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　著

1904-1905：晚清三国

九州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04-1905：晚清三国 /李洁著.—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5108-7865-7

Ⅰ. ①1… Ⅱ. ①李… Ⅲ. ①日俄战争－研究 Ⅳ. ①K31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4866号

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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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序言 探寻以国运相赌的“晚清三国”

小传 日俄战争关键人物志

年表 日俄战争大事记

[上卷]

第一章 宣战与中立

第二章 登陆与沉沦

[下卷]

第三章 死抵与狂攻

第四章 开城与远征

第五章 媾和与分割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

日俄战争（1904—1905）

决定了俄罗斯帝国的衰亡

日本帝国的崛起

最终也深刻地影响了

20世纪中国之命运

序言

探寻以国运相赌的“晚清三国”

2014年4月下旬的某个黄昏，只有一面之识的陈晓卿君突然打来电话，力邀我为一部再现日俄战争的4集纪录片撰稿。陈君对我的信任，缘于他对拙著《文武北洋》的谬赏。

当时，陈氏执导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二部正在央视几个频道同时首播。能与国内最优秀纪录片人合作，我当然求之不得。不过，听他陈述完种种邀约我的理由之后，我却退缩了。平生自知，我只是一个偏爱在历史遗址上独自找寻与验证真相的非虚构写作者，相对于其他的文艺形式，我更喜欢用文字搭建历史的真实场景。我从没写过纪录片，更何况是写符合央视播出标准的纪录片。而且，我平时读书太少，也读得太偏，对那场与“我”无关的战争毫无了解。所以，我说，北京或辽宁肯定有太多的专门研究日俄战争的专家或作家比我更合适做总撰稿；况且，我也从来没写过纪录片。

不料，陈晓卿的诚意比舌尖上的味道更让人难以拒绝。在他的有滋有味的劝说下，我喜欢探求新路的顽劣天性终被激发起来，加之借机填补历史知识空白之贪念，我最终贸然应承下来，并由此陷进了百余年前的战争风云中——从2014年6月到2015年6月，整整一年，我一直在苦读相关的史料。

以前，我只是稍微知道：晚清光绪年间，日本与俄国这两个强邻，为了争霸东亚，在当时被清政府称作“满洲”的我东北地区打了一场恶仗。腐朽无能的清政府无力制止战事，竟然宣布中立，任由两个帝国在自家的庭院里血战到底。最终，俄国人输了，日本人把俄国在大清的租借地旅顺口和大连（时称“旅大”）乃至长春以南的铁路（时称“南满铁路”）据为己有，一直到1945年秋，才被俄军之后的苏联红军赶走。我所知者，仅此而已。

我是“文革”期间高中毕业的既无知亦无识的“知识青年”。我不是从历史课堂上，而是从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一文无意中知道这场战争的。鲁迅写过，他在日本仙台读书时，因受不了课堂上放映的日军在满洲处决中国人的画面，才离开了那里。

从此，中国就少了一个或许会成为名医的西医大夫，却横空诞生了一个文字犀利而又思想深刻的大文学家。周树人成为中国文豪鲁迅以后，便因其毫不妥协的反叛形象受到了激进青年的追捧，生前即被指定为左翼文坛的盟主，即“革命文学”的旗手；身后，尤其到了1949年以后，更被推崇为“第一等的圣人”，成了中国大陆独享膜拜的现代文神。鲁迅著作的单行本曾经发行极广。笔者就是从单行本的《朝花夕拾》中瞥见日俄战争的影子的，并因此知道，这场战争中的某一个画面，竟让我们的鲁迅先生作出了弃医从文的重大人生抉择！

随着阅历的增加和视野的拓宽，鲁迅和他的文章也渐渐淡出了我的记忆。十几年前，我开始解读北洋军阀史时，再次读到了日俄战争。我是从张作霖与吴佩孚二位近代军界元戎的履历中，看到了这场战争的硝烟。不过，因为当年他俩只是大清国的中下级军官，地位不高，仅在两国交火的缝隙间快闪了几下而已，战争的进程与胜负跟他们的参与没有关系。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日俄之战，与“我”无关。

这当然不止是我一个人的误解。两个帝国在我们国土上的厮杀，无疑是国人最耻于抚摸的疤痕之一，也许，正因如此，所以，历来的史书编纂者难免会遗漏日俄战争一节。

我们那一代人的课本里，记得没出现过“日俄战争”这四个字。我请朋友帮我查阅了时下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即《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1）政治文明历程》（岳麓书社，2004年版），上一节是《从中日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下一节就是《辛亥革命》了。从1900年到1911年，中间11年，是空白，“日俄战争”只字未提。也就是说，按这本书来学习的高中生，可能难以从这门课上知道中国的土地上曾发生过一场改变了中国和东亚政治格局的极为重要的战争。

不过，我也一直是只知道晚清之际有过这么一场发生在中国的不义之战，却不谙其起因、经过和结果。在我的知识储存的库房里，1904/1905年那两档里，只有一堆零散的有关革命党的记载，如驻防湖北的新军第八镇的几个班长成立最早的革命士兵组织“科学补习所”，如湖南明德学校的体育教员黄兴在省城发起成立旨在推翻清王朝的“华兴会”，如浙江的陶成章和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以暗杀清廷官吏为目标的“光复会”，如安徽的吴樾在京城的正阳门火车站甘为人肉炸弹袭击“出洋五大臣”，如回到日本的广东“兴中会”的领袖孙中山与因起义失败而逃亡到东京的黄兴相遇后联袂成立“中国同盟会”，如自号“鉴湖女侠”的京宦少妇秋瑾抛夫舍子从北京去东京，又从东京回到上海创办鼓吹革命的《中国女报》，等等。所有这些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政团与行动，都是这两年间出现的。但是，我却从来没把这些零散的革命行动归类于一个更大的空档里。这个空档，就是日俄战争。

我是说，正是在日本对俄国的这一场战争中，我们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先驱们，受到因走上宪政道路而崛起的日本的启发和鼓舞，甚至得到了日本民族主义组织的具体帮助，才聚集起来，向本国的专制王朝发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攻势，直至6年后一举颠覆了大清帝国。

为了解读这场战争，我的案头上和身边的小书架上，很快堆满了五十几本相关的书籍，包括厚厚的三大本影印卷的清史档案和日俄两国的有关书籍与画册。每天从早到晚，我都身陷这堆书中，耐着性子爬梳战争的起因、进程与结局。

照旧，我会在读烦了的时候，起身离家远行，赶赴历史现场，就近观察与感受我所关注的那一段历史的遗痕，从中发掘出史料上未曾记载的东西。

2014年盛夏与初秋，我曾两度造访旅顺口，三度在辽宁大地上驱车驰骋，沿当年日军的进军路线，或曰沿当年俄军的败北路线，车轮逐次碾过丹东、凤凰城、新宾、本溪、辽阳、沈阳、铁岭、法库和昌图，逐一打探战争遗迹。2015年阳春、仲夏和深秋，我还曾三次东渡日本，东上那须高原，西访萨摩旧址，更细读过几座城市的博物馆，甚至抚摸过明治初年萨摩藩军使用过的火炮，就近解读战争的策源地和一代军政巨头的生长环境。俄罗斯海军节那天（每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我专程赶到俄罗斯远东名城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中国人坚持不肯改口的海参崴，就近打量过节日中的太平洋舰队，日俄战争期间的开头与结尾，都与这支舰队有关。

对了，顺便要说一声：我的旅费，均出自本人并不丰厚的月薪。

所幸的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境外，也无论是有人相伴还是单独寻访，所到之处，我总是心想事成。短暂而快活的旅程结束之后，我回到青岛的家中，继续埋头啃读史料。

说实话，我很享受自己解读历史的走读方式——边读边走，且寻且思。研读史料，从中理出真相；置身现场，从中印证历史。

朋友们知道我一直在苦读和走读日俄战争时，莫不诧异地问：“日俄战争？哪年发生的？”再不就是：“日俄战争和我们中国关系大吗？”我的朋友，多是读书人，但他们也与从前的我一样，并不清楚日俄战争与“我”何干。

现在，我可以说了：日俄战争，和中国的关系太大了！

没有这场战争，丰饶的东北大地极可能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关东州”；日本人的拼死阻击，固然截断了沙皇通向“黄俄罗斯”梦境的轨道，但清政府的抵制和西方列强的制衡，又让日本帝国不得不收束起对那片广袤的黑土地的全部贪欲——几十年后的日本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不过是日本在大陆上的飞地“关东州”的雏形而已。无论沙皇俄国还是天皇日本，如果得逞的话，几千年版图不仅保留不住秋海棠的丰姿，连现有的雄鸡也会被斩首，究竟瘪成了什么模样，还真很难说！须知，这场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才正式建置了东三省——之前，黑龙江、吉林和奉天三地，只设置了旗人主政的军政机构而并无行省。

再者，没有这场战争，一代中国精英，也不会在“同种同文”的日本人的凯歌声中，纷纷警醒并引为成例，走上了与专制王朝较劲的苦斗之路——有的人在体制内疾呼立宪，不屈不挠；有的人在体制外频频“谋反”，前仆后继。彼时，无论朝野，也无论官绅，吁请清政府立宪的呼声也正是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达到了高潮。须知，中国同盟会成立之日，正是日俄签订和约之时。谁都知道，没有同盟会，便不会有改天换地的辛亥革命；而革命党赖以起事的各地新军，也正是清廷在日俄战争期间督练成军的；没有这支装备精良的新建陆军，则武昌首义断断乎不会成功！是的，没有日俄战争，鲁迅就不会弃医从文，他的同乡女杰秋瑾也不会慷慨回国赴难，他的另一个浙江老乡蒋介石及其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优秀学生更不会被清廷派往日本学习军事，并在回国后纷纷成了革命党的军事骨干。这一场战争结束后仅6年，修筑了近300年的大清国大厦即土崩瓦解，“中国”首次成为中华文明古国的正式国名，并一举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

可以这样说，日俄战争，孵化了晚清各意识形态与政治派别的出世，加速了帝国的解体，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乃至东亚的政治生态，影响至今未绝。

而且，没有这场战争，日本就无权在我中国境内保留一支名为保护租借地与南满铁路的军队，而若无这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关东军，则20多年后，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国家元首）张作霖就不会惨死在家门外，而沈阳城里也不会发生“九一八事变”，之后，更无铁蹄踏破山海关入侵我华北地区，把中国拖入了长达14年（1931—1945）之久的战争泥潭中；若无这场战争，便不会有后来的太平洋战争；若无太平洋战争，则整个世界的历史都要重写！

日俄战争，与“我”岂不是有着天大的关系！

正是有感于周围的多像以前的我一样，对那场战争毫无了解，所以，在交付了纪录片《旅顺记忆（1904—1905）》的文学脚本之后，我有了向更多的人讲述更详尽内容的欲望。我愿把自己解读的那场战争的过程和一些零碎的心得付诸文字，与诸友分享，以让更多的人从中窥知百余年前的那段历史。

这场战争为什么会发生？

它与10年前的甲午战争和4年前的“庚子之乱”有无因果关系？

战争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

俄国的军事实力明明大大强于日本，可日本人为何胆敢孤注一掷地挑起战事，而俄国又何以一再败北？

大清能否躲得过这一劫？宣布中立并划定战地是否属最无奈的选择？大清朝廷与疆吏们在这一场横祸中是否全无作为？战地的百姓们除了背井离乡，惨遭涂炭，甚至惨死家园之外，是否也有所收益？

以国运相赌的日本君臣与一条道走到黑的末代沙皇及宠臣，是如何决定了本国的兴衰？举世皆知，正是这一场战争，决定了俄罗斯帝国的衰亡和日本帝国的崛起。

再有，高丽人的李氏王朝如何从大清国的藩属国朝鲜王国变为了名义上“独立自主”的大韩帝国？又如何从大韩帝国迅速沦为日本羽翼下的保护国并最终亡国？

还有，远东大洋里的那座硕大的库页岛，“自古以来”的身世到底如何？

最后的问题是，当年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强国为何热心于调停？彼时的国际地缘政治有怎样的反复与变化？其后果为何一直到百余年后的当今仍在左右着东亚乃至世界各国的关系？

疑问林林总总，本书或有解答。

读完本书以后，读者朋友或许会知晓拙著得名的缘由了。是的，笔者力图写下的绝不仅仅是两个强邻之间的战争过程，更是这场战争对我中华命运的深刻影响。

日俄战争，实是中、日、俄三个国家在20世纪初围绕着各自国家利益而上演的一场极具声色的“三国演义”！

书既成稿，当然要鸣谢朋友。

首先，要谢在寻访战争遗址的旅途上引导、帮助过我的新朋友们——大连的吴昊、周祥令、王珍仁、李华家先生和周爱民女士，沈阳的赵杰先生与张侃侃女士，丹东的王殊男与任鸿魁先生，铁岭的刘汉兴先生，他们都是当地的文史专家。他们或为我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资料和线索，或曾带我觅找当年的战地，所以，与他们相识时，我总是庆幸地对他们说：“可算找到组织了！”

再要谢常年结伴的老友们。张白波、谭泽和吴玉仑三位长兄，听说我在辽东大地自驾寻觅旧日战地，立马飞抵丹东或沈阳与我会合。有了他们的相伴，我的孤寂之旅才成了开心之游。远在日本大阪的老友松本周义先生，听说我要走读日本明治时代，便爽快地放下自己的事，陪我东奔西走。心宽体胖的孔健，是我的发小，也是著名的旅日作家与社会活动家，我在东京寻访的日子里，他数次在孔子膳堂为我招请日本政学界的朋友，帮助我解读日本，而且，他还请来华裔作家松优莉女士为我做过向导。谢谢他们！

我所解读的史料，绝大多数是汉语的，包括日、俄专著的汉译本，但也有几册外文书籍。读日本史料时，发小孙明德兄、精通汉语的松本周义先生和远藤稻波女士，都曾不断被我打扰，一次次地帮我渡出迷津。如果说，百余年前的日本史料，因多用汉字而使我这个学过一点日语的人能看懂一些的话，那俄语对我来说，则全然懵圈，我只好求助于几个会俄语的朋友，如北京的杨华女士、青岛的梁超和鲁继勇小友，帮我查证了部分俄国的史料。没有这几位朋友的相助，我读不透日俄战争，当然也就不可能写成这一本书。

写作之前，我就希望，本书能忝列“为了人与书的相遇”的新书之林。刘瑞琳女士是十余年前初版《文武北洋》的发见者与出版者，而陈晓卿也正是读了这一版的拙著后认准我的朋友之一。我因陈晓卿的美意而计划外地写成此书，所以理应将其奉还给媒人。况且，十余年来，刘瑞琳女士和文史编辑凌志小友一直对本人督促有加。“衣莫若新，人莫若故”，诚哉斯言！谢谢诸位有理想的朋友们！

当然，最亲近的人也必须在此一并鸣谢——为了让我安心读史与写作，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妻子与幼子腾给了我足够的时间与空间。若无家人的支持，这几十万字长卷，哪里会一个字一个字地从键盘上蹦到屏幕上来？

末了，有必要提醒读者朋友的是，本书引用的日俄两国相关文书，多得自彼时的《日俄战纪》。所以，今天读当时的译文，包括对日皇与俄皇的诏书和两国的电文、命令等的翻译，不仅会感到诘屈聱牙，而且会因其表述的中国化而缺少一些真实感。但是，为了还原历史，再现真相，笔者照录书中，谨请诸君稍安勿躁，耐心读之。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

2016年3月31日

于青岛浮山之麓山海楼

小传

日俄战争关键人物志

清帝国

叶赫那拉氏 清帝国第九任君主、年号咸丰的爱新觉罗·奕詝之嫔，后晋为妃、贵妃，载淳之生母。载淳继位大清第十任君主，即同治帝之后，尊其为圣母皇太后，上徽号为慈禧，史称慈禧太后。历同治朝与光绪朝，主持国政长达近半个世纪。1898年（戊戌年）因镇压“戊戌变法”而遭西方人反感，翌年听信保守派亲贵谗言，悍然利用义和团向各国宣战，酿成“庚子国难”。国难之后，倚重李鸿章等开明汉臣，力推新政。日俄战争之前，竭力避免战乱，展开“油画外交”等斡旋活动。战争期间，频繁召集御前会议，调遣朝臣深入战地，堪谓“勤民听政，宵衣旰食”。日俄战争爆发时（以下简称开战时）69岁。战后第四年薨逝，得年74岁。

爱新觉罗 ·载湉 咸丰帝奕詝之侄、那拉氏之甥，清帝国第十一任君主，不满4岁时，因堂兄同治帝载淳驾崩而被慈安、慈禧两宫太后指为新君，年号光绪，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18岁亲政，甲午战争时主战，败于日本后立志变法，但被慈禧太后中止，并被剥夺权力。“庚子国难”后，慈禧太后昭告天下“母子同心”，始重新主政。开战时33岁。战后第四年被人毒死，得年38岁。人们普遍认为弑君主谋者为第二天薨逝的慈禧太后。

李鸿章 安徽合肥籍，时称李合肥，又因系荣膺清帝国最高荣誉“文华殿大学士”，故官场尊称李中堂、李相国，长期担任有“疆吏领袖”之誉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系大清外交事务的主要负责人，亦是“联俄御日”国策的设计者。因“联俄”令辽东半岛回归，但也使沙俄趁机插足满洲，强租旅大，并修建东清铁路，致东北问题复杂化，并最终导致日俄战争爆发。开战前4年，李鸿章病故于对俄谈判中，得年78岁。李鸿章晚年曾遍访欧美大国，生前即被西方舆论称为“19世纪世界三大伟人”之一，与德国名相俾斯麦和美国总统格兰特齐名。

爱新觉罗 ·奕劻 皇室“世袭罔替”之“铁帽子亲王”庆亲王，载湉的远房叔父，大清外务部总理大臣，日俄战争前晋升军机大臣，为朝中第一枢臣，主持对日俄交涉及善后。开战时65岁。民国初期病逝于天津寓所，得年79岁。

许景澄 浙江嘉兴籍，历任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再兼东清铁路公司督办，是东清铁路的谈判者和主持者，“庚子国难”期间因反对攻打外国使馆而被慈禧太后下令冤杀，得年55岁。国难平息后，与同时被难的四位大臣平反昭雪。

杨儒 奉天铁岭籍，曾经任驻美欧多国公使，“庚子国难”时任驻俄、奥、荷三国公使，并以工部左侍郎衔出任清俄交涉全权大臣，谈判期间违规抗命，极力维护国家利益，不幸因中风而殉职于圣彼得堡任所，得年62岁。

王之春 湖南清泉籍，前广西巡抚，曾随曾国藩平定太平军起家，官至多省巡抚。早年曾在广州接待过沙俄皇储尼古拉，即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故被派往圣彼得堡参加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葬礼暨尼古拉二世登基仪式，其间促成“三国干涉还辽”。开战时61岁，赋闲上海，遭革命党暗杀而侥幸不死，从此退还故里整理史籍，战后一年过世，得年64岁。

袁世凯 河南项城籍，人称“袁项城”，早年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回国后奏请并获准创建新军，“庚子国难”时期任山东巡抚。李鸿章辞世前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相继兼清廷新设立的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练兵处会办、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会议商约大臣。日俄战争开战时45岁，首倡“局外中立”，被清廷采纳，开战后，稳妥布防兵力于交战区外，监视两国军队，战后参与中日会谈。因权倾一时，故慈禧太后过世后遭摄政王载沣罢黜，1911年武昌首义后复出政坛，成为晚清末任内阁总理大臣，进入民国后当选首任正式大总统，1915年底至翌年3月悍然称帝，后被迫取消帝制，恢复共和，仅三个月后即病殁，得年57岁。

伊拉里 ·增祺 “庚子国难”时期任盛京将军，俄军入奉天城前弃职逃往新民厅，因所委之人擅自与俄军首脑阿列克谢耶夫草签《奉天交地暂且条约》而遭朝廷免职，待罪留任。日俄战争开战时52岁，苦心维持大局，竭力减轻百姓苦难。战后调任宁夏将军，复改任正白旗蒙古都统等职。民国初期病逝，得年68岁。

寿山 本姓袁，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八世孙，日俄战争开战前10年曾参加甲午战争之奉天保卫战，并身负重伤，因功升知府，“庚子国难”时署黑龙江将军，因抗命主动抵御俄军入侵，遭朝廷罢免，俄军兵临城下之际，自杀殉职，得年40岁。

杨枢 奉天盛京籍外交官，回族，早年毕业于广州同文馆，曾先后随左宗棠、张之洞办洋务，日俄战争开战前任驻日本国大臣，即公使，后加授外务部右参议，积极与日本政府斡旋，开战时60岁，战后回国任外务部左参议、驻比利时国大臣。民国初期病逝，得年73岁。

孙文 广东香山籍，早年从医，后为职业革命家，创建兴中会，并成为晚清最著名的异见分子。流亡日本期间，取日本名“中山樵”，故被人误称为“孙中山”。日俄战争后期，在日本极端组织“黑龙会”撮合下，在东京与黄兴联手创建中国同盟会，时年39岁。战后第六年，辛亥革命爆发，自美国返回中国，当选首任临时大总统，下野后以同盟会为主体组建国民党，晚年致力于反对北京政府，于1925年在北京病逝，得年59岁。

黄兴 湖南善化籍，留日学生，华兴会领袖，追随者众多，开战时30岁，于战争后期与孙文共同组建中国同盟会，提议孙氏担任总理。因与孙文齐名，时称“孙黄”。后多次回国发动武装反叛，武昌首义后回国担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大元帅，进入民国后任陆军总长等职，后因随孙文倒袁而被通缉，1916年病逝于上海寓所，得年42岁。

秋瑾 浙江绍兴籍，官员夫人，自费只身留学日本，开战时29岁，在黄兴寓所加入同盟会，并被指定为浙江主盟人。创办《白话》月刊，鼓吹革命。回国后创办《中国女报》，并主持浙江大通学堂，秘密组织暴动，被同党徐锡麟案牵连入狱并被斩首，得年32岁。

周树人 浙江绍兴籍，公费留日学生，日俄战争开战时23岁，从东京至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读书，后自述因看过日军在满洲杀害中国人的幻灯片而退学。日俄战争结束后回国任浙江高等师范学院教员，民国后至北京，任教育部科长、佥事，以笔名“鲁迅”称于世，1936年秋在上海病逝，得年55岁。

日本帝国

睦仁 日本第一二二代君主，1867年即位，翌年改元“明治”，在以萨摩藩与长州藩为主的武士精英的辅佐下，发动戊辰战争结束了幕府时代，改江户为东京，主持“脱亚入欧”的维新运动，颁行宪法，建立君主立宪国体，使国力陡增，人心凝聚。之后，接受强硬派枢臣奏请，兼并了清藩属国琉球王国并发动甲午战争（即日清战争），使日本跻身强国之林。日俄战争开战时52岁。战后第七年因糖尿病逝世，得年60岁。

伊藤博文 日本史上杰出的政治家，长州藩籍，早年留学英国。日本帝国的宪法制订者，首任内阁总理大臣、首任枢密院议长、首任贵族院院长，文治派领袖，明治天皇的最主要幕僚。四度组阁，在任上发动了甲午战争，与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反对对俄开战。日俄战争开战时63岁。战后出任首任“韩国统监”，卸任后被韩国志士击毙于哈尔滨车站，得年68岁。

山县有朋 日本近代陆军奠基人与最高指挥者，强硬派政治家，帝国元帅、陆军大将，长州藩籍，早年奉派赴英、法、德考察军事，长期担任陆军大臣，并两度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直接指挥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俄战争开战时64岁，出任大本营参谋总长。晚年思想趋于温和，1922年病逝，得年84岁。

大山岩 日军统帅，帝国元帅、陆军大将，萨摩藩籍，地位仅次于山县有朋的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军事家，日军主力山炮的发明者，日本国歌《君之代》歌词的作者。早年曾奉派赴欧洲考察军事，回国后长期担任陆军卿、大臣或参谋总长，主战派核心，日俄战争开战时62岁，出任满洲军总司令，在大清境内成功统率日军取得了每一场会战的胜利，获誉西方世界。战后第十一年病逝，得年74岁。

野津道贯 陆军名将、帝国元帅、陆军大将，萨摩藩籍，早年曾随大山岩赴欧洲考察军事。甲午战争中任师团长，后接替山县有朋为第一军司令官，为同级袍泽中最先晋为陆军大将的人。日俄战争开战时63岁，为满洲军第四军司令长官，以擅长奇袭著称。战后第三年病逝，得年67岁。

东乡平八郎 日本海军统帅，帝国元帅、海军大将，萨摩藩籍，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参加甲午战争，曾擅自下令将大清所雇英籍运兵船“高升号”击沉，致清军近千人阵亡。日俄战争开战时56岁，由基地司令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后由海军中将晋升海军大将。因战争胜利而被日本人奉为“军神”，战后出任海军军令部长（即日本海军首脑）。1934年以86岁高龄过世。

黑木为祯 陆军名将、帝国元帅、陆军大将，萨摩藩籍，素以勇猛突击著称。甲午战争中任师团长，入侵过山东半岛。日俄战争开战时60岁，为满洲军第一军司令长官，是第一个进入大清战场的日本军头。所部由韩国济物浦（仁川）登陆，强渡鸭绿江后，经凤凰城攻入辽阳，为满洲军右翼部队统领。战后任天皇枢密官，1923年在东京家中病逝，得年70岁。

奥保巩 陆军名将、帝国元帅、陆军大将，福冈籍，双耳几乎失聪。甲午战争中任师团长，入侵过辽东半岛。日俄战争开战时57岁，为满洲军第二军司令长官，自辽东半岛南岸登陆，夺取大连湾后向辽阳、奉天方向挺进，是日军左翼部队统领。战后曾任参谋总长，1930年病逝，得年83岁。

乃木希典 陆军名将、帝国元帅、陆军大将，以写汉文边塞诗著称于军界，长州藩籍，自幼一目失明，山县有朋的老部将。早年奉派赴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历任军中要职，甲午战争中任旅团长，入侵过辽东，战后曾任“台湾总督”。战前已经退休，日俄战争开战时55岁，为满洲军第三军（亦称旅顺攻围军）司令长官，两个儿子均在战场上阵亡。旅顺要塞得手后，即挺进奉天方向参加决战，所部绕过奉天打到吉林边境。战后任皇家学习院院长。明治天皇驾崩后，与夫人双双自刃殉死，得年63岁。

儿玉源太郎 陆军名将、陆军大将，长州藩籍，因身材矮小而被袍泽谑称为“七寸儿玉”。早年与乃木希典同往德国学习军事，甲午战争中任陆军省次官兼大本营留守参谋长，战后亦任“台湾总督”、内务大臣、参谋次长。日俄战争开战时52岁，出任满洲军总参谋长，有“明治时代第一智将”之称。战后出任“满铁”委员长、参谋总长，战后一年即猝逝于东京，得年54岁。

福岛安正 翻译出身的陆军名将，信州籍，长期担任参谋本部参谋，曾任驻清武官，对大清国情有深刻的认知，卸任驻德武官时，以单骑横穿西伯利亚荒原而赢得世界荣誉。日俄战争开战时52岁，为少将衔大本营参谋，后转任满洲军司令部高级参谋、参谋次长，晋升陆军中将，有“情报战之父”之谓。战后留任“关东总督”，战后第九年晋为陆军大将，是日军史上唯一未统过兵而晋为最高官衔的将领。1930年病逝，得年78岁。

小村寿太郎 杰出外交官，日向国籍，曾留学哈佛大学，与老罗斯福同窗。后受伊藤博文赏识入外务省，任驻清代理公使、驻美公使，参加《辛丑条约》谈判，是力主对俄开战的唯一文职高官。开战前任外务大臣，主持与英结盟，开战时49岁。战后赴美媾和谈判，与俄财政大臣维特签订《朴茨茅斯和约》。后来北京与奕劻、袁世凯等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1911年病逝，得年56岁。

广濑武夫 海军少佐，大分籍，早年毕业于日本海军兵学校，甲午战争中服役，战后留学并任职俄国多年，与俄人多有结交并喜爱俄罗斯文学，翻译过普希金诗集等，因“亲俄”而遭长期冷遇。日俄战争开战后请缨担任联合舰队闭塞船指挥官，因亲自寻找部下撤离而被流弹击毙，得年36岁。被日本军方树为舍己爱兵的楷模，并被日本国民奉为战争中的第一尊“军神”。

俄罗斯帝国

亚历山大 ·亚历山德罗维奇 ·罗曼诺夫 沙皇，罗曼诺夫王朝第十六任君主，因与其父同名，故继位后称亚历山大三世，在任时倚重维特等智囊治国，国力大增，并与清帝国合作兴修西伯利亚大铁路大清国段，即东清铁路，曾派其子尼古拉安抚日本。日俄战争前十年去世，得年49岁。

尼古拉 ·亚历山德罗维奇 ·罗曼诺夫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之子，罗曼诺夫王朝第十七任君主，即末代沙皇，因与其祖父同名，故继位后称尼古拉二世。此君战前优柔寡断，在战与和之间游移不定。日俄战争开战后用人失当，痴迷于神学，听命于皇后，剥夺了政府“三巨头”的话语权，对主战派大臣先听信后疏远，终致战争失利。战后第十二年被迫退位，后与全家及仆人等被苏维埃下令处决，得年50岁。

阿列克谢伊 ·亚历山德罗维奇 ·罗曼诺夫 大公爵，亚历山大三世之兄、尼古拉二世之伯，侍从将军、海军大将，代沙皇主管海军事务的皇室成员。属日俄战争主战派。

谢尔盖 ·尤里耶维奇 ·维特 享有世界声誉的俄国杰出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外交家，两代沙皇的财政大臣，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倡建者与主持者，远东自由港大连的创建者，一向主张与大清睦邻相处，反战派首领，末代沙俄政府“三巨头”领袖，御前大臣、财政大臣，日俄战争开始前被剥夺话语权，后期任大臣委员会主席，《朴茨茅斯条约》的首席谈判者与签订者。战争结束后辞职并退出政坛，移居法国巴黎、巴荣讷，1912年完成回忆录的写作，战后第十年（1915）荣死法国，得年66岁。

弗拉基米尔 ·尼古拉耶维奇 ·拉姆斯多夫 御前大臣、外交大臣，“三巨头”之一，日俄战争前后的反战枢臣之一。战后第二年辞职，并移居国外，1907年3月病逝于意大利的圣雷莫，得年63岁

阿列克谢 ·尼古拉耶维奇 ·库罗帕特金 步兵上将，战前任俄帝国陆军大臣，“三巨头”之一，反战枢臣之一，日俄战争开战前辞职未果，开战后赴任满洲集团军总司令，后接任对日作战部队陆海军总司令，1905年3月降为第一集团军司令。沙俄覆亡后先被新政权囚禁，获释后遣返回籍，以教授小提琴了却残生，得年77岁。

叶甫盖尼 ·伊万诺维奇 ·阿列克谢耶夫 侍从将军、海军上将，1903年8月就任“远东总督”，主战派先锋。日俄战争期间，任对日作战陆海军总司令，1904年10月被撤职召回国内。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黑海港口城市雅尔塔（今属乌克兰）病逝，得年74岁。

亚历山大 ·米哈伊洛维奇 ·别佐勃拉佐夫 出身低微的御前大臣、远东特别委员会委员，主战派军师，把俄国引入战争的祸首。日俄战争后期，逃离俄国。1932年9月在法国尼斯病逝，得年75岁。

尼古拉 ·彼得洛维奇 ·利涅维奇 步兵上将，侍从将军，因俄土之役战伤而致跛足，乌苏里军改西伯利亚军后任中将军长，1900年以直隶远征军司令名义率军侵入我东北，1904年任阿穆尔河沿岸军区司令。日俄战争开战后，先后任第一集团军司令和对日作战陆海军总司令，战争后期被解除职务，战后第三年（1908年）病逝，得年70岁。

阿纳托利 ·米哈伊洛维奇 ·斯特塞尔 步兵中将，旅顺—金州防区司令兼旅顺要塞司令（前期），1900年春曾率部入侵我华北地区弹压义和团运动，并攻打过天津。日俄战争开战后，升任第三西伯利亚军司令，并晋升侍从将军，投降后宣誓退出战争被礼送回国，被俄军事法庭判死刑，沙皇特赦减为10年徒刑。沙俄覆亡后流亡国外。

考斯塔契 ·斯米尔诺夫 步兵中将，侍从将军，继任旅顺要塞司令，到任后遭斯特塞尔所忌，旅顺失陷后拒绝向日本人作退出战争的宣誓，成为日本战俘，《朴茨茅斯条约》签订后始被遣返回国。结局不详。

斯捷潘 ·奥斯波维奇 ·马卡洛夫 海军中将，享有世界声誉的俄国海军名将、军事理论家、探险科学家，战前任圣彼得堡喀琅施塔得港海军司令，1904年3月接任太平洋舰队司令，上任后第三十六天因所乘旗舰触雷阵亡，得年55岁。

罗曼 ·伊西多罗维奇 ·康特拉琴科 步兵少将，东西伯利亚步兵第七师师长，受到官兵爱戴和后世史学家赞誉的沙俄将领，日俄战争开战后升任旅顺陆防司令，在旅顺保卫战的最后阶段在要塞里阵亡，得年47岁。

齐诺维 ·彼得洛维奇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侍从将军，海军中将，太平洋第二舰队司令，对马海战中头部负伤，昏迷中被日军俘虏。《朴茨茅斯条约》签订以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及与他一起被俘的俄军将士们便获释回国。他不出意外地被送上了军事法庭，但“仁慈的小父亲”尼古拉二世下令赦免了他。抑郁中，他于1909年1月在圣彼得堡谢世，得年59岁。

年表

日俄战争大事记

1904年

2月4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俄开战。

2月6日，日本单方面宣布对俄断交。

2月8日，日本对俄国不宣而战。当天下午，日军第一军先遣队在韩国济物浦（仁川）登陆，并击沉两艘俄舰；当夜，日本联合舰队偷袭旅顺口俄太平洋舰队。

2月9日，俄政府对日宣战。

2月10日，日政府对俄宣战。

2月11日，日本于皇宫中设置大本营。

2月13日，大清宣布局外中立。

2月21日，俄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就任俄远东军总司令。

2月24日，《日韩协定书》签署，韩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联合舰队发起第一次闭塞作战。

3月14日，日本第一军司令部自韩国镇南浦登陆。

3月27日，日本联合舰队发起第二次闭塞作战。

4月13日，俄旗舰触雷沉没，名将马卡洛夫阵亡。

5月1日，日本第一军强渡鸭绿江，攻占九连城，并开始向凤凰城进发。

5月3日，联合舰队发起第三次闭塞作战。

5月5日，日本第二军自辽东半岛东南岸的盐大澳登陆。

5月19日，日本独立第十师团在辽东半岛东南岸的大孤山登陆。

6月6日，日本第三军司令部在大连登陆。

6月20日，日本满洲军总司令部设立，大山岩任总司令，儿玉源太郎任总参谋长。

6月30日，以独立第十师团为主的日本第四军编成。

8月19日，日本第三军开始强攻旅顺口。

8月10日，太平洋舰队突围失利，司令维特格夫特阵亡。

8月28日，大山岩指挥第一、二、四军发起辽阳会战，并于9月4日攻占辽阳城。

9月19日，日本第三军对旅顺要塞发起第一次总攻。

10月8日，日俄两军沙河会战；17日，会战结束。日军继续向北推进。

10月14日，波罗的海舰队（即太平洋第二舰队）起航远征。

10月25日，俄“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被免职，库罗帕特金接任远东陆海军总司令。

10月26日，日本第三军对旅顺要塞发起第二次总攻。

11月26日，日本第三军对旅顺要塞发起第三次总攻。

12月5日，日本第三军攻占203高地。

12月18日，旅顺俄军东鸡冠山北炮台被日军攻陷。

12月31日，旅顺俄军松树山炮台被日军攻陷。

1905年

1月1日，旅顺俄军司令斯特塞尔乞降；2日，日俄签订开城条规；5日，斯特塞尔与乃木希典会见于水师营村。

1月12日，日本大本营组建鸭绿江军。

2月23日，奉天会战开始。

3月10日，日军占领奉天城。

3月12日，利涅维奇升任远东陆海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降为第一集团军司令。

3月16日，日本第三军占领铁岭；22日，占领昌图。俄军退至四平街。陆上战事结束。

5月27日，对马海战开始。俄舰队覆灭，舰队司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被俘。

5月31日，日本正式请求美国总统斡旋停战议和。

6月6日，沙俄宣布接受调停。

7月6日，大清外务部声明：凡议和条款涉及大清国而未经与大清商定者，一概不予承认。

7月7日，日军登陆库页岛，并于8月1日攻占全岛。

8月9日，日俄两国特使在美国朴茨茅斯开始谈判。

9月5日，日俄签订《朴茨茅斯和约》

11月17日，中日东三省善后会议在北京开始，奕劻、瞿鸿禨、袁世凯与小村寿太郎、内田康哉会谈。

11月23日，日本设“韩国统监府”，宣布韩国交其保护。

12月22日，中日东三省事宜善后条约在北京签字。

[上卷]

日俄战争期间（1904—1905）旅顺争夺战地形图，陈列于旅顺的展馆之中。（2014年7月摄）

第一章 宣战与中立

第一季

冷清而惶恐的小年夜

公元1904年2月8日，对生活在大清国俄国租借地旅顺口的人们来说，是两个不同的日子。

对居住在老城的中国人而言，这一天，是光绪二十九年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日子。

对聚居在新城区太阳沟的俄国人来说，这一天则是俄历1月26日，礼拜一，一个周而复始的平常的工作日。

这一天，本该是中国人阖家团聚辞灶的喜庆日子，然而，中国人却喜庆不起来了，直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大街上也没有几个嬉闹的孩子，各家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的鞭炮声更比往年稀落了很多。

太阳沟那边，更是一片寂寥。亮灯的人家，越来越少了。整个城区，黑得如同墓穴，静得让人心惊。只有不时响起的火车的汽笛声和车轮驶过铁轨发出的铿锵声，才会打破死一样的寂寥。

军列日夜铿锵，人心愈发慌张。

在旅顺口，无论是大清国人还是俄国人，都被这样一个沉重的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日本人要打过来啦！

入秋以来，各种不祥的传言，就像一阵紧似一阵的老北风，从旅顺口周边的那些矗着堡垒和炮台的山头上，从旅顺港，从人们接触到的所有的老毛子那儿，一遍遍地往大清人的耳朵里吹，吹到了腊月以后，已经寒透了人心！

“老毛子”或“毛子”是东北人对通常蓄着满脸胡须的俄国男人的贬称或谑称，因符合其民族体貌特征，所以得到了东三省官绅百姓的一致认可，进而人们又把他们的女人和孩子称作“女毛子”和“小毛子”。

从上一年7月南满铁路开通以后，居住在这里的俄国平民和为数不多的欧洲侨民就开始陆续撤离回国，至1904年到来的时候，许多俄人住宅已经成了空壳。这就是太阳沟的街区为什么到了晚上已不再辉煌。

更让人惊心的是，居住在老城里的日本人，也开始举家迁离！

日侨是10年前开始出现在旅顺口的。那是甲午年（1894）的中日战争——日本人称“日清战争”——期间，日本兵攻占了旅顺口以后，就不断有日本人迁居此地，城里那些澡堂、饭馆与妓院，大都是日本人开的。日本“还辽”之后，很多日侨留在了当地，即便在俄国“租借”旅顺口以后的5年里，日本人也没有离开，继续经营着服务业，而随着老毛子驻军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眼下，扎堆而居的日本人的撤离，不能不让大清国的街坊们倍感紧张！

眼见得俄国人和日本人纷纷离去，大清国人终于沉不住气了。人们拎上行李，雇上马车，扶老携幼，举家撤离。外出避乱，总是殷实人家先行一步。南下的，乘船回了“海南”老家；北上的，则沿铁路线一路向北，投亲靠友去了。

进了腊月门儿，洋行歇业，学校停课，商铺关门，饭店熄火，澡堂停业，连大街上那几家日本人开的妓院也门前冷落了。

苏联史学家阿·伊·索罗金在《旅顺口的防御：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一书中记载：

在旅顺港被包围之前，城内的50000居民就只剩下了三分之一，其中有2000名俄国人，余下的都是中国人。（1903年）11月之前，居民的数量还在不断地减少，中国人从海路疏散到内地或东北。

大清国户籍档案的空白，让俄国人填上了。由此，我们知道了，日俄开战前，旅顺口有约5万居民；开战后，约有1.7万人留在了旅顺口，其中至少有1.5万大清国人。

这么多的大清国人，为何留在了生死未卜的交战区？

东北人何以“山东化”

20世纪初，居住在旅顺口的中国人，几乎都是山东籍移民。

早在1895年开春，日本人擅自在大清国境内设立的关东民政署，就把本地人口的来源弄清楚了：

旅顺的清国人大多是山东的移民，他们辛苦开垦这里的土地，成了新家园的主人。

这是我在旅日史学家宗泽亚的《清日战争》书中读到的一段文字。

然而，明明是东北大地上的辽东半岛沿海地区，为何成了山东人的天下？

20多年前，我和几个同事第一次到大连和旅顺的时候，就被当地人说话的腔调逗乐了——这哪是到了东北？明明还是在我山东半岛嘛！人们说的不就是烟台话嘛！

其实，每一个乍到辽南沿海的外地人，无论是到辽东半岛最东端的丹东市，还是到大连市或旅顺区，都会诧异于当地的方言竟跟隔海相望的山东烟台一带差不多，是胶东方言，而绝非东北话。究其原因，很简单，即居民们多是山东登州府和莱州府所属各县移民的后裔，即“海南”人。他们自称是“海南丢”，即从渤海湾南边丢过来的一批人。

在闯关东的山东人嘴里，“海南”指的渤海对岸的山东省，主要是指胶东半岛，而非被今人视作天涯海角的那座“岛省”。反之，山东半岛的人们历来称北面的海面为“北海”或“北洋”。清朝定都北京以后，也一直把直隶湾（即渤海湾）、黄海直至朝鲜半岛沿岸的海面统称为北洋，设北洋大臣管辖。这也是当年亚洲第一舰队北洋水师得名的由来，进而又成了1949年以后驻地我青岛的北海舰队得名的由来。

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隔“北海”相望，从胶东半岛北岸的各码头到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旅顺口，乘大帆船只需一天的工夫即可抵达。这条海路，是山东人，尤其是胶东人，自古以来闯关东的最便捷的路线。

闯关东的“关”，是山海关。自打公元1381年，即中原王朝的明洪武十四年始，大将徐达在秦皇岛外山海相依的地方建起山海关后，此关就成了中国大地上的一个重要地标，关内或曰关里，是华北；关外或曰关东，是东北。关内的汉民出关到关外的异族地区谋生，是有风险的，故曰“闯”。之所以有风险，是因为此关乃汉人的中央政权与女真人的后金政权对峙的最前沿。

不过，对闯关东的山东沿海人民来说，“闯关东”只是一个习惯性的说法而已，因为他们走的都是海路，即从山东沿海地区各港口——登州（蓬莱）、芝罘（烟台）、威海、成山头、俚岛、金口、胶澳（青岛）和更南的石臼所（日照）等，乘船径直驶到辽东半岛各港口——旅顺口、营口、庄河、安东（丹东）等地，从来不需要像河北、河南等内陆省份的人那样走陆路步出山海关。

山东人从哪年哪月何时开始闯关东？翻开《中国东北古民族发展史》（李德山、栾凡著）一书，不禁吓了一跳，却原来，早在距今约1万年前，山东——那会儿叫东夷——的先民们就开始了渡海北上寻求更好的生存空间的漫漫旅途。那会儿，在人类学与考古学上，叫新石器时代早期。

真是不看不知道，东北古民族，竟均属东夷族系的分支，即都是从渤海湾以南的山东一带迁徒过去的群体。各姓氏集团经过长时间的融和与嬗变，逐渐分成了四大族系，即居于东北南部的汉族、居于东北东部的肃慎系各族、居于东北中部与朝鲜半岛北部的秽貊系各族、居于东北北部的东胡系各族。支持这种说法的，当然是文物了——无论是辽宁旅顺的老铁山遗址，还是内蒙赤峰的石棚山遗址；从鸭绿江畔到东蒙草原，出土的石器、彩陶、礼器等，无一不在证实：东北先民与山东有着血肉相连的传承关系，那些陈列在各地博物馆里的大小“镇馆之宝”，统统被考古学家归类于大汶口文化与岳石文化之中。人们知道，龙山文化是以最早发现地山东历城的龙山镇命名的，而岳石文化则是以胶东半岛的平度岳石村命名的。更有意思的是，旅顺口老铁山里的于家村，有几十座3000多年以前的先民墓葬，即成片的“积石冢”。这些碎石堆叠成的坟头，无一例外地建在被当地人称为“坨子头”的海岬上。当地考古专家给出的答案是：因为坨子头距山东家最近。

史书上明确记载最早一支移民东北的汉人群体，是创建了朝鲜国的箕子和他的族人。箕子本名胥余，因封地在箕（今山西太谷一带）而被尊称箕子。他是3000多年前的商朝末期国王纣的叔父，太师，因反对侄儿的暴虐与荒淫而被拘禁。周取代商后，箕子率5000族人经山东半岛去了朝鲜半岛，在大同江流域创立了朝鲜国，国都即平壤，史称“箕子朝鲜”。箕子把中原王朝的先进的文化制度和农耕技术带到了那里。所以，朝鲜古籍《高丽史》中称：“我国教化，自箕子始。”平壤城外曾一直有座箕子陵与箕子庙，被世代朝鲜人所祭祀。箕子朝鲜，延绵千年，后被秦末一个燕国部落首领卫满率众颠覆。朝鲜半岛北部出土的石器，均属龙山文化时代之遗物。然而，到了1959年，即中国军队全部撤出北朝鲜后，箕子陵与箕子庙即被拆毁。之后，箕子朝鲜的历史也被否认了。后来，韩国也不再承认这段历史的存在。不过，仍有朝鲜族人认定箕子是其祖先。曾记否？多年前，韩国前总统卢泰禹就曾到山东临淄寻过根。

扯远了。再说回到旅顺口。

正因旅顺口是从山东半岛进入东北的第一落脚点，所以，无论中原的中央政权北征，还是东北的民族政权南下，旅顺口自然成了海上门户。元末明初，明朝大军就是从距旅顺最近的蓬莱港起航，一举夺取了辽东。至于明军为何不走陆路，即从直隶出山海关直捣辽东各地，反而选择风浪莫测的海路？这或许与辽东的归属地有关——明朝底定辽阳后所建的定辽都卫，即后来的辽东都指挥使司，隶属山东宣承布政使。也就是说，现在的辽宁省的大部分地区，当时归济南府大街上的省级衙署领导。由于这种行政上的隶属关系，明朝200多年间，山东人，尤其是胶莱河以东的胶东半岛的人民，无论是应征到辽东各卫所当军垦战士，还是去沃野千里的黑土地开荒种地，自然成了进入东北的汉人的主流。当年，山东省辖的辽东都司设25卫、2州，有汉人将士9.5万人，加上他们的眷属，约有35万人。至此，以山东人为主体的汉人已经成为东北第一大民族。

然而，女真崛起于东北的过程，也是汉人惨遭奴役的过程。史料记载，17世纪前期，努尔哈赤统一东北的30年间，辽东被杀的汉人竟超过100万！以8个颜色为各部族标识的女真八旗军，每下一地，“无论贫富，均皆诛戮”。而且，据葛剑雄等所著的《简明中国移民史》称，八旗军还曾三度攻入关内，每次都掠回大批汉人为奴，被掠至关东的汉人累计超过百万！如此一来，东北的汉人数量又让被掳至的汉人补充了，依然是东北的第一大民族，却是只有20多万人的女真人的奴隶。满人不准许汉人姓“汉”，强行将被俘的汉人改隶旗籍，即汉军八旗，简称汉军。于是，清王朝时代，中国大地上就平添了一支政治地位在满人之下、汉人之上的汉军。

努尔哈赤的孙子、年号“顺治”的爱新觉罗·福临入主北京紫禁城以后，因老家地旷人稀，故设辽阳府，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鼓励汉人至辽河流域垦荒，且奖励条件极为诱人：招百名者文为知县，武为守备；所有的落户者既分口粮又分地，而且每五人分一头耕牛。于是乎，最有交通便利的山东半岛人捷足先登，又成了这一波移民潮有主体。所以，史书记载：“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20年间，仅辽东地区就新增农民14万多人。

不料，到了20多年后，即福临之子玄烨（年号康熙）继位以后，清廷以满洲乃“龙兴之地”“国朝根本重地”为由，颁诏“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严禁汉人移民了！为阻挡汉人擅自移民，清廷下令沿明代辽东边墙旧址，筑土堤种柳结绳为限，此即清朝历史上的独特的国内边界线“柳条边”的由来。时为康熙六年（1667），玄烨只有14岁，刚刚亲政，国是还操控在鳌拜等四位辅助大臣手里，这几个人只看到大批汉人进入东北会蚕食本民族的生存空间，却没能眺望到一望无垠的家园之外，有一头巨大的北极熊一直在假装冬眠。自康熙朝起，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朝，直至咸丰十年（1860），历代清帝和枢臣们不知道人稀地旷在国防上的潜在危机，反倒屡屡颁诏不准“流民”出关谋生。如是，近200年间，广袤而富饶的东北大地上，只有古肃慎族的后裔满人、鄂温克人、鄂伦春人、达斡尔人、赫哲人等生存。

到了咸丰十年（1860），眼见大东北的北疆与东疆不断被那只贪婪的北极熊一片片撕扯着吞去，而人数不多的黑龙江守军竟然连粮饷也难以主继，朝廷才勉强依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本名张朴溪，汉军）奏请，破了老祖宗的规矩，打开了边禁的柳条墙上的栅门，首先放开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允许汉人进入东北垦荒。第二年，清廷又放开了吉林西北草原。于是乎，人稠地少且又吃苦耐劳的山东人便开始了大规模地闯关东。大批汉人的进入，对缓解东北地区的财政状况，尤其对制约沙俄对我疆域的蚕食，其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到了光绪朝，朝廷要在旅顺口建北洋要塞，需要空前多的劳工参与。于是，北洋大臣所辖的旅顺工程局便多次到山东招募劳工，动辄领走上万人。旅顺口很快就成了“海南丢”（胶东籍移民）的第二家园。据查，19世纪80年代，北洋当局在鲁直两省招募劳工2.5万余人，其中主要是山东籍。

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春，俄国人租下旅顺口和大连湾（并称旅大）以后，扩要塞、建城市、浚海港、设船厂，哪一样离得开大清国劳工？所以，到日俄开战前的1903年秋天，5年期间，前后又有4万多关内农民被招募到本地。与上一代来旅顺口为北洋当局打工的先辈一样，这一代人也多回乡娶妻后带来本地，子孙繁衍，成了旅顺的新居民。

中俄合建的东清铁路开建以后，所需劳工更不知凡几，用胶东话说：“海啦！”你想，干线从满洲里经哈尔滨到到牡丹江再经绥芬河到海参崴，支线从哈尔滨经宽城子（长春）到旅大，全长5000华里的铁路线，哪一米离得开大清国的农民工？于是，在高薪的诱惑下，更多的山东青壮年便成群结队地闯关东去也。

摊开历史长卷匆匆看上一遍，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东三省各地的人为何多为山东后裔了。

《东北古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段文字，或可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东北人何以“山东化”的问题了：

据统计，到清代末年，迁入东三省及内蒙古东四盟的汉民（含后裔——原注）人口达到1400万左右，占当地人口总数2100万的66.7%。这些汉族以原籍山东省的最多；河北次之……

笔者祖籍山东莱州府治掖县（今莱州市），就是当年闯关东的大县。说起为修铁路而闯关东，笔者不由得记起家乡的一个人来。

掖南有个祝家村，村西有户姓张的。张家儿子生来魁梧，身长6尺，为人仗义，不怕出力。因家贫，他只读过3年私塾就失学了，遂约上同村的一个兄弟去闯关东。在东北，他修过铁路，干过搬运工和扳道工，还曾在漠河下过金矿。那时世人没有国界的概念，听说老毛子那边有个西伯利亚大金矿，所以这个大个子抬腿就过了境，去了俄国的西伯利亚，成了那里一座金矿的华人工头。后来，他又沿在建的西伯利亚铁路去了胶东人扎堆的海参崴，在那里当上了华商会保安队的头目。辛亥革命爆发时，他率一众山东兄弟乘船回国投身革命。到了上海，他立马被任命为革命军的骑兵团团长。十几年过后，他竟然成了统兵几十万的中华民国陆军上将和山东省督办兼省长！再后来，他成了中华民国政府军的副统帅——安国军政府副总司令，仅位列于大元帅张作霖之后！这个因修铁路而去闯关东的大个子嘛，呵呵，叫张宗昌。

哪些中国人留在了旅顺口

日俄开战前，为什么竟有上万中国人留在了生死未卜的交战区？

解读俄国史料，我大体上理清了这些人的大致身份。

第一大群体，时称“苦力”，即当下语境里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

且看旅顺要塞司令的俄国陆军中将考斯塔契·斯米尔诺夫写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奏报：

臣抵达旅顺以后才发现，要塞工程至今没有完成。为了早日竣工，臣每天都要动员6000名中国苦力出工。

这个斯米尔诺夫，是战争开始后第七天，即2月15日在圣彼得堡被沙皇尼古拉二世任命为旅顺要塞司令的，等他赶到旅顺口时，已经是开战一个月以后的3月17日了。你看，战争打了30多天了，还有多达6000名大清国人在山上抢修工事呢！

不过，这位温和的（“斯米尔诺夫”的本意）陆军中将写给沙皇的秘密奏报，都没邮寄出去，原因不详。在日军围困旅顺之前，旅顺到辽阳和沈阳的军邮线路是通畅的。他的这些密奏，是他被关押在日本的战俘营里后，被日本报纸刊出的。关于这个正直的军人的悲剧人生，后面再说。

第二大群体，是海军修船厂的工人。俄方史料称，战争打响以后，因3艘俄主力战舰受损严重，海军部特意从波罗的海造船厂紧急调来189名技术工人增援旅顺船厂，因为该厂的2000多名华工正在闹罢工，要求加薪。在海军修船厂和旅顺港工作的大清国人，大多是与俄海军部签过合同的正式工人，也有少数是旅顺军事当局战前从鲁直两省和关外紧急招来的临时工。试想，只一个船厂就有2000多名大清国工人，除船厂之外，还有港务局，还有其他军工企业，如兵工厂、维修厂、被服厂等等。可想而知，大清国工人也是数量可观的一大群体。

再有，就是地位高于工人的白领华人了吧？战争打响后，不重要的机关部门全都停止了工作，所以，那些受雇于俄人的翻译、职员、教师等，一时成了闲人。但他们并没闲在家里，而是都参加了“志愿军”。

且看苏联出版的《旅顺口的防御》一书中的记载：

在金州战役之后，勇敢的居民没等动员，就自动拿起武器，组织起3个志愿兵团，每个团有500人。志愿队员穿着便装，但都带有步枪，列队值勤，执行警戒和进攻任务。……在战时有线通讯变得不安全的情况下，当地居民组织了自行车的流动邮车，保证了要塞总部与前线许多防御工事之间的联系。11月份自行车又首次被用来运送伤员。无数伤员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被运送到城内的医院……

11月初在市医院里有7000多伤员和病人，由医务人员和上百名当地居民组成的普通志愿者负责护理。市内共有25家医院，尽管如此，人手也不够用。

毫无疑问，旅顺居民中既有俄欧侨民，更多的是中国人。试想，百余年前拥有自行车，就如同当今家有豪华私家车。显然，这些华人，属高薪阶层，按当年的称呼，是高等华人。而且，他们的家眷，想必也有了去处，因为洗衣妇和看护妇只限于女性志愿者。

再有就是城市贫民了。逃难的通常只是富户和小康人家。对于那些一无牵挂而又无处投奔的人来说，静观待变是比盲目外逃更踏实的选择。整整10年以前，日本兵攻进旅顺城以后，不问青红皂白地追杀大清国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为了掩埋罪证，日军宪兵队到处招募“扫除队”队员，即大清国人所称的“抬尸队的”。本以为城里已经无活着的大清人了，可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一些城市贫民，胸前别上了日本人提供的“顺民，可不杀”“良民”或“本大队役伕”等字样的白纸条，开始清除满大街的同胞的尸体。相比于其他阶层，社会最底层人的生存能力往往最顽强。

如此数算一遍，我们也就明白了：大清国人冒险留在了战区，都是为了养家糊口——非常时期，劳务费自然应比平日要多，而且，工钱的发放也不会缺欠。

我是在青岛海边生长的“50后”。我们这代人从小被告知的是，青岛海岸上的那几座德国炮台，都是帝国主义欺骗山东各地劳工来建的。炮台建完后，为了灭口，他们全被德国人押到到船上，拉到远洋，扔进大海里了。这种说法，一直到现在也有人信。我也曾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直到后来有机会查证这种说法的源头了，才知这些说辞属有罪推断的民间判决，而且，各地通用，却并无史料为证。

2014年7月28日下午，就在我第一次为寻访日俄战争遗址而赶到旅顺口时，在东鸡冠山俄军堡垒遗址里，当地的一位熟悉本土历史的文化官员就这样明确无误地告诉我说：“修完堡垒后，为了防止泄密，老毛子把中国劳工全都拉到海上淹死了。”我问这种说法的来源，他答：“老辈人都这么说。”碍于初次见面，我没多说什么。

也就是那次在旅顺，我从当地史学家王珍仁先生那儿得到了两卷厚厚的《甲午、甲辰战争史料选编》。正是在王先生担任主编的下卷，我读到了与既定传说完全相反的文字。

如1904年2月24日，日本驻芝罘（烟台）领事致电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称：

据自辽东归来的可靠清国人所言，现俄国人正仓皇地抢修金州地峡之城堡。据说民工每人一天工钱平常为铜钱300文，如定期领取则多额发给。

还有，那位开战后赶来赴任的俄陆军中将斯米尔诺夫，也曾向沙皇抱怨道：因旅顺唯一的银行已关门停业，致使军方没有现款支付大清国苦力的工资。他求助于驻旅顺的西伯利亚第三军军长、旅顺金州防区司令斯特塞尔中将时，斯特塞尔竟然不肯帮忙！

且看他的这封告状信：

西伯利亚第三军金库存有现款120万卢布（12万英镑——原注），臣为支付大清国人力工钱，急需现金，即遣工兵队长格里高列科大校恳请中将（指斯特塞尔）出面通融，希望于两三周内，出具俄清银行（即华俄道胜银行旅顺分行）票据，自该金库提取现金5万卢布（5000英镑——原注）。该请求遭中将拒绝后，臣急赴中将处，陈述现金之必要性，再三求之……臣郑重告诉中将：“若无现金，仅两三天防御工事将被迫停止！”

斯米尔诺夫说，经过第七师师长康特拉琴科少将的通融，斯特塞尔才勉强答应从军费中借支1.5万卢布。有了这笔钱，俄工兵大队长才把大清国劳工安抚在了工地上。

看清了吧？当年，大清人为俄军打工是有工钱的，而且，工钱是不容拖欠的。无论日本外交官，还是俄军将领，当时都没有杜撰的理由。所以，我们应该相信白纸黑字。而且，我们还要相信，大清人再忠厚，也不会木讷到被无偿役使好几年后，再被骗到远洋去被溺毙。

捎带着再说几句开埠时的我青岛：当年山东各地农民之所以成群结队地来到胶澳——当时德皇威廉二世还没来得及命名这块远东殖民地叫“Tsingtau”（青岛），完全是因为德国殖民当局给出的工钱太馋人啦！以建筑工计，每天的工资，居然是山东别处的4倍！至于这些以从事港口、堡垒、市政等建筑为主的农民工们的最终去向，或许可以从青岛人口发展史上读到答案：1902年青岛人口（不含外籍）为14905人，一年后即增至28144人，几乎翻了一番。到了德国人退出青岛的前一年，即1913年，青岛人口已达53133人。而且，耐人寻味的是，这53133人中，竟有40115为男性，女性只有8573人，余下的4624人为10岁以下的儿童。10余年间如此惊人的人口增长速度，和如此畸形的性别差，当然不可能是原住民的自然生育率所造成的了。

抱歉，又扯远了。我是想说：似是而非的灌输听久了以后，就会忘了常识。

日俄战争期间，战区的大清人分别从两个交战国军队获得酬劳的情况，本书将随着战局的推进陆续写到。

按日本人与俄国人留下的史料来看，战前，大清人是为了多挣钱才留下来的。

不过，有的人除了有赚钱养家糊口的动因之外，还有一份仇日心结。

苏联史学家索罗金在《旅顺口的防御》一书中写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工程都是靠中国人的双手建成的，因为大多数人都清楚地记得，1894年日本人对生活在平静中的中国居民进行了屠杀，所以他们都顾不奋身地投入了防御工事的建设中。

刻在旅顺口的倭寇的兽性

对于即将打上门来的小日本儿，辽南沿海的官绅百姓无不切齿痛恨而又惊悚不已！因为，人们忘不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

整整10年以前，也就是甲午年，清日两国军队在藩邦朝鲜北部的最大城市平壤爆发了战争。占据地理优势的清军竟不敌人数相当的日军，很快溃败。山县有朋指挥的日军各部一路追击，渡过鸭绿江，进入大清国境内。这是近代日本第一次派军队出国作战，就把貌似强悍的大清军队打得丢盔卸甲。11月21日，日本第二军第一师团第二联队和第十五联队第三大队攻陷了旅顺城……

随后，举世震惊的旅顺大屠杀发生了！

向大清国宣战之前，日本政府曾向世界宣称：以帮助朝鲜独立为目的的日清战争，将是一场“以文明征服野蛮”的战争，军纪森严的日军，必将赢得这场战争。为了见证他们的预言，他们请来了英、美、法的17位记者和法、英、美、俄等国的军事观察员随军见证日军“征清”，这些西方观察员，全是现役军人。事实上，西方记者也确实向本国发回过有日军是“一支超出想象的优秀军队”之类的报道。万不料，旅顺大屠杀的暴行激怒了进入现场的5位西方记者，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世界报》等有影响的西方报纸相继发回了日军屠城的前方报道。

记者们所不知道的是，日本士兵疯狂复仇行动的背后，是他们的长官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下达过“对除老人、妇孺之外的青壮年格杀勿论”的命令。据传，这位独眼将军面对大批被俘的清军官兵，认为与其提供治疗与口粮，不如干脆杀光合算。而听到这个毫无人性的建议后，军司令官大山岩竟然默许了！于是，才有了以追捕换下便衣的清军为名义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

直至3天之后的11月24日，第二军司令部才发布了杀伐制止令。其时，旅顺大街上已经见不到几个中国人了。

为了掩盖大屠杀的痕迹，11月26日，大山岩司令官下令清理城中的尸体。于是，日军招募大清游民与随军的日本军伕共同组成了“扫除队”，开始收拾大街小巷的大清人的尸体，送交日军第十二混成旅团集中火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些被招来抬尸的大清贫民，竟能挣到数目不详的劳务费！

负责清理尸体的日军第十二混成旅团的史料档案里，就明确详细记载着：

火葬尸体总数1200人，所需人工费、石油燃料费、搬运费，合计1302元。

这1302元的尸体处置费中，大清人的工钱占了多少，日本人没有展开罗列，但至少是有“人工费”一项开支的。

清军失守旅顺口、日军大肆屠杀军民的消息，被逃到烟台的官员上报给正在天津的李鸿章。作为中方统帅的李中堂闻讯，一边火速奏报朝廷，一边赶紧部署善后。

于是，11月28日，即大屠杀停止后的第四天，有一艘自天津开来的挂着大清国龙旗、红十字旗和白旗的商船出现在旅顺港外，要求入港，以接运负伤的中国军人。但大山岩闻报后，下令拒绝该船靠岸。因为满大街的尸体尚未清理，他不敢让外人窥知实情。该船只得怏怏返航。

迟至12月9日，即日军进入旅顺18天以后，第二军司令部才向大本营报告了殉难大清人的具体数字：

旅顺口清军守敌死约两千五百余人，金州方面及金州和旅顺之间敌军死者约两千人，合计四千五百余人。

第二天，即12月10日，《读卖新闻》也刊发了前方记者的报道：

此战毙敌总数五千人以上，市区死者一千二百余人。

这是日本人最早公开披露的死难者人数。因军方尚未向外界披露前方的呈报，所以，这只能是日本记者在现场的粗略估算。而且，在日本记者的报道中，没有说明“市区死者一千二百余人”中有多少是换上便服逃亡的清军，又有多少是无辜的平民，包括一些妇女和儿童！

此前，日本外务省官员已经从转道广岛回国的英国记者托马斯·克温的嘴中，得知了日军在旅顺滥杀无辜的消息，外务省遂向军方求证，并要求驻列强各国的公使们严密注视驻在国政府对旅顺大屠杀的反应。

12月20日，《纽约世界报》以几个版的篇幅刊发了克里曼从日本横滨发回的长篇报道。该报道如实报道了日军在旅顺的兽行：

街道被尸体阻塞了。在旅顺港能够找到的居民几乎全被屠杀了，日军屠杀手无寸铁、没有抵抗能力居民的行动一天天地延续着，直到街道被残缺不全的尸体阻塞为止。到目前为止，当我正在写这篇报道的时候，还能听到枪声……

同时，克里曼也披露了日军兽性大发的诱因，即清军曾把前期俘获的日军10多名侦察兵残杀并虐尸：

当日本军队潮水般涌进旅顺口时，他们发现他们被打死的同伴的头颅被割去鼻子、耳朵后用绳索吊了起来，在主要街道那个粗糙的拱形门上吊着日军血淋淋的头颅，于是大屠杀便开始了。被激怒的日军士兵杀死了他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中国人。

英国人詹姆斯·艾伦也记下了他的亲见：成片的死人堆里，一个怀抱幼儿的女子哀求着爬了出来。但是，“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举向高空，让人观看”。记者亲见，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岂容日本政府抵赖！

在西方舆论的强烈质疑声中，12月25日，即大屠杀发生一个月以后，日本政府被迫发表声明，一边报怨有良知的西方记者“过分夸张”，一边被迫承认了虐杀事实：

外国随军新闻记者发出的报道，尤其是美国的《纽约世界报》的报道，过分夸张了事情真相，在国际社会起到了不良的煽动效果。旅顺陷落之际，多数清兵脱去军服，穿着非战斗人员的服装，潜入旅顺街市继续抵抗。……战斗中，我军士兵报告敌军换装抵抗事态。上官确曾发出过如遇平民模样的居民抵抗，允许开枪格杀的命令。

日本政府的辩解，并没得到世人的原谅，反倒让其国际形象骤然下降。英国牛津大学著名的国际法学家艾伦特就痛斥口口声声已跻身于文明之列的日本人，是“披着文明外衣有着野蛮筋骨的怪兽”，并愤然断言：“自诩‘文明国’的日本人，仍需要一个世纪以上的文明进化。”

至今，旅顺人口口相传着当年说法：大屠杀过后，只有36个中国男人被允许活了下来，因为日本人需要他们掩埋满城遍野的尸体。120年后，在旅顺口，当地官员仍这样告诉我。

笔者查到了“仅存36人”一说的源头，系英国记者威利阿斯在1895年1月27日在旧金山基督教青年会馆里的一次演讲。威利阿斯是《旗帜》兼《黑与白》杂志的记者，是当年获准随日军行动的西方记者之一。旅顺惨案发生后，他曾以《旅顺的真相》报道引起西方读者的极大关注。不过，他的演讲遭到了旅美日本人的扰乱，因为日本人对他和其他西方记者估量的死难的中国人多达两三万表示怀疑，他们据日本报纸的报道称：日军攻陷旅顺口前，城里有6000多中国平民，加上守军1.3万多人，总共不到2万人；而且，日本《万国报》报道，有旅顺贫民“六七十人”和日本军伕共同组成了“扫除队”（即抬尸队），“仅存36人”之说显然是夸大之辞。后来，双方曾在《纽约时报》上展开过论战，但论战无疾而终。

然而，生存者的确切人数之争，并不能否认旅顺惨案的发生。

事实上，正因这场大屠杀，让当初坐视日本发动对华战争的列强对于快速崛起的日本有了重新认知。战争尚未结束时，美国人即居中调停并促成了李鸿章赴日媾和；《马关条约》签约后，未等交战两国政府批准生效，俄、德、法三国便拍案而起，联袂上演了一出“三国干涉还辽”的大戏。原先纵容日本人的英、美两大强国，竟作壁上观，任由日本人遭受三国压迫，让战胜国反倒成了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

列强对“文明”的日本由赏识到警惕，或曰西方国家对“野蛮”的大清由嫌弃到同情，其诱因盖出于旅顺大屠杀。

后来，时为日本第二军法律顾问的大学教授有贺长雄博士，以法文在欧洲发表了《日清战役国际法论》，在该书中，他承认：“死者总数少说有2000具，其中500人为非战斗人员。”

这位法学家明确承认了日军曾杀害过大清平民。不过，此时，旅顺大屠杀已经过去3年矣！

解读旅顺大屠杀，令人掩卷慨叹的是，大清国对这场震惊了西方世界的屠城惨案居然自始至终地保持着沉默。尽管李鸿章于12月3日和5日两次根据逃出旅顺口的官吏的口述，上奏“倭”或“贼”屠城的暴行，但是朝廷愣是没发出一声抗议！

不知清廷的缄默是否与他们尴尬的记忆有关——上一次对旅顺口的屠城暴行，发生在2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在入关前攻陷了旅顺口，随即对汉人进行过灭绝性的杀戮。旅顺大屠杀的实质，是怨怨相报的东方丛林法则被日寇在大清国领土上重演了一遍而已。

至今，日本官方认可的旅顺战役中国一方的死亡人数仍为4500人，这个数字，就标在东京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里。去过该馆的人都知道，那其实是日本的国家战争纪念馆。但是，对于日军当年在旅顺制造的大屠杀丑闻，该展板上只字未提。

旅顺大屠杀的死难者当然不止4500人！西方记者报道过，许多逃到海上的中国人，也惨遭日军的射杀。

占领旅顺之后，日军曾在旅顺白玉山东北麓留下了一座中国死难者的骨灰合葬墓，并立木碑“清国兵战殁者墓”。当地人称此墓为“万人坟”。直隶候补知州顾元勋奉旨前来接收旅顺口时，重修了这座大墓，并以石碑替换了日本人的木碑。顾氏题写了“万忠墓”三个大字和如下碑文：

光绪甲午十月，日本败盟，旅顺不守，官兵商民男妇被难者一万八百余口。忠骸火化，骨灰丛葬于此。

按顾元勋所写的“一万八百余口”和1948年旅顺官绅重建万忠墓时所铭记的“凡两万余人”，以及1994年旅顺口区人民政府新修此墓时镌刻的“约两万人”，大清人记载的殉难人数并不一致，这也给了那些一心想屏蔽历史真相的日本右翼分子以否认惨案的空间。因为大清原始档案的空缺和日本官方的刻意遮蔽，旅顺大屠杀的真正死难者人数永远说不清了！

但不管是日本人所承认的数千，还是中国人所记载的数万，总之，成千上万的死难者让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善良的人们永远无法宽恕日寇在旅顺犯下的反人类的暴行！

是的，满街满墙的血污可以冲刷掉，但中国官绅民众骨子里对日本强盗的仇恨，却永世难泯。

大屠杀过后，在日本战地军政署的安抚下，逃难的旅顺居民渐渐返回。旅日史学家宗泽亚在其《清日战争》中披露：“3月份，在外避难的旅顺原住民举家回归，人口上升至三百余户。”

当年下半年，日本人撤走了，旅顺城才恢复了战前的平安生活，直到两年后，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入冬时节，人们眼前突然出现了红毛绿眼的老毛子。

人们不禁惊呼：“罗刹来了！”

“罗刹”是被当门神请来的

早先，汉人把中原西北方的那个遥远的红毛绿眼人的国度音译为“罗斯”或“罗刹”，这与英语称该国为Russia差不多。

“罗刹”在普遍信奉佛教的中国人的心里，可不是什么好名字，它是佛教中吃人肉喝人血的恶魔。无论是该国的音译，还是按老毛子长得那副鬼模样，称他们是“罗刹”倒也恰当。在“罗斯”或“罗刹”之前加一个多余的“俄”字，把比较贴切的称呼改成了并不靠谱的译名，这与清王朝有关，但首先与蒙元帝国有关。

早在13世纪上半叶，蒙古人不光统治了东方大陆建立了元朝，而且也统治了东欧大平原的东斯拉夫各部落，成立了幅员辽阔的金帐汗国（又译钦察汗国）。因不习惯以辅音发第一个音，凌驾于斯拉夫民族之上的金帐汗国的统治者便在被统治民族Russia的称呼前加了个元音O，读成了Orussia，写在元代史籍里，就成了“兀鲁思”“斡鲁思”或“斡罗思”。200多年以后，在东亚的元朝被汉人的明王朝所推翻，在东斯拉夫草原的金帐汗国则被“斡罗思”人的莫斯科公国所取代。至大清崛起以后，中华帝国与迅速向东方扩张的“罗刹”成了邻邦。黑龙江流域成了两国角力的战场。因入关伊始，南征不已，大清国一时无暇北顾，故俄人在北疆毁我城池，杀我边民，得逞一时。至康熙朝，在平定了“三藩之乱”后，玄烨即发动了“平定罗刹”之役，逼沙俄政府代表与大清国代表签订了第一部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即便条约签完，玄烨依然让臣工编纂了一本与该国交涉的文集，其名目便是《平定罗刹方略》。然而，成了友好邻邦，当然不能以恶鬼国作其正式国名。于是，清廷便沿袭了元代对该国的译名，将其写成了“斡鲁思”“斡罗思”“鄂罗斯”或“俄罗斯”。须知，满语与蒙古语同属阿尔泰语系，满人天然亲蒙语而远汉语。满蒙贵族之间还一直有通婚的传统，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就娶了内蒙古科尔沁王公的女儿为侧福晋，至于清帝们的女儿嫁给内外蒙古王爷的婚事就更多了。到了乾隆朝，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清廷正式把该邻国的名称规范为“俄罗斯”。于是，这一并不准确的译名就一直沿用到了两个半世纪后的今天。

对大清国的君臣来说，最早在旅顺登陆的俄国人，不仅不是恶鬼，反倒是请来辟邪的门神。

甲午战争以大清国的惨败而告终，整个辽东半岛成了日本人的战利品，被永久割让给了日本。所幸俄、德、法三国及时出面叫停，并以出动俄太平洋舰队南下相威胁，日本人才极不情愿地把辽东半岛索价后归还大清。此即让中国受益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为酬“还辽”之恩，更为了防御极有可能卷土重来的日本人，甲午战争结束的第二年，亦即辽东半岛失而复得的第二年，中俄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秘密同盟条约，即外界盛传的《中俄密约》。该密约的主要内容，容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为了防备日本对大清东北和俄国远东地区的侵犯，大清国同意俄国以民间运作的方式，在满洲兴建一条接连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铁路，清政府亦为合资并经营方之一。

有关该密约的签订过程与该铁路的开工内情，本书后面将专作叙述。

签约一年半后，即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亦即西历1897年11月14日，清俄共同防备的日本军舰没出现在大清沿海，倒是俄国的友邦德意志帝国却派舰队强行占据了山东半岛南端的胶州湾（今青岛市），德皇威廉二世给世界的理由是：有两个德国传教士在鲁省西南的曹州巨野县被暴民杀害了，他不得不派出军舰保护侨民。

此前，大清国已经让俄国军舰在胶州湾度过了一个舒服的冬天，因为海参崴的冬天太冷了！一入冬，俄太平洋舰队就不得不像当地的黑瞎子（黑熊）一样开始冬眠。为了躲避每年长达四五个月的冰冻期，日本的长崎、韩国的济物浦（后称仁川）、大清的胶澳（后称青岛），都成了俄太平洋舰队的过冬锚地。俄国人对中国的胶澳，即我的家乡青岛，最为看好，几番与大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希望长期租用此不冻不淤之天然良港，但均遭拒绝。此番德国人强占了胶州湾，等于抢了俄国人早就瞄上了的奶酪，年轻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恼怒是可想而知的。

清廷君臣所不知道的是，此前，德皇与俄皇曾在圣彼得堡外海有过一次会晤，当威廉二世冷不丁地试探着表示他对大清国的胶澳有所企求时，尼古拉二世不知如何表态，故一时语塞。威廉二世成心把尼古拉二世的不表态当作了默许，遂找巨野教案为借口，把预案变成了现实。

德国人霸王强上弓的做法当然惹恼了沙皇。愤怒的尼古拉二世命令游弋在黄海上的太平洋舰队随时准备把德国舰队驱离胶澳，因为刚刚生效的《中俄密约》上写得清清楚楚：

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遇所需，地方官当尽力帮助。

正在此时，主导大清外交和主管北洋海防的“中国的首相”李鸿章的电报到了，这位大清国老臣奉旨电请俄国政府出面阻止德舰强入胶澳，前提条件是德舰离去之后，俄舰亦请撤回。

大清的求援来得正是时候！尼古拉二世立马让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伯爵公开作出“只要德国人撤走，我们就撤走”的承诺，之后，大清便正式邀请俄国派军舰进驻了旅顺港。

把友邦当门神请来家辟邪，自然要好生款待。

所以，1897年12月15日，当5艘俄国军舰缓缓开进旅顺港时，当地驻军最高长官、武卫左军统领宋庆老帅就派代表把俄国海军客客气气地迎上了岸。

不过，乍见到这些怪模怪样的人，围观的居民们难免目瞪口呆，真以为大白天闯见了罗刹呢！

事先，李鸿章提前给宋军门发过一道指令：

俄船在旅，所有应用物件随时接济，勿听将弁讹言，致启衅端。

正因有这道指令，俄水兵进驻旅顺港以后，清军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相处得还算可以。当时的老毛子，既不公开劫掠大清的财物，也不大规模强奸大清的女人，似乎军纪比他们的后辈强许多。

然而，正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翌年早春——1898年3月6日，李鸿章在北京与德国公使海靖签订《胶澳租借条约》以后，胶州湾事件算是尘埃落定了，但是，俄国人却公然食言，赖在旅顺不肯走了！

可怜的大清国，苦劝不成，又没有实力驱逐之，更怕为此事撕破脸而坏了共同抵御日本的百年大计，便只好依了俄人的强求，在中德条约签订的20多天后，即3月27日，把从旅顺口到大连湾一带的土地及海域租借给了俄国。

在北京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的，还是备受清流诟病的“卖国贼”李鸿章。不过，从租期上看，李氏签下的这一份中俄条约还是很耐人寻味的——开给德国的青岛租期为99年，而开给俄国的旅大租期却只有25年。一个是打上门来的敌国，一个是帮你来护家的盟国。看上去，北京对敌国分外慷慨，对盟国却过分吝啬。可想而知，当时的谈判过程绝不会是轻松愉快的。总被后人误以为糊涂的大清国的君臣们，其实并不糊涂，在涉俄问题上，友邦归友邦，提防归提防。

据此，老毛子成了旅大的无偿租赁者。

随后，年逾七旬的山东登州籍老帅宋庆即奉旨率其30营人马移驻山海关。此后6年，金州以南的旅大沿海地区，成了俄人经营的地盘。

然而，俄国根本没被25年的绳索缚住手脚，他们按永久占有的思路，要把旅顺打造成世上一流的军事要塞，而把大连湾辟作远东的自由港。毫无疑问，要塞是防御日本人的，自由港是面向全世界的。

旅顺本是一座德国人设计的要塞城，甚至有了“世界第三要塞”之虚名。李鸿章时代苦心经营了13年，但在抵御日军进攻时，却丝毫未发挥作用，空留下22座炮台和78门大炮待在原地。

俄军事工程专家考察、论证了一番后认定，大清国留下的要塞并不能完全抵挡随时有可能回来复仇的日本人的进攻。所以，得到旅顺口的第二年，即1899年，俄政府即通过了旅顺口防御工程的10年预算方案，随即投资892.7万卢布，在北洋要塞的基础上，对旅顺口的防御体系进行整体扩增与改造。俄国计划在旅顺修筑永久性堡垒8座，半永久性堡垒6座；海防永久性炮台22座，陆防永久性炮台8座，半永久性炮台24座；安装各种口径火炮共542门。如此一来，旅顺要塞也就真的固若金汤，易守难攻了。

笔者在前面说过，俄租旅大以后，先后有4万多名鲁直两省的壮劳力被招募而来，参与了各项工程的建设。如此之多的“苦力”，挤在小小的旅顺口，山上山下，同时施工，动静之大，可想而知。

因为有了旅顺口，俄太平洋舰队就有了除海参崴之外的又一个基地，而且是终年不冻的天然良港。拥有了两处基地，俄国人就能在黄海至朝鲜半岛的海面上，用巨舰激起的一道道浪花，构织出一个令日本人惊心的防护网。

然而，对俄国人来说，不幸的是，直到日本人打上门来，旅顺要塞的扩建工程并没竣工！

要塞没能整体建好，舰队就失去了庇护；舰队失去了庇护，就不能有效地镇守黄海和朝鲜海峡；失去了制海权，一旦开战，则结局就难以预料了！所以，俄国军事当局只能借助于修进大清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拼命向远东输送兵力，希冀屯重兵于要塞，将可能来犯之敌拒之于金州至旅顺一线的防线之外。

上一年闰五月二十那一天，即公历1903年7月14日，所有住在旅顺口的人，无论是大清人还是俄国人，也无论是日本侨民还是欧美侨民，都挤在完全是俄式建筑的旅顺站，等来了北方驶来的第一列火车——从那一天起，名为南满铁路的东清铁路支线就开通了。

从此，旅顺与遥远的欧洲有了直接联系，但首先和一场日益临近的战争有了联系。

三代沙皇的“黄俄罗斯计划”

早在尼古拉二世的祖父亚历山大二世时代，在向西、向南拓展无望的前提下，俄帝国开始了其向东发展的“东方政策”。为了专心经营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俄国甚至把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以每英亩2分钱的价钱卖给了美国——吞得太多，他们实在消化不了啦！

“东方政策”也被称为“黄俄罗斯计划”，是帝俄欲把黄种人的生存空间变为本国势力范围的一项长远规划。被圈进这一长远规划里的，有中亚诸国，有大清西部的新疆和西藏，有与西伯利亚以东地区接壤的蒙古和满洲，还有被日本人视若屏障的朝鲜半岛。

亚历山大二世时代，通过与大清国签订的《瑷珲条约》与《北京条约》，把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约100多万平方公里的远东疆域变成了俄国的领土，从此俄国在远东的日本海有了出海口。

不过，尽管亚历山大二世是个有作为的君主，但却在63岁那年毙命于革命党人掷出的一颗炸弹下。

36岁的皇储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对内厉行改革，对外谨慎交往，只在中亚发动过一场小规模的战争，所以，国力大为增强，国际地位也显著提高。为了加速实现“东方政策”，亚历山大三世在其主要智囊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的全力辅佐下，举外债兴建起一条从首都通向远东出海口的大铁路，即西伯利亚大铁路。为体现对这条举世无双的大铁路的重视，他让儿子尼古拉担任了西伯利亚铁路管理委员会主席，代他督建这条长达1万多公里的大铁路。然而，他也是宏愿未遂，在位13年，即在49岁那年因病过世。

尼古拉仓促继位，成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第十七任君主，也是末代君主。由于尼古拉的曾祖父也叫尼古拉，即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所以，人们便称他为尼古拉二世，而将老尼古拉谥为尼古拉一世。

说到俄皇的名字，便不妨多说几句。西方人不像我们中国对人名有极为严格的讲究，按中国人的礼数来说，他们很乱套。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总共十多位君主，其中有两位伊凡、两位叶卡捷琳娜、两位尼古拉、三位彼得、三位亚历山大。在老毛子那儿，孙子起了爷爷的名儿并不违规，祖先的名讳被后裔一用再用也无妨。尼古拉他爹和他爷爷就都叫亚历山大。可就是苦了我这样的中国历史研读者，费了一番工夫，才终于梳理清楚了他们祖宗八辈。哦，还有，他们的婚姻也着实够乱的——尼古拉二世与小叔谢尔盖大公娶的是德国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家的亲姐妹俩！按中国人的精确表述，就是：对尼古拉二世来说，亲婶儿也是大姨子；对谢尔盖大公来说，侄媳又是小姨子。

照片和俄国史料上的尼古拉二世，是一个颇有风度的英俊男子。他自幼体弱多病，性情优柔，但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母亲是丹麦公主，嫁给其父亚历山大三世以后，改名玛丽娅·费奥多萝芙娜。1894年10月20日，也就是甲午中日战争打到辽东半岛的时候，他接替了病逝的父亲，成为新沙皇。不到一个月后，他即迎娶了德国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爵路德·维希四世的女儿阿莉克丝，婚后妻子改信东正教，并改用了他的姓和他母亲的名儿，叫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你瞧这个乱哎——他母亲和他老婆都叫费奥多萝芙娜！尼古拉二世非常喜欢他的漂亮而任性的德国妻子，但他把对这个女人的溺爱用在国事上，任其揽权干政，却最终害了他和全家。此为后话。

末代帝俄最主要的国务大臣维特认为，尼古拉二世“相当聪明”，是个“和善而且极有教养的青年”，他的风度更是极少见。

也许，正因其性情温和，所以，尼古拉二世被臣民视作“仁慈的小父亲”。

然而，这位尼古拉二世偏偏又是一个优柔寡断的君主。他会忍从大臣的力谏而违心去做自己并不情愿的事，但又会对该大臣怀恨在心以至于最终将其罢免。总之，这是个耳软心善、缺乏定见的人。

维特曾叹曰：

虽然他很仁慈，也不昏庸，但是他的这一缺点使他完全不适于作俄罗斯民族的专制独裁的君主。唉！不幸的皇帝，命运赋予他以历史上空前的大任，可惜他天生的资质不能胜任。

按该“小父亲”的禀赋与兴致，尼古拉二世本不该做一国之君。但君主专制国家的传位制度，就是如此地不讲情理，往往把并无权力欲望与治国才干的人推上天子的宝座，其结果每每是既害了国家，也害了他自己。末代沙皇的人生悲剧就又一次论证了传袭制度的荒谬。

自从尼古拉二世仓促执政开始，祖父和父亲遗留下来的重重矛盾，都堆积到他面前了。温和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呼吁地方自治；激进的民粹党人继续以暴力反叛君主专制，并不断制造着令人防不胜防的暗杀事件；农村里，大量农民破产；城市里，工人不断罢工。本来就无心当皇帝的尼古拉二世，面对复杂紊乱的政治局面，颇觉头疼，但又不能不有所作为。

本来，靠父亲留下来的几位重臣，主要靠足智多谋的财政大臣维特，尼古拉二世继位以后，驾驶着俄国马车在父亲既定的道路上行驶——对内改革，对外扩张，就是这驾马车的两个轮子。但在位数年后，他开始对那几位总是谨小慎微的老臣感到了厌烦，因为他们似乎不愿意帮他尽快实现家族的伟大的东进计划。专政体制使然，在日渐疏远外姓的大臣们的同时，他越来越信任自己的亲属。

尼古拉二世有4位直系父辈，即弗拉基米尔大公、阿列克谢伊大公、谢尔盖大公和保罗大公，其中出身不太光彩的二大爷，即被许多人误以为是“远东总督”的那个阿列克谢伊，代他主持海军部，叔父兼连襟谢尔盖，则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代他主管全国的武装力量。他的这几位长辈，都是对外强硬派，也都是矢志要将先辈未竟的遗愿进行到底的孝子贤孙。他们心中的“东进”前景，已经变得明晰起来，即从大清新疆的乔戈里峰，到大清的满洲全境，画一道直线，线外，都应该成为“黄俄罗斯州”。军方强硬分子更进一步将这一愿景细化成到了大清的长城脚下——长城之外，均应为俄罗斯的领土！

主持军务的父辈的主战态度，给了虚弱的老侄的内心充了不少气。在“东进”进程中遭遇到日本的阻击之后，尼古拉二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以一场战争来一劳永逸地解决远东问题。

尼古拉二世是1896年5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加冕典礼上正式成为沙皇的。从1894年10月，到1896年5月，他一直是没有加冕的沙皇。不知继位到加冕的空当，是否与俄皇的守孝制度有关，假若有这个制度的话。

1902年秋天，尼古拉二世突然被长辈米哈依洛维奇大公推荐来的一个叫亚历山大·米哈依洛维奇·别佐勃拉佐夫的人迷住了。此人虽是个地位低下的退役骑兵上尉，但口才极好，说起帝国在远东的利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此人力谏：我大俄罗斯帝国理应在远东全力扩大势力范围，岂因区区日本的捣乱而退让？现在的症结是我远东的政策过于软弱，而绝非过于强硬；若不自量力的日本人不识时务顽固到底，则皇帝应不惜一战，趁日本人尚未完全发育健全之前，彻底解决之。这样一来，大清的满洲也就变成了我们的“黄俄罗斯州”。

尼古拉二世登时喜欢上了这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小人，遂时常召进宫中，听其夸夸其谈。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别佐勃拉佐夫周围很快就聚拢起一批人，包括一位政府要员，即内务大臣维亚切斯拉夫·康斯坦丁诺维奇·普列维，再加上前驻华使馆武官陆军少将康斯坦丁·伊波里托维奇·沃加克、海军部海军少将阿列克谢伊·米哈依洛维奇·阿巴扎等，他们借各自的影响，推波助澜，四处煽动，力主对日开战，一时成了气候！

维特等人愤怒地称这个主战的小团伙为“别佐勃拉佐夫朋党”。

沙皇被别佐勃拉佐夫迷惑甚深！1902年11月，尼古拉二世竟同意这个毫无政治经验的人去远东地区视察，并且让财政大臣维特为其提供200万卢布的经费！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远东政策显然分为两派：一派是官方公开的、有节制的政策，以大臣们为代表；另一派则是暗中进行的，以别佐勃拉佐夫所鼓动而由皇帝亲自领导。别佐勃拉佐夫一伙的计划，成为几次大臣会议的主题。

晚年移居法国的维特愤怒地写下以上文字。

具有德籍血统的维特，被德皇威廉二世誉为“俄国最有才智的人”。大学毕业后，他从敖德萨铁路员工做起，凭借非凡的才干，很快就出人头地，34岁那年，他的一本《铁路运费原则》专著无意赢得了亚历山大三世的青睐，随后他得到了快速晋升的机会，从全俄铁路局西南分局局长开始，他不到40岁即成为全俄铁路局局长，43岁时进入内阁，成为交通大臣，并于当年转任财政大臣。至1902年，他已经在财政大臣的位子上坐了10年。他靠超凡的见解与组织能力赢得了两代沙皇的信任，并得到两代同僚的一致尊敬。他一直不赞同本国的“东方政策”，更反对日本对大清满洲的控制。俄国出面干涉日本归还辽东，他是主谋人。“还辽”之后，1898年，俄国强租旅大，他是反对者。1900年，俄国借口“保路护侨”派大军侵占满洲，他还是反对派。他甚至公然骂过，妄图把国境线推进到长城之下的军方主战派，是“一群疯子”。

1971年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在“维特”的条目下，明明白白地写道：

维特竭力反对日本对远东的侵略政策，实行接近中国的方针，反对侵占旅顺。

须知，那是在一切以阶级立场划线的苏共专政时期百科全书上的文字。

以维特为首的几位明智的大臣，曾试图提醒皇帝：需要警惕现行的远东政策。但尼古拉二世只是笑而不答。

到1903年俄历5月6日（即公历19日），毫无从政经历的别佐勃拉佐夫突然被沙皇任命为御前大臣，从此，该小人竟然与维特等帝国元老平起平坐了！陛下以这种不按规矩的方式给了他的忠臣们一记脆生生的耳光。

进入1903年以后，为了应对远东危机，尼古拉二世突然成立了一个远东事务委员会，他自己亲兼主席，委员全是他一手指定的。除了自己的两位父辈大公之外，还有内务大臣兼芬兰王国总督普列维，办公室主任是海军部的阿巴扎少将，原因是此人对远东局势颇有些自己的主意。基于同样的原因，前驻华陆军武官沃加克少将也受到“圣眷”，调为该委员会委员，甚至与阿巴扎一同跻身于侍从将军的行列。该委员会的唯一专职委员，即没有实职的别佐勃拉佐夫。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三位在远东事务上最有话语权的大臣，即公认的帝俄政府“三巨头”——主管铁路事务与旅大租借地的财政大臣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主管外交的外交大臣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拉姆斯多夫，和主管全俄陆军的陆军大臣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却被拒之门外！

有了远东委员会专职委员的身份，别佐勃拉佐夫小人得志，竟瞒着视察远东和出访日本的库罗帕特金，调去了远东的全部秘密军事档案自行解读！

随后，作为沙皇代理人的别佐勃拉佐夫，便带着众多随员乘坐豪华专车轰轰烈烈地又一次去了远东。这一次，别氏不顾“三巨头”的坚决反对，在远东接管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商人布林涅尔在韩国注册的一家鸭绿江木材公司。荒唐的是，这个“爱国大臣”不光自己成了这家木材公司的股东，而且还把沙皇的母亲玛丽娅·费奥多萝芙娜皇太后也拉为股东之一！试想，当皇帝他妈都成了距首都万里之外的一家私营小企业的股东，这样的国家，能打得赢强敌吗？

不过，公道而言，别佐勃拉佐夫看好的不是鸭绿江东侧可开采的400多万立方的木材，甚至也不在意自己能捞多少钱。他固执地认为：“鸭绿江左岸（即朝鲜半岛一侧）人烟稀少，我国有可能加以占领。”

在专制政体中，不贪不色的狂妄野心家往往比那些只图私利与美色的高官对国家的危害更大！

嚣张一时的别佐勃拉佐夫擅自招募了一些退役的俄军官兵组成“护林队”进入朝鲜半岛，甚至还在满洲招募一些大清土匪加入到“护林”队伍中。尽管他的冒失做法同时惹怒了韩国与大清政府，更惹怒了韩国背后的日本政府，但毫无政治家眼光的他却一意孤行，全然不知战争的引火索已经被他点燃了。

不过，政府里最有权威的“三巨头”都不赞成为满洲或朝鲜半岛利益与日本开战。前二位文职大臣维特和拉姆斯多夫从政治和外交角度考虑，担忧战争只会使远东国际化，从而使俄国丧失了在那里既得的利益；后一位武职大臣库罗帕特金则直言：以本国的军力与军心，对日战争绝无胜算。

让尼古拉二世恼火的是，无论在御前会议上，还是单独召见他们其中的某一位，只要涉及战争的话题，三位重臣总有那么多的理由堵住他的嘴。

“三巨头”的核心人物维特，实在太厉害了！早在1897年11月23日的御前会议上，他就极富远见地指出：“由于德国占领胶州，俄国势必要占领胶州以北的另一处中国港口，日本也就必然会以此为借口在中国大陆甚至朝鲜盘踞下来，从而不可避免会引起俄日战争。”

从反对强租旅顺口，到反对出兵满洲，再到反对与日本开战，维特在体制内当了6年的反对派，而沙皇却在他的反对声中向绝路方向走了6年。终于，专制君主把俄国带到了战争的断崖边缘。

时至如今，“三巨头”依然在唠唠叨叨地反对沙皇钦定的远东新方针。而在尼古拉二世看来，反战，就是畏敌如虎嘛！已经膨胀起来的“仁慈的小父亲”，终于听腻了三位老臣的聒噪，在1903年8月的一次御前会议上，他用一句客客气气的话打发了维特等人：“让步总会带来让步。”

这句话，是“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在奏报中的一句话，尼古拉二世记住了，变成了自己的圣旨，把重臣们打发走了。

国家者，君主的国家；军队者，皇家的军队。“三巨头”都是何等明白的人物？眼见得“圣意”已决，遂想起各自的“微臣”身份，悻悻然各回各家郁闷去也。

写到这里，笔者忍不住要多写几行。同样是君主专制政体，在大清国，皇帝与近臣，哪怕是与父辈亲王，相互之间也法度森严，不容逾越。君与臣从来就是圣上与奴才的关系，大臣即使比皇帝明白十倍百倍，也永远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畅快地表达意愿和讨论问题。

俄皇与大臣们讨论问题时，和颜悦色。凡自己的意愿与大臣的心愿不符时，他会以小恩小惠的方式表示一下歉意，比如难为情地笑一笑，比如赐给维特一根雪茄，或赐给库罗帕特金一帧有他签名的标准照，等等。君臣之间，没有私人仇恨，只有观念分歧；没有政治迫害，只有任用与否。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也改变了君臣相见之仪。大臣谒拜天皇，无须下跪叩首，只需鞠躬致敬即可；御前会议也像西方人一样，君臣不平起但平坐，在一张长方桌前，诸臣各抒己见，最终天皇“圣断”，而不必像从前那样，大臣须把自己的意见或建议以古汉语的格式和模棱两可的叙述，写成奏折，呈送宫内，让君主自己领悟和猜度。

俄国设在旅顺的“远东总督府”旧址。（2014年9月摄）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旧址博物馆。（2014年9月摄）

大清国落伍于世界，并非一时一事，而是全方位的。

对于尼古拉二世来说，远东，既有他的光荣梦想，也有他的耻辱记忆。十几年前，他曾去远东主持过西伯利亚大铁路东端的开工仪式，也在日本遭遇过暗算，侥幸未死，自此对日本人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象，回国后他几番对身边人说：日本天皇是“举止可笑的黄皮猴子”！

“东方政策”的推进，遭到了大清人的拦截，更遭到了多管闲事的“黄皮猴子”的阻挠，这让性情柔弱的俄国君主内心十分不爽。

如何缓解国内的重重困难呢？内务大臣普列维的建议让他茅塞顿开！

普列维如许奏报：

宜以军事上的一场小胜平息国内矛盾。

明明是分管国内事务的大臣，但普列维却非常热衷于有关对外扩张的事。他的一句名言甚得“朕”心：

俄国的疆域不是谈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

远东，“盟邦”中华帝国的羸弱，已经让沙俄获得了利益，有了旅顺口，俄国就在黄海有了常年不冻的出海口；修好大铁路，东亚就在圣彼得堡的掌控之下了。这一切，本没有日本人什么事儿，却遭到了他们的强力阻挠。此时教训他们一下，倒也正是时候！

总之，鉴于大清的衰败和日本的崛起同时在加速，一心想实现“黄俄罗斯”计划的尼古拉二世，接受了伯父阿列克谢伊大公的荐举，将强硬的海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派到了远东。按他的旨意，阿列克谢耶夫把“远东总督府”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迁到了大清国的旅顺口。

阿列克谢耶夫履任之日，正是大清北部闹起“义和团”的时候。尼古拉二世借口“保路助剿”强派大军侵华，并在义和团事件尘埃落定后拒不撤走俄军，由此大大地激化了与“盟邦”大清国的矛盾，也逼得日本摆出一副替天行道的架势，以替大清和韩国讨还公道为由，与俄国对峙起来。

“三巨头”被剥夺话语权

早在远东委员会成立之前，人称“三巨头”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和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就一致认为，为了避免激怒日本人，应该遵守与北京达成的协约，即至1902年4月，将在华俄军全部撤回，并把已经进入朝鲜半岛北部的少部分俄兵撤回国内；同时，敦促北京允许西方人进入满洲经商。他们认为，只有如此，方能化解与日本的危机，避免战争。

不言而喻，远东委员会的委员们与远东军政一把手阿列克谢耶夫的观点，与这三个盘踞要职的“软弱的家伙”的意见完全相反。

到了日俄战争爆发前的1903年春，俄军全部撤出满洲的期限已到，尼古拉二世在京城的好战分子的忽悠下，也在置身远东的阿列克谢耶夫的再三劝谏下，突然颁布了“远东政策新方针”：

俄国不仅不从满洲撤军，相反还要增加兵力；

禁止外国人进入满洲；

在维护我们在满洲的军事利益的前提下染指朝鲜。

这三条最高指示，是对“三巨头”意见的彻底否定。从此，“三巨头”被剥夺了对日本交涉的话语权。

因为这个新方针，天平迅速向战争方向倾斜。1903年5月15日，尼古拉二世通过远东委员会，电令阿列克谢耶夫完成作战之准备。

然而，性情温和的沙皇又总在犹豫。他既下令远东积极备战，又想通过外交手段避免战争。所以，他派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应邀于6月前去日本访问，以就近了解日本君臣的真实态度，并让库罗帕特金于出访之前和之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旅顺口视察防务，与阿列克谢耶夫等人坐到一起，共商抗日大计——他知道，陆军大臣一向看不起“连马也不会骑”的阿列克谢耶夫，并一直反对后者的强硬对日主张。尼古拉二世的本意是想让两位臣下化解前嫌，合力对外。

得到正中下怀的圣旨后，阿列克谢耶夫立马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海上实战演习，以回应日本人前不久在日本九州外海举行的一场演习。

而且，6月初，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达尔克海军中将还曾亲率4艘主力战舰访问了韩国的济物浦，即后来所称的仁川。该港乃汉城的口岸城市，位于朝鲜半岛中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距日本佐世保军港也最近。俄舰队司令的到访，自然向日本人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一旦发生战事，太平洋舰队必将经朝鲜半岛进攻日本本土！

6月中旬，库罗帕特金如期访问了日本，双方谈得比较融洽。但离开日本以后，库罗帕特金却奉旨一头扎进了旅顺口，与主战的阿列克谢耶夫“总督”等人举行了闭门会商。会商的结果日本人已经侦知了，即俄国一边高调侈谈和平，一边加紧向远东运送军队与大炮。

看来，日本人确实被气势汹汹的俄国人吓住了。7月，为了消弭战争危机，东京主动提议两国就远东问题在圣彼得堡举行谈判。

尼古拉二世接受了日本人的提议。

于是，8月3日，在圣彼得堡的俄外交部，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与日本驻俄公使栗野慎一郎坐到了谈判桌前。

栗野出示的日本政府的要求很明确，即请俄国遵照与大清国的协定，把进入满洲的全部俄军撤回国内，将进驻朝鲜半岛的俄军撤出。

作为一国之君，尼古拉二世既害怕战争拖累了国家，又不愿意退出满洲丧失既得利益。犹豫中，阿列克谢耶夫为他提供了“鸡血”：请陛下不必惧怕日本人的讹诈，他们万万不敢与我大俄罗斯帝国开战！

打了鸡血似的沙皇顿时两眼放光，遂不顾清政府的多次交涉和本国“三巨头”一致反对，于谈判期间的8月12日，悍然将关东州升格为“远东总督府”，其辖区从大清的旅大租借地一下子扩大到了远东各边疆州省——外贝加尔州、阿穆尔州、滨海省、萨哈林州，和在大清境内的关东州，都成了“远东总督府”辖地。从此以后，阿列克谢耶夫成了广袤的东西伯利亚地区的“远东王”。“远东总督府”的上级部门，既不是主管西伯利亚铁路事务与旅大租借地的财政部，也不是外交部，更不是陆军部或海军部，而是沙皇本人！

“远东总督府”的设立，给了一心指望通过谈判解决纷争的日本人的头部一记重重的直勾拳！

“总督”把俄国拖入战争泥潭

荣升“远东王”的阿列克谢耶夫，立马在旅顺召集了俄边疆各省州的对日作战高级军事会议。会议作出如下部署和建议：

以陆军2个师4万人固守旅顺要塞；

以陆军7000人防守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以陆军2个师3万人完备界河鸭绿江一线防御；

远东陆军主力编成2个集团军，以第一集团军集合于海城、辽阳、沈阳一带固守待援，以第二集团军部署在哈尔滨一带为后备军。

紧接着，9月上旬，阿列克谢耶夫组织了第二次太平洋舰队的实战演习。由13艘战舰组成的舰队自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出发，经过了日本人极为敏感的朝鲜海峡。停泊在旅顺口的俄舰在黄海与舰队会合，至10月1日才浩浩荡荡分别回到旅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次演习，自然更激怒了日本人。

按库罗帕特金的话说，正是昏庸而固执的阿列克谢耶夫，把本国拖入了战争的泥潭。

1903年7月被尼古拉二世从远东召回的库罗帕特金，竟然不顾“圣意”，公然向沙皇上奏一个极端的避战措施：

库罗帕特金认为（他给俄皇上奏时喜欢自称），为了避免战争，需要采取极端手段，将旅顺、关东和整个南满铁路支线交给中国。维特和拉姆斯多夫支持库罗帕特金。

当然，俄国的慷慨是有代价的。据维特回忆录称，库罗帕特金提议：应向大清国索要2.5亿卢布作为旅大与南满铁路的赔偿金。

在尼古拉二世看来，把已经抢占到手的东西还给大清人？陆军大臣简直昏了头！所以，尼古拉二世没有搭理他。

郁闷的库罗帕特金，只好在日记里记下他的真实想法。

翻阅《库罗帕特金日记》，在1903年，多篇都有阿列克谢耶夫的名字：

侍从将军阿列克谢耶夫认为，“只有毫不含糊地使日本了解，俄国准备捍卫自己在满洲的利益，如果必要，即不惜诉诸武力”。……

阿列克谢耶夫还在9月间就曾多次表示……对日本进行战争威胁。

皇上决定，既不要因为朝鲜，也不要因为满洲打仗，准备将朝鲜交给日本人。但阿列克谢耶夫却竭力主张，既要为朝鲜，也要为满洲打仗。

于是，帝京那边拖沓谈判，远东这边积极备战。阿列克谢耶夫已经令他的参谋部门制订好了看似完善的作战计划：

所需陆军部队尽快到位，布防于辽宁各战略要地；旅顺守军固守要塞以确保太平洋舰队的安全；舰队则依托旅顺口，控制黄海和朝鲜海峡，邀击胆敢在朝鲜半岛登陆的日本陆军；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战舰，辅助作战，确保日军不能在黑龙江沿岸登陆，并直接威胁日本本土。

一心想成全其祖父与父亲宏愿的尼古拉二世，既轻信阿列克谢耶夫和主战的宠臣们的忽悠，又不能不发怵日本人的蛮干。所以，御前会议开过好多次，他总是含含糊糊地说些模棱两可的话，而不能做出明确的“圣断”。

长达半年的马拉松谈判彻底拖垮了日本人的耐心！日本君臣都已受不了对手的反反复复的折磨。他们认定，俄国人的外交拖延只是为了赢得军事部署的时间。于是，进入1904年之后，他们即不再抱幻想，决心与强敌拼死一搏。

可以说，这种不明确性大大刺激了日本人的神经，以致他们认定，哪怕让国家经历一场最可怕的战争，也胜过忍受我们在远东的图谋所给予的折磨。

这是库罗帕特金的原话。连他都体谅到了日本人的忍无可忍，可见，战争真的已经不可避免了。

于是，1904年1月23日，栗野慎一郎到俄外交部拜会了拉姆斯多夫。

彬彬有礼的寒暄过后，客人冷静地告诉主人：

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协议，将会产生严重困难，局面甚至不可收拾。

拉姆斯多夫当然听懂了日本公使的话外音。

两天后，一心避战的拉姆斯多夫实在忍不住了，径直给远东的阿列克谢耶夫发出一道电报，很不客气地质问“总督先生”：

即使和日本发生了武装冲突，我们是否仍然需要继续谈判，以和平解决当前的危机？

假如日本人中断了谈判并出兵朝鲜，我们是否有必要大大修改我们的要求？

因为早在数月前，尼古拉二世就让外交大臣把谈判的主导权转交给了“远东总督”，所以，郁闷的拉姆斯多夫只能向旅顺发出请教或曰质问的电报。

阿列克谢耶夫没回复，不知是忙得顾不上了，还是心虚得不知如何回复。

1903年2月5日，栗野慎一郎最后一次出现在俄外交部，他是奉命来告辞的。他向拉姆斯多夫宣告：根据本国之训令，自即日起中止两国谈判，并断绝外交关系。同时，日本人还告诉东道主：本国使馆已经降下了国旗，全体外交人员明天即启程，经欧洲返回日本。

事情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日侨突然全部撤离

大战在即，远东的旅顺口新城区里，并非所有的俄国平民和军人的眷属都撤离回国了。有一些俄国女人和她们的孩子就没离去。

2009年9月，我和内人与老友谭泽、吴玉仑结伴游历俄罗斯远东城市赤塔，因为那儿有一座“十二月党人纪念馆”。该馆设在赤塔历史上的第一座木头做成的小教堂里，是当年被流放到此地的俄国热血贵族们的祈祷之地。

让我等感动的，不光是参加了起义的那些高尚的流放犯的爱国气节，还有他们的夫人们的忠贞情义——丈夫因参加军事政变而被判流刑以后，许多妻子非但不与犯了“叛国罪”的丈夫离婚，反倒纷纷请求沙皇尼古拉一世恩准她们陪同丈夫去西伯利亚流放。为了制止这些高贵的女人们——有的还是皇室的亲戚——胡来，尼古拉一世下令修改了法令，即所有的陪同者将被永久褫夺贵族身份，今生也不准回到城市居住，而且，不准携带子女同行！不料，仍有11位态度十分坚决的女子不为所动，并最终如愿成为陪刑者，而她们的年龄只有20岁上下。这11位年轻的妻子，相继赶到寒彻人心的西伯利亚荒原上与爱人团聚，受尽磨难而毫无怨恨。因过于寒冷和艰苦，年仅21岁的少妇穆拉维约娃仅一年之后即丧命赤塔，成为第一位殉命于丈夫流放地的女人。小教堂的墙外地上，即有这位女子的墓地，其墓碑被擦拭得洁净照人。

穆拉维约娃的故事，或曰“十二月党人”的故事，感动了当时一位著名的画家。一幅据说是在俄国非常有名的油画，画的就是这位少妇不远数千公里来会丈夫的情景。挂在教堂内壁上的这幅油画，画面上，雍容华贵的美丽少妇跪倒在丈夫跟前，忘情地亲吻着丈夫手上的铁镣，让人不禁因感动而眼眶发热。

赤塔的木头小教堂，也是“十二月党人纪念馆”，以缅怀当年流放来俄罗斯帝国远东之地的俄国热血贵族。（2009年9月摄）

纪念馆里，除了这一幅油画，还有那些英勇地反抗君主专制的贵族们的画像与遗物，更有那些高贵的女人们的画像和信物。

其实，看看嫁给中国人的俄罗斯女人们，不管是嫁给李立三的李莎，还是嫁给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也不管是我们那一次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室韦村遇上的嫁给我山东农民的俄裔老太太们，她们都是忠贞不渝的爱情的楷模。面对爱情，俄罗斯女人的忠贞每每令人肃然起敬。

在旅顺口普希金初等学校当老师的斯捷潘诺娃，就是这样一位既普通又不平凡的俄国女人。学校虽然停课了，但她没有离开，她和12岁的儿子一起留在了旅顺口，因为她的丈夫斯捷潘诺夫，是老虎尾半岛上的苏沃洛夫炮台的指挥官。

儿子姓名的全称叫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斯捷潘诺夫。小斯捷潘诺夫除了和妈妈一起天天祈祷全能的上帝保佑俄国好运之外，再就是一遍遍地背诵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的名诗：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要来临！

那些日子，不知有多少居住在太阳沟的俄国家庭都在默诵着大诗人普希金的这首诗来安慰自己。

不过，快乐的日子并没来临，相反，人们却等来了最担忧的事！

1904年2月6日下午，所有尚未离开旅顺的日本人都集中到了码头上，在他们国家外交官的引领下，他们默默登上了一艘挂着米字旗的大轮船，然后，慢慢驶出了人们的视线，消逝在暮色茫茫的大海里。

听说，那艘英国大船去了海峡对岸的胶东半岛，那儿，有英国的租借地芝罘和刘公岛。英国与日本是两年前正式签订过同盟条约的盟邦。战争在即，西方老大哥出面帮助远东小兄弟撤侨，合情合理。

俄太平洋舰队巡洋舰“吉安娜号”舰长米哈依尔·切卡斯基，这一天，在自己的日记上，如是写道：“今天看到了各行各业的日本人接到来自烟台日本领事的电报后，从旅顺口撤离了。显然危险临近了……”

日本人的突然撤离，让人们愈发清晰地看到可怖的前景：日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

不过，按国际惯例，开战之前，发起战争的国家总要向各国历数一通敌国的不是，以占领道义上的制高点，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然后，再向敌国开战。所以，旅顺口的俄军官兵与民众，都在紧张地等待着东京传来不祥之音。

这一天，在旅顺口的俄国人，除了阿列克谢耶夫，只有“远东总督府”外交官普兰逊从外交渠道知道了日本主动断交这一不祥之讯。

本地唯一的报纸《新边疆报》有所风闻，派员赶来求证，但被“总督大人”一口拒绝，理由是：“这将引起不必要的恐慌。”该报的创办者是太平洋舰队的检察官、陆军中校阿尔丁米耶夫，他自然不敢违背“总督”的旨意。

然而，日本人全部撤走的第二天，即2月7日，日本政府并没有宣战。

今天，即1904年2月8日，白天又平安地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

入夜，旅顺口的大部分居民，不管是拜菩萨的，还是拜圣母玛丽亚的，都在忐忑不安的昏暗中进入了梦乡。

舰队司令夫人的命名日舞会

那天深夜，并非所有的在旅顺口的俄国人都因忧心忡忡而耿耿难眠。

小斯捷潘诺夫睡去之际，不远处的海军俱乐部里，却是灯红酒绿，太平洋舰队的将校及夫人们正在翩翩起舞。

30多年后，在家乡乌克兰敖德萨的一所高校当老师的前红军军官小斯捷潘诺夫，将这晚的海军舞会写进了他的成名作、历史小说《旅顺口》的开篇：

这是晴朗寒冷的一天，快到黄昏了。夕阳照着旅顺口和四周黯淡的山岩。海上吹来一缕缕的微风，拂扫着地上的余雪。

在港口和城市里，显得比平素格外热闹。1904年1月26日（俄历，即公历2月8日），关东州全体俄国文武官吏纷纷来到旅顺口。今天是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达尔克的夫人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命名日。海军军人照例要开跳舞会庆祝。……

晚上9点钟时，就有许多贺客到了海军俱乐部。……舞厅里很快就聚满了人。

所谓命名日，即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人，在婴儿时由其教父以某位圣徒的名字为之起名的日子。对俄帝国上流社会来说，命名日是一年一度非常重要的纪念日。

苏联作家继续写道：

旅顺口要塞司令史特塞尔将军今天特别高兴，他刚刚在赌纸牌的时候，把他的经常牌友都打输了。这些牌友就是他的参谋长罗兹纳托夫将军、副官宪兵大尉沃家格和中校副官长德米特力也夫斯基。

史特塞尔，又译斯特塞尔，驻守旅顺的俄陆军最高长官，其全名是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斯特塞尔。据《日俄战纪》第二编介绍，此人1848年生于俄京圣彼得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学校，从炮兵少尉始，参加过俄国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89年调任东西伯利亚军区，历任要塞司令、步兵第二旅旅长，1899年1月晋升为陆军少将。

关于东西伯利亚，略微多说几句。俄语“西伯利亚”源于蒙古语“西伯尔”，意为宁静的泥泞之地，本是一大片极蛮荒与极寒冷的人稀地广的旷野，并无国家形态，是蒙古人第一次统一了这片地区，将其置于元朝的岭北省辖下。17世纪俄国快速东侵，崛起于中国东北的大清则征服了蒙古，俄国与大清便在西伯利亚相遇，成了邻邦。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即为中俄两国间的第一个边界条约。后因俄国的进逼与大清的退让，西伯利亚成了俄国独霸的地方。所谓东西伯利亚，易生歧义，实为西伯利亚以东地区，即赤塔以东直至太平洋的广袤土地。东西伯利亚军区，即后来的俄罗斯远东军区，是19世纪后期从西伯利亚军区分离出来的新的军区。

东西伯利亚军区第一次派兵出国作战，即斯特塞尔到任后的第二年。中国的《日俄战纪》上有如下记载：

翌年，我国拳匪作乱，［斯特塞尔］率所部旅团援天津，拔英将西摩于重围之中。乱平，以功擢中将。日俄战起，新编西伯利亚第三军团，遂任为军团长。

“旅团”与“军团”都是翻译者按日军编制对俄军的套用，即旅与军。西伯利亚第三军即关东防区——旅顺到金州一线防区——的驻军，斯特塞尔以中将军长兼防区司令，是大清国境内俄军的最高将领，时年56岁。

看其履历，他是一个职业军人，从18岁到56岁，从少尉到中将，他按部就班地晋升，并无不良记录。

但据当时同在旅顺的另一位陆军中将斯米尔诺夫向沙皇的密报，这个斯特塞尔，其实是个私德很差的人，他心胸狭窄，头脑糊涂，而且嫉贤妒能，贪生怕死，身为防区最高指挥官，战争期间，他竟然一次也没上过前线！

斯米尔诺夫从生活作风上举报斯特塞尔，称：“市内一些酒鬼，频频出入其家，大行不正之事。”

小说《旅顺口》也印证了斯特塞尔的陋习，即他曾在家里招自己的属下赌博。看来，他在家行的“不正之事”，大概就是指他在家聚众赌博，而且是和部下赌。主客之间，领导与部下之间，输赢结果可想而知。由此看来，这位陆军中将的人品确实不算高。

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应该是历史场景的真实再现。至少从对斯特塞尔的描写上，我看到了《旅顺口》的真实的一面。然而，既然是小说，哪怕是历史小说，也要靠文学虚构来堆砌故事。所以，我无法确定书中的情节哪些属合理想象，哪些属历史真实。不过，开战之际，太平洋舰队的将校们正在舰队司令斯达尔克官邸扎堆联欢一节，并非杜撰，而是有旁证的事实。

且读一读，日本海军军令部（即海军司令部）于战后编纂的《日露海军战史》：

露国某将校之记事：称2月8日为玛丽娅命名之庆祝会，舰队官兵大半上陆。斯达尔克亦因为陆上官邸开踏舞会，招待海军之主要军官。

其陆军军官，亦集于某军医夫人之处。……

“露国”就是俄国。

日本称呼别国的小把戏

“露国”何以是俄国？这是个问题。

本来，在文字上，日本是中国的学生。老师怎么写，学生就怎么记。但日本人在对俄国的译名上，并没有一如既往地以中国为师，因为中国人音译的“俄罗斯”并不准确。因此，他们选择了与Russia发音更为贴切的汉字“露西亚”标注俄国，把俄人写作“露人”，把俄军写作“露军”。

至于日本人为何确定是“露”而不是别的同音字？比如说“鲁”或“陆”，大概算是别有用心吧？在日本各地的博物馆里，我都曾见识过，幕府末期和明治初年的文献上，日本人大都把俄国写成“鲁西亚”。为何最终弃“鲁”而定“露”？其中的奥秘容我揣测一下——日本的本意就是日出之国，其国旗和海军旗都是旭日旗，只不过后者多了16道光芒线而已。中国古诗云，“朝露待日晞”。晞，干燥也。早晨的露珠，遇上冉冉上升的太阳，其结果不言自明嘛！正因这句中国古诗，精通汉学的日本人便认可了“露西亚”。我相信自己的推测。

话既至此，不妨扯远一点儿。

百余年前日本人用在国名翻译上的小把戏，不止这一处。

如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位于欧罗巴洲不列颠岛上的England，中国人写成“英格兰”，简称“英国”，幕府时代的日本人也一如既往地接过去照用不误。

另一个强国France，汉字音译“法兰西”，简称“法国”，日本人则译为“仏蘭西”，简称“仏国”，仏是佛的古字。对法国的翻译，中文和日文大同小异。

北美大陆的新兴强国America，中文写成“阿美利加”或“美利坚”，简称“美国”；日文写成“亚米利亚”，简称“米国”，也和中国的译法差不多。在日本西海岸的军港之城佐世保，我就曾在“米军基地”的营房前留过影。

Italy，中国人写成“意大利”，日本人写成“伊大利”，音同字不同而已。

还有，Deutsch（德语），中国人音译成“德意志”，简称“德国”；日本人译作“独逸”或“独乙”，简称“独国”，也相差不大——不对！日本人译的德国，呵呵，要多说几句了。

本来，“独国”是日本学习的好榜样，明治维新以来的宪政、军事制度，多是依该国的模式所建，该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与大军事家毛奇等都是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等国之干臣早年崇拜的偶像。因国家以德为师，所以，日本城市的青年人学习“独语”也蔚然成风。但是，因为“独国”在“日清战争”结束时参加了“三国干涉还辽”，硬逼着日本把到口的辽东半岛吐了出来，所以，恼羞成怒的日本人曾把“独国”改成了“毒国”，而且报刊上竟也公然这么登出来过！用心之小作，呵呵，真叫何其毒也！

扯得再远一点，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也算一例。

本来“支那”之谓并无贬义，是古印度人对“秦”的音译，即西方人称中国为China的源头。明治维新以前，只有很有学问的日本高僧才会别称中华上国为“支那”。但日本战胜了大清以后，因忿于“中国”之意为中央之国，并含蔑称“四方为夷”之意，便有敏感的日本人弃用“中国”而流行起“支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又深刻影响了正在日本流亡或留学的汉族革命者，这些先行者也接受了日本人对中国的称呼。章太炎在接受日本警方的调查时，就傲然注明自己是支那人而非大清人，宋教仁等年轻的革命党人在东京创刊的第一本刊物，刊名即叫《二十世纪之支那》。随着清王朝的日渐衰败，“支那”竟演变成日本人对中国的蔑称。民国既立，五族共和的中国人头一回将“中国”当成了本国的国名，但日本政府竟然不肯认同，荒唐地以“支那共和国”作我中国的正式名称！北洋政府几番交涉，日本政府我行我素。南京政府当国以后，曾正式通牒日本政府：今后勿以“支那”称呼本国，并开始拒收日方以“支那”名称致送的外交文书，日本政府始以“中国”称我国。但随着后来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节节胜利，“支那”一词又复活在日本朝野，成了日本人羞辱中国的别称。日本战败以后，中国政府通过美国占领当局强行干涉，日本政府才正式就范，称我为“中国”。不过，当下，在电视新闻里，由于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人们已经看到，在东京的靖国神社的墙外，不时有日本右翼分子扎堆，在他们亮出的牌子上，“支那”一词又复活了。

此又一题外话也。

沉浸在美酒与歌舞里的旅顺军港

回到旅顺口，看看当年“日”是如何晒干“露”的吧！

担任过俄太平洋舰队二等巡洋舰“坡勃尔号”舰长的勃勃洛夫海军上校写过，1904年2月8日，他不仅参加了那场要命的舞会，而且，还在现场意外地获知了本国已与日本绝交的消息：

2月8日下午4时，在斯达尔克中将夫人之处，我听总督府外交事务官普兰逊说：俄日两国已经互相召还了公使。

你看，交战国双方对1904年2月8日的记载大同小异，即：这天晚上，俄太平洋舰队的将校们，确实在岸上歌舞不休，他们确实对迫在眉睫的战争毫无防范。

海军高中级军官们之所以如此大意，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日本人再不讲理，也不至于不宣而战。小小的岛国，虽说拥有了6艘在英国订制的大型战列舰，但尚不足以向强大的俄国海军发起挑战。况且，即便日本人正式宣战了，从本土赶来旅顺发起进攻，也总需要几天时间嘛！

上面提到的那位轻型巡洋舰“吉安娜号”上的切卡斯基先生，在沙俄末期成了海军上将。在1904年2月7日的日记本上，他记下了海军官兵们的一派乐观情绪：

所有的人都得意地期待着，因为昨天是［日本人］撤离的最后期限……晚饭后，大家在围绕战争的可能性聊天，聊得轻松自如，大家都很风趣，气氛好极了！

因战争阴影逼近，昨天，舰队参谋长威特赫夫特少将曾作出部署：停泊在军港内外的战舰，一律要挂上鱼雷防护网，以防敌舰的突然来袭。这本是一项正确的命令。然而，舰队司令斯达尔克中将担心各舰挂网会延误紧急出动，为此，他向“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作了请示，但尚没得到“总督”的回复。因为未接到“总督”的批复，所以，今天，参谋长威特赫夫特只好改口对各舰长说：“日本不敢进攻俄国舰队……战争一时打不起来。”

所以，我们就读到了勃勃洛夫海军上校写下的如下文字：

当时，舰队虽奉长官之命令，作了夜间防止鱼雷攻击的准备，但却并没在舰上挂上防御鱼雷的铁网。而且，夜间哨戒，非常松懈。大口径舰炮均未装弹，水兵们脱衣而卧，甚至有一二艘舰允许水兵像往常一样，入钓床（即吊床）睡眠。

灯红酒绿，歌舞曼妙。在如此轻松的气氛中，大难临头却浑然不觉的俄海军将校们，在旋转与聊天中放松自己。

阿列克谢耶夫出场

就在此时——小说家斯捷潘诺夫绘声绘色地写道：

值日官向舰队司令长官报告说：远东总督驾到！

斯达尔克连忙偕同他的夫人走往门廊去迎接。

阿列克谢耶夫年龄并不老，他和颜悦色，穿着皇室礼服，一走近舰队司令的夫人跟前，吻了吻她的手后，便庄严地同她一起走入舞厅。

舞者与乐队同时停了下来，人们不约而同地起立向总督鞠躬致敬。阿列克谢耶夫向乐队大声道好，又向全场人士欠身答礼，并请大家继续跳舞。于是，一对对的男女又旋转起来。

阿列克谢耶夫出场了，这位俄罗斯帝国在远东的级别最高的大人物，服饰华丽且气度高贵地来到了他的部将及家眷们中间。

阿列克谢耶夫的军衔为海军上将，其行政职务是“远东总督”，而且还是整个俄帝国远东地区唯一拥有侍从将军头衔的人。

侍从将军，亦译作侍从武官，是沙俄时代武职的最高荣誉，其相对应的文职是御前大臣。只有极少数资深的文武大臣才配拥有这顶桂冠。所以，其地位之显赫，不言而喻。

这样一位从身份到体态都很重量级的人物的光临，怎能不令在场的所有人感到荣幸？

小说中，第一次出现阿列克谢耶夫的名下，作家斯捷潘诺夫加了个注释：

阿列克谢耶夫（生于一八四三年——原注），是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私生子，亚历山大三世的兄弟。

如此说来，这位“总督”是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也就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伯父或叔父了。难怪作家写他穿着“皇家礼服”出现在公众面前。

斯大林时代当红作家对阿列克谢耶夫的言之凿凿的注释，真把读者忽悠瘸了。至少对中国读者而言，《旅顺口》的作者是“皇叔说”的始作俑者。

两个“阿列克谢”

开始解读日俄战争时，无论从大连的地方史专家、作家的相关专著，还是在网上，我曾一直被“皇叔说”误导着。只是，这位“总督”一会儿在旅顺口布置防务，一会儿在圣彼得堡出席御前会议，实在让我困惑——即便当今，若乘国际列车从北京经满洲里前往莫斯科，也要耗时6个昼夜，往返一趟，要一个月，他阿列克谢耶夫哪有工夫像神行太保一样倏尔来又倏尔去？

因为有疑虑，便在北京请一位拥有俄罗斯文学博士头衔的朋友帮我登陆俄文的维基百科去查证一下。我怀疑，当时，俄国有两个叫阿列克谢的重要人物。不料，朋友当场指着笔记本上的俄文页面告诉我说：你看，俄日战争期间的“远东总督”，就是皇室成员、大公。这一来，我又糊涂了。

终于有一天，我恍然读出：日俄战争期间，俄国有两个“阿列克谢”！

圣彼得堡的那一位“阿列克谢”，生于1850年，其全名为阿列克谢伊·亚历山德洛维奇，拥有帝国最高一级爵位——公爵，人称阿列克谢伊亲王或大公。那人确实是尼古拉二世的祖父亚历山大二世的私生子，尼古拉二世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的同父异母兄弟。因沙皇是俄罗斯帝国陆海军大元帅，所以，他以大元帅的代表身份主管海军事务，位居海军大臣之上。当年日本将其译为“亚力克生”，称其为海军元帅。

沙皇派在远东负全责的那个最高军政长官，生于1843年，其全名为阿列克谢耶夫·叶甫盖尼·伊万诺维奇，与皇室毫无血统渊源。如果硬说有什么关系，那便是他因与名字相似的亲王相识以后，才有了飞黄腾达的机缘。

当年在日本出版的时事杂志《日俄战纪》上，有这位阿列克谢耶夫的详细介绍，只不过我开始时没仔细看而已。

该刊的第一编上，就有《俄将亚力克塞夫事略》：

亚力克塞夫，亚米尼亚人，一千八百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生于俄国佗利亚县。幼入海军士官学校受军人教育，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卒业，充士官候补生。……一千八百六十五年，补海军少尉，会美国南北交战随林沙士基将军使美，颇有阅历。……一千八百七十五年，隶亚力克生（即阿列克谢伊）亲王部下，调“苏爱多拉那”军舰，游弋大西洋、地中海。

瞧，早在百多年前，人们就知道在远东主持工作的这个人，和在圣彼得堡主持军机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而且，该刊还把两位阿列克谢相识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注明了。

我手头有两本当年俄国要人写的中文版的回忆录，一本是《维特伯爵回忆录》，一本是根据库罗帕特金的札记《满洲悲剧的序幕》编纂而成的《日俄战争》，两本书均于1976年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这两本书的注释里，两个阿列克谢被分别注明。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是沙俄末期最重要的政治家、外交家与经济学家，是主管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与旅大租借地的御前大臣、财政大臣。库罗帕特金则是由侍从将军、陆军大臣改任远东陆海军总司令的战争最高指挥者。这两本回忆录的最后，都有“人名对照表”。前书将主管海军事务的公爵的名字以英文写为Alexey Alexandrovich，而将“远东总督”写为Alexeyev；后书则将两人分别用俄文Αлексей和Αлексеев写明各自的名字，而且后书还明确标明，Αлексей是亚历山大三世之兄，侍从将军、海军大将，Αлексеев是侍从将军、海军大将和“远东总督”。

由此可见，斯大林时代的那位红色作家实在无知。

攀附上名字相似的亲王的那一年，阿列克谢耶夫已经32岁了。一个贵为帝国亲王，一个是老大不小的海军中尉。以亲王之尊，周游大西洋和地中海时，所乘坐的必定是大型军舰。而大型军舰上的中尉，只可能是“长”字辈的下级军官，如航海长、枪炮长、观通长、水手长、轮机长等等。若无适宜机缘，区区一“长”，根本蹭不到亲王身边并获得其赏识！

在那本《维特伯爵回忆录》里，我找到了阿列克谢耶夫从平庸走向显达的机缘。

维特，清史料中译作韦德或威特，是末期两代帝俄时代最重要的廷臣，也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政治家，自然也注定是本书的主要人物之一。维特明白无误地告知世人，这一个“阿列克谢”是如何被那一个“阿列克谢”记住的：

他在海军服役期间也没有什么昭著的功勋。他发迹的经历是很特殊的。当他是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的时候，曾随阿列克谢伊·亚历山德洛维奇亲王作周游世界的航行。据说到达马赛的时候，这些欢乐的旅行家办了一次酒席，这位年轻的亲王的行为非常失礼和强暴，以至被警察传讯。据说阿列克谢耶夫当时居然使警察相信是他而不是亲王犯了无礼的罪。他付了一笔罚款，从此便赢得了亲王的宠信。

正应了“朝里有人好做官”那句话，亚历山大三世继位以后，出身不大光彩的皇兄阿列克谢伊被派往海军部主持工作。从此，阿列克谢耶夫时来运转，人生的道路越走越宽阔——

他先是被海军部以少校视察官的身份派驻法国，监造本国购制的一艘新型战舰。《日俄战纪》上说他在法国“越三年，声名藉甚”。新舰造好后，被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亲自命名为“格尔尼罗号”。格尔尼罗是一位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立下显赫战功的俄军将领的名字。阿列克谢耶夫顺理成章地成了这艘新战舰的舰长。

1889年，时年21岁的皇储尼古拉赴希腊参加该国太子君士坦丁的婚礼。

众所周知，欧洲王室多姻亲。当时，希腊太子君士坦丁是俄国太子尼古拉的表哥，即他们都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的孙儿，尼古拉的母亲与希腊的国王是亲兄妹，按中国的对辈分的精确称呼，未来的俄国沙皇与未来的希腊国王是姑舅家的兄弟。

归国时，海军部安排接尼古拉回国的军舰，正是“格尔尼罗”舰！如此一来，阿列克谢耶夫又攀识上了未来的君主尼古拉。第二年，“格尔尼罗号”编入太平洋舰队，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途中，在亚丁湾与巡游远东的尼古拉的座舰会合，为其护航。一路上的保驾，必定让他再度赢得了未来沙皇的认可。

1894年秋，中日两国爆发战争。已经晋升海军少将、海军副参谋长的阿列克谢耶夫奉令乘地中海舰队的战舰前往观战，并留任太平洋舰队司令。“三国干涉还辽”期间，也正是他坐镇黄海威慑日本列岛之际。第二年，阿列克谢耶夫晋为海军中将，随后调为黑海舰队司令，曾指挥该舰队的32艘战舰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演习，尼古拉二世亲临检阅。1899年12月，阿列克谢耶夫被派回远东，在俄国租借地旅顺口就任关东州行政长官兼太平洋舰队司令。人们都知道，阿氏不断获得升迁的原因，是他与主持海军部的阿列克谢伊大公有着特殊的亲密关系。

两个“阿列克谢”的交集大抵如是。除了名字相近之处，再是他俩的军衔相同，即都是海军大（上）将。所以，当年，远离俄都万里之遥的旅顺口官兵们很容易以讹传讹，合二为一，把两个人当成了一个人。小斯捷潘诺夫的爸爸当年只是老虎尾炮台的指挥官，论军衔应是尉官，想必见到“总督大人”的机会不多。遑论尉官，即便大多数驻旅顺的校官甚至将官，恐怕也分不清在国内为数极少的侍从将军和皇室成员的服饰究竟有哪些区别。穿上海军上将礼服的“远东总督”，肩章上和授带上的金穗与胸前的一堆勋章一起金光乱闪，局外人不被晃瞎了眼才怪！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老斯捷播诺夫把从战友那儿听说的信息当成真事儿告诉了家人。儿子成人后，又把这“真事儿”一本正经地记了下来，并散布开来，由此误导了不知多少读者！

然而，因为是获过斯大林文学奖的“老大哥”作家的解释，所以，没有中国读者怀疑其权威性。于是，我读到的这些年国内出版的有关日俄战争的文字，无论是文史学者笔下，还是散文作家笔下，无不对“阿列克谢”有了许多猜测性的讲述，如“远东总督”一会儿在中国的旅顺口主持对日作战部署，一会儿在遥远的圣彼得堡宫廷里主持重臣会议。其实，到远东任职以后，阿列克谢耶夫就再没有机会回到俄京述职。开战前，他曾请求赶回首都当面向沙皇陛下汇报与请示一次，但终未获批准。所以，他既无暇，更无权去遥远的圣彼得堡主持廷臣会议。他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大公阿列克谢伊之间的联系，仅限于通信与通电报，而且，还要按严格的程序，经他人之手呈上或收下。

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日俄战争期间，有两个“阿列克谢”，一个是一直在圣彼得堡的俄国海军统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伯父，一个是一直在旅顺口的俄国“远东总督”、职业军人。

但愿人们不再以讹传讹。

红色小说家斯捷潘诺夫还误称，阿列克谢耶夫的年龄并不老。其实，这也错了。1904年的阿列克谢耶夫已经61岁，在当时，已是名副其实的老人了。

战前日俄军力对比

无论是俄国政要还是日本政府，谁都知道，到了1903年秋，俄国与日本闹到了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个阿列克谢耶夫在责难逃。

上一年的4月上旬，日本海军就在九州海面上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实战演习。阿列克谢耶夫毫不示弱，5月份，他即下令太平洋舰队在黄海举行一场针锋相对的实战演习。

俄国与日本原来并不隔海为邻。40多年前，俄国借着调停大清与英法两国的冲突，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从大清割去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由此与日本成了隔海相望的海上邻邦——库页岛与北海道之间，只隔着一条不宽的海峡，即俄人所称的拉彼鲁兹海峡，或日本人所称的宗谷海峡。

早在日俄开战的半个世纪之前，即1853年，俄海军中将普加金就率俄舰强闯日本的长崎港，强迫日本幕府政府签下了两国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61年，俄人径直把军舰停靠在了日本的对马岛上，愣要“永久租借”此岛！只是因为岛主与岛民齐心抵制，日本幕府政府百般推托，又拜托英国人出面干预，俄国人才扬长而去。甲午中日战争后，因“还辽”而结怨于日本的俄国政府，愣要借日本港口为太平洋舰队的战舰提供过冬的锚地，而日本政府竟然不敢拒绝俄国的要求，乖乖地允许俄舰开进本国。俄舰傲然驶入日本港口，名为过冬，实为示威嘛！

回首俄日两国交往史，其实也就是俄国人的光荣史和日本人的屈辱史。所以，阿列克谢耶夫从知道远东大洋里有个岛国的那一天起，就没把该国放在眼里。

如今，大半辈子过去了，当年的亚美尼亚少年已经成了帝国的海军上将，他一手掌控的帝国太平洋舰队，拥有7艘排水量在万吨以上的战列舰和大小60多艘航船，总排水量为19.3万吨，是远东最大的一支海上武装力量。而且，整个远东地区的所有的俄国陆军，也无不归他统一指挥了，所以，阿列克谢耶夫哪里会被小小的日本所吓倒？

20世纪初的俄罗斯帝国，虽算是欧洲的穷国，但与日本相比，却是个足够富裕并强悍的超级大国，其综合国力是日本的8倍，陆军兵力为日本的7倍，共计70个师、207万人，预备役为305万人，素有“世界第一陆军国”之称。

俄国海军也是一支无人敢逆其鳞的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计有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4大舰队，总吨位在80万吨以上。20世纪初，世上只有俄国拥有4支可以抵达世界任何国家的远洋舰队。

反观日本，虽说该国陆军从甲午之战时的6个师团猛增到如今的13个师团，但兵力不过17万人，和俄国陆军的实力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海军也是在甲午之战后急剧扩充起来的，之前，日本舰艇的吨位数只有不到6万吨，现在猛增至27.89万吨，计有8艘排水量在万吨以上的战列舰、8艘装甲巡洋舰、16艘防护巡洋舰、20艘驱逐舰和85艘鱼雷舰，以及若干艘辅助舰艇。如日本海军倾巢出动挑战俄太平洋舰队，或在总吨位上稍占优势，但在战列舰的对决中，却并没有制胜的把握，更遑论与全俄海军相抗衡。谁都知道，一旦开战，沙皇极可能会从欧洲派遣另一支舰队前来驰援。两大舰队南北夹击小小的岛国，结果不言而喻嘛！

所以，阿列克谢耶夫有理由相信，日本人断断不敢挑战本国。正因此，他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的陛下尼古拉二世奏报：不必屈从日本人的压力从满洲撤军。

日本人偷偷摸摸地打上来啦

夜已深，大难临头却浑然不觉的俄军高官们，继续在乐曲与游戏中放松自己。将军和校官们分别与自己或别人的妻子在优雅地旋转着，年轻的副官们则坐在一旁，陶醉在了从祖国运来的伏特加的美味中。

日侨撤走两天后，也就是2月8日晚上，就在阿列克谢耶夫光临斯达尔克夫人命名日的舞会之前，“总督府”刚刚又收到了沙皇发来的最新御电。

沙皇赐示：

在今天白天的御前会议上，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预言：“战争可能未经正式宣布即行开始”，日本人“日内想必有惊人之举”。

沙皇的意思阿列克谢耶夫当然明白，是在提醒他：日本人极可能要不宣而战！

但时至今日，他又能怎么办？所以，明知一场恶战迫在眉睫，他首当其冲，躲也躲不开，那就只能硬着头皮，如约出席部将家眷的聚会了。大敌当前，大战在即，为了稳定军心，公开露面总比爽约和匿身更为合适吧？

按照小说《旅顺口》的描述，一曲终止，阿列克谢耶夫若无其事地起身吻了一下女主人玛丽娅的手背，邀其进入舞池。在波兰圆舞曲的欢快旋律中，六十开外且体态肥胖的他，出人意外地以轻巧而灵活的舞步带着舞伴自如地旋转起来。

在座者无不为“总督”的超凡舞技拍手叫好。

子夜时分，按日本《日露海战史》的准确记载，是日本时间2月9日0时32分，也就是中国时间2月8日23时32分，军港方向突然传来了令人惊悚的巨大爆炸声！

海军俱乐部舞厅里的玻璃顿时颤抖起来，随之，爆炸的亮光一闪一闪地映亮了窗户。

按历史小说所写：正单膝跪地拉着玛丽娅女士的纤纤玉臂优雅地转圈儿的阿列克谢耶夫，不禁怔了一下，但旋即又释然了，因为有人进来报告说，那应该是停泊在港外的“列特维赞号”战列舰在进行夜间射击演习。

对于遭受第一波攻击时，俄军高官还误以为是本舰队在进行实弹演习一事，日本人的《日露海战史》中也有明确记载：

俄国某将校之记事：至夜半炮声起于港外，群以为“列特维赞”演习夜中射击，不以为意。已而炮声再起，甚形激烈，并闻警戒之号音，始知为日本驱逐舰之袭击。众皆惊愕，各争先趋归。军队急行防守警戒线。然仓猝之间，有离队伍者，有忘携弹药者，甚至有二三炮台并未备有炮弹火药！

俄国人觉悟得太迟了！

转瞬之间，第二波猛烈的轰炸声又传来了！

而且，军港里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

陶醉于美酒与舞曲中的军官们这才如大梦初醒——

日本人打上门来啦！

震惊世界的日俄战争，就这样被日本人偷偷摸摸地打响了。

在剧烈的爆炸声中，海军将校们从舞会上一哄而散，奔向港口；陆军官佐们则从各自的寓所仓皇而出，纷纷赶往营房和堡垒。

这一刻，已经睡沉了的旅顺口的平民们，自然也包括小学生斯捷潘诺夫和他的妈妈，也全都惊醒了。每个人都惊恐地坐在黑暗中，祈祷上帝保佑俄国军人击退来犯者。

很快，所有的舰炮和岸炮都在探照灯的指引下开始向远处猛烈还击。黑黝黝的远处，有一闪一闪的亮光，那正是敌舰在发炮。

旅顺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激烈震荡中。

俄军各种炮火猛轰一阵子之后，就渐渐消停了。因为海面上早就一片漆黑，没有偷袭者发出的一闪一闪的亮光。

显然，日本军舰已经消逝在茫茫夜色里。

俄国“总督府”发布第一号战报

日本人的不宣而战，让俄国人大为受伤！

不清楚阿列克谢耶夫当时是如何离开舞场的，人们只知道，天亮以后，“总督府”和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官佐，都无比沮丧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

停泊在港外的16艘战舰，有3艘主力战舰被日方鱼雷击中，其中本舰队最大的2艘战列舰——排水量12916吨的“泽萨列维奇号”，舵机部分被鱼雷击中；排水量12906吨的“列特维赞号”，直接被鱼雷打穿底舱，坐滩于黄金山下。另有排水量6731吨的二等巡洋舰“波尔塔瓦号”中央轮机附近被击中，所幸尚能自行开回港内。

据海军修船厂的工程师估算，这3艘受损的战舰，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才能够修复。

阿列克谢耶夫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被沙皇陛下蔑称为“黄皮猴子”的日本人，竟然真的向俄罗斯帝国挑战了！

无奈，他只得马上向国内据实奏报。

当天下午，“远东总督府”发布了有关战争的第一号公告：

2月8日深夜，日本鱼雷艇未经宣战即向旅顺要塞的俄国舰队发起了进攻。俄两艘战列舰列特维赞号、泽萨列维奇号，及装甲巡洋舰波尔塔瓦号受损，毁坏程度，待查实后续报。战斗结果，虽不能遽行断定，但据我舰之观察，敌舰中若干艘已经受损。敌似见我势力之强大，故中止战斗，卒至退走。

公报的最后，悻悻的老毛子还没忘了吹一下牛皮。

旅顺口唯一的报纸《新边疆报》获准刊发了公报。

至此，整个世界都听到了远东旅顺口海面上的隆隆炮声。

第二季

满洲与东三省

得先说说“满洲”了。

最早的满洲，是族名，不是地名，即祖祖辈辈生活在长白山以北和黑龙江流域的满洲族，简称满人。

本书前文已经引用过我国东北古民族的最新研究成果，即东北古民族，均属东夷人的后裔。满人的始祖肃慎人即为“东北夷”之一。史书记载，早在4000多年以前，肃慎即与中原王朝有了联系。在先秦文献中，肃慎国位于“去辽东三千余里”的“不咸山北”。不咸山，即横亘于辽、吉、黑三省的“东北屋脊”长白山。因山头终年有积雪，故满人称之为白头山。白山与黑水一向是东北的标配性代称。经过数千年的融合与嬗变，到了公元17世纪前半期，即中国的大明王朝末期，被契丹人称为女真的该民族，在其杰出首领、世袭左都指挥使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统率下，再度从东北大地上崛起，建立了史上第二个金国，史称后金。努尔哈赤创建了军政合一、军民混编的八旗制度，即将所有的族人纳入了以黄、白、红、蓝四种颜色和以这四种颜色镶边的旗帜为标识的战时体制，所有的人都有了旗籍，故满人亦称旗民。1635年，后金第二任君主皇太极将族名由女真改为满洲，翌年又将国名由大金改为大清。从此，中国历史上有了长达近300年（1616—1911）的大清王朝。

皇太极还将归顺了的蒙古人与汉人分编成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与满洲八旗共同向明军发起进攻。公元1644年，即努尔哈赤建国28年之后，八旗军终于借陕北农民军首领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后的混乱之际，一举踏破山海关，入主紫禁城，并逐渐坐定了江山。

满洲成了中华大地上的统治民族。作为“国朝”发祥地的东北，也自然而然地被人称作满洲。久而久之，作为族名的满洲逐渐转化成东北的专用地理名称。

有清一代，各国均按大清规矩称我东北地区为满洲或关东，并无不妥。

较真来讲，约定俗成的“满洲”，用错了“洲”字。洲，是州的衍生字。州，本意指可居住的水中之地，后将此意转让给洲，而成了自吾邦历代行政区划的专用字。所以，对那个相当独立于东北地区的剽悍一时的民族，与其写成“满洲”，不如写为“满州”。不过，非已成是，众口铄金，历代国人便将错就错，一直将“满洲”写到了今天。有意思的是，倒是最讲认真的日本人不肯附和译字之误，至今以“满州”标注中华帝国末代王朝的发源之地。

言归正传。

但是，自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俄国强租了旅顺与大连湾以后，竟将该租借地命名为“关东州”，则让大清君臣们隐隐感到不安。果然，5年之后，即日俄战争爆发之前，沙皇突然宣布将关东州升格为“远东总督府”，所辖地也由原先的金州以南的旅大地区一下子扩宽到了俄帝国的整个远东边疆诸州，直把大清领土上的租借地当成了他们自己的一个边疆行政区！清廷急起抗议，但却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龙兴之地”被俄人从自己身上慢慢割去。所幸，日本人打响了对俄战争！对大清国而言，无论日本人的动机如何，这场战争，何尝不是一场至关重要的家园保卫战？

但东洋人也不是什么好邻居！打跑了旧房客以后，日本成了新房客，即旅大地区和南满铁路的新的承租人。但新房客根本不和房东谈租期的年限问题，而只是一味地努力经营自己的；即使大清正式设立了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以后，日本仍以旧称“满洲”相称，其怀旧动机颇令人生疑。大清覆亡后，明明中国人已经普遍不用满洲代指东北地区了，但日本人仍钟情于“满洲”的称谓。直到1932年，他们操控爱新觉罗家族的末代君主、前清逊帝溥仪在长春建起了傀儡政权，人们才看出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日本人让该“国”称“满洲国”而非“清国”，完全是为了割裂东北与中原的血脉关系，淡化世人的记忆。当然，这是后来的事了。

成为地理名称的满洲，也一直被人们称作东三省。

其实，在日俄战争之前，奉天、吉林、黑龙江并未正式建省。但朝野一直以东三省来称呼关外的那片黑土地，因为，山海关以东、黑龙江以南的一大片广袤而丰饶的疆域，一直归三位旗籍武将统辖，即驻奉天（今沈阳）的盛京将军、驻吉林的吉林将军、驻齐齐哈尔的黑龙江将军，他们分别统辖着满洲八旗、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三地驻防军总人数为35300余人。其中盛京将军府开府最早，清廷仿汉人王朝旧制，将旧都盛京设为陪都，设一位正一品的正黄旗内大臣为奉天昂邦章京，即奉天驻防总督，后改称将军，品级降为从一品，兼有统领吉、黑两地之责。吉林将军府设置稍晚，但辖区最广，从奉天开原以北，一直管到库页岛和鄂霍次克海等“极东”地区，幅员异常辽阔。最早设府宁古塔，即今黑龙江省海林一带，昂邦章京为从一品，后迁吉林乌拉（今吉林市），改称镇守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府开府最晚，康熙二十二年（1684）始设，本驻黑龙江城，即瑷珲，因东部边疆缩水，吉林水师营被调驻齐齐哈尔，后黑龙江将军府迁往墨尔根（嫩江），再后来迁到齐齐哈尔。在哈尔滨因铁路而兴盛起来之前，齐齐哈尔一直是黑省的政治中心。黑龙江将军亦为从一品。

在大清臣民心中，关外的三位旗籍将军，其权力与地位等同于其他行省的督抚，所以，他们所辖的地区，也就顺其自然地被叫成了省。所以，在大清国的公文中，奉天、吉林、黑龙江也每每被称作奉省、吉省、黑省，或统称东三省。

明白了吧？东三省的称谓早于实际建省好多年前就已经非正式地使用了。

不能不从旅顺口说起

解读日俄战争，不能不从旅顺口说起，因为这座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天然良港，是引爆了这次战争的引信。而且，从1904年2月到1905年1月，几乎整整一年，它变成了日俄两军的人肉绞杀机，用“尸山血海”来形容旅顺攻防战的惨烈，一点儿也不为过。

2014年7月28日下午，跟在旅顺广播电视台台长吴昊先生的身后，我第一次登上了旅顺东鸡冠山。这座山上，有俄军的北堡垒和望台炮台，是当年日俄激战的主要战场，现已辟为收费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多年之前，我来过两次旅顺口，看过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和俄/苏军陵园，也登过日本人建的白玉塔，但从未踏上日俄战争的战场。这一次，我专程赶到旅顺补课。

那天下午，下了东鸡冠山之后，吴昊把车开进了“二零三高地景区”。该景区的最高处，即当年俄军死守的203高地，据说曾创下了单位面积炮火覆盖最密集的世界纪录。

不知是因为收费还是地偏，除了我等一行，这两处景点几无游客。这倒也正中下怀，因为对我这个喜欢在遗址上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的人来说，人少才好。

匆匆复匆匆。从那个下午开始，我踏上了回溯日俄战争的旅途，在家中读到的有关那场战争的黑白记载，开始在心里渐渐显出了色彩，并日益灵动与喧嚣起来。

旅顺口，简称旅顺。远古时期，辽东半岛曾与山东半岛连为一体。后因地壳变迁，沧海桑田，两个半岛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内湖，进而内湖又演变成了现今的渤海湾。两个半岛被渤海分离了，但相同的基因却保留在各自体内。

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旅顺口，是东北大地上的天然良港，它背依广袤的东北亚大地，面对浩荡的渤海与黄海，且与山东半岛北端的登州府治蓬莱县隔海相望，所以，它既是东北亚通往中原的门户，又是守护大东北的锁钥，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旅顺口一直是中原政权与东北地区民族政权争夺的要津。

旅顺口的地名就与一场军事行动有关。明代以前，此地叫狮子口，因为临海的那座黄金山原叫狮子山。现在旅顺海滨风景区中心的那尊标志性的吼狮雕塑，就是在还原当时的传说。明洪武四年（1371）七月，朱元璋派他的两位安徽老乡马云、叶旺统辖讨元大军进军辽东。明军自登州（蓬莱）起航，舳舻相接，劈波斩浪，在此平安登陆。有感于征辽旅途之平顺，二位将军就将大军登陆地点改了“口”——把狮子口改成了旅顺口，并命部分官兵“树木为栅”，留守此地。

“口”在中国沿海地区人民的字典里，还有通向外海的码头之意。屈指历数，从北到南：辽宁的营口、天津的大沽口、青岛的沧口、海南的海口，莫不如是。

有明一代，旅顺口属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辖下的金州卫。洪武二十年（1387），因倭患南侵北犯，侵扰不止，朝廷遂将金州卫所属的中左千户所迁往旅顺口。千户所，顾名思义，即有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一千户“军户”驻扎（实为1120户）。笔者在上一节写过，辽东都司当年管辖的范围与今天的辽宁省大体相当，行政上隶属山东省。所以，旅顺守军与对岸的登州守军一北一南钳制黄渤海交汇处，管理起来倒也方便。

然而，虽说有了驻军，但仍不免被倭寇——不知是真倭还是假倭——骚扰。有一年，倭寇舰队袭来，攻陷了旅顺城，不光掠财劫货，临走时还把黄金山下的关帝庙一把火烧了！真倭者，从日本专程前来抢掠的海盗船队；假倭者，假冒日本人的闽粤诸省的海盗商团。

到了明代中后期，比倭寇更难防的，是八旗军从背后向守军发起的攻击。

《清史稿·太祖本纪》中，就有这样一条有旅顺的记载：努尔哈赤曾“命皇子莽古尔泰率师至旅顺，击明戍兵，隳其城”。

民国版的《奉天通志》上说得更血腥，说八旗军攻陷了旅顺城以后，“尽杀其兵，毁城而归”。明初筑就的旅顺老城，就是被八旗军捣毁的。

清入关以后，旅顺口不再是边疆重镇，但依旧是海防重地，所以，康熙五十三年（1714），根据盛京将军唐保柱奏请，清廷在旅顺口设立了水师营。

东三省沿海各口岸，以金州、旅顺口为要。……奉天旅顺口于顺治初年设水师营，以山东赶缯船十艘隶之，始编营讯。

这是《清史稿》中又一条有关旅顺口的记载。赶缯船，即双桅、双舵、双锚的大型木船，是当时大清国各地水师营的主力战舰。

据民国版的《奉天通志》称，这10艘都是“登州裁汰战船”，470名官兵是从应征的1432名满族壮丁中挑选出的，而教习则是从归顺了的汉人海盗中挑选出来的，因为他们“熟谙水性”。只需将他们改为旗籍，编入汉军，这就算完成了从海盗到海军军官的华丽转身。

经查，从黑龙江到珠江，从口岸到内河，大清共设有12个水师营。这些水面作战部队，无论是最高一级的正三品的协领，还是最低一级的副兵，全由八旗官兵充任，汉人无权当海军。

然而，随着大清江山的稳固，倭患渐渐少了。海面安宁了，旅顺水师营也就无所事事了。那些“赶缯船”被弄上沙滩上晒着，一直晒到帆破舱漏的道光年间。彼时，清朝入关已近200年。

我中华的清道光年间，是西历的19世纪前期。因工业革命而富强起来的西方列国，为了消化机器产生的过量成果，纷纷把目光瞄向了远东。中华帝国、日本列岛、朝鲜半岛，都成了列强觊觎与争抢的市场。可悲的是，固守“祖宗之法”大清国明明被人家当成了验证弱肉强食法则的丛林，但却浑然不觉，还满足于用落后于时代的“闭关锁国”之国策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强行闯入国门的蒸汽铁甲舰队面前，大清国的海防线形同虚设，每战必败，败必赔款，甚至割地。

南方的那几支水师营率先领教了洋人“船坚炮利”的厉害——道光二十年（1840）夏，大英帝国的远征舰队从珠江口外发炮，打响了中英战争，即第一次鸦片战争。随后，英舰队汹汹北上，依次攻陷了厦门、定海、镇江，逼得大清国不得不签下第一个不平等的国际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又过了20年，即咸丰十年（1860），英国人联手法国人相携而来，驶入渤海湾时，根本没理睬像那些老式战船一样腐朽的旅顺水师营，而是径直去攻打大沽口炮台了。后面的事人们都知道了——因清廷拒绝在北京换约，英法联军杀进了北京城，逼走了皇帝奕及其众多后妃与近臣，为了报复大清国对其外交使节、记者和士兵的拘禁与虐杀，并逼迫清政府签订议和条约，入侵者有组织地抢劫和焚毁了皇家行宫圆明园，逼迫大清赔付了1400万两白银，而出面调解的俄国则趁火打劫，永久割走了乌苏里江以东大约4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是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窝窝囊囊又过了20年，即到了光绪六年（1880），已经成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才依了主持军机处的小叔子、恭亲王奕的奏请，决定在北洋择地建一处海军基地。

也就是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惨败之后，过了整整40年，大清国才攒起精力与财力筹建自己的海军。

对旅顺水师官兵而言，尽管“船坚炮利”这个新组成的词语在中国使用了已经40年，但他们却连“泰西”的铁甲蒸汽巨轮长什么样儿也没见过！

翌年深秋，一位从身材到地位都名副其实的大人，被包括几位洋人在内的幕僚们簇拥着，走下簇新的铁甲舰，踏上了这片土地。旅顺的命运，因这个人的到来而一举改变——这位大人走后不久，朝廷就批准了该大臣呈上的《请裁金州艇船片》奏折，把旅顺水师营裁撤了，这儿将建成“北洋水师总埠”。

旅顺从此进入了大规模开发和建设的新时代。

这个比别人长得更高也看得更远的人，就是李鸿章。

绕不开的李鸿章

说到旅顺口的命运，怎么能绕得开李鸿章？

终清一代，李鸿章是地位最高的汉臣。除长期担任八大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外，他还拥有其他疆吏无法比肩的至高荣誉：一等肃毅伯爵、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这三项头衔，对一个汉人来说，每一项都是至高无上的尊荣，尤其文华殿大学士，位列各大学士之首，向来是满人独占，李鸿章破了天荒。因大学士相当于明朝坐在大堂中央的内阁首辅，故被官场尊称中堂或相国，即宰相。

然而，尽管位如宰相了，李鸿章却不是大清国统治集团的自家人，他在帝都也一直没有自己的办公之所，而常年在保定和天津的直隶总督署衙里轮流办公，故当时就有李中堂“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说法。

