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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有个曾国藩

晚清有个袁世凯

晚清有个李鸿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有个曾国藩／赵焰　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009.5重印）

ISBN 978-7-5633-7876-0

Ⅰ．晚…　Ⅱ．赵…　Ⅲ．曾国藩（1811～1872）—传记　Ⅳ．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3284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何林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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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380mm　1/32

印张：7.25　字数：200千字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2次印刷

定价：28.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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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毛泽东

至于中文读书写之法，在曾公家训与家书中言之甚详。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特于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

——蒋介石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梁启超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录

第一章　重归自由

第二章　青云直上

第三章　乱世从军

第四章　铁血湘江

第五章　遭遇低谷

第六章　大悟山村

第七章　脱胎换骨

第八章　悲欣交集

第九章　海阔天空

第十章　忧郁如疾

第十一章　黯然神伤

第十二章　走向虚无

第十三章　白云苍狗

尾声

后记

附：曾国藩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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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重归自由

1872年3月2日，初春的金陵城天气阴霾。从前一天的半夜天始，天气似乎就变了，先是有点闷热，然后，那种绵密的春雨说来就来了，而且还是携带着雾霭来的。天阴阴地，总像有一层薄雾似的，一点也看不真切，即使是对面之人，也看不清个所以然，只能稍稍地见着一个轮廓。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天气。两江总督府前的街道，平日里人总是熙熙攘攘的，现在，行人也变得很少了，也可能是因为阴冷吧，人们都躲在屋里去挨春寒了。几个在外急匆匆赶路的人，这会知晓淫雨的厉害了，他们的全身都是湿漉漉的，尤其是头发，滴着的水仿佛成晶了。雨是什么时候下的呢？伸出手，却感觉不到雨的存在。真是怪事！雨，可以说是雪的尸体吧，跟前些日子的雪比较起来，雨真是阴鸷无比，或者说难以把握。它们哪里比得上雪呢！雪像天上的精灵，只要它一出现，整个世界仿佛像雀跃舞蹈似的，然后，就是云破日出——但现在，雪死了，雪的游魂却出现了。

上午，一直在两江总督府的曾国藩感到心中还是有点堵塞，连呼吸也变得有点困难了。这一段时间，曾国藩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不，不是不太好，简直可以说太差了。尤其是这样阴湿的天气，曾国藩甚至不得不张开嘴，像一条上岸的鱼一样，大口大口地呼吸。

曾国藩

曾国藩是1870年12月12日到达金陵的，在此之前，他在直隶总督的任上。从直隶总督的位置调任到两江总督，里面的原委人们都知道，那是因为朝廷对于曾国藩领办“天津教案”一事的不满，加上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朝廷只好让更熟悉两江情况的曾国藩重回金陵，这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

曾国藩当然也清楚朝廷的想法。虽然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慈禧首肯的，甚至有很多，就是慈禧本人的主意。但对于此事所造成的纷争，朝廷还是习惯找一个替罪羊。这一回的替罪羊，变成了曾国藩。属羊的曾国藩，这回真成了一头任人宰割的羊了。从1870年6月24日曾国藩由保定到天津处理教案，到8月28日曾国藩接到朝廷的圣旨——安排他重归两江总督之位，只有两个月。但就是这短短的两个月，让曾国藩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曾国藩是真切地感受到人生的灰凉无趣了。

在金陵和两江一带的很多官员，都可以说是曾国藩的老部下。有些，即使不是当年的湘军，对于曾国藩，在骨子里，也是相当尊重的。他们知道大帅在北方过得不开心，所以，自从曾国藩要回金陵的消息传出后，这些老部下就开始张罗修缮两江总督府，想让大帅各方面舒心一点。此次重回金陵，曾国藩可谓是百感交集。对曾国藩来说，他一直喜欢金陵，这座城市气韵鸿蒙，一看，就是虎踞龙盘之地。尤其是乘船从长江上看过来，最能领略这个地方的苍劲和雍容。曾国藩到了金陵之后，由于两江总督府正在修缮，曾国藩暂住在江宁盐巡道衙门。下车伊始，按说曾国藩最应该紧锣密鼓的就是马新贻案了，但令人奇怪的是，曾国藩并没有对马新贻的案件持积极态度，相反，案犯张汶祥押在牢中，曾国藩一直没有抽时间审讯他，有关档案也封存了起来。一直到一个月后刑部尚书郑敦谨来到江宁，曾国藩才出面会审这一案件。郑敦谨也是湖南人，不过他是道光十五年的翰林，算起来，比曾国藩还要早几年。郑敦谨在仕途上一直不是太顺，在京堂当上刑部主事外放以后，一直调来调去当藩司，虽然颇有政绩，却一直没有得到提升，到了同治元年，才内调为京堂，升侍郎，升尚书。不过在查案方面，这个颇有资历的内臣却有着丰富的经验，办案铁面无私，在朝廷很有名气。曾国藩之所以在马新贻案件上表现得磨磨蹭蹭，也许，是他多了一份心眼，毕竟，这是在两江地盘上发生的案子，得由京师的人亲署才行。也许，曾国藩的小心翼翼，正是想避一避自己的嫌疑。

正式介入案情之后，曾国藩印证了当初自己的猜测——这件案子果然扑朔迷离——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2日）卯时，两江总督马新贻光临校场检阅武员操练。马新贻饶有兴致地观看武员们的骑射，三个时辰之后，马新贻自箭道回署，护卫紧紧追随左右。这时，突见一短衣清兵模样的人快步走到总督面前，躬身请安。护卫未及拦问，短衣人已从靴筒中拔出短刀，接连向马新贻猛刺。护卫一下子怔住了，刺客本可以乘乱逃走，但见马新贻奄奄一息，丢下刀束手就擒。马新贻由于伤情太重，次日身亡。刺客自称，他名叫张汶祥，四十六岁，河南汝阳人，曾经是太平军将领李侍贤的随从，之所以要杀马新贻，动机有三点：

一是马新贻在浙江当巡抚时执法不公，导致张汶祥老婆自杀身亡。据张汶祥自己说，他从太平军回到宁波老家后，发现一个叫吴炳燮的人姘居了自己的老婆，也霸占了自己的钱财。人财两空的张汶祥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想请他公正断案，但马新贻置之不理。张汶祥只好到宁波府告状，后来，虽然妻子重归自己，但钱财却分给了吴炳燮。张汶祥气急之下，狠狠地打了老婆一顿，老婆一气之下吞烟自尽。在家破人亡的张汶祥看来，所有的悲剧都是马新贻造成的。

二是张汶祥曾经有一些海盗朋友被马新贻捕杀。这件事也导致了张汶祥决意杀马新贻复仇。

三是马新贻明令禁止张汶祥私自开“小押”（重利盘剥的典当行）生意，绝了张汶祥的生路，加深了张汶祥对马新贻的愤恨。新仇旧恨累积在一起，使得张汶祥动了杀心。张汶祥化装成一名清兵，完成了对马新贻的刺杀。

自此，似乎案件可以下结论——马新贻是被寻仇遭杀的，马新贻在任两江总督的位置上，得罪了不少人，因此遭到了袭击。曾国藩和郑敦谨将此事的前因后果以及处理方案向朝廷进行了报告，但朝廷一直拖延着没有表明态度，反而一再要求曾国藩与郑敦谨再细细盘查。因为案件结果迟迟不公布，民间的传闻越来越多，甚至有很多传言把马新贻的死与桃色事件联系起来，说马新贻跟张汶祥曾经是结拜兄弟，因为马新贻强占了张汶祥的妻子，所以导致了情杀。对这一类传说，曾国藩一开始并没有在意，中国市井文化就是这样，总习惯于把一些寻常之事引向传奇，民间的创造力往往在这些地方得到充分释放。但不久，曾国藩发现传闻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马新贻的死竟然跟湘军联系上了——有一种说法是马新贻因审理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慧衡的随从丁炳殴人致死一案，造成督抚不和，从而招致杀身之祸的。也就是说，是湘军杀了马新贻。传言到了如此地步，曾国藩变得忐忑不安了，他很担心传闻背后暗藏某种阴谋，甚至，有某种人在背后操纵……终于，朝廷的批复下来了，认定张汶祥“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有了这样的定论，曾国藩的一颗心才落了下来。1871年4月，张汶祥被凌迟处决，以祭奠马新贻。

虚惊一场之后，曾国藩庆幸这一次的麻烦事没有跟湘军联系在一起。但不久，另外一起突发事件，又让曾国藩烦透了心思——1871年6月1日，两个曾经的太平天国叛将、朝廷命官李世忠与陈国瑞在扬州火并，先是大打出手，数人丧命，接着，陈国瑞被李世忠也即李昭寿绑架，差一点死掉。这一官场丑闻闹得沸沸扬扬，让两江总督曾国藩很没面子。提起陈国瑞这个“烂人”，话就长了——这个人真是曾国藩的“老冤家”，他曾三次给曾国藩带来很大麻烦：第一次，是北上剿捻之时，陈国瑞带着手下跟刘铭传的“铭”字营火并，结果让曾国藩劳神费心处理了很长一段时间；第二次，则跟“天津教案”有关，教案发生那一天，哪有陈国瑞什么事呢，偏偏这个家伙路过天津，听到有人闹事，不甘寂寞地赶到案发现场，大肆煽风点火。结果英法方面竭力要求给陈国瑞治罪，曾国藩据理力争，才算保住了陈国瑞。这一次，陈国瑞又是因为与同样无赖的李世忠的宿怨，被李世忠绑架四天，水米未进。

6月28日，在处理完这起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后，曾国藩向朝廷上了《李世忠陈国瑞寻仇构衅据实参奏折》，陈述了事情的原委，并建议说，这两个人都是心术相近的垃圾，而李世忠尤为阴狠，这次软禁陈国瑞，情同掳人勒赎行径，应照例严办，罪行不赦；但朝廷既已保全于前，这次仍从轻发落。曾国藩建议：将前任江南提督李世忠即行革职，免治其罪，勒令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如再出外滋事，一经查实，即行奏明严惩；对于记名提督前任浙江处州镇总兵陈国瑞，则以都司降补，勒令速回湖北原籍，不准再在扬州逗留，以免滋生事端。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

事情平息下来之后，曾国藩终于有时间开始读书了，在那段时间，曾国藩经常重温的书籍有：《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朱子年谱》、《二程全书》、《二程遗书》、《宋元学案》、《理学宗传》、《王船山年谱》等。读书之外，就是作文，曾国藩永远有还不清的文债，在1871年这一年中，曾国藩先后作《赠李眉生》、《丁君墓志铭》、《罗伯宜墓志铭》、《湖南文征序》、《张君树程墓志铭》、《重刻茗柯文编序》、《黎君墓志铭》、《钱君墓表》、《酬王壬秋》、《题俞荫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后》、《仪宋堂文集序》、《书何母陈恭人事》等。一直以来，曾国藩很少有时间安安静静地梳理一下自己的心情，他一直想为自己的父母和祖父写点文章来祭奠一下。这一年，曾国藩终于忙里偷闲完成了《台州墓表》以及《王考星冈公墓表》。当曾国藩写作这些祭文时，仿佛看到自己的祖父和父母的影子。曾国藩又一次感觉到文字的留存和昭示作用，以及它背后的神灵意义。

读书写作之时，曾国藩的心情仍旧好不起来，他的心绪经常像一个不敬业的伙计一样，从读书和作文的间隙处不由自主地溜出来，以至于走了很长时间的神自己总没有觉察到。曾国藩知道这是由于心力不济的缘故。先前的日子里，由于定力充沛，曾国藩很少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心血全枯，无水可汲，故作文艰窘异常耳。”回到两江之后，曾国藩先后给朝廷连续打了两次辞职报告，在报告中，曾国藩一再阐述自己的力不从心，想告老还乡，回湖南老家休养。每次朝廷的批复都是冷冰冰的：不予同意。这样的批复，让曾国藩非常郁闷，因为它甚至连一个理由，或者一句宽慰的话都不给。曾国藩给在湖南湘乡老家养病的曾国荃写了一封家信，在家信中，曾国藩吐露了他目前的心境：我两次在京，不善应酬，遭到了众多朝廷高官的白眼；加以“天津教案”处理结果引起广泛的议论，以后大事小事，朝中有人都有意对我吹毛求疵，那是故意与我为敌啊！节外生枝的是，陈国瑞被发配，他的妻子进京告状，也说我办事不公，还欠薪水四千不发等话。我的心情哪里好得起来呢！

曾国藩的确感到悒郁极了。虽然一直以来，曾国藩做事只求过程，不求结果，但在骨子里，那种不知来自何处的忧郁仍旧让他心绪不佳。忧郁真是一个怪东西，它仿佛可以暗藏在一切地方，在萧瑟的风中，在冷湿的空气里，在飒飒的落叶之中，在天气的变幻之中……它就像一种气味一样，悄无声息地散发开来，无所在，又无所不在。除了莫名的忧郁，曾国藩还有伤心和无奈，那是一种透心的凉，仿佛从脚，一直沿着脊梁徐徐向上攀升，直到凉遍全身。来到金陵后不久，天气就转凉了，曾国藩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原来这个滨江城市是如此之冷，有一种阴寒之气，直往人的骨缝里钻。阳光下金陵的融融景象只是一种伪装，其实骨子里，还是阴冷萧瑟的。待在偌大的官邸里，有时候会让人不由自主打起寒噤。这个时候，曾国藩真有点后悔先前的过于勤劳，年轻时过于透支了体力和心力，这使得他的身体，就像是一炷行将燃尽的蜡烛一样。

1871年秋天，重回两江总督任的曾国藩又开始巡视了。曾国藩登舟启行，沿江而下，先后巡视了扬州、清江浦、徐州、丹阳、常州、常熟、苏州、松江等地。一路巡行中，曾国藩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这些地方，在兵燹停息之后，各方面都得到了有效的恢复，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称得上繁荣了。那些地方官谈起当地发展，尽管一个个忧心忡忡、唉声叹气，但毕竟，相比前些年来说，他们懂得了不少东西，有了些思路，也开始做些经世之事了。尤其是到上海之后，曾国藩看到江南制造总局所属的各厂发展迅猛，竟可以生产自己的铁甲战舰，很是高兴。这些，可以说是他大力提倡的“洋务运动”结出的硕果。曾国藩检阅了已建成的“恬吉”、“威靖”、“测海”等各船操演枪炮，又细细地察看了在建的第五号轮船。在上海，曾国藩还知晓，朝廷批准了自己和李鸿章的建议，由他们负责组织在全国招考一些聪慧少年准备赴美。朝廷的这一举动让曾国藩格外开心，此事的实施，说明清廷在很多方面有了进步。看来，同治中兴还是很有效果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如果这一步能走成功，那么，往后的很多事情，就可以大张旗鼓进行了。

江南机器制造局

在上海，曾国藩度过了自己的六十一岁生日。当部下们轮流向曾国藩敬酒祝寿时，曾国藩算是暂时忘了眼前的一些不快，他像一个真正的老人那样慈祥地开怀大笑起来。曾国藩的笑脸让随从和手下特别开心，毕竟，很长一段时间了，大帅还是第一次如此开怀呢！

1872年1月2日，曾国藩搬进修缮一新的两江总督府。对于这一处住所，曾国藩感到特别亲切，先前曾国藩入主两江之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在此之前，这里曾经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当年攻下金陵之后，曾国藩搬进天王府，还有人向朝廷打报告，说曾国藩之所以住进天王府，是有非分之想。结果朝廷派人问询，曾国藩的回答是，正因为天王府里有“妖气”，自己想住进去，来镇一镇“妖气”。这样的回答，使得一些说闲话的人没了下文。这一次重归故宅，属下们知道曾国藩喜欢竹子，还特意在总督府内开辟竹园，种植了一大片竹子。曾国藩住进了新两江总督府后，一开始，因为事务缠身，倒也过得充实。大部分时候，曾国藩表现得相当平静，但在内心里，他的确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是啊，晚年栽了如此一个大跟头，对于一直自省自尊的曾国藩来说，心中当然有一个难以解开的结。

两江总督府

曾国藩当然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身处末世，无可奈何。这是一个时代的末世，也是一种文化的末世。虽然曾国藩从不公开承认中国传统的没落，但在私里，对于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曾国藩还是感到相当心虚的。虽然曾国藩给人的感觉是背后永远有庞大的体系和传统支撑，但实际上，在这种从未遇见过的板块撞击面前，他只能算是穷于应付。曾国藩一辈子都在坚毅而自觉地寻找、校正自己在这个传统大厦中的位置，当他终于有一天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大厦中有了一席之地时，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就是，眼前突然横亘出一座新的山峰，不，不仅仅是一座山，而是连绵巍峨的山峰。这样的情景，让曾国藩震惊无比。曾国藩知道自己努力一辈子所攀登的山峰，就如同垂垂老矣的庙堂一样，看似堂皇伟岸，其实，随时都可以坍塌下来。

因为两江总督府太大，住下之后，曾国藩总是觉得身边的一切阴森诡谲。这座离玄武湖不远的豪华花园，最初是在明成祖朱棣手上所建。当年，太平军攻克金陵之后，把这里改造成天王府，洪秀全就一直住在这里。洪秀全在这里住下之后，这里一直闹鬼。想必是这里杀人太多，冤魂积郁，一直没有散尽。曾国藩倒不是一个迷信之人，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他见到了太多的死人，也见过太多的冤魂。两江总督府前面不远，有一个教堂，兴建不久，曾国藩有时候会站在总督府的两层楼上，观看着不远处的教堂。此时的曾国藩只有一只眼睛还管用，大前年在直隶时，因为患上了肝病，右眼完全失明。从此之后，世界在曾国藩面前变得影影憧憧的了。奇怪的是，因为只有一只眼睛，反而使曾国藩看世界更有隔岸观火的冷静。现在，曾国藩目不转睛地看着不远处的教堂，那座教堂的门楼上，有一对圆柱支撑的拱顶，巍峨的屋顶直插云霄。初看起来，这样的建筑真是奇怪。紧靠大路，耸立着一株广玉兰，一位孤孤单单的南国之子，气质高贵，树干粗壮，它那圆形的树冠，柔软地伸展到路的上空，微风吹来，便婆娑摇曳。在树下，每天都有进进出出的人群，有外国人，更有很多中国人。那些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地热衷教堂呢？那些信徒们，携老扶幼，就像是赶着一场热热闹闹的庙会。经过教堂的门口，他们有时候会向广玉兰树瞥一眼，甚至会驻足仔细观望。曾国藩在很远处看着他们，仿佛能看到他们的微笑。微笑真是一个好东西，那样的笑，总是让人柔软。一个地方，能让人经常性地微笑，让人变得轻松愉快，总有它存在的理由吧。

1872年春节，曾国藩去拜访吴廷栋。在吴府，两人相谈甚欢。这个安徽六安府霍山籍的儒学大师已经八十岁，移居金陵，也已好几年了。吴廷栋是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房师，也算是曾国藩的师辈，对曾国藩早期帮助很大，当年曾国藩孤身一人居京城的时候，吴廷栋不仅对曾国藩学业有帮助，在生活上，一直嘘寒问暖。曾国藩生病的时候，多亏了颇懂医术的吴廷栋的悉心照顾，才算渡过了难关。在吴府，两个人谈到从官报上看到的倭仁遗疏，不由交口称赞，都以为只有倭仁，才能写就这样的清癯瘦硬的文字。然后，两人又回忆起了陈年往事，想起当年京城老友们的文韬武略，不禁感慨时光飞逝。曾国藩慢慢地变得激动起来，他的瞳仁变得发亮，声音也随之高亢。突然，曾国藩嘴唇颤抖，咽喉里发不出声音，头晕目眩，差点歪倒在地上。随从慌忙将曾国藩搀扶到一边，又示意吴廷栋不要说话。在那一刹那，曾国藩似乎看到了死亡的容颜，从生的渊薮的另一边探出身来，带着茫然的微笑，妩媚地看着世界，冲着他身边的一切微笑：春花、秋叶、时间、腐朽……虽然曾国藩早就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但这一回，他是真正地体验并明白了。原来，死亡竟然如此迷人！一直过了很长时间，曾国藩才平息下来，他的呼吸重新变得平静。这一次突然的失语，让曾国藩领悟到，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元宵节的前一天，是道光皇帝的忌辰。一大早起来，曾国藩坐在太师椅上，想起道光皇帝对于自己的种种恩眷，止不住潸然泪下。

3月5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告老回老家广东，路过金陵，派人传过音讯，想拜见一下曾国藩。对于这位素来敢于直谏的同年进士，曾国藩一直颇为敬重。此番见苏廷魁告老还乡，曾国藩破例亲自出城迎接。寒气袭人的天气里，两个同病相怜的垂暮老友，回忆起数十年以来经历的种种，不免感怀唏嘘。曾国藩告诉苏廷魁，来两江的这些日子，虽然身体不是太好，但心情畅达多了，他准备再次向朝廷告老还乡，在家看书作文。为了证明自己一直没有耽误学问，曾国藩从座位上站起来，为苏廷魁背诵《四书》以助兴。只是刚背了几句，曾国藩突然手脚痉挛，口吐白沫，倒在地上。随从们慌忙将他送回府中。这一次中风比上次严重得多，曾国藩从此卧床不起。

现在，曾国藩真正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已不长久了。通过眼前影影绰绰的一切，曾国藩似乎看到自己的末日，末日像一个巨大的黑洞，等待他自投罗网。对于死亡，曾国藩并不觉得可怕，一个人，从哪里来，终究还得回到哪里去。至于那个神秘的出处或者归宿，靠人的智力，是无法揣测的。对于死，曾国藩一直不愿意多想，也懒得去想。曾国藩的生死观跟孔子是一样的，孔子在《论语》中所说“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曾国藩一直也持这样的态度。行动不便的日子里，曾国藩一直坚持写日记，有时候实在写不动了，他就停下来，翻阅以前的笔墨，回忆当时的情景与心绪。时间，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它无法捕捉，稍纵即逝，至多，只能让它变成纸上的几行文字，雪泥鸿爪，无从谈起；甚至，连回忆起来，也显得那样吃力。曾国藩无法想象，自己消失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这个世界会跟自己一同消失吗？

3月7日，曾国藩坚持起身写日记，他在日记中写道：

余病患不能用心。昔道光二十六七年间，每思作文，则身上癣疾大作，彻底不能成寐。近年或欲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责，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二更五点睡。

3月8日，曾国藩在日记中继续写道：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就，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赦！

这一段日记是曾国藩心理真正的反映。的确，由于身体不佳，心绪不好，曾国藩对于生活，着实有点厌倦了。实际上也不是现在，对于曾国藩来说，从悟彻生命的那一天起，对于人生，曾国藩就有着复杂无比的感受了。其中，当然夹杂着厌倦和疲惫。人生，只不过是一个过程，白驹过隙，匆匆忙忙。生命的偶然在巨大的未知面前，是那样的无力和虚弱。在很多时候，曾国藩只不过是以极度的恭敬心在对待这个巨大的未知。孔子所说的“不成功，便成仁”，这也是一种感悟吧？在曾国藩看来，所谓“仁”，就是核心，就是果核。人的“仁”，也即人最根本的东西，是与天地的核心相同一的。这种本质的东西，就是人的真正由来和归宿。人生一世，真正地找到自己的“仁”，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找到自己，才能算是“求仁”。联想到自己，曾国藩感慨万千：不管怎么样，自己这一辈子，鞠躬尽瘁，克己复礼，这一切，可以算是“求仁”了吧？在《论语》中，弟子问孔子，伯夷、叔齐死前有没有悔意，孔子说：“求仁得仁又何怨！”这是说“二圣”的，更是说自己的——现在，在曾国藩看来，这句话同样也可以用在自己身上，是对自己一生的最妥帖的总结。

这时候，曾国藩的身体状况已变得相当糟糕了，人的元气，都是先从脚底下溜走的，这一回，曾国藩真的有切身感受了——他感到自己的脚已不听使唤了，仿佛从小腿肚以下，已不属于自己了；此外，就是舌头变得僵硬，口腔里像有一块坚硬的石头一样，将自己塞得严严实实，都快让人喘不过气来了。好在曾国藩的神志一直都很清醒，他的内心也很平静，所以没有什么失态之举。只是恍惚之间，那些鸟鸣狗吠，听起来已恍如隔世了。自己的身体已成为一间空空无人的老屋，那个一直在里面住的东西已经离开。曾国藩不由为自己的极度敏感而感叹，也许，一个人在最虚弱的时候，自然会生发出数百倍的感受。

3月10日，曾国藩挣扎着起来，披衣来到了书桌前坐下，他拿起笔，很想写点东西，不料手颤抖得非常厉害，毛笔在纸上洇了很大一块；曾国藩想说话，但嘴唇嗫嚅着，已发不出声音。家人把他扶上了床，喝了几口水后，曾国藩稍稍缓过神来了，他不住地向身边的曾纪泽叮嘱：我死之后，丧事遵照古礼，不要请僧人、道士。

3月11日一早，曾国藩仍强行起身，然后，披衣端坐在案前，阅读《理学宗传》中的《张子》一卷。这本书，曾国藩已读过很多遍了，但每次读，曾国藩都有一些新感受。宋儒当中，曾国藩最喜欢的，就是张载了。张载学富五车，涣然自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情怀，对曾国藩影响很大。更可贵的是，张载的学说摒弃了很多条条框框，以儒为宗，同时又吸取了佛、道的很多成分，不拘泥某种门派，有着广阔的游弋空间。一个人，有如此博大精深的思想，才算得上以天地为师，是一个真正的“通人”。曾国藩看了一会《张子》，又感到手摇心颤。家人忙扶他在榻上躺了一会。当天晚上，金陵的街道上，有很多行人看见一颗大星从上空弧线滑落，不由大惊失色，一时议论纷纷。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也即1872年3月12日这天，天气阴霾，一大早，就飘着绵密的小雨，淅淅沥沥的，仿佛一心想让人断肠似的。曾国藩早早地起床了，他清晰地记得，这一天是他祖父曾玉屏的祭日。上午，曾国藩在家人的搀扶下，躬身拜过设在家中的祖父的牌位。午后，曾国藩似乎感觉到精神好些，示意要出去走走。儿子曾纪泽搀扶着曾国藩来到总督府西花园，在长廊里散着步。西花园又叫煦园，面积很大，尤其是水景，堪称一绝。水域四周，有东榭西楼隔岸相望，有南舫北阁遥相呼应，花间隐榭，水际安亭，堪称园林中的经典之作。园内还有石舫、鸳鸯亭、夕佳楼、东水榭、桐音馆、印心石屋、诗碑等十余处胜迹。曾国藩在园中蹒跚着，他一边走一边颤颤巍巍地对曾纪泽说：“我这一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情，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父子俩说着话，这时候雨已经停了，两人来到了廊外，不知不觉走进一片竹林。忽然，一阵大风吹来，曾国藩连呼“脚麻”，便歪倒在儿子身上。曾纪泽和随从慌乱地把曾国藩扶到书房的椅子上。曾国藩端正了衣服、帽子，然后静静地坐在那儿，一点声音也没有。三刻钟后，曾国藩气绝身亡。

张载

曾纪泽

曾国藩去世的消息传出，朝野震惊。清廷追赠曾国藩为“太傅”，恩赐谥号“文正”，照大学士赐恤，同时赏银三千两治丧。入祀昭忠、闲良二祠，并于湖南湘江、江宁金陵建立专祠。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国史馆。一等侯爵即着子曾纪泽承袭。

曾国藩的师友亦纷纷表示哀悼，挽联、祭文一时堆积如山。由于人数众多，祭奠活动足足持续了百日才告结束！与很多大人物的情况相似，那些挽联、祭文大都不着边际夸大其词，有的纯粹是敷衍了事的客气话。倒是左宗棠、李鸿章和郭嵩焘各自根据自己与曾国藩之间交往的经历所题写的挽联颇为深情：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左宗棠

师事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震九万里，安内攘外，旷代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

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论事功在宋唐之上，兼德与言，朝野同悲为我最；

考初出以夺情为疑，实赞其行；考战绩以水师为最，实主其议，艰难未预负公多。

——郭嵩焘

从某种程度上说，曾国藩的死是一个标志，那个颇有尊严、文雅、自闭、自给、自享、道德至上、鄙视物质、洁身自好的时代，在曾国藩逝去之后，已瞑然消逝。世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是一个光明的时代，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是最美好的季节，也是最糟糕的季节；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是富足的时代，也是贫乏的时代……在此之后中国很长时间风雨飘摇的历史，都适合这样的表达。只是那个湖湘大儒看不到这一切了，他的灵魂正飞翔在空中，那股巨大的悲怆之气慢慢地烟消云散。一个人解脱之后，当然不愿意再回首。这个世界，已不属于他了，只是一个叫做曾国藩的人的所作所为，至今还让人难以忘怀。

第二章　青云直上

1834年11月，一个叫做曾涤生的外省青年背负着上百册图书前往北京。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京城，他的身份是湖南省乡试的举人。在此之前，这个青年先是考取了湘乡县的秀才，入了县学；然后，通过在著名的长沙岳麓书院的学习，参加了湖南省的乡试，获得了举人称号。与所有攀登科举金字塔的布衣书生一样，曾国藩开始全力向最高一层冲刺了。这个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顶尖叫顺天会试，一个人，如果能攀上这样的顶尖，就算是鲤鱼跳龙门了。

1811年12月26日，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山村里，最初，曾国藩的名字叫曾子城。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是当地一个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亲曾麟书则是一个落寞的文弱书生。一直到四十三岁那一年，乡下的教书先生曾麟书才考取了秀才，仅比他的儿子曾国藩早一年得到这个名分。关于曾国藩的出生，后来曾有一些匪夷所思的传说。传说更像是后人的附会，这样的传说，在很多大人物的家乡都有类似流传，极富民间文化的色彩——据说，曾国藩出生的当天晚上，曾祖父曾竟希正好卧病在床，恍惚之中，曾竟希看见一条飞蟒自空而降，先是在院落里盘旋，然后在院子里蹲伏下来。这一切就像一个梦！曾竟希惊醒之时，曾国藩呱呱坠地——这是曾麟书的第二个孩子，在曾国藩之前，还有一个姐姐。蹊跷之事还有，曾国藩出生当天，曾家屋后的空地上突然长出一根长苍藤，藤缠绕在附近的树上。不久，树死而藤日益繁茂。衰老不堪的曾竟希一口认定这根藤的形状与所梦之巨蟒十分相似，也就是说，曾国藩肯定是飞蟒投胎！这样的民间传说玄之又玄，姑妄听之。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自三十岁开始，一生饱受牛皮癣之苦，常常在发病之时，奇痒难忍，每次睡觉起床，总能见到床榻上留有一层癣皮。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遍寻名医，曾国藩这种奇怪的皮肤病却一直无法治愈。曾国藩成为大人物之后，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将他的癣疾跟传说联系起来，想印证曾国藩就是巨蟒投胎——什么是迷信？迷信就是把不相干的东西联系起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从七岁那一年起，曾国藩便在父亲曾麟书执教的私塾里读书。乡野的私塾生活一直是平静穷酸、朴实无华的。虽然一度顽劣非常，这个面色苍白、身体瘦弱的孩子对于读书做学问，却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并且对于那些佶屈聱牙的八股文章，表现出足够的耐心。一切非高妙的学习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耐心比拼的过程。因为扎实和专注，曾国藩的学业比别人更为优秀。平时，曾国藩总是显得格外懂事，他按时完成先生布置的作业，无论是背诵还是作文，曾国藩都持之以恒。乡野中这种平静隐逸的生活，就像冬眠一样，持续了近二十年。二十年之后，曾国藩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有责任感和进取心的青年书生，并且，在骨子里，一直有着湖南人的执拗和坚韧。在曾国藩成长的过程中，祖父曾玉屏对其影响最大，曾玉屏是一个强悍之人，少年时曾是远近闻名的纨绔子弟，一直到成家之后，方才浪子回头，变得威严而有责任感。在曾国藩的印象里，祖父一直有着威仪的气度，言论雄伟而坚定，性格也相当倔强。相比之下，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一直文质彬彬，像个文弱的读书人。

二十岁那一年，曾国藩来到了衡阳，跟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必须为功名而拼搏了。曾国藩先后在衡阳唐氏私塾以及湘乡县涟滨书院求学。涟滨书院原名涟溪书院，是湘乡五大书院中最早建立的一个书院，书院建于宋代，明嘉靖末年被废，清乾隆年间复办时，改为涟滨书院，因居于涟水之阳而名。在山清水秀的书院里学习不到一年，曾国藩的学业有了很大长进。一切是出人意料地顺利，1833年，二十三岁的曾国藩参加了县试，中了秀才；第二年，曾国藩又来到了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学习，师从书院山长欧阳厚均。欧阳厚均进士出身，曾任郎中、御史等职，四十二岁时因为照顾年高的母亲，回到湖南，主讲岳麓书院二十七年。在岳麓书院期间，曾国藩表现出的聪颖和苦学，深得欧阳山长的喜爱。欧阳山长告诉曾国藩，伟大的朱熹和周濂溪在此留下了良好的学风，作为士人，你们的学习是为了延续儒学的“圣脉”，并且经世致用。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里，曾国藩与几个同学一同登上了岳麓山，山色苍翠，空气清新而甘冽，抬眼望去，三湘大地尽在眼前。山顶之上，曾国藩尽享清新混元之气，仿佛在冥冥中触摸到无穷无尽的远大前程。一个二十多岁的湖南青年就这样蓄势待发。不久，他参加了最捉摸不定的乡试，考取了第三十六名举人。这一年本科乡试的题目有三道：首题是“疑思问，忿思维，见得思义”，次题是“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三题是“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诗题赋得“剪得秋光入卷来”。面对这样的考题，曾国藩心如明镜，洋洋洒洒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荣登举人之后，曾国藩去京之前，祖父曾玉屏把曾国藩叫到身边，问他：

曾国藩家世图

孙子，你读了书长大想做什么？

求做官。

为什么要做官？

当了官，就好养家糊口了。

说得对。

然后，曾玉屏的一席话让曾国藩终生不忘，这个不俗的乡下地主用一种过来人的智慧，语重心长地对曾国藩说：你的官是做不尽的，你的才是好的，但不可以傲，满招损，谦受益，你若不傲，就更好了。

1834年曾国藩来到天子脚下后，他耳边萦绕的，一直是这一段教导。在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眼中，京城充满神奇和未知。这个颓败却不失气派的帝国政治和文化的中枢，有一碧如洗的蓝天和白云，有崔嵬的红墙以及气象万千的皇家园林，有谈吐文雅见识不凡的官员，以及无数从天南海北汇集的人才俊杰。一切都充满着期待。从跨进京城的第一天开始，曾国藩就在内心立下誓言，一定要竭尽全力跻身此列，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在长沙郡馆，曾国藩住了下来，虽然11月的北京天气异常寒冷，但对于二十四岁的曾国藩来说，内心中却因为有着这样的志向，燃烧起熊熊火焰。

1835年顺天会试的考题很不对曾国藩的胃口，曾国藩云里雾里地阐述了一番观点之后，出考场时神情颓然。当年，因为皇太后六十大寿，朝廷决定例加恩科一次，这样，就还有第二次机会。曾国藩决定会试后继续留京读书，准备接下来的恩科考试。第二年在北京的恩科考试，曾国藩同样名落孙山。对于踌躇满志的曾国藩来说，两次落第，无疑从头浇了两盆凉水。曾国藩觉得自己就如科举考试长鞭驱使下的一头无助的羔羊一样，而功名则如天边的火烧云一样遥远。此时，在京城住了两年的曾国藩在经济上也已山穷水尽。落第让曾国藩对景仰不已的京城失去了幻想，甚至，还暗暗滋生出怨恨和愤懑。当然，这个湖南青年更多的是他面对高大红墙的不屈。曾国藩的人生就是这样走到了一个隘口。对于此时的曾国藩来说，除了回到湖南，已别无他途。

落第的曾国藩只好带着满腹惆怅踏上了归程。由于心情不好，曾国藩顺着大运河一路游历。到了江苏境内，曾国藩想起老乡易卓梅正在睢宁县当知县，便去拜望。易卓梅见到了曾国藩，非常高兴。曾国藩从易卓梅处借了百两银子后，经清江、扬州，溯长江西上而归。过金陵时，曾国藩在夫子庙看到书肆里有一套《二十三史》，不由为之心动。一数囊中银两，如买书，回家的路费就不够了。曾国藩不由望洋兴叹，几欲离去，却又恋恋不舍。最后，曾国藩将自己所带的四季衣物全典当出去，这才背着重重的一套书回到了湖南老家。由于是借钱，回家后，曾国藩一直不好意思跟父亲说这件事。不久，曾麟书得知原委后，不仅没有责怪儿子，反而很高兴儿子的举动。曾国藩更受激励了，整日待在屋子里，足不出户，晨钟暮鼓，读遍诸子百家。

1837年，正在家读书的曾国藩听说附近的浏阳孔庙祭祀活动准备演奏古乐，这让他非常兴奋。对于周礼，曾国藩从小就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也非常喜爱和关注。于是，曾国藩专程赶赴浏阳，与当地举人贺以南一同到该庙考研古乐的源流。在浏阳，曾国藩听到了真正的古乐，那真是一种天籁之声，它传达的，是天地的浑然正气，以及人在天地间的一种沉着和浩然。曾国藩恍然明白音乐的涵义了：德、清、圆、匀、静，人力或可强为；而透、润、奇、古，则属于天定。这样的古乐，就是属于“天定”的范畴——它们已不是简单地发泄日常的悲喜之心，娱人娱己，而是天、地、人精神沟通的一种工具。

郭嵩焘

对于古乐的溯源，让曾国藩内心充满了喜悦，就像洗过一个天然温泉浴一样，浑身上下有说不明白的舒爽。冥冥之中，曾国藩似乎也从古乐中获取了力量，好像突然一下子变得透彻了。从浏阳回来时经过长沙，曾国藩又通过正在省城应试的老朋友刘蓉的介绍，认识了后来的第一高参郭嵩焘，两人一见如故。当时，曾国藩二十六岁，刘蓉二十一岁，郭嵩焘只有十九岁。三个湖南年轻人意气风发，纵谈古今，指点江山。他们朝夕相处，一同登岳麓山，漫步橘子州，在湘江中流击水，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分手时，三个人疲惫而满足。自此，三人之间，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手足之情。

1838年，对于功名的追求，再次驱使曾国藩离开湖南，千里迢迢赶到京城。这一年顺天会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穆鄣阿，一个难得的满族大儒；副考官为朱士彦、吴文熔、廖鸿荃。也正是在这一年，曾国藩与穆鄣阿开始了他们的师生情谊。这一年本科会试的题目是皇帝亲自拟定的：首题“言必信，行必果”，次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三题“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诗题赋得“泉细寒声生夜壑”。曾国藩这一回提笔再也不觉得生涩了，他将他心里所想的，旁征博引，予以了表达。很快，结果下来了，曾国藩成绩虽然不算太好，只是以第三十八名中考，殿试又取三甲第四十二名，但毕竟入围了——赐同进士出身。对于自己的成绩，心高气傲的曾国藩有点灰心丧气，“同进士出身”，毕竟还不是真正的进士。接下来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朝考，曾国藩信心不足，在朋友们的力劝之下，只好期期艾艾地参加了。朝考的作文是《顺性命之理论》，曾国藩略略思考之后，下笔如神，阐述了人在天地之中应取的态度，颇得精髓地论证了程朱理学的一些观点。这一次曾国藩发挥得异常出色，朝考得一等第三名。更好的事情还在后面——道光皇帝亲自读了曾国藩的作文后，非常喜欢，将曾国藩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检讨。从此，曾国藩开始了为期十二年的京官生活。

曾家世世代代，曾国藩第一个被点了翰林，这样的喜讯，让荷叶塘这个小小的山村轰动了。曾国藩回家之后，上门祝贺的人络绎不绝，曾家大摆宴席。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异常冷静，在招待亲朋好友的酒席散了之后，曾玉屏语重心长地嘱咐曾麟书：“我们的家庭素以耕织为本，即使富贵了，也不能忘本。他虽然做了翰林，事业方长，我们家中衣食所用并不需要他关问，以免使他分心。”这一年，这位年轻的湖南进士正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国藩，以示要做国之藩篱，就是要成为国家的栋梁。

从1840年起，曾国藩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的文职。在这段时间，曾国藩充分利用京城的便利，读书思考，广交师友。并且，利用朝廷安排的出差机会，游历了很多名山胜水：在长江，曾国藩游览了三峡，当船只直下江陵之时，曾国藩回味古人的咏叹，不由壮怀激越。读万卷书走万里路使得曾国藩周身通透，也养育了他的浩然之气。由于在京城一开始是单身，1841年夏天，对于生活一直不太讲究的曾国藩暑热难当，病倒在京城果子巷万顺客店。这时候，恰巧郭嵩焘来北京应试，见此情况，便与欧阳兆熊一起，悉心照顾曾国藩。郭嵩焘与欧阳兆熊还请来了吴廷栋为曾国藩治病，使曾国藩转危为安。重病之后不久，曾国藩将家眷以及自己的弟弟曾国潢、曾国荃和曾国华陆续带到身边，开始了平稳的京官生活。每天，曾国藩在处理公务、读书作文的同时，悉心辅导弟弟们读书，让他们励志走科举之路。

那段时间，正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日子。奇怪的是，当时的京城，并没有后来历史中描述得那样惶恐不安。看起来，所有的日子都跟过去一样，没有丝毫的变化。京城的一切，仍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运转。虽然曾国藩陆续听到了一些消息，得知英国兵陷定海，道光命大学士琦善前往广东查办；英吉利攻破沙角炮台，直逼虎门……但那时候，书生气十足的曾国藩并没有感到惊慌失措，与在京的所有官吏一样，曾国藩对于这场事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估计得并不充分，在他们看来，偌大的帝国经历得太多了，一些小小的外夷国家，就像泥淖里的泥鳅一样，也掀不起什么浪花来。曾国藩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他毕生忠诚和服务的帝国将因此土崩瓦解，而毕生所追求的文化传统也因此动摇。

鸦片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正是曾国藩研究宋明理学如痴如醉之时。1841年8月的一天，曾国藩来到了京城琉璃厂。在琉璃厂，曾国藩无事闲逛书摊。当他看到了一套全本的《朱子全书》时，心念大动。这个时候，三十岁的曾国藩已然有了对天地人之间的疑问，也有了关于人生的初步感悟；那种对于世界的探秘意识也悄悄地潜入他的内心。曾国藩虽然一直熟读四书，对其中很多章节滚瓜烂熟，但那种方式的读书，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对于其中的奥义，却是生吞活剥一知半解。哲学从来就不是学习的，而是通过感悟悄悄地潜入的。这样的说法，适合每一个读书之人。程朱理学在很多方面涉及到对天地人的探寻，有着诸多哲学上的思辨，这些都让曾国藩很感兴趣。他很想了解宋明理学的精髓所在，也想真切探寻一下朱子的思想脉络：一个布衣书生如何释疑解惑，又是如何练就与天齐、与地同，凛凛不可撼的浩然之气呢？——曾国藩赶忙掏出银两，将这套书买了回去。

因为这样的契机，让早期的曾国藩与程朱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曾国藩从此走上了一条自我观照的道路，生命的轨迹从此也与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真正连接上了。曾国藩花费了大量时间用来阅读、沉思、辩驳，就像一个信徒一样，专心地做他内心的功课。宋明理学的读书和处世方法，让曾国藩豁然开朗。尤其是朱熹学说中关于理的客观性以及后天养气的主张，让曾国藩很是赞同。朱熹说：天下的事物，莫不有理，比如，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夫妇，有夫妇之理；兄弟，有兄弟之理；朋友，有朋友之理；以至于出入起居，应事接物之际，莫不各有其理……朱子的学说之所以大得曾国藩的赞同，现在看来，似乎与两人有着共同的生长背景有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性格，以及学问的道路吻合有关。这，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暗合吧。

那一段日子，是曾国藩在北京最有收获，也最感到温暖的一段时间。朱子思想的浩瀚与广大，绝不是那些死板而教条的八股所能比拟的。朱子的学说就像是在黑夜中为他打开了一扇窗户，将天宇中璀璨的繁星展示在他面前。因为读朱子的文章，曾国藩感到头脑里面有无数活泼的小鱼携带着水泡浮上来，心灵似乎一下子打开了，能感觉到自己的思想如花一样慢慢含苞欲放。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渴望跟人交流，渴望思想的碰撞，即使是点不着内心的火焰，闪烁的火星，也会让他产生快感。一段时间之后，曾国藩来到了京城大儒、也是湖南人的唐鉴所住的碾儿胡同，恭恭敬敬以弟子之礼拜谒唐鉴，向唐鉴请教一些读书感受。年过花甲的唐鉴，自然是知道这位勤奋好学的后辈的，见曾国藩如此谦恭，很受感动，乐滋滋地收下了这位门徒。唐鉴教导曾国藩说，控制社会秩序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信仰，而是来自于自我道德的约束，每一个内心当中，都有一个神灵，这个神灵，就是与日月同辉的道德；至于读书，应当以《朱子全集》为宗；为学，曰义理，曰考据，曰文章；读书，一定要掌握当中的核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修身，是读书之本；修身，最好的办法是记日记，每日三处吾身……这些话，曾国藩都铭记在心。从此之后，曾国藩一直坚持每天写日记，一直写了一辈子。在他一生之中，日记仿佛是他另一个影子，守护着他的生活，也守护着他的思想，让他更清楚地认识外部世界，也更清楚地认识自己。

理学的修炼使得曾国藩进行了一系列形而上的思考。一个人，只有在经过深入的形而上思考之后，才会显出宏大的气象。这样的现象，真是一个怪事，在某种程度上，就如同接通了冥冥之中的气场一样，然后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力量。此后，曾国藩开始走上了“知行合一”的道路。在曾国藩看来，人的认识，相对容易达到较高层面，但人的行动，却往往离自己的思想很远。这种知与行的分离，让人们很难修得正果。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重要的是自己的行动，只有积跬步，才能致千里。虽然曾国藩此时只不过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但他的志向之高，对自己要求之严格，实属难得。以这样的纲常来要求自己，身心疲惫之程度可想而知。曾国藩为自己制订了严格的修身计划，曰“日课十二条”，内容主要有：

一、主静：无事时整齐严肃，心如止水；应事时专一不杂，心无旁骛。

二、静坐：每日须静坐，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决不恋床。

四、读书不二：书未看完，决不翻看其他，每日须读十页。

五、读史：每日至少读《二十三史》十页，即使有事亦不间断。

六、谨言：出言谨慎，时时以“祸从口出”为念。

七、养气：气藏丹田，修身养性。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随时将自己当作养病之人。

九、日知其所亡：每日记下茶余偶读一篇，分为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不可一味耽搁，否则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早饭后习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皆作为功课看待，决不留待次日。

十二、夜不出门：临功疲神，切戒切戒。

如此这般修身，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近于自戕了。传统的道德英雄，就是在这样的漫漫长夜中冶炼出来的。不久，曾国藩又在唐鉴的推荐下，认识了倭仁，倭仁的主张跟唐鉴相似，在日常生活中，倭仁对自己的要求比唐鉴更高。从倭仁身上，曾国藩找到了与自己共同的东西，也养成了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习惯，并且，以严格为乐趣和追求。当然，曾国藩毕竟只是而立之年，有着丰富的七情六欲，在严格的修身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曾国藩更加自虐般地跟自己过不去——有一天，菜市口杀人，曾国藩不由自主地去看了。晚上，在写日记时，曾国藩严厉地检点了自己。还有一次，他的进士同年讨了漂亮的小老婆，曾国藩看到后，非常羡慕，回到家后看到自己的“黄脸婆”躺在床上生病，曾国藩联想到别人小老婆的如花似玉，禁不住叹了口气——这些，都被曾国藩写进了自己的日记，曾国藩就是这样每天反省着自己的“一闪念”，折磨着自己，而他也从这样的折磨中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快乐。

曾国藩修身所遇到的一个重要事情就是戒烟。年轻的时候，曾国藩跟中国所有底层百姓一样，学会了抽烟。多年的抽烟习惯使他的烟瘾很大，经常是烟袋不离手。每次吞云吐雾之后，曾国藩总感口干舌燥、咽部不适、头痛昏沉——于是曾国藩开始了戒烟，也开始了对自己的观察，他把戒烟的整个过程写进了日记——一开始，他感觉到六神无主，整日里恍恍惚惚，甚至连人生也觉得毫无意义。不久，曾国藩实在抵御不住烟的吸引力，开始恢复吸烟，而且，烟瘾比以前还大。旧病重犯让曾国藩觉得羞愧，有一天，曾国藩气急败坏，掂了掂那根相伴多年的烟袋，双手握住两端，使劲往膝上一叩，烟袋叭地一声断为两截。当天晚上，曾国藩在日记当中写道：“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言，明神殛之！”在此之后的数日里，尽管烟瘾发作时如上万只蚂蚁撕咬身体，曾国藩也强忍住，不让烟瘾复发。为了排遣身体和心理的紧张，他不断地找人下棋、聊天。这种痛苦难熬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强烈的感觉变得淡下去了。一个月之后，曾国藩终于成功了。当曾国藩觉得自己的烟瘾恍如隔世时，他分明感受到了一种力量的支撑。那是一种来自内心的宏大力量。

旧时国人在烟馆的情景

任何一个成大器之人，都有一段对于灵魂的自觉过程。一个人，只有在这种深刻的内省和反观中，才能成就自己的大象之气。曾国藩同样也是如此。最初，曾国藩对于自己内心的修炼以及所谓的“格物致知”在很大程度上认识是幼稚的，但这样的方式，却使曾国藩经常面对自己，使另一个人格无法从自己的视野里逃脱。慢慢地，曾国藩的所有行为都在这样的规矩中了。一段时间的检点和内省，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改变了一个人的性格和行为，也成就了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和习惯。理学逆向深入的自省方式，让曾国藩领悟了很多东西。

除了戒除自己的不良习气之外，曾国藩还开始尝试清除自己头脑中的不良想法和动机。这样的方式，也如同佛教中的静坐和参禅。每到傍晚，曾国藩照例都要静坐一会，就像驱赶魔障一样，每天驱赶存在于自己思想中的黑色或者灰色的雾霭。这是一种清教徒似的自省方式。曾国藩就这样变成了一个非严格意义的禁欲主义者，一个某种程度上的自虐者。虽然这样的过程痛苦、乏味、机械、生硬，但他一直努力去做了，也坚持了下来。渐渐地，就如同佛教所阐述的“戒”、“定”、“慧”一样，这种理学的自修过程同样也有“由戒生定”、“由定生慧”的过程，有一种清明让曾国藩感到澄澈和清爽。

现在，曾国藩开始真正地明白理学的真谛所在了。他觉得这种修身的过程有意义极了，也有意思极了。一个人以如此的方式深入自己，也了解自己、改变自己，然后不断精进，最终达到一种精神和道德的合一。这种方式，也算是一种宗教情感吧，将人的有限智慧引入到无限的空间——宋明理学就是这样具有很多的宗教成分的，只不过，它一直没有确定一个反观的人格化神像，它是将人格化的神像转化为道德律了，以为道德是一种天生的纲常。这种做法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学习与修身中，走了一条与宗教信仰类似的道路。

理学对于人格的修炼，使得曾国藩无论是在学问上、人格上，还是在处世方法上，都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只会读古书写古诗作古文的书生了。给人的印象是，进入中年之后，曾国藩从一个循规蹈矩的学子变成了一个对于自己的思想体系有着强烈自信的人，他知道自己所走的，是一条滋养身心的道路。同时，曾国藩也变得越来越喜欢跟人探讨一切潜藏之“理”，他变得爱较真，爱认死理，并且遵循“理”来行动。曾国藩确立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也确立了自己的人生抱负。曾国藩在桐城派姚鼐所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三条传统的治学内容上，又增加了“经济”。在曾国藩看来，这四种学问缺一不可，而且“经济”更为重要。所谓“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的真正学问，就是学要有所用，对于社会，要能派得上用场。这些经世济民的学问，才是真正实现“王道”的必要手段。曾国藩更清晰地明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正内涵，他变得更有责任，精力也更为专一集中，做事也变得更趋完美——在京城的十来年间，曾国藩每年都至少要寄一百五十两白银回家，有时候还不止这个数。他先后将弟弟曾国潢、曾国荃、曾国华带到身边读书，全力尽自己兄长的责任。在弟弟们回家应考期间，他经常写信让他们好好读书，争取功名。在曾国藩的言传身教之下，弟弟曾国荃1848年科考一等，补廪膳生。与此同时，曾国藩并没有在职位上无所事事，他开始深入地调查、了解历朝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和经国治民之道与术，清醒地关注着鸦片战争以来日益窳败的社会现实。可以说，理学的钻研没有使曾国藩变得迂腐缥缈，相反，他变得更加脚踏实地，也变得更加智慧了。

值得一提的是，从1846年夏秋之交，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从那一年开始，曾国藩由“一宗宋儒”转向了“汉宋兼采”。对于汉学，也不像先前那样排斥了，对于宋学，也有了客观的评价。这当中的重要契机是曾国藩的患病。因为身患肺病，曾国藩暂时摆脱了繁忙的公务，住在京城南部的报国寺中养病。在那段时间里，曾国藩的手边书是段玉裁作注的《说文解字》。当时，适逢精于考据的汉学家刘传莹也住在此。刘传莹虽为汉学家，但思想较为开通。曾国藩与刘传莹朝夕相处，互相切磋，双方都受益不少。曾国藩请刘传莹将自己所住的地方题词命名为：“养德养身绵绵穆穆之室”；也将每天写的日记命名为“绵绵穆穆之室日记”。

那一段时间应该是曾国藩系统地盘整自己思想的重要阶段。让曾国藩感到欣慰的是，报国寺恰巧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的栖居之所，这个古老的寺院异常幽静，老树寒鸦，古柏夕阳，潜伏着一股冲淡之气。在这个地方休养生息，曾国藩能明显地感受到身体之中有一种东西悄然长成，感觉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通了顾亭林的气场，已经能够感受到一个人伟大的心跳。那段时间里，曾国藩还写了很多文章，内容囊括了对传统文化的梳理，对道德的逻辑分析，对现实问题的杂录，对玄学、史学和文艺理论的看法，对一些哲学问题的困惑等等，文章思路之清晰，文字之精确雅致，让很多京城大儒暗生钦佩之心。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盘整，可以说，曾国藩的思想和学问又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曾国藩就这样慢慢养就了自己的浩然之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觉悟后的气韵暗合宇宙的律动和气场，它表现为拥有一种洁净而呈现出的从容、宁静、智慧与无畏。这些品质看似独立、互不相干，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一个立体的不同侧面，只不过表现得不一致罢了。现在，曾国藩明白这个道理了。由于学问的深刻，以及人格的归于大我，可以说，曾国藩已能很从容地面对这个世界了。在很多时候，他表现为不贪婪，不妄想，做事沉稳，工于心计；同时，他善于沉默，自我隐藏，放低自己的姿态，极端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的意志已得到了锻炼，面部表情松弛自然、收放自如。在更多的时候，在那上面，看不出什么内容，没有愤怒、气恼或者激动，更像是谦逊、诚恳、平静，以及彬彬有礼。具有这种气质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人格已然圆满了，内心坚定而深厚，自省而虚心。这是与外部世界最和谐的沟通。

在这个湖南人身上，那种独特的东西油然诞生了。因为性格魅力，也因为唐鉴等大儒的垂青，一时间，京城一些喜欢理学或者习惯从风吹草动中嗅出政治气候的人们都竞相结交曾国藩。曾国藩与京城一批卓越人士有了很密切的来往。曾国藩结交的，有当时名震天下的一些大儒，除了唐鉴和倭仁之外，还有刘传莹、吴廷栋、邵懿辰、何桂珍、王茂荫、梅曾亮等等。就这样，理学的研习给曾国藩带来的不仅仅是内心的丰厚，提高了他的个人声望，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旺盛的人脉。正因如此，曾国藩在短短的时间里一下子青云直上——1840年，曾国藩授翰院检，1847年升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后遍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从1838年曾国藩中进士算起，一直到1848年，十年中，曾国藩的仕途一帆风顺，连升七级，竟然从七品一直升至正二品。

曾国藩成了在京湖南人的骄傲，当时湖南人来京考试或者出差，都会主动拜见声名显赫的曾国藩。也因此，曾国藩与湖南同乡中的翘楚来往密切，情同手足——在他们当中，有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等人。这些人，都是后来湘军的骨干力量——曾国藩最初与这些书生们在一起结交之时，根本没想到，有朝一日，他们会成为喋血沙场的战友呢。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曾国藩一直按部就班地生活着，一方面，他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手头的事情，耐心地等待官位的升迁；另外一方面，曾国藩在文章的写作和学问的精进上全力进取。那时候曾国藩的全部目标就是，在学问、人格以及官位上追求完美。这样的目标，实际上也是每一个传统文人的终极目标。一直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曾国藩才预感到这是一次从未有过的暴风雨，也预感到这件事将与自己的人生发生关联。也许，这突如其来的狂飙是一个机遇吧？乱世就像一个遭受到强烈撞击的大水池，沉滓泛起，原先的秩序变得错乱。在这个时候，曾国藩还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如东汉的班固一样投笔从戎，也从未想到，自己的后半生，会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度过。

1850年夏天，广西局势变得动荡不安。金田起义之前，在南部的广西，各势力纷纭骚乱，它们占山为王，开始分庭抗礼。这种情况下，朝廷将广西提督闵正凤革职，调向荣为广西提督，又起用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火速赶赴广西平乱。林则徐在半道上突遭恶疾，在潮州不幸去世。朝廷只好命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以周天爵署广西巡抚，让他们率领人马赶往广西。结果，这两人一败涂地。道光皇帝又气又急之下，突染重症，不治而亡。第四子奕䜣继位，也就是咸丰皇帝。道光驾崩之时，曾国藩正好任礼部侍郎，熟知礼仪古乐的曾国藩一手主持了道光皇帝的葬礼，将整个葬礼办得庄重肃穆、井然有序。看到年轻的奕䜣明眸皓齿、举止端庄，很像是一个颇有作为的明君，曾国藩很是欣慰。道光的葬礼结束之后，礼部堂官各加二级，曾国藩也奉旨兼任兵部左侍郎。咸丰即位之后，曾国藩不失时机上了一个奏折，对于朝廷的用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曾国藩提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恳请新皇帝上任后，广开言路，多听一听民间的声音。对于曾国藩的此项奏折，新任皇帝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在奏折上批示，采纳了曾国藩的意见，下令广泛征言，希望诸大臣对于朝廷积极进言；有很好建议的，还要给予重赏。

道光

1851年1月，广西爆发了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这一次起义，比之前的任何一股“流寇”规模都要大，而且，提出的口号，以及信奉的宗教，看起来有浓郁的西方色彩。咸丰皇帝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连忙召集大臣开会，商讨良策。曾国藩上了一个奏折，推荐江忠源等人赴广西清剿。咸丰听从了曾国藩的意见，把江忠源等人派往广西战场。1851年5月，曾国藩见朝廷办事效率极低，咸丰上任后不思进取碌碌无为，激愤之下，又上了一道自认为极其大胆的奏疏：《敬呈皇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语词激烈，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本人。曾国藩在同期的家书当中阐明了此疏的用意，上书是为了杜绝皇上的“骄矜”之气，扭转朝臣的“唯阿之风”。此疏概括起来，主要有四层内容：

咸丰

一是批评咸丰皇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比如臣下晋见皇上，该穿何种服色，本有明确规定，皇上却反复过问这些小事；而对于一些大事，皇上却不闻不问。比如发往广西的人员，安排极不合理，姚莹威望颇高，却只是“泛泛差遣委用”，而严正基地位低贱，资望浅薄，却委以办理粮台大任。这些，都是疏于大计的明证。

二是批评咸丰皇帝徒尚文饰，不求实际。曾国藩明确指出，皇上继位年余，曾表示广开言路，对于内外臣工上奏之折，有建设意见的将给予奖励，但结果呢，“大抵皆以‘毋庸议’三字了之”；即使是对于那些稍事奖许者，也只是做做样子，毫无实际效果。比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这都是皇上“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的表现。

三是批评咸丰皇帝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刚愎自用。曾国藩指出，皇上继位之初，曾经公开宣称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却连下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这是皇上失信于臣工的具体表现。况且，目前情势紧迫，广西军务大计独由皇上一人运筹，实为不妥。

奏疏到了结尾处，曾国藩几乎要给咸丰皇帝以警告了，曾国藩告诫咸丰皇帝，如果不听忠言，一直骄矜处世的话，那么，皇帝就将会觉得直言者面目可憎，奸佞之臣和蔼可亲，当今社会那些毛病将继续蔓延，没有尽头。

这样的奏疏，话语的确说得太狠了一点，也可能是曾国藩想仿效古代的谏臣吧，故意把事态说得严重一些。年轻的咸丰皇帝没有看完，就把曾国藩的奏疏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并且，召来军机大臣，想问罪这个迂腐的老夫子。大臣们苦苦求情，曾国藩才免予获罪。余怒未消的咸丰皇帝自此之后，一直对曾国藩耿耿于怀。在此之后，曾国藩的恩师多隆阿被罢免，咸丰对曾国藩更是心存芥蒂。也许是性格和气场的不尽相同吧，在内心深处，这个一生好诗词、美酒，尤爱女色、房中术和春药的乱世皇帝，对谨小慎微的汉族臣子曾国藩，一直不太感兴趣，他从未将这个湖南乡下人当作自己的爱臣。

不过年轻的咸丰皇帝在这件事的处理上，还算是开明——冷静下来之后，咸丰还故作姿态地颁布上谕，对于曾国藩奏折一事作了说明。在上谕中，咸丰辩白说，虽然曾国藩的奏疏显得迂腐欠通，但毕竟用意是好的，对于下面的建议，朝廷只能采用切实可行的方式，对于一些沽名钓誉的谏言，只能用“毋庸议”来表达——显然，咸丰是想以如此方式打一个圆场。对于曾国藩，咸丰甚至还给予了某种褒扬，又让他兼署刑部侍郎。这样，年纪并不太大的曾国藩，陆续担当并且同时兼任过礼部、吏部、兵部、工部、刑部等六部侍郎。这样的经历，在京城的汉族官员中，可谓屈指可数，也足见曾国藩的能力和声望。不久，曾国藩又被咸丰任命为四川乡试的主考官。曾国藩在四川悠闲地待了几个月，不仅得到了很多实惠，同时游历了西南之地的很多地方，领略到在京城从未享受过的风光。

那一年夏天，长江流域暴发了百年未遇的大水灾，饿殍遍地，民不聊生。朝廷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及时调整政策，长江沿岸的横征暴敛依旧继续。在这种情况下，熟悉民间疾苦的曾国藩又上了《备陈民间疾苦疏》。在曾国藩看来，南方暴乱之所以此起彼伏，主要原因就是那些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导致官逼民反。现在，长江沿岸同样潜伏危机，这些地方如干柴烈火，一点即着。在奏折中，曾国藩详细地列举了很多严峻问题，看得出，曾国藩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清楚的了解：

一是银价之高，钱粮难交。苏州、松州、镇江、太平田赋钱粮之多，为天下之首。每一亩田地，产米一石五六至二石不等，如果除掉佃户分得和抗欠的数目，土地所有者的全部收获，满打满算只有八斗。而规定征收的粮食却在二斗左右，兑换成漕斛，再加上帮费，又要除去二斗。每亩共收八斗，交税已用去六斗，土地所有者就只能获得两斗了。虽然如此使上交的六斗米都以实物形式去交纳，老百姓还会觉得很方便。无奈征收实物的少，征收折银的多。即使是有时漕粮征收实物，而帮费还必须折成银两，地丁也要交纳银两。老百姓用辛勤耕作所得到的米去卖钱，可是米价太贱，百姓还是埋怨；拿钱去换银，则银价太高，百姓埋怨……

二是盗贼太多，良民不能安全。庐州、凤阳、颍州、亳州一带，自古以来都是盗贼密集的地方。北到丰县、沛郡、萧县、砀郡，西至南阳、汝州、光州、固原，这都是天下的中原地区，一旦盗贼一哄而聚，祸患则难以预测。近期听说偷盗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奸淫，绑架勒索，老百姓不得已告到官府。官府准备去捕捉，事先贴出告示，等到了那里，地保便谎称盗贼已逃跑。官吏便焚烧附近的民房，以显示自己的威风，然后扬长而去；差役则腐化讹诈当事人的财物，满载而归，而盗贼实际上并未逃走。有时谎称盗贼已死，杀死其他囚犯以抵此案，而盗贼其实并没有死。案件不能了结，赃物不能追回，而当事人家就已破产了。忍气吞声，无力再告。即使再告，就算侥幸能够发兵会捕，而兵役平常都和盗贼串通一气，临时得些好处，盗贼放走，一点也没有痕迹；有的反借盗贼的名义恐吓村里的老实人，勒索大量财产，如果不给，就说他是盗贼的同伙，烧掉他的房屋，将他戴上枷锁；又有的责难那人的同族或邻里，命他们绑着盗贼来献，直至押送到县上，又向他们索取收押和转送的费用。因此，凡是盗贼所在的地方，不只是当事人焦头烂额，即使是最疏远的亲戚、最远的乡邻，也都是重者倾家荡产，轻者受到牵连，这种现象到处都是……

三是冤狱太多，正气难以伸张。自从我代理刑部以后，看到京控、上告的案件，奏请皇上然后结案的有数十起，直接发公文结案的数百起，其中只有河南知府黄庆安一案、密云防御阿祥一案，经过审理，得以水落石出。其他的各个案件，大部分都判原告诬告罪，被告反倒一点没事。这些案件给原告定的罪，根据例文，大约有这么几条：或者说申诉不属实，打一百杖；或者说越级进京上告重事不属实，发配到边远军队中；或者说以进言为借口，挟制官府，发配到附近军队中；或者说涉嫌诬告本地主管官员，发配到有瘴气的地方军队中。最终又不重判，便说怀疑是诬告，或者说申诉的人是有原因的，于是，就有了赎罪的方法，有了降低罪的等级的方法，使原告不曲不直，进退两难，不能再去翻案；而被告则巧妙解脱，绝对不被加以罪名。下属百姓告发官长，这种刁滑风气确实不能助长。至于告发奸诈的官吏舞弊，告发败坏的差役贪赃，却说每个案件都是诬告，哪个会相信呢？即使百姓上告百姓，而说原告都是错的，被告都是对的，哪个又会相信呢？上有圣明的君主，一定逃不过君主的明察。我考查原定条文中的记载，百姓上京告状，有的提取该省审案材料来京城核对审讯，有的交给督抚审讯处理，有的派钦差大臣前去处理。近来却全部交给督抚审理，督抚又交给首府，从不亲自提审；首府又为在一起做官的人掩饰，不问事情的轻重，一概折磨恐吓，一定要让原告自认是诬告才肯罢休。这就是社会风气的趋势，各省都是如此。一家长期诉讼，十家因之破产；一人蒙受冤屈，百人饱尝痛苦。往往有很小的案件，却几年不能结案，颠倒黑白，使人老死狱中，听后令人发指。我所说的民间疾苦，这又是其中之一。

这三个方面都是目前最紧要的事务，其中盗贼太多、冤狱太多两项，请皇上反复告诫外省，严厉责令督抚，一定要想出改变的办法。至于银价太高一条，可以采用平价的办法。

曾国藩的这一封奏疏引起了咸丰的重视，咸丰批示让吏部等细细研究，形成意见来解决这些事情。此时的咸丰对于曾国藩已算得上了解了，在他看来，这个喜欢上书的曾国藩有学问，有能力，也很有用，但却是一个认死理、可敬不可亲的人。也许，对待这样的人，不可不用，但又不可重用。在宫廷长大的皇帝，自小耳濡目染地学会了很多权谋之术，对于各种各样的事情和人物，也有相应的办法和策略。在年轻的咸丰看来，对付这样一个汉臣，他还是绰绰有余的。

时间很快就到了1853年，这一年，命运显然不愿意再赐给四十二岁的曾国藩平稳安逸的日子了，她狠狠地推了曾国藩一把，把他从散发着霉味的官府推向了战争风云的前台。曾国藩不得不站起身来，正正衣冠，抖擞精神，清清嗓子，挂上胡须，认认真真地一唱三叹他的从军行了。

第三章　乱世从军

历史的进程中，每到重大拐点之时，总会有一些奇异之人破土而出。这种人表面上看起来动机纯净，拥有理想主义信念，实际上，他们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信仰和理想，造就更多的灾难。恰巧是这种信念纯真、虔诚笃信、狂妄热忱的人，这种自诩要改变世界、怀有最高尚目标的人，促成了连自己也深恶痛绝的杀戮和灾难。鸦片战争之后，这个应运而生的奇异之人就是洪秀全。这是一个很难用常理来解释的人。现在，留存下来的所有关于洪秀全的描绘，都显得扑朔迷离莫衷一是。他就像一个巨大的谜语一样，等待着人们去破译。首先，这个人是狂热的，在他的眼中，世界因为他，将会呈现一道崭新的、永不消逝的旭日红霞。其次，这个人是执著的，他盲目而狂热地崇拜着一知半解的基督教义，犹如崇拜一个神灵。最初，他把那本《劝世良言》背诵得滚瓜烂熟，以他几近天真的幼稚和执著进行煽动性的演讲，以鼓舞那些深受剥削和压迫的下层的劳动者，为他们创造一个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些底层的劳动者，本能地感受到他那灼热的、富有同情的博爱精神，也相信他美好的承诺。苦难深重之中，那些底层的人们将所有的幻想都集中在他身上，赌博似的将所有的希望、人格、灵魂都抵押给他。他也慢慢地变成了神灵，变成了法力无边的救世主。但很快，一切都在慢慢失控，人们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炽热，而他自己也渐渐地丧失了理智，将自己送入狂暴的祭坛。

现在看来，当年洪秀全仅仅利用浅显的基督教义，就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滔天狂飙，除了复杂的社会与历史原因之外，更重要的，还应该有文化传统和大众心理方面的深层次缘由。复杂的社会原因，当然是尖锐的社会矛盾造成的，长达数百年的封建残酷统治让底层的大众走投无路，人们希望能够揭竿而起，过上“均贫富”的好日子；至于大众心理，当然跟中国文化的传统有关，在很长时间里，这个文明古国的基层民众一直有着偶像崇拜的习惯和要求。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列强的入侵，让这个古老国度失去了信心和自尊，人们更愿意去相信外来神的神通广大。洪秀全所创立的“拜上帝教”的横空出世，正好满足了大众新一轮崇拜的要求……历史当然是纷纭复杂的，复杂的一切组成了洪秀全应运而生的机缘，也造就了时代的宿命以及人的宿命。

曾国藩的卷入同样具有某种偶然性。1853年初咸丰皇帝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时，曾国藩正在湖南老家守孝。在此之前，曾国藩受命前往江西充任乡试正主考官。1852年8月，当曾国藩行至安徽太湖境内小池驿时，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曾国藩顿感五雷轰顶，泪如雨下。曾国藩的母亲江氏，是一个拥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农村女子，勤劳淑德，极富自我牺牲精神。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晚年卧病在床，很长时间，就是母亲日夜守护，毫无怨言。得知母亲去世后，曾国藩一边急急忙忙向朝廷请假，一边改道由水路经江西火速赶往湖南湘乡老家。行至武汉时，曾国藩从湖北巡抚常大淳处得知长沙被太平军围困，无法通过。曾国藩心急如焚，连忙从岳州改行旱路，经湘阴、宁乡，历经磨难。当曾国藩行抵白杨坪的荷叶塘时，已是1852年的10月6日了，这一天，距他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已近两个月。跪在母亲的灵前，回想起母亲的慈爱和勤劳，曾国藩克制不住自己的悲伤，大哭了一场。然后，开始了自己的守孝生活。

1853年1月12日，正在白杨坪的曾国藩收到咸丰皇帝的寄谕，要求他协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曾国藩刚刚把母亲的棺柩厝置于居室，还没来得及举行葬礼。接到咸丰的圣旨，曾国藩想了很多，他最担心的是，自己在守孝期间出来从军，怕招人耻笑——按帝国官制，官员在父母亡故后都要在家丁忧三年。曾国藩还担心的是，自己一介书生，从没有带过兵，哪能打胜仗呢？除此之外，曾国藩对于地方政府的办事能力和作风也感到信心不足，如果招兵买马，那些效率低下、腐败严重的地方政府，能积极支持自己吗？曾国藩前思后想，还是决定给湖南巡抚张亮基写一封信，想推脱此事。信写好后还没有发出，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武汉失守，不久前刚刚见过面的湖北巡抚常大淳被杀。曾国藩非常震惊，局势的危急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耿直的曾国藩觉得自己应该挺身而出了，即使不成功，但只要成仁，又何妨？正在曾国藩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老友郭嵩焘专程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到达白杨坪时，已是深夜了。稍稍吃了点东西之后，两人秉烛而谈，郭嵩焘力劝曾国藩起事，郭嵩焘认为此时如果曾国藩不振臂一呼的话，那么，中国文化的道统将难以传承。郭嵩焘的凿凿言辞，让曾国藩打消了顾虑。曾国藩决意投身于战争的尘烟之中了。

地方团练

四十二岁的曾国藩投身于这一场战争，绝对可以看作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在中华帝国长长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朝代，是以这样的方式力挽庙堂于既倒的。更多的时候，民间的力量往往选择朝廷的对立面，卷起狂飙和巨浪，加速一个朝代的毁灭。但这一次，由曾国藩出面组织的民间力量却站在了朝廷一边，尤其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一边倒地站在了道统一边，像圩堤抵御洪水一样抵御着外来宗教对于本土文化的侵蚀。太平天国在民间知识层的顿然失势，让这个政权一下子头重脚轻，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失败的命运。

曾国藩纪念馆一角

卷入这场战争，同样可以看作是曾国藩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其实对于曾国藩来说，回乡练勇，也是对他个人的挑战和超越。以科举入仕的曾国藩虽然一度在京城风光，但往下的前程，已属于既定：一是如京城蝇营狗苟的官僚一样，亦步亦趋，像一头转磨的驴子一样在中央六部慢腾腾转上一圈，缓慢地获得升迁，耗尽自己的生命；或者，像那些穷酸的翰林阁老，一辈子皓首穷经，终老于灰蒙蒙的故纸堆中，变成一条僵死的蛀虫。虽然一直酷爱读书，但对于那种僵死的生活方式，曾国藩并不热衷，曾国藩追求的是“经世致用”，他更愿意去做一个治世之能臣。主意拿定之后，曾国藩一边处理善后之事，一边频繁与外界联系，想获得更多信息。各方反馈来的消息，让曾国藩对于形势也有了一个准确的判断。曾国藩考虑的是，如何在浓云密布的战争风云之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很多年后，当曾国藩回忆起自己的人生时，会不由自主地感叹命运的不可捉摸，作为一介毕生钟情于学问和操守的书生，就那样突如其来地陷入了戎马生活中不能自拔。这样的结果，明显地带有宿命的意味。曾国藩曾自嘲说当年从军主要是自己想“赌口气”，是为了自己的自尊。实际情况确是如此，熟读《论语》的曾国藩当然懂得《论语》上那一句著名的话：“夫道失求诸野。”在曾国藩看来，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是自己的责任。曾国藩就是想以自己的行动，达到挑战自我的目的。虽然曾国藩一直看起来循规蹈矩，但这个湖南佬却天生执拗刚强，很认死“理”。在他看来，数千年的道德和文化，代表着“天理”。现在太平天国随意否定这种道德，就是要与“天理”挑战，代表着“魔”与“妖”。在这个关键时刻，朝廷示弱，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分子，这个时候，自己不挺身而出，又待何时呢？——这样的想法和命运，不仅仅是曾国藩个人的，也是所有“湖湘集团”的想法和命运。

从曾国藩出山的那一天起，他就有了一个长达十多年的对手——小自己一岁的洪秀全。洪秀全与其说是曾国藩正面的对手、战争的对手，还不如说是曾国藩文化的对手、人格的对手。可以说，在曾国藩顺利地进入科举之前，这个破落地主的后代与洪秀全的家境和出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只不过，科举上的成败让他们的命运南辕北辙——曾国藩顺利中第，而洪秀全名落孙山。自此，二人走上了一种迥然不同的道路：曾国藩成为了既成道统的捍卫者，而洪秀全则全力破坏这个道统。洪秀全的失败，完全是因为他选择和制造的精神和文化工具的支离破碎不堪一击所造成的。与洪秀全所倚仗的那些精神旗帜与文化盾牌相比，曾国藩所固守的精神力更强大，更长久，也更牢固。毕竟，这样的旗帜与盾牌有着数千年的历史，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显得垂垂老矣，但至少，那种以生吞活剥方式所形成的力量，还不足以对它形成致命的打击。

1853年1月23日，潇潇的冬雪之中，曾国藩离开了白杨坪。父亲曾麟书把曾国藩和曾国葆一直送到村口。看着父亲的鬓角这段时间又添白发，曾国藩不由心生愧疚。此行一去，究竟会怎么样，他心里一点底也没有。躬身骑在马上，曾国藩感到很不习惯，毕竟，曾国藩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更多时候，他还是愿意坐在轿子中，放下布帘，稳当当地思索一些问题。骑马会让他紧张而焦躁，思维也缺乏连贯性。25日，曾国藩赶到长沙，经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安排，将原来长沙绿州学院改为钦差大臣的官邸，然后，在门口挂个“钦命兵部右侍郎督办湖南军务”的大招牌，就开始招兵买马了。从第一天起，曾国藩就以自己设计和构思的方式启动，那就是，明里曾国藩是招募团练，其实在内地里，曾国藩还是想建一支真正的军队。这个时候，清朝的正规军，有满洲八旗和汉人绿营，原先让明朝军队闻风丧胆的八旗劲旅，在清军入关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慢慢地养尊处优，早就没有了战斗力。到了康乾年间，虽然还是八旗、绿营并用，但战斗力还是以绿营为主。由于早期制定的政策不准“扰民”，清朝一直没有兵役制度，采取的是“募兵制”，即只要当兵，就会发饷给钱。这样，当兵的大都是些无业游民和社会上的懒汉混混等，再加上军队缺乏正规的军训，战斗力可想而知。鸦片战争爆发后，庞大的帝国军队更是名存实亡。曾国藩心里明白，八旗军、绿营兵等正规武装力量根本无法抵挡太平军的进攻，小股的团练武装也无济于事，自己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建立和训练一支组织严密，有着顽强战斗意志和实战能力的地方部队，才能抵挡太平军的攻势。

一些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曾国藩的麾下：在他们当中，有偏远山区的淳朴山民；有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的手艺人；有屡试不第落魄的文人；有失去土地的农民；也有浑水摸鱼的亡命之徒……曾国藩的原则是，只要这些人有忠义有血性，就可以到这里来端上自己的饭碗。曾国藩深知底层民众的状态，他对湘军薪饷标准的制定，对于普通民众也是有很大诱惑的：在湘军中，一个普通士兵的薪饷一般为绿营军最高级别士兵的两倍左右，至于高级官员，由于希望减少贪污和维持斗志，就更不吝惜奖赏了。曾国藩知道，重赏之下，才有勇夫，只有军饷高，将士才肯卖命。在这支鱼龙混杂的部队中，最初，曾国藩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这支部队中的所有高官，都由那些德行很好的读书人担纲；只有下级军官，才是那些打仗不要命的武夫。在曾国藩眼中，一支部队的忠贞、才华和理想，是最重要的，至于其他，则可以通过战斗和训练得到。在湘军当中，整个骨架，是他的一帮兄弟和朋友，在他们当中，有曾家弟兄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还有他的“铁哥们”郭嵩焘、江忠源、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等。这些人，堪称“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比如胡林翼，才冠湖湘，经天纬地，后来成为仅次于曾国藩的湘军二号人物；罗泽南同样也是一个湖湘大儒，对于程朱理学，罗泽南有着极深的研究，性格上也极有宋儒坚忍刻厉的作风，他的弟子遍及湖南境内，其中最有名的，有王錱、李续宾、李续宜、刘腾鸿、刘典，包括曾国荃、曾国葆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湘军的著名将领。曾国藩起事时，江忠源和罗泽南手头已有现成的兵勇，并且，曾经赴广西打仗。

曾国藩和湘军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19世纪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可以说是历史上一支真正由读书人领导的军队，是在乱世中一群书生“投笔从戎”所组建的人马。这群读书人挺身而出的最大使命，就是为了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太平天国对于孔孟的态度，让他们为之激愤，也正如此，让他们立下了“上马杀贼，下马读书”的誓言；至于效忠朝廷等，倒成了次要的目的。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一帮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看来，太平天国所提倡的“拜上帝教”等，其实就是西方文化妖魔化的体现，是直接违背“天理”的，而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在这样的生死抉择中承担自己的使命。正因如此，这支颇有湖南士林风气的儒生在后来艰苦卓绝的生死绝杀中，屡遭挫折而不馁，表现出了与叛道者誓不共存的殉道精神。

曾家藏书楼

秋天到来的时候，曾国藩的湘军队伍已发展到十营六千人。现在，这已不是一支五花八门的杂牌民兵了，而是一支军队，并且，是曾国藩赋予理想和追求的一支部队。曾国藩在为这支湘军设计建制时，脑子里闪现的是明朝名将戚继光的容颜。的确，在数百年历史当中，戚家军是最具战斗力的一支队伍，它不仅有严明的纪律，而且，还有很多军事上的创举，在军事思想上也比较先进。曾国藩细细地研究了戚家军的组成方式、纪律以及作战策略等，以戚家军的模式对湘军进行整编，改革军制——以营为基本战斗单位，拟定营规、饷章等等。这支部队一个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是：它只隶属和服从曾国藩一人，只有曾国藩，才是这支军队真正的国王。

当然，让这个“国王”念念不忘的还是儒学的“仁”和“理”，从一开始，曾国藩就赋予了这支部队很多卫道的特质。这也决定了湘军后来的特点——这支部队有很多看起来很奇怪的做法：不仅仅以军纪营规约束士兵，还用讲学的方法来教化士兵；不单单是贯彻军事思想，还一点一滴地教士兵如何做人。每天早晨，曾国藩都会早早地巡营，认真观察军士们操练，有时候，他还要把将士们聚集在一起，耐心地讲解时局和道理。在曾国藩看来，这些做人的道理比军事本领更为重要，必须“老僧常谈”，要天天讲，月月讲。曾国藩还把理学中的“仁”、“诚”、“礼”等道德原则引入治军之中。“仁”就是要官长用仁爱之心来调节与士兵的关系，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出力；“诚”就是把忠君诚心的政治品质作为选将的要义；“礼”则是湘军中要有上下尊卑的关系以及严明的纪律。值得一提的是，这支部队的“国王”曾国藩以他自己独创的方式，亲自为这支部队创作了很多琅琅上口的歌谣，以此作为对这支由书生、农民以及社会闲散人员所组成的临时军队的教化——

比如说《莫逃走》：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境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走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却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只怕你们太胆小，一闻谣言便慌了。

一人仓忙四山逃，一家大小泣嗷嗷。

男子纵然逃得脱，妇女难免受煎熬。

壮丁纵然逃得脱，老幼难免哭号啕。

文契纵然带着走，钱财不能带分毫。

衣服纵然带着走，猪牛难带一根毛。

走出门来无屋住，躲在山中北风号。

夜无被铺床板凳，日后锅甑切菜刀。

受尽辛苦破尽财，其实贼匪并未来。

只因谣言自惊慌，惹起土匪吵一场。

茶陵道州遭土匪，皆因惊慌先徙走。

其余各县逃走人，多因谣言吓断魂。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大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为了使湘军们训练得法，作战有素，曾国藩写下了《操武艺》：

要保一方好土地，大家学些好武艺。

武艺果然学得精，纵然有事不受惊。

石头要打二十丈，石灰罐子也一样。

木板只要五寸宽，箭箭要中靶子上。

石头灰罐破得阵，叉把锚子一齐进。

靶子也立一块板，板上先凿四个眼。

眼内安个小木球，戳在锚子尖上留。

只要枝枝戳得准，保守地方总安稳。

火器虽然是个宝，鸟铳却要铸得好。

火药也要办得真，不然炸裂反伤人。

铳手若是不到家，不如操演不用他。

惟有一种竹将军，装得火药大半斤。

三股麻绳紧紧缠，一炮响动半边天。

件件武艺皆无损，石头锚子更要紧。

石头不花一文钱，锚子耍出一道圈。

若是两个习得久，打尽天下无敌手。

读书子弟莫骄奢，学习武艺也保家。

耕田人家图安静，学习武艺也不差。

匠人若能学武艺，出门也有防身计。

商贾若能学武艺，店中大胆做生意。

雇工若能武艺全，又有声名又赚钱。

白日无闲不能学，夜里学习也快乐。

临到场上看大操，个个显出手段高。

各有义胆与忠肝，家家户户保平安。

曾国藩认为，道德层面的凝聚力对湘军建设尤为关键，于是在湘军中推广这一首《要齐心》歌谣：

我境本是安乐乡，只要齐心不可当。

一人不敌二人智，一家不及十家强。

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来帮。

若是人人来帮助，扶起篱笆便是墙。

只怕私心各不同，你向西来我向东。

富者但愿自己好，贫者却愿大家穷。

富者狠心不怜贫，不肯周济半毫分。

贫者居心更难说，但愿世界遭抢劫。

各怀私心说长短，彼此有事不相管。

纵然亲戚与本家，也是丢开不管他。

这等风俗实不好，城隍土地都烦恼。

万一邻境土匪来，不分好歹一笔扫。

富者钱米被人抢，贫者饭碗也难保。

我们如今定主意，大家齐心共努力。

一家有事闻锣声，家家向前作救兵。

你救我来我救你，各种人情各还礼。

纵然平日有仇隙，此时也要解开结。

纵然平日打官方，此时也要和一场。

大家吃杯团圆酒，都是亲戚与朋友。

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一双手。

贫家饥寒实可怜，富家量力略周旋。

邻境土匪不怕他，恶龙难斗地头蛇。

个个齐心的伙伴，关帝庙前立誓愿。

若有一人心不诚，举头三尺有神明。

纪律严明，是打胜仗的保证，在同太平天国作战的过程中，曾国藩反复告诫属下切勿扰民：

莫打鼓来莫打锣，听我唱个解散歌。

如今贼多有缘故，大半都是掳进去。

掳了良民当长毛，个个心中都想逃。

官兵若杀胁从人，可怜冤枉无处伸。

良民一朝被贼掳，吃尽千辛并万苦。

初掳进去就挑担，板子打得皮肉烂。

又要煮饭又搬柴，上无衣服下无鞋。

看看头发一寸长，就要逼他上战场。

初上战场眼哭肿，又羞又恨又懵懂。

向前又怕官兵砍，退后又怕长毛斩。

一年两载发更长，从此不敢回家乡。

一封家信无处寄，背地落泪想爷娘。

被掳太久家太贫，儿子饿死妻嫁人。

半夜偷逃想回家，层层贼卡有盘查。

又怕官军盘得紧，跪求饶命也不准。

又怕团勇来讹钱，抢去衣服并盘缠。

种种苦情说不完，说起阎王也心酸。

我今到处贴告示，凡是胁从皆免死。

第一不杀老和少，登时释放给护照。

第二不杀老长发，一尺二尺皆遣发。

第三不杀面刺字，劝他用药洗几次。

第四不杀打过仗，丢了军器便释放。

第五不杀做伪官，被胁受职也可宽。

第六不杀旧官兵，被贼围捉也原情。

第七不杀贼探子，也有愚民被驱使。

第八不杀捆送人，也防乡团捆难民。

人人不杀都胆壮，各各逃生寻去向。

贼要聚来我要做，贼要掳来我要放。

每人给张免死牌，保你千妥又万当。

往年在家犯过罪，从今再不算前账。

不许县官问陈案，不许仇人告旧状。

一家骨肉再团圆，九重皇恩真浩荡。

一言普告州和县，再告兵勇与团练。

若遇胁从难民归，莫抢银钱莫剥衣。

曾国藩的湘军就是这样“不伦不类”。这支人员结构复杂的军队就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投入了这场战争，与另外一支同样也堪称“不伦不类”的太平军，进行生死殊杀。

当然，湘军的创办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地方上，湘军还没有成形，各式各样的阻挠就已经出现了——那些平庸的巡抚、布政司和按察司们，他们一直试图掣肘曾国藩，在他们的阻挠下，曾国藩的每一次行动，都显得艰涩而困难。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既胆小怕死，又怯懦怕事，但他们都有一副忠于职守、老实忠厚的面具。对于他们来说，再也没有比在唯唯诺诺的面具下遮掩妒贤嫉能的实质而感到更有乐趣了。这些人掌握粮食和供给，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断给曾国藩出难题。曾国藩在长沙招兵买马时，那些打仗怕死的绿营兵甚至闯进了曾国藩的大营，差一点跟曾国藩的兵勇打了起来。为了顾全大局，曾国藩只好将自己的湘军移至衡阳，避免跟绿营直接接触，全力训练自己的部队。

创办之初，最让曾国藩伤脑筋的是清朝的军事补给制度。清朝在夺得政权后，各方面都沿用明朝制度，明朝体制的很多短处，清朝仍旧没有改变，相反还变本加厉。清朝的军事供应和政事参合为一元，军队的粮饷补给，不是来自中央财政，而是来源于地方政府的零碎供应。按理说，户部是国家财政的中枢，应该统筹全局，但实际上户部却等同于一个大型的会计机构，只是在账目上监督各个机关和各地方政府的出纳。各个地方政府按照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运送到各个军事单位。在供给上，各级政府各自为政，有的就干脆采取拖延的方式。这种军事供给方式，给部队的统筹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曾国藩的湘军在供给上面临的问题就更大了，因为湘军还不算是朝廷的正规军。在这样的情况下，身为钦差大臣的曾国藩最费精力的一件事就是，不得不硬着头皮与各式各样的大小官吏打交道，软硬兼施，才能得到不足额的供给。

曾国藩故居

各种困难的遭遇让曾国藩对于清朝的现实状况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对于这种制度的本质，曾国藩看得比先前清楚得多。曾国藩豁然明白了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千百年一直奉行的是文官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那种知识的优越感以及在这种制度下享受的便利，使得中国的精英以及社会普遍意识对于军事将领和士兵，一直心存鄙视。从制度上来说，朝廷军队的军饷和给养都是由地方发放的，这使得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对那些手握地方大权的文官们异常依赖。很多时候，这些掌权的文官政府密切监视军队的动向，施展他们高深的学识，安插亲信，组织派系，甚至引发军队的内江，从而将武装力量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千百年来，没有人真正地把军队当回事，真正地把军队当作国家的武装力量来经营，或者在权力和制度上给予它们保护。这种政权本身，已习惯于对军队进行打压，这样的打压，完全不是由于个人的喜好，而是一种整体的存在状态。不仅如此，中国文化对于武装势力在骨子里也是排斥的，在民间，一直以来，人们崇尚的只是传奇，而不是英雄。那些曾经的英雄，在最受民间欢迎的话本和说唱中，慢慢演变为纯粹的传奇，变成脱离实际的传说。至于真正的英雄是怎么回事，人们并不真正地感兴趣。由于缺乏真正的英雄意识以及荣誉感，一直以来，只是那些卑劣和懦弱的人在参加战斗，在执掌这部分力量。这些当兵的人既不是出于爱国的热情，也不是为了效忠皇帝和追求荣誉，仅仅是为了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计。这种现实和传统的存在，让军士们并没有一种荣耀感，也让军队失去分量，从而造就偌大一个帝国的羸弱，让一个国家失去坚强的支柱，只剩下徒有其表的光鲜面目。

对于事物本质的探究和洞察，使得曾国藩的处事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加上形势越来越急迫，到了衡阳之后，一直主张“温良恭俭让”的曾国藩舍弃了打仗最为忌讳的“妇人之仁”，他开始变得冷酷，变得焦躁，变得听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这个后来被称为“曾剃头”的书生行事残酷而暴烈，他开始疯狂镇压当时一切不稳定因素，对于周边地方的一些小叛乱，也大开杀戒。同时，曾国藩带领自己的部下不顾一切地征收粮食，掠夺那些危险的大户，对军饷展开近乎疯狂地攫取。当然，这当中，还有一些是对上峰命令的不服从甚至抗拒。在曾国藩看来，一切都是火烧眉毛，这支部队在没有完全训练成形之前，拒绝一切战斗。曾国藩在衡阳的那段时间，正是太平军西征军沿着长江沿岸攻城掠寨之时，那些八旗和绿营部队闻风丧胆，大小城市一个又一个被攻占，平日里享惯了洪福的官宦老爷们不断地遭受灭顶之灾。对于清廷来说，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曾国藩手中的这一支部队了。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纷纷请求曾国藩早日出战，救他们于水火之中。来自各方的信件像雪片似的飞来，曾国藩坚决地不予理睬，他一直按兵不动，全力在衡阳练兵。后来，连京城的咸丰皇帝也坐不住了，下旨令湘军参战，并且在上谕中批评曾国藩平时自以为了不起，关键时候，得做出点样子来。曾国藩仍旧不予理会。这当中，曾国藩甚至冷酷地拒绝了朝廷让他火速调兵赴皖解救江忠源的任务。江忠源是曾国藩的莫逆之交，也算是他的弟子。创办湘军初期，江忠源即跟随曾国藩左右。不久，江忠源被朝廷调到危险的战争前沿，任安徽巡抚。由于孤军深入，江忠源被太平军团团包围在庐州。1853年底，朝廷命刚刚组建的湘军火速北上解围。曾国藩拒绝了。在曾国藩看来，这支刚刚组建的湘军火候完全不到，况且，湘军所购买的火炮、火枪等武器未到，此时轻易冒进，无异于集体送死——1854年1月，孤立无援的庐州城破，江忠源跳水自杀，年仅四十二岁。

理解曾国藩此举的只有他的恩师吴文熔，吴文熔曾是曾国藩的座师，时任湖广总督，湖北战斗激烈之时，吴文熔督师黄州，太平军攻城非常猛烈，很多人劝吴文熔赶快向曾国藩求救。深知曾国藩性格的吴文熔只好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吴文熔更担心的是弟子的迫于形势、仓促行事：

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陆各军，必俟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可以因吾故，率尔东下。东南一局，恃君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吾与君所处固不同也。

曾国藩接到来信之后，深为感动，也深为忧郁，但他坚持不发兵，全身心地投入到部队尤其是湘军水师的训练之中。很快，消息传来，黄州失守，吴文熔战死。

在那段时间里，一方面，曾国藩全力将一支以农民为主的部队训练成一支铁血之师；另一方面，他奏请截取了存放在长沙的、由广东解往江南大营的四万两饷银，以犒劳自己的军队。鉴于太平军在长江有一支庞大的水师，并控制着武汉到金陵的长江水域，曾国藩听取了郭嵩焘的意见，在建陆营的同时，全力建立一支水师军队。在衡阳，曾国藩设立船厂，日夜兴工赶造战船，并派人赴广东向洋人购买枪炮；不久，又在湘潭设立分厂，加快造船速度。到了1854年2月，衡阳船厂建成，曾国藩很快制造出快蟹四十只、长龙五十只、大舢板一百五十只、拖船五只、铁甲指挥船一只；然后，又购买了民船数百艘，将它们改为兵船或辎重船，配备西洋大炮和新式火炮。曾国藩的座船“苍龙号”更是建造得非常坚固，里外都用铁甲包裹，船头配八千斤西洋重炮三门，船尾置六千斤西洋快炮三门；两舷各有快炮五门，还配备火箭炮一门，新式步枪两百支。可以说，湘军的水师装备，在当时已算相当先进了。就这样，曾国藩的湘军水师终于组建完毕，总兵力为五千人，分为十个营。

现在，时机成熟了，曾国藩开始带着自己的三湘子弟兵从湘南向北挺进。很多年后，人们在研究湖南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贡献时，发现了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曾国藩之前，这一块土地上很少产生惊天动地的事，也从未为天下先；但从曾国藩开始，这一块看起来一直温柔敦厚的地方，仿佛脱胎换骨，不仅敢为人先，而且英才辈出，层出不穷……这块土地开始爆发它的能量了，它就像一座火山一样，开始喷发，炽热的岩浆流得到处都是。这时候，曾国藩肯定会想起孟子的那句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对于曾国藩，甚至对于湖南，似乎都是这样的情景。也可能就是从那时起，上天开始垂青这个地方，也开始垂青这个地方的人，于是让这个地方在饱受兵燹与摧残之后，来了个集体大爆发，这样的爆发，一直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这是一种宿命呢，还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暗示？

第四章　铁血湘江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书生出身的曾国藩在骨子里其实是不太适合用兵的，“兵不厌诈”，两军对垒，要求用兵者一定要奇谲、狡猾，极富心机，不按常理出牌。但曾国藩呢，他只是一个有着巨大坚韧力、脾气倔强的读书人。虽然曾国藩有着丰富的学养，也有关于天地人的巨大感悟，但这样的智慧，更多的是人生哲学范畴的，在本性上，曾国藩并不是一个具有创造力且诡计多端的人。这样的人格特征，决定了在战争开始阶段的艰难——在战争之初，这个书生既缺乏用兵者所具有的大胆和亡命，也缺乏那种举重若轻、爱拼能赢的心理承受能力。

1854年2月，曾国藩终于率领着他的湘军出山了。在衡阳一座宗祠的广场上，曾国藩抖擞精神，对着黑压压的人群，声嘶力竭地宣读他的“出师表”。对于一万多水陆湘军来说，从军数月，很多人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被誉为“湖湘最有学问的人”的面容，他们好奇地踮起脚尖，远远地眺望着这个神秘的人物。人们明白，天下真的危在旦夕了，要不，这么多面色苍白的读书人怎么会一个个拿起刀剑呢？那个中等个子的小老头跟他们说着同样的方言，他的声音有点嘶哑，尽管言语激越，富有激情，同时也杀气腾腾、声嘶力竭。尤其是曾国藩的面容，更显阴森可怕。曾国藩的演讲极富煽动性，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像干柴一样被曾国藩点燃了，也打动了，他们挥舞着手里的长矛和大刀，山呼海啸，像巨浪一样汹涌起伏。

曾国藩手迹

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曾国藩当然是极注重名分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行军打仗，一定要“师出有名”。这篇《讨粤匪檄》是曾国藩亲手写就的，也是经过湘军中诸多大儒润色过的。檄文的结构严谨紧凑，第一段痛斥太平军的残暴，以地域观念打动长江流域的人，煽动他们联合起来攻陷太平军；第二段痛斥太平军破坏伦理秩序，以护卫理学观念打动知识分子；第三段痛斥太平军毁污庙宇，以神道观念打动一般乡民。作为桐城派的嫡传弟子，曾国藩最看重的是文章的气韵和义理，这些，都在这篇檄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曾国藩很得意的是，这篇檄文堪比当年陈琳为袁绍讨伐曹操所写的檄文以及唐朝骆宾王的《讨武檄文》。虽然文章中没有“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等赫赫警句，但“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等句子，也称得上恢宏大气、铿锵有力。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篇阕强有力、惊天动地的檄文，比任何有关的描写更鲜明更刺眼地把曾国藩一向隐遁于昏暗之中的性格彰显了出来，曾国藩内心激荡的浑圆之气喷薄欲出：

为传檄事。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虏入贼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犹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父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又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殁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于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虏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

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文章宣读后，曾国藩又命令手下人大量誊抄，四处张贴。显然，他对于这篇檄文还是很满意的。然后，潇潇雨雪之中，曾国藩带着他的一万七千名子弟兵，浩浩荡荡地由水陆两路北上了。骑在战马上的曾国藩壮怀激越，熟读历史的他深深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业，这一拯救数千年道统的使命甚至具有某种神性的意味。一切，都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

现在，这个书生变了。他不再穿过去书生时的青衫，也不穿宽敞累赘的官服，很多时候，曾国藩穿着铠甲，甚至在腰上，也佩有长长的宝剑。令人印象至深的是曾国藩的形象——宽大的前额上横亘着几道很深的皱纹，脸庞瘦削，尖下颏，高颧骨；粗粗的扫帚眉下，隐藏着长挑挑的三角眼，他的嘴巴永远是紧闭的，坚毅而刚强；周身散发着阴鸷的气质，凶狠而坚定。平时，他的眼皮沉重，目光昏瞑，嗓音喑哑，看起来像是个疲惫不堪、久病初愈的病人，一旦睁开，只见精光四溢，就像千年琥珀的寒光一样，透彻人的心魂。当然，曾国藩的内心也变得跟长相一样阴森恐怖。他就像是一把闪着寒光的刀一样，锋利而冰冷。谁见到这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这个人仿佛不会流淌鲜红的热血，而是如冰河一样寒冷。

尽管出师时意气风发，但真正打起仗来，远不是想象的那样壮怀激越。真正的战斗更像是与魔鬼纠缠在一起，那种阴暗与低沉、惨烈与暴戾、磨砺和自虐，都是难以想象的。由于经验匮乏，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带着一群莽撞的农夫，就像盲人瞎马一样，匆忙地上阵了。这个时候，太平天国部队的主攻目标集中在湖南，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首先在岳阳战役中失利，曾国藩如丧家之犬一样，逃至长沙。太平军乘胜攻占岳州、湘阴、宁乡、湘潭，形成对长沙的夹攻之势。湘军商议后决定，集中主力攻湘潭，打破包围，收复湖南。主力部队出发后，曾国藩突发奇想，决定率领水师进攻附近的靖港，试图以多胜少，驱除眼前威胁，也体会一下亲临战场的快意。

战斗打响了，两军对垒之时，毫无经验的曾国藩就如同一个笨拙的骑士一样，根本无法驾驭自己的马匹——当时，曾国藩拥有水师五营，陆师八千人，大小战船四十余艘，在实力上占绝对优势。一开始，太平军就从岸上用炮火猛烈轰击，又出动两百多艘船只，对行动不便的湘军大船发起攻击，一副完全不要命的打法。从未打过仗的湘军水勇哪里领教过如此拼命的打法呢，一时纷纷溃退。紧张万分的曾国藩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兵败如山倒。情急之下，曾国藩亲自持剑督战，当溃败的湘军如洪水一样漫堤而来时，曾国藩手执宝剑，在自己站立的地方竖立一面大旗，大声呵叱：过此旗者斩！但如此溃败的形势，他哪能阻挡得了呢？曾国藩觉得精神都崩溃了，他就像个夜游人一样，恍惚无助，无所适从。情急之下，曾国藩自己都想撒开腿逃跑，逃到一个阴暗角落，去大口大口喘气。这个平日称得上冷静无比的人，在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同样会脸色苍白、疲惫不堪、思想混乱、语无伦次。后来，仓皇逃跑的曾国藩觉得自己太失颜面，一羞之下，“扑通”一声跳进水里，想一死了之。部下们手忙脚乱地把曾国藩救了上来……在死亡面前，人永远有恐惧的本能，而一个人的内心，从来就不是从理论的意义上所能练就的。曾国藩万念俱灰之时，一个好消息传来——陆路的湘军塔齐布部以少胜多，充分利用武器装备较为先进的优势，率军攻占了湘潭，全歼了镇守湘潭的太平军。这一场胜利给曾国藩带来极大的安慰，也让曾国藩明白，真正的战斗是怎么回事。湘潭战役的胜利，让这支民间力量有了自信，培养了这支队伍坚韧和果断的气质；这一场战役的胜利，同样是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之后的首次大规模失利。

湘潭之战后，曾国藩一方面在长沙整军，补充人员和粮草，修缮战船；另一方面，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修整一番后，湘军恢复了元气。曾国藩也在这段时间确立了湘军下一步的军事重点，那就是，继续率军北上，将战场锁定在长江沿线。在曾国藩看来，长江是一条龙，湖北是龙头，安徽是龙身，江苏是龙尾，至于金陵，则是龙心；要擒缚太平天国这条苍龙，就必须先打龙头，后摘龙尾，然后直刺龙心。战略思想明确之后，曾国藩率领着部队出湘了，矛头直指江西和湖北。曾国藩兵分三路，以岳州为进攻重点：派江忠淑、林源恩率楚勇及湘勇的一部为东路，由平江向通城、崇阳进攻，切断岳州守军后路，并阻止湖北太平军支援；以胡林翼为西路，专攻太平天国西征军所克之常德、龙阳、沅陵等地；中路主力由塔齐布率领，进攻岳州，同时又由褚汝航、彭玉麟、杨载福、夏銮等率湘军水师两千余人，由水路配合塔齐布进攻岳州。在太平天国西征军由常德退入岳州后，曾国藩又令西路周凤山增援岳州，罗泽南率湘勇一千人，魁联率一千人随援岳州。至此，在岳州城下，共聚集了湘军水陆部队两万多人。

战争远比曾国藩想象得艰苦和惨烈，双方进入了你死我活的拉锯状况。岳州之战自1854年6月17日塔齐布攻新墙开始，至8月25日太平军放弃岳州败退武汉结束，历时两个多月。双方反复争夺，大战数次，小战无数。鏖战的详细过程是这样的——6月17日，塔齐布向新墙进攻，太平天国西征军虽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因湘军攻势太猛，新墙失陷，岳州门户大开。到了7月中旬，湘军水师赶到，水陆并进，太平天国西征军招架不住，湘军进入岳州。8月，太平军反攻岳州，西征军将领韦俊、石镇仑、陈玉成等先后率水营大军增援，在岳州，击毙了湘军水师统领道员褚汝航以及岳州总兵陈辉龙。湘军同样还以颜色，在城陵矶战役中，击毙了太平军的猛将曾天养……双方像两块海绵一样，争相吸摄对方的水分。在这样的对垒之中，曾国藩和湘军执拗而挺拔的气质起到作用了，倔强的曾国藩就像一个坚强无比的拳击手一样，有着非凡的抗击打能力。尽管他一次次倒下，被击打得鼻青眼肿、遍体鳞伤，但他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向对手发起一轮又一轮还击。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湘军奄奄一息的躯体，直到对手轰然倒下。

战局很快像喷溅出的血迹一样，向四周扩散开来。湘军开始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了。在朝廷正规军绿营和八旗一败涂地的情况下，这支民兵性质的武装力量迅速成为长江一带抗击太平军最重要的力量，成为主要战场的主力军。湖南人坚韧的性格，太平军得以充分领略。很快，曾国藩的湘军随着战势的推进，走出了湖南，北上到了长江流域。在取得岳阳战役的胜利后，曾国藩又接连攻下鄱阳湖和洞庭湖附近的重镇；然后，主力继续北上，聚集在武汉附近，部署进攻武汉三镇。曾国藩根据武汉的特点，制订相应的策略：让水师清理江面，割断武汉三镇之间太平军的联系，并且，由水师协助陆营，用炮火攻击沿岸太平军营垒；在陆地，数万湘军集中起来，全力进攻武昌；汉阳则由魁玉等湖北兵勇围攻。在经历一系列的战役之后，曾国藩指挥战争已经变得越来越得心应手了。在他看来，军事调度就如同对弈一样，只要心中有韬略，同样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湘军水师出巡图

比较起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在战场之外，作为团练大臣的曾国藩却因为不断遇到麻烦而深陷烦恼。庞大而腐朽的制度无法在战争中快速运转，一直像一个昏聩的老人一样，无法行动敏捷，这一点，让曾国藩头痛不已。这时，湘军已经因其优于八旗、绿营的战斗力争得了合法地位，曾国藩也以汉族团练大臣的身份取得了带兵的权力，但这些都是非常时期的既成事实。曾国藩一直没有抚督的实职，带兵还是“名不正言不顺”。这样的尴尬局面，使得曾国藩在与地方各级官员的协调中，不得不耗费更多的精力；甚至，还在很多关键时刻遭受说不清道不明的抵触和对抗。这些，是最让曾国藩伤脑筋的事情，如果地方的关系不能理顺，接下来的局面会非常困难。曾国藩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朝廷并不信任自己，自己在朝廷的眼中，只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替死鬼”。那些掌握朝廷大权的满族贵族是最忌讳汉臣掌握实权和兵权的。当年，朝廷让江忠源担任安徽巡抚，胡林翼为湖北巡抚，就是不肯将地方官的大印交给曾国藩，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这些人，都是排在曾国藩之后的湘军人物。他们受命之时，手上并没有像曾国藩那样拥有数万军队。一个人，如果手上控制着数万军队，又掌握着地方大权，在这个摇摇欲坠的朝廷看来，肯定是一件要命的事情。

清陆军战阵图

让曾国藩哭笑不得的事还有：当曾国藩率领湘军出衡阳，席卷两湖，接连获胜进逼武昌之时，那个喜欢风花雪月的咸丰皇帝竟发出了这样一道上谕：“塔齐布、曾国藩奏水陆官员大获胜仗一折，办理甚合机宜。塔齐布着交部从优议叙，曾国藩着赏给三品顶戴，仍着统领水陆官员，直捣武汉……”接到圣旨，曾国藩无比尴尬，数年前在京城之时，曾国藩就是显赫一时的“二品侍郎”，而此时，却赏给他“三品顶戴”，这样的错误，真像是咸丰皇帝在跟他私底下开玩笑！好在曾国藩一直“忍辱负重”，更多的时候，他考虑的倒并不是自己的前程，而是全力拯救危亡的“道统”。因此，对于如此“幽默”，曾国藩也懒得去计较。更多时间里，曾国藩的湘军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车辆一样，只是依靠惯性在运行，车轮下的摩擦力不谓不大，但这辆车已全力冲刺，尘埃飞扬中，明显地已刹不住了。

1854年10月，曾国藩的湘军第一次攻下武昌，攻城行动可谓摧枯拉朽，湘军只用了短短的四天时间，伤亡只有两百多人。相比之下，太平军损失船舰两千余艘，丧师数千。这次战役在帝国一片溃败的战局当中，无疑一抹亮色。对战局几近绝望的咸丰皇帝获悉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一开始，咸丰皇帝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自己听错了，反复问询之后，仍是半信半疑。直至曾国藩的奏折呈到，白纸黑字之下，咸丰方才确信胜利。咸丰这一回的圣旨有点“靠谱”了：下令赏给曾国藩二品顶戴，同时让曾国藩代理湖北巡抚。圣旨送出不久，旁边有大臣冷冷地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好似一般的平民，一介平民，能够一呼百应，恐怕不是国家的福音吧！咸丰听出了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心里一惊，赶忙追补一道圣旨：撤除曾国藩代理湖北巡抚的任命，让曾国藩改任兵部侍郎——显然，咸丰还是不信任曾国藩，不信任这个手握重兵的汉族书生。

完全可以想象曾国藩收到这两件上谕时的心情。不过此时的曾国藩在经历了诸多的失望之后，对于朝廷的指令，已抱有平常心了。收到第一封上谕时，曾国藩并没有过多的欣喜，他照例公事公办回了一折，谦虚地表示自己并不想代理巡抚之职，不敢接受巡抚之印，想暂时交湖北总督保管。咸丰在收到曾国藩的折子后，态度严厉，反而怪罪曾国藩在落款时不署巡抚之名，有违旨之意。这样的强词夺理，让曾国藩心中十分不快。好在曾国藩已没有心情郁闷了，战局已呈危机状态，湘军在攻下武昌之后，太平天国立即调整了战略部署，调集燕王秦日纲和翼王石达开部，大军沿长江一线，开始了第二次猛烈的西征。

1854年10月底，曾国藩率领湘军从武汉出发，这一回，曾国藩打算集中优势兵力，全力围攻湖北与江西交界处的田家镇。瑟瑟秋风中，曾国藩首攻黄州，再占鄂城，然后兵分三路东下，一路扫清沿途的太平军据点。到了长江边上的半壁山一带，湘军重新聚集，全力进攻太平军重兵屯集的田家镇。田家镇之役异常惨烈，后来，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这样描述：即使是战争结束后，江边上仍有浮尸不断。经过几次拉锯战，湘军在付出了重大代价之后，终于攻克了田家镇，击毙太平军一万多人，烧毁战船四千余艘，缴获五百余艘。当然，湘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曾国藩听到自己军队的伤亡数字时，一时禁不住，在大帐之中失声痛哭！战争，就是这样冷酷无情，哪有什么绝对的胜利呢？无非是彼此之间的互相消耗罢了。让曾国藩更没有想到的是，田家镇战役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从此之后，在两年多时间里，湘军陷入了一个低谷，曾国藩与胜利渐行渐远，以致很难有相逢的机会了。

1854年12月的一天，曾国藩照例早早地起床。自带领湘军的第一天起，曾国藩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每天，曾国藩总是在起床后带领一两个亲兵巡查营垒，检阅士兵训练；吃早饭时，曾国藩把当天要布置任务的将领和幕僚叫在一起，边吃饭边交代当天的工作；早饭后，曾国藩往往用一上午的时间批阅各地送来的文件，处理相关事务。稍有空闲，曾国藩总是捧起一本书，边读边思考。读书，在曾国藩看来，不仅仅是学习，更重要的，还能克服骄惰、奢靡以及浮躁的性情，让自己随时随地都能沉静下来。曾国藩不是一个只知高谈阔论的道德家，相反，他一直注重身体力行，“立德”的前提，是要“立功”；要做到“内圣”，必须推行“外王”；对于一个人来说，致力于心性修养，是为了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或者说，只有内部准备好了，才可以“外用”，内部，是外部的基础——这些，都是不能分开的。曾国藩毕生努力去做的，就是“内外兼修”，以冶炼内心的宏大，去迎接外部的挑战。

这一天，曾国藩在巡营后没有回大帐，而是招呼了几个幕僚去了长江边上。已是深秋，大地上一片肃杀萧瑟，在长江边，更是一片苍茫荒凉。几乎所有的树都没了叶子，像一个符号似的，不甘寂寞地站在那里。一个幕僚告诉曾国藩，只有到了深秋，才能辨别出树的真正颜色，不像春天，所有的树都是绿的。曾国藩饶有兴致地听着幕僚的解释，频频点头。万物都是有“理”的，也难怪当年的朱熹面对一根竹子呕心沥血，他是在苦思冥想竹中暗藏之理……的确，树的颜色在秋天里现出了原形：槭树是橘黄的，桦树是金黄的，橡树是青铜色的，槐树则是黑色的……跟树一样，人，只有到了中年之后，才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东西，也会看出与万物的相通……登临江边的山坡之上，曾国藩极目远眺。长江在他的视野里，如一望无际的大洋，根本无法看出水流自哪个方向。一切都在流逝，灵魂稳定不动地注视时间的流动，而时间本身，则是由欢乐、忧伤以及死亡组成的。大江东去，淘尽了多少历史和人物呢？

曾国藩陷入了战争间歇期的沉思。这一天很奇怪，从一大早起，天边就一直有大片大片的火烧云，血红血红的。一直快到中午了，也丝毫没有退下的意思。对于天文地理颇知一二的曾国藩知道，这片火烧云来得不寻常，它肯定是一种预兆，预示着更残酷的激战。曾国藩知道，战争就是暴风骤雨，更大的惨烈肯定会接踵而至。

第五章　遭遇低谷

一个团队往往是有性格的，某种程度上，领导人的性格决定了团队的风格，尤其是初创时期的领导人。曾国藩与湘军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很多年后，人们在总结湘军的战斗历程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并不是一支天才的部队，它甚至没打过什么堪称经典的战役，它只是拼尽全力慢慢消耗对方，同时，一点一滴地壮大自己。从总体上说，曾国藩的用兵非常谨慎，他从不盲目出击，也很少用奇兵，每一场胜仗都不算完美漂亮。在湘军与太平军所进行的前期和中期的几乎所有战斗中，很少有那种压倒性优势的胜利。可以说，每一场战斗的胜负，都在毫厘之中。双方的争斗，完全是一种拼人数众寡、拼死亡数字的过程。这样，即使是胜利的一方，也是奄奄一息，九死一生。

曾国藩让人钦佩的一点就是：在与太平天国军队长时间的对峙中，从未犯下低级错误，很少头脑发热，急不可耐，将自己的命门暴露在敌人手中——这一点，与其说是曾国藩会打仗，倒不如说是他具备战争的素质——每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曾国藩总是像一条蛇一样，变得更警觉，更缄默，也更冷峻，虽然他有时候表现得十分焦躁，但他总是全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尽力使自己像冰一样冷静，像竹子一样坚韧。这样的性格，使得他与他的军队始终有一种坚忍不拔的特质；在这样的对手面前，敌人往往会望而却步，经常性地陷入气馁之中，无法产生胜利的自信。

田家镇大捷之后，曾国藩及湘军跌入了战争的谷底。这个时候，太平军在翼王石达开的统率下，进行了第二次西征。曾国藩从田家镇继续挥师东进，踌躇满志地迎战。两军的主力聚集在长江江西段一带，都摆出了决战的架势。曾国藩全力进攻九江未果，只好掉转方向，把主攻目标对准湖口，想凭借水师的优势，拿下湖口，再攻九江。让曾国藩没想到的是，这一次他遭受到了最为惨烈的鄱阳湖之败——1855年1月，湘军轻快水师中计陷入鄱阳湖，湖口的太平军见势勇敢杀出，拦腰攻击湘军水师，将它们一分为二——这样，就成了“内江水师”和“外江水师”两部分。然后，太平军水师先火攻湘军之外江水师于湖口江面，大胜，湘军外江水师被迫移至九江水面。2月，太平军水师再次乘夜火攻湘军停泊在鄱阳湖的内江水师，焚烧了湘军大、小战船百余只。正在鄱阳湖的曾国藩情急之下，只得改乘小船仓皇逃命，文卷册牍全部丢失。这一场战斗，是曾国藩自湘军建立之后，遭受的最惨烈、损失也最重的一次。曾国藩慌不择路逃至罗泽南的陆营后，越想越觉得羞愧难当，情急之下，曾国藩掉转马头，想冲至敌营一死了之。在场的罗泽南和刘蓉等一班人死死地拽住马的缰绳，曾国藩才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从春天到夏天的那段时间里，太平军的进攻连连得手，湘军连战连败，形势急转直下：1855年4月，太平军秦日纲、陈玉成部攻下了武昌，湖北巡抚陶恩培情急之下，自杀身亡；8月，湘军悍将塔齐布久攻九江不下，忧愤而死；紧接着，胡林翼又在汉阳附近遭遇败绩……那段日子里，曾国藩困守在鄱阳湖边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即使传来的，也是一些不好的消息。此时，曾国藩的处境已极为危险，连家书和奏折都很难送出去。曾国藩不得不在家书中频繁地使用暗语，甚至，用蜡丸将家书密封起来，派人化装送出。即使如此，曾国藩的信差还是有好几次被太平军俘获，遭到杀身之祸。每天，曾国藩所看到的，都是鄱阳湖中单调的情景：一望无际的沼泽地，一只又一只野鸭钻入水中，或者，几只大胆的麻雀在残缺的芦苇当中飞来飞去，间或草丛中有一些动静，仔细看去，原来是水蛇在苔藓上静悄悄地滑行，然后游离于枯树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到处都是风声鹤唳，空气紧张得令人窒息，仿佛随时都可以杀声震天、刀光剑影……曾国藩后来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写道：“方其战争之际，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湖湘大儒王湘绮撰写《湘军志》，阅读当时文件时，朦胧之中好像见到曾国藩的窘状：“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那正是曾国藩当时的真实写照。

到了1856年，对于湘军来说，战局进一步恶化，太平军在江西的军事形势发展到最高峰，控制了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四州县。3月，湘军周凤山部在江西樟树镇大败，南部大门洞开，曾国藩不得不离开湖口，亲赴南昌收集溃勇，调集水陆各军全力防守省城。4月，更恶劣的消息不断传来：先是太平军大破朝廷绿营江北大营；然后，一则消息如晴天霹雳般传来，让曾国藩捶胸顿足——湘军将领罗泽南在武昌身亡！罗泽南算是曾国藩的嫡传弟子了，本来，罗泽南一直在湖北战场，曾国藩江西战败之时，给罗泽南写了一信，让他火速调兵来江西救援。罗泽南收到曾国藩的信后，立即救援江西，走到一半时，因武昌被围，湖北形势急迫，罗泽南又不得不掉转方向回湖北解救。武昌被太平军攻下之后，罗泽南火急火燎，决定不顾一切将武昌城夺回。攻城之时，武昌大雾弥漫，城内太平军敢死队一下子涌出，对攻城部队一顿乱砍乱杀，湘军不明形势，乱作一团。罗泽南左额中弹，三天之后不治而亡。听到罗泽南的死讯，曾国藩泪流满面，这是一个名将啊！德高望重，智勇双全。在湘军中，曾国藩最欣赏的，就是罗泽南与彭玉麟了，这两个人无论是人品还是才学，都堪称三湘翘楚。罗泽南还曾是曾国荃的老师。虽然罗泽南一直不太愿意离开湖南作战，但因敬重曾国藩，还是跟曾国藩出了湖南。从湘军组建开始，罗泽南几乎就没有打过一次败仗，即使是在曾国藩“屡败屡战”之际，罗泽南也是无坚不摧，屡战屡克：“罗泽南破贼于城陵矶”、“罗泽南率师北渡”、“罗泽南克通城县”、“泽南破贼于贵溪”……只要罗泽南出马，总能转危为安……现在，武昌攻下了，罗泽南却身亡前线，曾国藩不由号啕大哭。

由于长时间在军事上没有起色，曾国藩和湘军遭遇了组建之后的低谷。曾国藩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创建湘军，又用了很多乡绅读书人带兵打仗，无论怎么说，都被当时一些官员视为越轨行为。屡屡受挫的情况下，明枪暗箭不断向他袭来。当然，让曾国藩感到最伤脑筋的，还是来自于朝中的压力——那些遗老遗少们不断向咸丰上奏折说他的坏话，说他如此一个迂腐的书生，哪里懂得打仗呢？只是以打仗之名，沽名钓誉，甚至心怀不轨。

在江西，由于战事的不顺利，湘军在给养上也遭遇到很大麻烦。最初，曾国藩筹饷的基本办法是留下比中央财会制度所能提供的更多的资源，也就是说，曾国藩会同地方大员制定一些新的收入政策，来保证军饷的发放，主要措施包括：一是设置一些不受户部直接控制的新的地方岁入项目，将这些所得截留；二是他的部属一旦就任抚督之后，便将岁入权集中在自己手中，避开户部的干预，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湘军的供给；三是卖官鬻爵——在湘军兴办之初，湖南巡抚骆秉章为了支持曾国藩，把这一项权力交给了曾国藩，这样，出售官衔所得成为早期湘军主要经费来源之一。随着湘军人数的增加，到了后来，这三项措施用到了极致，也无法保证军队的供给，湘军欠饷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欠饷，军士们士气低落，开小差的，甚至图谋不轨的都有。内部军心不稳，让曾国藩尤为担心。由于曾国藩没有地方大权，他所带的湘军在江西又属外来军队，所以，很多当地官吏都视曾国藩的湘军为额外负担，用得着时，供给还算及时，用不着时，供给就变得拖拖拉拉。打了胜仗没有奖励，如果战败，则备受讥笑，供给更是无从谈起。曾国藩虽然挂了一个兵部侍郎和团练大臣的头衔，但那些大大小小的地方官一直存有戒心，经常阳奉阴违，硬磨软抗。有时甚至还为曾国藩设计陷阱，让他自己往下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叠加在一起，千头万绪，让曾国藩困顿无比。虽然曾国藩的意志一如既往地坚定，但每每遇到这样的麻烦，也感到束手无策，忍不住长吁短叹，甚至会激起愤怒。

最让曾国藩愤怒的是“彭寿颐事件”和“毕金科事件”了——说起来，话就长了——曾国藩初入江西时，巡抚是湖南人陈启迈，并且，跟曾国藩一样，陈启迈也曾为翰林院官，按说，对于曾国藩，陈启迈应该格外关照。但陈启迈却经常跟曾国藩过不去，动不动就以不给饷要挟。曾国藩为了大局一直忍气吞声。比如，陈启迈不经曾国藩同意，擅自调动湘军，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朝令夕改；制造摩擦，羁押湘军营官副将周凤山于长江县，刑辱参将李成谋于芷江县……这些，曾国藩都忍了。孰料陈启迈越做越过分，有一次，万载县有一个叫彭寿颐的举人，在乡下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很有成效，打过几次小胜仗。曾国藩很赏识此人，想把这支民间力量纳入湘军。陈启迈听说后，故意以一个“莫须有”的名义，将彭寿颐押进大牢，严刑拷打。曾国藩实在气极了，他很快收集了陈启迈许多罪名，向朝廷参了一本。罪证确凿之下，朝廷将陈启迈革职查办。不料，新上任的巡抚文俊仍跟曾国藩过不去——事后看来，地方大员跟曾国藩的冲突，主要是利益上的冲突，巡抚是一个省的当家者，不当家，哪知收支的艰难呢！一个当家的跟一个要钱的人产生矛盾，也是最正常不过了——湘军有一支驻守江西樟树一带，领军的叫毕金科，文俊很长时间不给这支湘军供给。眼看毕金科部弹尽粮绝，快支撑不下去了。文俊让人传话，如果毕金科部能拿下景德镇的话，马上就给他们发饷。在这种情况下，毕金科和他的部属只好以死相拼。在数万守城的太平军面前，毕金科带领一千多人攻城，无异于以卵击石，结果毕金科部全军覆没，毕金科本人也战死。消息传到曾国藩这里，曾国藩恨得咬牙切齿，这明显就是借刀杀人啊！数年之后，曾国藩攻克景德镇，特地在毕金科丧命的地方立下石碑一块，亲自撰写碑文，文中，对于毕金科遭受陷阱一事，仍旧忿忿不平。

在江西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就是以如此的坚韧，全力地“挺”了下来。一般来说，个性在中等温度下显得暧昧，它藏在可测之镜的下方，只有在紧急时刻，才真正立体地显露峥嵘；而军事上的比拼，跟很多其他东西一样，在最关键的节骨眼上，往往浓缩成为个人性格的比拼——在那段时间，一种决不放弃的精神支撑着曾国藩和湘军。在这样的对峙中，曾国藩将自己的操守和习性发挥到了极致，一种强大的张力支撑着他，让他如磐石一样顽强，直至转机的到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最艰难的这一段时间，曾国藩还亲自作了一首《水师得胜歌》，这种带有浓郁文人气的做法，可以看作是曾国藩对全体将士的鞭策，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激励：

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水战真秘诀。

第一船上要洁净，全仗神灵保性命。

……

第二湾船要稀松，时时防火又防风。

……

第三军器要整齐，船板莫沾半点泥。

……

第四军中要肃静，大喊大叫须严禁。

……

第五打仗不要慌，老手心中有主张。

……

第七不可抢贼赃，怕他来杀回马枪。

……

第八水师莫上岸，只许一人当买办。

其余个个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

平时上岸打百板，临阵上岸就要斩。

八条句句值千金，你们牢牢记在心。

我待将官如兄弟，我待兵勇如子侄。

你们随我也久长，人人晓得我心肠。

愿尔将官莫懈怠，愿尔兵勇莫学坏。

未曾算去先算回，未曾算胜先算败。

各人努力各谨慎，自然万事都平顺。

仔细听我《得胜歌》，升官发财笑呵呵。

写完《水师得胜歌》之后，曾国藩又想起了自己的陆军，觉得同样也应该给他们写一首歌。当此之时，曾国藩想到军纪对任何一支军队来说都极为关键，于是把严明纪律的做法写进了歌曲：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

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都。

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

逢着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

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

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

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

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声名。

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期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1856年6月以后，岌岌可危的曾国藩迎来了转机，太平军又一次失去了良机——由于清军绿营的江南大营围攻金陵甚急，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命石达开领军东援解围，太平军的主力从江西撤回了江苏。湘军的危急局面得到了缓和，曾国藩又有了喘息的机会。这个时候，湖南又一次显示了它的后方基地的作用，在湖南巡抚骆秉璋和左宗棠的指挥下，刘长佑、肖启江统率五千湘军前来增援江西；不久，曾国华又从湖北率一支人马绕道湖南进入江西境内；曾国荃又从老家招募了一支湘军前来支持……身处绝境的曾国藩发自肺腑地感叹：天助我也！这样，曾国藩结束了自己被包围的局面，在江西，与太平军的战斗重新陷入胶着状态。

1856年9月，一个探子几乎狂奔进湘军南昌大营，带来的消息让曾国藩瞠目结舌：金陵内讧！韦昌辉杀掉了杨秀清——先是东王杨秀清逼宫，假托天父下凡降身，要求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洪秀全一气之下，秘密指令北王韦昌辉迅速从江西前线回到金陵，杀掉了东王杨秀清，并且大规模屠杀东王部属！太平军陷入内乱！

一向冷静无比的曾国藩这一回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他变得欣喜若狂，像一个濒临死亡的落水者，攀上了一根漂过来的树枝；又像一条本来已经上岸的鱼一样，一个翻身，又潜回了水中。曾国藩用颤抖的声音一个劲地刨根问底，一直问到探子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为止。中军大帐一片沸腾，所有湘军将士都幸灾乐祸兴奋无比，然后，都以一种鄙夷的口气谈论着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的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不仅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也让命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们对于这个政权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湘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也增添了胜利的信心。不久，接二连三的消息陆续传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从湖北前线赶回金陵，阻止韦昌辉的进一步屠杀；韦昌辉与石达开发生了争斗，石达开缒城出走；韦昌辉杀了石达开全家，进一步威逼天王洪秀全；石达开在皖南起兵讨韦，天王又杀了韦昌辉，太平天国另一员大将秦日纲死在纷乱之中；事件平息后，石达开又奉诏回金陵辅政，天王继续不理朝政，天王的兄长安王、福王对石达开猜疑特甚，翼王石达开再一次缒城逃往安庆……

太平天国在经历一番内乱后，大伤元气。更让太平天国感受到打击的，是他们对于洪秀全的个人崇拜遭遇到了沮丧，人们开始怀疑洪秀全的神话了。这个新成立的“政教合一”的组织不得不收敛起锋利的进攻态势，开始坚壁清野固守城池了。战事对于太平天国来说，已转入战略防御阶段。几个月后，形势逆转直下，在苏南战场，清军江南大营死灰复燃，1857年，清军张国梁部攻克镇江，威逼金陵。在江西，石达开回金陵之后，曾国藩开始全面反攻，江西太平军力量几乎全部瓦解，仅存湖口、九江等地，成为孤立的据点。在湖北方面，太平军武昌城的守将韦俊是韦昌辉的亲弟弟，兄长被杀，韦俊斗志完全丧失，弃城而逃后投诚了湘军。胡林翼重新占领了武昌，武昌的失守让战局立即得到改变。1856年底，湘军水陆两路再次顺江东下，连陷黄州、蕲州、大冶、兴国等；1857年1月，又攻下黄梅。在湖北，太平天国丢失了大量地盘，基本丧失了战斗力。紧接着，李续宾统率湘、楚军一万多人，直抵九江城下。很快，九江城被攻陷，太平军一万多人阵亡。

陈玉成

1857年，洪秀全从香港招回了洪仁玕，又让李秀成、陈玉成、李世贤等青年将领挑起了大梁。李秀成、陈玉成等执掌军权之后，混乱的局面得到控制。双方的军事形势又呈对峙平稳局面。这段时间，双方就像互相搏击的野兽一样，一边舔着自己的伤口，一边绞尽脑汁寻找对方的破绽，谋划着给对手致命一击。曾国藩就像一条阴险无比的眼镜蛇一样，全力对自己的部队进行整编改进，补充了大量先进的枪支弹药。曾国藩一直是一个战略高手，虽然就具体战术的制定和执行而言，不是曾国藩的强项，但曾国藩有高屋建瓴的视野，能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智慧，从大势上看到敌人的薄弱之处。在曾国藩看来，太平天国的本质还是“流寇”，对于这样的对手，一定要避其锋芒，消耗它的锐气。如果湘军能得到有效的坚持，太平天国肯定会不战自乱，因为它的实力和倚仗的信仰，无法支撑它去打持久战。也因如此，曾国藩在整个战略思想上，更接近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更热衷于拼消耗，拼实力，拼时间。自此以后，湘军一直贯彻着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不轻易打浪仗，一旦扎下营寨之后，先把自己的防守立于不败之地，把营寨布置得固若金汤。曾国藩甚至对湘军营盘围墙建设都作了硬性要求，要求营盘的围墙一般要有八尺高、三尺厚，墙外面必须有一道深沟，深沟八尺宽、六尺深，墙外两道，墙内两道等等。这样的营寨扎在哪里，就是一道坚硬的堡垒。应该说，曾国藩的战略思想对于太平天国的打击是致命的，一支离开了本土，在组织路线和指导思想上一直支离破碎的军队，是很难保证长久的。

李秀成

战争就这样在僵持中陷入了死局。这种死局对每一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满耳金戈铁马过后，那种单调和乏味一直缠绕着双方，连鸟鸣猿啼听起来也让人心惊肉跳。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总是一成不变的练兵，一成不变的讲话，然后，端坐于大帐之中，看远处遥不可及的地平线，一成不变的树木和森林，近处则是一个个神色紧张的老面孔，迷茫委顿，眼神暗淡，连走路，一个个似乎都变得绵软起来。那些当年生龙活虎、豪气冲天的年轻人，现在都双颊瘦削，在战壕中像幽灵一样游荡。这是怎样的一场战争啊，直接的厮杀是少的，更多的时候，就是等待，等待战斗，等待胜利，也等待死亡……久而久之，似乎每一个人都感到厌倦了，不知道这样的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为什么要打这一场战争……在曾国藩看来，这一支部队已越来越少精神抖擞、纪律严明了。这样的局面，离曾国藩所预计的相差很远。

1857年3月6日，正在江西瑞州城外湘军大营的曾国藩接到了弟弟曾国潢的家信，告知父亲曾麟书突然去世。噩耗如晴天霹雳一样在曾国藩头顶炸响。父亲的死太过突然了，不到一年前，曾国藩被围江西，一直在白杨坪关注战局的父亲心急如焚，专门派曾国华赶到湖北武昌，请求胡林翼派兵救援。然后，曾国华和曾国荃分别率领部队赶到了江西。这些，其实都是由父亲在暗地里指挥。曾麟书平日里温文尔雅，几乎对曾国藩所做的一切都积极支持。也正因此，除了曾国潢外，曾国藩将三个弟弟都带到战场。对于父亲的病情，曾国藩起先并没有在意。父亲身体一直不错，只是前一段时间来信，告知身体不好，病卧在床，不过没太大的事，让曾国藩放心在前线打仗。没想到只几个月的工夫，父亲说走就走了。曾国藩心如刀绞。在他看来，自己毕生所努力的，就是想为曾家增光，为父母长脸面。现在，父亲没了，自己千辛万苦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如果再一味地忍辱负重，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段时间曾国藩的心情糟透了。从他写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出哀伤的情绪：

大叶迟未发，冷风吹我衣。

天地气一浊，回头万事非。

虚舟无抵忤，恩怨召杀机。

年年绊物累，俯仰邻垢讥。

终然学黄鹄，浩荡沧溟飞。

一个人的心境冥暗至此，哪里还会有什么精神呢？曾国藩想的是，人生应该知天达命，磊落潇洒，像黄鹄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而现在，整日生活在忧谗避毁当中，跟坐监狱有什么两样呢？前思后想一番后，心灰意懒的曾国藩决定离开江西。父亲的死，正好给曾国藩一个借口，一方面，曾国藩不想落得个不孝的名声；另一方面，对这种无休止的屠杀，曾国藩已从心底里感到了厌倦。曾国藩向朝廷上了一个请假的奏折，不等朝廷回复，就封存了大印，准备带曾国华离开湘军大营。有人提醒他，应该等批准后才能离开，他毕竟是湘军主帅，又是非常时期。曾国藩铁青着脸摇了摇头，他真的是有点烦那个摇摇欲坠的朝廷了，这个朝廷懦弱无比、忠奸不分、自私自利。对于这样一个不信任自己的朝廷，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曾国藩一直是有着出世之心的，正是有着出世之心，他才表现得格外入世。曾国藩想的是，不如就这样干净利落地回到自己的山村之中，做一个世外桃源的员外，夏日赏荷，秋日观山，冬日品茗；至于春天，干脆如孔子一样，“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二三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不也很惬意吗？

3月21日，曾国藩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乡之路。走在江西至湖南的崎岖山路上，曾国藩仍是愁云不展，他甚至都懒得跟弟弟们说话。这时候春天已经来了，路边的树枝已吐出了新芽，一簇簇野樱桃花在山野怒放，像一团团火焰在燃烧。现在还是早春，再过一段时间，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也会开放，那时的山野，会更加缤纷多彩。八天后，曾国藩终于回到湖南湘乡白杨坪。他先是在父亲的灵前大哭一场。对于父亲曾麟书，曾国藩一直感恩戴德，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乡村秀才，善良，重诺言，守信用，同时又极重孝道。曾国藩一直记得父亲握着一卷书在屋前的竹林里摇头晃脑大声诵读的模样——父亲一只手拢在胸前，另一只手背在身后，诵到得意处，那只手就移到胸前，轻轻地捻动下巴上的山羊胡子。对于曾家来说，父亲起到的，就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像长长生物链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曾国藩向随从以及随同的地方官交代，一定要从简。曾国藩耿耿于怀的是当年祖父曾玉屏的死，当时曾国藩还在京城，一切均交于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等操办，这几个兄弟没考虑那么多，在小小的乡村，一下子竟摆了五百多席，连村里的祠堂里也被宴席占满了。这样的大操大办，很让曾国藩生气，为了此事，迟归的曾国藩狠狠地骂了曾国荃几兄弟一通。曾国藩告诫父亲的丧事一定要从简，再也不能这样惊扰乡民了。

尽管曾国藩一再要求从简，但丧事还是办得很隆重——来的人太多了，不仅仅是毗邻乡镇的熟人，连一些外地的亲戚朋友也赶来了。丧事办完了，人潮慢慢退了下去，山村也变得平静起来。朝廷听说曾国藩没有获准就回老家奔丧，非常恼怒，本想治曾国藩的罪，由于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反复为曾国藩求情，事情才算得到通融解决——朝廷给了曾国藩三个月的假期，令其回籍治丧，发给安家费四百两白银，假满之后仍回江西办理军务，至于擅自离开部队一事，免予追究。曾国藩接到上谕之后，啼笑皆非。由于沉浸在悲伤之中，对于朝廷的责备，曾国藩也无暇理会，更何况，他已经不打算回江西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慢慢地，曾国藩从悲伤中缓过神来。故乡的一切重新让他感到亲切，昔日的紧张和忧郁也像结痂了的伤口一样，慢慢地回归正常。

三个月的假期很快就过去了，曾国藩心中仍有情绪，也心灰意懒。曾国藩真的想退隐山村了，他向朝廷打报告，奏请按照惯例，在家守三年之孝。咸丰皇帝当然不同意他的请求，命他仍遵前旨，假满后即返回江西军营，继续督办军务。接到上谕之后，曾国藩满肚子不高兴，越想越觉得郁闷，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豁出去了。当天晚上，曾国藩挑灯夜战，撰写了一封奏折，题为《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在这篇长长的奏折中，曾国藩诉说了自创建湘军以来受到的种种委曲，尤其是将近年来在江西督办军务的三点难处，详详细细地向朝廷作了报告：

一是没有军权。因他所率领的湘军属于临时募集的官勇，不是国家经制之兵，所以虽能征善战，但有功人员却不能像绿营弁兵那样补授实缺；自己虽然是兵部侍郎，却无法对自己的部下进行奖励和提拔，即使是补授小缺，也须向巡抚、总兵求情，久而久之，很难取信部下，鼓励士气。二是没有政权，自己以兵部侍郎之职带兵，在地方上处于虚悬客位，既无政权，又无财权，又无赏罚黜陟之权，所以遇事掣肘，处处碰壁，兵饷没有保障，动辄受到断饷的要挟。三是没有钦差大臣的职衔，只是以团练大臣募勇成军，虽奉有出省之战之谕，但没有钦差赴某省办理军务的正式命令，更没有正式印信，因而处处受到地方督抚的歧视、刁难和排挤。

最后，曾国藩强调说，“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以治军”——从奏折中，明显可以看出，这一回，曾国藩明摆着是要向咸丰提条件——与其这样左右掣肘，还真的不如不干了。

奏折送出之后，曾国藩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想想都有点后怕，他不知道自己的牢骚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在那段时间里，曾国藩经常百无聊赖地在书房里用耆草占卜吉凶，每一次，他总是对自己占出的结果进行否定，最后，一切还是不了了之。黄昏的时候，曾国藩时常一个人走到僻静的地方，安坐下来，呆呆地凝视着北方。山的那一边，就是自己曾经作战的地方；在云的那一边，就该是京城了吧？一个自己待了十二年却根本不知深浅的地方。那个地方有红墙黄瓦，高高的楼阁，一群面色苍白的人，就那样草率地掌握着所有人的命运。

雨季来临的时候，曾国藩接到了咸丰的上谕：既在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咸丰同意了曾国藩的要求，嘱咐他安心在家守孝。曾国藩听完圣旨之后，心中五味俱全，他知道咸丰对于他的要求动怒了。曾国藩不由苦笑，他和他应该是彼此明白的——自己在想什么，这个懦弱而风流的皇帝在想什么，他和他，即使是相隔千里，都是心领神会的。

第六章　大悟山村

如果对曾国藩的一生有个整体回顾的话，那么，应该说，曾国藩离开江西战场回到家乡为父守孝的一年多，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其中的意义，绝不亚于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当年，王阳明就是在贵州修文县一个叫龙场的小山村中，悟出了人生的终极意义，也悟出了自己人生行走的方式。同样，更具宗教意味的是释迦牟尼，在内心走投无路的情形下，菩提树下“顿悟”，顿感大光明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同样也有“顿悟”过程。当曾国藩再次从白杨坪出山之时，一个新的曾国藩诞生了——由于悟出了人生进取和虚无的双重意义，这个人已超然于世界之上，在精神上进入自由王国了。从此之后的曾国藩悲悯、达观、清醒，富有超然的洞察力，以及无时不在的苍凉感。

父亲的丧事办完之后，曾国藩开始消受老家白杨坪的田园生活了。每天，曾国藩总是早早起床，然后，就在自己所住的白玉堂附近散步。山村的早晨是宁静安详的，空气里总有雾霭，缥缥缈缈的，像丝绸一样滑来滑去；白杨坪的风景也好：春天，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会热烈开放，山色如泼了颜色一样，红一块，黄一块，绿一块的；夏天，到处都是荷叶飘香，荷花绽放……鸟是任何季节都有的，它们的啁啾无所不在，尤其是春天里，白杨坪一带，到处莺歌燕舞，叫得最欢的，就是布谷、黄雀以及鹧鸪了。因为有鸟鸣相伴，人也会变得轻松愉快起来。有时候，兴致上来，曾国藩还会带着纪泽、纪鸿等，攀登对面的高嵋山。从山上俯瞰白杨坪，会觉得整个白杨坪就像一块巨大的未被世人染指的美玉一样，伏在山水的深处。那条溪水和那座团山，犹如蛟龙在宝盆中嬉戏。曾国藩清楚地记得二十四岁那一年，自己赴京赶考，曾写了一首诗：

高嵋山下是侬家，年年岁岁斗物华。

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

在曾国藩的生涯中，这首诗，是对白杨坪最初的感慨。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这种安静而无聊的日子，曾国藩倒也过得有滋有味，毕竟，经过那么多年理学的熏陶，曾国藩定力非凡。况且，他本来就不算是一个热衷于权力和利益的人。像众多富有情调的传统知识分子一样，曾国藩喜欢的是恬静的田园生活，耕耘，读书，无事时享受自然风光，也享受天伦之乐。在荷叶塘家中的厅堂上，还挂着当年曾国藩应父亲之邀撰写的一副对联：

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本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会儿曹。

这样的对联，是曾国藩本性的写照。对于生活本身，曾国藩本来就没有什么要求，对于荣华富贵，也没有什么兴趣。他的生活简单而苛刻，甚至，都有点苦行僧的成分了。曾国藩每餐几乎只吃一个菜，即使是多上几个菜，他也只拣靠自己最近的那盘吃，至于其他菜，基本不动筷子。对于生活，曾国藩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不能一味迎合，相反，还应该有意识地控制和压抑，应注重的，是精神方面的提升。这一点，程朱理学和佛教有着相同点，它们走的都是“戒、定、慧”之路——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方能修成正果。

日子过得很快，很快，湖南的雨季到了，原本清新明朗的小山村，一下子变得阴郁、空荡、冷湿，天空也愈发变得灰暗。雨一直下个不停，淅淅沥沥不紧不慢，像开了头却忘了结尾似的。一段时间之后，曾国藩突然变得莫名忧郁起来。一个重要的征兆就是，每天晚上上床之后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因为休息不好神经衰弱，曾国藩的脾气变得很大，开始变得莫名焦躁，看不进书，也不想练字，有时候，曾国藩会莫名其妙地因为一些小事呵斥弟弟们，甚至，竟没有风度地责怪弟媳。家里人都被曾国藩搞得神情紧张，唯恐这位长兄会突然不高兴发脾气。每次事情平息下来之后，曾国藩都会觉得很内疚，他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自己提前进入老年了？或者，是内心深处因为愿望没有满足而感到失落吗？

战争让曾国藩充满了失望。这种失望，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对战争的胜负或者结果，而就是对战争本身。湘军出道以来，把各地的战场都算上，几乎是三日一小打五日一大打。苍山洱海，残阳如血，其残酷程度、激烈程度，都非常人所能想象。曾国藩把战争比作“血肉磨坊”，它的残酷让曾国藩触目惊心。尤其是对人性在战争中的扭曲和丑陋，曾国藩更感绝望。在和平环境里，人性，至少还有边缘和底线吧，轻易之间，是不突破底线的；但在战争中，人性之中的凶残与丑陋几乎无法控制。平日里曾国藩孜孜追求的清明和理性，在战争的环境中，更是无从谈起。人，还应该是动物吧，要不在身上，怎么会残留那么多兽性呢！在战争中，兽性就如洪水一样，以一种不可扭转的势头铺天盖地。如此的凶残和暴戾，想起来，就让曾国藩心惊肉跳。

战争让曾国藩失望，也使其充满痛苦。痛苦在于，曾国藩不得不改变自己；而自己，又不满意，甚至厌恶这种改变。多年来理学的熏陶，已让曾国藩习惯于用荣辱感以及道德的是非标准来判断问题，对待任何事情，都力求在道德范围之内，争取做到中庸完美。在某种程度上，曾国藩甚至算得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保守的道德主义者。但战争让曾国藩的经世之心遭遇了阻力，在更多的时候，曾国藩不得不屈从战斗本身，以胜败来约束自己的行动。战争的目的就是全力争胜，在这样的根本面前，曾国藩不得不让自己的内心和行为扭曲，不得不让道德和荣誉妥协，不得不向那个庞大而腐朽的官场妥协。对于腐朽的官场风气，曾国藩先前一直是很厌恶的，但现在，他不得不低声下气周旋其中，乞求那些道德败坏的大大小小官员的支持。曾国藩清楚地知道，要赢得战争的胜利，自己的手下尽量地少牺牲，他必须得委屈自己。曾国藩困惑的根本在于，即使是这场战争胜利了，这个庞大的帝国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和进步。自己牺牲一切拼命来维系这样的道统，又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呢？

让曾国藩感到失望的还有自己的部下。一开始，曾国藩对于自己组建的湘军，还抱有理想化的成分。在他看来，自己亲手建立的军队应该是一支纪律严明、爱民如子、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具有理想和道德情怀的武装力量。在这支军队中，各级军事将领应该不为名不为利，以天道作为自己的责任。因此，曾国藩一开始就让那些与自己志同道合的读书人担任湘军的各级指挥者，想以文化和道德的力量来塑造军队之魂。但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战斗之后，曾国藩越来越不能容忍这支军队的暴戾和残忍了。那些众多的湘军将官们，分明与衙门的胥吏和差役一样，同属毫无道德廉耻之人。惨烈的战争让人异化，甚至，连原先那些熟读经史子集的读书人都未能幸免。曾国藩甚至认为历史典籍所记载的伟大而有德行的将领都是不存在的，他们都是历史学家的理想化，是文人们的妙笔生花，是市井之徒的一厢情愿。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习惯于将现实生活戏剧化，将历史事实传奇化，让人们在传奇和戏剧中，寻找各自的安慰。这一点，曾国藩现在感触颇深。有时候曾国藩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原先那些道德君子们，只有让他们看到建议擢升军阶的奏折，或者给他们郑重其事的承诺时，他们才肯去卖命。在很多时候，曾国藩不得不在湘军和绿营将领中降低品行标准，对官兵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以维持湘军的战斗力。这种妥协，对于崇尚道德理想的曾国藩来说，无疑是相当痛苦的。曾国藩有时想，也许，人性都是如此吧，特别是跟死亡相邻得如此之近时，人们都会丢弃掉所有的虚伪，露出赤裸裸的真面目——战争和暴力就这样使曾国藩感到困惑。这样的困惑，也许不是曾国藩个人的困惑，而是经历过战争的所有人的共同困惑吧。

由于心情不好，曾国藩不久就病倒了，并且，一病不起，发起了高烧，半夜里不停地说胡话。曾国藩在湘潭的老友欧阳兆熊得知曾国藩的情况后，特意推荐名医曹镜初来到白杨坪，为曾国藩看病。面目和善的曹镜初在望闻问切一番之后，认为曾国藩思郁过度，思伤肾，愤伤肝，以致身体紊乱，急火攻心；同时，形而下者谓之体，形而上者谓之心，病灶自下而上蔓延，由腹、肾、骨，而至脑部、神经，这已经不仅仅是身体的病，也是心理之病了。于是，曹镜初给曾国藩开了一剂药方，让曾国藩早晚煎服。看病之余，熟读诗书的曹镜初还跟曾国藩谈天说地，曹镜初对曾国藩说：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治心病。阁下还是多读一点黄老之作，这样，也许对于身心都有利啊！

病榻之上的曾国藩如醍醐灌顶：是啊，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人生一世，譬如朝露，一切都是身外之物，为何要拘泥于一些小事耿耿于怀呢？仿佛是在那一刹那间突然开悟，曾国藩的心病一除，身体就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现在，曾国藩可以正确地对待很多事情了。他的心境如同眼前的白杨坪一样，变得清明而自然。曾国藩开始对他这些年的戎马生涯进行反思，一切还是因为自己太急躁了吧，性急成不了大事。那个腐朽衰败的政权，岂是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的，只能因势利导，顺着它的水流，做一点事情。千万不能跟它对抗，如果对抗，将会什么事也办不成，甚至将自己也牺牲掉了。当然，对于朝廷的不信任，曾国藩还是有怨气的。曾国藩知道咸丰对自己不信任，或许，在咸丰眼里，自己只是一个又迂又倔的乡下佬罢了。既然皇帝对自己缺乏足够的信任，自己也无法改变，只能尽人事，听天命。既然无力改变外界，就只好改变自己了。

在老家休养生息这一段时间，曾国藩仍跟部属们保持密切联系。曾国藩频繁地给他们写信，提醒和告诫部下，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做人，小心翼翼地打仗，要不怕困难，坚定信心。那些部下和学生也写信向他汇报前方的进展，也汇报一些内心的困惑，并向他提出一些问题，让他出谋划策。曾国藩知道这些部下是忠诚的，这也让他感到欣慰。曾国藩也了解有一些人对自己大肆诋毁，其中对他诋毁最多的，是他的同乡左宗棠。这个恃才自傲的家伙，可能性格上与他不相融吧，针对他不告而辞回乡之事，左宗棠到处说他虚伪，说他是虚伪无比的假道学，回家丁忧完全没有必要。这样的评价，曾国藩听后只能苦笑。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总是痛苦的，也是压抑的，甚至可以说是虚伪的，但在曾国藩看来，这样的虚伪又是有意义的。

在白杨坪的那段时间里，曾国藩的手边书有《读礼通考》、《五礼通考》，以及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等。对于曾国藩来说，对于道德的追求，更多的在于截取力量，而不是获取道德本身。道德是“天理”范畴的东西，一旦连接上，就如同雪山下的河流一样，永远也不会干涸。除此之外，曾国藩在这段时间重点研读的一本书，就是《易》了。孔子说五十岁之前不可读《易》，这一年，曾国藩正好接近这个年龄。随着阅历的增加以及内心的丰厚，曾国藩更能意识到这个世界的神秘性，也觉察到这本上古典籍深藏不露的巨大玄机，而他一直幻想有朝一日能真正诠释其背后的谜底。曾国藩经常读《易》到深夜，有时候想得太多，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脊椎骨都火辣辣地生疼。山村的夜晚寂静无比，静夜中漆黑一片，似乎也向他昭示某种神秘。有时候曾国藩走出户外遥望头顶上的星空，会不由自主地感慨：这个世界如此井然有序，在它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控制力。人，是如此渺小，不仅仅自己，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甚至眼前这个世界，都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但人又是如此伟大，因为只有人，才能觉察到这个世界的奥秘，觉察到某种天理的存在。人只能是顺生啊，顺应天理，顺应自然。在这个广袤的世界，以一个人的区区能量，又何必去兴风作浪呢？

在白杨坪的日子里，曾国藩还喜欢一个人待在竹园之中，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那样听着风吹竹叶的沙沙声。曾国藩这一辈子最喜欢的植物，就是竹子了。他喜欢竹子翠绿的颜色，也喜欢竹子的虚心、挺拔和坚韧。每到一个地方，曾国藩总要在自己的屋前空地上种上这种南方的植物。在京城的那些年，因为北方没有竹子，曾国藩总是感到不太习惯，有时会产生莫名的失落。苏轼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一回，曾国藩算是明白其中的真正意思了。在白杨坪的竹林之中，曾国藩有时会双腿盘起，坐在地上，看蚂蚁搬家，看各式各样的昆虫飞来飞去，疏影淡月，清风拂面。如果刚刚下过雨，在竹园中，还可以看到竹叶尖上，有水滴长久而迟疑地挂着，最终慢慢落下……一切，都是“天理”在运行。这个时候，曾国藩会觉得只有老子的智慧才是这个世界的至理，也只有《易》才觉察到这个世界一些道理之外的空白。《易》说：“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盈则亏，天有孤虚（指日辰不全），地阙（缺）东南，未有常全不缺者。”真是说得好啊！天地都不那么完美，更何况人呢！这些话让曾国藩茅塞顿开。在《道德经》的扉页，曾国藩信手写下了八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这大约能表明他对于老子思想的认识吧。人的生命看起来似乎坚强无比，但他们的死，又显得那么柔弱；而自然界的草木呢，看起来柔弱无比，但它们同样也是生命，一岁一枯荣。众生平等，有生有死，它们都有着自己的世界，“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也是说的如此吧。佛学和理学，在骨子里面，仿佛总有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那一段时间，因为读《易》颇有心得，曾国藩撰写了不少对联，以明心志，比如：“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情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等等。从这些古代智者的书中，曾国藩分明感到有一种旷达幽远之气迂回，仿佛随时可以喷发出来。一个人内心的拓展，的确是需要积蓄力量的。

除了读书写信之外，闲暇之余，曾国藩还提笔信手写一些札记。乱世之中，察人，可能算是最重要的学问吧。人生一世，必然要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学会判别各种各样的人，尤其是领兵打仗，为官一任，识人，就显得特别重要。在这方面，曾国藩是有不少心得的。在白杨坪时，曾国藩把自己察人的经验，作了一些整理。在曾国藩看来，如果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理的话，那么，人的相貌和气质，同样也应该有一个“理”，因此，完全可以从人的相貌和气质中，去捉摸和总结一些规律。曾国藩想起那一年在京城第一次见到江忠源的时候，当玉树临风、神采飞扬的江忠源出现在曾国藩面前时，曾国藩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这个人日后必名立于天下，但有可能因节烈而死。”没想到，这句完全凭直觉所说的半玩笑的话，却一语成谶。当时为什么自己就脱口这样判断呢？似乎一点来由都没有，真是奇怪得很。想起江忠源的死，曾国藩就觉得伤心，至今，他都能记得江忠源早年写给他的诗：“久客思乡井，常恐归无时。仆夫已趣装，又作别离悲。别离随处有，感君入心脾……”江忠源在九泉之下，应该会宽恕自己吧——自己按兵不动哪里是不想援救呢，实在是无可奈何！

后来，有人把曾国藩在白杨坪以及后来所写的有关察人笔记，加上很多附会，整理成《冰鉴》一书。这本书当然离曾国藩的真实想法很远了。不过曾国藩有一双犀利的识人之眼倒是事实。很多时候，曾国藩只要看一眼，就可以断定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他的心质以及他的心性。曾国藩在他的一生中，几乎从未判断失手。也因此，无论是朋友、学生，还是将领和合作伙伴，曾国藩都能做到知人善任。现在普遍流传的一个例子就是曾国藩对刘铭传的判断——李鸿章组建淮军之初，一帮人马来到安庆。有一天，曾国藩没有带随从，独自一人悄然来到淮军将领的驻地，看到有的在喝酒猜拳，有的靠着桌子看书，有的放声高歌，有的静坐发呆……只有南窗边上有一个人，露出肚皮盘腿坐在那里，左手执书，右手拿着酒杯，每朗读一篇，则饮酒一盏，然后长啸绕座，继续读手中之书，大有旁若无人之势。曾国藩看他手中的书，原来是司马迁的《史记》。认真观察一番后，曾国藩回到营地，召见了李鸿章，告诉他说，这些人都可以立大功，任大事，但在这些人当中，成就最大的一个人，就是在南窗露肚皮边喝酒边读《史记》的那个人。曾国藩看中的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台湾巡抚刘铭传。

刘铭传

在总结自己的识人感受时，曾国藩把经验归纳为：

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

功名看气宇，事业看精神；

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

若要看条理，全在言语中。

现在看来，《冰鉴》可以说是一部很有趣的书。虽然这本书假托曾国藩之名，但在书中，的确有很多曾国藩的看法。在曾国藩看来，人的姿容以“整”为贵，这个“整”并非整齐划一，而是整个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要均衡、匀称，能够构成一个相对完美的整体。就身材而言，人的个子可以矮，但不要矮得像一头蹲着的猪；个子可以高，但不能像一棵孤单的茅草那样耸立着。从体形上来看，体态可以胖，但不能胖得像一头贪吃的熊一样臃肿；体态瘦也无妨，但又不能瘦得如同一只寒鸦那样单薄。再从身体各部位来看，背部要浑圆而厚实，腹部要突出而平坦，手心要温润柔软，手掌则要形如弩弓。脚背要丰厚饱满，脚心则不能太平，以自然弯曲到能藏一鸡蛋为佳——这也是所谓的“整”。如果一个人能相对“整”的话，那么，即使是五短身材，也会地位高贵；相反，如果一个人整体上不协调，即使是两脚长得过分长，也往往命运不佳。除此之外，《冰鉴》的判断还有：一个人走起路来，如同背了重物，那么此人一定有高官之运；走路若像老鼠般步子细碎急促，两眼又左顾右盼闪烁不定者，必是贪财好利之徒。这些都是常见的情况，屡试不爽。还有其他的格局：如果两手长于上身，上身比下身长，再有着一副上佳之骨，那么一定会有公侯之封；皮肤细腻柔润，就好像绫罗布满全身，胸部骨骼隐而不现，文秀别致，再有一副奇佳的神态的话，日后不是拜相就是入鼎甲之列……

看头部的骨相，主要是看天庭、枕骨、太阳骨这三处关键部位；看面部的骨相，则主要看眉骨、颧骨这两处关键部位。如果以上五种骨相完美无缺，此人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如果具备其中的一种，此人便终生不会贫穷；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两种，此人终生不会卑贱；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三种，此人只要有所作为，就会发达起来；如果能具备其中的四种，此人一定会显贵……

