆的计划能够成功吗？

实际上，张之洞在广东铸造的机制银圆，最后虽然获得清政府批准并被市场接受，但也是一波三折，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与张之洞百折不挠、积极争取的执着精神是分不开的。

张之洞是在两广总督的任上，于光绪十三年（1887）二月在上报朝廷的《购办机器试铸制钱折》的报告里，另外加的一张《试铸银圆片》的附件里，提出设立广东造币厂，招募擅长铸造银圆的西方人铸造银圆的。精明的张之洞在这里打了一个擦边球，因为他在给朝廷的正式报告中，只说购买机器是为了试铸制钱，就是传统的方孔铜钱，根本就没有提铸造银圆的事，只是在另外的一张附件上，才提到招募洋人试铸银圆。这样容易被观念陈旧、思想保守的朝廷批准。

关于银圆的面值，张之洞建议比外国银圆的实际重量七钱二分，加重一分，即重库平银七钱三分。他解释说，新铸的银圆实际重量比外国的银圆重一分，而作价都一样，趋利的商民必然会乐于接受，而容易流通并能将外国的银币驱逐出去。但是，户部的态度依然非常谨慎，认为“事关创始，尚需详慎筹划，未便率尔兴办”，因此要他“听候谕旨遵行”。

但是，一心想推动币制改革、铸造机制银圆的张之洞，并没有消极地等待，而是于光绪十五年（1889）八月，又向朝廷上了一份名称为《洋商附铸银圆请旨开办折》的报告。在表示“银圆遵旨尚未开办”，要朝廷放心的同时，又打出“香港英商汇丰洋行”的牌子，说是该行“欲求代为附铸”，并“送来条银四条，请为试铸”，最后在所附的清单中说：“谨将广东钱局试铸银圆式样大小五种，分装两匣，开单恭呈御览。”实际上，他这是借汇丰洋行的名义，将早已准备好的试铸样币乘机报送朝廷，请求审批。

三个月以后，户部尚书张之万于十一月将户部讨论研究后的结果，即“拟请旨允准试办”告诉了张之洞。同时，也提出了修改意见，“唯将洋文列于中国年号之内，体制尚有未合，应请饬令该督将洋文改錾蟠龙之外，以‘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二分’汉字十字改列正面，……较为妥协”。[1]就是要求将英文移至背面，背面的中文则移到正面。

根据户部提出的修改意见，样币的钢模需要寄回英国重新改刻。但是在新钢模还没有改好寄回来之前，张之洞就于当年的十月被调往湖北武昌，去任湖广总督了。接替他任两广总督的是李鸿章的胞兄李瀚章。等新的钢模从英国寄到广州之后，李瀚章于光绪十六年四月初二（阳历是1890年5月20日），在兼管广东钱局事务、署布政使王之春的主持下，正式开炉铸造了名为“光绪元宝”的机制银圆。因为新铸的银圆背面图案是一个蟠龙，所以又被称为“广东龙洋”。这是我国正式铸造机制银圆的开始，也是后来各省广泛铸造“龙洋”的由来。

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在社会上流传非常广的误解。因为“光绪元宝”机制银圆最初铸造的时候，重量是由库平银七钱三分改为七钱二分的，以往钱币界多认为这是因为它比鹰洋重一分，流通的过程中，因为发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是被鹰洋驱逐后而改为七钱二分的。实际上，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误会。实际的情况是，“光绪元宝”在试铸的时候就由七钱三分改为七钱二分了，这是因为张之洞接受了汇丰洋行的建议，为了便于和鹰洋同时流通而减去了一分，这样“光绪元宝”就与鹰洋一样重，都是七钱二分，因此它们就可以等值流通了。七钱三分只是最初的拟议，实际上并没有铸造流通。

图42–1 广东龙洋“光绪元宝”（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

3.各省纷纷仿铸龙洋

当时因为社会各界都苦于银锭使用的不便，期盼着能有一种新式的、便于使用的银圆替代它。因此，广东龙洋出现之后，不等清政府正式下令推广，各省便纷纷开始仿铸起来。一时间，全国竟然出现了争相购买新式机器，招聘外国技术工匠，广铸龙洋的高潮。

第一家起来响应的自然是张之洞管辖下的湖北省。这是因为在广东的时候，张之洞做好了全部的准备工作，但是因为任职的变动，他错过了亲自铸造中国的第一枚机制银圆的机会，这多少是有些遗憾的。因此，等广东龙洋正式发行之后，他就于光绪十九年（1893）设立湖北银圆局，第二年便援引广东之例，铸造了“湖北龙洋”，只是将“广东省造”改为“湖北省造”，其余的内容一概保持不变。

继湖北之后，又有直隶、江南、安徽、山东、四川、吉林、奉天、浙江、福建、云南、新疆、陕西等省陆续铸造了各省自己的龙洋。另外，湖南、台湾、山西、黑龙江以及北京的京局，则铸造了以“角”为单位的辅币，背面的图案也是蟠龙。因此，这些辅币也属于龙洋的范畴。

相对于广东龙洋而言，湖北龙洋可以说是后来者居上。湖北不但为本省铸造，代其他省份铸造的更多，流通的地域最广，信誉也是最高的，超过广东龙洋，成为清末龙洋的代表。因此，张之洞又被誉为“中国龙洋之父”。

图42–2 湖北龙洋“光绪元宝”

图42–3 上海银号铸造的银饼

图42–4 湖南长沙铸造的银饼

图42–5 吉林机器局铸造的“光绪元宝”机制银钱

图42–6 吉林机器官局铸造的“光绪元宝”机制银圆

4.龙洋的意义

清末龙洋的铸造，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

一是开创了我国机制银圆的历史。从广东龙洋开始，湖北龙洋继之，各省纷纷跟进。我国的白银货币为之一变，在传统称量使用的银锭之外，又出现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龙洋系列银铸币，开启了中国机制币的历史。

二是确立了以元（圆）为中国货币的基本单位。因为受外国的影响，银圆的成色只有90%左右，如果自铸银圆以两为单位，流通中就不能与传统的以足银为标准的银两合二为一。用元为单位，重量成色以鹰洋为标准，便于被已经习惯于使用外国银圆的民众所接受。从此，元（圆）这一新的货币单位成为中国币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是减轻了因制钱不足所造成的困难。清末光绪年间，受国际银价下跌的影响，铜价上涨，铸造铜钱亏本，出现了钱贵银贱的局面。各省在讨论铸造银圆的必要性时，多以“补制钱之不足”为理由，这正说明了铸造银圆减轻了社会流通中制钱不足的矛盾。

三、清末币制改革的讨论

清末各省最初是苦于银锭使用起来有诸多的不方便，于是都仿效广东，铸造龙洋。但是，因为各省的银圆局相互独立，所铸造的龙洋“光绪元宝”虽然形式上差别不大，但是重量和成色却互不相同，出省之后又被视为银两，仍然需要重新进行核算。譬如广东龙洋虽然光绪二十四年（1898）就开始在北京流通，但是计算的标准仍然是银两而非银圆。面对这种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清政府于是又开始进行统一铸造银圆的尝试。

一方面是统一铸币机构。光绪二十五年（1899）下令除广东、湖北两省的银圆局之外，其余各省的全部裁撤，立即遭到了各省的反对。光绪二十八年（1902）又改天津和北洋机器局为北洋铸造银圆总局。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成立铸造银钱总厂，作为户部的造币总厂。光绪三十二年（1906）将全国20家银圆局、铜圆局归并为9家。宣统二年（1910）制定《造币厂章程》，总厂设在天津，另外保留四个分厂，分别设在武昌、成都、云南、广州，后来在奉天（沈阳）又增设一个临时分厂。但是，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独立，统一铸币机构的工作随即夭折。

另一方面是想用“大清银币”来统一各省的龙洋。户部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曾经在天津造币厂试铸了面值为一两的“大清银币”，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铸北洋一两“大清银币”，都没有正式发行。湖北、吉林以及新疆喀什噶尔铸造的大清银币，虽然流通但是仅限于本省，而且重量和成色也不统一。有统一意向的是天津造币总厂成立后所铸造的“大清金币”、“大清银币”和“大清铜币”。但是，除了“大清铜币”外，金银币最终都没有发行流通。

清末随着中央控制各省能力的日趋减弱，统一铸币机构及各省龙洋的计划不但没有实现，传统的银锭以及各种外国银圆都还继续在流通使用。这种背景之下，因为机制银圆的使用，在朝野上下还引发了一场有关币制改革的激烈讨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实行金本位，还是银本位；二是实行银两制，还是银圆制。

这场币制改革讨论的起因源于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他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写了篇《中国银币确定金价论》，建议中国采用金汇兑本位制。他的这一建议，遭到了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首的一批官员的坚决反对，他们多数认为中国黄金储量少，而人口又多；加之黄金的价值大，而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又低，不适于使用金本位。因此，主张应该采用银本位制，但是，银币的单位是用银两制还是银圆制，则又争执不下。特别是张之洞，虽然是他最早引入西式机器铸造了以“元”为单位的机制银圆，但是此时的他却主张国币应该以“两”为单位，并解释他当初铸造七钱二分的龙洋“系属一时权宜之计，未可垂为定制”，而确定国币应该“别筹全国通行经久无弊之策”。因此，他主张应该以中国传统使用的“两”为单位，并于光绪三十年（1904）铸造了重库平一两的大清银币。

为了征求各省的意见，清政府曾经于光绪三十三年向全国24位督抚征询对于银圆制与银两制的态度。其中，有12人主张以两为单位，以便与传统的银两制挂钩；9人赞成以元为单位，重七钱二分，以便与外国银圆相通；另有3人主张两、元并用，意见相持不下。

第二年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被派去美国进行商务谈判的唐绍仪从美国回来，奏请朝廷要尽快确定币制，以便与外国签署商约。清政府于是参考多数督抚的意见，决定以两为单位。但是不久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以两为货币单位的决定又被搁置，而无下文。

当时任度支部尚书载泽，倾向于使用元为货币的单位。他于宣统元年（1909）设立币制调查局，要求再议币制。并于第二年（1910）颁布《币制则例》，宣布铸币权统一收归中央，停止各省铸造货币，采用银本位，以元为单位，名称为“大清银币”，重库平七钱二分，成色900‰。原定于宣统三年（1911）十月发行大清银币，并限期收回其他各种大小银圆，统一全国币制。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发行便爆发了武昌起义，大清银币于是就以军饷的方式发放市面，而成为通用银圆的一种，因此，没有能够完成统一货币的使命。

“光绪元宝”的铸造以及清末有关币制改革的讨论，开启了中国近代机制币的历史，从法律上初步确立了银本位制并以元为单位，普及了有关本位币的知识，提出了维护币制主权的观念。但是，因为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被中断，货币制度上继续维持两、元并用的混乱局面。于是将中国近代以来币制改革最为核心的“废两改元”难题留给了民国政府，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曲折性。

[1]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

43

足银壹钱：左宗棠为新疆设计的银币

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外战争几乎每战必败，只有割出去的领土，没有收回来的失地。但是，也有一次例外，中国军队不但完胜入侵者，还收复了被侵占十多年的1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一举奠定了西部边疆的安全，这就是清末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

左宗棠收复新疆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左宗棠当年还专门设计了“足银壹钱”银币，计划统一新疆的币制。

图43–1 足银壹钱

这里我想从货币的视角，考察分析左宗棠为了尽快清除入侵者的残留影响，恢复主权，安顿民生，稳定社会，重建文化，在统一新疆货币方面做的不懈努力。

一、问题的提出

足银壹钱是时任钦差大臣、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在收复新疆之后，于光绪六年（1880）专门委托兰州机器局，为新疆量身定做的一款圆形方孔钱式样的银币。正面是“足银壹钱”四个汉字对读，背面是察合台文即老维吾尔文，穿孔上方是“Bir Mishkal”（汉译“壹钱”），穿孔下面是“Kumush”（汉译“银子”），重量为湘平一钱，约等于3.61克，直径22.5毫米，厚0.5毫米。

图43–2 光绪银钱（五分）

清政府在平定陕甘回民起义之后，于1875年5月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开始筹备收复新疆的大业。前线指挥官刘锦棠率领湘军于1876年7月进抵北疆，经过不到两年的英勇奋战，清军就于1878年1月消灭最后一股入侵者，收复了整个南疆地区。当时北疆的伊犁地区还在俄国的武力占领之下，后来经过曾纪泽艰难的谈判，于1881年2月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后才被收回。当时为了配合曾纪泽在俄国的谈判，左宗棠在新疆积极地排兵布阵，做好谈判失败后就武力收复伊犁的军事准备。同时，刚刚经过战火摧残的南疆，更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也有很多紧迫的工作需要左宗棠去定夺。

左宗棠忙着给南疆善后的同时，还要筹划军事收复伊犁的准备，在如此繁忙紧迫的情况之下，他为什么还要将铸造足银壹钱银币这件事看得如此重要，非要亲自设计并委托兰州机器局去制作钢模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从当时南疆地区经过入侵者阿古柏十二年的殖民统治之后，货币流通的混乱状况以及造成的恶劣影响说起。

二、阿古柏银币的危害

在阿古柏入侵之前，清政府在南疆推行“红钱”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清政府通过设立铸钱局，按照内地制钱的形制，统一铸造发行带有维吾尔文的“红钱”，同时收缴销毁原来流通的普尔钱，早已将新疆的货币制度完全纳入了中华货币体系之中，实现了新疆的货币制度与内地的完全统一。但是，随着阿古柏1865年1月的入侵，以及随后他自称“毕调勒特汗”[1]，建立以南疆喀什噶尔为中心的所谓“哲德沙尔”汗国[2]，并发行他自己的货币之后，南疆原有的货币体系都被破坏了。

阿古柏建立伪政权之后，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回历1291年）在喀什噶尔设立造币厂，按照中亚地区的伊斯兰钱币体系，参照他的母国浩罕汗国钱币的式样，铸造发行了一套伪哲德沙尔汗国货币。这种货币都是用手工打压制成，钱币的正背两面打印的都是察合台文字，周围的边缘装饰有伊斯兰风格的花纹，主要流通于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南疆各被占领地区。

图43–3 左宗棠像

图43–4 阿古柏像

阿古柏铸造的钱币有金币、银币、铜币3种。其中，金币称作“Tilla”（铁剌），直径20~21毫米，重约3.7~3.8克，正背两面的铭文都是察合台文，正面汉译为“苏丹阿不都·艾则孜汗”，背面汉译为“铸于都城喀什噶尔”；银币称作“Tanga”（天罡），直径12~15毫米，重约1.7克左右；铜币称作“Pul”（普尔），直径14毫米左右，重约3.3克，厚2毫米，红铜质。银币与铜币正背两面的铭文，和金币上的几乎完全相同。

图43–5 阿古柏铁剌金币

图43–6 阿古柏天罡银币

图43–7 阿古柏普尔铜币

阿古柏为什么不在他铸造的钱币上面铸他自己的名字，而铸“苏丹阿不都·艾则孜汗”？苏丹阿不都·艾则孜汗又是谁呢？

其实，这正是阿古柏的狡猾、阴险之处。苏丹阿不都·艾则孜汗指的是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苏丹”是伊斯兰教国家对世俗统治者的称呼，“阿不都·艾则孜汗”则是他的名字。因为阿古柏遵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为其宗主国，自认为是它的附庸，他希望因此能够获得土耳其政府对他的承认，并以此来骗取中亚地区尤其是新疆穆斯林民众对其统治的认可。所以在他铸造的钱币上面，打印上了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的名字，以示尊奉。阿古柏的阴险狡诈、权谋机变由此可见一斑。

阿古柏虽然铸造了金、银、铜三种钱币，但是，其中以天罡银币数量为最多，银质与重量也最为参差不齐，造假的情况非常普遍，流毒也最为深远；普尔铜币数量次之；铁剌金币的数量最为稀少，却非常精整。三种货币之间的比值是：铁剌金币1枚合白银1两，或天罡银币20枚；天罡银币每枚作银五分；普尔铜币与红钱等值，50枚普尔合五分天罡银币1枚。

因为阿古柏铸造的货币上面，隐含有阴险的政治阴谋，在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等民众中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必须要尽快收缴销毁。发行新的货币，收缴销毁阿古柏的货币，彻底清除他的残余影响，既是政治任务，也是安顿民生的经济工作，因而成为南疆善后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三、铸造光绪天罡

根据清政府的意见，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重开铸钱局，像当年收缴销毁准噶尔普尔钱一样，用“红钱”收缴销毁阿古柏的钱币，重新恢复“红钱”的流通体制。但是，当时新疆的情况非常复杂，受困于很多因素，马上恢复“红钱”的流通体制面临诸多的困难：一是在阿古柏占领南疆的十多年间，因为“专用天罡银钱，是以铜钱散失，存留无几”。因此，铸造“红钱”就必须重新开矿炼铜，并寻找铸钱工匠。这都需要时间，并不是马上就能开炉铸钱，解决百姓的流通需要。二是南疆刚刚被收复，基层组织以及人员都要在废墟上重建，而铸造“红钱”需要设立铸钱局、雕刻样钱、送样审核等工作流程，这些也都要有一个过程。三是伊犁还没有收回，新疆的官员以及驻军要做好一旦谈判失败就用武力收复伊犁的军事准备。

考虑到这些现实的困难，以及南疆民众历来有使用银钱的习惯。因此，左宗棠早在进军南疆的时候就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既能尽快收缴销毁阿古柏的钱币、消除其政治影响，还能满足广大民众日常用钱的需求，同时也为下一步开矿炼铜、铸造“红钱”赢得时间。