李鸿章是海内外公认的中国洋务运动领袖，也是奉旨与外国人打交道最多的大清重臣，他在世时，中日两国的所有条约，都是他代表清政府签订的。

长期以来，在“谈判签约者，必是卖国贼”的语境中，李鸿章是板上钉钉儿的大汉奸与大卖国贼。其实，最早认知日本本性的，正是不断与日本人打交道的李大人。

早在咸丰十一年（1872），他在送走前来谈判与签约的日本参议兼内务卿（副总理兼内务部部长）大久保利通后，即上奏北京：

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阀，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日本国小民贫，虚骄喜事。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泰西，是当时国人对欧美的统称。虚骄：浮华不实；喜事，意同好（去声）事儿，即喜欢滋事寻衅。

瞧，比倭人高出一头的李中堂把对手看得很透！

按说，李鸿章提醒得很早，而主持中枢的恭亲王奕也听明白了，但是，西北的回乱和西陲的俄患，轮番耗去了王朝太多的财力与精力！所以，直到整整10年之后，即年号光绪的载湉继位，当年跟着咸丰帝逃到承德的懿贵妃成了慈禧皇太后以后，大清国才得以腾出手来创建海军。

创设海军，必须有基地，即要有屯泊战舰的港口、检修船舶的船坞和保护军港的炮台。西方国家选择海军基地，有6大标准，即：水深不冻、山列屏障、路连腹地、港无厚淤、口接大洋、控制要害。综合了北洋幕僚，特别是“洋员”们（外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以后，李鸿章决定亲自到北洋各海口考察一番。

从203高地，俯瞰旅顺口。（2014年9月摄）

从晚清到今天仍在使用的旅顺大坞。（2014年9月摄）

光绪七年（1881）深秋，为了亲自验收新从英国订制的两艘轻型巡洋舰“超勇号”和“扬威号”，李鸿章奉旨率众幕僚第一次抵达了旅顺口。考察新舰与考察舰队基地同步进行，李大人一举两得。

顺便说一声，“超勇号”的管带（舰长，下同）叫林泰曾，“扬威号”的管带叫邓世昌，13年后，这两艘战舰都沉没于黄海，而两位舰长也均殉身于舰上，只不过邓世昌当时已是“致远”舰的管带。

头一回登上旅顺口的李鸿章，虽已年近花甲，仍亲自登上一座座山头，他仔细视察了这里的山形与港貌，听取了先期在此勘察的洋员、德国退役炮兵少校汉纳根等人的汇报。

视察完旅顺以后，他又依次去了大连湾、威海卫和胶澳口（今青岛市）。在他的“北洋”转了一大圈儿之后，这位大佬才复经渤海乘两艘新舰回到天津的督署，向朝廷上奏了他的建言：

北洋海滨欲觅如此地势，甚不易得。胶州澳形势甚阔，但僻在山东之南，嫌其太远。大连湾口门过宽，难于布置。唯威海卫、旅顺口两处较宜，与以上六层相合。……而为保守畿疆计，尤宜先从旅顺下手。

“以上六层”，即西方通行的选择海军基地的6大标准。

本来，李鸿章中意的是大连湾，是幕僚袁保龄的意见让他改变了主意。

袁保龄乃生前督办安徽军务的漕运总督袁甲三的儿子，时在藩属朝鲜带兵的袁世凯的堂叔。袁甲三与安徽籍办团练起家的李鸿章既是同僚，也是故交。袁保龄虽是官二代，但却凭本事考取了举人，并一直在京城当内阁中书侍读。因对海防颇有研究，故被李鸿章闻知，荐举到自己的北洋大臣衙署，以二品顶戴的直隶候补道员身份当高参。对北洋“总埠”的地点，袁氏力争应设在易守难攻的旅顺口。他的理由说服了李中堂，此番亲自见识了北洋各港之后，李中堂采纳了他的提议。

这位袁保龄是个很了不起的清官兼能吏，他主持修建的旅顺船坞，曾长期为亚洲第一大坞，至今还在海军4810厂正常使用。2014年9月中旬，我第二次为看日俄战争遗址到访旅顺时，就在该厂见识了大坞的矍铄风采——里面正有一艘北海舰队的护卫舰在维修。袁保龄在旅顺操劳了七载，终因积劳成疾而谢世。不过，因此公谢世过早，与日俄战争无关，故在此不赘。

就在李鸿章派袁保龄以总办的身份前往旅顺主持港坞和建要塞的时候，光绪十年（1884）深秋，朝鲜发生了一起旨在脱离大清的政变，因是年为甲申年，故被沿袭中国历法的朝鲜人称作“甲申之乱”。袁保龄之侄袁世凯虽只是驻军汉城的第三把手，年龄也只有25岁，但却果断地统兵杀入朝鲜王宫，一举平息了政变。李鸿章事后闻报，并未责怪小袁先斩后奏的违规行为，反倒褒扬其“勇于任事”，并从此记住了袁世凯的名字。

朝鲜的“甲申之乱”，出面起事的是开化党人，策动的则是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彼时日本已经维新十余载，政通人和，国力骤增，被留学日本的朝鲜人奉为振兴国运的榜样。由是，朝鲜国内便有了一股脱华附日的思潮。新任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审时度势，居然背着本国政府擅自支持并参与了这次未遂的流血政变。清军扑灭政变后，政变头目被诛杀，竹添仓皇自焚使馆后（经仁川）逃回了日本。这厮回国后受到追究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翌年开春，日本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以全权大臣的身份赶到天津，与李鸿章签订了化解朝鲜危机的《中日天津条约》。这是两位亚洲巨子的第一次会面。论年纪，李鸿章大伊藤博文18岁，长一辈。

签约之后，李中堂即致函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忠告朝中衮衮诸公：

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

中土，即中国；当轴，即当权者。你瞧，被人称为中堂或相国的李鸿章，从来没认为自己是当权者。

被排除在“当轴诸公”之外的李鸿章所言极是！

崛起的“岛夷”与“利益线”

中国人多只知自19世纪中期开始，我中华即陷入了列强的轮番欺侮之中，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同时期的日本帝国，也曾遭受过欧美强国的侵犯。

幕府末期，日本最具实力的两大“雄藩”——萨摩藩（鹿儿岛）和长州藩（山口），就分别于1863年8月和1864年7月遭到过英国舰队和英、荷、法、美联合舰队的入侵，此即日本近代史上的“萨英战争”和“马关战争”。两场战争均以日本人向来犯者赔偿而告终。

然而，与大陆帝国君臣完全不同的是，面对入侵的外寇和被强加在头上的屈辱，萨、长藩主和他们各自倚重的武士精英们不以失败为耻，反倒拜寇为师，从“攘夷”的老路一步转到了“尊夷”的新路上来了。“萨长同盟”的建立，主导了幕府政权的垮台，日本进入了全面维新的明治时代。因顶层设计符合日本国情与民意，从此，一个有可能沦为列强殖民地的东方岛国，非但没亡国亡种，反倒一举变成了亚洲第一个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

不过，在拥有灿烂文化遗产的中华帝国的君臣眼中，日本只是一个由200多个诸藩割据的封建小国，而且是幕府将军架空天皇长达600多年的闭塞的“岛夷”。他们不知道，日本结束幕府时代，进入明治维新之后，已经从西方移植成活了产业革命的成果，同时，也学会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基本完成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这三大维新目标以后，他们摆脱了危机，开始把朝鲜和大清当成了劫掠的目标。

1889年12月，长州藩的山县有朋担任了第三届内阁总理大臣，成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个担任首相的职业军人。此前，山县氏已在政府中担任陆军大臣（前期称陆军卿）长达12年之久。

1890年2月11日，即纪元节那天，山县主持制订了金鵄勋章制，从此，帝国有了专为军人设立的战功奖。之前，该国只有奖励“对国家公共事务有贡献者”的旭日勋章。之后，下一届政府细化了金鵄章奖励办法，即该奖不仅仅是一枚铜制的勋章和一条斑斓的绶带，更是可享用一辈子的巨额奖金——获奖者在有生之年，每年可获得政府颁发的养老金，最高的功一级（授予大将）为800日元，最低的功七级（授予士兵）是65日元。

我请日本朋友帮我查阅过明治初期日元的价值。朋友告知：彼时，5日元即可维持一个普通的家庭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费用。如此一比，我们也就知道了，日本对有功于国家的军人的奖酬实在非常之高！即便只是普通一兵，只要获得过金鵄奖，就不必担心退伍后没有生活保障了，更遑论各级军官了。有了如此鼓舞人心的奖励机制，年轻人自然会踊跃从军，而从军后更愿早日冲锋陷阵以图立功。

就在1890年的帝国议会上，山县有朋发表了其著名的《外交政略论》。脸型瘦削且前吻突出的他，第一次公开提出了“主权线”与“利益线”的概念：

日本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为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为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主权线之外侧即利益线，利益线之范畴邻邦朝鲜……

方今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独守主线权已不足，非保护利益线不可。

对于俄国即将开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山县有朋元帅明确警示各位同僚：

露国兴建西伯利亚铁路，意图驱逐欧洲人在东亚之势力，吞并朝鲜，威胁日本。铁路每延长一寸，日本寿命则缩短一寸。

维新已历20多载的日本人，已经练得臂膀上青筋暴起，正欲寻找向邻国秀肌肉乃至施拳脚的理论依据，山县氏的“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激活了明治时代军政巨子们的野心。日本政府后来的所谓“大陆政策”，也正是在这条民族主义的损人利己的“利益线”理论上最终形成的。

明治时代的日本军头们，主要是长期执掌军队的山县有朋，把以儒家精神为内核的传统武士道，和军国主义理念糅在了一起，做成一个个精神的饭丸，喂给了每一个士兵，再以领先于世界的德式建制和武器把被洗了脑的士兵们装备起来。如此一来，日本国家军队就成了一支超级凶悍的武装力量。也正是因为拥有了这支军队，被人称作“现代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才有底气向议员们阐述他的“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

哦，捎带着说说“皇军”吧！在中国人的语境里，“皇军”是一支凶残的侵略军，是一支给中国人民带来莫大灾难的魔鬼之师。不过，在日本，已经消失了的“皇军”并非一个贬义词。

明治时代以前，天皇没有自己的亲军，守卫皇宫的卫队是幕府政府派来的。倒是各藩都有自己的藩军。明治初年，兵强马壮的萨摩藩率先向小天皇睦仁奉献了近卫军主力，各藩随后竞相向皇室进献精兵，从此，天皇才有了自己统辖的军队——镇台。镇台，即相对藩军而称的皇军。在山县有朋和大山岩的督练下，皇军成了一支强悍的武装力量，成了对外侵略的高效能的战争机器，成了令中国人痛恨不已的凶残外寇，直到1945年夏，皇军才灰飞烟灭。作为日本帝国的国家军队，皇军存活了70多年。

就在东京的一代军政精英对山县氏的“二线”理论产生共鸣并达成共识进而拥为国策的时候，我的多灾多难的祖国在干什么呢？

也是在这一年的这个季节里，北京城的一个叫吴兆泰的老御史，只因奏请皇上停止颐和园工程而差一点被砍了脑袋，所幸经湖广总督张之洞等10位督抚的力保，载湉方开恩免其一死，但仍将其逐出京城且明令“永不录用”。本来该老臣公忠体国，认为国防废弛，海军不振，国库差钱，“非土木兴作之日”。但他没体谅到“今上”的苦衷，即亲政后的皇帝，要给主动退休的太后修一个舒适的园子，以安度晚年，只要她老人家开心，花多少钱都是小事儿，何须尔等奴才置喙！所以，此等妄议，必须“办”你！

对刚起步的大清海军来说，这一时节，还有了个很不好的消息，即大清海军总司令一病不起了！别看李鸿章德高望重，论智商、论见解、论经验，乃至论年纪，都比王大臣们更合适担任海军司令，但对不起，中堂是汉人，所以只能屈居于那些有亲王和郡王身份的满人大臣——王大臣之后。王大臣中，地位最高的是皇上的生父醇亲王奕譞。

奕是大清海军的名义上的一把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大臣。奕譞之下，是庆亲王奕劻；奕劻之后，才是兼任海军衙门会办的李鸿章，即大清海军第二副司令。

大清王朝，所有的中央官衙，都是满人领衔，汉人居后。没办法，谁让天下是人家的呢！汉人再有能耐，也只不过是爱新觉罗家的奴仆而已。

奕这个人倒是个很尽职的海军司令，他曾于光绪十二年（1886）在李鸿章的陪同下，亲自率舰队到旅顺口视察过要塞与军港的建设。奕譞死后，排名第一的海军会办奕劻接任了其遗职。虽说奕与奕劻都是“当轴诸公”，但一个是皇上的亲生父亲，一个是皇上的远房叔父，两人在清王朝的分量自然不一样，故而海军事务在朝政的分量也就令人担忧了。

不过，也不全是坏消息，让李鸿章一直牵挂的旅顺大坞终于竣工了。有了这个大船坞，北洋水师拥有的亚洲第一巨舰“镇远号”就不必再到日本长崎去养护兼示威了，而且国家还可以购进更大的战舰了。再是，这一年入秋，北洋威海水师学堂在刘公岛上开门招生了，36个品学兼优的青年人成了该学堂的第一届学子，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民国海军头号人物的萨镇冰。如此，加上早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建的北洋水师学堂，北方有了两座海军军官学校。

南洋那边也有了类似的佳音：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在南京创建的江南水师学堂，也开始招收学生。但不幸的是，身负东南沿海防御重任的曾大人，却于深秋时节病逝于任上。知否？鲁迅少年时，也曾做过海军梦，曾考进过这家海军学校，后来才转到江南陆师学堂附属的路矿学堂，去日本留学更是后来的事。

呜呼！立宪的日本已经以议会表决通过的方式来决定国策了，专制的大清国还在用最陈腐的理念和手段惩办真心爱国的忠臣；日本军舰已经升火待发了，大清海军还在慢腾腾地往前挪步！

日本赢了，却很窝火

果然不出李鸿章所料，不到10年，即1894年，自信已练好功夫的日本，借朝鲜第二次政变之机，悍然挑战大清，即日本发动的第一次侵华战争。是年为干支纪年历法的甲午年，故中国人称“甲午战争”，日本人称“日清战争”。

开战后仅7个月，日本联合舰队便全歼了实力更强的北洋水师，日本陆军也把战线推进到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上。1895年3月20日，在日本长州藩的港口城市赤间关的一座叫春帆楼的高级饭庄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迎来了久违的李鸿章。抢在日军进攻北京之前，慈禧太后派李鸿章为钦差全权议和大臣前来日本求和。

赤间关旧称马关，今作下关。1995年和2015年，时隔20年，我两度到下关游览，而春帆楼是必去的地方。春帆楼现在的名称是“日清讲和纪念馆”，蓝底白字标牌，很醒目地立在下关市的主要马路上。

地方是原来的，建筑是后建的。1935年至1937年，也就是中日关系越来越令人窒息的时候，下关市政府重建了让中国人蒙羞而让日本人振奋的春帆楼，将其辟作了“日清讲和纪念馆”，其用心不言而喻。

馆里，还原了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中日代表的谈判场景，那16把绘有泥金画的椅子，是最为贵重的文物，标牌上说，那是明治天皇下令从一座行宫里搬过来的。两把带扶手的大沙发椅，正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对坐的旧物。此外，法国制火炉、泥金砚台等也都是原物。

就在用玻璃罩起来的这个狭小房间里，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唇枪舌剑地争论了多日。若非一个孟浪的日本浪人小山六之助（亦名小山丰太郎）在李中堂返回下榻的引接寺途中突然开了一枪，日本政府的所有要求都要变成现实。因为这一枪，击伤的不仅仅是有世界影响的大清全权和谈代表的颧骨，更击伤了日本帝国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文明国家”颜面！日本朝野大惊，西方舆论大哗！日本遂自动停战，并主动减免1亿两白银的索金——之前，伊藤出示的议和条款是：大清允许朝鲜独立；大清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并向日本赔偿战费3亿两白银。李鸿章苦苦力争，不肯松口，但日本人坚决不肯让步。李鸿章遇袭，让天平一下子倒向大清。日本人让了一大步。

春帆楼外景。1895年马关谈判期间，李鸿章即从春帆楼返回下榻的途中遇刺，引起欧美舆论大哗，使得此后谈判大有转折。（2015年7月摄）

春帆楼内，马关谈判的重建场景。每位都有一个名牌。（2015年7月摄）

引接寺近景。入口的路牌，今特意用汉语注明：“清国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在交涉停止日清战争的期间，他把引接寺用于住宿。李鸿章为躲避危险，利用此道往返于引接寺和会场（春帆楼）之间，故得名‘李鸿章道’。”（2015年7月摄）

李鸿章遇刺后的相片，挂在今天的春帆楼内。

暗杀李鸿章的小山六之助。

1895年4月18日，心身俱伤的李鸿章，屈辱地在《中日讲和条约》（即《马关条约》）上签字画押。第二天，他即执意起身回国。据说，李鸿章愤然对身边人发誓：“终生不履日地！”

望着中华帝国败北的苍老身影，日本各地自是一片欢腾！从此，日本将成为一个拥有大陆领土的强大的国家！试想，“皇军”把日本的“利益线”一举推进到了大陆上，哪个日本国民不喜出望外？

然而，正当睦仁与近臣们举杯欢庆其“大陆政策”得以实现之际，东京蓦然传来了令他们极度震惊的奏报——

会谈期间即饱受肺病折磨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已经艰难地喘息着回了老家养病。值守东京的是外务省次长林董。1895年4月23日，也就是李鸿章离去的第五天，林董向天皇与政府所在的广岛大本营发来急报：本日，露、独、仏三国公使联袂拜访外务省，递交了各自政府的觉书。

“露”“独”“仏”，即日本人对俄、德、法三国的称谓。“觉书”，是日本人对外交备忘录的称呼。其中，展现在君臣眼前的“露西亚”觉书，内文如下：

本国政府查阅了日本国向中国所要求的媾和条件，认为辽东半岛为日本所有，不仅有会经常危及中国首都之安全，而且同时还会使朝鲜的独立有名无实，对于将来远东之和平实为有碍。因此，本国政府出于对日本政府的诚实友情，特劝告日本政府，应放弃辽东半岛。

“独”“仏”两国的觉书内文如出一辙，也都是以彬彬有礼的外交辞令传达出接受者必须乖乖就范的实质内容。

日本君臣极度恼怒！对大获全胜的日本人来说，把已经撕咬到口里的大块肥肉吐出来，还给已经被打趴下了的大清国，该是何等的耻辱！

但是，这场战争已经打得国库空虚，气力用尽；况且，“露国”太平洋舰队近在咫尺——海参崴距北海道直线距离只有不到600公里；“独国”远东舰队所在的青岛也直冲着北九州岛——青岛到福冈的直线距离约1000公里；“仏国”军舰一直在大清的扬子江口以南游弋——上海到鹿儿岛的直线距离约800公里。所以，尽管军界有人主张不惜与三国再战一场以保全帝国之尊严，但最终天皇睦仁采纳了伊藤的建言，诏令全面接受三国之“忠告”。至此，战胜国日本在国际社会上已经颜面全无。

万不料，在大清赎回辽东半岛的金数额目上，日本人又一次被可恶的“露国”狠狠羞辱了一番——日本提出的5000万两白银的赎金数额已经得到了“独”“仏”两国的认同，但“露国”却坚决不允，限定日本只许向清政府讨要3000万两。日本人万般痛恨，却又不敢不从，最终，只得强忍悲愤，按“露人”的要求了事。

在战场上，日本赢了；在外交上，日本栽了。

赢了的日本很窝火。

日本朝野，从此和“露国”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当年8月，温和的伊藤博文被迫第二度辞去总理大臣一职，再度当他的枢密院议长去也。

当年11月8日，李鸿章与日本新任驻大清国公使、前外务省次长林董在北京签订了《辽南归还条约》，辽东半岛回到了大清手中，日本仍是远东汪洋中的区区岛国。也许，这是李鸿章签下的最为开心的一个中日条约。

唯一能让日本政府稍感宽慰的是，在林董的要求下，清廷下诏：今后，六部衙署等，均不得再以“岛夷”指称日本帝国。

被打趴下了的大清，终于承认对手是个正常国家了。

海参崴火车站。（2015年7月摄）

西伯利亚大铁路与“镇守东方”之城

因为一条中俄合建的东清铁路，大清的满洲一下子成了举世关注的地方。

东清铁路，即从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再从哈尔滨到旅大的T字型铁路，全长2400多公里，因地理位置使然，其东西走向的干线称为北满铁路，南北走向的支线称为南满铁路。

东清铁路的全称是大清国东省铁路。这个名儿，是李鸿章争来的。起先，俄国人已经为它起好了名字，叫满洲铁路。李鸿章峻色否决，说：铁路名称，须有大清国。俄方妥协。于是，世上就有了Eastern Chinese Railroad。

这也是清朝覆亡后，东清铁路改名中东铁路的缘由。

东清铁路只是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大清国境内的一段。

西伯利亚大铁路，是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决定、担任过国家铁路局局长和交通大臣的维特主持修建的交通大动脉。它起自莫斯科，横跨欧亚大陆，终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全长9288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

2015年7月25日上午，在远东名城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中国人不肯改口的海参崴，我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看到了那座四面都铸着“9288”金字的西伯利亚铁路纪念铁碑。

铁碑前的一块铜牌上，铸着几行俄文。请教过懂俄文的朋友，知是如下文字：

从莫斯科开始的伟大的西伯利亚铁路终止于此，9288公里。

这座不大的纪念碑，是这座军港之城的一个旅游景点。所以，不断有游人，主要是我国东北人，从天桥上走下来，无拘无束地喧哗着，来到这座碑前，争着留影。而且，这波走了那波来，以至我想拍一张画面清净些的照片的机会也没有。火车站是开放式的，没有栏杆或围墙，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走进站台。

大概每一个游走在海参崴的中国人，都会心生感慨：100多年以前，这里是咱的。

海参崴港内，威慑东亚的太平洋舰队即停泊于此。（2015年7月摄）

西伯利亚大铁路东端的海参崴站，有着百余年的建筑。（2015年7月摄）

是的，1860年11月，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原在大清国版图上的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成了俄国的领土。沙俄政府很快就把新得到的领土上的满语和汉语地名改成了俄语地名，如把有许多山东移民的海港城镇海参崴改成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并将其设为滨海边疆区的首府。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意思为“镇守东方”。此外，俄政府把库页岛改成了萨哈林岛，黑龙江入海口的庙街改成了尼古拉耶夫斯克，两城相连的双城子改成了乌苏里斯克，等等。

150多年过去了，镇守东方之城的火车站依然如一个多世纪以前一样，还是帝俄时代的建筑，还在源源不断地向俄罗斯腹地运送着各种物资和乘客。我在站台上的时候，正好一辆客运列车缓缓启动，向西启程。本次列车全是卧铺车厢，但乘客却不多。这条铁路的尽头，即万里之外的莫斯科。从这一头到那一头，相差了8个时区，实在是太遥远了！在民航飞机遍布全球的时代，乘坐列车出行已经不是最便捷的选择。但这条横亘欧亚的交通干线，依然在忠实地履行着决策者和管理者最初赋予它的使命——把在欧洲部分的俄罗斯政治与经济中心，与西伯利亚乃至辽阔的远东疆域连接起来，扩大俄罗斯在亚洲的利益，巩固在远东的军事存在。

一条一个多世纪前建好的铁路，让俄罗斯受惠至今，其创建者，实在值得俄人感念。

不过，无论站内还是站外，都只有这一座不大的纪念碑，而并无一代君臣的雕像。

站台上还安置着一辆老式机车，即俗称的火车头，也被纪念着。它被置放在基座上，用隔离带拦着，禁止游人接触。地面的铭牌上，有俄文说明文字，见上面有镰刀斧头的苏联标志和“1941—1945”的字样。不用问，我也知道，这是二战——苏联人称“卫国战争”——的一件庞大的纪念物。

正好又来了一波中国游客。听漂亮的俄罗斯导游姑娘用流利的汉语向游客们介绍说：这辆机车是美国人送给苏联的礼物，卫国战争中，它顶着法西斯德国飞机的轰炸，运送了大量的军队和物资。所以，为了纪念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英勇的工人们，战争结束后，这个机车就被纪念起来。

趁游人抢着留影之际，我上前问女导游：“这个站上，有没有过亚历山大三世或尼古拉二世的雕像？”

她惊讶地盯着我，反问道：“你说的是沙皇吗？这里为什么要有他们的雕像？我们这里只有列宁。”她把手指向站外。

列宁雕像在火车站的对面。在车流不息的马路另一边，个头不高的列宁同志，光秃的头偏向一侧，左手抓着帽子，右手指向前方，也就是日本海的方向。有几只灰鸽飞来，落在其锃亮的头顶上，安闲地梳理着羽毛。我拍照的一刹那，鸽子们飞走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大地上的许多城市都拆除了列宁的雕像，2008年暮春，我曾在伏尔加流域的几座城市亲见过被毁残了的列宁雕像。但海参崴的这座列宁像依然如故，既没被拉倒也没遭凿损。

其实，列宁从来没到过如此遥远的地方。沙俄政府决定修筑这条世界上最长的大铁路的时候，列宁还叫着本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是喀山大学法律系的一名大一学生。等这条铁路全线通车时，他已经30岁出头，成了刑满释放的著名叛国者，躲在德瑞边境，不断地以笔名“列宁”发声，反对本国的专制政府所做的一切，包括修建这条被称作“俄罗斯脊骨”的大铁路。他写过：修这条铁路，就是对东方国家的“经济征服”。但等列宁把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变成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后，苏联对这条大铁路的依赖，更甚于沙俄！脊骨总是脊骨，谁当政也不会视作盲肠。在苏联前期的列宁时代，向远东输送红军以镇压效忠于沙皇的“白匪军”，征调铁路沿线地区的粮食、木材和各种矿藏养活新生的革命政权，向西伯利亚乃至更遥远的边疆地区遣送政治犯，后来把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押到乌拉尔山地区并在那儿全部就地处决，用的都是这条铁路。到了斯大林时代，尤其是二战时期，众所周知，这条大铁路更成了维系苏联生存的生命线。向西调运兵力与军械抵抗德国军队的入侵，出境击溃日本关东军，并一举确立了其战后的大国地位，靠的也正是这条大铁路。一面恬然承受着前朝的衣钵，一面痛骂前朝。

我所知道的是，历史上，到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最有地位的人，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不过，1891年5月他来主持大铁路开工仪式时，还只是皇储尼古拉。正因知道此事，我才幻想这里应该有过决策者亚历山大三世或奠基者尼古拉二世的雕像。

至于一手打造这条铁路的头号功臣维特，我知道，俄国人是不会为他立像纪念的。因为早在沙俄末时，此人即已被迫离开了政治舞台，因为尼古拉二世不喜欢他比自己更明白。苏联时代，当局更不可能让人们记住一个一向反对暴力革命的沙俄总理。所以，这座因维特而兴盛起来的城市里，没有他的任何痕迹。

离开火车站以后，我在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附近的山坡上，意外看到了一座好看的路亭。走近时，我才联想在网上看到的照片，哦，这应该就是那座为纪念尼古拉而复建的小型的凯旋门。

西伯利亚大铁路开通之际，为了纪念尼古拉二世当年来奠基，该市在他登陆的海滨码头处建了这座凯旋门。不过，此门后来在苏联时代被扒掉了。现在我所看到的，显然是苏联解体以后，末代沙皇被叶利钦主持的俄罗斯政府恢复了名誉，当地政府复建的建筑。

凯旋门附近有一座不大的教堂，即该市最早的东正教教堂——乌斯宾斯基教堂。时值下午，不断有围着头巾的俄国女人匆匆而入，又悄然而去。教堂外的小广场上有块儿展板，上有介绍该教堂的图文，有四位历史人物的头像印在上面，我能认出来其中的三位，按其排列位置，分别是尼古拉二世、俄国作家契诃夫，和死于旅顺口的沙俄海军名将马卡洛夫。原来，这几位我所知道的人物都曾在这座教堂里祈祷过。阿门！

无法拒签的东清铁路

那么，西伯利亚大铁路怎么修进大清国来了呢？或者说，中国东北怎么出现了一条东清铁路呢？

这要从李鸿章访俄说起。

《马关条约》的签订，让李鸿章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迫于朝野汹汹而至的责难声浪，慈禧太后无奈地免去了李鸿章担任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将其调入京城，闲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总署，成了可有可无的总理大臣之一。当时就有人谑称李氏成了“伴食之丞相”。谁都以为，该老臣当年七十又四（虚龄），行将就木，从此将淡出政坛。

不料，当年腊月二十七（1896年2月10日），一道谕旨让这位衰年老臣再度回到了世人的视野里。

此谕旨极简捷：

明年四月俄君加冕之期，着派李鸿章前往致贺。钦此。

原来，尼古拉二世继位以后，一直未举行加冕式。俄国乃世界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皇室还与欧洲多国王室有亲缘关系，所以，新沙皇加冕，欧洲各国循例要派亲王或政府首脑前往祝贺。甲午中日战争结束不久，北京就接到了驻俄、德、比、荷四国钦差全权大臣（即公使，下同）许景澄发回的电报，称俄政府力邀吾邦派要人参加加冕式。

大国兼友邦之盛事，大清国自然不能缺席。因为俄国带头让日本“还辽”，而且还迫使日本减少了还辽赎金2000万两白银，所以，俄国是大清的“恩公”。中枢诸大佬遂荐与尼古拉二世相识的广西布政使王之春为致贺专使。“两宫”也觉得王氏乃不二人选，遂降旨任命之。

派王之春为祝贺专使，确实很合适。论出身，他乃名门之后，其从祖父即湘省大学者王夫之。他自幼饱读诗书，见地超群。论履历，他也是平定太平天国时涌现出来的一代才俊，弱冠之岁即弃笔从戎，成为湘军将领彭玉麟的幕僚。太平军覆灭后，他已官至江防统领。论外交经验，他虽非李鸿章的北洋幕僚，却也是阅历十分了得的洋务干将——早在光绪五年（1879），他还在江防统领任上时，就被刚升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派赴日本，探查日本吞并我藩属琉球王国后的情况。光绪十年（1884），他在署广东雷琼道时，遇上法国侵犯我另一藩属越南，他沉着防范国境，据理勘定中越边界，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光绪十七年（1891）春，他甫任署广东布政使时，因广东巡抚刘瑞芬抱病告假，回江宁府（南京）调养去也，由他陪着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胞兄）接待了前来访问的俄皇太子尼古拉，宾主相谈甚欢！贵宾在穗待了三天，才继续前往上海和汉口访问，并最终去了日本和海参崴。正因有这一层关系，5年后，俄皇亚历山大三世驾崩而尼古拉二世继位时，清廷就派他为钦差全权大臣去圣彼得堡吊唁老沙皇，并祝贺新沙皇。王氏访俄期间，正逢大清国在甲午战争中失利，王氏奉旨拜访尼古拉二世，请其出面干预日本对我领土的劫掠。过后，他还奉旨去游说德、法两国。“三国干涉还辽”，出面的是俄、德、法三国政府，主谋者却是赴日本谈判之前的李鸿章，而在三国首都之间奔波的人，就是这位王之春王大人。

不料，这一次，俄人竟然拒绝接受王之春，称其官职与各国专使相比，“位望太轻”。他们直言不讳地要求，大清应派一位王公或大学士前往圣彼得堡。上一年，日本政府对大清议和全权大臣的要求，也是如此无理。此番，日本政府将派出的祝贺专使是头号军方领导人山县有朋大将。

如此一来，慈禧太后也就明白了，俄国人能接受的大清祝贺专使，只能是被西方人译作宰相的、位居大学士头把交椅的李鸿章了。于是，她不顾李鸿章的恳辞，坚持派他出使俄国，并接着向德、法两国一一鸣谢“还辽”之恩，顺途再造访英、美两大国。为让李鸿章不再固辞，她还恩准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述以三品衔“随侍前往，以示优眷”。

深宫里的那位老妇人还真不糊涂。借为俄皇祝贺之际，派最有资望与外交经验的李鸿章周游泰西列国，正是让大清走出被日本人打败的阴影，争取列强同情的一大良机，机不可失！

于是，在经过长达40多天的航程之后，1896年4月27日，李鸿章一行被俄国人隆重地送上了岸，又被送进了圣彼得堡。他国的专使均自行负担各自的费用，而大清国代表团的一切花销均由东道主承担，俄政府对李鸿章来访的重视程度可窥一斑。

5月3日，在圣彼得堡，李鸿章在与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会谈之后，便同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晤。后来俄国旅大租借地和大铁路的建设与经营，都归这位颇有名声的财政大臣管辖。

寒暄过后，维特立刻说出这样一番话：本国既然已经声明维护大清领土之完整，而今后必然坚守这一原则。为了于必要时以武力帮助大清不被日本人侵害，所以，应该将铁路经满洲北部修到海参崴。维特提醒李鸿章说：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因俄军都在西部，为了帮助大清阻止日本人的进攻，当时虽曾应大清之约向满洲调遣军队，但因为没有铁路，所以进军缓慢，等俄军进入吉林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

最后，维特告诉他的对话伙伴：“如计划中之铁路实现后，俄属及经过华境之土地，其生产力均将大增。”

李鸿章当然听懂了维特的劝诫。不过，他回绝了对手的请求，理由是：“东省铁路，若由贵国办理，恐各国效尤，于华权利有碍。”

彼时，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在建5年，主持大铁路修建的两代财政大臣维特正为其资金和走向而发愁。

预计总投资3.5亿卢布的大铁路，建设工期为12年，但只建了5年，耗资已高达5亿卢布。因亚历山大三世拒绝了美国与法国资本家的参股，所以，困于资金不足，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向西方修建的铁路，只修到了乌苏里斯克（双城子）。从莫斯科向东方修筑的铁路，还算顺利，已经延伸到了贝加尔湖。按规划，铁路自贝加尔湖经阿穆尔河（黑龙江）北岸与乌苏里斯克相接。但是，那一片土地，河道纵横，地貌极差，投资要大大增加！

某天，足智多谋的维特盯着远东地图，豁然开朗——如大铁路改道从满洲里进入大清境内，经满洲北部由绥芬河出境直通符拉迪沃斯托克，则至少可节省1500公里的路程。如此一来，不光经费将大大节省，工期也将大大提前！更重要的是，把铁路修进大清境内，俄国在远东的贸易量将获得极大的增长！

于是，维特奏请尼古拉二世：务必敦请李鸿章前来祝贺加冕，以期借机谈妥借地修路一事！

一直担任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尼古拉二世，早就想尽快完成父辈的梦想，当然欣然同意了这一事半功倍的设想。只是，维特想的是经济上的利益，俄皇想得更多的是军事上的意义。

俄国借地满洲修路的请求，早在李鸿章动身来俄之前，就被清廷所拒绝。大清君臣宁愿借助第三国之力自建铁路，也不愿把自己和北方强邻绑得更紧。对于与我有太多领土接壤的强悍邻邦，大清君臣的选择是——感恩归感恩，警惕归警惕。

清廷在输掉了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就很知道了保全满洲的迫切性。要稳固，先修路，这已经是朝野的共识。为在东三省修建铁路，清廷聘来了英国工程师进入满洲勘察。在京城里无所事事的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之一的李鸿章，被委以“督办关东铁路”一职，即东三省铁路规划与建设的总负责人。

但清政府欲请英国人在满洲自建铁路的传闻惊扰了俄国政府。为防止他人染指，俄政府竟在清政府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擅自派出铁路勘测人员进入满洲！好在，老毛子模样奇异似罗刹，很快就被地方官衙发觉并上报了朝廷。北京一声令下，吉林将军便派人将这些不速之客悉数礼送出境矣！

俄政府颇为愤然，指责清政府不念“还辽”之恩，并正式提出拟在大清境内合办铁路之议。

很快，俄人就得到了回复。驻任全权大臣许景澄奉命回复俄外交部：

东省铁路，本国自办，可与俄铁路在两国交界处对接。

东省，即东三省。

不幸的是，因为与日本的一场战争，国库已经亏空，偿还日本的2.3亿两白银，全靠从法国的6家银行和俄国的4家银行贷款来偿还的，大清国哪还有能力在满洲大地上自建一条长达5000华里的大铁路？

所以，在恭亲王奕领衔上奏给两宫的折子上，就出现了如下文字：

计唯有中国自造铁路，在边界处所与彼路相接，庶通商之权利，尚可稍分；而辽海（指辽河以东沿海地区，即辽东半岛）之形胜，不致坐失。唯其中有二难焉！一则腹地未造，岂能远及边疆？一则岁息（即贷款年息）难偿，何容更借巨款？

所以，左右为难的大清国及其全权谈判代表李鸿章，无力拒绝俄人的要求，只能继续举着“以夷制夷”的大旗吓唬一下维特。

维特岂是纸老虎？作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基于对大清国现状的观察和认识，他直言不讳地回答李鸿章：“贵国虽欲自建铁路，但素习颟顸，恐十年不成。”

也许，在李鸿章听来，维特此话，实属逆耳忠言，不然，他就不会当晚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提及这句话。

5月4日，尼古拉二世这个看似颇有教养，并精通英、法、德文的青年君主，在其行宫皇村的叶卡捷琳娜宫，接见了大清国的贵宾。

皇村距圣彼得堡20多公里，是俄罗斯帝国首位皇帝彼得一世为妻子叶卡捷琳娜建造的行宫，也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自幼成长并最喜欢待的地方。

在叶卡捷琳娜宫中，尼古拉二世接收了李鸿章递上的以光绪皇帝名义致送的国书和贵重礼品以后，突然以欣赏礼品为由，屏退本国大臣、翻译和仆从，让李鸿章的儿子（实为嗣子）李经迈担任英文翻译，将李氏父子单独引入了内宫。

李鸿章当晚在给国内的电报里，详尽汇报了俄皇的原话：

我国（指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侵人尺寸土地。俄中两国交情最密，在东北修建铁路，实在是为将来调兵迅速。中国有事，也便于帮助，并非只对俄国有利。中国自办铁路，恐能力不足。

年轻的沙皇亲口把前去向他祝贺加冕的大清国老人忽悠了，尽管这位老人是一位极富政治智慧与非凡经历的大清的宰相。

正因沙皇的亲口承诺，李鸿章才建议朝廷接受俄人的请求。得到北京的训令后，几经谈判，6月3日，在莫斯科，李鸿章与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和财政大臣维特秘密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亦即外界所传的《中俄密约》。该约的主要内容是，两国领土如遇日本侵占，则水陆各军要互相援助；为达此目的，清政府同意在黑龙江和吉林境内接造铁路。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针对两国共同敌人日本帝国而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

中俄结为隐秘的战略同盟国了。

李鸿章再度被接到皇村，向尼古拉二世辞谢后，继续他的大国之旅去了。

值得探究的沙俄皇村

李鸿章离开俄皇行宫113年之后，即2009年7月，我和朋友们也进入了被旅行社叫成“普希金村”的这所沙俄时代的奢华行宫。这里从前叫皇村。之所以人们要扯上最受俄罗斯人爱戴的大诗人的名字，是因为普希金童年时曾在皇村里读书，而他因在外交部工作时与“十二月党人”有亲密接触而被变相流放到南方，直到6年后才被新继位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召回首都，又在这里住了一些时候。现在，这里有一座普希金纪念馆，就是当年的皇家小学。

在俄罗斯各地，我见识过，也感慨过，杰出的文学家比历代沙皇更受尊崇。

果然是普希金村！入口处，即有大诗人的雕像，而且是坐着的一副颓丧模样的普希金，这尊青铜铸就的俄罗斯大诗人，是尼古拉二世登基后下令立起的！在自家的禁宫里，立一个反对自家专制体制的人的雕像，这难免让我这个中国游人瞎感慨一通！

圣彼得堡的十二月党人广场，也叫枢密院广场，今可见彼得大帝雕像“青铜骑士”。（2009年7月摄）

夏宫，圣彼得堡郊区的历代沙皇行宫，也曾是李鸿章跟尼古拉二世的会谈地。二月革命后，沙皇与家人被幽禁在此。（2009年7月摄）

夏宫入口的普希金雕像。他自幼读书在皇村，因反对沙皇专制而流放，尼古拉一世后来一度召他回来皇村。（2009年7月摄）

宽容的尼古拉二世在自家的夏宫里为普希金造像，就是对曾祖父尼古拉一世的不敬，因为尼古拉一世正是扼杀了“十二月党人”起义的那位君主。众所周知，由贵族军官们发动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的目的，是要推翻专制国体，建立宪政国家。但让人感慨的是，尼古拉一世一开始时并未下令镇压起义军，而是派出代表与其领导人谈判，力求起义军自动撤走。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他才下令炮击了枢密院广场上的起义军。而且，虽说事后有多达500多参与政变的军官受到审判，但只有5名为首者被处以绞刑，其余121人全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而更多的参与者则被免予处分。

正是在镇压了这次贵族阶层发动的起义之后，尼古拉一世把一直与“十二月党人”走得很近的普希金召回圣彼得堡，甚至赐以宫廷侍卫的名义，让他与夫人住进皇村，时常召见并长谈。或许，沙皇期待诗人在自幼读书的环境中觉悟。不意，适得其反，就是在大受优渥的日子里，普希金写下了著名的赞颂反叛者的名诗《致西伯利亚的囚徒》。而且，普希金不光委托前往西伯利亚陪同丈夫流放的穆拉维约娃女士将这首诗带去，以表明自己对“叛国者”朋友的无限同情，而且还把这首诗请人带到英国伦敦，发表在西方国家的报纸上。上一节笔者写过，穆拉维约娃即第一个埋葬在赤塔木教堂外的可敬的贵夫人。

对“世受皇恩”的普希金的“不思悔改”的任性，尼古拉一世居然忍了。在普希金决斗而死以后，尼古拉一世不仅代大诗人还清了欠债，而且还重重地抚恤了其遗孀。

不过，李鸿章到访皇村的时候，普希金像还没立在这里。在喷泉飞溅的庭院里，他看到的全然没见过的祼着身子的“西夷”男女的“不雅”雕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中，他看到的是皇村的第一任女主人叶卡捷琳娜的半身雕像，最终，他看到的是年少俊朗且温文尔雅的俄国大皇帝的尊容。

李鸿章在第一次直面感受西方文明时，也被披着文明外衣的俄皇蒙骗了。

在叶卡捷琳娜宫，尼古拉二世接见了李鸿章。宾主相会的第一现场，是被中国人译作“金銮殿”的到处都是金色雕饰的接见大厅。而后尼古拉二世把李鸿章父子单独引入内宫密谈，那里才是导致了日俄战争爆发的火药匣子。可究竟是哪一座殿堂呢？是接见大厅旁边的绿柱厅，还是另一侧的红柱厅？抑或，是那座全用琥珀装饰起来的琥珀厅？反正就在其中的某一座宫中，心怀鬼胎的尼古拉二世说动了李鸿章，于是，就有了令日本人大感愤然并最终不惜发动战争的中国东北大地上的铁路。

哦，忘了交代了。李鸿章、李经迈父子应该是被皇家专列从圣彼得堡接到皇村的。因为早在尼古拉一世时代，即末代沙皇的曾祖父当国的年代，俄国人就修建了史上第一条铁路，即从圣彼得堡到皇村的专线铁路。那是1837年，中国还是道光年代，最快捷的交通工具依然是马车，那会儿，李鸿章也才是个14岁的读书郎，全中国谁也不知道“西夷”发明的火车是什么玩意儿呢！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是唐山到胥各庄的唐胥窄轨铁路，是李鸿章出使西方各国的前5年，由他支持修建的，全长只有不到10公里。

有关圣彼得堡皇村的故事，后面还要再说。总之，对中国近代史有兴趣的游客，去皇村旅游的时候，不妨感悟一番东西方文明的差别，并顺便想象一下，一位老迈的中国老人的背影。别忘了，我东三省大地上的铁路线，百余年来，一直在高效率地运行着，并且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这条铁路注定将越来越繁忙。

“受贿”的李鸿章

李鸿章一行坐着火车去了欧洲。他不知道的是，在欧洲，已经有谣传在等着他。

我还记得当时欧洲谣传，说李鸿章受了俄国政府的贿赂。我必须说明：这个谣言是毫无根据的。

这是《维特伯爵回忆录》里的一段话。其实，何止“欧洲谣传”？就在圣彼得堡，没参与过密约签订的宫廷大臣们也都在“谣传”——

维特的同僚、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上将也一直这样相信。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写道：

谢尔盖·维特收买了卑鄙的李鸿章。

被维特免职的财政部前副司长沃尔夫男爵更是有鼻子有眼地说：

李鸿章带着这个签了字的条约和袋子里的两百万卢布返回了北京。在东方，良心是有它的价钱的。

谣传到了大清，更是大行其道——李鸿章还没回国的时候，其政敌和激进的知识分子就从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获悉并相信了他“收受巨贿”一说，一时谤满天下。不过，后来有人证明，该报披露的那个《中俄密约》，是有人伪造的。

晚年的维特，承认下令给李鸿章送过礼，但那是在《中俄密约》签订了两年后的1898年春天，为了敦促李鸿章同意俄国租赁旅顺口，他下令财政部驻北京代表向李氏行贿了“价值50万卢布的贵重礼物”。至于是什么礼物？他没写。他只是说，出于对大清的好意，他才这样做的，因为沙皇已经决定，如大清国人不同意租借旅大，那么，俄军将强占该港！

李鸿章与外国签订的所有条约，都不是他的个人行为。遑论在一个规矩极严的专制国度，即便在现代的发达国家，外交使节的权力能有多大？即便尊贵如宰相的文华殿大学士，亦不过是被最高统治者遥控的签字机器而已。无论是与日本人签订《马关条约》，还是与俄国人签订《中俄密约》，李鸿章都是将对方所拟条款用电报逐条发回国内，经中枢诸臣讨论并报“两宫”批准后，才奉旨而签的，他哪有擅自签名画押的权力？况且，他与大清国统治集团都认定，他是被排除在“当轴诸公”之外的人。

李鸿章离开德国以后，驻德、俄、比、荷大臣许景澄在德京柏林与俄财政部副大臣罗曼诺夫展开了具体而又艰苦的谈判，并于当年9月8日奉旨与俄国签订《东清铁路合同》。

百余年后，展读此约细则，我才知道，此铁路并非俄国政府独资建造，而是由中俄两国议定专为此事成立的华俄道胜银行全盘操作，而且，清政府也是该银行的股东之一，“以平库银五百万入股……盈亏均照股摊认”。其次，清政府拥有最终的管理权：公司的名称是按大清国方面的提议确定的，公司的官印（公章）是由清政府制作与掌握的，公司总办由清政府派出的。俄方在该公司的最高负责人为总监工。

让我意外的是，按协议之规定，铁路经过地区的大清国人民的利益，是得到了起码的保障的。且看——

所有庐墓村庄城市，皆须设法绕越；……建造铁路需用材料、雇觅工人及水陆转运之舟车夫马并需用粮草等事，各按市价，由该公司自行筹款给发；[开采建材所需之地]若系民地，按照时价，或一次缴清，或按年向地方纳租，由该公司自行筹款付给。

最后一点，我还第一次知道，这条铁路，是有建设周期和中国政府收回期限的：

自此合同奉旨批准之日起，以十二个月为限，该公司应将铁路开工……以六年为限，所有铁路应全行告竣。

开车之日起，以八十年为限……八十年限满之日，所有铁路及铁路一切产业，全归中国政府，毋庸给价；又从开车之日起，三十六年后，中国政府有权可给价收回。

根据该合同，1897年3月，东清铁路公司在俄京圣彼得堡成立，分公司设在北京。之后，许景澄奉旨调回国内，出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兼工部左侍郎，再兼东清铁路督办，即这条铁路的第一把手。

东清铁路的引入，让李鸿章、许景澄乃至前几年与俄皇相识的王之春等与俄“有染”的大臣都成了有实证的“卖国贼”，那个已经升任广西巡抚的王之春最是倒霉，后来竟差一点被一心“拒俄”的革命党人暗杀身亡！此为后话了。

其实，中堂岂是糊涂人？李鸿章力谏大清“联俄”，只是为了“拒日”，即防备日本人卷土重来，而绝非相信俄国人会真心帮助大清富强。

在给其老幕僚、时任驻美公使伍廷芳的信中，李鸿章直言不讳地表明了他对俄人的认知：

彼既不肯为我祸，亦岂肯为我福？……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恃人终难久也！

果然，东清铁路尚未动工，俄国人即强租了旅大。不得已，清廷只好批准东清铁路公司再建一条从宽城子（长春）通向旅顺口的支路，即南满铁路。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1898年8月28日），许景澄赶到尚很荒凉的哈尔滨，与俄财政部代表一起为东清铁路奠了基。

“拳乱”加深了大清的灾难

沙俄在远东的黄海终于得到了一处出海口和不冻港，他们的太平洋舰队再也不必为海参崴每年长达四个月的冰冻期而发愁了。

光绪二十五年（1899）岁末，也就是阿列克谢耶夫到旅顺口出任关东州长官的时候，大清自己乱了！此乱因发生于中国传统纪年的庚子年，即西历1900年，故时称“庚子国难”，史称“庚子之乱”。

这场男曰“义和拳”、女曰“红灯照”的民间迷信组织活动，起自上一年的山东省平原县。简而言之，拳民们相信，只要穿上红衣，念一通符咒，喝一口浸了烧成灰烬的符咒的水，就能神灵附体，肉身刀枪不入，而且见谁灭谁。平原县的拳民从与当地教会的冲突发展到公开与本县官府对抗，“藉仇教为名，聚众煽惑，屡致巨案”（1899年11月21日清廷诏书语）。当年12月份，在外国公使的一再压迫下，清廷将纵容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毓贤调任山西巡抚，而以时年40岁的武卫右军统领兼工部侍郎衔袁世凯署山东巡抚，即代理山东省长。

袁代省长到任后，张贴的第一份布告，即《禁止义和拳匪告示》。在袁氏的无情弹压下，鲁西的拳民们仓皇逃出山东，流窜入直隶。

本来，这场骚乱成不了气候，但自发的群众运动很快被高层的政治势力利用了。正欲撤换光绪帝的慈禧太后听信了一班守旧的大臣的谏言，竟要借拳民教训一下洋人！情况变得复杂起来！

因上一年的“戊戌变法”，老妇人得密报：光绪帝身边的维新党人竟欲动员军队劫持自己！老妇人当场翻脸，立时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叫停变法，幽禁载湉，并下令捕杀了6位参与变法的朝廷官员（史称“戊戌六君子”），自己重新开始“听政”。此即流血的“戊戌政变”。

政变后的慈禧太后，决定废掉忘恩负义的载湉，另从其下一辈即溥字辈中选一新君。

作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之一的李鸿章，奉旨向各国公使通报了情况。至于这位老到的“大汉奸”只是简单地向公使们通报了本国最高领导人的决定呢，还是暗示了自己的担忧，这已经无从考证。过了些日子，李鸿章就被外放至岭南，成了远离京师的两广总督。此为后话。

闻慈禧太后将废黜光绪帝，各国公使奉本国之命，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在西方人眼中，领导了“戊戌变法”的大清皇帝是一个带领大清国走向文明国家的开明的君主，而老太婆则是冥顽不化的守旧派的总代表。

洋人的棒喝，中止了慈禧太后的废立之愿。为此，老妇人对干预我大清内政的西方势力更加仇恨。已经被确定为未来的皇帝的“大阿哥”（即皇储）溥儁之父载漪等一班保守派大臣，唯恐国体变法危及自家利益，遂忽悠太后，伺机报复洋人以雪“国耻”。“拳乱”闹进京城之前，守旧大臣即以“义民可恃，其术甚神”为辞上奏慈禧太后利用拳民排外。不过，更多的京官与外臣则奉劝太后及早弹压“拳乱”以弭后患。

且看义和团到处张贴的这张布告：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

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

兵法艺，都学会，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这是义和团的一纸纲领性的传单。看清了吧？毁坏外国人在我大清建设的铁路，已经是拳民们奋斗的目标之一。

由于慈禧太后的犹豫和保守派王大臣的怂恿，由破产农民组成的直隶各地义和团于农历五月中旬堂堂正正进了京城。在满大街一片“杀洋鬼子”的狂躁的呼喊声中，一场暴烈的排外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北京迅速展开。拳民到处设坛习拳，并四处焚烧教堂和卖洋货的商家。

朝廷的不作为，让义和团很快闹到了满洲。

民国二十三年（1934）版的《奉天通志》上，有如下记载：

二十六年，拳匪作乱，副都统晋昌率众附和，增祺不能阻，遂启战衅。

瞧瞧，一个叫晋昌的奉天第二号人物，竟然拒绝听从顶头上司盛京将军增祺大人的命令，擅自率领拳民去“灭洋”去了！

这可真是咄咄怪事！驻防副都统，是正二品的高官，怎么竟敢在规矩极严的官场上，公然违背上司，擅自助纣为虐？

不过，了解了此人的姓氏与身世，人们就恍然大悟了——人家姓爱新觉罗，籍隶满洲正黄旗，乃正宗皇族！而且，他不仅身世正统，更是慈禧太后的亲戚！他的大福晋是咸丰帝的妹妹，同治帝的姑姑。换言之，慈禧太后是他夫人的嫂嫂，他的舅妻！有如此过硬的关系，他才会有如此胡来的本钱。面对这样一个牛气熏天且又糊涂透顶的部将，增祺何敢对他拍桌子瞪眼？没准人家是揣摩准了老太后的意图后才如此行事的呢！

呜呼！有了晋昌这类“爱国干部”的“挺身而出”，东北地区的“拳乱”才后来居上，惹了大祸。

在官军的支持下，奉天的拳民身穿红黄衣裤，念着“刀枪不入”的符咒，迅速开始了“灭洋”的暴烈行动。

东北“拳乱”越闹越凶的时候，京津那边，英、美、德、法、俄、意、奥、日八国联军已经组成并攻陷了天津城，联军中，最大的一支外国军队是1700人的俄军，是沙皇下令从旅顺口借道山海关就近赶来的。大清军队虽数倍于八国联军，但照旧不堪洋人的进攻，很快就溃不成军，四处逃窜。更多的拳民们举了红灯、喝过符咒，念完“刀枪不入”的癔语后，跟着上阵，却成片成片地倒毙于洋枪洋炮前。因失守有责，更因愤然于朝廷的胡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服毒自杀。

6月16日至19日，一连开了4次御前会议之后，昏了头的慈禧太后，竟全然丧失了理智，真的相信载漪他们所说的“义民”们确有所谓的“法力”，居然下令向11个国家同时宣战！

荒唐至极的宣战诏书颁下以后，局势急转直下。官军开始与被诏书褒为“义民”的义和团共同攻打外国使馆。6月20日，载漪掌管的“神虎营”的一名叫恩海的队长，竟当街把德国公使克林德枪杀于东单路口！之前，官军曾当街把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在天坛门外枪杀。

清政府军公然枪杀外国外交人员的暴行，一时震惊了西方世界！

尤为荒唐的是，为贯彻落实最高领导人的精神，北京步军统领开出了宰杀西方人的极为诱人的悬赏价目：

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

杀一妇夷者，赏银四十两；

杀一名洋童者，赏银二十两。

自此，当街处决一切“夷”人，成了可以拿到国家奖赏的正当且有收益的行为！

7月1日，广大拳民坚决响应朝廷的号召，在保定一举杀死了15个英美籍传教士！

呜呼！有如此胡来的政府，必有加倍胡来的暴民！

起初，关外的拳民只杀本国同胞，对于老毛子，他们一时还没敢痛下狠手。这是因为这些年来，因各地教案而严惩肇事者的事例太多！

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的《铁岭县志》上，有如许触目惊心的记载：

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拳匪肇乱，焚烧俄人在境之借筑铁路及耶稣、天主二教堂。……时奉天副都督晋昌仰承京师王大臣意旨，确信拳民为义兵，故各县莫敢与抗。……全境信仰旧教者总计男妇一千九百五十人，城居之外南乡为多；信仰新教者一千四百人，城居之外东乡为多。庚子拳民仇教，多遭惨杀。

但是，在晋昌的率领下，奉天的2000多名清军及时转变立场，从剿办拳匪的官军一举变成助拳灭洋的“正气之师”，如此一来，在满洲的洋人们即不再享受不死的豁免权了！

1990年9月版的《法库县志》上，【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条目仅有一事记载：

义和团在通江口船匠钱法师率领下，打着“替天行道，扶清灭洋”的旗帜，攻入法库门，烧毁了法国的天主教堂，杀死了传教司铎和许长老。

同期出版的《康平县志》上也有类似的记载。

东北是有5000多名俄国铁路员工及家眷的“洋夷大区”，“男夷”“妇夷”与“洋童”遍地都是，所以，俄人自然就成了拳民的逐杀目标。毋庸讳言，对极度亢奋的施虐者来说，“妇夷”与“洋童”比“男夷”更容易得手。

突如其来的“拳乱”让俄国铁路员工闻风丧胆！眼见得官军与拳民开始共同行动，拆毁了铁路与奉天铁路公司的建筑，东清铁路公司的奉天监工（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维尔霍夫斯基慌忙率员工及家眷逃火车逃至辽阳。不料，辽阳也闹起了义和团，一干俄人自投罗网。因有省领导晋昌的大力撑腰，7月2日，辽阳拳民们爽快地把维尔霍夫斯基的头颅砍下来，挂上城头示众。按中国人的说法，这叫枭首示众！

东清铁路公司自有一支护路队，计有6000名俄籍官兵。但这支只有轻武器的准军事武装，分布在东三省在建铁路的广袤工地上，根本对付不了拥有大炮的清军和无数个手举长矛大刀以及红灯笼的拳民！见局势越来越糜烂，东清铁路公司紧急招募俄籍志愿者参加护路军，护路军因此扩大了将近一倍，成了1.1万人。但大清正式宣战以后，这1.1万来人仍然无济于事。在骚乱初期，护路队尚能对少数来袭的拳民进行有效地弹压，但在清军重兵来攻时，他们便成了自身难保的泥菩萨，更难以保护本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与妇女儿童。

近年出版的《铁岭市志·军事志》上，记有当年义和团围攻驻地俄护路队的情况：

六月十一日（即7月7日）铁岭“红灯照”首领李寡妇领导1000余名义和团部分团民和群众，焚毁了位于铁岭城东关的天主教堂与耶稣教堂，中午又率义和团民出西关，直捣沙俄修筑的长大铁路，砍断电线，掀翻铁轨，堆起柴草，燃烧枕木、铁轨，阻俄护路军南下。俄军护路队开枪向义和团民射击，李寡妇等10多名群众遇难。……

六月十三日（即7月9日）在铁岭被围的俄军抛弃辎重北窜开原，义和团及爱国军民乘胜追击，击伤俄军2名。俄军继续北上，在开原以北受到开原、铁岭义和团阻击，龟缩至昌图双庙子。随后铁岭、开原、昌图的义和团与爱国军民联合将俄军包围，激战1天。十五日（即7月11日），该股俄军在骑兵增援下突围逃跑，被毙伤20多名。

你看，护路军实在难抵义和团与爱国军民的共同打击。

领衔东三省将军的盛京将军增祺见大事不好，急忙通知在哈尔滨的东清铁路总监工茹格维志，让其下令：全路俄人全部撤离大清国，丢落在各地的材料与财产由大清国官衙负责保全。

7月9日，盛京将军增祺给尚在广州的李鸿章发电报，禀报本省拳灾情况和安排俄人撤离的举措。增祺之所以要把电报发给远在岭南的李鸿章，是因为此时各地疆吏都知道李中堂已复任直隶总督并负与洋人全权议和之责。

增祺向李中堂报告：

奉天刻下义和团民数日忽有数千，教堂、铁路公司全被烧毁。所驻俄兵先遍搜拳民，杀害乡民，并见我弹压队伍互相攻击，势难猝解。昨电令该总监工（即茹格维志）即将俄兵撤回，或可免衅。未知伊肯听否。

“伊”（茹格维志）早就急得上蹿下跳，未得大清国官府通知时，即通令全线监工安排俄籍员工及家属在护路队的掩护下分段集中。好在有已经建好的几段铁路，开上火车，俄人逃得风驰电掣。杯弓蛇影的俄人临撤走时，还枪击了阻挠他们的大清人。

据俄国史料记载，“拳乱”时，在华俄籍员工与家属共5000余人，其中分两批有3000余人被护送回国，另有1000人留在大清国参加了护路志愿队。至于其余的那些人，是死是活，未见记载。

增祺还把允许俄人撤回国内的决定向吉林将军长顺和署黑龙江将军寿山作了通报。

此时，黑龙江对岸的俄国阿穆尔省总督戈罗戴科夫，也受命致电寿山，声称要假道瑷珲——

不得已时保路助剿，不与地方为难。

“保路助剿”，意即俄军将进入大清国境内弹压骚乱。

因北京大乱，各国驻华公使个个不知下落了，所以，俄边疆地方大员直接找对口的邻邦长官交涉，也算是特殊时期的合理交涉。

寿山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对方的要求，而且，还强硬地回复：如若进军我境，我必开炮相迎！

李鸿章阅罢盛京将军的来电，在给驻俄公使杨儒的电报中说，自己已“殊为焦急”，请杨大臣赶紧与俄财政大臣、外交大臣“密商”，力劝俄兵不入我境。

后来，增祺在给奕劻、李鸿章和荣禄的电报中，进一步承认了东三省的混乱局面，而且，已经“几无完善之区”了：

夏间拳教相仇，地方不堪其扰，及京、津、东三省相继沦陷，溃兵、土匪到处抢掠，几无完善之区！

不过，增祺将军给北京发这封电报时，慈禧太后已经裹挟光绪帝出北京城而仓皇西奔，同行者还有载漪父子与奕劻等近臣。临走时，厚颜无耻的清廷还不忘吹一下牛逼，颁诏称“两宫西狩”去也，即“两宫”像光荣的祖先康熙、乾隆爷他们一样，要到西边打猎去。

其实，“两宫”逃走的头一天，八国联军即进占了北京，只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各国军队网开一面，任大清最高统治者逃走而已。

至于增祺之所以要把电报同时打给奕劻、李鸿章和荣禄，是因为奕劻又被慈禧太后打发回京与各国公使保持接触，李鸿章则在九道诏令的催促下不得不启程北上，荣禄则是一直随驾于“两宫”的军机大臣，是老太后最信任的满族家臣，电报到了他那儿，就等于到了慈禧太后眼前。

到了这会儿，满洲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矣！

大清自己给入侵者提供了借口

对于大清北方突如其来的骚乱的性质，帝俄重臣维特看得很明白，他认为：

中国民众对于俄国不满的最暴烈的表现形式就是所谓的义和团事变。……中国民众袭击欧洲人，掠夺他们的财产，在一些情况下危害他们的生命。中国政府暗中援助这些暴动者。无论如何，中国当局既没有平定这场暴乱的愿望，也没有平定这场暴乱的办法，这是可以肯定的。

丧失了理智的大清国最高统治者和被虚妄的报国情怀所激励的北方破落农民，给了一直伺机扑过来的北极熊一个极好的张开血盆大口的机会！

事实上，也正因东北的拳民对在建铁路的毁坏和对俄人的滥杀，尤其是对俄妇女儿童虐杀的传闻登陆黑龙江彼岸后，才诱发了本来就嗜血成性的北极熊的疯狂报复。“海兰泡惨案”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都是那会儿发生的。

且听维特的继续讲述：

当事变的消息传到京城的那天，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到财政部办公室来见我。他喜形于色。我提醒他注意这次骚乱是我们夺取关东半岛的结果。他回答说：“就我来说，我很高兴。这将给我们一个占据满洲的借口。”我表示我不明白，一旦占了满洲，我的这位来客将要拿它作何用途。他告诉我说：“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

布哈拉汗国原为中亚的一个封建国家，即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的部分区域，1865年被俄国吞并。中国庚子年，距布哈拉汗亡国只有35年，所以，俄国军头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扩张国土的成功先例。

库罗巴特金之所以如此亢奋，是因为他已揣度了尼古拉二世的野心。在其日记里，这位陆军上将写道：

我们的皇帝的脑袋中有个宏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取满洲，把朝鲜并入俄国，还想把西藏并入本国。……

彼时，妄想利用义和团教训一下洋人的慈禧太后闻知俄国军酋的这番言论，岂不要把肠子悔青了？

一心要尽早实现“黄俄罗斯计划”的尼古拉二世，得到了与大清黑龙江相邻的阿穆尔省的告急奏报后，立马命令阿穆尔省密切关注大清局势。6月21日，惊闻大清居然向包括俄国在内的11国同时宣战时，沙皇的下巴大概都快笑下来了！两天后，即23日，他下令阿穆尔省进入紧急状态，并令阿穆尔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紧急招兵。

随后，主管东清铁路事务的维特立即约见杨儒，向大清公使披露了俄廷的欲出兵保路的内部信息。

杨儒闻警，哪敢怠慢？6月27日，他径直给领衔东三省将军的盛京将军增祺发来一纸电报，转告了维特的原话：

顷俄户部（即财政部）面告：中国现在满洲一带备兵，似有占据铁路之意，工程员役避至牛庄，人心惶惶。都中匪焰方炽，俄意在助剿，不欲开衅，若铁路有急，势不得不调兵护守，以保路、工。参崴（即海参崴）、旅顺现均屯有重兵，征调甚速，徜进据满洲，恐各国亦将进兵他省，后患无穷。特属弟转电尊处，力保路工员役，切勿动兵，免开边衅等语。

事关大局安危，务乞加意！希见复。

按常规，一个驻外公使，只能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联系，而断不可直接与各地长官通电报。可是，谁让大清国已经乱了套呢！非常时期，违规有理。

仅一日之后，杨儒又致电增祺，力陈保护东清铁路之紧要性：

现正与俄密筹排解，倘满洲开衅，必致决裂，万望保护铁路。大局安危，在此一着！

维特因无法与俄国驻华公使及大清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取得联系，就在杨儒致电增祺的同一天，他直接给尚在广州的李鸿章发去电报，期冀以私人情谊打动4年前的谈判伙伴，敦促其出面制止满洲的混乱局势。

李鸿章身边的人将该电文译出：

译维户部电：现因无从径与本国驻使及贵国政府接洽办事，不得不请贵大臣垂念旧交，径饬满洲东省铁路沿途各地方官，禁乱民毁坏铁路，伤害工役，并照常帮助一切。倘乱民或官兵毁坏铁路，伤害工役，俄国势必派兵保护人民及此数百万金工程。深信贵大臣必看重我两人交情，竭力设法保此浩工，免启中俄之隙。此路系照约之事，且系我两人商订者也。

维特也算是煞费苦心了。按说，维特在国策既定，仍与大清暗通款曲之举，若依大清国人的思维模式，肯定是会被当成“俄奸”而遭追究的，即使就此身败名裂乃至遭受极刑也并非不可能。所幸，他没活在大清国。

不过，维特根本不知道，远离京城的李鸿章并无权力制止东三省的骚乱，况且还是由驻军首长晋昌带头闹起的骚乱！他能做的，只是给三省将军不断发电报，再三说明利害关系而已。

7月5日，驻俄公使杨儒又经过李鸿章处给署黑龙江将军寿山发去电报，谆谆告知：

俄人财力国家根本，均视铁路为转移……万勿与俄肇衅，致生枝节。

此外，他还请寿山将此意“速转奉、吉两帅”。

同一日，寿山也刚好给远在圣彼得堡的杨儒发去一电，称已接收“李相”转达的“尊电”，他已与俄总监工茹格维志商定，俄人一律保护回国，但如果“俄兵一动，路、工万不可保”。所以“乞速向外部（俄外交部）力阻来兵”，他甚至承诺：“铁路有失，唯三省将军是问！”

不幸的是，俄阿穆尔省“总督”戈罗戴科夫并不理会寿山的拒绝，于7月12日至15日，派俄军乘船从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沿黑龙江东下，欲强行进入大清“保路助剿”。江防守军把寿山将军“开炮相迎”表态落实到了行动上，一通炮轰后，致俄军死伤数十人。此即火上浇油的“黑龙江事件”。

“黑龙江事件”成了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的直接诱因。

因《瑷珲条约》的历史遗留问题，大清在黑龙江对岸俄境内尚有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块飞地，数万大清人世代居住在那里，其中山东籍汉人占多数，其次是满人与达斡尔人。东北“拳乱”的血腥风声刮到江东以后，尤其有关俄国女人和儿童被残害的传闻开始流传以后，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大清人顿时即成了待宰的羔羊。

从“黑龙江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即7月16日，直到21日，黑河屯对岸的海兰泡和瑷珲城对面的江东六十四屯的大清人，不断被俄军警与志愿者强行集中起来，以“送回祖国”为由，押送到黑龙江畔，随后即被驱赶进了并无渡船的江中，凡不从者即遭枪杀和砍杀。几天下来，两地约有7000多名大清人命丧江中。

此外，俄中边境的其他几个城市也发生了规模不一的排华暴行。

此即震惊一时的“庚子俄难”。

惨案刚开始的第二天，即1900年7月17日，驻防瑷珲城的瑷珲副都督（当地军政最高长官）凤翔即派数百官兵渡江偷袭，与俄军边防部队发生交火，打死打伤俄军数十人。此次过境进袭，更激化了两国边境的局势！

第二天，驻俄公使杨儒就被俄外交部召去。

当天，这位心力交瘁的老臣就向北京外交部电奏了俄人的表态：

孰意江省不自平乱，反先开枪寻衅，越境来攻，我何能任彼炮轰，按兵不动？

对俄国来说，所需的借口已经由大清提供足了。所以，尼古拉二世宣布组建远东派遣军，由他本人亲任总司令，以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上将为参谋长。随后，库罗帕特金即指挥多达15万之众的俄军从7个入口杀进大清的东三省！

阿穆尔驻军一马当先，率先强渡黑龙江，击退了防守的清军，焚烧了瑷珲老城，稍后，又攻占了黑河屯。数日之后，戈罗戴科夫“总督”即宣布：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已经收为俄帝国所有。

呜呼！“拳乱”不光把难以计数的同胞的性命搭上了，还把原本属于大清的一大片飞地也搭上了！

如今的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的江边，有一座“瑷珲历史陈列馆”，据说是“文革”所建，本叫“爱辉反修纪念馆”。里面布展的主要内容，即这段惨案。一幅巨大的油画《海兰泡惨案》，再现了当年俄人的残暴和华人的悲苦。1956年，中苏两国的蜜月尚未度完，“瑷珲”一名改为了“爱辉”。消除的是所谓的生僻字，消除不掉的是人的记忆。不过，2015年5月，“爱辉”又改回了“瑷珲”，其中底蕴，耐人寻味。

瑷珲历史陈列馆外景。（2015年8月摄）

瑷珲，河的那一边就是俄罗斯。这里本是大清国黑龙江副都统衙门所在地，庚子国难期间，瑷珲、黑河及黑龙江右岸的各市镇均为俄军所侵。（2015年8月摄）

最近一次改名后没多久，我与一众好友沿黑龙江西岸自驾游到过那里。让我稍感意外的是，有些昏暗的展厅里，立着一尊清代武将的青铜雕像，趋前而视，方知是“民族英雄、爱国将领寿山”的雕像。

国人通常把死于对外作战的将领视作“民族英雄”与“爱国将领”。

可想而知，武器与素质均十分落后的东北八旗，和至死还相信念着符咒就会“刀枪不入”的拳民，哪里是剽悍的哥萨克骑兵和训练有素的俄国炮兵的对手？一方步步紧逼，一方节节败退，战线毫无悬念地按俄军事当局的设计向大清境内推进。

眼见败局已定，生灵涂炭，寿山曾致电吉林将军长顺，请其代向俄铁路总监工茹格维志请求，自己愿带全家去哈尔滨作人质，以换得俄军的罢兵。但已经进入大清的俄国人，根本不可能停下南下的步伐了。无奈，寿山只得奋力抵抗，并对身边人说过：“守军覆则死！”

闻朝廷已向俄皇认悔，并派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了，寿山曾致电朝廷，愿将“全眷拿交刑部治罪，以谢俄人”。当时，他已经安排护兵送妻子与儿子离开省城齐齐哈尔南下避难。

由于战乱，寿山最后的这一奏报却未能寄出，他即被俄军围困在了齐齐哈尔城里了。俄军似乎在等待命令，一时并未攻入城中。

8月27日，另一支俄军攻陷了东清铁路枢纽哈尔滨，苦苦待援的俄国铁路员工与家眷终于可以泪流满面地集体祷告上帝万能了。

8月28日，寿山派其幕僚程德全，也就是“辛亥革命”时宣布“反正”的那个江苏巡抚，受命出城与俄军接洽，寿山自己则把“黑龙江将军府”的官印交付副都统萨保，自己从容地爬进了早已准备好的棺材中。他先是吞金而不死，旋命亲随开枪将自己击毙于棺中。40岁的封疆大吏，正是年富力强的好时候，却也成了“拳乱”的牺牲品。

死了也好，一了百了。他不知道的是，他还在苦心支撑的时候，李中堂已经拟好了针对他和晋昌的奏章，请求朝廷对“东省违旨肇衅之将军寿山、副都统晋昌斥革治罪”。

农历八月十九日（9月12日），远在太原的流亡清廷发下了对“妄开边衅”的寿山和“附义和团”的晋昌的“开缺，听候查办”的谕旨，但彼时，寿山已经作古好几天了。

寿山还不知道的是，其家眷在南返的途中，进入匪患遍野的奉天境内以后，遭到了一路土匪的打劫！区区几个护兵，根本抵挡不住匪众的强蛮进攻，只得认怂，把自己的长枪长刀与寿大人的老婆孩子一并献给了对手。好在土匪们弄清楚“肉票”乃黑龙江将军的家眷之后，未敢造次，只留下了财而放走了人，寿山的女人才没成为寇首的性奴。

拥有15万重兵和340多门大炮的俄军，在东三省对清军和拳民进行了血腥镇压。而屠杀了难以计数的大清人之后，满洲的骚乱平息了下来。

无论是最初打着“扶清灭洋”旗号而起事的义和团首领，还是想利用义和团排外情结的慈禧太后以及那几个乱臣贼子，有谁能料到，咆哮汹涌了两个多月的民族主义狂潮，是被洋人以暴力强行阻挡下来的，而垒成堤坝的，竟是大清人的累累尸骨！

人们更没能料到的是，这场内乱，竟导致了俄国大军进占满洲，并再也不肯撤走！

当初，俄军以“护路保侨”为名出兵满洲，理由似乎成立，但兵力超出实际需要的许多倍，这不能不令大清国乃至各国深感担忧。

为安抚大清与各国，早在俄军攻陷哈尔滨的前两天，沙皇尼古拉二世就亲自出马，信誓旦旦地承诺：“俄罗斯帝国并无占领满洲之意，一旦秩序恢复，俄军立即撤离。”

事实证明，颇有教养的尼古拉二世，再度无耻地欺骗了大清和国际社会。

维特在其回忆录里，就直言不讳地抱怨沙皇：

恢复当地的秩序显然一小部兵力就足够了，而他却调去大批的军队。他甚至把驻欧洲的军队也调去了……我们的军队在满洲的行为就像在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一样，这样就种下了一场大祸的根苗。

南满铁路工程师希尔曼也曾直截了当地说：

从战事一开始，军方的欲望就不仅是惩罚义和团，而且是想吞并满洲。这是一件公开的秘密。

是的，武夫们已经控制不住内心的狂躁了。从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到关东州长官兼太平洋舰队司令阿列克谢耶夫，只想帮沙皇陛下尽快圆梦，把大清的满洲变成“黄俄罗斯州”！

丧权辱国的《增阿暂约》

谁能料到，大清的“庚子之乱”，竟为刚到满洲赴任的阿列克谢耶夫搭建了一个表现其军政才干的舞台！

早在“拳乱”闹进北京以后，他就奉令派旅顺驻军司令斯特塞尔率一部官兵火速登陆山海关，由陆路日夜兼程赶往天津，他本人则亲率俄舰参加了各国对大沽口炮台的围攻。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城时，军衔最高的他被各国军队首脑推举为代理总司令，直至军衔更高的德国参谋总长、陆军元帅瓦德西匆匆赶来担任联军总司令后，他才回到旅顺。“拳乱”波及奉天时，他立即挥师北上救援南满铁路沿线各站的本国员工与家属。这些人被接回旅顺后，又被他安排军舰送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沙皇宣布派俄军强行进入大清“护路保侨”时，阿列克谢耶夫被任命为南满俄军司令。9月中旬，他亲率俄军一路弹压拳民与清军的抵抗，于9月28日，攻陷了辽阳城；4天之后，攻陷了奉天城，逼得暂留盛京将军任上的增祺不得不逃离奉天。那个已经被清廷免职的前奉天副都统晋昌，则率残部退到了法库门一带。

因“两宫”的逃离，大清中央政府名存实亡，所以，阿列克谢耶夫提请库罗帕特金向沙皇建议：既然无法与北京政府发生联系，即应直接与东三省的将军们就满洲的未来展开谈判。

这一火中取栗的提议甚得“朕”心！尼古拉二世马上批准了这一建议。于是，阿列克谢耶夫就派俄军四处“邀请”增祺出面会谈。未久，弃岗而逃的增祺就在前往新民府的途中被俄骑兵追上了。

俄军官奉命敦请大清的本地头号大员回省城“正常履任”，并与阿列克谢耶夫就奉天停战事宜举行直接会晤。

此前，朝廷已颁谕旨，调增祺去南京当江宁将军，在与之对调的崇善抵达之前，盛京户部侍郎清锐兼署盛京将军。不过，兵荒马乱之际，增祺很可能没收到这道谕旨！

因与东三省疆吏一时失联，远避太原的朝廷，命留守京城的庆亲王奕劻等赶紧找到增祺与长顺：

设法查明（增祺与长顺）现在何处？……如一时查无下落，并着该亲王等于在京各大员中，择其堪胜此任者，酌保数人，速行电奏，以便简派前往。

一叶知秋，可见当时局势混乱成了什么样！

增祺既不愿落个“弃职而逃”的罪名过后被朝廷问责，又怕俄军占领全省后局势伊于胡底，也动了与俄军首领交涉的念头。但因未得朝廷授权，也怕被俄人扣为人质给国家造成更大的麻烦，遂写信给俄军头“阿提督”（阿列克谢耶夫），要求俄军先行停止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免其与沿道乡民为难”。身陷危局，心系百姓，这位后来被啐得满面唾沫的大清高官还是蛮有责任感的。

然而，增祺问遍身边幕僚，竟无一人敢去俄营送信！正犯难时，有一个叫周冕的黑龙江革职道员途经新民厅时，前来拜见。此人自称在黑省时有与俄人打交道的经历，愿为大帅送函。其实，周某被免职，正缘于他擅自与俄人签订了一个不平等的割地条约。有病乱求医的增祺，稀里糊涂就信了这个人。不过，周冕要求一纸“全权委员”的证书。增祺与奉天府尹陈兆文商议了一下，就开给了他。不料，正是这张全权证书，让不知国运在肩的周冕闯了大祸！

这个周某人是个大忽悠，好说大话，死要面子，但却并无真才实干。八月十八日（9月11日）他如愿得到全权委员的身份后，却一直不敢动身。增祺催了数遍之后，他才于九月初五（9月28日）前往省城。此时，阿列克谢耶夫已经在奉天城等了20多天，烦了，起身回旅顺口了。所以，等周冕到达奉天城以后才知道，说了算的老毛子“阿提督”已经不在省城了。周氏只好硬着头皮跟随俄军官南下。在有个狮子大开口的传说的旅顺口，他因抵挡不住阿列克谢耶夫代表考洛斯托维茨的胁迫，竟在《增阿暂约》上代替“增”签字画押了！

“阿”出示的这一条约，其正式的名字是《奉天交地暂且条约》，内文直把大清的奉天视作俄国的关东州一般，诸如奉天的军队一律解散，枪械收缴，由俄军进驻；俄方派员在盛京将军府“预闻要公”，“营口等处，俄官暂为经理”，等等。如此条约，直将大清国的盛京将军变成了俄人的傀儡，把大清国的陪都变成了俄国在远东的飞地！

数日后，看到以自己的名字画押的条约以后，“增”自知惹了大祸，竟未敢上奏朝廷！

流亡中的朝廷，是从远在圣彼得堡的杨儒的奏报中始知此事的，而杨公使是在无意中看了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后才惊闻此约的！

“两宫”赫然震怒，于八月二十九日（9月22日）颁下谕旨：

增祺擅行委员，妄加“全权”字样，殊属荒谬！着交部严加议处。

兵部议处的建议是：对增祺，先行革职，调京听候查办。

“两宫”立马准之。

随后，清廷以“增祺未经奉明，擅派周冕赴旅妄立暂约”（诏书语）为由，指示驻俄公使杨儒与俄国交涉，否认《奉天交地暂且条约》的合法性。

前面说过，10天之前，即八月十九日（9月12日），清廷曾降谕旨，将盛京将军与江宁将军对调。不过，因战乱，增祺未必接到此诏。因俄军打上门来，增祺自知犯了大错，在给朝廷的奏报中，“自请治罪”。朝廷的这一道谕旨算是对他的奏报的回复。

不过，没等他动身去北京投狱，又收到了新的谕旨：革职，降二级留任。

在君主专制时代，“交部议处”是个凶险莫测的处分，砍头、流放、坐牢、罢官、贬职、留任，各种可能都有，而“革职留任”就不太好界定是何等性质的惩戒了，没了现有的官职，却让你留在原位置上继续工作，等危机过去后再收拾你，这也太难为受处分者了！

清廷朝令夕改的原因是，国难当头，老太后和满族枢臣们实在找不出一位比增祺更合适的满籍的从一品大员担任盛京将军了，故只好让增祺待在奉天城里好生应付，根据局势的变化和你小子的表现，秋后算账。

然而，大清疆吏难过之时，正是罗刹魔头开心之日。对于一心要向东方扩张、在黄海永久占据一处不冻港的尼古拉二世来说，阿列克谢耶夫实在是个有功之臣！鉴于阿列克谢耶夫在处理大清骚乱中的良好表现和过人见解，大清的“拳乱”过后，有关他的晋升为海军上将的诏令和肩章、礼服等悉数送抵旅顺口。而且，沙皇陛下更赐予了他一个帝俄职业军人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誉——侍从将军。

对处心积虑扩张本国势力的沙文主义野心家来说，别国的内乱正是他们成功的台阶。

铁路在血泊中提前竣工

“拳乱”平定后，东清铁路公司公布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已经建成的800多公里铁路，被拆毁了550多公里，沿线的铁桥、涵洞，乃至各站的办公室和住宅，大部分被捣毁或焚烧；208个火车头中的45个成了钢铁垃圾；同样成为钢铁垃圾的还有1600辆平车。

还有一个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即兼任东清铁路公司中方总负责人许景澄不在人世了。慈禧太后决定向各国宣战后，竟下诏将劝阻攻打各国使馆的许景澄等5位明智的大臣诛杀了！

史料记载了许氏当年7月28日被难时的情景：

是日午后三下钟，许乘囚车赴菜市口。许公红顶蓝翎，身穿纱袍，临刑问监斩之徐、景二官曰：“我何罪而至于此耶？”徐、景喟然太息，摇手止之曰：“毋多言，总是弥天冤枉而已。”

从东清铁路的谈判，到铁路在哈尔滨的开工，再到开工以来遇到的诸多困难，此公都在北京和黑龙江尽职尽责地履行国家赋予他的使命。进入民国以后，许景澄没有被中东铁路（即前东清铁路）的股东们忘却。1923年，为庆祝该铁路建成20周年，两国理事们议决出资3万卢布在哈尔滨市中心建了一座许公纪念碑，修了一条许公路，建一座许公桥，后来，又成立一所许公纪念实业学校。

近百年后的2015年8月16日中午，我从哈尔滨景阳街上的东北抗联博物馆里走出，见到对面的一块小三角绿地。我突然想起，当年的许公碑，正建在这块小三角地上。

穿过车水马龙的景阳街，我一个人走进那块三角地。

有草木，有景观建筑小品，但却没有一丁点纪念碑的痕迹。

景阳街，就是以前的许公街。一幢西式的许公纪念碑，历经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伪满洲国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苏军占领时期和共和国成立后17年，历40余载，一直矗立斯地而不倒，但却毁于“文革”初期。

俄国领事馆旧址。这栋建筑始至1899年，中东铁路开筑不久，俄国派出黑龙江交涉员，常驻齐齐哈尔。1907年俄国在仓西公园（今龙沙公园）建领事馆，辖理东清铁路等事务。（2015年7月摄）

哈尔滨街头一处，不起眼的三角绿地内，藏着许公碑（许景澄）遗址，位于一曼街、景阳街交汇处。（2015年8月摄）

距景阳街不远，有条果戈理大街，还有连片的俄式老建筑，包括原中东铁路公司大楼。这些老房子现在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维护。

如今，人们都知道哈尔滨是因东清铁路的修建而新兴的一座国际化都市，但有几人还记得百余年前死于内乱的许景澄？有谁记得他做驻外大臣时，我青岛最初的设防和北洋水师几艘巨舰的订购，都有此公有关？他不仅谈妥了东清铁路的合同，而且还曾谈退了侵入我西北边陲帕米尔高原的俄国军队。从驻外大臣调回国内后，他以总理大臣兼工部侍郎再兼关内外铁路督办，恪守职责，勤勉操劳，既为东清铁路沿线的人民争得了利益，也为铁路的顺利修建做出很到位的协调。铁路开建以后，他调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和学部大臣，仍兼管全国铁路建设。他的死，令很多人错愕不已。多次在谈判桌上与他打过交道的俄财政大臣维特闻其噩耗后，不禁喟然长叹：“他是一位善良可敬的官员。”

不幸的是，大清国不光有李鸿章、许景澄、杨儒这一类知国情、识世界的开明大臣，更有在京的载漪和在外的晋昌一类的“爱国官员”。而且，前者太少，后者忒多！耐人寻味的是，前者尽是从科举道路上凭自己的能力一级一级走上来的，而后者都是官二代，全凭父辈恩荫而上位，所以，他们往往既无礼义廉耻之基本教养和道德底线，亦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从政能力与历史责任感。他们唯一有兴趣的事，就是揣摩准了上意，然后借力于草根的民族主义思潮，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以爱国的名义把前者诬为汉奸，不断虚拟境外势力对我清王朝的颠覆之心，以达到让自己家族持久地荣华富贵的目的，而根本不管作恶后国家利益受到多大损失！百余年前的“庚子之乱”，实在是活生生的例证！

哦，说一下晋昌及其家人的下落吧。因李鸿章的奏报，晋昌被皇帝降旨“遣戍西藏军台效力”。发配西藏自然是比发配新疆更残酷的处罚，其结局不言而喻。不过，晋昌率家人走到成都时，即称病不起。四川总督锡良遂上奏朝廷，请允其留川养病。朝廷立即恩准了这一奏请。于是，晋昌及家人得以滞留成都。至于川督的奏请是出自本意，还是按密诏授意所为，人们只能猜测，不敢言传。

尘埃落定之后，太后没有忘了晋昌一家，从晋昌之子钟颖突然被重用开始，人们始见端倪——日俄战争后，那小子刚满18岁，就被任命为四川陆军小学工程处提调，20岁时，竟成了驻蜀省的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的协统（旅长）兼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办！人们这时才记起，无尺寸之功的钟颖，毕竟是太后唯一的儿子、已经驾崩多年的同治帝的表弟嘛！

不过，老太后死了以后，钟颖的日子就过得不顺心了。摄政王载沣命其率所部进驻西藏镇守。他在拉萨待到第三年，大清覆亡，民国既立，他被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为首任驻藏办事长官。不料，藏族分裂势力趁内地不稳之际发动叛乱，他竟下令杀害了正在波密安抚民心的前湘军幕僚罗长裿（字退斋），自己却擅离职守，绕道印度跑回内地，致西藏与中央政府断了联系。袁世凯可不是那拉氏，他下令将钟颖诱至北京逮捕，经多次审讯后，下大总统令予以处决，其罪名是“要结乱兵，擅离职守，以致藏民茹痛，边境骚然。已属罪无可逭，又复挟私嫁祸，擅杀忠良，焚毁尸骸，惨无人道”。此为后话矣。

百余年之后，平心而论，晚清的外患，并非每一次都不可避免。“庚子之乱”就是最惨烈的教训。

正因悟透了这个道理，所以，弥留之际的李鸿章就精辟地向“两宫”上奏了他所总结出的令吾国屡屡罹祸的根本原因：

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

“构衅”，用书面语解释，是构成衅隙；用大白话表述，就是没事儿找事儿。李鸿章是在以毕生的经验奉劝慈禧太后：大清国之所以老是“吃亏”，正源于自己一次次地对外“构衅”。

李鸿章死后，其子李经述曾致电泣告杨儒：

先严病久，事繁未能静养，遽致不起，弥留之际，以东事未结为憾。世叔夙与同志，必能补先严未了心事。

此电文里有两个称呼不妨留意一下，一“世叔”，一“同志”。世叔，即对比父亲岁数小的长辈的尊称。杨儒比李鸿章小一旬，比李经述大两旬，故被奉为父辈。同志，乃志同之友，源自左丘明“同心则同志”，本是文人之间的称谓，只是到了清末，被革命党人拿去互称，才成了革命党人之间的专用称呼。至于如今被当成了同性爱侣之间的称谓，更与“同志”的本义相距万里。

不幸的是，李鸿章死后不到一年，杨儒也在圣彼得堡任所因中风而过世。所幸他生前坚决否认了《增阿协议》的合法性，甚至在军机处通过李鸿章让他在俄人提交的条约上签字时，他居然抗命拒签，为满洲问题的解决消弭了最大的隐患。

李鸿章不在了，许景澄和杨儒也不在了，但他们艰难经手和苦心维护的东清铁路却从“拳乱”中活了过来，又开始在满洲大地上快速延伸。

1903年7月14日，东清铁路全线提前竣工并通车。尽管被“拳乱”耽误了大半年的时光，但是，靠数千名俄国技术人员与数万名大清劳工的奋力劳作，铁路竟然提前一年完工了！曾记否？合同上规定的竣工期限是6年以内，即从1898年8月至1904年8月。

不过，知道为了修这条铁路而死了那么多不该死的人——有俄国人，但更多的是中国人，我的心境就不可能不像被钢轨压实的石子儿一般沉重难忍。

正逢其时的南满铁路

东清铁路开通之际，西伯利亚大铁路在俄国境内并未全线贯通。从最西端的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站往东修的铁路，已经进入了广阔的西伯利亚大平原，只是在伊尔库茨克城以东被偌大的贝加尔湖所阻隔。湖东的赤塔段业已修到了满洲里。所以，东清铁路的开通，让远在欧洲的俄国政治中心与远东有了最为快捷的连通。截至战前，为了这条举世无双的大铁路，并不富裕的两代沙俄政府已投资14.5亿卢布，远远超过了军费的开支。作为一个欧洲的落后国家，俄国为了实现“东进”的国家战略，真是豁出去了！

横道河子机车库，1903年俄国人修筑中东铁路时建成，是通向哈尔滨必经之路，使用到20世纪90年代。整个建筑平面为扇形，每一个车库门为一个单位，建筑风格美观独特，在当时也是比较出名的。今黑龙江海林市横道河子镇的中东铁路建筑群，包括东正教圣母进堂教堂、横道河子机车库、铁路大白楼、铁路治安所驻地、俄式木屋、中东铁路海林站旧址等建筑。（2015年8月摄）

哈尔滨南岗博物馆。前中东铁路局副局长官邸，后为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公馆，再后来东北民主联军（即四野）指挥部在此短期办公。（2015年8月摄）

今日铁岭火车站，最早于1900年开始启用，当年即遭到义和团攻击并焚烧，重修之后，一度成为日俄战争中的两强必争之地。（2014年8月摄）

修旧如旧的旅顺火车站，这里是中东铁路南满支线的最南端。（2014年9月摄）

不过，最先体现这条世界上最长的大铁路的价值的，并非最初的决策者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主持者维特所设想的经济收益，而是不可替代的军事用途。

东清铁路，尤其是南满铁路，开通得正逢其时！

铁路一开通，按当年的《中俄密约》之规定，立即被俄军征用。因为密约上明确约定：若有对日战事，该铁路将无偿用于运兵、运粮、运军械。

也就是说，这条当时中国境内最长的铁路，是从军用专线开始其使命的。

于是，西伯利亚大铁路最南端的旅顺站，从早到晚，每天都有数列火车自北方呼啸而至，喘着粗气，卸下大批官兵、战马、火炮、弹药和辎重等，又匆匆驶回。返回俄国的列车上，每每坐满了去北方哈尔滨或干脆回国避难的俄国平民与欧洲侨民。

最早一批南满铁路的乘客，是驻扎在欧洲的俄第三十一步兵师和第三十四步兵师两个旅的官兵们。按俄军编制，每个步兵师有4个步兵团和1个炮兵旅，官兵约1.8万人，阵容和日军的1个师团相当。不过，为了蒙骗日本人，俄军事当局编造了个很蹩脚的理由，说把这两支部队调到远东，不过是“为了检验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输能力”！从形式上来看，确实如此，因为官兵们乘坐的是客运列车，而非军用专列。

世人都知道，正是这条修进了大清国东省的铁路，似一根粗又的钢针，刺疼了日本人最敏感的神经，才令他们禁不住地跳了出来，最终挑起了战争。

第三季

十年扩军日本变成军事强国

横亘在大清满洲大地上的铁路，在日本人眼里，就像一道日益逼近自己的巨蟒。随着这条巨蟒的缓慢南侵，日本就像绝地反扑的东洋犬一样，惊恐而又愤怒地等待时机，准备蹿起来与庞大的敌手决一死战！

从山县有朋警告国人“露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每增长一寸，日本寿命则缩短一寸”以来，十几年过去了，这条被日本人所不能容忍的大铁路，虽历经磨难，但居然要全线开通了！

自“三国干涉还辽”以降，日本朝野一直被一种复仇情绪所裹挟。举国以“露国”为下一场战争的对手，报章上天天都有激励国民发愤图强的文章。1895年5月15日，也就是日本政府被迫接受了俄、德、法三国的“还辽”的要求之后，新出刊的《日本》杂志立即登出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卧薪尝胆》。一时间，汉语成语“卧薪尝胆”成了日本全社会最响亮的口号。彼时日本的国民情绪可窥一斑。

通过一场“日清战争”，远东岛国成了举世公认的亚洲第一强国。然而，日本人也看到了，大清虽然惨败，内心并不服输，为了对付日本，大清和“露国”结为了秘密同盟，不光把满洲最重要的出海口旅顺借给了露国海军使用，甚至还允许露国把西伯利亚大铁路修进了满洲！地球人都知道，清露两国合建这条铁路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对付日本！

所以，世上人也大都预料到了，这条修进大清的铁路，迟早会成为日俄开战的导火索。

为了赢得下一场战争，日本政府制订了10年扩军计划。

大清国赔付的2.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的3.645亿日元，是日本帝国4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这么一大笔掠夺来的横财，大部分被日本政府用于扩军备战了！

且看具体分配数额——

海军1.3925亿日元；

临时军费7895.7万日元；

陆军5608万日元；

军舰与鱼雷艇制造费3000万日元。

皇室2000万日元；

1897年度财政补贴1200万日元；

1896年临时军费321万日元；

教育经费1000万日元；

灾害准备金1000万日元；

八幡制铁所58万日元。

你看，前面4笔，即超过了3亿日元；而后几笔，也有2笔与军事有关——除了预留出下一年的临时军费外，剩余的钱全给了在八幡开工建设的制铁所。制铁所，即钢铁厂，八幡制铁所是当年日本最大的国营钢铁厂，其全部设备均从德国引进。谁都知道，有了一流的钢铁厂，才能大造军舰与大炮。

除了大清的天价赔偿金之外，日本政府还向西方国大举借贷数亿日元，也大都投入了扩军备战中。连续几年，日本的军费都占了国家预算的50%左右。至对俄作战前的1903年，日本的军费投入已高达7.73亿日元。

日本人之优先发展海军，是因为作为四面环海的岛国，只有掌握了制海权，才能确保对“露”战争的胜利。

为了购买大军舰，皇室捐出20万日元。在“天子”的感召下，全国各级官吏每人被号召捐出十分之一的薪水。

各级领导带头“卧薪”，列岛国民纷纷“尝胆”。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到日俄战争之前，8年间，整个岛国，成了发愤雪耻的大气场。在日益狂躁的气氛中，两艘排水量在12000吨以上的英国制造的巨型战列舰“富士丸”和“八岛丸”隆隆驶回了日本，掳自大清的“镇远”舰自此退出了亚洲第一战舰的位置。之后，日本又向英国订购了4艘排水量均在万吨以上的“敷岛丸”“朝日丸”“初濑丸”和“三笠丸”，以及4艘9000多吨的装甲巡洋舰“浅间丸”“常磐丸”“出云丸”和“磐手丸”，同时，日本还向德国和法国各订购了1艘9000多吨的装甲巡洋舰“八云丸”和“吾妻丸”。尤其是1902年下水服役的“三笠丸”，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

除了大举购买大型战舰之外，通过两个造船计划，日本在国内还赶造了大批中小型的驱逐舰、鱼雷舰等109艘。

至战前，日本海军已拥有8艘排水量在万吨以上的战列舰、8艘大型巡洋舰、16艘防护巡洋舰、20艘驱逐舰和85艘鱼雷舰，以及若干艘辅助舰只，舰艇数量达到152艘，总吨位从甲午之战时的不到6万吨猛增至27万多吨。

海军省制订了“六六舰队”编制，即以6艘战列舰与6艘巡洋舰混合编成作战群体。按此编制，海军开始了不间断的高强度训练。

战舰增加如此之猛，海军人员自然也需急剧扩招，至日俄开战前，海军官兵已由甲午战争时的15010人陡增至40800人。

羽翼已丰的日本海军，已经敢于向俄太平洋舰队发起挑战了。

日本陆军也在迅速强壮。

甲午中日战争刚刚结束时，回任陆军大臣的山县有朋就向天皇上奏了兵制改革方案。按此改革方案，日本按德式建制组建了13个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陆军师团。

明治时代，师团为日军最大的战斗单位，陆军中将衔的师团长与政府的次长（副部长）平级，故由天皇亲自任命。每个师团下辖2个步兵旅团、1个骑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1个工兵大队、1个辎重兵大队，总计18492人。因驻守各地，且由该地方子弟兵组成，故常被冠以地名相称，如东京师团、仙台师团、名谷屋师团、大阪师团、广岛师团和熊本师团。熟悉日军编制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对从第一师团到第六师团的别称而已。

1894年1月，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陆军为7个师团（第一至第六和近卫师团）兵力为13万人。10年后的1904年1月，即日俄战争爆发前夜，陆军新增了6个师团（第七至第十二师团），总兵力已达24万人，预备役多达60万！这些被武士道加德国军备彻底武装起来的皇军官兵，成了可以随时启动并疾驶的战车。

不到10年，日本人圆了强军梦。

为了应对战争，1898年1月，天皇设立元帅府，三位拥有陆军大将军衔的皇军元老小松宫彰仁亲王、山县有朋、大山岩，和海军大将西乡从道，成为第一批日本元帅。之前，只有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当过短暂的元帅，但彼元帅与此元帅非一类性质。之后，日本又设立了与陆相和参谋总长平级的陆军教育总监，使日本陆军的训练速见成效。

单从陆军兵力上看，13个师团的日本陆军，与拥有70个师的俄国陆军相比，自是不在同一个等级上。但是，俄国陆军主力，都在遥远的欧洲地区，即欧俄部分，布防在满洲的只有新编的东西伯利亚军区的2个步兵师和1个哥萨克骑兵旅，其兵员素质与装备低于日本陆军。正因看准这一点，所以，日本君臣一直想孤注一掷，趁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竣工、大批俄军难以迅速增援之时，速战速决，把在满洲的“露军”逐出大清！

参谋本部在主持情报工作的福岛安正少将的部署下，把大批中下级军官派到大清的满洲从事对俄侦察活动，以至于有了这样一种说法：至日俄战争爆发前，满洲的每一个村庄，甚至每一个村庄里的每一条小路和每一口水井，都被日本人陆续绘上了参谋本部的作战地图。

为了牵制“露国”，1902年1月，日本还与不愿让俄国独占远东利益的英国签约成为同盟国。日英协约规定，两国之一方若与他国交战时，另一方保持中立；若第三国或数国参加对盟国的战争时，另一方应共同作战。与西方一流强国的结盟，大大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也让日本人更专注地投入到了对“露”战争的准备中。

到了1903年上半年，随着与“露国”关系的日趋紧张，日本举国备战的气氛也达到了高潮，民间与军国主义有关的团体也应运而生，除了最老的民族主义组织“玄洋社”和“黑龙会”，“对露同志会”“国民体育协会”“军人魂促进会”“在乡军人援助会”等竞相宣告成立。尤以“玄洋社”首脑头山满和内田良平等人发起的“对露同志会”，更是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天天急促政府早日对“露”开战。内田良平还亲自出版了一部名为《露国在崩溃》的书，把俄国内部正在发生的社会动荡现状，如政府与地主阶级关于地方自治的斗争，如警察对罢工运动的镇压，如某地发生的排犹暴行，如该国财政部到处借不到外债，等等有利于激励日本开战的话，尽情宣泄了一通。

在越来越汹涌的“征露”思潮中，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教授户水宽人、富井政章、金井延、寺尾享、高桥作卫、小野塚喜平次，和学习院的教授中村进午，联名写出质问总理大臣桂太郎和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七博士意见书》，鼓吹政府如放弃在满洲和韩国对“露国”的抵制，最终将危及帝国命运。6月11日，东京《日日新闻》报率先刊出意见书的摘要，24日，影响更大的《朝日新闻》全文刊登了这七位公知对政府的意见书，一时间，民间质疑政府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中文版的《日俄战纪》披露，被传避战的伊藤博文侯爵及其学生桂太郎首相等人，已不敢正常露面，他们受到了特别保护，以防有过激分子危及其人身安全。

汹汹民意在绑架日本政府。发动“征露”之战，已经势不可免。

“恃人终难久也！”

日本人在紧锣密鼓地备战。

俄国人在有恃无恐地应战。

大清国人则不知如何选边站。

眼见得日俄两个强邻要在满族统治者的故乡和祖陵所在的地方，即“龙兴之地”开战，大清国的君臣们一筹莫展。

本来沙俄乃我大清的同盟友邦。但俄军借“保路”为名强占东三省已历三载，并不按约定撤军，这让清廷上下都对沙俄的真实用心不再有怀疑，即老毛子终究要将我“东省”抢占去。

三年来，黑土地上的各级官衙，无不感受到了异国占领者的骄横。

一位东北官员在忍辱为俄军采办军需物品后，曾写下这样的文字：

一切因应之难，支撑之苦，凡有血气，忧患同深。

在传统的语境中，凡外寇侵占我中华时，受欺侮的总是当地的老百姓，而各级地方官员，不是当了汉奸的坏人，就是吃里爬外的“维持会”的小人，无一例外。解读日俄战争后我才知晓，战乱期间，受苦最深的其实并非黎民百姓，反倒是战区的地方官员。翻阅厚厚的历史档案，大清官员被压迫、被凌辱、甚至被杀害的例子太多太多！

东北官员的这句悲叹，很无奈地表明了大清国的地位。

《辛丑各国和约》签订后的大清，已经惨不忍睹！向11国赔偿的4.5亿两白银，即平均每个臣民1两的侮辱性的战争赔款，须39年还清，年息为4厘。连本带息算下来，已经是9.8亿两！天价赔款，让大清陷入了空前的贫困中。19世纪末的大清财政收入，每年约1亿两白银，9.8亿几乎是10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无怪乎光绪皇帝下发给各地督抚的一份“上谕”，无比悲惨地叹曰：

现在国步艰虞，百废待举，而库储一空如洗，无米何能为炊？

国库如洗的政府，自然无法大规模地组建国防力量，更何况按《辛丑条约》之规定，大清两年之内不得从国外进口武器。

按常理说，外军强占本国领土，压迫本国人民，本国理应出兵将其驱逐出境。然而，甲午战争时，清廷就已经知道旧式军队完全不可倚恃了——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早就不中用了，李鸿章创建的淮军也在朝鲜与辽东被日军打得溃不成军，旧式的八旗与汉军更提不得也！所以，战后，痛定思痛，朝廷采纳了从朝鲜回国的袁世凯的建议：以德式建制与装备，新建陆军，即所谓“新军”。只是，因为国库空虚，军费预算少得可怜，至1900年“庚子事变”时，只有袁世凯在天津郊外的小站练成了5镇新军。若把这仅有的、从来没有经过实战的5个师如数调往东北，无异于去当日、俄两军的巨炮的炮灰。

所以，可怜的老大帝国，只能指望“盟邦”能顾及起码的国际信誉，履行撤军协约，分批撤出大清国。

1903年4月，按光绪二十八年春（1902年4月8日）签订的《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全部俄军于18个月内分3批撤出大清国，本月，是第二批俄军撤走的期限，应撤出金州、奉天、牛庄、营口、辽阳、铁岭、开原、长春、宁古塔、珲春、哈尔滨及吉林。不料，日期已过，俄军毫无动静！10天之后，即4月18日，俄公使雷萨尔突然向大清国外务部提出全部撤军的7项前提条件，直将满洲视作俄国独享的禁脔，逼大清立即认可，且不准对外界泄露。

外务部即从前的总理衙门，是朝廷依李鸿章的奏请改名的。谕旨规定：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从居高临下俯视万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体现平等往来的“外务部”，清廷改变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政府部门的名称。

面对咄咄逼人的俄公使，总理外务部王大臣奕劻和外务部尚书那桐等人十分恼怒。送走雷萨尔后，大臣们密谋良久，终于议出一个被逼无奈但却非常有效的选择……

4月19日，北京城里，春雨霏霏。这一天，清廷为已故的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荣禄发丧。在京的文武百官和各国驻华公使均出席了这位深受慈禧太后信任的满族亲贵的葬礼。

年近七旬的外务部左侍郎联芳，是已故的李鸿章的老僚属，曾任北洋武备学堂监督，跟随李中堂办外交多年。这位老臣，不动声色地借助译员与日本公使内田康哉说了些什么，之后，就貌似悲伤地沉浸在了“呜呼哀哉”的吊唁气氛中。

内田康哉立马掂量出了大清第一副外长披露的信息的分量！当晚，他即冒雨赶往庆王府。事后，有消息称，日本公使对奕劻和其子、商部尚书载振直言：“如缔结此约，则东三省不复为中国所有！”

《日俄战纪》载文，为了阻碍条约的签订，日本公使甚至对奕劻父子和那桐“说理与金钱并用”！

日本人很快就把消息传给了美国人。4月25日，美国率先向俄政府提出抗议，称其在满洲的行为已违背了列国公认的“门户开放”政策。4月26日，美国务院训令其驻华公使：阻止大清接受俄国撤军的7项条件。随后，刚刚与日本结盟的英国也向俄国政府提出了抗议。俄政府一时慌乱不已，竟公开谎称“并无此事”！

大清国的外交高官们，为了尽可能地保全国家利益，再一次祭起李鸿章用惯了的“以夷制夷”的法宝，而这法宝，确实又一次显灵——通过使中俄秘密交涉的国际化，清廷暂时顶住了俄人的外交进剿。

此时，最有外交经验的李鸿章，和许景澄、张荫恒等在“庚子之乱”中被冤杀的洋务高官都过世数年。慈禧太后只好依靠庆亲王奕劻带领一班并不出色的外交大臣们苦撑危局。

应该说，从“联俄拒日”，到“联日拒俄”，是老大帝国当时唯一的外交抉择。好在，晚年的慈禧太后总算不再糊涂，开始厉行新政，大清国的外交工作也因之回归了理性。

然而，诚如李鸿章生前所叹：“恃人终难久矣！”借力日本，暂时挡住了俄人的这一波灾难，但却给大清带来了更深远的祸患。

日本人也曾努力避战

战争是一项风险极大的抉择，没有必胜把握，焉敢挑起战争？一旦失败，轻则像身边的老大帝国一样，赔款割地；重则有可能亡国灭种！所以，日本政府确曾为避战做出过努力。

“还辽”之后，日本人眼瞅着大清与“露国”结成了以本国为假想敌的盟国，他们无由干涉，只得强忍了。眼睁睁地看着两国合作在满洲修起了铁路，他们曾愤然起而交涉，但人家根本不搭理他们！终于，他们等到了清政府暗中的求助，所以，日本政府决意彻底解决与俄国在远东的矛盾。

力邀“露国”军事首脑库罗帕特金访问本国，就是日本人的努力之一。

曾在大清的“拳乱”中极力鼓动沙皇出兵大清的库罗帕特金，此时已经理智多了。出访之间，他即签署了命令，要阿穆尔河沿岸（即黑龙江东岸与北岸的俄境内）赶修兵营，以安置从大清撤回国内的50个营的兵力。而且，日本人也探明，此人虽为敌国军头，却是反战派，因之是有可能化干戈为玉帛的关键人物。

5月底，库罗帕特金如期到访了东京。日本君臣超规格地接待了这位敌国的陆军上将。天皇睦仁接见了他，元老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总理大臣桂太郎、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陆军大臣寺内正毅，都与他举行过气氛良好的会谈，尤其后三位主要大臣，更分别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他向每一位与之会谈的日本政要都传达了沙皇陛下以及他本人真心避战的良好愿望。日本各政要则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共同的心声，即俄军务必撤出大清国，以使满洲门户开放，让各国利益均沾；俄军并撤出韩国，以让日本在该国拥有优先权益。唯其如此，战争则定然可免。

6月4日，在东京，库罗帕特金向沙皇发去了奏报，陈述了自己的感受：

毫无疑问，以天皇为首的日本人，在欢迎我时仍然相信有可能和平解决远东各种问题。我得出的结论是：日本人不会因为满洲打仗，但如果我们不停止在朝鲜的军事政治活动，就会爆发战争。

不幸的是，就在日本人满心期待地送走“露国”贵宾以后，库罗帕特金却奉旨到了旅顺口，与好战的阿列克谢耶夫等人开起了闭门会议。日本人被对方发出的各种信号弄得稀里糊涂，不知他们究竟要选择战争还是和平。日本君臣不明就里，个个心里七上八下。

谋求避战的最后努力，就是日本主动提议与对方就大清满洲和朝鲜问题举行谈判。于是，8月3日，在圣彼得堡，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与日本驻俄公使栗野慎一郎坐到了谈判桌前。

看起来，这一次，轮到日本人替大清和韩国“主持公道”了。栗野敦请俄军从大清的旅大租地之外的满洲全境撤军，并将进驻朝鲜半岛的俄军撤出。正所谓“山不转水转”啊！8年前，大清国惨败给了日本之际，正是俄国人挺身而出，才为大清赎回了辽东半岛。此番，日俄两国换了角色，唱白脸的改唱黑脸了。

其实，不管白脸黑脸，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贪图的都是大清的满洲和朝鲜半岛，只不过是怕对方独占而已！

结果，从圣彼得堡谈到东京，从上一年7月谈到这年1月，对方非但没有接受日本的妥协方案，反倒不断向满洲增兵！谈判这半年，也正是对方向远东扩增军力最迅猛的时间！

日本君臣不得不往最坏的方向揣测对方的野心：他们不光要独占大清的满洲，还要染指朝鲜半岛。如任其发展，不出三四年，朝鲜必亡，“日本将国无宁日”！

为了应对最坏的结局，日本人一边在折冲樽俎，一边在厉兵秣马。

大清国留学生趁势而起

在举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中，在反抗白种人压迫、争取大东亚共荣的声浪中，置身日本，大清国留学生很难不被裹挟。

中国人留学日本，始于甲午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896年。

早在同治十一年（1872），清廷就实施过“留美幼童”的留学计划，前后有4批平均年龄仅12岁的学子被以官费送到美国学习。原计划每个学子要在美国留学15年，但第一批幼童在美洲大陆待了还不到10年，即光绪七年（1881），在国内保守势力的汹汹指责声中，心绪游移的清廷竟将全体小留学生召回，并就此取消了留学国外的计划！时隔数年，被迅速崛起的日本人打败了以后，大清君臣们反倒想清楚了一件事，即立即重启派遣学子留洋的计划，而他们选定的国家，竟然是敌国日本！知耻近乎勇。遥想当年，慈禧太后和她的王大臣们，能以如此敞亮的心态面对失败，并从因巨额赔款而致四壁如洗的国库里搜罗出点银两来，为大清的发展培养后备人才，实在不容易。百多年后，点个赞乎？

于是，1896年，13名大清学子就被官员带着东渡日本，走进了东京神田区的一所日本人专门为他们办的学校里，从学日语开始，开启了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大幕。

大清启动留学日本计划的第二年，即遇上了德国侵占胶州湾的事件。为遏制德国人，清廷不得不请俄国人派军舰入驻旅顺口，结果俄国人赖着不走了。新一轮的国难加深了清廷学习现代制度的紧迫感。

正在此时，回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适时地公布了他写的《劝学篇》。

张之洞，号香涛，人称“香帅”。甲午之战后，他曾多次派遣部属前往日本考察，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就曾三次东渡考察军事。了解了日本崛起与教育有关后，香帅便写就《劝学篇》，公开敦促朝廷加速派遣留学生计划，并直截了当地摆明了为何应选择日本的理由：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即日语——引者注，下同）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英语等）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日本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

香帅的这一番有理有据的劝谏，显然打动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到1899年，官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即猛增到了100多人。

不幸的是，第二年，即190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义和团运动狂潮骤起，慈禧太后竟被愚昧的保守大臣所忽悠，选择了排外主义的国策，酿成了差一点亡国的“庚子国难”！在狂热而虚妄的民族主义喧嚣中，留学计划自然中止了。好在，“两宫”还京之后，老太婆不再糊涂，马上重启了留学东洋的工程。至1901年，大清赴日留学生达到280人，至1902年，更已接近1000人！在这近1000名官费留学生中，有张之洞亲自选拔的两湖书院的黄轸，也有江南陆师学堂附属路矿学堂毕业生周树人。黄轸后来以化名“黄兴”而成为中国近代的大革命家，周树人后来则以笔名“鲁迅”而成为中国的大文学家。

黄兴和鲁迅初到东京，都被安排到了新成立的东京私立弘文学院学习日语。1903年，清廷放宽留洋政策，允许未通过各省考试的学子自费留日学习。于是，更多的人涌到了东京。据日本研究中国留学生史的专家实藤惠秀的估算，至1903年，中国留学生已超过了1000人。

刚刚抵达日本的中国少年，正赶上了日本人举国备战的非常时期，自然也受到“大东亚共荣”气氛的感染和日本民族主义的鼓动，很难不被大潮裹挟。

1903年4月29日，在东京的锦辉馆，由江浙籍的秦毓鎏、叶澜、钮永键、汤尔和等人号召，数百名大清留学生云集于此，宣告成立“拒俄义勇队”，后改称“拒俄义勇军”，准备回国北上，到满洲进行暗杀等“拒俄”活动。钮永键与汤尔和二人甚至以该队特派员的身份派回天津，要求面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请将该“义勇军”收编，并请缨北上。不过，袁氏没出面接见两位留学生代表，他只派了一个官员出面，温语劝慰二位代表并请他俩转告各位留日学子：好生学习，掌握知识，以备回国报效，云云。后来成为革命党中坚的两湖籍学子黄兴、蔡锷、蓝天蔚等，当时都加入了“拒俄义勇军”。

不过，日本政府对本国的激进团体“黑龙会”等一直保持着警觉，也不赞赏大清留学生要求主动加盟的跨国斗志，反倒主动下令将大清学生的“拒俄义勇军”取缔了。

正是愤青年纪的留学生领袖们，紧接着又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继续准备从事暴力拒俄的准备活动。

激进的汉族留学生们，从民族主义感情出发，自觉不自觉地，而与日本人站在了一起，即把大清与帝俄捆绑为一体，都当成了欲回国驱逐的“鞑虏”。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大清留学生都卷入了“抗俄”风潮中。鲁迅就不为所动。他和黄兴同年入弘文学院，但两人却并无交集。江浙同学们组织“拒俄义勇队”时，他不仅没像同乡好友许寿裳一样报名参加，甚至连钱也不肯捐。

然而，日本政府既要防范国内极端组织对大清留学生的利用，又要应对清政府对本国已成“乱党”培训基地的责难，所以，并不欢迎“支那人”与他们一道“爱我东亚”。倒是大清留学生自己缺少持之以恒的耐力，扎堆儿激愤过一阵子之后，就散伙了。

留日学子们也把“拒俄”的理念与行动带回了国内，1903年末，浙江绍兴籍的蔡元培与安徽旌德籍的汪德渊等人就在上海租界里发起成立了“对俄同志会”，并出刊了名为《俄事警闻》的机关报。该刊不仅揭露沙俄侵占我东北的罪行，也公开抨击国人做事一向没有“恒德”的毛病。

在1904年1月26日出刊的第四十三号该刊上，就以东京的拒俄会与义勇队为反面例证，发表过这样一篇尖锐的时评：

中国人无恒德

当瓜分问题之起也，东京留学生有全体回国之说。曾几何时，而学生回国之说寂然无闻矣。沪上志士接东京电信亦复奔走号呼，思救国家之争。阅时未久而运动之事恐成画饼矣！……

吾得一语而断之：“中国人素无恒德。”恒德既无，故作事不求结果。不然，拒俄会之名甚美，何以寂然无闻？义勇队其志甚坚，何以遽行解散？则以不求结果之故也。……今以无恒之人，而欲其济国家之难，岂可得哉？吾愿今之号为志士者，三复周易恒卦之言，于中国前途庶几有所裨益也。

事实证明，蔡老师对本国人的弱点看得很准，的确，“中国人素无恒德”。

发电报耗尽大清使馆经费

在清末革命者留下的回忆文字中，驻日公使蔡钧和杨枢都是坏人，都是勾结日本政府镇压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的“满奴”“汉奸”。不过，解读日俄战争，笔者却读出了另一个杨枢，一个尽心报国的职业外交官。

杨枢非汉人，乃世居广东的回民，其先祖在盛京（今沈阳）入汉军八旗，随军入粤。他早年毕业于广东同文馆，即粤省外国语学院，一直在两广总督府任西文通事，即外语翻译，参与过该省西方工业项目与洋技师的引进，位卑而功高。张之洞任粤督时，破格提拔其为广东洋务局总办，即省外贸厅厅长，创建了该省的制造局、纺织局等，被史家称为“广东近代工业的奠基人”。后因张香帅的推荐，他上调京城任职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甲午战争后，他奉旨赴日本任使馆参赞与长崎领事三载，对日本国情有深刻的认知，并与日本政要大隈重信、青木周藏等几任外相有交谊。日俄战争黑云压城的1903年9月，虚龄六旬的他，奉旨以四品京堂出任“钦差出使日本国大臣”，即驻日公使。

从其留下的数十封电报，爬梳其履任东京的经历，可知该老臣实在不易！

从杨氏的电文中，我读到了他每一次求见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及前首相大隈重信、前外相青木周藏的谈话纪要，读到了当时日本报章及社会舆论的动向。从神户兼大阪领事给他的来电中，我们得知“大阪陆军兵器支厂连日添募工匠多人，将厂内所存大炮弹包装完固，陆续运往别处”；从长崎领事的来电中，我们获悉“本埠米价每百斤”“涨了八角”的原委是海陆军突然增购所致。至于日本政府新近以3000万元巨资新购置了两艘意大利巡洋舰“春日”与“日进”，“常备舰十八艘初二夜一点”自佐世保军港出发，各种与战争有关的信息，事无巨细，无一不向北京报告。战争爆发后，他更是频繁向国内报告从日本官方和报纸上获得的最新战况，一再焦虑地请求国内给予其明确的指示。

同时，在这些发自战争期间的电文中，我也读到了他的喟然浩叹：

近日各省游学生来东（东京）甚众，以故学务之繁，倍于使事！

这位心力交瘁的公使，没有向上司禀报这些留学生中的哪些人曾给自己制造了多少麻烦，但一句“学务之繁，倍于使事”（公使和使馆的本职工作），即足可让国内的衮衮诸公体察到了这位老臣的不易。

此外，他还曾被国内大大超员的“观操官”的不请自至而额外操劳。本来，日本政府邀请清政府派20人为“观操官”，观摩日军的秋操（军事演习），且请使馆于西历9月将各委员姓名、官衔等报来。但想不到国内各省督抚以倭为师的学习热情忒高啦，竟前后来了40多人，而且，直到11月也没报齐人员的材料！面对一波又一波国内的代表，他不得不频繁与日本政府各省部大臣接触，才将难题化解。

有谁知道，日俄开战之前，杨枢曾向国内告急：诸位大人，请速转告部领导，本馆已经难以为继！原因竟是——超量的长文电报费，已经耗尽了使馆的正常经费！

且读杨氏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六（1904年1月22日）给外务部“列位大人阁下”发出的告急电：

……至敝署经费，本可支持到明年正月，因迩来东事日亟，屡发各处长电，所费甚巨，以致经费渐形短绌。恳即回明堂宪（指各位部级领导），俯赐电饬江海关道，务于年内拨汇经费四万两来东（东京），以资接济，实为公便。诸费清神，感激之至！

毋庸讳言，各国使馆发出的电报，无论是给下属各地领事的，还是上报国内外交部的，都是以密码发出的。虽不知当时的电报费用究竟有多昂贵，但从杨氏的这一纸电文中，我大体能估量出当年每个字的沉甸甸的分量。因发了太多的电报，且多是长篇文字的电报，一国之使馆，竟至于经费枯竭！

显然，清廷没忘了杨枢在东洋的苦心应付之功。

就在日俄开打之前，他意外地收到了弟弟杨晟的信函。弟弟报喜：已被皇上委任“钦差出使奥国大臣”，即驻奥地利公使。杨晟比杨枢小23岁，但和他一样，也是早年毕业于广东同文馆的专业人才，曾长期在袁世凯手下办洋务，主持过胶济铁路事务，还当过山东巡警和山东营务处的头儿。但让弟弟破格当上四品衔的驻外大臣，却是杨枢意想不到的。

所以，在给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端方的密函中，感恩图报的杨枢便有了如下感言：

伏念枢兄弟俱识浅才疏，仰蒙圣恩高厚，先后擢用，实属非常际遇，感激镂膺（铭刻在心之意）！惟有共矢忠贞，力图报称……

对清朝的职业外交官，今人知之不多。公允而论，杨枢这位蓄着花白长须的回族外交官，和数年前殉职于帝俄首都的杨儒，都是百余年前的中国好代表。

各方扎堆的旅顺会议

再说回到俄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

6月下旬，结束了对日本访问的库罗帕特金并没直接回到圣彼得堡，而是就近赶到旅顺口。在这座一直被日本人盯着的要塞之城，他视察了防务，并参加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不过，沙皇陛下指定的会议召集人，不是他，而是面目可憎的御前大臣别佐勃拉佐夫！

6月18日至27日，在旅顺的关东州长官署，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关东州行政长官阿列克谢耶夫、外交部关东厅特派员普朗逊、随库罗帕特金一同出访日本的侍从将军沃加克少将，专程从圣彼得堡赶来的远东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阿思扎少将、驻日公使罗森、驻韩公使巴甫洛夫，以及迟到的驻大清国公使雷萨尔，闭门讨论并制订了应对日本的远东方针。

与会者达成一致的是：

无论日本还是俄国，占领朝鲜或其北部都对俄国不利，所以，要一如既往地维护朝鲜的独立；

为了不使日本人找到借口，鸭绿江商业开发禁止现役军官参加经营；

将满洲并入俄国必然出现管理上的极大麻烦和巨大开支，全体与会者认为，不仅并入整个满洲，即便并入其北部，在原则上都是不适宜的。这会使我们遇到引起灾难的麻烦。

一方面不放弃3月26日条约（即“俄七条”）并发出吞并满洲的威胁，同时将满洲的军事占领再延长三年。

为使南满和关东（即旅大租借区，下同）不遭受日本进攻，需要三年时间用来结束铁路的修筑和加强铁路守卫，用来结束旅顺和关东的筑垒工事以及组建新的部队。

这次会议之后，才有了隶属东西伯利亚军区的第三军的组建，该军即斯特塞尔任军长的关东防区的驻军。

会议达不成共识的东西，都一一记录在案，一并呈报给了沙皇。至于“上达天听”以后，沙皇陛下是否真的接受，只有上帝知道。

别佐勃拉佐夫两度跑到远东来指手画脚，让本是职业军人出身的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总督”很是不爽。没有哪个观念正统的官员能看得起政坛上一步登天的小人。然而，只是因为该人正为沙皇陛下所宠信，且在不惜与日本一战的观点上完全相同，所以，阿列克谢耶夫掩饰住了对此人的厌恶，故作谦和地与之共商“抗日大计”。

库罗帕特金曾恼怒地在日记里写道，旅顺会议期间，“阿列克谢耶夫显然扮演了两面派的角色”！

7月份回到圣彼得堡以后，库罗帕特金愤怒地得知，在他离开首都的日子里，别佐勃拉佐夫竟然以皇帝的名义调去了远东的全部军事档案！他终于忍不住发作了，在给尼古拉二世的奏报中，他怒气冲冲地逼皇帝表态：

需要皇上作出裁夺，究竟谁是谁非？

一、别佐勃拉佐夫一伙、阿列克谢耶夫和普列维认为：为了避免战争，必须干预整个满洲，停止撤军，占领新的地点，禁止欧洲人进入满洲。对于朝鲜，不仅必须继续，而且必须发展和支持鸭绿江畔的森林事业；必须竭力干预整个北朝鲜，而且不能以此为满足，还要考虑确保俄国控制直至元山的全部朝鲜铁路。

或是下边这些人正确。

二、库罗帕特金认为，为了避免战争，需要采取极端手段：将旅顺、关东和整个南部铁路支线交给中国。维特和拉姆斯多夫支持库罗帕特金。

别佐勃拉佐夫被气歪了鼻子，迫不得已归还了军事档案，却提出要和库罗帕特金决斗！在此“爱国大臣”看来，把已经到手的旅大地区和整个南满铁路区域提前归还给清政府，这简直是昏了头的胡说八道！

到了1903年夏季，沙俄政府内部，主战的“朋党”与反战的“三巨头”之间的斗争已经十分激烈。一心想成全其父的“黄俄罗斯”宏愿的尼古拉二世，沉默了几天之后，终于相信了别佐勃拉佐夫和阿列克谢耶夫的力谏，遂不顾“三巨头”的反对，一意孤行，不惜与日本人一战，也决不妥协。

在别佐勃拉佐夫朋党们的鼓动下，尼古拉二世制订了“远东新方针”，其主要内容是：

不仅不从满洲撤军，相反还要增加兵力；

禁止外国人进入满洲；

在维护我们在满洲的军事利益的前提下，染指朝鲜。

喏，之前的旅顺会议，算是白开了！

关键时刻“三巨头”全被晾起来

至7月30日，即日俄两国谈判开始以后，尼古拉二世悍然设立“远东总督府”，阿列克谢耶夫由“关东州行政长官”升格为“远东总督”，拥有了远东政策的指导权和统一调配西伯利亚以东的所有军事力量，到后来，更有了对日外交谈判的决定权！

最荒唐的，“远东总督府”这一事关国家命运的机构的设置，事先，政府大臣们一无所知，库罗帕特金是从维特拿给他的一张报纸上获知此事的！

事实证明，正是沙俄“新方针”的这根粗针，狠狠扎疼了日本人最敏感的神经，他们才跳了起来，最终与俄国兵戎相见。

为了强力推行“新方针”，从没果断过的尼古拉二世，竟然果断地将中枢的“三巨头”生生拆散了——

对维特，他采用的是明升暗降的招数。维特是先帝亚历山大三世非常信任、而且能力超强的老臣，为了让其离开权力中枢，沙皇任命其为新设立的大臣会议主席，而免除了其担任了长达10年的财政大臣的职务，让这个反战的政界元老和财神爷既不会再在自己身边喋喋不休地多嘴，又不能从财政上限制战费的支出。

对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他用的是釜底抽薪的办法。9月下旬，一切安排妥当后，尼古拉二世要陪皇后和四个女儿回德意志帝国黑森州丈母娘家去探亲。虽是家事，他却硬拉上了外交大臣，理由是他将与德皇威廉二世会面，需要外交大臣作陪；而且，他还要派拉姆斯多夫代表他出访法国。于是，在日俄谈判最关键的一个多月里，像维特一样固执反战的拉姆斯多夫不得不远离圣彼得堡。他离开俄国的这段时间，谈判地点就从圣彼得堡移往了东京，而负责人也就变成了“远东总督”，害得驻日公使罗森不得不跑到旅顺口来向一位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汇报与请示工作。

至于公然声称“陆军部最大的愿望就是从满洲撤离全部军队”的库罗帕特金，自然无心干下去了。他在回忆录中说，他曾几次禀报沙皇：“坚决要求解除我的陆军大臣的职务。”为了让陛下物色自己的接任者，他甚至请了4个月的长假！9月间，他已经回到了乡下的故里。只是因为局势陡然紧张，他才不得不奉旨放弃休假，回到圣彼得堡，主持起草对日作战方案。对一个以服从为天职的职业军人来说，对最高统帅的命令，只能像我们的林彪元帅所说的那样：“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即便到了起草作战方案的1903年10月间，库罗帕特金还想极力避免战争，在给沙皇的报告中，他固执地建议将旅顺和大连归还给清政府，以换取对北满铁路的继续占有，他认为：如是，则“将有可能恢复同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关系，这不仅给俄国，而且会给全世界带来安宁”。他还说，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完全赞同”他的观点。

到了这会儿，尼古拉二世已经听不进任何反战的谏言，他像输光了本钱的赌徒一样，驾驶着俄国拐上了战争的轨道。

无奈的“局外中立”

到了冬天，眼见得日俄两个强邻要在自家后院大战一场，清王朝既无力阻止，也不知究竟该联谁该拒谁。

真难为死人了！从国际法上讲，清俄两国是签订过共同应对日本的密约的同盟国，现在真遇到了日本挑战，按说要联俄拒日。但从现实来看，俄人拒不撤军，图谋我满洲，日本是挺身而出，代我逐寇，我岂能不联日拒俄？

如何是好？朝廷只好谕电各省督抚，请封疆大吏们各抒己见，不得讳言。

谕旨到，各地大员公忠体国，纷纷回奏。

贵州巡抚李经羲接到北京的谕电后，思量再三，向皇太后与皇上写下了自己的意见：

俄胜，势必吞并；日胜，无非索酬。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与其畏俄而不许，何如亲日而获成？……不助日仍无全理，助日则或有幸望。

李经羲是李鸿章的侄儿，举人出身的官宦世家子弟。他的回奏，与身在南方的总督巡抚们，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两广总督岑春煊、广东巡抚张人骏、湖南巡抚端方、驻上海的电报局总办盛宣怀等算是异口同声，他们都主张“联日拒俄”。

一向老成持重的张之洞，这一次，甚至想到了一个极端的办法，他建议：

以日本之将校，率我之兵，庶几可与俄人一战。

一叶知秋。仅闻老成的张之洞这句话，即可想见，当年大清统治集团，对蛮霸的沙皇俄国是多么憎恶，而对助我中华索回满洲的日本又是多么信任！

至于倒向日本的后果，有可能是日本败给了俄国，东三省永远落入俄人囊中，对此，张之洞等则天真地认为：到时候再和俄人谈判收回，其原话是：

异日再议收复。

不过，按大清驻俄公使杨儒的推测，被朝廷视为“东南柱石”的这几位疆吏的意见，背后有日本人的活动。因为他尚与俄人苦苦力争时，竟有南方的一两位疆吏给他发电报，称即便激怒俄国也没什么，大不了他们不还东三省嘛！且读杨儒当年在圣彼得堡给“两宫”的奏报：

一二东南柱石，尚未免受人簧鼓，坐昧事机，来电谓：纵激怒于俄，不过不还东三省。

抑思龙兴故土，陪都所在，陵寝所存，断无永弃之理！“异日再议收复”？试问俄果遂拱手交还乎？

慈禧太后得此密报，既未再向杨儒追问“一二东南柱石”的姓名，亦未内部密查张之洞等是否与日本有染。当国老妇人的隐忍，确是后世所不能想象的。

一向被朝廷视为“疆吏领袖”的直隶总督，这一次，却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袁世凯于是年冬至月初九（1903年12月27日）从天津上奏朝廷，分析利弊道：

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以陆军扰我西北，不但中国立危，且恐牵动全球。

所以，袁氏的结论是：

我当守局外。

局外，即战局以外的中立。

与李经羲同龄的袁世凯，正年富力强，两年前接任了李经羲伯父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衔时，才42岁。而且，袁氏还兼了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于军于政，均有很大的话语权，自被视为京城以外最有分量的人物。

袁氏的建议，颇为令同僚们诧异——两个外国要在我大清疆域开战，日本要帮我驱逐俄国，我不但不助日逐俄，反倒要“局外中立”，岂有此理？

袁世凯的亲家端方就颇为不满地向盛宣怀写信表示：我无终守“局外”之理。

地方大员们意见不一，更让朝廷举棋不定。北京举棋不定之际，东京却传来了令人意外的声音——日、俄断交的第二天，日本公使内田康哉就拜会了外务部，向庆亲王奕劻转达了日本政府“劝告”大清中立的意向。

第二天，大清驻日大臣杨枢也传回了日本外务省的正式劝告：如若日俄开战，希望大清保持中立。而且，日本人愿意重申：无论是战争期间还是战事之后，都保全大清主权与领土完整。

啊呀！这样的承诺，怎能不让清廷喜出望外？

其实，日本何尝不想把大清绑上自家的战车？在大清土地上打仗，兵员与劳力，粮秣与补给，哪一样不需要有东道国的参与？

然而，出自对大清军队战斗力的现实的估量，更出于对战后利益分配的担忧，所以，日本人宁可让大清保持独立，可不愿拉上一个不倚恃的同盟军。

日本人的表态，让“联日拒俄”失去了依据。由此一来，清廷决策的天平上，袁世凯的“中立”盘子里加了一个大的砝码。

北京决策者还在犹豫不决，而东京的决策者已经坐进了战车。

12月25日，小村寿太郎终于邀请杨枢到外务省，向中国公使披露了与俄谈判的内情。

之前，杨枢曾多次求见而不得，以致无以探知日俄交涉内情的他，在给朝廷的电文中，苦诉自己已经“昕夕忧虑，寝馈不安”。

小村通报杨枢：日本与俄国所谈的，其实只有两个条件：“一系朝鲜仍旧独立，日本在朝鲜现享之利权俄不得侵占；一系满洲主权应归中国管辖，他国不得侵夺。”

但俄人却表示：“朝鲜之事，尽可照约办理”；“满洲与日本无关，不得干预”。经日本一再请求，俄人改称“满洲暂可不提”，便再不让步。有鉴于此，日本外相正式通告中国公使：

我国政府主意甚坚，绝不退让。目下海、陆军均已齐备，随时可以宣战，但临此大事自当持重，未便轻率，所以尚须静候俄信，再定趋向。总之，我国政府自满洲起事以来，一意保全中国主权，维持日本商利，并无异议，所望贵国政府，始终坚持定见，幸勿游移。

杨枢向北京禀报称，他当即“设词致谢”：

贵国政府能仗义执言，保全东亚大局，固中国之幸，亦各国之愿也。且中国政府亦深知贵国政府有保全东亚大局之意，故力守前约，不为横议所屈。此后仍望贵国政府，笃念辅车相依之义，和衷共济，助力相维，曷胜感祷！

俄军已在辽东各地严阵以待

俄国关东防区，即旅大至金州一线，本已驻扎着8个步兵营、1个哥萨克骑兵团、1个要塞炮兵营、3个野战炮兵连和1个工兵连。从上一年的后半年开始，步兵第四步兵师和第七步兵师陆续增援而至，组成东西伯利亚第三军。战前，已经有4万多俄军固守起旅顺要塞至金州一线。

在旅顺之外，原驻扎在奉天（今沈阳）、辽阳、营口、凤凰城（今凤城）的俄军，本已奉命往国内集中，却又重返原驻地。可怜的盛京将军增祺及其各地的大员刚与俄军将领拱手揖别，转瞬之间，俄军又卷土重来！

重返营房的俄军反客为主地在驻地广招役夫与苦力，大建炮台与防御工事，并开始操练与演习，不时响起的嚎叫声与枪炮声让大清人听得心惊肉跳。

开战在即，但俄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完全竣工，而是受阻于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一大湖——贝加尔湖。为解燃眉之急，军列不得不靠轮渡一列列地向东方运送。按俄军事当局的设计，火车须达到每昼夜14列的速度，才能完成向远东增兵的任务。但因为贝加尔湖所阻，也因为机车不够，现在每昼夜最多只能往返3列！所以，库罗帕特金心急如焚！

好在，新竣工的大清国东省铁路，为俄国军方提供了最及时的帮助。从7月中旬通车以来，从俄国的赤塔到大清的满洲里，再从满洲里经哈尔滨到金州和旅顺口，火车日夜奔驰，源源送来援军。至1904年新年到来之际，铁路线已经将24万俄军及大批武器弹药运抵辽东半岛各指定地点，防线迅速地覆盖了整个辽东半岛——从安东县（今丹东市）的鸭绿江畔，到与直隶省接壤的辽西重镇营口；从省城奉天以东的本溪、辽阳，到毗邻内蒙古的辽北各厅县，如铁岭、开原、法库门和昌图，都驻上了俄军。每占一地，俄军即招募大清劳工开挖工事，修筑堡垒，架设电线，拓宽马路。备战气氛很快就弥漫了整个奉天地区。

库罗帕特金认为，至少有50万俄军，才有把握战胜日军。所以，俄人一直在祈祷日本人尽量晚些时候再发起挑战，以让远在欧洲的更多的俄陆军主力部队赶赴满洲，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将日军全部赶下大海！

为了达到预期的运兵能力，俄国铁路工程人员竟然极有创意地想出了空前绝后的狠招：在冰冻层极厚的贝加尔湖上铺设临时铁轨！

备战的紧要关头，老毛子真是拼了。冰天雪地中，工程人员与成千上万名工人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开始施工。需要说一下的是，许多筑路工人是以前修东清铁路的华工。东清铁路建成后，他们又在俄国找到了新的工作。

俄国抢修湖上铁路的情报传到日本后，自然更让日本人如坐针毡！

马拉松谈判拖垮日本人的耐心

1904年1月12日，是天皇睦仁召集御前会议的日子。

早在上一年9月，元老会议上，日本政坛最具权威性的4位老人——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和井上馨，便召来内阁各大臣，以及参谋总长大山岩、参谋儿玉源太郎、海军军令部长伊东祐亨、海军军令部次长伊集院五郎，讨论过与露国开战的可行性问题。

明治和大正时代，元老并非虚置的政治荣誉，而是超过宪法的特殊实职，是被天皇授予“元勋优遇”的至尊待遇、负有“匡辅大政”最高责任的国宝级大佬，推荐首相人选、讨论开战与媾和，各种国家大事，全由元老们决定。

设立元老，与伊藤博文的去职有关。

1889年10月，伊藤辞去枢密院议长一职。为将这位维新元勋和颇具政治智慧的忠臣永久留在身边随时咨询，天皇睦仁不光畀其宫中顾问官一职，又特意颁诏给他：

纵令辞职也勿离宫阙，重大事件发生时当答朕咨询，国家有事之日亦当复出，以分朕忧。

于是，日本历史上就有了元老一职。

为了藩阀政治的平衡，萨摩藩出身的第二届内阁首相黑田清隆，也被授予第一代元老。之后，与伊藤同属长州藩籍的山县有朋成为第三位元老。又过了若干年，多次担任过大藏相的萨摩藩的松方正义也被授予元老。日俄开战前，多次担任内阁大臣的长州藩的井上馨成为战前的最后一位元老。至开战前，因黑田清隆已经过世，所以，是否与俄国开战，其实就是这四个不太老的老头儿——伊藤、山县、松方、井上——凑在一起议定的。

英雄哪能不看出身？看看列位日本元老的原籍，人们就明白了，这其实是“萨长藩阀”的最高机构，难怪人们爱以“伊山体制”来代指明治时代的政治体制——伊者，伊藤也；山者，山县也。

正是在9月份的这次元老会议上，强硬的山县有朋第一次提出：宜向海外派兵，在朝鲜半岛与露国对峙。他给出的理由是日本应保卫韩国不被露国侵占，他给出的兵力是2个师团。

这一无视韩国主权的提议，立即招致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的强烈质疑，一向谨慎的“权兵卫大臣”，对“山县侯”（侯爵）的提议很不客气地发问：韩国毕竟是建国400多年的国家，如派这么多的军队进入该国，必将激怒国际社会，万一韩国皇帝跑到独（德）国或仏（法）国使馆去，我们如何收场？

在场的人都知道，山本指的是7年前（1896）韩皇李熙为躲避亲日派大臣的控制而逃进俄使馆的“俄馆播迁”事件。这是日本人引以为耻辱的旧事。

随后，山本权兵卫请陆军首脑大山岩表态。

大山是参谋总长，还是帝国元帅，其话语的分量自然非同常人。但听大山直言不讳地说：我国乃四面环海的国家，如运送陆军去外国打仗，海军不能掌握制海权的话，陆军就不能出动。

海陆军领袖的表态，令山县有朋大为尴尬与恼火，稍后，他即托辞而去。

是次元老会议，不欢而散。

数日后，德高望重的首席元老伊藤博文亲往海军大臣官邸，当面听山本权兵卫详细讲述了反对出兵韩国的道理。听罢，伊藤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将山县提议的2个师团缩为1个混成旅团，以达到只保护韩国政府的目的。

自海相官邸出来后，伊藤接着去看望并游说了山县。山县审时度势，自己撤回了派兵韩国的设想。

然而，到了1903年12月，通过谈判阻止俄军进占大清满洲和韩国的努力已经失败。人们再度回到了山县的既有思路上。元老与重臣们慎重地讨论了开战的可行性。

无论是元老重臣，还是内阁重臣，全都明白，露国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虽说军力数倍于日本，但10年前那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日清战争”，给了日本人太大的鼓励。既然被“露西亚”逼到了绝路上，那就只有先发制人地发动战争了！

对日俄战争，日本人至今认定：过在对方。

2015年11月30日中午，我在东京的战争博物馆“游就馆”里，看见过“日露战争关系年表”，他们把“明治二十七年（1894）日清战争爆发”当成起点，之后，表述如下：

明治二十八年（1895）4月，日清构和条约缔结，露、独、仏三国干涉；

明治二十九年（1896），露清间的东清铁路签约；

明治三十一年（1898）3月，露国租借旅顺、大连；

明治三十二年（1899）5月，露国阿列克谢耶夫就任辽东半岛“总督”；

明治三十三年（1900）6月，北清事变，露军占领满洲；

明治三十四年（1901）11月，露国的东清铁路开通；

明治三十五年（1902）1月，日英同盟缔结；10月，露西亚第一次满洲撤兵；

明治三十六年（1903）5月，露西亚占领朝鲜龙岩浦，增兵满洲，增派东洋舰队；6月，露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视察远东并访问日本；7月，就满洲与朝鲜问题日露开始谈判；7月以降，两国交涉期间露国强化在远东的军力。

明治三十七年（1904）2月6日，日露两国绝交；2月8日，第一军先遣队仁川登陆；2月9日，旅顺港攻击，仁川冲海战；2月10日，露、日相互宣战；

……

瞧见了吧？一桩桩，一件件，在日本人看来，全是对方的错！只是，这个时间表上没有表明，露国与大清合资修建东清铁路，与尔何干？露军占领了朝鲜某地，又与尔何干？分明尔曹早把大清满洲与朝鲜看成是自家的禁脔了，才豁出命去与对方决斗。

不过，好在时间无法更改，顺序不容抹煞，所以，日本人还是把主动挑起战争的事实与两国宣战的次序如实写在了纸上。

百余年后的日本官方依然这样认为，所以，1904年元月的日本君臣更要觉得只能选择战争了。在他们看来，露国占领大清满洲和朝鲜，只是侵占日本本土的第一步，所以，他们必须奋起抗争，力争速战速决，把亡国的隐患消灭在“利益线”上。

1904年1月21日，即决定是否出兵韩国的御前会议前夜，一直反对开战的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匆匆赶到伊藤博文官邸，敦请这位深受天皇信任的元老：奉劝天皇陛下亲笔给俄皇写一封谋求和平的信，以作最后的努力。

性急的山本权兵卫劝道：是战是和，伊藤公为最后下决心的人。

不料，一向温和的伊藤博文，闻此言后，怫然作色，怒斥山本的言论为“万难原谅的失礼之言”！言下之意，不言而喻：身为皇国之臣，只有天皇才是最后的下决心者，所谓“一言定乾坤”是也，岂有他哉？

山本自知失言，遂不再作声，见伊藤沉默不语，山本只得讪讪告辞。

第二天上午，伊藤、山县、松方、井上四元老，和桂（首相）、小村（外相）、山本（海相）、曾祢（藏相）会集首相官邸。这是一次御前会议前的例会，当天下午，天皇要在皇宫召集御前会议。

伊藤挥毫写下了四行大字：

露国对策；

英、米与其他国家对策；

向国民宣示之要领；

天皇陛下的举措。

伊藤请诸君各抒己见。结果，众人的意见在纸上记录了长达两米。

这一次，人们异口同声地赞同与“露”决绝。

下午1时，睦仁主持了决定日本命运的御前会议，即日本历史上有名的“一·二二御前会议”。

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宣读俄公使罗森交来的对日本修改案的最后答复。

听，露西亚人还在饶舌呢：

如果日本同意接受双方不把朝鲜领土用于战略目的和关于北纬39度以北设为中立地带这两项，那么，本国将不妨碍日本和其他国家通过与中国缔结条约取得在满洲的权益。

日本人已经没有多少耐心再听“露人”瞎唠叨了！

君臣们一致接受了小村的提议：“日俄已无再谈下去的必要，必须中断谈判，立即采取必要的自卫手段。”

注意！他们把到别国境内去发动战争，说成是“自卫”！

自此，战争进入了倒计时阶段。

1月19日，军方召开了作战规划会。

1月26日，元老会议专题研讨了战时财政问题。

2月4日上午，总理大臣桂太郎召集了阁僚会议。当天下午，天皇睦仁主持了战前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作出“圣断”：与露国绝交，同时向第一军发布动员敕令。

日本君臣押上了“皇国”的命运！

第四季

军港之城佐世保

自从陷入日俄战争的故纸堆里以后，我就常常被“佐世保”三个字所诱惑。

史料上记载，那里是日俄战争期间日本联合舰队的组建之地和起航之港，也是日俄海上决战的收官之地与日本海军的凯旋之城——战争爆发前夜，偷袭济物浦（仁川）和旅顺口的所有日本战舰都是从佐世保出发的；战争终结之战，俄国太平洋第二舰队是在佐世保附近的对马海峡被日本联合舰队全歼的，甚至连俄舰队的中将司令也和残存的俄舰一样，都成了日本人的战利品，悉数被押回了那座小城。这样一座军港之城，是日本帝国海军的福地，自然也是俄国人遗恨千古的伤心之地。

如此佐世保，我想去看看。

2015年初夏，我合上满桌子一本本翻开的旧书，从青岛直飞日本福冈，再转乘JR（日本铁路株式会社）西日本线的列车赶到了佐世保。

这是我第二次为看当年的故址而去日本游走。

夏令的日本北九州，正进入恼人的雨季。从我们抵达日本的那一刻起，天就一直阴着，并不时下起雨。今天，也不例外，只是，雨不大，不影响出行。

那天，我在佐世保站下了车。站内有座木雕工艺品的标牌，上面镌着两行黑字，告诉每一个到访此地的外来人：这里是日本列岛的最西端——

日本最西端佐世保站，东经一二九度四十三分。

旁边另竖着一方小牌，牌上写着这一天的日期——

2015年7月1日。

天气影响心情，黯然源于记忆。

是的，这里是日本列岛最接近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地方。正因地理位置使然，明治时代，日本人就把这里辟作军港，名为防卫西海岸的海军基地，实为扩充其所谓“利益线”的对外扩张的根据地。1945年美军占领日本以后，佐世保就成了美国第七舰队在日本的基地之一，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越南战争，佐世保港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日本海上自卫队组建以后，佐世保作为日本海军的福地，再度成为日本舰队的母港之一。在世界各国的海军地图上，佐世保无疑是个很大的坐标。

因为知道这里乃美日两国的海军基地之所在，所以，我没指望能走进军港去觅找日俄战争时期的遗存。我只期待能在市区随处转转，与一二栋百余年前的老房子相遇，以增加一点对当年的感性认知，如能找到并走进那座“海上自卫队佐世保史料馆”，则真的算是不虚此行了——从网上查知，该市有这么一个堪称日本帝国海军博物馆的地方。但是，该馆为军方所有，是否对平民开放？尤其是否对来自中国的游人开放？我一无所知。

车站前，是热闹的市区。沐着小雨漫步市区，满眼都是毫无特色的大小水泥楼房。对了，还有一幢西式教堂，似在提示人们：这里是有很多美国大兵和家属待的地方哦！

几乎穿过了整个市区，我们才发现：和式建筑竟一栋也没见到！我恍然想起，在这里，哪里还会有什么历史建筑？1945年夏，美国B-29重型战略轰炸机不是例行公事地每天飞来几趟，把九州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和工业重镇都夷为平地了嘛！难怪这座城市里的建筑，都是战后重建的战后重建的，还有日本的海军。

来佐世保之前，我做了点功课，知道了日本海上武装力量的复活经过。

从1945年初秋美国军舰进占日本各港口以后，嚣张了70多年的日本帝国海军即宣告作古，残存在各军港里的那百余艘大小军舰，全被美、英、苏、中四个战胜国以战争赔偿的名义分走了，中国海军也开回了34艘中小型战舰。战后，按在美国人主导下制订的《日本国宪法》，日本成为一个不再拥有发动战争能力的和平国家。

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朝鲜战争，让日本人有了重建海军的机会！

1950年6月25日，与日本隔海相邻的朝鲜半岛爆发内战，北部的朝鲜向南部的韩国不宣而战，13.5万人民军突然越过了两国交界的北纬38度线，向只有9万余人的韩国军队发起了猛攻，并于3天后攻陷了韩国首都汉城。7月7日，在美国的提议下，联合国议决派遣联合国军进驻韩国抵御朝鲜。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美国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在麦克阿瑟的亲自指挥下，9月15日，美军在半岛蜂腰部的仁川港登陆，一举包抄了朝鲜人民军，并将战局推到了38线以北。一个月后，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国“抗美援朝”，前后有百余万军队出国参战。至1951年7月，中朝军队与联合国军已经结束了5次战役，双方胶着在北纬38度线上，进入了战略对峙状态，并终于同意在38线上的开城举行谈判。

开城谈判开始后的一个多月，即1951年9月8日，48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与日本政府首相吉田茂签订了《对日和平条约》（又名《旧金山条约》），日本在声明放弃了对朝鲜半岛、台湾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半部等的主权以后，被国际社会接纳为正常国家。不过，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未派代表出席该条约的谈判与签订，台湾当局也无代表，故此条约是中国人不在场的情况下签订的。翌年4月28日，该条约生效。

紧接着，在《旧金山条约》签订数小时后，美国又与日本单独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从此，日本将国家防卫的责任托付予美国，并向美国提供陆海空军基地，每年交付美国一定数额的保护费。该条约自动延长至今。《日美安保条约》签订之后，当年10月，日本防卫省海上保安厅即向美第七舰队借得68艘小型护卫舰和登陆舰组建了海上警备队，两年后改名海上自卫队。60多年以来，名为海上自卫队的日本海军，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装备最为现代化的海上武装力量之一，其吨位规模位于世界前列。在佐世保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总监部，即辖有第二、第六、第八、第十三护卫队共13艘战舰，其中有当代最先进的宙斯盾作战系统的“爱宕级”重型防空导弹驱逐舰和“金刚级”导弹驱逐舰。

作为远东的重要军港，佐世保也一直被美国人使用着。越战结束后，美国一度减少了对该基地的使用。但是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人重返亚洲。网上称，现在，佐世保基地驻扎着3000名左右的美海军官兵，常年停泊着潜艇、两栖攻击舰、坦克登陆舰等多艘先进战舰。

当今日美战舰炮口之所向，地球人都知道。所以，游佐世保，心境晦暗，如同天色。

佐世保车站后，是看似平静的港湾。

近前的码头上，泊着一艘喷着“海上保安厅”黑字的银灰色巡逻艇，艇尾垂着一面日本国旗，让我不能不想起这种巡逻艇与在钓鱼岛海域与我海监船的对峙和在黄海海面对我山东渔民的抓捕。老实说，不管在哪个地方，我看到太阳旗的第一眼，总是有些别扭——70年以前，这面国旗在我祖国大地上随意飘扬的时候，正是中华民族最为屈辱的历史记忆。

视线越过这个平静的港湾，对面是客轮码头和客船。再往前看，即可见到远处海湾里泊着深灰色的军舰和黑色的潜艇。军舰与潜艇之后，是一座不太高的楼房，楼前并排悬着的日本国旗与美国国旗。那儿，应该就是美国海军佐世保基地司令部所在地。

从市区通往军港的路上，岸边，竟有一座小小的“厦门园”，园中安置着一个小小的白鹭的雕塑小品。原来，佐世保与我“鹭岛”厦门市是友好城市。

继续前行，岸路边上有一座铁锚做成的城雕，锚身上嵌着一排英文，不解其意。再往前走，是座公路桥，桥头有一截保留下来的石砌桥身。地上的日文铭牌称，此桥原名海军桥，初建于佐世保镇守府开建时（1886年），本为木桥，后改钢筋水泥桥，云云。

过了这座海军桥，就是佐世保港区了。

没人阻拦，我继续前行。不远处，即见路边有“海上自卫队佐世保史料馆”的明显标牌。

史料馆是一座现代风格的灰色高楼，馆外的标牌上写着“无料”，即来者可免费参观。我有些犹豫地走了进去，但见馆内的工作人员全是穿着平民服的中老年男子，而非现役军人，更没见到想像中的年少而且俊美的男女少尉们在里面值守。只是，参观者要自我登记。但登记似只为统计参观人数，而非其他，因为只要填上姓名和住址，并不需要出示有效的身份证件。我就只填了“中国，青岛，李洁”之后，便获得了登记册后面的老人的微笑加鞠躬。之后一个多小时里，也一直没有人追问我是什么的干活，良心是大大地好还是大大地坏。

佐世保街景。（2015年7月摄）

军港之城佐世保。（2015年7月摄）

原来，这里的“史料馆”，并非图书馆性质的档案馆，而是博物馆性质的展览馆；5层展厅内，陈列是不是文献，而是物件。

说是“无料”实有“料”！每一层都有难得一见的史料，包括让我心绪黯然的北洋水师“定远”舰上的精美铜钟，也包括俄罗斯第二太平洋舰队旗舰上的巨大鹰翼雕饰，还包括东乡平八郎的几幅汉字书法原作。

史料馆告诉参观者，佐世保本是一个小小的渔村。明治时代，日本海军把新锐舰艇组成常备舰队，设东海镇守府（驻横须贺）为其后勤补给基地；把老朽舰艇组成警备舰队，设西海镇守府（驻长崎）为其后勤补给基地。随着海军势力的强盛，明治十九年（1886），从北到南，从北海道到九州，日本把镇守府扩增成5个，即室兰镇守府、横须贺镇守府、舞鹤镇守府、吴镇守府和佐世保镇守府。因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优良的地形地貌，渔村佐世保遂被选作镇守府所在地。

展厅里有佐世保湾的立体示意图，海上自卫队总监部的所在，“米国海军”专用码头的位置，佐世保重工业港的范围，甚至海上自卫队的教育队、警备队，旧海军航空队的具体位置，都标注得明明白白。卫星穿梭时代，地面或水面建筑或物体已经无法屏蔽，与其以“保密”为由禁锢国民的目光，不如索性撤掉伪装网任外人正常打量。日军真不是如我国抗战神剧所丑化得那么愚不可及。

史料馆里有多帧镇守府初建时的老照片，看过这些老照片我才知道：明治维新不仅在制度上要“脱亚入欧”，在建筑设计上也已经全盘西化了，港内规划和主要建筑更是直接请洋人设计的。史料馆身前是一座像是百年老建筑的西式尖顶楼房，那应该是大轰炸后仅存的历史建筑吧？

从史料馆的5层展厅向外望去，多艘美国战舰历历在目。

走出史料馆，我按方才看过的立体示意图所指，沿公路前行，想让自己更靠近军港一些。不久，就看了长长的绿色铁网。铁网上的牌子赫然写着：“米国海军基地区域，未经许可，严禁入内。”前面说过，米国，即日语的美国。

沿铁网走到十字路口，正对着的，就是美军基地的入口。入口中央，立有显著的圆型标牌，但标牌下另有牌子，写有“禁止入内”的英、日文。地面，是一道布满尖钉的路障。一个美国大兵守在岗哨里，见我朝基地深处举起相机，遂走出哨位喊了一嗓子，并摆了摆手，示意我们离开，但表情却并不生硬。想必大兵们见惯了探头探脑的游人。

与美军基地遥遥相对的，有一块很大的横卧的石碑，上面镌着“海上自卫队佐世保地方总监部”的大字。总监部，即司令部。不用说，这条坡路的入口也立着禁入的标牌。距这块卧石挺远的上坡的尽头，是一个圈起来的大门，铁门闭着，有车进出时，才有卫兵出来。

我知道，这已经是我离当年最近的位置了。

111年前，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兼联合舰队第一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就是从这里起身，走向军港，登上他的“三笠丸”的。

汉学是明治人的文化基石

1904年2月6日凌晨1时，个头矮小的东乡平八郎率一行官佐悄然登上了簇新的“三笠丸”。

东乡是个身高不足1.6米的矮小的日本人，但其旗舰却大得惊人！排水量15140吨的一级战列舰“三笠丸”，是当年海上的巨无霸，也是动力与火力均最为先进的亚洲第一舰。该舰是日本政府从英国订制的，1902年5月驶回日本，1903年12月28日刚刚编入日本常备舰队，成了联合舰队的旗舰。

在“三笠丸”华丽的会议室里，56岁的东乡平八郎向同为海军中将的第二舰队司令官上村彦之丞以下各战队司令和舰长，宣示了天皇陛下昨日对全国陆海军发布的诏书：

朕以东洋之和平，朕衷心之欣幸也。故关于清、韩两国时局问题，朕命有司自去岁即与俄国交涉，不意俄国政府实无顾念东亚和平之诚意。盖清、韩两国领土之保全，与我日本独立自卫有密切之关系。朕兹命朕政府与俄国断绝交涉，为我独立自卫计，决执自由行动。朕信赖卿等之忠诚勇武，期达此目的，以全帝国之光荣。