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主要集中在他的眼睛里；一个人的骨骼丰俊，主要集中在他的面孔上。要考察一个人是奸邪还是忠直，应先看他在处于动静两种状态下的表现。眼睛处于静态时，目光安详沉稳而又有光，真情深蕴，宛如两颗晶亮的明珠，含而不露；处于动态时，眼中精光闪烁，敏锐犀利，就如春木抽出的新芽。双眼处于静态时，目光清明沉稳，旁若无人。处于动态时，目光暗藏杀机，锋芒外露，宛如瞄准目标，待弦而发，一发中的。以上两种神情，澄明清澈，属于纯正的神情。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有如萤火虫之光，微弱而闪烁不定；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有如流动之水，虽然澄清却游移不定。以上两种目光，一是善于伪饰的神情，一是奸心内萌的神情。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总是像惊鹿一样惶惶不安。以上两种目光，一则是有智有能而不循正道的神情，一则是深谋图巧又怕别人窥见他的内心的神情，具有这两种神情的多是瑕疵之辈。可是这种奸邪神情往往混杂在清纯的神情之中，这是观察神态时必须加以辨别的……

曾国藩写过很多关于相人之术的文章，但从总体上来说，识人之术只能说是曾国藩的闲情逸致。这些识人术与曾国藩喜欢《易经》的方式一样，在很大程度上，都抱有很多“玩”的心态。正如古人所说的：“闲来倚窗读易经，不知春去几多回。”读《易》，是不需要太认真的，也不能太刻板，一认真，一刻板，往往就过了。这个世界，充满着太多谜团，让人无法破译，涉足此地，如果抱着轻松游戏的方式和态度，倒是一种快乐；如果过分认真，无疑陷入泥淖。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曾国藩的这一套察人的方法，当然带有很多唯心成分，很多联系牵强附会。但就那个时代而言，人们只能以这种经验总结的方式，对于未知世界进行揣测。曾国藩所采用的，还是农业文明中判断事物的方式，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方式，明显地是有很多弱点的。

无论怎么说，现在看来，曾国藩回老家白杨坪的那一段时间，应该算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拐点。当曾国藩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退下来，置身于这个小山村时，那些平时羁绊自己的念头和思想便如尘埃一样纷纷落下，一种清风明月般的洁净出现了。曾国藩对于人生的目的，对于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关系、处事的原则等等，都有了新的认识。他的整体状态，就像受到某种力量的感召一样，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呈现出一片光明境界。从此之后，曾国藩清晰地知道他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去做；自己有什么优点，弱点又在哪里。一切都清晰地呈现，只是说不清道不明罢了……一个人，一旦抛弃自己的私欲，抛弃个人的利益和情感，以一个旁观者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时，仿佛就有一束光照亮自己的内心世界，眼前会变得风轻云淡；他的处事，也会变得游刃有余起来。

后来，曾国藩对于这一段经历有过一段深刻的自省。曾国藩曾经在家信当中谈道：我以前总是自负得很，以为自己本领很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每每看见的，总是人家的不是。后来，才知道自己实际上还有很多不足。有了这样的自知之明之后，曾国藩变得谦恭了，也变得圆滑了。以前，曾国藩对官场之风是很厌恶的，很容易和别人发生矛盾，致使自己腹背受敌。重新出山之后，曾国藩调整了自己的策略，对于乌烟瘴气的官场，也能主动适应了。他的好友胡林翼看出了他的变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胡林翼不无调侃地说他重新出山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曾国藩看后微微一笑——他清楚地知道，如果要想有所作为的话，就必须适应自己身处的现实环境，适应那种流传了上千年的中国官场文化。

曾国藩在湘乡白杨坪在籍守制期间，外面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湘军并没有因为曾国藩的出走而元气大伤，相反，在二号人物胡林翼坐镇湖北的指挥下，取得了不错的战果，一举攻克了江西重镇九江。胡林翼大力举荐、任用湘军大将李续宾、鲍超等，声望直线上升。不过，在湘军中，曾国藩的政治、军事以及精神地位是无法取代的，那些平日里曾国藩积极灌输的“忠”、“信”、“义”的传统道德观，仍像幽灵一样游走在这支队伍中。即使在胡林翼威望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备受胡林翼赏识的李续宾，还专门给胡林翼写了一封信，公开提出请胡林翼向朝廷说情，让曾国藩复出。李续宾在信中说：环顾国内大局，只有湘军可以依赖，要实现克复金陵、平定东南的战略目标，就必须请曾国藩再度出山，由“涤帅”主持前方战事，由“胡公”在后方支撑大局，现在大家都在想念“涤帅”，有的还说出一些不利于胡大人的话。这些，都不利于湘军目前的局面，希望胡大人全力向朝廷建言，让朝廷敦促“涤帅”出山——李续宾的这一封信，代表了绝大多数湘军将领的想法，言之凿凿，坦坦荡荡。聪明的胡林翼从这封信看出湘军还是“唯涤公马首是瞻”，明白曾国藩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胡林翼一直等待时机，准备向朝廷进谏。

这段时间里，太平天国分裂的事态进一步恶化。石达开在逃出南京之后，先是在安庆待了五十多天，惊魂未定，不知所措。然后，石达开拿定主意，准备东进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另外开辟地盘，与金陵争雄。从1867年9月底开始，石达开率精兵万余人从安庆出发，突入江西，经景德镇进入赣南抚州、吉安，又经鹰潭、上饶攻入衢州。一路上各路太平军纷纷加盟，石达开的人马一下子增至十万之众。清廷感到非常震惊，火速命胡林翼征调李续宾部增援浙江。出牌的机会终于到了，胡林翼不失时机地向朝廷上了一折，借口皖、鄂军情紧张，拒绝抽调李续宾赴援浙江，逼迫朝廷重新起用曾国藩。朝廷见事态紧急，赶忙召和春赴浙江，和春借口生病，也不赴任。与此同时，湖南巡抚骆秉章上了一个奏折，请求朝廷重新起用曾国藩，说只有曾国藩才能对付得了石达开。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无奈只好降旨，命令曾国藩由原籍迅速返回湘军大营，火速带兵前往浙江办理军务。就这样，曾国藩在白杨坪接到让他重新出山的上谕。

太平军抄本

1858年7月，曾国藩再次出山。这段时间沉潜老庄，运其深思，已有一些东西在他的内心暗暗生成，现在，该是这种东西开花结果的时候了。经过铜梁山时，曾国藩感慨万千。回乡后，为了方便行人往来，曾国藩曾亲自出资在此修建了一条青石板山路，同时，在峰顶修建了一座两湘亭（这里是湘乡、湘潭两县交界处），并亲自为“两湘亭”题写了对联：“稍停息，到此已登峰造极；息重担，远眺则放眼开怀。”现在，亭子上的对联墨迹似乎未干，自己却又要出征了。站在两湘亭中，极目远眺，曾国藩不由仰天长啸，很长一段时间淤积于胸的浊气，随着一声长啸，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此次再度出山，何去何从，一切都像眼前空蒙的景色一样，云蒸霞蔚中，既无法判断，也无法估量了。

出山之后的曾国藩变得更加迅猛，很快，曾国藩又在长沙一带招募了一支一万五千多人的人马。然后，曾国藩赶到武昌，与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等会商追击石达开事宜。又率部队顺流而下，进入江西境内，图谋从赣南绕道进入浙江，全力追击石达开部。

重新出山之后，一个新的曾国藩出现了。当年那个稍显刚愎而呆板的曾国藩不见了，现在的曾国藩，是阅尽千帆，始终能保持坚韧之心的曾国藩，是一个既有原则性，又具灵活性的政治家。当曾国藩重新落座时，就像一个棋手大睡三天，重新端坐在旧日的棋局前。如果说原来的曾国藩是一只刺猬的话，那么，重新出山的曾国藩就更像是一只狐狸，或者说，他变得同时具有刺猬和狐狸的品质——既坚韧有力，又狡猾无比。曾国藩一改往日稳重迟缓的风格，落子飞快，一方面他仍能顽强地将对手拖入泥淖，另一方面，他又能跳将出来，谋划着在适当的时机，竭尽全力丢出自己的胜负手。值得一提的是，在内心的窗口豁然打开之后，那种相关联的幽默感也在曾国藩身上充分体现了。原先紧张而阴鸷的曾国藩开始气定神闲、举重若轻了，他频繁地跟部下谈笑风生，经常说一些笑话，把部属们逗得前仰后合，而他却一直端坐着，捻着胡须，悠然地看着他们，就像看着一群淘气的孩子。曾国藩很少开那种凝重无比的会议，他经常是利用吃饭时间，把将领召集过来，让厨师烧几个好菜，然后，又上一汤好茶，轻轻松松地，就把很多问题解决了。当曾国藩以一种轻松而幽默的方式来对待眼前一切时，他突然发现，战局就如同游戏一样，已变得一目了然。

太平军士兵服装

当然，此刻的曾国藩在骨子里仍是一如既往的忧郁。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他面前——在离开这支部队十五个月之后，曾国藩突然发现，这支湘军的变化是那么大，几乎已不是当年的那支湘军了。湘军的军纪变得更糟糕，当年自己为这支部队所制订的很多规章和约束，早就被他们置之脑后。每当湘军夺取一个城镇，随之而来的，即使不是滥杀，也总是在掠夺。枯燥的战争夺走了士兵们最后的一点人性，当年那些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此刻已变为名副其实的职业刽子手。这样的变化不仅仅是指那些普通的士兵，甚至，那些饱读诗书的湘军将领，也变得焦躁而冷酷。他们不仅仅对士兵疏于教诲，有的，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士兵的荼毒给予支持。而且，士兵的成分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原先曾国藩倡导到偏避山区招兵买马的初衷，早已被他们颠覆，为了省心省力，那些将领们只是在城区附近随意招兵买马。这样，湘军的组成人员鱼龙混杂，社会上那些无法自食其力的地痞流氓小混混，全都充斥到湘军当中。这些，都让曾国藩很无奈。曾国藩刚回湘军遇到的一件事就是：曾国荃的一支部队在江西吉安附近打了胜仗之后，随意屠杀和掠夺，当地的百姓叫苦连天。消息传到曾国藩这里，曾国藩大为光火，一气之下，将这支两千多人的部队全部解散回老家。曾国藩才不要这样的部队呢，如此失去人性的部队，又有什么益处呢？曾国藩感到困惑的一件事就是，如果很长时间陷入战争泥淖的话，那些麻木不仁的士兵们会不会因此丧失人性？

曾国藩出山之时，清军正取得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在此之前，湘军李续宾部攻克九江，太平军林启容部一万五千人战死。九江的争夺，是长江沿岸的关键，经历这一场胜利后，湘军大受鼓舞，上上下下普遍轻敌。1858年11月，正当曾国藩全力追击石达开部的时候，噩耗传来，刚刚在九江取得大捷的湘军李续宾部六千多人，被太平天国李秀成、陈玉成联手在庐州三河镇全歼，李续宾和他的亲家，也即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战死。

曾国藩五雷轰顶。李续宾是曾国藩非常欣赏的儒将，一直对自己忠心耿耿；曾国华是曾国藩的三弟，虽然自小起过继给叔父，但一直跟曾国藩、曾国潢、曾国荃、曾国葆在一起长大。在曾家，曾国藩排行老二，上有一姐，下有三妹四弟，因最小的妹妹早夭，实际上曾家兄弟姐妹共有八人。曾国藩兄弟五人感情是很深的，二弟曾国潢字澄侯，在族中兄弟中排行居四，称为老四；三弟曾国华字温甫，小时候过继给了曾麟书的三弟曾骥云，在族中大排行居六，称老六；四弟曾国荃字沅甫，在族中大排行居九，称老九；五弟曾国葆字季洪，后改名曾贞幹，字事恒，称季弟。这几个弟弟分别小曾国藩九岁、十一岁、十三岁、十七岁。“长兄为父”，曾国藩在他们面前，的确有这样的感觉。曾国华读书不太用功，科举不顺，但对于兄长，却一直很敬重。当年曾国藩在江西被围困时，正是曾国华奉父亲曾麟书之命，孤身一人到湖北胡林翼处搬了五千救兵，冒着大雨，连续攻下咸宁、蒲圻、崇阳、通城四县，之后又攻克新昌、上高等地，直达瑞州城外，帮助曾国藩缓解了危机。其时正是盛夏，一路行军打仗，曾国华透支了心力和体力，到了瑞州之后，一病不起。稍好之后，曾国华赶到南昌，兄弟相见，悲喜交加。在曾国藩看来，曾国华性情粗躁，缺乏心机，很容易犯错让对手抓住破绽，不太适合打仗，所以曾国藩多次劝阻他回老家。这一回，果真验证了曾国藩的判断。

让曾国藩感到更伤心的是，探子向他报告说：三河战斗结束后，尸横遍野，堆积如山，一开始，连曾国华的尸体都找不到。很多天后，才在如山般的尸体中，找到一具无头尸，只是从衣甲打扮上看，估计是曾国华。谁也不知道那些太平军是如何处置曾国华首级的。曾国藩伤心欲绝，这么多年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曾国藩得到了很多，但他失去的，要比得到的远远多得多。曾国藩整整流了一天一夜的眼泪，悲恸之中，曾国藩提笔写下了一首《哀词》，最后几句是：

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峥嵘废垒，雪渍风飘。

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实负弟，茹恨终古！

曾国藩还为曾国华的葬礼题写了一副挽联：

归去来兮，夜月楼台花萼影；

行不得也，楚天风雨鹧鸪声。

鹧鸪声中，曾国藩在大帐中为曾国华招幡还魂。夜幕降临之后，曾国藩圆睁着一双猩红的眼睛，在黑暗中苦苦地酝酿复仇计划。

第七章　脱胎换骨

1861年，曾国藩满五十岁，从1854年出山作战开始，屈指一数，与太平军的战争已经到了第七年。这么多年的戎马生涯，曾国藩发现，自己改变得太多了。有时候，曾国藩照镜子，就像看见陌生人一样。这个人已不是一个气宇轩昂的读书人了，他开始变得衰老，变得臃肿，变得皮肤松弛，牙齿松动，行动迟缓。这些，只是外部的变化。在内部，有一些东西已然冷若冰霜，变得更加冷酷和坚韧了。当然，有一种惊人的洞察力出现了——曾国藩往往一瞥之中，就能断定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这是一种惊人的能力，也是一种特别的智慧。曾国藩已变成这样一个人——他可以拥有足够的耐心和坚韧，去等待别人的失误，等待别人力衰势竭，而一旦对手稍稍有点走神，或者一时控制不住，露出一些破绽，曾国藩便会像潜伏的眼镜蛇一样，一跃而起，死死地咬住对方的死穴。

现在，曾国藩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战争中去了。这个一直不好色、不赌博、不酗酒、不喜欢挥霍、不爱户外运动，只喜欢读书和下棋的传统书生，将自己的全部心力都用于军事的筹划和搏击之中。战争就是智力和暴力的对垒，曾国藩就像一头重新出山的狼一样，一方面变得更加凶猛，另外一方面变得更加阴险狡猾。他疯狂地撕咬着别人，同时进行的，还有自己与自己的战争。

战争一如既往地惨烈。这样的惨烈，在更多的时候，对人心也是越来越大的考验。曾国藩致书曾国荃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曾国藩已放弃了原来的带兵理想。现在，他只想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不惜代价，也不惜妥协。战局转入中盘之后，像罗泽南和李续宾那样的儒将兼“道德完人”已陆续丧生，营一级的将领中，读书人已越来越少了，曾国藩不得不开始放弃他一开始只起用读书人为将的初衷，开始大规模地启用那些文盲和半文盲的猛将。他太需要胜利了，至于军纪以及战争过程中的屠杀和掠夺，曾国藩已顾不得了。新提拔上来的大部分将领只能勉强认识几个字，但他们打仗勇敢不怕死，能攻城拔寨。曾国藩起用鲍超和朱洪章就是一个信号——鲍超曾是湖南黑社会组织“哥老会”的头目，他大字不识，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他打起仗来剽悍无比；朱洪章也是如此，几乎没读什么书，行伍出身，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

到了1859年之后，湘军与太平军进入了全面交锋阶段。1859年冬，江南大营的清军对金陵的包围趋紧，进攻猛烈，金陵险象环生。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像一个救火队员一样，风驰电掣地从浦口赶回金陵。这个烧炭工出身、身经百战的将领向洪秀全建议集中兵力全力歼灭江南大营，以消除金陵的心腹之患。商议的结果，是照搬了当年“围魏救赵”的方式——李秀成先虚张声势全力进攻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文人出身，不擅布兵，下令兵士死守。各路救援的清军畏葸避战，进展缓慢，到达杭州附近后，见太平军势大，谎称道路不通，远遁躲避。李秀成一举攻下了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战死。听闻杭州被攻占，咸丰忧愤至极，下诏催促江南大营的和春、张国梁派兵去救。在这种情况下，江南大营慌了神，连忙调集主力赶赴浙江。李秀成知晓江南大营兵马调动的消息后，立即从杭州杀了一个“回马枪”，与陈玉成联手，兵分五路，直扑金陵城下。具体安排是：陈玉成自全椒南下渡江，经江宁镇杀向板桥；李秀成从溧阳、句容直杀向淳化镇、紫金山；李世贤自常州、金坊杀向金陵北门；杨辅清自高淳杀往秣陵关、雨花台；刘官芳自溧阳趋往高桥门。

1860年5月5日，李秀成、陈玉成的十万兵马突然出现在清军江南大营前，只有数万人的江南大营溃不成军，太平军一上午就歼灭清军一万余人。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张国梁等败逃江苏丹阳。李秀成紧追不舍，指挥太平军全力攻克丹阳，击毙江南大营帮办张国梁。两江总督何桂清逃往上海；和春继续败逃到苏州城郊之后，又惊又怕，自缢身亡。李秀成一直追到上海城下。6月2日，李秀成又会合李世贤军攻占苏州，清江苏巡抚徐有壬战死。这一次太平军大获全胜，不仅顺利地解除了金陵之围，而且使东南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清军经营了很多年的局面一下子逆转。

太平军攻打江南大营之时，曾国藩的湘军大营正驻扎在安徽宿松县，全力准备安庆战役。所部万余，分布在潜山、太湖、宿松一带；李续宜近一万人，也驻扎在桐城西南，掩护包围安庆的曾国荃部。小小的皖西，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兵马，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一片，人喧马嘶，鸡犬不宁。江南大营被攻破的消息传来之时，曾国藩正和部下们在宿松罗家祠堂悼念战死的浙江巡抚罗遵殿。罗遵殿是安徽宿松人，也是胡林翼的好友，前一年，他先从湖北藩司的位置上调任福建巡抚，数月后，又调任浙江巡抚。没想到此番调动，竟遭此噩运。罗遵殿的灵堂一派肃杀气象，高高悬挂的挽联由曾国藩亲笔题写：“孤军断外援，差同许远城中事；万马迎忠骨，新自岳王坟畔来。”现在，江南大营二次被破的消息，无疑雪上加霜，在曾国藩看来，这样的错误完全不应该犯下，绿营是朝廷的正规军，无论是装备还是筹饷上，都远远超过湘军，更何况朝廷对于绿营一直很重视，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这样的失败，明显是因为指挥失误、官兵怕死造成的。江南大营一破，太平军必定会重新集结人马，将主攻目标对准南京上游。这意味着湘军的压力会继续增大，湘军弟兄们会因此加倍牺牲。

吊唁之后，曾国藩会同胡林翼等湘军高级将领在宿松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是一次具有非凡意义的会议。曾国藩和众将领在分析了军事形势之后，坚信战争的最终胜利一定属于湘军。而且，绿营一败，朝廷肯定会重用汉臣，形势将会有根本性的转机。在此之前，湘军在长江中游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后，虽然受到朝廷的重用，但湘军毕竟是“体制外的军队”，始终没有纳入最可依赖的圈子。曾国藩知道朝廷的真实想法，那就是：让湘军在长江中游与太平军鏖战拼消耗，而让绿营在金陵地区集结，这样，硬仗由湘军来打，胜利果实则由绿营来摘取。但朝廷没有料到的是，民兵部队湘军越打越强，逐渐占了优势；正规军绿营却屡战屡败，不堪一击。江南、江北大营连续被攻破，特别是这一次江南大营惨败，朝廷肯定会调整有关政策——半月以后，湘军大营收到消息，对于江南大营被破事件，咸丰非常愤怒，下旨将逃到上海的何桂清革职逮问；军机大臣彭蕴章革职。听到这样的消息，曾国藩稍感愉快一些，何桂清一直跟曾国藩不和，彭蕴章更是一个嫉贤妒能的小人。这些人不在台上，对曾国藩当然是好事。

1860年6月李秀成攻克苏州，形势对于清廷变得越来越不利，朝廷不得不打曾国藩和湘军这张牌了——一个好消息传来——6月8日，朝廷着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令统率所部兵勇，取道皖南，恢复东南。8月上旬，朝廷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均归节制；又将杨岳斌、彭玉麟统率的湘军水师拨归曾国藩节制调遣。

接到上谕的那一刻，曾国藩长吁一口气，终于感到扬眉吐气了。曾国藩得到的，不仅仅只是官位，更重要的，还是承认。从一开始组建湘军起，曾国藩就一直在不信任甚至打压中度过。或许朝廷清楚地知道，曾国藩之所以挺身而出，只是为了维护汉民族数千年的文化道统，对于满族的朝廷，并不是油然于心。曾国藩感到欣慰的是，朝廷此番决定，对湘军各方的情形有利，尤其是那些抗战的兄弟们，会因此有些名分，对于今后的前程，也会有利一些。身处两江总督的位置，曾国藩担心的一点是，太平军在苏南一带势头正旺，力量倍增，此时让他督办江南军务，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在家信当中，曾国藩流露出自己的情绪：担当此重任，深感害怕，最担心的是跟前任一样，遭受失败，让自己的家人蒙羞。这样的事，真不知是祸还是福，只有自己辛勤地做事吧，以报效朝廷。

有一个小插曲，足以说明曾国藩的做人准则——曾国藩接到上谕后，幕僚提醒说，在任命过程中，新上任的军机大臣肃顺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是因为肃顺的举荐，咸丰才下决心让曾国藩担当两江总督的。建议曾国藩给肃顺写一封感谢信，这样对曾国藩以后的升迁也有好处。曾国藩考虑一番后，没有写这封信，他觉得自己担任两江总督是朝廷的任命，不是哪一个人的原因，如果硬要归功某一个人的话，就把是非搞颠倒了。曾国藩只是给皇上上了一个折子，以谢龙恩。等到咸丰去世，慈禧联合慈安以及咸丰的两个弟弟发动宫廷政变，杀掉肃顺之后，在肃顺家找到一个密封的大箱子，里面装的都是全国各地的命官给肃顺的效忠信，几乎所有人的都有，唯独没有曾国藩的。这一下，也让慈禧对曾国藩有了一个很好的认识，确认曾国藩是忠于朝廷的大臣，也敢用曾国藩了。一次阴差阳错的经历，足以说明曾国藩的处事原则和处事方法。

应该说，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不仅仅是曾国藩个人的转折点，也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甚至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关键点。正是满族君主政体和汉族上层分子中的领袖人物融为一体所造就的强大保守联盟，才使得这个腐朽的王朝苟延到二十世纪。同时传来的好消息是：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请求，在全国推广厘金制度。这一件事，让曾国藩非常高兴。这样，湘军的军事供给就有了很大的保障，最起码，会比以前的状况改善很多。晚清的厘金制度，是1853年帮办江北大营的刑部侍郎雷以□创议的，其办法是，在盐、土药、洋药以及百货中征收百分之一的厘金，用于地方库银，这一部分，主要作为地方政府承担的军饷。1856年，曾国藩曾与湖南巡抚骆秉章达成协议：湖南的大部分厘金被指定作湘军经费之用。曾国藩重新出山之后，曾经力争为整个江西的厘金另外开辟一个不受省布政使控制的特别官署，这样，便绕开正式的财政机构，将这一部分钱财直接用于湘军的供给上。但这个渠道一直通行不畅。现在，朝廷正式同意了这一项措施，这意味着从此之后，湘军军费有了重要保证。曾国藩如释重负，自己这么多年牵扯精力最多的，就是湘军的供给。

1860年7月3日，滂沱大雨中，曾国藩按照朝廷的旨意，从宿松开往皖南。28日，到达徽州祁门县。祁门是安徽最南部的一个县，跟江西景德镇交界，是南京和南昌之间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也是湘军和太平军的重要粮道。曾国藩把自己的大营设在县城敦仁里弄堂的洪家大院里，这座大屋建于清代中期，原为一洪姓大茶商的私宅，坐北朝南，由承恩堂、养心斋、承泽堂、思补斋四部分组成，房房相连，屋屋相通，是驻扎军队的理想之地。曾国藩在洪家大屋巡视了一番后，决定将行辕设置在后花厅之中。然后吩咐笔墨伺候，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让人贴在柱子上：

虽贤哲难免过差，原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

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乃尽我心。

每到一个地方，曾国藩往往都会亲自撰写楹联。在楹联中，往往能看出那一段时间曾国藩在想些什么，努力避免什么。祁门洪家大屋的楹联显示，到祁门时，曾国藩的心情不错。

曾国荃

在祁门的那段时间，曾国藩主要是部署防务，查视营垒，巡视岭防，督战徽城。白天繁忙的军务停歇下来之后，每天晚上，曾国藩就要一个人在堂前凝神屏息端坐一会，这样，就可以让白天的喧嚣和烦躁如尘埃般慢慢落下，内心的涟漪也如微风掠过后的湖面一样，重新归于平静。曾国藩喜欢在这样的静谧中，汲取神秘的力量。然后，曾国藩会继续抖擞精神，处理大量的来往公文。有时候，在公文处理的闲暇，曾国藩会认认真真地写一些私人信件，这些信件就像候鸟一样，顺着蛛网般的驿道飞向四面八方，当它们飞回来的时候，又带来了各地的消息。写信，是曾国藩多年养成的习惯了，既是曾国藩的安慰，也是他情绪的通风口。当曾国藩提笔写信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大臣，不是一个杀人机器，一个暴徒；他只是一个父亲，一个兄长，一个朋友。曾国藩写信对象最多的，就是几个兄弟，还有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在曾国藩看来，自己的几个兄弟，国潢生性疏阔，国荃豪爽任侠，至于曾国华和曾贞幹（国葆），曾国藩一直担心他们“气太清”，气太清，就容易单薄，所以每次曾国藩都要嘱咐他们多读书，只有深厚的思想和扎实的学问，才能弥补气质的轻薄。当然，曾氏兄弟在通信当中，有很多家长里短的私事。在曾国藩看来，家事与国事，同样重要，疏忽不得。咸丰九年底，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安排他回老家全权主持兄弟之间的分家。曾国荃回了老家荷叶塘一趟，把兄长的意思向大家转达了。这次分家，几个兄弟互相谦让，姿态都非常高。在宿松驻扎的曾国藩收到了妻子从老家来的信，告知他分家的情况：

内有分家分关一纸稿。大分金、玉二号，系先考与叔父离轩所分。小分福、禄、寿、喜四号，系余与澄、沅、季洪兄弟四人分，配合停匀，公私咸得欢心，沅弟之所经营也。

兄弟几个中，曾国藩最偏爱的，就是九弟曾国荃了，花费心血也最多。曾国藩最担心国荃的急躁脾气，几乎每次给曾国荃写信，都要告诫他不要冒进，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对于大他十三岁的家兄，曾国荃当然非常尊敬，曾国荃统领“吉”字营时，曾在军营中手书一联，挂于帐中：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曾国藩还写过一首《忆弟诗》送给曾国荃，这诗曾在湘军中广为流传：

无端绕室思茫茫，明月当天万瓦霜。

可恨良宵空兀坐，遥怜诸弟在何方？

纷纷书帙谁能展，艳艳灯花有底忙？

出户独吟聊妄想，孤云断处是家乡。

每一次写信，曾国藩总是不厌其烦，细致无比。读曾国藩的信函，可以感觉到的是，无论什么时候，曾国藩的气脉都非常顺畅，仿佛这些信函不是写自剑拔弩张的军中大帐，而是置身于恬静安宁的乡野古舍。当然，在家书中，曾国藩也流露出他的迷茫和痛苦，告知家人一些棘手的事情，比如他身患癣疮所遭遇的折磨——这种皮肤病自曾国藩三十岁时感染后，一直没能见好，曾国藩整天感到瘙痒，尤其是到了夜晚，更是奇痒难耐，无法入睡。曾国藩每到一地，就遍寻名医，但几乎所有中医对这种奇怪的皮肤病都束手无策。在信中，曾国藩经常向他的亲人们叙述自己患病的痛苦和无奈，排遣郁闷，也寻找慰藉。曾国藩就是这样心无旁骛地写着家信。家信对于曾国藩来说，就像是每天必需的修身功课，让曾国藩在肃杀冰冷的战争岁月里，感受到来自老家的温暖，也让他冶炼安详凝重的静气。

进军皖南，是朝廷的旨意，刚刚就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自然不好违背。因为江南大营溃败，金陵附近清军势力不再，朝廷想让曾国藩领军东援，继续给金陵施压。曾国藩也知道孤军深入的危险，移师祁门，在很大程度上，曾国藩只想做一个姿势给朝廷看。此次屯兵祁门，也是跟胡林翼商量过的。之所以把大营选择在祁门，主要出于多重考虑，一是湘军的钱粮供给大都来自江西，驻军祁门，可以保证江西的安全，确保饷源的供给；二是根据事态发展的情况，可以随时从皖南东进浙江，攻克杭州、湖州，在南部，对金陵形成包围；三是可以兼顾安庆那边的战局，如果时机不成熟，就掉头回安庆城下。在曾国藩心目中，真正重要的，不是迅速进驻浙江，杀到金陵城下，而是步步为营，把长江沿岸的各个城市，逐一收复，稳扎稳打，然后由西向东推进，直逼金陵城下。在曾国藩看来，安庆的位置太重要了，它就像是太平天国长江沿岸的一个桥头堡，如果这个桥头堡占领了，大势就会逆转，胜利的天平也就会倾斜。曾国藩率领人马到达祁门之后，太平天国立即有了激烈反应，调集了李世贤部和李秀成部，全力堵截湘军的进攻路线。这样，一直以来富庶宁静的皖南，不可避免地成为双方厮杀的战场。那段时间里，大大小小发生在皖南的战役，竟达百余次之多。由此可见战争的频繁和惨烈。

徽州的战斗差一点让曾国藩身败名裂。这个时候，曾国藩的主力部队一部分在安庆城下，一部分在江西境内，战线拉得过长。一万多人进入徽州后，一下子掉入太平军的包围圈中——当时，在皖南的东北面，由太平军李秀成据守；在南面，则是太平军李世贤部；在西北，太平军英王陈玉成的大军一直在长江沿岸，总兵力在五万左右。置身这样的局面，无疑岌岌可危。湘军在徽州的崇山峻岭中一再受阻，通向浙江的道路无法打开。这当中，最严酷的战争是徽州府的失陷。1860年10月，太平军两路夹击，一路从北到南，从宁国方向杀向祁门；另一路则由南至北，从景德镇方向杀来。从宁国方向杀来的太平军连续攻克旌德、绩溪，兵临徽州府城下。曾国藩下令徽州府的将领李元度坚守不出，李元度违背命令，轻易出城，结果被打得大败。徽州府失守，李元度无脸见曾国藩，南下逃走。曾国藩勃然大怒，要将李元度军法治罪，李鸿章等一帮幕僚苦苦相劝。为此，曾国藩还跟李鸿章翻了脸，致使李鸿章后来出走南昌。

危机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侵犯天津、北京，击败僧格林沁的军队。咸丰只好带着皇妃、皇太子及亲信大臣肃顺、载垣、端华等逃往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十万火急中，咸丰降旨，要曾国藩速派鲍超率精兵数千拱卫京师。接到诏书，曾国藩和胡林翼一下子慌了神，此时此刻的曾国藩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正指望鲍超军从江西赶往皖南救援，如果鲍超军此时转赴京城，皖南的战局将彻底崩溃。如果不派部队进京，曾国藩又会背上一个“抗旨”罪名，同样也承担不起。情急之下，曾国藩赶忙召集幕僚商议，李鸿章的一个建议解了燃眉之急，那就是采取“拖”的方式——派人送信给朝廷，堂皇地建议：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去，是否由曾国藩和胡林翼二人中酌派一人进京，这一招，明显的是给朝廷出难题，因为朝廷最忌讳手握重兵的“节度使”进京。这样，朝廷当然不同意，还会下诏来调人。这样，信在路上一来一往，就会占用很长时间——也就达到了争取时间、调集人马的作用。这一招果然有效——不久，京城的事态得到了有效缓解，曾国藩接到朝廷新旨：清廷与八国联军已议和，鲍超军不用北上。

一个危机躲过去了，另一个危险接踵而至。1860年12月，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部由羊栈岭进山，攻克黟县，距祁门湘军大营仅有六十里。此时此刻，祁门已是一座空城，除了大营内的一些亲兵之外，其他湘军全距祁门很远，曾国藩想调集部队回援已不可能。曾国藩长叹一声，准备原地等死。那天晚上，曾国藩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将亲兵全打发到内室之外，一个人在灯下安静地写自己的遗嘱，让人连夜送往湖南老家。天亮之时，一个好消息传来，湘军鲍超部和张运兰部昼夜行军，赶到祁门附近，全力抵挡李秀成部的进攻。由于李秀成不知道曾国藩的大本营在祁门，没有全力进军祁门，部队退出了羊栈岭，绕道进了浙江。

虽然皖南的形势得到了缓解，危机并没有解除。不久，太平军又先后兵分两路进军祁门，这一次，是太平天国主将陈玉成亲自率领人马。形势变得异常紧急：在北面，太平军攻到了仅离祁门二十里的地方；在南面，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克景德镇，皖南镇总兵陈大富战死；在东面，李秀成部也从浙江境内掉转方向，再次向徽州发起攻击。曾国藩又一次陷入了包围之中。1861年4月，曾国藩由祁门赴休宁，调集徽州境内的各军进攻徽州府，以期打开通往浙江之路，徽州府的太平军乘夜出城偷袭，湘军大败溃散，太平军乘胜追击，将曾国藩围困在休宁。高度危机之时，曾国藩只好坐在大帐之中，再次给儿子纪泽、纪鸿写信。从这封信中，我们看不到慌乱，却能感受到事态的危急；还可以管窥曾国藩的真实思想——很明显，这已算是一封遗书了：

接到你们二月二十三日来信，知道家中兄弟五房都很平安，心中很安慰。我在初三日到达安徽休宁县，就听到景德镇失守的消息。初四日所写的家书，托你们九叔曾国荃寄回湖南老家，已经讲到此地的局势十分危急，恐怕难以支持下去。但还想到可以强攻徽州，如果得手，还是一条生路。初五日强攻徽州，强中营和湘前营在西门受到一次挫败；十二日再攻，未能引诱敌人出城一战；当夜二更天，敌人偷偷出城打劫营寨村庄，强中营和湘前营大败。……目前的局势更加紧急，四面都被阻塞，外面的接济已断绝。经过这次大败，军心受到很大的震动。我所盼望的是左宗棠的军队可以打败景德镇和乐平的敌人，鲍超的军队能从江西湖口迅速来救援，事情或许可能有转机，不然的话，这里就不堪设想了。

我自从投入军事以来，即抱着一种临危受命的志向。丁巳和戊午那两年在家养病，常常怕自己突然在家中去世，违背我的初志，失信于天下人。后来起复再出山打仗，意志尤其坚定。这次即使遇到什么不测之祸，我也毫无牵恋的了。回想我自己，从小贫穷无知，现在能官至一品大员，年龄也已过五十，在外面也稍有点名声，又手握兵权，占据了高位，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只是我对古文和诗歌，都花了不少精力，苦苦地加以探索，但是没有好好地创作，在这方面施展才华，打开一条大路。我对古文的研究尤其有根源和依据，如果现在突然死了，那么我的一些心得，就永远无人领会了。我的书法用功较浅，但近年也深入了一些。这三方面一无所成，心中不免耿耿于怀。

至于行军打仗，本来不是我的专长。因为打仗要用奇兵，而我的性格太平易；打仗要欺骗对方，而我的性格太直，这怎么能对付兵势滔天的敌人？以前虽然有些胜利的捷报，那也是侥幸，并不是我应得的战果。你们兄弟长大之后，切切不可涉足于军队之间，这种事难以见功业，而且容易造下大孽，尤其会留给后代人非难的口实。我长久地在行军中生活，每天如同坐在针毡上一样。稍可安慰的是我没有辜负我最初的愿望，没有辜负我的学问，没有一刻忘掉仁政爱民的心愿。近来我的阅历更多，深深体会到带领军队的痛苦。你们都要一心一意地读书，将来不能从军，也不必出去做官。

我教育子弟有“不离八本”和“三致祥”的格言。这“八本”是：读古书要以字句解释为本，作诗文要以讲究声调为本，侍养父母要以得到他们的欢心为本，修养身心要以少恼怒为本，立身处世要以不乱讲话为本，治家要以不迟起床为本，做官要以不要钱为本，行军打仗要以不骚扰百姓为本。“三致祥”是：孝顺能带来吉祥，勤奋能带来吉祥，宽恕能带来吉祥。我的父亲竹亭公教育别人，专门讲一个孝字，所以他在少壮时期敬爱父母，晚年热爱儿女，都出于心中一片至诚，所以我为他写的墓志铭，就只说这一件事。我的祖父星冈公教训别人，则有八个字，还有“三不信”。八个字是：“考”（不忘祭祖先）、“宝”（与亲属邻里和睦相处）、“早”（早起）、“扫”（打扫庭院）、“书”（读书）、“蔬”（种蔬菜）、“鱼”（养鱼）、“猪”（养猪）。“三不信”是一不信和尚道士巫师，二不信土地庙神仙鬼怪，三不信医药。处在这个乱世之中，钱越少，就越能免除祸患；家中用度越俭省，就越能养福延年。你们兄弟将来奉养母亲生活，除了一个“劳”字和一个“俭”字外，没有其他安身立命的办法。我在此军事极其危急之时，将这两个字叮嘱你们一遍，此外也就没有什么遗训给你们了，你们可以将这点意思禀告给几位叔叔和母亲，不要忘掉。

遗书送出之后，曾国藩还与刚刚赶来为自己出谋划策的老友欧阳兆熊开玩笑：“死在一堆如何？”欧阳兆熊大笑着应允了。也算是曾国藩命不该绝，第二天，由南面包抄而来的太平军李世贤部在江西乐平与左宗棠大战后溃败，无奈何只好撤兵浙江。徽州府的太平军听到这个消息后，信心顿失，也将人马北移，撤出了徽州。危机再次解除，曾国藩的心重新落回胸腔。此次绝处逢生，明显地暴露了太平军的命门，那就是，太平军的各路人马全是各自为战，缺乏配合和协作，关键时候，往往难以形成合力。这是典型的游寇习气。对于这样的对手，曾国藩的信心更足了。在此之后，湘军进行了大规模反扑，陆续收回徽州府所在地歙县以及黟县等地。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曾国藩胸中变得成熟，那就是利用围攻安庆的机会，大量歼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先从英王陈玉成下手。曾国藩开始将目光死死地盯在长江沿岸，精心设计一个巨大的陷阱，诱骗对手不顾一切地往里跳。

1861年5月5日，曾国藩留张运兰守祁门，将湘军大本营从祁门转移到长江边的东流。如果说曾国藩将大本营设在祁门是由于首鼠两端拿不定主意的话，那么，搬迁到安庆城对岸的东流，则表明铁心图谋安庆之役了。到了东流后不久，夏天到来了，白天的长江边上像个火炉一样，热浪灼人；但一到夜晚，习习江风中，又变得异常凉爽。置身长江边上，每到夜色降临，曾国藩就把自己关在大帐里，踱着步，像一头将要出击的孤狼一样，周密地思索战争的步骤。对于安庆战役，曾国藩总体上是这样考虑的：一是一定要攻下安庆，拿下金陵的桥头堡；二是围城打援，先围而不攻，一方面减少损失，另外一方面重点打击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的援兵。在曾国藩看来，二十来岁的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虽然打仗勇猛，但在谋略上远远不够。曾国藩想把陈玉成部队先拿下，给在三河之战中毙命的李续宾和曾国华报仇。

实际上从1860年秋天开始，湘军就已经将安庆城团团围住。围城的主力，正是曾国荃的“吉”字营。“吉”字营在安庆城的北、东、西三面挖了很多长壕深沟，又堆筑几个高高的土城，筑成牢固的防御工事，切断了城内太平军与外界的联系。安庆的守军共有两万余人，都是陈玉成的部下。自185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西征攻下安庆后，考虑到安庆地理位置的重要，太平军一直派重兵守护。到了1860年，太平军已驻守八年之久。驻守期间，太平军将城墙筑高了五尺，又添筑子城一道，子城南自镇海门西起，先西北后东北绕一大圈后，止于北城墙。除此之外，太平军还另建了一座“耳”城，全力保卫安庆。这样，城内的太平军与城外的湘军形成了对峙局面，双方都构筑了铁桶般的防守阵势。

从1861年5月开始，曾国藩将他的全部精力用在安庆战役上。他的三角眼鹰隼一样死死地盯住安庆，没有什么能让他转移注意力。战争进行到中盘之时，这个一开始不会打仗的人，对于军事的驾驭和调度已明显熟稔了，甚至有了几分诸葛孔明的神韵，对于战局的控制和调度，已变得游刃有余。这时候，湘军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方针，那就是，对待太平天国这样的对手，不能轻易打浪仗，要集中优势兵力，给对手以致命打击。

布置战术之余，曾国藩安详地在大营之中开始了自己的菜农生涯。每天下午，他都要一身短打，扛着锄头进入自己的菜园，锄草、松土、浇肥。在给老家的儿子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对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感到怡然自得：

吾现在营课勇夫种菜，每块土约三丈长，五尺宽，窄者四尺余宽，务使芸草及摘蔬之时，人足行两边沟内，不践菜土之内。沟宽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横直，有沟有浍，下雨则水有所归，不使积潦伤菜。四川菜园极大，沟浍终岁引水流，颇得古人井田遗法。吾乡一家园土有限，断无横沟，而直沟则不可少。吾乡老农，虽不甚精，犹颇认真，老圃则全不讲究。

当曾国藩如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农，津津有味地摸索种菜之经验和方法的时候，那段时间，在安庆附近数十公里的范围内，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湘军，他们正按照曾国藩的部署，张开了口袋阵，等着陈玉成带领太平军钻进来。对于曾国藩的围城打援之计，太平天国同样制定了针对性的措施：安排李秀成从长江南面、陈玉成从长江北边同时进军，夹攻武昌。武昌是湘军的大后方，也是湖北巡抚胡林翼的老巢，湖广总督所在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如果太平军围攻武昌，必定会让曾国藩分兵，这样，安庆之围也就迎刃而解了。

陈玉成不愧为太平军的急先锋。很快，陈玉成带领数万大军进驻安庆桐城附近，虚晃一枪后，转道皖西，连下英山、蕲水，攻占黄州，逼近武汉。陈玉成的西进，是曾国藩和胡林翼最为忌惮的，此刻湖北境内兵力空虚，几乎不堪一击。没有想到的是，陈玉成在黄州驻扎时，恰巧英国长江水师提督何伯巡视到了武汉江边，见陈玉成大兵屯集，便让参赞巴夏礼告诫陈玉成，如果陈玉成进攻武汉的话，英国商业利益将会受损，他们不会袖手旁观。这等于警告陈玉成不能进攻武汉。在这种情况下，陈玉成只好放弃对武汉的进攻，转向进攻鄂北的襄樊一带。这样的军事调动根本不足以吸引曾国藩西援。曾国藩和胡林翼得悉后大松了一口气，重新布置人马进攻安庆。一直到几个月后，陈玉成才掉转人马，回到安庆集贤关附近，开始在外围直接进攻围城的曾国荃部。

在长江以南，李秀成由浙江进入江西中部之后，迂回辗转，沿赣江北上，攻下吉安、瑞州。湘军九江守将吴坤修急忙派人向曾国藩告急，请求火速派兵救援。这时候曾国藩手中的机动部队只有鲍超一军。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让鲍超军驻扎在九江与安庆之间的地方，伺机而动。关键时刻，李秀成优柔寡断的老毛病又犯了。曾国藩看透了李秀成的心思，料定他肯定会投鼠忌器，不敢进攻九江。素来小心谨慎的曾国藩一反常态，大胆地将鲍超军调至安庆城下增援。安庆的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陈玉成见鲍超援军将至，料定自己独力难解重围，只好留下刘仓琳等精锐一万二千人分守安庆城外的集贤关、菱湖等营垒，自己带五千人去接应来援被阻的洪仁玕、林绍璋、黄文金、杨辅清等部。陈玉成的离去，更给湘军可乘之机。曾国藩下令各部全力围歼刘仓琳，同时分割陈玉成等人的救援。陈玉成在与洪仁玕等会师后，无法突破湘军多隆阿的挂车河防线。这样，刘仓琳部太平军主力一万二千人全部被歼。这一结果，使得安庆攻防战基本定局。陈玉成率各路援军因为无法突破挂车河，只好绕道湖北境内驰援安庆。太平军大队人马从西部长途跋涉，好不容易到达安庆城下时，早已人困马乏，成了强弩之末。虽然陈玉成带领太平军全力发动进攻，想解安庆之围，但湘军兵强马壮，又早有准备，陈玉成几次进攻均告失利，手下大将程学启部还投降了湘军。这是一次全面交锋的战斗，湘军在太平军的内外夹击下，两边行动，一部分全力攻取安庆，另一部分全力抵御陈玉成在外围的救援。

那段时间，整个战局陷入了胶着状态。旌旗蔽日，尸横遍野。在战争面前，时间仿佛停滞，生命就像泡沫一样脆弱而短暂。在东流大营，前方的消息像走马灯似的传来，曾国藩心急如焚，食不下咽，整夜都无法合眼。曾国藩的皮肤病也因为内心的火急火燎，瘙痒得更厉害了。可以说，曾国藩每时每刻都面临精神崩溃的危险。这一场徒死的对抗完全是力拼消耗，在安庆，守城的太平军渐至弹尽粮绝；在城外，攻城的湘军也开始面临饥饿，他们供给的粮路同样被外围的太平军切断。时间一如既往地漫长阴晦，食物储备变得越来越少了，到军士手中的食物如同垃圾，能调动大家情绪的酒也没有了。白天在阵地周围遮天蔽日的，是如阴霾一样的乌鸦，它们喑哑地鸣叫，如同鬼魂一样在阵地上游荡。更让人觉得讨厌的，是战壕里出现了成群成群的老鼠，像集体发了疯似的，向所剩无几的食物发动攻击；夜晚之时，它们甚至把在沟壕里睡得像死猪一样的湘军军士的耳朵或者鼻子咬掉。湘军军士们不仅仅要跟太平军打仗，还要跟这些“强盗”作战，把它们赶到角落里，目的不仅仅是消灭它们，而且为了将其当作美食享用……阵地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掉了，然后，吃捆绑帐篷的牛皮带，吃一切有绿色的植物……

1861年8月底，湘军由城外马山直抵北城门城墙根的地道终于挖通了，湘军用炸药将城墙下的地道塞得满满的。1861年9月5日，曾国荃下令点火，随着炸药“轰”的一声巨响，安庆北城墙被炸出一个豁口，太平军叛将程学启部率先呐喊着攻了进去。安庆的太平天国守军自叶芸来以下一万六千多人已饿得奄奄一息，失去了抵抗力，眼睁睁地看着湘军的大刀向自己头上砍来。此刻的陈玉成站在不远处的山头上，亲眼目睹了安庆城的失陷，长啸哀号，泪如雨下。然后，命令部队掉转方向，撤回庐州。在东流的曾国藩第一时间接到了战报，欣喜若狂。安庆战役是一个转折点，在抢占了这个战略高地之后，曾国藩清晰地知道，胜利已唾手可得了。

曾国藩宴请湘军各路将领

1861年9月25日，曾国藩渡江后进入了安庆。昔日的太平天国英王府被修缮了一番，恭候他的到来。进入这座文化古城，曾国藩感慨万千，这座昔日人气十足的市民城市，在经历了这场浩劫之后，一如阴曹地府似的阴森，大街小巷的每一个人都戾形鹤立。在湘军攻下这座城市之时，这里已经开始吃人肉了，人肉价五十文一两，割新死者肉也要四十文一两。城破之时，太平军的锅里，皆煮人手足，有的碗中还有人的手指。听着这样的消息，曾国藩脸色都变了。

战争就是这样残酷无比。曾国藩的所见所闻，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他视线没有到达的广袤地区，平民百姓更是无比悲惨：千百万人流离失所；一些随身携带财宝的富人同他们为数不多的仆人在大路上被趁火打劫后勒死；一些断垣残壁在冒烟，瓦砾下压着无法确认的一家老小；一些被抓走的弱女子，或受蹂躏，或因为寒冷或遭遗弃而死去，有的无奈之下生下施暴者的孽种；不舍田地和家畜而被杀害的百姓的骸骨在大雨之中泛白，与死去的牲畜的骸骨混杂在一起……对这一切司空见惯之后，人们又开始修葺和重建，麻木又变得热情。人生和世界，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第八章　悲欣交集

很多年后，当曾国藩回忆起自己的戎马生涯，奇怪的是，曾国藩绝少有自豪感，相反，对于战争所引起的杀戮，以及战争本身的虚妄，倒是经常性地陷入一种忧郁之中。这种忧郁不止在战争结束后，在战事进行当中，曾国藩就一直是忧郁的，甚至可以说是厌战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想借此影响湘军将领们。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战争就是杀戮，用兵也是很冷酷的事情。在战争中失去亲人，岂能不哀痛悲愤？身处祭奠仪式，经常送别死去的将士，岂能不肃穆庄敬？失败了，当然更悲惨；即使是胜利，看到剩下的到处都是死伤的人，遍地都是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的场面，连悲痛都来不及了。在军营中，曾国藩甚至不允许将士们为某一场战争的胜利欢歌笑语，在他看来，战争是那样残暴，对于胜利的庆贺，就是对于大批死难者的不恭敬，是对生命的不恭敬。

进驻安庆不久，曾国藩接到朝廷有关方面的通知，早在上一个月，咸丰皇帝即在热河避暑山庄驾崩。这个风流而有才情的皇帝像油灯芯一样耗尽了他最后的元气，终年还不到四十岁。让这个乱世皇帝死不瞑目的，还是南方的太平天国政权，据说，咸丰曾在遗嘱中写道：谁能攻克金陵，就封他为王！由于儿子载淳只有六岁，咸丰临终前，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执掌政权。皇帝驾崩的消息迟迟没有发布，本身就意味有重大的事件将要发生。果然，秋天里，一场大事件突如其来地爆发了：载淳的母亲、二十六岁的叶赫那拉氏与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䜣发动政变，宣布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以奕䜣为议政王。政治永远是一种交易，为了更好地笼络各级大臣，尤其是握有重兵的大臣，慈禧太后适时地给予一些权臣重赏，以换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11月20日，朝廷命曾国藩管辖苏、赣、皖、浙四省军事，自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皆归节制。同日，又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提、镇以下各员统归其调遣。不久，朝廷根据曾国藩的密保，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续宜由湖北巡抚调任安徽巡抚，严树森由河南巡抚调为湖北巡抚。在此前后，还任命骆秉章为四川总督，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刘蓉、李桓、蒋益澧为布政使。这样，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淮军可以说几乎掌控了清朝的半壁江山。

奕䜣

从1861年9月开始，一直到1864年10月1日，曾国藩乘船顺江而下去金陵，他一共在安庆城内住了三整年。读这段时间的曾国藩日记，看到最多的，就是曾国藩在读书和学问上的一些见解。对于前线战事，自战争的中期之后，曾国藩已对自己的指挥方式有了调整，一般来说，对于战事，他从不过问太细，而是放手让前方将领去处理。曾国藩只是从大势上去把握战争的走向，他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粮饷供给，湘军与朝廷、地方的关系处理以及选拔人才上。曾国藩清楚地知道哪些是他该做的事情，哪些是他不该做的事情。此时的曾国藩，已颇有点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架势了。对于战争的大势与局面，曾国藩已了然于胸，在他看来，胜利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务的同时，曾国藩重拾自己的学问，又开始大量读书了。看得出，因为局势的逐渐明朗，曾国藩慢慢落得逍遥，久别书斋的曾国藩很想在战争的间歇中找一点读书人的感觉。也可能，这样的变化是曾国藩居于安庆所致，安庆一直是一个历史古城，文风昌盛，人才辈出。曾国藩步入文坛之初，就是受桐城派的影响，曾国藩一直自认是桐城派弟子。对于桐城派，可以算是道德保守主义的曾国藩有天生的亲近感，曾国藩习惯于在文章当中寻求一种哲学和学术的自我表达，而桐城派的主张，无疑正中曾国藩下怀。曾国藩最为推崇的，是明代大儒归有光的文章，在曾国藩看来，归有光的文章文气充沛，既有精奥之神，又平实自然，以小见大，桐城派以他为“偶像”，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在“桐城三祖”中，曾国藩推崇方苞、姚鼐，不太喜欢刘大櫆。师从桐城派之后，曾国藩以流畅圆适的语言、成熟缜密的结构、超群脱俗的构思、骈散结合的句式，写出了很多气势旺盛、气贯长虹的雄文。在桐城派后起之秀中，曾国藩可谓独树一帜。可以说，曾国藩继承和光大了桐城派的优良传统，使桐城派延长了五六十年的文运。

现在，居于“桐城派”的老家，曾国藩很想安安静静地待上一阵子，采一采这里的“文气”。文章是“经国之大事”，是曾国藩终生不想放弃的，是他毕生的追求。尽管外面硝烟弥漫，但对于曾国藩来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能享受着片刻轻松，他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在安庆的那段时间里，曾国藩所做的两件事，曾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是曾国藩在进驻安庆不久，迎娶了一个小妾。这是曾国藩生平第一次娶妾，也是唯一的一次娶妾。曾国藩这一次娶妾的理由让一般人难以置信——因为曾国藩一直患有癣疾，奇痒难耐，尤其是到了晚上，更如酷刑一样折磨着他。夜深人静之时，曾国藩必须有一人替他搔痒，否则总无法入睡。这个时候，由于欧阳夫人不在曾国藩的身边，曾国藩在征求了欧阳夫人和家人的意见后，由自己的亲兵营统领韩正国办理，娶了二十二岁的陈氏为妾。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还与陈氏立了一份“协议”，在“协议”中，曾国藩明确表示：陈氏只是为了照料自己的生活，帮自己夜晚挠痒，并不打算与她有什么“亲密接触”之类；并且，自己死后，陈氏可以改嫁。曾国藩这一颇让人费解的“纳妾”事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波动，原因在于曾国藩娶妾的时间正是咸丰帝的服丧期，在此期间，此项失礼的举动自然会遭到很大反响，有人还专门向朝廷上了奏折，告发了这一件事。好在朝廷因为曾国藩身居要职，要利用他带兵打仗，所以对此事并没有深究。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有人评价曾国藩是一个假君子，他只是利用癣疾的理由来寻欢作乐；更有说法是陈氏系一个漂亮异常的女子，并且曾经是洪秀全的妃子。一时间，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在安庆的曾国藩，弄得曾国藩很是苦恼。不久，传闻风平浪静了，原因是陈氏在一年之后突然去世——年轻的陈氏一直是一个肺病患者，嫁给曾国藩时，她一直隐瞒自己的病情。尽管那一段时间陈氏对曾国藩尽心尽责，曾国藩的身体也得到了明显的改观。但不久，病魔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冬天来临的时候，曾国藩又重新开始孤独的生活。

另外一件事，就是在安庆期间，曾国藩突然对于洋务感兴趣了，他花很大精力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全力启动洋务事宜。虽然曾国藩一再谈到，就军事本身而言，刀剑长矛永远是根本，最终解决战斗，还是要靠人才；但对于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曾国藩已经不排斥了。安庆兴办了军械所，先是制造枪支弹药，到了后来，竟然可以生产大炮和船只了。那段时间，曾国藩随时关注洋务的进展情况，一会去巡视枪支的制造情况，一会又去看看小火轮的制造进展。安庆军械所的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1862年5月16日，曾国藩“看华蘅芳所作炸弹，放十余炮，皆无所见”；次年2月25日，“至东城外看丁道杰所演炸炮，大小五炮，其弹在半空炸裂，不待落地而已开花矣”，但这些，都没有影响曾国藩办洋务的决心。曾国藩忽然对于洋务的浓厚兴趣，引起了社会舆论大哗，很多人向朝廷上折子，说曾国藩此举不务正业，有悖道统，甚至有人说曾国藩图谋不轨，想投靠洋人。好在那段时间曾国藩的心情一直不错，也懒得去理会各种各样的议论。当然，朝廷对于曾国藩此举还是信任和宽容的，一直没有正面表态。这样的态度，让曾国藩感到很满意。

大本营移至安庆后，湘军逐渐变得兵强马壮了。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湘军变得有钱了。除了各地厘金基本到位之外，那些湘军将领们也变得越来越会搞钱了，他们经常让一些大户和商人捐款，所到之处，也如太平军一样，用各种手段掳获大量的钱粮物资。对于这些，曾国藩也变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事情，作为主帅，曾国藩无法管得太细，也懒得管得太细。不仅如此，曾国藩还奏请朝廷准许他直接派李瀚章、郭嵩焘、丁日昌等赴广东抽厘助饷，专供江、浙、皖各支部队。曾国藩看到洋人的武器很先进，打仗很管用，便有意变通一些政策，让李瀚章、郭嵩焘等在筹得厘金后，直接向洋人购买，然后把这些军火直接发给各路湘军；同时，也让各支部队自己筹钱到洋人那里购买，以武装自己的力量。这些现代化枪支弹药的装配，使得湘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同时也让那些见利忘义的洋人们认识到湘军的重要，开始慢慢疏远太平军，把最好最新的武器卖给了湘军。这样，几年下来，各支湘军早已是今非昔比。

到了1862年，湘军在各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全面转入战略进攻阶段。曾国藩开始将主攻方向对准金陵——年初，曾国藩布置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从南面包抄金陵；然后，让李鸿章出面组织淮军共八千多人，乘外国人的轮船由安庆沿江东下去上海，收复江苏一带，然后从东部对金陵形成包夹。这样，加上自己的西路大军，就形成了由东、西、南三面进攻金陵的态势。新年刚过，安徽的湘军最先向太平军发难，在长江两岸不断攻城拔寨：在江南，鲍超首先攻陷了青阳；在江北，曾国荃攻陷了巢县、含山。曾国藩的小弟曾贞幹也不示弱，带领一支人马攻陷了繁昌。在此之后，湘军节节胜利：曾国荃在江北又攻陷了和州，鲍超在江南又攻陷了石埭、太平、泾县、旌德、宣城、宁国，曾贞幹又攻克了南陵……湘军就是这样以摧枯拉朽之势一步步进逼金陵。从战略思想上看，曾国藩进攻金陵的方式，一如既往地延续了他的风格：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先是不厌其烦地将金陵周围所有太平军据点一一清理完毕，然后围困最后的孤城，等到对手弹尽粮绝时，再发动最后的一击。1862年5月下旬，曾国荃的先头部队由和州渡过江来，进驻金陵城外的雨花台。这支近五万人的部队，像一枚坚硬的钉子一样最先插入了太平军的腹地。

前方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反而让曾国藩内心变得更加平静。在安庆后方，曾国藩的头脑一直异常冷静，他甚至在那一段时间深深地陷入了哲学思考之中，这也难怪，这时候的曾国藩已步入五十岁的门槛，对于“天命”，已有了自己切身的感悟。在曾国藩看来，人生一世，白驹过隙，如何在这短暂的岁月里实现个人抱负，与天地相齐，是最应该透彻明白的。曾国藩想到星河遥迢、月悬寒枝，一股冲淡之气不由自主回旋于胸。1862年5月9日，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发出这样的感慨：

静下心来细细思考，古往今来已有亿万年，而且没有穷尽，人在其中生存，只不过几十年的时间，仅仅一会儿工夫罢了！大地广阔几万里，无法知道它的边缘，人在上面生活，睡觉休息，活动游走，白天只需一间屋子，晚上只需要一张床，古人和近人写作的书籍，浩如烟海，人的目光所能涉及的地方，不过只是九牛一毛！世事千变万化，有各种途径的美名，而人一辈子的力量所能达到的，不过是太仓中的一粟！懂得了时间的无限而我所经历的时间极短，那么碰到了忧患逆境，就需要稍作忍耐，等它安定。知道了大地的宽广而我所居住的地方是如此的窄小，那么碰到了名利争夺之事，就应退让隐忍。知道了书籍是如此的多而我所看过的书是如此的少，就不会因为稍有心得就沾沾自喜，而应当考虑选择其中好的去持守。知道发生的事情很多而我所处理的很少，就不敢夸耀自己的功名，而应该考虑推举贤人来进行图谋。如果这么做事了，自私自满的偏见就会慢慢消除了。

细细地体味这一番话语，能感觉到曾国藩此时已有相当的境界了，他的目光已看得很远。他考虑的，已不是现实的得失和名利，而是从虚无和死亡的对应中，去确立个人的位置了。

1862年8月，太平天国李秀成召集诸王大会，图解金陵之围。英王陈玉成去世之后，李秀成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太平天国最高军事将领。9月，李秀成自苏州出发，指挥侍王李世贤、纳王郜永宽等诸王统率之部队，浩浩荡荡地开拔过来，队伍有十万之众，日夜攻打驻扎在金陵城郊的曾国荃的湘军营垒。此时曾国荃的湘军只有三万人。李秀成亲自督军力攻东路，以洋枪洋炮猛烈轰击。湘军依靠坚固的工事殊死抵抗。靠人海战术的太平军甚至出现了一天伤亡七千多人的纪录。这一场战斗持续了四十六天，曾国荃全力坚持着，身体也被子弹擦伤。有好几次，曾国荃都差点要放弃了。曾国荃在写给曾国藩的告急信上说：战斗异常猛烈，湘军有很长时间没有发饷了，将士们全都怨声载道，士气低落，并且，整个部队的补给也没有跟上，围城的部队经常吃不饱肚子，过冬的棉衣也没有补齐，这些湘军们很想先撤回休整。战斗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一场瘟疫突然在金陵城外蔓延，仅仅几天时间，守卫雨花台的湘军部队就有数百人不治而亡。曾国荃连忙一面派人向曾国藩报告，一面派人到周边地区火速买药。结果，药还没有买回来，湘军又死了一千多人。李秀成趁机向曾国荃的部队发动进攻，曾国荃只好率羸弱的部队全力抵挡。湘军的士气掉到了谷底。

到了11月底，李秀成见曾国荃的湘军大营无懈可击，瘟疫又在自己的部队里蔓延开来，只好转向攻打由东向西步步紧逼的李鸿章部。曾国荃虽然暂时解除了危机，但他的部队在李秀成的打击下，几乎弹尽粮绝。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来信，让曾国荃从雨花台撤出来。性格刚烈的曾国荃此时完全丧失了理智，他如发了疯似的，根本就不理睬撤军的命令。曾国荃回信说，自己既然在这里坚守一个多月了，就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死，也要死在金陵城下。

紧接着，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最小的一个弟弟，也就是曾贞幹（曾国葆），在惨烈的四十六天大决战之后，身染重病死于雨花台大营。曾国藩又一次泪流满面。曾贞幹是他最小的一个弟弟，曾国藩一直很喜欢他。湘军初建时，曾贞幹就跟着曾国藩了，参军比曾国荃和曾国华都要早，那时他还叫曾国葆。当时，湘军水师大将杨载福、彭玉麟都是曾贞幹的部下。在与杨载福、彭玉麟共同处事一段时间后，曾贞幹觉得二人才干突出，便主动向曾国藩推荐彭、杨二人“英毅非常”，自己甘居其下。1854年湘军兵败岳州，曾贞幹主动承担责任，赋闲回家。曾国华战死之后，曾贞幹发誓报仇，再度出山。为一扫以往的晦运，曾国葆改名为曾贞幹。曾国藩让他一直跟着曾国荃，在曾国荃的身边学习打仗，也好立点军功。后来，曾国藩又让曾贞幹自己带一支军队，独当一面。曾贞幹也不含糊，在长江沿岸一路攻城拔寨。没有想到的是，曾贞幹年纪轻轻，竟遭此噩运。曾国藩又想到当年在三河战役中身首异处的曾国华，曾家五虎，在战场上就死了两个，这是怎样的劫数呢！想到这里，曾国藩的心都要碎了。

继为曾国华后，曾国藩同样颤抖着为曾贞幹亲笔写下了一副挽联：

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

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

1863年3月17日，曾国藩从安庆出发，从水路赶往金陵。曾国藩想重点了解一下曾国荃部真正的情况，为最后的攻城做准备。早春二月，在经历了一个冬天的严寒之后，树上的绿色新枝像长矛似的戳了出来，春意迫在眉睫了。这时候，曾国藩依旧是一身冬天的装束，对于季节的变化，曾国藩已显得呆板木讷了。曾国藩一路巡视沿途的湘军，心情异常沉重，虽然曙光就在眼前，但眼前的形势却是从未有过的严峻，胜利看起来并不是唾手可得。3月底，曾国藩到达了金陵城外的曾国荃大营，一见到曾国荃，曾国藩就让曾国荃解开衣裳，细心地察看弟弟的伤势。对于小他十三岁的九弟，曾国藩太了解他的为人了，老九性格暴烈，为人耿直，打起仗来从不要命。曾国藩担心的是曾国荃会不顾一切地进攻，从而陷入绝境。吃过晚饭后，在曾国荃的大帐中，曾氏兄弟促膝长谈。在聆听了曾国荃的情况介绍之后，曾国藩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金陵迟早都会攻下，攻城不必太急，要尽量让湘军少受损失。曾国藩建议曾国荃先撤出雨花台，避免孤军冒进，万一太平军集中优势兵力对孤军深入的曾国荃进行包围，一切将变得很危险。执拗的曾国荃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的道理很简单：四十六天最艰苦的战斗都挺过来了，现在，怎么可以撤退呢？再说，此时周边的宁国、芜湖等道路已贯通，各地湘军陆续来到金陵城下汇集，下关一带又有水师兵临城下，形势比初到雨花台时已经好得多，此时再撤退更是毫无道理。

兄弟两人争论到深夜，谁也说服不了谁，曾国藩知道此时的曾国荃如一头疯了的牯牛一般，根本无法依靠命令让执拗的他改变主意。于是，曾国藩只好听从曾国荃的意见，不再强求他从金陵城下撤出，只是嘱咐他一定不要贸然出击，以免中计。这么多年来，曾国藩仍是一如既往地坚持他的战略思想，那就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争取最小的损失。在曾国藩的战争生涯中，很少能看到他天才般地打一场漂亮无比的战役，他几乎从不用奇兵，奇兵往往是一柄双刃剑，弄得不好，伤害的还是自己。曾国藩的每一战都异常艰苦，甚至险象环生，胜负也就在毫厘之间，但曾国藩就是以他的坚毅和韧劲取得了一场又一场战斗的胜利。在象棋中，曾国藩的打法就是小卒过河似的拼命搏杀；在围棋中，就是全力争夺中盘，一子一子地硬拼；在武功中，就是莽夫打架，一招一式都是往死里打，从不躲闪，也从不避开。曾国藩从来就是一个认死理的人。他的军事思想，跟他的人格一样实在。

此后的数天里，曾国荃陪同大哥陆续检阅了湘军所在的大胜关、金柱关、龙山桥等地，曾国藩见湘军水陆防御均井井有条，不由对九弟的军事才能感到欣慰。现在，曾国藩对金陵城下的局势感到放心了，在他看来，湘军各支部队壕墙坚固，各方面的供给还算正常，攻克金陵，只是迟早的事情。在龙山桥，曾国藩召开了水陆将领会议，共同探讨了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曾国藩阐明了自己的战略思想：湘军的战略就是要坚持围城，金陵城依山傍水，墙体巍峨厚重，急于强攻根本不可能见效；金陵城内外太平军有数十万之多，粮米耗费极大，绝非肩挑陆运所能养活。目前太平军水师几乎无存，湘军水师占绝对优势，只要全力查禁水上接济，金陵一旦供给跟不上的话，克城之期肯定不会太久。所以，对于围城的湘军来说，一定不能急躁，只要坚持围下去，金陵城内必然弹尽粮绝，毫无战斗之力。如果到了这个时候发动进攻，湘军就会以小的牺牲，换取大的胜利果实。曾国藩的讲话给困苦中的湘军以极大信心。离开前线回安庆之时，曾国藩决定让自己信任的幕僚赵烈文留在曾国荃军中辅佐曾国荃，曾国藩告诫曾国荃说：九弟果断勇敢，大哥不及；但九弟有时虑事不周，也是一短；赵惠甫入我幕府多年，严谨细密，可补弟之短，弟一定多听取惠甫意见。

很快，战局进一步呈明朗之势：在金陵东部的苏南地区，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在进入上海之后，队伍迅速得到壮大，接连在苏锡常一带取得大捷，随后，开始在东线对金陵形成包围；在金陵的南部，左宗棠部由江西进入浙江，从南面紧逼金陵，也切断了太平军突围的线路。

1854年获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时的容闳

1863年4月，回到安庆后的曾国藩听到了自朝廷传来的消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一战彻底失败，石达开本人被俘，随即被押解到成都凌迟处死；5月，又一个消息传来，湘军水陆合军攻陷了太平军严密设防的九伏洲，彻底截断了通往金陵的粮道；到了9月，曾国荃所率湘军陆续攻陷了金陵城外要隘，太平军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小。进入冬天之后，彭玉麟、鲍超又率水陆两军，攻陷金陵南部的高淳、东坝等城隘；紧接着，鲍超军又攻陷溧水、建平二县。这样，太平天国最后一丝突围的希望泯灭，金陵实际上已成为一座死城。但即使是面对这样的孤城，曾国藩仍不急于进攻，他不断地给前方的将领写信，让他们再围一段时间。在他看来，攻克金陵，还是更保险一点才好。曾国藩想把湘军的损失降到最低点，毕竟，那些湘军子弟，都是自己带出来的，这么多年来，已损失了大半，胜利之时，曾国藩想尽力使这支队伍变得更完整一些。

1863年秋天，曾国藩在安庆会见了容闳。容闳是广东人，自小跟一个西班牙传教士去了美国，入了美国籍。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容闳回到国内一直从事各种各样的生意，包括贩卖枪支弹药。容闳一度跟太平天国联系密切，他曾向太平天国上书，提出不少好建议：一、组建现代军队，二、办武备学堂，三、建海军学校，四、建人才政府，五、创办银行，六、以《圣经》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对于容闳的七点建议，太平天国根本没有答复。容闳等不及了，专门去了一趟金陵，想看看这个自命为基督教政权的真实模样。那一次去金陵让他大失所望，这哪是一个替天行道的新兴政权呢？高级将领们见识鄙陋，争权夺利，结党营私，充满对暴力和金钱的热爱。容闳知道这样的政权是没有希望的。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幕僚、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向曾国藩推荐了容闳，曾国藩听后很感兴趣，他让李善兰屡次写信给容闳，要求面谈一次。在曾国藩看来，洋人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掌握的“理”要比中国多得多，因此，一定得向洋人学习，以做到“洋为中用”。在这种情况下，容闳从九江赶到安庆，拜见了曾国藩。

那一次与曾国藩的见面，给容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容闳在描述这一次见面时，用了很多赞美语言来描述这个大儒的气度和容貌：“余见文正时，为1863年，文正已年逾花甲（此为容闳误，其实，曾国藩当时只有五十三岁），精神奕然。身长约五尺八九寸，体格雄伟，肢体大小咸相称。方肩阔胸，首大而正，额阔且高，眼三角有棱，目皆平如直线。凡寻常蒙古种人，眼必阔，头骨必高，而文正独无此。两颊平直，髭鬟直连颏下，披覆于宽博之胸前，用益增其威严之态度。目虽不臣，而光极锐利。眸子作榛色，口阔唇薄。是皆足为其有宗旨有决断之表证。凡此形容，乃令予一见即识之不忘。”容闳在详细的描述中，甚至没有提到曾国藩习惯性的搔痒动作。在谈话中，曾国藩跟容闳说，他知道容闳跟太平天国做生意的事情，但他不会计较。曾国藩对在中国设立新式机器厂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容闳向曾国藩建议：“中国今日欲建立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这一主张，可以算是当时工业建设最重要的新理论，后来也成为曾国藩建设江南制造局的指导方针。经过几次会谈，曾国藩与曾闳很快就兴办江南制造总局一事达成一致：曾国藩聘请容闳担任自己的幕僚，负责洋务工作；曾国藩让容闳从上海道和广东藩司处领款六万八千两银子，由容闳出面，由欧洲转赴美国，向马萨诸塞州的朴得南公司购买机器，在上海组建江南制造总局。然后，由江南制造总局带动，在江南各地设置相应的制造局。具体事宜，由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负责。

时间到了1864年，刚迈入新年，长江沿岸就下了一场大雪，大片大片的雪花如同扯碎了的棉絮，铺天盖地飞舞。这场大雪一共下了三天三夜，积雪达一尺多厚。天气也冷，几乎是滴水成冰，所有的屋檐上都悬挂着粗大的冰凌。大雪将所有的战事都淹没在一片白皑皑之中。在金陵城下，先行到达的曾国荃部的将士们，只好蜷缩在很深的战壕里，喝酒抽烟聊天，他们的手与脸冻得红肿生疮、腐烂流脓。长期的征战、冷湿的天气使得每一个来自湖南的士兵都有切肤的厌战情绪，虽然他们一直相信最终有一天会取得战争的胜利，但他们同样知道，胜利并不是唾手可得，在通往终点的道路两旁，到处都有死神的身影。

江苏巡抚李鸿章

在安庆，这个冬天同样普降大雪。对于年过半百的曾国藩来说，冬天是他最难熬的时光，得过肺痨的曾国藩对于天气变化一直异常敏感，天气只要稍稍冷湿一点，曾国藩就会感到背寒体虚，就会情不自禁地咳嗽不止。这样的气候中，曾国藩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在书房里生一盆炭火，然后，穿着羊皮袄子批阅文件。这一天，雪终于停了，一直忙于事务的曾国藩突然兴致上来，带着几个幕僚去游览江边的振风塔。来安庆已经两年多了，曾国藩一直没有去过振风塔。曾国藩一行是走着去的，深一脚浅一脚的，在雪地里留下了一串串脚印。走着走着，曾国藩感到身体稍稍有点发热了，很是舒服。寺里的方丈见曾国藩到来了，连忙出来迎接。曾国藩轻描淡写地跟和尚聊了几句。在儒、道、释三者之中，曾国藩感到最陌生的，就是佛了。对于佛，曾国藩一直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佛教是一种虚无的生命哲学，如果一个教义把最终的归宿点归结于虚空的话，那么，它怎么都有点不可捉摸的意味。对待这样的东西，一定得敬而远之。曾国藩一辈子对僧、巫，对地仙，甚至对医药，从来就是敬而远之，他一直不喜欢那种无法实证的方式。当然，对于曾国藩来说，他有着自己的信仰，这个信仰，就是他的道德观，在他看来，所有的道和德都源于这个世界的理，这样的“理”足以填充他的内心，也足以支撑他的人格。这就足够了。他不再需要来自外部的一个虚幻的影像。

到了塔底，曾国藩仰头看了一下，便拾级而上，登上了振风塔。由于雪后天霁，能见度特别好，从塔上，一直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连对岸的山峦都尽收眼底，不过此时也是一片原驰蜡象，什么也看不真切。只有浅黄色的长江水，夹杂在两岸的白色之中，格外夺目。尽管寒风凛冽，曾国藩兴致却很高，在塔上，曾国藩环视了一圈之后，把目光停留在长江下流的方向。在流水的下游，长江变得空蒙的地方，就是金陵了。曾国藩清楚地知道，这场战争的胜负手，绝对是在今年了。

冰天雪地中，一个好消息传来，曾国藩在安庆主持的洋务有了初步成果，安庆军械所在徐寿和华蘅芳的主持下，终于制造出第一艘火轮船，这也是中国造船史上的第一艘火轮船。虽然这艘船的体积很小，长不过三丈，时速也不超过三十华里，但毕竟这是中国自造的最先进的轮船。曾国藩给这艘船取名为“黄鹄号”，他希望，中国能像“黄鹄”一样，一飞冲天。2月1日，虽然长江边上还结着薄薄的冰，“黄鹄号”还是迫不及待地下水了。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航，船慢慢驶向江心，虽然这艘轮船行驶较迟钝，速度也比较慢，曾国藩还是感到很高兴，站在船舷之上，虽然江水凛冽，朔风扑面，曾国藩却一点也不觉得寒冷。此时的曾国藩意气风发，他感觉已有了控制全局的能力，那个金陵政权的破灭已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在曾国藩把目光死死盯着金陵的时候，他的敌人，一个昔日的教书先生同样眼光空蒙地看着远方。这个高个子的广东汉子一直殃殃地拖着病体，在很多时间里，他轻手轻脚，神情恍惚，喜怒无常，感觉好似天外来客。进入金陵之后，洪秀全变得更奇怪了，他仿佛整日坠入一场大梦，一直自说自话，自我封闭。给人的感觉是，当这个幻想家在极短的时间里一步登天走上天皇宝座时，他的内心似乎承受不了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都让他无所适从……尽管金陵外围一直战事激烈，但洪秀全从没正视过前方的对手，他只是在密室里不断向他的天父祷告，在他看来，祷告的力量要比那些南征北讨有效得多，眼前这些敌人，就如妖魔鬼怪一样，有朝一日他会借助天父的力量，轻而易举地将他们扫除。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世界，只是他的一个临时客栈，他只想借助于这个客栈升天，或者，充分地及时行乐。让他困惑的唯一问题是，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残留多长时间，天父何时将召唤自己。

从洪秀全的思想发展中可以看出，教书先生出身的洪秀全对于宗教的认识，一直是生硬的，是生吞活剥的，是自欺欺人的。这个在科举上屡屡落第的落魄书生，对于僵化的科举取仕方式由怨生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洪秀全接触到了基督教义，那种彼岸的希望燃起了他内心中的干柴，让他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宗教徒。他以自己的方式在教义中掺入过多的酵母，从而促使教义胀大炸开。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他是崇尚基督教，还不如说他是对基督教的某种神秘感兴趣，肆意扩大其中的奇迹、幽灵和显圣。实际上真正贯穿于洪秀全内心的，还是成仙得道的中国民间传统，还是做皇帝的愿望。进入金陵之后，洪秀全头脑中潜伏了很久的欲望得到了释放，对于王权的渴求取代了宗教的幻想。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金陵这个城市，洪秀全喜欢异常。在他看来，来到金陵，是一种偶然，更是一种必然。当年，在金田起义之后，一路北上，所向披靡，不知不觉中，就将目标锁定在金陵了。到了这个虎踞龙盘的古城之后，洪秀全就不想走了，他迷恋上了这个地方，迷恋得死去活来。洪秀全到金陵是来当皇帝的，在他看来，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当一天的皇帝。他喜欢这样的感觉，喜欢人们匍匐在自己脚下的感觉，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精神上。

洪秀全先是派人拆掉了明朝的故宫。原先矗立在紫金山附近的一座座巨殿宫寝，被一群群来自广西湖南的农民闹哄哄地肢解，然后，洪秀全命令将那些巨大的宏柱和石料运到玄武湖边上，去构造一个新的宫殿。宫殿建成之后，洪秀全整天把自己锁在金碧辉煌的天王府中，谁也不见。他一方面杂乱无章地思考着一些哲学和神学问题，幻想着如何把王权跟宗教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让臣民同时成为自己的教民，从而无私地贡献所有的一切；另一方面，他像历史上所有的帝王一样，苦练房中术，想在谜团一般的两性交媾中，得到极度快乐，也摸索一种解脱之道。当然，他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无论是在头脑里还是身体上，他都没有找到一条通天之途。到了后来，高高在上让他心灰意懒，及时行乐成了唯一的安慰。当形势急转直下，李秀成等人一再提醒金陵形势危急，劝他离开金陵另觅京都时，一直沉湎于苦苦思索中的洪秀全就是不听。在洪秀全看来，世界如此虚幻，危险同样虚幻。只有当上皇帝的感觉，才稍稍让人觉得有点真实。与其蝇营狗苟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何不利用这个短暂的时间，像火柴一样划过黑夜，度过闪亮的人生——洪秀全所做的一切，就是那样匪夷所思，从某种程度上，与其说他是一个宗教的实践者和鼓动者，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怯懦无力的哲学家，或者一个杂乱无章的幻想家。

时间进入到1864年，在苏南，太平军苏州城守将郜永宽等人杀死主将谭绍光后投降了淮军，苏州陷落；在浙江，左宗棠率军攻克了杭州；在金陵城下，曾国荃亲自指挥，组织敢死队攀岩直上紫金山，攻陷了天堡城，占据了控制金陵的制高点。随后，湘军又进驻太平门、神策门外，金陵自此完全合围。眼看最后的决战就要结束，曾国藩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形势发展到这一步，那种残酷和冷血变本加厉，人性的忍耐力也到达极限。尤其前线的官兵，那种极度的屠杀几乎让人性和理智崩溃。在金陵城下潜伏了两年之久的曾国荃更是如此，他的情绪一天比一天焦躁，身心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在苏州，一向理智坚定的李鸿章也疑神疑鬼，情急之下，竟然先下手为强，杀了投降献城的太平军“八大王”郜永宽等人，然后，又大开杀戒，将上万太平军降将杀得干干净净。消息传到曾国藩这里，曾国藩尽管颇为震惊，但还是写信谆谆地安慰李鸿章。这一切，有什么办法呢？咫尺之间，往往就是你死我活……曾国藩不断写信安慰前线的将士，跟他们说，战争中过度的杀戮，有时候的确也是迫不得已，要注意对自己身心的调节……每当写这样的书信时，曾国藩总是唉声叹气，战争到了如此地步，哪里是短兵相接的决一雌雄，简直就是血淋淋的屠羊了！

朝廷显然是想加大这样的屠杀力度，那些一直躲在京城的权贵们似乎等不及了，他们一再批评曾国藩行动迟缓，对曾国藩迟迟不发布总攻命令感到不满。朝廷一再敦促李鸿章的淮军前来协攻金陵。戈登的洋枪队也想来分一杯羹，他们不断给朝廷施压，也想来增援金陵。曾国藩最不愿意的，就是洋人插手了，他拒绝了戈登的要求。就在节骨眼的关头，金陵城外的湘军主将曾国荃病倒了，一连很多天高烧不止，卧床不起。在安庆的曾国藩得知后，大惊失色，食不下咽。曾国藩最挂念的，就是曾国荃的病情了。金陵攻城在即，从情感上说，曾国藩当然也不想让攻克金陵的头功落入他人手中，而且，曾国藩清楚地知道九弟攻克金陵的渴望。毕竟，曾国荃在金陵城下像一根长钉一样扎了近两年。曾国藩急忙给弟弟写了一封信：

1862年的戈登

你信中讲到的“肝病已深、痼疾已成、逢人辄怒、遇事辄忧”这几句话，我读着非常焦虑。今年以来，江苏、浙江等省攻克的城池很多，惟独金陵城，迟至今日也没有把握，加之军费奇缺，不如意的事情、不顺耳的言语纷至迭起。我都忧郁成疾，何况你的劳苦甚过我百倍，你的心血久亏重过我数倍呢？从春天以来，我一直害怕你肝病发作，但在信中你每次都含糊其辞，这四句话实情全露。

这种病不是药物所能奏效的，必须把万事万物看开一些，不恼不怒，才可使病情逐渐减轻。毒蛇蜇手，壮士自断手臂，以保全性命。我兄弟若要保得性命，也应当视恼怒如毒蛇，花极大勇气去除它。

肝子发作，大发雷霆时，不只是心中不平静，也不害怕，确实有这种情况。不只是你年方盛年是这样，就是我这种已渐衰老之人，也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必须强迫自己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降伏这种恶劣心情，这就是释迦牟尼所说的“降龙伏虎”。龙是相火（欲望），虎是肝气（怒火）。自古以来有多少英雄豪杰过不了这两关，也不仅仅是你我两兄弟如此。关键是要抑制住这两种情感，不能使它燃得太旺。降龙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人所说的熄灭欲望，就是降龙；所说的制怒，就是伏虎。儒学与佛教虽然主要的道理并不同，但他们在节制血气这一点上，却没有什么不同，总是不要使我们过分的欲望伤害我们的身体。

让曾国藩感到欣慰的是李鸿章的态度，毕竟，李鸿章是自己的弟子，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在关键问题上，李鸿章表现得极其仗义，在给曾家兄弟的信中，李鸿章一再表示自己不想抢头功。他不断拖延朝廷的敦促，一会声称部队需要休整，一会又向朝廷进言，准备将自己的军队调至湖州，从南面对金陵实施包围。没想到的是，李鸿章兵马的调动激怒了由浙江对金陵进行包围的左宗棠。左宗棠火速向朝廷报告，说李鸿章想“越境掠功”，弄得李鸿章十分尴尬。李鸿章所做的这一切，很明显，就是要拖延时间，把最后攻克金陵的头功让给曾国荃。一个人，在如此巨大的诱惑中，能守得住，看得出来，李鸿章还是懂得知恩图报的。曾国藩无奈何，只好派人敦促曾国荃，让他全力攻城。毕竟，时间不等人了，再拖下去，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1864年7月19日，从病榻上挣扎起来的曾国荃号令攻城了，通向金陵城的地道已挖通。曾国荃几乎是用嘶哑的嗓子下令点火，几分钟后，数万斤炸药爆发出一声巨响，金陵城墙被炸塌了二十余丈，黑色的硝烟冲天而起，整个金陵都能感觉到地动山摇。不仅仅城墙上的太平军消失在轰鸣中，湘军冲在前面的四百多士兵也在硝烟弥漫中粉身碎骨。数万湘军一齐呐喊，挥舞着刀剑像龙卷风一样冲入城内。此时，金陵城中早已断食很多天，残存的太平军已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到了晚上，金陵九门皆破，征战了十多年的湘军，尤其是在金陵城下坚守长达两年之久的曾国荃的“吉”字营，在这样的狂喜中，早已忘记了创立之初曾国藩所制订的各种纪律，开始了大规模的烧杀抢掠……

皇帝赏赐给曾国藩的碑

每个人都疯了。实际上不仅仅在城池攻陷之后，在此之前，战争的双方都失去理智了，长时间的杀戮和压力，使得残存的人性早就烟消云散。洪秀全在金陵被围困的最后关头，眼见着城池守不住了，精神彻底地崩溃。他整天嘴中念念有词，不断呼唤神灵，乞求上天让地下长出食物，让自己的天兵天将饱餐杀敌。失望之极，洪秀全饮药自尽。死之前，洪秀全甚至命令手下用十几层厚布，在死后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洪秀全在乞求什么呢？是解脱，还是逃避？一个靠神权来确立地位的统治，比依靠道德和王权的统治，还要愚昧和落后。这样的方式，只能用匪夷所思来形容吧？攻下金陵城后，曾国荃带人冲击了天王府，命人掘开了洪秀全的坟墓，将洪秀全浑身的厚布全部扯烂，用刀斧将尸体剁得粉碎。即使是这样，曾国荃还是不罢休，他又命人把肉泥拌进火药，装入炮弹，然后接连发射出去——曾国荃同样也疯了，洪秀全就是死，也要让他的阴魂散去——这是一种仇恨吗？这分明就是最后的疯狂。

战争，就是这样以最疯狂的方式进入高潮，也进入尾声。

1864年7月27日，曾国藩由安庆乘船来到金陵。一路上，曾国藩都在回顾这十多年的战争生涯，那些曾经的凶险宛如皮影戏一样在他脑海里一一掠过。战争就这样结束了？这个耗费了自己和那么多人十数年光阴和生命的战争，就以这样的方式烟消云散了？曾国藩感到庆幸的是，作为一介书生，白手起家，居然赢得了这场对抗的胜利。这场对抗，不单单是军事上的对抗，更是文化的对抗以至理想的对抗。从来就是书生办大事，那是因为书生有着理想，有着不俗的志向。如今他终于如愿以偿了。不是湘军击败了太平天国，而是它们自己击败了自己——是这个政权在文化上的缺失，以及认识上的幼稚和天真，埋没和葬送了远大前程。曾国藩想的是，一场运动，如果广大的知识阶层站在它的对立面，那么，它必定会孱弱而短暂。这一场骚动，可以说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出现，却以错误的方式所造就的结果。十多年的战争过去了，这场战争，让多少人家破人亡，也让多少生灵涂炭——历时十四年，死亡四千万人口，这就是这场内乱的结果。让曾国藩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一个数千年推崇道德和礼教的国度，所遭受的血祭，竟然如此之多？这个古老国度一直弘扬的道德，在这样的兵燹面前，显得如此苍白，也如此无力。

进入金陵之后，曾国藩感到身体突然之间软沓下来，经历如此的炼狱后，曾国藩感到忧郁加重，身体疲惫到了极点。很快，朝廷下旨，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几天后，朝廷对一百二十多位在攻占金陵中有功的湘军人员大加嘉奖：曾国荃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李臣典封一等子爵，萧孚泗封一等男爵，二人也赏戴双眼花翎。

恭恭敬敬地聆听着钦差大臣宣读上谕，五十三岁的曾国藩百感交集，他实在是说不清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他只是明白，这一切都来之不易，都是天地之间的造化，而他头顶上的红缨，是代表不了这种天地造化的。封赏还让他产生一阵恍惚，结果就像梦一样，突如其来，又倏尔离去。受封仪式结束之后，最信任的幕僚赵烈文见到一身盛装的曾国藩，开玩笑地问：我以后称呼你，是称呼中堂呢，还是称呼侯爷？

曾国藩幽默地回答说：“只要你别称呼我为猴子就行。”

除了有点得意，曾国藩的内心，已经不可避免地有戏剧感和虚无感了。

第九章　海阔天空

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军旅生涯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章，从1853年组织湘军开始算起，直至1868年剿捻中途退出，这十六年左右的时间，在曾国藩六十多年的生命中，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意义上，都应该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如果把一个人的经历当作是个人自我冶炼最重要因素的话，那么，曾国藩长达十多年的战争生涯，完全可以看作他生命升华的重要条件，也可以看作曾国藩对于自己的一次生命放逐。而他在生死之隘口所走的每一步，不仅艰苦而决绝，也富有某种神示的意义。实际上不仅仅是曾国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人生都具有宿命的色彩，都是那样的扑朔迷离，不可知晓。在它的背后，有一种力量在推动——可以说，是不可知的命运，成就了一个真正的曾国藩——它不仅造就了曾国藩丰富无比的阅历，也使得曾国藩的人格趋于完整。命运使曾国藩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在晚清那个支离破碎的年代里，闪烁着最后的光华。

十六年的战斗生涯，带给曾国藩的有三样，那就是：卓越的功勋、糟糕的身体以及几近消极的人生看法。一个人内心巨大的U形弯，对于旁观者来说，一般是很难觉察到的。对于曾国藩来说，这个一直注重于观察自己内心的人，在这样的过程中，一直能清晰地体验到自己巨大而细微的变化，也能充分领略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和欢乐。这个文化符号本身所感受的，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完美，也不是轻易的嬗变。可以说，他能够感受到命运赐予欢乐的，只有极短的一段时间，而在更多的时候，他只能感受冥冥之中传达的无言的信号，一直细若游丝地向他昭示什么。在更多时间里，为了追寻这个信号，他在内心当中表现出捉摸不定的渴望，内心拱动的，是焦躁、孤寂以及苦涩。尤其是在战争岁月中，当浴血已成为一种不得不经历的过程，或者战争彻底地堕落为杀戮和血腥时，曾国藩一直隐忍着巨大的内心痛苦，也深深地陷入一种迷彰，他感受不到实现理想的巨大快乐，也感受不到因辛苦付出本该拥有的幸福。在更多的时候，困惑和不解包裹着他，使得他轻而易举坠入忧伤的迷雾，跟失望纠缠在一起。甚至，伴随他的，是撕心裂肺的痛楚。这样的感觉，让他从未意识到一种幸福，他只能远远地注视着幸福，却不能拥抱和保住幸福。

尽管如此，长时间惨烈的战争生涯对于曾国藩性格的形成，是根本性的。道，就是这样无是无非。可以说，如果没有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曾国藩。这场惨烈的战争对于曾国藩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也许曾国藩只会成为一个学问不错的朝中阁老，一个自以为是的谏臣。战争让曾国藩陷入彻底的忧郁。虽然战争让曾国藩功成名就，但那种更多来自于内心的凄凉占据了他。曾国藩这时候忧虑的，已不仅仅是清朝那个摇摇欲坠的小朝廷，他更多的是为人类本身的弱点和凶险感到悲怆了。

现在，金陵攻克了，曾国藩在经历短暂的狂喜之后，又陷入了新的问题，来自于内心，也来自于外部的变化。实际上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就凭自己的智慧和洞察力，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边的危险。已经有一种力量在悄然对立了，而且，这种力量非常阴险，也非常强大。1864年7月初，金陵还没有攻克，河南巡抚张之万就暗自向朝廷上了一份《裁勇练兵折》，建议朝廷裁削湘军。这个见风使舵的家伙，当然是摸透了朝廷的心思才会向曾国藩射出一支毒箭。对于张之万之流的态度，曾国藩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一切正常不过。曾国藩关心的，只是朝廷的态度。朝廷的态度让曾国藩心里一紧——批复竟然是认为此议实为目前要务，令各督抚妥善办理兵勇回家。曾国藩知道朝廷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警觉了。

这个时候，曾国藩和他的湘系如日中天。除了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外，仅在同治前三年，朝廷先后任命的湘系督抚还有：两广总督毛鸿宾、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岳斌，广东巡抚郭嵩焘、江苏巡抚李鸿章、安徽巡抚唐训方、陕西巡抚刘蓉、山东巡抚阎敬铭、浙江巡抚曾国荃、湖南巡抚恽世临。这些湘系的栋梁，再加上早期曾担任督抚的胡林翼、骆秉章、罗遵殿、严树森、李续宜、沈葆桢、彭玉麟、田兴恕、江忠义等人，可以说，在近四年中，共有二十多个湘军将帅出任总督、巡抚之职。他们手执重兵，权倾朝野，尤其是人马，曾国藩的直辖部队近二十万，李鸿章的淮军七万余人，左宗棠的楚军四万人，沈葆桢的部队一万人，这样，再加上刘长佑等人的部队，总数应该在三十万人以上。而这时候所有的绿营和八旗加起来，也只不过七十万人左右，而且，他们的战斗力根本无法跟湘系相比。曾国藩想起这样的格局，心里就觉得惶恐不安。

曾国藩是清楚知道自己处境的。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没有想到，朝廷和那些平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大臣们，对这件事情，竟然比自己敏感得多。曾国藩从来就对自己有着清晰定位。身为一个汉人，曾国藩从不认为自己深得朝廷信任。毕竟，这是一个满人的政权，也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根本的私家天下，自己作为一个手握重兵的外族人，肯定是会让那些怯懦的满人忌讳的。不仅仅如此，自己在上上下下，还享有很高的威望，这就更让他们提心吊胆了。早在1861年10月，当宫廷政变的消息传来，曾国藩已经感到寝食不安了，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自己的“权太重，位太高，虚望之隆，悚愧之至”。因此，“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况且朝廷现在由孤儿寡母掌权，自身的虚弱，决定了他们肯定会稍有风吹草动，都心惊胆寒、神经过敏。自己组建湘军那么多年，一直名不正言不顺，直到江南大营被破，朝廷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才授予自己两江总督的职位，这本身就说明朝廷对自己的不信任。朝廷的疑虑，曾国藩当然不可能改变，要改变的，只能是自己，自己只有加倍小心谨慎，才能赢得朝廷的信任，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放弃权力。手握权力，就是手握潜在的危险。一直大权在握的曾国藩感觉到自己就像是战战兢兢走独木桥一样，稍有不慎，就有身败名裂的危险。

实际上在进攻金陵之前，曾国藩就考虑过是不是应该退隐了。对于熟读中国历史的曾国藩来说，这当中潜在的危险他是最明白不过的了。功高震主，权倾东南，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臣被诛的例子还少吗？他知道，攻下金陵容易，至于平平安安地从第一功臣的位置上退下来，就比较困难了，那是需要胆大心细极高明的策略的。为了安全起见，曾国藩甚至避免去摘这个果实。这么多年的战争下来，曾国藩感觉自己已是强弩之末了，他时常感到无限的疲惫如铅注一样灌满了全身，他真想退下来，憩息于青山绿水之中，做一个村夫野老，惯看春花秋月。但性格刚烈的曾国荃正在兴头上，拼着命要亲手攻下金陵，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听之任之了，只是他每次给曾国荃写信，总是有意无意地提醒曾国荃。曾国藩总是一再说，我现在居于高位，又窃得虚名，时常有惊恐之感，那些历史上的重臣们，能够保持善终的极少，我担心的是我在这样的位置上不能保护你们，我倒霉的时候，也会连累你们，所以我们要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提醒，以避免大灾难。

金陵完全合围之后，苏州、杭州陆续攻下，只有金陵迟迟不下，曾国藩越发感到自己拥兵揽权，易遭疑忌。这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曾国藩觉得是一个危险的兆头——时任江西总督的沈葆桢在“厘金收入”中再三为难湘军，居然裁减了湘军的军饷。当然，沈葆桢此举也实属无奈，江西连连支付湘军的军费，已不堪重负，作为地方官，他当然要照顾本省的利益。曾国藩很生气，收集材料参了沈葆桢一本。沈葆桢也不示弱，告到了户部，奏请江西厘金概归本省经收。曾国藩没想到的是，户部居然支持沈葆桢！这件事情让曾国藩非常不快。虽然沈葆桢是一代名臣林则徐的女婿，但作为江西总督，毕竟归自己所辖。曾国藩又上疏力争，这一回朝廷有所让步，让他跟沈葆桢分享厘金。这个判决还不足让曾国藩满意。后来，曾国藩想清楚了，这是朝廷故意在打压自己，权力的平衡一直是执政者所要考虑的，一切还是因为自己的兵权太重了。曾国藩甚至意识到类似的事还会没完没了，朝廷肯定会有计划地对自己的权力进行削减。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无奈何只得向朝廷打报告，以自己身体不好为理由，要求回老家养病。在曾国藩看来，如果能早早离开这个危险的位置，也不失为一件幸事。

曾国藩想隐退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这时候的湘军经过连年征战，将帅志骄意惰，兵士掳掠成性，已染上很深的暮气。尤其是合围金陵时，因为欠饷，这支久经沙场的湘军竟然怨声载道，甚至还闹出了不少事端，并且，在湘军中，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哥老会”活动也很频繁，这个组织在湘军中的存在，是一个危险信号。直到现在，曾国藩恍然大悟的是，在部队中树立理想和道德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难怪自古以来，当兵的从来都有奶便是娘，谁给钱便替谁卖命。这些与死亡底线接近的人，大约认识人生的方式也与别人不同，他们从来就是精神幻灭者，从来就是贪得无厌、沟壑难填，稍不如意，他们就烧杀抢掠，赶尽杀绝。如果以这种做生意的方式依托他们夺得天下，那又会有什么意思呢？

进攻金陵之时，曾国藩在给李鸿章、郭嵩焘等人的信中，都流露出隐退的意思。自己实在是不想干了，只想回到湖南那个小山村中，看看书，写点东西，过一种清静的生活。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竭力保荐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出任地方大员。毕竟，以后自己要是退下去了，有这些同仁和学生们在位，想办点事，还是会方便一些，况且这些人跟自己戎马这么多年，也应该有一个好的结果了。

1864年7月28日，曾国藩到达金陵。几个小时后，曾国藩连夜审讯了李秀成。李秀成是几天前被俘的，金陵突围时，李秀全掩护小天王一行杀出城，因脚部受伤摔下了马，躲藏在城外方山一带，结果被当地的村民抓住，捆送到湘军大营。数天前，性格暴躁的曾国荃在审讯李秀成时，想起新仇旧恨，情急之下，竟用刀尖将李秀成的手臂与大腿刺得鲜血直流。李秀成情急之下大声叫道：“老九，我们各为其主，你这又是何苦呢？”曾国荃又羞又愧，只好罢手。曾国藩像所有胜利者一样，危坐于高堂，他先是没有说话，只是借着狱中昏暗的灯光，用他的三角眼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这个军事生涯中重要的对手。曾国藩没有想到，这个文化程度不高、却堪称太平天国最杰出的军事天才长得如此瘦小、貌不惊人，他甚至如女人一样柔弱纤细。曾国藩开口了，他的语速沉着而缓慢，就像是在跟李秀成拉家常似的。曾国藩饶有兴趣地询问了李秀成很多有关太平天国的情况，仔细聆听了李秀成对一些人和事的评价。这一次谈话，让曾国藩关于太平天国的很多疑问得到了证实。李秀成也很坦诚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在大多时间里，曾国藩都是在聆听，李秀成则侃侃而谈。这一次双方的会面，李秀成在几天后的自述中浓墨重彩地加以描述，字里行间表现出对曾国藩感激涕零。曾国藩却在当天的日记中轻描淡写道：“戌初，将所擒之伪忠王亲自鞠讯数语。”寥寥一笔，便可以看出曾国藩对李秀成的轻慢。曾国藩是胜利者，当然可以居高临下。除此之外，让曾国藩居高临下的还有文化和思想；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位曾经的对手让曾国藩大失所望。不过从见李秀成起，曾国藩已经决定要杀李秀成了——第二天，曾国藩给在安庆的儿子曾纪泽写信道：“伪忠王曾亲讯一次，拟即在此正法。”

曾国藩为什么如此匆忙杀掉李秀成，这一直算是一个谜。也许，长于识人的曾国藩对于李秀成的面相和言行感觉不爽，在他看来，这个太平天国忠王异常狡猾，并且，在太平天国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只有速杀，才会让余党彻底断了东山再起的念头。当然，这只是想法之一。最大的可能性在于，曾国藩审问李秀成之时，李秀成极可能力劝曾国藩起兵造反恢复汉室，并且承诺召集十数万旧部帮助曾国藩。在李秀成的自述书中，也极可能有相关内容，后来被曾国藩删除了。这一点，可以说是最让曾国藩忌讳的。李秀成如果解押到京，话题涉及到这方面，或者说出什么对曾氏兄弟不利的话，会让曾国藩很被动。另外，曾国藩忌惮的一点是，如果李秀成押送至京的半途中，有个三长两短，放虎归山，就必定酿成大祸。总而言之，如果押解李秀成去京城，一切将无法控制，有百害而无一利，还是在金陵将他迅速处死为上。当然，另一种可能是，李秀成在与曾国藩谈话时，请求速速将他在金陵处死，以免折磨。曾国藩满足了李秀成的愿望。在金陵处死李秀成，最起码，可以让他死个痛快，而到了京城，肯定会遭受百般折磨，最后还得“凌迟而死”。以曾国藩的为人来说，他是有着如此器量的。可以佐证这一猜测的是，李秀成在见了曾国藩一面之后，意识到自己死期将至，他带着伤残的身体，几乎是用每天七千字的速度在写自传。

1864年8月7日，李秀成上午刚刚完成自传，晚上，就被带到法场上处死。据赵烈文后来记述道，李秀成在临死之前一直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云云，似乎对曾国藩感恩戴德。死之前，李秀成谈笑风生，虽然他的文化程度不高，还是写了十首半文半白的绝命词。曾国藩下令：“免凌迟。其首传示各省，而棺殓其躯，亦幸矣。”从李秀成免凌迟这一点看，曾国藩已经相当不易了，按照朝廷的惯例，对待这些造反的头目，从来就是千刀万剐的。曾国藩在金陵处死李秀成，至少，让李秀成免除了肉体上的折磨和痛苦。

后来的野史记载：曾国藩亲自审讯李秀成的第二天，也即7月29日晚，曾国藩曾经与曾国荃有一次长谈。对于九弟曾国荃，曾国藩一直抱有感激之情的，弟弟自从咸丰六年筹建“吉”字营跟随曾国藩打仗之后，攻城拔寨，战无不克。有一次左宗棠问曾国藩，对于曾国荃，他这个做兄长的，有什么看法，曾国藩的回答是：杀人如麻，挥金如土。在曾国藩看来，曾国荃算是一个军事奇才，但在治理国家以及人情世故方面，缺少智慧，显得相当不成熟。现在，裁减湘军，首先要争取的，就是曾国荃的支持。野史曾记述兄弟二人的谈话——两人见面后，曾国荃看出了兄长的心事，干脆开诚布公地说：“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这实际上就是很明白地问曾国藩，敢不敢造反？曾国藩把脸一沉，说，这种掉脑袋的话，你也敢说，真是糊涂啊！曾国荃似有不服，辩解说：两江总督是你，闽浙总督是左宗棠，四川总督是罗炳常，江苏总督是李鸿章，还有三个现任总督、五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之人。大哥手里握着二十多万湘军精兵，如果需要，可把现在被捕的李秀成说动，让他振臂一呼，收纳十万太平天国降兵跟随你造反。这样，手上就有三十多万精锐之师。有这些兵马，即可攻破京师，恢复汉家江山，成为一代帝王。大哥，舍你其谁啊！

曾国藩摇了摇头，缓缓地说：老九，你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在湘军中，有很多人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共享富贵。左宗棠一代枭雄，做师爷时便不甘居人下，如今同我平起平坐，他能甘心在我面前俯首称臣？我敢肯定，如若起事，第一个起兵讨伐我的人就是左宗棠；再说李鸿章，我若一帆风顺，李鸿章永远是我的学生；如若不顺，李鸿章必然反戈一击。李鸿章多么聪明啊，名利心极强，他当然不会轻易丢掉现有的权力和地位。并且，你看看现在这支湘军吧，这么多年的仗打下来，精锐早已打光了，那些优秀的人早已牺牲，部队已呈老态，哪里还能再打仗呢？再说李秀成，他不投降可以振臂一呼，从者云集；一旦他投降了，就是一只走狗，谁还听他的！一席话把曾国荃说得哑口无言。曾国藩还说，当兵吃粮，升官发财，就比如养了一群狗，你扔一块骨头，它就跟你走，别人扔一块更大的骨头，它就可能出卖你。我现在这个样子，又有多少骨头可以扔给他们呢？

曾国藩与曾国荃的这一番谈话，当然有野史想象的成分。不过以曾国藩和曾国荃的性格和关系，这样的谈话内容完全合理。不仅如此，曾国藩到了金陵之后，他的很多心腹，包括彭玉麟、赵烈文等人，以及著名的研究“帝王之学”的学者王闿运等，都先后来探曾国藩的底。他们一开始说话时都很隐晦，有的借机发发牢骚，抱怨朝廷奖励不公，有的替曾国藩抱屈，因为咸丰帝临死之时有遗言，许诺“克复金陵者王”。可等到曾氏兄弟攻克了金陵，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只悭吝地给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侯”，“王”与“侯”，相差十万八千里啊！对于部下与幕僚们的试探，曾国藩丝毫不动声色，他什么也没有表示，后来，为了避免越来越多的麻烦，曾国藩干脆亲笔写下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挂在金陵住地的中堂上。这样，所有来曾府试探风向的人，从这副对联中，就已经明白曾国藩的心迹了。

实际上对曾国藩来说，他不是没有考虑，而是考虑得已经非常彻底了。曾国藩清楚地明白目前的形势：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进”——拥兵造反，推翻清廷，自立为帝；二是“退”——自剪羽毛，释清疑忌，以求自保。对于曾国藩来说，他显然不想继续打仗，多年的战争已让他彻底厌倦，更何况自己的身体和精力每况愈下，继续争权夺利，对于他来说，已没有太大的兴趣。曾国藩自那一次不告而辞回乡之后，人生的态度已亲近黄老哲学，几乎没有攀登顶峰的野心。水满则溢，月满则缺，曾国藩深得三昧。因此，曾国藩宁愿自己的福分和运气不要太好，所以，他把自己住的地方，命名为“求缺斋”，也是这个意思。不仅如此，曾国藩越来越迫切想退隐归田，颐养天年，在往后的岁月中，尽情地享受生活，读读书，写写文章。再说，如果造反，就一定有必胜的把握？曾国藩清楚地知道周围的形势，湘军只是清廷进攻金陵的一个先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他的身前左右，朝廷早就布置了大量兵马：在金陵的西部，官文守武昌，据长江上游；在东部，富明阿、冯子材守扬州、镇江，据长江下游；在北面，僧格林沁屯兵皖、鄂边境，虎视金陵。这些人马，都跟曾国藩的湘军毫无关联，他们可以说是来支援湘军的，也可以说是来防备湘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竭力冒险去做这样的事，不是很愚蠢吗？

既然没有前进的路，那么，身心疲惫的曾国藩就不得不寻求退路了。曾国藩知道，在这种情形下，只有迅速表明自己的态度，才能安全度过危险。那段时间，曾国藩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的日记中；无论是在给朝廷及同僚友朋的奏章和信函里，还是在给兄弟儿子的家书中，都用不同的语言和口气表达一个共同的意思：胜利得力于别人，自己无功可居。并且，一向行动迟重的曾国藩变得迅猛异常——一是果断地杀了李秀成，二是给朝廷上了一本《粗筹善后事宜折》。在奏折中，曾国藩对朝廷有两点建言：一是在两江范围内，全面恢复科举；二是请求裁减湘军。很快，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立即大告两江：当年11月份，将在两江地区恢复科举，进行甲子科乡试。曾国藩压下了两江总督衙门、江宁布政司、江宁知府等官衙的兴建计划，将经费用在两项建设上：一是重修满城；一是恢复江南贡院。修复满城，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曾国藩是想以这样的姿态，消除朝廷对于自己拥兵自重的怀疑，曾国藩就是要让朝廷知道，自己身为一个地方汉族大员，对于清朝天子，是极度尊重的。曾国藩清楚地明白一个弱小民族的心理，也明白孤儿寡母统治的恐慌。至于恢复科举，倒是出自曾国藩的真心。作为一个曾经的读书人，曾国藩一直想为天下的学子做点什么，而且，恢复江南贡院，明显地可以笼络江南士子的心，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事情果然如曾国藩所料，科举的恢复，使得社会一下子变得有序起来，两江一带的年轻后生因为有了出路，又开始专心求学，变得安分守己了。

在裁减湘军方面，曾国藩可谓是计划周密——曾国藩向朝廷建议，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争，湘军已“无昔日之生气”，奏请裁汰遣散，想马上裁三四万人。没等朝廷答复，曾国藩就擅自做主，在没有经曾国荃同意的情况下，以曾国荃有病为由，上奏朝廷，请朝廷不要安排曾国荃担任浙江巡抚，让他回老家养病。曾国藩担心的是，毫无城府的曾国荃因为沉不住气而坏事，并且，曾国荃因为攻城之后的大肆屠杀，以及太平天国银库大量金银失踪事件，得罪了不少人，若不暂时避一避，很可能首先遭殃的就是他。曾国藩的请求正中朝廷下怀，朝廷很快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并且，在上谕中很是慰问了曾国荃一番。慈禧还特意让钦差送来一支六两的大人参，以示龙恩。直到此时，曾国荃才知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曾国荃很不高兴，以为兄长有意排斥自己。不久，在湘军将领秦淮河的一次聚会上，曾国荃借着酒兴，大发牢骚，曾国藩一时下不了台。曾国藩强忍住了，对此没有理会。不久，曾国荃的生日到了，曾国藩派赵烈文带礼物前去祝寿，并特意为曾国荃写了七绝十二首，其中有这样两句：“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读着这样的诗，曾国荃泪如雨下。这个性格刚烈无比的汉子，终于明白了家兄的一片苦心。

8月15日，曾国荃来到了曾国藩的住地，兄弟俩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这一回，曾国藩将自己的担心和苦闷向曾国荃和盘托出，粗心的曾国荃恍然大悟，他一下子明白了事态的危险，也明白了家兄的一片苦心。曾国藩告诫曾国荃，现在只剩下急流勇退一条路了，要想保全自己，只有退一步海阔天空；即使是退，还要退得有序，千万不可因乱生变。曾国藩又赠曾国荃诗一首，既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也是告诫各位湘军弟兄：

左列钟铭右谤书，

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

万事浮云过太虚。

那一晚曾国藩兄弟俩谈了很久，一直到外面的公鸡都在打鸣了，曾国荃才离开。这一番长谈，涉及的东西太多了，曾国荃如冷水淋头一样清醒过来。曾国荃向曾国藩表示，自己很快就回家养病。曾国藩起身为九弟送行，走到院落里，已明显地感到萧瑟的秋意了，院子里的树叶上已沾满了露珠。肃杀的秋天，说来，就悄悄地来了。

遣撤湘军的那段时间，两江总督府里人来人往，很多老弟兄都是来跟曾国藩告别的。此外，还有一些嘱托。曾国藩都一一应允了。两万五千多名湘军回家了，庞大的队伍离开金陵后，曾国藩突然感到金陵城空了不少，心中如打碎了五味药瓶似的，惆怅无比。曾国藩知道人们会抱怨他的冷酷和铁血，但谁又会知道他心底中的一丝温情呢？而且，越割舍得果断，就越是安全，这支部队如果不迅速解散的话，那么，谁料到会有什么结果？只是，曾国藩心中稍稍有点内疚，这些人都是跟他很多年的家乡子弟，打仗时，把脑袋拎在手上，现在胜利了，却只能解甲归田。除了得到一些金钱，他们获得的，实在是太少了。

因为湘军大队人马的解散，东南局势变得平稳起来。不仅仅是曾国藩，很多人都为此松了一口气。不过让曾国藩稍感宽慰的是，庞大的湘军水师保留住了——原先的湘军水师改编为长江水师，纳入了朝廷的正式编制，这一点，对于湘军很多弟兄，算是有了一个交代。值得庆幸的还有淮军的保留。以李鸿章处世的圆滑和机智，倒是可以成就一番事业的。淮军也算是他的部队，是他命令李鸿章一手组建的。把淮军留下来，是一件好事。有淮军在，自己就会很安全。况且，现在战事还没有真正平息，在北方，捻军异常活跃，淮军打仗剽悍，装备好，对北方也比较熟悉，去担当围剿任务更为适宜。至于其他方面，除曾氏兄弟的直辖湘军被裁撤之外，左宗棠部湘军也由六万余人裁去四万多，其余江西、湖南等地的湘军也大部遣散。这支庞大的队伍，就像秋天里的树叶一样，一阵风吹来，就慢慢凋落了；也像一块冰一样，泡在水中之后，慢慢地就消失了。一段时间之后，曾国藩的情绪变得平稳了，这一切，跟万事万物其实都是一个理，每个事物的诞生都是有使命的，使命结束了，末日也就来临了。

接下来，又一桩事情让曾国藩大费脑筋，也让曾国藩大伤元气。那就是太平天国幼王失踪案件。金陵破城后，李秀成乘乱护送太平天国幼王出城。李秀成的脚负伤之后，危急之下，他将幼王扶上自己的马，让随从带着幼王突围而去。曾国藩因为一直没有得到幼天王去向的报告，以为幼天王在乱军之中已丧命，便在向朝廷的奏折中声称幼王积薪宫殿，举火自焚。一直喜欢唱反调的左宗棠大约得到了一些消息，也给朝廷上了一个折子，称幼天王并没有死，而是在金陵城破之后，逃往浙江湖州。这一次，是左宗棠第二次不给曾国藩面子了。第一次，是在曾国藩赌气告假回老家丁忧的时候，左宗棠就到处说曾国藩是个“书呆子”、“假正经”，让曾国藩很恼火。这一次，左宗棠的说法同样让曾国藩兄弟很难堪。一番调查后，曾国藩又向朝廷上了一奏折，说幼王并没有逃走……就这样，曾国藩与左宗棠打起了笔墨官司，双方吵得不可开交。让曾国藩颜面扫地的是，幼天王的确没死，而且在江西被抓住了。自此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国藩对左宗棠一直耿耿于怀，与左断交，一直到死都没有跟左宗棠通信。一直到后来左宗棠进军西北，曾国藩在最后的时间里，主动将湘军刘松山部调拨给左宗棠，并且在供给上全力满足左宗棠，为左宗棠在西北战场的胜利提供了保障。左宗棠也投桃报李，大捷之后，上奏朝廷请求褒奖曾国藩。两人到了此时，自然“相视一笑泯恩仇”了。这当然是后话了。

1864年10月8日，再度回到安庆的曾国藩带着家眷搬迁至金陵。曾国藩将两江总督府设在了太平天国天王府内。之前几成一片废墟的金陵，在度过了一段风平浪静的日子之后，像一个病人一样，慢慢地开始恢复元气。市民们陆续走上街，人们的脸上慢慢有了笑容。毕竟，这里曾是六朝古都，什么样的风雨没有见过，金陵人早已习惯于以不变来对待外面世界的瞬息万变了。相对于清峻的北京而言，富丽温软的金陵无疑更具人情味，也更有平民的精神，让人更为宽心，这一点，让同样来自南方的曾国藩感到很亲切。在金陵，曾国藩明显没感到类似京城的方方面面的压力。这是一个比较适合居住的城市，没有北方的官僚气，也没有江南的地主气。它既市井化，又有一点书卷气，有一种新型的商业和经济之上形成的市民气象，既市侩又实利，又活泼而平淡。在这座城市，人们有难得的平常心，也有处变不惊的大家风范。当然，对于这座城市来说，还有须臾不可割舍的风花雪月，以及那些经久陈旧的文化。

莫愁湖中的曾公阁

曾国藩慢慢变得安宁了，他开始按部就班地工作和生活。一开始，对于这种不需要提心吊胆的日子，他还感到不习惯，但慢慢地，曾国藩开始享受和平的宁静了。有时候，曾国藩甚至会叫一两个戏班子来府中唱戏，然后把彭玉麟、赵烈文他们喊来，呷着好茶，听得有滋有味。曾国藩平日喝得较多的，是安徽的茶叶，无论是黄山毛峰，还是六安瓜片，或者是太平猴魁什么的，他都非常爱喝。当然，曾国藩最喜欢的，还是家乡的永丰细茶。几乎每一年，家里人总要从湖南给他捎上几斤。唯一让曾国藩感到不习惯的是，以前自己满耳听到的，都是湖南乡音，现在，身边左右传来的，都是安徽话，连给他当差的，都换成淮军了。对于此，曾国藩并不后悔，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该散的，总有散的那一天。

对于这样的生活，曾国藩还是心安理得的。毕竟，以曾国藩的人生目标来说，他并不想做一个“神”。在他的一生中，他只是想做一个寻神者，一个能找到“神”的人，一个按照“理”来做人做事的人。只有拥有“规矩”，曾国藩才会有一种安全感，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乐趣。曾国藩从没想到做一个圣徒，也从没考虑过拯救世界什么的，他只是想尽自己的菲薄之力，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曾国藩始终是人，一个兢兢业业、克己复礼的人，一个谦谦的君子。这样的初衷，使得曾国藩总以一种独一无二的坚韧和毅力竭力争取尽善尽美。他的内心中，一直有一种巨大的信仰力量，像大提琴一样迂回低沉。

晚清时的金陵街道

很快，金陵被攻克后的第一个冬至到了。按照惯例，这一天是祭祀祖宗和亡灵的日子。还没到晚上，金陵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烧纸钱的人。这也难怪，大战刚过，城中新增亡灵无数，哪一家没有凄婉的家事呢？到了晚上，即使在曾府之内，都能听到附近哭声一片，仿佛自己所待的地方是地狱一般。曾国藩不由叹了口气，吩咐家人也烧上几叠纸钱，祭奠一下自己的家人。怔怔地看着那些纸钱在火中变成了灰蝴蝶和黑蝴蝶，曾国藩不由感慨生死之隔如纸一样轻薄。那些当年活生生的魂灵，现在躲藏在什么地方呢——但愿他们在地下安息。

1865年4月，朝廷继续爆发政权斗争，那拉氏亲拟诏旨，斥责恭亲王奕䜣妄自尊大，目无君主，暗使离间，诸多挟制等等，革去其议政王和其他一切差事，不准干预政事。在金陵，第一时间里，曾国藩像一头警觉的猎犬一样获悉了这个消息，曾国藩担心这件事只是一个信号，随之还有相应的行动。既然对奕䜣都可以爽然弃之，对于大臣，更可以卸磨杀驴了。曾国藩苦思数日，开始向心腹将领吹风试探，想听听他们有什么好的应对办法。4月27日，曾国藩以巡察为名，相约驻扎裕溪口的水师将领彭玉麟赴下关一见。两人乘一只小舟来到了长江之中，在浩渺无垠的江面上，密谈良久。彭玉麟一直是曾国藩的心腹，为人刚正，淡泊名利，曾国藩很信得过他。彭玉麟劝慰曾国藩说，不行干脆归隐山林算了。曾国藩苦笑着说，山林里就安全了吗？彭玉麟又向曾国藩建议：干脆自己带头向朝廷递交奏折，要求朝廷善待功臣。曾国藩想了想，还是认为时机不成熟，不能莽撞行事。两人商定的结果只能是静观其变，从京中进一步了解详情，弄清事情的原委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很快，从京城传来的消息证实，奕䜣只是被罢了“议政王”一职，不久，又开始主政军机处了。曾国藩一颗悬着的心又落了回去。

彭玉麟画像

这时候，朝廷似乎也察觉到了曾国藩在想什么。毕竟，对于曾国藩，同是属羊的慈禧太后还是很了解的，在曾国藩大张旗鼓地做出一系列让朝廷宽心的举动后，慈禧终于明白曾国藩的初衷，甚至，都稍稍有点感动了。朝廷接连下了三个谕旨，让曾国藩连吃三粒“宽心丸”：一是军费报销免办清册；二是金陵窖藏金银去向不予追查；三是不再深究走脱幼天王之责。

那一天，曾国藩专门去了一趟金陵郊外的灵谷寺。在灵谷寺，曾国藩与寺内的住持品茗闲谈，大道相通，曾国藩感觉到，寺内的那些高僧，还是有大智慧的。言谈之际，曾国藩颇感受益。曾国藩还特意在灵谷寺买了一些名贵的檀香。现在，他又可以关起门来，安详静坐，享受奇特的异香了。长久以来，除了立功立言立身之外，曾国藩追求的，就是内心的宁静了。不仅仅是曾国藩，每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内向的追求，就是宁静致远，在宁静中求得三昧。香气馥郁之时，曾国藩反省着自己的行为，当身体和思想松弛下来之后，有些事情，就不成问题与障碍了。这一点，是曾国藩最深刻的感触。有时候，曾国藩会在午后小睡一番。半醒半睡之中，曾国藩能感到凉爽的江风吹进窗口，有喜鹊在屋顶上快乐地鸣啼。身处这样的轻松环境中，曾国藩觉得自己卸下了很多东西，身心也松弛了不少。

第十章　忧郁如疾

一踏上淮北的大地，曾国藩就感到一股刺骨的寒冷。

虽然曾国藩来到淮北已是7月了，天酷热难当，但在身体之中，曾国藩还是感到有一种寒意。这种寒意，仿佛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体内，是自己身体之内深藏的冰。淮北的一切看起来一览无余，满眼望去，没有高的山，深的水，它平平整整，苍茫荒凉，一望无际。只是在旷野之中，到处生长着贱命的杨树，高高地耸立，遮挡阳光，也遮挡人们的视线。因为热，知了躲藏在杨树密密的大叶片里，一个劲地扯着嗓子叫唤。这也难怪，身处这样的地方，昆虫也会感到焦躁；不像南方，山清水软的，虫鸟在怡然自得的情况下，叫起来也是悦耳的。这里的人想必也是这样吧，身处尘埃遍布的环境中，难怪都那么好恶斗勇呢？曾国藩自己就有这样的感觉，从江南来到淮北，一踏上这块土地，就明显地变得焦躁了。

对于曾国藩来说，金陵惬意的生活刚刚开了一个头，就戛然中止了。从接到剿捻的上谕，到离开金陵，这当中一共有半年时间。曾国藩拖拖拉拉地在金陵磨蹭，那是因为他实在不想去趟这摊浑水。湘军刚刚攻下金陵，上谕就到，让曾国藩率领军队北上剿捻，以李鸿章暂署两江总督。接到这样的旨意，曾国藩一时不知所措。对于这一次北上剿捻，曾国藩很有情绪，一方面，他实在是不想再替朝廷卖命，十数年的戎马生涯，已让曾国藩厌倦战争中的一切，况且，他的身体比较虚弱，对繁重的事务，已明显缺乏精力，会经常莫名地焦躁心慌。此外，湘军的撤裁事务，以及与左宗棠的笔墨官司，都让他烦透了心，也很难脱身。不仅如此，曾国藩感到不满意的还有，朝廷此番安排，是让他跟官文以及僧格林沁一道“会剿”，以僧格林沁为主帅。也就是说，在很多时候，身为两江总督的他，还必须听官文和僧格林沁的。这样的安排，更让曾国藩不高兴。不过，朝廷让曾国藩参与剿捻，正好给曾国藩保存李鸿章的淮军找到一个理由。曾国藩上奏说：临阵指挥，非我所长，如果一定要我西上助战，须调淮军随同出征。言下之意是，湘军已经大量裁撤，无兵可用，只能依靠淮军了。淮军目标不如湘军大，在实力和装备上更强，在关键时候，还是能用得上的。曾国藩一方面派刘连捷的湘军直入黄州，听候官文调遣；另外一方面，将淮军主力分为三部：铭、盛军北上剿捻；松、勋军南下赴闽追剿太平军余部；其余各部留驻江苏。至于本人，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打算移师驻扎安庆，统筹调度。奏折递交上去之后，曾国藩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他在家书当中说，他实在是不想再接这个事情了，如果趁机被解除军权，就此体面下场，也属万幸。

不久，由于剿捻形势发生变化，曾国藩的北上推迟——先是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率太平军跟僧格林沁的清军在安徽霍山黑石渡一带展开决战，太平军大败，主帅陈得才见大势已去，自杀身亡，祜王蓝成春同时殉难，太平天国将领马融和、范立川率数万人投降；然后，捻军与僧格林沁在鄂东一战中，再次溃败，僧格林沁在战场上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回复曾国藩，让他先不要着急去安庆，也不必向李鸿章办移交，暂且驻扎在金陵，随时听取调令。这样，曾国藩暂停了北上，继续在金陵处理善后工作。

短时间的平静之后，北方的捻军又有了大动作：鄂东之战，捻军虽然受挫，但仍有数万兵马。不久，捻军与太平天国西征军赖文光部联合，拥赖文光为首领。两军合并后，在豫南地区进行整编，决定“易步为骑”，以骑对骑。经过改编，新捻军以骑兵为主，拥有骑兵一万多人，部分步兵也配备马匹，甚至一个骑兵不止一匹马。在作战方法上，新捻军以运动战为主，没有一个基本的战略根据地，聚散无定，打了就跑，疾如风雨，运动速度特别快。中原地区面积大，这些捻军来无踪去无影，官兵们很难捕捉到他们，地方之间也很难兼顾。因此，各地的官兵吃尽了捻军的苦头。北方的形势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

因为曾国藩迟迟没有北上，刚愎骄横的僧格林沁等不及了，他依然运用横冲直撞的蛮牛战术，对捻军穷追猛打，想一口把捻军吃掉。甚至，僧格林沁为了追击捻军，把马的缰绳拴在自己的胳膊上，夜以继日马不停歇。清军一共追击了两个多月，行程数千里，部队疲惫不堪。这时候，捻军设下了埋伏，等着僧格林沁钻入包围圈——1865年5月，捻军在山东曹州高楼寨将僧格林沁孤军深入的部队团团围住，双方的厮杀一直持续到深夜，僧格林沁部一万多人被歼。僧格林沁本人逃到麦田里，被捻军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张皮绠找到，一刀下去，身首异处。消息传到京城，清廷极度震惊。十天后，上谕再次传到金陵：命曾国藩带领亲军小队，轻骑就道，兼程北上，督办直、鲁、豫三省军务，以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剿。

奉到上谕，曾国藩大惊失色，他不得不正视眼前的窘境：湘军裁减大半，兵力单薄，如何剿捻？且捻军多为马队，官兵以步对骑，如何制胜？曾国藩还是不想北上，但上谕难违，曾国藩只好采取“拖”的办法。他又上了一个奏折，列举了自己的几点困难：

一是兵力不足，金陵仅湘军三千人。淮军虽称劲旅，但只有刘铭传、周盛波两军归曾国藩调遣，人数少，不成气候。为解决兵力不足，必须以先前湘军的做法，在徐州一带募集兵勇，协助作战。二是战马缺少。捻军战马极多，此次僧格林沁蒙古马队溃散，捻军又掳战马逾万匹。如没有骑兵部队，官军将不战而败。曾国藩提议在徐州添练马队，另派人到北方买战马千余匹。三是扼捻北上，只有依靠黄河天险，而防河之策，应该为目前第一要义。江南水师，于黄河水性不合，要防河，应有大量的准备工作，必须兴办黄河水师等等。四是北方土地面积广大，捻军的活动范围很大，自己的权力不能完全兼顾，因此朝廷要号令各地方官员，恪守自己的职责。

曾国藩把众多的困难一一列举，就是要把丑话说在前面，万一自己剿捻失败，也有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曾国藩太清楚京城的那些遗老遗少了，他们哪里知道下面的艰难呢？曾国藩心里一直耿耿于怀的是朝廷对湘军的不公，十几年的战争，岂是轻轻松松就能打下的？那要牺牲多少子弟兵，浪费多少金钱，涂炭多少生灵啊！

同一天，曾国藩又向朝廷追加了一个奏折，曾国藩还是不想趟这一摊浑水，他向朝廷报告说，自己精力疲惫，近来更是衰败，说话二十句左右，舌尖就会麻木艰涩，不能再说。希望皇上恩准，另选懂军事的大员督办军务，自己愿以闲散人员的身份在营效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朝廷当然不同意曾国藩的推脱。这一回，朝廷看起来对曾国藩尤其信任，命令所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归曾国藩节制调遣。如该地方文武有不遵调度者，由该大臣指名严参。这等于又将这三省的军政大权都交给曾国藩了。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能硬着头皮勇往直前了。虽然曾国藩不在与捻军作战的第一线，但对于北方的战局，还是相当了解的。在透彻地分析形势的基础上，曾国藩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胸有成竹地向朝廷指出：捻军虽获大胜，但黄河此时正在涨水，捻军不可能北渡；且这时李鸿章已派潘鼎新部十营北援，捻军不会威胁京城，朝廷尽可放心。其次，由于捻军都是马队，剿捻队伍必须扩大骑兵。同时，剿捻的重点地区应该是以徐州为中心，兼顾四省毗邻的十三个府州。所以，完全没有必要由自己来节制直隶、河南、山东三省。

1865年6月18日，曾国藩率领湘军三千人，从金陵北上徐州。这一次，似乎从一开始，就有不好的征兆——曾国藩启程之时，欧阳夫人及女儿也准备离开金陵，打算乘船先到武昌，再转往湖南老家。一家人跟着曾国藩一起去下关码头，然后分道扬镳。在码头，曾国藩启程之时，水陆诸军照例鸣礼炮相送，不料，仅有两个月大的曾国藩的外孙女受了惊吓，随后竟一命呜呼。这一件事，让曾国藩很是难过，也百思不得其解。在此之后，航行在长江上的曾国藩接到安徽布政使英翰的求救信，张宗禹正指挥捻军围攻据守雉河集的清军。曾国藩被迫转道，率领人马先进驻临淮关，指挥湘军、淮军与豫军等陆续增援雉河集。捻军见曾国藩来势汹汹，只好撤走。曾国藩继续北上徐州，捻军又打马转道河南。捻军就这样跟曾国藩玩起了拿手的“捉迷藏”游戏。

真正地与捻军作战，曾国藩不得不面临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如何根据对手的情况确定自己的战略战术，在曾国藩看来，这一点至关重要，也即兵法常说的“知己知彼”。经过一番周密的研究，老谋深算的曾国藩掌握了捻军的长处和短处，在曾国藩看来，捻军的长处有四点：一曰步兵长竿，于枪林弹雨中冒烟冲进；二曰马兵周围包裹，速而且匀；三曰善战而不轻试其锋，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粤匪初起之诀；四曰行走剽疾，时而数日千里，时而旋磨打圈。至于短处，曾国藩同样分析得很清楚：一曰全无火器，不善攻坚，只要官吏能守城池，乡民能守堡垒，其即无粮可掳；二曰夜不扎营，散住村庄，若得善偷营者乘夜劫之，胁从者最易逃溃；三曰辎重、妇女、骡驴极多，若善战者与之相持，而别出骑兵袭其辎重，必大受创。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有的放矢，制订出一套重点设防、以静制动的战略，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最精锐的部队不应该跟着捻军运动，要“以我为主”，在摸清捻军活动范围的基础上，扼守四个关键地点，即安徽的临淮、江苏的徐州、山东的济宁以及河南的周家口。曾国藩亲自守徐州，安排刘松山守临淮，刘铭传守济宁，张树声和周盛波驻防河南的周家口和归德；在此基础上，曾国藩再安排四支机动部队进行突击，他们分别是潘鼎新、易开俊、张诗日统率的三支陆师，再加上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率领的一支马队。这四支精锐部队直接由曾国藩指挥，至于其余的武装力量，则由四省巡抚率领。这样，对捻军作战，一直保持着“四镇四游”的力量，“一省有急，三省往援”，也就做到了“往来神速，呼吸相通”的格局。

曾国藩此次堪称“全民动员”——在地方上，曾国藩责令各省巡抚在捻军经常出没之地修筑圩寨，设立圩长，实行坚壁清野，使捻军得不到一点给养；又制定查圩法，对圩寨进行彻底清查，把与捻军有关的人列入莠民册，按册缉捕捉拿，其他的列入良民册，推行保甲连坐。圩长则具保结于州县，有事则圩长连坐。应该说，曾国藩的这一策略，具有相当强的针对性。曾国藩还派幕僚薛福成等人，对于各地村寨的执行情况明察暗访，对一些违规的村寨和村民，大开杀戒，杀一儆百，尤其是在亳州、蒙城一带，有时一个村寨就诛杀十多人。这样一来，当地的百姓很少敢跟捻军联系了，捻军没有村民作掩护，不仅失去根据地，也失去了存在基础。

一年后，即1866年7月，曾国藩进一步完善了战略思想，那就是要把捻军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选择河流作为自然屏障，在河流边布防。曾国藩把捻军的活动范围锁定在运河以西、贾鲁河以东、黄河以南、沙河与淮河以北的地区，在可能渡河的岸边重点布置人马，制造屏障，封锁住这些河流。这样，捻军的活动范围受到了限制，马队也就没了优势。这个办法，真亏曾国藩想得出来。应该说，这完全是一个笨办法，因为防范面积之大，工程量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但在没有更好手段的前提下，这样的笨办法，也不失为一个聪明之举。很快，这个办法取得了一些明显成效，捻军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狭小的区域里，顿感局促，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意驰骋了。当捻军的马队跑不起来的时候，曾国藩部队的洋枪洋炮也就派上了用场。

应该说，曾国藩这一战略，在具体施行过程中，是有相当作用的。这也使曾国藩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几乎跟捻军打了一个平手，而且有效地消耗了捻军的实力，摸索到了一整套对付捻军的经验，这也为后来李鸿章的最后获胜奠定了基础。

在剿捻的过程中，最让曾国藩伤脑筋的，是他与地方关系的处理。地方大员的处事不力，让曾国藩很是头痛。由于剿捻牵涉到安徽、江苏、山东、河南、湖北等好几个省，地域广大，加上参战的部队良莠不齐，异常复杂，政令经常不畅。不仅如此，曾国藩还得劳神耗心地处理各种各样复杂的内部矛盾：有地方军和正规军的，地方军与地方军的，黄河北岸军和南岸军的，湘系与淮系的，等等，错综复杂。处理这些千头万绪的矛盾，是一件极耗心力的事情，而且，对于做事认真执著的曾国藩来说，处理复杂矛盾，本来就不是曾国藩的特长。尽管曾国藩在重新出山之后颇得黄老之道，但对于朝野内外那种复杂无比的人事关系，坚持原则的曾国藩一直颇感失望。可以说，这些盘根错节，让曾国藩觉得心力交瘁。每当曾国藩处理一件类似的事情，他就会平添一分失望，也萌生一分去意。

剿捻之初，最让曾国藩伤透脑筋的，就是陈国瑞与刘铭传的“械斗案”了。陈国瑞原是太平天国的一员悍将，之后反戈一击投降了僧格林沁。因为打仗很勇敢，僧格林沁对他十分器重。僧格林沁死后，陈国瑞划归曾国藩指挥，当时，以总兵的身份驻扎在济宁。淮军名将刘铭传率领五千士兵进驻济宁城郊后，因为受曾国藩的委任负责该地区的全权事务，刘铭传颐指气使，令陈国瑞速速来见他。心高气傲的陈国瑞哪里受得了这个窝囊气，不仅不见刘铭传，相反，还乘夜幕降临，袭击了刘铭传的营地，杀死了刘铭传数十个士兵，抢走了三百杆洋枪。刘铭传火冒三丈，点起两千淮军直冲济宁城。陈国瑞哪里敌得过剽悍的“铭”字营呢，结果是淮军不仅夺回了三百杆洋枪，把陈国瑞也活捉了，关在营中折磨了三天三夜。陈国瑞被放出来之后，连滚带爬赶到徐州，号啕大哭，把刘铭传给告了。

前方没有杀敌，后方自己人倒干上了。这起械斗案让曾国藩非常恼火。在先前的湘军中，是很少出现这种事的。大敌当前，曾国藩只好先暂时把这事冷一会，然后，各打五十大板，安抚一下。谁知粗鄙的陈国瑞一直耿耿于怀，曾国藩几次让他带兵出击，陈国瑞都拒不执行。曾国藩一气之下，软硬兼施，向皇帝参了陈国瑞一本，说陈国瑞在僧格林沁遇难之时，援救不力，只身逃走，本当治罪，因考虑大敌当前，让他戴罪立功，视情况再予以处理。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陈国瑞见上谕治罪，吓出一身冷汗，从此学乖不少，再也不敢对曾国藩不恭敬了——这一场风波就这样暂时平息下来了……类似的风波还有不少，着实让曾国藩伤透了脑筋。

内部基本理顺了，前方战事的进展，却一直超出曾国藩的计划范围。捻军的马队跟先前的太平军的确不一样，他们居无定处，出没无常，很难追踪到他们的大批人马。有时候好不容易有了捻军的踪迹，等到曾国藩调集人马前来围剿时，那些捻军马队会突然急行军，跳出曾氏所划定的防区，让清军竹篮打水一场空。对此，曾国藩一直束手无策。在剿捻过程中，朝廷也一而再、再而三在对前方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对于曾国藩的用兵，屡屡进行干涉。这样的瞎指挥让曾国藩非常不舒服。以曾国藩的想法，对于捻军的围剿，一定得不急不躁，一着急，会容易自乱阵脚，陷入敌人的圈套。以目前的态势，只要稳扎稳打，不给捻军以可乘之机，还是有相当机会的。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军队和地方一定要联动起来，如果军队和地方能做到整体联动，并保持高度的一致性，那么，战事的胜利肯定是迟早的事。

1866年3月25日，曾国藩由徐州启行赴济宁。途中，曾国藩先是在山东邹县的孟子老家，朝拜了孟子庙。然后，曾国藩又来到了曲阜，朝拜了孔庙和颜回庙。这是曾国藩第一次在孔、孟的家乡盘桓。在曾国藩的心中，孔子和孟子所处的那个遥远的古代尽管充满兵燹，却依然是一个芳香的年代。在孔庙，曾国藩细细地观看了悬挂在壁板上的各个时代的圣贤图，参观了金丝堂所藏的各种古乐器，也看了乾隆帝当年来孔府祭祀时所赐的几件周朝青铜器：木鼎、亚樽、牺樽等等。对这些礼乐之器，曾经当过礼部侍郎的曾国藩非常熟悉。现在，如此近距离地观察和摩挲，曾国藩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暖流。曾国藩感到传统一脉相承的联系，传统不只是静静地躺在历史的典籍中，而是无处不在，如空气和水一样，一日日地浸淫你，如影随形，如鬼似魅。

在曾国藩心中，孔子和孟子都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乱世之中，他们都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人，就是要有这种精神的。就孔子和孟子而言，他们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孟子可以说是少年哲学，英气逼人，讲进取，讲内圣外王，这实际上是对于人本身的一种至高的要求，也体现了中国读书人的理想。这样的要求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还有作为上的。孟子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健康与积极的一面。至于孔子呢，相对来说，更加温柔敦厚，他的学说更像是一个中年人，平和、敦厚、智慧。孔子重视的是对于个人内心的冶炼，以及个人行为的修正，并将这种冶炼上升到道德和“仁”的范畴。在曾国藩看来，什么是“仁”？“仁”实际上就是种子，是人格中最核心的部位。当一个人能够真正地寻找到自己的本我，明白自己实际只是人类的一部分时，他就会摒弃私欲，归于“大我”了。这样的境界，才算是得“仁”了。虽然曾国藩一度热爱孟子和孔子，但此时此刻，他最崇尚的，却是老子和庄子。在曾国藩看来，老子和庄子更智慧，更洒脱，也更具有平衡的意义，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更加接近于这个世界的真谛……当然，这些先哲们的思想都不是矛盾的，他们只不过是各有侧重点，也各有自己的年龄段罢了。大道相通，其实，他们的思想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同的。现在，徜徉在孔子和孟子的家乡，曾国藩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也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平静。他觉得自己是有资格跟这些圣贤对话的，这些圣贤在他面前已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亲切而和蔼，这样的感觉，使得曾国藩醒悟到，自己的内心跟他们相比，装盛的，已是同一个东西了。

从4月初起，曾国藩就一直驻扎在山东济宁。北方的春天跟南方的不一样，南方这个时候，已是莺飞草长，春意盎然了，但在北方，原野上遍布的榆树和槐树还没有吐出新芽来，春天，就那样地姗姗来迟，让人心焦。每天，曾国藩都要在院落里踱着步，有时候抬头眼光扫到树梢上，会不由自主地替这些树着急。当树枝吐出新绿的时候，曾国藩收到了九弟曾国荃的一封信，告知已在湖南老家养好了病，准备赴湖北巡抚任。让曾国藩更为高兴的是，曾国荃告知同时新招募了一支一万五千人的新湘军，打算从武汉进军河南，从西部围剿捻军。这样的消息让曾国藩很兴奋，曾国藩知道曾国荃在打仗方面，的确是一个天才。有了弟弟的支持，曾国藩心里踏实了不少。不久，另一个好消息也传来，湘军猛将鲍超率一支湘军旧部赶到湖北，也打算从西部对捻军发动进攻。有了这两个打仗不要命的猛将，曾国藩分明能感到胜利的指日可待了。

7月底，曾国藩由济宁登舟启程前往河南周口。这个时候，捻军的主力全部聚集在河南境内。在此之前，捻军因为不能渡运河东进，只好掉转方向，一度进至亳州、怀远等老根据地。因为在清圩过程中大批同情捻军的支持者被杀，当地百姓噤若寒蝉，再也不敢与捻军来往。捻军失去了百姓基础，钱粮供应跟不上，只好重返河南西南部境内。曾国藩急调刘铭传、张树珊、潘鼎新等部赶赴沙河一线，兴办贾鲁河、沙河防河工程，并调刘松山、张诗日各军渡贾鲁河西进，与曾国荃、鲍超军配合，力图将西捻军限定在豫西、鄂东地区，形成口袋阵势，瓮中捉鳖。曾国藩最担心的就是捻军突破这个口袋，进入西部或者东部，那么，曾国藩所做的一切，都将前功尽弃。

从济南去周口的路上，曾国藩重点察看了运河堤墙的防护措施。如果捻军向东进军的话，那么，南北向的运河将是防守的重点。让曾国藩感到失望的是，运河沿岸各个地方军事工程的进度远远没有达到要求。看到这样的情景时，曾国藩非常气愤，他把那些地方官一一招来，铁青着面孔在工地上进行训斥。到了周口之后，曾国藩仍是放心不下，一再敦促几条河流的防护工程的进展。不久，曾国藩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由于河防工作的不力，捻军在遭到清军的围堵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他们全力挣脱出包围圈——捻军张宗禹部与任化邦、牛洛红、赖文光部于河南中牟会师，在开封附近的芦花冈击溃河南的清军，乘夜突破了沙河—贾鲁河防线，进入山东水套地区。听闻这一消息，曾国藩又急又气，伤心失望之际，他感到身体明显不支，稍一用心，就觉得身体内频出虚汗，耳鸣得也非常厉害。那一段时间，因为白天的事务太多，用心太多，晚上，曾国藩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又犯了。并且，由于压力增大，身上的癣疾也发作了，每到子时，更是奇痒难耐。

捻军突围以及河防之策的失败，在朝廷引起了很大震动。那些大臣们这一下子算是抓住把柄了，本来，这些习惯说大话的家伙一直对曾氏兄弟手握重兵不满，这一下，总算给他们一个显示自己聪明的机会了。他们自觉地结合起来，要求朝廷警告曾家兄弟，以示天威。有人甚至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要求朝廷收回钦差大臣之命，罢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之职。就这样，短短的半个月内，曾国藩一连接到军机处转来的两道严责上谕和御史穆辑香阿、阿凌阿等五人措辞强硬的参劾抄件。自从带兵以来，曾国藩还是第一次面临如此集中的责难。曾国藩嗅到了一种不祥的信息，他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他最危险的时候了。五十六岁的曾国藩，在经历过一番极度的痛苦和愤懑之后，头脑又重新冷静下来。

任陕甘总督期间的左宗棠

曾国藩对自己的剿捻策略作了一番反思，他又重新翻阅《明史》，细心地研究明末官军对付高迎祥、李自成的办法。高、李的部队是继唐末黄巢之后，最大规模流动作战的农民军，纵横十几个省，居无定所，驰如流星，如秋风扫落叶般摧城拔寨，明朝官兵无可奈何，包括相当能干的内阁大臣杨嗣昌在内。最终，李自成以他快速流动的攻击方式，直入北京。崇祯皇帝情急之下，持剑准备杀死女儿长平公主，一剑下去，砍下了胳膊，女儿倒在了血泊之中，崇祯再也不忍心下手了，只好长叹一声，在煤山上吊身亡。在抗击李自成的过程中，有一个人曾运用有效的方法，给予李自成以有效打击，让李自成差点全军覆没。此人就是明朝著名将领孙传庭。孙传庭对李自成采取的军事策略便是围堵，把李自成的马队限制在一定区域之中，不让李自成的运动战发挥优势，然后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辅之以流动进攻。这样，李自成遭受到了潼关之围，只是带着十几骑突围而出，逃往商洛山。曾国藩所设计的抗击捻军的策略，就是来自孙传庭的围堵方式。重新回顾《明史》，曾国藩更确认自己的策略是正确的，只是在实施过程中，一些细节没有处理好罢了。这么多年以来，对于现象背后的一切，曾国藩洞若观火。这一次，他准备跟朝廷软顶一场，坚持自己的河防战略。

这个时候，一件事情的突然发生，让曾国藩大伤脑筋——正在襄阳打仗的弟弟曾国荃跟湖广总督干上了！曾国荃在湖北巡抚的位置上带兵打仗，因为湖广总督官文在后方支持不力，玩忽职守，曾国荃的新湘军久战无功，损失巨大。曾国荃一气之下，收集了许多官文贪赃枉法的证据，向朝廷参了官文一本。曾国荃的这一奏折，在朝廷引起了轰动。不甘寂寞的左宗棠在陕甘总督的位置上听说此事后，也给朝廷上了一封奏折，认为曾国荃的奏折写得非常好，表示全力支持曾国荃，主张将官文撤职。官文为了报复，也参了曾氏兄弟一本。这样一来一往，几个地方大员在朝廷里打起了官司。这一桩公案夹杂在战事之中，更让曾国藩彻夜不眠。每天晚上，曾国藩只要一想到这些事情，就觉得太阳穴跳得非常厉害。曾国藩思考了很久，也向朝廷上了一个折子，认为官文功不可没，还是应该力保。对于曾国藩的态度，朝廷非常满意，认为曾国藩宽厚待人，有大局观念。可能是为了照顾正在打仗的曾氏兄弟吧，朝廷将官文调至京城掌管刑部，由李鸿章接替官文出任湖广总督。由于李鸿章暂时离不开，安排由李鸿章的哥哥、湖南巡抚李瀚章暂时替代。虽然事情还算得到圆满解决，但曾国藩知道这一切全是由于曾国荃的鲁莽造成的。经过这一番折腾之后，曾国藩变得更加心力交瘁了。

再说捻军，在冲破了沙河和贾鲁河的防线之后，继续东进，进逼到运河附近，想突破运河防线。曾国藩重新调整了战略，他仍驻周口统领大批人马，一方面速令李鸿章出驻徐州，与山东巡抚会办东路；另一方面，让曾国荃移驻南阳，与河南巡抚会办西路。这样，剿捻就形成了东路、中路和西路三路大军。这一回，曾国藩的运河防线起作用了。10月初，捻军由城武猛攻运河堤墙没有成功；掉转方向，又想在郓城、菏泽、曹县等地突破，同样没有成功。这样，捻军不得不重回河南境内，在许州，捻军分为两支：一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另一支则由张宗禹率领，分别从东面和西面突围。到了11月，背水一战的捻军终于获得了成功：张宗禹率西捻军冲破了清军的阻截，穿越秦岭进入陕西境内；赖文光与任化邦率领的东捻军，在从曹县抢渡运河失败后，又跑到河南境内，再次突破沙河—贾鲁河防线，进入湖北境内——这样，曾国藩千辛万苦布置出来的河防军事布局，又被钻出了新漏洞，曾国藩全歼捻军的想法再次落空。

在周口指挥的那段时间，曾国藩终日惶惶。曾国藩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大，反而变得首鼠两端胆小如兔了。当年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在总体上，自己还是沉着明敏、气定神闲的。现在，那种镇定和无畏，怎么一点也找不着了呢？老了，还是老了！进入冬天之后，曾国藩更是感到冰冷入骨，自己的身体虚弱得如同病猫一样，软沓得不行，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曾国藩试着用补药来维持体力，尤其是人参，用量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仍没什么效果。曾国藩一直忌讳各式各样的药，认为凡药三分毒，但此刻，曾国藩也是顾不得了，他只想着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大量地服用人参，使得曾国藩的肝火明显旺盛，到了最后，他的左眼开始失明，右眼也变得模糊，曾国藩已经面临失明的危险了。

既然活着都如此艰难，那么，继续在任又有什么意义呢？身体稍好了一点之后，曾国藩毅然决定离开了。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连续向朝廷发了四封奏折，上疏太后、皇上，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全力推荐李鸿章，说李鸿章可以担当大任，请求朝廷安排李鸿章来接替他；自己以散员留营效力，不主调度，实际上就是退居二线，充当李鸿章的顾问。曾国藩又向朝廷请求，自己河防失败，剿捻无效，请将一等毅勇侯封爵注销，以明自贬。曾国藩提议李鸿章来接替自己，无疑是最佳选择，剿捻的主力部队淮军本来就是李鸿章所统领的，如果让他来指挥，可能比自己还熟稔一点。当然，还有一个潜在的意思就是：曾国藩想把剿灭捻军的功劳让给李鸿章，以目前的情况看，只要坚持河防战略，剿捻的胜利，肯定是迟早的事。自己的前程，已经算是登峰造极了，能超过自己的，只能是处事更为练达的李鸿章。如果情形真的是这样，自己为什么不借花献佛，把李鸿章扶上马，再送上一程呢？

那段时间，曾国藩在大帐中无事时就翻阅《易》，以排遣郁闷，缓解情绪。每当曾国藩心情不好的时候，曾国藩总习惯性地翻读《易》来调整自己的心绪。《易》会让曾国藩想起还有一个未知的世界，生命不仅仅只是这个实在的世界，还有更广大的世界让人无法涉及。有更广大的未知世界作参照，对于这个世界，往往就会看得更清晰，也会变得更为冷静客观。曾国藩一直不算是一个战争狂人，虽说曾国藩借助战争青云直上功成名就，但在内心深处，对于战争，曾国藩一直是排斥的。那一天晚上，在灯下读《易》，曾国藩想得很多，他在想：就一个人的人生而言，功名、事业、富贵、地位、权势等，可以称为“阳”的话；坎坷、不利、退让、宽容、压抑等，可以归结为“阴”。阴与阳，一定要互补、要调和。就“阳”而言，自己得到的已够多了。不说少年时的一帆风顺，就说自己做了朝廷大员之后，自己上辈健在，儿女双全，这就已经是接近完美了。有这样的福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从阴阳平衡的角度，每得到一项福分，曾国藩就害怕自己会损失什么……对于人生，曾国藩感觉就像坠入一个巨大的迷宫之中，胆战心惊，诚惶诚恐。他时常陷入莫名的恐慌之中，这个世界，所有的因与果那样复杂，乍明乍暗，人生一世，一定得谦逊小心才行。这样的姿态，才是一个人的最佳生存方式。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画着一个圆，不求画大，如果能圆一点，就算是非常圆满了。

1866年12月12日，朝廷终于同意了曾国藩的要求，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全力围剿捻军；曾国藩补授大学士，回两江总督本任。到了月底，曾国藩派员到徐州，将钦差大臣的关防送交李鸿章。这个行为后来还曾引起议论，说曾国藩是不愿意交出大权，所以才如此怠慢——按理说，关防交接应该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应该由双方亲自交接——其实，曾国藩只是身体不佳、行动不便，所以也就没亲自去徐州交关防了。在此之后，事态的发展都是由李鸿章来承担了——过了新年之后，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曾国荃所统率的新湘军郭松林部在湖北安陆府被东捻军击溃，郭松林重伤被俘，之后被救出。不久，另一个更不好的消息传来，淮军张树珊部在湖北德安府被歼，淮军大将张树珊阵亡。在周口，病中的曾国藩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心若死灰。战事就这样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啊！

1867年的春节是在周口过的，这一辈子，曾国藩从未度过这样一个寂寥的春节。年前，周口一带接连下了好几天大雪，皑皑白雪中，周口一下子变成了死寂的孤岛，几乎所有的道路都中断了。身处这样的孤岛中，曾国藩觉得自己就像上天的弃儿一样，变得可有可无。外面的世界，跟自己似乎一点关系也没有了。身处这样的绝境之中，心境更是忧伤而颓唐。曾国藩真正地感到，对于这个世界，自己已缺乏很多兴趣了，唯一值得关注的，只是自己的内心。身处大帐之中，曾国藩不时能听到军营附近的爆竹声，一声接一声地传来。听着这样的嘈杂声，曾国藩觉得自己的太阳穴跳得更厉害了，像有人使劲地拽着自己的神经似的。这会不会是一种不好的征兆呢？好不容易到了正月初五，手下探明，道路开始通畅了。曾国藩立即传下话来，让随从们收拾行李，打算赶回金陵。从周口到徐州的路走得非常艰难，很多地方的雪还没有化，车马走得格外小心翼翼，有好几次，曾国藩所乘的马车差一点就出事，随从们都惊恐万分。曾国藩倒没理会，他一直瞑目沉思，不发一言，就像游离于两个世界似的。随从也不敢惊动他，他们觉得，大帅变得越来越陌生了，也越来越令人害怕了。2月19日，曾国藩到达了徐州，李鸿章带着一帮大员们在城外恭恭敬敬地迎接。看着李鸿章也是一张疲惫不堪的脸，曾国藩不由心存怜惜。李鸿章小自己一轮，也属羊，跟自己一样，也是一头受累的羊。李鸿章先是关切地询问了一些老师的身体情况，然后，双方的话题转到了军事上。曾国藩语重心长地阐述自己的战略思想，一再强调河防的重要。李鸿章频频点头，看得出来，李鸿章对于老师的河防策略，还是很认同的。这一点让曾国藩异常欣慰。曾国藩想的是，只要李鸿章认可自己的主张，就一定会取得剿捻的胜利，而自己灰溜溜地从战场上撤离，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失败，只不过是自己心力不济罢了。

淮军将领

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曾国藩感到无奈，也感到悲凉了。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刘铭传和鲍超竟然也在战争之中反目成仇。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李鸿章命刘铭传与鲍超一同进攻湖北尹隆河处的捻军。刘铭传赶到尹隆河后，见鲍超还没到，想贪得头功，孤军深入，遭致捻军包围，差点全军覆没。幸亏鲍超军队赶到，将刘铭传救了出来。谁知刘铭传反而责怪鲍超延误约期，双方闹得极不痛快，差一点又大打出手。状告到李鸿章那里，李鸿章同样也感到棘手。这两个人，都是打仗不要命的猛将，但双方谁也不买谁的账，都想争头功。李鸿章无奈，只好和起了稀泥。结果得理不饶人的老资格湘军猛将鲍超不答应了，这个深山野夫本来就不是那种权力欲很重的人，一气之下，干脆称病回老家去了。鲍超走了，湘军群龙无首，按惯例，李鸿章得将鲍超的“霆”字营解散。这一切，都在曾国藩的眼皮底下进行。对于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曾国藩没有表态，他感到无力的是：打仗，是要锐气的，不管是为什么打仗，一支部队，还是想法单纯一点，纯粹一点好。现在，部队变了，人也变了，很多人想得太多，想得太多，就很难打胜仗了。

1867年3月8日，李鸿章由徐州移驻周口。3月21日，潇潇春雨中，曾国藩离开了徐州，启行返回金陵。曾国藩登船之时，回望身后那座在烟雨中孤然兀立在原野中的城池，不禁伤感异常。曾国藩知道，自己这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了，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这么多年的戎马生涯，就以这样的冷清方式结束了，命，这就是命，曾国藩不得不再一次认命。战争——那是多么阴晦和沉郁的时光啊！几多不幸，几多痛楚，几多危难，几多惶恐，以及长期窒息在心的不确定感和焦灼不安的怀疑，终于离他远去了。

曾国藩离开之后，一开始，战事依然惨烈——继刘铭传鄂西尹隆河一役被打得花翎落地落荒而逃后，淮军悍将唐殿魁，在一场短刀肉搏战中，负重伤被马队踩死……尽管如此，李鸿章一直坚持沿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在沿河岸边和险隘处广筑长墙，水面上密布水师战船，同时加大坚壁清野的力度。捻军马队在范围被逐渐缩小后，失去了奔驰流动的优势，同时，粮草供应不上，人心思变。很快，战局得到了有效扭转——东捻军在破运河堤墙东去之后，李鸿章调集数省的人马，移师山东，对东捻军仍旧实行包围。东捻军又想掉转方向突破运河，重归河南，在运河遇到了潘鼎新部的顽强阻击——这一回，季节帮了李鸿章的大忙：雨季到来，大雨滂沱，河水猛涨，东捻军渡不了运河，军心大乱。东捻军骁将任化邦被淮军派出的奸细刺杀，军势转衰。之后，李鸿章率领人马在山东寿光将东捻军团团围住，东捻军首领赖文光奋力杀出，南走江苏，在扬州被俘。张宗禹的西捻军听说东捻军失败，由陕西宜川东渡黄河，经山西西南角，直插河南怀庆，再折而北走直隶定州、保定、边马至北京房山，最后在北风凛冽、大雪纷飞之中，抢渡“雪桥”，窜入鲁东。西捻军这一神速行动，让京师陷入极度惊慌，朝廷急调李鸿章、左宗棠、刘松山等会剿西捻军，前堵后追。这样，在黄河以北的山东、直隶地区，竟集中了清军十余万人。西捻军陷入了西阻运河、北阻减河、南阻黄河、东临大海的包围圈中，左冲右突，无法突出重围。最后，西捻军全军覆没，张宗禹不知所终。