左宗棠的办法，实际上也很简单，就是收缴销毁阿古柏的天罡银币，改铸成光绪天罡银钱。早在光绪三年（1877）十月，清军收复库车之后，为了尽快消除市面上流通的阿古柏钱币的恶劣影响，恢复清朝中央政府的主权象征，左宗棠报请朝廷同意之后，就命令帮办新疆军务的广东提督张曜，在库车招募当地银匠，仿照阿古柏天罡银币的式样，打制了铸有汉文“光绪银钱”、面值为五分的光绪天罡银钱，用以收缴阿古柏的天罡银币。光绪天罡银钱的重量足、成色高，流通后很受当地民众的欢迎。因此，后来清军收复阿克苏、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英吉沙等地之后，也先后仿照库车的办法，在当地招募银匠，一边收缴阿古柏的天罡银币，一边改铸成光绪天罡银钱。阿古柏铸造的钱币虽然有金币、银币、铜币三种，但是收缴之后，只按银币的款式改铸光绪银钱一种，这显然是一种应急的权宜之策，是过渡的办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快从社会上清除阿古柏伪政权的恶劣影响。

光绪天罡银钱完全模仿阿古柏的天罡银币，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除了上面的文字以及内容不同之外，尺寸大小、款式风格以及重量面值都几乎完全一样。因此，光绪天罡银钱很容易就取代了阿古柏天罡银币。这两种银币虽然外观形制上相似，但是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货币，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首先是光绪天罡银钱沿袭了“红钱”的做法，使用汉字、满文和维吾尔文三种文字，正面用汉字铸“光绪银钱”四字，背面上下两端分别打印汉文“五分”两字，标明面值。右侧用满文、左侧用维吾尔文，标明铸造地点，另外还铸有回历年份。其次是有的银钱在正背两面的中心，都打印一个正方形的小方框，象征方孔，但是都没有穿透，表示它属于中华货币文化体系。最后是因为光绪天罡银钱是各地自行打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模式。因此，有的没有汉字，有的不带方框。甚至面值上，除了“五分”之外，还有“壹钱”的。而阿古柏的天罡银币因为就一种文字，并且统一铸造于喀什噶尔，形制上倒显得要比光绪天罡银钱标准统一。

图43–8 “光”字天罡

图43–9 光绪银钱（壹钱）

总之，光绪天罡银钱的大小与阿古柏天罡银币相差不多，但是，种类众多，款式各异，大小不一，轻重有别。真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重量大致在1.1~1.75克之间，直径约为10.9~15.8毫米。

四、铸造“足银壹钱”

光绪天罡银钱既然已经逐渐替代了市面上流通的阿古柏的天罡银币，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阿古柏的影响。而铸造“红钱”的阿克苏、库车等铸钱局也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恢复之中。这种情况下，左宗棠为什么还要急于设计铸造“足银壹钱”银币来取代光绪天罡银钱呢？

这是因为作为过渡阶段的权宜之计，光绪天罡银钱在完成收缴阿古柏天罡银币这一使命之后，因为其自身先天性的不足，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新的形势需要，急需用一种新的、正式的货币来取代它。

左宗棠之所以不能接受光绪天罡银钱，首先是因为这种银钱模仿自阿古柏的天罡银币，属于伊斯兰货币文化体系，完全不属于我中华货币文化体系。虽然经过了改铸，但是，看上去依然留有入侵者阿古柏钱币的印记。

其次，让左宗棠不能忍受的是，代表国家主权的货币，因为铸造它的当地工匠不认识汉字，因此描摹的汉字多数都笔画歪斜、文字杂乱、不成体统；因为这种银币都是用手工一枚一枚打制的，技术落后，受力不均。因此，文字时常偏向一边，多数都不完整，几乎很难见到一枚笔画完整、字迹清晰的钱币，甚至没有两个形状一样的。

再次是这种银币无轮无郭，大小、成色、轻重都不统一，非常容易剪边或掺假伪造。虽然规定每枚重量为五分，20枚合银一两。但是，在实际使用的时候，“仍称轻重，不能计枚数而算五分”，多有不便。更不可思议的是，有的面值虽然是“壹钱”，但是大小却与面值“五分”的差不多。

最后一点，因为南疆流通的货币极为混乱，既有形制不一的各式光绪天罡银钱，又有没有收缴完的阿古柏天罡银币、普尔铜币，甚至还有原来的准噶尔普尔钱，真可谓五花八门，混乱至极。因此，急需用一种统一的货币来取代它们。

除了上述四点原因之外，其实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也促使左宗棠要亲自设计一款具有我中华货币文化元素的钱币，来统一新疆的币制。

一个原因是俄国占领伊犁之后，强迫当地民众使用俄国的货币，即所谓的“洋帖”（指俄国纸币）、“洋元”（指俄国的银币）、“洋普”（指俄国的铜圆）。被废弃的宝伊局铸造的铜钱等中国货币，都被俄国人用极其低贱的价格从市面上大量买走，运回俄国送兵工厂销毁后制成子弹壳，供正与土耳其打仗的俄军使用。因为市面上已经没有中国的铜钱了，全部都是俄国的货币，因此，左宗棠要提前为收回伊犁之后统一货币做准备。

另一个原因则是左宗棠考虑要设计出统一形制，并用机器制出标准的“铜模”，然后交与当地工匠打制银币。这样就可以保证钱币的重量、成色都标准统一，铭文都字迹端正、清晰可识。因为自道光年间开始，东南沿海一带受西班牙“本洋”以及墨西哥“鹰洋”的影响，已有一股模仿铸造西方银圆的风潮。如道光、同治年间台湾和福建漳州一带铸造的“寿星银饼”和“漳州军饷”，以及咸丰年间上海三家银号铸造的银饼。因为受条件所限，这几种银饼都是用中国传统的浇铸技术铸成的。因为技术落后，很容易被伪造掺假，因此很快就失败了。在福建任过船政大臣并兴办过福州船政局的左宗棠对此并不陌生。因此，当他考虑统一新疆货币的时候，自然要选择用一种具有中华货币文化元素，即圆形方孔的机制铜模，来取代手工刻模并带有阿古柏钱币印记的光绪天罡银钱。这显然是受了早年林则徐所提出的自铸银圆要“轮廓肉好，悉仿制钱之式”思想的影响。

因此，基于上述几方面的原因，左宗棠于光绪六年（1880）主持设计出圆形方孔款式的足银壹钱银币，并委托兰州机器局制造出银币的铜模，然后命令驻扎在库车帮办新疆军务的张曜，要他就地招募银匠，并亲自监督银匠来打制银币。特别强调要“范银为钱，用银片捶成，不须熔铸”，即足银壹钱银币，必须是用手工打压制成，不能浇铸。他希望用足银壹钱银币来“为新疆创此永利，以救圜法之穷”。

客观地说，左宗棠设计的足银壹钱银币，形制上简洁明了，主题突出，既有中华货币文化的固有元素，又充分照顾到了当地维吾尔民众的使用习惯。特别是采用机器制作钢模，既保证了文字笔画的端正、清晰，又防止了民间的私铸、掺假，可谓是用心良苦。

《新疆图志》等文献也记载说它“外圆内方，轮廓分明，字迹显朗，大小厚薄如一”。因为工艺精细，制作精良，大小适中，使用方便，很受民众的欢迎。但是，作为设计者的左宗棠，他完全没有考虑到手工打制这样一枚中间带方孔的银币，工艺上是很复杂的，这和浇铸工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因为银片要用手工打压制成，中间还要挖一个方孔。因此，每次生产的数量很少，成本很高，亏赔较大。

据《新疆图志》记载，每匠一人，炉一座，需工人5至6人，每天只能铸造银币200枚，合银20两左右。但是，合计工炭以及火耗，每铸20两，费用成本就高达白银4两，占到了五分之一。如此高的成本，怎么能承受得了。因此，足银壹钱方孔银币，只铸造了不到一年，就于光绪七年（1881）二月被叫停了。它没有能够实现取代光绪天罡银钱、统一新疆币制的目的。天罡银钱仍然通行于南疆，与“红钱”并用。北疆由于制钱缺乏，后来也通用了天罡银币，甚至到了民国时期在市面上仍然能见到。

左宗棠设计发行的足银壹钱方孔银币，虽然因为亏赔，使用不到一年就停铸了。但是，足银壹钱方孔银币以“湘平”为纪重单位的做法，却被继承了下来。从此以后，新疆铸造的银币都用“湘平”而不用“库平”，成为新疆银币上的一大特色。

左宗棠不但为收复新疆以及推动新疆建省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还非常重视收缴销毁阿古柏的钱币，清除其在社会上的负面影响，为统一新疆的币制做了极富创意的探索，是一位为中华民族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民族英雄，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宣传。

[1] 毕调勒特汗意为洪福之王。

[2] 哲德沙尔意为七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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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饷金”金币：我国唯一的金币

中国古代有金币吗？很多人的回答可能都是肯定的。因为早在先秦的楚国就铸有金版，汉代还有马蹄金、麟趾金、柿子金等。因此，会认为中国古代有金币。

实际上，它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币！如果要说金币，只有清末王树柟任新疆省布政使时，铸造的“饷金”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金币，并且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金币！

这里我结合清末的币制改革以及新疆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介绍饷金金币铸造的原因、经过及其价值，将不为世人所知的饷金金币介绍给大家。

一、中国古代没有金币

中国古代，无论是先秦时期楚国的金版，还是汉代的马蹄金、麟趾金、柿子金等，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切割，支付时则要称重、验色，这仍然属于称量货币的范畴。因为它们不能计数使用，所以还不能算是金属铸币。

自汉代开始，虽然个别朝代也铸有金质的五铢、开元通宝、太平通宝以及带佛像的淳化元宝等金币。这些所谓的“金币”，虽然形式上已经属于铸币，但是，因为主要都是用于赏赐、馈赠，而不参与流通，因此，也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金币。所以《唐律疏议·杂律》“私铸钱”专款明确规定“若私铸金银等钱，不通时用者不坐”，即私铸金银钱不做流通不算犯罪。这说明古代的金银钱虽然已经具有了铸币的形式，但是官方与民间还都没有将它视为流通中的货币。

自东汉以后，黄金更多的是用作器饰、宝藏，而逐渐退出了流通领域。从唐末、五代开始，白银的货币性逐渐开始加强，超过黄金，正式进入了流通领域。到明朝正统元年解除了用银的禁令之后，白银开始成为正式的货币，但是都铸造成元宝的形状，直至清朝末年，中国才开始铸造机制的银币。这期间，中央及地方的一些省也用机器压制了一些所谓的金币。它们虽然五花八门、种类众多，实际上都属于金章或是金样。所谓“金章”就是用黄金制作的纪念章；“金样”就是用银币的模具压制的黄金样品。它们只是金质的纪念品，不能用于流通，因此都不属于金币。

二、饷金金币的铸造背景

说到饷金金币，必须要从王树柟以及清末的币制改革讲起。

王树柟（1851—1936），字晋卿，晚号陶庐老人，河北新城人。光绪十二年（1886）考中进士，最初曾在工部、四川任职，因为受到四川总督刘秉璋案的牵连被革职，仕途上遭到挫折。后来在担任两江总督的同乡张之洞的提携下又重新步入仕途，最初给张之洞做幕僚，不久又应陕甘总督陶模的邀请，来到兰州督署任职，后来出任中卫知县，光绪三十二年（1906）调任新疆候补道台，署理布政使职。在新疆任职期间，王树柟非常想有一番作为，因此在为政上不免专擅，遭到巡抚联魁的嫉恨，宣统三年（1911）5月被排挤离开新疆回到了北京。民国三年（1914）受聘进入清史馆任总纂。曾应邀赴日本做过考察，后来又应奉天督办杨宇霆的邀请，出任萃升书院的主讲。民国二十五年（1936）去世，享年85岁。

王树柟学识渊博，兴趣广泛，酷爱文史、考古，也很擅长书画。对于易书小学、诗文字画以及外国历史无不精通。他特别注重地方志的编撰，其中以他出任主纂并亲自参加编撰的《新疆图志》最为重要，这是新疆建省后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志书，共有117卷，汇集资料丰富，保存了不少的原始文献档案，是研究清朝后期新疆历史的重要资料。他另有著作20多部。另外，他还整理张之洞的奏议、函电、文集，编成《张文襄公全集》300多卷；又编辑了杨增新文牍日记的一部分，保存了不少重要资料。

王树柟任新疆布政使期间，正是清朝末年内忧外患，国力日衰，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财政收入日趋拮据，入不敷出的艰难时期。财政上的这种艰难困境，在完全依靠中央和内地各省以及海关协济“饷银”才能度日的新疆，表现得就更为突出。因此，身为布政使的王树柟，为解决新疆财政困难，就整顿金融、改革币制曾经提出了一系列颇有新意的主张，这些都保存在他亲自撰写的《新疆图志》卷三十四《食货》篇中。王树柟的可贵之处是他不但提出主张，更利用身为布政使、负责主管一省经济事务这种便利的身份，进行了积极的实践。饷金金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铸造发行的。

图44–1 王树柟像

三、清末有关币制改革的争论

清代在货币制度上，沿用的是自明朝以来的银两与制钱并行的“银钱复本位制”，即“大数用银，小数用钱”。这一制度适用于相对封闭的小农经济，但是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五口通商以及对外贸易的增加，其弊端也日益暴露无遗。譬如同治末年，欧洲各大国多数都已采用金本位制，当时国际上白银产量增加，价格开始逐渐跌落。中国因为实行的是银钱复本位制，随着对外贸易入超的增加，在汇兑上就非常吃亏。特别是《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数额巨大的赔款和借款都是以黄金为标准，随着白银的贬值，更增加了清政府支付赔款和偿还外债的负担。因此，朝野上下对币制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争论的焦点，一是实行金本位制，还是银本位制；二是实行银两制，还是银圆制。

虽然多数主张废除银两，学习西方采用金本位制。但是，因为中国的黄金储量少，产量更少，而人口又多，马上实行金本位不现实。因此主张实行银本位，将来择机逐渐过渡到金本位。但是，银币的单位是用银两制，还是用银圆制，又争执不下。特别是张之洞，虽然是他最早引入西式机器铸造了以“元”为单位的机制银圆，但是，此时的他却主张国币以“两”为单位，并于光绪三十年（1904）铸造了重库平一两的大清银币。他在《试铸一两银币片》中解释当初铸造七钱二分的龙洋“系属一时权宜之计，未可垂为定制”，而确定国币则应该“别筹全国通行经久无弊之策”。因此，他主张以两为单位。

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清政府向全国24位督抚征询意见，其中12人主张以两为单位，以便与传统的银两制挂钩；9人赞成以元为单位，重七钱二分，以便与外国银圆相通；另外有3人主张两、元并用。两派意见相左，争执不下，直到宣统二年（1910）四月，清政府才颁布《币制则例》，宣布铸币权统一收归中央，禁止各省铸造，采用银本位制，以元为单位，名称为“大清银币”，重库平银七钱二分，成色为900‰。原定于宣统三年（1911）十月发行大清银币，并限期收回其他各种大小银圆，统一全国币制。但是，还未来得及发行便爆发了武昌起义，大清银币于是就以军饷的方式发放市面，仅成为通用银圆的一种，而未能完成统一货币的使命。饷金金币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唯一作为特例被批准铸造的金币。

四、特批新疆铸造饷金金币

清政府在币制改革方案尚未确定的情况下，为什么要特批新疆独家铸造金币呢？这主要是因为新疆情况特殊以及王树柟的积极争取。

当时俄国的金币在新疆大量流通使用，严重侵犯了中国的货币主权。而王树柟之所以坚持要在新疆铸造发行金币，这与他具有国际视野以及精深的货币思想有关。王树柟认为货币制度伴随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即“人类之交通日繁，钱币之进化益精”；一个国家的货币制度对其国家实力、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即“钱币之变易，人类进化之所由系也”，“币制精纯之国，必称富强于世界”。

他认为中国贫弱、落后的原因虽然有很多，但是，其中混乱、落后、不健全、不合理的货币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这方面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表现得就更为明显。新疆因为对外贸易频繁，英、俄等列强都在四周窥伺，随时准备下手。而新疆落后的货币制度，面对虎视眈眈的外敌，就如同“自缚手足”一样，弊端更为严重，危害也更为紧迫。他认为“新疆为产金隩区”，有和田、塔城、乌苏、阿勒泰等地的金矿可供采掘，而当地的维吾尔等民众又有使用黄金做货币的传统。因此，他向清政府打报告，要求在新疆采购西式机器，铸造金币，投放市场。这样就可以驱逐华俄道胜银行在新疆发行的俄国金币以及纸币，既可以维护国家的货币主权，又能为新疆争得利益。他还利用赴京向度支部汇报工作之便，专程去天津造币厂参观学习，对机器铸币的流程、工艺以及效果都做了详细的考察。这些在《新疆图志》卷三十四《食货》篇中，都有具体而详细的描述。

根据《度支部咨新疆巡抚联魁文——准许新疆制造金圆》记载，当时清政府币制改革的方案虽然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但是考虑到新疆的情况特殊，王树柟陈述的理由又比较充分，于是，度支部（后改为财政部）就特批新疆可以铸造金币。

为了使大家能够更好地了解当时新疆作为全国唯一的特例被批准铸造金币的情形，将清政府批复的原文引录一段，供参考。

现时币制尚未奏定，本难遽准外省铸造金圆。但新疆情形向来与内地稍有不同，既据奏称比照原价换银不易，应准其铸元行使，仍只作为通用之品，不为制币。其每元重量若干，成色如何，是否即用银圆机器铸造，原奏均未声叙，应由新疆巡抚于开铸时详细咨明，并将所铸金圆拣提一枚，送部查考。[1]