日本君主的诏书，怎么写得如中国帝王的御笔？

老实说，第一次读到这样的译文的时候，我也觉得民国初期的翻译家也忒拿日本不当外人了！怎么能把日本的文字“意译”成了中国式的官样文章？

不过，随着对幕府乃至明治时代的了解，我才知道：古汉语还真是当年日本上流社会通用的书面用语！民国初年的日文翻译者，无疑个个都是自幼在祖国背诵过经典、少年时又留学于东洋的文学青年。置身日本，他们见证了岛国对中华文明的传承，而且，他们的古学功底也未必比日本精英阶层扎实。所以，对他们而言，与其意译，何如“硬译”？而且，我还知道了，江户幕府时代以降，日本上层人物写东西，通常要先写一篇汉式的，再写一遍和式的。他们对古汉语的融汇与运用，肯定不如大清国的士大夫阶级，但比普通的大清百姓水平高。

没错，幕府时代，日本上层即以汉学——中国儒家典籍与书法——为必修课，无论皇室还是各藩藩主，也无论公卿贵族还是各藩武士，均以中华“上国”的文化精髓为精神食粮，年及学龄，均要学习汉学。

自公元4世纪（中原的东晋时代），中国的《论语》等典籍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以后，即被日本贵族所接受。尤其在公元8世纪的奈良王朝时期，受大唐文明的辐射，汉学在日本进入全盛时期。千年以降，汉学一直是日本的官学，深刻地影响着日本社会。

日本人对中华文明典籍的理解与使用，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范围。且说自明治以降历代天皇的年号吧，无不得自于中国之经典——睦仁的年号“明治”，是从《易经》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中得来的；其子嘉仁的年号“大正”，得自《易经》中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其孙裕仁的年号“昭和”，则得于《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现今天皇明仁的年号，取自《左传》中的“内平外成”。就连该国最惹邻国瞩目的“靖国神社”，也得名于《左传》中的“吾以靖国也”。甚至连看似日本独有的“武士道”，也不过是把儒教的忠、勇、仁、礼、节、义等矿石，与和族固有的神道教熔化一炉，锻打成的日本男子的行世规则。

前文提到过的前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虽以策动了被袁世凯弹压了的朝鲜“甲申之乱”而声名狼藉，但其本人却是一位一流的汉学家，他用汉语写成的《栈云峡雨日记》，记录了他早年从北京出发，历河北、河南、陕西，经秦岭古栈道进入四川，复经湖北、安徽、江苏，最终到达上海的行程与沿途的风土人情，是明治时代在日本流传最广的大清游记。

令人感慨的是，明治时代的军政精英，个个都是熟读中华典籍的好学生。我曾在东京神田町淘过一册《维新志士遗墨百人集》，里面有100幅明治时代的精英的书画作品，无论藩主还是武士，无论大臣还是僧侣，其诗其墨，都绝不在同时代的清朝士大夫之下，比我民国时期的军政精英更强许多！

没有人否认：日本文化的精髓，得之于中华古文明。而荟萃了中华古文明的汉学，正是明治时代精英们的文化基石。

东乡平八郎的人生航程

东乡平八郎自然跻身于好学生之列，不然，他就写不出那么多的汉字条幅，更说不出颇似中国古之统帅激励部将时所说出的一这番话来——

宣读完诏书以后，这位平时不爱多言的舰队统帅说道：

此次战役乃国家安然之所系，你们诸官要共同奉献皇威，即便粉身碎骨也要歼灭敌人，以安宸襟！

随后，他向第二舰队司令长官上村彥之丞中将以下各司令官和各舰长做出具体部署：

第一、第二、第三战队及各驱逐队奔袭旅顺口，趁夜以驱逐舰暗袭太平洋舰队各主力战舰，翌日再以舰队主力进行攻击；第四、第九、第十四战队则奔袭朝鲜半岛蜂腰处的济物浦（仁川）港，击溃在该处停泊着的露国军舰，以掩护陆军登陆。各队于上午9时出师！

东乡平八郎还代表全体将士，为天皇写下了奉答奏书：

臣平八郎谨奏，兹蒙下赐之诏敕，臣等不胜感激之至。臣率所部将士，本日由佐世保港出征。当奉体睿旨，尽犬马之劳，以期报圣恩于万一。出师临期，臣平八郎诚惶诚恐，谨奉答以闻。

话毕，东乡率各将军一齐面朝东北方，即皇宫所在的方向，三呼“万岁”。各将军旋领命而去。

一场震惊了世界的大战就要开始了！

明治时代，所有的军政大员，无论出身是高贵还是贫贱，都是读着汉学长大的，日本人所谓的汉学，就是中国的儒家经典。在日本游历的时候，我常常为百余年前那些军政巨子的遗墨而暗自吃惊——论字，属上乘；论韵，全合辙！要知道，他们并不会讲汉语，却能写汉韵的诗，实在让人啧啧称奇！

在鹿儿岛市，我找到了答案。

离开佐世保之后，我复乘JR列车赶到了鹿儿岛。该市正是旧时萨摩藩的首府，明治时代的主要栋梁，超过半数的出自该藩，而且，这些人又大都出自市中心的甲突川之畔的加治屋町，也就是说，他们竟是同一条街上成长起来的一代巨子！

加治屋町，现已辟为开放的明治维新公园，园中立着的标牌上，清楚地介绍了当年萨摩藩实施“乡中教育”的情况：男儿六七岁至10岁时，称“小稚儿”，须要进行冷水浴、武功、柔道等强身与磨练意志的严格训练；11岁到十四五岁时，谓“长稚儿”，则要开始学习日本文化；十四五岁到二十四五岁时，名为“二才”，要开始学习汉学。

原来如此！难怪一个小小的“居委会”里会涌现出那么多日本人所尊崇的“维新伟人”！也就是说，正是靠了少年时代对我中华文明精髓的吸收，加上日本传统的舍己尽忠的武士精神，才锻造出了日本人的超出寻常的民族个性。

在甲突川畔，东乡平八郎并不是最了不起的人物，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二位，是明治时期的主要枢臣，比他对国家的贡献大多了。军界前辈大山岩和西乡从道，也比他更有威望，即便年龄比他小的山本权兵卫，也有“日本海军之父”的荣誉。

在鹿儿岛，我见过当地人排序的明治时代本籍英杰，一共8位，依次是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村田新八、篠原国幹、大山岩、西乡从道、东乡平八郎和山本权兵卫。位列第三、四的村田新八与篠原国幹是西乡隆盛的追随着，明治维新初期的陆军少将，在反对政府的叛乱中，一个战死，一个自裁。其他6位，都是赫赫有名的日本军政巨子。东乡平八郎排名第六，只在其上司山本权兵卫之前，可见，家乡对他的定位还是颇为讲究的。

是的，他还是藉藉无名的海军尉官时，大山岩已经是日本陆军的主要领导人了。不过，虽说辈分与军种不同，但大山岩认得他，因为他最初献身战争时，就是给当炮手的大山岩输送过炮弹。所以，在其家乡，东乡平八郎的资历并不让人炫目。而且，以我外行之见，他的汉字书法虽传世较多，但算不上有多深的功底。

不过，他比前辈乡贤和平辈乡邻多的是将近10年的留洋的经历。

《日俄战纪》第二编上，有《日本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事略》，该文说他十几岁时即参加过萨英战争，即萨摩藩与入侵的英国舰队之间的战争，后选入该藩海军。因“外谨严而内峻毅”，他被本藩选拔为留学英国的少年才俊，先送去开放港口横滨，跟着英国人学习英语。

日本人就是这样一个民族——你把他结结实实地打倒了，他服输，不仅不嘴硬，反倒真心佩服你，甚至拜你为师。反之，他永远瞧不上你。

萨英战争以日本向英国赔款而告终，但藩主不以为耻，反视英国为引领日本走出困境的洋师傅。一时间，多位英国教官被重金聘来鹿儿岛就任有职有权的指导者。东乡平八郎一代未来的海军将领就是在这样的大背影下走出鹿儿岛的。

东乡赶上了好时候。日本帝国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那就必须大力发展海军。而建设海军的头等大事，就是培养一批具有全新观念与专业素质的的舰长。兵部省公布的《大办海军方案》说得很明白：“军舰的灵魂是军官，没有军官，军舰就是一堆废铁。”东乡成了本藩推举的海军后备人才。

在横滨读书期间，只有十几岁的东乡平八郎表现出超众的志向，“日唯以纵论时事以为乐”。3年以后，他被授海军少尉，如愿去了英国。在英国学习待了5年之后，正要回国之际，他得到国内命令：留在英国，监制本国订制的二等铁甲舰“比睿丸”，熟悉了战舰的每一个角落。直到两年以后，他才驾乘该舰返回日本。屈指一算，他在英国待了长达7年之久。这样一个讲着一口流利英语、熟知最先进的海军战术的青年舰长，回国后，毫无悬念地被委以重任，历任副舰长、舰长，出航过朝鲜和中国的上海、福州和基隆港，近距离地观察过中法海战（日人称“法清战争”），还两度远航至太平洋深处的布哇（即夏威夷），有着丰富的战船指挥经验。中日甲午海战中，他任巡洋舰“浪速丸”的第三任舰长，因擅自击沉英国商船“高升号”而惹上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国际官司。所以，在国际上，他有着超乎同侪的名声。

那是1894年7月25日凌晨，日本入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浪速丸”“吉野丸”和“秋津洲丸”三舰在朝鲜丰岛海面与大清北洋水师的“济远”“广乙”“操江”三舰遭遇，双方发生交火后，“广乙”搁浅自沉，“济远”和“操江”则加速逃走。追击途中，东乡与误入战区的“高升号”相遇。虽然看清对方是悬挂英国国旗的商船，但因船上的大清陆军拒绝投降，东乡竟下令近距离将“高升号”击沉，致871名清军官兵毙命于海上！随后，东乡下令将“操江舰”俘获，并掳至本国。获救的英国船长和水手乃至英国政府后来才知道，下令击沉他们的那个冷血的日本舰长，正是20多年多前在英国培养出来的12个日本海军留学生之一。

靠毫无理性地虐杀中国人而成名的海军大佐东乡平八郎，一时间成了狂热的日本民族崇拜的英雄，不过，也差一点成了惹起一场国际官司的罪犯，不是英国人自己最终判定他下令开炮情有可原，他的军政生涯早在45岁那年即已中止。“自后战事无不与”，这是《日俄战纪》上所记载的。也就是说，无论是黄海大海战，还是威海卫围攻战，最后是澎湖列岛登陆战，东乡的“浪速丸”全都参加了。

中日战争结束后，东乡平八郎“论功升少将，任常备舰队司令官”。之后，他离舰入大本营，任海军将官会议议员兼海军技术会议议长，后晋为海军中将。1901年初秋，日本海军舞鹤镇守府在京都府舞鹤市建成。该港的筑港经费，全部来自大清的战争赔款。10月，53岁的东乡平八郎接到天皇的诏令，出任该镇守府的首任司令官，而且一干就是3年。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东乡将在这一职位上退休。

不料，1903年10月，也就是日俄战争迫在眉睫之时，这个远离战舰8年多的海军中将，突然接到了天皇的诏令：与日高壮之丞海军中将对调，出任常备舰队司令官。谁都知道，常备舰队的司令官是对“露”作战的海军统帅的不二人选。

果然，两个月后，海军军令部公布了新一代联合舰队的建置，东乡平八郎不出意外地出任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兼第一舰队的司令官。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项任命，成就了日本近代的一个“军神”。

起用东乡与海军大臣有关

一个年过半百的海军中将，退休养老之前，忽复出任要职，这当然与海军省的掌门人有关了。

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也是萨摩藩人，而且和东乡平八郎是并肩作战的发小，甚至比东乡还小4岁，他俩是“稚儿”时就上了炮台，共同给大山岩搬送过炮弹。萨英战争时，山本11岁，东乡15岁，都属“稚儿”，而当年藩军的炮弹是旧式炮弹，即铸铁的圆球形的炮弹，每颗重达12公斤。10多岁的孩子，搬运这么重的炮弹，可真是拼上小命了。

根正苗红的山本权兵卫像战友东乡平八郎一样，也在少年时就被本藩保送学习海军。东乡去了英国，山本则留学德国，回国后在“高雄丸”和“高千穗丸”上当过舰长。但自从1891年被海军大臣、本籍前辈西乡从道（元帅西乡隆盛之弟）调入海军中枢任官房主事之后，就再也没在军舰上任过职。官房主事，即办公厅主任。官不大，但这位主事的眼光却很远大。他超前看到了海军对于保卫岛国的特殊意义，遂大力呼吁，终使西乡从道“从”了他之“道”，让海军有了自己的司令部，即海军军令部，从此海军与陆军平起平坐了。甲午战争之前，大本营正是采纳了他这个海军省的中层干部的提议，才把常备舰队和警备舰队整合为联合舰队，从而从体制上保证了对大清北洋舰队作战的胜利。

山本权兵卫不光是后来公认的日本“海军之父”，而且，他还颇具政治家秉赋。中日黄海海战刚结束之际，与举国欢腾的气氛颇为不合的是，他不顾忌自己人微言轻，越权对首相伊藤博文提议：闻露、独、佛（即俄、德、法）三国正在频繁接触，如与大清媾和时遭遇三国压力，则无论三国有什么要求均要接受，因为本国实无力与三国开战！也许，正是有了海军方面的支持，一直主张妥协的伊藤才力主屈从三国的干涉，把辽东半岛索价还给了中国。

十年扩军期间，日本海军的“六六舰队方案”，即6艘战列舰与6艘一等巡洋舰混编成战斗群的方案，正是已经晋升海军少将、军务局局长的山本一手制订的。当时，人们就戏称这位局座是“权兵卫大臣”。西乡从道转任内务大臣后，山本真的成了“权兵卫大臣”。

他上任后，头件事儿，就是力栽汰手下冗员，不搞任人唯亲。你想，萨摩藩是日本帝国海军的起家之地，大部分海军将校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乡，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战绩有资历，差不多个个都是明治初期提升起来的“老人”，弄得海军机构越来越臃肿。西乡从道长期主持帝国海军，何尝不想减肥？只是苦于亲情乡情与交情，实在难下狠手，所以，只好把这个无形的死胖子留给他提拔起来的爱将处置。好一个40来岁的少壮大臣，愣是手起刀不落——短剑摆在桌面上，一个个地召见欲解职的部将，无论对方是哀求还是怒吼，他不为所动，照章裁员，一个子就将8个将军和89个校官裁汰了，从而顺利完成了帝国海军的瘦身行动。

在明治时代，萨摩藩与长州藩两大政治集团包揽了日本军政界的所有要职。在军界，萨摩藩海军出身的人成了海军的中坚，而长州藩的陆军官佐多成了陆军的骨干。如果说长州的山县有朋是日本的“陆军之父”的话，萨藩的山本权兵卫就是日本的“海军之父”。日俄开战前，山本是制订海军作战计划、选拔海军统帅的最高负责人。

这样一个忠于国家而且铁面无私的官僚，当然不会因私情而影响了对联合舰队司令人选的考虑。远航征“露”，事关“皇国”命运，岂敢乱来？况且，海军大臣一直是不赞成与“露西亚”开战的人，即便在御前会议上，他也直言反战，以致主战者都送给了他一顶“失败主义的权兵卫”的绰号。既然已经决定开战，这个十分谨慎的海军掌门人思量再三，最终决定向天皇保荐东乡平八郎，而非更有魄力的日高壮之丞。

临阵换将，向来是兵家大忌。所以，天皇一脸茫然地问山本：“为何换成了东乡平八郎？”在陛下跟前，他不能多言，只好答非所问地禀报：“是东乡的运气好。”

如此，好运的东乡平八郎就成了钦命的日本第二代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兼第一舰队司令官。

另两位运气不错的海军中将上村彦之丞和片冈七郎，分别担任了第二和第三舰队司令官。

不过，日高壮之丞也是鹿儿岛人，与东乡平八郎同龄，资历也相当。山本权兵卫最终弃用日高而起用东乡，是因为前者有些桀骜不驯，而后者一向沉稳听命。让一个不太听话的人统帅事关帝国命运的联合舰队出征，山本总有些担心。

斩长鲸以为吉兆

1904年2月6日上午9时，佐世保海面上的大小70余艘战船相继起锚起航。按第二战队（出羽重远少将统率）、第三战队（上村彦之丞中将统率）、第一战队（东乡平八郎中将亲率）和第四战队（瓜生外吉少将统率）之顺序，各舰按预定航线出征。

一天之后，即2月7日上午，第一战队在海面上发现一艘倒霉的俄国商船。经通讯舰“龙田丸”追上前登船检查，知是“露国”航海贸易轮船公司所属的“露西亚号”货轮。遂将其俘获，押回本国。

战队各舰舳舻相接，继续全速前行。

2月8日下午5时，就在旅顺口的俄军海军将校们纷纷换上华丽的军礼服要去为司令夫人祝贺的时候，偷袭者已经悄然逼近了旅顺外海，而奔袭济物浦（仁川）的一路舰艇也抵达了预定海面。

让这一路官兵们感到振奋的是，就在赶赴战场的中途，首舰“高千穗丸”的舰首竟然冲断了一条长鲸！

像嗜血的大白鲨一样，见到海水被鲸血染得通红一片，日本各舰官兵顿时欢嚷起来！

日本海军史称：

海水为赤，群以为战胜之预兆。

“三笠丸纪念舰”舰长舱室里的神龛。

“三笠丸纪念舰”舰首菊饰。

“三笠丸纪念舰”上的东乡平八郎望远镜。（2015年4月摄）

日本人迷信，在“三笠丸纪念舰”上，我在舰长的舱室里，意外见到壁上竟有一座小小的佛龛，木龛内，有一纸，上书祈求神明让“敌国降伏”的几个大字。在世界各国的军舰上，大概只有日本人的舰长室里才有这道风景。

韩国被日本绑上战车

1895年，靠日本人的恩赐，朝鲜李氏王朝与中华帝国断绝了数百年的宗藩关系。

弱国突然独立，一时无所依附，难免左倾右倒——左与俄国有一小块领土隔图们江接壤，右与新崛起的日本隔海相望。

眼见朝鲜立足未稳，左俄右日，便趁机插手半岛。

朝鲜国王李熙是个窝囊的君主，而国政实由其正妻闵氏主持。眼见得“三国干涉还辽”居然让日本俯首，从前依靠过日本人抗衡公爹大院君（国王之父）李昰应的闵氏，决意依附俄国以自强。在闵氏的操控下，朝政渐向“联俄拒日”方向倾斜。

因为朝鲜历史上曾多次遭受日本的入侵，所以，高丽人从来不乏痛恨倭人者，朝廷中自然也就一直有拒日派大臣。但日本又是帮助朝鲜获得独立的有恩之国，而且，明治维新让岛国迅速强盛起来的事实，也着实让开化的大臣找到了振兴国运的依靠，这些大臣自然也就因亲日而拒俄了。于是，在两派大臣的纷争和推搡中，或曰在俄日两大强国的夹缝中，李氏朝鲜开始了独立后的忽左忽右的日子。

当时，朝鲜的民族主义启蒙思想家朴殷植就曾在报纸上公开批评李氏的外交政策：

朝秦暮楚，择强而交，实依赖于苟安，岂有久乎？

由于闵氏倾向于倒向俄国，亲日派逐渐失势。亲日派的失势，引起了日本新任朝鲜公使三浦梧楼的严重关注。

三浦梧楼接任的是日本有名的政治家井上馨。井上馨是伊藤博文的长州同乡，是早年和伊藤同时去英国留学的“长州五杰”之一。他曾在第二届伊藤内阁中任内务总长，伊藤因车祸受重伤时，他当了两个月的代理首相，可见他在政坛的地位实不容小觑。甲午之战爆发后，他被下派到朝鲜，指导李氏王朝改革。不料，“三国干涉还辽”之后，被视为“亲露派”首领的他无法再干下去了，故而辞职回国赋闲，直到伊藤博文第三度组建内阁时，他才重新出山，就任了大藏大臣。不过，那已经是4年后的事了。

顶替井上馨的三浦梧楼，是退役的陆军中将。这个军人出身的外交官，真是岂有此理！他竟然背着本国政府，擅自做主，在驻在国策动了一场流血政变——1895年10月8日凌晨，由日本浪人和化装成高丽人的日本现役军官直接冲入朝鲜王宫中，把闵氏当场残杀并就地焚化，并将国王李熙与太子控制起来，逼李熙下诏组成了亲日派新内阁。

当天清晨，俄美两国公使闻宫中有变，进宫谒见国王与闵妃时遇上三浦梧楼，并亲眼见证了在场有众多日军。三浦当面否认日本人参与了政变，辩称王妃已经失踪。正在汉城的美国《纽约先驱报》记者根据对在政变现场的美国教官和俄国技师的采访，写出了长篇报道，日本人策动政变的真相遂大白于天下。日本政府狼狈不堪，不得不派井上馨与前驻清公使、现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村寿太郎赶往汉城调查政变真相，三浦梧楼等50多个涉案的日本人则被押送广岛受审。小村留在汉城，接任公使一职。

翌年，是乙未年，亦即1896年。困居宫中的李熙在亲俄派大臣的策划下，于2月11日成功逃离了日军士兵把守的景福宫，躲进了俄国使馆，开始了长达一年的“俄馆播迁”生涯，即在俄国的庇护下发布诏令处理国政的特殊时期。“播迁”当天，李熙即宣布总理大臣金弘集等五人为“逆贼五大臣”，致金氏等三人当天被民众杀害，另两人则远遁日本。即前此即朝鲜史上的“乙未事变”。

“俄馆播迁”是让日本强硬派很栽面子的旧疤，正因此，7年后，当山县有朋提议向朝鲜半岛派兵时，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一提“俄馆播迁”几个字，山县就老羞成怒，以至于拂袖而去！

依靠俄国公使韦贝的支持，李熙清算了亲日派大臣，成立了亲俄内阁。自然，俄国在朝鲜半岛也获得了正式插足的权利，他们的军事顾问与财政顾问驻进汉城，还有少量的俄军进驻了半岛北部。

在俄使馆附近新建了王宫以后，李熙宣布将朝鲜国改名大韩帝国，自己从国王升格为皇帝，追谥闵氏为明成皇后。名义上李熙与大清国、大日本帝国和大俄罗斯帝国的君主一样，都是“大皇帝”，可以平起平坐了。但是，他哪里知道，他的国家早就被日本人划在所谓“利益线”上，是迟早要被征服的国度！

1899年，俄国驻华公使保罗·巴甫洛夫从北京被派到汉城，任驻朝公使。在北京任上，他参加了争取旅顺口与大连湾的租借与东清铁路的修筑之谈判工作，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不惜把一位驻大国的公使下派到小国当公使，可见沙皇已对朝鲜事务越来越有紧迫感。

日本人也不甘被动，赶紧把外务省次长林董派到汉城屈就公使。

朝鲜半岛，成了日俄两大强邻角力的平台。

林董的深思远虑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堪与俄国公使的生龙活虎和野心勃勃的意气相媲美。从这时起，直到战争爆发时，俄国和日本一直是在朝鲜半岛的北部、中部和南部互相倾轧的。

这是20世纪前期美国史学家在《远东国际关系史》中的一段话。

已经尝到了战争甜头的日本，哪里会坐视朝鲜成为潜在敌国的盟邦？在日本人看来，“露国”插足朝鲜，就是为了迟早灭掉本国！所以，这一次，日本发动对“露”战争，其借口与10年前发动侵华战争一模一样，还说是为了“保护”朝鲜的独立！

在日本军头眼里，朝鲜半岛上，哪里有个已经“独立自主”快十年了的国家？在参谋本部的巨幅作战地图上，该“友好邻邦”不过是“皇军”前往大清战场的便捷通道而已，至于南北的两大都城汉城与平壤，早就被军部的参谋们规划成了战争期间的基地与兵站所在地。

明明是被国际社会早已承认了的主权国家，而且，在日俄开战前夜，韩国政府也宣告过“局外中立”，但日本人毫不理会基本的国际道义和“友邦”的最起码的尊严，愣是不由分说地把该国绑上了自家的战车。

日本人在仁川暗下黑手

仁川，时名济物浦，1883年对外开港，是朝鲜王朝的海上门户，距汉城只有28公里。因位于朝鲜半岛的蜂腰处，故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了解20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的人都知道，当年，“联合国军”因仁川登陆才一举扭转了战局。其实，比之日本人1904年2月的仁川登陆，麦克阿瑟上将的行动晚了40多年。

日本有军舰泊在济物浦港，是有由头的。上一年秋，在汉城以北的一个地区，爆发了韩民与日侨之间的暴力冲突，有几个日本人被当地人杀死。想必有部分日侨在韩国的嚣张，已经激起公愤。一时间，半岛人心惶惶。为镇抚计，日本派出了两艘巡洋舰“济远号”与“千代田丸”赶到济物浦待命。

没错儿，“济远”正是大清北洋水师从德国订购的那艘巡洋舰，甲午战争中，被日本人俘获后，连舰名也未改变就编入了日本的常备舰队。只是，上年年末，排水量2400吨的“济远”已经被调回日本国内备战训练，排水量2450吨的“千代田丸”独自留在济物浦港内。

为保护与接济本国使馆和侨民，俄、英、美、法、意诸国也相继派战舰抵达济物浦。

俄国太平洋舰队派来的是6500吨的二等巡洋舰“瓦良格号”和2艘三等巡洋舰“坡亚伦号”与“古利亚古号”。进入新年，见局势趋于稳定，2艘三等巡洋舰便奉令返回旅顺口，只留“瓦良格号”在济物浦待命。1月8日，1213吨的俄国炮艇“高丽人号”驶来与“瓦良格号”会合。

不知是泊位的巧合，还是俄人与仁川港务局事先有预谋，两艘俄舰分别泊在了日舰“千代田丸”的两边。

“千代田丸”的舰长村上格一大佐不禁坐卧不安！为防不虞，1月31日，村上下令起锚，让本舰泊在了港湾出口处，以图进退之便。

2月5日，得到本国已与“露国”断交、两国开战在即的电报以后，村上舰长立即传令全舰人员严加警戒。随后，村上又接电令，命其南下与第四战队会合。

7日深夜，“千代田丸”乘暗潜出港湾，一路南下，于8日上午与分舰队会合。在旗舰“浪速丸”上的战队，司令官瓜生外吉少将遂下令各舰全速扑向济物浦。

当天下午4时28分，13艘日舰相继抵达目的地，正好遇上俄炮艇“高丽人号”自港湾驶出，向旅顺口方向驶去。

在旗舰“浪速丸”上的瓜生司令官立即下令：各舰追堵俄炮艇！

没错儿，第四战队的旗舰，即10年前东乡平八郎所任职的英制防护巡洋舰“浪速丸”。下水服役近20年，这一次，又来了。

被日本人盯上的俄炮艇“高丽人号”，是被当成邮船派出来的。这段时间，因海底电缆突然失灵，驻韩公使保罗·巴甫洛夫与国内联系不上，急得火烧火燎的，只得请本国军舰前往旅顺代送外交邮件！俄国人一直怀疑是日本人故意破坏了海底电缆，但又拿不出证据来。

此时，“高丽人号”炮艇甫一出港，即遭到十几艘日舰的追堵。艇长伯利亚耶夫中校用望远镜看到日舰均已卸去了炮衣，炮口瞄向了本艇。他情知不妙，遂先发制人，下令抢先发炮攻击日舰。

世人皆以为日俄战争的第一炮是1904年2月8日深夜由日本人在大清的旅顺港外打响的，其实，朝鲜仁川外海的俄舰“高丽人号”于当日16点40分发出的这一炮，才是这场持续了一年半之久的大战的第一炮。

结果不言自明，在十几艘日本战舰的猛烈轰击下，创伤累累的俄炮艇突围无望，只好且战且退，回到港内。

紧接着，在军舰的掩护下，日本征用的运送陆军先遣队的商船“大连丸”“小樽丸”和“平壤丸”等停泊在了锚地。随后，在木越安纲司令官的指挥下，由陆军第十二旅团组成的韩国临时先遣队开始抢滩登陆。

由于俄国舰长尚未获悉本国与日本断交的消息，所以，只能惊愕地看着大批日本陆军在眼皮底下上岸而不知所措……

两艘俄舰提前覆灭

说起来，在济物浦（仁川）的俄国人虽败犹荣。

当天深夜，巡洋舰“瓦良格号”舰长鲁多利夫上校即收到了日军参谋经日本领事转俄国领事送来的署名“日本帝国联合舰队海军少将瓜生外吉”的最后通牒，日本人要求俄舰须于9日正午以前出港。

同时，瓜生外吉派参谋与英、法、美、意四国舰长联系，称第二天12时之后俄舰如拒不出港，日本海军即于下午4时将其在港内歼灭。法国人当即抗议，称日俄两国尚未宣战，此为中立国港口，日军休得胡来。随后，法舰长联络英、美、意舰长联名复函瓜生外吉，阻止日本海军对港口的攻击计划。

俄舰长鲁多利夫当然清楚对方要求自己明天12时以前退出港湾的结果，即无条件向对方投降。当下，他即与“高丽人号”的伯利亚耶夫舰长去打扰了各国舰长，请各舰明日相偕出港，礼送一程，或可免灾。不过，各舰长因未接到本国指令，又怕日本人会蛮干，纷纷托辞拒绝出港。俄舰长只好黯然道别，或曰永别。

回到本舰，鲁多利夫不动声色，直到第二天午餐过后，才召集全舰人员宣布了日军的最后通牒。他激昂地宣称：

本舰长已经接到了日本司令官的最后通牒，要我舰投降。本舰长决不能让敌人得到本舰！诸位请信赖神明，为我沙皇陛下和祖国英勇战斗，流至最后一滴血！

随后，他下令军乐队列队甲板，高奏国歌。

在国歌《上帝保佑沙皇》的雄壮旋律中，“瓦良格号”与“高丽人号”一前一后，缓缓驶出港湾。

西方各国军舰，随即鸣放礼炮，为悲壮出港的友舰送行。帮忙帮不上，放空炮还是可以的。

早已在港外守株待兔的日本各舰立即向两艘俄舰发起了猛烈轰击。俄舰毫不示弱，也全力向日舰开炮还击。

据日本联合舰队战后统计，是役，日舰共发射了199发炮弹。

这199发炮弹，致使两艘俄舰很快丧失了战斗能力。“瓦良格号”上有41人阵亡，68人负伤，死伤满甲板。鲁多利夫舰长见逃跑无望，遂下令打开水阀自沉本舰。稍后，负伤更重的“高丽人号”和另外一艘正在该港停泊的俄国商船“松花江号”也相继自沉于港外。宁可沉舰也决不资敌，俄国人真够有血性的！

港内外各国军舰，见日俄海战在眼皮底下爆发，谁也不能出面阻拦。但见俄舰自沉、官兵纷纷逃命之际，各国军舰，也包括日本军舰，才纷纷上前营救。经第二天统计，3艘俄国的沉舰上，共有769名官兵与船员幸存。

仁川登陆，日军完成预期的目标，自身却毫发无损，故被说成“无血登陆”。

岸上歌舞几时休

日军在仁川“无血登陆”的同一时刻，黄海海面上，东乡平八郎下达命令：由10艘轻型驱逐舰组成的第一、第二、第三驱逐队与主力舰队分离，成单纵阵，加速向旅顺口前进。随后，他让旗舰“三笠丸”上挂出了“预祝击沉敌舰，全队奏功”的信号旗。

三支驱逐队遂与主力舰队暂别，全速奔袭旅顺去也。东乡的预案是，驱逐队无论今晚突袭成功与否，俄舰主力必会于明日追出，联合舰队将与太平洋舰队在这一片海域进行第一场大战。事后证明，东乡高估了对手。

当夜无月。夜幕合围后，为防暴露，奔袭旅顺口的各驱逐舰仅亮着舰尾灯一路劈波斩浪西行疾驶。当晚9点30分左右，各舰已经驶抵旅顺外海，并在右舷舰首方向发现了远方明灭可见的青白灯光！

第一驱逐队的司令官浅井正次郎海军大佐判断：那正是露国军舰上的探照灯！

探照灯的背面，即旅顺军港的岸上，帝俄“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依然待在美妇和美酒中间。

尽管他一直心神不宁，但仍相信本军已经做好了迎敌的准备——军港背后三面的山头上，54门12英寸的大口径巨炮和近500门中、小口径的大炮都已瞄向了外海；大小16艘舰艇也都停泊在了港外，每天有2艘驱逐舰通宵巡逻，一旦发现敌情，立即返回报告。而且，停泊在旅顺港外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上的探照灯，每到入夜，便不断照射着外海，以防敌舰偷袭。正所谓严阵以待了，前来挑战者，岂不自己找死？

此时，俄军派在港外巡逻的两艘大型战舰，还真的与日本人遭遇了，不过，却是擦肩而过！

按日本海军的官方说法，当晚10时50分（即中国时间晚9时50分，下同），第一驱逐队的4艘轻型驱逐舰“白云丸”“朝潮丸”“霞丸”和“晓丸”正在全速行进之际，一号舰“白云丸”首先发现：“右舷舰首之近方，有两处灯光！”浅井司令官遂下令各舰减速航行，仔细观察。等确认对方是敌国的“两艘驱逐舰，其行驶针路约为东北向”后，浅井立即令各舰关闭船尾灯，减速右转，绕开敌舰以后，再按预订航线前进。

其实，按俄二等巡洋舰“坡勃尔号”舰长勃勃洛夫海军上校所记，当时，巡逻的俄舰已经发现了来路不明的舰影。但因事先得到的命令是：巡航中发现可疑情况后，未经确认，不得擅自攻击，以防误轰他国舰船，酿出国际纷争。所以，等庞大的俄舰转过身去追赶时，小巧的日本驱逐舰已经消失在了茫茫夜海之中。

日本的那些驱逐舰的排水量都才二三百吨，但速度高达31节，而俄国的巡洋舰排水量都在3000吨以上，但速力却只有20节，哪里追得上像海堤上的老鼠一样来无踪去无影的可疑舰艇？

日本人偷袭大获成功

其实，成功地躲过了俄国的巡逻舰后，偷袭者也磕绊了一下——

一路纵队、首尾衔行的日本突袭舰队，因前面的第一驱逐队的“白云丸”“朝潮丸”“霞丸”和“晓丸”4舰突然灭掉尾灯、减速右转，紧跟在后面的第二和第三驱逐队回避不及，结果遭遇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小灾难——先是第二驱逐队的二号舰“胧丸”撞上了一号舰“雷丸”，致舰首受损，也使三号舰“电丸”受阻不前，更导致了跟在后面的第三驱逐队“薄云丸”“东云丸”和“涟丸”3舰与前队失去了联系。于是，只有第一驱逐队4艘驱逐舰悄然避开俄舰之后，复归原航线，继续潜行。其余2队的6艘驱逐舰则落在了后边。

此时，对浅井正次郎来说，是继续前进还是取消行动，这不是个问题。纵观日俄战争，在联合舰队的每一次行动中，不管中途遇到什么原因的羁绊，总有不要命的指挥官孤注一掷地去执行既定的任务，而这些官儿不大的海上冒险家，又往往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与时尚的军国主义理论糅在一起制作的“大力丸”，确实让服用过它的日本军人平添了胆量和运气。

据日本海军档案记载，当晚10时8分时，第一驱逐队各舰已经能看到老铁山上的俄军的灯光了。于是，各舰再度减速，静默前行。至晚上11时20分，四舰抵达旅顺口外，借得俄方探照灯的来回扫射和俄舰上的识别舷灯，他们看见了停泊在黄金山下的俄国巨舰的影子！当即，浅井正次郎发布了攻击令！

11时28分，一号舰“白云丸”首先向有三个烟筒影子的敌舰发射了一枚鱼雷，随后又向有两个烟筒影子的俄舰发射了一枚鱼雷。攻击完后，“白云丸”即全速向南方退避。

紧接着，11时32分，二号舰“朝潮丸”也向两艘俄舰发起了攻击，之后，也全速后退。

三号舰“霞丸”虽被敌探照灯照到了，但仍在撤退之前朝敌舰发射了一枚鱼雷，并眼见对方被击中。

第二驱逐队因意外中途分离，故一号舰“雷丸”在司令官石田一郎中佐的指挥下单独行进，恰好及时赶到，并于零时35分向有三烟囱之敌巨舰发射了鱼雷，之后，也迅速撤离。

第二驱逐队落在后头的“胧丸”与“电丸”，被第三驱逐队司令官土屋金光中佐下令收编。“雷丸”撤出后，正好第三驱逐队赶到！零时39分和零时42分，“薄云丸”和“东云丸”分别向敌舰发射了鱼雷。

落在后头的“涟丸”抵达时，敌岸炮也开始压制过来。但舰长近藤长松少佐不甘载着鱼雷无功而返，便指挥本舰单枪匹马潜行至距敌黄金山炮台很近的地方，全不顾此时友舰均已撤离，敌岸炮、舰炮轰得正猛，顶着上空明亮的探照灯光，朝一艘俄舰发射了鱼雷。此时，已是9日1点25分。

从遭受第一波偷袭之后，俄国人的岸炮和舰炮就开始朝茫茫夜海中猛烈还击。一时间，灯柱乱晃，炮声震天，海水激荡，有几发炮弹也曾落到了日本驱逐舰的周围，但都因目标太小而没有击中，只溅起了很高的水柱。

日本3个驱逐队，共发射了16枚鱼雷，其中有3枚命中港外停泊的目标明显的俄军巨舰，而那3艘中弹的战列舰，正是太平洋舰队的主力战舰“泽萨列维奇号”“列特维赞号”和“波尔塔瓦号”。

日本海军军令部编写的《明治三十七、八年日露海战史》中，有如下记载：

露国某将校之记事：至夜半炮声起于港外，群以为“历多维山”（又译列特维赞）演习夜中射击，不以为意。已而炮声再起，甚形激烈，并闻警戒之号音，始知为日本驱逐舰之袭击。众皆惊愕，各争先趋归。军队急行防守警戒线。然仓卒之间，有离队伍者，有忘携弹药者，甚至有二三炮台并未备有炮弹火药！

等俄舰炮与岸炮恼怒地朝茫茫夜海里无休止地倾泻炮弹的时候，那些日本小型驱逐舰，已经全速朝预定的集合地韩国济物浦（仁川）驶去。

东乡亲率主力舰队上门挑战

驱逐舰队全速撤退之时，东乡平八郎亲率主力舰队——6艘战列舰、5艘一等巡洋舰和4艘二等巡洋舰，正向旅顺口赶来。9日上午，联合舰队抵达了旅顺口外约20海里处，改变单纵，扑向旅顺。

出于时差的原因，此后日本海军史记载的时刻，均被笔者延后1小时，改为了中国时间。

日本海军史称：

此日淡霭蔽陆，虽有微风，波涛不起。

因有薄雾，肉眼难辨对方，东乡平八郎下令出羽重远司令官率其第三战队的4艘二等巡洋舰抵近侦察。侦察的结果是，有12艘敌国大舰及炮艇、布雷艇等停泊在港外，其中有3艘大舰已经倾斜或搁浅，显然已经被夜袭的日本鱼雷所击中。侦察途中，第三战队还捎带着抓获了一艘敌国的商船“满洲号”，东乡下令，由通报舰“龙田丸”将其押送回国。

10点30分，东乡下令“三笠丸”升起信号旗：“胜败在此一战，诸君各自努力。”此时，各舰已经用肉眼看得见港外敌舰队各主力战舰的影子。于是，各舰奋勇争先，扑向敌舰。

一艘游弋于港外的俄国巡洋舰见状，慌忙后撤，以尾炮发来三弹，因距离太远，三弹皆落海中。时日本舰队与俄舰队相距约10000余米。

很快，日舰队逼近至8500米。10点55分，东乡一声令下，旗舰“三笠丸”前甲板上的12英寸主炮轰然发出第一炮。此为日本主力舰队发出的第一炮。顷刻，日本各舰竞相对各自选定的目标展开了攻击。

此时，俄海陆军早已从昨夜的噩梦中惊醒，大小战舰上的火炮与岸炮立即开始还击。在近一小时的对攻中，日本第一战队的6艘万吨级以上的主力战舰“三笠丸”“朝日丸”“富士丸”“初濑丸”“八岛丸”和“敷岛丸”各捉目标，猛烈炮击敌舰。11点11分，“三笠丸”的巨弹命中俄万吨级战列舰“坡伯达”（胜利）号，但几乎同时，一颗10英寸的炮弹也坠落于“三笠丸”上，炸裂了主桅，并破坏了后舰桥，当场有官佐、水兵数人负伤。稍后，又有一弹掠过“三笠丸”主桅，竟使战旗坠入海中！两分钟后，“富士丸”被馒头山炮台发来的一发巨弹击中，官兵死伤十多人。11点20分，“初濑丸”也被两弹击中，死伤数十人。11点30分，“敷岛丸”也挨了炸，十多人伤亡。6艘大舰，只有“朝日丸”与“八岛丸”2舰未遭受打击。第二、第三战队的9艘巡洋舰也在持续的轰击中既击中了目标，也遭受了打击，一等巡洋舰“吾妻丸”“八云丸”和“磐手丸”，与二等巡洋舰“笠置丸”均被敌弹击伤。

见敌炮火越来越猛烈，11点5分，东乡下令“三笠丸”降下战斗旗。各舰遂重整队形，驶向济物浦（仁川）。

第一次以主力战舰上门挑战，东乡平八郎虽没占到什么便宜，却在声势上威慑了敌军。

按俄“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发布的最新公报称：

据我舰观察，敌舰队数舰已经受损。敌似见我火力强大，故主动中止战斗，退避远方。

第一次的正面对攻，让双方都了解了对手的强悍。

10日下午，东乡率联合舰队抵达了预定的泊地。途中，他已收到瓜生外吉少将的报捷：停泊在济物浦（仁川）之两艘敌舰，均已被我军歼灭。

日本人首战双双告捷。

靠不宣而战，日本人赢得了战争的先机。

俄日相继宣战并互揭老底

就在东乡平八郎率联合舰队撤往韩国沿海之际，圣彼得堡接连收到了“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发来的两封特急电报：

其一

昨夜今晨，日本驱逐队突袭我舰队于旅顺要塞外，我战列舰列特维赞、泽萨列维奇及一等巡洋舰帕拉达均受损，至于损伤程度，容查清后详细报告。

其二

受伤三艘均能浮于水面，泽萨列维奇的舵机损破，列特维赞水线下抽水筒附近被击破，帕拉达中央轮机附近受损。死伤人数为士兵亡2人，伤8人，溺水生死不详者29人。另发现敌方鱼雷2枚未爆。

当天，恼怒不已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率先发出了宣战诏书：

朕将下列之事，宣示于忠实的臣民：

朕以维持和平之目的，曾尽全力巩固东洋之静谧。关于韩国事体，日本提议修改两帝国间现存之协约，亦曾予以同意。然而，在该问题尚未议妥之时，日本不待接到我政府回答之提议，即知照与俄国断绝商议及外交关系。日本政府且并未豫为声明此种断绝外交关系办法，即含有开始军事行动之意义，即令其鱼雷突然袭击停泊旅顺口堡垒外之俄国舰队。朕接总督报告后，即命其以干戈应日本之挑战。

朕当决意之时，切祷上帝之救护，朕之臣民，为防御其祖国，均能趋赴朕命，盖无庸疑者。

朕敬祈上帝加护朕之素有名誉之陆海军。

俄皇宣战的声音传遍各国的时候，已经是2月10日上午。彼时，奔袭旅顺口的联合舰队各舰已陆续平安抵达了韩国的仁川海面，等待着他们的是同样的捷报——试想，十几艘有备而来的日舰围攻两艘毫不知情的俄舰，胜负还会出人意料吗？

不过，说起来，俄罗斯人虽败犹荣。

这些人悉数被日军看管起来。按战前日本公使林权助与各国驻韩公使达成的协议，战俘将被分别送往上海以南的地方，前提是每个官兵须要按日军的要求，宣誓自此退出战争，并不得再到上海以北的地区。

几天后，这769名未来得及报效“仁慈的小父亲”的俄国官兵们，便被法舰“巴斯加尔号”、英舰“安恢特拉号”、意舰“耶鲁巴号”分别送往上海、香港和新加坡。从那儿，他们被本国使馆安排返回了祖国。

俄国驻汉城公使巴布洛夫先生也随本国海军官兵一道南下。韩国被日本强行拉上战车，他这个“友邦”的公使已无所事事，只好请法国公使代向日军要求，随本国官兵一起离开韩国。他在上海送下一批官兵以后，自己和使馆人员又跟法国军舰南下，从法国人统治的西贡下了船，转道欧洲回了俄国。

此时，日本陆军第一军的大部队开始在仁川港登陆，正源源不断地向半岛北方挺进。徒有“独立自主”虚名的韩国，虽已向国际社会公开宣布将在日俄战争中保持中立，但日本人对韩国政府的声明置若罔闻。借道朝鲜半岛的日军，如入无人之境，铁蹄踏起的滚滚尘土已将韩国的颜面完全覆盖。

迟至2月10日，日本天皇才下诏向俄国宣战：

保有天佑践万世一系之皇祚大日本国皇帝，示汝忠实勇武之有众：

朕兹对露国宣战，陆、海两军宜竭全力，以与露国从事交战。百僚有司宜各循其职务，应其权能，以努力达到国家之目的。务于国际条约范围之内，尽其一切手段，以期毋有遗算。

为何不惜巨大民族牺牲与“露国”决一死战？且听日皇动人解释：

帝国与韩国因累世之关系，一向非常重视其领土保全。韩国之存亡，实为帝国安危所系。今露国不履行与清国所订之盟约及其对列国之宣言，依然占领满洲，终予将其吞并。若满洲归露国所有，韩国便难以保全，远东和平也就愈加无望。

原来，日本帝国与俄国开战，是为了邻国的领土完整啊！动机绝对高大上嘛！在数落了一通俄国“阳唱和平，阴增军备，意欲使我屈从”的罪恶之后，睦仁宣布：

事已至此，帝国欲依和平交涉而求之将来保障，今日只有求之于旗鼓之间而已。朕赖汝有众之忠实勇武，期恢复和平于永久，以保全帝国之光荣焉！

两个帝国的君主说得都很好听——都是为了维护远东和平，都在为别国的利益着想。然而，既然两位“朕”的思想境界如此一致地崇高，那怎么非要在别人家里拼个你死我活呢？

俄日两国外交大臣，随后都对外发表了《交涉始末》的声明，公布了各说各有理的谈判经过。

恼怒不已的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于几天之后，又向各国发出申诉，痛斥日本人在韩国和大清境内同时对俄舰的不宣而战，指责其“公然违背国际公法”，其罪证如下：

日军于未开战之前，就在已经宣告中立的韩国登陆。

2月8日，即未宣战的3天之前，日军即突袭了我驻济物浦的2艘军舰，并破坏了海底电缆和陆上交通电线。

日本不顾现行之国际法，于开战之前即将我数艘商船捕获。

日本人被戳了痛处，急起狡辩。外务省称露国声明乃“妄言公文”，除了以具体数字披露对方在满洲急剧增兵、增舰的事实之外，更为不宣而战辩解道：

2月6日，本国已断绝与露国交涉，为保护权利起见，独行己意，并已通行露国。露国误解此意，本国断无代其负责之理！

公开宣战，并非断交后的必须之事，此以为国际法学者所公认。现代战争，不经宣战即开战已是常例，故本国举动，在国际法上毫无可非难之处。况且非难来自露国，岂不奇哉？露国历史上对别国不宣而战实例颇多，西历千八百八年（即1808年），露国未断绝外交关系即突派军队攻占芬兰，即为一例。

最后一句，绝地反击，相当牛逼，噎得俄国人再无话可说。

外交战自此终止，1∶1。不分伯仲。接下来的日子，两国外长都成了暂时的看客，看本国的武夫们杀向大清战场，真刀真枪地玩命去也！

各国竞相宣布中立

就在战争爆发的这一天，美国向中、日、俄三国声明：本国保持中立；交战国应“尊重大清国的中立地位和行政完整”。

稍后，英、法、德、意四国也发出了相同的声音：本国宣布中立，也支持大清中立。

英国人的声明有些出人意料，因为早在1902年1月31日，英国即与日本结为同盟国。2月12日，即日俄开战三天之后，英外交大臣蓝斯唐伯爵宣称：

外人所称英国将威海卫作为日本之根据地，实属谣传。

随后，英国政府公布了本国的中立条件，包括拒绝日俄两国使用本国及海外各殖民地的港口、水道、海岛等。这些条件，与其他各中立国的规定并无二致。

没卷入战争中的列强们如此仗义，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当人们读到美国报纸上的这通议论后，就会知道，信奉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是为何对中华大发慈悲的：

军事行动的区域得以局部化和有所限制，可以防止中国人民的过分愤激和骚动，并使世界商务及和平交往尽少遭受损失。

原来，义和团的噩梦太让洋人心有余悸了！

大国既已表态，中小国家赶紧站队。一时间，瑞典、诺威（后译挪威）、日斯巴尼亚（后译西班牙）、丁抹（后译丹麦）、荷兰、暹罗（泰国）、伯利西尔（后译巴西）、墨西哥、墺太利（后译奥地利）、瑞士、亚尔然丁（后译阿根廷）、葡萄牙各国相继宣言中立。

韩国虽也宣告过中立，但已与日本政府新签订了合作协议，故可忽略不计。

中立是大清国的唯一抉择

如此一来，清国政府便别无选择，只能跟在西方大国之后，于2月12日，也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宣布“局外中立”：

现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着各省将军、督、抚，通饬所属文武，并晓谕军民人等一体钦遵，以固故交，而重大局。勿得疏误。将此通谕知之。

钦此。

当天，大清外务部通电各国：

东三省疆土权利，两国无论胜负，仍归中国自主，两国均不得占据。

明眼人都能看出，大清朝廷虽对日本人心存好感，但也不无戒备。

第二天，驻日公使杨枢即专门行文日本外务部，请其大臣对大清的声明予以确认。

两天后，日本政府信誓旦旦地照会杨枢：

日本政府于战事结局，毫无占领大清国土地之意。贵国疆域中所屯兵队，除与战事实有关系外，必不敢有损害大清国主权之事。请转告贵国政府查照。

随后，清廷即公布了甚为详细的《局外中立条规》，按国际战争的中立规则，作出了对交战国不偏不倚的相关规定。

该条规先是对内制订了严格的“国民守则”，如——

本国民人不得干预战事暨往充兵役

不得将船只租、卖于战国，或代为装载军火

不得以款项借与战国

不得为战国探报军情

对外则划定了十分具体的交战区，即在奉天境内，“西至海岸起，东至鸭绿江岸止，南自海岸起，北行至五十里止，为指定战地。其中之金州、复州、熊岳三城及安东县街为指定战地”。

也就是说，除此四城之外，其他城区是不得进入交火的。而且，该条规还对交战国做出了明确的行为限制，如——

粮食柴草一切日用之物，须该国军队自行备办携带

不得招募华民匪类充当军队

须将日期及在何处开战，预先知照华官出示晓谕，俾人民知避，免遭兵祸。

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该条规明确地写上：“两国开战后，凡战地县内村屯城镇人民财产，不免冲突，倘有损失，照公法应由战败之国认赔。如有无故杀伤人民、烧毁房屋、抢掠财物，何国所行之事，应由何国认赔。”

在军事上，清廷也做了一番布置，即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派武卫左军驻防于从朝阳至古北口一线，严防日俄两国越界交战。

一个在国际社会上毫无地位的国家政府，眼见得两个强邻要在自己家里决斗，既然制止不了，所能做到的，也只能如此了。

2月15日，即日俄战争爆发后的第六天，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尊重大清中立。

迟至2月19日，即开战之后的第十天，俄国政府才宣布：尊重大清中立。

俄国人的姗姗来迟与他们在背后跟清政府讨价还价有关。驻清公使雷萨尔奉命一再到东堂子胡同的外务部交涉，要求将辽河以西再划出40至50公里为交战区，大清的外交高官们毫不通融地拒绝了他的强求。而且，俄人还要求，大清应将已经宣告中立的韩国视为交战国，因为该国已成为日本的事实上的盟邦。

中国式的拒绝每每令洋人万般恼怒却无从发作。

据史料称，当时的大清外务大臣们，凡有外国公使前来交涉令吾国不能接受之事时，便集体沉默，甚至有人当场打盹假寐，直到为首的大臣端起茶杯说“请”时，会晤便告结束。按清朝的待客规矩，不管庙堂还是乡间，主人端杯请茶时，客人就要赶紧呷上一口便识趣地告辞，否则，主人家的下人就会掀起门帘高唱“送客——”，到了那会儿，就等于把你直接轰出门了，你的面子往哪儿搁？

旅顺博物馆。（2014年9月摄）

旅顺博物馆内景，展柜均为日据时期原物。（2014年9月摄）

当然，对方提出的可以接受的要求，如请将韩国视为交战国对其一并实施海关禁运等，这是可以先不瞌睡也先不必端杯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智慧。

鉴于韩国确实被日本绑上了战车，已经不具备中立国的资格，所以，大清国外务部根据俄国公使2月17日的敦请，向各省和总税务司发出如下通告：“本部查明韩国虽非战国，现在日俄两国业已在韩国境内用兵，所有战时禁货，自应照例禁止前往。”也就是说，清政府已经将韩国列为实际参战国，像对待日俄两国一样，也对其实施战时物品禁运了。

就这样，大清国不得不屈辱地在自己的国土上当起了“局外中立国”。

无论君臣还是东三省人民，都没有料到，两个外来的强盗，在自家宅子里打仗，这一打就是一年多——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小年夜，一直打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春暖花开时；而战区也早就祸及整个奉天，受侵害的何止辽东半岛上沿岸50华里之内的人民？

苦难的旅顺口，在两个帝国主义的隆隆炮声中，无奈地走向了兵荒马乱的龙年新春。

沙皇尼古拉二世手持圣徒像，亲自为远征亚洲、长途行军奔赴大清国东三省的将士送行，这张照片已成为经典的历史影像。而国内危机日益高涨，日俄战争也已经到了输不起的地步。

第二章 登陆与沉沦

第一季

日本编成第一军

日本联合舰队成功偷袭旅顺港之后的第二天，即1904年2月10日，设在东京皇宫里的大本营即宣告第一军编成，天皇颁诏：任命陆军大将、军事参议官黑木为桢任司令官。

军事参议院是天皇为了应对这一场战争而新设立的最高级军事顾问团，由元帅、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和黑木为桢、野津道贯、奥保巩三位功勋卓著的陆军大将组成。军事参议官在日本军界的地位之重，不言而喻。

第一个参战的日本军头亮相了。

黑木为桢时年60岁，已经是须发皆白的老人了。

数算一遍打赢了日俄战争的日本将领们，无论是满洲陆军总司令大山岩，还是各军司令官黑木为桢、奥保巩、乃木希典、野津道贯和川村景明，也无论是各师团长和师参谋长，还是联合舰队的各级司令官，无一不都是从幕府时代即投身各藩行伍的职业军人，而且，都是既参加过国内战争，又入侵过大清的五六十岁的老家伙。

为了适应战时编制，大本营将陆军步兵的基本单位——联队（相当于团）重新编制，官兵由平时的1800余名大大扩充为2675名，加上辎重兵等，每个联队多达2900人左右，联队长由陆军大臣任命的陆军大佐出任。每两个步兵联队组成一个步兵旅团，旅团长由陆军少将担任；每两个步兵旅团和骑兵、炮兵联队（各一）、工兵、辎重兵大队（各一）组成一个师团，全师团官兵约11600人，由天皇亲自任命的陆军中将担任。虽说每个师团的兵员比先前编制的18000多人少许多了，但师团的数量却大大增加了，已经从原先的6个师团扩充为了13个师团。

在二战以前，日本陆军没有军的编制，师团为最高战斗单位。日俄战争时的军，只是战时临时增设的战斗单位。军首长称司令官而非军长，由天皇亲自委任陆军大将担任。战事结束后，军解散，司令官免职。1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山县有朋和大山岩分别出任过第一军和第二军的司令官，战后，便各回原职。

作为第一位参加日俄战争的日军司令官，黑木为桢自然而然地成了举世瞩目的人物。

黑木也是鹿儿岛人，也曾在少年时参加过讨幕战争，并于战后被本藩保送给天皇当了御亲兵的军官。此人性情豪爽，行动果断，颇有萨摩武士之风。有日本人写过这样一趣事：黑木在皇宫当近卫时，明治天皇找他练相扑，他竟然毫不留情地将少年陛下摔倒在地。像许多本籍的军官一样，他也在“西南战争”中跟随大山岩讨伐过家乡的叛军，时任步兵第十二联队的联队长，年仅31岁。青年时代的黑木为桢没有被派到欧洲留学的经历，而且，他也不像同时代的大部分袍泽那样，对政治有悟性。甲午之战时，他已经是中将衔的陆军第六师团长。日军当年只有6个师团，他为6位师团长之一，地位之尊，自不待言。在军司令官大山岩的指挥下，他率本师团在山东半岛最东端的荣成登陆，包抄并攻陷了大清北洋水师基地威海卫，成为日本帝国侵略扩张的急先锋。战后，他因功被授男爵，并历任近卫师团长、西部都督和中部都督，日俄战争前不久，他晋为陆军大将和军事参议官，成了天皇身边的军事幕僚之一。像他这样一个既没有洋学历又不愿涉足政坛的老派的军人，却能晋升至帝国最高军衔，可见其治军确有过人之处。

黑木统辖的第一军，下辖近卫师团、第二师团、第十二师团、骑兵第二旅团、近卫后备步兵旅团和炮兵第二独立大队、野战电信队和军总兵站部，总兵力为42500人。

第一军作战部队与首长情况如下——

近卫师团长，长谷川好道，陆军中将，44岁，长州藩籍，甲午之战时任隶属第二军的步兵第十二混成旅团少将旅团长，攻占过旅顺和金州等地。

第二（仙台）师团，师团长西宽二郎，陆军中将，58岁，萨摩藩籍，陆军中将，甲午之战时任第二军第二旅团少将旅团长，率部主攻旅顺口鞍子山炮台，曾任威海卫占领军司令官。

第十二（久留米）师团，师团长井上光，陆军中将，长州藩籍，53岁，甲午之战时任第二军大佐参谋长，是大山岩的首席幕僚。

骑兵第二旅团的少将旅团长，值得单独一说。此人竟然是位亲王，即闲院宫载仁亲王，时年39岁，因被孝明天皇收作养子，故为明治天皇之弟。甲午之战时任载仁为骑兵联队指挥官。以亲王之尊，不待在国内，反而像同级袍泽一样被派到国外随时准备殉国。历次战争中，上前线的日本亲王并非一人，此例后面还有。

大本营给黑木军下达的任务是：占领朝鲜半岛，以其为补给根据地，待命强渡鸭绿江，进入大清满洲，击溃露国东满守军在国境线上的防线，进而经凤凰城越过摩天岭抵达辽阳地区，参与对露国主力的会战。

大本营给第一军划定的行军路线，正是历代朝鲜王国进贡北京的朝贡路。

军令如山。隶属第一军的各师团迅速由东京（近卫师团）、仙台（第二师团）、久留米（第十二师团）等地会师北九州的佐世保，待命出征。

最先出发的“韩国临时先遣队”，正是第十二师团所属的步兵第二十三旅团。

在海军的强有力掩护下，旅团长木越安纲统辖的先遣队毫不费力地在济物浦（仁川）登陆，并迅速控制了该港口。

联合舰队在韩国欢庆纪元节

1904年2月11日上午，停泊在济物浦港内的大小日本军舰全部挂满旗。当日虽朔风凛冽，但海空澄清。日本舰艇上的彩旗猎猎飘扬，惹得港内的英、法、意、美诸舰上的官兵们纷纷猜测：日本人在庆祝他们首战告捷？

只有日舰“千代田丸”不在港内。该舰一直守候在港外，监视着那两舰俄国战舰。俄巡洋舰“瓦良格号”已经自沉于海底，炮艇“高丽人号”倾覆在海面上，“松花江号”商船则只露一截桅杆在水面上了。

稍后，西洋各舰长收到了日军参谋的通知：今天是日本帝国的纪元节，正午12时，日本各舰将向天皇陛下鸣礼炮致敬，并请各友邦舰长周知，不必惊慌。

一年一度的纪元节，是传说中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创建日本的纪念日。这一天，是日本帝国的法定假日，国民放假一天，军队例行庆贺。

嘁，不就是放一通空炮嘛！各国舰长们爽快地也下令本舰挂上满旗，到了时候，各自下令，本舰遂与日舰一同鸣响了礼炮。一时间，群炮轰鸣，天撼地动，鸥鸟乱飞，韩民惶恐。想想真有意思——两天前放空炮欢送俄国人逃命，今天放空炮庆贺日本人过节，中立国的舰长们谁也不愿得罪。

这一天，真心高兴的只有日本人！东乡向诸司令与舰长宣读了大本营转来的天皇对联合舰队的敕语：

闻联合舰队完成陆军在韩国登陆任务，扫平其两岸敌舰；攻击旅顺，破其军舰数只，势气大振，朕极为赞许。望将士益加奋勉！

天皇的夸赞令联合舰队的官兵们欢呼雀跃！

在日本东京，这一天更成了倾城欢庆的喜日子，因为各报纸均在头版刊发了《帝国海军大捷》之类的消息。节日报捷，喜上加喜，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不过，作为出征之帅，东乡平八郎没有被初战之胜所陶醉。虽说联合舰队毫发未损而敌方有三艘大舰受伤，但敌舰队的战斗力并未被摧毁，随时可能出海与联合舰队作战。日本海军若不能尽快掌握制海权，陆军就不能在辽东半岛如期登陆。东乡忧心如焚，决定于纪元节当天下午，即启动对旅顺口的第二次攻击。

这一次，他派出羽重远少将率第二、第三战队和第四、第五驱逐队再度奔袭旅顺口。

下午5时，由9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组成的舰队离开了济物浦（仁川）。

第二次奔袭无功而返

这一次，老天没助日本人。

奔袭旅顺口的舰队出发以后，气象条件就变得十分恶劣。茫茫夜海中，狂风大作，掀起巨浪，第二战队的那6艘排水量9000多吨的一等巡洋舰“出云丸”“吾妻丸”“浅间丸”“八云丸”“常磐丸”和“磐手丸”倒是能坚持前行，但第三战队的3艘4000多吨的二等巡洋舰“千岁丸”“高砂丸”和“吉野丸”就很有些吃力了。跟在后头的第四驱逐队的“速鸟丸”“春雨丸”“村雨丸”和“朝雾丸”4舰，每艘排水量只有375吨；而殿后的第五驱逐队的“阳炎丸”“丛云丸”“夕雾丸”和“不知火丸”4舰，每艘排水量更只有247吨！小小的驱逐舰在惊涛骇浪中大起大落，左右飘摇，随时有倾覆之虞。

艰难行至第二天天亮时，大雪不期而至，更迷乱瞭望眼。很快就有驱逐舰跟丢了。眼见风雪越来越大，惊涛无休无止，出羽重远只得下令各舰就近避泊沿岸，并派“高砂丸”冒风雪骇浪搜索各驱逐舰。不过，“高砂丸”冒险在海上转到黄昏，也未发现掉队的驱逐舰。后来得知，第四驱逐队已返回济物浦附近避难，第五驱逐队的两舰避泊于朝鲜黄海道南，两舰与第三战队相会。

2月13日早晨，心有不甘的出羽重远自率第三战队3舰和第五驱逐队4舰再度向旅顺进发，但也再度遇到了狂风巨浪，驱逐队行进已十分危险。出羽不得已，下令取消行动，舰队返回韩国锚地。返回途中，人们才发现，驱逐舰“速鸟丸”“春雨丸”和“朝雾丸”已不知所终。

原来，极端恶劣的气候让这3舰既没看到旗舰上的信号旗，也未收到无线电信号，各舰仍按原计划艰难前行，但很快就被巨浪冲散。

行至14日凌晨3点，“朝雾丸”率先抵达旅顺港外，抵近至1000米处时，向一艘停泊在港外的俄舰发射了鱼雷后即全速退还。

稍后，“速鸟丸”也抵达，虽遭到对方的猛烈炮击，但仍向俄舰方向发射了鱼雷。直到16日上午9时，“速鸟丸”才返回济物浦（仁川）。

过后，据俄“远东总督府”发布的消息称：2月14日那一天，所有的俄舰均未被鱼雷击中。

也就是说，联合舰队的第二次长途偷袭，一无所获。

郁闷的太平洋舰队司令

旅顺口的一场歌舞升平的聚会，竟酿成了一出如此惨痛的悲剧，帝俄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达尔克夫人的命名日实在太不合时宜了！

70多年后的1977年，苏联出版了一部《俄日战争史》。书中考证，斯达尔克当晚并没有待在岸上参加夫人的命名日聚会，而是整晚都在他的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上部署防务。

如此说来，遇袭时，斯达尔克及时下令还击，也不算失职。至于各舰之前没挂防鱼雷网，通宵夜巡的驱逐舰未及时向可疑舰船发炮攻击，这既与他的疏忽有关，更与他的上司阿列克谢耶夫“总督”的过于自信有关——“总督大人”一直不相信日本胆敢向强大的俄国发起挑战。

好在，2月8日深夜第一波遇袭之后，他即不再大意。所以，9日中午，日本人前来正面挑战时，正在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上的他立即下令开炮，停泊在港外的十余艘大小战舰也不再缄默，包括那3艘受损待修的巨舰，一起向来犯的日本舰队猛烈炮击。

而且，旅顺港东西两侧的黄金山、电岩、老虎尾等炮台的岸炮也随之朝敌舰队猛烈轰击。一时间，海面上炮声大作，爆炸声不断，水柱冲天，惊天动地，敌旗舰和那几艘巨型战列舰全都中了弹。所以，不到一小时，日本舰队便撤离。

回首检点本舰队的损失，战列舰“波尔塔瓦号”再度中弹，巡洋舰“猎神号”“阿斯科尔德号”“新贵号”也被炮弹击中。各舰共阵亡官兵12人，其中1人为岸上的炮兵；58人负伤。让斯达尔克稍感欣慰的是，靠各舰官兵的奋勇抵抗，也靠陆军兄弟的倾力支援，总算顶住了日本人的第一次正面进攻。

不过，对这个背运的海军中将来说，厄运刚刚开始。

自从第一次被袭以来，旅顺军民已成惊弓之鸟，舰艇上有了逃兵，船厂工人成群弃职而亡。

且看日本海军史对俄方的记载：

士气衰颓，人心惶恐，各不安其职，收检行李而去者日多。劳动之中国人，大半潜遁，船坞职工缺乏，舰船之修理至形涩滞。

2月12日，也就是日本的那些驱逐舰被狂风巨浪冲得七零八落的那一天，极端恶劣的气候和海况也给俄国人添了大乱——

2653吨的布雷艇“耶尼雪号”在距大连湾陆地2000米处作业时，被巨浪把一颗已经布好的水雷推到了船身上，引起了爆炸，进而引爆了艇上更多的水雷。该艇瞬间沉没，艇长斯巴特罗夫中校与82名官兵葬身海底。

同一天，3020吨的三等巡洋舰“坡亚伦号”由旅顺驶往大连湾的途中，在三山岛以西触上了俄军自己敷设的水雷，5名士兵当场死亡。舰长下令抛锚弃船，率官兵自救登岸。但该舰竟然又被巨涛拖移原位置，并在14日那天触上水雷爆炸沉没。

厄运没完没了！2月12日，两艘舰艇在港口外泊地，也因狂风巨浪，生生撞到了一起，各自受损！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达尔克中将，真够倒霉的！

是啊，即便你能说得清老婆庆生的聚会不是你亲自操办，而是副官、参谋们好心代办的，你当时确实是在舰上而没待在舞厅里，但你怎么能与开战之初的这两起灾难摆脱了干系？一是因为疏于防卫，你的舰队在开战第一天就被打残了3艘主力战舰；二是因为疏于训练，恶劣的海况竟然在一天之内吞噬了你的2艘战舰和那么多训练有素的官兵！

据《日俄战纪》第六编称，斯达尔克少时毕业于海军学校，“西历1866年就士官职，历充诸军舰船员”，1886年升少校，1891年升上校，其间在炮艇、巡洋舰和战列舰上任过舰长，1896年晋为少将，俄租旅大后，他调任旅顺基地司令，1903年晋为海军中将，并接替了阿列克谢耶夫兼任的太平洋舰队司令一职。

如此说来，斯达尔克是一位职业海军军官了，而且，在旅顺口也已经待了7年，在黄海指挥过实战演习，算是远东海军第一人了。尽管他与驻防陆军的关系并不融洽，但开战之前，无论是主持帝俄海军事务的阿列克谢伊大公，还是海军出身的“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上将，都没想更换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可见，斯达尔克还是一位可以让领导放心的前敌海军统帅。若非日本人摸上门来偷袭，他断不会在旅顺口提前结束职业生涯。

旅顺这边不知道的是，圣彼得堡那边已启动撤换太平洋舰队司令的程序。

被俘俄军官兵提前退出战争

不止困守在旅顺口的俄国人，滞留在韩国济物浦（仁川）的那部分本舰队的官兵，这几天，也都颇为无奈地瑟缩于本国的领事馆和铁路公司的大楼里，听候命运的发落。

日军先遣队占领济物浦（仁川）的第三天，即2月12日，惊魂未定的俄国驻韩公使巴甫洛夫来了。之前，这位一直受韩皇李熙信赖的俄国全权代表不得不降下国旗，通过法国公使的斡旋，带上全部外交官，在日本兵的护送下，悻悻离开汉城。在济物浦港，巴甫洛夫跟日本公使林权助与日本海军代表交涉过后，又经与法、英、意三国领事一番磋商，终使苦海余生的769名同胞平安撤离了韩国。

在此插播一条背景说明：日本公使林权助，就是6年前在北京掩护了维新党首领逃往日本的那个日本驻华临时代办。戊戌政变当日，面对贸然闯入日本使馆的梁启超，林权助凭借汉学功底，与梁启超进行过一番笔谈之后，决定帮助来客与其师康有为逃出大清，而且他还联络各国公使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逼迫清廷向列国作出保证：不废除光绪帝。正因这个当年不到30岁的日本外交官的插手，两位维新领袖的命和大清皇帝的位才保了下来。按说未经国内授命即擅自出手干预驻在国的内政，是要受惩戒的。不过，因应急举措决定符合本国的利益和价值观，故此人非凡没被召回国内接受处分，反倒得到提拔，成了驻韩公使。

按战前林权助与各国驻韩公使达成的协议，日本将不把俄方战俘带回本国羁押，而是遣送至上海以南的地方，前提是每个官兵须要宣誓：自此退出这场战争，并于战争期间不得再到上海以北地区。

于是，700多名还未来得及报效“仁慈的小父亲”的俄国官兵们，便排着队在宣誓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之后，便分别登上了法舰“巴斯加尔号”英舰“安恢特拉号”和意舰“耶鲁巴号”。

汽笛一响，军舰离港，这些人早早退出了战争。

数日后，提前退出战争的这批人分别出现在上海、香港乃至新加坡。从那儿，他们被本国使馆安排返回了祖国。

巴甫洛夫在上海送下第一批官兵以后，自己和使馆人员跟法国军舰继续南下，在法国殖民地越南的西贡下了船，转道欧洲回了俄国。当然，这是后来的事了。

元帅、大将大山岩

也正在举国同庆的纪元节这一天，天皇睦仁下达了设立战时统帅部大本营的诏书。

62岁的元帅、参谋总长大山岩陆军大将，受命担任大本营幕僚长。奇怪吧？日本的军事首领，怎么既是元帅，又是大将？

哦，先说说日本帝国的元帅与大将吧！

日本的元帅，并非军衔，而是职业军人的至高荣誉。明治初年，日本曾设陆军元帅一人，由萨摩藩的西乡隆盛担任。此元帅乃实职，即天皇之下的日军最高统帅。但西乡氏的元帅一职只设了一年，即改称陆军大将，依然由西乡隆盛一人担任。无论称元帅还是称大将，均与总理大臣、枢密院议长平级，可见地位之隆。1898年1月，天皇睦仁设立了元帅府，三位陆军大将晋升为元帅——排名第一的是小松宫彰仁亲王，是睦仁的异姓兄弟（孝明天皇的养子），甲午战争时的大本营参谋总长；其次是山县有朋；第三位即大山岩。另有一位海军大将晋为元帅，即西乡隆盛的胞弟西乡从道。但此时的元帅与西乡隆盛时的元帅性质不同，彼时为实职而此时为荣誉称号。日俄战争结束之前，日本只有这4位元帅。晋为元帅的大将终身在役，不必在年满65岁那年办理退役手续。元帅是军人生涯的荣誉巅峰。

日本的大将，相当于别国的上将，为日本陆海军最高军衔。

所以，大山岩是拥有元帅荣誉的陆军大将。

10年前的甲午之战，日本曾在广岛设立大本营。大本营由天皇睦仁亲自主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与陆海军首脑共同参与决策。军政合署办公的战时机制，有效地协调了政略与战略的一致，统一了陆海军的指挥系统，保障了战争的胜利。当时，大山岩已经是陆军大将衔的陆军大臣了，但为了赢得战争，他被天皇委任为第二军司令官，无论在辽东半岛还是在山东半岛，大山岩都不负“皇国”期望，在大清人的累累尸骨上建起了自己的功勋。战争结束后，大山岩继续担任陆军大臣，1899年转任参谋总长，直至日俄战争开战以后。

熟悉日本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日本迅速崛起的过程中，萨摩藩与长州藩居功至伟。正因此，两藩的巨子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国家栋梁。

大山岩就是从萨摩藩走出来的日本军界领袖。在日本近代史上，作为军人，他的声望仅次于长州籍的山县有朋。

现在的中国人，说起日本军头，可能随口能提到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等名字，但却未必知道，这几个二战时的日军陆海军大将，都是在日俄战争期间成长起来的下级军官，他们共同的偶像，就是日本的大山岩。

日俄战争以后，大山岩赢得了世界级的荣誉。且听听西方人送给他的那些头衔吧：“拿破仑以来的战略家”“斗牛犬一样的猛将”“人格如格兰特，战略与李将军、杰克逊为伍的日本人”，评价之高，日本史上，仅此一人。

东京的靖国神社一旁，一直保留着一座大山岩策马而立的青铜雕像。美军占领日本以后，曾下令将各地的军人雕像尽行拆除，因为这些雕像是军国主义的象征，但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上将却破例允许东京的大山岩的雕像保留在原地。据说，麦克阿瑟认为，大山岩是与拿破仑齐名的值得尊重的军事家。麦克阿瑟说没说过这句话，我没查到出处，但这位“麦帅”早年见过大山元帅一事，我却读到了相关记载。此事后面再说。

2015年深秋，在车水马龙的东京大街上，我无意走到了这尊雕像前，因为路边有个很醒目的蓝底白字标牌：

元帅陆军大将大山岩公雕像

果然这尊雕像安然无恙。

大山岩在鹿儿岛市区的出生地，就像东乡平八郎的出生地一样，也被当地官方立碑标识着，但比附近的东乡平八郎的诞生地弄得更气派。在鹿儿岛，若干本籍的历史人物被立碑纪念，但只有“元帅公爵大山岩诞生地”的石碑最高大，可见故乡人对这位“毕生献给日本陆军的创建与近代化”（诞生地标牌语）的前辈乡贤十分敬仰。鹿儿岛官方对大山的评价，和西方人对大山岩的赞誉，都是我在那儿的标牌上抄来的。那么高的石碑，非仰望不可。

大山岩故居遗址上的标牌称，大山岩出生于1842年11月，本名岩次郎，后改名弥介。之前，我读的史料称，大山岩曾叫弥助。这一说法，在鹿儿岛的尚古集成馆和东京靖国神社旁的游就馆里分别得到了验证，因为那两座博物馆里，分别保存着两尊他发明的山炮，名字就叫“弥助炮”。

大山岩的故家，与甲突川畔的西乡家相距不远，从西乡兄弟诞生地遗址往南行，有座高丽桥，遇桥左拐，顺大路走不到几百米，就到了。

西乡隆盛与大山岩是亲堂兄弟。他们共同的祖父西乡隆充是一名藩士，隆盛的父亲吉兵卫为长子，大山岩的父亲小兵卫为次子。因小兵卫要娶藩士大山纲毅的女儿竞子为妻，而大山纲毅没有儿子，按习俗，入赘者必须拜岳父为继父，方能与女子完婚。如是，“倒插门”的西乡小兵卫就成了大山纲纪。大山岩是父母的第三个孩子，却是头一个男儿，初名大山岩次郎。

虽是血缘很近的兄弟，但大哥隆盛却比堂弟岩次郎大14岁，而且早早就当上了居委会主任一类的小官儿，所以，岩次郎和比自己小一岁的堂弟西乡从道是一起长大的发小。大山岩出生地的标牌，有日、英、汉、韩四种文字的说明，汉语称大山岩从小是淘气鬼，日文写他从小是个健康活泼的男儿。两相对照，即可知大山岩的性格。

明治时代之前，日本国就像隔海相望的老大帝国一样，也一直奉行闭关锁国的国策。大山岩年及“稚儿”时，西方列强开始不断倚恃船坚炮利强闯日本。在强势的洋人的威逼下，掌控国家大权的幕府不得不先后与美、英、法、俄、荷5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开放门户条约。如此一来，一些强藩的藩主及武士就成了“攘夷倒幕”派。生性好动而又血气方刚的大山岩，20岁那年，曾与堂弟西乡从道，跟随本藩志士有马新七等人潜往京都，伺机暗杀幕府高官。藩主岛津久光闻讯后，急派九名剑术高超的藩士前往弹压。在京都南郊的旅馆“寺田屋”，双方展开了肉搏，结果，有马新七等6人被杀死，两人重伤后切腹自尽，大山岩、西乡从道等人被押回鹿儿岛反省。此即日本近代有名的“寺田屋事件”。

“寺田屋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即爆发了“萨英战争”，即英国舰队对萨摩藩进行的惩罚性战争。萨摩藩地处日本列岛西南端，西风东渐时，该藩首当其冲。然而，虽是第一个兴建近代西式工厂群的日本强藩，经济也发达，军事也强盛，海防要塞拥有80多门大炮，但在战争中，即有7艘英国军舰轰得守军炮台坍塌，人员伤亡，藩主不得不屈辱告负。是役，以日本向英国赔款2.5万英镑而告结束。当时，大山岩是炮兵，而为他输送炮弹的，是两个未成年的少年兵——东乡平八郎和山本权兵卫。他再度侥幸不死，却被“西夷”的强悍军事力量所震撼，进而对“攘夷”的选择产生了怀疑。

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怀疑。萨英战争的结果，让萨摩藩藩主与武士阶级开始集体反省。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战争过后，萨摩藩主居然拜境外敌对势力为师了！从工厂到军队，甚至包括军乐队，他们都请英国人来当总监工与顾问。打不过人家，不是天天诅咒对方不得好死，而是老实认真地甘做学生，将对方的优秀基因植入自己体内，这才使得萨摩藩乃至日本帝国跑步追上了先进国家的队列。

说到萨摩藩军中有英国人，笔者忍不住要岔开话题，说说日本国歌。

众所周知，日本的国歌叫《君之代》。但鲜为人知的是，第一代日本国歌，与大山岩有关。当时，按英国军队的建制，萨摩藩军也成立了军乐队。英籍队长兼指挥希望有人写一首歌词，由他谱成曲，作为本军的军歌。于是，被袍泽们公认为有学问的上尉队长大山弥助，就从古俳句集《蓬莱山》中选定了一首。这首诗，被英国人谱上曲后，迅速传唱起来。后来，随着萨摩藩军政精英的集体崛起，此歌风靡了全日本。后几经修改，最终成了日本的国歌。

唱着大山岩版的日本国歌，在之后的讨幕战争中，大山岩在堂兄西乡隆盛的指挥下，率本藩的新式步枪队北上参战，并且，还在战斗中发明了旧制四斤的“四斤山炮”，人称“弥助炮”。

现在鹿儿岛的尚古集成馆，是日本的第一个工厂群，在萨英战争中曾遭受英舰轰击，今已辟作明治维新纪念馆。2015年7月5日下午，在馆内的一角，我见识了个头不大的“弥助炮”。而且，还见到了一颗当年藩军的炮弹，即球形铁弹。与这颗日本旧式炮弹并排而立的，是当年英国战舰使用的上锥下圆的现代炮弹。日本旧式炮弹每颗重12公斤，英国新式炮弹每颗重13公斤。两颗炮弹的橱柜旁边，有一幅示意图，详细画着两种火炮的构造、射程与杀伤力，让人一望便知当年萨军何以抵抗不了英军的直接原因。饶有趣味的是，玻璃柜前还安置着两个提力测试器，分别标着12公斤、13公斤，每个参观者都可以上手试试当年日、英炮弹的不同分量。我上手试了试，果然轻重明显，并且还油然想起了11岁的山本权兵卫和15岁的东乡平八郎的从军经历，当然更想起当年这种山炮的发明者走出萨摩藩后的戎马一生。

4个月后，我在东京靖国神社旁的“游就馆”里，也看到了一门保存完好的“弥助炮”。说明文称，该炮由大山岩发明，后一直配备日军各部队，在“日清战争”中曾发挥了很大威力，云云，看得我心里很不舒服。

幕府被迫“奉还大政”后，萨藩的领军人物、年仅26岁的大山岩成了政府着意培养的未来将领，这或与当时掌握实权的大哥西乡隆盛很有关系。他被派到法国学习军事。在3年的留法期间，他遇上了普法战争，即后来成为德意志帝国主体的大公国普鲁士与法兰西之间的一场大战。普鲁士的胜利，让他确立了以普鲁士军事体制为本国摹本的建军思想。

大山岩回国后，他的功勋无双的大哥西乡隆盛已因征韩理想难以实现而愤然辞职回乡。公私分明的大山岩，没有像有500多名追随者的西乡隆盛那样随之弃职返回鹿儿岛，而是留在了东京，奉命与长州藩的领兵大员山县有朋一道设计了近代化国家军队的创建方案。

万不料，就在他回国后的第三年，祸起家乡！大哥在老家被众多不满现实的武士子弟们拥立为首领，竟以“清君侧”为名，公然起兵“质问政府”。头号开国元勋，自此成为逆贼！天皇睦仁诏令政府军南下弹压，从此，日本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内战“西南战争”在九州岛上爆发。

彼时，旅团为日军最高战斗建制，旅团长由天皇任命。时年35岁的大山岩被任命为第一旅团长，成为征讨叛军的绝对主力。他和童年时的伙伴西乡从道一样，将“忠”（报效国家）和“悌”（敬爱兄长）分得很清。奉诏后，他立即提兵南下，与家乡的子弟兵血战数月后，终于兵临老家的城山下。

但是，让所有的人未曾想到的是，宁死不屈的西乡隆盛，在兵败之际，负伤之后，竟然面朝东方，正襟危坐，令部将从背后将其斩首！

大山岩惊闻大哥噩耗，深感震惊与悲痛，自感无颜进城，并终其一生未回故里！

内战结束后，大山岩历任军中要职，一直是一人（山县有朋）之下、万军之上的军界二号人物。他虽自幼熟悉汉学，但留洋以后，却成了个“脱亚入欧”很彻底的人。与妻子结婚时，他发出的请柬，全部是用法文写的；在东京建官邸时，他用的是德国别墅的设计蓝图。翻阅斯人的历史照片，从少年到晚年，全部是戎装照，竟没见到一张他穿着和服的写真！

日俄战争的爆发，与这位日本帝国的参谋总长有直接关系。正是他站在军事的角度上，审时度势，遂在上一年5月12日，即日本还没邀请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访问时，他就上奏天皇：

当前的战略关系于日本有利，但日久天长，形势会发生逆转。

他的潜台词是：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全线完工，俄军主力东调不及，如尽早发动战争，方有可能扭转日本在远东的不利地位。

见天皇未予批复，一个月以后，即6月12日，他又向内阁提交了类似的意见书，并请上奏天皇“圣断”。

从岛国跃至大陆向“露军”发起挑战，其进军路线早在“日清战争”中即演习过一遍，一路由朝鲜半岛中部的济物浦（仁川）登陆，然后强渡鸭绿江，与敌军展开正面对攻；一路则在辽东半岛东南沿海某地寻机登陆，拦腰截断敌军，并直捣金州与旅顺，底定辽东半岛。

在日本军头看来，“征露”只不过是10年前“征清”的扩大版而已，而敢打必胜的信念，也来自于“日清战争”——当年，清军的兵力与装备不也数倍于皇军吗？结果呢？

未来各参战部队的各级首长，无不是甲午之战的参与者，都曾亲征过满洲。参谋本部要做的，就是精心规划好新一轮的进军路线，部署好更合适的兵力与装备而已。

如今，联合舰队首战告捷，陆军先遣队顺利登陆，剧情正按照大山岩设计的节奏上演，日本君臣怎能不欣慰？

相比于不苟言笑、不怒自威的山县有朋元帅，整天乐呵呵的大山岩元帅更平易近人，说话也慢吞吞的，故有“迟钝的大山”之绰号。

不过，大本营成立之初，谁也不知道，数月以后，随着战争的胶着，“迟钝的大山”会奉旨离开大本营，亲赴大清战场“征露”，并因战争胜利而获得了世界级的荣誉。

沙皇换来个海军名将

1904年2月14日，就在日本的3艘驱逐舰再度偷袭旅顺口的那一天，也就是战争爆发以后的第六天，俄海军喀琅施塔得港司令斯捷潘·奥斯波维奇·马卡洛夫海军中将被紧急召进皇宫，即世人所熟知的冬宫。

喀琅施塔得港距圣彼得堡只有29公里，是保卫俄国首都的最重要的要塞，在彼得大帝从瑞典来的一块战略要地时期，因位于芬兰湾，是俄帝国的第一海上门户，其战略位置不言而喻。从沙俄时代到苏联时代，该港一直是波罗的海舰队的母港，从未被敌国攻陷过。

蓄着两把大胡子的马卡洛夫乘交通艇很快就抵达了涅瓦河的冬宫城下。

3天后，俄海军部发布命令：免去斯达尔克中将的太平洋舰队司令职务，由马卡洛夫中将前往接任。

于是，马卡洛夫，这位被许多俄国人寄予厚望的海军名将，便匆匆离开了圣彼得堡，乘火车日夜兼程赶赴远东。

马卡洛夫生于1849年，时年55岁，比远东未曾谋面的对手东乡平八郎小一岁。在西方人的语境里，他属世界级的海军名将，比对手的名气大得多！

当天，英国路透社率先发出了独家新闻：

俄海军中将马卡洛夫已离开圣彼得堡，前往远东接任斯达尔克的太平洋舰队司令一职。同行随员甚多，内有工程师与海军造船机械师等。

西方人给马卡洛夫起了个“海洋哥萨克”的绰号。

“哥萨克”是突厥语，意为自由自在的人，是俄国南部大草原的游牧社群，历来以骁勇善战、精于骑术而著称，是令欧洲各国谈虎色变的剽悍武装。职业海军马卡洛夫在西方享有这样的不算好听的绰号，可见其作风之强悍。

其实，马卡洛夫并非哥萨克人，而是一位俄国海军下级军官的儿子。在讲究血统的专制国度的官场，他的出身并不高贵。从尼古拉耶夫斯克海军学校毕业后，他就开始服役于海军，那一年，他才16岁。1877年至1878年的俄土战役期间，未满30岁的他任“康斯坦丁号”的舰长，首创了用鱼雷袭击土耳其装甲舰队的战术，后来又是他，发明了穿甲炮弹，为俄国的获胜建立了开创性的功勋。而且，他不光是一位能征善战的“海洋哥萨克”，还是一个孜孜不倦的海洋探险家与科学家，1886至1896年的10年间，他曾两度作环球旅行，写下了50多部有关海洋科考的专著。1898年他升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以后，曾乘坐他自己设计的世界上第一艘破冰船“伊尔马克号”探险北极。财政大臣维特在其回忆录里，就有在家中与马卡洛夫探讨北极航行的记载。他还担任过海军部训练总监、地中海舰队司令和波罗的海舰队司令。总之，这是一个履历丰富而辉煌的颇有声誉的海军名将。

战争爆发之前，马卡洛夫就一直忧虑着远东的局势。日本单方面宣布中止谈判以后，他立即致函海军部，认为日本人的偷袭迫在眉睫，停泊在旅顺口的战舰处境极其危险，应该采取防范对策！

对于这份喀琅施塔得港司令上奏的多管闲事的报告，海军部的大佬们未予理会。因为谁都知道，深受沙皇陛下宠信的“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本身就是海军上将，除了尼古拉二世本人的指示，别人的话他统统充耳不闻。就连政府“三巨头”对此人也无可奈何，远离旅顺万里之遥的马卡洛夫的提议他怎么屑于采纳？

然而，事实不幸被马卡洛夫所言中！

为了尽快扭转战局，沙皇尼古拉二世与父辈们想起了马卡洛夫。

名将马卡洛夫去远东接管太平洋舰队，让帝俄海军同僚们都松了一口气。

波罗的海舰队司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中将在给妻子奥尔加·尼古拉的信中即欣慰地写道：

大家都为马卡洛夫感到高兴，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个信念坚定而且做事主动的人。

日韩结为同盟

此时的朝鲜半岛南半部，已成了日本人监控的领域。

由于韩国政府已被日本公使林权助通过亲日派大臣所操纵，所以日军先遣队得以顺利登陆后并长驱直入。至2月18日，隶属第一军的第十二师团已全部上岸，第二天，师团司令部和第十二、第二十三旅团的司令部即入驻汉城，其中步兵驻汉城，骑兵驻“三八线”的开城。济物浦（仁川）则成了第一军总兵站的所在地，电信部、野战医院等所属单位各自在该城择地开设。

朝鲜近代的通讯业务，一直是丹麦人创办与经营的。在汉城，占领军毫不客气地入闯进电报局，逼得丹麦籍局长莫连斯迭夫辞职。自此，日军接管了该局。军管后的电报局规定：为防止泄露军事机密，无论何国人士前来交发电报，须用明码。如此一来，任各国武官和记者们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把他们想真实表达的意思发回本国了。

在日军强行登陆前，韩皇李熙曾犹豫要不要潜往北方的平壤，在俄军的保护下继续他的“播迁”旧梦。但这一计划被亲日派大臣洞悉后，通报了林权助。于是，皇宫门外，日军把守得愈发严格，林权助则再三进宫恫吓。所以，李熙只能茫然坐等耻辱的降临。

日军占领汉城后，李熙倚重的联俄派首领吉泳洙逃遁得无影无踪，其同党李学均、玄尚健跑进美国使馆避难，稍后二人搭乘美国军舰逃往芝罘，后逃往美国避难。最惨的是闵泳诠、李凤来，他们本想潜往上海与俄公使巴甫洛夫相商，却因事泄在济物浦（仁川）被日军逮捕，从此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2月23日，经明码电报发出的前方报道，在《日俄战纪》第一编刊出：

日本兵队每日均有登岸者，其实数多寡不能知悉。约自西历2月8日后，已有兵七万五千到此。但亦有釜山、完山东畔之北港登岸者。登岸后即经汉城前往平壤。日本兵在汉城者，已占据汉城东南与南城之兵房，其寻常洋房，多已租与日本。

翌日，该刊又有新消息告知读者：

有日本军队约三万五千人，由汉城及济物浦两处向平壤进发。该军队大约在济物浦海岸登陆，闻日人在济物浦所造之浮桥，业已一律拆去。又闻日本军队共有马八千匹充作马队，其余六千匹专备载运军械粮食等物。又携野战炮共计四十八尊。

也就在日本报刊第一次披露日军登陆人数之日，即2月23日，李熙侄辈的亲日派大臣、韩国暂署外交大臣李址镕与日本公使林权助签订了《日韩新协约》。该协约明确写着：根据大韩帝国的请求，日本政府“担保韩国宫廷升平”“担保韩国自主及疆域完全”。

最露骨的是该条约的第四条：

如被日韩之外之国侵扰，或因韩国民乱以致宫廷不得安宁，或韩国疆域难得保全，则日本政府可视情形，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韩国政府应极力辅助之；日本政府采取措施期间时，可随时酌情占领韩国之军事要地，以期事在必成。

如此条约一签，“独立自主”玩儿完。

而且，随着本约的签字，以前韩国与俄国签订的那些条约，也统统作废了。

签约后，韩国政府电令驻俄公使李范晋：因韩俄外交关系中止，速率使馆人员离俄回国。李氏得令，下旗离俄。不料，这位前公使辗转巴黎时，竟又擅自返回了圣彼得堡，与俄政府恢复了联系！林权助闻知，非常恼火，严辞照会韩国政府，请命李氏速离俄京。韩国政府倒也立马照办了，但万里之外的那位被免职的公使已经不再听命于本国政府的了。有关韩国驻俄公使李范晋的结局，本书后面再说。来自韩国宫廷内部的消息称：《日韩新协议》并未得到皇上的同意，是亲日派大臣强迫他加盖的御玺。

不过，李熙批准与否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大韩帝国确已名存实亡。

条约既签，日本即日便对外宣布了。但韩国政府却因大臣中颇多反对者而迟迟不敢发布。林权助催促再四，韩廷始于3月10日布告其事。

韩国政府斗胆公布亡国条约之后的第三天，即3月13日，日本报纸披露的《韩廷聘日本军事顾问官条款》，称日本政府允许韩国政府聘请日本陆军中佐野津镇武为韩国军事顾问，聘期五年，月薪500日元，云云。

瞧见了吧？好歹也是“友邦”，即便人家臣服了，也该派一名高级军官前来该国担任军事顾问吧？可日本人竟只派出一名陆军中佐（中校）来当人家国家的最高军事顾问。大日本帝国忒拿大韩帝国不当国了！

上述条约签订的那一天，即3月13日，日本最具威望的元老伊藤博文便以日本天皇“慰韩特使”的身份，携日皇睦仁致韩皇李熙的国书自东京起航，于17日抵达了济物浦（仁川），受到了“接待委员长”、学部大臣闵泳焕等政府大员的隆重迎接，并乘御座进入汉城，以宫殿充任旅馆。李熙接风伊藤博文一行时，以最高级的李花大绶章授赠伊藤博文。随行日方诸员，皆得奖赏。

李熙倒也有心借机振作国运，便借机认真向伊藤博文讨教。

内心不赞成对俄开战的“慰韩特使”伊藤博文倒也认真回答了，言简意赅，非常切实：“方有战事，变法不宜激切，宜先注重教育，日本必尽力襄助。”

如此重量级的大人物的造访，让韩人受宠若惊，李熙遂派署外务大臣、最有名的亲日派大臣李址镕为答谢专使，专程赴日本向天皇鸣谢。李氏遂率10位政府高官于4月14日自汉城旅程，22日入东京，25日向天皇、皇后、皇太子分别赠送了韩皇的贵重礼物，如金杯、银瓶、花纹绣红桌衣、金雕花烟匣等。睦仁则赐宴，并授予李址镕勋一等旭日大绶章，其随员也按身份高低授了宝章与绶带。从此，日韩成了名义上的盟国。准确地说：日韩成了主仆。

库罗帕特金也被派到远东

马卡洛夫离京赴任以后，2月21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召见了他的侍从将军、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

稍后，外界都知道了：沙皇陛下已经让库罗帕特金辞去陆军大臣一职，请他前往远东，担任满洲陆军总司令。

早在战争开始时，库罗帕特金就拟定了对日作战方案：

一、海军夺取制海权；

二、海军从海上阻挠日军登陆；

三、陆军广泛开展游击活动，以待集中大兵力进行防御战；

四、转入进攻，将日军逐出满洲，然后将其逐出朝鲜；

五、在日本登陆，击溃其本土部队，抚平人民的反抗意识，占领都城，生擒日皇。

前二条是海军的任务，第三、第四条是陆军的任务，第五条是陆、海军共同完成的任务。这位陆军上将预期，战争将历时一年半，最终以俄军大胜而告结束。不过，对他的最后一条极为乐观的预期，被苏联史学家称之为“纯粹是士官生式的幻想”。

该方案得到了沙皇陛下的首肯，因而成为战争的指导方针。

但是，尼古拉二世却没让阿列克谢耶夫卸任其兼任的远东陆海军总司令一职，更没下诏将其从远东召回！

按上一年8月设置“远东总督”时的“圣意”，该“总督”既为俄国整个远东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也是这一地区的武装力量的统帅。战争打响后，尼古拉二世特意又加授阿列克谢耶夫为远东陆海军总司令。

财政大臣维特当时就认为，对阿列克谢耶夫加授总司令的任命，是一项“极其荒谬的”任命：

因为他并不是陆军出身，他甚至不会骑马，他在海军服役期间也没有什么昭著的功绩。

战争打响以后，沙皇或其长辈们对阿列克谢耶夫的指挥能力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因而才又派了一位与之平级的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前去救场。然而，由于“仁慈的小父亲”的仁慈，也由于阿列克谢伊大公的坚持，阿列克谢耶夫依然保留着原先的职务与权力。

如此一来，开战仅十几天，大清的满洲大地上就将有两位上将总司令！

维特愤怒地张大他的乌鸦嘴，一语成谶地指出：

这项任命的结果造成统帅权的二重性，必定引起无穷的混乱。

其实，毋庸政治家评说，即便一个普通的列兵也会明白这道理：两个同级别的军事统帅，都有权向前方的军队下令，这样的战时体制，不乱套才怪！

国内外所有关注这场战争的人都知道，即将在远东平起平坐的两位帝俄上将，虽都是俄皇的侍从将军，但对战争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前者极力鼓动沙皇与日本开战，后者却一再奏请应避免战争！

尼古拉二世期待这两驾马车合力将俄国战车拉回到胜利的坦途上。但后来每况愈下的战局却告诉了这位性情游移的君主：两匹战马各自东西地奋蹄，只会将他的战车扯裂，从而加速坠入失败的深渊。

库罗帕特当然忧心忡忡！这位参加过俄土战争、并担任过中亚地区“总督”的陆军上将知道，战场离俄国中心太远，无论海军还是陆军，虽实力大大地强于日本，但一时难以在远东集中。西伯利亚大铁路并未全线竣工，贝加尔湖一段正在抢建。而且，整条铁路的运输能力非常有限，一昼夜仅开通3对列车。据他测算，战争将持续16个月；若保证战争胜利，一昼夜必须开通14对列车，才能把优势兵力与物资运抵前方。大清境内的铁路倒是在上一年全部开通了，却也因机车和车皮的严重不足而很难保证战时军用物资的供给。

而且，只有他，才真正知道，号称世上第一陆军的本国陆军，已经腐败到了何种地步！

因腐朽的政治体制，俄军高官的位置几乎全被庸碌无能者和与权贵有关系的人占据了。到任以后，这位无能为力的总司令将曾公开声称：

很遗憾，凡性格坚强、富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在俄国向来不仅没有擢升的机会，反而遭到排挤……因此他们常常离职而去；反之，那些没有坚强性格、缺乏信念但为人随和、对上司唯命是从的人却得到了提拔。

他说的是实情。他批评的何止是军界？

战争期间，一个藏身于德瑞边境城市的俄国政治流亡者，在自己办的《火星报》上，说得更直接：

军政界的官僚像农奴制时代一样寄生成性、贪污受贿。军官们都是些不学无术、不熟练、缺乏训练的人，他们和士兵没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不被士兵所信任。

这个人，就是十几年后在俄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的列宁。

你看，无论是老成谋国的沙俄重臣，还是流亡国外的异见分子，都看出了本国军队的不可倚恃。

法国驻俄武官穆兰上校是库罗帕特金的朋友，人家曾毫无情面地告诉他：

军需部门、炮兵部队、工程部门、各种专业的工程师都争相盗窃。刚刚开始的战争将在这部阴暗的历史里增添新的篇章。如果没有这种弊端，俄国必然会强大一倍！……这种揽权舞弊行为势必加速俄国未来的革命。

天哪！这就是他即将统率与强敌决一死战的军队！

沙皇亲自为俄军壮行

战争爆发之际，尼古拉二世竟然刚刚从国外回来！

按既定规矩，沙皇回宫是要举行庆贺仪式的。于是，在宣战之日，冬宫照旧举行了欢迎仪式和礼拜。

当时在场的维特，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

参加的人没有流露什么热情。宫中充满阴森沉郁，仿佛有一个沉重的负担压在人们身上。……皇帝到达宫中时，只听到一阵微弱的欢呼，而且很快就沉寂下去了。

次日，政府组织了一系列的街头游行示威，但居民方面没有什么同情的反应。显然这次战争是十分不得人心的。没有一个人要战争，却有许多人诅咒战争。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尼古拉二世不是傻瓜，当然看出了人心向背。

事情完全没有按他信任的人所预言的那样！

库罗帕特金在自己的《满洲悲剧的序幕》一书中写过：战前，沙皇一直相信那几个人的虚妄之语，他们告诉沙皇：

日本无论何时也不敢向俄国宣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操纵在我们皇上手中。

结果，日本人确实没有宣战，但是直接开炮了，直接将俄国海军最具威力的几艘巨艘打得坐滩了！而本国陆军的主力远在欧洲地区，只凭阿穆尔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的几万边防部队，而且许多士兵都是新招募的农民，靠这样一支军队，如何能战胜20万日本精锐部队？

开战以后，圣彼得堡一派颓唐之气！就连温和的自由派，即资产阶级和地主组成的松散的立宪联盟，也公开发出呛声，他们在国外创办的《解放》杂志，竟提出了“万恶的黄俄罗斯”这一极敏感的话题！

甚至，该刊公然恶毒攻击主战的内务大臣：

对于俄国来说，冯·普列维先生比日本人更危险。

在国外创办的俄文报刊，普列维无权查封，只能派秘密警察四处收缴并销毁之。但统治集团内部对这场战争的质疑是无法收缴并销毁的。

与许景澄签订了《东清铁路合约》的那位乌赫唐斯基公爵，身为华俄道道胜银行的董事长和《圣彼得堡新闻》的老板，在回答德国记者采访时如此直言：

再没有比当前这场战争更不得人心的了。我们绝无可能获胜，相反，倒会造成人力和财力的巨大牺牲。

尼古拉二世的小婶子兼大姨子，即谢尔盖亲王的夫人耶莉扎维塔·费奥多萝芙娜，则公然告诉别人：

人们不要战争，不了解战争的目的，也不感到欢欣鼓舞……大家对那里（指东方——原注）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担忧，而对未来则更加担忧。

尼古拉二世虽被普列维等宠臣极力屏蔽在真相之外，但总是能感受到一丝丝的寒意。

为了给军队鼓劲，给俄国臣民鼓劲，他开始为开赴远东的俄军亲自送行。在冬宫广场，在科帕雅基火车站，甚至在首都之外的一些城市，他在军界要人的陪同下，一遍遍地检阅着列队出发的俄军，把圣像发送到每一个官兵的手中，期待上帝保佑他的忠勇的将士明年凯旋。对了，这位末世沙皇不仅笃信上帝，而且像他的父皇一样，也有收藏各种圣像的嗜好。

不过，并不是所有被赐圣像的将士都感激涕零，甚至有一位将军如此妄议：“日本人用枪炮来打我们，陛下却让我们拿着圣像去对付他们。”这话绝对称得上是恶毒攻击，无论对冥冥中的神灵还是对现实中的沙皇。不料，这句妄议很快传遍了赶赴前线的军队中，居然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人心所向，可窥一班。

一位即将上战场的将军曾披露：陛下亲口对他说过，“我是战争祸首”。那是1904年春，战争刚开始，尚未见胜负。沙皇的沮丧可见一斑。

咳！远东那边都已经打起来了，你这会儿才认悔，是不是也忒晚点儿了？

至于那位沐猴而冠的御前大臣别佐勃拉佐夫，见势不妙，早已经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日本国民寄语出征者“祈战死”

由于日军陆海军连连告捷，日本国民的拥军热情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景况。

一个上海籍的东京法学院留学生，亲睹了让他感奋不已的场景：

当时，他住在一位过世的议员家中，而这位议员在世时即以清贫为人所知。寡妇房东带着一女一子过活，日子显然过得不宽裕，否则也不会腾出一间房让大清留学生来住。但因前方伤亡甚大，须不断扩军补充兵源，所以便有大批新入伍者从各地赶到东京。军方安置不下偌多新兵，便请东京居民体恤国家，开门收容新兵。他的女房东立即带子女挤进了小屋里住，腾出的大屋，让8名士兵进来入住。他因是外国留学生，反倒无须让房。而且，这位留学生写过：

每日三餐，总以肉食饷兵士，兵士亦帮同操作，彼此和睦，恍若家人。我看了真觉感慨，中国人民与兵士，哪有这种情形？……

更让他感动不已的在兵士们离开之日呢——

及到出征之日，家家户户，集团欢送，手持大旗，旗上写的都是“光荣战死”“为国捐躯”“祈必胜”“祈战死”等等字样，以壮行色，于鼓励之中，寓有不胜毋归之意。兵士踊跃前进，人民欢呼万岁，欢送场面，人山人海。

被日本国民的超级爱国热情感动得目瞪口呆的这位中国人感慨地叹曰：

以这种字句来送出征之士，在中国人视之，必视其为不祥，而他们则认为鼓励军士之必胜，即此可见其忠君爱国之心何如矣！

毕业后，这位留学生回到国内，直接进入中央机关，成了商部提调，后转外务部，得新兼外务部尚书的军机大臣袁世凯的赏识，晋升为右丞，至袁氏被罢黜后，仍以超众之能力得到总理外务部事务的庆亲王奕劻的赏识，晋为左侍郎，即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进入民国后，此人已为挂牌律师，但被出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召回北京，高就外交部次长（副部长），其受袁氏信任之程度高于总长（部长），参与了中日“二十一条”谈判，受命主持了向日本兴业银行的“西原借款”，因而被舆论骂为“亲日派”，更被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骂作“汉奸”。民国八年（1919年）5月4日，时任内阁交通总长的他在家中被爱国学生打得头破血流，若非一个正来他家作客的日本人的拼命拦阻和代挨暴打，与他一起从总统府回来的驻日公使章宗祥，非被学生们打死不可。

是的，这个当年被日本人的爱国热情感动得一蹋糊涂的中国留学生，就是背了一辈子“卖国贼”骂名的曹汝霖，而那个去他家造访却横遭暴打的日本人，正是他早年留学日本时的房东的儿子中江丑吉。晚年，曹氏在回忆录里爬梳过自己何以亲日。究其源，却还是日俄战争。且看他暮年的讲述：

当日俄开战之时，我尚在日本，见日本人之踊跃从军，我已心中感动，又见日本无条件归还我东三省领土，其慷慨仗义之精神，已使我心折。我想小村既有此愿望（小村寿太郎于战后来北京签约时，曾私下与曹氏谈过），终能见之实现。且以日本工业已有基础，唯缺乏原料，我国蕴藏丰富，而工业落后。假使两国亲善提携，有无相通，同时并进，假以岁月，不难同为富强之国，同为东亚两大强国。不但防俄，且可维持东亚之和平。我基此心理，亲日之感，由此而生。

曹氏的追述，可做管窥。彼时置身日本的中国一代才俊，亲睹了日俄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尤其是看到了普通民众款待好了士兵后又向他们举起“祈战死”的小旗后，即使铁石心肠，亦焉能无动于衷！

大清民众所捐“恤兵费”为各国之首

战端既开，亟须钱财！2月13日，日本大藏省（即财政部）即开始募集战争经费。

2月16日在上海出版的《俄事警闻》日报上，有如下披露：

日本国民助饷之计划。十二日电，日本新闻记者及商务中人，将于十三日会议，近日大藏省财政支绌之事筹划所以增刊之策。

十三日电，日政府现已允日民筹助兵饷，驻英美中国高丽之日领事，现在收取其款云。

十四日电，今日东京及横滨之新闻记者及商务中人，已决计筹助政府兵饷，不论此番战事历时既久，亦终必筹助之云。

笔者在前面写过，《俄事警闻》是蔡元培等人组建的“对俄同志会”的机关报，于1903年12月15日在上海创办。“对俄同志会”实为“抗俄同志会”，是一班从日本回国的热血青年的同人政团。

4天之后，即2月20日，该报即刊出了一则标明为“投函”的启事，号召“中国同人”于第二天为“同洲同种”的日本募捐，因为“我政府”宣布中立让投稿人感到“可耻”，故要“义不容辞”地给为我国“出死力”的日本军人及其家属募集抚恤金。

启事全文如下：

公启者：

日本以俄人占我东三省与俄力争，业已开仗。连日得电报，迭闻日本战胜，其军士之勇敢殊足令人敬佩。我政府既守中立，不能联日拒俄以图恢复疆土，致令日本出死力以与之争，凡我国民可耻孰甚夫！兵衅一开，寡□（字迹不清）之妻、孤人之子，有用之青年变为无用之废物，此人生之最可悲悯者也。日本与俄非属邻邦，此次战端又由我起，同人等拟竭力提倡，捐集巨资托日本领事解往其国，抚恤其孤儿寡母及战伤残疾之军士。同洲同种，义不容辞。兹拟正月初六日在四马路荣楼公司会议，务祈移玉（请人前来的敬语）是幸。

此布。

查年历可知，1904年2月20日是正月初五，号召捐款的日子是正月初六，即公开刊出的第二天。

日俄战争期间，民间共为日军募集了多少捐款呢？老实说，查到具体数额以后，我被当年民众的“抗俄援日”行动吓了一跳！

在樱井忠温监修的《国防大事典》上，人们可以读到日本国民与外国民间给日本政府捐款的详细数额——

日本国民：捐现金133万余元，捐物品价值9.5万余元，向前线寄出的“恤兵费”228万余元；

清国人：118891元；

英国人：18337元；

韩国人：17149元；

米（美）国人：5326元；

独（德）国人：2634元；

仏（法）国人：1186元；

墺（奥地利）国人：602元；

瑞西（瑞士）人：525元；

和兰（荷兰）人：438元；

伊国（意大利）人：125元；

露（俄）国人：23元；

土国（土耳其）人：9元。

看清了吧？大清民间捐款数额位居各国捐款之首位，而且是其他11国捐款总和（46354元）的2倍以上！

1904年的日元与当今的比，约为1∶20000，即当年的1元，大约等于现在的2万元。如是，则当时的大清人为日本捐出的“恤兵费”，搁在今天，竟然高达23亿多日元！

《国防大事典》的监修者樱井忠温是日俄战争的亲历者，在旅顺要塞前九死一生，战后以一本《肉弹：旅顺实战记》而成为著名的文化人。有关此人，容当后说。

国人首次为战争创办专刊

日俄战争开始以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即创办了大型时事月刊（后改半月刊）《东方杂志》，未久，该刊推出了专题报道战况的增刊《日俄战纪》，并聘日本人河野蠖屈生为“专事访员”，即特派记者，每期为该刊采写相关报道。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为一场战争创办新闻专刊。相比于蔡元培等人的一边倒的《俄事警闻》，《日俄战纪》似更公允与客观，即它能持平地报道两个交战国和世界各国的态度与日俄两军的战况，虽说其新闻源几乎全部来自日本。

在《日俄战纪》的出版预告中，主办者坦然表明，其刊名及体例均是从日本同行那儿抄来的：

日本博文馆、金港堂、秀英舍、富山房皆有《日俄战纪》之刻，爰仿其例，搜集东西各报，辑为是编。

原来，日俄开战以后，就已经有至少4家日本公司出版了时事期刊《日俄战纪》。需要说明的是，金港堂正是刚刚与中国的商务印书馆开始合资经营的日本书籍株式会社。

翻阅中国版的《日俄战纪》便可知，上面的有许多报道和图片都是从日本的同名刊物上直接“拿来”的。别忘了，“拿来主义”可是青年时代在日本留过学的鲁迅先生发明的“主义”。

其实，只要能让公众及时、准确地了解时事与真相，原样照抄又何妨？只是，要尊重历史，致敬先贤，凡“拿来”处，理应注明。

清代大学问家“东塾先生”陈灃早就教导过后学：

前人之书当明引，不当暗袭。……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又足征见闻之渊博。若暗袭以变己有，则不足见其渊博，且有伤笃实之道矣。

你看，他老人家不仅高度褒奖了注明引文出处的学风，而且还将其上升到了道德层面予以猛夸。笔者既不学，且不才，又无面壁之恒心，偶尔读得“东墪先生”的这番教诲，如同被红包砸中，虚荣心陡增，于是，“拿来”得也更加起劲。

是的，追述历史，我只愿解读原文；援引史料，我最喜原样照抄。于是乎，本书中摘录的大部分史料，都是我从《日俄战纪》里抄过来的。不过，我摘抄的《日俄战纪》相关内容，并非一手货，而是我从《甲午、甲辰战争史料选编·下卷》中转抄过来的。

主编此卷并赠我全书的旅顺的史学家王珍仁大兄说：“只要能真实地反映历史，你就随意用呗！”

如此这般，呵呵，我就当“仁”不让了。

第二季

秋山真之提议闭塞作战

俄国海军名将马卡洛夫接任太平洋舰队司令的消息，被西方报纸传得满世界都知道了。

在朝鲜半岛西南海岸的“三笠丸”上，东乡平八郎坐立不安！

亲自到旅顺指挥过进攻的东乡已经清楚地知道，因为旅顺军港隐藏在黄金山背后，其前后左右均有永久性炮台的保护，所以，若从海上正面强攻旅顺口，已无可能。

就在他寝食不安一筹莫展之际，舰队参谋秋山真之少佐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可否像美国人一样，派船闭塞敌国的军港？

时年36岁的秋山真之，是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推荐给东乡平八郎的高级幕僚，他原为帝国海军大学的教官，教授《海军基本战术》《海军战务》等多门课程，战前调入联合舰队，是舰队三位参谋之一。拿现在的话说，这是个拥有现代海军作战理念的学者型干部。

与当时大多数海军袍泽出身不同，他并非萨摩藩人，而是四国岛上的松山藩下级武士家的幼子。日本史料说，他小时候非常调皮，很让母亲头疼，在汉学塾读书时，到处惹事儿，母亲不得不整天去找人家赔礼道歉。不过，他又是个很聪慧和有志向的孩子，15岁那年，他主动退学去了东京，靠在东京打工的兄长秋山好古的接济，他先学英语，又考入东京大学预科，期待在文学的道路上走下去。不料，自从某天在码头上围观了英制新式巡洋舰“筑紫丸”接舰仪式以后，他就被英国皇军海军制造的战舰与海军官兵的威仪所折服，遂立志要当一名海军军官。在哥哥秋山好古的建议下，他再度退学，转入海军学校，时年18岁。

4年后，秋山真之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并上了海防舰“比睿丸”，后来他真的上了“筑紫丸”，并在该舰上参加了甲午战争。战后，他先后在布雷舰、通讯舰上任职，也曾被海军军令部（即海军司令部）选为谍报员而派进过满洲。至于此人当年是否进入过旅顺城，笔者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理应比其他海军军官更熟悉那个口小腹大的满洲第一港。

1897年，日本海军选拔公费留学生，而立之年的秋山真之名落孙山。但他却不肯放弃，愣是自费留学美国海军学院，而且非常有幸地成了美国海军泰斗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的学生！马汉曾两度出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是著名的“海权论”的发明人，其海权至上的观点在西方很有影响。秋山拜马汉为师之时，刚好美国与西班牙在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爆发了战争，即美西战争。马汉转任海军指挥官，他则以中立国观察员的身份一路跟随，就近观摩了美西战争。战争期间，马汉指挥美国舰队用闭塞哈瓦那港的方式有效地堵死了西班牙舰队的出口，从而打赢了那场海战。

闭塞作战的成功战例，给了秋山真之很深的印象。所以，他向司令长官呈报了自己的建议。

所谓闭塞作战，就是将事先准备好的大型船只开到敌港口最狭窄处，自沉于航道上，将敌方大型舰船堵在港口里。

一筹莫展的东乡平八郎听罢秋山真之的一番解释，茅塞顿开！

日本海军对于10年前就占领过的旅顺口十分了解！该港虽说有西鸡冠山、黄金山和老虎尾为天然屏障，并有这些山上的岸炮为掩护，在防御上堪称固若金汤，但却有个致命的不足，即口门过于狭窄，幅宽仅273米，能容大型军舰通行的航道只有91米。而且，如遇退潮，巨舰有搁浅之虞。正因如此，俄舰队那几艘万吨级的大舰才不得不停泊在港外，沉睡中让日本联合舰队一通乱揍。对这样一个港口，实施闭塞作战最为合适！

当即，东乡命秋山起草闭塞旅顺口的作战计划上报了大本营。

大本营立即批准了闭塞作战方案。

海军省马上出资20万日元在国内购买了5艘总载重量超过1万吨的老旧商船，计日本邮船会社2943吨的“天津丸”和2331吨的“仁川丸”、日本商船会社1163吨的“武阳丸”和1294吨的“武州丸”、兵库县商人的2766吨的“报国丸”。购得5船后，除保留了锅炉和必要的机械设备之外，其余的设备全部撤除，装上了大煤块和石块，以用作为燃料与沉船物。然后，5船闭塞船被陆续护送至韩国西南海岸。

从大本营决定采纳闭塞作战方案，到将闭塞船全部送到指定的锚地，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

本来日本人办事就很认真，战时体系与举国高涨的民意，让本来就高效运转的日本各行各业运转得更加迅捷，速度快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海军省在准备闭塞船的时候，联合舰队已经选定了5个闭塞队的指挥官——总指挥官兼“天津丸”指挥官有马良橘中佐、“报国丸”指挥官广濑武夫少佐、“仁川丸”指挥官斋田七五郎上尉、“武阳丸”指挥官正木义太上尉、“武州丸”指挥官岛崎保三中尉。

有马良橘时年43岁，早年毕业于江田岛海军学校，曾在皇宫里当过侍从武官，时任联合舰队排名第一的参谋，位列秋山真之之前。

联合舰队暨所属各舰队均无副司令官，协助司令长官的，唯参谋长一人，参谋三人。联合舰队参谋长为岛村速雄大佐，三位参谋分别是有马良橘中佐、秋山真之少佐、松村菊勇上尉。

2月18日，东乡司令长官发布了闭塞作战命令，令各舰招募闭塞船上的突击队员。

此时，水兵们已经听长官说明了什么叫“闭塞作战”。虽说在执行任务期间，舰队将部署多艘驱逐舰分别担任前卫、警戒与收容任务，但要在漆黑的夜海里，冒着敌方猛烈的炮火，把装满燃烧物的商船开到航道上炸沉，再乘救生艇撤离现场，于茫茫夜海上等候被本国舰艇搜救，这显然是一个风险极大、极有可能有去无回的任务。然而，日军士兵报名之踊跃，实在令人意外。

且看日本海军官方的《日露海战史》所记：

咄嗟之间，应募者两千余人，皆争先恳请采用，意气壮烈，且有刺指以血写志愿书者。

然闭塞之事，实为冒险任务，难期生还。东乡司令长官不欲多牺牲人命，慎重选择，仅选定六十七名。于19日，以之分乘各闭塞船，着手爆炸装置及其他各种准备。于是闭塞队之编制，得以完成。

血脉里奔涌着武士道因子的日本人，又被军国主义所熏陶，真的是视死如归了。

第一次武夫“报国”未遂

第二船的指挥官广濑武夫，后来被日本人奉为“军神”。

据说，在日本的靖国神社里，摆放着近250万个战殁者的灵位。广濑武夫不光属于其中的一个木牌，而且，其形象还被镌刻在了该神社入口处的东边那座大石灯笼的底座上——那上面的六面青铜浮雕之一，即《旅顺口闭塞》。可见，日本人一直将其视作近代军人的英模。

广濑武夫的故事，曾长期被收入历代小学生的教科书中，还多次被拍成影视作品，其中，中国中老年电视观众十分熟悉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里的主角大岛茂的扮演者宇津井健，就曾在银幕上出演过广濑武夫。据笔者在东京神田町淘得的旧书《大海军怀想》，里面有文字写道：神田须田町一角曾有过此人的雕像，1946年11月被警察总监下令拆除，第二年6月，一家建筑公司将其拆除运走，不知所终。

在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里，我见过一张昔日东京的万世桥站广场上的广濑武夫的雕像，看上去非常壮观。但此雕像在二战后被盟军监管下的东京市政府下令拆除了。不过，据日本朋友告诉我，2010年，广濑的故乡大分县竹田市的市立历史资料馆广场上，新建了一座广濑武夫的青铜雕像。

广濑武夫是个有传奇经历的人。出身贫寒的他，像明治时代的许多精英一样，既熟悉汉学，又有强烈的报国志向。他少年时报考了海军兵学校，成了该校第十五届学员。他立志当海军，似与其兄广濑胜比古有关，因为胜比古比他早5届即考取了这所海军学校。18岁那年，武夫开始服役，正逢甲午战争爆发，他参与了对北洋海军基地威海卫的围攻，战争后因功晋为海军大尉。1897年至1901年，他以少佐衔被海军省派赴俄国任日本使馆海军武官。在圣彼得堡，因职务使然，他认识了几位俄国海军将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传奇名将马卡洛夫。日本人说，羁旅俄国的那几年，他给自己起了个俄文名字，叫“阿廖沙”。他深深地恋上了俄国文学与风土人情，而且，青春岁月的单身生活，也让他无以避免地陷入了情感的漩涡——

有一位俄国海军少将，是海军技术委员会水雷部的委员，喜欢上了这位来自日本的年轻武官，遂邀请其去家中作客。将军的两个儿子，也都是海军军官，所以与日本的“阿廖沙”有很多共同语言。令将军挠头的是，他的两个既美貌又贤惠的女儿，同时喜欢上了这位矮小的黄种人。后来，广濑武夫与姐姐成了恋人。这位美貌的俄国姑娘，就是比广濑大两岁的阿里亚茨娜·阿纳托丽阿瓦娜·格瓦里斯卡娅。不过，广濑任满回国之前，主动终止了这段无果之恋。

日本人笔下的广濑，与恋人分手时，异常地绝情。

且读一读当时日本人所写的他对俄国恋人的诀别语：

身非木石，宁不知情？但自贵国将我国赶出桦太岛后，我就立誓要痛击贵国人以雪国耻，到那时，我们就是敌国人，怎么能保持感情？至于琴瑟之好，请等来世吧！

日本人所称的桦太岛，即大清所称的库页岛。关于这座远东大岛的领土争端，本书末篇细说。

广濑武夫的决绝，让俄国姑娘哭得一塌糊涂，但他还是狠心离去了。

他预感日俄之战终不能免，便特意取道西伯利亚，经大清的满洲，再到海参崴乘船回国，他的目的是“以侦俄人之举动”。

百多年以后，在日本的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纪念馆里，我见识了广濑武夫启程穿过西伯利亚荒原的大幅“写真”，也看到了他的若干遗物。我问带领参观者的那个穿着无徽衔军装的老年志愿者：“他与俄国姑娘的传奇恋情，是真的吗？”一直绷着脸的老头儿正色回答道：“是真的。”

在西伯利亚大铁路贯通之前，俄国人到东亚，都是走海路。走陆路比走海路艰难得多。

在满洲最南端的旅顺口，广濑以日本驻俄武官的身份参观了军港，对该港的情况有了充分的了解。

回国以后，他没有忘记“露西亚”，不光写下一本《西伯利亚横断记》的书，而且还翻译过“露国”大诗人普希金的诗集呢！最有意思的是，他一直单身而居，谢绝与女子交往，怀里总揣着异国恋人赠予他的怀表。有人说，他的“亲露”思想曾令上司很不以为然，所以他的军衔长期没获晋升。战争开始时，他是二等巡洋舰上的鱼雷长，军衔依旧是海军少佐。

这一次，面对上司的召唤，为证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广濑武夫率先报名，并以自己熟悉旅顺港为由，说服各级长官，最终成为2号闭塞船上的指挥官。

他的突击队，由他和1名轮机长与14名水手组成。像其他4队一样，接船后，他们也开始天天开着闭塞船在海上疯练。

2月23日下午5点，在黄海上的圆岛东南方约20海里处，东乡平八郎一声令下，联合舰队旗舰“三笠丸”上的军乐队奏响了军乐。各舰官兵均列队甲板，目送第三战队、第五驱逐队、闭塞船队、特务船依次驶向旅顺口方向。

第一次闭塞作战开始了。

凌晨1时50分，联合舰队向旅顺口发起了第三次攻击和第一次闭塞作战。

3时15分，在众多驱逐舰炮火的掩护下，5艘闭塞船队向旅顺港发起冲刺。

虽说有驱逐舰的佯攻为掩护，但各闭塞船相继被探海灯照扫射到，随即遭到了猛烈的炮击。迎着令人目眩的强光和震耳欲聋的炮火，各船冒死奋进。10分钟后，一号船“天津丸”就被打得不能行驶，有马良橘只得下令就地爆沉，并率士兵乘救生艇逃命。

二号船即广濑武夫指挥的“报国丸”。广濑趁对方探照灯和炮火锁定一号船“天津丸”之际，下令强入港口，但却在老虎尾灯塔下被俄炮打坏舵机并引发了火灾。广濑只得下令引爆本船并撤离。不料，因引火电线被炸断，“报国丸”并没有就地“报国”，而是斜着倾覆在了港口之外。

跟着冲到港湾入口的三号船“仁川丸”转舵时右侧触礁无法前行，便也就地爆沉了。

四号船“武阳丸”与五号船“武州丸”因被击损舵机而在航道西口爆沉。

闭塞队员大部分被附近的驱逐舰收容，少部分被俄军舰艇救起，成了日俄战争中的第一批被俄军俘虏的战俘。

拂晓时分，日本鱼雷舰“真鹤丸”赶到，远远地将“报国丸”击沉于航道。

天亮以后，俄国人才看明白，原来对手并非企图趁夜强攻旅顺港，而是要堵死港口的航道。

俄二等巡洋舰“坡勃尔号”舰长、海军上校勃勃洛夫庆幸地写道：

日本闭塞船中之3艘，沉没于预定之目的地。其余2艘，遥在远方沉没。而其3艘中之最成功者只有“报国丸”。该船冒着“列特维赞”的猛烈炮火闯入港口，被击沉于港口西端的礁石上。假如该船再少向右一些，则“列特维赞”之舰尾很难不遭破坏。

被拖入港中维修的巨型战列舰“列特维赞号”，虽已无法航行，但因舰上有多达20多门的舰炮和大功率的探照灯，所以成了保卫军港的水上堡垒。

当天“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向圣彼得堡报告最新战况时，专门提到了这尊万吨战列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港口航道现在并无障碍，令敌方闭塞作战失败的原因，是‘列特维赞号’的勇敢抵抗及其炮火的猛烈。”

日本人退走后，旅顺口外斜卧在海中的几艘装载煤炭的闭塞船一直在燃烧。阿列克谢耶夫预计，闭塞船焚烧将持续一周左右才能燃尽。俄舰很快将沉没在港口左侧的“报国丸”移开，之后，俄舰艇又能自由出入港口了。

日本人的第一次闭塞作战失败了。

第三舰队编入联合舰队

第一次闭塞作战开始后，东乡率主力舰队立即赶赴战场。这一次，还是以驱逐舰夜袭开场。

2月25日凌晨1点30分，第四驱逐队的“村雨丸”“春雨丸”“速鸟丸”和“朝雾丸”趁俄舰炮与岸炮猛轰闭塞船时，趁乱接近敌港，其中“速鸟丸”与“朝雾丸”逼近港口只有1400米时，各自向敌舰发射了鱼雷，并安然返航。

当日上午9时许，第三战队赶到距黄金山6海里时，远远见到海空上有数条黑烟，驶近时知是5艘返回旅顺港的俄驱逐舰。日舰立即开炮攻击。只因双方相距较远，俄舰全速逃往港内.日本各舰遂于10时以前结束攻击并退至外海。

11时43分，东乡亲率主力舰队，即第一、二战队赶到旅顺港外，在距停泊的俄舰18000米处，“三笠丸”率先发炮，“朝日丸”“出云丸”“吾妻丸”等各舰任意选定标的，或攻击敌舰，或轰炸炮台，炮声轰鸣，惊天动地。停泊在港口外的俄舰与岸炮毫不示弱，立即猛烈还击，顿时海上万弹竞爆，水柱冲天！

双方交火一个多小时后，俄舰相继驶入港内，“三笠丸”也升起“撤出战斗”的信号旗，日本各舰陆续返航。

日本军史称，本日攻击，因距离太远，结果不明，闻敌3舰受损，敌舰死22人，伤45人，岸上死3人，伤18人。

东乡率舰队2月27日返回韩国近岸，翌日，即电奏大本营，请准备第二次闭塞作战的商船。

1904年的2月，是29天。该月的最后一天，大本营海军幕僚长，即海军军令部长伊东祐亨大将下令：第三舰队编入联合舰队。伊东正是甲午战争时的日本第一代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

第三舰队由海军中将片冈七郎统率，驻吴军港及竹敷要塞，以警戒朝鲜海峡、防备海参崴敌舰队南下，并护送近海陆军输送船队为己任。该舰队下辖第五、第七战队和第十、十一艇队，都是一些老旧的战船，其吨位最大的是一艘7670吨的战列舰，另有8艘4210吨以下的轻型巡洋舰、19艘炮舰和11艘快艇，以及1艘通报舰和2艘附属特务舰。那艘唯一的战列舰，即隶属第五战队的“镇远”舰，它和编入第七战队的“平远”舰与“济远”舰，都是前大清国北洋海军的战舰，日本人将其俘获并修复后，连名字都没更换就编入了本国的常备舰队。

至此，东乡平八郎执掌了日本帝国的几乎全部战舰。

为了尽快拿下太平洋舰队，日本人真是孤注一掷了。

日俄陆军在平壤提前交火

说起日俄战争，人们难免以为战火自始至终是在中国境内燃烧的。其实，无论陆战还是海战，第一枪，都是在朝鲜半岛及其海域打响的。

1904年2月28日，即日军强行占领朝鲜半岛南部的第二十天，半岛西北部的大同江流域，寒风凛冽，天气晴朗。这一天，是以中国历法过日子的朝鲜人的正月十三，是平安南道首府、西京平壤的官绅百姓走亲访友、逛街购物的日子。这一天，还是西历的礼拜天，是信奉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朝鲜人和众多外国教民做礼拜的日子——平壤的洋教堂，多得令今天的人们难以置信，20世纪50年代之前，曾有众多的大小教堂矗立在古城内外，以致西方人都把平壤称作是“东方的耶路撒冷”！

平壤是一座比首都汉城历史还要悠久的古城。有文字记载的朝鲜历史，即始于平壤，史称“箕子朝鲜”。中原的箕子创建朝鲜的历史，一直完整地记载于中、朝历代的古籍中，公元12世纪，朝鲜国王曾在平壤城外修筑箕子的衣冠冢与庙宇予以纪念。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之后，箕子陵与箕子庙遭到拆除。虽说建筑已不复存在，但朝鲜很难割断与中原王朝的血缘关系，不然，1894年的中日战争，就不会在平壤首先爆发。箕子陵的墓碑上，还留下了当年激战的弹洞。

甲午战争后的第十个年头，平壤再度因战乱而惊扰不已。

史料记载：本日，“平壤之官吏人民，四散逃避，大为扰乱”。

惶恐来自日军韩国先遣队的中队长小泉义男大尉的一纸布告——

昨天下午3点，小泉下令全城戒严，称有俄国骑兵部队早几天已从义州南下，现已抵达与平壤咫尺相距的顺安城，明天上午必来侵扰！

顺安在平壤城以北，相距只有不到5华里！而平壤到中朝边境的义州城只不过500多华里。

彼时朝鲜官方，无论纪年还是计程，都套用中国人的习俗。

4天前，小泉义男率这支180人的步兵中队突然出现在平壤。在300多多名日侨和外交官的欢呼声中，他们进驻城里，并迅速在东北城门七星门处抢建了临时工事。据小泉中队长说：他们是从济物浦（仁川）乘军舰赶到海州登陆，急行军了几昼夜才赶来的，来平壤是“保护本国侨民与外交官”。

果然，8点刚过，一队拉着火炮的俄军骑兵出现在了七星门外的旷野上！

从老照片上看，平壤旧时的七星门，是个不大的城门，门洞只容一辆马车或三四个人并肩而行，城门外，西面是深沟，东面是高墙，是个易守难攻的关隘。城外，有香火不断的箕子庙。

俄骑兵小分队大摇大摆地走近了七星门。

严阵以待的日军，在俄军抵近只有约200米时，突然猛烈开炮开枪射击！

以性情凶残、骁勇善战著称于世的哥萨克骑兵们突遭袭击，纷纷跳下战马，各自寻找掩体，与日军展开了枪炮对攻。

日俄战争的陆地之战，就这样提前在朝鲜半岛上打响了。这一天，比日军进入大清境内与俄陆军交战早了两个多月。

双方交火一小时后，俄骑兵见进城无望，便绝尘而去。

据日军报告：这支俄军骑兵侦察队由40人组成，似有2匹战马负伤，并无人员伤亡。

因为大部队从陆上抵达平壤尚需时日，所以，小泉中队成功地占据平壤，阻止了俄军的试探。

在敌国如雷贯耳的马卡洛夫

2月的最后一天，即接到第三舰队划归联合舰队的命令的当天，东乡平八郎即向片冈七郎下令：第三舰队所属第七战队速至朝鲜南岸，加入对旅顺的作战，第五战队和第十、十一、十六艇队仍留日本沿海继续执行警戒任务。

日本《日露海战史》称：

当斯时也，旅顺口之敌舰，除“泽萨列维奇”“列特维赞”和“波尔塔瓦”之外，各损伤之舰均已修复，且敌海军中将马卡洛夫新称司令长官，其履任之期亦不远（该司令长官于3月8日到任——原注），露国舰队之士气为之大振，故东乡司令长官拟率第一、第三、第四战队前进，更形威迫。

原来，大本营和东乡平八郎不光早就知晓敌国更换了太平洋舰队司令的信息，甚至还掌握了对手的履任日期，而且，他们甚感不安地了解到，敌方的士气已经因新司令的到任而不再低迷。

马卡洛夫在日本海军颇有知名度，因为他的一本战略专著，已经被海军军令部翻译成日文当成教材发下去了。在海军将校眼里，露国的马卡洛夫和秋山真之的“米国”老师马汉拥有同样的声望，因为他俩都是海战理论的创建者。不过，马卡洛夫还是日本海军内部的麻烦制造者，因为正是他的“水雷战术论”引发了日本海军军令部与海军省的一场旷日持久的纷争。

马卡洛夫的鱼雷战理论是，只要将鱼雷的飞行速度降缓一点，飞行距离就会延长3000米左右，在实战中自然会发挥更大的威力。日本军令部的人赞成马氏的鱼雷战理论，但海军省军务局的那几个参加过威海实战的军官们，如军事课长加藤友三郎和参谋铃木贯太郎，都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鱼雷是近距离的进攻性武器，只有高速飞行才能给对方以最大的杀伤力。为调和两派的争执，山本权兵卫大臣特意下令制造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鱼雷。开战前夜，加藤大佐转任联合舰队第二舰队的参谋长，铃木中佐则登上特务舰“春日丸”当了副舰长。

出于这些缘故，如雷贯耳的马卡洛夫即将抵达旅顺，日本海军将领们一时感到紧张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大海军怀想》作者伊藤正德的原话。

东乡双剑出鞘却未奏效

面对名气很大的对手，东乡平八郎决定亲率主力舰队前往旅顺，给马卡洛夫一个下马威。

3月4日，也就是传闻马卡洛夫抵达远东的前四天，东乡下达了对旅顺口的第四次攻击令。

这一次，东乡要双拳出击——他本人率拥有6艘万吨以上的主力战舰的第一舰队前往旅顺口挑战，同为萨摩藩海军出身的第二舰队司令官上村彦之丞中将率一支新编舰队前往海参崴攻打那里的俄国分舰队。日本人早已调查清楚，海参崴有3艘老式的战列舰和2艘巡洋舰，另有10多艘炮艇和鱼雷舰。那些战舰是悬在日本本土头上的定时炸弹。

3月6日，上村彦之丞统率5艘战列舰与2艘巡洋舰冒着严寒北上。据《日露海战史》记载，此日奇寒，海潮所溅处，马上结为冰块儿。至乌苏里湾时，舰队不得不边破冰边前进。抵近距俄海岸5英里处时，“各舰体为坚冰所包”，“冰厚一尺五寸，各舰冲冰而前，铿然有声”。

上村不敢再令舰队前行，遂下令各舰列队向俄境内开炮。

之后的40多分钟内，日本各舰发弹200枚。

俄舰显然都冻牢在了港湾内了，所以，任凭敌炮猛轰，它自岿然不动。

上村彦之丞也不敢久待在酷寒世界，见敌方毫无动静，便下令舰队返航。

过后，根据藏身于海参崴的日谍的报告，大本营获悉，本次攻击效果不佳，长时间的轰击，只击毁了数间房屋，打死了4个俄军士兵，伤及1名居民。军事震慑的目的达到了，但却没能击中“露国”战舰。

恶劣的气候不仅令攻打海参崴一路的舰队无功而返，而且还让主力舰队不得不延缓了出征的时间。迟至3月9日凌晨4时40分，东乡才下令第一舰队向旅顺口出发。

第三、第一、第四战队，第一、第三驱逐队，按此序列，大小共22艘战船向旅顺口发起了第四次攻击。这一次，日本人的炮口瞄准的不再只是敌舰与炮台了，而且还包括了城区的建筑——为了消灭敌方指挥机关并震慑敌胆，日舰将直接轰击旅顺城！

多灾多难的旅顺口，面临着新一轮的灭顶之灾了！

名将就任“死了一样”的旅顺口

日本联合舰队第一舰队第四次向旅顺进袭之际，旅顺口这边，倒霉透顶的俄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达尔克中将不得不一边紧张地布防着跟日本人的下一次海战，一边收拾着行李等候继任者的到来。

妻子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这几天一直哭哭啼啼的。一场以她的名义举办的聚会，实在太不合时宜了，竟然成了丈夫的滑铁卢！

开战以后，旅顺口已经相当凄凉。

强租旅顺以后，俄人只用了5年多，就把这里建成了一座现代化城市。

旅顺口被日军攻陷以后，随军入城的日本记者曾感慨地报道：

旅顺新市街及东港一带，前经俄人经营，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颇为壮观。

然而，因为战争，旅顺口太阳沟的俄人居住区瞬间变了样！

历史小说《旅顺口》中，有关于当时的记载：

街上荒凉得出奇。沿途未遇见一个行人，只是街心上有几个巡逻兵走着。城市好像死的一般。商店的门都钉得紧紧的，窗玻璃打碎了，围堵毁坏了，只有些狗在空旷的院子里跑着，这一切情景表现出了战争、破坏和居民逃走的惨状。开战还不过一个星期，而这个人烟稠密、熙熙攘攘的港口城市，竟像完全死了一样。

这个时候专程抵达旅顺口的老毛子，已经非常稀罕了。

清晨，有一列火车开到了旅顺口。天色阴郁，寒冷。旅客们纷纷从车厢里走到月台上，有许多中国脚夫提着行李，跟在各旅客们的后面。……

谁也没有料到，3月9日清晨，亦即日俄战争爆发23天之后，威名赫赫的马卡洛夫中将，就这样极为低调地出现在了旅顺火车站。

此时“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已不在旅顺口办公。战争爆发前，“总督大人”就把他的“总督府”迁到了奉天城。未来的战局，将在辽中平原一带全面展开，作为远东地区的最高统帅，他不能总待在偏居一隅的军港之城。

海军中将马卡洛夫下车后，从火车站直接走向船坞去，考察修理被打坏了的船只情形。当地长官谁也没有料到新海军司令会这样迅速来巡视船坞……

这是斯捷潘诺夫在《旅顺口》中的一段文字。

本书开篇时写过，开战以后，船厂里有2000多名大清工人和俄国技工。

斯大林时代的当红作家写道，马卡洛夫亲昵地称呼正在船坞抢修战舰的大清工人是“弟兄们”。他详细询问，是否有家眷？每月领多少工资？伙食与居住条件如何？听说大部分工人由海军部新招募来的，居住条件比较差，他当场发火，马上下令副官安排在船坞附近找一处营房给工人做宿舍，并保证让所有工种的工人都吃上水兵的口粮，他甚至准许工人到海军澡堂里洗澡。

见到工人们露出笑容后，他说：“不过请记着我给你们提的条件，每个工人都要加倍努力，一个人做四个人的工，好在极短期内把所有的军舰都修理好。”

工人们则齐声回应道：“请司令大人放心，我们会加倍努力的！”

之后，马卡洛夫转身走向停泊在船厂码头修理的万吨战舰“泽萨列维奇号”。他那一身显赫的海军中将的服饰与遐迩闻名的两把大胡子的特征，一下子让该舰水兵发现了新任舰队司令的光临。舰长古利哥列维奇上校赶紧命令本舰升起舰队司令旗，让全舰士兵迅速列仪仗队，水兵举枪，官佐扬刀，军乐齐奏，欢迎马卡洛夫将军登上本舰视察。

这一来，周围各舰都知道新任司令到任了。

据苏联作家斯捷潘诺夫所记，在“泽萨列维奇号”上，马卡洛夫在炮位上和水兵一起吃了午饭。他鼓励大家要有战胜日本人的信心；他在舰桥上而不是在军官会议室里召集军佐训话，明确规定军官今后不得每天都上岸休憩。他下到底舱仔细查看被鱼雷打穿的部位，等回到甲板上时，已是一身油污。

接着，他又相继登上了正在抢修的“波尔塔瓦号”和“列特维赞号”，慰问了官兵，并亲自查看了每一艘战舰受伤的部位。最后，他就近乘上了在旅顺船厂建造的“武威号”巡洋舰，出港检阅了附近的各战舰。他通过扩音器向全体官兵致意，而各舰官兵则列队甲板接受了新司令的检阅。一时间，各舰礼炮声此起彼伏。此时，黄昏已降临。他毫无倦意地乘上交通艇向泊在远处的二等巡洋舰“亚斯科里德号”驶去。他说，他在要那条舰上过夜。

小说所描写的马卡洛夫上任的第一天，不知真实性如何。

事实上，马卡洛夫来得可能并不低调，因为随他而来的人太多！除了他的副官和卫士之外，还有一位要来混履历的年轻的亲王契利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海军中校，还有一位著名的画家弗拉基米尔·维列夏金，还有多位军事幕僚，以及众多从波罗的海船厂抽调来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

日本人送上血腥的问候

1904年3月10日凌晨3时许，也就是距上一轮袭击结束不到24小时，旅顺口的海空上又响起了惊心动魄的炮弹爆炸声！

日本人以如此不客气的方式前来问候世界海军名将马卡洛夫。

睡在舰上的马卡洛夫一跃而起，立即下令各舰还击！

随后，陆地各炮台也向来犯之敌竞相发炮攻击。

黑暗中，双方你来我往，互赠炮弹为礼，一时莫辨胜负。

4点30分，有3艘从外返回的俄驱逐舰与日本第一驱逐队的4舰在老铁山东南约7海里的海面遭遇。因月光明亮，俄舰以山影为障，悄然摸来，在只有200米左右时才被日舰发现。双方遂以舷炮近距离对攻。日本海军史称，“朝潮丸”是战“受敌八弹，士兵死者一名，伤者八名”，可见战事之激烈。约20分钟后，一艘俄舰起火，往老铁山方向撤去。

日本第三驱逐队各舰于天明时分也遭遇了2艘回港的俄驱逐舰，日舰遂追上与之并行对攻，致俄舰“斯多德西努伊”受损严重，全舰仅剩2名水兵幸存，其余全部阵亡。日舰“涟丸”奉命前往将该舰俘获，拖往外海。

马卡洛夫窥破日舰意图，急令一等巡洋舰“巴亚尔”和二等巡洋舰“洛维克”出港追击，以期不让本国驱逐舰落入敌手。不料，“巴亚尔”等抵达现场时，遭到了更多日舰的强力阻截。眼见“涟丸”拖走“斯多德西努伊”而救不得，“巴亚尔”只收容了些漂浮于海上的俄官兵便返回港口。所幸“斯多德西努伊”在被拖拽途中缆索忽断，后自行沉没，这才没让马卡洛夫和俄国海军遭受更大的耻辱——日本联合舰队负伤各舰，和所俘获的俄国商船，以及护送日军伤员与遗体的“西京丸”，一概回到了佐世保港。

是次夜战结束后，日本人也已伤亡满舰，除一艘“薄云丸”完好无损外，其余几艘驱逐舰均中弹多处，而“曙丸”竟中27弹不沉，实在是命大。

然而，日本人没完没了！

俄海军中校雪维若罗夫写道：

3月10日上午10点，我停泊在西港的各舰之间，忽有巨大的水柱升腾，爆炸声很响，所有的人都震惊了！不知攻击来自何方。过了一会儿，我们明白过来：这是日本人隔着老铁山对我发起的间接攻击，而我要塞炮台对敌舰却无法实施还击，这是因为开战前我陆海军当局都没有防御间接攻击的观念所致。

敌舰射击非常熟练，12英寸炮弹自天而降，使我舰队及要塞一时甘受凌辱。脱离苦海的唯一方式就是我舰队立即出击迎战，但是在旅顺7年的时间里，却没有完成内港的浚渫工事，大型战舰只能等候高潮时方能驶出，而当天的低潮为上午11点。敌舰队特意选了这个时间对我行动。

11时，一颗敌弹击中正在维修的“列特维赞”左舷梯，接着，又一弹击中该舰右舷后部炮塔之下吃水线附近，所幸该舰甲板甚厚，未被击穿。此外，“维亚拉”“加山”的舷侧，以及黄金山臼炮台的胸墙，都中敌弹。

等到下午渐到高潮时，我舰队得以出港，但日本舰队已经远去。

本日敌舰发起的间接轰击，虽未使我舰队有大的损失，但人员则伤亡达30名。

日本人的间接攻击，也使旅顺城区第一次尝到了战争的苦头。许多建筑中弹，计有3名大清人丧生，67名大清人负伤。俄人虽无死亡，却有多达上百人受伤。

满大街被炸塌的房屋和满医院里的伤员与遗体，就是日本人给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马卡洛夫送来的第一声问候。

刚烈的“海洋哥萨克”焉能无动于衷？

几天后，在凛冽的寒风中，卸任的舰队司令斯达尔克与妻子玛丽娅苦笑着登上了回国的列车。谁都知道，这条大铁路的那一头，迎接斯达尔克的绝不是鲜花与欢呼，而是军事法庭的审判。

从亲历者嘴中套取旅顺实情

3月10日旅顺口第四度被攻击之时，港内尚有3艘挪威籍的商船被堵在旅顺口。滞留期间，挪威人全部撤到陆地，他们亲历了旅顺港及旅顺城被日军轰击的恐怖场面。

3月13日，3艘挪威商船获准离开旅顺口。

数日后，在上海，挪威船员们一登岸，就被日本人盯上了。

战前，日本军部和外务省就各自安排了间谍潜伏在旅顺口，而且，由于中日两国属“同种同文”，所以外人根本无法从长相分辨出谁是大清人，谁是日本人，更无法将大清“良民”与拿日本津贴的探子区分开来。

然而，战火一开，由于平民的大规模撤离，所以，那些面目陌生且形迹可疑的人便水落石出，很快就成了俄军宪兵队眼中的嫌疑分子，不断有人被捕，更有人被执法队送上绞刑架。要塞司令斯米尔诺夫中将颁布的《战时旅顺军事管制条例》，要了好几个日本人和为日本人工作的大清人的命。

根据从挪威船员那儿套取的情况，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迅即将电报发给北京公使馆，公使馆则立刻转呈外务省，外务省再于第二天转给大本营。

被标注为《大海情42号》的电文，转述了挪威人的报料：

日本炮弹一旦落地或落水，几乎全部爆炸，其精度令人吃惊。众多炮弹落在船坞上，船坞明显受损，哨舰“吉利亚克号”（963吨——原注）被击中，造成二死六伤。

大型挖泥船被击碎，伤亡三十人以上，均为支那人，两人为轮机手。

3月10日的战斗中，两名日本人和四名支那人因向我舰队发送暗号而被捕，该船员目睹日本人被带走。

3月11日，俄国人在黄金山安装大炮，目击到俄军士兵、支那苦力及非军人等一百余人在山腰敷设临时轨道，极其辛苦地将一门十二英寸的舰炮拉上山。此山高度为六百五十英尺。

3月12日，四艘战列舰与四艘巡洋舰驶离港口，马卡洛夫出现在驱逐舰上，其后移至“阿斯克尔德号”上，傍晚返航。在此地沉没的汽船为“哈尔滨号”和“海拉尔号”两艘。……

同一天，日本驻芝罘领事水野也将从大清难民口中获得的情报汇总给了北京公使馆。从这封后来被大本营标注为“大海情第四十三号”的文档里，我们可以窥见这场不义之战给大清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开战以来，载有支那人来到本地之帆船，大都是贿赂俄国哨兵才得以出海。据云，露国人害怕劳动者减少和泄密，用砍去桅杆、烧毁舵把等方法禁止居民外逃。

回到芝罘之帆船乘员支那人所言，在十日的炮击中，旅顺新市街（即俄人区太阳沟）有六座建筑被击中并发生火灾，有的已经焚毁。

四名日本人扮成支那人，其中两名因向日本舰队发送信号而被捕并被绞死，翌日见另两名日本人被捆绑带走。

尽管俄军当局不拖欠大清农民工的工资，而且还以高薪留住一些专业技术人员，但是，一旦开战，则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凡被认为可疑之人，全都受到了追究甚至迫害。

且看一份大清人提供给日本人的情报：

俄国人对中国人，稍有违背即捕之，轻则罚之重则处死，故为俄人所用之人，普通百姓对其无不痛恨。近日又于各处严加防备，埋地雷、挖汽车渠、筑城垣、设木栅、围铁线网，相互联络以防人马突人，只留后门一道许其出入。牛马粮秣之强夺甚烈，若此举继续下去，自今日起不出数月，地方之人民当不堪其苦也。

这份情报，是1904年3月25日下午4时由日本驻天津总领事伊集院彦吉发往东京外务省的，报告的题目是《关于袁总督所派密使拍发有关旅顺最新情报之电报一事》。

袁总督，即刚刚兼任练兵处会办（二把手）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

且慢！日俄战争期间，“局外中立”的首倡者袁世凯竟然曾派密使为日本人提供情报？这可真是天大的奇闻！嘘！有关大清官方暗助日军抗俄一事，属一级机密。当下，还是先把当时的战况交代清楚为宜。

马卡洛夫令旅顺口“军气一振”

把一时难以修复的战列舰“列特维赞号”上的主炮移往黄金山上当岸炮使用，这既是一个被逼无奈的选择，也是对舰炮的创造性再利用。陆军的火炮，无论加农炮还是榴弹炮，在日俄战争之前，口径大都没有战舰主炮的口径大。所以，旅顺防守战中，俄国水兵在山上开着舰炮与日本舰队战斗，成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道奇景。

在马卡洛夫的协调下，旅顺口海陆一体化作战机制已经形成。

履任之后，马卡洛夫才听说自己的前任斯达尔克将军与陆军的将领互不往来。为了缓和矛盾，表示自己对陆军同行的尊敬，他特意穿上军礼服，戴上全部的佩章与勋章，乘上马车，在副官的陪同下，到陆军驻军司令斯特塞尔中将的官邸登门拜访了一次。

为欢迎新任舰队司令的到访，斯特塞尔司令约来了陆军的主要部将——旅顺要塞炮兵司令华西里·费多洛维奇·柏勒少将、东部西伯利亚军区第四师师长亚历山大·维克托洛维奇·弗克少将和第七师师长罗曼·依西多洛维奇·康特拉琴科少将，后者即为斯米尔诺夫中将转寰借款的那位将军。

耐人寻味的是，另一位与斯特塞尔平级的斯米尔诺夫，即背后向沙皇写密奏的那位陆军中将，却没有出现在斯特塞尔的官邸里。

虽说马卡洛夫只是海军首长，但与陆军将领们结识后，却积极建议陆军在老铁山增建岸炮。他建议：发现敌舰来犯之后，各舰与各炮台同步攻击。海军时而主动出海追击敌舰，时而佯作败退把敌舰引入岸炮的射程之内，由瞄准更稳定的炮兵将其击中。

这位海军理论家的陆海防一体化的思路很让陆军将领们开悟。于是，斯特塞尔提议：“为旅顺口历史上，陆海军第一次这么亲密地合作，干杯！”于是，在一片“乌拉”声中，陆海军将领们一饮而尽。

对内，雷厉风行的马卡洛夫制订了严格的作训计划与人事制度。他声称要撤换不称职的舰长和军港管理局的局长，他乘着无铁甲保护的轻型驱逐舰到作战海域亲自指挥作战，还曾乘坐小汽船到水雷跟前教水兵们如何更安全地拆除水雷。

海军官兵们都看出来了，新来的这位名将，不再像前任一样，以保护舰队实力为由，龟缩在港口里被动地挨打。

涣散的军心开始凝聚，沮丧的气氛正在消散。

新来的舰队司令的一举一动，不光被驻军那些红毛绿睛盯着，更被很多双黑眼睛盯着。

马卡洛夫指挥旅顺口舰队的时间虽短，但已使这支舰队的工作大有起色，致令日军司令部极为恐慌，因为当时日本有整整一个集团军已准备在辽东半岛登陆。

这是苏联史学家对马卡洛夫上任后的工作实绩的表述。

日本记者也对“马克罗甫”到任后俄军的变化而有过报道：

旅顺自第一、第二两次战后，俄舰即蛰伏港内，不再出湾。及马克罗甫到旅后，军气一振，复出港逡巡，演习阵式炮准，并冀与海参崴舰队联合。

第二次闭塞作战造出个“军神”

正因害怕俄舰队乘隙外逃海参崴，所以，3月16日上午8时许，3艘日本巡洋舰便出现在旅顺外海侦察。透过大雾，第三战队少将司令官出羽重远依稀看到对面的4艘大舰的影子，而西港又有黑烟上升时，方确认敌舰队并未离去。

在没有飞机的时代，侦察敌情，只能尽量抵近目标，以肉眼直观。

日俄战争爆发之前40来天，即1903年12月17日，美国的莱特兄弟才把他俩研制的双翼飞机开到半空飞了30多米。

确信太平洋舰队还在旅顺口以后，3月21日深夜，东乡平八郎率主力舰队抵达旅顺港外，向俄国人发起了第五次进攻。

依旧是驱逐舰打头阵，依旧是双方对轰。俄军新设在老铁山的观测所发挥了作用，指引岸炮与舰炮一起向日舰队主力战舰“富士丸”和“八岛丸”发起间接攻击。从22日零时30分开始攻击，到12点40分东乡传令各舰返航，在约12小时的对攻中，各有一艘战舰被击毁。但因日舰轰击了旅顺城区，造成了建筑与人员的损伤，所以，相对而言，俄军的损失更严重一些。

5天之后，即3月27日凌晨，旅顺港再度响起凄厉的警报声！

日本人第六次来犯了！

这一次，东乡带来了4艘吨位更大的闭塞船，他想把对手彻底堵死在港内！

第一次闭塞作战失败后，海军省耗费了51万元巨款买下了4艘下水在20年以上的老旧商船。其中，“千代丸”2770吨，“福井丸”2943吨，“米山丸”2693吨，“弥彦丸”2692吨。而且，送到韩国西南岸的这4艘闭塞船，装载的也不再是分量较轻的大煤块，而是沉甸甸的水泥与石块。

第二批闭塞队员是3月18日开始招募的。东乡平八郎不愿让同一个士兵再度出生入死，所以，他下令从第一和第二战队另招募了50名队员，而各闭塞船的指挥员仍是原班人马，因为此5人均以上次行动未能奏效为憾而强烈要求再度参加行动。

东乡批准了他们的请愿，另为每船加派一名属官协助他们指挥。

这一次，广濑武夫被分配在2号“福井丸”上，指挥属官是副军士长杉野孙七。除轮机长栗田富太郎之外，另有队员有15人。

杉野曾当面问过他：“听说您非常喜欢俄国，在对面还有许多朋友，难道真的愿意和他们作战吗？”

他慨然回答：“是的，我很喜欢俄国，真的有很多朋友。但这是为了国家利益的战争，我不能考虑个人的友情。”

前次行动结束后，广濑以引爆“报国丸”时炸弹引信被炸断为憾，研制出了一种更为可靠的引爆方法。

上一次，他指挥“报国丸”上的15人全部侥幸脱险，只有1名水兵负伤。登岸以后，他曾和他的队员合影留念。照片上待在医疗木架里的那个人，就是唯一的负伤者。这一次，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出发前，他就刺破手指写下了“决死队”三个大字的血书，并给袍泽留下了四句绝笔：

七生报国，一死心坚。

再期成功，含笑上船。

2015年4月17日下午，在日本横须贺海滨的“三笠丸纪念舰”上，我见过广濑武夫的这幅绝笔。他的字，写得确实不错。落款是“廿二日”，距他阵亡只有5天。

我请日本友人帮我查验了广濑武夫出征前留给好友的一首七言汉诗《正气歌》。若非知其为日本人，真令人不敢相信，当年一个30多岁的日本海军中级军官，能模仿中国的文天祥写下如此地道的汉诗，而且，诗中多处用典，只是笔者不晓出处罢了。

武夫诗曰：

死生有命不足论，鞠躬唯应酬至尊。

奋跃赴难不辞死，慷慨就义日本魂。

一世义烈赤穗里，三代忠勇楠氏门。

忧愤投身萨摩海，从容就刑小塚原。

或为芳野庙前壁，遗烈千年见镞痕。

或为菅家筑紫月，词存忠爱不知冤。

可见正气满乾坤，一气磅礴万古存。

呜呼！正气毕竟在诚字，呶呶何必要多言？

诚哉诚哉毙不已，七生人间报国恩。

不过，在“三笠丸纪念舰”上，我没看到这首《正气歌》的原件或复印件，倒是有一长轴是广濑氏的遗墨，非诗，是一篇言志的日文，内容与他的《正气歌》相似。

3月23日，自觉“正气”附体的广濑武夫率领队员上船开始准备。他用油漆在舵楼的壁上，以俄文写下了一封致敌军的特殊的信。

3月27日凌晨3时许，第二批闭塞队的“千代丸”“福井丸”“弥彦丸”和“米山丸”抵达旅顺口外。

俄军岸上与舰上探照灯彻夜扫射，三面巡海。3点30分左右，一号闭塞船“千代丸”被探照灯发现，刹那间，岸炮、舰炮一起轰击，甚至还有鱼雷擦船而过！

在联合舰队驱逐舰的火力掩护下，5艘闭塞船不顾一切地强行突进港口。

一号船“千代丸”首先在黄金山下的水道入口处沉没，广濑的二号船“福井丸”被鱼雷击中开始倾斜，三号船“弥彦丸”在其左侧自爆下沉，而四号船“米山丸”冲进港口时撞上了一艘俄舰的舰尾，旋又遭鱼雷的近距离轰击，瞬间沉没于港口内。