1868年8月底，早已回到金陵的曾国藩听到前方战报后，并没有明显的兴奋。捻军的失败是意料中的事。曾国藩感慨的是，偌大的中原，在这样的蹂躏与践踏中，又会是轮哭声盈野、饿殍遍地。只要是战争所及之处，必定赤地千里、日月无光。如果真是这样，那种所谓的胜利又有什么意义呢？曾国藩甚至懒得去打听那些具体的细节了，对于这个世界，此刻的曾国藩已徒生厌倦了。在此之后，曾国藩的精力每况愈下，对于时间也越来越缺乏敏感，有时候他甚至都弄不清现实与虚无的界限了。跟所有上了年纪的智慧老人一样，曾国藩又开始了新一轮意识转化，习惯于清醒的糊涂了。

第十一章　黯然神伤

回到金陵之后的曾国藩一直郁郁寡欢。

从1867年4月初回到金陵，一直到1868年12月17日启程赴直隶总督任，曾国藩在金陵只住了一年多时间。由于剿捻的中途回归，曾国藩关于两江的宏图大业也消减了不少，失去了很多雄心壮志。对于人生，曾国藩已有一种接近大悲的感觉，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的衰弱，这种感觉与日俱增，莫名的伤痛总像影子一样，一直伴随在曾国藩的身前左右。现在，曾国藩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病人了。他的注意力变得越来越不集中，在很多时间里，他精神恍惚，没有什么东西能引起他的兴致。甚至，他的思维会经常性地出现空白，就像一个没有底的容器一样。更可怕的是眼睛，读书，对于曾国藩来说，已是变得很吃力的一件事了。他需要戴上眼镜，凝聚心力，才能进入字里行间。有时候，即使是戴上眼镜，眼前也一片昏花，那些文字如浮在空气中的灰尘一样，让他无法捕捉。另外，让曾国藩真真切切感受到的一件事是，有一些东西正慢慢地从自己的身体内消失，那些曾经的敏锐、机智和渊博，都像茶壶口里飘出的蒸气一样，从自己的脚心、手心，以及所有的地方悄悄散发开去。

剿捻的经历等于让曾国藩生了一场大病。这个昔日精干老辣的官员如今已是元气大伤、形神困悴。年纪并不算太大的曾国藩也有了很多老年人的症状：记忆力明显衰退，每天晚上，当提起笔记述当天的事情时，却怎么也回想不起来；有时候，甚至开始像个老太婆一样唠唠叨叨、语无伦次，将一句话翻来覆去地说很多次，也不顾左右的人是否聆听。并且，曾国藩还热衷于像一头老牛一样，经常性地反刍自己的人生时光——对于很久以前的一些事，曾国藩倒是时常从记忆的储柜中调出来，细细地品味一番；但对于近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一些将要处理的事情，曾国藩经常性地丢三落四、弃之脑后。

回任后不久，有人反映，江苏巡抚丁日昌受贿情况严重，甚至公开索贿；并且，丁日昌的手下也经常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当幕僚们向曾国藩报告这些情况时，曾国藩摇了摇头，也只是苦笑了一下。丁日昌是李鸿章的人，是李鸿章一手提拔上来的，此时的李鸿章正顶了自己的缺，在前线跟捻军打仗。如果他的人有个三长两短，不是存心让他难堪吗？那是万万动不得的。政治就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交易，这一点曾国藩绝对知道。

现在，曾国藩可以暂时享受一下太平生活了。前方正在打仗，曾国藩除了过问一下丁日昌那边的粮草供应情况之外，大多数时间里，他一直在家清养身体。由于休息较好，身上的癣，也不似以前那样奇痒难忍了。身体稍好之后，曾国藩觉得世界与自己的距离又拉近了，他又重新在这个世界之中了。人，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只有身体还好的情况下，对这个世界，才会少一些怀疑，才会觉得做点事还有意义；在病中，会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曾国藩在衙署的后院辟了一些菜地，一有空闲，就提起锄头去种点瓜果蔬菜。这是曾国藩的习惯了，在曾国藩的想法中，男人种地，女人纺纱、做衣、做鞋，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劳动不但让人活动筋骨，还可以让人少很多非分之想。所以每到一个地方，曾国藩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他的家眷和子女们都要干一点农活。干一点轻微的体力活，让曾国藩身心都觉得愉快。

自四十岁以后，曾国藩就开始为自己构建想象中的美好生活了，在曾国藩想象的生活中，他应该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山数峰，田数顷，水一溪，瀑十丈，树千株，竹万个，主人携书千卷，童子一人，琴一张，酒一瓮……这样的情景，是曾国藩早年所读的桐城派戴名世的文章中提及的。戴名世虽然因为在《南山集》中密修私史，仍以明朝年号为正朔，被清廷杀了。但曾国藩对于戴名世文章中表现出的性情和追求，还是颇为赞赏的。曾国藩一直想幽居在某一个地方，造屋，种树，过一种林和靖梅妻鹤子似的生活。这种念念于自然不忘个人空间的追求，其实也是那个时代所有读书人的常态。随着年龄的增大，曾国藩对于家乡更是梦回萦绕了，甚至可以说，这种经营闲雅空间的念头一直伴随着曾国藩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终究没能如愿。在这一年中，曾国藩一共给朝廷打了三次报告，都是寻找各种理由要求告老还乡。朝廷出人意料地对于曾国藩出了足够的耐心，每一次，都在回折中要求他安心养病。曾国藩每次接到上谕，都是既失望又欣慰。失望的是，他的要求没有被批准，自己在任上，总是要盘很多烦心事，不盘烦心事吧，又怕自己在任误国。欣慰的是，朝廷还算是对他信任和宽容。对于曾国藩来说，他当然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忙里偷闲，曾国藩开始频繁巡视金陵附近的很多地方，说是巡视，其实也只是随意看看，不带任何目的。攻下金陵之后，因为一直忙于裁减湘军、战后恢复等事宜，曾国藩还没有在金陵细细看过。重回两江总督的位置上，曾国藩最想看的，就是秦淮河一带了。秦淮河一带是六朝古都的标志，也可以说是金陵城的晴雨表。从秦淮河，可以看出金陵乃至两江的整体情况。秦淮河畔柔弱委顿之风算是中国文化的老传统了，自宋朝南迁，这里就一直繁荣昌盛，尤其是明亡于清之后，汉族士大夫没能耐复国，只好到秦淮河中去爱国，在美人圈里打滚，在琴棋书画之中消磨时间。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也是有着他们的理由的，要么前途受挫，要么看破红尘……这些歌舞升平的地方，正好可以让他们得到慰藉和宣泄。有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也难怪秦淮河如此繁荣了。

当年的兵燹现在已看不到什么踪迹了，金陵城又变得繁华安宁。尤其是秦淮河一带，又恢复往日的灯红酒绿：那些停在河岸里的画舫游船、夫子庙的百业杂耍、胭脂巷的红男绿女、贡院街的肥马轻裘，把这个六朝古都点缀得如同温柔乡一样。联想到刚刚入城时的凄惨情景，曾国藩不由感叹，时间真是一个神通广大的魔术师，转瞬之间，就能把创伤涂抹得干干净净。说起来，秦淮河的繁荣还真有曾国藩的功劳——当年太平天国攻占金陵之后，下令禁妓禁烟。妓女们闻风而逃，一起跑到上海租界里去了。一批有钱的商人，也跟风转移到了上海。金陵的商业受此影响，变得很萧条。曾国藩进入金陵城之后，在恢复科举的同时，也恢复了妓院。在这一方面，曾国藩倒是很达观的，食色性也，哪里能禁得住呢？春秋时齐相管仲在兴国安邦时，就专门设了“女闾”，这应该算是最早的妓院了。高明的执政者总是实事求是，如果一味禁止，反而会变得很乱。曾国藩才不是那种迂腐武断的道统呢！当年，为了解除人们的疑虑和担心，曾国藩甚至带头在秦淮河的花船上召妓饮酒，宴请宾客。结果，那些原先逃走的妓女们又回来重操旧业。秦淮河热闹了，那些有钱人也就回来了，金陵又恢复了以往的昌盛。当然，曾国藩对于妓院的兴办是有控制的，曾国藩最初为金陵妓院所定的指标是六座，谁知后来妓院越开越多，怎么也控制不了。因为无法管得住，曾国藩干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曾国藩从来就不是一个苛刻之人，他只是对于自己苛刻，对于别人，更多的是理解和宽容。

清时秦淮河

那一段时间，曾国藩还跑了很多地方，他先后去了明孝陵、燕子矶、下关、灵谷寺一带。每次出门闲游，曾国藩总带着他幕府中的文人，比如说他文章的“四大弟子”薛福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此外还有俞樾、吴嘉宾、王闿运、王定安、张文虎、张穆、何秋涛等。只有跟文人在一起游山玩水，曾国藩觉得还有点意思，那些铁板着脸的将军是不喜欢山水的，跟他们在一起，只能给他们分配任务交代事情。曾国藩慧眼识人，他手下的这些文人，都是些才情过人的可造之才：一方面聪明过人，另一方面又懂情懂理。曾国藩不太喜欢那些放浪形骸的狂狷之人，或者愚蠢笨拙的酸腐文人。曾国藩一直很得意的是，自己的手中贮藏着一批经天纬地之才，这些人才高八斗，后来都成了晚清的著名学者。曾国藩最喜欢的，就是跟他们聊天了，天马行空，神游八极。有时候，曾国藩把自己对作文的理解，一一地传达给他们，也仔细地聆听着他们对于古诗文的认识。每当他们谈到精彩之时，曾国藩总是频频颔首，这些后生的确可畏啊。无论是在文章学还是在办事的干练程度上，这些年轻人都是一把好手。只可惜的是，他们处在这样一个文化断裂的时代，大势已去，不确定的因素太多，谁又能保证以后的生活不颠沛流离呢？

吴汝纶

现在，我们要换一种方式，冷静地观察曾国藩的身前左右了——如果说，对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尚不清晰的话，那么，看看他的朋友，以及他的身前左右，就可以基本下结论了——对于曾国藩，同样也是如此——可以说，在曾国藩的整个生命和事业中，环绕在他身前左右的幕僚，起到了异常积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曾国藩之所以有巨大的成就，在很多事情上决策正确，并且能在晚清之际，在文化和政治上成为汉人巨擘，这跟曾国藩拥有一支精明能干的智囊团有关。曾国藩的幕府，无论是从人数，还是从人员结构来看，都堪称晚清第一幕府。曾国藩一直算是“爱才如命”，每到一个地方，曾国藩最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在当地搜罗优秀人才。他总是公开张榜，让那些自以为是人才的人来大帐毛遂自荐。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昭告远近，希望自荐或举荐人才。“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打动了曾国藩，从而进入了曾氏幕府，成为曾国藩以后在洋务运动和外交上的得力助手。曾国藩有一双鹰隼似的慧眼，识人无数，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很多时候，曾国藩只要稍稍观察这个人的面相和气质，问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就基本可以断定这个人有没有过人之处，是不是自己需要的人才。曾国藩从不管那些毛遂自荐的人有没有功名，是不是名门正派；他要的，就是那种有真才实学，并且能为己所用的人。当然，曾国藩在用人中，最重要的要求是良好的品行。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有没有良好的品行，是他今后能不能进一步成器的关键所在。

不仅如此，曾国藩在与人谈话、通信时，一有机会，总是细细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如获至宝，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方宗诚、陈艾由吴廷栋推荐；李善兰由郭嵩焘推荐；李善兰又荐张文虎、容闳入幕……优秀的人往往气味相通、惺惺相惜。这样，得到一位人才，就可能招募到更多的人才。对于招徕人才，曾国藩自有一套心得，他概括为八个字：“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在曾国藩看来，当今社会不是没有人才，真正的人才大都淹没在民间，有的饥寒交迫，有的受辱于人。要像伯乐发现千里马一样，去发现这些人。曾国藩组建湘军之初，诸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錱、杨岳斌、彭玉麟等，都来自民间，有的是落魄书生，有的是农夫，有的是下层军士。曾国藩慧眼识才，提拔他们，重视他们，使他们施展才华，直至成为一匹千里马。

曾国藩的幕府中，有政治人才、外交人才、科技人才、文化人才四大类。政治人才是曾国藩幕府的主体。这些人在跟随曾国藩立下功劳之后，很多人迅速升迁，成为朝廷大员或地方官吏，从而形成了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势力集团。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对于自己的幕僚，总是全力保举，有时甚至一保再保，不止一次。曾国藩的手下，共出了二十六名督抚与堂官、五十二名三品以上的大员，以及难以计数的道、府、州、县官员。曾国藩所保举的幕僚，人员之众、次数之多、升迁之快、官职之高，在中国幕府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些幕僚在成为地方大员之后，大多精明能干，有很多在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其中，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薛福成、彭玉麟、刘铭传等，在晚清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段时间中，晚清地方大员中，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出自曾国藩的幕府。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影响力。

除了政治和军事人才，曾国藩在幕府中还收纳了许多科技和外交人才。这一行为，是很有超前眼光的，说明曾国藩已有了这方面的意识，想做一些前人没有做的事情。在曾国藩之前，清朝政府还没有和外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从郭嵩焘担任第一任驻英公使开始，近代的外交活动才算逐渐展开。清朝最初的外交家，多与曾国藩有密切关系：除了郭嵩焘，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曾任驻德、驻俄公使，在维护祖国的尊严和民族利益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著名外交家薛福成、黎庶昌、陈兰彬等，都曾经是曾国藩的幕僚。在科技人才的培养上，曾国藩同样慧眼独具。近代中国科技史上有名的几位科学家，都曾在曾国藩的幕府中长期担任职务：李善兰是近代中国的数学先驱，在曾国藩幕府中一共待了八年，不但为曾国藩创立的江南制造局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还翻译了许多西方数学著作，为中国的近代数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一位数学家华蘅芳，也一直在曾国藩幕府中，从事着科技研究和枪炮制造工作；除此之外，还有被称为中国近代化学之父的徐寿，徐寿和儿子徐建寅同在曾国藩幕府中很多年，在办洋务、设立工厂方面，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薛福成

曾国藩与自己的幕僚就这样建立了很深的情谊。曾国藩不仅仅从自己的私人俸禄中向他们支付酬金，对于他们，也几乎无话不谈。尤其是自己的一些心腹，曾国藩并不像其他大臣一样讳莫如深。这一点，从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中就可以看出。在这本日记中，赵烈文详细记录了他与曾国藩的数次谈话内容。从这些谈话中，可以清楚看到曾国藩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了然于胸，对于中国的前途极度担忧。

1867年7月21日晚，曾国藩与赵烈文单独在一起时，曾国藩忧心忡忡地对赵烈文说：北京来人所讲的，说都城那里的景况非常恶劣，时常出现纵火抢劫之类的案子，而市集店铺间乞丐成群，甚至有的妇女也裸身没有裤子穿。黎民百姓的家财耗尽、境况窘迫，恐怕会有变故发生。这该怎么办呢？

赵烈文是一个对于时局有着清醒认识的文人。见曾国藩如此忧郁，赵烈文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说：国家的治平安定，统一的局面已经很长时间了，势必会逐渐地分崩离析。不过朝廷皇帝的威严历来很重，乱变纷争的风气未开。所以若不是从制度本身腐烂败落，则国家土崩瓦解的局面不会形成。依我来看，来日的灾祸，必然先自朝廷中央颠覆，而后神州无主，大家各自为政，大概不会超过五十年了。

听了赵烈文这番话，曾国藩眉头紧锁，沉思半晌，说：“然则当南迁乎？”曾国藩担心的是清王朝并不会完全被推翻，有可能出现南北割据的局面。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他认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恐将彻底灭亡。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听起来，这似乎是曾国藩的官话了，他当然不愿意在幕僚面前完全暴露自己的思想；况且，对于清廷，曾国藩还抱有一丝希望。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赵烈文非常坦率，他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军因明亡于李闯、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统治缺乏“合法性”，也一直为汉人所憎恨。虽然清王朝后来的君王，比如康、乾、嘉做了一点好事，但他们的善行并不足以掩盖弥补所犯下的罪行。所以，清朝统治的基础，其实并不牢固。

对于赵烈文如此“过激言论”，曾国藩并未反驳，大约在心里面觉得赵烈文说得很有道理。曾国藩沉默很久，随后把话题转开，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祏”是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屋，“宗祏之陨”即指王朝覆灭，曾国藩也预感到清王朝正面临灭顶之灾，深受病体缠身之苦的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是徒叹奈何吧！

清幼童留美情况

在金陵那段时间，曾国藩抓紧时间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谋划派遣中国少年赴美学习。无论是江南制造总局，或是长江水师，都太需要一些专业人才了。曾国藩建议朝廷委派陈兰彬、容闳分任正、副监督，另派翻译一人、教习二人，在上海设立驻美中国留学局，制定章程，具体办理留美学生的招生及在美学习工作；另于上海设预备学校一所，委刘瀚清为校长，要求留学生在出国之前，先入校学习中西文字一年，以适应国外学习生活的需要。在当时来说，此项举动无疑石破天惊。民间甚至大声呼吁：曾国藩是在贩卖人口，将帝国的后代送于虎狼之中，从中牟取利益！对于这样的指责，曾国藩苦笑不予理睬，只是全力敦促这项工作的进行。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全力推动下，这项事务终于在同治十一年夏天获得了成功，第一批幼童扬帆远航，横渡太平洋去了美国，接着，又是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共一百二十人。虽然此事后来遭遇变故，但留学生大部分成器，成为了末代的英才。这些，也足以让曾国藩死后瞑目了。

在金陵曾国藩所进行的另一项工作，就明显带有点“私心”了，那就是全力扩大金陵书局的规模。在曾国藩看来，无论古今中外，文化要想流传，就得通过著作的出版和流通来达到目的。因此，对于金陵书局，曾国藩划拨了很多经费，让他们购买机器，聘请最优秀的员工。金陵书局刚刚投入使用，曾国藩和李鸿章即要求书局赶快印制《二十四史》，曾国藩还是想到了自己年轻时从金陵路过，借钱买《二十三史》的事情。曾国藩还让书局聘请了一些懂外文的专家，集中翻译国外一些有用的著作。在江南制造总局，专设了一个译印西学书籍的翻译馆，聘请一些外国传教士，翻译军事、船舶、机械制造等自然科学书籍，兼及医学、历史地理、国际公法等著作。译书的方式，多数是由局中所聘西洋人口述，然后由精通绘图和算学的华蘅芳、徐寿等笔录整理。译成的书，由金陵书局大量刊印，在社会上广为散布。该馆先后翻译书籍一百七十多种，成为当时译介西方科技书籍最多的机构。

主持留美教育时的容闳

留学生

曾国藩对这一行动的认识很实在，在他看来，洋人那些机巧之心，那些造船造舰的奥妙，都在那些书中藏着，要想使中国富强起来，就得让更多的人懂得那些知识，就必须读洋人的书。另外，在金陵的那一段时间，书局按照曾国藩的安排，全力赶制的一套书，就是王夫之的《船山遗书》。这几乎也是曾国藩个人的意志。当时，王夫之的《船山遗书》还属于禁书，但在曾国藩看来，无论是做文还是做人，王夫之都是一流的。王夫之的思想和情操，对曾国藩影响很大；并且，曾国藩组建湘军就在湖南衡阳起家，而那正是王夫之的故乡。正因如此，曾国藩对于王夫之，格外亲近。曾国藩一直可惜的是，道光十九年所刻的王夫之的《书经稗疏》以及《春秋家说序》错讹较多，而原稿本王家又不慎烧毁。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想方设法托刘昆在京师文渊阁抄出，然后由他跟曾国荃捐资三万金，让金陵书局重新印刷此版本，让更多的人领略到船山先生的文章和思想。不仅如此，曾国藩还亲自为《船山遗书》作序。能让一种恢宏的思想发扬光大，是曾国藩最欣慰的事情了。

王夫之

1868的春节说来就来了，金陵城内照例响起一片无心无肺的爆竹声，震耳欲聋；烟花升天，将金陵的上空照得如同白昼。因为家眷还在湖南，曾国藩只是跟一帮同僚在一起过除夕。新年来到，不由让曾国藩想起先前在湖南老家荷叶塘过春节的时候，那时候的春节真是热闹，家家户户花烛红灯，炭火盆内，煨着莲子红枣桂圆茶，炉内焚起了好香；年夜饭前，家中的长辈带着一家老小向祖先们作揖叩头，铳炮连天，热闹非凡；吃过年夜饭后，长辈们向小孩发压岁钱，晚辈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排着队，从长辈手中接过红包，有时候，还故作亲昵地嫌少；然后，一家人在一起掷骰子、搓麻将、做游戏，其乐融融；夜深了，兄弟几个都不愿意去睡觉，即使眼皮不断地打架，但也强忍着，坚持守岁到天明……这些，都让曾国藩难以忘怀。

在这个春节，曾国藩一点过年的情绪都没有。曾国藩只是在大年三十和初一，让手下人在府第里放了一通鞭炮，还特意吩咐他们在其他时间不要放。鞭炮响过两次之后，这个春节，对于曾国藩就算结束了。正月初二，曾国藩接见了前美国公使蒲安臣，蒲安臣正全力操办清国使团出访美、英、法、普、俄各国事宜。曾国藩与蒲安臣就很多问题交换了意见。在蒲安臣看来，清国这一步是必须要走的，要想发展，就必须走现代化的道路，要走现代化的道路，清国就必须向西方各国多学习，不要怕吃亏，也不要摆泱泱大国的架子。曾国藩频频点头，在这方面，曾国藩是很有心得的。

留学生在美打棒球的情况

春节过后，春天就接踵而至了。进入春天，沿江两岸一直连绵地下着雨，一连下了半个多月。天又阴冷又湿，而且看起来没有个尽头。在这种情况下，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不得不出面祈晴。作为地方官，与天地之神打交道一直是惯例。在曾国藩看来，主宰这个世界应该是有神明的，既然有神明的话，它就一定会明理，所以也必须进行人与神之间的沟通。去年春天与今年恰恰相反，一直不下雨，比这个时间稍迟一点，曾国藩就曾经去龙王庙求雨。一年之后，没想到，又得乞求老天放晴出太阳了。到了郊外的龙王庙之后，曾国藩亲笔书写南方朱雀之神、北方玄武之神、东方青龙之神、西方白虎之神四牌位，黄纸红字，然后又亲笔写下祈晴文。风雨之中，曾国藩鼓足中气念了一通祈晴祭文，然后点着了手中的香火，对着天地分别行跪拜大礼，祈祷声随着青烟一起飘向诸神占据的太空。说来也怪，等到曾国藩离开龙王庙时，雨停了，转眼间，阳光明媚起来。由于心想事成，曾国藩心里很高兴。他开始筹划要在两江境内走一走了，看一看很多事情进展如何。4月底，曾国藩从金陵登舟启行，随行的有他的儿子曾纪泽，以及赵烈文等一帮幕僚。曾国藩在船上一路跟幕僚们下着棋，他的棋瘾一直很大，而且，身体越不是太好，棋瘾就越大。在镇江，曾国藩一行看了金山、焦山；然后，又到了丹阳、常州、苏州。在苏州的正大街边上，曾国藩看到有一个临时搭起的木棚子，棚子里的灶台有一口龙头大锅在冒着热气，棚子四周聚集了上千名乞丐。这些乞丐衣衫褴褛，好些人上身赤裸，满身污垢，颤颤巍巍。他们围在锅边吵吵闹闹，老远就把手中的破碗递了过去。后面人则乱七八糟地排着长队，有的边排队边发出呻吟声。曾国藩不禁恻然，几乎不忍卒看。随行告诉他，这些人，有的是当年的太平军，有的则是当地原来的大户，战争期间，家破人亡，也就落得这个模样。战争真是涂炭生灵啊，看着这样的情景，曾国藩不由黯然神伤。

船行至太湖，曾国藩检阅了李朝斌的水师。然后，又跟江苏巡抚丁日昌一道，来到了上海。去上海的途中，曾国藩接到了上谕：朝廷着授他为武英殿大学士，这算是迄今为止授予汉臣的最高荣誉了。到了上海，曾国藩重点察看了江南制造总局的轮船和洋炮工程。曾国藩提醒江南制造局的全体人员注意学习和引进西洋的制造方法，一定要谦虚学习洋人的制作工艺为己所用。在上海，曾国藩还会见了英国领事白来尼等。然后，曾国藩一行登舟检阅了吴淞口、狼山、福山各地。这一次巡视，连头带尾，共进行了一个多月。5月底，曾国藩回到金陵时，已感到身体如铅一般沉重，思绪也呈胶着状态。毕竟，自己已是五十八岁的人了。

归来之后的曾国藩对于很多事情仍无法放下。到了夏天，原本因为曾国藩北上剿捻而回湖南老家的欧阳夫人以及女儿纪芬、儿媳、侄媳等一行又回到了金陵。这时候，两江总督府迁了新址，显得宽敞多了。家人的归来，让曾国藩重温天伦之乐，他的心情也变得温润起来。女儿曾纪芬今年已经十七岁了，长成一个俊秀的大姑娘。对于这个女儿，曾国藩一直最喜欢，喜欢之余，也不忘谆谆教导。一天晚饭之后，曾国藩亲笔工工整整地给女儿写了一份清单，细致地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

右验功课单，谕儿妇、侄妇、满女知之。甥妇到日亦照此遵行。

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众不贫贱。

快乐时光，白驹过隙，这一段天伦之乐如此短暂——1868年9月6日，曾国藩接到朝廷命令，调其为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由浙江巡抚马新贻升任。在此之前，曾国藩已由协办大学士升为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并以剿捻之功又得到了一个云骑尉世职。一年数迁，可谓荣耀之至。这一回调任直隶总督，更说明朝廷的信任，也是对自己不贪功不贪名不贪利的肯定。不过细细地一想，曾国藩又觉得朝廷让自己担任直隶总督，恐怕另有深意。这一次调动极可能是朝廷想改变“内轻外重”的状况，把自己从根深蒂固的两江调走。对朝廷而言，让权倾一地的曾国藩来到京城旁边，可能会觉得更安全。接到上谕的当天晚上，曾国藩把赵烈文叫来，一起分析此事的前因后果。赵烈文也认为，朝廷如此调动，可能别有深意。曾国藩考虑了一番后，又有了退隐归田的念头。

曾国藩一直没有急着去上任，一方面，是曾国藩实在不想去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做那个责任更为重大的官，比较而言，他更喜欢两江这一块地方，对这一块地方有感情，他只愿意在金陵这个地方，做一些事情，然后回家养老。另一方面，现在离开两江，曾国藩总觉得有点可惜，因为他辛辛苦苦所做的很多工作，包括在洋务上做的很多事情，就要见到成效了。容闳来信说，江南造船厂所造的第一艘轮船就要下水，他想开这艘轮船来金陵见曾国藩。接到这封信后，曾国藩心花怒放，这可是曾国藩在这段时间的心血啊，他想亲眼看一看这艘轮船的模样，然后再去京城。

9月28日，艳阳高照，江南造船厂所制造的轮船终于驶至金陵了。江南造船厂隶属江南制造局，是三年前曾国藩和李鸿章一手创办的，具体办事的人，就是曾国藩在安庆时招募的美籍华人容闳。曾国藩让容闳从外国买的机器，后来都运去了江南制造总局。一开始，江南制造总局只制造新式枪、炮、火药。后来，曾国藩奏准朝廷拨款，在江南制造总局内增设造船厂，专门从事轮船制造。历经数年之后，终于有了收获。这一艘轮船汽炉和船壳都是江南制造局造的，机器则用国外买来的旧货加以改造，全船载重六百吨，时速上水、下水分别为三十五公里和六十公里。无论规模和航速，比五年前在安庆制造的“黄鹄号”，都要高好几个层次。船到金陵下关江边停靠之后，围观者人山人海，附近好几个县的百姓都来了，他们一个个喜笑颜开，毕竟，这是中国人所造的第一艘机械轮船，而且，这艘轮船是那么庞大，停在江面上，就像一艘宫殿似的。曾国藩邀请彭玉麟一同登船试航。在人群的簇拥之下，曾国藩健步登上船弦，他很高兴，也很激动，自己这么多年的心血，终于有了一个结果。并且，不仅仅是结果，更是一个好的开始。虽然中国要赶上西方列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国毕竟是个大国，如果真正地做起来，也会很快。等到中国真正强大起来，那些列强要欺负中国，就没那么容易了。

登上庞然大物之后，曾国藩感到心襟一下子为之开阔，江风习习，神清气爽；大江南北，尽收眼底。曾国藩命令船向采石矶方向开去，坐在船舱之中，曾国藩意气风发。恍惚中他感觉自己宛如天神在驾驭一辆硕大无朋的战车。近两百里水路，不到两个时辰就到了。这样的感觉真好。手下人告诉曾国藩这艘船还没有名字，想请他命名。曾国藩沉思了一番，说，就叫“恬吉”吧，喜庆而吉祥。随着岁数的增长，曾国藩像中国所有的老年人一样，开始喜欢那些吉祥的符号了。在曾国藩的潜意识里，这些吉祥的符号也是有力量的，它们本身，就可以抵御妖魔，维系吉祥。“恬吉号”在采石矶翠螺山附近江面上巡视了一番后，便打道回府。那一天，曾国藩从未感到身心如此轻松。晚上破天荒地睡了一个囫囵觉。

“恬吉号”的成功，得到了朝廷的赞许，朝廷下发的上谕指出：“中国试造轮船，事属创始，曾国藩独能不动声色，从容集本……足见能任事者举重若轻，深堪嘉尚！”对于此事，朝廷有这样的评价，让曾国藩很是欣慰。

离开金陵之前，曾国藩最后处理的一件事，就是“扬州教案”了——1868年8月，法国在扬州开办育婴堂收养弃婴。育婴堂刚办不久，堂内的婴儿一个接一个死去。这一件事激起了扬州市民的愤怒，有两万人参加了暴动。人们赶走传教士，关闭育婴堂，甚至放火烧毁了英国内地会的教堂。这一件事，让英、法大怒，叫嚷要武力干涉。由于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未到任，朝廷降旨，命曾国藩继续查办扬州教案，何时解决，何时方赴直隶任。曾国藩没法，只好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麦华陀反复交涉。曾国藩既要考虑民众的情绪，又不得不正视英法两方的无理要求。方方面面的压力极大。从教案的发生到处理完毕，曾国藩足足拖了三个月的时间，最后，在来自内外的压力下，曾国藩被迫接受了英法提出的条件：扬州知府、知县革职；所损失的财产按实际价值赔偿；在教堂门口立一石碑，申明朝廷保护传教不受干扰……这样的处理结果，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痛定思痛之后，曾国藩得出一个结论：弱国无外交。身为朝廷大臣，他再也不想跟洋人打交道了，国弱势衰，根本无法据理力争。身为国家重臣，外交无力，曾国藩觉得郁闷极了。

那时候的曾国藩，还不知道自己数年之后，还要卷入另一桩更为复杂的教案之中，以至于身败名裂，黯然神伤。

第十二章　走向虚无

1868年12月17日，曾国藩由金陵乘舟起行，转道扬州，赴直隶总督任。启程之时，总督衙署到江边码头的沿途，挤满了人群，许多人家设置了香烛，燃放起鞭炮，有的还搭起了彩棚、戏台，自发地焚香酌酒为曾国藩饯行。到了下关码头，更是热闹非凡，当地文武官员排着长长的队伍，一一跟曾国藩道别。船离岸之后，黑压压的送行队伍一片痛哭之声，曾国藩的眼泪也差点夺眶而出。当天，曾国藩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感受：“念本日送者之众，人情之厚，舟楫仪从之盛，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凋谢之期恐即相随而至，不胜憷栗！”

对于金陵，曾国藩是真有感情的，甚至，曾国藩都考虑告老之后，把家就安在金陵。这一次北上，夫人欧阳氏因为哮喘病发作不能劳顿，也就没有跟随了。长子曾纪泽留在家服侍母亲，曾国藩只将次子曾纪鸿带在身边。四天以后，曾国藩到了扬州，在扬州，曾国藩见到正在扬州办事的弟弟曾国潢，曾国潢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湖南老家，自曾国藩1858年复出之后，就一直没有再见过面。现在，曾国潢也老了，连腰都变得佝偻了。这一对兄弟一直谈到二更四点，仍不觉得困乏，后来，曾国藩干脆让曾国潢跟他睡在一起。第二天，曾国藩沿着运河一路向北。途中，曾国藩还分别在郯城见到了彭玉麟，在齐河见到了丁宝桢。对于这一次曾国藩赴直隶总督任，他们都表示祝贺，只是担心曾国藩的身体。曾国藩一一安慰了他们。为了陛见那拉氏和同治皇帝，曾国藩没有直接去直隶总督府的保定，而是先赶往北京。12月26日，曾国藩到了京城，在金鱼胡同的贤良寺住了下来。

金陵下关

重新来到京城，曾国藩感慨万千。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雍容尊贵的红墙、曲折窄陋的胡同、破旧低矮的民房，都是曾国藩熟悉的。1852年曾国藩离开京城时，只有四十二岁，正是风华正茂。一晃十七年就过去了，这十七年中，曾国藩改变得太多，当年那个雄健文雅的礼部右侍郎，已被常人不可想象的艰难险阻、忧伤恐惧、委屈打击、苦心积虑磨砺得两鬓如霜、两颊瘦削、一脸沧桑了。不仅仅是从身体上，在心理和性格上，曾国藩都有脱胎换骨的改变。这十七年中，曾国藩得到了很多，也失掉了很多。实际上人生就是这样，有得也有失，有失也有得，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在曾国藩眼中，只是北京没有什么改变，它仍是一如既往地喧闹，永远有一派虚假的繁荣。在腐朽中有着茁壮，在茁壮中透着腐朽。它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就像一只僵而不死的百脚虫一样。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幻象，貌合神离，深不可测。在这样的大屋顶下，人们总是一如既往四平八稳地活着，热衷于糜烂和奢侈，热衷于欺骗和虚假。几乎每一个人都自以为是地活着，愚蠢地做着聪明的事情，也聪明地做着愚蠢的事情。

慈禧太后像

1868年12月27日，这是曾国藩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日子，在这一天中，他第一次见到了慈禧，也就是叶赫那拉氏。天刚破晓，穿戴整齐的曾国藩就骑马进入紫禁城了，在此之前，曾国藩接到通知，赏他“在紫禁城骑马”。曾国藩知道，“赏紫禁城骑马”是朝廷对大臣一项极高的待遇，能获得这样的待遇，曾国藩感到很欣慰。曾国藩在箭亭下马，经景运门来到了乾清门广场。对于紫禁城，曾国藩并不陌生，毕竟，当年任职六部时，他曾经常出入此地。此时，紫禁城内巍峨的屋宇、萧疏的树木、漫长的甬道、飞翔的屋檐，让曾国藩恍如隔世。对于慈禧，曾国藩当然很了解，知道现在同治的很多旨意，包括当年咸丰圣旨中的很多想法，其实都是慈禧的意思。慈禧的父亲惠徵曾是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府所在地是长江边上的芜湖，管辖安庆府、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太平府五府，咸丰二年到任。到任后不久，即逢太平天国攻克武汉，危及安徽，安徽的一些官员纷纷弃城躲避，惠徵也忙把家眷送至宁国府，自己则带了印信粮饷，同总兵陈胜元等先转至南京，又移至镇江，再转到丹徒。官员的临阵脱逃，让咸丰皇帝大为震怒，令安徽巡抚严行查办，惠徵也在被劾被查之列。至咸丰三年，还未待查办，惠徵即于六月初病故。

两宫皇太后以及同治皇帝是在养心殿的东间接见曾国藩的。同治皇帝坐东向西，皇帝身后的两宫皇太后并排端坐在黄幔之内，坐东向西，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这次谈话，基本上都是慈禧在主谈。让曾国藩感受最深的，就是慈禧对湘军的情况尤为关心，所问的问题，基本上全是关于湘军遣散的。问曾国藩遣散了多少，在遣散过程中有什么风波。看得出来，对于这一块，朝廷还是很不放心。然后，慈禧又跟曾国藩拉了一通家常，问了一通曾国藩修身养性的事情。对于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要求。这一点，更让曾国藩相信自己的判断，朝廷此次安排他就任直隶总督，纯粹是一种过渡。

同治

第二天，两宫皇太后再次召见曾国藩，这一回，慈安和慈禧问的话题是制造轮船之事和曾国藩的健康情况。全部对话只有几句：

问：汝造了几个轮船？

答：造了一个，第二个现在方造未毕。

问：有洋匠不？

答：洋匠不过六七个，中国匠人甚多。

问：洋匠是哪国的？

答：法国的，英国的也有。

问：汝的病好了？

答：好了些。前年在周家口得病，去年七八月便好些。

问：汝吃药不？

答：也曾吃药。

养心殿正殿

第三天，两宫皇太后第三次召见曾国藩。皇太后如此接连三天三见一个汉臣，这在大清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回，曾国藩是坐着跟慈禧说话的，曾国藩算是看清楚慈禧的模样了：她的个子不大，也谈不上倾国倾城，但皮肤白皙细嫩无比，尤其是一双眼睛，非常有灵性。看得出来，这个女子是聪明无比的。但治国岂是靠聪明就能办好的？在这当中，人格、底气以及操守，比聪明重要得多；还有气度、胸怀、视野、容量以及文化底蕴，也重要得多。想到这，曾国藩不禁有些失望，一个聪明的女子，带着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孩，控制着朝中大权，究竟是祸还是福呢？但——至少，一个聪明的女子，要比那些糊涂而顽固的遗老遗少们好得多吧？曾国藩就这样一直胡乱想着，忐忑不宁。这一次慈禧与曾国藩的谈话主题是有关那些曾经与曾国藩共事的大臣的，看得出来，慈禧很想听一听曾国藩对这些人的评价。曾国藩小心谨慎地逐一点评了那些将领们，慈禧听得很仔细，不断复述，示意手下人都记下来。到了后来，慈禧突然又问起湘军大将鲍超的事情来了，鲍超在哪里养病？手下的军士，到底遣散了没有？这一回，曾国藩算是看透了慈禧和朝廷的心思了，朝廷还是担心湘军，想让他尽可能地把湘军遣散，然后将那些忠心耿耿且能打仗的将领带到直隶来，在直隶练出一支精兵来拱卫京城。至于其他事情，如吏治盐政、百姓生活、洋务，甚至捻军平息后皖、豫、鲁等省的恢复等等，慈禧显得都不是很关心。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自己的虚弱吧。

从1868年12月26日起至1869年3月4日，曾国藩一共在北京住了两个月。他先是住在金鱼胡同的贤良寺，然后又移居到宣武门外的法源寺。这两处地方，都算是驻外大员的招待所。在此期间，曾国藩除了见到慈禧太后、同治帝之外，还见到了恭亲王奕䜣及文祥、宝鋆等高官；拜访了当年的理学老师倭仁；拜访了当年战死沙场的塔齐布的故居，并厚馈其母；也拜访了座师穆彰阿故宅，见其家境败落，曾国藩不由感叹人生的无常……跟所有在京的高官一样，曾国藩每天的行踪，几乎所有的细节都一直详详细细地为朝中掌握——曾国藩到内阁，正式上任武英殿大学士，他先到诰敕房更衣，换上官袍顶戴、双眼花翎，到办公大案熟悉一番，然后，来到大堂，拜见众大臣：横列六张桌子，满人是东部三张，汉人是西部三张。曾国藩之办公大案桌，就是西部第一张。下属侍读中书等数十人，特地拜见曾国藩，三揖有礼。曾氏一一恭敬回礼……在这期间，曾国藩两次参加国宴，一次是正月十五，朝廷赐宴蒙古、高丽等“外藩”，曾国藩出席作陪。另一次是正月十六，这一次，是在乾清宫专门赐宴朝臣的，这是一次高规格的盛大宴会。当然，让曾国藩感到开心的不是菜肴，而是座次，在大臣们的位次排序中，曾国藩班列汉官之首，与满族大学士倭仁东西对坐于同治皇帝座前。这一点，让曾国藩感到非常荣耀。宴会的具体情况，曾国藩曾在日记中详细地加以记录，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怡然自得：

奕䜣（左）和文祥（右）

宝鋆

桌高尺许，升垫叩首，旋即盘坐。每桌前有四高装碗，如五供之状。后八碗亦鸡、鸭、鱼、肉、燕菜、海参、方孛、山查糕之类。每人饭一碗，杂脍一碗，内有荷包蛋及粉条等。唱戏三出，皇上及各大臣各吃饭菜。旋将前席撤去。皇上前之菜及高装饭，太监八人轮流撤出，大臣前之菜，两人抬出，一桌抬毕，另进一桌。皇上前之碟不计其数。大臣前，每桌果碟五、菜碟十。重奏乐，倭相起，众皆起立。倭相脱外褂，拿酒送爵于皇上前，退至殿中叩首。倭相又登御座之右，跪领赐爵，退至殿中跪。太监易爵，另进杯酒，倭相小饮，叩首，众大臣毕叩首。旋各赐酒一杯。又唱戏三出。各赐奶茶一碗。每赐，皆就垫上叩首。旋将赏物抬于殿外，各起出，至殿外谢宴、谢赏，一跪三叩。

1869年3月1日，曾国藩第四次在养心殿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这一回，慈禧太后主要问了曾国藩练兵和海防的打算，话语同样言简意赅。1869年3月4日，曾国藩从京城出发，去保定上任了。虽然这时南方已是春天，但在北方，还是一如既往的寒冷，尤其是北方的风，凛冽而肆虐，让曾国藩很不习惯。曾国藩一路巡视永定河水利设施的情况，对直隶的民情和农情有所了解。七天之后，曾国藩到达保定。3月28日，曾国藩在保定主持检阅了直隶六镇练军。当那些松松垮垮的禁军部队出现在曾国藩面前时，曾国藩简直是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天子脚下的这些部队竟然如此没有战斗力，这哪里是一支军队啊，分明连老百姓都不如，也难怪这样的军队在洋枪洋炮面前一败涂地，咸丰皇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只能弃城逃走了。想到慈禧对于自己的嘱托，曾国藩感到责任重大，在京城周围，只有这样一支堪称“豆腐渣”的军队，太后当然不放心了。

6月30日，曾国藩细细考虑了一番后，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奏请以湘军的军制来改造直隶练军。慈禧太后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阅同意。曾国藩全身心地投入到直隶新军的建设上来，他一方面奏请调湘、淮军将领前来训练直隶六镇的新兵，另一方面，核定直隶练军章程，以湘军军制全面取代绿营军制。按照曾国藩的计划，除调刘铭传一万余人做拱卫之师外，还需新添万人。曾国藩一方面在本地募勇，一方面制定《练军步队章程》、《练军马队章程》等，全力练兵。到1870年5月，曾国藩的部队建设初见成效，一万多新军经过训练之后，变得有模有样，直隶的治安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与此同时，曾国藩亦全力投身到千头万绪的事务中去。虽然曾国藩对于直隶的生活一直不是太习惯，感觉北方的风过于干燥，风大得时常扬起沙粒，吹得人睁不开眼，厉害的时候，就好像屋瓦上跑过一群小鸡一样。但曾国藩还是经常冒着这样的大风，深入到直隶广袤而穷困的农村当中。在直隶那几年，曾国藩操心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直隶水利工程的兴修了，尤其是永定河水利工程，一直是曾国藩重点抓的一个项目。除此之外，直隶吏治一向以疲沓著称，曾国藩重点突破的一件事情就是清理积狱旧案。曾国藩精心推敲撰就了一副对联，亲题于督署大堂楹柱之上，以示与全省官员共勉：

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

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对于直隶的吏治整治，曾国藩到任后接连烧了“三把火”，亲手制定了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又制定了《清讼限期功过章程》，列出一系列赏罚细则，一次就参劾了玉田知县许春田等十一人，同时表彰了大名知府李朝仪等十名贤员，以示彰贤罚劣，严格分明。直隶吏治的整饬很快见到了成效。为了阐明自己的思想，到了直隶之后，曾国藩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在文中，曾国藩开列了当时最讲中庸之道的学者们公认的四门学问，让全省上下务必学习领会：一是经过自我修养而获得的“义理”；二是考据；三是辞章；四是经世致用之学。除此之外，曾国藩颁布了很多有利于当地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政策。在曾国藩看来，一个地方的教育是最重要的，如果直隶能够在教育上达到两江一带的水平，那么，无论是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直隶都会有相当大的提升。

由于曾国藩的直抓亲管，直隶在不长时间中，军事、吏治、民政、教育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各项工作的改进，并没有给曾国藩带来实质性的快乐，甚至还引发了他更深的消沉。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这一段时间，因为一直忙于事务，无片刻读书时间，做官如此，真是味同嚼蜡。曾国藩这样的想法当然是由衷的，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在保定，曾国藩几乎没有什么真正谈得来的朋友，直隶总督府的那些官员们，在短时间内经历了刘长佑和官文两任总督后，对于上司的频繁调换，显然多长了一个心眼，对曾国藩，一个个都毕恭毕敬的，也谈不上跟他谈论什么肺腑之言了。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难免会觉得孤单。两江总督府的那些幕僚，一开始，并没有跟他一起来，身边没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对于曾国藩来说，无疑度日如年。除此之外，可能是由于水土不服，曾国藩感到身体越发地虚弱了，他不时头晕目眩、焦躁难耐，甚至连自己很多年养成的静坐习惯都无法坚持。多年来，曾国藩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每次重大事件决策之前，曾国藩都要焚香盘坐在榻上，闭目凝神，让杂乱的心绪如尘埃一样纷纷落下，然后，努力让内心归于宁静，在冥冥中，获得一种恩赐和力量。对于这一点，曾国藩自己也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曾经形象地自我阐明说：神明好比太阳的升起，人的身体则如同鼎一样，立地不动。这两句话应当遵循；只是心到静极时，毫无喜怒哀乐，身体寂然不动，毕竟还没体验出真正的意境，只有封闭潜藏到了极点，才曲曲折折地逗引出来一点生气，如同冬至时节的一阳初动；坚贞不移，是为了有始有终，等春雷一响再开启出土，谷类的坚实，是为了做始播的种子，不能为种子的谷，不能说是坚实的谷。此中并无满腔的生意，如果万物的循环终始都放在心中，就不可以说到了至静的境界。然而，静极生阳，似乎是生物的一点仁心吧。气息静极，天地生物之心不息，这难道不是可与天地相比的至诚吗？颜子三个月不违仁，则可以说是洗心退藏到静极的境界中真正快乐的人了。

1869年初夏，曾国藩将自己的家眷接到了保定。曾国藩调到直隶，家眷留在金陵总有些不太方便，因为欧阳夫人哮喘病严重，曾国藩唯恐她待在北方不太习惯，所以打算安排家眷们回湖南老家的。但欧阳夫人表示还是想在金陵静养一段时间之后，再北上来保定。欧阳夫人真是贤淑认真，署中养病期间，一直督促儿媳及女儿每日严格按照曾国藩所定的“功课单”作业，自己也以身作则，参与“衣、食、粗、细”四事，在署中，继续耕种曾国藩亲手开辟的一块菜地。孰料当年夏天，欧阳夫人因为吃了过多自己所种的南瓜，右眼看不清东西。在直隶的曾国藩获悉后，连忙从保定请了一个医生赶到金陵，为欧阳夫人治病。哪里知道，这医生纯粹是一个牛皮大王，欧阳夫人不仅右眼没有治好，不久，连左眼也失明了。欧阳夫人一行到了保定府之后，曾国藩稍稍有点宽心，悲喜交加的是，这一次来保定的，竟然全是病人——欧阳夫人双目失明；曾纪泽在路途之中，因用药所误，得了胃病；孙儿孙女在路途上，也患病发烧……一家人好不容易安定下来，曾国藩独处寝室，非常郁闷。当天，曾国藩在日记中写下了“满室呻吟，殊觉愁闷”的无奈之词。

好在这一次与家眷同来的，还有曾国藩非常信任的幕僚赵烈文。也许是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知音了，或者是，曾国藩正处于忧苦之中吧，曾国藩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跟赵烈文打开了话匣子。他的言语非常坦率，听得出来，对于这个没落的政权，曾国藩已不抱什么希望了。曾国藩向赵烈文谈到了自己对于两宫皇太后的直观认识和评价：

两宫（指慈安、慈禧两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指奕䜣）、文（指文祥）、宝（指宝鋆）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即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即宝鋆）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

曾国藩的这一段话，完全是他的真实想法。如果说曾国藩两年以前在与赵烈文的谈话中，还吞吞吐吐不愿暴露自己真实想法的话，那么，现在的曾国藩因为对于时局已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已不再对这个朝代抱有希望了。在曾国藩看来，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熟读《红楼梦》的曾国藩感到这个貌似堂皇的王朝就像书中的大观园一样，尽管表面上一派繁荣，红红火火，但骨子里，已腐朽坍塌，濒临死亡，颓势已远远超出自己原来的预料。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人可以力挽狂澜，自己不行，别人也不行。曾国藩想不透彻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貌似强大的政权，为什么说颓败就颓败下来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曾国藩唯一感知的就是，天地之间的变化太大了，这个腐朽的政权已踩不到步点，明显地被抛弃了。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希望，就是如何使屋檐下的苍生百姓少遭一点罪。《红楼梦》上反复强调“好了好了”，这个世界也一样，如何“好好地了”就变得迫在眉睫。实际上也不仅仅是这个朝代，作为这个朝代的一员，自己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

极度清醒，心灰意懒，晚年的曾国藩就是以这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世界的。痛苦而多虑，让来到直隶之后的曾国藩身体每况愈下。一个人如果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变得心若死灰的话，那么，他生命的火焰离熄灭也就不远了。

不久，曾国藩遭遇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变故。那一天傍晚，正在书房读书的曾国藩想弄清一个典故的出处，他站了起来，突然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双膝一软晕倒在地板上。等醒来后，曾国藩发现身体陌生得简直不像是自己的了，右手右足麻木，费了好大劲也无法从床上坐起，连说话也嗫嚅不清晰了。从朝中赶回的儿子曾纪泽告诉他，中医已经查明，说是肝病。医生诊断曾国藩的致病之源在于“焦劳过度”，右目失明和眩晕都是由肝病引起的，治疗之法只有滋补肝肾悉心静养。曾国藩只好向朝廷请假，安心在家服药静养。也可能是中药吃得太多吧，曾国藩又感到胃极不舒服，食欲不振，精神困倦，体气虚亏，只好再次向朝廷请假一个月。其实现在说起来，这哪里是肝病呢？分明就是典型的高血压症状，但那时候的中医医典中，是没有这样一个概念的。曾国藩一直是被当作肝病来进行医治的。

病榻上的曾国藩不由情绪怆然。曾国藩并不是一个不在乎身体的人，甚至，在这一辈子当中，他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身体。曾国藩一直恪守庄子的名言：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要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身体，要将自己的身体当作生病来调养；治理天下，也是同样的道理。当年，东坡居士也一直遵行这个道理。曾国藩甚至在生病时，都尽量避免吃药。在曾国藩看来，药总是有三分毒的，吃药，也就是吃毒。可让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最谨慎对待的身体，却阴差阳错出了问题。人生就是这些无是无非，无薄无厚。想到这里，曾国藩感到失望极了，也沮丧极了。

1870年4月，曾国藩的病已变得相当严重了，他的左眼视线更模糊，右目已完全失明了。躺在病榻上的时候，曾国藩已经意识到死亡的临近了。曾国藩没想到的是，死亡竟来得如此迅猛，而他似乎一点准备也没有。他在想的是，自己这一辈子是被战争耗去了，这该死的战争，耗去了他那么多时间，耗去了他那么多精力，也耗去了他的生命……他还有很多事情没做，甚至，还没有想清楚怎么去做呢！

人的生命，为什么竟然如此短暂呢？

1870年的冬天，保定城下了历史上一场罕见的大雪，雪一直纷纷扬扬下着，一直到五天之后，雪才停了下来。雪霁之后，曾国藩坚持走出屋子，走向了雪原，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雪，听着脚下传来的滋滋的声响。在这种近乎自我放逐的散步中，曾国藩体验并陶醉于生命的荣光，而他在雪地里走的每一步，都是那么吃力，那么决绝和悲壮。这位传奇性的大儒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只能力求自身的完满了。虽然他的身体已变得相当孱弱，但在精神上，曾国藩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他对于这个世界仅存的道德要求。在曾国藩看来，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神明的，这个神明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世界的规则和道理。这个世界的运转，就是符合这样的道理和规则。对于神明的崇敬，最根本的，就是坚守规律和道德律。在短暂的生命当中，曾国藩唯一值得自豪的，就是对于神明的坚守。在他看来，生而为人，把自己陶冶得尽善尽美，是最重要的事情，也是符合上天的意旨的。一个人如果能达到道与德的完满，那么，他必定会离神明很近。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人必须时刻以自己的意志来对待自己的惰性，探求神明，不能松懈。否则，在这场战争中，愚蠢就会重新占据上风，自我就会败下阵来。这场战争，就是人与某种规则的对抗，是自觉的争斗，也是人性的迷藏。如果人的存在带有着某种使命的话，那么，这样的行动，本身就是某种使命，它的过程，会让人生更有意义。

老年曾国潘

曾国藩的世界就是这样沐浴在无所不在的普遍性之中。这个普遍的东西并不只是横向的，它同时也是纵向的。它把无生命的物质通过大地，由低级到高级的生物、人们身边豢养的家畜、感官、肉体、灵魂，一以贯之地链接起来，然后，让它们生机焕发。在曾国藩看来，那就是“道”，不可改变，也不可颠覆。在“道”面前，灵魂只不过是肉体的一次呼吸——的确，曾国藩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一种虚无，一种实实在在的虚无。

第十三章　白云苍狗

曾国藩是应慈禧的旨意来到天津的。

从接到上谕那一刻起，曾国藩就有着一种浓烈的不祥兆头，自己身体如此衰弱，慈禧让他来处理天津教案这个棘手事件，很明显是别有用心的。虽然朝廷一开始以试探的口气在谕旨中询问曾国藩：你最近的身体怎么样了？可以处理这件事吗？但曾国藩知道，这件事情自己无论如何是推脱不了的，朝廷就是要让他出面处理此事。曾国藩的回答是：身为直隶总督，天津发生闹事，我怎么能不管呢？他还引用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悲壮诗句自勉。当然，这些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曾国藩隐隐约约地知道，事到如今，自己是很难躲得过这一劫的。

对于慈禧，曾国藩充满敬畏。虽然只是在京城时见过几面，但看得出来，这个女子聪明无比，洞察力很强，也心狠手辣。曾国藩曾在私下里把她跟汉时的吕后、唐朝时的武则天相比较，曾国藩的结论是：比较而言，汉时的吕后是狠，凶残无比，她可以毫不迟疑地杀掉韩信、陈郗，就足见她的凶狠；而唐朝时的武则天呢，霸气十足，气吞万里如虎，更像一个男人，她甚至有着汉魏武帝的风格，胸襟博大，极具个人魅力。相比较而言，慈禧，这个江南小女子，倒是聪明伶俐，也最具有女人味，她善于运用女人的手段和方式来办事，在轻描淡写和风细雨中，达到她的目的。当然，这个女人同样是颇具胆略的，几次关键时候的先下手为强，就可以看出她的心机和果敢。曾国藩自认对于慈禧的心理状态还是了解的——身为孤儿寡母，疑心病会尤其重，如果一意识到危险，肯定会先下手为强。从总体上来说，慈禧一点也不比吕后和武后差，但这个女子是否成大器，就看这个时代的机缘了。

想到这里，曾国藩不由苦笑了，毕竟，都是属羊的。都说属羊的人命苦，看来是真的，自己就是一只苦命的羊啊。自己这头老羊正被一只年轻的母羊驱赶着，就要去赴汤蹈火。当然，这一只“母羊”也很命苦的，一对孤儿寡母看守着这摇摇欲坠的山河，也的确不容易。曾国藩唯一担心的就是“借刀杀人”，弱国无外交，在这样的外交冲突中，自己很可能因此而身败名裂。曾国藩知道这个时代最敏感的就是中外国民的交往问题。一个曾经的泱泱大国，颜面尽失之后，子民们当然是满怀愤懑，当这种愤懑从一个出口喷薄而出的时候，哪里会有什么理性呢？往往造成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引发事端。这时候，朝廷就会从中找一个替罪羊，本朝的林则徐、琦善等等，不都是这样的命运吗？如果流放，结局还算好，怕就怕给朝廷下手的借口。此次去津，最有可能的，就是去当这样一只祭祀的羊。

对于“教案”一事，曾国藩并不陌生，曾国藩清楚地知道，“教案”的屡见不鲜，跟中国百姓的大众心理有关。鸦片战争之后，一个泱泱大国在与洋人的对局中屡屡失败，使得各界人士尤其是普通大众积淤了强烈的忿恨情绪；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越来越公开化合法化也招致了人们的不满。更令中国人气愤的是，对中国道德伦理一知半解的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内地的地方事务中逐渐拥有了相当的特权：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他们在中国土地上触犯了法律，只有他们的“领事”才有权“按照他们的法律”进行处理，这实际是纵容传教士们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那些一开始对中国国情不了解的外国传教士很快就学会了清国的等级制度，他们和清国的官员一样，也分成若干等级，开始与清国的官员们平起平坐。教会中的主教官职相当于清国的一品大员，与总督与巡抚平级；副主教与清国的司、道平级；神父和牧师则与清国的知府、知县平级。这样，教会实际上也就成了另外一个政府，甚至有些人要求中国的百姓见了外国传教士，同样也要下跪磕头。除此之外，那些先行入教的中国地痞流氓，恃洋人为后台，为非作歹，更让人们横眉冷对。有了这样的大众心理，也难怪那些百姓们会对教会群起而攻之。这些年贵州、广西、山西，都发生了很多当地人与洋教士冲突的“教案”，在这样群起而攻之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人胡乱泄愤。中国人人多势众，吃亏的，当然都是那些洋教士们，在教案中，教士屡屡被杀被打，教堂也被烧毁。曾国藩清楚地知道，民众只要一聚集在一起，有些事情根本就无法控制。人心当中那些复杂无比的情感和动机，又如何能把握住呢？结果，只有天知道了。

接到上谕之后，曾国藩好长一阵子都在发呆。他清楚地明白，此次去津，完全可能有去无回。对自己这衰病之身，曾国藩倒是无甚留恋；官居一品，封侯拜相，也无甚遗憾了。他最牵挂的就是两个儿子，担心他们今后若不能好好地立身处世，曾氏家族也会有一天突然败落。这样的事，对于名门望族来说，几乎不可避免，否极泰来，泰极否来，一切都太正常不过。曾国藩唯一希望的是曾家败落的时间能稍稍长一点。当天晚上，曾国藩又给儿子们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写停停，一直写到鸡鸣之时才完成。总算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曾国藩感到释怀不少。这封信一如既往地饱含了曾国藩的忧郁和担心：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余历年奏折，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予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所作古文，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将欲立品，先去求心。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尔辈以后居家，要痛改衙门奢侈之习，力崇勤俭之德。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当视叔如父，视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诸弟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相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1870年7月8日，曾国藩抵达天津。那段时间，因为教案的爆发，这座城市就像发了高烧一样群情激愤。曾国藩的到来，似乎更加剧了地表的温度。大街小巷都在议论曾国藩将会怎样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一些人对于曾国藩寄予了厚望，一些人依旧是怀疑，而更多的人则是麻木不仁、幸灾乐祸。这个滨海的新城市在长时间与洋人打交道时所吃的哑巴亏，几乎让每一个人对于朝廷感到悲观失望。人们都用一种陌生的眼光看着这个传奇性的直隶总督。当曾国藩从轿子中走出，缓缓地踱着八字步迈入通商大臣府的时候，在府外，围观者人山人海。当地很多平民和士绅都试图跟曾国藩见面，借以表达自己的看法。曾国藩一一接见了他们，耐心地聆听了他们的阐述。当年那个身材修长喜着紫衫的儒雅青年，如今已高颧突出，神色疲惫而昏瞑，他的一只眼睛已没有光亮了，只有一只眼睛，睁闭之间，不时发出一道精光。

没到天津之前，曾国藩就已将教案的前因后果基本弄得一清二楚了。一番聆听之后，曾国藩更加了然。一切都在曾国藩的预料之中——起因，并不复杂，复杂的是事件过程中的节外生枝，以及结果的无法控制——关于“天津教案”的一些具体细节，众说纷纭，相对一致的说法是：春天的时候，天津不断发生迷拐幼童案件，官府抓获了拐犯李所之、武兰珍，这两人交代，他们的迷药是从教民王三那里得到的。于是，社会上纷纷传说，罪魁祸首就是法国教堂，那些穿着黑色大袍的传教士们，躲在那个有着尖尖屋顶的房子里，把中国婴儿剜眼掏心，制成药材，然后贩卖到自己国家。与此同时，法国天主教堂的婴儿因为瘟疫流行，照顾不周，导致中国婴儿死亡三四十人，尸体溃烂。于是，人们涌向官府，要求官府彻查。在这种情况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天津道周家勋等会同法国领事丰大业，对武兰珍进行了审讯。武兰珍在审讯过程中，供词破绽百出。天津知府张光藻带人初查无法落实之时，围观百姓与教堂因口角发生冲突。法国天津领事丰大业带人闯入三口通商衙门和天津知府衙门，要求通商大臣崇厚、天津知府张光藻带兵镇压，遭到拒绝后，丰大业竟然开枪恫吓崇厚。行至狮子林浮桥时，丰大业又对遇到的静海知县刘杰开枪射击，打死了挡在前面的家人刘七。百姓被激怒了，他们一拥而上，乱拳打死了丰大业以及秘书西蒙。紧接着，似乎全天津的人都涌来了，形势变得无法控制，愤怒的人群放火烧毁了望海楼教堂，杀死神父两名；又到仁慈堂，杀死修女十名。在此之后，大队人马又闯入法国领事馆，杀死两人。而在同一天，天津群众还在其他地方，杀死法国商人两名、俄国人三名、中国人三四十名，焚毁英国和美国教堂六座。暴乱就这样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在这次事件中，共计打死外国人二十人。法、英、美、俄、德、比、西七国联合向清廷提出了抗议，并且调遣军舰到天津海口及烟台一带示威，放言将天津化为焦土。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惊慌失措，一面自行请罪，一面奏请朝廷速派通晓洋务的大臣到天津扭转局面。

曾国藩是在处理过程中才发现艰难的。一踏上海河之滨，曾国藩觉得天津所有的目光，并且，不完全是天津，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曾国藩感到如芒在背。因为有扬州处理教案的经验，曾国藩想把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下车伊始，曾国藩立即颁布了自己亲拟的《谕天津士民》告示。告诫天津士民要将好义刚强之气引入正道，对教堂传闻要查访确实，不可以忿报忿，以乱招乱。十载讲和，得来不易；一朝激变，荼毒百姓。对于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卧薪尝胆，奋发图强。7月17日，法国公使罗淑亚抵达天津，曾国藩在与罗淑亚进行了首轮谈判之后，先向法国人表示了自己的“诚意”：将扣犯武兰珍和犯罪教民王三立即释放，将天津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三人革职。随后，曾国藩悄然使了一招“暗渡陈仓”之计，批准张光藻和刘杰暂时请假离津（一往顺德、一往密云）。曾国藩是想先表示一种姿态，缓解一下对方的愤怒，然后把事情对付过去。很快，曾国藩发现自己的想法太简单了。法国人似乎铁了心要将事情闹大，他们对于这一处理明显地表示不满意。

英国使团的船只到达天津

7月19日，法国舰队抵达大沽口。大军压境之下，法国谈判者的胆子似乎更壮了。罗淑亚强烈要求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直隶提督陈国瑞处死。罗淑亚提及陈国瑞，颇让曾国藩感到意外。原来罗淑亚认为，正是由于陈国瑞的直接煽动，才有如此严重的后果。这个陈国瑞就是当年僧格林沁的部下，在剿捻时，一度在曾国藩手下，并且，还因为跟刘铭传冲突之事受到曾国藩的多次警告。教案爆发那一天，陈国瑞从浙江调往直隶，正好路过天津，遇见了百姓在暴打洋人，陈国瑞一时痛快，也忘了自己的身份，在旁大叫：“杀得好！”也加入了队伍当中，并且担当了指挥者。于是，法国领事馆便将陈国瑞也列入了名单，认为作为一个地方官，如此煽动闹事，也该处置。对于罗淑亚蛮横的要求，曾国藩当然理直气壮地加以拒绝，曾国藩只同意将张光藻和刘杰押送到刑部治罪，至于陈国瑞，纯属是看热闹，定什么罪！在曾国藩看来，中国的官员只能由朝廷治罪，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法国人不能欺人太甚。

那一天，曾国藩和崇厚商议了很久，他们绞尽了脑汁，也商量不出一个好办法。曾国藩急了，他知道，如果要打起仗来，京城一带驻军空虚，哪里是法国人的对手呢！当年道光帝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又同意他以武力回击英国人的武装侵略，但后来仗打败了，道光帝又把责任推到林则徐身上，将他革职充军。道光帝号称圣明，颇想有所作为，尚且如此出尔反尔，更何况现在的寡妇孺子，那是更不会承担责任的。如果战争失败，自己肯定会成为把国家推进灾难中的罪魁祸首，灾难深重的国家也会遭受更大的损失……想到种种后果，曾国藩与崇厚相对而泣。这个时候，曾国藩思绪万千，即使是当年与太平军的战斗到了最困苦最艰难的时候，曾国藩也没有乱方寸，但这一次，曾国藩的确是有点乱了。他最担心的一点是，因为自己处理失当，从而招致战争。自己的一世英名是小，要是清国再遭涂炭，他将因此背上沉重的枷锁。曾国藩无路可退了，他不得不为避免战争而妥协。曾国藩几乎是发疯了似的责令下属搜寻事件中的激进分子，同时将原先安排回老家休假避风头的张光藻和刘杰也收审起来。一切都是无奈之举，曾国藩只得这样做了。

7月20日，罗淑亚来见曾国藩，再次向曾国藩发出最后通牒。罗淑亚的口气非常蛮横，坚持要杀张光藻、刘杰和陈国瑞三人，与此同时，提出的要求还包括：在教案中，外国人死了二十多人，因此中方也必须杀掉同样数字的案犯。曾国藩严词拒绝了。罗淑亚见目的没有达到，拂袖而去。

曾国藩不得不进行两手准备了。在继续谈判的同时，他开始奏明朝廷，调集军队准备战争，万一谈判破裂，必须做好打仗的准备。曾国藩向朝廷建议，调集军队汇聚京津附近。这个时候，曾国藩的湘军已裁撤殆尽，所剩下的刘松山部以及左宗棠部都在西北镇压起义；李鸿章统率的淮军也赶赴陕西支援。唯一能调往天津进行防御的只有驻山东章丘的淮军刘铭传部以及曾国藩本人在保定新练的两千多人马。于是，曾国藩接连致函朝廷，要求将李鸿章和刘铭传的军队移驻京津附近以防不测，并致信刘铭传，让他火速带兵赶到天津附近。很快，刘铭传的九千兵马赶到了天津附近的沧州。

与此同时，在法方的强硬态度之下，曾国藩在初步请示朝廷之后，违心地答应了法方的要求。7月21日，曾国藩将与洋人议定的结果报告给了朝廷：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赔偿法、俄、英、美四国损失和抚恤费五十万两白银；以杀人罪抵偿洋人死亡数处死民众二十人，以抢劫和伤人罪判处充军杖徒二十五人。在这份奏折中，曾国藩还详细地报告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臣等伏查此案起畔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牵涉教堂，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之语，遂致积疑生忿，激成大变。……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提贴虚实辨明白。此次应查挖眼剖心，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其事。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分析了天津士民积愤的原因，即所谓“五疑”，即：一、教堂大门终年关闭，神秘莫测，房屋皆建地下室，疑为囚禁幼孩之用；二、中国人民至仁慈堂治病，恒久留不出；三、教士为濒死者行洗礼，被疑为送入堂内皆见入而不见出；四、母子同在堂内，经年不得相见；五、堂中死人过多，掩埋多在夜间，又有二三尸一棺者，胸腹先腐，于是浮言大起。鉴于此，曾国藩请求朝廷明降谕旨，宣布从前反教檄文揭帖所称“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诬”，“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

让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内阁在发抄请各位大臣议事时，将“五疑”的关键内容删掉了许多，这样看起来曾国藩的态度完全是一边倒。因此，大臣们在读到曾国藩的奏折后，群情激愤，朝野大哗，那些遗老遗少们一个个号天叫地。7月23日是一个无比炎热的日子，慈禧、慈安与同治在乾清宫召集御前会议，商议曾国藩的意见。参加会议的有惇亲王奕琮，大学士官文、瑞常、朱凤标、倭仁，军机大臣奕䜣、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御前大臣奕、景寿、伯彦讷谟祜，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毛昶熙，弘德殿行走徐恫、翁同龢、桂清、广寿等——看看这些人的名字，就会知道讨论的结果了。会议的气氛紧张异常，原本慈禧和慈安一直是“垂帘”听政的，但这一次，不知是天气炎热还是一时忘了，两太后的帘幕都没有放下。众多的朝廷大臣，除了认为曾国藩办事不妥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建议，只是在那里空谈要对得起民众。商议的结果，还是没有什么办法，只好默认了曾国藩的处理意见。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因为天气炎热，每一个与会者都汗流浃背。而且，他们的心情变得更糟，一个个长吁短叹。

总理衙门大臣（左起）：沈桂芬、董恂、毛昶熙

很快，在天津的曾国藩接到了上谕，对于此项结果，朝廷没有明确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是堂而皇之认为处理事宜，一定要使老百姓心服，“始能中外相安也”。朝廷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对于曾国藩办事不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奇怪的是，关于天津教案的处理意见尚没有公布，就透露出去了。舆论大哗，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已是一片反对声。尤其是民间，人们奔走相告，群情激愤。情形对曾国藩越来越不利了。在京的一些湘籍官员联名致书曾国藩，对其大加抨击，更有激进者，还跑到北京的湖南会馆，将所有书写曾氏科第官阶的匾额一并拆除，并要求开除曾国藩的会籍。与曾氏交往多年的倭仁，也送书给曾国藩，要跟他绝交。

面对此突如其来的变化，曾国藩如坠烟云。他先是悲伤，随后，就是失望。曾国藩没有想到他的决策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应，更何况，意见还处于向朝廷请示阶段，并没有真正地付诸实施。现在，曾国藩觉得此事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他的预料。那些朝廷的遗老遗少们，可以毫不吃力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可以堂而皇之地说着大话以及缝隙很大的官话，但结果呢，所有的责任都不在他们身上，背负这一切的，只有自己濒临腐朽的身躯。作为当事者，曾国藩当然力求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不仅仅是本方能够接受，对方同样也要接受。但在如此国力之下，奢望根本无法得到保证。如果事情不能得到解决，吃亏的只能是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曾国藩决定豁出去了，不管怎样，尽人事，听天命，他要全力避免这场战争的爆发，哪怕是委曲求全，也不能让这场战争打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一直与李鸿章保持着热线联系。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对于外事相对熟悉，有经验；而且胆大心细，有谋略，有手段。曾国藩多次去信给李鸿章，向他咨询处理的方法。李鸿章告诉曾国藩，“洋人论势不论理”，对于法国人，退让得缓慢进行，不能退得太快。再一点就是，如果法国人铁心要打仗的话，也不要怕，法国毕竟是欧洲列强当中比较弱的，而且欧洲各国矛盾众多，可以有效地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针对罗淑亚所提的要单方面惩治“天津教案主犯”的问题，李鸿章的意见是，不妨由中外大员一起审讯那些“罪犯”，如罗淑亚交不出证据，自然不太好定罪。然后，就可以将法国人拖住。李鸿章的意见，让困境中的曾国藩如获至宝。这时候的曾国藩也想不出什么好计策了，他没有照会法国人，只是尽量地等待观望，他开始考虑拖延的办法了。

在处理天津教案的那一段时间里，曾国藩很多天都无法合眼。压力的倍增，使晚年的曾国藩明显感到力不从心。并且，由于连日的操劳，曾国藩的高血压病又犯了，呕吐不止，茶饭不进。更可怕的是，因为长时间休息不好，曾国藩又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经常神经过敏，想得太多。赵烈文说他是用心太多招致心力不够，所以无法入眠。曾国藩故作轻松地说：睡不着觉更好，我的生命就比别人多一倍时间。尽管在表面上故作轻松，但曾国藩还是知道自己力不从心。7月24日，曾国藩以身体不支为由，奏请朝廷另派大臣来天津协助查办教案。朝廷指示江苏巡抚丁日昌赶到天津，协助曾国藩办案。由于丁日昌一时赶不到，朝廷只得让工部尚书毛昶熙先去天津。8月1日，毛昶熙来到天津，会办教案，随行者还有侍讲吴元炳、员外郎刘锡鸿、总理衙门章京陈钦、恽祖贻四人。

丁日昌

8月2日，一个好消息传来，早在7月19日，在欧洲爆发了普鲁士和法国之间的战争。曾国藩非常高兴。如果一切属实的话，那么，法国将无力跟中国开战，天津教案的对峙局面必定会解除。当天，曾国藩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法国公使第二次照会，欲杀府县。余坚执不允，渠无如何，顷于初九日回京，将与总署商办。闻布（普）国与法国构兵打仗（自注：此信甚确），渠内忧方急，亦无暇与我求战，或可轻轻解此灾厄。”这时候的曾国藩已经黔驴技穷了，他只乞求上天有眼，在此关键时期，助自己一臂之力。

8月10日，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来到天津。很明显，赫德此行的身份是法国与中国谈判的调停人。曾国藩会见了赫德，同样跟赫德说了一些堂而皇之的话，他让赫德传话给法国人，说：“中外修好，必以百姓相安为要。津郡为入京要冲，各国皆有驻京公使，洋人络绎往来，若办理太过，令津民冤愤不平，实非永远相安之道。”他还指出：法国人要求中国官员抵命一事，万难允许，只能查办有关凶手。赫德当即表示愿意向罗淑亚转达曾国藩的意见。8月16日，曾国藩再次接见了赫德，这一次的话题还是跟上次一样，赫德向曾国藩转达了当前的压力，法、俄等国再一次表示不肯罢休。与此同时，朝廷的压力也在增大，因为抓捕凶手的进展缓慢，英法等国大为不满。英国公使威妥玛去了北京，直闯总理衙门，向朝廷递交照会一件，并在总理衙门大发雷霆。总理衙门认为，天津教案迟迟未解决，责任主要在于曾国藩。紧接着，朝廷又降旨，对于曾国藩办事的拖拉，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尤其对曾国藩批准当事人张光藻、刘杰请假，一个去了顺德，一个去了密云，十分不满。这时候的曾国藩再一次想退了，曾国藩萌生了由李鸿章来代替自己的想法。

赫德

8月21日，丁日昌赶至天津。同一天，刘杰也押赴天津。丁日昌是李鸿章一手提携的淮系洋务干将，性格和办事方面，都颇有李鸿章的爽利风格。丁日昌一到天津，便大张旗鼓地重建教堂，修缮育婴堂，同时命令道府县镇将五衙门，四日内各拿获四人，违者摘顶；同时密传县衙八班捕快，以重赏限期拿犯，逾期者严办。丁日昌的这些举动遭到了天津舆论的反对，丁日昌也不理会，继续大刀阔斧地推行。很快，有人攻击他是“丁鬼子”、“丁小人”；又有人四处张贴小字报，揭发他在江苏任上贪污受贿的事情。丁日昌一笑了之。丁日昌在拜见曾国藩时，专门为曾国藩请了两个洋人大夫，给曾国藩治疗头晕和眼疾。丁日昌劝慰曾国藩，天塌下来都不要管，一切都由他丁日昌顶着。8月28日，丁日昌的铁腕政策起到了作用，各衙门共拿获三十七人。到了9月中旬，总共抓获八十余人。因距法方要求三个月内缉出凶犯的期限迫近，丁日昌成立了专门的发审局，与曾国藩一起抓紧连夜审讯。对于丁日昌，曾国藩本来印象一直不太好，在两江总督的位置上，曾国藩一再听到有关他问题的传言。但这一回，曾国藩领略到了丁日昌的果敢和麻利，这还真是个人才呢！敢作敢为，独当一面。曾国藩这才明白李鸿章欣赏丁日昌的道理。也许，在乱世中，就应该有这样的无理和果断吧，很多事情都是赌博，也许，还真的应该快刀斩乱麻似的赌一赌呢。

8月底，是送张光藻和刘杰进京的日子。虽然曾国藩知道周家勋、张光藻和刘杰主要是充当“替罪羊”，他们的审判，也就是做个姿态给洋人看。但是他们的命运究竟怎么样，曾国藩也无法断定。一直卧病在床的曾国藩思前顾后，决定筹一点款子给这几个人的家属，杯水车薪，聊以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意吧。这么多年来，一直克勤克俭的曾国藩几乎没有什么家产，思前想后，决定从自己仅有的两万两银子的养廉费当中拿出七千两来，救济这三家。转念又一想，三家平分，一家只有两千多两，也太少了。于是，曾国藩安排赵烈文去直隶总督府募捐。赵烈文去了一趟，很快回来了，这一行，一共筹募了一万三千两，全是直隶总督府的幕僚们凑的，没有惊动地方官，更没有惊动百姓。曾国藩让赵烈文把这两万两银子分送给三家后，稍稍觉得安心了一点。年纪越大，心肠越软，这样的慈悲心，连曾国藩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事情慢慢平息下来了。天津城算是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曾国藩的病也渐渐有了点起色。就在天津教案将要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金陵爆发了一桩离奇大案——接替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刺死。很快，又一个消息让曾国藩更为惊异：朝廷下旨，让曾国藩重任两江总督，负责查办这桩奇案；同时，将李鸿章由湖广总督上调任直隶总督，再次接任曾国藩的位置。

这样的旨意完全出乎曾国藩的意料。朝廷如此决定，可能是他们以为天津教案已经结束了吧；或许，是因为他对于两江的情况更为熟悉？不管怎么说，曾国藩知道，这样的决定，等于向外宣告：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事件失败。虽然曾国藩对很多事情处变不惊，坦然受之，但这样的变动，还是让他落落寡合。李鸿章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也是他的学生，对于李鸿章，曾国藩再了解不过了。曾国藩相信李鸿章能将天津教案的事处理好。虽然曾国藩对此事所造成的沸沸扬扬一直不太开心，对于结果，也很无奈，但曾国藩对这一切，还是认了。很多事情，当局面无法控制住时，就得牺牲掉个人的利益和名誉。换了谁，在这个位置上，也是要做牺牲品的……直到现在，曾国藩才明白，历史，完全是由不确定的因素所决定。后人在记载和撰写时，看起来那么信心十足，其实，完全是色厉内荏。其实，每一个隘口，都有着那么多的可能性，有那么多的陷阱和敌意。那些最后走到尽头的人，都是命运的宠儿。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宿命啊！

很快，李鸿章来到天津，与曾国藩进行了交接。看到李鸿章仍是一副风流倜傥的样子，曾国藩不由心生感慨。李鸿章还是比他洒脱啊，能拿得起，也放得下，不像自己，永远背负着沉重的包袱。这是曾国藩第二次正式与李鸿章进行移交了，而且，在外人眼中，都是他的事情没有办好，然后，朝廷令李鸿章来接替他。第一次，是1866年，当时曾国藩奉朝廷命剿灭捻军，出师不利，朝廷命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来接替曾国藩，然后让李鸿章回任两江总督。这一次，仍然是这样。曾国藩知道李鸿章的才干，对于李鸿章的为人，也十分了解。移交之后，曾国藩仍积极与李鸿章沟通。他们师徒之间，还是好沟通的，有些事情，只要说几句话，心里也就明白了；另一些事情，不说，心里也明白。曾国藩问李鸿章：可做好准备了？准备怎么跟洋人打交道？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耍起了幽默：“准备打痞子腔。”曾国藩听后很不高兴：这是代表朝廷啊，是代表国与国之间，怎么能“打痞子腔”呢！曾国藩当时就把脸一沉，批评了李鸿章两句。李鸿章见老师动怒了，慌乱解释，那是开玩笑的。曾国藩说，开玩笑也不行啊。李鸿章在老师面前还是谦逊的，李鸿章立即就说：学生记住了。

现在，这个濒海的城市再也没有曾国藩什么事了，甚至，在直隶乃至北方，都没有曾国藩什么事了。曾国藩觉得在直隶的这一年多时间里，简直如同梦游一般：练兵未完，办教案也不成，仅仅生了一场大病，然后，又稀里糊涂地离开了这个地方。尤其是这一次天津教案，从曾国藩到天津处理此案，一直到离开，只有短暂的两个月。可以说，曾国藩是在艰难困苦焦头烂额中度过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中，曾国藩费尽口舌，耗尽心机，充分领教了洋人的无理，也领教了同胞的蛮横。现在，终于可以离开了。让曾国藩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朝廷执意要找自己这样一个替罪羊呢？一开始就把李鸿章放在这个位置上不是更合适嘛？也许，朝廷的意思就是这样善变，就像一张女人的脸——这是典型的女人政治，多疑，怪戾，虚弱。曾国藩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这个女人要把他这把老骨头放在火上烤一烤，直到烤出异味来才放下。也许，她就是想毁掉他，毁掉一个神话，也毁掉一则文化的寓言——一个神话破灭了，一个榜样倒塌了，只有在别人的神话和传说破灭之时，自己的危险才会真正地解除。

曾国藩终于归位了。在努力将人生画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后，曾国藩想的是，如何在收笔的时候，尽力使这根轨迹变成一个圆。在天津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曾国藩最惦念的，就是家乡白杨坪了。对于家乡，以及家乡的父老乡亲，曾国藩一直怀有深深的愧疚，自己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白杨坪、湘乡乃至湖南那块红土地给予的。自己这一辈子，一直忙忙碌碌，前期博取功名，中期带兵打仗，晚年极度虚弱，对于家乡，实在无暇顾及，欠账太多。现在，曾国藩最盼望的，就是回到老家湖南，耕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然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愿望，很长时间里，一直埋藏于自己的内心深处，秘不示人，也秘不示己。现在，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大，这种愿望，终于如惊蛰后的蚯蚓一样，开始蠢蠢欲动了，并且，越来越强烈地向上拱动。这一辈子，曾国藩尽管如此喜欢学问，喜欢作文，但在他看来，自己从没有写出最好的东西，甚至，连一首好的抒情诗、风景诗、喧笑诗以及谐趣诗都没有写过。曾国藩给人的印象只是谨慎、冷静、冷酷、执著，甚至老谋深算、从容自得，其实，他的身上到处都是伤痛，可以说，涉世越深，就越感到恐惧和悲哀；恐惧和悲哀占据了他全部的生活，尤其是他晚年的生活。那是对于冥冥之中的恐惧，以及对于现实的悲哀。而他灵魂中真正的声音呢，却从没有机会酣畅淋漓地表达。现在，曾国藩很想躲到金陵或者干脆回归那个属于自己的小山村，去淋漓尽致地表达，去淋漓尽致地释放。当然，对于自己是否能够真正地表达出，曾国藩一点也没有自信，在很多时候，他甚至感觉到自己的江郎才尽。很长时间以来，身上的痂壳越来越厚，心灵也蒙上厚厚的尘埃。要想自由地表达，毕竟已不太容易了，也不太习惯了。不过一切都不是太迟，自己可能还有时间，曾国藩这样安慰自己。也只有在这样的自我安慰中，曾国藩稍稍地找到一点心理平衡。人生，就是这样失之桑榆得之东隅，哪里有那么完美呢？

这一年，按照中国传统，曾国藩六十大寿。还没到生日，朝廷就早早地派人来天津，给曾国藩送来了寿礼，有：御书“勋高柱石”匾额一面、福寿字各一方、佛像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吉绸十件、线绉十件……朝廷寿礼如此早早地送来，让曾国藩始料未及，这些，可能是慈禧太后对曾国藩以示安慰吧。女人的心，还是要细得多。曾国藩连忙上书谢恩，恳请皇上太后接见。圣旨很快传来：着来见。于是，曾国藩跟李鸿章告别，离开天津，到了北京。在京城，曾国藩又先后受到慈禧太后两次召见，这两次召见的地点仍是紫禁城的养心殿。慈禧太后先是问了曾国藩有关天津教案的处理情况，又关心地询问了曾国藩的健康状况，特别是曾国藩的视力，问得很细。曾国藩的回答是：“右目无一隙之光，竟不能视；左目尚属有光。”随后，慈禧太后又问了两江总督马新贻的一些情况，让曾国藩到了金陵之后，在南方同样要好好练兵。看得出来，朝廷是被人欺负怕了，对于练兵之事十分迫切，很想在军事上自强一番，以改变遭人随意欺凌的格局。

几天之后，曾国藩奉命在坤宁宫参加朝廷举办的宴会。盛大的宴会上，曾国藩再一次见到了慈禧太后，这是曾国藩第六次见到慈禧，也是最后一次。这时候的曾国藩已是身体佝偻、鬓毛尽衰，看得出来，一个人如此这般，怕是很难活到高寿了。当曾国藩蹒跚着向慈禧走来并行大礼时，慈禧连忙开口说平身，然后很亲切地询问曾国藩启程的日期，又一次嘱咐他到了南方后要好好练兵，尤其是水师，一定要好好训练。慈禧的声音婉转悦耳，态度和蔼可亲。曾国藩知道慈禧终于相信自己的忠诚了，不，不是相信忠诚，而是已确信这个人没有威胁了。在慈禧太后的眼中，这样一个病魔缠身的老臣，即使是想作怪，也没有体力和精力了。一条没有毒牙的蛇，当然是咬不了人的。

1870年11月7日，曾国藩悻悻地离开了京城，南下金陵。两年的时间，从北上到南下，他就像一只疲惫的候鸟一样，辛勤地，从起点出发，复又飞回到起点。可以说，天津教案让一个神话般的曾国藩倒下了。来北方之前，曾国藩是一个功勋卓越的曾国藩，是一个极受人尊敬的曾国藩；而现在，只剩下一个老而无用的曾国藩，一个视若犹怜的曾国藩。一个强大的专制统治是不需要其他榜样的，除了绝对的王权之外。天津教案的结果，让慈禧有意无意摧毁了紧跟在自己亮光后面的一道影子，也解除了一个潜在的危险。

从京城到金陵，一路上曾国藩走走停停，北方的冬天，平原上到处都是凛冽的风，干硬而粗鲁，曾国藩觉得赶路都变得艰难而无力了。11月16日，曾国藩赶到山东平原县境内，不知是当地县令不知道消息，还是有意怠慢他，到了必经地的腰站镇之后，竟没有人出面来接待。曾国藩见此场景，只好叹口气，自己安排住下，然后又买了食物。到了东阿县境内之后，曾国藩接到了李鸿章的信函，一个噩耗传来，他的长女纪静在湘潭婆家亡故。曾国藩不由老泪纵横。纪静还不到三十岁，六岁那年，由曾国藩做主，与湘潭人氏袁漱六的儿子袁榆生定亲。袁漱六当时跟曾国藩都在京城做官，彼此算是好友。1861年纪静完婚时，曾国藩已任两江总督，袁漱六已于两年前去世。纪静成婚之时，曾国藩只给了女儿奁资两百两白银。家人主张稍增纪静奁资，曾国藩坚决不允。纪静对于父亲的举动也很理解。过门之后，纪静严守妇道，克勤克俭，但丈夫袁榆生却放浪形骸，不务正业，甚至在娶纪静之前，先迎了一个小妾。与纪静成婚之后，曾国藩给袁榆生找了一个当差的事做，但袁榆生仗着曾国藩的关系，胡作非为，封民房，夺娼妓，带人打保甲局，俨然当地一害。有人向曾国藩告发，袁榆生惊慌失措，吞食鸦片自杀未遂。曾国藩一气之下，与袁榆生断绝了关系，但还是将女儿送到湘潭袁宅，毕竟，女儿还是别人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想象纪静的悒郁愁苦了，也难怪她如此短命。曾国藩不由陷入深深的自责中，他在日记当中写道：“不料儿女中有袁氏女之变，老境颓唐，不堪伤感！”

几天之后，曾国藩在济宁与从保定南下的家眷会合。亲人相见，谈起自己所经历的种种以及女儿纪静的死，自是一派唏嘘哀叹。然后，曾国藩一行登上了运河上的船只，乘船南下金陵。冬天的北方一片肃杀，船沿着运河的水面无声地滑行，四野寂寥，船桨击水的哗哗声更显旅行的乏味。整个路途中，一家人都缄默无语，各人都想着各人的心思。有时候，曾国藩从船舱里用一只尚好的眼睛看两岸的风景，迷离之中，更觉得这个世界的恍惚无常。这条像掌纹一样熟悉的河流，在他眼前变得陌生起来，陌生得就不像这个世界的河流一样。这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航线，不知道下一站真正要去的，是什么地方？终点，还是这个世界吗？此时，在曾国藩的内心当中，唯一像脆弱的灯芯一样维系光亮的，只剩顽强的道德了。在曾国藩看来，在有限的人生中，如何在道德上实现自己的完满，如何在立功、立德、立言的基础上，靠道德的完满来获取自己的青史留名，是自己最大的问题。在曾国藩的思想中，他越是觉得世界的荒谬，也就越觉得道德的真切。也许，在曾国藩的一生中，让他唯一真正顺从的，只有道德了。虽然在自己的深层次里，曾国藩也有过对于道德的抗命，诅咒它们是束缚心灵的锁链，但在更多的时间里，他又为这种锁链感到自豪。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曾国藩的内心深处，是有那种巨大吸附力的。这种吸附力，如集体无意识一样深入天下庶民之心，形成人们恪守的准则，也成为人们内心的渴望。在所有的东西都变得虚无缥缈的情况下，只有道德像粮食一样，仍旧实实在在。

后来，曾国藩听说了李鸿章处理天津教案的全部结果——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动，只不过，因为俄国人只索要经济赔偿，不要中国人抵命，精明的李鸿章便乘机将原定二十名死刑改为十六名，算是多保了四个人的性命，其他的，并没有什么变动。但就是这种改动，赢得了国人的一片喝彩。相比之下，曾国藩显得更难堪。曾国藩想想就觉得滑稽，他不由想起了那个“朝三暮四”的成语典故：一个耍猴人养了一大群猴子，渐渐地，觉得粮食不够了，耍猴人就跟猴子商量：以后你们的口粮要作调整了，早晨四个桃子，晚上三个桃子。猴子们大怒，纷纷把手边的石头捡起来砸向耍猴人，然后，又以绝食相对抗。耍猴人灵机一动，便很诚恳地对猴子们说，你们的意见我接受，现在，我们把早晨的桃子改为三个，晚上改为四个，你们看怎么样？猴子欢声雷动，一次尖锐的矛盾冲突，就这样解决了。

曾国藩不由苦笑：如果说那些民众们就是猴子的话，那么，自己又算是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是耍猴人，同时，又是猴子。只不过，是以另外的方式被那些耍猴者耍。其实，人生就是这样的简单吧，自欺，欺人，然后被人欺。这些，既是心甘情愿，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1870年12月，到了金陵后的曾国藩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对于这一次失败的经历，曾国藩一直耿耿于怀，在奏折中，曾国藩流露出明显的酸楚，也深切地检讨了自己。慈禧读着曾国藩的折子，心里也如打翻了五味瓶一番。一个人，如此自虐般地苛刻自己，是一种病态呢，还是一种美德？或者说，是一种病态的美德？而自己所做的，是刻意地摧毁权威，还是有意无意地“借刀杀人”？这一点，连慈禧也拿不准了。一切，似乎都是天意吧！人力，哪里敌得过天意呢！慈禧心中不由有一丝怜悯了。多年以后的夏天，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受命出任驻英、法大使，临行之前，两宫皇太后召见了他，慈禧把曾纪泽叫到面前，跟他谈起当年的天津教案事件，他们的一番谈话，可以说是暴露了各自的思想：

曾纪泽：中国臣民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慢慢地图自强，才能自济，决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恨。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

慈禧：可不是嘛，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是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曾纪泽：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致。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慈禧：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

慈禧的言辞当然堂而皇之。问题的核心在于：一个自私而专制的政权能够引领这个国家走向自强吗？并且，一个极端喜欢奢侈生活，把个人生活和爱好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人，是承担不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任的——当一些自强措施涉及到专制制度的根本利益时，所有的措施便会画地为牢；兴风作浪的，必然是一堆尸位素餐、因循守旧的腐朽人马。一个落后的政体，明显是承担不了自强重任的。

回到金陵后的曾国藩像一只疲惫不堪的鸟一样，终于无奈地落下脚来了。他的身体已全然飞不动了，只能依靠自己的记忆苟延残喘。他开始回忆一生飞翔过的地方：白杨坪、湘乡、长沙、京城、衡州、岳阳、武昌、南昌、安庆、金陵、徐州、周口、保定、天津……那些曾经生活和盘桓的地方，像是一张复杂的、密致的网一样，团团地罩住了他。他就这样莫名地，以生活的轨迹，与这些大大小小的地方结缘，然后系上一个死死的结。曾国藩一直反诘自己，如果身处盛世，以自己立功、立言、立身的表现，是足以青史留名的，问题是在这样的乱世，曾国藩能保住自己的名节吗？他从不敢想，也从不敢保证。自己的身后，一切都宛如一个巨大的黑洞一样，一切都是未知，一切都会天翻地覆，连永垂不朽的道德能否保证，曾国藩都没有确定的把握了。

1871年的某一天，在金陵的曾国藩看到窗外有一株他一直非常喜欢的白玉兰树，在乍暖还寒将要吐露花蕊之时，突然不明原因枯槁而死，曾国藩不由感叹人生和世界的无常。虽然最后一刻还没有来，但曾国藩早就准备好，时刻准备跟死神一道离去。在最后的时光里，曾国藩几乎停止了一切热情，残存于世的，只有怠惰、悲伤和冷漠。此刻的曾国藩，已是越来越直接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就像一处四处漏风的老房子，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缝隙，冰冷的罡风呼啸着穿过。最后的日子里，曾国藩专心致志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写自己最后一份遗嘱了。这一份遗嘱，让曾国藩颇费一番脑筋，可以说这是对于自己一生的一份总结，也是对于自己做人的一份总结。也许，对于曾国藩而言，越是觉得回天无力，就越是寄希望于道德。现在，道德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他知道，要想身后名垂青史，道德的表率是至关重要的。至于其他，人们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在写这份遗嘱时，曾国藩感到自己的一生就像一个阴谋一样，那是精心设计的一个布局。只不过，这个布局不是自己设计的，而是不可捉摸的命运设计的。至于自己，只是当中的一个棋子。一个人的一生，就那样迷失在棋局中，痛苦而绝望。痛苦的本质是什么呢？还是因为苍凉。苍凉是什么呢？苍凉——就是超越痛苦的痛苦。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能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荻，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到了这个时候，对于曾国藩来说，死亡已成为一件自觉自愿的事情了。一个人，活到如此地步，就像围棋对弈，已进入一个死局，所有的落子都会变得无趣了。所有的东西，当成为一种无趣的格局时，还不如早点去结束它。该消失的时候，就应该消失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曾国藩心犹不甘地消失了。任何人的死亡，都像一滴水消失于河流之中，像雪花融入冰冷之中，一切都悄无声息。对于曾国藩来说，他的死，却更像一棵千年老树的死亡方式，那是一种孤独无比的死亡，也是一种倔强而无奈的离开方式。心先死，然后灵魂离开，身体再慢慢变得冰冷。这个人以一个倔强的姿势，宣告着不甘，让自己的一切，不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夜幕降临了，整个世界像眼睑一样闭上了。世界如此荒凉，也难怪曾国藩有一个荒凉的内心。可以让人断定的是，对于这个人来说，他留存在这个世界的唯一的痛苦，就是没有成为圣人。

尾声

世间的事情总是如此，只有死神方能解开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只有当一个人远去之时，内心世界才在烟消云散的同时昭然若揭。对于曾国藩，同样也是如此。只有当曾国藩远去之后，人们才意识到一个时代的远去，才慢慢领略到这个人内心的悲凉和无助。在这个人的一生中，自始至终，命运对他一直有着阴差阳错的垂青：赋予他使命，却不允许他去享受个人的喜悦；赋予他重担，却不给他健康的身体；让他壮怀激越，却将他放置在那样一个时代……命运从芸芸众生中遴选出这个貌不惊人的、缄默内向的书生时，显然一如既往地怀有某种恶作剧的幽默，让他勇于任事，承担责任，而他也是百折不挠，以一种使命感去贡献一切，乃至生命。命运召唤他，只为让他服徭役，而不是让他享受甘露；而当他进入死局之后，命运便弃子放逐，像垂手掷掉一枚废弃的棋子，没有感激，没有恩惠，更没有丝毫犹豫。当然，更让人感到悲壮的是，命运偏偏将他放置在一个江河日下的时代里，让他去力挽狂澜，让他去逆水行舟……也许，所有的一切，都如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就是如此不仁，如此别有用心——它想摧残的，不仅仅是人拥有的财富和所得，还有力量和信念，甚至，是人拥有的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它就是要让芸芸众生产生一种无助的荒诞感——也许，这就是命运对于人类的提醒和启迪。

历史总是有着宿命意味的。这样的宿命意味是指，历史从来就是无法复制，也无法克隆的，它永远只有一个结果，也只有一种可能性。就历史本身来说，它掌控不了自己；与历史依附在一块的人物也是如此。从绝对意义上说，历史与人类是没有关系的。历史本身的进退维谷，千变万化，与所携带的人类几乎无关。历史与人类的关系，更像是滔滔河水所携带的沙子，那些细微渺小的沙子，与河水是无法融为一体的。人类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甚至无法左右历史的细节。历史的宿命还意味着，人们在重温过去的历史事件时，一方面有着时间上的距离感；另一方面，又会因为自己的无力和渺小，顿生浓烈的羞赧和自悲。

就曾国藩来说，这个世界真正赏赐给他的只有一项内容，那不是业绩本身，而是由业绩赢得的声名鹊起。当然，这样的声名，在乱世当中显得短暂而落拓。以旧的标准来看，曾国藩所做的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完美，完全在道德律中——在道德中循规蹈矩，也在道德中熠熠生辉。这一点附带的困惑是：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所有的行动与言语都在道德之中的话，那么，该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天赋和定力呢？溯本求源的是，如果说道德律来自于上苍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就是上苍赐给人类的一座山峰；而如果道德律来自于人类的自欺的话，那么，这个人本身就是对于人类自身的欺骗——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哲学问题，当我们面对曾国藩时，所思同样如此。

在很多人眼中，曾国藩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集古今思想之大成的杂家”，“他吸收各家之长杂糅一体，以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治国的本领”。这样的判断，当然符合对曾国藩粗线条的勾勒。更进一步说，曾国藩应该是复杂的，他就像一幅油画一样，展示出的，应该有属于他的立体和阴影——他的主体思想，可以说是入世的，是匡时济世的，是儒的，是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但另一方面，在曾国藩身上，还有着道家的出世成分，在他身上，一直有一种阴鸷的气韵，明哲保身的技巧和韬光养晦的智慧。曾国藩一直奉行“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这使得他从人生的态势上，一直有伸缩的空间，也有巨大的内心力量。也因此，他才能够一直审时度势，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曾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曾经评价其思想体系的“一生三变”，即：在京官时，以程朱理学为依归；及出而办团练，又变而为申韩；至（咸丰）八年重新出山后，则有很浓烈的道家成分了，世事洞明，智慧而阴柔，本人也变得更狡猾。曾国藩也曾对自己的思想体系有较清楚的总结，他自己认为，在自己的身上，立身之道，是大禹和墨子的“勤俭”，兼老、庄之“静虚”。他是说到骨子里了。

曾国藩

应该说，就曾国藩本身的思想和行动来说，这个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有继承和发展的。在某种程度上，曾国藩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浓缩版，是为了检测中国文化本身而塑造的。曾国藩的存在，就是为了成就中国文化所赋予和包含的那些特质，让它们像羽毛或者鳞甲一样，从自己身上长出——在他身上，有明显的匡时济世的情怀，有以修齐治平为目标、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有自我完善的道德追求。这些，无疑承传了孔孟衣钵。同时，在曾国藩身上，还有意识地吸收了老庄哲学的营养。这使得在曾国藩身上，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极其美妙的包容性，这一点，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至高境界——他能够将很多看起来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和谐相处，以至于我们完全看不出它们之间的争斗。在曾国藩身上，儒、道、释几乎达到了三位一体，道德的严谨和人格的生动从不矛盾，坚守和开放也相得益彰；甚至宿命和唯物，也能携手同行……那些看似绝不相融的东西，到了曾国藩这里，却始终能够以一种紧密而完美的方式结合，它们从不咬牙切齿，却能微笑相对。这一点，可以说是曾国藩最成功的地方。这样的和谐相处，是需要一种博大的气场的。一个人，只有当他拥有强大的内心力量，并且以一种无私的态度对待这个世界时，他才会拥有这样的气场。

可以说，在曾国藩身上，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精髓所在。曾国藩身上的优点，就是中国文化的优点；而他身上的弱点，同样也是中国文化的弱点。

现在看来，无论从哪方面说，曾国藩都可以说是晚清第一人。曾国藩巨大的内心力量支撑着他的人格和境界，在浩然之气的激荡下，曾国藩对于人生有着大彻大悟的系统看法。虽然曾国藩的一生历经千辛万苦，目睹太多的丑恶，也背负太多妥协，但曾国藩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不道德的社会归根到底一定要由有道德之士来纠正，树立正确的道德准则和态度应该成为有志之士的首要目标，而经世致用之术不管多么重要，必须处于从属地位。应该说，曾国藩的一派良苦用心，是值得肯定的。只可惜的是，曾国藩旧式的完美人格与道德，在清末的乱世中，不免“虎落平川”——所有的东西在特定环境下都是可以转化的——诚实变成了迂腐，信用招致欺凌，道德更成了枷锁……一切都是阴差阳错。曾国藩也因此给自己穿上了一层厚厚的铠甲。这使得他总是在某种意义上看起来行动迟缓，不明大局。以曾国藩的知识结构，当他面对欧洲宽广、陌生、富有侵略性的强势文化时，只会剩下力不从心无可奈何。正因如此，在晚清的乱世之中，曾国藩显得“缓慢呆板”，一点也不如李鸿章“如鱼得水”。

值得一提的是，在曾国藩的一生中，这个人一直进行着“一个人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曾国藩一直试图不断超越自己，通过不断肯定自己，也不断否定自己的方式，来达到某种程度的自我完善。在他一辈子当中，他一直手握一把铲刀，在一座山上，用心雕塑自己的塑像。他既是在全力构建自己的宫殿，也是在孜孜不倦地挖掘自己的坟墓。按照曾国藩的理解，世界是具有某种客观性的，它是上苍、神以及道德的同一体，体现的，是整齐一致的道德律。这个物质的世界，是解放被束缚的灵魂与道德的同一体，借助于虔诚、善良以及道德，灵魂便可以解放自己，人也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最高境界。虽然曾国藩一直不太相信有一个客观的天堂世界，但对于世界万物中随处可见的理，他还是饶有兴趣的。这样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跟康德哲学有着很大的相似。只是，在曾国藩的思想中，包括宋儒的理论体系中，一直缺乏那种强大的思辨精神。这也使得单纯的理论思考很容易偏离滑落。在曾国藩看来，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对理的掌握。对于理的皈依，可以让人更高地享受着精神的升华。这样的升华本身，也是一件快乐无比的事情。

现在，这个毕生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和使命的人离开了。在此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更多的悲凉：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朝廷割让台湾省；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朝廷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人均一两，以示警示；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朝灭亡……从悲剧的角度来说，曾国藩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一种徒劳无功。这个人不可能有巨大的力量，将那个时代从急剧的下滑中解脱出来，也不可能将民众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相反，无论是在他身前还是身后，这个时代继续断裂，然后彻底崩溃。曾国藩所做的，只是依照某种惯性，在做一种单纯的努力。在他的身前身后，一切是那样的迥然不同，就如同不在一个星球上似的。命运如此无情地选择一个人浪费自己的生命去树立某种悲剧的榜样，显然是具有某种暗示的——这样看来，曾国藩毕生所做的，就像命运赐予流星一颗美丽无比的尾巴。让它在华美中消失，以示一种绝情和安慰。

如果曾国藩生在华夏文明的盛世，那么，又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呢？在某种程度上，这应该是一个新的孟子吧，或者，是朱子，最起码，可以跟王阳明不分伯仲。如果说一个伟大人物肯定是心怀理想而且意志坚定的话，那么，无助和荒凉就肯定会是他的另一面。当然，痛苦对于智者来说不是一种赎罪，而是一种进化，必须先受尽痛苦，才能汲取力量，到达光亮照进后的平静。曾国藩的不朽之处在于，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末世，以一种追求内心完美的方式，确定了自己的人格。从某种程度上说，人格与历史，与历史的走向，有时候是可以割裂开的。人格的伟岸，本身就可以成为一面独立的旗帜，成为人们孜孜追求的终极目标。

一个人，只有为他人做出榜样，他才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只有为某种理想牺牲，他才会赢得尊重。哪怕是于事无补，也于世无宜，就如同精卫，或者女娲。人们一直是崇尚英雄的，英雄的定义就在于，他并不是一个成功者，而是在以自己的生命捍卫着某种尊严。人类的尊严并不完全指的是自我的尊严、文化的尊严，还应该包括，曾经光辉灿烂、但却要消失的某一个时代的尊严。

也许，曾国藩的意义就在于此。

后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蛰居在敬亭山下的宣州小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研读曾国藩。我读《曾国藩家书》、《曾国藩传》，也读他的文章以及据说是他所撰的《冰鉴》一书。系统地读一个人，就好像去一个人家拜访，先是熟悉这个人的生活环境，去看看人家的庭院，然后进入厅堂，参观寝室、书房，乃至浴室和厕所；继而与这个人谈心，了解他的经历、习惯和生活。读曾国藩的文章，明显能感觉到一个人内心的深厚度与宽广度，也能感受到一个人巨大的忧郁和悲凉。在我的感觉中，曾国藩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双重意义的人。这个人熟读古书，对中华文明的足迹和精髓异常熟稔，而他本人，绝对堪称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座高峰。在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到自孟子以来所提倡的儒家人格的最高标准，那是一种真正的“内圣外王”，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典范。

读曾国藩的同时，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是疯狂地迷上了西方古典音乐。在我看来，音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能够记述和表达世界当中那种细致入微的东西，表达人内心情感的本质。比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整个交响乐，就像一个人起伏的内心波澜：这是一种巨大的心理转换，由风起云涌直至云破日出，终归平静与喜悦。贝多芬体验了这种情感的过程和本质，他的内心完全洞开，一种欢乐在九死一生之后终于诞生，那是一种悲欣交织的欢乐。这种欢乐，是一种最高层次的欢乐，是人类的上帝，也是人类头顶上最亮的星星。

除了贝九贝六之外，我最喜欢的，就是贝多芬晚年的弦乐四重奏，从中可以感觉到，步入老年的贝多芬已进入一种自由状态：激越没有了，疑问没有了，只有轻松、随意以及乐观，那是一种遮掩不住的星光灿烂。这样的状态，应该是人作为个体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也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那不是一种甚嚣尘上的狂喜，而是一种平静和智慧，或者，“禅”一般的会意和欣慰。

由贝多芬，我同样想到了曾国藩。在我看来，曾国藩同样是一个有着巨大内心波澜的人，在这个人的内心深处，同样有着关于心的萌芽、成长、痛苦、觉悟，以及最终走向衰竭的故事。只不过与贝多芬相比，曾国藩更中国化，他内心中的一切都属于中国文化这一片汪洋大海。在这片汪洋大海中，曾国藩如一只舢板一样，在暴风骤雨中努力不使自己沉没。在这样的过程中，他既欣喜、失望、悲怆、激越，又诚信、狡猾、阴险、平静，人类所有的情感，以及中国文化所探索出的几乎所有的可能性，都在他的身上体现得如此艰辛、如此错综复杂，也体现得如此完整。

由曾国藩和贝多芬，我还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列夫·托尔斯泰——马克西姆·高尔基在评价列夫·托尔斯泰时，将他称为一个人类的人。这一句话极富有深意。托尔斯泰跟这个世界的所有人一样，都是用龟裂的泥土塑成，同样带有世俗的不足。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发现了这些不足，也能深刻地了解这些不足，并且，更痛苦地忍受它们。在我看来，在人格的发展过程中，曾国藩与贝多芬以及托尔斯泰一样，都具有相同的意义——他们同样是靠自己一层层的蜕变，化蛹为蝶最终成为“超人”的。这种蜕变，尽管表面平静而安详，但在内部，却有着巨大的轰鸣声，并且交杂着困苦、热情、悲愤与反抗，直至大觉悟后的心若止水。贝多芬是音乐家，他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山呼海啸，用五线谱将这个过程表现出来；托尔斯泰是作家，也可以借助于文字来表现疑问和质询，表达悲悯和艰辛——而曾国藩呢，他的内心中同样也有着巨大的嬗变，只不过，他一直无法借助音乐或者文学来表现，始终压抑着自己的痛苦和困惑，也压抑着自己的欢乐和悲伤。在更多时候，他只是一个人独自面对——而我们，只能借助曾国藩留下的雪泥鸿爪，来揣测和感觉这种变化。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一种内心的贴近是最重要的，只有内心的贴近，才是真正理解一个人的不二法门。

出于这样的想法，我一直对于曾国藩感兴趣。要研究一个人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以及人类本质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与心灵的真切体验有关。那种从内部深入的办法，相对于外部进入，可能是最本质的。这种体验绝不是单单躲在书斋里靠“皓首穷经”就可以做到的。直接而又深入的生命体验，又能超拔于狭隘的、片面的、个人经验之上，再辅之以科学的参考系，才是一种正确的方法。对于我来说，这个人像一座布满森林的高山，不仅让人高山仰止，更有着属于自己的迷宫。但我一直坚持着，坚持着以一种文化和内心紧逼的方式去接近他——我就像一条蛇一样，去吃掉他留存于这个世界的文书、奏折、日记、著作，然后，摇身一变，以最大的可能，全力变成他本人的模样。这样，一个人的内心就可以嬗变为另一个人的内心，跳动着他的脉搏，呼吸着他的气息，体验他的生活，体味他窒息、临终、遭受最后的病痛，直至如何咽下最后一口唾液……在这样的转变中，那种深藏不露的内心世界昭然若揭。

那是一段阴晦无比的日子，因为过度地体验到这个人的苍凉，我的内心世界也不由自主如北极一样寒冷。这样的方式，仿佛让我经历了一次严冬的游历，在北极的荒原上，我孤身一人，去触摸深埋在冰层下的地壳。当我终于完成这本书时，我就像从一口千年深潭中爬上岸，浑身透湿，瑟瑟颤抖。这样的写作经历真苦！一个人怎么会有如此的荒凉之心呢？仿佛是戈壁大漠，寸草不生——当一个人承受着历史与文化的重压，同时面临世界末日的绝望时，那一种人性深处的枯寒，就那样变成一口幽深的井。

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曾经说：一个人一生所构成的图表……是由三条弯弯曲曲的、无限伸展的、不断汇聚又不断散开的线条组成的，这就是：一个人曾以为是的、曾希望是的和曾经是的那种东西。对于曾国藩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在这里，我想写就的，就是那个自己曾以为是、曾希望是和曾经是的人。这，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曾国藩。

是为后记。

附：曾国藩年表

1811年（嘉庆十六年）11月26日（农历十月十一日）　曾国藩生于湖南省湘乡县城南百二十里之白杨坪村，乳名宽一。

1815年（嘉庆二十年）　五岁，在家识字读书。一年后入家塾“利见斋”。

1826年（道光六年）　十六岁，春，应长沙府试（童子试），名列第七。

1830年（道光十年）　二十岁，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师从汪觉庵。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改号涤生。

1833年（道光十三年）　二十三岁，秋，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

1834年（道光十四年）　二十四岁，春，入岳麓书院。秋，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冬，入京准备会试，途经长沙，始与刘蓉相交。

1835年（道光十五年）　二十五岁，4月，会试落第，留京寓长沙会馆读书。

1836年（道光十六年）　二十六岁，春，恩科会试再次不第，出京返家。

1837年（道光十七年）　二十七岁，在家复习功课，经刘蓉介绍，与郭嵩焘相识。

1838年（道光十八年）　二十八岁，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正总裁为大学士穆彰阿。试后改名国藩。殿试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年底乞假返家。

1839年（道光十九年）　二十九岁，夏，出衡阳，谒杜工部祠、石鼓书院。秋，出邵阳，察访武岗、新化、兰田、永丰。12月，子纪泽生，离家启程赴京。本年起始作日记，持之以恒，至终不辍。

1840年（道光二十年）　三十岁，5月，庶吉士散馆，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7月，得病，经欧阳兆熊、吴廷栋治疗、护理，两月始愈，三人遂成好友。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　三十一岁，8月，偕倭仁往谒理学大师唐鉴，请教治学之方，检身之要。“考德问业”，“为义理所熏蒸”。11月，任国史馆协修，遍鉴前史，辨具得失。是年，喜读胡林翼赠送的《陶文毅公文集》。写作《里胥》，直道民间疾苦，鞭笞腐败更治。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　三十二岁，致力于程朱之学，每日必做日课：早起、主敬、静坐、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　三十三岁，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7月，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12月，充文渊阁校理。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　三十四岁，8月，郭嵩焘引江忠源来见，结为师生。派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　三十五岁，10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李鸿章入京会试，以年家子投其门下受业。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　三十六岁，1月，充文渊阁直阁事。自书其书舍曰：“求阙斋”。夏秋间，养病城南报国寺，与同寓刘传莹就汉学、宋学深入研讨，知学须返本务要，“执两用中”。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　三十七岁，7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11月，钦派武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　三十八岁，3月，子纪鸿生。10月，辑录古今名臣大儒言论，按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分三十二目辑成《曾氏家训》。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　三十九岁，2月，升授礼部右侍郎。9月，署兵部右侍郎。

1850年（道光三十年）　四十岁，4月，上《应诏陈言疏》，直揭官场“萎靡因循”、官吏“畏葸”“柔靡”。“今日所当讲者，惟在用人一端耳。”7月，兼署部左侍郎。

1851年（咸丰元年）　四十一岁，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义。5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欲罪之。

1852年（咸丰二年）　四十二岁，1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7月，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行抵安徽省太湖县小池驿，得母讣闻，回籍奔丧。10月初抵家。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9月攻长沙，10月取决岳州。

1853年（咸丰三年）　四十三岁，1月21日，接帮办湖南团练旨。经郭嵩焘力劝出保桑梓。30日，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3月19日，太平军攻占江宁，定都为天京。9月，奏准移驻衡州练兵。11月，建衡州船厂赶造战船。派人赴广东购买洋炮，筹建水师。

1854年（咸丰四年）　四十四岁，2月25日，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一万七千人，挥师北上。5月，兵败靖港，投水自裁获救。7月25日，重整水陆各军，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令其部署理湖北巡抚；7天后收回成命，改赏兵部侍郎衔。12月2日攻陷田家镇。

1855年（咸丰五年）　四十五岁，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一百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1856年（咸丰六年）　四十六岁，7月，坐困南昌。9月2日，杨、洪内讧（金陵事变）后，太平军元气大伤。10月，曾国荃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1857年（咸丰七年）　四十七岁，2月27日，其父去世，偕弟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是年建“思云馆”。

1858年（咸丰八年）　四十八岁，5月19日，李续宾、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曾国华入李续宾幕。7月13日，曾国藩接上谕命其出办浙江军务，17日启程。8月5日，曾国藩抵武昌，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11月15日，李续宾、曾国华死于三河之役。12月，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1859年（咸丰九年）　四十九岁，1月，李鸿章来建昌进谒、留营襄办军务。是月，曾国葆改名贞幹入湘军，为其兄国华报仇。2月，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记》。11月，拟四路进兵之策，攻取安庆。

1860年（咸丰十年）　五十岁，5月，辑录《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取精用宏”，“尽抡四部精要”。6月，左宗棠来营，留住两旬，商讨东南大局；奉命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7月，委授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10月18日与胡林翼、李续宜商筹北援之策。上疏请求带兵北上扫夷勤王、以“雪敷天之愤”。12月，祁门大营两度被困，太平军距大营仅二十里，“危险万状”。

1861年（咸丰十一年）　五十一岁，8月23日，呈《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25日，移住安庆。11月20日，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12月，在安关刨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1862年（同治元年）　五十二岁，1月31日，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2月14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4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5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金陵。7月18日，为借兵助剿事再疏力陈利害：“岛人借助剿为图利之计……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决不能让洋人以助剿来“蹂躏中国之土地”。9月，为死于战乱而未及安葬的桐城儒生方东树、戴钧衡六人立石修墓，妥为安葬。12月，其弟曾国葆病死于雨花台湘军大营。年底，华蘅芳与徐寿父子试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国藩见后，于当天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国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1863年（同治二年）　五十三岁，1月28日，安庆内军械所造出的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曾国藩登船试航后，喜而命名“黄鹄号”。5月7日，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谓“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逼处可怯之地”，反对购买要由海军上校指挥控制的船舰。6月13日，石达开兵败大渡河。9月，与容闳见面，商筹建立一个可以灾圃旎器的工厂。12月3日，交容闳六万八千两银赴美购买机器。

1864年（同治三年）　五十四岁，1月，派李凤苞测量江浙外海各岛屿沙线。5月，江浙藏书遭兵动多有毁损，定刊书章程，即于安庆设书局，刊刻各种经史。6月3日，洪秀全病逝金陵，其长子继位。7月19日，湘军攻陷金陵，太平天国宣告失败。7月，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8月15日，奏准裁撤湘军两万五千人。10月，行辕移驻安陵。11月，奏准停征厘舍、亩捐。12月，主持修复江南贡院，补行江南乡试，会考江南优贡。

1865年（同治四年）　五十五岁，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十七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接上谕：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共三百二十卷，交金陵书局出版。6月18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扬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1866年（同治五年）　五十六岁，3月，由徐州赴济宁，沿途谒孟、孔、曾诸圣墓。9月24日，捻军突破防线，进入山东。连续两次请假，在营调营。10月，奏陈：剿捻无效，病难速痊，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12月，回任两江总督。

1867年（同治六年）　五十七岁，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6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1868年（同治七年）　五十八岁，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抵京师，陛见那拉氏与同治皇帝。

1869年（同治八年）　五十九岁，2月27日，奏陈直隶应办事宜，以练兵、饬吏、治河为至要。6月，奏请按湘军制改造直隶练军。8月，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提出儒学有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科，唯义理为治学根本。12月，奏陈：“直隶清理积狱……计审结并注销之案四万一千余起，多作尘牍，为之一清。”

1870年（同治九年）　六十岁，4月，肝病日重，右目完全失明。奏准病假一月。5月续假一月。6月，天津教案发生，奉命前往处理。7月11日，抵津。出令放告，要求津民据实检举揭发。23日，法国公使罗淑亚来见，要求杀天津道员、知府、知县为法领事抵命，并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严词拒绝。24日，奏陈：挖眼剖心，全无实据；津民生愤，事出有因。8月，奏陈：本案凶犯已拿获九名，唯罗淑亚意欲“三员议抵”，断难允求。府、县本无大过送交刑部已属情轻法重。9月，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10月17日，启程南下。11月3日，六十大寿，御赐“勋高柱石”匾额。24日，作家训日课四条：一曰慎读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说，四曰习劳则神钦。

1871年（同治十年）　六十一岁，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9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11月抵上海，23日在沪设宴庆祝六十一岁生日。

1872年（同治十一年）　六十二岁，2月27日，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遣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3月1日，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3月12日，午后散步署西花圃，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是月，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次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今望城县）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

晚清有个袁世凯

赵焰／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有个袁世凯／赵焰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2010.2重印）

ISBN 978-7-5633-9128-8

Ⅰ.晚…　Ⅱ.赵…　Ⅲ.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0927号

总 监 制：郑纳新

组稿编辑：魏　东

责任编辑：魏　东

装帧设计：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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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17　　　　　　字数：200千字

2009年11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2次印刷

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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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楔子

第一章　顽童，还是天才？

第二章　无私，还是抓权？

第三章　英勇，还是退缩？

第四章　练兵，还是抓权？

第五章　告密，还是无辜？

第六章　元凶，还是智者？

第七章　变法，还是投机？

第八章　立宪，还是抓权？

第九章　归隐，还是蓄势？

第十章　共和，还是宪政？

第十一章　专制，还是民主？

第十二章　虚伪，还是怀柔？

第十三章　元凶，还是无辜？

第十四章　英才，还是枭雄？

第十五章　公心，还是私利？

第十六章　阴谋，还是巧合？

第十七章　奸雄，还是能臣？

第十八章　宿命，还是必然？

尾声

代后记：历史的意义

附：袁世凯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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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提笔写袁世凯，一直是犹豫不定的。这样的犹豫，曾让我持续两年之久。我的顾虑在于，如果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现今尚有充分结论的话，那么，袁世凯这个人，从现在到今后的很长时间里，都是很难评说的。对于袁世凯的认识，是最能挑战既成历史观和道德伦理，甚至是最能挑战历史学本身的；它甚至涉及到人性幽暗的另一面，以及不可捉摸的宿命意义。

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无是无非的结果。人与时代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呈现出复杂的双重性：当一个人得不到命运垂青的时候，这个人看起来就孱弱渺小，可有可无，随时可被抛弃；而当时代被赋予某种使命，必须借助于某个人来实现目标时，这个人就会表现得强大无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似的。以晚清的历史来看，在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身上，似乎都充分体现了命运的双重性：当他们为这个时代实现某种愿望时，他们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而当他们被这个时代剥夺使命，无情抛弃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沮丧孱弱，弱不禁风。只不过相较前两者，袁世凯身上所体现的时代轮转力量更强——貌似强大的袁世凯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立即如悬挂在树上的一片树叶一样，被风雨席卷得无影无踪。

袁世凯

的确是这样。相较于曾国藩和李鸿章，袁世凯更复杂，更具有某种象征意义——首先，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影子，中华传统文明尤其是中原文化的诸多特质，在袁世凯身上表现得异常充分；其次，袁世凯还充分地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袁世凯身上，既有儒、道、法的气场，正与邪的混合，也有阴与阳的起伏。写作和研究袁世凯的过程中，我最大的困惑就是：一直以来，我们自以为是的评价标准和方法，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历史的发展和评价，从来就不像教科书那样泾渭分明，在很多时候，总是业绩和罪恶交织在一起，荣光和耻辱交织在一起，善良和凶残交织在一起。从袁世凯的经历来看，这个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平庸之徒，串起他一生的，是无数个惊叹号和问号：少年时桀骜不驯，像天才，也像顽劣之辈；年轻时，为国家出生入死，青云直上；在此之后，他勇于创新，练新军，变军制，首倡军事改革，成为中国军队现代化的领头人；他的行事风格雷厉风行、敢作敢为、大包大揽，在那个垂垂欲倒的朝代里，绝对堪称一个另类；他勇敢地废除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也得罪了一个阶层；他在任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六年间，在辖区大推新政，把经过八国联军入侵之后经济惨遭破坏的直隶治理为全国的“模范省”……更为重要的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顺应共和潮流，与革命党人联手，共同推翻了清王朝。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期间，袁世凯在加强专制集权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刺激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起色；在此之后，他却昏招迭出，最后竟不顾很多人的反对，甘心坠入一个庞大的阴谋执意称帝……袁世凯的一生，就这样充满惊叹号，也充满问号。他的终结方式，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也造就了后来研究者的满腹狐疑。

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往往是以惊叹号开头，以省略号和破折号收场的。历史人物总是匆匆忙忙，以至于在他的一生中，总是无法从容地给自己画一个句号。这些留给后人的困惑和悬念，既是历史的特性，也是历史本身具有的哲学意义。它就如同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无所不在的“悖论”：实现一个目标，并不都是通过接近的方式来实现，相反，在很多时候，却要通过远离的方式来实现；建立一个新世界，并不都是以建立的方式，有很多是通过毁灭的途径才能实现……通俗的比喻就是：当年欧洲大航海，向东，是可以到达印度的，达·伽马即是走这一条道路，但向西，同样也可以到达印度，并且，由于哥伦布的矢志不移，还附带地发现了美洲；同样，一个法制社会的建设，不是以加强法制而形成，却是以加强民主和自由的方式实现的……这个“悖论”显示出的道理是，无限地接近，是目标实现的一种方式；以另一种方式破坏和远离它，也是另一种方式——世界就是以这种螺旋上升的方式，展示它的至理：看似南辕北辙，实则柳暗花明。

哲学不会让人得到最后的清晰。历史也是。或者说，只要是时间范畴内的东西，就存在着绝对不确定性，也没有最后的答案。意大利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的意思在于阐明，历史永远是当代视角，它总是和当代之间构成相生共倚的关系。对历史清醒的探究，是由历史感决定的。历史感的培养，从来不只局限于历史本身，有关当今乃至人生的知识，更能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对了解过去形成帮助。现实当中永远存在一个神秘的通道，连接着今天和昨天。一个人，如果能够对现实加以清醒地甄别，就如同获得一副长焦距的望远镜，可以更清晰地目睹消逝的时光。

当然，这样的清晰程度，取决于我们身处的现实——现实的成熟和真实，决定了对历史的认识是否成熟和真实。扪心自问，我们身处的时代和国家，能达到成熟和真实的程度吗？回答是犹豫而胆怯的。多年以来，浮躁而武断一直在持续着——当年的浮躁，可能集中在道路的选择上；今天的浮躁，则由于更多的欲望和偏见。这样的结果，必定导致对历史认识的孱弱，也导致人云亦云，简单武断。我的任务就是尝试着拿出一块干净的布，擦拭手中的工具，也擦拭人们的眼睛。让人们既能目睹不远处的真实，也能意识到自己的内心世界。

历史还是这样构成的——它不仅仅取决于曾经发生的事实，同时也是现实世界，以及我们的内心对它的呼应。

第一章　顽童，还是天才？

那是一个腐朽的年代，也是一个破落的年代，更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年代。庞大的中华帝国就像一座古老的城堡，在经历了数千年的风吹雨淋之后，以不可逆转的势头坍塌了；然后，泥沙俱下，万物萌发。如所有的改朝换代一样，这样的过程既有史诗般的雄壮，也极易被阴谋和残酷所玷污。在这样的转化中，人们兴奋、惶恐、哀怨、无奈、迁怒、惊悸、急躁……人类的所有情感，在这样的动荡中，都会不可遏制地激发出来……外部世界如此捉摸不定，人们自保的最好方式，就是随波逐流，听天由命，挨过时间和危险，然后艰难地爬上岸来，寻找一隅之地，消磨自己的人生光阴。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也是最佳的生活方式。

生活在这样的激流之中，是最容易被牺牲，也是最容易被旋涡席卷而走的。

袁林

袁世凯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时代里——它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故事，因为袁世凯的故事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警惕和自省。当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强人在1916年的夏天躺在灵柩里回归故土的时候，他甚至付不起自己的安葬费。尽管北洋政府在财政巨大赤字的情况下，拨了五十万元用于陵墓的建设，但这一笔费用由于袁克定和田文烈控制规模不力，远远不能满足安葬的需要。最后，他的弟子和手下，不得不又个人凑了二十万，用于弥补他安葬的漏洞。这个生平一直幻想着流芳千古的河南人，最后竟沦落到如此尴尬的地步：看起来庄重肃穆，其实只是敷衍了事。尴尬地躺在“袁林”之中，面对如此结局，袁世凯若地下有知的话，会永远合不上眼睛的。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故事开始与结束于同一个地方。袁世凯似乎也是。袁世凯的问世，似乎就具有某种代表性，也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袁世凯出生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原地区。这个历史上一直兵荒马乱的地方，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这里的人们，既有老庄的高蹈和智慧，也有管子的务实和诡变，同时也有着商鞅和韩非的心狠手辣，以及李斯的见风使舵。中原文化熏陶出来的每一个人，即使是最底层的民众，都不可小觑。当然，这当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三国时的曹操。这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将人情世故和权谋之术结合得天衣无缝，将人格当中的那种高蹈、雄奇、阴鸷和残暴合而为一。曹操身上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高峰，也是中原文化的高峰。

由于自小耳濡目染，在袁世凯身上，无所不在中原文化的影子：既具有谋略和集体意识，又拥有强悍的性格和坚韧的意志力忍耐力。袁世凯在晚清登上权力的巅峰，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上天的有意为之：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然后，让他择机冲天而起，有所作为；最后，又毫不留情地让他一败涂地，遗憾终身。袁世凯一生中的大起大落，更像是有意设计的一个巨大谜语，暗示和孕育着某种无限的启迪。

1859年9月16日（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袁世凯出生在河南项城一个大户家中。项城隶属河南省陈州府，与安徽的临泉县接壤，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的交通要道。袁世凯出生的地方，距曹操的家乡亳州，只有数百公里。后来，有很多人联系到袁世凯的出生环境、多变的性格以及末代权臣的地位，以为袁世凯在整体上像极了曹操。真实的情况是，袁世凯的性格和命运，与其说像曹操，不如说更像其远祖袁绍（袁世凯家族，就是三国袁绍的遗脉）。袁世凯和袁绍，在性格和命运上似乎更具相似之处——曹操一生不称帝，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一心称帝，最后落得家破人亡。袁世凯与其远祖袁绍，虽然所处时代大相径庭，但他们的殊途同归，不由令人叹腕。

从袁世凯这一代上溯，袁家四代当中，最荣光的，是袁世凯的二叔祖袁甲三。袁甲三是道光十五年（1835）的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与曾国藩以及李鸿章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并且交情甚厚。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任江西主考官，赴任途中走到现在安徽太湖县境内一个叫做小池驿的地方，突然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曾国藩一边改道赶往湖南老家奔丧，一边写信给在京的十三岁的儿子曾纪泽，告知此讯，要儿子处置完家产之后，举家迁徙，回湖南老家奔丧守制。在这封信中，曾国藩特意交代儿子去找他的几位老友帮忙并筹措旅费。列举的名单之中，就有袁世凯的二叔祖袁甲三。由此可见曾国藩与袁甲三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样的背景，使得后来的袁世凯获得了很多便利，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门派和亲缘是很能促成一些事的。

一个家族就像一条河流一样，先是细流涓涓，流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变成滔滔江水了。袁氏家族到了袁世凯曾祖父袁耀东这一代时，似乎得到命运之神的关注了，袁氏家族呈现出兴旺趋势，也集体坠入一个宿命——袁耀东自幼读书求学，十八九岁时，同郭姓女子结婚成家，成婚之后，袁耀东一直坚持负笈在外求学，郭氏在籍持家教子。十年之后，屡试不第的袁耀东终于考中了秀才。科举之路眼看开始启航时，不料天有不测风云，袁耀东突然死于一场大病，死时，年仅三十五岁。不仅如此，自袁耀东到袁世凯这一代，四代袁家男性主人，几乎没有活过六十岁的，这四代的三十余个男人当中，先袁世凯而死的十四人当中，有十三人都是死于虚龄五十八岁以前，仅袁世凯的四叔祖死于六十岁。袁家的男子就这样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恐怖也随着年龄与日俱增。由此，也可以想象这样的事件给袁世凯等人留下的阴影。袁世凯步入天命之后，一直对于这个事情颇为忌惮，时刻琢磨着去改变自己家族的命运。与此相反的是，袁家的女性寿命都很长，最长的就是袁耀东的妻子郭氏，一生操劳的情况下，竟然活到了九十九岁。这真是一件怪事！袁耀东死后，留下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共五兄妹，长子才十五岁，小儿子、女儿还在襁褓之中。袁家四个儿子分别是袁树三、袁甲三、袁凤三以及袁重三。他们就是袁世凯的祖父辈，袁世凯的祖父是排行老大的袁树三。

袁世凯的家世，就像袁家屋前屋后枝丫繁多的大槐树一样，茂盛复杂。这一点，从图表中可以看得更清晰一点。袁耀东死时，郭氏才三十五六岁。与中国农村几乎所有勤劳善良的妇女一样，郭氏忍辱负重，独自支撑起了这个家庭。郭氏知书达理，对中国社会出人头地的路径心知肚明，这个坚韧女子培养儿子的目标，并没有因丈夫早逝而改变。在生活极其困苦的情况下，郭氏仍让她的几个儿子心无旁骛地读圣贤之书，坚持走科举之路。旧时代的科举就像一场暗无天日的马拉松，而一旦跑过了终点，即是鱼跃龙门，翻天覆地——经过近二十年的奋斗，老二袁甲三率先考取了举人，然后，又成为进士。他的三个兄弟也先后考中了秀才，成了廪生、贡生。由于四个儿子都很有出息，守寡多年的郭夫人在五十岁以后，像《红楼梦》中的贾母一样变得德高望重。在此之后，由于袁甲三的榜样力量，袁家第三代，也就是“保”字辈这一代，袁保恒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保龄、保庆中举人，保中取副贡。这样，连同以前的袁甲三，一门共有两个进士、两个举人。袁家终于扬眉吐气了，大宅的门楼上也高悬起“一门两进士”的巨匾。到了袁家最鼎盛的时期，袁甲三任钦差大臣、河道总督；袁保恒任头品顶戴的部院侍郎，并先后任李鸿章淮军的翼长即参谋长、左宗棠湘军的会办；袁保庆任一个实缺的盐法道员；袁保龄也官至四品候补道；袁凤三也为陈留县训导。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袁世凯出生前后的事情了。

袁氏世系表

袁世凯呱呱坠地之时，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的童年，正巧赶上剧烈的社会大动荡。袁世凯出生前的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掳走了两广总督叶名琛。自此，这个清廷高官一直在印度度过了他悲惨的余生。1858年，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城，咸丰皇帝仓皇出逃。与此同时，在与太平军的对垒中，清军陷入窘状，清军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接连被破。在中原地区，受太平军节节胜利的鼓舞，大量捻军出没无常，驰骋黄淮平原。这个带有很大迷信和宗教色彩的地下组织，在中原和北方地区一直根深蒂固，在清政府呈现出衰败之气时，它适时地公开了，星火燎原一般遍地开花。袁世凯的家乡河南项城一带，成了捻军最活跃的地方之一。袁世凯出生之前，袁家一直住在祖居地张营，由于捻军不断侵扰，袁家不得不在袁世凯出生之前，搬到了相对偏僻的袁寨。在此之前，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被朝廷委任协助工部侍郎吕贤基督办安徽团练，不久，吕贤基被捻军击毙，袁甲三奉旨接统驻宿州的清军，兼督办安徽团练大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差事，身处太平军和捻军活动之中，人单势薄，腹背受敌。但这个文弱的书生一直坚持在北方跟捻军周旋，全力配合他的同年曾国藩在长江沿岸跟太平军作战。袁甲三的坚韧与果敢，给曾国藩的正面战场以有力的支持，以至捻军无法南下给太平军直接支持。袁甲三死后，曾国藩在给袁甲三撰写碑文时，对袁甲三表示了充分肯定。

袁世凯诞生的那一年秋天，袁氏家族喜事不断：袁甲三大胜捻军，收复了临淮关；凯旋班师后，被朝廷实授漕运总督、钦差大臣，督办安徽、河南、江苏三省军务。这一连串的好消息让袁家非常高兴，于是袁保中将刚刚出生的第四子取名为世凯。袁世凯出世之后，他的家族并没有像他名字一样变得一帆风顺，反而，在短暂地攀上一个高峰之后，又开始走下坡路——袁世凯四岁的时候，家族的栋梁袁甲三去世；在此之后，凤三和重三又相继去世。至此，郭老太的四个儿子全部先她而去。袁保中因为是长子，便承担了袁氏家族“管家人”的职责，放弃了科举。这个留着山羊胡须的缙绅，自此一直性格温和而严谨地管理着袁氏家族的大业，他做事精细，在自己的家族和当地，享有很高的威信。

曾国藩攻下金陵之后不久，应朝廷的征召，北上剿捻。曾国藩吸取了僧格林沁等人的失败教训，所到之处坚壁清野，让捻军得不到供给。在袁寨，袁家深挖沟壑，高筑寨墙，架设炮楼、吊桥，抵挡捻军马队的冲击。捻军马队一来，袁家人全部迁徙到围子里面，鸣枪放炮，进行抵抗。袁世凯五岁那年，大批捻军进攻到袁寨附近，与清军展开厮杀，家里人带袁世凯登上围墙眺望，小小的袁世凯看着双方人仰马翻，毫无惧色。自幼生长的环境，对于袁世凯的性格塑造，是至关重要的。

袁世凯七岁左右的时候，捻军基本被平息。广袤的北方农村暂时恢复了平静，人们继续在贫瘠的土地上耕耘，以维持基本的温饱。袁世凯的家族也恢复了正常生产，孩童们重新攻读千年不变的科举。不过袁世凯自小养成的野性未改，就如同当年的袁绍和曹操一样，不爱读书，到处惹是生非。这时候，袁保庆应朝廷的征调，赴山东济南候补知府。袁保庆年届四十一直无子，夫人牛氏在袁世凯出生前后，也曾生过一个小孩，但早早夭折。而袁保中却育有六子，一大家人在商议之后，决定把袁世凯正式过继给袁保庆。在此之前，由于亲生母亲刘氏奶水不足，袁世凯一直吃袁保庆妻子牛氏的奶水长大，情同母子。袁世凯到了济南之后，袁保庆特地为袁世凯物色了位颇有名望的举人做他的启蒙先生。但自小养成的野性，加上嗣母的溺爱，令袁世凯根本无心读那些八股文，整日里游手好闲，极喜欢恶作剧。有一次，袁世凯故意装作肚子疼向先生请假，然后埋伏在先生回家的必经之地。晚上，等先生路过这里时，袁世凯将早已准备好的大把萤火虫搓碎，抹到脸上，悄无声息地向先生走来。夜色之下，教书先生见到一个脸上闪烁着白光的怪物，以为是鬼魂，吓得扭头便跑。袁世凯远远地看着先生的狼狈样，大笑不止。教书先生慌不择路地跑到家中之后，又惊又吓，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济南生活两年后，曾是袁保庆战友的马新贻升任两江总督，将袁保庆从济南调至扬州，后又调至金陵，署理江南盐法道，督销官盐。这一个收入颇丰的肥缺很快改变了袁保庆的生活。在扬州，袁保庆带着袁世凯拜访了自己的老友、昔日湖南巡抚张亮基。张亮基见少年袁世凯异常聪慧，便向袁保庆提出，让袁世凯留在扬州，和他三个儿子一道读书。因为当时张府的私塾老师是江南名儒王伯恭，袁保庆便同意让袁世凯留下。陌生的环境里，袁世凯一开始还循规蹈矩，但几天下来，袁世凯的老毛病又犯了，除了调皮捣蛋之外，袁世凯还食量惊人不讲礼貌，常常是张家人刚刚端上饭碗，袁世凯便已风卷残云将桌上的饭菜吃得一干二净，弄得张家人大眼瞪小眼。有一次，袁世凯与张家一个亲戚比食量，由输者付钱。袁世凯一口气吃了十个馒头，二十个鸡蛋。那人认输了，但不愿付钱。袁世凯不依不饶，硬让对方吃了同样数量的食物，结果对方一下吃撑了，大病一场。一段时间之后，张亮基实在容忍不了袁世凯的调皮捣蛋，便找了一个借口，将袁世凯送出扬州，去了南京袁保庆身边……少年袁世凯就这样一副阔少和衙内的味道，“无厘头”的程度，让人匪夷所思。这个时期的袁世凯，连后来专门为他当大总统制造舆论，抬轿子吹喇叭的《容庵弟子记》一书都无法为之掩饰。

袁世凯故居

在南京，袁世凯过上了五年相对安定的生活。这一段时间是从1869年（同治八年）至1873年（同治十二年），也是袁世凯十岁到十四岁的时候。此后，袁世凯再没去过江南，即使是在朝鲜后期，朝廷册封了他一个温处道员的职务，袁世凯也未去上任。为了让袁世凯好好读书，袁保庆特地聘请了江南名儒张曲治给袁世凯授课，并把袁世凯的哥哥世敦、世廉从家乡接来同读。但此时的袁世凯仍旧喜欢骑马、打拳、饮酒、下棋、赌博；或者，跟一帮小兄弟策马登览清凉山、雨花台、莫愁湖等胜景，所到之处一片鸡飞狗跳。不过袁世凯这时候已显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了，那帮小弟兄无论长少，都愿意听袁世凯的指挥。袁保庆见此状，便有意识地培养袁世凯为人处事上的能力，让袁世凯帮他料理一些事务，经常提醒袁世凯做人要有大志向、大雄心。在袁保庆的言传身教之下，袁世凯这方面倒是有了很大提升。与几乎所有传统青年书生一样，在南京的那一段时间，袁世凯也写了好几首诗来抒发自己宏大的志向，他在七律《雨花台怀古》一诗中写道：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另外一首则是：

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平心而论，袁世凯的诗很一般，没有平仄，也不讲对仗。不过从诗中可以看出，少年袁世凯还是有着鸿鹄之志的，也透着一股浓烈的草莽之气。当然，少年的狂妄、蛮横以及志大才疏都无可厚非，重要的是有没有在宏大目标之下的不断精进，以及用一种准备好的姿态，等待命运的垂青。这时候的袁世凯，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攀上那么高的位置，也没有想到命运会在茫茫人海中挑中了自己，让他一生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

1873年7月，袁保庆突感霍乱死于南京。这对年仅十四岁的袁世凯来说，无疑晴天霹雳。极度悲伤之下，袁世凯卧床不起竟达五个月。袁保庆的丧事由生前好友刘铭传、吴长庆代办。年底，刺骨的寒风之中，袁世凯陪伴嗣母牛氏，乘马车扶着灵柩回到了项城。安葬了袁保庆之后，在郭老太太的主持下，袁氏家族又将袁世凯和袁世廉教育的重任转交给袁保恒。袁保恒是袁甲三的儿子，早年一直跟袁甲三征剿捻军，智勇双全，战功卓越，曾被清廷授予“巴图鲁”（勇士）称号。平定捻军之后，袁保恒又随左宗棠参加陕甘平叛。这个时候的袁保恒，刚刚离开西北，赴北京就职。他富有雄才大略，头脑清晰，对于国际国内的一些大事，提出过很多好建议。在俄国人强占伊犁之后，他就未雨绸缪，上书朝廷，要求加强东三省的防务，指出俄国才是清廷最大的危险，提出国家应精选良将，负责东三省的练兵事宜，既可以加强对东三省的保护，同时可以拱卫京城。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了袁保恒是极富战略眼光的。袁保恒所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1876年向光绪皇帝建议，在台湾设置巡抚。这一点，后来也为清廷所采纳。

袁世凯跟随叔父袁保恒来到京城。袁保恒先是以翰林院侍读学习补用，然后又被提拔为内阁学士，累官至刑部左侍郎。袁保恒的弟弟，即袁世凯的另一个堂叔袁保龄不久也当上内阁中书，来到了京城。为了帮助袁世凯兄弟应对科举，袁保恒、袁保龄兄弟在北京办了私塾，聘请了三位举人做老师，全力教授袁世凯兄弟。一年之后，袁保恒受命帮办左宗棠转饷，进驻肃州（今甘肃酒泉），监督袁世凯兄弟读书的责任落在了袁保龄的身上。这个时候，袁世凯仍不改顽劣，不用心学习。袁保龄很生气，对袁世凯的评价是“资分不高而浮动非常”，决定对袁世凯进行严加管教：首先，不准袁世凯随便外出，将袁世凯的书桌放在老师的书案旁，又将袁世凯弟弟袁世廉的书桌安排到里面，将两人隔开，不让他们交头接耳；袁保龄还将袁世凯住宿的房间安排在老师隔壁，让老师监督他晚上用功，早睡早起。袁世凯学习期间，在河南老家的生父袁保中去世，袁保龄因为怕耽误袁世凯学习，以袁世凯已过继给袁保庆为理由，不让袁世凯回老家奔丧，依旧留京苦读。在袁保龄的严厉监督之下，袁世凯的学业有了明显进步，个性也收敛了不少。在与其兄袁保恒的书信中，袁保龄高兴地谈到袁世凯的变化，说袁世凯虽然“文章尚不入门”，但“竟是中上美才”了。又过了一年，袁保恒回到了北京，更是加紧督促袁世凯学习。就这样，两个叔叔硬是紧逼袁世凯苦读了三年。

科举学习，以及所有的应试教育，要求的都是一种驯服的学习态度。这种态度，不仅是行为上的顺服，更重要的，是内心的称臣。否则，那种油然于内心的抵触，就会让教育的渗入大打折扣。虽然袁世凯这时候已竭尽全力适应科举，但在内心当中，那种由性格而产生的抵触力量无疑是强大的，这也决定了袁世凯很难成为这种教育方式的佼佼者。1876年秋天，乡试的日子到了，袁保恒因为担任顺天武乡试正考官，为了避嫌，袁世凯只好回河南开封参加乡试。尽管袁世凯对自己充满信心，结果公布时，袁世凯却名落孙山。首次科举的失败，让袁世凯心灰意懒。年底，按照长辈们的意思，袁世凯在老家把婚事办了，迎娶了大他两岁的陈州淮宁县的于氏。不久，于氏生下了儿子袁克定。后来，袁世凯恢复帝制，于氏也自然而然成为皇后。

1877年2月，袁世凯再度回京城读书，准备三年后的第二次考试。这一回，有了家室的袁世凯懂事了不少，在学业上自觉了很多。到了这一年秋天，天降大灾——黄河以北的地区大旱，其中河南旱灾更严重，全省九十多个州县，重灾达到七十五个，很多地方颗粒无收，麦收最多者，也仅是往年的四成；与旱灾并行的是蝗灾——勉强种上的一点秋禾，也被铺天盖地的蝗虫吃完。在这种情况下，灾民们只好吃野菜、草根、树皮、树叶、麦苗、豆苗等，甚至以吃观音土果腹。中原没办法生存了，灾民们就流浪逃荒。每天渡黄河南逃的人，黑压压的一大片；河南西部数十万人逃到陕西，陕西同样无以为生，灾民们不得不又逃回本土。辗转之中，死者不计其数。由于灾情太重，民间竟有人以吃人肉维生。官方和民间的报告，不断披露这一类的骇人事件。由于腐败，朝廷和官府的一些有限的救济粮，也到不了灾民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下诏，将赈荒不力的河南巡抚李庆翱革职，以东河河道总督李鹤年兼署河南巡抚，同时调任刑部左侍郎的袁保恒帮办赈务，从京城回河南主持赈灾。

袁保恒接到朝廷的调令时，有人好心地劝说袁保恒推辞，袁保恒坚决回绝了。袁保恒以当时最庄重的形式，对天明誓，以报朝廷，尽瘁桑梓。然后，袁保恒特意将袁世凯带在身边，悲壮地上路了——当年，为了使袁世凯安心读书，袁保恒在袁世凯生父去世时，仍不放他回籍奔丧，而这一次回故乡赈灾，袁保恒硬是将袁世凯带在了身边。袁保恒的用意很明确，就是让袁世凯在大灾之时，体恤民情的疾苦，也让他做点什么。在河南期间，这个忠诚的旧官僚全身心地投入到赈灾之中，不分昼夜。袁保恒还利用人脉资源，向各地抚督化缘。在当时僵化低效的体制之下，袁保恒的办事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层层阻碍。由于心力交瘁，袁保恒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无言枯坐，通宵达旦。重压之下的袁保恒很快变得心力交瘁，不仅头发变得花白，甚至开始吐血。目睹叔父的状况，袁世凯心里很痛苦，但又帮不上忙，只得悄悄写着家信，把所见所闻告知自己的二姐，让家人替他分忧。几个月后，袁世凯嗣母牛氏病重，袁世凯只得暂时离开袁保恒，从开封赶回项城探视。袁世凯到家后不久，就收到了袁保恒的病危告急信。等袁世凯赶回开封时，袁保恒已染上了瘟疾，病死在河南省城开封赈务公所。袁保恒的死，对于袁世凯无疑晴天霹雳，那一段时间，袁世凯整日以泪洗面，悲恸之中，袁世凯将自己的用具搬到袁保恒墓地边上，搭了一个草棚，一个人守了近一个月。

袁保恒书法

袁保恒死后，清廷给出的谥号为“文诚”，这是很高的荣誉了。袁保恒的弟弟袁保龄，此时刚刚晋升为侍读，钦命以知府即补。听到兄长的噩耗之后，急赴河南，与袁世凯一道料理了袁保恒的丧事。然后，袁保龄向朝廷报告，要求辞去现任官职，以一个在籍绅士的身份，留在河南赈灾，以完成兄长未竟之事。袁保龄的毅然决然，也让袁世凯深受感动。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段在河南的非常经历，对袁世凯青年时代的性格、道德、政治素质产生了很大影响。或许，正是从两位叔叔的举动中，袁世凯觉得人生不应碌碌无为，而是要有使命感，活出大丈夫的气概来。

值得一提的还有——后来，李鸿章兴办水师，袁保龄同样承担了重任，具体负责旅顺军港的兴建。袁保龄担当此任，是在李鸿章发现海防营处道员黄瑞兰贪污的前提下。李鸿章将黄瑞兰撤职查办，将此重任交付袁保龄。由此，可见李鸿章对袁保龄人品的认可和信任。史书对袁保龄的记载是：在建设军港的五年中，“每日奔走不知疲倦……所历艰苦，实为四十年所未有……方来之始，万事瓦裂。今则公帑节省数万金，海防军容渐如荼火，差可欣慰。而面黑肤瘦，形容憔悴，鬓发渐已白矣”。袁保龄在经费极其不足的情况下，操持的工程包括：海门疏浚、拦潮大坝、船澳及泊岸工程、口西与口东海岸炮台、陆路炮台、水雷营、鱼雷营、电报局、水陆医院、道路、库房、码头、机器厂，等等。袁保龄曾连续二十多天昼夜工作，不肯休息，终于引发中风昏厥。李鸿章特地为他请来了慈禧太后的御医进行医治。袁保龄恢复后，因为身体原因请辞。急于用人的李鸿章没有同意。1889年，袁保龄死于任上，时年四十八岁，朝廷追赠他为内阁学士。旅顺军港也于袁保龄逝世一年后全部竣工，成为当时远东地区最先进的海军基地。

1877年袁保恒的去世，对于袁家的打击是致命的。这不仅仅是精神的大树倒下了，在经济上，袁家也开始面临拮据。这一年，袁家按照袁世凯父辈的人数分了家。袁世凯继承了嗣父袁保庆的一份遗产，也继承了一部分责任——三顷左右的土地，还有一些积蓄；同时，袁世凯得负责全家七八口人的生活，以及三个妹妹的陪嫁。年纪轻轻的袁世凯明显感到生活的压力，也感到前程的渺茫，他从项城搬到了陈州。心情郁闷之中，袁世凯开始嗜酒，常常跟一帮年轻后生日饮数斗，成了一个真正的高阳之徒。喝酒之余，袁世凯喜欢策马驰骋郊野，一泄心中的不快。酒与诗总是联在一块的，袁世凯自己出资，在陈州组织了两个文社，一个叫做“丽泽山房”，一个叫做“勿欺山房”，跟当地的文人一起，喝酒抚琴吟诗。在这一段时间，袁世凯结识了后来他一生中的“兄弟”徐世昌。徐世昌是一个瘦瘦的、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正好与矮壮的袁世凯相反。当时，徐世昌在淮宁县办理文牍，因为家境贫寒，无钱北上应试。袁世凯与这个落魄书生结拜兄弟后，慷慨解囊馈赠纹银一百两，资助其北上应试。

1879年，又是三年一度的乡试之期。这时候的袁世凯，已经对科举产生浓烈的排斥心理。在他心目中，这种扼杀人性的考试就如同蛇蝎一样可恶。袁世凯一翻开那些厚厚的典籍，就有一种呕吐的感觉。这一次，袁世凯没有像三年前一样认真准备，他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一方面热衷于组织文社、结交朋友，另一方面，还帮助自己的姑父道员忙一些赈灾事务，甚至不甘寂寞地帮邻居写状子打官司。可想而知的是，袁世凯以这样的态度来对付科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1879年秋天，袁世凯再次名落孙山。积怨终于爆发了，一气之下，桀骜不驯的袁世凯将有关科举书付之一炬，发誓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耳？”

这一年，袁世凯正好二十周岁。

第二章　无私，还是抓权？

从1879年秋天到1881年，袁世凯的很多精力用在了刻苦研究兵书上。袁世凯从书肆购买了大量兵书，整天啃着《孙子兵法》、《六韬》、《三略》、《兵经》、《阴符》什么的，有时候也从一些报纸杂志上支离破碎地读一点西洋军事文章。原先的毛头小伙袁世凯，在饱读兵书之后，慢慢有了机心和城府。当然，地处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中原，那里的人们，本来就有这样的潜质。袁世凯暗暗立下志向，希望像古代名将一样，沙场秋点兵，驰骋疆场上。不过让袁世凯感到失望的是，这时候太平天国和捻军已经平息，本土范围内战争已经消失。不打仗，学兵书哪有用武之地呢？在河南陈州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一无所获的袁世凯只好苦恼地去了京城，想在京城捐一个官作交待。到了北京之后，袁世凯这才知道，朝廷已停止捐纳，买官也没有路径了。袁世凯只好悻悻地在北京、天津等地转溜，想碰碰运气。有一次，袁世凯去了赌场，一赌之下，把自己携带的盘缠输得一干二净。

像当时所有失意书生一样，袁世凯也在烟花女子身上寻找安慰，也收获爱情。在一家妓院，袁世凯结识了名妓沈氏。沈氏见袁世凯相貌举止不凡，头脑清晰，意气风发，不由爱上了袁世凯。沈氏不仅不收袁世凯的钱，还将自己的私房钱偷偷拿来资助袁世凯，让他早谋出路，立功立名。袁世凯深受感动，答应若升官发达，一定为沈氏赎身。这一段两人之间卿卿我我海誓山盟的露水爱情，就像《三言二拍》中描写的情景一样。袁世凯还是一诺千金的，几年之后，袁世凯在朝鲜平叛升官发财后，立即派人将沈氏从妓院赎出，接到朝鲜，轰轰烈烈地迎娶沈氏当了自己的大姨太。

落魄的袁世凯游荡了一大圈之后，仍旧两手空空。此时的他，就如同站在一个四周布满门洞的迷宫中央，身前左右没有任何标牌指明方向。自尊心很强的袁世凯已没有颜面回河南老家了，此时，袁家的财务状态已处于窘状，家境每况愈下，不仅自己的小家如此，大家族也是如此——支撑袁氏大家族的，仅有袁保龄一人。袁保龄这时候尚在北京，月收入一百两银子，虽然不菲，但开支也很大，办公费用包括在内不算，还有两房妻室、七子三女的生活，都得支出。无论是在经济上或精力上，袁保龄已无力照料袁世凯了。正好吴长庆写信给袁保龄询问袁世凯的情况，并要袁世凯来他处。袁世凯于是便来到山东投奔父亲的好友淮军吴长庆。

袁世凯之所以提出投奔吴长庆，是因为吴长庆与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是铁杆交情。吴长庆是安徽庐江人，咸丰年间，吴长庆的父亲吴廷襄在籍办团练对抗太平军，遭到太平军的围困，吴廷襄命吴长庆突出重围，向驻守在皖北的袁甲三求救。袁甲三接到告急后，征询袁保恒和袁保庆的意见。袁保恒认为，现在军队正跟捻军正面交锋，胜负未定，不宜分兵。袁保庆则表示，吴廷襄以绅士办团练，势单力薄，现在兵围危城，应分兵救援。袁甲三见两人意见不统一，一时拿不定主意，几天以后，庐江城被破，吴廷襄战败身亡。

因为袁保恒不主张救援，吴长庆从此与袁保恒结下了梁子，但对袁保庆，吴长庆一直心存感激。二人相处得很投缘，还结拜为兄弟。不久，李鸿章组建淮军时，吴长庆率五百人前往安庆加盟。此后，就一直跟着李鸿章转战苏南。太平天国平定之后，吴长庆由于战功赫赫，官至提督，成为一品大员。袁保庆在南京就职的时候，吴长庆正好驻兵浦口，两人经常见面。对于虎虎有生气的袁世凯，吴长庆很喜欢，还收了袁世凯做干儿子。

袁世凯来到吴长庆军营，应该是1880年的事情。当时国内局势已发生了明显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洋务运动和休养生息之后，清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清政府有意识在军事上进行变革，以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在李鸿章等人的进言之下，清政府决定塞防与海防并举，实行“全面抵御”：诏左宗棠出驻哈密，指挥收复新疆；派吴大帮办吉林边务；以曾国荃坐镇山海关；谕两广、云贵总督加强西南边防；命李鸿章加强海军建设，统筹海防。李鸿章即开始创办北洋水师，奏调广东水师提督、淮军宿将吴长庆，率军驻防山东登州，加强对山东半岛的防务。

袁世凯就像一尾鱼一样，终于游进了自己的海洋。相比那些佶屈聱牙的古文，袁世凯更喜欢军营生活，在这里，他可以纵马驰骋，不受约束。袁世凯天生世故练达，性格豪爽，没有一般读书人的胆怯和酸腐，并且善于察言观色。吴长庆交办的事情，袁世凯都能办得很好；很多复杂的事情，到了袁世凯手中，也能迎刃而解。吴长庆很赏识袁世凯，不久即委任袁世凯为庆军营务处帮办（相当于军训处作战参谋之职），还给了袁世凯一笔丰厚的俸禄，让他养家糊口。

不过吴长庆那时候还是想让袁世凯继续科举之路的，毕竟，在当时的社会，科举之路才是正途。吴长庆虽是行伍出身，但一直知书达理，对于文人与文化很尊重。吴长庆安排他的幕僚，也就是后来在甲午年一举中状元的张謇，去教授袁世凯。和袁世凯一起跟张謇学习的，还有吴长庆的次子吴保初。虽然张謇当时也不过二十多岁，但学问和见识，高过袁世凯一大块，袁世凯从张謇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一段时间之后，袁世凯有了明显的进步，在与家人的通信中，袁世凯也流露出重新走科举之路的想法。毕竟，科举两试不中，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只要咬紧牙关接着考就是。不过接下来的事情，连袁世凯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一生就这样与科举永远失之交臂。科举，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和心病。

1882年，也即光绪八年壬午发生的朝鲜内乱，对于袁世凯来说，是改变他个人命运的一次大事。关于这次内乱的原因和详情，目前有很多版本，莫衷一是。得到公认的一点是，此次内乱是由当时朝鲜国王生父李应和王妃闵氏之间的权力斗争引发的。当时的朝鲜国王李熙，是由旁支入继的，即位之初，年仅十二岁。因其未成年，朝廷商定由李应执政，称为大院君。大院君富有才略，思想上却相对守旧。执政十年之中，虽然朝鲜社会秩序安定，王室的威望提升，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及王公大臣的贪污腐化，一直没能得到有效约束和改变，依旧是闭关锁国。朝鲜政治的因循守旧，在邻国日本迅速崛起的背景下，自然成为国内改革和激进派的攻击目标。国王李熙亲政之后，由于性格懦弱，朝政大权很快被王妃闵氏揽走。闵氏以国王的名义，效仿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虽有良好的初衷，但由于控制不力，亲日势力日见膨胀，诸多势力浑水摸鱼。一时间，朝鲜物价飞涨，人民怨声载道。

