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生们/《环球人物》杂志社编．—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3

（《环球人物》10周年典藏书系）

ISBN 978-7-5143-4590-2

Ⅰ．①先…　Ⅱ．①环…　Ⅲ．①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Ⅳ．①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5375号

先生们（《环球人物》10周年典藏书系）

编　　者　《环球人物》杂志社

责任编辑　张霆　姚冬霞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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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75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590-2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季羡林：为学为人皆楷模

饶宗颐：一代通儒

任继愈：一生与名利无关

汤一介：儒者的光芒

杜维明：奥运让文明对话

汪曾祺：西南联大的“坏学生”

杨绛：这个时代最惦记的隐士

马识途：一书写了40年

金庸：另一支笔写时评

叶嘉莹：一辈子和诗词谈恋爱

莫言：高粱红了

周有光：110岁的热血青年

徐中玉：大学不能失语

杨宪益：翻译了整个中国

许渊冲：岁月困不住的人生

李文俊：“经典名著被遗忘了”

任溶溶：改变了中国的儿童文学

夏志清：学界“顽童”

柏杨：硬骨头文人

黄永玉：五重身份

李可染：画笔背后的辛酸

吴冠中：两个心愿都完成了

赵无极：作品一年卖出2.4亿

张仃：美术大师“背后的坚强梯队”

吴清源：一生一世一棋局

陈祖德：一位真正的弈者

尔宝瑞：天天和伟人面对面

钱学森：感天动地

朱光亚：生活中做事严谨像做物理实验

李小文：但愿老死文论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顾毓琇：曾和邓小平畅谈科教兴国

屠呦呦：非常诺奖之路

袁隆平：一粒种子造福世界

李振声：不愿做科学界的英雄

钱永健：爱玩危险游戏的诺奖获得者

高锟：诺贝尔奖是金婚礼物

丁肇中：就是要一直找到宇宙的边缘

欧阳自远：“嫦娥之父”

闵恩泽：大科学家的小日子

华罗庚：一生悲欢离合

谷超豪：杨振宁称赞他站在高山之巅

师昌绪：“好管闲事”的科学家

郑哲敏：爆炸传奇

李爱珍：“科学不能今天栽树明天摘果”

胡秀英：会走路的植物百科全书

茅以升：心中有另一座桥

王梦恕：大家都不说真话，社会就没希望了

梁从诫：梁启超之孙的“苦行僧”生活

吴良镛：诗意地居住为何这么难

陈志华：乡土建筑就是一部史书

季羡林：为学为人皆楷模

【人物简介】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季羡林先生生前曾撰文请辞头上的三顶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如今，他依然戴着这三顶桂冠走了。从20世纪初的山东临清，到清华的“四剑客”时代，从德国的哥廷根，到北大的数十年，不管是为学，为师，为友，还是为人父子，季先生终其一生都保持着淳朴的本性，为后来的学人树立了典范。

先生的学问是寂寞的

暑假的北大校园，显得有些冷清。季先生的灵堂设在百年讲堂。

姜景奎教授是北大印度研究中心副主任，也是季先生的学生，他则自谦为徒孙。笔者找到他时，他正在为季先生的追悼会做准备。他表示，自己只愿意给先生守守灵，干些实实在在的小事。

季先生首先是一位古文字学家。

“全中国的人都知道季羡林，说他是国学大师，可是他在国学上到底做了什么工作，却没多少人知道。这是件极其悲哀的事情。”姜教授正在为季先生撰写生平事迹，作为同是研究印度文化的学者，他很详细地介绍了季先生毕生的学术成就，而这些一直被我们忽略和漠视。“季先生的学术成果比较全的是在《季羡林文集》24卷本中，从来没有哪个媒体提过他24卷本的东西。”

季先生首先是一位古文字学家。他通晓十多种文字，大部分都是古代语言，而且是已经死亡、只以古文献的形式存在的语言，如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半摩揭陀语等。季先生这方面的造诣之高在国际上是无与伦比的。

在印度学方面，季先生是奠基者又是建设者。他在研究印度语言的同时，还透过语言研究文学、宗教和历史的问题。他翻译了《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印度最著名的两大史诗。

在中国，目前西方中心论仍很得势。作为一个东方学家，季先生却一直在倡导东方文学跟东方文化的研究。在季先生眼里，东方的文学、文化和文明绝不次于西方，甚至高于西方。

季先生又是一位佛教学家。他从语言的变化来研究佛教史，这些是从佛教到佛教，从古汉语到英语研究不出来的。季先生还是东西交流史的专家。以前我们认为，中印文化的影响是单向的，只是印度文化影响中国文化，最明显的就是佛教。而季先生研究中印两国交往的《糖史》《丝绸史》，打破了定式，他认为中印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绝不是单向的。在《糖史》中，他考证出红糖的制造是印度的发明，中国把它引进过来，并在红糖的基础上制出了白糖，又传回印度。

此外，他是翻译家，他是作家，也是思想家。

姜景奎历数了季先生的学术成就，却并不赞成称季先生为“国学大师”。他说：“他只是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他应该被称道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学识和治学的态度。可是被提得最少的，却恰恰是这部分。”

“这个时代，只能产生专家，不能产生大家了。”姜景奎说，“不过，大厦倾倒，地基永固。有了季先生给我们打下的地基，我们可以继续盖楼。”

季羡林曾居住的朗润园正是莲叶田田的时候。十五年前，季羡林把几枚洪湖的莲子敲开，投入楼前的湖水中，三年后，它们开花，便有了著名的《清塘荷韵》。又十二年后，荷花依旧寂寞地对影而落，如同一切喧嚣背后的冷清。“季先生的学问是寂寞的。”姜景奎说。

生活中像慈父，治学时是严师

姜景奎记得他入学时候看到的季羡林——一位普通的北大老师，总是拎着个包，穿着风衣去上课。课后，他也只是执着地坐着冷板凳，研究他的学问。尽管后来季羡林名气日增，但他对待学生，生活中像慈父，治学时是严师，从无改变。

季羡林去世后，许多赶来吊唁的弟子回忆起与恩师相处的点点滴滴，每每哽咽难言。北大教授张保胜师从季羡林时，季羡林的叔母还在世，季羡林就常常邀请学生到家里吃叔母做的拿手菜“山东醋卤酱菜”。张保胜对当年的美味记忆犹新：“炖了以后，他拿两大饭盒给我扣在一起，叫我带回家吃，每年如此，有什么好吃的他给你留着。”

张保胜说，季老生活中对学生关爱有加，但是如果学生交了一篇让他不满意的文章，那他就会毫不客气地退回去：“他平时非常客气，到这时候就直接说，你重做，不用改了。”

季羡林的另一位学生葛维钧回忆，季羡林在讲台上和讲台下，是两个不同的状态：“他在讲台上很严肃，穿着蓝布中山装就在那儿讲。而在生活中，他对待年轻人非常宽宏仁慈。每次去看他，离开时，他都要送到门口，看你骑上车走。一直到2007年年初，我带一位30多岁的女编辑去医院看他，刚落座，季先生就对这位女士表示歉意，说他站不起来……”

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与季羡林交往不多，但他仍深深感佩季先生的人格魅力。他尤其提到了季先生对年轻知识分子的呵护。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说：“季先生无论自己多忙，总是乐于为年轻学者的著作写序。季先生还往往会在为某个人写的序言里面列举上一大串年轻人的名字，唯恐人不知道。至于替年轻人看稿子，推荐发表，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了。”反过来，季羡林很少要求年轻人为他做什么。“哪怕他偶尔找学生帮忙查查资料，最后也要在文章里、书里写上一笔。”

生活简朴，为人慷慨

2008年年底，季承终于有机会去探望长年住院的父亲。他通常下午4点去医院，给父亲带去家乡的小吃和妻子做的饭菜，陪父亲聊天，6点多离开，周末待的时间要长些。谈及寻常却久违的天伦之情，季承脸上溢出温暖的笑容。

季承说，在父子相聚的数月时光里，季羡林非常开心，每次见面，他总是笑呵呵的。他们一起聊天、读报、写毛笔字，相处得很融洽，最后那些天，季老的胃口很好，从中式的饺子到西式的罗宋汤，他都很爱吃。季承就变着法子给父亲做好吃的，其他来探望季老的朋友也投其所好，给他带来不同的美食。季羡林多次向周围的人说，这半年过得很愉快。

2009年7月10日，季承照常去探望父亲，发现父亲状况不错，还坐在床上写毛笔字，给两家单位题了词。季承为父亲按摩手臂时，老人精神依然很好，谈笑风生。可第二天一早，季承突然接到医院打来电话。他回忆说：“父亲突发了心脏病，8点我赶到了医院，当时他已经昏迷，没有抢救过来。”

季承觉得，生活中除了学问之外，还能让父亲提起精神的就是猫。季羡林爱猫的故事可谓尽人皆知。读书之余，季羡林跟爱猫亲密无间，小猫跟着季羡林散步，成为燕园一景。

“夜阑人静，虚室凄清。万籁俱寂，独有孤灯。往事如潮，汹涌绕缭。伴我寥寥，唯有一猫。”从1989年到1995年，季羡林的叔母、妻子和女儿相继离世，心境低落时，季羡林写下了上面的句子。在他精神最苦闷的时候，猫给了他极大的安慰。

季羡林生活简朴，在北大是人所共知的。但是，知道他慷慨的人却并不多。季羡林常往家乡的小学寄钱寄书，连在他家里工作过的保姆，倘若喜欢读书，他都会给予资助。

前几年，北大接受了一笔最大的捐赠，就来自季羡林先生，仅仅古字画就有四百多幅。季羡林这辈子省下的钱，几乎都用于此。

如今，大家爱戴的季羡林先生走了，他的为人风范和人格魅力将长存于每一个认识他的人心中，也必定会在将来感召无数人。（撰文：朱珠　路琰）

［附录］季羡林：中国文化复兴的引领者

2009年7月11日上午，我正在长沙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会场，得知季羡林先生去世，心情很沉重。20世纪的人物已日渐凋零，那些峥嵘岁月也已成为历史。

季先生的离去其实是完整的生命过程的自然终结。我们常常希望个体生命可以无限延续，而生命却正是由于它的有限才弥足珍贵，才让我们领悟到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对于我们，季先生的故去当然是遗憾，但对于季先生的生命而言，是没有遗憾的，他已经完美地实现了自己，也最好地展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平静地接受这位我们尊敬的老人的离去，可能正是我们所应有的态度，也是这位早已参透生死的老人的期望。

我们怀念季先生，首先是为了我们自己。我在十多年前应当时季先生的秘书李新先生之邀，为他们编辑的一本有关季先生的书写过一篇文章，讲了我和季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交往，我们的来往似乎也止于那篇文章的记述，后来季先生声望日隆，我就没有再去打扰请益。我和季先生的专业并无交集，我只想从今天的角度再思季先生的意义。

我以为，季先生的意义首先在于他是一个现代的专业学者和一个中国传统的儒者的完美结合。

季先生当然是深入所谓“二西之学”（佛教和印度之“西”学和西方之“西”学）的，这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外来文化。他以西方现代的方法论深入印度和佛教思想的深处，他对梵文和巴利文等文字的把握，对于中印交流等方面的研究，都是专业方面一流的成果。所谓“隔行如隔山”，现代的学术已经有严密分工，高度专业化，季先生可说践行了现代学术的分工。

季先生又是一个传统儒者的典范。他具有一种传统的人文情怀。他的处世方式是谦和而明澈的，他的气质和风度是温和而自然的。他的平和与谦逊中有儒者的清朗和自然，也有佛家的恬淡和平静。我向季先生请益时，常感到他有张载《西铭》里所说的“民胞物与”的情怀和“知化穷神”的境界，这也被认为是儒者的最高境界。季先生未必是“国学”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称他为“国学大师”当然有点不可思议。但他却以生命延续了中国传统的一脉精华。

季先生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还在于，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执着地提出有关中国文化复兴的论述。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中华文化发展的未来还不清晰。季先生本人，在专业领域已有极高声誉，也以其散文闻名于世，而他却跨出他的专业领域，以一个洞悉世界文化的哲人的角度来思考他所安身立命的中华文化的命运。他坚信在西方文化主导世界几个世纪之后，中华和东方文化必将有一个伟大的复兴。他以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的身份，为当时的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也为未来的中华文化的展开提出了方向和思路。

季先生提出他有名的关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时，西方文化对年轻人影响巨大，很多人都觉得老先生的见解是一厢情愿。在今天来看，这见解却有着惊人的预言性：中国历史性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的精神和思想的发扬光大也可看到现实的前景了。老先生参透了人类文明的命运，对文明的起伏消长的理解异常深刻。他的信念对于未来的我们如何延续和发展中华文化具有巨大的启迪。季先生在这一方面的意义完全超出了他自己的时代。

过去看苏辙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记述苏轼将逝时的情况，时常钦佩苏轼对于生死的通达：“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伺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问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怛化，惊吓将逝之人的意思。）季先生其实也早就参透生死了，这里的“湛然而逝”用来形容季先生的逝去是最为恰当的。季先生的逝去是平静的，也是庄严的。

先生的精神不死。（撰文：张颐武）

饶宗颐：一代通儒

【人物简介】饶宗颐（1917—　），字固庵，号选堂，广东潮州人。国学大师。1949年移居香港，任教香港大学，又在新加坡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任职教授。1962年获法国汉学儒莲奖，1982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后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1993年为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2011年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2013年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凡甲骨、敦煌、古文字、上古史、近东古史、艺术史、音乐、词学等，均有专著，出版书40种，学术论文过三百篇。艺术方面于绘画、书法造诣尤深。

我国学术界曾先后将饶宗颐与钱锺书、季羡林并列，称之为“北钱南饶”和“北季南饶”。在钱锺书心中，饶宗颐是“旷世奇才”，季羡林则直呼“我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对这一切，清瘦的饶宗颐总是拱手致谢，蔼然郑重。

“饶公经常跟我说，人一生有际遇的问题，与很多同辈学者相比，自己的运气很好。”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炜明告诉笔者。诚然，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一些坐标意义重大——潮州的根基，香港的机缘，海外的荣誉，大陆的盛名，但贯穿始终的，是百年来这位学者孜孜不倦的钻研定力。

潮州，家学“熏蒸”

2012年6月28日，西冷印社第七任社长饶宗颐在杭州出席媒体见面会。

中学都未毕业的饶宗颐，后来却当上大学教授，成为学术界一段美谈。他说自己“得益于从小文化空气的‘熏蒸’”，学问是“熏”出来的。

1917年8月9日，饶宗颐出生在广东省一个与世无争的县城——潮安（今潮州市湘桥区）。当时，正值孙中山发起护法战争，全国动荡不安，潮州却因为地处偏远，文化仍然得以高度发展。

潮州素有“海滨邹鲁”之称。唐代韩愈曾在此为官，推广中原文化，此后潮州逐渐形成了崇文尚学的风气。除了文化领域，潮汕商帮是中国最具实力的商帮之一，以善于开拓的精神著称，李嘉诚是其中代表人物。