五、“饷金”名称的由来

“饷金”一词实际上是由“饷银”派生来的，而“饷银”却是个专有名词。因为，整个清代，新疆的财政始终都不能自立，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开始，新疆日常的军政开支，以及遇到重大事件所需要的费用，绝大部分都要靠中央和内地各省以及海关的协济。因为协济的款项又主要是用于发放新疆驻军的俸饷，所以称为“饷银”。“饷银”有常年例拨的“协饷”和临时拨解的“专饷”两部分构成。

新疆在清代早期，每年所收到的饷银有230多万两。咸丰朝之前，因为社会稳定，新疆所需要的饷银，各省和海关所分担的部分，都能按期拨解。咸丰元年（1851），爆发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政府的财政开始吃紧，供应新疆的饷银开始大规模地拖欠并减少。但是，基本上仍然能够按年供应。进入民国以后，新疆就彻底断绝了饷银的供应。

因此，当王树柟奏请清政府同意后，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在迪化城外水磨沟机器局，采用西式机器铸造机制币的时候，所铸造的银币就称为“饷银”，金币就称为“饷金”。王树柟自己在《新疆图志》中也解释说，因为所铸造的银币、金币，是用以“辅饷糈之不济，顾市面之流通”，故名之为“饷银”“饷金”确实是名实相副，非常贴切。

六、饷金金币的面值

《新疆图志》记载，饷金金币只铸造了一钱、二钱两种，“其金圆共分一钱、二钱两种，重一钱者抵纹银三两，重二钱者抵纹银六两。阳面铸饷金一钱、二钱字样，阴面铸龙纹，边加缠文饷金几钱字样”。饷金实物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因此，世人一般都据此以为饷金金币就只有一钱、二钱两种。但是，2007年5月我在陪俄罗斯的钱币学家弗拉基米尔·彼利耶夫先生参观中国钱币博物馆时，惊奇地发现中国钱币博物馆展览有一枚面值为五钱的饷金金币，查阅资料后，发现这枚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货币金银局的金库移交给钱币博物馆的。后来我又了解到国家博物馆也收藏有一枚五钱的饷金金币，是1954年1月29日由华东文委调拨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前身）的。

两枚饷金五钱的尺寸、重量、厚度完全相同，工艺精致、铸造精美，形制上与一钱、二钱完全一致，为真品无疑。但是为什么在《新疆图志》中只记载有面值为一钱、二钱的饷金金币，而没有面值为五钱的饷金金币呢？

经过考证，我发现这是因为《新疆图志》所收录的资料截止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而饷金五钱金币应该是宣统二年（1910）十月新任新疆巡抚袁大化上任之后，嫌原来的机器压力不够，另外又从上海添购新式机器之后加铸的。这可能是因为饷金一钱、二钱投入市场后，大受欢迎，为了满足市面上的需求，于是，饷金增加了五钱面值的，饷银增加了一两面值的。因此，当时除了饷金五钱之外，还另外加铸了饷银一两。这就是饷银一两虽然在《新疆图志》中也没有记载，但是在现实中饷银一两却大量存在的原因。当时我专门写了《饷金五钱考》，刊登在《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上。

饷金一钱直径19毫米，重3.6克，抵纹银三两；二钱直径为24毫米，重7.2克，抵纹银六两；五钱直径为32.7毫米，重18.29克，抵纹银十五两。正面为汉文“饷金一钱（二钱、五钱）”四字对读，外圈空白无图文。背面为蟠龙图饰，四周铸有察合台文，龙上首为“Yinsi”（汉译“饷”），龙下首为“Alton”（汉译“金”），龙右侧为“Bir”、“Ikki”、“Besh”（汉译“一”、“二”、“五”），龙左侧为“Mishkal”（汉译“钱”）。“饷金”一钱另外还有正、背两面都没有察合台文，或察合台文与汉文都在正面，这样两种版式。

图44–2 饷金一钱

图44–3 饷金二钱

图44–4 饷金五钱

《新疆图志》记载饷金一钱、二钱仅“开局四月，共铸金五千零一两三钱三分”。宣统二年袁大化从上海新购机器之后，也仅仅加铸不到一年清朝就灭亡了。进入民国之后，带有龙纹图案的这种前清帝制标志的饷金金币自然也就停铸了。因此，饷金实际铸造的时间很短，数量也很少。据记载，饷金发行之后，多数都被商家兑换去收藏或赠给亲友，向来被藏家视为珍品。而饷金五钱，就目前所知，仅中国钱币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各收藏一枚，堪称镇馆之宝。饷金五钱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给饷金增添了新的品种，更为研究清末拟试行金本位制的币制改革讨论，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七、饷金金币是我国唯一的金币

为什么说只有新疆的铸造的饷金金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币，并且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金币？这是因为我国就根本就没有实行过金本位，因此就没有正式铸造过流通用的金币。而新疆的“饷金金币”是在是否实行金本位的讨论还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清政府特批新疆先行铸造流通的金币。

研究、收藏中国近代机制币的都知道，光绪末年直至民国初年，王树柟在新疆铸造饷金的前后，户部造币总厂以及吉林、福建、四川等个别省的银圆局，也曾先后铸造过几种所谓的“金币”，如：

1. 吉林银圆局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铸造过“金圆流通”；

2. 福建官局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铸造过金质的“光绪元宝”；

3. 天津户部造币总厂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铸造过金质的“光绪元宝”库平一两、库平二钱；光绪三十二年（1906）铸造的“大清金币”库平一两；光绪三十三年（1907）铸造的“大清金币”库平一两；

4. 四川省于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1906—1908）造过光绪头像金卢比等。

以上几种所谓的“金币”，实际上都是未公开发行的“金章”或“金样”，它们都是为了纪念或测试模具，数量都非常少，既没有获得政府的批准，也没有参与实际的流通，因此都不是正式的流通货币。只有王树柟在新疆铸造的饷金金币才是经清政府批准后正式公开发行的流通货币。进入民国以后，因为正式确定实行银本位制，就更没有铸造过金币。因此，我们说只有新疆的饷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币，并且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金币！

[1]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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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商银行兑换券：

我国最早的银行兑换券

位于上海外滩中山东一路的6号楼，是一栋三层仿欧洲哥特式建筑。它曾经是外滩地标式建筑，被认为是当年殖民者建造的洋行，是上海外滩租界地的象征。

实际上，这幢走过一个多世纪的欧式风格建筑物，并不是洋人建筑的，而是由盛宣怀建造的。它不是上海租界地的象征，而是中国近代银行及金融业的起点。它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由政府批准可以发钞的商业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的旧址。

下面我就通过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及其发行的兑换券，说明中国近代银行及纸币产生的艰难过程。同时提醒大家思考：为什么我国古代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使用纸币的国家，但是近代纸币的发行却远远落后于西方？

一、盛宣怀的身世及其创办实业之路

讲到中国通商银行及其发行的兑换券，我们首先必须要从它的创立者盛宣怀讲起。

盛宣怀是清末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人们对其褒贬不一。褒之者称赞他是中国的“银行之父”“铁路之父”“电报之父”……据说他一共创造了十一项中国第一，因此被誉为中国的“实业之父”；贬之者如鲁迅就曾经将他斥责为“卖国贼、官僚资本家、土豪劣绅”。这后一种观点虽然是过度意识形态化了一点，但是，却也揭示出了盛宣怀的势力与地位。

客观地讲，盛宣怀确实是清末的一个实干家并勇于任事。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他的崛起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盛宣怀的父亲和李鸿章是故交。因此，他很早就入了李鸿章的幕僚并得到赏识。李鸿章后来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权倾朝野的人物。盛宣怀作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于是积极投身于洋务运动。正如李鸿章后来所概括的那样，盛宣怀“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从此，盛宣怀游走于官商之间，开始了创办实业的传奇之路。

在盛宣怀所创办的众多企业之中，实际上最具前瞻性，从另一个层面上，也可以说是最具紧迫性的，应该就是他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并发行兑换券。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是清政府兴办洋务的目的就是要“图强求富”。“图强”是向西方采购新式武器，增强军力；“求富”是创办实业，增加国库收入。无论是“图强”，还是“求富”，都需要筹集大量的资金。但是，愚昧无知的清政府，因为其祖上即女真人因为滥发纸币而亡国，所以，他们视纸币如洪水猛兽，以不用为原则。除了顺治初年为平定江南、咸丰年间为了应对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曾经短暂发行过纸币之外，再不愿意谈纸币。因为不知道通过兴办银行、发行纸币可以从民间筹集社会资金，就只能增加赋税搜刮民众，或是向外国举债。这样既加剧了国内矛盾，又增加了对外国的依附。

另一方面是鸦片战争之后，实施了五口通商，随着外国商人在华贸易的增加，外商陆续开始在各通商口岸设立银行并擅自发行纸币。颟顸无知的清政府，对此不闻不问，任其自由发展。这些外商银行在享受发钞带来巨额利润的同时，对中国政府却不承担任何纳税义务。更为让人不能接受的是，这些外国银行用“空手套白狼”的办法，将从中国吸纳的大量存款，再贷给急需资金的清政府，不但加收高额的利息，还附带很多苛刻的政治条件。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流失财源的同时，又进一步丧失了主权。

二、外商银行的开设及其危害

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商银行是英国的丽如银行，它于1845年在香港成立，并发行纸币，但影响最大的则是英国的汇丰银行。随后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等外商也相继设立了各自的银行，并发行银行兑换券。这些享有种种特权的外商银行，在中国发行了单位各异、种类繁杂的纸币，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英国的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以及美国的花旗银行，它们使用中国的货币单位，发行银圆票或银两票；另一种是外国银行使用各自国家的货币单位所发行的纸币。如华南地区通行的由英资银行发行的港币，俄国在东北发行的卢布票，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在东北发行的军用票等。

图45–1 汇丰银行（银两票）正面

图45–2 汇丰银行（银两票）背面

图45–3 德华银行拾两兑换券

图45–4 华俄道胜银行金币券（壹钱）

图45–5 美国花旗银行纸币正面

外商银行在华开办银行、发行纸币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币制、金融主权，更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币制的混乱，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图45–6 俄国纸币（3卢布）

既流失财源又丧失主权！如此不堪的事，难道大清朝野就没有一个能看明白的人吗？

实际上，能看明白的有识之士很多，如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郑观应，很早就看到了外商在华开办银行的危害，提出应该将之取缔，改由中国自办银行、自发钞票的主张。但是，愚昧无知且专制顽固的清朝统治者，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采取了完全放任的政策，既不取缔也不加以检查和管理，而是任由这些外商银行去开展业务、拓展势力。

三、盛宣怀申请设立银行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时任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的盛宣怀，利用他的影响力，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二十六日，向清政府奏请，要求朝廷准许他创办中国自己的银行。他在奏折中对设立银行的好处做了系统的论述。他说西方的国家都是从社会上筹集资金来发展工商业的，关键是有银行从中调度。中国应该尽快效仿西方国家的这一做法，不能任由洋人来华开办的银行“专我大利”。中国自办银行之后，务必要取信于商民，这样就可以用借国债的办法替代借洋债，既不受洋人高额利息的挟制，又可以避免国际上汇兑的风险。

当时的清政府不但腐败而且无能，对于盛宣怀设立银行的请求，有一种矛盾的心态。因为他们一方面害怕洋人的反对，而给朝廷增添新的麻烦；另一方面又顾虑新式银行开设以后，财政利权将会落到汉族官员的手中。因此，踌躇多疑、举棋不定。熟悉官场的盛宣怀对此心知肚明，于是，他就联系翁同龢、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等一批朝廷要员，对光绪皇帝晓以国家利害得失，最后终于获得了“奉特旨办银行”的恩准。因为他兴办银行目的，是“通商惠工”，因此，中国这第一家民办的商业银行就采用了“中国通商银行”这一名称。

对于盛宣怀，这里有必要再多说两句。盛宣怀可以说是清朝灭亡的最后推手，这是因为他推行的铁路国有政策直接导致了武昌起义的爆发。1910年袁世凯被免职后，盛宣怀受到摄政王的重用，被提升为邮传部尚书，1911年又出任皇族内阁的邮传部大臣。这时盛宣怀提出了铁路国有的政策，要求将各省自己筹资建设的铁路都收归国有。此令一出就遭到了各地的反对，并进一步引发四川、湖南等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清政府慌忙调动湖北新军前去镇压，革命党则趁机在武昌发动起义，辛亥革命由此爆发，导致了清政府的灭亡。《清史稿》对此的评论是：“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武昌起义爆发后，盛宣怀遭到了各方的谴责，都说正是他所倡导的收路政策导致了动乱，纷纷要求追究他的责任。已被革职永不再用，并移居大连的盛宣怀，随着局势的恶化，又逃亡日本去避难。直到中华民国建立后，在孙中山的邀请之下，他才返回上海，于1916年4月27日病逝。

四、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及发行兑换券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5月27日），总行设在上海的中国通商银行，在号称“远东第一金融街”的外滩正式开业。它最初是购买了上海外滩的一家拍卖行作为行址，1906年进行了翻建，由英资玛礼逊洋行的设计师负责设计。

中国通商银行最大的股东是招商局和电报局，其余的多为官僚以及买办。发钞、存款是它的主要资金来源。它虽然名义和形式上是商办的银行，但是实质上是奉旨设立的官商银行，有很深的官府背景。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式金融企业——银行业的开始。

中国通商银行创办时就是参照英商汇丰银行的管理办法，并且聘请在上海汇丰银行任职的英国人美德伦为洋人经理，以便对外联系外商和外商银行的一切业务；又聘请咸康钱庄的经理陈淦为华人经理，负责联系钱业市场和各个钱庄的全部业务。这样就能够兼顾中外客户开展业务。

中国通商银行自成立之初，就获得了朝廷授权，拥有发行纸币的特权。直到这时，中国才有本国自己发行的纸币与外商银行的纸币分庭抗礼，发行纸币的大权，不再为外商银行独家所把持。直到1935年，民国政府实行法币改革时收回发钞权为止，中国通商银行的钞票发行期长达38年之久，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发行钞票历史最长的商业银行。

除了发钞之外，通商银行还代收库银。因此，全国各大行省都先后设立了分行。重要的有北京、天津、保定、烟台、汉口、重庆、长沙、广州、香港等处，业务盛极一时。但是，好景不长，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北京分行首先遭到焚毁，天津分行也受到冲击，业务逐渐开始衰落。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收了该行的官股部分作为公股，将它改造为公私合营的银行。1952年12月与上海其他59家私营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一起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组成部分。至此，运营了56年的中国通商银行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国通商银行发行的纸币有“银圆票”和“银两票”两种，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主要货币白银，有银圆制和银两制两种单位，为了与之对应，就必须发行银圆票和银两票这样两种单位名称的纸币。中国通商银行所发行的这两种纸币，是中国最早的银行兑换券，属于新式纸币。银圆票与银两票的面额都是五种，分别为：一元（两）、五元（两）、十元（两）、五十元（两）、一百元（两），图45–7、图45–8为伍钱面值的银两票。纸币的正面印的是中文“中国通商银行钞票永远通用”和“只认票不认人”，背面印的是英文。

中国通商银行先后共发行过八个版本的钞票。其中，第一版设计得比较简单，钞票正面四周花框围绕，四角印有面值，中间上首为“中国通商银行”圆形行标，两侧双龙对置，中间为篆书“中国通商银行”名称，下面为汉字面值；背部都是英文，为行名和面值等。图45–9、图45–10为其中一种版本。

从第二版纸币开始，在钞票正面的右侧，印有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财神图案，并将原英文名称“The Imperial Bank of China”（中华帝国银行）改为“The Imprrial Bank of China”（中国商业银行）。此后各版，都变化不大，基本上保持了第二版的风格。

图45–7 中国通商银行兑换券（银两票）正面

图45–8 中国通商银行兑换券（银两票）背面

图45–9 中国通商银行兑换券（银圆票）正面

图45–10 中国通商银行兑换券（银圆票）背面

五、银行兑换券与中国古代纸币的区别

作为新式纸币的银行兑换券，与早在宋金时期就已经发明使用的古代纸币，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这就是我在本节最开始时，提醒大家思考的问题，即为什么我国古代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使用纸币的国家，但是到了近代，纸币的发行却远远落后于西方？

中国通商银行发行的银行兑换券，与宋元时期发行的“交子”“交钞”，虽然都被称为纸币，但是它们之间在性质上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宋金元明乃至清朝顺治、咸丰年间所发行的纸币，都是基于国家强制命令而流通的财政性纸币，它们实际上都是不兑现的。而中国通商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则是信用货币，它来源于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发行纸币的银行都备有充足的准备金，持券人随时都可以去兑现。因此，又被称为银行兑换券，这是源自西方的。

教科书中说，西方的纸币起源于英国的“金匠券”。英国的金匠原本只是从事金银饰品加工的商人，他们最初为了替客户保管金银首饰，需要给他们开具收据，后来随着贸易数量的增加，金匠所开具的收据也开始作为一种流通工具在市面上流通，被称为“金匠券”，这就是英国纸币的起源。实际上这与英国17世纪中叶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关。当时的国王查理一世强行没收商人们的黄金，商人们只好把自己的黄金偷偷地存放在金匠们的地窖里，金匠收到黄金后就给商人们开出一张手写的收据。为了防止被国王发现后追查，这种收据都没有署名，当然这就给转让流通创造了条件。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后，就模仿金匠券正式发行了纸币。另外，比英国更早的瑞典，在1661年就成立了斯德哥尔摩银行，并且发行了第一张正式的纸币。这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的纸币。

瑞典、英国所发行的这种纸币，虽然距离中国最早的纸币，即北宋时的交子已经晚了将近700年。但是，它们都不属于国家强制命令而流通的财政性纸币，而是由银行发行的可兑换纸币，也就是被称为银行兑换券的近代纸币。