大权旁落的大院君一直盘算着东山再起，动乱的形势正好给他提供了机会。不久，闵氏政权的军事改革，又因拖欠军饷，引起了广大士兵的不满。大院君抓住时机开始反击了，他一方面派人在社会上散布流言，一方面组织力量准备反扑。一场发生在父子之间的争斗开始上演，大院君发起暴动，唆使叛军围攻王宫以及敌对势力的宅第，杀死政敌闵镐谦、金辅铉等，闵氏毫无防备，只好仓皇逃跑，藏匿于民间。汉城的局面变得不可控制，叛乱的朝鲜军队又袭击了日本使馆，日本公使逃至仁川，乘英舰返回日本。朝鲜的动乱，正好给觊觎朝鲜半岛的日本找到了借口，日本内阁立即开会研究朝鲜形势，决定派兵至朝鲜问罪。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得知这一消息后，急电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上报朝廷，火速派兵增援朝鲜。这个时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适逢母亲去世，开缺回到合肥老家守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暂由李鸿章的老部下、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张树声在接到电报后，立即与总理衙门进行了商议，决定派兵前往朝鲜平乱，调吴长庆所部六营开往汉城，并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战舰接应。

1882年8月16日，吴长庆率六营官兵及水师提督丁汝昌的主力镇东、泰安、日新、拱北四舰，从登州向朝鲜开拔，行驶到半程的时候，台风大作，吴长庆只好带人马回威海卫暂避。8月19日，庆军再次出发。袁世凯的职责是在“前敌营务处”负责军需和勘定行军的路线。此前，精明的袁世凯就通过朝鲜使者金允植，把朝鲜的政治、军事以及地理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8月20日早晨，船只到达朝鲜南阳马山浦港后，袁世凯带领前敌营务处数人率先登陆，选定了大军登陆地点及进抵朝鲜的行军路线。第二天，吴长庆指令某营为先锋率先上岸，该营官表示士兵不习航海，多数晕船，请求稍缓。吴长庆大发雷霆，将该营官当场撤职，命令袁世凯接替。袁世凯接管后，立即部署登陆，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在此之后，袁世凯在向导金允植的带领下，以前敌营务处第一营代理管带的身份，率部向朝鲜京城挺进。这个时候，当年李鸿章的精锐部队淮军已呈出暮气沉沉的状态了，由于久疏战事，清军行军缓慢，纪律松弛。行军途中，竟有士兵对朝鲜民众进行奸淫抢掠。袁世凯知晓之后，一口气杀了七个违纪士兵，提着违纪士兵的脑袋去见吴长庆。清军士兵被震慑住了，再也不敢胡乱违纪。吴长庆见袁世凯如此果敢，对袁世凯更信任了。

清军进驻汉城之后，依照事先商量的方针，决定继续维持朝鲜的现状，支持现任国王。对于大院君，按照上峰的要求，押解至中国；对于其他势力的暴动，采取坚决镇压。考虑到大院君手下尚有数千武装，吴长庆在与袁世凯等人商议之后，决定先拜访大院君，稳定他的情绪，然后用计生擒。8月26日，吴长庆等人专程来到大院君住处拜见，双方言谈甚欢。大院君很高兴，主动提出回访看望。吴长庆回到营地之后，立即安排袁世凯部署亲军抓获大院君。当天下午，大院君率领数十位随从来到清军驻地。袁世凯设计将大院君的卫队阻拦在中军之外，吴长庆对大院君宣读了朝廷旨意，然后请大院君入轿，强行转移到军舰上，押解到了天津。

由于大院君束手就擒，群龙无首，朝鲜的内乱很快就平息。日本此时还没来得及派兵，没了借口，也就不好派兵了。接着，闵妃也回到了宫廷，对清国恢复她的地位和统治，非常感激。朝鲜国王和闵妃设宴招待吴长庆、张謇、袁世凯等，又单独会见了袁世凯，聆听他对朝鲜事务的意见。朝鲜事件平息下来之后，清廷奖赏有关人士，袁世凯自然也在其列——袁世凯从七品“中书科中书”的虚衔，一跃为正五品的同知。这一年，袁世凯才二十四岁。

朝鲜平叛后，袁世凯按照清廷的要求，继续驻军朝鲜。几个月后，朝鲜国王向朝廷提出，希望派人帮他们组建一支带有现代化意味的新军。这个时候，因外交形势吃紧，李鸿章已接到朝廷的召唤，提前结束了丁忧，重新回到北洋大臣的位置上。接到朝鲜的要求后，李鸿章把这项任务交给了驻守朝鲜的吴长庆，吴长庆也就把任务交给了袁世凯等人。

清陆军

袁世凯接到命令后很高兴，自己很长时间研究军事，终于有了一个用武之地。因为对西方军事科学已有所接触，袁世凯在训练朝鲜军队时，以自己熟悉的淮军训练方式为主，也借鉴了一些英国德国的操法阵法等。袁世凯在当地招募了一千人，分为左右两营，配备了新式火枪、大炮等弹药装备，亲自对这些士兵进行训练。一个月以后，朝鲜国王在春塘台进行检阅，在袁世凯口令的指挥之下，这一千名昔日的农民和自由职业者，无论是出操队列，还是射击搏斗，一个个有模有样。李熙非常高兴，对袁世凯的才干赞不绝口，又将自己的旧军调拨五百人给袁世凯。不久，国王李熙再次阅兵，看到这支新军又有很大进步，大为赞赏，竟要封袁世凯为全国陆军大元帅，由于李鸿章的干涉，这项动议不了了之。这一支朝鲜新军，在后来的“甲申政变”中，帮了袁世凯的大忙。

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袁世凯的生活与经历，就跟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国有关了。从1882年开始，一直到1894年，除去当中回国的两年时间，算起来，袁世凯一直在朝鲜生活了整十年。从现在的资料看，袁世凯在朝鲜这十年的情况，一直含混而模糊，没有翔实记载。也的确，那一段时间袁世凯只是一个影子，他最大的任务，就是按照李鸿章和朝廷的意思，遏制日本和俄国的势力，阻止可能来临的危险。

到了1884年，风云突变，由于中法战争硝烟再起，国内防务空虚，李鸿章不得不将吴长庆部从朝鲜撤回一部分，以加强辽东半岛的防务。李鸿章命吴长庆带三营兵力回国，其余在朝鲜的三营，由吴兆有担当统帅，袁世凯辅助。清国撤出一半兵力之后，日本人认为机会来了，这时候清国正跟法国作战，哪有精力来处置朝鲜事务呢？在日本势力的直接支持下，朝鲜国内亲日派“开化党人”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计划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对于朝鲜“开化党人”的行踪，精明的袁世凯了解得一清二楚。1884年12月2日，金玉均等人向吴兆有、袁世凯、张光前等人递上请柬，想在宴会上见机行事，突然动手，杀了吴兆有等人。吴兆有、张光前心生疑虑，准备回绝邀请。袁世凯不同意，说，如果我们全部不去，等于向对方示弱。于是，袁世凯让吴兆有和张光前留守，自己轻骑简从，上门赴约。袁世凯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在主人还没到齐的情况下，独自要了份酒菜，大吃大饮，谈笑风生。等桌上酒菜席卷得一干二净时，袁世凯对朴泳孝等人说：我今晚有事，不能久待，要立即回营。没等朴泳孝反应过来，袁世凯攥住朴泳孝的手，一直走到自己马前，飞身上马，带着几个随从绝尘而去。这样的情景，就像是当年关云长“单刀赴会”的再现！

两天后，政变爆发了，清廷的史书把这一次暴乱称为甲申政变。“开化党人”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攻占了王宫，活捉了国王李熙及闵妃，杀死了执政六大臣，宣布改组政府，逼迫国王用铅笔书写了“日使入卫”四个字，送至驻日使馆，为日本入侵朝鲜制造理由。袁世凯在第一时间得到政变的消息后，当即和吴兆有、张光前商讨对策，吴兆有和张光前主张等候北洋命令，袁世凯认为时不待人，极力主张用武力保护朝鲜国王。商议后的结果，是由吴兆有致函朝鲜国王，请求允准率兵保护。信函送达朝鲜国王手中后，由叛乱分子挟持的国王李熙当然下诏，不许清国军队进行干涉。朝鲜大臣金允植、南廷哲来到清兵大营求救，袁世凯要求见国王也受阻。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当机立断，决定带兵强行进宫。吴兆有率兵入左门，袁世凯率兵入前门，张光前殿后策应。日军见清军入宫，首先开枪，袁世凯立刻进行了还击。叛军抵御不住，挟持国王且战且退。袁世凯带兵追击，将日军团团围困在一小山坡上。晚上，日军和朝鲜叛党坚持不住，突围而逃。吴兆有与袁世凯将国王李熙抢回。然后，国王召集文武大臣，宣布日本阴谋及乱军罪状，宣布改组政府，抗议日本公使勾结作乱。日本驻朝公使竹添一看形势不妙，自焚使馆，狼狈逃回日本。众叛臣金玉均、朴泳孝等也随之逃往日本。甲申政变遂告平定。

闵氏画像

伊藤博文与朝鲜王子

袁世凯在朝鲜经历的描述，资料一般出自沈祖宪、吴生的《容庵弟子记》。这一本由袁世凯亲信和弟子编撰的书，当然不乏溢美之词。但不能否认的是，袁世凯在朝鲜的事迹还是非常突出的，也是有着凛然大义的。这同样可以从清廷对于袁世凯的屡次嘉奖中看出。肩负使命的袁世凯在朝鲜英气勃发、坚定勇敢，虽然有些方面做得过于激进，但在总体上，袁世凯对于朝鲜时局的把握是准确的，也是妥当的。

甲申事变之后，朝鲜国王李熙请袁世凯居于王宫偏殿，代为主持内政、外交、军事等一切政务。不过经过两场政变之后，袁世凯对于朝鲜的局势明显忧心忡忡。年轻气盛的袁世凯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请求清国大军全面入驻朝鲜，以断绝日、俄等国侵略的念头。袁世凯建议说：总之，示以必战，则和局可成；示以为和，则战事必开。由于中法战争此时正如火如荼，清廷显然不想因为朝鲜问题激怒日本，以致腹部受敌，因此，袁世凯的建议被搁置一边。不过李鸿章对袁世凯关于朝鲜局势的分析还是认可的，对于袁世凯的能力，也更加赏识了。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另外一些事情，却让袁世凯灰头土脸：先是袁世凯在叛乱平定之后，未经请示，即挪用军饷抚恤被亲日派杀害的朝鲜大臣闵台镐等人的家属。袁世凯打报告要求李鸿章将这笔款项作为正当开支给予报销，遭到李鸿章的严厉呵斥，要求吴兆有责令袁世凯自己解决这笔费用。袁世凯的堂叔袁保龄也写信批评袁世凯，让他自己赔偿。再一件事就是袁世凯过于抓权和自作主张，引起吴兆有、张謇等人对袁世凯的不满，吴兆有写信揭发袁世凯蓄养官妓、贩卖烟土、贪污军饷。不仅如此，袁世凯还面临日本方面对清廷的施压——日本致函清廷，认为袁世凯寻衅挑事，是此次中日冲突的罪魁祸首，要求清政府追究袁世凯的责任；同时派外相井上馨带团来朝鲜，与朝鲜政府商谈赔偿一事。针对各方面的攻击，清廷派会办北洋防务吴大、盐运使续昌，赴朝鲜查明甲申事变的真相。袁世凯再次显示了他处变不惊、办事干练的才能。赴朝调查人员来之前，袁世凯就将甲申事变的经过及证据材料整理好，汇集成册。使团一到朝鲜，袁世凯立即将书面报告及有关证据呈上。吴大、续昌根据事实认定，袁世凯并没有蓄养官妓、贩卖烟土等行为，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也是从捍卫清廷利益的立场出发，是正确的。吴、续因此并没有责备袁世凯，反而表扬袁世凯劳苦功高。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日本只得悻悻地承认失败。考虑到中法战争正在进行，朝鲜在与日本谈判时，也有意识作了一些让步，双方达成共识：朝鲜派使者赴日本谢罪；赔偿日商损失十一万元；赔偿日本两万元重修日本使馆等。虽然给了日本面子，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一回，日本还是输得体无完肤。

尽管事实真相得到了澄清，但清廷的软弱低效以及腐朽阴晦，让意气风发的袁世凯很是失望。这个时候，袁世凯的养母牛氏在老家河南，听说袁世凯身处危地，吓得旧疾复发，急函敦促袁世凯回国。袁世凯考虑到自己集各种矛盾于一身，也不便久留，于是以养母牛氏生病为由，向吴大提出请假回国。接到袁世凯的请求，吴大颇有感慨：这个年轻人有如此大局意识，拿得起，放得下，真是上天的造化啊！得到批准之后，袁世凯于1月30日早晨离开了汉城。1日，到达马山浦时，丁汝昌亲自驾着小船来迎接。对于袁世凯这个晚辈，丁汝昌不吝溢美之词：功成退归，君舍得开，走得出，伟人也！

袁世凯的朝鲜挚友金允植也作诗一首《送慰廷归河南》：

名高人多嫉，功成众所忌，

此事古今同，处世谅不易。

曩值危急日，人皆敛手避，

黠者怀首鼠，懦夫常惴惴，

事定反免疵，利口交渐渍，

遂将功为过，摧折丈夫志，

君今浩然归，俯仰无所愧，

天日照孔明，贤才岂中叶？

相见知不远，努力勉王事。

第三章　英勇，还是退缩？

虽然朝鲜的两次叛乱被平定，但这个半岛国家的境况，并没有得到缓和，而是变得更加复杂了——1885年3月，继日本外相井上馨恫吓朝鲜得手之后，日本政府又派宫内大臣伊藤博文来中国，对清政府在朝鲜的做法提出抗议。伊藤博文到达天津之后，清政府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之谈判。伊藤博文觉得李鸿章很难对付，径直跑到北京总理衙门，要求直接跟清政府进行对话。总理衙门在接待了伊藤博文之后，令其返回，仍跟李鸿章交涉。接下来的会谈中，日本方面除提出道歉和赔偿要求外，还要求中方严惩朝鲜事件中的“罪魁祸首”袁世凯。日本方面提出，朝鲜之所以陷入混乱，完全是袁世凯一手挑起的。经过近一周的讨价还价，双方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内容共有三条：中日两国四个月内撤出驻朝军队；两国均不许派员教练朝鲜军队；朝鲜今后若发生事变，中日两国或一国向朝鲜出兵，必于事前相互告知。至于惩处袁世凯一事，经过“太极高手”李鸿章的一番敷衍，也就不了了之。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天津条约》的签订上，尤其是关键条款“朝鲜今后若发生事变，中日两国或一国向朝鲜出兵，必于事前相互告知”这一条文上，李鸿章还是上了小字辈伊藤博文的“套”，为后来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了祸根。

日本势力蛮横向朝鲜渗透之时，俄国、英国及其他列强，对朝鲜也蠢蠢欲动。对于当时清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列强有意睁一眼，闭一眼，不予承认。与此同时，随着自主意识的增强，朝鲜也对这种不成文的宗藩关系心存不满，一直盘算利用矛盾，争取独立和自由。在俄国的诱使下，朝鲜背着清国，与俄国签订了《通商条约》，规定：缔约国有权将军舰开到另一方的任何港口，不管这些港口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这等于宣告俄国对朝鲜的独特地位。英国在知晓了这一项协议的内容后，先下手为强，以防止俄国入侵朝鲜为由，强占了朝鲜的巨文岛。

到了1885年7月，由于中、日两国已从朝鲜撤回军队，俄国对朝鲜的干涉越来越多。俄国使者面见朝鲜国王，要求朝鲜接受俄国保护，并且帮助朝鲜训练军队。国王李熙一边报朝廷，一边致函李鸿章，要求清国对此事给个说法。显然，朝鲜方面想以强大的俄国，对清廷进行施压。清廷和李鸿章无奈之下，只好打出大院君这张旧牌——李鸿章与已在中国的大院君进行了会谈，又跟朝鲜国王李熙进行沟通后，从维护宗主国的利益考虑，决定将比较亲近清国、思想趋向于保守的大院君派回朝鲜国内。在李鸿章和清廷看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旧派的大院君对于维护中朝现有关系都是有好处的，大院君回国后，不仅能增加亲中派的势力，也能有效制衡他的儿子、朝鲜国王李熙，以及变化无常的闵氏。大院君归国的消息在朝鲜传出之后，闵氏家族感到惴惴不安。闵妃竟派人携重金来到天津北洋大臣衙门，以行贿来乞求李鸿章阻止大院君回国。这样的举动让李鸿章啼笑皆非。闵妃集团的坚决反对，使得送还大院君归国的计划不得不推迟。朝鲜统署大臣金允植向李鸿章建议，让朝鲜国王李熙亲自写一封信给父亲大院君，恳请他回国协助事务。这样，大院君的归国，就有了充足理由。

在等待李熙信函的过程中，李鸿章一直考虑让谁来承担护送大院君回国的重任。一开始，李鸿章准备派一个心腹将领率五百人马护送，但随即，李鸿章想到了正在河南老家的袁世凯，觉得还是由熟悉朝鲜国情的袁世凯担当比较合适。于是急招在河南陈州的袁世凯火速赶到天津。袁世凯接到电报后，一路兼程，昼夜狂奔，甚至因此累死了一头骡子。到了天津之后，李鸿章见到袁世凯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的局势就如同演戏，观众已到，只等你出场了。”袁世凯问明情况之后，请求与丁汝昌一道带兵前往，李鸿章摇了摇头，笑着说：“韩人听说大将军去，肯定会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呢？至于其他人，就不需要了，你只需带数十个随从就行了。”

9月下旬，朝鲜国王李熙恳请其父归国辅政的信函到达。大院君李应和袁世凯可以名正言顺上路了。袁世凯一行分乘北洋水师的两艘军舰启程。10月3日，袁世凯一行到达仁川后，受到朝鲜民众的热烈欢迎。到达汉城之后，袁世凯对闵妃和李应之间的矛盾作了排解调处，规劝李熙不要亲近俄国。数日后，袁世凯离开了朝鲜回天津复命，算是圆满完成了李鸿章交代的任务。

到了年底，清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这样，时年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再度回到朝鲜，重新开始他在朝鲜的生涯。李鸿章特意致书朝鲜国王李熙，称袁世凯“奉旨命汉城充办事大臣，兼襄助一切。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以商榷，必于大局有裨”。可以看出，袁世凯这一次在朝鲜的身份，较过去大不一样，享有很大的权力。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朝鲜半岛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西方列强的势力已波及朝鲜，各国已向朝鲜派遣了驻朝使节，朝鲜闭关锁国的局面不再。东西方列强尽管在朝鲜的矛盾与角逐日趋尖锐，但他们共同的态度是不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因而故意不把袁世凯视做清政府驻朝的全权代表。这样在朝鲜的外交圈子内，清国的势力就成了最受排斥、最受歧视的人物和机构。列强们各怀心思：日本一心想让朝鲜摆脱清国，投入自己的怀抱，甚至想一下子吞并朝鲜；俄国则想把朝鲜当做南下的一个基地；英国等其他列强，也想利用朝鲜的不稳定，慢慢蚕食朝鲜，从而控制远东。与此同时，作为朝鲜王国本身，李熙一方面想摆脱清国，图谋自强自立；另一方面，又对日本和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感到害怕，唯恐摆脱了狼，却引来了虎，行动上一直首鼠两端，拿不定主意。同时，对于袁世凯的强势，既恨又怕，表面顺从，但在背地里，一直希望能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

袁世凯正是在这样的挤压中，艰难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袁世凯专门写了一篇《朝鲜大局论》，呈交朝鲜政府，阐述朝鲜“依中国”有六大好处，“背中国”有四大害处。在行动上，袁世凯一直显出强硬的“上国”风格，以区别于其他国家，在很多事情甚至是一些细枝末节上，强硬坚决，毫不相让。1890年，朝鲜赵太妃病逝，按照清国礼节，藩属国国王、王妃去世，需派“讣告使”到北京，向礼部告讣，然后由清廷派使节前往赐祭，并赐谥号。赵太妃病逝，朝鲜迟迟没有派“讣告使”前往北京。袁世凯毫不马虎，不断敦促朝鲜王室派使者去北京告知。在袁世凯严格敦促下，朝鲜只好派使者前往。袁世凯的武断和专横，自然引起了其他国家公使的不满，尤其是日本，本以为朝鲜已是自己的囊中之物，没想到斜刺里杀出一个袁世凯，让他们如芒在背。日本致书清政府，请清政府命袁世凯访问东京，与日本大臣面商有关朝鲜事宜。日本向袁世凯提出十二条忠告，让袁世凯不要干涉朝鲜的主权，让朝鲜自主变法，以图自强。

袁世凯在朝鲜的铁腕政策，让日本恨之入骨，其他国家的公使，对于袁世凯也颇有微词。尤其是俄国，因为几次与朝鲜的密约被袁世凯识破，也对袁世凯咬牙切齿。美、英、俄等国联合起来向清廷告状，指责袁世凯干涉朝鲜内政，要求处理袁世凯。对于袁世凯在朝鲜所处的地位和境况，李鸿章当然很清楚，他知道袁世凯在朝鲜独断专横、情绪暴躁，也明白袁世凯竭力维护清国“上国”地位的一片苦心和难处。1890年袁世凯赴朝鲜担任办事大臣三整年时，李鸿章在给朝廷的报告中，给袁世凯写下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十六字考核评语，称袁世凯驻朝三年，办事得宜，仍留朝鲜，并赏以道员升用，加二品衔。清廷同意了李鸿章的请求。

李鸿章重用袁世凯是有充足理由的。除了在外交上据理力争外，袁世凯在朝鲜经济、交通、财贸的发展上面，也显示了自己的才能。尤其是华商在朝鲜的渗透上，袁世凯做了很多工作。他设置了巡警，专门保护华商在朝的利益，设立各商帮会馆，建立董事，制定了很多有利于华商的政策、措施，以促进华商经济的发展。袁世凯还奏请总税务司拨款万元，招租商局轮船一艘，来往于仁川、上海之间，打破了日本在中朝之间商贸运输的垄断。后来，又鼓励同泰顺商行集资购买货轮两艘，每年接运朝鲜漕运粮十万担以及中国货物，发展了中国在朝鲜的运输业务。并且，在龙山、仁川、釜山、元山四处设立中国在朝商务理事，管理华商在朝的商务，既增加了关税，也促进了华商的有序发展。到了袁世凯任职的后期，在朝华商的实力已经超过了日本。在袁世凯离任的前一年，仅在汉城的华商就有八十多家，人数达六千以上。

袁世凯在朝鲜的努力工作，也赢得包括闵氏在内的朝鲜最高层的尊重。闵氏也由最初的亲日，转向了亲中。朝鲜国王也曾几次对袁世凯予以嘉奖。1893年，袁世凯再一次三年期满。朝廷授予袁世凯浙江温处道职官位，但让袁世凯暂免赴任，仍留驻朝鲜。

现在论及袁世凯在朝鲜的表现，有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袁世凯担任驻朝公使期间，就像一个“近代班超”一样，为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以及清国的利益，与欧洲列强、日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如果不是袁世凯，朝鲜很可能在甲午战争前就被日本吞并。袁世凯在朝鲜所做的一切，功不可没。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甲午战争的爆发，跟袁世凯在朝鲜的做法有关，正是袁世凯在朝鲜的颐指气使，严重伤害了朝鲜官员的民族自尊心，促使其产生了严重的离心倾向，也使日本找到了借口，发动了甲午战争。这两种争锋相对的观点，其实都有偏颇。对于袁世凯来说，当年在朝鲜所做的一切，的确是鞠躬尽瘁——清国毕竟是弱国，在那种情况下，能与西方列强及日本周旋十多年，已属相当不易。至于甲午战争的爆发，这实际上是崛起的日本旨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阴谋，即使没有袁世凯，他们还会找出另外的借口吞并朝鲜，进攻中国。实力的改变，意味着过去的均衡肯定会被打破。从这一点上看，中日战争的爆发是必然的，它即使不是发生在甲午年，也肯定会发生。

后来公布的资料显示，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绝不是偶然。在此之前，日本就为迎战中国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制定了详细的《征讨清国策》，实施了为期十年的扩军备战。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已拥有一支六万余人的新式陆军，海军的吨位也达到五万吨。日本大力扩军备战之时，俄国也在实施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意味俄国也将远东扩张列入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决定：要在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竣工及欧美各国拥有远征东洋实力之前，吞并朝鲜，打败中国。《征讨清国策》的既定目标，是将清朝势力逐出朝鲜，向中国本土进攻，占领中国“盖平以南的旅顺半岛、山东登州岛、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及长江两岸十里左右的地方”。因此，甲午中日战争终于在一种不可逆转的形势中爆发了。直接的导火索，就是在朝鲜不断发生的小摩擦。

到了1894年，日本为战争所做的准备工作已暗中就绪，接下来，就是想方设法挑起对清国的战争了。恰巧这时候朝鲜境内爆发了“东学党”人起义，这一回，日本反应神速，他们立即以此为借口，要求出兵帮助朝鲜平乱。袁世凯火速向李鸿章建议，立即派大批清军进驻朝鲜，以免日本趁火打劫。1894年6月4日，李鸿章一面命直隶提督叶志超及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带淮军一千五百人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一面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调济远、扬威两舰赴仁川掩护，同时，根据《天津条约》电告驻日公使汪凤藻，将中国出兵朝鲜之事照会日本。这个时候，日本内阁已经在两天前就决定出兵朝鲜了——6月5日，先遣日军七千人已分批秘密进发。日方明确答复，不承认朝鲜为中国属邦，并告知日本已派兵赴朝。到了8日、9日、10日，日本大军陆续开进仁川。袁世凯见此情景，一方面敦促朝鲜要求日本撤回军队；另一方面，紧急召见各国驻朝公使，要求联合敦促日本撤军。在日本铁心进行这场战争的形势下，袁世凯的努力当然没有效果。袁世凯只好向李鸿章再次建议，尽可能地多调集清军来朝，方能给日本以震慑。

这个时候，行动相对迟缓的李鸿章还沉湎在自己“以夷制夷”的思路中，一直试图通过俄国与英国的施压，避免战争的发生。李鸿章知道清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弱点，如果要打这一场战争，根本没有取胜的把握。但在西方列强眼中，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古老帝国，日本则是一个向西方学习颇有成效的新锐国家，这两者之间的争斗，应该是相当有趣的一件事。就心理上来说，列强们还稍稍同情日本。对于两国之间的争斗，列强们都隔岸观火。当李鸿章一直迟迟下不了增兵决心时，日本军队源源不断地开到了朝鲜。6月24日，袁世凯在十万火急之下，连发四份电报向李鸿章要求增加军队。李鸿章仍是想通过外交努力来解决问题。这个时候，袁世凯知道朝鲜不可能保住了。到了7月5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乌向朝鲜政府提出照会，要求朝鲜在制度、财政、律法、兵务、学政五方面进行改革，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朝鲜遵从日本旨意。同一天，袁世凯在电报中向李鸿章提出，要么进兵朝鲜，要么撤出在朝鲜的军队，以免日军挑衅，引发冲突，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袁世凯的建议，李鸿章一直犹豫，撤兵吧，似乎有损大国的体面；增兵吧，似乎又易引发冲突。就这样，在犹豫中，李鸿章丧失了很多机会。

李鸿章一直不发布增兵的命令，袁世凯意识到事态的紧急了。袁世凯当然知道日本人对自己的仇恨，如果自己再待在这个地方的话，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因此得赶快离开朝鲜。袁世凯赶忙给李鸿章打报告，以自己生病发烧周身疼痛为由，让李鸿章速调自己回国内。同时，袁世凯又致电好友盛宣怀，让他劝说李鸿章调自己回国。在给盛宣怀的电报中，袁世凯打了个比方，妻子被人蹂躏，急呼丈夫，丈夫却无力相争，只有坐视，情何以堪！他请求调任自己回国，让别人来代理。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完全可以想象袁世凯心情的忐忑。到了7月中旬，鉴于俄、英调停的失败，光绪皇帝决定迎战。可能李鸿章还是想保留袁世凯这个人才吧，宣战的同一天，致电驻朝公署，将袁世凯调回国内，将其经手之事，交给唐绍仪。这个时候，汉城已战云密布，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有人告知袁世凯，日本方面正在布置一个刺杀他的计划，得先走为上。于是，在英国驻朝领事朱尔典的帮助下，袁世凯先逃到英国驻朝领事馆，然后易装从后门骑马离开。唐绍仪手持双枪，腰佩双刀，护送着袁世凯一直来到江边，登上英国船只返回国内。

在此之后的朝鲜形势风云突变：日军以朝鲜方面只承诺改革内政，不允诺与清政府断绝藩属关系为理由，攻入王宫，掳获朝鲜国王李熙和闵氏。之后，又将闵氏活活烧死。名义上以大院君李应为监国，实际上日本全权控制了朝鲜一切政治和军事，下令废除朝中一切条约，驱逐中国军队。同时，对清政府驻朝鲜总理公署进行了围攻。

紧接着，黄海大战爆发，日本海军突袭了牙山口外丰岛海面的中国运兵商船，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中国官兵两千人罹难。日本陆军又向牙山中国驻军发动进攻。

1894年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甲午中日战争正式爆发。

第四章　练兵，还是抓权？

甲午战争的溃不成军，对年轻气盛的袁世凯来说，打击是巨大的。清朝的军队由早期的八旗和绿营，到晚清时曾国藩湘军、李鸿章淮军，建制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装备和作战能力有了很大进步，在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中，摧城拔寨，攻无不克，没想到遇到小小的日本，竟如此不堪一击。这一点，让清军上下感到震惊。熟读兵书的袁世凯感到怎么都不能理解，也咽不下这口气。

战争期间，袁世凯的差事是：前往山海关外处理前线军务，协助周馥向前线转送军需物资。因为不在前线，袁世凯有力使不上，只好给有关部门不停上书，谈及自己军事上的一些想法和策略。袁世凯的这些建议，大都石沉大海。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因为被朝廷认定为消极作战，同时又作为替罪羊签订了《马关条约》，引起朝野上下的不满，全国上下一片声讨。袁世凯也朝议不佳，有不少人将中日战争的爆发怪罪于袁世凯在朝鲜的肆意妄为。重压之下，李鸿章只好躲进北京的贤良寺避风头，袁世凯也灰溜溜地告假回河南省亲。

甲午风云的硝烟散去之后，袁世凯一方面招集了一帮幕友，静居于京城的河南会馆，参考一些现代军事著作，尝试撰写现代兵书；另一方面，袁世凯还有意拜访了不少富有名望的大臣。湘军名将刘坤一，就是在与袁世凯的交谈中，发现这个年轻的河南人是个人才。刘坤一很快向光绪皇帝力荐袁世凯，认为袁世凯堪用。很快，光绪正式召见了袁世凯，以示鼓励。袁世凯在见到光绪之后很激动，写了洋洋万言上书，想通过翁同递交给光绪。在万言书当中，袁世凯首先表明甲午战败并不可怕，只要能破除积习，因时变通，便是一个大的转机；袁世凯陈述了改革军制、采取西法的重要性；围绕着向西方学习的中心，对清廷用人、理财、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在文中，袁世凯无论对国际局势的分析，还是对改革方案的设想，都显出远见卓识，思路清晰，翔实具体。从这一部万言书可以看出，袁世凯当时对于西方政治、法律、军事和经济的了解，并不在康有为之下；而且袁世凯的措施和手段，远比康有为的想法更切实可行。遗憾的是，袁世凯的上书，并没有引起习惯于传统思维的翁同的重视，上书仍是石沉大海。

因为竭力主张变法，袁世凯对于甲午战争之后兴起的各种力量极其关注。袁世凯上书后不久，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第一个维新政治团体——强学会。袁世凯积极参与其中，并为强学会捐纳了五百金。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由此可见袁世凯对于维新的热衷。当然，袁世凯对于康有为等的做派稍稍有点看不上，认为他们毕竟是书生意气，很难成大事。很快，天赐良机，袁世凯的钻研有了用武之地，清廷此时打算组建一支现代化部队，让各大臣推荐人才。在李鸿藻、翁同、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联合举荐下，光绪帝下旨，任命袁世凯为新建陆军督办大臣。

关于袁世凯的升迁，后来长期驻中国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在他1909年出版的《袁世凯》一书中，曾经记述过这样一段轶闻：马关谈判时，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谈判之余闲聊，说到中国人才难得的话题。伊藤博文就问李鸿章：“袁世凯现任何事？”李鸿章说：“小差事无足轻重。”伊藤博文就说：“以袁世凯之才，仅任无足轻重小事，无怪无人才也。”如果这段谈话属实的话，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政界对袁世凯还是有敬畏之感，知道袁乃难得人才，清之能臣。

小站练兵时的袁世凯

1895年底，袁世凯奉旨前往距天津六十余里、离北京三百里左右，素有京津南大门之称的潦水套，这里是天津与大沽口之间的一个小站，所以也称小站。后来，这个地方被正式命名为新农镇。在这里，袁世凯接管了旧式定武军，按照朝廷的旨意，督练清廷的第一支新建陆军。小站练兵的重任，让时年三十六岁的袁世凯意气风发。从少年起，袁世凯的志向就是带兵打仗，现在有了这个机会，袁世凯内心的激荡就可想而知了。当年编练朝鲜亲军，袁世凯主要以淮军操练法为主，吸纳了一些英美和德式操练法。此番小站练兵，袁世凯的目标是打造全新的现代军队，自然不能采取训练淮军的旧办法，而是全盘更新，以西方和日本现代陆军的方式，对这支军队进行改造。

一是编制上：新建陆军以过去4750名定武军为基础，又在河南、山东、皖北、苏北、奉天等地招募2250人，共计7000人，编为一军。聘请了十多名德国、日本、美国军事教官教学；成立了陆军督练处，下设参谋、执法、督操三个营务处及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教习处等，订立各种章程，完善军队的组织制度；建制以德国和日本军队为准，分为步、炮、马、工程、辎重五个兵种。各兵种内部分工明确，职责分明。各基本战术单位既能独立作战，又能彼此协同；既能充分发挥机动性、灵活性，又能集中、统一应付大规模、复杂的战斗局面。

二是军官的使用与培养上：建军伊始，袁世凯“用人唯贤”，把大批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受过系统西方军事教育的年轻人网罗到小站，比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王怀芝、王英楷、王占元、何宗莲等，都被委以重用。这样，新军的高中下级军官全是武备学堂毕业的。袁世凯的“同乡故旧”，只有徐世昌、阮忠枢、刘永庆、雷震春、江朝宗、沈祖宪等十数人，淮军旧人更是屈指可数。大量具有近代专门军事知识和技能的人充当军官，保证了新军指挥体系的科学化、职能化、正规化。袁世凯制定的《新军官制》，明确规定了军官资格、官阶、考核、晋升等条例，以培养和引导新军军官迅速成长。正是从他编练的新军中，走出了四个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六个民国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唐绍仪、张怀芝、靳云鹏），以及三十四个督军。

三是士兵的训练和教育上：在提高新建陆军军官素质的同时，袁世凯也着力于士兵素质的提高，对士兵进行系统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袁世凯根据中国国情，将西方操典、军规、条规进行认真筛选，制订和颁布了数十种章程、法规，如《操场暂行章程》、《夜战章程》、《行军暂行章程》等，通过规范化的军事训练，提高士兵的技战术和体能水平。为了激励士兵成材，袁世凯分别在炮兵、步兵、骑兵三营及军部开设了炮兵学堂、步兵学堂和德文学堂，选拔优秀的士兵入学，经过两年的学习，考试合格者，除获得相应的军阶职位外，成绩突出者还送国外留学。后来名噪一时的孙传芳就是由此送到日本留学的。针对新军士兵文化偏低的特点，袁世凯继承了前辈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带兵经验，主持编撰了适合新军的《行军歌》、《对兵歌》、《劝兵歌》等，融军规、军令、军纪及教育于一体，通过通俗、易懂、易记的歌词，对士兵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教育。比如《劝兵歌》这样唱道：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械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

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帮忙功自成；

四莫奸淫人妇女，哪个不是父母生，

尔家也有妻和女，受人羞辱怎能行；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究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切空；

六要敬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

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

你若常记此等话，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看得出来，这样的《劝兵歌》通俗易懂，也透露出袁世凯的喜好和性格。

四是武器装备上：袁世凯的做事还是有气魄的，新建陆军的武器装备，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装备全部从德国进口，清一色的曼利夏步枪、马枪、手枪和格鲁森速射炮；装备了电台、手表、帐篷、雨衣、雨帽、毯子、军乐器、望远镜、指南针等；各营军官除配刀外，还配六发左轮手枪一支。

五是在新军饷银上：袁世凯认为充裕的军饷，是提高新建陆军战斗力的重要条件，此所谓重饷之下方有勇夫。新军的饷银标准很高：一个普通士兵的饷银足以养家糊口，而一个统带（营长）每月可领一百两白银。为了保证不欠饷，袁世凯规定饷银必须由粮饷局发放，严禁营官插手舞弊。每到发饷之日，袁世凯都会亲自抽查，保证让每一分饷银发放到普通士兵手中。新军的不欠饷，很鼓舞官兵的士气。

如果说袁世凯发迹于朝鲜，那么他真正起家，便是小站练兵。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谁握有军权，谁就能够左右政局，主宰天下。历经十多年的摸爬滚打，早已深谙官场之道的袁世凯自然深晓这个道理，所以，袁世凯十分看重这个机会，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在培植军队对自己的忠心上，袁世凯比曾国藩和李鸿章更进一步——在新军的建立和训练过程中，袁世凯就向部队暗自输送了一套理念，这一支部队的绝对权威，就是他本人。新军各营都供奉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每日上操、下操集合之时，将领都要大声问道：“咱们吃谁的饭？”士兵会回答：“吃袁大人的饭！”问：“咱们穿谁的衣？”答：“穿袁大人的衣！”问：“咱们为谁出力？”答：“替袁大人出力！”袁世凯的目的就是把新建陆军变成“袁家军”。此外，新军的军官袁世凯多用自己亲信；至于一部分由陆军大臣荫昌与李鸿章推荐来的军事骨干，袁世凯千万百计通过拜把兄弟、收义子门生等方式，以亲情为纽带将他们网罗。在日常训练中，袁世凯每天都全副武装，足蹬马靴，腰扎皮带，斜挂佩刀，坚持观操巡营。新军的管理、训练和生活是极其严格的，严格得几乎到了残酷的地步。袁世凯制定了《简明军律》，规定了十八条斩罪，比如：临阵进退不候号令及战后不归伍者斩；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语者斩……据说，有一天晚上袁世凯巡营时，发现一名士兵偷吸鸦片，袁世凯当即抽出佩刀将这个士兵砍死。

1898年，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受英国联合商会主席的委托，前来中国考察政治军事，在此期间，贝思福在天津小站参观了袁世凯的新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贝思福曾在有关书籍中谈到了这一次考察的深刻感受：

当各队操练之时，各兵类皆年轻精壮，身材适中，操法灵熟，步式整齐。先在本营操场操演阵式，后至旷野操练两军攻击阵式，各将弁与兵丁等皆娴习口号，熟谙行阵，可想见该军纪律之严明矣。惟炮队则尚待整顿。若照现在情形，只能操演之时聊备一格，未足以为临阵之用也。

贝思福又评价说：

中国兵之弱，其源由于发饷之多克扣，此弊几于通国皆然。但我观袁公发饷之情形，而叹袁公之清廉为人所不能及矣。袁公于发饷之日，亲自督率委员，按名给发，无丝毫克扣之弊。假使中国统兵大臣皆能效法袁公之发饷，则兵无缺额，饷不虚糜，华人何尝不可成劲旅耶？

袁世凯就这样展示了他在军事理论和操作上的过人之处，赏罚分明，使这支新建陆军成为国内最具战斗力的近代化军队，而袁世凯也正是凭借这股军事力量，一跃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的新势力。

袁世凯练兵于小站，立志恢复清国军事力量，以改革期待这个古老帝国焕发生机之时，正是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此时，这个庞大而腐朽的帝国，仍旧处于寻寻觅觅而又前途未卜的状态中：新与旧的因素并存，传统与开放互相抗争；变革的脚步势不可当，守旧的力量仍然顽固而强大。在长江，蒸汽轮船开始川流不息；在上海，外滩的西方银行接二连三地耸立；中国军事学堂成立了，用源源不断印刷的西方战术和科学教材训练年轻的军官；电报得到了应用，各地大臣们的奏折快速地从各省传到军机处；思想界活跃了，一些关于华盛顿、拿破仑和彼得大帝的小册子开始流传……当然，受西方影响正在发生变化的，只是局部地区和局部阶层，在广袤的农村，教育模式仍旧不变，可怜的士子们仍在研读儒家经典，努力获取生员资格；然后，像蚂蚁爬台阶一样，慢慢地进行举人和进士的考试，做梦都寻求脱颖而出。女性仍没机会得到正规教育，她们依旧用长长的棉布极不人道地缠着自己的双足，听从别人主宰自己的终身大事……人与土地的关系依旧紧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将土地出产的农副产品运至市场出售，换取基本的生活品。在无数中国人眼中，那些黄头发白皮肤的外国人仍旧是异类，关于他们膝盖不能弯曲的秘密仍在流传……

一部分人决意走激进之路了，目睹现状的不能改变，那些痛心疾首的人决定以暴力的方式来打碎这个世界——1894年，二十八岁的广东青年孙文，上书李鸿章要求改良石沉大海之后，出走美国夏威夷州的檀香山，和几位年轻人聚首论政，创立了“兴中会”，决意走破旧立新之路。在他们眼中，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是与过去的中国一刀两断的，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国度。他们庄严地宣誓：

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制，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倾！用特集会以兴中，协贤豪以共济，抒此时艰，莫我华夏。……

在创建共和的思想鼓舞下，一次次武装暴动开始了。筹款、起义、暗杀、失败、流亡，宣传、再筹款、再起义……在十六年屡败屡战的奋斗中，在五次环行海外各国的宣传中，在无数次的死亡威胁和穷困潦倒中，孙文（中山）这个名字已随着清政府赏银的提高闻名天下。在孙文自己看来，他就是一只蚍蜉，他的使命，就是要把清廷这棵大树撼动；而在人们看来，这个勇敢的南方人一直传递一种信息，那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准备誓死与这个腐朽政权对抗了。这个垂垂欲坠的朝廷，总有一天，会轰然倒下的。

从一开始起，孙文选择的道路，就跟袁世凯南辕北辙。这两个人在理想、信念以及推进社会的方式上的大相迥异，也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合作，最终只能以破裂而结束。

第五章　告密，还是无辜？

在天津小站期间，除了专心练兵之外，精力充沛的袁世凯还对国家大事进行了冷静思考。袁世凯本来就不是一介武夫，相反，无论是在见识上，还是办事能力上，在那个时代中，他一直是出类拔萃的。跟当时的很多中国人一样，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日本的崛起，袁世凯进行了深刻反思。当多数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传统的框架，一心只想走洋务运动的捷径时，袁世凯已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另眼相看了。袁世凯琢磨的是如何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达到变法图治，从而改变清国腐朽堕落的状况。这个时候，李鸿章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在朝廷内外招致了冷遇，甚至招致一片声讨。朝野主持朝政的，是当初的“主战派”翁同。这个时候，相对赋闲的袁世凯选择了挟策以进、上书言事这一旧式文人普遍采用的干政形式和进身之路，阐述他对于时局的看法和挽救方策。因为当时的袁世凯的官职是直隶按察使，在这个级别中，没有直接上书皇帝的权力，袁世凯只好通过主持朝政的翁同，给光绪皇帝连上了两个帖子，主张新政，倡议变法。

从这两个条陈中，可以看出，袁世凯对于当时的形势和变法的必要性有着很深入的思考，也提出了颇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条陈》指出：当时的中国，处在被列强包围并不断蚕食的危难境地，振兴的唯一道路，就是效法西方，实行变法。袁世凯批评了反对变革的“用夷变夏”之说，指出西方国家的富国强兵之道，已被实践证明卓有成效。在这种情况下，清国必须借用各国新法，择善而从。相比较而言，清国从三代以来，一直沿用的是旧制，很难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时制宜，应是大势所趋。袁世凯认为，国门既然打开，想闭关自守已不可能，不如以一种主动的姿势去变法，去改革。袁世凯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是制度落后，应该效法西方尤其是日本的成功之道，迎头赶上。

袁世凯的这两个条陈，包罗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革设想，可以看出，袁世凯对于中国的变革状况，是有很深入思考的，它涵盖了袁世凯的早期思想。中心思想是向西方学习，在此大前提下，对清廷的用人、理财、经济、军事、外交实行全面改革。这本万言书里的思想，既有实际措施，也有解决办法。在具体措施上，袁世凯提出了一些想法：（1）设立馆院。设想它是一种既像学校又像议事组织一类的机构，聘请一些精通各种学问的西洋人、旅外华人，听取或采择他们的学问和主张。（2）改革八股考试，讲求实学，新开特科，广取深通洋务之士。（3）开办学堂，培养理财、建造诸方面的新式人才。（4）注重外交，慎选驻外使节。“必须能胜其任，素知彼国情形者，始可派以前往。”慎择干员，办理边疆各地交涉事宜。（5）裁汰冗员，精简吏治。

在经济方面，袁世凯提出的振兴主张为：（1）学习西方现代经济，铸银钱、设银行、造纸币。（2）繁兴商业，设立商会。（3）广集商股、举借外债修筑铁路，实行官督商办。注重发展铁路沿线的商务和矿务。（4）开发矿藏，鼓励商办，保护矿主。（5）鼓励、扶助开设工厂。资力不足者，国家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给予贷款，以资扶持。（6）发展邮政。（7）以海关管理方法清理厘卡。

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的这两个条陈，都是着眼于实际提出的一些有力措施，并没有提到时人动辄倡言的“以夷制夷”等小聪明的方式；或者幻想通过《万国公法》来限制列强的扩张等。在袁世凯看来，甲午战败后的中国，同列强已无平等可言，无公法可据，谈不上真正的睦邻和可靠外援，只有正视现实，依靠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才有真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很容易在别国的利益争夺和妥协中被牺牲。

有人曾评价说：就袁世凯的这两件条陈而言，可以看出，袁世凯无论是对国际局势的分析，还是改革方案的设立，都比当时的京官显得有远见卓识，变法的道理也讲得头头是道，极具说服力。相比较当时的一些建言，可以说，几乎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水平，甚至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曾有人将袁世凯当时的主张和康有为的改革主张作了比较，分析说：袁世凯改革侧重于地方，而康有为一直幻想从中央开始，从可能性上来说，康有为的主张很难付诸实施。从对朝廷老臣勋旧的态度来看，袁世凯主张怀柔对待，妥善安排，不激化矛盾；而康有为对此却非常鲁莽，“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相比较而言，以实行政治的方法来说，康有为就显得幼稚得多，容易使改革产生对立面。从动机上看，袁世凯的新政措施，明显地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没有个人谋私利的色彩；而康有为的主张，很多都含有个人目的，比如在一些机构的设置上等，个人的目的性非常明确。

袁世凯上书翁同，后来有人认为，那是因为袁世凯看到李鸿章受冷落了，自己失去了靠山，所以急切地想寻找一个新主子，便以上书的方式去接近翁同。这样的评价，怎么都有点太聪明的意味。中国的史书评价，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这样的聪明之处，聪明得就像一本本兵书，随处都埋藏着杀机和陷阱。对作为朝廷命官，同时又跟甲午战争的爆发有着很大干系的袁世凯来说，在清国遭受日本重创的情况下，向朝廷表明自己的想法和立场，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了。至于上书翁同，那也是让皇帝阅示的唯一路径。至于个人的恩怨和派系，在国家大事面前，也可以暂时放在一边。因此，袁世凯通过翁同对光绪的上书，完全没有必要考虑得过于细致。只不过这两次上书让袁世凯感到失望的是，他的意见并没有引起军机大臣、帝师翁同的重视。也许，对于一直在传统框架里思索的翁同来说，袁世凯的意见显得过于生猛，也很难付诸实施。

不过这一段时间袁世凯的积极表现，还真引起了赋闲贤良寺的李鸿章的不快。有一天，袁世凯来到李鸿章的住所看望，闲聊之际，袁世凯安慰李鸿章，如果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不也很好？敏感的李鸿章不高兴了，在他看来，袁世凯分明是想替翁同当说客，劝李鸿章出让清廷最高级别的文华殿大学士的位置。没等袁世凯说完，李鸿章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呵斥道：

慰廷，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

老爷子发脾气，袁世凯自然脸上挂不住，只好诺诺告辞。李鸿章仍不解气，对亲信幕僚们又发了一通牢骚：

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为他作说客，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这一段话见于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吴永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很长时间里一直跟随李鸿章的鞍前马后。这一本书，写于袁世凯死后。从内容看，这样的言语，倒像是李鸿章亲口吐出的。李鸿章一直富有草根气息，言谈举止，有时颇有点官痞的味道。对于权谋与世俗，李合肥从不陌生，数十年的官场经历，早已练就一身的金钟罩与铁布衫功夫。当时的李鸿章失势于官场，心情上也坏极了，发一下脾气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对于袁世凯的看法都是一时的气话，此后的李鸿章并没有因为这一件事，改变对袁世凯的看法。在李鸿章眼中，袁世凯还是自己线上的人，仍是精明能干、办事老辣、不可多得的人才。

康有为

到了1898年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八岁的光绪皇帝正式诏告天下，宣布变法。从这一天起，至当年的9月20日（八月五日）止，光绪帝发布了一系列改革诏令，史称戊戌变法，因前后只有一百零三天，故又称百日维新。

诏书发布当天，光绪特意去了一趟颐和园，为的是告诉慈禧。光绪还给慈禧带去了几份关于变法的奏折，其中就有康有为介绍世界强国变法的宏论。光绪皇帝在慈禧的榻前汇报，慈禧斜倚在榻上眯着眼睛听，感叹这些奏折说得很透彻，可以一试。光绪见慈禧高兴，就建言把这几本折子的内容印刷一下，大臣小吏们人手一册。慈禧点点头：就这么办吧。

光绪皇帝的变革令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光经济体制变革令就有七十多件，鼓励民间对农工商业的投资，大力发展铁路和矿业，发展银行，减免税收，变革财政制度等，设立农工商总局、矿务铁路总局、邮政总局，兴办商会、农会，鼓励私人创办新式工业，奖励发明创造，创办国家银行，编制预算。文教变革令八十多件，明令变革过去按照书本选拔人才的方法，废除八股文，以后的考试要考三场：一为历史政治，二为时务策略，三才是四书五经。同时创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书院为学校，选学西学，派遣留学等。政治变革令最多，达九十多件，包括精简机构，裁减官员，立即撤销通政司、光禄司、太仆寺、大理寺等。在变革令中，还大力倡导鼓励“官民论政”。在军事方面：裁汰绿营，改革武科考试制度，编制陆军，增办兵工厂和武备学堂。

一直坚持学习英语、坚持自主独立的光绪的此番变法，更像是他跟慈禧在为某一件事赌气。很明显，年轻的光绪皇帝缺乏政治经验，变法内容之多，涉及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这么多新政同时出台，不仅社会始料不及，似乎连他自己，也因如此之多的新政引起的动荡，感到不堪重负。各个环节对于新政的反应很快传到慈禧太后的耳中，慈禧大约突然意识到如此新政过于草率，也过于匆忙了，对于变法表示极为不放心。就在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之后的第三天，慈禧太后下旨：一是免去翁同的军机大臣、内阁大臣职务，让其“开缺回籍”，翁氏被黜，让光绪失去了一个首席谋臣、一个中间桥梁和一个翼护维新党人的家长；二是命荣禄代理直隶总督；三是命授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到她面前谢恩。

维新政策推不动，光绪自感压力很大，整日在宫中大发雷霆，手下大臣和太监惶惶不可终日。朝廷老臣们不敢怪罪光绪皇帝，便迁怒于那些变法的维新党人。变法后不久，曾有一个外国人这样描述光绪：“大清国皇帝陛下的容貌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衰老得多。他额部凹陷，脸色发黄。他的嘴角流露出的是悲伤的、疲惫的和带有孩子气的笑容。当他咧开双唇时，嘴里露出的是参差不齐的长长的黄牙齿，两侧脸颊上都出现了深深的凹坑。他的表情并非缺乏同情心，不过更多表现出的是麻木不仁。从他的容貌上，我们看不到一点生趣。事实上，光绪皇帝给我的印象是：克制、冷漠、无趣、缺乏精力、疲惫不堪，整个人就像是半死不活的样子……好像生活对他来说已成为一种负担，这样的人必定在走下坡路。”

戊戌变法时的袁世凯

接下来的形势很快就验证了袁世凯的担心。由于变法令过于繁杂，难以付诸实施，同时，地方督抚对于政令既缺乏了解，也缺乏支持，所以，各省督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都对变法诏令持观望态度，或者干脆置之不理。诏书下发一个月后，颇有名望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颇能代表地方大员们的心理：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乱，不知其然，无暇究其所以然……地方大员都对变法困惑，更何况平民百姓了。于是，变法很快就陷入困顿。新政慢慢不了了之，有的甚至还扭曲变形。

时间到了9月的时候，北京的政局变得更加微妙了。光绪已方寸大乱，他的行为看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从一系列前后矛盾的行为来看，似乎谁都不知道这个年轻的皇帝到底要做些什么——他变得一意孤行听不得别人的意见，经常暴跳如雷，甚至一个人悄悄地哭泣……在变法最关键的时刻，光绪突然下旨，让康有为离开京城；紧接着，在小站的袁世凯也接到荣禄的通知，说光绪皇帝命他来京与日本下野首相伊藤博文见面。听到这个消息，袁世凯费神思考了很久，袁世凯不知道光绪让他一道见伊藤博文的真正意图。外界都在传闻光绪拟聘伊藤博文为清国维新顾问；同时拟邀担任顾问的，还有美国人李提摩太。这样的说法让袁世凯感到震惊，毕竟，伊藤曾是清国的仇人。如果这样安排，不知道慈禧会有什么感受，想必，自尊心极强的老佛爷是不会同意的。

9月14日，袁世凯与伊藤博文同时抵达北京。9月16日，光绪皇帝于颐和园毓兰堂召见了袁世凯。光绪先是询问了袁世凯一些军事情况，接着话锋一转，问道：“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袁世凯的答复是肯定的，但心里不由忐忑，毕竟，这样的询问太不正常。当天，上谕下，袁世凯以外官三品臬司，超升京卿二品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这样，袁世凯便从一个中级地方官，升为一个正二品的中央大吏。9月17日，光绪皇帝又一次召见袁世凯，光绪帝对袁世凯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这个时候，无论是谁都能看出光绪的用意了，他这是在争取力量，拉拢袁世凯，让他直接听命于自己。

在光绪接见袁世凯的同时，形势突变——这当中极可能是慈禧觉察到什么，毕竟，袁世凯的手中，有一支极有战斗力的新军——9月18日一早，荣禄即下令：一是调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一万七千人进驻天津陈家沟，切断袁世凯新军入京之路，以防袁世凯有变；二是调集甘肃提督董福祥部一万二千人，进驻宛平、长辛店一带，其中一部直入北京，以加强慈禧住地颐和园的拱卫；三是致电总理衙门及袁世凯，谎称军情，说英俄开战，英舰多艘游弋大沽口，要袁世凯立即返回天津听候调遣；四是授意御史杨崇伊等到庆王奕府，呈递奏请太后训政折，以便到时给朝臣们一个说法。部署完成之后，不仅北京卫戍军总数超过了四万八千人，而且，从山海关至北京沿途驻军也达到十三万人，总兵力是袁世凯的新军的二十倍。

与此同时，维新党人也清楚感受到危机的来临，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选择孤注一掷——18日深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住处法华寺，拿出光绪皇帝“密谕”的草稿，要求袁世凯举兵，先杀直隶总督荣禄，然后带兵围攻颐和园，清除后党。显然，维新党人已把袁世凯当做最后的救命稻草了。维新党人如此冒失行事，也是错认了袁世凯，袁世凯主张变法，但他一直是个缓进的改革派，并不主张激进。谭嗣同以这样的方式来见袁世凯，显然是铤而走险了。这当中的原因极可能是维新党人听到慈禧恢复“垂帘听政”的消息后，与光绪之间有过密议并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唯一可以挽救时局、扭转乾坤的办法，就是说动袁世凯兴兵勤王。这个计划，维新党人之一的毕永年后来在《诡谋直纪》中，曾有过涉及。在维新党人看来，袁世凯如能效忠皇上，则时局或许能够改变。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维新党人决定让谭嗣同去力劝袁世凯。谭嗣同见袁世凯的情景，一直流传着两种版本，一是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追记，另一个，就是袁世凯在被贬的那一年所撰写的《戊戌纪略》。康有为对于这一天的记载，是这样的：

初三日早，暾谷（即林旭）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起程出京……筹划求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徐世昌）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嘱谭复生（谭嗣同）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袁曰：“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

从康有为的文中可以看出，在那天晚上，袁世凯当场回绝了谭嗣同，表态说围攻午门不太现实，只有等光绪去小站阅兵时，才有可能以上命杀荣禄。

对于谭嗣同与袁世凯的密谈，梁启超的描述显得现场感更强，也更为生动：

初三夕日，君（谭嗣同，下同）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

袁曰：旷代之圣主也。

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意即太后把光绪骗至荣禄兵营宣告废黜），君知之乎？

袁曰：固有所闻。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救我君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慈禧住处）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所闻也。

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惟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之后，竭死力以补救。……若皇上在仆营，则诛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康、梁的说法，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袁世凯当时表态得非常果敢，表示坚决站在光绪一边，口口声声“杀荣禄如杀一只狗一样”。不过袁世凯提出杀荣禄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皇上必须到自己的营中来亲自下令。

袁世凯又是怎样说及这一段密谈的呢？袁世凯《戊戌纪略》中，是这样写的：

（初三日晚）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用谭嗣同也。

余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

袁世凯随后写道：一段寒暄过后，谭嗣同先说了一通他与康有为曾怎样向皇上力荐袁世凯，但都因荣禄阻碍，使得袁世凯的晋升缓慢。之后，谭嗣同话锋一转，出示了在袁世凯看来非常可疑的光绪手谕：让袁世凯在荣禄前宣读皇上的命令后，诛杀荣禄，然后，“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营，大事可定”。

予（袁自称）闻之魂飞于天外，因诘之：围颐和园欲何为？

谭云：不除此老朽（慈禧），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

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禄，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也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

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明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

以袁世凯一向处事的冷静风格，在没有看到上谕之时，肯定是不会动手的。袁世凯当然知道，在这场帝后冲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动，则帝党就必然束手就擒，全军覆没；如贸然加入帝党，兴兵勤王，他那七千子弟，也未必救得了光绪，有可能自己的脑袋也不保。袁世凯自述道，当时他强调了两点：一是杀荣禄容易，但要奉旨行事；二是立即举事不易，因为营中枪弹均为荣禄控制，必须先设法预贮弹药，然后方能依策行事。天津为各国聚集之地，如果忽然杀了总督，会引起动乱；并且，在自己的新军周围，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城内也有旗兵数万人，自己的军队只有六七千人，怎么能办成此事？对于袁世凯提出的第一条，谭嗣同回答说：20日早晨袁世凯请训时，光绪帝自然会亲自下达命令。而对袁世凯所说的第二条，谭只好表示同意，并且，认为袁世凯是“奇男子”。

有关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的表现，焦点就是袁世凯在第二天，也就是9月19日这一天，到底有没有向慈禧或者荣禄告发，以致直接引发了21日早晨慈禧的重新归政。当日袁世凯直接告密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没有确切资料表明这一天袁世凯见到了慈禧。刚刚擢升为二品候补侍郎的袁世凯即使见到慈禧，也不敢妄自说此大事。慈禧的召见，也只会是例行公事。除了觐见，袁世凯也没有资格、没有可能再见到慈禧太后，即使袁世凯来京后谒见过的后党权臣刚毅、王文韶等，也不可能“引见”他觐见慈禧太后。唯一能让袁世凯见到慈禧的，只有奕。不过当时袁世凯跟奕交情并不深，他们的交好，也是后来的事。所以，奕当时也不可能带袁世凯去见慈禧。总而言之，慈禧和荣禄很可能是通过其他的渠道，对于光绪和维新党人“围园杀后”的计划了解得一清二楚，不一定非得通过袁世凯的告密。不过9月19日那一天，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回了天津。从时间上来说，徐世昌倒是有可能向荣禄密报，再通过荣禄电报告知慈禧。当然，这只是推测和臆度。徐世昌的日记中，也没提见到荣禄的事。假如袁世凯通过徐世昌告密的话，慈禧在收到荣禄的急电后，决不会等到两天后的21日才动手。在此紧急情况下，按照慈禧的风格，应该会当机立断。

9月20日这一天的情况记载得比较清楚：早晨，光绪在宫中第三次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后来在《戊戌纪略》中表明，那一次召见，袁世凯并没有得到谭嗣同所称的密谕，光绪帝也绝口不提兵变的事情。这当中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光绪对于谭嗣同劝袁世凯勤王一事不知情；二是光绪在权衡了自己的实力后，放弃了反抗。袁世凯利用了这次请训机会，大胆向光绪帝进言道：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谏。

袁世凯这一番话可以说确切表明了态度。在骨子里，袁世凯是看不上康有为等自命不凡的书生的，也觉察到年轻的光绪皇帝在性格、经验以及能力上的致命弱点，所以力劝光绪稳妥行事。可以判断，袁世凯这一番话的确是肺腑之言，也是真实看法。

光绪召见袁世凯的同时，康有为离开了生活数年的南海会馆，悄然“奉旨出京”。中午，袁世凯登上去天津的火车。下午3点左右，袁世凯到达天津。当时报载，袁世凯回津后的欢迎场面十分热闹，很多文武官员都去车站迎接。这个热闹非凡的场面并不能说明什么，当时官员出行都有类似的迎来送往。到达天津之后，袁世凯见到了荣禄，有可能向荣禄述说了一番“内情”。荣禄以让袁世凯代理直隶总督为名，不让他回小站，这样的行为，可以看做是对袁世凯的怀疑，也可以看做是对他的保护。下午5点左右，荣禄带着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的关防大印，乘专车起程入京。同一天下午，光绪接见了伊藤博文，在会客厅屏风的那边，慈禧细细地聆听双方的谈话。

21日一早，慈禧宣布重新训政，下令捉拿“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康有为、康广仁兄弟。24日，朝廷宣布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治罪。26日，上谕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此案。谭嗣同本可以逃走，但是他觉得自己是新政先锋，新政失败，自己有殉难的义务。至于另一个维新派杨深秀，在举朝战栗之时，他本可闭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诘问光绪被黜的缘故，抗疏慈禧归政。28日，军机大臣传谕刑部，将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六人一起绑赴菜市口正法。被杀的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史界以往盛行的袁世凯告密引发政变之说，是根据袁世凯在事后为后党重用而飞黄腾达的历史现象的推断。其说法有两种：一是荣禄20日接到袁世凯的告密后连夜报京，慈禧即于21日晨发动政变；二是袁在18日夜送走谭嗣同后，9日即告密。这两说都没有确凿的证据。20日夜报，被史实证明时间来不及，荣禄不可能当晚赶到北京见到慈禧。如果袁世凯19日告密，慈禧也决不会拖到两天后动手收回政权。

在这个过程当中，朝廷对于袁世凯的处理，可谓是颇费一番工夫——1898年9月25日，也就是荣禄赴京的第五天，上谕公布，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荣禄还让天津知府李荫梧等人送来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关防大印。此时，光绪皇帝已被囚于瀛台，维新党大多被捕入狱，北京的政局已为保守派控制。三天后，也就是“戊戌六君子”被杀的那一天，慈禧太后任命荣禄为军机大臣，仍节制北洋各军；任命裕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朝廷的这一举动显然是针对袁世凯来的，表明还是信不过袁世凯，当初让袁世凯代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只不过是为了安抚袁世凯，让他服下一粒“定心丸”。

很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来天津上任。袁世凯交出关防大印，重新回到小站。小站的周围，也就是天津芦台一带，布满了新调来的董福祥的甘军和宋庆的毅军。派军牵制袁世凯的同时，慈禧又以取消原定天津阅兵的理由，给袁世凯部送来了奖赏新建陆军的白银四千两，以示体恤。袁世凯不失时机递交一个奏折，表明了自己的效忠。紧接着，袁世凯又向慈禧上了另一道奏折，对洋人武装力量随意进京一事，作了提醒，并提出应对的办法。不久，慈禧连续几次召见了袁世凯，袁世凯也向慈禧作了军事上的建言。袁世凯毕竟是个能臣，对于军事尤其在行，他的有条不紊、思路敏捷以及对中外军事力量的洞察，给慈禧留下了深刻印象。袁世凯的危机初步解除了。1899年朝廷的考核当中，朝廷发出上谕，对于袁世凯训练新建陆军的三年，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让慈禧觉察到袁世凯有过人能力的，是袁世凯处理山东日照的一起排外事件。1899年4月，德国工程师三人在山东日照被当地民众殴伤，德国以此为借口，侵占沂州、日照等地，沿途烧杀抢掠。朝廷命袁世凯率所部，由天津开赴德州一带实行保护。在德州那一段时间，袁世凯接连给朝廷上了好几个奏折，论证了中国的病因以及根治办法，再次引证了甲午中日战争数十万中国军队一溃千里的惨痛教训，提议在东北各省增练五万新军，加上原有北洋武卫军五万人，就可以达到十万人，以这样的军事实力，国家防卫力量会有一个明显的改观。袁世凯还提议，让自己参考模仿各国军事，详拟兵法、操法、军规、器械等方面的章程，请旨颁发各省军营，一体遵照执行。慈禧当然同意了袁世凯的这一请求，对于慈禧来说，她这一辈子的心结，就是练兵了。现在，出现了袁世凯这样的现代军事人才，慈禧当然很高兴。袁世凯很快拟定了有关军事要略，上报朝廷下发；还撰写了《训练操法详晰图说》计十二册，另附阵图等，呈送朝廷。主要内容包括：战法、战规、行军、攻守、驻扎等，步兵、炮兵、骑兵、工程兵的操法、阵法、战法，并插绘了许多简明图解，附录了各种章程、条规、饷章、格式等。后来，朝廷正式出版了这部军事著作，下发全国作为训练新军的军事教科书。

到了这个时候，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所受到的怀疑和冷落，算是彻底烟消云散了。这个冷静而精明的中原汉子，又一次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冷静涉险过关。在危险和灾难面前的屡屡逃脱，让袁世凯徒增了很多勇气，也平添了更多信心。

第六章　元凶，还是智者？

百日维新的经历，对于袁世凯来说，就如同一场惊险无比的走钢丝一样，尽管走得心惊胆战，但还是凭借着过人的冷静和狡猾平安着落。这样的艰险，直到很多年后，袁世凯想起来还心有余悸。也算是上天对于他的垂怜吧——或许，还想留给袁世凯一点时间，让他继续完成一些事业，毕竟，对于雄心勃勃的袁世凯来说，一切都是开了个头。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义和团事件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历史进入20世纪的时候，随着西方势力的不断渗透，困顿与耻辱一直如铅云一样，压抑在中国人心上，一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开始滋生涌动——自道光时代开始，历经咸丰、同治，一直到光绪，落后的农业大国在与西方的角力中，一直败得体无完肤，脸面全无。当洋务派的自强措施没能顶得住列强的扩张和侵略，维新派的变法阴差阳错走向失败之时，人们开始用一种非正常的手段从绝望中寻找希望。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之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西方传教士以越来越普遍的形式深入到中国农村，在中国内地的地方事务中拥有相当的特权，不受中国法律约束；在实际利益方面，教会为了扩大势力和影响，不择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不少品行不良分子乘机纷纷入教，为非作歹，兴风作浪，激起底层广大民众的愤怒。中国人多年来积郁于胸的民族情绪被点燃，民间的力量走到了前台。文化冲突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一股带有仇恨的强大力量终于迸发了。

义和团的兴起，是一种复杂的产物。这样的复杂体牵涉到社会背景、民间情绪、经济困窘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而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又显得没有约束和控制。当这种情绪以一种暴力和非理性方式轰轰烈烈表现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已误入歧途。在此之前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可以说是这种现象的典型表现，之后北方捻军的兴起同样可以这样认为。这种带有原始宗教意味的群众运动，既有史诗般的雄壮，也跟迷信与残酷纠缠在一起。它的兴起，根源于人类存在的本质——人们困惑于贫穷，疲于冲突，畏于神秘，惧于死亡，这些客观存在，加上自身理解力的不足，自然而然产生了诸多非理性的认识。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否承认，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除了理性的文化成分之外，暴力和“怪力乱神”也占有相当的成分。中国历史上无数循环往复的暴力，证明了这一点。也因此，完全可以认为，自明朝之后，实际上对于中国广大的百姓来说，《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的影响与四书五经一样深远，它们根深蒂固地影响普通百姓的心理状态，也影响着民族的性格和行为。

因为有着这样的文化传统和大众心理，当社会上的精英阶层对于社会的走向显得苍白无力的时候，这种暴力和“怪力乱神”相结合的东西便会在社会的底层自然而然地显灵了。它们或以单纯的暴力方式表现，或以怪力乱神的方式显形，或者两者糅杂在一起，难分彼此。在暴力和怪力乱神中，人们找到了安慰，不满情绪得到了宣泄，然后坠入一种自欺欺人的境地中。这样的变形，从根本上说，既是缺乏科学和理性的结果，同时也是群众运动所无法控制的结果。

从教义上说，义和团运动是破绽百出的，乱哄哄的像是儒释道的一知半解和中国戏剧的“大杂烩”，他们将一些神秘力量人格化，杂糅了民间信仰、通俗小说和街头戏剧中的因素，制造了诸多的生灵和保护者：他们相信玉皇，相信土地菩萨，相信关公，相信二十八宿……中国历史上一切民间传说，在义和团这里，都有着淋漓尽致的发挥。义和团还将神学、迷信以及宗教混在一起，相信法术，相信鬼神附体，相信刀枪不入，相信自己能够飞翔，子弹无法穿透……因为有神通，洋人的洋枪洋炮又算什么呢？那些从不懂得现代化，不懂得科学精神，也不懂得现代战争的农民，就这样模糊了戏剧和生活的区别——在此情景下的中国北方农村，就像一个戏剧大舞台一样，人们都争先恐后地登台表演。

义和团的发源，应该是从1897年开始的。在山东曹州，也就是当年“水泊梁山”的所在地，由于当地百姓与教民的冲突，引发了暴动。一批自称为义和拳的百姓，杀死两名德国神甫，砸毁了教堂。驻青岛的德国军队以此为由，占领了胶州湾。自此之后，在山东境内的义和拳运动，一下子呈星火燎原之势。当时的山东按察使毓贤在捕杀了早期义和拳最有名的大师兄朱红灯和本明和尚后，因为兵力不足，无奈之下采取了安抚和招安政策，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成为官方正式认可的“民团”组织。1899年秋天毓贤升任巡抚之后，山东各地的义和团运动愈发不可收，蔓延到四十多个州县，各地烧杀教堂的事屡屡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担忧山东政局进一步混乱，以防范德军的理由，令袁世凯带领军队进驻山东。袁世凯带兵进驻山东之后，面对如火如荼的义和团运动，保持冷静和克制。袁世凯向朝廷建言，以四点对策保持山东的稳定：一是慎选守令。袁世凯认为山东教案迭出，究其原由，是地方官未能公正办事，有的敌视洋人，有的害怕洋人。如果发生教案，要保持冷静的态度，一方面抓足证据，把情况调查清楚；另一方面，据理驳斥，按照有关条例，请上司照会有关国家的领事、公使，并转照总理衙门进行外交配合。如果各州县能做到办案公正、不偏不倚，人心就会得到安抚。二是讲求约章。袁世凯认为内地官吏，多半不熟悉各种条约，遇事无所依据，给办事和外交带来诸多不便。袁世凯请求总理衙门选派明晰练达的官员，将各国条约公法及有关文件，多加刊印，分发给各州县地方官员及候补人员，加强对他们的培养，让他们尽快熟悉业务法规。三是分驻巡兵。袁世凯认为，德兵由海上登陆时，一遇到中国方面的拦阻，即起纠纷。应选择一些素质较高的士兵，分驻在胶州各县及胶济铁路经过处，往来巡查，并在一些关键的地点，驻扎精兵以应援，这样，德国人见我军巡兵周密，重兵扼扎，既不能借口遣兵，也不好任意寻衅。四是派员驻胶州。袁世凯认为，应与德方交涉，派兵驻扎在胶州地区，遇事既可以会商，又能随时刺探德兵的意向动静。

袁世凯的这四点看法，对山东当时面临的外交难题，可以说既有针对性也有可操作性。到了年底，慈禧干脆将山东巡抚毓贤调往京城，让袁世凯代理山东巡抚一职。

袁世凯毕竟见多识广，他既有在朝鲜跟西方人打交道的经验，对于西方的了解始终处于前沿状态；同时，也富有草根经验——自小的耳濡目染，使袁世凯对那些“怪力乱神”的把戏并不陌生。袁世凯当然知道这样的群众运动一旦兴起，结局将不可控制。1900年1月，袁世凯上了一个奏折，表达了自己对于义和团的看法，中心意思有两层，一是认为义和团盲目排外，给社会造成极大破坏，也给国家带来了重大损失。奏折列举了山东各地发生教案的情况以及相关损失数据。二是认为义和团系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绝不可用来对付洋人，如果控制不好，反被洋人作为侵略借口，大局将不堪设想。在奏折中，袁世凯陈述了已经采取或将采取的措施，分为治本和治标两种：治本就是调和民教，颁示约章，整顿吏治，让人们清楚，教民虽入了西教，但仍是中国百姓，要守中国之法；同时照会洋教士，谨守教规，不准违背约章，横生枝节……至于治标，就是以武力和劝导结合，取缔义和团，恢复地方秩序。

有一个故事，似乎能说明袁世凯处理义和团事务的不动声色——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后，一些义和团的首领尚不清楚袁世凯的态度，他们相约去拜访袁世凯，希望袁世凯像前任巡抚毓贤一样，对义和拳积极支持。坐定之后，义和团首领们照例吹嘘自己法力无边，刀枪不入。袁世凯不动声色地聆听着，不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到了吃饭时间，袁世凯盛邀首领们一道进餐。餐桌上，首领再次吹嘘自己的法术。袁世凯提议让义和团当场演示法力。盛情之下，那些义和团首领也不好意思拒绝。于是袁世凯让那些说大话的义和团首领站成一列，又叫来军中最好的神枪手——结果可想而知，那些吹牛的义和团首领哪里挡得住枪子的穿透力呢！这种不动声色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是典型的袁世凯风格。很快，在全省范围内，袁世凯命令广贴告示，宣布义和团为非法组织，严禁设坛习拳，“倘再目无法纪，恃众抗官，大军一临，玉石俱碎”。

任山东巡抚时的袁世凯

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也遭遇到诸多“教案事件”。因为吸取了各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袁世凯的处理显得干练多了——有一次，山东平阴县教堂英国牧师在由泰安府回平阴县的途中，突然失踪。消息传至袁世凯这里，袁世凯一方面急报总理衙门，照会英国驻华使节，表示会尽快妥善处理好此案；一方面调集有关人员，悬赏通缉案犯。很快，案犯被抓获，这是一桩抢劫行凶案。袁世凯很快在济南公开审理此案，并特意邀请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旁听。由于证据确凿，审理公开，判决公正，英方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也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轰动一时的肥城教案，就这样顺利终结，结案之快，赔偿之少，都是历次教案中少有的。

在外事矛盾与纠纷中，袁世凯也不算一味地倾向洋人。1900年1月至3月，高密县数百民众聚集，武力抗拒德国人建设的胶济铁路从境内通过。德国人调集海军陆战队三百多人进驻，扬言要以武力护路。双方各不相让，战事眼看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火速调集大批军队进入现场维持秩序。经过调查，袁世凯认为当地的民众虽然愚昧无知，但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德国人对于征用田地赔偿不够。于是，袁世凯亲自拟定了有关条件，与德国人进行谈判。由于袁世凯据理力争，德方作了让步。在此基础上，袁世凯还对德国人筑路用地、路矿公司设局、雇工、火车运载货物、征收厘税等事项，作了明文规定，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当地群众的利益和国家主权，袁世凯在山东的威望也因此大增。

当然，由于袁世凯在山东对义和团的大肆围剿，也引起了清廷一些人的不满。为了杀鸡儆猴，朝廷一帮人找了一个理由，将同时在山东做官的袁世凯的胞兄袁世敦革职回籍。压力之下，袁世凯仍冒着风险，上了一封《遵旨筹议官练私团事不可行据实复陈折》，再次阐述自己对义和团的认识，提醒朝廷不要受骗上当。袁世凯声称：经过调查，义和团实际上就是离卦教中所称的义和门，与当年抗清的白莲教同出一源。只有拳会之名，并无拳会之实。嘉庆年间，已奉旨严禁。这些拳民不只仇恨洋教，还聚众闹事，掠害平民，骚扰地方，危害很大。义和团也没有什么本领，屡战屡败，怎么可能用来抵御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呢？袁世凯强调，自古以来，绝无利用旁门左道邪教来抵御外敌的，也没有把这些抢劫拒捕之人当做良民的。因此，朝廷企图倚重义和团，实属不可行。

由于袁世凯坚持不放弃对义和团的强有力打击，到了1900年，山东境内已无义和团的踪迹。义和团越境到了直隶境内北京、天津、保定的三角带地区，得到了迅猛发展。尤其是在河北境内，义和团的活动达到了高潮。直隶总督裕禄原本与袁世凯约好，对义和团南北夹击，但此时朝廷对于义和团的纵容态度，让他不再敢轻举妄动。于是，义和拳设坛焚香，毁铁路、折电线、烧教堂、杀洋人的活动愈演愈烈。这时候，对于义和团到底采取什么办法，清廷还是拿不出主意，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义和团的口号转变也是清国统治者看法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由最初与清廷的不共戴天，变成拥护清廷驱除洋人了。在这种前提下，那些憎恨洋人的清朝王公贵族，甚至慈禧，都觉得这股民间力量可以利用。在朝廷优柔寡断下不了决心的时候，事态变得越来越严重，北方的广大地区越发处于无政府状况中了。

清廷上上下下对于义和团的判断缺失，明显地是缺乏常识所造成的。当欧洲在19世纪工业化的背景下，思维已在理性和科学的轨道上行驶的时候，在东方古国，义和团民以及清国统治层的思维还停留在蒙昧的中世纪，无论是那些大权在握的官宦们，还是没权无势的百姓，既缺乏基础的科学常识，也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能力。他们既愚蠢，又天真；既充满幻想，也缺乏想象力；既老谋深算，又自作聪明。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上至慈禧太后皇室大臣，下至普通百姓，全都相信了这种怪力乱神，相信那些带有神功的义和拳民是“天兵天将”下凡，相信他们可以刀枪不入，相信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洋人。以当时清廷自作聪明的想法，先纵容民间义和团力量打击洋人，给洋人施压，然后，再跟洋人谈条件。在官方的纵容之下，这股自发的农民运动变得有恃无恐，很快就形成了大爆炸的趋势。在河北等北方地区，凡是有教堂的地方，都很快成为一片火海。

时间到了1900年6月，义和团各股势力开始向北京和天津进发。他们头缠红、黑、黄等各色头巾，绑着红色裹脚，手腕上系着白色咒符，服装五颜六色。北京的城门被莫名其妙地打开，十多万义和团民涌进了城中。他们满街逡巡，搜捕和杀戮“老毛子”、“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一直到“十毛子”——老毛子、大毛子是遍体黄毛的洋人，杀无赦；二毛子是教民，教民若不退教，杀无赦；三毛子以下的，则是用洋货、行洋礼，崇洋让洋之人……义和团证实一个人是否“二毛子”的方法十分简单——嫌疑犯被押到街上，跪在义和团的祭坛前，然后点燃一张写着上呈给义和团保护神的话语的纸条，根据纸灰的上升还是下落，来判断这个人是否有罪该杀。义和团扬言要拿获“一龙二虎”来祭天，以偿背祖叛国之罪——“龙”便是主张变法的光绪，“二虎”则是庆亲王奕和李鸿章。甚至有一度，几十个义和拳民在两位亲王的带领下，到皇宫想杀死光绪，最后被慈禧阻止……矛盾就这样被激化了，战争也变得不可避免。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攻下大沽炮台。这个时候，由于李鸿章远在广东，朝中无人与外国公使接触斡旋，朝廷数次征调李鸿章北上处理事务，李鸿章拒不应诏。慈禧太后方寸大乱，不知道如何面对。这期间，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乘轿前往总理衙门途中，被八旗军官恩海枪杀。在京的义和团又组织起来，围攻各国使馆。局面失去了控制，慈禧太后像一头孤独的母狼一样，不顾一切地下诏对十一国宣战。

清廷孤注一掷宣战之时，那些朝中元老及地方大员们，知道这一场战争的失败不可避免。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联合在一起，力求“东南互保”，以宣战的诏书为“矫诏”、“假上谕”为托词，拒绝执行慈禧对外宣战的诏令。此时身在山东的袁世凯，虽然在看法和立场上与李鸿章等一致，但不敢直接与朝廷相悖，只是把山东境内的外国人送至烟台避乱，使山东免遭列强蹂躏。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后，慈禧急命袁世凯带队或派得力将领赴京增援，袁世凯接到上谕后左右为难，不派兵，开罪于慈禧，后果不堪设想；派兵的话，明显是以卵击石。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无奈何只好原地踏步，摆出出兵的架势，对战事的格局持观望态度。战争期间，华北交通、电讯中断，袁世凯主动承担了通讯中转的职责，东南各省督抚、驻外各使节的奏折、函电等，都是先发至济南，然后由袁世凯发电代奏；朝廷的上谕、电令也是经袁世凯，转发至各地督抚、各驻外使节。纷乱的事务之中，袁世凯处变不惊指挥若定。除此之外，袁世凯还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补救工作，比如说密电荣禄，建言设法妥善保护各国使馆，不让各使馆受更大的损失；在万不得已之时，要派遣军队护送各国公使安全离京，避免给国家带来更大的损失。

接下来的事情稍有中国近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了：尽管义和团士气高涨，驻守在津京地区的清军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在全副武装的联军面前，只得节节败退；八国联军很快逼近京城，十多万义和拳民不知所踪。8月14日，也就是慈禧宣战不到两个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第二天凌晨，慈禧穿着蓝布大褂，梳着巴巴头，像一个农村老太一样，携着光绪皇帝扮成难民模样，混在人群之中，由德胜门北逃。逃亡的第一天，慈禧等在一个叫做贯市的小村镇歇下脚，这个村镇距京城仅七十里。村镇里的百姓谁也没认出大车里的人是皇室成员，也不相信那个披头散发看似农家老太的人就是慈禧。大太监李莲英捧着碎银子到处求购食物，只要是能吃的，不论生熟，一收而尽。太后和皇上吃完了，剩下的食物，才赏给手下的。就这样，慈禧一行，如丧家犬一样一路逃到了太原。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后不久，机敏的袁世凯很快摸清了慈禧太后的动向。当慈禧9月10日到达太原时，袁世凯特意派人给慈禧送来了二十五万两白银。这一笔巨款对于大难之中的慈禧来说，无疑雪中送炭。慈禧想到了袁世凯之前的诸多建言，心中如打翻了五味陈醋一样。此后，袁世凯又陆续给落难的慈禧送来了很多钱物。袁世凯的这一番情感投资，无疑已打动了慈禧。

经过清国全权谈判代表李鸿章的全力抗争，清国和八国联军最后签订了《辛丑条约》，仅赔款一项，就有4.5亿两，“人均一两，以示警告”，加上4厘利息和39年付清，达到了9.8亿两，再加上各省教案的单项赔款，总数超过10亿两，相当于清政府12年的财政收入。

1901年11月7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辛丑条约》谈判特命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悲愤交集中去世，朝廷发布上谕，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四十三岁的袁世凯几乎是毫无争议地接替了李鸿章的位置。此次袁世凯的升迁，现在很多资料都说是因李鸿章在临死之前推荐了袁世凯，传言最广的，是李鸿章举荐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认真查询起来，这句话并没有明确出处。李鸿章去世之时，正是中俄谈判最关键的时期，只有他的副手、《辛丑条约》谈判助手、直隶布政使周馥在病榻前。后来周馥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李鸿章去世时，自己由于极度悲伤，已不能亲自拟稿向朝廷报告，而是由其他人代笔的。也就是说，李鸿章去世的消息，是由周馥口述，别人记下后，报告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不存在引用李鸿章话语一事。实际上李鸿章一病不起时，慈禧已对李氏的病情有预感，对接任之人也有考虑。听到李鸿章去世的消息时，慈禧太后正在西安回京的路途上，周馥的电禀很简单：“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于本日午刻出缺。所有总署关防，敬谨封存。特电禀。”电文只字未提李鸿章对袁世凯的保荐。慈禧太后在接到电报的当天下午，即明发上谕：袁世凯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到任前由周馥护理。袁世凯的升迁，与其说是李鸿章推荐，不如说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袁世凯之所以顺理成章地接替李鸿章。除了在此之前他的能干以及感情投资深得慈禧信任之外，还在于他在清末新政中所扮演的“先锋”角色——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中国军队的再一次溃不成军，自己如丧家犬般的逃亡，使得年过花甲的慈禧感到从未有过的耻辱。由于决策错误，西逃的慈禧既遭受了巨大的压力，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慈禧不得不于西逃途中的宣化鸡鸣驿，公布了《罪己诏》：承认自己“负罪实甚”，表示要“涤虑洗心”，重新变法图强。1900年12月1日，也就是慈禧生日的当天，在西安，痛定思痛的慈禧下诏，承诺对清廷政治进行全面改革。两个月后，仍是在西安，慈禧又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发改弦更法诏，表示“母子一心”实行变法，要求各省督抚，各抒己见，在两个月之内提出改革方案，以备朝廷参考实行新政。慈禧的改弦更张，让大臣们捉摸不定，不少人都持观望态度。慈禧急了，下诏成立新政督办政务处，将各要臣全部纳入，这当中有庆亲王奕，大学士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地方大员刘坤一、张之洞等，规定督办政务处总揽一切新政事宜，并且对各地方政府的新政实行督察。

由于慈禧太后的新政颁布在辛丑年的纷乱之中，时局不明，颁布的地点又是偏于一隅的西安，所以，慈禧太后的这一系列改革声音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和重视。只有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觉察到这当中的变化，接到诏书的第四天，袁世凯即上书《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提出了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裕度支、修武备十条革新方案，内容涉及政治、吏治、教育、外交、财政、军事六大方面，全面启动山东省的各项新政。当然，作为袁世凯本人来说，这样做并不完全是投慈禧所好，作为一个开明的地方官，袁世凯早就想对境内的一些事务进行改革了，现在，朝廷有明确的旨意，正可以因势利导。很快，山东的各项新政都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尤其是山东境内的教育改革，动静很大——1901年9月，清政府命将各省所有的书院，在省城的改设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的改为中学堂，并多设蒙养成学堂。号令颁布一个月后，袁世凯即在山东省城济南，创立了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并制定了中国第一份地方教育法规——山东学堂章程。章程大体涵盖了西方教育思想和教学内容。袁世凯还高薪聘任了美国人赫士担当总教习。袁世凯的这一番举动自然得到朝廷的赏识，清廷发布上谕，命各省仿照袁世凯所定山东学堂章程，立即举办学校，不得延误，袁世凯因此也成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锋人物。

袁世凯在八国联军进军北京前后的表现，以及在新政中所起到的先锋作用，不仅赢得了慈禧太后的好评，也赢得了西方列强的好感。在西方列强看来，袁世凯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中国官僚，他用他的行动表明对于西方的制度和做法没有敌意。而且，在西方人看来，袁世凯也是比较好沟通的一个人，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既清楚中国国际地位的弱点，又知道中国政府财政的拮据及其他真实状况。总之，袁世凯应该是一个很自知的人，而绝大多数的中国官员，则是自我封闭与狂妄自大。于是，西方列强也有意无意地向清廷表示，袁世凯才是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最佳人选。正因为慈禧的赏识，以及西方列强的推崇，袁世凯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直隶总督。

刘体智的《异辞录》一书中，有一则李鸿章无意举荐袁世凯自代的记述颇值得玩味。刘体智是淮军名将刘秉璋的儿子，深晓李鸿章幕中机密，其民国初年的政治态度接近倒袁。刘说：李鸿章暮年染病之初，有人劝他保荐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继任人选。李鸿章说：继任有人在，我不想保举了。李鸿章说的就是袁世凯。在李鸿章看来，袁世凯深得朝廷信任，是接替自己的不二人选，干吗要多此一举呢？李鸿章知道，无论是才干还是性格，袁世凯是最像他的一个。李鸿章也明白，自己未竟的事业，肯定会在袁世凯手中完成。

袁世凯也深晓自己与曾国藩、李鸿章的沿脉关系——无论李鸿章有无举袁自代的荐折，袁世凯都不否认。并且，在很多场合下，袁世凯还坦然不讳地承认自己是李氏衣钵的继承人。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的挽联就这样写道：

公真旷代伟人，旋乾转坤，岂止勋名追郭令；

我是再传弟子，感恩知已，愿宏志业继萧规。

上联是用郭子仪、李光弼并肩平定安史之乱，中兴唐朝的典故，比喻李鸿章是清朝“同光中兴”的柱石。下联用的是汉初名相曹参继承萧何开创的局面的典故，以“萧规曹随”来比喻自己是李鸿章的追随者。

天津李鸿章祠堂建成后，袁世凯又撰联：

受知早岁，代将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阳，敢诩临淮壁垒；

世变方殷，斯人不作，万古大名配诸葛，长留丞相祠堂。

上联仍说早年即深受李氏之栽培，再用郭子仪推荐李光弼的故事自喻。虽然挽联与祭文一样多半是谀墓之词，但从中仍可以看出袁世凯对李鸿章的追慕和尊敬。无论从派系上，还是革新变法的实际举动上来说，袁世凯都可以算是李鸿章的正宗继承者。李鸿章逝世之后，袁世凯追随着李鸿章的脚印，登堂入室正式进入清廷的权力中心。这一年，袁世凯只有四十三岁。

一个人，无论他承认不承认，他总是长长链条中的一环。对于曾国藩、李鸿章以及袁世凯来说，这样的比喻更为贴切。他们一步一步地走来，前仆后继，就像是链条中的一环又一环。从总体上来说，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连接得那样紧密，就如同一个人生活了一百五十年一样。

一个人，就是这样生活在时代中，也生活在历史的延续之中。

第七章　变法，还是投机？

1901年11月20日，袁世凯交出了山东巡抚印信，兼程北上，正式到直隶走马上任。到了12月中旬，当慈禧太后率领流亡朝廷的全班人马，浩浩荡荡地进入直隶境内时，袁世凯亲率大批护驾军队在直隶和河南交界的顺德府迎接。当慈禧太后走下大轿，见到迎接她的，不是白发苍苍的李鸿章，而是敦实精干的袁世凯时，心中自然感慨万千。

袁世凯当然知道慈禧太后的心思。慈禧太后一辈子极爱面子，最喜欢热闹和风光，尤其是这一番回銮，很想风风光光地掩饰灰溜溜的形象。慈禧首日在顺德下榻之后，袁世凯前去拜见，送给慈禧作为见面礼的，是一对非常漂亮的鹦鹉，一只会说“老佛爷吉祥如意”，另一只会说“老佛爷平安”。人老了，就是想图个吉利和快乐，对于袁世凯的心细，慈禧自然很满意。在此之后，袁世凯亲率军队护驾，陪同慈禧一行经内邱、柏乡、赵州、栾城、正定等地一路巡视，第二年的1月3日到达直隶首府保定。慈禧在保定一共住了三天。看到袁世凯上任仅仅一个多月，就将直隶境内各项事务处理得有条不紊，慈禧更对袁世凯增添了几分赏识。在保定，慈禧几次与袁世凯谈话，了解他的思想和打算，尤其关注袁世凯新政的实施情况。慈禧太后一点都没看错，袁世凯的确是精明过人，而且，在具体落实方面，很有一套办法。袁世凯不仅比行动迟缓、工于心计的曾国藩强多了，甚至要比老成持重的李鸿章还强。李鸿章到了后期，也变得如所有年迈的老臣一样，韬光养晦，懒得去处理众多烦心事了。当然，李鸿章所做的，在当时情形下，也够多了。在慈禧眼中，袁世凯是一个非常干练的人，百废待兴的时候，正好需要这样的急先锋，才能在各方面取得突破，为改革和变法获得一些美誉。慈禧对于袁世凯最大的希望，就是他能带头下好自己晚年安排的最后一局棋。

1902年1月7日，慈禧一行由保定乘火车回京。袁世凯专门为慈禧定做了列车。当慈禧一行到达保定火车站时，站台上彩旗飘飘，军乐队奏起了响亮的“马赛曲”——袁世凯并不知道这首乐曲是法国国歌，他只是感到这首歌很好听，很振奋人心，所以定下演奏这首乐曲欢送太后。慈禧太后同样不知道这首曲子的出处，置身于音乐之中，她仿佛将一年来的烦心事都忘却，也变得心旷神怡起来。当长达三十多节的火车进入北京站之后，站台上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紫禁城里的皇家仪仗队全部出动了，所有的京官都来到车站跪迎。中午，慈禧乘轿入永定门、正阳门，所到之处人山人海，人们争先恐后向慈禧招手，那些外国公使们也携他们花枝招展的太太们前来迎接，对慈禧微笑、脱帽示礼，说着慈禧听不懂的语言。慈禧也矜持地向围观的群众以及外国使节招手示意。不仅如此，慈禧还命随从拿出上百万两白银当场散发给欢迎的人群。似乎所有人都把曾经的灾难忘得干干净净，只当它是一个噩梦似的。

因为得到慈禧的赏识，袁世凯的干劲更大了。袁世凯延续了自己在山东的思路，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政。正值盛年的袁世凯如鱼得水，他仿佛天生就具备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以及做事的能力，除督练新军外，在警政、实业、教育、官制、宪政五个方面进行全面改革。由袁世凯主持的新政，无论是从动作上还是效果上，都显得比李鸿章当年的改革力度更大。

袁世凯主持的新政，重点是继续开展洋务运动。袁世凯主持或委派周学熙等人创办了大批实业。1902年，创办天津银元局，后开办天津官银号，又代户部经营户部银地，活跃了资金市场，并为北洋集团开辟了财源。次年，开办直隶工艺总局，同时开办工艺学堂、种植园、教育品制造所、实习工场、劝业会场、劝业铁工厂、纸厂、种植园、工商研究所等机构。扶持奖励官绅兴办实业，引进机器、技术、人才。1906年，开办启新洋灰公司，次年成立滦州矿务（煤矿）公司，均为全国大型民族工业企业。此外，从比利时人手中收回临城煤矿。交通方面，取得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的经营权，获得关内外铁路督办督修权。农业方面：在保定创立农务局、农事实验场、农业学堂，各县设立农务会，引进西方农务家学器艺。为发展机器工业和市政建设，引进机械设备、知识技艺、管理方法，并仿天津租界设立“华界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袁世凯还大力推进了天津城的市政建设，是推动天津城市近代化过程中最有力的一人。

除了继续洋务运动之外，袁世凯还做了一系列“石破天惊”的事情。

一是亲自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袁世凯顶着极大的压力，自己做主向国外贷款，修建自己的铁路。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样的举动，在当时几乎是令人震惊的，当时的中国已是千疮百孔，国库空虚，还有大量的赔款、外债。海关等税收已进行了抵押，仍填不满赔款的亏空，哪里还有余款修筑铁路。主动举借外债修路，是人人谈虎色变的畏途，更何况从文化习惯和传统上，中国人很少主动向洋人借债。

著名的京张铁路，就是在袁世凯的力主下一手修建的。当时聘任詹天佑的，正是直隶总督袁世凯。京张铁路修筑在直隶境内，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兼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当时北京向东、向南已经由外国人修筑了铁路。张家口，是北京的北方门户，京张一路为联络内蒙古的通道。袁世凯派詹天佑进行了技术查勘，京张线全长三百六十余里，其中有数十里山路。全路工程通盘估算，买地、填道、购料、设轨、凿山、建桥、购置车辆，共约需银七百多万两。当时，关内外铁路进款除养路各费开支之后，余额全部存入汇丰银行，作为归还外国借款的担保，还本息之后，仍有剩余。袁世凯即奏请清廷谕准，用来做京张铁路的资本。袁世凯同时提出“此路即作为中国筹款自造之路，亦不用洋工程司经理，自与他国不相干涉”。也为清廷所批准。1905年5月，袁世凯正式任命陈昭常为京张铁路总办，詹天佑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局务。四年后，詹天佑不负众望，按期高质量完成了工程。此时，袁世凯已不是直隶总督了，正在河南洹水畔赋闲。但詹天佑仍惦记袁世凯对铁路的功劳，他将铁路主要工程竣工的照片一套，特遣专人送到彰德洹上村。照片送到之日，已是十二月二十八日，腊末岁除。抚今追昔，袁世凯感慨万端，回信一封，对于詹天佑的贡献，大加褒扬。

袁世凯所做的第二件大事更是令人“瞠目结舌”，那就是在他的一手努力下，废掉了长达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废科举一事，难度也是极大的。随着西风的渐进，人们自然会发现中国科举制度的滞后。对于这一项僵而不死的制度，朝野上下早已议论纷纷。不过因为牵涉面太广，朝廷迟迟不敢动手，其中最忌讳的，是废除这一项制度后，所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和动荡。毕竟，这要触发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会彻底摧毁无数人毕生的努力和追求。因此，虽然废科举一直有动议，但谁也不肯当这个“出头之鸟”，唯恐树敌过多，也怕动摇制度的根本。这个时候，袁世凯挺身而出了。当清末新政实行，废除科举被视为“破冰之举”时，袁世凯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袁世凯先是借助1902年冬请假回籍安葬生母之时，乘火车到武汉，然后沿长江东下，再北上，沿途与代理湖广总督端方、两江总督张之洞等商量，达成分科递减的共识，同时约定第二年春天联合起来向朝廷建议。返回天津之后，袁世凯又进京活动，就此事跟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鹿传霖等人交换意见，聆听了他们的想法。1903年新年刚过，袁世凯就致电张之洞，商议起草会奏折稿。以常理来说，张之洞时为“当代文学之宗”，起草奏折理所当然，但张之洞顾忌责任过于重大，坚持不担任主稿，袁世凯只好亲自拟稿。十天之后，袁世凯给张电传了折稿全文。张之洞表示同意，让袁世凯联络其他各省，领衔上奏。

1903年3月，袁世凯主持撰写的《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正式出台，由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领衔，联合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周馥，四川总督锡良等将奏折递交朝廷。袁世凯等人本以为此事会得到通过，没有想到的是，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王文韶坚决反对这一改革。此项计划就被迫搁浅。

张之洞

虽然遭遇到阻力，袁世凯仍是坚持不懈。两年后，王文韶军机大臣一职被罢黜，袁世凯再次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盛京将军赵尔巽、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湖南巡抚端方等联名上奏折“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这一回，朝廷批准了袁世凯等人的建议，宣布从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同时停止。这样，从隋唐以来实行了一千二百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终结。它的终结者，仍是袁世凯。

1903年，袁世凯（中）视察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与该馆监督和管学大臣合影

一切不出袁世凯等人的预料，废除科举在当时所引起的巨大震荡，对于全社会各阶层人士，尤其是对读书人来说，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也绝不为过。不过好在袁世凯等人也为这些士子留下了一些出路——创设各种学堂，选派学生赴国外留学。对于已经取得举、贡、生员资格的读书人，分别不同年龄段，做不同安排：三十岁以下者，易于改业，均令入学堂学习深造；三十岁至五十岁，可入仕学堂和速成师范，以谋出路；五十岁至六十岁，以及其他年龄段，不能入速成科者，为他们宽筹出路；六十岁以上者，酌给职衔以示安慰；等等。对于新式学堂毕业的读书人，则分等次，让他们同科举出身挂钩，以满足当时的社会心理状态。设计共分五级：

第一级，通儒院毕业，给予翰林身份，按三等分别授以较优越的京、外官职。

第二级，大学堂及相应学校毕业，给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各部主事等官。升学可入通儒院。

第三级，大学堂预科，各省高等学堂、高等实业学堂，优级师范学堂毕业，给举人出身，授官知州、知县、内阁中书等，或相同级别的官职。升学可入大学堂分科。

第四级，中学堂、中等实业学堂，初级师范、初级简易师范毕业，给拔贡、优贡等贡生身份，除中学毕业者外，其他可授州县学官等。升学可入第三级学堂。

1903年，袁世凯（前排正中）视察译学馆，二排右三为蔡元培，时为译学馆教师

第五级，高等小学堂毕业，给廪生等生员身份，升学可入第四级学堂。

这种奖励新式学堂出身，将之作为得官条件的方式，后来一直为人诟病，认为这是科举制度的变相遗留，是“换汤不换药”。批评无疑是对的，但这种方式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阻力和震荡是巨大的，必须有充分的缓冲才行。

虽然袁世凯在废科举过程当中，竭力想造就变革的“软着陆”，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负面影响仍是巨大的——数量庞大的传统士子，在科举的大门封死之后，一方面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引起了这一部分人的强烈不满。曾经有数百名读书人，集体聚集在翰林院门口绝食，以示抗议；在地方上，好几个举人自杀身亡。晚清和民国初年所引起的巨大动荡，应该跟这一部分人有很大关联。那些指望经科举鱼跃龙门的士子们，一旦无法从事他们的事业时，无所事事的他们自然将手中的笔对准朝野，尽显嬉笑怒骂之事，唯恐天下不乱。对于面临“断头路”的书生来说，废除科举的“始作俑者”袁世凯，自然成了首选的攻击目标。行伍出身的袁世凯也被想象因为无法及第，所以对科举怀有刻骨仇恨，他的废科举自然成了“公报私仇”。在他们笔下，袁世凯俨然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因为不读圣贤书，故而声色犬马、丧尽天良、心怀鬼胎……完全可以想象出这股“集体无意识”给袁世凯带来的麻烦。历史本来就是在文字的道场里生存的，一个被大量文字玷污的形象，是很难恢复到本来面目的。袁世凯直到死，似乎也没明白这一点。

袁世凯所做第三项“石破天惊”的事情，就是创办了中国的警察。这也是袁世凯全面引进西方军事思想和制度这一思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世凯也因此成为中国警察的创始人。

1902年5月，袁世凯刚刚署理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后不久，即着手建设地方警察部队了。袁世凯仿照西法，拟订章程，在直隶省城保定创设警务总局一所，分局5所，聘任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为警务顾问，以原李鸿章淮军前敌营务处干员赵秉钧为警务总办兼警务学堂督办，从直隶地方各军中首批挑选500人组成巡警，分布城内外，按章程维持地方治安。为了提高警察的业务和个人素质，袁世凯还创办了保定警务学堂，对警察进行分批轮训。

对于警察的设置，袁世凯自有想法。袁世凯在奏请创设保定警务局、警务学堂的奏折中，根据现代国家概念的需要，建议把国家武装力量分成常备军和巡警军，前者“御外侮”保卫国家安全，后者“清内匪”维护地方治安。这样的观念，已跟当时西方国家接轨了。袁世凯审定的《警务章程》共分5章85节，吸收了西方特别是日本警察条例的主要部分。第一章招募，对充当警务人员的条件、服役年限、家属待遇等都作了具体规定。第三、四章参照西方警察条例，制定了较为完备的适合中国国情的职守准则。第五章为赏罚，对警官的处罚分为记过、撤职、详参三种；对警兵的处罚分为责、革、斩三类。奖赏的细则、章程也作了详细的规定。各级各类警务人员的薪水待遇，按照袁世凯一贯的思想，也十分优厚。

袁世凯创办的警务学堂也有详细的《章程》，对学校性质、任务、生源、机构、课程设置、休息时间、毕业年限等都作了细致的规定。章程规定：保定警务学堂是专为培养全省警察而设，实为全省警务基础。学堂分设警官班和警兵班。警官班旨在培养全省警务官长，学习警官的要义，限三个月速成，毕业后派往各局充当官长。普通班以培养警兵为方向。

袁世凯创办警察的初衷，是跟当时西方以及日本接轨，维护治安。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用这一支警察部队，全面接管天津。八国联军自攻占天津之后，一直迟迟不肯归还，并把总司令部设在这里。在清政府和袁世凯的一再敦促下，八国联军同意归还天津，但提出天津周围10公里范围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否则就不予归还。清廷被迫接受了附加条件。不让驻扎中国军队，警察总得驻入吧——按照西方军事设置，警察和军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袁世凯就把自己在保定刚刚训练好的2000名警察调进了天津，对天津进行接管。联军一下子吃了哑巴亏，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袁世凯新建的警察部队派上了大用场。在此之后，袁世凯在天津成立了南北两个巡警局，又创办了天津巡警学堂以及水警、侦警，将西方警察制度全面引入中国。1902年10月，清廷发布上谕，命各省督抚仿照袁世凯所定的警务章程加以推广。于是，警察制度在全国推广开来。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进行了一系列其他方面的改革，比如金融、邮政、商务、通讯等等。在金融方面，创办了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银行——大清户部银行。户部银行1904年正式开业，1908年改为大清银行，1911年易名为中国银行。袁世凯又办了银元局、铜元局、天津银行等。在通讯方面，袁世凯于907年将西方无线电技术引进到了中国，使中国的通讯业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直隶短短的数年时间，天津逐步恢复了华北商贸集散地以及金融和实业中心的繁荣局面，确立了在全国的经济龙头地位。袁世凯本人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即使是一些对新政有看法的人，也不得不叹服直隶的巨大变化。910年，第一次南洋赛会在南京举行，直隶地区共提供产品12000件，其中6件获得特别优秀奖，142件获得银奖。会后，直隶又有27件产品被选赴意大利参赛，129种产品被选赴德国。同年，直隶地区又以浩大的声势参加了南洋劝业会。这是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国际性实业博览会，博览会期间，当时著名的实业家，也是曾与袁世凯有近二十年龃龉的张謇，在参观了直隶馆之后，颇有心得。张謇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袁世凯确实能干事，此人与别人毕竟不同，在工业上尤有擅长过人之处，远远胜过了江苏。”后来，张謇在其《自订年谱》中，再次提到了这件事：“观看了劝业会直隶馆，深感袁世凯的才能在诸督之上。”

袁世凯的改革不仅在军事、经济以及教育领域上，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袁世凯同样不甘寂寞。这一点，袁世凯显然比李鸿章等走得更远。袁世凯认为，地方的改革，应该在中央改革之前进行；只有地方政府进行一系列改革，并形成经验之后，中央的改革才变得切实可行。围绕这个思路，袁世凯全力进行地方自治的改革，1906年，袁世凯派天津知府拟定自治章程，成立自治局和议事局，试办天津地方自治。次年，正式举行天津地方选举，成立了天津议会。这样的政治改革，在当时的中国，可说是破天荒之举，不管它的实质怎样，最起码，在形式上开辟了民主选举之先河。随后，袁世凯下令在直隶各州推行地方选举，要求自治三年完成。天津、直隶的自治选举运动几年后，虽然随着袁世凯的离任和下台而不了了之，但袁世凯的大胆行动，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迎合和推动了民主潮流。从袁世凯在直隶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袁世凯的政治思想，看出他在探索政治改革上曾经做出的努力。

袁世凯在直隶投入精力与物力最大的，还是练兵。袁世凯最懂得慈禧的心思，清军在外国军队面前越是不堪一击，这个老太太练兵的心情就越迫切。当年，慈禧把曾国藩从两江调任直隶，也是看曾国藩训练湘军有术；后来，让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同样也是为了练兵。这些，都是老皇历了。将袁世凯调任直隶，首当其冲，还是这个心思。从1902年1月，一直到1905年，在袁世凯的直接操作下，北洋六镇的编练计划全部完成。这样，在直隶的新式军队，已达到近十万人，这在当时的中国，可以算是首屈一指。1905年以及1906年，袁世凯分别调动数万新军，先后在直隶河间、河南彰德地区进行了两次军事演习。河间会操总兵力达四万五千多人，彰德会操总兵力为三万四千多人。以如此大的规模在华北大平原上进行军事演习，对于清政府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两次演习充分展示了北洋军的兵强马壮。会操期间，袁世凯和阅兵处的官员观操于高坡之上，跃马于两军之中，指点得失，评判优劣，出尽了风头。这两次军事演习，因为向西方媒体公开，集中向东西方展示了中国军事改革的成就，也使袁世凯的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这个时候的慈禧，就像当年离不开李鸿章一样，已离不开能干的袁世凯了。不仅仅因袁世凯能给她带来相对进步的信息，能做实事，还因为袁世凯能与外国人打交道，帮助她解决一系列棘手的外交问题，而这是当时诸多大员所不具备的。李鸿章之后，是袁世凯处理了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诸如结束八国联军对天津的占领，日俄战争之后与日本签订的条约，还有大量路矿合同的签订，等等。在慈禧太后看来，年富力强的袁世凯还是值得信赖的：一方面他总能坚定捍卫国家的主权免遭直接侵犯；另一方面又能让那些列强接受他的方式，避免灾难性冲突的发生。国家的统治者是少不了实干家的，就如同少不了聪明可爱的弄臣一样。就这样，袁世凯凭着自己的精明能干，成了慈禧不可或缺的助手。

回过头来研究袁世凯推行的新政，真是别有一番感慨，很难想象，当年在袁世凯领导下所推行的新政，竟然是全方位的，这样的改革，完全不亚于当年戊戌变法时的初衷。袁世凯的努力，比他一脉相承的“老师”曾国藩和李鸿章，要走得更远。袁世凯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被推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跟他这一段时间的政绩是分不开的。

第八章　立宪，还是抓权？

转型初期的中国，各方面的形势就如六月的天气一样，让人捉摸不定。与19世纪最后十年的情况不一样，这个古老的帝国在蹒跚走进20世纪之后，不知不觉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有一些骚动发生，有一些情绪激越。在上层和官场，仍是一如既往地腐败，体制仍是一如既往地僵化。由于各级掌权者掌握着下属的命运和意志，顺从和谄上成为上下关系的主要特征，正确的建议无从上达或被扼杀，腐败作为无法阻遏的趋势愈演愈烈。晚清除了具有末世专制的共同特征外，又恰逢社会处于宗法关系向金钱关系蜕变的过渡期，腐败更成了席卷上下的狂潮。加上军政官员的薪俸不足以维持正常的开支，没有建立正常的预决算制度，又缺少现代分权制约和大众传媒的监督，于是，整个官场从大小官员到衙役，贪污、受贿、侵吞公款、包赌、包娼、敲诈勒索已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在文化上，那种自以为是的心态，以及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丧失自信心的弱者心理，促成了在僵化体制下形成的高压，产生了一种维护本国文化尊严的特殊方法——以政治的压力去维护文化的权威，凡敢越雷池半步者，即视为非圣无法，大逆不道。在社会上，那种因不断打压而产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持续反弹，开始源源不绝地释放能量——义和拳运动只是开了一个头，903年邹容《革命军》的出版，1905年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以及随后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的运动，都充分显示了这一趋势。遍布全国的通商口岸的兴起，连同轮船、火车、电报、报纸、杂志的创办，以及由赫德主持成立的大清邮政局网络状的铺开，使得中国人缓慢的生活得到了改变；文化与信息的快捷传播，对生活形成了冲击；新式教育不知不觉地在推广，文盲减少了；一些人慢慢开始觉醒，开始接受并且支持维新运动；鸦片、缠足、蓄婢、卖淫、赌博等社会旧俗遭到了声讨。与此同时，集镇慢慢城市化，孔孟之道逐渐丧失威信，旧有的“三纲五常”遭到了唾弃，妇女解放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大，主权意识也有所加强。在沿海沿江的一些地方，新型民族工业资本出现了，既改变着劳动方式，也改变着生活方式……

有关袁世凯在20世纪初所进行的改革，一直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袁世凯在当年慈禧的新政中，一直扮演“急先锋”的角色；对于中国当时的改革，袁世凯是有系统思考的，也谋求积极的进步方式。另一种看法是，袁世凯当时的行动，只是打着改革的幌子，以他职业政客的方式，来争取更多的权力。实事求是地说，虽然袁世凯跟众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样，身怀一种自以为是的使命感，涌动强烈的权力意识，但作为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汉臣，袁世凯揽取权力的目的，既是为了个人的荣光，也是为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施，在这个乱世之中，轰轰烈烈干出一番前无古人的事业来，以期促成委顿迷离的国度的某种改变。可以说，袁世凯以办实业搞洋务进入革新的孔道完全是不自觉地——是不知不觉地上了“贼船”，并被吸入一个无法抗拒的历史过程——从革新的孔道引入机器进而需要引用技术，从引入技术进而需要引入一切学问，从接受新思想进而要改革制度……这种进程，仿佛被巨大的规律力量吸附，身不由己地越陷越深……到后来，骑虎难下的袁世凯不得不考虑深层次的西化，由单纯的洋务，发展为立宪维新的政治改革了。

当然，清廷的立宪改革，是西方列强的要求。当年慈禧太后在西安所颁布的改革诏书，就有这样的号召和承诺。但无论从哪方面说，袁世凯后来试图做的，都是主动而坚决的。袁世凯一直是这样一个人：看起来胸有城府，实际上锐气仍在；看起来老谋深算，实际上火候尚欠。这样的性格，使得袁世凯在推进立宪改革中，一意孤行，坚决强悍。1903年，袁世凯初步提出了清廷立宪的建议，要求清廷在宪政、官制、地方自治三方面，实行改革，而核心内容是宪政改革。袁世凯的建议，就像一粒石子掷进沉寂的深潭一样。一片轩然大波之后，很快就变得无声无息了。当一项具体措施触及制度和政权的根本时，就像马车撞上高高的栅栏，会立即委顿地减缓甚至停滞下来。袁世凯最初的建议，也是如此。

1904年，日俄大战爆发。老牌帝国主义和新兴帝国主义的战争，引起了西方列强和清国的关注。朝廷上下急切关注这场战争，不仅仅因为战争的地点是中国的东北，也是因为这是一场被看做两种不同国体之间的战争，意味着“国家强弱之分，不是由于种而是由于制”——日本代表君主立宪，而俄国象征传统的君主专制。战争在持续了几个月后，终于以日本的获胜而结束。如果说在此之前的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还让清国不服气的话，那么，此番日本轻松地打败更为强大的老牌帝国，一下让古老的帝国震惊。思考中，帝国首先想到了君主立宪国体给日本带来的变化，朝廷在总结原因时分析道：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以及日本，都是君主立宪的受益者。那些试图反对实施宪政的保守派一下子失语了。在此之前，这些保守派一直以专制俄国的强大，来驳斥立宪的必要性。在袁世凯等诸多对西方政治略知皮毛的人看来，似乎君主立宪就是国家强大的灵丹妙药，只要一服下，就可以立即包医百病。于是，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的背景下，宪政的改革，遂变成刻不容缓的事情。

1905年7月，袁世凯见奏请立宪的时机成熟，便联合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请立宪。按照袁世凯的计划，这一项措施从现在起进行基础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正式实行；同时奏请清廷派出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宪法，变通施行。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想法，支持宪政，袁世凯还悄悄把奏折内容透露给了当时影响力很大的《时报》发表，以形成社会的压力。

这个时候，慈禧已有了她的新考虑；或者说，已没有什么主意，听任事态的发展了。袁世凯等人上书后不久，慈禧同意委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行。十天之后，朝廷又增派商部右丞绍英加入。古老的帝国就这样犹犹豫豫地迈出了仿行宪政的第一步。这关键的一步，可以说是袁世凯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意气风发的袁世凯

清廷将进行政治改革的消息传出后，立志推翻清廷的革命党人，当然会想尽办法全力阻止。1905年9月24日，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准备启行时，遭到革命党人吴樾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吴樾当场死亡，五大臣中的载泽、绍英等受伤。这样，出行之事只得暂缓。一个多月后，清廷重新委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出国考察政治。袁世凯的亲信徐世昌由于加紧筹办巡警一事，此次未能成行，替代者是他的老部下尚其亨、李盛铎。12月中旬，清政府的立宪考察团兵分两路由上海赴美，一组由端方、戴鸿慈带队，先后考察了美、英、法、德、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俄国、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国；另一组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带队，考察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与此同时，袁世凯在天津成立了“宪政研究院”。两组考察队伍历经几个月回到国内后，与天津的袁世凯进行了沟通，形成的一致意见是，立宪最大的好处有三点：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渐轻，三是内患可平。考察报告认为清廷的政治制度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建议在宪法上效仿日本，在兵农工商上效仿日本和德国。

朝廷和慈禧接到报告，多次召开了立宪议决会议，对是否“仿行宪政”开展讨论。激烈的争论中，以袁世凯的立宪态度最为坚决，袁世凯一再表示“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当以死力争”。可能是“皇位永固”的动议打动了慈禧，在袁世凯、出洋五大臣以及奕、张之洞、张百熙等众多大臣的努力下，清廷终于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诏旨，并且确定了立宪的准备期为十二年。

对于立宪的目的，不可否认的是，袁世凯可能是有自己小算盘的，这个算盘就是，如果朝廷实行立宪，慈禧百年之后，如果光绪复出的话，也是一个虚君，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并且在首先进行的官制改革上，清廷如果成立内阁，奕极可能担任总理，那么，袁世凯至少可以是协理。内阁制与军机处毕竟不一样，在这种新的立宪制中，内阁是一个完全的政府，大权在握，不像军机处，只是一个办事机构。并且，这时候的君主，已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大权都在内阁总理以及协理手上。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袁世凯有一些自己的算盘，也属正常。这个人从来就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也是一个热衷于权力游戏的人。不过以袁世凯的思想轨迹来看，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投机者，推行君主立宪，的确是他想做的。在袁世凯看来，君主立宪，君主是国体，立宪是政体，有了这样规范的国体和政体，很多事情就要好办得多。

改革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哪怕是不伤筋动骨的改革。改革方案还没有出台，消息却被秘密传出了，袁世凯很快变得四面受敌：那些皇室中的王公、贝子、将军等，得知袁世凯提出不让他们干预政事，一个个义愤填膺，有人甚至准备策划暗杀袁世凯；太监们听说袁世凯要裁去太监，也恨之入骨——有一天，袁世凯刚下朝，便被几名太监截住，后来越聚越多，竟有上百太监之多，将袁世凯团团围住，有的出言谩骂，有的在后面偷偷地塞黑拳。袁世凯急得团团转，只好大呼奕来解围……废除科举的消息传出后，同样也招来了社会上的一片不安和声讨。

清廷发布预备仿行宪政诏旨的第二天，又颁发了筹备改革官制的上谕。袁世凯与载泽、世续、那桐、荣庆、载振、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陆润庠、寿耆等十四人，被任命为官制大臣。袁世凯借“仿行宪法”，提出设立总理，举行选举，分建上下议院，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同时让君主成为虚君，不劳而治。方案一提出来，就石破天惊。有一次，在政务处召开的会议上，就围绕设内阁总理、协理以及废除军机处等问题，袁世凯与醇亲王载沣发生了争吵。年轻的醇亲王载沣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情急之下，对袁世凯破口大骂，甚至拔出腰中的手枪，准备向袁世凯射击。《时报》比较详细地报道了袁世凯与载沣的冲突；袁世凯在给家人写信时，也透露了这一情况。对于袁世凯来说，为了全力推进朝廷的政治改革，的确付出了很多，也得罪了很多人。到了1906年11月，历时40多天的中央官制编制工作，在吵闹声中告一段落。奕将袁世凯等人起草议定的中央官制方案上报朝廷，其内容包括：内阁官制，各部官制，各部官制通则，各院官制，军谘府官制，阁部院官制节略，法部节略等。袁世凯提出的建立责任内阁的主张得到了坚持，从内容上看，新官制和旧官制的不同之处有四点：

一是仿照西方国家的官制，试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于各部之外单独设立了大理院（由大理寺改）、审计院和资政院。大理院专司审判（类似西方最高法院）；法部（由刑部改）作为单纯的司法行政机构；原都察院保留，行使监察权。这样，旧的三法司制度废除了，昔日的九卿科道会审制度也废除了。审计院独立各部之外，负责审理各部账目。资政院在国会未成立之前，试做立法机关。

二是采用西方责任内阁制，内阁作为最高行政机关，设总理大臣一人，协理大臣二人；各部尚书均为内阁政务大臣。

三是各部建立了单一的领导，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实行一长负责制。

四是按照现代政府的操作方式，合并了一些职能重复的官署。

新方案的巧妙之处在于对军机处只字未提，这正是袁世凯匠心所在。如果新官制的构架得到批准，军机处就会自然消亡，这也意味着皇权失去控制内阁的有效机构。不过袁世凯的用心明显被慈禧看透——三天之后，经慈禧裁定的中央各衙门官制方案正式发布：责任内阁被否决，恢复军机处；其余十一部四院一府设置照准。对于袁世凯的方案，老谋深算的慈禧还是留了一手。这个老人精对于风生水起的变动还是明察秋毫，采取的也是她习惯用的平衡术，不偏不倚，相互制衡。

袁世凯笔迹

这一次官制改革，就这样以一种中庸的方式而结束——朝廷不设内阁，袁世凯担当内阁总理或协理的愿望落空。半年后，袁世凯也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同时被任命为军机大臣的，还有湖广总督张之洞，军机大臣的地位比总督高，但却无总督那样的实权；载沣的死党铁良担任了陆军部尚书，掌握中央军权；袁世凯交出北洋六镇的指挥权，不过接任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杨士骧，算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心腹……一切都算是打了个平手吧，不输不赢。不过，经过这一场折腾，兴冲冲的袁世凯不免有点沮丧。袁世凯上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第二天，慈禧召见了他，谈及立宪，慈禧感慨得几乎流出了眼泪，心事重重地对袁世凯说：“内乱外患，日急一日，究竟如何是好呢？有云立宪即可安靖者，有云立宪必有大乱者，真无法可施。”看得出来，这个向来极果敢的女强人，在是否立宪面前已变得束手无策了。袁世凯只好回答说：“与其与以待亡，不如立宪，即使无益，也可避免后悔。”其实袁世凯心里明白，这个垂暮的朝廷，已不可能有能力和胆量，给自己动手术了。而且，袁世凯意识到，慈禧对于他，可能也开始警惕了。一切都很正常，一个女人带领着一帮遗老遗少辅助年幼无知小儿的政权，会有多少健康的心理呢？岌岌可危的局面之下，当然是一颗虚弱的内心。

官制改革之后，袁世凯军权旁落，在那些习惯从蛛丝马迹中嗅出一些苗头的人看来，极可能是一个失宠的信号，并且，有可能带来更深层次的危机。于是，很多原先对袁世凯改革不满的人，或者那些见风使舵、唯利是图的人，开始在暗地里对袁世凯进行攻击了。袁世凯不得不一一接过向他袭来的明枪暗箭，也发射一支支明枪暗箭。在这个过程中，以袁世凯、奕等人与瞿鸿、岑春煊等的争斗为最激烈。这当中的事，由于太复杂，就不赘述了。这样的方式，是专制制度下不得不玩的政治游戏。旧式权臣袁世凯对这一切并不陌生，在某些时候，他甚至可以说是玩得炉火纯青、驾轻就熟。在这一场争斗中，袁世凯和奕联手，获得了大胜。

时间过得很快，袁世凯到任军机大臣一年后，迎来了他的五十岁生日。尽管军权部分旁落，但袁世凯毕竟位居当朝一品宰相之一。各方人士刻意逢迎就可想而知了。袁世凯心情正巧不佳，就由着他们来往恭贺了。那一段时间，位于北京锡拉胡同的袁府，整日车水马龙，高朋满座。

以当时清廷的风气，对于祝寿之类的人情来往，一向是缺少约束的。除了收到诸多礼品礼金之外，袁世凯还收到寿联500余副，寿屏120余堂，全部都是泥金笺（用金箔和胶水涂饰的书、画纸张）制作的，没有较次的红蜡纸。那段时间，北京、天津、保定三地的泥金笺、寿屏销售一空，名副其实地成了“洛阳纸贵”。其中，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写道：“有猷有为有守，多福多寿多男”；庆亲王儿子载振的对联写道：“相我国家尚书北斗，锡公纯嘏天保南山”。“锡公纯嘏”是从“锡尔纯嘏”演化而来，有天赐大福的意思。“南山”指《诗·小雅·南山有台》，用来比喻朝廷乐得贤人。庆亲王父子的寿联可谓给足了袁世凯面子。

当朝最显赫的汉臣张之洞也给袁世凯送了一副对联：“朝有王章威九译；寿如旦召佐重光”。“九译”，指外国，上联意指袁世凯是称职的外务部尚书；下联用周公旦、召公联合辅佐周成王的典故，隐喻张、袁二人如周公、召公联合辅佐大清王朝。北洋官报局总办丁象震的寿联是：“五岳同尊唯嵩曰峻极；百年上寿如日之方中”，上联是用嵩山比喻袁世凯这个河南人；幕僚阮忠枢的寿联是：“赤手擎天星拱北，黑头参政日方中”……力尽吹捧，一团祥瑞。

袁世凯生日的大操大办，招致了政敌的攻击。御史江春霖向朝廷上书，列举袁世凯的“十二大罪状”：一是奕为袁祝寿，不称王而书写名字；载振自称如弟，违背禁例；二是袁世凯干涉都察院封进条陈，“把持台谏”；三是袁世凯“引进私属”，保举民政部侍郎赵秉钧，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外务部侍郎梁敦彦和右丞梁如浩，大理院正卿定成，顺天府府尹凌福彭，直隶总督杨士骧，出使大臣唐绍仪，吉林巡抚陈昭常，安徽巡抚朱家宝……这“十二条”，都有“莫须有”的臆度，甚至把袁世凯同宗十人吸鸦片都算进去了，要求朝廷将袁世凯视为权奸，查办其罪。慈禧太后看过这份奏折后，没有表态，只是把袁世凯招了过来，批评了一通。

那时候的袁世凯，还没有意识到，一场大祸将要从天而降。

第九章　归隐，还是蓄势？

袁世凯就任外交部尚书之后，很快就给当时的清廷外交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有一件事情，就是在袁世凯担任外交部尚书时办成的——1907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宣布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建议此款用于中国派遣留学生到美国，以及美国人在中国办理教育事业之用。袁世凯还跟美国初步达成协议，将两国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为大使级。与列强建立大使级关系，对于中国来说是首例，这一方面能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中国与他国的外交，提供了榜样。袁世凯特派唐绍仪为赴美专使，在促成此举的同时，还跟美商洽谈借款一事。中国与美国的密切接触，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力图扼制中国的日本坐不住了，在唐绍仪赴美途中，日本从中作梗，将唐绍仪滞留在东京的同时，做工作让美国政府改变态度。很快，中美两国升格一事，变得不了了之。不过，从这一事情中，可以看出袁世凯的外交政策以及良苦用心。

在这里，援引1908年6月14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袁世凯的专访，在美国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的笔下，袁世凯理性、温和、精力旺盛、意气风发，对于中国当时的布局，俨然成竹在胸。虽然欲说还休，但从中可以感觉到，袁世凯对于中国的很多事情，考虑得是非常周全了。

……我接到一封官函，说袁阁下同意在他的官邸接受采访。我到了那里后，被领进了客厅。这个客厅是欧洲风格的装饰，正像大多数清国高层人士的住宅那样。我知道袁不会讲西方语言，我正在纳闷：谁来充当我们之间的翻译呢？但很快地，随我之后进来了一位清国人，我一时没认出他是谁，后才发现他是童凯生。童188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时，他身着西装，在给《南华日报》当期刊编辑。《南华日报》在上海发行，是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当我问到他衣着的变化时，童先生笑着说：“是啊，您知道，北京可不像上海那么开化，这里的人们总是比较保守一些。”

对清国的领袖们来说，操劳过度是在所难免的。

过了一会儿，袁世凯走了进来。早就听说袁非常沉溺于他那艰苦的工作，并且这工作也极大地耗损了他的体力和心神，所以我特别注意观察他的容貌，指望能从中发现一些迹象。但让我惊讶和感到满意的是，袁看去比我上次见到时好许多。实际上，现在的袁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出他对于自己手中掌握的事情非常关切。袁的整个面貌都显示出了他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袁说他每天清晨五点就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九点才休息，其间只有短暂的用餐和休息时间，除非偶尔有别的任务让他离开日常工作。大清国缺乏能干的官员，这是清国政治一个最大的缺陷，也使清国官员中有限的几位先进人物都被委以重任并不得不过度操劳地工作。袁自己也承认了这点，然而他似乎不以为苦，倒更像是乐在其中。

正像常常发生在清国官员身上的情况那样，袁通过询问我的近况来开始我们之间的交流。他问我这次是从哪里来北京的？当我告诉他我刚刚到过满洲时，他就我在那里的情况问了一大堆问题，而这也是我非常乐意谈论的事。

我非常非常愿意与袁讨论，因为这让我有机会了解在东方危机的问题上袁自己的观点。但正当我准备记录时，袁却把话题转到了美国总统的竞选上。他说虽然他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崇拜者，但同样也相当推崇塔夫脱先生。去年秋天，塔夫脱先生在上海发表了对大清国很友好的讲话，这给清国上下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袁热切地期望塔夫脱先生能有机会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并说很多清国人都有这样的情感，因为他们觉得塔夫脱先生对远东的情况非常了解，并且真诚地倡导要尊重大清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谈到美国时，袁说道：“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但是我觉得，尽管我们两国政府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实际上，美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更接近我们的体制。我已经注意到，受美国教育的大清国人民，比受欧洲教育的更能容易地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我们国内的管理。并且据我所知，贵国政府的基本规则也与我国政府极为相似。”

我向袁世凯阁下保证，我自己对大清国有如下印象，那就是：“大清国的管理体制和民众从本质上都是趋向民主的。如果民主的历程一经起动，就将极大地增加帝国复兴的可能。”另外，我还就大清国的现状以及他对改革的期望向他发问。

“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袁说道，“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呢？”我问道。

“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我问袁，在完成这三项改革的过程中，像日本人那样引进外国顾问以求援助，这样的做法他是否认为有益？他对此避而不答，而是说，他认为大清国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并且大清国将感谢任何善意的建议和忠告。我相信，事实上，袁确实认为应该引进能干的外国财经顾问和法律顾问，但是，如果在当前情况下公然迫切地提出类似建议，只能对他的政治敌人有利。因为时下诸如“复兴的权利”以及“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等等观点甚嚣尘上，而袁则是一个如此出色的政治家，他在表面上是不会反对这些观点的。虽然他主张他的国家能真正地适应西方的观念和方法，即使大清国也许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接纳它们。袁说，日本人仅仅是在时间上比大清国早一些通过某些纯物质的外来帮助方式（大清国有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人民，在各民族、各地区的内部利益调整方面也与日本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不太可能采用这种帮助方式），就取得了某种物质上的进步，但这并不能证明日本人在道德和精神上就比我们优越，也不能证明在指导我们未来的方针上，日本人的做法从根本上就是正确的。

袁强调说：“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做法就更加聪明。日本人在完成他们国家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纯粹是由于地理和政治环境对他们一直有利。而我们的事情，却比他们更加艰巨和繁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自己就不能指望达到类似于日本现在所取得的成绩。日本外有大国的友好支援，并且在其国土上也不存在来自列强的私欲和野心去牵制和阻挠他们。当把所有这些情况详加考虑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走向所谓现代化的进步过程中，要把日本和大清国在改革的具体部署上进行明确的对比是不可能的。我期望，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开明人士在这方面能够对大清国多加赏识和鼓励，并能在大清国面临的改革伟业面前，给予我们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援，正像他们在一个类似的历史时期曾给予日本的一样。除非遭到某个列强的肆意进攻，在一般情况下，大清国政府并不要求更多的外来援助。但我确实认为，在评估我们的发展进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我们正处在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之中，而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我们批评得过于严厉和苛刻。”

从这个访谈中，我们可以管窥到袁世凯的真实想法，也可以揣测几分袁世凯的内心世界。那就是，这个精明的中年人对于身处大清国政治舞台的危险是非常清楚的，不仅十分明白危险的源头所在，也知道这些危险在前进道路上会发生怎样的作用。在很多时候，袁世凯只是无力左右罢了。这时候的袁世凯，就像一个行走于独木桥上的人一样，只有努力平衡自己，至于是否成功，已经左右不了了。

清末最后十多年中，袁世凯锐意改革，大力推行新政，自然而然地成为革新派的首领。清廷的新政也使得经济以每年百分之十五的高速度获得增长，9世纪末，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只有七八千万两白银，到了1910年，财政收入已达到三个亿。由于大力推行新政，袁世凯博得了中外各界人士的赞誉和拥戴。孙中山也在一些场合认为袁世凯“是一个能干的人”，“他是为国家的最高利益行事的。他的确一直奉献于他对于革新的信念”。袁世凯在这段时间内所做的业绩和口碑，也为他后来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奠定了政治与社会基础。当然，袁世凯的这一系列新政，打破了诸多的平衡，伤害了很多人的利益，得罪了一大批各种各样的势力。他们暗地里对袁世凯怀恨在心，一直渴望着寻找机会，狠狠地扑上来，将袁世凯置于死地。

志得意满的袁世凯怎么也没想到，正当他踌躇满志致力于清朝全面改革之际，风云突变，差一点将其打下万劫不复的深渊。

1908年底，一切都因为慈禧太后的去世变得严峻起来——11月，慈禧太后在度过了她七十三岁生日之后，突感身体不适。年老体衰的慈禧太后这一次对于自己的身体有着惊人的觉察力，她断定自己的大限就要来了。慈禧听从了达赖喇嘛的进奏，打发奕去东陵查看她的陵墓工程，放入佛像驱邪；另一面就光绪皇帝的接班人问题，征询主要大臣的意见。说是征询，以慈禧的政治经验，就是把几个要臣一起拉上贼船，让他们参与决策，同担责任。慈禧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在她死后，年轻的光绪会东山再起。在慈禧心中，早已选好了人，那就是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这一年，溥仪只有三岁。

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左）和其父摄政王载沣

11月13日，慈禧太后发布三道谕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朝会大典、常朝班次，摄政王着在诸王之前。

11月14日，宫廷内外已悄悄传言慈禧病危的消息。到了黄昏太阳落山之时，另一个消息却传出：幽禁多年的光绪皇帝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突然病逝，年仅三十八岁。宫廷内外，噤若寒蝉。同一天，清廷公布慈禧最后两道懿旨，以载沣监国，任摄政王，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与此同时，慈禧太后病势沉重，进入弥留状态。御医们手忙脚乱，开了一剂益气生津之方：老米一两，人参五分，姜冬五钱，鲜石斛五钱，水煎温服——这样的药方，明显地在告诉人们，一切都是无力回春了。

11月15日下午2点，也就是光绪去世后的十多个小时后，慈禧崩逝！消息传出之后，惊悸的同时，人们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真是不容易啊！一个女人，自二十六岁起，就一直守着这个偌大腐朽的江山，就像《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一样，全力料理那个风生水起的大观园。在西方人的印象里，这个念佛、吃水烟，喜欢画画、听戏的女子聪明异常，最擅长的，就是驾驭各种各样的人——既很懂得政治就是施舍和妥协，也懂得政治就是抗争；既能让那些大臣们认识到给予的恩惠，同时也让他们对于自己服从和害怕……现在，她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离开了。

光绪皇帝和慈禧在两天之内的接踵病逝，引起了民间的纷纷议论，说是慈禧授意杀死了光绪，甚至有人猜测说，是袁世凯具体执行了这一计划。专制政治总是与大片阴影相伴而生的，这些阴影就是大量的传说和猜测，还有见诸文字的野史。针对光绪死因的最近研究结果表明，光绪的确是被人下了毒，罪魁极可能就是慈禧，但是不是袁世凯具体执行，并没有明确定论。一些人幸灾乐祸，一些人如丧考妣，稍稍有见识的人都明白，这种摇摇欲坠的统治，肯定不会长久了。

慈禧的死，让袁世凯失去了最有力的靠山，局势的不可捉摸，也让他惴惴不安——改朝换代之时，总有力量希望打破均势，谋求新的平衡。袁世凯知道按照历代君王登基的惯例，手握重兵的大臣，在权力交替之际，是很难有好下场的，自己就像康熙朝的鳌拜，以及咸丰朝的肃顺一样，身处凶险之中。更何况袁世凯本来就与载沣有隙。因此，那一段时间，袁世凯深居简出，尽量不引人注目。摄政王载沣主办丧事之际，有很多人建议，袁世凯就是昔日野心勃勃的曹操，慈禧在世，他还有所忌惮，如今慈禧已逝，袁世凯肯定要谋反，何不先下手为强，除去袁世凯？建议者当中，最为激烈的是满族的少壮派，那些心理不平衡的八旗弟子本来就看不惯袁世凯的行事作风，也对袁世凯的西化改良反感。远在日本的康有为也不甘寂寞，率先向袁世凯发难了。康有为在日本发布讨袁檄文，一口咬定，是袁世凯毒杀了光绪皇帝。康有为将这一篇题为《讨毒弑舍身救民圣主之逆贼袁世凯檄》的文章，遍寄满朝文武和各省督抚。檄文中，康有为把自戊戌以来中国所有的坏事都说成是袁世凯干的，请求朝廷除掉袁世凯，为先帝复大仇，为国民除大蠹。巨大的压力下，袁世凯百口难辩，惶惶不可终日。

这时候载沣因为位置没有坐稳，也不敢急于向袁世凯动手，唯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11月21日，载沣特别邀请袁世凯、奕、那桐与自己一起接见各国公使。这样的举动，既是稳住异己，又是对外辟谣。毕竟，载沣对于袁世凯还是很忌惮的。

12月2日，溥仪即皇帝位，改元号为宣统，载沣以监国摄政王身份开始主持朝政。新皇帝上台之后，照例对得力的大臣加官晋爵，此次也不例外。袁世凯与张之洞一起，加太子太保衔、用紫缰。当天，又规定谕旨必须由军机大臣共同署名之制。

12月初，必须除掉袁世凯的想法已在载沣、善耆、载涛等人之间达成共识，但在采取何种方式上产生了分歧：有的主张暗杀；有的提议在袁世凯上朝时，宣读上谕后推出午门斩首。载沣同意后一种建议，觉得方式稳妥名正言顺。至于罪名，欲治之罪，何患无辞。写好上谕之后，由于谕旨必由军机大臣共同署名，上谕在交给军机大臣奕传阅时，奕坚决不同意，警告说万一北洋军队造反该怎么办？朝廷另一个重臣张之洞也反对说，皇帝年幼时局危险，不可轻诛大臣。两位重臣的对决态度，加上袁世凯在军队中有强大的影响力，以及西方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让载沣拿不定主意，唯恐杀袁世凯不成反遭其害。无奈之下，载沣只好效法当年罢黜翁同的方法，发布上谕，说朝廷本来对袁世凯拟重用的，无奈袁世凯一直患有足疾，所以不得不忍痛割爱，让袁世凯立即回籍养疴。“宫门抄”传出来，人们大吃一惊，袁世凯早年跟随袁保庆在南京时，曾经坠马伤足，虽然一直算没有好透，但日常行动根本不受影响。这个时候，把几十年前的问题提出来，让他回家养病，这明摆着就是一个借口。

对于袁世凯来说，那段时间，京城上空一直似乌云密布，气氛紧张得好像随时都可以燃烧似的。从慈禧太后病逝一直到袁世凯被罢黜一共四十八天，袁世凯基本上足不出户，在家补写《戊戌纪略》，为自己在戊戌年所做的一些事进行辩护。袁世凯重点想表明的，是自己从未向慈禧告发谭嗣同对自己策反一事。在文章中，袁世凯通过对慈禧、光绪、荣禄以及谭嗣同等人的褒贬，表达自己的清白以及对朝廷的忠诚。在离京之前，袁世凯把这本《戊戌纪略》交给了幕僚张一保存。袁世凯交代说，万一哪天遭遇到不测之祸，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本书公开，以换取自己的清白。

袁世凯离京之时，满汉枢臣，一个个避之唯恐不及。只有德高望重的老臣张之洞无所畏惧，特意赶到袁府为袁世凯送行。双方促膝谈起了很多事情，言谈之际，都不禁为这个垂暮的朝代唏嘘唉叹。袁世凯初任直隶总督时，孤傲的张之洞倚老卖老，对袁世凯时有怠慢。袁世凯一直忍辱负重、谦虚谨慎地对待这个三朝元老。后来，两人在推行新政、编练新军中配合日益默契，也有了很多共同语言。张之洞算是彻底接纳了这个晚辈，对袁世凯一直倚重异常。张之洞曾有诗句“射虎斩蛟三害去，房谋杜断两心同”，意指与袁世凯的同心同德。这一番袁世凯遭贬，张之洞也有兔死狐悲的感觉，他无限感慨地说：危机即将接近我了！因为不知道这个偌大的帝国将要何去何从，这个时候，人人都有一种不能自保的危机。

1909年1月6日，袁世凯匆匆离京南下。前往北京火车站送行的仅有学部侍郎严修以及杨度等人，这两人，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往往是真正的书生，才会表现出惊人的胆略。此番出行的冷清，与平日里袁世凯迎来送往门庭若市的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袁世凯感慨世态炎凉，不禁哑然苦笑。袁世凯不由自主想起了几年前翁同遭贬的情景——翁同被放逐时，朝堂之上，竟无一人敢为之说话。已过花甲之年的翁老先生在转道天津时，时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手书一封信，附赠不薄的银票，托亲戚带给翁老先生。翁老先生读到袁世凯的信时，几乎老泪纵横。翁同没想到袁世凯如此有情有义，人情寡薄之际，只有这个并不算亲密的晚辈，算是给了他一点温暖。

火车呼啸着一直南下，到了河南境内之后，袁世凯按照事先的安排，在卫辉府车站下了车。袁世凯不愿意回老家项城，除了项城天高皇帝远，朝廷不放心外，还因为项城对于袁世凯来说，实在是回不去了——当年袁世凯为母亲出殡的事情，把家族中的很多人都得罪了，此番遭贬，自然是不想回去看族人的白眼。袁世凯做山东巡抚的时候，亲生母亲刘氏病死在济南，袁世凯要求开缺回籍葬母守制。没想到义和团事起，形势严峻，慈禧太后要求袁世凯移孝作忠，给假百日在巡抚衙内守制，不允他回籍葬母。因此，袁世凯母亲的遗体，一直没有正式安葬。等到《辛丑条约》签订，袁世凯做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京津一带的形势得到稳定后，朝廷这才批准袁世凯回籍葬母。因为袁世凯的母亲刘氏是庶母，按照当地风俗，不准正门出殡，也不能埋入祖坟的正穴和父亲袁保中合葬，只准附葬在坟所的地角。个性倔强的袁世凯执意不从，跟主持家政的二哥袁世敦大吵起来。袁世凯甚至跪求二哥开恩，袁世敦仍不同意。袁世凯一气之下，干脆坐上了棺头，以朝廷总督大人的身份发令，强行安排地方官和军士，把自己生母的灵柩从正门带出了袁宅大门。不过袁世凯也只得另买一块地安葬了母亲。从此之后，袁世凯也跟袁世敦断绝了关系。

下车之后，袁世凯在事先购下的一处房产落下了脚。由于屋舍太小，家人不够居住，第二年夏天，袁世凯又迁到了彰德府也就是安阳。彰德在太行山脚下，地处冀、鲁、晋、皖四省交界处，京汉铁路穿行而过，风景优美，交通十分便利，堪称“四省通衢，九州咽喉”，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中原重镇，有好几个朝代把国都设在这里。袁世凯在洹上村的住宅是一座经过重修的别墅，最初是袁世凯的亲家，也就是袁世凯第四个儿子袁克端丈人何炳莹的一处房产。何炳莹是天津有名的大盐商，也是一个实业家，这一处房产，是在彰德办实业时买下的。袁世凯下野之后，何炳莹便把这一处房产半赠半卖地给了袁世凯。这里位于洹水边上，尤其是园中有一个10亩左右的小池塘，种满了荷花，看起来如诗如画。袁世凯住下之后，见到如此胜景，不禁有了一丝安慰。袁世凯让人对别墅进行了修缮，在洹水上架了一座小桥，题名为“圭塘”；在池塘边盖了一些楼台亭榭；在园子里，又种植了一些名贵的花草树木，蓄养了一些珍禽异兽……待修好之后，袁世凯将这里命名为“养寿园”，又将园内的主楼命名为养寿堂，另一座主要建筑称做谦益堂。袁世凯亲笔书写了“谦益堂”的匾额和跋文。因为“养寿”和“谦益”之字，都是当年慈禧太后赐给袁世凯的。现在，拿来为主楼命名，大有深意。慈禧太后还真是很会识人啊，当年她就看出了袁世凯的弱点，一个是寿命；还有一个，就是谦逊了。这个精明的老太太一不留神间，一下子就找到了袁世凯的命门。

中国文化一直在儒与道中寻找着平衡点，进取时是“儒”，失落时是“道”，这样的“儒”与“道”，就像双桨一样，让一个人“中庸”地前行。袁世凯同样也不例外。得势之时，袁世凯叱咤风云，不可一世；失落之时，能在名花遍布、茂林滴翠的养寿园内韬光养晦，在表面上回归宁静，也算一个不错的选择了。袁世凯自称为“洹上老人”，“洹上老人”每天的生活就是：早晨六点起床、盥洗，六点半吃早点，早点总是一大碗鸡汤面条。然后，袁世凯就出门了，有时候，是去洹水边钓鱼；有时候，则是去散步。散步一大圈回来后，袁世凯会在自己的书房读书、练字，有时候也会到客厅会客。十一点半的时候，袁世凯开始吃午饭，所吃的菜，总是那么几种，不仅花样不变，摆的位置也不变。袁世凯最喜欢吃的，就是清蒸麻鸭了，入冬之后，几乎每天都要吃这个菜，位置一直要放在菜的中央。袁世凯最喜欢吃鸭肫、鸭肝和鸭皮。吃鸭皮时，用象牙筷子把鸭皮一掀，转一转，就能揭下一大块来。至于其他的菜，一个是韭黄炒肉丝，另一个就是红烧肉。除此之外，袁世凯还爱吃三姨太做的高丽白菜以及二姨太所做的熏鱼。至于主食，除了米饭和馒头之外，还要给他准备好几种稀饭，大米的、小米的、玉米的，都要准备一点。午饭后，袁世凯一般要午睡一个小时，下午两点多起来后，袁世凯又读书和会客。到了下午五点以后，袁世凯又要出门走一圈，这一次，一般都是带着姨太太以及儿女们。矮胖的袁世凯走在他们中间，神情也不似平时那么严肃，和全家随意说笑，也和儿女们逗着玩，尽享天伦之乐。到了晚上7点左右，是晚饭的时间了，晚饭仍是比较丰盛，袁世凯一般都和家人在一起吃吃说说。袁世凯不喝酒，只是节日的时候，才喝一点黄酒。就这样把饭吃完之后。晚上九点，袁世凯要上床就寝了。值得一提的是，跟很多中国农民一样，袁世凯除了过年前之外，从不洗澡，他只是洗个脸，泡一泡脚，然后，就上床睡觉了。

在洹上垂钓的袁世凯

袁世凯在洹上的那段时间，兄长袁世廉也恰好解职在家，身体也变得虚弱，下身有较严重的半身不遂。袁世凯听说后，特意让袁克文将袁世廉和姨太太接到洹上养病，又花重金聘请了一名法国医学博士长住在洹上专门替他看病。袁世凯整天陪着袁世廉，扶杖漫步，下棋聊天；或者和妻妾子女共享天伦之乐；或者就是与几个文人骚客，吟诗斗酒，风花雪月……袁世凯最喜欢的，就是把戏班子请到家里，一大家人，把院落塞得满满的，呷着茶，听着高亢的梆子戏。听到入迷处，袁世凯会不由自主地大叫“好”。等到戏散了，袁世凯还会把戏班子的头叫到跟前，问几句话，给几个赏钱。

忙里偷闲诗言志。在洹上，袁世凯倒写了不少诗，从诗中，可以看出袁世凯在那一段时间的所思所想。比如这一首刚到洹上时所写的诗：

曾来此地作劳人，满目林泉气势新。

墙外太行横若障，门前洹水喜为邻。

风烟万里苍茫绕，波浪千层激荡频。

寄语长安诸旧侣，素衣蚤浣帝京尘。

客观地说，袁世凯这一首诗，写得相当不错。诗与人，本来就是相联系的。一个人的心胸博大了，湿润了，肯定会有一种鲜活的诗情生长出来。后来，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把这些唱和诗汇集成册，以《圭塘唱和诗》为名刊印，合计共有袁世凯的诗十八题二十二首。这些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在隐居生活中的心态和思索。比如说《登楼》：

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雨后游园》：

昨夜听春雨，披蓑踏翠苔。

人来花已谢，借问为谁开？

《次王介艇丈游养寿园韵》：

雕倦青云路，鱼浮绿水源。

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

因为这些闲云野鹤的日子对心情的滋养，袁世凯的这些诗，已很有点王维诗的禅意和境界了。比如《春日饮养寿园》：

背郭园成别有天，盘餐尊酒共群贤。

移山绕岸遮苔径，汲水盈池放钓船。

满院莳花媚风日，十年树林拂云烟。

劝君莫负春光好，带醉楼头抱月眠。

在此之间，袁世凯也有对于时局的思索和追忆，这一篇《忆庚子旧事》算是怀旧之作：

八方烽举古来无，稚子操刀建远谟。

惭对齐疆披枳棘，远临燕水补桑榆。

奔鲸风起惊魂梦，归马云屯感画图。

海不扬波天地隶，共瞻日月耀康衢。

当然，让袁世凯耿耿于怀的，是清廷以“足疾”为借口让他告老还乡，赶他出朝廷。这样的借口让他啼笑皆非。袁世凯直接以《病足》为题，接连写了两首诗，聊以自嘲和宣泄。

其一：

采药入名山，愧予百健步。

良医不可求，莫使庸夫误。

其二：

行人跋而登，曾惹齐官笑。

扶病乐观鱼，渔翁莫相诮。

在此期间，袁世凯所写的最著名的一首诗，是《自题渔舟写真二首》，其二为：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对这一首诗，袁世凯颇为自得。联想到清廷还有人对自己的“退下”不放心，袁世凯索性请人将他与兄袁世廉泛舟河上、怡然垂钓的情形拍了一张照片。在照片中，袁世凯蓑衣斗笠，手执钓竿，怡然自得，俨然当年的姜子牙和庄子。袁世凯将照片印制了上百张，分送亲友，同时派人将照片连同诗文送至上海报纸刊出。昔日大权在握的重臣袁世凯，一下子成为一个超尘脱俗的隐士，这样的变化，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一片议论。

尽管幻想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但此时的中国时局，又有谁能够左右呢？对于自己是否能够复出，袁世凯并没有百分百的把握。当报纸将照片和诗文刊出后，袁世凯看着自己的身影，不由自主地摇头苦笑。毕竟，以袁世凯的性格和思想，这样的方式实属无奈，袁世凯毕竟不是当年的庄子，他才不想跟庄子一样，长年累月地钓于濮水呢！他的志向，就是在尘世间，实现自己的抱负和价值。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袁世凯的生日又临近了。那些昔日的老部下，纷纷串联起来，要去洹上村拜见袁世凯，这当中既有北洋部属张勋、段祺瑞、王英楷、刘冠雄等，也有北洋衙门、直隶省属官言敦源、齐耀琳、蔡绍基等，另外还有袁世凯在山东的一些老部下，比如说按察使胡建枢等。他们全都赶到了洹上村，小小的洹上村，一下子变得车水马龙。

这些部属老友们动议集体来洹上的时候，袁世凯就写信劝阻他们不要来。袁世凯很明白部下们的心理状态：自己没来由地被罢官，部下们自然会愤愤不平，尤其是那些旧日北洋六镇的将领们，更是一肚子怨气。现在慈禧死了，清廷由一个黄髫小儿掌握，摄政王载沣根本就不会权谋之术，那些大臣们，知道清廷的气数到了，一个个胆子也大了起来。对于此，袁世凯是有忌讳的：一怕招来后祸；二怕此时还是光绪、慈禧“国制”期间，不宜大操大办。于是，当部下们来到洹上之时，袁世凯干脆闭门不见，“祝寿”不便拒绝，“躲寿”总可以吧。前来祝寿的部僚们见袁世凯闭门不出，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资格最老的张勋等不及了，干脆带着一帮年轻军人，硬闯袁世凯的上房，一哄而入。袁世凯只好出来接见了众人，也接受了众人的祝贺。乐哈哈的袁世凯端坐在太师椅上，观看着众多身着戎装的弟子们，心里有说不出的开心。

在此之后，袁世凯忙里偷闲，干脆在避居彰德的那段时间，把该办的私事，都一股脑地办了：先是自己纳了第八房姨太太郭氏；然后是嫁长女，娶三儿媳妇；不久，袁世凯同父异母的二哥，也就是那位不许袁世凯生母与其生父合葬的袁世敦死了，袁世凯主办了二哥的丧事；三哥袁世廉又不幸感染伤寒去世，袁世凯悲恸万分，又亲自主办了葬礼；接着，袁世凯又将弟弟世辅接来同住。人情来往中，袁世凯吸取了当年大办庆典遭致慈禧批评的教训，特地立了一个规矩：宣布所有亲朋、故旧、袍泽、部属，凡是银两钱财之赠，已送来者坚持璧还，一一退回；未送到者，致函婉拒。至于贺寿衣服、食品，嫁娶的奁具、衣料、幛轴、冠服以及吊丧的挽联、挽幢等，都属礼尚往来无法拒绝了。不仅如此，袁世凯在洹上之时，索性还同风水先生一道，把自己的墓地也选好了。墓地靠着太行山，面朝洹水，倚山面水，邃而高旷，是典型的“牛眠之地”。袁世凯对于自己墓地的风水，异常自得。

袁世凯在洹上期间，忙碌的另一件事情就是跟徐世昌一起，领头为辉县百泉重修募捐。百泉一直是个风景名胜之地，传说晋代高士孙登曾在此隐居，后来北宋理学家邵雍也在这里隐居数十年。袁世凯和徐世昌各认捐了两千三百两白银，张镇芳、端方和蔡绍基等，各认捐一千两；袁世凯的北洋旧部及河南绅士百余人也捐银不等。这样，一共募集了一万五千两银子。1911年8月，百泉修缮得焕然一新。袁世凯亲自撰写了《重修百泉祠庙碑》一文，记述了百泉修缮的初衷，强烈表达了自己不甘蛰居山林、希望复出的心情。

洹上期间，袁世凯还顺便处理了一些“小事”——有一天，袁世凯突然接到来自镇江的一封信：原来，袁世凯童年时随嗣父袁保庆在南京读书时的老师，也称“业师”的申天骐去世后，家人一直没钱将他的遗体迁回原籍安葬。申家无奈之下，只好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虽然申天骐教授袁世凯的时间并不长，而且，自袁保庆去世袁世凯离开南京后，就跟申天骐失去了联系，但接到信后，袁世凯仍对此事很关心，三次亲笔写信给镇江关道道员刘燕翼，让刘查明情况。这个时候做这事，应该是很难得的，因为袁世凯毕竟下野，各方面的情形又很敏感。刘燕翼了解情况属实后，向袁世凯作了报告。袁世凯立即派人给申家送去了四百两银子，又让刘燕翼帮助料理申氏归葬之事。受袁世凯的委托，刘燕翼还为申天骐的儿子安排了一个抄抄写写的事情，以解决生活来源。

非比寻常的1911年说来就来了，袁世凯下野之后，垂垂欲倒的清廷失去了最后的动力，只有在麻木中静候毁灭。——刚跨入新年，在广州，就发生了广州将军孚琦被刺事件以及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到了4月，由于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各地资本联合广大群众发起了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各省代表进京，抗议宪政迟迟不动，请求朝廷尽快颁布宪法，组织责任内阁，重整清廷内政。清政府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被迫宣布撤销军机处，成立了以奕为总理大臣的责任内阁，内阁大臣多是满族贵族，其中皇族贵胄就占了五位。清廷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让越来越多的人对于责任内阁失望，也对改良派失去了信心和耐心，既然立宪无法实行，那么，留着这样的腐朽政权又有何用？人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揭竿而起，而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人们一直是有着这样的传统的。在此前后，革命党人先后成立了“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等组织，接二连三地发动了起义，革命党人汪精卫和黄复生竟然把炸弹埋到了摄政王载沣的家门口……此时的中国时局，已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布满炸药的大仓库，那些权倾一时的人物，就像坐在火山口上一样终日惶恐。乌云压城城欲摧，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这时候的立宪派也坐不住了，为了共同的利益，当年曾与袁世凯闹翻的立宪派首领张謇在北上赴京途中，专程从彰德下车，前往洹上会晤赋闲的袁世凯。当年吴长庆幕府麾下的两个年轻人，一个是权倾朝野；另一个，只是暂时虎落平阳而已。虽然二人曾经很长时间闹得不快，但志向和观点的相同，加上互相利用的关系，让他们再度走到一起。当张謇走下火车时，袁世凯的副官已准备好大轿，前呼后拥地把张謇接到洹上村。见面后，二人回首同在朝鲜的时光，一阵唏嘘唉叹，毕竟，二十年的时光，一晃就过去了。谈及政局，两人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这个摇摇欲坠的朝廷必须实行君主立宪了，只有采取君主立宪，组织责任内阁，进行政治改革，才能缓和危机。当然，两人的话题还不止这些，他们甚至谈及对多灾多难的淮河的治理。张謇一再劝袁世凯出山，袁世凯的回答是：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当一切遵从民意而行。显然，年纪刚过半百的袁世凯对于政事，还是有相当兴趣的，关键点在于，朝廷以怎样的方式来对待他。夜里十二时过后，张謇因要进京，执意返回。袁世凯见留不住，只好派人将张謇送至彰德火车站，当张謇到彰德火车站时，已是凌晨三点时分了。

一个人的一生，总有一些重要的关节点。这个关节点，不是指人的经历和起缘，而是指人在思想上的重大冲破和飞跃。对于一个人来说，思想的攀援以及内心力量的培育，是成大器的关键所在。思想的飞跃腾空，往往有石破天惊的震撼。当年，曾国藩离开江西战场回到家乡为父守孝的一年多，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中的意义，绝不亚于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当曾国藩再次从白杨坪出山之时，一个新的曾国藩诞生了——由于悟出了人生进取和虚无的双重意义，从此之后的曾国藩悲悯、达观、清醒，富有超然的洞察力，以及无时不在的苍凉感，精神上早已上了一个台阶。而在洹上，袁世凯似乎根本无暇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进行系统反思和盘整，他只是在等待、盼望和焦急中，阴郁地度过了两年多时间。功名心极强的袁世凯总是难以摆脱自己的政治情结，也无法摆脱政治。在此期间，袁世凯平均每天写一封信，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至少有一百二十多人来拜访，有的是商讨国策，劝他出山；有的则是人情交往，求他办事。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哪里能闲得住呢？这时候的袁世凯既没有对外部世界的失望，也没有自我困惑的挣脱。他就像一个瘾君子一样，对于权力和地位欲罢不能。虽然袁世凯在表面上刻意装着从容淡泊、若无其事，但在内心里，他一直以一个政治客所具有的特殊的嗅觉和洞察力，敏锐地观察分析着时局的发展与走向，以期寻找时机东山再起。

时局变化如此之快，快得几乎连袁世凯都没有估料到。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很快就将袁世凯从洹水之畔拉了回来。

第十章　共和，还是宪政？

千疮百孔的大清王朝，到了1911年时，已经苍老得没有气力再向前迈出一步了。《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阐述：“在满族的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旧秩序结构极为牢固，自我维护极为巧妙，能够经受住一个世纪的民众叛乱和外国入侵。然而，正是它本身的力量否定了它。它对工业主义与民族主义运动的适应，对科学和民主的适应是如此缓慢，以致最终必然让位。”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不仅袁世凯没有想到，甚至，连革命党人孙文、黄兴等人都没有想到。看起来，这实在不算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事件，同盟会在当中的力量只是一部分，可能还不是主要的一部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当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同盟会会员。更让人觉得偶然的是，武昌起义如星星之火，点燃了全国各地的革命烽火——一月之内，全国二十二个省，竟有十七个省宣布独立。那些平日里看起来不可一世的抚督们，在汹涌的革命态势面前，根本无法组织像样的抵抗，完全是树倒猢狲散，非降即逃；最壮烈的，也不过是走投无路地自杀，或当了俘虏后被处死，只有个别是战死。用什么来解释这种现象呢？只能说，大清的气数真是尽了。