生活在潮州，饶家兼得文化和商业之所长。饶宗颐祖父曾任潮州商会的会长，于1902年创办了潮州第一所慈善机构“集安善堂”。父亲饶锷经营银庄，曾被称为潮州首富，又是当地著名学者，曾担任《粤南报》主笔。

饶锷致力于考据学，酷爱藏书，家中的天啸楼藏书达10万卷，曾经在广东东部一带最负盛名。他为儿子取名“宗颐”，是希望儿子能成为像北宋理学派开山鼻祖周敦颐那样的大学者。饶宗颐三四岁时，父亲便教他读杜甫的《春夜喜雨》和周敦颐的《爱莲说》。6岁时，饶宗颐开始阅读古典小说，最喜欢的是《封神演义》。10岁时，他已经阅读了《通鉴纲目》《纪事本末》《通鉴辑览》等古籍，全身心投入到天啸楼的经史子集之中，并跟随父亲聘请的名师学习，打下了绘画、书法和古文的深厚根基。饶宗颐后来回忆：“家学是学问的方便法门。要做学问，‘开窍’十分重要，既要让小孩充满幻想，营造自己的世界，又要让长辈引导入门，可以少走弯路。”

到了十几岁，当其他兄弟还在饶家的大宅里四处玩耍时，饶宗颐则在一处门廊上用楷书写下一副对联：“山不在高，洞宜深，石宜怪；园须脱俗，树欲古，竹欲舒。”通过这副对联，人们可以看到饶宗颐早年的书法功底，也可以窥见他日后为人熟知的那份淡泊名利的豁达。其实，少年饶宗颐就经常打坐吐纳，甚至以减食“辟谷”来印证道教的道理。这个习惯后来伴随了他的一生。

很快，饶家神童的名声就传了出去。饶宗颐的老友、香港潮州商会创会会长陈伟南向笔者回忆：当时饶氏父子在潮州声名赫赫，饶宗颐传说是一目五行的神童。老诗人王诚生前曾多次讲到饶公童年时的一则轶事。当时有文坛名士以潮州特产“姑苏香腐”出谜，猜唐诗一句，6岁的饶宗颐不假思索，即答以“吴宫花草埋幽径”（吴宫指在姑苏的宫殿），一时语惊四座。“当时饶公才6岁，就有这样的才学。”陈伟南说。

1930年秋，14岁的饶宗颐以优异成绩考入潮州金山中学学堂。当时在潮州能考上金中的，都相当于“举人”，享受礼遇。但饶宗颐觉得“在学校获益不大”，课堂上讲授的《史记》等经典，他早已读过。于是，入学后没多久，饶宗颐就回家自修，开明的父亲并未反对。

16岁那年，饶父突然撒手人寰，而母亲在他两岁时就已过世。身为长子，饶宗颐放弃入大学的计划，处理家中事务。“那时候，（父亲）留下庞大的财产与大批书籍，在这两者之中我选择了书籍。”他继承父亲遗志，完成《潮州艺文志》，踏出了学术生涯的第一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饶宗颐当时在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任艺文纂修，同时加入历史学家顾颉刚主持的禹贡学会，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这一时期，受文学家詹安泰的委托，饶宗颐开始在潮州韩山师范代课，讲授训诂学、诸子百家。当时在韩山就读的陈伟南记得，一开始学生们对这位年仅20岁的老师十分怀疑，“结果教了一天之后，詹安泰问学生，他行不行？明天还让不让他来？学生说，来啊来啊，他教得好！”这是饶宗颐第一次走上大学讲台，从此开启了他长达40年的教学生涯。

香港，天时地利

饶宗颐后来移居香港，是缘分，也是命运安排。

1939年，潮州沦陷。饶宗颐带着满腔屈辱，前往已迁往云南的中山大学担任研究员。结果赴聘途中，他染病滞留香港。饶宗颐后来将这归结于“机缘”：“当时只是路过，不料身染疾病。我一辈子很少生病，偏偏那次生病留了下来，成就了今天的我。不然也许我到了中大，到现在还是一个讲授诗词的教授。”

“香港这个地方，在地图上看只是一个小点，但它和中国学术的关系实在是大。我经常说，没有香港，就没有现在的饶宗颐。”饶宗颐告诉笔者。到香港之后，他结识了两位伯乐：一位是主持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还有一位是北洋名士叶恭绰。前者让饶宗颐帮他编写词条，协助编撰《中山大词典》；后者请饶宗颐辅助其编订《全清词钞》。在这种情况下，饶宗颐在香港读了很多书，接触到很多善本、孤本，为以后的治学打下了基础。“此外，叶恭绰是第一个提倡敦煌学的人，这一点也影响到我。”饶宗颐说。

香港沦陷后，饶宗颐曾返回广东，辗转逃避战火。父母早逝，战乱动荡，让他较早地体会到何为四大皆空，也逐渐参透何为心无挂碍。“饶公一生推崇苏东坡，因为面对逆境，他往往比较达观、超然，心态平和，乐观向上。”陈伟南说。1949年，饶宗颐再度移居香港。3年后，并无大学学历的他受聘成为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

在港大执教，饶宗颐主讲目录学、文字学、《楚辞》和汉魏六朝文学。他的潮州话、普通话与粤语都能讲得流畅标准，受到学生们的欢迎。饶宗颐的学生，港大冯平山博物馆原馆长刘唯迈告诉笔者：“他教书一定会备课，每次上课都带一个公事包，讲课十分有条理。”港大授课之余，饶宗颐还前往钱穆先生所办的新亚书院讲授“老子”等课程，同时继续研究敦煌学。

这一阶段，饶宗颐有同事热心政治，出任了国民党政会参议员。但饶宗颐不喜欢政治，专心治学。他在研读《昭明文选》时将著述又涉政的人称为“早达”，即很快就因为文章出名，但往往牺牲在政治上。他曾在自述中指出陆机、潘岳等人都在政治上牺牲了，这是他们忘文学而追求“名”，“不知道名之为‘害’”。

除了潜心治学，他也关注世道人心。如今，毗邻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青铜大佛的世界最大户外木刻佛经群“心经简林”，是香港的人文胜景。“当年亚洲金融风暴，香港股市大跌，每天都有股民跳楼自杀的传闻，饶公心有戚戚，因希望大家不要悲观，就亲自书写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饶宗颐学术馆馆长李焯芬说。饶宗颐写的字很大，每个字约一平方米大小。于是，由香港政府出资，按照原始尺寸，香港著名的篆刻师将饶公写的《心经》刻在巨大的木条上，在大屿山建了“心经简林”，来安抚香港市民的心灵。“在‘心经简林’的最后一根木柱上，刻着‘岁在壬午选堂敬书心经，愿令阖境安康、时雍物阜、长浴斯福’二十四字，表达了饶宗颐对香港市民大众的衷心祝福，现在已经是香港市民寻求心灵慰藉的一个重要去处。”李焯芬说。

在日常生活中，饶宗颐为人谦虚。“他待人真诚，就算是陌生人想与他讨论问题，他也会热情交流，不会高高在上。”刘唯迈说。2003年，为了表彰饶宗颐在学术方面的成就与贡献，香港大学在校内建了饶宗颐学术馆。因为他本人一贯主张做学问应该谦虚，对“国学大师”“一代通儒”等称呼表示不敢当，认为自己的学问很小，所以就给学术馆取了一个英文名字：The Jaotsung-I Petite Ecole。因为Petite刚好是“小”，Ecole是“学校”，合起来就是“小学”“小学校”，意思就是“这是香港大学里面的一间小学校，我在这里做点小学问”。“这是饶公谦虚的一面，里面还有一份小小的幽默。”李焯芬说。

海外，汉学翘楚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饶宗颐在香港埋首学问。更为重要的是，他与国际汉学界广泛交流，成就了自己学术研究的一个黄金期。

1954年，为了进行甲骨文研究，饶宗颐初到日本。“二战”结束的初期，日本经济比较困难，对甲骨文研究并不深入，许多材料尘封在仓库。当时，饶宗颐住在离京都大学不远的三缘寺，白天到京都大学图书馆看兽骨龟甲，晚上回到寺里继续研究。三缘寺住持十分敬重饶宗颐的为人、治学之道，他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晚上要等饶宗颐洗澡之后，全寺僧众方能沐浴。在日本，饶宗颐一有空就到书店淘书，经常心满意足地将成箱的书用车拉回住处。后来，他将在日本研究甲骨文的成果归纳成文发表，并受邀到东京大学等地讲学。

同一年，饶宗颐到英国剑桥出席了第二十三届东方学家国际会议。会上，饶宗颐发表了论文《老子想尔注》，从此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在剑桥开完会后，法国汉学家戴密微邀请饶宗颐到巴黎编辑整理敦煌的经卷资料。这是饶宗颐第一次接触到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在浩如烟海的文物中，饶宗颐系统地研究了道教文献资料，并出版了《敦煌老子想尔注校笺》，填补了学术空白。这本书引发了欧洲研究道教的热情，巴黎大学中国学院还把《敦煌老子想尔注校笺》定为研究生的必读教材。

除了学术成果，饶宗颐还和一大批西方汉学家结下了私人友谊。戴密微比饶宗颐大23岁，照理说是饶宗颐的前辈，但在交往中，两人结成了忘年交。除了学术修养，戴密微还很欣赏饶宗颐诗、词、赋随手而出的才情，曾邀饶宗颐同游瑞士。饶宗颐在沿途写了30首诗编辑成《黑湖集》，后来刊载于瑞士的《亚洲研究》。戴密微八十大寿时，饶宗颐为他写骈文祝寿，戴密微将《黑湖集》译为法语并亲赠序文一篇作为答谢。

“若天设三缘”，饶宗颐如此形容他与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相识。1958年，饶宗颐原本指望到意大利游学，但飞机因为故障中途降落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他得以与高罗佩偶遇，两人一见如故。推崇明朝学术文化的高罗佩赠给饶宗颐一本明万历版的《伯牙心法》，饶宗颐则赋诗回赠。此外，高罗佩曾师从我国古琴大师叶诗梦，酷爱古琴，这使得他和精通古琴的饶宗颐有说不完的话题。多年后，当高罗佩去世的消息传来时，饶宗颐心情沉重地写下了“滔滔流水空叹逝，更何堪、弦索天涯”的词句寄托哀思。

1962年，经戴密微力荐，饶宗颐以甲骨学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获得了有汉学家诺贝尔奖之称的“汉学儒莲奖”。

尽管已经荣誉满身，饶宗颐并没有放慢研究的脚步：“学问要接着做，不能照着做。”他将目光投向古印度的研究上。此时印度学者白春晖主动找到了饶宗颐。第一次见面，饶宗颐就和白春晖达成了互教互学的协议：饶宗颐教白春晖《说文解字》，白春晖教饶宗颐梵文。1963年7月，饶宗颐带着学生——法国人汪德迈来到印度游学。此时，印度反华气息还未散去，饶宗颐多次被怀疑是间谍，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受到盘问。有一次上飞机前，面对警察的刁难，汪德迈终于忍不住了，大声地说饶宗颐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学者，是印度研究机构聘请的研究员。经过近一个小时的交涉，饶宗颐才没误了航班。在飞机上坐定后，滴酒不沾的饶宗颐一口喝尽了空姐送来的一杯酒，郁闷之情可见一斑。

但另一方面，在印度，饶宗颐也受到了学者的热情接待，使他看到了不少珍贵资料。

此后几十年，饶宗颐的海外邀约和荣誉不断：1978年，受邀担任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学部客座教授，主讲中国古代宗教，其间，瑞士电视台还播出了他的纪录片；1980年，被法国亚细亚研究会授予荣誉会员；2012年，当选法国法兰西学院铭文与美文学院外籍院士……正如瑞典汉学家施舟人所言：“饶宗颐教授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老师，更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

大陆，久去乡关

饶宗颐1949年离开大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故乡的思念愈加强烈。他曾写下“久去乡关，累十余稔，山川乔木，望之畅然”的句子，寄托着对祖国的向往。

1976年，饶宗颐60岁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这使得他在阔别大陆20多年后，看到了重回故乡的希望。果然，3年后，中山大学邀请已经退休的饶宗颐到广州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学术年会。尽管饶宗颐早已被西方汉学界视为“亚洲学术的骄傲”，但在大陆学术界，他才刚刚为人知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专门设宴款待饶宗颐，席间，吴南生邀请饶宗颐到各地走走，饶宗颐听罢激动地说：“我从小研究《楚辞》地理，读过很多地方志，对各地的地名很熟悉，可是大陆很多地方还没去过。离开潮汕整整30年后第一次回来，我真的想去走走，去看看！”年会一结束，饶宗颐迫不及待地到了湖南，考察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还专门到汨罗江吊祭屈原。

收获颇丰的湖南之行让饶宗颐下定决心，要在晚年游历祖国，还希望能和大陆的学者一起做研究。1980年，在中山大学学者曾宪通的陪同下，饶宗颐前往敦煌莫高窟考察。虽然他以敦煌学研究而闻名于世，此前却从未到过莫高窟。饶宗颐在火车上一路凝望着窗外，曾宪通好奇地问：“荒无人烟的大漠戈壁有什么好看的？”饶宗颐回答说：“我正等着海市蜃楼的出现。”

离开敦煌后，饶宗颐又到了西安、洛阳等历史名城。每到一处，他都要去当地的博物馆仔细地考察每一样藏品，有时候看过展厅的展品还不满足，要到库房里接着看。在湖北省博物馆考察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后，他撰写了《曾侯乙墓匫器漆书文字初释》，考证曾侯乙墓文物上的文字。20世纪整个80年代，考古和艺术史研究都是饶宗颐的学术重点。

20世纪90年代以后，饶宗颐的名气也越来越大。1994年，北京的中国画研究院展览馆举办了“饶宗颐书画展”，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出席了开幕式。展览期间的座谈会上，季羡林、冯其庸、史树青等文化大家与饶宗颐相谈甚欢。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学研究的升温，他被人们尊为国学泰斗之一。温家宝在国务院总理任上曾多次致信饶宗颐，表达了对他的关心和尊重。2010年，当温家宝在中央文史研究馆见到饶宗颐时，高兴地说：“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2015年4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饶宗颐，称赞他心系国家发展，学术耕耘不辍，艺术创作不断。

不论何时，饶宗颐都像他自比的那样“辛苦待舂锄”，百年不休。在近一个世纪的时光里，饶宗颐走过太多地方，经历过太多事情。然而，他的人生态度却很淡然，正如他曾说过的：“人在天地之中，渺小得像一个不可知的斑点，亦像一根芦苇，很容易被一阵风所摧折……面对无限的宇宙，永远的岑寂给人以无限的恐惧。在无限的周遭，处处可以是中心，而何处是圆周，却煞费思量。”（撰稿人：陈志明　贾思玉　王肖潇　李静涛）