茫茫夜海中，到处漂荡着闭塞队的小船和闭塞船的碎片。

枪林弹雨中，广濑指挥队员们弃船逃生，他最后一个上了船。但是，摸黑点名时，独不闻负责点燃火药的属官杉野应答。广濑便一个人重返正在快速沉没的“福井丸”，四处呼喊：“杉野君！”返回救生艇后，依然不见杉野回还，他又第二次摸上“福井丸”上，依然无人回应。因“福井丸”最后一刻的沉没势将导致救生艇的倾覆，他只好返回救生艇下令开船。正在此时，有弹袭来，广濑立时倒毙，坠入夜海中。同时毙命的还有轮机兵。轮机长栗田富太郎上尉和3个士兵则身负重伤。

士兵们将广濑残留在救生艇上的一小坨肉带到了收容他们的舰上。回到岸上后，该队全体队员拍了一张举世无双的合影，躺在中间裹在伤员架里的那个人，就是栗田富太郎。其他4位已经不在人世者，是以令人震慑的形式出现在照片上的——

两个遗体尚在的队员，是被装在棺材里抬来参加合影的；而广濑武夫的那一小块遗体，则被装在一个小木盒里，完成了在人间的最后写真——照片中那个黯然垂首的水兵的手里，持有两个小木盒，稍大一点的盒内，盛着的是广濑武夫仅存的肉体；稍小一点的盒内，盛着的是杉野孙七的遗物。

联合舰队的第二次闭塞作战又失败了，但日本列岛上一个“军神”却被造出来了。为激励举国上下支持战争，广濑阵亡后，除了其遗属得到了政府颁发的70元抚恤金和610元公债之外，他还被循例追授为海军中佐。

按日本政府战前之规定，每位战死者均可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即向其家人致送70元抚恤金与610元公债，其军衔追授一级。

不久，海军军令部就开始四处宣讲广濑中佐“壮烈殉国”并“爱兵如命”的光荣事迹。一首名为《广濑中佐》的爱国主义歌曲也很快传遍日本列岛。稍后，有人写出了一本叫《日露战争实记：军神广濑武夫》的新书。在祭祀海军战殁者的半官方组织“水交会”为他举行的葬礼上，不光海军省列位高官悉数出席，连天皇也派代表参加了，诚可谓“死备哀荣”。当然，厚葬的棺木里，并无死者的完整遗体，只是被战友们带回来的那一小块残肉而已。

日本人当时有所不知的是，广濑武夫的尸骸并未沉没于海中，而是又漂流到了半沉的“福井丸”上。该船因堵塞在航道上，故翌日有俄水兵前来拖移，在船首处，人们发现了他的遗体和他用俄语写在舰桥木板上的大字“信”。

原驻旅顺要塞老虎尾炮台指挥官的儿子小斯杰潘诺夫，在其历史小说《旅顺口》之中，写有一小段关于广濑武夫的文字，不知是出自史实还是作家的虚构——

这封特殊的信最终被转到了马卡洛夫的手上。木板上写着：

尊敬的俄国海军：

我是日本舰队的海军少校广濑武夫，到这里来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2月份乘“报国丸”来的。假使这次还是没有把港口塞住，我还会再来一次的。请向贵司令马卡洛夫先生致敬！

作家写道：马卡洛夫记起了当年的那个日本海军武官，慨叹他是“一个有毅力的人”和“有胆量牺牲的人”。

太平洋舰队里，也有几位军官认识这位挚爱俄国文学的日本人，据说，其中就有他的恋人阿里亚茨娜姑娘的两位兄弟。

马卡洛夫下令为广濑武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下葬之时，正回旅顺视察的阿列克谢耶夫也亲自到场致祭。别忘了，“总督”本人正是出身舰艇的海军上将，对有血性的敌军同行，俄国海军给予了崇高的礼遇。

一直有日本史学家怀疑俄海军礼葬广濑一事，但在《日俄战纪》上，我确实找到了相关的记载。且看——

4月9日19点40分，东京外务省收到的北京公使馆电报：4月2日《关东报》消息：3月31日，阿列克谢耶夫“总督”返回旅顺后，立刻视察了“列特维赞号”及“西尔尼号”，4月1日检阅了海岸及陆地防御情况，下午去“帕拉达”及鱼雷艇视察……

四月一日，在旅顺要塞为日本海军军官举行葬礼，当时俄军军官及水手们为日本海军军官送行，并演奏乐曲。这名军官尸体从漂流于海上的“福井丸”船首，头部有被炮弹所炸之大伤，其深一寸，外套袖口镶有金丝，头挂皮带望远镜，口袋藏有短剑。

《关东报》，即俄人在旅顺口出版的唯一报纸。

据说，棺木里，除了广濑武夫的遗体，还有俄国女友送他的那块怀表。阿里亚茨娜女士的兄弟让这件爱情的信物永远陪伴着日本朋友去了天国。

远在圣彼得堡的阿里亚茨娜，那年已经是38岁的老姑娘了，与广濑分别后，她终生未婚。苏维埃政权初期，她跟父母及兄长移居美国。其弟安德烈则在与红军作战时负伤后，移居日本长崎。

广濑武夫死难8个月之后，日军攻陷了旅顺。为了弘扬其献身精神，日本海军特意将“福井丸”的铁锚打捞出水，并放置在了一个专门修筑的台面上，筑成了一座进出港口必然经过的城市雕塑。已经晋升为海军大将的东乡平八郎为这尊雕塑题写了“闭塞队纪念碑”的碑名。日本人占据旅顺口时期，每一艘过往这里的日本舰船，都必须向这座特殊的纪念碑鸣笛致敬。

现在，这个雕塑上的铁锚就陈列在“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里，是该馆的老馆长周祥令先生多年前从民间征集来的。该馆里专辟了一座日俄战争遗物馆，里面的若干文物，都是周老先生多年征集的结果。

第三季

日本第一军全部登陆韩国

1904年3月3日，即日俄陆军小部队在朝鲜北部的平壤交火三天之后，第一个出征的日本陆军大将黑木为桢在韩国登陆了。

出征前，这个一向沉默寡言的司令官难得地对其部将进行了战前训示：

现在诸位与为桢荣幸地成了帝国陆军的先锋。作为大和民族的军人，我们必须积极地与斯拉夫民族战斗！这是空前的壮举和旷古的盛事，全世界都在密切地关注着我们，诸位须时刻注意到自己的一言一行！

早在2月19日，井上光中将统辖的第十二师团即在韩国全部登陆。

抢占平壤的小泉义男步兵中队，即该师团所属的第四十八联队第七中队。

第十二师团控制了半岛南部和平壤以后，黑木为桢率军司令部即在平壤城郊外的大同江入海口的镇南浦顺利登陆。

3月25日，近卫师团在镇南浦全军上岸。

3月29日，第二师团也在镇南浦安全登陆。

面对如此强大的日军主力，驻扎在韩国北部的1500名哥萨克骑兵部队只能节节后退。

至4月4日，俄军已经基本退出了朝鲜半岛。

忧心忡忡的库帅到任

俄军渐次退回鸭绿江西岸的大清境内时，俄军统帅库罗帕特金已经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他要先亲自视察一下这里的防御，然后再到满洲坐镇指挥。

离开圣彼得堡的前一天晚上，库罗帕特金特意请维特给出有益的建议。

同为反战派的侍从大臣，维特很认真地劝他：

如果我是你的话，到达满洲后，我会立即让亲信部下逮捕阿列克谢耶夫，并乘上第一辆返回的列车把他押送到圣彼得堡。同时，向陛下呈上一道奏折，写明为了完成陛下所赋予臣的重大任务，臣认为必须这样做。恳请陛下或因我的不法行为把我枪决，或为了国家的前途而宽恕我。

库罗帕特金以为维特在和他开一个天大的玩笑呢，听完后一笑了之。

第二天，这位陆军上将就登上了驶往远东的列车。

沙皇与皇后亲自赶到车站为他送行。

在军乐队演奏的国歌《天佑沙皇》的乐曲中，在站台上一片“乌拉”的欢呼声中，他像是终究要得胜回朝的统帅一样，踏上了一生最为屈辱的旅程。

据1904年3月12日的伦敦报纸称：库罗帕特金前往远东时，圣彼得堡送别者非常多。库罗帕特金表示，将要把在韩国的军队撤回满洲，5月可开战，7月底有望结束战事。

一向公开厌战而且十分了解俄军真实战力的陆军统帅，为何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他是真心觉得俄军战而必胜，还是为了安慰与敷衍沙皇及公众？

开战以后，太平洋舰队留在海参崴的尚有4艘大型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等，但都冻在了港里。为防止擅长偷袭的日本人突然登陆，尚未竣工的要塞已布满了炮阵。然而，总司令很头疼地发现，这里的要塞并没有20英寸口径的大炮，但却储备了1000枚这种大炮的炮弹；而旅顺要塞倒是配置了10门这种大炮，但却只有区区200枚炮弹！战备之混乱，实在让人挠头！

匆匆视察过海参崴之后，满腹心事的库罗帕特金便乘列车抵达了旅顺口。

“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亲自到旅顺站迎接了这位一直瞧不上自己的陆军大臣。对于总司令的光临，例行的军乐队和仪仗队自不能免，此地的所有陆海军将军们，包括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马卡洛夫海军中将和关东防区司令斯特塞尔陆军中将，也都出现在欢迎队列中。每个将军都心知肚明：沙皇将陆军大臣下派到远东任陆军总司令，已经表明了圣彼得堡对阿列克谢耶夫统御陆军能力的不放心。

被热烈迎接的库罗帕特金，不知在某个瞬间，是否想起了维特给过他的认真的建议，即当即下令副官将阿列克谢耶夫扣押起来，送回首都，交沙皇处置。

或许，两个帝俄最高军衔的人在旅顺重逢，用“皮笑肉不笑”来形容两人的模样，用“各怀鬼胎”来比喻两人的心情，大概最合适不过了。

库罗帕特金顾不上休息，便在将军们的陪同下登上了旅顺的主要要塞。半年以前，他以陆军大臣的身份来这里视察时，阿列克谢耶夫陪同他检阅了驻防的海、陆军，他曾巡视过正在抢建的各个堡垒。此番重新登临，他看到的是已臻完善的大小炮台。

不妨一提的是，旅顺港背后的连绵山头上，有两座炮台的名字很特别，一座叫库罗帕特金炮台，一座叫阿列克谢耶夫炮台。炮台的命名权在驻军最高长官手里，可见，驻军司令斯特塞尔的人品确实不高。

在军港，库罗帕特金亲睹了港湾内外倾斜的3艘巨型战舰。从战报上得到的数字和在现场看到的场面，毕竟是两回事。

让这位陆军总司令感到欣慰的是，旅顺口的面粉等食物储备充裕，据他估计，可供旅顺的驻军和居民享用16个月。16个月，正是他预期的战争结束的时间。

库罗帕特金的设想一直没有改变，即先防后攻。具体说来，就是俄国不主动挑起战争，而一旦日本人发动战争，则采用固守待援的战略，以坚固的旅顺要塞牵制大批敌军，以现有的陆军从鸭绿江到奉天各地进行抵抗，甚至暂时让出辽东半岛，退到哈尔滨一带也不足为虑；等足够多的主力部队从欧洲地区悉数调来以后，俄军再进行战略大反攻。

第二天，这位总司令便乘火车离开旅顺口，前往奉天城。

在奉天城，库罗帕特金拜访了大清国在东三省的最高官员、革职留任的盛京将军增祺。增祺客气地表示，愿把自己的将军府署腾出来给他做俄军总司令部。他谢绝了主人的好意，把自己的司令部安置在了奉天城以南70公里的辽阳城里。

辽阳是历史比盛京还古老的名城，周朝时属幽州，战国时属燕国的辽东郡，高句丽、辽、金、元都曾据为要津，后金崛起后曾以此城为国都，后迁都奉天，现为奉天府所辖辽阳直隶州。

库罗帕特金看中辽阳的，当然不是这座城市的悠久历史和许多保留下来的古老建筑，而是它的战略位置和完整的城防工事。

辽阳东与南两面有群山环卫，北有太子河为天然屏障，故有“铁打的辽阳”之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早在1901年即开通的辽阳段东清铁路贯穿全境，使本来交通就四通八达的辽阳城如虎添翼。

早在14世纪后期，即中国明朝初年，从旅顺口登陆的两位将军马云、叶旺率号称十万的明军攻占辽阳后，就开始在元代的基础之上，重建了辽阳城的防御体系。1900年9月俄军以弹压义和团为名入侵辽阳以后，更把辽阳当成了军事重镇，早早就着手构筑永久性防御工事了。

还有，因为有辽阳火车站，所以，站前有了一片俄人居住区，有了俄国人的精神家园——东正教堂。俄籍站长已经为库罗帕特金将军腾出了自己的住宅。

现在，彼时的辽阳城风貌，就保留在辽阳市的民俗博物馆里。2014年夏天，我从那里的若干张老照片上，看到了著名的辽代白塔，也看到了库罗帕特金当年的临时住处。

百发不中的电岩

第二次闭塞作战结束后，太平洋舰队的出口并未被堵死，还能自由出港迎战。而且，在马卡洛夫的指挥下，俄军有了有效的应战方案，即以逸待劳，以动制静，每当日本舰队上门挑战时，主力战舰便上前迎战，但却并不纵深追击，待双方对攻数小时后，俄舰即主动撤退，退至近岸处继续发炮，直至把日舰引诱至岸炮的有效地打击范围内之后，再与陆军炮兵共同强力攻击之。

日本的随军记者也看出了马卡洛夫的战术，故向国内发回了如下报道：

……东乡司令官欲诱敌舰出海痛击之，乃敌舰狡诈，虽出港而泊于炮台保护线下，是以日军不得如志。

4月6日，刚从意大利订购来的两艘崭新的装甲巡洋舰，3819吨“春日丸”和“日进丸”，编入了联合舰队，7日，东乡发布了第七次攻击令。不料，第二天，老天变了脸，海上风急浪高，极不易船舶远航。无奈，他只得下令延期以待。至11日，天气转好，东乡再度下令出发。

这期间，有一件事令东乡颇为不快。日本《朝日新闻》的通信船“繁荣丸”，在距老铁山约20海里的海面上被两艘俄鱼雷艇追上，一艘发炮将其击伤，一艘水兵登船俘去10名日本人和1名华人。俄方宣布，该船名为新闻通信船，实为日本人替联合舰队搜集情报的间谍船。

为阻碍敌舰队随意出入旅顺口，东乡这次带来了布雷舰“蛟龙丸”。

经一昼夜的航行，4月12日深夜，联合舰队又一次摸到了旅顺外海。

此时，阴云密布，雪霰纷飞，正影响了俄军探照灯的作用。在13艘战舰的掩护下，“蛟龙丸”悄然潜伏至黄金山前海域与城头山海域，顺利地敷设了大量的机械水雷。其间，俄电岩上的探照灯多次照到“蛟龙丸”，但终出于天气原因而未被俄军观察哨所察觉。

完成布雷任务后的日本舰队，后撤前，对电岩上的探照灯发起了炮击。第五驱逐队的“阳炎丸”率先击中了探照灯。俄岸炮虽立马开始还击，但只得朝着黝黑的海面上的火光闪亮处一通乱轰——没了探照灯的指引，岸炮成了瞎子。

仅过了20分钟，电岩上又亮起了探照灯的强光，炮弹开始精准地砸向日舰。日本人不再恋战，遂全速撤退至港外的崂嵂嘴以东海域。

让日本人如此痛恨的电岩，为何只能抵近才能攻击？而且，日本人为何要专打电岩上的探照灯？

原来，山不在高，有电则灵——正因为此岩顶部有两个大探照灯，才使得进袭者屡屡被岸炮瞄准并遭痛击。

电岩本无名，是黄金山前的一块狭长的小山，顶部平坦处宽约50米，长也不过200米，此岩与黄金山之间有道深沟，但有小路相连。

黄金山是旅顺港的天然屏障，是保卫旅顺的第一前沿炮台，也是李鸿章时代最早建成的一座炮台。俄租旅顺以后，将黄金山炮台重新部署了一番，共有5门280毫米的巨炮和2门57毫米的机关炮布置在山上，扼守着军港。

俄人见黄金山前还有一座小山头紧临大海，位置险要，便在其顶部新辟炮台，配上了5门254毫米的火炮与1门57毫米的机关炮，而且，还配备了两座直径2米、射程达4海里的巨型探照灯，由山下的发电室专门为其供电。自打有了这两个光芒四射的电力扫海灯以后，此山也就有了“电岩”的名字。

电岩和黄金山现在都在海军某部的军营内。2014年9月11日上午，我有机会进入军营内，在驻军政治处副主任陆勇丁中校的陪同下，登上了这两座炮台。

登上黄金山炮台，回看旅顺军港和船厂，历历在目。下黄金山复登电岩，眼前是浩渺的大海，脚下是悬崖峭壁。

在旅顺要塞的炮台中，电岩炮台大概是海拔最低的一座炮台，但却也是最挨近大海的一座炮台，尤其有了射程达4海里的探照灯，这儿成了整个旅顺要塞压制海上来犯者的最有力的阵地。但凡敌人夜间出现于海上，必遭探照灯锁定，而后，射程达13000米的5门280毫米的岸炮就会轮流发作。因为电岩低于黄金山，所以，若从海上观察，视而不见，很容易把它当成了黄金山的一部分。日俄战争期间，日本联合舰队发来的炮弹，不是在电岩前坠海了，就是落到了它的后头，即电岩与黄金山之间的深沟里——炮台只有约50米宽，在10公里以外的摇荡不定的大海上朝这儿瞄准，太难了！所以，对电岩，来犯者有了一个非常沮丧的共识，叫“百发不中的电岩”。

这就是日本人为何凑到它跟前才恨恨地发炮，而且不惜炮弹也要把探照灯击碎的原因。

从旅顺黄金山看白玉山。（2014年9月摄）

从旅顺黄金山俯瞰老虎尾。（2014年9月摄）

东鸡冠山北炮台残影。

黄金山炮台残影。

电岩炮台下的俄军营房今貌。（2014年9月摄）

直到旅顺沦陷时，电岩和黄金山这两座炮台也没被日军攻占过。日军是攻陷了旅顺城区以后，才从陆地占领了这两座炮台。

和经历过激战的东鸡冠山、案子山等炮台完全不一样的是，电岩炮台一如百余年前，炮位、坑道乃至观测所、探照灯平台都完好如初，只是大炮和探照灯已不复存在，现在炮位上放置着的是北海舰队退役军舰上的几门主炮，并非百余年前的原炮，原炮都让日本人拆下来运回本国去了。

赖有驻军对营区内历史遗址的大力保护，电岩炮台与黄金山炮台之间的平地上，居然完整地保存着一排俄军的红砖营房！

因为我已经读过日俄战争的太多细节，所以，站在电岩的悬崖前，我不能不想起那个非常不幸的沙俄时代的海军名将马卡洛夫。

据陪同我寻访战争遗址的旅顺文史专家李华家先生说，赫鲁晓夫1954年来旅顺口签订苏军交还旅顺协议的时候，曾向周恩来当面请求：在旅顺口的合适位置为两个俄国人各立一尊雕像，一个海军中将马卡洛夫，另一个是阵亡在东鸡冠山北炮台的陆军少将康特拉琴科。但周恩来拒绝了苏共总书记的请求，只承诺在旅顺口最主要的两个位置建一座中苏友谊纪念碑和一座苏联红军解放碑。

因为没法查证档案，所以，我也只能凭直觉判断，此传闻靠谱。而且，我还能大致猜出周恩来拒绝赫鲁晓夫同志的请求的起因——因为他童年时代在东北生活期间亲历过日俄战争，知道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周恩来对日俄战争的憎恶，一直延续到他成为总理以后。相关的故事，容末章详述。

如果当年中国答应了苏联的请求的话，那么，电岩之巅无疑是最适宜给马卡洛夫树立雕像的位置。

名将出师未捷身先死

就在日本人的布雷之夜，有8艘俄国战舰正驶往距大连湾以东100余公里之外的内长山岛。该岛距大陆很近，最有可能被联合舰队当作机动基地。

途中，落在后边的驱逐舰“勇敢号”和“可怕号”掉队，便奉命返回了旅顺港。这是1904年4月13日拂晓时分。

走在前面的“勇敢号”不期然在老铁山南面水域与日本第三战队的4艘驱逐舰遭遇。日舰“雷丸”率先发炮，双方遂展开了激战。因俄舰排水量只有240吨，而日舰均为305吨，对阵双方实力悬殊，而且，俄舰只有1艘，日舰却是4艘。所以，尽管“勇敢号”异常勇敢，它发射的鱼雷也击中了敌首舰“雷丸”，但还是无可避免地被日舰击沉。后面的“可怕号”匆匆赶来增援，但也因寡不敌众而不得不退回港内。

闻远方炮声隆隆，马卡洛夫急令一等巡洋舰、排水量7726吨的“巴亚尔”出击。“巴亚尔”劈波斩浪一路杀来，于距敌舰10000米处开始发炮。

带队而来的日本第三战队司令官出羽重远见势不妙，急令各驱逐舰退避其炮火射程之外，而以“千岁丸”“高砂丸”“笠置丸”“吉野丸”“常磐丸”和“浅间丸”6艘巡洋舰顶上迎战。

相距8000米时，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对攻。

随后，出羽闻报：“港口附近煤烟涨天！”

不一会儿，就见太平洋舰队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等5艘战列舰和9艘驱逐舰相继驶出港湾。

出羽不敢恋战，急忙下令各舰全速撤离。

这一次，俄舰队竟紧追不放了，而且一气追出港外15海里处！

一直在“三笠丸”上观察的东乡平八郎见第三战队被敌主力舰队追来，立即下令迎击。一场恶战即将在海上展开！

不料，俄舰队稍有接触后，便开始撤出战斗，往旅顺方向折返而去。

东乡下令各舰穷追！

俄舰队逃得很快，一气驶回了其岸炮所能覆盖的海域后，在港口附近的黄金山（电岩）和馒头山下缓慢地行驶起来。

东乡恍然大悟，原来，对手马卡洛夫想要把他诱入岸炮覆盖的既定海域，由岸炮和舰炮同时发起攻击，以求全歼联合舰队主力战舰！他立即下令各舰停止前进。

这是自日俄海军交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海战。俄舰队第一次把日舰队追出如此之远，而又主动诱到如此之近。只是，日本人没有上钩。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准确地说，是1904年4月13日10点30分，悲剧轰然上演，噩耗从天而降——

俄海军一代名将马卡洛夫的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在电岩炮台下的水域，触上了一颗日本人于凌晨布设的水雷，而水雷爆炸的位置恰恰在舰首的鱼雷发射器和鱼雷舱的下方，于是瞬间引爆了舰上18枚鱼雷的连环大爆炸。大爆炸炸毁了锅炉，还引爆了弹药库。巨舰瞬间下沉！

从第一声爆炸到完全沉没，只有短短的2分钟。附近的俄舰根本来不及抢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本舰队的旗舰迅速沉没。

有幸逃离的，有舰长亚科利夫上校、舰队作战科长契利尔·弗拉基米洛维奇中校等9名军官和120名水兵。契利尔·弗拉基米洛维奇就是跟着马卡洛夫将军一道来旅顺的那位年轻的亲王，他已身负重伤，几乎丧命。

过后，被营救的人们讲述了马卡洛夫将军的最后时光：

马卡洛夫司令见其所乘之舰遭此浩劫，当即命令全舰官兵持沙皇画像撤离。他自己则脱去上衣，跪在舱面上，作了最后的祈祷。随后，他便与军舰一同殉葬于大海中了。

也就是说，马卡洛夫有可能逃生，但他放弃了生还的机会。

与马卡洛夫同舰殉难的，还有该舰参谋长拉莫斯海军少将等31位军官和620名水兵，这些人还没来得及撤离，便随巨舰一起沉入了海底。

船上还有两位非战斗人员也随舰殉葬。他们一位是俄国著名画家弗拉基米尔·维列夏金，他是马卡洛夫的好友，是以画战争题材著称的名画家，他来旅顺，只为战地写生，以期日后用画笔为日俄之战留下一幅不朽的力作。还有一位殉难者，是舰上的随军神父。

一位俄海军舰长从另外的角度写下了当时的悲怆一幕：

该舰沉没时之光景，实为惨极。凡在炮台及高地目击者，无不脱帽致敬，为之祈祷。有泣下者，亦有为之昏仆者。

而敌对立场上观望的人，则喜出望外，当下就有人欢呼起来。有文字为证：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既沉，日本鱼雷艇队水兵皆高立舱面，鼓掌相庆。

相距遥远的“三笠丸”上的人们，听到了敌方舰队那边发出的持续而猛烈的爆炸声。东乡举起清晰度很高的美国望远镜，看到了一艘敌国战列舰正在急剧下沉。凝视了一番后，他和身边的幕僚确认，被水雷炸沉的，正是马卡洛夫所乘的旗舰！

结束了，他和拥有世界级名声的对手的较量，极为意外地结束了。

《大海军怀想》的作者伊藤正德把马卡洛夫海军中将和后来的康特拉琴科陆军少将的死归结为这样一句话：

上天不会保佑参加不义之战的人。

估计写这下这行文字的时候，这位日本作家竟然忘了战争是在他国开打的。交战双方，谁也不是正义的化身！

马卡洛夫意外阵亡，实在让日本人大喜过望。

大海吞噬了俄国一代海军名将马卡洛夫。从3月9日来旅顺履任，到4月13日在旅顺阵亡，马卡洛夫在大清国只待了35天。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战列舰是1894年在圣彼得堡造船厂历时两年建造的，排水量为10960吨，拥有12英寸口径的主炮4尊、5英寸口径的径炮12尊、小口径火炮34尊，原属波罗的海舰队，1900年大清庚子之乱时调至太平洋舰队。从下水到沉没，服役只有6年。

同日触雷的，还有游弋在老虎尾半岛以西的馒头山下的同级别的战列舰“坡伯达号”。但该舰勉强开回了港内，好歹也算胜利了——“坡伯达”的意思即胜利。

名将马卡洛夫遽然阵亡，让俄帝国大为震惊与哀痛。

4月15日，即马卡洛夫阵亡两天之后，圣彼得堡的海军教堂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尼古拉二世与皇后亲临现场悼念。英国报纸称，“皇后哭泣不止”，不过，她的眼泪并非全为马卡洛夫而流，似更是为她的弟弟、那个身负重伤的年轻亲王而流。沙皇赐给马卡洛夫的遗孀抚恤金20000卢布。当天，全圣彼得堡停止一切宴会与娱乐活动，咖啡馆纷纷闭门谢客以示哀悼。

就在沙俄为马卡洛夫举办追思仪式那一天，一直密切关注着战况的大清国最重要的封疆大吏袁世凯，也得到了俄舰队司令随舰殉葬的情报。

15日这一天，北洋公所潜伏在旅顺口的情报人员向衙署报告称：

十三日上午四时半，港外炮声又起。七时左右马卡洛夫司令官与新来的亲王并随员一起乘坐“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率领七艘战舰及水雷艇出港口迎战敌人。至距离灯塔约十海里处，旗舰舰首冒起一阵白烟，舰首首先沉没，司令官亦以身殉职。

旗舰生还者包括亲王以下军官四名，下士兵三十四名（获救者实为131人）。亲王伤势颇重。而司令官尸体至今尚未找到。

俄国军官目睹旗舰沉没，皆哑然叹息，悲其海军命运已到尽头。

日本外务省得圣彼得堡的电报称，因马卡洛夫的意外阵亡，圣彼得堡的海军高官们已经灰头土脸，以致都不敢招摇过市了。该电谓：

露都皇太后极恨亚力克塞夫（即阿列克谢耶夫）及其海军，海军高级人员不敢复如平日乘驶马车，均闭户蛰居，其学生尤有骚乱之象。

俄国报纸悲叹：

马卡洛夫战殁，环球敬仰，敌国痛惜，正足以感动俄国海军。

按俄国人的说法，马卡洛夫之死，日本政府或海军省曾表示过“痛惜”。

从日本驻俄使馆发回外务省的电报看，俄国媒体并没说大话。的确，世界各大国——不含大清国——均对马卡洛夫之死表示了惋惜，并对俄海军在远东的前景表示了担忧，有的报纸还径直批评俄“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指挥无能，更有直接指责俄国之败是制度之败。法国总统、外长和海军部长，分别向俄国驰函吊唁；美国“哀悼马克罗甫与其麾下众士战死”；瑞典、挪威诸报章称：“马克罗甫为腐败政府牺牲，以至战死，其不幸尤甚！”意大利的一家报纸称：“俄背离文明主义，为专制国，其战败也，何足惜欤？”

颇得军心的马卡洛夫将军的骤然离去，让刚刚有所恢复的俄太平洋舰队的士气陡然大降，军心涣散。

名将既失，方有起色的远东局势又陷入苦海。呜呼哀哉的尼古拉二世发布命令，调回曾任过太平洋舰队司令的里海舰队司令斯尔洛伊多洛夫海军中将。斯尔洛伊多洛夫履任前，由现太平洋舰队参谋长维特格夫特任代理司令。

维特格夫特是个思想保守而又处事谨慎的人。他自知能力不济，危难之际受命，他连呼自己不是当主将的料。人贵有自知之明。是的，能当得了幕僚，却未必能做得了主将。意外上位，并非对所有的人是幸事。

事实证明，维特格夫特不是过度自谦。

联合舰队基本掌握制海权

1904年4月15日上午，联合舰队对旅顺发起了第八次进攻。

这一次，奉命在老铁山外水域朝旅顺港方向发起了间接攻击，不过一无所获，所发的炮弹没有击中任何一艘俄舰。那一天，日本第二、四、五驱逐队的那些小型战舰发射的鱼雷和炮弹，也都落在了海里。

俄军也是空耗了几百发炮弹，没给日舰造成任何创伤。

出羽重远司令见对手龟缩不出，近岸处又有岸炮的火力覆盖，无可奈何，只得电请东乡司令长官结束战斗，并率队返回了韩国西北海岸。

从2月8日深夜，到4月15日，在两个月的日子里，日本联合舰队向旅顺港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发动了八次攻击和两次闭塞作战。

4月15日，第八次进攻结束的当天，东乡平八郎即接到大本营海军幕僚长伊东祐亨发来的通报与命令：露国陆军方面，旅顺要塞防线渐次完成，金州城附近亦在大施工事，大连湾至鸭绿江沿岸各要地都已驻军监守，大本营决定组建陆军第二军。第二军的登陆地点定为大清辽东半岛南海岸的盐大澳。为此，联合舰队须发起第三次闭塞作战。

东乡得命，当即传令各舰队于翌日抵达韩国西北岸。

为杜绝海参崴之敌舰队背后为患，东乡命第二舰队司令长官上村彦之丞中将率其第二、第四战队、第四驱逐队，和在朝鲜海峡的第十一、第十五艇队向海参崴进发；命令在朝鲜海峡警戒的第三舰队司令长官片冈七郎中将率麾下全部舰艇到韩国西北岸会合；命令第一舰队的司令官出羽重远少将率第三战队部分战舰和第十四艇队赴鸭绿江以西约20海里之处巡察，那里，将是日本陆军第十师团登陆的地点。

虽未歼灭敌国舰队的主力，但东乡在海上排兵布阵时，已经如此骄横，全然不把没有了马卡洛夫的敌国舰队放在眼里。因为，联合舰队已经基本掌握了制海权。

开战以来，联合舰队的赫赫战果让日本人喜不自禁！

大本营海军幕僚公报之《大海情》第十五号，在历数了开战以来本国海军的战绩以后，最末一段，竟出现了这样一段颇为失态的“获奖感言”：

在此次连续作战中，联合舰队未损失一兵一卒，并取得一些战果，成绩完全归功于大元帅（即天皇）陛下之威德！麾下官兵自始至终作战勇敢，忠于职守，至于战功战果，非人力所及之处甚多。特别是众多舰艇不分昼夜，纵横航行于敌机械水雷漂浮之海面，直到今天尚无一艘军舰遭其破坏，非上天保佑而何能为之？

呵呵，事实证明，他们的大话说得太早了！

报应接踵而至。

海参崴分舰队南下袭击得手

随着气候转暖，冰消雪融，冰封在海参崴军港里的俄太平洋分舰队终于结束了漫长的冬眠，开始渐次驶出港湾。

人们只以为这是冬去春来的例行的热身之航，却没有人料到这是一次南下寻衅之旅。

4月25日深夜，12195吨的战舰“俄罗斯号”等5艘俄国战舰悄然出现在了日本人控制的韩国元山港外，突然朝岸上一通猛轰，当即打沉了一艘日军征用的载了372吨战略物资的日本商船“五洋丸”！未等日本人反应过来，俄舰队即扬长而去。

正巧，有运送日本陆军第三十七联队第九中队的商船“金州丸”抵达元山港，被撤退的俄舰队逮了个正着。“俄罗斯号”遂发炮命令日船就地停驶接受检查。日军指挥官队长沟口少佐与“金州丸”的八木船长面面相觑，只得听命，登上了俄人派来的汽艇。俄舰长阿尔洛多夫上校的要求不容讨价还价：限于一小时后全体缴械投降，否则本舰将自行处置。

一小时后，只见“金州丸”上的3个商人和6个水手落下小艇弃船逃遁，日本官兵则列队于甲板向俄舰开枪射击。于是乎，10年前在朝鲜海域上演的军舰击沉运兵船的人间惨剧再度上演，只不过，这一回，日本人成了无力还击的倒霉蛋。俄舰长毫不含糊地下令向近在咫尺的日本商船一连发射了两颗鱼雷！

“金州丸”很快下沉，并在下沉过程中断裂为前后两段，倏尔就没入了黑暗的大海里。

俄舰长阿尔洛多夫下令把落水的日军官兵营救上舰。营救的结果是，17名军官和160名士兵成了俄军的俘虏。按日军编制，一个中队是180人的编制。也就是说，这次遭到俄军舰打击的日本人，绝大多数有幸得以生还。

“俄罗斯号”满载而归。

第二日，日本联合舰队第二舰队的司令长官上村彦之丞恼羞成怒，下令旗舰“出云丸”与其他主力战舰发疯去追。

然而，海面上春雾如期而至，四面如堵，莫说敌舰，连自己舰队也互相看不清楚了，弄不好就是追尾相撞。上村无奈，只得下令返航。

这一次，大本营的公报怎么不说，遇袭是因“大元帅陛下之威德”和“上天保佑”了？

沙皇颁诏扩充远东海军

为了扭转太平洋舰队被动挨打的不利战局，按主持海军的阿列克谢伊大公的意见，4月3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发布了调整海军的命令：

现太平洋舰队改为太平洋第一舰队，以原黑海舰队司令彼索勃拉索夫海军中将为司令；

以波罗的海舰队为太平洋第二舰队，该舰队司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海军中将为第二舰队司令；

以原任太平洋舰队司令的斯尔洛伊多洛夫中将为第一、第二舰队的总司令。那“斯”不久前被任命为太平洋舰队司令，已经先期到达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没等他赶到旅顺口，喏，任命又变了！

变来变去，沙皇无非想让远东尽快变危为安。

伤亡惨重的第三次闭塞作战

东乡一直没能定下发动第三次闭塞作战的日期，尽管他已经奏请大本营为他准备12艘闭塞用船。因为，他要等待一场重要的会商。

4月24日，他回到韩国海域，见到了他期待见到的那个人——军事参议官、陆军大将奥保巩。

在联合舰队的锚地，奥保巩与东乡详尽商讨了本军在大清境内登陆一事。

3月15日，奥保巩已被天皇任命为日本第二军司令官，其麾下有6个师团，兵员也比第一军多出一倍以上，多达10万多人！

把如此之多的军队安全运送到满洲沿海某地并掩护他们平安登陆，兹事体大，即将登陆的陆军首长不能不亲自来与海军首长相商。

按大本营原先的期盼，第二军登陆之时，联合舰队已经把太平洋舰队全部歼灭了。

送别奥保巩大将以后，东乡的压力更大了。他一方面备战第三次闭塞作战，一方面开始实施运送第二军登陆的行动。

4月26日，出羽重远率分舰队回归，向东乡平八郎报告：鸭绿江以西一带海域并无敌国军舰巡航。

当天，东乡就定下了第三次发起闭塞作战的日子——5月2日深夜。因为这一天，大本营准备的12艘闭塞船即全部抵达。

前两次，只因怕牺牲官兵太多，所以，东乡投入闭塞作战的船只太少。第一次5艘，第二次4艘，结果都没能奏效。这一次，东乡申请了数倍于前两次的闭塞船——12艘，以期以数量取胜，把敌舰队彻底堵死在旅顺港内，确保陆军在距旅顺并不太远的盐大澳一带海滩安全登陆。

5月1日下午5时，联合舰队第三战队一马当先，东乡平八郎所在的第一战队紧随其后，12艘闭塞船在各艇队的警戒下，舳舻相衔，全速向旅顺口进发。

不料，征集的旧商船无法像军舰一样破浪疾驶，不一会儿，六号闭塞船“釜山丸”即出了故障，且抢修无望。东乡只得下令该船自行退出。至晚7时，舰队抵达既定的锚地，照例，又是“三笠丸”上悬起“预祝成功”的信号旗，各舰官兵照例又是在甲板上行“站舷礼”送闭塞队员们远行。

但离开了第一、第三战队的闭塞船队越往前行，风浪越大。至当晚上10时许，风暴骤起，巨浪滔天。各闭塞船全被风浪打散，与周围的掩护舰艇失去了联系。

一号闭塞船“新发田丸”上的总指挥官林三子雄中佐担心船毁人亡，遂下令取消行动，并托附近的驱逐舰“赤城丸”传达到各队。随后，“新发田丸”开始归航。

不料，“赤城丸”只将命令传达到二号闭塞船“小仓丸”及八号闭塞船“长门丸”后，即与另外8船联系不上了。

5月3日凌晨2时许，没收到撤退通知的8艘闭塞船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旅顺港外，却被早有准备的俄国人发现！没多大工夫，在炮弹、机枪、鱼雷和水雷的交替摧毁下，8艘毫无抵御能力的闭塞船全被打沉。158名队员，只有67人被追上来的驱逐舰“赤城丸”等舰艇救起，其中4人已是尸体，20人为伤员；其余91人不见了踪影！

后来，日本人根据敌方公布的战报确定，失踪的91人中，只有17人成了“露军”的俘虏，剩余74人只能算是为国捐躯的烈士了。

在抢救闭塞队员的紧急时刻，多数日本舰艇被击伤，舰上伤亡惨重。

东乡平八郎的闭塞梦第三度破碎了。

第三次闭塞作战失败以后，东乡平八郎即忙着为陆军第二军登陆做准备去了。

大本营为第二军选定的登陆点是大连湾东北方的盐大澳。

盐大澳是一片宽阔的浅滩，口宽适宜于大部队登陆，但滩浅却不利于大船近岸。欲保护部队迅速登陆，必须备足舢舨。4日，东乡亲率第一战队到处搜罗并运送舢舨。

5月6日，负责掩护第二军的第三舰队由朝鲜海峡抵达盐大澳外海。7日，战时舰队港务部长三浦功报告：里长山列岛下碇地之设备已经告竣，9日，舰队即将临时根据地移于此处。里长山岛距盐大澳直线距离只有20公里，是作为舰队根据地的极佳地点，却没有俄军驻守！

12日，出羽重远司令官率战列舰“富士丸”和巡洋舰“千岁丸”“吉野丸”“八云丸”“春日丸”自里长山岛出发，赶往旅顺外海担任警戒，第三舰队则就地担任登陆掩护。

本日，奥保巩的第二军开始在盐大澳抢滩登陆。

陆军登陆期间，第三舰队第二十一艇队的第四十八号舰在巡海时，于大窑口附近触上一颗水雷，仅7分钟即沉没，艇上人6死10伤。

两天后，通报舰“宫古丸”在距前艇炸沉不远处的小窑口下碇时，也触上一颗水雷，23分钟后沉没，水兵2人阵亡。

13日凌晨，出羽司令官所辖4艘巡洋舰抵达旅顺外海，监视敌舰队动向。

日本海军史称：

此时濛气遮蔽，不能侦察港内……至翌日，濛气依然不霁，仅于馒头山方向望见敌之驱逐舰四艘游弋而已。于是该战队于午后4时离港口，向里长山列岛成单纵阵而行，以旗舰“千岁”居先，“吉野”“春日”“八云”“富士”次之。

看起来，“露人”已经被打得老实了，所以，日本分舰队才在黄昏到来之时放心地撤围而去，回里长山岛的临时基地休息去也。

俄舰出海布下死亡陷阱

其实，一向好勇斗狠的俄国人哪里会被小小的日本人吓倒？

只是，面对敌舰队的一次次进攻，思想保守的太平洋第一舰队代司令维特格夫特少将只想在岸炮的庇护下固守待援，以保存舰队实力，故未自行出战而已。

他只想交给新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和第一舰队司令一支不再受损的舰队。

此时，接任太平洋第一舰队司令的彼索勃拉索夫中将和升任第一、第二两支舰队总司令的斯尔洛伊多洛夫中将已经在海参崴相聚。但因海路已被日舰阻断，日本陆军也已经开始登陆，他们从陆路进入满洲的风险陡然增大。两位舰队司令困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大楼里，急得团团转，却终无胆量冒死到旅顺口上任。

倒是布雷舰“阿穆尔号”舰长勃尔拉多维奇的提议和请缨打动了维特格夫特。

该舰长称：既然敌人胆敢到我们跟前布雷并炸死了我们的马卡洛夫将军和众多的兄弟，我们为什么不能到日本舰队经常出没的海域去多多布雷？如将军同意，本舰长甘愿冒险执行这一任务！

旅顺港外，早已经是日本人说来就来的领地，出海布雷，自然风险极大。不过，除此之外，再无良策。思忖再三，维特格夫特批准了“阿穆尔”的出海布雷行动。

5月14日，也就是马卡洛夫殉国一个月之后，14点时，借大雾弥天之际，“阿穆尔”在4艘驱逐舰的掩护下，悄然驶出港湾。所幸，那一天，日本舰队没有出现。

在离海岸1海里至10海里处，“阿穆尔”开始敷设水雷。这一带，正是日本军舰经常出现的海域，也是日本人的布雷区。俄水兵们每50至100英尺布小型水雷一颗，密度极大，且与日本的雷区垂直相交。所以，勃尔拉多维奇和他的水兵们都相信，习惯于夜间而来的日本人很难以发现新放置的这些小型水雷。

至17时许，布雷任务完成，舰队安然返回。

谁也没料想到，这次出海布雷行动，竟大收奇效！

为了扰乱敌军耳目，维特格夫特还下令位于黄金山的电台发出一封明码电报：

第一潜水艇队已归，第二潜水艇队未回。

诱饵投出去了，只等敌舰队前来拦截“第二潜水艇队”。

“帝国海军灾祸日”和“黑暗的一周”

再说返航里长山列岛临时根据地的那支日本分舰队。

5月13日晚，返航途中，海雾愈发浓重。

新下水的三号舰“春日丸”唯恐与前舰有失，遂加速前行。至14日凌晨1点30分左右，“春日丸”见右舷前方有似探照灯一样的光亮，以为是二号舰“吉野丸”，正拟右转跟上，突见左舷舰首有红色舷灯且已近在咫尺！舰长有川贞白大佐急令转弯并全速后退，但已刹不住车，簇新的“春日丸”狠狠地撞上了“吉野丸”的左舷！当年没被邓世昌的“致远号”撞沉的“吉野丸”，此番，却被自家人撞得粉身碎骨——刹那间，“吉野丸”左舷灯光全熄，舰体迅速倾斜，救助无望矣！

“吉野丸”舰长佐伯闇大佐遂召集全体官兵集合于甲板，三呼天皇万岁，并命副舰长广渡显一少佐率水兵将天皇像移至救生艇上撤离。随后，他与没来得及撤离的317名官兵一同殉舰而亡。茫茫夜海里，“春日丸”仅救起99名生还者。

随后，一等巡洋舰“八云丸”护卫着舰首严重受损的“春日丸”，郁闷地返回了里长山岛。

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当天上午，起来参加封锁旅顺港的15000吨的战列舰、第一舰队旗舰“初濑丸”在航行中，突然触上了水雷，霹雳一声过后，海水瞬间灌满舵机室，战舰已无法自主航行！

仅几分钟后，12310吨的战列舰“八岛丸”也触上了一颗水雷，也是一声巨响过后，该舰瘫痪了！

“初濑丸”上的第一舰队司令官梨羽时起少将赶紧下令二等巡洋舰“笠置丸”救助“初濑丸”，而另一艘二等巡洋舰“高砂丸”前往救助“八岛丸”。

然而，真叫祸不单行——“初濑丸”被“笠置丸”拖往里长山岛方向的途中，竟然再次触上了水雷！这一次炸得彻底，只两分钟，该巨舰即全部沉没，舰上官兵492人一并永沦于海底。

稍后，另一艘被拖行的巨舰“八岛丸”也倾斜得无法前行了。舰长上坂本一大佐只好召集全舰官兵集合于后甲板上，下令将天皇像和舰旗移送他舰，军乐队奏国歌，官兵三呼万岁，然后与全员分乘救生艇逃生。稍顷，这艘英国制造的当时最为先进的战舰也永沉海底矣！

一天之内，在非战斗状态中，日本人损失了两艘最具威力的主力战舰！

其实，细想一下，炸沉联合舰队主力战舰的水雷，也许并非全是俄军所布，早在俄军设置雷区之前，日本人就率先用水雷在太平洋舰队门外挖好了密密麻麻的陷阱。大的，小的；日国的，露国的；随波逐流，到处漂移，你敢说专门等着炸敌舰？

叫苦的是，5月14日这一天，对日本人来说，灾祸还没有结束！同日，梨羽司令官移乘“龙田丸”返回里长山岛，途中，也是因为夜深雾重，该舰于21点10分触礁，动弹不得了。

远在韩国锚地的东乡平八郎得知“初濑丸”与“八岛丸”遭难后，亲率第六战队的“大岛丸”等4艘驱逐舰前来救援。然而，5月17日，等他们赶到时，不光他的两艘主力战舰已经在大海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他乘坐的“大岛丸”居然被“赤城丸”撞上，很快就沉没于海中！沉没前，东乡只好改乘“秋津洲丸”驶到金州海域，炮轰了一通那里的俄陆军阵地后，悻悻返航了。

心疼不已的大本营，把5月14日称作“帝国海军灾祸日”。

然而，灾难没完没了！过了3天，即5月17日，第一战队第一驱逐队的“晓丸”在巡逻中触发了水雷，当场沉没，舰长末次直次郎上尉等22人遇难。

一周之内，联合舰队竟然损失了7艘舰艇！而这7艘，全不是在与敌军对攻时被打沉的！

所以，日本人把这一周称作是“黑暗的日子”和“魔鬼的一周”。

不过，虽说意外损失了7艘战舰，但毕竟大局已定！联合舰队牢牢地把太平洋舰队堵在旅顺口，只求对方主力出海决战。

而且，陆军第二军已经成功登陆，切断了旅顺与外面的陆路联系。俄舰队和旅顺要塞都成了瓮中之鳖。

第四季

渡江侦察记

甲午战争以前，从汉城经平壤到义州，过鸭绿江进入大清，再经九连城、凤凰城，翻过摩天岭进入辽阳，然后从辽阳西出山海关或南下旅顺口，是进入中华帝国首都的最便捷的通道，故而也是向中央王朝纳贡的一条官道。当年，从鸭绿江边上的安东县城到旅顺口，没有现在的沿海大道。

日本军头们全都熟悉这条路线。10年前的甲午之战时，山县有朋统辖第一军就是从这条路线侵入大清的。这一次，日本史上第二个大本营的成员们，无不是当年战争的参与者——现任的总理大臣桂太郎，当年是第三师团的师团长；即将率军进入满洲的野津道贯和奥保巩两位陆军大将，是当时前后任的第五师团长。而且，即将进入战场的各师团长，无不是当年的旅团长。所以，大本营制订进军路线时，各级军头们早把困难预想清楚了。

前面说过，日军派小泉中队抢占了平壤以后，第一军主力便源源不断地从济物浦（仁川）和平壤大同江入海口的镇南浦登陆，至4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已经饮马鸭绿江了。

抵达两国边境后，各师团立即展开了渡江侦察行动。

最早一次渡江侦察，是4月8日白天。当日，3艘小船从鸭绿江东岸的朝鲜一侧驶往江心的岛。每艘小船上，坐着10名侦察兵。3艘小船靠近该岛时，岛上突然射出子弹，夹杂着俄语的大吼大叫。顿时，3船日军全被打翻江中，除极少数人侥幸游回东岸之外，大部分人被击毙或溺毙于湍急的江中。

这一次遭遇，让日本人知道了，江中诸小岛和沙洲上，已经驻上了“露军”。

两天后的4月10日，7名日军侦察兵换上高丽人的服装，乘上租来的一条渔船前往鸭绿江口以窥探对岸的敌情。侦察船抵达江心时，很快有一艘渔船从大清国方面驶来。两船接近时，日军才发现，对面渔船上坐着的全是俄军士兵！刹那间，两船伪渔民们近距离地交起了火。江中枪声一响，大清一侧马上又有一艘载着12名俄军士兵的渔船赶来增援。日本人见势不妙，仓皇退回。

尽管屡遭挫败，但是日军侦察兵还是设法弄清了俄军在其对岸布防的军事情况——

俄军东满支队由陆军中将扎苏利奇统领，在鸭绿江大清一侧布置了西伯利亚步兵第三师、第六师和后贝加尔军区的哥萨克骑兵部队，共约2.6万人，其中，以位于义州正对面的九连城（村名）屯兵最多，约有1万人（俄方记载为8000人）。九连城以南，是隶属凤凰厅的安东县城沙河镇，也有相当数量的俄步兵把守。在九连城以西的山区，哥萨克骑兵部队则把守在从安东到凤凰的蜿蜒山道上。

4月21日，日军第一军各部全部抵达了鸭绿江边。隔着水量丰沛的大江，日俄两军在13公里长的国境线上剑拔弩张地对峙起来。

俄军被逐回大清境内

遵照大本营的指令，黑木为桢的第一军将在5月1日发起渡江战役。

按黑木司令官的部署，第十二师团进攻鸭绿江上游的虎山俄军炮台，近卫师团进攻虎山与安东县城之间的九连城俄军阵地，第二师团进攻鸭绿江入海口的安东县城俄军阵地。三个师团自上而下依次展开，各自备战。

鸭绿江是一条南北向的界河。两军对峙的江面上，自北而南，依次有九里岛、於赤岛、黔定岛和大马岛，除黔定岛位于朝鲜一侧且无人问津之外，其余三岛，皆因靠近大清沿岸而被俄军占据。这些“两不管”的下游沙洲，在军事家眼里，都是极为重要的进军跳板。

于是，4月25日深夜，日军第二师团工兵大队即潜入荒芜的黔定岛，经一番紧急施工，终于和炮兵们一起，悄然把多门120毫米的榴弹炮运上该岛，并精心隐蔽起来。

当晚稍后，即4月26日凌晨，主攻九连城方面的近卫师团突击队开始了夺取九里岛的行动。当夜，突击队员全部换上轻装和草鞋，饮罢壮行酒后，他们分乘11艘小船，在一号船上的斋滕队长的带领下，悄然划向有俄军守备队驻扎的九里岛。

从九连城远眺，可见虎山，这里是历代边境线的战略要地。（2014年8月摄）

鸭绿江最窄处“一步跨”。这里历经日清、日俄两次大战，每一次都遭到日军强渡越境。（2014年8月摄）

九里岛位于九连城的正下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虽说凌晨月亮西沉，夜色如墨，但如此之多的小船驶近小岛时，还是被岛上的俄军哨兵发现了。刹那间，枪声大作，曳光横飞。于是，偷渡变成强攻。日军突击队员跳下小舟，涉水跃进，呼号着向岛上发起冲锋。因三面受敌，且不知敌方火力点所在，日军士兵只能不计伤亡地奋勇登岛。激战了约20分钟后，在付出了阵亡8人、负伤25人的代价之后，日军把为数不多的俄军赶下了九里岛。

九里岛正面的九连城俄军火炮随即朝岛上的日军轰击，但立即遭到了鸭绿江彼侧的日军榴弹炮的还击。此时，联合舰队第三舰队第七战队的6艘炮艇和鱼雷艇也如约而来，溯江而上，在战队司令官细谷资氏少将的指挥下，从江上猛轰九连城俄军阵地。

在惊天动地的隆隆炮火中，近卫师团的工兵大队开始摸黑架设浮桥。天亮以后，已有数门120毫米口径的榴弹炮藏身于九里岛上了。埋伏在黔定岛和九里岛上的榴弹炮，将是对付俄军的秘密武器。

29日14时，在鸭绿江下游停泊的日本炮艇“摩耶丸”和“宇治丸”以及两艘鱼雷艇率先向虎山俄军炮兵阵地发起轰击。几乎同时，韩国境内的日军炮群也向虎山进行猛烈的火力压制。在强力炮火的掩护下，日军第十二师团的突击队400余人强力出击，很快将驻守在韩国境内水口镇上的俄军守备队击溃，将俄军逼回大清境内。紧随其后的工兵大队立即乘舟开始搭建浮桥。

经过一昼夜的紧张作业，在死伤了30多人之后，30日天亮之前，第十二师团的浮桥终于架好。

闻报，黑木司令官当即发布命令：渡江作战开始！

日军强渡鸭绿江

真是天助“倭”也！1904年4月30日清晨，江面突起大雾，两岸一团模糊。

借浓雾的掩护，位居上游的第十二师团率先行动，师团长井上光中将一声令下，步兵第十二、第二十三旅团以3列纵队快速通过了浮桥，一下子出现在了俄国守军面前！短兵相接数十分钟，日军就冲垮了俄军的防线。稍顷，第十二师团占领了栗子园一带，随即向北面的虎山阵地发起了强攻。

虎山位于安东县城以北的15公里的鸭绿江上游，因双峰并峙于荒原，形似虎耳，故名虎耳山，又被简称虎山。虎山是两国边境上最重要的军事高地，与对岸的义州遥遥相对，控制了虎山，也就控制了鸭绿江两岸。虎山脚下有个地名，叫“一步跨”，可见鸭绿江面在此已经非常之窄。

2014年8月27日之前，我只知道明代的万里长城最东端为山海关老龙头长城。但自从那一天，我和朋友在丹东市文史专家任鸿魁先生的引导下，驱车赶到虎山长城景区后，才第一次知晓，明长城最东端应是丹东的虎山长城。早在《明史·兵志》一书中，就有明长城“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的记载。

虎山海拔虽只有146米，但因孤耸平野而备受历代军事家的青睐。明朝在此防的是建州女真，即努尔哈赤的满洲八旗；清朝在此防的是借路朝鲜半岛的倭寇——甲午战争中，山东蓬莱籍老将宋庆麾下的炮兵阵地就设在虎山的鞍部，但与日军交火不久，该阵地就被桂太郎的第三师团攻占了。

第十二师团开始攻打虎山以后，鸭绿江右岸的日军火炮立即朝虎山和九连城的俄军阵地进行炮火压制。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近卫师团和第二师团的工兵大队分别开始抢架浮桥。

因天色未明，俄军开始时并没发现日军在摸黑搭桥。等借炮火之光发觉江中人影幢幢之后，才知道了日本人的企图，于是，九连城俄军阵地立即朝江中的架桥日军猛烈开火。此时，先前藏身于黔定岛的日军榴弹炮开始发威，与俄炮展开了对攻。双方猛轰了半个小时后，俄军炮声沉默了下来！后来日军才知道，俄军怕浪费炮弹，要待天明以后看清楚架桥的位置以后，再集中火力歼灭日军。

在大雾的掩护下，冒着俄军的炮火，30日20时左右，近卫师团和第二师团的浮桥均已架好。

5月1日5点，近卫师团与第二师团齐头并进，强行渡江，任枪林弹雨的拦截，士兵们甚至顾不上还击，个个争先，很快就踏上了大清的土地。近卫师团正面仰攻九连城的俄炮兵阵地，第二师团则沿江岸南下攻打安东县城沙河镇外的俄步兵阵地。

7点，天色已明，大雾散去。俄军九连城与虎山上的大炮开始猛烈轰击三路日军。不过，为时已晚！三路日军在榴弹炮与舰炮的强力掩护下，冒死进攻。一个多小时后，上游的第十二师团率先告捷：已于8时许将虎山的俄军阵地攻克。随后，第十二师团绕过虎山，徒步涉过鸭绿江上游的叆河，从北方往九连城包抄下来。

虎山失守，让九连城的俄军人心大乱。指挥官卡希塔林斯基少将急调西伯利亚炮兵旅的一个连到九连城增援，但九连城已经被近卫师团的步兵团团围困，日军骑兵又阻击了炮兵连的增援。山上山下，一方死守，一方强攻，一时呈现胶着状态。

下游的日军第二师团则顺利逼近了沙河镇，与俄步兵开始了激烈的厮杀，最终通过残酷的肉搏战把俄军逐出城区。俄军在撤退时纵火焚毁了来不及运走的军备物资，不料，却引燃了民宅，使大半个安东城陷进了火海之中。

至8点50分，俄九连城炮兵阵地终被近卫师团攻陷，在一片狂热的“万岁”的欢呼声浪中，日军旗手把一面太阳旗升上了九连城高地。

10点25分，黑木为桢向大本营发出了第一份报告。

17点30分，第一军司令部从韩国境内迁到了九连城。

只用了一天，这发誓要打败白种人的日本老将军，就初步实现了其夙愿。

他的对手，俄军东满支队的司令官扎苏利奇陆军中将，正是一个自大的种族主义者。鸭绿江交战前，俄远东陆军参谋长萨哈罗夫中将曾提醒他说：如日军兵力和武器装备占优，不妨暂且退避。对此，他嗤之以鼻，说：“日军不是欧洲诸国的军队！”结果，黄皮肤的对手给他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

鸭绿江之战又称九连城之役，是日俄两国陆军在大清本土的第一次交火，以俄军溃败而终结。

是役，据黑木军向大本营发回的报告称：日军参战兵力为1.88万人，计有223人阵亡，816人负伤，伤亡者总计1319人。

根据日军掩埋的俄军遗体统计，俄军有1363人阵亡，其中有将校6人，约有1122人负伤，613人被俘。据战俘交代，东满支队最高指挥官札苏利奇中将和鸭绿江前线指挥官卡希塔林斯基少将也都负伤而逃。21门速射野战炮、8门速射机关炮、63匹战马与驮马，成了日军在日俄战争主战场上的第一批战利品。要兮！大洋马！这是日军第一次俘获俄方的军马！

岛国本土的马都是蒙古马的后代，在狭窄的岛国生存久了，品种退化，竟比蒙古马更加矮小与乏力，平均身高只有不到1.4米。而且，早先，日本人尚不懂骟马，致使服役的公马随处发情，扰乱秩序。虽说甲午之战时日军已经有与阿拉伯公马改良过的军马了，但仍与平均身高1.6米以上的俄国军马不可同日而语。同样重的炮车，日军要用8匹马才勉强拉得动，而俄军只需6匹马即能顺溜地拖走！而且，俄人的大洋马训练有素，听从喝令，不像日本马那样在战场上一闻炮声即惊慌乱窜。所以，对日军而言，得到一匹大洋马，其意义不亚于缴获了一门敌军重炮。

征得黑木司令官的同意后，骑兵第二旅团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爽快地把这63匹大洋马装备了所属的骑兵十五、十六联队。

日军在步步紧逼，俄军在节节败退。鸭绿江之役的结果，不光震惊了近在几百公里之外的俄国“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和俄远东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也震惊了圣彼得堡的帝国君臣们，而且，也让西方各国陡然对日本刮目相看，欧洲人对战争胜负的预测，似乎顿时明确起来。

据苏联史学家列维茨基在《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书中称：因九连城战役，西方开始“流行一种看法，认为日本大约可以获胜，至少不致遭受决定性的失败”。列维茨基还说：为此，盟国英国政府不再犹豫，答应了日本政府借款的请求。

有了源源输入的资金，日本政府才能将战争进行到底。

俄军弃守凤凰城

1904年5月1日那一天，俄军的悲剧并没有谢幕。

从鸭绿江边溃退的大批俄军，黄昏时赶到安东与凤凰之间的汤山城。不料，城里突然射出了拦击的炮弹和枪弹！原来，守备汤山的哥萨克骑兵们根本没料到：部署在鸭绿江边的上万名陆军兄弟们会如此迅速溃败下来。薄暮中，他们蓦然发现有大部队出现在视野。过度紧张的指挥官误以为是日军来袭，慌忙下令开火。等看清楚是自己人以后，为时已晚，城外倒下的俄军死伤者已多达200余人。

第二天白天，汤山城南的高地上又远远出现了一小队骑兵队伍。这一次，守军没再开火，因为指挥官以为还是从前方撤下来的友军弟兄呢！不料，指挥官再一次判断失误——真的是敌军来了！

只不过，来犯的只是日军近卫师团的骑兵侦察队，总共只有十多个人。日本骑兵们抵近汤山城时，没敢贸然进城，而是绕城侦察起来。岂料守军早已风声鹤唳，误以为日军大部队已经穷追过来，正在实施包抄战术。于是，指挥官一声令下，全部守军跨上战马绝尘而去！寥寥几个日本骑兵，竟然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汤山城！

5月3日，日本骑兵出汤山继续跟进，至6日清晨，便出现在了凤凰城外的东北角。想不到，驻扎在这座古城内外的俄军骑兵全无斗志，见到日本兵骤然出现，并袭击了一队俄军骑兵后，便惊慌过度，未加抵御，就全体撤往辽阳方向。因为撤退过于仓猝，他们还没来得及毁坏军火和物资，只点着了一条街，就匆匆逃走。剩在原地的38.7万公斤军粮、200袋食盐和350枚炮弹，都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凤凰城，即现今的隶属丹东市的县级市凤城市，20世纪50年代，因与湘西凤凰县重名而改今名。

凤凰是一座古城，汉武帝时即立武次县，属辽东郡辖，清时为奉天东边道所在地，满人居多。该地山高林密，易守难攻。俄军本想以凤凰城、辽阳与大石桥互为犄角，不料，把守该“角”的700多名哥萨克骑兵和500多名步兵实在窝囊，竟然未作抵抗即弃城而逃！

至5月11日，日本第一军已经将中朝边境地区的俄军全部驱逐干净，继而开始向俄军统帅部所在的辽阳城进发。

日本第二军顺利登陆

日俄战争期间，有一处大连郊外的地名，一时名扬世界。这个地方，就是今大连市金州区所属的盐大澳。

“澳”即海口，如同我青岛本名“胶州澳”。盐大澳不是具体的屯名，只是沙河入海口一带海面的称呼。从北边的杏树屯，到南边的侯家屯，是一片长达十几公里的面南的开阔海滩，位于旅顺口以东，距辽东半岛蜂腰处大连湾一带只有五六十公里，距旅顺港也不过100多公里。

甲午战争期间，大山岩统辖的日本第二军是在盐大澳以东的庄河县花园口海滩登陆的，盐大澳比花园口深入旅大方向70多公里。10年前，清军在花园口没有设防；10年后，俄军在盐大澳也没有设防。小鬼子真有鬼运气！

就在日本第一军占领凤凰城的那一天，即5月5日，没费一枪一弹，日本联合舰队海军陆战队的突击队员就占领了盐大澳的这片海滩。突击队指挥官油谷坚藏上尉下令将日本国旗插上了岸边的台山之巅。太阳旗升起之后，停泊在远处的23艘运输舰上的第一军先遣队开始了大规模地登陆行动。

从这一天清晨开始，一直到5月13日下午为止，总共用了8天7夜的时间，登陆的日本第二军第一师团和第三师团才全部上岸。

大本营给奥保巩下达的任务是，登陆以后，快速切断旅顺要塞与辽阳方面的交通线。

57岁的奥保巩，和第一军司令官黑木为桢一样，也是拥有大将军衔和男爵身份的军事参议官。

奥保巩出身于小仓藩（福冈），是日本军头中少有的非萨长籍人士，还是参加日俄战争的唯一非萨长籍的军司令官。10年前的甲午之战，他任第五师团的中将师团长，率部从朝鲜的平壤一路打到辽东半岛的牛庄，是个性格勇猛但为人却十分谦和的军头。因双耳几乎失聪，他不得不靠笔谈与人交流。大概也正因为耳背，所以，他不像其他几位军司令官那样，总也离不开参谋长的辅佐，而是凡事亲为，军务独断。

第二军是第一军从日本出发以后，于3月15日编制的，阵营比第一军更为强大——

第一（东京）师团，师团长伏见宫贞爱亲王，陆军中将，46岁，因是孝明天皇养子，故系明治天皇之弟。

此处插播几句：无论是甲午之战还是日俄战争，日本均有多位亲王参战，且职衔与同资历者无异。前面提到的隶属第一军的骑兵第二旅团的少将旅团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是一个，伏见宫亲王又是一个，10年前，任第四旅团少将旅团长，先后率部攻打过金州与台湾嘉义；10年后，任第一师团长。虽系皇族，但在军中晋升的速度和同级的袍泽完全一样。

第三（名古屋）师团，师团长大岛义昌，陆军中将，长州藩籍，54岁，甲午之战任第九旅团少将旅团长，是第一个率日军出国作战的将领，10年前的牙山一役，该旅团大败清军，之后，他挥师强渡鸭绿江，连续突破九连城、凤凰城的清军防线，一直打到牛庄。此人有个外姓的后裔，即他外孙女静子曾嫁给的本藩的安倍宽，生下儿子安倍晋太郎后离异。而安倍晋太郎的次子，即当下正第三度担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安倍晋三。按中国人的精准称呼，这个安倍晋三是大岛义昌孙子的孙子。

第四（大阪）师团，师团长小川又次，陆军中将，小仓藩籍，56岁，十余年前《清国征讨方略》的撰写者，甲午之战任第一军少将参谋长，即山县有朋的主要幕僚。

第五（广岛）师团，师团长上田有泽，陆军中将，德岛藩籍，甲午之战任第五师团少将参谋长。

第六（熊本）师团，师团长大久保春野，陆军中将，58岁，静冈籍，甲午之战任第七旅团少将旅团长。

第八（弘前）师团，师团长立见尚文，陆军中将，桑名藩籍，59岁。第八师团为新建师团，虚龄六旬的他为首任师团长，也是参战岁数最长的师团长，甲午之战他任第十旅团少将旅团长，也是率所部从平壤打到辽东内陆的侵华元凶之一。明治初年，他曾是幕府军队的一员猛将，打起仗来不要命，故有“陆军第一悍将”之称。

炮兵第一旅团，旅团长内山小二郎，陆军少将，鸟取藩籍，45岁，甲午之战任第一师团大佐参谋、代参谋长。

后备步兵第十一旅团，旅团长隐歧重节少将，甲午之战任第一师团第一旅团第一联队的大佐联队长。

第二军总人数超过了10万人。

正因阵营庞大，所以，尽管东乡平八郎派海军陆战队收集了众多的商船与渔船前来摆渡，尽管各部工兵部队抢修了多条栈桥，第一师团和第三师团仍耗时多日才全部登陆。

第四师团是5月7日从大阪出航，在貔子窝上岸的。

第三、第四师团将是攻打金州的主力部队。

奥保巩发出“劝降檄”

谋划周全的日本军部，不光为“露军”官兵准备下了足够多的炮弹与子弹，而且，还为对手备好了瓦解其斗志的《劝降檄》。

第二军各师团一登陆，各种渠道即送进敌军阵营印刷好的一纸俄文。

百余年后，看这道扰乱俄国军心的檄文，真是写得不赖！既有理，又有力，还有礼呢！且耐心读之：

此次各位参与之战，是不正不义之战；各位保卫之国，是凶暴无道之邦。露政府一向以劫夺他国政府、灭亡他国社稷为能事，只要达此目的，无论何法，一概不避忌！

自露国建国以来，屡出无名之师；侵略邻邦，贪婪无厌。尤其著名的，如灭波兰及中央亚细亚数独立国，抢夺波斯、土耳其、罗马尼亚及中国的领土。抢夺他国领土以后，便虐待其人民，束缚其自由，妨害其宗教，残酷之事，不遑枚举，其横暴政策，与露国人民绝无裨益，又白白浪费了民脂民膏，使露国人民负担重税。

时至近日，露国政府以辣手攫取中国的满洲并危及朝鲜，致使远东秩序大乱，世界和平被破坏。我帝国政府，因自卫而与之布告宣战，我英勇之陆海军，自始至终严守国际法之规则，慎重交战，所以不出数月，就致露国东洋舰队几乎覆灭，露国陆军也在鸭绿江畔第一战中一败涂地，死伤达三千人。天神佑我皇帝，我军又受委于君国，故能旭日旗到处，敌军全灭。

各位不幸是露国之兵，被政府所逼，抛妻别子，进行悖人道、逆文明之战，是不是太野蛮？各位的同伴，良心发现后投降于皇军者，已不乏其人。我军以人道为主义，凡携枪械来投者，决不加害。鸭绿江之役，投奔我军五百余人，都得到了厚道对待，现都在山清水秀之日本安全休养。胜利一定属于我军，此已无可置疑。凡属生灵，皆为天神之赤子，都应得到保护。天神对各位的政府，早已判决，其命运危若朝露。各位何必为如此强暴的政府效死力？各位露国官兵，请速丢下武器，投降我军！

切切特喻！

日本皇军第二军司令官 奥保巩

大日本国明治三十七年五月

写得真是挺好，也动之以情了，也晓之以理了。但是，你一个日本军头，不待在列岛上保家卫国，怎么到大清的土地上来散发什么“劝降檄”？同样在第三国的领土上打仗，难道你们的官兵不是“抛妻别子，进行悖人道、逆文明之战”吗？

强盗历来如此，每每能一眼看穿另一伙同行的狼子野心，却老是忘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以为自己才是替天行道的正人君子呢！

不知日本人的“劝降檄”劝来了多少俄军官兵，不过，从日军后来屡屡付出的惨重代价来看，捡到此“劝降檄”主动来降的敌人大概极少，俄军士兵的顽强斗志和凶猛素质一点儿也不比日本人差。

俄国“总督”差一点成了日军俘虏

日本第二军登陆以后，行动不可谓不神速。

5月5日，第一、第三师团开始登陆，当天，第一师团即派出斥候队（侦察队）即远赴金州街区侦察，第三师团则派步兵第三十四联队挺进普兰店和貔子窝一带。

6日早上8时左右，日军第三十四联队的2400多人突然出现在了普兰店。当地的俄守备部队只有100余人，猝遇强敌，惊恐失措，稍作抵抗，便自焚火药库后撒丫子狂逃了。

就在此时，从旅顺口方向驶来一列火车，风驰电掣地驶过了普兰店站。等日军看清此列车只有几节车厢时，列车已经呼啸而去，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日军没能拦截下那列火车，但却按计划破坏了普兰店站以南的铁路桥，剪断了通向奉天和旅顺的沿线“德律风”（telephone，电话的旧称）电线。

旅顺自此与外界断了联系。

当时，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擦肩而过的那列专车上，乘坐的正是俄国“远东总督”兼“远东陆海军总司令”阿列克谢耶夫！

原来，正在旅顺口视察的阿列克谢耶夫，惊闻日本陆军开始在距旅顺口只有100多公里的盐大澳登陆，大为惊恐，当即于前一天上午11点登车出发。万不料，一觉醒来，他竟差一点做了日本人的俘虏！这家伙真是命大！

战前，狂妄的阿列克谢耶夫曾一再向沙皇打保票，说“日本海军不可能战胜俄国海军”。不料，战争只进行了两个多月，太平洋舰队非但没完成沙皇所期待的夺取制海权以遏止日军登陆的任务，反倒自身严重受损，7艘战列舰有3艘受损，1艘沉没，而沉没的正是舰队的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随舰殉难的就有刚刚上任的帝国海军名将马卡洛夫！

让阿克列谢耶夫失望的是，继任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彼索勃拉索夫滞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无法前来履任，而他推荐的代司令、原舰队参谋长维特哥夫特少将，偏偏又是个过于谨慎的人，总以各种借口拒不出海与日本人交战。阿列克谢耶夫只能一边督促其积极应战，一边焦灼地恳求库罗帕特金赶快派兵增援旅顺。

名义上，阿列克谢耶夫有权监管库罗帕特金，虽说两人平级，都是帝国上将。开战以后，沙皇即明令：“远东总督”兼任俄远东陆海军总司令。下派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赴任远东陆军总司令时，沙皇并没同时免除阿列克谢耶夫兼任的总司令一职。所以，阿列克谢耶夫自觉有权力要求库罗帕特金接受自己的意见，发兵阻止日军对旅顺口的围困。

可是，库罗帕特金总是一成不变地如此回复道：旅顺凭借坚固的要塞和海陆军的协防，固守一年半绝无问题！16个月后，他必亲率大军为旅顺解围，直至把日军赶下大海。以辽阳与奉天城附近的现有兵力，不足以防御日军主力部队的进攻，所以，非常抱歉，云云。

对库罗帕特金的不愠不火的拒绝，阿列克谢耶夫实在恼怒，却又鞭长莫及。万般无奈的“远东总督”，只得电奏圣彼得堡，恳求沙皇亲自给库罗帕特金下令，以“旅顺失守将造成莫大的国际影响”为由，催促库罗帕特金尽快出兵。

开战以后的俄皇尼古拉二世，着实已慌了手脚。从政治上考虑，他认同阿列克谢耶夫的提议。于是，沙皇亲自给库罗帕特金写信，而且，不止一封，颇有分寸地催促自己的这位侍从将军：宜从速派兵阻止日军对旅顺口的围困。

想不到，正如中国人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库罗帕特金居然连沙皇的面子也不给，执拗地在给沙皇和阿列克谢耶夫的复信中，老调重弹！

苏联史学家罗曼诺夫在《俄日战争外交史纲》一书中告诉世人：

整个5月份，阿列克谢耶夫、尼古拉和库罗帕特金之间都就援救旅顺口一事没完没了地书札往还。

阿列克谢耶夫的“总督府”设在奉天城里，而库罗帕特金的总司令部设在辽阳火车站。两地相距仅70公里，但库罗帕特金从来不到奉天与阿列克谢耶夫相商军务，而且，也从来不邀请他到辽阳指导工作！郁闷的“总督”兼总司令，只好每周三次派其参谋长前往辽阳监督库罗帕特金的所作所为。如此一来，库罗帕特金更加恼怒，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当时，就有德国战地记者向柏林发回了这样的报道，直言“远东总督”留在大清国是个累赘：

库罗帕特金将军与阿列克谢耶夫“总督”彼此不合。阿列克谢耶夫经常发出与库罗帕特金相反的命令。此“总督”以沙皇的代理人自居，每星期必派他的参谋长前往库罗帕特金处三次，以检查总司令的作为。此人在满洲实属多余之人，不光无用，而且对陆军大有损害。

而且，已经被外人看出来是“多余之人”的阿列克谢耶夫，为了体现他才是远东第一统帅的所谓事实，毫无必要地安排自己时常北上，沿途视察各地防务。可悲的是，他的出行，总是以耽误俄军调动为代价。

有苏联史学家罗曼诺夫记载：“他从此不得不乘着华丽的专车，延误铁路军运，往来于沈阳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天哪！从沈阳经哈尔滨到海参崴，一来一往，要多少天啊！大敌当前，恶战在即，这个死胖子真是作孽！

一筹莫展的俄军总司令

辽阳古城外的火车站上，飘扬着俄帝国的国旗。西边的铁路线上，停着2辆机车和12列头等车厢。这就是俄远东陆军总司令部。

从3月28日抵达辽阳以后，每天清晨，56岁的库罗帕特金总会骑着马准时来到他的司令部。因为战争爆发，整个南满铁路已经成了军用专线。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1848年生于普斯科夫省的一户乡绅之家。受退役陆军上尉父亲的影响，16岁时他就投军，两年后参加了帝俄对中亚国家的征战，20岁时晋为陆军中尉，22岁就因战功而被破格晋升为陆军少校。他被破格晋升，无疑与其作战勇猛有关。

《日俄战纪》上的“苦鲁巴金”，是个有着非凡经历的传奇统帅，说他早年还是陆军大尉时，某次战罢，回到军营，面见其统帅“史可柏勒善”时，把在场的外人吓了一大跳！“史可柏勒善”，即沙俄征服中亚诸国时的名将，后译斯科别列夫。一位在场者写道——

苦鲁巴金身负六创，流血淋漓，略无仓皇之色。至将军前，行礼如故。将军劝往病院就医，苦鲁巴金冷笑曰：“否否，余尚有应办之事未了也。”至后，始知其复随将军激战者十次。呜呼！可谓勇矣！

在俄国与土耳其的第十次战争中，这位“苦鲁巴金”也曾创下死里逃生的奇迹：

苦鲁巴金负伤昏卧，终夜不得救。时值严冬，寒风凛冽，而士兵之死者叠卧其上，得不冻死。比晓渐醒觉，由尸间匍匐而出，至营，人皆疑为鬼。

总之，库罗帕特金是个异常骁勇的战将，因战功而历任外高加索集团军司令、中亚总督和总参谋长、陆军大臣，其职业生涯十分值得炫耀。不过，年轻时勇猛超群、不畏牺牲的猛士，到了暮年，步入政坛以后，反倒成了日本人所说的“思虑周全，遇事多疑”之人。

离开圣彼得堡前，他曾向沙皇呈上了他的对日作战方略，即海军务必掌握制海权，才能阻止日本陆军在满洲的登陆；一旦日军登陆成功，则现在满洲的俄陆军主力收缩在辽中平原与敌相持，等到足够的俄军抵达满洲之后，再与日军进行决战。这位陆军上将预期，战争将历时16个月，最终以俄军大胜而告结束。

该方案得到了沙皇的首肯，因而成为战争的指导方针。

库罗帕特金估算，至少要有30万俄军投入战场，才能将日军逐出满洲。而现在整个满洲各地的俄军，只有22万人；集结在会战地辽阳一带的俄军，总共才4万多人，这让总司令屡生捉襟见肘之痛感！

总司令对本军参战人数的估量，比战前“远东总督”估量的多出了整整一倍。阿列克谢耶夫认为：俄军与日军的比例，只要达到2∶3即可，即只需动用东西伯利亚军区的4个军，就能抵御并歼灭日军。更为可笑的是，这位连马都不会骑的海军上将，竟然把陆战的周期定为“3个月之内”！然而，日俄地面战争的第一仗，即九连城一役，便让大腹便便的他大跌眼镜！

据前方报告，日军不仅拥有人数上的优势，更拥有令人骇然的士气！而且，日军统帅的指挥水平和火力配置，也都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众所周知，早在离开首都之前，库罗帕特金就是公开的反战派，曾一再公开表示过对主战的“远东总督”的不屑。现在，为了俄国的荣誉，库罗帕特金不得不耐着性子，一遍遍地以彬彬有礼的词语，反驳着阿列克谢耶夫的各种诘问。

让库罗帕特金恼怒的是，明明是阿列克谢耶夫力主对日一战，并且再三对沙皇保证：俄海军绝不会被日本人战胜！但战争的第一天，此人经营多年的太平洋舰队就吃了个大亏，被偷袭的日本人堵在旅顺口里，打坏3艘主力战舰，而且至今也不敢出海迎战。日本第二军之所以在大连郊外成功登陆，还不正是俄海军的毫无作为？所以，库罗帕特金认为，如果太平洋舰队不能截断日本人的海上通道，单凭为数不多的陆军在如此宽阔的海岸线布防，根本无法抵挡日军大部队的登陆。所以，他思量再三后决定：与其分散兵力阻遏敌军登陆，不如放其上岸，在辽阳与敌主力进行一场会战。他要告诉阿列克谢耶夫和国内质疑者的是，战争是以消耗敌军实力为唯一目的，而非一城一池的得失。

前面说了，库罗帕特金率司令部3月28日进驻辽阳城。想不到，只过了9天，即4月6日，自以为了不起的阿列克谢耶夫就来辽阳“视察”了！两位互不服气的上将的相见，虽其细节未见披露，但其结果可想而知。

不知此时的库罗帕特金，是否在后悔：当初为何没听从维特阁下的提议，一到任就将阿列克谢耶夫逮捕并遣送回国！

因天气转暖，冰雪消融，铺设在贝加尔湖冰面上的临时铁轨已经于4月中旬全部拆除。运兵任务又回到从前的靠轮渡一船一船地摆渡的老办法上了。大批俄军还在贝加尔湖沿岸缓慢地蠕动，这位统帅一筹莫展！

辽阳城内外已经驻扎着4.8万俄军，以致辽阳城四周数公里以内的所有民宅被征作了营房犹嫌不够，总兵站只得从当地商贩那儿订购了360万磅的黍秸和更多的玉米，分成三四十处，屯于城北，以搭简陋的屯兵窝棚，亦即东北人所说的“干打垒”。

好在，经过7个月的建设，辽阳城的立体防御体系已经大体完成。城外，每隔2.5公里兴建的炮台已经竣工，东、西、南、北4座城门外，总共12座炮台上的大炮已经架设完毕。

辽阳城外，是两道长达30公里的工事，所有的高地上都安置了大炮，铁丝网、堑壕，交叉火力点，织成了严密的防线。

在俄军看来，日本人只能用士兵的躯体填满宽大的堑壕，才能跨过这两道防线。

国人在战争缝隙间生存

如此大规模的工程，能在短时期内完成，当然全靠既能干又会干而且也愿意干的大清百姓了。

尽管大清国已经明确规定，本国人民不得以任何形式帮助交战国，但毋庸讳言，战争期间，日俄两军都曾招募过战地民众。

朝廷给战地民众嘱咐的是：左邻右舍，都是强悍人家，硬要在咱这个有名的病夫家里交战，咱无力驱赶，而其他远邻们又不肯相助，那咱就只能划出一块地场儿来让他们开打；打斗过程中，若毁了咱屋里的家什，砸了咱院儿里的盆盆罐罐，绅民们都一一记着，等他俩打够了以后，再由朝廷出面找他们作价赔偿。

至于清廷通过袁世凯密派极少数青年军官加盟日军谍报队一事，天机不可泄也，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接下来，就是交战区老百姓自己的理解了：既然国家都挡不住两个强邻要在俺们家乡交战，让家园成了战地，庄稼毁于炮火，那俺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哪个强邻出钱相求时帮他一把？国人一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所以，这一次，也有人也“吃”这一场战争嘛！

于是，上至枢臣与疆吏，下至辽宁大地的平头百姓，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日俄交战的漩涡里。当然，上层多考虑国家利益，底层多盘算自家私利。

宏观而言，这场不义之战给战地的大清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有的家庭流离失所，甚或有人死于战乱。但也有战地人家因这场战争，意外地改变了生活，甚至积攒下发家的资本。

《日俄战纪》第十二编上，记载了鸭绿江战役打完后，大清国人踊跃前往两国边境地区经商的一时之盛：

满洲人民欲入日军占据地开设商店，其追随第一军后而往者，安东县市街约千余人，凤凰城五百余人。

日本记者想必也不清楚，不畏艰险前往日军辖区经商的，没有几个土著的“满洲人民”，而大多是胶东半岛过海去“做买卖”的移民。老一辈东北人也没有不知道这样一句谚语的，叫“蓬莱腿子，黄县嘴子，掖县鬼子”，说的就是蓬、黄、掖三县在东三省经商的人跑得远，会忽悠，心眼儿多。闯关东的胶东商人，组成了烟台商会。会董们的店铺，从旅顺口到哈尔滨，从大连湾到到海参崴，到处都有。光绪三十年六月初十（1904年7月22日），山东巡抚周馥向北洋大臣袁世凯转呈烟台商董们呈报的《战地商产损失赔偿案》，称：“前以旅顺口、大连湾、青泥洼、海参崴所寄财产货物等项，约计不下千百万（两）。”我耐着性子数了一遍报损的商家名称，竟多达369家！

因要求开店的人太多，日本第一军总兵站不得不制订了统一的经商管理办法，并明确规定：

营业种类及其方法，若经司令部查明实有扰乱地方安宁、妨害军队行动者，不论日本人、中国人、外国人，概加制裁。

上面说过，辽阳城数公里以内的所有民宅，都被俄军租作了营房。尽管富裕人家不得不拖家带口，背井离乡，到别处去生存，但毕竟能当一回房东，赚一笔“俄帖”了。

俄帖是东北人对卢布的叫法。自华俄道胜银行成立后，随着铁路的延伸，东北地区就流通起了俄帖。

俄军希望当地的青壮年都不要离开，因为，他们需要大量的“苦力”。为了招募到抢修工事的农民，俄国政府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战前，俄内务部就为俄军在满洲招募“苦力”定出了工资标准，日本人按日元折算了一下：

（清国劳工）每日所得工资，系日金一元。……较之常价已增三四倍。

“日金一元”，这真是高得让人很难不动心的大价钱。

收入更高的，是那些赶着自家的大车前来应征运输军用物资的大清国人，不管是马是骡是驴，也不管是几头牲口和几个赶车的人，俄军为每辆车开出了日薪5元的大价钱！这简直是高诱惑嘛！一时间，辽宁各地竟有300多辆马车受雇于俄军，组成了往前方运送军用物资的运输大队。

我查阅了明治三十七年（1904）的日本工人的日平均工资，为每天29.5钱（100钱=1日元），而当年日本的一石大米（约60公斤）为13元21钱。一个普通的日本家庭，每月5元即可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

因为中国货币从不以钱为单位，所以，我一时弄不清楚“钱”的概念。但当我把日元的“钱”与人民币的“分”画了等号以后，困惑便迎刃而解，1钱即1分，10钱相当于1角（毛）嘛！

笔者在前面说过，日俄战争时期的日元与百年后的日元比值，约为1∶20000。也就是说，给日本人干一天体力活，就能挣现在的2万日元，赶上一天马（骡）车，就能挣到10万日元！按此算法，凡给俄军打工的大清劳工，日工资确实比日本职工高很多，甚至高到了不相思议的程度！

当年的日元，和大清国的银元汇率差不多（银元稍高）。若换成银元，好家伙，一个“苦力”干上4天，收入赶上知县大人1个月的俸薪了！须知，大清国的正七品文官，年薪正俸（不含禄米等）为45两白银，平均每个月还不到4两白银呢！为俄国人打工，只要出力，就能脱贫，还有这等好事儿？

客观地说，日俄战争期间，无论是旅顺口还是整个奉天，很多大清人都是为了赚钱而在先后为俄军与日军做事。

且看《康平县志》大事记中的一条记载吧，是战前该县向奉天将军增祺打的一份有关匪情的报告：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9月15日，候补知县张青云呈奉天总督部堂称：“月初有俄民车三百七十余辆自铁岭拉运辎重，出法库顺边条西行，驶至库噜之哈尔套街，被白音代乃率其股匪拦路劫掠。”

喏，俄军征用的民车实在不少，而辽东半岛上的土匪也实在太多！

日本人打跑俄国人以后，也如同他们的死对头一样，大力高价征召民伕。日军的事，后面再说。还说俄军占领辽阳时期吧！

早在几年前，随着俄军的进驻，会讲俄语的大清人突然吃香了。试想，从俄军总司令部到各部队机关，哪一级能离得开翻译？俄军步兵与骑兵的每个连队，也要雇佣大清人为向导，要不然，那还不正是盲人骑瞎马？再看庞大的军事工事，无论是修筑堡垒、炮台的，还是挖壕沟、拓宽马路的，也无论是往前线运送军用物资的，还是替俄军在防线上布防铁丝网的，哪件事离得开大清国翻译与大清劳工的沟通？

东三省会说俄语的人不在少数，这自然与俄国人修铁路有关。五千华里长的大铁路，修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就要受俄人之雇当劳工挣俄帖。自铁路开工5年以来，有多少大清人当过劳工？其中又有多少劳工能自如地与俄国工程技术人员对话？前面提过的我掖县老乡张宗昌和平度的杨明斋，都是在闯关东时学会说一口流利的“毛子话”，进而改变了人生。满洲大地上，会说“毛子话”的平民百姓当不在少数，所以，库罗帕特金的军队就总也不愁找不到合适的翻译。

因为日本间谍长相与大清人一模一样，防不胜防，所以，俄军总司令部曾公开张贴布告招聘俄语翻译。

且看当年报章上的一则消息：

大石桥、海城各处俄兵现募翻译华人四十余名，分派新民屯、田庄台、双台子、锦州、山海关各处，专查间谍。

不言而喻，没有会讲“毛子话”的大清人的帮助，“老毛子”们寸步难行。

众多翻译们受聘后，又按雇主的要求，陆续招来了各行各业的广大同胞。

最先到岗的竟然是各地的马贼，即骑着马四处打劫的土匪。经俄军的利诱，从鸭绿江边到辽西平原，奉天的大部分马贼都被俄军收编了。为区分这些来路不正且极有可能吃里爬外的异国战友，并解决标识上的难题，俄军司令部专门给他们订制了印有“大俄国亲兵”的汉字臂章和印有中俄旗帜图案的肩章。因臂章与肩章过于花里胡哨，故当地百姓称他们是“花膀子队”。

“花膀子队”的主要任务就是骚扰日军的补给线。对于有些不愿意为俄军干事儿的匪众，俄军事当局则给予粮饷遣散之。

除了招降土匪外，俄军还招募了一些大清良民入伍。于是，从辽阳乃至奉天，就出现了另外一些穿着俄国军服的大清人模样的士兵，他们与“花膀子队”的区别在于，人家人手一枪，他们则两手空空——这支“华军”是给俄军做辅助工作的勤杂工部队。

日本公使内田康哉曾为俄军在辽东半岛广招大清人从军一事，专门到大清国外务部去抗议过，那里的大臣们当面否认，过后再通知增祺等地方大员“妥善处之”。

据俄史记载，当年修辽阳至奉天的炮台，曾招募过数以千计的大清劳工。不过，俄人也如实记载，为赶工期，他们也曾“强执途人”，即把路经本地的青壮年行人强行劫为劳工。不过，“日金一元”的高得超乎想象的报酬，想必很容易留住被劫者。

凤凰城失守以前，俄军扩建了从辽阳至凤凰城的160多公里的山道。从前只是可容一辆马车通过的窄路，为了通过四轮炮车，需要扩成两丈宽（规定是7米）的大马路。靠七八百名大清人的突击施工，此路如期竣工。

往前线运输大量的军火和物资，全靠马车。汽车虽已在欧洲问世，但大规模用于战争，是10年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前面说过，俄军以每辆牲口车约5日元的高价（日本换算的），从各地雇来370多辆马车为他们往前方运送弹药与军用物资。因山高、坡陡、路遥、货重，每辆马车须要有两个车把式轮流驾驭，并由5匹牲口交替役使。这样一来，至少就要有六七百个车伕和一千五六百匹骡马上阵。如此一算，辽宁凡与战区沾边儿的家有大牲口的农民，大概都要奔走相告了。人们相约赶着马车来挣“老毛子”的钱，从辽阳到凤凰，5天一趟来回，沿途还有连山关等兵站接济，真是赚大发喽！

然而，随着凤凰城的迅速陷落，这条大道上的车轮滚滚、马蹄得得、人声不绝的场景骤然消逝。堆积在辽阳城外墙处的大批军用物资和粮食，也就只好继续堆积在那里了。

有道是“山不转水转”。同样是这块土地，也同样是这些人，在俄军撤走、日军占领之后，又轻车熟路地受雇干起同样的营生——开战前，和以前一样地挑着担子修筑战壕和炮台；开战后，也和从前一样，扛着担架去抬伤员和死尸。照样儿，大清人又凭一身力气从新的占领者手里获得了较高的报酬。

日本每日新闻社1979年出版的《日清·日露战争》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当时，替代军役夫而登场的补助运输兵待遇悲惨，冬天发的衣服破破烂烂，每天只有6钱工钱，这些人被中国人看不起，称为“日本苦力兵”。

瞧瞧，一个日本运输兵，一天才挣6分钱，岂不让中国人笑死？反过来看，战区人民从交战双方得到的劳动报酬，确实高得令我们难以想象。

先前给俄军打下手的“花膀子队”也一样，很多匪帮又开始为日军服务。

近年编纂的《铁岭县志》大事记中，有关“清光绪三十年（1904）”，是这样记载的：

正月二十七日（1904年3月13日）夜，抗俄武装将铁岭到哈尔滨间的铁路同时炸毁多段。

六月二十四日（8月5日）夜，抗俄武装集中3000多人，突然袭击了俄军设在铁岭的粮库，夺得大批粮饷军械，并将未能带走的物资放火焚毁。俄军被击毙和自相残杀死伤者约600余人。

在同一册《铁岭县志》中，另有文字称这些人是“群众武装”。其实，大清国哪有什么“群众武装”？而且是多达3000多人的“群众武装”？

按日本史料记载，这些人马，均属日本满洲军总司令部领导下的“满洲抗俄义勇军”，原先是各股散匪，现在是有组织的“勇士”。如此而已。

至于有的人为了赚更多的钱，铤而走险，受雇前去刺探对方的军情，那可就有杀身之祸了！战争期间，不断有大清国人被当成敌方的间谍被处决。正在日本仙台医专读书的鲁迅，不就是说看了大清国人被日军处决的电影画面以后，才深受刺激并毅然弃学的嘛！

当然，肯定也有被俄军和日军误杀甚至滥杀的。《康平县志》称，1905年，有18个从黑龙江南下经商者就在康平被日军当成俄国间谍活埋在县衙西坡，被当地人称作“冤冢”。

2014年9月11日近晌天，在旅顺区柳树房村西的铁道涵洞旁，该村75岁的村民周运清老人即对笔者讲：“当年，这个地场儿就是‘一本印’（日本人）枪毙老毛子间谍的地方，俺爷爷说，经常有外来的‘印’被拉到那里毙喽。”

关于柳树房和周家跟日俄战争的故事，后面再叙。

我们的权威史书，说到列强在华用兵一节，多数要用类似这样两句话来表述：一句是“当地人民流离失所”；一句是“无辜百姓惨遭杀害”。当地官方讲起异国占领时期，更是自动生成了“义愤填膺模式”。不过，在辽宁大地三度寻访日俄战场的时候，我也听到了另一种讲述。

至于那些头脑灵活的大清商贩，更是瞅准了一切可以赚钱的机会，从两个异国军队那儿挣钱。前面所说的日军强渡鸭绿江后，立马有很多“满洲商人”不顾人身安全，纷纷赶到安东和凤凰城做起了买卖，就很能说明问题。日军占领了海城以后，也曾报怨，因急需过冬的烧柴，本来海城一带的烧柴为每百市斤4元90钱，但因战线拉长，里程增加，烧柴涨到了每百市斤5元40钱。

对战区的中国人借机发战争财一事，清廷派来东三省巡视的两位大员并不讳言。烽烟散尽后，农工商部尚书爱新觉罗·载振秘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奉旨联袂而来，他俩就在考察报告中如实写道：

日俄之役，俄人市牛马草豆者惟吉林是资，力田之家，获利颇厚。

力田之家，即勤于耕作之家。

美国人马士等在其《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中，专门对日俄战争时期的大清商人的作为有过评说，称他们唯利是图的做法让“中国政府束手无策”：

中国商人们对于这个意外赢利机会的热衷，不亚于中国各通商口岸的外商们。凡是有机可乘的人，都是不分厚薄地以供应品供给双方。因此，交战国外交代表经常地抗议有利于对方的破坏中立的行为。中国政府束手无策……

莫道大清人重利轻义，不守承诺。对一个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而只认实惠的民族来说，为了生存，或为了生存得更体面一点，无论怎样选择也是合乎情理的。

俄军急募囚徒充军抵刑

对沙俄本国的一些人来说，不用花钱也能把他们动员上战场。

不信，你看——

因远东兵力不足，阿列克谢耶夫奏请沙皇，请特赦萨哈林岛（即库页岛）的罪犯调来满洲充任义务兵。

圣彼得堡那边立马接受这一建议，并很快制订出一套远东囚犯参战之规定：在押犯每服兵役4个月，外役犯每服兵役2个月，即抵刑期1年。

于是乎，远东各地的那些服刑犯，尤其是那些军事犯，近水楼台先得月，监狱长一公布此令，当即有人报名。在旅顺口太阳沟北部的关东州监狱（今“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恰好刚刚落成，尚未及关押犯人，旅顺军事当局索性把监狱改成了野战医院，监房成了病房。

不过，靠极少数囚犯来补充军队，实在是杯水车薪。

俄国人的最后一招儿，就是虚张声势了——

准备投入辽阳会战的俄军步、炮、骑兵各部，总计有22.5万人，但库罗帕特金和阿列克谢耶夫相约，对外宣称：参战俄军已达40万人。

上帝保佑，两位帝俄上将总算在蒙人并壮胆方面达成共识了。

第一场恶战在金州打响

从5月6日开始，日俄两军侦察部队即在金州外围频频接触并交火，双方各有伤亡，但损失寥寥，每天在三五人。

5月17日，日军大部队已经逼近金州城。在金州城东北的九里庄与陈家屯一带，日军与固守高地的俄东西伯利亚第四师第四团有了正面接触。一天下来，日军伤亡百余人，而俄军则丢下了30多具尸体向城内撤去，据日军战史所记，是日，俄军伤者300余人。

自此日以后，两军无日不战。

5月19日，日军独立第十师团在东港的大孤山沿海登陆。

第十师团长川村景明，又是一个萨摩藩籍的陆军中将，时年54岁，萨英战争、讨幕战争、西南战争，凡该年龄段的萨长藩的军人应该经历的战争，他一场也没落下。甲午战争中，他是近卫师团第一旅团的少将旅团长，率所部先后入侵过金州与台湾，是一个踩着大清人的血泊走到高级将领位置上的日本军头。

第十师团也是拥有2个步兵旅团、1个骑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1个工兵大队与1个辎重兵大队的整编师团，其步兵第八旅团少将旅团长，即二战时的日本元凶之一东条英机之父东条英教。

川村师团上岸以后，立即溯大洋河北上，直扑岫岩。岫岩与海城之间的析木城（今海城市析木镇），是通向辽阳的战略要地，有俄军重兵把守。第十师团的一期作战任务，就是攻克析木城。

在没有配置汽车的年代，若当地无铁路，则无论路途多远，所有进军都只能靠步行。

就在第十师团沿崎岖的山路向海城方向长途奔袭的时候，5月21日，日本第二军已经测得了俄军炮火的位置，并侦悉了俄军阵地的大体情况。

俄军南山炮台位于金州城外的南山上，距日军约8500米，计有150毫米重炮14门。南山阵地前，俄军架设了很长的铁丝网与地雷阵。

此时，第二军司令官奥保巩一直在等候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那边的消息。

当初，两位军头在联合舰队临时驻地相约，第二军完成对金州的陆上包围以后，海军从金州湾对俄军阵地发起背后攻击。然而，第二军已经布置到位，联合舰队却婉拒了联合作战的请求，原因是他们新近遭遇了“黑暗的一周”，多艘主力战舰无疾而终，元气大伤！

时不“倭”待！大本营给奥保巩下达了训令：无论有无联合舰队的援助，都要迅速占领金州和大连湾，切断旅顺口的后路。

5月22日清晨，奥保巩一声令下，近卫师团为中坚，第四与第三师团分列左右翼，3万多日军向俄军南山陆地发起猛烈进攻！

惨烈的金州战役打响了。

然而，俄军之强悍超乎奥保巩和各师团长的想象。靠优势兵力与炮火，至5月25日清晨5点半，日军终于顽强攻入到了龙王庙、三里庄、陈家庄一线，但伤亡之大，却超出了日本人的想象。面对各师团的伤亡报告，至上午9时许，奥保巩不得不下令停止进攻，以腾出时间让军伕们把满山遍野的日军伤亡者抬下战场。

此次“征露”，日军动员了20多万本国的无业人员和农民当军伕。10年前，甲午之战期间，也曾有十数万军伕随军行动。

5月25日当夜，天黑如墨，阴云低压。翌日凌晨2时，一声惊雷炸响，春雨随之而降。夜不能寐的聋子奥保巩，虽听不到雷声，却被窗外的闪电激醒了。他豁然开朗，当即口述命令：第一师团立即出发至南山东北，第三师团立即出发至南山之东，第四师团立即出发至金州之南与金州湾之东！

借雷雨的掩护，三军迅即动身，衔枚疾进，至天亮前，均已抵达指定地点。

天亮了，雨霁云散，俄炮台历历在目。担任正面进攻的第一师团率先猛烈开炮，拉开了惨烈的金州之役的序幕。第四师团和第三师团随后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对俄军猛烈炮击。按约定，联合舰队的4艘炮艇“筑紫丸”“平远丸”“赤城丸”和“鸟海丸”终于趁早潮赶来，在“筑紫丸”舰长西山保地中佐的指挥下，从金州湾海上向南山炮台背后实施了攻击。

然而，令入侵过辽东半岛的日本军头们始料不及的是，这一次，他们遭到的顽强抵抗与1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虽说俄军在南山周边的露天炮位多被日军炮火摧毁，但南山炮台仍没被摧毁，俄炮兵与步兵的火力都异常猛烈！尽管第一师团从清早5点半即攻入了金州城并逼近了南山，但打了一上午，却毫无进展！俄国人靠充足的火炮和新装备的10挺马克沁机枪，像挥舞俄式大镰刀收割旷野的麦子一样，狂扫着前赴后继的日军。

近中午时分，因怕退潮后被困搁浅，在海上助攻的“筑紫丸”等4艘日本炮艇退出了战斗，其中有1艘炮艇还被俄军大炮击伤。

此时，俄太平洋舰队的战舰也从不知什么地方开始一个劲儿地朝日军第三师团阵地猛轰，致该师团背后受敌，损失惨重。更为可怕的是，地面战斗打到白热化的时候，竟有一支俄海军陆战队乘多艘登陆舟抵近岸边！幸亏被发现得早，日军才及时将其打退回海里的军舰上。

至5月26日下午3点，奥保巩闻报，日军的4万发炮弹已近打光。他孤注一掷，下令全军发起总攻！随后，日军官兵狂呼着“万岁”开始向南山山头冲击。抵近俄军阵地前时，不料，地雷遍地开花！冲到铁丝网前的士兵，更遭到了俄军机枪与步枪的疯狂扫射！转瞬之间，日军尸骸相积。

被武士道精神洗过脑的日军的牺牲精神实在令人震惊！面对地雷阵与铁丝网，第三师团第三联队长牛岛少将决定从第三中队和第十中队招募敢死队员踏雷前进。他跃马挥刀疾呼：“为了胜利，有愿意跟我踏地雷者，请举剑！”想不到，全体官兵竟然统统举起了佩剑！他当即被感动哭了，遂下马与近前者一一相拥，然后，率敢死队踏入了死境。所幸的是，正在此时，日军的炮弹炸毁了山上的发电房，有士兵意外发现了连接地雷阵的电缆，这才让更多的官兵没在那一天为天皇尽忠。

就在日军步兵们踏着战友的躯体疯狂冲锋之际，4艘日本战舰趁着晚潮再度赶来，以重炮协助第四师团猛攻俄阵左翼。第三师团则继续冲击俄阵右翼。

俄左翼因已分兵增援右翼，渐不能支。天黑以后，日军第三和第一师团的步兵终于突破了几道铁丝网，扑到俄军阵前，随即与对手展开了更为血腥的肉搏战。刹那间双方尸骸相叠！

俄军失守金州

大家早已知道，俄国军队缺乏出色的司令官；大家也知道，绝大多数军官都是庸碌无能的……相反，俄国士兵却被认为是世界上优秀的士兵之一。

这是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在日俄战争期间所说的一段话，其根据是德国派来远东的一位有皇室身份的“观战武官”的观察报告。由此可见，俄军高官之平庸与士兵之英勇，有目共睹。

是的，正是靠一流的俄军士兵的顽强抵抗，日军猛攻数日，竟然进展甚微。

但也正如德国人所观察的那样，俄军军官普遍平庸，尤其是作为统帅的司令官，实在太差劲！让人想不到的是，在日军猛攻金州的关键日子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俄军金州、旅顺防区司令斯特塞尔中将竟然一次也没亲临现场指挥！

苏联史学家阿·伊·索罗金在《旅顺口的防御》一书中记载道：

斯特塞尔躲在旅顺口。他对战斗的领导表现在唯一的一封电报上，电报里他建议弗克在战斗中使用加农炮，然而这种炮并没有被安置在阵地上。

兼任金州防区司令的第四师师长弗克少将，在战役开始后仅3个钟头就离开了前线指挥所。原因是他看到敌军的强大阵式后，突然虑及阵地后方的金州湾了。因怕被日本人登陆抄后路，他匆匆下山去布置防务。南山阵地上，只有特利季亚科夫上校指挥的步兵第五团在与成倍的敌军苦斗。

近12点时，弗克派人给特利季亚科夫送来一张手令，称未得他的命令，不得撤退。午后，弗克再度送来一张便笺，提醒特利季亚科夫注意左翼。仅此而已。

如此这般，一个俄军步兵团，面对一个加强师（师团）的敌军的不间断的猛攻，苦苦抵抗。打到27日中午，俄军已经打出了7780发炮弹。眼看后继无弹了，步兵们不得不一遍一遍地跃出阵地与矮小的日军士兵拼刺刀，把一波又一波的日军打退下山，俄军自身的伤亡也无可避免地在不断增加，全团伤亡已过半数。

全线告急！可是，无论是斯特塞尔还是弗克，两级指挥官都没有向金州前线增援兵力和运送弹药！

快要撑不下去的特利季亚科夫团长只得派通讯兵给弗克送信，请示撤退。

在无线的步话机还没有发明的时代，前后与后方的联系全靠有线的“德律风”，一旦电话线中断，就全靠写信，由通讯兵骑马送快递了。

下午3点，弗克少将向斯特塞尔汇报了战况。

然而，直到日落前的5点40分，斯特塞尔的命令才送达前线：

应该谨慎组织撤退，所有能搬运走的武器和炮弹应利用战斗间歇和夜间搬运下来，装上火车。

此时，南山阵地上的所有大炮已均被敌炮摧毁，已经有790名官兵战死或失踪，634名官兵负伤。

俄国人索罗金不无感情地写道：

很快，俄军的右翼部队也开始撤退。但是在中央阵地的士兵继续顽强战斗。日军从各个方向爬上来，英勇的西伯利亚士兵们用刺刀迎接他们。但由于力量相差悬殊，全军覆没。一个人也没有投降被俘。

第五步兵团的人员伤亡见证了俄军士兵和军官的顽强与英勇，其中百分之三十七的士兵和百分之五十一的军官受伤或牺牲。

5月27日夜，日军照例停火休整。

残缺的第五步兵团趁夜幕的掩护匆匆撤下南山，乘火车退回了旅顺口。

按总司令库罗帕特金的指令，一旦金州失守，第四师退至旅顺口，与第七师共同组成旅顺要塞的防卫部队。

俄军失守金州，其主要原因是南山炮垒的设计并不合理，据那位沙皇派来的接任旅顺要塞司令的斯米尔诺夫中将说，他到旅顺伊始，即在巡视时，发现了按弗克师长的意见所修的南山炮台的分布有问题。但是，当他反映给防区司令斯特塞尔中将时，斯特塞尔竟充耳不闻！

其次，金州的失守，与俄军投入的兵力不足有关。

第三个原因，与前线司令官的指挥能力有关。斯特塞尔只“知己”却不“知彼”，即他只了解本军第四师的实力，但对敌军的真实战斗力却一无所知。

金州之役失利后，大批俄军退进旅顺。斯特塞尔这才根据库罗帕特金的训令，勉强把自己兼任的旅顺要塞司令的位子让给了沙皇派来的斯米尔诺夫。

当初，斯米尔诺夫抵达旅顺以后，斯特塞尔竟一直不肯将沙皇亲自任命的这一职务交卸给他，原因是他从阿列克谢耶夫“总督”那儿获得了一份手令：“斯米尔诺夫位列斯特塞尔之后。”

前面说过，斯特塞尔是个心眼很小的人。

东京不敢相信日军伤亡人数

经连日鏖战，日本第二军以极大的代价赢得了南山之役，成功截断了旅顺口与辽阳通道。

5月28日，奥保巩的第二军司令部向大本营发回了如下战报：

我步兵、炮兵和工兵分遣队已于5月27日上午占领南关岭，敌军向旅顺方向退却。位于大连西北处之三十里堡火车站起火。5月26日缴获50门火炮及其他物资。敌军留下400具尸体，我军伤亡人数推定为3000人。

大本营规定，参战期间，各军每天晚上要报告各师团的伤亡情况。

奥军报告中的“3000人”，让大本营的幕僚们大为吃惊，甚至有的参谋认为电报上多写了个“0”！然而，进一步的详细伤亡数目接踵而至后，大本营惊呆了——“阵亡749人，负伤3458人，伤亡共计4207人”！

因为有10年前攻克金州的旧例——乃木希典率第一旅团进攻此城时，遭到4000名清军的抵抗，乃木旅团竟以仅失踪1名士官、负伤25人、无人阵亡的微不足道的代价，就把清军打得尸骨枕藉，四处溃散。所以，人们不敢相信，能征善战的奥大将军，居然会让日军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才拿下一个金州！甚至有人在悲愤之余，提议对此役的伤亡惨重情况进行战地调查，以决定是否问责奥司令官。

其实，比比后来的更为残酷的战役，日军在金州城外的损失实在算不上惨重。

日军的阵亡人数并不止749人，还有许多日后死于野战医院的重伤员当时尚未统计在内。其中有一个25岁的少尉，就是一例，他在南山的负伤之处，后来被日本人立碑纪念。此少尉的故事，后面再讲。

是的，金州之役，俄军虽败，但伤亡远比日军少得多。日本人在自己的战史档案中，也不无遗憾地记载道：

是役，俄军将士死伤不多，日军虽胜，而死伤之数则三四倍于俄军。

占领金州以后，5月30日，奥保巩派出两支日军先遣队分别南下，攻占了青泥洼和普兰店。俄国人苦心经营的开放港口大连市区外围，只有俄步兵14团约2000步兵在防守，此外，在大连湾也有不到2000人的步、骑、炮兵驻扎。

5月31日，日军刚刚开始发起进攻，4000多名俄军即乘列车撤往了旅顺。

当日下午5时，奥军向大本营发出了报告：

我军先遣队已于5月30日占领大连，该地有100多座仓库、兵营，还有电报室。火车站未见损毁，有200多节火车车厢尚能使用，但附近所有小型铁路、桥梁均遭破坏。最大的一座码头已经凹陷，其余码头均未受到任何损伤。一只汽船在船坞入口处沉没。

东乡发布禁海令

陆军既已夺取了金州与大连，将俄国全部压制在了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旅顺口，为防止旅顺的俄舰队趁夜逃窜，并制止外界与旅顺口从海上有所联络，所以，5月26日，大本营授权东乡平八郎发布了《封锁宣言》，即禁海令：

本官遵帝国政府之命，自明治三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以帝国军舰之充分兵力，封锁且维持清国盛京省关东州南部，即由貔子窝至普兰店一直线以南之沿岸。对于破坏封锁之一切船只，依国际法及帝国与他之中立各国缔结之条约所容许者，采取一切强制手段。特兹宣言。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中将东乡平八郎

于帝国军舰三笠丸

大清的海域，一夜之间，被日本人的一通宣言给无限期地封锁了。

这一来，旅顺当局通过民间帆船往外送信的渠道也被截断了。

旅顺口成了一座孤岛。

辽阳博物馆与白塔。（2014年8月摄）

大本营制订宏大作战规划

前方进军顺利，让日本大本营的成员如释重负。6月10日，元帅山县有朋、总理大臣桂太郎、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参谋总长大山岩、参谋次长儿玉源太郎，会集大本营，协商并确立了作战指导大纲：

一、以大连湾为满洲作战各部队之根据地；

二、第一军、第二军、独立第十师团向辽阳推进，第一军实施右翼迂回包围；

三、发起辽阳会战，达到目的后，下一个作战目标应在哈尔滨；

四、第三军攻占旅顺，并在完成任务后转入野战；

五、在切实封锁旅顺，并能以部分舰队对付海参崴之敌时，以独立第八师团在北朝鲜罗津上陆，可能时进攻海参崴；

六、在适当时机准备编成混合旅团，以备攻占桦太岛（即库页岛，俄称萨哈林岛）；

七、随着补给线的延伸，准备逐次组建后备旅，以保护补给线。

战争已经进入了第四个月，国内常备师团几乎全已投入了战场，兵源与战备物资的补充，已经让小小的岛国感到了空前的压力。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决策者们只能一条道走到底了。

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长远规划，而且，按此规划，战争结束之日，不知猴年马月！为了赢得这场赌局，日本人把整个国家都抵押上了。对赌徒来说，豪赌的结果只有两个，要么巨利满钵，即国力陡增，国民富裕；要么倾家荡产，即山河沦陷，百姓涂炭。

全日本，只有一个人是清醒的，他就是没被召到大本营参与这次重要会议的头号元老伊藤博文。

有关伊藤氏对结束战争的另一种努力，本书将在最后一章细说。

[下卷]

旅顺203高地攻陷后，乃木希典（前排右四）与东乡平八郎（前排右五）会晤，与幕僚合影留念。

第三章 死抵与狂攻

第一季

乃木希典惨淡出场

1904年6月1日，日本广岛市大手町的一家旅馆里，走出了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军人。他身着军便服，胸佩勋章，腰挂长刀，脚蹬长靴，如同出征一般，走进了一家照相馆。

一年以后，所有的日本人都看到了此人在广岛留下的这张戎装单人照。不，确切地说，是三人合影，因为老军人右手持着一方小小的相框，相框里面是两个人的合影。那是他的两个儿子。

后来，因为有关教科书，几代日本人都知道了乃木希典与两个儿子乃木胜典与乃木保典的故事。

拍此照时，乃木希典的口袋里装着留在东京的老妻静子转来的《战殁者家属通知书》：

敬启者：

本军第一师团第一联队第九中队第一小队少尉队长乃木胜典君，已于27日下午5点30分在金州野战医院殉国。……

本以为要到满洲与儿子们相聚，共同为皇国与“强虏”作战，岂料，就在父亲出发的前夜，却得到了长子的噩耗！

长子胜典，25岁；次子保典，23岁。兄弟二人同在第一师团服役。乃木希典手里拿着的，是两个儿子出征前特意拍下的合影。离开东京的时候，他将这帧照片带在了身上。因从来不给儿子露个笑脸，所以，妻子私下里抱怨过他。但他带儿子照片出征的这一小小的举动，却泄露了他的不为人知的舐犊之情。

拍完照后，乃木希典给孤居东京的老妻拟就了电报稿：

长子光荣战死，吾满足矣。

奉大本营命令，第三军司令部率第十一师团即日起航。

5月20日，就在第二军打响金州之役以后，大本营宣布组建第三军，让人意外的是，已经离开军营数年的第十一师团首任师团长乃木希典，被天皇授予该军司令官。

之前的军司令官，均为有天皇的军事顾问——参议官身份的陆军大将，而乃木希典并非参议官，军衔也只是陆军中将。

第三军辖第一（东京）、第七（旭川）、第九（金泽）、第十一（善通寺）师团、后备步兵第一旅团、后备步兵第四旅团、炮兵第二旅团、攻城特种部队。其中第十一师团是乃木的嫡系部队，他是该师团的创建者。第一师团已在满洲战场，之前隶属第二军，因有金州南山攻坚战的经验，故大本营将其编入第三军。

按大本营命令，除第一师团之外，各有关部队立即向广岛集结并分期出征。

按日军建制，每个师团有1个炮兵联队。第三军却另编入了1个炮兵旅团和1个攻城特种部队，其中炮兵旅团拥有3个联队，特种部队更配有4个联队和1个独立大队，总共有了11支炮兵部队，炮兵配置之强大，为日本史上之空前。外行人看建制也可知晓，第三军的主要作战任务是攻城，即攻陷旅顺要塞。故该军又称“旅顺攻围军”。

大本营幕僚长，即参谋总长大山岩，给第三军配备了个炮兵专家当参谋长。此人名叫伊地知幸介，陆军少将，萨摩藩人，大山岩已故元配之侄，时年50岁，之前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

伊地知幸介早年先后留学法、德，在德国学习期间，与长州藩的乃木同窗，凡乃木看不懂的材料，都是他帮着翻译的。所以，和乃木有着良好的关系。在德国，伊地知潜心学习炮战的战略与战术，得到了德国陆军之父、参谋总长老毛奇的赏识。回国后，他从野战炮兵大队长做到野战炮兵监，即野战炮兵司令。然而，开战前，他突然被免去炮兵监的要职，派往韩国，当了一名公使馆的武官。原来，为了稳住韩国，接应日军在开战之前顺利登陆，日本政府不惜派他以合法身份进入朝鲜半岛，预作布置。2月8日晚日军在济物浦（仁川）的“无血登陆”，以及稍后俄公使巴甫洛夫及俄沉舰官兵的平安离去，都与此人在幕后操控有关。直至日韩签订了同盟条约，他才被调回国内，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兼野战炮兵监。他既与乃木是留洋时的同学，又是国内数一数二的炮兵专家，而且，还是萨摩藩籍，正好可以平衡藩阀格局——乃木希典是长州籍。所以，大本营派他为第三军参谋长，十分合适。

第三军各部队首长名单及简历如下：

伏见宫贞爱，亲王，46岁，陆军中将，第一师团长；中日战争时任少将旅团长，率部参加过旅顺之役和对台湾的占领，时正在前方指挥金州战役。

大迫尚敏，萨摩藩籍，60岁，陆军中将，第七师团长；甲午之战时任第五旅团少将旅团长，率部强渡鸭绿江，孤军深入至辽东半岛腹地，日俄战争时，其子大迫三次中尉同在军营。

大岛久直，秋田藩籍，56岁，陆军中将，第九师团长，前陆军大学校长；甲午之战时任第六旅团长，战斗经历与大迫尚敏相同。

土屋光春，冈崎藩籍，56岁，陆军中将，第十一师团长；甲午之战时任大本营参谋、参谋本部第二部长。

友安治延，长州藩籍，59岁，陆军少将，第一旅团长；甲午之战时任步兵第十二联队长。

竹内正策，土佐藩籍，53岁，陆军少将，第四旅团长；甲午之战时任第一军兵站参谋长、陆军省军务厅第一军事课长。

大迫尚道，萨摩藩籍，49岁，大迫尚敏之弟，陆军少将，野战炮兵第二旅团长；甲午之战时任第一军参谋、野战炮兵第三联队长。

其余尚有：酒井甲子郎，陆军中佐，重炮联队长；江藤铺，陆军大佐，步炮第一联队长；公平忠吉，陆军中佐，步炮第二联队长；加藤泰久，陆军大佐，步炮第三联队长；乙部尚志，陆军少佐，步炮第一独立大队长。

此外，还有两个非作战单位——野战通信队和兵站部。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人为了“皇国”的“武运长久”，父子同上战场和兄弟并肩作战者，并非个例。陆军大臣寺内正毅中将与参谋本部主管情报的参谋福岛安正少将，其子都在一线作战部队，后来也都像乃木的两个儿子一样阵亡。此道风景，别国鲜见，尤其在日本以西的大陆帝国，实乃闻所未闻之海外奇谈！

汽笛长鸣，第三军司令部暨本军第一梯队——第十一师团缓缓启程。此时的乃木希典，心情惨淡，已经全无赋诗之雅兴矣！

10年前，他任第一旅团少将旅团长时，奉命率部入侵大清，出征之前，这个以能写汉诗而著称的将军曾赋诗言志：

肥马大刀尚未酬，皇恩空浴几春秋。

半瓢倾尽醉余梦，踏破支那四百州。

十分了解大清的日本精英，不会不知道大清国总共只有一百来个州，“四百州”只是日本人对中华帝国的想象性称呼。侵占整个中国，是从丰臣秀吉开始做起的迷梦，只不过，没有几个人能像乃木一样能写出汉韵的边塞诗罢了。

甲午战争期间，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就发生在乃木旅团攻占旅顺之后。无论日军下级军官和士兵们的借口是什么，乃木希典都罪责难逃。攻陷旅顺之后，他挥师北上，相继攻克了复州、盖州、大石桥、田庄台等地，一路杀死了太多的中国人。所以，说此人“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一点儿都没冤枉他！

运兵船起航了。从广岛到大清国的盐大澳，行驶了三天三夜，而这三天三夜，正是乃木之妻静子在恸哭的三天三夜。在东京青山的家中，无论谁来叩门劝慰，静子总也不开门。

也在这三天，日本的报章都刊发了第三军乃木司令官的长子乃木胜典战死满洲的消息。乃木家的门外树上，顿时挂满了东京民众献上的祈愿的纸条。

在举国一片狂躁的军国主义的语境中，乃木一家的愚忠正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典型。

泯灭人性的绝世夫妇

日俄战争开战前，大本营下达了动员令。一些退役养老的将军们纷纷被召回。乃木希典也在召回之列。当时，他正在日本东北部的那须高原上赋闲，是当地有名的“农夫乃木”。

乃木希典是长州藩下的长府藩人，他出身贫寒，自幼体弱多病，而且，还被母亲寿子失手用蚊帐钩剐瞎了左眼。性情懦弱的他，因动辄就哭而有了个“哭虫”的绰号。他在长府藩上屋敷长到10岁，而上屋敷正是历史上10位武士切腹自尽的地方。古代义士舍生取义的诀世方式渗透进了这个“稚儿”的血液中，影响了他的一生。11岁时，乃木开始学习汉学，一年后开始学习剑术、相扑、骑术、枪术和当时流行的西洋炮术。练相扑时，他伤了左脚，并留下了病根。所以，这个瞎了一只眼又瘸了一只脚的残疾少年断了武士梦。某天，他瞒着一心指望他成为优秀武士的父亲，跑到了数百里外的长州藩首府萩市，投奔到了亲戚玉木文之进门下。

玉木文之进是长州藩府萩城的一位精通汉学的先生，是本藩最有名的松下村塾的创办者，其侄儿即被后来尊为维新启蒙运动思想领袖的吉田松阴。在玉木先生门下，他与恩师的义子玉木正谊（本名富弟正谊）成为最要好的同学，并得以与吉田松阴、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年长他的本藩精英结识。在玉木家，乃木用两年多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了儒家文化。15岁时，他加入了长府藩军“报国队”，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军旅生涯。当年26岁的武士山县有朋，正是“报国队”的队长。从此，他的生命列车就挂在了山县的火车头上。

因在跟随山县有朋统辖的“讨幕”战争中作战勇敢，战后，乃木被推荐到了本藩的明伦馆文学寮深造。近两年的寒窗生涯结束后，身有残废的他成了藩军文化教员。10个月后，他被本藩贡献给天皇做了“御亲兵”，即第一代皇军“镇台”的一名士官，未久，即被保到陆军士官学校。那时，山县有朋已经是陆军卿，即陆军部长。

明治四年（1871），22岁的乃木希典自士官学校毕业，先后在东京镇台和名古屋镇台服役。24岁那年，乃木希典被调入陆军省，成了山县有朋的传令官，军衔晋为陆军少佐。传令官与秘书官、副官平级，是陆军部长的三助手之一。

万不料，两年后，即1867年10月下旬，祸起萧墙！因不满新政府取消士族的特权，旧肥土藩与秋月藩的部分士族悍然发动了反对新政府的“神风连之乱”和“秋月之乱”。长州藩的士族闻风而动，也发动了“萩之乱”，他的恩师玉木文之进和好友玉木正谊都卷了进去，成了政府的叛逆。在与前来弹压的政府军的激烈巷战中，好友惨死于街头，恩师则闻“义军”失败、养子被害而切腹自尽，一时间，松下村塾的的一些学子亦纷纷随先生自尽明志。恩师玉木文之进的谢世方式，和幼年时他所景仰的家乡10位古代武士一样，又一次给了乃木终生难以抹去的启示。

翌年，一场更大的叛乱又发生了——曾担任过元帅的维新元勋、萨摩藩的西乡隆盛辞职回乡后，竟被当地士族拥戴为首领，起兵反抗中央！由此，日本历史上最后一场内战“西南战争”爆发。

此时，乃木希典被下派熊本镇台任第十四联队的代理联队长。熊本城地处九州岛中心，也正是“神风连之乱”的发生地。在第一次与萨摩藩叛军的遭遇战中，他和200多名部下被400多名叛军包围，激战3小时后，他的联队被打垮，队旗被抢去。他的左脚又负了伤，旧病新伤，使他从此不良于行。比自身受伤更难以忍受的是，联队的队旗成了叛军炫耀的战利品！在野战医院住院期间，羞愧难当的他，上书山县有朋，自请处罚。但老领导退还了他的请罪书，并安抚他不必自责。山县有朋的宽宏大度，反让他更受不了，遂决意自尽明耻。不期，正在他欲自我了结的千钧一发之际，熊本镇台参谋次长赶来医院探视，发现后及时夺下了他的军刀，他才没在28岁那年为天皇尽忠。这位参谋次长，就是儿玉源太郎。

“西南战争”以叛军失败、西乡隆盛慨然自尽（命部将为其斩首）而告结束。一代军人偶像的西乡氏的谢世，更深深地震撼了乃木希典。虽胜犹败的他，自觉已无颜苟活，从此开始了放荡不羁的荒淫生活。回到东京后，那几条花柳街上，没有哪个妓女不知道“豪游的乃木”的，甚至在娶静子为妻的当天，他还到色情场所去销魂！这种荒淫无度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一年后他晋升为陆军少将，被派往德国学习为止。用派赴欧洲的办法，中止乃木希典花天酒地的颓唐的日子，这是否是山县有朋有意的安排，亦未可知矣。

像早年被派赴德国学习军事的山县有朋和大山岩一样，乃木希典也被德军所折服。回国以后，他毅然与过去决绝，脱胎换骨，成了一个非常认真、严肃且无时不穿着军装的模范军人。他上书陆军大臣的大山岩，力陈应按德式陆军模式改造日军的理由。日军之所以从旧藩军变身成一支能打敢拼、不畏牺牲的新型军队，山县与大山两人的顶层设计固然是关键，但乃木一级骨干的作用也非常重要。

像明治时代的所有军头一样，乃木也是在入侵大清国的战争中建立了个人的功勋。甲午之战之后，他由少将晋升中将，由旅团长晋为师团长，并像战争期间比他高一级的野津道贯、黑木为桢、奥保巩等人一样，被授予男爵，从而跻身华族。之后，他奉命率他的第二师团南下台湾，镇压了大清留台官吏建立的“台湾民主国”，并成为日本帝国的第三任“台湾总督”。不过，一年后，他以维持台湾得不偿失为由，提请将台湾卖给法国，由此遭到了好友儿玉源太郎的当面嘲讽，儿玉并毛遂自荐，请求接任“台湾总督”。当着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各位大臣的面，他只好以“记忆不好”为由辞职

乃木回到国内，休息了一段时间，被派到香川县组建了陆军第十一师。不过，一年以后，他再次申请离职，名义还是因为健康原因。其实，他因有的部下卷入了“马蹄银事件”而倍感窝囊，遂去职以求安宁。

“马蹄银”是日本人对大清国货币银元宝的通称。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记者幸德秋水在报章上详细披露了参加八国联军的日军曾对大清国银行的可耻的抢劫，一些有牵连的将领遂受到政府的追究，乃木师团里即颇有几个军官卷入丑闻之中。乃木自觉有负皇恩，遂执意辞职，后办理了退役手续。

这一次，是乃木希典离开公众视野时间最久的一次。两年九个月，他一直在东京以北的那须高原农舍里，过着与世无争的农夫生活。几年前，栃木县当地农民有大片未开垦的山地出售。山县有朋、大山岩等军界首领都在那儿购置了土地，以备晚年养老。从台湾回到东瀛以后的乃木，也在那里买得一方土地，经常回到那里自耕自乐，以至于当地人无不知有个“农夫乃木”。

离职期间，农作之余，他一直在读古今兵书，研究各国军事，还曾到当地军营里过夜，也曾应邀观察过驻军的演习。所以，大本营于战前召其回军旅，从心理到身体，他并无不适的感觉。

尽管他已经于1901年5月正式申请退役，但“征露”战争将起，国家急召统兵大员回营，所以，1903年12月底，别离军旅已经两年的他，和妻子回到东京青山的家中待命。回到东京青山的家中以后，他才知道，他已被拟留国内，将接任东京卫戍总督一职。

按说，战争期间，留在国内，且是留在帝都，当拱卫皇室的“御林军”首长，实在是很好的安排。军方给乃木预留的这个位子，可谓考虑周全：一来乃木是从皇室亲兵起家的将领，深得天皇的信任；二来乃木的两个儿子都已经上了战场，所以不能把父子三人都去满洲。

然而，倔强的乃木希典却拒绝接受上级的安排，执意要统兵出征。回到东京的日子里，他和妻子已经送别了两个儿子。

乃木与静子先后有过四个孩子，两个夭亡，剩下的胜典与保典都按他的要求考取了陆军士官学校。因胜典体质差，第三次报考该校才如愿，所以，胜典毕业时，乃木希典极为高兴，竟奖励了长子1000日元！

20世纪初的1000日元是个怎样的概念呢？就等于现在的2000万日元。别忘了，当年，5元就能维持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月的费用。

胜典得此巨额奖金后，把500日元奉送给了母亲，另500日元买了一台望远镜。

一台望远镜竟如此昂贵？相当于今天的1000万日元？原来，当时，Made in Japan（日本制造）的望远镜质量太差，胜典最想要的是Made in America（美国制造）的望远镜。但美制望远镜只有高级将领才能配置。士官学校毕业的区区少尉，真是想都不敢想！从小就受到严格家教的胜典，这次要上前线了，真的是豁出去了！

乃木胜典用过的这台进口望远镜，后来我在东京的乃木神社里见到过，那是后话。

母亲也给儿子准备了礼物。她去银座转了一圈儿，买回的却是资生堂的两瓶香水！当年的资生堂香水，是高档奢侈品，每瓶9日元，差不多是一个日本家庭两个月的生活费，也够贵的！让男儿带香水上战场，究竟是何用意？且听静子平静地对儿子们的叮嘱：要随时将香水带在身上，因为上战场后不能每天洗澡，身体会有体味；而且，如果阵亡了，可以避免遗体发臭，不会让抬你的人感到不舒服。

轮到乃木希典出发时，他是这样叮嘱静子的：我们父子三人，无论谁先殉国，一定要等到最后一个战死后再一同安葬。

呜呼！这样的伉俪，实在是武士道与军国主义合并浇铸而成的合金夫妇！这样的夫妇，绝无仅有，为了报效君国，两人的躯体内只剩了钢铁的意志，而全没了常人之天性！

靠着像合金一样的坚韧，几个月后，乃木希典如愿以偿地被天皇任命为新编成的第三军司令官，而且，是注定要付出最大牺牲的攻城部队的首长。因为第三军，亦名“旅顺攻围军”。

藩阀平衡的人事安排

然而，忠君报国也是要讲资质的。

若论资历和品级，陆军中将是没有资质担任军司令官的。

日本军制，大将为最高军衔。日俄开战前，日本有七位陆军大将，即山县有朋、大山岩、野津道贯、佐久间左马太、桂太郎、黑木为桢和奥保巩，排在末二位的黑木为祯与奥保巩，是上一年10月新晋的。

七位大将中，前两位拥有至高无上的元帅荣誉，而且山县已经“转业”成了枢密院议长；大山任参谋总长，相当于陆军总司令，是天皇的首席军事顾问；佐久间左马太因病休养多年，已被召回，任东京卫戍总督，正准备去台湾接任儿玉源太郎的“总督”一职，儿玉源太郎将回任参谋次长；桂太郎时任首相，不可能出征；剩下的就只有野津道贯、黑木为祯与奥保巩三位了。战前，天皇设立了军事参议院，此三位都被授予军事参议官。按说，黑木为祯与奥保巩分别率第一、第二军上了战场以后，该轮到野津道贯担任第三军司令官了。

可是，天皇任命的却是低一级的陆军中将乃木希典！

乃木被破格任命，当然有隐情。他与山县元帅的关系自不待言，但这不足以使其上位。令他上位的主要因素是藩阀政治的平衡之需。

本书前面说过，明治时代，开启了萨摩藩与长州藩两大军政派系长期共同主政的局面。但日俄开战以来，在统兵大员的安排上，格局略有失衡。且看：参谋总长大山岩、已经进入大清国作战的第一军司令官黑木为桢、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均为萨摩藩人。野津道贯也是萨摩藩人。如果野津出任第三军司令官的话，那么，出征满洲的日军首长几乎成了清一色的萨藩人的天下！长州籍的皇宫侍卫长兼大本营干事长冈泽精中将实在忍不下这口气，遂以某种合适的方式表达了不平之意。于是乎，长州藩的头号大佬山县有朋便向天皇推荐了本藩的乃木希典出任第三军司令官。谁都知道，天皇对忠心耿耿的乃木一向信任有加。如是，既无军事参议官身份，亦无陆军大将军衔的乃木希典，便从一个退役后在自家庄园里摆弄庄稼的闲人，一步荣任为军首长。

离开东京时，乃木对赶来送别的野津开心地笑道：“请君看看，我是不是比以前更年轻了？白发也变黑了？”

日本第三军踏上战场

组建专攻旅顺要塞的第三军，并非日本大本营预先的设想。

开战后，海军一直坚持单独解决旅顺口。为此，海军拒绝请陆军协助作战。

然而，尽管敌太平洋舰队最初即遭受重创，但之后的两个多月里，却一直在岸炮的庇护下保全实力，不肯倾巢而出决战；而另一支敌国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即将前来远东增援。如敌国的两支舰队会合，实力就在日本海军的两倍以上了。所以，解决旅顺口已是不容拖延的头等大事了。不得已，海军只好请求陆军援手。为此，大本营组建了第三军。

6月4日，乃木率第三军司令部与第十一师团在盐大澳顺利登陆，他把司令部设在了距海口很近的张家屯。

两天以后，第三军司令部收到了大本营来电：转天皇诏令，乃木希典晋升陆军大将。

同日由中将晋升为大将的，共7人，其中陆军大将5人，海军大将2人。陆军为皇宫侍卫长冈泽精、参谋次长儿玉源太郎、近卫师团长长谷川好道、第二师团长西宽二郎；海军为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

5位新晋的陆军大将，只有西宽二郎是萨摩藩籍，乃木、冈泽、儿玉、长谷川均为长州藩籍；两位新科海军大将，则均为萨摩藩籍。

明治时代日本军政舞台上的角儿，几乎叫萨长两藩包揽了！而且，“萨”包了海军，“长”包了陆军。

肩上佩上了三颗金星的乃木希典，愈发斗志昂扬，随即下令，将军司令部前移至北泡崖子。

北泡崖子，位于今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北边。日本第三军的司令部安顿在了俄国人修的周水子火车站的小楼上。

从张家屯到北泡崖子，第三军向西推进了百余公里。

原隶属第二军的第一师团，已经归至乃木麾下。师团长伏见宫贞爱亲王向乃木司令官报到。乃木保典也赶来向父亲报告了哥哥乃木胜典牺牲之详情。

胜典是在攻打金州南山时受重伤的。他被子弹打穿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但因战况紧张，一直无人将其抬下来。等战斗结束后军伕把他抬到野战医院时，医生已回天无力。于是，弥留之际，保典闻讯，赶到医院与哥哥诀别。

伏见宫亲王为未能保护乃木胜典的性命而甚感抱歉，并称，已经下令将乃木保典少尉调到师团部任卫队长。

岂料，乃木听罢，非但不领情，反倒十分恼怒地命令伏见宫必须把保典调回一线部队。

亲王师团长的良苦用心不言而喻，他不能让首长的两个儿子都牺牲在前线。见军司令官执意要把仅存的儿子送上前线，伏见宫也忍不住发作了，他正色对首长说：“请司令官尊重本师团长的职权！”

哪里想到，军司令官竟然厉声回答：“让他战死才好，这样我对国民就有了交代！”

乃木保典也向师团长表达了重返前线的强烈愿望！

在这对极端爱国、慷慨赴死的父子面前，伏见宫只能收回成命。

乃木手里有了第十一师团和第一师团以后，大本营为第三军制订了扫清旅顺外围的时间表。10年前，乃木率其旅团率先攻陷了旅顺要塞，用时只有一天。所以，这一次，就算上俄军比清军的装备更完善，斗志也更顽强，但毕竟兵力有限。所以，大山岩期待乃木军以一个星期左右结束外围战。

然而，乃木却按兵不动，理由是不能让部队处在敌军永久性要塞的炮火之下。他耐着性子等待炮兵和各种辎重的集中，并招募大清民伕大搞基本建设——铺设临时轨道，建筑兵站仓库和野战医院等。

直到登陆后的第二十天，即6月26日，乃木才命令他的嫡系部队第十一师团进攻俄军设在旅顺外围的第一道防线。

旅顺外围的攻防战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开始了。

鞍子岭一线是俄军在旅顺的第一道防线，而368高地又是这道防线上的主要阵地。由于俄军兵力所限，这里只部署了第七师第二十六团的1个步兵连和2门火炮。这么一点儿兵力和火力，哪里经得住日军第四十三步兵联队的倾力进攻？从早上5点半，苦撑到下午5点多钟，俄军死伤惨重，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得退往旅顺方向，把此山拱手让给了日军。

初战告捷，心情不错。乃木见此高地与本国的剑山形状相似，便信口将这处无名高地起名为“剑山”。山不在高，虽海拔只有368米，但日军已经可以俯瞰旅顺外围的俄军工事了，借助他的单眼望远镜，乃木也能清晰地看到俄军在连绵群山上的大部分要塞了。诸位忘了没有？乃木希典是个独眼龙。

乃木军初战告捷的消息传回国内以后，更给狂热的日本国民注射上了一针超量的兴奋剂。

某天，大清国驻日公使杨枢，不禁被东京大街上到处扎起的木头十字架弄糊涂了。等他问明白以后，才知道，日本国民已经迫不及待地等着旅顺被攻陷的捷报了。

农历五月十一日（6月24日），杨大臣在给北京外交部拍发的电报中，详尽禀报了他的见闻：

迩来日本东京等处，凡通衙木道，多扎有悬旗之十字架。询之日人，谓系预备攻克旅顺，举行全国祝贺会之用，即此一节，足见日人好大喜功。

不过，让日本人大失所望的是，这么多的木架，一直空置了半年以后，才挂上了祝捷的旗帜，但代价却是乃木军已经牺牲了数万条年轻的性命！而且，乃木本人，也因这场惨胜而终生抱愧皇国，直至战后数年与其妻双双自绝于世。

乃木的望远镜，一直摆放在东京的乃木神社里，与他的军装、生活用品，乃至他与妻子自绝时的长刀短剑，依次陈列着。2015年12月3日那天下午，我一个人走进空空荡荡的该神社的“宝物殿”，即保存并陈列着故人遗物的纪念堂，只觉得阴森森的。

俄军南下增援失利

就在日本天皇新任命了7位大将的那一天——6月6日，在辽阳火车站的俄军统帅库罗帕特金终于下令：驻大石桥的第一军军长施塔克利别尔格中将率32个营和98门火炮立即南下，驰援旅顺口。

前几天，库罗帕特金收到了陆军大臣萨哈罗夫的来信。他的继任者直言不讳地提醒他说，如失去旅顺，对俄国来说——

将是新的最沉重的打击，这一打击，势必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不仅在远东，而且在近东、中亚、欧洲损害俄国的威望，并且毫无疑问，我们的敌人将利用这一点，尽可能地给我们找麻烦，我们的朋友将背离俄国，就像背离一个无能的盟国那样。

然而，库罗帕特金依然在为自己拒不派兵增援旅顺进行辩解。

终于，圣彼得堡忍无可忍。两天前，陆军大臣奉沙皇的旨意，很不客气地给他发来了命令：

必须马上采取有效措施给日本人以应有的抵抗，以便拯救旅顺。

慌里慌张的“远东总督”兼陆海军总司令阿列克谢耶夫似也得到了国内的通报，也不再顾忌库罗帕特金的面子，于6月5日，直接给他下达了命令：立即出动4个师增援旅顺！

库罗帕特金不能再抗命了。不过，他把阿列克谢耶夫的要求打了个折扣，即把那厮要求的4个师即48个营，减为不足3个师的32个营，即第一师、第九师、第三十五师的1个旅。而且，他给第一集团军军长施塔克利别尔格中将下达的命令是自相矛盾的：“夺回金州并进军旅顺港；不要硬拼，以免将后备役部队消耗殆尽。”

私下里，这位陆军总司令对其副官说：“此举是地道的冒险战略，我只是为了迁就海军上将（指阿列克谢耶夫）的妄想才不得不执行的……在集中全部军队之前，即使旅顺口有陷落的危险，也不准备前往援救。”

6月13日，俄参战部队乘火车抵达了瓦房店火车站，不期，与沿铁路北进的日本第二军的先头部队迎头遭遇。经一番激战，俄军击退了日军，取得了小规模的胜利。

由此，施塔克利别尔格中将得知，日军主力已经沿铁路线北上，但敌军只有2个师团，兵力不如俄军多，他决定先防后攻，消耗了敌军的火力与兵力之后，再发起反攻，一举收复金州。

于是，俄军便在瓦房店火车站以西的得利寺（今瓦房店市得利寺镇）布置了宽12公里的防御线，3个半师在左、中、右段分别部署了36门、24门和8门大炮。但因该地区没有战略高地可据，俄军的大炮只能安置在一马平川的旷野上。

第二天，即6月14日一早，日俄两军即在得利寺上演了正面攻防战。一通炮战过后，放置在旷野上的俄中部与左翼炮兵阵地遭到了重大损失。

随即日军第三师团向俄军阵地发起进攻，但很快被击退。俄军不光有密集的步兵在强力阻击日军，更有1100名哥萨克骑兵部队反复向来犯者冲杀。

奥保巩见正面进攻受阻，遂决定迂回包抄。他派第三、第五师团和1个骑兵联队继续从中部强行冲锋，以牵制俄军主力，以第四师团的1个旅团打击俄军右翼，另1个旅团则绕过俄军阵地并切断了俄军通往后方的铁路。

此时，俄第一军军长施塔克利别尔格正决定由防守转入进攻，他下令由第九师师长格拉斯克率8个团和32门火炮于15日清晨打击日军侧翼，以第一师师长格勒恩格罗斯率其余部队和后备队从前线出击，击溃敌军，进入敌后方，逼近铁路。

仓促重编作战部队的序列，致使俄军一时大乱，第九师的1个步兵旅一分为二，前1个团归了格拉斯克指挥，后1个团留在了格勒恩格罗斯手中。按苏联史学家在《旅顺口的防御》所言，“整个俄军团……没有了最基本的战斗秩序”！

15日清晨，发起进攻的时间到了，但俄军的两位前线指挥官却没能协调好步调。这边步兵与骑兵都要冲出战壕了，那边的炮兵阵地却一片寂然！格勒恩格罗斯不愿坐失战机，遂令向日军阵地发起进攻。

当面的日本第三师团没料到俄军未按炮火压制在先、步骑兵冲锋在后的既定战斗套路出牌，所以很快就顶不住了。奥保巩闻报，急调后备的师团前来堵防。

此时，担任迂回的第四师团已经出现在了俄军右翼！防守在那里的是俄骑兵旅部队，根本抵挡不住拥有1个炮兵团的日军强力推进！

施塔克利别尔格闻侧翼出现了大股日军，犹豫了起来。因为库罗帕特金总司令给他来过电报：

一旦获胜，不要全力追击敌军，因为指挥全军的黑木将军会轻而易举地截断你们同主力部队的联络。

犹豫过后，他下令：全军向熊岳城方向撤退。

撤退时，俄军带走了72门火炮。但仍有16尊速射炮和1120发炮弹以及46辆弹药车，再加上958支步枪和37000多发子弹，丢在了得利寺，装备了日军。

是役，俄国人损失了98名军官和3203名士兵，而日军只伤亡了53名军官和1137名士兵。装备精良加斗志顽强的日本人让俄国人见识了“黄皮猴子”正面对决的实力。

得利寺之战，断了俄军夺回金州并增援旅顺的念想。

恼怒的阿列克谢耶夫要求库罗帕特金撤销施塔克利别尔格的职务。但库罗帕特金却替后者辩解，称当时确有被日军迂回包抄之危险，撤退的命令是不可置疑的。因此，库罗帕特金拒绝执行名义上的总司令的命令。

其实，施塔克利别尔格是极不称职的指挥员。他自始至终在专列上指挥作战，无论有多少伤员急需转动，只要他的专列停靠，其他列车一律要避让。尤为荒唐的是，他的专列上，不光有必不可少的参谋班子，而且，还有他的妻子；还不光有他的妻子，而且，还有母牛——他每天和妻子要喝最新鲜的牛奶！如此胡扯的将领，怎么能指望他率领官兵们打胜仗？

因南下救援行动的失利，库罗帕特金和阿列克谢耶夫之间的积怨非但没有消弭，反倒越来越深。

两位在远东的军头一直在互掐，俄军兵力增加得再多又有什么用？

大山岩出任满洲军总司令

从5月1日到6月6日，只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进入满洲的日军就高达18万人了！历史上，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日本人从没出动过这么多的兵力投入战争。

为了协调各军，靠前指挥，6月20日，明治天皇睦仁召见了大山岩和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发布了如下诏令：

为指挥出征陆军在满洲行动的各部队，特设置高等司令部，并转移至战地。

睦仁任命大山岩元帅为满洲军总司令。兼任“台湾总督”的参谋次长儿玉源太郎大将为满洲军参谋长。

大山和儿玉所遗留的参谋总长与次长职务，分别由山县有朋元帅和长冈外史少将接任。

设立满洲军司令部的建议，是足智多谋的儿玉源太郎提出来的。早在地面作战尚未开始的3月初，他即在参谋本部说过：“在向辽东半岛派遣数支部队之后，应将大本营之一部移到前方。如皇太子殿下能供职，最为理想。”皇太子，即后来的大正天皇嘉仁，他也是大本营的成员之一。

据说，66岁的山县有朋曾想出任满洲军总司令。10年前的甲午之战期间，他以枢密院议长与元帅之尊，担任了第一军司令官，亲自挥师追击清军侵入大清境内。但强渡鸭绿江之后，因不顾大本营的建议而一意突进，致使部队伤亡太大，惹得大本营多位幕僚颇为不满，甚至有人哭谏天皇，请将其调回。睦仁遂以“久不见卿，甚为思念；且闻连日征战，身体不适，请速回国调养”一类的谎话，将他生生地从大清战场召了回去。后来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役，是大山岩和接替他的野津道贯指挥打完的。所以，对山县来说，10年前，他属“壮志未酬”，是噙着泪离开满洲的。此番“征露”，正是消除遗憾的时候！

不过，天皇并没有接受这位老帅的请缨，而是以“朕一日不能离开卿”的说辞留下了他。无奈，他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天皇任命了大山岩，自己则接替了大山岩留下的总长一职。

按说，军界的一号人物接任二号人物之遗职，不合情理。况且，山县还是担任过总理大臣和枢密院议长的“陆军之父”。如果说，山县有朋回任参谋总长乃屈尊就职，那么，长冈外史接任参谋次长则实属破格重用。他的上位，与其前任儿玉源太郎的推荐大有关系，因为儿玉与长冈是旧周防国（山口县）的大同乡，而且还有师生之谊——儿玉任陆军大学校长时，长冈正是在校学生，虽然两人只差6岁。尽管长冈是个经常有奇思怪想的人，但对儿玉却是佩服得不要不要的。显然，安排此人为山县元帅的主要助手，有利于儿玉掌握大本营的动向与意图。

奉天皇敕令，7月6日，大山岩率满洲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人员从东京出发，前往大清的满洲。

满洲军总司令部是日军有史以来级别最高的前线指挥机关，编制却极为精简——从元帅级的总司令，到最底层的少尉军官，全“部”只有区区25个人。

如果说一个民族是一部机器的话，那么，由和族（即日本人自称的“大和民族”）组成的这架机器，其各个部件都能按设计要求自觉地全速运转。别不服气，别国未必能达到。

日本第四军在满洲编成

第一、第二、第三军相续开赴满洲以后，6月30日，大本营宣布组建第四军，军司令官由军事参议官、陆军大将野津道贯担任。

可以说，野津是个光杆司令，因为从东京出发时，他只带领着几十个司令部的组成人员。组成他的第四军的基本部队，都已经在满洲了战场上了——5月19日在大孤山登陆的独立第十（姬路）师团，与第二军所属的第五（广岛）师团，以及后备步兵第十旅团，将在战地编成第四军。

战争已让日本兵力捉襟见肘。

此时，黑木为桢的第一军夺取凤凰城外的摩天岭后，居高临下，一路俯冲，陆续攻占了样子岭、浪子山、弓张岭和榆树林子等战略要地，抵达了辽阳俄军防线之外。

7月25日，奥保巩的第二军也通过出其不意的夜袭占领了南满铁路上的大石桥，切断了营口、盖平至海城之间的联系。

独立第十师团编入第四军后，从大孤山北上，经岫岩攻克了析木城，已经接近了鞍山。

三路日军一起向半岛腹地的辽阳地区压迫，准备决战22.5万俄军主力。

参加辽阳会战的日军已达13.5万人。

俄舰队第一次突围未遂

瓦房沟战斗过后的第二天，即6月17日，“远东总督”兼远东陆海军总司令阿列克谢耶夫就接连给旅顺口的太平洋第一舰队代司令维特格夫特少将发来两封电报。

第一封，他命令道：

与日军作海上决战，战胜他们以继续进军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但过了一会儿，他又下了一道命令：

如海战失利，舰队的任务就是协助要塞解脱围困。

只隔了一天，这位沙俄在远东的最有权力的海军上将又给舰队司令发来了一封电报。这一回，口吻不再是相商，而是必须执行的命令了：

要在第一个良机出现之前做好一切准备，以便舰队在海上削弱敌军的行动顺利进行。请立即执行！

维特格夫特无话可说了，只有遵命。

此时，经过4个月的抢修，受伤最重的“泽萨列维奇号”战列舰已经修复，拥有6艘战列舰的太平洋第一舰队，现在可以和敌军在海上较量一番了。况且，日本联合舰队漂泊海上，封锁日久，理应有些麻痹，各战队分散于各锚地，一时难以集中行动。故此时突围，或正是时候！

为与阿列克谢耶夫“总督”和库罗帕特金总司令取得联系，维特格夫特派出两艘驱逐舰趁夜潜往营口，但载回的却是陆军在辽阳城外失利的坏消息。

6月20日，维特格夫特召集各舰长会议，宣布舰队于22日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突围。

不料，第二天，即6月21日，10960吨的主力战舰“坡波达号”舰长突然患病，卧床不起。无奈，维特格夫特任命与该舰同吨位的“波尔塔瓦号”舰长转任该舰舰长，而“波尔塔瓦号”舰长又由“阿穆尔号”舰长补任。如此一来，好多舰长都换了位置。维特格夫特只得下令推迟一天行动。

6月23日清晨，对碇泊地和航道的扫雷行动拉开了太平洋舰队外逃的序幕。

一直守候在旅顺港外担任封锁任务的日本联合舰队第一驱逐队各舰立即警觉起来。在第一驱逐队旗舰“白云丸”上的浅井正次郎司令官观察到，敌巡洋舰“诺维克号”和3艘驱逐舰、1艘汽艇与1艘商船意外地运动于黄金山与馒头山下之间，而且港内上空冒起多缕黑烟。他知敌舰队要突围了，便急赴遇岩附近海域，报告了战队司令官出羽重远少将。出羽闻警，不敢怠慢，连忙向东乡司令长官发出“敌舰队出港”的报警电报！

因为联合舰队各战队分散在各锚地，东乡急令各战队全部向旅顺港突进，他亲率第一战队的“三笠丸”“朝日丸”“敷岛丸”和“富士丸”4艘主力战舰赶赴战场，而以小巧灵活的驱逐队与炮艇队先期抵达以纠缠住敌舰队。

上午9时许，太平洋舰队的“诺维克”等8艘巡洋舰已经全部驶出港外，随即遇上了日本驱逐舰群和快艇群的围攻。日本各舰向俄舰队发炮攻击。因相距较远，俄舰倒也并不恋战，只是徐徐地发炮还击着，继续向前行驶。

至11时许，“泽萨列维奇”“列特维赞”“坡伯达”等巨舰驶出港湾。尽管日驱逐舰与炮艇纠缠不休，但终无法拖住庞大的俄舰队的突围步伐。

至黄昏时分，成单列纵队南下的俄舰队在遇岩西北约8海里处，与日本联合舰队主力战队遭遇。东乡倒也不急于进攻，只令各战队与敌舰队保持接触。于是，俄舰队主力战舰与日舰队主力战舰相距15000～16000米并驾齐驱，互不打扰，众多中小型战舰则紧随其后，不即不离。

19时，东乡下令主力战队增加速力，凌驾敌舰队之前，并于相距14000米左右一起回头成单横阵。此时，暮色四合，海面昏暗，正是鱼雷攻击的最好时候。19点20分，东乡下令开战！大小日本战舰遂纷纷驶近俄国舰队。

岂料，太平洋舰队竟无心应战，纷纷回转舰首，以两列纵队朝旅顺港方向快速驶回！

原来，思想保守的维特格夫特见状不妙，为保存舰队实力，遂下令中止突围，回港防御。

于是，日本人的拦击变成了追击。航速超快的第十四艇队各小型炮艇率先逼近敌舰队，只有152吨的、航速却达29节的“千鸟丸”第一个向万吨级的“巴尔拉达”战列舰的右舷发炮攻击，随后即全速退避，却被俄驱逐舰所追击。此时，俄各舰均亮开探照灯，开始猛烈炮击日本各舰。

由于渐渐靠近海岸，日舰深恐遭到岸炮的打压，遂放弃了攻击，眼见敌舰队陆续返回了港内外的既定锚地。

此次未遂的突围，让俄国的2艘战列舰与2艘巡洋舰遭到了鱼雷的攻击，所幸并无大碍。另有1艘巡洋舰返航时触上水雷，水线以下被炸开一个大裂口，但仍能坚持航行。几艘日本中小型战舰被击沉甚至击伤。据俄国人说，那一次，日本人共发射了38枚鱼雷，其中一枚误击中自己的“千鸟丸”。

太平洋舰队的突围行动，宣告失败。维特格夫特明白，今后，舰队的任务，就是协助陆军兄弟保卫要塞了。

旅顺守军反攻未果

眼见太平洋舰队突围未成，重新回到了旅顺港，第七师师长康特拉琴科少将倍感压力沉重，因为他已经被斯特塞尔中将任命为城防司令，成了保卫要塞与舰队的具体负责人。

罗曼·伊西多罗维奇·康特拉琴科，时年47岁。1857年他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军官家庭，是家中的第十个孩子。少年和青年时代，他一直就读于各级军校——17岁那年，他毕业于波洛茨克军事中学；20岁时，他毕业于尼古拉耶夫工兵学校；25岁时，他毕业于军事工程学院；29岁时，他结业于总参军事学院。之后，他即被派到远东任职，历任步兵第二十团团长、阿穆尔沿岸司令部值勤司令、东部西伯利亚军区步兵第七旅旅长。开战前，所部扩充为第七师，他升为师长。第七师的任务就是死守旅顺要塞。按俄人所记，他是一个颇有军事才干的职业军人，而且，还是一个刚直不阿的将领。还记得吧？本书第一章所说的俄军拖欠大清劳工工钱一事，正是这位康特拉琴科少将出面说情，斯特塞尔才勉强从军费中借支了1.5万卢布，把大清劳工安抚在了工地上。

重任在肩的康特拉琴科，深知失掉368高地的严重后果，当然，他不会知道，对手已把那高地命名为剑山。他决定亲自率第二十六团夺回368高地。

7月3日清早6时，日军盘踞的剑山（即368高地）山头突遭俄军的猛烈炮击。随后，山下竟然响起了旋律昂扬的军乐声！原来，俄军与当时的欧洲各国军队一样，每个部队都有一支军乐队，鼓乐手们绝不仅仅是军队在大街上行进时招揽观众的演奏队员，更是要在战场上鼓舞士气的辅战员。在激越的乐鼓声中，俄军士兵们向山头发起了冲锋，并且很快就冲到了距山头只有400米的地方！

此时，3艘俄国战舰也出现在附近的小平岛海域，配合陆军向日军阵地发炮攻击！

守在山头碉堡和工事里的日军从最初的惊慌中镇定下来，开始以猛烈的火炮和各种轻重武器死死压制着俄军的一次又一次的冲锋。

正在小平岛附近的日本联合舰队，见俄舰竟然胆敢出海助战，立马派出16艘战舰赶来驱逐俄舰。俄舰寡不敌众，只得且战且退，其中一艘明显中了弹。

战至黄昏，攻防两军均已疲乏。于是，偃旗息鼓，各自休整。

当夜至翌日凌晨，康特拉琴科曾三度发动夜袭，令日军一夕数惊，但终未得手。

第二天，又是山下拼命仰攻，而山上竭力俯射。至黄昏，双方在付出了更大的伤亡之后，再度休战。

已经两天两夜没有休息的俄军，实在难以为继了！死伤满营，且又断了饮水，无奈，康特拉琴科只得下令第二十六团撤出战场，退往旅顺口。

俄军这次反攻之所以失利，还是因为兵力不足。康特拉琴科曾两度向斯米尔诺夫中将请求增援，但终无一兵一卒从旅顺赶来参战。

苦于兵员不足，俄军只好放弃了对368高地的争夺。

现在，俄军众将士只能死守旅顺口了。

因阿列克谢耶夫的离去，作为关东防区的司令，斯特塞尔中将已经有了指挥太平洋舰队的权力。

被围困的太平洋第一分舰队，计有6艘战列舰、6艘一等巡洋舰、2艘二等巡洋舰、19艘驱逐舰、4艘运输舰和1艘布雷舰，海军官兵超过1万人。因舰队不再打算突围，所以，斯特塞尔与维特格夫特商定，把一部分舰炮拆卸下来，运到山上，加入炮兵序列。

自第四师从金州撤回之后，驻防旅顺的共有9个步兵团和3个预备营，以及几个独立连、小分队，官兵总人数达42701人；战马为4472匹；火炮总计达1343门，其中要塞646门，沿海阵地123门，陆军514门，后备队9门。要塞的646门炮中，有186门是水兵从舰上拆下来的舰炮，另有43门大清国留下的旧式火炮。炮弹274558枚，平均每门炮270多枚。机关枪是步兵最具杀伤力的兵器，总共有124挺，其中要塞62挺、沿海阵地5挺、陆军47挺、后备队10挺。