除了能否兑换之外，在形式上它们之间也有不同。中国古代的纸币形式上都为竖式，这主要应该是因为上面印有汉字，或者是要临时填写面值，而汉字都是竖写的，因此，纸币只能是竖式的；而新式的纸币则多为横式，这主要是因为外文都是横写的。但是，新式的纸币也有保持传统竖式的，这主要是银两票、铜圆票和钱票，这显然是为了与中国传统的货币单位相对应。

富有创意的四川商民，早在北宋时期，为了代替携带不便的铁钱，而发明使用了最早的纸币交子。最初的交子是民间商户发行的，都是可以自由兑换铁钱的。如果没有这个信用做保证，那它根本就不可能发行出去。但是，交子被官府收归官办以后，虽然刚一开始也还基本能够做到自由兑换，可是好景不长，很快它就变成了朝廷敛财的工具，不再凭借信用流通，而是依靠国家的强制力强迫民众接受。政府发行纸币不再需要准备金做保证，几乎就是需要多少印多少，想印多少就印多少。

统治者总是贪婪无度，从宋金，直到元明，几乎都是这样，最后也都是因为滥发纸币而灭亡的。清朝的统治者有鉴于此，对于纸币的发行非常谨慎，以不用为原则。顺治朝与咸丰年间两次发行纸币，都是因为财政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危机一过，便废弃不用，前后也都没有超过10年。所以到晚清时期，过去的纸币是什么样子，几乎已经无人知晓了。等到中国人再次看到纸币，已经是鸦片战争之后，外商在通商口岸发行的近代纸币了。正是这一原因导致清政府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于外商在华开办银行、发行纸币这样的大事，竟然能够做到不闻不问。因此，我国古代虽然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使用纸币的国家，但是到了近代，纸币的发行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关键就是朝廷的乱作为或不作为！

富有创意的中国人，近年来在支付领域又有了新的发明——支付宝，它快捷的支付方式便利了大众，很受社会各界的欢迎。对于这一新生事物，应该如何来管理、规范，还在摸索之中。但是，在纸币上的教训却是可以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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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及第：

记录了古代科举制度的民俗钱

“状元及第”是一种什么钱？既没有年号，也没有国号，更没有钱币上通常使用的“元宝”、“通宝”或是“重宝”，而是选用了与古代科举考试有关的“状元及第”这样四个带有祈福或祝福寓意的汉字作为钱文。这是钱币吗？它能流通使用吗？

实际上，状元及第这种铜钱是不能流通的。它虽然具有钱币的外形，因为不能用来购物，所以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钱币，只能说是钱币的一种衍生物，因为传播了民俗文化，而被称为民俗钱。

下面我就结合状元及第，介绍我国古代这种内涵丰富多彩、形式变化多样、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古代民俗钱币。

一、民俗钱的起源

民俗钱这种带有一定学术意味的名称，实际上是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在此之前，它的名称并不统一，更多的时候是被称为“厌胜钱”。

厌胜钱的“厌”字，在这里读作“yā”，古代“厌”“压”两字可以通用，表示将一个东西压在另一个东西之上，有用威力压制、使之屈服的含义。这实际上是一种借助咒语、祈祷神灵，或是象征性的物体来诅咒仇敌、战胜被诅咒者的巫术做法，在充满迷信的古代非常流行。“厌胜”这种做法虽然很早就有了，但是，“厌胜”这一名词却是到了《汉书·王莽传》中才出现。据说当时王莽为了对付各地的反叛势力，曾经铸造过一种叫“威斗”的东西，希望以此能够“厌胜”反叛的力量。

虽然汉代就出现了“厌胜”这一名词，但是“厌胜钱”这一名称却是到了北宋时期才出现。

据《宣和博古图》记载，北宋钱币学家李孝美在他编著的《图谱》中，最早将由北魏“永安五铢”钱衍生出来的一种背为四神图案的“永安五男”钱币，称为厌胜钱。后来南宋的洪遵又在《泉志》中单列一卷（第十五卷）称《厌胜品》，收录了各种非流通的钱币。从此以后，人们就将那些铸有神仙图案或寓有特殊含义，不是用于流通而是希望能够发挥某种超自然神力的钱币通称为厌胜钱。

民俗钱除了被称为厌胜钱之外，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被俗称为“花钱”。

花钱最早出现于汉代，主要是民间自行铸造的一种用于祭祀、庆典等婚丧嫁娶活动的钱币。后来宫中也铸造花钱，主要是用于皇室的喜庆或是赏赐，这种花钱多选用金银或是象牙、玉石等贵重材质，偶尔也铸铜钱，铜质和工艺都比一般的行用钱更为精细。但是，民间铸造的这类花钱，与宫中铸造的相比，材质与工艺都相去甚远。因为都不用于流通，所以它们的铸工大都比较粗糙，重量和尺寸也都没有统一的标准，形制上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因此，民间就把这种有钱币的外形，却不能发挥流通作用的钱币，统称为“花钱”。

民俗钱因为不用于流通，因此，形制上除了沿袭行用钱“圆形方孔”的式样之外，也有铸成“圆形圆孔”的，或是模仿古代布币、刀币、圜钱等形状，更有创新为梅花、莲花、葫芦、仙桃、蝴蝶、祥云等式样的，可谓形态各异，千姿百态。另外，还有采用镂空工艺，铸成镂空的花钱。这种镂空花钱又与传统的花钱不同，它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后形成的，多用于表现祥龙、游鱼、仙鹤等动物图案，镂空的工艺使得动物的线条更加栩栩如生，表现力和感染力也更为生动。但是，镂空花钱的缺点是不易保存，很容易损坏，因此传世较少。

民俗钱除了文化内涵之外，还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它以方寸之地，集诗、书、画于一体。其中，既有脍炙人口的经典诗句，也有山水、花鸟、建筑等各类图案，更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典故以及真、草、隶、篆等各种书体，再配上精美的图案，使得它远比行用钱具有更好的观赏性。

二、民俗钱的分类

民俗钱虽然不是流通钱，但是，因为它是从古代流通货币中分离出来的，在社会上曾经发挥了重要的文化传播功能。

民俗钱主要是用于祭祀、庆典活动，平常也用于馈赠、祝寿、压岁、佩饰、玩赏、占卜、游戏等情形，因此种类繁多、形式各异，除了文字之外，大部分都绘有图案，内容多涉及传统儒家思想、社会风俗、宗教信仰、民间艺术等方面，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因此，民俗钱也应该被视为我国古代钱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民俗文化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民俗钱根据用途，大致可以分为六大类。下面分别做一简单的介绍。

1.官铸的宫钱

官铸的宫钱顾名思义指的是由官府铸造的花钱。实际上官府在铸造流通货币的时候，往往会先铸造一批有纪念和祈福性质的花钱，用于占卜兴衰、祭祀天地，或是喜庆时用于赏赐，这都属于官铸的宫钱，主要用于宫中赏赐。这种宫钱的钱文大多数情况下都与流通钱一样，但是多选用金银或是象牙、玳瑁等名贵材质，如汉代的金质、银质的五铢钱。比较著名的当属唐玄宗时期“金钱会”上所用的金银开元通宝钱以及宋代皇子出生或是公主出嫁时用的“撒帐钱”。这类宫钱因为是官炉所铸，大都用料精细，铸工精美，数量稀少，市价也远远高于一般的花钱，属于民俗钱中的精品，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藏家喜爱的藏品。

2.民间喜庆、祝福或是祈祷时用的花钱

这类花钱与官铸宫钱的功能差不多，只是它是用于民间的活动中，比如民间遇到婚嫁寿宴、添丁生子、盖屋上梁、开张升迁等喜庆活动时，大都通过铸造花钱这种方式来表示纪念，同时也有表达祝福的美好意愿，记录了当时民间社会生活的真实场景。可以说民间这类喜庆、祝福或是祈祷时所用的花钱，是花钱中最具世俗生活气息的一种，也是民俗钱币中数量最多、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一种。

3.反映历史典故、传统故事题材的花钱

这类花钱就是在钱体上通过图像描述以及文字叙述，表现出一个典故或故事的内容，以此来传递一种价值观或是宣传一种思想。题材大多都选自历史上那种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如《二十四孝经》《三国演义》《西厢记》《八仙过海》等等大家一看就能看懂的故事。这种花钱以宣传儒家以及道教、佛教的思想价值观为主，可以算作是大众传播的一种载体，具有浓郁的道德说教意味。

4.和宗教题材有关的花钱

这类花钱常常和宗教信仰以及降魔避鬼的习俗有关。古代由于科技不发达，对很多自然现象不能给予科学的解释，因此十分迷信，特别惧鬼怕神。古人认为花钱可以避邪，能够保佑他们平安。因此，他们在外出时，都要随身携带铸有钟馗降魔的图像或是道教用来避鬼的符咒及咒语的花钱。这种花钱又称“山鬼花钱”，正面穿右铸真武大帝手持宝剑图，穿上为“太极图”，穿左为道教符箓，穿下为龟蛇。背面铸楷书“太上咒曰：天圆地方，六律九章，符神到处，万鬼灭亡，急急如律令。敕”。两侧为道教符文，左“雷令”，右“杀鬼”。这种具有宗教内容的降魔避鬼题材的花钱很受社会各个阶层的欢迎，

图46–1 真武作法（背太上咒）

几乎每个大户人家里都收藏一些用于祈祷和辟邪。另外，元代蒙古人因为推崇藏传佛教，因此铸有很多专门供信徒布施于神庙，用来敬神礼佛、祈求神佑的供养钱或香火钱，它们也都属于这一类和宗教题材有关的花钱。

5.用于娱乐的游戏钱

古人用于娱乐的游戏钱有很多种，其中以用于宋代文人雅士之中流行的一种“打马格游戏”的钱最为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就非常喜欢打马格游戏而且还很有研究，在她撰写的《〈打马图〉序》中就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打马格游戏中的棋子叫作“马”，按照一定的规则、格局和图谱，双方用“马”来布阵、设局、进攻、防守、闯关、过堑，计袭敌之绩，以定赏罚，判输赢。玩打马格游戏时所用的搏戏工具就是我们俗称的马钱。李清照记载说常见的马钱有两种，一种是有马有将，如一面铸“燕将乐毅”或“蜀将马超”，另一面铸将军骑马图；另一种是有马无将，如一面铸历史传说中的“赤兔”等名马之名，另一面铸马的图形。这些马，或神采俊逸，表现出一种灵动之美；或四蹄腾空，展现出一种威武之势。

6.传授性生活知识的秘戏钱

古人将男女间的事情看得非常神秘，隐蔽行之，不欲人知，而称为“秘戏”。因此，社会上就将铸有简陋的男女合欢图形的钱称为“秘戏钱”。古人嫁女时，经常会将一枚“秘戏钱”放在嫁妆箱内，压作箱底，给初经人事的新婚男女起到性知识的传授和指导的作用，以求达到早生贵子、绵延子孙的作用。后来，又因为古人认为火神是女性，见了秘戏图就会羞而却步，因此就不会引来火灾了。于是，多在书房放置一枚“秘戏钱”。如清末的藏书大家叶德辉，就以在藏书楼悬挂“秘戏钱”用以防火而在钱币收藏界传为美谈。

三、“状元及第”记录的古代科举考试

简单介绍了六大类民俗钱之后，我们就具体通过状元及第这枚民俗钱，来考察一下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

状元及第，既是一枚花钱，同时它也是一枚记录了我国古代科举考试的民俗钱。讲到科举考试，很多人都会想到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那篇著名的《范进中举》，说的是穷秀才范进经过多年苦读、屡次落第之后，终于有一天考中了举人。在这大喜的日子里，范进却因喜极过度而一度精神失常，并因此而闹出了一系列的笑话。这篇文章节选自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它是作者在科举考试屡次失败之后，结合自身的体验，专门书写的一部揭露、批判科举制度对人性摧残的讽刺小说。

实际上，当年的科举考试就很像我们今天的高考制度，虽然大家从很多角度，都可以去诟病它存在不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科举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的晋升阶梯，却是我国古代最公平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它给社会最底层的读书人提供了一条改变自身命运的途径，给予了底层民众上升的期望，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它为古代的官僚体系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避免了出现类似六朝时期那种门阀大族控制朝政的局面。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创始于隋朝，形成于唐朝，完备于两宋，强化于明朝，至清朝就趋向于衰落，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被正式废止。

科举这条晋升之路可谓漫长而修远，整个走下来需要经过六场考试并取得三种阶段性的身份。六场考试分别是：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三种阶段性的身份分别是：秀才、举人、进士。其中，六场考试中的前三场考试，即县试、府试、院试等只能属于初级阶段，其目的就是考取秀才。其实，想考中秀才也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经过最初级的县试、府试等两级考试，合格者才有资格被称为“童生”，童生虽然听上去好像很年轻，但是，它与年龄实际上没有任何关系，升格为童生以后，如果一直无法考取秀才，则终其一生都只能叫作童生。因此，曾经就有人做过这样一副对联，“行年七十尚称童，可云寿考；到老五经还未熟，不愧书生”，来调侃那些直到白首也没能考取秀才的老年童生。

院试考试中的成绩优异者才能取得“秀才”的资格。考中秀才之后，只能说科举路上的漫漫征途才刚刚开始，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呢。在明清两朝，考中秀才之后，通常会进入府学、州学、县学等国家官办的学习机构来进一步学习。因此，通常也把“秀才”叫作“儒学生员”，简称“生员”。生员们经过在这些官办学校里的学习之后，还要参加选拔考试，只有成绩优异者，才有资格去参加更高一级的乡试考试。因此，并不是说考中了秀才就可以直接参加乡试的。

这里说明一下，乡试可不是我们从字面上理解的乡里面举行的考试，而是全省的统一考试，形式上有点类似于今天的中考，考中者被称为“举人”。乡试通常都是在秋天举行，因此也叫作“秋闱”。明清两朝，乡试的录取率在5%左右。例如，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大约为5.9%，嘉靖末年又降为3.3%，而实际录取率可能又略低于此。乡试的第一名叫作“解元”，比如说著名的唐伯虎就是在弘治十一年（1498）考中应天府乡试第一，因此，世人把他称作“唐解元”。

凡是考取举人的，就有资格参加更高一级的会试了。会试在春天举行，又称“春闱”，地点是在京城的“贡院”。会试考中的人叫作“贡士”，会试第一名称为“会元”；考中会元的人还要继续参加殿试，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有点类似于会试的复试。殿试之后，所有被录取者才能叫作“进士”。进士还要分为三个等级：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分别称为状元（清末实业家张謇就是状元）、榜眼（光绪皇帝的老师文廷式是光绪朝的榜眼）、探花（清末名臣张之洞是同治朝的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是二甲第十三名）；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曾国藩是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明清两朝，会试的录取率通常只有10%左右，难度极大。

考中进士之后，还要参加“朝考”，这也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除了通常的文化课考试之外，还要“观其仪度，核其年齿”。也就是说，还要有面试这一关，相貌好的，年轻的，有培养前途的，才能入选，被录取者叫作“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学习。经过三年异常清苦的学习之后，还要进行考核，叫作“散馆”，成绩靠后的，会直接被派去中央六部或地方担任官职，而成绩优等的，则会被授予侍讲、侍读这一类起草或勘校朝廷机要文件的重要工作，或者在詹事府参与太子的教育工作。而这类工作由于十分接近权力中枢，因此，明清两朝的重臣，多出身于翰林院的优等生行列。

由此可见，科举之路真是漫漫征途啊，不但需要博闻强识、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还得有坚强的意志力与健康的体魄，缺一不可，这绝对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了的。

除了“状元及第”之外，反映古代科举制度的民俗钱，还有“三元及第”“连中三元”“喜报三元”等。所谓的“三元及第”指的是接连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考中了第一名，分别获得了“解元”“会元”“状元”的称号。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据说北宋太宗端拱二年（989）的陈尧叟，就曾经获得了“三元及第”的殊荣，这又被称作“连中三元”，是科举制度下读书人渴望得到的最高荣誉。其实，在延续了一千多年的中国科举史上，能够连中三元者可以说是稀若星凤。因此，无论在明代的铜镜上，还是在清代的花钱上，经常都会见到“三元及第”“连中三元”这样的吉语，表达了读书人对于科举之路通达的美好诉求。

图46–2 状元及第（背福鹿）

图46–3 状元及第（背龙凤）

民俗钱，因为不用于正式流通，所以，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不及行用钱。因此，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并不被官方所重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它在民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恰恰因为它不是官方发行的正式流通的货币，反而更少受到政治等人为因素的影响，而接地气，能更真切、如实地反映民俗文化及民间传统。因此，民俗钱无论是题材选择、表现形式，还是铸造技术、文字图案，乃至尺寸的大小、数量的多少等诸多方面，都比官方正式铸造的行用钱更为鲜活而富有生命力，已经成为记录民俗文化、承载民间传统的见证物。

图46–4 状元及第（背一品当朝）

如果说行用钱因其官方属性而更多地体现了补史、证史，以及见证历史的作用，那么民俗钱则依托其民间属性更多地表现了记录习俗、传承文化的功能。因此，我们可以说无论是行用钱，还是民俗钱，都是我国悠久灿烂、博大精深且一脉相承的钱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就不是完整的钱币文化。

第8章

现代币制的初步建立及完善

进入民国以后，随着政治上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体制的结束，币制改革的步伐加快了。本章分四个专题，1914年正式颁布《国币条例》，提出“国币”的概念，并铸造了带有袁世凯头像的国币（俗称“袁大头”），首次实现了银币的统一。法币改革是中国币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废除了银本位制，使中国摆脱了国际银价的影响，初步建立了现代纸币制度。色章果木金币是十三世达赖为了抵制英属印度铁剌金币的大量流入，保全西藏的利益而铸造发行的，具有积极的爱国意义。