任继愈：一生与名利无关

【人物简介】任继愈（1916—2009），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1978年以来，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哲学组召集人，国家古籍出版规划小组委员，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中国西藏佛教研究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社会科学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作为学术界的代表，当选为第四至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任继愈

“儒者之风道家之骨从来学人本色，中华大典佛教大藏毕生文化传灯。”这是任继愈辞世后，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所写的挽联，也是对他的学术造诣和一生为人处世的生动概括。

任先生生前为人十分低调，从不以大家自居，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笔者有幸在任先生晚年与他有过几次交往，印象最深的是，任先生开朗健谈，幽默机敏，言语质朴，却不乏智慧的锋芒。

任老常说：学者要做一流的学者，但第一位的是要爱国。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大学者，任先生耄耋之年还为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奔走呼告；在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力仅为0.1的情况下，他仍然主持编写工程浩大的典籍《中华大典》与《中华大藏经》……

他如同一部厚重的书，书里有很多故事。他走了，故事却留了下来。

一次“小长征”奠定未来走向

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少将，曾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走偏了这条道。”

在上北平大学附属中学时，任继愈遇到了几位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语文教师：任今才、刘伯敭、张希之。在他们的影响下，任继愈开始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奉命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1400多里路，被称为“小长征”。

这次旅行彻底地改变了任继愈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地敲击着这位年轻学子的心。任继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跟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为此，他从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

西南联大聚集了中国一大批知识精英。“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各界人士都经过昆明，在此讲学。学生们在正规的课程以外，不断吸收书本以外的知识，开阔视野。”任继愈说，联大浓厚的学术氛围，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的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毛泽东评价他“凤毛麟角”

新中国成立后，任继愈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投身到工作当中。1956年，他成为一名北大教授。

任继愈有关佛教史研究的文章，引起毛泽东主席的注意。1959年10月13日，任继愈与毛泽东有过一次终生难忘的当面交流。毛泽东见到任继愈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当毛泽东得知北大哲学系500多人里没几个研究宗教时，盛赞任继愈“凤毛麟角”。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但不久，“文革”开始，经过几番波折后，任继愈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在干校期间，由于光线太暗，加上劳动过度，任继愈的右眼患了严重的眼疾，左眼视力也受到损害。“文革”后，他从河南回到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

20世纪80年代，任继愈重新提出了“儒教说”。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打破这一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教主就是孔子。任继愈还写成了多部学术著作，透辟地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宗教性特质。任继愈的这一学说，在学术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起了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这个论点已经慢慢地被人认同，而这种认同感，又直接与华人的自我文化价值认同紧密相连。

任继愈一辈子研究哲学。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中，他被公认是做得最好的一位。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40多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

生也有涯，学无止境

1987年，任继愈调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他认为，珍贵的古书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人阅读。早在1982年，他就在古迹整理规划会上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迹，也需要保护。后经批准成立大藏经编辑局，编辑《中华大藏经》。将9种佛教典籍集于一身，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这部浩大的典籍共107卷，历经十几年才陆续出完，先后有160多人参与工作。

任继愈还担任字数达7亿至8亿的《中华大典》的编辑委员会主任。据他的学生、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申说，任先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大典的编纂，有的人主编书只是挂个名，任先生却十分认真，不仅自己担任哲学典的主编，还亲自跑到史学家戴逸家，动员他担任分典主编。

任馆长18年，任继愈从未停止对图书的“建设”添砖加瓦。“书是让人阅读的，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包括《赵城金藏》，此书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

古籍整理是件与名利无关的事，任继愈多年来孜孜以求，却常感叹事业后继乏人。“人才成长是当务之急，古籍整理工作难学又枯燥，愿意坐冷板凳的青年越来越少。”任继愈说，现在学风比较浮躁，“古籍整理不能急于求成，搞短平快不行。古籍整理是深加工，我们不是出铁矿砂，而是要出钢材。”

2005年4月14日，任继愈经再三要求，终于从国图馆长任上退下，那天正是他89岁生日前夕。退休后，他依然不得清闲。尽管他的视力已很差，但仍每天早晨4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任继愈年轻时喜欢运动，晚年仍爱看足球比赛。他喜欢读文学作品，尤其喜欢杜甫的诗、鲁迅的著作，以及西方浪漫诗人的作品。他还喜欢听西方古典音乐。

“生也有涯，学无止境。”老人曾这样在笔者的签名本上留言。好些人将任继愈称作国宝级人物，这种赞美不仅因为他的哲学修为，更因为他如同自己所要求的那样，是一个大写的人。如今，这位学术巨擘走了，但他留下了令人感怀久远的为学精神，留下了旗帜般的感召力。（撰文：余玮）

［附录］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代表

2009年7月11日，农历闰五月十九日，是中国学术界的哀悼日。这一天，两位文化老人任继愈先生和季羡林先生，一前一后离开了我们。听到消息后，我方明白古人所言西山日落风木与悲的意味，不禁感到当下学界的萧条与惨淡。随着文化老人的逐一故去，掩埋在老人心中的历史真相，彰显在老人身上的才德情志，似乎也在慢慢泯灭。

2009年6月中旬，我随语文教育学者王丽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了任继愈先生。如今先生逝去了，我才体会到匆匆一见成永别的人间悲怆。生命的恍惚和脆弱，在这种特殊时刻尤显真切。我去时已知老人癌症复发，便挑了一个鲜艳的花篮送上，希望能带给老人一点喜意。老人见了果然很开心，半靠在病床上，让我们赶快坐下。

当任先生听说王丽写了篇文章叫《找回“家、国”的支点》时，他提高嗓门说：“‘家、国’的支点就是文化，应该落在文化上。”接着又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不能够用的时候就说五千年，不用的时候就说六十年，五千年就是五千年。”老人说了几段话后，就疲倦地睡去了。如今想来，那句话就像是老人的临终遗言。

我对任继愈先生的学术思想了解得很少。20世纪80年代只读过他的《老子新译》，另外就是在一些古籍普及本中，常读到他写的序，记住了任先生的名字。

任先生曾是著名哲学家熊十力的弟子，对儒释道都有研究，国学功底可谓深厚。然而，与熊十力先生不同，他后来并未坚持自己的儒学思想，而是认同和接受了当时的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和当年强大的思想改造运动有关；另一方面是他受了贺麟和冯友兰先生的影响。任先生一直敬重熊十力先生“浩荡为学，高尚做人”的品格。1956年他给熊先生写信说：“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给任先生，说他“诚信不欺，有古人风”。此后他们两人虽有书信往来，但再也不探讨学问了。可以说，那一代知识分子，大都有过这样悲哀的经历，或被强行停止学术生涯，或走了一段长长的弯路。任先生可说是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命运的代表。

任先生早年虽声名远播，1987年却开始埋首于古籍整理，可看作是对前期学术生涯的一种反思。他主持的《中华大藏经》的编校和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均属庞大的文化工程。最让我感念的，是他对《国学基本教材》出版的帮助。2007年，王丽女士找到我，说希望把一套台湾的“四书”教材放在我编的“纸生态书系”中出版。她还告知我任继愈先生对这套书的出版非常关心，曾多次表示：“如果找不到出版社，我愿意凑一份钱，我们自己来出。”台湾教育很长一段时间都以儒家思想为主干，任先生对这套教材的认可，也表明他对儒家思想进入学校教育的赞同。

我想，特立独行才是任继愈先生追求的学术精神。“特立独行”的观念源于唐代大儒韩愈。韩愈期望学者能拥有这种品格：“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任先生无论是早年提出用唯物史观研究佛教，还是后来的“儒家宗教说”，都显露出了一些“亘万世，而不顾”的意味。然而，世事变迁，身不由己，任先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实现了他名字中“继承韩愈”的这层意思呢？

两位文化老人在同一天走了，整个学术界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如果今天的学术界，能将他们的学术成果传承下去，能真正体悟到他们的美好人格并加以发扬光大，那么，我们的哀痛，或许能够浅一些。（撰文：叶匡政）

汤一介：儒者的光芒

【人物简介】汤一介（1927—2014），湖北黄梅人，出生于天津，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生前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等。

离教师节只差几个小时，中国失去了一位大师。

2014年9月9日晚8时56分，北大哲学系终身教授、《儒藏》总编纂汤一介先生告别了我们。因为工作，笔者曾在最近这两年间，数次拜见汤先生，有幸亲聆先生的教诲。他说话声音不高，但平直有力；话也不多，倒是作为晚辈的我们，因为珍惜亲炙先生的机会，一直不舍得停下话头儿。他的妻子乐黛云老师在不远处忙手头的事情，但先生一有动静，她总是第一个跑过来——她的注意力，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汤先生。

2009年，季羡林先生去世。生前，他对人说：“我不是大师。”

“我不是大师。”汤一介先生亦如是说。随着汤先生的离开，落寞的学术星空，如今越发显得黯淡无光。

“我想知道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

汤一介先生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是国学大师，但他从未否认过他是国学大师的儿子——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是中国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在中、西、印度文化与哲学思想研究上，都有独到的造诣和重大的贡献。早年留学时，就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对很多学人都不无微词，唯对汤用彤称颂备至。

汤用彤先生为儿子取名“一介”，意思再简单不过——让他做汤家的一介书生。另一个说法是：佛家说大千世界藏于一粒芥子之中。“一芥”与“一介”谐音，汤用彤以“一介”为自己的子嗣命名，是希望汤一介长大成人后，既要保有芥子微尘的谦卑胸怀，还要有包罗大千世界的阔大气象。

年少时，汤一介其实一直对文学艺术更感兴趣。他特别喜欢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诗，中学时也读了不少俄国作家的小说。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许多场景，他都可以跟别人详细讲述。15岁的汤一介曾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写过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并愤激骂世，因此获得了“汤八蛋”的绰号。

20世纪40年代，汤一介随当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父亲南下昆明，之后又辗转至重庆读书。其时，国家灾难深重，人民饱受战乱之苦。面对这样的现实，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

“我想知道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汤一介得出的答案是：人生就像一根蜡烛，可以慢慢地让它烧完，也可以让它很快地烧完，放出更大的光。他下定决心，要做那个很快烧完并放出更大光芒的人。1946年，汤一介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19岁时，他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初露作为哲学家的锋芒。

“我是在一定背景下提倡国学的”

“读高中时，我就幻想自己将来能当一名哲学家，推动中国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但到1949年后，我的这种幻想逐渐消失。当时，我与几乎所有学习、研究哲学的学生和教师都认为，自己只能做一名‘哲学工作者’，而只有政治上的领袖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才能做哲学家，而且他们一定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哲学工作者的作用大概有两方面：一是解释伟大领袖们的哲学思想；另一个是批判继承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而后一方面又往往是对古代哲学家做一些定性分析，或者是唯物主义或者是唯心主义，或者是进步或者是反动，等等。我在1957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写的文章大多是这样的。”汤一介先生曾这样夫子自道。

“文革”中，汤一介违心地批斗过别人，也被别人批斗过。他像坠在云雾里一样完全没有了方向。等到1978年改革开放，汤一介已51岁。“严格地说，我是20世纪80年代才走到学术研究的正轨上来的。”说这话时，除了谦虚，汤一介内心必然是五味杂陈的。

1980年，汤一介恢复了在北大讲课的资格。他的写作活动进入了喷发期。百余篇文章，7本书（其中3本中文论文集、1本英文论文集）一股脑全都写了出来。他要求自己“不再写违心的、应景的和教条式的论文”。他曾对笔者说：“‘文革’给了我非常深刻的教训，‘文革’后，我总结了一条教训就是：我今后不能听别人的，得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

汤一介从魏晋玄学上开始了学术突破。这是他熟悉的领域，他的父亲汤用彤在此有未竟之志。“因为他没有写完关于魏晋玄学的书，我就从这方面突破。魏晋玄学家一代一代传下来，每位玄学家都会留下来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下面的玄学家来解决之前的问题，又留下新的问题，所以哲学才有前进，我们才可以找出魏晋玄学的内在逻辑，发展道路。我就选择了这样一个角度来考虑魏晋玄学的发展。”

1983年，汤一介提出“真、善、美”的问题，认为可以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来对应和说明中国对真、善、美的看法。后来他受到学者余英时的启发，又研究儒、道、禅的“内在超越”问题。

20世纪90年代，针对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汤一介提出了“和而不同”，他说道：孔子的这一思想，是否可以为文明共存提供某些思想资源？他主张未来世界的潮流是文明的融合，而非冲突。后来，他又提出“新轴心时代”，关注解决当代文明遇到的问题，认为中国、印度、欧洲的“复兴”很可能预示着“新轴心时代”的到来。

汤一介曾在他的学术自述中说：“我是最早提倡国学的，但我是在一定的背景下提倡国学，即在全球意识观照下提倡国学……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国学，很可能使中国文化再次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之外。”一直到生命最后阶段，他还在思考文化中的“普遍价值”的问题。

“之后100年不会有人来超过我”

如果说让中国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是汤一介的毕生之志，那么《儒藏》就是他晚年最后的梦想。每出版一本《儒藏》，汤先生就会把它排在书架上，在他生前，已出版100册。藏蓝色的封皮，烫金的字，似乎还散发着先生抚摸过的余温。

自20世纪90年代起，汤一介就希望编纂《儒藏》典籍。《儒藏》全本将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学文献3000余种，330册，约10亿字，计划于2025年完成，规模将超《四库全书》。

有学者曾质疑，清代纪晓岚编纂的《四库全书》，除去佛、道、韩、墨等内容，其实就是一部《儒藏》，何必劳民伤财去编新的？汤一介认为，《四库全书》错漏不少、体例不符、使用不便、收录不全，所以《四库全书》是清代学术一个标志性的成果，但绝非终点。

当代国际上通常用的《儒藏》是日本人排印的《大正藏》。一贯谦虚低调的汤一介曾自信地宣称：“我的标准是，我编了《儒藏》之后100年不会有人来超过我，而且世界上通行的儒学研究的本子就是我这个本子。”

2008年2月22日，汤一介在北京寓所中。

2003年，76岁高龄的汤一介发起并主持《儒藏》工程，组织协调国内外20多所大学400多人的庞大编撰队伍，排兵布阵，躬耕亲为，白发老儒，竟然奋蹄不倦，其趣陶陶。

很少人知道，就在编纂工程正式启动不久，汤先生就被查出有肝硬化。他的老骥伏枥，与其说是一种精神状态，不如说是对国家、民族及历史的强烈的责任感使然。“现在做《儒藏》已有些晚了，老专家没剩下几个，再过十年八年，就什么都没有了。做《儒藏》，一方面要抢救这些老专家的学识，另一方面也要抢救书，还要培养新的人才。”汤一介曾说。

王国维有言：“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汤先生自然称得上是“学术所寄之人”。

“再也没什么遗憾了”

每年汤一介先生和妻子乐黛云都要照一张合照，而今后，他将缺席。

汤一介和乐黛云相识于北大求学时。乐黛云介绍一本书给他读：《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我读了之后，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以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