武昌起义的爆发，让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清廷乱了方寸，遗老遗少们只是长吁短叹，根本就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一开始，清廷还没打算起用袁世凯，只是派陆军总长荫昌率领北洋军去镇压，可那些北洋军哪里肯听荫昌的指挥呢？“袁家军”表现得磨磨蹭蹭，毫无斗志。情急之下，清廷只得想到起用最后的救命稻草——在洹水之上赋闲的袁世凯。在此之前，当日俄加强对东三省的侵略，形势吃紧之时，以奕为首的满族十大臣，就开始力保袁世凯出山了。协理大臣那桐在奏请辞职的报告中，说袁世凯的才能高自己十倍。除此之外，在保举他的人当中，还有皇族载涛、载洵；大学士、军机大臣、皇族内阁大臣鹿传霖、陆润庠、载泽、唐绍仪、梁敦彦、邹嘉来、盛宣怀、端方；地方封疆大臣赵尔巽、锡良、李经羲；立宪派首领张謇；还有袁世凯的死党、北洋将领姜桂题、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可以说，当时有权有势的人，全都在说袁世凯的好话，都在呼吁他出山。现在前方整个形势吃紧，请袁世凯出山的呼声更高了。

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也唯恐全国各地的革命发展为一场类似义和团的运动，由于彼此利害的冲突，也不好采取军事行动。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主持中国政府工作。在这些西方列强看来，袁世凯是最合适的人物了，他有着强大的精神力量，目光开阔，天性勤奋，善于沟通，而且不太自私。于是，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提议清政府让袁世凯出山，驻华公使团一致拥护这个提议，集体照会了清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摄政王载沣显然无法抵御压力，只好同意让袁世凯出山。

10月14日，清廷诏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赴武汉节制各军。袁世凯称病不接受上谕。10月18日，清廷指派袁世凯老友徐世昌赶到洹上，敦促袁世凯就任。这一回，袁世凯向朝廷摊牌，提议朝廷加快立宪改革的步伐：一是明年开国会，二是组成责任内阁，三是解除党禁，四是宽容武昌起义之起事党人。与此同时，袁世凯要求清廷充分地拨给他军费，授予他前线指挥军事之全权，不对他的指挥横加干涉。

这时候的清廷，哪里还有跟袁世凯讨价还价的资格呢，一切都是火烧眉毛。情急之下，清廷只能顺依了袁世凯。10月27日，清廷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陆海各军。国库空乏之下，隆裕太后无奈何拿出百万私房钱，拨给袁世凯的北洋军，以暂缓武汉方面的局势。11月8日，清廷资政院召开会议，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赶赴京城，接受了清廷的委派。当袁世凯意气风发地出现在紫禁城大殿时，由两旁射过来的目光复杂无比，就像目睹不可知的命运之神似的。

那一段时间，一切的一切都如六月里的天气一样，风云变幻。与前任李鸿章不一样，老谋深算的袁世凯知道清朝的气数已尽，对于这个腐朽的政权，袁世凯也懒得尽孝尽忠了。此番东山再起，精于权谋的袁世凯已心中有数：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会挺身而出，让这个朝代结束在自己手中，当然，这一切最好是在体面的状态下进行，毕竟，袁世凯受清室恩惠太多，不能让世人觉得他从孤儿寡母手中巧取豪夺了江山，必须平稳过渡才行。同时，在袁世凯看来，清廷上下还是有一定反抗能力的，至少，他们的反抗会让中国分裂，一大片边疆地区将会难保。袁世凯从来就是不主张革命的，虽然他算是一个军人，但袁世凯一直不太喜欢用暴力来解决朝代更替的问题。在熟读兵书的袁世凯看来，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因此，袁世凯竭力使光绪皇帝的遗孀隆裕太后相信，要避免国家分裂和动乱，摆在清王朝面前的唯一一条道路，就是正式退位。除此之外，袁世凯投鼠忌器的原因还有：中国的混乱会给虎视眈眈的列强，尤其是日本以借口，加快引狼入室的步伐。出于这样的考虑，上任伊始，袁世凯一方面命令冯国璋、段祺瑞领第一、二军赴武汉前线，先击溃革命军，占据战争的主动权；另一方面派唐绍仪准备跟革命党人进行接触，摸清革命党人的实力和意图。与此同时，对于孤儿寡母的清廷，袁世凯尽可能地把形势说得严峻复杂，让摇摇欲坠的清廷诚惶诚恐。虽然袁世凯的主要出发点是“通吃两家，唯我独大”，但在此乱世之时，国家和百姓如果少受兵燹之苦，也是一件好事。

这边袁世凯“机关算尽”，而那边，武昌起义之后的“革命派”，也是一个复杂纷纭的团体，当中既有激进的革命党人，也有由改良派或者清廷遗老摇身一变的，还鱼龙混杂了诸多泥沙俱下的势力。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一个看起来庞大坚固的政权，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因此，那些没有充分准备的革命者也对担当领袖缺乏信心和底气，努力寻找最具负责精神、表现最英勇、贡献最大、威望最高的人。也就是说，需要一位能“镇”得住局面的人来统治天下。以这样的标准，强人袁世凯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了。革命党人首先伸出了橄榄枝，袁世凯会心一笑地投桃报李——立即委派自己最信任的唐绍仪担任全权谈判代表。一切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经过跟革命党人的接触和谈判，形势趋于明朗——革命党人作出承诺：如果袁世凯能够让清帝退位，他们将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共和制的总统！

清楚地明白革命党人的态度之后，袁世凯仍旧不动声色。袁世凯心有余悸的是，一个政权是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如果过于激怒他们，必定会遭到垂死的抵抗，毕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个庞大的帝国，还是有相当实力的。三百年历史的清朝就像一棵老树，不可强用猛力，而要先左右摇晃，待根基松动之后，才能连根拔起。袁世凯考虑如何以一种最恰当的方式，让抵抗力量变得更孱弱一些，让他们在压力下以一种寿终正寝的方式自动退位，然后，以中国历史上的禅让方式进行改朝换代，召集全国议会以取而代之。这样，不管是君主立宪也好，或者是共和制度也好，只要自己能登上政治最高舞台，最大程度地体现自己的意志，就是理想的结局。那一段时间，历史的风云变幻，像在雨点般的锣鼓声中走马换灯一样：

1911年10月29日，袁世凯致书黎元洪，首提和议。

10月30日，袁世凯自彰德南下，离开了隐居两年的养寿园，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促北洋军猛攻汉口。

11月1日，清廷诏袁为内阁总理大臣。

11月4日，朝廷下诏准许袁世凯令前敌各路清军停进。

11月7日，第六镇统制、同盟会会员吴禄贞起事，被袁世凯派人刺杀。

11月8日，黎元洪复袁书，劝其归附起义军，并允诺力推袁世凯为大总统。

11月13日，袁世凯抵达北京，诏令各路军兵，全部接受自己的调遣。

11月15日，袁世凯授意刚出狱的汪精卫与杨度等在北京组建“国事共济会”，提倡与革命军议和。

11月16日，袁内阁正式成立，军政大权独揽。

11月27日，清军攻占汉阳，民军死伤三千人。冯国璋拟乘胜渡江攻武昌，袁世凯亲拨长途电话劝其停止进攻。

11月29日，袁世凯电告武昌答应停战；汪精卫按照袁世凯的意思，自北京密函武昌，主张南北联合，清帝退位，选举袁世凯为总统。

12月1日，武汉停战。

12月2日，江浙革命党联军克南京，清军守将、袁之嫡系旧属张勋，连发电报给内阁求援，袁世凯置之不理；各省代表议决，袁世凯如反正，即公推其为临时大总统。

12月5日，摄政王载沣被迫引咎退位。

12月7日，袁世凯派唐绍仪为和谈代表去武汉与国民军议和，暗示赞成共和。

12月9日，袁世凯宣布全国停战十五日，后延长；黄兴回复汪精卫电：袁如反正，将选举他为总统。

12月18日，袁世凯派全权代表唐绍仪与民军代表伍廷芳会晤于上海。

12月20日，袁世凯调冯国璋返回北京，代替良弼出任禁卫兵统领；唐绍仪按照袁世凯的意见提议：先达成和议，再由国民大会决定国体。

一直到这个时候，所有的事态的进展，都是按照袁世凯意愿向前的。应该说，在南方革命军根本无法与袁世凯的北洋军抗衡的情况下，袁世凯要想赢得战争的胜利，尽管会费一些周折，但总体上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但袁世凯却没有急着去打垮革命军，而是考虑如何借助这股革命的烽火，逼迫清帝国退出历史舞台。袁世凯知道清政府的气数已尽，这个数百年的封建政权，已是藤枯瓜落的时候了。

孙中山回国受到了热烈欢迎

这个时候，对于南方各省的起义军来说，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之下，成立一个统一的政府以及军事指挥机构，迫在眉睫。但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国体，对于全体革命党人，以及全体中国人来说，都是从未涉及的新课题。对于黎元洪等旧军人来说，因为从未接触过西方思想，对于西方的政治一无所知；而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原先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只停留在一知半解的程度上，一下子进入到操作阶段，未免会显得手足忙乱无所适从。1911年11月15日，已经宣布独立的上海都督陈其美通电全国独立的各省，请派代表在上海开会，希望尽快结束群龙无首的局面，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民国政府来代替帝国政府。至于民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原则，希望以美国制度为蓝本。陈其美在通电上说：

自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我国他日之模范。

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国之帜，内伏涣然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

模仿美制架构建立政权的建议，随即得到武汉方面的完全赞同。民国初的开国元勋们之所以钟情美国制度，也非偶然。在当时看来，美国在各方面是最为优秀的，与中国的关系也最好，心理上最为亲近。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光绪和慈禧逃往山西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当时各地方大员也有意自组美国式共和国体，选举李鸿章为总统，李鸿章也有意担任。后来由于慈禧和光绪又在西安出现而作罢。1903年，青年革命家邹容在他名噪一时的著作《革命军》当中，也力主中国政治全面美国化。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

南方军队在与袁世凯的北洋军进行战争的同时，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组织建设。让袁世凯更没想到的还有——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突然回到国内，在上海外滩的十六铺码头，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身着黑色西装的孙中山向欢迎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很有点领袖的风采。当有记者问孙中山带回了多少钱支持革命时，孙中山的回答显得既有豪情又有无奈：“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孙文的从斜刺里杀出，让民众群情激奋，毕竟，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理，孙中山都是首屈一指。在那些青年学子以及底层群众看来，布衣出身的孙文似乎更能代表他们的利益。12月29日，在南京的十七省代表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在孙中山、黎元洪、黄兴三位候选人中，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共十七票，象征十七个省）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以全票当选为副总统。1912年1月1日晚十时，细雨霏霏之中，孙文于中华民国大总统府，也即曾经的南京太平天国天王府和两江总督府前，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誓道：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法律依据是各省都督代表于1911年12月3日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由于无法召开具有上下两院的国会，只有变通为由各省都督代表会暂时作为立法机构选举临时总统。这种做法是特殊时期的产物，值得理解和尊重。接下来，就是各总长的任命了：顺利通过黄兴为陆军总长；但宋教仁任内务部长的提议遭到了拒绝，孙中山不得已，只好改荐原江苏巡抚、亲立宪派老官僚程德全担任了内务部长。这也决定了这一届中华民国政府不完全是一个革命派的政府，只是各派势力的拼盘。当然，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很正常。不过，中央各部的次长，除汤芗铭一人之外，全部都是年龄在三十岁左右的同盟会青年骨干。由此也可见，从长远的角度来说，这一届政府将是同盟会主政的政府。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时，曾就采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孙中山根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步较晚，资产阶级势单力薄，以及农民、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情，主张实行总统制，并且提出了“三年军治，六年约法，然后进入宪政”的民主过渡期。也就是说，在临时政府的初期，要求总统的绝对权力和很大程度上的集权。讨论过程中，同盟会另一位著名人物宋教仁，主张采用内阁制，实行西方议会政治，对总统权力实行抑制，这样可以避免中国重新走向专制。辩论的结果，孙中山占了上风。这样，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确立了将采用美式国体，也就是在政治运转之中，以总统为中心枢纽进行运转的方式。总统在政治架构中享有很大权力，国务卿为中央各部之首，不过考虑到中华民国仍处于战争状态下的缘故，作了稍稍变通，以陆军总长为首席部长。

孙中山的突然归国，以及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打乱了袁世凯的步骤，袁世凯感到非常恼火。本来，到了1911年12月底，隆裕太后已听从袁世凯的上谏，下懿旨召集国会，决定国体了。在袁世凯看来，这意味着清朝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自己一直主张的君主立宪就要成功。而现在，革命党人先行一步，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且选举了在革命党人和南方民众中享有很高威信的孙文担任临时大总统。这些，都是袁世凯所不愿意看到的。尽管孙中山就职的当天，不仅在就职演说中，同时也电告袁世凯，自己只是暂时代理临时大总统，如果清帝退位，会随时让出总统位置。但袁世凯知道，革命党人对于他，还是不相信的，有相当一部分人明显不想拱手让出政权。1月2日，袁世凯公开宣称，不承认南京政府。袁世凯表示，自己决不会接受共和体制，他深信共和只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和毁灭。

隆裕太后（中）与太监宫女们

不仅仅是袁世凯对于共和制持不同意见，从一开始，很多关注中国政局的国家也对在中国的国情下实行共和制抱有疑问。关注中国政局的伦敦《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政治评论这样认为：

……历史上很少见到如此惊人的革命，或许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一次规模相等的、在各阶段中流血这样少的革命。

革命的最后阶段是否已经达到目的，这是未来的秘密。一些最了解中国情况的人不能不怀疑，在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里，自从最遥远的历史早期以来，皇帝就像神一样统治着他们；在这样的国家里，是否能够突然用一个同东方概念和传统格格不入的共和国政府形式，来代替君主政体……

日本《上海信使报》业主兼主编佐原笃介，在给英国驻华记者莫里循的信中，也对中国革命的选择充满了失望：

无论如何，我对共和制的中国没有信心，因为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就其禀性气质来说，个个都是小暴君。可是在目前，中国人几乎满脑袋都是可以从共和制得到赐福的想法，而不知道共和制为何物……

接下来的时间里，事情开始变得纷纭复杂了。孙中山上台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国库空空，几乎不名一文，不仅办事，甚至连维持基本的运转都不可能。按照孙中山的《革命方略》的设想，革命时所需军费将通过没收、征购、公债、捐输以及发行军票等方式筹措，但实际上，在革命之后，这些措施并未得到施行。独立的各省，征收机关林立而各自为政，关盐、茶税和大部分田税就地截留，根本不向南京国民政府上缴。而国民政府发行的一亿公债，根本不被认可，市场不能流通。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孙中山朱笔一批，拨二十万元救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总统手批去财政部要钱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十枚。如此拮据的政府如何运转？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只好想方设法，尽最大的努力向日本等国，以秘密外交方式谋求借款。但这一项运作，遭到了临时参议院、独立光复各省，以及被抵押的公司股东大会的一致反对，实业部长张謇甚至以辞职相抗。由于时间太短及一些其他原因，孙中山的这一想法最终未获得成功。如果孙中山有钱在身，又有列强支持的话，那么，也许他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了。

1912年1月14日，南北军第六次停战，唐绍仪密电南京临时政府，询问：孙文让位于袁世凯，有何把握？孙再次表示，肯定会让贤。

1月16日，同盟会刺客三人，在袁世凯退朝回锡拉胡同的路上，车到东安门大街时，突然由街道右侧向马队投来炸弹，当场炸死袁世凯的护卫营长袁振邦等三人，袁世凯在马车御手刘二的掩护下逃脱，下车后笑着说：“今天有人跟我开玩笑。”同盟会刺客三人被捕杀。袁世凯密奏太后，等于发出了最后通牒：早顺舆情，赞成共和，以免事态变化，引起叛乱，到时候，后果就来不及了。

1月17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隆裕在议事时抱着宣统大哭：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有枪炮，没有军饷，万不能打仗……胜了固然好，要是打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

1月18日，良弼等人发表激烈宣言，成立了以保卫清室、反对议和为宗旨的宗社党。

孙中山及全体委员拜谒明孝陵

1月22日，清驻外各使馆电请清帝退位。

1月26日，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宗社党激进首领良弼，震惊北京。隆裕太后只好放弃了所有的指望，恳请袁世凯保其母子性命。段祺瑞等清将领五十余人联名通电，请清帝退位。

这个时候，在南京的孙中山等人也意识到清帝退位是迟早的事情，按照事先的约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要交给袁世凯。一直把天下当做己任的革命党人，当然信不过袁世凯这个旧式的官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多地利用规则，去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就成为摆在革命党面前的新课题。革命党人能想到的，是如何把“美式的共和体制”，转变为“法式的共和体制”，从政体上对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和削弱。所谓的法式共和体制，是一种“内阁制”，虽然内阁上有总统，但政治的运转是以内阁总理为枢纽。也就是说，在法式政体中，总统只是一个虚职，大权实际上掌握在总理手上。

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最高立法机关参议院正式成立，公推福建议员林森为议长。参议会制定了各项法律规章数十种，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抓紧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取代《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一项后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极大作用的《临时约法》，破天荒地规定了一系列关于公民的权利，一共列举了“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等十项“自由权”，极具进步价值。当然，《临时约法》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将临时政府最初的美式总统制模式，改为法式的内阁制了。《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中心内容就是限制总统的权力，它虽赋予临时总统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官员等大权，但同时规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总统不得独立行使职权，须由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副署（签名），且咨送参议院审议批复才行。在这种情况下，大总统就变成了国家的虚位元首了。

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下诏退位，历时268年的清朝，在完成了自己的荣光与腐朽之后，寿终正寝地谢幕。退位诏书为洪述祖按照袁世凯的意思拟写的，洪述祖当时的身份是直隶候补道员，也是内政大臣赵秉钧的秘书。隆裕太后在阅过之后，吩咐一定要加上“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之句，很明显，隆裕太后最担心的，还是革命党人。这个时候，可以看出的是，袁世凯已勉强接受共和制了。中国就这样看起来轻而易举地走进了共和，就像轻易地翻过一页纸一样。让更多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悠久的封建专制国家所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竟然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有很多人为新招牌兴高采烈，只是人们没有想到，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哪会如此轻松地结束呢？在很多时候，它只是换了一个招牌。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人们只知道“共和”这个名词，至于“共和”怎么个“共”法，怎样建立新局面，新局面将是如何，似乎谁也不知道。与此同时，旧制度巨大的阴影并没有随之消失，前方，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当天晚上，袁世凯就在外交大楼剪去了自己长长的、已显花白的长辫子，剪的时候，袁世凯一直忍不住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对于袁世凯身边的人来说，袁世凯如此兴高采烈，还真是从未看到过，以后也没有再次见过。第二天早晨，当袁世凯留着齐耳的短发，有点不习惯地走出自己的房间时，他看到那些随从和军政大员们，大都已按照他的要求剪去了发辫。双方对视之间，都哑然失笑，彼此都有点不自然，一个个好像魂不守舍似的。

漫画中的袁世凯剪辫子

清帝虽然退位，但国际社会对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持冷淡态度。列强纷纷表态，拒绝承认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美国公使公开认为，孙中山并不是一个“代表人物”，他“能否控制局势是大可怀疑的”，仍旧强调袁世凯是“当今中国最强有力的人”。孙中山试图通过中间人士不断跟美国接触，呼吁美国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但美国一直不松这个口。孙中山得到的信息是：“赶紧同意你对手的意见吧！”“我对你实话实说，即使你竭尽努力，你也是没有出路的。”各国政府依旧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海关和照原订的种种借款契约，资助袁世凯。驻北京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逊的断言是：指望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的孙中山去争取外国对中国的尽早承认是痴心妄想，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列强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只得兑现他对国民的承诺，表示愿意让位袁世凯。2月13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书面辞职，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同时附带三个条件：一、南京为中华民国首都，不得更改；二、新总统亲到南京就职后，本总统及各部总长、次长始行解职；三、新总统必须遵守（正在制订中的）临时约法。

2月14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表决首都议案。让孙中山没想到的是，大多数议员主张定都北京，其中，章太炎、宋教仁等强烈反对建都南京，认为此举无异于自弃东三省和内外蒙古。孙中山在主张受挫后十分愤慨，要求参议院复议。第二天，黄兴亲临参议院解释、疏通，经过再次激烈辩论，以十九票对七票，改变了原先的决议，通过南京为民国首都。同一天，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表决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提案，入会十七省代表，袁世凯以十七票全票当选。

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

当天，参议院将选举结果致电袁世凯，在电文中给予袁世凯以高度评价：“本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满场一致，选定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统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务请得电后，即日驾莅南京参议院受职。”

袁世凯在第一时间得知南京政府选举自己担任临时总统的消息后，且喜且忧——喜的是，自己终于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完成了自己的夙愿；忧的是，自己原本并没有打算跟革命党真正合作，对于共和制，也不认可。按照袁世凯的初衷，是想在逼退清帝之后，由他承接隆裕太后的最后旨意，在北京召集成立国会，决定国体，然后由国会选举他做总统。简而言之，袁世凯就是想撇开革命党和南京革命政府另起炉灶。袁世凯的这一想法当然被革命党人所察觉，因此，革命党人选举孙文为临时政府总统，同时又虚席以待，明显地就是针对袁世凯的。革命党人就是不想让袁世凯在北京另立政府，先下手为强，逼袁世凯就范。紧接着，孙文及南京革命政府去电袁世凯，表示明确反对袁世凯另起国会的设想。南京的同盟会报纸也得到授意，对于袁世凯不愿南下进行抨击。在大势已定的情况下，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消除革命党人的敌对情绪，袁世凯不得不作出让步，表示同意南京革命政府的说法，认为由一个被推翻了的政权授意成立国会是不妥的。袁世凯回电孙中山、黎元洪以及各部总长、参议院、各省都督、各军队长等，声称共和既定之后，当以爱国为前提，绝不能因为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歧乃至分裂的局面；待局面稳定之后，自己立即退隐田里，为共和之国民，但在未接受之前，当竭智尽愚，暂维秩序。袁世凯信誓旦旦的一席话，在同盟会主办的《民立报》及全国各家公私报刊发表之后，赢得了南北舆论的广泛支持。

为表明自己坚决的态度，袁世凯通令军政各官，限2月18日（正月初一）前，一律剪去发辫。

这时候南北双方的形势就像围棋进入了中盘阶段，双方落子飞快，都在抢时间，抢速度，以赢得时局的主动权。袁世凯的优势在于实力，在于西方列强的支持，他不仅手握重兵，有地方大员的支持，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前朝的遗老遗少也能接受。至于革命党人，优势在于对西方的了解，态度激进，能争取到社会上一批激进分子的支持；并且，革命党更善于鼓动民众，利用舆论，为人们描绘相对美好的蓝图。从效果上看，南京方面似乎出手更快，2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称，已安排好由教育总长蔡元培领队，宋教仁、汪精卫、钮永建、王正廷、刘冠雄、魏宸组、曾昭文、黄恺元等八人组成的迎袁专使，专程赶往北京，迎接袁世凯赴南京就任总统——当天，专使团就由孙文授命出发，22日偕同唐绍仪自沪起程，取海道北上。

2月27日，南京临时政府专使团以及唐绍仪到达北京，受到了隆重热烈的欢迎。袁世凯接见了专使团，双方谈得还算比较融洽，袁世凯很诚挚地聆听了专使团的意见，对去南京上任及迁都一事，未置可否。然而专使团在北京那几天，北京突然发生士兵哗变，东安门外及前门大街上，枪声一片，很多士兵和社会闲杂人员乘机抢劫，波及数千家店铺、钱庄、民宅。专使团住地附近也枪声一片。接着，骚乱继续扩大，连天津、保定等地也卷了进去。别有用心的日本驻军急忙从山海关、东北南部抽调一千五百人赶到北京。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明确地向专使团表示：现在北京局势不稳，去南京一事，只得暂缓。

以蔡元培（前排右四）为首的迎袁专使团到达北京后合影

这一次北京的事变，最终查明是曹锟部因为欠饷事件酿成的。具体是不是袁世凯授意，无从稽考。当时士兵因为欠饷发生的兵变，的确出现了很多起。当然，也有看法认为兵变是袁克定的授意，想以黄袍加身的办法，在皇城劫持溥仪，逼乃父称帝。不管具体情况如何，这一次事变在客观上正好给了袁世凯不想离开北京的借口。南京的很多议员，本来就不同意定都南京，事变也正好为他们找到了借口。很快，临时政府的黎元洪副总统以及诸多南北将领，也表示拥护定都北京。在这种情况下，专使团只得致电孙中山以及参议院，汇报北方局势，建议确定临时政府之首都为北京；同时提出具体办法：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由总理到南京组织政府，然后与参议院一起迁往北京。

1912年3月6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了六项决议：一、由参议院电告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就职；二、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接到宣誓之电后，即复电认可就职，并通告全国；四、袁大总统受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姓名，电知参议院，求其同意；五、国务总理及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交代事宜；六、孙大总统于交代之日始行解职。

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和他的僚属在外务部合影

3月8日，袁世凯复电南京参议院，对六项决议全部认可，并遵照第二条办法，电达宣誓，请参议院代为公布。誓词为：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遵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大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八日袁世凯。

3月9日，南京参议院复电承认，并通电布告全国。10日，袁世凯于北京原外务部礼堂，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代表南京参议院接受誓文的是迎袁专使蔡元培。蔡元培同时代表孙中山宣读了热情洋溢的祝词。“无疑他是靠着无限的耐心，识人的睿智和政治的卓见赢得了权力”——一位同时代的西方观察家在第二天的报纸中如是说。

1912年3月11日，也就是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南京，仍以大总统的身份，颁布了匆匆拟就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的匆匆出台，明显就是针对袁世凯设计的。也就是说，从3月10日一直到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辞去中华民国大总统职务，在中华民国历史上，竟有两个临时大总统！

那个时代的一切就是这样，粗粝无常，乱花迷眼。由于一切都扑面而来，包括政治、文化以及社会领域的很多事情，都显得杂乱无章。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南方，在革命的口号之下，到处都是拉虎皮作大旗，各省向清廷独立，又各自为政。阿Q们层出不穷，如果能聚众三五百人马，就可以自封为都督，一个省甚至有九个都督，然后，就为争地盘争税收大打出手：在上海，陈其美杀了陶成章；在长沙，谭延杀了焦达峰；在北京，黎元洪以借刀杀人之计让段祺瑞杀了张振武……至于秋瑾的被杀以及后来王金发的被杀，只是这无数杀来杀去游戏当中的一个。至于东施效颦以及生吞活剥的事情，就更多了，连后来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人都感到无比困惑。这个时候，如果在一些环节上，人们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公心为重，以民主和法制为重，摒弃党派和私利的话，那么，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时间慢慢推进的过程之中平稳过渡，局面也将会得到改善。只可惜的是，除极个别人之外，人们锱铢必争，斤斤计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种浸淫数千年的专制阴谋传统，在社会转型之中，大行其道。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以及各种势力的存在状态，决定了南北之间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是面和心不和的；决定了他们必定要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也决定了这是一场不获全胜绝不罢休的对抗。

第十一章　专制，还是民主？

1912年北京的春天，气候一直是乍暖还寒，从2月起，天气就变得忽冷忽热。热的时候，市民们都可以穿薄布衫出门了，天气也特别晴朗，胡同里拐角上的老槐树都透出青枝了；可热了三五天后，寒潮说来就来；然后，就是近一个月的淫雨，整天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这个春天的征兆，注定了刚刚建立的中华民国并不一帆风顺。清廷虽然被推翻，但国内的局势依然很糟糕。在北京，虽然王府井大街被袁世凯下令改名为莫里森大街，但大街的面貌仍是破旧，北京的市民们从不拿这个古怪的名字称呼他们自己的街道，尽管在街口竖立着鲜明的标牌。与这具有相同意义的是，在一些省份，纸币仍以令人吃惊的速度逐月贬值，物价飞涨，政府却听之任之，束手无策；各派之间的对抗非但没有降温，反而愈演愈烈；各省督抚们仍旧我行我素，公然嘲弄北京的权威，千方百计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北京城里，前清的旧朝廷躲进紫禁城的红墙之内，继续每日出版《邸报》，自我感觉良好地回忆依稀往事，并不断给遗老遗少们加官晋爵；在西北、东北以及蒙古，“宗社党”一直密谋东山再起，以期恢复已经土崩瓦解的王朝旧族，虽然这种密谋从未达到足以危及国家的程度，但日本的特务机构一直秘密支持他们。除此之外，外蒙古的问题也让中央政府头痛不已，库伦（外蒙首府）活佛呼图克图，利用南北对抗的天赐良机，摆脱了对北京的俯首称臣，这一大片辽阔的区域陷入了全面混乱。当俄国正式承认外蒙独立之后，混乱更变得不可收拾；英国也在西藏加快了分裂措施，以“护侨”的名义，派兵入藏，其后又照会中国外交部，准备组织西藏“自治政府”；沙俄继策划外蒙独立之后，又出兵侵占新疆的伊犁等地区……这一切，都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也让这个古老国度难以应对。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不久，曾有一位西方的外交官如此描绘当时的袁世凯：

……他身材矮胖，但脸部表情丰富，举止敏捷，粗脖子，圆脑袋，看起来精力充沛。他的两只眼睛长得优雅而明亮，敏感而灵活，经常带着机警的神情。他锐利地盯着来访的客人，但并不显露敌意，而老是那样充满着强烈的兴趣。他的眼睛显示他多么敏捷地领悟（或者通常是料到）谈话的趋向，虽然，他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似乎对每一个细节都能作出判断……他一点也不像冒险家，也丝毫没有赳赳武夫的样子。他现在看起来只是一个行政长官，而不是一个军事将领了。

袁世凯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和态度正式进入角色。精力旺盛的他每天睡得越来越迟，起床也越来越早。但即使是这样，袁世凯也觉得时间根本不够用，自己就像一个永不停息的陀螺一样，被无形的鞭子抽打得一直在旋转。新成立的国民政府，面对的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严重失衡，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尤其表现在政治上，政党林立，国会内部混乱和各地的独立倾向日益加剧。北京政府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了政权，对于南方为国民党人以及其他势力所控制的省份鞭长莫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政府”，却要忙“大政府”都忙不过来的事情，是何其艰难。原先缓解社会矛盾的，是伦理道德以及村规民约的体系，而现在，纲常崩溃，君王不再，所有的矛盾都转移到各级政府面前。而各级政府是如此孱弱，他们根本就没有智力和能力去处理每天发生的事情。于是，那些地方政府处理不了的大小事件就层层叠加到袁世凯的案头。迫在眉睫的仍是财政，中央和地方仅有的一点财源，在各方势力的虎视眈眈之下混而不分，名义上为中央集权，实际上一切财源皆为各省截留。1911年至1913年间，中央政府支出平均每月需要2400万元，而收入仅1000万元。巨大的黑洞，几乎全赖外债填充。这样的局面，怎么不让袁世凯烦心呢！

3月13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全权组织中华民国政府。由唐绍仪担任总理，看起来，似乎是最合适不过了。这个自小留学美国的广东人，很长时间一直在朝鲜担任袁世凯的副手，主持外交和财政。袁世凯在清廷不断升迁，唐绍仪也水涨船高。在袁世凯看来，唐绍仪具有现代政治家所具有的国际知识和经验，办事干练，对自己也忠心耿耿。很快，唐绍仪怀揣已拟定好的内阁名单抵达南京，与同盟会领导人商议内阁人选。政治就是讨价还价的过程，双方的谈判焦点集中在陆军总长、财政总长人选上，在这两个职务上，双方有很大分歧：南方提名黄兴为陆军总长，北方则主张由段祺瑞担当。与此同时，南方提出，唐绍仪必须加入同盟会，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组织内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唐绍仪同意加入同盟会，并且许诺南方派人物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一职，以换取段祺瑞担当陆军总长一职。

在接下来的参议院表决中，唐绍仪提出的十人内阁名单，通过了九人。他们是：外交总长陆祥，内务总长赵秉钧，财政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在这些人当中，段祺瑞、刘冠雄、赵秉钧为袁系人物；陆祥、熊希龄分属无党派和立宪派人士；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陈其美是同盟会人物。3月30日，唐绍仪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填写盟书，签名画押，宣誓忠于同盟会纲领，保证执行同盟会决议，从而成为同盟会员的内阁总理。同一天，袁世凯按照程序委任各部总长，并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这样，以唐绍仪为总理的内阁正式成立。从结构上说，这一届内阁中，同盟会员占半数以上，但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等实权人物，都由袁世凯的人担当；同盟会员担当的，只是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各相对权力轻微的部门。由此可见袁世凯的用心良苦。

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正式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国民政府正式迁至北京；参谋总长黄兴仍留守南京，意在为革命党人保留一个阵地。

从一开始，袁世凯政府的建立，从构成上来说，就具有某些先天性的缺陷——就如同在松软的沙漠之上，想建立一座摩天大厦一样。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制度能否建立，关键有四个条件：一是政治制度的设计比较合理，使得各项矛盾能在体系内得到解决。二是民间社会比较强大，并有比较发达的大众传媒，能监督和牵制政府，形成“第三种权力”，一方面使政府官员不敢为所欲为，同时也可以监督在野的政治家通过政治论争和法治的途径实现自己的诉求。三是通过各种途径“开官智”，让执政的官员和在野的政治家都不敢和不愿离开法治的轨道。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民智的水平。从某种程度上说，民智的水平，决定了民主制度是否能够实现，以及民主发展的水平。

就中国当时的现状来说，在构成民主政治的上述四个条件中，相对而言，只是第二条状况比较好。当时的新闻媒体相对独立，言论相对自由，报刊杂志不仅可以发出独立的声音，甚至可以无中生有攻击政府。袁世凯及其下属官员，孙中山和其他政治家或政客，无一不在媒体监督的范围内；结社也是自由的，民众对事关国计民生和自身利益的各项事务，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意见，并且依理陈述依法抗争。但除此之外，无论是政治制度的设计，还是官智、民智的水平，都远没有达到实现民主政治的阶段，整个社会基础、文化基础、法律基础等等，都决定了当时的民主政治羸弱无比。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最先进的民主思想所设计的共和体制的运作，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来说，无异于生吞活剥，勉为其难，那种运转之中的艰涩和生硬，就完全可以想象了。

民国初年的新闻记者

从袁世凯临时政府的组成结构来看，这个政府本来就是几派政治势力，也即革命党、立宪派以及北洋军事强人妥协的产物。从执政官员的素质来看，那些身居高位号称开明的官员，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只是通过逐步积累经验而提高的。这类人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很不全面，知识基础仍旧是中国传统文化。即使是当中的佼佼者袁世凯，也是落第秀才出身，虽然思想比较开化清明，但无论对军事还是现代政治、经济，都是一知半解零敲碎打，缺乏整体上的认识，因而在关键时刻，总是缺乏明晰的判断力。并且，对于袁世凯等人来说，即使拥有新思想，在实现新思想的路径上，也是通过旧手段来达到目的的。在革命党一方，总体上也跳不出武力解决问题的造反逻辑，不懂得现代政治就是法治和选票政治。各种政治力量都没有形成对民主规则的敬畏和信仰，没有学会以妥协、折中的方式处理彼此之间的意见分歧，只把民主看成是工具，希望民主只为己所用。这样的先天不足，使得这个政府，以及同时存在的参政两院，在面对现代社会运行机制以及民主、法治时，缺乏应有的认识。这也决定了在袁世凯与革命党人之间，自觉不自觉地，要运用一些非正常和极端手段。双方之间，是很难真正合作的。

袁世凯政府才启动，革命党人针对袁世凯所制定的《临时约法》就起到作用了。《临时约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袁世凯的权力，但由于限制太严，很多时候几乎是人为地制造袁世凯与唐绍仪之间的矛盾，也使国民政府的运转出现了很大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内阁制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适时地缓和转型时期涌现出的复杂矛盾——可以用内阁的更替缓解矛盾，以及总统的压力。但袁世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个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以天下为己任，富有使命感的旧式权臣，从一开始，无论是《临时约法》，还是内阁国会，都是他在那一场交易中被迫和无奈接受的附属品，对于这些外国制度和观念，袁世凯是极为模糊淡薄的。袁世凯所熟悉的，仍旧是长期以来旧的专制政体下形成的长官意志和集权操作。因此，当袁世凯接手民国新政权之后，他肯定会和旧时代的君主一样，相信只有自己，而不是国会和内阁，才能带领这个国家走上繁荣昌盛的道路。这样的心态，使得袁世凯当然不允许权力游离于自己之外。从一开始，由他的理解力和习惯所赋予的行动造成他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的挺身而出，将自己直接地暴露在公众面前，从而使自己成为公众的一个靶子，也使这种政体没有了障碍物。

最初，袁世凯对唐绍仪维护《临时约法》，坚持责任内阁制度的行为，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并且，小心翼翼地按照革命党设计的政治体系行事。但不久袁世凯就发现了，这样的体制安排，似乎潜伏着某种别有用心，有意在跟自己过不去。一直习惯于大权独揽的袁世凯，在此后的行动中，不断地感受到《约法》和议会的约束，这样的约束让他感觉异常不爽。虽然《约法》看起来赋予总统相当大的行政权，理论上总统是全国海陆军的统帅，拥有广泛任用官吏的权力；并且，弹劾总统是不容易的。但同时，这个《约法》又有一个同总统共同承担责任的内阁总理和内阁，责任内阁直接代替总统对国会负责。这样的矛盾，使得实际操作上就变得相当不易，势必使总统和内阁总理为事情的决策产生纠纷。究竟谁来行使行动权力，就变成了一个问题。袁世凯这时候才意识到，革命党人之所以邀他出山，只是在利用他的威信和声望来降服人心，并不打算真正地听命于自己。对于如此形式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当然不满，这个旧时代以军事势力起家的一方诸侯，在骨子里都能觉察到权力的重要性，他当然不肯让出自己的权力，想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袁世凯与唐绍仪首先发生冲突，是由于向“六国银行”借款一事。

唐绍仪内阁全部十二人：（前排右起）总理唐绍仪、署理外交总长胡惟德、海军总长刘冠雄、署理工商总长王正廷、教育总长蔡元培；（后排右起）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司法总长王宠惠、陆军总长段祺瑞、交通总长施肇基、农林总长宋教仁

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国家秩序被破坏，骚动不断；财政陷入困境，税收异常困难，国家和民族已陷入崩溃的边缘。国民政府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拥有充足的经费以保证运转。1912年初，首当其冲的，就是国民政府得遣散南京附近的数万官兵，光这一项，最低限度的遣散费，就得二百五十万两银子。面对捉襟见肘的局面，唐绍仪无奈何之下，准备向外国银行借钱。他先在参议院发表演说，寻找各方面的支持，阐述国家财政困难，需要举借外债，需要一笔二亿一千五百万两的款项，才能满足年度各项事业的开支。然后，唐绍仪正式向英、法、德、日、意、俄、美六国银行提出了借款要求。六国的条件很苛刻，并且，以唐绍仪曾经与比利时银行借钱用途不明为理由，提出要对借款进行严格监控，还表示，不愿跟唐绍仪打交道。唐绍仪一气之下，准备拒绝借款。但不借款又该怎么度过呢？这时候，袁世凯插手了——袁世凯见唐绍仪出面不便，便让财长熊希龄直接跟六国银行商洽。不明事理的同盟会员们，见唐绍仪被摒出大借款之外，纷纷通电，打着维护国家主权的旗号，强烈反对借款，并对熊希龄口诛笔伐。而熊希龄所在的另一大党共和党，见本党部长无端遭到攻击，转而迁怒唐绍仪，也对唐绍仪进行攻击。一时间，双方通过报章、游行等手段，吵成一片。六国银行代表见中国政府为借款一事，弄得如此大动静，也不想趟这个浑水，立即宣布贷款谈判无限期推迟。借款不成又遭攻击，个性倔强的唐绍仪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世凯好言相慰，唐绍仪暂时收回了辞呈。

借款不成，最受打击的，莫过于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了。中央财政已无力支付各省自辛亥革命以来迅速扩充的军队开支，只好下令各地军费开支完全由地方政府支筹。这时候，全国共有九十五万军队，南京附近也有近十万隶属革命党人的军队。由于经济负担过重，到了6月，黄兴从减轻人民负担的角度出发，自请解除南京留守之职，同时将所属的十万军队，三分之一撤回各省，三分之一编成了三个师，交江苏地方财政负担，三分之一就地遣散。革命党军队的改组，自然遭到同盟会会员以及其他革命党人的反对。与此同时，矛头也对准了唐绍仪为首的内阁。唐绍仪顿感无颜见人。这个时候，恰好王芝祥上任直隶，又被袁世凯否决。这样的结果，激化了唐绍仪与袁世凯的矛盾，也使唐绍仪一气之下，辞职走人了。

王芝祥就职直隶，是唐绍仪在南京组建内阁时，与革命党人谈判时承诺的。革命党人的意图是想通过唐绍仪，将王芝祥安插在邻近京城的地方。唐绍仪回到北京后，兑现诺言，电令直隶以省议会的名义，召王芝祥北上就职。而直隶警察厅长杨以德等人，向中央政府发出抗议电，以直隶五路军人的名义，反对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这些人的主张，暗合袁世凯的心理，袁世凯以总统的名义，一方面斥责军人干预政治，另外一方面又强调各地都督统辖文武责任重大，任免之权理宜操自中央。于是，袁世凯任命直督爱将冯国璋任直隶总督，改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抚使。任命书发布时，要求唐绍仪共同签字。唐绍仪不同意袁世凯的做法，坚决不签字。唐绍仪强调王芝祥任直隶总督，是自己定下的，应该执行。袁世凯则以直隶那么多人反对，势必会引起矛盾来反驳。最后，双方都强调《临时约法》赋予自己的权力——袁世凯说，你发布任命书我不盖印；唐绍仪则声称，你盖印，我不签字。

在这种对峙之中，袁世凯当然不肯退缩，他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找到王芝祥，将未经过唐署名的委任状交给王芝祥，派王芝祥赴南京遣散军队。同时，又给了王芝祥一笔不小的经费。王芝祥接受了命令，很快去南京上任了。王芝祥这一走，让唐绍仪颜面顿失，威信扫地。《临时约法》的副署制度是内阁特权，也是责任内阁的主要标志，副署制度遭到破坏，关系到内阁的职权和信誉，也关系到民国法制。唐绍仪气愤难平，不辞而别去了天津称病不出。袁世凯看这下事闹大了，只好派段祺瑞、梁士诒赶至天津，好言劝慰唐绍仪复出。唐绍仪坚持要求辞职。袁世凯无奈，只好同意唐绍仪辞去总理一职，聘请他出任高级政治顾问，并在其辞职书上颇动感情地写道：

该总理于共和宣布以前，南京奔驰，为民国效劳甚至。及就任总理，经营擘画，错节盘根，困苦艰难，非可言喻。民国草创，正赖长才，岂容听其退休，失慈臂助。特以情词恳挚，出于至诚，不得不谅其苦衷……免国务总理本官，任为高级政治顾问。仍望趁此宽闲，勉自调护，以养疴之余暇，备政治之谘询，将来倚重正多，当有以副国民之望。

从文中可以看出，袁世凯似乎对唐绍仪的退出，无限眷念，表之切切。当然，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样的批文是否是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国民政府刚刚成立，就发生了总统与总理冲突导致总理称病辞职事件，可想而知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了。唐绍仪辞职之后，袁世凯考虑再三，他先是想让宋教仁出任总理，但宋教仁不为所动，一心想着组成政党内阁。同盟会很快作出决议，要求全体盟员退出内阁；张耀曾、李肇甫等人代表同盟会面见袁世凯，提出不参加混合内阁，建议组织一党内阁或者无党派内阁。袁世凯不同意。于是，宋教仁辞去了农林总长职务，蔡元培也辞去了教育总长的职务，至于另一个总长陈其美，因为一直未来北京就职，也谈不上辞职了，代替他执行职务的次长也辞职。。宋教仁辞职后，移居在京郊农林实验场，全身心致力于把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在此期间，袁世凯派人给宋送去五十万元。宋教仁写了一封感谢信，拒绝了袁世凯的好意。

在随后的《政府公告》中，袁世凯通电全国，重复了他的政治观点：以现在中国的情况，两种内阁都不适合，如专取共和党或同盟会或超然无党派之人组织内阁，任何一方均不能得许多人才，所以，以我之见，不联合数党及无党派人士共同组织，就不能成完美的内阁。袁世凯声称：余的主义在于得人，但问其才不才，不论其党不党，余之主旨在于建设民国，诸君如热心建设者，余皆引为同志，否则，余不能强人所难。余奉告诸君，当放大眼光，从中国全局着眼，从世界大势着眼，断不可沾于一党之关系，亦不能硬以和平时代政党更代清长之成例，适用于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国。总须大家破除成见，协力同心，共同建设。

袁世凯的这一篇谈话，看起来光明磊落，言之凿凿，大公无私，掷地有声。通电发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一片赞叹，也得到了共和党和进步党的声援。一些人纷纷在报刊上发表谈话和文章，指责国民党的内阁成员不以国家利益为重，搞小集团，耽误国家大事。

接着，袁世凯提议在新内阁中，由外交总长陆祥出任第二任总理。陆祥1871年出生在上海一个基督徒家庭中，精通外文，曾担任过清廷驻俄国和荷兰的参赞和公使，辛亥革命后曾发动外交使节联衔通电，要求清帝退位。从派别上来说，陆祥既不算同盟会的人，也不算袁世凯的死党。因此，袁世凯推举陆祥当总理，估计参议院会更容易接受一些。事情果然如袁世凯所料，虽然陆祥遭到了同盟会议员的反对，但由于共和党及进步党等大多数议员还是能够接受他，陆获得参议院通过。当日，袁世凯任命陆祥为中华民国政府第二届总理。

陆祥顺利地当选为总理，袁世凯总算是暂时松了口气。与此同时，新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直被各种事务弄得焦头烂额且不谙现代政治的袁世凯，对于议员的选举没有太放在心上。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疏忽之中造就的国会局面，在此之后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一点也不比《临时约法》小。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在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之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因为急于做正式大总统，自然对这事紧锣密鼓。很快，《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公布：国会分为上下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员，二十二行省，每省各十名；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设选举会，分别选出二十七名、十名、三名；另由中央学会选出八名；各地华侨选出六名。各省参议员由该省的省参议员，依法做选举人。另外，还有专法规定选举方式。按法定名额，参议员共有二百七十四人。仿照美国制度，六年一任，两年一选，以保持其新陈代谢。至于众议员的名额，按照各地区人口多少来决定。每八十万人员选众议员一人，但每省至少得有众议员十人，人口不足八百万的小省份须有十人。唯蒙古、西藏、青海三地参、众议员人数相等。二十二行省中，以直隶人口最多，有众议员四十六人。任期三年为一届，三年一选。选举分初选和复选。按法定名额，全国共有众议员五百九十六人。这样，加上参议员人数，共八百四十一人。

《组织法》公布之后，就是大选了。这种全国大规模的选举，对于中国来说，算是开天辟地头一回。情形之混乱与嘈杂，可想而知。各种派别和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全国各大小党派，一下子就发展到数百家。这些党派和个人，都把参众议员当做是从政当官的绝佳机会，他们拉大旗，占山头，尽一切之能事，希望得到一个参众议员的位置，一步登天。乱世即舞台，各方势力粉墨登场，他们从不明白怎样的程序和规矩，也懒得去遵守民主选举的规则。一个个就像去赶庙会一样，争先恐后地去上演这场民主政治的游戏。从全国各地传过来的乱七八糟的信息，纷纷聚集在袁世凯那里，面对这从未遇到过的情况，袁世凯也显得束手无策，也不知下一步究竟要做些什么。各党派的拙劣表现，不仅引起了军界、知识界的不满，也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声嘶力竭地呼吁了，袁世凯再一次呼吁大家放下党派之争，精诚团结，以国家利益为重了。袁世凯说：“我国政党，方在萌芽，其发起之领袖，亦皆一时之人杰，抱高尚之理想，本无丝毫利己之心，政见容有参差，心地皆类纯洁。惟徒党既盛，统系或歧，两党相持，言论无不激烈，深恐迁流所及，因个人之利害，忘国事之艰难。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蠲除成见，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若乃怀挟阴私，激成意气，习非胜是，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以国家为孤注，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揆诸经营缔造之初心，其将何以自解？”因此，袁世凯呼吁：“凡我国民，务念阋墙御侮之忠言，怀同室操戈之大戒，折衷真理，互相提携，忍此小嫌，同扶大局。”

尽管袁世凯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但他为着国家的稳定和团结，也算是煞费苦心。但在当时那种纷乱的局面中，袁世凯的声音显得孱弱无比，根本就没有起到作用。人们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的理解方式和立场，自以为是地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判断。7月的北京，刚刚当选为总理的陆祥向参议院提名增补同盟会退出后的内阁部长人选，同样遭到了同盟会议员的阻击。书生意气的陆祥由于在海外待的时间长，受西方文化影响挺大，在演说措辞中，自视不凡，幽默风趣。这样的做派，明显跟当时的政治气氛不相融，讲台下面嘘声一片，众议员认为陆祥态度不庄重，有失官场体面。袁世凯一看情况不妙，赶忙想做工作，要求延期投票，但参议院不予理会，投票中将六部总长人选全部否决。这样，陆祥的内阁无法组织，政府无法开展工作，混乱的局面也无从收拾了。

民国之初民主政治所呈现的一切，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轰动。在那样不习惯于民主和议会制度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看来，所谓的共和制就是不断地开会扯皮，吵闹甚至打架。诸如此类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出之后，人们开始以斜眼的方式看待这一切，对这个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怪胎”，表达不满和不屑。自古以来就信奉和习惯于皇权的中国民众们，对于这种新引进的政治制度，更多地表现出担心和质疑。政府组阁陷入停顿的同时，日俄第三次《密约》以及英国在西藏的所作所为由全国报章披露之后，举国上下群情愤怒，尤其是北方的军警界对于议员们不顾国家大局、自行其是的做法气急败坏，通电全国，散发传单，号召废除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制度。一些社会名流，如原同盟会的章太炎、张绍曾、孙毓筠等人，也感于时局的危迫，联名致电副总统黎元洪，建议倡议袁世凯简化程序，便宜行事，不要太拘泥于《约法》，以待危亡。章太炎抨击说：“借款不成，东使西行，处分支那，已在商议，往返四月，势即瓜分。原其借口，在中国政府之无能力；政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道旁，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名曰议院，实为奸府。……宜请大总统以便宜行事，毋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章太炎等人的这一看法，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屑态度。

这时候，袁世凯亲自出面做工作了。他将参议院各党派中最有影响的参议员接到总统府，亲自接待，劝说议员们顾全大局，以国事为重，共扶危局。同时，袁世凯发布总统令，重申严禁军警“干涉政治”，要求军人恪守军律，守法奉公。然后，一个新的六总长名单送交参议院，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除一人被否决外，其余五人获得通过。几天后，参议院通过了袁世凯第三次补交的另一位总长的名单。至此，陆祥内阁终于在几个月之后宣告成立。没想到的是，参议院又不甘寂寞，很快又启动弹劾陆祥的“失职案”。陆祥未来得及施展自己的本领，即遭到这样的打击。这样的内阁总理，实在是无法担当。陆祥一气之下，干脆效仿他的前任唐绍仪，称病不出。这样，国民政府的第二任内阁又一次处于瘫痪状态。

一个新诞生的共和国的起步就是这样举步维艰。当所有矛盾归根结底聚集在了袁世凯面前时，袁世凯也感到束手无策。虽然这个河南人从不畏惧复杂多变的环境，也习惯于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挺身而出，但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如此局面，不仅对于袁世凯，甚至对于这个古老的帝国，都是闻无所闻的。袁世凯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在众多纷乱的势力面前，该如何决定自己的位置，是在山岳之中的激进派中间，还是同山谷里的温和派在一起？或者，是躲在众人的后面，倾向于回头看的保守派？这一些，都是让袁世凯头痛无比的事情。不仅仅是国事，在这一年的春天，袁世凯的家庭也呈现出了混乱——本来，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开始安排家眷们从河南洹上迁居北京。虽然局势不太明朗，但能从河南回到京城，毕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没想到的是，长子袁克定在送次子袁克文等乘火车赴京后，骑马返村途中，马莫名其妙受惊狂奔，袁克定从马上摔落，伤势严重人事不省。送到当地医院后，一诊断，不仅腿骨断裂，而且大脑受损严重。消息传到北京后，袁世凯非常震惊。一直对命运忐忑不安的袁世凯，唯恐这是个不好的先兆。袁克定是袁世凯的嫡妻于氏所生，时年三十四岁，曾任清廷农工商部右丞，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后，让他暂时回河南料理家务。几个儿子当中，袁世凯最看重袁克定，袁克定办事干练而稳重，不像次子袁克文，放荡不羁，是一个颓废的享乐主义者，让袁世凯伤透了脑筋。袁世凯一直把袁家的希望寄托在袁克定身上，甚至有把袁克定作为接班人的考虑。袁克定受重伤，让袁世凯寝食不安。袁世凯一方面给相熟的外国医生联系，询问相关病情的处理办法；同时，袁世凯接二连三地给在洹水村老家的五弟袁世辅等人写信，询问袁克定的病情。在信中，袁世凯直言不讳地说，只有袁克定，才能支撑门户。袁世凯交代说，对于这种摔伤，不能完全相信中医，只用一些草根树皮进行治疗，一定要请西医进行诊治，还得送医院会诊治疗才行。让他们迅速把袁克定送到天津等地治疗。袁世凯很详细地吩咐道，在路途中，一定要缓慢行走，另外要安排医生一路进行照料。在袁世凯的亲自关注下，袁克定由一行人专程护送到天津，治好了病，但一条腿再也无法复原，成了一个瘸子。

民国成立之后的袁世凯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得安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烦心，当然，他最为担心的，是不知道古老的帝国是否适应民主共和这个舶来品？这个西方的政体制度究竟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袁世凯实在是没有底。虽然袁世凯一直雄心勃勃，表现得从不畏惧，但这个时候，面对着不可捉摸的一切，他感到自己就像身陷一片泥潭一样，一切都在不知不觉地下陷，泥潭正在慢慢地吞噬他。袁世凯的信心在一点点动摇，毕竟，自己所走的，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太难了，太难了，所有的一切，都太难了！

第十二章　虚伪，还是怀柔？

现在端详袁世凯各个时期的照片，很明显的一点是，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仿佛突然之间变得衰老了。袁世凯四十岁左右时的照片，还显得目光炯炯、神采飞扬。而当他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才五十开外的人，一下子就显得老态龙钟、须发花白，仿佛色彩不足的绘画；目光看起来也没有先前的坚韧和锋利了，甚至显得笨拙而愚蠢。这个曾经坚强的、工作精力充沛非凡的人，此时看起来就像是个疲惫虚弱的病人。即使是在洹水的时候，袁世凯还显得风华正茂、气定神闲，但几年共和制的总统当下来，袁世凯真的有点不堪重负了。不需深入思考，也可以看出他面临的压力。处在大变局之中的袁世凯，已经被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更多迫在眉睫的问题和矛盾压得不堪重负了。虽然袁世凯已感人生的使命和沧桑，但在收拾具体的残局中，他还是伤透了脑筋。袁世凯清楚地知道，这一次改朝换代，与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不一样，那不单单是重打锣鼓重开台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进入了一种没有现成经验的局面。未来对于国家以及他个人来说，都是前途未卜。一个人，处在这样的新旧交替时期，面对眼前的庞杂和混乱，既无法拿出道德和宗教来凝聚人心，也无法用理想和行动让人们振奋，更不愿用自我牺牲来平息矛盾，那么，他所依赖的，只是千年来固有的旧手段。用权谋和心机来对付眼前的一切，他当然会显得捉襟见肘了。

晚年袁世凯

由于社会转型的惯性过于强大，民国成立后，局面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这个没落的帝国看上去像个巨人，但时间正一点点将它摧垮，它的创伤和皱褶，自然而然地已成为各种细菌和寄生虫热衷的场所，各种病症，在不被察觉中活跃滋生。接手总统的位置之后，袁世凯很快发现，比起革命之前，所有的事情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那些地方上的都督们，越来越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号召，在《临时约法》下，中国实际上已变成各省联邦的形式，各个省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无意放弃已得到的特权，包括统率军队的权力，截留税收、选任省级和省内地方官吏的权力等。这种状态部分是由革命环境所造成的，因为革命是采取分权，反对中央集权，各省在革命之后的自治，被认为最符合国家的利益。

除了政治上的难以控制以及经济的重压之外，在袁世凯看来，同样给他巨大压力的，还有道德的沦丧、纲常的崩溃以及社会陷入一种不明方向的困窘——一方面是沿海沿江各大都市的畸形繁荣，一方面是内地农村的贫寒破败。贫富的差距，以及知识和文化上的隔膜，越来越大。因为纲常崩溃，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党禁解除之后，被压制几个世纪的组织政党和社团的热情，顷刻之间喷涌而出，民国刚建立的头数个月，一下子就冒出了几十个政治团体，似乎每一个人都想占山为王，他们拉大旗、占山头，名义上是要通过代议制为取得政权进行竞争，但在实际上，他们的行为一直游离在法律边缘，让人防不胜防。社会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新思想，生吞活剥，食洋不化。所谓的妇女解放和平等破坏使得诸多家庭破裂，家庭的不稳定，随之引起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报纸数量的激增，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在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各种各样的势力粉墨登场，争先恐后肆无忌惮地表达意见，也表达怨恨。农田抛荒现象严重，很多人已不专心种庄稼……整个社会顿然陷入了杂乱无序的状态。以至于袁世凯的英国顾问莫里循曾写道：“至于中国，事情并未好转，很少或全无成就。这里看不见有作为的政治家气魄，没有始终一贯的目标。要做的事很多，而一切精力都用在草拟那无尽无休的规章法令上，改革只是口头上说说。”

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让原先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变得杂乱无章，还让一代人变得尴尬无语：社会上那些多年苦读科举的书生们，一旦失去了久远的目标之后，一个个变得愤世嫉俗，唯恐天下不乱；少数激进的带有西化色彩的知识分子，也对这样的政治格局不满，力图呼唤新的秩序，渴望通过一场新的如火如荼的文化运动，全盘西化。除了麻木的大众之外，那些被革命的炮声唤醒了的人，一个个显得迫不及待，赤膊上阵，仿佛一切都等不及似的，渴望一展身姿，恨不得凌空一跃，登上政治舞台。在那些幼稚的人们看来，社会的运转，完完全全地取决于政治，似乎只要一个口号，一种政体，就可以把这个世界轻轻松松地改换了局面。报章的兴起，使得一大批指甲肮脏、饥肠辘辘、文笔粗俗的失业文人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法则，他们随时准备应别人的要求撰写一切东西：蜜糖或毒药，歌颂或诽谤，长的或者短的，尖锐的或者温柔的，政治的或非政治的；有的是披露，有的是杜撰，有的是谩骂，有的是挑拨离间 ……在这些人群当中，只有极少数新型工商业主和文化自由主义者，还有系统的思想，有明确的方向，希望民主政治、社会改良、基本民权，但他们的声音，在一片嘈杂之中，根本引不起人们的注意。这种混乱的局面慢慢地使所有人都失去了耐心。

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里循

在这里，可以试着将中国当时的情景，与美国独立之后的情况相比较。尽管这种比较是生硬的，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命运的机缘——1776年，美国在费城起义之后，诞生了《独立宣言》，大陆会议把军权正式授予华盛顿。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美国赢得了独立并面临新的问题：新的国家出现了，昔日的功臣们是不是理所当然地坐享其成？国家是属于功臣的，还是属于全体美国人的？这个时候，华盛顿的回答是：他们该回家了。

华盛顿不是没有受到权力的诱惑，也不是没有自以为是的使命感，而是他衷心地相信，一种合理的制度，比个人的力量要伟大一万倍。独立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很多人当面或者写信给他，请求他看在国家的面子上，担任这个国家的国王。为此，华盛顿曾写了“致尼古拉上校书—— 1782年5月22日寄自新堡”。在这封“尼古拉上校大鉴”的信中，华盛顿忧心忡忡地说道：

您所说的军队里有的那种思想，使我痛苦异常，自作战以来，没有一件事令我这样受创。我不得不表示深恶痛绝，视为大逆不道。目前我尚能暂守秘密，若再有妄论，定予揭发。我过去所为，究竟何事使人误解至此，以为我会做出对国家祸害最烈之事，诚百思不得其解，如我尚有自知之明，对于您之建议，谁也没我这样感到厌恶……若您仍以国家为念，为自己、为后代，或仍为尊敬我，则务请排除这一谬念，毋再任其流传。

在此之后，华盛顿解甲归田，虽然后来应国民的一再邀请出山，并被选举为首任美国总统。华盛顿担任总统的最大使命就是努力为美国设计一个更合理的政治制度。华盛顿提出了“国家绝不允许用武力来管理”这个朴素理念。华盛顿的政治信仰是：宪法至高无上。虽然美国政治制度的确立也是一个复杂而纷乱的过程，美国第一部宪法光讨论就花费了十六个月，但由于华盛顿等人的竭力坚持，美国终于实行了当时社会上最合理的政治制度。虽然华盛顿居功至伟，但他从没有“舍我其谁”的想法，而是真诚地相信，别人一样能把美国治理好。基于这样的想法，华盛顿在连任两届后，坚决辞去了总统职务，理由很简单：我老了，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在宪法之下，别人同样也可以把国家治理好——这个思想本身，就是民主精神的精髓，即国家的命运，并不取决于最高领袖，而是取决于法律和民众……离职后不久，华盛顿在故乡平静地去世。

应该说，对于袁世凯而言，当他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时，他有着一个最好的榜样，那就是美国总统华盛顿。美国在赢得独立战争之后，面临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跟当时的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都是经济崩溃、社会纷乱，百废待兴，无从下手。等到袁世凯登场之时，那些对于美国革命颇有点了解的人，还真的从中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中，看到了某些相同之处，很自然地，就有很多人寄希望于袁世凯，把他当做是中国的“华盛顿”了。在他们看来，袁世凯是这一块土地上难得的具有新思想的务实人才，是一个具有精神活力和强健身体的另类。虽然袁世凯面临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是一场关系到四亿人的巨大变革，并且这个人在判断社会走向，以及现代政治的知识储备上有弱点，但他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具有非凡的学习能力，因此肯定能带领中国人通过改革和开放的关口，帮助他们获得智慧和经验的宝石。持这种看法的，既有很多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也有西方各国的使节们。

很快，袁世凯就让持这种看法的东西方人士失望了。人们后来明白，与华盛顿相比，袁世凯最缺乏的，就是无私的人格，相应的伟大理想，以及对宪法，对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的敬畏。袁世凯的人生观、伦理观念和政治信念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对西方现代思想知之甚少，更谈不上根深蒂固的现代人文理想和精神。传统儒学 “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色彩，不知不觉地造就了追逐权力的借口和动力；根深蒂固的“权谋文化”决定了袁世凯根本无法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只能是一个清末版的“曹操”。权力追逐的传统，对于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来说，可以说是致命的先天不足。新生的共和国就像一个早产的婴儿，整个机制还需要在实践中修补和完善，还需要一个正反馈的几度循环。如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权力的欲望淹没了理想的追求和理性的精神，那么，权力斗争的恶性循环会很快摧毁这个尚不完善的制度，剩下的只能是一场在虚假理想旗帜之下的争权混战。一切的一切，都会随之扭曲，最终成为这场混战的陪葬品。可以说，致力于改革的袁世凯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是被另一个落入传统专制思想窠臼的袁世凯给亲手葬送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是诞生不了华盛顿的。

当然，如果以华盛顿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来要求袁世凯，会显得很过分。中国的文化背景、宗教背景以及现实的土壤，决定了当时的中国很难产生华盛顿这样的人物；也决定了那时候的中国，不可能成为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当然，美国的政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它同样也经历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动荡期。在这段时间里，人们争吵、结党营私，甚至黑帮卷入，陷入无止境的凶杀和争斗，但社会对于民主政治的初衷和理想一直不变——这样，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运转之后，这个政治制度显示了它自身的纠错功能和完善机制，社会也安定下来，人们终于开始学会并习惯了按规则进行游戏和运转。

应该说，在武昌起义之后的一段时间，袁世凯在处理与革命党的关系上，以及从清廷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作了忍让，也作了妥协，并且以自己过人的政治智慧和能力，将政治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游刃有余、进退自如，充分地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谋略和手腕。袁世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兵不血刃地让清帝体面地退位，让百姓少受涂炭，让社会少受动荡，是值得肯定的。在与革命党的对抗中，袁世凯也作了忍让，最终实现了南北和平。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尽管被乱七八糟的事情缠身，袁世凯还是保持克制，努力适应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变化：适应报章的嬉笑怒骂，适应政党如雨后春笋一样地出现，适应与持不同政见者相处，适应总统的话不再是金口玉言……

在袁世凯看来，这一切都是社会转型期间不可避免的。袁世凯努力使自己以一个开放和清明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毕竟，他算是这个共和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必须有雅量来应付各种局面。当各方人士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时，袁世凯进行了策略上的谦逊和退却，对持不同政见者，甚至是反对派，表现出一定的宽容。有时候，袁世凯甚至表现出忍辱负重，颇下了一番功夫去争取各种势力的精诚团结，以期使国家发展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好局面。比如说先后三次亲拟电稿邀请康有为进京，就颇有代表性。

自戊戌变法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就与袁世凯一直有过节。在此之后，康、梁只要一有机会，便对袁世凯大肆攻击。辛亥革命爆发后，康、梁同样没有放弃对袁世凯的指责。南北议和时，康有为发表声明，认为袁世凯是为“窥窃神器”取代清廷，因此打算联络满蒙亲贵推倒袁世凯内阁，控制中央政权。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康有为仍旧对袁世凯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进行抨击，说袁世凯对英、俄窥视蒙、藏交涉不力，其政府是最终使国家遭瓜分的“让地政府”，说善后大借款是“卖身为奴”，等等。对于康梁的不断指责，袁世凯一直没有进行正面回应，而是孜孜不倦地进行笼络。袁世凯先是劝说梁启超回国，组织进步党参加“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从日本回国后，袁世凯立即给梁启超每月三千大洋补贴家用。梁启超要组织进步党，袁世凯一出手，就给了梁启超四十万。康有为母亲去世后，袁世凯抓住康有为不得不回国奔丧的机会，致电康有为示好，在电文中，袁世凯对康有为进行了高度评价，邀请他回国主持孔教，充当精神领袖。此外，袁世凯还布置广东当局龙济光等，对康氏优礼有加，邀请康有为北上议政。对于袁世凯的盛情，康有为抹不下面子，当即复电表示谢意，但以母丧家难，婉拒袁的北上邀请。

袁世凯并没有顾及到面子问题，收到康有为复电的当天，又亲拟电稿，发去了第二次邀康北上电报。袁世凯从戊戌分别开始叙旧，苦口婆心地谈到当前的形势，认为“百废待兴，方思与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正是需要栋梁之才的时候，力邀康有为北上“论道匡时”。袁世凯一片苦心，让康有为有点心动，康有为当即复电，对袁之“搜岩访献，求治之盛心”万分感激，不过又一次拒绝了袁世凯的邀请，申明自己确实是有困难，不能北上。

八天之后，袁世凯第三次发出邀请电，再一次对康有为进行高度评价，恳请他出山“共赞”时局。康有为再次回电，表示感谢，诉说了自己不能应邀的理由，同时献上了“亲拜文庙，或就祈年殿尊圣祀天”、“令学校读经”的经国之策。袁世凯三次致电康有为，宛如一个民国初年的“三顾茅庐”版。应该说，作为颇有资历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如此降低姿态，也算一件不容易的事。康有为虽没有接受袁世凯的邀请，但他将政治主张和盘托出，那就是尊孔读经、救世拯民，将孔夫子的学说提高到宗教的地位。康有为的主张，对于朝代变更时期的人心安抚有一定好处，但这样的主张，对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中国而言，并不算什么灵丹妙药，只不过是无可奈何地回头看罢了。康有为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格局，还是没有深入的理解。袁世凯心里也明白这一点，但对于这样的老人，袁世凯要稳定局面，就必须尽力怀柔，最大限度地争取他们在道义上的支持。实事求是而言，无论是从文化、主张、性格以及行事风格来看，袁世凯与康有为是不相融的，这也决定了稍有风吹草动，两人之间必定会呈现裂痕，果然，袁、康的“蜜月”，亦仅仅短短的两年而已。不过在此之后，两人却同样以试图恢复帝制“殊途同归”，想一想，这真是一件令人费解，也同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安抚康、梁的同时，袁世凯还努力对其他方面的代表人物进行安抚，消除人们对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阻力。对当时最著名的“反骨”章太炎，袁世凯一直优礼有加。有一段时间，章太炎也被袁世凯的行为感动了，性情的他，到处说袁世凯的好话。有一次，章太炎酒后失态，在袁府上大吵大闹，袁世凯也好言相劝。对于一些能力较强、身体较好的大臣，袁世凯授予他们参政的名义，给他们优厚的待遇，他们当中有赵尔巽、李经羲、樊增祥、冯煦、瞿鸿、增韫、李盛铎、唐景崇、荫昌、联芳、宝熙、萨镇冰、于式枚、周学熙、李国杰等等。在袁世凯看来，这些原清廷的要臣，对社会都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必须得到足够尊重才行。对于那些明显不适合民国政体的，袁世凯也一一安抚，比如说清朝的遗老遗少们，如载沣、那桐、世续，封疆同僚周馥、锡良等，也尊以“旧侣”（老朋友之意）称号，让他们享受充分的待遇。对已经出任民国高官的前清内阁大臣、边疆大吏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等，袁世凯也表现出极大的尊重，用人不疑。袁世凯还努力跟岑春煊这个老对头重修归好……政治从来都是妥协的产物，袁世凯所沿用的方式，明显地是旧时改朝换代的习惯，不过对于袁世凯来说，能做到这一点也相当不容易了。毕竟，以当时形势下各种势力的互相抗衡和抵犄，袁世凯为了争得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也只能这样了。

袁世凯的怀柔、妥协以及宽容，决定了袁世凯的共和制在最大程度上团结了不同阶层、不同派别的人，也决定了袁世凯所领导的中华民国绝不是一种现代的政治制度，而只是新与旧妥协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四不像”。这样的中华民国，更像是前朝政权的某种后续，而不是开天辟地的新时代。

1912年8月底，由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正式合并成立国民党，以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这次成立大会是经过袁世凯同意的，并且，袁世凯看起来对国民党成立一事，始终表现得很热衷也很积极。不仅如此，袁世凯在知悉孙中山将来京参加成立大会后，便向宋教仁要求与孙中山举行会谈。8月24日下午5点半，北京火车站礼炮齐鸣、鼓乐声声，稚嫩的童声唱起了欢快的歌声；总统府秘书长、国务院代总理及各部总长、参议院议长、议员、各党派、各界人士列队迎接孙中山。孙中山走下火车时，掌声雷动，人们纷纷挥动手中的旗帜。欢迎仪式之后，孙中山坐上了袁世凯那辆金碧辉煌的朱漆金轮马车，由三十位骑马的宪兵开路，从正阳门直入外交部街迎宾楼。迎宾楼是袁世凯为了欢迎孙中山特意下令用外交部办公室改建的。当晚，袁世凯亲自来到了孙中山下榻的宾馆，同孙中山进行会谈。这一次会晤，也是民国初年两大政治巨擘的首次见面。随后，另几位革命党人黄兴、陈其美、李书城等赶到北京，也受到了袁世凯的热烈欢迎。在北京的二十多天里，孙中山跟袁世凯共举行了十三次会谈。谈话都是秘密进行的，除了孙与袁外，只有袁世凯的秘书长梁士诒在场。两位政治巨头的会晤，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报章纷纷猜测会谈内容，想从各种各样的蛛丝马迹上，分析一些变化。人们希望这两大巨头通过这一次会晤，制定一些有利于古国变迁的良策，使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能够迅速从纷争中平静下来，给新历史展示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一番在京的多次会谈，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孙中山看来，袁世凯精明强干，为人谦和，思路敏捷而清晰，是一个栋梁之才。以袁世凯的目光来看，孙中山则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者，富有幻想和热情，意志坚定，精力充沛；但其思维方式，却明显地不着边际，书生气太足，拙于行动。孙中山公开发表谈话表示，在当前的社会，要治理民国，非得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的人不可，袁世凯大总统正好是一个合适人选。孙中山表示，袁大总统应该练兵百万以强中国，而他自己，则愿意专门负责修铁路，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二十万里。袁世凯听了很高兴，当场表态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的全权，月薪高达三万元，并将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特别制作的豪华列车，拨给孙中山专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袁世凯还下令各地方官员，服从孙中山的指令，对巡视路政的孙中山热情接待，聆听教导。看起来，双方进入了一个蜜月期。某一天会谈之余，黄兴甚至还半开玩笑地动员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一直奉行“君子不党”的袁世凯微笑着拒绝了，袁世凯很委婉地说：“加入政党诚然不错，但现在不是时候。”不过，袁世凯还是指派赵秉钧等人加入了国民党。在内心里，袁世凯对于政党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他后来在致安徽都督柏文蔚书信中这样写道：“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以袁世凯自己的理解方式，自己既然在总统的位置，那么，就应该坚守“不党主义”。

孙中山视察京张铁路时，在张家口车站与欢迎者合影

9月16日，袁世凯、孙中山以及黄兴共同制定的《政治纲领》以政府公告的方式颁布：一、立国取统一制；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政治纲领》公布之后，举国为之振奋。在那些单纯的民众眼中，中国的未来一片光明，当前存在的诸多困难很快会迎刃而解。人们相信，如果这个纲领能够实施，不仅有利于结束全国分裂状态，实行国家的统一，而且，还能从发展基础产业入手，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不久，时局的发展，让每一个兴高采烈的人感到了失望——蜜月很快就结束了；或者说，蜜月尚未开始，争斗便已开始了。人们很快发现，将这两个什么也不一样的人硬生生地捆绑在一起，实在是太难了。他们就像两只刺猬一样，是很难靠近的。虽然他们也曾为暂时的坦诚所感动，并且表达过自己的坦诚。但他们之间，太多的不同就像深深的鸿沟一样横亘在面前：主义、理想、观念、性格、背景、环境……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他们不可能联合在一起，而他们谁也不肯退缩和忍让。那个看起来堂而皇之的共同政体，很快，就不被人们当回事了。无论是在朝之人，还是在野之士。

第十三章　元凶，还是无辜？

1913年的“宋教仁”事件，可以看做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直到如今，有关这起案件的真实情况，依旧是扑朔迷离。焦点在于：宋教仁的死，究竟是不是袁世凯下令或者示意赵秉钧执行的？宋教仁在早年的同盟会中，一直算是一个异类，这是因为他书生气较重，不太主张暴力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宋教仁也一直被他的同志视为亲袁派，原因是袁世凯对宋教仁一直很器重，甚至视为子侄。宋教仁从国民政府辞职，在南方巡讲时，虽然有抨击民国政府的言辞，但那都是泛泛而谈，并没有针对袁世凯个人。在此期间，袁世凯也几次电报召他到北京议事。有人分析说，袁世凯很有可能让宋教仁取代赵秉钧出任民国总理。所以，宋教仁被刺，是否有其他势力介入其中，比如说国民党内部的激进派？或者居心叵测的日本组织？这个，也不应忽略。在确凿的证据发现前，所有的争论都只是一种猜测。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袁世凯也好，赵秉钧也好，甚至包括孙中山也好，在中华民国创建之初，对于那种以和平民主方式进行的竞争，一直不是太熟悉，也缺乏把握的能力。于是，对于众多敏感而警惕的军人和革命党人来说，动乱纷争的共和国，就像是建立在火药桶上，稍稍的一点火苗，都会引起轰天巨响。

宋教仁

国民党成立初期，由于孙中山正致力于实业建设，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实际上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英气勃发的宋教仁很想借助于国民党，干出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事。在他起草的《国民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虽号为共和立宪，而实无强健而良善之政党焉，因此，国民党决心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根本宗旨，在中国完成共和立宪政治，组织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

国民党成立之时，袁世凯一直持观望态度。观望，是因为袁世凯对于现代政党政治缺乏经验，一时把握不准。袁世凯毕竟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权臣，他对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以及权力的控制，堪称经验老到，但在组织政党、争取选民、控制议会这套新鲜玩意上，就显得很外行了。正当袁世凯与孙中山言谈甚欢，双方合作愉快的时候，国会的选举进入了高潮。在宋教仁的亲自策划和领导之下，国民党利用强大的组织力量，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击败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大获全胜，在众参两院八百七十个议席中独占三百九十二席，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国民党人的胜利，使实际负责国民党事务的宋教仁踌躇满志。按照《临时约法》建立责任内阁的规定，议会第一大党当然组阁，其党魁当然出任内阁总理。于是，年轻的宋教仁奔走于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发表竞选演说，抨击时弊，指责政府，极力鼓吹政党政府。

遇刺后的宋教仁

宋教仁这样的方式，自然遭到了另一种政治理解方式的抵触——1913年月21日22时45分，上海老火车站，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准备乘火车前往北京，参加第一届国会开幕大会。在检票口时，突然一个人迎面走来，连开三枪。宋教仁倒在血泊之中，凶手从容不迫地离去。到了第二天凌晨，由于子弹携有剧毒，宋教仁抢救无效，死于上海铁路医院，时年三十一岁。

赵秉钧交给应夔丞的手令

宋教仁被刺后，神志还很清楚，挣扎着口述一封信给袁世凯。从信中看，宋教仁一点也没怀疑袁世凯。宋教仁的信原文为：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10时45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穷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

赵秉钧

宋教仁的死，引起社会舆论大哗。袁世凯看起来十分着急，接连发电慰问，又几次责成江苏地方当局，悬重赏侦破此案。侦破过程中，有人举报，警察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赶到一家妓院，将主谋应夔丞（亦名应桂馨）抓获。应夔丞曾任国民党上海都督陈其美府中侦探。通过应夔丞的招供，又抓获了凶手武士英。武士英是一个失业军人，系原云南七十四标四营管带。主谋应夔丞交代幕后指使者为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洪述祖曾为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幕僚，曾经在采购军火时，侵吞公款被下狱。采购拿回扣，是当时的“潜规则”，并不能说明什么。民国之后，洪述祖以自己的干练和能力，成了内务总长赵秉钧的秘书。袁世凯对他也很信任，隆裕太后颁布的退位诏书，就是洪述祖草拟的。——看起来，这一回幕后的黑手似乎追到了北京政府，连原来的内务总长、现任代理国务总理的赵秉钧也逃不了干系。虽然没有充分证据显示此事为赵秉均指挥，但人们推测出，如果宋教仁回到北京，极可能取代赵秉钧担任总理，因此，赵秉钧参与谋杀的理由最充分，况且他本来就是特务和警察出身，习惯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案情发展到这一步，种种迹象显示，袁世凯也脱不了干系了。

几天后，在日本的孙中山赶到上海，在黄兴寓所召开紧急会议。极端愤怒的情绪下，孙中山提议抛开法律程序，联合日本，举兵讨伐袁世凯政府。陈其美和戴季陶也拥护孙中山的主张。虽然黄兴极度悲愤，但还是理智地认为，民国已建，应冷静采取法律途径处理此案，努力克制事端。况且此时南方武力已不足以言战，如果发难，则大局混乱，局面不可收拾。黄兴提出，既然袁世凯和赵秉钧已经表态，提议组成一个公正独立的法庭来调查此事，那么，一切都有待法律的定夺。在鼓动不力的情况下，孙中山只好听从黄兴的意见，暂时放弃了战争。

宋教仁被杀后，孙中山由日回国，与黄兴等在上海召开会议，商讨应付时局办法

“宋教仁案”在随后的调查中，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首先，宋教仁被刺杀时，情景令人费解，一个北上即将组阁的中国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身边一个卫士都没有；而且，凶杀案发时，车站警察也不见踪影，凶手仅凭一把手枪行刺后就能从容逃逸。人们无法想象，这事发生在上海这个国民党的地盘上。其次，凶手武士英被捕后，忽然暴毙狱中；已抓捕的直接主谋应夔丞在数月后，竟然越狱逃之夭夭；最后只剩下了被供出的主谋，原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洪述祖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承认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做的，他辩解说：之所以策划杀宋教仁，是“满怀报国之情”，是为了揭露宋教仁，“使世人认清这位革命领袖的真面目”，一切与他人无关。一番调查之后，没有一项确凿证据能证明洪述祖所做，是赵秉钧或者是袁世凯暗中指使。即使是在应夔丞处查到的与赵秉钧的通电和信件，也是围绕取缔共进会和秘密结社的主旨，不能直接推论赵秉钧参与指挥刺杀宋教仁一事。上海地方检察院曾几次通过北京地方检察院传赵秉钧来上海对质，赵秉钧都以走不开为托词推脱。虽然案件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但社会上的舆论已明显对赵秉钧和袁世凯不利。赵秉钧和袁世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3月30日，国民党本部在北京召开宋教仁追悼大会，一千多人参加了追悼会。赵秉钧特派亲信王治馨为代表参加。悲恸的国民党人看见赵秉钧的代表，群情激愤，纷纷指责宋案为赵秉钧所为，要求赵秉钧到会说明情况。王治馨情急之下，大声辩白说：“洪述祖虽然是内务部秘书，但他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与赵总理无关，总理对此毫无预闻。我这里有洪述祖与应夔丞的来往电文，请主持会议的吴景濂先生查收。现在有人要杀宋先生，但绝不是赵总理！赵总理不能对此事负责，此责自有人负！”王治馨的说法显然意有所指。这一事件被登到报纸上后，又引起了一番新的骚动。

4月3日，赵秉钧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了一段谈话，说：“我和宋教仁，一任内务总长，一任农林总长，以同僚而为至友，他住在西直门外的农事试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来不及出城，他总住到我家中，我们感情甚洽，无话不谈，他离北京南下时，欠了五千余元的债，都是我替他还的。”赵秉钧的这段自白，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为了避免更大的纷争，不久，赵秉钧称病，向袁世凯递交了辞呈，住进了一家法国医院。袁世凯解除了赵秉钧的总理职务，安排他离开北京去天津就任直隶都督。一段时间之后，赵秉钧突然暴毙而亡。虽然社会上传闻说袁世凯在给赵秉钧送去的新疆葡萄里注射了剧毒，从而杀了赵秉钧，但袁世凯在赵秉钧逝世后的沉痛态度，又使很多人对这种说法半信半疑。毕竟，赵秉钧得罪人太多，即使是被杀，谁杀他都有可能。赵秉钧的死，使得“宋教仁案”更成了人们注目的“惊天大案”。有人推测，袁世凯极可能就是幕后的元凶；另一些人则不以为然，认为以袁世凯自身强大的实力、难以撼动的地位和声望，以及做事从不鲁莽的风格，根本不会出此下策暗杀宋教仁。毕竟，宋教仁在当时并没有对袁世凯造成直接威胁，袁世凯犯不着为此丢弃形象和声望。还有一些人对事件持无所谓态度，因为当时社会民主并没有形成风气，皇权和专制的思想仍在，在他们看来，如果总统要杀一两个“臣子”，不管方式如何，不值得大惊小怪。由于没有确凿证据，特别法庭迟迟无法判决，巨大的问号一直高悬，人们拭目以待事情的真实面目。

袁世凯善后借款债券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开幕。中心议题是开始制定宪法，并且以宪法之规定选举正式大总统，建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由于会议程序不明，绝大多数议员角色定位不明，对职责和权力一无所知，对民主政治不明事理，会议一如既往地胡乱争吵，甚至大打出手。袁世凯一如既往地摇头叹息。不过国会开幕的当天即有好消息传来：巴西承认了中华民国，这是世界上最早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袁世凯心花怒放，毕竟，这是一个好兆头，相比去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无人承认，显然进了一大步。

很快，新成立的国会发现了袁世凯有一件大事在瞒天过海，那就是，袁世凯正在操作一项“善后大借款”——以政府的盐税作担保，与五国银行签订了一笔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借款本来是与六国银行签订的，但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那些将被接受的条款过于苛刻，对中国主权是严重的伤害，因而加以拒绝。袁世凯之所以以如此苛刻的条件借款，并不向国会报告此事，也实属无奈——如果向国会报告的话，借款根本就办不成。当年在唐绍仪手上，正因为向国会报告此事，遭致一片反对，六国银行也取消了借款。这个借款，正是去年借款不成的延续，是袁世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历经两年之久的谈判才争取到的。如果这笔借款到位，最起码，政府可以正常运转了。

美国总统威尔逊

善后大借款的消息传出之后，国民党人哗然，在他们看来，袁世凯的这一举动，公然违背宪法，是对国会权威的挑战。国民党人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黄兴通电，公开反对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孙中山则向五国银行写信，要求拒发借款。国民党参众两院的议员，纷纷表达对袁世凯的不满，要求以蔑视国会罪的名义，弹劾袁世凯，并向银团和报界声明，借款未经国会同意为无效。善后大借款的风波越闹越大，不过让袁世凯感到庆幸的是，五国银行不顾国民党的反对，很快预付给民国政府二百万英镑。

尽管善后大借款的事情引起了轩然大波，但西方列强不顾反对，仍对袁世凯政府鼎力支持：5月2日，美国和墨西哥承认袁世凯政府；5月3日，古巴承认了袁世凯政府。英、法、意等老牌强国向袁世凯表态，等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后，也将给予承认。这等于给袁世凯服用了定心丸。有了国际力量的支持，袁世凯的胆子更壮了。不过善后大借款的事继续成为纷争的借口，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5月5日，湖南都督谭延、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联名反对袁世凯大借款。同一天，国会参、众两院否决了袁世凯的借款议案。到了5月中旬，一件更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由一些国民党激进分子组织的“血光团”准备刺杀袁世凯的行动在京被破获，案件显示，黄兴跟这个组织有着密切关联。情急之下，袁世凯气急败坏地发表公开谈话，痛斥孙中山与黄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同盟会诚非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袁世凯似乎忍无可忍了，在他看来，中国独特的国情之下，这种扯皮的民主共和制度根本就办不成事，也无法让国家迅速强大。袁世凯铁定心思要施展一贯的铁腕作风了。

这时候的袁世凯，已经意识到党派和国会力量的重要了。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以立宪派人士为主的民主、共和、统一三党进行了合并，成立进步党，理事长为黎元洪，理事为梁启超、汤化龙、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等。进步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跟国民党相抗衡，在国会中抱团支持袁世凯。针对国民党控制的五省都督的联名反对，袁世凯也不示弱，以中央名义，下令免去李烈钧的江西都督之职，调京听候任用，以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广东都督胡汉民调任西藏宣抚使，以陈炯明为广东都督；安徽都督柏文蔚调任陕甘筹边使，任命孙多森为安徽民政长兼安徽都督。

袁世凯对五省的铁腕政策，自然激起五省都督的反抗。7月，李烈钧在孙中山的一再催促下，宣布独立；黄兴也在南京成立讨袁军；接着，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先后宣布独立。国民党人宣称的“二次革命”正式爆发。

在江西湖口发动起义的李烈钧

实事求是地说，“二次革命”并没有赢得广泛社会力量的支持，当时的各阶层，对于各党派之间的纷争，已表现出没有太大兴趣。多年以来封建正统的观念，使得普通民众更愿意寄希望在当朝的袁世凯以及中华民国身上。所以，尽管“二次革命”看起来声势浩大，但除了江西、江苏两地具有一些军事力量之外，其余地方，只不过是虚张声势。“二次革命”的爆发，也使“宋教仁被刺案”不了了之：特别法庭很快解散，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移，渐渐地把这件事淡忘了。袁世凯终于松了一口气，算是从这一事件中缓过神来，重新赢回了主动权。

袁世凯很快利用他的军事优势，在江西战场，水陆并进，一鼓作气攻下九江、湖口；在南京战场，冯国璋以张勋部为前锋，势如破竹，很快攻下南京。袁世凯大获全胜。轰动一时的讨袁军，不及两月便全线溃败。无奈何之下，孙中山、黄兴败走日本。不久，袁世凯又平定了豫皖鄂陕交界处的白朗起义。

黄兴马上英姿

轻松地取得了对南方革命党的胜利，袁世凯深感得意。正是这一场胜利，给了袁世凯信心，让袁世凯认识到革命党的真实实力，那些革命党，也不过如此嘛！此后，袁世凯乘着军事上的胜利，乘胜追击，开始对各地方势力进行“削藩”，基本上实现了对南方的统一：袁世凯先后以不同的借口解除了湖南谭延、浙江朱瑞、云南蔡锷、广西岑春煊的兵权；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袁世凯以汤芗铭督湘，李纯督赣，倪嗣冲督皖，冯国璋督苏；在东南，任命云南的龙济光出任广东都督；又将黎元洪调至京城，以北洋将领段芝贵任湖北都督。其他的地方“诸侯”们，像徐州的张勋、山西的阎锡山、奉天的张作霖等，在袁世凯的恩威并施之下，也变得战战兢兢、小心谨慎。袁世凯在操作这一切时，显得游刃有余，驾轻就熟。在这个过程当中，袁世凯总算找到了一点当年的感觉。小心翼翼地当了两年多的共和总统，袁世凯一直感到憋屈无比，就如民谚中所说的“虎落平川”。现在，乘着军事上的高歌猛进，袁世凯终于感到心花怒放，可以一释胸怀了。袁世凯毕竟是一个旧制度之人，一旦能够大权在握，充分地运用谋略应对各种各样的事务时，他就会乐在其中不知疲倦。这样，到了1914年，袁世凯已基本将全国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强权政治已初露端倪。

袁世凯以摧枯拉朽的方式轻而易举地平定了“二次革命”，不仅赢得了国内一片叫好之声，也赢得了英、美等西方列强的赞许。英国报章在评价这一事件时，把这一事件定性为“决定中国是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来统治，还是各省各自为政”，《泰晤士报》的社论赞誉袁世凯“是能使中国免于土崩瓦解的唯一人物”。美国《纽约时报》也在社论中认为：那些举兵反袁的人，“与其说是人民对北京政府的不满的起义，不如说是失意政客、干禄之徒要自行上台的一种努力”，并预言“内战不可能持续很久，其结果是，袁世凯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地位将更加巩固。这是世人应当引以为幸的事”。可以说，经过这一次洗礼，袁世凯的威信在国内外得到了有效提升。

第十四章　英才，还是枭雄？

回顾袁世凯1913年前后的表现，应该说，“二次革命”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如果说“二次革命”前，袁世凯还在立宪与共和之间犹豫不决的话，那么，“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便一步一步地显示他的“司马昭之心”，决意施展铁腕与专制。

“二次革命”尽管很快得到平息，但却引起了全国震惊，在很多人看来，自清康熙之后，中国就没有发生过地方大员起兵造反的事情，现在民国初立，共和刚兴，就有国家分裂的内战爆发。人们自然而然地把这一切，归罪于“舶来品”共和体制。同时，对于袁世凯来说，轻而易举地挫败“二次革命”，让这个强人收获了巨大的信心，也使他的“使命感”空前膨胀。这个时候，袁世凯已明显地表现出对西方共和制以及民主议会道路不认同了。在袁世凯看来，这种以欧美为师的民主共和政体的实验，明显地不适合中国的土壤。袁世凯决意重拾权威，建立强权，以保证中国进入发展经济的正常轨道。而他的想法，就是建立一个大权在握的中央集权的“总统制”，这个总统制，甚至比美国总统制的权力更大更集中。

民国三年发行的银币（袁大头）

如果说最初的《临时约法》还有着过分限制袁世凯权力的动机，那么，913年之后的袁世凯，明显地，就是矫枉过正回归老路了。这个专制政体下培养出的新旧参半的人物，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他守旧的一面：他还是决定走传统的“内圣外王”之路，希望以自己的挺身而出，通过传统的专制方式，控制住这个国家的走向。正是出于这种初衷，袁世凯不断地跟内阁，跟革命党，跟清廷的残余势力，跟任何一种势力全力掰着手腕。

1913 年2月，光绪皇帝的遗孀，两年前在袁世凯的劝说下同意退位的隆裕皇太后出人意料地死了。她的死，引发了社会上很多人对她个人的同情，也引发了一些人对一个逝去朝代的怀念。袁世凯在得到隆裕皇太后的死讯后，臂缠黑纱，下令将已故皇太后的灵柩在紫禁城的大殿里停厝三天，举国志哀，万民同吊。袁世凯想用这样的方式说明，所有的朝代都是有联系的，没有谁能够割裂历史。隆裕皇后的去世，使袁世凯的位置变得更加巩固，那个已逝去的朝代，又在光影中淡化了许多。

袁世凯发行的纸币

袁世凯上台之后，仍是延续了清末新政的路子，在政治和经济上，推出了一系列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的政策和法规，为自由市场经济奠定了法治框架。比如，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等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了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政府还在整顿金融秩序、深化金融改革、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上做了很多工作：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统一铸造了银币（袁大头），奠定了统一币制的基础；制定了银行和证券交易法规，各种证券和期货交易所开始在各地涌现；降低税收，简化开办厂矿的手续。制订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完善了市场机制，诸如《公司条例》、《公司注册暂行章程》、《奖励工艺暂行章程》、《商人通例》等等。这些政策实施一段时间后，很快获得了成效——几年后，很多大公司、大工厂应运而生，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创办实业的热潮，民族工商业迅速向前发展，发展速度也超过以前任何时期。据统计，到政府注册的工业公司，1912年为14家，1913年为25家，1914年增加到89家，到了1915年，则增加到102家。还有一些企业，因为当时注册制度尚不健全，未到政府注册，因此，当时的工业公司实际数目远远不止这些。1913年，袁世凯又签发了《保护华侨投资实业之通令》，规定凡各处侨民投资回国兴办实业者，应由各省行政长官通饬所属从优待遇，协力维持。大大刺激了华侨回国投资的热情。912年到1919年间，仅华侨回国投资企业就达1042家，后来民国的一批知名企业，如无锡荣氏兄弟、南通张謇所办的实业等，都是在这个时候创办并奠定基础的。统计数字表明，欧战前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较快，大战爆发后，发展速度更是很快。到了1914年和1915年，袁世凯政府竟然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并且略有盈余，“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这样的状态，在晚清乃至民国初年，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当然，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说，社会的进步，并不完全取决于上层建筑，人们的需求，以及社会自由度的扩张，本身就是动力。历史的走向不仅仅是皇帝、大臣、军阀、枭雄、权势者和革命者书写的，各个领域一直努力不辍的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从某种本质的意义来说，后者往往对历史的进步更具有积极作用。是他们，默默地为中国历史的进步起着积极推动作用。

清末时的上海滩

袁世凯还在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法治的建设方面，推行一系列措施，民法、刑法、民事刑事诉讼法，以及各种各样的经济方面的立法，颇具规模。1912年6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到两个月，即推行《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废除了大清刑律中过于残忍的肉刑、酷刑，对于社会上赌博、吸鸦片及其他一些损害秩序的行为，明确了自由刑和罚金刑。这对于维护良好的社会风气，有效杜绝歪风邪气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袁世凯政府还于1913年1月公布了《文官考试法》，有意为建立现代国家招揽和培养人才。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和财政学等七种为主科，为必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章约法五种为副科，应试者自择其一。此外，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袁世凯还积极推行军民分治，一再下令军警不得干预政治；公开宣称司法独立，把建立法治国家作为应该坚持的目标。

袁世凯自继任临时大总统，一直到1913年的10月以前，几乎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直是临时大总统。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华民国创立之初，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与当初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一样，只是地方代表的选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元首选举，在法律的完备性以及程序上，都有所缺失。因此，袁世凯在国内外局面相对稳定，自己威信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开始积极稳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了。这项事务的中心，就是要迅速地当选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只要当选为正式大总统，一些法令法规才能得到正式颁布，并且，也不会忌惮那些自以为是的议员了。出于这样的想法，平定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的中心工作就是：一面组建新政府，一面筹备提前进行大总统选举，力图以一个新政府的形象，争取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和支持，从而真正地掌握住这个国家。

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袁世凯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首先要召集国会成立大会，待国会正式成立之后，组织一个立宪委员会制定《宪法》。国会表决通过后，以《宪法》之规定，开始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的选举。袁世凯深知，按照目前国会的运作方式，制定宪法肯定是一个马拉松的过程，如果等到《宪法》通过，自己当总统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因此，1913年国会成立之后，袁世凯以正式政府不成立，对外得不到列强承认，对内处理事务不便为由，要求先选大总统，然后再讨论立宪法。这样的方式，在国际上也是有先例的。国会同意了袁世凯的要求，准备先推出宪法的一部分《大总统选举法》，然后，定于1913年10月6日进行正式大总统选举。

国务总理熊希龄

选举大总统之前，国会先通过了内阁人选：以进步党人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由名流梁启超、张謇、汪大燮等出任部长的号称“第一流内阁”宣告成立。具体成员为：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内务总长朱启钤，外交总长孙宝琦，交通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梁启超，教育总长汪大燮，农商总长张謇。

1913年10月4日，国会宪法会议公布了《大总统选举法》。10月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宣布开场——上午八时，众参两院七百五十九名议员，在军警的严密保护下进入会场；会场之外，有近千人自称“公民团”，自动维持院外秩序。第一次投票结果很快出来：得票最多者为袁世凯，得四百七十一票；其次为黎元洪，得一百五十四票；最少为孙文、伍廷芳，各得一票。因为没有达到法定投票人数的四分之三，又依法进行第二次投票，结果，仍没有人过四分之三票数。这当中，一些国民党激进派议员一直抱着抵制的态度，投票分散自在情理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选举只得依据《总统选举法》：当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复就第二次得票较多的二人决选，以得票投票人数过半者为当选。根据此项规定，袁世凯、黎元洪被确定为第三次决选候选人。投票结果，袁世凯得票超过投票人数七百五十九名的半数，当选为中华民国正式总统。

就任大总统的袁世凯

袁世凯当选总统的当天，英法德日俄等十三国宣布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次日，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

1913年10月10日，也就是中华民国第二个国庆之日，袁世凯在宏伟壮观的紫禁城太和殿，面对文武百官及各国驻华使节，宣誓就任总统。袁世凯身着大元帅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主张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将采取渐进，而不是急进的方式，以国家人民为重，未可作孤注之一掷，“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泽，尤不可使斫丧无余也！”号召全国人民精诚团结，集中精力，建设强大的中华。原先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是时的袁世凯政治顾问莫理循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就职演说。”当天，还举行了隆重的国庆庆典和盛大的阅兵式，袁世凯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北洋精锐部队精神抖擞地从天安门广场走过。这一天，袁世凯还向有功于中华民国的人员，分别授予了一、二、三级勋位；接见了外国驻京使团；举行盛大国庆宴会……活动一个接一个，结束时东方已破晓了。

袁世凯接见外宾

当上正式大总统之后，袁世凯开始重塑自己“政治强人”地位，向中央集权的总统制进军了。袁世凯的首要动作，就是对不利于自己的政治架构动手，在袁世凯眼中，这些互相扯皮和推诿的国会、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都是束缚自己手脚的桎梏，效率的低下，水平的参差，动机的不纯，使得袁世凯深感这种无序的民主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尤其让袁世凯感到头痛的，是政党和议会对事务的操纵，以及各省对中央政府的不尊重——在那些政党、议会、地方政府眼中，中央政府缺少权威，也没有权力，因而竭力不把中央政府当回事。袁世凯觉得最迫切的，就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来推进中国的改革，也保证中国不四分五裂。主意拿定之后，袁世凯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准备重拾自己的中央集权了。

平心而论，袁世凯重拾中央集权的举措，从加强统治的角度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能很快奏效的。在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尚不完全具备，在“官智”和“民智”尚未开启，也就是说，在社会大多数成员尚不明白自由、民主的权利和义务，不愿意也不能够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情形下，所谓的责任内阁、政党政治等形式只不过是徒具虚名。民主的背后，很容易被少数人操纵。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最高权力的多元化结构模式，固然有助于防止个人独裁，但在中国急需恢复秩序与稳定的时候，这种多元化的权力结构已将政府的权威抵消，并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甚至，有可能导致中国的分裂与灭亡。

如果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客观地来看，“二次革命”之后的袁世凯，仿佛置身一个十字路口，所面临的是艰难的选择——如果重拾集权的方式，虽然可能在短时间内初显成效，但从长远角度来说，这样的方式，无疑对于中国民主土壤的培育是一种致命的创伤；而如果选择继续扩大民主，又必须面对国内一段时间的混乱，甚至，这种混乱会持续很长时间，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坚持对于中国的进步，又是极具积极意义的。这样的两难选择，让袁世凯绞尽脑汁。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明显地就是一种悖论，根本就没有最佳选择。在无法获得完美结果的前提下，以袁世凯的知识背景和习惯，当然会孤注一掷地选择专制和独裁。袁世凯还是想以一种重回老路的方式，以短时间的集权，来换取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毕竟，在袁世凯看来，这个古老国度所缺少的，不是自由和民主，而是生存和有序。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只有牺牲民主和自由了。袁世凯最推崇的政治模式，还是如日本天皇、德国皇帝、俄国沙皇那样，既有无上权威，也能成功地推进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

很快，因为利益和认识上的分歧，袁世凯与议会的矛盾凸显。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袁世凯跟“代表民主”的国会掰手腕了。在此前后，袁世凯以一些同盟会议员与“二次革命”有联系为借口，逮捕、枪杀了四名同盟会议员，不过，由于同盟会议员基数大，以依法递补原则，同盟会议员依然居半数，袁世凯一时也奈何不得。袁世凯又向国会提出，组织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修改中华民国当初制定的《临时约法》，制定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很快，起草委员会成立了，并且在天坛合影留念。但让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宪法起草委员会完成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十一章一百一十三条，在对总统的限制和扩大国会权力方面，可谓有增无减，除了坚持责任内阁外，还准备特设“国会委员会”一章，意在国会闭会期间，对袁世凯的紧急命令、财政处分等，进行限制。

袁世凯在得知宪法草案内容后很不高兴，他一方面调集中外法律专家进行逐条研究，一方面向众议院提出增修原《临时约法》的咨文，要求增加大总统的权力，以利国家的运转。国会对袁世凯的要求置之不议。袁世凯恼羞成怒，通电各省地方军政长官，要求对宪法草案，明确表示政治态度。各省都督、民政长纷纷致电，表示要求解散同盟会，修改约法。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于1913年11月4日发布总统令，以同盟会发动“二次革命”为由，下令解散同盟会，收缴同盟会议员证书、徽章。这一命令是由国务总理熊希龄及全体国务员（各部总长）共同署名的。这样，同盟会共四百三十八人被剥夺议员资格。国会不能达到法定人数，已名存实亡。到了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干脆连装模作样的国会也不允许存在了——他与国务总理熊希龄共同署名，发布总统令解散国会，停止各议员职务，每人发给四百元路费饬令回籍。这样，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从成立到正式解散，只存在了九个月。国会解散之后，袁世凯又另起炉灶，下令组成政治会议暂行国会职能，由各省区、国务院、总统府三部分人组成，具体办法为：各省区各二人，国务总理派四人，各部各一人，总统府十人，计六十九人。袁世凯的代表中，有李鸿章的侄子前清云贵总督李经羲，民国元勋之一的蔡锷，颇有名气的法学专家杨度，以及梁敦彦、樊增祥、宝熙、赵惟熙、饶汉祥、马良、杨士琦等。一个政治上与总统保持一致的、中国式的“国会”正式诞生了。与此同时，袁世凯宣布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修订约法。3月24日，经修改过的《中华民国约法》十章六十八条终于出台。重要修改为：一、采用总统制，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二、取消参议院、众议院，立法以人民选举之议员组织立法院行之；三、取消国务院，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署国务卿一人赞助之；四、大总统经参议院同意，解散立法院；五、参议院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六、宪法经参议院审定后，由总统提交国民会议决定；七、国民会议由大总统召集并解散之；八、宪法由大总统公布之；等等。5月26日，袁世凯下令停止政治会议，成立御用的咨询兼代行立法机关参政院。

至此，原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加给袁世凯的一切羁绊，都被这位强有力的旧式官员挣脱了。在西方政体与旧式集权的争斗中，前者一败涂地，后者大获全胜。

《约法》公布的同时，袁世凯对中央政府机构进行了重大改组：一、取消国务院，改设政事堂，任命自己的老朋友徐世昌为国务卿。政事堂直接对总统负责，协助总统行使职权。国务卿仅对大总统负责。这样就解决了民国以来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权限争论，将权力更有效地掌握在总统手中。袁世凯又公布了各部部长名单：外交部长孙宝琦，内务部长朱启钤，财政部长周自齐，陆军部长段祺瑞，海军部长刘冠雄，交通部长梁敦彦，司法部长章宗祥，教育部长汤化龙，农商部长张謇。二、改总统府秘书厅为内史厅，内史厅的实际权力，比秘书厅要大很多。

参政院还通过了经修订的《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任期十年，连任不限；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三名，预先将其姓名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临选时取出，交选举会选举。这样的方式，看起来已没有现代民主政治的清新气息了，所有的一切，在不知不觉中，已飘浮着浓烈的陈腐气息。

收回行政大权的同时，袁世凯在军事方面也大权独揽：先是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约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大总统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全国陆海军。这样，袁世凯就成了这个办事处的法定首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的权力被削弱。为了进一步控制军队，袁世凯又以北洋军已显暮气为理由，在统帅办事处另行编练模范团，由大儿子袁克定亲自掌握，企图通过这种方法，仿效新建陆军的思路，重新栽培服从自己的军事骨干，陆续派到各支军队之中，以控制各地的武装。

1914年很快就到了，随着诸多绊脚石的除去，袁世凯大权在握，变得专横独断。很多人都有着相同看法，今日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看起来越来越像三国末年的曹孟德了，既拥兵自重，又大权独揽。一部分人开始担心，另一部分人则为袁世凯的初显强权叫好。

徐世昌

这一年，袁世凯还恢复了中断一段时间的天坛祭拜仪式以及官方的祭孔仪式。跟历史上所有集权者一样，袁世凯一直在寻找一套跟他的专制相匹配的意识形态。袁世凯不可能看得很远，他依旧是向后看，还是想通过重树孔孟之道的权威来恢复秩序。毕竟，“三纲六纪”的道德伦理让中国人驯服了几千年。当鬓角花白的袁世凯身着二千多年前的周朝礼服像模像样地祭天时，看起来怎么都有点滑稽的感觉。那些熟悉袁世凯的人突然意识到，这哪里是一个民国时期的大总统呢，这分明是一个前朝的旧式人物。袁世凯就像是从墓穴中爬出来的人物一样，周身散发出的，是浓重的腐朽气息。当年这个人身上的强悍与锐气，就如同他身上的青春气息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经过三年的苦心经营，袁世凯按照中央集权原则所做的一切已有了回报，一套高度集权的行政统治秩序已初显端倪。袁世凯东山再起后的权力独揽，以及他为加强中央集权所做的努力，《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作了系统分析：

袁世凯天坛祭天图

袁建立的独裁统治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军事上占领中国的广大地区，袁的军队以前被排斥到这些地区之外。战胜二次革命给他提供了这个机会。在打败了革命党人之后，袁得胜的机会不仅继续留了下来，而且还伸展到许多没有参加起义的省。最后，除六个省外，所有内地省份都这样被占领了，剩下的六省——大都在边远的南方，人口不到全国的四分之一——也受到胁迫，省的领导只得遵照袁的方案办事。而军事占领只不过是重新改组的总体计划的最初步骤。因此，第二阶段就要铲除辛亥革命以来盛行的省自治在行政上的表现形式。省里任命官吏的权力又回到了北京手中。前清不在本省当官的规矩——1912年实际上已被颠倒——又复活了，并逐渐得到了施行。这两项改变的影响是，地方官吏被大批解职。甚至在浙江，尽管它是北洋军没有进驻的六个内地省之一，并保留了先前的浙江籍的省首脑，但在独裁统治下，浙江籍的县知事的比重也显著地下降了。1914、1915年中国官方制度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从未被超过，直到1949年。在1913年末的一段时间里，内阁宣布的政策是，为完全撤销省经行政单位而努力。最后证明是不愿意走得那么远。但是在1914年春的一次重大的重新分派职责中，袁颁布条例，在削弱各省军方权力的情况下，加强各省巡按使的权力，头衔改变了；确立了有利于文职官员的地位先后次序；军方不再参与民政事务，包括收税和任命县知事。颁布这些条例，还不等于就达到了根本目的——恢复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军叛变以来已经降低了的、辛亥革命基本丧失了的文职官员在政治上的优势。例如，主要的北洋将领、南京的冯国璋就难以被限制在军营内。然而确曾试图这样做；他的作风受到了北京控制的约束，足以使他心怀不满。袁在全国范围内的势力网，开始时是用军事行动建立的，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转变为纯粹的文官政府。但独裁统治有计划地要朝那个方向行动。

这时候的局面是，袁世凯虽以强人的姿势登上最高权位的宝座，但他并没有确立上通下联、运作有序的政权架构。从总体上来说，对于袁世凯，所有的一切仍显得严峻无比。在这种百废待兴的无序之中，每一种利益集团，都想为自己争得最大利益，将问题弄得更加复杂化。而袁世凯全力推进他的中央集权时，不可避免地遇到方方面面强大的阻力。这些阻力来自于革命党，来自于手握重兵的地方总督，也来自于那些废除科举后断了生路无所事事的士子——那些各省的都督本来就不是依靠袁世凯攀上地方大员位置的，所以对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不仅不买账，相反还要求中央再扩大他们的权力，否则就进行抗议或从中作梗。而那些掷出了很多年光阴，最后却走投无路的旧式读书人，对于袁世凯，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当然，这当中还牵涉到袁世凯原先的老部属段祺瑞、冯国璋等，这些完全靠枪杆子起家的军阀们，当他们的权力遭到削弱时，完全可以想象他们的恨意和不快。与此同时，潜在的敌对因素还有无数在一旁看热闹，对于中国的哗变感到无所适从，只喜欢人云亦云或者随意起哄的人，他们也怀着天生的恶作剧心理，等待着一场活报剧的上演。

段祺瑞

看起来不可一世的强人袁世凯，就像一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泥菩萨一样，四周皆是风生水起。所有转型时期的矛盾就这样潜伏着，觊觎着，它们蠢蠢欲动，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出洞，就会宣泄和放大。它们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也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机会。

第十五章　公心，还是私利？

如果心平气和地回顾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过程，研究其产生、出笼、哗变，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所做的一切，并不完全出于个人偶然的动机或者私心，这样的结果，是由当时还占据支配地位的封建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及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可以说，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一个不灭的皇帝梦。袁世凯也是如此。只不过就身居高位的袁世凯来说，皇帝的梦想指日可待，似乎只要愿意伸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既然如此唾手可得，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一个古老的封建国度，由皇权转入民主代议制度，这当中的过程，绝非只是废除一个皇帝，或者三五年数十年就可以改变的。它甚至要数百年的时间，才能慢慢消除习惯和影响。中华民国推翻了数千年的帝制，对于社会民众来说，当然大快人心。但同时，自然而然地，整个国家和社会也会遇到帝制沉没后的很多问题——中国运转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从政治实践和生活实践中慢慢形成的文化整体。在这个整体结构中，帝王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还有相应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以及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道德伦理、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系统。现在，皇帝垮台了，那种支离破碎的体系却有强大的惯性，依旧左右很多中国人的行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对于很多人来说，天子消失之后，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也仿佛乱了套似的。很快，人们变得不习惯了，不习惯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生活。人们感到困惑的是：以选举方式推举出的国家元首，总是缺少思想意识上的公认权威，让人不由自主地疑心政府的合法性。

经济的衰败，道德的沦丧，士子的失落，以及各种各样的危机所引起的人心浮动，在当时的情况下，可想而知。让普通民众感受最深的，是道德和秩序的混乱——民国政局的社会风气，比清末时更为败坏，儒学和道德变得松弛，人们在挣脱封建纲常礼教之后，变得无所适从，社会在短时间内处于一种失范状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秩序从来就比自由和权力更重要。众多没有安全感，对于这个时代感到困惑和失落的人，或哀怨，或抱屈，竞相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或者沉湎于对逝去时光的怀念。在他们看来，旧的皇帝被推翻了，新的权威建立不起来，普通国民如丧考妣，社会精英一筹莫展。新建的中华民国，更像是开张时挂出的一面空招牌，不仅店铺内什么都没变，而且社会秩序远远不如革命前平静、安宁。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很多人都涌动着一种渴望，那就是，中国急需建立新的权威，以稳定纷纭复杂的社会秩序。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回望昔日盛世为特征的复辟派应运而生了。袁世凯，这个曾经的激进和改良派，自然而然向后转，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复辟派目的很明确，就是在新秩序不稳定甚至濒临崩溃的时候，重新恢复旧秩序，以稳定社会。一开始，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复辟者，是试图从对道德的寻觅中复古的。面对纲常崩溃的局面，尊孔团体大量涌现，强烈的尊孔复古思潮开始反弹。这些民间组织试图以扶翼圣道为宗旨，力挽当时的道德颓势。袁世凯对于秩序的维护自然持赞同态度，他不仅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正式发布尊孔令，宣称孔子为“万世师表”，“放之四海而皆准”，还亲自参加了好几次祭孔仪式，以示支持。很快，由恢复孔孟之道为宗旨的活动开始延伸——以康有为、劳乃宣为首的孔会，转变成了拥清复辟派，他们开始活动，鼓吹还政于清，进行立宪。“复辟”提法一出，就激起了一些人的共鸣。但在复辟的对象上，人们表现得并不一样。恢复满族的皇权地位，显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所不愿意的。虽然大多数人对于拥护清廷不感兴趣，但对于帝制本身，依旧有很深的情结。人们都在激越地探讨重新立一个皇帝的可能性。慢慢地，这股潮流越来越大，整个社会一片呼唤帝制之声。人们都把民国之初社会动荡不安、道德沦丧、人心涣散等问题，归结为没有绝对权威的缘故。中国文化一直是习惯于向后看的，在现实的压力之下，人们不约而同地对于过去的时光进行集体缅怀了。

这时候的袁世凯，也从这种越来越泛滥的思潮中，找到了共鸣。袁世凯本来就一直对晚清到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松散局面感到不满，尤其是对共和制的办事拖沓、扯皮忍无可忍。在习惯于专制和集权的袁世凯看来，这种国体，在社会转型的节骨眼上，根本就无法凝聚人心，无法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形成推动力。并且，当时的状态是，各省名义上挥舞着共和制的旗号，但在暗地里，都不把新生的共和国当回事。在袁世凯看来，中央政府虽然号称中央，但南方各省各自为政，根本控制不了。除了外交一事外，其他诸如人权、财权、军权都由南方各省都督操纵，已很难控制，袁世凯一直不得过问，也不敢过问。先前闹革命的各省中，多数省都有凝聚力，足以防止北京在当地安插人员。仅在北方三省，即直隶、河南、山东，以及可以勉强算上的东北，袁才能够行使职权，安排人事。不仅如此，甚至连他一手培植起来的北洋旧部，自段祺瑞以下，也都羽翼丰满，不太听招呼了。一个类似历史上“藩镇”割据的局面粗具雏形。

让袁世凯最为头痛的，是共和国的经济受困于各省的各自为政：据财政部的报告，自民国元年到二年12月，各省实际交纳到中央的款项才260万元，而且，这些款项基本上还是北洋集团势力所及的几省所交纳的。不交纳款项，受惠最大的是地方，各省截留的税收、田赋，用于养兵养政，而吃亏最大的是中央。这同样也说明中央集权的必要。袁世凯当然把这一切归罪于共和制。基于这样的想法，袁世凯开始涌动恢复帝制的愿望。当然，袁世凯将自己的想法一直深埋，不让它露出一点头来，他担心的是帝制恢复所引起的震动。作为一个老辣的职业政客，袁世凯当然知道政治的游戏规则，一项改变的成功，非得天时、地利、人和不可。

杨度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中国一个强大的信号，大战期间，原先被压抑了的各种矛盾，仿佛点燃了导火线似的，变得疯狂起来。一些人开始对民国以来的政局进行反思，并公开发表政见。原先一直蠢蠢欲动的君主与民主之争，一下子成为热门问题。

拥袁世凯为帝，最开始，是由湖湘才子杨度奠定理论根基的。杨度曾拜湖湘大儒王运为师，后来东渡日本学习政法，一直主张君主立宪制度。在日本期间，孙中山曾经劝杨度参加革命，特立独行的杨度拒绝了。清末时袁世凯倡导立宪，一直视杨度为智囊，亲自题匾称杨度为“旷代逸才”。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确立民主共和，杨度一直持有异议。1915年4月，杨度完成论著《君宪救国论》，该文洋洋洒洒，长达两万多字，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论述君主立宪救国的理由，中篇论述总统制的缺漏，下篇批判清末民初的立宪。杨度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终归亡国而已。在杨度看来，共和国必须有很深的民主自由传统，一般意义上的共和国，经济强盛，军事实力相对较弱，比如美国和法国等；共和国的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往往导致政局不稳。至于君主立宪国家，一般都有服从和等级的传统；君主立宪的国家，一般来说军事实力比较强大，比如英国和德国。杨度还根据中国国民认识的现状出发，认为中国人多数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因此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

以杨度一知半解的理解，君主制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政局能够长期保持稳定。因为君主制不存在最高权力的更替，仅凭血统继承，这样就避免了因共和制所引起的变更纷争。很多国家因为共和制所产生的纷争，几年就会出现一次，此联彼抗，会引起全国性的动荡。如果加上有野心的外国乘机纵横于各派之间，挑拨离间，那么就会出现如此局面：一是各国瓜分中国；二是各国出兵代中国平乱，最后也是亡国。所以，杨度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实行君主立宪制是救亡图强的最佳方案。

应该说，杨度这篇论述君主立宪制的文章，既考虑到了中国国情，也考虑到了文化传统，并且列举了中国实行共和制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如果单纯从学理角度进行探讨，本来也无可厚非。但这篇文章在中国已经转入民主共和国体的情况下抛出，可以说是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引起了一片动荡。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具体实行什么国体，是否共和与立宪，与其说是理性的安排，是各国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所做的自我选择，还不如说是时势的产物。也许，在中国没有选择共和制之前，君主立宪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中国既然已经选择了共和的道路，那么，这个庞大的古国在负重前行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容易，也无法再掉头走回头路了。历史前行中的反复，很容易授人以柄，并引发混乱。这样的情况，就如同一辆负重前行的车辆一样，既然已经行驶了，而且提速了，又突然转向，那种巨大的离心力，是很容易导致翻车出事的。这种改弦更张所造成的巨大的后果，是杨度没有考虑到的。

古德诺（中）与中国官员合影

杨度完成这一篇鸿文之后，一方面呈送袁世凯，另一方面，又在军政各界中广为散发，继而又在报章上公开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和共鸣。袁世凯在读到杨度的这一篇文章之后，深有感触，一方面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一系列问题，让袁世凯大伤脑筋；另外一方面，是袁世凯一直有君主立宪的情结，对于这种国体相对亲切和熟悉。袁世凯最崇尚的，是德国的君主政治制度。在他看来，中国和德国在传统上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强调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集体利益至上，对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较少给予考虑。德国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迅速崛起，与它拥有强大专制力量的立宪政治制度有关。只有相对专制的制度，才能保证一个孱弱的国家排除各种各样的干扰，全身心地投入经济建设，迅速走向富强。

无独有偶，如果说杨度的观点代表一部分国人观点的话，那么，同样在这个夏天，美国人古德诺阐述的理论，似乎更能代表国际上一些人的看法，因而对袁世凯更具参考价值。1915年8月，袁世凯的宪政顾问、极富名望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应邀到中国考察一番后，根据考察成果写成《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发表在《亚细亚报》上。古德诺的这篇文章，从纯学理、法理出发，对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一一进行了评述。主要观点是：就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而言，并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分，关键在于是否适合本国国情，因为政治制度的决定，关键在于本国的历史沿脉和传统。古德诺所言，也是考察欧美各国的实际情形后得出的结论。在论及中国国体时，古德诺论证道，中国有数千年的帝制，大多数人民智识不高，也没有参政习惯。四年前中国由封建专制一举变为共和，显得太突然，跨越太大，因而很难有良好结果。古德诺认为，君主国体比共和政体更适合中国，这点不容怀疑。以中国历史、传统、经济状况及其与外国列强的关系状况，采取君主制比采取共和制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与杨度的看法一致，古德诺认为，君主制还可使中国政治趋于稳定，避免在总统继承问题上酿成祸乱，因为中国人不太懂民主，很难保证在民主政治的实施过程中不使用武力。如果这样，中国就会有分裂的危险。如果要保持国家独立，中国必须发展立宪政府。

与杨度、古德诺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中国政府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有贺长雄也写了一篇《新式国家三要件论》，认为一个新式国家必须具备三大要素：一是以民主规则运行的国会，二是司法独立，三是小学教育之发达。有贺长雄认为，中国目前尚不具备这三大要素，因此还是以“旧式”帝制为好。接着，有贺长雄又写了《日本立宪而强》一文，鼓吹日本之所以迅速富强，就是因为采取了君主立宪政体。言外之意就是，中国如果实行君主立宪，一定会很快强大起来。杨度、古德诺以及有贺长雄之流的鼓与呼，很让中国当时一批政要，尤其让遗老遗少以及旧式知识分子找到了共鸣。很多人从简单化概念化的理解出发，以为国体一变，只要中国出现皇帝，有新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很多社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这当中，最积极鼓吹和响应的，就是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袁克定这时候已从德国疗伤归来，一直向袁世凯大肆鼓吹德国的先进制度，包括君主制等等。袁克定鼓吹君主制，是有私心的，君主制为世袭，袁世凯如果当皇帝，直接的受益者，就是袁克定自己。

1915年8月，在袁克定的直接策动下，由杨度领衔，联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共同发起成立了“筹安会”，时称“六君子”。在这六个人当中，除了杨度是著名的“湖湘才子”之外，刘师培和严复是学术泰斗；孙毓筠、李燮和、胡瑛曾是同盟会的骨干，辛亥革命时都是冲锋陷阵的人物，曾经当过省都督。在他们当中，严复的思想较有代表性——在严复看来，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律，中国最好还是保留帝制，但应进行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寻找平衡点；况且，民智的浅深与君权的轻重一直成反比，在民智尚未真正开化的情况下，仓促实行西方民主，可能会引起社会的激变。个性怪戾的严复对袁世凯也有“一针见血”的评价，在严复看来，袁世凯充其量只是帝制时代一个能干的总督或者巡抚，如果要带领国家与列强相抗衡，则太缺乏科学和哲学知识，也太无世界眼光；但严复又认为，只有袁世凯才是当下中国唯一的强者，代表着秩序和集权，即使不能立即采取强国的措施，至少也能尽快结束让人疯狂的无政府状态，制止中国走向分裂。

“筹安会”在发表的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时，全国人民激于一时情感，仓促成立共和国体，没有人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以致很多“深知之士”明知其后患无穷，也“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宣言援引了拉丁美洲各国内战不止的事例，证明共和制的不切合实际。宣言同时表明，筹安会的宗旨，就是以学术团体，“筹一国之安”，“将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己见，以尽切磋之议”，希望“全国远识之士，惠然肯来，共相商榷”。

“筹安会”开始的宗旨是对帝制进行单纯的理论探索，但随着事态的进展，很快就发展成为帝制摇旗呐喊的组织了。筹安会在北京成立之后，又在各省成立了分部。随后，筹安会组织了会员进行国体投票，投票的结果自然是赞成帝制。接着，筹安会发出第二次宣言，准备组织各界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递交更改国体的请愿书。

恢复帝制浪潮就这样愈演愈烈。在这种形势下，参政院开会，研究处理公民请愿问题。政事堂左丞杨士琦代表袁世凯发表书面讲话，声称：“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然大总统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这种吞吞吐吐的表态，对于变更国体态度不明，似乎既是赞成又是反对。不过弦外之音显然很清楚，那就是如果全国人民硬要袁世凯做皇帝的话，他也会尊重和服从国民的意愿。

蔡锷签名

袁世凯的半推半就，明显地就是怂恿人们继续努力。人们看出了袁世凯的心思，争先恐后地开始“进谏”了。粤系首领、被调离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亲自领头发起和组织了“全国请愿联合会”，会长为沈云霈（梁士诒亲信），副会长为蒙古亲王那彦图以及袁世凯的表亲张镇芳。该组织很快成为帝制运动的指挥中心。局面已变得不可控制了，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纷纷成立团体，联名请愿——这当中有将军府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学界请愿团、教育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甚至还有乞丐请愿团与妓女请愿团。值得一提的，在将军府请愿团中，第一个在赞成帝制请愿书上签名的，就是后来第一个竖起反袁大旗的蔡锷将军……这团那团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敦请袁大总统顺从民意早日称帝，以恢复中国自古就有的君主制！

面对如火如荼的请愿浪潮，袁世凯很难保持冷静。最让袁世凯感到压力的，是各地将军和护军使的联合劝进文，在劝进书上签字的，都是各地手握重兵的将军。劝进文铮铮写道：“芝贵等实见中国国情，非毅然舍民主而改用君主不足以奠长久之治安，是以合词密恳元首，俯仰舆情，扶植正论，使国体早得根本解决，国基早定根本之地位。”在劝进书上签字的北洋及地方军人有：云南蔡锷、广东龙济光、奉天段芝贵、河南赵倜、山东靳云鹏、湖北王占元、安徽倪嗣冲、四川陈、江西李纯、云南唐继尧、陕西陆建章、甘肃张广建、湖南汤芗铭、浙江朱瑞、山西阎锡山、吉林孟恩远、黑龙江朱庆嗣、福建李厚基、绥远潘矩楹以及察哈尔张怀芝等。各地镇守使也不甘落后，也联合搞了一个《镇守使联合呈文》，文中更是肝脑涂地劝说袁世凯改变国体。

冯国璋

即使这个时候，袁世凯看起来尚未表现出对恢复帝制的迫切热情，他的态度一直摇摆暧昧，给人感觉他还是没有拿定主意。袁世凯还是担心国体的改变可能会给国家和国民带来巨大动荡。袁世凯对冯国璋等人说：“以事实论，民国总统既无异人任，且今日行总统责任制，权利无所不足，何故为此？”“即使改为君主，也未必比现在更好！且所谓君主者，不过为世袭……我对于我的儿子，即使是给他们一个排长的职务，也难以放心，怎么可以以天下之重任交给他们呢？而且自古以来，君主传不了几代之后，子孙往往遭受到不测之祸，我何苦要把这样危险的事情加于我的子孙呢！”袁世凯的这些谈话，虽然有虚伪的成分，但他绝不是一个愚蠢的笨蛋，当然知道当皇帝的风险。如果以巨大的风险作代价，仅仅换取一个皇帝的名头，这对于一个年届花甲、子孙绕膝的老人来说，是很难下得了决心的。

庞杂的帝制浪潮中，只有极少数人发出不同声音。这当中最为坚决的，就是梁启超。梁启超在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时，就跟袁世凯有接触了，当时的清廷洋顾问李提摩太从日本来中国，梁启超还让李提摩太带了自己的近作给袁世凯。袁世凯很快投桃报李，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让袁世凯复出担任总理大臣，袁世凯任命梁启超为法部副大臣。梁启超虽没就任，但对袁世凯心存感激，双方也一笑泯恩仇。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盛邀梁启超回国。梁启超回国后先后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约法会议议员等。袁世凯为加强中央集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大都也得到了梁启超理论和实际的支持。此后，梁启超虽然没跟袁世凯唱反调，但对袁世凯的越来越专制，也表示出警惕。袁世凯试图改变国体，梁启超是不赞成的。帝制运动高潮之时，梁启超写下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梁启超表示，国体的问题，不是自由的选择，而是历史的结果，既然中国已经走上共和，那么，也就不宜人为地改变；如果进行人为改变的话，那么，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动荡，遭到历史的唾弃。

应该说，梁启超的眼光是相当独到的，他对中国国体的看法，与其他诸多观点一样，相当清醒，具有强烈的思辨精神。但梁启超的这点看法，在众人皆睡的情况下，如星光溅出，早已被周围的黑暗淹没。

与梁启超持相同看法的还有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袁克文是一个才子，也是一个名士，这个享乐主义者一向对政治若即若离，但对底层状况和知识界比较了解。帝制活动甚嚣尘上时，袁克文写了一首诗，讽谏袁世凯不要去做政治冒险，诗云：

乍着微绵强自胜，荒台古槛一凭陵。

波翻太液心无住，云起苍崖梦欲腾。

几向远林闻怨笛，独临虚室转明灯。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世凯帝制运动中，最重要，也是心思最复杂的群体，就数段祺瑞、冯国璋等手握重兵的北洋军人了。虽然袁世凯对这些手下大将一直很倚重，也有很深的私人情缘，但段祺瑞和冯国璋知道，袁世凯一旦称帝，皇位世袭，他们的“总统梦”便会随之破灭，就得终生俯首称臣。从内心当中，这些老部下也是有抵触的。并且，袁世凯自当政后，一直强调“军人不得干涉政治”，要求各省的都督只管军事，各省又另设一个民政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这样的方式，也让军人出身的段祺瑞和冯国璋很不感冒。冯国璋因跟袁克定关系一直不睦，对袁世凯的称帝更是心有忌讳。冯国璋在梁士诒等人的联名劝进之下，一直不表态，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而段祺瑞呢，袁世凯取消国务院改设政事堂，任命徐世昌当国务卿，段祺瑞心中大为不快；袁世凯设立统率办事处，回收军权，段祺瑞就更不开心了。此番袁世凯想当皇帝，更让人难以接受，段祺瑞干脆向袁世凯称病，去西山疗养。

如果说袁世凯称帝是一场大戏正在上演的话，那么，全社会的人，都自发参与进来了。起先是围观，然后，一个个不甘寂寞，跃跃欲试想登台表演。他们一边声讨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一边赞颂自己数千年的君主制，武断地把当今社会的一切不妥之处，都归结于没有皇帝的缘故；异口同声地强调如果一日无君，必定国将不国、纲常不再、四分五裂……歪嘴和尚念歪经的事情变得层出不穷：在京城，警视厅通知全市卖元宵的人，改“元宵”为“汤圆”，并在店铺前书写“汤圆”二字，以便利市民叫买。这当中的原因是警视厅自觉接受“社会贤达”的意见，认为“元宵”音同“袁消”，于袁世凯不吉。有人为此撰写打油诗谓：

偏多忌讳触新朝，良夜金吾出禁条。

放火点灯都不管，街头莫唱卖元宵。

袁世凯的老家项城也传来消息，父亲袁保中墓旁，已长出了一条长达一丈多、形似龙形的紫藤。颇信风水的袁世凯听后半信半疑，悄悄派袁克定回乡察看。袁克定到达项城后，写了一封信告知袁世凯：“藤滋长甚速，已粗逾儿臂，且色鲜如血，或天命攸归，此瑞验耶！”……除了这件事外，各种祥瑞现象出现的消息也纷纷传到袁世凯耳中。京城的一位天文学家呈文给袁世凯，说他夜观天象，发现一颗大星高照，呈帝王之相，经勘测研究，大星高照之地正是河南项城。现在帝星正向北移，不久将达北京上空，照临袁大总统的皇帝宝座……那些居于中南海的家仆们，也不断地为本已浓烈的帝王氛围“增光添彩”——有一天，茶童送茶给袁世凯，袁世凯正在睡觉。茶童一不留神，将手中的上等碧玉杯打碎，这只杯子，是朝鲜国王当年送给袁世凯的。袁世凯惊醒后，茶童怕怪罪，慌忙说刚才看见睡在床上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全身闪闪发光的大金龙。茶童这样一说，袁世凯自己也变得迷糊了。其他仆人也捕风捉影，说深宅大院深夜常有游龙掠过，又编出很多故事和征兆。还有一次，袁世凯正准备睡觉，忽然听见院内人声嘈杂，一个侍从满头大汗、惊慌失措地跑来——原来，在居仁堂旁边，竟然出现了一条大蛇。袁世凯忙赶过去，果然看到一条大赤蛇，通体呈深红色，正伏在假山的角落里。待袁世凯走近，那条大蛇还朝袁世凯点点头，然后顺着假山慢慢游走，钻入洞穴之中。后来有人认为这条蛇是袁克定等一帮人故意隐匿的，以骗取袁世凯相信天命。也可能，这一条蛇还真的让袁世凯动了心。毕竟，那个时代的中国官员们，因为知识结构的原因，很少有不迷信的。

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在私利与幻想中，内心已不堪重负，方寸有点乱了。袁世凯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做事方法也越来越奇怪，尤其对于相命、风水、堪舆之类的东西更加迷信。当选大总统后，袁世凯特意请了一位“青鸟大师”，对即将入住的中南海一卜吉凶。这位风水大师装模作样地一番测试之后，认为中南海居震、离两方，而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乃帝王之所，有百利而无一害。袁世凯听后大喜过望，于是在“青鸟大师”的指点下，选了个“黄道吉日”搬进了中南海。除此之外，袁世凯还找了一位郭姓堪舆家，专程到河南项城去观察袁氏祖坟的风水。郭某看了十处墓地后，认为第七冢袁世凯母亲的墓最不同凡响，他说：“此坟外形，来脉雄长，经九迭而结穴，每迭上加冕，应九五之象，左右边送护卫，罗列诸侯，直帝王肇陵之形势。”袁家人听后，皆兴奋不已。郭某回到京城后，袁世凯问“东兴之运”有多少年，郭某心里没底，不知如何回答，忽然想起了“八卦”与“阴阳二气”，乃应声说：“八二之数。”袁世凯问：“是八百二十年，还是八十二年？”郭某故弄玄虚，只强调：“八二之数，天机不可泄露。”袁世凯于是自言自语说：“就算是八十二年，已历三代，我也满足了。”

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郭某的预言验证了，不是八百二十年，也不是八十二年，而只是八十三天！

袁世凯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危险的边缘，就像一只飞蛾朝着火光在飞舞，越飞越急躁，越走越愚蠢。后来，袁世凯回想起当初的决判，一直觉得恍惚莫名。自己在群魔乱舞之中，怎么就突然失去主意了呢？原先袁世凯的果敢、坚定甚至铁血的品质，仿佛突然被一阵风刮走，留给他的，只有软弱、优柔寡断、患得患失以及听之任之了。这一切，还是因为私利吧？！一个人的心房被私欲充塞之时，他的大脑肯定会凝固，政治智慧也荡然无存。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做出愚不可及的举动，就不足为奇了。

各种势力就是如此心怀鬼胎，簇拥着袁世凯，一起走向帝制的祭坛。在帝制风潮中，还有一个插曲，这个插曲，是后来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披露的：袁世凯当时最把握不住的，是日本的态度。因此，每天都要看亲日报纸《顺天时报》披露的有关信息。袁克定为了说服袁世凯称帝，暗地里纠合一班人马，生产了一个假版的《顺天时报》。假版《顺天时报》不断向袁世凯透露日本赞同中国恢复帝制的消息。有一次，袁静雪无意之中发现袁克定的阴谋后，便和袁克文商议，决定向袁世凯报告。袁世凯得知后，气急败坏，把袁克定狠狠地鞭打了一顿。但这时候，袁世凯已同意恢复帝制，骑虎难下了。

9月下旬，请愿联合会发动第三次请愿，要求代行立法机关参政院，迅速召集国民会议，公决国体问题。与此同时，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有贺长雄从日本返回北京，捎回了日本首相大隈支持中国帝制的口信。日本的表态，让袁世凯彻底放松了警惕。这个时候，袁世凯已跃跃欲试，满腹心思都是想做皇帝了。

到了1915年10月，鼓噪、拥戴、劝进、支持、怂恿的民意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强大的社会压力，已经让袁世凯感觉到，如果再不恢复帝制的话，就会有悖民意，甚至会被民意抛弃。袁世凯还是觉得有点不放心，10月2日，袁世凯再一次单独约见了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两人又一次就改国体之事进行了会谈。庚子赔款之后，中国政坛每一次重大政治决策或者人事安排，事先总要有意无意地聆听列强们的意见。袁世凯也是如此。袁世凯之所以专门约见朱尔典，除了因为英国是当时最大的列强之一，在中国事务中最多话语权之外，还因为英国对于自己一项支持和看好；并且，英国公使朱尔典跟袁世凯一直是好朋友，二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追溯到在朝鲜期间，袁世凯出使朝鲜时，朱尔典也是英国驻朝公使。在朝鲜时，两人私交就一直不错。甲午战争期间，就是朱尔典帮助袁世凯登上英国船只逃回国内。朱尔典就任驻华公使后，对老朋友一直鼎力支持。慈禧逝世之后，载沣企图除掉袁世凯，朱尔典就出面警告清廷不要对袁世凯轻举妄动。在此之后，无论袁世凯是复出，还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朱尔典一直持积极支持态度。

有必要将袁世凯与朱尔典的对话译成白话，供阅读和判断：

袁、朱见面寒暄一番后，朱尔典问：君主立宪问题实行之日，应该不远了吧？

袁世凯回答：近两天以来，各省将军、巡按使，以及文武行政各官，有的当面来说，有的发来电报，都说非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维持大局。这几个月以来，各省商会、民团也纷纷来电，主张立宪。甚至一些年轻军官、革命伟人，也提倡以强力解决。一些所谓的有经验的政治家，也以为当初的强行共和，不是永久之计，所以出现了现在的局面。全国赞成君主立宪的人，都主张急速进行。我也费尽心力，以对付各方面的要求，让他们不必多事。然而这些人主意坚决，我如果强行制止他们，也可能会出事。所以一直想把这个问题来听听民意，看看有什么好办法。如果全国仍旧拥戴共和，那么依旧办事。如果决定君主立宪，那么，我担心的是，现在也不是非常好的时机。

朱尔典说：如果国中无内乱，那么随时可以实行。此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英国对于此事，极为欢迎。因为中国现时政府，是一人之政府，权系于大总统一身。大总统即时离任，如果没有好的继承人，中国大局不堪设想。像这样的局面，怎么能长久？现在中国的共和制度，是世界其他国家所没有，既非共和，又非专制，又非君主立宪，这一种特别政体，是很难长时间维持的。如果早日议定君主立宪政体，则跟中国人民的思想习惯，丝毫不悖。所以三年前，在英国的中国研究会，有秘密文件递交给英国外交部，请英国设法巩固中国政体，以防止中国混乱，以保护英国旅华人民的性命和财产。这一个秘密要件文稿，曾由英外交部使馆存档，随时研究。今天中国讨论君主立宪问题，正合驻英中国研究会之意，所以，英国不但欢迎，且绝无反对之意。又不但英国欢迎，凡英国联盟诸国，也没有损害中国的意思。

袁世凯说：不知日本有什么举动？中国内地治安，已得各将军、巡按使切实担任。……所以我认为在内部没有问题，但在外部，不可以不搞清楚。

朱尔典说：没有听说日本有半点反对之意，或者想乘机获取利益，或者有损害中国之阴谋。

袁世凯说：大隈伯对我驻日陆公使说，关于君主立宪之事，请袁大总统放心去做，日本很愿意帮助一切。从这一点来说，即使是出于面子上，日本看起来大概也没有什么企图了。

朱尔典说：大隈这样说，是想表达他的美意啊。

袁世凯说：我在被授正式大总统时，曾经发誓维持共和政体，若变为君主立宪，会不会让人觉得失信于天下？

朱尔典说：国民议决共和政体，选举你为大总统，你当然要发誓维持共和政体。如果国民又议决君主立宪政体，恭举大总统为新帝国之大皇帝，则又是本国民的意思，发誓维持君主立宪之政体，这也是顺应民意，于信用毫无损失。

袁世凯说：如长时期实行共和政体，那我将来满任时，可以休息养老。如果改为君主，则责任太重，非我一人所能为也。

朱尔典说：你推辞的原因，不是因为责任太重，可能是不肯放松现在的权力吧。我看现在的各国，不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不如现在你的权力大且重。英国皇帝的权力就不说了，即使是德国皇帝、日本皇帝、美国大总统的权力，都没有你的权力大。你如果能放弃现有之责任而推行君主立宪之政体，以救中国，如果仍实行共和制，那么将来退休之后，实际上还是要劳累的。如果你实行君主立宪，那么现在的权力，可以分于各部行政长官，而你却可以不时休息休息，做事也变得从容多了。……

袁世凯说：如果推行君主立宪，必须另请宣统皇帝才可以。

朱尔典说：再选满人为皇帝，各国必不承认。如果大总统你肯顺民意担此责任，英国必大欢迎。因大总统的名誉，在英国十分受欢迎。……

袁世凯说：此次君主立宪问题，风声一起之后，竟像当年的义和拳和革命一样，势不可当。所以这个问题必须移归各省被选人员议决方合正轨。如果取决于武力，则跟民意相违背了。如果使用武力的话，我必然以武力来对付它。

朱尔典说：取决民意，才是正当办法。对于各国的信用，必有加无减。哪怕只是稍稍涉及武力，以势相逼的话，也会损害政府和你的信用。……

朱尔典说：……至于各国承认这个环节，可不必另派专使，即以驻京各公使为庆贺专使。这个方式简单便利，没有丝毫难处。推行君主立宪的政体，是中国不能逃避之举，也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初中国人热衷于共和、非共和不可，那是推翻清廷的得力口号。当时你以为君主立宪比较接近于中国百姓的理想和习惯，我与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也主张君主立宪，前驻京的美国大使柔克义，也屡次这样说。南北讨论之时，唐绍仪出于一时之感动，没有觉察到国家万年之计，主张共和，不可以说不是失策啊。我与大总统你有三十多年的交情，没有一天不盼望着中国富强，将来大总统为新帝国大皇帝，即使我们有私交，除了召见，离三丈远，行三鞠躬外，不敢来府与你谈话。从这一点上看，我也失去很多啊。今日我说得很直接，请大总统不要见怪。

袁世凯说：公使你直言相告，我非常感谢。我以为，无论国体如何解决，礼不可太繁。那种跪拜之礼，以及凡有碍于上情下达的礼节，都是可以废除的。

国力最强大的英国支持自己称帝，最阴险也最具威胁的日本同样暂停了反对，那么，此时，就是称帝并且实行君主立宪的最好时机了。10月6日，参政院根据各省代表请愿书八十三件，咨文袁世凯，决定以原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组成国民大会，以决定国体。两天后，袁世凯正式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规定：各省各行政区域之代表人数，以其所辖现设所治之数为额，内外蒙古为32人，西藏12人，青海4人，回部4人，满蒙汉八旗24人，全国商会及华侨60人，有勋劳于国家者30人，硕学通儒20人。一般代表由各县选举会选举产生，进行初、复两次选举；特别代表由国民会议中央特别会议单选产生。选出代表后，依法投票决定国体。组织法则照例是官样文章，仅是一块遮羞布而已，袁世凯的态度既然明朗了，那些习惯溜须拍马的地方官们，自然会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各地选举完全是在帝制派和地方官僚的严密控制下进行的，可信程度可想而知。这样的选举，所到之处，就像一场活报剧的上演一样。至11月20日，全国投票一律完成。12月11日，参政院开会，汇总票数，各省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全部投了君主立宪的赞成票，且众口一词：“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当大会秘书长林长民公布选举结果后，会场起立，雷鸣般三声“万岁”之后，当场通过了“拥戴书”。

当天中午，拥戴书送交袁世凯处。袁世凯谦慎地表示自己无功、无德、无信，不能接受拥戴：自辛亥之冬曾居要职，“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

当天晚上，参政院递交了第二次拥戴书，谆谆称颂袁世凯在经武、匡国、开化（新政）、靖乱、定乱、交邻方面，有六大功勋，完全是合格的新君。并特别强调“时代两更，星霜四易”，“兴废各有其运……”中心意思是劝慰袁世凯，之所以要实行帝制，无非是顺应天意，顺应人意……一切都像是登台演戏，袁世凯就这样在第二次拥戴后，欣然或者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贺。这一次朝贺，实际上是预备1916年1月1日正式登基前的彩排——东方破晓之时，臃肿缓慢的大员们便各怀心思在门前等候了。参加朝贺的文武官员有：大总统府、政事堂、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及各部司局长以上各员，军队警察师长以上各员，以及京城附近的地方官等等。由于时间仓促，对朝贺礼服也没统一要求，朝贺者有穿军服的，有穿长袍马褂的，有穿西服的，甚至有人别出心裁穿起了戏服。一切看起来很有点怪诞和滑稽。九点整，袁世凯在四名武官的引导下，身着大元帅服缓缓走来。袁世凯没有戴帽子，光着头，心事重重缺乏生气。袁世凯走到御座边，没有坐下，只是用左手握住扶手，右手掌心向上，脸上强作微笑，面南而立。待袁世凯在御座旁站定之后，典礼官高呼：“行礼。”尽管事先作了不再行跪拜礼的交代，但还是有不少人情不自禁地跪了下来。袁世凯站在那里对着人群点头示意，接受众人的致敬。那些站立或跪拜的大臣们，心里都有五味杂陈的感觉。

礼毕之后，袁世凯发表了讲话，声音缓慢而低沉。不知怎的，从袁世凯的话语中，人们感觉到一股忧伤的气息：

现在全国人民以我国不适共和，议定改建国体为君主，此为人民心理所趋向，予自当以民意为重，已无讨论之余地。予被全国人民推戴为中华帝国皇帝，自顾实不胜惭悚。……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厉之地位，绝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良结果，即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有限制，不能自由。予今为救国救民计，牺牲一身，牺牲子孙，亦义不敢避……

讲话结束之后，袁世凯匆匆地离开了居仁堂。彩排就这样在一种不祥的征兆中结束了。很快，“大典筹备处”正式成立，根据袁世凯的指示，以赤色为新朝的代表色，所有的宫檐屋顶一律改用红瓦。紫禁城太和殿改名为承运殿，将在这里正式举行登基典礼。殿内圆柱一律改漆红色，当中八大柱加髹赤金，并饰以盘龙云彩。御座扶背各处一律雕龙，上披绣龙黄缎……很明显，到时候，这是一片金色的天空，也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袁世凯还下令将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易总统府为新华宫，同时恢复爵位，大封群臣。重申满、蒙、回、藏待遇条件继续有效。袁世凯还发布了一系列表明洪宪帝制的纲领性政令：改革旧有典章制度；摈弃前朝朝仪程式，废除跪拜礼，觐见一律采取鞠躬礼；扫除繁文缛节，尊重人道、民权；废止太监、宫女；整顿税收厘卡；实行文官考试；等等。袁世凯忘不了的，还是想用德国君主的模式，来改造中国。

袁世凯就这样再一次把自己摆在了改朝换代的风口浪尖。这一次，让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当无数人簇拥着他走向皇帝的宝座时，突然惊天动地，天翻地覆；周围的人群仿佛齐发一声喊，然后鸟兽般散去，只剩下自己一个孤家寡人。一切都像是事先设计好的一个阴谋似的，一个被欲望、时局以及命运同流合污设计的阴谋。然后就是，宝座突然塌陷，袁世凯重重地跌入一个冰窟，一个深不见底的历史和道德的万丈冰窟。

第十六章　阴谋，还是巧合？

袁世凯在称帝过程中所中的魔咒，更像是一个欲擒故纵的棋局。棋局的设计者，就是阴险、凶狠的日本政府。

一直以来，人们在研究晚清以及民国历史时，往往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个关键之点，那就是：从庚子事变之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的政治实际上已不是单纯的中国政治了，它在很多实质问题上，已被西方强国以及东邻日本左右。在此情况下，国家的运转所呈现出的矛盾、内部斗争、人事起伏以及结果等等，已不单单是国家自主范围之内的事情了，也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它牵涉到很多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牵涉到一些国家对中国政治走向的掌控，以及对中国其他势力的暗中支持、操纵和随之衍生的阴谋等等，甚至牵涉到列强之间为中国政治格局的平衡所进行的交易。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各种政治派系，也出于自身壮大以及夺权篡位的考虑，一个个争先恐后寻找国际势力的支持，有的甚至不惜丧权辱国，向外国作出承诺……局势纷纭复杂，史书和结果所呈现的，往往只是一个现象。至于本质，一直潜隐在历史的深处，不为人们所知。

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

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本是中国政治制度转型期间的一次波动和反复，属于中国内政；而且，这样的反复如果放在数百年转型过程中来看待，也属正常。一开始，列强们对于中国行共和还是行帝制，并没有表示出热衷和干涉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国体选择并不是个大的问题，关键是实质。而且，英、德、奥、日、俄等国因为是君主制，对中国恢复帝制，从文化心理上是比较接近的。美国也公开宣布，中国是否实行帝制，是中国的内政，美国不予干涉。对这些国家来说，只要中国不因帝制引起混乱，损害他们在华利益就可以。因此，袁世凯最初想改变国体的一些试探，并没有真正引起西方列强们的警觉和关注。

这个时候，袁世凯显然忽略了日本对他深埋的敌意。从袁世凯的经历来说，袁世凯一生中一个重要的敌人，就是日本；而日本，自始至终把袁世凯当做一个很重要的对手来看待。在日本看来，当年朝鲜之所以排斥日本，完全是袁世凯从中作梗。对于日本来说，赢得甲午战争的胜利并签订《马关条约》，只能算侵略中国的第一步。日本的真正目的是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下，将中国等东亚地区纳入它的版图。当日本打败欧洲老牌强国俄罗斯，取得沙俄让出的中国东北南部的利益之时，又逢袁世凯任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个性倔强的袁世凯对于老对手日本的心怀叵测，仍采取强硬的抵制态度。袁世凯的强人风格，以及对日本的警惕，一直让日本耿耿于怀。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曾直言不讳地说：“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那里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国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日本认为机会来了，一开始，日本就竭力干扰中国南北双方和谈，更希望革命党人和北洋军互相厮杀，然后伺机趁火打劫。袁世凯复出后，成功策划了南北和谈，然后又以和平手段逼清帝退位，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系列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英国以及西方列强的支持而获得的。袁世凯上台之后，日本对袁世凯采取了主动争取的手法，出台了一些对华有利的政策以示好：第一，在一定条件下，将胶州湾归还中国；第二，保证袁大总统及其政府之安全；第三，取缔日本保护下之中国的革命党、宗社党、留日学生的活动；第四，请日本当局给袁世凯及其政府各总长授勋；第五，同意中国提出的修改税率建议。对于日本伸出的橄榄枝，袁世凯明里表示感谢，暗地里却怀有警惕，并没有投桃报李主动投靠。袁世凯政府初期的外交政策，明显地亲英美疏日本。这一点让日本很恼火。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一方面授意日本民间人士和军人中的强硬派，组织反袁阵营，积极支持和培养反对袁世凯的势力；另一方面，加强对中国时局的研究，积极寻觅机会扭转中国政局。

袁世凯在执政后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铁腕，以及想做一个政治新强人的野心后，日本政府对袁世凯越来越不放心，对华政策很快调整为：明里向袁世凯示好，怂恿袁世凯称帝，然后借机行事——在日本政府看来，如果袁世凯称帝成功，中国采取君主制，跟日本国体相一致，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情；另一方面，如果袁世凯称帝遭到强大的阻力，那么，正可以落井下石，推翻袁世凯统治，为日本对华外交扫清障碍。由于中国政局一直不太明朗，日本对华政策也呈摇摆态势，既没有明确表态支持袁世凯改变国体，也没有明确表态反对。不过，日本政府一直在暗地里保持跟段祺瑞、冯国璋、张勋、孙中山等人的接触，以探讨取代袁世凯的可能性。

张勋

1914年，奥匈帝国太子在塞尔维亚的被杀事件，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随后，以德奥同盟国为一方，以俄英法协约国为一方，在欧洲战场展开了大厮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了一直觊觎中国的日本一个绝佳的机会。这个时候，日本可以征调的陆军达百万，海军总吨位逾六十万吨，已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连欧洲老牌列强也不敢小觑。世界大战爆发后，拥有强大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日本自然成了大战双方争夺的对象，日本的地位一下子变得举足轻重。为了赢得日本参战对抗同盟国，英国对于日本利用战争期间进行势力扩张，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与英国状况和心理相同的，还有其他欧洲列强。

不仅如此，任何一个大国此时都成了天平上的砝码。英国等协约国列强也希望中国加入协约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几次做工作，力劝袁世凯加入对德奥的战争，最起码从道义上支持英美。朱尔典暗示，如果袁世凯加入协约国，英国政府会支持袁世凯称帝，否则有可能会反对。袁世凯一直没有松口，他的想法是，在战局不明朗的情况下，不加入任何一方的战争，而是韬光养晦搞好国内建设。因此，中国一直在外交上宣布中立。袁世凯中立的外交政策，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不过这种中立的态度，也让英国政府对袁世凯恼火和不满。战争开始后，英国因忙于欧洲战事，对于远东事务，包括袁世凯的政权稳固，以及中国事态的发展，已没有精力顾及。欧洲列强们的无暇东顾，正好为日本放手侵略中国提供了天赐良机。

这个时候，日本已觉察到若此时推翻袁世凯政府，可谓是天赐良机。日本带有军国主义性质的组织黑龙会在当时一份《解决中国问题意见书》中这样阐述道：“一旦内乱果真发生而没有外力帮助镇压，我们相信袁世凯绝不可能以单独的力量恢复和平与统一全国。”“我们应该使中国革命党人、宗社党人以及其他失意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骚动。整个国家将陷入混乱，袁政府将因之垮台。那时我们将从四亿中国人中选择一位最有势力、最著名的人物，帮助他组织新政府，统一全中国。同时我国军队必须协助恢复全国的和平与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这样中国人便乐于顺从新政府，而新政府自然信任并依靠日本。”日本黑龙会一直算是日本半官方且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它的使命就是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直接开展对中国以及其他远东国家的活动。黑龙会的对华态度，一直影响和左右着日本对华政策。由黑龙会的态度，完全可以管窥日本政府对袁世凯政府的政策变化。

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破坏中国的“局外中立规定”，派军舰封锁胶州湾。很快，日军又与英军联合攻占了青岛，完成了对中国山东半岛的控制。但日本显然不满意只是对中国局部的控制和占领，在大战和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节骨眼上，适时而阴毒地向袁世凯政府抛出了“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的用意，就是“一箭双雕”——如果中国政府接受此协议的话，日本不仅可以从中牟利，袁世凯政府也会大跌颜面；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必将给日本进攻中国提供理由，同时对西方列强也是一个交代。这样，“二十一条”的提出，令袁世凯无论答应不答应，都将面临尴尬和艰难的局面。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

1915年1月一个阴暗寒冷的日子里，日本驻中国大使日置益在与袁世凯的会晤中，径直递交了《觉书》文本，也即“二十一条”。

本应向外交部递交的国书，却径直递交给总统，可见日本的倨傲态度。《觉书》的文本共分五号二十一款，所以后来一直称为“二十一条”。值得一提的细节是，这一本《觉书》的水印图纹是兵舰和机关枪——显然，这不是无意的巧合，而是有意为之。《觉书》的内容主要有：

第一号共四款，关于山东问题。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包括对胶州湾、青岛的占领，胶济铁路及沿线的利益，并加以扩大。

第二号共七款，关于南满洲及东部蒙古问题。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包括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和南满铁路期限要求展至九十九年。日本人在两地享有土地租借或所有、居住往来以及经营工商业、开矿、筑路等各项权利。

第三号共二款，关于汉冶萍公司问题。要求公司由中日合办，该公司附近矿山，未经同意，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共一款，关于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问题。要求中国政府声明，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共七款，关于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各项顾问及其他问题，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为中国财政、政治、军事等各方面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有在江西、福建修筑铁路、开矿等权力。

日本公使日置益在递交《觉书》时强调：这些条款，是给中国一个机会，向日本国民表明对日本的亲善。日置益还半是恫吓、半是利诱地说：日本政府对袁大总统表示诚意，愿将多年悬案和衷解决，以达亲善目的。慈奉政府训令，面递条款，愿大总统迅速商议解决，并保守秘密，否则要负一切严重后果之责。日置益同时话里有话地威胁说：“中国革命党与日在野人士过从甚密，势力甚大，倘袁政府不表示友好，则日政府实难控制革命党不在中国行事。”又说：“日本人民皆反对袁总统，彼等相信总统为有力的排日者，其政府亦采取远交近攻之政策。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人民将感觉友好，日本政府从此对袁总统亦能遇事相助也。”这明显地就是要袁世凯拿国家利益跟日本做交易。

袁世凯当然知道日本公使的目的何在，袁世凯不卑不亢地回答说：“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愿，但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汝霖）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说完之后，袁世凯将《觉书》往桌上一搁，并未当场展阅。

从18日晚到21日，袁世凯连续召开了由外交总长、各部总长、参议院议长等参加的会议，商谈对策。袁世凯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事已定，隐怀疑忌，故提出《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竟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商议。”袁世凯征询政界和军队将领的意见：如果拒不接受“二十一条”，同日本开战，一决高低如何？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开战，必败无疑。虽然民间势力反日的情绪高涨，但如果没有实力的保证，一腔热血又有什么用呢？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造成无谓的牺牲。战争，毕竟是靠实力说话的，这一点，袁世凯最清楚不过。据说，当袁世凯询问战争的可能性时，仅段祺瑞一人主张一战。袁世凯问可以打多久，段祺瑞的回答是：可以坚持一天，以后的事就交给大总统亲自处理了。这样的回答，等于宣告根本无实力应战。严峻的形势摆在袁世凯面前：如果答应“二十一条”，中国将跟朝鲜的地位相同，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如果不答应，以目前中国的军事实力，实在是难以抵挡日本的全面进攻。两难的境况下，只有通过谈判力争主权少受损失。

外交从来就是以实力说话，没有实力，谈判又何从谈起呢？从有关资料来看，袁世凯全程指挥了“二十一条”的谈判过程。袁世凯采取了当年李鸿章的方法，一边拖延时间，一边寄希望“以夷制夷”，将日本的计划透露出去，以引起西方列强的注意，形成干涉——袁世凯让谈判团逐条逐项与日本进行谈判，慢慢地磨，慢慢地拖，规定每周谈一次，每次谈一个下午，一直从一月谈到五月。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甚至以调整外交人员的方式来争取时间——中途将主谈的孙宝琦改任审计院院长，调陆徵祥代为主持。陆徵祥是个有名的慢性子，每次谈判时，先要寒暄、泡茶，一番周折耗去很多谈判时间，急得日本人呱呱乱叫。对于袁世凯政府来说，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方式。袁世凯给谈判团明确的原则是：涉及领土完整的内容不让步；第五号明确拒绝；先从第二号内容（即涉及南满和东蒙地区有关内容者）逐条力争，不连及其他条款。袁世凯细细地对“二十一条”进行了逐条手批，作为外交部谈判的依据。至今尚可见到袁世凯对于“二十一条”完整的手批件三份（一份原件，一份修改稿和最后通牒），上面除了袁世凯用朱笔黑笔圈点的注重号外，逐条批的长短文字达七十六条之多，许多细节都给予了明确意见。