最后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介绍了人民币的演变历史。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发行了“中国人民银行券”，简称“人民币”，即人民的货币，实现了货币主权的独立，中国货币进入了人民币时代。截至目前，共发行了五套人民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人民币开启了国际化的进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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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大头：最初的国币

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币，民间俗称为“袁大头”，这是我国进入民国以后铸造和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银币，“袁大头”甚至已经成为银币的代称。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俗称的“袁大头”正式名称是什么。实际上它叫“国币”，即国家的法定货币。

下面我就通过追述“废两改元”的艰难过程，来介绍国币“袁大头”在统一我国近代货币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废两改元”的艰难推进

“废两改元”中的“两”，指的是银两，它是通过核算银锭的重量和成色之后，计算出银锭的价值；“元”指的就是一枚银圆。因为每一枚银圆的形制、重量、成色都是统一的，所以通过计算银圆的数量就能计算出它的价值。这是直到近代以来，中国和西方在使用白银作为贵金属货币方面最大的不同，也是中国币制改革的方向。

自明朝中后期随着新航路的开通来到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海外贸易的葡萄牙、西班牙商人将西方的银圆带来之后，中国的商人很快就发现制作精美，重量、大小、成色都标准统一，使用的时候可以计数核算价值的西方银圆，与中国那种不但大小、轻重、成色都不统一，而且每次使用时还需要称重、验色，烦琐无比的中国银锭相比，使用起来十分便捷。因此，东南沿海一带的商民，经过短暂的试用之后，很快就接受了西方的银圆，不再像最初那样将银圆视作杂银都熔铸成银锭，而是像西方的商人一样，也按银圆的枚数来计算使用。

到了清朝道光年间，台湾以及福建漳州一带的商人，率先开始模仿西方采用手工打压的办法，铸造了中国现存最早的银币即“寿星银饼”和“漳州军饷”。后来咸丰年间的上海、光绪年间的湖南长沙也模仿西方银圆铸造了银饼。在民间自下而上自铸银圆浪潮的推动之下，清政府于1890年（光绪十六年）正式在广东开炉铸造了名为“光绪元宝”的机制银圆。因为新铸的银圆背面图案是一个蟠龙，所以又被称为“广东龙洋”，这是我国正式铸造机制银圆的开始。

当时因为社会各界都苦于银锭使用的不便，期盼着能够有一种新式的、便于使用的银圆来替代它。因此，广东龙洋出现之后，不等清政府正式下令推广，各省就纷纷地开始仿铸起来。一时间，全国竟然出现了争先购买新式机器，招聘外国技术工匠，广铸“龙洋”的高潮。因为各省的银圆局相互独立，所铸造的龙洋虽然名称上都叫“光绪元宝”，形式上也差别不大，但是，重量和成色上却互不相同，出省之后又被视为银两，仍然需要重新进行核算。譬如广东龙洋虽然光绪二十四年（1898）就已经开始在北京流通，但是计算的标准仍然是银两而非银圆。面对这种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清政府于是又开始筹划进行统一铸造银圆的努力，但是遇到了重重的困难。

以国家的力量统一铸造银圆，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却并不那么简单，关键是新铸造的银圆，到底以什么为重量单位？是以中国传统的“两”为单位，还是用西方的“元”为单位，朝野对此分歧很大，意见不能统一。

如果新铸造的银圆选用“两”为单位，主币的重量就是一两，这属于银两制，便与同我国传统的银两制挂钩；如果选用“元”为单位，主币的重量就是七钱二分，这是最早流入中国的西班牙“本洋”一元的重量，清政府最早铸造的“广东龙洋”的重量就是根据“本洋”来的，这属于银圆制，便于同外国的银圆相通。当时的清政府是两者都想兼顾，因此难以定夺。

因为朝廷内部的意见不能统一，清政府就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向各省征求意见。

当时全国总共有24位督抚，其中，有12位主张以“两”为单位，有9位赞成以“元”为单位，另外还有3位主张“两”“元”并用。最后，清政府就参考多数督抚的意见，决定以“两”为单位。但是，不久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以“两”为货币单位的决定又被搁置了下来。

这中间的关键人物是载泽，他当时任度支部尚书，负责主持币制改革的工作。他作为清末主要的宗室大臣，曾经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政治上比较开明，主张实行立宪改革，币制上他倾向于使用“元”为货币的单位，因此于宣统元年（1909）设立币制调查局，要求再议币制。并于第二年（1910）颁布《币制则例》，宣布铸币权统一收归中央，各省停止铸造货币；采用银本位，以“元”为单位，名称为“大清银币”，重库平七钱二分，成色为900‰，由设在天津的户部造币总厂负责制造；计划于宣统三年（1911）十月发行大清银币，并限期收回其他各种大小不等的银圆，统一全国的币制。但是，新币还没有来得及发行便爆发了武昌起义，“大清银币”于是就以军饷的方式发放市面，而成为通用银圆的一种，因此，没有能够完成统一货币的使命。

清末统一币制的工作，因为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被迫中断，货币制度上仍然被迫继续维持“两”“元”并用的混乱局面。这样一来，中国近代以来币制改革最为核心的“废两改元”难题便留给了民国政府。

二、“国币”标准的确立

国币是一个近代以来受西方的影响而产生的货币概念，因为在此之前，我国只将铜钱铸造成货币，而白银虽然是重要的支付手段，但是却不铸造成货币，使用的都是冶炼好的银块，通称银锭。收支双方所关心的只是银锭的重量和成色，具体银锭是什么形状、什么机构或个人铸造，都无所谓。这样银锭在不同的地区就有不同的式样，有方形的、圆形的、牌坊形的、马鞍形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我国自明朝中后期实现了白银的货币化以后，受西方银圆流入的影响，白银就开启了一个由称量货币向金属铸币过渡的缓慢过程。白银首先由称量使用的各式银锭，向清末各省自行铸造的按枚数计算的龙洋转变。

民国成立之后，各省铸造的带有帝制色彩的龙洋，政治上已不适合流通。因为成色不一、轻重有别，跨省流通时需要验色称重等缺陷，也急需用一种国家统一标准的银币来取代各省铸造的龙洋。因此，统一币制的工作就成为社会各界期盼的目标。

民国政府对统一币制的工作也极为重视。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财政部就将原江南造币厂接收过来，改称南京造币厂，铸造了镌有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侧面肖像，面值为壹圆和贰角的“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民间俗称“孙小头”。1912年4月1日袁世凯就任总统后，建立了北洋政府，年底财政部就受命设立币制委员会，研究统一币制的问题。

1913年春，北洋政府改组币制委员会，增设专职人员，讨论币制改革的方案。为了加快进度，年底又裁撤币制委员会，改由最高层面的国务会议来讨论币制统一问题。最后决定采用银本位制，以“元”为单位，发行新的银币。

1914年2月7日，袁世凯签署大总统令，正式颁布《国币条例》十三条以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十一条。这是我国首次提出“国币”的概念，并且对国币的单位、种类、重量、成色、铸造发行权以及流通办法等方面，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其中，银币4种、镍币1种、铜币5种，都是十进制，以壹圆银币为主币，其余的都为辅币。

根据《国币条例》第五条“壹圆银币，总重七钱二分，银九铜一”的规定，1914年12月及次年2月，先后由天津造币总厂及南京造币厂铸造正面为袁世凯头像和铸造年份，背面为嘉禾纹饰及“壹圆”字样的银币，通称为“国币”，也就是俗称的“袁大头”。新币最初的成色定的是90%为纯银，后来为了便于收换旧币，就将成色降为纯银占89%。规定一切税收和财政收支都要用国币，不许用外国的钞票以及旧有的银锭。虽然在少数地区准许暂时沿用旧的银币、银角以及铜圆、制钱等，但是也都必须要按照市价折合成国币后使用。

《国币条例》的颁布实施以及“袁大头”银币的铸造，是我国币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因为要统一全国的币制，就必须裁撤各省的造币厂并收缴销毁各省此前自行铸造的各式银圆；同时，它又要保证满足全国的流通需求。这样仅仅依靠天津造币总厂和南京造币厂来生产，显然不能满足全国的需求。因此，北洋政府在将各省银圆局一律裁撤的前提下，又保留了奉天（沈阳）、南京、湖北、四川、广东、云南六个分厂。长沙和重庆因为金融与军事上的原因也被保留了下来。这些分厂统一由天津造币总厂发给雕刻好的模具，按照统一的标准来生产，就近投放市场，满足流通的需求。

新币因为形式统一，图案新颖，容易识别，成色、重量又能严格遵照规定来生产。因此，很快就在全国各地畅通无阻。1915年首先在上海金融市场取代了龙洋的地位，并逐步排斥了鹰洋以及其他外国银圆；1917年，财政部根据财政会议决议，发布推行国币办法，国币于是又成为当时流通银币中唯一的主币，各种交易都以此币为标准。我国的白银货币才算是第一次在国币的名义下实现了形制、重量和成色的统一，这为后来的“废两改元”奠定了基础。由此，符合现代标准的银圆制逐渐代替了传统落后的银两制，中国跨入了现代币制国家的行列，这是我国币制上的一大进步，是自明朝正统元年确立白银的主币地位以来，首次实现了银币的统一，这为后来建都南京的国民政府于1933年成功推行“废两改元”的币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三、国币的铸造

北洋政府于民国三年（1914）铸造的国币之所以被俗称为“袁大头”，是因为银币的正面铸有时任大总统袁世凯的戎装左面侧身免冠头像，该侧身像几乎三分之二部分为头像，因此，民间俗称为“袁大头”。头像的上方铸有“中华民国某年”字样，背面的图案为两株交叉的嘉禾花纹，下系结带，当中衬托着竖写的“壹圆”面值。除了“壹圆”的主币之外，另外还铸有面值为中圆（五角）、贰角、壹角三种辅币，图案与壹圆的主币完全相同。但是，平常大家所说的“袁大头”银币，主要指的都是面值壹圆的主币。

图47–1 国币（壹圆、中圆、贰角、壹角）

“袁大头”银币自1914年开始铸造，直至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才正式停铸。因为以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国民政府，不可能再继续铸造带有袁世凯头像的国币，而是于1928年将上海造币厂改称中央造币厂，于1933年开始铸造新的国币。新国币正面用孙中山侧面像代替了袁世凯的侧面像，背面用帆船图案代替了嘉禾图案，面值“壹圆”改为横书，这枚新国币被民间俗称为“船洋”。

“袁大头”银币持续铸造了15年，船洋仅仅铸造了3年，到1935年施行法币改革时就停铸了，此后使用的都是纸币，再没有铸造过流通用的银币。但是，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时候，为了照顾当地藏民用币的习惯，又在1949年至1951年间铸造过一批“袁大头”银币，专供进藏部队使用。因此，“袁大头”银币应该是我国近代铸造的近千种机制银币中，铸造时间最长、数量最多、流通最广、影响最大、存世量也最多的银币。因此，它的版别也最为复杂。从铸造年份看，有民国三年、五年、八年、九年、十年共五个年份；按铸造地划分，有天津、南京、奉天（沈阳）、湖北、四川、广东、云南、甘肃等八处；按铸造工艺及齿边纹饰划分，又有鹰洋齿边、T字齿边、英文签字、“甘肃”铭文等版别。

四、“袁大头”的版别及收藏价值

“袁大头”作为最有收藏群众基础的银币，哪种版别最有收藏价值呢？下面简单做一介绍。

1.铸造年份

铸造数量最多的三个年份分别是民国三年、九年和十年，它们大多都是普通版。民国五年版铸造的数量较少，而民国八年版因为是用从英国伯明翰造币厂新制的钢模铸造的，因此，品相较为精美，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铭文方面，民国三年版正面上的文字为“中华民国三年”，而其他年份的都在“年”字后面有一“造”字。另外，三年版“民”字中有一“点”，而其他年份上的“民”字则无“点”。三年版有老模和新模两种模具，老模具为185道边齿，新模具为170道边齿，铸量都较多，属于普通流通版。

2.铸造地点

“袁大头”虽然在天津、南京、奉天（沈阳）、湖北、四川、广东、云南、甘肃等地都有铸造，但是，只有兰州造币厂铸造的加铸了“甘肃”两字，称为“甘肃”铭文版。它是甘肃兰州造币厂沿用民国三年版旧模，在袁像左右加铸“甘肃”两字而成。重量虽然仅有26克，成色也较低，花纹图案更是不甚清晰，但是，因为只铸造了数万枚，存世稀少，反而成了“袁大头”中的珍品。

3.边齿

银币的边齿既有美观的作用，也是防伪的需要。“袁大头”银币外环边齿主要都是直齿边，这是最普通的边齿。另外还有鹰洋边、T字边和光边的，这三种都是比较少见的珍品，当前市价每一枚都突破了万元大关，具有收藏潜力。

4.“签字版”

“袁大头”银币中最珍贵的品种当属民国三年的“签字版”试铸币，它不但在钱币市场上难觅踪影，就是在拍卖会上也很难见到。所谓“签字版”试铸币是指银币的正面刻有当时天津造币厂聘请的意大利雕模师的英文签名Luigi Giorgi（中文译为“鲁乔奇”或“乔治”）。签名在头像的右下方，字呈凸状。此币为呈样的试铸币，属于样币性质，雕刻师在钢模上签了名字，铸出样币送上级部门审核。待正式铸造流通币时，就将签名抹去了。因此，“签字版”传世稀少，无论是壹圆的主币，还是中圆、贰角、壹角的辅币，都是珍稀品种，是近代银币中不可多得的大名誉品。

五、雕模师鲁乔奇

讲到“签字版”，就有必要向大家介绍“袁大头”银币的雕模师鲁乔奇。与传统范铸铜钱中的钱范、印刷纸币的雕版一样，雕刻机制币的祖模就是造币厂最核心的技术环节。因为铸造机制币的技术源自西方，所以，早在清政府最初从西方引进铸币机器的同时，就开始从西方国家高薪聘请雕模师。清政府在天津建设户部造币总厂时，就于宣统二年（1910）通过意大利驻华公使介绍，从意大利聘请了雕刻师鲁乔奇来总厂担任首席设计师及总雕刻师。

鲁乔奇出生于佛罗伦萨，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雕塑艺术家，非常精于钱币、奖章的雕刻。1914年《国币条例》颁布之后，铸造国币就成为天津造币总厂的当务之急，作为首席设计师及总雕刻师的鲁乔奇自然承担了设计和雕刻祖模的重任。因为鲁乔奇为设计国币“赶造祖模，尤能漏夜加工，不辞劳瘁，依限竣事”，顺利完成了国币的设计和雕模工作，1915年曾经受到北洋政府的嘉奖。这在1915年1月18日出版的第968号《政府公报》里曾有报道。天津造币总厂根据鲁乔奇雕刻的祖模，复制出若干子模分发给各地分厂，按照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去铸造。这样，国币“袁大头”就在全国推广了。

据耿爱德编著的《中国币图说汇考》记载，鲁乔奇自宣统二年（1910）应聘来华，直到民国九年（1920）被解聘，在中国前后共待了十年。每年天津造币总厂给他的薪金超过一万大洋，这真可谓是高薪聘请的洋专家！因为待遇太丰厚了，被解聘的鲁乔奇根本不想走，甚至还通过意大利驻华使馆给北洋政府外交部发函，希望能给予优待，再留用数年。但是，财政部最后还是没有同意。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天津造币总厂已经度过了民国初年机制币铸造的高峰期，国币的模式已基本定型，雕刻设计的技术含量已经降低。加之，培养的本土雕刻师也已经可以挑大梁了。

鲁乔奇为中国近代造币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尤其是他在天津造币总厂带了十名学生，对中国掌握雕刻雕版技术起了促进作用。这些学生虽然都学有所成，但是因为一直被鲁乔奇的光芒所掩盖，没有展示的机会。直到南京政府成立后，中国金融中心南移，在上海新建的中央造币厂开工之后，周志钧等一批跟随鲁乔奇学习的本土雕刻师才有机会脱颖而出。

现存的有鲁乔奇签字版的试铸币，除了民国三年版的国币即“袁大头”之外，另外还发现有：宣统三年“大清银币”壹圆、袁世凯戎装共和纪念银币壹圆，这些都是中国近代机制币中的大名誉品。

“袁大头”银币是因袁世凯而得名，一代枭雄袁世凯本来有机会成为“中国的华盛顿”而享誉世界、名垂千古。但是他却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因为复辟帝制，逆历史潮流而动，使得政治上全盘皆输，成为窃国大盗。所留下来的正面遗产，可能就剩下国币“袁大头”了。历史虽然如此云谲波诡，但是，钱币却能还原一部分历史，这可能也是收藏、研究钱币的魅力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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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章果木：十三世达赖铸造的金币

“色章果木”是西藏地区于1918年至1921年间铸造的一种金币。关于它的来源，社会上流传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了驱逐流入的英国金币而铸造，具有爱国意义；另一种则认为这是西藏上层民族分裂分子为从事“藏独”铸造，是分裂祖国的实物见证。

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什么要铸造金币？到底是为了驱逐英国的金币，还是为了从事“藏独”活动？这已经成为困惑钱币界以及藏学界的学术难题。

下面我将通过考证，来揭开笼罩在这枚金币上的层层迷雾，还其本来面目。

一、问题的提出

实际上，色章果木金币问题的提出，与1992年中国钱币学会监制、上海造币厂制造发行的一套“中国钱币珍品系列纪念章”有关。因为这套系列纪念章中的一种选的就是色章果木金币，该套纪念章刚一公开发行，就收到了全国人大、外交部、国家民委、统战部等部委的来函，说是他们接到群众来信，认为色章果木金币与“藏独”有关，而达赖集团在境外宣传“藏独”时，其中西藏曾经独立铸造过货币就是依据之一。因此，他们认为选用色章果木金币铸造纪念章极为不妥，犯了政治错误，建议回收销毁，语气很是强硬。