两人曾有过艰难岁月。1958年，乐黛云被打成“右派”，汤一介给系里打电话为她辩护。在遭到“警告”后，他仍然坚持每周与妻子通信，并在信封上端端正正写上“乐黛云同志收”几个大字。

汤一介在“文革”中成为“黑帮”，白天遭批斗，晚上被关在一座楼里写检查，仍然戴着“右派分子”头衔的乐黛云，顶着随时被抓的风险，毫无畏惧地坐在楼下的石阶上一直到深夜，等汤一介回家。

汤一介说：“我在性格上比较温和、冷静、谨慎，兴趣窄，不敢冒险，怕得罪人。而乐黛云的性格则是热情、冲动、单纯，喜欢新鲜，不怕得罪人。”

乐黛云则说：“汤一介做事情一板一眼，自己很累，看别人做不好也担心。他想得多，总是很忧心，不像我，做不好也就不遗憾了。汤一介知识很广博，却几乎没什么其他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爱应酬，喜欢听的歌也是那几首，喜欢看的就是几部好莱坞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知心朋友也就是几个。他是个恋旧的人……”

晚年时，夫妻俩一个为《儒藏》编纂工作不必要地忧心忡忡，另一个却面对屡经催稿仍不能按期交付的《比较文学一百年》“处之泰然”。这出自他们不同的性格，倒也“辉映成趣”。他们结婚几十年来，历经坎坷，却不离不弃。汤一介曾说：“再也没什么遗憾了。”

《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里有一段话，年轻时汤一介就曾背得滚瓜烂熟：“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我得罪了谁，那么就请你们原谅吧！我使谁快乐过，那就请你们不要忘记！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的心里不要唤起悲哀，这是我给你们的遗嘱……”先生的一生，亦是如此。（撰文：陈志明　谢国有）

杜维明：奥运让文明对话

【人物简介】杜维明（1940—　），出生于昆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杰出人士小组成员。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至今。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化为中心，被称为国际汉学界和新儒家的代表人物。

每年的北京论坛都不会缺少杜维明的声音。

每年的北京论坛都不会缺少杜维明的声音。2007年他以“人文奥运”为主题的演说提出了令人眼前一亮的视角——希腊文化和儒家文化有截然不同的价值核心，这两种文化碰撞到一起怎样在差异中和谐共生。

早在20年前，杜维明就预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潮，并开始在中国大陆开展儒学研究和教学。过去的十几年里他奔走于东西方之间，谈经论道，以至于很多人把他视为东方文明与西方世界、儒家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的信心符号。

“没有人要学儒学，你50年后再来吧”

杜维明的人生轨迹一直在东、西方之间转换。在西方，他要面对的是中西文化融合的问题；在东方，则是新旧文化的冲突。

1978年，作为加州伯克利大学历史系教授，杜维明回大陆做学术交流。这是他9岁随父母到台湾后第一次回到大陆，时光流去29年，故乡早已是另一番天地。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文化界还没来得及休养生息，儒学在大陆几乎成了“绝学”。杜维明待了一个月，心里渐渐起了念头：要在大陆为儒学做点事。

此前的十多年中，杜维明一直在美国用英文向西方世界传播儒家文化。他越来越意识到，儒家文化如果不能在中国大陆发展起来，就不可能在全世界形成气候。

20世纪80年代，中国致力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理念，整个文化界也处于思想解放的高峰。但那时知识分子更追捧外来的新思想，对儒家文化的研究并不重视。1985年，杜维明在北大开设儒家哲学课，有人却告诉他：中国正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人要学这个，你应该50年后再来。

这样的心态让杜维明觉得似曾相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但他们是反对男权、父权、君权这些儒家的阴暗面。那时的人们太乐观了，以为只要抛弃传统包袱就能重新起步。可是传统已经渗透到我们的血液里，不是说扔就能扔掉的。这是一个悖论，塑造我们的那些传统，都不要了，而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民族强盛的那些理念、价值我们还没找到，这真正是落了空。”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陆的人们对儒学不再有剔骨割肉的痛苦挣扎，因为大家连自己的传统是什么都忘记了。

然而，一位叫王轩的山东老工人让杜维明看到了希望。老人自己出钱从民间把孟庙流失的砖头一块一块地买回来，重建孟庙。1994年，老人给远在美国的杜维明写信，邀请他参加山东邹县“孟子学术会议”。杜维明在第一时间从波士顿飞抵北京，昼夜不停赶到济南，等他到达邹县已是凌晨4点。准时站到会议的讲台上，杜维明全然忘了疲惫，因为儒家文化在民间复活的迹象让他兴奋不已。

“这也是我的社会”

引领杜维明走上儒学之路的是高中老师周文杰。周文杰是当时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弟子，他将杜维明引荐给牟宗三。于是杜维明有时间便跑到台湾师大去听牟宗三的课，师徒众人还一起结伴到户外品茶论学，谈经辩难。

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之下，杜维明从儒学中找到了极大的乐趣。

“旁人会认为我这几十年一帆风顺，从台湾到美国，在普林斯顿、伯克利、哈佛之间走来走去。其实我付出了加倍的努力。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不到认同，别人经常说：你在搞儒学，脑子有问题啊？”早在读哈佛时，就有一些教授劝杜维明改行，因为在美国搞中国哲学几乎看不到前程，毕业后很可能连份工作都找不到，“但是其他事情对我没有诱惑，我的兴趣在这里”。

和杜维明交谈，很快能发现他对中国现状了解得极其广泛而深刻。他这一代的海外学者，大多是在海外生活多年，回到大陆讲学，怎么讲都隔了一层。笔者不禁问他：“你怎么这么了解我们的社会？”他立即反驳：“不仅仅是你们的，这也是我的社会。”

正是有了这样的心态，他才会忧虑。“现在中国社会的浮躁非常严重！三四十岁的精英分子，英文非常好但是文化底蕴非常差，而且很傲慢。有一次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邀请中国一位年轻的企业家去研讨，他张口就问：是我跟他们学还是他们跟我学？还有一次在联合国做演讲，每个人发言的时间都限定了，国际上的著名学者都提前写好发言稿，把握时间。可是我们的一位年轻学者没有做任何书面准备，上台先花五分钟‘热身’，到他真正要讲的时候没有时间了。更让人担心的是，真正想在文化上有所创见的年轻人太少。在美国曾经有一个调查，金钱、权力、名誉、公益、智慧，让大学生们选择这些要素在人生中的排序，美国是公益、智慧在前。中国大学生的答案什么样，大概我们猜得到。”

他的忧虑常常是具体的，从环境到房价，从汽车数量到资源消耗。在杜维明的定义中，埋首于书桌前是学者的权利，而担当天下则是义务和责任。

文明融合大于冲突

在“文明冲突论”泛滥的今天，杜维明积极致力于推动“文明对话”。他认为，不同文明之间既要承认对方的存在，尊重其存在的价值和条件，又应具备文明对话主体的批判性。

笔者：20世纪90年代，您的同事萨缪尔·亨廷顿发表了轰动全球的《文明的冲突》，认为冲突、威胁势在必然；但您几乎同时提出“21世纪是文明对话的世纪”，这是为什么？您怎么看待西方社会的“中国威胁论”？

杜维明：“文明冲突说”是以美国利益为出发点。亨廷顿认为，直接对美国造成威胁的是伊斯兰世界，但是间接的威胁来自东亚儒家文化圈，特别是中国。其实，“中国威胁论”的理论根源始于此处。

但不同文明之间是可以相互学习的，文明不能单以器物论高下。当代中国人受西方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的训练，已经习惯于把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和物质文明的发达程度作为衡量民族文明优劣的标准。所以才会问：“文明之间怎么对话？”大家认为低水平文明学习高水平文明是天经地义的，高级文明能从低级文明中学到什么呢？

实际上文明的发达程度不能简单用经济、科技、军事实力来衡量。比如19世纪初，法国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了西班牙，但是西班牙的宗教和艺术发展远远超出法国，其绘画艺术直接影响了法国印象派的创作风格。

所以不同的文明间需要学习，需要对话。中国儒家的两个基本原则应当成为构建全球文明对话的基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强人所难，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另一个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要发展就一定要让别人也能发展。

对于“中国威胁论”，现在很多西方人士也认识到了问题的另一面，改变了观点。《大西洋月刊》2007年7月发表了一位学者的文章，内容是关于中国产业发展对美国的影响。他到深圳走访了多家电子产品类的工厂，看到中国有一批高品质的廉价劳动力在为全世界服务。他发现，中国在给美国提供廉价的商品，购买美国的债券，这也有利于美国的发展。

笔者：现在经济全球化日甚，是否也会导致文化的全球化和趋同化？

杜维明：经济全球化绝不简单导致文化的全球化，反而会在世界范围内催生各民族的文化自我认同和本土化意识。

可以说全球化跟以前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不是一种方式统一一切，而是强调了各个地方的特殊性。比如有人研究过麦当劳的全球化成果，麦当劳并不是把一种食物向全球销售而已，而是经过了各种不同的地方化。所有成功的跨国公司没有例外，都是在全球化的前提下，非常重视不同的地方性。

以前美国的文化属于大熔炉，现在大家认为大熔炉大有问题，把各种多元、多样的元素都熔化掉了，很不健康。应该让不同的文化元素各显精彩，在这个前提下发展。

因此，追求和谐必须尊重差异，甚至可以说，差异是和谐的内在要求，这也是儒家所倡导的“和而不同”。

笔者：就即将到来的2008北京奥运而言，我们如何在差异中求和谐？

杜维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和”，而在希腊奥林匹克精神中，最核心的观念是“竞技”。如果一定要在二者中找出一致，“射艺”可能是最好的例子。拉弓射箭人人可为，但射中靶心者总是少数，因为高超的“射艺”要求射手在挽弓的体力与瞄准的智力之间把握精准的平衡。一个射手只有达到自己心与身的内在和谐，才能在与他人的外部竞赛中无往不胜。

虽然竞技项目很容易点燃强烈的民族情感，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不需要忧虑，因为中国人有很开阔的心怀。比如，最普通的中国百姓都会关心国际时政，中国的天气预报内容包含了全球各个国家，连我们的小孩子说起美国篮球明星也都是如数家珍，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根本做不到这些。

我听说2008年将有2.5万名记者来中国报道奥运，其实他们就是借此来了解中国。这些西方记者会发挥他们深度调查的特长，一定会揭中国的“疮疤”。我们可以完全放开给他们看，好的替我们宣扬，不好的我们迅速改。

越开放，大家对中国的观察越深入，这是必然的。举个例子，美国有一个团体专门找中国的碴，说中国的孤儿院情形非常糟糕。结果波士顿一些领养了中国儿童的家庭告诉媒体，我们调查了上千所孤儿院，假如真有你们描写的现象，那也是极少数的。媒体随后马上噤声了，这就是开放的效果。如果明年有来捣蛋的人，我们更加要放开了去给他们看，这才是成熟的社会。（撰文：路琰）

汪曾祺：西南联大的“坏学生”

【人物简介】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新中国成立前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后在北京做编辑工作。写过剧本，参与过《沙家浜》的修改和定稿；在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上颇有成就。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汪曾祺毕业于西南联大，这是大家都晓得的。他在昆明先后待了七年，五年读书，两年教书。除家乡高邮和北京外，这是他一生待得最久的地方。他曾写过一篇散文《七载云烟》，详细叙述当年在昆明的情况。这七年，是他人生中最美妙的七年，又年轻，又无牵挂。除了读书，就是游荡。在昆明，他还至少恋爱了两次，有一次因为失恋，睡在床上不吃不喝两天。当然，也有过一个时期，贫困潦倒，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但精神上，却是极其自由的。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说：“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不是另一种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

文笔中有许多“暗功夫”

西南联大学制四年，汪曾祺却读了五年，因为他的体育和英语不及格，不能毕业，留了一年。汪曾祺在学校是个不用功的学生，喜欢到处逛，泡茶馆，泡图书馆，可“不爱上课”（汪曾祺自语）。喜欢的就听，不喜欢的就不听。比如朱自清的课，他就不听，曾说过：“朱自清教我们宋词。他上课时带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

汪曾祺喜欢在街上逛，书店、裱画店，“无目的地闲走，闲看”。经过锡箔作坊，师傅用很大的木槌夯砸锡片，他都看得津津有味。《七载云烟》中，他感慨：“我们在街上很难‘深入’这种生活的里层，只能切切实实地体会到：这是生活！我们在街上闲看。看卖木柴的，卖木炭的，卖粗瓷碗、卖砂锅的，并且常常为一点细节感动不已。”当代学者孙郁说，人们只知道汪曾祺厉害，却不知道他何以厉害。汪曾祺文笔中有许多“暗功夫”，他是从古典和乡土中缓缓而来，从大众和民间提取诗意，这样的作家“百年之中，不过寥寥数人耳”。

汪曾祺不上课，不代表不读书。他是个夜猫子，晚上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白天睡觉。他曾写过一个历史系的同学，同他住上下铺，可一学期下来几乎没见过面。那是一个极其正常的人，白天上课，早睡早起；而汪曾祺黑白颠倒。等他天亮回来就寝，该同学已在校园树下苦读英文了。

汪曾祺泡图书馆是有名的，他说：“有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有我一个人。”他读了很多书，如纪德、萨特、弗吉尼亚·伍尔芙、阿左林和普鲁斯特等的作品，受西方现代派影响很深。

也是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开始写作。这是他人生方向的开始，注定了这一生将成为一个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上海《文汇报》“笔会”版主编周毅在编选《一个甲子的风雨人情——笔会60年珍藏版》时，无意中发现了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好几篇佚文，都是写于昆明的“黄土坡”或“白马庙”。后来，清华大学教授解志熙和他的学生裴春芳、东北师大的徐强，在翻阅民国时期资料时，又进一步发现了大量汪曾祺的早期佚文。这些文章，才华横溢，充分证明了沈从文为什么那么欣赏他、喜欢他，并且说出“汪曾祺写得比我好”的话来。

那些不能忘的昆明记忆

十年前笔者曾到昆明寻访，住护国路，正巧就在汪曾祺《昆明菜》一文中提到的老馆子东月楼附近。在这家招待所的食堂，笔者吃了牛肝菌、炒饵块、宣威火腿和汽锅鸡，至今不忘汽锅鸡，汤清如水，而味极鲜美。晚上，在翠湖边上的茶楼，喝了一回酽酽的普洱茶。在这样的行走中，随身带的，就是一本《五味：汪曾祺谈吃散文32篇》。一本《五味》，其中谈到的多为昆明吃食，由此可见汪曾祺对昆明印象之深，感情之浓厚。

《昆明菜》一篇，说到昆明的炒鸡蛋：“炒鸡蛋天下皆有。昆明的炒鸡蛋特泡。一颠翻面，两颠出锅，动锅不动铲。趁热上桌，鲜亮喷香，逗人食欲。”真的把人的食欲给“吊”了起来。