盘点手头的实力，斯特塞尔还是有些信心的。

身负重任的康特拉琴科，立刻部署各团沿鞍子岭经王家屯、盘道、乱泥桥、剑山、黄泥川、大上屯至双顶山一线布防。在拉舍夫斯基中校工程师的指点下，各部队分段挖战壕，垒胸墙，架铁丝网，布地雷阵，一道长20公里的东部防线夜以继日地在抢建。

所幸是的，368高地失守之后，日军竟一连20天没有动静！

乃木军艰难扫荡旅顺外围

乃木按兵不动，是因为他已经从与“露军”第一次交手时领教了对手的实力。对方兵力明显少于日军，但却把上千日军压制了两天并造成了那么大的伤亡！所以，他要等隶属本军的各部队到位以后，凭借更多的火炮，再向敌人发起进攻。

7月12日，参谋总长山县有朋元帅与海军军令部长伊东祐亨大将联署下发命令：陆海军协力进攻旅顺要塞，全歼太平洋舰队。

读到这份命令，进入战场的日本陆军将领们也就知道了，海军已经不再坚持单独解决旅顺了。换言之，乃木成了进攻旅顺的主角儿。

遵照大本营的指令，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专程上岸与乃木希典会面，商讨海军协助第三军攻坚事宜。

因为太平洋舰队一直躲在旅顺，随时可能窜出作战，所以，东乡不敢分出主力战舰支援陆军，他只答应由第三舰队派出一支分舰队专为第三军助战。乃木当然知道，第三舰队，本是以老旧战舰组成的防卫本土的二等舰队，最大的战舰是从大清国俘获的7000多吨的“镇远号”巡洋舰，其余的都是两三千吨的二等巡洋舰和炮舰。

会商结束后，东乡给第三军送来的是“济远支队”，由“济远号”“平远号”“鸟海丸”和“赤城丸”4艘二等巡洋舰和2艘炮艇、2艘鱼雷艇编成，该支队将专作第三军作战时的海上辅战力量。众所周知，“济远号”与“平远号”均为原为大清北洋海军的战舰，而且，“济远号”因舰长方伯谦被“军前正法”而颇有名声。

虽无主力战舰支援，但乃木仍要感谢东乡的相助，因为东乡决定把海军陆战队的重炮队调为他用。该重炮队拥有10门180毫米的榴弹炮，该炮比他的炮兵部队的大部分火炮口径更大。重炮队到位后，立即被安置在了剑山的两个预定阵地上。

至7月23日，隶属第三军的第九师团登陆。另外，第二野战炮兵旅团也已到位。乃木军实力大增，总兵力已超过了4万人。

至此，攻城部队的兵力已经与俄国旅顺守备军相当，而且火炮也已达400多门。

尚未赴任的满洲军总司令大山岩元帅认为，第三军具备了攻坚的能力，不必等候后备的步兵旅团到位，即可发起攻势。

于是，7月26日至30日，乃木指挥第十一、第一和第九师团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依靠炮火的强力覆盖和步兵的顽强冲锋，第三军突破了俄军的第二道防线，向西推进了20多公里，逼近到了距旅顺市区不到4公里的地方，把俄国人挤压在了城区和周边山上的几个要塞里。

虽说旅顺外围的扫荡战获得了胜利，但日军的伤亡之大却是令乃木及大本营所始料不及的。从6月26日发起进攻，到7月30日结束战斗，34天里，第三军伤亡了12400多人。俄军伤亡人数竟不足日军的三分之一，只有3592人。

尚未攻打旅顺要塞，乃木就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兵力。攻坚作战之艰难，初露端倪。

此时，联合舰队恰好转来了一份俄军俘虏的供述，更让日本军头们更感到攻陷旅顺要塞之不易。

日舰意外俘获敌军信使

1904年7月22日上午，风息雨霁。日本联合舰队第一驱逐队在旅顺外海的鸽子湾巡海，例行搜查一艘大清渔船，意外地发现船上藏着三个“露人”！

被俘后，三人都交代了自己的身份。

那个气度不凡的人承认自己是一名俄骑兵少尉，叫鲍得斯·列欧尼德依维奇·塔基耶夫，原为旅居法国的知名俄国作家，因对战争感兴趣而来到辽阳。不料，因辽阳战役俄军失利，军官奇缺，他被命服役，成了最低一级军官。7月2日，他奉阿列克谢耶夫“总督”的命令，从营口乘俄驱逐舰“布拉科夫号”潜至旅顺口，给驻军陆军最高长官斯特塞尔中将和海军最高长官维特格夫特少将各送一封密信。此前，他已在旅顺逗留了18天，分别见过两位收信人，并接触了各级陆海军军官。乃木军发起外围战时，他正在旅顺。此时正欲返回营口复命，不期被逮。至于斯特塞尔托他给阿列克谢耶夫和库罗帕特金的密信，已经在他发现日舰逼近时销毁并投入海中，这是临行前斯特塞尔特意郑重交代的。至于密信内容，恕不知晓。

日本军史注明：

该少尉为著述家（即作家——引者注），其思想颇具世界性，然其性格颇具神经质，而且对那些作为军官不可回答之讯问，当初即言明不能回答。据此推断，我们认为，该军官所言之事，足以值得充分相信。

同时被捕的另外两人，一个是斯特塞尔派来护送塔基耶夫回营口的旅顺警察，一个是圣彼得堡大学的兼职报纸通讯员，搭顺风船回辽阳而已。

如获至宝的东乡平八郎立即下令将塔基耶夫接到“三笠丸”上。

“好像被我军优待政策感动”（日本军史语），在敌国的第一旗舰上，这位有些神经质的敌国军使竟与“三笠丸”的炮术长加藤少佐成了朋友！想必这位加藤不是会法语，便是会俄语。两人竟然“以私人名义披露其胸襟，亲切交换战争评论和战场见闻”。

对被围困的旅顺口，塔基耶夫基本上将亲见亲闻供述完毕。

据他的供述，日本人确定维特格夫特不会再冒险出海，因为他只想保全舰队，坚信固守旅顺基地等待波罗的海舰队来援是最正确的选择。为此，即便陆军将领多次羞辱也决不改变主意。

而且，日本人也知道了斯特塞尔不会投降，因为这位敌军信使认为：

以斯特塞尔之人品性格，及海军少壮军官之作战意志观之，可知只要炮台及军舰等存在一天，投降一事就难以实现。海军军人决不会舍弃军舰而求生；斯特塞尔在穷急无路之时，驱使舰队出港决战亦未可知。

甚至，日本人还从他嘴中得知日军各兵种的进攻实效：

贵军火炮之威力强大无比，令人吃惊，实为贵军之主力；贵军骑兵在作战中必定与步兵同步前进，而俄军骑兵并不如此……我军称贵国步兵为不知疲倦之军队。

正基于对两边军队的认知，所以，这位拥有作家身份的俄骑兵少尉才如此建议日军：

恳请贵军发一通告，若贵军希望基于人道考虑，避免无益杀伤，可否将旅顺港内之妇女儿童在适当时机，从适当地点先行撤走？经由中立国使其回到本国或其他地方？

日本人记下了他说的每一句话，并把有关放旅顺城中的妇孺出城的建议转告了乃木希典。

这也是后来乃木于总攻前夜致信斯特塞尔的原因。

至于这位俄军信使和同行者的结局，我未从日俄史料上查到。不过，似不必担心。按本书后面要交代的日军优待俘虏政策，他们没有被加害的理由。

满洲军总司令部抵达前线

就在乃木军打完旅顺外围战的时候，大山岩和儿玉源太郎等满洲军司令部人员在大连港登陆。

由朝鲜半岛的济物浦（仁川）、镇南浦，到辽东半岛的盐大澳、大连港，日本人的登陆地点越来越靠近前线。

乃木希典匆匆赶来，向总司令报告了他的旅顺攻坚计划：

7月25日至30日，完成阵地的编制，并占领凤凰山一带，修复被俄军破坏的铁路；至8月13日以前，完成攻坚材料的运输；8月18日对旅顺要塞东北面的二龙山炮台和东鸡冠山炮台发起炮攻，步兵从两炮台中间穿插而上；8月末完成作战任务。

谁都知道，推荐乃木希典出任第三军司令的，是长州籍的元老山县有朋，并非萨摩籍的参谋总长大山岩。因为军部一直有人怀疑乃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所以，碍于各种因素，大山岩虽然勉强同意乃木就任第三军司令官，但终究不放心，特将自己身边的得力干部兼姻亲伊地知幸介派给乃木做参谋长。攻陷旅顺要塞，乃木身边不能没有一流的炮兵专家。

按大山岩本来的设想，欲从速结束“征露”战事，在辽阳尽快与俄军主力决战，之后，即挥师东进，突破乌苏里江，发起“乌苏里战役”。但因乃木军迟迟未能解决旅顺，无法参与辽阳战役，致使已经抵达指定地点的其他三军只能就地等待。为此，他只能遗憾地放弃在远东俄境内新辟战场的企图。

在大山岩和日本军部的许多人看来，一个乃木，误了整个战局。只因天皇对乃木格外赏识，还因出于对藩阀政治格局的顾忌，大山岩才无可奈何，只能一再催促乃木尽快攻陷旅顺口。

此时，连俄国人也猜出了对手的内情。《旅顺口的防御》一书这样写道：

对要塞的长期围攻并不是他们预想的。满洲军总司令大山元帅认为，尽快占领旅顺港能使乃木的部队尽早解脱，以便给予在8月份进军辽阳的主力部队非常有力的援助。因此，乃木得到上级的命令，不必等待后备队，要向要塞强攻。

7月31日，也就是乃木军突破俄军旅顺第二道防线的第二天，大山岩即率司令部即抵达了盖平县（今盖州市）。

盖平地处辽东半岛北部的南满铁路线上，位于旅顺口和辽阳城之间。

乃木军突破第三道防线

在上司一再督令下，8月1日，乃木军对旅顺外围的第三道防线发起进攻。

大孤山和小孤山是这道防线上的重要战略高地。旅顺城外的大孤山，并非东港的那座大孤山。此山不高，海拔只有188米，但突兀而立，易守难攻。正因易守难攻，所以，俄军在两座山头上只布置了3个步兵营和8门火炮，其中大孤山上6门，小孤山上2门。

下午4点半，日军炮兵开始朝山上轰击。俄军立即还以密集的炮弹。但只过了一会儿，日军就停止了进攻——因为大雨从天而降，山麓的河道上瞬间浊流汹涌，日军步兵无法前进，指挥官只好下令撤退。

那一年夏天，旅顺多雨，而且经常是倾盆大雨。

被大雨所阻，乃木让部队休整了6天。

8月7日，好不容易等来了无雨之日，日军马上发起了第二次进攻。不料，已经要攻占俄军战壕的时候，又遇上了一场豪雨！这次，是天助“俄”也，日军脚下打滑，纷纷出溜下山。指挥官只好恨恨地下令休战。

8日凌晨，大雨依然未休。但日军已经不再等待，冒雨发起了第三次猛轰，大批步兵不顾一切地向两座小山上轮番发起冲锋。乃木亲临步兵部队后方，近距离观察俄军阵地。然而，直至下午4点多钟，在伤亡了1280人之后，日军才终于将大小孤山攻占。

是役，俄军的伤亡率只是日军的三分之一。

至此，日军已在金州战役和旅顺外围战役中经伤亡了1.6万余人。

俄军工事之坚固，炮火之猛烈，士兵之顽强，都是造成日军大量减员的原因。面对冲上来的日军，马克沁重机枪的子弹比暴雨还猛烈，很快就把日军打死打伤在阵前。旅顺外围战，竟有过一挺“马克沁”消灭了200多个日军的可怕纪录！关于这种重机枪，本书后面再说。

敌军的顽强也是乃木始料未及的。即便凭借优势兵力冲到敌阵前，敌军非但不举白旗投降，反倒更加凶狠地与日军拼搏起来——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块儿砸向日军，要么就端着长枪冲出战壕与日军展开白刃战。面对身强力壮且枪刺更长的俄军，日军士兵不得不后退下山。日军只是凭着各分队轮流上阵，反复死缠烂打，才惨淡获胜。

据俄战史记载，是役，日军投入步兵约12个营。12个营的日军与3个营的俄军对决，无论过程如何，结果早已铁板钉钉儿。

旅顺外围战结束后，乃木把第三军司令部向西迁了20多公里，在一个叫双台沟的小村庄，幕僚们租下了几户农宅。

双台沟位于旅顺以北20多公里处，在南满铁路营城子站附近，而且有一条公路通过村前，是个可进可退的地方。

西宽二郎整肃军纪大见成效

乃木率第三军司令部入住旅顺郊外的双台沟之际，黑木的第一军已经突破凤凰城与辽阳之间的摩天岭。

摩天岭是本溪与辽阳的分水岭，易守难攻。10年前，日军进军辽阳时，就在此岭遭到了清军的阻滞。当年攻打摩天岭的少将旅团长，正是现今隶属第二军的第八师团中将师团长立见尚文。

只是，开战以来，第一军出国作战已经4个月了，思乡情绪开始在日军士兵中蔓延开来，因思乡而厌战，因厌战而逃亡。

思想教育并非万能的，并不是所有的日军都被军国主义教育洗坏了脑子。

在攻打摩天岭的战斗中，仰攻俄军阵地时，第二师团不光有350人战死，更有近半数的人临阵退缩甚至当了逃兵！

7月10日，西宽二郎大将下令在连山关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法审判，多达4395人因作战不力而受到处罚，其中有逃亡者1543人，更有14人因阵前逃跑被严惩。至于“严惩”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日军史料语焉不详。

日俄战争时的一个日本陆军师团，官兵总计1.2万余人，竟有4000多官兵被追究，可见问题之严重。

摩天岭曾有一个关帝庙，历来朝鲜半岛通往中原的兵家重地。（2014年8月摄）

作者驱车寻找九连城俄军阵地。（2014年8月谭泽摄）

铁腕整肃军纪的军法会审果然奏效，8天之后（18日），该师团就将8000多当面之敌西伯利亚第三军之一部击溃，并于7月19日夜，一举攻克了俄军阵地。是役，日军伤亡520人，俄军损失了600多人。

翻越摩天岭后，至辽阳就没有天险了。

而且，摩天岭战斗之后，日军再也没发生过大规模的阵前逃亡事件。

2014年8月23日中午，摩天岭一带下着小雨。我驾着一辆在沈阳机场租来的标致207小车驶到了摩天岭村。刚好雨停了，路边，出现一位80多岁的老农民。我停下车，向老人打听当地的关帝庙。老人很爽快地说要带我去。

摩天岭关帝庙是当年清军的指挥所，山东登州籍的老将宋庆曾在此部署重兵阻滞日军，让日本人扔下许多尸体后才突破清军防线的。当年清军官兵传说是关帝显了灵，才让倭寇吃了苦头。甲午战争10年之后，俄军也曾在此设立指挥所。日军攻占摩天岭后，正是在关帝庙前开庭审判了4000多官兵。

车上，老人说，他姓李，世居本村，这一带满族人多，但他是汉人。他刚吃完晌饭，看雨停了，出来消化消化食儿，就遇上了我。

不一会儿，路边就出现了一座小庙。他指划着说：那就是了。

我看眼前的关帝庙成色太新，便问是否近年复建的。老人说：“那可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本溪城里来的红卫兵下来‘破四旧’，早把关帝庙砸得稀巴烂了。庙是前几年刚修的，看不看？”

我问里面有没有原先的雕像、石碑一类旧时物件。老人答：“哪儿找去？里面的东西全是新的。”

我顿时没了兴致，遂载着老人继续上山，很快就抵达了本溪与辽阳分界的垭口处。此时，雾更大了，山上山下，一片迷蒙。

老人朝混沌的山顶部打量着说，山上有当年打仗的战壕，村里还有人捡过子弹呢！我忙问：是日本人和老毛子打仗时的战壕吗？老人一脸疑惑地瞅着我说：“小日本儿和老毛子打过仗？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这里打了一场大仗嘛！我年轻的时候经历过……”

我知道今天不会有自己想得到的结果了，赶紧调转车头把老人送回村里。

阿列克谢耶夫强令舰队突围

就在东乡平八郎一筹莫展之际，颟顸而固执的阿列克谢耶夫给了日本人一个重创自身的机会。

躲在奉天的阿列克谢耶夫，眼见得沙皇交给自己管理的远东军政中枢旅顺口被日本从陆上包围，自己统率多年的太平洋舰队又被堵在那里不能出来，迟早要被日军全部俘获，所以再一次催促太平洋第一舰队代司令维特格夫特尽快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突围，虽然他知道，舰队的186门舰炮已经拆下，搬上山，成了岸炮。

维特格夫特的回答是：与其冒险突围途中被歼，不如以逸待劳，坚守港内，保存实力，并协助陆军防御；待波罗的海舰队抵达后，再出击，以全歼日本联合舰队。

维特格夫特是个很有民主思想的统兵大员，为了让各舰长充分表达意见，他竟召集了一级舰长投票表决：是固守旅顺还是北上突围。大部分舰长认为，与其冒险突围，不如留在旅顺协助陆军保卫要塞。

根据这次民意调查，性情温和的舰队代司令才做出了固守旅顺的决定。

焦急的阿列克谢耶夫已经等不及了，他又一次说服了沙皇。得到“圣意”后，他一遍遍发电报催促维特格夫特率舰队突围。

维特格夫特也变得坚强。这位代理司令满含悲愤地写信给“总督大人”：

我不是想证明我自己是正确的，而是出于对自己的良心负责才呈报的……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出色的海军统帅，只是偶然或必然的原因，根据自己的理解力，凭着自己的良知，在舰队司令到来之前指挥舰队。

出于对誓言的忠诚，根据旅顺战场的形势和舰队的状况，我的观点是目前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就地保卫旅顺，或者走向毁灭，因为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进军，无论前面还是后面，都是死路一条。

然而，对维特格夫特的强烈呼吁，阿列克谢耶夫并不理会。

8月7日，他给维特格夫特发来了措辞严厉的命令：

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从旅顺战场撤离的命令……如舰队在要塞中覆灭，要承担沉重的法律责任，并给军旗和太平洋舰队的荣誉带来不可估量的耻辱。

远东陆海军总司令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维特格夫特也就无话可说了。

8月10日清晨6时20分，十分不情愿的维特格夫特少将下令全舰队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突围。

出发前，这位倔强的代司令发给阿列克谢耶夫出的电报，还在表达不满：

遵照命令第一舰队已经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突围。只是在开会时，海军将领和舰长们考虑到当前的条件，无不反对出海，他们预料突围不会成功，只会加速旅顺的陷落。

维特格夫特这是最后一次向其上司表达个人意见了。数小时之后，他即阵亡于舰上。

一边倒的黄海海战

20分钟后，正在圆岛海域旗舰“三笠丸”上的东乡平八郎，接到无线电报告：清早即有敌艇出海扫雷，太平洋舰队似又要有大行动。

11时30分，东乡再接电报：敌旗舰“泽萨列维奇”等6艘战列舰已相继离岸，其后为4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再之后是炮艇、鱼雷艇，最后是1艘医护舰。敌舰作单纵阵向南驶去。

东乡明白了：敌舰队又一次开始突围！

他当即传令各战队迅速赶赴指定海域，并率第一战队6艘战列舰成单纵阵前往遇岩东南海域迎战。

11点15分，在距旅顺东南20海里处，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战队与俄国太平洋第一舰队相遇。

东乡一声令下，“三笠丸”率先朝敌旗舰“泽萨列维奇号”开炮。刹那间，“泽萨列维奇”发炮回击。两大舰队顿时重炮对轰，令日光无色，海水如沸。

海战不同于陆战，战舰列阵交火后，谁也无处躲避。若要克敌制胜，除了指挥官的判断与布阵，还要依赖水兵们的业务素质和旺盛斗志，剩下的，就是运气了。

对轰了两个多小时后，俄舰队首先停止炮击，加速南下。

这一回合，双方打成平手，各大舰多有损伤，尤其是“三笠丸”，被一枚巨弹所击中后部，官兵死8人，伤4人，可见炮战之激烈。

两个小时后，联合舰队以速度的优势再次追上俄舰队，双方展开了第二会合的激战。这次，命运之神青睐了日本人。虽说东乡的旗舰“三笠丸”已经中弹20多处，自舰长以下官兵死伤多达113人，但一直站在甲板上指挥的东乡居然毫发未损。真是应了他的上司兼同乡山本权兵卫海军大臣所言：“是东乡的运气好。”

但对手维特格夫特就没有好运了。由于双方都是集中进攻对方的旗舰，所以，他的旗舰“泽萨列维奇号”受损非常严重。17点40分，一枚炮弹在该舰前桅腰部爆炸，维特格夫特当场阵亡，该舰舰长格利格洛维奇上校也负重伤而不省人事。

伊万诺夫上校挺身而出，主动代行舰长职务。为避免全舰队的恐慌，他没有公布舰队司令官阵亡的消息，继续指挥本舰与“三笠丸”决斗。但此时，又一发重磅敌弹落在了指挥台上，伊万诺夫竟也殉职，附近官兵更是死伤一片。这一炮，炸坏了中心操作台和发报机，战舰开始自行向右转弯。

后面的俄军众舰毫不知情，以为旗舰在改变战阵，于是也跟着一起转向起来，结果致各舰腹部受敌，更招致了日舰的猛烈轰击。“泽萨列维奇号”上的一位老资格的海军中校舒莫夫挣扎着到了栈桥上，向友舰发出了“舰队司令阵亡”的信号后，各舰长们才明白旗舰无端转向的原委。

在另一艘万吨级战列舰“佩列斯维特号”上的舰队参谋长乌赫托姆斯基公爵见状，下令升起了代理舰队司令的信号旗，并令各舰“跟我来”。此时，天色已晚，这位血统高贵的海军少将见突围无望，便下令返回旅顺口。

于是，受伤严重的“列特维赞”等4艘战列舰、1艘巡逻舰、3艘驱逐舰和医疗船“蒙古号”纷纷转向跟随。其中，为了拯救旗舰“泽萨列维奇号”，“列特维赞号”曾不顾一切地冲向敌旗舰，企图撞沉“三笠丸”。但狡猾的日本人看出端倪，远远地躲开了。不过，“列特维赞号”的勇猛还是吸引了敌舰队的火力，其他俄舰纷纷趁机调整好矩形列阵，向日本舰队发起猛烈反击。

此时，天已暗，日舰队已无力苦战，东乡遂下令返航。

乌赫托姆斯基少将统率的10艘俄舰先后回到了旅顺港。其中战列舰“坡伯达号”和“波尔塔瓦号”因仪表盘都被炸坏，是根据北斗星的指示方向摸着黑回到军港的。

太平洋舰队四分五裂

倒是受伤最重的俄旗舰“泽萨列维奇号”，反倒趁乱向南逃逸了。后面的3艘驱逐舰亦一同跟随南下。前后4艘俄舰，均已负伤，只得缓缓南行。众舰长本想脱离战场后转向北上，直奔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但因旗舰烟筒和仪表盘均已损坏，故黎明时分经过山东半岛的成山头时，代理舰长决计投奔德国人盘踞的青岛。

德国人暗中支持俄国的态度是人所共知的。

然而，就在分舰队经过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成山头时，驱逐舰“雷西勃尔奴伊号”搁浅受损，无法继续前行。其他3舰只好丢下该舰，继续驶往青岛。

涨潮后，“雷西勃尔奴伊”舰长哥尔尼列夫上尉下令军舰驶入附近的英国租借地威海卫。不料，入港之后，却被一路追来的日本第一驱逐队的“朝潮丸”和“霞丸”堵在港内。

英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也是世人皆知的。

藤本司令命寺岛宇瑳美中尉带10名日军水兵登上俄舰送达最后通牒。岂料，俄舰长哥尔尼列夫是个异常刚烈的人，他不仅拒不接受日本人送来的劝降书，反倒直接与寺岛扭打起来！殴斗中，两个人都掉进了茫茫夜海里。哥尔尼列夫游回自己的舰尾处，但因攀援不上，只好游到岸上；寺岛则直接游回岸上，向藤本报告去了。俄舰官兵见势不妙，纷纷投水自逃。

藤本司令再派寺岛中尉率更多的日军水兵登上俄舰，却发现，俄水兵均已弃舰而逃。在某个舱室里，他们搜索到仅存的一名俄兵。日兵将主桅上的俄国军旗降下，升上了日本军旗。就是日本人准备将该舰拖往大连湾时，弹药舱突然爆炸，寺岛等在舰上者1死11伤，该舰瞬间失去了动力，而那名俄国水兵也不知去向。

日舰悍然进入中立港威海卫劫夺俄舰，属严重侵犯大清国主权的行径。但因日军的行为显然得到了英国殖民当局的默许，所以，尽管大清国政府和沙俄政府都对日本政府表示了抗议，但终亦无可奈何。

倒是暗中支持俄国的德国人不吃日本人的那一套。8月12日上午，舵机被打坏的“泽萨列维奇号”缓缓驶进了胶州湾。之后，又有3艘俄国驱逐舰相继驶抵青岛港。德国“总督”、海军少将奥斯卡·冯·特鲁泊（时译都培禄）已经回国休假，代理总督冯·塞麦恩（时译汪然美隆）海军上校派员登上俄舰，降下其舰旗，卸下其炮栓及汽轮机的主要部件，嘱全体俄军官兵在舰上生活，不得上岸。

两天以后，出羽重远率第“千岁丸”等5艘战舰停泊在了青岛外海。黄昏时分，出羽重远派山路一善少佐乘驱逐舰“雷丸”进入胶州湾，登岸后，被引入“总督府”，拜会了“代理总督”塞麦恩上校。日军本想协商缴获俄舰事宜，但遭到德国人的一口回绝，理由是俄舰已在本军的监督下退出战争。日本分舰队只好悻悻返航。

另有3艘俄国战舰逃得更远，径直越过了黄海。10日黄昏，受伤的驱逐舰“库罗索阿伊号”和巡洋舰“阿斯克尔德号”先后以其时速20海里的高速度摆脱了日舰的追击，于12日中午以后，相继开进了吴淞口，被上海道台袁树勋下令解除了武装。东乡曾派瓜生外吉少将率“浪速丸”等6艘日舰前往上海追捕，也是空手而回。日俄开战前，已经有1艘俄国炮艇“满洲号”前停泊于上海，也被上海当局解除了武装。

逃得最远的是二等巡洋舰“锥亚拉号”。该舰越过了黄海，又越过了东海，一气儿逃到了南海，24日驶进了法国殖民地越南西贡港。法国也是暗中支持俄国的国家之一，开战以后，曾向俄国贷款3.5亿卢布，从而保护了俄国的战争费用。因俄舰逃得太远，且顾虑与法国的关系，大本营没再让东乡派舰队前往西贡追缴。后经日本政府与法国政府交涉，该舰才被解除了武装。

所有逃到战区外的俄海军官兵，均被有关中立国当局送上了回国的航程。

唯一成功突围北上的俄巡洋舰“诺维克号”，因中了3弹，早早退出战场，凭20节的航速摆脱了敌舰的追击。它先南下至青岛港，装满煤炭后，又远远地绕过日本列岛的东面海域，形单影只地孤独北上。10天以后的8月20日下午，该舰始抵库页岛沿岸。眼见得胜利在望，却不料被分别从日本津轻海峡与宗谷海峡一路追来的2艘日本快艇“千岁丸”与“对马丸”赶上，在相距8500米开始处，日舰开始炮轰“诺维克号”，一直轰到2500米处才停止了攻击。可怜的“诺维克号”已经被炸得千疮百孔，无以修复，舰长只得下令沉舰于海上。幸存的官兵各自向岸上逃生去也。

太平洋舰队此次突围虽然失败了，但却给联合舰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用俄国史学家说，即：俄国水兵们“没有使俄国海军的光荣传统受辱”。而且，俄国人还说：

1月10日旅顺海军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破坏了许多为俄国人所熟知的军舰，如“三笠”遭受了比“泽萨列维奇”更严重的伤亡，日本装甲舰上死亡32人，伤82人。俄国旗舰上的伤亡共计54人，其中死亡12人。

别忘了，死亡的12人中，就有代理舰队司令维特格夫特海军少将。

4个月之内，两任舰队司令相继殉职于旗舰上，这是世界海战史上空前的记载。

俄国丧失远东制海权

日俄黄海海战的结束，让西方大国对陌生的日本海军乃至整个日本帝国刮目相看。

且读早年与俄国一同威逼日本“还辽”的两个同盟国的舆论评价——

法国《巴黎爱克德报》在8月18日的评论中说：

至此，俄国太平洋舰队之数量优势已不复存在。旅顺舰队将不待战争结束就会覆灭，而日本舰队却可以完整无缺。平心而论，马卡洛夫阵亡后，俄国舰队司令已经难以胜任如此困难局面。

德国的《布鲁斯克列报》则作了如下评论：

此次战役坚苦卓绝而且战斗频繁，执行任务的日本舰队取得如此胜利，实为全世界海战史上前所未有之事。而且该舰队之主力经过两三个月的修理，即可重新获得战斗力。……上至司令下至普通水兵，日本人的战斗精神不可轻视。目前正在作战的日本陆海两军，其精神价值现在已经为欧洲人所共知；而日本全体国民的爱国奉公、不惜任何牺牲的精神，已经确实无疑。

回到旅顺口以后，太平洋舰队第二任代理司令乌赫托姆斯基少将召集了一次舰长会议。虽然这位亲王的民主作风一如其前任，但面临的危机依然不能稍缓。除了一位舰长之外，其他的与会者一致认为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突围是不可能的，新的尝试只会加速舰队的毁灭。从现在开始，舰队应动员所有的人员与物资援助陆军，保卫要塞。

于是，第二天，按防区司令部的要求，军舰上所有中型口径以下的火炮都被拆卸下来运到了山上。各舰只留舰长和一名老官军及一名机械员，其余全部上岸，大部分人去了山上的炮台，还有一些人到了各小型工厂去制作手掷炸弹——那会儿，还没有“手榴弹”这个词。

太平洋第一舰队再没有突围的能力了。

日本联合舰队完全控制了黄海、渤海与朝鲜海峡的制海权。

苏联史学家阿·伊·索罗金恼怒地认为：“并不是日军主动争取获得了黄海上的制海权，而是沙俄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斯达尔克、维特格夫特和乌赫托姆斯基把它送给了日本。”

因新任舰队司令无法安全履任，而代司令乌赫托姆斯基参谋长的综合素质又不堪胜任斯职，根据阿列克谢耶夫的提议，俄海军部奏请沙皇任命了覆灭前的最后一任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少将罗伯特·威廉。

威廉是表现优异的一等巡洋舰“巴亚尔号”的舰长。

然而，大势已去，在前来增援的新舰队抵达之前，俄国人已经丧失了远东的制海权。

第二季

清廷开展“油画外交”求斡旋

两个强邻在大清国的“龙兴之地”血拼，不光会令满洲老家的人民惨遭涂炭，更可能祸及列祖列宗的陵寝。所以，北京尽管对外宣布“局外中立”，但更希望日俄两国尽早议和。

早在战争伊始，清廷就开始为促成日俄媾和而暗作布置。决策者，当然是慈禧太后。

说起这个执掌中国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满族女人，人们多记起一些负面的评价，相信的是野史上对她的描述。总之，她是一个擅权误国的可恶的女性统治者。

其实，今人对这个君主专制末期的女统治者并不真正了解。比如说，请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为自己画像，究竟是这个老女人为了自己臭美，还是为了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的一次尝试？

容我叉开残酷的战争话题，说说这段“软历史”吧！

晚年的慈禧太后与洋妇人交往一事，每每被后人所忽视，即便知其事者，也解释成了老妇人百无聊赖的穷开心之举。其实不然，请西方大国的公使夫人走近自己，是老太后让自己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自己的一次了不起的观念转变之举，其积极意义远被人们低估了。

人们对慈禧太后的真面目的认知，得于她晚年拍摄过的多幅照片，即穿戴整齐的皇太后的“大圣容”和几张妆扮成菩萨的生活照。据查，这些照片都是光绪三十年（1904）她七十大寿（虚龄）前，由御用摄影师勋龄在颐和园她的寝宫万寿堂里和西苑中海拍摄的。

从这些照片上看，年近七旬的慈禧太后的容颜保养得非常好，全不似垂暮之岁的老妇人。这些历史照片，高清晰度地纪录了慈禧太后的真实容颜与帝制时代皇太后的盛装及佩饰，真实地显示了一个逝去的王朝的最后的华彩。

不过，比这些照片更早纪录她姿容的，是一幅由美国女画师为她绘制的油画肖像。只不过，这幅油画及其背后的故事一直鲜为人知而已。

庚子年，即西历的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拳运动，受朝中保守派亲贵的忽悠，总是疑虑洋人“干预大清内政”的慈禧太后一时昏了头，竟然默许拳民对洋人杀伐，由此引起了“庚子国难”，八国联军强攻大沽口并进犯京城，慈禧太后只得带光绪帝和一班亲贵仓皇逃离。泱泱中华帝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最危急的时刻。

国难期间，慈禧太后这个最高统治者的国际形象败坏到了极点。因为从没洋人见过这位东方最有权力女人的真容，所以，西方的报刊上便出现了依据传闻解读的中国太后形象，那是个既丑陋又野蛮，既阴险又凶残，甚至还很情色的老女人。所幸因列强基于各自的利益一时无意瓜分中国，大清国祚才得以延续。“庚子国难”平息后，慈禧太后让光绪皇帝（时称“两宫”）下罪己诏，发誓要母子同心，推行新政，并开始着意改变自己与中国的国际形象。

“两宫”返京后，尽管没有哪个大清国驻外公使胆敢把“泰西”报章上对“圣母皇太后”的丑化形象如实禀报国内，而朝中的满汉枢臣们也无从知晓“老佛爷”在洋人那边的恶劣形象，但慈禧太后毕竟是一个极聪颖的政治家，她显然对此已经有所预料。尘埃落定后，她即再度邀请七国驻华公使的夫人进入她所居住的颐和园。

须知，当年世界上并没几个主权国家，驻紫禁城东南方的东交民巷里，自西向东，只有美、荷、俄、日、意、德、法、英、奥、比的10座使馆。中国皇太后请7位公使夫人入颐和园进餐与宴游，基本就将世界上有话语权的国家的夫人一网打尽了。

早在光绪二十四年隆冬（1898年12月），慈禧太后即应七国公使夫人之请求，与光绪帝在紫禁城召见过她们。当时，老太太不光亲手为每一位来宾戴上了一枚镂金戒指，而且还请客人们与她和儿子一起看戏，甚至她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

正因与洋妇人恢复了交往，光绪二十八年（1902）下半年，慈禧太后才从美国公使爱德温·赫德·康格尔的夫人苏珊·康格尔的嘴里得知：西方有一种叫作世界博览会的“万国”风貌与产品展示会，两年后（1904）的西历4月4日，将在美国的圣路易斯城举办。谁也不知道，老太太把这个日子默默记在了心里。

美国公使夫人后来写过她所知道了中国皇太后，说那是一个“机智和有女人魅力”的“伟大的女性”，她身上散发着“女主人的吸引力”，“会让所有的客人着迷”。美国人笔下的慈禧太后，竟然和国人所知道的那个丑陋且凶狠的老婆娘完全不是一个人！

过后，大清国外务部立即向康格尔公使表达了大清国希望参加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的愿望。未久，康格尔即向大清国外务部大臣们转来了本国政府的正式邀请。

毫无疑问，慈禧太后抓住了机会，以期借机一举改变她本人和中国的愚昧、野蛮的国际形象。

令大清枢臣们没能料到的是，老太后除了让他们推选一位合适的皇室成员为正监督（代表团团长）率团前往美国与会之外，她本人还听从了康格尔夫人之劝，愿将自己的容颜作为展品，亲自为自己的国家站台，即在美国的万国博览会上展出自己的油画肖像。

这就是清廷请康格尔夫人代选一位美国女性画家来华为慈禧太后作画的背景。

于是，1903年下半年，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奥古斯塔·柯尔就成了东方最神秘的女性统治者的御用画师。

柯尔，史料称“柯姑娘”，后译卡尔，时年45岁。她并非一位多么有名的西方肖像画家，但她的弟弟佛朗西斯·奥古斯塔·卡尔却是深受大清国信任的大清海关税务司，即外聘的中国海关关长。有了这么一层关系，所以，美国公使夫人一推荐，大清君臣就同意了。

彼时的北京城，正被日俄两国在我满洲大地上空聚起的战争阴云所压抑。因“庚子国难”期间入侵我东北地区（时称满洲）的10多万俄军拒不履行国际条约撤军回国，大有强占满洲为“黄俄罗斯”之企图，清政府无力驱逐之，只得听凭日本帝国出面与俄国交涉。因为日本一直将满洲与朝鲜半岛视作本国的保护线，故不容俄国盘踞满洲不去。慈禧太后召请洋画家为自己作画之际，正是两个强邻在万里之外的俄京圣彼得堡唇枪舌剑激烈谈判之时。地球人都知道，日俄两国一旦谈判破裂，必将在中国的黑土地上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血拼。

满洲是大清国的“龙兴之地”，若成为战地，不光会令王朝老家的臣民惨遭涂炭，更可能祸及列祖列宗的陵寝。所以，在颐和园的昏暗的寝宫万寿殿里，老太后穿戴上合乎“母仪天下”身份的东方文明古国的皇太后的正装，几乎每天退朝后，都强忍着满腹心事，神色淡定地端坐在和自己心境一样昏暗的深宫中，任由美利坚女人在画布上涂抹自己。卡尔女士画得非常认真，还要不断根据画像主人的请求而改变细节，所以，这幅人物肖像，竟画了几个月。可想而知，黑云压城之际，慈禧太后强颜端坐好几个月，可真难为死老太太了。

画家卡尔回国后，曾于1906年在伦敦出版过一本名为“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的书，该书曾在1915年由陈霆锐译作中文版的《慈禧写照记》被中华书局印行。在该书中，卡尔说中国的太后为了让她画好自己，有时早朝后“竟肯出座三四次”，她说，作画过程中，太后多次踱到画幅前，请求她不必把自己画得那么老，脸上最好少一点阴影。所以，卡尔按其意愿，终于将年近七旬的太后的老脸抹画得如少妇有面庞一般粉嫩。

卡尔还写道，有一天，她回到画室时，发现现场多了一纸“戏单”，上面标有红色笔迹，即皇上专用的硃笔墨迹，再仔细看时，方知是一纸日俄交战图。原来，光绪皇帝曾在她不在时前来审视过画像。

岁末，日俄战争的雷声隐隐传来之际，卡尔女士耗时9个月，才按肖像主人的要求完成了自己的4幅作品。如同开笔需要选一个好日子一样，在大清官员选择的一个吉日良辰，卡尔在最满意的一幅名为“大清国皇太后陛下圣容”的油画上抹上了最后一笔。

想必慈禧太后非常满意自己的画像，所以，她才邀各国公使夫人集体到颐和园里共同观摩了。之后，极少数王公枢臣也奉懿旨进殿瞻仰过画框里的“圣容”。大清国的人们多是头一回见到如此逼真而又传神的人物肖像画，个个赞不绝口，被画的主子与她的奴才们，以及看过此画的洋妇人们，都认为像画得非常好。于是，一切OK！

然而，大清君臣的外交努力终未阻止日俄两个强邻走向战争——1904年2月9日凌晨，日本联合舰队悍然偷袭了租居旅顺口的俄太平洋舰队，日俄战争自此全面爆发。北京无力制止两个强邻的互相宣战，只能无奈地采纳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奏请，对外宣布“局外中立”。

战端开启之时，正是以贝勒爱新觉罗·溥伦为钦差正监督（团长）的大清国代表团启航之际。3月4日，即距圣路易斯国际博览会开展前的整一个月，大清国代表团抵达美国。贝勒，俗称贝子，是清王朝内部地位仅次于亲王的皇亲。慈禧是奕字辈的奕（咸丰）的妻子之一，奕字辈的下一辈是载字辈，载字辈的下一辈是溥字辈。所以，按辈份，溥伦是慈禧太后的孙子。时年30岁的溥伦此行最重要的使命，是将奶奶的肖像悬挂在万国博览会的展厅中央，并于会后将其赠送给“美利坚大统领”西奥多·罗斯福，以此为礼品，敦促老罗斯福出面斡旋日俄两国尽早停战。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参加世博会，溥伦一行带去的展品有名为“中国村”的一组中国庭院式建筑，有精美的瓷器、华丽的地毯、上好的茶叶等“Made in China”，也有西方人倾耳聆听并大感悦耳的民乐齐奏《茉莉花》，但最惹人注目的展品，无疑是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仪态万方的油画肖像。东方古国神秘女性统治者的画像，在博览会的正厅，即美国厅里展出，画像前天天人头攒动，各国人士争睹中国皇太后的“圣容”，其盛况也许与法国卢浮宫里的蒙娜丽莎画像前有一拼。

但中国人第一次参展世博会，也发生了一件挺丢人的事，即代表团带去的展品中，有一套吸食鸦片的精美烟具。一位中国留美学生看到这套展品时，愤怒地找到在场的中国官员，称此乃国耻之象征，岂能堂而皇之地向文明国家展出？溥伦等人这才觉得此展品确实不妥，遂下令将烟具移出展柜。美国史学家在《远东国际关系史》一书中，记下了这一插曲。刚刚向现代社会启程的中国人，其价值观还很混乱，每每以丑为美却浑然不觉。

不过，这毕竟只是名为“油画外交”的交响曲中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而已，删除之后，整部作品还是很比较完美的。

参加过世博会后，溥伦即前往华盛顿，在驻美公使梁诚陪同下，前往白宫，受到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接见。他向主人转达了他家奶奶的一件极重要的托付：请大统领出面为日俄两国调停。罗斯福接受了大清国的请求。

溥伦启程回国后，世博会才结束，慈禧太后的油画肖像遂被驻美公使梁诚专程护送到华盛顿。美国政府举行了隆重的受赠仪式。罗斯福收下此画后，又将油画转赠给了国家博物馆收藏。中美两国关系，遂因慈禧太后的一张脸而变得更加亲密。

日俄战争期间出版的日本《日俄战记》第十编，记载了发自华盛顿的相关报道：

中国政府目下密议派遣专使往探欧美各国于日俄战后，满洲善后策意见如何，且令其预施良法。其为中国政府所最信者，为北美合众国。

当伦贝子在美国谒美大统领时，曾传中国帝旨谢美国厚意，并云：若贵国能进而调停，俾敝国幸福莫深于此。美统领答云：苟有机会，自愿任调停之劳。是以中国政府自伦贝子归后，益信美国。

世人多以为日俄战争是美国总统老罗斯福于1905年夏调停结束的。其实，最早提请美国人出面斡旋的是中国人，是备受后世诟病的慈禧太后。为了让美国人接受请求，老太婆竟然屈尊把自己的老脸当成特殊礼品献给了大洋彼岸的新兴强国。用现在的话说，可谓：慈禧太后用自己的老脸为中国站了一把台。

从时间上看，正因这幅送出的肖像画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积极反响，所以，慈禧太后才欣然与外国使节夫人们拍下多张合影。无疑，每一张中国太后与洋人的合影，都是一张宣传中国正面形象的广告。

事实证明，慈禧太后操办“油画外交”，颇为成功。当年，老罗斯福总统与美国国会即决定将中国欠付的庚子赔款的1078.5万两白银全部减免。大清投桃报李，以这笔巨款的一部分在京城西郊的旧日皇家园林上建起了一座以培养赴美留学的学校——清华学堂，即后来的清华大学。

慈禧太后晚年的“油画外交”经过大致如此。

只不过，日俄两国刚刚拉开架式血拼，还没分出个雌雄，你想，哪个肯听你劝和？所以，美国人一时没有动静。

乃木军发起外围战

7月23日，隶属日本第三军的第九师团在大连湾登陆。此时，后备步兵第四旅团、野战炮兵第二旅团、海军陆战队重炮队均已到位。

按乃木向大山岩当面报告的时间表，7月25日发起进攻，至30日结束旅顺外围战事。

7月25日，乃木如期下达了作战命令：第一师团任右翼纵队，进攻旅顺城区；第九师团和后备步兵第一旅团任中央纵队，由青泥洼向鞍子山炮台进攻；第十二师团和海军重炮队任左翼纵队，沿南海岸向旅顺进攻。后备步兵第四旅团任军总预备队。各部连夜向指定地点开进，翌晨同时发起进攻。

第二天，即7月26日清晨，第三军如期发动了对旅顺要塞的第一次攻击。整整一天，炮火地摇山动，枪声不曾消停。日军冒死进攻，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但进展甚微。依据永久性堡垒的庇护和合理布局的炮火，俄军将一波又一波汹涌来犯之敌击毙于并无树林与山石掩护的山坡上。

第二天，日军各部继续苦战，甚至连夜间也不再休战。第一师团第二旅团第三联队攻入了鞍子山左侧一处绝壁下，进退不得。大队长牛岛本蕃大佐组织决死队趁夜攀上绝壁，但却功败垂成，为数不多的突击队员爬上绝壁后被俄军发觉，随后全部被歼。牛岛不肯认输，一边以火力压制，一边组织决死队不断攀爬上去与俄军决斗。苦战至第三天上午9时许，该联队主力终于成功进入俄军兜山阵地，将俄军残兵赶下了山。

当日下午4时许，第十一师团也从三面攻克了五顶山（日本称大白头山）的俄军堡垒。

7月30日凌晨，日军开始全面进攻。各师团强力冲锋，不计牺牲，相继攻陷了俄军阵地。

面对强敌异常猛烈的炮轰和不畏损伤的人海战术，旅顺外围的俄军指挥官弗克少将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至此，从金州撤下来的东西伯利亚步兵第四师，再度遭受重创。

满洲军司令部所预期的第一期旅顺作战任务，算是完成了。

据日方统计，第三军从上陆到打完旅顺外围战，伤亡为1.2万人，而俄军的伤亡只有5300余人。

也就是说，没等正式进攻要塞，乃木军即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官兵。之前的鸭绿江战役和金州战役，第一军和第二军伤亡人员累计约5000人。第三军只在旅顺外围即付出了1.2万人的惨重代价，这除了让人看到了日俄战争之惨烈之外，也难免让人对乃木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产生了疑虑。

从战斗结果来看，日军胜了。但若从有生力量的保存上来说，乃木何敢言胜？

日本军头以10年前进攻旅顺时的经验前来挑战俄国人，犯了轻敌的大忌！10年前，乃木参与的进攻旅顺要塞之役，全部日军只战死了40个人，负伤为241人。

旅顺居民同仇敌忾

面对强大日军的包围，旅顺口这座因战备而设立的东方要塞城市，非但没出现一片慌乱的街景，反倒变得异常紧张和有序。

城门与大路口上，都贴出了旅顺要塞司令斯米尔诺夫中将发布的通令：

一、未经旅顺工部长许可及宪兵队长之同意，无论何人皆不准建屋、穿井、掘沟，以兴土木。

二、夜间屋内灯火不得有明显标志，其向海岸房屋之窗，均宜悬挂窗帘。

三、未经军方许可，不得携带照相机至炮台。

四、不得擅自在旅顺城区照相。

五、旅顺区域内不宜放鞭炮。

六、未经官方许可，不得携带和储存任何兵器与炸药。

七、未经官方许可，不得擅自印刷地图与书籍。

八、见遇日本人与朝鲜人或奇形怪状之外国人，无一定职业者，就报告宪兵队长或警察署。

九、一切赌博游戏概行禁止。

十、房屋主人及客舍主人遇有来投宿者，即告警察署。

十一、凡居旅顺而无职业者，除原居民外，悉当退去，违者议罚，如俄国人则送于俄国，外国人则送于外国。

十二、有散布谣言及妨害政治上之论，故意煽动良民者，亦当报告于宪兵屯所及警察署。

本书开篇即说过，在被围困的旅顺城中，还有两千多名俄侨与一万五六千名大清国人没有撤走。

留在旅顺的男人们，自动行动起来，成了俄军的“基干民兵”。

再来读一下苏联史学家索罗金的文字吧：

两个志愿大队和许多中国人——即在6～7月份留在城内的居民，不分昼夜地在防御工地上劳动……在战时有线通讯变得不安全的情况下，当地居民组织了自行车的流动邮车，保证了要塞总部与前线许多防御工事之间的联系。……

被包围的旅顺居民所遭受的艰辛和困苦并不比保卫要塞的士兵少，他们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同敌人斗争，付出了巨大牺牲……

为了救治被围困后难以估量的伤病员，俄国当局把普希金学校和刚建好尚未起用的关东州监狱（即今“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全部改为战地医院，并从女性居民中招募护士加以培训。

看清了吧？当年，在旅顺，大清人与老毛子确实同仇敌忾了。

龃龉的主将与曲折的防线

大清居民与俄国人同仇敌忾了，但俄军将领之间却没有同心同德！尤其两位军衔最高的陆军中将，即关东防区司令斯特塞尔与旅顺要塞司令斯米尔诺夫，矛盾愈来愈深。两位中将麾下，又各有将校追随或屈从。如此一来，大敌当前，祸莫大焉！

笔者在前文写过，同属陆军中将，但因“老旅顺人”斯特塞尔的促狭，致使“新旅顺人”斯米尔诺夫迟迟不能上任。在阿列克谢耶夫和库罗帕特金的催促下，斯特塞尔不得不让斯米尔诺夫就职，但却对要塞司令的工作处处干涉，令斯米尔诺夫有职无权，颇为尴尬。

为了表示对要塞司令的蔑视，斯特塞尔甚至要拘留隶属要塞司令部的宪兵队长米凯拉茨，只因该队长检查灯火管制时到过他的官邸，因为他一直不肯将窗户按规定封闭起来。

1904年春夏之交，郁闷的斯米尔诺夫没少给沙皇写告状信。

据斯米尔诺夫的密奏，俄历5月26日（即6月8日），斯特塞尔曾很不客气地告诉他说：

我防区内的大部分地方已被敌军占领，仅剩旅顺及其外围，防御由我全权指挥……现旅顺已有本官的第三军司令部，再保留贵官的要塞司令部已无必要……同一地区有两位最高指挥官，极不协调，故贵官应受我指挥。

斯米尔诺夫据理力争：

本官的要塞司令职务是沙皇陛下亲自授予的，要塞司令部也是因敕命而设立的，我不会放弃自己的职权。贵官作为上司，可对本官在行政和防御总方针上予以指导，但要塞的具体工作则由我全权处理。除非有沙皇的罢免令，否则本人决不主动弃职！

别别扭扭到了7月份，弗克率第四师从外围撤回旅顺以后，阿列克谢耶夫与库罗帕特金曾分别与联名给斯特塞尔写过几封信。“总督”兼陆海军总司令明令禁止斯特塞尔继续干涉舰队事务；远东陆军总司令则要把斯特塞尔召去辽阳另行安排工作。斯特塞尔遭受当头棒喝，这才没了威风。

但是，这个胆大妄为的守军首长，公然借旅顺被围困之机，把库罗帕特金的手令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而拒向其他将领披露！他只是无奈地对斯米尔诺夫表示：“防区既已名存实亡，今后要塞的防御由贵官全权指挥吧！”

在斯米尔诺夫的部署和升任旅顺陆防司令的康特拉琴科的主持下，被围困的旅顺口，很快筑起了长达29公里的防线，其中9公里为海岸防线，20公里是陆上防线。

陆防分为三段，自东向北向西，分别为东部防线、中部防线和西部防线。

东部防线是整个防线中最为坚固的一段，由东鸡冠山、二龙山、松树山等堡垒与炮台组成，长约8公里。防线司令由东西伯利亚步兵第七步兵师第一旅旅长戈尔巴托夫斯基少将担任。

中部防线由大、小案子山、椅子山一线堡垒与炮台组成，长5.3公里，其中最接近日军前沿的有水管堡和库罗帕特金堡。防线司令为东西伯利亚第四步兵师第二旅旅长谢苗诺夫大校担任。

西部防线相对最为薄弱，从外到里，长达6.7公里的防线上，有夹山、得利寺山、营山和203高地，其中大部分工事是开战以后才抢建的，因而也注定是抵御压力最大的一段防线。该防区司令由东西伯利亚炮兵第四旅旅长伊尔曼大校担任。

至于后来名垂世界战争史的203高地，后面单说。

历数俄军的大小火炮，共有646门，实力尚可。但检点炮弹储存，却不不免让人心惊——整个要塞及舰队，只剩了274558枚炮弹，平均每门炮为425枚。因旅顺已被日军牢牢围困，弹药补充已经无望，所以，俄军只能指望以现有的炮弹抵挡住敌军的进攻。至于库罗帕特金总司令统辖的陆军主力何时来解围，或波罗的海舰队何时能赶来轰跑日本人，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俄军仓促布防203高地

好了，该说说“203”了。

旅顺城区西北的一座小山，据说早先当地人称“hou石山”，至于是猴石山还是后石山，各有记载。按“胶东语系”的旅顺方言发音，猴儿、后同调，都是四声。

2014年7月28日下午，我在那座小山上，从左峰走到右峰，没见山顶部有一块猴儿形状的大石头，遂以为称“后石山”似更合乎情理，因为该山位于旅顺城区西北方。以中国的南为前、北为后的风水观来说，它是旅顺口后面的一座石山。

110年前，大概老毛子们也没找到像猴子一样的象形石，所以，他们干脆以海拔为名，把此高地标注成了203高地。

“203”从此取代了“后石山”，成了中国人也跟着叫起来的旅顺口的一处地名，且一直叫到现在。在旅顺乃至大连，说起“203”，无人不知。

李鸿章时代，此山并未设防。俄国人租了旅顺口以后，也没留意此高地。战争打响以后，前来赴任的斯米尔诺夫在巡察防线时，意外发现了这一处缺口，遂建议斯特塞尔在此抢修防御工事。在给尼古拉二世的密信里，他写过：

臣从金州返回旅顺后，视察了西面工事。角山（即夹山，下同）为二等阵地，而南面1英里左右的203高地却极其重要，必须立即修筑堡垒。

大概斯特塞尔对其提议置之不理，所以，无可奈何的斯米尔诺夫再度写信告御状：

据臣估计，内线防御工事可于敌军围攻时初步完成，基于此，臣便着手布置构筑前线阵地工事，首先命令在水场设角面堡（即日军所称的水管堡），于203高地构筑堡垒。不料，斯特塞尔中将却听从弗克少将的建议，反对在203高地建堡垒，主张先行修建角山防御工事。

日军围困旅顺以后，斯特塞尔被迫将要塞司令一职让了出来，斯米尔诺夫才得以安排康特拉琴科所属的第七师在高地上建防御工事。

203高地是个两头高、中间低的鞍型高地，一条战壕串起了左右峰。右峰上修筑了2门150毫米火炮的炮台，并配备了若干门小口径的轻型炮。炮台之间有暗壕与野战连驻地及左峰相通。左峰修建了一座多面碉堡，并筑有两座重机枪阵地。战斗中，两挺马克沁机枪为保卫203高地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而且直至俄军撤离时该机枪阵地也没失守。

203高地南面的山坡上，有供俄军预备队使用的掩体。高地北侧，即面对日军的方向，工兵部队挖掘了深壕，设置了鹿寨和数道铁丝网。

小小的鞍形高地，就这样被俄军密密把守起来，严阵以待了。

只是，因兵力有限，第七师五团只在此山布置了3个步兵连，外加一个舰队派来的水兵连，总共4个连的兵力要抵挡10倍以上的日军前来进攻。

斯特塞尔意外晋为侍从将军

旅顺被围困以后，无论海军还是陆军，都与外界断了联系。

9月上旬某日，一艘渔船驶进了旅顺港，照例接受了岸边宪兵的盘查。

此船上走下了一个大清国渔民打扮的俄国青年人，自称是从辽阳转道而来的库罗帕特金上将的信使，有重要信件要面交斯特塞尔中将。宪兵队不敢怠慢，赶紧把此人送进了斯特塞尔的司令部里。

这一天，斯特塞尔难得地到阵地视察去了。防区参谋长维克托·亚历山大洛维奇·列依斯（又译雷斯）上校接待了此人。

原来，来者真是总司令派来的信使，叫赫里斯托夫洛夫，是一名哥萨克骑兵少尉。为了平安抵达旅顺，他从辽阳绕到营口，再从营口绕到山东的芝罘以后，才混在胶东渔民的船上潜来的。

他带来了库罗帕特金奉命转交给斯特塞尔的一纸沙皇的诏令与嘉奖令——

因金州保卫战表现卓越，帝国陆军中将斯特塞尔晋为侍从将军，并授予三等塞特·乔治勋章；

授予保卫金州的陆军少将弗克玉石镶金指挥刀一把。

原来，是尼古拉二世非但没有根据斯米尔诺夫的密报派人前来调查与撤换斯特塞尔，反倒借皇太子阿列克谢呱呱坠地之际，为斯特塞尔加级晋爵了！

郁闷的斯米尔诺夫认为，肯定是斯特塞尔欺骗上面，才骗得了这份殊荣。

其实，沙皇未必是被斯特塞尔蒙骗了。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君主来说，远东这边，稳定压倒一切，内耗只能自乱阵脚！为了激励斯特塞尔统领众将士死守旅顺，保全太平洋舰队，多册封一个侍从将军算什么？

从此，远东有了三位侍从将军，即陆军上将库罗帕特金、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陆军中将斯特塞尔。

当晚，陆海军将军们换上军礼服，欢聚一堂，频频举杯庆贺皇太子的诞生和斯特塞尔的荣升。在一片“乌拉”欢嚷声中，人们沉溺在了醇香的伏特加酒气之中。

第二天，已经有了侍从将军荣誉的斯特塞尔自觉已经高出斯米尔诺夫一头，在对手面前，更加颐指气使了。

斯米尔诺夫悲哀地给沙皇写道：

之后，斯特塞尔中将又开始干涉要塞的行政，臣独立行使指挥权的时代遂告结束。

乃木劝降遭拒

旅顺总攻在即，日俄两军对垒，气氛格外紧张。

旅顺城北的村庄水师营是最靠近俄军阵地的日军前沿，自然更风声鹤唳。

1904年8月16日上午10时，日军阵地上突然响起小号的吹奏声，接着，有6个人骑马出阵，径直向俄军阵地走来。为首的日军士兵举着一面白旗，之后是两个正在吹奏小号的军乐手，再之后是第三军司令部参谋、陆军少佐冈山熊治，最后两人是骑兵曹长和便装的译员。一行人走出水师营约500米后，遇俄方士兵鸣空枪制止方停止前行。

稍后，有4位俄骑兵为先驱，护送2位俄军官乘马车前来会晤。

双方互致敬礼后，冈山少佐通过译员告知对方：“奉本军司令官命令给贵军送重要公文，希望见到守城的参谋长。”

俄军官立即命令士兵回去报告，并就地铺开地毯，摆上椅子，请冈山一行等候。冈山早有准备，知“露人”善饮，特意带来一瓶葡萄酒，弄得俄军官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军这边什么也没有，真是抱歉。”

稍顷，俄军金州旅顺防区参谋长列依斯上校带一名副官、一名参谋和一名海军上尉一同赶来。

冈山少佐将两封公函送达列依斯上校之手。

很快，这两封敌方的公函就摆在了斯特塞尔的司令部的桌子上。

斯特塞尔召来了斯米尔诺夫、康特拉琴科、弗克等主要陆军将领，和舰队代理司令乌赫托姆斯基亲王，一起展读了两封敌军来函。

这是两封由“旅顺口攻城军司令官、男爵乃木希典”和“封锁辽东半岛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联署的信。收信人为“驻旅顺俄国陆军最高司令官”和“驻旅顺俄国海军最高司令官”。明明知道对面俄军最高长官的姓名与官衔，却偏不写出来，日本人对敌国将领的羞辱心态，可以想见。

第一封信，乃木与东乡称：

据我大元帅陛下（指天皇）圣仁之旨意，应避免旅顺之妇女、儿童、神父、中立国外交官与观战将校受到无谓的伤害，故请贵军将上示人员分类造册，但年满16岁以上男子不在救助之列；该花名册须由专人于明日，即1904年8月17日10时之前，由旅顺经金州街道送达水师营北日军第一线。

避难人员可持白旗于17日午后2时到达上述地点。

本军派步兵一队持白旗在同一地点接收。

避难者可各携行李一件，但日军有权进行检查；图书及其他有文字记号者、有关战争的物件，一概不得携带。

避难者将由本军护送至青泥洼。

答复只能选择是或否，不得另改条件。

还记得吧？笔者在前面写过，日本驱逐舰曾在旅顺外海捕获了一个少尉衔的俄国作家，在“三笠丸”上，此人向日本人建议：宜在攻击旅顺之前放妇女儿童出城。大本营将此意转达了旅顺攻围军，即第三军。所以，乃木于总攻前夜向敌军守将发出此函，当与此有关。

第二封，是乃木以他和东乡的名义写给斯特塞尔的劝降书：

谨向阁下奉上此信：

贵军旅顺口防御战之业绩，已经博得全世界的称誉。但是贵军孤立要塞，受到我优势陆海军的包围，短时间内又不可能获得救援；无论指挥官多么智谋与忠烈，也无论士兵多么英勇，终不免被我军攻陷。我军的总攻准备已经就绪，马上要开始发动进攻。此时此刻，旅顺口的命运可想而知了！

我们特忠告阁下：阁下若有意于谈判，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也是我们对于人道的义务。一旦攻击开始，我军不会忽行中止，牺牲无益之多数生命财产，也在所难免。现在有条件地完全开城，与因实力屈服而无条件降伏，待遇相差不可同日而语。阁下是军人，当然知道这一点。

有条件开城还是无条件投降，固然是阁下的自由。阁下若有条件投降，请于明日，即1904年8月17日午前10时之前，派遣军使由旅顺口经由金州街道上至水师营北日本军之第一线。超过指定时间，则贵方之一切提议，均行拒绝。

翻译朗读完此信后，现场的俄国将军们无不勃然大怒，个个拍案而起！原来，日本人所说的开城，即打开城门，献城投降！

斯特塞尔当场命令参谋回复二信：

其一

日本陆军司令官及在旅顺口外的日本海军司令官阁下：

关于儿童、妇女及其他自由放出的所示方法，短期内难以实行。

特此通知，并顺致我们的谢意。

其二

日本陆军司令官及在旅顺口外的日本海军司令官阁下：

关于旅顺要塞投降之提议，完全与我国名誉与尊严不符，故无协议之必要。

借此机会表示我们的敬意。

俄帝国侍从将军

东西伯利亚第三军军长

斯特塞尔陆军中将

俄帝国旅顺要塞司令

斯米尔诺夫陆军中将

俄帝国太平洋第一舰队代理司令

乌赫托姆斯基海军少将

同样，斯特塞尔也故意不具收信人的姓名，回敬了日本人对他的不恭。

在日本人看来，俄军将领拒绝放妇孺及非战斗人员出城，实属非人道的犯罪行为。

第二天上午10时前，斯特塞尔署名的这两封回信从原通道送给了日军。

百余年后，我从当年乃木军司令部所在的双台沟开车到水师营，看了看车上的里程表，得知两地相距刚好17公里。试想当年人们策马送“快递”，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第一次旅顺总攻打响

收到对方的回复以后，乃木希典当即把各师团长和攻城炮兵司令、炮兵第二旅团长召集到双台沟村，向各将领下达了命令：

第一（伏见宫）师团与后备步兵第一（友安）旅团组成右翼纵队，从北方进攻要塞北面的夹山炮台、得利寺山炮台和营山炮台；

第九（大岛）师团任中央纵队，进攻旅顺要塞东北方的盘龙山堡垒、水师营南炮台（又称庙堡）和库罗帕特金堡垒；

第十一（土屋）师团为左翼纵队，从东向西进攻号称整个要塞最为坚固的东鸡冠山北堡垒和鹰巢山（又称望台）炮台。

谁都知道，第十一师团是乃木一手创建的嫡系部队，将执行最为艰巨的主攻任务，所以也是注定要付出很大的牺牲的一路。无论治家还是治军，乃木都无私得那么彻底。

乃木让后备步兵第四（竹内）旅团作总预备队。

各师团于8月18日午前4时30分开始，对各自目标发起进攻，力争于21日拂晓之前完成任务。

乃木把主攻方向放在了俄东部防线，是因为日军已经占领了大孤山、小孤山和凤凰山，并在那里设置了炮兵阵地，可直接攻击最难啃的东鸡冠山北堡垒和望台炮台。

乃木预期，经过两个昼夜的苦战，以5万将士攻打3万多敌军，胜利是有把握的。一旦攻陷东部堡垒，则大势已去，俄军或会不战而降。

不料，当天夜里，天降暴雨，而且没完没了！战地泡在水里，道路泥泞不堪，兵马无法行动了！乃木无奈，只好下令推迟一日行动。

8月19日凌晨4点30分，天刚刚亮，日军各师团的火炮即猛烈轰响。

“旅顺攻围军”对旅顺的第一次总攻打响了！

关于日军的旅顺总攻击，笔者见过日本人的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4次总攻说，即以8月19日为第一次总攻，9月19日为第二次总攻，10月26日为第三次总攻，11月26日为第四次总攻。

第二种是3次总攻说，即以8月19日为第一次，10月26日为第二次，之间9月19日那一次为第二次总攻的前哨战。

第三种说法是8月19日为前哨战，总攻以9月19日为起点。

看来，当年，无论是大本营还是乃木军，都没明确为攻击旅顺的各次战斗排序，以致后世的史学家只好按各自的理解，为历次总攻排出了一二三。

笔者在三种说法中徘徊多日，最终采信了第二种说法，即日本太平洋战争研究会的结论，将8月19日作为第一次总攻的日子。

8月19日，日军的第一次总攻，是以海军陆战队的30门大炮对俄军盘龙山各堡垒的轰击开始的，随后，250门陆军的重炮、野战炮也全面发作，令俄军阵地处处开花。

俄军早有准备，马上就有各种火炮还击过来，甚至连港湾里的舰炮也加入了还击战中，而海防阵地的240毫米口径的重炮对日军炮兵阵地的攻击十分凶猛。

惨烈无比的旅顺要塞攻防战就此打响。

日军持续轰击了1个多小时，发弹11.3万发，陆续击毁了俄军堡垒前沿的部分战壕和掩体，但那些坚固的堡垒却完好无损。

清晨6时，4万多名日军步兵开始向俄军阵地发起冲锋。

110年后，我曾两度开着车在当年的战地“转山”。

旅顺并无巍峨的大山，山上也无嶙峋的巨石与成片的森林。从日俄战争时期西方记者留下的老照片看，当年和现在一样，也无不是濯濯童山的模样。可想而知，日军进攻俄军要塞，只能奋不顾身地经过毫无掩蔽物的开阔地带，成为俄军火炮、机枪、步枪与手榴弹的活靶子，其伤亡也就不言而喻了。

激战了两个多小时以后，左翼的第十一师团第一旅团攻陷了东面大顶子山左峰的部分俄军掩体，中央纵队的第九师团也摧毁了水管堡、庙堡、山岩堡的部分俄军掩体与多面堡，右翼的第一师团则攻占了北面战场上夹山左峰前的部分俄军掩体。

乃木希典不禁有些得意忘形了。在前方传来的隆隆炮声中，在双台沟，他掩饰不住喜悦对守候在第三军司令部的各国观察员和记者们宣称：“诸位先生，你们风尘仆仆，不远千里来观战……正当这次战役行将胜利结束之际，你们的到来适逢其时啊！”一向慎重的乃木，这一次失言了——他高兴得太早了！

伤亡惨重致总攻中止

本以为到了第二天，俄军就会全线溃逃。想不到，日军各师团除了占领了几个俄军掩体之外，之后的整整一个昼夜，各部竟然未再能前进一步！

俄军的顽强大大超乎了乃木的想象！三路日军，均遭到了俄军的强力阻击。俄国大兵凶狠异常，寸土必争，宁肯与日军展开肉搏战也不肯撤退，20日整整一个白天，愣是没让日军再前进一步，而日军已经付出了超出预期的巨大伤亡！

以东鸡冠山北堡垒为中心的俄军东部防线，是整个旅顺要塞最为坚固的部分，永久性工事、大小炮台、完善的堑壕，以及数公里长的铁丝网，构成了立体防线。进攻东部的第十一师团，伤亡最大。乃木选择东部为主攻方向，实在是选错了目标！

8月21日，是乃木预期的结束总攻的日子，但日军距胜利遥遥无期，战斗不得不拖延下去。

日复一日，牺牲不止……

直到24日，第十一师团突击队终于攻上了东鸡冠山第二堡垒和望台炮台，却全部被俄军打死在了战壕里——堡垒前的战壕宽得超乎想象，冲上山的日军士兵携带的竹制桥板长度根本不够，所以纷纷掉入壕中，成了被俄军机枪和步枪狂扫和手榴弹狂掷的目标。攻上望台的一队日军也在俄军的强力阻击下不得不退下山来，留在山上和半坡上一片战友的尸体。

这一天，中央纵队的第九师团终于相继攻陷了盘龙山东、西两个堡垒。

25岁的樱井忠温就是从死人堆里活过来的一位幸存者。这个当年是中队旗手的少尉队副，在两年后的《肉弹：旅顺战实记》书中写道：

……尸体挤满地，连下脚的空隙都没有，这是通向地狱的隧道。如果迈出右脚会踏上死去的战友，迈出左脚会踏上受伤的战友……我们所处地势不利，无法进行防御，只得向山脚退去。每当我回头，就看见俄军向我们开枪，他们一路追杀下来。我们退回落脚点并回击敌人，双方混战在一起，用刺刀展开肉搏。此时，敌人从要塞中搬来了机枪，向我们扫射，双方的士兵都被割草般地射倒。……

笔者在前文提到过这个樱井忠温，即主持编修了日本国防史的那位著名的文化人，他详细告知了日本国民与各国民众对日军的支援，外国人中，大清国人最给力。

在巨大的牺牲面前，终于，乃木下令：各师团停止进攻，维持占领区域。

第一次总攻旅顺之役，日军无果而终。

是次战斗，大大超过了原先预期的两天时间，打了五天四夜，也未能攻克既定的目标。投入战场共有50765人，死伤却高达15860人！

对面的俄军，参加防御的总共只有33700人，死伤也不过约1500人，损失不到日军的十分之一！

当天下午，第三军按既定规矩将战况报给了满洲军总司令部和大本营。

想不到，当天晚上，大本营就转来了天皇亲赐乃木司令官的敕语：

闻攻城各军，围攻以来，昼夜肉搏，拔其二垒。当兹炎热之时，连日力战，轸念殊殷。我深依赖将卒勇武，深望一篑之功，积累成山焉。

“圣上”的悬念和期待让乃木羞愧难当。当即，他向皇宫发出回奏：

围攻旅顺二日，仅得二垒，陛下赐以优诏，不胜惶恐之至。臣等益期奋励，以报万一。

这一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正是中国人的中元节，又叫盂兰盆节、鬼节，是地狱大门打开、各种鬼魂趁夜出来游荡的日子。村里家家户户在烧纸，住在大清农户之间的乃木希典如何能安度此宵？

也许，正是受不了像他儿子一般大的下一代同胞的巨大牺牲，他才下令中止了进攻。

22万俄军在辽阳严阵以待

就在第三军对旅顺发起第一次总攻的日子里，满洲军总司令大山岩指挥第一、第二军和第四军已完成了辽阳外围战，岫岩、盖平、海城、析木城的城头，都飘起了太阳旗。

日军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辽阳，止步于距俄军司令部所在的辽阳城30公里之外的山峦间。

其时，在库罗帕特金的亲自督促下，俄军已经在辽阳外围筑好了三道防御阵地。

第一道防线位于辽阳城东与城南30公里左右，西起鞍山，东至寒坡岭，全长75公里。

第二道防线距城15公里左右，南起沙河，东至石嘴子山，全长22公里。

第三道防线自首山堡向东延伸，向北穿过太子河，至黑英台、燕州城一带，全长45公里。

在辽阳城，俄军也做了周密部署。在城墙外一二公里的地方，俄军筑就一圈儿防御工事，有大量的碉堡群，有壁厚达2米的堡垒，主堡垒壁厚竟达5米！碉堡外，有深壕，壕宽约6米，深约5米，壕内遍插木尖桩；堑壕之外，广设铁丝网，并密集设置陷阱与地雷阵。凡在防区之内的大清民宅与农田，一概强行征用。

此时，库罗帕特金手里已经有了5个军共13师的充裕兵力。他部署3个军为右翼的南部集团，由扎鲁巴耶夫将军统辖；2个军为左翼的东部集团，由比尔德林将军指挥；从欧洲新调来的2个军为预备队。看到22万俄军与513门火炮均已布置到位，这位统帅或许暗自松了一口气。

面对他将要迎战的对手大山岩元帅，不知上一年访问过日本，认识了大山岩的俄军统帅作何感想。

抵达大清以后，由于无法按自己的意愿部署战事，在无事生非的阿列克谢耶夫的干预下，库罗帕特金心力交瘁，甚至连容貌都让人感觉在迅速变老。

辽阳战役后，他曾派一位副官潜往旅顺口联络。不料，那位叫瓦西里·戈尔特的工兵大尉在搭乘的“富平号”商船上被日本联合舰队俘获。在东乡平八郎的旗舰“三笠丸”上，戈尔特上尉禁不住该舰炮术长加藤少佐的“巧妙讯问”（日本外交文书日俄战争Ⅳ卷第913号语），大谈了一通辽阳会战前的库罗帕特金的状况，言下很为自己的统帅鸣不平。

这位副官毫无保留地告诉日本人：

最令人同情的是库罗帕特金将军。将军自从到达满洲以来，日夜殚精竭虑，惨淡经营其作战计划而不敢懈怠，但经常受到那些昧于战况之宫廷派军人掣肘，不能按照其本人意图行事。证据就写在将军脸上——这几个月以来，由于操劳战事，将军面容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从前之红润脸庞已然远去，血色之丰润荡然无存，头发、鬓须亦悉数变为雪白。若去年在日本会见将军之日本军人，今在疆场见之，恐怕不会有人认出其为同一人也。

大山岩发起辽阳会战

一年前亲切会晤的国宾，而今成了你死我活的对头。手持望远镜向辽阳观察的大山岩，也想不到会在大清的土地上与库罗帕特金遥遥相望。

早在10年前，日军就攻打过辽阳城。但那一回攻打的是落后与腐朽的大清军队。与“露军”陆上开战以来，日本军头们都尝试到了对手的强悍，此番，以13.5万日军挑战以逸待劳的22万敌军，真正属“挑战不可能”！

因为在甲午之战时来过这里，而且战后按《中日通商条约》，日本在辽阳设立了领事馆，所以，日军对辽阳非常了解。

辽阳地处南满铁路之要冲，东、南两面有群山为屏，西、北方便是辽阔的辽中平原了。大山岩知道库罗帕特金已经在辽阳外围严阵以待，而且无论兵力还是火炮，数量都大大地多于日军。但他决意发起辽阳会战，以期尽快结束战争！至于一旦失利，日军是否全线崩盘，他似乎没去想。

日本国歌的作者和著名的“弥助炮”发明人，真是胆略惊人的军事家！

按大山岩的原定规划，8月底前，乃木的第三军应该攻陷了旅顺，现正北上参加辽阳会战的途中。可是，如今，大山岩已不再指望乃木了。盂兰盆节的白天，他即给第三军发去一纸电报：督促“尽早克复旅顺”。虽说电文语气委婉，全然不似军令那么强硬，但仍让人感觉到了总司令对乃木的责难。

8月14日，是大山岩预定发起辽阳会战的日子。

这将是日军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会战。1位元帅（大山岩）将统辖6位陆军大将（黑木为桢、奥保巩、野津道贯、儿玉源太郎、长谷川好道、西宽二郎），挥师9个陆军师团，在异国的土地上与欧洲劲旅进行战略决战。

不期，头一天，天色一变，大雨突降南满大地，铁路与通讯线路全被冲垮，各军的行动不得不推迟。

原定8月17日第一军各师团由鞍山站与汤河一线出动，结果不得不看天老爷的脸色，改在了8月23日夜间出发。日军第十二师团和第二师团于当晚，向从欧洲调来的俄第十军左翼阵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夜袭战，并于25日上午强夺弓长岭（今辽阳市弓长岭区）与寒坡岭。27日，两师团乘胜前进，相继攻陷了红沙岭与孙家寨。

但从凤凰城北上的近卫师团，却在浪子山至高峰寺一线遭到了俄军的强力压制，全师团60门火炮一起攻击，也无法从正面突破俄军的防线。苦战至16时许，一场大雨不期而至。打红了眼的长谷川大将，命令各旅团、联队冒雨冲锋，终于在黑夜到来之前，将当面之敌赶出阵地。

曾经逃兵满营的第二师团，在西宽二郎的统辖下，已经变得异常勇敢。8月26日夜间，人类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夜战在弓长岭发生。西宽二郎亲率全师团1.2万余人全部冲上了俄军阵地，与防守此地的1.7万俄军进行了一场无比惨烈的白刃战！天色熹微之际，双方的尸体已填满了壕沟。有个日本士兵爬过死人堆，树起了一面残破的旭日旗。第二师团愣是靠拼刺刀把兵力多于本军的俄军捅回到30公里之外的辽阳去了。该师团自此咸鱼翻身，赢得了“善战”之声誉，部队的代号也被满洲军总司令部改成了“知耻近乎勇”的“勇部队”。

27日天亮时分，日本第一军成功突破了俄军的第一道防线。

8月28日凌晨，根据大山岩总司令的指令，血腥的辽阳会战大幕正式拉开了！

日本陆军也造出一个“军神”

首山位于辽阳城南，是俄军第二道防线上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高地。俄军在此山布置了26个步兵营、17个骑兵连和14个工兵连，火炮163门，其中重炮28门。

对日本第二军而言，首山是进入辽阳的门户。所以，他们不计伤亡地发起进攻，当天即有两个大队的1000多人全部丧命。其中一个阵亡者，像半年前死在旅顺港外的广濑武夫一样，后来也被日本人奉为“军神”，此人即第三师团第三十四联队第一大队的少佐大队长橘周太。

8月31日橘周太战死，当天晚上大本营即循例追授其为步兵中佐，并赐勋四等旭日小绶章、功四级金鵄勋章，虽说对战死者上晋一级军衔是照章办事，而勋四等与功四级也不过是对佐级军人的正常嘉奖，但东京对其人之死反应之快，还是令人惊讶的。

日俄战争期间，日军战死者成千上万，只一场辽阳会战，日军即伤亡了23533人，而且，其中还有军衔比橘更高者，如橘的顶头上司、一个月后战死的第三十四联队中佐（死后晋大佐）联队长关谷铭次郎。那么，何以一个不上不下的步兵少佐之死令日本人如此感动，并享有了神社、雕像和一首家喻户晓的《军神橘中佐》的歌曲？究其原委，或与其身世有关，即橘氏非寻常百姓，而是皇家后裔；而且，他曾做过皇太子的侍从武官，即天皇最为信任的青年军官。

橘周太，时年39岁，长崎人，是第三十代日皇敏达天皇与妃子所生之子难波皇子的后人。他少时即在长崎中学和东京最有名的汉学墪“二松学舍”系统地学过汉学。16岁时他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成为近卫师团的少尉，26岁晋升为陆军大尉时，被选进皇宫，成为“东宫武官”，即皇太子嘉仁（即后来的大正天皇）的侍从武官，甲午之战时，他调任大本营附，即战时统帅部的副官。战后他曾派驻台湾任步兵中队长。日俄开战后，他任第二军管理部长，8月11日，刚被下派到第三师团任大队长（相当于营长），谁也想不到，辽阳会战的第二天，也就是他从司令部机关下到一线作战部队的刚好第二十天，他就以生命报效了与他有血统之缘的“皇国”。

如果说，日本政府把广濑武夫捧为“军神”是为了弘扬其爱兵如子、舍己为人的精神的话，那么，把橘供到“军神”的神坛上，则是为了激励更多的中下级军官像他一样舍生忘死地尽忠于沙场，因为这位“橘中佐”实在太顽强了——仰攻首山时，他虽已多处负伤，但仍拒下火线，亲率本大队官兵冲到俄阵地，与俄军展开了残酷的白刃战，直至亡命在敌军战壕里。清洗其遗体时，人们才知道，橘身上有7处战伤。

至今，东京的日本战争博物馆“游就馆”里，陈列着橘周太的军装与在战场上用过的传声筒等。据查，日本陆上自卫队至今仍然保留着橘周太所在的三十四联队的番号，而驻地静冈的该联队也一直保留着“橘联队”的别称。

无论是保存其遗物，还是保留其部队的名号，日本当局的用心直如司马昭之心，即期望以“军神”为世代日本军人之楷模。

代价极大的辽阳惨胜

再说回百余年前的日俄辽阳会战现场。

1904年9月1日，即日军步兵第三十四联队的橘周太大队全队阵亡后的第二天，东条英教，即二战后被判死刑的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父亲，统辖的步兵第八旅团由第四军所属的第十师团调来，参加了对首山的攻坚。

在经历了长达36小时的不间断的进攻之后，日军终于攻陷俄军阵地。

同一天，日本第二军占领了山下的首山堡后，立即用从金州南山俘获的6门俄军加农炮轰击了辽阳火车站。辽阳站既是南接旅大、北通奉天与哈尔滨的大站，更是俄军司令部和驻军的所在地。

突然从天而降的一发发巨弹，炸懵了库罗帕特金和他的官兵，更炸懵了古城辽阳的大清平民！谁也不曾料想，日本人竟对准人口稠密的繁华古城开了炮！大炮一响，人们乱作一团，正在候车的俄人与大清人纷纷丢下行李四处避难。据一位在场的欧洲记者报道：“中国苦力趁机哄抢了自己身边的物品。”俄军的哥萨克骑兵们则趁乱袭击了兵站的仓库，把一箱箱美酒搬到了自己的帐篷里。

库罗帕特金下令把仓皇退过太子河的步、炮兵部队逐了回去，全力反攻。

日本战地记者报道：

黑英台及仁官屯附近之高埠，日军三失三占。

三失三占！两军鏖战之酷烈，可见一斑。

两军苦斗至9月3日黄昏，库罗帕特金终于下令撤退。

仓皇撤退的俄军，来不及搬运留在战场的大批的弹药，竞相爬上车厢，向北逃窜。幸好有铁路与列车，库罗帕特金和他的将士们才没被日本人追上。

数小时后，即9月4日凌晨1时许，日本第四军第五师团即进入了辽阳城。

当天上午，日本满洲军总司令部的福岛安正少将先往辽阳州衙署与辽阳知州鲜俊英协商日军入城事。稍后，日军举行了入城式。

留在城里的大清国人，忐忑不安地收下了日军分发的旭日旗，并按占领军的要求，将旗挂在自家门外以求自保。

尽管后来大清的钦差大臣胡燏棻来战地巡察后奏称“日军至东省秋毫无犯”，但双方枪炮一响，战地人民注定难逃祸殃。

据辽阳州署事后向盛京将军府奏报，日军进城时，城内及城外关厢，共有158人死于日方枪炮之下，其中2人为衙署正兵。而辽阳郊外，死于俄军炮击的百姓更是多达252人。全州境内，共有519间房屋被毁。

日军进城以后，照例设立了军政署，取代了大清当地府衙。这当然是对中立国的严重侵犯。但地方官员无力抵抗，只能就范。随后，日本辽阳军政署即以“私通露军”为名逮捕了辽阳州衙的卫队长等人。知州鲜俊英前往说项，竟被日军解往海城羁押，说他“通露”，而他力保的那几名“露奸”，全被处决。

稍后，大山岩与儿玉源太郎把满洲军司令部迁到了辽阳站。俄军的官舍兵营，全部成了日军的驻地。

辽阳战役，日本胜了，但付出的代价却大大地超乎了人们的想象！

前方发回的伤亡数字再一次震惊了大本营：

日本军死伤23533人，其中阵亡5500人以上；露军死伤为17912人。

在《日俄战纪》第九编上，日本记者把日军的惨重损失归咎于敌军完备的防御工事上：“其战斗之激，连亘十日，尸积成山，血流沾野，岂非以防备之固哉？”

要了命的“马克沁”与手榴弹

日本记者那时还不知道，致本国同胞“尸积成山，血流沾野”的，不光因“露军”的“防守之固”，还因对方的兵器之利。

在进入满洲与俄军进行地面作战以前，没有哪个日军将领会对俄军步兵装备的近战武器感到担忧。然而，各师团陆续与俄军交火后，大小军头们才知道，对方有一种杀伤力非常了得的重型机关枪——每次日军发起冲锋时，竟有一半的士兵是被这种重机枪放倒的！

这种重机枪，因其发明者而得名，即横扫世界战场长达80多年的马克沁重机枪。

1884年，在美国缅因州出生的发明家海勒姆·史蒂文斯·马克沁移民英国后，发明了这个世界上第一种以火药燃气为动力的自动武器。该机枪因系水冷式，故可连续射击，且每分钟射速达600发以上，一问世，即得到了英军的青睐，在与非洲人的一次作战中，只有50来人的英国竟然成功地打退了5000多当地人的进攻，原因很简单，即英军小分队拥有4挺马克沁重机枪。那一仗，区区4挺“马克沁”，竟让对方的3000人成了阵亡者！

近几年，俄军步兵也开始陆续装备这种价格昂贵的重机枪。西伯利亚军区各步兵师均已配备了少量的“马克沁”。至第七步兵师退到旅顺要塞后，加上第四师和要塞驻军原有的，旅顺城防军共有62挺马克沁机枪，其中47挺在第一线的步兵手里，剩下的分到了岸炮部队和后备部队手里。正是这47挺马克沁重机枪，每次战斗中，都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说起来，日军步兵装备的机关枪比俄军还要多。比如第三军各师团，总计有机枪73挺，而俄军旅顺要塞里只有62挺。不过，日军配备的是“哈奇开斯1897型”机枪，该枪也是一个移居欧洲的叫哈奇开斯的美国人创意，由他弟子发明的，中国人所熟悉的日本“歪把子机枪”的前身，就是“哈奇开斯1897型”。不幸的是，与“马克沁”相比，“哈奇开斯”各种性能都略逊一等，而且体量也只能算是前者的小老弟，况且日军还是仰攻。所以，日军在机枪的对决上输给了俄军。

此外，俄国步兵已经普遍配备了手掷炸弹。

手榴弹并非俄人发明，欧洲早就在近战中使用过这种小型的人力投掷的炸弹，甚至还有过专业的掷弹兵。但俄军第一次大规模地把手掷炸弹用于战争，而且杀敌效果非常可观。俄军在旅顺保卫战中使用的手掷炸弹，还不是后来各国通用的木柄手榴弹，而是前弹后绳，士兵们像扔流星锤一样拽着后绳和引信奋力掷远，就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杀敌效果。

俄军的手掷炸弹，没有统一的制造标准，康特拉琴科将军就曾在前线指导士兵们制造各式各样的手掷炸弹。因其携带方便，杀敌力强，所以，开战以来，旅顺的各机械厂都奉命生产过这种手掷炸弹。在日军的战史上，我看到过“俄军一日投过7000枚手掷炸弹”的可怕的记载。可想而知，难以计数的日本士兵成了测试手榴弹威力的最初的牺牲品。

反观日军步兵，“手掷炸弹”只是对方抛来的稀罕物，各部队并未装备这种新型的近战武器。正是因为痛感手榴弹的缺乏，日本政府才紧急安排国内兵工厂大量生产木柄的这类炸弹。战争打到第二年，日制手榴弹已经装备于各师团了。不过，即便拥有同样数量的手榴弹，单从人种上来说，身矮力薄的小日本儿与牛高马大的老毛子对着扔的话，日军仍要先死，况且俄军是往山下丢，日军要往山上扔。所以，吃亏的总是日本人。

后来，这种手掷炸弹被日本人装上了木柄，起名手榴弹。须知，中国人对这种小型手掷炮弹的称呼，正来自日本。

俄军的马克沁重机枪与手榴弹，正是战争初期要了成千上万日本士兵性命的绝杀利器。

至于两军的步枪，俄军也稍优级于日军。俄军配备的步枪，名为莫辛—纳甘1891型步枪，是结合了俄军的莫辛上尉和比利时的纳甘兄弟的两种设计而制造的步兵标配，因连发，且声音干脆，故绰号“水连珠”。该自动步枪长1306毫米，带枪刺长1738毫米，枪口初速每秒615米，重4.22公斤。

额外说一句：“水连珠”在日俄战争后即被大清陆军部看好并开始装备于新军。辛亥革命时，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军人，持的就是这种步枪。“水连珠”在中国一直使用到朝鲜战争时期。

日军使用的步枪是本国制造的30式步枪，即明治三十年（1897）研发的5连发自动步枪，枪口初速为每秒765米，明显快于俄军步枪，而且射击精度极高，枪身重3.95公斤。但出于设计原因，该步枪子弹命中人体后很难造成致命伤害。其枪身为1275毫米，适应于矮小的日本人，但却因短于俄军的“水连珠”而在白刃战中容易吃亏。在满洲战场，30式步枪还有了一个缺点，即“水土不服”，因无防尘盖而每每被东北风卷起的沙子灌进枪管，导致子弹卡壳。

由于俄军在步兵近战的装备上比日军领先一步，所以，尽管日军在人数上占优，并且在气势上也称得上是昂扬——每次冲锋前都高呼“万岁”，但只能在回应“乌拉”的俄军阵前纷纷被击毙，年纪轻轻地就为天皇尽忠去了。

沙皇终于召回阿列克谢耶夫

辽阳战役结束后，远东军事二元化指挥的问题成了尼古拉二世再也无法回避的头等大事。

被晾起来的财政大臣维特忿忿地写道：

正如我所预料的，库罗帕特金和阿列克谢耶夫之间常常发生争执。前者要依照一定的计划节节撤退，后者则相反，主张采取进攻战略。阿列克谢耶夫坐在他的非常舒适的书斋里，滔滔不绝地谈论向旅顺口进军和打败日本人。没有一个计划是一致执行的。两人都向圣彼得堡请求指示，许多军事措施都是按照来自首都的命令采取的。这种荒谬的作战方法的结果就是一连串最可耻的失败。

尼古拉二世终于痛下决心，10月25日，他终于以年龄为由，把62岁的阿列克谢耶夫召回，其遗职俄国远东陆海军总司令由库罗帕特金接任。

不过，按维特先生的观察：

奉天战役的失败证明，库罗帕特金将军完全不能胜任总司令一职。

晋为陆海军总司令以后，库罗帕特金不再兼任远东陆军司令，该职由利涅维奇将军接任了。利涅维奇比库氏还大好几岁，而且是在俄土战争中伤了腿脚的残疾将军，1900年春，他曾率俄军入侵过华北，是八国联军俄军的首领。他虽是个公认的勇敢的军人，但俄军大势已去，士气涣散，凭临阵换帅来挽回败局，几无可能。

圣彼得堡有头脑的人都感到不可思议：即便海军输了，但陆军不会失败；即便陆军在头一场战役中失利了，但也不可能被接二连三地被日本人打败。然而，战局就是如此荒诞！

接任库罗帕特金的陆军大臣雷迪格上将竟然公开散布悲观言论：

我们已经输了这场战争。

让正直的大臣们郁闷的是，回到首都的阿列克谢耶夫并没受到追究，反倒被沙皇授予了圣乔治十字勋章，此勋章只奖给作战英勇的军人。而且，沙皇还诏令，阿列克谢耶夫回海军部任高等顾问，继续参与军务。

谁都知道，这道诏令的背后，有那位一直主持全俄海军的阿列克谢伊大公的阴影。

慈禧太后垂询斡旋悯民瘼

慈禧太后把自己一张老脸送给“美利坚大统领”，拜托人家为日俄调停之后，数月过去了，美国人一直没有动静。

六月十四（7月26日），北洋大臣袁世凯转奏的烟台商董们的战地损失清册，摆在了大清群臣眼前。面对请求日俄两国赔偿损失的民间吁请，大堂上，红顶子上的花翎一通乱抖，却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议来议去，只能由外务部将此清册分送日、俄两国使馆备存，然后，光绪帝拍板：烟台商民失损一事，由红十字会出面集中办理，设法救济。

军机处是这样给袁世凯答复的：

海参崴设有中国商务委员，商民去者固多，存者尚可照料。而大连湾、青泥洼已为日踞，旅顺亦岌岌可危。就俄而论，保护几无其力，赔偿尚非其时。日本行军颇严纪律，所到之处，尚能安民，既居仗义之名，复当战胜之后，此又［只］可与言保护，而未易与言赔偿者也。东省猝遭兵燹，商民均属无辜，琐尾流离，至堪悯恻！已奉旨饬抚恤并集办红十字会设法救济。

注意，此文的亮点，除了胶东商民受抚一事已有眉目之外，另有日本军纪颇严等字也让人意外。

眼瞅着到了9月，日俄在辽阳打起来了，慈禧太后在召见伍廷芳时，专就此事垂询过伍氏。

伍廷芳是早年李鸿章从香港聘过来的办洋务的得力助手，曾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的大臣（公使），回国后任外务部侍郎。

中国版的《日俄战纪》披露了此次召见的经过：

昨日伍侍郎晋京。太后召见，问以此事（即请美国人调停一事）。

侍郎答以：为时尚早。

太后问：何时方可为此？

侍郎答以：极早须在日本兵到哈尔滨以后。

太后勉以时局艰难，全仗尔等出力。言次，语极沉痛。

“言次”，即言谈之间。虚龄七旬的老寡妇真也不容易！

毕竟满洲乃本朝的“龙兴之地”，战地人民虽多汉民，但满族同胞仍不在少数。开战以后，盛京将军增祺和奉天府尹廷杰，就不断给朝廷发来上奏，力陈战地人民遭受的苦难。于是，统治者从地方官员的报告中读到了实情：

自东三省开战以来，发祥重地未数月即变为瓦砾场。农民之啼饥号寒者，不知几千万人。凡经兵燹之处，不堪寓目。……

省（即省城）南自七八月至今尚在相持，终日鏖战。田木屋庐人民尽被毁逐，财产粮草搜掠一空，难民逃入省城者十余万人，大半无亲故可投……由省东至兴京三百余里蹂躏殆遍，西南则出城一二里即无完土。

兴京，即努尔哈赫起家的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新宾县。

为了减轻战地之民瘼，光绪曾诏令“赏赈款银三十万两”。想想当年极度困难的国家财政状况，就知道清廷已经非常难为了。

为实地了解“龙兴之地”惨遭兵燹的实情与当地百姓的民瘼，清廷派刑部右侍郎胡燏棻前往奉天实地考察一番。

胡燏棻，字云楣，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遗漏的人物。他是李鸿章的淮系部将，甲午战争时，以广西按察使的身份在天津办理东征粮台，即给李鸿章当后勤部长。战后，李鸿章留他在天津郊区的小站创建了一支4750人的武卫军。袁世凯所创建的新军，其前身正是胡氏的武卫军。庚子之乱时，胡氏任总署大臣兼会办关内外铁路大臣，因倡言护路保侨而遭守旧大臣忌恨，拳民更欲将其斩决，朝野均骂其为“汉奸”。所幸慈禧太后手下留情，他才活了下来。

年逾花甲的胡侍郎从奉天实地考察回来以后，立即受到了“两宫”召见。

《日俄战纪》上，有一篇《两宫垂询奉省情形》的详细报道：

日前胡云楣侍郎召见之故，闻系因胡侍郎近由奉省沿途查看情形，回京复命。召对之时，两宫垂询东省日俄战事，及关外铁路一带情形，并问难民现在如何安置等事。

胡侍郎奏对云：日军至东省秋毫无犯，商民颇为安靖。唯难民过众，必须设法赈济。

又言该省现时米粮匮乏，价值昂贵，殊与民生有碍。臣回津时，已与督臣袁世凯面议，招商输运米麦入东。又将目下日本布置该省事宜详细奏闻。言此时我国应速派大员，前往整顿善后一切，以免日后诸事棘手等语。

两宫颇为嘉纳，因谕该侍郎与政府筹商。

嘉纳，即赞许并采纳。

翻开影印的《清末外务部日俄战争议和档案》，开篇即《八月二十七日（即1904年10月6日）发驻俄大臣胡惟德电一件：调停日俄战争须详察该国内情由》的电文，从内容看，这是给胡氏来电的回复：

日俄战争相持久已，东省受祸日深，亟应力图挽救。尊虑“声明主权，为调停结束地步”，自必确有所见。至谓“战国或藉此收局”，究竟当轴（指当权者）有无口气流露？或系得之士夫［大］夫、商民、舆论？此事发端极有关系，全在觇彼内情，办理方有把握。希再详察电复外务部。

同日，外务部还向驻美、英、法、德四国公使发去了内容相同的电报，要各驻外大臣详细了解驻在国对调停日俄战争的意向。

没有外人当面逼迫表态的时候，大清的外交大臣们不需要假装打盹了。除了后世印象中的集体贪腐、昏庸、无能之外，自幼背诵儒家经典长大的士大夫们也在为国操劳，并想着法子为民解困。

从柳树房村远眺凤凰山。日俄战争时，乃木希典常策马越过南满铁路趋前指挥。（2014年9月摄）

旅顺文史专家李华家（左）和乃木希典当年的房东之孙周运清（右）。（2014年9月摄）

第三季

乃木搬到柳树房

虽然清廷一心盼着日俄两国早日停战，但尚未攻下旅顺要塞的日本人哪里肯半途而废？

第一次总攻后，乃木把第三军司令部又向前线移了10公里。

新的驻地叫柳树房村，村南小河边的一户周姓人家的四合院，被日本人看中，租作了司令官的办公室与寓所。周家则搬到了附近的房子去住。

柳树房，顾名思义，应该是个柳树成荫的农庄。

顺便说一声：尽管旅顺攻防战已经打响，旅顺城郊全都成了生死未卜的战地，但农民们并没如我想象的那样，为避战乱都已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事实是，开战以来，不少人一直住在村里，等着秋收，等着秋种，甚至，等着被日军所雇。并非后世想象的那样——大炮一响，人皆逃亡；滞留战地，非死即伤。

“打仗以后，俺村儿的人哪也没去。”这是我在柳树房听乃木希典当年的房东后裔周运清老人说的。

而且，我还在《洋镜头里的日俄战争》一书中得知：

在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常有俄国人的炮弹落在田地里，中国人却照常劳作。

想当年，西方战地记者大概被大清农民的淡定吓了一跳。

周运清说，他爷爷生前老和自己说乃木的一些事。所以，周运清对日俄战争期间村里的情况，知道得挺清楚。

尽管周家已经从山东蓬莱到此地落户二百多年、七八辈了，但周运清仍讲着一口地道的蓬莱话。比如说，把日本人叫成“一本印”或“一本鬼儿”，就与山东半岛各地毫无二致。

2014年9月11日上午，旅顺文史专家李华家指引我来到柳树房村东头的周家。在周家小院儿里，周运清老人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来打听乃木希典？乃木希典这个□□□的，还是个独眼龙呢！俺爷爷说，那是他小的时候，叫他那个糊涂的娘挂蚊帐的时候给剐瞎了的。”

我笑了，说：“中国人知道乃木希典是独眼龙的，恐怕没有几个，看来您确实了解乃木！”

了解胶东风情的人都知道，在山东半岛居民的语系里，说脏话骂人往往是表示亲昵的意思，并非只有苦大仇深、不说不足以泄愤怒时才使用。其实中国各地也有都这类特殊的骂人文化，只不过胶东人说得格外邪乎一些罢了。

周妻居然是早年从城市来插队落户的下乡知青。但见她像普通的中老年农妇一样，在院子里稔熟地摊晒着黄灿灿的玉米粒儿。我坐在马扎子上，听主人周运清老人说起了他所知道的日俄战争。

周运清说：俺爷爷叫周乃庚，不知是哪年出生的，也记不得是属什么的了，乃木希典住在俺家的时候，俺爷爷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半大小子。上世纪80年代，爷爷才“走”的，当时都快100岁了。老人在世的时候，经常说起乃木的一些事儿。

我屈指数算了一下，周乃庚应该是19世纪80年代后期生人。也就是说，周乃庚和乃木胜典、乃木保典是同辈人，但比他俩还年少几岁。

他说：“当年，老毛子和‘一本印’开战的时候，村里只有二三十户人家。但不管的本村，还是附近的几个村，都是早年从山东出来闯关东的。老话说：‘东周、西周、钟家村、孙家沟，外捎海南丢。’什么意思？都是从海南丢过来的呗！俺周家，是从蓬莱丢过来的。”

我问：“你爷爷知道乃木希典有两个儿子都在你们这块土地上战死了吗？”

周运清老人答：“怎么能不知道？乃木的两个儿都战死了，村里人都知道。谁要不他（乃木）怎么喜欢和小男孩儿拉呱儿？”

原来，史料上记载着整天虎着脸不肯对两个儿子笑一下的乃木希典，也是凡人肉身！

乃木希典在周家里住了4个月，打下旅顺口以后，他才带着司令部北上的。

第三军打赢前哨战

驻地柳树房以后，乃木按满洲军总司令部的指令变更了战术，即把远距离开始发起一气呵成的冲锋的旧式野战战法，改为了“平行围困战”。

所谓“平行围困战”，即提前由工兵部队在敌军堡垒前挖掘多条Z字形的坑道，尽量接近敌阵，让步兵在最短的距离内发起正面冲锋，以最少的伤亡赢得战争。

参谋们预期，以旅顺山地之坚硬，大规模的坑道作业，至少要耗时一个月。

这么长的时间，显然只会让大山岩与大本营都十分不爽！

乃木别无良策，只能强忍焦虑，天天督促各师团加紧施工。

各师团的工兵大队在步兵的掩护下进入战场后，天天施工，不舍夜昼。然而，因山岩坚硬，也因俄军狙击手的不断点杀，施工进展极慢，一昼夜才能挖掘10米左右，即便用炸药爆破，进展也不能如愿。

9月5日，在得知各友军已经成功地占领了辽阳城后的第二天，乃木又一次召集各部首长与参谋长会议，重新检讨战术。

就在这次会上，第一师团参谋长星野金吾大佐提议：应将从前忽视了的“二百三”列入进攻目标。

日本人所说的“二百三”，即203高地。

乃木当即赞同此议，并上报了满洲军总司令部。

从此，203成了乃木希典终生无法删除的痛苦记忆。

因第一次总攻伤亡严重，所以，乃木奏请满洲军总司令部火速为第三军补充兵员。

9月上旬，大本营把在国内招收的1万名新兵全都送给了乃木，由他分配到了各师团中。由此，战斗减员基本得以补充。

同时，各师团工兵大队也修复了大连火车站至旅顺城外的长岭子火车站之间的铁路，长岭子站距旅顺军港旁边的旅顺站只有不到20公里的路程。这段铁路，俄军在撤离的时候炸毁了。

在严密的伪装下，工兵们还抢建了一条从长岭子站到前沿炮兵阵地的秘密铁路。

此外，兵站还征集了大量的骡马车队，以解决向前线运送物资之需。

尽管大清国的中立条规上禁止大清人介入日俄间的战事，但两国的兵站都能如愿招募到足够的大清劳力。

第一次总攻失利后，经过了半个多月的艰苦的爆破与挖掘，各师团工兵大队已经把堑壕、平行壕和隐秘的地下坑道推进到了俄军防御工事前，至9月中旬，最近处只剩50多米了。

9月19日清晨，沉寂了20多天旅顺口外再度爆发了惊天动地的炮战！

这一次，日军主攻的方向似乎依旧是俄要塞东部，即二龙山堡垒、东鸡冠山堡垒、多面堡后炮台和望台（鹰巢山）炮台一线。从上午8点半开始，半个小时之内，各种炮弹都倾泻到了那些俄军阵地上。

其实，这只不过是日军的佯攻。

第一次总攻的失利，乃木认为，在于主攻方向选择失误，即以敌方最坚硬的东部防线为突破口，结果敌阵岿然不动，日军损失惨重，致使他不得不鸣金收兵。所以，这一次，乃木要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把要塞的西北与北部防线作为主攻的方向，即以203高地、得利寺山、庙堡和水管堡等俄军火力相对较弱的阵地为突破口，以3至10倍的绝对优势兵力，一举突破俄军防线。为迷惑与牵制俄军，他决定仍以左翼纵队为先导，照旧猛攻俄东部防线各炮垒。

于是，整整一上午，左翼第十一师团的炮声就一直响个不停。

正晌时分，右翼的98门各种火炮开始对当面之敌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炮攻。之后，后备步兵第一旅团出击，分别对203高地和得利寺山发起了冲锋，第一师团则对庙堡发起了冲击。

这一次，乃木没按套路出牌，即没再像前几次那样，每天清晨开始发动进攻，日落而息。这一次，他黑白颠倒，把进攻的时间改在了中午以后，步兵则趁夜色的掩护向俄阵地发起冲锋。

守备203高地的俄军，只有4个连；但进攻203高地的日军，却有1个步兵联队。

按日军编制，1个联队总兵力为3700多人，下辖3个步兵大队，每个步兵大队辖4个步兵中队。每中队的人数为180人，相当于他国的加强连。也就是说，进攻203高地，日军是以12个加强连来围攻俄军的4个连，很有点杀鸡偏用牛刀的势在必得的狠劲儿！

不过，从下午1点半开始，到夜间10点多，鸡没杀死，牛刀却钝了——兵力占优的日军愣是没将203攻占！在俄军四周阵地的火力支援下，203高地上为数不多的俄军极为有效地将日军压制在了北坡上。当夜，日军只得停止了进攻。

翌晨5时，日军再度以炮攻开始，发起新一日的攻坚战。但功败垂成，眼见要冲上俄军阵地了，山上却突然多出了2个连的俄军，再度把日军打下山来。

9月21日，日本联合舰队派出2艘炮艇从羊头湾加入了对203高地的围攻。陆炮舰炮一起猛轰，步兵骑兵轮番冲锋，但仍无法攻陷俄军陆地。

9月22日下午，旅团长友安治延少将调3个大队的预备队参战。不料，3个大队往203高地西坡的死角区集结时，却被俄军发现，结果，老铁山那边马上发来一通速射炮，日军被炸得人仰马翻，四处逃窜。

苦战至9月23日过午，友安治延的第一旅团也没能攻陷203高地。

另一个攻打得利寺山的日军联队也差不多，也是被俄军死死压制在半坡上，一连几天，毫无战果。

倒是攻击庙堡的第一师团，和攻击水管堡和库罗帕特金堡垒的第九师团，经过一昼夜的苦斗，都有了进展。第一师团从9月19日中午12点起开始发起攻势，88门重炮向俄军阵地发起了最猛烈的炮攻，致俄军的胸墙、掩体均遭彻底破坏，至少有一半俄士兵被炸死。随后，两个旅团的步兵向屯有几个连的俄军阵地发起轮番冲锋，终于在20日上午10时许攻占庙堡。残存的五六十名俄军撤走。

中央纵队的第九师团于19日中午开始进攻俄军水管堡一线阵地。水管堡，即旅顺城区水源地所在的堡垒。山上原本只有俄军3个独立排防守，见情势危急，战斗中，康特拉琴科连接增派了5个连。一昼夜间，双方杀得天昏地暗，日军死伤于阵前者高达1050名，而守军最后也只剩下11人。至20日凌晨，这11人因弹药消耗殆尽，不得不弃阵而逃。

占领该堡垒后，日军士兵无意发现了引水的铁管，遂找到旅顺城区的水源地。第九师团长大岛久直毫无人道地下令工兵将这口“龙眼”封死！正是这一道“封水令”，切断了旅顺城区驻军与平民的饮水之源，进而导致了疟疾的爆发。

左翼的第十一师团，为了牵制当面之敌而不停地发炮。炮火下，工兵仍在抓紧时间从事坑道作业。东鸡冠山堡垒是该师团绕不过的拦路虎，他们正在向这只巨兽一点点挪动。

9月20日上午，乃木军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夺取了得利寺山炮台、庙堡和水管堡。

俄军工事之坚固与官兵斗志之顽强，都是日本人不曾始料未及的。俄军布置在这些203高地等小山头上的，往往只有几个步兵连和甚至只有几个排，却在附近炮台的火力支援下，还靠及时的增援，打死打伤日军7500多人，而俄军的伤亡不过1500人！

只可怜了那些新征来的1万名日本青年，刚穿上皇军的征衣，就被送上了异国的战场。许多人连“露国”人长什么样儿还没看清，就成了阴间的新鬼。

让乃木异常郁闷的是，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之后，小小的203高地仍然在敌军手里。

斯米尔诺夫亲临203高地指挥

日本人不知道的是，9月22日，就在后备第一旅团最后一次向203高地发起冲击，且已占据了山上的西南与西北堑壕的时候，驻守旅顺的两个最高级别的俄军中将中的一个——要塞司令斯米尔诺夫，亲临战场督战，并及时调令附近诸炮台对西南堑壕的敌兵进行猛攻！

在给沙皇的秘密奏报中，斯米尔诺夫在详尽禀报战况的同时，捎带着也把自己表扬了一把。他不厌其详地写道：

9月6日（俄历，即9月19日），敌人突发猛炮，并在炮火掩护下，对黑鸠金炮台（即得利寺山炮台）及库米尔角面堡（即盘龙山堡垒）实施攻击。黑鸠金炮台未作顽强抵抗，遂被夺取。库米尔角面堡和翼堡均受到猛烈炮击，被迫弃守。敌人……转而自西北及西南斜面进攻203高地，我军进行了殊死抵御。9月9日（22日），敌人夺取了203西南及西北斜面堑壕，我军仅能固守山巅，形势万分紧急！微臣闻之，直接冲上前线，至第五号炮台侦察敌情，此炮台离敌人所据阵地最近，不断受到敌炮的轰击，但此炮台也是击退敌军最佳的位置。微臣不畏敌人猛烈炮火，亲临现场观察。闻敌人已派预备队在萨兹德尔·黑尔（即鞍子山）集结以后，臣迅速调速射炮队到小鸠湾之阵地炮击敌预备队。敌预备队受损颇重，四处溃逃，残余皆毙命于我诸炮台的炮火下。203高地西南堑壕里的敌兵，也经受不了我附近各炮台之轰击，弃壕逃跑。我海军炮手（配有保式鱼雷发射特别装置——原注）已于前夜在西北侧堑壕潜伏，遂截杀敌军。9月10日（23日），我军完全收复203高地。此战主要得益于炮兵。敌人损伤为我军7倍，我方约1000人，敌人至少为10000人。

要塞司令禀报自己不畏生死上前线的事实，除了有向沙皇邀功之嫌，更是为了举报对手的懦弱畏战。且往下看：

中将（指斯特塞尔）于敌人进攻之际，一次也未亲临阵地，对实战状况一无所知。斯特塞尔中将极端怯懦，被当地居民嘲笑为“癔病者”或“卑劣者”。9月以来，敌弹时常在臣等军官宿舍附近爆炸，中将竟躲到市内的弗尔科夫将军的家中避难！

真是：这“斯”舞剑，意在那“斯”。

“大阪宝贝”来了

乃木军的战况传到东京以后，在御前会议上，蓄着超级奇怪的两撇长胡的参谋次长、陆军少将长冈外史，提出了一个超级惊人的提议：可否将国内的280巨炮调往乃木军？

280巨炮，即口径为280毫米（11英寸）的榴弹炮，是日本兵器史上的巨无霸。该炮由大阪炮厂铸造生产，每尊炮的炮身重达10吨，而每枚炮弹造价高达400日元，是当时最为昂贵的炮弹，其射程竟达9000米以上。为了防止敌国军队登陆，日本在东京湾和大阪湾设置了20座永久性炮台安放这类巨炮。

毫无疑问，这种超级大炮，是保卫日本国土的最后的武器。

然而，调走一门280巨炮，就等于拔下了一道国门的门闩。长冈的提议，对国防的削弱，不言而喻；但对战局的推进，无疑大有裨益。因为第三军报奏，露军的永久性堡垒实在坚固无比，各种野战炮弹砸在其顶部竟然毫无作用！

事关帝国生死存亡，只有天皇才能定夺。

睦仁当即批准此议！

长冈接着说：是否询问一下乃木司令官？他的意思大本营诸成员都明白，即乃木是个无限忠于天皇的旧式军人，又是个极重颜面的人，他未必同意把保卫祖国的最后的利器拆下来移给他用。

山县元帅马上说：不管乃木答不答应，立即将大阪的6门巨炮运往战地！

为了尽快取得战争的胜利，日本君臣真是孤注一掷了！

该巨炮从拆卸到运输再到安装完毕，理应要半年的时间，战时最快也要耗时两个月。

9月14日，尽管乃木希典果真拒绝了他的长州籍老乡长冈参谋次长的提议，但大本营还是将6门280巨型榴弹炮拆成部件运抵了大连港。

幸好，第三军工兵部队刚刚修复了从大连到长岭子、再由长岭子到主要炮台的临时铁路。这6尊巨炮的各个部件先被列车运到铁路的尽头，再由300名士兵将各部件摆弄到现做的木轮架上，然后，以人海战术将其生拉硬拽了3至6英里，最后才组装到了已经筑好的6座8英尺厚的水泥炮台上。为防止俄军炮兵观测到这6门新上阵的战争巨兽，每一门巨炮的位置都在山包之后。

该炮的炮弹是从国内用木箱包装运过来的，为防止海上运输的风险，该炮弹的弹药必须在战地现填，填充好的炮弹，每颗重达500磅。

除了乃木司令官，第三军的每个官兵，无不为天皇赐予巨炮参战而感到欣慰。不知是谁先以“大阪宝贝”称呼了它，此绰号很快就成了全军认可的统一名称。

稍后，大本营又将12尊280毫米的榴弹炮运抵大连。

国内只余下2座巨炮象征性地摆在东京口岸了！

也可以说，从18尊巨炮拆除以后，战争中的日本，几乎成了不设防的国家！

乃木军不负君臣之热望，只用时一个月，即至10月中旬，就将18门巨炮全部安装完毕。从拆到装，日军以两个月的惊人迅速完成了280毫米榴弹炮的异地搬迁。

按炮兵专家、军参谋长伊地知的规划，这些射程超远的巨炮全部安置在了远离前沿的山谷里，而不是直接朝向要塞的山顶或山坡上。事后证明，这种隐身巨炮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对面所有山头上的俄军观察所看不到此炮的存在，所以，太多的俄军炮弹在寻找“大阪宝贝”的过程中半途而废。

9月30日，乃木下令试射巨炮。

为了震慑敌胆，他竟然把旅顺城区列为试验该炮威力的地点之一。因为俄军各级司令部、陆海军将校的家，都在旅顺太阳沟。在此之前，海军重炮队也曾轰击过旅顺城区，但未造成足够严重的打击。试射的另一个目标，是旅顺港，乃木想捎带着重创藏匿在那里的敌国舰队。

巨炮试射时，西方战地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赶到王家甸子试射现场。这位坚持在旅顺攻坚战第一线采访的西方记者详细报道了当时的所见：

一枚巨大的炮弹被装进炮膛。炮手们耳朵全塞着棉花，以防耳膜被震裂——炮声震天动地，仿佛天空被撕开，炮弹从天而降。可以看到被发射到空中的炮弹细长模糊的轮廓，它以高角度划过山峦上方晴朗的天空，几秒钟后，魔鬼般精确地击中目标。

……大炮的机械结构十分精细，虽然重达10吨，却可以做细微的调节。操作这些大炮的人隐藏在山的背后，俄国人的视线之外，完全看不到他们的目标。日军通过电话从山上负责观测的长官那里得到指令。在那些观测点上，港口和所有的堡垒尽收眼底。所有成功的炮击都可以被观察到。这里没有漫无目的的开火。

另有西方记者写道：这种巨炮的炮弹，其威力是空前的，杀伤半径竟然达100码！

10月初，还有来自本国的小型“宝贝”运抵旅顺，这种小型“宝贝”，即日本国内兵工厂研制的木质炮身、12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一共226门。由于这种炮身和炮弹制造相对容易，所以产量很高。

而且，海军的东乡司令官也进一步支援了第三军。他把海军陆战队重炮队的火炮增添到了22尊。

日军的攻坚火力已经空前强大。

俄军的灭顶之灾就要来临！

俄军沙河反攻失利

旅顺口这边硝烟刚刚散尽，几百公里之外的沙河会战即爆发了。

沙河会战是库罗帕特金发起的。俄军统帅总算血性了一把儿。

1904年10月8日深夜，俄军突然对日本第一军占领的本溪湖发动了进攻，并很快将守备该地的日军3个中队包围。

黑木为桢大将急调一个旅团前往增援。不料，该部刚到战场，就被被俄军一并包围！

原来，这是俄军的总反攻。进攻本溪湖的，居然足有1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

会战开始前，由于军事上的连续失利，库罗帕特金在国内的继任者、陆军大臣萨哈罗夫上将，已经怀疑参谋出身的前线统帅库罗帕特金的指挥能力了。在9月下旬的御前会议上，他提议沙皇将进入战地的陆军分为两个集团军，以利涅维奇上将为第一集团军司令，以格列宾普堡上将为第二集团军司令，库罗帕特金担任两个集团军之上的总司令。

毫无疑问，对库罗帕特金来说，这是明升暗降。

尼古拉二世批准了这一方案。

作为侍从将军和政府重臣的库罗帕特金当然知道沙皇的心思。所以，当国内的第一军和第六军新近抵达满洲以后，他决意发起总反攻，将辽阳甚至更南面的失地尽行收复，以期同步挽回俄帝国和自己的颜面。

此时，俄军在满洲已经有8个军共38个师，总兵力达到221600人，大小火炮750多门。

据俄军侦察部队的情报，参加辽阳会战的日军，兵力在14万人至18万人之间，包括6.3万名骑兵，火炮为630门左右。

所以，库罗帕特金有理由认为，无论兵力还是火力，俄军都有把握获胜。

正因手里有了如此之厚实的兵力，库罗帕特金才派重兵包围了本溪湖。

在俄军重炮与重兵的围攻下，陷入包围的日军很快就打光了所有的炮弹！

黑木为祯一边向满洲军总司令部报警，一边先后调闲院宫载仁亲王统辖的骑兵第二旅团和井上光统辖的第十二师团前往增援。骑兵旅团及时迂回奇袭了俄军阵地以后，才暂时遏止了俄军的强悍攻势。

两军陷入了胶着状态。

10月10日，满洲军总司令大山岩下令，将第二、第四军全部投入战场。

翌日，奥保巩与野津道贯即率全军加入了战斗序列。

第二军强力推进到浪子街，第四军则在12日夜间以出其不意的夜袭动摇了俄军前沿。

13日，日军第二军第三师团强攻后台北方的高地，一举夺得了23门野战火炮。俄军战线自此出现了缺口。

15日，第四军的第九旅团则逆袭了沙河畔的万宝山俄军阵地，不光把敌军赶出阵地，还抓获了68名未及逃窜的俘虏。

然而，到了16日上午，就在大山岩和各部首长们非常担忧对方会以优势兵力反扑过来的时候，当面之敌却纷纷撤到了沙河北岸，与日军隔河对峙起来！

原来，是过于谨慎的库罗帕特金，下令停止战斗了！

俄军的总反攻，结束了！

沙河会战，俄军伤亡41346人，日军的伤亡人数比俄军少一半，为20497人。这是开战以来，日军第一次在大规模地面作战中伤亡人数少于对方。

大山岩以少胜多，以弱敌强，再度创造了奇迹。

日本的胜利，归功于满洲军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大将制订的大胆的作战计划，也归功于大山岩的灵活指挥，还归功于参战的第一、第二、第四军的战术适宜，各部行动迅速，作战勇猛，通过夜袭、强攻、迂回等战术，将强大的俄军的反攻势头一一挫败。战前很让国内担忧的满洲军，竟然把两倍于自己的俄军赶过了沙河！

一直随满洲军总司令部行动的英国军事观察员扬·汉密尔顿，曾经这样问日军统帅大山岩：“是否满意这次日军行动的结果？”

一向沉稳和寡言的大山岩，这次不乏幽默地回答道：“不过尔尔，俄军撤退得太熟练了！”

其实，他应该感谢一下对手库罗帕特金。

俄军过早地撤出战斗，既与库罗帕特金的性格有关，他总在担忧相对薄弱的左翼会被敌军包抄；更与他一直想把敌军引入哈尔滨平原一带再进入大决战的大思路有关，他始终认为，出于西伯利亚铁路运力的原因，战争每拖延一天，距俄军的胜利就接近一天。

在其留下的日记里，这位俄军统帅写道：

我们的陆军力量足以抵御日本，而在满洲，日本进犯我们时愈是深入腹地，其失败也愈是肯定……至于旅顺口即使被围一年之久，我们也能守住，在我们陆军逐渐集中的同时，我们的舰队可以从波罗的海驶抵远东。

按这位统帅的思路，尽管这次会战俄军又损失了4万多人，但还有10多万援军正从国内源源赶来；而日军虽说损失只伤亡了2万多人，但其国内已经无援军可派。而且，更让库罗帕特金庆庆幸的是，随着季节的转冷，日军显然比俄军更不适应在平均零下20摄氏度以下的满洲大地上作战。

因天寒日军主动休战

果然不出俄军总司令之所料，因为天寒地冻，日军已无力继续追击俄军。在奉天城外浑河南岸的冰冻旷野上，日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刨开冻土，修好地下掩体，甚至躲进铁路涵洞里，瑟缩地与俄军对峙起来。

仗没法打下去了。做了半个小时的饭团子，送到前方士兵们的手里，已经成了冰坨子。许多士兵被冻伤甚至冻残，不得不做了截肢手术。更有一些在简陋的野战医院里的伤病员被活活冻死！

元帅此时也顾不得军风纪了，大山岩把头部裹上厚厚的毛巾，缩在临时找来的小屋的火炉旁，一个劲儿地催国内赶紧运送新兵与炮弹。儿玉源太郎则在召见各军参谋长后，缩手缩脚地拟定着春季攻势方案——他把下一次进攻的时间定在了融冰以后的开春时节。

所幸的是，炮弹匮乏的燃眉之急已暂告解除。通过沙河战役，日军缴获了足够多的俄军没顾上带走的炮弹。

但是，因天寒地冻，军伕因冻伤而大量减员，而大清国人也不肯冒着严寒出门干活了，所以，国内紧急招募了一些补助运输兵送来。前文说过，这些人每天只有6钱的微薄薪水，穿得却像乞丐，所以，遭到了躲在火炉旁取暖的大清人的讥笑，称他们是“日本苦力”。

因天寒，在奉天城以南五六十公里的辽中大地上，日军像进入了冬眠的冷血动物，钻进了刨开冻土挖出的地窖里，休眠了。

从10月下旬开始，日本人没有出阵的热量了。

韩国特使前来慰劳日军

日军节节进逼，俄军步步后退。战报传到汉城，在日军保护下的大韩帝国，不能不有所作为。

其时，“近来各处韩人纷纷设进步会”，日本记者不无担忧地报道盟邦称，因各种名目的“进步会”都是以“保全独立”为纲领，所以，已经被日本驻屯军司令部下令解散。

就在此时，韩皇李熙的特使出现在满洲的日军总司令部。

在第十四编的《日俄战纪》上，有这样一条旧闻：

韩皇现派权重显为慰问日军使前往日军，传述韩皇慰问诏谕曰：

朕维我国与日本情谊有如兄弟，此次日本皇帝发扬己国之威武，巩固友邦之独立，所以维持东方大局，示信义于世界也。日本海陆军将士忠勇果敢，有进无退，朕甚嘉之。朕深念诸将士暴露辽东，陈师坚城之下，特命陆军副将、勋一等权重显为慰问使，前赴满洲军总司令部及联合舰队，奖其过去伟勋，励其将来大功。且念大众跋涉之劳，欲慰军士苦况，特以金货若干犒劳贵军，以表朕眷眷之旨。

这可真是一道难得一见的奇妙之诏书！

不知当年这位韩国特使权重显将军开口宣读这道“眷眷之旨”时，大山岩和东乡平八郎是否能强忍不笑。你以为你真是来看“兄弟”的啊！你国最初的日本军事顾问，不才是大山岩派去的一个陆军中佐嘛！大日本帝国但凡拿你当“兄弟”待，好歹也派个大将去你国家坐镇啊！噢，倒是派去了一个陆军大将，韩国驻屯军司令长官长谷川好道，但那是开战以后，长谷川是为了保证“征露”基地的稳定和运输线的畅通才驻扎你那儿的，人家不是你政府的军事顾问。按日本政府给长谷川的指令，他不具体掌控韩国事务。具体掌控的有韩国军部、外交部与财政部所聘的日本顾问，这就够了。你的“三千里锦绣江山”，不都成了日本“征露”的后勤基地了嘛！所以，与其说是兄弟，不如说是奴婢；与其说来劳军，不如说来秀媚。

不过，天寒地冻的，人家心疼日军暴露在酷寒的战地，专程来送钱，总是好事嘛！

韩皇派特使带钱慰劳日军一事，其举甚可笑，其心甚可悯——若非被恶邻霸占了家园，再软弱的家长也不会向恶邻秀出如此柔媚的身段！

增祺派大员晋京建言调停

韩国派大员急着往满洲赶，满洲疆吏却急着派大员往北京跑。

沙河会战之后，待罪留任的增祺，曾密派盛京将军府交涉局帮办、奉天候补知府梁正枢入京，向庆亲王奕劻等禀报他的建议。

据《日俄战纪》第十五编：

梁太守（知府旧称）禀庆王（奕劻）曰，日俄战事，实东三省人民之大不幸，其遭兵燹流离困苦者，不知凡几！战事之延一日，即多一日之害。刻下俄国将卒屡败，已有倦色。然彼素号大国，断难自行求和，故骑虎难下。我国宜设法调停，或联欧美各国出面商劝。我国前已声明退守局外，固应遵守中立。然两战国衅端，系因我国领土而开，且交战已有一年之久，不妨一试调停。

中国人真够善良！为了让所辖地的百姓不再遭受战争之苦，增祺不光想立马让交战国停战，而且还要替一向牛气冲天的俄国考虑面子问题，觉得他们肯定不好意思“自行求和”，所以，咱大清国，或是请欧美各国为他们出面调停吧！

咳！真难为了没落王朝那些有良知的地方大员！

有关大清疆吏建议清廷调停一事，当时就被日本人探得了风声。此事后面再说。

俄增援舰队终于起航

日本因天寒而休战，这可正中库罗帕特金的下怀！

这位每战必败的统帅，只能如此给自己打气：待到明年开春，足够的俄军将抵达满洲，沙皇和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看，究竟鹿死谁手？

至于旅顺口，这位总司令并不着急，因为他相信旅顺要塞属世界一流要塞，斯特塞尔与斯米尔诺夫他们至少能坚守一年半，而那时，波罗的海舰队一定会到来，他的陆军主力也会全力南下！

哦，已经改称太平洋第二舰队的原波罗的海舰队，在哪儿呢？

被无数俄国人寄予厚望的远征舰队，已经起航了！

笔者插播一条说明：俄史料记载的该舰队远航的日期均为俄历，为阅读方便，笔者改成了公历。

10月28日，沙皇穿上大元帅的戎装赶到波罗的海的不冻港里堡码头，亲自为这支举世瞩目的舰队壮行！

里堡，今译利瓦帕亚，位于拉脱维亚。

这已经是尼古拉二世第三次莅临该舰队。

两个多月前，8月24日，尼古拉二世就在阿列克谢伊大公和海军部大臣等人的陪同下亲临舰队视察。10月1日，是最后两艘新型“博罗季诺级”战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和“鹰号”下水的日子。那一天，沙皇再度抵达舰队视察，而且，他的德籍的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也一同光临，并把自己亲手缝制的裹着“圣物”的包裹送到了军舰的祈祷室。沙皇则为每一艘军舰的祈祷室赠送了一幅圣像，别忘了，尼古拉二世有着和他父亲亚历山大三世一样的癖好——收藏各种圣像。10月22日，即出征前6天，沙皇又一次赶来，检阅了即将远征的将士们。他勉励各位官兵，要不畏困难，维护俄国海军的荣誉，战胜日本人。

但在舰队司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心中，此行远征，却是一次“狂妄的行动”。日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给爱妻的信中大胆地报怨道：

彼得堡当局用愚蠢的方式指挥着舰队的运行。

从10月28日上午9时开始，巡洋舰分队的7艘战舰和1艘破冰船率先起航；至正午，4艘崭新的主力战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亚历山大三世号”“博罗季诺号”和“鹰号”，顺序出港；随后，9艘驱逐舰组成的驱逐舰队以及多艘辅助舰一一鸣笛离开了祖国的海岸。

庞大的远征舰队，开始向遥远的远东进发。

太平洋第二舰队由两支分舰队组成。第一舰队由舰队司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亲自统辖，下辖4艘新下水的“博罗季诺级”巨型战舰及其他辅助舰船。这4艘新型战舰，每艘排水量都是13516吨，是俄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战舰。

第二舰队由海军少将弗尔克萨姆统辖，以12674吨的战列舰“奥斯利亚比亚号”为旗舰，下辖10400吨的“伟大的西索伊·维利基号”和10206吨的“纳瓦林号”2艘战列舰，和1艘8542吨的装甲巡洋舰“海军上将纳希莫林号”。

另有海军少将恩克维斯特任司令的巡洋舰分队，由“奥列格号”（旗舰）、“阿芙乐尔号”“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号”“莫诺马赫号”“斯维特拉纳号”“金刚石号”“绿宝石号”和“珍珠号”共8艘排水量在3106至6650吨不等的巡洋舰组成。

再是两支驱逐舰分队。9艘小巧快速的驱逐舰，每艘都有个活泼好记的名字，如第一驱逐队的4艘，名为“旺盛”“大胆”“敏捷”和“英勇”，第二驱逐队的5艘，名为“强大”“响亮”“快乐”“辉煌”和“完美”。这两支驱逐舰分队，将从里海直接赶到地中海与主力舰队会合。

然而，名字起得再“响亮”，战舰造得再“完美”，阵式摆得再“强大”，也无关这支远征舰队注定要覆灭的命运。

为了挽救俄帝国在远东的危局，1.2万余俄海军官兵先后驶上了死亡的航程。

一流的“博罗季诺级”战舰

“博罗季诺级”的战列舰，是俄国人自行设计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比已经在远东服役的美国人设计建造的“列特维赞号”和法国人设计建造的“泽萨列维奇号”等万吨级战列舰更为强悍。它吸取了“泽萨列维奇号”的优点，大大强化了其战斗力——

因为炮膛的增大和身管的延长，其4门305毫米口径的主炮射速比老式同口径的主炮提高了太多。老式为580米∕秒，新式为792米∕秒；因炮弹初速的提高，最大仰角的射程也达到了空前的1.4万米，而老式的305毫米主炮的最大射程只有1万米。而且，该级战舰的炮塔内还安装了电动送弹机，每颗重达331.7公斤的炮弹，再也不必由人手送进炮膛。

除这4门“巨无霸”大炮之外，每艘同级的舰上还装有12门150毫米的中型火炮和46门小口径火炮。

该级别战舰的防御水雷和鱼雷的能力也非常出色，水下防护装甲层厚达4英寸，即100毫米。

至于排水量，每艘都是13516吨，也超过了在远东的那几艘巨舰——“泽萨列维奇”“列特维赞”和“胜利”都只有12900多吨.只是让人遗憾的是，因为旅顺口船坞所限，这几艘专为远东订制的新型巨舰只能控制在14000吨以内，这样在吨位上就不如日本人的那4艘主力战舰了——除了已经被水雷炸沉的“初濑丸”之外，日本尚有“三笠丸”“敷岛丸”“富士丸”与“朝日丸”主力战列舰，其排水量均在15000吨以上。

在以燃煤为动力的航海时代，“博罗季诺级”战舰每艘可载煤2000吨，所以，续航能力也达到了令人咂舌的8500海里。

另外，该级的战舰还装备了完善的无线电通讯系统，不光各舰之间的联络空前地直接了，而且还能随时与万里之外的国内相互联系。

很多人都认为，以这4艘新型战列舰为主力的舰队抵达远东之日，就是日本海军覆灭之时。日本的那4艘主力战列舰只是吨位比新下水服役的俄舰更大一些，但作战性能却差不少，而且每一艘都在旅顺口外受过打击，已经伤残累累，目前都在日本国内大修呢！

缓不济急的迢迢远征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从4月下旬宣布将波罗的海舰队改为太平洋第二舰队赴远东参战，何以拖拉到了10月底才成行？太平洋第一舰队已经被堵在旅顺无力应战，旅顺要塞也被敌军紧紧围困，俄陆军主力也从鸭绿江边一直退到了辽河。迟至今日，再去增援，还有用吗？

原来，是前方的战况导致了尼古拉二世举棋不定，而僵化的官僚体制又严重阻碍了新战舰的工期。

战端一开，沙皇即觉大事不妙——远东舰队惨遭偷袭，陆军部队节节败退。为挽救战局，他同时派去了帝国陆、海军最有能力的两位将领前往远东任前方统帅。不料，马卡洛夫刚到任就猝然战死。库罗帕特金固执地按一己之愿步步后撤，而且不容“远东总督”兼陆海军总司令阿列克谢耶夫质疑。尼古拉二世顾不上调解这两位在远东的侍从将军的纷争，更无暇处理被困在旅顺的两位中将斯特塞尔与斯米尔诺夫的龃龉。他相信旅顺要塞坚如磐石，一定会令来犯者碰得头破血流，而库罗帕特金亲自指挥的陆军主力则最终会打得日本人主动求和。因心存侥幸，总以为库罗帕特金能打赢下一场战役。如果俄军主力赢了，自然会南下为旅顺口解围。所以，他一直在犹豫：派一支庞大的舰队绕过半个地球去远东跑一趟，是否有必要？

然而，战局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预期！俄远东海军被分别堵在旅顺口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不敢出战，俄陆军从鸭绿江一直退到了奉天城外！俄军的失利，让帝国的国际地位骤然下降，国内局势陷入了更加混乱的境地！为拯救战局，收拢民心，他最终决定派改名太平洋第二舰队的波罗的海舰队出征。

不幸的是，海军部奏报：前年开始建造的“博罗季诺级”战列舰，原计划建设8艘，其中4艘服役于远东，但当下只建成了2艘，即“亚历山大三世号”和“博罗季诺号”。另2艘“苏沃洛夫公爵号”和“鹰号”尚在加紧建造中。为了赶工期，海军部为造船厂追加了补助。紧赶慢赶，到9月下旬，后2艘新舰才匆匆下水，但因“鹰号”的舾装尚未竣工，海军部不得不安排一条施工船跟随其后昼夜工作。

视察过散发着油漆味儿的新型战舰以后，多变的沙皇却一直没下达出发令。因为9月初，他又接到了库罗帕特金的禀报，称将发动新一轮的会战，即辽阳会战，这一次，库帅说：俄军有“可靠的胜利把握”！

一心期待一场胜利的沙皇，再度听信了前线统帅的承诺。

呵呵，也因为这一条佳音，沙皇身边的“爱国大臣”们又活跃起来。本来已经销声匿迹的别佐勃拉佐夫，重新出现在帝都，天天把朋党招到家里与住在郊外皇村的沙皇通信——为了躲避没完没了的国务活动和民意党人的谋杀，更重亲情的尼古拉二世一直愿意与家人一起住在郊外的皇村。

此时，主战的内务大臣普列维已经在最近一次政治谋杀中丧命，而普列维的前任西皮亚金，也是遇刺身亡的。

可笑的是，主战的“别佐勃拉佐夫朋党”竟然被幻想中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战争已近尾声，俄国战胜在即！远东事务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阿巴扎海军少将，居然以沙皇的名义直接询问“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

是否应该要求中国把所有的高级机关撤出满洲，以便俄国正式兼并那里？满洲将是这一场战争的战利品。

好在，当时尚在奉天城里的阿列克谢耶夫，总比这班远离前线的乱臣贼子们心里清楚，才没有按圣彼得堡的要求，去给盛京将军增祺下达最后通牒。如果这位在远东的沙皇最高代表一时糊涂当了真，那岂不要闹出一起天大的国际笑话？

倒是米哈依洛维奇大公，即最早提议派波罗的海舰队前往远东施救的主战派的皇室成员，这一次，难得地犹豫了。在御前会议上，这位绝望的大公居然疾呼：“不能再派一支舰队去送死！”

然而，辽阳战败的消息传到了圣彼得堡。尼古拉二世再也坐不住了。他不顾长辈和一些明智的大臣的反对，下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率太平洋第二舰队立即出发。

看上去，沙皇检阅的水兵队列非常整齐，1.2万名官兵个个精神非常抖擞，但只有舰队司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心里明白，他的这支舰队，不可能战胜以逸待劳的日本人。

这位海军中将，出任这支俄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舰队司令之前，是帝国的海军参谋长兼海军部代部长，并拥有侍从将军的头衔。年轻时，他参加过第十次俄土战争，即克里木战争。不过，那是木制帆船进行海战的旧时代。20多年过去，不堪炮击的帆船早已退出各国舰队，以蒸汽为动力、在木舰外覆上铁壳的铁甲舰时代已经来临。但由于他长期不在舰上，缺乏指挥大型铁甲舰编队的经验，更无统率舰队远征的履历，所以，派他统领这支舰队，并非最佳选择。

据俄国史料，这是一个忠君爱国、恪守职责的职业军人，而且还是一个直言不讳、令许多人敬而远之的海军将领。受命于危难之际，接手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联合舰队，他并非不知此行凶多吉少。但为了不辜负沙皇的信任和俄国海军的荣誉，他只能打起精神，于5月15日宣誓就职。上任以后的5个多月里，他一直陷在无尽的操劳之中。

在老大帝国，专制国体的弊端已积重难返。所有的项目，从立项到竣工，都要经过官僚部门的慢条斯理的审理。除了沙皇本人，和少数有良知并有责任感的大臣之外，各阶层的官僚们并不在意战争的进展，而是更关注怎样才能发一笔战争财。

法国驻俄武官穆兰上校曾毫无情面地对当时的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说：

军需部门、炮兵部队、工程部门，各种专业的工程师都争相盗窃。刚刚开始的战争将在这部阴暗的历史里增添新的篇章。如果没有这种弊端，俄国必然会强大一倍！……这种揽权舞弊行为势必加速俄国未来的革命。

连外国人都知道得如此清楚，可见，沙俄末期的贪污行为何等严重！

组建一支新的舰队，在许多经办人眼里，比装备那些既有的陆军部队更有发财机会！无论是在国内投建新型巨舰，还是在民间甚至国外选购合适的汽船（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从每一门舰炮的订购，到每一位水兵的津贴，中间有多少人在暗中捞钱！

在世风日下的专制王朝末期，将军们不愿出征，士兵们发怵打仗，这与日本人举国上下同心发愤、争上战场的情景有着天壤之别。

除了官僚体系和贪腐风气对新舰队的组建颇有妨碍之外，对舰队官兵的招募和训练也延缓了出征的时间。

本来波罗的海舰队就因缺乏训练而声名不佳——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甚至说它“臭名昭著”！又因兵源严重缺乏，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不得不建议将有战争经验的退役军官、甚至是商船上的船员召到舰上委以官职，海军学校的士官生们也提前毕业分配到了各舰。至于水兵的来源，除了既有兵员之外，海军部还不得不把一些从来没见过大海的农民也招募入伍。为训练这些既无职业素养又缺少报国精神的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下令于8月下旬开始进行各种演习。然而，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如何能训练出一支战胜强敌的队伍？所以，所以，俄远征舰队，空有一流的战舰，却没有一流的将士。

出发之前，这位舰队司令在给爱妻的几封信中连接报怨道：

是的，我们错过了出发的最佳时间。如果9月1日（即9月14日）离开，那么这个时间我们到达南纬正是好天气，现在情况糟透了！

在雷瓦尔（即爱沙尼亚的塔林），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们的情况并不好，舰队的机器和电动机不断发生故障，打搅了官兵的学习和培训，许多人的综合素质在下降，人们不愿意出海作战，希望在港口一直这样拖下去……

现在有必要对每一件小事都要反复下令，并要求水兵们像记住自己的名字一样记住命令……“苏沃洛夫公爵号”在我眼里不像是个军舰，而像个小酒馆，其他的一些人更恶劣。我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俄国军队是这样为俄国人民服务的！

总之，这是一支让俄国人喜忧参半的救援大军——

喜的是，该舰队拥有了多艘世界一流的超级战列舰，而且，在长达数月的远航途中，正好可以专心演练。一旦抵达远东战场，这支强大的舰队将会给实力不济的日本舰队以最沉重的打击！

忧的是，尽管主力战舰的优点如此之多，练兵的时间如此充裕，但此航程约有1.8万海里，要绕行半个地球，中途需要不停地靠港装煤添水和保养，为期至少3个月！等庞大的舰队抵达旅顺口的时候，远东的那座要塞之城是否还在俄国人手中？

不光帝俄的君臣，西方各国政府和海军界人士也都不看好此次的远征。

受中立条规的限制，该舰队将无法在沿岸的大部分港口补充给养。只有德法两国政府允许俄舰队在沿途的殖民地港口停泊。德国甚至不顾日本的抗议，同意俄政府与本国的汉堡—北美航运公司签约，由该公司提供多达70艘商船，为俄远征舰队一路提供煤炭和淡水。不过，在沿途中拥有更多海外殖民地的英国，却以两年前与日本签过同盟条约为借口，拒绝俄舰队在其辖下的各国港口休整。

漫漫航程中不可预期的种种困难，将严重磨损着俄军将士们的斗志和体力。该舰队能否顺利抵达目的地，实在令人存疑。

正因此，在为舰队饯别的宴会上，战列舰“亚历山大号”的舰长布赫沃斯托夫海军上校就公开说出这样一番很不中听的话来：

我们舰队在路上会损失一半。即便不如此，日本人也会击败我们。

真是一语成谶！

出师不利的“赫尔事件”

庞大的远征舰队驶离了俄国，向遥远的远东开启了危险的航程。

驻沿岸各国的日本外交官、海军武官全都紧张起来，他们瞪大了眼睛，天天关注着这支舰队的动向，并将所收集的情报及时向外务省和海军军令部奏报——日本的军事间谍分属参谋本部第二部和海军军令部第二部。海外的情报，总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大本营的参谋眼前。

然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舰队刚刚驶出波罗的海，就不得不按国内的指令，在丹麦王国的卡纳维拉尔角停下了。因为该国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要为他授一枚劳什子勋章！忧心如焚的舰队司令只好强颜欢笑，换上华丽的军礼服，佩戴好勋章与绶带，上岸去了。

丹麦王国与俄帝国乃姻亲之国，尼古拉二世的母亲，即皇太后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是克里斯蒂安九世的二女儿，此时正在哥本哈根回娘家。为了体现娘家人对女婿之国的亲情，丹麦老国王遂盛情挽留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上岸，为他颁发一枚勋章。

为了他娘的亲情，庞大的舰队白白耽误了一天的行程！

真正出师不利的是，舰队在经过英国的赫尔湾时，竟然无意酿成了一起极其危险的国际纠纷！

英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世所共知。1902年1月，为防止俄国在远东的势力扩张，两国签订了有效期5年的《英日同盟条约》。英国当时是世界第一强国，制造业也领先于各国。日本海军的主力战列舰“三笠丸”“敷岛丸”“富士丸”“朝日丸”，包括沉没在旅顺口外海的“初濑丸”，以及更多的中小型舰艇，都是在英国订制的。而联合舰队的司令东乡平八郎等日本高级海军将领，又多是早年在大不列颠王国学成后回国的。所以，经过大英帝国沿岸时，俄舰队自然高度戒备起来。

舰队驶入英国海域时，舰队即接到了“有在英国制造的日本舰艇可能回国”的情报。

10月21日晚，在浓雾中落在后头的一艘工作船，用无线电报向旗舰报警，称：遭到两三艘鱼雷艇的追踪！稍后，该船更报告被四周围攻。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命令查问详情，但该工作船答以“不详”。

翌日凌晨1时许，第一舰队以探照灯扫射左方，果然发现黑黝黝的海面上有数艘舰影驶近！因担心是善于偷袭的日本人开着刚造出来的鱼雷艇前来袭击，慌乱中，前舰向可疑船只开了火！

惊闻前舰开了炮，并排而进的两路战队各舰竟也纷纷向可疑目标发起了炮击。不幸的是，因为舰长们惊恐过度，也因官兵们素质太差，有的舰居然朝着对面的友舰开起了炮！交火15分钟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得知报警的工作舰出现在舰队后方二三海里之处时，急忙下令停止战斗。此时，他才明白，原来，该工作船因惊恐过度而把自家的舰艇误会成了敌舰，而那几艘闯入舰队之间的船，只是英国人夜间作业的渔船！不幸的是，这一通不明就里的炮击之后，4艘英国渔船被击沉，2人被打死，6人被击伤。而且，本舰队的二等巡洋舰“阿芙乐尔号”也非常倒霉地遭了不知哪个舰的炮击，吃水线以上留下了四处弹孔，炮手、军官和随舰神父3人负伤。对！这艘“阿芙乐尔”，正是13年后朝冬宫开了一炮的那艘载入史册的军舰！

此即激起轩然大波的“赫尔事件”。

英国政府大为愤怒，颇有要援引与日本的同盟条约向俄军开战的架势。

接到英国皇家海军的通知和圣彼得堡的指令后，已经抵达法国海岸的俄远征舰队不得不停了下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随后委派随舰队采访的海军作家克拉多·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等人回国说明情况，他和舰队则在英国指定的锚地静候国内的指令。

几天后，在德法两国的斡旋下，俄国政府以向英国渔民家属付出65万卢布的巨额赔偿金后，海牙国际法庭答应出面调查，英国人才作罢。

令俄国人郁闷的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正是俄国皇帝的长辈——尼古拉二世叫爱德华七世大姨父！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刚在丹麦拜谒过的本国皇太后，是英国君主的小姨子！为了本国的利益，爱德华七世不讲亲情，真的是公而忘私且大义灭亲的国家领导人啊！

为了不让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泄气，尴尬的尼古拉二世亲自给他发来电报，非但没有责怪他，反倒慰励有加：

本人时刻没有忘记将军与帝国舰队，此次与亲戚之国的误会，已经由有关部门极力办理，即将结局。全俄帝国深赖君等，你们的前途大有希望！

尘埃落定后，舰队才得以继续前行。至此，因一场意外的“赫尔事件”，舰队白白耽搁了好多天！

此时，万里之外的沙河反击战已失利，日军对旅顺口发动了第二次总攻。

11月1日，在西班牙的维戈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无比恼怒地给妻子写信，倾泻着内心的苦闷：

……一路上我感到非常压抑，整个事件压在我心头，海牙委员会在整个世界面前拖住我们，制造了仁慈宽恕的请求，拿走了数以百万计的报酬，最终，按日本和英国的意思收拾旅顺口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舰队，现在很明显，他们站在了日本人一边。

事情现在已经完全明朗了，我相信，日本人正到处给我们制造麻烦。可以这样说，现在欧洲人认为自己有权这样做。毫无疑问，他们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就算“赫尔事件”不存在，他们也会这么做的。我们太软弱了，这种软弱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太腐败了！我们这个第二舰队本来就已臭名昭著，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

烦闷的舰队司令只得遵照海军部转来的英国人的要求，处罚了肇事的“主犯”和“从犯”。

11月3日，他愤怒地告诉妻子：

因为那些侵入了我们的舰阵的英国渔民太胆大妄为了……我们是为了保护军舰的安全才开了火。……其实这里没有所谓的主犯和从犯，只有唯一的罪魁祸首。当然，我要按他们的要求来进行处罚。

显然，这位舰队司令所称的“唯一的罪魁祸首”，是指闯入舰队行列之间的英国渔民。但是他却只能按英国人的要求在本舰队里找出主犯和从犯。这真是莫大的屈辱！

他继续写道：

晚上这些军舰像羊群一样集结在一起，它们在海水的作用下有互相碰撞的危险，队伍拉得太长会走失军舰。这样每天都会发生一些破损。……从25日晚上到26日（即11月7日至8日）我们一直都停在玛莱，因为机器被弄坏了。

舰队驶过法属摩纳哥以后，航程再一次被耽搁，而且是大大地耽搁了——

因为担心那4艘“博罗季诺级”主力战舰的设计吃水可能无法通过苏伊士运河，所以，他不敢冒险，只得把舰队一分为二。他率领主力舰队绕行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好望角，而让吃水较浅的2艘战列舰、3艘二等巡洋舰、7艘驱逐舰和2艘运输舰组成分舰队，在地中海与黑海舰队派来的9艘驱逐舰会合后，从苏伊士运河直穿过去。两支舰队将在法属的马达加斯加岛会合。

有人说，因英国人背后捣乱，苏伊士运河拒绝俄舰队通行，所以，远征舰队不得不绕了个极大的弯再前往远东。其实，这个说法并无史料支持。据我所知，俄主力舰队舍近求远，与宣布过中立的英国无关。

舰队重新编组，汽笛长鸣相别。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统辖他的主力舰队，朝着酷热的赤道方向驶去了……

第四季

受士兵拥戴的康特拉琴科

庞大的俄国远征舰队朝着远东昼夜疾驶的时候，旅顺口外的防御工事也在康特拉琴科的督促下昼夜抢修。

对俄东西伯利亚军区第三军新编步兵第七师师长兼旅顺陆防司令康特拉琴科少将，俄国人的评价一直都很高。

早在战争结束的当年，即1905年，一位叫希什克的亲历者即写过一本《困在旅顺11个月》的书，有关康特拉琴科在整个防御工事规划方面的作用，他是这样写的：

7年（指俄租旅顺之后至旅顺保卫战结束之前）没有做到的，康特拉琴科几个月就完成了。他用自己的智慧、劳动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完成了旅顺港所有防御工事。

苏联时代的史家则写道：

可以说，康特拉琴科是旅顺保卫战的真正指挥者和核心。

康特拉琴科的战术是将主力集中到最危险的地带，积极防守。他总是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和装备给敌人以迎头反击。

日军投入了280毫米的巨型榴弹炮以后，堡垒便有了灭顶之灾。

听说最坚固的东鸡冠山北堡垒竟然炸开了，康特拉琴科闻讯，即刻上山。

在堡垒顶部被洞穿的弹洞前，在地面上3米多深的空前大的弹坑前，他肯定地说：“这不是从12英寸的舰炮上发出的炮弹！日本人已经投入了更大口径的重炮！我要知道这个炮弹的重量和落地时的速度！”

立时，有准尉飞快地跑去计算。

按俄国人所记，这位受士兵爱戴的将军逐一亲吻了他英勇的士兵们。他鼓励士兵们说：“只要我们坚守誓言，无论遇到敌人怎样的进攻，都不会惊慌。如果敌人夜袭，也不要慌张；就是他们突破了某一地段，也无足轻重，因为附近的炮台可以防御各个方向的攻击，同时，我们有一支强大的后备队，能随时击退敌人，弥合突破口。各地段必须坚持到天明。只要黎明来临，即使有5万、10万敌军，我们的强大的步兵炮队都能将他们击退，要塞部队会随之反攻，追歼野蛮的敌人……”

阵前飘散着刺鼻的尸臭。放眼望去，阵地外横七竖八全是日本人的遗体。康特拉琴科命令道：“停火的时候，要抓紧时间挖几个大坑，集中掩埋这些遗体。我们的士兵，可以试着用亚麻绒醮着松香塞住鼻孔，或许能避免被熏。”

下了堡垒，他便直言不讳地报告斯特塞尔中将：“我们将无法抵御这样的重炮轰击，全部悲剧，就在这里！”

不过，斯特塞尔无心听这些令他心烦的报告。对于康特拉琴科，他的评价是“这是个过于有学问的将领”。谁都能听出，陆军中将的这一评价，听似夸赞，实属嘲讽。

是的，康特拉琴科是个不受上司喜欢的人。从金州撤回旅顺以后，他不像顶头上司斯特塞尔那样，只愿待在自己的司令部里听取汇报和发号施令，而是经常亲临一线，有时甚至换上士兵服出现在距敌阵很近的地方视察形势。在士兵们的心中，这位将军有着很高的威望。

在海军那边，康特拉琴科也颇有人缘儿。他主动与舰队司令威廉少将联络。两位少将一拍即合。于是，不光舰炮成了岸炮，甚至连鱼雷及其发射装置也被水兵们搬上了山，上演了举世绝无仅有战争奇观。这一回合，总共有 2267名海军官兵参加了旅顺要塞保卫战。

而且，苏联史家笔下的康特拉琴科，不仅是优秀的指挥员，还是战略家。

早在9月份要塞遭强攻和库罗帕特金率俄军主力撤出辽阳之后，他就请求斯特塞尔如实地向沙皇“呈报准确无误的战场进程”，甚至，他还提出过有尊严地与敌军签订停战条约的建议。

在请斯特塞尔中将上报的建议报告中，他这样写道：

目前，保卫旅顺的部分战场遭到了失败，不过不应该觉得有失尊严。但如果这些失败造成了旅顺和海军的损失，那么战争将无法挽回失败的结局，我们军队的失败也将使我们的祖国失去尊严。指望海陆军挽救旅顺恐怕很难。

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在旅顺失守前［与日军］签订和平条约，这些条约无疑可以使祖国不失体面。

因为康特拉琴科一直被俄国人当成“人民英雄”，所以，对他早在1904年9月提出的与日军媾和一事，史家多是一笔带过，并未深究其可能性。

其实，百余年之后，在笔者看来，康特拉琴科将军的这一建言，用苏联史学家嘲讽库罗帕特金式的语言来说，真是“士官生式的幻想”！试想，夺取旅顺，是日本人发动这场战争的最起码的战略目标，只有获得了旅顺，才能占领要塞和降服太平洋舰队，一劳永逸地解决远东问题，他们可能接受你的那个让俄国“不失体面”的和平条件吗？

斯特塞尔没有接受康特拉琴科的建议，更没向上级转呈他的报告书，或许他也认为这是个极不靠谱的梦话。直至3个月后斯特塞尔决定向日军投降后，康特拉琴科的建议书仍埋在一堆公文里。看来，至少在10月份，斯特塞尔还没有与敌军妥协的念头。

“日本情报战之父”来到柳树房

屯兵辽中地区的日本第一、第二、第四军，出于天气原因而“冬眠”了，但在旅顺城外的日本第三军却没有资格歇息——登陆已经4个月了，旅顺要塞竟然一直未能攻陷！

此时，太平洋第二舰队已经上路。不用军事家分析，每一个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如果这支来势汹汹的远程舰队抵达远东的话，躲在旅顺的太平洋第一舰队必将倾巢出动；两支舰队前后夹击，实力明显处于下风的日本联合舰队将难逃厄运；而一旦海军失利，日本列岛岂能保全？

所以，所有的日本人都在焦灼地盯着旅顺城外的乃木希典。

在巨大的压力下，乃木希典决意发起第二次总攻。

进入10月份，他的心里就一直惦记着一个日子——11月3日，那一天，是举国放假的万寿节，即明治天皇的52岁华诞日。他期待第二次总攻在11月2日以前结束，以一场胜利为他无限效忠的天皇敬献一份生日贺礼。

第一次总攻之后，基于对强悍对手的认知，他和满洲军总司令部以及大本营诸大佬都不再幻想毕其功于一役。万寿节那天，能攻陷整个要塞当然最好，若不能一战成功，则至少要夺取东部防线的各个堡垒，军头们不忍心看着天皇暗自失望。

在此之前，第三军持续地在进行着两项工作，一是继续挖坑，朝俄军阵地挖各种Z型地表坑道和地下暗道；一是不断轰击俄军主要堡垒和港口及城区，以瓦解俄人的斗志。

10月下旬的旅顺口已经变得格外寒冷。寒冷让工兵们的进展十分缓慢。

凛冽的北风刮来透心凉的寒意，也刮来了满洲军总司令部的一位的特使。

第三军司令部的将校们全都知道这位客人，因为来者是有着传奇履历的“日本情报战之父”，时年52岁的满洲军总司令部参谋福岛安正少将。

福岛的名气不仅缘于他是个罕见的语言天才，即通晓中、英、法、德、俄5门外语，而且，更缘于10年前他曾单人匹马横跨欧亚两大洲，甚至在冬季穿越了极为严酷的西伯利亚。

福岛安正从早年任山县有朋的秘书官起家。据说，山县氏极力鼓吹的所谓“朝鲜是日本防卫的生命线”理论，其原创者，即这位具有超前战略眼光的大秘。

早在20多年前，福岛即曾进入大清国游历。他广交官宦，搜集情报，最终撰写出决定了日本对外侵略政策的《邻国兵备略》与《清国兵制集》。《中日天津条约》签订时，他曾作为伊藤博文的随行人员见过李鸿章。他还曾先后任驻华武官和驻德武官。1892年，福岛结束了驻德武官的任期。笃信“百闻不如一见”的他，为了实地侦察潜在的敌国刚刚开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他从柏林纵马上路，一个人骑到了圣彼得堡，声称要单骑探险西伯利亚。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与皇后大概被这个敢想又敢做的东方军人迷住了，破格接见并赐宴于他。随后，他便开始了漫长而孤寂的一个人的苦旅。没有人相信他能熬过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的西伯利亚的冬季，但他在连续更换了8匹马之后，愣是活着走出了西伯利亚！后来，他从瑷珲入境大清，历齐齐哈尔、哈尔滨、吉林之后，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在那儿接受了人们的欢呼。长达1.4万公里的漫漫旅途和历时488天的野外生存纪录，让他成为举世瞩目的奇人，更成了日本人举国敬仰的英雄。正是福岛切实地看到了西伯利亚大铁路对日本的潜在威胁，最终促成了决策者拼死阻挡这条铁路的决心。

还记得本书前面提到过这个人吗？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政府为战与不战举棋不定之际，正是这个多次进入大清国的参谋本部参谋，以自己在华考察多次的感悟提醒军方首脑说：“清国举国公然行贿受贿，上至皇帝，下至一兵一卒，且毫不知反省。这样的国家，貌似强大，却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他对大清的认知，无疑给有些心虚的日本政府壮了胆。

“征露”战争开始以后，福岛被派到满洲军总司令部，因为大山岩需要他，需要他在战地协调日军与大清官衙和绅商之间的关系，需要他领导招抚奉天各地土匪的工作，需要他建立一个刺探敌情的谍报网。他的工作确有成效，流窜在辽西一带的几个巨匪，如冯麟阁、杜立三、金寿山，都被招抚成了“大日本帝国东亚义勇军”或“抗俄义勇队”，拿着日军的粮饷，四处骚扰俄军。前面说过的那些在辽北一带骚扰俄军的“群众武装”，都是他的间接部属。