因为“二十一条”是秘密交涉，谈判的同时，袁世凯指示陆徵祥、顾维钧、蔡廷以及中国政府的洋顾问莫里森等人，暗中将“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出去。“二十一条”的有关内容在美、英等国的报纸上公布后，全球哗然，抗议声一片。湖南学生彭超留下血书后，愤然投江自尽；年轻的毛泽东写下了《明耻篇》，手书“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正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发出了《告全国父老书》，呼吁抵制“二十一条”；北京二十万人到中央公园集会，捐款一百万作为救国基金；上海国民外交后援会等致电袁世凯誓死反对……全球华人同仇敌忾，声讨日本的罪行。连被袁世凯通缉的同盟会诸元老黄兴、陈炯明、柏文蔚等，也公开呼吁暂停革命，一致对日。黄兴还写信劝慰孙中山：应即放弃讨袁工作，免为日本所逞。值得一提的是，群情激愤之下，当时刚满二十四岁，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却异常冷静，他在《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就我看来，我们留学生在这个时候，在离中国这么远的地方，所应该做的是：让我们冷静下来，尽我们的责任，就是读书，不要被报章的喧嚣引导离开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让我们严肃地、冷静地、不顾骚扰、不被动摇地读我们的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了这个危机之后——我们深信她必须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

强大的舆论和国际压力之下，日本人想尽快结束谈判，主动就一些条款作了让步，并于1915年5月7日向袁世凯发出了四十八小时必须满足日本要求的最后通牒。与此同时，日本海军舰也开进了中国渤海，准备向中国发动进攻。黑云压城之际，袁世凯仍在最后通牒的文本中手批：“顾问、兵器、兵厂大损主权，中国政府绝难承认。虽4月26日修正案重为修改，性质略变，但中国政府视之仍有影响主权之虑，故请全行删去，断难留此纠葛之点。”坚持拒绝第五号的内容。

不过袁世凯盼望以拖延战术争取欧美列强抑制日本的愿望最终还是落了空，在世界大战的生死关头，那些西方列强当然不愿意因此得罪亚洲新势力日本。欧美列强没有一个站出来声援中国，反而顺水推舟劝袁世凯接受日本的条件，甚至考虑趁火打劫。只有美国态度还算积极，表示希望中日双方保持克制。这个时候，日本的最后通牒已发出，一切努力都没有实际意义了。

在外无援助，内乏支撑的情形下，袁世凯只得屈辱地表示接受修改过的《觉书》。这样，“二十一条”的谈判，从1915年2月2日正式开始，到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时止，历时一百零五天，交锋二十余次。最后一刻，袁世凯同意除第五号的七条以外，部分接受了日本的要求。5月25日，陆徵祥与日置益正式签订所谓《中日条约》，其内容已经删去了原第五号、第四号，实际上仅为十三条，已经算是挽回很多了。看起来，“强人”袁世凯竭尽全力所能做的，只能是这些了。

5月8日上午，袁世凯召集中央政府会议，副总统、国务卿、各部总长、参谋总长、政事堂左右丞、各院院长、参议院参政、外交次长等均参加。袁世凯以悲愤的心情向各方通报进展。外交总长陆徵祥也通报了英国公使朱尔典刚刚跟他面谈的情况，朱尔典让他传话给袁世凯：以他在中国四十年，并且与袁世凯三十年的交情，劝说中国忍辱接受日本人的通牒。陆徵祥说，朱尔典甚至声泪俱下，要中国忍气吞声等待十年后再与日本一决高下。熟悉中国历史的朱尔典，很明显是让袁世凯以当年的勾践为榜样，“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彻夜未眠的袁世凯声音低沉地宣布有条件接受日本的《觉书》。会议期间，袁世凯表情阴森得可怕，甚至由于悲愤难遏而泣不成声。人们发现，一夜之间袁世凯突然变成一个真正的老人了。

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语云：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

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之后，中国之危险，更甚至于今日。

不等社会舆论称“二十一条”为“国耻”，袁世凯自己就认为是一个“奇耻大辱”。可以肯定的是，极不情愿地接受“二十一条”，给予袁世凯内心的伤害是巨大的。弱国哪有外交呢？只有让人生生宰割的份。硬生生咽下这个奇耻大辱，袁世凯内心的悲苦是可想而知的。经历了这一场事件之后，袁世凯心中复仇的砝码又加重了很多。

尽管袁世凯接受了《觉书》，但日本仍是恼羞成怒，本是中日之间秘密进行的谈判，让袁世凯一张扬之后，世人尽知，日本称霸企图暴露在西方列强面前，让日本政府很丢脸面。并且，袁世凯打算实行的君主立宪，也让日本政府担心，因为相对于共和，这种专制的方式更让日本没有安全感。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外交政策继续保持对袁世凯政府的施压，而此时，正是袁世凯试图恢复帝制如火如荼之时，日本干脆故伎重演，导演了一起“欲擒故纵”的阴谋——

“二十一条”批准书

1915年5月25日，“二十一条”签字时中日代表合影，左起：（中方）外交次长曹汝霖、外交总长陆祥、秘书施履本；（日方）参赞小幡酉吉、驻华公使日置益、书记官参赞高尾亨

日本首相大隈重信

与袁世凯谈判“二十一条”前后，日本就由首相、外相出面，向袁世凯暗送秋波，信誓旦旦地表态支持袁世凯称帝。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对中国外交次长曹汝霖说：“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日置益在见到袁世凯之后，也当面说：“袁大总统，我还是认为中国复辟帝制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日两国为近邻，若贵国君臣易位，我大日本天皇也受影响啊！”但在暗地里，日本又以民间名义，支持、资助中国民间势力的反袁活动，给袁世凯增加压力。

1915年9月底，日本首相大隈公开发表谈话，声称：以今日中国民情以及国民知识发达程度的实际情况观之，均未达到共和程度。声言袁世凯可以做中国皇帝而无愧。他通过驻日公使致意袁世凯，关于君主立宪事，请袁大总统放心去做，日本愿意帮助一切。

袁世凯在确信日本首相大隈支持自己恢复帝制后，加快了复辟进程——这个时候，手持钓竿的日本觉得袁世凯上钩了，开始收线并张开罗网了——915年10月15日，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告知英国驻日公使：“在中国南方，反对袁世凯之宣传正在扩大。故很清楚，倘若试图恢复帝制，则将爆发起义，英日两国蒙受之损失将比其他国家更大。无论如何，至少要劝告中国放弃帝制之打算，以防远东发生动乱。”10月28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番酉吉又在本国政府的授意下，串通英、俄、法、意，向袁世凯口述五国警告，同时发表警告全文，鼓动中国反对党声讨袁世凯。12月11日，袁世凯的参政院开会，汇总票数，各省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全部投了君主立宪的赞成票，眼看中国恢复君主立宪不可阻挡之时，日本又串通五国向袁世凯发出第二次警告，声明五国政府不同意袁氏恢复帝制行为。日本这时候的突然反对，很明显是向袁世凯示威，日本对中国问题是有发言权的，中国的一切问题，包括中国与其他各国的交涉，须取得日本同意才行，否则就要强行干涉。这等于是向世界宣告，日本已视中国为其保护国，中国的内政外交均无独立自主的权力了。

五国联合提出警告的同时，协约国的敌对方——德国也不甘寂寞，驻华公使辛慈公开表示赞成中国改行帝制。德国发出的信号，更激怒了英、俄、法、意等国，他们的干涉力度更大了。袁世凯夹在两股势力中间，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这个时候，在欧洲，胜利的天平已倾向了协约国。袁世凯也改变了立场，想通过加入协约国的方式，赢得英国等的支持。袁世凯向协约国成员英国等提出三项条件，希望在三项条件得以满足的情况下，加入协约国参战：一是保证将来不受德国报复；二是保证中国占领天津、汉口的德国和奥地利的租界；三是安排从上海引渡政治犯。袁世凯的外交牌打得太精明了，对于军事力量薄弱的中国，英国已懒得进一步争取了，只是传下话来，要求日本政府跟他们一起邀请中国加入协约国。很显然，英国想把这个顺水人情丢给日本，让日本来进行决断。对于中国的申请，日本根本不做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遂未能加入协约国，也无法赢得英国等国家的支持。

而在此时，对于袁世凯来说，为恢复帝制所做的一切已是骑虎难下，这时候如果贸然停止，同样会引起很大的骚动。袁世凯只得派特使准备赶赴日本，询问日本确切的态度。日本的回答是：以前答应的事一律不算数，还是希望袁世凯不要恢复帝制。这时候的袁世凯已来不及应对眼前的变化了，所有的一切，就像大幕已经拉开，展示在演员面前的，没有舞台，只是一根悬空的钢丝——袁世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了，而他的身前左右，都是劫数难逃的万丈深渊。

在此之后，由于各方面的反对，袁世凯宣布推迟帝制。但1916年3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仍正式作出决定，对袁世凯真正地“亮剑”：一、确定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使该国国民意识到日本之强大势力，以创造“日中亲善”之基础。二、袁世凯仍在中国掌权，确为妨碍日本推行上述政策之障碍。无论何人掌权都比袁世凯更符合日本在中国的长远利益，故必须使袁世凯退出中国的政坛。三、使袁氏退出中国政坛，以靠中国自身形势的发展为得策，这要视中国国民民心将来的归向而定。日本密切关注中国的形势发展，以决定对华方针。四、上述如若不能实现，因为排袁会与袁世凯直接冲突，要求其中止帝制或退位，反而会为已陷入窘境的袁世凯开出一条活路，并且要为救出陷入窘境的袁世凯之善后承担责任。日本以与欧美协调为得策。若干涉中国内政，难以得到其他国家的赞同。五、等待适当的时机承认南军（南方反袁护国起义军）为交战团体。六、日本民间志士对以驱逐袁世凯为目的之中国人寄予同情，彼等拟资助中国人金钱武装，政府虽不便负起责任公开鼓励此等人士，但将予默许。

应该说，这时候日本的对华方针已很明确，就是全力支持中国国内反对党，运用各种手段，让袁世凯下台。在此方针下，日本一面干涉袁世凯恢复帝制，一面支持各种反袁势力，想乘中国政局混乱之际，造成中国分裂。恢复帝制最关键的时期，青木中将奉命来华“考察”，策动反对袁世凯的各派势力。蔡锷从北京逃到天津后，也是先到日本，再转道赴云南参加护国起义。护国战争爆发后，日本通过越南境内转运武器弹药和军用品给护国军，同时通过云南接济四川反袁势力步枪大炮。护国军策划与组织者之一的梁启超离开上海赶往广西，途经香港越南，也是日本武官青木中将一手安排。在此之后，日本还贷款给岑春煊一百万元，成立肇庆军务院；又贷款给孙中山，支持上海和山东中华革命军起义。青木宣布：日本愿以大宗军火及巨款接济反对袁世凯的武装力量，在长江沿线发动起义。除支持南方反袁势力外，日本还在东北、内蒙古支持满蒙亲贵和宗社党暴动；策动在南满东蒙建立特别独立国，以在大连的逊清肃亲王善耆为皇帝，帮助这一地区实行独立和自治……后来，日本内阁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在《日支冲突之真相》一文中，承认日本“出于扰乱支那全国之策，卷起支那各地抗袁运动”，“凡上海民党夺取军舰，山东起事，云南举兵”，“无非我国间接左右于其间”。日本在推翻袁世凯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护国战争期间，梁启超与岑春煊

袁世凯就这样陷入了一种阴谋之中，就像一只飞蛾，落入蜘蛛张开的网。尽管袁世凯试图全力挣脱，但还是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时间不给他任何机会了。

第十七章　奸雄，还是能臣？

一直以来，我总试图根据袁世凯的言行，判断他的性格，也探究他的本质。

判断一个政治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从来就是有难度的。难度在于，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很难断定是出于本心，还是出于权术。政治往往是个博弈的过程，是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和妥协，这种斗争和妥协不是以某个人的善良或残忍为转移的。一个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往往是出于利益，或者是为了赢得什么，才去做表面文章的，至于他的真实内心，跟自己的行为往往南辕北辙。尽管如此，在大量的行为中，还是可以暴露出一个人的真实思想和心理的，问题的核心在于去伪存真的判断。这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必须睁大眼睛，不被一些假象所迷惑，也不能否认表象后面的真实。这一点，对于研究和判断历史，是极其重要的。

1916年，梁启超帮助护国军声讨袁世凯时，曾经发表了一篇政论文章《袁世凯之解剖》——由希望而失望的梁启超，以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对袁世凯进行了犀利的解剖。在梁启超看来，袁世凯有七大缺点，具体表现为：缺乏现代国家观念；骄慢自大，不能容人；以经验治国，凡事临时对付；法律观念薄弱；专制成癖；不能用正人君子及有用之才；功揽诸己，过推诸人，万事不负责任等。梁启超对袁世凯的评价，虽然稍显片面而绝对，但在总体上来说，还是中肯和贴切的。梁启超对袁世凯的定位，跟人们对袁世凯长期以来形成的印象基本吻合，那就是：这是一个功名心和权力欲非常强的人，就像当年的曹孟德；他最热衷和最喜好的，就是权力游戏；政治手腕异常娴熟，培养党朋；不舍不弃，直至爬到权力的最高点。

但问题在于，袁世凯本来就是旧制度下的官僚，他所具有的缺点和弱点，既是那个制度本身的缺点和弱点，也是那种文化本身的缺点和弱点。处在那种封建专制社会之中，受这样的文化熏陶的人，有哪一个，没有这样的软肋呢？

一直以来，人们在探讨袁世凯恢复帝制运动时，有意无意忽略的一个根本点是：袁世凯的洪宪帝制，究竟是为了君主立宪，还是为了恢复封建专制？虽然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同为拥有君主，但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而是有着质的区别。君主专制是落后的封建方式，而君主立宪，却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意义。只有搞清这一点，才能对袁世凯的洪宪运动作出正确判断。

从个人角度来分析，袁世凯在恢复帝制的运动中始终表现出犹豫和迟疑，说明他内心是有所顾忌的。如果袁世凯出于独裁目的，想独揽国家大权的话，他根本就不必去当那个皇帝。1914年以后的袁世凯，已经是权倾天下了。按照朱尔典等人的看法，袁世凯当时的政治权力架构，已超过英皇、德皇，甚至比美国总统的权力都要大很多。袁世凯要成为君主立宪的君主，首先必须得拱手让出很大一部分权力，只成为国家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袁世凯还是要当皇帝呢？合理的解释只有两种：一是袁世凯在内心当中极其看重皇帝的名号——毕竟，皇帝是“九五之尊”啊！是人生的巅峰，是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最高理想。每一个受传统中国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在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皇帝梦。就袁世凯而言，他当然有这样的梦，并且，比别人强烈得多。在这理想追求下，袁世凯要实现个人的最大价值，当然是当皇帝，成为民众的皇帝，成为一个现代的、仁慈的、公正的、开明的国君。并且，皇帝是世袭制，如果当上了皇帝，整个家族也会永垂不朽。二是袁世凯当皇帝的确有很大的无奈成分：一方面是举国上下一片要求他当皇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另一方面也是为中国政治寻找一种最适合的模式，为政权寻找表明合法性基础的象征符号。出于对“中国传统”的妥协，袁世凯最终决定挺身出任“虚君”，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从总体上来看，袁世凯是有得也有失的。至于真实想法到底如何，恐怕只有袁世凯才清楚；或者说，连袁世凯自己也不清楚，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他就像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推动着，恍惚之中，就像坐上了过山车，经历了人生之中的大起大伏。

1915年，中、俄、蒙谈话代表合影

应该说，洪宪帝制自始至终是在君主立宪的旗号下进行的，但就其机构而言，袁世凯所做的，似乎缺乏某种系统性——恢复皇权的同时，袁世凯所进行的以“三权分立”为特征的工作表现得并不充分，他只是在恢复皇帝，相关的立法机构和内阁并没有同时恢复。虽然从颁布的“新皇室规范”中可以看出某些对于皇权的监督机制和法律，比如：

……自亲王以下至于宗室，犯法治罪与庶民一律；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府官员；永废太监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这样的条例，对于皇权的限制，是比较接近于君主立宪制的，也与封建君主专制有本质的区别，但这样的条例，从一开始，就不是旗帜鲜明的，它一直淹没在纷繁的条例之中，很难让人看出袁世凯的真实企图。袁世凯在这上面所表现出的模糊和优柔，应该是引起形势混乱的重要原因。

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尽管袁世凯在君主立宪以及君主专制的概念上，表现出某种模糊性，但看得出来，袁世凯所想实行的，还是一个与以前的封建专制不一样的制度。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来看，他还是想先为这个国家找一个皇帝，然后，再实行君主立宪，推行一个适合中国国情、自己操作起来相对容易的君主立宪制。这个君主立宪制度，也是袁世凯从中年之后，一直努力研究，并想付诸实施的。君主立宪之后的皇帝，是国家的象征，而不是以前封建专制掌握绝对权力的皇帝。这个皇帝虽然仍有很大的权力和荣誉，但总体上管理国家事务的，仍是内阁制度，是总理事务大臣。正因如此，袁世凯取年号为“洪宪”——也就是“弘扬宪法”的意思，“洪”是帝德之大，“宪”是民主宪政。当然，从袁世凯后期的思想来看，袁世凯关于君主立宪的构架一直迟迟未清楚确定，有可能是袁世凯故作聪明地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那就是，袁世凯想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带有很大成分的专制性，就如同日本的君主立宪一样：虽然日常事务由内阁处理，但在重大事情上，在军队的统治上，天皇还是有重大的影响力和决断力，并且，在意识形态上，竭力推行忠君爱国的儒家道德……

看起来袁世凯似乎已把机关算尽，但聪明的他没有想到的是，往往只要继续往前半步，真理就变成了谬误。当袁世凯小心翼翼地走向帝制宝座，以为万无一失时，命运根本就没依从他的想法，而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出乎他意料的方式将他抛弃。而且，现在看起来，袁世凯为做皇帝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处心积虑，就像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正被巧妙地、一步一步地实施，以致他纵有万口，亦无法申辩。

袁世凯身着新设计的洪宪皇帝戎装

袁世凯的确输在轻举妄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韬光养晦的极佳时机：西方列强忙于世界大战，中国新兴的工业正可以乘机摆脱外商的压制，加快发展的速度。当时中国的棉织品、面粉、火柴、卷烟、水泥、罐头食品以及其他类似的大众商品的制造工业，获得了迅猛发展。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比如纺织等行业，发展飞速。在一些铁路交叉点，逐渐形成了如济南、徐州和郑州等一批新型城市；上海、天津和武汉也成为工业中心，拥有人数越来越多的产业工人阶级；大小工业城市的成长，给乡村农民大众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农村妇女也开始走出家门；旧的中国家庭制度出现了裂纹；一些吸收了西方思想的资本家也在慢慢形成，并崭露头角……在各种胚芽形成的关键时期，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如果保持各方面的稳定，肯定收益颇多。任何动荡，哪怕是预示着良好开端的动荡，都带有相当的危险性。——也许，袁世凯就是没有想到自己的改换国体会引起这么大的动静，也让一直窥视的国内外敌对势力找到了一个最好的理由。袁世凯显然低估了这当中的别有用心以及暗藏杀机。还有就是，中国人一向的思维习惯，一种重“名”不重“实”的文化传统。

袁世凯就这样跌入了自己挖掘的坟墓。一失足成千古恨，他就那样被当做时代的牺牲，放在了历史的案板上任人宰割。袁世凯的悲剧在于，他几乎是愚蠢地、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晾在敌人面前，就像在山坡上高高地竖立一个标靶，毫无掩饰地袒露在敌人的枪口下，让人从容瞄准，一枪命中！

袁世凯的确算是生不逢时——如果从中国传统政治的角度来说，这个能力极强、敢作敢为，同时也算是具有济世思想的人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一个少有的治世之能臣。以旧式标准来看，虽然袁世凯离孟子所说的“内圣外王”还有很大距离，但在政治理想和抱负，以及治世水平上，在李鸿章之后的晚清中，都可谓出类拔萃。并且，袁世凯非常勤勉，从不懈怠，也从不放弃；他知人善任，不贪图个人利益，不贪污，不敛财；个人生活也颇健康，不喝酒，不抽烟（只象征性地抽雪茄），不玩物丧志，虽然妻妾成群，但从不沉湎于女色；虽然不是科举出身，也颇具文人情怀，对诗词歌赋也略通一二，所写的文章诗词即使算不了一流，也有境界和情怀。这一点，跟三国时的曹操，都很相似。并且，袁世凯远远没有曹操残忍——他虽杀过不少人，但处于那样的位置，在旧式法制环境中，帝王将相哪一个不杀人如麻呢？袁世凯从不算是一个凶残的人，甚至称得上心慈手软。

如果将袁世凯跟曾国藩和李鸿章比较，明显地可以看出三人的一脉相承，以及彼此在文化上的落差。这三个人，都是具有一定新思想的官僚型民族主义者。在他们当中，就单纯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智慧的高蹈程度，曾国藩显然独领风骚。曾国藩更像是传统知识分子官员的典范。即使是号称“不学有术”的李鸿章，以他的文化底蕴和认知水平，也是袁世凯难以望其项背的。曾国藩高出二人的，还有强烈的自省意识，曾国藩经常性地会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进行盘整，并及时改进。在这方面，李鸿章就缺了很多，袁世凯缺得就更多了。与曾国藩相比，袁世凯更像是一个行动的人，他的思想和修养要浅薄得多，但却更具实用性。袁世凯的优点在于，精力充沛、办事敏捷，似乎天生就有处理各种复杂事务的能力，不放弃，也不厌倦。他的人情练达有天生的成分，一点也不显老谋深算，甚至还带有点忠厚和鲁莽。与曾国藩和李鸿章相比，袁世凯还更像是一个粗人，一个不具幽默感，内心缺少迂回和伸缩性，但却富有勇气和狡黠的粗人。袁世凯的这些特质，决定了其性格上的弱点。当然，从总体上说，袁世凯最缺乏的，还是大局观及现代思想和意识。

在政治风格上，袁世凯与中国传统士绅、官僚精英们都是一致的。袁世凯是典型官僚世家出身，虽然他一直没有科举功史，但早年，袁世凯的身边人，主要是他的两个叔父，给他树立了中国士大夫的榜样；袁世凯成年后，周围都是一些出类拔萃的饱学之士，如徐世昌、严修等。因此，袁世凯一直有坚实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背景，身上也具有传统士大夫的精神。虽然袁世凯的同党和门生中有很多是西学人士，比如唐绍仪、陆徵祥等，也有一些军队高级官员，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帮助袁世凯处理事务的。相比较而言，袁世凯还是跟那些中国传统之士在心理上更为接近。从总体思想上，袁世凯还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精英分子。

袁世凯一辈子最热衷追求的，就是官场。虽然袁世凯谈不上学而优，但他当官入仕的愿望，一点也不比别人弱。这一点，与中国文化所提倡的进取精神，以及袁世凯的个人性格有关。袁世凯没什么业余爱好，他最大的愿望或者说兴奋点，就是抓权秉政，纵横捭阖。袁世凯一直“以天下为己任”，这样的追求，来自于他旺盛的精力，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袁世凯从不畏惧困难，任何时候都相信自己有对付复杂局面、战胜困难的能力和勇气。这种权力欲望，与他对个人使命的认知，是联系在一起的。袁世凯从来就将自己看做是创造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强权人物，他的人生目标就是拯救国家，创立一个与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为实现这个目标，袁世凯愿意采取尽可能快速、有效的方法，甚至在某些方面对列强作出耻辱妥协，以牺牲国家和人民利益来完成。

袁世凯所撰对联

从个人品质上来说，袁世凯对于个人利益，对于金钱，显得没有太多欲望。钱对于袁世凯来说，从来就是一个工具，他总是慷慨大度，更乐意以金钱来铺设道路，达到目的；或者用金钱来建立一个牢固的关系网。这一点袁世凯与慈禧、李莲英、奕相处时，表现得非常充分。辛亥革命后，因为隆裕太后迟迟不发布《逊位诏书》，袁世凯为了保持施压，向奕 和大太监张德兰（小德张）每人送去三百万两银子，让他们做工作。这六百万两就成了民国更替的成本。袁世凯行贿受贿的习气，是跟晚清的社会风气相一致的。那时候的社会环境就是这样，“人情来往”已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物质上的送礼进贡，对上是表忠心，同级之间则是交往的润滑剂。精明的袁世凯自然会把这一切运用得炉火纯青。袁世凯是深知金钱的力量的，但他个人从不贪钱。对于生活本身，没有过多要求。袁世凯从不奢侈，也从不铺张，对于金钱，一直抱有可有可无的态度。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按照有关规定，大总统的年俸为三十六万元，公费每年一百五十万元，交际费每年五十四万元。在当时来说，这是一笔很高的收入了。对此，袁世凯拿了几个月后，很快表示，国家财政困难，自己愿意躬行节俭减少薪水。袁世凯每月只拿俸金的八成，也就是两万四千元；此外，袁世凯还将公费月支减少到四万元，交际费月支四万元，这样，加起来只有每月十万四千元。虽然袁世凯的花费仍旧很多，但作为总统，能有这样的高姿态也属不易。有一个说法是，袁世凯逝世之后，家人只从他的笔筒里找出二十元。袁世凯一点现金都没留下，以致袁世凯安葬的费用，都是段祺瑞他们募捐的。不管这个说法是真是假，但袁世凯的钱都用在了“刀刃”上，袁世凯对于权力的追逐，一直胜于对金钱的热爱。这一直为各界人士所公认。

袁世凯遭人非议最多的，就是他做人八面玲珑，多方讨好，很少讲原则。袁世凯对人际关系的处理，比李鸿章显得更圆滑灵活，更能“海纳百川”。袁世凯一直走的是政坛的“多头路线”——他先是依靠淮军和李鸿章系走入政坛的，然后，又得到湘系刘坤一、军机处李鸿藻的支持。对于李鸿章的对手翁同龢，袁世凯也表现得很尊敬。李鸿章死后，袁世凯以自己的精明能干赢得了慈禧太后、庆亲王奕、醇亲王奕、端方、荣禄等一批满族当权者的信任，从而不断升迁。另一方面，袁世凯又与张之洞、张謇等汉臣也相处不错。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后，对于当年维新变法的人士明显示好。袁世凯对“戊戌六君子”进行了昭雪，在北京建立祠宇，将事实宣付清史馆立传。袁世凯处人，在很大程度上对事不对人。袁世凯这种无派系、无“操守”，看起来见风使舵的做法，自然遭到很多人的诋毁。人们诋毁袁世凯最多的，就是袁世凯的“反复无常”——在戊戌变法当中出卖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中背叛清廷，在帝制运动中背叛共和。这样，袁世凯最后终于“里外不是人”——几方面的势力，最后都把复仇的标靶锁定在这个翻云覆雨的河南人身上。

如果单就个人私德来说，袁世凯还是有诸多可取之处的。袁世凯算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他对自己的亲属家人，对自己的朋友和部下，可谓忠诚有信。袁世凯是个有名的大孝子，无论是对生父袁保中，生母刘氏，还是对养父袁保庆，养母牛氏，一直以孝为先。年轻的袁世凯赴朝鲜后，尤其挂念身体多病的母亲，每隔一段时间，袁世凯就要写封家信回老家嘘寒问暖，细心地询问母亲的生活和身体情况，交代一些注意事项，如春后不可多脱衣服，不可多喝茶，不可多吃热性食物等细枝末节，并且经常捎钱物分送家人。1885年3月袁世凯从朝鲜请假回河南，养母牛氏居陈州，生母刘氏居项城袁寨，袁世凯就在两地之间奔波，二老都十分满意。1891年，牛氏病重的消息传到朝鲜，袁世凯立即赶回，到处张罗请医生给养母就诊。牛氏去世后，尽管朝鲜形势非常严峻，袁世凯仍坚持把丧事办完后，才赶回朝鲜。1890年，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后，立即将生母刘氏接到济南，亲自奉养。袁世凯对于兄长袁世廉也是尽心尽力，袁世廉患上伤寒症之后，袁世凯把兄长特意接到洹上，整天陪着他散心。袁世廉临死之前，袁世凯在病榻前日夜相伴，困极了，就在袁世廉的床头靠一靠。袁世廉去世前的六天六夜，袁世凯一直守候在病榻前。

袁世凯与生母刘氏

袁世凯一生先后有一妻九妾，三十二个子女。之所以娶了这么多姨太太，最根本的动机，恐怕还是袁世凯的虚荣心。可以看出，袁世凯骨子里还是一个旧人，是个大男子主义者，缺少新生活的观念，既缺乏情调，也缺乏对妇女的尊重。可能在他看来，纳妾还是为了帮助那些可怜的女子。比如袁世凯的二夫人沈氏，曾经是烟花女。双方情投意合时，袁世凯还是一个布衣青年。袁世凯发誓有朝一日当官发财，一定为她赎身并明媒正娶。几年以后，袁世凯在朝鲜发达，立即派人将沈氏从妓院赎出，迎娶她做了自己的二夫人。除沈氏之外，袁世凯的九姨太，也是一个风尘女子。在朝鲜时，朝鲜国王曾馈赠袁世凯一妾二婢（另一说法为袁买来的），袁世凯将这三人全部纳为自己的姨太太。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即是跟金夫人所生。袁世凯在朝鲜之所以一口气纳了三个妾，同样跟他的旧观念有关——早年袁世凯所娶的结发之妻，在生了长子袁克定之后，一直在老家服侍袁世凯养母牛氏；袁世凯在娶了二房沈氏之后，沈氏一直不能生育。袁世凯很可能是为了多子多孙的考虑，一口气纳了三个妾。跟那些农业专制社会的士大夫一样，袁世凯热衷于排场，喜欢迎来送往，子女成群。在潜意识当中，还是在炫耀他男性的阳刚。尽管妻妾成群，但袁世凯生活并不糜烂，他不纵欲，对性生活也保持节制。袁世凯与姨太太们平时是分居的，袁世凯住在中间的大屋中，各个姨太太分居周围的屋子里。袁世凯规定，凡是儿子娶了媳妇的姨太太，都不得跟袁世凯同房。其余的轮流值宿，每人一周。轮到哪一个姨太太当值，就由她本房的女佣把她的卧具及生活用品搬到袁世凯的卧室里。因此，袁世凯虽然妻妾成群，但一切也井井有条。

袁世凯的妻妾如此之多，但彼此之间却一直能和睦相处，极少发生争吵之事。袁世凯的家规很重：不准家里人吵嘴打架，不准搬弄是非。稍有违背，或犯了其他错误，除了当面训斥之外，还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停发一月或数月的月钱，甚至给予更严厉的处罚。新来的姨太太要服从早进门的姨太太的管束，所有礼数和规矩，均由资格老的教导指点，新的不得违背。前一时期，负责教育的是二夫人沈氏；后一时期，负责教育的，是五姨太沈氏。袁世凯给众姨太的月钱，基本是平均的。如果姨太太要去买首饰或者衣料，要写条子请袁世凯批准才行。虽然袁世凯对于姨太太的申请一般都会批准，但这样的方式，对于姨太太们也是一种约束。

袁世凯喜欢小脚女人，这同样可以说明他观念守旧。在他的女人当中，除了朝鲜籍的三个姨太太是天足外，其余的都是小脚。袁世凯最喜欢五姨太的原因之一，就是五姨太有一双“三寸金莲”。三个朝鲜籍姨太太为了讨袁世凯的欢心，平日里只好仿效京剧中花旦、武旦角色“踩寸子”的办法，做出缠足的样子来取悦袁世凯。四姨太因为死得早，少受了一些罪。二姨太和三姨太，一直到袁世凯死，双足才离开“寸子”。她们离开“寸子”时，一段时间都不会走路了。从袁世凯这番习好就能看出，这样的人，哪里能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呢？

在旧制度的背景下，婚丧嫁娶也一直是政治。袁世凯成群的子女长大成人之后，袁世凯同样也要打他的“儿女牌”——长子袁克定，娶吴大澂女；次子袁克文，娶天津盐商捐官候补道刘尚文之女；三子克良，娶管学大臣、邮传部尚书张百熙之女；四子克端，娶天津大盐商、近代实业家、捐官候补道何炳莹之女；五子克权，娶直隶总督端方之女；六子克桓，娶江苏巡抚陈启泰之女；七子克钊，娶山东巡抚孙宝琦之女；八子克轸，娶周馥之幼女；九子克久，娶黎元洪之女；十子克坚，娶徐世昌之女；十一子克安，娶天津富商李士铭之女；十三子克相，娶曾任军机大臣的那桐之孙女。长女嫁张人骏之子，次女嫁端方之侄，三女嫁杨士骧之弟士聪之子，五女嫁清末吏部尚书陆宝忠之子，六女嫁孙宝琦之子，七女嫁曾任清廷陆军部尚书荫昌之子……这些儿女亲家，很多都是袁世凯的政治同道或亲朋好友：徐世昌、曹锟、陆建章、周馥、端方兄弟等，是袁世凯北洋时代的好友；那桐、张百熙、荫昌等是清廷中比较接近的同僚；孙宝琦、张人骏、杨士骧、陈启泰、陆宝忠等，则是袁世凯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时的下属。儿女的婚事，有意无意地为袁世凯的势力扩张结下了一张大网。

当官从政，一个很重要的行为就是用人。袁世凯的用人，同样值得一提。袁世凯很看重一个人的能力，他所用的，都是比较能干的人。在这一点上，袁世凯跟曹操又有几分相似。袁世凯也基本做到了“任人唯贤”，而不是“用人唯亲”。清末民初，袁世凯几乎笼络了国内各方面最优秀的人才，他的北洋集团就是一个人才集团。比如军事方面有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警察方面有赵秉钧、段芝贵，经济方面有周学熙、梁士诒，教育方面有严修、林墨青、卢本斋、傅增湘，法律方面有金邦平、黎渊等。这些人都是当时的人杰。袁世凯没有像当年的曾国藩和李鸿章一样，组织一支“乡党”的队伍，他的手下很少与他有地缘和血缘关系。袁世凯的家族是一个大旺族，兄弟六人，子侄辈数十上百人，光袁世凯自己就有十七个儿子。但袁世凯极少让他的兄弟子侄在政府中做事，他的儿子，只有大儿子袁克定，曾在清末年间担任了左丞，而且时间不长，自己下野之后，袁克定也随之辞职。袁世凯担任民国大总统之后，他的儿子们一个也没在政府中任职。袁世凯用人的另一个特点是大胆提携新人，比如袁世凯在朝鲜时，就大量任用清廷第一批学成归来的留美学生，开销了前任留下的工作人员，一连调来八九位留美后生，分别在汉城的总理署及各地分署任翻译。这当中，就有唐绍仪、吴仲贤、周长龄、梁如浩、蔡绍基等。袁世凯所用的留美学生人数，几乎占全部留美归国学生人数的十分之一，为延纳留美归国精英最多的机构。唐绍仪跟随袁世凯后不久，袁世凯即破格遴选唐绍仪做他的政治副手兼汉城郊区龙山分署员，地位甚至超越了很多一直跟随他的亲信随员。袁世凯第三任期满后，即举荐唐绍仪替代自己，后由于甲午战争爆发未能实现。战争爆发之后，袁世凯内调国内，仍举荐了唐绍仪主持留守事宜。

段芝贵

梁士诒

对于手下之能人，袁世凯既大胆提携，也善于笼络——天津小站练兵时，袁世凯的文案，也是他的老朋友阮忠枢在天津某妓院结识了一个妓女小玉，二人相处感情日浓。阮忠枢欲纳小玉为妾，便向袁世凯报告。袁世凯表态说有碍军队声誉，不同意阮忠枢纳小玉。阮忠枢只好作罢。一段时间之后，袁世凯觉得这事也没什么，便派人秘密将小玉赎出，在天津购置了房产和家具，将小玉安顿好。然后，袁世凯和阮忠枢去天津，乘着暮色，袁世凯带着阮忠枢来到了一家大院。阮忠枢见院子里高挂红灯笼，屋中铺陈富丽堂皇，堂前点着朱烛，摆着丰盛的酒席，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正诧异间，就听见有人喊道：新姑爷到！从里屋出来了一位新娘打扮的俏佳人，定眼一看，原来正是朝思暮想的小玉——原来，袁世凯把这一切都办好了，正等着他入洞房呢！如此笼络人心的旧手段，袁世凯运用得炉火纯青。怎么看，这都像是一个精通人情世故的“曹操”。

以袁世凯的做事做人风格来看，最大的特点就是手腕圆熟，看起来“人情味”很重。袁世凯决意改变国体，昔日的同人和兄弟，一下子变成君臣关系，这些人接受得了吗？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袁世凯向政事堂列出一批“旧侣”、“故人”、“耆硕”名单，列入“旧侣”的有黎元洪、奕、载沣、世续、那桐、锡良、周馥；列入“故人”的有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列入“耆硕”的有王闿运、马相伯等。对这些人，袁世凯的态度是可以不称臣。对于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除了列入“故人”，受到不臣的优待外，袁世凯又发申令，尊此四人为“嵩山四友”，给予更优厚的待遇。值得一提的是，在“旧侣”中，还有当年差点致袁世凯于死地的载沣。对于这个死对头，袁世凯也没痛下杀手，给予了宽大待遇。这可以说是袁世凯的政治手段，也可以说是他的肚量。

促成袁世凯改变国体的动机中，还有一个埋在袁世凯心底的隐秘，不足为外人道。袁世凯一直是很迷信的，这也难怪，在那个时代，由于科学和理性的薄弱，很少有中国人不迷信的。袁世凯心中一直有一个死结，那就是袁家四代以来，先袁世凯死去的十四个人，有十三个人死于虚龄五十八岁以前，只有袁世凯的四叔祖父死于六十岁。当年袁保庆和袁保恒的英年早逝，更是给袁世凯留下了阴影。一些风水师也议论纷纷，说什么袁家祖坟穴位不正，掌禄不掌寿等，让袁世凯的记忆尤深。袁世凯为此有一段时间曾拼命研究风水，有一次袁世凯的儿女亲家周馥从安徽至德老家北上，到袁世凯隐居的洹上村拜访。袁世凯兴之所至，便与周馥、风水先生杨焕之一起，前往项城观察自家祖坟。可以判断的是，袁世凯在他五十八岁这一年，突然地想当皇帝，恐怕也跟这样的心结有关。袁世凯还是想用称帝这一非凡的方式来冲一冲袁家的“坎”，以自己的“天子命”来冲一冲悬挂在袁家男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可能正是由于这样的赌徒动机，袁世凯决定孤注一掷，与命运进行一次掷骰子游戏。

宿命的意义在于，即使你再想改变，你也只能无奈何对待扑面而来的一切。袁世凯也一样，他想拼命地反抗命运，结果，还是倒在终点线之前。

第十八章　宿命，还是必然？

1915年春天过后，袁世凯的身体显得明显地虚弱了。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袁世凯的睡眠变得越来越差。原先的袁世凯精力过人，白天从不知疲倦，夜晚只要一倒下，就鼾声如雷。而现在不行了，伴随着身体一天天的臃肿，袁世凯感觉到一天天衰老了。不仅精力不济，夜里也开始失眠了。由于睡眠不好，袁世凯在很多时候变得忧郁而急躁，愚蠢的举动也日益增多。当然，这一切，都是搬入中南海之后的事情——自从住进中南海之后，袁世凯就没有再出过新华门一步，在这个到处都是帝王遗迹的园子里，袁世凯总是感到内心不太踏实，这里的每栋楼宇、每棵树木、每块石头、每处墨迹，都是昔日王权的符号与象征，昭示着皇家的霸气与梦想。浸淫在浓浓的帝王氛围之中，袁世凯会不由自主地壮怀激越，他想学古代的盛世君王，将这个古老的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强盛壮大；但每到夜深人静时，袁世凯回想起昔日荣光的南柯一梦，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颓然，毕竟，居天子大不易啊！那种巨大的孤独与悲凉，也不是凡人所能承担的。

小凤仙

蔡锷

事态的发展果然如袁世凯担心的——1915年11月11日，在洪宪帝制的一片喧哗声中，年轻的云南将军蔡锷在京都名妓小凤仙的掩护下，改装悄悄逃出京城，住进了天津共立医院。此后，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蔡锷转道日本、香港、越南，返回昆明。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戴戡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并请各省联电劝袁世凯取消帝制，拥护共和。

因改变国体一事而引起动乱，这是袁世凯最不愿意看到的。云南宣布独立后，袁世凯不得不再次强打精神，调兵遣将征讨护国军。起初，在袁世凯看来，这一次唐继尧、蔡锷们发起的所谓独立，跟前几年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一样，很快便会平定。但出乎袁世凯意料的是，这一次护国军的力量比上一次要强得多，而且，背景要远远复杂得多。当然，对于袁世凯来说，叛乱并不是他所忌惮的，就军事而言，他手中的部队足以打赢一切战斗。战争进行过程中，袁世凯很快发现，自己的内部出现问题了——那些原先对自己唯命是从的将领们，此时一个个也有了“小九九”，不约而同地以一种磨磨蹭蹭的方式，对自己进行消极的抵制。这当中的原因，当然是他们对袁世凯的某些做法不满——从担任正式大总统后，袁世凯就一直按照“军人不得干预政治”的思路，一方面削弱北洋诸将的兵权，拟建立模范军代替北洋军；另一方面在地方上进行了“削藩”。此次平叛征召，正好让这些人有了发泄情绪的机会。于是，阳奉阴违者有之，纸上谈兵者有之，浑水摸鱼者有之，真正死心塌地听从袁世凯的，变得少之又少。连先前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因为不满袁世凯大权独揽，此时也称病不出，不愿担任前敌总指挥的职务。

唐继尧

段总长称病不出，袁世凯只好动用另一颗棋子冯国璋。当袁世凯电令冯国璋，命他出任征滇军统帅一职时，没想到冯国璋同样以有病为名，托词不就。冯国璋的举动，让袁世凯非常生气。因为袁世凯一直把冯国璋当做自己人，其现任妻子周道如也曾是袁世凯的家庭教师，并且，每一次冯国璋来北京，袁世凯都把他召唤到自己家，留他共进午餐，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袁世凯知道冯国璋对自己有不满情绪，因为冯国璋权力过大，军人习气重，袁世凯一直考虑对冯国璋“削藩”——为了牵制冯国璋，袁世凯把郑汝成摆在上海，杨善德摆在松江，又有意识地造成张勋与冯国璋的对立和矛盾；袁世凯甚至还考虑过把冯国璋调到京城，任命他为陆军总长，以解除冯国璋的实际兵权。冯国璋的不听征调，明显地，就是对袁世凯不满。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举行婚礼时的照片

袁世凯手中一下无“牌”可打了——在“北洋三杰”中，除了段祺瑞、冯国璋之外，另一个具有帅才的，就是王士珍了。王士珍一直对清廷持忠诚态度，清廷退位之后，王士珍也慢慢淡出。无奈何之下，袁世凯只得亲自挂帅，重用资历相对较轻的曹锟等，分三路进兵云南。这实际上就向全国上下传达了一个信号：在袁世凯的政府中，已经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高层已不抱团了。这样的征兆，给了反对派以足够信心，也使得北洋将士在临阵打仗时很难形成凝聚力。

中华革命党誓约

到了1916年的3月，袁世凯的处境更为不妙了。先是外交方面的压力——日本公开干涉帝制，扬言将承认南方护国军为交战团体。在日本公使的鼓动下，五国公使接连提出口头警告，认为袁世凯政府已无力量平定云南，如果战事扩大，必将影响全国秩序和外侨安全，他们不能坐视；而且，让袁世凯感到恼火的是，这些国家一致拒绝袁世凯用“洪宪”标志发出的公文。外交上的捉襟见肘，导致无法获得列强的财力支持，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国库空空，之前通过发展生产、鸦片烟税以及救国储金积聚的一点钱，战事一开之后，几乎被用得精光。对内无法开源节流，对外借款不成，这个仗实在是无法打下去了。

3月中旬，广西陆荣廷也在梁启超和其老上司岑春煊的策动下，宣布独立。袁世凯的第三路军司令龙觐光也被陆荣廷俘虏并投降，通电宣布拥护共和。政局变得更乱了。有人向袁世凯告发，在南京的冯国璋正在密电有关各省军政要员，建议发出一个逼迫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内容共有八条：一、承认袁世凯仍居民国大总统地位；二、慎选议员，重开国会；三、惩办奸人，以谢国人；四、各省军队以全国军队依次编号，并实行征名制；五、明定宪法，宪法未定以前用民国元年约法；六、民国四年冬之各省将军、巡按使，一律仍旧；七、川、湘前敌北军，一律撤回；八、大赦党人。这明显就是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回归到以前的内阁制。当时回电冯国璋表示同意的，已有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和湖南将军汤芗铭。冯国璋可能觉得五人联名声势还不够大，又以五人联名密电的形式，寻求更多将军的支持。与此同时，来袁府或致函以朋友身份劝袁世凯取消帝制的社会名流，还有汤化龙、唐绍仪、伍廷芳、康有为等。让袁世凯最担心的是，驻日大使陆宗舆也传来了日本内阁的决议，要利用中国内乱之机，扩大在华权益。

这个时候的袁世凯，悔得连肠子都青了。袁世凯根本没想到改变国体竟会闹出如此大的动静。早先的称帝运动，看起来那么众口一词，万众一心。自己甚至是在整个社会力推的情况下，才半推半就决定恢复帝制的。袁世凯恢复帝制，最根本的是想恢复中央的权威，而现在，中央权威不仅没有恢复，“藩镇”割据局面反而一发不可收了。人心真是险恶啊！那些当年积极为帝制摇旗呐喊的人，此时就如同霜降过后的昆虫似的，隐匿得无影无踪。袁世凯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回，自己是中了别人的“套”了——似乎从一开始，各种势力就默契地将他引入一个陷阱，然后不约而同地落井下石。这个阴谋的策划者是谁呢？是日本？是革命党？还是不可确定的中国文化？袁世凯不敢肯定。但无论怎么说，这一次闹出的动静，罪魁祸首还是自己。毕竟，当皇帝看起来总是他个人的事情。如果因此造成天下大乱，袁世凯无论怎样是承担不起的。

袁世凯决心取消帝制了，并且颓唐地对恢复帝制行为表示了后悔。袁世凯的犹豫，更加强了反袁势力的坚定。尽管袁克定力劝袁世凯不要取消，理由是西南各省军队并不可怕，军费也不充足，内部也有问题；北方大局已趋稳定，如果决策反复，反而会引起动乱。但袁世凯再也不想听袁克定的意见了，袁世凯只想快速地解决问题。3月21日，袁世凯召开了有特邀人员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等人参加的各部总长会议，主要议题是撤销帝制，会议作出五条决议：一、撤销承认帝制，取消洪宪年号；二、召开参政院会议撤销帝制决议案；三、以徐世昌为国务卿，解除陆徵祥国务卿之职，回任外交总长；四、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五由徐世昌、冯国璋、黎元洪主持南北和谈。

3月22日，袁世凯发布申令，撤销承认帝位案。这一篇申令，是袁世凯的机要局长张一起草的。张一一直反对袁世凯改变成体，为此，袁世凯还曾对张一直有看法，现在，袁世凯几乎是无颜见张一了。袁世凯感慨地说：我昏聩，不能听你的意见，以至于到了这个地步。今日这个申令，非你不可。袁世凯又说：我的意思还是取消帝制，并且将拥戴书焚毁。张一说：这一件事，是你为小人蒙蔽。袁世凯说：这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张一为袁世凯起草了撤销帝制的申令。在申令中，袁世凯这样自责道：

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倘有墨、葡之争，必有越、缅之续。遂有多数人主张帝制，言之成理，将士吏庶，同此悃忱，文电分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谅之。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

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予更无讨论之余地。然终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以表素怀。乃该院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始终筹备为词，借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凡劝进之文，均不许呈递。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俟转。

予忧患余生，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知。辛亥事起，谬为众论所推，勉出维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国，不知期他。中国数千年来，史册所载，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让之诚，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为权利思想，性情隔阂，酿为厉阶。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致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然。屈己从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转陈推戴事件，予仍认为不合事宜，着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曲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诚，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涤虑，息事宁人。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人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方今闾阎困苦，纲纪凌夷，吏治不修，真才未进，言念及此，中夜以扰。长此困循，将何以国？嗣后文武百官，务当痛除积习，黾勉图功。凡应兴应革诸大端，各尽职守，实力进行，毋托空言，毋存私见。予惟以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为制治之纲。我将吏军民当共体兹意。此令。洪宪元年三月二十二日。

从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拥戴承认帝制，到1916年3月23日下令撤销，洪宪帝制共运行了八十三天。八十三天中，袁世凯没有举行登基大典，没有戴皇冠，没有穿龙袍，充其量只是一个闭门天子。为了缓和矛盾，避免“秋后算账”，袁世凯亲自指挥，焚毁有关帝制文件，让所有参加“劝进”的政客和帝制派人士解除后顾之忧。做完这一切后，袁世凯的八十三天皇帝梦宣告结束。

在宣布撤销帝制，依旧恢复共和后，袁世凯全力转向和谈。这个时候，袁世凯已明显表现出心力交瘁了，他已明显地流露出忧郁的状态，行动也变得越来越愚不可及，甚至像一个弃妇一样变得嗫嚅数落。袁世凯想得太简单了，他还指望自己在撤销帝制后，依旧能待在大总统的位置上。在发给浙江将军朱瑞的电报中，袁世凯为自己辩护说：恢复帝制，一直不是自己的愿望，欧战尚未结束，在接替人难得其人的情况下，只要能救国，自己无论如何牺牲，将在所不辞；只是洁身清退，只爱一身，也不是自己的性格。看得出来，这个权力欲和使命感尤强的河南人，仍旧恋恋不舍自己的“责任”。但这一次，人们已下定决心要将他抛弃了，决意不让袁世凯在这个位置上存在了。4月1日，袁世凯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的名义，向护国军提出六条和议方案：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二、三省治安由三省长官负责维持；三、三省新兵一律解散；四、三省派往战地的兵士一律撤回；五、三省自即日起，不准与官兵交战；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这样的和议方案，带有不屑和强制的口吻，护国军方面当然不同意，并且针锋相对提出了六条方案：一、袁世凯于一定限期内退位，可免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二、诛帝制祸首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三、帝制大典筹备费及此次战争军费六千万元，应由查抄袁世凯及杨度等十三人财产赔偿之；四、袁世凯子孙三代，剥夺公权；五、袁世凯退位后，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六、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均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须接受护国军都督指令。很明显，护国军的这六条，就是硬生生要与袁世凯过不去了。

接下来的事情，让袁世凯更觉得有“四面楚歌”的滋味了——不，不仅仅是“四面楚歌”，而是众叛亲离了。袁世凯的老友徐世昌见此情形，向袁世凯提出辞去了国务卿一职，把这个位置让给段祺瑞，以此为条件，让段来收拾残局。自己则南下河南辉县老宅，去经营自己园中的蔬菜、果树。徐世昌的归隐还真颇有当年老子的意味，走之前，这位冷静而缄默的“旁观者”对袁世凯意味深长地说：自己实在是没有精力卷入这次风云变幻了，等尘埃落定之后，他会归来帮他收拾残局。徐世昌的话语真是一语成，没多长时间，他就从河南返回，替他的这位老友主持了葬礼。袁世凯请段祺瑞重新出山，委任他为国务卿。段祺瑞的精明和强悍，一直是袁世凯所欣赏的。段祺瑞一上任，就跟袁世凯讨价还价，决不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国务卿，而要做有职有权的实力派人物。段祺瑞向袁世凯提出，改政事堂为责任内阁，恢复民国三年前的政治体制，也就是法国政体的内阁制。袁世凯答应了段祺瑞的要求。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已心灰意冷，能退让的，干脆都退让了，自己还是做一个名义上的大总统吧，至少可以少有过失，也不用负责任。到了4月份，袁世凯下令：委任国务卿总理国务，组织政府；其后，又下令取消政事堂，恢复国务院和国务总理名称。

第一步成功之后，段祺瑞步步紧逼，希望袁世凯将军事大权也交到自己手中，要求撤销总统府的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将办事处所管事务，下放到陆军部、海军部以及参谋各部。随后，段祺瑞又提出将模范团和拱卫军收归陆军部管辖的意见。袁世凯看后很不高兴，不由自主地想起武昌起义后自己对于清廷的步步“逼宫”，历史真是循环得厉害啊，才几年工夫，一切就换了个位，轮到自己遭别人的挤压了。真是“现世报”啊！

时间很快到了5月，局面变得更无法收拾了——前方战事一直没有进展，后院却不断起火。一直骑墙的冯国璋，在“前八条”的基础上，修正后又提出一个“新八条”，最关键的是总统问题：冯国璋认为，民国中断，大总统地位消灭，副总统亦当回归消失，所以由副总统代行职权不能成立，应该承认袁大总统对于民国暂负维持责任，一俟国会开会，袁应即行辞职，依法产生大总统，实行责任内阁。冯国璋的用意很明显，就是不想让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是承认袁世凯为过渡总统，然后召集新国会以选举总统。如果将黎元洪排除在外，冯国璋自以为在总统选举中会居于优势地位。冯国璋的提法公布之后，舆论大哗，人们斥之为“袁世凯第二”。在上海的二十二省区知名人士由唐绍仪领衔，包括谭延闿、张继等一万多人联名发出通电，对冯国璋提出的八条痛加驳斥。冯国璋的声望一落千丈。

各省统兵大员的苦苦相逼，表明原北洋系将领离心倾向的加剧。袁世凯陷入了和谈不成，用兵也不成的泥淖之中。各地的呈文、檄文如冰雹一样向袁世凯砸来，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似乎都要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政治的兴趣。让袁世凯啼笑皆非的是来自于家乡河南的通电，竟有河南4道106县1284人的签名。看了这样的电文，袁世凯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一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

袁世凯内部混乱分崩的时候，南方已独立的四省却加强了团结和联系。1916年5月8日，四省共同在广东肇庆成立了军务院，以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代理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蔡锷、李烈钧、陆荣廷、龙济光等各独立省份的督军、总司令为抚军。其组织宣言宣称，军务院统筹全国军事、庶政，这实际上是与袁世凯中央政府对抗的临时政府。之后，蔡锷代表军务院，提出解决时局的四条措施，主要是：一、袁世凯退位，以副总统继位；二、考虑到黎元洪难当重任，建议由国务总理段祺瑞摄政；三、撤退前敌北军，由南北代表商定善后；四、以特别条件之规定，选举段祺瑞为大总统。

南方军务院成立的同时，陕西陕南镇守使陈树藩也宣布陕西独立。接着，袁世凯的另一位心腹陈也通电全国，宣布四川独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宣布湖南独立。二陈一汤的倒戈，就像两把匕首一样，插在袁世凯的心尖上。这几个人，在平日里，都是袁世凯的心腹，而且都是情意切切地劝说袁世凯称帝的。世态如此炎凉，袁世凯伤心欲绝。这个时候，袁世凯已经知道，大势已去，自己已很难挽回局面了。

让袁世凯感到悲凉无比的，还有梁启超不断发出的“檄文”——南方的梁启超接连写下了《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袁世凯之解剖》，对袁世凯展开了猛烈攻击。纸笔的确可以杀人啊，读着这样的文字，袁世凯感到周身透凉：

袁氏一生，其言与行，无一不相违；其心与口，无一而相应，彼袁氏盖古今天下第一爱说谎且善说谎之人也。以前清托大臣而盗卖前清，以民国服务之公仆而盗窃民国。既假借外人言论以劫持吾民，复冒用吾民名义以欺罔列国。不自量度而贸然尝试，一遇挫折则 然乞怜。以总统未足则觊觎皇帝，若皇帝做不成则又将谋保总统。险诈反覆，卑劣无耻，一至此极。以此等人而为一国元首，吾实为中国人羞之；以此等人而全世界人类四分之一归其统治，吾实为全世界人类羞之。

在《袁世凯之剖析》之中，梁启超继续写道：

袁氏诚不失为一大人物，然只能谓之中世纪黑暗时代东方怪魔的人物，而决非在十九、二十世纪中有价值的人物……中国祸乱之种子，全由袁氏所播，袁氏多统治一日，则祸乱之程度加深一日……盖国中任举一极恶之人，其恶却不能有加于袁氏。故无论如何不适于统治中国，而其不适之程度，也决不能有不加于袁氏也。

不仅仅是梁启超，这个时候，似乎全社会人都被激怒了，争先恐后地加入对袁世凯的攻击之中。他们把政权的孱弱、外交的无能、财政的赤字以及社会的无序，全怪罪于新成立的国民政府的无能。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南京的报章似乎成了流言飞语的加工厂，袁世凯所做的，以及没做过的蠢事，包括他的私生活，全都被一点一滴地制造出来，装瓶外运，飞往全中国。在这片生长着革命者、新生的资产阶级、退位者、堕落者以及麻木者的地方，那些没牙的遗老遗少们，因为再也咬不了人，只好胡乱发泄对当下的怨气；危险的是新生代，因为从未掌过权，不甘心一直待在黑暗中，于是怀着铤而走险的目的崛起；新生的资产阶级也在觉醒，对于进步的缓慢也大为不满……人人都有着怒气，人人也有着心思。一些人群情激愤，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一些人大惑不解，一些人落井下石……无数种神秘力量，就像一只只阴毒的小兽一样，悄悄地潜伏在袁世凯的周围，包括每天吞噬袁世凯身体的病菌。终于，有一把火点燃了无数人。人们的一个共识就是：国力在衰弱，债台在高筑，陆海军在减少，主权在丢失，而邻近的国家却呈欣欣向荣的景象。这种真诚的爱国的情绪和民族的感情所产生的不满情绪，终于落在了试图称帝的袁世凯身上。在人们看来，一个古老的帝国已经衰败到如此地步了，这个人居然还为着个人和家族的利益，想君天下、家中国——这样的行径，真是太可耻了！这种局面，必须终止！

这时候，身处中南海的袁世凯，已能看到四周熊熊的火焰了，也感受到众叛亲离。不，不仅仅是众叛亲离，而是整个国家都背叛了自己；并且，叛变自己的，还有自己的身体——他的膀胱结石症导致的尿毒症越来越严重，每到小解时就疼痛难忍。巨大的压力之下，袁世凯也没有心思关注自己的身体了，他只是让中医开了一些利尿的中药，服用一段时间再说。异常爱面子的袁世凯很是忌讳自己生病的部位，他实在是无法面对医生。双重压迫之下，袁世凯的精力急剧下滑，虚弱的他甚至没有精力和能力去应付眼前的局面，只能听任事态的发展了。这个时候，在袁世凯周围，局面已变得很混乱了，袁世凯的一个儿媳妇，竟将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来一块，然后炖汤让袁世凯服用。袁世凯生气地拒绝了。到了五月下旬，袁世凯已经不能吃也不能尿，尿毒已在全身蔓延开来了。这个时候，袁世凯已经意识到自己真的不行了，袁世凯心有不甘的是，自己为这个国家做了这么多，也不情愿去当这个皇帝，为什么大家就这样竞相指责自己，怎么会落得这个下场呢？袁世凯觉得自己满身都是委屈，就像戏剧中的窦娥一样。袁世凯让人拟定了一个《帝制始末案》，诉说着帝制的前因后果，表明自己是如何被“民意”一步步控制、身不由己同意恢复帝制的，在这当中，他有着“苦衷”和“委屈”……袁世凯气急败坏地表明：如果再有人无事生非，他将公布各省区军民以及一些个人要求改变国体和拥戴他早登大位的电文。袁世凯想，那都是些白纸黑字呀，怎么有些人那么缺乏诚信，说不承认就不承认了呢？然后，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自己踹倒，再踏上一只脚。

6月1日，袁世凯召见外交部长蔡廷，沉默了半晌，问：“听说整个外交使团都认为我应该或将会辞职？”蔡廷想了一想，回答说：“大家都认为您应当进行休养，这是亟须要的。政府财政前景黯淡，困难非但未减少，而且在增加。所有的人都为您的健康担忧。”袁世凯听后，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个时候，袁世凯已经决定退位了。袁世凯让段祺瑞拟定了一份退位后的优待办法，共有六条：一、往事不追；二、公权不褫夺；三、私产不没收；四、居住自由；五、全国人民予以应有的尊重；六、民国政府每年给以岁费十万元。也许，只有退出政治舞台，才能得到人们的谅解，才能使这个国家重新归于稳定，尽管他极不愿意。既然身败名裂，就只有认了吧，重要的是，让人民重新接受自己，也让自己体面地结束。袁世凯终于明白了，这种始料未及的变故，是由于在面对这个亘古未遇的大变化时，自己没有准备好，所在的国家以及人民都没有准备好。一切都是阴差阳错，自己和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踩准历史的步点。节奏杂乱无章，千变万化，太难以掌握了，以至于他再怎么努力，都显得拙劣而顽固，就像舞台上一个踏不准步点的小丑在跳舞似的，周围是一片乱哄哄的嘈杂和骚乱。在如此动乱的时代之中强出头，又怎么会有好结果呢？一切都结束了。对于袁世凯来说，此时的他只想归于常人，真正地，过一种平常人的生活。袁世凯确认的一点是，在自己这一生当中，除了在洹上的那一段时间，自己还真没有认真地品尝过日子的滋味呢！

6月6日上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北京城：袁世凯不行了！最初，没人相信这个消息，到了十一点钟的时候，整个使馆区都传开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6月6日上午10点过几分死亡。稍后法国医生签发的死亡证明公布，证实袁世凯的确死了，是死于尿毒症。接着，所有的报纸都以大篇幅登载了袁世凯死去的消息。不过人们对于袁世凯的死因半信半疑，有传言说袁世凯是自杀的，也有传言袁世凯是被日本人或者革命党暗杀的……至于袁世凯临死前的情景，也有很多种版本：

一个版本是：6日晨，袁世凯已处弥留之际，老友徐世昌特地从河南赶来，兑现了当初留下话来帮他处理残局的诺言。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以及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干儿子段芝贵，守护在居仁堂的病榻前。一针强心剂过后，袁世凯睁开双眼，吃力地扫视身边的每一个人，似乎想表达什么。徐世昌、段祺瑞急切地询问，并把耳朵贴在袁世凯嘴边。袁世凯气若游丝地吐出“约法”两个字，就再也说不出话来，然后停止了心跳。袁世凯所说的“约法”指的是什么？是指早期孙中山手上制定的《临时约法》？还是指后来自己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这已成为一个永远之谜。

另一个版本是：袁世凯断气前几分钟，一直喃喃自语：“我不想要这个结局，我不想当皇帝，是那一个人害了我！我信了，结果被骗了。”“那一个人”到底是谁？后来有人推测是杨度，有人认定是袁克定……是有这样一个确切的人，还是袁世凯内心当中的欲望害了他？这同样也是个不解之谜。

袁世凯墓

袁世凯去世了，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四人立即打开金匮石屋，找到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的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前任总统所推荐的三人，将作为总统的候选人，从三人中选出一人为总统——袁世凯如果将他三个儿子的名字同时列出的话，那么，最终担任总统的，也将是他三个儿子中的一个——从这一点看，袁世凯还算是有良心的，他没有继续自己的皇帝梦，没有把这个尴尬的问题，抛给后人。一个逝去的旧时代也是有着气节的，虽然这样的气节那么不合时宜。

袁世凯死后，北京流传着一副对联：“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六君子”和“二陈汤”一语双关，既是中药名，又确有所指——“六君子”指的是“筹安会”的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这六个人；筹安会，可以说是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始作俑者。而“二陈汤”则指陕西陈树藩、四川陈以及湖南汤芗铭，这几个人原先都是袁世凯的心腹，且是拥护帝制的干将。陈被袁世凯派往四川，告别之时，还在袁世凯面前一边哭一边表忠心，希望袁世凯早日登基，以正国体。到四川之后，陈又两次打来电报，请袁世凯早归大位。“二陈汤”的倒戈，可以说，是在身后刺向袁世凯的致命一刀——它不仅让袁世凯对帝制彻底失望，也对人心彻底失望。

中国文化仍是一如既往地传奇化，不习惯于探究事件的实质，仅仅满足在戏剧中一唱三叹。在袁世凯之死上，仍是如此。慢慢地，连袁世凯的死，也变得具有传奇意味了。人们口口相传的是袁氏家族的咒语和秘符——这个精力旺盛、机敏过人、拳法高超，壮实得如同一头牛似的人，怎么说没了就没了呢？而且，是死于微不足道的尿毒症。这就是命啊！袁世凯是逃脱不了袁氏家族男性的那个坎的——再好的运，也是敌不过命的！

死之前，袁世凯留下了一则正式“遗嘱”，看得出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袁世凯还是想消除人们对于自己的巨大误解，努力与人们重归于好：

民国成立，五载于兹。本大总统忝膺国民付托之重，徒以德薄能鲜，心余力绌，于救国救民之素愿，愧未能发摅万一。溯自就任以来，蚤作夜思，殚勤擘画。虽国基未固，民困未苏，应革应兴，万端待理；而赖我官吏将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宁，列强邦交，克臻辑治，抚衷稍慰，怀疚仍多。方期及时引退，得以休养林泉，遂我初服，不意感疾，寖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忠厚仁明，必能宏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补本大总统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中华民国五年六月六日。国务卿、陆军总长段祺瑞。外交总长、交通总长曹汝霖。内务总长王揖唐。财政总长周自齐。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农商会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

读过这样的遗嘱，人们自当明白，其实袁世凯的死，哪里是尿毒症呢，分明是“忧郁而死”——忧郁到极致了，生命也就如灯芯一样脆弱，一阵微风拂过，它就会灰飞烟灭。

后人在分析和总结袁世凯的人生时，曾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在很多人看来，袁世凯绝对是一个有“命”无“运”的人，袁世凯波浪般起伏的人生中，每一个重要阶段都呈螺旋状循环上升——凭着勤勉、机智和坚忍，他一点一点向上攀援，可到了一定程度，会一脚踩空急剧下坠；然后，袁世凯又一边舔着伤口，一边开始又一轮攀援……命运就这样垂青于他，给他恩惠，给他勇气，把他推上前台，让他结束这个时代；同时，命运也无情地戏弄他，也让这个时代结束他。袁世凯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命运的游戏意味，始终自信满满，浑然不觉。对于袁世凯来说，最为残酷的，是恶作剧的力量连喘息的时间都没留给他，就那样干净利落地画上了句号……袁世凯就这样带着羞愧，带着耻辱，带着不屈和无奈，带着不明不白的困惑，离开了这个世界。一直到死，袁世凯的心犹有不甘——时间，再也不给他翻盘的机会了。

袁世凯就这样被人们抛弃了，也被那个时代抛弃了。一个旧时代的人，在人们企盼之中，哪里能代表新纪元的曙光呢？新的势力瞧不起他，因为他身上带着浓郁的腐朽气息；旧的势力更是怨恨和憎恶他，因为他是毁灭一个时代的罪魁祸首。袁世凯的经历和命运，注定了他会有悲剧性的滑落，像流星一样，从历史的天空里滑落；又像梦魇，从人们的记忆中滑落。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新时代排闼而来的时候，那些旧时代的精英们，肯定会被人们作为牺牲品，送上新时代的祭坛。

袁世凯彻底地跌入了历史的不测之渊中。在历史以及人们的眼中，这个矮壮的河南人是那样污浊，仿佛一个彻头彻尾的不仁不义之人——在变法中，他背叛了维新派；在辛亥革命中，又背叛了清廷；而他当上大总统后，又背叛了中华民国。与这“三叛”同时并存的，还有一系列丑恶的行径：卑劣，欺骗，玩弄阴谋，暗杀，收买，暴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袁世凯仿佛成了20世纪初大转型时期道德低下、政治堕落的集大成者，就像被粗鲁地抹上了粪便一样。袁世凯就这样死死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像一具行尸走肉，晾在朔风旷野之中。

也许袁世凯悲剧的唯一价值，就是让这个数千年的文明古国，在经过那一场反复后，从此走上共和的不归路。它从另外一方面证明，在这个国度里，人民再也不需要皇帝了。

尾　声

晚清到民国的转变，几乎是在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及以后的四个月内完成的。改朝换代如此迅速，使得绝大多数国人一时反应不过来。其后，权力的更替更是节奏频繁，各路人马粉墨登场，如走马灯一样让人眼花缭乱。袁世凯去世之后，在短暂的时间里，出现了平静的局面。不是在于人们还沉湎于忧伤之中，而是各派势力一下子失去了声讨的目标，也失去了泄愤的情绪，矛盾得到了缓和，无法再让人们热血沸腾了。一个盹恍过来之后，人们突然发现，最终控制这个新生共和国的，却是那些胸无点墨的军人。这样的局面不由让大家失望——原先人们的初衷，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国，散发着活力和热情。没想到最后呈现的，却是一个由军阀执政、武力维系的不伦不类的政府。不仅仅是在中央，在所有的地方，都是军方当家说了算。于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人们纷纷要求参军，因为参军不仅可以养家糊口，还可以参与政治，成为地方的控制者。很快，人们又开始不满意了，道统和法统打作一团，派系纷争接连不断，地盘和养兵问题成了政治纠葛的关键所在。一边是战争和割据，各种势力继续争吵；另一边则是外国势力的咄咄推进。伴随这一切的，无形之中，还有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的破坏。

一个群龙无首、纷争乱斗的军阀时代到来了。在既无王朝，又缺少强有力人物和执政党的情况下，中国变成了一盘散沙。崛起的愿望正被各种各样的干扰牵扯，道路在选择中变得混乱，狭隘却很顽强的民族主义，以及生怕本国文化被消灭的弱小民族心态如野草一样疯长。这也难怪，当一个古老而优秀的民族沦落到任人随意欺凌的地步时，那种自尊的强烈反弹是最自然不过的了。在此之后的情形是，当思想遭遇思想，野心面对野心之时，……就只有靠枪杆子说话了。在战争暴力以及弱肉强食的商业竞争面前，原先柔弱的智力以及安逸的文明被淘汰了，人们不得不去发挥体力、精力、勇气，以及被长期压制的男性气质。暴乱和反抗日益增加，破坏远远大于建设。人们等不及了，人们等不及合乎正义的事情和道理被接受，等不及公众的福音降临；而正义，常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力量半路抢劫，或者被一些难以理解的法律秩序所牺牲。在那些苦大仇深的人看来，所谓的法律秩序，看起来冠冕堂皇，都无非是拱卫带有私利的公共权威压迫弱者的工具，它们的目的，就是加深当权者的邪恶……这样的社会现状，在人们心目中撒下了仇恨的种子。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到来，是注定的事，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当所有的道路都插着“此路不通”的标牌时，人们只能选择铤而走险。以梦想来代替理性；以暴力，来抵抗时间的折磨。

1919年初，中国现代史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梁启超来到了欧洲。此时的欧洲，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满目疮痍，一片荒凉。战争的幸存者沮丧，彷徨。梁启超原本是带着希望来到欧洲的，看到如此情景，联想到中国正在效仿西方进行的制度改革，不由失望和震惊。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这样描述道：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去了罗针的海船迎着风遇着雪，不知前途怎生是好。

中国人视为学习对象的欧洲已然如此，那么，中国怎么办？中国的前途在哪里？人类，又该怎么办？

后来，梁启超在归纳中国近代发展，总结中国人思想变化时，曾把国人的思想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之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有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之所作，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局等也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甲午败于日本，想到堂堂中国衰败到这田地，都因为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所为。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觉出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决计不可能，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新近回国的留学生，鼓起勇气开始了全部解放的新文化运动，从此也分化出不同的解放道路。

接替袁世凯的大总统黎元洪（前排右四），与副总统冯国璋（前排右三）、国务总理段祺瑞（前排右五）等军政要员

梁启超是从中国现代思想的嬗变来归纳这一过程的。梁启超没有想到，当绝大多数中国人置身于漫长的转型之中，面对现实的缓慢改变时，都不由自主地失去了耐心。这个时候，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了中国，完全可以想象身处迷茫之中的中国人在得知俄国革命胜利后的兴奋和激越，以为又找到了改朝换代的最佳方式。这个时候，中国已不再是孤立的了，中国此时对道路的选择，已完全取决于世界当时的形势。于是，不可避免地，一股年轻的情绪控制住了整个社会，当理性变得过于依赖时间的时候，人们选择了反抗，选择了破坏，选择了速成和走捷径的冒险。人们呼喊着揭竿而起，不顾一切开始了否定，开始了对思想、文化、经济以及一切的否定，也开始了不断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也正是在这样的情绪之中，革命以不可逆转的洪流激荡，在这片古老土地的上空，轰鸣着辗过。

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是不可避免，文化的缺失，传统的孱弱，就只好用血来弥补。等到有朝一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终于恍然大悟的时候，面前早已尸横遍野、白骨如山了。

很多时候，我在想的一个问题是：袁世凯个人的命运，或许正好印证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潜在规律：当这个古老的帝国巨大的转型过程启动，中国历史挪动笨重的身躯，艰难地从中世纪跨入现代的时候，巨大的落差势必激起滔天巨浪，那些试图驾驭这艘船的人们，不可避免地会落水淹没。激流如此强大，中国已不可能从容不迫，也不可能依附某种政治和理论的指引，选择理性的道路。踩在起伏不定的舢板上，那些政治家们只好慌不择路地开弓射箭——箭镞呼啸而出，却总是脱靶落水。有好几次，那些看似瞄准古老帝国软肋的箭头就要命中，但船头稍稍一颠簸，箭矢还是轻轻滑过，一头栽进历史和时间的缝隙之中。

袁世凯，就如同那个箭镞一样，悄悄地滑落，然后，被命运抛弃。

历史，进入了一个无法主宰的年代。

代后记：历史的意义

这一本《晚清有个袁世凯》写完了，“晚清三部曲”也写完了，不想再写了。关于历史的困惑，也随着清晰度的增加，变得越来越多。

历史是什么？从字面上看，历史（history），似乎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他的”，另一个，则是“故事”。那么，历史到底是谁的故事呢？是曾经发生的故事，还是某种旨意确定的“理”的故事？在时间不能倒流的前提下，一种不可否认的推测就是，历史一直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它只是历史学家对于事情的描述，在那种对不可再现的事实的描述当中，历史已不可避免地夹杂上一相情愿的臆度了。

有关历史的内涵，就是在如此深究之后，变得越来越让人困惑。这种困惑，跟我们身边的很多困惑一样，都是属于时间范畴的。时间，是一切困惑的本源。一般情况下，历史是对于过去事件的记载，但过去时光所具有的万千气象，又岂是靠单纯的文字或者影像所能记载和描述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会不可避免地被取舍和歪曲，整理成对现实有意义的过程，以自己的认识加以贯串，用所能够理解的逻辑组织一个对于过去的诠释。这样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按照某种要求架构的一幢房子，或者一具僵死的标本——那种机械而僵死的房子和标本，是代替不了活生生的历史的。

一个大胆的说法油然出自我对于历史的直觉，那就是，如果我们身处的当代，本身即是由一些不可预知、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塑造，因而无法把握和判断的话，那么，以往历史学家相信，并且简单而武断地总结，更算是不知天高地厚了。现实如此无法判断，对历史就能够轻而易举地下结论吗？历史和现实一直有着关联，它从来就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尽管社会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但“万物由心生”，那种由人心而滋生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却有相同的本质。也因此，古今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往往来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漠然无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是徒劳无功的。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尽可能地生活在当下，他必须与全部的生活之源泉——现在，保持不断的接触，必须在找到所有可能被发现的重要证据之外，还要有最敏锐的领悟力和洞察力，有最丰富的同情心，以及最高超和最合理的想象力。

在很大程度上，历史的研究一直是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它的问题，就如同文化和社会存在的问题一样——一直缺乏清醒的自知，缺乏开阔的视野，在很多时候，它既迂阔封闭、自以为是，又索然无味、小气局促；既带有制度的专制性，也带有认识的单一性、情绪的焦躁性，以及结论的武断性。

对于我来说，我一直喜欢的是那种活着的、散发着呼吸气息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不是从一个坟墓到一个坟墓，一段竹简到一段竹简，或者像摆放骨灰盒的架子一样，把那些历史人物分门别类。我喜欢的，是那种浸淫过心灵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才是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活过的历史。历史所显示的“真”，只是由某一个角度观察的“真”，是缺乏生命和活力的；而对于一个历史领悟者来说，他一定要有一种吹气成活的魔力，让这个“真”活起来。这种“点石成金”的魔力，来源于对历史的理解力，也来源于对于生活、现实以及人性的洞察力。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了诗意。”在这位历史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看来，一听到历史具有诗意便感到惶恐不安，或者以为在历史中诉诸情感便有损理智和客观的态度，都是荒唐而愚蠢的。历史的真实应该永远向心灵开放——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寻找自由自在、人们喜闻乐见且有文学气息的历史学传统，就像当年司马迁撰写《史记》一样。历史感的培养，并非局限于历史本身，当今的知识、现实的生活往往会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帮助人们了解历史，在过去与当下之间，是有属于因果律的会通性的。

进入历史的最好方式是什么呢？对待历史，放下天使或者审判者的架子，少一点人为的标签，多一分理解和明白。只有在明白之中，才能找到历史的真实路径。

我的写作《晚清有个袁世凯》，也基于此。

是为后记。

附：袁世凯年表

1859年（咸丰九年）

9月16日（八月二十日）　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县袁寨的一个地主家庭。

1864年（同治三年）　过继给胞叔袁保庆为嗣子。

1866年（同治五年）　随嗣父袁保庆往山东济南，入塾读书。

1869年（同治八年）　随嗣父赴扬州，不久移居江宁（南京），继续读书。

1873年（同治十二年）　嗣父袁保庆死于江宁盐法道任所；同嗣母牛氏返河南项城。

1874年（同治十三年）　随堂叔袁保恒去北京读书。

1877年（光绪三年）　回河南应乡试，落第而归。随袁保恒去河南赈灾。

1878年（光绪四年）　袁氏大家族分家，袁世凯在嗣父名义下分得一份可观的财产，发起组织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文社。

1879年（光绪五年）　应乡试，又不中。

1881年（光绪七年）　到山东登州投奔淮军统领吴长庆，在军中帮办文案。

1882年（光绪八年）

8月（七月）　被委执行前敌营务处事，负责军需供应，勘探行军路线。随吴长庆东渡朝鲜。参加诱捕朝鲜大院君李　应。

10月　经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保，以同知补用，并赏戴花翎，并开始代朝鲜训练新建亲军一营。

1884年（光绪十年）　奉命总理留驻汉城淮军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兼带护卫兵一营。带兵击败日军，粉碎朝鲜金玉均等人发动的政变。

1885年（光绪十一年）　因吴兆友揭发挪用军饷而心灰意冷，请假回国。至天津谒李鸿章，获李赏识。

10月　护送大院君李　应返朝鲜，对闵妃集团与李应之间的矛盾予以调解，规劝国王李熙不要亲近俄国。以知府分发，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赏加三品。

1886年（光绪十二年）

8月5日、20日（七月六日、二十一日）　两电李鸿章，要求派兵朝鲜，废黜国王李熙，另立新君。李未允。

1890年（光绪十六年）

2月（一月）　奉旨免补知府，以道员分省归候补班尽先补用，　并加二品衔。

1892年（光绪十八年）

8月（闰六月）　以海关道记名简放。

1893年（光绪十九年）

5月（四月）　补授浙江温处道员，仍留朝鲜。

1894年　（光绪二十年）

5月（四月）　帮助朝鲜统治者出谋划策，镇压东学党起义。

6月1日（四月二十八日）　电请李鸿章答允朝鲜请中国派兵助剿东学党起义的要求。并云日本无出兵朝鲜之意。

6月12日（五月九日）　为日本驻朝公使大乌圭介不再继续增兵的允诺所欺，电阻李鸿章增兵。

6月18日（五月十五日）　电李鸿章请增兵，筹备战事。

6月29日（五月二十六日）　因朝鲜形势险恶，日军扬言将押其出境，电请回国。

8月5日（七月五日）　仍任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兼赴平壤办理辑抚事宜，联络各军，协筹粮运。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2月（一月）　辞总理朝鲜交涉通商大臣职，接办总理前敌营务处。

5月7日（四月十三日）　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提出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肃军政，聘请外国教官，按照西法练兵；成立军事光堂，培养军事人才。

8月2日（六月十二日）　被召见，奉旨着交督办军务处差委。

8月底（七月上旬）　在北京参加康有为创立的爱国团体强学会，捐款五百金。

12月8日（十月二十二日）　奉旨接管定武军，作为改练新军的基础。

12月16日（十一月一日）　至天津小站镇接练新军，自任督练官，设立机关，制订章程，网罗军官，招募壮丁，改定武军名新建陆军。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7月24日（六月二十五日）　因练兵有功，晋升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9月16日（八月一日）　光绪皇帝召见，谕令开去其直隶按察使缺，以侍郎候补，仍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

9月18日（八月三日）　深夜接见维新派谭嗣同。

9月21日（八月六日）　慈禧囚禁光绪，重新训政，变法失败。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4月5日（二月二十五日）　以新建陆军训练有效，交部优叙。

4月（三月）　奉旨带兵赴山东德州、沂州各处操演行军阵法。7月上旬回津。

5月20日（四月十一日）　上折陈述时局难危，亟宜讲求练兵。

6月16日（五月九日）　升任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8月23日（九月二十七日）　主持僚属编纂《训练操法详晰图说》毕，进呈御览。

12月6日（十一月四日）　署理山东巡抚。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3月14日（二月二十四日）　实授山东巡抚。

4月6日（三月七日）　奏请将山东原有三十四营勇队裁并，改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重加训练。镇压山东义和拳运动。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4月25日（三月七日）　条陈筹办“新支政十条”，即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裕度友、修武备。

9月（八月）　于济南创办大学堂，拟定试办章程。

10月6日（八月二十四日）　开设课吏馆，令候补正佐各员入馆学习。

10月30日（九月十九日）　设立筹款总局。奏请设局制造银元。

11月4日（九月二十四日）　奏请设立山东商务总局。开设校士馆，准举贡生监入馆学习。

11月7日（九月二十七日）　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驻保定。

11月28日（十月十八日）　以“共保东南疆土，尽心筹画”，“卓著勋劳”，赏加太子少保衔。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1月10日（十二月一日）　兼任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

1月19日（十二月十日）　兼任参与政务处大臣。

2月20日（一月十三日）　制订募练新军章程十一条，募兵格式八条。

4月5日（二月二十七日）　奏请在京设立仕学院。

5月（四月）　在保宁创设警务总局一所、分局五所，并开办警务学堂。

6月8日（五月三日）　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6月21日（五月十六日）　在保定成立军政司，负责训练新军，自兼督办。制订北洋常务军营制饷章。设立行营将弁学堂。

8月初（七月）　在保定设立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一所。设立学校司，领导全省教育。

8月15日（七月十二日）　将八国联军占领的天津接收过来，此后督署移津。带三千巡警开进天津，设立南段巡警局和北段巡警局。

9月上旬（八月上旬）　通饬道府州县一律不准私自接受陋规，酌给公费。

10月26日（九月二十五日）　兼充督办商务大臣，会同办理并会议各国商约事宜。12月6日（十一月七日）　受命训练京旗常备军。

12月8日（十一月九日）　从盛宣怀手中夺取设在上海的中国轮船招商总局。

12月30日（十二月一日）　奏请在直隶实行印花税。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1月15日（十二月十七日）　兼充督办电政大臣。

3月13日（二月十五日）　奏请收回开平煤矿矿权，以后又屡次奏请，终因英国阻挠，不果。

6月（五月）　练在京旗常备军一镇。

10月（九月）　委周学熙在天津创设直隶工艺总局。

12月4日（十月十六日）　清政府成立练兵处，兼任会办练兵大臣。

1904年（光绪三十年）

2月（十二月）　日俄战争爆发，电请外务部宣布局外中立，划出交战区和中立区，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是年，练成北洋常备军两镇。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1月20日（十二月十五日）　奏请在直隶试办公债。

3月13日（二月八日）　奏已从比利时人手中收回临城煤矿矿权，并订立借款合办合同。

3月28日（二月二十三日）　奏设军医、马医、经理、军械四个专门学堂。

5月（四月）　在天津小站镇开办电讯学堂。

6月（五月）　在大沽筹办宪兵学堂。同周馥、张之洞联名奏请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

8月31日（八月二日）　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

9月底　建议清廷设立巡警部，预防革命党，推荐徐世昌、赵秉钧为该部尚书、侍郎。

11月至12月（十月至十一月）　在京参加同日本关于东三省事宜条约的谈判，并作为清政府代表之一，在条约上签字。

12月（十一月）　同德国商定胶州、高密撤兵善后办法，奏设胶济铁路巡警，开设济南、潍县、周村为商埠。是年，将武卫右军、武卫右军先锋队、自强军和新募壮丁改编为北洋常备军两镇。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2月25日（二月三日）　上折奏请改革学务；请饬翰林院选派读讲编检人员出洋考察学务。

4月（三月）　改编淮军、巡防各军。

6月20日（闰四月二十九日）　奏在保定设立军官学堂，在天津韩家墅成立讲武堂、学兵营各一所。

7月（六月）　在陆海军中开始设置使用无线电报。

8月28日（七月九日）　进京参加宪政会议。

8月29日（七月十日）　成立天津自治局，试办地方自治。

8月（七月）　批准成立启新洋灰公司。

11月18日（十月三日）　上折奏请辞去八项兼差；将第一、三、五、六四镇陆军交陆军部管辖，第二、四两镇仍归自己统辖督练。20日奉旨，第二、四两镇仍归陆军部统辖，暂由该督调遣训练，余着照所请。

11月（九月至十月）　首次选送直隶绅士赴日本学习法政。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1月（十二月）　饬令周学熙开办滦州煤矿。

2月8日（十二月二十六日）　奏陈防制革命党。

3月23日（二月十日）　试行改革司法，成立天津府高等审判分厅、天津县地方审判厅和乡谳局四处。

7月25日（六月十六日）　以日法协约成立，事机危迫，奏请赶紧认真预备立宪。并密陈政见十条：国信必须昭彰，人才必须善任，国势必须振兴，满汉必须融化，赏罚必须并行，党派必须分明，政府必须早建，资政院必须设立，地方自治必须试办，教育必须普及。

7月28日（六月十九日）　奏请选派大臣赴德国、日本考察宪法，并派王公近支赴英国、德国学习政治、兵备。

8月18日（七月十日）　成立天津县议事会。

5月至8月（四月至七月）　伙同奕　掀起“丁未政潮”，将军机大臣瞿鸿、邮传部尚书岑春煊排挤出政界。

9月4日（七月二十七日）　调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

9月至12月（八月至十一月）　坚持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压制江苏、浙江两省人民反对让英国筑路的运动。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2月2日（一月一日）　获赏在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

12月19日（十一月二十六日）　赏加太子太保衔。

1909年（宣统元年）

1月2日（十二月十一日）　奉旨开缺回籍。

1月6日（十二月十五日）　携眷返河南，后定居彰德北门外洹上村。

1910年（宣统二年）　居彰德洹上村。

1911年（宣统三年）

9月7日（五月十一日）　接待立宪派首领张謇，商谈立宪之事。

10月14日（八月二十三日）　被任命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镇压武昌起义，但未出山。

10月20日（八月二十九日）　与徐世昌密商，提出就职六个条件，谋掌清政府军政全权。

10月27日（九月六日）　任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剿抚事宜，节制水陆各军和冯国璋的第一军、段祺瑞的第二军。密令北洋进攻汉口。

10月30日（九月九日）　离开彰德南下视师。

11月1日（九月十一日）　授为内阁总理大臣；声称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不敢奉诏。

11月7日凌晨（九月十六日深夜）　派人刺杀吴禄贞于石家庄。

11月8日（九月十八日）　被资政院公举为内阁总理大臣。

11月10日（九月二十日）　正式派刘孙恩、蔡廷轩为代表，与民军议和。

11月16日（九月二十六日）　就任内阁总理大臣职，组成内阁。

11月17日（九月二十七日）　命张锡銮统兵进攻山西。

11月18日（九月二十八日）　奏请皇帝降旨必须内阁署名。

11月27日（十月七日）　晤英国驻京公使朱尔典，请其电告驻汉口领事葛福，向民军提议停战三日。

12月6日（十月十六日）　迫载沣辞去摄政王，夺取清廷大权。

12月7日（十月十七日）　兼任对民军议和全权大臣，即日委唐绍仪为总代表南下与民军和谈。

1912年

1月3日　命曹锟、王怀庆剿平王金铭等领导的滦州起义。

1月16日　与内阁大臣联衔上奏，挟制隆裕皇太后承认共和。出朝行至东华门外，遇革命党人炸弹袭击，未伤，从此称病不朝。

1月19日　会见英使朱尔典，提出由清廷授其全权组织临时政府，或临时政府暂设天津，作为清帝退位后解决全国政权的办法。遭到清廷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反对。

1月26日　授意段祺瑞等四十余名高级将领电奏，指斥亲贵阻挠共和，要求降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奏隆裕太后懿旨，封一等侯爵，上折恳请收回成命。后又连辞三次。

1月29日　上折催逼清廷迅速决定国体。

2月3日　受命与南方民军商议清帝退位条件。

2月5日　暗嘱靳云鹏携电稿至前线交段祺瑞，以前敌将领名义拍发，指斥王公败坏大局，声言将率将士全体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

2月11日　致电孙中山等表明政治态度，宣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2月13日　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首领的名义，布告文武官衙和军警。

2月15日　由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

2月29日　曹锟第三镇士兵在北京东城发生兵变。

3月10日　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宣誓：“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

4月　颁布《暂行新刑律》。

6月17日　迫国务总理唐绍仪辞职，破坏责任内阁。

8月16日　凌晨　令军政执法处秘密处决湖北著名革命党人张振武和方维。

8月20日　任命亲信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变责任内阁为总统的附属机关。

8月下旬至9月下旬　与孙中山、黄兴会谈，笼络孙、黄。

9月25日　宣布八大政纲：统一制度；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工厂；资助国民办实业；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兼采地方分权主义；整理财政；调和党见，维持秩序。

9月29日　申令严禁一切秘密集会结社，11月9日又予重申。

11月26日　命令各省严惩倡言革命者。

12月15日　颁布《戒严法》。

1913年

3月20日晚　同盟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刺于上海车站，并于3月22日因伤重逝世。

4月26日夜　命赵秉钧、周学熙、陆徵祥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合同。

5月2日　具文咨告参众两院，否认借款违法。

5月3日　命令各地逮捕严究“潜谋内乱”者。

5月5日　命李纯的第六师由保定南下河南信阳，开始部署军事力量。

5月6日　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确定对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作战的总方略，和进攻的主力部队。

5月8日　通电申斥带头反对违法借款的同盟会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湖南都督谭延不服从中央命令。

5月10日　令李纯部第六师移驻武昌，摆好沿江东下进攻江西的态势。

5月21日　公开叫嚣，如同盟会“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

6月22日　发布尊孔令。

7月12日至9月上旬　同盟会的二次革命。

7月27日　命军警监视国会议员。

7月31日　限令同盟会三日内将黄兴、陈其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等除名。

8月6日　下令解散江西省议会。

8月7日　下令解散社会党和一切“煽乱”的政党。

8月8日　下令解散广东省议会。

8月15日　逮捕江西籍国会议员徐秀钧，后解往江西杀害。

8月16日　解散湖南省议会。

8月22日　杀害国会议员伍汉持。

8月27日　逮捕参议员朱念祖等五人，众议员刘恩格等三人。

10月6日　密令数千军警伪装成“公民”，胁迫国会议员选举自己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10月10日　宣誓就任正式大总统之职。

10月13日　下令拿捕江西省议会议员四十余名。

10月16日　提出增修《临时约法》草案，要求扩大总统职权，打击宪议会议。

10月18日　提出宪法公布权应归总统，企图将《天坛宪法草案》扼杀。

10月22日　派遣施愚、顾鳌等八个委员出席宪法会议，强行干涉制宪工作，遭拒绝。

10月25日　通电攻击宪法会议和宪法草案，授意各省文武官员起而攻击。

11月4日　下令解散同盟会，取消同盟会议员资格，追缴四百三十八名国会议员的证书徽章，迫国会因人数不足不能开会。

11月12日　下令追缴隶籍同盟会的各省议会议员证书徽章。

11月26日　发布尊孔告令，吹捧“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宣扬“允宜益致尊崇”。宣布衍圣公和配祀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祀典，均仍其旧。授予孔令贻一等嘉禾章。下令召集政治会议。

1914年

1月10日　解散国会，停止议员职务。

1月26日　公布《约法会议组织条例》，召集约法会议。

2月3日　停办地方各级自治会。

2月7日　下达祭天令、祭孔令。

2月28日　解散各省省议会。

3月2日　公布《治安警察条例》。

5月1日　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该法赋予袁与皇帝相等的权力。以法律形式肯定了其专制独裁。废除国务院。于大总统府设政事堂，集中政权。

5月8日　撤销前总统府军事处，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集中军权。

5月23日　改变地方官制，由省、县两级机构变为省、道、县三级机构。省民政长改称巡按使，道署道尹，县设县知事。

5月26日　停止政治会议，成立御用的咨询兼代行立法机关参政院。

6月30日　裁撤各省都督，改设将军，于京师建将军府，任命各省将军。

7月　公布文官官秩，分为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少士九等。1915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

7月　剿平历时二年之久，纵横五省的白朗起义。

9月28日　亲率文武官员至北京孔庙祀孔。

10月　建立模范团，自兼团长。

12月23日　率文武官员至天坛祭天。

12月29日　公布重新修订的大总统选举法。该法使其事实上成为终身总统。

1915年

1月18日　接见日本驻京公使日置益，日置益提出“二十一条”要求。

2月2日　令陆徵祥、曹汝霖与日置益就“二十一条”问题举行秘密谈判。

5月8日　召集文武高级官员开会，宣布接受日本5月7日最后通牒中提出的要求。

5月13日　以命令形式宣布日本要求的中国沿海港口、湾岸、岛屿一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5月25日　与日本正式签约，除第五号日后另行协商，第四号以命令形式发表外，二十一条其他各号均予承认，大肆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利益。

6月22日　公布《惩治国贼条例》，企图转移人民反对其卖国罪行的斗争视线，镇压革命人民。

6月29日　禁止人民抵制日货，压制人民爱国运动。

8月14日　授意杨度组织团体，鼓吹帝制。是日，杨度等发表组织筹安会宣言。

8日下旬　秘密组织发动帝制的领导班子，授意各省将军、巡按使利用民意，组织请愿，改革国体。

10月8日　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发布召集国民代表大会以决定国体的告令。

10月下旬至11月　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强奸民意，议决改变国体，并推戴其为中华帝国皇帝。

12月12日　申令接受国民总代表参政院的推戴，承认帝位，筹备登极。

12月13日　在中南海民仁堂接受众官敬贺。

12月15日　册封副总统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拒之。

12月16日　宣布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将来附列宪法之中。

12月18日　重申满、蒙、回、藏各族待遇条件继续有效。宣布旧侣、耆硕、故人均勿称臣。

12月20日　申令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为“嵩山四友”，特加优礼。

12月21日　下达锡爵令，对军政各界的亲信党羽、实权派分别册封为公、侯、伯、子、男及轻车都尉等爵位。

12月29日　下令将宣布云南独立、兴师讨袁的蔡锷、唐继尧、任可澄褫职，一并听候查办。

12月31日　申令改元，以明年为洪宪元年。

1916年

1月1日　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对内称中华帝国，改用洪宪纪元。

1月5日　命邻近云南各省对云南护国军一体严筹防剿，曹锟统率两路军队进剿。

1月15日　派周自齐为特使乞求日本支持帝制，日本初表欢迎，因密约泄露，是日拒绝。

2月23日　被迫暂时从缓办理帝制，宣称云南起义未平以前，决不登极。

3月11日　公布《颁爵条例》。

3月22日　被迫发表撤销帝制令。

3月23日　申令废止洪宪年号，仍以中华民国纪年。

3月29日　命销毁帝制文件八百余件。

4月1日　向护国军提出议和条件六项。

4月11日　同美国波士顿银公司签订借款二千万元的合同，作为战费。

4月21日　公布《政府组织令》，宣布实行责任内阁制。

晚清有个李鸿章

赵焰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有个李鸿章／赵焰　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2010.2重印）

ISBN　978-7-5633-6760-3

Ⅰ．晚…　Ⅱ．赵…　Ⅲ．李鸿章（1823～1901）-传记　Ⅳ．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38726号

总 监 制：郑纳新

组稿编辑：吴道如

责任编辑：吴道如

装帧设计：耀午书装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何林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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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热线：021-31260822-129/139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14.5　字数：180千字

2007年11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7次印刷

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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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楔子

第一章　鸦片的宿命

第二章　尘归尘，土归土

第三章　曾门弟子

第四章　云中之鹤

第五章　洋务运动

第六章　如日中天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

第八章　伤心与耻辱

第九章　羞对后生

第十章　梦醒时分

第十一章　看西洋景

第十二章　暴风骤雨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

第十四章　忠与奸

第十五章　诸君莫作等闲看

后记

附：李鸿章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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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文字的留存起源于各种不同的情感，也起源于不同的机缘。人们因欣喜或者感悟而写文章，或者，怨恨、愤怒、困惑都可以点燃著作的激情。甚至于，猎奇、宣泄，心理上的乐趣也同样可以造就文字的流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动机不纯的出于名气或者金钱的考虑。而我写作李鸿章的动机却是非常明确的，那源于清醒和困惑的交织——一种极端的清醒，也是一种极端的困惑。这种困惑与清醒是相联系的，更是相融合的。它不仅仅是对李鸿章本身的困惑和清醒，是对中国文化的困惑与清醒，同时也是对于世界以及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困惑与清醒。

当我在某一个早晨或者傍晚，注视那些消失在空蒙中的历史人物时，我就如同在注视着实验室玻璃房子里的标本——我感受不了他们真正的气息，嗅不到散发着旺盛的腥味或者臭味的气息。这样的历史人物，就如早些年乡间田野里上映的皮影戏一样，只是模糊地显示在白布上，它们很难有清晰的五官、气味以及声音；在它们的后面，还有一根根无形的细线在操纵。而我所呈现的羞赧呢，是因为时间对历史体无完肤的剥夺，以至于我们很难认识一个真实的个体。那些历史人物所做的一切，在我们的眼中，都是那种可有可无的简洁版或者省略版。相对于从前的时代而言，我们身处的时代不仅仅是面目全非，而且从精、气、神上，也渐渐失去一脉相承。我们无法把自己沉浸在如水一样的岁月中，品尝着时间的体温和况味。那些顺流而下的时间，一直如一条清澈的河流，在它的上游，是人类的源头；而我们现在身处的时间呢，感觉已不再是顺流而下的河水，而是在整体上呈现出杂乱无章的漩涡——这让我真正地感觉到，人类和时间的关系，已不仅仅是困惑和迷离了，人们在本质上对于时间已经力不从心，无法解读了。

李鸿章

写作就是寻找的过程。寻找，实际上就是生命的真正意义所在。在最初的写作中，我一直是在写小说，写散文，通过叙述和抒情去感悟和领会。后来，我的小说创作搁浅，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法将那些情节炮制得完整。当然，对于小说，我缺乏热情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当代小说已经进入一个误区，这些小说太流于技术性，变成了哗众取宠的噱头，它们只是笨拙地复述一个又一个恶俗的故事，浅薄，干涩，既没有想像力，也缺乏深刻的思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看出作者的人格低下，自然而然地暴露出作者的狭隘和丑陋来。这样的方式，就一种艺术形式来说，已经失去了对于美的召唤，失去了对真理的追求。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渐渐远离了小说，也远离了世俗的泥泞。而散文呢，在写作若干年之后，它又很容易让自己脱光了身子，将自己的生活、情感以及思想完全地暴露。也就是说，散文很容易把人写空，不仅仅是别人，连自己，也会油生一种厌倦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表达和探寻，我不得不尝试另一条新的道路，去寻找一种更为贴切的方式来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一点思考。就我短暂的人生而言，我终究是要表达的，也是要构建的，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之一。写作一直是一条幽深的路径，它所连接的，是个人的生命感悟与巨大的生命本来。这样的路径弯弯曲曲，充满艰辛，险象环生，神圣地闪烁着微弱的星光。后来，我找到一种借以表达的方式，那就是电影。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里，似乎没有一种艺术形式比电影更丰富了，可以说，这种综合的艺术形式，浓缩了这个世界的思想火花，也浓缩了这个世界的所有艺术形式，甚至，浓缩了语言所无力企及的东西。电影真是时间在这个时代里馈赠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基于此，我尝试着用文字来解读电影，通过解读光怪陆离的人生故事，来探寻人类的生活之路和心灵之路。看电影的过程，我就像一个潜入水底的人一样，安安静静地躺在丛生的水草之中，看各式各样的人生在我眼前浮游过。电影丰富了我单调而乏味的人生，我没有想到人们的生活是那样的多彩，也是那样的单调；没有想到人性是那样的复杂，也是那样的单纯——生活的多彩在于独特，每一个人生都是不可替代的；而人性的复杂呢，在于伸张得如此开阔，它们比星空更加广袤，更加幽深；而单纯的意义又在于，所有的命运都是殊途同归，那些过去的，曾经辉煌和独特的人物仿佛没有存在过似的。电影让我活着无数人的人生，在各种各样的人生中拓展自己的心灵。这是一种机缘，更是一种庆幸。

然后，我又尝试着用文字去写作徽州，尝试着伸出文字的指尖来触摸那一边虚空。在指尖哆嗦的探寻中，分明可以感觉到文化和历史的触须如小鱼一样舔啜。历史与文化一直有这样的特性，它总能在接触生活时复活，通过当代而变成活生生的历史。徽州只是我身边早已存在的一个标本，通过对徽州的解剖，我了解到了文化的经脉和穴位，也宣泄了很多关于古代与现实的认识和感悟。我的文字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道路，同时，也映亮了我的内心世界。

一直到近来，我意识到，我还必须真正地认识，或者说真正地剖析一个人；通过剖析来达到对于中国文化深层次的了解和领悟，并且，通过内心的重演或借鉴，来叠加自己的人生。当然，这个人应该是位居高位，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地位，决定了他拥有别人无法企及的视野和内心的宽广度。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才拥有这种世俗的高度以及内心的宽广度。可以这样说，这样的人杰天造地设的，它从来就是偶然性的产物。在这个世界上，机缘决定了绝大多数人只能过着平淡的生活，他们只能平庸地度过短暂的岁月，很少有人能登上巅峰看风景。但一个人却可以用一种间接的方式，活着别人的人生，流淌着别人的思想。对于我来说，认识并且真正地明白这样的人物，既是与世界的一次深层次的沟通，同时也能给自己的内心拓展，并注入一种强大的力量。与这个世界上所有芸芸众生一样，我的人生已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偶然性，要自我完善，就必须借助其他方式去拓展内心的宽广度。每个人的内心就是一条河，但河流与河流之间，一直是有区别的，我希望自己的内心成为这个世界最宽广的河流，也希望自己能借助神秘的力量攀登上这个世界最高最神秘的山峰。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遭遇了李鸿章——一个以喜剧的方式进入世界，却以悲剧终场的命运的宠儿。说他是命运的宠儿，是因为上天在铸造李鸿章的时候，充分彰显了人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神秘性。选择进入李鸿章，是有充足理由的，在合肥生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没有去那个步行街上的李府，甚至连这样的冲动都没有，原因是一直对于李鸿章有着天然的隔膜。我在少年时从银幕上所见的李鸿章，留着山羊胡子，阴险毒辣，城府极深，让人心存忌惮。再看看当时书籍的介绍，除了当官、镇压、两面三刀之外，就是接二连三地签下很多割地赔款的协议，把好端端的一个大中国弄得支离破碎。因此，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对他一直没什么好感。况且，那个李府也不是李鸿章的原住所，只是他弟弟李鹤章的一处房产，后来出于宣传和旅游的需要改建的。这样的赝品又有什么意思呢，就更懒得去了。

但近来还是陆续读了许多有关李鸿章的书。不读还罢，一读之下，对于李鸿章了解越多，震撼越多，困惑也就越多。李鸿章身上涵盖的东西似乎太多了，他仿佛就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谜一样的思想，谜一样的人生，烟笼雾锁在这个人的身上。

搞不懂，或许是因为李鸿章身上所体现的矛盾太多了，也太复杂了。那不仅是他性格上的矛盾，为人处世的矛盾，人格的矛盾；似乎更多的，还有时代的矛盾，文化的矛盾，甚至生存哲学和人性阴影上的矛盾。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仅仅是旧道德、旧文化、旧功名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那种五千年封建道德文化的集大成者。与此同时，东方和西方板块撞击后也在他身上表现出足够的“熵”效应。在李鸿章的身上，既承载着旧时代的荣光和底气，也承载着遭遇变故后的支离破碎、迷茫委顿。世界进展到18世纪初时，法国大革命已经平息，欧洲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纷争之后，有了短时间的平静。西欧列强在抓紧完成向工业化过渡的同时，在征服东方上找到了共同点，他们不再相互倾轧，而是携起手来，开始向东方倾销工业商品和文明方式。西方文化的侵略性表现出来了，野蛮而嚣张，这使得内敛而文雅、注重内部和谐的东方文化感到极不适应；在技术上，瓦特发明蒸汽机后，西方的航海技术突飞猛进。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大缩短了西方和东方的距离，欧洲列强可以通过海上轻而易举地进入别人的领地；在国力上，欧洲诸国突飞猛进，而中国自乾隆之后，盛极而衰，民力凋敝，经济发展接近于停滞不前。长时间闭关锁国的统治方式慢慢地向活力注入了隐蔽的毒素。人的智力逐渐降低，天才的火花渐次熄灭，甚至连早期的尚武精神也衰弱蜕变。更重要的是，由于西方盛行的理性思维、科学观念以及基督新教对于资本主义的推动，欧洲的社会运转，速度和效率明显高于中国；而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也远远胜于中国对于西方的认识……除此之外，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也呈现出截然不同。

那是一个西风劲吹的时代，也是一个摧枯拉朽的时代。一些人自惭形秽，一些人茫然失落；一些人盲目自大，一些人痛则思变。坚硬在变得松软，自信在变得脆弱，沉着在变得浮躁。李鸿章所经历的，所遭遇的，要比他的前辈多得多。国门打开，洪水猛兽如决堤之水一样涌入。对于迟重、缓慢的东方古国来说，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同打开了另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中国人真正第一次认识到天外有天，文明之外还有文明；也第一次意识到另一种文化所具备的强劲力量。那种完全不一样的异邦文明，像湿热的海洋季风一样扑面而来，一下子将这片国土上的旗帜和书本吹拂得七零八落。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作为古老中国的一个代表人物，不可避免地被推到了前台。在前台灼热的灯光之下，李鸿章的身影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他的聪明和笨拙都毫无遮挡地展示在时代面前。此人相貌堂堂，满腹经纶，机锋敏锐，辞令巧善；既傲慢清高，又忠诚仗义；既聪明无比，又不识时运；既开放改革，又故步自封；既宽厚贤良，又残忍暴力；既温文尔雅，又奸诈诡计；既阴郁狡猾，又锋芒毕露；既爱才如命，又妒贤嫉能；既争强好胜，又忍耐宽容……李鸿章将自己的毕生都献给了那个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他既是那个时代的贤良之士，同时又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最大的绊脚石……从整体上说，李鸿章犹如一具木质的盾牌一样，拼命地抵挡迎面射来的一支支强弩，而他所庇护的，既有岌岌可危的朝廷，又有水火之中的百姓民生……从一开始，这样的背景，也就决定了处于这样地位的人，终生以一种羸弱的抗争方式，不可避免地与悲剧结缘。

百年前，晚清大儒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时说：“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成为非常英雄，亦坐此四字也。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仅摭拾泰西皮毛，竭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那么多丧权辱国的协议，也不得不自己亲手去签；那么多忍辱负重蝇营狗苟的事情，也不得不自己亲自去做。李鸿章一方面要全力挽救将倾的庙堂，含辛茹苦，委曲求全；另一方面，还要忍受暴风骤雨似的谴责，防范各种各样的诋毁和阴谋。李鸿章在挨动着自己的步履时，艰难而坎坷，苦涩而窒息。命运召唤他，只允许他服徭役，从不允许他享受成功的喜悦。李鸿章地服从着，也坚守着，他一再以他警醒而坚定的隐忍特性深深地扎下自己的触须，然后，幻想着有朝一日会长成一棵大树。这样的坚守，需要巨大的内心力量。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李鸿章，是宗教信仰和出世的精神？是五千年“忠、义、信”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还是入世极深的利益诱惑？

人性永远是一个谜。世事同样也是。李鸿章所做的，他所表现的，实际就是人性和世事纠缠在一起的世纪之谜。

第一章　鸦片的宿命

看起来，所有的缘起似乎都是因为鸦片。

历史进入了19世纪，或许谁也没有想到，一个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化合物竟然引起了世界的巨大震动。在这里，鸦片是一个偶然，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必然。这样的鸦片就如同伊甸园的那个苹果一样，具有的，是与世界相当的意义。世界并不完全是空间意义上的，它更多体现的，是时间上的。苹果在必须出现的时间出现，在必须出现的地点出现，并且以一种魔幻的方式，与世界和人类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同样，鸦片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所具有的意义也是如此——这种从最美丽的花朵的果实当中提炼出来的东西，在更大程度上，与那只苹果一样，它具有着符号的意义，它所代表的，是那种逃避不了的宿命意义。

东西方最早的撞击，是由于彼此精华的互相诱惑导致的。比如丝绸，比如香料，又比如瓷器。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带有强烈神秘色彩的。比如说丝绸，它是由那种软绵绵的虫子吐出的丝织成的，这样的过程本身就有点匪夷所思，像一个童话，或者如一个寓言，或者干脆像是一种幻变——那种奇特的、牵涉到人类诸多本质疑惑的幻变。瓷器呢，同样具有的，也是脱胎换骨的意义，那仿佛是泥土的凤凰涅槃——最肮脏的、最普通的泥土，在经过烈火的焚烧之后，竟有着最洁净的品质；就像一个最下层的农夫生就了最美丽、最冰清玉洁的公主。至于香料，与丝绸与瓷器所不同的是，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准确的名词，它具有混合性，具有模糊性和包容性，它含混不清，却又无可奈何。它同样具有谜一般的意义，它所揭示出的世界的神秘意义，它所能给人的启迪以及迷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丝绸和瓷器。它是那样的复杂，那样的生动，同时又具有无限的蛊惑力，让人们费思量，却难忘。

在鸦片进入中国之前，古老的东方帝国已经达到了在农业社会状态下的自我平衡，从本质上来说，这个国度是缺乏具体的目标和追求的，虽然从表面上看，以儒学为主的文明有着大同世界的目标，但这样的目标并没有具体化，也很难实践化。千年不变的男耕女织，千年不变的春种秋收，千年不变的天朝上国，还有千年不变的之乎者也礼义纲常，使得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在外人眼中，看起来像一尊精巧的瓷器一样，细腻而迷人：靠灌溉而生产的稻米产量总是很高；盐的分配和五谷口粮相搭配；大粪便溺足够用来浇菜；人吃过的泔水可以养猪；堤坝防止水灾；政府的粮仓保住了灾荒赈恤；保甲制度自动地保障邻里公安；家族成员之际，各自履行相互周济安全的义务；农耕以各家各户为单元进行，每一家，都由一个家长说了算，“三纲五常”的教育使每个人对自己的家庭，每个家庭对国家的义务，都谨守不悖；科举考试则给所有的才智之士以正统教养，以努力方向；在官吏任用上，实行“避嫌”的律令，不在本省任官，减少了攀亲引故的弊病……这个东方古国就像一架古老的农耕机械一样，庞大而周密，虽然在运转过程中并不绝对合理，但是它总是显得有条不紊，胸有成竹。

这个庞大的农耕机械看起来稳固无比，但在它的内部，并不是天衣无缝的。最切实的危机，是社会生机勃勃的成长和呆板笨重的结构体制之间的摩擦。这样的内在抵触，形成了中国社会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哑谜。对于统治者来说，绝对的王权才是国家政权的真正目标，至于其他的，包括社会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以及精神的解脱，都属于混沌状态。这样的混沌，在很长时间里造成了社会发展以及智力创造上的停滞和静止。在这个时候，鸦片的出现，使得这个国家的薄弱之处充分地暴露出来。这个精巧的制度和社会在遭受到西方毫无道理的冲击之后，就像一个瓷器一样摔在地上……鸦片的出现完全是一种机缘，那是所有的因缘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生命运行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产物，就如同我们现时的电脑信息的兴起。直到今天，仍有人固执地认为，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发明的，而是风生水起，应运而生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方的香料促使了欧洲中世纪的迷幻，也促使了欧洲中世纪的觉醒。在此之前，欧洲在很长时间里一直用海吃海喝的肉食方式来掩饰生活的单调和无聊。因为严谨和刻板，以及对于自身欲望的忽略，他们的生活远不像东方人那样富有诗情画意；他们的生活，包括口味和方式都单调而缺乏情趣，也离自然很远。这时候来自东方的胡椒、桂皮、干肉豆蔻花的进入，使得欧洲中世纪粗劣不堪的习惯遭受到新鲜的刺激，仿佛突然打开一个窗口，有一束光划破漫漫的黑夜。香料的主要功能是为储藏，而另一些功能，比如咖啡，比如罂粟，以及能激荡起色欲和迷幻的麝香、龙涎香、樟脑、珍贵的树胶脂，等等，对欧洲人所引起的诱惑几乎是致命的，它们改变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欧洲人的习性。欧洲人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些极富有魅力的物品都产自于东方，而留给欧洲的，都是些平常与平庸的东西，比如土豆，比如牛羊。这样的方式如同神奇的天方夜谭故事，激起欧洲一片春意。当然，这些都是早先的事情。那时在西方人的眼中，东方的一切都因其偏远、稀有、富有异国情调，也许还因其昂贵，而在欧洲赢得了一种影响强烈的、催眠的魅力。没有任何商品能像香料那样受到人们如此强烈的贪求，东方的这些花、香以魔幻的方式把欧洲的灵魂给熏倒了。

历史发展到18世纪，东方与西方像漂流在大洋中的两大板块一样，不可避免地相撞了。在此之前，世界的力量已经悄悄地向西方聚集，欧洲文艺复兴以及稍后的宗教改革，似乎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人类所面临的初级困惑，也指明了人类自身的方向。人类的思想在经过长长的跋涉之后转而变得深邃起来。这样的清晰，对于人类自身来说，就像是第二次直立行走，是思想和人格的直立行走。与此同时，由新兴思想所产生的动力正在勃发，人们开始了对自身以及自身环境的挑战，力求把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17世纪的大航海运动兴起，人类文明开始迈开大步。大航海所产生的接二连三的效应，使得欧洲坠入集体的狂欢，列强们的胃口像狮子一样被调动起来。时间也撒开双蹄，一下子变得突飞猛进起来。

初始，哥伦布的成功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惊异，继而爆发了一阵古老世界从未有过的冒险狂潮，每一个人都涌动因几个世纪封闭所积蓄的狂热，人人都想突破自己狭小的生活范围。在欧洲，那些对自己工作和生活不满意的人，自感落伍并焦急彷徨的人，还有荷尔蒙旺盛的士兵、失落的军官、落魄的豪绅、身处底层的黑人，他们全都希望到新世界去沐浴阳光雨露。短短的100年中，欧洲的航海成就不只是翻了100倍，而是翻了1000倍。与此同时，地理学、天文学和地图学在这段时间内也经历了空前绝后的前进速度。人们终于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星球之上，明白了地球的形状和范围，也明白了在广袤的地球上，还有很多地方是文明的空白。这种对身处世界的茅塞顿开，一下子勾起了欧洲人史无前例的征服欲望。

而在东方，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生活仍旧是按照原来的节奏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从对于时间的认识上，就可以看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在东方人眼中，时间一直是一个圆，循环往复，周而复始，速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只会增加轮回的次数。东方人从不会产生时间上的紧迫感，并且，对于时间，也缺乏认知的精确性。在中国，一天分为12段，每段之中，是比较模糊的，就像一个圆被分成了12部分。而在西方看来，时间是直线的，也应该是精确的，它可以精确到时、分、秒。因为对时间的模糊和漠然，在东方人看来，自己生活的地方有着充足的阳光、雨水以及粮食，就已经足够，他们一直没有贪婪的欲望，一直满足，一直自得，他们就像植物一样，平稳地按照自己的传统和习惯生长着。按照西方历史学家的说法，直到1700年，当时的东方大国，它的物质生活在世界上还是最好的，从东方流向西方的各种发明，要比从西方流向中国的各种发明多得多，所以在马可·波罗等人的眼中，东方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但从明朝中期以后，西方商业兴盛，城市发展领先，在科技、商业、文化、制度等方面后来居上，尤其是航海业的突飞猛进，不仅仅带动了商业的发展，更使得人们在科技、文化、世界观以及自信心上突飞猛进。对于此时的西方来说，在很多层面上已经与温柔敦厚的东方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西方大航海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西方商人乘船来到了中国的沿海地区，开始贸易，也开始掠夺。16世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占据着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主流；到了17世纪，新兴的荷兰取代了西班牙、葡萄牙成为海上霸主，在亚洲，他们占据了台湾和雅加达进行贸易；而到了18世纪，英国人取代了荷兰人，张开了更贪婪的大嘴。

西方势力就这样在不经意中向东方积极地渗透。在这种格局下，东方处于明处，西方处于暗处。西方慢慢熟悉东方的一切，熟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实力、科技水平等，而对东方人来说，由于自给自足的经济以及对于物质生活的淡泊，包括自我封闭的文化，使得他们始终对于世界那边的国家引不起兴趣。那些处在明处的东方官僚们，漫不经心地，甚至漠视西方势力的潜伏，他们的注意力仍然在自己的游戏方式中，没有因沿海的喧哗而丝毫改变。他们一直懒得睁大眼睛去注视烟波浩渺之外的地方，自始至终表现得懵懵懂懂、心不在焉，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喧哗与骚动于事无补，因为时间和生命方式的无法改变，人类所处的状态同样无需改变。

1793年，在西方与中国的交往中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庞大的使团从英国来到中国，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了解和掌握这个东方古国。使团由马戛尔尼勋爵率领，随团成员中，还有英王的表兄弟、前任驻俄大使马德拉斯总督。这个大规模的代表团一行竟有100多人，包括科学家、音乐家、艺术家和翻译等，他们还带着大量的辎重行李，在这些行李当中，有大量的礼品，代表着不列颠最先进的科技：望远镜、镀铜榴弹炮、地球仪、自鸣钟、乐器、两驾马车、一个热气球，甚至还配备了一名热气球驾驶员。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引起中国人对于英国产品的注意。到达中国后，代表团强烈要求拜见乾隆皇帝。谒见乾隆的目的，是想得到乾隆的允许，在各地开设通商口岸。9月14日，乾隆在热河避暑山庄一顶马毛毡搭成的帐篷中漫不经心地接见了他们。来自英国的使者在说明自己的来意之前，就遇到了一个跪拜的问题。在清国看来，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夷人”并不是代表一个主权国家向另一个主权国家馈赠礼物，而是来向“中央文明”或者“中央帝国”来朝贡的，既是来朝贡的，自然得向皇上行大礼。大礼是复杂的，它包括鞠躬、下跪、伏地等一整套程序。马戛尔尼团长起先同意了，但是，作为当时地球上最骄傲、也最强大的国家的使者，马戛尔尼也要求皇帝的大臣向他的国王施以同样的礼节。由于乔治三世不在现场，马戛尔尼要求皇帝的大臣向他随身携带的一幅国王画像施以参拜。马戛尔尼的要求，自然被乾隆那些心高气傲的大臣拒绝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马戛尔尼收回了对乾隆行跪拜礼的初衷。82岁的乾隆显然不太高兴，但还是有礼貌地克制住了。马戛尔尼向乾隆赠送了礼物，乾隆看起来并不是很感兴趣。后来，这些礼物被堆在宫中的一个厕所里。乾隆还与一个随马戛尔尼来的12岁的叫乔治的小孩交谈了几句，小乔治已经会说汉语了。乾隆听着这个金发小孩怪怪地说着汉语，很是开心。马戛尔尼对乾隆的印象不错，他后来说：“在接待我们的时候，乾隆非常亲切有礼，我们十分满意。他是一位优雅的老人，健康有力，看上去不过60岁。”

乾隆皇帝很快将会见英国使团的事撂在一边。这个东方皇帝对于西方的经商要求表现得很冷漠。这也难怪，当时清国的人口已经超过了3亿，几乎为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的两倍，同时，清国的国内市场和国内贸易也远远超过了欧洲。在这样的情况下，乾隆当然懒得去搭理地球那边的欧洲。在马戛尔尼和他的使团离开中国之时，乾隆托他们带给了大英国国王一封生硬的信，这封信丝毫没表现出外交上的委婉和礼貌，一个成熟自足的帝国的自信和顽固展露无疑：“我们的方式毫无共同之处，你们的公使也无此能力掌握这些礼节，并将其带到你们的蛮夷之地。那些奇异且昂贵的礼物并不能打动我。你的大使也看到了，我们应有尽有。我认为这些怪诞或精巧的物品毫无价值，你们国家的产品对我来说毫无用处。”

东西方霸主的这一次碰撞就这样不欢而散。马戛尔尼从这次与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会见中洞察到这个文明古国的心思，感觉到他们对于商业知识与理念的匮乏和浅薄。回国后不久，马戛尔尼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的考察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中国人根本没有准备与欧洲列强打仗，因为它到处充斥着贫穷，文人对于物质进步兴趣索然；士兵还在使用弓箭……西方看到了这个东方大国的虚弱，他们意识到庞大的中国不足以对他们形成危胁，对于商业观念落后的中国，开始觊觎了。

思想和观念在沟通上的不顺，当然会带来实际运作上的磕磕绊绊。在最初双方的贸易中，西方对于这个物质需求和欲望并不强烈的东方大国总觉得有点无可奈何，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似乎人人都有着一种“士”的精神，他们显得高贵而迂腐，人们普遍不追求物质生活的丰富和奢侈，更注重于精神和面子。尤其是对于技术层面的东西，往往表现得不屑一顾。由于对于西方物质的漠视，在最初西方与中国的贸易中，西方一直出现逆差。在18世纪之前的所有交往中，西方对于中国丝绸与瓷器的需求量很大，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发展起了对于茶叶的新需求。在整个18世纪中，以英国为例，它对茶叶的需要几乎是呈几何级增长，从1684年的5箱增至1720年的40万箱，到1800年则又增长50倍，这样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直接的结果就是流入中国的白银从18世纪60年代的每年300万两，增至18世纪80年代的每年1600万两。

贸易的大规模逆差让西方开始紧张。他们加大了对这个东方大国的研究和评估，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这个文明古国的人要如此克制自己的欲望，有着如此多的与人性相悖的东西。当他们慢慢地深入了解这个国度之后，西方人对于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评估逐渐降低。与最初传教士以及伏尔泰们对于中国的赞美和歌颂相比，他们了解之后的报告无疑显得具有理性和真实性。大多数报告都表明中国是一个不富庶的、只是具有古代文明的国度，他们一直处于长长的、蒙昧的中世纪；除了官僚和商人阶层之外，大多数人都比较贫穷；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近代化尚未启动。在这样大量而清晰的调研报告面前，西方形成了对于中国的相对比较清晰的看法，那就是，中国并不是一个可怕的国家，它的文明，包括物质生活状态以及对于自然与社会的理解与掌握的状态尚落后于西方。在中国，由于在世界观上的普遍模糊，在主体意识上并没有明确的自由与进步的标准。同时，他们的弱点还在于，缺少一种最隐秘的思想，只是有着一些框框似的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更多的是为了内心的安宁以及社会的稳定而设立的一些框框。慢慢地，越来越多的西方智者对于中国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这当中也包括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等。正是基于认识和思想上的优势，当时的西方对于他们突破中国还是抱有很大信心的。他们形成的一致看法是：古老的农业经济——官僚政治的中华帝国，远远不是正在进行扩张的、推行国际贸易和炮舰政策的英帝国和其他帝国的对手。西方列强在扩张中唯一所需要的，就是寻找一个突破点。就像寻找一个苹果一样，使得东方就范。

西方很快找到了一个突破的工具，那就是鸦片。鸦片的出现，可以说是集中暴露了中国人的软肋，那种看起来已成为一种坚强习惯的道德操守和淡泊民风，在这黑黑的药丸面前，不堪一击。最初，鸦片主要是作为一种镇痛剂在医疗上使用，吸食鸦片，容易导致便秘，这样能够治疗因痢疾所产生的腹泻。而在中国南方，痢疾非常普遍。但很快，吸食鸦片的中国人开始对鸦片产生了一种依赖，他们抵御不了鸦片的诱惑，开始大规模地吸食。这种可以舒缓身体与精神上的痛苦和紧张、使乏味而繁重的体力劳动可以变得比较轻松的药物，使古老的国度原形毕露。这样的状态正好说明，这个庞大的王朝虽然在道德和世界观体系上看似紧密，但仍存在明显缝隙。鸦片在清国的兴起，不仅仅给西方列强带来贸易和经济上的好处，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找到了这个东方大国的软肋，让他们信心爆棚。一个难以抵御鸦片的民族，最起码在思想上与意志上是有着很多不成熟之处的。

在鸦片得到中国人的普遍欢迎并且销售量节节上升之后，英国人终于把鸦片视为取得他们与中国贸易平衡的一种手段了。英国人在征服了印度之后，就在印度大量地生产鸦片并形成对于中国的出口之势。1729年中国进口的鸦片只有200箱，但到了1767年已经超过了1000箱，1800年则超过了4500箱。鸦片似乎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有效地对应起来了。19世纪20年代，每年有200万两白银流出中国，而到19世纪30年代初，这个数字上升到每年900万两。

接下来的事情便是众人皆知了。因鸦片引起的贸易战发展为军事上的战争。这场战争最大的表现，在于反映了东西方在很多方面的差异：比如说对商业的认识，对军事的认识，对外交的认识，对民众的认识……而这场战争算是彻底暴露了这个看起来很强大的东方帝国的虚弱。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大清帝国表现得几乎不堪一击，“天朝”的威严顿时坍塌。几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在总结这场战争时得出的结论是：这场战争从本质上来说是实力对比的结果，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经济实力、组织方式、制度方式以及认识和思维方式的失败。最重要的，还是组织上的重负以及文化传统本身的脆弱。当时的中国是由无数农村组成的一个大集团，在这样的集团中所形成的呆板、效率低下、运转缓慢，以及所形成的不能精确管理的弊端要远远大过于贪污的后果。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国家有着近乎完全的精神和信仰，但在本质上，由于缺乏科学性而带来组织上的根本缺陷，制约和限制了社会向精细以及合理的方向过渡。这使得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以及很多相关的制度和措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来看，由于整个制度方式承续着明朝，清朝在性格上也有着明朝的特点。这个国家有着极端的内向性，整个结构缺乏内部以及外部的竞争。在这个制度看来，维持着亿万农民安居就业和上万官僚宁静在职，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平衡了，这种低级的平衡似乎就是他们的全部追求。为保持这样的平衡，政治制度不会也不愿意对财政作更大的变革，并寻求科学发展。与此同时，这种变革和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储备以及理想支持也不够。在这种前提下，整个社会运转到了一定时期，必然失去一种方向感，社会不可避免地跌入一种停顿和恍惚的状态。

当数百年后，人们在分析这段历史的时候，可以这样说：鸦片战争打破了这样的状态，这样的战争，迟早是要发生的，即使不是发生在1840年，也会发生在不远的日子里；它不是由鸦片引起的，必定是由另外一种方式引起的。从这一点上来说，鸦片战争的确带有不可避免的宿命意味。

1840年以后，战争并没有立即使这个缓慢的、腐朽的古老国家醍醐灌顶，对于清朝的刺激，也远远没有达到让它发愤图强的地步；这块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嗅到鸦片呛人的硝烟。也许，这是因为古老帝国的承受力太强了，人们见得太多，也司空见惯，总是习惯于从容而麻木地对待巨大的变故。从官方的态度来看，鸦片战争的失败，只不过是天朝在一场与西方野蛮人的小冲突中输了一点颜面。清国不屑在这样的失利中改变自己的立场、态度以及传统的生活方式。清政府并未组织相关的调查委员会来研究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追究责任；也没有派出官员出国考察，更谈不上在组织上作任何更改。一切都是在原地踏步，官方的记载甚至声称，海上野蛮人已被赶走。清国不顾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的教训，一如既往地拒绝把外国人当作平等民族对待，拒绝与他们建立被视为正常交往的外交关系。《南京条约》的很多条款被置之不理，清政府给西方人设置了很多障碍。至于这个国家的民众，仍然一如既往地重复着先前的生活。东方和西方还没有心平气和地进行对话，在中国人和西方人眼中，彼此都是不可理喻的怪物。一位叫汪仲洋的中国文人用文学的笔法描绘了他初次看到的英国士兵：“鹰鼻，猫眼，红胡，双腿不能弯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怕光，因此到中午就没有睁开。”至于在西方人的笔下，中国人一直是麻木、呆滞和无助的形象，在中国生活了50年的英国人麦高温描绘说：“中国人看起来并不吸引人，他们的皮肤是黄色的，声音尖利而不悦耳……他们的颧骨凸出，扁平的鼻子就像是老祖宗在某次受伤之后传下来的。他们的嘴很厚，嘴巴宽大无比……那双窄窄的黑色杏仁眼神，细小的眼球在眶内转来转去，就像是与外部的世界捉迷藏。”

李鸿章家族（左前为李鸿章、右前为李瀚章）

双方所描写的，只是在相貌以及感官上的隔膜。实际上双方在思想、认识、习俗和文化上的差距更大。这样的差距，使得从此之后双方之间越来越频繁的磨合风生水起。这也注定，今后的100年，是一个并不平静的100年。

在鸦片战争起始的那一刻，从没有人意识到，一场从古到今为止最大的变化就将来临。即使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一切看起来都是缓慢无比。中国人仍在悠闲地享受慢的乐趣，优哉乐哉地按照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化的速度，游手漫游于乡间小道、林间空地，以及线装的古书中，仍旧把那些断章绝句像野花一样，撒得遍地都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这一次重重撞击，国人的反应仍是缓慢的，缓慢得像几乎没有人察觉。李鸿章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而生。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公历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安徽省的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李鸿章17岁，那一年，李鸿章按部就班地参加了科举，考取了秀才。

相比于乾坤挪移的自然之势，一个人的力量总是微不足道的，那种竭尽全力的努力就像纸人在风雨中的飘摇。一切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什么也不能改变，什么也谈不上改变。

第二章　尘归尘，土归土

2006年7月的一天，我来到了现在的合肥市瑶海区磨店乡祠堂郢村。来这个地方，是因为我想了解一个人的来龙去脉，感受一个地方的气韵和脉搏，并以此来推断一个人依稀的灵魂。

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离市区并不远的地方竟是如此破败荒凉。从合肥市中心向东，小车一直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行驶，公路的两边，都是破旧的屋舍。虽然这一带离市区只有十几公里，但恍惚间，仿佛相差好几个世纪。我们来之前，刚刚下了一场雨，村级公路更显泥泞不堪。车子在这样的地方行驶，我们的心情一下变得沉重起来。

这是夏天，烈日灼人。满目望去，阳光下一片葱茏。风热烘烘，知了在高高的杨树干上不停地鸣叫，空气中一直弥漫着泥土的腥味和牛粪的臊味。

我们一直问着路寻觅而去。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竟有许多人不知道李鸿章。他们对我们的问话频频摇着头，他们根本不知道李鸿章的老家究竟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地方与100多年前那个大人物的关系。一个老者在听到我们的问询后，竟然反问道：李鸿章我怎么不知道，是那个财主吧？让我们哭笑不得。当年，这个名字曾经如雷贯耳，然而在岁月懵懵懂懂地向前挨过100多年之后，却一下子就变得无足轻重了。人类最以为是的荣光和功名，是经不起时间的腐蚀的，时间能将一切都濯洗得干干净净，就像海水冲刷沙滩，能将所有的一切荡涤抹平。

快到磨店乡政府的时候，我们终于从一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那里得知了李家祠堂的确切方位。我们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来到了一个村庄。这个名叫于湾的村落同样荒凉而破落，村子里的房屋七零八落，一点秩序都没有。刚进村口，就可以看到散落在地表的破损的旗杆石、石鼓等。我一边用相机拍摄，一边想像当年村落的格局。问及村里人这里有什么与李鸿章有关的遗迹时，村里人说，当年李鸿章的父母曾合葬在这里，但现在墓已不在了。他们还说，以前这里有一个李家祠堂，很大，后来全拆了，现在改建成小学。在学校里，还有几株李鸿章种下的树。

因为是暑假时间，于湾小学的大门已锁上了。我们找到了保管钥匙的人家，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妇人见我们想看李家祠堂的遗址，便带着她的儿子为我们开门。一进大门，便见到操场的右边有两株茁壮的树。据介绍，它们正是当年李家祠堂门口的众多树中的两株。在学校的后院，我们还见到了一株老树，这株老树叶子翠绿，树干粗壮挺拔，非常漂亮。这种树叫望春树，来自日本，一般都是种在神社当中的。据说，这株树是李鸿章70岁那一年，夫人赵小莲死后，时任清国驻日大使的李经方回故里守孝，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特意送李氏父子4株名贵的望春树，以示哀悼。这4株名贵的望春树，两株种在大兴集的赵小莲墓地，两株种在李家大祠堂中。李家大祠堂中的两株望春树，后来死了一株，现在只剩一株了。由于时间久远，这株幸存的望春树，树干的一部分已经朽烂，只好用水泥糊上。在离望春树不远，还有两株异常茂盛的腊梅树，树叶密不透风，绿得发亮，像长疯了似的。这两株树都有100多年了，这么长时间的腊梅树，居然如此葱茏，这着实是一件奇妙之事。据介绍，李鸿章母亲逝世后，李鸿章陪伴着灵柩回归到故里，在将母亲安葬在于湾附近之后，李鸿章曾经在这里守孝3个月，有一段时间，就住在李家祠堂。那段时间，李鸿章无事时就来到这两株腊梅前，静静地凝视着这两株树，若有所思。大约，李鸿章是想起1860年去世的侍妾冬梅了吧。1860年左右，正是李鸿章生命中最严峻的时刻，在不长的时间里，李鸿章接连失去了自己的侍妾和夫人周氏。国运不明，前途不顺，自己又屡失亲人，那段时间，李鸿章进入了他的人生低谷，心情灰凉无比。现在，这两株腊梅仍郁郁葱葱，每到冬天，树上总结满梅花，香气扑鼻。与人相比，树的生命力似乎更强，人已乘鹤西去，地方物是人非，但树却如此的茂盛葱茏，这个地方的精灵之气，大约躲藏在树中了吧。

李家祠堂旧址上的两棵树

辗转一番之后，我们来到了离于湾村数公里的祠堂郢村。这里，算是李鸿章的出生地。李鸿章位居直隶总督之后，曾有一个在当时极负盛名的风水先生来此地勘察，当他步行到离祠堂郢村5里路左右的“少荃湖”一带，向祠堂郢村那边一看，当时就说不出话来——只见不远处一脉长长的山丘，看过去一条完整的龙脉清晰可见，而祠堂郢村，正好在龙头，一个山坡的左边，像一个张开的龙爪。风水先生一下惊呆了。后来，他逢人便说，难怪李鸿章成为国家的重臣，成为皇帝和太后的左膀右臂，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祠堂郢村比于湾略大，有50多户人家，大多已不是李姓了。但他们对李家当年的情景，却代代相传，知道不少。一个当地居民听说我们是来看李鸿章故里的，热心地赶过来给我们介绍：这里是当年李家祠堂所在地，这里是当年李家的书屋……据说，前几年，还有一个老人知道李鸿章出生时胎盘埋的确切位置……与于湾一样，现在的祠堂郢村也是破落不堪，李家当年的老宅所在地一片荒芜，祠堂前的放生池，也成为了杂草丛生的野塘。同样遍布村落里的，是当年屋舍的断壁残垣。当年，这里一片繁华堂皇：村里不仅有着李家老宅、池塘，还有大片的土地和祖坟地。现在，一切都消失了，仿佛一切都没有存在过，就像曾经的一个梦一样。

李鸿章和他庞大的家族从这一块土地上获取的东西太多了，也正是由于这样的透支太多，似乎自李家发迹的那一天起，这块土地就耗尽了它的所有，变得穷困而麻木了。当年有着“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说法，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鸿章的老家了。也许，对于这块土地，李鸿章的确负债累累。不只是过去，还包括现在和将来。

在村落正中，我们看到了那口非常著名的古井。这口井在明清时的《合肥县志》以及后来的李氏家族的碑刻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有许多文章在写到李家时，都提及这口井给李家带来的好运。这口井始于明朝，是一个姓熊的官员组织挖凿的，所以一直称为熊砖井。据说，正是这口井给李家带来了鸿运——从李鸿章的家世来看，先世本姓许，祖居地在现在鄱阳湖湖口一带，而后才迁居合肥东乡的。到了李鸿章八世祖许迎溪这一代，许迎溪与同庄李心庄既是姻亲，又是好友。李心庄无子，便请求收养许迎溪的次子慎所为嗣。由此，许慎所便改姓李了。直到现在，当地民俗仍有“许李不通婚”的规矩，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李鸿章的祖先们一直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即使到了第六代也即李鸿章祖父李殿华时，家境依然穷困。到了年终，上门讨债的人如过江之鲫。从第七代李文安开始，李家开始发迹，三代中竟有四人考取了进士，还有很多人考上了举人、拔贡、秀才……据说，这是因从李文安开始，李家搬到了熊砖井边，天天喝着这口井里的水，沾染了井的神奇。现在，这口井仍然在用，从井口往下看，井中的水似乎很深，也很清。但大理石的井栏已残败不堪了，这么多年村民们一直扯着绳子从里面汲水，井栏上已明显镌出了几十道深深的痕印，而且明显地缺了一块，远远看去，就像一件破败的玉器。据说，李鸿章发迹后，有一位庐州知府为了沾上李家的“官气”，偷偷地凿下了井栏上的一块石头，回去雕刻成官印。现在，井的周围，居住着的都是与当年的李家毫不相干的农民，年轻人平时在城里打工，村里的妇孺老少，则仍在这里种田，养着鸡鸭鱼豚，说着同样口音的合肥话。不远处，有一片树林。据说，当年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就葬在熊砖井以北的那片树林里。但现在，当年的坟墓已踪迹全无了。

今天的祠堂郢村

相传神奇的熊砖井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李家发迹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李家到了李鸿章诞生那一年，在当地，已是富庶人家了。李文安在中年之后中举，这在当地来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了。李文安共有六子，分别为瀚章、鸿章、鹤章、蕴章、凤章、昭庆。这个旧式的知识分子虽然资质平平，但却有着相当好的大局观，而且在教育子女上有着独到之处。长子李瀚章一直跟随曾国藩，李鸿章发迹之后，李瀚章也曾官至两广总督；李凤章弃官从商后，生意做得非常之大，在全国各地，有无数地产和财产；至于鹤章和昭庆，后来的人生道路也是一个从商，一个从官，也算是好的结果。李文安虽然没有等到这一天，但他在地下有知，对这一切，也该是释怀于胸了吧。

少年的李鸿章就一直生活在祠堂郢村，间或，他也会到附近的于湾等地走走亲戚。李鸿章从小就天资过人，志向高远，内心也极为敏锐。他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基础。与此同时，少年的乡野生活也给李鸿章的成长积累了非常好的草根经验，积蓄了李鸿章出人头地的愿望，也使李鸿章在本质上成了一个实际而不迂腐的书生。这种草根经验为李鸿章后来在乱世之中崛起提供了宝贵的财富。李鸿章成年之后，身材颀长，一表人才，极具方巾之气，拥有宏大的抱负和志向。这可以从李鸿章20岁时所写的一首诗中看出：

丈夫事业最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

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

闻鸡不觉身先舞，对镜方知颊有髭。

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为？

——李鸿章《二十自述》

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李文安从北京来函，叫李鸿章入都，准备来年的顺天府乡试。收到父亲的来信后，李鸿章兴奋异常，他意识到自己报效国家，实现抱负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从祠堂郢村老家出发，包括在去京城的路上，李鸿章一共提笔写了10首《入都》诗。这一组诗，一直为后人所传诵。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频年伏枥困红尘，悔煞驹光二十春；马足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即此可求文字益，胡为抑郁老吾身！

黄河泰岱势连天，俯看中流一点烟；此地尽能开眼界，远行不为好山川。

陆机入洛才名振，苏轼来游壮志坚；多谢咿唔穷达士，残年兀坐守遗编。

回头往事竟成尘，我是东西南北身；白下沉酣三度梦，青山沦落十年人。

穷通有命无须卜，富贵何时乃济贫；角逐名场今已久，依然一幅旧儒巾。

局促真如虱处裈，思乘春浪到龙门；许多同辈矜科第，已过年华付水源。

两字功名添热血，半生知已有殊恩；壮怀枨触闻鸡夜，记取秋风拭泪痕。

桑于河上白云横，惟冀双亲旅舍平；回首昔曾勤课读，负心今尚未成名。

六年宦海持清节，千里家书促远行；直到明春花放日，人间乌鸟慰私情。

一枕邯郸梦醒迟，蓬瀛虽远系人思；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诗酒未除名士习，公卿须称少年时；碧鸡金马寻常事，总要生来福命宜。

一肩行李又吟囊，检点诗书喜欲狂；帆影波痕淮浦月，马蹄草色蓟门霜。

故人共赠王祥剑，荆女同持陆贾装；自愧长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

骊歌缓缓度离筵，正与亲朋话别天；此去但教磨铁砚，再来唯望插金莲。

即今馆阁需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览镜苍苍犹未改，不应身世久迍邅。

一入都门便到家，征人北上日西斜；槐厅谬赴明经选，桂苑犹虚及第花。

世路恩仇收短剑，人情冷暖验笼纱；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李鸿章这10首诗虽然有一些矫情的成分，但在这样的诗中，明显地能看出一个人郁积于胸的大志。这10首诗在总体上有着相当才华，也是一代读书人的心声。一个行装寒碜、气宇轩昂的弱冠书生，怀着报效天下的强烈愿望，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去寻梦，其心境，其经历，都颇能引起那些皓首穷经梦想显达的士子们的共鸣。这也难怪李鸿章的这10首《入都》诗后来被人们广为传诵。曾国藩曾对李鸿章有一句半真半假的评价“只顾拼命做官”。这也算是从本质上一语中的。李鸿章的确是一个有着宏大志向、异常执著于功名的人。

嘉庆年间的合肥县城区图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李鸿章的这10首《入都》诗中，还隐藏着强烈的宿命意味。这一组诗有着浓郁的预见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偈语的意味。有很多今后的宿命，李鸿章似乎都觉察到了，也写到了。其中的一些诗句，出人意料地与李鸿章的人生轨迹相吻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首：“回头往事竟成尘，我是东西南北身；白下沉酣三度梦，青山沦落十年人。”这样的诗，哪像是一个21岁青年所写的呢？分明像临终之人的绝笔。正因如此，这组诗更有幽秘色彩，散发着凛凛的极地之光。

一个人的气质总是与他的生长环境有关。安徽设省是在康熙年间。对于新设立的行省安徽来说，位于江淮之间的庐州并不有名，也一直受着冷落。它只是一个小地方，商业不发达，读书的风气也不是太浓。但这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地方绝对让人不敢小觑，在历史上，这一带就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吴越文化的交际地带。在安徽文化发展过程中，始终具有一种通变的精神。这种通变即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它包括“批判、会通、创新”等环节，即胆识兼备的批判精神、兼容并包的会通精神和超越前人的创新精神。李鸿章之前，这一带在历史上就出过很多雄才大略，比如说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管仲，秦末项羽大帐中羽扇纶巾、料事如神的范增，汉末三国纷争时的枭雄曹操，以及东吴大将周瑜、鲁肃等。除此之外，庐州本身就在宋朝出了一代名臣包拯。而离李鸿章在时间和地域上最近的，是明朝开国皇帝、凤阳人朱元璋。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当然给这块土地积蓄了足够的底气，也决定了这一带经常出没卧龙凤雏般的人物。

正因为这种地域文化的影响，在李鸿章身上，集中体现了很多江淮之间人的特点。具体说来，那就是在为人处世上，李鸿章既有中原人行为大气、敢作敢为、有机智有心计、懂勾心斗角的一面；同时也有南方人比较务实、精明能干的特点。从总体上来说，李鸿章仁慈、开朗、诙谐、喜权力、爱面子、重义气、狡猾、精明、不迂腐，在为人处世上比较平民化，幽默、和蔼、直接，有时候带有很浓的痞气。

这个生长在祠堂郢村的合肥东乡人自小便有着很强烈的功名抱负。等到李鸿章24岁的那一年，他考中了进士，授翰林庶吉士。这也是安徽当时最年轻的翰林。李鸿章在翰林院当了一段时间编修之后，对于那种机械八股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厌倦极了，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正在此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朝廷的“国家军队”绿营兵腐朽日甚，不堪一击。朝廷无奈只好借助于民间的力量来“平乱”。曾国藩被派回湖南后不久，办团练、组建湘军，在阻击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屡建奇功。朝廷见这条路的势头不错，于是又派了一些京官回乡“练勇”，李鸿章与他的父亲李文安也被先后派回安徽，组织民团与太平天国打仗。

李鸿章回故乡组织民团还有个故事：李鸿章在京时，经常去一个名叫吕贤基的安徽老乡处，吕贤基时任工部左侍郎，旌德人。1853年2月，太平军从武昌顺江东下，攻占安徽省城安庆，杀死安徽巡抚。消息传到北京时，李鸿章正在琉璃厂的海王村书肆买书，听到这则消息后，李鸿章连忙找到吕贤基，怂恿他上书朝廷，调派人马夺回江淮战略要地。吕贤基认为李鸿章很有战略眼光，文笔也好，便让李鸿章代为执笔奏折。结果奏折送上之后，咸丰帝命吕贤基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没想到自己竟被直接派到前线，全家人一时如丧考妣。吕贤基情急之下对李鸿章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

李鸿章的回乡之路并不平坦。当李鸿章回到庐州时，这片土地已是满目疮痍，昔日的诗情画意早已消失殆尽，有的，只是战争的残酷和硝烟：庐州失守，安徽巡抚被杀，李鸿章的家乡磨店也被太平军占领。李鸿章一到庐州，即忙着招兵买马，筹备与太平军的战斗。有点出乎意料的是，李鸿章的开局相当好，他很快组织了一支千余人的民团队伍，并且在巢湖一带首战告捷，这一次胜利据说还是清军在皖的首场胜仗。为此，李鸿章受到了朝廷的蓝翎赏赐，官位从七品升至六品。第二年，吏部左侍郎王茂荫保奏李文安回乡“劝勉乡人，团练自卫”，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也从家乡来辅佐父亲。在此之后，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接下来的战斗很快变得残酷无比。不久，与李鸿章一同来安徽作战的吕贤基在舒城战败后投水自杀。第三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这个一直声称自己平庸无能，但却能培养出好几个杰出儿子的老实官吏在战局僵持中抑郁而死，临终时留下了“吾父子世受国恩，此贼不灭，何以为家”的遗嘱。李鸿章又接二连三地打了好几个胜仗，先是攻克含山，然后又参与攻克了庐州。朝廷为了嘉奖李鸿章，将他的官位一下子提升至四品。

一个人的成功总会引起一连串的忌妒。现在，该轮到官运亨通的李鸿章了，一些谗言开始流传，更有人悄悄打报告给上司，说李鸿章的那些功劳都是偷天陷阱。更让人恼怒的是，来安徽的满族钦差大臣胜保也参了李鸿章一本，说李鸿章贪生怕死，兵败后混杂在土匪中溃逃。类似的小报告因为明显缺乏证据，很快就不了了之。安徽巡抚福济却乘机夺走了李鸿章的兵权。不久，庐州城再次被太平军占领。1857年底，陈玉成率太平军在合肥东乡三河镇，歼灭湘军李续宾部6000余人，李续宾战死，随军的曾国华失踪。李鸿章赋闲在乡，都未得参与。在此期间写了《明光村镇旅店题壁》，抒发胸中的怨气：

巢湖看尽又洪湖，乐土东南此一隅。

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栖乌。

袖携淮海新诗卷，归访烟波旧钓徒。

遍地槁苗待霖雨，闲云欲去又踟躇。

不久，李鸿章干脆携带家眷出逃，离开了安徽，来到了江西，投奔大哥李瀚章。曾国藩得知李鸿章的去向后，连写几封信给李瀚章，让李鸿章来湘军大营。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来到了曾国藩身边。可以说，这是李鸿章在万般无奈中走出了最为幸运的一步。这样的行为是他走上人生显赫道路的开始。李鸿章在曾国藩身前左右观察和感悟到的，可以说，恰如其分地采了这位大儒的“气”弥补了自己的软肋。李鸿章的性格和气质得到了根本性的升华，为日后成就一番事业，奠定了基础。

1862年，李鸿章40虚岁，在这一年中，李鸿章终于扬起了他人生的风帆，真正地起航了。

1861年9月5日，曾国藩率领湘军收复军事重镇安庆，控制了长江中游的局势，对太平军形成了顺江而下的局面。与此同时，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部率重兵出击，打到离南京不远的地方。从战略上说，湘军对太平军的战略形势已经由防御、僵持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太平军的失势，与其说是败于湘军，不如说是败于自身的内乱。由于太平天国本身的宗教观支离破碎、一知半解，有着浓郁的迷信色彩，缺乏正确的济世理想和组织理念，这样的集团在经过短暂的成功之后，很容易将重心转移到对内部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上。攻下南京后不久，太平天国内部爆发了著名的“天京事变”，太平军产生内讧，韦昌辉刺杀了杨秀清，石达开拉起大队人马离开了天京，太平天国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大大削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太平天国无奈放弃北上的进攻目标，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安庆失守后，太平天国更是陷入恐慌，他们一方面固守天京，另外一方面把进攻方向转向了富庶的上海一带。这样的行为，很明显不是以取得政权为目的，而是退而求次，准备与清廷各霸一方。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前锋直指上海。

在沪的江南士绅、买办慌了，他们紧急筹备“中外会防局”，希望西方列强出面干涉，同时选派曾是李文安、曾国藩“同年进士”的钱宝琛之子钱鼎铭，携冯桂芬起草的书信抵达安庆，泣请曾国藩发兵救援。曾国藩大为动容，一连几天与李鸿章商量发兵之事。洞察力惊人的李鸿章向曾国藩提议，应该派重兵深入到上海地区，从东面对南京形成包夹之势。

曾国藩听从了李鸿章的意见。最初，曾国藩是准备让九弟曾国荃领兵东援的，但曾国荃以为攻克天京首功在即，不愿前往上海。曾国藩又考虑着起用湘军名将陈士杰，但陈士杰以母亲老迈力辞，不肯出山。经过反复考虑之后，也因为湘军招募兵士跟不上，曾国藩决定给李鸿章一个机会，他一方面亲拟片稿，力挺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另外一方面，曾国藩派李鸿章火速就近在合肥一带招募人马，组建淮军，准备挺进富庶的长江三角洲。

李鸿章像一条潜龙一样终于等来了机会。他知道，这是一飞冲天的时候了。李鸿章立即行动起来，他写了很多信，首先通过父亲李文安当年的旧部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王学懋等，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李鸿章即招兵买马数千人。

元宵节刚过，首批淮军四营抵达安庆。他们是张树声、张树珊、张树槐、张树屏兄弟部；刘铭传部；潘鼎新部；吴长庆部。依次组成“树”、“铭”、“鼎”、“庆”字四营。当新组建的淮军齐刷刷地列队于曾国藩面前时，曾国藩大喜过望，他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自为淮军订立规章制度。因为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单薄，曾国藩还从湘军各部抽调兵将，慷慨地交给李鸿章。他们分别是：张遇春部“春”字营；李济元部“济”字营；程学启部“开”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新勇“林”字两营；陈飞熊部“熊”字营；马先槐部“垣”字营。并将韩正国、周良才亲兵两营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士卒多系安徽，打起仗来非常剽悍。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1862年3月4日，曾国藩在李鸿章的陪同下，检阅了在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随后，李鸿章又利用了上海士绅的财力，花银18万两雇用了英国商船7艘，将9000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当淮军分乘7艘船从长江上顺江而下，迎迓着长江温湿的春风的时候，李鸿章知道自己青云直上的机会真正到了。

李鸿章和淮军初到上海之时，由于这群来自乡下的兵勇衣裳褴褛，自由散漫，粗话连篇，当地的士绅很是颓唐失望。李鸿章却胸有成竹，他知道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对这支队伍充满信心。淮军抵达上海之后，李鸿章一方面整肃军队，去除军队的散漫习气；另一方面，由于在上海见识了洋人军纪和武器的厉害，李鸿章很想借鉴和学习洋人军队的一些做法。为了解洋人军队的情况，李鸿章甚至化装溜上了洋人的军舰。这一看真是让李鸿章感到震惊，李鸿章顿时明白泱泱华夏之所以败给西洋小国的原因了，那是因为洋人部队纪律严明，训练有序，整体化和科技化程度高。这一次见识让李鸿章感受颇多，他暗下决心，要学习西洋人军队的战争方式，购买洋人的武器来对付太平天国。李鸿章说学就学，他立即动手聘请了洋人担任自己部队的教官，并通过大哥李瀚章，向洋人火速购买了3000杆洋枪，充实自己的淮军。

不久，李鸿章的淮军在上海与太平军打响了第一仗。对于此仗，李鸿章做了精心的准备，虽然他一直对于自己的子弟兵有足够的信心，但进入上海的第一仗关系到自己的声望，关系到这支部队是否能在上海站住脚，甚至关系到整个战局的发展。这一场遭遇战打得惨烈无比，太平军在忠王李秀成的率领下，共有数万人进攻上海，交战的地点就在现在西郊一带。据说，在战斗呈胶着状态之时，李鸿章搬来一把椅子往虹桥桥头一坐，亲自督战。太平军用上了火炮，火力非常猛。淮军“春”字营的张遇春部上去没多久，就顶不住了，队伍渐渐退却下来。张遇春刚跑到桥边，正好撞到李鸿章，李鸿章厉声说道：“拿把刀来，把他的头砍了！”吓得张遇春赶忙率众掉转方向又跟太平军去拼命。战局如火如荼之时，神奇征兆降临——淮军大炮齐发，随着炮响，上海上空突然乌云密布，一场大雨倾盆而下。一向迷信的太平军心理突变，仓皇撤军，慌不择路，自相践踏，死者无数。李鸿章大获全胜。首战告捷，淮军信心爆涨，李鸿章更是踌躇满志。

西郊大捷使整个上海滩瞠目结舌。接下来的8月和10月，李鸿章带领淮军与太平军又正面交锋两次，是由淮军中骁勇善战的刘铭传部和程学启部对太平军的谭绍光部，地点分别是上海西区的北新泾和更外围一点的四江口。刘铭传和程学启都是淮军中有名的猛将，他们打起仗来有一股不要命的劲头。这时候，刘铭传部已在李鸿章的授意下，有了自己的洋枪队了，这更让刘铭传如虎添翼。这两场战斗都获得了大胜。半年之内，三战三捷，不仅使李鸿章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也为淮军赢得了相当好的口碑，中外人士不由得对李鸿章和淮军刮目相看。淮军的实力不断壮大，半年之内就迅速扩展至50个营，部队增至2万人。此后，淮军更是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

有了舞台之后，李鸿章的才干充分显露出来。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积极招揽人才，巩固自己的地位，李鸿章起用了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建立了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在军事上，李鸿章正式确立向西方军队学习的目标，在淮军中大规模装备洋枪洋炮，雇请外国教练指导训练，将西洋阵法、号角、口令引入淮军。一开始，那些土里土气、缺乏文化的农民兵并不懂得如何使用洋枪洋炮，李鸿章就让外国教官手把手地辅导。有一次，还发生了在演练中走火引爆弹药炸死20多人的事故。但李鸿章对于学习和改变坚定不移，他说，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等练到射击百发百中时，便会无坚不摧。

洋枪队统领戈登

1862年李鸿章的“杀降事件”曾经引起轩然大波。这一年，李鸿章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节节胜利，到了年底，李鸿章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州、常州战役，与太平军经过反复激战后，淮军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的障碍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的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逼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1863年7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从天京赶来救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这个时候，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准备投降。程学启将此情况报告给李鸿章，李鸿章承诺对郜永宽等加官封爵，不解散他们的部队，整体划归淮军。李鸿章为了消除郜永宽等“八大王”的疑虑，还让洋枪队统领戈登出面，对承诺作了保证。不久，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仍心存疑虑，率部屯居半城，要求李鸿章兑现承诺，不愿剃发解除武装，索要官衔及编制。李鸿章当机立断，采纳程学启的建议，先下手为强，诱杀了八降将。

后人曾这样描述这一段血腥的场面：李鸿章在苏州娄门外军营会见并宴请郜永宽等人，“甫就席，有军官自外入，投谍李公，李公就谍出。酒行，旋有武弁八人，各手一冠，皆红顶花翎，膝席前，请大人升冠。降酋不知是计也，竟扬扬得甚，起立，自解其额上黄巾，手冠者俟其侧，从官尽起，目注之。转瞬间，八降酋之头血淋漓，皆在武弁之手”。

杀了“八大王”之后，程学启立即派兵汹涌地闯进苏州，“无门不破，无处不搜，无人不魄飞天外”，据说，仅在城内双塔寺庭院内，就杀死太平军3万人。

李鸿章苏州杀降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风波。人们纷纷议论李鸿章心狠手辣，将他与历史上的白起和项羽相比。洋枪队“常胜军”统领戈登也非常不满，认为此事污辱了自己的名声，提着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要杀李鸿章泄愤。李鸿章一度非常尴尬，他在给母亲的书信当中说：这件事情虽太不仁义，但因为攸关大局，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曾国藩接到李鸿章的报告后，虽然在内心当中也认为李鸿章心狠手辣，但还是写了一封信，对李鸿章安抚了一番。好在朝廷很快降旨，宣称李鸿章所做的不仅无不妥，而且还做得很好，这才把事件平息。

1864年，曾国藩的湘军攻下天京，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朝廷封李鸿章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这一年，李鸿章41岁，开始步入他人生的高峰期。此后，李鸿章一直青云直上，几乎每隔一两年，他都能加官晋爵——1865年，李鸿章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一年之后，他又接替曾国藩任钦差大臣，督办剿捻事务；1867年，剿捻即将结束，李鸿章被任命为湖广总督；1868年，李鸿章加太子太保衔，并升授协办大学士，入京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允其在紫禁城骑马，以示恩宠；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1873年，李鸿章被授武英殿大学士；1874年，李鸿章被改授文华殿大学士。清廷不设丞相，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辅。在荣升文华殿大学士后，李鸿章曾得意地自撰楹联“已无朝士称前辈，尚有慈亲唤小名”。在当时朝中要臣中，李鸿章算是最为年轻的了。维新变法失败后，慈禧对“四朝元老”李鸿章特加恩遇，赏赐他“方龙补服”，即其穿着的官服允许有龙的图案，如此殊荣，何等显赫！当年李鸿章10首《入都》诗当中有一首：“世路恩仇收短剑，人情冷暖验笼纱；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到了40岁这一年，李鸿章少年时的志向完全实现了，他完全可以放心裘马锦衣，荣归故里了。

李鸿章和家人在一起

可以说，从一个乡下的布衣青年，最后成为朝廷的重臣李鸿章完全是靠江淮之间这块地方发家的。李鸿章也深知这一点。在发达之后，李鸿章一直舍不得这个地方，李氏家族不仅在合肥一带大量购田置产，连死后，也要将尸骨埋葬在这里。李鸿章的母亲，也即李文安的夫人在北京去世之后，也专门将灵柩从北京经过大运河辗转运回，与李文安合葬在于湾村。在这一带安葬的，除了李鸿章外，还有李鸿章的兄弟李瀚章、李鹤章等。

第三章　曾门弟子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因一些人或者一些事而改变。人与事，在冥冥之中，都可以互相充当背景的。李鸿章也不例外。就事物来说，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庚子战争以及晚清诸多事件都可以充当他的人生背景；就人而言，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他一生的背景，在他命运的航行中充当风帆的作用。这个人是一个湖南人，他的名字叫曾国藩。