此文精彩处还有：“昆明旧有卖燎鸡杂的，挎腰圆食盒……鸡肫鸡肝皆用篾条串成一串，如北京的糖葫芦。鸡肠子盘紧如素鸡，买时旋切片。耐嚼，极有味，而价甚廉，为佐茶下酒妙品。”

是不是很好？可是汪老头后来还是忧心忡忡：估计昆明这样的小吃已经没有了。

在昆明的岁月，深深印刻在汪曾祺心中，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即便数十年后，也不能忘。

笔者手头有一幅藏画，是汪曾祺先生的《昆明猫》。画面上一袭绿色软垫，一只小猫蜷于其上。有趣的是，汪先生题了长长的一段款识：昆明猫不吃鱼，只吃猪肝。曾在一家见一小白猫蜷卧墨绿色软垫上，娇小可爱。女主人体颀长，斜卧睡榻上，甚美。今犹不忘，距今四十三年矣。

四十三年一梦中，美人黄土已成空。

龙钟一叟真迂绝，犹吊遗踪问晚风。

这幅画作于1996年。

其实这已不是汪先生第一次提起这样的记忆。《汪曾祺文集》中，有小说《绿猫》一篇，其中写道：“有一回我到一个人家去。主人新婚，房间的一切是才置的……我的眼睛为一个东西吸引住了，墨绿缎墩上栖着一只小猫。小极了小极了，头尾团在一起不到一本袖珍书那么大。白地子，背上米红色逐渐向四边晕晕淡去……”

此作写于1947年7月，当时他刚从昆明到上海不久。

1997年3月，汪先生去世前两个月，又写了散文《猫》：“有一次，在昆明，我看见过一只非常好看的小猫。这家姓陈，是广东人。我有个同乡，姓朱，在轮船上结识了他们，母亲和女儿，攀谈起来。我这位同乡爱和漂亮女人来往……有一次在金碧路遇见我们，邀我们上她家喝咖啡。我们去了。这位母亲已经过了三十岁了，人很漂亮，身体高高的，腿很长。她看人眼睛眯眯的，有一种恍恍惚惚的成熟的美。她斜靠在长沙发的靠枕上，神态有点慵懒。在她脚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绣墩，绣墩上一个墨绿色软缎圆垫上卧着一只小白猫。这猫真小，连头带尾只有五六寸，雪白的，白得像一团新雪。这猫也是懒懒的，不时睁开蓝眼睛顾盼一下，就又闭上了。屋里有一盆很大的素心兰，开得正好。好看的女人、小白猫、兰花的香味，这一切是一个梦境。”

小说、绘画和散文，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但只有一个指向：昆明的记忆。不同的年岁，不同心境……到了老年的汪先生，这一切，“就是一个梦境”了。

汪先生说过：写小说就是写回忆。回忆是经过沉淀的岁月，它明晰宛若秋空般澄明，或删繁就简如冬树般简洁。《昆明猫》即是。

陪伴一生的人

在昆明，汪曾祺还收获了友谊和爱情。他与一生挚友朱德熙（语言学家、古文字学家）是西南联大的同学；在昆明黄土坡或白马庙，他认识了施松卿，两人开始了恋爱，之后结为夫妇，携手到老。

汪曾祺与朱德熙的友谊，可谓是一段佳话。朱德熙的夫人何孔敬在《长相思》中说，她和朱德熙在昆明结婚，婚纱还是汪曾祺负责去租的。结婚的前一天，汪曾祺拎一个滚圆粉红的大盒子来，说：“这是礼服，拿去试穿一下，合适不合适？”何孔敬喜欢白的，朱德熙为难：“水红色是你母亲的意思。”汪曾祺在一旁说：“不喜欢可以拿去换嘛！”第二天他们小两口回门，一大早，汪曾祺又来了，跟着他们一道回门，下午三个人还看了一场电影。

汪曾祺失恋，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老伯生怕他想不开。这时朱德熙来了，把自己的一本物理书卖了，拉汪曾祺到小酒馆喝顿酒，没事了。朱德熙多次对何孔敬说：“那个女人没眼力。”

到了晚年，有一次汪曾祺去了趟昆明，回北京一下飞机就直奔朱德熙家，给朱德熙带来一大包昆明的干巴菌，何孔敬捧着干巴菌，说：“多不好意思。”汪却说：“我和德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987年，汪曾祺在美国

1991年，朱德熙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亚语系讲学，经确诊为肺癌晚期，仅半年就去世了，汪曾祺非常伤心。有一天夜晚，汪曾祺在书房作画，忽然厉声痛哭，把家人吓了一跳，赶紧过去劝他，只见他满脸是泪，说：“我这辈子就这一个朋友啊！”桌上有一幅刚刚画好的画，被眼泪打得湿透，已看不出画的是什么，只见画的右上角题了四个字：“遥寄德熙。”

用何孔敬的话说，他们是“金石至交”。

1948年，汪曾祺与未婚妻施松卿合影。

汪曾祺的夫人施松卿，也是联大学生，和汪同届。她最早读的是物理系，但身体不好，课业繁重，觉得十分吃力，于是转到生物系，后又改读外文系，是系里出了名的“病美人”。毕业后，施松卿到昆明建设中学支教，与汪曾祺成了同事。两人之前虽不认识，但都听说过对方，此时有了进一步交往。早期汪曾祺散文里的S，就是恋人施松卿。《看牙》一篇里，感情尤为热烈：“S陪着我，几乎是央求了，让我明天一定去看……我们当真有机会离开云南了。S回福建省亲，我只身来到上海。上海既不是我的家乡，而且与我前后待了七年的昆明不同。到上海来干什么呢？你问我，我问谁去！找得出的理由是来医牙齿了。S临别，满目含泪从船上扔下一本书来，书里夹一纸条，写的是：这一去，可该好好照顾自己了。找到事，借点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

1949年5月，两人结婚，之后相濡以沫近半个世纪。

汪曾祺驾鹤远行一年后，施松卿追随他而去。（撰文：苏北）

杨绛：这个时代最惦记的隐士

【人物简介】杨绛（1911—　），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作家、戏剧家、翻译家。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3岁出版《杨绛全集》九卷。

苏东坡有诗：“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一个人如果要隐居，京城名利熙攘的人海就是最好的地方。杨绛称自己就是“万人如海一身藏”。

北京三里河的国务院宿舍区，是杨绛居住了37年的地方。院子外国务院部委云集，院子里满是翻新外墙的脚手架，103岁的杨绛静悄悄隐身在一片喧闹中。

她的家是院子里唯一一户没有封闭阳台的。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前会长刘长琨住在杨绛家对门，有一次问杨绛：“为什么不把阳台封起来呢？”杨绛回答得很干脆：“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屋里，是水泥地和白石灰墙，四壁朴素。“她办公桌的后面有一排暖气，热气已把墙壁熏出一道道黑印来，有一年春节前打扫卫生时，保姆想把黑印擦掉，结果反而越擦越脏，只好作罢。单位多次提出为她装修和粉刷房屋，她总是婉言谢绝，说自己住惯了。”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的胡真才接受了笔者的采访。他是2014年8月出版的《杨绛全集》的编者。

“她的家里藏书不多，但是字典很多，各种语言的都有，上面被她和钱锺书先生写得密密麻麻，因为他们在不断纠正字典里的差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下文称外文所）研究员朱虹说。

无数媒体想拜访杨绛，都未果。她的保姆吴女士说：“她现在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家里的电话都由我来接听，媒体的拜访也都免了。”能见到她的人，只有钱家几位近亲，外文所和出版社相交数十年的学生与老友，每每见面，也只有十来分钟。由于听力不好，她与他们“笔谈”。“就我脸皮厚些，敢坐上半个小时。”杨绛的学生、外文所研究员郑土生笑着告诉笔者。

前几年，院子里的邻居还能见到杨绛，她散步、锻炼，尤其喜爱跟小孩子玩玩。说来心酸，女儿钱瑗无子女，所以杨绛膝下没有孙辈。邻居严欣久记得，院子里的人都说“杨先生您能活120岁”，她听了笑笑答：“活那么久太苦。”近来，邻居也少见她了。外文所党委书记党圣元说：“杨先生今年多次入院，教师节前后刚出院回到家中。”

2009年春节期间，杨绛在北京三里河寓所内。

杨绛的“隐”并非因为年岁高了，而是她习惯了。“钱锺书先生在时，他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朱虹说：“很难把他们同整天跑这个会那个会，到处演讲的‘专家’联系起来，他们跟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隐身于世并不等于她‘两耳不闻窗外事’。”胡真才告诉笔者，“从2004年出版的《杨绛文集》到现在的《杨绛全集》，这10年间杨绛先生从93岁到了103岁，在这样的高龄，借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负责人的话说，‘她完全可以享受盛名而不再作为，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笔耕’。”胡真才相信，等《杨绛全集》重版时，她还会写出新的作品添加进来。

与《杨绛全集》同时出版的，还有一部中篇小说《洗澡之后》。这是杨绛给自己1988年的长篇小说《洗澡》写的续作。她98岁动笔，几易其稿，直到2014年4月才决心拿出来发表。杨绛解释了续写的原因：“《洗澡》结尾，姚太太为许彦成、杜丽琳送行，请吃晚饭……有读者写信问我：那次宴会是否乌龟宴。我莫名其妙，请教朋友。朋友笑说：‘那人心地肮脏，认为姚宓和许彦成在姚家那间小书房里偷情了。’我很嫌恶。我特意要写姚宓和许彦成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却被人这般糟蹋。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于是，在《洗澡之后》的结尾，杨绛特意再说了一句：“故事已经结束得‘敲钉转角’。谁还想写什么续集，没门儿了！”

这就是杨绛，一向温厚幽默，但容不得假与恶，尤其容不得对丈夫钱锺书的任何冒犯。2013年，她做了一件全社会关注的事——通过法律程序，紧急叫停某拍卖公司对钱锺书、钱瑗以及自己的私人信件的拍卖，并且在2014年4月最终打赢官司，获得20万元赔偿。她当然不是为了赔偿，而是为了守护已故的丈夫和女儿。

还有一件事，杨绛已坚持13年。2001年，她和清华大学签订协议书，将钱锺书和她当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及其后他们发表作品获得的报酬，全部捐献给母校，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完成学业。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助理池净告诉笔者：“‘好读书奖学金’已奖励了400多名清华学子。”随着钱、杨稿酬的不断累积，“目前本金达到1400万元”。而且，杨绛会和获得奖学金的“小友”“读书的种子”见面聚谈。

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

外圆内方的才女：“她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

1938年，杨绛一家三口乘坐海轮，从欧洲回国。她与钱锺书都晕船。一次大风浪中，杨绛突然悟出不晕的办法：船身倾斜厉害，舷窗外，一会儿全是水，一会儿全是天，波动幅度大，人自然会晕；她教钱锺书，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而以船为中心，让自己随着船倾斜，这样永远头在天之下，脚在水之上，不波动了。钱锺书照做，果然不晕了。他说：为人之道也如此。

归国后，抗战、内战、“文革”、改革开放……每一次，杨绛都拿出了当年“不晕船”的见识，适应环境，但并非与世沉浮，而是暗藏气节。

写喜剧：既为生计，也是抗日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杨绛在工部局北区小学当老师，得坐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上班。电车驶至黄浦江大桥，乘客排队步行过桥，并向把守桥头的日军鞠躬，杨绛不愿行礼，往往低头而过，侥幸没被日军注意到。后来，规矩变了，不叫乘客下车，而是日本兵上车检查，乘客全体起立。有一次，杨绛起来得慢了，被日本兵觉察。日本兵见她低着头，走过来用手指将她的下巴猛地一抬。杨绛大怒，喝道：“岂有此理！”

车上顿时鸦雀无声。日本兵对她怒目而视，她不能“挑衅”对视，只好气冲冲地瞪着车窗。相持了一会儿，乘客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日本兵终于转身下车，还几次回头看杨绛。杨绛保持原姿势一动不动。车开动后，乘客们像死而复生一样，议论纷纷，杨绛的同事说：“哎哟，你吓死我啦，你发痴啦？！”

杨绛半晌没有开口，第二天，她就换了一条远路去学校。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大多面临生活的艰难，一部分人在利诱之下做了汉奸，另一部分坚持抗日的过着颠沛流离、入不敷出的生活。前者杨绛绝不会做，后者杨绛又不能做。钱锺书是书生本色，不擅生计。为了让钱锺书和女儿过稍微体面的生活，她当过中学校长，给富商小姐做过家庭教师，也做过小学代课教员。1943年，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北区小学，杨绛立即辞职。家里没了稳定的经济来源，怎么办？

恰在此时，陈麟瑞、李健吾请他们夫妻俩下饭馆，这两人都是写剧本的，鼓动杨绛也写一出戏。杨绛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就是班上的笔杆子，听好友一说，心动了，很快编了个故事。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讲述了一群“上流人物”的下流品性。女孩李君玉因为失去父母前来投靠亲戚，却遭到各位舅舅的排挤，最终得到了舅公的爱怜，认作孙女，继承遗产，让等着舅公遗产的舅舅们都落了空。杨绛觉得故事的结局可谓称心如意，便取了个标题《称心如意》。这就是她的处女作。

几天后，李健吾高高兴兴地打来电话：“你的剧本被黄佐临看中了，马上排演，就要出广告了，你用什么名字？”杨绛的本名是杨季康，她不敢用本名，怕出丑，忽然想起家人说快了，会把“季康”叫成“绛”，就回答李健吾：“叫杨绛吧！”1943年，黄佐临执导、李健吾客串舅公的舞台喜剧《称心如意》上演，大获成功，红遍上海。

生计问题就此解决了。杨绛请朋友们吃了一顿馆子，自己家里也能吃上酱鸡酱肉，六七岁的女儿钱瑗已经“三月不知肉味”，高兴得吃完了肉又找肉。

杨绛一鼓作气，1943年接着写了《弄真成假》，1944年又写了《游戏人间》，都是喜剧，政治色彩很淡，巧妙地避开了日本人的干预和压力，又能让人发笑，用笑声“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精神”。李健吾毫不吝啬地赞美好友，在喜剧文学里，“第一道里程碑属诸丁西林（代表作是《一只马蜂》），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

做翻译：留在祖国，避开政治

新中国成立前，杨绛和钱锺书就决定留在祖国。“那时候他们有很多走的机会。联合国教科文会议第一届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朱家骅，请钱锺书先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还想见杨绛先生，但杨先生不见他；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想安排钱先生去台湾大学教书，杨先生去台湾师范大学教书；牛津大学的朋友也来信，邀请他们去英国。”郑土生向笔者回忆道。

但钱锺书复信牛津同窗：“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结连在一起的。”杨绛后来回忆道：“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等待期间，杨绛还轻松愉快地和钱锺书游了一趟杭州，甜如蜜月。

1949年8月24日，杨绛一家三口登上火车，前往北京，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外文系工作。钱锺书教大二英文、西洋文学史和经典文学之哲学。按照清华的旧规，夫妇不能同时、同校任正教授，杨绛就做起兼职教授，讲《英国小说选读》，后来又加了一门翻译课。她自称“散工”，不参加系里的会议；又借口教课，不是家庭妇女，也不参加妇女会学习活动。