甚至连土匪出身的新民府游击马队营管带张作霖，也曾为福岛所用。福岛拿着1000元的银圆收买了张作霖，让他向日军提供俄军情报。张作霖答应为日军帮忙，但一直没耽误为从前驻军此地的俄军出力——俄军“花膀子队”里，就有张作霖的部下客串的“抗日”队员。日军新民屯宪兵队侦知此事后，将张作霖秘密逮捕并上报满洲军总司令部，建议将其处决，以除后患。正是主管此事的福岛安正，认为留着张作霖对日军更有用，遂从中斡旋，才使张作霖侥幸没死。不过，23年后，已是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张氏还是死在了日军的手里，但那会儿，对他有不杀之恩的福岛安正早已作古，关东军的极端分子竟然背着本国政府和军部在关东大地上制造了“皇姑屯事件”。

还要说一句的是，福岛安正的小儿福岛次郎中尉，已在辽阳战役中阵亡。老年丧子，乃人生一大不幸。在大清的土地上，他与乃木希典是有共同语言的。

此时，乃木颇为恩师山县有朋和上司大山岩的纷争而左右为难。大本营与满洲军总司令部的两个方案，即便折中为一，也让这个“旅顺攻围军”的最高指挥官感到无所适从。在海军的催促下，大本营曾直接给他下令，让他进攻203高地，因为攻下此高地后，就可对该高地下的军港直接实施打击，俄舰队就再也无处藏身了。然而，大本营越过满洲军总司令部直接向乃木下令的不正常的程序，又惹怒了大山岩，他直斥大本营越权。在两个互不相让的“婆婆”之间，“小媳妇”只有受气的份儿。

福岛是被总司令部派来督促第三军下一步行动的。

“监军”福岛将军的到来，让第三军参谋长伊地知颇感别拗，因为他正是第三军总攻方案的制订者，况且，他还是总司令元配的侄女的夫君。上司兼前辈的不信任，让这位以性情执拗而著称的炮兵专家很不愉快。

比伊地知更不愉快的，当然是乃木了。为了帝国的胜利，为了天皇的荣誉，这位被传统伦理纲常束缚着的前线首长，只能忍辱负重，按自己对两个上司意图的理解和对两位元帅尊严的平衡，于10月21日，在柳树房，召集来各师团长、旅团长与参谋长们，部署了第二次总攻。

会后，福岛安正即乘上列车返回辽阳复命去了。

第二次总攻再告失利

10月26日上午8时，乃木军向旅顺要塞发起了第二次总攻击。

俄军也一如既往地毫不示弱，各堡垒与炮台马上也以猛烈的炮弹还击了日军。

下午2时，炮弹有限的“大阪宝贝”集体出场了。

安置在俄军视线之外的各处“宝贝”果然了得，威力无比，而且命中率高达四成！以前炸不开的俄军堡垒，如今都能炸开了。东鸡冠山北堡垒的覆顶，为水泥加石子儿浇注，以前任凭各类炮弹轮番轰砸，都安之若素，这一次，终于被280巨炮炸开了，100多个俄军士兵瞬间丧命于堡垒中！至于堡垒外的掩体、胸墙、炮台等，被长时间地炮击以后，更多被摧毁。

长达6个小时的炮攻之后，主攻东鸡冠山炮台的左翼纵队（第十一师团），从小孤山一带向东鸡冠山北堡垒发起冲锋，但在开阔地带，大部分日军被俄军打死，步兵四十三联队西山保之大佐曾组织163名奇袭队于26日夜攀岩突袭俄军，但至翌日凌晨又被附近的白银山炮台和崂嵂嘴炮台所轰击，仅10多人生还。通过超量炸药爆破，日军终于把堡垒炸出一个1米多宽的洞口，少数日军跃入堡垒内部，但均被俄军击毙或逐出。

日军右翼纵队（第一师团）第一梯队（第一旅团）一举冲入了俄军松树山炮台的堑壕，与俄守军进行了零距离的近战。第二梯队随即赶到，也加入了白刃战。但俄军却并不溃散，而是就地与日军展开了生死格斗。周边的案子山、椅子山、孔家屯各炮台也一直在交叉进攻日军。并不习惯夜战的俄国人，于当晚7时、10时及翌日凌晨1时许，竟然三度发起反攻，最终把攻上山头的日军突击队打下山来，其中大部分突击队员被击毙。

震怒的师团长松村务本中将气得大叫：“所占阵地，竟被敌军夺回，这是我军的奇耻大辱！我师团务必收复回来！”

松村原是第一师团第一旅团的少将旅团长，9月份晋升中将，并接替了调回国内的伏见宫贞爱亲王。

然而，胜仗是打出来的，而不是喊出来的。面对异常顽强和善战的俄军，右翼的日军一直苦斗到31日，伤亡累累，还是没能攻占松树山炮台。

中央纵队的第九师团也一直在苦战。士兵们前仆后继，终于在30日夜半，由第六旅团攻占了P堡垒。此炮台位于盘龙山炮台与东鸡冠山炮台之间，高约300米，与东鸡冠山北炮台互为犄角。旅团长一户兵卫少将因亲在一线督阵分外勇敢，被乃木奏报大本营后，把P堡垒改名为“一户堡垒”。

在远处观战的一位西方记者写下了残酷的战争画面：

在轰炸的间隙，日军士兵从那些战壕中涌出，近距离冲击俄国人的防线。800人中仅30人幸存，死亡和负伤的日军像苍蝇一样撒满整个山坡，战友甚至都不能把同伴的尸体带回来。

激战到第四天，即10月30日，日军的炮火已经把俄军各堡垒前的胸墙及战壕摧毁殆尽，工兵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爆破掘进，步兵则继续奋不顾身地冲锋。至夜间，各师团突击队相继在东鸡冠山、二龙山、松树山等堡垒附近占据了一席之地，并自筑掩体，与俄军对峙，但到了夜间，却被俄军反攻部队打得死的死，逃的逃。

俄军的顽强实在超乎了日本人的想象！在康特拉琴科的亲自指挥下，日军费尽千辛万苦占领的P堡垒，转瞬之间又被卷土重来的俄军夺了回去。攻占了松树山堡垒前的散兵壕的日军，也被俄军以优势兵力打死或打下山来。更有少数已经冲进了堡垒内部的日军，竟然在与俄军展开的白刃战中全部丧命。混战中，只有第十一师团第二十二联队第二大队用炸药炸开了东鸡冠山北堡垒的胸墙，部分士兵钻进了暗堡，并在里面用沙袋堵住了俄军的反攻，才算是勉强在俄军阵地里站住了。

前线将士与强敌厮杀得天昏地暗，后方的斯特塞尔却被落入军官宿舍区的280巨炮的巨弹吓得魂飞魄散！据那位斯米尔诺夫称，为了逃命，中将竟打算跑到敌弹射程之外的步兵第十团兵营里去住！

“大阪宝贝”虽威力无比，但炮弹却并不充裕。眼见各师团上报的伤亡数字不断加大，而炮弹也难以为继，31日清晨，乃木再度下令停止总攻。

旅顺的第二次总攻，又告失败。

乃木没能如愿向他的天皇敬献上一份厚礼，反倒让数以万计的天皇的臣民尸横于异国的冰冷土地上。

这一次，乃木将44100名日军投入战场，伤亡达3830人。

第二次总攻结束之后，第三军的伤亡人数已高达4.6万人，高于日本军总兵力的二分之一！

日军损失惨重，与炮兵的炮弹不足有关，尤其是最有杀伤力的280巨炮的炮弹。幕僚们屡次向满洲军司令部和大本营请求补充炮弹，但终未得到满意的答复。

据西方记者估算，这种炮弹，每枚价值200美元。

明治三十七年，即1904年，当年美元与日元的比率，约为1∶2，即每枚280炮弹，约为400日元，相当于今天的800万元！实在太昂贵了！难怪这种巨弹难以为继！

战后，人们才知道，当时，无论满洲军总司令部还是大本营，都把进攻旅顺要塞看得过于轻松。陆军部甚至有人议论：日军付出了超出想象的代价，却未能攻陷旅顺口，原因只有一个，即乃木将军过于无能。

一直待在日本第三军司令部里的英国军事观察员诺里加德在战后，曾这样写道：

研究了要塞实力的有关资料以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短期内攻占要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一切尝试都是不可思议的。……日本人对要塞及他们企图加以摧毁的物资强度，作了错误的估计。

天皇保住乃木

1904年11月14日，天皇再度亲临大本营。这次御前会议，是否撤换乃木希典，成了绕不过的话题。

两次总攻旅顺的失利，既白白牺牲了太多的年轻人的性命，更拖了整个战局的后腿，所以，军界早就有了撤换第三军司令官的呼声。如今，连报纸上也有了敦请乃木希典辞职的公开呼吁。

独处东京青山家中的乃木之妻静子，已经不断被人打扰，真正是又打又扰。来者有战死者的家属，也有出于义愤的路人。人们纷纷前往青山的乃木家，往其院里投掷石块，并愤怒地高喊：“让乃木向国民谢罪！”一时间，静子竟收到了2400多封各地的来信，国民们无不痛责乃木无能误国。

非常时期，“爱国民众”的情绪转换也非常之快——前不久他们还为乃木将军舍小家顾国家的凛然大义行动所感动，转眼就翻脸不认人，暴啐其无能，而全然忘了屋里的那位已经失去长子的母亲在如何熬过孤苦伶仃的时光。

说起来，开战以来，东京的民众自发前往有关将领家门口表达愤怒的事情已经不是一次了，也不是闹腾得最严重的一次。早在6月中旬，因海参崴驶出的俄舰击沉了开往满洲的运兵船“常陆丸”和从大连开回宇品的运送伤病员的“和泉丸”，愤怒的人们就跑到第二舰队司令官上村彦之丞家门口，投进了一堆石块甚至刀子，高喊让他知耻自尽。

因旅顺久攻不下，撤换第三军司令官的呼声已经越来越多，尤其满洲军总司令大山岩，多次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乃木的失望。有鉴于此，当初力荐乃木的山县有朋颇感难堪，于是，这一次，当着天皇的面，山县主动提议撤换乃木。

长州藩出身的军界第一大佬的态度，自然代表了很多人的意愿。看起来，乃木回国，已成定局。

彼时，日本的陆军大将，除了排名第一的山县元帅以外，已经全部派往满洲——大山岩与儿玉源太郎主持着满洲军总司令部，黑木为桢、奥保巩、乃木希典与野津道贯各领一军；6月份和乃木一道晋为大将的原第二师团长西宽二郎，已经在辽阳会战后的9月8日，调任辽东守备司令官，驻地大连，当起了军政合一的辽东地区第一把手；另一个6月份晋升大将的原近卫师团长长谷川好道，则与西宽二郎同日调离前线，去了汉城，成了日本韩国驻屯军司令官了；9月新晋的陆军大将、原第一师团长伏见宫贞爱亲王，调回了大本营，任大本营附，此时，也正在御前会议现场。

若撤换大将级别的军司令官，必将进行一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人事调整。

军政巨头们都在静候天皇的“玉音”。

出人意料的是，睦仁否决了撤换乃木的动议。据说，天皇表示：如撤换乃木，朕深恐他将保全武士的尊严。

金口玉言，一言九鼎。人们想起了早年乃木因军旗被叛军所劫后自杀未遂的旧事，遂打消了撤换乃木的念想。

旅顺战局迟迟未有进展，看似与乃木的指挥能力有关，其实也与他的两个上级有关。

对攻打旅顺，满洲军总司令部与大本营有不同的方案。

大山岩与儿玉源太郎认为，应采用“正攻法”，即通过坑道作业，逼近俄军各堡垒前沿，再由步兵近距离发起冲锋。第二次总攻后，乃木军的大规模坑道作业进展大有起色，通过爆破施工，各种平行壕已经非常接近俄军堡垒，与敌壕已近在50米至100米之间。而且，松树山堡垒、二龙山堡垒和东鸡冠山北堡垒的侧防暗堡，均已被日军占领，所以，第三次总攻的主攻目标还应该是俄军各堡垒。

但参谋本部却认为，正面攻击那些过于坚固的堡垒群，只会徒增牺牲；只有重点攻陷203高地，才能立足要塞，全歼敌舰队，迅速解决旅顺问题。

前方的司令部与后方的大本营之争，既是战略之争，也难说不是藩阀之间的意气之争。说到底，就是二号军头大山岩与头号军头山县有朋在较劲。

其实，在没有飞机和坦克的时代，要塞攻坚战对谁来说都是个难题，谁也没有一抓就灵的妙招。

睦仁最终拍板：将两个方案折中。

于是，御前会议上，为乃木军制订的第三次旅顺总攻击的方案出台了：

该军各部加速坑道作业，待通向松树山、二龙山和东鸡冠山北三个堡垒的坑道作业全部完成后，即对当面之敌实施突袭，同时突破二龙山堡垒与盘龙山堡垒之间的旧围墙，即清军遗留的防线，攻占松树山堡垒南方高地、望台高地、东鸡冠山第二堡垒高地等一线。如各堡垒进攻不能奏效，则相机变更主攻目标，即先攻陷203高地，再逐一解决其他堡垒。

因第三军减员严重，根据大山岩的强烈要求，会议决定把日本内地的最后一个师团——驻北海道的第七师团增派给第三军。

这次大本营会议结束后的第五天，即11月19日，日本国土上最后一支陆军师团从北海道起航出发了。

北海道是日本与俄国隔海相邻的地方，两国只隔着一道不宽的海峡，日本人称宗谷海峡，俄国人称拉彼鲁兹海峡，此海峡最窄处只有40多公里。按战舰以20节的航速计算，由彼岸至此岸，只要1个多小时即可抵达！

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日本人简直疯了！

被围困的旅顺饥病交加

被围困的旅顺城区，早已被日军纳入了炮击范围之内。日军的炮弹，从南面的海上和北面的陆上，不分时间地往军港和城区里落。军港的船坞已经被炸毁，新城区里的一些公共建筑，尤其是军官宿舍区和营房，也多成了废墟。

需要一说的是，日军并未炮击大清人居住的老城区。旅顺失陷后，日本记者进入了新城区与老城区，两相比较，写下了如下文字：

旅顺新市街及东港一带……今为炮弹所击，诸多损坏，车站附近为俄军舰碇泊之所，炮火多集中于彼，故其房屋损坏特甚。有一高大洋房，竟受……炮弹三四颗，痕迹俱在，其洞之大，可通马车二辆！其余门窗震坏，墙壁坍塌，不知凡几。

旧市街之中国民屋，初颇寂寞，十室九空。

喏，谁说炮弹不长眼？

看来，虽说俄军一直没找到敌280巨炮的所在位置，但日本人的巨弹却每每能命中俄人的要害。

为避免无谓的牺牲，要塞司令部曾动员40岁以上的居民和军人家眷们撤离旅顺，以保障这些非战斗人员的安全，并减少城区的食品供应。但40岁以下的男子，如身体合适，将被编入志愿者队伍中。

不过，忠贞的俄国女人们宁可留在城区被安排做洗衣妇和看护妇，也不肯撤离。不得已，斯米尔诺夫只得允许她们留下，并在其住宅被炸毁后，同意她们搬进丈夫所在的各堡垒和炮台里。

12岁的小斯捷潘诺夫也跟着妈妈一起住进了父亲的老虎尾炮台里。甚至，他还曾赶着驴车去堡垒运送食品和饮用水。

被围困的旅顺口的人们，日常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日本舰队的封锁已经长达半年，一切胆敢往旅顺运送食物的船舶，都可能被击沉，所以，没有多少渔民愿意铤而走险。斯特塞尔为了防止日军间谍向外界传递情报，也曾禁止一切渔船出海，并禁止非菜贩出入城区，所以，城区的食品危机不可避免地降临了。

当地唯一的报纸《关东报》的印刷厂遭到了炮击，但仍能坚持出报。只因该报经常刊发有关要塞司令斯米尔诺夫在前线的报道，竟被无所事事的关东防区司令斯特塞尔所忌恨，遂以关闭报纸相威胁，取消了该军事通讯员的资质与进入要塞的采访权，吓得人家慌忙潜往“海南”的芝罘以避加害。从此，旅顺军民再也不能从报纸上读到新闻了。

倒是旅顺以外的地方，仍能从西方记者的报道中，窥知被围困的旅顺的窘状。

当年在上海出版的一份英文报纸，如此披露：

目下旅顺虽不乏米，其他食物则殊缺少。极小之鱼，每尾须价一元，此等鱼类仅得在旅顺港内东港捕之，此外则无从捕获也。萝卜每枚一角。华人则仅得食极陈咸菜，此等咸菜，每斤价值二角。粮食菜蔬等类，初尚由胶州用小舟运入，今已断绝。鸡蛋一枚值银一两；鸡一只值银三两，葱一根值银二分，然亦绝少上市。

日本的一家报纸也刊发了一位在旅顺口的西方记者的报道：

在整个围困期间，蔬菜可以从城镇西南老铁山半岛上的农民那里买到，只是贵得离谱。有限的肉类，则更是只有那些付得起高价的人才能享用——一只鸡能卖到10美元，每镑牛肉要1至2美元。许多人学会了吃马肉……

为了防止败血病，俄国人不光开始宰杀军马，甚至还尝试着像高丽人一样吃狗肉！

被围困之前，俄军在旅顺口共有多达4472匹马，除了骑兵部队的战马之外，还有众多的拉炮车和炮弹的驮马。由于被困，马不再是骑兵与炮兵的必需的战友，反倒成了浪费草料的多余之物。无奈，各骑兵、炮兵部队只好忍痛下手，把屠刀对准了自己的马儿。

然而，由于需求量太大，马肉很快也只能每周供应两次了！

笃信上帝的俄军士兵，每天上战场前，总要吻一下《圣经》。许多人临死之前，喊的也是“我的上帝”！然而，《圣经》只是精神食粮而非真正的食粮。营养不良的俄军已经渐渐打不起精神来了。

10月29日，就有两个饥肠辘辘的俄军士兵偷偷跑下东鸡冠山投降了日军。据他俩说，当下最难受的，并非子弹不足，而是食品短缺，因为黄金山贮藏面包等各种食品的大栈房被日军炮弹焚毁了。

前面说过，成了日军的俘虏以后，俄军士兵反倒解脱了饥饿，因为大本营为“露国”战俘制订的伙食费竟然高于日本士兵一倍！

战前，大本营制订的本国士兵伙食标准是每天每人35钱，而战俘的伙食标准为每天每人70钱，这让许多日军士兵大为郁闷。日俄战争时的日本政府，为了挽回10年前出国作战时的恶劣名声，付出了太多的努力，比之二战时期他们对中、苏、美、英等国战俘的残酷虐待，简直不可同日而言。

日益缩紧围困圈的日本人，已经捕捉到了对方士气涣散的信息。

某天，从俄军堡垒上飘向日军阵地上空一个侦察气球。日军士兵击落气球后，发现吊篮中竟有一封俄文信。

日军士兵捡得，层层上交，译员译出了其中的文字，这不是写给日军长官的公函，而是一封私信：

爱妻见字如吻。我身体依然壮健，只是处境非常艰难，恐怕不会活着回国与你相偕及老了……

另一页纸上写着一行字和一个俄国地址，那行字写着：

恳请捡到者代为邮往俄国。

同在异国为敌军，相逢何必曾相识？日本军官悯其可怜，遂将这封信邮寄出去。

至于俄军的士气，据那两个被饿下山的俘虏说：眼下士兵军心涣散，全靠将军们的激励，才能打起精神为祖国而战。斯特塞尔司令曾对他们说：万一援军未到，旅顺口为日本人所得，本司令必与旅顺口共存亡，决不愿成为日本的俘虏，以让祖国蒙羞！俘虏还说：弗克将军是个极能爱惜士兵的人，经常到战地来慰问部下。

食品匮乏，营养缺失，水源地被截断，新发现水源的水质达不到饮用标准。俄官兵与居民的健康状况普遍开始下降，不少人因病住进了医院，使本来就住伤员的野战医院里人满为患。

斯捷潘诺娃所在的普希金学校，也改成了临时医院，收治不断从要塞下抬下来的伤员。

更为可怕的是，败血病和疟疾开始在城区流行……

按与日军的约定，旅顺城区内凡悬挂着红十字旗帜的建筑不得轰击，但日军的炮弹时常落在了伤病满员的大小医院里。以致斯特塞尔不得不点名致函“乃木将军阁下”：

贵军炮兵近来常击我医院，该医院悬挂着红十字旗，自贵军炮位望之甚明。两国均为名誉而战，愿勿对医院伤员再加残杀，此为尊敬士兵的当然之事，况且医院里也有被俘的日军伤兵。

乃木似乎不屑于以自己的名义回复，他令一位参谋措辞强硬地回函道：交火期间，误炸在所难免，本军只能表示遗憾，云云。

对手的态度令斯特塞尔大为沮丧，捍卫俄国军队荣誉的斗志也日渐消沉。

在无法防范的大轰炸中，不断有平民非正常死亡。

俄籍死难者中，最令人痛惜的是建筑工程师沙卡洛夫的离世，旅顺要塞的堡垒和炮台，大多是他设计的。战争期间，他一直留在城区，不断指导修复被炸毁的堡垒。他死于疟疾。军方隆重安葬了这位殉难于战争的建设者。

被围困期间，虽说食品短缺得厉害，但心中有上帝的俄国军官与侨民，仍然得过且过。旅顺城区仅存的几家饭店，尽管已经被炸得屋顶洞开，废墟满地，但俄军官依然能镇定地前往就餐。俄国人的淡定，每每令西方的记者目瞪口呆。

战乱时期，城里没有了小偷，没有了坏人。俄侨和船厂的那批从俄国调来的技工们，以及一直留在旅顺口的大清青壮年人，组成了两个志愿大队，主动承担了往堡垒运送炮弹的任务。

唯一的女兵被炸成碎片

有忍受不了苦难而投奔敌营的男人，更有忠于爱情和祖国一直到死的女人。这个女人，人称哈留申，是日俄战争期间两军唯一的女兵。

该女兵是跟丈夫一起来到大清国的。她的丈夫，是战前才被西伯利亚军区招募来的列兵。随丈夫来到旅顺以后，这位俄国少妇就穿上了军装，并要求得到一支步枪，她要与丈夫同上战场。但由于俄军没有女兵上战场的先例，所以，她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在《洋镜头里的日俄战争》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此女子的文字：

这位自命的狙击手转而充当护士、女招待和缝纫工——在所有这些简单而卑微的工作中，她全心全意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同时锲而不舍地要求一支枪，她一直坚持。

一天，她的丈夫受重伤住进了医院，往返于丈夫的病床和阵地之间，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急切地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被她的激情所感动，或是抵不住她不断的请求，在她无私地奉献了三个月之后，终于有武器交到了那双纤细的手里。

某天，她从医院匆忙看望了丈夫又上战场了，遇上一位本国的摄影师。摄影师没想到会有一位小女子持枪进入掩体，便拍下一张她与男战友并肩作战的照片。或许，这是此人一生中唯一的相片。

然而，拍此照两小时后，一颗日军炮弹就落在她的掩体附近，少妇当即化作碎片，飘向天国。

她阵亡以后，人们才得知，她的真实名字叫克丽缇娜。

乃木发起第三次总攻

1904年11月下旬，来自北海道的第七师团已经全部在大连湾登陆。由于各部队战斗减员严重，这支新上战场的生力军就成了第三次总攻的主力。因第三军工兵减员严重，满洲军司令部还为第三军补充了3个工兵中队。

从理论上说，第三军实力已经空前强壮，总兵力达到了6.4万人。

11月22日，乃木希典诚惶诚恐地收到了明治天皇专为他和第三军将士发来的敕电：

汝等将士，宜自爱努力。

在乃木眼中，天皇让他“自爱”的敕语，既是战前激励，更是严厉批评！他羞愧难当！

11月25日，乃木召集各部队首长到柳树房，布置了翌日发动第三次总攻的任务。

按部署，第一师团分两翼主攻203高地；以第十一师团与第九师团继续攻击东线的东鸡冠山北堡垒和北线的二龙山堡垒，以牵制俄军对203高地的支援。因第十一师团长土屋光春中将已经受重伤被转移回了国内，乃木指定该师团第十旅团长山中信义少将担任了代师团长一职；第七师团作总预备队。

新来的第七师团中将师团长大迫尚敏第一次参加了战前会议。前面说过，大迫尚敏的弟弟大迫尚道，正是第三军炮兵第二旅团的少将旅团长。

乃木还决定，为了迅速攻陷敌军最主要的东部防线，要组建一支3000人的特别支队，趁黑夜突击上山，以取事半功倍之效。

此时，第一师团第二旅团长中村觉少将挺身而出，称所部经历过金州战役，经验丰富，战斗力强，本人愿率特别支队出征。

时年50岁的中村觉，非萨长两藩出身，但却做过皇太子的东宫武官和天皇的侍从武官。按说，已经官至将军了，不必亲自统辖突击队出击了。谁都知道，所谓“特别支队”，即有去无回的敢死队。但对天皇的忠诚和对敌阵久攻不下的恼怒，让中村执意要亲赴沙场为国效命。

乃木慨然批准，当即任命：中村为特别支队的支队长。

最后，乃木起立高声说道：“此次总攻，无论代价，必须获胜，方能报答天皇陛下对我军的圣眷！”

将领们一起起立，面向日本皇宫方向，共同遥拜，三呼“万岁”。之后，便各率随员策马而去。

10月26日11时，第三军如期对旅顺要塞发起了第三次总攻击。

依旧是以猛烈而持续的炮轰为先声，三路日军的重炮炮弹瞬间砸向了俄军各阵地。整整两个小时的炮击之后，俄堡垒、炮台、堑壕和胸墙大都被摧毁，俄军士兵不得不一边拼命抵御敌军的疯狂进攻，一边在炮火中抢修工事。

午后1时，等待在距敌阵只有几十米的Z型壕沟里的数万名日军步兵，开始分别向既定目标发起冲锋。然而，各冲锋队虽“抱必死决心，踏践尸体而进”（日本军史语），但仍无法冲上峰顶。俄军各炮台炮火交集，附近各炮台，甚至203高地后方的太阳沟方面，都有大口径的榴弹炮弹准确地砸向日军。到黄昏时，距敌阵最近的日军冲锋队，只能在俄军战壕外各寻掩体，与之互投手榴弹之后，便通宵对峙起来。

有去无还的“白襷队”

当晚6时，炮声渐稀。被乃木寄予厚望的中村特别支队，潜出水师营西南高地，沿龙河河谷衔枚疾进。特别支队的任务，是包围东线左翼，突袭十字山炮台，然后依次夺取东线各堡垒。

为便于夜间辨识，中村令队员身上缠上两道交叉的白布。因此白布很像斜披在肩上的日本传统服装和服上的布条“襷”，所以，人称该队为“白襷队”。

出发前，中村训令：“我们将一去不回……各级都要指定代理人，临阵脱逃者，格杀勿论！”

他指定新上阵的第七师团第二十五联队的渡边水哉联队长为其代理人。

当晚8点50分左右，特别支队先头部队抵达松树山西方山谷，距俄军堡垒只有一箭之遥了。时月亮尚未升起，天色如墨，但俄军探照灯却在山峦沟壑间不停地照射。为防日军夜袭，俄军在各堡垒配备了电气探照灯。之前的夜战，无论是南山之役还是旅顺外围之役，日军都吃过对方探照灯的大亏。

这一次，3000人的浩浩荡荡的夜袭大军，即便悄无声息，也终不免被俄军探照灯发现了。顿时，炮弹与手榴弹齐抛，机枪与步枪共扫。

如此一来，偷袭成了强攻。在中村觉的指挥下，队员们不顾一切地扑向山头，冒着枪林弹雨，工兵们炸毁与剪断数道铁丝网，步兵们则冲到了俄阵地第一道胸墙与第二道胸墙之间。不料，脚下地雷被纷纷踏响，一时死伤无算。

正面的松树山堡垒和邻近的椅子山堡垒、鞍子山堡垒，同时向被探照灯锁定的“白襷队”开炮轰击。东线的俄海军陆战队，也派出了3连水兵赶来用速射炮和机枪夹击日军。

只有轻武器的特别支队的队员们，被死死压制在山坡上，只有挨炸被歼的份儿，却毫无还击之力，遂成片地倒伏于松树山第四炮台西北的山坡上与沟壑里。中村少将也因受重伤而无法指挥。

渡边大佐继起代行督战，号令队员继续向堡垒冲锋。不过，俄军火力实在太猛，“白襷队”官兵3000人的特别支队，竟有2600多人被击毙，即便活下来的，也多身负重伤，很多人抢救无效，死在野战医院里。中村觉还算有幸，他昏死过去以后，被士兵们抢运下来，后因伤重被送回了国内。

乃木的打算再一次落空！

作为旅顺前线统帅，乃木希典不能不反省失利的原因。

说起来，重炮轰击加坑道冲锋的战术不可谓不正确——毕竟多数堡垒都被轰开，堑壕与胸墙也几乎都已土崩瓦解；各部队官兵作战不可谓不顽强——他的嫡系部队、第十一师团的中将师团长土屋光春竟也被炸成重伤，可见战斗之惨烈，亦可见将士之奋勇，而且出奇兵偷袭敌要塞的招数也不可谓不精彩——从8个月前联合舰队对俄国舰队不宣而战开始，到第一军的鸭绿江之役，偷袭战一直是日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但第三军倾尽全力，终未完成既定任务，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敌军永久性堡垒之坚固，火力之猛烈，弹药之充足，和官兵斗志之旺盛，都大大超出乃木希典乃至所有日军将帅的预期了。痛定思痛，他终于决定放弃满洲军总司令部力主的全面攻击各永久性堡垒的攻略，改从参谋本部原先的方案，即重点进攻位于诸堡垒之中央，且只有临时工事的203高地。

因之前未将该高地列为主攻目标，所以，日军工兵没来得及完成该高地下的坑道作业。步兵要穿过开阔地攻到山头，牺牲之大可想而知。他的仅存的儿子乃木保典，正在主攻203高地的部队里。

11月26日深夜，后备步兵第一旅团的总突击队屯兵于太平沟南的高地，而另有游击队潜伏于203高地西北的空隙地段，这儿一直是俄军观察的死角。第二天，即11月27日，上午8点30分，在炮攻刚一结束时，突击队长香月中佐即率队出击，一举冲上了山巅！

岂料，俄兵竟誓死不退，以机枪与手榴弹甚至枪刺与日军近距离抵抗，日军的尸体很快就堆满堑壕与山坡。此时，又有数百名俄军从东北面增援而来，很快就将已经登顶的日军突击队员全部歼灭了。

下午4时，日军总突击队再度向山巅发起冲击，双方在战壕内外短兵相接，殊死格斗！但最终日军还是被赶下山来。

11月28日拂晓，又是以280巨炮的轰击开始，日军对203高地发起了新一轮的冲锋。俄军防御工事已经土崩瓦解，高地上一片火海。经反复冲锋，西南角的冲锋队终于冲上山巅。不料，立足未稳，便遭大股俄军的强力反扑，该冲锋队员瞬间全部阵亡。另有冲上东北角山巅的冲锋队倒是终于得手，寥寥数人占据了山巅一角，但很快就被增援而至的俄军全部歼灭。

11月29日凌晨3点，久蓄待发的第七师团终于等到了出击的命令。乃木命令大迫尚敏师团长即刻率部赶赴前线，并代为指挥减员严重的第一师团。

第七师团到位后，立即向俄军阵地发起了新一轮的强势炮击。几小时后，203高地上的所有地面工事都遭到毁灭性打击。

然而，第七师团也不能夺取最后的胜利。因为日军每每胜利在望之际，附近堡垒的俄军便赶来增援，以超强的火力和凶狠的白刃战把日军打下山巅。

当晚，双方在超近距离的山顶一带胶着起来。

11月30日，两军再度血拼。至上午10时，山上的俄军工事已经全部被轰塌，至下午4时，轮番冲锋的日军突击队终于踩着战友的尸体登上了山巅，却被相距只有10多米的俄军以凶狠的火力所压制。残存的俄军，就凭两挺马克沁机枪和手榴弹，疯狂扫射与轰炸日军。打光了子弹的俄军士兵，甚至用石块与日军拼命！

血战至夜晚10点，苦斗了一整天的日军终于攻占了高地的西南角和东北角，只余鞍部残堡里的少数俄军还在负隅顽抗。

“名父之子为国殇”

11月30日晚间，在柳树房村的寓所里，乃木得到参谋白井的报告：接第一师团报告，乃木保典少尉上午10时许在203高地北坡传达突击队长的撤退命令时，因被俄军炮弹炸起的石块击碎脑壳，当场阵亡。

攻击203高地之前，乃木保典已任旅团部副官，并不在一线冲锋陷阵。乃木希典得知后，专给继任该师团长的松村务本中将下令，须将保典派上战场。于是，保典便成了师团的传令官。试想，连中将师团长都能身负重伤，天天在战场上向各联队长传达命令的传令官更有可能为天皇尽忠。所以，乃木对仅存于世的幼子的阵亡，是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的。

乃木听完报告，一时语塞。俄顷，他喃喃而语：“死了好，我可以向国民交代了。”说完，便拿出妻子给他寄来的一盒点心送给了白井参谋，道了一声：“谢谢。”之后，他就转身回到卧室，关上了房门。

是夜，乃木卧室里的灯火彻夜未熄。

按当年在203高地负过重伤的作家樱井忠温说，乃木是个在士兵心目中有极高威望的司令官。他甚至这样写道：

没有一个士兵不想为乃木而死，就想死在他的怀抱里。这是他的人格力量。乃木的人格力量是攻击旅顺的原动力。

高级将领之子在日俄战争前线阵亡，并非只有乃木的两个儿子。辽阳之役，就有三位日本名将之子战死，即现任陆军大臣寺内正毅中将之子寺内寿一中尉、满洲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福岛安正少将之子福岛次郎中尉、参谋本部参谋村田惇少将之子村田保炮兵少尉。但没有一个战死者是在父亲手下捐躯的，乃木父子的忠勇实为日本军史上的绝笔。

日本报章评价说：“以名父之子为国殇，可敬可贺。”日本人在危难期间所表现出的同仇敌忾的国民精神，实在让世人震骇。

赋闲的王之春险成牺牲品

就在日本于旅顺口向203高地发起主攻的炮火连天的时候，上海滩的一声哑了火的枪击声震惊了大清朝野！

还记得那个被李鸿章取代了的王之春吧？本来他是前往俄国祝贺尼古拉二世加冕的专使，但被俄人无礼地拒绝了。此时，他已在上海赋闲三年。当年令他被革职的原因是“桂省民变失察”，也即在任广西巡抚任上时，辖下屡生暴乱，他受到追究，被朝廷免职。时已六旬的王抚台（巡抚的敬称），迁居沪上，正在租界的洋房里颐养晚年，却因一场未遂的谋杀而成了举世瞩目的人物！

对大清国来说，此公虽已退出官场，但实在是个功臣——没有他当年在圣彼得堡和巴黎的一番苦心周旋，“三国干涉还辽”的外交设计就不能变为现实。但是，对那些不明国是的民间激进人士来说，王之春却是个亲俄的汉奸。到1902年，因俄军盘踞满洲不退，激起朝野共愤，已经升任广西巡抚的王之春再度被一些人记起。如前所述，日俄开打以后，一班留学日本的大清人受到日本人的鼓舞，相继组织了“拒俄义勇军”和“军国民教育会”，立志北上抗俄。只因日本政府与袁世凯均不支持他们的行动，这支学生军才胎死腹中。不过，黄兴等湘籍革命党人铁心要有所动作，就在日军在满洲节节北进的秋季，他和他的多位同乡兼同志们潜回上海，计划谋杀一两位当朝大员，以引起社会的动荡，加速清王朝的覆亡。在沪上作寓公的王之春，就是这么不幸被革命党人盯上了。

日俄开战的年景里，在“拒俄运动”的中心城市上海，素有“亲俄”骂名的王之春自是不敢高调出入。不过，在洋人的地界上，偶尔与官场旧友、商界巨头应酬一下也在所难免。黄兴的小兄弟、华兴会成员章士钊，当时在矢志“拒俄”的蔡元培创办的学校里当老师，居然想出了个很离奇的主意——以沪上名流吴保初的名义给王之春写信，邀请王抚台于11月19日到一家叫金谷香的西菜馆聚餐。吴保初乃与谭嗣同、陈三立和丁惠康齐名的当朝“四公子”之一，其父即袁世凯的恩公、已故庆军首领吴长庆。

王之春得聘书后，在仆人的陪同下，如期而至。结果，饭店二楼上预订的房间里，他没见到吴保初，却见到了一个似是日本人的年轻人。那人凑上前来与之笔谈寒暄，言辞不达而眼神躲闪。王之春当下觉得不妙，遂匆匆下楼。哪知，楼下突出一中年汉子，当场拦住他，大喊一声：“杀你卖国贼！”便掏出手枪对他开了火！岂料，刺客的手枪哑了火，一连几下，都没打出子弹来！此时，王之春的仆人扑上前揪住刺客大喊起来。当下，巡警闻警冲了进来，将刺客押往巡捕房。

王之春一场虚惊，回到寓所，再也不肯公开露面了。过了些日子，他返回湖南老家，直到两年后寂寂而殁。

王之春遇刺案震动了大清国！上海的中外报纸陆续刊出了刺客的身份。刺客万福华，安徽合肥人，时年41岁，早年当过小官，后散尽家财，广结豪杰，像当时许多汉族热血志士一样，信奉政治谋杀可以大大缩短大清的寿限。他先是被章士钊等人选为刺杀户部侍郎铁良的杀手，计划在铁良于南京下关下船之际，当场将其击毙。不料，此计划被章的朋友李茂桢察觉，遂苦劝他们万勿在祖父两江总督李兴锐的任职之地制造祸端。李茂桢是经常给革命党提供资金支持的世家子弟之一。章士钊等人只得取消了暗杀铁良的计划，把行动地改在了上海滩，目标换成了王之春。哪知道，被他们选作第一杀手的陈自新，即在饭店房间里假冒日本人的那个年轻人，没有当机立断地出手，反让王之春看出破绽，夺路而逃。守在楼下的万福华暗藏的是一柄没试射过的旧枪。关键时候，旧枪卡壳！

万福华被捕后，主谋章士钊竟书生气十足地跑到巡捕房去打听，被洋人逮个了个正着，并按章氏的口供顺藤摸瓜，在其下榻的余庆里掳获了一干嫌犯，其中就有被湖南当局悬赏的“首逆”黄轸，即黄兴，幸亏黄兴先前剃掉了标志性的胡子，而且坚称自己姓李而非姓黄，加之大清译员的有意庇护，这些胆大包天的革命党人才被英国人放过。后来在湘籍上海道袁树勋的担保下，章士钊、黄兴等同案嫌犯俱获释，但万福华却被判刑10年。

万福华及相关人员被捕以后，蔡元培主持的《警钟日报》（即原《俄闻警事》）连续刊发文章，报道相关内容。正在上海的秋瑾、于右任、蔡锷、刘师培、林白水等人，也曾为营救各案犯四处奔波。

上海滩的这起刺杀未遂案，很是体现了当年激进的知识分子对俄国的仇视。王之春不幸成了牺牲品。

儿玉亲自督战，乃木被迫交权

12月1日，乃木希典的发小暨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大将亲临柳树房！

谁都知道，总司令大山岩元帅坐不住了！

旅顺迟迟不能夺取，令大山岩无比恼怒。但既然天皇不允临阵换将，那就只好另作打算——派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亲自去第三军，临时取代乃木希典，一举攻陷旅顺要塞！

两个多月以前，即9月22日，结束了辽阳会战的儿玉曾来过旅顺前线，亲眼见到了俄军堡垒的坚固和士气的顽强。回到总司令部以后，他协助大山总司令指挥了沙河会战。此番他再度前来第三军督战，让乃木倍感压力，也让军司令部的参谋们见识了只在电话里听其发过火的儿玉大将的威严。

两位长州籍的陆军大将，实乃生死之交的哥们儿——乃木有幸活到今天，正是因为儿玉。还记得吧？西南战争时，乃木联队的军旗被叛军夺去，他愧不欲生，是赶到医院看望他的儿玉一把夺下了他要自裁的刀子。

然而，是好友，也是互不服输的竞争伙伴。年龄与个头都比乃木小一截的儿玉，才能似比乃木更高一筹。他们同在“御林军”东京镇台带兵时，乃木任第一联队联队长，儿玉是第二联队联队长。某次演习时，儿玉率部奇袭了乃木联队，大获全胜，为此事，儿玉的士兵们传唱开了“七分小玉打败野狐”的民歌儿——儿玉矮小，被谑称为身高不足寸的“七分小玉”；乃木多谋，恰似民歌里的“野狐”。

10年前的甲午战争期间，乃木出征大清国任少将旅团长，儿玉则是大本营的少将参谋。战后，乃木升任第二师团长，儿玉则升为第三师团长。乃木接任“台湾总督”后，因嫌台湾对于日本是得不偿失的烫手山芋，故力主将台出售给法国。1898年元月乃木回国述职时，在内阁会议上，他的“台湾卖却论”遭到了与会的参谋本部代表儿玉的强烈反对。儿玉毫不留情地直言：“本人认为，并非台湾不好治理，而是管理台湾的官员无能。如首相（伊藤博文）不能在政府派出合适之人，则本人愿意前往！”伊藤大喜。随后，儿玉即成为继桦山资纪、桂太郎和乃木希典之后的第四任“台湾总督”。

这位颇有从政才干的小个子“总督”，在台湾任上，干得游刃有余，不光理顺了殖民地的军政大局，还先后回国内兼任伊藤内阁的陆军大臣和桂内阁的内务大臣，日俄开战前，他才辞去文部大臣而专任参谋本部次长，具体制订了“征露”的作战方案。在大本营和前线各军之间设立司令部以便就地指挥，正是这个精明强干的“七分小玉”的主意。当下，大山派他第二次亲临旅顺前线，也是胜败在此一举的最后一招了。

1980年，一部《二百三高地》的电影风靡日本。在这部以乃木希典为主角的影片中，有这样的情景，儿玉源太郎对乃木希典温语劝他：连日征战，君已非常劳累，请君暂时休息几天，我来代君指挥吧（大意）！顿时，乃木明白了，原来，他被总司令解除了指挥权。大山既不能撤换他，就只能派参谋长来代行他的职权了。乃木无以抗命，只能颔首认同。稍后，儿玉即代他指挥了203高地攻坚战。儿玉在前线下令变更炮阵，把重炮群转移到了203高地附近的高崎山上。变阵果然立见成效，3天以后，日军即攻陷了203高地。

银幕上的这一情节，有案而稽。

日本史学家谷寿夫在《机密日露战史》中，披露了儿玉带给第三军的总司令的训令：

一、二百三高地战况不明，大部分原因应归于统一指挥不得其宜；

二、高级司令部和预备队位置距战场过远，因此丧失了对敌人的反攻及时压制的机会；

三、明早攻击时，各部首长必须抵达适当的位置，亲自观察地形与时机，以不放弃成功的机会。

四、儿玉参谋长以本总司令官的名义指挥第三军作战。

不过，对儿玉亲临旅顺的作用，日本史学界的认识是有分歧的。

在历史题材的小说家司马辽太郎质疑乃木希典是“刚愎自用的无能之将”之前，“乃木大将”一直是日本国民心目中的“军神”。我所能读到的是，在大迫尚敏与松村务本两位师团长的陪同下，儿玉亲临前线，确曾直接指挥过炮兵向敌阵轰击。他真的对伊地知参谋长发过火，但原因却并非是要求对方变更炮阵。

一位第三军的亲历者质疑道：参加攻击203高地的15门120毫米的榴弹炮和12门90毫米的臼炮，不可能在3天之间转移到附近的高崎山上去。

儿玉也曾反对向旅顺城区和港湾开炮，但原因却并非出于人道主义，而是心疼炮弹的分流，因为第三军的炮弹已经不足。

一直力挺“正攻法”的儿玉，亲临战场后，已经悄然成了“二百三派”。

也许，这样表述更为贴切，即：儿玉到旅顺前线，与其说是奉命“取代了乃木指挥”，不如说他取得了乃木的谅解之后接过了指挥棒。

总之，12月5日，即最后的总攻开始之前，第七师团长大迫尚敏已经取代了第一师团长松村务本的右翼纵队总指挥职务，总突击队长一职，也由原后备步兵第一旅团长友安治延更换为第七师团步兵第十四旅团的斋藤少郎少将，斋藤麾下的步兵第二十七、二十八联队，顶到了第一线，第七师团的另两个步兵联队，即二十五、二十六联队被放到了第二线。第七师团成了夺取203高地的绝对主力。

儿玉请刚刚失去儿子的乃木在司令部里坐镇，自己策马上了前线。

他确实直接指挥炮兵攻击，甚至在日军步兵布满山坡时，也一个劲儿地命令炮兵指挥官：“不要停止炮击！”

炮兵司令部的奈良武次少佐曾抗议道：“友军（指陆军）已经冲上去了，我们怎么还发炮？”

冷酷的儿玉大将愣是充耳不闻！

第三军的一位参谋代为回答了：“现在怎么能分得清敌我？”

于是，大炮继续向山上密集地轰击。

也就是说，日军步兵的大量伤亡，并非由俄军独家造成的。

12月5日，从上午9时战至晚上10时，日军终于完全占领203高地。

翌日凌晨，约两个连的俄军前来收复高地，被早有准备的日军打下山去。

从11月28日起，到12月5日止，除休战了3天之外，厮杀了5天的203高地，战壕内外，炮台上下，堆满了日军与俄军的尸体，人血染红了积雪。新投入战场的第七师团的1.5万人，5天之内，竟有近一半以上的人员伤亡！

战斗结束后，以致有了这样一个说法：中国旅顺口的203高地，是世界战争史上，单位面积遭炮击最密集的地方！

当时，西方各大通讯社每天都发布旅顺口的战况。俄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也靠西方的报道来了解对方的情况。

12月2日，日本外交大臣小村寿太郎即收到驻英公使馆发来的电报，该电详细转发了卢塔社（即路透社）关于俄守军司令斯特塞尔中将向该社记者发布一则新闻：

11月20日以来，敌人持续对我军实施袭击作战，时间已长达12天之久，至昨晚已经完全被我击退。昨夜敌人又实施袭击，其猛烈知程度实为前所未有。据日军俘虏和中国人说，敌方损失至少在2万人。在这次保卫战中，功勋卓著的是将军衔的康特拉琴科、尼基田、格尔巴乌斯基；上校衔的伊尔曼、耶莱查科夫；中校衔的诺棉克、甘道林并海军陆战队军官及炮兵。

斯特塞尔不断地通过西方媒体向本国报告战况，这一次，也终于公道地为康特拉琴科请功了。注意，他根本没提斯米尔诺夫的名字！而且，他还在继续吹牛，说什么日军“已经完全被我击退”。

只不过，他说不说大话已经于事无补，因为至关重要的203高地已经落入了日本人之手。

“203”变成了“尔灵山”

12月6日，即日军攻陷203高地的第二天，上午，从北麓，乃木与儿玉在众幕僚的陪同下，策马登上203高地，前来确认胜利。

硝烟还没散尽，民伕正在往山下抬日军的遗体。

旅顺口柳树房村的村民周运清老人告诉过我，说：“当年俺爷爷和村儿里的男人都去南边抬过‘一本鬼子’的尸体。”

于是，距那场战争110年之后，我在当年的日本第三军司令部驻地，听到了有关战争的“物语”：

柳树房村和周围几个村的青壮年，都被日军招到南边几公里之外的战场去抬尸，抬回来的日后尸体就在村西的农田里堆在一块，由日军现场火化。

被攻陷后的俄军堡垒。（2014年7月摄）

75岁的周运清说：“怎么火化？就是点上油烧呗！把尸体烧得啊，都一溜儿一溜儿的了。”

我问：“抬尸有报酬吗？”

老人说：“不给钱谁给他抬？鬼子一天给中国人三毛钱工钱。”

我问：“三毛是日元还是清朝银两？”

老人笑道：“我也不清楚了，记得俺爷爷就是这么说的。”

我明白了，“三毛”是当年大清人对日元30钱的叫法，当年日元的“钱”，可理解为人民币的“分”。前章写过，因日军运输兵的日薪只有6钱（即6分钱），故曾遭到过大清人的嘲笑。比之日军运输兵的收入，乃木军给大清人的抬尸费确实很高了——每天停战后从前线抬回尸体所得到的报酬，等于日军运输兵5天的收入。

“还管大米饭呢！”周运清老人接着说道，“那会儿，大米饭是好饭儿啊！老百姓哪吃得上？”

我又问：“乃木他小儿（乃木保典）也是在咱村儿烧的吗？”

老人摇头：“这个嘛，俺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乃木登临203高地时究竟在想什么了。踏上儿子的死难之所，作为父亲，若非铁石心肠，焉能不难受？

乃木与儿玉等人站在203山巅上以后，俯瞰着脚下的旅顺军港，也都彻底知道了——攻陷旅顺，指日可待矣！

当天，完成了任务的儿玉源太郎即告辞，乘列车返回了辽阳。

也许，登上203高地的那一刻，乃木希典这个为“皇国”争霸远东而永远丧失了两个儿子的父亲，就已经在心里为汉语所称的“二零三”配好了汉字。

精通汉学的他，后来将该高地改成了“尔灵山”。

尔灵，儿灵，你儿辈的同胞之灵砌成的一座尸骨之山啊！

为了争夺小小的203高地，从上一年的9月19日，攻到新年的1月5日，竟然有1.5万余日军官兵伤亡！而俄军也付出了伤亡约5000人的代价。

太平洋第一舰队覆灭

攻占203高地后，日军立即在高地的西南角设立了炮兵观测所，炮兵司令官丰岛阳藏指挥203背后碾盘沟阵地上的280巨炮，开始准确无误地轰击隐藏在白玉山下西港里的俄军舰艇，同时也指挥其他阵地的火炮向旅顺军港和城区尽情倾泻着炮弹。

那些无处躲藏的万吨级的俄主力战舰，顿时遭受了灭顶之灾——

12月5日，排水量12902吨的“列特维赞号”中了7弹，侧倒在水面上；10960吨的“波尔塔瓦号”被击中弹药舱，爆炸后沉没。

12月6日，两艘12674吨的战列舰“佩列斯维特号”和“胜利号”成了日军炮火的主要射击目标。经两天的连续轰击，前者中弹10处，被舰长下令自沉，后者中弹23处，还没来得及自沉就沉没了。

那几艘排水量在六七千吨的巡洋舰和更小一些的驱逐舰，更是被纷纷打翻或打沉。

12月8日，太平洋第一舰队最后一次将校会议，威廉司令发布如下命令：

一、除战列舰“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巡洋舰“巴亚尔号”之外，所有的军舰停止航行并降旗；

二、所有的中下级军官离舰上岸；每舰留两名军官和炮手、水雷手、机械手，其余人员到海军岸防队领取步枪；各舰伤员送至老虎尾半岛，由“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巴亚尔号”送往他处。

第二天，海军官兵们全都上了山头，与陆军兄弟一起抗击日军的进攻。

俄舰队的最后一艘巡洋舰、7726吨的“巴亚尔号”未等起航，便遭到了10发榴弹炮弹的轰击，沉没于海中。

最后一艘战列舰、12674吨的“塞瓦斯托波尔”（又译伯历苏脱）号驶出旅顺水域后，一边向群狼似的日本驱逐舰开炮轰击，一边侥幸地躲避着各个方向发射来的鱼雷的袭击，奋勇前进。从10日白天至14日深夜，伤痕累累的该舰，用4门12英寸的主炮轰击着敌舰队，竟然打沉打伤了8艘日本驱逐舰，但终于寡不敌众，于15日凌晨被两颗鱼雷击中。舰长艾森上校下令全体人员带上所有的物资弃舰逃生，他本人指挥战舰向老铁山方向退过一段时间后，命令打开了底阀……

至此，俄太平洋第一舰队主力全军覆没。留在海参崴的3艘老式战列舰和几艘旧巡洋舰与驱逐舰，何时被歼只是时间问题了。

12月12日，东乡平八郎下令：仅留一支小型舰队继续监视旅顺港，各战队均返回日本修整，准备与前来挑战的俄太平洋第二舰队决战。

俄远征舰队停滞待命

被无数俄国人企盼的太平洋第二舰队，此时，还在大西洋上绕弯呢！

越往南行，气温越高。苦闷的舰队司令，躲在舰队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司令舱里，一封接一封地给爱妻奥尔加·尼古拉写信，发泄着内心无尽的苦闷。

他写给妻子的31信，竟然都被其后代保留了下来，并在1960年以前带出了苏联，因为他的后代获准移民法国了。这些信，成了人们窥探他的舰队远征途中实况的绝无仅有的珍贵史料：

1904年11月28日（公历12月11日 ）

现在我们进入了该死的安格拉—佩克纳（现称纳米比亚，时为德国殖民地），只能进入5艘军舰，其余的都停泊在外面，情况太糟糕了！……

1904年12月2日（公历12月15日）

我们遇上了非洲南部最难应付的海洋风暴。当风暴来临的时候，海港里也很不平静。我们必须等待很长时间，直到海面平静了，我们才能继续工作。

（因为风暴）船员相互碰撞，损坏了船只。德国和英国船舶煤矿工人是胆小的懦夫，当我们再次着手工作时风暴又来了，我们只能被迫停止……

1904 年12月12日（公历12月25日）

航行了3天，从马达加斯加发出的信件。我们绕过了非洲，绕过了好望角，来到了印度洋。……多拉沃斯基指挥的驱逐舰“奥列格号”和“如姆鲁特号”现在情况也很糟糕。还有那个一直跟着我的舰队的“斯摩棱斯克”辅助巡洋舰也是一样。圣彼得堡简直就是愚蠢，他们派来加强我的舰队，我认为是一个包袱，他们不知道什么对我是最有用的。他们认为有用的我认为是一种额外的负担。

1904年12月18日（公历 12月31日）

彼得堡当局用愚蠢的方式指挥着舰队的航行。我不知道弗里克支队（即穿越苏伊士运河的分舰队）在什么鬼地方航行。我现在没有一点他们的消息，当局没给我任何消息，可能他们也不知道吧？

当局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愚蠢，特别是对航行计划没有任何改变……现在舰队等在汇合处……每天都是马达声。

我们在海上航行了两个月，水兵们什么也没学会，反而把在雷瓦尔（舰队出发前的训练港口，现为爱沙尼亚的塔林）学会的东西都忘记了。舰队现在像瘸子和盲人一样向前爬行。

我可以想象因为我们缓慢地航行俄国人民是怎样的愤怒。……现在走了整整3个月还没走到一半！

呜呼！远征舰队连一半航程还没走完，太平洋第一舰队已经覆灭，旅顺要塞也进入了弥留之际。

开城谈判，俄国关东要塞司令斯特塞尔等人驱马前往水师营会见所，与日军洽降。“开城”，即打开城门，日本人用“开城”一词取代投降，算是照顾俄军的面子。

第四章 开城与远征

第一季

斯特塞尔试探投降遭部将抵制

从旅顺攻防战一开始，人们就看到了这场战事的残酷性，即这将是一场毫无技术含量的死守与强攻。一方倚恃互为犄角的堡垒与火力交叉的炮台，全方位地抵御来犯之敌；一方以长时间的炮火覆盖与步兵的轮番冲锋拼命接近敌阵。双方拼的是弹药、给养、兵力与士气。守方若坚持到援军抵达之日，则被里外夹击的攻方必败无疑；但若援军不能如期而至，则弹尽粮绝的守军，要么抵抗至最后一兵一卒，以至全军战死，以保全祖国的荣誉，要么适时地向攻方认负，以保全仅存的生命，以图日后报效国家。

203高地失守以后，斯特塞尔就被乃木希典逼到了岔路口上——是选择继续抵抗，还是选择立即投降？

1904年12月8日，也就是203高地失守后的第三天，俄关东防区参谋长列依斯上校通知驻军陆海军各将领到防区司令部开会。

6周前，旅顺要塞司令斯米尔诺夫中将曾与康特拉琴科少将等人会商过一个防御计划，并提交给了防区司令斯特塞尔中将。斯特塞尔一直没有回复。现在，日军已经攻占了203高地，等于在旅顺后墙上凿开了一个大洞；其他堡垒也都岌岌可危了。所以，人们蛮以为这次会议要讨论今后的防御计划。

不料，开会以后，斯特塞尔根本没提及有关防御的话题，而是径直就如何应对败血病危机一事请众将军议决。

议决的结果是，士兵每日供给马肉一听，医院伤病员每人增加半听。

之后，被人视作斯特塞尔心腹的列依斯参谋长起立，说出了令在座者大吃一惊的话来：“鉴于供给缺少，粮食不足，将士们已经极度疲惫，疾病也在流行，而且，继续抵抗下去只会让俄国士兵惨遭日军的屠杀。现请诸位将军议决，本要塞防御究竟何时终止为宜？”

他又补充说，他的提案，是受命于斯特塞尔司令提出的。

原来，斯特塞尔谋划投降了！

斯米尔诺夫中将当即表示反对，他说：“我军炮弹虽已匮乏，但足以击退敌人的进攻。现在步枪子弹超过1000万发，假如炮弹用尽，还可使轻武器抵御。粮食到底能支撑多少天？须以报告为准。我所知道的是，面粉、饼干、干蔬菜、茶和砂糖，足可供应一个多月。另外，现在还有马肉可食。所以，本人认为，此议不能采纳！”

之前，斯米尔诺夫即曾对列依斯表示过：最后时刻到来之际，本人将以要塞司令的名义葬身堑壕而绝不投降日本人！

令斯特塞尔和列伊斯两人想不到的是，除了他俩之外，全体与会将领集体附和斯米尔诺夫的意见，即继续抵抗！

无奈，列依斯只好按会议程序，将每个人的意见记录在案，并由各人签名负责。

过后，斯米尔诺夫听说，两位投降派于会议当日，即游说过与会各将领，但都未得到满意的答复。

从俄国史料上，我们窥到了俄军内部的决策程序，尽管彼时尚属君主专制的沙俄时代。

俄军名将康特拉琴科意外阵亡

此次会议后的第三天，即12月11日，日军第十一师团对俄东鸡冠山北堡垒发起了新一轮猛攻。从早到晚，从夜到昼，一连三天，不曾停止。

12月15日白天，康特拉琴科得到消息，日军在2号堡垒投放了某种窒息性气体。晚上，将军在其他军官的陪同下，来到了陆军中校纳马明科指挥的东部第二道防线，视察了前沿阵地，以便证实这一消息。

俄国史学家在《旅顺口的防御》一书这样记载着康特拉琴科的最后时光。

他很关心大家，甚至提出见一见前天还带着一队志愿者的“佩列斯维特号”装甲舰上的水兵。他们向康特拉琴科讲述了怎样向敌人坑道出击，破坏一个又一个坑道，使敌人到处逃窜。康特拉琴科热烈地亲吻士兵并授予他们勋章。

人们向将军报告日军坑道的情况。他听着，有时发表评论，有时作出指示。这时从外面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房子的天花板上掉下泥灰，灯熄灭了。五分钟之后传来了第二次爆炸声，康特拉琴科继续听着下属报告。然后他在水手们的陪同下前往炮台视察。到处都有炮弹飞来飞去，枪击又开始了。军官们结束了巡视，回到了暗堡。

已经晚上9点钟了，大家坐在桌旁。人们听见了炮弹的呼啸声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保卫旅顺的英雄们和暗堡里的军官们一起牺牲了。

第一次读这段文字时，我竟没看出这是在写康特拉琴科的阵亡。俄国史学家把康特拉琴科的阵亡写得太过含蓄。

恕我用更直白的言语表述：15日晚9时许，一颗280巨炮的炮弹炸开堡垒顶层，正在里面的俄陆防司令康特拉琴科少将当场被炸死。

苏联史学家凄然写道：

如果说当时刚刚开战就失去了海军中将马卡洛夫，给官兵留下了痛苦记忆的话，那么康特拉琴科将军过早的牺牲，使处于绝境中的广大官兵大为震惊。

随行的军事工程师拉舍夫斯基上校等人也一同遇难。

接到康特拉琴科的噩耗以后，斯特塞尔当即任命已经在火线上晋升为陆军中将的弗克接任陆防司令一职。

斯米尔诺夫闻讯，拉上他的参谋长弗奥斯特夫大校，于当晚11点半赶到斯特塞尔官邸，想自请担任东线防御指挥官，而由弗克负责压力稍小的西线防御，因为从外围保卫战失利之后，退到旅顺城里的弗克已经三个月没有指挥部队了。但斯特塞尔让副官以“中将已经睡下”为由，无礼地拒绝见他们！

第二天，斯特塞尔以“对弗克的命令已下，命令不能随意撤销”为辞，正式拒绝了斯米尔诺夫的请求。

按俄国史学家的表述，弗克上任后，即以保存有生力量为名，开始从各堡垒中减员。

自作主张的前沿休战

203高地得手后，日军对尚未得手的各堡垒展开了更加凶猛的进攻。因遗留在俄军阵前的日军的尸骸太多，于是，在旅顺东部战场，日军通晓法语的少尉船桥氏，奉命给俄军写了一封法文信：

我军自11月26日攻松树山炮台，我死伤将士多未及清理，乞贵军容我卫生队从容清理。不胜感激！

管他白种人还是黄种人，人心都是肉长的。俄军见到打着白旗前往送信的日军士兵以后，立马收起大枪，拍拍身上的尘土，自大尉以下，30多名士兵均与日军信使握手致意。这一刻，战争机器猝然停止了运转。

日军卫生队和大清民伕在仲田军医的带领下，如约出现在战场，将横七竖八的伤员和尸体全部抬下山去。

眼见战场清空，双方再度展开了残酷的攻防战。

数日后，同样的奇观又一次出现在了同一个战场上。

这一次，是斯特塞尔授意参谋长列依斯大校主动写一封英文信致乃木希典的，列依斯在信中提议：双方适时停战数小时，以便清理“壮士之遗体”。乃木岂有不允之理？于是，上述一幕再度上演——

约定之日的约定之时，即12日上午9点半，松树山堡垒的俄军率先停火。随后，日军也停火。

有一个俄军士兵举着红十字旗走出炮台，随后，俄军官兵100余人徒手走出来，向死尸累积的中立地带走来。

几乎同时，日军官兵60余人也徒手出现。

双方在中间相遇，长官们互致问候，士兵们忙着清理遗体。

日本报纸称：日军前线指挥官马场锋之助少佐带来了酒和水果赠予俄军官兵，“俄兵受之，两军将士谈笑自如”。

尸体清理了，两军各回阵地，再度开展杀人竞赛，重新大量制造起死尸。

两天后的上午11时，双方又一次按约休战。

这一次，渡边大佐送给了敌军炮台司令官两瓶鸡尾酒，并举杯“敬礼俄国官兵诸君健康”！

俄守军司令这回有了准备，将数瓶大清国的三鞭酒赠予日军，并回敬道：“祝贵军长官与士兵健康！”休战结束前，双方居然都已“酒气醺然”！

不过，转瞬之间，约定休战的时间到了。下午1点以前，俄军回到阵地，日军撤至坑道。1点整，山上山下又开始了弹如雨注的激烈交火。

旅顺攻防战中的这种奇观，似乎在世界战争史上，绝无多例。

日军攻陷各堡垒

203高地得手之后，经各师团工兵部队的不间断爆破作业，东部与中央战线的日军相继把坑道挖到了各堡垒之外，其中最近一处，竟只有15米之遥了。

守军的灭顶之灾降临了——

12月18日，日军第十一师团工兵用2.3万公斤炸药炸开东鸡冠山北堡垒的胸墙，步兵们纷纷进入堡垒与俄军作最后的决战。师团长鲛岛重雄中将亲自上阵督战，日军终于当晚10时50分完全占领了该堡垒与周边各炮台。

据俄国史料记载，最初有275人在此堡垒驻防，其中多数士兵是尚未痊愈就从医院直接赶来的。因兵员过于密集，新任陆防司令弗克将军以减少损失并支援其他堡垒为由，下令调走了140人。在与近在咫尺的日军的激战中，剩余的人很快就阵亡了近一半人，所余的77人誓死不降，依靠机枪与步枪顽强抵御日军。最后关头赶来支援的是50名太平洋舰队的水兵。在给敌手造成重大伤亡后，幸存者奉命自行炸毁了堡垒并安全撤离下山。前后有325人防守的该堡垒，一共战死108人，伤101人。

俄军士兵的英勇是有目共睹的。

一直随日军司令部行动的英国军事观察员扬·汉密尔顿写道：

俄国士兵具有成为良好士兵的素质，如果他们作战有明确的目的，他们是能够勇往直前地进攻的。大量士兵的阵亡就证实了这一点。

占领了东鸡冠山以后，为减少士兵的牺牲，日军并没有急于扩大战果。各师团逼迫山头，把俄军压迫在堡垒里以后，已经找到对付堡垒的办法，即将坑道挖至每座堡垒的胸墙之前，再用数吨的炸药将堡垒变成坟墓。所以，阵地上出现了长达10天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平静。

12月27日，日军第九师团工兵部队完成对二龙山堡垒的坑道爆破作业。

12月28日下午2时，该师团完全占领了该堡垒。

1904年的最后一天，第一师团终于也将坑道爆破到了松树山堡垒墙外，工兵用超量的炸药轰开了堡垒的胸墙。该师团突击队冲进堡垒后，几乎没遇到抵抗，因为大部分俄军官兵已经被炸死。上午11时，该师团即宣告占领松树山堡垒。

1905年元旦，日军第九师团和第一师团之一部，也用同样的方法攻占瞭望台堡垒。下午3时，日军竟有一小部分兵力直接冲进了旅顺旧城，即大清人居住区！

如果说，失去了203高地，只使俄太平洋舰队遭到了彻底的毁灭，俄陆军还未被打垮，但失去了以上几座重要的堡垒之后，俄军真的就只剩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了。

大势去矣！

旅顺城里最后的俄军

为避免无谓的牺牲，斯特塞尔决意向日军投降。

两个月前，康特拉琴科曾建议趁早与日本人谈判，“以让祖国不失体面”。然而，那时，斯特塞尔尚很乐观，认为有能力保卫旅顺，所以，他对此提议束之高阁。然而，进入12月以后，斯特塞尔已经绝望了。自从10月上旬给库罗帕特金总司令写过一封信后，他就与外界彻底断了联系。

前来救援的波罗的海舰队出发了没有？已经开到了哪里？该舰队从波罗的海到远东，要绕过半个地球，要花三四个月的时间，而旅顺口根本坚守不到那么长时间了！

参加旅顺保卫战的俄军，累计14.4万人，现已阵亡10800余人，伤病达19600余人，许多士兵是出了医院又上了战场。即便健康的士兵，也已经因营养不足和缺乏休息而疲惫不堪。城里各种疾病已经无法控制。因此，继续抵抗下去，弹尽粮绝，士兵们不得不和日军拼刺刀，而最终会全部被日本人杀死。作为统帅，那样的惨烈场景是他不想看到的。

当然，作为俄关东防区的最高指挥官，他也深知，一旦作出投降的决定，无论是成为敌国的俘虏，还是侥幸被释放回国，都难逃残酷的审判，自己将面临身败名裂甚至被处决的危险。

事到如今，康特拉琴科已经殉国，日军已经攻到了眼前，投降已经失去了讨价还价的筹码，祖国的尊严已经无法维护了。于是，12月29日晚6时，他下令召来了21位陆海军将校，请各位就继续坚守还是马上开城，坦诚地发表意见。

重大决定公布前，先让部下吐露心声，统帅再作最后的决定，这是帝俄时代的惯例。

有两位陆军中校以榴弹极度缺乏和炮垒多被摧毁为由，认为抵抗难以继续下去了。

参谋长列依斯听后，马上表示：要塞本来就是为了保护舰队而存在的，现在舰队已经覆灭，要塞再坚守下去已经毫无意义；而且，将10万日军拖在旅顺长达5个月了，已经完成了库罗帕特金总司令的要求，在此期间，满洲已经有大量的俄军集中。继续防守，只会徒增士兵的牺牲。

平心而论，他说得不无道理。

然而，更多的陆海军将校认为：形势虽然极为艰难，但日军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现在还不到放弃的时候。至弹尽粮绝时，再讨论旅顺之命运也不迟。

反对投降的人们具体分析道：我军各堡垒中尚有12500名步兵、5000名炮兵、500名工兵、1000名志愿兵，各种火炮还有610门，炮弹有20万发以上；59座堡垒只丢了不到20座，椅子山、大小案子山、黄金山、电岩等堡垒与炮台还很完整，为什么我们不能再坚守下去？而且，军粮还有近5万普特，足够支撑一个半月的，还有2000多匹马可以屠宰。为了俄国的尊严和俄国军人的荣誉，不能投降！

要塞司令斯米尔诺夫中将、防区炮兵司令柏勒少将和新任步兵第七师师长那吉安少将等人，都是坚守派。

会议又一次无果而终。斯特塞尔只得违心地表示：“很高兴多数将领决定继续守城。”

然而，两天之后，随着松树山堡垒失守的消息传来，斯特塞尔不再犹豫，也不再召集斯米尔诺夫中将等人商议。他直接命令列依斯参谋长以英文起草了一封致乃木希典的乞降信。

同时，他为舰队司令罗伯特·威廉少将写下了“炸毁军舰，或自主处理”的手令。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作为俄军信使的司令部参谋马尔琴科前往日军送信时，遭到了来自身后的步枪冷弹的袭击！

可见，反对投降者不止斯米尔诺夫等将校们。

斯特塞尔乞降

1905年1月1日晚5时许，俄军防区司令部参谋马尔琴科中尉在打着白旗的3个哥萨克骑兵的护送下，来到距旅顺城区最近的水师营以南日本第一军前哨阵地，向日军小队长转交了斯特塞尔司令致乃木希典司令官的一封信。

3个多小时后，这封英文的乞降信，传到了柳树房村的乃木希典手中：

鉴于对当前形势的全盘考虑，今后旅顺口已无抵抗之必要。为避免牺牲无益的性命，特向贵军提议停战。如蒙同意，请即派委员，并指定双方委员会晤地点，就停火条件进行谈判。本人借此机会向阁下表示敬意。

此致

旅顺口攻围军司令官、男爵乃木阁下

俄帝国侍从将军、关东防区司令 斯特塞尔

这一次，斯特塞尔不敢再傲慢，总算把对手的名字写上了。

乃木希典当即向大本营和满洲军总司令部作了禀报。

2014年9月9日中午，在“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的办公室里，我从一册影印的日本陆军省档案中，翻到了乃木的这封电报的译文，大本营签收的时间为“一月二日午前三时”，即日本时间的凌晨3时。乃木向统帅部全文转录了俄将斯特塞尔的乞降信，并请求指示。

想必东京诸大佬被这一姗姗来迟的捷报乐得睡不成觉了！

当天白天，大本营回复乃木，为谈判条件做出了原则规定。

在大本营来的电报中，乃木还读到了天皇的一段指示——

陛下诏曰：

俄守将斯特塞尔将军为其祖国而战，苦守忠节，朕甚为嘉许。希望我方保其军人荣誉。

有了善待敌军首脑的最高指示，乃木当然不敢大意，遂用心做出一番部署。

连夜，乃木召集各师团长紧急会议，宣布大本营决定接受俄军的投降，并下令起草了给斯特塞尔的回函：

本人对阁下所提议的开城条件及顺序，甚表同意。本人指派本军参谋长、陆军少将伊地知幸介为全权代表，并命参谋数人及文官随行。他们将于本日，即1905年1月2日正午，在水师营与贵军代表相会。双方代表同意之后，毋须批准，即生效力。开城规约，由双方代表署名并互相交换。

谨借此机会表示敬意。

此致

关东要塞区司令官斯特塞尔将军阁下

日本帝国旅顺攻围军司令官、男爵乃木希典

“开城”，是日式汉字组合，顾名思义，即打开城门。日本人愿意用“开城”一词取代投降，是基于尊重对手的考虑——公元1868年5月，政府军统帅西乡隆盛与幕府代表胜海舟签订城下之盟，幕府拱手交出江户（后改东京），从而避免了流血战争，结束了内战。政府方面即将此事件写作“无血开城”而非“幕府投降”。

当夜俄舰竞相自毁

当晚，在黄金山上升起了预定的信号旗。

港湾内外，立即爆响了巨大的爆炸声！

不屈的俄帝国海军官兵，居然拒绝服从舰队司令的命令，开始了自发地毁坏战舰的统一行动。

宁肯毁灭也决不资敌，这是当年俄军舰长们的共识。从战争爆发那一刻的韩国济物浦（仁川），到舰队覆灭之际的大清旅顺港，老毛子一直在向世人昭示着血性。只不过，这种昭示不应该发生在别国的领域。

那几艘弹痕累累却一直未被日舰击沉的战列舰“列特维赞号”“胜利号”“佩列斯维特号”和5艘巡洋舰，以及多艘鱼雷舰，一艘艘地被引爆。但由于事先没作预备，这些巨舰只是被引爆而没被彻底毁坏，后来都被日军修复并编入了其海军常备舰队。

愤怒的水兵们跑到陆上，把亚洲第一船坞、修船厂、小型机械修理厂，乃至鱼雷库、弹药库等等，一座座地炸毁了。

甚至有人把舰上火炮的炮栓和机器上的仪表捣毁或拆卸下来，扔进了海里，或埋进了土里。

更有几位有血性的巡洋舰舰长索性下令将本舰开到窄窄的航道上炸沉，以阻碍日本军舰开进港内。

港口内外的大火一直燃烧到1月2日的深夜。

深夜，夜色弥漫。几艘突围的驱逐舰开始行动。

“端正号”携带着舰队和各舰的旗帜与档案，悄然驶出夜海，途中曾三度与日舰相遇，都巧妙地躲避开。该舰后来顺利地停靠在了直隶湾对岸的芝罘港（烟台市），成功地保留了太平洋舰队的旗帜和档案。

另有4艘驱逐舰也加入了突围的行列——“勇敢”“威武”“暴躁”“敏捷”，这4艘舰名本身就很显个性的小型战舰，也都趁夜色的掩护，相继突破了日本联合舰队的封锁，开到南面的中立港去了。

以大清港口为基地的俄国舰队，不复存在了。

沙皇俄国的总司令斯特塞尔、弗克和其他人出卖了要塞的俄国英雄，背叛了俄国人民。

苏联出版的《旅顺口的防御》一书，用这句话，为旅顺攻防战画上了句号。

笔者是报纸编辑出身的历史研读者，见有病句、错别字，总想拔笔改正之。窃以为，这位史学家的这句话属病句，逻辑上不通。本人的理由是：失去了在我们中国的一方土地，怎么就成了“背叛了俄国人民”？

邂逅水师营

水师营距旅顺港约7公里，因清朝早期驻扎水师而得名。现在的水师营，成了一个繁华加拥挤的闹市。

2014年9月13日中午，我在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租了一辆别克凯悦，沿着202国道把自己送往旅顺。

这是为了让自己对那场战争增加一些感性认知，我第二次飞抵大连，前往旅顺。

沿国道一路向西南方向疾驶，车窗外相继闪过了我在史料里读过的村名，如双台沟村，如长岭子火车站。双台沟曾是乃木希典的第三军司令部驻地之一，他是从该村迁到柳树房村的；长岭子火车站是俄日两军都曾高效利用的交通枢纽，由铁路运进旅顺的所有人员与物资，必须经过此站。也就是说，1905年伊始，无论斯特塞尔等宣誓退出战争后要回国的俄军将领，还是斯米尔诺夫等被送到日本战俘营里的俄军官兵，都是在这一站永远离开了大清国的土地。

继续前行，拐上一道坡后，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派繁荣的都市景象——群楼密密麻麻，行人熙熙攘攘。本以为已经进入了旅顺中心区域，却不料，路边的树立的地名碑上，赫然刻着三个大红字：“水师营”。

这就是水师营？这就是前清旅顺“水警区”的驻地？这就是乃木希典与斯特塞尔会见的水师村？

我随即右拐，在一条东西向的侧路上停下了车。

本书开卷时我就写过，此“水师”非李鸿章创建的那支北洋水师，而是清入关后的旧水师。李鸿章奏请裁撤了船破人懒的水师以后，其营房就成了当地百姓们的住处，并繁衍成村落。

日本军头对水师营并不陌生。1894年深秋，发生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时，大山岩的第二军司令部就设在这里。当时，乃木希典是第二军下辖的第一师团第一旅团长，当然来过此“营”。10年以后，乃木挥师卷土重来，突破了俄军的三道外围防线以后，该村成了他麾下的第一师团的驻地。因该村位于俄军最外沿的各炮台以北，属日军的最前沿，所以，村民大都逃离，不少农舍也在炮战中化为废墟。水师营那座很有些年头的关帝庙更被炸得只剩了断垣残壁。

斯特塞尔乞降以后，乃木希典在这个村的一间农家院里会见了他，这就是当年日本人津津乐道、西方各国也广为知晓的“水师营会见”。

“水师营会见”为乃木希典赢得了莫大的荣誉，他死后被日本人送上神坛，水师营算是他成仙的最后一磴台阶。

下车回头一看，我才发现，我无意驻足的这条路，正是“水师营会见所”的所在地！

于是，我从写着“会见所”三个大字的门楣下走了进去，又从里到外，重新看了一遍该“所”——

重建的水师营会见所。（2014年7月摄）

这是一座典型的北方农宅，坐北朝南，一溜三间。正间应该就是当年谈判的地方，东西两屋门外分别还挂着一方做旧的木牌，上面写着没有功底的毛笔字，东屋门口是“日军委员控室”，西屋是“露军委员控室”。

“控室”是日语，是休息室的意思。

东西两间屋里都没有真文物，桌椅都是相似的替代品。墙上挂着的几张照片都是电脑打印出来的，已经很模糊。

倒是日本人留下的“水师营会见所”的原碑还在院子的后墙处摆着。因凹字里的油漆已经没了，所以，我左看右看，半晌才读出碑文：

明治三十八年一月二日，日露两军委员订立了旅顺开城条规，我攻围军司令官陆军大将乃木希典与露国关东军司令官将领斯特塞尔中将在此会见。

原来，“水师营会见所”这几个似魏似隶的大字，是“陆军大将男爵中村觉”所题！还记得这个中村觉吗？非萨长籍的第一师团第二旅团的旅团长，请缨亲率特别支队（白襷队）夜袭松树山炮台而负重伤的那个少将。明治时代的日本军头，汉学功底实在了得！

再看立碑时间，是“大正五年十月”。大正天皇即明治天皇睦仁之子嘉仁，昭和天皇裕仁之父，当今平成天皇明仁之祖父。大正五年，即公元1916年。看来，大正年间，大难不死的中村觉已经晋升为陆军大将了。该碑的落款，是“满洲战绩保存会”。这是明治与大正时代为纪念日俄战争的胜利而成立的民间组织，由一些参加过这场战争的军人及亲属发起。在丹东的九连城，我也看到过以该组织名义竖立的纪念碑。

史料称，此街当年为水师营村西北街，此院的主人一说是李其兰。现在我看到的这三间砖石结构的老房子，是前些年在原址上重建的，老房子早就没了。

对本土历史了如指掌的李华家大兄告诉我，这栋房子，是他建议当地的一位叫王正君的房地产商出资5万元从老铁山里的铁山镇南山里村买下的，因为市里已经找不到那个年代的老房子了。买下此宅后，人们将砖石梁瓦等逐一标注后拆除，在水师营的会见所原址上，复建起来。

“前几年，中日关系好的时候，老有些日本游客拿着老照片来这里参观，却没有知道这座房子是我们重建的。”老李说。

两军参谋长签订开城条规

当年，日本第一师团把这家的院儿当成了战地包扎所。

从当年留下的老照片看，家的院门没有了，日军用沙袋垒成掩体，保护着这个救死扶伤的场所。三次总攻期间，想必这个农家小院里天天人满为患。

1905年1月2日一大早，日军士兵将院外的沙袋全部搬走，把屋里的伤员统统抬走或搀走，并将屋里院里洒扫干净，甚至还把从村外通到这里的路面平整了一遍。在正间屋里，日军士兵生上了炉子，摆上了桌椅，万事俱备，只待来人。

中午12时，日本第三军参谋长伊地知幸介少将、联合舰队第一舰队参谋岩村团次郎中佐、军司令部参谋津野田是重少佐、情报参谋山冈熊治少佐、译员河津敬一行人相继赶到此处会合。

对了，还有一个人，必须要提，而且还得多说几句。这个人就是现场唯一穿西服戴礼帽的非军人有贺长雄。

10年前日军第一次入侵大清国，此人是大本营聘给第二军的法律顾问。10年后，他又来了，成了乃木希典的司法帮手。出国打仗，带上法学专家，这也是日本人的仔细之处吧！再说一遍，这个有贺长雄，后来被袁世凯通过外交途径正式聘作中华民国大总统法律顾问，可见此博士确属非凡之士。

半小时后，在沿途日军的监护下，俄关东防区参谋长列依斯上校、“列特维赞”战列舰舰长辛斯诺维奇上校、要塞司令部参谋长赫沃斯托夫上校、第四师参谋长德米特列夫斯基上校、第七师代理参谋长戈洛瓦上校、俄红十字会全权代表巴拉绍夫先生、防区司令部参谋马尔琴科中尉和译员列别捷夫一行，骑马抵达水师营的这个小院。

双方互致军礼，进屋坐定，互相验明了对方的委任状，随后开始正式谈判。

所谓谈判，其实是伊地知向俄方出示他所携来的条款让对方同意而已。名为“开城谈判”，实为战败方被招来签署城下之盟的过场。所以，寒暄过后，伊地知向列依斯出示了由有贺长雄参与拟定的英文条款：

在旅顺口要塞内及其水面之俄国陆海军军人、义勇兵及官吏，均为俘虏。

旅顺口所有堡垒、炮台、舰船、兵器、弹药、马匹及一切军用品，官舍、官有货币与官有诸物件，一切保持现状，交付日军。

俄陆海军承认前二条为担保，为诚实执行起见，至1月3日正午，将椅子山、小案子山、大案子山，及其东南一带高地上堡垒、炮台之守备撤退，交付于日本军。

俄国陆海军于本协约签字之际，将现存第二条诸物件毁坏者，或使用其他方法变更现状者，即可视中止谈判，日军可采取自由行动。

俄陆海军将官，须将旅顺要塞配备图、地雷、水雷及危险物分布图、旅顺陆海军编制、陆海军将校官职等级名簿、文官职名簿、军队舰船清单、船员名簿等整理交付日军。

所有兵器、弹药、军需物资、官舍、官有物件、马匹、舰船及一切附属品，俱于当下位置保持原状，至接收方法，由两军委员决定。

日军鉴于俄军英勇防御，颇有荣誉，特许俄陆海军将校及所属官员携带配剑及生活必需品，若该文武官员及义勇兵等书面宣誓，此战后不再参战，并不以其他任何方式损害日军利益，如是，则日军准许归还本国，将校允带一名随从，该随从一经宣誓，亦可释放。

已被解除武装之陆海军士兵及义勇兵，允许穿其制服，携带帐篷及必要之私人物件，在所属将校之指挥下，至日军指定地点集合，细则由日军专员另定。

旅顺口俄陆海军卫生部及经理部各员，为护理给养伤病员及俘虏，得准残留，并在日军卫生及经理人员之指挥下，继续进行勤务工作。

关于非战人员之处置，市行政会计事务及一切账簿之整理，以及执行本协约之细则，于本协约附录规定之。附录与本协约具同等效力。

俄军椅子山炮台残影。（2014年9月摄）

公允而论，这是一份对败军并不苛刻的协议书，面面俱到，而准许敌军全体军官有条件地撤走，更是世界战争史上难得一见的优待战俘的政策，在日本，也是仅有的一次。

遵循天皇的敕令，日军于战胜后赐予俄军的宽容，当时确实感动了西方各国。乃木希典因此也赢得了国际声誉，德皇威廉二世曾授予其一枚勋章，以褒奖其对敌手的尊重。当然，那是后话了。

当时，列依斯逐条审阅了条款后，问道：“此条约是否可以更改？”

在场的日军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回答：“容许改动，请贵军别处商议。”

于是，列依斯便率团避入西边的“露国委员控室”密商。

下午2点半，谈判重新开始。

列依斯提出，俄方提请允许身体尚好的士兵携武器退出战争；至于军官宣誓返回一事，因本国未有先例，未经本国皇帝恩准，不敢从命，故请日方代向圣彼得堡发电报，得我沙皇批准后，才能回答；留在医院里的伤病者请日军代为照料，至其痊愈时发还军械返回俄国。

写到此处，笔者不免替俄军感到寒碜——不是万不得已，怎么会恳求敌军代向本国皇帝发请求电报呢？

这一次，又轮到日方退进“控室”商量了。

下午3点37分，谈判再度开始。

日方坚持俄军士兵全部为战俘，军官和义勇兵须经宣誓才能回国。至于电奏贵国皇帝一事，若用英文，本军可为代递。军官可佩剑并准各带一名护兵，但战马断不可带走。伤病员一事，准其所请；但发还武器一事，断不可议！

正当两军参谋长在激烈地讨价还价之际，日军司令部来了电话，伊地知接听后，立即通知列依斯：东线堡垒中的俄军开始焚毁设施，城内也已起火，请立即通知贵军停止破坏行动，并就地解散军队建制。

列依斯立即派人纵马回去处理了。

下午4时35分，双方代表在《旅顺开城条规》签字。长达156天的旅顺攻防战，终以法律文本的形式宣告结束了。

稍后，旅顺口标志性堡垒黄金山炮台上，升起了一面大大的白旗。

黄金山下，是燃烧了一昼夜的军港，那些著名的俄帝国的战舰，横七竖八地倾斜于水面上，浓烟滚滚。

晚7时许，斯特塞尔派人将上奏沙皇的英文电报稿送达水师营，请日本人代他向圣彼得堡发送最后的电报——俄军早就与外界断了联系。

于是，日本人看到了斯特塞尔对沙皇的请示：

臣斯特塞尔谨奏：旅顺口陷于重围多日，本军实不得已，拟在开城条约上签字，承蒙日本皇帝准许我将校解除武装后，或宣誓回俄国，或就俘去日本。微臣不敢擅自决定，特奏请陛下裁决。

日本人将电报代发圣彼得堡后，翌日凌晨，即收到了沙皇的复电。自然也是日本人先于俄国人知道了内文：

本君主特授权与你：今诸将士既已战负，声明不再参与战争后回国，于情于理并无不合。你等帝国将士勇敢无双，旷日持久苦守旅顺，本君主深表感谢。

第二天一大早，司令部作战参谋津野田就前往旅顺城区，向俄军首领转送俄国皇帝的电报去了。

停战条约立时生效。

俄军各堡垒一片死寂。

中文的《日俄战纪》披露：

在隧道内之兵，皆如楚囚相对，噤不能言，武弁均哭失声。是日不闻乐音，亦未见有人露笑容者。

一场血腥无比的旅顺攻坚战，终于偃旗息鼓，尘埃落定。

苦涩的庆功酒会

签约第二天，日本第三军司令部的幕僚们冒着严寒在院子里布置了一个简易酒席，请乃木司令官、伊地知参谋长举杯相庆。

这确是该举杯同庆的时刻！赶在敌国远征舰队抵达之前，日军终于攻陷了名扬世界的旅顺要塞。随后，经历过极大锻炼的乃木军即可北上，参加奉天会战。

战争的天平越来越向着日本帝国倾斜了！

然而，不知乃木是否喝得下去手中的美酒。心情苦涩，所有的美酒都是苦酒。

参谋们已经将各种数据汇总出来报给了他。

旅顺攻坚战，日军参战总兵力累计超过13万人，阵亡15390人，伤病43914人，伤亡率竟然接近一半了！第三军由最初的6万多人，现如今只剩了3万人。这样的惨胜，怎么能让统帅开心？本以为15天就有望结束的攻坚战，最终却耗时长达156天。从初夏打到隆冬，从炮战拼到白刃战，在他的手下，15000多名日本青年人，包括他年仅23岁的二儿子，永远回不了家了！

不知庆功之际，他是否又动了回国面谒天皇后便殉身谢罪的念头。

旅顺俄军最后的会议

1月3日上午，就在乃木及其幕僚举杯相庆的时候，旅顺口的陆海军将校们百余人，最后一次被召到了防区司令部，依官阶顺序排坐在昏暗的会议室里。

斯特塞尔走进会议室。他出人意料地同在场的每一个人握手致意，然后，他站立而非惯常地坐着说道：“今天，我——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斯特塞尔，最后一次把在旅顺口的我们亲睦的一家人召集来。有许多人已经不在我们这个零落的队伍里了，有的躺在医院里，有的已经英勇地牺牲在战场上。请大家起立，默哀3分钟。”

与会者肃然起立，垂首默哀，气氛悲怆。

随后，斯特塞尔向各与会者通告了日军提出的投降条件。他认为，条件并不苛刻，全体军官有望平安地回到祖国，只需向日军宣誓一下，不再参加本次战争，就可以体面地离开远东；而且，日本人还同意每位军官可携带自己的佩剑，经参谋长列依斯的力争，还可带上一名卫兵；但如果拒绝宣誓，则只能和士兵们一样，成为日军的战俘。他告诉诸位：现在，沙皇的御电已经转到了本司令官的手上，沙皇对我等扬名世界的苦守旅顺之忠勇深表感谢，并赐示……

全体与会者立时立正，恭听了沙皇的诏令：

特允许各位将校自行选择保全性命之权利，或宣誓退出战争，或与士兵同命运，均无不可。

重新坐下后，将校们交头接耳骚动起来。

有人不客气地向斯特塞尔发问：“请问司令阁下，您是如何选择的？”

斯特塞尔稍有羞赧地回答：“我和参谋长列依斯上校当然要回国，因为要直接向皇帝陛下汇报旅顺保卫战的全部情况。请大家不要客气，随便发表意见！”说完，斯特塞尔尴尬地坐下。

马上有人站起来说：“本人愿与士兵共患难！他们已经承担了太多的痛苦，在现在这个艰难的时候，我们不能丢下他们不管！”

但立刻又有人起立表示反对，理由是：“交战期间，我们已经分担了士兵们所遭受的一切苦难，早日回去，可以尽早报效祖国。”

坐在上首的要塞司令斯米尔诺夫、陆防司令弗克等人脸色铁青，没吭声。

斯特塞尔召集的“最后的晚餐”，在一声吵闹中结束了。

俄国人在大清土地上的噩梦与美梦，都结束了。

传遍世界的“水师营会见”

按约定，1月5日正午，日俄两军最高首长在水师营会见。

这次会见，是应斯特塞尔的请求安排的。

斯特塞尔大概太想见见自己的对手了，而且，他已经瞻望到了自己凶多吉少的前途，因此想借机在世人面前作最后的留影。他为对手准备了一份厚重的见面礼，不当面交付，似不成敬意，但又不知人家是否收受。

于是，这一天上午10时开始，所有经水师营赶赴旅顺口的马车都被日军叫停了。

这一天，不断有列车赶往旅顺口方向，准备接运大量的战利品。

俄顷，一队俄军骑兵护卫着俄军最高首领斯特塞尔中将等人出现在马路上。途中，一直有日军士兵向他行持枪礼。

在几骑日军的引导下，斯特塞尔一行于10时45分抵达了水师营村的战地包扎所。

早有许多各国的记者在院内等候了。但乃木希典尚未到达。他是在近半小时后——11点30分以前——才出现在这里的。

斯特塞尔从旅顺城区到水师营只有5公里的路，而乃木从柳树房村到水师营村路途则超过10公里。

有人把乃木希典的姗姗来迟解释为战胜者故意表现出的傲慢。其实不然，以乃木的为人和他对天皇的效忠，他断不会违背“圣意”，以迟到的方式来羞辱对手。他也是一个领兵大员，对坚守了近半年的敌军对手，懂得尊重。况且他并没迟到，因为双方约定的是“1月5日正午”，即12时整。如体现傲慢，他完全可以拒绝与“夷酋”相见，还可以指令对方到20公里之外的他的柳树房村会见嘛！因为路远，骑马而来——况且还是他并不熟悉的新配备的坐骑（原先的战马已经阵亡），所以，他是提前赶到，不是迟到。

如果想借时间表示一下心愿的话，倒是主动提议这次会见的斯特塞尔，更有可能以早到的方式来表示服输的态度。

两位年纪相仿的敌军统帅终于相见了。斯特塞尔比乃木年长1岁，时年57岁。他俩互致军礼后，在译员的帮助下寒暄了一番。

入室坐定后，会见正式开始。日本人记载了会见的详细经过。

乃木首先发言：“昨天，我们互相为了自己的国家而战，今天我们停战了。有机会在此与贵司令相会，我感到无上荣光。”

斯特塞尔则回答：“于枪林弹雨之余荣幸地会晤将军，本人既高兴也惭愧。承蒙贵国皇帝下令对本人的宽容待遇，感慨之情，不可言状！”

随后，斯特塞尔即表示：“借此机会，我愿把我的坐骑、一匹阿拉伯名马赠与贵司令。”

原来，这就是他赠予对方的大礼。他以宝马赠英雄的壮举，来表达向对手的敬佩，同时也向外界表示了他对自己前途的黯然神伤的展望——他今生再无机会纵马统兵了。

乃木当即表示：“非常感谢。我的坐骑，已经在沟崖那里毙命。不过，在此场合，我不宜接受此马，请以战利品交给我方，由我军接收部转交给我，我会精心喂养。”

斯特塞尔深赞乃木大将之威猛和日本士兵之勇敢，而且，他已经听说乃木有儿子在南山之役战死，特向对手表示了哀悼。

乃木则平静地回答：“长子战死于南山，次子新近死于203高地。两个儿子为本国捐躯，作为父亲，我很感欣慰。”

斯特塞尔闻之，想必大感意外，因为在场的记者写道，他当即“泪为之下”，并大发感叹说：“日本之所以能赢得今天的胜利，实在是因为有此等志气的关系！”

随后，斯特塞尔即命等候在院子外的部下牵来他的坐骑，或许在记者们的提议下，他最后一次跨上自己的战马，留下了凄然的写真。

之后，乃木即请斯特塞尔等一行人就餐。

午餐后，双方在院子里拍摄了合影。

这个冬天的正午，阳光不错。随后，乃木派津野田参谋安排自己的坐骑将败军之将斯特塞尔一行送回了旅顺口。

由于各国记者们的图文报道，日俄两军主将的“水师营会见”，迅速成为世界级的新闻。

心有不甘的缴械

1905年1月5日，也就是斯特塞尔与乃木在日军占据的水师营相会的那一天，一大早，俄军就成建制地向城区5号炮台下的一个大操场集结。

按与日军的约定，本日上午9时开始，全体俄军官兵要去日军那儿签上自己的名字。

军官们有选择去留的权力——或向日军宣誓退出战争，或拒不宣誓而成为战俘；士兵们则别无选择，集体成为战俘，每个人只需在日军提供的文件上签名即可。

冬阳照耀，天色清明。海上吹来一缕缕带潮气的暖风。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旧城，他们的巡逻队沿街巡弋，维持秩序。一连连、一营营、一团团的俄国军队就像潮水似的不断沿着旅顺这些被破坏了的街道慢慢流去。其中有几千伤兵，他们有的是已经出了院的，有的是简单地从医院里跑出来的。被围困中的艰苦贫困的生活，把所有的人都接近起来，以致大家都不愿意分离走开。有些士兵虚弱到了这种程度，甚至要自己的弟兄扶着他们走。……

或许这是历史小说《旅顺口》作者斯捷潘诺夫当年的亲历，不然，他不会写下以上文字和以下有名有姓的细节：

但忽然间出现了军乐队，阳光照得那些铜乐器闪烁发光，发出了令人振奋的军乐声。这是东西伯利亚步兵团在行进着。虽然这一团人里，有很多伤兵，但兵士们还是坚决地硬着脚走，四面看齐，勇健大步地走着。拿吉安老人举起高年人的步伐，走在这团人的最前面。他后面是头上、手上都裹着绷带、一走一瘸的斯塔哈·殷哲也夫斯基。康皮顿雷奇仍如平素一样，在走道上蹒跚着。

当军乐刚一停奏时，殷哲也夫斯基做了一个手势，上千兵士立即合唱起来……

日本人即时惊慌起来，脸上已经停止了微笑，他们开始乱跑，急忙就从附近一个兵房里开出一连步兵，到了缴械的地方。

“这是哪一个部队的？”一个日军军官跑到这团人跟前问道。

“康特拉琴科将军指挥下的东西伯利亚第二十五步兵团。”斯塔哈着重地说。“大概，这位将军的大名，你总该知道吧？”

这日本人微微一笑，谄媚地屈着膝，嗫嚅称“是”。

他们把二十五团带到单独一旁，用许多岗兵紧紧围住。

……

俄旅顺要塞司令斯米尔诺夫中将、旅顺陆防司令弗克中将等6位陆军将军，和罗伯特·威廉海军少将，以及913名俄军校尉，拒绝宣誓，他们甘愿与39359名士兵一道成为战俘。

真是泾渭分明。17位驻旅顺口的沙俄将军，斯特塞尔等10位选择回国，斯米尔诺夫等7位选择受难。

值得一说的是，一直被认为是投降派的第四师师长兼旅顺陆防司令弗克将军，在最后关头与斯特塞尔挥手告别，也站到了甘愿受难者的行列中。

关东俄军就地解体

1905年1月8日，斯特塞尔和他的参谋长列伊斯、舰队参谋长乌赫姆斯基、总机械师亚历山大·林代拜尔克等10位将领，与校尉526人、志愿兵229人，向日军宣誓退出此次战役。当下，他们便获得了自由。

获得日军宽赦的斯特塞尔，却不断遭到了俄军士兵的登门骚扰，他不得不调动旅顺城区唯一的骑兵部队——康泽维奇大尉的东贝加尔湖哥萨克骑兵队前来保卫自己。但因找上门闹事的士兵越来越多，哥萨克骑兵们难以招架，斯特塞尔竟厚着脸皮致信乃木希典，请派日本皇军前来保护自己！

作家斯捷潘诺夫写道：

乃木立刻就派队伍来援助这位“勇敢的防御者”，乃木给斯特塞尔的回信上，正是这样称呼他的。

很快，一连日本兵，各人装上刺刀，戴起黄边军帽，穿着皮领大衣，紧紧地把侍从将军的官邸围护住。以前守卫的哥萨克和炮兵现在都换走了。

1月12日，即日军举行入城式的头一天，斯特塞尔和宣过誓的俄国军人们被日军集中送到了长岭子火车站，从那里去了大连湾。几天之后，他们分批被送上了第三国的商船，返回俄国去也。

这一天，俄军已将全部武器装备造册交日军点验。

当天晚上，东京大本营收到了第三军发来的战胜品清单——

永久性炮台59座；

炮546尊，其中大口径火炮54尊、中口径火炮149尊、小口径火炮343尊；

炮弹82670枚；

水雷60具；

火药3万公斤；

步枪352052支；

手枪579把；

军刀1891把；

战马1920匹；

步枪子弹2266800发；

弹药车290辆；

辎重车606辆；

电话机134部；

舰船50艘，其中战列舰4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与炮舰14艘、轮船10艘、小型蒸汽船8艘、杂船12艘。以上舰船皆破损或沉没。此外尚有小蒸汽船35艘，略加修理即可使用。

按日军要求，1月13日，也就是斯特塞尔等人灰溜溜地撤走以后的第二天，俄军各部队列队将武器交到了太阳沟的大操场，即现今的旅顺体育场的位置。

驻防旅大地区的俄军彻底放下了武器，就地解体。

1月14日，乃木希典为斯米尔诺夫等7名解往日本的俄军将军举行了护送式。从照片上看，斯米尔诺夫陆军中将与旅顺军港司令伊万·格里高格洛维奇海军少将并肩而行，气宇如昨，仿佛是在检阅自己的部队。

稍后，913名拒绝宣誓降敌的俄军校尉也被解往日本。

甘愿受难的，还有那些不愿意与家人分离的随军家属，包括小斯捷潘诺夫和他的妈妈，他们跟随拒绝宣誓的老斯捷潘诺夫一起被押往了开往日本的商船上。

日后，据日方公布的在日本各地羁押的俄人，总计为29660人。

也就是说，除了现役军人之外，还有1826名非战斗人员也被关押在战俘所里了。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当年，日本人对俄军战俘及其家属并无虐待的传闻发生。这与后来在二战期间他们对中、苏、美、英等国战俘的残暴虐待行径不可同日而语。

将如此之多的战俘甚至其家眷运回本国养起来，且不罚他们服苦役，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日本政府的战争成本。但为了防止敌军士兵们获释后被重新武装起来，也为了向西方人显示日本人最大的善意，进而洗白10年前的“旅顺大屠杀”之污名，证明岛国已确是“文明国家”俱乐部成员，日本政府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

时隔好多年以后，俄国史学家仍认为，旅顺口的失陷，并非因为日军的一味蛮攻，而是斯特塞尔等人的“叛国”行径，而康特拉琴科的阵亡恰恰给了“叛国者”以机会。

在《旅顺口的防御》一书中，作者如是写道：

是斯特塞尔和他的同谋弗克、列依斯的背叛行为导致了这种结果。随着康特拉琴科的牺牲，叛国者的行径更加肆无忌惮。

日军完全接管旅大

早在破城在即的1904年12月25日，日本大本营即制订了《辽东守备军行政规则》，宣布设立辽东守备军司令部，担任司令官的，就是那个率领所部1万多人冲上山头与俄军拼刺刀的悍将西宽二郎大将。

日本政府把金州、青泥洼和旅顺口划为第一类行政区。

10天之后，即1905年1月4日，海军陆战队重炮队指挥官黑井奉片冈司令长官之命，出任“受领海军所属物件委员长”，从第三军手中接收了旅顺港及港内的所有舰船——敌国的20艘大小战舰，有7艘倾斜在水面上，其余13艘全行沉没，只有上舱甚或舰桅露出水面，完好无损的，只有18艘汽船和12艘挖泥船等工程船。

1月5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奉命宣布：解除对辽东半岛海域之封锁，得到日军及日本政府允许之各国船舶，可进入大连港，但一概不得驶入旅顺港。

1月7日，第三军参谋长伊地知幸介少将奉令转任旅顺要塞司令官。

1月12日，大本营宣布组建直属大本营指挥的鸭绿江军，由新晋陆军大将、第十师团师团长川村景明为军司令官。减员严重的第十一师团与后备第一旅团，由第三军调入鸭绿江军，作为该军的主力部队，与新编成的后备步兵第十六旅团共同屯兵于中、韩两国边境地区，以策应对俄军的总攻。

1月13日上午10时，日本第三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参加入城仪式的军乐团、第一师团、骑兵部队、炮兵部队，依次从白玉山下出发，鼓乐声中，步伐整齐地踏进了旅顺的旧城区和新城区，最后在新区的中央广场列队，接受了乃木希典的检阅。

第二天，即1月14日，乃木率第三军各部在水师营东部的山麓上举行了招魂仪。在随军僧人的诵经声中，乃木宣读了致本军阵亡者与病殁者的祭文。

2月4日，一个叫柴山矢八的海军中将从国内抵达旅顺口，担任了日本第一座海外海军基地——旅顺镇守府的首任司令长官。

柴山也是萨摩藩籍人，因是日本第一枚鱼雷和水雷的研发者，故有“日本鱼雷之父”之称，是有名的技术出身的将领。他曾任佐世保镇守府司令长官、海军大学校长，开战前是吴镇守府司令长官，正以为要在这一职位上待到退休（时年55岁），却意外被调来旅顺。说意外其实也不意外，因为旅顺镇守府的当务之急，是打捞满港的沉舰与排除海面上密密麻麻的水雷，这必须要有一位懂技术的海军将领前来主持。

乃木和他的官兵们难得地修整了几日，但很快就接到命令，整队乘军列北上，参加辽阳会战去了。

之后的旅顺口，即进入了复建的时期。新任异国统治者，将城区的主要道路的名称统统改了一遍，其中重要马路改名为乃木町、东乡町、三笠町、初濑町、朝日町等，市区内所有的桥也都起了日本名：樱桥、大和桥、东洋桥、日本桥……

前文已经说过，日本记者曾报道：旅顺新城区的房屋大都毁于炮火，倒是老城区，即华人居住区，只是“十室九空”，房屋并未被摧毁。所以，日本人接着写道：

日军占领之后，华人纷纷归来，原有之屋，不敷居住，现在日人处处修造。

在异族的血泊里浸泡了将近半年的旅顺口，再一次推开压在身上的尸堆，开始复苏。

第二季

旅顺陷落震惊世界

旅顺口投降了。

这是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昨天，通过电报传遍文明世界每个角落的这几个字，使人感到沮丧，使人感到一场巨大而可怕的灾难和不幸，这种感觉是难于用言语表达的。

上面这段文字，据引用者称，是“欧洲一家有名望的资产阶级报纸”刊发出来的。俄国失掉了旅顺，其国际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引用完上述报纸的言论之后，俄国著名的反叛者、35岁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继续以“列宁”的笔名写道：

俄国占领旅顺口6年，花了多少亿卢布修筑战略铁路，修建港口，建设新的城市，加固要塞；被俄国收买和在俄国面前卑躬屈膝的一切欧洲报纸都曾吹嘘这个要塞是攻不破的。军事评论家们说，就实力而论，旅顺口等于6个塞瓦斯托坡尔。可是，一个小小的，一直被人瞧不起的日本，却在8个月之内占领了这个要塞，而在此以前，英国和法国为了攻克一个塞瓦斯托坡尔，却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塞瓦斯托坡尔是克里木半岛南端的一座俄国要塞之城，尼古拉一世时期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即在那里上演过旷日持久的攻防战。战争以法、英、奥斯曼等国军队攻陷要塞而告终。塞瓦斯托坡尔是俄国人不愿触及的旧创口。还记得吧？排水量位于第三名的一艘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塞瓦斯托坡尔号”，又译“伯历苏脱”，就是以该要塞命名的。

列宁用俄国人听得懂的塞瓦斯托坡尔为例，痛陈旅顺口失陷的可悲。

已经4天，许多预约认购俄国最近一期债券的人纷纷来撤销他们的预约，这使得所有信贷机构的经理十分沮丧。

这是俄国一位最有实力的银行家在巴黎给本国的财政部大臣科科夫策夫发回的电报。

巴黎交易所当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证券交易所之一，而俄财政部一直在争取法国人那儿贷到3亿卢布以维持战争呢！

确实，东方的一个小小的岛国，居然打败了世界上面积最大、军力最强的俄罗斯帝国！矮小的黄种人，凭借举国同心的发愤图强的精神，和官兵们异常顽强的战斗素质与意志，硬是第一次击倒了高大的白种人，这如何不让西方各国震惊？一时间，各国政要与媒体纷纷评说旅顺口之役。

就在旅顺陷落的当天，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便急令驻各国公使向国内报告各国之反应。

驻北京的临时代办松井庆四郎，以最快的速度发来密电，详细报告了在北京的各国外交人员对旅顺“开城”的态度：

旅顺开城电报于2日上午寄达本馆，同日下午为庆贺新年，清国高官来本馆。我等披露此消息，庆亲王（即奕劻）及其他外交人员似乎颇为激动。

瞧见了吧？大清政府对日军攻陷旅顺口，还是非常开心的！“颇为激动”的原因不言而喻，即日本人决意打这一仗的目的，就是要为我收复旅顺嘛！

之后，松本庆四郎又汇报了欧美各国驻华公使们的反应：

又，英、美公使及该国人等接此喜报，皆兴奋不已。他国公使则无一人言及此事。如德国公使始接上述报告时曾说：此乃斯特塞尔之策略，至今日则不得不对本官承认此为实情，并说这对日本确实是喜报。

另外我军给予斯特塞尔将军和其他军官之优待一事，亦博得好评。如美国公使赞赏说：日本对此事之处理实为宽大之举；就连德国公使也说诚为善哉，云云。

美国人的态度当然尤其值得注意。1月4日，驻美公使高平小五郎即拜会美国国务卿。在给国内的电报中，高平反映：美国人认为，旅顺口陷落后，波罗的海舰队将被召回，日军会全力攻击库罗帕特金的军队。至于“可否舍战求和，以及该国诸大公是否同意媾和等，均为问题”。

高平继续汇报道：

部分美国人态度欣喜异常。本官接收诸多贺卡，其中一件为该国西部某市长所致，内称该市市民燃放百发礼炮，以庆祝旅顺之陷落。……重要报纸都采慎重态度，言论谨慎，普遍认为形势未卜，亦有俄国首倡媾和之说。

1月6日清晨，日本外务省收到了驻奥匈帝国公使牧野伸显的电报：

奥地利有识之士多数认为，旅顺陷落后，乃木将军将进发满洲，并与俄军决一雌雄。日军若赢得胜利，得由露国提议外国居间调停。

驻意公使大山纲介于1月10日回电报告：

本官曾与当地有影响者会谈，征询旅顺陷落之后果。多数认为，旅顺陷落之无形影响固然很大，但若实现真正和平，尚须于满洲进行一场决战……意国财政部长卢萨奇表示：希望尽快结束战争，日俄之战给意大利财政带来负面影响，若长期打下去，财政计划之实施将遇诸多障碍。

驻德公使井上胜之助则以外交密函寄回了柏林方面的反应：

至本年1月1日，旅顺俄军已降，久攻不下之坚城，已落入我忠勇将士之手，该国一般人等，皆为之欢欣鼓舞，各报竞相刊文赞赏我军队之勇武及耐力。

相反，该国财界或政界却流行另一种观点，即我胜俄后，将挟新胜之余勇，于清国扩展势力范围，妨害德于远东之利益，危及德于胶州之地位。此种忧虑在旅顺陷落后有如雪上加霜。

日本君臣知道了，打到这个份儿上，国际社会已经希望结束这场战争了。

一个俄国人对战局的精准预测

并非所有的俄国人都为旅顺失陷而悲伤。躲藏在瑞德边境的列宁不但不为战争的失利而难过，反倒更加开心，从其写下的文章看，岂止是开心，简直兴高采烈！

本节开篇时提到的那篇文章，发表在列宁主持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前进报》第二号上，是俄历元旦（公历1月14日）的社论，题目《旅顺口的陷落》。

说完了旅顺口的失陷远甚于塞瓦斯托坡尔失陷的意义之后，列宁开始为敌国的近举写下如下热辣的文字：

对日本人来说，战争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进步的先进的亚洲给予落后的反动的欧洲以不可挽救的打击。10年以前，以俄国为首的这个反动的欧洲，曾因中国败于年轻的日本而感到不安，并为了从日本手中抢走最好的胜利果实而联合起来。……日本夺回旅顺口是对整个反动欧洲的一个打击。……

日本人完全占领了整个辽东，获得了能影响朝鲜、中国和满洲的无比重要的据点，腾出了拥有8—10万人的配备有庞大的重炮队的经过锻炼的军队来对付库罗帕特金。这支重炮队开抵沙河，将使日军对俄军的主力居于压倒的优势。……

日本人现在已经可以把自己的兵力完全集中起来，而俄国人却不仅要为萨哈林岛（即库页岛）担心，而且要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担心。日本人占据了满洲最好的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他们在那里可以靠被征服地区的资财和靠中国的帮助来供养军队。而俄国人却愈来愈只能靠从俄国运去的物资接济，由于无法运送足够数量的物资，库罗帕特金很快就不能进一步扩充军队了。

老实说，如果不是在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的《列宁全集》里读到这篇文章，我都不敢相信这是一个俄国人而不是日本人写下的如此酣畅而且开心的文字！

作者认为，敌国是“进步的先进的”，本国是“落后的反动的”。作者乐观地展望了战争的结局，即注定将得到大清帮助的日军，一定会最终战胜运输困难的俄军。而且，为了论证敌国发动战争的正义性，作者竟然把10年前让大清收回辽东半岛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也当成了本国政府的惹毛了日本的罪恶。

一个俄国人，能超过其国籍与种族的立场评说这场战争，甚至准确地预测到敌军将攻占库页岛和海参崴，这确实让人难以置信。

但不管写作背景如何深渺，列宁的结论是非常正确的：

旅顺口的陷落是对沙皇制度的罪行所作的一次最重大的历史总结。这些罪行从战争刚一爆发就已开始暴露出来，现在它们更加广泛地更加不可遏制地暴露出来。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所有大大小小的阿列克谢耶夫都这样说。他们没有想到，而且也不相信洪水真的就要来到了。……

专制制度所遭到的军事破产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它是我国整个政治制度崩溃的标志。……

罪恶的殖民冒险政策使专制制度陷入了绝境，只有人民自己才能够解脱这种绝境，而且只有以摧毁沙皇制度为代价。

“天才情报参谋”的百万谋略

翻阅日本人记载的日俄战争历史，竟有一说，据称日俄开战之初，一个叫明石元二郎的“天才情报参谋”，就曾秘密携带100万日元运动过俄国的各反对派。

在日本，俄国革命党得到日本秘密资助一事不是秘密，有关专著早就问世，且不止一本。我就曾在东京著名的旧书一条街神田町的某家旧书店里见过两本有关的传记，一本叫《天才情报参谋：明石元二郎》，作者江宫隆之，书的封面上，醒目地印着“日露战争的胜利引导者”几个大字；另一本是《情报将军明石元二郎》，丰田穰著，封面上的提示文字是“颠覆露西亚的特殊生涯”。

日本人的说法大致是这样的。明石元二郎是福冈藩人，是本籍的福岛安正手下的情报参谋，曾任驻圣彼得堡的副武官，战前深入调查过敌国各派反政府势力。他写出了详细的调查与分析报告，提议以100万日元的特别经费，策动“露国”各反对派牵制甚至颠覆敌国政府，以达到日本获胜的目的。

100万日元！如前所述，开战之岁，5日元即可维持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用，按百余年前后的日元的比率1∶20000，当年的100万日元，如同当今的20亿日元，这岂不是个天文数字！

开战在即，处处用钱，这个明石元二郎却要申请如此巨额的特别经费，投入到谁也不知道效果如何的黑洞里去，这也太超乎了人们的想象了！所以，此提议立即为军部否决，甚至有人认为此人精神有了毛病！

但是，那个蓄着超奇怪胡须的长冈外史就任参谋次长以后，却坚定地支持了明石元二郎的提议，并真的为他秘密申请了100万日元！擅长出语惊人的长冈给出的理由是：“一个明石元二郎，抵得上十个师团！”

日本史学家考证，对俄开战以后，主战的敌国内政部长普列维被暗杀、旅顺失陷后发生在圣彼得堡的“星期日惨案”、6月的战舰“波将金号”哗变，背后都有他们的“天才情报参谋”的影子。日本人还说，后来，连德皇威廉二世也夸赞过明石元二郎的作为，甚至说过：“一个明石元二郎，干了在满洲的大山岩20万人干的事！”

大清劝和，日本拒绝

世上没有比被迫提供战场的国家更期待结束战事的。

日本报章披露，新年伊始，庆亲王奕劻在赴日、英、美等国使馆祝贺洋历新年的时候，曾向各国公使或代办“探询一切，颇露恳求调停之意”。

于是，各国知道了北京在新一年到来之际的第一心愿。

但日本政府并不希望立即停止这场战争。虽说前方捷报频传，但已付出数万条鲜活的生命和几十亿财力损失后，就地终战，岂不一无所获？日本人尤其不愿让虚弱的大清当和事佬，一个在国际上毫无地位的、连本国臣民都管束不了的专制政府，怎么能有效地监督和制约两个交战国履行休战协议？

所以，一听说战地的最高人物增祺曾派人到北京建议政府出面调停，东京就高度警觉起来。旅顺攻陷之后，增祺建议风声又起，所以，驻北京的日本临时代办松井庆四郎赶紧派员去打听虚实。

日本外务省档案里就留下了松井于1905年1月5日晚6时35分发回的这封电报：

关于旅顺献城，清封疆大吏遂倡清国向两交战国劝和之说，闻之，即遣郑书记官前往那桐处探听虚实。据郑书记官复称，清国劝说确有之，至提出时机，抑或提议有何效果，清政府颇为犹豫。对此，郑书记官提醒道：如是，则清政府应于听取两交战国之意向后，再谨慎发表言论。

叶赫那拉·那桐，外务部尚书，排名在奕劻之后的大清国外交主持人，时年49岁，因曾在“庚子国难”后赴日本道歉，并考察过日本，算是清廷里的知日派。日本公使馆派人找他探问口风，也算顺理成章。只是，一个小小的使馆秘书（书记官），竟然敢警告驻在国的外交部长要“谨慎发表言论”，实在无礼之至！

两天后，松井又得到北京的内部消息，称俄人已有媾和倾向，期待大清此时向日本出面调停。

松井当即转告报料人：

此时非劝和时机，请代转清当局诸卿。

尚未接到北京使馆的第二份电报时，外相小村寿太郎即复电指令松井：

据闻贵官曾面晤庆王强调调停说之不可为，断然予以否定，并劝告清政府专心一意信赖日本，静候时局之发展等情。如有必要，关于此前承诺满洲之条件，贵官可再三予以保证，此点并无妨碍。

日本人看透了清廷的心思，北京是怕日军战胜后赖在满洲，所以才着急调停。为了安抚大清，小村外相才指令松井公使多向清廷承诺几次。

如此，1905年伊始，清廷欲出面调停日俄战争的一厢情愿，被日本一方所拒绝。

不过，大清倒也不是全无所得，即迫使日本人不得不再一次向世界承诺：日本在满洲向无任何索求。

日本人的声明，为大清在战后收回满洲赢得了先机。

终于等来美国人的准信儿

被日本人所拒后，1月16日，大清外务部给驻各国全权大臣（公使）发去了一则通电：

详察各政府意见及民情，速行电告。

第二天，即1月17日，日本大阪某报，刊发了北京来电，文字很少，内涵很多：

近闻太后现以旅顺降日后，某国拟欲会同调停战事极为紧要，故连日密召某邸某大臣议商机宜，以期谨慎行事。

某国，说的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因为1月17日这一天，美国公使康格的正式照会送达东堂子胡同里的大清外务部：

本公使现奉本国大总统之命转告贵国，现因日俄战事不止，有碍世界和平，本国拟出面调停，并愿与贵国协同办理。

谢天谢地！美国人终于给了出面斡旋停战的准信儿！

俄国指责，清廷辩解

列宁为旅顺口的陷落而兴起，他的祖国的外交大臣却因这一噩耗而迁怒于大清。1月20日，恼羞成怒的拉姆斯多夫在圣彼得堡召见大清公使胡惟德时，称俄国政府不承认大清中立，因大清在战争期间一直在协助日本！

俄国指控大清不守中立之事共有五项；

日军在东三省招马匪为兵；

清军练军聘日本人为顾问；

清国借庙岛与日本舰队使用；

烟台有人将战例禁货运往大连湾；

汉阳官办铁政局将铸铁料卖给日本。

俄人威胁说：一旦需要增兵，俄军将借路蒙古的库伦、恰克图、科布多以及新疆伊犁等各要地！

面对俄人恫吓，清廷急起声明。对第一条，外交部辩称：

查三省胡匪，俄军马大力多夫等先经招募编队与日军攻击，且战界内中国兵力不及，势难遍禁；人民或退职员弁私往助战，本国不担其责。

反驳有力啊！是吧？是你老毛子私募土匪进攻日本人在先，我政府置身战区之外，怎么能制止得了？如日本人效仿你们，我又如何能禁止得了？至于我人民不听朝廷的话，私自帮助俄人，那是他们的事，对不起，本国政府不能负责。

对第二项指责，清廷辩语如下：

查北方练军并无日本员弁搀入，唯保定学堂有日本人翻译，事在未战之前，后又具结不预战事。中立国用战国人，公法不禁，战国不当干涉。

第三项，大清人解释如下：

查本年海圻、海琛、海容等船时巡庙岛，登州守令加派海保稽查，毫无日本人及军舰踪迹，更无准其借用事。

这个回答也蛮有意思。海圻等“海”字打头的军舰，是甲午战争后大清重建北洋水师时新购的英制巡洋舰，而庙岛是渤海中的长山列岛中最大的一座岛屿。但估计俄国人被“长山岛”和“里长山岛”两个相似的岛名弄糊涂了，日本联合舰队所占据的，是大连湾斜对过儿的里长山岛，而非属山东登州道所辖的长山列岛。日俄开战以后，清廷确曾派萨镇冰等海军将领率舰巡视过胶东半岛海域，萨氏还曾因没拦住一艘俄鱼雷舰逃入威海卫而遭到问责；至于登州地方官衙，更无权把庙岛借给日本人。所以，这一条也与事实不符。

至于烟台有人运违禁货物往大连湾一事，我外务大臣们的说辞是这样的：

查战时禁货前通饬不准运往战地，烟台并无一船运往，该湾海关亦无发给准单事。

指责要有凭据嘛！自我皇上颁诏中立以后，我烟台海关就从没开出过发往战区的货运单据。大清海关，一向是欧美人主持，还怕你去查验不成？

最后一项，说我湖广把汉阳铁矿石卖给日本一事，这事儿稍复杂，所以，多说几句：

查大冶矿产系商采商运，与汉阳铁政局有别。念六念九年（念通廿，即光绪二十六年与二十九年，亦即1900年与1903年），该商与日商订改合同，均在未战之前，张督不顾闻，盛系矿商代表，非官家事，不经国家批准。公法生铁不在禁例。此系未经镕化之矿石，未成生铁，更不得指为有关军用材料，照常贸易并无不合。

“张督”即湖广总督张之洞，大清最重要的疆吏之一；“盛”是大清最成功的大官僚和大实业家盛宣怀，时任工部侍郎。湖北的大冶铁矿本是盛氏投资的私企，后被张之洞改为官督商办。允不允外人参股，国家管不着。

逐条反驳完毕，再听我来说你！大清国外交高官抖动着红顶上的翎毛，数落起俄国破坏我中立之行径：

俄人在辽西结桥屯兵；

俄人在小库伦、新民厅一带勒买牲畜粮食，私运军需；

北戴河、张家口、丰台查获俄人多数枪炮弹，系暗藏货包内私运；

由烟台送至上海之俄艇船主在吴淞口潜逃，此皆中国为难实情。

最后，大清国政府昭告各国：

中国严守中立，坚定不移。地方官恪守条规，民情均甚安靖，久为各大国共谅，战国凭空吹求，自应切实声辩。

不过，在给美国公使康格先生的照会上，大清人特意加了这么一句：

美政府洞察情形，必能主持公道，不独中国之幸，亦全球之福！

说来说去，是怕美国人怀疑我未严守中立，放弃调停啊！

大清君臣还真不是白痴。

俄京发生“流血的星期日”

对大清国政府的反驳，俄国政府没再回应，因为，他们已经顾不上了——圣彼得堡爆发了一场史称“流血的星期日”的惨案！

俄历1月9日（22日），星期日。在一个叫加邦（又译戈庞、盖邦）的东正教神父的率领下，成千上万的圣彼得堡各工厂的工人与家属走上街头，举着圣像、尼古拉二世的画像和国旗向皇宫推进，要向“仁慈的小父亲”当面请愿，请求公道和保护，并改善工人的待遇。

从1月初开始的首都各工厂的罢工已经迅速蔓延开来。旅顺口的陷落，更刺激了社会各界，尤其是生活贫困的工人们。由于无政府主义组织和社会民主工党等政团的参与，使得当天的工人大请愿成了反政府的大示威，据称有14万人加入了请愿大军。知识分子也卷入其中。

头一天晚上，几位热心公益的市民代表找到大臣会议主席维特，请他设法敦请沙皇接见工人代表并答应他们的要求，不然的话，“一场祸就不可避免”。但因维特已被逐出权力中心，极少有机会面晋见沙皇，而且，他也无权插手此事，故拒绝了工人代表们的要求。

维特回忆说，他记得来访者有院士和作家，其中就有多次被政府流放的37岁的著名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

哦，有良知的俄国知识分子是公开反对这场战争的。早在半年之前，享有世界声誉的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就曾在英国的《泰晤士报》上发表致本国皇帝和日本皇帝的公开信，他老人家用《新约》上的一句话奉劝两位君主：“你们悔改吧！”期盼尼古拉二世与睦仁早日终止这场战争。

对于精英阶级的公开责难，尼古拉二世真还比较仁慈。他既没派大员找有影响的反对派人士“喝咖啡”，也没让暗探警察把异见分子统统监管起来，更没把那些人驱逐出国或干脆从肉体上囚禁甚至毁灭之。而且，对民众的游行，他也是准许的。

这一次首都工人的大请愿，就是事先得到圣彼得堡当局批准的。但由于卷入的人太多，政府怕局势失控，所以派军警在通往皇宫的路上予以阻拦，并调动了近卫军进城预防。其实，当时，尼古拉二世并没住在宫中，而是住在郊外20多公里外的皇村。但请愿者并不知情，硬要当面向沙皇请愿，而官方又不能将沙皇的确切所在告知大众。对峙中，民众的情绪越来越激愤。终于，悲剧发生了，在接近冬宫的特洛伊茨克桥一带，“军队莫名其妙就轻率开了枪”（维特语），有一颗子弹甚至从正在阳台上俯瞰的维特身边飞过。

惨案发生后，政府发布的伤亡人数与反对派估算的人数相差甚大——官方称：死难者96人，受伤者333人；维特称是“死伤了几百人”，其中有许多无辜的民众。而反对派估算的伤亡数字竟高达4600多人，并称至少有1000人丧命，其中包括领导请愿运动的加邦神父。

此即沙俄王朝末期的“流血的星期日”。

“流血的星期日”激起了社会各界对专制政府的强烈反感。惨案发生的第二天，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布尔什维克一派，即列宁一派，就发出《告人民书》，公开呼吁工人们要“武装起来”！

后来被斯大林奉为苏联文豪的高尔基，也在惨案发生后与列宁相识，并加入了列宁的社会民主工党。

“流血的星期日”震惊了全俄上下，但首先震惊了尼古拉二世。他下令免除了新任不久的内务大臣的职务，让政府安葬了死难者并抚恤了其家属，由议员、政府部门、工厂主和工人代表共同组成事故调查委员会。圣彼得堡当局还用“以毒攻毒”的方法分化工人，暗探们找来了12个愿为政府效力的工人，甚至把他们带到皇村，请沙皇亲自接见了这些受宠若惊的人！

但是，政府的一系列补救措施并不奏效——死难者倒伏街头的新闻照片大大激怒了各阶层的人们，要求停战和中止专制的呼声淹没了政府的辩解；由于社会民主工党的劝阻，左翼的工人代表拒绝参加事故调查委员会，而那12个亲政府的右翼工人代表“却受到了他们同伴的非常不愉快的接待，以致他们不得不离开他们被雇佣的工厂”（维特语）。

据《维特伯爵回忆录》记载，那个鼓动工人上街请愿的加邦神父其实并没死难，而是逃走了！而且，这个人也根本不是什么反政府的工人领袖，而是内务部安排到工人中的负有特殊使命的“自己人”，其使命是“把工人群众置于警察局的影响之下”。只不过，加邦潜入工人中间以后，入戏太深，竟然转变了立场，成了反政府的领导者！

且听维特的讲述：

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宣传逐渐使工人的风纪败坏，他们本能地开始力图实现社会主义的最高纲领。加邦不但不能阻止这个运动，连他自己也逐渐受革命精神的感染了。

枪响以后，加邦即藏匿起来。过后，他曾托人求见维特，对惨案中的作为表示悔悟，并“切望协助政府安定国家”。维特拒绝见他，让加邦在24小时内离开圣彼得堡，否则将下令逮捕他。此人又说没有出国路费，维特便交给说项者500卢布打发此人流亡国外。

当年，即便精明如维特等俄国大臣，也无从知道，是敌国驻圣彼得堡的公使馆副武官参与策动了这场骚乱。

旅顺口的陷落，给俄国国内想闹事的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撼动政权的机会。在各派力量的组合拳的击打下，病入膏肓的沙皇俄国迅速走向衰亡。

俄远征舰队苦等两个半月

此时，那支承载着俄国人巨大希望的远征舰队呢？

哦，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统辖的太平洋第二舰队，还在非洲东海岸的法属马达加斯加海域锚着呢！

国内给他的指令是：原地待命。

旅顺口陷落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但漂在茫茫大海上的太平洋第二舰队却一无所知。

出于某种原因，海军部未向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通报旅顺口陷落的坏消息。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曾致电海军部，建议立即起航，直奔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以切断敌野战军与本土的海上交通。如敌国的补给线被断开，则无论满洲土地上的多少陆军，都只能自生自灭，不战自败。

但海军部的回答却是：现第二舰队力量尚嫌不足，务必在原地等候波罗的海舰队所有遗留军舰到齐后再继续前行。

他反驳道：以一些老朽和建造不良的舰艇加入远征舰队，非但不能增强战斗力，反倒会成为累赘！

然而，海军部并不理会他的陈述，一味命令他在原地等候。

他不明就里，实在忍不住了，便斗胆在1月16日直接给沙皇连续发出两封电报。不料，沙皇并未回复。

他不知道，当时，圣彼得堡的大佬们正在争吵不休，是返回还是继续前行？谁也说服不了谁。“仁慈的小父亲”又一次六神无主，不知所措了！

2月2日，无助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绝望地告诉妻子：

停在这里一个月了……我需要马上出发！……我们延误这么长时间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日本人有了全面准备的时间。而我们在秋季飓风季节航行这么么远，结果在没有日本人的袭击下，我们的舰队已经破损了一半。

厄运笼罩着俄国舰队。

他忍不住臭骂起来，并长叹一声：

该死的高层坚持着，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苦苦等待中，海军部突然通知他：在日本人的压力下，德国那家航运公司已经改变了主意，不再为远征舰队提供运煤的服务！

接下来的日子里，打击一个接一个：有7艘老旧的驱逐舰的发动机出现了难以排除的故障；法国供应商金斯伯格提供的舰上制冷设备全部失灵，他不得不下令把3000普特（约5万公斤）的肉类食品扔到海里喂鱼，冰柜里的面粉、麦片、食用油、蔬菜，也一样一样地报废了！

在极度苦闷的等候中，3月如期而至。直到此时，国内才告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和他的官兵们：两个月前，旅顺即失陷了，等待他们救援的太平洋第一舰队，在旅顺港全军覆没！

愤怒的远征舰队司令，在给妻子的信中写下了他对旅顺守将的个人判决：

现在国内关注着新的焦点人物——斯特塞尔。按我的观点来看，他是一个流氓和无赖。格里洛维奇（“泽萨列维奇号”战列舰舰长），我会绞死他！乌赫托姆斯基（舰队参谋长、代司令、亲王）与穆维仁（似是舰队代司令威廉的另一种翻译）可能会活下来。乌赫托姆斯基冒犯了上帝，我与他没有任何往来；穆维仁让我严重失望！……按我的观点，他们都是无赖和流氓！

远东的噩耗让他的水兵们痛哭流涕，他曾和水兵们一起拉起手来相互鼓励。在汪洋中的同一条船上，将军和士兵真的是同舟共济的一家人。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后来竟也与他所诅咒的陆军中将斯特塞尔一样，被推上了审判台；也是靠沙皇的恩赐，他才苟活下来。此为后话。

终于，快要精神崩溃的他，等来了前来会合的分舰队。

同时，他也等来了国内的指令：继续前进。

至此，远征舰队在法属马达加斯加已经待了两个半月，储备消耗殆尽！

雪上加霜的是，无望的等待让分别已久的妻子突然发作了——守活寡的妻子竟然翻出了感情上的一笔旧账，抱怨丈夫一直不肯为自己买新衣服，“却有钱去买有魅力的女人”！所以，她来信说，想要“结束这美好的婚姻”！

这位苦逼的侍从将军和海军中将，不得不强打精神恳求夫人：“因为离婚诉讼需要时间，我现在没有时间处理这件事。”他还向妻子转告了皇太后费奥多罗芙娜在给他慰问电中对她和孩子们的祝福。

国蒙耻，家将亡，而且，此次远征的结果他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他只能用最绝望的语气向爱妻道别了。

3月15日他写给家人的信的最后一行，是如下文字：

一切结束了，再见，我最亲爱的！泪水。请原谅！

33万俄军发起大反攻

旅顺口陷落的消息，让俄远东陆海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上将大跌眼镜！他一直认为旅顺要塞本身就坚不可摧，由4万多驻防陆军和1万多舰队水兵固守，坚持16个月不成问题。想不到，斯特塞尔只抵抗了不到6个月，就向日军投降了！

10月初，他收到过斯特塞尔发来的告急信。之后，他曾派副官戈尔特潜往旅顺口，但却至今杳无音信，估计凶多吉少，不是途中遇上大风浪而船翻人亡，就是被封海的日本人抓了去。1904年的最后一个季节，正是旅顺保卫战的最关键的时刻，他这个总司令却没有任何办法与那边取得联系！不到两个月，旅顺口失陷了。

旅顺口陷落以后，曾有欧洲某大报猜测，库罗帕特金可能会有一种“再不用为旅顺口操心了”的“轻松感”！

真是胡扯！他怎么会有轻松感呢？攻陷了旅顺之后，日本第三军成了最有攻坚经验的劲旅，乃木希典将携无坚不摧的士气和十多门巨型榴弹炮跟日本各军会师，参加下一轮对俄军的围攻，作为俄军统帅，库罗帕特金哪里轻松得起来？

然而，最让他意外的是，就在旅顺口失陷以后，对手大山岩元帅竟通过特殊渠道传递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提议：两军就地停战，由两国政府开始媾和谈判！

他立即把日本人的提议与本人的看法一并报告了圣彼得堡。

国内的回复与他的观点完全一致——持续了整整一年的战争，已经快要拖垮了日本帝国的经济；而且，源源不断地从欧俄地区增援满洲的大军也让兵力难以为继的日军感到了恐惧，所以，他们才会在战胜之际主动求和！

沙俄君臣一致认为：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发起总反攻！

实在也该以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来平息国内的怨气了！面对越来越混乱的国内局势，尼古拉二世督促库罗帕特金：无论如何，为了振作国民的精神并提升国际形象，当下必须马上发动对日本人的反攻。

尽管库罗帕特金总嫌手头的兵力还不够充裕，但他不能不奉旨行事了。

好在，那个惹事儿又多事儿的阿列克谢耶夫已经被沙皇召回。俄国历史上的“远东总督”一职不复存在。库罗帕特金可以放心地实行一元化领导了。

沙河会战之后的3个月里，又有欧俄地区的援军抵达满洲，俄军总兵力已达33万人。

按库罗帕特金的本意，33万人仍不是彻底战胜敌手的足够兵力。但国内形势已经越来越糟糕，国际舆论也每况愈下，他必须趁日本的乃木军赶到之前发起战略反攻！

库罗帕特金将空前庞大的军队组成了3个集团军，沿奉天以南约40公里的沙河一线排开。左翼为利涅维奇上将指挥的第一集团军，正面45公里；中央为比尔德林格中将指挥的第三集团军，正面20公里；右翼是格列普宾堡上将指挥的第二集团军，正面25公里。

早在1月9日，为挫败日军攻陷旅顺后的嚣张气焰，库罗帕特金下令米辛琴科少将率哥萨克骑兵军75个连约1万人，携带22门火炮南下，一路破坏了日军的电线和铁路，12日抵达日军后方基地营口火车站。经过激战，俄军骑兵击退了日军骑兵。1月15日，俄军与日军在四方台一带展开激战，日军继续败退。米辛琴科的骑兵部队自南而北包抄上来。形势看好！

两军对垒，左右颠倒。攻方的右翼正是防守的左翼。库罗帕特金计划以第一和第三集团军正面牵制敌军主力，以第二集团军10.5万人主攻敌军兵力最为薄弱的左翼。

不料，第二集团军司令格列普宾堡上将并不同意现时向日军发起反攻，在他执拗的反对下，库罗帕特金不得不把发起反攻的日期向后拖延了几天。

侦察兵们已经大致弄清楚了敌左翼的防御部署，即隶属日本第二军的第一骑兵旅团，总兵力只有8000人！把一支骑兵部队投放到地面防御阵地上，显然说明大山岩在用兵上已经捉襟见肘。

按库库罗帕特金的设想，以3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军共10.5万人，围攻只有8000人马的日军骑兵旅团，哪有不胜之理？第二集团从敌军左翼撕开其防线，第一、第三集团军再全面进攻当面之敌，战局必将发生逆转！

在日记里，库罗帕特金稍微轻松地写了他对战局的预测：

这一次，胜利的把握很大。

同时，他还向沙皇禀报了他的这一谨慎的乐观心情。

1月23日，俄第二集团军开始对当面之敌开展小规模作战，令敌军一夕数惊。1月24日，俄军击败了浑河以南的黄骆驼子一带的日军，并顺利占领了浑河东南岸的黑沟台一带，而且还把日本第二军总兵站占领了。

1月25日，库罗帕特金一声令下，俄军打响了全面战略反攻战役！

当日，俄军32个步兵营从黑沟台向10公里之外的沈旦堡村发起了猛攻！同时，另一路16个步兵营也向沈旦堡发起合围。米辛琴科的凶悍的哥萨克骑兵部队也从西南开始向敌阵斜插了！

沈旦堡和黑沟台都在浑河东岸，位于奉天城以南约40公里处，本来都是不出名的小村庄，但因日军第一骑兵旅团在此布防而成为是役的焦点。

不过，按苏联史学家所写，俄军事先并没侦察清楚“沈旦堡是一个怎样的所在”，甚至连一份像样的地图也没弄好。

但凭借强大的兵力与火力，第二集团军压制得日军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在宽大正面战场的俄第一、第三集团军，也向当面之敌即日本第一军和第四军发起了猛烈的炮击。

日军左翼告急！

日军骑兵主力陷入绝境

日军骑兵第一旅团瞬间被数倍于自己的俄军合围，46岁的少将旅团长秋山好古面临灭顶之灾！

好古的名字来自中国《论语》的“信而好古”，因为他是松山藩士秋山久敬与贞子的第三个男儿，故少时曾名“信三郎”。在联合舰队当参谋的那位秋山真之，是他的弟弟。

秋山好古幼年入本藩名校“明教馆”学习，16岁离开家乡考入大阪师范学校，一年后卒业，在大阪和横滨当过小学老师。但一年后，在举国一派从军报国的狂热气氛中，他不安于教席，报考了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两年半后他从士官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东京镇台，即日本第一军管区，成了骑兵第一大队的一名少尉，时年20岁。一年后，他晋升小队长。24岁那年，他以骑兵中尉的身份调入士官学校任骑兵科教员，但在母校只待了20多天，他就考入了新开办的日本陆军大学，成为陆大第一期学生。两年后，他从陆大毕业，入参谋本部，继而回到东京镇台任参谋，晋升骑兵大尉。明治二十年，即1887年，28岁的他被选派到法国，进入了拿破仑创建的法国最重要的军事学院——西圣尔军校骑兵科留学。在法兰西最好的军事学院里，他待了4年多，深入学得了先进的骑兵战术。回国后，他相继在第一骑兵大队与陆军士官学校任职。甲午战争时，他以第一骑兵大队长的身份入侵大清。庚子之乱平息后，他曾任大清国驻屯军参谋长和守备司令官，晋升大佐。1902年，他晋升少将，并在日俄开战前半年从大清调回，出任骑兵第一旅团长。当时，日军骑兵部队总共1万多人，而他统辖的骑兵第一旅团即有8000人，可见，此旅团是名副其实的“第一旅”。开战以后，他的旅团编入奥保巩的第二军，一路征战过来，似乎所向无敌。

不过，这一次，把擅长快速出击的骑兵部队用作地面防御力量，可知日军确已兵力严重不足！

此次俄军大举反攻前，秋山支队已经有所察觉。根据每天派出的侦察队回来报告：近日，俄军侦察队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似乎其主力部队要有大动作。秋山好古每次都及时向满洲军总司令部作了报告。然而，总司令部的幕僚们却认为：近零下30摄氏度的酷寒天气，根本不适合大兵团作战。他们的根据是，一个日军工兵在冻土上作业一天，只有7厘米的进展，如此鬼时节，俄军怎么可能发起大规模的反攻？

冻得缩头缩脑的大山岩和儿玉源太郎听信了幕僚们的分析，所以，对秋山好古的报警，竟未给予重视！

就在俄军发起空前规模的大反攻之前，儿玉召集各军参谋长集会，还依据第四军提供的气象数据，展望了攻陷奉天城的日期，即3月10日以前。

日本军头们哪里会想到，冰天雪地的1月份，俄军就发起了猛烈的反攻！而且，很快就把最左翼的秋山支队牢牢包围！

日本“临时军”绝地反击以少胜多

得知俄军开始进攻日军左翼之时，大山岩并不知对方这一次会投入10万多重兵！所以，他只调总司令部直属的立见尚文的第八师团前往黑沟台增援。他以为，以万余人的立见师团顶上去以后，秋山支队就可以突破包围，并里应外合，将俄军击退。

不料，第八师团拉到黑沟台一带后，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阻滞，而且，很快也陷入了强大俄军的包围之中！

看起来，1905年1月底以前，俄军要反败为胜了。

俄第一集团军司令利涅维奇上将在日记里写道：俄军高官们无不认为，2月28日，日本人“将要求和”。

左翼将被敌军突破，日军的骑兵主力将被聚歼，大山岩如梦初醒，赶紧排兵布阵，令各军派精锐之师前往黑沟台增援！

1月26日，第二军所属第五师团连夜赶赴前线。

1月27日，日军最右翼的第一军所属的第二师团之一部也被调往左翼。

1月28日，也就是俄军头以为日本人会求和的那一天，日本第二军的第三师团和一个后备步兵旅团、两个炮兵联队，火速赶往黑沟台。

3天之内，日军在黑沟台内外的兵力已达5.3万人。

按说，5.3万日军，对决10.5万俄军，仍相形见绌。于是，大山岩将各增援部队编成了“立见临时军”，由第八师团长立见尚文中将统一指挥。

在友军各精锐之旅的支持下，立见师团和秋山支队绝地反击，殊死拼杀，而各增援各部队又不畏牺牲，冒死强攻，俄军竟没把包围圈里的日军聚歼，反倒陷入了胶着的僵局！

28日夜，立见尚文向当面之敌发起了大规模的夜袭战，全师团官兵1万余人同时向敌阵地发起了冲锋，在打光了全部子弹以后，该师团与俄军展开了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白刃战！

被围多日的秋山支队，也不再与对手策马迎头相拼，而是改以机关枪向漫山遍野的俄骑兵疯狂扫射。凶狠有余而智谋不足的哥萨克骑兵们，哪里接受过这等不规矩的骑兵作战方式的考验，当即人仰马翻，死伤一片。

29日清晨，经一夜苦战，“立见临时军”各部终于将俄军逐出黑沟台一线。

就在日本人精疲力竭之时，令他们大喜过望的好事再度发生了——俄军忽然纷纷放弃了阵地，撤过了冰封的浑河！

两军隔着一道冰河对峙起来。

黑沟台战役让俄军失去了绝地反击的最佳时机，而日军则侥幸度过了开战以来的最大危机。

只有4天3夜的黑沟台一战，俄军伤亡高达10732人，日军也损失了9300多人。造成如此之高的伤亡率，是除了当场阵亡者之外，更因双方的负伤者躺在旷野上等待救援时，被零下20多摄氏度的奇寒天气活活冻死。

看上去，双方算是打成了平手。

在与西方公认的世界第一强悍的俄国骑兵的对决中，日本骑兵竟然制服了对手，尽管手段耍赖，用的是机关枪而非马刀或马枪。秋山好古立马成了日本国民心中的英雄，“日本骑兵之父”的荣誉也随之叫响。

俄集团军司令竟负气回国

俄军主动撤退的直接原因是，连续数个昼夜的苦战之后，库罗帕特金突然闻报：一支人数众多的日军正迂回到俄第二集团军的侧后方！怕被日军包抄，库罗帕特金又在关键时候保守起来，仓促发布了撤退令。

对这道命令，第二集团军司令格列普宾堡上将很不以为然！

据战后库罗帕特金在回忆录中称，他当初下令撤退黑沟台，既想避免被日军包抄，更想把日军引向理想的聚歼之地——哈尔滨一带的三江平原上。

也许，库罗帕特金的设想更为合理一些。那时的哈尔滨，因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设与开通，已经从一个只有几十个屯子、两三万人口的平原聚落，迅速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都市，有16个国家在那里设立了领事馆，哈尔滨外籍居民之多，可想而知！如若俄军在哈尔滨一带大胜，岂不更容易为俄帝国增光添彩？

然而，恼怒的格列普宾堡将军，因痛恨库罗帕特金的瞎指挥，竟然擅自回国，说要当面向沙皇告状去了！

弃职出走的格列普宾堡自然受到了处罚，但主要部将的负气回国告御状，也让库罗帕特金的“无能”的恶名更加坐实。这一来，不光是日本对手，就连本国君主，也不再留给他证明自己正确的机会了。

奉天会战后，尼古拉二世愤然下令：利涅维奇升任远东陆海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降为第一集团军司令——两人的位置调换了！

堂堂的侍从将军、前帝国陆军大臣、举世瞩目的俄国军事家，在他本不愿参加的战争中，蒙受了一生中最大的耻辱。

如果当初接受了日本满洲军总司令部伸来的橄榄枝，两军就地停火，静待两国政府媾和，则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俄军统帅库罗帕特金，都不至于蒙受更大的耻辱。

但历史没有假如啊！

日本统兵大员首度聚首领命

黑沟台会战的险胜，让大山岩更坚定了迅速发起奉天决战的勇气。2月20日，在烟台，他召集满洲各军司令官前来开会。

此烟台非“海南”的那个山东烟台，它是个辽阳城北的一个小镇，位于辽阳城和奉天城之间，今属灯塔市城区。黑沟台会战期间，大山岩把他的总司令部迁到了此地。

数天前，大山岩和儿玉源太郎刚刚接待了驻清公使内田康哉。内田是专程从北京来满洲慰劳日军将士的。

这一次，黑木为桢、奥保巩、乃木希典、野津道贯、川村景明，这5位军司令官，和直属总司令部的第三师团长大岛义昌都赶来了。这是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各路诸侯第一次聚首。

5天之前，乃木统率他的第三军已经抵达了集结地。

本来直属大本营的川村的鸭绿江军，也因大山岩的强烈要求而下放给了满洲军总司令部。

长得短小精悍的儿玉参谋长，制订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奉天决战计划——

以在满洲的几乎全部日军，即5个军共19个师团展开奉天会战，参战人员将达到史上空前的249800人。其具体作战方案分为三期，第一期声东击西，第二期两翼包抄，第三期全面进攻。

大本营批准了奉天会战方案。

大山岩向各军首长作出如下部署：

东线的鸭绿江军率先向抚顺方向发起佯攻，迂回俄军的左翼，以掩护左翼的第三军；

鸭绿江军突破后，第三军从辽阳西北渡浑河，绕过奉天城，向其西北方出击，包抄俄军主力；

第三军开始行动以后，中央战场的第一军、第二军和第四军则趁俄军堵截左、右翼进攻时，对奉天城展开正面猛攻。

一向性情稳和的大山岩，这次也对各位部将板起了脸，严肃地说：

本次会战，我日本帝国军全部出动，而俄军也将以最大的兵力投入，胜败实在是一场赌博。此战役是诸多会战中最重要的一次，决定究竟谁是东亚的主人。各位务必全力以赴，决胜于奉天！

日本史料称，坐在后排的幕僚们面面相觑，因为他们从没见过大山元帅如此严峻地对部下说话。即便在儿玉带领诸参谋熬夜制订作战计划的时候，只要总司令走进屋里笑问一句：“儿玉君，明天我们打哪里呀？”屋里的沉闷气氛立马就烟消云散。

这确是一场豪赌，因为日军与俄军的战斗力相比大约是2∶3。日方虽有5个军共19个师团的近25万人参战，但仍远远少于对面之敌——俄军已经拥有14个军共34个半师，共约367200人了！

而且，两军的重武器对比相差也很大。日军共拥有1082门火炮，其中有6门是攻陷旅顺要塞的杀手锏280毫米巨型榴弹炮，已经配给了正面作战的第四军。然而，俄军却拥有各类火炮1219门，比日军多了200门以上！

还有，两军的后勤补给线也优劣分明。日军因战线越拉越长，尽管各师团的兵站都在超负荷地工作，但弹药、军粮与薪炭供应均已告急。日军虽说拥有了占领区的铁路与公路，但运力十分有限。因为俄军在撤退前开走或炸毁机车，日军不得不靠人海战术在铁道上推着载满武器的车皮走。大量的军火和物资，日军全靠用骡马车往前线输送。而俄军，一直掌握着通往国内的铁路，所有的军需用品，就像那一车厢一车厢的生力军一样，源源不断从俄国运抵满洲。

唯一让日军将帅们稍感安慰的是，因痛感机关枪在近战中的重要性，所以，国内已经给各师团的每个步兵中队配备了6挺“哈奇开斯”机枪，这就大大超过了俄军步兵每连队2挺机枪的数量了。

不言而喻，日军以小搏大，以弱攻强，败率极高。如若失败，也就真的如俄帅库罗帕特金战前所预期的那样：不仅是全日本的陆军被歼灭，而且俄军还将登陆日本本土，生擒天皇！如那一天真的到来，在座的各位，从大山岩和儿玉源太郎，到每一位军司令官和师团长，恐怕都要以切腹自裁的极端方式向国家谢罪了。

所以，绝不想输掉这场战争的大山岩，才峻厉训令各统兵大员。

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奉天决战就要开始了！

大清奉天官吏苦撑危局

奉天会战前，除了盛京将军府，其他各大小官衙，都被俄军强行借去成了各级指挥所。戴罪留任的增祺，倒是说过要把自己的盛京将军府让给“库帅”，但人家坚辞不受，所以，增大人得以继续在自己的大堂上苦撑危局。

俄军不请而至，增祺头痛不已。他派营务处交涉员敦请俄军遵照大清国局外中立之章程全部缴械。当然，这只是例行公事，是表面文章。大敌当前，人家谁能向你缴械？不过，增祺的力争还有点结果的，就是俄军头已经承诺，俄军不会在城内抵抗。

得俄军的承诺以后，增祺马上遣参将夏观宏飞驰日军阵中，劝告日军头请勿对省城开火，如势必进攻，则只可施放排枪。大山岩怕惹起外交纠纷，遂下令接受大清方面的请求。

眼瞅着战火就要烧到眼前，奉天府尹，即辽宁省长，瓜尔佳·廷杰发出了一道安民告示：

日俄开战以来，俄兵连战连败。今俄军渐退至奉天。日俄两军恐不久在奉天大战。然我国久已声明中立，居民亦当严守中立，不偏不倚，决不可干预战争，须仍各勤职业，慎毋轻举暴动。又若日俄两军交战，在其附近之高地探看，或报之邻地，则必招两国兵士疑惑，则躬罹不测，亦不可保。故尔等咸宜慎重熟思，切勿自取其咎！

作个有良知的父母官真不容易！你看，他们一边要与交战国苦心应酬以免加害百姓，一边要劝诫爱看热闹的中国人切勿在打仗的时候出家去观景，否则真是“自取其咎”了！

说起留守战地的大清官员，增祺与廷杰都不容易！从“拳乱”获咎以来，增祺就没离开过奉天。从上一年的腊月，到此年的正月，日俄两国在他管辖的奉天境内打了整整一年。从安东打到辽阳，从沿海打到内地，战火越烧越近，政务越来越多。他始终待在奉天城里，极力维持，再也不会像“拳乱”之年那样慌里慌张，擅离职守，弃职而逃了。

对外交涉占去了增祺和廷杰的大部分精力。一会儿是朝廷转来日本公使的抗议，指称俄军在辽西的中立区强购粮草，地方官府为何视而不见；一会儿是俄国的照会从北京转到了奉天，朝廷要他们制止日军在当地招募“大日本国抗露义勇军”。前几天，俄兵悍然查抄了盛京电报局，抓走了职员杂役十余人，称他们是“日谍”；这几日，日军则将海城县知县王顺存和辽阳知州陈良杰相继逮捕，说他们“通露”。战争期间，此类官员受辱、国权受损的事件再三发生。增祺和廷杰不得不一面派员去两军总司令部交涉保人，一面电请北京外交部向两国政府交涉。

增祺也不是一味地对外忍让。他曾下令，对悍然越境强拉百姓粮草的俄军骑兵，驻地清军要“一体弹压保护，以卫民生”。

对内，他下令在奉天城（沈阳）开设了筹济局，以救济各地因战乱而来省的难民。从数百人到数万人，他和廷杰居然能让难民们每天都能在粥厂门前得以温饱。他还引入英国人在省创办万国红十字会医院，免费救治灾民，并奏请皇上拨出救灾款帮百姓度过战乱。

最可称道的是，这位封疆大吏，还曾下令各地州府，善待难民，除妥善安置与提供川资外，还要各级父母官出面劝喻难民们：“流亡期间，各谋工作，毋坐食自误生机。战事一平，便可护送回籍安业。”

俄军退守奉天，日军即将来犯。增祺闻俄军在城外本朝最重要的两座祖陵福陵（努尔哈赤及皇后之陵）与昭陵（皇太极及皇后之陵）附近开挖战壕，遂一边派员前往俄军总司令部交涉，一边电奏朝廷告急。

北京得其奏请后，马上以光绪帝的名义写国书给俄皇，由驻俄公使胡惟德转交俄政府代呈：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俄国大皇帝好：

兹据奉天将军增祺电称，两陵山前，屯扎俄兵甚多，现在开路挖壕等语。陵寝重地，兵队逼近，难免震惊，朕心焦急万分，旦夕不安。若俄兵不在两陵近地驻扎，则日本兵亦不驻。应请贵国大皇帝谕令该兵官移营他处，方为稳妥。关系重要，不胜迫切！

尼古拉二世马上令外交部回复：为了防御日军进攻，砍树开路为不得已之举，但陵寝不会受惊动，已经派兵前往保护。

开战前夜，增祺已奉旨与交战两国总司令部签署了保护皇家陵寝之协约，两军均承诺，不在省城四十华里内开仗。

因未雨绸缪，提前预防措施得当，所以，奉天城果然没遭兵祸。

对于增祺，因“拳乱”之际慌不择人选错了代表，导致了丧权误国的一纸条约的草签。所以，百余年来，此人是满面唾痕的糊涂官吏的代表。其实翻翻史料，他并不糊涂。不说其他，只说日俄战争时期，斯人为国争权，为民回护之举，即实该重新认识。

民国初年，清末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主持编纂的《清史稿》，对增祺在外寇入侵期间坚守本职的业绩说得很多：

俄兵驻奉数年，遇事强横，无复公理，增祺隐忍周旋，忧劳备至，至是驻兵始退。未几，复有俄日之战，朝旨守中立。增祺严饬文武官吏坚明约束，并告两国主兵者勿得犯中立。日兵迫省亟，劝俄兵先退，日兵官始入城，省城幸免战祸。

三十年（1904）冬，谕增祺赈抚东三省难民，并发内帑三十万赈之。明年（1905），懿旨复发内帑三十万赈恤。增祺招集流亡，商民复业。颇留意吏治，先后增设洮南、海龙、辽源、开通、靖安、西安、西丰等府县。凡牧厂、围场及蒙荒，逐渐放垦。奉省财政素绌，征榷一切，向无定章，咸丰后始办货釐，光绪初始办盐釐。增祺锐意清理，筹办粮、酒、烟、药各税，明年规章，变通盐法，就厂征税，岁入渐增。尤严治盗，以增官设治为弭盗清源之本。三十一年（1905），以忧免。

也不独增祺一人如此。比如奉天府尹廷杰，比如各州县的长官，大都曾与奉命跟日俄两军苦心交涉，无论征用农田民宅，亦无论役使劳工牲口，均让“贵军”一一记录在案，以期战后按价索赔。此项事先说好、战后争取赔付的事情，在中国大地的战争史上，绝无仅有。战地各级官吏，委实不易！

日军抢先打响奉天会战

就在日本满洲军司令官会议的两天之后，即1905年2月22日上午，奉天城里，库罗帕特金正在其总司令部里与幕僚研判日军下一轮进攻的主攻方向。突然，布防在左翼即东线的部队告急：自清晨始，当面之敌向本军发起了猛攻，现本军正与日军激烈交战。

或许，库罗帕特金曾禁不住地叹道：“我的上帝！我们又晚了一步！”

总司令部的参谋们都知道，总司令本已决定，25日起，俄军全线向日军发起进攻。不料，提前3天，日军抢先发难了。

辽阳、沙河、黑沟台会战之后，两军即在奉天城以南和以东约40公里的地方对峙起来，规模最大的奉天会战已不可避免。

库罗帕特金本以为日本人一直被严寒所苦，不愿在开春之前发动攻势，只有适应寒冷气候的俄军才会主动挑起战事，日本人只有仓皇防御的份儿。黑沟台一战即如此。

岂料，对手居然提前结束了“冬眠”，主动向俄军发起了袭击！

库罗帕特金很快从最初的震惊中镇定下来。因为根据战前各路情报分析，俄军左翼的对面之敌为日军新组建的鸭绿江军，由攻打旅顺时严重受损的第十一师团和后备第一旅团组成，本要作中韩国境地区的治安军用。既然如此，理应不是主攻部队；敌方布置在宽大的正面战场的主力，即日本第一、第二、第四军，此时均未见动静，只有一个鸭绿江军在单打独斗。据此，库罗帕特金判断，日本人发起的是一场前哨战而非总攻击，俄军的东部防线并非其主攻方向。

这一次，他将第十六军留作直属预备队。基于以上判断，他未将第十六军调往东线增援，只命东线部队全力抵御，其他防线部队严密监视当面之敌的动静。

然而，一连两天，日本第一、第二、第四军毫无进攻迹象，而鸭绿江军却拿出了攻打旅顺要塞的蛮劲，越攻越猛！至2月24日，鸭绿江军攻占了清河城的消息传来，库罗帕特金终于坐不住了！

清河城北距抚顺城约70公里，西距本溪城约60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若清河城失守，则整个俄军防线就会被撕开。

库罗帕特金当即下令将第十六军全部调往左翼补防！

他终于上了日本人的当！

日俄两军在血泊中胶着

自1905年2月25日开始，一直在正面战场等待着攻击的日本满洲军第四军，即野津军，各师团都侦测到了大批俄军东调的敌情。大山岩确认情报属实后，立即下令乃木的第三军从左翼出击。

为策应第三军的进攻，正面战场的第一军、第二军和第四军同时轰击对面的俄军阵地。

2月27日上午9时，第三军开始向俄军右翼发起猛烈的炮击。

为掩护第三军的主攻，配属在第四军的6门曾在旅顺攻坚战中大显威风的280毫米榴弹炮，即“大阪宝贝”，直接进攻奉天城外的万宝山、塔山、荒山一带。令人胆战心惊的巨型炮弹呼啸着落在那些永久性堡垒上，既摧毁了当面之敌的坚固工事，更掩护了第三军迂回俄军后方的意图。