记得我当时刚借调来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加中国钱币博物馆的筹备工作。1992年年底有一天戴志强馆长叫我去他办公室，给我看了童赠银副行长亲笔写的一个便笺，“志强，此间请你一阅。建议采取补救措施”。可能因为我来自边疆地区，本身又是学习民族史的，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相对比较熟悉的原因，戴志强馆长当时就将这件事交给了我。他要我尽快将色章果木金币的铸造原因，特别是与“藏独”是否有关系查询清楚后报告他。

我凭着对色章果木金币铸造历史背景的了解，当时就表示色章果木金币的铸造应该与“藏独”毫无关系。两天后，我查阅资料写了一份有关色章果木金币的文字备忘录，通过对金币上的铭文、图案、纹饰等方面的考释，认为色章果木金币不但和“藏独”毫无关系，而且是20世纪初，西藏地方政府为了抵御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势力的日益渗透而铸造发行的，目的是驱逐英国的金币，具有强烈的抵御外来入侵的爱国成分。

戴志强馆长非常高兴，当即就向童赠银副行长做了汇报。根据童赠银副行长的要求，后来我又在备忘录的基础上，起草了答复函，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的名义，分别答复了全国人大、外交部、国家民委、统战部等四部委的来函，保证了“中国钱币珍品系列纪念章”的顺利发行。这件事成为利用历史学、钱币学知识为现实金融工作服务的经典案例，受到了总行领导的高度评价。

二、色章果木金币的考释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因为从此以后我就特别关注有关色章果木金币的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份当年直接参与了色章果木金币铸造整个过程的当事者所写的回忆录，这就是日本僧人多田等观所写的《入藏纪行》。多田等观在书中对这枚金币铸造的背景、讨论的过程以及后来停铸的原因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我为了向世人讲清楚色章果木金币铸造的原因，澄清笼罩在它上面的一些错误认识，于是又撰写了《“色章果木”金币考》一文，刊登在《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后被中国金币总公司的《金币博览》杂志转载，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下面结合有关资料以及我自己的研究成果，就色章果木金币的铸造背景、设计过程以及停铸的原因，向大家做一说明。

首先，介绍一下色章果木金币的图案、文字以及纹饰上的一些特点。

“色章果木”是藏语“gser tram skor mo”的音译，“色章”意为黄金，“果木”是圆钱的意思，合起来表示的就是“金圆”“金币”的意思。它的正面有一圆圈，圆圈的中央是一个卧狮图案，另有藏文为铸造年代，只有1918年、1919年、1920年、1921年四个年份。圆圈外缘刻有八个佛教吉祥图案，藏语叫“扎西达杰”，最外圈是一圈珠串。金币的背面中央为一佛教吉祥图案，周围铸有藏文：“dgav ldan pho brang phyogs las rnam rgyal”，音译为“甘丹颇章，曲列朗杰”，意译为“甘丹颇章，超越或战胜四方”。另有藏文“二十两”字样，表示一枚金币值银二十两，边缘也是一圈珠串。

图48–1 色章果木金币

色章果木金币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8年委派他的亲信达桑占东在罗布林卡西侧筹建罗堆（nor stod）造币厂后生产的，从1918年开始生产，到1921年停铸，前后共生产了4年。虽然是用从英国进口的机器半手工打压制成的，但是，金币制作得还是非常精美。

接下来，向大家介绍社会上为什么有一部分人认为色章果木金币与“藏独”有关，他们依据的所谓“证据”主要有四点：

一是金币正面有一个狮子图案，他们认为这与“藏独”分子所打的“雪山狮子旗”有关；

二是铭文中“甘丹颇章，曲列朗杰”，意译为“甘丹颇章，超越或战胜四方”，含有“藏独”的含义；

三是金币的生产者达桑占东后来出任过藏军总司令，从事过“藏独”活动；

四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经出逃过印度。

1992年年底在给四部委起草的答复函中，我曾经就上述四个方面一一做了解释和澄清。

首先，关于狮子图案。货币上使用狮子图案，是藏族人民的传统，它起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很早以前，在雪域高原西藏，生活有许多动物，但由于经受不住冰雪严寒的袭击，都纷纷迁徙。最后连大象也不耐严寒而迁到温暖的南方去了，只有雄狮经受住了严寒的考验，仍在冰雪覆盖的青藏高原上生活、繁衍，成了藏族人民勤劳勇敢的象征，就像中原地区人民心目中的“龙”一样，“狮子”成了藏族人民尊崇的图腾偶像。据考证，早在公元1631年，尼泊尔帕坦土邦为西藏地方铸造的坦卡银币正面中央就有一雄狮图案，1641年尼泊尔币制改革后为西藏铸造的茂哈银币正面中央也是一雄狮图案。西藏地方自铸货币中，最早出现雄狮图案的则是1909年铸造的“桑冈果木”一两银币。色章果木金币正面中央，是一典型的藏族人民传统习用的“卧狮”图案，它与境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宣扬的所谓“日月普照、高山流水、昂首雪山雄狮图”是不一样的，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应严格区分开，否则，容易引起误会，产生不良影响。

图48–2 桑冈果木

图48–3 雪山雄狮图

其次，关于“甘丹颇章、曲列朗杰”。“甘丹颇章”是指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建立的政教合一的黄教地方政权的名称，它来源于一个历史事件。据西藏文献记载，公元1518年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在担任哲蚌寺第十任池巴[1]任内，接受了乃东大司徒扎西扎巴的捐献，将哲蚌寺内的一座青石殿堂修缮后改名为“甘丹颇章”，为居住之地。此后历世达赖喇嘛在未执政之前，都居住在哲蚌寺的“甘丹颇章”宫内。公元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在著名的西蒙古和硕特部落的固始汗的扶持下，最初就是在“甘丹颇章”殿堂内建立黄教政权的，以后藏族人民就习惯于用“甘丹颇章”这一称呼来代指原西藏政教合一的黄教地方政权。“曲列朗杰”意为超越四方或战胜四方，这就如同新疆地区的汉佉二体钱上面铸有佉卢文铭文“大王、王中之王、众王之王”一样，反映了一种民族的自豪感。这在历史上受中央政府统一管辖下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铸造的钱币中，是普遍存在的，不足为奇。

再次，关于达桑占东。达桑占东又名罗桑纳加，他因为后来与贵族擦绒家族的女儿结婚又被称为擦绒夏培，并以此名而广为人知。达桑占东1885年出生于一个农奴家庭，早年曾经陪同十三世达赖喇嘛到外蒙古的朗杰扎仓寺庙为僧，后来逐渐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信近侍。1913年被十三世达赖喇嘛封为贵族并委以重任，一身兼有噶伦、造币厂厂长、藏军总司令及兵工厂厂长四个重要职务。后来因为从事“藏独”活动，1930年曾经被达赖喇嘛免职。达桑占东是近代西藏历史上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对其应分阶段具体分析，不能因为他后来曾经参与过“藏独”活动而否定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色章果木金币。

最后，关于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经出逃印度的问题。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经两次逃离拉萨，第一次是抗击英军失败后于1904年7月27日，在英军即将侵入拉萨前秘密出走，北上外蒙古，后来到北京面见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内地游历五年多时间后于1909年12月21日返回拉萨。第二次是于1910年2月12日秘密出走，南下到达印度境内，后于1913年初返回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与川军入藏有关，而色章果木金币是在他从印度返回拉萨五年后铸造的，两者没有任何的直接关系。

三、色章果木金币的铸造背景及停铸原因

以上内容虽然澄清了色章果木金币的生产与“藏独”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仍然还是没有讲清楚当时西藏为什么要生产这种色章果木金币。西藏历史上习惯于使用银币，最初使用的是尼泊尔铸造的银币。后来因为尼泊尔铸造的银币大肆掺假，成色太低，与西藏产生矛盾并最终引发了一场清政府与尼泊尔之间的战争。战争结束后，乾隆皇帝在西藏设立宝藏局，铸造“乾隆宝藏”银币，开启了西藏自行铸造银币的历史。

西藏一直都习惯于使用银币，为什么突然一下子要铸造色章果木金币了呢？

1.铸造背景

根据我新发现的多田等观的《入藏纪行》记载，西藏当时铸造色章果木金币，实际上与英国的金币流入西藏所进行的经济渗透有关。为了便于后面的论述，这里我们先将多田等观以及他写的《入藏纪行》做一简单的介绍。

多田等观于1890年出生于日本秋田市的一个僧侣家庭，是日本研究藏传佛教的著名学者。他于1913年从不丹潜入西藏，经十三世达赖喇嘛批准后入色拉寺习经长达十年之久。学习期间曾经为西藏地方政府策划过开征人头税和铸造金币等重大活动。1923年返回日本，1967年去世，享年77岁，生前由其口述，牧野文子整理完成《入藏纪行》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作者旅藏期间的僧侣生涯以及当时藏族人民的生活，保留有很多重要的史料。国内有钟美珠译本，列为“西藏学参考丛书”第二辑于1987年内部出版。

作为老牌的殖民主义者，英国对西藏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早在1876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中，英国就乘机列进了一项有关西藏的专条，规定英国人可以“探访”印度西藏之间的路线。由此，开始了对我国领土西藏的侵略。西藏人民1886—1888年、1903—1904年的两次英勇抗击，打破了英国殖民者的侵略计划。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是因为第二次抗击英国失败，为了不被英国人俘虏而第一次逃离拉萨，北上去了外蒙古。

1911年，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打击下崩溃，全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北洋军阀把持下频繁更迭的中央政府形同虚设，削弱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于是英国殖民者乘机又加紧了对我国西藏地区的侵略。当时，曾经因为抗击英国失败而被迫流转外地多年，历经艰辛才又重新回到拉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土登嘉措，在西藏广大僧俗民众抗英激情的感染之下，又萌生了要驱逐英国在西藏势力的想法。这次他选择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铸造发行，同时大量流通于西藏地区的一种被称为“铁剌”的金币，作为首先要驱逐的对象。

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什么要选择英国的铁剌金币为驱逐的对象呢？

“铁剌”是“Tola”一词的音译名称，这是因其重量而得名，实际上就是美元“Dollar”的另一种译名。铁剌直径22.7毫米，厚2.2毫米，正面铸有一个大象的图案，背面铸有“币重一铁剌及含金量百分之百”等语。这种金币虽然是在印度铸造的，但是，随着英国势力对西藏的日益渗透，大量流通于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认为这些英国的金币在西藏的大量流通损害了西藏的利益，将西藏的财富都给带走了。因此，他为了维护西藏的利益，就决定要仿造铁剌金币的式样，铸造一种西藏的金币。希望用西藏的金币驱逐英国的铁剌金币，以此维护西藏的货币主权和经济利益。

图48–4 铁剌金币（一）

图48–5 铁剌金币（二）

图48–6 铁剌金币（三）

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身边的人都不懂货币发行，于是，他就向入藏习经并深得他宠信的日本僧人多田等观请教咨询。因为当时日本实行的是金本位，使用的也是金币。因此，多田等观就将随身携带的剩余的金币拿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看，作为西藏设计金币时的参考。多田等观因为深得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任，参与了色章果木金币设计、生产以及停铸的整个决策的过程。这在他的回忆录《入藏纪行》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为了便于大家了解当时讨论的情况，引录如下：

“那是我入藏不久的事情，西藏曾就准备铸造金币一事与我商谈。在此以前他们的银币是在尼泊尔铸造的，西藏只有银币，当时大部分还实行物物交换。于是，我说日本是个金本位的国家，并拿出了剩下的日本金币给他们看。我还把其中的二十元的金币给达赖喇嘛看。因为西藏有丰富的金子，所以决定铸造金币，并开始向我询问各种问题。他们先把金子做成圆形，再从两边夹成图案，费了很大的劲儿才铸造出周围的花纹，不过总算铸出了金币。

“……然而事过不久，这些金币在市场上突然消失。这是因为西藏商人把金币带到了印度，印度以高出纯金几倍的价格收买了西藏金币。与贩运羊毛相比，带少量金币到印度是既不需带行李，又可以赚大钱的。西藏政府认为这是英方的毒辣阴谋，是想掠走西藏的黄金，于是停止了金币的铸造，中止了采掘黄金的工作，并且封闭了金矿穴。对于以前开采所余黄金则做成金条保存在布达拉宫内。”

2.停铸原因

根据多田等观的记载，十三世达赖喇嘛认为色章果木金币发行失败的原因是英国人的“毒辣阴谋”。实际上，这倒是冤枉英国人了。因为色章果木金币的发行失败与当时国际金价的变动有直接的关系。十三世达赖喇嘛当初为了尽快用色章果木金币替代英国的铁剌金币，规定色章果木金币的重量和铁剌金币一样，重11.4克，但是直径略大点，为26.5毫米，厚1.4毫米，比铁剌金币要略薄一点，面值藏银二十两。但是到了1921年，由于世界金价大幅上涨，每铁剌黄金涨至藏银三十两。因此英国和印度的商人就用货物大量地套购金币，致使西藏的黄金开始大量外流。这种情况之下，如继续铸造金币，便会亏本，因此色章果木金币实际只铸造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到了1921年就被迫停铸了。

总之，色章果木金币不但和“藏独”毫无关系，正相反，它是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西藏广大僧俗民众，在20世纪初英国殖民主义者日益加紧侵略西藏的历史背景下，为抵制英属印度的铁剌金币的大量流入，保全西藏人民的利益而铸造发行的。后来虽然因为世界金价的上涨及外商的大量套购，导致色章果木金币被迫停铸，但是它仍然具有抵御外来侵略势力的积极意义，同时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它也集中体现了历史上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热爱祖国、反抗外来侵略的优良传统。

[1] 池巴是藏语khri-pa的音译，khri意为“座”，池巴即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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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币改革：现代纸币制度的初步建立

1935年3月初，正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突然电召孔祥熙、宋子文到汉口秘密会晤。大家猜测这是蒋介石为了完成对共产党最后一击，要负责财政、金融的孔祥熙、宋子文筹集军饷；或者是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要划拨对日作战经费。

这种猜测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是都错了！因为蒋介石遇到了一个新的更具危险性和紧迫性的威胁！这就是国际白银风潮引发的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这是一场空前的金融危机，必须立即拿出应对之策！

下面就通过民国政府的法币改革，向大家介绍国际白银风潮的起因、对中国的危害以及法币改革的惊心动魄和深远影响。

一、废两改元

讲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首先要从1933年的“废两改元”及随后爆发的“国际白银风潮”讲起。

废两改元是我国近代以来币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早在清朝灭亡前一年的宣统二年（1910）颁布的《币制则例》就规定了以银圆为主币。民国三年（1914）2月颁布的《国币条例》又再次重申了实行银本位制，以元为单位，随后铸造了国币“袁大头”并被确定为主币。但是，因为银圆的铸造权始终未能统一，中央与地方都在铸造，重量与成色上还存在差异。因此，不但没有建立起完整的银本位币制，而且在实际的交易中，收支虽然使用银圆，但是计算时使用的却是银两。银两、银圆需要辗转折合，贴水亏耗很大，因此，废两改元的目标始终没有完成。

北伐胜利之后，建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决定于1929年7月1日实行废两改元，并在上海设立中央造币厂，停铸“袁大头”，新铸带有孙中山头像的国币“船洋”银圆。后来因为军阀混战，政府的施政力量始终受到很多的掣肘，废两改元的计划最后拖延至1933年3月才付诸实施。

图49–1 “三鸟币”

当时的民国政府计划分两步进行废两改元，首先从上海实施，然后推向全国。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上海是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上海的虚银两记账本位——“规元”，是代表全国的通货单位，对外贸易以及汇兑都首先是用规元来计算，然后再由规元折合成通用的银圆。因此，废两改元只要在上海能够顺利推行，其他地方就很容易效仿实行。

图49–2 “船洋”

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及《换算率计算法》，正式启动了废两改元的进程。3月10日，废两改元在上海首先施行，当天就取消了洋厘行市，按规元七钱一分五厘的固定比例，两、元并用，但是以元为记账单位。4月5日，政府又突然宣布，从6日开始向全国推行，规定所有公私款项的收支、所订立的契约票据和一切交易，都必须一律改用银圆，不得再用银两。如果出现有违规使用银两的，在法律上都属于无效。持有银两的，可以请求代铸银圆或者向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兑换成银圆行使。这样，废两改元在上海试行不到一个月，就推向了全国，从此终结了自明朝正统元年以来，曾经行用了长达498年的银两制，也结束了自清朝后期铸造机制银圆以来，币制单位长期两、元并用的混乱局面，实现了货币交易和结算单位的统一。

废两改元是我国近代以来币制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繁杂落后的银两兑换被废弃之后，全国货币单位实现了统一。这样既节约了交易时间、简化了交易手续，又减少了两、元兑换所带来的风险和损失，更促进了新式会计账簿制度的建立，便于企业精确地核算成本、核定价格、安排生产以及销售；既顺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也与国际社会接轨了。这是我国近代币制改革所必须迈出的重要一步，更为随后的法币改革奠定了基础。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谁也没有想到刚刚确立了银本位制，并实现了废两改元的中国，却一下子碰到了百年不遇的国际白银风潮。本来借着政治上南北统一、金融上废两改元的便利，正处于“黄金十年”发展期的中国经济，突然之间受国际白银风潮的影响，遇上了空前的金融危机。