杨绛这样做，是为了省下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同时也有个妙处，避开了一些政治场合。杨绛在东吴大学读的是政治系，“但是我却成了一个不问政治而且远离政治的政治系毕业生”。1950年以后，她教的小说选读、诗歌和戏剧被视为三大“危险课”，她的朋友袁震是中共党员，对她说：“老一套（教法）不行了，我来教教你。”杨绛答，老一套不行了，她也不想教书了。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杨绛得偿所愿，和钱锺书都分到新成立的文学研究所，“我们当然愿意研究文学”。

成立之初，郑振铎、何其芳分别担任正副所长。研究员只有寥寥几人，钱锺书、杨绛、余冠英、罗念生、缪朗山、贾芝等，他们被称作“老先生”。杨绛刚过40岁，对这个称呼很不习惯，后来这位“政治系毕业生”就琢磨明白了：“老先生”是对“老朽”的尊称，跟“同志”是不一样的。

杨绛属于外文组（今社科院外文所）。说是外文组，其实最初只有一个英文组，除了“老先生”，还有三个“年轻人”：朱虹、徐育新、杨耀民。如今，朱虹是“年轻人”里唯一的健在者，她向笔者回忆道：“第一次见杨先生，她温文尔雅，说话细声细气，对年轻人很和气；皮肤特别白，总是穿得很整齐。”朱虹记得：“当时，其他‘老先生’基本都是二级研究员，唯独把杨先生评为三级副研究员。我们私下议论，觉得不公平，可是杨先生不在乎，她一点都不看重这些虚名。”杨绛翻译了一首英国诗人蓝德的四行短诗，简直就是她的心声：“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朱虹觉得，杨绛那时候在翻译上就属于“独树一帜者”。“当时文学研究所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观点。杨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大框架下，从‘体裁’出发选择自己关注的作品，比如她翻译的《小癞子》，属于‘流浪汉小说体’。她没有从‘题材’选作品，比如翻译工人运动题材。这就真是走在很多人前面了。”

1957年，杨绛接到翻译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著名骑士小说《堂吉诃德》的任务，被告知可用任何译本。精通英语、法语的她找来五种英法译本，仔细对比后，觉得译本代替不了原著。于是一年后，47岁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文。此时，“大跃进”开始，学术界搞起“拔白旗、插红旗”，把反对浮夸风的知识分子当作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白旗”。杨绛和钱锺书的一些学术论文都成了“白旗”。杨绛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

董衡巽就是在这时从北大西语系毕业，分配到文学研究所，有一段时间成为杨绛的学生。他告诉笔者：“早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曾问朱光潜先生‘谁的翻译水平最高’，朱先生说：‘诗歌翻译数卞之琳最好，理论翻译我算一个，散文翻译数杨绛最好。’我分到所里之后，杨先生负责带我，我真正看到她翻译的认真。钱锺书先生也很推崇杨先生的翻译，按钱先生的标准，她在翻译上达到了‘化境’，既神似又形似，就是出神入化的‘化’，这在翻译上是非常难取得的成就。”

挨批斗：“怒目”之余，还有幽默

有时候，政治就像海上的大风浪，避也避不开。到了这时节，“年轻人”眼中“和颜悦色、温文尔雅”的杨先生，就会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了。但和多数人不同，杨绛是一种智慧的、带着点儿幽默的“怒目”。

在清华大学时，有一次大礼堂开会，忽然有个杨绛从未见过的女学生跑上讲台，挥手顿足地控诉杨绛“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教导我们恋爱应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大家一听，这简直太不像话了！目光满场搜寻这位“专谈恋爱”的教师。杨绛气坏了，“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个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

第二天一早，她特意打扮得喜盈盈的，拎个菜篮子，专门到校内菜市场人最多的地方去转悠，看看不敢理她的人怎么避她。

第二次“怒目”是在“文革”初期。郑土生回忆：“1966年，有人污蔑钱锺书先生，说他的桌上不愿意放毛主席的著作，并贴出大字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罪名。杨绛先生觉得冤枉。那天晚上天快黑了，她带着钱先生，拿着手电筒和糨糊，把写好的一张小字报贴在大字报的下面，申明没有这回事。当时，我看到了这一幕，他们也不避我，但是彼此间都不敢说话，贴完小字报就走了。”

反贴大字报，这还得了。“所有老干部和‘老先生’都不敢在人家批评自己的大字报下面反驳，杨绛先生立刻被拉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革命群众要她低头认罪，谁知杨绛竟和革命群众顶嘴了，还跺着脚说：“就是不符合事实！”郑土生说：“整个‘文革’期间，敢和革命群众发脾气的，外文所只有她一人。她晚年谈起这事还不无得意，因为她坚持不认假账、不说假话，爱护了钱锺书先生的名誉。”

后来，何其芳等“黑帮”挨斗，杨绛和钱锺书坐在台下陪斗。早就熟悉这套程序的杨绛感到“困倦异常”，低着头打瞌睡。忽然有人大喝：“杨季康，你再打瞌睡就揪你上台！”杨绛忙睁目抬头，心里有些慌张，可是过一会儿又瞌睡了，结果夫妇两人都被叫上台戴高帽子。“我学得诀窍，注意把帽子和地平线的角度尽量缩小，眉眼全罩在帽子里，形成自然低头式。如果垂直戴帽，就得把身子弯成九十度的直角才行。”这聪明的小诀窍，让人看到了杨绛苦难中的乐观。

郑土生还记得，1966年8月27日对杨绛来说，是非常不幸的一天。白天，在办公室，她被迫交出即将完成的《堂吉诃德》全部译稿，未留底稿。晚上，在宿舍大院，她被剃成“阴阳头”，一半头发被剃掉。钱锺书见状，比她还着急：“明天怎么出门啊？”那时“牛鬼蛇神”是不准请假的，得天天等候挨斗。杨绛却灵机一动，找出女儿钱瑗几年前剪下的两条大辫子，用钱锺书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足足费了一夜工夫，做成一顶假发。第二天早晨开始，她就戴着这顶假发出门，还能很幽默地想着：“一戴上假发，方知天生毛发之妙，原来一根根都是通风的。一顶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简直难以忍耐。”

董衡巽用一句话概括了杨绛的“怒目”与幽默：“杨先生这个人，没事，绝不去惹事；有事，也绝不怕事。”

会看人：试探“披着狼皮的羊”，救回“自家人”

《堂吉诃德》译稿被没收了，但堂吉诃德的探险精神留在了杨绛的脑子里。她对革命群众很好奇，自己的检讨上每次都有一句狠狠的批语“你这个披着羊皮的狼”，可她偷偷端详“监管小组”的审阅者，面目又十分和善。杨绛便颠倒过来，称他“披着狼皮的羊”。

她忍不住向他们“探险”。一次，宿舍大院里要求家家户户的玻璃窗上用朱红油漆写上毛主席语录。杨绛住在三楼，不能站在窗外写，只得在屋里写反字。杨绛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向“监管小组”请了一天假。结果不到半天就完成了，“偷得‘劳’生‘半’日闲”。不久，她又找到另一位监管员，以修煤炉为由，请一天假，只费了不到半天工夫修好了，又得半日清闲。再过些日子，她直接向那位“披着狼皮的羊”请假看病，他并不盘问，点头答应了，杨绛其实不用去医院，在家休息，又偷得一日清闲。她很高兴地发现，所里的这些革命群众，其实都是“披着狼皮的羊”。

“她看人很准。”董衡巽告诉笔者，“她曾说，人啊，就像一本书，有些你看得懂，有些你看不懂。”杨绛认为董衡巽就是“看得懂的，心很细，说话很含蓄”。后来，董衡巽果然含蓄地保护了杨绛——她认为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语言很美，就让董衡巽读他的作品，如《1984》《动物庄园》，这是董衡巽第一次看到反共反苏的小说。但他从来没有去检举揭发杨绛。

对“看得懂”的人，杨绛很和善。那时候所里的晚辈工资不高，每月56块钱。逢年过节或是家有急难，杨绛就给他们一些资助。朱虹回忆：“有一次我和丈夫柳鸣九要送孩子回老家，因为没钱而犯愁，杨先生知道了，立刻送了300块过来。”董衡巽算过一笔账，每年春节、“五一”“十一”三个大节日，杨绛就要给好几家送钱，别看钱锺书工资356元，杨绛工资280元，“逢年过节，两位先生反倒是要过苦日子了”。

当年郑土生打算自杀时，还惦记着要还杨绛的75块钱。也正因此，他被杨绛救回一命。“60年代末70年代初，很多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天天开会被批斗，就想到了自杀。我也在批斗会上被逼指认反革命，但我不想诬陷别人，也想自杀。我死前决定把欠杨绛先生的钱还清，把存折和现金加在一起，有75块钱，用纸包起来，塞到杨先生的抽屉里面。第二天中午，其他人都去买饭了，杨先生突然从外面很急地跑进来，把存折和现金扔到我的抽屉里面，还附有一张字条：‘小郑，我们准备要下干校了，大家都在走，这个钱我不需要，你给自己买点生活必需品吧。’最后还说了一句，要保重身体。”郑土生说：“当时写这张纸条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她自己‘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还没有摘，我也是被批斗过的。她同情我，没有把我当成敌人，在别人都不敢和我说话的时候鼓励我，打消了我轻生的念头。”杨绛赞赏他宁可自杀，也不说假话诬陷他人的品德，把他当作“自家人”。

1976年，因为对“文革”不满，郑土生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批评江青，当时“四人帮”还没倒台，邓小平尚未复出，结果可想而知。“很快，从公安部下文到社科院，要求对我实行隔离审查。要把我的信公布，发动群众批判我。”那时候，郑土生的儿子郑鹏刚刚出生，名字就是杨绛和钱锺书取的。杨绛知道后，“立即对我说，你不用担心郑鹏，如果你有意外，我们会立刻托人把郑鹏养起来。这是她第二次冒着风险来救我”。

再成名：接受政治礼遇，婉拒美国使馆

1972年，杨绛和钱锺书作为“老弱病残”离开干校，回到北京。杨绛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可以重新翻译《堂吉诃德》了。“所里要把‘老先生’们的东西还给他们，杨先生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我那个被没收的《堂吉诃德》的稿子！后来，外文组的支部书记在办公室一个犄角旮旯处找到了，交还给她。杨先生真是如获至宝。”朱虹告诉笔者，因为中断了六年，杨绛只得从头开始再译，一头栽入西班牙语《堂吉诃德》的世界中。

1978年3月，杨绛的心血译作、72万字的《堂吉诃德》终于出版，这是直接从西班牙文译为中文的第一个版本，人们排着长队，将首印的10万册抢购一空。

这年6月，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来华访问，邓小平将《堂吉诃德》的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在国宴上将杨绛介绍给西班牙国王和王后。邓小平问杨绛：《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其实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翻译这部书稿经历了整整20年的磨难，不是几句话就说得清楚的。但杨先生应对得很机智，只答：‘今年出版的。’”郑土生说。

《堂吉诃德》为杨绛带来了极高的社会声誉。西班牙授予她“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她坐在国宴主宾席上的镜头上了电视；她参加了第四届全国妇女大会；她作为社科院代表团的成员两次出访；她受邀出席各种与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有关的文化、外交活动……各种政治礼遇纷至沓来，杨绛和和气气、从从容容地接受了，然后，继续埋头读书写作，“自觉自愿始终做零”。

那一时期，控诉“文革”的哭喊声铺天盖地。1981年，杨绛却写了一本笔调平静、感情温婉的《干校六记》，讲的全是干校生活的琐事，没有半点激烈的指责，更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正如她自己所言，“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她指的，是人们在苦难中生出的同情和友爱。甚至于，对伤害过她的人，她也选择了友爱。郑土生说：“‘文革’后期有一项措施，让革命群众入住‘反动学术权威’家，名曰‘掺沙子’。掺入钱杨家的这对革命男女，对两位‘老先生’百般刁难，还动手打过杨先生。钱杨夫妇被迫于1973年12月请示领导准许，逃离原住处，开始四处流亡。就是这样的人，杨先生后来写文章，也不提名字，只说是‘强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胡真才证实：“后来出版杨先生的作品集时，她连这篇文章都删去了，不收入。”

《干校六记》出版后，胡乔木在一次宴会上对钱锺书说，这本书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美国首任驻华办事处主任洛德的夫人读了《干校六记》后，提出要见杨绛，杨绛见了他们夫妇一次。以后美使馆请喝茶、请看电影、请吃饭，不断拉拢，杨绛只去了一次茶会。再后来，洛德夫人请杨绛为她的作品写一篇书评，杨绛婉言拒绝了。“她对国家对民族有很深的感情，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很清醒。”郑土生说。

觅不朽：用最难的学问，忘记最深的痛苦

杨绛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至晚境时争分夺秒地工作，因劳累过度，身体很快虚弱。1993年的一天，钱锺书整理完自己的《诗存》后，对杨绛说：“咱们就这样再同过十年。”杨绛脱口而出：“你好贪心啊！我没有看得那么远，三年、五年就够长的了。”钱锺书听了，默默退入起居室的躺椅里，不再作声。他一向不会系表带，都是杨绛帮他戴，从这天起，他乖乖地让杨绛教他自己戴。杨绛总是自责，认为自己这话让钱锺书愁出了病，1994年他便住进了医院。

钱锺书的堂弟钱锺鲁说过，大嫂“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郑土生也说：“不只是生活上，在人情世故上，在与文化界等各方面打交道时，杨绛先生都比钱锺书先生要周到。钱先生往往凭自己的性情、喜好说一些话，但杨先生很温和，善于应对各种场合，各种情况。”钱锺书的愁是有道理的，他不能想象，没有杨绛，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病中，钱锺书向杨绛交代，他死后不留骨灰，不设灵堂，恳辞花篮，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杨绛说：“我自己，这样办得到；你嘛，就很难说了。”钱锺书说：“那就要看我身后的人喽！”

1998年12月19日凌晨，钱锺书身体状况很不好，医生连忙通知家属。杨绛赶到床前时，钱锺书已经合上一只眼，还睁着一只眼等待妻子。杨绛帮他合上眼睛，轻轻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哪！”

社科院时任院长李铁映闻讯赶来，杨绛转述了钱锺书的交代：“领导如果不同意，我会坚持向你请求按照钱锺书本人的意愿行事，我会没完没了地向你请求。”她一路说到电梯口，李铁映最终说：“你给我出难题了，这事我做不了主。”

晚上，在孑然一人的家中，杨绛接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电话，他对钱锺书的去世表示哀悼。“杨绛同志，非常佩服你们，你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中央同意不举行仪式。”

钱锺书火化那天，“杨先生没流泪，最后我把钱先生推到火化炉前，杨先生就在那里看，不忍离去，好多人都走了，她还是舍不得离开。”杨绛的学生、外文所研究员薛鸿时曾回忆说。