一天之后，乃木军顽强突入奉天以西40公里处。

得知进攻西线的是攻陷了“远东第一要塞”的乃木军之后，库罗帕特金大感震惊，又研判日军主攻方向在西线，即本军的右翼，便急令第十六军从东线调往西线；同时，西伯利亚第一军也调往西线增援。

俄军的增援确实有效，第二天，即3月1日，在太子河一线，日本第三军的进攻势头就被强大的俄军压制住了。

这一天，日本第一、第二、第四军和鸭绿江军，也分别被兵力与火力占优的俄军阻击于各自的战场上。

绵延约100公里的战线上，日俄两军全线厮杀起来。到处有炮轰枪鸣、兵吼马嘶的场面，满眼是人仰马翻、血污雪野的惨景。严酷冻土上，两支外国军队杀得天昏地暗，一时难分胜负。起死回生的日军秋山支队的骑兵们也加入了对俄军右翼的进攻，却不再创造奇迹。

乃木愤然掐断电话线

激战到两军胶着时，日本前线各部队与总司令部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因东线的鸭绿江军频频告急，总司令部便令第一军抽调第二师团之一部前往增援。岂料，正在苦战的黑木为桢拒绝接受此令，理由是本军也已经陷入僵局，实无力分兵支持友军！

奥保巩的第二军为打破僵局，决计向俄军发起夜袭，但却遭到了前来督战的总司令部作战参谋松川敏胤少将的质疑。松川直言不讳地说：应避免愚蠢的正面进攻。但耳朵失聪的奥保巩司令官根本不听，下令照计划进攻。

第二天，即3月2日，第二军在付出了沉重代价后，顽强突破了当面之敌的阵线。为此，该军参谋长大迫尚道少将对松川敏胤大为恼火。大迫尚道原为隶属第三师团的炮兵第二旅团长，其兄大迫尚敏中将乃第三军第七师团长。旅顺攻坚战结束后，大道尚道升任第二军参谋长。

3月2日这一天，乃木军也终于挺进到了既定的林家台和讷木浑子一线，当夜，又占领了张站、德胜营、前后民屯一线。不料，总司令部仍对该军的进展表示不满，再三再四地逼迫乃木向前推进。实际上，面对双倍于己方的乃木军，其各师团、旅团损失已十分惨重，有的部队已近全军覆灭！

3月6日，在接到总司令部的又一次电话催问时，乃木竟以令幕僚目瞪口呆的方式宣泄了自己的无比悲愤——他愤然扯断电话线，直奔最前沿的第九师团散兵坑，要直接与俄军士兵对决了！所幸追随而去的参谋们强行将其拖出掩体，才使这个备感屈辱的陆军大将平复下来。

然而，因为电话失联长达一天，大山岩与儿玉源太郎对乃木的失控情绪并不知情，改用电报继续催促乃木：“战况胶着状态必须打破，奉天附近的敌军主力能否被击败，全看第三军的行动如何。要反思行动迟缓的原因，确实执行命令，奋励作战。”

3月7日，就在乃木快要崩溃的时候，当面的俄军成全了他——右翼的敌第二集团军突然开始向北撤退了！

残缺的乃木军绝对逢生，随后拼尽全力地穷追俄军，并从西面绕过奉天城，顺利占领新民府，切断了奉天与铁岭之间的铁路线，完成了对奉天的包围。

至此，最不令大山岩看好的乃木军，第一个完成了本军的作战任务。

3月9日，日军第一军和鸭绿江军突破了俄左翼的第一集团军的阻击，从东方挺进到了奉天城外。鸭绿江军攻占了抚顺，第一军攻占旧站，与逼近奉天市区的第三军形成包围圈，把俄军压迫在了奉天城下。

3月10日一早，日军总司令部与各野战军之间的矛盾突然被第四军的一则情报所化解。该情报称：当面之敌炮火突然减少，列车往来增多。

大山岩与儿玉源太郎得出结论：敌军要全面撤退了！

增祺拒绝日军搜城

事实是，3月9日晚9时，库罗帕特金即下令全军撤退。当晚11时至第二天天明之前，50辆车厢编成的军列，载满俄军官兵从奉天站出发，撤往奉天以北的铁岭方向。但由于撤退的命令下达得突然，情况一时相当混乱——未参加会战的骑兵部队先于步兵和炮兵撤退，辎重堵塞了道路，又遭到日军炮击，后卫陷入了日军包围之中。

3月10日清早，奥保巩第二军向俄军最后一道阵地发起猛攻。当天下午3时许，该军第四师团的步兵第三中队即逼至奉天城外。此时，城中尚有1300多名俄军官兵尚未离去，其中多人是正在红十字医院里救治的伤员。

为了避免外交纠纷，日军代表带着翻译前往盛京将军府署接洽。

参将夏观宏出面表示：愿担保俄军剩部将枪械缴出，贵军万勿动枪炮。

此时，已被任命“辽阳军政厅军政官”小山秋作少佐与宪兵队长小泽寿接踵而来，声称应挨户严查藏匿其间的俄人及俄人之武器。但夏观宏以“勿惊扰民间”为由，表示搜查应由本国官兵进行。

日本人应诺而去，随后派来小分队，将盛京将军府等官衙保护起来，称是以防俄军乱兵与土匪趁火打劫。

经大清官员的劝说与担保，未来得及撤走的1300余名俄军官兵便缴出了武器，成了日军的俘虏。日落时分，日军在奉天的四个城门上竖起了旭日旗。

如此这般，增祺不得不刚刚与库罗帕特金等俄军将领们揖别后，又要准备接待大山岩等日军将领。

当晚9时，推进到奉天城外30公里外的满洲军总司令部，向国内发回了战报：奉天会战结束。

第二天，即3月11日，乃木军与黑木军在浑河一带会师。

这场两国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战斗，以日军死伤70028名、俄军伤亡8705余人且21792人被俘落幕。

日军举行奉天入城式

还在3月8日，即大山岩下达总追击令时，同时命令各军：严禁宿营奉天城内。禁止日军入城驻扎，不知是否与10年前日军在旅顺屠城的噩梦有关。

3月9日，大本营给满洲军总司令部发来电令，确认了大山岩的命令：

为尊重大清皇室发祥之灵地，保持奉天支那人民之安宁，满洲军总司令、侯爵大山岩昨三月八日下令了总追击的命令，严禁各团队在奉天城内宿营。

大本营

两天后，大山岩派高级参谋福岛安正少将进城拜会了增祺。

增祺谦和地表示，他对贵军的胜利愈发敬佩，并将出示布告，晓谕商民，于日军入城式之日，一体出面欢迎；之前，他还要派人将城中主要道路打扫一新。甚至，他还慷慨地表示：本官愿将府署让给贵军作总司令部。

福岛连忙辞谢。增祺遂下令把被俄军总司令部占用的布政使署打扫了一遍，请大山岩随时进驻。福岛满意而归。

日军正式进入奉天城之前，为避免出现有损日军形象的丑闻再度在中国发生，大山岩向各军发出了训示：

第一条 中国人民长幼之序，男女之训，资格颇严。我国军人宜抚其长老，对妇女宜慎言动。

第二条 凡华人信仰之神佛、孔孟之庙及其余事物，我国军人不得有轻率言动。

第三条 凡守孔孟之教者，无论贤愚，我国军人当以诚意接待。

第四条 满洲地方政纲虽紊，但我国军人凡遇其民立公局，应留意言动。

第五条 俄军间谍，以通中、日二语之韩人为多，我国军人若在满洲遇之，须详留意。

第六条 我国军人能使土民通晓我意，庶得行军之利。

第七条 各部队不得随意征发。

3月15日下午，日军举行了耀武扬威的入城式。

奉天城四门八街，果然张灯结彩。临街的商民们，得到派送的日本旗，均在门外挂出。中立国最高驻地长官增祺亲率文武百官出南门迎接日军。日军步兵队、军乐队、骑兵队及大山、儿玉、福岛等将领依次抵达与增祺会晤，并策马入城。

饱知汉学的日军将领们，被盛京将军府署辕门上新贴出的楹联迷住了：

九天雨露酬鸿业；

百万貔貅卫凤城。

陆上战事基本结束

满洲军举行入城式的前两天，即3月13日，从西边绕过奉天城的乃木军进入了开原城（今开原老城区），黑木军则从东边绕过奉天城逼近了铁岭。

俄军步步后退，在铁岭的龙首山到龙尾山一线布置好阵地，希望以汎河为隔，以御日军。但此时，俄军已经毫无斗志。

3月16日，日军前锋部队到过俄军阵前。俄军稍作抵抗，即弃阵而逃。所幸铁岭全境有南满铁路纵穿，掌控着铁路的俄军主力挣脱了日军的大包围，沿铁路退守至奉天最北端的昌图县和四平街一线。四平街，即今天的吉林省四平市。

3月19日，乃木军前锋进逼至开原城东的冯家屯，与俄军进行了最后一场激战。

当天黄昏，俄军弃阵而逃，日军也奉命休整。

位于铁路边的开原古城。（2014年8月摄）

俄军撤到了开原以北的昌图府（今昌图老城）一带，以二道沟为分界线，与日军对峙了起来。

此后，第三军开始在占领的康平、法库门、开原广建兵站，征运粮草，以备再战。

乃木希典把军司令部搬进了法库门城内。

尽管大批俄军还在由国内赶赴满洲的途中，但日俄战争的陆上作战已基本结束。

无所事事的乃木希典，在法库门，写下了这样一首反思战事的诗。这是此人在大清国土地上写下的最后一首汉诗，其心境可窥一斑：

劫余风物不堪酸，处处炊烟暮色寒。

往事茫茫浑似梦，百年谁记招魂坛？

第三季

大清试探日本再遭冷遇

北京官吏闻日军在奉天大捷，莫不惊叹。昨日由军机大臣面奏，闻两宫即与庆邸（奕劻）议善后之策。又以大山总司令曾发令不许兵士驻屯奉天，使陵寝幸得安然，因即命由外务部致意内田公使，以谢日本盛意。

这是日本记者于3月14日发自北京的一则新闻。

这则报道，披露了两个信息。一是奉天会战之前，北京并未判断日军必胜，否则也就不会“莫不惊叹”了；一是大山岩不许日军入住奉天城内，从而使皇家祖陵未受殃及一事，看来是“感动大清国”了。

但日本国民有所不知的是，鸣谢之前，大清即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调停的建议。

早在日俄两军在奉天城外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大清驻日公使杨枢即拜会过日本外相小村。3月8日，也就是大山岩发布了总攻击令的那一天，北京外务部收到了杨大臣发自东京的电报：

顷阅东西日报，有俄愿息战议和之说，并载和款数条。枢因往晤小村外部，藉探虚实，并劝以：凡两国兴兵称怨，其结局必要言归于好。贵国自与俄开衅，节节取胜，诚足欣庆，但其闻殃及人命，靡费国帑，亦复不少。与其迟和而所伤益大，曷若早和而所损尚小乎？

小村甚以为然，谓：和平之局，不特我东亚诸国所希望，即彼欧美诸邦亦料。俄国当屡败之余，加以内乱迭起，欲图恢复，殊非易事！其势不能不出于和。唯现在俄政府未露和意，敝国仍一面整饬战备，一面视俄意向如何，再作计议等。

看明白了吧？那时的驻外使节的自主权很大，没得到国内的指示，即敢“擅自”约谈驻在国的外长，而且还敢“擅自”表达意愿。

这位杨枢，得多说几句。

读过辛亥革命史的人，大概都记得这位驻日公使的名字。在革命者的语境里，此人是汉奸，是大清政府的爪牙，是迫害大清留学生的刽子手。一批热衷于革命的留学生愤然退学回国，与此人勾结日本政府有关。

笔者解读日俄战争，才知此公不易！身为战地国加中立国的钦差驻日大臣，他的主要工作并不是镇压本国学生运动，而是要苦心处理好中日两国间极其微妙的关系。

杨枢名似汉人，实乃回民，其祖籍盛京，先世驻防广州时入汉军旗籍。广东有回民聚落，始自明朝早期。朱元璋调回营驻防岭南，使得那里有了世居的回民家庭。杨枢祖上大概是这样落户广州的。

青年时代的杨枢毕业于广州同文馆。同文馆即中国最早的外语学院。他从在两广总督府做西文通事（英语翻译）起家，张之洞任粤督时，他被提拔为洋务局总办。张调任湖广总督后，他调京城的总理衙门，被派往日本公使馆做参赞。1903年5月，他以四品衔出任公使。他履任后，两国正在我满洲殊死厮杀。日本政府在战前承诺不对满洲有任何要求，和日本政府于战争进行期间一再命令满洲军释放被俘的中国官吏，并约束前方日军不得越境制造事端，其背后，都有此公仆仆奔走的身影。

只不过，他祈求停战的呼吁并没得到东道国的认同。

平心而论，小村寿太郎的回答也不算外交辞令。

大清国的愿望再一次落空！

英王说和，沙皇拒绝

其实，不光大清君臣希望日俄两国早日和谈，英国人也曾做过努力。

早在日俄战争开打后的头几个月，英国国王阿尔伯特·爱德华七世即有了调停日俄两国的意向，而法国人也一再敦请他“以个人作用去影响尼古拉”。

“个人影响”？是的！曾记否？这位英国君主与俄国君主是亲戚嘛——爱德华七世娶的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的大女儿，尼古拉二世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娶的是人家的二女儿，论辈分，今沙皇管今英王叫大姨父。但辈分的称谓上，西方人不似中国人这么精确，他们把父辈统称叔叔。所以，尼古拉二世给爱德华七世写信时，开头总是“亲爱的伯蒂叔叔”，伯蒂是阿尔伯特的昵称。

不过，尼古拉二世得知“亲爱的伯蒂叔叔”欲出面调停时，并不乐意。苏联史学家罗曼诺夫在《俄日战争外交史纲》中写道：

［尼古拉二世］主动写信给爱德华，要求他既勿干预俄日冲突，也请不必过问它的解决。

你瞧，沙皇的口气强硬得很呢！当时，日军只是偷袭并封锁了旅顺口，主力部队连鸭绿江也没有过，所以，尼古拉二世那会儿信心满满的。

晚辈的拒绝，长辈颇为恼怒，在回信中，爱德华七世认真警告这个熊孩子：

未得英国同意……不得兼并满洲。

喏，亲情归亲情，国家归国家。大国之君在国际事务中，公私理得门儿清！

又过了几个月，俄军节节败退至辽阳河以北。爱德华七世见状，主要是为本国利益着想，兼替小姨子她儿着想，又萌生了调停之意。

在会见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时，爱德华七世主动表示“希望从速结束战争”。他认为：

在海陆方面，都无获胜的可能，俄国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根据最可以接受的条件尽快缔结和约。

分析人士认为，此番英国国王的表态，不仅代表英国政府，而且也反映了盟国日本的意向，因为来自日方的消息称，该国已经“财政枯窘，用于开展军事行动和补充海军损耗的费用日益增加”。

据在欧洲流传的说法是，日本人在攻陷旅顺口以后，主动提出过：只要停战，仍可由俄国人管理旅顺口，只是不能在那里设防而已。不料，日方的这一相当宽容的提议仍被沙俄政府所拒绝。

同一时段，尼古拉二世在接见柏林大银行家门德尔松时，公然表示：

相信战事会以俄国获胜而结束。

按沙皇的这个口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也声称：

武运开始摈弃日本……从俄国的观点来看，目前不宜进行和平调停。

可悲的是，就在俄国君臣做出这番声明之后不久，不光辽阳，连满洲最大的城市奉天，也成了日军的占领区！

愤然于尼古拉二世的颟顸与固执，所以，窝火的英国国王放弃了当和事佬的良好愿望。

一再放弃别国调停的机会，沙俄咎由自取，辱由自取！

美国公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还在日本满洲军发起奉天会战的前夜，也就是大清国公使杨枢向国内报告拜会小村外相经过的那一天——1905年3月8日，东京的大本营成员、陆军大臣寺内正毅中将，设宴招待了前来访问日本的菲律宾总督阿瑟·麦克阿瑟将军。

没错儿，这位麦克阿瑟中将，就是二战时的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的父亲，因其子，他被人称为老麦克阿瑟。

刚刚到任的美国驻日公使格里斯科姆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席间，寺内突然主动通过担任翻译的村田少将向“米国”公使作了一番令后者大吃一惊的表示。

格里斯科姆后来写道：

在我只字未提媾和的情况下，［寺内］主动提出了媾和的可能性问题。他请我把他的意见非常严肃地转告总统，说停战的时刻到了，他完全准备停止战争行动。……如果战争再继续下去，只能愈来愈残酷。

格里斯科姆说“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此，他“请求寺内将军把他的意见重复一遍”。得到确认后，他仍不敢相信，故没把日本陆军大臣的意见立即报告给罗斯福总统，而是在第二天，找到了在日本外务省担任顾问的美国人丹尼森。

丹尼森也被陆军大臣的私下表态吓了一跳，建议他先不急于向华盛顿汇报，而是借当晚日本总理大臣桂太郎为他设宴接风之际，当面求证一下，但“不要提及同陆军大臣的谈话”。

当晚，即3月9日晚间，酒席上的日本首相桂太郎和外相小村，被美国新任驻日公使的一句话问住了——

格里斯科姆问：“在什么条件下日本愿意缔结和约？”

两位帝国重臣面面相觑，竟同时离开了酒席！

等他们重新回来时，格里斯科姆得到了模棱两可的回答——

只要达到开战的目的，日方是不会有什么苛刻条件的，但要证实俄国是否确已提出媾和要求。

小村外相又说，他没有理由推测俄国人会这么做。

当晚12时，格里斯科姆把晚宴上的信息汇报给了国内。

第二天，即3月10日，日本外务省通过顾问丹尼森正式通知格里斯科姆：

日本政府希望，如果此间需要调停人的话，就请罗斯福总统担任。

主动求和的，确实不是屡战屡败的俄国人，而是节节奏凯的日本人！

格里斯科姆不敢怠慢，立时将日本人发来的外交小球传给了国内。

不料，几天后，他得到的指令竟然是——

对日本政府表明，总统不准备为此效劳，但如有比较实际的方式，他希望选择那种方式。

美国人竟把日本人发过去的小球打回来了！

其实，仔细听听，罗斯福并没把门完全关上，他话里有话。

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所说的“比较实际的方式”，并非外交辞令，而是确有所指。

小村寿太郎只好表示：他理解美国总统的立场，日本政府将全力推进战争，直到“露国”首先提出媾和建议为止。

国际政治就是如此微妙！大清主动表示想调停日俄战争，但日本人拒不接受；而日本人请美国人出面斡旋，美国佬却爱答不理。一言以蔽之：国力使然。

日美之间的这段不为人知的秘密外交往来结束之后，日军已经把俄军打到了奉天最北边的边境上——奉天会战结束了。

俄国爆发更大规模的骚乱

1905年2月，对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来说，是内外交困的一个月。俄军在战场上继续保持着连续不胜的可耻纪录，国内的骚乱又陡然再起——

距“流血的星期日”惨案发生一个多月之后，一起恐怖袭击案震动了罗曼诺夫王朝！沙皇的小叔父兼大连襟，已任莫斯科总督的谢尔盖大公，在马车里，被不知什么人投掷的一枚炸弹送进了墓地。

谢尔盖大公成为日俄开战以来第六位国家高官和第一位皇室成员遇袭身亡。

专制王朝末期，社会矛盾全面爆炸。

当时隶属俄国的波兰王国，在“流血的星期日”后爆发了大罢工，在波兰社会主义党的策动下，几十万工人们高喊着“打倒独裁”“打倒战争”的口号走上街头，进而演变成要求自治的民族主义的大示威。波兰的骚乱持续了数月之久，最后以沙皇签署戒严令并派俄军进入波兰弹压而告结束。街头流血冲突，加深了民族矛盾。

大政治家维特认为，各附属国的骚乱，应该归咎于政府强力推行的“俄罗斯化”。

波兰骚乱之后，全俄各地都出现了罢工事件。

甚至连地主们也开始走上街头，用示威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

4月份，社会民主工党趁热打铁，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制订了武装暴动、推翻沙皇专制的政治路线。照该党布尔什维克（多数派）首领列宁的意思，即沙俄军队越是失败，推翻政府的时机就越会到来！

列宁的原话是：

不是俄国人民，而是专制制度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俄国人民从专制制度的失败当中得到了好处。旅顺口的投降是沙皇制度投降的前奏。

大本营召东乡先期回国

日本陆军把敌国的舰队彻底击溃于旅顺港内，还把敌国的陆军打出了辽东半岛。日本在满洲战场的决定性胜利，居然都与日本海军没有多大关系！

那支打响战争第一炮的日本联合舰队呢？

哦，东乡平八郎和他的那支空前庞大的舰队，已经回国了。

早在上一年11月29日，俄远征舰队还在向遥远的非洲海域漂泊的时候，海军军令部长伊东祐亨就命令东乡，速调2艘巡洋舰回国维修准备，以赴南洋群岛实施侦察。随后，第二舰队所属的“香港丸”与“日本丸”被派回国内。

12月10日，伊东召集各镇守府司令长官和各要港司令官于大本营，部署抢维战舰、加固防护的任务。此时，躲在旅顺口的俄太平洋第一舰队尚未被消灭。

据日本史料记载，伊东分析了敌远征舰队的企图，不外有三：

一、排除万难抵达海参崴，据该港后长期与日本作战；

二、直奔东海或黄海沿岸，与日本海军交战；

三、攻占台湾或南中国海沿岸某地，俟机北上作战。

日本海军统帅所分析的第一项，正是俄远征舰队司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建议的；第二项，是圣彼得堡那班官僚大佬们决定的；最令人担忧的第三项，却从来没出现在俄国人的设计方案中！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及澎湖等岛屿并无坚固的岸防要塞，举国的战舰现全在黄海参战。若强大的俄国舰队乘虚一举攻陷台湾，据为基地，长期侵扰日本列岛，那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所幸的是，日本人多虑了，“露人”目无台湾！

12月13日，两艘6169吨的重型巡洋舰“香港丸”与“日本丸”赶赴南中国海。22日，两舰抵达新加坡，继而通过卡里马塔海峡抵达爪哇，26日两舰出印度洋，在赤道各岛屿间巡航十余日，未见敌国舰队踪影，遂于1月18日返回了佐世保。

“香港丸”与“日本丸”起航之后，12月20日，大本营又调派隶属第二舰队的3366吨轻型巡洋舰“新高丸”赴中国南方海域及台湾南方海域。该舰自横须贺出发，经佐世保南下，历经扬子江口、马祖、厦门、香港、吕宋岛、澎湖等沿岸海域，于1月11日返回了佐世保。

敌国太平洋第一舰队彻底覆灭以后，伊东即指示东乡：留舰队之一部于旅顺口与朝鲜海峡方面监视，其余各舰均回国急行恢复战斗力；司令长官择时回国。

于是，举世瞩目的东乡平八郎于开战10个多月后，第一次回到东京。

12月30日，东乡平八郎与第二舰队司令长官上村彦之丞参加了海军会议，与两位顶头上司——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和海军军令部长伊东祐亨相晤，并转接到了天皇专为他赐下的敕语：

排万难以收今日之功，至堪嘉尚。然前途辽远，尚益加奋励。

东乡平八郎恭谨奉答：

承赐优渥敕语，至深感激！今后对于敌舰队，当誓期成功！谨奉答以闻。

根据海军会议的部署，联合舰队重新编制如下——

第一舰队司令长官、海军中将出羽重远，率4艘巡洋舰和1艘运输舰组成南遣支队向南中国海出发，该支队归大本营直接指挥；

第二舰队代司令长官、海军中将瓜生外吉指挥在朝鲜海峡各舰艇警戒海参崴之俄舰队，并广布水雷；

其余各战舰，均回国入港抢修，补充兵员和弹药，以备恶战。

于是，自1月上旬始，围攻旅顺港的各主力战舰陆续回国维修。按东乡平八郎训令，竣工后，各舰次第集合于朝鲜海峡训练。

东乡平八郎故居所在的那条路，现在叫东乡坂，位于东京最中心的地段，距靖国神社不远。“坂”是汉语斜坡的意思，日本人沿用起来没走样儿。

东乡坂是一条不宽的南北向马路，车来车往，行人匆匆。但在寸土寸金的东京市中心，日本人却保留了一座“东乡元帅公园”。

2015年深秋，正是东京的秋叶黄得最炫目的时候，我一个人从坂下走到坂上，去找地铁站。走得正累了，却发现了“东乡元帅公园”入口的标牌，于是，便走进了这座街心公园，并像当地人一样坐在长椅上歇了一会儿。

公园里没见有东乡平八郎的故居或相关的建筑物，也没见其雕像。二战末期，东京的大部分地区被美军轰炸机夷为平地，想必东乡的故居也在废墟里了，所以，无论在东乡坂还是在东乡元帅公园里，都没有“东乡平八郎故居”的提示牌。公园里只有一个读报的老人和一排穿着校服的男孩子。没有集体唱歌的，没有围圈儿打牌的，没有嬉闹喧嚷的。秋光里的日本人，老老少少，安静而规矩。

在家园里安静而规矩的日本人，在军国主义时代，却每每成了残杀别国人民的恶魔。壮年时的东乡，不就曾下令将毫无抵御能力的大清运兵船击沉于海上吗？所以，日本的英雄，往往正是侵害他国的元凶。

1905年2月6日，第一个打响日俄战争的日本海军元凶东乡平八郎再度离开东京，前往吴军港。

联合舰队在韩国海域重新集结

据日本海军史料记载，1905年2月14日，东乡平八郎乘上旗舰“三笠丸”自吴起航，经江田岛和佐世保，于21日抵达了朝鲜海峡的镇海湾。

镇海湾位于半岛南部，与巨济岛隔海相望，距日本的对马岛也不远。俄舰队北上，对马海峡是最有可能经过的路线。所在，大本营把联合舰队的重新集结地安排在了这里。

史料记载，在镇海湾，东乡司令长官以最诚恳之态度训示其部下：“我联合舰队不怕敌人不来，而是怕我们准备不充分。我等锐意修养战斗力，当此新来之敌，除击破外，无他选择。际此最后一战，我等只有各守本职，才能报君国于万一！”

联合舰队各战舰随后进行了针对性很强的训练，特别是炮击训练。据称，实弹训练中，日军竟用上了全部炮弹储存量的一半以上！

每个炮手都记住了东乡司令长官的训示：

一门百发百中的大炮，胜过一百门百发一中的大炮。

三个月后的对马海战证明，日本水兵的射击水准大大高于俄国水兵，刻苦而有成效的训练，是联合舰队大获全胜的重要原因。

俄舰“尼古拉一世号”的炮兵指挥官尼古拉·彼得维奇·罗什，后来在日本京都的战俘营里，如实地给国内的海军海洋技术委员会总司令、海军中将克拉特洛夫写道：

日本炮兵的射击技术很好，接近完美，甚至试射时都那么精准！……因此他们取得了奇迹般辉煌的战果。

敌手的不吝赞美之辞，实是对东乡的最高褒奖。

1905年整个春季，东乡平八郎坐镇镇海湾天天督促舰队主力刻苦训练。

2月26日，根据前两度南下巡航的情报，出羽重远率“千岁丸”“笠置丸”南下入佐世保，与“亚米利加丸”“八幡丸”和补给船“彦山丸”会合，组成南下侦察支队，经澎湖马公港、香港外海、海南岛驶入交趾支那（即印度支那）沿岸，于3月15日抵达新加坡，复经马公港径回镇南湾，复归本队，时为4月1日。

4月13日上村率第二舰队之一部，赶赴海参崴港外，布下了715颗水雷后平安撤回。

自1月25日至4月7日，联合舰队各舰在日本东北海面截获14艘前往俄远东地区港口的中立国商船，其中盟国英国7艘、奥匈3艘、德国2艘、美国和挪威各1艘，各国商船均被押解至横须贺。

日本人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只等疲惫不堪的俄国人跌入网罗中。

俄远征舰队在中国南海会师

尽管列宁在他那篇《旅顺口的陷落》一文里说“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分舰队在白白地花费了好几百万以后……只好又可耻地开了回来”，但俄远征舰队的第一舰队和第二舰队没有返航，而是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航行，终于抵达了南中国海。

1905年5月9日，在交趾支那南部的法属金兰湾港口内外，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下令各舰艇挂满旗。军乐队在甲板上，一遍遍演奏着军乐曲。这一天，是太平洋第三舰队前来会合的日子。

第三舰队由排水量9672吨的“尼古拉一世号”战列舰为旗舰，3艘排水量在4000多吨的老旧的海防铁甲舰“海军上将乌沙科夫号”“谢尼亚文号”“阿普拉克辛号”和1艘5591吨的老式巡洋舰“莫诺马赫”为战舰，加上工作舰、运输舰、医务舰等，共11艘舰船，在海军少将涅博加托夫统率下，匆匆穿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和印度洋，赶到南中国海与主力舰队会合。

让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恼火的是，在穿越马六甲海峡时，涅博加托夫竟擅自给各国领事写信通报，而其中一封信居然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出来！如此一来，日本人完全知道了第三舰队的实情和他们与太平洋第二舰队会合的大体时间！以至被俘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甚至怀疑起涅博加托夫对于祖国的忠诚！

既来之，则迎之。在两支舰队的水兵们欢呼“乌拉”过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召集3支舰队的将校们在其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上开会。

此时，俄远征舰队已经拥有了140艘舰船和1.8万多官兵，实力已经可以倾覆任何一个岛国！

然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清醒地看到，敌国日本，国土面积虽然只是俄国的六十分之一，但却是能量超出世人预料的异常矮壮的怪兽。正因为阿列克谢耶夫乃至沙皇对日本人的轻视，才使俄国一开始即陷入了被动的泥潭中。

而且，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深知，本舰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一支表面强壮而内里虚弱的舰队。舰队官兵的整体素质决定了他们无法操控一流的战舰。

其实，很多欧洲人都看到了这支远征舰队的破绽。

列宁在他那篇有名的《旅顺口的陷落》一文中，披露了相关信息：

事变证实，某些外国人的看法是对的，这些人看到亿万卢布被用来购买和建造精良的军舰感到好笑，并且说，在不会使用现代军舰的情况下，在缺少能够熟练地利用军事技术的最新成就的人才的情况下，这些花费是没有用处的。

正因为地球人都知道他的舰队的弱点，所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才谨慎而严肃地发布了战前动员令：

今天，涅博加托夫少将统率的舰队已经前来会合，本舰队的势力已经可与敌海军相匹，而单就战舰数量，我军稍占优势。

然而，日本人很有战斗经验，尤其长于射击，这一点，希望各位时刻不要忘记！他们虽然以快于我们的炮弹来攻，但我们切不可仓皇浪费炮弹，务必精确射击，以求弹无虚发。我们取胜的希望就在这里！日本人对皇室和国家的忠诚，举世无双，他们意气勇壮，是视死如归的国民。而我们都是对上帝宣誓过的人，神明自会加以无上的保佑，正因此，我们才有今日远航之成功。愿我将士以鲜血来雪祖国之耻！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当然了解对手的实力。

他知道，敌海军那几艘主力战列舰，比他所率领的4艘新下水的“博罗季诺级”战列舰吨位都大，战斗力自然也更强。而且，日舰使用的是与欧美海军不同的“下濑火药”炮弹，即一个叫下濑雅允的日本人发明的以苦味酸为主要成分的新型舰炮炮弹。用这种火药填充的炮弹，较欧美通用的硝化棉火药填充的炮弹，其穿甲力较差，但灵敏度极高，据说落到紧绷的绳索上都会引起爆炸，而且会立刻引发大火。更可怕的是，这种炮弹的发射速度很快，每分钟可以发射300多发，而俄军的舰炮每分钟只能发射100多发。所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才说出“他们以快于我们的炮弹来攻”这句话。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担忧并非多余。

战后，俄军事当局研究表明：对马海战期间，日舰与俄舰的火炮性能对比，日舰全面高于俄舰——

火炮数量：日舰210门，俄舰125门，相差1.7倍；

每分钟发射量：日舰360发，俄舰139发，相差2.68倍；

每分钟发射金属重量：日舰21949公斤，俄舰8190公斤，相差2.68倍；

炸药重量：日舰3070公斤，俄舰205公斤，相差14.96倍。

305毫米主炮炮弹：日舰385.4公斤，俄舰331.7公斤，相差1.16倍；

203毫米侧炮的炮弹：日舰113.4公斤，俄舰87.9公斤，相差1.29倍。

而且，为了接近实战状态，日本人在训练时不惜耗费了近一半的炮弹储存；而俄舰队为了节省炮弹，在整整7个月的航程中，只进行过两次演习，而且发的还是空弹！

如此一比，即可知道，日本舰炮的实质杀伤力比俄军高出许多倍；况且，日本炮手射击的准确性，更不知高出俄军多少倍！所以，俄国远征舰队的覆灭，实属必然。

正因为深谙敌我之间的真实差别，所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才打不起精神来面对残酷的海战。

经过半年之久的远航，因为官兵们普遍缺乏营养，医务舰上已经人满为患。最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揪心的是，第二舰队司令弗尔克萨姆，因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竟然命悬一线！大战迫在眉睫，这位海军少将却要去上帝那儿报到了！

如第二舰队司令不能出战，则第三舰队的司令便按序成为他的接任者。但他实在对这位“第三者”涅博加托夫没有好感！

三支舰队会合之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下令全舰队向东方继续进发。

这位心神不宁的海上统帅，把自己想象成了不得不挨近蟒蛇的兔子。《蟒蛇与兔子》是西方家喻户晓的故事。

4月13日，这只“兔子”给妻子写下了大战前的最后一封信：

这苦难快点结束吧！结果是可悲的，但是必然的，大家都感觉是这样。

日本人在对马海峡守株待兔

日本人何以算准了俄国舰队的航线？大本营怎么敢把主力战舰都调到对马海峡，而冒险弃守日本列岛的东海岸？日本人是怎么押赢了最后的决战？

从南中国海去海参崴，有两条水路可行：一条是东行太平洋，绕过日本列岛，迂回至津轻海峡或宗谷海峡——前者是日本本岛与北海道岛之间的水道，后者为日本北海道与俄国萨哈林岛（库页岛）之间的水道；一是径直从对马海峡穿过，进入日本海，直奔海参崴。无疑，后一条道是最为省时的捷径，然而，却也是最为险恶的死亡之径。

为推测敌国舰队究竟要走哪条路，日本政府除了令驻西贡、香港的领事馆即时报告之外，大本营为防不测，还下令在津轻海峡和宗谷海峡布上了水雷，并派多艘军舰日夜监视。在没有飞机更没有人造卫星的时代，搜索敌情只能用最原始的直观的方法。

5月23日，日本香港领事馆发给外务省的电报被小村寿太郎带到了大本营。该电发出了敌舰队离开香港的确切时间：

本日，露国舰队已满载煤炭离开，将直奔海参崴。

5月26日凌晨零时许，从上海领事馆发来了可靠的情报：8艘为俄舰队提供煤炭与淡水的德国运输船，有6艘已于25日黄昏被2艘俄巡洋舰护驶入吴淞口。

这一下，在大本营值守的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和海军军令部长伊东祐亨都确信：无疑，这6艘运输船将不再跟随整个敌国舰队北上，而只有2艘运输船提供燃料和淡水，说明舰队必将冒险经过对马海峡！

大本营认可了海军首脑的判断。

日本人认为，派军舰护送退出航程的运输船进入上海，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最大的失策！因为远东第一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乃各国间谍云集的渊薮，日本的各路情报人员更是无所不在。若无上海方面提供的最后的情报，大本营断不敢下最后之决心。

对马海峡，是日本西南海岸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一道窄窄的海峡，属朝鲜海峡的一部分，因有隶属日本的对马岛而得名，平均宽约97公里，最窄处只有64公里，是日本海通往中国的黄海、东海和进出太平洋的要冲。本书前面写过，幕府时代，曾有俄国舰队强行登陆对马岛，欲逼日本政府租赁该岛给俄海军。后因日本政府与对马岛上的官绅极力阻止，俄舰才大摇大摆地离去。因有这一段历史过节，所以，日本如在对马海峡战胜“露国”海军，其意义特别重大。

世界海战史上胜负最为悬殊的日俄对马海战，就要打响了！

第四季

“信浓丸”发现敌舰队

1905年5月27日2时45分，正在日本西南海岸五岛列岛的白濑岛西北约40海里的海域巡航的日本轻型巡洋舰“信浓丸”，借助微明的月色，发现了一艘亮着灯光自西南向东北方向行驶的轮船。

舰长成川揆大佐立即下令：加速！迂回到该船左后方观察！

航海地图标明，此处位于北纬33度10分、东经128度10分。

自5月下旬以来，东乡平八郎即下令：各战队每天派舰艇巡游于日本外海，以待敌舰队经过。

“信浓丸”即隶属第三舰队的六艘搜索舰之一。

4时30分，“信浓丸”悄然接近了该可疑船只。发现这是一艘有三桅和两根烟筒的大舰，但甲板上并无火炮，似是医务舰。

早在俄舰队离开越南西贡港时，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即下令，以后的航行，各舰均实行灯火与无线电管制。但最初被日本人发现的俄舰“阿廖尔号”，竟然在后桅上亮着三盏灯！

成川遂下令向该舰发射信号灯，要其停驶接受检查。就在此时，又有士兵发现了舰首1500米内的东北方，居然出现了十几艘大小不一的舰影和数条煤烟！

成川大为激动：翘望已久的敌国舰队终于出现了！

他急令转舵南下，同时将发现俄舰队的消息上报给第三舰队司令官片冈七郎中将。

一小时后，正在韩国镇海湾加德水道上停泊的联合舰队旗舰“三笠丸”，收到了片冈司令官的报告。

此时，第三舰队的“和泉丸”也在相距四五海里处悄然跟上了俄国舰队。借得突起的海雾的掩护，该舰一路追踪，并具体报告了敌方的舰艇数量——

战列舰8艘、巡洋舰9艘、海防舰3艘、工作舰若干。

东乡平八郎一跃而起，立即向大本营报告：

已接到发现敌舰队的警报，联合舰队将立即出而击灭之。本日天气晴朗，风大浪高。

大敌当前，字字千钧，可是这封电报上却出现了多余的话。但看似多余，实则内涵无限——原来，电报稿是早年的文学青年秋山真之参谋所拟，东乡司令长官居然同意了！日本人以卖弄风骚的方式表示出誓夺胜利的信心！

6时30分，东乡平八郎亲率第一舰队在前，上村彦之丞中将率第二舰队在后，联合舰队诸战舰浩浩荡荡开赴对马海峡。

日本史料称，当天，有40多艘战舰参加了对“露国”远征舰队的决战。

对于日本联合舰队最后一战的舰艇数目，苏联史学家并不认可。他们认为，日本当天有140艘舰船和1.8万名官兵参加了对马海战，而俄远征舰队只有38艘舰船与1.4万名官兵参战。只凭双方战舰与兵力的对比，俄国就必败无疑。

联合舰队U型大回头

虽是晴好天气，但海上风浪颇大。经过五六个小时的艰难航行，联合舰队第一、第二舰队于当天中午赶到对马海峡附近海域，布好阵势，只等敌舰队来临。

下午1时35分，对马海峡西南方的海平线上，如期出现了一片淡淡的黑烟！

东乡立于“三笠丸”前甲板最上方的舰桥上，手举望远镜，面色紧张地凝视着。他的身边，伫立着舰队参谋长加藤友三郎和参谋秋山真之等人。

对面的8艘战列舰分列左右两翼，其他各舰跟随其后，连绵数海里，在向北偏东方向行驶。

在被沙袋包围着的指挥台上，东乡右手举着望远镜，左手拄着指挥刀，下令舰长伊地知彦次郎大佐：“升旗！”

此伊地知舰长，也是萨摩藩人，与原第三军参谋长伊地知幸介同姓并同籍，但笔者没查到二人是否兄弟。

于是，“三笠丸”主桅升起了黑青色相间的Z字旗。

此为下午1时55分。

Z字旗本是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海军统帅霍雷肖·纳尔逊在特加法尔加海战中升起的一面旗帜，此役确立了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Z字旗也从此成了象征着好运和必胜的特殊旗语。纳尔逊正是东乡早年在英国留学崇拜的大英雄，所以，他也效仿纳尔逊，下令升起了这面旗。

按事先约定，他是用这个旗语昭告日本官兵：“皇国废兴在此一战，各员一层奋励努力！”

据日本海军史料载，当时，“全舰队将士睹此信号，无不感激思奋”。

下午2时2分，东乡率联合舰队向南偏西方向与敌舰队反向行之。

“三笠丸”炮术长安保清种少佐根据部下长谷川清少尉从测距仪上得出的数字，不断报出与敌舰队之间的距离。

两支舰队的距离越来越近！

然而，当安保报出“距离，8500米”时，东乡司令长官却依旧没有丝毫反应！

安保亲自到测距仪看了一眼，实在忍不住了，便颇为失礼地对着加藤参谋长大声吼道：“已经8000米了！”

几乎在同时，东乡平八郎高举起右手，向左方划了一个半圆！

加藤参谋长追问了东乡一句什么。东乡点了点头。

加藤不再犹豫，大声喊道：“舰长！取——舵一杯！”

在下一层的伊地知舰长大惊失色！

因为他知道，“取舵”即日本古代水军所称的左舵，“一杯”即满舵。“取舵一杯”，即左满舵！

两军针锋相对时，本舰突然改变方向，向左大转弯，把宽大的舰身留给了敌人，何其危险！他忙追问一句：“取舵一杯？”

东乡司令缄默不语。

加藤参谋长大声重复了一遍命令：“取舵一杯！”

“三笠丸”遂猛烈左转，在海上进行了145度的大转弯。

跟在后面的“敷岛丸”“富士丸”“朝日丸”“春日丸”和“日进丸”，以及通报舰“龙田丸”等第一战队各舰，随后跟着急遽左转。

此即对马海战中著名的日本舰队U型大回头。

东乡此举，是要采用T字横头战术，对俄舰队实施更有力的打击。

T字横头战术，亦称“敌前回头”，据说，是颇为敢想的秋山真之参谋提议的作战方案。

但临战转弯，却实在是大大的险着！试想，两军对垒，旗鼓相当，互攻在即，一方突然改变方向，以15节的速度在原地做大转弯，而转身的过程中正好授人以出拳之机！

东乡真敢赌！

俄舰队没抓住机会

对俄远征舰队司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中将来说，5月25日这一天，本该是欢庆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是沙皇加冕的日子。为此，他下令各舰为官兵们提供丰盛的午餐。

然而，今天又注定是无比恐怖的一天，因为穿过对马海峡时，恐将遭到日本人的拦击。恶战在即，本舰队无论是官兵士气，还是炮手素质，都令他担忧！

不久前，也就是5月23日那一天，第二舰队司令弗尔克萨姆少将，终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离世。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为其举行了隆重的海葬仪式。哀乐奏过之后，他和官兵们的心情更加晦暗。人们只能乞求上帝保佑，让这支疲惫不堪的远洋舰队平安渡过危机四伏的对马海峡。

冒险穿越对马海峡的决定，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无奈选择。因各舰队都士气低落，且伤病满舱，甚至有水兵开始自残！他本人也几近崩溃。思量再三，他决意铤而走险，抄最近的路——直穿对马海峡！

他也在赌——日本人不会相信他敢直穿对马海峡，他们理应在列岛以东海面或俄日共有的拉彼鲁兹海峡（日本人称宗谷海峡）布防。

所以，进入中国东海以后，他即下令遣散了提供给养的运输船队，让各战舰装满燃煤，向目的地作最后的冲刺。之后，整个舰队只剩下一个浮动基地，即运输舰“堪察加号”。

然而，也正因舰队各舰都储足了煤炭，每一艘战舰又都成了一座座潜在的火药桶，而日本人使用的，恰恰是号称“连钢铁都能燃烧”的下濑火药！所以，霉运当头的俄国舰队，无论怎么筹划，最终都难逃覆灭的下场。

清晨6时30分，临近对马海峡南端时，“纳西莫夫号”巡洋舰首先发现了附近跟踪着的一艘敌舰，即“和泉丸”，之后，各舰也都明显侦听到了敌舰之间频繁的无线电信号。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知战机已迫，遂下令第一、第二舰队增加速力，出左翼之前方，进入预定的战斗阵形。

正午，俄舰队驶进对马海峡。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下令变航线为北纬23度东，因为他判断敌舰队将在海峡的西北方出现。然而，只有第一舰队的4艘战列舰完成了转向，第二舰队却依然落在后面。

就在整个舰队队形尚未调整完毕之际，视线里出现了日本舰队的影子！

他心神不宁地站在前甲板的指挥塔上，下令各舰成纵队进入战斗状态。

就在对方进入射程之内的时候，大大出乎他意料的是，对方竟然突然转向，把明显的舰身展现出来，成了自己舰队的靶子！

“阿芙乐尔号”的舰长十分形象地说了一句：“命运对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将军微笑了一下！”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理所当然地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当即下令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率先向8000米之外的敌旗舰“三笠丸”开炮！

俄舰队各战舰马上跟随向日本舰队发起猛烈轰击。

然而，海上风大浪高，战舰上下起伏，海浪直扑人脸，令技术本来就不精的俄军炮兵很难瞄中目标。所以，尽管有炮弹击中了日本两个战队的旗舰“三笠丸”和“出云丸”，甚至还把敌方的一艘近万吨的一等巡洋舰“浅间丸”打得不得不退出战斗序列，但俄舰队的火炮并未击毁敌主力战舰，更没能在第一时间一举打垮日本舰队。

上帝只给了他们这一次机会，他们没有抓住。

日俄战争后，东乡平八郎谈过为什么敢于实施“敌前回头”的冒险方案，即他已经充分估计到了恶劣的海况会给敌方造成的后果，所以，他大胆赌了一把。

真应了当初推荐他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老乡兼老弟山本权兵卫海相对天皇说的那句话：“是东乡的运气好。”

饱受猛烈打击时，站在“三笠丸”甲板上的东乡司令长官真是沉得住气！当场有11个官兵死伤在他身旁，他这个统帅却毫发未损！直到“三笠丸”完成了转身，占据了T字横头位置之后，他在距敌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只有6400米时，才下令还击。

时为下午2时11分，两个战队的15艘主力战舰也都完成了大转弯。

“三笠丸”主炮冒出白烟并发出巨响之后，日本各主力战舰立刻向各自的目标敌舰发起了猛烈还击。

诚所谓“胜王败寇”！如果俄舰队能利用日舰队突然大转弯的极宝贵的几分钟之内，一举歼灭“三笠丸”等敌方主力战舰，则不仅对马海战的结果要改写，就连整个日俄战争的结局也要重新记载了！如是，则东乡平八郎不仅不会成为日本国民崇拜的“军神”，反倒成了正处于狂躁期的和族民众人人喊杀的国贼！

对马海战，东乡在拼死一赌；其实，整个日俄战争，都是日本君臣在拼死一赌。侥幸的是，日本人赌赢了。

第一天俄主力战舰折戟沉沙

联合舰队第一、第二舰队与俄舰队交火之后，第三舰队所属的各战队也纷纷赶到，立即向俄舰队发起了全面围攻。

对轰中，日本舰队利用其更高的航速和射速、下濑火药弹易燃的威力，和各舰炮手们更为精准的射击，渐渐夺取了战场的主动权。

日本两艘排水量最大的战舰，15140吨的“三笠丸”和15200吨的“朝日丸”，集中攻击13516吨的“苏沃洛夫公爵号”。双方最近时，只相差4600米，真是杀得天昏地暗！

另两艘万吨以上的日舰“敷岛丸”（14850吨）和“富士丸”（12533吨），则集中轰击俄第二舰队旗舰“奥斯利亚比亚”（12674吨）。当时，西南风大作，怒涛澎湃，舰体大起大落，瞄准极其困难。但日军炮手凭借3个多月的实弹苦练，硬是准确地击中了俄舰！

半小时后，优劣即见。“奥斯利亚比亚号”腾起大火，瞬间甲板上浓烟滚滚。两艘崭新的“博罗季诺级”主力战舰“苏沃洛夫公爵号”和“亚历山大三世号”也已严重受损，大火腾起，尤其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其要害部位遭重创，舵机被打坏，军舰已经无法控制，甲板上下，到处成了火场，甚至连炮筒里也喷出了烈焰！

更为严重的是，立于该舰指挥塔上的舰队司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被炸伤了头部和足部，已经失去了知觉！

俄国舰队陷入没有指挥的混乱局面。巡洋舰队司令恩克维斯特少将眼见舰队旗舰受损严重，急率其旗舰、重型巡洋舰“奥利格号”等前往救援，却也陷入了日舰的围攻之中。该舰连中十余发炮弹，顿时也烈焰熊熊，烟雾弥天。

另两艘巨型战列舰“博罗季诺号”和“鹰号”，因群龙无首，也乱了队形，分别遭受重创。

其他几艘旧式战列舰虽在勉力还击，却饱受着日本舰炮较为精准的打击。

下午3时7分，“奥斯利亚比亚号”开始沉沦，至3时30分左右，完全沉没，全舰900多名官兵，只幸存了380余人，被敌驱逐舰营救。该战列舰成为对马海战中第一艘沉没的俄舰。

战列舰的对决开始后不久，双方的巡洋舰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航速更快的两国巡洋舰，近距离捉对厮杀，一时难分胜负。日本的多艘巡洋舰被严重击伤，而更多的俄国巡洋舰则燃起了熊熊大火。弥漫的烟雾中，两军经常失去接触，驶乱航线，此后的战斗更成了一场不分目标的混战。混战中，俄轻型巡洋舰“斯纳特拉娜号”被击沉，另一艘旧式巡洋舰“德米特里·斯顿克伊号”在击伤了日舰“浪速丸”和“音羽丸”后也饱受打击，但却成功逃脱。

因见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航道已被封锁，所以，俄巡洋舰队司令恩格维斯特率其旗舰的“奥列格号”（6650吨）和的“阿芙乐尔号”（6630吨）、“珍珠号”（3160吨），及几艘驱逐舰、辅助船，开足马力，向南逃逸。后来得知，这几艘俄舰，有的逃到了上海，有的竟一气逃到了美国人占据的菲律宾马尼拉，均在当地被解除了武装。

至下午4时左右，混战基本结束，俄残余的各舰逃离了战场。

然而，日本人不依不饶，靠更快的航速，在下午4时45分和5时30分两度追上俄国舰队。尽管俄国人也把无数的炮弹和无尽的怨气倾泻到了日本各主力战舰上，但终不敌日舰的准确打击和下濑火药的肆意燃烧。

晚7时，弹洞遍身的“亚历山大三世号”沉没，舰上官兵全部殉难。

10分钟后，“博罗季诺号”在与对手“富士丸”的对轰中，弹药库被击中，引发锅炉大爆炸，当即下沉，全舰官兵仅1人获救。

载着昏迷的舰队司令官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苏沃洛夫公爵号”，已经倾斜10度地远远漂浮于海上，只有舰尾的一门75毫米的小口径火炮在有气无力地回击着日舰的围攻。

俄驱逐舰“旺盛号”冒险靠上该旗舰，接走了舰队司令和所有的伤员。另有两艘俄驱逐舰收容了旗舰上的370余人。晚7时20分，日本多艘驱逐舰和鱼雷艇一起发射鱼雷，将“苏沃洛夫公爵号”击沉，全舰仅幸存20人被日本人救起。

被营救到驱逐舰上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曾短暂醒来。舰队参谋长克劳恩急问其善后事宜。这位不幸的舰队总司令只断断续续说：“涅博加托夫……符拉迪沃斯托克……东北23度……”之后，又陷入昏迷之中。

参谋长明白了总司令的意图，便命附近的一艘驱逐舰追上太平洋第三舰队的旗舰“尼古拉一世号”，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嘱托转告给了该舰队司令涅博加托夫少将。

稍后，涅博加托夫的旗舰“尼古拉一世号”上升起了“东北23度，全舰队跟我来”的信号旗。

然而，因天色已晚，只有少数舰艇看到了代理司令发出的命令并全速跟随北进，更多的俄战舰则依然滞留战场，与日舰在黑暗中厮杀。

眼见夜幕四合，俄舰队旗舰已沉没，东乡下令各重型战舰退出战场，至对马海峡北部的郁陵岛海域修整，各战队的驱逐舰与鱼雷艇继续夜间攻击。

凯旋途中，东乡向大本营发出报捷的电报：

联合舰队本日在冲之岛附近邀击敌舰队，大破之。至少击沉敌舰4艘，其他俄舰多受损害。我舰队损害极少。驱逐舰、鱼雷艇则将在夜间继续袭击。

其实，在第一天的海战中，日本的人员伤亡也很惨重。仅东乡平八郎所在的一号舰“三笠丸”，就中弹32处，8人阵亡，100多人负伤；二号舰“敷岛丸”中弹10多处，13人战死，24人负伤；三号舰“富士丸”中弹11处，战死8人，负伤22人；四号舰“朝日丸”、五号舰“春日丸”、六号舰“日进丸”均有人数相近的伤亡。

据统计，当日，日军伤亡了近700名官兵。

然而，俄国人损失才叫惨重！他们第一舰队新下水的秘密武器——4艘“博罗季诺级”战列舰，只一个下午，就沉没了3艘。而且，俄军伤亡人数大大地高于日军，当天的海战，多达4000多名俄军官兵阵亡！

按东乡的命令，5月27日夜晚和28日凌晨，联合舰队的21艘驱逐舰和37艘鱼雷艇，分别寻找俄舰，发起了密集的鱼雷攻击。有个大胆的日本鱼雷舰长，竟指挥本舰开到了距俄舰只有300多米的地方才开始攻击！所以，对马海峡，隆隆炮声，整夜未停。

在日本群狼一样的中小型战舰的持续攻击下，俄第二舰队那几艘舰体庞然的旧式战列舰“西索伊—维利基号”（10400吨）、“纳瓦林号”（10206吨）和重型巡洋舰“纳西莫夫号”（8542吨），先后被近距离击沉。旧式巡洋舰“莫诺马赫号”（5593吨）在被鱼雷击中后，仍奋勇击沉了向其发射鱼雷的日舰后，才自行凿沉。

彻夜的激战，日本人只损失了3艘鱼雷舰。

“尼古拉一世”舰上升起一面日本国旗

5月28日清晨5时过后，俄国舰队剩下的新老战列舰和若干驱逐舰、辅助舰，在“尼古拉一世号”的带领下，加速向北逃窜。

9时许，俄舰队再次被航速更快的日本舰队追上，多达28艘日本大小战舰分割包围了俄国舰队。10时30分，东乡所在的“三笠丸”首先开炮，日本联合舰队对逃窜中的俄国舰队开始了新一轮的绞杀。

没过多久，俄旗舰“尼古拉一世号”突然自行停止了发炮，继而降下了旗舰的信号旗，升上了宣告投降的万国旗！同时，该舰还向本舰队各舰发出了“因已被优势的敌军舰队包围，本舰队现在投降”的信号。

原来，眼见突围无望，为了避免2400多名官兵的牺牲，俄太平洋第二舰队代理司令涅博加托夫少将决定投降。

附近各俄国战舰，相继停止了炮击。只有3106吨的轻型巡洋舰“绿宝石号”，倚恃其24节的高航速，突然加速向北方逃去。日俄战争时期，24节航速是最高的航速，通常战列舰的航速为18至20节。

正在“三笠丸”舰桥上的秋山真之，发现了敌舰信号旗的变化。他当即提醒东乡司令：“长官，敌人已经宣告投降，我方的炮击是否应该停止？”

东乡却默然不答，任各舰继续向俄舰队轰击。

执拗的秋山再度提醒：“长官，以武士的精神，应该停止发炮了！”

东乡仍缄默不语，继续容许各舰向俄舰进行不人道的攻击。

10时53分，万般无奈的俄旗舰“尼古拉一世号”上，又单独升起了一面日本国旗。

这一来，日本各舰长都发现了这面正式昭告投降的旗帜，纷纷停止炮击。

直到此时，东乡才下令停止攻击。

当下，东乡平八郎派秋山真之带着会讲俄语的山本信太郎大佐乘鱼雷艇“雉丸”前往“尼古拉一世号”接洽。

东乡在“三笠丸”上受降

在“尼古拉一世号”战列舰上，忐忑不安的涅博加托夫少将接待了两位日本军使。

秋山通过山本翻译说：“本人代表东乡平八郎大将对阁下表示祝贺——这一场惨烈的海战终于结束了！我军接受阁下的光荣选择，容许阁下携带佩剑体面地返回祖国。现本人来到贵旗舰，特告知阁下，请维持军舰及武器现状，并随本人到我方旗舰上签订投降条约。”

涅博加托夫如释重负，满口答应下来。

为了体现对战胜者的尊重，这位俄远征舰队的代司令特意换上了整洁的军礼服。随后，在几位幕僚的陪同下，他跟着两位日本军使，乘日舰“雉丸”登上了“三笠丸”。

下午1时37分，在“三笠丸”将官室，东乡平八郎会见了涅博加托夫。

东乡向俄方提出了投降条件：5艘现场的军舰为日军所俘，全体士兵被捕，官佐可携佩剑返回贵国。

涅博加托夫顺从地在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回到已经被日军控制的“尼古拉一世号”上以后，这位降将还非常抱歉地请舰上的军官们共同举杯，喝了一杯苦酒。

然而，让这位俄舰队代司令恼怒的是，本舰队4648吨的“海军上将乌沙科夫号”并没按他的意愿投降，而是选择了维护该舰名誉的做法——继续用炮声回答了日本人。乌沙科夫是上一代俄帝国的海军统帅，被视作俄国海军的保护神。只不过，因战伤累累，该舰实在难抵两艘日舰的轰击，故加速逃离战场。不幸的是，跑到对马岛附近时，该舰已经将沉未沉。为了不让该舰落入敌手，舰长下令将舰凿沉并率众官兵各自逃生。

因“海军上将乌沙科夫号”的“叛逃”，涅博加托夫答应一起投降的5艘俄舰，变成了4艘。

东乡平八郎很快就将俄舰队投降的消息电报了大本营。

举世瞩目的日俄海战，结束了。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昏迷中被俘

俄舰队投降以后，俄驱逐舰“大胆号”正在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方向疾驶。该舰上有一位重量级的伤员，即俄帝国侍从将军、海军中将、太平洋第二舰队总司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本来，这位身负重伤的舰队司令是被“旺盛号”驱逐舰收容的，但该舰煤炭不足，中途又出了机械故障，肯定无法抵达目的地了。随行的舰队参谋长克劳恩上校即与舰长巴拉诺夫中校议决：为挽救司令的性命，将本舰径直驶往日本沿岸，登陆后将舰自沉，人员求生；如航行中遭遇日军舰追击，则悬挂白旗和红十字旗投降。

然而，5月28日天明以后，该舰勉强航行过程中，遇上了本舰队的巡洋舰“德米特里·顿斯克伊号”和两艘驱逐舰“大胆号”“响亮号”。于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又被部下用救生艇接到煤炭充足的“大胆号”上，在“响亮号”的掩护下，这两艘只有排水量只有305吨的驱逐舰继续高速北上。

巡洋舰“德米特里·顿斯克伊号”则在后头掩护受损的“旺盛号”缓慢北上。未几，“旺盛号”即不能前行。“德米特里·顿斯克伊号”遂将该舰人员收容上舰，并将“旺盛号”炸沉于郁陵岛东南约70海里的海面。之后，该巡洋舰也再度被日本第四战队的多艘驱逐舰追上，在饱受舰炮和鱼雷打击之后，不得不冲上郁陵岛东南岸搁浅，全体幸存者弃舰而逃。

“德米特里·顿斯克伊号”被弃的时候，正是“大胆号”和“响亮号”遭遇了两艘日本驱逐舰的追击的时刻，而赶来追杀的两艘日舰，竟是意外路遇的“涟丸”与“阳炎丸”！

原来，隶属第三驱逐队的“涟丸”在头晚的夜战中受损，连夜返回韩国的蔚山修理。该舰今晨修好出港时，刚好和第五驱逐队的“阳炎丸”相遇，两舰遂相约赶赴联合舰队的集结地——韩国的郁陵岛海域。谁知行驶到下午2时15分时，前方突然出现两条煤烟，仔细观察，是自东南向西北行驶的两艘不同国籍的船影！两艘日舰遂加速追赶过去查看。至下午4时，追到相距仅400米时，日舰才确认对方为两艘敌国的驱逐舰。日舰立即升起战斗旗，欲行攻击。

见日舰高速追上，“大胆号”舰上的俄舰队参谋长克劳恩上校与舰长巴拉诺夫中校紧急相商，是否炮击敌舰。刚好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此时醒来，听完汇报后，他有气无力地做出指示：“现在炮击已经没有意义……”

这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犯下的最后一个错误。因为他和本舰上的人谁都不知道，日本人的出现，并非锁定目标的追杀，而只是一次意外的遭遇，而且，来犯者只是两艘不大的驱逐舰。而载着他的“大胆”，既有充足的燃料，又有“响亮”的保护，只要按既定航程尽快脱离战场，即有望逃出苦海。但是，他和他的部下都已草木皆兵，完全丧失了正常的判断。

于是，冒着敌舰的轰击，巴拉诺夫舰长令信号兵在前桥升起一面白旗，并在后樯升起一面红十字旗。同时，信号兵向旁边的“响亮号”舰发出了信号。

不料，友舰拒绝投降，而是一边“响亮”地向日舰发炮还击，一边迅速撤离。日舰“阳炎丸”追击而去，“涟丸”独自留下收容投降的俄舰。

“涟丸”舰长相羽恒三少佐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竟捕到了一条大得超乎想象的“大鱼”。

相羽先是派中尉伊藤伊祐卫门率7名水兵登上俄舰。不料，伊藤居然派人送回了这样的信息：

该舰上有露舰队中将司令官及其幕僚多人，全舰乘员共94人。

“涟丸”上顿时一片欢嚷声！相羽一时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无意逮住了敌舰队司令！他赶忙又派了4名军官前往俄舰前往查证与处置，并让他们带上了一面日本军旗。

这一次，日本人确认：露国远征舰队司令确在被俘的舰上，且已身负重伤，正在舱内静卧。相羽下令将该司令官移至“涟丸”上看管，但俄军医以“伤重不宜移动”为由恳求维持现状。相羽得报，应允了。

伊藤等人在俄舰上升起了旭日旗，并卸去了各火炮和鱼雷的主要部件，还将全部炮弹滚入海中。除俄舰队司令长官及参谋长、参谋和舰长外，另有7名俄军水兵留在舰上操纵该舰，其余被俘官兵一律移至“涟丸”。

“涟丸”将俄舰拖回韩国的镇海湾时，偶遇出港的巡洋舰“明石丸”，相羽恒三这才有机会请“明石丸”舰长代向东乡司令长官报告生擒敌舰队司令的消息。此时，已是5月29日清晨6时许。

5月30日深夜，在日舰“明石丸”和“涟丸”的护送下，高悬着白旗和红十字旗的俄驱逐舰驶入佐世保港。昏昏沉沉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立即被送入佐世保海军医院抢救。

在此之前数小时，被俘获的、伤痕累累的“尼古拉一世号”，被日“敷岛丸”副舰长山田犹之助中佐指挥着，斜斜地驶入了佐世保港。

俄第一舰队的殿后之舰“鹰号”，因漏水甚剧，则由“春日丸”副舰长东乡平八郎的侄儿东乡吉太郎中佐指挥着勉强驶入了日本中部的舞鹤港。途中，包括该舰舰长在内的4名受重伤者的死亡，曾引起俄军官兵的骚动。天明时分，东乡吉太郎下令为该舰长举行了海葬仪式，并下半旗志哀，才平安地将该舰驶回目的地。

“阿普拉克辛号”“谢尼亚文号”等被俘的俄舰，也都于白天被日本官兵开进了佐世保港。

各舰上被俘的俄军官兵，已经被转移到日本各舰上，后来被分送到了日本各地的10所战俘营，得到了不错的待遇——成为战俘的近6000人，成了日本人挽回国际声誉和讨要战争赔偿的筹码。

为时仅两天的对马海战，俄太平洋第二舰队几乎全军覆灭——参战的俄军舰共有38艘，计有19艘被击沉，其中战列舰6艘、巡洋舰4艘、海防舰1艘、驱逐舰4艘，其他舰4艘；7艘被俘获，其中战列舰2艘、海防舰2艘、驱逐舰1艘、医务舰2艘。

最终奇迹般逃回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只有3000多吨的轻型巡洋舰“金刚石号”和另2艘驱逐舰。俄史料称，另有6艘逃到了中立港。逃生者共3000余人。

另一艘轻型巡洋舰就没那么幸运了——“绿宝石号”逃离战场后，于第二天（29日）夜间在俄领海亚布利亚湾触礁。舰长无奈，下令凿沉了该舰。

至于对马海战的俄军伤亡情况，更是惨不忍睹！共有4830人阵亡。日方称，有5971人被俘，俄方则称，成为战俘的是6142人。

反观日本人，一场海上决战，竟然只损失了3艘鱼雷舰，阵亡了117人，负伤者587人。

日俄对马海战，创下了世界海战史上战舰损失最为悬殊的纪录。

俄远征舰队的惨败，让沙皇俄国声誉扫地。

战后，人们有机会读到了这样一封西方政要写的信，此信或可代表许多人的感受：

当我们认为形势有利于东乡时，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当然也包括我在内，都还认为两国舰队交战时双方获胜的希望几乎是相等的，俄国人获胜的希望甚至还要大些，至少是日本人的战舰将遭到巨大损失。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与其说是一场交战，不如说是一方全军覆没。谁也没有料到，日本舰队实际上还未受到丝毫损伤，俄国舰队就被彻底消灭了。

写信者，叫西奥多·罗斯福，当年的美国总统。收信人是他的好友、参议员洛奇。

败将的电奏与沙皇的复电

就在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及俄战舰被押送到佐世保的5月30日这一天，伊东祐亨海军军令部长向东乡平八郎司令长官传达了天皇的谕旨：

天皇命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对于率舰队投降之敌将涅博加托夫司令官，要履行以下职责：

允许涅博加托夫少将将战况及死伤者并捕虏之名单送呈露国皇帝；

投降四舰所收容之捕虏，凡军官者，于宣誓后，允许其归还本国。

东乡迅速执行了天皇的圣意，并到佐世保海军医院看望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当天，东乡让被引渡到“敷岛丸”战列舰上的涅博加托夫给沙皇拟发了电报。

涅博加托夫在电文中奏称：

圣彼得堡

沙皇陛下：

谨奏5月14日（27日）昼夜激战后，微臣于5月15日（28日）率“尼古拉一世”等5舰奔赴符拉迪沃斯托克，途中被日本舰队27艘战舰包围。因炮弹缺乏，大炮破损，战斗力丧失，抵御敌舰队已绝无可能。为保全2400人的性命，本人万不得已选择投降。日本皇帝表示出了宽大圣意，允许我军官于宣誓后归国。兹大略情形，电呈圣鉴。

稍后几天，在佐世保海军医院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也得到了向沙皇致电的许可。

这位病榻上的侍从将军，当时还不知道本人统辖的舰队已经向日本投降。他还在斟字酌句地禀报自己所经历和知道的结局：

圣彼得堡

沙皇陛下：

5月14日（27日）下午1时30分，在对马海峡南端，本舰队与12艘日本主力战舰和12艘以上的巡洋舰开始战斗。2时30分，“苏沃洛夫公爵号”不得已撤离中央位置。3时03分，部分幕僚及微臣即失去知觉，被移于他舰，舰队指挥权交给了涅博加托夫。15日（28日）黄昏，微臣乘坐的驱逐舰被2艘日驱逐舰俘获，17日（30日）微臣被送抵佐世保。18日（31日）微臣才听说涅博加托夫也已在佐世保。

尼古拉二世确实是一位有教养而且知道忏悔的君主。如同4个多月前对待旅顺口的斯特塞尔的电奏一样，他也宽宏大量地向自己的部将表示了感谢与慰问。似乎为不了不让日本获悉复电的内容，俄国人将此电报发到了法国驻东京公使那儿，由法国人专程带给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以，这一次，日本人不知道俄国皇帝给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赐示是什么内容。

尼古拉二世说的是如下内容：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司令：

本君主对于卿及舰队全体将士，为俄国及本人而身陷战场，抛弃生命，恪守职责，深表嘉赏！上帝虽未让卿获得战胜之荣誉，但卿的英勇，实已在祖国永垂不朽！本君主盼望卿从速痊愈，而神明也会给卿以慰藉。

耐人寻味的是，沙皇并没有给涅博加托夫回电。

6月25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再度给沙皇致电，专就舰队投降一事作出奏报：

拜受陛下敕电数小时前，微臣才接到战舰“鹰”“尼古拉一世”“谢尼亚文”“阿普拉克辛”投降的报告。微臣闻此，茫然不知所为。不过责任当由微臣一人承担。此情甚悲，尚望陛下圣鉴！

对于这场战争的最后一批俄军战俘，日本人没给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和涅博加托夫等将校宣誓退出战争的机会。

2015年4月17日，我在日本横须贺市的“三笠丸纪念舰”上，看到过一帧挂在墙上的旧画。画面上，东乡平八郎在秋山参谋、山本大尉和海军医院户冢院长的陪同下，探视了躺在病床上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后者在努力起身致谢，东乡等则手持军帽立在病床前——他们在向败将脱帽致敬啊！

对了，那一天，在“三笠丸”附近的码头上，泊着一艘看似普通的拖轮。我无意打量了一眼，竟被黑色船首处的白色船名“电”了一下——“信浓丸”！没错！就是110年前第一个发现俄国远征舰队的那艘轻型巡洋舰的旧名！我知道日本人一向愿意保留舰名，但却不知道他们会把日俄战争的功勋战舰“信浓丸”的名字保留在一艘拖轮上，而这拖轮就驻泊于“三笠丸纪念舰”的一旁！

不能不说的是，横须贺也是日本海上自卫队与美军太平洋舰队共同使用的军事基地。网上说，美国的航空母舰一直停泊于美军港区，但我从“三笠丸”上看不见。

“三笠丸纪念舰”所在的码头上，矗立着青铜的东乡平八郎。这位矮小的帝国海军统帅，手持他最喜爱的德式望远镜，在眺望远方。顺着他的视线，我能看到什么呢？街市上，不时有三三两两的美军海军官兵走过。没人在意他们。再是，一座大楼的顶上，居然立着一座像美国式的自由女神塑像！这当然是水货的自由女神了，但泊来的火炬也能照亮人心。与直插蓝天的“高大上”的自由女神相比，昔日的日本英雄显得既黯然又矮小。

横须贺海滨的“三笠丸纪念舰”前，有一尊东乡平八郎铜像。

“三笠丸纪念舰”的Z字旗，旗语表示“皇国废兴在此一战，各员一层奋励努力”。

“三笠丸纪念舰”的战舰大和型主炮炮弹。（2015年4月摄）

“三笠丸纪念舰”前甲板上，置放一张东乡平八郎率幕僚指挥对马海战的大幅油画，供游客合影。

“三笠丸纪念舰”参谋长舱室。

“三笠丸纪念舰”后甲板，有专门为游客服务的历史讲解。（2015年4月摄）

“三笠丸纪念舰”展出的东乡平八郎军装等物件，还有一幅是他探视卧床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图。（2015年4月摄）

日俄双方于1905年8月9日在朴茨茅斯美国海军基地开始停战谈判，经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调停，历经波折，终于在谈判破裂的前一刻，于9月5日达成和平协议，是谓《朴茨茅斯和约》。图为谈判桌上的两国代表，左中者是俄国全权代表维特，右中者是日本全权代表小村寿太郎。

第五章 媾和与分割

第一季

伊藤博文早有预案

对马海战，实际上已经宣告了日俄远东争霸战的结束。

战争至此，媾和的机缘已经到来。

但有谁知道，全世界最早为媾和作出布置的人，既不是屡战屡败的俄国人，也不是被迫提供战场的大清国人，更不是远在大洋彼岸观火的美国人，而是一个日本人。

这个人，就是排在首位的日本元老、侯爵伊藤博文。

谁能想到，早在天皇睦仁最终决定向“露国”开战之时，即1904年2月4日御前会议的当晚，内心极不赞成战争的伊藤博文就预为布置了！

伊藤所期待的调停人为山姆大叔——主张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的美国人反对俄国的远东政策，虽未像英国一样与日本结为同盟国，但其表面中立而内心同情日本的态度是世人皆知的。日美沟通，有一张金牌，即金子坚太郎。

是金子，总会发光，但要看被命运放在什么地方。

日俄战争时的金子，因媾和而金光闪烁。把他摆到聚光灯下的，是伊藤博文，但揿亮他头顶上的明灯的，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美国历史上，有两位罗斯福总统，一位是第二十六届并连任两届的西奥多·罗斯福，一位是第三十二届并连任四届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两人均毕业于哈佛大学，但年龄相差24岁，是叔侄关系。美国人称前者为老罗斯福，称后者为小罗斯福。日俄战争时期的当政者，是老罗斯福。但说是老，其实并不老，罗斯福当年只有47岁，4年前由副总统接任总统时才43岁，他的前任威廉·麦金利总统死于一场意外的暗杀。

西奥多·罗斯福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律系，毕业后结识了著名的“海权论”的发明人马汉，迷上了海军与海战史，曾把研究心得写过一本《1812年战争中的海战》专著，此书后成为美国海军学院的教材之一，这或许与两度出任该院院长的马汉不无关系。

还记得马汉其人吧？日本人称“天才参谋”的秋山真之留美时的导师，美西战争的海军统帅。

23岁时，罗斯福即开始了公务生涯，当过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后进入海军部，担任海军部长助理，其职权相当于副部长。在西班牙击沉在哈瓦那的一辆战舰后，他越权下令美海军舰队进入战备状态。美西战争爆发后，美国海军一举将西班牙远洋舰队击溃，西班牙从此被逐出加勒比海。但此时罗斯福已不满足于待在后方每天看各种报表，他辞职去了前线，与一帮哥们儿组成美国第一志愿骑兵团参加了战争。战后他回归政界，由参议员而纽约州长，后当选副总统并最终接任总统。

金子坚太郎是福冈藩出身，初名金子德太郎。他自8岁开始拜师求学，后入本藩学校“修猷馆”，明治维新开始后，以优异的成绩被本藩派到东京游学，并在东京始修汉学。不过，汉语并未改变他的生命轨迹。翌年，18岁的他被文部省选为43名日本留“米”学生之一，被派往美国留学，同行者还有一位年仅16岁的学弟小村寿太郎。送他们抵达大洋彼岸的政府代表团，即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岩仓使节团，其正使（即团长）为日本政界大佬、外务卿岩仓具视，而伊藤博文为两位副使（副团长）之一。也就是说，从那时起，金子就与比正好他大一旬的伊藤先生相识，伊藤时年30岁，任政府工部大辅（副部长）。金子在美留学7年，先后毕业于语言学校与哈佛大学法律系。在哈佛，他与比他小5岁的学弟西奥多·罗斯福相识并成为同窗4年的好友。回国后，金子先在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墪当夜间法律科讲师，后到东京大学预科讲授英文。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入元老院当了一名书记官。32岁那年，他被日本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聘为秘书官，从此进入政府。在伊藤的领导下，金子参与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制订，因立宪之功，被授予男爵。其后，在第二、第三、第四届伊藤内阁中，他先后出任农商务省次官（副部长）、农商务大臣和司法大臣，并被美国母校哈佛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伊藤转任枢密院议长后，他亦步亦趋，从内阁辞职，转入枢密院，任枢密院顾问官兼议长秘书官，继续甘为伊藤当大秘。“日米友好协会”成立时，他被选为会长。毋庸讳言，他的当选，无疑与他早年留学美国的经历有关，更与他与西奥多·罗斯福的私交有关。

1904年2月4日当晚，从皇宫回到东京灵南坂枢密院议长官邸之后，伊藤立即打电话邀金子到家中密谈。据日本史料披露，起初，金子谢绝了恩师的请求，因为他既发怵罗斯福的拒绝，更畏惧国内右翼的秋后算账。伊藤诚恳地以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义打动了金子，使原本固辞不就的金子决定临危受命。

经内阁和天皇的批准，2月24日，即伊藤托付于他的第二十天，也是日俄开战后的第十六天，身负重托的他便悄然出现在横滨港，登上了一艘美国邮轮，踏上了漫长的游说“米国”的旅途。

稍后，伊藤又派其长女婿、名记者和翻译家出身的内务大臣末松谦澄前往美国。末松乃日本文学经典《源氏物语》的第一个英文翻译者，在西方上流社会拥有知名度。而且，开战之前，他曾周游过欧美。所以，他成了美国人所熟悉的另一个日本特使。

日本特使首开“金口”

1904年秋，就在日军在满洲大地上与俄军苦斗的时候，也就在貌似强大的俄远征舰队起航以后，一直待在美国的日本特使金子坚太郎回到母校哈佛大学，公开发表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公开演说。

这位在哈佛大学获得法学士学位和西方法制理念的黄种人，用流利的英语，坦诚甚至悲壮地向美国人发表了如下一番讲话：

日露开战，日本无论如何也没有取胜的希望，就是我们日本人也没有人认为这次战争会赢得胜利。不过，我国如果退让一步，俄国就会紧逼一步，他们是贪得无厌的。日本决心拿起武器，即使被灭亡也在所不惜。只要在世界史上写下这么一页我们就感到满足——“过去在亚洲。有个称为日本的国家，因为反抗残暴的露西亚的野蛮扩张，经过勇敢的战斗，灭亡了！”

金子特使的话，既吐露了日本政要决意发动这场战争的动机，更打消了美国人对“黄祸”的担心，从而一举改变了美国的舆论。

一位叫雅各布·希夫的德籍犹太人，是华尔街的大老板之一，他对迫害犹太人的沙俄政府极端仇视。听了金子的演说后，这位富翁竟然作出一个风险极高的投资项目——向日本贷款2亿美元，以帮助他们打败可恶的俄国人。

金子在美国一直与老同学罗斯福总统保持着私密的联系。作为独立于日本政府之外的特使，或曰作为伊藤博文的私人代表，他不断以鲜为人知的方式向美国政府表达着媾和的意向。

有意思的是，罗斯福对他与日本学长的私下接触也一直秘不示人。正因如此，他才有些失礼地拒绝了东京向他发出的请他出面媾和的邀请。当时，他说过，他希望选择“比较实际的方式”。他原本以为，两个交战国之间直接媾和是最节省成本的方式。

早在上一年的12月27日，罗斯福给一位英国好友写信时，就坦言俄日两国可能会按照伊藤博文的愿望自行达成协议。他写道：

俄日始终有可能达成协议，因为据我推测，伊藤侯爵实际上数年前就希望他们这样做。

不过，进入1905年以后，俄日两国继续交战，尽管俄国一再败北，但却毫无媾和的愿望。于是，日本特使金子坚太郎在美国的秘密使命也就便变得更为紧迫了。

山县有朋居然催促停战

战争打到1905年，主和的伊藤博文的愿望已经成了其他大佬的共识。所以，岁首，残酷的旅顺口攻坚战结束后，大本营立即令满洲军总司令部向俄军提出试探性的停战提议。只不过，那会儿，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俄军统帅库罗帕特金都在期待着下一场战争，所以，日本人的良好愿望竟被可恶的“露人”置若罔闻！

两个月后，奉天会战结束，以少胜多的日本续写着奇迹，看似强悍的俄军再度败北。

就在日本举国陶醉之际，一向被认为是强硬派领袖的元老与首席元帅山县有朋，却向其门生、总理大臣桂太郎提出如下建议：

露国如不是莫斯科、圣彼得堡被占领，是不会自动求和的。……我军无论是坐而取守势，还是进而取攻势，均前途渺茫，并无轻易恢复和平之希望。……第一，敌在其本国尚有强大的兵力，与此相反，我则已用尽一切兵力；第二，敌之军官现尚未匮乏，而我自开战以来，已损失大批军官，今后亦难以补充。

山县有朋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主要设计师与直接督导者，是明治时代军界的头号大佬，按西方对政治家的分类，此人与伊藤正分别代表着鹰派与鸽派。但鲜为中国人所知的是，此“鹰”亦有似“鸽”时，其身份转换的基点，即现实。也就是说，这是一位非常务实的政治家。否则，他就不会在日军节节胜利之际，反倒向政府提出如此“软弱”的建议。

有道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10年前山县氏直接指挥的甲午战争，日本以阵亡与永久残疾了17282人、战争费用超过2亿日元的代价，从大清攫取了台湾、澎湖列岛和3.9亿日元（约合2.3亿中国银两），大大地发了一把战争财。诚可谓代价不大，收益极大。而这一场对“露”作战，其阵亡、病殁与伤残官兵已多达38万人以上，战费比1903年最后一次预算的2.5亿超出了6倍，已经高达18.6亿日元，其中有8亿多是外债，如战争继续进行下去，战费的投入更不知伊于胡底！18亿多对日本帝国来说，是个什么概念呢？是6年财政预算的总和！而且，因战争而提高了物价，尤其是米价，又直接影响了国民的生活水平，社会底层的骚动之声已经隐隐在闻。

所以，尽管满举国上下都是声嘶力竭的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喧嚣声，但只有枢臣心里清楚：战争该结束了。

明治时代的日本军政精英，虽藩阀并峙，文武较劲，但在关键时刻，总能殊途同归，走到一起。这正是日本在明治时代得以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

美国总统终于出面

5月31日，对马海战的结果刚一公布，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立即致电驻美公使高平小五郎，命其“正式向美国总统表达日本政府的愿望”，并答应了罗斯福提出的出面斡旋的前提条件，即：不对大清满洲有领土要求。同时，小村也亮出了日本的谈判底牌，即：只限于桦太岛和赔偿问题。

桦太岛，即大清所称的库页岛，在俄国，称萨哈林岛。有关该岛的来历，容当后叙。

谁也没有料到，是战胜了的日本人，而不是战败了的俄国人，在恳求美国总统出面调停战争。

因为有了长期的心理准备，也因为日本政府爽快地接受了他所限定的前提条件，所以，这一次，美国总统答应了。

罗斯福毅然出面调停日俄战争，并非为了回应东方岛国的同学的友情，而是出自对于崛起后的日本国的警惕。

在日俄开战前，实用主义当家的美国人就很清楚俄国人的野心所在，把板子直接打在沙俄政府身上。

在给那位英国旧友的信中，罗斯福毫无隐讳地写道：

俄国的要求将是过分的，它实际上要兼并中国东北和朝鲜，而且要取得对北京的保护权，并逐步使整个中国受其支配。

得说说罗斯福的那位英国朋友了。此人叫赛西尔·斯普林·赖斯，是个地位不高的英国外交官——英国驻俄国公使馆一等秘书。但此一秘早年驻美国使馆时，却和同样喜欢网球的罗斯福成了哥们儿，他所在的三人网球组就是由罗斯福赞助的。他和罗斯福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随着罗斯福在美国的飞黄腾达，他也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正因有这层亲密关系，所以，罗斯福有些心里话不便对别人说的，对赖斯便毫无顾忌地倾诉出来。

战争开始之前，无论美国总统还是英国国王，都对沙俄的要求感到过分，所以，他们表面上宣布中立，感情上却支持日本人发动对俄战争。

苏联史学家即写道：当初，让尼古拉二世颇为生气的是，小小的日本岛国，本不敢对俄国发动战争，正是因为后面有英美两国撑腰，它才胆敢不顾后果地跳了出来。

然而，一年以后，当胜利的天平向日本人明显倾斜时，罗斯福转而开始警惕日本人在战后的野心。因为美国已从西班牙手中接过了在亚洲太平洋的殖民地菲律宾列岛，成了菲律宾的主人，日本若称霸东亚，势必会威胁到菲律宾的安全。

所以，罗斯福坦诚地对赖斯说：

我绝对没有料到日本会有目前这样的发展……他们的主要危险是会忘乎所以，采取骄傲自大和侵略的方针……这种方针一时间无疑会使全世界感到麻烦。

如果说，给英国的朋友写信尚不便径直提及菲律宾的话，那么，在给本国的老友、参议员洛奇的信中，他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对日本人的深刻认知和对美国在海外殖民地的担忧：

日本是可怕的新生力量，它贪婪、小气而又好战，一旦获得海上优势，如受到刺激，就会一举而占领我们的菲律宾和夏威夷。……日本的陆海军已确实表现为可怕的敌手，世界上不会有比他们更危险的敌手了。

所以，1905年开春，在其第二个任期开始后不久，罗斯福便频繁地与英、德、法三国斡旋。在获得这三个欧洲大国的认同后，他开始调停日俄战争。此时，他已经看清交战双方潜在的停战需求。

在法国大使的例行觐见中，他明确指出：

这次战争的结果将是俄日两败俱伤，而且依旧处于对抗的、不相上下的状态。……不管日本人怎么说，他们已经大伤元气，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3月中旬，奉天会战结束后，新任驻日公使格里斯科姆发回了日本人的请求，即日本陆军大臣和外务大臣的先后表态。

其实，收到日本人求和的信息以后，罗斯福并没当场拒绝，而是马上接见了俄驻美公使喀西尼，即大清朝廷所熟悉的李鸿章时代的那位驻华公使，他希望失利的俄国率先提出媾和的倡议。

喀西尼向圣彼得堡转达了美国总统的愿望。

不料，沙皇并没认输，正指望着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那支远征舰队一举翻盘呢！

数日后，喀西尼奉令向美国人回复了本国提出的媾和的前提条件：不割让任何一部分土地，不赔付战争费用，继续拥有在满洲的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铁路，继续保存太平洋舰队。

显然，俄国人的条件是日本人不能接受的。

5月末，对马海峡大决战的结果传遍世界。5月30日，罗斯福总统亲自向老同学金子坚太郎送上了祝贺。

第二天，日本驻美公使高平小五郎即收到了东京的电报，小村外相委派他立即向罗斯福总统表达日本政府的愿望：请“完全自主地邀请敌对双方会晤”。

罗斯福与高平进行了一次长谈。

史学家分析，在与金子、高平的分别会晤中，罗斯福可能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日本究竟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愿和对方打交道？

6月3日，高平将东京的答复以备忘录的形式呈递给了罗斯福。

日本政府表示：

由于这场战争实质上纯属自卫性质，所以即便取得了奉天和日本海决战的成果，日本也不会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日本的要求仅限于收复桦太岛和战争赔偿问题。

让罗斯福担忧的日本对满洲的占有和对朝鲜半岛的控制等更大的问题，都不存在了。所以，俄国史学家非常有想象力地称：对罗斯福来说，日本的这个备忘录，“不啻是一捧异香扑鼻的外交花束”！

6月9日，美国政府正式照会日俄两国政府：

美国政府建议，俄帝国与日本帝国，不仅为两国自身，而且为整个文明世界之利益，开始直接谈判。美国将提供一切可能给予的方便。

6月16日，罗斯福再一次给英国老友赖斯写信，叹曰：

看来，俄国这个气泡是被戳破了。我早就料到日本人会打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但我想不到，大概除了伊万斯和贝雷斯夫德两位海军上将之外，谁也不会想到，这竟会是一场屠杀，而不是一次交战！

罗斯福提到了两位海军上将，前者为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后者为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罗斯福是在告诉他的英国朋友，真正的海军将领是无法料到这样一边倒的后果的！

沙皇同意两国直接和谈

对马海峡的结局，自然极大地震动了圣彼得堡和尼古拉二世。

俄国的报纸上，出现了以前不曾有过的大胆的批评。用美国新任驻俄公使迈耶6月2日向国内报告的话说，就是：

人们对官僚制度尽情地发泄愤慨。

迈耶继续写道：

圣彼得堡正流传着一种说法，有些人希望利用美国去通知日本，如果日本提出巨额赔款的要求，俄国就准备再作战5年。

法国驻俄公使阿尔芒也向巴黎发回了类似的报告：

此间上层人士仍倾向于继续作战。

但此时，沙皇本人已经倦于继续战斗了。不被信任的维特，此时已被明升暗降为国务会议主席，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

1905年5月14日（27日），发生了灾难性的对马之战，我们的整个舰队葬身于日本海域中。这对于我们在远东的野心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从这次溃败之后，皇上才有想要讲和的念头。

1905年6月6日，尼古拉二世主持了御前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即：继续作战还是和平谈判。

尼古拉二世请诸位大臣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在俄国当前的国内形势下，能否满足总司令（指满洲军总司令利涅维奇）为了使我军战胜日军而提出的那些要求？

现有的作战经费能否阻止日本人在最近占领萨哈林岛（库页岛）、阿穆尔（黑龙江）河口和堪察加半岛？

如萨哈林岛、阿穆尔河口和堪察加半岛虽被日本人占领，我军却在满洲取得胜利，这对缔结和约会产生什么影响？

是否应当立即争取缔结和约？

侍从将军、陆军大臣萨哈罗夫上将首先发言，他说：“满洲目前已经有了3个集团军的327500名步兵，7月份更将有164500名官兵抵达，到10月份，还将有194000官兵抵达，兵力将达到686000人；而日本人在满洲只有大约385000人，其中骑兵只有俄军的三分之一；除了机枪数量稍多之外，日军并无任何优势了。”

除了军事力量的对比，陆军大臣还从稳定国内人心的角度表示了打下去的意义。

担任过太平洋舰队司令和首任关东厅长官的海军上将杜巴索夫也是继续战斗派，他表示：“必须继续作战，直至完全歼灭敌军为止！”

但是，另一位也担任过太平洋舰队司令的海军上将，却坚决不同意继续打下去了。他以亲身经历告诫诸位，应该立即停战：“由于节节败退，军心已经动摇，我们很难守住四平街阵地。”

这位海军上将，就是被沙皇从大清国召回来的原“远东总督”兼“远东陆海军总司令”阿列克谢耶夫。看来，他终于难得不糊涂了。

与会的两位皇叔，这一次也都成了坚定的停战派。一年以前，他们可都是战争的促进派。

弗拉基米尔大公听到杜巴索夫的话后，“暴跳如雷”地表示：“我们需要国内的繁荣有甚于战争的胜利！必须恢复俄国国内的安定！”

沙皇当即插言，表示“完全同意”叔父的意见。

另一位出身不怎么光彩的皇叔，也就是每每被人误作“远东总督”的阿列克谢伊大公，更有惊人的表示：“如果必要的话，可以把萨哈林岛（即库页岛）南部连同渔场一起割让给日本。”

这位海军部名誉部长的言辞，很容易让人们想起前不久那次全俄缙商会议。在那次大会上，多数矿业主、工厂主表达了相同的意向，即：宁可损失远东的萨哈林岛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也要停止战争。

未等所有的大臣们发完言，尼古拉二世即迫不及待地表述了自己“最近几天的心理变化”，他说：

迄今日本人还不曾在我们国土上作战……但是这种情况是会改变的。因为在缺乏海军的情况下，萨哈林岛、阿穆尔河口、堪察加和符拉迪沃斯托克都可能被占领，到那时再进行谈判就困难得多了。

君主一言，臣下肃然。

第二天，沙皇即召见了奉美国总统之命求见的美国公使迈耶。

迈耶向尼古拉二世转达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善意。并按国内授权，很坦率地劝告尼古拉二世：“所有局外人，包括俄国一切最热心的朋友在内，都认为目前的战争是绝对没有指望的了，继续作战只会使俄国全部丧失在东亚的领土。美国总统担心那些风潮（指俄国内骚乱）如不及时防止，将会酿成灾难。为了平息风潮，总统最坚决地提出劝告，应在没有调停者介入的情况下，由俄日两国全权代表直接会晤……”

这一次，尼古拉二世软了。

在此之前，即6月1日，法国外长德尔卡赛曾奉命致函俄外交部，力劝俄国与日本谈判。

数日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亲自致函尼古拉二世，“长篇大论地劝他相信媾和的必要性”（《俄日战争外交史纲》语）。

威廉二世没敢告诉尼古拉二世的是，据德国人掌握的情报，如再不启动与日本的谈判程序的话，你小子将有血光之灾！

德皇私下里对美国驻德公使陶尔说过：圣彼得堡民众一旦获悉最近前线溃败的真相以后，沙皇就有生命危险，并且将有可能发生非常可怕的骚乱！

6月9日，陶尔把威廉二世对他讲过的话原原本本汇报给了罗斯福总统：“目前沙皇的死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因为幼主嗣位后必有一个很长的摄政时期，这种状况不仅对俄帝国具有毁灭性，即对世界其他各国也是危险的。”

幼主，即只有10个月大的俄国皇储阿列克谢。

原来，德国人力劝沙皇接受和谈，在乎的不是尼古拉二世的性命，而是地缘政治的均衡。

好在，6月12日，俄外交部终于宣布：接受美国政府的建议，与日本直接举行和平谈判。

日本政府已于两天之前宣布接受和谈建议。

不能不提的是，此时，尼古拉二世还下令撤销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远东特别事务委员会。别佐勃拉佐夫及其朋党，注定在劫难逃！

为防止和谈破裂，陷入被动，尼古拉二世在御前会议上决定，按照满洲军总司令利涅维奇将军的要求，按原计划继续向远东派军。

日本启动“桦太攻略”

虽说公开宣布接受美国总统的倡议，但日本人不敢相信“露国”真的会就此罢手。

据满洲军总司令部发回的报告，对马海战结束之后，涌入满洲的“露军”越来越多。

这哪里是老老实实地坐等谈判的节奏？

靠偷袭别国占得先机的日本人，也怕别国不守信义，遂一边公开准备和谈，一边启动了“桦太攻略”。

重要的地名多说几遍：桦太岛，即中国人所称的库页岛，也就是俄国人所称的萨哈林岛。

攻占桦太岛，一直是长冈外史少将所坚持的意见。开战之前，他还没接替儿玉源太郎当参谋次长的时候，就提出过“桦太攻略案”，即趁机把桦太岛一举夺回。但长冈的这一方案，遭到了元老兼元帅山县有朋和陆军大臣寺内正毅的共同反对。与反对者相比，长冈是小字辈，人微言轻。

奉天会战之后，眼见得敌国越打援军越多，前景堪忧，为了分散对方的兵力，长冈遂不顾身份地再提此议。在他的坚持下，3月22日，大本营举行了征战桦太岛的专题论证会。但因海军正在全力以赴地准备迎战俄远征舰队的到来，无力北上，加上政府开始与美国协商媾和，所以，军政大佬们论证一番后，否决了长冈的提案。

3月28日，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奉命回国参与第二期作战方案的研究与制订。在夺回桦太岛一事上，儿玉对已被否决的长冈方案深为赞同，但已于事无补。不过，两人暗中相约，如下一次机会来临，定当里应外合，力促此案获得通过！

两个月后，俄远征舰队全军覆灭，俄国人终于答应谈判。6月12日，长冈趁热打铁，在大本营会上，再提桦太岛作战一事，认为只有把桦太岛拿下来，才更有利于日本代表的谈判。不过，山县和寺内仍不认可此议，而且，山本海军大臣与伊东海军军令部长对此方案也不感兴趣，理由是许多受伤的战舰正在维修，而且正值海雾频起的季节，不利于舰队行动。

大本营陆海军两方成员的集体反对，让长冈内心无比悲愤，又无可奈何。

极其郁闷的长冈外史，遂按70多天前与儿玉源太郎的相约，向其救援：“大本营徒劳无益地论证所谓轻重缓急，一味地保守慎重，既不占领桦太，也不进军北韩，任由宫中巨头坐失良机，实在遗憾万千！乞望阁下当机立断，扭转大局。”

此电报语涉皇国中枢决策过程，质疑甚至挖苦“宫中巨头”的不作为，毫无疑问，这是只给儿玉一人看的密电。

两天以后，即6月14日11时30分，儿玉果然致电大本营：“和谈即将开始，相信和谈方针早已确定。本人的意见是，和谈必须速战速决，拖延一日，麻烦则多一日，对方的要求就会多一些。换言之，目前绝对不能接受［俄国的］停战要求，只有实际占有桦太岛，才更有利于和谈。另外，如需要，满洲方面军在保障战地现状的前提下，也可参与桦太战役。”

因两人有暗号的相约，所以，长冈第一时间拿到了满洲军总参谋长的来电。他立即令用石版印刷数份，分别送给了参加大本营的政府阁员桂太郎、小村寿太郎和寺内正毅三位重臣。

在前线的儿玉，竟然瞒着其顶头上司大山岩元帅，直接把干预大本营决策的电报打了过来，这种狂妄的越权行为，把元老和大臣们的脸都气绿了！

然而，为了国家的利益，翌日，大本营成员还是坐下来论证了一番。

外相小村坚决支持儿玉的意见，认为只有尽量扩大战果，才能更有利于谈判。小村即将出国与俄国人和谈，他的态度影响了山县元帅与寺内陆相。

最终，二位军方大佬终于同意了桦太作战方案。

建议书当天即呈报给了天皇。

两天后，即6月17日，天皇批准了长冈制订的“桦太作战攻略”。

日俄战争的最后一役，自此拉开了帷幕。

远东第一大岛

好了，该说说中、日、俄三国各有其名的那座东北亚第一大岛了。

对库页岛，笔者一直模糊地知道，那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腐朽无能的清政府，通过一纸《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竟然放弃了包括库页岛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这是世代中国人耿耿于怀的国耻，也是人们诟病大清卖国的一大罪证。

然而，此番笔者解读日俄战争，沿着当年的战迹，查阅史料“登陆”库页岛时，却头一回知道，清廷把“乌苏里江、松阿察河以东”的大片国土割让给俄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签约的恭亲王奕只是代表大清履行了一个法律手续而已。

先说说该岛的自然状况。

该岛地处亚洲大陆东北的太平洋上，是一块7.64万平方公里的巨大岛屿，岛上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有河流6000多条和湖泊1300多个，原始森林更是遍布全岛。该岛南高北低，南北长近1000公里，东西最宽处仅160公里，是地域辽阔的狭长大岛。

再看该岛的族群和历史沿革。

查2010年版（2013年7月第二次印刷）《辞海》【库页岛】条：

在黑龙江口外。库页，亦作“窟说”“库叶”“库野”。唐属黑水都督府所辖，元作骨嵬，属水达达路，明作苦兀，为奴尔干都司所辖，于其地置囊哈尔、波罗河诸卫，清初为吉林三姓副都统辖地。18世纪中叶后俄、日相继侵入，俄占北部，日占南部，俄称萨哈林岛，日称桦太岛。然岛上土著居民仍依旧向清地方政府交纳贡物……

历史上，该岛一直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岛上主要土著阿伊努人等一直生活在自渔自耕自狩的化外世界。土著向西部的大陆王朝交纳的岁贡，只是几十张海豹皮、貂皮等土特产。该岛与北海道只隔一道不宽的海峡，两座大岛都曾是阿伊努人世居之地。日本人称阿伊努人为“虾夷”，故称北海道为“虾夷地”，库页岛为“北虾夷地”。幕府时代，日本人多次从本州最北端渡过津轻海峡发动“虾夷征讨”。公元7世纪以汉字写成的《日本书纪》中，就有了虾夷的记载。按日本人所说，虾夷人一直向他们交纳岁贡。1295年（大陆元朝时期），日本的莲宗第二代祖师上岛传教并设立了据点；1593年（明万历年间），日本的一代枭雄丰臣秀吉曾派大将松前庆广攻占了该岛；1635年（明朝末年），日本松前藩藩主派家臣上岛将阿伊努人收服；9年之后的1644年（清顺治元年），该岛第一次绘入全国版图，并标注上大泊町和渔场等具体位置。知道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为何会有“日占南部”的事实。

再看俄国染指该岛的经历。1645年（清顺治二年），俄政府派一个叫波雅尔科夫的俄国军官兼探险家第一次率军队从北部登上该岛。随后，俄国人开始向岛上移民。1652年（顺治九年），俄军更是深入内河黑龙江，与驻防宁古塔的清军发生了中俄两国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之后，在顺治朝，两国多次在黑龙江流域发生边界冲突。

所以，到了爱新觉罗·福临（顺治）的儿子玄烨（康熙）继位以后，年轻的君主和他的枢臣们已经知道，库页岛的领土归属已经不那么简单了。所以，在康熙二十八年七月（1689年9月）与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上，就有了如下表述：

兴安岭及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暂行存放。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两方同意，将外兴安岭和发源于外兴安岭、流入鄂霍次克海的乌第河之间的广阔土地，暂时搁议。

玄烨岂能不作为？在《尼布楚条约》签订20年之后，即西历1709年，他派3名来自欧洲的耶稣会修士勘测、绘制了第一份大清国全图，库页岛及周边地区由此绘入了大清的版图。康熙朝的欧洲传教士，是深得玄烨信任的自然科学老师兼外交顾问，《尼布楚条约》就是在他们的参与下谈判与签订的。这些了解国际法的洋顾问们不可能没见到库页岛上的“南日北俄”。

1799年，即清嘉庆四年，幕府宣布将该岛从松前藩收归。随后，幕府既发布过“清国商人取缔令”，也下达过“露船驱逐令”，可见岛上不光有为数不少以做生意为主的大清人，也有不少的俄国船舶。几年后，幕府又将该岛放还松前藩。

又过了半个世纪，即到了1850年，也就是中国的道光年间，一个叫涅维尔斯科伊的俄军军官率军队自北部登陆后，升起一面俄国旗，并宣布该岛从此改名“萨哈林岛”。之后数年，占据北部的俄国人与占据南部的日本人经常发生流血冲突。1855年2月，日俄签订了《日露和亲条约》，日俄南北分据该岛，两国岛民也不再打得头破血流。

3年之后，即1858年（咸丰八年），《中俄瑷珲条约》在黑龙江北端的瑷珲城里签订，该条约明确规定：乌苏里江以东地方，属中俄两国共管。

约定“两国共管”，对大清来说，实属迫于无奈。因为俄人一直认为《涅尔斯琴科条约》（即《尼布楚条约》）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所以，自该条约签订之后，沙俄政府就设立了远东问题委员会，开始有计划地向该岛及附近地区流放俄国囚犯，并鼓励俄国人东迁。当然，咸丰帝奕和他的枢臣们也不会不知道，在库页岛上，俄人和倭人已经互掐了很久！俄军上岛后，不光驱逐与满族近亲的赫哲人、鄂伦春人等出岛，而且还与该岛南部的日本人多次发生冲突，他们甚至烧毁了日本人设立的大泊町税务所和渔业仓库！

以上大事，均在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前即已发生和存在了。所以，5年后，清廷在与俄国谈判中，无论是将该岛列为两国共管地区，还是放弃包括该岛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都是基于对既成历史的考量。

从现实考虑，清王朝本就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中央政权，该族人丁既少，却又长期不准汉人出关惊扰其“龙兴之地”，所以，满洲大地上，地旷人稀，边防废弛。如若坚持不肯放弃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就要既和俄人开仗，也和日本人开仗，而开仗的结果注定只能是徒增其辱。所以，焦头烂额的清廷索性一了百了，把只在名义上属于自己的让给了俄国人，让他们去与日本人掰扯去吧！

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日俄战纪》第二十八编上就有关于该岛的历史及现状的明确记述：

库页岛，日人呼桦太岛，一曰萨哈嗹岛。……自俄国而言，固不过渔业殖民之一穷境也。若日本得之，则不唯渔业之利，且版图益扩，练兵征饷，在在藉可措施，况昔本隶于日乎？日当德川幕府延享、宽延年间（日本年号，即1747—1800年间），俄人略西伯利亚，取堪察加半岛，占其近海二十一岛屿。至宽政朝，［日本］遂窥北海道，而千岛与库页岛北境已有俄人遗迹。

摊开历史，才能梳清紊乱的记忆。如此爬梳一番，我们也就明白了，奕在放弃那一大片土地的条约上签字画押，实属无奈之举。你想，发祥于长白山的满族，当年仅有10多万人，加上归顺的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也不过20万人，但却已经拥有了历史上最广袤且最富庶的疆域，哪里还会为一个极东北的广寒地区赌一把国运？是的，那儿确是广寒地带，库页岛全年竟有6个月是冬天！

看完了该岛之于中、日、俄三国的渊源，笔者才大体厘清了库页岛的“自古以来”，即最早那是归属中华帝国的一座大岛，因俄日两国的入侵，才最终成了两个强邻争夺的禁脔。

果然，俄日两国在岛上没完没了地掰扯起来。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并生效之后，1862年，日本江户幕府曾派员至圣彼得堡，与俄政府商谈以北纬50度分割该岛的方案，但被俄人拒绝。

1865年，日本人在北纬55度线上立起“大日本帝国境界”碑。

1869年，已经进入明治时代的日本占领北海道后，派出开拓使，宣布将北方的大岛按阿伊努语“神在河口创造的岛”改成谐音的汉字“桦太”。从此，大清人叫惯了的库页岛又成了日本人口中的桦太岛。

日俄两国居民杂居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875年——是年，强悍的俄国与正在崛起的日本明治政府签订了《萨哈林岛/桦太岛、千岛换地条约》，俄国以千岛群岛换回了对整个该岛的主权。从此，日本人失去了这座占日本全国近五分之一面积的大岛，但得到了历来与俄国纷争不已的千岛群岛的全部18座岛屿。

从1875年至1905年，整整30年，对桦太岛，日本人只能在深秋天晴时跑到北海道的最北端，隔着宗谷海峡极目眺望一番罢了。不过，对日本人来说，眺望成真的事儿并非没有发生过，原称“虾夷地”的北海道，就是他们站在本州最北端的地方眺望了好多年之后得到的。

日本大本营重新编制联合舰队

此时，与宿敌苦斗一年有余，“皇军”已将“露军”打出大清满洲的辽东半岛。休战在即，不趁此机会一举夺取该岛，更待何时？在重量级的儿玉源太郎的力挺下，大本营终于接受了长冈外史的提议，开始筹划“桦太攻略”。

首先，大本营召回了东乡平八郎，命其重新编制联合舰队，即将原先的3支分舰队扩编为4支分舰队，以完成保卫本土和登陆桦太岛的双重任务。

彼时，俄远征舰队虽已全军覆灭，但其太平洋舰队的本土母港海参崴，尚有数艘战舰毫发未损，依然有可能南犯日本本土，所以，日本人不得不防。

东乡仍旧亲兼第一舰队的司令长官，以上村彦之丞、片冈七郎和出羽重远3位海军中将分任第二、第三、第四舰队司令长官。以第一、第二舰队分别扼守对马海峡和津轻海峡，以防俄舰突袭；以第三、第四舰队为北遣舰队，攻打桦太岛，并护送陆军登陆。

北遣舰队以9695吨的重型巡洋舰“八云丸”为旗舰，另有“吾妻丸”“春日丸”“日进丸”等多艘巡洋艘和驱逐舰、鱼雷艇，总计大小战船49艘。

命令下达后，各舰相继从朝鲜半岛和佐世保等港集中到本州最北端的大凑军港待命。

大本营已经掌握敌方的确切情报：偌大的桦太岛的众多港湾，竟无一艘俄国战舰驻守！所以，以北遣舰队的众多舰炮对付区区几尊岸炮，绰绰有余。

准备参加登陆桦太岛的陆军部队，也已经整装待发。大本营以在本土新成立的独立第十三师团为“桦太派遣军”，由首任韩国驻扎军司令官原口兼济中将任师团长，在青森县演习待命。该师团下辖两个步兵旅团和炮、骑、工、辎各大队，总兵力达14000余人，在与俄守军的兵力对比上，占了绝对优势——岛上的俄军只有一个步兵团约1200人，另有2个炮兵连，再加上约5900人的义勇军，总兵力为7280人。以14000余人的新锐之师去对付只有1000多人的正规部队和5000来人的游击队，实在太轻松了！所以，与其说日本人要去攻坚，不如说是去接收呢！

于是，文官们在积极筹备谈判，武将们则启动了桦太岛战役。

北遣舰队一举攻占全岛

1905年7月6日清晨，日本北遣舰队在片冈七郎中将的指挥下，护送陆军的先遣部队——第十三师团第二十五旅团驶向目的地。连战舰带运输船，大小20多艘船，连绵20多海里，一路上毫无阻拦！

7日清晨6时，北遣舰队顺风顺水地抵达了该岛东南的阿尼亚湾（日人称亚庭湾）。

经扫海作业，11时，各舰陆续下碇于距海岸3海里处，开始护送陆军登陆。

让旅团长竹内正策少将大感意外的是，登陆的既定地点莫里亚村（日人称深海村），竟然只有3名俄军骑兵在巡视，见日舰卸下舢舨开始登陆时，3人便绝尘而去。于是，在毫无防御的海口，竹内指挥日本海军陆战队与本旅团顺利登陆，并在村中的俄人木屋顶上升起了一面日本军旗和两面日本国旗。

当天下午2时30分，北边的科尔萨科夫炮台开始向日军发炮，但只是象征性地打了几下后，即在日舰的强大火力的压制下沉寂下去。

阻挡日军前进的，不是俄军的火炮，而是恶劣的道路。夏季到来，大雨不期而至。雨后，泥泞不堪的大道上无法行军，工兵大队不得不砍伐许多粗树铺路，才让炮车得以前行。稍后，等日军占领科尔萨科夫炮台以后，才发现俄守军早已焚毁了炮台、灯塔等建筑，全部北撤了。

7月8日，日军占领科尔萨科夫城，即他们的先人所称的大泊町。

10日，日军占领更北的弗拉基米罗沃。

12日凌晨，日军继续向北推进，在森林里终于遭到俄军的强力阻击。战斗中，步兵五十联队第一大队长西久保丰一郎少佐与14名官兵被机关枪扫射而死，63人负伤。

西久保丰一郎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0年前在乃木希典的第一旅团任步兵少尉，参加登陆花园口后的各个战役，不用说，也参与了旅顺大屠杀，甲午战争后随军守备台湾，任连副、大队副官。日俄战争开战后，他是最早登陆济物浦（仁川）、横渡鸭绿江进入战场的那批人中的一个，曾在辽阳与奉天会战中两度负伤。第二次负伤后，被送回国内的仙台医院，亦即鲁迅留学时所待的那所仙台医科专门学校附属医院，经救治，得以痊愈，后被编入步兵二十五旅团。此人终于死在对外扩张的异国土地上，成了死在俄国境内军衔最高的日本军人。

7月12日，日军已经实际控制该岛的南半部，并俘虏200多名俄军官兵。

7月16日，俄军南部守军指挥官阿尔奇谢夫斯基上校率部向日军投降。

日军只用9天的时间，顺利结束了“桦南战役”。

7月24日，师团长原口中将率桦太派遣军主力从该岛中北部的阿尔科夫登陆，并迅速推进到附近的岛北重镇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各路俄义勇军共5000多人，根本无法抵御成倍的日本正规军的强劲攻势，只好纷纷撤往该岛深处。没费多少工夫，至7月27日，日军已基本控制该岛。

7月30日上午10时，正准备最后一战的原口中将突然接到前线的报告：露军司令利亚勃诺夫中将派军使前来接洽无条件投降事宜。

原口立即通知北遣舰队片冈司令，并指定了俄军投降书的签约地与时间。

8月1日，70名俄军将校和4318名俄国士兵放下武器，成了日军的俘虏。

夺岛之战，只用了3周的工夫，轻松地结束了。

在20多天的登陆作战行动中，日军战死者不到20人，负伤者不足百人。俄军则有181人阵亡，3270人被俘。日俄两军的素质或士气，可见一斑。

为了给日后的日本移民清场，片冈舰队分三批将该岛的5100多名俄国居民遣送到岛外的俄边疆州沿岸。

不待“露国”批准，“萨哈林岛”就成了“桦太岛”。至于国人依然将其称作“库页岛”，如同将符拉迪沃斯托克仍旧称为“海参崴”一样，只为寄托旧梦而已。

第二季

大清预先发出“不承认”声明

6月19日，日本东京率先报道了一则发自北京的消息：

【中国政府条陈善后】 政府中人其预筹善后诸事如下：

一、如能使俄兵撤退满洲，则可阻止其侵略东亚之事；

二、因中国之兵备不足分配满洲，故必须暂倚日本以保满洲之治安；

三、前露国在满洲所占之利权应即废弃，而将吉林、奉天、黑龙江之全部均开为商埠；

四、东清铁道及旅顺、大连则可归日本管理；

五、露国不能将前在满洲所得之利权用以搪塞日本所索之赔款。

看来，对于战后满洲，大清君臣已经有了前瞻。

这则消息的来源，显然出自日本公使馆；而东交民巷的情报上线，则无疑是大清外务部的某位大员。想必那位外务大臣奉命故意将最近一次垂帘会议的内容泄露给日本人，以试探交战两国的反应，进而影响两国的议和谈判。

7月7日，各国驻北京公使均收到了大清国外交部的一纸照会：

前以日俄二国不幸失和，我政府时深惋惜。现闻二国将开和议复修旧好，不胜欣喜。但此次失和系在中国疆土用武，现在议和条款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此次未经与敝政府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业经本部照会日本/俄国驻京大臣预为声明，除分电驻扎各国出使大臣知照各国政府外，相应照会贵大臣查照可也。

大清人强硬地表明，他们将拒不承认任何牵涉大清的条款。

小村启程赴美

日本外务省收到大清政府的强硬照会一天之后，也就是日军“收复”桦太岛两天之后，1905年7月8日上午，横滨港彩门高搭，万头攒动，国旗招展，军乐齐鸣。停泊在港内的军舰鸣响19响礼炮，更引爆了民众的欢呼声。

在人们热望的眼神里，矮小且瘦弱的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及随员登上一艘美国邮轮，在两艘海军战舰鱼雷艇“第二十号”和“大和丸”甲板上军乐队的吹吹打打的护送下，缓缓驶离了东京湾。

对于日本和谈首席代表的人选，之前有些周折。

6月23日，日本元老和阁臣聚会首相官邸，专议此事。美国总统及德国皇帝都奉劝两国“选第一流人物为议和大臣”，所以，这次元老与阁臣们的联席会议决定，向天皇推荐伊藤博文为首席代表，小村寿太郎为副代表。

不料，天皇闻报，却降旨否决了此议：“伊藤侯爵宜在辇毂之下佐理朝局，不宜远离。”

看来，圣上真是须臾离不开伊藤侯！

元老及重臣们只好退而求其次，改荐小村寿太郎为首席代表，以驻美公使高平小五郎任副代表。

时年50岁的小村，身材既矮，其貌也不能令人恭维，瘦长的脸颊上，最显眼的是鼻下蓄起的一把浓密的黑胡须，一副老鼠相，以至外务部职员竟私下称他是“小村鼠太郎”！

但这既不伟岸也不俊朗的日本人，却是极富智慧和极自尊的人。

有两个关于斯人的“物语”，能窥知他的机敏与自尊。

一是他早年初来北京任职时，身躯高大的李鸿章在宴席上乍见，很为其身高感到意外，遂发问：“你长得这么矮啊！你们日本人都像你这么矮吗？”之前李鸿章接触过的日本人，如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身高与中国男子无异，其他日本人虽矮，但都不至于一米五几。

日本人认为，李鸿章是以一己“壮汉”身材挖苦小村。

其实，在我看来，李中堂问得没错儿，若说有错儿，只错在有些失礼。读过李鸿章档案的人都知道，此公对日本人一向不客气，常以长辈身份教训对方，有时，跟训孙子似的。况且，初次见面的酒席上，一个年逾七旬的老翁，借酒席对四十来岁的晚生调侃几句也不算过分。

2015年7月3日，在日本鹿儿岛的“明治维新纪念馆”里，我见识过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的身高，在他俩的专为参观者设定的合影区，文字与复制的礼服，称他俩身高均为1.78米，而幕府末期的日本人平均身高是1.56米。注释文特意说明，以现今日本男子的平均身高1.70米计，西乡与大久保二位相当于今天的1.92米。

如此看来，小村寿太郎只不过是彼时身高正常的日本人。

身高正常、心理也很正常的小村，仰望着伟岸的大清国主人，不卑不亢地回答：“我们日本有句话，叫‘长得太高的男人往往是没有头脑的人’，所以，我国的重要事情，都不交给特别高的人来做。”

李中堂闻此回答，应该知道了对手之难缠。从上段笔者提到的大久保利通与西乡隆盛的身高，我们可以知道，这位“鼠太郎”明明在说谎，因为西乡与大久保这二位，正是明治初期日本庙堂最重要的栋梁，国家的最重要的事情，都是这二位名副其实的巨人做的。小村的反驳，绵里藏针，听似开玩笑，实在辱骂身材超众的李鸿章！如此“鼠太郎”，真是大大地狡猾！

有胞兄西乡隆盛的身高在，弟弟西乡从道想必长得也不会矮，所以，就有了关于小村反驳质疑其身高的第二个“物语”——

小村出国履职前，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曾直率地对小村发问：“你长得这么小，出国是否会给我国丢脸？”

小村则不愠不火地答道：“没关系，我长得小，但我们日本很强大。”

这回答绝对是神回复！确实！只要国家强大，外交官就不会被矮化。

解读小村履历，很容易联想到2000多年前我们山东的一位智者，即齐国大夫晏婴，虽身材矮小，却具有超人的智慧。

矮小的小村在日俄战争时期成了举世仰视的大人物。与英国结盟，他和首相桂太郎一样，是主导者和具体的推进者。正因有了强大的同盟，他才成了文臣中罕见的“征露”派。战争已近尾声时，在大本营决定是否启动“桦太攻略”的会议上，他又是唯一力挺长冈的文职大臣。他坚持认为，唯有实际控制桦太岛，才能在谈判桌上占据有利位置。

小村寿太郎生于向国饫肥藩（今宫崎县日南市）一个下级藩士家庭，明治维新开始后，年方15岁的他即被本藩保送到东京读书，并被文部省选拔为第一批海外留学生，与长他两岁的金子坚太郎相识，更拜识了带他们出国的日本政府代表团副团长伊藤博文。那年，他只有1.56米的身高，16岁的年纪，是留学生里的娃娃。在美国，小村和金子同住一舍，而且，也获得了哈佛大学的法学士学位，自然也和西奥多·罗斯福相识，但笔者没找到有关他与罗斯福交往的记载，原因不详。1880年，25岁的小村自美回国，被分配到司法省，还曾当过法官。如果不是两年后转入外务省，那么，他的外交才干就永远被淹没在法官的长袍底下了。在外务省，他得到比他大11岁的陆奥宗光的赏识和器重，而陆奥宗光正是被伊藤博文所倚重的外交第一助手。在陆奥担任外务省大臣期间，小村担任了驻清代理公使。小村使华期间，正逢两国开战，外交工作极为困难。他奉命抗议、断交、回国，很好地完成了政府交付于他的任务，自然也就成了大清人倍加痛恨的“小鬼子”。甲午开战以后，他即被派到满洲，从黑木军手中接管安东县和九连城一带，成了战时首任地方民政长官。战争结束后，他被调往汉城任代理公使，成功地应付了一系列极为棘手的问题。回国后，升任外务省政务局长、次长，之后，又相继被派往“米国”与“露国”任公使，修订了与这两个大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901年9月，他参与了与大清国的媾和与谈判，是《辛丑条约》的日方签约人。回国后，他即进入首届桂太郎内阁，出任外务大臣，成了帝国外交事务的最高领导人。

日俄战争期间的大清驻日公使杨枢，多次与小村寿太郎打交道。他向国内禀报的日本外相，不是一个盛气凌人的胜国代表：

小村外部曾充驻北京公使，其人何如，早在洞鉴之中。此次晤谈，察其言论尚属和平，并无桀鹜嚣张之气。

显然，小村是个内敛而有度的角色。

所以，此番，日本大佬遴选出使美国的和谈首席，在伊藤博文无法脱身的情况下，小村成了不二人选。

6月27日，天皇召见并赐午宴于小村，亲自为他饯行，表示对其出使美国的莫大信赖与寄托。

当天，日本政府对外发布：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和驻美公使高平小五郎为和谈全权代表，将择日赴美国与“露国”谈判。

日本政府为和谈列出了必要条件、相对必要条件和附加条件。

必要条件：今后由日本单独处理韩国事务、两国军队同时撤出满洲、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及从哈尔滨到旅顺的铁路转让给日本。

相对必要条件：赔偿日本战费15亿日元、引渡逃入中立港之俄舰、割让桦太岛及附属岛屿、出让滨海洲沿岸捕鱼权。

附加条件是：撤除海参崴的防御设施、限制在远东的海军力量。

事实证明，谈判期间，日军占有桦太岛，确实为小村在和谈桌上加上了一个大大的筹码。若无这个7.64万平方公里的硕大胜果，俄国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将半个岛割让给日本。

瘦小的小村，带着日本人的莫大期望，走了。也许，那一刻，很多人记起了他的自辩词：“我长得小，但我们日本很强大。”

沙皇亲自请维特出使

日本代表团从东京湾起航之际，沙皇尼古拉二世还没确定下本国的全权谈判代表人选呢！

专制末期的帝俄，已经全方位地落后于日本。日本名为帝国，但已是宪政国家。尼古拉二世没有一套更符合国家利益的用人机制，无论是任命总理和各部大臣，还是遴选出征的统兵大员，包括这次确定和谈的全权代表，都是他一个人在苦思冥想，并最终拍板，没有国内最优秀的精英搭成的班子为他提供参考名单。

最初，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他想到的并不是美国总统和国际社会普遍翘望的“第一流的人才”维特，而是驻意大利的公使穆拉维约夫。为此，他把穆拉维约夫从罗马召回。

这位穆拉维约夫回到圣彼得堡受召见之前，先与国务会议主席维特有过一次开怀畅谈。

维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记下他俩的谈话。

穆拉维约夫认为，这将是一次不讨好的使命，无论结果如何，他将会受到各方面的攻击；但他决定牺牲个人的发展前途，接受皇帝的任命。他又说：他住在国外时，在议会制度下的生活使他确信，只有实行宪政才能拯救俄国。

不料，几天之后，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突然找到维特，转达了沙皇的意思：是否愿意接受首席全权和谈代表的任命？

外交大臣把前一天沙皇召见穆拉维约夫见时的情况讲述了一遍，即穆拉维约夫突然以健康的原因请求皇帝免除对他的任命。沙皇没有挽留。外交大臣分析说，穆氏的临阵脱逃不外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看出了这项工作的巨大危险，一是他不满意沙皇拟定的1.5万卢布的酬劳——本来他期待首席代表的酬金是10万卢布呢！

拉姆斯多夫大臣还称，自己之所以不能前往，是因为职务所在，无法脱身。

不必外交大臣多说，维特就答应了沙皇的请求。

其实，尼古拉二世之所以答应穆拉维约夫打退堂鼓，是因为那人确实算不上是“第一流的人才”，他内心属意的是最具国际影响和政治智慧的老臣维特，但维特已经被他疏远，他深恐邀请人家遭到婉拒，才觍颜托外交大臣预先来作说客。

于是，第二天，喜出望外的尼古拉二世召见了维特。一见面，沙皇就向被自己逐出权力中心的维特深表感谢，并把首席代表一行的旅费由原先的1.5万卢布提升为2万卢布。

这位心有不甘的君主向维特亮出了和谈的底线：

一戈比的赔款也不付出，一寸土地也不割让。

他还告诉维特，他已经决定，由已在华盛顿的驻美公使罗森男爵将为副代表，协助维特与日本人谈判。沙皇决定和谈，也有压力的，因为圣彼得堡各方并非一致同意与日本人妥协。

直至如今，陆军大臣萨哈罗夫仍然不赞成对日媾和，他在给外交部的回复中，强硬地表示：

在目前情况下，俄国万万不可签订和约，因为决不能容忍俄国自以为战败国。

万一上述意见不能被采纳，希望的条件是：

一、俄国履行1902年3月26日（4月8日）从满洲撤兵的条约；

二、给予日本在韩国若干商业利益；

三、关东依旧归俄国，将来由俄国交还中国；

四、西伯利亚大铁路南满支线可出售给中国；

五、割让滨海省和萨哈林岛一事不容讨论。

在御前会议上强烈反对继续开打的皇叔弗拉基米尔大公，也另有了说法：

如果日本人的条件过于苛刻，我国将不惜一切与之血战到底！

肩负着巨大的期待，7月19日，维特启程离开圣彼得堡，他把自己的妻子、女儿、女婿和刚出生才几个月大的外孙，以及几个家仆都带上了。当然，他和家人的所有花销，都包括在了沙皇赐他的2万卢布里。

他的代表团成员中，有圣彼得堡大学的一位著名的国际法教授，有外交部驻远东的代表普兰逊，有后来升任财政大臣的财政部代表希波夫，还有他的老部下、一直反对沙皇的远东政策的新任驻大清公使波科季洛夫，即原华俄道胜银行理事，中国人译为璞科第。此外，还有陆军部和海军部的代表。大部分代表团成员是在法国西北部的瑟堡港与他会合的，军方代表则从满洲经上海直接赶到纽约会合。

维特一行乘上德国汉堡轮船公司的“威廉大帝号”邮轮，“一艘最大最快的远洋轮船”（维特语），船长下令为俄代表团奏响俄国国歌，升起俄国国旗。相比于前几天对手离开日本时的情景，这边的场面实在是冷清。

因为此次航行早就被英、法的大牌专栏编辑兼作家和记者们订了船票，所以，俄代表团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不断被世界所关注。

会谈前的较量

“威廉大帝号”在海上航行6天之后，即8月3日，随着一声长笛，邮轮驶入纽约港。

驻美公使罗森男爵已经带着使馆的工作人员在码头上迎候了。

此前，维特与自己的副代表并不相识，过后，他写道：这是一个“具有波罗的海日耳曼人的一般才智和十足的绅士风度”的人。

早在9天之前，即7月25日，他的对手小村寿太郎即率日本代表团抵达纽约，场面比他热闹多了！那一天，码头上，不光有美国政府和金子坚太郎、高平小五郎及日本使馆全体人员的笑脸相迎，更有上千名日本侨民举着太阳旗在齐喊“万岁”，军乐队大奏《君之代》，真可谓盛极一时。

美国人对小村寿太郎并不陌生，因为他不光是美国培养出来的法学专家，而且还曾担任过驻美公使，能直接用英语与美国人交流。

不过，让人们大失所望的是，瘦小的小村寿太郎很快隐没在日本人的包围中，真的老鼠一样迅速躲进被严密保护起来的宾馆里，再也不肯露面。哪家媒体也没采访到他。

然而，高大的维特，却从邮船抛锚，本人尚未登岸之时，就在船舱里接待乘汽船前来采访的众多记者。他让自己自始至终曝光于美国公众的眼前。

精明且老到的维特，在前几天几夜的航行中，为自己制订了几条行动纲领，即：

丝毫不露出我方急于媾和的神色，而是为了顺从各国对结束战争的普遍愿望才同意和谈；

做一个配称世界上最大帝国的特使，不因这个强大帝国一时稍受挫折而沮丧；

鉴于美国新闻界具有重大的影响，对新闻界要殷勤对待；

要有民主朴素而毫不势利的作风以博得美国人的同情；

鉴于犹太人在美国的势力，对他们不露任何敌意。

维特说，自己在美国正是严格按这几项行动做事的。他见到每一个水手和每一个下层人，都和蔼地上前握手。他说，这样做“麻烦，但却值得”。所以，他很快就赢得了美国朝野的喜爱和支持。他还说：“我这次外交上的成功，应归功于我的这个纲领。”

而年轻时代在美国留学长达5年、并于数年前担任过驻美公使的对手，却因一直避见记者而被美国新闻界所反感。维特不无得意地说：“我的对手犯了一个大错。”

小村寿太郎曾担任过驻俄公使，所以，维特与他相识。

8月5日中午，罗斯福总统在总统游艇“五月花号”上正式会见两国代表团的全体成员。

如同接待国家元首一样，时辰一到，港湾里立即鸣放起21响礼炮，美国政府超规格地接待了俄日两国代表。

日本人先期乘船抵达“五月花”，在美国副国务卿的引导下，小村寿太郎晋见了老同学，并向罗斯福一一介绍了各位随员。

稍后，俄国人乘另一艘船到达，礼仪如前。细心的维特注意到，他们的汽船驶向“五月花”时，港内外的船笛和工厂的汽笛都在尖叫，这是美国人特有的致敬方式。而日本代表乘坐的汽船前往“五月花”时，就没有这样的令人感动的“噪音”。

还有，维特注意到了，出于同为白种人的原因，美国人“不禁对俄国人有一种亲睦之感，而对日本人则抱一种排斥的态度”。

此外，维特没写到的是，俄国人和美国人还都是上帝的子民，在十字架前，他们是平等的兄弟姐妹。条约签订后，维特即率全团去了当地的一所教堂，一路上，他们受到了太多的迎接与祝福，许多人争相上来与他们握手。当教堂里的唱诗班唱响俄国国歌《上帝保佑俄国》时，许多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反观日本代表团，则因与美国民众无共同的宗教信仰而遭到冷遇。

在一些细节上，保守的东方人也在无意间输给了开放的西方人。

比如说，开始谈判后，从下榻的旅馆往返谈判地点所在的海军大楼，俄方代表乘坐的是时尚、快速但却不够气派的敞篷汽车；日方选择是传统、平稳而又足显威风的两驾马车。所以，虽说日本人赢了，但却鲜闻喝彩。

煞费苦心的东道主

会谈场所是东道主美国总统亲自选定的——大西洋沿岸的朴茨茅斯城海军基地86号楼。

谈判地点是经过一番争论才确定在这儿的。

本来，罗斯福希望日俄两国在大清满洲就近举行谈判，日本公使甚至具体地提到了奉天城。但此议遭到俄国的拒绝。俄方希望谈判在他们的友好国家法国的某地举行，日本人不同意，又提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讲和之旅。

罗斯福显然不愿意在首都华盛顿举行一个不一定有好结果的会谈，所以，他将地点改在纽伯特城，即新港，一个殖民时代的海港之城，那儿风光优美，居民稀少，只有两万名居民，许多美国富翁都在那儿购置豪宅。不过，最终，罗斯福把会谈地点改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城，距波士顿只有80公里，风光极佳，气候适宜，而且居民更少，全城只有万余多人；此外，那里有一座军港，便于警卫。86号楼，即海军造船厂的办公楼。

从8月初两国代表登陆美国本土开始，到9月中旬俄日代表团相继离境之日，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无论是来宾下榻的当地最高档的旅馆，还是为会议和参观租用的场所、汽车和马车，包括每天的丰盛的饭菜，所有的费用，都是由美国政府慷慨提供的。

而且，罗斯福为接待这两拨心有芥蒂的使节，也很费了一番心思。8月5日，两国全权代表的第一次会面，安排到他的总统游艇“五月花号”上，为了避免排座顺序上的纷争，他请东西方来宾们自始至终站着谈话和午餐；为两国的皇帝祝酒时，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只以一句“为两国皇帝的健康干杯”而绕开了谁先谁后的这一小小的难题。

按罗斯福总统的提议，在“五月花号”上，两国全权代表与副代表共同和他这个中间人合影一张。这张照片，刊发在第二天的美国主要报纸上，并迅速传遍了世界。

罗斯福的麻烦当然不仅在于礼节上的讲究，而是斡旋两国的相互妥协。

日本人的底牌，他早已了解。俄国人的底牌，是维特抵达纽约第二天在郊外牡蛎湾他的家中告诉他的。

那位名气很大的具有日耳曼血统的俄国人，非常认真地对他说：

我国并未战败，因此不能接受与我国所处地位不符的任何条件。首先是不同意任何赔款；假如日本人现在置我方的观点于不顾，我们只好将防御战进行到底，看谁能支持得更久。

据《维特伯爵回忆录》所记，当下，总统先生就不高兴了：

他说，依我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对日议和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在开始进行谈判时，双方各抱相反的见解而互不退让，那么，这个会议就要解散了。

过后，罗斯福安排两艘军舰分别送两国代表团前往朴茨茅斯。

头一回登陆北美大陆的维特，为了尽量感受一下美国社会，并免除继续在海上航行的无聊，途经纽伯特时，他换上便装，带着秘书悄然下了军舰，而让罗森公使率其他人乘军舰继续前行。

纽伯特军港司令与维特两年前在德国相识。该司令热情款待了维特，并在午餐后，陪他骑在马上漫游小城。看到小城四周的许多豪宅后，精明的维特悟出了罗斯福之所以放弃纽伯特而选择朴茨茅斯的道理，那就是，美国人怕日本人受到冷落——在这里拥有豪华别墅的都是美国乃至欧洲的富翁，这些“时尚人士”会为了结交俄国人而设盛宴，日本代表则极有可能无人理睬。

罗斯福为了和谈的成功，真是煞费苦心！

当天，维特与秘书被一辆专车送到波士顿。虽说天色已晚，但他仍然被关注新闻的美国人认出来了——他就是刚刚同总统合过影的那个俄国首席谈判代表！民主国家的公众们对时事的关注和对报纸的依赖，又让这个从专制国度来访的老臣大大地感慨了一把。

第二天，即8月7日，维特拜访了“美国最好的、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哈佛大学。他受到校长和教授们的热情款待。无疑，这个睿智的政治家，是以参观的方式向该校校友罗斯福总统表达谢意，并顺便向其对手表达一下敬意——美国人都知道，日本首席谈判代表小村寿太郎也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

最让维特感动的是，在他乘火车前往朴茨茅斯时，站台上，站满了一些犹太模样的人，他们在冷冷地打量着他。因历代沙皇驱逐犹太人的政策，致使流亡在各国的犹太人无不对俄国官方人士表示出敌视。然而，维特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执意走上前去与那些人打招呼。那些人用俄语告诉他，他们都是早年从俄国被迫移民美国的犹太人，因为“在美国享受充分的自由和平等权利，所以，维持小康生活是不难的”。他们还对祖国的代表说，维特在回忆录里记下了那些人说过的话：

我们不爱俄国政府，但我们爱俄国，胜于爱任何其他国家！请不要相信那些告诉你我们偏袒日本的人。我们希望你，作为俄国人民的代表，在会谈中获得成功，我们将为你向上帝祈祷。

当他与这些人告别的时候，波士顿火车站上空竟破天荒地响起了“乌拉”的呼声！

有趣的是，抵达朴茨茅斯的第二天，8月8日清晨，维特不得不穿着便装潜入军港，再乘上一艘小艇登上刚刚靠岸的本国代表团乘坐的军舰，之后，他换上正装，在罗森副代表的陪同下，走下舷梯，接受当地海军仪仗队的迎接。

稍后，护送日本代表团的军舰也停靠在了码头。

礼仪结束，花环撤去。

大门关闭，会谈开始。

谈判陷入僵局

8月9日，两国谈判正式开始。

双方达成的第一个协议，即会谈语言的确定。双方同意以法文与英文进行会谈，俄国人使用法文，日本人使用英语。

日本代表团出示了在国内拟好的条约草案，共12条：

一、俄国承认日本在韩国拥有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先利益，日本对韩国指导、保护及监督时，俄国不得干涉。

二、俄国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部撤出在满洲的军队，并放弃在该地区的一切领土上的租让权与特权，凡有侵犯中国主权或妨碍机会均等原则者，均应放弃。

三、如清国保证革新和改善行政，日本将所占满洲土地全部交还中国，但辽东半岛租让权所及的地域，不在其限。

四、日俄两国互相承担义务，不阻碍清国为发展满洲的工商业而采取的涉及列国的一切措施。

五、桦太岛/萨哈林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所有国营企业和国有财产均让与日本。

六、旅顺口、大连及邻接的领土之租借权，以及该地的所有国营企业和国有财产，均转让与日本。

七、俄国应将哈尔滨至旅顺口之间的铁路及其支线包括一切权益，以及属于铁路的煤矿，均不带任何要求和债务地转让与日本。

八、俄国仍可经营横贯满洲的铁路，但仅限于以工商业为目的。

九、俄国赔偿日本实际战费，数额、时间及方法，另协商决定。

十、凡在交战期间避难于中立港的俄国军舰，均应视作合法的战利品交与日本。

十一、俄国必须限制其在远东水域的海军力量。

十二、俄国允许日本居民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的俄国领土沿岸和港湾、河川有充分之捕鱼权。

维特当即表示：第五条（割让萨哈林岛）、第九条（赔偿）、第十条（将中立港俄舰交付日本）、第十一条（限制远东海军）均不能接受。

老谋深算的维特，为了争取美国舆论的支持，授意将草案全文刊登于波士顿和纽约的报纸上。

日本人的苛刻条件立即激起美国人的反感。

多年后，维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得意地说：“美国人民对于俄国的友谊日渐增加，而对于日本的同情心日渐减少。”

8月11日，沙皇读到条约草案后，认为不仅维特所拒绝的4条不能接受，就是第七条（转让南满铁路）与第八条的第二部分（不准将东清铁路用于工商业之外）也不能接受。

12日，在第二次正式会议上，维特通报了本国对条约草案的答复，即：不能接受割让萨哈林岛、赔款、限制俄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和交出被中立国港口扣留的俄国军舰等条款。

小村也收到了东京御前会议的研究结果，虽然伊藤博文认为应该接受俄方的条件，以使和约顺利签订，但山县有朋却坚持索赔战费，只把数额从20亿日元降到了6亿日元。

历时一年半的战争，已经耗费了18亿日元以上，6亿日元连零头也不到，算是象征性的数目。然而，不索赔无以向国民交代。据此，小村向俄方提出了索赔的具体数额。

维特自然一口回绝日方的条件。谈判立时陷入僵局。

不过，回到驻地，维特却明智地奉劝沙皇面对现实。

在给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的电报上，他写道：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重新估计形势并立即做出一个决定。……

事实上萨哈林岛现在日本人手里，而我们又无法夺回。所以，如果我们想把和会失败的责任诿诸日方，就不能在拒绝赔偿战费以后再拒绝割让萨哈林岛。

而日本政府，也收到了特使金子坚太郎发来的罗斯福总统写给他的信。总统先生替日本人算的一笔账：

如果他们不肯赔偿，那么你们再打一年的仗，即便你们占领了西伯利亚东部，你们也总要再花上四五亿元的战费，流大量的血，只会得到你们不需要的东西。……我觉得为了文明与人道，不应该为谋求一大笔赔偿而继续战争。

后一句话，说得很重了。天皇只好训示小村，放弃对战费的赔偿。

8月15日，因日本军队已占据全部桦太岛/萨哈林岛，所以，小村寿太郎强硬地要求维特接受对该岛的割让。

维特不为所动，严辞拒绝。

私下里，维特致电国内，婉转期待沙皇同意在萨哈林岛割让上有所让步。

然而，沙皇却在他给拉姆斯多夫的电报边上亲笔写道：

我已经说过，不割让一寸领土，不偿付一个卢布！这个原则我要坚持要底。

根据沙皇的旨意，外交大臣发给他的回复是：

鉴于这种情形，皇上已命令你：如果日本政府不授权他们的代表放弃他们那些过分的要求，就停止同他们进行会谈。……诚然，萨哈林岛现在被日本人占据了，我们一时也不能把他们逐出这个岛。然而……强力占领和有正式文件的割让，这其间有着很大的差别。

8月18日，双方举行第七次会谈。

这一次，日本人让步了，撤回第十条、第十一条，即不再坚持让俄国把逃到中立港的军舰全部交付日本，也不再限制俄国在远东的海军实力。

维特依旧不为所动。

5天之后，即8月23日，两国举行第八次会谈。日本人再作让步，提议不再坚持索要桦太岛/萨哈林岛全部，而是将该岛自北纬50度分割，以北归俄，以南归日，但俄方须付日方12亿日元。此外，日本人还主动提议，要双方互约不得阻碍宗谷海峡与鞑靼海峡之自由航行。

维特还是不肯接受日本人的提议！

恼怒的小村对维特说：“先生说话好像是战胜国的代表一样！”

维特则不愠不火地回应：“这里没有胜利者，所以也没有战败者。”

山穷水尽，谈判即将中止。

沙皇与天皇同时妥协

然而，维特不曾料到的是，8月23日当晚，国内突然通知他：沙皇已同意在萨哈林岛问题上妥协，即接受以北纬50度为分割线的方案！

原来，东道主罗斯福总统从报纸上得知两国谈判濒临破裂，竟然绕开维特与小村，亲自与尼古拉二世、睦仁直接取得了联系！

维特坦诚地写道：

和谈期间，我和罗斯福总统的关系是不很协调或诚挚的。他觉得我倔强，后来竟不和我商议而直接与尼古拉皇帝联系。因此，有一部分争执之点是由皇帝亲自决定的。

他不无酸意地继续写道：

我也许不能像他［尼古拉二世］那样爽快地作出让步。然而，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我不过是他的一个臣仆，而他却是俄帝国的专制君主，他的行为只对上帝负责。

8月26日，在第九次会谈中，维特告诉小村：本国可以接受以北纬50度分割萨哈林岛/桦太岛的方案，但拒不付偿金；日本须保证宗谷海峡之航行自由。至于鞑靼海峡，俄国人只字未提，因为维特认为，那是俄国境内之海峡，与尔无关。

这一次，又轮到日本人拒不接受俄国人的方案了。

若干年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维特写道，第九次会谈后，他当天向国内作了报告，并断然表示：

日方无论再有什么新的提议，我将就地拒绝，而不再向国内政府请示。

8月28日，沙皇又一次在维特的电报边上写道：

把我的命令送给维特，叫他无论如何明天结束会谈。我宁可继续战争，不愿再等待日本方面的仁慈的让步。

第二天，即29日，是双方约定进行第十次会谈的日期。上午9点半，正式开会之前，维特约小村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须知，两位首席代表是可以用英语直接交谈的。

维特向对面的这个“卓越的”但“相貌和风度”不怎么吸引人的对手通告了本国君主的最后训示：

遵照我所接到的训令，今天的会谈是最后一次了。今天贵方所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接受或是拒绝我国皇帝的决断而已。

维特并不知道，此时，小村也已接到国内的训令：接受露国的方案！

原来，东道主罗斯福总统也绕开日本同学小村寿太郎及日本政府，直接与天皇取得联系，力劝日本应接受俄国人方案！

于是，在东京大本营的御前会议上，军政巨头们听到了天皇亲自转达的“米国大统领”的奉劝。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传阅了赴美代表团和驻俄使馆同时发回的电报。

想必无所不能的“天才的特工王者”明石元二郎及其形形色色的日本间谍们，已经在圣彼得堡打探到了敌国的继续作战计划——

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的沙皇的三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已经宣称：再用一年的时间，耗费10亿卢布、准备伤亡20万至25万人，定可将日军全部击退出满洲！

反而本国，经过一年半的大战，已经精疲力竭。地面战场上，陆军已无兵可派，一直紧绷着的海军，也已属强弩之末。但敌军正在源源不断地赶赴远东，继续打下去，后果可想而知！

数小时后，政府要员和军界首脑最终认同了伊藤博文意见：接受并签约。

睦仁当场首肯。

日俄签订《朴茨茅斯条约》

8月29日10时55分，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维特忧心忡忡地坐定后，万万想不到的是，一开始，对方就告诉他：

我国天皇尊重文明和人道，为了和平，以妥协的精神命令本人撤回索赔军费的要求，承认桦太岛的分治。

柳暗花明！日本人在最后一刻也妥协了！

于是，两国代表对条约进行了逐条研读，并很快达成共识。

该条约正文15条，附约2条，其主要内容如下：

——俄国承认日本对韩国政治、军事、经济上均享有优先利益，如指导、保护、监理之权利。凡日本认为必要的措置，俄国不得阻碍干涉。在韩国的俄国人，应享有最惠国之国民待遇，不受歧视。两国均不在俄韩交界间有军事设置。

——除辽东半岛俄国租借地之外，两国所有在满洲的军队，同时全部撤离。俄国政府在得到清国政府允许后，将旅大租借地及其附属领土、领水的一切权益、公产，均转让给日本政府；长春至旅顺段的铁路支线及其所属的一切权利、财产，包括煤矿，均移让给日本。

——俄国宣布取消在东北的一切有违机会均等主义的权益。

——两国在满洲各自经营之铁路，除旅大租借地及附属地方之外，均只用于工商业，而不用于军事。

——俄国将北纬50度以南的萨哈林岛/桦太岛部分及附近一切岛屿并该处一切公共营造物及财产之主权，永远让与日本。双方承诺不在岛上建造堡垒等军事工事，不设置有碍于宗谷海峡及鞑靼海峡航行自由的设施。让与日本地区的俄国人民可出卖财产退还本国，亦可留住原地，服从日本法律，并受日本国之完全保护。

——俄国允许日本人民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之俄国所属沿岸一带有经营渔业之权。

——本条约一经签订，双方即速将一切俘虏交还对方，由两国设特别委员会负责；俘虏自被羁押之日起的照管费用细账，由俄方向日方补齐差价后从速偿还。

心力交瘁的维特百感交集，当晚，就直接给沙皇发去了电报：

我荣幸地报告陛下，日本已经接受了我们关于和平条件的要求。由于陛下睿智而坚定的决定，和平将完全按照陛下的计划而得到恢复。俄国和过去一样，依然是远东的一大强国，这种地位将永远保持下去。……请原谅我们未能获得更多的成果。

不过，是夜，维特老做噩梦，不停地“在祈祷和哭泣的间隙中惊醒”。

俄国能在实际战败的困境中，最大限度地保全了国家利益，主要靠的是依然强大的军事存在，再是靠国际社会对快速崛起的日本的警惕，但也不能不归功于一流的政治家与外交家维特的超凡的个人能力。

9月1日，日俄两国全权代表先行签订了《停战协议书》。彼时，日军已经停止在库页岛上的军事行动，而在大清的辽北平原上，两军脱离接触已经很长时间了。

9月5日下午3点，日俄两国代表的手握在一起，日方的小村寿太郎和高平小五郎，与俄方的维特、罗森，分别代表本国在法文和英文的《朴茨茅斯条约》上，签上了各自的名字。

从1904年2月8日至1905年9月5日，为期19个月的日俄战争自此成为历史。

签约后，两国代表团全体人员合影留念。

喜闻大楼里的两国代表团终于签订和平条约以后，海军基地里立即鸣响礼炮，向朴茨茅斯的居民们宣告和平的降临。

全城立即用旗帜装饰起来。居民们赶往附近的教堂，要与俄国人共同欢庆和平的到来，唱诗班唱起了“上帝，请保佑沙皇”的歌曲……

俄国人松了一口气。美国人松了一口气。英、德、法国都为明治天皇的最终妥协而松了一口气。欧美报纸上，出现了赞扬日本君主开明让步的文章。

维特叹曰：

全世界都认为这次和约是俄国在一年多的节节失败之后的第一次的胜利。

紫禁城在焦灼中盼来终战

老毛子和小日本儿打完了，大清国君臣的心却一直放不下去。

交战国的代表在美国谈判期间，位于京城东堂子胡同里的外务部即叮嘱驻美公使梁诚和驻俄公使胡惟德：随时向国内报告相关情况。

8月13日，外务部尚书那桐上午谒见“两宫”，下午即邀请日本公使内田康哉宴饮。日本记者从“中国政府中人，日来均有忧色”猜测，那桐进宫见太后和皇帝，与招请日本公使，“想系日俄和约之东三省问题也”。

8月17日，日本人又获知，胖子那桐，不顾天气正热，乘火车到天津找袁世凯去了。袁氏虽为直隶总督，与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平级，但却对满洲事务有很大的话语权。

日俄能不能谈成？战争会不会继续？即便谈成了，满洲会不会沦于日本之手？大清国如何向交战国讨要赔偿？种种困惑，日夜缠身。可想而知，那一年夏天，紫禁城和东堂子胡同每天都在焦灼中煎熬。

终于，9月5日，梁大臣从美国发回了人们渴望已久的电报：

日俄和局现由日皇顾念远东大局甘自让步，俾成和约，其宽大之盛德，固为列国所讴歌，而俄皇更大为喜悦，然要皆于美总统罗斯弗斡旋之力。自此东三省不日即可停战，实为中国至大之幸福！

特此谨奏，以慰宸厪。

翌日清晨6时，慈禧太后召见各王大臣开御前会议。总理外交事务的庆亲王奕劻率先面奏，曰：

日皇此次与俄国议和，甚属平允，实可为世界文明之主。则其对我国，度必能顾念大义，而许我以满洲自主权无疑。我国际此，宜速与日本议订满洲条约，实为至要之急务也！

庆亲王的提议，让太后和各大臣“均以为然”。

9月9日下午，外务部尚书那桐亲往东交民巷拜会内田公使，通告其大清政府的意见，并称，已致电驻日公使杨枢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

随后，大清外务部宣布：

东三省开放事业已告竣决议，奉天、安东、大东沟、吉林、宁古塔、珲春、呼兰厅、齐齐哈尔，开为商市。

未待与日本达成协议，大清即主动向世界开放了满洲的重要城市，让各国的眼睛都盯到了日本人身上。当然，对大清以及各国来说，这算是一步好棋。

东京发生民众暴乱

战争结束了，流血中止了，按说，无论对交战两国的哪一方来说，都是佳音。不料，东京的报纸上刊出跟“露国”签约的美国电讯以后，竟惹起一场民众骚乱，进而激变成了一场暴动！

9月5日中午过后，东京市中心的日比谷公园不断涌入愤怒的人群，许多人还臂戴黑纱。早有预备的警察封锁了公园的大门，却无济于事，被怒不可遏的人群强行破门而入。至下午1时，已经有七八万暴怒的人们云集。这一天，几个“爱国团体”要在这里举行“反对媾和国民大会”。

据事后东京警方调查，与会者多是东京下层的工匠与贫民，他们因战争期间米价与税收的上升而积怨已久。

该公园距皇宫很近，原本是近卫师团的演兵场，3年前辟为日本国内第一座洋式的公园。

公园高悬着一条令人触目惊心的大字布幅：

十万碧血如何

布置在四周的标语，每一条文字，都火上浇油：“呜呼大屈让”“肝胆一剑寒”“破弃·破弃”“我有斩奸剑”“风萧萧兮易水寒”“死有余辜”。

狂躁的人们在交口谈论着报纸的文章。近日，报纸上大都是“满洲军总出击”“撤回讲和代表”一类的过激文章，只有《国民新闻报》一家发出支持政府的评论。

著名政客河野广中一跃登台，开始了他的愤怒演讲。此人多年前在任福岛县议长时，曾以“颠覆政府罪”入狱。日俄战争后期，他担任“讲和问题联合会”议长。该会是坚决反对向“露国”妥协的民间政团。小村赴美谈判以后，不断有不利于本国的消息从美国传来。近日，政府决定放弃索要战争赔偿金及对桦太岛全岛的拥有，消息传出后，相当一部分国民大失所望！

一场日俄战争，打得比10年前的甲午战争艰苦多了！

甲午战争，日军投入总兵力为24万人，死亡不到2万人，军费2.4亿日元，但却从大清攫掠3.9亿日元的赔偿费，并从此将大清踩在脚下，日本成了亚洲第一雄主。

但这场日露战争，日军投入的总兵力高达108万人，战殁者多达8.6万人，而军费已经高达18亿元，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却连一分钱也没索回，桦太岛也未能全部收回！

眼睛里充满了民族主义血丝的日本民众，尤其是家中有牺牲者的遗属们，无不怨气冲天！

这次民众聚会的发起者“黑龙会”头领们，更是怒不可遏。

“黑龙会”本是得名于大清黑龙江的日本极端国家主义分子的秘密团体，其精神领袖头山满、会长内田良平等人，一直以侵占黑龙江两岸建设“大东亚”为其终生奋斗目标。日俄开战后，他们成立了“对露同志会”，并诱导在日本留学的大清激进学生们成立“抗俄义勇军”和“军国民教育会”。日俄开议，他们蛮以为政府会趁机把“露西亚”自贝加尔湖以东的伊尔库茨克等整个西伯利亚东部地区和远东各边疆州的全部土地割取回来，却不料，政府无能，竟屈从于战败国的要挟，只收复了半个桦太岛！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黑龙会”便与河野广平的“讲和问题联合会”联络，发动了这个民众抗议大会。

就在前一天（9月4日），一直不曾安分的河野广中，领衔本会上奏天皇一书，痛陈内阁大臣及议和代表误国：

草莽微臣河野广中等度谨奏：

此次征露战役是空前之壮举，旷古之伟业，其盛功是由于陛下之棱威和陆海军将士之忠勇精锐。而国民恩仇相忘，上下同心，也功不可没。然而陛下之阁臣及议和全权代表等不加深思，致媾和出现这种结果，臣等岂能忍而不言？

此次战争，数十万家庭，寡其妻，孤其子，国家负债，今竟欲使五千万同胞接受讲和条件，实在不敢想象！……阁臣、全权代表实是陛下之罪人，国民之罪人！又岂只是陛下与国民之罪人，还实在是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的历史罪人！现在仰诉于天，则天不答；伏告于地，而地不应。臣等进退维谷，只好伏乞陛下圣断。

日比谷公园位于天皇住地之南，与东京市区融为一体，距今已有百年开外的历史。（2015年12月摄）

伊势神宫内保存着《古事记》，记载天皇的家谱。（2016年5月摄）

在日比谷公园，河野又把给天皇上奏的内容重复了一遍，然后，带头振臂高呼“斩桂太郎！”“刺小村！”“打伊藤！”“屠元老！”等极端口号。

被“爱国人士”煽动起来的人们，随后便怒喊着“杀露探！”“惩处卖国奴！”等口号势不可挡地冲出了公园。

暴民们一路焚毁了内务大臣的官邸，捣毁了竟为政府说话的《国民新闻报》报社，焚烧了2座警署和200多个警察岗亭，捣毁了东京的东正教堂和其他十几座教堂。

为制止暴乱，日本政府翌日宣布东京戒严，并出动军队，逮捕近2000名暴乱者，事态才得以平息。

此案后来有300余人被起诉，包括河野广中在内的87人被判刑。此即震惊一时的“日比谷烧打事件”。

过后，横滨与神户也发生了小规模的民众骚乱。

据王芸生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称，按《明治大正昭和历史资料全集》卷十五载，在“日比谷烧打事件”中：“民、警格斗，民众死十余人，伤五百余人，警察死四百余人。”

一起“爱国运动”，竟搭上了这么多人的性命，足可见被军国主义洗了脑的日本民众，发起疯来有多可怕！只为抢夺他国财富，就对本国同胞下手如此凶狠；这样的人，若派去对付别国人，毫无疑问，只会加倍地残暴！30多年后的侵华战争，就是最血腥的证明。

110年后的2015年12月6日，日比谷公园里的大片大片的秋叶被蔚蓝的天幕衬着，黄得晃眼。公园里很多游人，或缓行，或安坐，都在享受着灿烂的秋光。我走进了这座公园，想象着百余年前的那场暴乱的场景，屡屡走神儿，因为我真的很难把眼前这些讲礼貌、守规矩、爱整洁的日本人，与战争年代的狂躁族群画上等号。对，菊与刀！正如美国人写的那本分析日本民族性的好书的名字！崛起的彼时日本，是个具有双重性格的矛盾的日本，是个温文尔雅与强悍残忍于一体的日本，是个让整个世界受不了的日本。

公园里的一个小山坡上，有一座像塔一样的建筑，趋前近看，是“昭和二十七年”，即1952年建成的“自由之钟纪念塔”。塔身上有块说明石牌，大体是说此钟是美国独立宣言时代的那口青铜大钟的仿制品，是美国匿名人士通过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赠送给东京的。这是我在公园里看到的唯一有些年头的纪念物了。

这座公园正门内侧，有一个餐厅，叫日比谷绿色沙龙。日本的这类建在公园里的公共建筑里面，常有本地的历史图片陈列展。不过，在绿色沙龙里，我只看到当地绿色和平组织布置的一些光鲜的照片，却没有“日比谷烧打事件”的历史写真。

在日比谷公园，我想不期而遇的历史遗存，了无踪影。

因为十几天前我刚刚在德国转了十几天，对柏林市中心的犹太人殉难纪念墓地与柏林墙旧址前的纪念馆印象颇深，所以，便更加感慨日本人对历史的选择性遗忘。

当晚，在东京市中心的“孔子膳堂”，我的一位发小，也是几十年来一直活跃在东京的作家、社会活动家孔健，为我请来几位日本朋友，一位是写过十几本有关中国专著的大学教授，一位是在国会任职的某议员的秘书，还有一位是华裔日籍女作家。他们都知道日俄战争时期的日本军政巨子的名字和大体作为，也都在中学时学过中国的鲁迅先生的课文，甚至还知道鲁迅为什么弃学回国，却都说不知道“日比谷暴动”。他们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我不敢肯定。

对了，日本的战争纪念馆“游就馆”里，日俄战争部分，也没有“日比谷暴动”的影像和文字。

中国同盟会组建

那天，在日比谷公园的绿色沙龙里，我吃完午餐，呷着咖啡，瞅着窗外，忽然想起几个人，是中国人，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孙文、黄兴、宋教仁、蔡锷、汪精卫、蔡元培、秋瑾、陶成章、徐锡麟、鲁迅……

这里发生暴乱的时候，这些中国人都正在东京，也正是热血沸腾之际，他们是否也来观望甚至参加过这场民众运动？

至少有关鲁迅的传记中就写过，留学东京时，鲁迅曾在日比谷公园与好友品茶话别。

须知，“日比谷暴乱”事件发生时，中国同盟会刚刚成立才半个月！

说到组织了日比谷公园民众大聚会的“黑龙会”，就不能不接着说说中国同盟会。

须知，大清政治流亡者孙文、黄兴等人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其组织与资助者，乃至场地的提供者，正是“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

燥热的8月20日，以孙文为首的“兴中会”，和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齐聚东京赤坂区桧町的一所民宅，开了个后来名垂青史的会。

知否？这处会址，是头山满指定的，是内田良平的家，也正是门前挂着木牌的“黑龙会事务所”。

据亲历者最初而不是后来的回忆，为了促成这次大清反叛者的聚首，内田良平等人已经奔走了一个多月。据跟随孙文从横滨赶到东京的华侨冯自由称，与会者“六十余人”，“与孙总理属旧相识者十人”。另一位亲历者田桐则称，“到会者四十余人”。

无论是“六十余人”还是“四十余人”，亲历者都写过，内田良平、宫崎寅藏、末永节等日本人也是与会者。

其实，这几个日本人不仅仅是普通的与会者。

他们是当时有名的“大陆浪人”。大陆浪人，又叫支那浪人。浪人本是日本幕府时代脱藩流浪、“替天行道”的下层武士。明治初年至昭和时代二战结束之前，这些人就像中国战国时代的侠义之士，身处江湖，行动无羁，特立独行，自以为是，重国家而轻生命，以经营大陆——大清国、朝鲜半岛乃至西伯利亚以东地区——为志，志愿在民间隐秘地为国效力。

实事求是地说，日本历届政府，包括军方，对浪人自以为是的言行，并不支持，甚至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因为他们的擅自行动往往破坏了政府的既定规划，动机是爱国，结局却是祸国，诚如现今所谓“爱国贼”。当年在马关刺杀李鸿章的那个小山六之助，就是这样一个浪人。民国前期一直寓居在旅大策动“满蒙独立运动”的川岛浪速，也是这样一个浪人。