有一种评价几乎已成公认了，那就是说李鸿章之于曾国藩，就像管仲之于鲍叔牙，韩信之于萧何。曾国藩与李鸿章都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枭雄。他们亦师亦友，相濡以沫。论学问人格，当时无出曾国藩其右者；论人情练达，处事敏锐，李鸿章又可算是首屈一指。曾国藩应该说是对李鸿章一辈子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曾国藩逝世时，李鸿章接受了替曾国藩撰写碑文的任务，他在与友人的信中说：“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昭如日月。生平公牍私函，无一欺饰语……中流失柱，滔滔如何？……一朝仙去，不复归来，为公为私，肝肠寸裂！兄本为拟文哭之，无如一字落墨，泪寄千行……”又从千里之外送来挽联：“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这样的评价，对曾国藩来说，是非常合适的；而对李鸿章来说，也是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曾国藩

在李鸿章的《入都》组诗中，有一首诗，用来阐述后来与曾国藩的情谊与缘分倒颇贴切：

桑于河上白云横，惟冀双亲旅舍平；回首昔曾勤课读，负心今尚未成名。

六年宦海持清节，千里家书促远行；直到明春花放日，人间乌鸟慰私情。

曾国藩1811年生，比李鸿章大12岁，同属羊。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同一年的进士，也是朋友。在辈分上，曾国藩算是李的长辈。李文安虽然资质平平忠厚老实，但他却慧眼识人，他知道曾国藩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人，在京时便有意跟曾国藩交好。李鸿章到了京城顺利考中举人后，时任刑部郎中的李文安便有意识地带李鸿章拜见一些在京城的安徽籍显赫，比如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这种经历，在李鸿章的《入都》诗当中，同样有提及：“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李鸿章果然应验了他的初衷。然后，李文安又带着李鸿章去拜见曾国藩，让曾对李鸿章进行教诲和照顾。当时，曾国藩正患肺病，暂居城南报国寺养病，闲暇之余常与经学家刘传莹等坐而论道。这座又名慈仁寺的著名寺院，曾是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的栖居所，住在这里，曾国藩有意感觉一下顾炎武曾经的气场。曾国藩一直有着大儒之风，面对内忧外患，他常常以顾亭林自喻。曾国藩毕生所考虑的，是在乱世之中，在西方文化与科技的强烈冲击下，如何推动有着千年历史的儒学向前发展。后来，曾国藩曾经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一学，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

气味相投的人必定是惺惺相惜的。曾国藩与李鸿章即是如此。在北京，当曾国藩第一眼见到李鸿章时，惯于察人的曾国藩见李鸿章身材修长、五官俊美，言谈儒雅、举止倜傥，更兼有一般人不具备的乖觉和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心中很是喜欢。在读到李鸿章递上来的诗文后，曾国藩更是“大爱之”，料定李鸿章今后必定是一个经天纬地之才。自此之后，李鸿章就经常来曾国藩所居的报国寺走动了。1845年，李鸿章参加乙未恩科会试，恰巧是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的考官之一。虽然李鸿章此次会试落第未果，但其诗文和才学却博得了曾国藩的青睐。曾国藩后来曾对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说：“你的弟弟少荃，乙未那一年，我就知道其才可以大用了。”随后，李鸿章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在此后的日子里，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李鸿章在这一时期受曾国藩的影响，一在于诗文词章，兼及治学方法；二是讲求经世义理之学。两年后，李鸿章如愿以偿考中了进士，位列二甲第十三名，殿试后授翰林院庶吉士。捷报传来，曾国藩非常高兴，他将李鸿章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是科的主考官为潘世恩，副主考为杜受田、朱凤标、福济，房师（相当于今天的班主任）为孙锵鸣。潘世恩出身徽商，是苏南世家，也算是李鸿章的老乡。这些乡情师徒关系，对于李鸿章日后势力的增强，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说到李鸿章的中进士，还有一则故事：李鸿章在丁未科考中进士同年中，与沈葆桢同门同房，关系最为亲近。两人经历各不相同，交情却绝非一般。李鸿章考试时的房师孙锵鸣，也是当时的名士。丁未科虽然人才济济，但他这一房只考中了李鸿章和沈葆桢两人，不由得牢骚满腹。孙锵鸣乡试中举时的恩师是大学士翁心存，也就是翁同龢的父亲。孙锵鸣郁闷地跟翁心存谈起自己的心事，翁心存对孙锵鸣说：“你先不要发牢骚，把这两个学生带来让我看看。”于是李、沈二人在孙锵鸣的带领下，前往拜见了这位太老师。翁心存非常善于“风鉴之术”，他首先上上下下打量了李鸿章几眼，就大惊失色地说道：“此人将来的功业在我辈以上。”接着又看了看沈葆桢，又说：“这将来也是一个名臣。你这一房考中的人虽少，但有了这两个，还有什么可遗憾的！”这是夏敬观在《学山诗话》里绘声绘色描述的一段。

曾国藩奉命回乡组织民团抗击太平军，曾国藩和李鸿章算是暂别了数年。曾、李二人，此时虽然天各一方，但曾国藩一直忘不了关照这位爱徒。李鸿章随吕贤基刚到安徽，曾氏就致信其兄李瀚章，询问李鸿章的情况。不久，曾国藩几次致函吕贤基以及安徽巡抚江忠源，推荐李鸿章的才干，并让他们多多关照李鸿章。曾国藩还给李鸿章写过一封很重要的亲笔信，传授自己带兵的心得，提出兵家注意的大忌就是“败不相救”。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太平军再克庐州，李鸿章无处容身，于是携家眷辗转流离，打了几场浪仗之后，南下江西南昌，投奔为湘军办理粮草的胞兄李瀚章。庐州失守的当天，李鸿章还给恩师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对自己办团练六年、一无所成而深感惭愧，也表达了自己投奔湘军的意愿。

李鸿章到了南昌之后，又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投奔的愿望。曾国藩收到这封信后，立即“奉上菲资三百金”，给李氏兄弟作为安家之资，同时回了一信，让李鸿章速来建昌湘军大营。于是，李鸿章在南昌稍稍安顿后，便去了曾国藩处，当了曾国藩的幕僚。这也意味着，李鸿章的人生道路真正起步。

可以公认的一点是，李鸿章在曾国藩部任幕僚的那些年，应该是李鸿章受益和改变最多的几年。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大营里那几年，也是他冶炼自己性格的几年。对李鸿章来说，曾国藩是过来人，过来人当然清楚曾经的张扬、傲气、才情和弱点。在曾国藩看来，安徽的团练办得一团糟，李鸿章的那一套根本就不能带到湘军中来，必须先在他的身边学习一段时间再说。出于这样的考虑，曾国藩没有让李鸿章独当一面，而是让李鸿章一直跟随他的左右。对于李鸿章，曾国藩深知他年轻气盛，急功近利，常常给他泼点冷水。曾国藩常常告诫李鸿章，高官厚禄乃是天命所定，并非人力所能强求。曾国藩还想用日常生活的一些准则来约束李鸿章的言行。曾国藩每天黎明即起，招呼全体幕僚一起吃早饭，边吃饭边议论形势，把一天的工作部署掉，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了。李鸿章的习惯正好相反，他是一个典型的夜猫子，每到晚上，便生龙活虎；早晨则睡懒觉不起床。每一次早会李鸿章总是懵懵懂懂，甚至经常找理由不参加这样的会议。

有一天，李鸿章诳称头疼，不想参加早会，可曾国藩不依不饶，一次次派人来叫，说是“人不到齐不开饭”。李鸿章见老师真的生气了，慌忙披上衣服一路踉跄跑过去。坐下之后，曾国藩铁青着脸一句话都没说，直到吃完后，才冲着李鸿章扔下一句：“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耳！”说完拔腿就走，李鸿章呆呆地站立在那儿，尴尬了好一阵子。

作为皖人，在湖南人林立的湘军大营，李鸿章不免会感到孤单，感到受排挤。李鸿章当时最怕面对的一个人就是左宗棠了。左宗棠为人狂傲，在曾国藩幕府中目空一切，称呼他人从来都是直呼其名，即使是对曾国藩，也以“涤生”称呼。有一次，曾国藩与左宗棠在一起玩一种文字游戏，将各人的姓名列入诗中，自得其乐。曾国藩先出上联：“季子自鸣高，与吾意见常相左”，巧妙地将“左季高”三字嵌入联中。谁想左宗棠对出的下联却是：“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左宗棠是直接将“曾国藩”大名三字纳入了。以字相称，本是尊敬，而左宗棠却直呼其名，就有点不恭了。因为是游戏，曾国藩也不好说什么。左宗棠对曾国藩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新来的后生李鸿章在这样的局面中，肯定会受很多窝囊气。这也难怪李、左在以后的岁月中一直不和。这两人的个性，是不太相融的。

还有一次，李鸿章与湘籍俊杰彭玉麟打了起来。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曾氏主持会议之余，一群幕僚在一起吃饭闲聊，话题转到安徽人身上。由于彭玉麟的父亲曾在合肥一带做过小吏，期间颇不得志，一帮湖南人在言语之中对安徽人有些讥笑的成分。李鸿章虽奋力辩白，但孤掌难鸣，一直处于劣势。李鸿章忍无可忍，恼羞成怒，便一拳打向彭玉麟。火暴脾气的彭玉麟也忍不住还击，两人搂在一起，直到摔在地上，还是你一拳我一拳。大家拼命拉架，才没有引起大事端。这一次事件虽然没有扩大，但在李鸿章心目中，还是颇有不快，在湘军大营，毕竟有“寄人篱下”之感，李鸿章开始考虑自己领头单飞了。

但李鸿章的才干得到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将领的一致公认。在为曾国藩当谋士并掌管文案的那段时间里，无论是奏稿还是批示，李鸿章都写得条理清晰，严丝合缝，让曾国藩省了不少心。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弥补了曾国藩的很多不足——曾氏生性“懦缓”，沉稳厚重，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反应快捷，每有大计，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李鸿章在此期间为曾国藩出了不少好主意，其中最有名的是曾国藩几次战败后，给朝廷上了一封奏折，给自己请罪，说自己“屡战屡败”。写完之后，交给李鸿章看，李鸿章改“屡战屡败”为“屡败屡战”，结果，朝廷不仅没有怪罪曾国藩，而且还大大地表彰了曾国藩一番。曾国藩曾经考虑将湘军转移到四川，以避开太平军锋芒。李鸿章就不赞成，李鸿章在分析形势之后，主张曾国藩坚守长江一带，决不退却，耗去太平军锐气之后，给予打击。从后来的情况看，李鸿章的这些谋略都堪称正确。曾国藩感叹李鸿章有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在湘军大营，曾国藩有彭玉麟的忠贞，有杨载福的朴直，有鲍超的勇猛，有李元度的策划，有曾国荃的顽强，但像这样洞察全局，并且有着清醒和机巧应变手腕的人才，李鸿章可谓是首屈一指。

李鸿章在当幕僚期间还帮曾国藩作出一个重要的决断——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咸丰仓皇逃亡。在此期间，咸丰降旨，要曾国藩速派鲍超部霆军保卫京师。接到旨意后，曾国藩和胡林翼感到进退两难，派鲍超去吧，这边与太平军力量均衡的格局将被打破，太平军极可能乘虚进攻。不派部队去吧，又会背一个“抗旨”的罪名。曾国藩赶忙召集幕僚商议。多数幕僚主张“入卫”；李鸿章力排他议，分析形势说：洋人入京，只不过是为了金帛议和，并不想推翻大清统治，不会有其他事情。不如按兵请旨，静观一段时间再说；对于湘军来说，与太平军的决战才是有关天下安危的大事，所以对待调兵之事，一定要慎重。曾国藩和胡林翼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一面按兵不动，一面拖时间，派人送信给朝廷，堂皇地建议：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去，是否由曾、胡二人中酌派一人进京，这一招，明显的是给朝廷出难题，因为朝廷最忌讳手握重兵的“节度使”进京。朝廷当然不同意。这样的拖延战术，赢得了时间。很快，曾国藩接到朝廷新旨：清廷与八国联军已议和，鲍超军不用北上。

李鸿章年轻气盛，经常性地仗义执言。1860年曾国藩当上了两江总督，把大本营设在安徽祁门，李鸿章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祁门在地理上是一个盆地，对兵家来说是个凶险之地，必须赶紧离开，否则一旦被包围，将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李鸿章把他的想法跟曾国藩说了，曾国藩只是淡然一笑，并不表示什么。曾国藩何尝不知呢，他当时考虑的是拿下安庆后再进攻南京，但朝廷却让他直接进攻南京。曾国藩于是屯兵祁门，摆出个姿态准备起兵东进，他还是在打安庆的算盘。李鸿章不明白这一点，见曾国藩不听自己的意见，很不高兴，据理力争了几句。曾国藩也懒得向他解释，不冷不热地来了一句：“你要是害怕这里，你走好了！”弄得不欢而散。

不久，“刺头”李鸿章又为弹劾李元度之事跟曾国藩再度发生争吵。李元度是功勋卓越的湘军元老。在皖南战役中，李元度没听从曾国藩的劝告，失守战略要地徽州府。曾国藩一气之下决定弹劾他，要李鸿章写奏折。但李鸿章不仅不愿拟稿，反而率一班人去了曾国藩那里替李元度据理力争，指出李元度“其血性足以干事，而知人则不甚明；其才识足以谋事，而带勇则非所长”。认为曾国藩既然了解李元度的长处和短处，却舍长取短，这个责任不应由李元度来负。同时，李元度劳苦功高，一直追随曾氏身边左右，如果一兵败就严辞弹劾，会让部下们唇亡齿寒。李鸿章一番激烈的言辞让曾国藩大为光火，坚持不更改决定。李鸿章倔脾气上来了，怎么也不肯起草那个奏折，又以离开为要挟。曾国藩索性挥挥手：“随你便！”

师徒之间的冲突让曾国藩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作一事。”在曾氏原先的手稿中，在“而”与“又见”之间，圈掉了“少荃”二字，可见其原文是写“少荃不明大义，不达事理”的。这一场风波使得师徒间变得生疏尴尬了。到了年底，李鸿章找了个理由要去看望在江西南昌的老母，离开了湘军大营，回到了南昌的哥哥李瀚章处。

但李鸿章这一段时间与曾国藩的矛盾并没有通常所描绘的那样决绝。到了南昌之后，曾、李二人一直有着书信来往。不过李鸿章心中的确有点梗阻，他曾向丁未同年沈葆桢去信询问福建的情况，有意去补闽任道员之缺。沈葆桢回信劝阻了他。另一个丁未同年郭嵩焘也来信劝他回到曾国藩身边去。那段时间李鸿章的夫人周氏生病，李鸿章一直忙于照顾。周氏是李鸿章老师周菊初的侄孙女，李鸿章少年时，周菊初对他就十分欣赏，也经常接济李家。李鸿章赶考前，周菊初把自己的侄孙女许配给了李鸿章。周氏比李鸿章大两岁，是一双大脚。李鸿章跟她的感情一直很好。李鸿章中进士当上翰林后，周氏并没有跟李鸿章来京城，一直在老家照顾李鸿章的母亲。李鸿章回乡办团练，夫妻才算得到团圆，在李鸿章戎马倥偬期间，周氏一直跟着李鸿章东奔西走。

不久，形势的发展证明了李鸿章的战略预见是对的。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占景德镇，祁门再度被围困，情急之下，曾国藩分别给二子立下遗嘱，准备在祁门坐以待毙。形势稍缓之后，在胡林翼和曾国荃的劝说下，曾国藩终于同意移营长江边的东流。当曾国藩向李鸿章函告这一决定时，得到的反应是热烈的，李鸿章数次来函献计献策。师生间由于战略分歧所造成的隔阂烟消云散。在此之后，曾国藩几次函招李鸿章回营，李因忙于照顾病重的妻子周氏，迟迟未归。曾氏无法再等，又给李鸿章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冬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难，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

李鸿章接信后，颇为感动。当周氏病稍有好转，便收拾行装赶到东流大营。李鸿章的重回幕府，让曾国藩如虎添翼。积压如山的公文得以清理，军事大计也有人商议了。这一对师徒之间经常彻夜长谈，无话不说。

很多年后，当李鸿章闲暇之时回忆起对抗太平军的这一段历史时，总是显得神情凝重。除了庆幸命运对于自己的垂青之外，他还庆幸着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遭遇了曾国藩这样一个亦师亦友的关键人物，这使得他在人生的几次大转折中总有贵人相助。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李鸿章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仅仅体现在地位的增高、气度沉稳等外部因素上，更多的，还是内心深处的悄然改变。从少年时意气风发，聪明异常，一直到后来的洞察细微，隐忍无限，李鸿章的人生和性格，从那时起，经历了一个巨大的U形弯。

也正因此，李鸿章一直感激着曾国藩，也图谋回报。机会很快就到来了，不久，李鸿章即以“滞攻金陵”的行动，算是回报了曾国藩的恩情。

1864年，淮军力克常州，苏南战局基本平定。这时，曾氏兄弟正顺江而下形成对天京的包围。对于曾氏兄弟而言，他们特别忌讳兵强马壮的淮军助攻天京，如果那样，曾氏十数年苦战的果实将被别人摘得，这是曾氏兄弟极不愿看到的。尤其是曾国荃，自尊心特别强，对于淮军的节节胜利，倔强的他几近忧郁成疾。曾国藩当然心疼弟弟，多次写信给曾国荃，劝慰他要宽心，如果李鸿章要来合攻天京的话，千万不要多心，“独克固佳，会克亦妙。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总以保全身体，莫生肝病为要”。

不到40岁的李鸿章

晚年曾国荃

在当时，就淮军的装备和实力而言，攻坚能力已远胜湘军。李鸿章哪里不想争这个头功呢？但在这种情形之下，李鸿章权衡再三，还是选择了回避，想把头功让给恩师。在朝廷下旨令淮军会攻金陵后，李鸿章致函曾国藩，称自己的队伍疲劳，想休整一段时间。实际上，李鸿章是想给曾国荃预留充足的时间。朝廷见淮军迟迟未动，连降谕旨，敦促李鸿章火速调兵。李鸿章只好采取拖延战术，他先是借口生病回苏州，不久又提出部队要休整两个月才能再战，最后李鸿章实在拖不过去了，便灵机一动，出兵浙江，谎称要从湖州对南京形成包围。谁料此举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宗棠急忙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左、李两人成了一辈子冤家。李鸿章一拖再拖，实在是用心良苦，后来，连淮军将领都看不过去了，纷纷表达对李鸿章的不满。李鸿章只好再次给曾国荃写信，催促湘军加快攻城动作。到了夏天，朝廷又降谕旨，严令李鸿章派刘铭传等先锋火速驰往金陵。李鸿章无奈，只好派刘铭传、王永胜、刘士奇各率15000人前往，自己大队人马仍按兵不动。此时，曾国荃接到李鸿章调兵前来的消息后，几近疯狂，他将李鸿章告知的信件遍示诸将，说：“他人将要来了，难道我们苦苦攻了两年的艰辛将要拱手相让吗？”手下的将领坚决表示：“愿尽死力。”当晚，通向金陵城内的地道已经完毕，次日，曾国荃部由地道炸塌太平门城垣20余丈，攻下金陵。

李鸿章用软磨硬抗的办法，拖延会攻金陵长达数月之久，算是成全了曾氏兄弟独得“首功”的心愿。这样的“义举”，真难为心高气傲的李鸿章了。对此，曾国藩极为感激，攻克南京城不久，李鸿章赶到，曾国藩亲至城外下关迎接，拉着李鸿章的手连声说：“我兄弟俩的一点面子，全是你给的。”曾、李之间在军政大计上的互谅互助，也是湘淮两系能够长期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与李鸿章在联手镇压太平军这段时间里，他们并驾齐驱，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太平军将士，染红了自己的官袍。也正是在镇压抗击太平军的腥风血雨中，李鸿章变得成熟起来，由一个才高八斗的书生，成为一个封建王朝的所谓能臣。李鸿章后期性格中的忍辱负重、克己复礼，都可以说与这段戎马倥偬的经历有关。这段残酷无比的岁月，让李鸿章真正见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曾求学于曾国藩、后来成为李鸿章幕僚的吴汝纶评价说，李氏“生平严事曾文正公，出治军，持国事，于曾公相首尾。其忠谋英断，能使国重，是非成败，不毫发动心，一秉曾氏学”（吴汝纶《李公神道碑铭》）。可见，李鸿章深得曾国藩的嫡传，在李鸿章身上，还是能见到很多曾国藩的精神的。如果拿李鸿章与左宗棠相比，两人虽同为经世、洋务一派，但李鸿章在为人上，却与左宗棠大相径庭。这就是“忍”、“挺”二字的绝妙所在。

吴汝伦

曾国藩与李鸿章在性格上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曾国藩是典型的湖南人，性格“耿”而倔强，在生活习性上却很土气；读书太多，凡事总有自己的原则，往往在智慧的同时，总残留着一丝迂腐气，为人清高，不合群，爱较真。而李鸿章则不一样，李鸿章总体上极具有江淮人的性格，富有草根经验，爱面子，散漫，有着浓重的“痞”气，为人处世比较灵活，讲究实效，也比较世故油滑。这样相对实用的性格使得李鸿章在官场上要比曾国藩适应得多，一方面可以拉帮结派，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大打“迷踪拳”。所以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李鸿章很快就在职位上超越了他的老师曾国藩，并且比曾国藩更得朝廷的信任。

一支军队的气质往往体现着领头人的气质。团队与帮派也是这样。就队伍结构而言，曾国藩的湘军主要将领都是读书人，其中有科名的达30多人。而且，曾国藩本人也不太欣赏那些只会打“肉搏战”的“莽夫”。所以他把没有文化不识几个大字的太平军旧将程学启转给了李鸿章。曾国藩曾经洋洋自得地说：“我的这些手下，可以白天打仗，晚上讲学。”而在李鸿章的“淮军”中，13营淮军的11位将领中，只有举人、廪生各1人，主要将领都出身低微：刘铭传是盐贩子，张树声兄弟、周盛波兄弟介于土匪和刁民之间，吴长庆则兴于行伍……太平军叛将、原湘军旧部程学启到了李鸿章那里后，也是如鱼得水。曾国藩对部下，常常是跟他们讲道理，讲忠孝节义。李鸿章在这一点上跟曾国藩有所不同，李鸿章更多的是讲义气，讲利益，他就像刘邦一样，舍得将利益馈赠给部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样的做法一直被李鸿章奉为圭臬。在李鸿章看来，像曾国藩那样重用文人、学者的行为是不妥的，因为这些文人学者具有一定的思想，步调很难一致，还不如重用讲江湖义气、头脑相对简单、肯于卖命的“武夫”更实在，这些人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也能死心塌地追随主子，只要舍得给他们利益，他们便会全力效忠。李鸿章不太喜欢迂腐的读书人，在他看来，只有下层的人物才不迂腐，才能脚踏实地做事。正因为主帅的判断标准不一，湘军和淮军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气质，到了太平时期，双方气质上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太平天国失败后，由于湘军中的中坚力量都具备较高的文化知识，有着比较全面的能力，他们有很多跃上了高层，比如说左宗棠、刘坤一等；而江淮人的精明灵活使得“淮军”虽然普遍吃得开，能办事，但其中的骨干力量却不具备全面能力，文化知识不够，很少能真正地进入要员之列。在这方面，湘军与淮军，同样也是“一张一弛”。

有一个笑话似乎很能说明李鸿章的性格，也能说明李鸿章与下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有一次，李鸿章问一个下属什么叫抛物线，下属讲了一大通后，李鸿章仍是不懂。那个下属急了，说：“李中堂，你撒不撒尿，撒尿就是抛物线啊！”李鸿章一下子大笑明白了，幽默地说：“各位明白了吧，庄子说‘道在夭溺’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啊！”

对于“天津教案”处理手段的不一样，也充分体现了李鸿章与曾国藩在诸多方面的不同。也正是“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导致了李鸿章取代曾国藩成为清廷“第一汉臣”。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教会利用一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大量涌入中国。由于背靠本国政府，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教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权势力。这种状况，引起了中国底层民众的愤怒。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教会势力由沿海向内地的渗透，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在底层引起的摩擦越来越多，尤其表现为西方宗教教义、组织结构与中国宗族精神以及组织结构之间的尖锐矛盾。正是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导致了民间不断掀起反对教会势力的所谓教案。1870年，天津的百姓烧毁望海楼教堂，先后打死外国人20人。

“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正在家中生重病，曾国藩感觉自己难逃大限了，他让时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帮他运来建昌花板木材，准备后事之用。按常规，曾国藩完全可以以生病为由推掉这份“烫手的山芋”。皇帝知道曾国藩正在生重病，也不好直接让曾国藩去，只是在谕旨中询问曾国藩：最近身体怎么样，这个事件你能处理吗？曾国藩接旨之后的回答是：“我身为直隶总督，天津发生闹事，我能不管吗？”他还引用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悲壮诗句自勉，决心向林则徐学习。曾国藩接受任务之后，专门写了一封两千多字的遗书，告诉长子曾纪泽在他死后如何处理丧事和遗物等。在一生奉行“忠诚笃信”的曾国藩看来，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应该以诚为本，以信立言，虽然大清是弱国，但也是大国，不应失去固有的君子风范。

曾国藩在经过周密的调查之后，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了，所谓的洋人教士杀婴儿等事完全是子虚乌有。在谈判之中，曾国藩首先自认错误，当即决定把天津道、天津府、天津县的官员全部撤换。谁知洋人得寸进尺，他们进一步提出来，要把这些官员杀了偿命。这样的过分要求把曾国藩逼到了墙角，曾国藩一时变得非常被动。在曾国藩处理事务时，他的儿子曾纪泽看得就很清楚，曾纪泽就告诫父亲，对于洋人，不能太讲诚信，不能随便承诺。李鸿章也三番五次给曾国藩写信，给曾纪泽写信，说曾国藩办外交太老实，让他提醒一下曾国藩。跟洋人打交道，李鸿章还是有经验的，当年李鸿章在上海滩的时候，为了“常胜军”的事情，没少跟英国人斗智斗勇。洋枪队当时的队长白齐文殴打上海道台，李鸿章大怒之下，要拿白齐文正法，吓得白齐文躲在英国军队中不敢出来。后来，李鸿章硬是不顾英国政府的反对，强行解散了“常胜军”。对于洋人的本性，李鸿章要比曾国藩了解多得多。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是：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并流放黑龙江“效力赎罪”；支付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

“天津教案”的办理结果，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人们对曾国藩一片谴责，咒骂他出卖国权，堪为民族败类。曾国藩没料到风波竞如此巨大，他自己也变得忧心忡忡，健康更是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派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复查“天津教案”。这是李鸿章第二次为曾国藩收拾残局了。第一次，是平定捻军的时候，那时，曾国藩就因为调度不灵，平定捻军进展不顺，最后朝廷不得不派李鸿章接替了曾国藩的职务。李鸿章奉命接手“天津教案”之后，专门拜会了曾国藩。看到曾国藩长吁短叹，心理负担很重，不由劝慰一番。曾国藩问李鸿章：“你准备如何与洋人交涉？”李鸿章说：“与洋人打交道，我首先要同其打‘痞子腔’。”曾国藩怒道：“‘痞子腔’怎么打法，你倒打给我看看。”李鸿章一笑：“我只是随便说说。”

李鸿章到达天津后，还真将“痞子腔”派上了用场。与曾国藩的“以诚相待”不一样，李鸿章的“痞子腔”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说话不算话”，就是偷梁换柱、暗渡陈仓。这是典型的弱国外交手段，正面交战不敌，只好虚与委蛇，以谎言对谎言，以欺骗对欺骗，以乔装好客对虚伪的友谊。当然，这样的手段对于李鸿章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洋人势力太强大了，李鸿章没有其他办法，只好“捣糨糊”，能“蒙”则“蒙”，能“糊”则“糊”，在不明时局的情形下，只好以“打太极拳”应付。李鸿章毕竟是草根出生，这一套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李鸿章一方面与洋人讨价还价，另一方面，暗地里与俄国进行了沟通，因俄国只要求经济赔偿，并不要求人抵命，李鸿章便趁机在原先的判决上进行改动，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虽然改变并不大，但毕竟多保了几个中国人的性命，算是有效缓解了尖锐的矛盾，也缓和了朝廷的面子。不仅如此，李鸿章还让丁日昌从监狱里找来16个死刑犯，顶替了这16个，蒙混过关，斩杀了事。将流犯的官员，一段时间风波平息之后，又招回原地。李鸿章的“痞子腔”赢得了国人的叫好，“天津教案”所引起的风波，终于在李鸿章手上平息下来。而处理“天津教案”一事欠妥，对曾国藩的影响是巨大的，曾国藩伤心地说自己是“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变得心情抑郁、衰颓日甚，终于在一年后郁郁而终。

曾国藩与李鸿章在处理洋务时的不同方法，与他们的学养和性格有关。当然，如果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在曾国藩和李鸿章身上，还体现着中国文化所隐藏着的很多内在特质。中国文化不是完全的儒文化，它实际上是儒释道的一体化，“温良恭俭让”只是表面的价值观，在暗地里，阴谋与心计无孔不入；当功名利禄受挫之后，往往又会洁身自好，甚至产生空的感受，偏向于出世——这就是道家和佛家的教义了。

曾国藩是一个读书人，他身上携带的宽厚、智慧、诚实的人格特征，是“仁”的集中体现，曾国藩可以说是中国精英文化的一个集大成者，一个谦谦君子。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儒家的王道，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孜孜追求。于儒学来说，曾国藩是几近完美的——于家庭，于同僚，于君主，在立德、立行、立言上，曾国藩都臻于极致。于家庭，曾国藩出身寒门，即使后来官位显赫，但他一直简朴务实，保留了耕读之家的本色。曾国藩一生身体力行，严以律己。在对子女和亲属的教育上，曾国藩虽然戎马倥偬，西征北讨，但他一直不放松对子女的教育，坚持言传身教。优良的家风，良好的教育，使得曾氏一门人才辈出：其长子纪泽精通诗文书画，是晚清出色的外交官；其次子纪鸿喜爱自然科学，在数学研究上造诣较深，可惜英年早逝；其孙辈曾宝荪、曾约农后来都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

于同僚，曾国藩一直宽厚为上，以仁待人。比如说，对于左宗棠，曾国藩有着知遇之恩，但左宗棠一直恃才自傲，出语尖刻。每到此时，曾国藩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淡化处理，在把握住大局的基础上，有时也做必要的妥协。曾国藩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僚中，许多都是原先科场和官场不得志者，经他的发现、调教、保举，不少人都出将入相，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等。他的手下涌现出一批经天纬地之才干，比如说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沈葆桢、丁日昌、曾国荃、彭玉麟、杨岳斌、刘蓉、李瀚章、李续宾、刘坤一、李宗羲、钱应溥、梅启照、倪文蔚等。此外，在曾国藩的幕府中，还有一批才高八斗的学人，比如薛福成、吴汝纶、李善兰、徐寿、华蘅芳、黎庶昌、俞樾、赵烈文、容闳、陈兰彬等。这些人才的和睦相处，与曾国藩妥善处理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有关。有容乃大，这是湘军集团在军事、政治上获得成功至关重要的原因。

于君主，曾国藩一直很忠诚。曾国藩从京城回湖南组织湘军，正是为了响应《论语》中的一句话：礼失而求诸野。曾国藩含辛茹苦十数载，出生入死，终于完成了替朝廷分忧的初衷。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手握重兵，权力巨大。但曾国藩一直很清醒，他深知“功高盖主”的隐患，主动急流勇退，不仅解散了湘军，而且多次陈明心迹，倾心于老庄。曾国藩正是以他过人的智慧和洞察力，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自己的名节。

曾国藩的确算是中国传统文化冶炼出的典型人物。无论从哪方面说，曾国藩都可谓是晚清第一人。曾国藩巨大的内心力量支撑着他的人格和境界，在这种浩然之气的支撑下，曾国藩对于人生有大彻大悟的看法：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万事万物不勉强为之，但自己又必须在人生中尽最大的努力。在曾国藩的晚年，虽然他目睹了太多的丑恶，也被迫做过许多妥协来获取来之不易的胜利，但曾国藩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不道德的社会归根到底一定要由有道德之士来纠正，树立正确的道德准则和态度必须成为首要的目标，经世致用之术不管多么重要，必须处于从属地位。曾国藩是用心良苦的，也是值得赞颂的，但曾国藩的完美旧人格在清末的乱世中，不免“虎落平川”了。诚实变成了迂腐，信用招致欺凌，一切都是阴差阳错。以曾国藩的知识结构，当他面对欧洲宽广、陌生、富有侵略性的强势文化时，便有点力不从心了。正因如此，在晚清的乱世之中，曾国藩显得“缓慢呆板”，一点也不如李鸿章“如鱼得水”。

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明显地更适应晚清那个乱世。他既有士大夫的高贵，也带有草根的刁滑，那是一种弱者的智慧，务劳务实，精明狡诈。李鸿章借此以应付乱世，要比曾国藩那种一成不变的正统有效得多。李鸿章是从底层上来的一个农村小知识分子，这样的草根经验，使得他对于一些非正常的手腕和方式非常熟悉，在实践中也能亲身感受到这种方法所带来的好处。从李鸿章与淮军的关系中就可以看出，李鸿章才不像曾国藩那样无限忠诚地主动解散淮军呢，他一直把淮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上，让这支部队有着极强的私人性和专属性。淮军一直忠于李鸿章，虽经中法、中日战争，一再受创。一直到1900年庚子事变，聂士成壮烈战死，淮军彻底覆灭，李鸿章算是输得精光。一个人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拥有一支强大的部队，这一点，足见李鸿章功力之深。不仅如此，李鸿章还自觉不自觉地在政治、外交以及很多方面运用这种手段，这种手段让李鸿章屡试不爽。

尽管李鸿章这种极其实用的处世方式给他带来成功，也带来功名，但纵观李鸿章一生，他同样因为这种方式使自己的人生重重地打了折扣。就李鸿章的一生而言，可以说一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如果说我们还可以从曾国藩迂腐和执著的处世原则上看出曾国藩的人格来，那么，从李鸿章的聪明和实用上，我们就很难看出李鸿章真实的思想，以及真正的追求。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在整体意义上缺乏真正的人文思想和宗教情怀，并且他也绝不如曾国藩那样执著，也不如曾国藩那样真实。在我们的感觉中，这个高个子的合肥人讲着一口合肥话，出入各种场所，说着一些不痛不痒的话，王顾左右而言他，或者说一些自鸣得意的俏皮话。有时，这些行为因为缺乏底气、缺乏视野、缺乏原则，使人起鸡皮疙瘩。我们所见到的，一直是那个冷静平稳、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李鸿章；或者是，一个故作幽默、自以为是的李鸿章。至于真实的李鸿章，却一直烟笼雾绕，更谈不上他真实的内心世界浮出水面了。

到底李鸿章的真实思想是什么呢？也许，所有关于他的判断都显得有点武断，显得有点臆度。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李鸿章总显得云里雾里，该谦卑的时候谦卑，该倨傲的时候倨傲，该出手的时候出手，该隐藏的时候隐藏。他的一手“迷踪拳”似乎打得太好了，不仅别人看不出他要干什么，甚至，有时候连他自己也有点迷糊了，情不自禁地沉耽于自己的幻象之中。聪明人本身就难得偏执和执著的，对于李鸿章来说同样也是如此。李鸿章就是这样一边打着“迷踪拳”，一边从事着自己的改良事业。当然，这样的行为本身，并不算是高妙的举动，李鸿章的所作所为决定了他只是一个二流的政客，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像一个演员，而不是一个成功的导演。伟大的政治家总是有着自己明晰的思想体系以及自己强硬的态度，并且有着一种为着思想和主义献身的情怀。李鸿章似乎不是这样。在他一辈子当中，李鸿章总是有意无意地给自己量身定做了一袭华美的锦袍，在大多数时间里，李鸿章就像一个变色龙一样，披着各式华美的锦袍抛头露面，而他的身体，一直隐藏在这袭华美的衣服里面。

也许，对于这个晚清最为显赫的汉臣来说，李鸿章最大的悲剧是：不在于时局的多舛，也不在于个人命运的坎坷，而在于他作为一个个体，无法、也没有意识去表达自己真正的内心。他无法使自己成为独立的个体，无法“人之为人”，也无法面对自己。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中风卒于南京，消息传来，李鸿章不胜哀痛，他感叹说：“吾师果以死颖！不可复生矣！天乎天乎！奈之何哉！……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并亲笔题写了挽联：“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这样的挽联，寄托了对恩师的绵绵哀思，也是对两人终生之缘的一个总结。李鸿章以后对曾氏之子纪泽、纪鸿多方照拂，又协助长兄李瀚章编校《曾文正公全集》156卷，也许，李鸿章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补报曾氏一生的恩情。

第四章　云中之鹤

一个人的气质就是他的内心世界。

李鸿章带领他的淮军进入上海之时，由于身材颀长、气质高远，李鸿章很快得到一个“云中鹤”的绰号。这个绰号对于李鸿章来说，倒也形象妥帖。在晚清，比较起众多庸庸碌碌的高官达贵，李鸿章完全称得上“鹤立鸡群”。这不仅仅指他的身材高大挺拔，还在于李鸿章从来就是一个敢负责任，并且有着自己独特想法的人。当初湘军才俊胡林翼第一眼看到李鸿章时，就惊叹说：“如评骨法，必大阔，才力又宏远，择福将而使之，亦大勋之助也。”从李鸿章的一些照片，我们可以从外面管窥其内心世界。从照片上来看，李鸿章身材挺拔，冷静平稳，有着凛凛之威；尤其是李鸿章的一张中年照片，从容倜傥，成熟智慧，意气风发。这张照片大约摄于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吧，李鸿章春风得意，一派自信坚毅。至于李鸿章的晚年照片，不怒自威，庄重沉稳之际，能略见一丝慈祥，但在整个氛围中，有着难以遮掩的无奈和凄楚。到了暮年，李鸿章所呈现的形象便有点悲凉了：他的眼睑一直浮肿，眼神深邃，冷漠而镇静，绝不露出一丝表情，这是一张成熟无比的面孔，面部整体氛围变得越来越模糊，无懈可击，刀枪不入，一看就是中国官场文化长期浸淫的结果。从这样的面孔中，我们是很难揣度一个人真实的心思和喜好的，甚至很难看出个性特征，一切都是隐藏，都是扭曲，都是深不可测。这样的面孔绝对称得上“老谋深算”，它就像深潭一样，表面平静，很难看出上面有丝毫愤怒、气恼、激动的表情，而在骨子里，却有着对于事态的洞察，能够从细微之中审时度势，迅速作出自己独特的判断，或者明哲保身，或者一跃而起，给对手致命一击。这是一张可怕的脸！中年之后的李鸿章越发变得成熟而冷静了。

担任江苏巡抚时的李鸿章

这样的划分是指李鸿章担任两江总督之后，这一年是1865年，李鸿章42岁，进入了他人生的高峰期。此时的李鸿章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胆大妄为的书生了，他变得意志坚定，善于沉默，心细如发，擅长洞察人的内心；他的头顶一直笼罩着强烈的使命感，那就是为岌岌可危的清国撑起一片天空。这样的感觉总使李鸿章时常地陷入一种自欺的悲壮中，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有一个现象似乎可以说明李鸿章的使命感，自从李鸿章当上两江总督之后，他基本放弃了自己吟诗作画的爱好，这样的行为是由于李鸿章对传统文人官吏的反感，他们总是习惯于自欺欺人，避重就轻，迂腐不实而又欺世盗名。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李鸿章也很担心过多的诗文容易暴露自己的思想，落下口柄。中年之后的李鸿章变化很大，他很少头脑发热，急不可待，他总是把自己埋伏在暗处，低调做人做事。他变得越来越实在，越来越警觉，也越来越勤政，他总有做不完的事情，考虑不完的问题。

李鸿章变成一只勤劳无比的鼹鼠。每天，他都忙忙碌碌，总有处理不完的公务，总有批阅不完的公文，总有开不完的会议。他的内心也在这样的运转中慢慢变得冷血，没有粗犷奔放的激情，不好色，不赌博，不喜欢挥霍，不爱户外活动。这样的生活或许在常人看来无聊而单调，但李鸿章乐此不疲，或者说，他从未在公开场合暴露他的倦容。李鸿章成了中国历史上长长蚁群中的一只大蚂蚁，在蚁群中，无数工蚁忙忙碌碌，竭尽全力，伺候那只不劳而获的蚁后。这样的存在方式，就是长期以来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方式。这种政治方式原始、笨拙、专横，它不仅仅带来残暴和专制，同时伴生的，还有机械和木讷。李鸿章在跨入这个机制之后，很快变得麻木不仁，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李鸿章只能算是一架庞大的、呆板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在他的身前左右，还有着一大堆精于算计、老成持重、不见喜怒的政治木偶们。

好在李鸿章一直坚持做自己的事情。李鸿章就像春秋时代的孟尝君一样，在麾下养着一大堆门客。他将当时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笼络门下，努力谋求怎样推动这个笨拙的东方古国一点一滴地进步。当然，在做事的同时，李鸿章还一直不忘修身，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了。就像教徒们每天的祷告和忏悔，李鸿章也保持着每天内省，自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也自省自己的道德操守。这样的举动，源于他的老师曾国藩，也源于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正因为李鸿章不断地内省，所以中年之后的李鸿章一直在不断改变着自己，可以说，后来的李鸿章，完全是李鸿章自己所铸造的。对比当年那个青涩的合肥青年，后来的李鸿章在内心当中的确走得很远。

李鸿章还是有韬略的。腹中，应该有一个广袤的世界吧。李鸿章所处的是怎样一个时代呢，万物将倾，天翻地覆，对于一般人来说，面对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变迁，早就会乱了方阵。但李鸿章没有。数千年大厦将倾，反而使李鸿章有了更坚毅的目标，那就是兢兢业业，克己复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尽人事，听天命，并且力挽危局于不倒。这样的行为本身，可以看作是这块土地巨大的能量，也是这种文化岿然不倒的根本所在。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历数千年的承转启合，这个民族早已物老成精，又有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呢？对于李鸿章来说，一切都是以不变应万变，他所想的，以及殚精竭虑所做的，正是为了支撑那个艰难的局面。没有理想，却有愿望。在那个时代里，尽管由于各方势力的挤压，李鸿章经常表现出内心的虚弱和悲凉，但他在内心当中一直是乐观的，那是因为他对未来有着良好的判断并且抱有美好憧憬。

如果说李鸿章在自己的人生前期还是靠无畏和阳刚拼死打开一片天地的话，那么，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李鸿章即转变了角色，在进入政治中心的同时，他展示了阴柔勤勉的一面，全心致力于自己权力大厦的构架了。李鸿章不愧为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好手，他精细而不动声色地运作一切。他老辣的地方在于，即使是拥有新思想，他仍借助旧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这样的旧手段要安全和稳妥得多。这一点，显然是李鸿章的做事准则，也是他做人的准则。在李鸿章看来，后来的康梁显然只是“小儿科”，只是几个书生的莽撞和幼稚，他们哪有手段和力量来推动那些政策呢？那些口号和想法，在脱离手段和力量的情形下，是很难生根开花结果的。

专制制度下的政治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只是潜流，不是激流，李鸿章从不大张旗鼓地提出政治口号，做事即是做人，他的做事，都是从人力和金钱，以及通过朝廷的支持来实现。在李鸿章看来，清国的变法和改变，如果没有权力作保证，没有时间的慢慢荡涤，必然会成为一句空话。只有权力在手，才能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才有说话和改变的权力。政治，就是这样，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其实也简单。

正因如此，在太平天国平定后，李鸿章一直苦心经营他的根基，他多方奔走，终于保存了自己的淮军，使淮军成为了当时最具实力的一支军队。在此后的数十年中，李鸿章一直默默培养着自己的党羽，努力保证自己的凝聚力，默默扩建庞大的关系网。从1862年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开始，到1895年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在担任巡抚、总督、北洋大臣的33年间，利用血缘、地缘、业缘网罗亲信，逐步建立了从其任职所在地延伸到全国的势力网。血缘就是亲戚，地缘是乡里乡亲，业缘则是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师生、同学、同事、结拜兄弟等人情关系。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淮军系统的将领和幕僚在他的左提右携下，纷纷出任封疆大吏和朝廷高官。据不完全统计，从1870年到1911年，淮军中先后出任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的要员共有38人，而在淮军和北洋海军两大军事系统中担任过提督、总兵以上的将领多达1300余人。李鸿章选人用的是自己的标准，除了能力，最重要的，应该是“忠信义”。也就是说，对于自己，要绝对地忠诚。这一点，在北洋水师提督的选拔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当时有很多人对即将担任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存疑，因为丁汝昌是老式淮军将领，对于现代海军乃至现代军事根本不了解，在视野和能力上，远远比不上刘步蟾这些留洋派。但李鸿章仍力排众议坚持使用丁汝昌，其中的原因，就是丁汝昌忠心耿耿，并曾在战场上救过李鸿章的性命。让丁汝昌当北洋水师的统帅，李鸿章可以牢牢地把这支部队抓在手上。对于权力的争夺，李鸿章从来就是一把铁手。

中年李鸿章

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李鸿章羽翼丰满，以他在官场上的正式地位和所属的非正式的幕府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势力上至朝廷，以直隶为中心，扇形延伸至其他省份。在晚清，可以说，李鸿章的幕府是除皇权之外的最大的一个权力集团。李鸿章深知官场学，也深知厚黑学，他知道做官就像大树栽培一样，不仅自己的头顶要有天空，更要力所能及地把根须伸得更深更远才行。只有把自己的权力基础搭建得非常牢固时，才能谈得上实现自己的主张。在他的眼中，权力，不仅仅是安危的护身符，同时，也是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最大筹码。

在官僚体制下，这样的裙带关系一直不可或缺。当然，这样的权力架构，必定悄然进行，成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潜规则。如果一个人的权力扩张过于明目张胆，引起别人的警觉，那又将变成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当然，李鸿章之所以伸展自己的权力，除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外，他还想借助于自己的权力，更便捷地施展自己的抱负。

从少年时候起，李鸿章就一直将天下作为己任，他算是一个有着鸿鹄大志的人。李鸿章一直孤傲自负，坚定地认为自己具有担当天下重任所需要的远见卓识，也具有改造和推进这个世界向前发展的手段和能力。在内心深处，李鸿章一直以诸葛孔明来激励自己，同为生长乱世之中，同为风雨飘摇小朝廷的栋梁，同为出生乡下、少年时极具方巾之气……虽然从高标准来说，李鸿章有点志大才疏，他的知识体系、眼光和权力都不足以担当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大任，但历史偏偏选择了他。李鸿章知道这个国家的虚弱无力，也对这个政权的不思进取、唯唯诺诺表示不满，他曾在家信当中对政局有过评述：“（朝廷）既无定见，复堪恒心……闻者能勿愧愤欲死？”“朝廷夕迁，早做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我中土非无聪明之力，士大夫皆习于章句帖括，弗求富强实济。”“恭王浮光掠影，毫不用心；翁同龢依违其间，专讲小过节，不问大事，同时周旋于太后与恭王之间，唯恐失权，能力实不足以肩担此任；至于李鸿藻，则迂腐更甚，不足一提。”这一段话，对于时局，应该是非常清晰的了。清晰又怎么样呢？清国的天下，毕竟不是李鸿章的天下。

官场上的李鸿章似乎显得特别勤勉，他从不回避自己的责任，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设想努力着。现在人们忽略的一点是，李鸿章在长达25年的直隶总督任期内，工作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清廷每三年一次的例行考绩，李鸿章几乎每次都是优秀。不仅如此，对于水利兴修、赈灾与慈善事业，李鸿章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这一方水土在他的统辖下，在那段时间里，基本上做到了平平安安。在处理事务方面，李鸿章可以说一直是个高手。李鸿章做事深谋远虑，明敏练达，也投入敬业。这一点，在自明朝之后的传统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当中，是相当不容易的。中国社会发展到了明朝之后，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重虚文而不重实质，喜放言而不埋头实行；他们拥有的旧式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中楼阁，变成自娱自乐的知识游戏，与实际的生活和操作相差太远。

李鸿章就这样坚守在绝望的前哨站之中，数十年如一日。对于这个晚清第一汉臣来说，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他都是孤独的。并且，李鸿章感到最孤独的是，他预见了方向，但却一直难以寻找到最正确的道路，他不得不走的，是妥协之中的传统方式，在夹缝中寻找一条道路，那就是，小心翼翼、处心积虑地架构自己的政治体系，就像一只蜂王在构筑自己的蜂巢。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谋求集腋成裘一点一滴的改变。这样的改变缓慢而艰难。在近40的时间里，李鸿章从未离开过官场，含辛茹苦，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与几乎所有的官僚们不一样，李鸿章似乎从不回避棘手的事情，从不逃避事务和责任，他一直兢兢业业，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到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清国摇摇晃晃的小朝廷所能倚仗的，似乎只有这个留着山羊胡子、身材高大的长者。虽然有时候他也会玩一点高妙的太极推手，也精通官场平衡术，但在更多时候，李鸿章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冲在前头，从没有退缩的意思。无论是面对公众、政敌以及如狼似虎的入侵者，他都有着泰山石敢当的勇气和责任。

李鸿章的隐忍是他坚信未来的补偿吗？或者是在他的内心当中有着舍生取义的想法？似乎不能这样看。李鸿章一直就不是个理想主义者，也谈不上是一个具有深厚人文精神的人。他不算是一个有着精细的远大目标的人，但却是一个对于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抱有巨大信心的人。同时，李鸿章又是一个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完成自己人生目标的现实主义者。从一个乡下青年，走上人世的显赫位置，这是他工于心计、处心积虑、小心做人的结果。

环顾李鸿章周围，那都是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时代被摧残得乱了方寸、尊颜尽失；国民蒙昧、迷信，缺乏理性；至于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些旧知识分子，一个个自以为是，抱残守缺。当一个社会的普遍思潮还停留在烧纸屋、纸钱、纸箔，雇道人巫人打唱等层面上的时候，又何以能指望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呢？不可避免的是，作为那个时代少有的清醒者，李鸿章在思想上单骑突进的同时，同样也承担着由清醒带来的孤独和劳顿。

有两个例子足以说明当时社会知识分子阶层的迂腐和落后：

一个是蒙古族汉学家、曾担任皇帝老师的倭仁。对于当时的“洋务运动”，这个旧知识分子几乎愤慨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建立国家的途径在于端庄和正义，而非武力和阴谋……在于人心而非技术……蛮人是我们的仇敌。”他又说，蛮人入侵北京，焚毁圆明园，杀我人民。“为什么我们要去寻找雕虫小技，尊蛮人为师呢？……如果才智之士都改变他们的正常学习，而追随于蛮人之后，那就会驱使亿万中国人民去归附蛮人……我们还要扩大他们的影响，在火焰上加上薪炭吗？”

至于光绪时朝廷中最有学问的“徐太师”徐桐，明显地，就是一个极端排斥外国的“传统的典范”。

徐桐，清朝末年著名的理学家，汉族，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由翰林升至体仁阁大学士，算是清朝的四宰相之一。徐桐“学富九车”，无所不通，被视为清廷学识最渊博的官员，慈禧太后对他也很尊敬。关于清廷大学士徐桐，正史野史记载颇多，其内容大多与他极端排外有关：徐桐绝不穿洋布制成的衣服，永远是一身中国绸缎或者中国土布；他收礼不收银元，只收本土的松江银；他仇恨一切外国的东西，绝不使用进口的一切物品；他最不喜欢看中国人戴西洋眼镜，看见就骂。徐桐有一个在刑部做官的儿子，与他相反，儿子私宅里是全套的西洋家具。徐桐每次从儿子门前走过时，都闭着眼睛捂着耳朵，唯恐看到那些西洋物件。有一天，徐桐看见儿子居然当着他的面吸西洋雪茄烟，便大声呵斥：“我在尔敢如是，我死，其胡服骑射做鬼奴矣！”“罚令跪暴烈日中，以儆其后。”

这个如此痛恨洋人的清廷最有学问的人，还做了无数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徐桐曾经对有人把美国翻译成“美利坚”十分恼火，说中国什么都是美的，美国还有什么可“美”的？中国什么事情都顺利，美国还有什么可“利”的？清国军队无所不坚，美国还有什么可“坚”的？更令人感叹的是，这个清国的大学士竟像鸵鸟一样，拒不承认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坚持认为那些“乱七八糟的国名”是英国人胡编出来吓唬人的：“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

这样一个传统的大学问家，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对义和团所玩的“刀枪不入”、“灵魂不死”的江湖把戏却笃信无疑。常识的缺乏，使得徐桐以一种自欺欺人方式劝说决策者让整个国家加入一场乱哄哄的闹剧，把本来就岌岌可危的清朝送入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八国联军攻下北京之后，80多岁的徐桐再也没有气力跟着太后一起逃亡了，他留在了北京，在房梁上系了两根绳索，一根是给自己的，另一根，则是为他第三个儿子、刑部侍郎徐承煜准备的。父子俩同时上了板凳，徐桐希望能够看到儿子大义凛然的场面，然而儿子一直盯着他，不肯先死。两人僵持了一会，徐承煜突然大哭道：“儿子如果先死，就无法为父亲尽孝了，请允许我为父亲殓葬之后再死。”这一回徐桐无法坚持了，只好叹了口气，说：“记住，教导子孙，劳动读书，就是别当官！”说完，把脚一蹬，板凳倒了，清朝“最有学问的人”死了，死得不值一文，死得轻若鸿毛。徐承煜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父亲的尸体拖进去草草埋了，随后溜之大吉。

像徐桐、倭仁这样的旧知识分子，哪里值得依靠呢？对于徐桐、倭仁之流来说，他们最好的位置是枯守在国子监，毕身去研究生僻学问。一个跟不上形势抱残守缺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英才的。一切都是阴差阳错。但他们偏偏处于政治的中心地位，掌握着社会发展的动脉。在当时，像徐桐这样的腐儒，遍布清朝上上下下。这样的人把持着国家的大权，怎能不贻误国家命运呢！

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不足以依靠，那么，同时代的民众们，又是怎样的情况呢？这些世代在贫瘠大地上从事着最劳苦的耕作者，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容易满足的人，他们温顺勤劳，幽默诙谐，对物质生活很少苛求；他们热爱生活，热爱戏剧，沉湎幻想；他们思维简单，黑白分明，疾恶如仇；他们善于用小小的诡计赢得姑娘的媚眼、神仙的关照和朋友的仗义；他们幽默风趣，能说一口滑稽的话语，能用最优雅的俚语小调来吟唱太阳和月亮，歌唱爱情和姑娘——他们看不起异族，对异族入侵充满本能的、刻骨的仇恨；他们的信念坚定而纯洁；他们有时善良，有时又麻木不仁；他们经常地欺骗和自我欺骗，自我膨胀然后自我践踏；他们缺少理性的思索习惯，容易冲动也容易排斥——当西方民众普遍有着浓郁的法律思想和秩序意识的时候，庞大清朝的民众仍在心里荡漾着《水浒》般的快意恩仇。

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想像的是，李鸿章等几个人所从事的洋务运动和现代化就像是一场独角戏，在舞台上，李鸿章一直自拉自唱，那个时代远远地看着他，漠然而不屑。

在撰写李鸿章的过程中，我面临的最大一个困惑就是，这个颠沛于乱世，看似优雅风光，其实却矛盾尴尬，甚至苍凉悲苦的晚清重臣，他真正具有的，是怎样的一个内心世界？对于这个19世纪中国最为显赫的人来说，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的真实面目了。也许，对于李鸿章来说，因为他拥有的才智太多，以至于我们无法看清他的软肋；他的行动过于圆滑，我们便很难看出他的真实思想和性格。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李鸿章在他一生中所做的一切，到底需要怎样的内心力量来支撑？在阅读大量李鸿章的资料之后，有一些东西变得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在李鸿章的身上，存在着一种属于他，又属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东西；是属于个人，又是属于中国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与拥有繁杂丰富的经历相一致的，李鸿章同样拥有的，是更为复杂也更为沉潜的心路历程。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的内心应该是有强大力量支撑的，这一点，从李鸿章孜孜不倦的行为就可以断定，一个人，没有巨大的内心力量，是不可能像一叶扁舟一样漂浮在浩渺的海洋中的。并且，可以肯定的是，支撑李鸿章身躯的，不仅只是单薄的个人力量，肯定与中国文化精神紧密相连，是鸿蒙的中国文化向他输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这种精神的本质在于：李鸿章肯定能认识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的伟大，同时也会了解到困难的艰巨，以至于在这一过程中，他常常陷入一种自欺欺人的高尚绝望，也陷入一种无法自省的习惯当中——那是意识到自己在从事着一个远大目标的高尚，也是永远看不到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的绝望。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李鸿章大多数时候所呈现的，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表现体。每一个身居高位的人的思想都是极其隐秘的，在大多时间里，他们并不按自己的想法办事，而是以各种力量的权衡来作出行动。他们的行为都可以说是不真实的，也是表象的，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的行动只能说是某种需要的结果，并不代表自己真实的内心。他们的真实思想，甚至不会暗藏在自己的行为中。李鸿章同样也是如此，关于他真实的想法，那真是属于绝对隐秘的，也是极难揣测的。或者，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已经没有真实想法了，既然坠入这个泥潭，那就一切身不由己，有的，只是自觉不自觉的下意识，是不能左右自己的集体无意识。

正是由于李鸿章一直身处这样的体制和环境，决定了他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个人，而是处于一系列复杂矛盾中的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在这样的人身上，我们是很难见到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的。或许只能等到夜深人静时，在脱下顶戴花翎时，在脱去长袍马褂时，换上睡衣睡袍时，我们才能感到一点真实，感到那个人物有属于自己的影子。而穿上官袍的人，是没有影子的人。

但一个人所携带或者所呈现的东西是有着源头的。源头，这种深藏不露但涵有内在力量的东西，来自身后的巨大文化背景，也来自自己的内心深处。只有对照源头，这股涓涓的溪水才可能是清晰的。同样，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同样也是有着源头的，一个人的本心是左右一个人最根本的原动力，而其表象则是他所接受的文化，他的教育，他的生活环境以及一些神秘的、甚至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东西。神秘同样也是一种通道，以一种不可解释的方式传达着某种信号。任何时候他给我们呈现出的都是冰山的一角，而其绝大多数的真实，一直隐藏在神秘的后面，甚至连他自己也无从了解。

是李鸿章一直习惯于这样的方式，还是他本身缺乏真正的济世的思想体系？照我看来，后一种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由于李鸿章的性格，也由于他的知识结构，还由于他的整个文化背景，以及他所处的官场位置，这使得李鸿章在考虑中国的前途与道路的诸多问题时，采取了一种浅层而实用的方式，而这些方法与态度并不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只是流于“器用”，并且李鸿章是深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这样综合的想法和因素，也就决定了李鸿章终究只是一个器用者，也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马关谈判遇刺后的李鸿章，左眼颊下明显可见枪伤。

李鸿章晚年给人印象最深的照片有两张，一张是他坐在两个人抬着的大轿上，局促而悲凉，这张照片摄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际，这是灰暗背景下的灰暗的人。以李鸿章如此的风烛残年，还在为国家的命运颠沛流离，忍辱负重。另一张，就是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后赴日本谈判被枪击伤后的照片，脸上还有着枪击的疤痕，山河破碎，李鸿章应该有着巨大的愤懑和悲恸吧。这两张照片，看起来不由让人悲凉。

真不知该怎样去理解李鸿章，他算是一个洞察历史与未来的智者吗？似乎怎么都算不上。如果大车必然要倒，妄图去扶持反而是一种干扰；如果历史已无意于腐朽的现实，那么，励精图治反而是一种累赘。也许，李鸿章的悲剧就在于此。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拼命抢救于无救，是人间最大的悲剧。

第五章　洋务运动

世人在看待历史人物的业绩时，最喜欢注重他们富有戏剧性的、充满诗意的时刻，这是最容易的观察方式。其实，所有具有历史意义的业绩，都经过了孜孜不倦的长期准备以及通向成功的种种坚忍不拔的努力，经过思想上、行动上、组织上的苦心孤诣，而这些，一般来说，很容易被忽略。就像李鸿章，有谁注意这个人在洋务运动中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以及汗牛充栋庞杂无比的细枝末节呢？从正在编撰的《李鸿章全集》来看，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李鸿章浩如烟海的书信和奏折：奏稿包括贴黄1500万－1600万字，函稿600余万字，电稿300万字，诗文100万字，全集总目录100余万字，总计约2500万－2600万字。这些，都堪称历史上个人文集之冠。而李鸿章的书信和奏折，有很多，都是在晚年办洋务时写下的。在那些信札和奏折中，既有对于洋务运动的总体构想，进程中的深思熟虑，也有遇到困难时的想方设法，以及遭遇阻力时的无奈和郁闷——在给友人和家人的书信中，李鸿章经常在信中用合肥土话狠狠地骂人，以发泄自己内心积淤的怒气。

李鸿章应该算是清朝“思想解放”的先驱者。在繁忙的事务当中，李鸿章一直坚持着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和学习，对于这样的一个身居高位的官员，这一点，应该是相当不易的。一有时间，李鸿章就阅读一些西方的著作，并且对于西方社会的变革进行着思考。他曾经说：“阿（亚里士多德）氏以前人之说为无可疑，即据之以推新理，故其学不及贝（培根）氏。”褒扬培根，贬抑亚里士多德，无非是他反对泥古，渴望从实际出发研究新事物成为一代新风的求变心理的折射。他渴望有中西哲学和各项学术融合的新的文化诞生。

那段时间，李鸿章在与友人的信当中写道：“书生们空谈误国，实在可叹，外国猖獗到了这个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国家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啊！”李鸿章大声疾呼：在目前形势下，对外，我们必须与洋人和睦相处；对内，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制度。如果我们继续保守而不求任何改变，全体国民将日益退步和衰弱。……当今所有外国都在实行一个接一个的改革，每天都在进步，犹如升腾的蒸气机。唯我中国竟如此小心地维护传统制度，即使中国亡了，保守派也不会感到痛惜。天啊，人啊！我们怎样才能明白其中缘由呢？……西方人特别依仗他们的枪、炮和蒸汽船的优越和效能，才得以蹂躏中国。……生在今日却依然说“抵制蛮夷”和“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土”，简直是肤浅而荒谬的空话。……没有武器和技术，我们怎能哪怕过一天安宁日子？自强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能做的事和接受他们依靠的东西。（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可以看出的是，李鸿章推进洋务运动时，虽然不排除个人利益的成分，但他的总体愿望，还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李鸿章看到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因为科技和文化的薄弱所造成的。李鸿章讨厌空谈误国，希望通过集腋成裘脚踏实地的努力，以求得中国一点一滴的改变。正因为这样的想法，李鸿章决心在有生之年踏踏实实地做点实事，以自己的力量推动庞大的中国有所改变。

1860年以后，李鸿章开始有计划地进行他的洋务运动了。起初，这样的行为，源于“同治中兴”的背景。1861年咸丰皇帝逝世，同治皇帝即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后，开始了自强运动。从1862到1875年，朝廷颁布了一系列诏书，要求地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绝大多数地方，既没有理解力，也没有行动力，只是做做样子，敷衍了事。只有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一批地方大臣，算是踏踏实实地做了很多事情。

李鸿章办理洋务运动的初衷是什么呢？从表面看，李鸿章的目的是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大清的军事力量。所谓的“洋务”，实际上就是“西方事物”。李鸿章就是想通过这场运动切实地学习洋人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运动是以技术入手的，这是表面，但在深层次上，李鸿章也看到了清朝制度和文化的弊端，而这种文化和制度，都不具有竞争性。

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李鸿章把学习和模仿西方作为救国的急务，“如泰西各国皆起于弹丸之地，创造各样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品、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他自觉地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戎”是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改良和建设的国际环境，以外部环境的平静来自强不息。李鸿章想从古代来找寻相应的历史经验：“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在这里，李鸿章已把自己的洋务运动，等同于历史上的商鞅、王安石变法了，这样的想法也让他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遭受到的惩罚；同时，李鸿章也想以自己的智慧，尽量地避免失败，以追求这种史无前例的成功。

在当时，李鸿章洋务运动声势弄得很大。现在看起来，李鸿章的这些行动，看起来大包大办，同时，也似东一榔头西一棒，缺乏系统性。这样的情形，也怪不得李鸿章，李鸿章当时所想的，就是力所能及地多做一点，至于真的效果如何，能不能做好，李鸿章已顾不了那么多了。草创时期，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可能有那么周密的计划。并且，李鸿章事无巨细，都得自己亲历亲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执行力非常羸弱的制度。他只能通过自己身体力行的方式来做点事。这也怪不得李鸿章事必躬亲，在当时的那种状况下，以一般人的理解力，是肯定无法完成一些事情的。也正如此，大量繁琐的事务压在了李鸿章身上，在层层叠叠烟锁雾绕的关系与事务当中，李鸿章变得沉默寡言了，也变得焦虑了。虽然李鸿章在表面上一直举重若轻，但在内心当中，李鸿章一直是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的。更多的时候，李鸿章总是沉静无语，对待一些事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李鸿章就是这样开始了洋务运动。从整体上来说，李鸿章一直不算是一个思想家，他只能算是一个踏踏实实做事的人。虽然李鸿章一直有着自己的思想，但他的思想并没有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对于社会的发展以及整个人类思想的进程显然缺乏系统的认知，他的世界观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也并没有将自己的思想整理得严丝合缝。李鸿章所要做的，就是在别人争论和探讨的时候一个人不声不响地挪动着脚步，低调地做自己的事。这一点无疑是李鸿章的聪明之处。对于当时的状况而言，在众多问题上，并不适合争论，也不太适合大张旗鼓。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显然看得很透，在不少大臣民众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或者在后期一些人们叫喊全盘西化的时候。李鸿章表现得就像一个商人，只是默不作声地做着自己的“转口贸易”，从技术入手，做一些力所能竭的事情。对李鸿章来说，已来不及想像由技术而引起的一系列变故的后果了，他最想解决的当务之急，就是首先要能从军事上抗衡西方列强，保全自己的国家，避免受列强的瓜分。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既算是鼠目寸光，也算是实事求是。李鸿章就这样走了一条最捷径的路，走得义无反顾。可以说，李鸿章洋务思想也是在他不断地摸索中趋于成熟的，虽然李鸿章的整个洋务思想体系并不完整，他的主张也有许多弱点，有的且是重大弱点。

李鸿章在诸多事务上表现了他实在而精明的一面。曾经的草根经验让这个江淮书生远离迂腐的思维方式，也让他形成了准确的判断力。李鸿章要的，就是那种最基本的实效。当一个事物变得不甚清晰的时候，李鸿章便用最简单的利益得失来判断事物的价值。这种最基本的判断往往是最根本的，也是最接近事实并且切实可行的。比如，在开放通商口岸的问题上，当时清政府和列强为此唇焦舌痹，甚至不惜兵戎相见，而李鸿章的看法显然要豁达得多：“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李鸿章是主张更多开放通商口岸的，在当时，一个朝廷大臣能这样实事求是地表达出反面意见，可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也是需要相当胆略的。

在李鸿章看来，这个泱泱大国肯定是患上了重病。虽然李鸿章不算是一个优秀的医生，不能诊断出病因的核心所在，但他起码看到了这个大国表面的脓肿。在李鸿章眼中，这个已入膏肓的病人，是不能用猛药的，也不能用手术刀，只能局部进行调理，或者用点补药使他变得强壮起来。李鸿章寻找到的一条路径是，从模仿开始，寻求改变，只有先得其表，才能得其根本。以这种初衷所倡导的洋务运动，完全可以看作是这个东方帝国的一次内部修炼，是一场高举招幡的借尸还魂。

江南制造局

当然，李鸿章的作法，也是无奈之举。它是一种精明，一种权衡得失的判断，而不是审时度势的智慧。这样说，是因为李鸿章对于世界的大势还处于一种模糊状态，没有从文化以及思维方式上明白这块土地落后的真正原因，也不明白薄弱的核心所在。在国门被打开的最初时光，李鸿章们就像是小贩一下子输掉了所有的血本，然后红着眼想扳回所有的赌资。至于竞争的实质，输的真正原因，却不甚明了。在遭受到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之后，这块土地茫然失措。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能抖擞起精神，潜下心来模仿和跟从，也不失为一件妥帖之事。这样的行为，也算是当时所能从事的最适宜的方式了。随之对于西方越来越深入的了解，李鸿章切身的感受就是，就当时中国所处的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军事的状况，根本没有打赢这场战争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形下，李鸿章觉得只有一种路径可以改变，那就是争取时间，“深挖洞，广积粮”，潜心自强，以一种新的方式韬光养晦，图谋着让这个东方帝国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李鸿章团结了一大帮有志之士从事着这项亘古未有的改良。对于自己的部下和幕僚的选择，李鸿章有着自己的标准。标准就是要符合洋务运动的基本原则，首当其冲，就是对于西方科技不排斥，并且，有着做实事的能力。在这些幕僚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具有新思想的洋务和外交的代表人物，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唐廷枢、冯桂芬、盛宣怀、郑观应、徐润、容闳、马建忠、罗丰禄、伍廷芳、吴汝纶、袁世凯等。在他的亲友中，只有他的大儿子李经方和女婿张佩纶进入了他的幕府，其他人均轮不上。在他看来，李经方外语过人，通五国文字，对西方的情况较了解，性格沉稳，能办事；而张佩纶有才华，敢直言，有胆略。这些都是他所需要的。可以说，数十年间，在李鸿章的周围，集中了当时中国最具开放智慧和实际才干的中级官员、外交人才和商务人员，他们当中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李鸿章将他们网罗在自己周围，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曾有人评价说“李鸿章可以名副其实地被称为是幕府制度当中最伟大的产儿，幕府制度最熟练的运作者和幕府制度最后一个伟大的实践者”。据统计，在李鸿章身边的幕僚有数百人。他正是依靠着这支庞大的幕僚集团，实践着他的主张和思想。

在李鸿章的幕僚中，周馥跟随李鸿章的时间最长。从淮军还在招兵买马之时，一直到《辛丑条约》的腥风血雨之际，周馥一直都在李鸿章的鞍前马后，前后“风雨龙门四十年”，只有短时间去内地任职。周馥就像李鸿章的管家一样，无论是筹饷、治河、开矿、办学、修铁路等，李鸿章很多事情都交给周馥来办。周馥一直忠心耿耿，直到李鸿章在贤良寺大吐血去世，周馥都一直守候在李鸿章的身边。

周馥

李鸿章搞洋务运动时，有一个干将叫做盛宣怀。他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经商好手。盛宣怀是常州人，他有着江浙人固有的聪明和干练。盛宣怀帮李鸿章办轮船、办铁路、办电报、办冶铁公司、办棉纱厂、办海关，还全权代表李鸿章对外进行商务谈判。盛宣怀做事练明敏达，具有实干才能，而且对李鸿章一直忠心耿耿，也李鸿章的左膀右臂。

盛宣怀

唐廷枢原先是英国人在中国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帮英国人经营丝茶出口贸易，办洋务很有一套。李鸿章惜才如命，把唐廷枢挖来，任轮船招商局总办；1876年，李鸿章开办开滦煤矿，任唐廷枢为经理，唐聘用了十多个西洋工程师，装上现代化的水泵、电风扇、吊煤机，年产煤25万吨。除了开滦煤矿外，在唐廷枢手上，还兴办了好几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数得着的大企业。可以说，唐廷枢是李鸿章办实业的最得力的干将之一。

唐廷枢

马建忠则是李鸿章麾下的外交干将。马建忠家与李鸿章是世交，马建忠的哥哥马建勋在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时，就在李鸿章的幕府，也是他将马建忠推荐给了李鸿章。马建忠年轻时即精通好几国外语，李鸿章见他聪明异常，便将他送到法国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1879年，马建忠取得博士学位回国，算是当时留学生中学位最高者。马建忠回国后，一直帮李鸿章办洋务，曾受命去印度和朝鲜处理外交，也曾管理过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马建忠还对汉语的语法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构架，他编撰了著名的《马氏文通》，这是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庚子事变后，李鸿章来到北京担任议和大臣，马建忠一直跟随李鸿章左右，担任外电的翻译。由于工作量巨大，马建忠劳累过度，不幸中暑身亡。

除了这些才高八斗、务实能干的幕僚们之外，李鸿章的身边还有一道特殊的风景，那就是洋人幕僚。李鸿章从来就不盲目排外，早在他进军上海之时，他在淮军中，就聘请了一些外国军事顾问。在办理洋务运动时，李鸿章当然也招募了很多西方有学之士。在李鸿章的西方人顾问群中，有两个人是中坚分子。一个是德国人德璀琳，另一个则是美国人毕德格。他们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李鸿章的幕僚，但却起着比一般幕僚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李鸿章任职北洋期间，同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几乎在所有面临的内政与外交上，二人都为李鸿章出谋划策，受到李的信任。

德璀琳还有一个身份，他是赫德当总税务司时的天津海关税务司。在李鸿章那里，德璀琳负责联络那些在李鸿章的工商企业中任职的外国人，算是李鸿章洋务运动以及办理外交事务的联络官。毕德格则原是美国内战时期的一个骑兵，来到中国后，很快就精通汉语。1872年，他成为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和翻译。后来，李鸿章聘请了他，先是让他担任家庭教师，然后，又让他担任自己的私人外文秘书和翻译。毕德格为李鸿章解读了不下800部英文、法文著作。李鸿章通过毕德格的翻译，对于西方世界了解很多。除此之外，毕德格还为李鸿章物色了不少西洋优秀人才，陪同外国工程师或技术人员赴内地探矿。1895年，毕德格曾随李鸿章一道赴马关谈判，为之收集、提供情报。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去世，一个月后，毕德格也去世了。在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中，毕德格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里任职的外国人。如果按地域来划分的话，德璀琳和毕德格还有一个不太严格的区分：德璀琳联络着在李鸿章手下任职的欧洲人；毕德格则负责联络美国人，有时候也负责联络英国人。仅次于他们二人的，还有一个叫汉纳根的，是德璀琳的女婿，他也是李鸿章的军事联络官，只不过跟李鸿章稍稍疏远一点罢了。

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李鸿章踏踏实实地做了很多事：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正月，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于上海；

同治四年八月，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

同治九年十月，设机器局于天津；

同治九年闰十二月，筹通商日本并派员往驻；

同治十年四月，拟在大沽设洋式炮台；

同治十一年正月，挑选学生赴美国肄业；

同治十一年五月，请开煤铁矿；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十一月，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元年十一月，请遣史日本；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并将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光绪二年三月，派武弁往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

光绪二年十一月，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学习；

光绪六年二月，始购铁甲船；

光绪六年七月，设水师学堂于天津；

光绪六年八月，设南北洋电报；

光绪六年十二月，请开铁路；

光绪七年四月，设开平矿务商局；

光绪七年六月，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

光绪七年十一月，招商接办各省电报；

光绪八年四月，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

光绪十一年五月，设武备学堂于天津；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开办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成军；

光绪二十年五月，设医学堂于天津。

……

在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一份。在当时，李鸿章的作为几乎可以说是单兵作战、单骑突进。他所面临的，是资金的匮乏、人才的匮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判断力，各种各样的阻碍以及整个知识体系所面临的软肋。谭嗣同曾经引用过袁世凯的评价说：“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

天津水师学堂学员

对于这一点，后来的梁启超也有类似的看法：“现在整个朝廷二品以上的大员，五十岁以上的大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李鸿章。”可以这样说，就这场洋务运动本身，不管后人怎么评价，李鸿章所做的一切，应该是相当不易了。李鸿章几乎是用尽所有的气力撬动着庞大笨重的朝廷在向前滑行。他所面对的，是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格局。从本质上说，这个国家政体腐朽，效率低下，缺乏科学；国家的统治阶层昏庸无能，坐井观天，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就文化本身来说，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在面对突如其来的世纪之变时，在认识上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破绽百出。中国当时的格局就像一只木帆船航行在海上，突然，暴风雨来了，很多人吓得脸色苍白，争先恐后逃进船舱躲避，李鸿章却坚守在船头，抗抵着扑面而来的暴风雨。并且，李鸿章还得在正面迎击洋枪洋炮的同时，经常防范身后腐朽阵营中的明枪暗箭。

在当时的中国，深信需要西方技术的士大夫毕竟不多，传统的文化准则和控制力量仍像过去那样强大；科举考试和绿营军等制度不仅有广大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而且由于依傍传统而获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现代化显然需要冲破文化和制度的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白天里李鸿章忙忙碌碌，他为自己在从事着的工作而兴奋；而每到夜深人静时，李鸿章都会感到自己的孤立无援，他的所有努力都有着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在这里，可以列举一些李鸿章身边左右的人物来反衬李鸿章的孤独。比如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这位昔日的科举状元、后来两任皇帝的老师，一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旧知识分子。在认识洋务方面，保守而无知。洋务运动中走在前面的曾国藩，也主张适可而止，他反对建设电报、铁路和使用其他西方技术，理由是那些东西可能有害民生并且扩大外国人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左宗棠与曾国藩的观点如出一辙。并且，左宗棠对于清廷购买外国军舰也不以为然。甲午战争中名噪一时的王文韶，时任湖南巡抚，也在讨论中说：如果机器盛行的话，那么大批人将会失业，如果失业者慢慢多起来，天下就不稳定了，所以应该除了有关军事上的机器之外，其他的，都要一概禁止……如果说王文韶的想法是由于他来自内陆省份，思想的局限性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曾任福州船政大臣多年的沈葆桢在思想上的局限就让人扼腕叹息了。沈葆桢曾经是办洋务的名家，光绪元年升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而他在任期间所办德政之一，是花钱将外国人修的吴淞铁路买回来后竟下令拆掉！这样的认识水平，不仅仅是沈葆桢一个人的，也代表着整个权力上层对于西方文明的看法。

沈葆桢为什么要拆掉铁路呢？那是因为他不能容忍和英国人合营一条铁路，也不能与他们共同管理，对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加以控制才行。可以想像的是，如果沈葆桢这样的人去主持变革维新，结局自然会可想而知了。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只有李鸿章才具备一颗“勇敢的心”。这样的比喻，指的是李鸿章自始至终对于时局和国家，有着真正负责的态度，这种负责，不仅仅是被动的坚守，而且，以一种勇敢的积极态度，去应对这种改变。这一点，李鸿章几乎与所有的大臣们都不一样，他不是被动地防御，而是主动出击。从结果上来说，李鸿章几乎就能看到“成功”的曙光了。虽然从本质上来说，李鸿章所走的是一条独木桥，但他毕竟以自己的亲历亲为给民众开了一个头。李鸿章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历史对他的不支持，而是在这种战战兢兢走钢丝过程中，失败的概率太大。李鸿章在这个过程中显然缺少好运气。

开平矿务局

李鸿章几乎是“一根筋”地投入到他的洋务运动中。从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内容来看，他的着眼点一是在军事上，如购船、购械、造船、筑炮台等；二是在商务实行上，如铁路、招商局、电报局、织布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三是在文化上，比如说派留学生、设医学堂等。可以说李鸿章考虑得非常周到了，而且意识到在诸多方面的落后，想奋起直追。

李鸿章主持下的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一事，应该说，是洋务运动中重要的一步，也是这场运动中的一个生动的插曲。

派留学生，是唐廷枢的同学容闳建议的。容闳自己就是一个留学生，早年，他曾得到教会的支持，到美国耶鲁大学读书，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成为耶鲁的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宏闳回国后，担任了为江南制造局购买机器的任务。不久，容宏通过唐廷枢，向李鸿章建议派遣赴美留学生。李鸿章很快采纳了容闳的建议，派容闳主持此项工作，与留学生一起赴美，担任留学生副总监督一职。所有事情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最初，几乎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子弟交给清廷，以让他们赴美。首批学生，只好由那些热衷洋务的干将们安排了自己的子弟。谁知那些留学生到了美国后，像出笼的小鸟一样飞到了自由的天地。很快，这一批留学生有了很大的改变：有的开始信仰基督教；很多人以长长的辫子为羞，把辫子挽起压在帽子里，有的甚至把辫子剪了；有的再也不愿意学习孔孟之道了，只愿意读西方书……容闳本人甚至在美国娶了一个白人女子为妻，这在清国的官员看来，无疑是妖逆之举了。留学生到美国后的变化，让容闳的同事、同赴美国的总监督陈兰彬大为恐慌，赶忙打报告回国，建议火速召回留学生，说要是再不召回的话，华夏留学生都将变成洋蛮子了。消息传回国内之后，在朝廷引起了很大恐慌，很多人纷纷支持召回留学生。一段时间之后，由于中国留学生要求进美国西点军校等事宜受阻，旧势力的压力更大了，朝廷也没有了主意，只好同意撤回留学生。李鸿章虽多次据理力争，但在恭亲王奕䜣的坚持下，留学生还是回到了国内。李鸿章主持下的第一次外派留学生一事，在无奈中打了一个水漂。

京师同文馆学生

尽管留学计划不幸夭折，但这次时间不长的留学生涯，还是为清廷培养了不少人才。在那些归国的留学生当中，从事矿山、电报、铁路等行业的有30多人，包括6名工程师、3名铁路局长；从事外交、行政行业的也有20多人。在他们当中，后来比较有名的有开平煤矿采矿工程师邝荣光、中国铁路第一人詹天佑、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唐绍仪以及外交总长梁敦彦等。

留美学生

李鸿章修铁路的事情，同样可以说明洋务运动的艰难，也可以说明李鸿章的苦心孤诣以及坚忍不拔。

铁路的产生是世界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某种程度上说，铁路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畴，它是人类改变生活观念的一个标志，是集人类想像力、创造力和挑战自然雄心为一体的里程碑。李鸿章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早在1863年，正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就收到上海27家英法洋行老板的联名信，第一次提出要在上海和苏州之间修建铁路，洋人们说，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李鸿章把这个建议报告给了朝廷。朝廷根本就不予答复。此时的大清，从皇帝到农民，其观点都是惊人的一致：中国不需要这个东西，中国的牛车尽管很慢，但是很稳，更重要的是，人坐在牛车上的清闲感觉是无与伦比的，“车辚辚，马萧萧”，“青山转，绿水还”，这样的感觉多富有诗意啊。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建设那种丑陋的庞然大物呢？更何况，修铁路会破坏风水，会让地下的祖先之灵不得安宁。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大逆不道，当然不予批准。

但李鸿章一直锲而不舍，1874年清廷组织著名的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再次提出要修建铁路，那本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就曾阐述了应该修铁路的理由。朝廷对于此事，根本没有表态，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李鸿章等得千辛万苦，见朝廷一直无声无息，只好阳奉阴违，准备在唐山的煤矿区修一条10来里长的铁路。就这条短短的铁路，也费了李鸿章九牛二虎之力。为了避免朝廷的非议，李鸿章特意声明，这条铁路不设火车机头，而以驴马拖载，这才得到了朝廷的恩准。

1881年6月9日，这条10多里长的铁路终于完工了。这一天，也是英国火车发明人乔治·史蒂芬的百岁诞辰。李鸿章特地选定这一天来剪彩，真是用心良苦。通车的那一天，李鸿章在幕僚的陪同下，登上了火车，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很快，流言蜚语来了，说火车行驶震动东陵，而且喷出的黑烟有伤庄稼。结果朝廷下令，禁止使用火车头，运煤的车皮再次被驴马替代——中国第一条铁轨上出现了咄咄怪事，一大群驴拉着重重的车厢在铁轨上奔跑。

第一条铁路的废用，李鸿章承担了很大的压力。一时，关于李鸿章修铁路的动机的传言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专制制度的习惯做法是，人们的赞同与反对，往往都是对人不对事。在清廷当时的机制下，大臣与大臣之间，在更大的程度上却不完全是思想的不同，而是权力的争夺、利用以及别有用心……结果往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件事情的办成很难，而毁坏一件事情却相当容易。直到1882年，唐山矿区的铁路才恢复了机车牵引。

铁路之事还是耽误下来，这一耽误，又是好几年过去了。1880年，李鸿章的老部下刘铭传就任台湾第一任巡抚。在任上，刘铭传上了一道《请筹造铁路折》，要求在台湾以及国内大兴铁路。刘铭传的奏折，跟丁日昌的要求建水师的奏折一样，同样是李鸿章的授意。这是李鸿章习惯的“挺经”方式，正面“强攻”不成，就采取迂回战术。刘铭传的奏折在清廷中重新激起轩然大波——赞成修铁路的主要是各地的封疆大臣，比如李鸿章、刘坤一、左宗棠等；反对势力主要来自朝中官员，尤其是满族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来到了京城，面见慈禧时，李鸿章送了慈禧一件“小玩意”——在慈禧所住的北、中、南海，建一条小小的铁路，由法国商人全额赞助。李鸿章真是用心良苦，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对于朝廷决策者的一次铁路交通的启蒙教育。不久，一条长1500米的微型铁路落成了，慈禧太后和大臣坐上了6节车厢的小火车，火车晃晃悠悠地在园内绕了一个大圈，比乘马车坐轿子更稳健快捷，慈禧直接地感受到现代化的车轮滚滚。经过这一次切身体验，慈禧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她再也不反对修建铁路了。5个月之后，清廷终于发布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正式文件。

容闳

这一年，距李鸿章首次上书倡导修建铁路，整整过了14年。在这14年中，李鸿章锲而不舍，力促铁路在中国的实施。这样的耐心和执著不由让人叹息。对李鸿章而言，认识上的差距是很正常的，而由认识差距所造成的阻力，才是李鸿章平生感到最耗精力的一件事。

从李鸿章派留学生和修铁路两件事来看，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所遭受到的阻力，是如何强大了。而李鸿章为求得清国一点一滴的改变，竭尽了自己的全力。

在很多时候，李鸿章采取隐忍，低调做人，积极做事。这与后来康梁的戊戌变法，完全是两种风格。李鸿章从一开始就没有采取疾风骤雨的方式，有时候，他甚至不得不放缓洋务运动的步伐，避免由这一切而产生的尖锐矛盾；而当矛盾稍稍缓和，李鸿章又以退为进，重新采取积极之势。在这方面，李鸿章算是老谋深算，他懂得妥协，知道妥协在政治活动中，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在洋务运动等一些问题上，李鸿章也避免在理论和口号上进行争论，力求只埋头做事，不涉及理论的较真。这一点可以说是李鸿章的智慧和精明之处。作为一个老辣的政治推手，李鸿章当然知道这一点。李鸿章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从没有将自己对于“道器统一”的认识向前推进，从而触及到政制、伦理等根本问题。李鸿章从不想介入实质性问题，他只是使自己的诠释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上，不涉及到问题的核心，从很实在的角度打开国门学习西方。

中国最早的铁路

年届半百的李鸿章就像一匹驽马一样颤颤巍巍地拉起了整个朝廷。对于李鸿章的处境，知之者，莫过于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了。伊藤博文曾在谈到中日战争前中国海军的弱点时指出：“李忠于朝廷，但是他还负责处理许多紧迫的事务，他此时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1880年代末、1890年代初，他忙于应付每日遇到的政治问题，以致不能对北洋海军诸多问题给予充分的注意。”伊藤博文最后得出结论说：“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像到的要艰巨得多，因为他面临向北京政府寻求资金，说服各省官员争取他们的合作，同时又要抵挡来自各方的不断的批评这多重的任务。北京中央政府的弱点众所周知。清政府从整体上看给李鸿章增加了许多障碍。它充满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北洋海军本身也因组织不健全、装备陈旧过时而深受其患。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李鸿章创建海军的努力，不应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应当从当时情况的整个背景作出评判。”

慈禧的御用火车

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梁启超在比较李鸿章与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时讲述了这样一段话，应该说，“伊（伊藤博文）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之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除了政治上的势单力薄之外，就李鸿章以及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们来说，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这使得他们每每到了关键时候，总是难以突破自己。李鸿章曾经与日本驻北京公使森有礼有一次对话，那是1875年12月的一天，森有礼到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主题是就朝鲜局势问题交换意见。席间二人谈起日本明治维新，谈及了各自国家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李鸿章与森有礼有这样的对话：

森有礼直言不讳地说：“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

李：“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森：“五分尚没有。”

李：“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郑有宁（日本使馆代办）代为回答：“这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会。”

李鸿章对日本改变服装一事不以为然：“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其实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诚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李：“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宗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森：“如果我们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贵国祖先采用我们服装是最贤明的。我们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费。”

森：“虽然如此，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贵国头发长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合我们人民，其他还有很多事不能适应。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虽费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原。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

北京火车站的火车头

李：“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吗？”

森：“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们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我们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森：“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四百年前（指清军入关前）也没有人喜欢这种服制。”

李：“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绝不是用欧俗。”

李鸿章与森有礼的对话，从服装入手，谈到了古今之变的根本。李鸿章的思想在对话中暴露无遗。就李鸿章而言，他所承认的西方的进步只限定在军器、铁路、电信以及其他器械上，这是他处心积虑想学习和拿来的。至于西方其他的东西，包括服装，李鸿章似乎一点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落后，也不想去改变。一个人往往就是这样，思想容易改变，习惯却难根除，而在很多时候，习惯和思想又联系在一起，不分彼此。在李鸿章的习惯和思想中，还是潜伏“唯我独尊”意识的。或者说，在李鸿章看来，西洋的文化与枪炮之间是没有关联的，它们完全可以割裂开来。洋务派们为洋务运动定位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的口号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彻底的因素，也有着投机意味。所谓“体”，就是他们不承认自己的政体已经落伍，根本不想在这一方面改变，在他们眼中，似乎这个落后的、呆板的、腐朽的政体与近代化所创造的“器用”并不矛盾。殊不知，在一个腐朽、专制、低效的政治制度下，怎么会有健康发展的近代化呢？一切都是空中楼阁，烟雨水榭。

因为这样的认识，使得李鸿章洋务运动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在学习中缺乏深入的精神，浅尝辄止，以小聪明来揣测大智慧，以器用来否定根本。由于理解力上的薄弱以及方式上的小聪明，洋务运动走的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捷径，整个社会没有按照西方的模式实行市场化，广大的民间力量被忽略，这也使得洋务运动成为国家机器的游戏，背离了广大的民间力量，洋务运动就宛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郭嵩焘曾经就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的方式这样评价：“西人富强之业，诚不越矿务及汽轮舟车数者，然其致富强，固自有在。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其源由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以成国家磐石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郭嵩焘曾经将他的想法告诉过李鸿章。不知道李鸿章听后有什么反应，但想必也是一声长叹吧。聪明的李鸿章可能是想撇开“深挖洞，广积粮”的方式去走一条致富的捷径吧，但这样一意孤行的走法，步入的，却是一座奈何桥。这样的增强国力的方式就像一记险招，甚至几近于赌博，但李鸿章就是想当一回这样的赌徒，来为这个泱泱的东方大国作最后一搏！

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建立在贫穷的国民之上的，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建立在苍白的精神之上的。李鸿章一直想走一条先强国，而后民富的捷径，这样的捷径在无情的规律面前，只会仓皇地败下阵来。李鸿章在这一点的愚笨是有着传统的，因为我们的传统是“君为重，民为轻”、“民为微，国为大”。在华夏这个文明古国中，这种最简单的错误方式，就那样本末倒置，悬挂了五千年。

不管怎么样，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对于中国的意义是重大的。这样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中国在科技和现代化上的尝试，而且，重要的是通过尝试让人们的精神和认识得到了改变和提高。正因为李鸿章们的洋务运动的努力，西方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了中国，使得中国向着引用西方技术方面稍稍地前进了一点。社会发展总是由点点滴滴的积累而成的，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造就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风流人物；而不断派出的童子留学，也造就了第一批经过训练的人才和一些具有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开端，都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前行。李鸿章所做的一切就像那条固执延伸的铁路，铁路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便利和快捷，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一声长鸣震惊了这一块古老的土地，使得无数人从千年沉睡中醒来。

第六章　如日中天

1886年，李鸿章63岁。这个年龄，对于一般人来说，这可能是终老南山看夕阳了，但对于李鸿章来说，此时正是如日中天。在此之前，历经3年的中法战争结束，从战争结束那一天起，李鸿章又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北洋水师的建设上。3年后，也即1886年，北洋水师终于建设完毕。光绪亲生父亲、醇亲王奕受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委托，带了200多人的巡视团，在李鸿章的陪同下，视察了新组建的北洋水师。那一天阳光灿烂，海水轻拂，李鸿章和巡视团以及各国公使，乘上了排水量达2800吨的“海晏号”，在北洋水师“定远”、“镇远”、“济远”、“超勇”等8艘军舰的护卫下，威风凛凛地从天津直驶旅顺。到了旅顺之后，醇亲王和李鸿章登上黄金山炮台，居高临下，远处清国的军舰像箭一样驰骋在海面上。李鸿章与醇亲王观看了8艘军舰表演打靶，又观看了鱼雷发射……海天之际，轰然一片，水柱冲天。当看到威武雄壮的北洋水师弹无虚发击中目标时，醇亲王和李鸿章忍不住舒心地开怀大笑。醇亲王当即赋诗赞颂，李鸿章也作了两首诗唱和。

雕弓玉节出天阊，士女如山拥绣裳。

照海旌旗摇电影，切云戈槊耀荣光。

饮飞禁旅严千帐，罗拜夷酋列几行。

德协谦尊齐赞颂，力辞黄屋福威扬。

万千气象蜃楼高，忽地齐烟涌六鳌。

慈佛护持看献瑞，仙舟共济敢辞劳。

自怜坚壁心偏苦，却愧屯田诏屡褒。

无限临歧依恋意，漫吟潭水答云璈。

平心而论，李鸿章这两首诗写得堆砌而雕琢，毫无称道之处。相比较李鸿章少年时所著的10首《入都》诗的意气风发，要差很多。人生就是这样匪夷所思，等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之时，真气就会虚弱；而春风得意之时，诗情和意蕴往往都会大打折扣，思想的火花也会变得暗淡无光。

1886年光绪父亲醇亲王（中）大阅海军，右为李鸿章。

李鸿章陪同醇亲王在旅顺阅兵

李鸿章实在是太高兴了。也许，人一高兴，也就简单浅薄了。诗毕竟是次要的，对于李鸿章来说，北洋水师才是毕生的梦想，如今美梦成真，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如果从头到尾算起来，北洋水师从动议到完成，足足有近20年的时间。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克天京，标志着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开始退潮，清王朝度过了覆灭的危机，再也不用担心寿终正寝了。南方的太平军余部、北方的捻军以及西北的少数民族起义虽然坚持了数年之久，但却无力回天。对于清国来说，由于长年的军事作战，对洋人的屡屡赔款，整个国家的财政面临崩溃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西洋列强，包括相邻的沙俄，乃至新兴的日本，都开始虎视眈眈。

1865年以后，清国边境狼烟四起——在西部边境，沙俄以“代管”为名，进占伊犁。英国为了不让新疆落入“北极熊”之口，对于从中亚入侵南疆的阿古柏政权予以外交承认。清廷在这样的情形下，将“铁血大将”左宗棠由福州调任陕西，任陕甘总督。在陕甘总督的位置上，左宗棠花了7年时间，平定了西北。到了1873年，左宗棠终于腾出手来，一边派军进驻河西走廊，一边向朝廷报告，准备进军新疆收复失地。

东海同样也是硝烟弥漫。1874年，新兴的日本为了转移因改革维新所引起的矛盾，以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杀害为由，入侵台湾。消息传来，钦差大臣沈葆桢带领中国生产的军舰“安澜”、“伏波”等前往台湾；李鸿章也紧急调集驻扎在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入台，并运去洋炮20门。清军的到来，给日军以强大震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亲自出马来到北京，和清国进行谈判。清政府此时因西北在阿古柏的控制下，中法关系也因越南问题有紧张的趋势，加上英、美、法三国的调停，决定妥协。经谈判，中国付给日本白银50万两，日本从台湾撤军。大久保利通在结束北京的谈判来到天津，李鸿章在会见他时，谈到了两国的变革，李鸿章感慨地说：“贵国眼疾手快，万事运转通畅。而我国，如足下所知，国古而旧弊凝结，改革非易。”日本的狼子野心虽然被平息下来，但“蕞尔小国”竟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对清国的震动很大，朝廷大为震惊，再次正视海防问题，从而引发了海防、塞防之争。

实际上清廷的此次大讨论的幕后操盘手正是李鸿章，是李鸿章在与恭亲王奕䜣唱“双簧”。李鸿章在组建中国海军上的努力，与修铁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为了引起朝廷对海防的重视，1874年11月，李鸿章授意正在广东提阳老家养病的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提出建设中国海军的设想。丁日昌早在1867年任江苏布政使时就提出设立“三洋水师”的构想，到1868年，正式向两江总督曾国藩提出，名为《内外洋水师章程》，并附《海洋水师章程别议》，其主要内容，即是将沿海划为三洋：设北洋提督于大沽口，辖直隶、盛京、大沽各海口；设中洋提督于吴淞口，辖江苏、浙江各海口；设南洋提督于厦门，辖福建、广东各海口。但在当时被曾国藩压下未报。仅有少数知交好友如薛福成等知道。6年以后，丁日昌再度递上这份条陈时，他又拟出六条具体的建议，主要有：一、外海水师专用大兵轮船及招募之人；二、沿海择要修筑炮台；三、选练陆兵；四、沿海地方官宜择精干仁廉之员；五、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六、精设机器局。条陈递上后，总理衙门认为颇有参考价值，也提出了六条意见，和丁日昌的奏折一起交滨江沿海各省督抚、将军讨论，限一月内复奏。陕、甘不属滨江沿海地区，本不在饬议大员之列，但总理衙门认为陕甘总督左宗棠“留心洋务，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所以特别咨请他参加筹议。

总理衙门文书下发后，滨江沿海的各官员们纷纷上奏，提出自己的看法。从总体上说，有主张专事海防经营而放弃塞防的，有主张塞防而放弃海防建设的，有主张海防塞防并重的。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算是粉墨登场，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海防思想了。奏章向来简短的李鸿章这一次破例写了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海防问题的看法，内容不仅涉及海防，而且还引申到洋务运动及其他问题。可以说，这一份奏折集中体现了李鸿章的洋务——改革思想体系，是理解李鸿章关于国策有关思想的重要文献。

李鸿章首先针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的六条“救时要策”，逐条给予论证，面对鸦片战争以来的时局，李鸿章承认“江海各口、门户洞开”的现实，表示了“自有洋务以来，叠次办结之案，无非委曲将就”的不满意态度，说出了此前与日交涉“几于管秃唇焦”的费力和辛苦。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对近邻日本的快速兴起看得很真切，并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呼吁与日本竞争才是当务之急。日本国“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留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蔑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针对国内的形势，李鸿章给出了一个药方：那就是变革和奋起。针对此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呼吁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采取务实策略，改革内政、兴办洋务以自强；对外惧战以求内部自强发展的和平环境，切不可逞意气孤注一掷，把国事视为儿戏；内政不修，则“战守皆不足以恃，而可亦不可久也”。

一言以蔽之，李鸿章的理论，那就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在这种大政方针下，李鸿章概括了几点具体方案：一是“海防”重于“塞防”；二是反侵略之战不能意气用事，必须以全局观来进行统筹，采取理智务实的态度；三是在西北边境，屯兵耕种，积蓄力量；四是节省的军饷全部用于东南海防，否则首尾难以兼顾，如同鱼与熊掌一样，不能两全。

对于李鸿章提出的暂缓西征、全力经营海防的观点，左宗棠表示坚决反对，左宗棠认为，收复新疆是整个国防战略形势的需要。中国定都北京，蒙古环卫北方，因此，北方和西方的稳定直接关系到都城的安危。在这关键时期，如果不立即平定新疆的叛乱，日久之后，必然生变。就眼下来说，俄国、英国尚不会介入中国平定叛乱之举，所以趁此机会速战速决。从经费上说，海防本来就有经常之军费，而塞防本来的经费就不多，即使得全部停了，对于“海防”也没有什么大的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朝廷在这样的“摆平衡”中，掌握得应该还算不错。毕竟，无论对李鸿章，还是对左宗棠而言，他们都是站在他们自己的角度上提出问题。而就朝廷本身来说，在精力、物力和财力许可的范围内，当然是愿意两者兼顾。于是，朝廷一方面令左宗棠不惜一切代价收复新疆等失地；另外一方面，立即让李鸿章、沈葆桢等，积极组建南北洋水师。1876年，左宗棠率军西征，先后收复新疆南北路，阿古柏服毒自杀，西征军取得大胜，为后来迫使俄国交还伊犁创造了条件。

在很多人看来，左宗棠的“塞防”毕竟是有结果的，国家通过西征维持了领土完整。而海防呢，李鸿章所花费巨资打造起来的“北洋水师”最后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样的一“得”一“失”，在后人心目中的轻重顿显，所以有不少后人在评价李鸿章、左宗棠时，难免一抑一扬，泾渭分明。这也是李鸿章在大众评价范畴中远远不如左宗棠的重要原因。

就个人出发点来说，在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他们都是想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他们的不同，只是看法的不同，也是所处位置的不同——李鸿章淮系的主要地盘在北洋及东南沿海省份，他当然要强调海防的重要性；而左宗棠湘系的势力由东南已移到西北，他当然要强调西北边疆的重要，主张收复新疆。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坚决反对丁日昌提出的建立北、东、南三洋海军的建议，认为沿海一水可通，只要各处驻有轮船，自可联成一气，所以海军应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不可分而治之。应该说，左宗棠这一点主张是切合实际的。

孰料好事多磨，正当各省督抚的意见基本汇齐，准备着手办理的时候，1875年初，20岁的同治为八大胡同的风流付出了代价，得了梅毒魂上九天。慈禧太后立醇亲王之子载湉入继大统，年号光绪。15日，两宫皇太后宣布再次垂帘听政。海军之事，又被耽搁了一阵。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朝廷任命了李鸿章和沈葆桢为南北洋海防事宜督办，但没两年，沈葆桢去世，兴办海军的重任，落到了李鸿章一个人的肩上。

任陕甘总督期间的左宗棠

对于一个古老帝国来说，兴办这样一支全新的近代国防军，而且是在长达数千公里的海岸线上白手起家组建全新的海军，无疑是个超级庞大的综合工程。李鸿章开始慢慢启动酝酿已久的种种计划，从宏观到微观，从眼前到将来，从经费、购船，到人员的培训、洋员的聘请、港口的选址等等，分步实施。李鸿章频频给滨江沿海的总督和巡抚写信，鼓动他们积极响应，出钱出物。这当中的事务性工作量是惊人的，这个超级庞大的综合工程，不仅仅是经费如何落实和购买船舰的问题，还有相应的港口建设和炮台设置问题，海军舰队与陆军炮台如何协调的问题，沿海各省如何“连成一气”、遇事时的机动行动问题，中国的管带和洋教官的合作问题，军舰和炮台的常年维修问题，各级人员的培训问题……这样的问题汗牛充栋，多如牛毛。

水师组建之路并不平坦，“摸着石头过河”的李鸿章很快为水师的组建交了一笔昂贵的费用——

马尾船政局

一开始，李鸿章是指望自己的江南制造总局来生产军舰的，而且，江南制造总局也生产了好几艘船只。但很快，李鸿章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轮船无论从样式、性能、功用和成本上，都大大落后国际同行业水平。这些船只能运送粮草兵员，根本不能在海上打仗。经过一番考察后，1875年，李鸿章准备向英、德两国订购舰艇。消息传出后，当时清国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便向李鸿章提议：英国阿摩士庄的炮船先进，最适合中国军队使用。李鸿章相信了赫德的话，当即决定购买4艘。第二年，被称为“蚊子船”的4艘舰艇驶抵中国。接着，李鸿章又为南洋大臣沈葆桢代买了4艘同样性能的军舰。当4艘新舰艇到达后，李鸿章一看这四艘军舰的性能比上一批的好，就留下了新的，把原来的4艘送给了沈葆桢。不久，赫德继续向李鸿章游说，告诉他英国又新研制了一种更新的舰艇，这种船要比“蚊子船”先进很多。李鸿章一听，既然有这么好的船，便又托赫德买了两艘。不久，李鸿章发现上当受骗，这10艘战舰不仅式样陈旧，且性能极差，炮重船小，行动迟缓，根本无法进行深海作战。1886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路过天津看望李鸿章，问及“蚊子船”近况，李鸿章闭目摇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5年后，李鸿章不得不对外宣布：这些船全用破钢片镶成，不能再进行航行，只能作废。

就在李鸿章积极组织北洋水师之时，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水师建设的步伐不得不停顿下来，投身到抗法战争的硝烟中去。

赫德

战争总像是不可避免。法国对于越南，从来垂涎已久。1873年11月，法军百余人侵袭河内。越南国王请求驻扎在中越边境地区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法国首领，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政府，通告该条约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从而排除中国在越南的影响。清政府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

到了1882年3月，法国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应援。清政府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边外防军陆续进驻。刘永福的黑旗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法国大战后撤回中国境内。8月，法军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法战争一触即发。

法国首先想用外交方式达到其目的。9月15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提出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即以划出一个狭小的中立区的办法使中国撤出驻越军队，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向法国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为法国打开云南门户。方案为清政府拒绝，谈判毫无结果。此时，鉴于中越两国的特殊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朝廷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这时，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力图避免战争，李鸿章力图避免的理由是：第一，中国没有必要因越南而卷入战争。第二，从中法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中国无力与法国开战。第三，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相当困难，无力再打一次持久的战争。在战与和上，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李鸿章的态度，更是激起了“清流派”的极大反感，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梁鼎芬向朝廷上书，言之凿凿李鸿章有“六可杀”理由。当慈禧将这部折子交给李鸿章看时，李鸿章吓得面如土色，再也不敢轻易说言和了。在此期间，李鸿章又自撰楹联一副：“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很是自嘲了一番。

1884年2月，米乐继孤拔为法军统帅，兵力增至16000人，由越南北方大举向中国方向进攻。清军不敌法军，节节败退。在这样的情形下，清廷正好借机完成了内部的权力斗争，一直主张洋务运动的奕䜣下台。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清廷又想起了谈判，派在中国任二品官的英国人赫德以及金登干和法国人交涉。法国人狮子大开口，谈判破裂，法国重开战火，双线作战，一线在越南北部作陆军进攻，另一线则由水路分别攻击台湾基隆和福州马尾的南洋海军基地。法国将它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成远东舰队，任命孤拔为统帅，分别向福州和基隆进发。8月5日，法舰轰击基隆，强行登陆，中国军队在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统率下顽强抵抗，法军不得不退回海上。8月23日，中法马江海战爆发。停泊在马江（马尾）水面的法军8艘军舰、2艘鱼雷艇向福建水师发起攻击。新组建的福建水师哪有什么抵抗力呢，很快全军覆灭，兵舰11艘以及运输船多艘沉没，官兵殉国760人。而法军仅5人被击毙，15人受伤。8月26日，中国向法国宣战，中法战争正式宣告爆发。

在海上，10月初，法舰分头进犯台湾的基隆和淡水，刘铭传鉴于兵力不足，放弃基隆，坚守淡水。法军在基隆登陆后，再犯淡水，一度抵滩上陆，但很快被击退。法军占领基隆一隅，无法深入，转而从10月23日起对台湾实行海上封锁。1885年初，法军接连从基隆向台北进攻；法舰骚扰浙江镇海，截击由上海往援福建的5艘中国军舰，在浙江石浦击沉其中2艘。3月底，法军占领澎湖岛及渔翁岛。此后，法军进攻镇海，遭到扼守招宝山炮台的中国军队奋勇还击，法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的座舰也被击中，孤拔身受重伤，6月11日死于澎湖岛。

冯子材

孤拔

在陆地，中法仍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境内发生正面激战。1884年2月，法军进攻谅山，李鸿章淮军旧部、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法军准备进攻镇南关（今友谊关），老将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关外军务，得悉法军将犯镇南关，在隘口抢筑了一条横跨东西两岭高7尺、长3里、底宽1丈的长墙，墙外深掘堑壕，筑成了较完整的防御阵地。3月23日，盘踞谅山的法军倾巢出动，扑向镇南关。24日法军越墙进犯，冯子材率士卒冲出墙外，与法军面对面进行搏斗，终将法军击退。清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法军战败的消息传至巴黎后，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

正当清政府全力对付法国的时候，新兴的日本在背后又捅了一刀。1884年12月，日本在朝鲜制造了“甲申事变”，朝鲜亲日派乘清政府因中法战争从朝鲜抽出兵力的机会，发动政变，他们的军队突然冲进王宫，逮住了国王，并杀死了一些亲华的官员。驻守朝鲜的袁世凯当即平定了叛乱并救出了朝鲜国王。东京方面立即派一支讨伐部队和一名特使前往朝鲜索取赔款，要求道歉和索资重建日本使馆，与此同时，另一位专使伊藤博文也前往北京，要和清朝谈判。后院起火，无疑动摇了清政府战争的决心。正如赫德所分析的：“中国如单独对付法国，我以为还可以好好打一阵子，但是一旦中法真正开火，日本就会跟法国合作……前途真是够严重的。”与此同时，俄国正虎视眈眈中国的东北和朝鲜，英、德、美等列强也想借此机会谋取更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清国不得不与法国进行停火谈判。1885年5月13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代表，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开始谈判中法正式条约。李鸿章像傀儡一样被推到了前台，因为中法谈判李鸿章并没有参加，所有的条文都是赫德和金登干在与法国谈判后拟就的，李鸿章只不过是按照朝廷的要求出面进行签字画押罢了。6月9日，双方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越南条款》或《中法新约》，又称《李巴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是：一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二是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三是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四是此约签字后6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五是法军退出台湾、澎湖。这一次条约，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以来罕见的既没有割地，也没有赔款的条约。这一点，对于当时的清国而言，已是相当难得了。

烽火岁月中，李鸿章是一刻也没闲着。每天，李鸿章都是在天津的直隶总督府关注来自各方面的情况报告，心惊胆战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1884年2月底，即中法马尾海战半年前，李鸿章曾向总理衙门建议设立“海部”，统管全国海军。因在当时，南洋、福建、广东3支水师发展极其缓慢，在全国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海军指挥机关，各支水师皆由当地督抚管辖。然而，李鸿章的这一急迫的建议并未得到朝廷赞同。这样的各行其是，直接导致了新组建的福建水师在马尾的全军覆没。战局起伏过程中，李鸿章还在外交上利用一切手段给予了前线以极大支持：利用国际公法，奏请总理衙门致电各国遵守中立；致电曾纪泽，让其在各国舆论面前揭露法国的侵略；利用外国轮船运输，保证京城的其他地方的粮食供应。与此同时，李鸿章积极与前线兵将联系，支持全力抗法。刘铭传调任台湾之时，李鸿章让刘铭传在淮军之中抽调骨干130多人，这些人后来在坚守台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刘铭传一度形势危急放弃基隆扼守淡水，在清廷引起了强烈震动，左宗棠等激怒地表示要对刘铭传进行弹劾，这时李鸿章极力为刘铭传进行辩解。

李鸿章为中法战争心急如焚，他一直担心的是，这场不该来的战争会耗尽清国自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十几年“同治中兴”以及自强运动所培育的一点气韵。李鸿章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接二连三的打击，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数千年中积蓄的荣光和底气早已耗失殆尽。在这样的乱世之中，哪怕有着短暂的苟延残喘也是好的，那会让偌大的帝国得到喘息的机会，也可以为下一次的出击积蓄一点力量。中法战争的爆发，使得好不容易积蓄的一点气力耗费殆尽，而原本就松动的基础立马变得摇摇欲坠起来。

中法战争之后，朝廷各派别在组建海军的观点上有了出人意料的统一，组建海军的事务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鸿章向朝廷的奏折当中说，如果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于到处受牵制的地步。李鸿章可惜的是福建水师的全军覆没，人未出师身先卒，的确让人痛心。李鸿章加快了组建的步伐。算起来，从1875年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的十几年间，李鸿章的精力和时间基本上都花在水师的组建上了，可以说，李鸿章是为这支庞大的海军费劲了心血。1888年，朝廷批准颁行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终于成立。到这一年为止，这支水师以2艘铁甲舰、8艘巡洋舰为主力，总吨位超过了4万吨，加上南洋、广东、福建等地区的舰艇，清国一下子跃居世界海军大国的行列，并且构筑了东起鸭绿江，南到胶州湾，以天津大沽、东北旅顺、山东威海为重点的京畿环渤海防御体系。至此，李鸿章终于感受到命运所赐予隐忍且不懈努力的人那短暂的、实现理想的极大快乐了。乘着“定远”、“镇远”两艘东方第一巨舰驰骋海面，仰望着大清龙旗在高高的桅杆上迎风飘扬的时候，李鸿章壮怀激越。

李鸿章没有想到这样的高峰只是短短的瞬间。命运跟李鸿章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它让李鸿章只能注视幸福，却不能拥抱幸福和保住幸福。在经历一次短暂的极乐之后，李鸿章还没来得及充分享受，那种快乐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时间很快又到了1892年。刚过新年，远在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就刊登了一条新闻，透露说彼岸20岁的大清国皇帝正在跟两个曾受英美教育的国子监学生学外语。《纽约时报》评述说：光绪皇帝屈尊学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都认为，死死抱住3000年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经过去，要顺应当今形势，就必须相应改变国家制度。李鸿章也从有关方面看到了这一则消息。在李鸿章看来，光绪皇帝学外语，最起码是一件好事。虽然，在李鸿章看来，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要真正学好外语，会比登天还难。

这一年，按照中国传统，李鸿章70大寿。正月初五是李鸿章的生日。还没进入新年，李府上下就忙得不亦乐乎了。从朝廷到地方，不断有寿礼拉来。慈禧一贯是喜欢热闹的，这样笼络权臣的机会她自然不会放过。慈禧派人送来的真是大礼啊——赐以“调鼎凝厘”的匾额一块；“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河山锡大年”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方；御笔“益寿”字一幅；另有御笔蟠桃图一轴，上有“锡以大年”横批和“慈禧皇太后之宝”图章；无量寿佛一尊；貂褂一件；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大卷江绸十二件。礼是让李鸿章的侄子、翰林院庶吉士李经畲专程送来的。李鸿章自然大喜过望，感恩不尽，“当即跪迎至署，叩头谢恩……”一纸谢恩折子奏上去，慈禧照例给了三个看起来轻描淡写的字：“知道了。”

光绪皇帝赐的东西也不少，有“钧衡笃祜”匾额一面；“圭卣恩荣方召望，鼎钟勋贳富文年”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方；无量寿佛一尊；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小卷江绸十六件。也是让李经畲几百里地一路送到天津。李鸿章照例是叩拜一番，然后递上一本谢恩的折子，满纸同样都是感激涕零的肉麻词语。

至于其他官员的礼物，那就更多了。京城里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淮军旧部，甚至平日里的死对手，都送来寿礼。其中以刘铭传送的礼最为独特，也最有意思——刘铭传只送来一担挂面圆子，并自赋诗一首：“挂面圆子加烘糕，台湾治理正操劳，礼轻仁义重如山，如同千里送鹅毛。”刘铭传是李鸿章的老部下了，也是李鸿章的亲信和同乡，诗中的“挂面圆子”和“烘糕”都是合肥的土产。对于刘铭传送来的土特产，李鸿章自然笑纳。那一段时间，李鸿章整天迎来送往。天津的北洋大臣衙门里，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

70岁时的李鸿章

李鸿章的夫人赵小莲

但这样的喜庆似乎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正月初六，也就是李鸿章生日后的第二天，李鸿章15岁的儿子李经进竟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紧接着，没过半年，李鸿章的继室夫人赵小莲去世，年仅55岁。70岁的李鸿章在这一年只是迎来了短短几天的喜庆之后，便坠入了一个痛苦的深渊。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一年真是一个喜忧参半、苦乐胶着的一年。70岁生日刚过，李鸿章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892年是一个转折，在这一年中，李鸿章似乎感觉到人生的无常，也感觉到天命不可违。这一年的凶相表明，这是一个不好的预兆，更加不祥的事情还会接踵而至。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我们不妨假设一回。如果命运女神真正垂青东方这块土地的话，也许，李鸿章就能成功了。

说这话是有理由的。如果历史按照李鸿章所设想的一直平平缓缓发展，没有出现大波澜的话，那么李鸿章“始作俑”的洋务运动必然会成气候，而且极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经济和近代化的进程。这样的进程发展到一定规模，又会带动相关领域，譬如政治、文化、社会、教育、民风等各方面的发展。这样，洋务运动所体现的，就不仅仅是它技术方面的功效，更重要的，会以一种示范的作用来带动整个社会，由洋务运动散开广泛的力量，慢慢推动民间和上层的改变。于是，当民间和市场形成一定气候的时候，那种加速度的效应必将来临，那时，韬光养晦的李鸿章也许会迎来一飞冲天的时候。

但李鸿章偏偏就被甲午战争撞上了，可以说，甲午战争撞碎了李鸿章的强国梦，将他的努力付之东流，也使他的整个人生乾坤颠倒，坠入深渊。

在此之前，李中堂可谓如日中天，他不仅担任直隶总督，而且还兼任北洋水师的总管。他拥有重兵，旗下又有很多亲信爪牙。并且，李鸿章还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直接管理当时清国的外交，与总理衙门“分庭抗礼”形成“两个外交部”，形成当时清国政坛一个很奇怪的局面：中国驻外公使的公文常常既送总理衙门，也送给李鸿章。李鸿章可以不经咨照总理衙门而直接向驻外公使发出指示。可以说，李鸿章的政治影响力、朝廷的宠信程度等，在当时的汉族大臣中，可以说无出其右。当然，更重要的，是李鸿章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洋务运动，也初见成效，并在各方面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动力。

佩里

但历史显然没有按照李鸿章所设想的和愿望的方向发展，命运狠狠地将一个烂柿子掷向了李鸿章。阴差阳错中，一切都走向了反面。相隔不远的岛国日本，在最关键的时候捅了清国致命的一刀。

1840年的鸦片战争，冲击的，不仅是幅员辽阔的中国。它给岛国日本带来的，同样有巨大的冲击波。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给日本造成的冲击要远远大于中国。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在日本引起的震荡是举国性的。对于岛国日本来说，几千年来，一直都以不远的中国为榜样，中国一直是日本的老师，也是世界的中心，但这样一个强大无比的国家，竟然轻而易举地被西方打败。这样的感觉，就像一个孩童心中力大无穷的巨人，竟然三下五除二地被一个外来人轻易击倒——轰然倒塌声中，那种恐慌和失落肯定是致命而彻底的。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个散落在太平洋的岛屿之国与中国一衣带水，在历史与文化上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地理环境对于民族性格的影响来说，这个一直被汪洋包围着的民族在内心深处一直埋藏着岛屿人才具有的恐慌意识，他们一直有着寻找归宿的靠岸心态。这种天生的陆地意识和求生感，决定了居住在岛屿上的人们必然要向外扩张，并为此进行疯狂的努力；也决定了他们具有高度的警觉和攻击性，他们能迅速察觉恐惧的存在，然后，一旦意识到危险时，便会如野兽般一跃而起，先下手为强展开攻击。

1853年7月8日，当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准将率4艘海军舰队来到日本，要求日本开港通商时，日本没有进行抵抗。他们不是不想抵抗，而是实力相差太大了，抵抗无疑就是送死。而且，日本已从中国鸦片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几天后，日本允许美国官兵上岸，市政最高官员浦贺奉行以总督的名义接受了佩里递交的以蓝色天鹅绒包着的国书。

黑船的到来引起了日本巨大的震动。不久，佩里再一次率领舰队来日本。1854年3月，日本幕府几乎全部接受佩里提出的要求，签署了日本与美利坚合众国的亲善条约，即《神奈川条约》，日本开放下田和箱馆两处港口，向美国人提供淡水、粮食和煤炭；亲善条约还规定了最惠国条款，承认美国在下田驻领事的权利。随后几年，俄国、荷兰等国也相继同日本缔结了亲善条约。日本锁国的大门彻底被西方列强打开。

国门大开促使了日本自身的分化与改革。武士们以王政复古的名义推翻了在日本历史上持续600年的幕府，扶持刚刚登基的明治天皇，建立起合法的新政府。1868年4月15日，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这是一个推动国家变革，开启变法图强大幕的总纲领。从此，日本进入明治时代，决意向西方学习，对日本实行全面改革。1871年，一支近百人的政府代表团从横滨港出发，前往欧美各国考察，代表团中包括49名明治高官，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政府官员总数的一半。为了支撑这次庞大的出行，成立刚刚3年的明治政府拿出了当年财政收入的2％。这支庞大的日本政府代表团共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共花了1年零10个月的时间，在此之后，写下了长达百卷的考察报告。这个团队规模之大，政府投入之巨，官员级别之高，出访时间之长，在日本乃至亚洲国家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历史上，都可以称得上前所未有的。

行进在陌生的西方列国之中，这支日本政府团就像一块干燥的海绵一样，拼命地吸收着发达国家的营养。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各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教育的结构和方式，都使他们着魔。这支日本代表团的工作重点就是调查和研究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制度，探讨将西方制度移植到日本的可能性。使节团到达美国后，由伊藤博文起草的工作要点中有这样一句话，集中体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初衷：“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业，尽皆超绝东洋。由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特使我国国民起速进步至同等化域。”

在德国，日本使节团似乎找寻到了自己国家发展的模式。刚刚完成国家统一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欢迎日本使团的宴会上实话实说：如今世界各国，虽然都说要以礼仪相交，但那毕竟都是表面文章，背地里实际上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这段带有嚣张气焰的大实话让日本人茅塞顿开。他们不仅认同了俾斯麦的强权政治说，也醉心于德国的发展模式，那就是由国家来主导工业化的进程，以国家的力量来推动本国各方面的进步。同时，他们也在内心当中认可了一种方向，那就是军国主义的扩张国策。

从溯源的角度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比清国的洋务运动要整整晚8个年头。当清国在8年之后仍是羞羞涩涩地推行洋务运动的时候，彼岸的日本一开始，就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把这场快速蜕变定位为脱胎换骨。

为了迎合西方文明，显示日本的开化，明治政府耗资18万日元，费时3年，在东京修起了一座洋楼——“鹿鸣馆”，作为接待外国客人的迎宾馆。从一定意义上说，“鹿鸣馆”像一个晴雨表一样，向日本国民传达着一种信号。明治政府的达官贵人和外国官员经常在这里大摆酒宴，举办各种西式晚会。在这里，首相伊藤博文更像一个政治明星一样，经常在这里举行大规模的化装舞会，闹得满城风雨。不仅如此，为了向民众传达彻底西化的信号，并不真正信仰基督教的伊藤还经常往教堂里跑，以示对于西方宗教的热爱。伊藤做这一切，就是向社会传达着一种新的信息，那就是日本国准备“革面洗心”了。

在此之后，日本与清朝洋务运动采取了相同的方式，那就是全力近代化和工业化。显然，日本的改良派所遇到的阻力更小，行动也更迅捷。当清朝的士大夫阶层慷慨陈词地争论购买西方“奇技淫巧”的机器会伤害民生，修铁路会损伤地脉的时候，明治政府已开始大规模地引进外国专家、技术和设备了。仅1868年到1875年间，日本政府聘任的外国专家人数就达到了2497人，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清国。明治政府给予外国专家的待遇也高，其薪俸均超过本国的高级官员。就这样，日本在改革的力度和速度上远远超过了清国，如果说清国的现代化像一艘硕大的货轮喘着粗气在浅滩中航行的话，那么，日本的改良则像一艘迅速的军舰一样早已进入深水区。经过20多年的努力，到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迅速成为令世界刮目的新兴国家。

日本明治天皇

经过近代化的工业浪潮，日本像一头吃饱了食物的狼一样，变得茁壮强大起来。第一时间里，俾斯麦强权政治的话语便如录音机一样在他们脑海里回放了。日本首先把目标对准了不远处身患病症的清国，在新兴的日本国看来，这个病入膏肓的东方大国已不可救药，与其让西方列强慢慢蚕食，还不如先下手为强，吃了这个猎物来壮大自己。贪婪的岛国开始觊觎着，寻找着攻击的时机。依旧迷糊的清朝仍惺忪着眼，对身边的这个小国不屑一顾。清朝的傲慢越发激发了这个小国的自尊，清朝的懈怠，更加剧了日本的进攻欲望。

1874年利用“琉球事件”侵台未得手后，日本痛感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将无法使自己在远东处于领导地位。正因如此，日本举国开始发展海军，他们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艘军舰，也建立了自己的舰队。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事变”，中日两国皆派军舰前往干预，当时日本海军刚刚建立，在实力上，不如吴长庆所率领的北洋军舰，心存忌惮，没有发生直接的交锋。李鸿章加速北洋水师的建设时，日本更是感到胆寒，他们转移了战略目标，把第一敌人从俄国变成了清国。不久，日本更是发愤图强，政府决定从1883年起，将酿造业、烟酒业的税收2400万日元作为海陆军经费，连续八年建造军舰。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事变”，北洋海军再次赴朝进行干涉，更加深了日本的反华情绪，只是因为日本军方认为对华作战的准备尚未完成，宣战计划未被采纳。

1882年中法战争濒临爆发之际，日本就派间谍对中国沿海进行了侦察，并提交了一本厚厚的《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的报告书，对中国的“山川险要，土俗人情，无不详载”。1893年，负责日军情报工作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中将还亲自化名进入了朝鲜和中国境内，实地考察了预定战区的情况，并组织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清国的一切都在日本的掌握之中。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清国的总兵力和作战能力可以说了如指掌；对朝鲜、中国东北及渤海湾预定战区都绘制出极其详尽的军用地图，甚至每一座山丘、每一条道路、每一口水井都标识得清清楚楚。

日本这一切都是在悄无声息的情形下进行的，清国从没意识到自己的身边潜伏着这样一个血腥刺客。从历史上看，即使这个岛国上的居民不断骚扰中国的海域时，中国也从没有正眼看待他们，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对手。虽然这个岛屿上的居民一直一厢情愿地自认他们与这片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大陆从没加以承认。在大陆人的眼中，这片叫作扶桑的天尽头的地方，生活的只是浪人与和尚，另外也盛产一些小偷。他们看起来谦逊而恭敬，但尽爱干一些偷偷摸摸的事情，他们偷走的不仅仅是物质，而且也偷走中国的文化，甚至文字。从中国历史上对于他们的称谓就可以看出，“倭寇”，这样的名词明显地流露出蔑视的味道。当年，一帮倭寇在东南沿海一带不断地骚扰，让统治者觉得很是心烦。即使如此，也并没有把这些来自岛国的强盗当作真正的对头，何况，在这支曾经给东南沿海造成危害的散兵游勇中，领头的，还是自己国土的逃亡商人。把他们称为“倭寇”，只是想激起民愤。所以，即使是在清国陷入欧洲列强的危难之后，清国的上上下下对这个为虎作伥的岛国也没有正眼相对。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

但李鸿章还是意识到自己身边潜在的危险了。北洋水师基本建设完毕后，李鸿章为了展示清国水师的威力，给日本以武力震撼，先后两次派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等舰抵日进行访问。第一次访问是1886年7月，北洋水师刚刚建成，丁汝昌即按李鸿章的要求带领6艘军舰访问日本。当清国的军舰到达日本长崎港后，日本国民近瞻龙旗飘扬、威风凛凛的巨舰，深受刺激，惊叹、羡慕、愤懑等复杂情绪一齐涌上心头。清国军舰在日本休整期间，一起事件更是深深地激怒了日本国民——由于北洋水师组建不久，士兵纪律松弛，水师官军还在日本酿成与当地警察的大规模械斗事件，双方各有死伤。事态在李鸿章的直接干预下没有进一步扩大，“定远”、“镇远”舰回国后，李鸿章下令北洋水师进行大规模整风。1891年，丁汝昌第二次率“定远”、“镇远”等6艘军舰访问日本，这一次，经过几年的整顿，北洋水师的军容军纪有了很大改变，日本《东京朝日新闻》当时这样描述道：登上军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舰上的情景：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无存；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

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上招待了前来观光的日本议员。后来，参观过中国战舰的日本法制局长官尾崎三良写道：“巨炮四门，直径一尺，为我国所未有。清朝将领皆懂英语。同行观者在回京火车上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皆卷舌而惊恐不安。”

清国北洋水师的飞速发展以及两次来访给日本以强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形下，建设一支足以对抗北洋水师的海军，成为了日本的最高使命。日本明治天皇发布诏敕，要不惜一切代价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日本国民纷纷捐款捐物，明治天皇自己即捐银60万两。正是在这样的动力下，日本完成了海军的扩展计划，其中包括专为对付北洋海军“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购买的“岩岛”、“松岛”、“桥立”3艘海防舰，向英国订造了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等。到了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海军急速扩大，其快射炮以及船舰的行驶速度均超过了北洋水师。

相比之下，在中日海军竞赛的关键时期，北洋水师的建设却松懈下来。由于北洋海军看起来成军，以渤海湾为重点的防御体系已初步形成，加之慈禧太后的60大寿庆典、光绪皇帝大婚典礼、黄河河工等巨额开支，清政府的财政异常拮据。1891年，户部决定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将预算挪用于建颐和园。这一决策，使清国海军的发展停顿了下来，也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

日本穷兵黩武之际，在清廷内部，统治者正忙于权力斗争，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老戏正在上演。

1889年，光绪年届十九，并已完婚。按照清朝惯例，光绪既然成人，慈禧就不便继续“训政”，于是，慈禧宣布“撤帘归政”，由光绪帝“亲政”。“亲政”和“训政”的不同之处在于，光绪可处理日常事务，逢重大事件，再请慈禧懿旨。但这样的“度”是很难把握的，在具体过程中，时有一些微妙的摩擦。慈禧哪里肯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呢？由于慈禧肆意干涉光绪的日常工作，与光绪接近的朝臣愤愤不平，光绪也郁郁不乐，不甘心于傀儡地位。于是，朝廷的大臣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两派，一派是在光绪周围逐渐形成的并无正式组织的小集团；另一派大臣则团聚在慈禧周围，唯慈禧马首是瞻。时人称前者为“帝党”，后者为“后党”。“帝党”的核心人物是翁同龢，翁氏先后为同治、光绪老师，曾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他的主张是“尊王攘夷”。在“帝党”中，除翁同龢之外，其他的都是一些“清流”人士，并无实权，他们好空谈，于事无补。在这场明争暗斗中，直隶总督李鸿章自然是双方争夺的目标，但李鸿章岂是一个随便可以争夺的人，李鸿章虽然赞赏“帝党”革新内政的主张，但他又不满帝党在“抵御外侮”中一味不顾实力的主战态度。在李鸿章看来，这种意气用事的主战，明显是目光短浅。而对于“后党”，李鸿章对于他们严重滞后的思维方式，拖拉而不思进取的效率又深感不满。

光绪皇帝

1894年是慈禧太后60大寿之年，阴历十月初十，是慈禧的生日。慈禧一心想举办盛大的生日庆典来为这个暮气沉沉的王朝“冲冲喜”，让列强领受天朝的威风。时间刚跨入新年，正月初一，慈禧就来了个“殊恩特沛”，把一班大臣都加官晋爵一番，以示普天同庆——李鸿章赏戴三眼花翎，儿子李经迈，被任命为员外郎……同时，慈禧指派首席军机大臣世铎“总办万寿庆典”。既然“老佛爷”想大操大办自己的生日，举国上下都跟着大动干戈，清廷更是忙碌起来，原先只是想把颐和园修缮一下，没想到一动工才发现，工程越来越大，预算一再突破。户部没有办法，最后不得不挪用原先准备给北洋水师更新武器弹药的600万两白银；李鸿章也不甘示弱，也挪用了以兴办水师为名从各地征集的钱款利息100多万两送给慈禧以解燃眉之急。这样的行为，用翁同龢的话来说，就是“用滦阳换万寿山，用渤海换昆明湖”，这算是李鸿章对慈禧前年在自己70大寿时赠送厚礼的“投桃报李”了。

新年刚过，李鸿章就直接预见了战争的不祥之兆。家门口的塘是最知深浅的了，对于李鸿章来说，北洋水师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况，战斗力怎样，李鸿章当然清晰不过。1894年5月，李鸿章再一次检阅了北洋海军，之后，忧心忡忡地向朝廷提出：“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新月异。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犹胜。即日本蕞尔小邦，亦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舰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李鸿章奏折中的担心终于言中了，朝廷刚刚收到李鸿章的奏折，这边，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叛乱”事件。当朝鲜国王请求清国出兵帮助镇压时，李鸿章听信了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只是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与此同时，日本却派出8000人的精锐之师赶赴朝鲜。双方的力量悬殊太大，清军一下子陷入了尴尬的地步。李鸿章这时候才猛醒过来，意识到事件的危急，他一方面紧急召见英、俄使节，想请两国出面斡旋避免战争，另外一方面，火速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

在此之前，日本就为日本兵伐朝鲜的“师出有名”埋下了套子——这样的苦果是李鸿章亲自酿成的。那一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亲赴天津，与李鸿章签署《天津条约》。当时，年轻的伊藤谦逊低调，而李中堂则倨傲自大，一派颐指气使。在日本的争取之下，《条约》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李鸿章向朝鲜派兵时通知了日方，而日本派出大批虎狼之师时，并没同李鸿章打一声招呼。

李鸿章实在不想打这一场战争，这当中的主要原因有，一是李鸿章明白，年底是慈禧太后的60大寿，慈禧兴致勃勃地想兴办一次盛大的庆典，迷信的西太后不想被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来搅局，想讨一个吉祥。二是清国国力羸弱，国民经济也在刚刚恢复之中。对日战争，从李鸿章掌握的情况来看，丝毫没有必胜的把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失败的可能性大大超过了胜利的可能性。李鸿章想把战局再推后几年，在他看来，这一场战斗纯属无把握之战，他不愿在这样的战斗中，过早地消耗自己的实力。三是李鸿章深知，如果要开战，充当主力的，也只会是自己的淮军和北洋水师，那些政敌们只会“坐山观虎斗”，李鸿章可不愿意自己的部队过早消耗。

光绪的父亲和母亲

李鸿章不想打，但清国另外一些人却一心想打这场战争。这当中的重要代表是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主要是光绪与他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原因很简单，日本不是大英国大法兰西，如果日本人真的敢和地大物博的中国打仗的话，正好给了中国一个出出这些年受西洋人窝囊气的机会。光绪是为了心中的激奋，也是为了大清国的自尊。至于翁同龢，除了爱国热情以及书生意气之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那就是作为李鸿章的对头，他才不愿意看着李鸿章拼命地武装自己的部队，积极争取俸禄却不打仗。在翁同龢看来，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现在，无论怎么样，都应该来看看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到底是骡子还是马了。中国历史上的战与和就是这样充满着非理性。战与和，在表面的堂皇下面，总是有潜流与阴谋，在更多情况下，它是政治势力的干预，而不是真正的需要。于是，屡屡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战则失机，和则失策；从时间与地点上，战与和往往南辕北辙，在不该战的时候战，在不该和的时候和。一个在错误的时机下所诞生的正确决定，最终也无可奈何地变成错误。

翁同龢

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还在上下奔波，想通过外交途径来避免战争。李鸿章希望争得西方各国的同情，给日本施压。当俄国没有遵守替中国调停的约定后，李鸿章就转而请求美国和英国出面调停。纽约方面向日本提出双方谈判的照会后，日本坚决地拒绝了。伦敦方面事先未曾料到事态发展如此之快，一时也找不到适当的对策，左右为难。经过商议，英国出面提出了一项温和的、双方都不得罪的建议：呼吁中、日双方同时撤军，并在朝鲜京城周围建立一个中立地带。日本又拒绝了英国的建议，那是因为他们对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成竹于胸。希望彻底落空了的李鸿章，同时又延误了清国在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直到和平解决的希望彻底破灭，李鸿章才不得不下令向朝鲜增援。

夏天是太平洋季风来临的时候，中日甲午战争，同样以不可逆转的风雨之势扑面而来。

第八章　伤心与耻辱

1894年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海面不宣而战，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消息传来之时，李鸿章知道命运躲不过了，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8月1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李鸿章被任命为清军的最高统帅。第二天，圣旨又下，李鸿章被暂停穿黄马褂和戴三眼翎的资格，最高统帅的位置不变。朝廷这一举措，可以看作是对李鸿章前一段工作的不满，也是对李鸿章的警示和激励，希望李鸿章振作起来，在战争进程中有一个良好表现，以重新取得穿黄马褂的殊荣。

战争从一开始就朝着李鸿章最不愿看到的局面直转而下。因为准备仓促，战争自开局时起就陷入了被动。李鸿章曾数次致电刘铭传，让他出任前线主帅，但刘铭传以身体状况为由，拒绝了李鸿章的安排。刘铭传的不愿担当，使得清军在前线一直没有主帅，各部队之间缺乏统一调度。9月15日，平壤之战打响，双方分别投入约17000兵力，分大同江南岸、平壤玄武门外、平壤城西南3个战场展开厮杀。清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李鸿章的淮军旧部、统帅叶志超贪生怕死，下令停止抵抗，全面撤退。日本占领朝鲜全境。当叶志超和他的部队在6天内狂奔500里，渡鸭绿江回国时，后方指挥战斗的李鸿章竟一直得不到确切情报，更谈不上及时阻止和指挥了。当光绪询问战事进展时，一无所知的李鸿章不得不跟光绪打起了马虎眼，说叶志超在牙山一带打死了日军1000多人。当李鸿章随后得到叶志超逃跑的消息后，大惊失色，严令叶志超不准再退，否则军法从事。

邓世昌

接下来对李鸿章最大的打击就是“黄海大战”了。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双方摆开阵势，展开决战；北洋舰队投入战舰10艘，日本战舰投入12艘。战斗持续5个小时，结果清国军舰沉没4艘。北洋水师致远号管带邓汝昌负伤力战，致远号在遭受重创的情况下，开足马力，力图撞沉日方先锋舰吉野号，不幸中敌鱼雷，随全舰绝大部分官兵牺牲。经远号管带林永升、定远号管带刘步蟾、镇远号管带林泰曾皆奋力苦战，重创日旗舰松岛号。

林永升

刘步蟾

“黄海大战”的战败，使得清国丧失了制海权，在这场立体的战争中，已呈颓势。紧接着，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接连激烈交战，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日军以摧枯拉朽的方式进入中国境内。

东北此时已进入严寒的冬天，这一年的冬天，天降大雪，滴水成冰。在东北，空气中散发着雪的凛冽，也散发着血的腥味，整个战场遍布着绝望。11月5日，日军进攻金州，驻守金州的清军将领徐邦道向驻守大连的守将赵怀业请求援助，但此时，赵怀业早就逃得没有人影。恼怒的李鸿章在得知情况后，命令刘盛休部和晋军提督程之伟部火速赶往大连。刘盛休的回答则是：部队的枪支弹药在鸭绿江边都丢失了，无法上阵；晋军程之伟部传来的消息则是：为防腹背受敌，部队已主动撤退。李鸿章气急败坏，他在给前方将领的信札中大发雷霆，如果战争再失败，就让他们“投海自尽”。

11月7日，大连陷落。在大连，日本军队获取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包括621支枪、129门大炮、3300万余发枪弹、250万发炮弹。黄昏时分，城内漫天大火，风雪之中日军把中国百姓不分老幼赶到城外进行报复性屠杀，鲜血将护城河上的薄冰融化。同一天，60岁的慈禧在紫禁城庆祝她的“万寿吉日”。后来，内务府的账本上记载着为慈禧过生日所花费的银两，总共在1000万两白银之上。那一天早晨，慈禧心情无比之好，她身穿缀满珠宝的礼服，显得华美雍容，青春焕发。韶乐声中，皇帝、皇后以及文武百官分别行跪拜大礼。李鸿章没有参加这样的盛典，仍在天津指挥着前方战事，那一天，李鸿章心急如焚焦头烂额，24小时内竟发了16封电报！

慈禧太后的生日庆典达到高潮的时候，旅顺紧跟着大连陷落。4天之内，日本军队开始全面屠城。几天后美国报纸报道说，这4天中，日军共杀害了约6万名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和儿童，只留下36名男子，为的是掩埋尸体。

1895年1月30日，已登陆集结完毕的25000名日本陆军，向驻扎在威海卫南帮炮台的3000名清守军发动攻击。清国守军英勇抵抗，在战斗中，日军一少将阵亡。南帮炮台沦陷。2月初，威海陆地全部失陷后，日军从水陆两路进攻刘公岛、威海港内的26艘北洋舰队。丁汝昌坐镇刘公岛，殊死抵抗，先后击退敌8次进攻。旗舰“定远号”中敌鱼雷搁浅，在刘步蟾的指挥下仍旧还击，弹药告罄后自炸战舰而亡。丁汝昌誓死不降，被胁迫软禁，服毒自尽。继任者“镇远号”管带杨用霖以自杀拒降……

那一段喋血的日子充满着悲壮，也充满着忧伤，对于李鸿章来说，仿佛世界末日将要来临。威海卫的陷落对于清国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山东去北京的道路已经门户洞开，日本从东北和山东两路，对北京形成包围之势。清国万般无奈，提出了和平倡议。斡旋期间，战事仍继续在山东和东北两地进行。2月下半月，清军在宋庆等将领的率领下，在海城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争战，但还是没有控制住战争的局面，日军仍向华北腹地接近。情势已危急到京城，虽然朝廷集结了20万左右的人屯聚在直隶北部，但北京的失陷，看起来不可避免。

在甲午战争中，可以说，受打击最大的，就是李鸿章了。战场的主力，几乎都是李鸿章的淮军嫡系。那段时间，李鸿章不时地听到传来一个又一个晴天霹雳。这种莫名其妙的溃败方式，让李鸿章比谁都苦涩，比谁都委屈，也比谁都愤懑。他的朋友吴汝纶曾经回忆说：“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甲午战争结束，李鸿章就像一个身败名裂的赌徒，将自己所有的家当和名声输得干干净净。

甲午战争为什么会失败？现在总结起来，当然能找到很多原因，比如说制度和职责上的含混不清。清国君主帝制徒有其表，在调动和掌控全局上力不从心，它甚至无法调动整个国家的力量来与另一个国家对抗。甲午战争是中国与日本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但这个现代战争的指挥却落在李鸿章这样一个省级官吏的肩膀上，整个甲午战争就像是李鸿章在以他直隶和北洋水师的力量与日本举国军队作战。但最根本的，应该是国力原因，腐朽呆板的大清王朝不仅仅在国力上已落后于日本，而且在整个气韵上也呈垂垂暮气。相反，对手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之后，学习了西方很多的科技和管理，不仅仅在国力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且整个国家也呈现出巨大的朝气，新的国民们以国家之事为己任，将自己的一切与国家的沉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方式，使得这个新兴的国家有着一种令人生畏的原动力。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和国民在思维方式以及理解能力上有了质的飞跃，科学和理性的思维方式占据了主流，整个国家的效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从军队本身来说，当时日本军队中那种来源于西方的精制而周密的准备、缜密的思考方式可以说是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所鲜见的，在日本军队中，已使用了西方军事当中的战法与阵法。这样的阵法与新式武器结合紧密，力量是巨大的。虽然李鸿章的淮军也是一支久经沙场的常胜军，曾经以剽悍的作风击败过太平军以及捻军，而北洋水师也沿用了西方军事的一些训练并且聘请了外国军事顾问，但在淮军中，那种理性而缜密的思维方式并没有深入人心，有的只是一些皮毛和表面，相比日本军队的现代方式，作风剽悍的淮军因为组织和战术上粗糙而随意，同时缺乏现代战争的多兵种的协同作战方式，只能算是中世纪的兵勇，算不上是一支现代意义上的部队；而那种一对一之间的捉对厮杀，在两军的热兵器对垒中，往往无从发挥。更何况由于久疏战争，此时的淮军早已是今非昔比了。至于北洋水师，丁汝昌对于海军的不熟悉，掌控能力较弱；经费严重不足、训练和作战水平差、军纪不严等，也是失败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清国的军队在对现代军事的理解上和运用上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部队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从实力上说，是国力上的原因，而具体到军事上，则是组织、管理、协调、意识等方面的失败。全方位的落后，导致了甲午战争一败涂地，失败得窝窝囊囊，失败得稀里糊涂，失败得莫名其妙……李鸿章又有什么办法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悲愤和认命了。

朝廷向日本提出了议和的倡议。输光了的李鸿章愧于与日本人面对面，当恭亲王试探着让李鸿章前去日本议和时，李鸿章回信说：“在下与张荫桓等人再三商量，觉得现在只想派一名忠实可信的洋员前往，既容易得知对方的意图，又不会引起对方的怀疑。”李鸿章选定的这个人物，就是在天津海关工作20余年、对李鸿章忠心耿耿的德国人德璀琳。李鸿章在同一封信中写道：“德璀琳在天津工作20多年，对我很忠心，中法议和等事他都暗中相助。先前伊藤博文到天津与我订约时，他认识伊藤幕僚中的一位英国人，于是又从中相助，很是得力。如果让他前去日本酌情办理讲和一事，或许能够得到转机。”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得知清政府准备派洋人来日本代为商谈议和事项之后，马上与首相伊藤博文进行商议。在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日本当然不想立即收兵，他们想再次扩大战果，占领东三省部分领土，以此来逼迫清国做出更大的让步。更何况，中国政府此时派来的是一名洋人，很可能是来打探虚实的。因此，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商定不见德璀琳，迫使中国政府派出更有资格的代表。

德璀琳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地回到中国。1895年2月1日，清政府又派张荫桓和邵友濂二人赴日，到达日本人指定的谈判地点广岛。第二天，双方互换国书。伊藤博文发现张荫桓和邵友濂所携带的国书文字中有“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内容，认定二人授权不足，与国际谈判惯例不符，拒绝与他们谈判。张荫桓和邵友濂急忙写信给陆奥宗光，申明光绪皇帝的确向他们授予了议和全权。日本方面依然不依不饶，甚至驳回了张荫桓和邵友濂发电报给国内修改国书文字的请求，还借口说广岛是日本军事重镇，不许闲杂人员逗留，将张荫桓和邵友濂赶到了长崎。

就在张荫桓和邵友濂被日本政府拒绝的当天，伊藤博文与使团随员伍廷芳进行了一次谈话。伊藤博文问伍廷芳：“你方为什么不派遣重臣来呢？请问恭亲王为什么不能来敝国？”伍廷芳答道：“恭亲王位高权重，无法走开。”“那么李鸿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议和，贵国怎么不派他来？”伍廷芳随之反问：“我今天是和您闲谈，那我顺便问问，如果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伊藤博文自然能够听出伍廷芳的弦外之音，回答得也是滴水不漏：“如果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还是符合国际惯例，必须拥有全权。”

就在这次谈话前后，日军取得威海卫战役的胜利，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失去了与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最后筹码，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

李鸿章哪里想当这个议和大臣呢？无奈的李鸿章只好通过驻英公使龚照瑗，向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透露自己的委曲，并请金伯利从中斡旋。李鸿章表示自己很不愿意承担与日本谈判这一费力不讨好的任务，认为日本不应该拒绝张荫桓，因为此人曾任驻美公使，有很丰富的外交经验。金伯利劝慰李鸿章说：“日本自然要求中国全权大臣是一个名位显赫的人物。在我看来，为了中国的利益，无论如何李中堂都应承担此项任务。虽然这可能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我也同情你勉为其难，但相信你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这样一项重要贡献。”

1895年2月22日，李鸿章奉旨进京。此时，日本人再次向清政府表示，如果要和谈，不仅要清政府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而且要求割地！慈禧气急败坏，借口肝气发作，对于议和一事，不愿表态，只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进京次日，光绪帝在乾清宫召见李鸿章并诸大臣，围绕是否割地问题，朝廷意见不一，乱作一团。翁同龢依旧信誓旦旦地空谈，宁愿赔偿绝不割地。恭亲王奕䜣为首的一干大臣则认为，如果不答应割地，日本人恐怕不会与清廷议和。现在形势危急，日本军队的锋芒已指向北京，为保京师无恙，只能顺从日本人的心愿。

满朝大臣，一片义愤填膺，但具体到如何解决问题，一个个束手无策，并且，谁都不愿意背上遗臭万年的罪名，去接这个烫手山芋。李鸿章自然也不愿意。经办外交多年，李鸿章早尝够了“卖国贼”的滋味，所以，他一定要得到清政府的全权授权，才肯出使日本。并且，李鸿章知道向来以“清流”著称的翁同龢以后肯定会说风凉话，把恶果归罪于他，于是在朝上要求与翁同龢和一起去日本。翁同龢哪里肯接这个要命的差事呢，他慌忙闪避：“如果我办过洋务，我肯定不会推辞。而我在这方面是一个生手，此事责任重大，我干不了。”

去日本之前，李鸿章为了寻求支持，确切了解各国列强的态度，再次奔走于各国使馆。只可惜此时各国要么已与日本沆瀣一气，要么暗中打着自己的“小九九”，准备坐收渔翁之利。李鸿章的求助行动并没有结果。

3月4日，光绪正式发出了全权证书，宣布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14日，李鸿章等人乘坐德国轮船“礼裕”、“公义”号，悬挂“中国头等议和大臣”旗帜，启程直奔日本马关。随从出访的有李鸿章嗣子李经方，随员伍廷芳、马建忠，以及美国顾问、前国务卿科士达等。航行在大海之上，李鸿章的心情尤其复杂，此去东瀛，算是赴一场名副其实的“鸿门宴”，国恨家仇，着实难堪。头顶上太阳闪烁着白光，强烈而灼热，对于李鸿章来说，这样的阳光太残酷了，仿佛剥光了他所有的一切；海水是平静的，可对于李鸿章来说，那寥廓无边的深蓝底下，是无边无际的耻辱……李鸿章就是在这样的伤心绝望的情绪中，来到了日本马关。

在那段时间，位居太平洋当中的日本列岛，一直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一个“蕞尔小国”终于战胜了泱泱的大清，当然要举国欢腾。日本报纸把这场戏剧性的胜利比喻成2000多年前越王勾践对吴王夫差“卧薪尝胆”的复仇。对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这个岛国一直耳濡目染，熟悉得甚至胜过自己的历史。这么多年来，这个飘摇在海洋中的岛屿国家一直没什么喜事，他们终日小心翼翼，委曲求全；而现在，他们终于以一场大胜扬眉吐气了。几乎每个日本城市的街道边，都悬挂着各式各样的标语和横幅，每天早晨或傍晚，很多人都自发地聚集在一起，举行一场游行庆贺一下，他们当中，有的吹着喇叭，有的吹着号角，更多的人则是在呼着乱七八糟的口号。有时，他们也排列着各种各样的方阵——马车方阵上，有身着节日装束的神父、欣喜若狂的孩子、市议会的议员；花车上，有人用竹竿挑着纸糊的或柳条编成的人头，那代表被斩首的中国人。繁闹的狂欢中，也有很多事故产生：酗酒打架时有发生，一些浪人更是趁火打劫，偷窃钱财，甚至调戏良家妇女……总而言之，在那段时间里，整个日本都在进行着一场狂欢，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也在这样的狂欢中上演了。

马关，这个无足轻重的小地方，更是狂欢的焦点。此时，马关已成为清国和日本，甚至包括西方列强关注的中心。当马关成为日本和清国谈判地点的消息传出之后，有很多日本人从四面八方专程赶到这里，他们当中有记者，有贵族，而更多的，则是各界平民。他们和当地人一起，每天守候在清国使团来来往往的路上，举着国旗，呼着口号。然后，他们就从报章上寻觅一切有关谈判的消息。他们关心着谈判的进展，关心着自己国家的命运，也关心着那个从清国来马关的首席谈判大臣的一言一行。

在马关，李鸿章经历了人生当中最耻辱的时光。当李鸿章在半个多月后带着赔偿、割地、枪伤以及耻辱离开这块土地时，他曾发誓决不踏入这块土地，并陷入了长久的孤独和愤懑之中。对于个人所发的誓言，李鸿章做到了——一年之后，当李鸿章环游欧洲列国再次途经日本换船时，李鸿章死活也不肯上岸，只是在两船之间搭一个木板，然后在别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了过去。李鸿章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表达着他的愤懑。这样的誓言，看起来坚固无比，但实际上，却是那样的单薄脆弱，这样的做法，与其说是沉毅、坚韧和顽强，倒不如说是一种对刻骨铭心耻辱的无奈和逃避。

马关议和之地春帆楼，本是日本医生藤野玄洋于1862年开办的诊所。春帆楼地处高地，风景秀丽，附近有一处温泉可供休养。藤野玄洋医生死后，其女美智子不通医术，但独具慧眼，在这里开办了一家河豚料理店。春帆楼的名字，还是伊藤博文取的。年轻时，伊藤博文就经常在马关一带活动，经常光顾美智子的河豚料理店。担任内务大臣后，伊藤也经常来这里，有一天，食至兴起的伊藤博文从楼上远眺关门海峡，见到不远处的大海碧波荡漾，阳光下片片渔帆闪亮，伊藤博文联想到自己别号春亩，不由兴致大发，喊来老板，将店名改为“春帆楼”。伊藤博文选定“春帆楼”作为中日谈判地点，显然，他就是想在这个诗情画意的地方，轻松地吃下清国这条鲜美的“河豚”。

春帆楼

1895年3月20日午后2时半，李鸿章一行登上春帆楼。春帆楼上，放着一长方形会议桌，旁边，摆放着10多把椅子。日方还特别在李鸿章的座位边安置了一只痰盂，大约是有意无意地提醒着大家，这位清国全权大臣已值暮年，垂垂老矣。伊藤博文为谈判颁布了四条规定：一是除谈判人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入会场；二是各报报道必须要经新闻检查后方可付梓；三是除官厅外，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四是旅客出入，均必须由官厅稽查。此外，伊藤博文还特别宣布：清政府议和专使的密码密电，均可拍发，公私函牍概不检查。从表面看上去，好像日本人对李鸿章和清国使团非常客气，其实，日本人已成功破译清廷的密码，而且，在谈判过程中甚至了解到清国使团此次来日本的赔款底线是2万万两白银，因此早就成竹在胸。

3月21日，在与李鸿章的首次谈判中，伊藤博文向李鸿章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一线所有城池和堡垒，驻扎在上述地区的清朝军队要将一切军需用品交与日本军队；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由日本军官管理；停战期间日本军队一切驻扎费用开支由清政府负担等等。伊藤博文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如果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个停战条件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如果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正好就此再战。尤其狡猾的是，伊藤博文此时隐藏了日军正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在日军占领台湾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

《中日马关条约》谈判情景

春帆楼上，中日两国代表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

3月24日下午4时，中日第三轮谈判结束后，满腹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车返回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乘坐的汽车快到驿馆时，人群中突然窜出一名日本男子，在卫兵未及反应之时，朝李鸿章脸上就是一枪。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潜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

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倒在血泊之中。随员们赶快将其抬回驿馆，由随行的医生马上进行急救。幸好子弹没有击中要害。过了一会，李鸿章苏醒过来。一个人潜在的力量只有在遭遇危险时才能激发出来，而他的潜能也因而得以呈现。李鸿章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面对此突发事件，异常镇静，除了安慰随行外，不忘叮嘱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的官服，73岁的李鸿章算是找到了一点安慰，他一声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李鸿章的伤口在左眼下一寸的位置。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并没有伤到眼睛。德国驻日公使馆的医生赶来为他看病。各国医生会诊之时，日本医生建议开刀，但德国和法国医生坚决反对。理由是既然这颗子弹对李鸿章眼睛的正常工作无害，不如暂时留在体内，如果贸然开刀，将会危及李鸿章的性命。

李鸿章在日本遇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各国纷纷谴责日本这种不顾外交人员安危的行为，日本一时显得非常被动。行刺事件发生后，马关警方很快抓到了凶手。经审讯，此人名叫小山丰太郎（又名小山六之介），21岁，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小山六之助的想法与日本政府此时的意图大相径庭。日本政府本来拟就的谈判方略是借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然后见好就收。伊藤博文最担心的是虎视眈眈的西洋各国借机挑起对日本的战争，坐收渔翁之利，趁火打劫，毕竟，日本也在甲午战争中耗尽了力量，而小山丰太郎的行为恰恰无异于授人以柄。难怪伊藤博文闻讯后气急败坏地发怒道：这一事件的发生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日政府没办法，只好答应“无条件停战”。

4月10日，李鸿章伤势稍好转之后，中日双方又就甲午战争展开第五次谈判。中国的和约修正案送达日方。由于李鸿章的伤势渐愈，亲自参加了会议。陆奥宗光因病未能出席。中方出席人员有李鸿章、李经方、伍廷芳、马建忠、罗丰禄。日方出席人员有伊藤博文、伊东巳代治、井上胜之助、中田敬义、陆奥广吉、楢原陈政。

双方握手后，入座，寒暄数语。

伊藤博文：“李伯爵阁下出乎意料地迅速痊愈，今日光临此会，实感欣幸。”

李鸿章：“敝人所以出乎意料地迅速康复，完全由于贵国两陛下圣恩，特派名医治疗所致。在深表谢意同时，敬谢两阁下之特殊关照。”

伊藤博文：“阁下如此迅速痊愈，主治医生亦有大功。”

李鸿章：“确实如此。……听佐藤总监说，陆奥外务大臣身体违和，热度甚高，现已减轻否？”

伊藤博文：“陆奥子爵患流行性感冒，昨日热度甚高，今日仍未痊愈，令人挂念。”

李鸿章：“想已服用解热药，尚未奏效？”

伊藤博文：“较昨夜略有好转。”

李鸿章：“食欲减退否？”

伊藤博文：“减退甚显。”

李鸿章：“热度高时，食欲即不振。”

伊藤博文：“四周前，敝人曾患感冒症，幸平素健壮，迅速康复。”

李鸿章：“阁下健壮如铁，理应迅速康复。”

伊藤博文：“敝人双亲今犹健在，尤以家严年逾八旬，仍然矍铄。”

李鸿章：“实令人钦羡不已，不知现居何地？”

伊藤博文：“现居东京，该地乃敝人故乡。”

李鸿章：“阁下系长门人，敝人素有所闻。距此地遥远否？”

伊藤博文：“不远，仅二十公里。”

李鸿章：“敝人经常研究贵国知名人士出生地，得知萨摩和长门之人甚多。”

伊藤博文：“我长萨二国，犹如贵国之湖南、安徽。”

李鸿章：“是。湖南如萨摩，安徽如长门，（微笑）而现在安徽败于长门。”

伊藤博文：“说长门战胜了安徽，此说不当，（微笑）其实是日本战胜了中国。”

李鸿章：“如易地而处，若敝人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完成阁下成就之一半。”

伊藤博文：“否！若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可观。”

李鸿章：“阁下为贵国所作之贡献，皆系本大臣所愿为，但如易地而处，在我国当前形势下，恐亦深感极难办理。”

伊藤博文：“树大招风，凡在高位，均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不可说绝无其事。”

李鸿章：“但贵国上有英明睿智之君主，复得贤相之辅弼，采纳献可替否之谏言，呈现野无遗贤之景象。国中才能出众之人，齐集于朝廷，各遂其志，各安其所。敝人耳闻目睹贵国之长足进步，实不胜钦羡。”

伊藤博文：“当今皇帝陛下，大政维新时虽尚在冲龄，但天资聪颖，重用贤才，知人纳谏，万机亲裁，破除旧习，施日新月异之开明新政。”

李鸿章：“正因如此，方能使举国贤能云集于朝，专心致志，报效国家。”

双方寒暄一段时间之后，转入正题。话题转过来之后，伊藤的口气显得很冷酷，李鸿章刚坐下来，伊藤就无理地提出要求：“中堂只能回答允、不允两句话。”

李鸿章：“难道不准分辩？”

伊藤博文：“可以，但是不能减少。”

李：“既知我国为难情形，则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为。（进行实质性话题）”