“逃逃逃逃逃！”这是杨绛八妹童年时的口头禅，杨绛记忆深刻。如今，“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她最终逃向了世上最难的学问——古希腊语哲学读本、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一头扎进去，忘记自己。“我按照自己翻译的习惯，一句句死盯着原文译，力求通达流畅，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我译前已读过多遍，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2000年，中译本《斐多》出版，被称为“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学译本”。

之后，在那张钱锺书曾伏案工作的写字台上，杨绛完成了整理钱锺书学术遗物的工作。2003年出版3卷《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2011年出版20卷《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现在，还有100多册外文笔记等待整理出版。一位103岁的老人，仍在坚韧地、静默地“打扫现场”。

“无所不能的贤妻”：她从来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心甘情愿做“灶下婢”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1990年，根据钱锺书小说《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国内播出，每一集的片头都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吟诵。用一座“围城”比喻普通人对生活中大多事物的感受，形象生动，流传至今。很少有人知道，这段话是杨绛写的。

夫妇间能对彼此的作品了解如此深刻，体味如此准确，这样的婚姻当然不是“围城”。文学理论家夏志清曾称道他们的婚姻：“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有一对像钱杨夫妇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夫妻了。”杨绛的学生、外文所研究员董衡巽也说：“你如果问杨先生，他们的婚姻和《围城》里的像不像，她是会生气的。”

“我没有订婚”，“我也没有男朋友”

杨绛本名杨季康，小名阿季，1911年出生在北京，排行老四。杨绛出生时，父亲杨荫杭在北京一所政法学校教书，后来历任江苏、浙江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杨绛的母亲生于生意人家，小名细宝，婚后杨荫杭给她改名唐须嫈（音同英），很是古雅。杨荫杭鼓吹革命，被清廷通缉，逃往日本和美国求学，一去四年多，唐须嫈就在无锡老家与婆婆、妯娌生活。杨荫杭回国后，不论南下北上，唐须嫈总携儿带女同行，把家务操持得有条不紊，以至孩子们都深信母亲“无所不能”。在杨绛的记忆中，父母没吵过一次架，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这种和睦的夫妻关系在旧时代很少见，深深影响着杨绛：“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

1917年，时任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的杨荫杭因秉公执法得罪其他官员而被停职。他无意继续做官，带着家眷返回无锡。到无锡后，夫妻俩不满意预先租的房子，亲友便介绍了无锡流芳声巷的一处旧宅，他们带上杨绛一同去看。没想到当时租住那所房子的正是钱锺书家。这是杨绛第一次走进钱家大门。不过，这所房子杨家没看中，仍住原宅；钱家也没有立即搬出，五年后才迁入他们自建的新屋。

以后，杨绛在无锡、上海、苏州等地求学。1928年，她进入苏州东吴大学政治系。1932年，她和孙令衔等四名同学北上求学。杨绛的老同学、已在燕京大学读书的费孝通心仪她多年，把他们接到燕大参加借读考试。考试一完，杨绛急着去清华大学看望老朋友，孙令衔也急着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正是钱锺书。晚上，孙令衔和表兄一起来清华女生宿舍古月堂接杨绛回燕大，杨绛和钱锺书第一次见面。

这匆匆一见，彼此竟相互难忘。杨绛觉得钱锺书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孙令衔却告诉她，表兄已经和叶家小姐订婚了。钱锺书觉得杨绛与众不同，孙令衔又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季康有男朋友，指的是费孝通。然而钱锺书自有一种“痴气”，不管不顾定要说清楚，他写信给杨绛，约她在清华大学工字厅相见。见面后，钱锺书第一句话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方知一场误会：叶小姐自有男朋友，只不过钱、叶两家父母有牵红线的意思；费孝通自认最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也是一厢情愿。两人从此用英文写信交流。钱锺书越写越勤，一天一封。

那时，钱锺书已在清华学习了三年，杨绛则从燕大转入清华借读，后来又考入清华外文系研究院。钱锺书跟杨绛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钱锺书去世多年后，杨绛面对丈夫留下的无数手稿、笔记，感慨道：“这个志愿不大，却也不小了。”

“见她之前，从未想结婚；娶她之后，从未后悔”

1935年，钱锺书与杨绛在无锡举行婚礼。当时，钱锺书已经考取庚子赔款资助的第三届中英公费留学。婚后不久，他们便到英国去了。

钱锺书进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读文学。杨绛本打算进女子学院研修文学，但名额已满，于是她自修西方文学，有时间就钻进图书馆，按照文学史的顺序，一个个经典作家的作品往下读。“作为锺书的妻子，他看的书我都沾染些，因为两人免不了要交流思想的。”“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

钱锺书不擅家务，到了英国，家事全由杨绛操持。两人初到牛津时，吃房东做的饭。开始伙食还好，后来越来越糟，钱锺书饿得面黄肌瘦。杨绛决定改租一套带炉灶厨具的住房，自办伙食。她悄悄寻觅报纸广告，自己跑去找房。等终于找到满意的，再带着钱锺书去看。钱锺书看了很喜欢，随后就搬入新居。

有了厨房，杨绛就“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钱锺书吃得饱了，人也快活许多。做家务并不容易，有时出了意外，杨绛也不告诉钱锺书。一次，杨绛出门送钱锺书去上课，忽然一阵风刮来，把门带上了，钥匙还在屋里。杨绛就转到楼背后的花园，借了园丁的长梯爬上卧室的阳台。没想到阳台通向卧室的木门也关着。这时园丁已撤，长梯也带走了。杨绛只得侧身一蹿，双手搭上了木门上面的气窗，脚踩在门把手上，再用脑袋顶开气窗，手脚并用，翻进屋内。等钱锺书下课回来，家里一切如常，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1937年，女儿钱瑗在牛津出生，小名圆圆。钱锺书致“欢迎词”：“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痴气”的钱锺书不想别的孩子跟钱瑗分享父母的爱，也不想杨绛再受生育之苦，没再要孩子。

杨绛产后虚弱，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钱锺书常在家闯些小祸，不时愁兮兮地告诉杨绛：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的桌布弄脏了；他把台灯弄坏了；门轴两头的球掉了一个，门关不上了……杨绛总是回答：“不要紧。”钱锺书一听就放心了。果然，杨绛回到家，把桌布洗得干干净净，台灯、门轴也一一修好。

多年后，杨绛回忆道：“我已不记得哪位英国传记作家写他的美满婚姻，很实际，很低调。他写道：1.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结婚；2.我娶了她十几年，从未后悔娶她；3.也从未想要娶别的女人。我把这段话读给锺书听，他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妻子、情人、朋友”

1938年秋，钱锺书学成归国，被母校清华（当时为避日寇南迁，是西南联大的一部分）破格聘为教授，前往昆明。杨绛带着女儿回到迁居上海的钱家。在上海，她不再是钱锺书一个人的贤妻，而要学会做一大家子的贤媳。

钱家是传统大家族，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有“江南才子”之名，与杨绛父亲那种留学归来，投身革命的开明作风自然大不相同。早在结婚时，杨家办新式婚礼，钱家办旧式婚礼，杨绛一进门就磕了不少头。

当时，杨绛和钱家上上下下挤在一处。时局混乱，住处逼仄，杨绛没有自己的房间，她不便公然看书，好像看不起妯娌姑婆，就借了架缝纫机，在蒸笼般的亭子间里缝纫，为钱锺书和圆圆做衣服。有时婆婆也请她给小叔子缝点东西。杨绛满脑子西方文学经典，却默默学做一切大家庭中儿媳妇所担负的琐事，敬老抚幼，诸事忍让，脸上总是笑眯眯的。

1941年，钱锺书回到上海。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这便是《围城》。为支持钱锺书的写作，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又辞掉女佣节省开支，自己包揽所有家务，劈柴生火做饭。杨绛不抱怨，心甘情愿做“灶下婢”。钱锺书每写完一章，她都先读为快，读完又急切地等待下一章。

抗战后期，物资更为匮乏。杨绛不得不精打细算。比如烧煤，煤球里泥掺多了，烧不着；掺少了，又不禁烧。为了省煤，杨绛自己和泥，把炉膛搪得细细的。有一次煤厂送来300斤煤末子，杨绛如获至宝，掺上煤灰自制煤饼，能抵四五百斤煤球。她还负责买菜、洗全家人的衣服。钱锺书的婶婶见杨绛一位千金小姐，在家什么粗活都干，很是感慨，对杨绛说：“你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钱锺书小名）是痴人有痴福。”后来，公公病重，问婆婆：“我死后，你跟谁过？”婆婆说：“跟季康过。”杨绛之贤，由此可见一斑。

抗战胜利后，钱锺书的新篇旧作陆续出版，第一本是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假使这部稿子没有遗失或烧毁”，那是因为“此书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钱锺书特此说明。该书出版后，钱锺书在两人保存的样书上写下了一句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1946年，《围城》问世即引起轰动。钱锺书在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菜园相会的老夫妻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仍在学问中得乐趣。外文所研究员朱虹告诉笔者一个故事：“杨先生曾说，她和钱先生晚上在家面对面泡脚时，喜欢玩一个游戏——杨绛说一个西班牙语单词，钱锺书就对一个意大利语单词，或者钱锺书说一个意大利语单词，杨绛就对上一个西班牙语单词。虽然他们学问很高，但玩起游戏就像孩子一样快乐。”

1970年，钱锺书、杨绛相继下干校。“我们的干校在河南信阳的息县，我和杨先生分在菜园班，钱先生一开始被分去烧开水，但他老是烧不开，后来专门负责去邮电所取信。”郑土生告诉笔者，“钱先生经常借着到邮电所取报纸、信件的机会，绕道来菜园，隔着小溪和杨先生说几句话。”

很多下干校的人见过这对老夫妇菜园相会的场景。在杨绛看来，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旧戏剧里的“情人私会后花园”。有一回，郑土生遇见钱瑗来看父母，一家三口在菜园散步，看上去平和安静，其实这个家庭刚刚经受一场剧痛——钱瑗的第一任丈夫王德一，因坚决不写黑名单冤枉他人，自杀而亡。后来，杨绛写道：“上次送默存（指钱锺书）走（下干校），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指王德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下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寥寥数笔，难掩惋惜女婿、心疼女儿的酸楚之情。

有时，杨绛为了见钱锺书，也要冒危险。一次下雨，她穿着雨衣、雨裤、长筒雨鞋去钱锺书的宿舍看他。路上泥泞不堪，她穿田地、渡水塘、涉小河，一脚水，一脚泥，终于到了钱锺书的宿舍。推门进去，钱锺书很吃惊，杨绛只说：“来看看你。”还有一次过年，钱锺书来杨绛这里吃年夜饭。饭后杨绛送他。因为怕钱锺书近视眼，雪后看不清路，就一直把他送到了宿舍。这时天已黑，杨绛一离开宿舍灯光所及的范围，便落入一团昏黑里，打开手电也找不到路。她只好默默在心中回忆方向，大着胆子在荒郊野外、树林中、田地里摸黑向前，途中还摔进了沟里，一路跌跌撞撞，好在最终安全返回。

1972年3月，钱杨夫妇被遣送回北京，先是搬到钱瑗在北师大的集体宿舍住，后又搬进北师大教职员宿舍。搬家忙乱，已经着凉感冒的钱锺书也想帮忙，“拙手笨脚”地想扫除一堆陈年积土。等杨绛发现时，他已吸进大量尘土，引发哮喘，打针吃药也没见好，直到1974年1月送入医院抢救近4小时才得以缓解。

此后，他们又搬进文学所一间堆杂物的办公室。那里有三灾：一是鼠灾，大老鼠经常出没，专咬钱锺书的中文笔记稿；二是蚊灾，蚊子多得往脸上撞；三是白毛虫灾，白的毛毛虫变成白色飞蛾，飞来飞去。杨绛最怕软虫，但她还是用筷子夹了小虫，埋在土里。郑土生回忆说：“我记得那是一个临时办公室，墙都裂了缝。钱先生的哮喘病一发病就特别难受，杨先生每次都非常精心地护理。有一次，因为护工不在，杨先生就自己代替护工，整夜不睡。当时杨先生年纪已经很大了，还有糖尿病。但她总是把钱先生看得比自己更重要。”

郑土生还告诉笔者，一次他去看望两位先生，“钱先生感冒了，坐在椅子上，两边、面前都堆着高高的书，像城堡似的，全都是书。钱先生难受了就拿本书看，减轻病情和内心的苦闷。”这些书都是杨绛堆的，只有她才知道什么能缓解钱锺书的病痛。

在杨绛的悉心照顾下，钱锺书写完了《管锥篇》初稿，还参与完成了《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在钱锺书眼里，杨绛“无所不能”，他称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我一个人想念我们仨”

1977年1月，单位给了杨绛一串钥匙，让她去三里河新盖的国务院宿舍看房子。立春那天，杨绛母女由年轻朋友陪着，收拾行李迁入新居。杨绛怕钱锺书吃灰尘，把他当作一件最贵重的行李，下午搬迁妥当后，再用小汽车把他运回新家。

从此，一家人安顿下来，专心读书做学问。每月的工资、所需的书籍，都由外文所的董衡巽、薛鸿时等人领来、借来。如今，80多岁的董衡巽还对笔者感慨：“杨先生总批评我‘聪明人’‘懒惰’。她很勤奋，在她的熏陶下，钱瑗也十分刻苦。”

钱瑗在北师大英语系工作，也像杨绛一样，为他人忙得像陀螺，没有自己的时间。1995年春夏，钱瑗开始咳嗽，只当是感冒；当年秋冬腰疼加剧，起不了床，也只当是挤公交闪了腰。直到1996年1月，她连站立行走都已困难，住进北京胸科医院，临走前还轻松地对杨绛说：“妈妈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3月，确诊是肺癌晚期。

薛鸿时曾回忆说：“那时钱先生住在北京医院，钱瑗的医院在西山，两个医院相隔很远。杨先生是又伺候钱先生，心里又想着女儿。”钱瑗瞒着妈妈，只说是骨结核。杨绛明白女儿可能时日无多，但又瞒着钱锺书，说女儿能治愈，一年或八个月就能好。钱瑗借故不让妈妈去看她，怕妈妈劳累，也怕妈妈见到她的惨状伤心。两人好不容易见面，“妈妈看着女儿，女儿看着妈妈，一句话都没有”。

1996年11月3日，医院给钱瑗发了病危通知，钱瑗的第二任丈夫杨伟成告诉了杨绛。八天后，杨绛到北京医院照顾钱锺书，钱锺书忽然对着她背后大叫了七八声“阿圆”，然后对杨绛说：“让小王送阿圆回去。”杨绛问：“回三里河？”钱锺书摇头，杨绛又问：“西石槽？”答：“究竟也不是她的家，叫她回自己的家里去。”杨绛答应转告圆圆后，他才安静。此后，钱锺书不再呼唤阿圆，也绝口不问女儿的病情。