日俄战争期间，大陆浪人们自然不会做旁观者。他们出入大陆各地，接纳各阶层大清国人，为本国搜集各类情报，并直接帮助大清的反叛者联合起来，以期早日推翻统治大陆的“鞑虏”（清）政权，建立一个亲日的“同种同文”的汉人新政权。此番，大清的头号反叛者、连名字都已变化的孙中山重返日本之际，也正是浪人们大显身手的天赐良机。

于是，大清的年轻反叛者们才被召唤到浪人家中，商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团。

亲历者冯自由写过，当时，先是孙中山阐述了一番全国革命党应联合组成新团体共同“讨虏”的道理，之后，人们便讨论起新组织的名称。有提议叫“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有提议称“对满同盟会”的。但黄兴等人认为，新组织不宜被日本政府知道，故不必明示“革命”二字。于是，大家“再四讨论，卒从后说，确定名称为中国同盟会”。

随后，31岁的湖南“华兴会”领袖黄兴率先发声，推举“兴中会”的首领、岁数最长的孙文为为本党总理。那一年，孙文39岁，是革命志士中的名副其实的老大。湖南“华兴会”的成员与会者最多，故黄氏的提议举足轻重。

黄兴一提议，众人皆响应。于是，孙中山成了同盟会的最高领袖——总理。

孙总理当场手拟一纸盟书，即入党志愿书：

盟誓人□□□ □□省□□县人

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在场者均各书盟书并交由孙总理保管。

孙文提议并率众对天宣誓。

随后，孙氏即在别个房间逐个教同志以握手暗号及相见时的三个密语：“汉人、中国物事、天下事”。

全体人员学会了握手与密语后，孙总理高兴地对众人说：

为君等庆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国人矣！

因天热人多，众人正燥热难耐，内田让女仆送进来许多凉糕。大家鼓掌“欢舞”。不料，屋后部的草席枕木却突然塌倒，“声如裂帛”，人们放在席上的杯盘纷纷倾倒，甚至有人跌倒地上。

辩才极好的孙中山马上解释说：“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也！”

孙氏善言辞，会鼓动，在粤省即有“大炮”之绰号。粤语词典里的“大炮”，在百余年前，成了大清热血少年耳中的褒义词。很多孙中山的追随者都写过，自己就是当年听过总理的一席话之后，便无条件地成了他的追随者。

于是，这些二三十岁的“支那人”愈发地欢呼鼓掌起来。

中国同盟会就这样成立了。

孙中山被黄兴提议为同盟会的最高领袖，既是大清志士的民意，也是“黑龙会”乃至背后的关键人物的选择。套用一句我们听习惯了的话说，应该叫：历史选择了孙中山。

10年前，即1895年，孙文第一次至日本时，虽是遭到两广总督通缉的流亡分子，但日本政要和浪人都没留意他。

第二次，1897年，他从美国经加拿大又来到日本，在横滨登岸后，与两位大陆浪人宫崎寅藏、平山周“不期而遇”并结为好友。其实，20多岁的宫崎寅藏与平山周跟孙氏的相遇，并非毫无目标的邂逅，而是他俩孜孜不倦地追踪的结果——奉记者出身的政治家犬养毅的指派，宫崎与平山前往大清调查、采写大清民间秘密会党时，知道了孙文的名字。听说孙氏近将重返日本从事反清政治活动以后，宫崎、平山遂返回国内报告，并在横滨静候孙氏上岸。如此这般，孙氏才“有缘”与二位日本浪人相识并结为朋友。9月27日，在平山周的陪同下，孙文专程到东京拜会了犬养毅。拜会结束后，平山周带孙文在一家叫对鹤馆的旅店下榻。因怕被店家知道孙氏乃大清人，平山便随手给孙文登记了个“中山樵”的假名。中山乃附近的一个华族的姓，明治天皇的母亲即姓中山。某个姓中山的人前来投宿，这很正常。于是，孙氏安然入住，并欣然接受此名。后来，他以中山为名，加上本姓，成了举世瞩目的“孙中山”。有日本人说，孙氏保留“中山”为名，有向明治致敬之意。笔者不知真伪，姑妄记之。不过，孙文对明治时期日本的钦佩，倒是真事。

1905年7月，即日俄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的时候，孙氏第三次来到日本。宫崎寅藏等浪人全程陪同或曰保护着他，撮合他与在日留学生中势力最大的湘帮首领黄兴相识，这才有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此后，同盟会的经费，包括后来孙、黄回国发动的南方起义的经费，多是日本人提供的。至于日本朋友源源供给的是自家的积蓄，还是来自更有背景的某个地方，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或许并不清楚，所以，百余年之后，我们也就更弄不明白了。

同盟会在黑龙会头目家成立之前的一个星期，即1905年8月13日，东京的留学生们在麹町区骏河台的富士见楼集会，欢迎素有名气的革命家孙中山。富士见楼是当地的一处名景，素为日本人集会的场所，连警察都闻讯赶来维持秩序。因来人太多，警察不得不将后来者阻拦门外。

据说，1905年，在日本的大清留学生已达空前的1.2万人。

后来跳海自杀的那位湖南热血青年陈天华记录了那天孙氏的演讲。他的文章中，多次出现“拍手”两字，即大清学子们已经学会用拍击手掌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赞同。他写道，那一天，身穿“鲜白之衣”的孙中山，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登台演讲：

诸君之来日本，在于吸取其文明也。然而日本之文明，非所固有者，前则取之于中国，后则师资于泰西。若中国以其固有之文明，转而用之，突驾日本，无可疑也！

突驾，意同凌驾。孙氏的意思是说，有固有文明的中国，只要以西方为师，必定能凌驾于日本之上！

孙中山说得极为正确！百余年后，笔者在照录这些启蒙语录时，仍不禁在心里为之“拍手”！

他继续说道：

鄙人离开日本不到两年，再来已有隔世之感！从前之马车，今已悉改为电车。说数年后的中国，仍如今日之中国，有这个道理吗？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法光复，不能建一大共和国，表白于世界，岂不羞耻之极？（拍手）

昔日本维新之初，亦不过数名志士为之原动力，仅三十余年，即跻身六大强国之一。以吾侪今日之为，独不能事半功倍乎？（拍手）

正因为有了这一堂公开的思想启蒙大课，旅日的大清学子们才纷纷转向反清革命，其中许多精英分批加入了同盟会。

毫无疑问，最初的同盟会，是民族革命的政党，间有中国传统江湖上的秘密会社的性质，是在日俄战争期间，在以弱胜强、以牺牲换胜利的语境中成立的。

秋瑾的诗与发髻

日本战胜了强占我满洲的俄国，而且，还不借机侵占满洲，这个事实，令每一位大清国汉族留学生都感到振奋。在日本的语境中，大和民族与大汉民族系同种同文，都是儒家文明教化的民族，而清王朝与俄国一样，都属必逐之的野蛮的“鞑虏”。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怎么会做不到？

正因有了这个大背景，所以，这一年8月，从国内二度留洋日本的28岁的官家少妇秋瑾，就在东渡船上写下这样一首气壮山河的诗：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从前读秋瑾，因为没将她的旅日经历与日俄战争这个大背景联系起来，所以，总是不解她缘何写下这首仰天长啸、不输岳飞的好诗，更不知她为何要到照相馆拍下那帧著名的身穿和服并手持倭刀的留影。

现在，我知道了，她赞的是日本人，无论写诗还是留影，表明的都是要像日本人一样拼上性命改变国运！噢，这首诗的题目，本来就叫《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一场日俄战争，让日本死了8.6万人，正可说是“拼将十万头颅血”矣！秋女英之烈，实在罕见！

确实烈！在日本，她以诗言志：“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同乡兼同党都对秋女士的烈持赞赏态度。正在弘文学院江南科学日语的周树人同学就不以为然。某次，浙人相聚，秋女士说起要回国起事时，竟掏出短刀猛刺在桌子上，称：“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当时鲁迅在场，一言未发。

还有一点，即秋烈士留影时的发型，正是当年日本女子最流行的“二百三发髻”——乃木军攻陷了旅顺203高地以后，为了表达对死在那里的上万名官兵的敬意，日本妇女纷纷留起了像那座小山形状的新式发髻。

我怕自己看走了眼，故请东京的远藤稻波女士予以确认。她的回复是：“没错儿，秋瑾留的正是当年日本最流行的‘二百三发式’！”

毋庸讳言，1905年夏季，留学日本的那一代有抱负的汉族儿女，无论官费生还是自费生，无不是在东道国奏响的凯旋乐曲声中，完成了从官二代、富二代乃至官太太到职业革命者的悲壮转身，后来，其中的一些人又完成了从民族革命斗士到民主革命政治家的完美转身。

鲁迅弃医从文

日本人的胜利，让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就读二年级的大清国留学生周树人也有了另外的打算。周同学是当地不多的外国留学生之一。

周树人，是上一年，即日俄战争在满洲全面开打以后的1904年6月，申请进入来仙台学习的。在此之前，他是东京弘文学院的学生，再之前，他是大清江南官立陆师学堂附属矿务铁路学堂的毕业生。派他以官费东渡日本的，是江南督练公所，即清廷为督练新军而在各省新设的军事当局。也就是说，他是从当地的军校毕业以后，以准军人的身份被派到日本游学的。

“弘文”是日本人嘉纳治五郎专为大清留学生创办的一所速成语言学校，学期两年。鲁迅那一届快要毕业的时候，日本发动了日俄战争。鲁迅在1923年8月21日发表的小说集《呐喊》自序里，说过他选择学习西医的动机，是为了“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还为了“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他认为，年仅37岁而殁的父亲的病是被中医耽误的，而未来做个军医，则显然与这场战争有直接的关系。学西医更深一层的原因，是他“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源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于是，他没像其他同学一样留在东京，而是一个人申请到日本东北的仙台就读医学。用他的话来说，他选择了“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

大清使署驻日最高代表杨枢，特别为大清国人“周树人”给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山形仲艺”写入学推荐信。

仙台医专新生花名册的最末一列是大清国人“周作人”。

话既至此，又不能不提那位饱受诟病的大清驻日大臣杨枢了。鲁迅是1904年4月从弘文学院毕业的，5月20日，杨枢即亲笔为大清国人“周树人”给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山形仲艺”写了推荐信，证明该同学确系毕业于弘文学院的前江南陆师普通科的学生。

杨枢的本职工作当然不是介绍本国留学生到哪所学校求学了。有关他在日俄战争期间的职责，本节之后单说。但他确为祖国的学子做过很多鲜为人知的工作，亲笔为他或许根本不认识的浙籍留学生周树人写推荐信就是一例。顺便说一句，杨大人的正楷好得如同字帖，令人难以置信！

得到大清驻本国最高代表的推荐以后，山形仲艺校长立马复信杨枢“殿下”，不仅同意周树人入籍本校，而且还承诺免除其学费！山形的书法也好得令人吃惊。明治时期日本精英阶层的汉学水平都很高，笔者也看过一些军政巨子的遗墨印品，但像山形仲艺这般水平的，实属罕见。

6月1日，23岁的鲁迅工工整整地给山形仲艺校长写了两份文书，一份是“入学愿”，即入学申请书，一份是“学业履历书”：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同二十七年九月于本国南京官立江南陆师学堂入学普通科卒业

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同三十七年四月于东京私立弘文学院入学速成普通科卒业

7月，“清国人周树人”的名字出现在了该校新生花名册的最末一列。他是当年仙台少见的外国留学生。

外国人到仙台来上学，成了小城的一大新闻。9月10日，即鲁迅将入学时，当地报纸《东北新闻》刊出一条简讯，向仙台的读者报道一位“支那留学生，清国人周树人氏”将来本地留学，此人“能灵巧地运用日语，是一个快活的人”。

称鲁迅是一个快活的人，这很出乎我的意料。

想象中的鲁迅，本就是一个不满现实的“愤青”，更因孤身一人在日本东北就学，肯定过得并不愉悦。当年日本报章的文字，却在纠正我的想当然。

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写道，他到仙台颇受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住宿操心”。日本人搜集的鲁迅在仙台的照片、书信显示，在这座当时只有“官衙、学生和军人”的小城镇里，日子过得并不清苦。他先是在片平丁的一个叫佐藤屋的旅馆居住。当年10月，他给朋友蒋抑卮写信，直感慨此地房租便宜：“今此所居，月只八元”，“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而且“风景尚佳”。但因一位老师觉得那儿靠近监狱，而且该旅馆“也包办囚人的饭食”，认为周树人同学“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所以，两个月后，鲁迅搬到土樋的宫川家。宫川先生的家专门对学生出租。鲁迅与5位同学同居此宅，并曾合影留念，可见心情不错。

仙台不光是座大学之城，更是一座军事之城。与仙台医专相邻的，即日本陆军第二师团的大本营。明治时代初期，日本只有6个陆军师团，按军队序列，仙台排名第二，可见地位之重。日俄开战后，第二师团被编入第一军，是最早进入战场的日军主力之一，师团长西宽二郎大将也因一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白刃战——弓长岭夜袭战而名噪一时。战争期间，第二师团大本营一直有人留守，而从战场转运回来的重伤员，也源源不断抬回仙台。所以，置身于民族主义气氛空前高涨的日本人中间，血气方刚的鲁迅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日本东北大学的前身，即仙台医科专门学校。2016年5月19日下午，在该校的校史室，我从容地读完了该室常设的“鲁迅和东北大学”展览。上述的大清驻日公使与该校校长的通信等复制件，都是我从那儿第一次看到的。

第一次看到的还有几张鲁迅与日本同学的合影。其中与4位同窗的合影尤其让我感到新奇！5位学子，戴着同样的学生帽，衣着却各不相同，两位穿和服的坐在前，穿制服的3位立在后。鲁迅站在后排左侧，手里却像拄着一把军刀。我仔细盯着一会儿，才确定他拄着的不是军刀而是一根手杖。照片说明称，这是1906年3月，他们在一番町吃了甜食以后到照相馆拍下的写真。军刀是军人的标配，学生不配。鲁迅独拄手杖而“写真”的旧影，让我联想起他的同乡兼光复会的同志秋瑾女士身着和服手持倭刀的那张留影。

然而，看上去在仙台学习与生活得不错的鲁迅，却在1906年3月主动退学了！只差3个月，他就可以读完二年级的课程了。

话题绕了一圈儿，再看看鲁迅自己说的放弃学业的起因吧！注意，鲁迅笔下的电影，即幻灯片。中国人所称的电影，日本人称映画。

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3年后，鲁迅怀念起业师藤野严九郎先生，再度写下类似的文字：

第二年（即1905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幻灯片）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牌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1904年9月周树人入学仙台医专时，30岁的藤野严九郎刚刚升任教授。开学不久的一个星期六，他被藤野教授叫到研究室，嘱咐把解剖学课堂笔记交上来。解剖学是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一周有4学时。

旧仙台医学专门学校4号教室，摄于1910年代。藤野先生与学生周树人早年亦在此授受。

周树人（左一）话别仙台医专日本同学，摄于1906年3月，据说众人合影前聚在一番町吃了甜食。鲁迅《藤野先生》称：“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竞没有说。”

旧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阶梯教室，室外有标记：1904年秋至1906年春，“鲁迅先生曾经学习过的讲义室”。（2016年5月摄）

仙台医专1904年使用的幻灯用玻璃板。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主意、见解）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

东北大学校史室的展品中，收藏了当年的幻灯机，和4帧保存下来的有关日俄战争的玻璃板的幻灯片。不过，幻灯片的简短说明是如下文字：

有日俄战争场面的描述，但并未发现鲁迅所说的“行刑”场面。

另一块展板上，日本人则以惯有的含蓄口吻写道：

根据鲁迅的小说集《呐喊》（1921）自序所述，医科学生周树人踏上文学道路是因为他在上仙台医专二年级时，在课堂上看了有关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中的中国民众的样子。众所周知，这些在《藤野先生》中也有所论及，虽然其作为文学作品多少含有创作的成分，但在学校放映有关战争幻灯片一事，则在现存的资料中可以找到证据。

“作为文学作品多少含有创作的成分”这几个字让我颇觉意外，遂折回去逐幅伏看了那四帧幻灯片。画面分别是“踏雷的决死队”“犬竹骑兵一等卒在龙王庙奋斗”“破坏金州城门的决死工兵”和“血染的命令书”，幻灯片的顺序分别为第一、第三、第七、第九。

因该馆收藏的幻灯片只有这四幅，所以，不能证明当年学校没有放映过日军处决大清人的画面。也许，正因没有物证，该校才把鲁迅写的放映行刑的文字模糊地表述为“作为文学作品多少含有创作的成分”。对了，他们把《藤野先生》列为了“小说”。

以鲁迅的执拗性格和他对宿怨的强烈印象，他是不会以写小说的心态“创作”这个情节的。其弟周作人的文字可为间接佐证——周作人写过，他随大哥抵达东京后，过得很安逸，没有遇上鲁迅所遇上的处决大清侦探的刺激。

因为看了日俄战争中的一页幻灯片，鲁迅决定退学，这件事，已经被他写在了《藤野先生》中，而这篇中国文豪缅怀其日本恩师的文章，又是中日两国中学生的语文教科书里的一篇。所以，读过这篇课文的人，都会知道鲁迅弃医从文的真实诱因。

但放弃学医，却并没有立即从事文艺创作。馆中的另一张鲁迅侧身其间的集体照中，或许能给人以新的启发。

这是一张欢送敷浪重治郎教授赴德国留学的师生合影。敷浪与藤野共同担任解剖学的老师，也都是当年只有30岁出头的年轻教授，而其名曾被我国一本发行量很大的鲁迅传记写为“敷波”。我逐个数清了老照片上的人数，即含第四排的鲁迅在内，共有113个学生穿着统一的校服与敷浪先生告别。这是1905年11月的合影。

4个月后，即1906年3月，周树人同学即主动退学，回到了东京。按日本东北大学校史馆所记，临行前，本届同学们为他举办了送别会。

他回东京干什么去了呢？他进入了“东京独语学校”，即开始学德语了。在日本举国以“独”（德）为师的气氛中，鲁迅放弃了做一名西医大夫的人生愿望，改学第二外语，究竟出于何种目的，似乎无人解读。按说，鲁迅是学过德语的，因为江南陆师学堂与附属的矿路学堂，都有德语课。如是，则鲁迅在日本学习“独语”，算是重操旧业。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浙籍革命党“光复会”会长的蔡元培先生，当时，已经从日本去德国留学了。而鲁迅正是“光复会”的会员。医学业师敷浪教授赴德深造，是否也让鲁迅产生了去德国留学的愿望，人们不得而知。

查鲁迅年谱，他是1906年6月回国与朱安女士完婚，当月便只身返回了东京。说“只身”，是相对于新婚之妻而言，其实他不是一个人离开绍兴的，他还带上了比他小4岁的大弟周作人。1907年7月，鲁迅始与同乡好友许寿裳等在东京谋划创办《新生》文艺杂志，从此正式走上文学之路。也就是说，有至少整整一年的时间里，鲁迅在东京没有作为。

无论诱因是否有佐证，但鲁迅在仙台毅然做出了人生抉择是被所有的人公认的。弃医从文的鲁迅，使中国少了一位或许是技术高超的西医大夫，但却平添了一位思想深刻而又文笔犀利的思想家与文学家。

顺便说一下：日本东北大学，是在日本排名前列的名校，在全世界排名前百。该校老校区的中心草坪上，只有三尊人像雕像，另两尊都是日本人，其中最醒目处，即鲁迅像，是前些年绍兴市赠送该校的。只是，这是一尊晚年的傲岸睥世的鲁迅，而非意气风发的洋学生周树人。

此外，在城山下的仙台市博物馆外草坪，立有一座相同的鲁迅雕像，旁边另有一尊高达4.5米、重约10吨的鲁迅纪念石碑，碑的设计者与碑文的题写者均是东北大学的教授，但碑名“鲁迅之碑”是请郭沫若氏题写的。此纪念碑居然建于1961年，是中日两国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的相互敌视年代。

让人意外的是，此碑四周用竹栅围起，拒人于碑身之外，且竹栅四边均架有监控探头。相对于旁边的仙台藩主伊达政宗像和山上的《荒城之月》词作者土井晚翠像，被围护起来的“鲁迅之碑”不能不让人有些意外。

当年日本为何要在仙台为鲁迅立这块硕大的纪念碑？碑文写得很清楚：

中国文豪鲁迅先生自一九〇四年秋至一九〇六年春来仙台，就学于现东北大学医学部前身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因痛感国危，意识到拯救民族之魂方为当务之急，鲁迅弃医从文。仙台乃其转机之地。鲁迅先生写下了诸多代表中国新文学的作品与评论。为纪念他青年时的留学生活，为将他伟大的形象永世流传，敬仰他的人们特立下此碑为念。

所有敬仰鲁迅的人，在仙台此碑前，不能不有些感动。

第三季

联合舰队凯旋

历时19个月的日俄战争结束了。

1905年9月5日下午，即两国代表团在美国朴茨茅斯海军大楼签约并合影留念之时，也正是东京的“爱国志士”们在疯狂发泄不满之时，在韩国海域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收到了伊东祐亨海军部长发来的停战条款的通报。

东乡立即派第二舰队司令官岛村速雄少将率联合舰队参谋秋山真之中佐、“三笠丸”分队长山本信次郎上尉，乘“磐手丸”巡洋舰赴清、韩、俄三国的界河即图们江一带寻找俄海军代表。

9月7日，大本营命令屯兵图们江一带的后备第二师团长三好成行中将，与当面之俄陆军商定双方和委员会会见地点及日期。

9月8日，岛村率“磐手丸”从国内起航，经朝鲜半岛南部的镇海湾至半岛北部的松田湾，在此与从釜山赶来的另一艘轻型巡洋舰“新高丸”会合。

9月15日，“新高丸”接到陆军第二师团长三好成行中将的报告，称已经找到露军满洲军总司令利涅维奇上将，双方商定将于17日上午9时在韩国最北端的罗津浦外5海里处会见。

16日10时，岛村率“磐手丸”与第二驱逐队派来的“胧丸”与“曙丸”赶赴罗津浦。当晚8时35分，日本支舰队与3艘俄舰相遇。日舰用无线电联络对方，不知何故，对方未应。在相距只有4000米左右的时候，俄舰擦肩而过，不知所终。

几经周折，终于在9月18日清晨，两国军舰在相约海域会合。山本信次郎先期登上俄旗舰“露西亚号”预作安排，8时许，岛村速雄与秋山真之、山本信次郎登上“露西亚号”，与俄海军代表伊耶斯先海军少将协议并签署了两国舰队的具体分界线。根据对方的要求，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岛村特许俄海军派1艘运输舰自海参崴经宗谷海峡至堪察加半岛，为当地居民输送粮食及日用品。

10月8日，海军军令部向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下令：以一部监视对马、津轻、宗谷三海峡之外，其余全舰队凯旋东京湾，并于归途之便，参拜伊势神宫。

10月11日10时30分，东乡平八郎亲率第一舰队发往佐世保，嗣后，上村彦之丞、出羽重远、片冈七郎各率第二、第三、第四舰队于15日下午汇集伊势外海。

联合舰队的旗舰“三笠丸”，已经提前回国维修保送，东乡期待它将以崭新的舰容接受天皇的检阅。

10月15日，《朴茨茅斯条约》得到两国政府批准并互相交换完成。日俄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翌日午后，东乡得令，率上村、出羽、片冈三位舰队司令长官及参谋长参拜了伊势神宫。

该处为日本最主要的神社，供奉着日本皇家始祖“天照大神”，内存象征皇权的三神器之一“八咫镜”，是明治天皇祭祀的地方。允许东乡等凯旋的将领们入内参拜，当然是一种恩典。

10月20日，联合舰队主力驶抵横滨港，受到正在港中的英、美军舰的礼炮相迎。东乡亦下令复炮鸣谢。

10月22日上午9时，东乡带各司令长官和主要幕僚由横滨晋京，沿途欢呼之声不绝于耳。10时30分抵达东京，在万众欢呼声中，一行海军将领分乘宫内省派来的马车接入皇宫。

东乡向身兼日本国大元帅的天皇睦仁当面“伏奏”联合舰队的作战经过，并将胜利归功于“大元帅陛下德威之所致”。

睦仁赐敕语曰：

卿统率联合舰队，能排除万难创空前之伟功，诚为国内外所仰望。朕今天听卿亲报战况，感怀我海军将士之忠烈，更深望卿等各自珍重。

天皇当即赐以酒馔。

12时30分，东乡等退出皇宫，在市民的欢呼声中进入海军省。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与海军军令部长伊东祐亨已经等候在此，将帅们互致胜利后，山本先向东乡等陈述感谢之辞，东乡则当即致答辞。

下午1时50分，东乡一行乘车返回横滨。

10月23日上午8时10分，云翳蔽日，海不扬波。睦仁率皇族、元老、大臣及扈从抵达新桥车站。9时20分，专列驶入横滨站，东乡已率主要幕僚亲至站台迎候。沿途仪仗队整列两侧，军乐齐鸣。在横滨码头，睦仁登上已在主桅上升起天皇旗的鱼雷艇“浅间丸”。“浅间丸”遂鸣响礼炮，各舰闻声后，礼炮齐鸣。一时间，港口内外，炮声隆隆，震撼人心。皇族与大勋位者等陪观者1600人，则分别乘上“浅间丸”“千早丸”“八重山丸”“龙田丸”“满洲丸”“台南丸”和“八幡丸”。

东乡一声令下，“浅间丸”缓缓驶出港口，逐次经过了第一、第二、第三列战舰前。东乡恭立御座一侧，向天皇逐次报告了各舰履历、参战情况和舰长姓名等。睦仁两边，陪坐着山本与伊东两位海军统帅。

当天，有大小165艘战舰参加了检阅仪式。让东乡倍感亢奋的是，排在各列舰阵中，都有被俘获的俄国战舰，如原在旅顺口俘获的12674吨的“佩列斯维特号”，现改名“相模丸”；10960吨的“胜利号”，变成了“丹后丸”；在烟台追缴的驱逐舰“利西得利诺伊号”，现为“山彦丸”；在对马海战中俘获的俄第二舰队的旗舰、9672吨的“尼古拉一世号”，现在是“壹岐丸”，巡洋舰“谢尼亚文号”成了“见岛丸”。东乡介绍起这些战利品时，格外来劲。

御舰“浅间丸”驶至各舰前，各舰均高奏国歌，全舰人员列队致敬。11时15分，检阅完毕，各舰艇三呼“万岁”。

睦仁当即召东乡及以下各司令、主要舰长等赐以下敕语：

朕亲阅凯旋之海军，见军容整齐，士气大振，至为喜悦！你们要越发地奋励，以发扬帝国海军之名誉！

东乡当即代表全舰队奏答：

陛下亲临检阅，蒙赐以优渥之敕语，这是臣等最大的光荣！诚不胜感激之至！以后当益加奋励，以不辜负圣意。

下午3点20分，睦仁上岸。奉送仪式如奉迎仪式，又是一通万炮齐鸣。

10月24日，东京公私团体与个人开始欢迎联合舰队的各种招待会，东乡与其部将天天沉醉在国民的热烈拥戴中。

27日，招待仪式达到最高潮——天皇在离宫大宴海军军官，凡联合舰队士官候补生以上、大本营幕僚及职员，统统到场，接受“圣上”的赐宴。

29日，东乡率各司令官前往青山墓园祭典殉难之将士，又在本愿寺里主持了海军殉难者将士追悼大会。

那个已经在旅顺口被俄国人海葬了的广濑武夫，再一次被隆重祭典，其故事已被文部省被编进教科书，被冈野贞一谱成歌曲《广濑中佐》，各地传唱。广濑最终为日本人奉为了精神不死的“军神”。

11月4日，东乡接到山本海军大臣的命令，即日起可择日解散联合舰队。21日下午1时，在“朝日丸”上，东乡召集各司令长官、司令官、舰长，做了最后一次训示：

20多个月的重点，已成往事。我联合舰队今因任务完成，在此解散。然而我等海军军人之职责，决不以此减轻！

这位好运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再次提到了是次战役获胜的秘密，即：“武力所以为物，不仅在于舰艇上的武器，而在于活用这些武器的无形的实力。一尊百发百中的舰炮，胜过一百尊百发一中的舰炮。”

随后，日本海军将校们三呼“天皇万岁”和“帝国海军万岁”，日本第二代联合舰队正式解散。

“三笠丸”已意外沉没

在无限风光的联合舰队凯旋仪式上，最该出现的东乡的旗舰“三笠丸”呢？它为何没有出现？

原来，本应排在第一列第一位受检阅的“三笠丸”，已经消失在日本人的视线里了——9月11日，在佐世保港，正在保养中的“三笠丸”后部弹药库突然自动爆炸，转瞬之间，巨舰即沉没于海中，舰上的339名官兵逃生不及，全部丧命舰上！

“三笠丸”以古都奈良的三笠山命名，是“六六舰队”计划中最后从英国订购的一艘敷岛级战列舰，同级的还有“敷岛丸”“初濑丸”和“朝日丸”，排水量达15140吨，建造费88万英镑，武器装备费32万英镑，1902年3月1日该舰在英国南安普顿交付日本海军，1903年12月28日成为联合舰队旗舰。历旅顺围攻战、黄海海战和对马海战，该舰屡遭敌炮轰击，屡负重伤，尤其在对马海战，两日之间，竟中10弹，伤亡113名官兵，但最终战胜了敌舰，成为最令东乡和日本人骄傲的神话般的军舰。

万不料，大功告成之际，这个头号海上功臣却因一次意外事故而沉没了！

海军省当然不会让“三笠丸”永沉海底，况且一场惨烈无比的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一元钱也没能讨回，国家无力补充新的战列舰，所以只能将其打捞出来，整修之后，重新服役。昔日同赴战场与敌舰队厮杀的友舰们在东京湾接受天皇的检阅的时候，“三笠丸”的打捞计划正在拟定中。

大山岩和满洲军陆续回国

相对于风光无限的日本海军，日本陆军回国的历程就没有那么辉煌了。联合舰队解散之日，即11月4日，第一批满洲军才开始登船回国。

大连湾里的大清渔村青泥洼一带，只四五年的工夫，就被俄国人建成了一座全然俄化的自由港达里尼。据说，“达里尼”是俄语“远方”的意思。

日军工兵部队在达里尼市区搭建了一座大大的凯旋门，建计者别出心裁地把用白菊拼成了“大山”两个大字，嵌在了彩门上方。所有经达里尼港返回日本的满洲军，都要从这座门下列队走过，以这种独一无二的方式向他们的前线统帅致敬。

由于各军都有西方的战地记者一路相随，所以，日军步、炮、骑、工诸兵种从他们统帅的大名下凯旋回国的消息与照片，很快传遍了全世界。

备受世人瞩目的大山岩元帅，倒是很晚才出现在这座城市里。那已经是11月末，又到了酷寒的时节。

上一次，是上一年6月份，他率满洲军总司令部在此登陆，并召见了正在围攻旅顺的乃木希典，即匆匆北上了。一晃一年半过去了，他率领的日军创造了奇迹，打败了战前不可一世的“露军”，为日本帝国赢得了莫大的荣誉，让战前不被看好的小小的岛国，一跃成为世界公认的强国之一，作为克敌制胜的日军前方统帅，他岂能不开心？

但他又是个低调行事的人。战争已经证明了他的业绩，他不需要出风头了。躲开各国随军记者们的镜头，11月27日那天，他让幕僚雇上一辆人力车，从容地游览了西公园等地。

哦，插播一条小知识：曾在我国行驶了百余年的人力车，正是日本人在那个年代发明的。笔者童年时代，即“文革”之前，青岛的大街小巷上到处都奔跑着这种人称“洋车”的人力车，而“洋车”，正是“东洋车”的简称。满族作家老舍的名著《骆驼祥子》，写的是北京的一个叫祥子的人力车夫的悲苦命运。而上世纪30年代老舍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正是他旅居青岛在山东大学当教授的时候。现在每一个到东京人气最旺的浅草寺去旅游的人们都会发现，这一带依然保留着洋车的风景——不时有青壮年车夫拉着一二位游客在街巷奔跑。只不过，现在的洋车已经是稀罕的观光车，而百余年来却一直是亚洲乃至西方许多国家的出租车。

坐着本国发明的“出租车”，大山岩心情不错地转看了一天。

但第二天，即11月28日，他的心情就不会再轻松了，因为这一天，他专程赶到了旅顺口。203高地、东鸡冠山北堡垒、二龙山堡垒、松树山堡垒，他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逐一登上这些战死了太多同胞的山头，久默不语。

11月30日上午10时，大山岩率他的满洲军总司令部在大连湾乘上了“丹后丸”，即联合舰队在旅顺口俘获的前俄国战列舰“胜利号”，开始返回日本的航程。海军用被俘的敌舰，而且还是名为“胜利号”的前敌国主力战舰，来迎接他们的陆军统帅回国，可谓别有一番敬意。

不用说，胜利返国的大山岩和他的主要部将都受到了倾城倾国的欢迎。

乃木希典谢绝喝彩

打得最远的，自然返国最迟。

停战前，乃木军是日军打得最远的部队。

乃木希典是在法库门（今法库县）迎来了停战的时刻。

因前线无战事，乃木在法库门城里的一户臧姓富裕宅院里安闲地住了半年，那条不到70米的胡同因而也被人叫成了“乃木胡同”。至于春天兴建的第三军野战医院，因已无伤病员可治，乃木便下令为当地官绅士民接诊。后来，因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伤员激增，乃木便与当地绅商协商，建成了一所正规的医院，这也是法库历史上的第一座医院。伪满时代，此医院被正式命名为“乃木医院”。从此，“乃木医院”一直被法库的官家与百姓叫了好多年，只到前些年才没人再叫了。

迟至1905年12月9日，乃木希典才奉令撤离法库门。

百余年后的2014年9月9日下午，在法库县城，我亲耳听一位当地老人说，法库中心医院，以前就是乃木医院，现在，老房子早就不在了。至于乃木胡同，老人瞅了一眼满大街的楼房，用说二人转式的腔调说：“哪找去啊？”法库人已经不说我所熟悉的山东话了。

那天中午，在铁岭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刘汉兴先生的指引下，我还开车到过法库城西的山上。史料记载，此山曾有日军建的忠魂碑。不过，我看到的是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的是解放战争时牺牲于此地的解放军官兵。

查日本人的记载，长住法库期间，乃木希典无所事事。

日俄开始和谈时，他曾忧虑地对身边的参谋津野田是重说过：战争拖延下去，只会对日本不利；战争赔偿很难拿到，割让桦太岛也极难实现。事实证明，乃木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并非只知拼命蛮攻的一介武夫。

从法库赶往大连湾的途中，他特意经过金州城外的南山，凭吊了长子乃木胜典与成千上万死于南山之役的日本官兵。后来，日本人都熟悉的那首汉诗，就在他在南山凭吊时吟出的：

山川草木转荒凉，十里风腥新战场。

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

1916年，在原满洲军高级参谋福岛安正担任日本帝国“关东总督”期间，“满洲战绩保存会”曾将乃木的这首诗镌成石碑，立于南山。在日本人统治旅大的40年间，由于自裁谢世的乃木成了“军神”，所以，这块诗碑也成了日军官兵与日本游人向往的“神碑”。从老照片上可以看到，日本人不光在这块诗碑前留影存念，而且还曾将其照片制成明信片，通邮于海内外。

整整100年之后，我在“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里看到了这块原碑。此碑是一块天然巨石，正面凿出一方平面，上镌乃木希典手书的这首汉诗，落款是“希”，下面的字被凿掉了，应该是“典”。诗碑斜放在地上，因背着窗而闪着幽暗的光。

陪同我参观的该馆研究部副主任关国磊说，这块碑被中国人凿过，一直倒在金州南山，但保存基本完好，是我们老馆长周祥令前些年从南山弄来的。

在旅顺口“水师营会见所”里，我还见过这方碑，不过，是近几年复制的，就立在“日军委员控室”的屋里。在此院的对面，有一个纪念品商店，里面出售这方诗碑的拓片，以及几幅乃木希典与家人的照片与书法，都是复制品，但价格不菲。服务员禁止在室内拍照，只是说，前几年，日本人来的多，这些东西还能卖出去，现在日本人不来了。

日本人走了，走得很凄惶。1906年1月1日，乃木在前往大连港之前，先到了离别近一年的旅顺口。他再度登上了那座被他儿子和本国万余同胞的鲜血浸泡过的山头。

在被他改称“尔灵山”的203高地，他独立山巅，沉默良久。

后来，人们读到了他的那首悲情的汉诗《尔灵山》：

尔灵山险岂难攀，男儿创业期可艰。

铁血履山山形改，万众敬仰尔灵山。

1906年1月10日，他率第三军司令部的成员在广岛的宇品码头登陆，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当民官民的热烈迎接。

一年半以前，他揣着两个儿子的合影从这里踏上了征俄的旅途，那时，长子胜典已经战死，尚有次子乃木保典在前方等着与他相见；如今，他又带着这张照片回来了，仅存的儿子保典也已经回不来了。

面对狂热地欢迎他的国民和各种盛大的欢迎会，乃木满面羞愧色，不停地在公开自责，并拒绝了所有官方与民间的招待会。他公开说过，“我就是让你们的儿子和丈夫死了的乃木”，一语毕，老泪流……

或许，自决的念头从登陆的第一刻起，就不可遏制地在他脑畔疯长起来。

人们开始传诵他于回国的航程中写下的一首汉诗：

皇师百万征强虏，野战功成尸做山。

愧我何颜看父老，凯歌今日几人还？

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首诗了。

按大本营的命令，1月14日，他乘列车在东京新桥站下车，受到了极为盛大的欢迎。这个死了两个儿子的传奇的日本英雄，其举手与投足，都成了报纸上的热点新闻。

睦仁赐予他以安排单独进宫奏报的殊荣。

在御前，他向无限忠敬的天皇恭读了复命书。他说：

仰仗陛下的皇威和将士的忠勇，第三军在上级的指导和友军的协助下，完成了任务。但是，旅顺口攻坚长达半年多，奉天会战又未能切断俄军的后路，受到俄骑兵大军围攻时坐失良机，未能借机击败敌军，微臣深感遗憾……

他开始泣不成声了：

因微臣无能，让陛下的将士死伤惨重，臣唯有自刃方能抵罪。

睦仁当即安抚了他，开玩笑称：现在不是要死的时候，要死也要等朕死了以后再说。

睦仁的这句一时劝慰之语，竟被乃木牢记于心。

最晚凯旋的乃木希典，获得了最高的赞誉。他不光成为天皇的军事顾问班子的成员——军事参议官，而且，还获得了世界级的荣誉。旅顺攻坚战无疑是整个日俄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战役，西方各国不光对乃木的顽强意志大加钦敬，更对其善待战俘的宽容做法表示赞誉。就连敌国“露西亚”的期刊《日本》，也以他在战场上的绘画为封面，称其为“不惜为国牺牲两个儿子的英雄”。

天皇检阅参战陆军并奖赏将士

1906年4月30日，也就是在参战的日本各师团陆续返回国内以后，日本帝国在东京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凯旋盛典，3100多名参战将士身着日本国民第一次见到的土黄色的新式军装，浩浩荡荡地接受了天皇睦仁的检阅。这一天，到现场参观的日本国民竟然多达约40万人！

不过，当你知道当年东京的人口即已高达200万人时，你也许就不会被“40万”这个数字吓一跳了——到现场亲睹其盛的，毕竟只是东京人的五分之一。或许，东京居民未能倾城出动的原因，与相当多的人属反对媾和有关。

各国外交官悉数被邀请参加了这一盛典。

两天后，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初九，大清驻日本国公使杨枢向北京发回了有关此庆典的详尽电报：

本月初七日，日本国君于青山练兵场举行凯旋观兵式，各国大使、公使及使馆人员均得陪观，并设幕于御座左侧，列席序坐，外务省派员招待尚称周致。是日，由辰刻起至未刻止，始得成礼。日君所用仪仗，闻与昔年举行宪法发布式时毫无殊异，东西报纸铺扬盛典，大书特书者累日。

……谨将当日观兵式情形略记端末，另纸录呈，即祈浏览，并希转陈堂宪察阅为叩。专肃。敬请均安。

杨枢顿首 四月初九日

附：陪观日本凯旋观兵式记

日本国君以战胜俄国，特于青山练兵场举行凯旋观兵式，震耀全国四方。会观者，四十余万人。各国外交官均承招待，得与陪观。是日也，日君着戎衣，佩功一级之金鸱勋章及大勋位并各国勋章，乘朱红御车，用第一公式卤簿为之前导。车驾将至，大元帅暨参谋总长以下，及英国武官皆在式场门中行最敬之礼，欢迎道左。礼毕，日君缓车徐行，向各队巡阅一周，皇太子及各亲王均乘车相随。阅毕，日君归御幄，稍憩复乘车出幄，驻车幄前，太子、亲王各乘车旁列，总指挥官元帅大山岩、大将黑木为祯、乃木希典、奥保巩、野津道贯遂号令各师团分队成列，行经御前，各致敬礼。先步队，次马队，次炮队，次工程拙重队。各队将校计二千一百二十四人，兵卒二万九千零七十九人，步伐整齐，军容严肃，胜国余威犹可窥见一斑。

其最宜注意者，一为军服，从前日本军服皆黑色，自与俄战后，始知黑色之服易于识别，易为敌军窥见，故一律改用黄色，取其与土色相混，不易为敌人窥见，既易于避匿隐藏，亦不致远受敌军炮击。此宜注意者一也。二为军旗，日本军队各有两旗，一为联队旗，一为军令旗，其军令旗为日君所亲授，以族联队之有功者为一军之司令，及名誉所系，尊重无匹，故军可败而军旗必不可夺。日与俄开战年余，未尝失一军旗，被炮火折断者则有之。当观兵之际，凡在战地有功之军旗，皆持以巡游，以为全国荣誉，国民望见，莫不举手示敬。此宜注意者二也。

是日，辰巳之交（上午九点前后），日君由宫启跸，以至青山练兵场，万姓欢迎，夹道鹄立，老幼男女于车驾经过时群呼万岁，声彻霄汉。午后，归途亦复如是。可见全国人民莫不有尊君爱国之心，可慨也已。

第二天，睦仁在皇宫里亲自赐见列位元帅、大将及将佐、士兵代表。

照例，恪守职责的杨枢又及时地向国内电告了此事：

翌日，日君复于御苑亲劳元帅、将校、兵卒，各赐银杯一件，以纪其勋，诚盛事也。

日军将领纷纷晋升

大山岩回国后，回任参谋总长，山县有朋则接替了伊藤博文，第二度出任枢密院议长。

令人看不懂的是，政坛第一大佬伊藤博文侯爵，竟没了任何公职！大概只有极少数枢臣，才清楚天皇将对“伊藤侯”的任用。

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大将回国以后，复任参谋本部次长。但半年之后，他即接任了参谋总长一职——其无心“转政”的前任大山岩元帅主动把位子让了出来，似乎要刻意淡出人们的视线。

战争期间，大本营一直按满洲军各军首长的资历，而不是按军队的排序发布命令，依次为野津道贯、奥保巩、黑木为桢、乃木希典和川村景明，野津排在首位。野津回国后，仍像出征之前一样，与奥保巩、黑木为桢回到军事参议院，继续做天皇的军事顾问。翌年1月，野津即晋升元帅。

战争期间晋升陆军大将的乃木和川村，回国后也被晋升为军事参议官，川村还兼任了东京卫戍总督的要职。

战前担任辽东守备军司令官的西宽二郎，已于终战前调回东京，任陆军三长之一的教育总监。长谷川好道依然在朝鲜半岛当他的韩国驻屯军司令官，为日本守护他们的“利益线”。

师团长中，最为人瞩目的是原第三师团长大岛义昌，即安倍晋三的祖母的外公。战后，日本接盘俄国的旅大租借地和南满铁路，他不光晋升为陆军大将，还被留在满洲的辽阳，担任了首任“关东总督”，即关东军的鼻祖。他任此职长达6年，之后，是晋为陆军中将的“情报战之父”福岛安正中将前来接任，之前，福岛任参谋次长。不过，那已是我中国的民国元年（1912）了。

陆海军各将校均获得了应得的荣誉。

日本确实赢了

尽管俄国不承认是战败国，日本也确实没从谈判桌上捞回1戈比的战费赔偿金，而只是讨回了3067万日元的俄军战俘生活费，但是，日本确实赢了。

首先，他们赢得了面积达3.8万平方公里的半个桦太岛（库页岛），使岛国大大地拓展到了41万平方公里以上。

其次，他们有了插足大清国的权利。

1905年10月18日，日本政府即擅自在我辽阳设立了“关东总督府”，统一管理尚未从法律上得到的旅大租借地和南满铁路及周边利益区。

从美国签订回国的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因被暴徒骂为“露探”（俄国间谍）而一时没敢回家。政府将其严密保护起来。因心力交瘁，他病了。

11月中旬，小村抱病出现在北京街头。从11月17日，到12月26日，他和驻清公使内田康哉、外务省亚洲局长山座圆次郎等人先后22次与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大清国的3位钦差全权大臣谈判。从日本留学回国进入农商部的曹汝霖，被调任袁世凯随员。晚年，曹氏在回忆录里写下了会议第一天小村寿太郎的致辞。想不到，这位日本外相一口开，竟是道歉：

会议开始，小村谓此次日俄不幸开战，且在清国领土之内，日本政府深致歉意。并谓俄让给日本的旅大租借权，及东清铁路由长春至奉天一段，又在清国领土之内，故特来请求清国政府加以承认。应订条约，只此一项。……

庆亲王奕劻当场以“年老事冗”为辞退席，此后的谈判，就成了袁世凯的独角戏，只是，“每次发言后，必顾瞿全权问是否这意思？可见枢廷必有疑忌他之意”。袁一开始就明确告知对手：

俄国租借旅顺大连，及建设东清铁路，均定有年限，贵国系继承俄国之权利，应将俄国已享之年限扣除，为日本继承之年限。小村略有辩论，即同意袁全权的主张。

每一次谈判，都是艰苦的。经袁世凯的力争，小村撤销了侵犯大清主权的以下条款：

清国政府无论如何措词，非经日本国应允，不得将东三省地土让给别国，或允其占领。

是的，满洲不是韩国。

袁世凯代表大清政府所做的承诺则是：

清国政府将俄国按照日俄和约第五款及第六款允让日本国之一切，概行允诺。

俟日、俄两国军队撤退后，从速将下开各地方清国自行开埠通商：奉天省的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吉林省内之长春、吉林省城、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黑龙江省内之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

12月22日，《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又称《东三省交还条约》）在北京东单的东堂子胡同里的外务部签约，签约人是瞿鸿禨与小村寿太郎。

令人困惑的是，与被新“房客”逐走的前“房客”俄国相比，新“房客”日本居然不与“房东”大清国约定租借期限！俄租旅大的期限为25年，即自1898年至1923年。按《朴茨茅斯条约》第五款之约定，俄国把旅大租借权无偿转让给日本政府。这就是说，日本人租借旅大的期限只剩了18年，即自1905年至1923年。然而，《东三省交还条约》上愣是没明确标明这一点！

毫无疑问，大清的三位顶级的谈判大臣不会个个是傻帽儿，想必他们说得口干舌燥，小村也坚拒不让。弱国无外交。奕劻、瞿鸿禨和袁世凯别无选择，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屈从了蛮不讲理且又随时可以打你的“房客”的意愿，像老祖宗时代的大臣们一样，把棘手的难题暂且搁置，留待后世解决罢了。

从此，日本帝国不但成为了国际公认的韩国的保护国，而且还获得了在大清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无限期的租借与经营特权，此外，还有了为守护这些特权而驻军大清的权力。这支军队，即由1个陆军师团和6个铁路守备队组成的关东军。

后面的事国人都痛切地知道了，即正因为满洲大地上驻扎着日本关东军，23年后（1928），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才死于非命；26年后（1931），“九一八事变”才会发生，进而这支“皇军”越过了长城，侵入了华北。尽管这几起事变都起源于关东军内部极端分子的“下克上”行为，但却实实在在地把日本帝国带到了侵华战争的绝路上。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关东军已经拥有42个师团共120多万人，成了日本帝国的一部庞大战争机器，先后有14个师团南下侵占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参加过日俄战争的老牌甲等师团——第一、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四师团，全部参加了太平洋战争，直至被美军完全歼灭。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了。

《朴茨茅斯和约》签订后，日本政府趁热打铁，除了与英国政府续签了同盟条约之外，还先后与美、德、法国重签了双边条约。从前与列强之间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同时作废。

如果说，一场甲午之战让日本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强国的话，那么，通过一场日俄战争，日本成功地上位于世界强国之林。

当年的大清舆论，甚至把日本列为“六大强国”之一！

数算一下，在国际社会综合实力排名前五位的，应该是英、美、德、法、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牌帝国，已经沦落到日本之后了。

对内，日本政府也从战时的浮躁中冷静下来，以未获赔款、财政吃紧为由，甚至否决了陆军要求新增两个师团、海军要求购置1艘战列舰和3艘巡洋舰的扩军提案。稍后，军人干政的局面也被政党内阁悄然取代，政治家与国民维护宪政的意识都大有提高，社会财富也因人心顺畅而迅速增加。从战后到明治时代结束，即从1905年10月至1921年7月，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3倍！

国内突发的“抵制美货”运动

1905年岁首，日军浴血攻陷旅顺要塞以后，上海的《东方杂志》刊文为日本人欢呼，称是“白人受辱于黄人之第一次历史”！

毋庸讳言，日本人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大清的精英阶层。在当时，精英们就国内外事务发声根本不顾忌是否符合朝廷口径，只要不指名骂皇帝，不传谣，就没人封你的报纸。于是，从人种说到了国体，从黄种人的胜利扯到了专制政体的必败，人们越说越大胆。且读以下“出格”之言论：

此战于世界最大之关系有二：一则黄种将与白种并存于世，“黄、白优劣天定”之说，无人能再信之；二则专制政体为亡国辱种之毒药，其例确立如水火金刃之无可疑，必无人敢尝试。……鉴于日本之胜而知黄种之可以兴，数十年已死之心，庶几复活；鉴于俄国之败而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此二者之观念，入人至深，感人至捷！数年之间，必有大波轩然而起，虽政府竭力阻之，吾知其不能也！

1905年5月，日军已经把战线推进到了奉天最北部的昌图，俄军据守四平街。陆上战事已经基本结束。

是月，受日军战胜俄军的直接影响，大清城市突然爆发了一场抵制美货运动。

这一年，是《中美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即《中美华工条约》）期满的年份。10年前，美国国务卿与大清驻美大臣杨儒签下了有关限制华工入籍美国等内容的不平等条约。日俄战争期间，美国欲续前约，大清驻美公使梁诚奉命提出修改原则，却遭美政府拒绝。大清的绅商们闻知以后，民族主义思潮空前高涨，遂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抵制美货运动。商界大佬登高一呼，上海、广州、厦门、福州、汉口、天津、宁波、杭州纷纷响应，连英国人统治的香港和德国人统治的青岛的商家也卷入其中，但很快被压制下了。除了上街游行、演说之外，上海的居民们还在家门上贴出了“不买美货”的字条；在美国人办的学校里就读的学子们也纷纷罢课。在大清民间的抗议声中，也出于对战后地缘政治的考虑，美国人知难而退，最终放弃了续约。

对于大清的这场突如其来的“抵制美货”运动的起因和性质，一直在大清海关总税务司工作的美国人马士和后来来华办报纸的宓亨利在其合著的《远东国际关系史》一书中写得很清楚：

这种新被唤醒的民族意识的第一个表现，就是1905年5月至9月的抵制美货运动，中国人民想以这种抵货运动作为手段，在准许无限制向美国移民这个问题上加强他们政府的发言地位。……这个运动是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

这次抵货运动事实上是一个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由广州和旧金山两地的广东人所策动，而由新时代的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酝酿而成的。……

日本人在牛庄也采取了同样行动。

以前只知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过抵制日货的事件，但那是在民国初年，却不知早在清代光绪年间，中国的发达城市即爆发过抵制美货运动，而且，抵制的结果比后来的几次都好。

清朝末年，因国力虚弱，故外交的主旋律是服软，但也偶有强音。光绪三十年（1904）和三十一年（1905）对英、美两大强国的交涉成功，即是罕见的两个强音符，这不能不说与黄种人日本战胜了白种人俄国的大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俄国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

谢尔盖·维特在完成了艰巨的议和使命之后，赢得了空前的国际声望。

签订完和平条约以后，应美国政府的邀请和罗森公使的提议，他本想到美国各大城市旅行。不料，他通过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向沙皇作出请求后，却从对方含含糊糊的回答中嗅出了别样的气味：沙皇批准了他的旅行计划，但圣彼得堡已经出现嫉妒他的可怕的谣传，说他意图篡改国家体制，使自己成为俄国首任总统！

因为他是公开的结束专制、开启宪政时代的倡导者，如今又在美国人那儿学到了新东西，所以，国内对他的这种恶意推测也并非空穴来风。

晚年的维特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知道当时皇上周围的气氛，所以我立即便领悟了事实的真相。我在美国备受欢迎的情形当然在圣彼得堡传扬出去，使许多官僚感到不安。自然而然地阴谋发动了。一定有人向皇上进谗言，说我想成为将来的俄国总统。

他果断地中止了自己原定巡看美国的计划。

事实证明，他的预感是正确的。在圣彼得堡，沙皇身边的人确实开始奏报：沙皇是被维特蒙骗了才答应签约的，维特极力扩大其国际影响是为了回国后推进宪政立国，推翻沙皇专制，他要做首任俄国总统。一班亲贵与宠臣的嘁嘁喳喳，又让性情优柔的尼古拉二世彷徨起来……

当时，从自己的渠道获知沙皇反悔的英国驻俄外交官斯普林·赖斯，10月5日，曾给老朋友罗斯福的夫人写信，转述了信息提供者对他说过的原话：

我一直是这样告诉您的，沙皇不愿意签订和约，而想遥遥无期地把战争继续下去。昨天沙皇和皇后……对于正当俄国军队处于有利的态势之际却签订了和约一事，表示遗憾。沙皇非常激动地说，日本人放弃赔款足见他们是十分狡猾的，并且说，他交出半个萨哈林岛乃是受了骗。皇后的话则更加尖刻……

尼古拉二世简直糊涂了！

但是，木已成舟，沙皇无法否认根据自己旨意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只好于公历10月15日与日本政府同时宣布：该条约已获批准并立即生效。

抓紧在美国的最后几天，维特还向美国政府和人民宣告，遵照沙皇的旨意——其实是他本人的提议，俄国将降低美国的钢铁、机械等关税，让美国与欧洲国家享受同样的最惠国待遇。俄美关税之冷战，已经持续了多年，就是维特在财政大臣任上主张和坚持的。维特的话，自然使他在美国社会有了更高的人气。

维特参观了纽约证交所。为向他致敬，证交所特意停止营业10分钟。世上所有的股民都知道，为一人的到访而停止交易，意味着此人有何等重要！

维特还乘上大银行家、犹太人摩根提供的游艇，去参观著名的西点军校，还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的法学博士的荣誉学位。

他还到美国首都进行了一次快速访问，除访问白宫、国会山、参议院之外，也应邀在华盛顿故居前种下一棵树。

“维特旋风”刮完之后，他乘上预订的“设备更加豪华”的一艘德国轮船回国。临行前，纽约港专为他鸣放礼炮。

回国的旅途中，他顺道拜访法国总统卢贝和总理鲁维埃，及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首相毕洛夫，促成了俄、法、德三国联盟。

威廉对这位有日耳曼民族血统的客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给沙皇的信中，他称赞维特是一个“有卓越的魅力、罕见的洞察力和远见的人”，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临别时，威廉二世甚至亲自把客人送到火车站！

德皇所不能想象的是，他对客人的不吝赞美，更加重了俄皇的忧虑！

9月28日，维特回到圣彼得堡。不过，在华沙车站，竟然没安排欢迎他的仪式，车站上只有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等寥寥几个官员和朋友。

当天，维特去皇宫向沙皇报到，但沙皇已经乘游艇去了芬兰的岩岛。第二天，他得到通知：沙皇将于次日专派一艘军舰接他前往岩岛。哇！这是只有国宾到达或亲王出访时才有的隆重安排啊！

在自己的行宫里，在“标准号”皇家游艇上，尼古拉二世连接两度召见了维特。

过后，维特收到尼古拉二世写给他的一封长信。信的最后写着：

为了表彰你所表现的外交才能与政治家的经验，我封你为俄帝国的伯爵，以作为你对于国家的殊勋的报酬。

永远对你有好感并且真诚感谢你的

尼古拉

对于最末“永远对你有好感”一句，维特心知肚明，即沙皇与皇后都不喜欢自己，晋封他为伯爵，是尼古拉二世基于道义上而非感情上的原因。

暮年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因为他本人，尤其是皇后，并不喜欢我，同时，朝中有一群官僚与佞臣对我加以种种谗言诬陷。

早在尼古拉二世当政之初，他就尖锐地看穿：极有教养的年轻君主，将是个很难侍奉的主儿，因为他“不容任何比他聪明的人”，“他的性情像钟摆一样”。

维特不把战争的责任像库罗帕特金那样算到阿列克谢耶夫头上，而是直截了当地指责了尼古拉二世。他写道：

这次最不幸的战争应当归咎于他。

可恶的是，那几个又反悔与敌国签约的皇亲国戚们，竟因他没守住萨哈林岛而为他起了个绰号，叫“半个萨哈林伯爵”！大概到了这会儿，他也能体会到当年大清国的谈判伙伴李鸿章老人晚年的心境了。

反对他签约终止战争的，不只是皇室里的顽固分子。国内各政治派别，利用各自的报纸，纷纷对条约的签订予以谴责。

……当我从美国签订完合约回来的时候，革命风潮已是十分厉害了。新闻界干了不少坏事。在战争初起时，新闻界已经开始摆脱政府控制，由于东方的战事节节失败，新闻界就越来越大胆，到10月17日（公历30日）以前的一个月，它就完全不听驾驭了，不仅自由主义的报纸，而且保守派的机关报也是这样。尽管各报的最终目标不尽相同，但一律都鼓吹革命，都采用同样的口号：“打倒这个卑劣无能的政府！”“打倒官僚政治！”“打倒现政权！”

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无产者报》，就非常沮丧地表示：

因为俄国革命的发展，亦即俄国人民从专制制度桎梏下的完全解放，依赖于沙皇政府的军事失败，所以，朴茨茅斯和约就使俄国革命的发展受到阻碍和困难起来。

布尔什维克的逻辑是，因为战争结束了，远东的各集团军将回到欧洲地区，革命党以暴力推翻国家政权的行动将变得更加困难。所以，该报号召，党要“集结力量”，转入“武装起义”！

10月13日（公历10月26日），圣彼得堡工人代表会议，亦即后来威震世界的“苏维埃”，在工艺学院召开了，第二天，在同一地点，26岁的犹太人列夫·托洛茨基当选为主席。苏维埃一成立，即宣布大罢工。罢工工人因与军警的冲突而演变成街头喋血事件。

为了迅速扭转国内局势，尼古拉二世不得不任命维特为大臣委员会主席，亦即总理大臣，让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宰相。

上任后，维特立即主持起草俄国历史第一部宪法，即《10月17日宣言》。该宣言写明：“公民自由不可动摇原则：人身的真正不可侵犯，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俄历10月17日，即公历10月30日。之后，他一遍遍催促沙皇尽快公布并实施此宪法。维特在回忆录中写道：

1905年10月我以大臣委员会主席的资格主持俄帝国的大政。当时这个国家陷于一种完全的、普遍的混乱状态。政府处于绝境，当革命从社会最下层猛烈地沸腾起来的时候，当局完全瘫痪了！……

革命公然在街头出现，具有越来越大的威胁性质，革命的冲动把各个阶级的人民都带走了。

按日本人的说法，发生在1905年的所有俄国境内的骚乱，背后或多或少都是日本军部“天才的特工王者”明石元二郎的影子。

维特在继续回首着噩梦：

到了10月17日，几乎全国的铁路网和电报都陷于完全瘫痪的状态。大约在同一时间里，俄国的各大商业中心和几乎所有的工厂和工场也都停顿下来了……所有这些灾难，在同一时间里纷至沓来折磨着这个国家。

因为电业工人的罢工，首都已一片黑暗，所以，维特召集国务大臣们开会时，不得不请诸位到自己家中点上蜡烛商量应付危机的办法！

尽管他在竭力挽救国家的危亡，但仍没觉察与制止一场突如其来的哗变——俄历10月23日（11月5日），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海军部直辖的喀琅施塔得港的水兵突然反叛。反叛持续了两天，才在陆军的弹压下平息下来。

彼时，被沙俄吞并的整个边疆地区的局势都在急剧恶化！

拉脱维亚的农民在暴动，接任芬兰总督不久的鲍勃里科夫将军被一个芬兰民族主义者所暗杀——维特惊呼：“波兰完全陷于无政府状态，每天都发生暗杀与恐怖事件！”敖德萨在叛变，高加索在动荡，以罪犯和流放犯为主体的西伯利亚地区不断发生骚乱，从满洲撤回的大批士兵不断在远东地区闹事……

为了延续家族专制的寿命，尼古拉二世迟迟不肯发布维特主持制订的宪法。直到新年到来之前，他才不情愿地公布了第一届国家杜马（议会）的选举办法。

俄国这架老旧不堪的三套车，终于按维特设计的路线开始缓慢地向宪政方向启程。

初享选票的俄国社会各阶层，选出了各自利益的代表人，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们都成了杜马议员，后来在“二月革命”中出任临时政府成员的那几位才俊，都是从这时进入了参政议政的圈子。

但为时已晚，190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因为日俄战争，整个俄国陷入了空前未有的危机之中。在这场大动荡中获利最大的，便是一心要颠覆国家政权的革命党。

12年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的列宁，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

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没有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胜利。

第四季

“第零次世界大战”

在1914年7月至1918年11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还没有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标上次序的说法。有了“一战”，人们才想起之前的日俄战争。那是人类史上作战空间跨度最大、投入兵力与阵亡者最多的一次世界级的大战。而且，日俄战争虽只在东西方两个国家之间进行，但牵扯到有利害关系的国家之多，也是空前的。因而，日俄战争便被说成是“第零次世界大战”。

确实没有比它作战跨度再大的战争了。从欧洲到亚洲，从波罗的海到黄海，陆上动用了近10000公里的铁路线，海上航程长达18000多海里。在当时来说，都是史上空前的。

这场战争，是两国军事家之间以各自士兵的性命为抵押的一场豪赌，赢者被迎上了风光无限的领奖台，成了功垂青史的民族英雄；输者则被送上了审判台，成了罪不容赦的国家公敌。无论上行者还是下行者，军头们一路踏着的都是本国士兵的尸骸。

双方总计有约50万人参战，而战争结束后，全身而退者，两国加起来也不过几万人——双方战死12.5万余人，其中日军死8万余人，俄军死4万余人；负伤29.9万余人，其中日军伤15万余人，俄军伤14万余人；伤亡共约42.5万人。这场“第零次世界大战”之惨烈，可想而知！

兵器的装备与投入也开创了战争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

对率先投入战争的两国海军而言，巨型战舰的凶狠对话与小型鱼雷艇的迅捷厮杀，水雷阵所起到的奇效与闭塞港口作战的得失，海上决战时炮击的精准度、火药的应用，乃至对阵双方的斗志、运气等，都成为世界强国海军界研究不尽的课题。

知否？这场战争还催生了一种新型战舰——护卫舰的诞生。在旅顺港被围困期间，因苦于缺少一种介于巡洋舰和炮艇之间的中型战船出海巡航与辅助作战，俄国人不得不临时改装了几艘商船匆匆投入使用。战后，俄国人即开始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批护卫舰。从此以后，各国海军编队里有了这个舰种。

对两国陆军而言，除了旅顺攻防战缺少技术含量之外，其他各战役无不充满悬念！从鸭绿江之役开始，到奉天会战结束，哪一场战斗不是大兵团的运动战与阵地战的交叉对决？战争考验了双方统帅的判断力与意志力，也考验了各级指挥员的执行能力与应变能力，而且还考验了每一个士兵的战斗素质与士气。尤其对统帅而言，会战时机的选择，各部队防线的部署，各兵种之间的协同，预备军的投入，决定了一场战役的胜负。而具体到每一场战事中，重型火炮的覆盖时间与步、骑兵的出击时机，机关枪和手榴弹在近战中的作用，上万人上阵拼刺刀的撼人场景，等等，又给世界战争史续写了许多新的内容。

对了，日本人还有了一个非常意外的大收获，即因缴获了良种洋马而使本国的战马得以大规模地改良。

1905年4月，中国版的《日俄战纪》第二十四编转载了两则日本报纸的新闻：

日本乃木大将军前在旅顺捕获之战马十二匹现已解回本国，4月1日由陆军省转呈日皇。（西4月3日东京电）

日俄开战以后，日军所获军马中，有骏马数十匹，由陆军省选其尤良者三匹，于昨日送入宫城县下牧场。本日又由上野驿运送三匹，新桥驿二匹至北海道牧场。（西4月9日东京电）

据查，战后第二年，日本陆军省即实施了“马政十八年计划”。在满洲缴获的阿拉伯马、英国纯种马和法国盎格鲁—诺曼马等，都成了改良日本军马的种马。经过1906至1924年的第一个“十八年”的持续造马运动，日本固有的由蒙古马变异的“来苏马”脱胎换骨，逐渐变成了高大劲健的“东洋马”。之后，日本又实施了第二个“马政十八年计划”。正是在其第二个“十八年”期间，日军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其时，军马——战马与驮马——的数量已达24万匹之多。正因拥有这些高头大马，矮小的日本骑兵窜上去，才得以踏破长城，逐杀中国军人——与威猛的“东洋马”相比，中国军队配置的未经改良的蒙古马实在相形见绌。

百多年后的一个下午，在日本宫城县首府仙台市，我很意外地看到了两方军马纪念碑。

那是在仙台城郊的国际中心对面，路边的斜坡上，矗着两方碑。我解读历史，向来不怕绕远，只求亲临解读。趋前一读，才知这是两方“马碑”，一方正面镌着“军马、军用动物彰忠塔”，一方碑文是“满洲事变军马战殁之碑”。

军用动物，应该是指军马以外的军犬与信鸽。“满洲事变”即我们中国人所称的“九一八事变”。看来，当年的日本关东军使用的多是宫城县军马场配出来的良马。

我只知道，仙台是最早的皇军六大镇台“东北镇台”的组建地与驻地，东北镇台即第二师团的前身，故又名仙台师团。日俄战争期间，第二师团隶属第一军（黑木军），是最早投入地面作战的主力部队之一，其骑兵也是全军排序老二的部队，曰骑兵第二联队，从强渡鸭绿江到强占摩天岭，尤其在师团长西宽二郎大将亲自上阵的“弓长岭夜战”中，第二骑兵联队无役不与。但我不知道，位于日本东北地区中心的仙台，是日俄战争后孕育“东洋马”的产房之一。或许正出于这些原因，仙台才有了如此独特的两座军马之碑。

顺便说一声，日俄战争期间，鲁迅就读的仙台医专，与腾空了的第二师团本部相邻，现在都被划入了日本东北大学的校园内。

关于“第零次世界大战”的说法，还基于一个至今没有打破的战争纪录，即交战双方，竟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战胜国与战败国！

大清国终于设置东三省

不管俄国人承认不承认战败，也不管日本国民如何郁闷，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日俄之战确实结束了。

大清外务部一边抗议日俄两国擅自将旅大及相关海域和南满铁路及沿线地区的权利进行了转让，一边积极准备接收东三省。

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即四月初四（5月7日），盛京将军就换了人。戴罪留任的增祺终于解了套，于春暖花开的农历四月，借为亡母服丧的“丁忧”之际，被召晋京面谒“两宫”，当面向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呈报了战乱期间的情况。鉴于他在留任期间的良好表现，老太后宽恕了他。

接替盛京将军的，是从湖南巡抚任上调到北京署户部尚书的老臣赵尔巽。

虚岁六十又二的赵尔巽，字次珊，故人称次帅。他祖籍奉天铁岭，与已故驻俄大臣杨儒一样，也是祖先入了旗籍的汉军。因父亲做过莱州知府（一说掖县知县），故他自幼在我山东掖县长大，算是半个胶东人。赵尔巽虽是官二代，却是考取进士后一步步地做到封疆大吏的位子上。赵尔巽在湘巡任上，十分开明，甚至接待过湖北的革命党人，并明确向朝廷表明自己是立宪派。派这样一个并无满人血统的大臣去主持东北，可见慈禧太后及爱新觉罗家族对赵氏的信任，亦可知清廷将不再把东北视作自家独享的后院。

对今天的国人来说，赵尔巽不若其弟赵尔丰有名，因赵尔丰在辛亥革命中被四川起义军斩首，故一直被说成是因镇压民众而死有余辜的大汉奸。其实赵尔丰在接替胞兄赵尔巽的川督一职前，担任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大臣，曾为稳定西藏、统一祖国做出过不可替代的贡献。他是否有罪，而且是否罪在不赦？那不是本书所要说的事。

赵尔巽到任后，因战争尘埃尚未落定，便一直埋头调研，一时没有动作。

9月份，《朴茨茅斯协议》签订以后，赵尔巽立即照会北京日本公使内田康哉，很不客气地发问：

日兵何日退出满洲？

当月出刊的《日俄战纪》第三十编，披露了赵氏的动作：

赵尔巽以日俄和约议定十八个月撤兵之期，恐为期太缓，未免于我之统治主权有碍，电请外务部商诸驻日华使（即杨枢）设法改短。

然而，北京复电告诉他：

据该使（杨枢）复称：日政府以事关［日俄］两国，未敢擅改。

赵尔巽遂向朝廷提出4条建议，并请求拨款支持：

奉省善后事宜似以赈抚为第一着；办警察为第二着；招回商民为第三着；练兵为第四着。然在在（即处处）需款，无款难办。此间商民一贫如洗，无处筹措，请速接济！查东三省为根本重地，两宫时深廑（通勤）念，所有尊处允协之款，务请克日汇往。俾得有所措手，幸勿如他省济助款迟迟不前，致碍大局。盼切盼切！

复建满洲，自然需要一大笔钱！

9月13日，日本报章披露了采自北京城的相关新闻：

中国政府经营东三省善后事宜需费约四千万两白银，此款拟借于英国。目下驻京英使萨道义，正与外务部妥议。

十几日后，中文版的《日俄战纪》披露了更新的信息：

东三省拟改行省，设立督抚各节。兹得确实消息，政府决意将吉、黑两将军改为巡抚，而以赵留守为三省总督兼管奉天巡抚事，［奉天］府尹一缺即行裁撤。日前电商赵次帅，闻次帅已密保史副都统念祖、程副都统德全，堪胜吉、黑两省巡抚之任。此事政府尚未议定，唯改设行省俟日俄军队撤退后，即当举办云。

史念祖是因匪患失察而被罢免的前广西巡抚，赵尔巽赴东北时，朝廷起用赋闲的史氏以副都统衔随赵氏赴东北治赈。程德全时以副都统衔署黑龙江将军，是已经殉国的寿山生前提拔起来的后辈才俊，时年只有35岁。

确定正式设东三省，将一向由满人治理的东北大地纳入全国统一管理的行政轨道上，全力经营奉、吉、黑三省，这当然是根绝外人觊觎的最佳选择。但由于满族统治集团一直在是否立宪的岔路口犹豫不决，而其内部又缺少一流的治国人才，所以，迟至两年以后，即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八（1907年4月20日），光绪帝才颁诏：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以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并授为钦差大臣；以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署吉林巡抚；程德全署黑龙江巡抚。

从此，大清正式有了东三省。

徐世昌成了有清一朝第一个主持东北大局的汉人，并成了领衔于各省总督之首的第一疆吏——有了新设的东三省总督，原先的“千年老大”直隶总督成了“二哥”。徐氏乃袁世凯的早年盟兄，曾在袁氏营中做总文案，即秘书长，“庚子之乱”时因随驾而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遂快速升迁，日俄开打以后，他已是军机大臣兼署兵部尚书。

因军机大臣徐世昌的到任，政治地位稍低的赵尔巽转任四川总督。不过，三年之后，他又被派回奉天，接任了东三省总督，直至在任上遭遇到了辛亥革命，大清国忽喇喇垮了。好在有了率兵进省维持地面的张作霖的护驾，他才全身而退，逃到我们青岛，成了德国人治下的寓公。不过，那是后来的事了。

曾传将出任吉林省巡抚的史念祖，不光没能上位，反倒随着赵尔巽的调离而再度遭人弹劾以致被罢免。

东三省建省之年，丁忧期满的增祺也重新获得最高领导人的信任，再度走上领导岗位，成为宁夏将军。

与增祺一起苦撑危局的前奉天府尹、署盛京将军廷杰，则升任热河都统，后晋京调为法部尚书。

清廷提速改革却为时已晚

日俄战争期间，大清统治集团加速了政治体制改革。

日本振兴，强军为先。正因为有了一支可以倚恃的国家军队“皇军”，日本才敢于向我大清国开战，并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也正是基于对这支军队的极大信赖，日本政府才敢于在“爱国保种”的名义下对强大的俄国发动了战争。

被日本人打败以后，尤其在“庚子国难”以后，清廷对强邻日本已经彻底地认打服输了。早在日俄交战前，清廷就秘聘日本军人来华任军事教官，袁世凯在天津的直督府衙里和小站的新军营地里，都有日本人的身影。

为了尽快建成一支新式的国家军队，日俄开战前夜，即1903年12月4日，清廷设立了练兵处，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直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兵部侍郎穆尔察·铁良为襄办大臣。3位领导人均为兼差。练兵处设提调一名，由当时只是内阁学士的徐世昌担任；刘永庆、段祺瑞和王士珍分任军政司、军令司和军学司的正使。无论提调还是正使，均属袁家班——徐世昌与袁世凯的铁杆关系自不待言；刘永庆是袁氏的河南项城老乡，是给袁当文童出身且一直为袁襄办外交的主要官员；段祺瑞与王士珍则是追随袁氏多年的新军的骨干。练兵处名为掌管编练新军，实为综揽全国军政。袁氏权势之大，也为后来被夺权乃至被罢黜埋下了隐患。

在此之前，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名额，以兴学校。

1903年12月21日，朝廷准管学大臣张百熙奏，选派师范学生赴东西洋各国留学。以官费把各省优秀学生送到欧美和日本留学，已成为大清枢臣与疆吏的共识。转入阳历新年，清廷即颁布了张之洞、张百熙和新兼管学大臣的刑部尚书鄂卓尔·荣庆会商的《奏定学堂章程》，令京师及各省次第推行。该章程明确规定明年（1906）将停止沿袭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改以实施全新的从高等学堂到蒙养院（幼儿园）的教育体制。

中国近代教育自此始入正规渠道。

日本的崛起，其符合东方国情的现代教育理念和制度起了关键的作用。清廷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除引入日本的教育制度之外，还采纳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奏请，广派中下级官吏赴日本学习政法知识与制度。据日本学者称，1905年大清派赴日本的300余官吏，全部进入了日本法政学校。而且，清廷还鼓励更多的优秀学子赴日留学，开始仅限于通过考试而录取的官费生留洋，后来更提倡未被录取的学子自费前往日本。正因有了这一“走出去”的优惠政策，湖南的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章士钊等，湖北的吴禄祯、蓝天蔚等，浙江的徐锡麟、秋瑾、周树人、周作人、蒋介石等，都是这一政策的受用者。发动辛亥革命的骨干，以及民国时期的军政要员，大多数都有留学日本的背景。

除了“走出去”，清廷还“请进来”，即以高薪聘请日本专业人士来我国作教习或教官。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写道：

［清国］军事改革包括专门为训练一代职业陆军军官而兴办的学校，日本教官的人数逐渐超过了欧洲教官。

正因中日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半公开的合作关系，所以，日俄战争爆发后，才有吴佩孚这样的尉官被秘密派到日军谍报班，帮日军打俄国人。

1904年6月21日，即日本满洲军第一、第二、第三军全部进入大清之际，清廷颁诏，赦免了“戊戌案”人员。因参加戊戌年（1898）维新运动而受到迫害的官吏与知识分子，自此回归社会。至近半年后的十月初十（11月16日），借慈禧太后七旬大寿之日，朝廷进一步宽恕了维新党人，光绪帝降旨：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无可赦免之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着免既往，革职者俱开复原衔”，所有在押犯与被地方官管束者“一律开释”。

日皇善待反叛者的实例让大清当政者看到了东洋之国人心向背的底蕴——睦仁不光赦免了明治时代头号叛国者西乡隆盛的罪名，而且竟然还在原皇家园林上野为其树起了一座青铜雕像！

我曾三次去东京的上野公园，每次都是从上野站下车后拾级而上进入公园的，所以，我每次都能与矗在公园入口右侧的那尊著名的雕像相遇。而每次与西乡隆盛相遇时，我又总会想“如果此人活在中国”这样一个令人琢磨的问题。

是的，日俄战争期间，清廷向打败了自己的日本学习的态度是很认真的。

因日俄战争尘埃落定，朝中汉族大佬和各省开明督抚已经对国家前途有了共识，即只有效仿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才能救大清。

美国人在《远东国际关系史》书中，把当时大清国欲以日本为师的理由写得相当明白：

日俄战争的结果使整个中国震动起来。在这次战争中，亚洲人已经打败了一个欧洲强国，并且取代了后者在南满的优势地位。日本竟然把久已认为是东西方之间理所当然的关系颠倒过来。每一个中国人都不禁要问：日本到底用什么办法得到这样的结果？于是很多能言善辩的人都争着解释说：这是由于日本全盘接受西化的结果。日本创立了一个国会，照新法改组了军队，接受了西历，采行了西方的衣冠和理发的式样。中国只须办就行了。

1905年7月2日（农历五月三十），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等联名上奏两宫，请于12年后实行立宪政体。

在体制内外的声声紧迫的呼吁中，7月16日（农历六月十四），清廷终于颁诏，将“仿行宪政”，为此，特派镇国公爱新觉罗·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于近期分赴日本与欧美各国考察政治。10日后，清廷又追派商部右丞马佳·绍英随同出洋考察。时称“五大臣出洋”。

不期，3个月后，即10月24日（农历九月廿六日），五大臣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登车启行时，却遭到了一颗炸弹的袭击。一声巨响过后，袭击者被炸死，而载泽与绍英两位满族大臣受了轻伤。案发后，巡警查明，袭击者是一个叫吴樾的皖籍“乱党”，此人向往“暗杀时代”，以谋杀政府大员为己任。但这位性急的志士的举动，却中止了大清国刚要起步的立宪步伐。被吓破了胆的清廷竟没敢让五大臣按计划出行！直至一个多月以后，戴鸿慈、端方才率随员自北京起程前往日本，在日本第一元老伊藤博文面前，他们老老实实地当了一回学生，听懂了“只有立宪才能振兴”的道理。稍后，载泽和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也出发了——尚与李替代了已任巡警部尚书的徐世昌和绍英。

老大的大清之船，终于解开了专制的缆绳，开启了立宪之航。

日本的榜样对［清国］立宪制的计划尤为重要，特别在日本打败俄国以后更是如此。在1906—1911年期间，派往日本和欧洲学习的代表团（即“五大臣出洋”），从伊藤博文那里听到的谨慎的意见，与伊藤本人早期从他德国老师那里听到的一样。……1908年慈禧太后颁布了准备宪政的九年计划，此举与其他同时提出的有实质性内容的建议一样，是直接根据1881—1890年的日本经验作出的。

《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中如是写道。

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汉族精英们，曾为大清统治者的这些顺应时代的举措赞美过：

且抑政府前之所以苟安旦夕，而今之所以毅然行之者，要其皆由日俄战争而来。一见乎俄国地跨三洲，而日本竟以蕞尔三岛歼其旅而夺其魂。变政与不变政之效，彰然昭著。

但是，为时已晚！

专制王朝姗姗来迟的立宪计划，早让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等不及了，而且，也让汉族士大夫阶级难以苦等下去了。

于是，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廿二日（1908年11月15日），主持大清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病逝，令人蹊跷的是，头一天，光绪帝载湉竟也突然驾崩，慈禧太后立即指定载湉之侄、只有3岁的溥仪继位，而由其生父，即载湉之弟载沣摄政。强人离去，使大清中枢更陷入了重重危机之中。在载沣的主持下，兼职曾多得让人记不过来的袁世凯突然被罢黜还乡，而调为军机大臣的第一汉臣张之洞又在一年后病故，没了第一流人才的清廷，快速地滑向了灭顶的深渊。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第六年，即1911年，驻防湖北武昌的新军第八镇发生了一场要了大清命的兵变，领导哗变的，开头只是几个被清廷蔑称为“革匪”的下级军官和班长，但被他们强行推出的另一支驻省军队，即第二十一混成协的统领（旅长）黎元洪愿意担任统帅后，形势大变！

随后，各省会大都发生了新军的武装反叛，汉族士大夫们随之宣布成立独立于大清国的各省军政府。令清王朝万般恼怒的是，指挥兵变的那些中高级军官，竟都是被他们以官费派往日本学习军事的人！而参与新政权的居然不乏“世受皇恩”的大清高官，如现任江苏巡抚的程德全！

专制王朝本指望着力培养起一代保卫自己的人，万不料，这些人学成归来后，却成了大义灭亲的掘墓人！而那些他们既不放心又不能不指靠的汉人高官与巨商们，却在关键时刻纷纷转向，与孙、黄在各地的“乱党”代表坐在了一起，给了气息奄奄的大清国以最致命的一击。

后来的事地球人都知道了——动乱中，从美国回来的孙文被各省代表们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稍后，被清王朝起用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因转向而接任了临时大总统，继而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黎元洪当选副总统。

因一场日俄战争，让有思想也有能力的大清人彻底看透了立宪与专制的优劣，所以，没等大清国寿终正寝，这些人就提前把专制王朝抬进了太平间。

俄国将相的惨淡结局

日俄战争结束后，比大清爱新觉罗王朝更难熬的是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

沙皇时代的倒计时应该从俄帝国最杰出的政治家与经济学家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的离去开始算起。

1906年4月，时任总理的维特从法、荷、英、德、美等国银行家那儿筹措到22.5亿法郎的巨额贷款，暂时挽救了濒于破产的沙俄政府。此事办成后，4月27日，他立即以健康原因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呈上了辞职书。

对这位帝国救星的弃职，尼古拉二世并没表示挽留。

两天之后，维特收到了沙皇的亲笔谕令：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伯爵：

昨天早晨我接到你请辞现任职务的信。我同意答应你的要求。借款协议的圆满签订，是你当政以来的历史上最美好的一页。这对于帝国政府是伟大的精神上的胜利，也是将来俄国顺利和平发展的保障。……

因为是临别赠言，所以沙皇才不吝赞誉之辞。

6天之后，沙皇给他发来了口气更加热烈的诏书：

在准许你最诚恳的请求时，我愿意为你对于国家的丰功伟绩向你表示我是最真诚的衷心的谢意！

而维特却听说，那个很喜欢干预国政的德籍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在听到他辞职的消息以后——

唯一的表示是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

按维特的设计，第一届国家杜马如期产生，俄国走上了短暂的君主立宪的道路。

辞职后，57岁的维特伯爵仅剩了国务会议成员一项虚职。因回国后身体一直不好，他申请去了法国维希休养。

想不到，休养结束后，动身回国前，他却极意外地接到友人的暗示：沙皇并不同意他现在回国。

维特只好郁闷地继续在国外待着，并开始撰写他的回忆录。

1915年3月13日，维特因脑肿瘤去世，得年66岁。按其遗愿，回忆录是在他死后第六年在纽约问世的。

当年反战的“三巨头”之一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上将，比维特多活了10年，却也多遭了10年的罪。

“三巨头”之一的拉姆斯多夫，于战后第二年辞职，并移居意大利著名的海滨度假名城圣雷莫，1907年3月病逝于圣雷莫。

库罗帕特金乃荣膺侍从将军头衔的步兵上将，由陆军大臣而远东军总司令，而远东军第一集团军司令，军衔未降，职务却越来越低。战争结束后，他并未受到追究，因为他的辩解得到了沙皇的认可。他说，从他到日本出访以后，就知道俄军不可能战胜一直在备战的日军。而且，日军是家门口作战，俄军则要从欧洲奔赴万里之外的远东应战，所以，他只能以诱敌深入以待援军的战略来解决战事。不料，因“圣上”听信“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的一面之辞，逼他一再作出违背己愿的事，俄军才归于失败。痛定思痛，尼古拉二世或许想明白了这位忠心为国的统帅的苦心，没有把他送上军事法庭。

1909年，被解职的库罗帕特金出版《对日战争中的俄军》一书，对战争作了坦率的记述。

1914年8月1日，昔日的友好国家和姻亲之邦德意志帝国以俄宣布全国总动员为辞，向俄宣战。5天之后，奥匈帝国亦对俄宣战。俄被迫于日俄战争结束9年后，再一次被拖入战争，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国之一员。

眼见俄军死伤高达20多万人，时年66岁的赋闲陆军上将库罗帕特金要求参战，但被俄军统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所拒绝。只是到了尼古拉二世解除了叔父尼古拉耶维奇的统帅之职并亲任俄军统帅之后，他的请求才得到恩准，但开始时只让他负责训练炮兵。随着战事的深入，1915年12月他被任命为第五集团军司令，1916年2月又接任了北方战线司令。不料，因所部推进迟缓，惹得尼古拉二世颇为不快，遂将他免职。他在北方战线只待了两个月。7月，他被派往土耳其斯坦，担任“总督”兼驻军总司令。1917年早春，俄历的“二月革命”爆发。转瞬之间，沙俄政府的大臣和将军们全都成了哗变士兵和暴动工人的俘虏。这位曾经赫赫有名的陆军上将自然难逃一劫，被押往圣彼得堡，成了革命的囚徒。过了一阵子，他被释放回到老家。

回到故乡普茨科夫小城的库罗帕特金十分潦倒。从16岁服役陆军开始，在外半个多世纪，他回来了，却并非衣锦还乡，而是成了革命政权的年迈的敌人。失去了生活来源的旧朝陆军上将，为了生存，不得不靠给学生们讲课和教小提琴来维生。穷困的晚年，长子被革命政权处决的消息更给了他致命一击——27岁的大子，不知因何罪名，被“契卡”在一间地下室里枪决。契卡即苏俄时代的“肃清反革命委员会”，被授权可以不经审判处决一切“反革命分子”。不知是否有感恩库氏的因素，这个沙皇时代的侍从将军与陆军上将竟没被革命政权惩罚。众所周知，革命导师对当年俄军在远东的失利一直拍手称快——没有战争的失败，哪有革命的成功？1925年1月25日，库罗帕特金在舍舒里诺寓所里悄然病逝，得年76岁。

接替库氏任陆军大臣的维克多·维克多洛维奇·萨哈罗夫陆军上将，下场最惨，早在战争结束前，他即成为牺牲品，被沙皇愤然免去一切职务，战后第二个月，他在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竟被不明身份的刺客杀死！

接任库氏的远东陆海军总司令的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利涅维奇上将，结局也十分黯淡。虽说接任后他也晋升为了侍从将军，但因战争结束，他无力管束军心涣散的士兵——急于复员的众多大兵们，因西伯利亚铁路员工的罢工而一时无法回家，竟开始四处抢劫，1906年2月16日，总理大臣维特提议将其免职。回到圣彼得堡后，他闷闷不乐，于两年后病逝，时年60岁。

还有几位参与了对日战争的将领，分别因失职而受到了审判。

前面说过，日俄战争期间，原太平洋舰队司令奥斯卡尔·斯达尔克海军中将于开战之初就被早早调回国内。那会儿，战争刚刚开始，尼古拉二世尚抱有必胜的幻想，所以，一时也没拿斯达尔克怎么样，甚至还安抚性地授予了他一枚圣弗拉基米尔勋章。冷处理了一阵之后，将他调往波罗的海舰队任司令。然而，1905年秋，战争结束后，人们开始秋后算账，已升任海军上将的他在劫难逃，受到追究。1908年，他被迫退役，改行当了阿霍夫斯基钢厂的董事长。因早早离开了军界，所以，9年后的“十月革命”来临之时，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没顾得上他。1927年，年近八旬的斯达尔克与家人移民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芬兰原为沙俄的附属国，赫尔辛基与圣彼得堡只有一道海湾相隔。“十月革命”以后，为了退出战争，列宁与德国在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城签订了和平条约，波兰、芬兰等许多国家独立出去了。

与斯达尔克同在旅顺口生活过的陆军中将斯特塞尔就惨多了。1905年1月底，他回到圣彼得堡，被送上了军事法庭。有意思的是，就在他未被判决之际，法国政府隔空送礼，授予他一枚荣誉勋章，以表彰他为了减少两国士兵的牺牲而作出的终战决定。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审判，他受到了最严厉的惩处——绞刑。只因“仁慈的小父亲”开恩，他被特赦为10年监禁。1912年，他再被特赦，释放回家。1915年，67岁的他病死。当年的异国敌手大山岩、东乡平八郎等日军将帅纷纷给其夫人发来了唁电，盛赞其当年毅然开城之功。

太平洋第二舰队司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日本的战俘营里待了一些时候以后，回到国内，自然也难逃追究。只是，审判委员会最终以他在激战中失去知觉过早，不能对舰队投降负责为由，免于其刑事责任，但令其退役。在海军服役了大半辈子的前海军上将和侍从将军，临危受命，为国家出生入死，到头来却得了如此凄惶的下场，难免令人唏嘘。3年后（1909），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寂寂而没，时年60岁，倒也勉强算是善终了。

说他勉强算是善终，是相比他的几位海军同僚而言——包括保卫过旅顺口的末任太平洋第一舰队司令尼古拉维奇·穆维仁海军少将和黑海舰队司令雷戈巴洛维奇海军中将，都在“二月革命”中，被哗变水兵当场击毙。

当然，我们不应该忘了那个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原“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1904年10月下旬他被召回圣彼得堡以后，在其同名贵人阿列克谢伊大公的庇护下，他非但没被问责，反倒一直参与有关远东局势的会议，而且还在战争结束后也得到了一枚乔治十字勋章——按说，这枚勋章只授予在战场上作战英勇的军官或士兵的。不过，1908年，阿列克谢伊大公病逝，他也失去了靠山，而且，像众多沙俄时代的权贵一样，也终没熬过天翻地覆的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他辞去议员职务，仓皇离开首都，躲到了莫斯科。两个多月后，74岁高龄的他，带着未做完的“黄俄罗斯”迷梦的莫大遗憾，病死在家中，被安葬于著名的新圣女公墓。

还有，那个由退役骑兵上尉一步混到了国务大臣和御前侍从武官长的别佐勃拉佐夫，没等战争和约签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26年后的1931年，人们才听说，此人病死在法国某地。末代沙俄的御前大臣中，鲜有活到20世纪30年代的，但这厮却活到了。或许正应了中国人的那句俗语：“好人不长寿，坏人活万年。”

末代沙皇一家惨绝人寰的下场

末代尼古拉二世的结局最为悲惨，堪称惨绝人寰。

日俄战争结束以后，辞别了维特这样的一流治国人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竟听信妻子的话，宠信上了一个来自西伯利亚的装神弄鬼的无赖拉斯普京（又译拉斯普廷），只因此人蒙准了他们唯一的儿子、皇储阿列克谢的血友病的复发与痊愈的时间，竟被委以“沙皇的掌灯官”的身份，可以自由出入内廷了！从儿子的病情，到军国大员的任命，尼古拉二世对此人居然唯命是从！

从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4年夏天开始，到1916年冬天，两年多的时间里，尼古拉二世把大臣会议主席换了4个，内务大臣换了6个，陆军大臣换了4个，外交大臣换了3个，司法大臣换了4个，最后，因不满意战线吃紧，他把在前方当统帅的叔父尼古拉也撤了，他亲任统帅，御驾亲征，而将叔父降为高加索方面军司令。人们不知道的是，如此频繁地更换国之干臣，究竟是谁的主意？是沙皇听信了背后那位民间“圣人”的预言呢，还是听从了他那位美丽而擅权的德籍妻子的建言？人们只知道，这样的昏君，如何能带领国家赢得战争？又怎能不加速专制王朝的灭亡？

“一战”进入到1917年之后，首都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人们以纪念日俄战争期间的“流血的星期日”为由，口号从“打倒战争”发展到了“打倒专制”。动乱持续到3月初，尼古拉二世暂别皇后与孩子们，去了圣彼得堡西南数百公里之外的莫吉廖夫——战时，俄军总参谋部设在那座城市。临别前，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觐见他时，神色黯然地嗫嚅道：“由于革命已经临近，这次觐见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革命确实临近了。沙皇不在首都的日子里，杜马议员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加入了民众的抗争，甚至连皇室成员与军方首脑也成了改革的促进派，人们不约而同地力谏沙皇放权，即重组一个对杜马而不是对皇上负责的内阁。甚至有人认为：俄军之所以失利，与德籍皇后有可能是德国间谍不无关系。更有传言称：沙皇去了前方以后，皇后竟与拉斯普京在宫中通奸！几位年轻的皇室成员终于忍无可忍，背着沙皇与皇后暗杀了拉斯普京。这一下，尼古拉二世和皇后唯一的精神寄托也被斩断了。人们对沙皇的崇拜也开始崩塌。至此，不只反对派，连最忠心于王朝的皇室成员，也有人认为，尼古拉二世应该让位给13岁的皇储阿列克谢了，因皇储年幼，应由皇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摄政——当时只有极少人知道皇储患有不可治愈的血友病，根本不能继位。

形势每况愈下，电报如同丧钟。不管杜马主席还是内阁总理，也不管是国务会议的成员还是统兵作战的将领，都打电报劝沙皇放弃权力。就在尼古拉二世犹豫不决之际，圣彼得堡军区的6.7万多名士兵在首都哗变，杜马中的自由派与社会主义者共同组成了“首都恢复秩序杜马临时委员会”，由布尔什维克操控的士兵与工人代表则选出了“圣彼得堡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取代了帝俄政府。此即俄国近代意义重大的俄历“二月革命”。

3月15日夜，尼古拉二世返回圣彼得堡时，因受阻于叛军，只好转移到了距圣彼得堡西北250公里的古城普斯科夫。

临时政府派来了杜马议员、十月党领袖古奇科夫等两位代表来劝其退位。

在各方的压力下，心力交瘁的尼古拉二世于深夜发布了退位诏书：

在俄国生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些日子里，我认为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是使我们的人民紧密团结并团结人民的全部力量以加快取得胜利。我同意国家杜马的请求，从俄罗斯国家皇位上退位并交出最高权力。

由于我不愿与我亲爱的儿子分离，所以由我的兄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继位，并祝福他登上俄罗斯国家皇位。我嘱托我的兄弟在处理国家事务时与立法机构中的人民代表保持充分的牢固的一致，遵守将由他们确立的原则，并就此宣誓绝不违背。

当然，这是末代沙皇发布的最后一道诏书。

不过，在日记里，这位被悲剧包围着的君主则凄然写道：

为了挽救俄国和保持前线军队的安定，需要我退位……

应两位代表的请求，他还签署了对俄罗斯新政权领导人的任命书：杜马议员格·叶·李沃夫公爵为大臣会议主席，被他免职的叔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为俄军总司令。

这是他签署的最后一道人事任命。

同时，逊位的尼古拉还请求临时政府：希望保护他与家人的生活安全。

被尼古拉二世指定为皇位继承者的胞弟米哈伊尔大公，比沙皇小10岁，时年39岁，是19岁即参加了近卫骑兵团的骑兵中将，两个月前刚由北高加索骑兵军军长晋升骑兵总监，正在前方统兵。多年前，维特等人即把这位年富力强的皇弟视作未来的摄政王，而且，维特与德国皇帝会谈时，曾特意带上了他，以让其熟悉国务。不过，米哈伊尔大公拒绝继位。而且，心灰意冷的皇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也拒绝复任俄军统帅。

因无人继位，长达304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就此轰然倒塌。

俄历3月7日（3月20日），36岁的临时政府司法部长克伦斯基向人们宣布，根据沙皇的请求，经与英国协商，政府将于最短的时间内将尼古拉一家流放到英国，待战争结束后接回国内，将安置在克里米亚定居。

谁都知道，7年前继位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正是尼古拉的姨表哥，而俄国与英国又是共同与同盟国作战的协约国盟邦。把末代沙皇一家送往英国，是最合适的选择。

英国政府马上表态：接受沙皇一家前往本国。

不料，一天之后，天翻地覆！布尔什维克主导的苏维埃政权拒不同意放走沙皇一家。于是，圣彼得堡又出现了民众上街抗议的混乱场面。想必考虑到俄政局的不稳定性，英国又改口了，拒绝接收尼古拉一家。英国大哥生生放弃了拯救俄国小弟的唯一机会。

迫于“苏维埃”的压力，当天下午，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签署了将皇后亚历山德鲁及其子女全部逮捕的命令，随后，政府官员即赶到皇村宣布：皇室成员均已被逮捕，不得离开此地；随从与仆人自愿选择离开或是留下，若留下者，将一并被视作在押犯人。稍后，有30多个人选择了留下。

3月9日（3月22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从普斯科夫回到皇村，当即被宣布逮捕，与家人一道成了新政权的囚徒。

为避免革命战士们将尼古拉劫走，临时政府几经讨论，决定将逊帝一家迁往西伯利亚的古城堡托博尔斯克。1917年8月1日，尼古拉一家永远离开了皇村和圣彼得堡，乘专列被押往西伯利亚。还记得吧？这条世上最长的铁路，正是他一手督建的。

停泊在圣彼得堡海岸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2009年7月摄）

与军队高层一起走在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中间的正装戴帽者）。红场曾是沙皇加冕之地，也是“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举办阅兵式的地方。

沙皇一家离开圣彼得堡3个多月以后，俄都发生了又一次革命，即影响了世界的“十月革命”——俄历10月25日（11月7日），正在冬宫附近维修的参加过对马海战的二等巡洋舰“阿芙乐尔号”，突发空炮为号，哗变的士兵与武装起来的工人们便呼啸着冲进了临时政府所在的冬宫，逮捕了内阁成员。总理克伦斯基潜逃往北方方面军司令部的普斯科夫。短暂的资产阶级立宪政权被无产阶级政党以暴力中止，前不久被临时政府以“德国间谍”罪名通缉的列宁，乘坐德国政府提供的专列回到祖国，成为“农工专政”的新政权的最高领导人——人民委员主席，即元首兼总理。从此，俄国成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即“苏俄”。

新政权迁都于莫斯科，改圣彼得堡为彼得格勒，后又改为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也改名为俄罗斯共产党，即“俄共（布）”。为了新政权的生存，苏俄马上开始与德国就退出战争一事开始谈判，并以极大的代价接受了德国人草拟的停战条约，即《布列斯特和平条约》，而把另外两个协约国伙伴法国与英国生生扔在了战场上。此后，苏俄便专心整肃国内各反对派。

1918年3月7日，“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的简称）逮捕了末代皇弟米哈伊尔，将其押往乌拉尔山西麓的彼尔姆城看管。

百余日后的6月12日一早，羁押在彼尔姆城的米哈伊尔与其秘书同时被“契卡”行刑人员枪杀，其遗体被剥光衣服泼上硫酸销毁。

一个多月后的7月16日深夜或7月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一家和一直与他们在一起的一个医生、一个厨师和一个仆人被带到地下室，遭到当地“契卡”的集体处决。时年，尼古拉二世50岁，其妻46岁，大女儿奥尔加23岁，二女儿塔季娅娜21岁，三女儿玛丽娅19岁，小女儿阿纳斯塔西娅17岁，唯一的儿子、日俄战争开始以后降生的阿列克谢，尚未成年，当时只有14岁。像对待米哈伊尔一样，他们的尸体也都被浇上硫酸和汽油销毁，残余骨骸被丢进了叶卡捷琳堡城外的一个废弃的矿洞中。出于搅混后来追索者的思路的考虑，行刑人员把玛丽娅和阿列克谢的尸骸另外扔到了乌拉尔山的森林里。

彼得·保罗要塞教堂离冬宫不远，这里是圣彼得堡最早开始建设的地区。（2009年7月摄）

彼得·保罗要塞教堂内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家，历经颠簸，落葬于此。（2009年7月摄）

冬宫的前方，即皇宫广场。日俄战争期间，最高决策者沙皇即在此送行远征的将士。（2009年7月摄）

冬宫的圣乔治大厅。这里展示沙皇的皇冠和宝座，曾是历代沙皇接见国宾的最高殿堂。

冬宫广场的东侧，曾是沙俄帝国的外交部、财政部所在地。（2009年7月摄）

7月23日，《乌拉尔工人报》发表了如下消息：

7月16日至17日夜间，根据乌拉尔州工人、农民和红军士兵苏维埃的决议，枪决了前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这个带着皇冠的刽子手利用革命的仁慈，活得太久了。

试想，如果没有日俄战争，沙俄就不会从欧洲强国的位置上跌落下来，如早日改变国体，即由专制改为宪政共和，尼古拉二世一家的命运也不至于如此悲惨！

俱往矣！

死于非命的伊藤博文

该说说日本帝国头号大佬伊藤博文的结局了。

伊藤博文是日本近代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家，也是与近代中国有着复杂关系的日本政坛第一元老。战争结束后的第四年，即1909年10月26日，他殒命于哈尔滨站的站台上，行刺者，乃装扮成日本侨民跻身于欢迎队列里的韩国人安重根。

其实，死于非命的伊藤博文，恰恰是反对本国兼并朝鲜的日本第一人。

在距这个黑色的日子差不多整整4年之前，即1905年11月17日，朝鲜半岛突然传出了令各国震惊的新闻——《日韩保护条约》当日在汉城签订。因是年为乙巳年（韩国改用公历之前，一直沿用中国传统历法），故又被其称为《乙巳条约》。根据该条约，韩国将撤销外务部，其外交事务将由日本设在汉城的“统监府”代办。条约的签字人为韩国外务大臣朴齐茂和日本特命全权公使林权助。

此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与正在汉城访问的日本天皇特使、元老、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侯爵大有关系！

元老乃“元勋诸老”之简称，是日本明治至昭和时代的天皇最高顾问，实际地位高于总理大臣，拥有一票否决权，而非虚誉。伊藤博文是明治维新的元勋之一，日本第一部宪法的制订者，曾四任总理大臣，三任枢密院议长。明治天皇曾诏令伊藤：“纵令辞职也勿离宫阙，重大事件发生时当答朕咨询，国家有事之日亦当复出以分朕忧。”足见其地位之独尊。

上一年2月，日俄战争刚刚打响，懦弱的韩国就被迫与日本签订了《日韩协定书》，日本由此获得了对韩国的“施政忠告权”和“防卫义务”等特权。于是，朝鲜半岛成了日本进军我辽东半岛的通道与兵站。为安抚韩国，伊藤博文以特使的名义抵达汉城，慰问韩皇，广结重臣，获得了韩国君臣的信赖。一年半之后，硝烟散尽，日军陆续凯旋回国之际，伊藤又以天皇特使的身份慰问韩皇，登陆仁川。

不过，这一次，伊藤氏不仅仅是“宣抚使”，他更重要的使命是力促韩国签订《日韩保护条约》。此一条约乃日本政府所拟，其实质意义，是将韩国降为日本的保护国。

日本觊觎朝鲜半岛久矣！自从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以后，历代日本军政巨子攫取朝鲜的迷梦就不曾断过。至明治初年，日本史上第一位元帅西乡隆盛，正因“征韩”主张未得支持才愤然挂冠返乡，最终被拥为叛军首领，成了国之逆贼。但等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时机终于到了——因一场日清战争（大清国称甲午战争），日本帮朝鲜脱离与大清的宗藩关系，进而朝鲜王国升格为大韩帝国。又因一场日俄战争，日本对朝鲜半岛拥有政治、军事诸方面的优先权已为国际社会所承认。于是，军人出身的总理大臣桂太郎便主持内阁拟定了《关于确立韩国保护权的阁议决定》。该决定经元老会议审批后获天皇睦仁批准，于是，韩国的沦陷已是必然。

已经写明了日本在韩国的特殊利益，而该条约又得到了美、英两大强国的赞同，所以，日本对韩国强加保护已属必然。于是，桂太郎内阁通过了。

然而，外界无从知晓的是，一向持稳健治国理念的伊藤博文，并不赞同本国对韩国的高压政策，每次都明确表示不同意对韩国的兼并。不过，尽管他贵为枢密院议长和排位第一的元老，但终无法改变内阁的决议。10月27日，阁议获得通过，然后，《日韩保护条约》出台。最令人感慨的是，明明是反对者，但是，为了“皇国”的利益，伊藤非但不能做局外人，反倒要奉旨前往汉城促成韩国签约。

这就是近代日本军政巨子在关键时刻的选择——无论个人赞成与否，一旦政府决议得天皇批准成为国策，便要不计个人荣辱地临危受命，倾以全力，亲赴一线，力争最好的结果。无论明治时代中日甲午战争时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还是昭和时代打响太平洋战争的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莫不如是——他们本来都是反对向他国开战的人。

于是，11月10日，伊藤博文第二次在仁川登陆，被隆重地迎进了汉城。之后，他陛见韩皇李熙，呈上了天皇睦仁的亲笔信，当面敦促李熙批准签订该条约。不料，一向优柔寡断的李熙，这一次，却明确地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伊藤博文遂上下其手，一面争取韩国亲日大臣，一面令驻韩日军司令官长谷川好道大将挥师包围皇宫，施压韩国君臣。在17日的御前会议上，他闻报八大臣并未对是否签约达成一致时，竟然老羞成怒，颇失风度地亲往皇宫求见李熙。李熙愤而称病拒见，令八大臣接待。之后，他竟在御前会议上，当面逼八大臣立即就签约表态！作为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大政治家，亚洲第一部宪法的制订者，伊藤是次异国逼宫，实在自毁形象！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学部、外部、内部、军部、农工商部5位大臣写下汉字“可”，但参政大臣（相当于总理）、法务大臣与度支大臣却写了个“否”字。5:3，成了！他打道回府，留下驻韩公使林权助与韩外长签订了《日韩保护条约》（韩称《韩日协商条约》、《乙巳保护条约》）。

西方各国与大清国相继承认了该条约。于是，韩国无可挽回地成了日本的保护国。

素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结的朝鲜官绅的义愤是可想而知的。曾任外部和学部大臣的侍从武官长闵泳焕与朝中多名高官上奏李熙，请废该约，并诛除“乙巳五贼”（五个同意签约的大臣）。李熙却以“卿等且谅之”一类的空话安抚爱国诸臣。眼见抗争无效，闵泳焕愤然切腹自杀，以死明志。随后，多位爱国大臣相继自裁殉国，由此激起了民间抗议风潮。一时间，汉城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数千名天主教徒在教堂集会，请愿废止“保护条约”，诛杀“乙巳五贼”。

正在此时，一位自日本学成归国的直隶省顺天府通州（今北京通州区）官费生潘宗礼，途经仁川时看到了某殉国大臣的遗书后，深感唇亡齿寒，激于义愤，在写下警醒国人的呼吁书后，竟投海自尽！

彼时朝鲜半岛黑云压城的氛围，可窥一斑。

就在这样的时候，1906年3月3日，伊藤博文三返汉城，就任首任“韩国统监”。

赴任之前，他曾和夫人梅子等人身穿朝鲜民族服装在东京的一家写真馆合影。这样一个超重量级的“大和民族”的元老拍下这样一张写真，其目的当然不是逗自己和老婆开心，而是在宣示自己对朝鲜民族的亲善之情。

“统监府”名为代替了前日本驻韩公使馆的外交机构，但其真正的作用却是李氏王朝的指导与监管部门。日本帝国以往的驻外公使，只是由外务省的一位高等文官出任，重要国家的公使，则由次长级高官担任。4年前自大清攫取的台湾，其“总督”向例由一位与内阁次长平级的陆军中将出任。此番，日本天皇忍痛派出须臾不可离开的头号元老伊藤博文低就“韩国统监”，可知日本君臣对经营朝鲜半岛的极度重视。

《乙巳条约》签订后，韩国朝廷内部主张“韩日合邦”的人越来越多，自不待言，日本政府内部的“强硬兼并派”也愈发着急。然而，德高望重的伊藤博文履任以后，并没利用其权力与经验改变韩国现状，与李氏皇室还算是相安无事。史料记载，每次与韩人聚首时，伊藤总是提议三呼“大韩帝国皇上万岁”。

是年，伊藤博文晋为公爵，即日本最高之爵位。从此，“伊藤侯”成了“伊藤公”。

但到了第二年，即1907年6月，“海牙密使”事发，“伊藤公”终与韩皇李熙撕破了脸。

海牙是荷兰西部的一座城市。日俄战争结束后，俄皇尼古拉二世即倡议在海牙举行第二届国际和平大会（清日韩三国称为“万国和会”），得到了各国的响应，并约定时间为1907年6月15日，包括大清国与日本在内的世界40余国家将派代表参加。因韩国已经失去了外交权，故也自动失去了与会资格。闻万国和会讯，李熙不甘沉沦，决定派密使与会控诉日本，宣布《乙巳条约》无效，便将被免职的平理院检事李儁秘密召进宫中，一番布置。李儁遂于5月初悄然抵达俄海参崴，与上一年在大清图门江一带朝鲜人聚落当塾师的前议政府参议李相卨会合，经西伯利亚大铁路于6月初抵达圣彼得堡，与原驻俄公使李范晋的儿子、公使馆二等书记官李玮锺相会，三人以韩国特使的身份前往海牙。

6月15日，第二届国际和平大会如期召开，但韩国三密使却并未如期抵达海牙。等他们赶到时，大会已开了10天，接近闭会。三代表要求正式参加会议，并出示了韩皇手书的委任状：以李相卨为正使，李儁为副使，李玮锺为翻译。会议主席、俄国阿·涅利多夫将韩国密使的要求推给了东道主荷兰政府，而荷兰外长及三代表依次拜访过的美、法、德、大清国代表，均称《日韩保护条约》已得到本国的承认，故不能同意三位代表与会。三代表便在下榻的旅馆门外挂上了大韩帝国的国旗，散发控告日本的传单，并出示了韩皇手书的控诉状。欧洲各报刊载了相关消息，顿时激起轩然大波！

日本驻荷公使兼和会代表都筑馨六奉命提议涅利多夫向韩国政府致电求证。刚被韩皇李熙任命为首届总理大臣的李用完则复电海牙，称韩国并无派特使一事，韩皇手书之委任状及控诉状均系伪造。日本记者在三代表下榻的旅馆独家采访了李相卨等人，请求亲睹韩皇御笔，但被三代表拒绝。如此这般，根据韩国政府的复电和日本记者的报道，三代表被拒之门外。新近做过丹毒手术的李儁大感悲愤，竟一病不起，很快就在海牙谢世，时年47岁。为了不忘亡国苦，牢记沦陷仇，后来再两个朝鲜族的国家都曾把李氏之死改写为当庭控告日本时被倭寇杀死。李相卨与李玮锺安葬了李儁后，便前往美国避难，后辗转至俄国海参崴。李相卨与李承晚人等组织了朝鲜光复基地，后死于俄国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年仅46岁。此题外话也。

一场平地骤起的国际危机终告平息。李用完等亲日大臣力逼皇上向统监伊藤谢罪，并敦促其让位给太子李坧。李熙被逼无奈，只得让位给儿子，自己移居他宫，关门当起了不能问政的太上皇。

新皇帝上台后，韩国很快就与日本签了第三个日韩条约。这一次，韩国连同司法权也交出，军队亦撤销了。

如此一来，“统监”伊藤博文便成了朝鲜爱国者们欲寝其皮、食其肉的元凶。不愿亡国的朝鲜志士发起了武装反叛的“义兵”运动，朝鲜半岛陷入了剧烈的动荡之中。

李坧继位后，在老师伊藤的陪同下，两度乘汽车巡视了全国。在釜山视察时，伊藤曾下车大声问在场围观的韩国民众：“我就是‘统监’伊藤博文，有要杀我的吗？”现场众皆不语，俄尔，有一人高声回应道：“没有！”伊藤才满意地上车前行。

日本皇太子嘉仁（即后来的大正天皇）访韩后，伊藤安排皇子李垠留学日本，并被韩皇李坧封为太子少师，即下一代韩皇的第一老师，总理大臣李用完为少师。

伊藤博文任“统监”3年，于1909年4月辞职回国。彼时，韩国的民间的反日浪潮已基本平息，朝廷内部的“韩日合邦”声音也愈来愈响。在野的人有所不知，“合邦派”大臣并不满意“统监大人”。日本政府内部的“强硬兼并派”，更是对“伊藤侯”啧声不断，只是碍于他的崇高威望不敢发作而已。实际上，正因伊藤在任时的明确反对和苦心周旋，韩国的“合邦派”和日本的“强兼派”的心愿才没有得逞。

回国两个月后，伊藤博文第四度出任枢密院议长。

19岁即随父亲受洗成为天主教徒的贵族子弟安重根，正是在《乙巳条约》签订后的日子里，加入了“大韩义军”。

这支民间武装，是在俄远东地区由朝鲜民族主义者创建的。为遏制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渗透，沙俄帝国一直默许朝鲜民族主义者在自己境内活动。所谓“义军”，源自中国，即为正义而战之军队。朝鲜历史上曾有义军，跟随明朝大军追逐过倭寇，故安重根等将自己的队伍全名为“大韩义军”。“参谋中将”即参谋长。然而，几次小规模的武装行动，终不敌强悍日军的弹压，况且长谷川好道统辖的韩国驻屯军，是新近经历过酷烈的日俄战争洗礼的一支劲旅。待伊藤博文离任时，“义军”等民间武装力量已经消亡。

有规模的反抗行动被镇压之后，不甘沉寂的安重根，决定以个人行动，暗杀“倭寇元凶”伊藤博文。不期，谋划过程中，伊藤博文突然离任，回了日本，这让失去目标的安重根大失所望。然而，柳暗花明，在海参崴，安重根无意从当地报纸上读到，该“老贼”回国以后，竟然要在10月份到哈尔滨与俄人会晤！万能的上帝啊，仇人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安重根等11人立马聚首，断指为盟，组成“断指同盟会”，以残指在太极图上写下“大韩独立”四字，发誓要一举诛除伊藤博文！

然而，人们根本不知道的是，回到国内后，伊藤博文依然反对日本兼并韩国。面对最新一次阁议，他以日本人特有的含蓄口吻表达了明确的心声：“合并是长期之事。”

时年68岁的伊藤博文，自觉已近古稀之龄，遂向天皇奏请，欲去满洲作一次“私人旅行”。从他启程前夜写的汉诗来看，他要去看看一直深为关注的满洲（时称我东三省），去那里追悼日俄战争的众多战殁者。

之前，他曾两次访问大清国，一次是在北京与天津，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李鸿章谈判；一次是在戊戌变法时受光绪帝召见，并与大清重臣及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会晤。但他从来没到过满洲。

明治天皇恩准他的计划以后，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立即将信息通报给了清、俄两国公使。

通报大清，是因为满洲乃大清国之地，无法绕过。通报俄国，则是因为日俄战争结束后，宽城子（长春）以北的东清铁路，仍由俄人管理。前不久，美国“铁路大王”哈利曼刚刚造访过满洲，提议由美国参加满洲铁路的建设与管理。为避免日俄两国在满洲的利益被第三国插手，日俄两国正要为这条铁路的管辖权与利益进行谈判。无疑，担任过四届内阁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是最合适不过的日方全权代表。

果然，沙皇俄国政府得知伊藤博文即将出访满洲之后，立即派财政大臣弗拉基米尔·科科弗策夫乘火车前往哈尔滨与之会晤。

如是，伊藤的私人旅行就成了一次工作访问。

10月14日，伊藤与妻子梅子告辞。他预知此行充满风险，所以对早年在下关青楼结识的艺妓出身的梅子说：“男人不应该死在自家的榻榻米上。我今天迈出这个房间，或许就是永别了。”

真是一语成谶！

他的随行人员，有日本枢密院议长秘书官古谷久纲、宫内大臣秘书官森泰二郎（森槐南）、医师小山善、贵族院议员室田义文。

在从东京赶赴大阪登船的旅途，他赋汉诗一首，表明了此行的真正目的：

秋晚辞家上远程，车窗谈尽听虫声。

明朝渤海波千尺，欲悼忠魂是此行。

10月18日，伊藤一行乘“铁岭丸”在大连港登陆，受到关东都督大岛义昌（安倍晋三先祖）大将和日本侨民的热情迎接。

21日，在大岛义昌等关东都军政要员的陪同下，他抵达旅顺口，登上了203高地和二龙山俄军堡垒凭吊了一番。此二处是旅顺攻坚战的主战场，日军以极惨烈的代价攻陷了俄军要塞，才使龟缩于旅顺港的俄太平洋舰队彻底覆灭。当天，他还去了日本人于战后修建的“露兵陵园”，即今旅顺郊外的俄军/苏联红军陵园，向敌军的坟墓也献上了信手采撷的野花。

武士出身并自幼学习汉学的伊藤博文，当晚写诗抒怀：

其一

久闻高地二百三，一万八千埋骨山。

今日登临无限感，空看岭上白云还。

其二

望台塞下二龙山，历历战图眉睫间。

残壁犹故攻取迹，血痕和土土斑斑。

其三

丘冢累累不记名，生灵几万作牺牲。

堪怜今古虫沙恨，手荐寒花泪自横。

第三首诗，即他在俄军陵园凭吊后吟出的。这也是此人留在世间的最后一首诗章。

哦，10月21日这一天，还不能不说到的是，安重根和一位同志买上了从海参崴开往哈尔滨的火车票，动身了。一把勃郎宁手枪以及挫开了弹头的8颗子弹随他同行。

10月24日，伊藤谢绝了大岛义昌为他派出卫队全程护卫的好意，带上满铁总裁中村是公和理事田中清次郎、关东都督府参事官大内丑之助等人，乘专列启程北上。

一行人先参观了由“满铁”经营的抚顺煤矿，然后回到奉天城，拜会了大清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奉天巡抚程德全。他认真回答了东道主对于大清如何自强的讨教，他告诉主人：“贵国欲自强，必先立宪。”立宪方能立国的大道理，在大清派出的“宪政考察大臣”镇国公载泽访问日本时，他也曾当面劝诫过。

第二天（25日），伊藤一行抵达宽城子（长春），换乘俄方提供的专列继续北上。

10月26日上午9时，专列驶抵哈尔滨站。俄财政大臣科科弗策夫及俄铁路局长和中国的哈尔滨道员施肇基及各国领事们已恭候在站台上。科科弗策夫等先行登上专列与伊藤博文稍事寒暄，便请贵客下车接受仪仗队的致敬。

月台上，除了俄军仪仗队，还有日军守备队也在列队迎接，另有众多旅居哈尔滨的日本侨民，前来欢迎传奇的明治元勋“伊藤公”。

在俄国军乐队的欢迎曲中，伊藤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宾主走近日侨队列。此时，一个戴鸭舌帽、穿西装的人突然冲出人群，举起勃朗宁手枪冲着伊藤连开了3枪！显然为了防止击错了目标，刺客又向伊藤左右的日本人射出4发子弹！

被击中胸腹部的伊藤顺势倒了科科弗策夫的臂上，又滑倒在地上，被科科甫佐夫和满铁总裁中村是公等人紧急抬回了车厢，由随行的医生小山善和闻警赶来的俄国医生实施了抢救。医生检查后发现，有3颗子弹已经击中其内脏，他们已回天无力。

弥留之际的伊藤，断断续续对身边人说：“我中了三弹，是什么人干的？”

当听说是一个朝鲜人所为时，他忍不住骂了一声：“杀我？蠢货啊……”

因为制伏刺客的时候，那人用俄语高喊了三声：“高丽亚乌拉（朝鲜万岁）！”。据此，人们认定，此人为装作日侨的朝鲜民族主义者。

伊藤极为失望地叹了一声：“杀我？马鹿（ばか，音八嘎）……”便不再言语。

具有世界影响的一流日本政治家，就这么谢世了。

“马鹿”似源自中国“指鹿为马”的典故，后衍生为糊涂、愚蠢、笨蛋等多重意思，是日语中一句骂人的词。从小看抗日影片的中国观众往往以为“八格牙鲁”是“混蛋”的意思，其实，没有这个意思。

伊藤博文最后的时刻，禁不住爆粗口骂那人是蠢货，足可见他对自己竟死于韩国人之手是多么的懊恼！

他又打听是否还有人受了伤。当听说随行的秘书官森槐南也中了一弹后，他叹了一声：“森也负伤了……”

这是伊藤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20分钟后，伊藤即停止了呼吸。

其实，当时在场的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村上俊彦和南满铁路理事田中清次郎也被子弹击中——村上被击中右臂，田中被打伤了左腿，南满铁路总裁中村算最为侥幸，只被子弹打穿了裤腿。森泰被子弹擦腹而过，也无大碍。

安重根是被正在现场的俄铁路警察代理署长等人当场制伏的。随后，他即被押往俄宪兵队。

两个小时后，即11:40，已接到国内指令的专列载着伊藤博文的遗体及护送的一干人按原路匆匆返回了旅顺口。

当时，无论东京还是汉城，也无论北京还是圣彼得堡，包括日本的盟国英国和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无不对伊藤之死表示了极大的震惊和惋惜，并对刺客予以谴责。至于朝鲜半岛的真实民意，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两个多小时后，得到日本国内的指令，中午11时40分，专列就载着这个著名的东方政治家的遗体按原路返回了旅顺，并从大连启航运回了日本。

当晚，早于日本政府发布伊藤的噩耗之前，伊藤博文的学生、外交家金子坚太郎就从在哈尔滨当电报工程师的朋友那里惊悉了噩耗，他马上赶到伊藤家中向其夫人梅子报丧。令人震惊的是，梅子居然一滴眼泪也没流，似乎她已经料到丈夫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她平静地向金子讲述了丈夫与她诀别时的不吉预言……

伊藤的尸体由专列和专舰运回国内后，在东京市中心的日比谷公园，日本帝国极为隆重地为伊藤博文举办了国葬，10多万日本民众自发地参加了国葬仪式。后来，他的头像，印上了面值最大（10000元）的日元纸币，流通至今。

然而，备享哀荣亦可悲——本是反对兼并韩国的日本政界头号大佬，最终却成了异族暗杀的目标，成了至今在朝鲜半岛两国字典里不得翻身的敌寇元凶，悲夫！

让朝鲜复国运动志士们始料未及的是，杀死一个伊藤博文，非但没能阻止被兼并的步伐，反倒使日本强硬兼并派迅速达到了目的——

伊藤辞职回国时，其副手曾弥荒助接任了“统监”。伊藤身亡后，韩国的“合邦派”与日本的“强兼派”同时加紧了工作。6个月后，即1910年年5月，曾弥荒助因饱受指责而被迫辞职，5月30日，强硬派的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大将担任了第三任“韩国统监”。几天之后，日本政府即通过了《对韩国施政方针》，兼并韩国进入最后的阶段。被称为“天才的特工王者”的46岁的明石元二郎少将被派至汉城任“韩国宪兵队司令”兼“警察总监”，协助寺内正毅镇抚兼用，强力稳定了局势。

1910年月22日，在日本人的监视下，大韩帝国举行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在总理大臣李用完的主持下，多数大臣与韩帝李坧均同意“合邦”。当天下午4时，李用完即携纯宗的委任状去“统监府”向寺内正毅汇报，并与后者签署了《日韩合并条约》。一周后，该条约正式生效，韩国不复存在，被日本人恢复了朝鲜的旧称，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朝鲜总督府”成了最高权力机关，寺内正毅成为首任“朝鲜总督”。直至35年后的1945年夏天，朝鲜半岛才结束了屈辱的亡国历史。

安重根被捕后，先是关押在俄宪兵队。当晚，俄方即按《第三次日韩条约》之规定，将刺客交给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

日本检察官很快就查明，刺客安重根时年30岁，是朝鲜独立运动“义军”的“参谋中将”，从远东的抗日大本营海参崴一路追来，专事谋杀伊藤，系独往独来的个人行动，既与俄方无关，更与本国的“强硬兼并派”无涉。这个结论，让俄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均松了一口气。

值得多说几句的是，伊藤博文主持制定的日本第一部宪法实施之后，日本的司法独立制度已然确立。尽管有朝鲜“统监府”的代表和日本外务省的代表前来旅顺观察或沟通，但关东地方法院独立完成了对本案的审判。对杀害了本国头号元勋的异国罪犯，日本人并没对安重根及同案犯施以酷刑，而是让其享有了基本的法律和人道的权利——案发4日之后，关东地方检察官沟渊孝雄等人即抵达哈尔滨日本总领事馆对其进行了初审，之后在旅顺地方法院对其6次庭审，先后有英、俄、韩、日4位律师为其辩护，而且，监狱准其两个胞弟和当年为他洗礼的法国神父洪锡九前往监狱探视与诀别。在待决的日子里，狱方为他提供了足够的纸与绢，任其挥毫。正因此，世间才有了安氏留下的上百幅汉字书法遗作。现在，这些以掌代印的独特的遗墨，被制成旅游纪念品，在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里出售，标价不菲。哈尔滨火车站的安氏纪念馆里，他的手迹也广布馆内，每幅浓墨重笔的后面，都是一个带残缺的手迹，令参观者莫不睹而动容。

伊藤博文生前最后一张照片。1909年秋，作为日本枢密院议长的伊藤博文（白色胡须者）走下火车，向迎候在哈尔滨火车站的俄国队伍脱帽致意。

时任“韩国统监”的伊藤博文，与韩国太子英亲王李垠合影。

安重根因刺杀伊藤博文，1910年被日本在旅顺处以绞刑就义。

从安重根纪念馆向站台望去，可看见当年刺杀伊藤博文的准确地点（具体位置标记着两块瓷砖）。（2015年7月摄）

安重根义士纪念馆，位于今天的哈尔滨火车站，由贵宾候车室改造而成。其门上有个时钟，指针定格在伊藤博文刺杀事件发生的那一刻。（2015年7月摄）

2015年7月29日，我在哈尔滨站参观过“安重根义士纪念馆”。更早的时候，我在旅顺的“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里目睹过安氏的囚室与遗物。无论在哈尔滨还是旅顺，安重根的纪念场所里总是有众多韩国游客在虔诚地参观。在伊藤博文被谋杀的地方为行刺者建一座纪念馆，据新华社报道，是我方应来华访问的韩国总统朴瑾惠的请求批准的。2014年1月19日，“安重根义士纪念馆”开馆。为此，日本曾数度发声表示遗憾。如果知道伊藤博文在日本历史上的作用和他在世代日本国民心中的地位，就自然会理解日本人何以如此。

令笔者难忘的是，就在参观哈尔滨的“安重根义士纪念馆”之前——2015年7月7日，在日本萩市，笔者在伊藤氏故居里展板上，看到故主人的生平介绍时，提到致其于死地的安重根，没有看到“暴汉”“凶手”之类的带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述，而是十分理性的“他倒在韩国的民族运动家安重根的凶弹下”！

“安重根义士纪念馆”就设在哈尔滨火车站外，门头仿建成了当年的样式。馆内的参观者几乎全是韩国人。馆内朝向站台的一面大窗外，是依然在使用的站台。站台上，吊着一块用中韩两种文字写的标牌，上写：“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事件发生地。”韩国人纷纷对准那个地方拍照。

至今，在当年俄国人提出的以北纬38度为界的两个朝鲜族的国家，尽管相互敌对，但安重根是被两国共同纪念的民族英雄，而伊藤博文，仍旧是死了活该的倭寇元凶。

日本战争元勋多长寿

日俄战争时满洲军参谋长儿玉源太郎，于战后翌年4月取代了大山岩，出任参谋总长。这个当过内务大臣、文部大臣和“台湾总督”的精力旺盛的军人政治家，一门心思在满洲，提议向满洲移民50万的殖民计划，并兼任“满洲铁路创立委员会”（即“满铁”）委员长，制订了对以旅大地区为中心的详细的殖民计划，还把他在台湾的部属后藤新平调任南满铁路总裁。不期，1906年7月23日，这个担任参谋总长刚过百日的“七寸儿玉”，因脑溢血而在家中猝逝，时年54岁，成了最早离世的战争元戎。

资历最老的军司令官野津道贯，也是死得较早的一位，战后第三年，即1908年10月18日，这位已经晋升为侯爵与元帅的陆军大将即病逝，时年67岁。

战争时的总理大臣桂太郎，本是长州籍的山县有朋的接班人，但却病殁于1913年，时65岁。他是唯一非倒幕时代的元戎而晋为公爵的大臣。在战争期间的重臣与元勋中，他算是比较短命的一个。

63岁的大山岩回国以后，因无心于政治，又无仗可打，所以，他突然闲了下来。生活安逸，加上他偏好西餐，致体重迅速增加，他谑称自己是“蟾蜍”，即癞蛤蟆。1916年12月，在陪同大正天皇到福冈视察陆军演习的过程中，大山岩一病不起，生命定格在了74岁。头号元老山县有朋、时任总理大臣的寺内正毅，以及黑木为桢、川村景明等多位袍泽，在病榻前与之诀别。令人意外的是，国葬之日，“露国”也派来了代表，一位俄陆军少将以“全俄陆军”的名义向战场上的敌酋敬献了花圈。日本人说，只有大山岩与后来的东乡平八郎过世时，俄国军方才以这种方式表示过敬意。

日俄战争时担任陆军大臣的寺内正毅病殁于1919年，时年67岁，生前也已晋为元帅。

1922年2月1日，在神奈川县小田原的别墅“古稀庵”里颐养天年的山县有朋，病逝于他的西式洋楼中，得年84岁。暮年的山县过得并不愉快。日俄战争后，他与伊藤博文同日晋升为公爵，因伊藤的过世，他成了“元老中的元老”——日本帝国最有权威的大臣。出人意料的是，独受尊崇的山县，思想却转向温和。他对因战争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本国膨胀开始忧患，对借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无暇东顾之际逼迫中华民国政府签订苛刻的“二十一条”，出人意料地表示了反对。因好心忠告皇储裕仁应该与家族有色盲遗传病的良子女王（即后来的香淳皇后）退婚，而遭到了裕仁的严厉拒绝。于是，“干预皇室”成了他的莫大罪名。“黑龙会”的“爱国贼”们竟然走上街头狂喊：“杀死山县！”远离首都的山县有朋顿感颜面全无，遂向大正天皇嘉仁奉还元老和伯爵荣誉，但被天皇劝回。从此，老迈而瘦削的山县更加消沉，直至寂然病逝。

曾任满洲军第一军司令官的萨摩藩籍的黑木为祯死于1923年，时79岁，他与“骑兵之父”秋山好古是仅有的两位拒绝晋升元帅的陆军元老。

原满洲军第四军司令官和韩国驻屯军司令官川村景明元帅活了76年，于1926年过世。

非“长”非“萨”的聋子奥保巩，活到了昭和五年，即1930年，时年83岁，是唯一的福冈籍元帅。

秋山好古官至陆军大将衔的教育总监。晚年，他谢绝接受元帅的至尊荣誉，却回到家乡高知甘愿当一名中学校长，1930年病故，71岁。而他的有“天才参谋”之誉的弟弟秋山真之早在12年前（1918）即病故，死前刚刚晋升为海军中将。在声名昭著的参战将校中，秋山真之是寿限最短的一个。

东乡平八郎是活得最久的元帅，他直到86岁那年才在东京的家中寿终正寝。让很多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是，据说，东乡身上一直佩戴着一枚腰牌，上刻“一生俯首拜阳明”7个字。阳明，即中国明代的大儒王守仁的别号。笔者没查到此说的日文出处，姑且录之。

我请日本朋友查阅了20世纪初期的日本国民的平均寿命，为男42.8岁，女44.3岁。如此说来，日俄战争中的日军元勋们，晚景都不错，都远远活过了这道年龄线。即便最短命的秋山真之，也活过了本国男同胞的平均年龄，而山县有朋和东乡平八郎竟活了平均寿命的两倍！

战后七年乃木夫妇自绝

绝世之人理应单独而写。

日俄战争结束了整整110年以后，我登上了旅顺的203高地，打量着山巅上的乃木希典题写了碑名“尔灵山”的弹状纪念碑。

“尔灵山”三个凸起的大字，早已被人凿得坑坑洼洼，而且，青年碑身的四周，都有乱七八糟的划痕。近前打量，才知划痕多是俄文。

同行者有一位是嫁给了一个大连人的俄罗斯少妇。我请她辨识一下碑身的俄文划痕。她盯了一会儿，告诉我：“都是俄罗斯的人名和各地的地名。”于是，我知道了，这一定是1945年9月以后，俄人——那会儿叫苏联红军——卷土重来，接收了旅顺口以后的“到此一游”之作。

2014年8月24日上午，我还在离旅顺城区不远的柳树房村听到了另一个关于乃木的故事。

日俄战争结束10年后，日本人又出现在柳树房村，他们花了一笔钱，愣把周家老屋买了下来。

“门、窗、垒墙的砖头和石头，屋檐上的每一片瓦和瓦上铺的每一道麦秸草，一点儿也不剩，都拉走了。原来，乃木希典成了日本的‘神’，日本政府要在他的老家重建了俺家的房子。”当年的房东之孙周运清老人对我说。

不过，2015年7月6日下午，在日本山口县的长府市，即乃木希典老家，我一个人找到“乃木大将旧邸”时，并没看到旅顺人所说的那幢在此复建的中国北方农舍。旧邸是一栋原装的日式木屋，据说明文记载，此宅是“大正三年（1914）乃木纪念会”在原址重建的“乃木旧邸”。院落里，有明治元年（1868）乃木希典之父手植的一棵杉树；有一株细小的松树，树前的石碑，标明是“二零三高地之松”，但这应该是近年补种的新树；还有一棵挺有些年岁的枣树，树前的木牌注明，这是一株“水师营枣树”，是“昭和十四年（即1939年）十月顷，旧陆军浜田第二十一连（联）队”行军旅顺水师营时弄回来的树苗。

东京乃木神社保存的乃木希典夫妇为明治天皇尽忠的自裁刀。

乃木希典专用的海外制造的单眼望远镜及镜筒。

东京乃木神社保存的乃木希典、静子夫妇的最后写真，上有东乡平八郎题写的“愿留魂魄护皇基”。

乃木旧邸一旁，是一座乃木神社，有乃木希典与静子的雕像，还有他的坐骑，一座白马的雕像。神社附设的“宝物馆”里，有多幅乃木希典留下的书法作品，其中就有“尔灵山”的原作和我所熟悉的几首汉诗的墨迹。

1907年1月末，因其少时好友儿玉源太郎已猝逝，元老、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元帅奏请乃木希典继任参谋总长，但天皇睦仁以学习院院长一职赐予他。此学习院，即皇家子弟的御用学校，是培养未来天皇的学苑。

睦仁的说辞让乃木极为感动：

卿已经没有孩子，就请把我的孩子当成你自己孩子的培养吧！

万人称颂的“乃木大将”，成了皇子们敬畏的“乃木院长”。在宫中的以六栋木屋搭建的“乃木馆”里，年幼的亲王们受到了乃木的严格而慈祥的教育。第二年春天，7岁的皇太孙裕仁入院学习，更得到他无微不至的教育与关心。

1912年7月30日凌晨，时年60岁的日本第一二二代天皇睦仁，因尿毒症在皇宫驾崩，长达45年的明治时代结束了。其子嘉仁亲王继位，开启了大正时代。

明治天皇的驾崩，让63岁的乃木希典彻底放弃了苟且偷生的念想。他与妻子平静地做好了辞世前的安排。

全国为明治天皇守丧期间，乃木前往皇宫，看望了已被立为皇太子的裕仁，向这个只有11岁的学生赠送了江户时期前期的思想家与教育家山鹿素行所著的《中朝事实》。

山鹿乃依据儒家思想创立的武士道精神的鼻祖，他认为中华文明已于清入关时灭亡，日本应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其“中朝”，是指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中华文明圈。此书是乃木最爱读的一本书。他把它献给未来的天皇，其用心不言而喻。

9月12日晚，在东京赤坂区新坂町著名的“乃木大将”的寓所，男主人写下了绝命书。

在他留给世人的遗言中，有这样的文字：

早在西南战争被叛军夺走联队旗的那一刻，我就应该以死来报答皇恩。

9月13日下午，乃木希典请明治天皇的御用摄影师来家里为他与妻子拍了一张照片。看得出，这是一张屋内气氛宁静、主人安之若素的家庭留影。没有人会知道，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写真。

当晚7点40分左右，乃木与妻子同时向自己下了狠手——乃木先以军刀在腹部切开十字口，再用短剑切颈而亡。静子则用护身短剑刺中心脏，稍晚于丈夫而绝息。

这对军国主义时代的夫妇，倒毙在各自血泊中，成了明治天皇的殉死者。

5天后（9月18日），日本政府为乃木夫妇举行了葬礼。因其既非元老也非元帅，故不能举行国葬。但十几万民众自发地参加葬礼，因而人们称之为“国民葬”；又因有众多外国人参加了葬仪，有人称这是一次“世界葬”。

乃木辞世后，发行量很大的《读卖新闻》提议，将其寓所建为乃木神社。过后，故人待过的京都、山口、枥木，都建起了乃木神社，就连乃木从未去过的北海道，后来也建了一座乃木神社。乃木希典成了迄今为止日本拥有神社最多的明治时代的故人。

新一代日本军头在战火中成长

日俄战争结束了。从表面上看，日本并未获得多少红利。但下一代军头的崛起证明，正因有了“征露”之役的生死考验，当时只有20出头的那些少尉们也快速成长起来，最终成了下一代日本帝国的军队栋梁。

历数20多年后的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凡领兵在海外征战的陆海军大将，无不是从日俄战争中起步的。

众所周知，少尉乃军队中最低一级军衔。查阅“二战”时的日军将领，几乎都是日俄战争时的少尉。这些少尉中，后来走得最远的，是东条英机。东条英机的父亲东条英教，是与日本“骑兵之父”秋山好古同期的陆军大学第一期毕业生，作为职业军人，本该有不错的前程。日俄开战后，英教曾统辖其第三旅团上阵，却早早被他的师团长川村景明提请解职回国，名义上是因其身体不适，实则因其指挥能力低下，他最终以陆军中将退役。

父亲被撤回国内时，东条英机还在陆军士官学校读书（第十七届）。1905年3月，战争已近尾声时，他被毕业分配到步兵第一联队，任少尉衔的联队附，即团部副官。20多年以后，他在中国做过关东军参谋长，回国担任过陆军航空总监、内阁商工部次长、文部次长、陆军大臣，直至以现役的陆军大将做过第四十届内阁总理大臣；对内，他是军国主义至上的军内“统制派”的首领，对外，他是主导了溥仪的伪满洲国与汪精卫的伪中华民国政府建立的元凶。日本战败后，他试图自杀未遂，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A级（中国称甲级）战犯，并被第一个送上了绞刑架，下场比他爹惨十倍。

冈村宁次是比东条英机高一届（第十六届）的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1904年10月毕业后，他被任命陆军少尉，以陆军第一联队补充队附（副队长）的身份进入满洲，后转至新编成的第十三师团第四十九联队任小队长，参加过攻打库页岛的战役。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士官学校，担任了大清留学生队区的中尉队长，由此，也成为蒋介石、何应钦等许多大清军事留学生的带队老师。后来的侵华战争期间，他从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一直做到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战后，出于国共内战的原因，蒋介石、何应钦把他庇护下来，使其侥幸未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罪，而留在中国大陆担任了国民党政权的秘密军事顾问，1949年被国民政府军事法庭宣布“无罪释放”，回到日本，直到1966年他才以82岁的高龄死在日本。

与冈村宁次同届的土肥原贤二就没他那么好的狗屎运了。土肥原像所有的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一样，也是从少尉级的“联队附”做起的职业军人。但进入大正年间（1912—1926），他从陆军大学毕业后，被派到北京的“坂西机关”，从此成了日军里顶级的“中国通”。侵华战争期间，他既亲率第五师团参加过徐州会战，更长期负责对华谋略工作，成为臭名昭著的“土肥原机关”的大特务头子。大清逊帝溥仪出走天津，和让我东三省迅速沦陷的“九一八事变”，都是此人在幕后操纵的。所以，他被列为A级（甲级）战犯并被处决是理所当然的。

与冈村和土肥原同届的另一个大特务头子板垣征四郎，其经历、职衔与结局与土肥原大同小异，他也是参加过日俄战争的步兵少尉，侵华战争之前即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后长期担任关东军“司令部附”兼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战争结束前，他还担任过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和朝鲜军司令官。所以，对中朝两国政府与人民来说，也是一个死有余辜的家伙。

日本第三代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是日俄战争刚开始时即从江田岛海军学校上了装甲舰“日进丸”，当了一名见习枪炮官。在翌年的对马海战，他左手的食指和中指被炸没了，故在战后去找艺妓消遣时，被花姑娘们起了个“八十钱先生”的绰号——艺妓修剪客户手指，按根计费，即每根手指收费10钱，故正常人修剪一次耗资正好1日元。但他却因自己的伤残而让小姐少赚了20钱，故被人家取笑。然而，虽属伤残军人，他却在日后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日本海军统帅。在他被美军战机千里截击毙命以后，东京追授其为元帅，并在日比谷公园为他举行过国葬。参加过日俄战争的第二代军人，只有他获得了最高的哀荣。

人才的贮备是最大的贮备。日本人确实从日俄战争中获得了空前的红利。

但活该的是，正因日俄战争胜利以后，“皇军”军头们在国家事务中的话语权越来越重，后来竟操控了政府！倚恃旧有的“武士道”精神，军头干政的日本政府派“皇军”四面出击，放胆侵占他国，终使日本帝国盛极而衰，不可一世的东方强国，40年后，变成了一片废墟的苟活之国。因战败，横行东亚半个多世纪的“皇军”解体，日本帝国从“日清战争”和“日露战争”中抢得的大红包——台湾及澎湖列岛，和半个桦太岛（库页岛）及千岛群岛，全都乖乖归还给了当年的战败国。他们挥霍和糟践了日俄战争积累起的所有财富，成了世上最为落魄潦倒的战败国。和族人民蒙难深矣！

没能凿断的石碑与不该忘却的战争

2014年7月20日，也就是我离开旅顺口区柳树房村的第二天上午，我专程到“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看到了起自柳树房村的那块“第三军司令部驻营地”的石碑。为了比照出它的高度，我还被允许进入展区留影为志。

的确，那是一整块巨大的花岗岩，上面的汉字，因未描油漆而颇难辨识，而且，碑体背后，真的有两眼儿挺深的凿坑。体量如此之大的巨石，若想凿不断，殊为不易！

因为了解日俄战争之后旅顺口的纪念碑材大多采自“海南”（山东），所以，我难免想起我家乡的名山——崂山。1915年，正是日本人刚刚从德国人手中强占青岛的第一年，率日军新组建的第十八师团攻占了青岛并留任青岛守备司令官的神尾光臣中将，10年前，正是乃木希典手下的第二十二旅团的少将旅团长。此人年轻时是个颇有作为的军事间谍，精通汉语，曾奉参谋本部指派，化名“郑永昌”潜入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非常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德国人在青岛留下的建筑，全以崂山花岗岩为主要建筑材料。神尾白天在花岗岩砌就的前“总督府”办公，晚上回到前“总督官邸”休息，对崂山花岗岩的质地，他自然了如指掌。所以，我猜，这块“第三军司令部驻营地”的巨石，连同建筑白玉山塔上的那些石料，都是神尾利用职权之便，从我崂山采购后经海路送来的。

战后，在日本帝国首任“关东总督”大岛义昌的提议下，日本人成立了“满洲战迹保存会”，开始在旅顺口和辽宁各战地广立纪念碑，从辽东的丹东，到辽南的旅顺口，再到辽中的辽阳、铁岭、法库、开原，直到辽北的昌图，日本人都竖过石碑。碑名均是与当年战役有关的将领题写的。

比如，九连城山头上的纪念碑，就是黑木为桢题写的。只是，碑名只有“鸭绿江战迹”5个大字，理应还有“纪念碑”3字，但却不见了。花岗岩的碑座上，嵌着一方“满洲战迹保存会”落款的碑铭，铭文不少，但却极难辨识矣！

2015年8月24日那一天，我们在丹东文史专家任鸿魁先生的带领下到达九连城村，又一路打听着，才在一条被密草覆盖了路面的山道尽头，看到了这座被当地人称作“日本碑”的日俄战争第一战地碑。

任鸿魁说，这附近还有一座“俄国坟儿”，是日本人给俄军建的合葬冢，但去那里没有路。

我是一个执拗的探寻者，听说此地另有俄军墓后，当即打听着村民一路找去。山腰处，一户农家正在树荫下午餐，热得光着膀子的农民大哥指明了我等的前进方向。他说：老毛子前两年来重修过，还雇了那边山下村里的老妈妈儿（奶奶）帮着照看陵园，但平时根本没有人来。

果然，在一片苹果林中，我看到了一圈儿白白的、矮矮的院墙，里面有几座小小的十字架与坟堆，中央最大的一座用石块砌成的墓的顶上，立着一个大大的水泥十字架。只是，铁栏门锁着，无法入内。我只能依稀辨出十字架上刻着的“1904—1905”的数字。诡异的是，正在此时，空无一人的陵园里突然响起低徊的安魂曲，令人不觉心惊，却又不知旋律是从何方发出来的！

下山时，与一位老妇人匆匆相遇。原来，她正是替俄国人看管陵园的人，今年已经虚岁八十。她指着山下的红瓦院落说：她家就在那里，这一片果木都属于她家的。刚才看见山上有人来了，她便带着钥匙上来了。

我问她陵园为何有自动播放的音乐时，老大娘乐了：“前阵子有老毛子在里面捣鼓了一通，过一会儿就有音乐自动播放。不知道的银（人）把这儿走，都说瘆得慌！”

老人邀我们去她家坐坐，说她家的红富士比别人家的便宜。

日本人发明的红富士苹果确实很甜，但他们和俄国人留给中国人民的记忆，却是非常苦涩的。所以，我们告别了灿烂和葱郁的九连城，回到旅顺的旧日堡垒中，继续寻找苦涩的历史。

旅顺东鸡冠山上，有几座日军纪念碑，一座是大如九连城那座碑的“东鸡冠山北堡垒”碑，碑下的铭文刻着题碑名人的名字：“鲛岛重雄”。鲛岛是当年攻陷了此堡垒的第十一师团第二任师团长，其前任土屋春光因负重伤而被送回国内救治。

据说，土屋也在附近题写了一方“东鸡冠山炮台”的碑，但我没看到。

被轰炸得千疮百孔的堡垒之外，有一小型的方尖碑，很旧了，上刻“露军康特拉琴科将军战死之所”，其中康特拉琴科用的是日语片假名。

旅顺口最大的城雕作品，无疑属67米高的白玉山塔。此塔是公认的旅顺第一地标，也是日本人当年在这座要塞之城留下的最主要的纪念碑。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人决定在城区中心的白玉山顶建一座寺庙，即白玉山神社，将所有战殁于旅顺之役的官兵骨灰存放于该寺，因此，该神社被称作了“纳骨寺”。为了招魂，日本人在寺前建了一座既是丰碑亦可观景的高塔，名“表忠塔”。旅顺要塞司令伊地知幸介少将担任了建塔委员会的委员长。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伊地知，正是协助乃木希典攻陷了旅顺要塞的原第三军参谋长。塔名请最初参与了旅顺攻坚战的师团长伏见宫贞爱亲王题写，塔匾由参与旅顺之役的陆海军首长乃木希典与东乡平八郎联名撰写。因该塔以祭祀和招魂而立，故塔名与塔门没有按惯例朝南方（大海的方向），而朝了北方（神社的方向）。

现在，日本人的神社早就荡然无存，原址成了白玉山景区里单独收费的军事公园。纳骨寺的原址上，堆着一座从哪艘退役的军舰上拆卸下来的船楼，两旁各摆放着一架老式的歼击机与一架废弃的直升机。

但当年的地下室依然完整地保存着——旧军舰的船楼两边，各有一条通向地下室的石阶路。走下去，就看到了三间幽暗而空洞的地下室，也就是当年日本人必须在地面上“御手洗”的石盆里洗过手后才能下来参拜的骨灰存放处——“纳骨堂”。

据查，竣工于1907年3月的纳骨堂里，曾容纳了22723个日军官兵的骨灰。这些骨灰盒在1945年秋随着苏联红军的到来，已经不复存在了，是被日本人全部带回本土，还是被苏军任意丢弃了，人们不得而知。

2014年9月12日，我在“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库房里，看见过日军骨灰盒，是用方方正正的松木板定制的。盒子的每一面，都用毛笔写着十几个人名。也就是，每个骨灰盒里，曾盛着五六十个日军官兵的骨灰。摸着那一条条按军衔排序的墨迹清晰的日本人的名字，我突然感觉像是抚到了一个个刚刚仆倒而体温尚存的年轻的躯体，不禁为在我国的土地上成为军国主义牺牲品的成千上万的生命而感叹……

铁岭银冈书院，号称关东第一书院，对东北教育史可谓举足轻重。（2014年8月摄）

当年铁岭龙首山上的日俄战争纪功碑，后来改为中日友谊纪念碑。（2014年8月摄）

在辽宁最北的昌图县，县史志办的苏相林先生曾告诉我说，他们县泉头镇的山上，曾有过一块儿约3米高的日本碑，上面刻着大字“日露休战碑”，不知道是什么人题的了，那块大碑一直到“文革”后还在呢！

我猜那应该是乃木希典所题，因为两国正式停战的时候，乃木的第三军正占据着昌图，况且他的汉字书法有些功底，他也愿意题字。

肆意在黑土地上矗着的日军纪念碑，像一枚枚肮脏的钉子，楔在这片土地上，让国人望而生怨。

大约在1911年以后的某一年里，一个正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读书的十几岁的南方少年，跟着同学何某来到了城南的家中作客。在何家，他第一次听到了日俄战争期间无辜的大清百姓惨遭横祸的消息。同学的祖父告诉他说：只何氏家族，就有4人被流弹打死。瞅着村外的奉天会战纪念碑，这位少年悲愤地说：张家和王家打仗，打到我们李家，杀死了李家的人不算，还在我们李家建塔立碑，真是欺人太甚！

这个思想早熟的聪慧少年，即后来成为共和国首任总理的周恩来。当时，周氏因生母与嗣母相继病故，父亲便带着他从淮安老家辗转来到奉天，投奔在东北当小官吏的两位伯父。

周恩来最初就读的是铁岭银冈书院。铁岭城东有座龙首山，是日俄两军最后一场激战的旧战场。2014年8月24日，在龙首山上，当地文史专家刘汉兴指着一幢倒塌了的“中日友好林”砖碑告诉我说：这本来是日本的“日露战迹碑”，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被老百姓捣毁了。这一带经常有人挖到子弹。他还告诉我说，1962年6月，周恩来曾和夫人邓颖超一起回了趟铁岭，在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和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的陪同下，他们登上了龙首山，在清慈寺里，他对邓颖超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登上的第一座山。

周恩来对那场不义之战的印象，原来早在少年时即埋在心底了。难怪他会断然拒绝“老大哥”的请求，只同意为俄人在旅顺口建两座纪念塔，即至今一直被保护的中苏友谊纪念塔和苏联红军解放旅顺纪念塔，而不允许在国土上为沙俄时代的殉难将领有一席之地。

对了，从老照片看，日本人还在被分割成两瓣的桦太岛（库页岛）上重立了国界碑。是一块儿小小的方尖碑，正面浮镌着一朵菊花，菊花上方，是几个大字，“大日本帝国”，下方，是俩小一点的字，“境界”。

中国人已把“境界”用得形而上了，日本人仍准确地保持着此词的原意。

此界碑一直立在北纬50度的俄日线上，直到整整40年后，这块石碑与日本人一道被“露西亚”人丢进大海。只不过，那会儿，“露国”军队的名称换成了苏联红军。报复心极强的战胜者不光夺回了萨哈林岛（库页岛），而且还把已经通过条约交换给日本的千岛群岛，包括日本人所称的北方四岛一并占了。直到今天，北方四岛一直是日俄两国最敏感的神经交叉点。

几度驱驰在辽宁大地上，无论在昔日的战场上，还是在展厅里，我看到的所有保留下来的“日本碑”，全都被人刻意凿损过。但凿损的只是凹进去的字的边缘，而整座碑身却大抵完整如初，为残酷的日俄战争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坚硬而冷峻的物证。

凿不断的是坚碑，忘不掉的是血战。

是的，日俄战争，中国人真是不该忘却。没有那场战争，我东北乃至整个东亚，还会是当今的格局吗？

两个交战国一直没有忘却。

日本人没有忘却。在岛国各地纪念馆参观，或是随手翻阅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你就会知道，日俄战争无所不在。而且，那场战争参与者的后裔们更没有忘记，不然，旅顺203高地下的那5000多株樱花树就不会被日本人从本国带来，经年不懈地在中国的土地上植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日本人来旅顺移植樱花的良善心愿，即期待以平和而恬淡的和平之花覆盖住百年前的血腥记忆。但同时，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我们也能揣度到和族人对旅顺乃至整个满洲地区的复杂难言的情结，这毕竟是他们的前辈付出了尸山血海的巨大代价以后染指过的地方。我敢说，如果大部分203高地下的樱花是为祈愿和平而绽放的话，那总该有几朵异色的樱花是在为眷恋往昔而悄然吐芯。

俄国人也没有忘却。不然，日俄开战整整50年后的1954年春，第一位来旅顺访问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就不会在提议为马卡洛夫和康特拉琴科建造雕像了。只不过，他的请求遭到了周恩来先生的拒绝，他才尴尬地收回那张老脸。

哦，他们最终为马卡洛夫建了一座雕像，不过不是在中国东北，而是在马卡洛夫踏上不归路的喀琅施塔得军港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的“镇守东方之城”——符拉迪沃斯托克。

2015年7月28日清晨，我在海参崴一个人找到了那座雕像。果然是我在老照片里早就熟悉的了那位大胡子将军，他面对大海——那边是日本海，身着大衣，手握单筒望远镜，一脸凝重地石化在一座高高的基座上。

在俄太平洋舰队所在的这座城市里，除了车站广场上的列宁像，马卡洛夫像是体量最大的历史人物雕像。

俄国人从来不肯忘却日俄战争。即便苏联解体，又回到俄罗斯以后，他们也没有遗忘，2010年9月26日，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就专程到旅顺俄军/苏联红军烈士陵园凭吊了一番。

当时有幸被召到现场拍照的旅顺史学家李华家大兄告诉我说：那天真是很有意思，梅德韦杰夫手捧着一束深红色的康乃馨往墓园里走的时候，忽然有个老毛子用中文大喊了一声：“中方请留步！”所以，中国人停在了原地，只有俄罗斯人进入了墓园深处。旅顺人告诉我说，听说，梅德韦杰夫的一位先人——可能是他姥爷——就参加过日俄战争，而且死在了旅顺。

我几番到旅顺的那座陵园参观。现在的陵园，已经扩出一个前院，有花园与高大的纪念碑，而后院才是原先的墓园。墓园入口，左右各有一座苏联红军战士持着旗、拄着枪俯首哀悼的青铜雕像。雕像后的墓园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苏联红军的无名烈士墓地，一部分是沙俄时代的旅顺守军将士墓地。被客人谢绝入内的中国人，谁知道俄罗斯总统内心凭吊的是哪一方亡灵呢？

邻人一直惦记，主人焉能忘记？

周恩来一直没有忘记。1973年夏，他最后一次光临旅顺口，是陪刚果总统恩古瓦比来的。他陪客人登上白玉山塔，再度对身边人说起斯捷潘诺夫的历史小说，他说，临来之前，他又看了一遍《旅顺口》，“这是一本坏书”。

秘书们回忆说，周总理这样告诉他们，对这本书“要多看几遍，以史为鉴，牢记国耻，不忘历史教训”。

容我把周恩来先生留在旅顺口的这句叮嘱作为本书最后一次引文，抄送给读者朋友吧！

当然了，作为本书的作者，我更期待人们“多看几遍”的不是俄人的历史小说，而是中国人自己写的力求还原当年政治生态和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新著。

2015年12月30日一稿

2016年5月30日二稿

于青岛山海楼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

《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下卷，清史卷编纂委员会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

《清末大事记编年（1894—1911）》，吴铁峰著，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中外条约汇编》，黄月波、于能模、鲍釐人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卷，王芸生编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清代七百名人传》下卷，蔡冠洛编著，中国书店，1984年

《清代名人传略》下卷，恒慕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翻译组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李鸿章传》，梁启超著，海南出版社，2001年

《李鸿章传》，苑书义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

《清实录山东史料选》，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选编，齐鲁书社，1984年

《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1982年

《甲午甲辰战争史料选编》上卷，王维波、刘俊勇、关伟主编；下卷，关伟、王珍仁主编，辽宁民族出版社，2012年

《争夺与国难——甲辰日俄战争》，刘志超、关捷编著，上卷主编王维波、刘俊勇、关伟；下卷主编关伟、王珍仁，辽海出版社，1999年

《清末日俄战争善后档案》上下卷，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8年

《清末外务部日俄战争议和档案》，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9年

《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编辑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清日战争》，宗泽亚著，商务印书馆（香港），2011年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序编（1905—191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书局，1978年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美）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张作霖全传》，张正忠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十一册，“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纂/出版，正中书局，1963年

《铁岭历史》，辽北文化丛书编委会编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

《法库县志》，法库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沈阳出版社，1990年

《远东国际关系史》，（美）马士、（美）宓亨利著，商务印书馆，1975年

《旅顺口》，（苏）斯捷潘诺夫著，作家出版社，1954年

《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苏）鲍·亚·罗曼诺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维特伯爵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6年

《日俄战争——库罗巴特金、利涅维奇日记摘编》，商务印书馆，1976年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

《日本官吏与公务员制度史（1868—2005）》，刘文英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英国人眼中的幕末萨摩》，（日）宫泽真一编著，高城书房，1988年

《近代的东亚》，（日）加藤祐三著，讲谈社，1985年

《怀想大海军》，（日）伊藤正德著，文艺春秋新社，1959年

《图说日露战争》，（日）平塚柾绪著，河出书房新社，1999年

《1亿人的昭和史·日本的战史》第一期《日清·日露战争》，每日新闻社，1979年

《日军大本营》，（日）森松俊夫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

《1904—1905，洋镜头里的日俄战争》，徐广宇编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目录

序言 探寻以国运相赌的“晚清三国”

小传 日俄战争关键人物志

年表 日俄战争大事记

[下卷]

第四章 开城与远征

第五章 媾和与分割

第三章 死抵与狂攻

[上卷]

第二章 登陆与沉沦

第一章 宣战与中立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