……

伊：“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巨矣。（清国的弱势，是李鸿章无法在谈判中取得主动权的根本所在。）”

李：“赔款如此，固不能给，更巨，更不能给。还请少减。”

伊：“万难再减。此乃战后之事，不能不如此。（强硬态度毕现。）”

……

李：“中国战后声名颇减。”

伊：“中国财源广大，未必如此减色。”

李：“财源虽广，无法可开。”

伊：“中国之地十倍于日本，中国之民四百兆，财源甚广，开源容易，国有急难，人才易举，即可用以开源。”

……

李：“奏如不允，尔不能去，尔当设身处地将我为难光景细为体谅。果照此数写明约内，外国人必知交将借洋债方能赔款，势必以重息要我。债不能借，款不能还，失信贵国，又将复战，何苦相逼太甚！”

伊：“借债还款，此乃中国之责！”

李：“不能还则如之何？”

伊：“已深知贵国情形为难，故减至此数，万难再减。”

李：“总请再减。”

伊：“不可减矣。”

……

李：“总之，现讲三大端，二万万为数甚巨，必请再减；营口还靖退出；台湾不必提及。”

伊：“如此，我两人意见不合，我将改定约款交阅，所三只能如此。为时太促，不能多办。照办固好，不能照办，即弃驳还。”

李：“不许我驳否？”

伊：“驳只管驳，但我主意不能稍改。贵大臣固愿速请定和约，我亦如此。广岛有六十余只运船停泊，计有二万吨运载，今日已有数船出口，兵粮齐备。所以不即出运者，以有停战之约故耳。（威胁）”

李：“停战期满，可请展期。”

……

李：“赔款还请再减五千万，台湾不能相让。”

伊：“如此，当遗兵至台湾。”

李：“我两国比邻，不必如此决裂，总须和好。”

伊：“赔款，让地，犹债也。债还清，两国自然和好。”

李：“索债太狠，虽和不诚。前送节略实在句句出于至诚，而贵大臣怪我不应如此说法，我说话甚直，台湾不易取，法国前次攻打尚未得手，海浪涌大，台民强悍。”

伊：“我水师兵弁不论何苦皆愿承受，去岁北地奇冷，人皆以日兵不能吃苦，乃一冬以来我兵未见吃亏，处处得手。”

……

中堂起席，与伊藤作别，握手时再请将赔款大减，伊藤笑而摇首云不能再减而散。

在谈判过程中，李鸿章还开玩笑地提及要聘请伊藤博文当任清国宰相。

李鸿章：“（微笑）愿向我国政府建议，礼聘阁下为敝国宰相如何？”

伊藤博文：“（亦微笑）敝人一身已献给我国天皇。如蒙陛下恩准，不拘何时，亦不拒绝为贵国竭尽微力。”

李鸿章：“如贵国皇帝陛下恩准，阁下能否应我国之礼聘？”

伊藤博文：“博文之区区一身，既已属于我皇帝陛下，如陛下不允，亦无可奈何，敝人或进或止唯皇帝陛下之命是从。如陛下恩准，敝人将不避艰难，舍身为贵国效力。”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开辟内河新航线；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李鸿章在这份条约上签字的手，一定是颤抖无力的。在草约上签字的时候，李鸿章突然想起了他临行前恭亲王率领全体军机入奏皇帝的奏折上有这样一句话：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故。听着这句话，李鸿章当然差一点老泪纵横。

1895年之后，李鸿章像被水淹过的一座土山一样坍塌了，在此之前，这座山峦曾经气冲霄汉，巍峨矗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鸿章犹如一个赌徒一样，输掉了自己毕生的积蓄。但李鸿章还是克制住自己巨大的悲伤，像一个职业外交家一样，尽力用外交弥补自己的过失。而后，他把自己封闭在冷静的沉默中，就像一只受了伤的老虎，一边舔着自己的伤口，一边思考着对策，隐忍，等待，梦想着伺机一击。只可惜，李鸿章没有等到出击的那一天。以后的日子更加阴晦，在他面前的，是更多的麻烦和郁闷；是寒冷，那仿佛来自极地之侧的冰寒。

第九章　羞对后生

在马关，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见面是第二次了。

这对同时被称为“东方俾斯麦”的传奇人物一生中见过三次面。一次是1885年在天津会谈朝鲜问题；一次是1895年在日本马关谈判；另一次则是戊戌变法失败前夕在北京，当时伊藤已辞去了首相职位，以私人身份来到清国。第一次见面时，心高气傲的李鸿章哪里会把伊藤博文这个小字辈放在眼中呢，对于日方的无理要求，李鸿章当然不买他的账，很是说了一段硬话给日本人听。日本人是很懂得隐忍的，伊藤博文态度异常谦恭，看起来似乎一直在聆听李中堂的训导。但李鸿章还是上了这个小字辈的套，在朝鲜的宗主国问题上，承认了日本对于朝鲜的优先监管权，签订了“授人以柄”的《中日天津条约》。这一次李鸿章给伊藤博文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这个孜孜不倦推进古老帝国改革的老人，伊藤博文也非常崇敬。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相见时，双方的地位和情况有了很大改变。李鸿章是战败国的代表，也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伊藤博文却是战胜国的总理大臣，在年龄上也是如日中天。李鸿章是以赔款乞和的身份来的，在他的身上，已远没有当年长者的傲慢了，有的只是内心当中的屈辱和悲愤。甲午战争可以看作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彼此倡导本国近代化的试金石，现在检验结果出来了，伊藤博文大获全胜，李鸿章则一败涂地。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一场战争不仅仅输光了他的全部家当，也使得他关于清国中兴的希望彻底破灭。这样的结局，就如同当年的诸葛亮与司马懿，诸葛亮殒命百丈原，而司马氏最后却取得了天下。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老戏新唱，而每一次历史的重演，总是让人徒生感叹。

纵观伊藤博文的一生，这个为日本维新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兴之臣”，在思想上同样也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年轻时的伊藤博文是一个革命者，20多岁时，冲动而排外的伊藤博文曾亲自参加了焚烧英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极端行动。但很快，伊藤博文完成了他思想上的巨大转变，经过深入思考，伊藤博文认识到靠驱逐和排斥是振兴不了日本的，只有向西方学习，强大自己，才能使日本走上一条复兴之路。

青年时期的伊藤博文

实际上伊藤博文只是日本第二轮明治维新的领导人。第一轮明治维新领导日本工业化进程的，是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当时的身份是参议兼内务卿，是他领导了日本最初的西化运动。大久保利通在遭遇国内各种复杂的矛盾遇刺身亡后，伊藤博文接替了他的位置。上任伊始，激进的伊藤博文很快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一位名叫高砂的相扑高手宣称要在东京举办公开的相扑表演。这种行为完全可以看作是对于政府禁令的挑战，因为在此之前，明治政府曾明令禁止相扑这一日本的传统运动，理由是相扑丑陋而愚昧。没有想到的是，高砂的这一挑战政府权威的行动竟然得到很多日本人的支持。虽然警察出面干涉，但高砂和他的支持者们仍旧坚持比赛。最后，只好由天皇出面，亲自举办并出席了一个相扑表演会，算是恢复了这场运动。

相扑手的挑战和民众的不满，让伊藤博文不得不仔细思考国家的发展方向，也反思了改革的方式。伊藤博文从这样的事件中看到了日本国内存在的日益高涨的民权运动的威胁。当时的日本，情势错综复杂，由改革引起的矛盾已凸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西风东进中睁眼看世界的日本民众开始有意识地捍卫着自己的权利了。在复杂的各种势力中，自由民权运动算是日本推进改革的最大的民间力量，作为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组织，这个运动呼唤宪法，要求开设议会和国会。除此之外，政府还不光面对自由民权运动的力量，还要面对以天皇为首的宫廷派势力。宫廷派的要求与自由民权运动又不一样，他们要求宪法必须是一部钦定宪法，必须由天皇总揽统治权。在政府内部，激进派的大隈重信反对天皇总揽大权，建议采用英国政党内阁体制，由国会取得多数席位的政党组阁，在两年后选举议员，第三年召开国会。对于伊藤博文来说，他是不赞成这种自由主义方式的，在伊藤看来，日本有着日本的国情，改革不能忽略历史和文化，天皇的最高权力是不容置疑的。伊藤的改革思想与大隈重信发生了很大的矛盾。伊藤博文把制宪过程中的有关情况向明治天皇汇报之后，天皇罢免了大隈重信，宣布将召开国会的日期定为明治23年。

在形势的压迫下，伊藤博文清楚地意料到，简单的拿来主义已不能推动日本社会的进一步变革了，必须制定宪法设立议会，从根本上确定日本的国家性质和政权结构，界定天皇、各派之间、基层平民的权力和责任，从而避免各方之间的矛盾，化解尖锐对抗，让各方面在宪法之下形成合力。否则，以这样混乱的局面，政府本身很可能被暴力推翻。

也就是从那天起，伊藤在忙于各种事务的同时，将工作重心转向宪法的制定，全身心地为日本宪法的制定做着准备。伊藤博文为日本制定宪法的过程，是一个苦心孤诣走钢丝的过程。

在得到明治天皇的支持后，伊藤博文独揽了制宪大权，随后，开始了一步步实现其渐进改革的制宪计划。

如日中天的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选择德国作为制定宪法的样板国。1882年，伊藤博文来到了德国，花了一年多时间学习德国的宪法制定经验。伊藤博文先是向宪法权威学者格奈斯学习，格奈斯特派助手毛斯每周为他讲解3次宪法。然后，在维也纳大学，斯坦因教授为他讲解了英、法、德政体的沿革。伊藤博文甚至为宪法问题向德皇威廉一世请教。回到日本之后，伊藤博文建议成立了起草宪法的专门机构，任命同样崇尚德国宪法的井上毅为起草人。这是一个分步骤落实君主权力、限制政党权力的国家体制的设计过程。在宪法实施之前，伊藤先期实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对于宪法的实施进行预热，以适应制定宪法的需要。

确保绝对的皇权是伊藤博文立宪的指导思想。在伊藤博文看来，日本数千年的封建性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可以推翻，历史必须延续，如果强行割裂历史，必定要引起动乱和人心的不安。在这一点上，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的思想如出一辙。伊藤博文感慨日本没有基督教那样的宗教凝聚人心，只有皇室，才能成为社会运转的机轴。为此，在伊藤博文设计的宪法中，天皇的大权是体制的核心。除宪法规定之外，伊藤博文还专门制定了皇位继承、皇族名分和皇室财产的《皇家典范》，皇家事务超然于宪法、国务和议会之上。为制衡由政党组成的众议院，他设计了主要由天皇任命、不经民选的贵族院，权力凌驾于众议院之上。这个7部76条组成的宪法，在第一章的17条中就规定了天皇的绝对权力，确认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并拥有统帅军队以及对外宣战等一切大权。与此同时，在臣民之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中，《宪法》宣布日本人民有各种权利和自由。同时在贵族院里强化维护皇权的屏障，发布《华族令》，将维新以来的公卿、大名、神官、在朝的维新的大臣，按照公、侯、伯、子、男分为五等爵位，使他们成为新华族。

从总体上来说，伊藤的做法是相当智慧稳妥的，他是以一种平衡和妥协的方式，从法律上确立那些新兴阶层合法的政治地位，让这个代表着活力的阶层合法化。

1885年，伊藤博文提出官制改革，他提出，应该有一位总理大臣统领所有专任大臣，执掌政务，制衡议会。伊藤博文获得了天皇的认可，出任日本历史上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

1889年2月11日，是明治天皇改国号的第20个纪元节，东京飞降大雪，在大雪中，日本皇宫里举行了隆重的颁布宪法的仪式。这一天，距伊藤博文酝酿制定宪法那一年，已近10年，也就是说，伊藤博文整整用了10年的时间来打造国家的根本大法。伊藤的行为，真是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第一部宪法，它是对各种势力的规范，也是对明治维新的一次总结。由于在此后的诸多事宜中，有一部《宪法》作为准则，日本政治既减少了皇室中个人的“随意性”，也减少了来自民间各种势力的干扰，并且赋予了伊藤放开手脚工作的权力，这也使宪法成为伊藤的“护法大神”。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化解了日本尖锐的社会矛盾。自此之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极端西化的做法被慢慢遏制。日本社会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些场景：西服流行的同时，和服被当作最华丽的礼服保留了下来；酒吧多起来了，茶室依然是人们的精神净地；西洋歌剧开始唱响，能剧和歌舞伎仍旧余音袅袅；油画开始绚丽夺目时，浮世绘照样受人欢迎，并且很快发展成世界绘画中的一大流派。

显然，与李鸿章相比，伊藤全力架构的“根本大法”，是他的过人之处。日本社会的平稳过渡，应该归功于伊藤博文这个舵手。从伊藤的理解力和知识结构来看，要比李鸿章高好几个层次。伊藤博文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思想宏伟、视野宽广、性格开放的政治家，他的远见卓识、料事如神都是旧知识系统的李鸿章所远远不及的。伊藤博文不仅对于西方的政治体制的架构和理论有着深入了解，而且，对于本国的国情，也有着深入的思考，并且，在某种方面，懂得妥协，懂得减少改革的成本。伊藤博文长期担任日本总理大臣，正是依靠《宪法》赋予的权力，推动了日本的改革步伐。而李鸿章呢，显然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因为缺乏这样的“根本大法”作为参照，李鸿章的改良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并且，行进的步伐经常会受到一些偶然事件的左右，这使得洋务运动更像是“脚踩西瓜皮”一样，滑到哪里是哪里。当伊藤博文驾驶着日本帝国这艘机帆船乘风破浪之际，可怜的李鸿章正身陷各种各样的矛盾泥淖中不能自拔。

当然，联系到清朝复杂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背景，也联系到慈禧和光绪身处的权力现状，这样的感慨必定是一声长叹。在这样的背景中，即使是李鸿章对于“根本大法”有着警醒的意识，在当时那样的情形之下，要做成那样的事，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也难怪李鸿章不具备这样的意识，即使具备，也只有空叹息。

到了1890年左右，明治维新宣告结束。东方的岛国日本，由蚕变蛹，一跃成为一个工业国，但是，与西方工业强国相比，日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何用最快的方式实现赶超，是摆在伊藤博文面前的又一艰巨任务，伊藤博文又在苦苦思索。这时候，伊藤博文需要用新理论来论证和辅佐自己的行动了，很快，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所提出的号召“脱亚入欧”让伊藤博文茅塞顿开——“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待邻国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伊藤博文公开了这样的思想，这种想法，实际上就是针对当时孱弱的东方巨人中国而言。伊藤博文知道，要快速提升日本的实力，只有趁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得奄奄一息的时候，趁火打劫，与西洋列强共进退，加入到武力掠夺的行列——1890年前，是通过改革来促发展，从1890年以后，伊藤的主要思想变成了通过战争来促发展了。

甲午战争进行过程中，当德国人德璀琳拿着清廷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信函刚踏上日本土地之时，就被日本政府下令“限期离开”。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之时，日本政府当然不愿意跟一个“没有资格代表中国政府的人”谈判的。同样，当清廷又改派的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尚书张荫桓以及兵部右侍郎湖南巡抚邵友濂到达日本之后，同样也被日本政府拒绝。也许伊藤考虑的是，他该会会李鸿章了。

1895年李鸿章来到马关求和，正式谈判之前，曾和伊藤博文有一段寒暄，有英文记录。李鸿章说：“中日是最近的邻邦，而且使用同一种文字。怎么成为敌人呢？我们应建立永久的和平与协调，不使我们亚洲的黄种人受到欧洲白种人的侵略。”

伊藤说：“10年前我告诉过你，要改革。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变化或改革？”

李鸿章只能回答说：“我国的事样样都囿于传统，我不能按我希望的事去做，……我希望的过分了，而没有实行的能力，自己深以为耻。”

从谈话来看，李鸿章已没有10年前的倨傲了，此时此地，李鸿章的精、气、神尽失，剩下的，只有无边的悔意和懊恼，然后，仿佛一个小贩一样，不断地讨价还价，甚至连据理力争的资格都没有。在伊藤这样的小字辈面前，已逾古稀的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悲壮而可怜。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这时候李鸿章垂垂欲老，仍坚守在历史舞台，与另一个铁腕人物慈禧一同抱残守缺。伊藤博文此次来华，是康梁向光绪密荐，拟聘请伊藤博文和另一个外国人李提摩太出任洋客卿。这是一个大胆无比的想法。光绪听从了这个意见，想召见一下伊藤博文，初步了解他的思想和建议。伊藤博文来到了北京，李鸿章接见了他。双方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次心。可惜的是，除了议论刚刚平息的戊戌变法以及康梁之外，其他的谈话内容已无人知晓了。想必，暮年的李鸿章肯定会感慨良多，他已知道命运不可违，知道自己的失败已是天意了。

还是惺惺惜惺惺。李鸿章去世之后，伊藤博文对这个老朋友和老对手倒有着高度评价，伊藤博文这样说：“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他的事业充满着开拓者的精神。他建设国家的努力，不但包括军事措施方面，也包括经济政策方面……所有关于李鸿章这个远东大国的没落时期独力支撑富国强兵的理想与实践的研究与评价，也只是开始而已。”

从这一点来看，伊藤博文对李鸿章与他的国家所处的时空状态有着清晰的认识。他知道李鸿章的努力，也知道李鸿章的困窘。他明知一个人在一个大国中传统的力量以及面临的阻力，他也知道一个小国所具有的速度优势，知道如何用速度来弥补自己的单薄，也深知自己国家的底气不足……

把伊藤博文与李鸿章放在一起比较，梁启超似乎是第一人。从梁启超的著作来看，梁启超已经清晰地明白中国近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也明白李鸿章失败的原因。1901年12月26日，即李鸿章死后的第40天，梁启超写成《李鸿章传》一书，开始为李鸿章“盖棺论定”。梁启超认为，在早年的“栉风沐雨之阅历”方面，伊藤不如李鸿章；而李在政治识见和政治处境方面，明显地不如伊藤。梁启超还把李鸿章放在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理性标准下进行评判，指出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指出“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梁启超是说到点子上了，对于李鸿章们来说，既缺乏近代国家思想，更没有近代国民观念，这的确是19世纪中国洋务派官僚的政治通病。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可以说是看得相当准确，他的论断，可以说是触及了问题的本质。

现象总与根本相连。溯本求源，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个人背景、知识结构以及文化背景可以说决定了两人根本的区别。

从本质上说，李鸿章应该是一个传统之“士”。一方面，环绕李鸿章左右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专制制度形成的阴影；另一方面，李鸿章自身的血液里，也流淌着这样的因子。可以这样说，无论李鸿章走多远，在他的身上，自始至终牢牢套着一根无形的绳索。李鸿章无力，也无法挣脱这样的绳索。

也许对于李鸿章而言，数千年的习惯和传统是他面前厚厚的城墙。传统与习惯的无所不在，使得李鸿章在这场前无古人的变革中陷入重重的漩涡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所有的学问都应该是关于人伦道德的，这是“本”，是雕龙之术；至于有关自然的知识，那是下里巴人的事情，是“末”，是雕虫小技。况且，清朝选拔官员的考试从来没有这些内容。中国文化从来就相信道德伦理才是千秋万代，至于其他的，则是可有可无。在这样的世界观下，数千年中他们从未对自己的教育和考试制度加以实质性改变。在中华文化当中，非竞争性的“仁”以及“王道”深受推崇。孔子被神化，他与他的门徒们的言论被教授了数千年，成为支撑整个国家运转和生存的唯一的思想基础。这些思想基础包含了中华民族关于道德理想的最高境界，包含了关于人生动机的疏导和关于社会和谐的终极目标。道德说教甚至取代了宗教，成为了“万世师表”的道德准则。

就这样，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因为出发点的不同而分道扬镳。中国文化走上了一条重经验，轻逻辑，贵领悟，轻理性，重视人际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的中庸之路。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这样的体系，虽说是一种“王道”，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在具体方式上，缺乏落实的手段，完全可以说是美好的一厢情愿。比如说，假如没有科学，社会如何能发展？没有深入的数学知识，科学体系又如何能立住脚？只有通过社会的进步，才能实现国力的增强，只有国力增强了，才是“王道”的基础。——这一切，在中国文化中，都没有具体的论述。所有这些相关的理论与联系，中国文化都视而不见，只是含含糊糊地大肆宣扬着使命感，而对于这种使命感的落实和生根，显然缺乏最有效的手段，也缺乏坚实的基础。

从清国当时政治精英的构成情况来看，撇开八旗弟子，可以说朝廷所有的汉族官员，都是先通过科举，然后一步步升迁的。因为熟读圣贤书，又写得一手好文章，他们可以说是文豪和诗人。这些文豪和诗人自小耳濡目染的，都是文学、道德说教以及历史。他们所有的学问都关于人伦社会，几乎从不涉及自然、地理等任何一门科学。他们对于自然，对于经济，对于生活本身所需要的技术几乎缺乏了解。在洋人们眼中，中国文化奇怪之极，这种文化缺乏足够的实用性，从没有对人们心中所产生的重大问题提出探讨，提出解决的办法，也从不对人类未来将遇到的重大问题进行预示。它们缺乏足够的理性和缜密性，只是一堆“指导”得模棱两可的枯燥说教。在西方人看来，中华文化过于自省，也太过于内向。他们对于社会的约束和管制，竟然通过约束个人行动来达到目的，而不注重公众契约。这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这样的文化极容易陷入自欺欺人的格局，一方面是无力对外界加以干涉，另外一方面又给自己营造出美妙的虚幻光环，并据此认为达到了人生最高境界。

对于这种文化推崇的道德，西方文化也表现出疑问。在对于这个古老帝国足够了解之后，在洋人眼中，这个名义上非常推崇道德的国家，贯穿始终的却是层出不穷的政权斗争，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政治人物各自心怀鬼胎，阴谋和杀戮贯穿了数千年的历史。尽管不断地改朝换代，但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政治等同于权力，等同于阴谋，等同于杀戮。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特殊的文化背景与历史背景，所以当东西方文化直接撞击之后，大中国的文化一下子变得七零八落了。在此之后，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的人物显得特别复杂，尤其是这当中的代表人物更是如此。社会解体的迅速，中西文化的强烈撞击，对于西方文化的生吞活剥以及政治斗争的剧烈、新旧观念的交错，使得这段时间人们的思想经常处于动荡、变化和不稳定当中，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将思想细细地梳理，认真地想一想一种主张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他们只是像小贩一样随波逐流地乱叫一气——先进者已接受或迈向乌托邦，落后者仍抱住“子曰诗云”、“正心诚意”不放。同一人物，思想或行为的这一部分已经很开通很进步了，另一方面或另一部分却很保守很落后。而同时，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可能是先进的，世界观却可能是落后的；意识这一块可能是超前的，生活习性这一块却完全跟不上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构成了那一段时间一幅极其错综复杂的风景。

相对于李鸿章，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以及他的理解力要比李鸿章高出一筹。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要比李鸿章开阔和新颖得多。他学过汉语，受过儒学影响；在倒幕运动中又学会了英语，从西方文化当中学到了很多东西。1863至1864年间，伊藤博文曾经留学英国，时间虽然不长，但所见所闻所学，尤其是对于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亲身接触，已使得他对西方社会有一种直观的感受，思维方式也有很大改变。在英国，伊藤博文亲眼目睹了“统一”和“隆盛”，决意要走一条西方列强的强国路，并下定决心要从改革政治制度入手，“非撤废封建制度不可”。与李鸿章的“盛年不学”不同，伊藤博文在日本政要中一向以“勤学家”和“读书癖”著称，他勤于学习，即使是做了总理大臣后，仍经常驱车至习惯去的丸善书店看书，即使再忙，也经常手不释卷。伊藤博文最爱看西方政治家的传记，《拿破仑传》、《彼得大帝传》等外国“历史传记之类”的书籍，他基本都涉猎过，并且，从此类书中得到很深的启示。后来，伊藤博文承认，“以前实施了的海防献金和保安条令，均是取法于《加富尔传》和《俾斯麦传》”。正因为如此，伊藤博文对西方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军事等都比较熟悉，也有着深入的理解，并且形成了切合实际的看法和主张。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却比李早33年。伊藤博文留英归国后，40多年间，又4次下西洋，4次来中国，在欧美考察的时间一共达5年半之久。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更了解世界的大势和各国的情形。显然，按近代文化标准，伊藤博文要比李鸿章“文明开化”得多，在对西方文化以及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上，也深入得多，这使得他对于事物的看法，对于世界的理解以及在入世的洞察力和掌控力方面更胜一筹。

反观李鸿章，他有着好学的精神，有着改进的欲望，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力也可谓深入。但李鸿章对于西方的了解，显然要比伊藤博文差很多。在深入理解上的薄弱，使得李鸿章在遇到事情时，便有些薄弱和力不从心，那往往表现为就事论事，在做事时缺乏高妙的手段和策略，也表现在对于事物的核心往往缺乏敏感力和觉察能力。以李鸿章的外交为例，李鸿章的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以夷制夷，辅之以息事宁人韬光养晦的原则。中法之战，李鸿章希望利用英德以制法，被证明不成功；中日之战，李鸿章又打算利用俄、英以制日，同样被证明不成功；德国强占胶州湾时，李鸿章又希望利用英、法以制德，还是没有成功。不仅仅都没有成功，反而屡失良机，频频受骗。这些，都由于李鸿章缺乏对于列强本质的认识，缺乏对于世界大势的判断。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谈及对李的印象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在李鸿章的思想中，对于西方真正的精神和思想的理解是浅显的，是支离破碎的。而理解力，往往决定实践水平。比如说在“国家”以及“国民”的理解上，李鸿章们显然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建立“国民国家”却是近代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相比较而言，日本明治维新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国家由封建性转向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完成了“臣民”向“国民”的转化。它的课题一分为二：一是创立日本国，二是形成真正的日本人。前者是民族革命的课题，即建立与其他国家对峙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而后者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课题，为了利用人民的创造性和全体意见支持这个国家，从而实行改革以形成国民。日本较好地利用了西方的“开明之风”完成了“臣民”向“国民”的转化。这种转化是与近代生产力的发展和西方科技的引进与生产同步完成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日本所进行的明治维新比李鸿章所实行的洋务运动要高妙很多。而李鸿章呢，显然他没有意识到“臣民”向“国民”的转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程，在洋务运动中，他只想埋头“就事论事”，“求强求富”只是变成物质甚至只是军事上的单骑突进，这样的结果，势必造成洋务运动的短足，也造成洋务运动缺乏支撑的力量，从而遭受到四周各方的挤压，变得越来越逼仄。最终的结果是，洋务运动不可避免地钻入了死胡同。

漫画马关谈判

或许，将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放在一起比较，论述他们的长短是不公平的。因为李鸿章与伊藤面临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对手，那种潜在的保守力量也不一样。李鸿章所面临的是中国数千年的集权文化，农业社会在发展了数千年之后，到了清代，已经变得严丝合缝、圆润自欺，新生的勃勃的力量，很难有成长空间了。在这种环境下，培植以自由、发展和竞争为主旨的新兴观念和土壤，所面临的阻力，要远远大于那个偏僻的、弱小的、尚不成体系的岛国。以严复为例，便可以看出中日两国的不同。与伊藤博文一样，严复也曾在英国留学，但伊藤博文回日本当了内阁总理大臣，严复呢，回国后只是在北洋水师学堂当了一名教官。李鸿章没有重用他，只是让他出出点子，教教书，直到甲午战争后，才翻译出一本《天演论》。严复的遭遇，只是在重复无数精英的老路，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高人，没有智者，没有思想家，而是成熟过度、自我封闭的制度与环境，毫不留情地把这些高人、智者一代代地闷死、放逐、边缘化。

古老文化也是有拖累的，文化越深厚，负重也就越多；重力最大，行进中所引起的摩擦力也就越大。自然界的有关道理，通用于社会的发展。一个浅显的事实是，一个古老国度负重爬坡时，它所付出的气力，自然要比别人多得多。

从这样的情形出发，也许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李鸿章会选择一条不彻底的方式了。李鸿章对于中国现实和历史，还是异常熟稔的，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他当然会选择一条最稳妥也最现实的改良之路。这样的改良之路虽然漫长，但是中庸安全，容易为体制和人们所接受，也能为既得利益的自己所接受。在李鸿章看来，中国的改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势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分步实施，他自己所从事的，只是第一个阶段；至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风云变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懒得去管那些身后之事了。李鸿章清楚地明白一点就是，如果中国的转变采取的是激进方式的话，那么，形势肯定会直转而下，会变成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的孤军奋战——一方是他，一方将会是整个体制；而他，是打不过这个体制的，在当时，也不会有人打得过。

李鸿章所采取的方法，正是他依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古训，所选择的一条看似最“聪明”的道路。李鸿章就像一只蜘蛛一样，精心缔造天衣无缝的布局，小心缜密，明察秋毫；也因为太小心了，也太明察了，以至于失去成功最本质的东西——胆略。晚年李鸿章就像一只将要出洞寻食的老鼠一样，瞻前顾后，谨小慎微，从不敢越雷池半步。这样的谨慎，是一种老谋深算呢，还是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

李鸿章的“聪明和智慧”终于铸就了他的悲剧；与此同时，伊藤博文的胆大妄为的“愚蠢”却写就了华美的成功。历史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种瓜得豆，永远上演的是荒诞剧和恶作剧。想想自己，想想伊藤博文，李鸿章必定是一声长叹。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都是因果的藤蔓上结下的瓜果。李鸿章所种下的，同样也不例外。只不过，李鸿章晚年所收获的，全是他中年时想努力避免的。

第十章　梦醒时分

1895年4月18日，当面颊缠着厚厚绷带的李鸿章带着《中日马关条约》回到清国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他，众人唯恐避之不及。老于世故的李鸿章一下子意识到自己被抛弃了，他变成了一只该死的替罪羊，而他努力所做的一切，都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李鸿章到了天津以后，称病不出，只是派人星夜进京，给总署呈送了《中日马关条约》的正本。在此后，李鸿章一直留在天津与俄、法、德三国交涉，让他们对日本施压，要求将辽东半岛归还清国。8月28日，当李鸿章销完病假后进京上朝向光绪汇报所有情况后，光绪阴沉着脸例行公事先慰问一番李鸿章的伤势情况后，话锋一转，声音立即变得严厉起来：“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光绪说得义正词严，李鸿章一下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只得“引咎唯唯”满脸尴尬。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紧接着，李鸿章一下子成为了全国公敌，他的照片一下子挤满了大大小小的报纸。其时，适逢著名的昆剧丑角刘赶三去世，有人突来灵感，拟就了一副对联，把李鸿章捎带进去加以痛斥：

赶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市井纷纷扬扬，都传说李鸿章在谈判中拿了日本人的银子，绅士和知识阶层也义愤填膺，仿佛不责骂李鸿章就不爱国似的，更有漫画把李鸿章画成一只没有脊梁的癞皮狗。要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雪片般地飞向光绪和慈禧的案头。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宣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李鸿章，以“雪奇耻大辱”。

光绪皇帝的圣旨适时地下达了，李鸿章被留在北京，奉旨“留京入阁办事”，所谓“入阁办事”，实际上是留其“文华殿大学士”，给李鸿章一点面子，让他赋闲在京。这位昔日大权在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下子变得两手空空。对于这种情况，李鸿章只好自认倒霉了。当时的伦敦《特报》曾这样评论说：“和议既定，入阁办事，非尊之也；借此以夺其柄，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也。”

因为在京城并没有房产，李鸿章从此住进了京城的贤良寺。这个位居东安门外冰盏胡同的京城众多寺院中的一个，它建筑宏壮，层甍云构，闲院飞花。李鸿章在这里一住就是5年，从甲午战争后一直到李鸿章离开京都去担任两广总督，而后来李鸿章离开两广作为全权大臣赴京处理庚子事变，李鸿章也住在这个地方。可以说，贤良寺见证了李鸿章的最后人生。初次入住在这样幽静的环境里，李鸿章自然感慨良多，他似乎决意隐居一段时间了。每天，他都是居于寺内，很少出门走亲访友，来偈的人，十有八九皆被挡驾不见。一下子从繁琐无比的事务当中解脱出来，李鸿章虽然感到有点冷落，但也落得个清闲，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

李鸿章在北京的住所——贤良寺

起先，李鸿章一直井井有条地安排着这段时间的生活。李鸿章早已不是年轻时那个自由散漫的少年了，他的起居饮食，都非常有规律；从曾国藩那里，李鸿章学到了严谨的工作和生活态度，案无留牍，门无留宾。每天，李鸿章就像一个国学大儒一样，总是六七点钟起床，在院落里走上一走，盘算着一天的事情。贤良寺在早晨的时候显得特别幽静，除非遇到严寒冰雪，李鸿章从不穿长衣。散步时从走廊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数十次。吃完早饭后，李鸿章开始按部就班地处理自己的一些事务了，写一点信札，处理一些事务。闲暇之余，他也看看书，有两本书是李鸿章一直在读的，一本是《资治通鉴》，另一本则是《庄子》。翻阅前者，李鸿章意在从历史中对应更多的现实影子，中国的读书人，总有着浓郁的历史情结，李鸿章也不例外，李鸿章希望从这样的历史书中发现历史的经验。在读《通鉴》的过程中，李鸿章时而也发出一点感慨，回想起自己一生的戎马和事务，想想与老师曾国藩的“文章学问”相比，李鸿章经常性地深感自惭形秽。李鸿章曾经说：

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矫之气，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只好看看《通鉴》，稍知古人成败之迹，与自己平生行事，互相印证，借以镜其得失，亦尚觉得有点意趣。

读《庄子》，则让李鸿章身心愉快。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有着双面性的，入世，是儒家；出世，则是道家。李鸿章自然也逃脱不了这样的模式。尽管李鸿章一直缺少庄子的诗意和洒脱，但在骨子里，他其实对于庄子的逍遥方式，并不抵触，相反，还非常羡慕。可以说，庄子与孔子，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立体追求。正面是儒，背面是道。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儒和道之中寻找着心理的平衡点。这，也许就是孔子所说的“中庸”吧。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这，一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境界。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出世和入世并不矛盾，而且，这样的方式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们还能处理得相当完美。他们一方面能很认真地度过自己的人生，积极进取，孜孜追求；同时，他们又拥有浪漫主义的情怀，有着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自我安慰。这种智慧的平衡术使得心灵健康豁达，很少有那种一意孤行的孤愤和痛楚。李鸿章同样也是如此，在大部分的时光里，李鸿章一直忙于事务而显得异常入世，而此时在贤良寺，读着庄子，想着自己人生所走过的轨迹，李鸿章心里自然有很多感慨，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也一直是有着出世的愿望的，一直向往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李鸿章又认真地拾起他的书法了。李鸿章的书法写得很好，他师从曾国藩学习过书法，尤其推崇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妍美畅达的风格，李鸿章的笔力苍劲沉稳，文字结构缜密，字体隽秀挺拔，直接而又自然地流露出自己的真性情。曾国藩曾评价李鸿章的书法：“观阁下精悍之色露于眉宇，作字则筋胜于肉，似非长处玉堂鸣佩优游者。”在贤良寺的日子里，李鸿章更是把每天练书法的时间增加了很多，他几乎每天上午要临摹颜真卿的《争座帖》和王羲之的《兰亭序》、《圣教序》。一边写，一边细看默思，努力品味内在的风骨，就这样，一写，就是好几个时辰。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李鸿章的伤势明显好起来，精力也变得旺盛了。他的饭量也变得很大，正餐完毕，李鸿章还要喝一碗稠粥，饮一杯清鸡汁，过一会再饮一盅以人参、黄芩等药物配制的补品。饭后，他的仆人便会悄无声息地走上前，给他褪下鞋子，用手轻轻地给他按摩双足。等到李鸿章睁开眼睛，仆人知趣地退下。李鸿章便进屋睡上一两个时辰。午觉过后，李鸿章又会在院落里走上一走，回到客厅里接待一些来访的人士，有时候，他会坐在客厅的椅子上闭着眼思索着什么。至于晚餐，则是简单的，他只是稍稍地吃一点东西，便让幕僚们自便，自己也稍稍地看会书，写写信，便早早地就寝了。

李鸿章手迹

但李鸿章从未放弃对外部世界的警觉，这时候的李鸿章就像一个潜伏于山洞里的病大虫一样，森林里的一举一动，无不在它的掌握之中。与此同时，森林里面的其他动物也没有忘却这个暂时退出江湖的病大虫，它们同样也寻机如何出击，以便乘人之危，给对手致命的一击。

专制制度就像充满凶险的黑森林，虽然看似平静，其实凶险和邪恶无所不在。在这样的专制制度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错综复杂的，真实的情况总不如历史书籍所撰定的那样鲜明，更多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像是用稠稠的糨糊黏在一块无法分得清楚。对于朝廷官员来说，没有一生一世的对手，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绝大多数时候，人与人之间表现为利益冲突，表现为政见不同，或者表现为争风吃醋明争暗斗。每个成功的官员都是非常好的杂技高手。李鸿章与翁同龢之间，同样也体现了这种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这两个晚清时代的重臣之间既合作，也矛盾。与李鸿章一样，翁同龢也算是晚清历史上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才，饱读诗书，文人气极重；但与李鸿章相比，在翁同龢的身上，那种传统士大夫的书卷气和迂腐气更重，也更为狭隘。李鸿章与翁同龢之间就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恩怨，很多书籍上所说的李鸿章曾帮曾国藩起草弹劾翁同龢一事也并不成立，而且，从世交的角度来说，李翁之间还是有渊源的，论师门辈分，李鸿章是翁同龢父亲翁心存的小门生。李鸿章的母亲谢世，翁同龢还亲书挽联：“八十三年，极人世富贵尊荣，不改勤俭行素志；九重一德，为贤母咨嗟震悼，要全忠孝济时限。”李鸿章与翁同龢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性格上的差异，气味的不太相投；但最主要的，还是在朝廷中的地位、权力和利益争斗。存在决定意识和想法，在竞相争宠的专制格局下，处于同一个平台上的大臣们所进行的明争暗斗，已是这种游戏规则中司空见惯的事了。

当年户部尚书翁同龢克扣北洋水师的军饷，除了讨好慈禧之外，也是不愿意看李鸿章的实力无限壮大。翁同龢在北洋水师最需要资金的时候向皇帝上书，在两年内不再对北洋水师拨款，也出于同样的心理。政治的本质就是对权力的控制，专制制度更不例外，玩的都是此消彼长的规则。等到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与李鸿章由于出发点的不同表现出政见的不同——翁同龢呼吁决一死战，他不能忍受李鸿章拥兵自重却不出兵打仗；而李鸿章却深知两国实力悬殊，不想打这场必输之战，更不想输掉自己的老本。甲午兵败，李鸿章受命担任朝廷全权大臣赴日谈判，翁同龢当然知道此去对李鸿章意味着什么。而李鸿章自然也知道这是刀山火海，更是一盆脏水，李鸿章便向朝廷建议与翁同龢一同赴日。翁同龢死活也不肯与李鸿章同行。等到李鸿章代表朝廷签订《中日马关条约》灰溜溜地回到国内时，翁同龢义愤填膺，慷慨陈词，当即写了一首《失鹤零丁》的诗，在大街上广为张贴。诗的中心意思是丢失了一只漂亮的鹤，内眼人一看就知道翁大臣是在以鹤来比喻辽东。

有一天，袁世凯来到李鸿章的贤良寺。袁世凯一直是李鸿章的老部下，正是李鸿章对袁世凯的提携，才使得袁世凯从少年得志，青云直上。稍作寒暄之后，袁世凯即吞吞吐吐地劝说李鸿章打报告告老还乡。李鸿章一下子就看穿了袁世凯的意思，他是在为翁同龢当说客，目的是让李鸿章让出清廷最高级别的文华殿大学士的位置。没等袁世凯说完，李鸿章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呵斥道：

慰迁，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

袁世凯诺诺告辞后，李鸿章仍不解气，仍对亲信幕僚们说了一番气话：

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为他作说客，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啰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李鸿章发脾气时颇有点官痞的味道。也难怪，对于权谋与世俗，富有草根经验的李合肥从不陌生。况且数十年的官场经历，李鸿章早已练就了一身的金钟罩与铁布衫功夫。他对于这个制度的本质看得太清楚了，也太清楚这个体制里的人心，知道其中的暗礁与险滩，也知道其中的温湿暖流。

这一段话见于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吴永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跟随李鸿章的鞍前马后。吴永对于这段话的记录，应该是真实的。

就李鸿章而言，他算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老手了，现在赋闲于贤良寺，对于他，当然不甘心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多年的斗争经验以及历史教训告诉李鸿章，对于一个手握重兵的大臣而言，一旦手中失去了权力，那便是别人砧板上的鱼肉。权力，只有权力，才是足以可恃的，至于其他，都是无足轻重的。这么多年浸淫于权力的便利，领受权力的恩惠，对于李鸿章而言，他已经有着十足的毒瘾了。虽然有时候李鸿章也会感叹权力的麻烦，感叹权力的危险，但就他本身来说，这么多年来，权力在他的身边无所不在，已经与他合而为一了，而他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生活，已经离不开那样的生活方式了。

在这样的时候，李鸿章充分展示出他的毅力和韧劲了。李鸿章从曾国藩的身上学得了“挺”的重要。曾国藩对于坚忍不拔最有心得，他曾经写作了《挺经》一书，总结了自己在劣境中战胜困难的心得。李鸿章当然是深得曾国藩的“三昧”的。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的人，“挺”是必须具备的，并且，这样的“挺”不单单指的是意志，还有处事的方法、处事的原则等等。贤良寺这一段时光，李鸿章正是以自己的坚韧来挨过人生的低谷期。

李鸿章蛰居在贤良寺的同时，在京城，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中日马关条约》激起了中国民间的公愤，由广东举人康有为领衔签字、联名达1200多参加最高级别考试的儒生，上呈给皇帝一个“万言书”。虽然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康有为并没有领导过一次大规模的“公车上书”，所谓的“公车上书”只是康有为自吹自擂的托大之辞。但可以肯定的是，康有为本人给光绪皇帝上了不止一次的奏折，强烈建议清政府进行改良。康有为还为光绪提出了很多改良的建议，这些建议内容包括：要求废止和议；首都由北京迁至内地，以便继续抗战；实行各项改革以延揽人才，制止腐化；提倡现代学术，建设国家经济等等。

康有为

梁启超

现在看起来，康有为关于改良顺应了民意，但他的很多建议都显得生吞活剥，在当时，康有为的思想并不成体系。比如说康有为的改良的理论基础，追溯到后来，竟然是孔子的大同思想；又比如康有为主张立孔教为国教，明显有着生拉硬拽的痕迹，一个入世的主张哪能成为宗教呢？再就是，康有为主张在国内迅速建立起国会，但对于国会的运转模式，他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从目前的资料看，我们很难找到康有为思想系统的脉络，也许最直接的看法是，康有为最中心的思想最接近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从思想和行为方式上来说，康有为做一个破坏者还可以，但要做一个系统的建立者，无论是从认识上还是思想上，他都差很远。

但当时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的确把局势弄得风生水起。中国当时的局势，以及康有为们改良的激情，使得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势力都变得蠢蠢欲动。康有为在1895年写道：“中国在道理、制度和文化上是世界上最高尚的……只因风气不开，人才缺乏，不得不备受侵略和凌辱……中国危在旦夕……人心惶惶……我们自己如不团结一致……则呜呼！我们的神圣种族将不可言，全然不可言矣！”康有为的呼吁无疑是极富有蛊惑力的，那时的中国，的确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了。

变法草率鲁莽的开头，似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场政治事件必定演化成一场乱哄哄的闹剧。情形正如李鸿章们担心的，数千年的规矩，岂可以说变就变。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这种大张旗鼓的维新和变革就显得更加困难。五千年的文明史使得这个国家的文化尤其矜持，它们一直不屑且不善于进行改变。中国文化一直缺乏深入的探索和科学精神，她更习惯的是回首，津津有味地品味着往昔时光，即使是向前，也希望是从过去的岁月中找到一个坐标。更何况，改革和推进一直是冒着很大风险的，而中国制度本身的弱点往往容易使一种政策在推进过程中变形扭曲；中国文化思维方式中缺乏理性的习惯，缺乏科学的保障，无疑又使改革的风险增大。在实施过程中，往往由于一厢情愿而使得改革扭曲变形，脱离初衷。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的每一次激进的改革都显得步履艰难，阻力繁多，而在实施过程中又容易变形扭曲，背离初衷。结果，在这种情形下的改革有时候反而使得矛盾丛生，进行不下去。不是螺旋上升，反而呈现出螺旋式下降的局面。

这一点，只要将戊戌变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稍作比较就可以看出，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曾派有一个使团周游列国，学习达一年之久，而在中国呢？在这样的变法与改革中，根本就没有周密性，也缺乏通盘考虑。不仅光绪皇帝一厢情愿，而他所“依靠”的几个干将也高明不了多少，康有为对于西方思想的实质其实也缺乏了解，难当大任，按照梁启超后来的说法，康有为并没有读过什么西方哲人的书籍，只是“暗合”，他的论据之本，还在于《论语》。这样的情景就相当搞笑了。与此同时，谭嗣同又过于激进，明明是依靠皇帝进行的自身的改造，他却要“誓杀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迟早一天，连皇帝的脑袋也是要砍的。这样幼稚的做法，似乎从一开始，就决定变革矛盾的激化，决定了这一场变革必定会流出殷红的血。

从总体上看，李鸿章并不赞同康梁的思想，并且认为康有为他们的举动太天真，群情激愤之下，难免心浮气躁，很容易把事情搞砸。但李鸿章从内心里对康有为他们的主张一直持敬重态度，尤其是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这方面，李鸿章与康有为有着相同感受。李鸿章也认为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了。不同的，是怎么变，变成什么样。在骨子里面，李鸿章是怎么也不愿意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的，李鸿章一直是一个极其自尊的人，不仅仅是个人的自尊，也有着中国文化与传统的自尊。在贤良寺的那段时间里，虽然康有为和强国会因为甲午战争和《中日马关条约》的事曾经把李鸿章骂个狗血喷头，但李鸿章还是主动跟康有为联系，并且派人给强国会送去了自己私人的2000两纹银。但李鸿章因为《中日马关条约》的事在当时的名声毕竟太差了，这样一个“丧权辱国”之人的捐款哪能要呢？康有为严词拒绝了李鸿章的好意，说“决不要投降派的钱”。李鸿章自尊心大受伤害，他甚至有点气急败坏地说：“等我复位了，看他们还能当得成官吗？”

在贤良寺赋闲的那段时间，李鸿章就像中国历史上无数曾经韬光养晦的要臣一样，低调，坚挺，力求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然后以期“东山再起”。李鸿章一直放心不下的是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事，一想到这个，他总是如芒在背。毕竟，这是他一身的转折点和最令他伤心的事。甲午战争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他一身的积蓄，也烧掉了他一生的名声。李鸿章感慨地说道：“予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殆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就这样，李鸿章在他的晚年，以委顿而迟缓的方式，无奈而苟且地消磨着时光。他就像一个溺水濒临死亡的人，看世界光怪陆离地从自己眼前滑过。闲暇之余，李鸿章有时不免会对自己的人生发出一些感慨，这样的感慨都算是千年之叹了，数千年以来，像李鸿章这样身居高位的权臣都曾感叹过，只不过，由于李鸿章所处的特殊时期，这样的感慨更是旧恨新仇一起涌上心头。李鸿章最喜欢的是与曾纪泽的女婿吴永聊天，实际上也不是聊天，只是李鸿章一个人在说，吴永则是充当着听众。在这样的聊天里，李鸿章自嘲自己是一个没落时代典型的裱糊匠，他清醒地勾勒出自己一生的面目：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定不了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在这里真实地暴露了他的无奈，也暴露了他的思想。谁说李鸿章不清醒呢，他是再清醒不过的了。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自嘲自己这个“裱糊匠”只会“修葺”，却不能改造“破屋”。等到“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怎么不从“破屋”自身找原因，反而归结于“裱糊匠”呢？

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还是决意将“裱糊匠”进行到底了。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生存，为了习惯，为了自尊。人的一生就像写字，年轻时一撇一捺都写得工工整整；然后，成年了，便是行书，会走了，也会跑了，可以洒脱地入世了；而到了老年，既无力工整，也无力洒脱，于是就变得潦草了。

这一段在贤良寺的日子对于李鸿章来说是难忘的。在晚年有着这样清闲的时光，李鸿章正好可以把他的思想和经历梳理一番，在很多时候，李鸿章就像一头夕阳之下的老牛一样，无奈地反刍昔日的时光。就李鸿章来说，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人情世故，几近洞明。他知道事物成功所应具有的机缘，也知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渺小，对于万事万物，已是有一种无奈的心境了。在这样的情形下，李鸿章自然不想花血本牺牲自己去强求一种改变了。毕竟，他缺乏的，是那种思想的力量和原动力，也缺乏来自于无限世界的巨大能量。

第十一章　看西洋景

1896年2月，住进贤良寺不久的李鸿章终于等来了时来运转。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原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的情况突然发生变故。北方的俄国显然不愿日本在战争中壮大，决心介入这场纷争。这样的态度对于清朝极为有利，这也是当初李鸿章所设想的“以夷制夷”内容中的一种。俄国联合了法国、德国，强令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放出话说：“日本若试图改变其岛国地位，向大陆发展，俄国决不会坐视不理！”与此同时，俄国与法、德两国的军舰浩浩荡荡开赴日本海面，往来游弋，威逼京都、横滨。

俄、法、德三国坚定的态度让日本很心怯，毕竟，日本刚刚与中国战事结束，虽然得胜，但自身实力也是大受其损，再也没有实力和胆略来跟这三个强国作战。日本只好同意将辽东还给中国，转而向大清索要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清廷目睹此事突然生变，辽东居然可以不割让了，喜出望外，连忙答应了日本的赔款要求，并且对俄、法、德的“义举”感恩戴德。

在这样的情形下，俄国向中国发出了请求派人参加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邀请。出于抑制日本的需要，中国接受了俄皇的邀请，并打算在专使访问俄国之后，周游一下列国，加强一下与西方列强的联系。经过一番波折，任务落到了李鸿章头上。当李鸿章接受到这个任务之后，长吁一口气，心里的一颗石头终于落下。李鸿章哪里是一个能真正闲下来的人呢？他是个劳碌身，一生中就愿意不停地奔波、操劳、枉费心机。

李鸿章后来曾得意地谈论他的出访：“某当辞华赴俄之日，自知前半生行事，于此已作一大结束。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诚为某今日咏矣。”

清廷本来是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去的，但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抗议说：“皇帝加冕，俄国最重之礼也。故从事斯役者，必国中最著名之人，有声誉于列国才是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以当此责。可胜者，独李中堂耳。”明确提出让李鸿章出使，在老毛子的眼中，李中堂一直对俄国抱有好感的，而且只有李中堂才敢作敢为，说话算话。光绪与翁同龢商讨一番后，只得改派李鸿章出使欧美。

李鸿章心里如沐春风。这样的安排证实了自己在朝廷仍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尽管朝廷清谈成风，但真正能有办事能力的，人数并不多。这是李鸿章骄傲的资本。李鸿章很高兴地接受这个任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李鸿章自从在日本受到欺辱之后，心中一直耿耿于怀，他知道俄国与日本一直是世仇，而且利益掣肘，所以极想借这次去俄国的机会，与沙皇商讨共同对付日本。李鸿章还是忘不了他的“以夷制夷”。与此同时，李鸿章也想踏上异国的土地，看一看为什么这些地方竟有那样的魔力，能够让泱泱华夏相形见绌。但李鸿章毕竟是老了，更何况在日本受到过致命的枪伤，虽然经过调养，伤势已愈，身体却一直很虚弱，在向慈禧和皇帝辞行的时候，由于君臣谈话时间过长，一直跪着说话的70多岁的李鸿章竟然站不起来，只好由两个太监把他架了出去。李鸿章出了宫门就晕倒，两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在长时间的君臣对话中，李鸿章表达的中心意思就是，就现在而言，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威胁，大清想图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与俄国联合起来。

1896年4月，李鸿章带着他庞大的使团出发了。据说，李鸿章随行时还带了一件宝贝，那是一口棺材，一口彩绘金漆的楠木大棺材。当李鸿章带着40多人的访问团离开天津寓所时，在他的身后，四个侍从一直抬着这口硕大的棺材，十分醒目。这样的举动，现在看来不免有点轻喜剧的味道，但以当时李鸿章们的理解，这一切太自然不过。在李鸿章眼中，那些西方强国无疑都是虎狼之地蛮夷之地，所去凶多吉少，艰险如同《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以这样的想法而言，熟读古书的李鸿章明显感觉自己就像是《三国演义》中的庞德单挑关云长。李鸿章自己说：“万里长途，七旬老翁，归时能否相见，实不可知。”尽管李鸿章一直对于西洋的科技持学习和拿来的态度，但在内心深处，他对西洋还是有着畏惧的，也有着深深的隔膜。我们似乎可以用这样的比喻来解释李鸿章所做的一切——李鸿章就像一个贩卖书籍的生意人一样，尽管生意做得很成功，但他对于文化本身永远隔着厚厚的一层——对于西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轻重缓急，李鸿章并没有真正地理解和鉴别。

李鸿章是从天津出发的。临行时，直隶的官员们连续为他举行大型宴会；到达上海后，李鸿章受到了出访国有关人士的热烈欢送，各国海军和清国的炮台同时鸣放礼炮。在法国租界洋警察戎装佩刀的保护下，李鸿章身着一品官服，套黄马褂，头戴三眼花翎，端坐在紫缰大轿之中，精神矍铄，一扫在贤良寺的沉沉暮气。在上海逗留数日后，李鸿章换乘法国的豪华邮轮，船头高悬大清黄龙旗，经香港、西贡、新加坡，入印度洋、过红海，入黑海，一路乘风破浪，高歌猛进。

到了苏伊士运河的塞得港，李鸿章受到了一位俄国亲王的恭候。接着，李鸿章换乘俄国御船直抵敖得萨港，然后乘火车到达彼得堡。彼得堡的欢迎仪式更显盛大，俄国陆军元帅亲举黄龙大旗，外交大臣亲自引路，李鸿章乘坐沙皇本人的车辆，两边数万民众夹道欢迎。俄国给李鸿章接待规格之高，礼仪之完善，李鸿章所听到的阿谀之多，都似乎是史无前例的。这对于极其重面子的李鸿章来说，心里自然畅快无比。

俄国方面的热情接待显然是有所图谋的，那就是他们要与李鸿章签订的《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核心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中俄结成战略伙伴关系，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规定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如日本侵占俄国亚洲东南土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则中、俄两国共同出兵抵御，互相援助，也互相接济军火、粮食；两国如既经开始对日作战，两国之中，任何一国不得对日单独媾和。二是俄国在清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并和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对于这个密约的评价，史书一直有着不同看法，争论主要集中在第二点，也就是俄国借机将路权延伸到清国东北地区的问题，因为随着铁路的延伸，路权的问题往往又牵涉到是否可以派兵驻守，而这很容易成为引起事端的借口。李鸿章在这方面不是没有警觉的，在谈判中，李鸿章提议铁路的建设不应由俄国官方出面，应由私人投资。俄方同意了李鸿章的意见，双方又成立了一个“俄华银行”来承办铁路。

关于《中俄密约》，还有一个潜在的迷案——有确切材料证明俄国曾经在这次谈判中向李鸿章使用了行贿手段。俄国财政部长维特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记述道：在商定《中俄密约》时，为了争取李鸿章的支持，曾经用铁路利润分红的方式，许诺给李鸿章300万卢布的报酬。此款分3次付清，签订密约的时候先付100万，其余由铁路局逐步支付。并且，当年俄国银行的确划拨了一笔款项以“李鸿章基金”的名义汇到了上海。但没有证据表明李鸿章曾经拿过这笔钱，也许，这是围绕李鸿章的一个阴谋，或者，是别人借李鸿章的名义所做的手脚。这些，都查无实证，成为一桩悬案了。后来，曾有记载说，李鸿章的女婿曾经向李鸿章提及这样的传闻，李鸿章的回答是淡淡一笑：“真有这回事，可真成汉奸了。”

结束了俄国之行，李鸿章踌躇满志。在李鸿章看来，这一次与俄国的谈判，不费一枪一弹，完全是太极拳中借力打力的功夫，也是自己多年“以夷制夷”战略的充分体现。此番在俄国所签订的条约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至少可以保证清国稳定20年。李鸿章对于日本的仇恨太深了，如果与俄国联合起来，就可以有效地束缚住日本。这样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清朝不仅没有稳定20年，几年之后，“庚子事变”爆发，俄国与日本同时举起枪口对准清国，他们，倒成了真正的“战略伙伴”。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些，都是后话了。在告别了俄国之后，李鸿章又开始了他的德、荷、比、法、英以及美国之行。

德国是仅次于俄国对李鸿章接待最热情的国家。李鸿章对这个生产克虏伯大炮的国度也一直有着好感。当年，李鸿章在戎马生涯中最欣赏的，就是那个威力无穷的克虏伯大炮。后来李鸿章从事洋务运动，就在江南制造总局生产克虏伯大炮；李鸿章兴办北洋水师，主体船舰，也是德国的产品。多年以来，李鸿章对德人的印象就是，这是一个严谨、守时、相对讲信用的国家，李鸿章在洋务运动和北洋水师中的很多顾问和雇员，都是德国人。李鸿章到达德国后，下榻的旅馆将他的照片与德国总理俾斯麦的照片放在一起，当地的报纸称他为“东方的俾斯麦”，这样的称谓让李鸿章很高兴。在德国，李鸿章与他最佩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如愿以偿地见面了。李鸿章门人在撰写的《傅相游历各国日记》对此叙述细致，可见李氏当日颇为欢悦：

李鸿章与俾斯麦

先是李鸿章问俾斯麦身体如何。俾斯麦说：“晚上总是失眠，感觉很难受。”李说：“我晚上也经常头痛。”还把马关遇刺时颧骨上受过的伤指给俾斯麦看。谈到正题，李鸿章向俾斯麦请教道：

“我这次到贵府拜访，有一件事想听听您的高见。”

“什么事？”俾斯麦微笑着倾了倾身子，显得饶有兴趣。

“要使中国复兴，有何良策？”

“可惜中、德两国相距过于遥远。贵国的政治，我平日不曾留意，无从悬决。”

问题太大了，也太具体，俾斯麦因为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当然无法立即提出建议。接着，李鸿章问他该如何励精图治，俾斯麦谈了一些练兵的心得：

李鸿章向英国女王递交国书

“以练兵为国家的基础，舍此别无长策。兵不贵多，一国之兵不必超过5万人。但队伍必须年轻，技艺务求精湛，才能所向无敌。”

除此之外，俾斯麦还具体谈了如何驻兵如何用兵的要诀。因为同有带兵打仗的经历，李鸿章和俾斯麦相谈甚欢。两人商议，中国今后将聘请德国教习赴华帮助练兵等事宜。会谈结束后，两人互赠礼品，李鸿章在俾斯麦那本集天下名贤手泽的纪念簿上题了几行漂亮的书法。那天，俾斯麦着装极为庄重，胸佩红鹰大十字宝星，头戴德皇所赐的玉冕，手执介圭，腰悬登坛的宝剑。俾斯麦平日一直崇尚质朴，很少如此盛装。

在荷兰，李鸿章受到了荷兰女皇的接见，并观看了皇家演出的歌舞，异国情调的歌舞，让李鸿章飘飘欲仙。夜深人静时，李鸿章忍不住作诗一首：

出入承明四十年，忽来海外地行仙。

华筵盛会娱丝竹，千岁灯花喜报传。

在比利时，李鸿章观看了军事演习；到达巴黎时，正值法国国庆，李鸿章乘船在塞纳河上欣赏了焰火表演；在英国，适逢英国女王生日，李鸿章拜见了女王，与女王合影留念。对于英国，李鸿章一直百感交集，这个率先以坚船利炮打入中国的日不落国家，是中国陷入灾难的始作俑者。到了白金汉宫之后，李鸿章没有心情作诗，只是在纪念册上提笔写下两行杜工部的名句：

西望瑶池降王母，

东来紫气满函关。

在诗中，李鸿章用瑶池的王母娘娘来比喻女王，用出函谷关的老子，也即后来的太上老君来比喻自己。引用这样的诗，不亢，也不卑，倒是非常妥帖。李鸿章把诗逐字逐句地解释给英国人听，让他们逐字逐句地传达给女王。女王听了之后，很高兴，李鸿章也为自己的聪明感到得意。人到老年之后，李鸿章往往是身不由己地喜欢场面上的事，喜欢场面上的热热闹闹，喜欢很多人众星捧月似的围着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迎来送往。

李鸿章在英国

船只到达美国时，正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中断休假迎接他。李鸿章的到达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大约50万人观看并欢迎了这位清国重臣。李鸿章参观了自由女神像、尼亚加拉大瀑布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李鸿章还兴致勃勃地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专访，并在教会举行的欢迎会上鼓吹了一番中西宗教可以共存的理论。虽然李鸿章并不懂宗教，但那种与事实之间一直保持距离的官话李鸿章还是说得滴水不漏。李鸿章在整个访问期间就像一个二流演员一样，他把自己这场长达好几个月的大戏演得像模像样，颇有风采，竟有很多人对这个来自东方古国的大臣着迷。李鸿章自己也沉醉其中，显然，他对于自己的演出相当满意。

李鸿章抵达纽约

在这里，有必要援引一段李鸿章在1896年8月至9月访问美国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时的一个访谈。在此之前，《纽约时报》的记者是这样生动描述这个东方老者的：李总督的面庞上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很健康。看得出来，他过着悠闲和舒适的生活。《纽约时报》的报道还特别指出，李总督的就寝时间很早，他大约晚上7点钟开始用餐，8点钟刚过就睡了，而早上6点就起床。对于习惯于夜生活的美国人来说，李鸿章这样的早睡早起是他们感到奇怪的。

在这个访谈中，李鸿章应该说是集中暴露了他的一些真实想法。

问：尊敬的阁下，您已经谈了我们很多事情，您能否告诉我们，什么是您认为我们做得不好的事呢？

李：我不想批评美国，我对美国政府给予我的接待毫无怨言，这些都是我所期望的。只是一件事让我吃惊或失望。那就是你们国家有形形色色的政党存在，而我只对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其他政党会不会使国家出现混乱呢？你们的报纸能不能靠国家利益将各个政党联合起来呢？

问：那么阁下，您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中什么使您最感兴趣呢？

李：我对我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所有事情都让我高兴。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20层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楼，我在清国和欧洲从没见过这种高楼。这些楼看起来建得很牢固，能抗任何狂风吧？但清国不能建这么高的楼房，因为台风会很快把它吹倒，而且高层建筑没有你们这样好的电梯配套也很不方便。

问：阁下，您赞成贵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接受教育吗？

李：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翻译插话：“在清国，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有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入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

问：阁下，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

李：（停顿一会儿）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问：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

李：我知道，你们又将进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利法》的言论，我只是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利法》进行较大修改。

问：阁下，您能说明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路线的理由吗？是不是您的同胞在我国西部一些地区没有受到善待？

李：我有两个原因不愿经过美国西部各州。第一，当我在清国北方港口城市担任高官时，听到了很多加州清国侨民的抱怨。这些抱怨表明，清国人在那里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他们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利法》不但不给予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因此我不希望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也不打算接受当地华人代表递交的要求保证他们在西部各州权益的请愿信。第二，当我还是一名优秀的水手时，就知道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比别人年纪要大好多岁，从温哥华回国的航程要比从旧金山出发更短些。我现在才知道，清国“皇后号”船体宽阔舒适，在太平洋的所有港口都难以找到如此之好的远洋客船。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进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当成清国什么高官，而要当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成达官贵人，而要当作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因为你们不限制你们在制造业方面的发展，搞农业的人不限于搞农业，他们还将农业、商业和工业结合了起来。你们不像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帮助华人一臂之力，取消排华法案。

李鸿章拜祭格兰特

问：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

李：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情，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以自由来华投资。

纽约世界报特刊关于李鸿章的报道

问：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李鸿章访问费城

从李鸿章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访谈中可以看出，李鸿章的回答不卑不亢，有相当的气度和国格，他一方面为自己国民的权益据理力争，言之凿凿，另外一面又抱着谦虚的态度来评价西方的一些事情。这一次，他一点也没有打“痞子腔”，相反地，是认真而平和地探讨着陌生领域的有关事宜。他的整体判断清晰而贴切，对于自身的不足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

但老官僚的恶习有时也流露出来。在俄国时，为了庆祝沙皇加冕，在莫斯科霍登广场举行盛大的游行，人山人海，由于组织不好，造成了混乱，挤死压伤达两千多人。当李鸿章知晓这一情况后，便问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这样的事故是否要向沙皇报告？当得到肯定答案后，李鸿章摇了摇头，对维特说：

“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但我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都健康着呢！”

说完这句话时，李鸿章故意停顿了一会，然后反问道：“你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李鸿章俨然以长者的口吻向维特“传经送宝”。

李鸿章的方式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官场文化”，这种方式一直是中国政界的一种约定俗成。

关于李鸿章以70多岁高龄出使欧美，民间一直有着诸多传说，有的还有笑话意味。比如说，在英国时，李鸿章特地拜访了当年的老朋友、洋枪队长戈登的遗孀，戈登的夫人特地将自己的一只名贵小狗送给李鸿章。但第二天，戈登夫人便接到了李鸿章这样一封致谢信：“尊敬的夫人，感谢之至。惟是老夫耄矣，于饮食不能多进，所赏珍味，咸欣得沾奇珍，朵颐有幸。”在美国期间，李鸿章下榻宾馆之后，有一天，突然，当年洋枪队的华尔的弟媳找上门来，声称华尔在遗嘱上写明，清政府还欠他14万两白银雇佣费。李鸿章只得好言相慰，一面褒扬华尔的忠勇，一面馈赠华尔弟媳大清的银质勋章。这样的事被美国报纸逮住了，一时大肆炒作。一直到李鸿章逝世之后，清廷才把华尔的雇佣费问题解决。

李鸿章的西行表面上轰轰烈烈风光无限，但一个抱残守缺的弱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赢得列强真正的尊重呢？况且李鸿章此番西行，并没有抱着真正的学习态度去取真经，只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炫耀。比如，在英国时，当英方想详细向李鸿章阐述他们的政体并带李一行参观议会时，李当即就表示不必了。这样的行为，可以看出李鸿章在骨子里对西方文化和政治的不以为然。在李鸿章的意识里，西方列强只是因为在科技上发达，所以才造成了这样的世界局面。至于其他的，李鸿章似乎并不愿承认落后。对于西方意识形态对科技发展的支撑，李鸿章更不愿意深入思考，也无法思考得透彻。李鸿章对于此行一直有着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似乎一直想利用此行集中展示一下天朝的威仪，这显然是非常可笑的。

1896年9月5日，李鸿章离开美国乘火车到达了加拿大。在加拿大，李鸿章参观了尼亚加拉大瀑布，访问了多伦多、温哥华等城市。李鸿章对于加拿大的铁路事业赞不绝口，连呼“为天下第一大工，各国罕有伦比”。

1896年10月2日，李鸿章经日本横滨返回天津，完成了其环游世界的行程。

西行的所闻所见，对于李鸿章的震撼应该说是巨大的，地球那边的突飞猛进让这个东方老人瞠目结舌。李鸿章感慨说：“这四个月中游历于西方大国，亲身感受到这些国家的新气象，真是让人羡慕……这些国家的知识和技能，他们优选才能的方法，我都牢牢地学习了，并且掌握了。等我回到国内之后，将重整旗鼓，齐心协力；利用我所学到的，再为我们国家贡献自己的菲薄之力。”

一个年过七旬的老翁经受重大挫折后犹有此雄心壮志，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敬佩的事情。但时间对李鸿章过于吝啬了，李鸿章很明显地是不可能“从头再来”了。历史丢给他的，是无法再修复的记忆和悔恨。在回到国内之后，李鸿章面对乱如一团的形势，西行时的雄心一下气馁了。况且，麻烦不断的清王朝又陷入了更大的灾难中间。

第十二章　暴风骤雨

环球招摇了一圈之后，李鸿章原先是有打算的，这打算就是“东山再起”，再回直隶总督的位置上卧薪尝胆。环球考察后的耳闻目睹，使李鸿章的思想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由衷赞叹西方社会制度的同时，他也看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朝廷显然是不愿意给李鸿章一个机会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李鸿章在回京的第二天向慈禧太后汇报完出访的事后，晚上路过圆明园，一时兴起，便提步进去，看看圆名园遗迹，哪知道那时圆明园正在重修，慈禧和光绪隔三差五都要亲临视察工程，因此圆明园一直被列为禁区。李鸿章刚从海外归来，哪里知道这个规矩，于是以擅入禁地罪名被光绪罚俸一年，不准抵消。李鸿章此番倒霉，还是因为光绪皇帝对李鸿章一直有看法。李鸿章环球出访的一头兴致，就这样被莫名其妙地浇了一盆冷水。

李鸿章仍是回到了贤良寺继续着他的赋闲生活。

1898年4月，因为山东发生的一则事件，京城又重新变得鼓噪起来。

事情是有原委的：几个入侵山东的德国官兵有一天闲逛进了一间孔庙，他们恶作剧般地对待庙里的泥塑的孔子像，把这个泥人的眼睛戳成了两个洞，又弄断了泥像的一根胳膊。这件事被康有为、梁启超知道了，认为洋人侮辱中国的孔教，便写了一篇《圣像被毁，圣教可忧，乞饬驻使责问德廷，严办以保圣教呈》的文章，在来京的所有举人中散发。在文章当中，康梁指出，德国人“灭我圣教”的举动，实际上是对泱泱中华的试探，如果不挺身而出的话，孔教亡而国也将随之而亡。

恭亲王弈䜣

康有为们的宣传和发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共鸣。朝廷都察院门前又出现了公车填塞的现象，几天之内，很多举子上书给朝廷，要求朝廷妥善处理此事。与此同时，有不少官员递交了奏折，要求光绪皇帝进行变法。

雪片般的上书激起了光绪变法的雄心，这位一直懦弱而内向的皇帝决意效仿一下春秋时期的楚庄王，准备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了。

1898年5月29日，一个消息让康有为和他的维新党群情振奋——恭亲王死了。这个当时皇室当中最聪明最能干的人，在他一辈子当中，对于自己皇室的热爱和责任远胜于对于天下的热爱和责任，这样的动机，使得他最终无法突破自己。临死之前，恭亲王言之凿凿地对光绪说：“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光绪什么也没表示，他已经下定决心了。

两天之后，也即1898年6月1日，光绪接到康有为以御史杨深秀名义递上的奏折——康有为因为官太小，没有权利上奏——请皇上颁布谕旨，明定国是；6月6日，光绪又接到了康有为以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递上的奏折，请皇上立即宣布变法。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决定实施变法时，光绪一直没有见过康有为。只是由于康有为的奏折挑起了他的热情，热血沸腾的光绪草草地决定变法了，而他对于西方诸国实施改革和变法的具体步骤和思想根本无从谈起。变法之前，还有着一个户部尚书、老师翁同龢在光绪身旁出谋划策，但变法的第4天，翁同龢因为户部的集体贪污案事件，被慈禧太后下旨免去职务，驱逐回籍。这样，在光绪的身边，几乎没有贴心助手和谋士了。整个变法过程中，康有为只靠奏折来给光绪出谋划策，在他们之间，联系的渠道相当不畅，毫无疑问，变法的中枢系统和指挥系统明显脱节。那段时间，康有为仿佛有着无穷无尽的精力似的，他几近于疯狂地上书，以各种名义向光绪递交的奏折，加起来足有一人之高。于是，维新变法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像是光绪在宫中所玩的抽陀螺游戏，年轻的皇帝几乎是在用一个人的力量，鞭打整个国家转着圈圈。当然，对于光绪来说，寻求清国的改变，一直是他挥之不去的浓烈情结。毕竟，光绪亲政已经有10年了。在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中日马关条约》的屈辱，经历了德国强占胶州湾和俄国强租旅顺口等接二连三的丧权辱国的事件之后，这个怯懦的年轻人再也不想忍受这样的窝囊气了，他很想引吭大叫一次，排遣掉积淤自己胸中的浊气，想有所作为，并通过自己的作为来改变国家的现状。

一开始，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对于这样的变法和维新并不表示反对，她只是有点担心。在慈禧看来，这样的变法和维新，是清国最后的机会了，能改变一下，总比坐在这儿等死好。最初，康有为通过各种渠道几次给光绪递上的关于清国政体变革的奏折，光绪都送到了慈禧手里。慈禧也都认真地读了，对于康有为谈到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慈禧还是颇为赞赏的。

1898年6月9日，光绪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变法计划，慈禧没有表示反对。

6月10日，光绪命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给慈禧审查，慈禧批准。

6月11日，光绪发布变法诏书，清朝变法开始。

变法这一天，光绪专门去了一趟颐和园，为的是告诉慈禧。并且，光绪还给慈禧带去了几份关于变法的奏折，其中就有康有为介绍世界强国变法的宏论。光绪皇帝在慈禧的榻前汇报，慈禧斜倚在榻上眯着眼睛听，她感叹这些奏折说得很透彻，可以一试。光绪看见慈禧高兴，就建言把这几本折里的内容印刷一下，大臣小吏们人手一册。慈禧点点头：就这么办吧。

光绪皇帝的变革令涉及经济、文教、军事和政治等各个方面，其中经济体制变革令有70多件，鼓励民间对农工商业的投资、大力发展铁路和矿业，发展银行，减免税收，变革财政制度等等。文教变革令80多件，明令变革过去按照书本选拔人才的方法，废除八股文，以后的考试要考三场：一为历史政治，二为时务策略，三才是四书五经。政治变革令最多，达90多件，包括精简机构，裁减官员，立即撤销通政司、光禄司、太仆寺、大理寺等。在变革令中，还大力倡导鼓励“官民论政”。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直到6月16日，也即变法后的第6天，光绪皇帝才召见康有为。这算是光绪第一次见康有为，并且，也是在维新变法中的唯一一次见面。

戊戌变法就这样充满着神秘和难解的因素。

当康有为走进等候传旨的朝房时，恰好荣禄也进入朝房。荣禄是因为昨天得到直隶总督的任命，按照朝廷的规矩来谢恩的。荣禄看见康有为后，主动向康有为打起招呼：

“你是经天纬地的大才啊，请问对于时局有什么好办法吗？”

康有为硬邦邦地回答道：“非变法不能救中国！”

荣禄说：“我也知道法应该变，但问题是，数百年所形成的法，岂能是说变就变得了的？”

康有为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杀几个一二品的大员，则新法行矣。”

康有为的话让荣禄打了一个冷战，荣禄觉得脖子上倏地一下，掠过一阵寒风。

荣禄

这一次光绪接见康有为长达两个小时。见到光绪之后，康有为开门见山地说：“清国快要灭亡了。”光绪道：“这都是那些保守的家伙造成的。”康有为说：“皇上要靠他们来革新，那是缘木求鱼。”光绪问：“先生有什么高见？”康有为便抓紧时间阐述自己的变法主张，他先是否定科举，因为他们使整个国家沉湎于过时的知识中，对国外一团漆黑。然后，康有为正式阐述他的主张了，他从变革的必要性讲起，一直说到变革到底应该怎样变，变多少等问题。康有为滔滔不绝地阐述着。光绪耐心地听着，由于康有为一口广东话，光绪听得有点艰难，但他还是耐着性子。一直过了很长时间，光绪才示意会谈结束。

数天之后，光绪皇帝的旨意却让康有为很是失望。光绪在军机处上报考虑给康有为六品的官职上批复，康有为被任命为在总理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是一个六品官。而康有为三年前就是一个六品官了。

康有为怎么也想不明白光绪是怎么想的。

感到气馁的还有梁启超。康有为没有升官，预示着梁启超更没希望了。半个月之后，光绪帝也召见了梁启超。召见后的结果，同样也是给了梁启超一个六品官：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启超一气之下离开了京城，懒得去参与这样的新政了。

就这样，在维新变法中，出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现象：在变法的100天中，作为变法的推动者光绪皇帝，和变法骨干康有为、梁启超等，竟然只见过一次面。而谭嗣同等，都没有见过光绪。真搞不清光绪到底在打什么算盘，也许，凭光绪的直觉，他觉得康有为是一个难当大任之人？或许，光绪根本就没有考虑该怎样去扭转乾坤，以为一切事易如反掌？于是，100天的变法中，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所有的主意都由光绪皇帝做主，而光绪皇帝明显表现出经验不足。在光绪的身边，几乎没有人替他出谋划策，也没有分担他的压力和痛苦。而光绪皇帝又是一个有着明显性格缺陷的人，时而独断专行，时而当断不断，弄得下面无所适从。一种幼稚的政治谋略和手腕，不仅推进不了变法和维新，同时，也激化了矛盾，引起了朝廷大臣的普遍不满。

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后不久，慈禧有一天召见了李鸿章，慈禧是在替光绪担心，毕竟，最熟悉光绪的，就是慈禧了。闲谈之际，慈禧问李鸿章那个叫康有为的人到底怎么样，李鸿章将康有为描绘成一个幼稚而浮躁的书生：“这个人是个书生，也如市井中喜欢争强好胜打官司的人。”慈禧继续着她的不解：“那么，洋人为什么支持他们呢？”李鸿章没好气地说：“那是洋人们不了解中国国情，把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当成他们的知识分子了。等洋人们都了解中国的文人们都是些什么角色之后，别说支持，就是躲避，怕也来不及了。”李鸿章这一番话是有潜台词的，也是有体会的。李鸿章是太熟悉中国旧式知识分子了，熟悉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能力，如果说中国女人之足是被裹脚布紧紧缠裹住的话，那么，中国旧知识分子的灵魂就是被散发着酸腐气息的八股文化所紧紧缠裹住的。中国的旧知识分子一直习惯于作茧自缚，缺乏创新求变的精神，千百年来，他们只会啃那几个干骨头，只会清谈，只会喊喊口号，对于外部世界的千变万化一概不知，对事物的理解也一知半解，实际操作能力也非常弱。在李鸿章看来，康有为、梁启超同样是这样的土壤中长成的。这样的书生，只是空谈和满腔热血，没有政治谋略和经验，也缺乏起码的政治手腕和妥协精神。而依靠着他们进行改革，肯定是绝难成功的。

李鸿章对于变法的不看好，还在于他深深了解光绪这个人。只不过李鸿章对于皇上不好直接评价罢了。李鸿章深知，在帝制传统的国度中，帝王本身的素质对于国家的前途太重要。甚至可以说，国家命脉，系于一人之身。在这样的体制中，最高权力才是撬动社会前行的唯一杠杆。被寄予厚望的光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迂腐而懦弱，意志薄弱，神经过敏，他的人品、才干、意志力等，都谈不上能担当大任，更谈不上扭转乾坤。对这一点，洞察人情的李鸿章岂能不明白呢？

变法后不久，曾有一个外国人这样描述光绪：“大清国皇帝陛下的容貌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衰老得多。他额部凹陷，脸色发黄。他的嘴角流露出的是悲伤的、疲惫的和带有孩子气的笑容。当他咧开双唇时，嘴里露出的是参差不齐的长长的黄牙齿，两侧脸颊上都出现了深深的凹坑。他的表情并非缺乏同情心，不过更多表现出的是麻木不仁。从他的容貌上看，我们看不到一点生趣。事实上，光绪皇帝给我的印象是：克制、冷漠、无趣、缺乏精力、疲惫不堪，整个人就像是半死不活的样子……好像生活对他来说已成为一种负担，这样的人必定在走下坡路。”

当然，这里描述的光绪，已是变法失败后的光绪了。尽管如此，一个人的本质是很难改变的。光绪的性格、身世，他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是一个绝难担当大任的人。更何况这个懦弱的皇帝并不拥有绝对权力，在他之上，还有心狠手辣的慈禧。这样的权力架构，也决定了当这次看起来“气壮如牛”的维新改革，只要一触及体制的内核时，就肯定会支撑不下去。而光绪的草率和幼稚，更使得这一次维新变法如同儿戏。

变法期间，有人曾对李鸿章建言道：“现在太后与皇上意见不合，您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李鸿章实在是不想趟这一摊浑水，他只想远远地站在一边看看。李鸿章当然希望暮气沉沉的局面有所改善，也希望那些腐朽的观念和人物在暴风雨中得到濯洗，有时候，李鸿章甚至愿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这个腐朽的朝廷冲得一干二净，一了百了。当然，这样的想法，是李鸿章赌气时候的观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李鸿章还是千方百计地想着补救的，在李鸿章看来，濯洗更重要的是方式，没有方式，再好的动机，只会是一厢情愿。随着年岁的与日俱增，对于口号和主张，李鸿章已提不起大的兴趣了。实际上在李鸿章与康有为之间，有关维新的想法和主张是有很多相同点的，无论是光绪倡导的“中体西用”，还是康有为的“尊君权”，都与李鸿章的主张一致或相近。只不过，李鸿章从来不以这样的过激而高调的方式来进行操作，也不想大张旗鼓地提出口号。在更多时候，李鸿章一直放低自己的姿态，以一种忍辱和妥协的方式，像一个农夫一样，寻求着在岁月中一点一点地改变。

从变法的第一天起，李鸿章就对光绪以及康梁的能力和方式持怀疑态度。维新变法的那段时间里，老谋深算的李鸿章一直躲在贤良寺中，远离着变法的风暴。他像一个鼹鼠一样，在暗中默默地注视着不远处的风云变幻。

1898年9月，光绪的一个雷霆动作引发了轩然大波。

9月初，礼部一个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六品主事王照看到皇帝与太后关系微妙，大胆上了一个奏折，建议光绪母子二人出访外国，并以日本为出访的第一站。礼部尚书怀塔布认为奏折太出格，便将奏折扣下。光绪知道这件事后，大发雷霆，认为礼部尚书无端阻挠言路，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与另外四个侍郎一同革职，让王照连升三级，官至三品，以示激励。紧接着，光绪又下了一道更令人惊骇的圣旨：任命四位新军机章京，他们是：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和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明确规定：所有奏章，由4人圈阅；所有上谕，均由4人拟定。原来的王公大臣和军机处之军机大臣，被搁置一边。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虽然表示了光绪帝的变法决心，但明显暴露出光绪在处理事务上的草率和鲁莽。毕竟，名不正而言不顺，以区区四品，怎么指挥那些一品二品大臣呢？朝廷老臣顿时不满，他们纷纷跑到颐和园向太后哭诉。

没过几天，事情轮到在家赋闲的李鸿章了，光绪突然下诏：罢免李鸿章总署大臣之职，令其勿在总理衙门行走。

接到圣旨的李鸿章不由得啼笑皆非，此时，李鸿章已基本赋闲在家了，除了前一段时间让他代表朝廷去黄河赈灾，其余时候，李鸿章已基本不去总理衙门，尤其是维新变法开始后，李鸿章就更懒得去惹那个是非了。李鸿章真弄不懂光绪这一招到底是什么意思，毕竟，板子再怎么也轮不到打在自己身上啊！也许，光绪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和勇气吗？想“杀鸡给猴看”？毕竟，李鸿章身上一直背着“卖国贼”的骂名，也曾大权在握名声显赫。虽然前两年周游列国的风光让李鸿章挽回一点影响，但毕竟已是75岁的老人了，再折腾，也折腾不出大名堂了。想到这，李鸿章不由长叹一口气，他也不想再解释什么，只有暂时先咽下这点委曲，观望一下事态的走势吧。

在此之后的局面更不可收拾了。大约是光绪自感压力很大，维新政策推不动，整日在宫中大发雷霆，弄得手下大臣和太监惶惶不可终日。朝廷老臣们不敢怪罪于光绪皇帝，于是，便迁怒于那些变法的维新党人。时间到了9月下旬，北京的政局变得更加微妙了。慈禧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感到维新局面的渐渐失控，感到了威胁的阴影。而这时候，光绪方寸大乱，不知要做些什么，并且，一意孤行听不得别人的意见。更让人觉得鬼使神差的，可能是光绪预先知道危险信号了，他突然下旨，让康有为离开京城。到了下旬，一件事情让颐和园的慈禧觉得非常震惊——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华，光绪安排20日在宫中接见他，外界传闻光绪拟聘伊藤博文为清国维新顾问；同时拟邀担任清国顾问的，还有美国人李提摩太。这样的说法让慈禧很生气，毕竟，伊藤和日本是清国的仇人，旧恨未消，皇上却私下有这样的打算，实在有伤体统！慈禧一直是一个爱面子的人，在她看来，面子是做人最根本的，纵观她一生的决定，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自尊和面子来左右。并且，更让慈禧感到危险的是，有人报告，光绪召见了驻扎在天津小站的新军首领袁世凯！

李提摩太夫妇

9月20日这一天在一种微妙无比的气氛中度过：早晨，光绪在宫中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上午，康有为离开了生活数年的南海会馆，悄然“奉旨出京”；中午，袁世凯乘火车回到天津；下午，光绪接见了伊藤博文，会见的同时，慈禧在屏风那边聆听。21日，慈禧宣布重新训政，下令捉拿“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康有为、康广仁兄弟。24日，朝廷宣布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治罪。26日，上谕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此案。28日，军机大臣传谕刑部，将谭嗣同等6人一起绑赴菜市口正法。被杀的6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林旭

维新的结果真的被李鸿章预料到了。变法由于缺乏必要的手段，缺乏根基和策略，缺乏缜密的实施方案，缺乏方向性，也缺乏争取与妥协，最后不可避免地变成带有悲壮意味的一厢情愿和一意孤行，导致了最后的失败。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康梁对于西方政治和科技缺乏深入的了解，对自己所处的政治地位缺乏清醒的认识，都构成了他们的软肋；而他们本身也不像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那样在朝廷中有很深的根基，加上自身性格上的短处，使得维新充满破绽和弱点，很难看到成熟的政治手腕、理性精神和必要的妥协，坚定和执著变成了执拗和刚愎自用。缺少经验和阅历使得维新党人很难在深似大海的衙门中实现自己的主张。

康广仁

对一般民众来说，人们还未能来得及了解变法维新的内容，朝廷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姿态，完成一轮“周而复始”了。在贤良寺，李鸿章在第一时间里听到了这样的变故，惊诧之余，李鸿章也颇为难过。毕竟，维新只有短短的3个多月！或者说，只有短短的100天！对于维新改革，李鸿章的内心一直很复杂。毕竟，戊戌变法是应该迈出的一步，而这第一步刚刚迈出，就输得一塌糊涂，再往下，对于这个垂垂欲老的清国来说，连走路都会哆嗦，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了！李鸿章甚至因此产生一种绝望：指望由上而下的改革，几乎已经不可能！剩下的，只有麻木而绝望地熬年头了！对于熬年头，自己倒并不太怕，反正，自己已是70多岁的老人，熬一天是一天。

杨深秀

刘光第

那段时间里，李鸿章一直把自己紧闭在贤良寺中，他既没有参与慈禧幽禁光绪的行动，也没有发表同情光绪维新的言语。他与这一切都保持着距离，只是暗中设法保护一些“新党”人士。9月24日，李鸿章宴请伊藤博文及其随员大岗育造，酒过三巡之后，谈起康梁变法。李鸿章先是试探伊藤博文的态度，然后为康梁辩解说：“论其罪状，无非煽惑人心，致于众怒。”对于朝廷重责的罪人，李鸿章的看法还是与他们不一样，只是轻描淡写地带过，并且预言：康梁日后必大有作为！

谭嗣同

杨锐

不过老辣而狡猾的李鸿章还是借助于维新变法的失败让自己东山再起了。政治就是一种多人围坐的扑克牌局，即使是同仁身败名裂，自己仍可以从中获利。李鸿章是深谙政治牌道的。1898年11月，朝廷在平息了戊戌变法之后，打算废立光绪，慈禧最担心的是洋人们集体干涉，于是派荣禄来李鸿章这里，想让李鸿章打探消息，安抚洋人。李鸿章就汤下面说：“洋人直接的态度可能难以直接问起，不如任命自己为两广总督，这样，各国领事就会来祝贺，到那时，就好跟洋人们沟通了。”荣禄回去后向慈禧转达了李鸿章的意思。平息了维新变法的风波之后，慈禧此时正想借助于老臣们的力量稳定政局。这种情况下，上谕很快就下了，李鸿章东山再起，被任命为两广总督。李鸿章愉快地接受了这样的任命。

冬日的阳光下，李鸿章在贤良寺的门廊里迎接着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到来。英国公使首先祝贺李鸿章被重新任命，说自己是特意来为他送行的。李鸿章为公使安排了家宴，在酒宴上，窦纳乐突如其来发问道：“听说贵国要废掉光绪皇帝？”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

问话的同时，窦纳乐死死地盯着李鸿章的脸，试图在这张苍老的面容上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李鸿章没有任何表情，只是用一种标准的外交辞令温和地说：“公使大人，我想，无论如何，这应该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吧？”窦纳乐也不甘示弱，一板一眼地说：“我是大英帝国的驻华公使，如果以后有外交上的交涉，关于中国的最高元首，除了光绪皇帝之外，大英帝国不承认别的什么人。”李鸿章点点头，他算是明白英国公使的态度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待维新变法的事情上，李鸿章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看法，丝毫也没有因为朝廷对于康有为的态度而改变。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各地纷纷奉懿旨捉拿康梁。准备就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临走前晋见慈禧谢恩，在朝上，慈禧拿出有人弹劾他是康党的奏折给他看，没想到李鸿章硬呛呛地说：“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慈禧没料到李鸿章竟这样回答自己，一惊之下，竟不知怎么把话题问下去了。李鸿章到了广州之后，又有人向他请教对康有为的看法，李鸿章再次脱口而出：“朝廷意抓康党，尔等无需怕，吾即是康党！”把在场的人吓了一大跳。在这件事上，李鸿章可以说是悲愤交加，对于朝廷如此对待改革者的方式，李鸿章伤透了心。从本质上说，李鸿章一直是比较有个性的人，只是在很多时候，出于各种各样的利益和权衡，李鸿章将个性隐藏了起来，给人一个老谋深算的印象。在经历一系列大起大落之后，77岁的李鸿章已觉得无所谓了，他看透了清国腐朽而顽固的做派，也对这个风雨之中的朝廷深感失望。尽管李鸿章与康有为在很多地方的观点不尽相同，方法也不尽相同，但康有为们遭到的下场，不免让李鸿章伤透了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冒出这样的话来，也不足为怪了。

不仅如此，在对待康梁问题上，李鸿章还有一系列相应的行动。当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国外，惊魂未定之时，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他们竟收到了李鸿章托人捎来的“问候”，甚至还收到了李鸿章的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李鸿章勉励康梁“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一个清国显赫地位的高官如此慰问流亡海外的朝廷通缉犯，自然让人感动。康梁急忙回信，以表达自己的感激心情。对于康梁，李鸿章确实是有“私爱”的，不管是对维新党人的同情也好，还是给自己留后路也好，李鸿章最起码表现了自己的勇气和主见。中国的确需要关键时候能够立得起来的人才，需要有新观念、新思想、有想法、有胆略的新式知识分子，李鸿章幻想着有朝一日如果真正地对清国进行改造的话，那么像康梁这样的人才，是必然要用的。

1900年1月，在贤良寺居住了5年之久的李鸿章离开了京城。在接到朝廷的任命书后仅10天，李鸿章就带着他的三眼花翎，像一只候鸟一样飞去了南方。在阳光明媚雨水充足的地方，李鸿章有了短暂时间的好心情，这里远离纷争的朝廷，远离庞杂的朝中事务，更远离晦暗而腐朽的人心。虽然偏居一隅，但踩在自己脚下的，毕竟是自己可以做主的地盘，这种感觉还是好的。对于70多岁的李鸿章来说，他已不想再追求什么了，只想惬意而轻松地度过自己的余生。当然，李鸿章也希望与自己一样风烛残年的清国，波澜不惊，平平稳稳地度过最后的时光。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

1901年，李鸿章78岁。这一年，是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

这一年，这位颤颤巍巍的老人迈过了新世纪的门槛。在上一个世纪，李鸿章耗尽了他所有的精、气、神，现在，这个老人与他所服务的朝廷一样变得日薄西山了。步入新年之后，李鸿章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他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人坐在有假山的院落里，看着不远处的白云苍狗，独自发呆；有时候，他甚至像一条刚上岸的鱼一样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李鸿章毕生所积蓄的力量以及他人生的破绽，都在最后的时光中情不自禁地透过一些细节流露出来。

在此之前，在广袤的北方农村，一件最大的事情就是义和团的兴起了。义和团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之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西方传教士以越来越广泛的形式深入到中国的农村，并且在中国内地的地方事务中拥有相当的特权，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在实际利益方面，教会为了扩大势力和影响，不择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纷纷入教，为非作歹，兴风作浪。这就更激起底层广大民众的愤怒。文化冲突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敌对的力量，在北方广大农村，基层民众以一种针锋相对的方式，也就是通过拜“本土神”的方式，抵抗着西方宗教势力的入侵。

78岁的李鸿章

义和团的兴起，是一种复杂的产物。这样的复杂体牵涉到社会背景、民间的情绪、经济上的困窘等，而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又显得无法控制。从教义上说，义和团运动是破绽百出的，它几乎没有完整而系统的教义，乱哄哄的像是儒释道的一知半解和中国戏剧的“大杂烩”。当然，这样的结果是中国底层的理解力所决定的，由于缺乏理性和科学的思维习惯，义和团肯定会将一些神秘力量人格化。他们相信天，相信土地公公，相信关公，相信玉皇大帝二十八宿……中国历史上一切民间传说，在义和团这里，都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义和团还将神学、迷信以及宗教混淆，他们相信法术，相信自己就是神，相信刀枪不入、鬼魂附体，相信自己能够飞翔……因为有着如此惊人的神通，洋人的洋枪洋炮又算什么呢？于是，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们，模糊了戏剧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集体陷入了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当中——当时的中国北方农村，就像一个戏剧大舞台一样，人们都争先恐后地登台表演。在这种情况下，洋人们与其说面对的是一群激情澎湃的“敌人”，不如说面对的是一群激情澎湃的农民“戏剧演员”，一群不戴面具的“神”。

义和团民

义和团的兴起，点燃了中国人多年以来积郁于胸的民族情绪。自道光时代开始，历经咸丰、同治，一直到当时的光绪，落后的中国在与西方的争夺中，一直败得体无完肤，脸面全无。困顿与耻辱一直如铅云一样，压抑在中国人心上。当洋务派的自强措施没能顶得住列强的扩张和侵略，维新派的变法也阴差阳错走向失败之后，人们用一种非正常的手段从绝望中寻找着希望——民间的力量走到了前台，试图以一种盲目排外的极端方式，以一种愚昧的手段来进行着抵抗。当这种情绪通过一种传统的方式轰轰烈烈地表现出来那一刻，实际上已走入了一种歧路。与此同时，朝廷和官方非理性的推波助澜显然加剧了这种错误。错误从一开始似乎就是风生水起，似乎它本来就是应该发生的，什么力量也阻止不了它。当错误成为一种必然时，也就具有宿命的意义了。

从1900年1月开始，在河北、山东等北方地区，凡是有着教堂的地方，便成为一片火海。几个月后，义和团在河北境内的活动达到了高潮。朝廷对于这种民间的势力，一时拿不出主意，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英、美、德、法等国发表联合照会，限令清政府迅速剿灭义和团，否则将“代为剿平”。到了5月下旬，由天津上岸的小股外国军队登上了清国的领土，并且由天津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路途之中，他们遭到了义和团的围追堵劫。与此同时，四面八方的义和团来到了京城郊区，一场轰轰烈烈的民间活动即将被点燃。

清国与义和团集体地深陷入一种幻觉。这样的幻觉，从现在看，绝大部分是因为认识上的混沌不清造成的。当世界在19世纪工业化的背景下，人们的思维已在理性和科学的轨道上行驶的时候，在这个东方古国，义和团和清国的统治层的思维还停留在蒙昧的中世纪。一开始，义和团所代表的民间势力还深怀着对于清朝的敌意，他们的口号是“推翻清朝，驱逐洋人”；但到了1899年底，口号突变，成为“拥护清朝，驱除洋人”了。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的王公贵族，甚至慈禧，都觉得这样的民间力量可以利用，最起码，可以增加与洋人叫板的砝码。出于这样的动机，朝廷打起了如意算盘，准备利用这股民间的力量跟洋人讨价还价。真实的情况是，在当时，整个清国的统治力已经变得松软了，在很多情况下，事态都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况。

最初，慈禧的态度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义和团可以在周边活动，但不准到北京来捣乱。慈禧十分清楚，如果几十万义和团来到京城，局面将不可收拾。但奇怪的是，当四面八方的义和团们来到紧闭的北京城门下时，一个来自辅国公载澜的命令却出人意料地送达了，九门提督不得不开门。于是大批的义和团农民们络绎不绝地拥入了清国的都城。

很多年后，当历史回望100多年前世纪之交的那场义和团运动时，令人奇怪的是，更多的书籍对于这场运动仍然表示出含混不清。一切现象都复杂无比，那时候所产生的任何现象，都是无数种原因交织的结果。它扑朔迷离，像糨糊一样具有复杂的黏性。

历史看起来似乎总是必然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有着很多偶然性。这样的偶然性往往由一些关键的细节决定，但关键细节，在历史进程中往往丢失得无影无踪，像海水冲过的沙滩一样，将那些色彩斑斓的贝壳席卷得无影无踪。这种关键性的缺失，又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历史总是莫名其妙，像一个喜怒无常的小孩一样，支离破碎，缺乏很多合理性。从现在看，义和团整个进程中的一些关键细节，也是毫无踪影，譬如，为什么载澜会让官兵打开城门，是因为洋人反对他的儿子接替光绪担任皇帝吗？为什么慈禧在关键时刻表现得那样迟缓？是一直在宫中沉湎于大戏吗？解释只有一种，中国的专制政体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总是拖沓而无效率，并且，在突如其来的事件面前，因为害怕承担责任，总是习惯于推诿拖拉，贻误时机，从而导致局面失控。

真实的情况是，在那段时间里，慈禧一直在宫中不断地听到人们在描述着这样的传奇。起初，热爱戏剧的慈禧并不把这些传言当回事，也不相信义和团所具有的法术。慈禧还专程派了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打探义和团的虚实，查证一下义和团各种“神功”究竟是真是假。经过几天的考察，赵舒翘等实际上已经看出义和团的“神功”全是假的，但随后赶来的刚毅却认为这些神功“可恃”。这种情况下，赵舒翘、何乃莹在向慈禧汇报时，含糊其辞，对于神功，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与此同时，王公大臣与宫中的太监们“三人成虎”，每天在慈禧面前叫嚣义和团法术通天，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洋人的坚盾利器。天天听着这样的报告，慢慢地，慈禧有点将信将疑了。毕竟，慈禧与那些老眼昏花的大臣们一样，都是生活在传统戏剧的文化背景之中，他们从未放弃超越现实的幻想。正是由于思维方式上的根本性迷糊，终于，精明而果敢的慈禧听信了大臣们的进言，准备依靠义和团的力量向洋人宣战。

义和团进京之后，北京城彻底地炸了锅。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义和团根本就没有统一的领导，也缺乏统一的指挥。北京从未如此熙熙攘攘，大街小巷天天在唱着大戏，玩着把戏，如春节一样热闹。似乎每一个人浑身上下都亢奋地膨胀着，仿佛他们已经找到了“驱逐鞑虏”的不二法门，复兴中华指日可待似的。慈禧决定向列强宣战后，即给进入北京的义和团发放粳米2万石、银10万两，命令清军和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进入京城的义和团们首先在城内的教堂、教会医院和中国教民家的建筑物上点火，大火腾起的浓烟如同长城烽火台的信号一样，预示着这座千年古都巨大的灾难将要来临。紧接着，火光蔓延，很多信教的中国居民的房屋也开始燃烧起来。清国的官员们下令把正阳门的城门关了，并派出重兵把守，说是奉太后之命，防止乱人混入内城。这样的命令，更像是给人们一个信号：要放火就尽管放，只要不把皇城点着就行。于是，京城的大火更熊熊地燃烧起来。

由于有了朝廷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义和团进入京津之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稍有看不惯的，都指为教民，全家皆杀。混乱的局面最后发展为：凡使用洋物者，“必杀无赦”。曾有几个学生仓皇避乱，因为身上带有铅笔一支、洋纸一张，也遭受了乱刀砍杀的命运……对于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群情激愤之下，义和团还倡议活捉康有为回国治罪，甚至，义和团还一度冲入宫禁企图捉拿光绪皇帝，结果是慈禧发了一通火，杀了几个人，才平息了这一事件……形势变得越来越失去控制了。被煽动起来的狂热民众，天天在街头追杀洋人和“二毛子”，抢劫商店住宅，焚烧教堂医院，外国人只得躲进使馆，并在使馆外筑起街垒。

被毁坏的使馆区

现在来看，这场蹩脚的农民运动更像是一场造反的大戏。喜欢戏剧的中国人集体造就了一场神魂颠倒的迷乱，然后，在这种迷乱演出了一场悲喜交加的大戏。在这当中，人人都发现自己成了演员，而当他们置身于这样的运动时，都油然产生一种崇高感。男人女人都涌进了这场大戏之中，他们的装扮也富有戏剧的特色：“大师兄身穿黄裳，头包黄巾，马如飞，黄令旗招展，人皆让路”，在这群人当中，有扮作孙悟空的，有扮作诸葛亮的，有扮作关羽、张飞的……他们的装扮和造型，都来自于在此之前广为流传的话本和戏剧。连女人也加入了，他们头裹红巾，腰扎红带，绛色裤褂，蹬软底鞋，头巾上写着“协天大帝”四字，红肚兜上则标明“护心镜”。她们就差完全套用戏剧的扮相了，在背上插着十二面令旗，头盔上飘着两根长长的野鸡翎。这样的方式哪里像是上战场呢？就像是赶赴一场盛大的戏剧。魔术也出现了，由乡下女子组织的“红灯照”，每个人带着一个小灯笼，据说小灯笼可以呼风唤火。有人看见，小灯笼可以带着头扎红巾、腰系红带的女子，在天上飞，她们的手指向哪里，哪里便燃起了熊熊大火。还有一个叫“砂锅照”的义和团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只带一口砂锅，当队伍要吃饭的时候，成员便生火做饭，奇怪的是，一只小小的砂锅，里面的米饭竟怎么也舀不尽，一直可以供应数百人吃饱喝足。

中国的北方就这样上演着一场人鬼不分的大戏。只要是戏，总有大梦初醒的一天。以这样的方式去跟洋人作战，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了。

1900年6月，当八国联军即将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慈禧仍然按部就班地生活着，沉醉于她以古老的神话方式取得抗击洋人胜利的美梦之中。义和团进京之后，不知是触动了慈禧的哪条神经，这个曾经非常喜爱戏剧的老妇人变本加厉，对待那些戏剧，几乎是疯魔了。慈禧整日沉湎于京剧，每天，她总是迟迟地起床，一番精心地漱洗之后，吃过午饭，她就让戏班子热热闹闹地开演了。当大戏敲着锣鼓拉开帷幕之后，慈禧一边安详地用她专用的鹤脚烟袋吸着水烟，一边全神贯注地看着戏，像一个农村妇女一样尽展悲欢离合。看到入情处，慈禧也会大声笑出或者恸哭不止。戏落幕了，喜笑颜开的慈禧就会下旨：赏！小太监就会把碎银子抛到台上去，演员们就会磕头谢恩。

在慈禧眼中，现实也是一场正在上演的大戏，而她自己，就是这个大戏中永远的主角。

当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在北京兴起的时候，此刻的李鸿章正在南方休养生息。尽管在千里之外，但李鸿章还是凭着自己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嗅出这场风波暗藏的危险。6月初，李鸿章收到了英国人赫德从北京发给广东海关的电报，这封电报几乎代表了驻华洋人们的集体立场，也告知了北京的真实情况：

此间局势极其严重，各国使馆都害怕受到攻击，并且认为中国政府即使不仇外，也无能为力，如果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请电告慈禧太后，使馆的安全极为重要，对于所有建议采取敌对行动的人都应予驳斥。

李鸿章收到电报后，立即向慈禧发电，重申了赫德的意见，特别强调如果不停止排外行动，大清帝国可能灭亡的观点。

但李鸿章的电报石沉大海，没有起到一点作用。

形势直转而下。西方列强，加上日本，终于动手了。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聂士成阵亡，马玉昆、宋庆诸军零落，三天之后，京城门户天津陷落，以保护使馆为名登陆的联军向通州进发，而通州距都城北京仅20公里。19日，大清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总理衙门宣布不再保护使馆，限外国人在24小时内离京。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男爵在乘轿前往总理衙门试图交涉保护在京外交使团安全问题时，途经东单总布胡同时，被巡街的神机营章京恩海用枪击毙。随后，保卫北京的清国将领李秉衡在杨村遭遇败绩后，退至通州（今通县）自杀殉国……李鸿章在南方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老泪纵横，用手杖触地：“内乱如何得止？如何得止？”李鸿章的悲伤让在场的官员动容失色，他们从未见过冷静铁血的李鸿章在情绪上会失去控制。即使是在最伤痛最悲凉的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也只是无声泪下。他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李鸿章所喷发出来的，已不仅仅是泪，而是血了。

聂士成

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李鸿章的内心明显是有幽愤的，也有着牢骚和看法。李鸿章给朝廷发去一封电报——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此所谓乱命也。”并要盛宣怀迅速将他的意见转告刘坤一、张之洞。

李鸿章终于说“不”了，这样的态度，算是李鸿章平生对朝廷的唯一一次违背。对于李鸿章来说，此举可谓石破天惊。虽然这种态度改变不了什么，但对于一直愚忠成痴的李鸿章来说，有这样的态度，已经出格了。也许这样的做法，甚至可以看出李鸿章在访问欧美之后自由意识的成长，意味着清国的铁箍已经松动；或者，南方日益活跃的商品贸易和经济活动，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清国官员们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模式。与此同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等在获悉了李鸿章的电文后，也开始对朝廷心存“二心”了，他们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这样的道理很简单：危难时候，他们只得自保自己的一方平安，并且，不想进一步扩大对立面，如果南方各省也发生动乱，或许清国人真的要做亡国奴了。虽然各总督之行为在以后很长时期内引起广泛非议，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中，正是他们如此的态度，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战死天津的中国军民

貌似强大的清国一下子乱了方寸。京城保不住了，宫殿保不住了，虚弱的清国急切需要这样一个人来收拾局面，这个人必须不会引起洋人们的反感，最好还在洋人那里颇有面子，能够得到南方各省那些心里不痛快的督抚们的支持和信任；懂得办洋务，能独立处理棘手的重大问题；有与洋人周旋的骨气和勇气，能在议和中尽可能地维护朝廷的利益；能够确保清国领土的完整；当然，最重要的是：必须慈禧信得过，对慈禧绝对忠诚，或者说，要确保光绪皇帝不卷土重来，维护慈禧的现实权力。

上述条件实在太苛刻了，慈禧在帝国满朝文武大臣中反复选择，浮出水面的，仍是年过古稀的李鸿章。或许，在作此决定的时候，酷爱戏剧的慈禧会想到刘备对诸葛亮的托孤——每当清政府把清国带到毁灭的边缘时，他们想到的，就是启用老迈忠心的李鸿章。这样的结局，对于李鸿章来说，是一种喜剧呢，还是一种悲哀？

78岁的李鸿章此时已成为这艘即将沉没的巨轮的唯一救命稻草。朝廷的电报继续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攻打京城的洋人议和。与此同时，各地请求李鸿章北上“主持局面”的电报也如雪片一样飞来，一律声称只有他才能稳定大局。朝廷下诏，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1900年7月17日，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了。此时的李鸿章，依旧清癯高瘦，头上戴一顶青缎小便帽，脑后的辫子，已变得花白枯萎了。李鸿章颤巍巍地在贴身侍卫的搀扶下走过跳板，然后在甲板上的藤椅上坐了下来。所有的官员都静静地等候着他发布开船的命令，但李鸿章许久都没有开口，他只是闭着眼睛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仿佛睡着一般。南方的7月，正是高温酷暑，闷热的天气凝固得仿佛将要爆炸似的。

前来送行的南海知县裴景福与李鸿章既是同乡，又私交甚密，他走到李鸿章面前，小心翼翼地探听李鸿章对国是的态度，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损失，没想到李鸿章突然声音哽咽：“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还在继续着与洋人噩梦般的太极推手。

此时此刻的李鸿章像什么呢？与他忠诚的大清帝国一样，在西方列强高歌猛进迈入新世纪之时，这艘古老的东方航船，只能拖着呻吟的骨架，使尽最后的气力在海潮中颠簸而行，艰难、悠缓、疲惫、衰迈，已接近于彻底地触礁了，陈旧、腐朽的舱板失去了密封性能，裂缝越来越大，海水不断渗入……但掌握着这艘轮船的人，仍然挣扎着，幻想着起死回生，或者忍耐，坚持，做着最后的努力。

1900年8月15日，大清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据不完全统计，在京城沦陷之后，集体自杀的贵族家庭就有：

宗室奉恩将军札隆阿和儿子、儿媳、女儿和孙儿一起自缢；

宗室侍读宝丰全家吞金而死；

宗室侍读崇寿，杀全家老少之后，自刃胸腹以死；

奉天府尹福裕全家7人全部溺死；二等侍卫全成全家5人服毒；

一品官富谦全家12人自焚；

联军进紫禁城

护军参领续林用刀杀了妻子儿女后自杀；

都统御前侍卫奕功，在联军冲到他家门口后率领全家子女共10人进入后院自焚；

吉林将军延茂战斗失败后只身回家，与母亲、兄嫂和子女共12人引火自焚；

中书玉彬与母亲赫舍里氏以及妻子兄弟等，全自焚；

庶吉士宗室寿富，全家集体上吊；

国子监祭酒熙元和王懿荣，前者和老母服毒，后者与妻子投井；

三品衔兼袭骑都尉员候选员外郎陈銮一家集体自杀人数最多，达31人。

根据有关史料的不完全统计，1900年，北京城破的两天之内，全家集体自杀的皇亲国戚达30多户。王公贵族之家自杀总人数在近2000人。

古老的京城，在上演一段时间的迷幻大剧之后，现在，轮到惨烈悲壮的结尾了。所有的悲情都于事无补，“平常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抱君王”，中国历史从不缺少这样不负责任的死法，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对于这些王公贵族而言，如果缺乏对于国家大局的政治智慧，危难时候以自己的生命作砝码，毕竟是无足轻重的。

接到朝廷一个又一个指令后，李鸿章根本就不愿意去收拾这个烂摊子，他是有前车之鉴的，甲午战争后因为签订《中日马关条约》而遭到国人的普遍声讨，“李二先生是汉奸”的骂声至今还在耳边回响。从广东北上之后，李鸿章一直在上海磨磨蹭蹭，他是根本不想去那个是非之地。但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李鸿章“不下地狱”，谁又会“下地狱”呢？他当然知道签订这样的条约只会把自己钉在民族和国家的耻辱柱上，他太了解自己的民族以及自己的同胞了，知道他们习惯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在危难之中，这个民族一直有着极其热爱面子、极度自大而又自卑的习性，他们一般不愿意直面事实，不自我反省，只是眼光向外积极地寻找替罪羊。在寻找到替罪羊之后，他们往往毫不犹豫地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然后，便是振臂一呼进行着声讨了。这样的心态与习性，李鸿章从来就看得很清楚，对这一切，他是再熟悉不过了。

斩杀义和团

一直到慈禧任命奕劻为和谈全权大臣，李鸿章“辅佐之”，李鸿章才真正北上了。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李鸿章专程去了一下他曾经执政达20多年的直隶衙门。天津是李鸿章任北洋大臣的办公地，而直隶总督府则在保定。在一年的时间里，李鸿章一半时间在天津，一半时间在保定。此时此刻，北洋大臣的办公地已是破败不堪，李鸿章蹒跚着步子，察看着废墟中的一切，内心沉痛无比。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联军正在戒严，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就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另一个，则是与李鸿章一同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府。

后来，晚清名士齐如山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驻北京，朝廷宣布由李鸿章全权担任议和大使并从广州赶赴北京时，整个北京城都在盼望着李鸿章的到来。的确也是这样，当整个清国陷入了最大的灾难，京城沦陷，清国的官员们死的死、亡的亡，或者袖手讷言、各求自保、麻木不仁时，只有李鸿章，算是挺身而出，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路，那就是，以个人的屈辱和牺牲换取最大限度的时局缓和。李鸿章当然知道这样的行为本身极容易被钉在民族和国家的耻辱柱上，极容易在历史被简单化以及别有用心中充当牺牲品，但他无法躲避，也无法逃脱，只好走上前台。也可能李鸿章唯一能自我安慰的就是，这样的举动，避免了进一步的生灵涂炭，而他一辈子服侍的清国朝廷，也终于可以回到京城了。”

坐在乾清宫皇帝宝座上的八国联军

11月初，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听到这六项严重侮辱大清国国家主权的“原则”时，李鸿章忍无可忍，他情不自禁地说出了列强犹如“虎狼群”的话。李鸿章再一次感受到自己作为战败国臣子的虚弱了，“弱国从来无外交”，自己哪是一个来议和的外交官呢，分明只是一头羊，闯进了虎视眈眈的虎狼之群。

从京城狼狈逃至山西，又从山西辗转逃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日日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这个精干但却不善审时度势的女人，晚年最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就是遇上了李鸿章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奴才。虽然清国1900年夏天发生的巨祸完全可以避免，但既然发生了，李鸿章就必须尽心尽责地维持局面，并且还要消解联军的追究，维护慈禧的地位。这样的奴才真算是忠心无比，为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小朝廷，李鸿章正在做着最后的努力。——“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李鸿章之手。”由于事务繁杂，心理压力巨大，李鸿章终于病倒了，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住气了，他们唯恐朝廷再也没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一个耗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驻扎天津的各国军事将领

清流派出身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这样的态度，是张之洞一如既往的做派。张之洞可以在任何时候都正确，但问题是，这样的正确，从来只能作为标榜，而不能解决问题。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十分恼火，李鸿章表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敌我双方实力悬殊，根本不可能打赢战争。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哪里能解燃眉之急呢？一切都必须当机立断。李鸿章给张之洞传话说，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空论长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

张之洞

因为“议和大纲”此次没将慈禧列为祸首，洋人也让步没有让她交出权力。于是朝廷迅速地向李鸿章传达了旨意：“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声讨又起：“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已经开始咳血了。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是联军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而且要亲眼看到惩处罪魁祸首。

关于惩办问题的谈判，耗尽了李鸿章最后的气力。李鸿章几乎是上气不接下气地跟洋人论短道长，他无法接受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们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的局面，一直据理力争。与此同时，为了议和自保，朝廷不得不屈从列强提出的“惩办祸首”的要求，多次发布上谕惩办祸首：庄亲王载勋被赐自尽，山西巡抚毓贤被即行正法，刚毅本应斩立决，因已病故免其置议，启秀、徐承煜即行正法，载漪、载澜被发往新疆，徐桐、李秉衡因已临难自尽故免其置议，左都御史英年被赐自尽，赵舒翘也被赐自尽……各级官绅遭惩处者达100多人。这些退让都是为了保住慈禧的性命。最终联军放弃了对包括慈禧“正法”的要求。

接下来就是赔款问题的谈判了。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李鸿章已没有精力面对面与洋人再论长短了。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级官员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从一开始提出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4亿5000万两，是对4亿5000万中国人所定的数字，“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李鸿章接受了这个侮辱。朝廷给李鸿章的回电是：“各国偿款四百五十兆，四厘息，应准照办。”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份文件上，李鸿章将“李鸿章”三个字签成了“肃”字的模样，这三个字挤在一起，即虚弱无力，又辛酸悲苦。很明显，李鸿章在此时想的是以自己在朝廷受封的身份“肃毅伯”来落下这个耻辱的款。他哪里愿意将自己的名字以这样的方式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呢？那样的签名纯属一种职务行为，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悲恸欲绝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辛丑条约》签订时的情景

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剧，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无法想像就要离世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会是什么心情。李鸿章毕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到了生命的边缘阶段，算是彻底碎如齑粉了。临终前，李鸿章还曾经给远在上海的盛宣怀写信。李鸿章知道大限已到，但他还是有很多事情放心不下，他写信给盛宣怀，向他，并通过他，向上海的朋友们诀别。在信中，附诗一首：

四十年来百战身，几回此地息风尘，

经营庶富羞言我，纽握机权耻授人。

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

诸君努力艰难日，莫误龙华会里因。

诗中附言道：“鸿章又拈句柬海上官商寅友，并谢拳拳，乞弟代为一一致谢。愿诸君努力共济时艰，鸿章虽死犹生。”

在休息的外交使节成员

签定条约后的宴会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魂飞魄散。死之前，已经穿上寿衣卧于病榻上的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两行清泪缓缓滚出。匆忙赶来的老部下周馥痛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周馥“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其目遂瞑，须臾气绝。李鸿章是死不瞑目啊，作为一个败国之相，心高气傲的李鸿章哪里甘心这样的下场呢！

李鸿章终年78岁。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李鸿章看到了什么呢？但终于魂飞魄散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个裂缝向外打开，世界在最后的时间内变成无数白光消失。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那些别样、陌生、寒冷和不可把握的东西正像阴影一样向他扑面而来，吞噬他所有的功名和时间。李鸿章脸上的所有表情都冻结了，一股陌生而熟悉的东西慢慢伸延过来，暗淡了他最后的光与影。

去世前，李鸿章还挣扎着全部气力，口述诗一首：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了，请君莫作等闲看。

第十四章　忠与奸

李鸿章病危的时候，慈禧正结束她流浪的日子，在由西安回京的途中。车队进入满目苍痍的中原地区时，消息传来，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慈禧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慈禧说的是心里话，对于她来说，是最知道李鸿章之于大清的重要性的。这个“糊裱匠”晚年为了这个垂亡的王朝，真算是尽完了最后一份力。几天以后，李鸿章去世的噩耗传来之时，庞大的回銮车队已经到了河南辉县。尽管慈禧和光绪心里已有了准备，但还是泣不成声：“太后及帝哭失声，辍朝”；随行人员“无不拥顾错愕，骤失倚恃者”。对于李鸿章，清廷给出的谥号是文忠公，这样的表彰，也算是对李鸿章一生对大清王朝忠心耿耿最准确的评价了。

从1861年一直到1908年的48年中，清朝的最高权力，实际上一直由慈禧掌控。这是一个曾经非常漂亮的女子，关于她的相貌和风度，当时西方的很多报纸都有着津津有味的描绘。据说慈禧年轻的时候肤色如雪，吹弹即破；牙齿如贝，一双黑色的大眼睛如星星般闪烁；在性情上，慈禧既有江南女子的温柔体贴，让人迷恋，又有北方女子的泼辣从容，大气果敢。一直到她60岁的时候，还曾有西洋的报纸说她像少女一样迷人。清宫中聘请的一个为慈禧专门作肖像画的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描绘说：慈禧是一位“非常面善的女士，容貌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脸上永远带着一种胜利者自得的微笑”，卡尔以她画家的敏锐描写道：“她穿着一件皇家专用颜色——明黄色的长袍，上面栩栩如生地编织着紫色的藤蔓，还镶嵌着大量珍珠。她的长袍是满族式的，有些部分从脖颈拖延及地，一排翡翠纽扣从右肩一直扣到长袍的褶边。长袍用一种爽挺、明亮的丝绸做成，穿在一件同样长度、同样颜色但比较柔软的夹袄外面。在右肩起第一枚纽扣处，挂着一串硕大的珍珠，有18只之多，并且珍珠和珍珠之间用璀璨剔透的绿宝石隔开。在这枚扣子上同时还挂着一颗淡红色的宝石，有两束丝绸做的黄穗从宝石上飘落而下，穗尾是两颗好看的圆球。”

慈禧太后自西安回京

这个生长在江南的满族女子一生追求着完美生活，但她的个人生活却一直不完美，个人生活的缺失以及生理的不平衡，可以说是慈禧性格有时暴戾、喜怒无常的重要原因。生理与生活的缺失，反过来刺激她更加注意生活的品质，力求充分享受世界的完美华章。在无休无止的繁文缛节的沉重负担之余，慈禧对生活中的一切新奇都抱有积极态度，喜欢尽兴地享受着人生。

曾有外国公使夫人称慈禧为“一条母龙”，此语一点不虚。慈禧一直就不是一个凡角。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到了后来的大权在握，慈禧实际上可以说是走过了人世间最不平凡的道路。16岁入宫时，慈禧只是一个贵人，住在圆明园的天地一家春。当时咸丰皇帝喜爱的，还有其他好几个女子。慈禧能够脱颖而出，除了因她生育了同治之外，还在于她异常聪明，善解人意，侠肝义胆，可以为咸丰分忧。浸淫宫中，慈禧潜移默化中学会了果敢、狠毒，富有幻想。既具有极其准确的直觉，洞察秋毫；也识人无数，极重情义。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咸丰皇帝远逃热河，留下了恭亲王与英法联军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条约签订之后，咸丰万分耻辱，他一直在热河幽居，拒绝接见任何外国使臣，甚至连朝臣也拒绝接见，整天沉湎于鸦片和酒。一年之后，30岁的咸丰英年早逝，26岁的慈禧与恭亲王联手，临危不惧，心狠手辣，击败了肃顺等八大臣，与慈安一起垂帘听政。那些政治上的手段与阴谋，慈禧可以说是烂熟于心。她属羊，但很多如狼似虎的大臣在她面前胆战心惊。她一生在深宫之中生活和挣扎了近60年，即使是执政，也有48年，在她面前，有咸丰、同治、光绪三位皇帝驾崩，而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则在她的操控下，惶惶不可终日。

晚年慈禧

与历史上曾经的女皇武则天相比，慈禧从不轻佻，也从不淫荡，虽然她的面前有很多优秀的男人，而慈禧也聪明异常地懂得怎样赢得男人的欢心，懂得男人的虚荣和软肋。这个年轻的寡妇对于爱新觉罗家族一直是忠心的，在某种程度上，她就像《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一样，不辞辛苦，管理着这个庞大腐朽的家业。

按照现在的说法，慈禧从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以女人征服男人的方式统治这个国家，充满热情地生活在宫中。慈禧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女人，她注意养颜美容，注重梳妆打扮，喜欢美食，爱好花草，亲自制作精致的化妆品，并且，还会写诗，会欣赏诗，善于书法、绘画，喜欢用真正的花草汁涂在自己的画作上。除此之外，慈禧还天性幽默，富有智慧，她习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将理性的问题直觉化。

当然，作为一个手执最高权力的单身女子来说，始终环绕于慈禧周围的，是挥之不去的孤独与恐慌。与她的前辈主宰一脉相承的是，由于满族人是征服者，相对于庞大的被统治的汉族，这个民族一直势单力薄。尽管满人入关掌握政权之后，汉族男人留起了辫子，向异族皇帝高呼万寿无疆，也尽管满族几乎毫不走样地尊奉汉文化的一切传统。但历代的满族统治者都在骨子里对于汉人有着深深的警惕，他们知道，在汉族人的骨血中，那种被他人统治的感觉300年间不曾有一刻消失。这种广袤的不安全感，使得深居高位的统治者的第一考虑就是，如何在人数众多的汉族中用尽一切办法维持自己的政权。深层次的恐慌决定了清国在整个制度上的保守性和专制性——最高统治者高居一个松散的、却存在着等级和名分的社会秩序之巅，以儒家富有教导意义的道德行为准则来维系自己的统治。在这个秩序里，经典的教义是至高无上的，庞大的家族制支配着个人，恪守职责的信条高于享受权利的信条，文官控制着军事，商人为其所用；道德行为的准则凌驾于人的情欲、物质利益和法律条文之上。朝廷还必须借助依靠和笼络汉人中的杰出人物，远离社会的快速进化。清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形和隐秘中，延续了很多年，每届统治者在这样的位置上，都多疑，也多虑，尤其是对于手下的能臣，必定一方面要倚仗他们，另外一方面，又得无时无刻地提防他们，控制他们。慈禧当然也是如此。这样的恩威并施、处心积虑，也就决定了慈禧在很多事情上不敢大意，决定了她在很多事情上神经过敏。

在晚清诸多的汉臣当中，李鸿章无疑是当中的出类拔萃者。李鸿章的人情练达、讲究实际、足智多谋，使得慈禧与李鸿章之间比较有共同语言。就慈禧本身来说，她是很想有所作为的。早在刚刚垂帘听政时，慈禧就以后期爱新觉罗家族男儿少有的胆识，领导了当时的“自强运动”。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不仅仅使清国的财政和国力有所增强，而且增加了慈禧的威信，也稳固了她的统治。从1862年到1875年的这一段时间，被称为“同治中兴”时期。在这一段时间里，大清在慈禧与恭亲王的领导之下，似乎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整个国家在渐渐的开放中嗅到了海洋的咸涩气息……在朝廷的号召下，李鸿章无疑起到了骨干作用，是“自强”运动的马前卒。正是在慈禧掌权的初级阶段，李鸿章因为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与慈禧的接近，赢得了这个女人的好感。这也决定了慈禧与李鸿章在今后的岁月里建立了信任和不解之缘。

慈禧与李鸿章是存在着很多相同点的：他们都属羊，从年龄上说，李鸿章要比慈禧整整大一轮。慈禧极其欣赏李鸿章，不喜欢在小事上较真、酸腐而迂回的翁同龢。在慈禧看来，偌大的一个朝廷，绝大多数，都是一群无用的书生，真正能在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解决问题的，首屈一指还是李鸿章；而且，李鸿章精通人情世故，凡事一点就通。她就喜欢这样的聪明人。正因如此，慈禧很少干涉大权在握的李鸿章，对他十分信任和放心，李鸿章一生曾面临多次危机，他的公开和潜在的对手曾多次罗列罪名，收集证据，要弹劾他，甚至要置其于死地，但都是慈禧，在最关键的时候保护了他。慈禧对于李鸿章的态度让李鸿章感恩戴德，李鸿章知道，只有慈禧，才是最能够理解并且信任他的人，“士为知己者死”，这一句话，是极符合李鸿章心境的。对于朝廷，对于慈禧太后，虽然李鸿章也有很多不满，并且在私下也发过牢骚，但在公开场合，在“大局”面前，李鸿章从不说一个“不”字，总是表现得忠心耿耿。李鸿章知道，在内心深处，慈禧对于自己也是有提防的，尽管自己手握重权，但他仍然是慈禧的工具。李鸿章深深了解慈禧，这个女人心狠手辣，她一直奉行“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他一生不痛快”，得罪不起。是慈禧在控制李鸿章，而不是李鸿章操纵着慈禧。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中，最高权力者的性格与喜好，往往就是游戏规则。李鸿章是清楚地知道这个绝对规则的。

于是，在晚清的权力构架中，慈禧和李鸿章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关系：知李鸿章者，慈禧也；能助慈禧者，李鸿章也。他们之间惺惺相惜，互相需要，并且对对方也心有余悸。他们二人的方法各异，但他们却有一样的目的，那就是全力保全清朝，保全皇室，他们就像清王朝最坚固的两根柱子一样，构求着一种平衡，支撑着末日的清廷。

在深知李鸿章同时，慈禧还在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这三位晚清时代的重臣之中，玩弄政治平衡术，与李鸿章一样，慈禧从未让他们担任过核心职务，但他们从未遭到过她的贬黜——当一位臣子的权力到了足以威胁她的安全时，慈禧就会心狠手辣地下手了。当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恭亲王。当慈禧察觉到恭亲王自以为功高盖主得意洋洋之时，她就毫不犹豫地收拾了自己的第一个合作者，一个曾经亲密的盟友，一个杰出的政治人物。作为女人，慈禧还有着女人的政治方式，罢黜恭亲王的同时，慈禧还拿出女人才具有的温柔，收恭亲王的女儿为义女——这个女人，是深得这样的政治艺术的，就像她经常使用的一枚印章，上面镌刻着：恩风长扇。慈禧，就这样经常轻摆她的羽扇，不时拂出徐徐的恩风。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不妨假设一下。假如李鸿章对清王朝取而代之，那又将如何？

李鸿章至少有三次机会面对这个问题。第一次是曾经的洋枪队统领戈登提出来的。1880年清国与俄国关系危急，俄国以伊犁之役，对清国进行威胁恫吓，大有进一步扩大事端之势。戈登这时候正好去天津拜访李鸿章。当李鸿章向戈登问询对于时局看法时，戈登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李鸿章听完此话后，沉默半晌，然后说：“那当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从未背叛过朝廷。”接着，李鸿章又说：“另外，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会掉脑袋的。”

第二次，就是孙文给李鸿章的上书了。

1894年6月甲午战争前夕，孙文曾到达北洋大臣李鸿章驻节地天津，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上李傅相书》。在此之前，孙文先到上海拜见已是名满天下的乡贤郑观应，将此书交给郑观应一阅。郑观应谈了一番感想后，转请王韬润色，并给孙文写了引荐书，推荐他去见李鸿章。在这本《上李傅相书》中，孙文大胆地向李鸿章提出了“取而代之”的建议。由于这时中日在朝鲜对峙已经剑拔弩张，加上孙文上书的内容过于敏感，李鸿章并没有对此事有所表达。也许，在李鸿章眼中，像孙文这样的“知识青年”还是太过稚嫩了，不足以从长相议。并且，李鸿章到底有没有接见孙文，一直存有争议，上书的结果是，李鸿章安排其幕僚给孙文弄了一张护照，让他“先游历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然后返中国”。

第三次则是1901年。当义和团运动无法控制、八国联军群起进攻北京之时，西太后急诏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北上议和。有一种说法是，在此关键时期，梁启超到了广州，拜会了李鸿章，为李鸿章定下上中下三策以应对此事：上策拥两广自立，以李鸿章在当时国内外的影响力，旗帜鲜明地恢复汉族统治，建立新政体；中策为起兵广东，北上剿拳勤王，以谢洋人，以兵马给洋人以威慑；下策就是奉诏单骑入虎狼之穴议和了。国乱纷扰之际，清室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上策无疑也是一种大胆的选择。但李鸿章对于所有的方案都未置可否。还有消息表明，李鸿章在广东期间，还同意幕僚刘学询与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的策划，同流亡在外的革命党人孙中山暗中联络，准备策划两广独立，自立为王或是总统，用孙中山来施行新政。

尽管最终这些行为烟消云散，但这样的传闻，听起来还像是煞有介事。也许，到了这个时候，李鸿章是对那个腐朽的朝廷彻底地失望了。这个腐朽的朝廷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内忧外患，苟延残喘，牺牲人民，绥靖洋人，让李鸿章本人受够了窝囊气。如果李鸿章真有打算鼓足勇气重写自己的人生，结果或者不出人意料，只是，时也，运也，李鸿章在犹豫中失去了这样的机会和可能性，只能一以贯之，以一个“糊裱匠”的形象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垂暮之年的李鸿章

作为拥有重兵的地方诸侯，与朝廷的关系处理一直是潜在的，也是最具危险性的问题。随着清国腐朽和没落程度的加深，这种关系肯定会变得越来越迫切。从表面上看，李鸿章是有这个能力的，他手头一直握有重兵，无论是在智慧胆略上，还是从资历上，他比朝廷诸多的迂腐旧儒酒囊饭袋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并且以当时淮军的实力，相比较岌岌可危的清王朝，要想取而代之，并不是件太困难的事。但李鸿章似乎从未这样做，而且几乎从不对朝廷说不，在一辈子官场生涯中，李鸿章一直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从未违反过朝廷的有关授意，也从未对朝廷表现过一丝不恭。

应该说李鸿章有很多次非常好的“取而代之”的机会。李鸿章为什么不这样做？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实力问题，而是世界观问题，“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从性格和世界观上来说，李鸿章显然不是曹操那样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李鸿章虽然很聪明，但他却不是一个渴望成就霸业的人，他只是渴望着为朝廷所用。成为一个“治世之能臣”，就是李鸿章全部的追求。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显然与他的同乡，三国时期的曹孟德不一样。李鸿章虽然从才情上说也是“中人以上”，但他缺乏曹操那样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曹操的大气、豪爽、洒脱、风趣、机敏、诡谲、狡诈、冷酷以及残忍，同时，最缺乏的，是曹孟德那样对于天地人生的全面的哲学思考和感悟。曹孟德曾在那首著名的《观沧海》中写道：“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从诗中，可以看出，曹操是一个对于天地万物有着通彻了悟的人。只有具备这样的感悟，才会有如此博大的胸襟和气度。一个不具备浩然之气的人，通常是不敢在乱世之中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的。

从思想上看，李鸿章还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有着传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忠义节孝的道德对他影响非常大，这种儒学义理的教育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行为掌握是根本的。在李鸿章的内心深处，他是一直承认“真命天子”的。

当时，层层叠叠的科举选拔制度更是加剧了人们的机械与谨慎。从这样的体制与思想出口所涌现的人物往往尽显处心积虑。由于科举制度的严格和缜密，加上理学的渗透，在明清两朝，已经没有土壤能出现赵匡胤式的乱世重臣，也很难出现诸如诸葛亮那样的英才了，能够出现的，只是这种体制设定的模具所铸造的器用者。对于绝大多数朝廷重臣来说，已经很少有虎狼之性了，有的只是犬性和羊性，见利忘义，或者是亦步亦趋、无所事事。对于李鸿章来说，他的性格、所受的教育以及成长经历都不足以支撑他成为一世枭雄。李鸿章出身社会下层官僚家庭，从性格上来说，并不是一个有着天地情怀的人，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他对于天地万物的思考与感悟也非常有限。李鸿章人文理想、宗教感以及历史感的缺乏，使得他在更大程度上只会在意个人的利益与功名，并不是一个为理想和情怀甘心舍弃功名和地位的人，他不可能有“反骨”，也不可能有着大境界，李鸿章拥有的，只是商人似的精明，以及官场的老谋深算。

在这样的思想本源之下，李鸿章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只会是浅层次上的追求，谈不上从本质和深层次上的理解。越到晚年，李鸿章变得越来越现实，疲于奔命各种事务，很难从诸多的事务中脱开身来。从追求上说，李鸿章对于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状况已相当满意，他更愿意在一种光环下生活而不愿意去做那个光环，因为这样更安全。李鸿章最终选择了一种安全的生命方式，那就是以执行者的面目来出现，在现存的制度下做事，同时，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国，服务于朝廷，而又有着自己的独立性。

与此同时，制度上的掣肘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的中央集权，发展到明清之时，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政坛那种选拔官吏的制度以及推崇的倾向，使得官吏们很难保持一种锐气。知识分子那种因为拥有真理和才华，而具备的高贵感和英雄气质已经荡然无存。尽管李鸿章权倾朝野，也拥有广泛的权力网和关系网。但是，在当时清朝的那种繁琐无比、互相掣肘的政体以及组织方式下想要有所作为，必定难上加难。更何况李鸿章要想使其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效力，他还缺少最重要的力量支撑，那就是绝对权力。李鸿章从未掌握过中央大权，他一直在军机处外，甚至在洋务运动时期也与总理衙门大臣职务无缘，李鸿章在最盛时期也只不过是京城所在的直隶省的总督。虽然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当清国总理衙门没有能力处理对外事务时，李鸿章以北洋通商大臣的地位，赢得了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权力，使自己成为与总理衙门并驾齐驱的一个单人外交部。但李鸿章掌控外交大权毕竟“名不正，言不顺”。而且，李鸿章的权力也受到很大限制，他所需要的财政和其他资源，经常有赖于他管辖的以外的省份。官僚体制的一个共性就是，很多事情如果按照惯性来操作的话，顺理成章轻而易举，但只要稍稍有悖僵化的程序的话，事情的进展就显得无比艰难。除此之外，李鸿章在很多事情上，还不得不主动适应当时的“潜规则”，那就是必须大量地向他的上级献礼和谄媚。当醇亲王在甲午战争前写信给李鸿章，说修万寿山的银子不够用，希望李鸿章和各位督抚能筹集点银子时，李鸿章不得不挪用海军军费为慈禧修建颐和园。在那样的制度中，类似的贪赃枉法再正常不过。李鸿章熟悉这个制度的一切潜规则，同样，他也是运用潜规则的高手。

李鸿章不肯上前台可能还有更深一层次的考虑。那就是对于乱世的担心，时局不明，前台的人极可能成为牺牲品。李鸿章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当清国陷入洋枪洋炮打开国门的泥淖之中时，中国何去何从，中华民族何去何从，李鸿章显然缺乏清醒的认识。正是因为认识上的困惑，李鸿章更愿意幻想去辅助一个名主，艰难而安全地去从事着自己的事业。或者像曹操一样，做一个权倾朝野的重臣，而让他的后人去真正地改朝换代。李鸿章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也许，这句话，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也暴露了他对于世事以及生命的无奈。也许，对于李鸿章来说，在时局不明的情况下，他只想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不愿意去冒风险去强求改变了。

当然，就李鸿章而言，他所忌惮的，肯定还有李家好不容易才兴旺发达的家业。无论怎么说，对李鸿章以及他庞大的家族来说，他们毕竟是这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李鸿章与李瀚章在朝廷做着大官，他们的弟弟有的做着生意，有的尽享其富，他们在全国各地都拥有大批财富。一个权倾当朝的家族，当然害怕天下动乱，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李鸿章当然不愿意将个人的财富作为赌资，放手一搏。李鸿章一直是一个入世很深的人，他本身一直不太注重空洞的名声，这一点，他与曾国藩一直不太一样，也与张之洞不太一样，他最看重的，是实力，也是实利。所以在当时，他有着那样的处境，有着那样的虚名，他已感到满意极了。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李鸿章本人所做的一切，是他处心积虑的结果。如果在内心深处，没有巨大的自我否定的力量的话，李鸿章不可能在行为上有着突破性的进展。在思想上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突破。性格决定命运。此语一点不差，也正是李鸿章的性格，决定了他在历史当中必然的悲剧命运；也决定了李鸿章只是一个社会转型早期的过渡式人物。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李鸿章本身的知识结构和理解力也决定了他的早期转型必然是举步维艰，犹犹豫豫。另外从人格上来说，李鸿章更多的是一个技术官僚，他缺乏的是那种真正的济世思想，能把自己真正“放下”的情怀。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人格是最根本的一种力量，如果缺乏这种力量，只能勉强算是一个“器用者”，根本谈不上是一个大英雄，更谈不上是一个创造历史的英雄了。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也说，李鸿章只是时势所造就的寻常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非常英雄。对于中国当时的时局，他已无力改变，只是蝇营狗苟。

清廷返回北京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李鸿章是中国五千年官场、权术、人际关系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一个成“精”的人物！实际上绝不止李鸿章，能在当年的专制制度夹缝中生存下来，并且游刃有余的人，都可以说是成了“精”的人物。这样的“精”也是中国文化与制度特有的产物。在世界所有的文化当中，也许只有中国文化是最重视人际之间的关系的，它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对于人际和功名的进与退、合与和的关系，简直可以说到了神经过敏或者无病呻吟的程度。而李鸿章对人情世故的把握，对官场进与退的规则的运用，以及那种专横与隐忍的双重心态，都可以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但可惜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个运筹帷幄的人，人算也不如天算，人力的智慧哪里赶得上时运呢，尤其是不可捉摸的命运。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李鸿章聪明一时，也糊涂一世。也可能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吧，“尽人事，听天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李鸿章的一生就带有悲剧意义。而如果是另外一种想法呢，自以为是，沾沾自喜，那么李鸿章则像一个小丑一样，他的一生则带有喜剧的因素了。

慈禧接见外国公使夫人

1902年1月，慈禧太后终于回到北京了。几乎所有的京官都跑到车站站台上来迎接了，紫禁城的皇家仪仗队也来了，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就像欢迎英雄的凯旋。与此同时，洋人们也带着花枝招展的家眷们来了，他们被有计划地安排在一个固定的区域里。鼓乐、鲜花和掌声中，慈禧从袁世凯安排的“龙车”上走下来，这个老妇人表现得很从容，态度极为和善，也极其谦卑。在前门，她向着所有看她进城的外国人鞠躬微笑，随后，68岁的慈禧像一个慈祥的老太太一样，不但接见了外国公使们的夫人，还接见了使馆的孩子。他们在一起合影留念，亲切地拉着家常，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只是在站台上，没有了李鸿章颀长而略显驼背的身影。大清帝国再也没有那个“舍我其谁”的李中堂了。也许，等宫中重新落定之后，慈禧会想起李鸿章吧，想到如果没有这个死心塌地的奴才，她可能会继续流亡生涯，甚至，性命都会不复存在，死在异地他乡。

李鸿章就这样带着遗憾和悔恨逝去，也带着荣光和忠诚逝去。也难怪这个在晚清奔波了数十年的中坚之臣死不瞑目了。可以这样说，随着李鸿章的翕然离去，这个时代之木桶上最强硬的一根铁箍崩断了。从此，庞大的帝国开始坍塌，堂皇神圣的庙宇上鬼魅横行，上层变得更加厚颜无耻卑贱猥琐，到处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这些人一方面惶惶不可终日，一方面肆无忌惮及时行乐……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雨即将来到。

第十五章　诸君莫作等闲看

1903年2月，也就是在李鸿章逝世16个月后，李鸿章的遗体运回了自己的家乡合肥，葬东乡夏小郢（今大兴集）。

夏小郢离李鸿章的老家磨店并不远，只有10来公里，在此之前，李鸿章的夫人赵小莲也安葬在这里。当年这一带濒临淝河，幅员开阔，山势拱起，像一只潜伏在河流边的偌大神龟。宋朝时的名相包拯，以及明朝朱元璋的开国大将张得胜，也都安葬在这一块。当李鸿章的遗体安葬在这里之后，这里更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局面：包拯的墓在这只神龟的头部，张得胜的墓在这只神龟的尾部，而在高高隆起的背部，就是李鸿章的墓地了。

墓地的选择得到李鸿章的认可。李鸿章在1865年就任两江总督后不久，他的家人，在征得李鸿章的同意后，就开始替他寻找着合适的墓地了。选了很多地方，但李鸿章一直不太满意。一直到李家人在夏小郢这里选定之后，李鸿章才自算是认可了这块地方。1892年李鸿章给儿子李经方的信中，曾经谈到了对这块墓地的看法：

夏小郢生圹，大伯与王少谷看定有年，汝应亦闻知。前年少谷赴金匮县任之先，带桐城善作坟工匠至彼处堪开圹穴，寄来土色甚佳，内有小灵龟四个，谓是真穴。此次伯父书怂恿趁今年山向大利卜葬，余惟恐赶不及……风水之说，吾不甚为然，只求无水无蚁，以安体魄，言人人殊，各挟小术以欺世射利，而置先人遗体悬搁不葬，于心忍乎？

信中提到的大伯，是李鸿章的大哥，时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而从信的内容来看，李鸿章虽然说自己不太信风水的，但对于墓地的位置和土质，看得出来，他还是比较在乎的。在李鸿章给李瀚章的家信中，李鸿章还写道：“弟本不知堪舆，亦不甚信风水，但喜邻近包公坟，又滨大河。”从李鸿章的态度来看，能够与包拯墓相毗邻，是李鸿章最开心的一件事了。这也说明，李鸿章至少内心深处是以他的前辈同乡为榜样的，也愿意像包拯一样青史留名。至于自己最后的结局，那实在是李鸿章所无法预料的。人生，就是这样地无法左右。

现在，在被称为合肥大兴集的地方，正是合肥钢铁厂的所在地。而它的周边，已与现代化的合肥市连为一体了。当年墓地一带的神龟模样的地势，已完全没了踪影。1958年，在全国一片大炼钢铁的口号声中，当地人民公社挖坟取宝，兴办工厂，李鸿章的遗骸也被人从墓地里挖出。据说，当年的李鸿章棺柩被打开的时候，这位晚清重臣全身裹着黄袍马褂，尸骨未腐，面色安详，栩栩如生。狂热的人们用绳子拴着李鸿章的尸体，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陪伴他游街，并且同时粉身碎骨的，是他的夫人赵小莲。

李鸿章享堂一景

李鸿章的夫人和女儿

现在的李鸿章享堂是2004年才落成的，除了一些老碑石外，其他的，都是一些新做的“古董”。漫步在李鸿章享堂的院落里，高高的围墙外，全是钢铁厂的高炉和车间。这样的情景真是命运的安排，当年一直倡导并且亲历亲为大办洋务炼钢铁的李鸿章，死后安睡在这样的地方，真可谓是冥冥之中的幽默。

值得一提的，在李鸿章死后两个月内，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又说，“李鸿章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辛劳，不畏谤言，是其长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从梁启超对于李鸿章的剖析来看，这把手术刀可以说是刀刀犀利，准确异常。可以说，梁启超对于李鸿章的了解，对中国一些痼症的了解，也到了非常透彻的程度。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曾经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这样写道：“在全世界流行的各种形式的政府中，似乎没有比世袭君主制更容易遭人讥笑的了。父亲死后，整个国家便像一群羊一样，遗传给了对人类以及对他自己还全然一无所知、处于襁褓之中的儿子，而这时最英勇的军人和最明智的政治家，全得放弃他们对帝国的自然权利，来到皇子的摇篮之前双膝跪下，严肃地声称将对他绝对效忠。”李鸿章所面临的情况以及他所处的环境正是如此，这样的环境和传统当然可以将一个英才平庸化，将人的创造力毁于无形，处于这样的机制中的所有人，都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英才。因为他在更多的程度上无力施展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无力改变历史。

李鸿章的悲剧当然是他所处的体制与时代所造成的。可以说，这样的体制和时代根本无力支撑起蓬勃向上的力量，支撑不了健康的人心和思想，因为它本身是那样的孱弱、神经过敏、色厉内荏。李鸿章之所以遭受到最后的悲剧命运，从根本上来说，是李鸿章缺少可以依靠和支撑的根本力量——清政府不足以依靠，清国腐朽的制度不足以依靠，庞大而呆板的官僚阶层不足以依靠，孱弱的中国文化不足以依靠，更重要的，是广大的国民的力量同样不足以依靠。从习惯上来说，我们的文化一直缺乏对国民本身的批判和反省。应该说，李鸿章的失败，是一个时代的失败，是国民性的失败，而不是个人的失败。晚清政治失败的责任不应当完全归咎于个别当政人士的昏庸或腐败，它的失败，应当由当政者与全体国民一起承担。当政者当然是要承担责任的，但作为整个国家基础的国民，同样也要承担责任，也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中国政治向来是一种“保险丝”式的政治，所有的政治人物表面上地位显赫，但实际上，却如保险丝一样脆弱。在这种情况下，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清国国民面对以近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本身并不足以担负起抵抗和自强的重任，这同样也是一个值得反省的问题。

一个确切的问题是——李鸿章对于中国文化看得透彻吗？或许李鸿章对中国文化应该是很了解的，因为他本身浸淫于中国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气味异常亲切。但实际上，李鸿章对中国文化并不是真正了解。了解，是需要参照物的，只有基于对世界文明体系了解的基础上，才能说得上对某一种文明有着透彻的领悟。可以断定的一点是，李鸿章因为缺乏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所以他在认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现象中自然而然地缺乏真正的鉴别，从而缺乏真正的感悟和改变。尽管李鸿章愿意对中国文化加以改造，以便引进西方技术，但他的改革却到底不是全面的，只限于教育和人事政策、军队的规模与训练，以及鼓励部分商人利用西方技术同洋人竞争。很明显，李鸿章没有涉及到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基本问题。面对那种陈旧的体制，李鸿章毕竟不是一个赌徒，而赌徒的意义在于，他是直接在跟命运掰手腕。要不成为千古风流，要不干脆遗臭万年。

李鸿章的悲剧，似乎就在于此？

李鸿章逝世后，维新派人士梁启超，撰写了如下挽联：

太息其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另一位著名维新思想家、当年被李鸿章派往英国留学学习海军的严复，也作挽联：

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严复的意思最为明显——他以为，当初李鸿章办洋务办海军，若不受到那么多的掣肘，后来也不会有甲午、庚子的惨败。反过来，到了敌军兵临城下，李鸿章不出来主持和议，收拾残局，则那些唱高调的人又会攻击他为保名节而误国了。

李鸿章就这样陷入了时代和人性的泥淖之中。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所有的评价都不为错，但所有的评价都不算完全正确。世间的情况总是如此，当评价脱口而出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有了致命的误差了；只有死神，才能解开一个人最暗处的秘密，而只有在理想胜利实现时，一个人内心的悲情才算是真正的昭然。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当他每一次“出场”都招来耻辱和责难时，那种“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对他的重压是别人难以想像的。就他晚年来说，命运召唤他，一直只允许承担重任，承担耻辱，而不是让他欣喜；而当他咽下苦果之时，毫不留情地等待着他的，只是放逐，没有感激，没有恩惠……这样的内心悲情，也是要到终有一日东方之龙腾飞之时，才能释怀于天下的。

只是我们自己，在对待这样的人物时，显得束手无策。中国的方块字在撰写自己的历史时，一直像是在编写唱本，那往往把一部民族的历史写得如同京剧舞台上的恩怨故事一样，一板一眼，一唱三叹；音韵，唱念，锣鼓，做打，一样都少不了；并且，故事简约委婉，象征手法娴熟，色彩斑斓夺目。曹操是白脸，关公是红脸。白脸的永远奸，红脸的永远忠。然后，众多的观赏者一面呷着茶，一面嗑瓜子，亢奋的时候会大叫一声“好”。但这样的好与坏、奸与忠，与真实存在过的，早就隔着千山万水了。

李鸿章与中国的19世纪一道悲凉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从整体上说，中国在19世纪的经历成了一出又一出不断生发的悲剧，成了一次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的过程。这场悲剧是如此缓慢、无情而又彻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它不仅仅造就的是中国人的痛苦，也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痛苦。旧秩序为自卫而战，旧文化为自卫而战，旧人物同样为自卫而战。它们缓慢地退却，始终处于劣势；悲壮，凄清，痛苦。灾难以无法阻挡的步伐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厉害，直到妄自尊大的观念、古老的皇权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观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组成的统治上层等事物，一个接一个被破坏和摧毁为止。这样的情景，就像贝托鲁奇导演的曾获奥斯卡最佳故事片奖的电影《末代皇帝》中的最后的场景：古老的皇城之中，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夕阳映照下，一只蝈蝈从笼子里爬了出来，凄清地鸣叫，那是穿透数千年的绝响，也是新世纪将要到来的信号。

当海水淹没这一片土地之时，一座山，必定要从海水中升起。

后记

似乎还是有话可说。

1000多年前，哲人奥古斯丁在阐述解释自己时，曾经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本身出了问题。”是的，人在与世界的对抗中，看起来强大无比，其实，最不了解的，还是自己本身。一个人在他的写作中所描绘的绝对真实，就像是尘世中的绝对公正、自由和完美那样荒唐。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着完美的东西，任何存在物，不管它是实的，还是虚的，都是有着缺陷的。最热切的决心，最坚定的信念，最确凿的事实，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写李鸿章，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觉得难度最大的一点是，我们如何擦亮自己的眼睛——在很多时候，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这个世界的清晰程度，取决于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立场本身。不可否认的是，假如我们自己的视觉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的立场出现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的，就不会是真相本身，而是扭曲了的东西。

在写作李鸿章的过程中，我曾认真地阅读了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这样的阅读让我异常吃惊。我吃惊的是梁启超对于李鸿章异常准确的把握；也吃惊为什么后来竟会对这样的准确的把握进行着全盘的颠覆。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列举中国文化一个最致命的软肋的话，那么就是它一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和忏悔，缺乏这种忏悔的精神和习惯。这样的反思和忏悔，应该是与人自身那种具有无限深度的自省相连的。而在绝大多数问题上，这个民族很容易坠入情绪的蛛网，坠入是非纠葛之中；即使是反思，也只是那种浅层次的、一种情绪和功利的总结，很少有那种真正的、平和而有深度地对于内心和人性的挖掘和警惕。而且这样的思索又极容易受到各种各样派别、立场、权力或者别有用心的阴谋左右。这样的状态，使得我们在五千年不算短的文明史中不断地犯着同样的错误，缺少实质性的进步和飞跃。

前段时间看余华的《兄弟》。这部轰动的小说曾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我却一直对它看好。我觉得《兄弟》最成功的一点在于它揭示了我们曾经的荒诞以及正在延续的荒诞。我们能够意识到历史的荒诞性，但我们却意识不到现实的荒诞性。这样的缺乏，是因为我们对于现实缺乏足够的警觉，也缺乏一种由思想高度所拉开的距离，以及对历史和幻象应该保持的冷静。余华提醒了我们，提醒了我们的丑陋和荒诞，并提示我们反思。这样的情形，就如同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或者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

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因为社会变动的迅速，它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完西方几百年来发展的过程，这还不包括西方近代思想数千年的积淀和背景。在中国社会这100年中，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到激进的革命方式，都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匆匆行程。它是那样的神速变迁错综复杂，以至于任何一方的思想都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来酝酿成熟，然后来构架一套较完整深刻的哲学政治的思想体系，更不可能心平气和地付诸实施。在这100年，无数思想与流派都成为一个环节，成为短暂的过程，而人们从未细细地品味着这些思想，静心比较，或者理性地思索，而是生吞活剥，生拉硬扯，或者一知半解地体味着这些思想；或者干脆就是拉大旗作虎皮。这样的思想没有真正地生根开花，结出果实。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想写的有关李鸿章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不应是一本外部的作文，那是外部事件在李鸿章身上的反映；我想要表述的，是那种由外及里的东西，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李鸿章的一本内部传记。人的精神和心路历程，同样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一种内在的历史。历史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和特性就在我们自己的胸中。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种熔炉，使确凿的东西变为真实的东西，使研究人的文学和研究世界的哲学携手去产生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试图将一束光照到李鸿章的内心深处，但不可否认的是，通往李鸿章内心的隧道太窄也太深了，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五千年的洞穴！我的光进入不了他的最深处，我看不到他的内心当中的波澜，也看不到他内心当中开放着的花朵。我只能影影绰绰看到漾起的一点光亮，如深山里出现的烛光，大海中波涛的反射一样，片刻之后，便恍然消失。

倾听一个人的内心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甚至连人们自己，也离自己的内心很远。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微薄的力量，静下心来，擦去自己眼中那种与生俱来的翳云，然后开始揣摩和倾听。历史是架不住追问的，在那种刻意的追问下，历史往往会变成一盘散沙。同样，对于历史人物来说，同样也是这样。那种过度的追问反而显得浅薄而无知。每个时代都洋溢着浓重的沙文主义的意识，一个时代，总想自以为是地割裂与前尘的联系，仿佛自己高高在上，不食时间的烟火。这样的方式，显然愚蠢至极，对待历史与历史人物，我们必须削平自己足下的坎坷，让自己站直，让自己放松；当我们抛弃情感以及别有用心的动机时，也就意味着，至少，我们会看到那个历史人物，以真实的背影，出现在你的面前。

现实即历史。这就是说，现实往往是历史的循环往复。古往今来，只有两样东西意味着永恒，那就是，人头顶灿烂的星空，以及人内心深处的神灵。

附：李鸿章年表

1801年，李鸿章之父李文安生。

1821年，李瀚章生。

1823年，李鸿章生。

1825年，李鹤章生。

1829年，李蕴章生。

1833年，李凤章生。

1834年，李文安乡试中举。

1835年，李昭庆生。

1838年，李文安与曾国藩同年中进士。

1844年，李鸿章乡试中举。

1847年，李鸿章中进士。

1851年，李鸿章任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

1853年，李鸿章受命回乡办理团练，剿杀太平军；李鹤章随兄从军。年底，李文安也奉命回乡募勇防剿太平军。

1855年，李文安卒于合肥军次，年55岁。李昭庆的长子李经方生，后过继给李鸿章嗣子。

1858年，太平军再次攻占庐州，焚毁了李鸿章祖宅。李鸿章赴江西，入曾国藩幕僚。

1861年，李鸿章原配夫人周氏卒于江西。李鸿章奉命组建淮军。

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赴沪作战，与华尔洋枪队共剿太平军。12月，被清廷授江苏巡抚。

1863年，淮军攻克苏州，李鸿章设计杀掉八降王，被授太子少保，并赏穿黄马褂。

1864年，曾国藩军攻克南京，标志着历时13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结束。清廷封李鸿章为一等伯爵，赏戴双眼花翎。是年，李经述生。

1865年，李鸿章出任两江总督。奏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此为清朝最大的军工企业，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

1866年，曾瓜李代——李鸿章替代曾国藩受命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

1867年，朝廷调李鸿章出任湖广总督，仍在军中办理剿捻。调李瀚章为江苏巡抚，代理湖广总督。

1868年，捻军被镇压。李鸿章被赏加太子太保，并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成为洋务派首领。

1871年，李鸿章、曾国藩联名致函总署，奏请选派聪颖子弟赴美留学，此为中国官派留学生之始。

1872年，李鸿章创办著名企业轮船招商局。李昭庆卒于天津。

1874年，李鸿章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大力举办近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

1875年，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李瀚章出任四川总督。

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将军抵天津，访晤李鸿章。

1880年，李鹤章卒于合肥。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翰林院编修梁鼎芬以李鸿章有“六可杀”之罪，要求弹劾李鸿章，朝廷认为其莠言乱政，将其革职。

1885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中日天津条约》，与法使签订《中法新约》10款。

1886年，李蕴章卒于合肥。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

1890年，李凤章卒于芜湖。

1892年，李鸿章70寿辰，慈禧、光绪赐以厚礼。李鸿章继配夫人赵氏病卒天津。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日海军黄海大战，北洋舰队大败于大东沟。

1895年，李鸿章率李经方、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等人赴日议和，签订《中日马关条约》。

1896年，李鸿章奉命出使俄、德、英、法、美等各国，李经方、李经述、罗丰禄等随行。

1897年，李鸿章赋闲京师，在总署行走，居贤良寺。

1898年，李鸿章奉命勘查山东黄河工程。

1899年，李瀚章卒于合肥。年底，李鸿章任两广总督。

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年初，李鸿章离京赴广州接任两广总督。6月，北京局面逐渐失控，清廷命李鸿章火速进京收拾局面；7月，清廷重新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0月抵京，与奕劻一起，与列强谈判。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11月17日，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吐血而卒。

Table of Contents

总目录

晚清有个曾国藩

第一章　重归自由

第二章　青云直上

第三章　乱世从军

第四章　铁血湘江

第五章　遭遇低谷

第六章　大悟山村

第七章　脱胎换骨

第八章　悲欣交集

第九章　海阔天空

第十章　忧郁如疾

第十一章　黯然神伤

第十二章　走向虚无

第十三章　白云苍狗

尾声

后记

附：曾国藩年表

晚清有个袁世凯

楔子

第一章　顽童，还是天才？

第二章　无私，还是抓权？

第三章　英勇，还是退缩？

第四章　练兵，还是抓权？

第五章　告密，还是无辜？

第六章　元凶，还是智者？

第七章　变法，还是投机？

第八章　立宪，还是抓权？

第九章　归隐，还是蓄势？

第十章　共和，还是宪政？

第十一章　专制，还是民主？

第十二章　虚伪，还是怀柔？

第十三章　元凶，还是无辜？

第十四章　英才，还是枭雄？

第十五章　公心，还是私利？

第十六章　阴谋，还是巧合？

第十七章　奸雄，还是能臣？

第十八章　宿命，还是必然？

尾声

代后记：历史的意义

附：袁世凯年表

晚清有个李鸿章

楔子

第一章　鸦片的宿命

第二章　尘归尘，土归土

第三章　曾门弟子

第四章　云中之鹤

第五章　洋务运动

第六章　如日中天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

第八章　伤心与耻辱

第九章　羞对后生

第十章　梦醒时分

第十一章　看西洋景

第十二章　暴风骤雨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

第十四章　忠与奸

第十五章　诸君莫作等闲看

后记

附：李鸿章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