二、国际白银风潮

所谓的“国际白银风潮”，是指随着国际银价的下跌和上涨，导致中国国内作为货币金属的白银大量流入或流出，从而引起国内金融市场像坐过山车似的大幅波动的现象。它的发生具有深厚的国际背景。

20世纪初以来，世界上大多数的主要国家都放弃了银本位制而改行金本位制。因为白银不再是货币金属，各国就在国际市场上纷纷出售多余的白银而买入黄金。于是，就出现了白银对黄金比价的持续下跌。据统计，金银的比价从1920年的1︰15，直线下跌至1932年的1︰73。

因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仅有的仍然坚持实行银本位制的大国，所以，国际上廉价的白银就被大量地倾销到了中国。据1935年实业部银价物价讨论委员会编印的《中国银价物价问题》统计，1931—1933年，我国流入的加拿大、美国、墨西哥等主要产银国的白银数量，约占各国库存量的45%。1933年底，仅上海一地的白银存量就高达4亿3 900多万盎司[1]，约占当年世界白银矿场产量以及熔化被废弃的银币总数的1.64倍。

大量廉价白银的流入，补充了中国流通中货币的数量，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贵金属货币不足的困境，这对1927—1937年所谓的民国“黄金十年”的发展不能说没有关系。

但是，好景不长，国际社会为了阻止银价的继续下跌，1933年7月世界主要用银国以及产银国在伦敦召开世界经济会议，达成了《白银协定》，对各国白银的销售次序以及数量都做了限制，希望以此来稳定国际银价。但是，美国为了转嫁危机和垄断世界金融，同时也受到国内选举政治的影响，在加利福尼亚等几个主要产银州的策划下，于1934年6月19日通过了《购银法案》，要求政府扩大在国内及国外购买白银的数量。这样，既可以增加它的金银储备量，实现它垄断世界金融的大权，又可以刺激用银国的购买力，倾销它的过剩商品，摆脱经济危机，真可谓一举两得。因此，美国的高价购银，又引起了国际银价的暴涨。这就使得仍然实行银本位的中国，首先受到了国际银价变动的冲击。各国投机商们纷纷来中国收购白银，外国在华的银行家更是用轮船甚至兵舰装运白银出口，导致中国的白银又开始大量地外流。

据海关统计，1934年外流白银共达2亿5 994万多元。中国当时实行的是银本位制，白银的大量外流实际上就是资金的大量流失，这必然导致国内市场资金短缺，币值升高，物价下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通货紧缩”。它使得商业萧条，金融恐慌，工厂倒闭，中国遭遇了空前的金融危机。

形势严峻，刻不容缓。因此蒋介石紧急召见主管经济、金融的孔祥熙、宋子文来汉口秘密商量应对之策。密商的结果就是实行了以废除银本位制，实行现代纸币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法币改革”。

民国政府丝毫不敢怠慢，采取了多管齐下的办法。首先是于1934年9月23日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但是，没有获得美方应有的的重视，这是预料之中的。于是紧急采取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措施。例如：财政部呈报行政院，决定自10月15日起征收10%的白银出口税并加征平衡税；限制将白银运到关外；各省宣布禁止白银出口；限制纸币兑现等。这样一来，银本位制虽然等于是名存实亡了，但是，这些措施都属于扬汤止沸的办法，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因为白银外流的根本原因是国际银价的波动，因此，只有从国际上想办法来协调谈判，才是釜底抽薪的解决办法。

三、法币改革

当时国际上密切关注中国币制改革并企图施加影响的国家有三个，它们是英国、美国与日本。三国中英美两国的目标比较接近，都希望中国能够加入由它们控制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中；日本则妄想独自控制中国，将中国的币制纳入日元的体系之中，从而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庸。因此，民国政府要瞒着日本，秘密地与英美两国展开谈判。为了迷惑日本，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表面上邀请在华的外国银行代表举行临时会议，达成了暂停装运白银出口的君子协定。实际上则暗中积极地与英美两国展开磋商谈判，寻求两国的配合与支持，因为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1.方案的制订

民国政府在排除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的破坏干扰下，经过审慎研究，最终接受了被聘为中央银行顾问的美国人杨格主持拟定的币制改革方案。杨格方案的主要内容为：“各银行的存银，加上从民间收集来的白银，将全部收归国有，并全部由中央银行掌管以备脱售换成外汇储备”；“三家政府银行（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钞票将成为完全法偿的货币”；同时，要争取美国政府收购中国的白银和获得英国政府的声援。该方案的总体设想是杨格和另外两名美籍顾问与孔祥熙、宋子文二人合作完成的。

因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仍然由英国人担任，这是从清朝1859年设立这一机构以来就形成的惯例，充分说明了英国在中国的实力。因此，宋子文首先与英国政府派来中国考察的英国财政部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谈判，他赞同已经拟定的币制改革方案。于是民国政府就于1935年11月4日颁布《财政部关于施行法币布告》，因此，这次币制改革又被称为“法币改革”。它总的指导思想是放弃银本位制，因为在维持银本位制下进行的改革，绝对没有成功的可能。新的币制是汇兑本位制，行使法币，实施纸币政策。

2.方案内容

法币改革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三项：

一是政府垄断纸币的发行。从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银行和已经由政府完全控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个月后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无限法偿的货币，即“法币”。一切公司收付都要用法币。其他银行在此日以前发行的纸币，以11月3日流通额为限，暂准流通，不再增发，并限期用中央银行钞票兑回；成立发行准备保管委员会和地方分会，负责保管发行准备和办理法币的发行收换等项工作。

二是实行白银国有政策。禁止银圆流通，凡是银圆及各种银类都要兑换成法币，已造好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带有孙中山头像的船洋也停止发行。白银全部收归国有，由中央银行掌管，在国外出售后充作法币的外汇储备。币制改革所需外汇储备来自出售的白银和外国提供的信贷，而法币的巩固则有待于财政收支的平衡。

三是法币盯住英镑，建立固定汇率。最初中国政府将收兑的白银运往伦敦出售，换成英镑，存在伦敦作为维持法币汇价的准备金。法币一元对英镑的法定汇率为14.5便士（按当时银价折算应为22.5便士）。

图49–3 法币

法币本身无法定的含金量，也不能兑换银币，但是还不能算是一种纯纸币制度，而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因为它可以自由买卖外汇。以外汇为本位，信用由外汇的价格来决定，这是法币的买办性的基本特点。中国的法币同英镑的汇价发生了固定的联系，这说明它已经被纳入了英镑体系之中。

法币首先与英镑挂钩，加入了英镑集团，因此获得了英国政府的积极支持，英国驻华公使发布英王敕令，要求在华英商接受法币，港英政府也放弃银本位制，汇丰、麦加利等银行率先答应交兑库存白银。

3.寻求美国的支持

英国夺取了中国货币的控制权，美国自然不肯罢休，于是立即采取停止在伦敦购银、降低银价的办法，向中国政府施压。因为中国靠出卖白银换取美元作为法币的外汇准备金，美国降低银价，停止在伦敦购银，直接影响了法币准备金的来源和汇价的稳定，这对英国和中国都是沉重的打击。于是，民国政府立即派驻美公使施肇基向美国政府求救。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马上密电上海的花旗和大通两家银行代替美国财政部向中国政府购进白银2 500万盎司。1936年5月又签订《中美白银协定》，规定由美国按照市场平均银价大量购买中国的白银，中国可用5 000万盎司白银为担保从美国银行取得2 000万美元的贷款，作为法币的外汇储备存在美国银行。中国承诺不得把白银卖给其他国家，以防止银价的涨落。这样，法币又同美元发生了固定的比价，从而加入了以英镑和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4.日本的威胁

日本的反应可以用恼羞成怒来形容。驻华大使有吉明向中国提出了严重抗议，并威胁要南京政府承担由此而引发的一切后果。日本的威胁并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口头上的，而是落实到了行动上。它指使在华日资银行拒不交出白银，上海的日本银行和商店甚至公然另组银团，发行日本纸币十万元，并在华北扩大武装私运白银出口，千方百计破坏中国的法币改革。这是因为日本自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以来，就始终妄图将中国的币制纳入日元体系，这样中国就沦为了日本的附庸，日本不用发动战争实际上就已经控制了中国的金融、经济以及各种资源。日本虽然极力进行破坏，但是在英美的联手下，阴谋最终还是破产了，中国顺利进行了法币改革，加入了英美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半日本就于1937年7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货币阴谋没有得逞之后，日本的军国主义就要改用武力的办法来征服中国。

5.地方势力的阻挠

法币改革不但遇到了国际上的破坏力量，来自国内的阻力也不小。因为自明朝中叶以来，我国民众就已经普遍习惯于使用白银。实施法币改革之后，银本位制度被不兑现的纸币流通制度所取代，即不能再使用银圆，只允许使用国家发行的纸币，并且地方政府发行纸币的权力也被国家收走了。这就损害了地方军阀的利益。因此，在地方势力强大的广东、广西、陕西以及华北等省，都遇到了抵制。它们都自行收购金银，并以当地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代替法币，或与法币同时流通。河北甚至成立“铜圆票发行准备库”，发行铜圆票。凡此种种，都使得各地收兑银圆的期限一再延长，直至1942年实行四行专业化，5月颁布“统一发行办法”后，从7月1日起，所有法币发行权才统一由中央银行集中办理。

四、法币改革的重大意义

法币改革是一件惊心动魄的大事件，它是在国际国内局势极为紧急、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从法币改革方案的出台过程中就可以看出来。1935年11月4日已经实施的币制改革，直到11月16日才由行政院训令财政部，财政部则于11月28日才函达中央银行，这都说明币制改革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以先斩后奏的方式进行的，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排除阻力和干扰，确保它的成功实施。

法币改革是中国币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中国废除了银本位制，摆脱了国际银价涨跌的影响，统一了全国币制，增加了流通筹码，扭转了货币紧缩，稳定了金融，有力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法币改革提供了一种新的货币制度，这种货币制度是进步的，这是中国经济向现代化方向发展以及与国际接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不仅如此，它还为抗战的准备以及支撑长期抗战奠定了基础。币制改革之后，国家以法币收兑了民众手中以及社会各方面所持有的白银和银圆，这是一种强有力且有效的资金集中手段，便利了国家在战争全面爆发后，最大限度地掌握调度现金、最大可能地集中白银等贵重金属，以作为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军火物资的经费之用。据中央银行统计，到1937年6月30日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国持有的金银外汇共计折合3.789亿美元。这些外汇资产，为抗战的准备以及支撑长期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法币的改革对中国近代政治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因为中国通过币制改革，加入了以英镑、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加强了与英美等国的经济联盟，这对以后争取英美等国援华抗战，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所以说，货币无小事！它既联系着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关系着国际上大国之间的利害冲突，每一项政策的酝酿和出台，都必须审时度势和高瞻远瞩。法币的改革是成功的例子，王莽的币制改革则是失败的典型，为政者不可不察。

[1] 1盎司约为28.35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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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人民的货币及其国际化

世界各国的货币，单位不尽相同。如英国用“镑”，德国用“马克”，西班牙用“比索”，荷兰用“盾”。大多数国家的货币都是以“元”为单位，如美元、日元、加元等。

但是，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我国的货币虽然也是以“元”为单位，但是不称“中国元”，而是叫“人民币”，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这正体现了我国货币的本质属性，即它是属于人民的货币。

下面我将通过回顾人民币产生的历史，来向大家揭示人民币的本质属性及其国际化的必然发展趋势。

一、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货币

人民币产生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非常重视金融货币工作。

从历史上看，千百年来，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始终受到来自地租、高利贷、苛捐杂税三方面的沉重剥削。其中，又以高利贷的危害最为深重。王莽的“五均六筦”法、王安石变法所推行的“青苗法”，实际上都是针对高利贷的。如“青苗法”就是由政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希望以此来限制高利贷者的盘剥，减轻人民的负担。但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历史上类似的改革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者的剥削。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立志要从根本上消灭中国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除了进行政治上、军事上的斗争之外，在经济领域针对高利贷现象，也通过采取设立银行、发行货币的办法进行了斗争。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一是最初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农民协会设立农民银行或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发行货币、筹集资金、提供低息贷款，致力于从金融上扶助农民免遭高利贷的盘剥。

二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货币，吸收群众存款，贷款支持生产事业，有计划地调剂整个苏区的金融，领导群众合作社与投机商人进行斗争，确保根据地经济的稳定发展。

三是抗日战争时期，以薛暮桥同志为代表的经济金融专家多有创建，提出了“物资本位论”以及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来稳定物价的观点，保证了各抗日根据地货币的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重要创见！因为当时西方主要国家的货币制度还普遍实行金本位，而以控制货币发行量来稳定物价的做法也少有人知。在薛暮桥的观点提出三十年之后，美国才放弃了金本位制，“币值决定于货币发行量”的观点才开始为大家所熟知。实际上，薛暮桥的这一创新思路，完全具有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实力！

四是解放战争时期，各个根据地银行及其所发行的货币的发展，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渐由小到大，并从分散走向集中。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更是高瞻远瞩，积极创造条件，抓住机遇，适时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银行，统一了各根据地银行并统一发行人民币，以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充裕的物资储备为保证，稳定了人民币的币值，控制了原国民党统治区恶性的通货膨胀，实现了对国民党政权的顺利接管，确保了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

图50–1 湖北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发行的铜钱壹串文流通券

据专门研究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的许树信研究员的统计，自1924年的大革命开始，到1948年12月1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的24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共建立了404个货币发行机构，发行了514种名称各异的货币。币材使用了金、银、铜、锡、镴、纸、布等7种不同的材质。其中，以湖南省衡山县柴山州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于1926年10月发行的面值壹元的布币为最早。[1]各个时期根据地所发行的货币，除了为民众提供信贷支持之外，更成为支援革命战争、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以及与敌对势力进行斗争的重要工具，并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图50–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

图50–3 光华商店代价劵

图50–4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

二、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及发行人民币

这是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提上了日程。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之后，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了华北解放区。为统一领导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中共中央于1947年10月成立了由董必武任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负责筹建全国性的财政和金融。1948年4月，华北财经办事处在石家庄召开了华北“五大解放区金融贸易会议”，指出各解放区的货币制度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不稳定，二是不统一。会议决定将华北各解放区的银行机构和货币首先统一起来。于是就于1948年12月1日，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三家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1949年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迁至北平，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银行，即全国统一的国家银行。

实际上，早在中国人民银行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发行一种新的货币取代原来各个解放区各自独立发行的货币的工作，就已经提上了日程。这是因为1947—1948年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各个分散的解放区已经逐渐开始连成一体，物资的调拨、商品的贸易、税收的征集以及民众的往来，都变得更加频繁且日益密切。原有的货币虽然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已经实现了按固定比价混合流通，这对于便利商民的往来以及物资的交流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货币制度上仍然存在着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货币复杂，种类较多。因为版别杂乱，印刷的技术、纸张的选用都不统一，很容易造假，民众难以识别假票，同时对各解放区的货币也有折算上的麻烦。

二是面额太小，不便使用。因为经过十几年抗战的消耗，生产力减退，各解放区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已经逐渐降低，在支持战争的推进以及恢复经济的发展方面，经常因货币的不同以及面额的过小而引发诸多的困难。因此，统一货币就成为解放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这里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的是1947年春季里的一天，董必武带着夫人和孩子从延安去河北省武安县参加华北财经会议，途径山西省五台县大槐庄时孩子饿了，勤务兵就用从延安带来的货币去给孩子买点吃的，商家因为不认识而拒收，最后是用一块随身携带的布料完成交易的。这件事对董必武刺激很大，说明当时各解放区的货币跨区之后很难流通。因此，在华北财经会议上，就决定了要尽快发行一种新的货币，替代原来各解放区的货币。

因此，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的当天，就发行了“中国人民银行券”，简称“人民币”，即人民的货币，并被确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人民币就此诞生并逐渐统一了全国货币，开创了中国货币史上的人民币时代。

人民币是一种全新的货币，就如同它的名称所揭示的那样，它是人民的货币，代表和维护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与国民党的法币有本质的区别。正如1948年12月5日，新华社就人民币的发行所发表的社论指出的那样，人民币用作担保的不是金银，而是比金银更可靠的粮食、布棉，以及其他为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重要物质。所以解放区的币值、物价远比国民党统治地区更加稳定。实际上，仅从人民币与法币的表现，就已经可以看出民众的选择，并能够据此判断出国共之争的最后胜败结局。

人民币作为不兑换的国家信用货币，虽然没有规定含金量，但是价值的基础仍然还是黄金，并有一定数量的金银外汇储备。同时，根据当年薛暮桥提出来的“物资本位论”以及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来稳定物价的观点，由国家掌握的可按稳定的价格投入市场的大量可用商品作为发行保障，使人民币的稳定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现金收支平衡和物资调拨平衡，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连续12年的通货膨胀局面，创造了震惊中外的奇迹，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管理经济、治理通货膨胀方面的非凡能力。

三、五套人民币

截至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共设计发行了五套人民币。这五套人民币分别记载和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个阶段：解放战争后期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极“左”路线影响下的计划经济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启的改革开放时期、进入21世纪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新时期。这五个阶段形成了一套既承载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元素，又反映时代风貌，并与国际货币接轨的完整的人民币货币体系。

第一套人民币：流通时间为1948年12月1日至1955年5月10日，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为一元，最大面额为五万元。受条件所限，第一套人民币设计思想不够统一，内容庞杂，种类众多，面额大小差别较大，纸质、工艺多样，质量参差不齐。这反映出战争年代分散印刷、应急投放的特点。

第二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是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并清除一些通货膨胀的痕迹，解决技术上的缺点，于1955年3月1日发行，共有11种面额、16种版别。主币有一元、二元、三元、五元、十元5种；辅币有一角、二角、五角、一分、二分、五分6种。以1∶10 000的比价收回第一套人民币。后因中苏关系恶化，从1964年4月15日开始，中国人民银行限期收回苏联代印的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十元券。1959年7月15日，西藏停用藏钞，统一流通使用人民币。自此，人民币统一了大陆货币。第二套人民币设计主题思想明确，印刷工艺技术先进，主辅币结构合理，图案颜色新颖，深受社会各界的欢迎。

图50–5 第一套人民币

第三套人民币：1962年4月15日开始发行，到1980年4月15日发行一角、二角、五角、一元4种金属硬币，经过18年逐步调整、更换，共有13种券别，与第二套人民币等值混合流通。第三套人民币是我国目前发行、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票面图案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我国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工并重的方针。印制工艺上继承和发扬了第二套人民币的技术传统和风格。

第四套人民币：1987年4月27日开始陆续发行，到1997年4月1日，共发行9种面额、17种版别。它是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商品零售额增加、货币需要量激增的情况下，采用“一次公布，分次发行”的方式发行的，并增发了50元及100元两种面额。设计思想、风格和印制工艺都有一定的创新和突破，图案采用了人物头像，雕刻工艺复杂，增强了防伪功能。

第五套人民币：1999年6月30日国务院公布，于199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发行了第五套人民币，共有8种面额、15种版别。与第四套人民币相比，第五套人民币取消了二元券，增加了20元券，结构更趋完整合理；印制技术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并增加了防伪功能；形制上票幅变窄，长度缩小，更便于群众辨识与携带。

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的人民币，除五套流通币外，还发行了普通流通纪念币、贵金属纪念币、纪念钞以及连体钞。种类更加齐全，在保证社会流通需求的前提下，也满足了钱币收藏爱好者的收藏需求，并宣传了货币文化、普及了有关人民币的知识。

四、人民币国际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民币发行之初，我国政府曾明令规定，人民币只准在国内流通，不准带出国境，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特殊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下的规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人民币必将会跨出国门，成为国际化的货币，在国际范围内行使货币的职能，成为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金融交易货币以及主要国家的储备货币。人民币这一国际化的必然趋势，是由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因素决定的。

国内方面，从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政府减少官方外汇储备损失，获得金融经济安全保障等方面考虑，都需要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历史上哪个国家的货币在国际贸易、资本流动中成为计值货币，这个国家在国际经济交易中就会取得主动权。以英、美、日三国为例，英国和美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时，都是以本币作为计值货币的，很快崛起成为世界霸主。而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虽然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是，因为是以美元计值，结果日本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应对外汇市场的汇率风险时就很被动，当日元大幅升值后，日本经济遭受巨额损失，这被认为是造成日本长达十多年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际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有需求，人民币币值稳定，是各国政府需要的储备货币。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需要。特别是自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以维护世界经济健康发展和国际金融安全为目标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降低对美元的过度依赖、推动国际货币多元化、提高发展中国家国际货币话语权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就从经济基础和政府信用两个方面造成了美元本位制基础的松动，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机遇。

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采取相应的战略逐步让人民币走出国门，融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去，打破在美元、欧元主导下的西方世界的储备货币格局，促进多极储备货币体系的建设，必然是我们长期追求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应当通过人民币的区域化不断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同时，应当大力发展以人民币计值的、开放的国际资本市场，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人民币金融资产选择。只有经过这样一个阶段，人民币才能取得储备货币的地位，获得与中国经济总量、贸易总量相对称的应有的国际货币的地位，改变“贸易大国、货币小国”的尴尬形象，摆脱为外汇储备多寡而伤脑筋的困扰。

近年来，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规模依然呈现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国际化的步伐明显加快。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统计，2014年人民币取代加拿大元、澳元，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市场份额升至2.17%。2015年底人民币又被纳入SDR（特别提款权）新的货币篮子，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币权重为10.92%，超过日元和英镑的份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从2016年10月1日起，在其官方外汇储备数据库中单独列出人民币资产，以反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人民币计价储备的持有情况。这说明人民币正在成为全球央行外汇储备货币的重要选项之一，将会获得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可，这将为人民币在不久的将来走向国际货币舞台的中心提供坚实的基础与信心保障。

这里我们如果将考察的视线上推至明朝中期，就会发现：自明英宗于正统元年解除银禁、神宗于万历九年（1581）推行一条鞭法，最终实现白银的货币化之后，中国的经济就开始逐渐被纳入由西方殖民者所掌控的国际白银资本体系当中。从此以后，我国币制的关键问题已由唐代中期开始出现并曾长期困扰两宋的“钱荒”难题，演变为明中后期直至清末更为复杂的“银钱比价”关系，中国货币的自主性日益减少，依附性日益加深，直至1935年法币改革，中国的币制虽然暂时摆脱了受国际银价变动的影响，但是又被以英镑、美元为代表的西方国际资本所控制。1948年12月1日，人民币诞生以后，虽然摆脱了国际资本的控制，实现了货币主权的独立，但是，限于当时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人民币只能在国内流通，而不许出境。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人民币才开启了国际化的进程。因此，可以说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仅是货币、金融领域的问题，更是复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标志，具有深远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1] 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跋

这部书稿的写作，缘起于两件事。一是我在撰写“中国货币史话”系列丛书时，因为受丛书体例的限制，很多富有故事内涵的钱币不便展开叙述，只能点到为止地做些简单的介绍，总有一种言犹未尽的遗憾。当时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将来要专门写一本讲述钱币背后故事的书，这可以说是我最初的写作动机。而将动机落实到行动上，并选择五十枚（种）钱币来串联中国货币史的想法，却是受到了第二件事即BBC（英国广播公司）和大英博物馆联合出版的《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的启发。2015年的春节假期，一位在京工作的新疆大学校友向我推荐了大英博物馆尼尔·麦格雷戈馆长组织撰写的《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这本书通过大英博物馆馆藏的100件文物，将人类的文明史讲述了一遍。麦格雷戈馆长通过文物讲述历史的叙述方式，既新颖又独特，给我很大的启发。

我认为钱币比一般的文物更适合用于讲故事。因为钱币不同于一般的物品，它是社会产生重大变革或发生重要事件的产物和象征。可以说任何一枚（种）钱币的铸造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同时也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每一种钱币总是在继承原有钱币的基础上而有所发展，既有历史的延续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因此，我决定选择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五十枚（种）钱币，以讲故事的方式将中国的货币史介绍给大家。于是就有了这部书稿最初的构思。

中国古代货币独立产生，自成体系，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这期间铸造和使用的钱币不计其数，如何从这些浩如烟海的钱币中，挑选出五十枚（种）有代表性的钱币，确实颇费了番周折。因为我是想通过具体的钱币来串联中国货币发展史的脉络，讲述钱币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所以我要选择那些在历史的关键节点有创新思想并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钱币。这与收藏家那种追逐版别独特、珍罕稀有的选择标准完全不同。因此，我所挑选的钱币虽然大部分属于普通品，但是它们都与重大的历史事件相关联，或者是在反映货币思想、体现铸造技术、传承民俗文化以及见证文化交流等方面有代表性，对后来的货币发展有过重要影响。这样的一枚（种）钱币虽然看起来很小，但是它所承载、记录、见证和包含的内容却丰富多彩，并能够将历史串联起来，给我们提供一个学习和了解历史的新视角。

本着这样一种选择原则，我从最早的贝币开始写，最后以人民币结尾，在三千多年的货币发展史中，挑选了五十枚（种）钱币。虽然是以中央政府铸造的钱币为主，但是也挑选了地方政府、农民起义军，甚至是反叛者铸造的钱币，地域上则兼顾了新疆、西藏以及台湾等边疆地区。除了行用钱之外，也收入了反映民俗文化的供养钱和“花钱”。每枚（种）钱币都独立为一个专题，全书又按照时间顺序，将五十个专题归属为八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有一个主题。每个专题6000字左右，随文还配了一部分图，另外又挑选了部分精美的彩图作为插页，希望能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给读者增加一些对钱币更直观的了解。因为每个专题都是从提出问题开始，再以解答的方式逐步展开介绍，所以选用问句“三千年来谁铸币”为书名，另加了副标题：五十枚钱币串联的中国货币史。

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全书的脉络，下面将每个章节的主题以及各个专题的构成做一简单说明。

第1章的主题是“货币的起源及统一”。分三个专题，分别介绍了货币的产生、璀璨的先秦货币以及秦半两钱，重点说明我国古代的货币起源于先秦，统一于秦朝。秦灭六国之后，将各国原始形态的钱币统一于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我国货币的形态从此固定下来，延续使用两千多年直至清末。因此，秦半两钱可以说是我国货币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第2章的主题是“汉五铢标准的确立及影响”。汉武帝在秦朝统一货币形制的基础上，又完成了铸币权的统一并确立了五铢钱的铸造标准。五铢钱是我国历史上行用时间最长的钱币，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是货币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本章分六个专题，前三个都与汉武帝有关，第四个专题论述了王莽的币制改革，第五个专题结合丝绸之路的开通，介绍了东西方钱币文化的最初接触及其影响。最后一个专题，通过对魏、蜀、吴三国各自所发行钱币的考察，揭示了以货币为武器进行的一场货币版的三国演义。

第3章的主题是“唐通宝钱制的创立及影响”。唐代是我国古代货币制度的确立时期，“开元通宝”钱在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被视为我国货币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本章分七个专题，第一个专题论述了开元通宝钱的铸造及其意义。接下来三个专题都与“安史之乱”有关；“会昌开元”钱见证了佛教史上最大的一次劫难；“高昌吉利”和“粟特青铜钱”都是文化融合的产物，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

第4章的主题是“两宋复杂且繁盛的钱币文化”。本章分七个专题，宋代钱币文化的繁盛主要体现在书法艺术及铸造技术上，这方面选择了最早的御书钱“淳化元宝”和徽宗瘦金体的崇宁通宝、大观通宝为代表；复杂性则表现在除了使用传统的铜钱之外，又铸造了大量的铁钱以及纸币的发明和使用，这方面以嘉定铁钱和纸币交子为介绍对象。另外三个专题都与政治有关，其中祥符元宝记录了最后一场封禅闹剧；熙宁元宝、元丰通宝见证了王安石的变法；纯熙元宝则记录了南宋孝宗在对金国是战是和问题上被掣肘的无奈。

第5章的主题是“辽夏金元的货币”。从五代到明朝建立的450多年间，由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建立的辽、西夏、金、元四个少数民族政权，是我国多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重要时期。虽然它们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尽相同，但是都铸造发行了富有少数民族特点并多有创新尝试的货币。本章分六个专题，前四个专题分别介绍了辽和西夏的方孔铜钱、金国的承安宝货银锭以及元朝的纸币制度。后两个专题是元代特有的供养钱以及元末起义军铸造的钱币。

第6章的主题是“明代落后的币制”。明代币制的落后性，体现在我国货币流通领域经过宋金以及元朝的发展，到了元朝末年已经出现了由贱金属铜向贵金属白银过渡的重大转型。但是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却禁用白银，最初选择铜钱，后来又推行无保证金的纸币，这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本章分五个专题，五等制的洪武通宝与只发不收的大明通行宝钞都属于落后的币制；隆庆通宝见证了开关之后最初的中西贸易。随着海外白银的大量输入，明朝中后期逐渐实现了白银的货币化。永历通宝见证了明清交替之际，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以及日本之间的一段特殊的关系。跑马崇祯则预言了明朝的灭亡。

第7章的主题是“清代变革中的币制”。清代的币制总体上处于由传统的制钱向近代机制币转型的变革之中。本章分十二个专题，其中六个专题与币制变革有关：“咸丰朝的钱钞制”是在内忧外患加剧的情况下被迫实行的通货膨胀政策，此后传统的币制逐步走向了衰败；“元宝（银锭）”讲述了银锭作为古代称量货币的演化历史；“寿星银饼、漳州军饷”介绍了现存最早的仿铸西方的银币；光绪元宝开了我国近代机制币的先河，可以说是我国货币发展史上的第四个里程碑；中国通商银行兑换券是我国最早的银行兑换券；饷金金币则见证了有关金本位的讨论，并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金币。另外五个专题与清朝的边疆治理有关：准噶尔普尔钱、新疆红钱见证了乾隆统一新疆的历史；道光通宝·八年十、足银壹钱与平定张格尔叛乱和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关；乾隆宝藏记录了一场与尼泊尔之间的货币战争；最后一个专题“状元及第”介绍了有关民俗钱的知识。

第8章的主题是“现代币制的逐步建立及完善”。进入民国以后，币制改革的步伐加快了。本章分四个专题，1914年铸有袁世凯头像的“国币”（俗称“袁大头”）首次实现了银币的统一；1935年的法币改革使中国摆脱了国际银价的影响，初步建立了现代纸币制度，可以被视为我国货币发展史上的第五个里程碑；色章果木金币是十三世达赖为了抵制英属印度金币的大量流入而铸造的，具有积极的爱国意义；最后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介绍了人民币的发展历史。

中国三千多年的货币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货币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更是文化艺术传播的载体、历史进程的实物见证以及各个时代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的缩影。因此，每一枚（种）钱币都蕴含着它那个时代丰富的社会信息，是讲故事的绝佳题材。这种故事虽然形式上是以钱币为视角，内容上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科技、艺术、考古、宗教、民族、民俗、语言、文字等多个领域，视野极为宽广。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钱币记录和见证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社会的变迁和制度的变革，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构成了一部鲜活的历史。作为记录和见证了历史的钱币，在讲述故事的时候，既能满足讲述者雅俗共赏的初衷，又能满足听众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要求。因此，它不但能够满足广大读者对了解历史知识的渴望，同时对理解当今的货币政策、普及钱币金融知识，也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非常符合“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要求。这既是我对钱币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也是写作这部书稿的最大动力。

书稿原计划2017年底写完，2018年初交稿。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总被琐事拖住，几经周折，直至9月底才交稿，最后终于出书了，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在这一过程中，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鼎力相助，以及夫人和儿子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中信出版集团的编辑们在审稿、编辑以及出版过程中，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付出了很多辛苦，对书稿质量的提升大有裨益，在此一并致谢！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李学勤教授，著名钱币学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钱币博物馆原馆长戴志强研究员，杜月笙哲嗣、国际著名丝绸之路钱币专家杜维善博士，著名的文化学者、文物收藏鉴赏家马未都先生，联袂向读者推荐本书，特别是马未都先生惠赐的序言，更是为拙作增色不少，深表感谢！

中国古代钱币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容涉及众多领域，多门学科。如何讲好钱币背后的故事，做好钱币文化知识的宣传普及，是钱币研究者面临的一个大课题。作者自知学识浅陋，叙述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推荐序

第1章 货币的起源及统一

1 抱布贸丝：货币的起源

2 布刀圜贝：先秦四大货币体系

3 半两钱：承担了统一使命的货币

第2章 汉五铢标准的确立及影响

4 五铢钱：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

5 白鹿皮币、白金三品：汉武帝的敛财手段

6 马蹄金、麟趾金：特殊形制的金币

7 一刀平五千：斩断了王莽改革事业的金错刀

8 汉佉二体钱：东西方货币文化的最初接触及相互影响

9 钱币三国：钱币版三国演义

第3章 唐通宝钱制的创立及影响

10 开元通宝：开启了中国货币的新时代

11 得壹元宝、顺天元宝：见证了“安史之乱”的钱币

12 乾元重宝：为平定安史之乱铸造的货币

13 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唐军坚守西域的实物见证

14 会昌开元：记录了佛教最大一场劫难的钱币

15 高昌吉利：文化融合的产物

16 粟特青铜钱：丝绸之路上的圆形方孔钱

第4章 两宋复杂且繁盛的钱币文化

17 淳化元宝：最早的御书钱

18 祥符元宝（通宝）：记录了最后一场封禅闹剧的钱币

19 熙宁元宝、元丰通宝：见证了王安石变法的货币

20 崇宁通宝、大观通宝：艺术水准最高的钱币

21 纯熙元宝：记录了南宋孝宗诸多无奈的钱币

22 嘉定铁钱：钱文最为繁杂的货币

23 交子：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第5章 辽夏金元的货币

24 辽钱：笼罩在迷雾中的钱币

25 西夏钱币：见证了一个被尘封近千年的王朝

26 承安宝货：最早的银币

27 供养钱：元代特有的一种钱币

28 元钞：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纸币

29 元末起义军钱币：不幸被应验的咒语

第6章 明代落后的币制

30 洪武通宝：重农轻商的“洪武型体制”的见证者

31 大明通行宝钞：一种落后的纸币制度

32 隆庆通宝：见证了中西方贸易的钱币

33 永历通宝：记录了郑成功“反清复明”大业的钱币

34 跑马崇祯：预言了明朝灭亡的钱币

第7章 清代变革中的币制

35 准噶尔普尔钱：形制异样、命运多舛的钱币

36 新疆红钱：体现了乾隆皇帝治疆策略的钱币

37 乾隆宝藏：见证了一场货币战争的钱币

38 道光通宝·八年十：唯一成功铸造的大钱

39 咸丰朝的钱钞制：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币制

40 元宝（银锭）：中国特有的“银币”

41 寿星银饼、漳州军饷：中国最初的仿铸银币

42 光绪元宝：最早的机制银币

43 足银壹钱：左宗棠为新疆设计的银币

44 “饷金”金币：我国唯一的金币

45 中国通商银行兑换券：我国最早的银行兑换券

46 状元及第：记录了古代科举制度的民俗钱

第8章 现代币制的初步建立及完善

47 袁大头：最初的国币

48 色章果木：十三世达赖铸造的金币

49 法币改革：现代纸币制度的初步建立

50 人民币：人民的货币及其国际化

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