杨绛最后一次见女儿是1997年3月3日。第二天下午，钱瑗就在安睡中去世了。杨绛还得到医院看钱锺书，只能在心里为女儿送行。她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告诉钱锺书。百般思量，起初继续装作女儿依然安好。过了四个月，见钱锺书身体较好，杨绛才花了一个星期，一点一滴说出来。“圆圆现在没病了”，“她没痰了”，“她不咳嗽了，能安眠了”，以及她如何比爸爸舒服。其实杨绛第一天说时，钱锺书心里就明白了，但到第七天明说“她已去了”，钱锺书还是体温立即上升。不过，钱锺书从此也就心安了。杨绛问他：“若我聪明点，还能骗你吗？”当时已经不能说话的钱锺书摇头。杨绛又说：“我要写一个女儿，叫她陪着我。”钱锺书点头表示同意。

一年后，钱锺书去了。杨绛兑现对钱锺书的话，开始写《我们仨》。在她温润细腻的笔下，女儿活了，与妈妈相依相偎。写到动情处，杨绛的泪水落在纸上，不能自已。2003年，《我们仨》出版，扉页上一句“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叫多少人读之泪下。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杨绛曾这样感叹一家人的失散。在《我们仨》的结尾处，杨绛把自己比作一个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感谢社科院外文所的帮助，部分内容参考了《听杨绛谈往事》）

笔者手记

从仲夏到中秋，我们走进杨绛的世界。她的小说、散文、剧作、译著，读得越多越会感叹：这么平实灵动的文字，就像一位智慧温婉的女子在娓娓讲述，却比当下流行的各种文笔更打动人心。同她学生、同事、老友、晚辈的每一次长时间谈话，都能听到更多关于她的故事，感受到她温厚的品性和气节。

有两个小故事，给我们印象最深。一个是：她的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她说：“一星期都白活了。”另一个是：陈道明在演完《围城》后，有一段时间很浮躁，后来他去了钱锺书和杨绛家里三次，每次家里唯一响的东西就是药罐子，唯一能闻到的是书香。

我们和杨绛之间，隔了几代人。当年她眼中的“年轻人”，现在已是我们眼中的“老先生”。望着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很难想象他们在杨绛身边做“年轻人”的样子。这就像杨绛在《五四运动》第一段中说的，“现在想来，五四运动时身在现场的，如今只有我一人了”。

是的，她是穿旗袍的那一代，我们是玩“苹果”的这一代。可是，为什么在今天，还有那么多人用“苹果”读杨绛的故事？仅仅因为她长寿吗？还是因为她是钱锺书夫人？

在杨绛的世界里，我们找到了一些答案。因为她智慧而温厚，从不飞扬躁厉；因为她坚韧而幽默，从不忘记微笑；因为她勤勉而淡泊，从不追名逐利；还因为她求真而勇敢，从不说假话认假账。

我们惦记她，是在惦记这个时代缺少的美好品质。（撰文：王肖潇　田亮）

马识途：一书写了40年

【人物简介】马识途（1915—　），生于重庆市忠县。1945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学文学系。历任鄂西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副书记，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省建委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人大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省作协名誉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等职。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谭十记》《沧桑十年》，纪实文学《在地下》，短篇小说集《找红军》《马识途讽刺小说集》等。

2010年，电影《让子弹飞》上映刚刚两天半，票房就已超过亿元。能获得如此成绩，除了姜文、周润发、葛优等明星的号召力外，幕后还有位大功臣，就是《让子弹飞》原著小说《夜谭十记》的作者马识途。在文学界，马老算得上一位响当当的人物，是与巴金、沙汀、艾芜齐名的蜀中文坛巨匠。他2010年时已95岁高龄。

三度毁稿，三度重写

马识途早年先后就读于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师从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等文化名流。在他们的熏染下，马识途也成了一个能写作、爱写作的人。四川文艺出版社曾出版了12卷本的《马识途文集》，共480多万字，可见他作品之丰富。在他的创作中，《夜谭十记》寓意深远，《沧桑十年》忧国忧民，《清江壮歌》壮怀激烈，《京华夜谭》惊心动魄……而所有这些作品里，创作过程最具传奇性的就是《夜谭十记》。

曾经有人问过姜文，为什么要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他的回答是：“看到这么有意思的人物，这么有意思的时代背景，我能不把它拍成电影吗？”

所谓《夜谭十记》，包括“破城记”“报销记”等10个小故事，《让子弹飞》改编自其中的第三个——“盗官记”。在《夜谭十记》的后记里，马识途交代了这10个故事的由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识途是中共地下工作者，为了掩护身份要不断更换职业，他当过教员和学生，也当过小公务员和商贩，还做过流浪汉，和三教九流都有交往，听过的故事也千奇百怪。喜欢写作的马识途就在喝茶聊天的过程里，把那些故事编成了这本书的创作素材。

只是没想到，真正动笔写起来竟是如此不易。这本书从1942年一直写到1982年，40年里迫于各种原因，曾三度毁稿，三度重写。

最早开始写《夜谭十记》，是在1942年。马识途那时在“国统区”，工作繁忙，第一个故事“破城记”只写了前半部分，就因为顾不上而不得不搁笔。1946年，他奉命从云南回四川，出于保密考虑，离开前所有纸张都要销毁，稿子也全部烧掉。

到了成都后，马识途念念不忘自己的焚稿，于是，他从头写起，不料遭到国民党特务查抄，所有的书籍、文稿、笔记和资料统统被搜走，其中被带走的《夜谭十记》，已写好大半了。

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三次动笔写《夜谭十记》。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和他约好，就等着写完出版，却碰上了“文革”，动乱中稿子又被毁了。

事不过三，估计大多数人到这一步也就放弃了，可马识途偏偏不信邪。“文革”一结束，他又从头开始写，于1982年完工。出版时，这本书的起印量高达20万册。在姜文之前，导演李华在1986年曾根据“盗官记”拍摄过电影《响马县长》。

书中有他生活的影子

《夜谭十记》，尤其是“盗官记”能有这样的吸引力，也与马识途的人生经历有关，书中不仅有他听到的故事，也有他生活的影子。

马识途生长在一个动荡年代。1915年，他出生在兵匪猖獗的四川农村，原名马千禾。从能记事起，他就看到乡亲们不是在“逃兵”，就是在“逃匪”，“实在分不清楚谁是兵谁是匪，反正一样”。

他的父亲当过三任县长。父亲是个清官，在任期间，兴办教育、兴修水利和道路，却负担不起家里孩子的学费。马识途的大哥牺牲了学业，支持他和三哥，哥俩才得以读完大学。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马父的廉洁。

电影和小说里的主人公张牧之，多少与马识途的父亲有些相似之处。马识途的三哥马士弘曾说过：“父亲曾像张牧之当上县长后那样，以宴请全县士绅军官为名，骗来在当地横行已久的恶霸，在宴席上开枪处决了其中的部分人……在当时贪污盛行的国民党官吏中，父亲出淤泥而不染。听说侄子受贿，立即将其撤职并送回原籍，所以父亲卸任时，万人送行。”这些细节都和书里的描写一样。

马识途读中学时，学校里推行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带着学生们修道路、平操场，还去农民家里宣传不要给地主交租。有农民问他，不交租之后该怎么办，他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中学毕业后，他考进了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化学系，希望毕业以后可以走工业救国之路。但一位毕业的同学却对他说，工业救国不可能，进到工厂里也只是把日本的东西贴上个中国制造。马识途感到自己迷失了，找不到理想的方向。

1937年，他以中央大学学生的身份为掩护，去武汉从事地下工作，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第一天，他把名字由“千禾”改成“识途”，认为找到人生道路了。

没过多久，武汉失陷，党组织迁往鄂西。1941年，鄂西特委组织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马识途的妻子刘惠馨和初生的女儿被捕，他自己也遭通缉。因为三哥马士弘当时是国民党少校参谋，马父要他去救弟弟一家。几经周折，马识途被送回老家避难，他的妻子却就义了，女儿被特务随手放在路边草丛，之后不知下落。1960年，马识途才在武汉一对好心的工人夫妇家找到了离散近20年的女儿。

还有好些有意思的人和事在脑子里

相较于前半生的跌宕曲折，马识途现在的生活很平静。他在成都已生活了几十年，曾担任过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作协名誉主席等职。

每天早上6点半，马识途起床听广播，早饭后在阳台的健身器材上锻炼半小时，扭扭腰、蹬几圈自行车活动活动腿。上午读报、看书、练书法或写作；下午休息、会朋友；晚上临睡前记日记，或长或短，总要写点，这个习惯坚持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马识途的书斋名叫“未悔斋”，来自屈原那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74岁时，老人放下握了多年的笔，改用电脑创作，十几年下来敲出了上百万字。年过九旬，他还根据亲身经历完成了《在地下》一书。

2005年，马识途在四川家中。

与马识途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敢于说话，敢于说真话。他曾经感叹说，当年的“蜀中五老”（四川地区的五位文人，其他四位分别是巴金、沙汀、艾芜、张秀熟）只剩下自己一个，他总是会想起以前的故人们。“假如说鲁迅是中国的脊梁，我说巴金就是中国的良心。巴金送了我一本书，我回了他一本书，写上：这是一本学着你说真话的书，过去我说真话，有时也说假话，现在我在你的面前说，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将付出什么代价，哪怕生命。”

电影《让子弹飞》开拍前，姜文曾经去四川探望马识途，马识途当时就说，他很高兴姜文能拿自己的小说去拍电影，也很欣赏姜文的才气。他对姜文说：“你想怎么改编，我都不管的。”片子一上映，马识途在第一时间看了川话版本。他评价了四个字“威武雄壮”，还写了一首打油诗，专门送给了姜文，可见老先生的欣喜之情。

如今，马老的身子骨还不错，但听力和视力已大不如前。他现在的愿望，就是想完成《夜谭十记》的续集，他说还有好些有意思的人和事在脑子里。“只可惜我现在精力大不如前，看东西很费力，没有办法再写小说了，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还没讲完，可惜啰！”（撰文：严江）

金庸：另一支笔写时评

【人物简介】金庸（1924—　），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曾任报社记者、翻译、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演，等等；1959年在香港创办《明报》，出版报纸、杂志及书籍。1993年退休。先后撰写武侠小说15部，广受当代读者欢迎。

提起金庸先生的大名，华人世界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知其本名“查良镛”的读者想必要减去一半，至于他的另一个笔名“徐慧之”，估计连资深“金粉”都要茫然问句：“是谁？”2014年，90岁的金庸在大陆出版了一本旧作集结的新书——《明窗小札1963》，里面收录的就是他以“徐慧之”为笔名发表的时评文章。

“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是香港文化人对金庸先生文字生涯的生动概括。不过，金庸先生以小说构建的江湖实在太强大了，以至于真实世界里的“江湖论剑”反倒被忽略。时隔半个世纪，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得以看到岁月风烟中另一个金庸。

同时扮演四个不同角色

《明窗小札》是金庸先生为《明报》专门开设的一个栏目，内容以国际政局分析和时评为主。这个专栏从1962年12月1日开始，直至1968年10月30日，除了1967年曾经中断约五个半月外，几乎每日一篇，间或遇到金庸先生公务繁忙或出差在外，该版面的位置会刊登其他的文章填补空缺，但都不标明属于《明窗小札》专栏。此次结集出版的《明窗小札1963》，即收录了金庸于1963年在《明窗小札》发表的专栏文章，之后还将陆续出版其余年份的结集。

笔者于1994年有幸来到金庸先生身边工作，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收集、整理和编辑他的文字数据，尤其是小说创作、翻译、艺术评论、社评，以及艺术性和政论性的专栏文章。

金庸先生亲笔书写了当时他所使用的笔名交给我，嘱我到香港中央图书馆和各大学图书馆查找收集。就此，我曾在《编辑手记》中谈到“历史的遗憾”，最主要是：其一，原版报纸的残缺，造成金庸专栏文章残缺不全；其二，报纸本身缺失，有的甚至整个月的报纸不见踪影；其三，由于铅字排版油墨印刷等原因，造成部分文字模糊，难以辨清；其四，金庸先生对写作十分投入，笔耕甚勤，但对于留存底稿，或是重新抄写一遍历来都不太重视。目前所存大多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由秘书负责保留的，至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几乎都无法寻到。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由于当时是用铅字印刷，金庸先生每天写好文章后，就交给排版的工人，当铅字版排好可以送去付印之时，那手稿大多已皱到难以辨认，也就没有保留价值了。

笔者借着收集金庸先生的文章，倒是对他武侠小说以外的文字，有了颇多了解。

从20世纪40年代第一次求职到杭州的《东南日报》担任翻译开始，金庸先生就与文学创作和新闻写作结下不解之缘，他所翻译和撰写的文字数量之巨，迄今尚难统计完整。

1950年到1953年，金庸先生在香港《新晚报》主持副刊版《下午茶》，同时负责翻译、撰稿、编辑及主持专栏等各项工作。比如，他翻译了美国著名记者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共341则）等文，还曾以“姚馥兰”和“程子畅”为笔名撰写过《馥兰影评》《馥兰影话》和《子畅影话》三个专栏，几乎是每日一篇。

1953年至1958年，金庸先生在香港《大公报》主持副刊。这期间，他以“萧子嘉”为笔名撰写《每日影谈》专栏；以“姚嘉衣”为笔名负责《影谈》的撰稿；以“子畅”为笔名从事翻译；以“林欢”为笔名撰写艺术评论。

为了不让读者产生混淆和误解，金庸先生采用多种角色的写作策略，有意识地将自己在报纸上扮演的不同身份和角色严格区分开来。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明报》撰稿中，这种区别尤其明显。

在《明报》上，金庸先生每天甚至都要扮演四个不同的角色。其一，撰写社评，这是身为报纸主笔的工作，需要面对的是全球特别是香港本地最新的时事动态和新闻，撰写代表《明报》立场和观点的文章。其二，他必须完成每天连载的武侠小说。20世纪50年代，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发生争执，双方先是在报纸上相互攻击，后来掌门人相约在澳门开擂台一决雌雄。一场大比武，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新派武侠小说的崛起，当时香港各大报纸都在副刊上连载武侠小说。而金庸先生，则早在任职香港《新晚报》副刊时，就以金庸为笔名发表武侠作品。创办《明报》后，主笔武侠连载自然当仁不让。其三，撰写《明窗小札》的专栏文章，以分析国际形势为主。其四，发表连载的翻译文章。多重身份的展现和不同角色的扮演，是现实的必要，也是金庸惊人天赋和能力的展示。

从某种意义上说，迄今为止，香港同行仍然尊称金庸先生为报界第一人，因为他的写作，不是偶尔的几天突击，也不是特殊情况的应变，而是长达数年持续不断的担当。

最擅长观察人、描写人和剖析人

自1959年创办《明报》伊始，金庸先生就持有自己独立的新闻理念和原则，并将其贯彻到办报的整体过程以及写作之中。他十分敬仰当年创办《大公报》的张季鸾先生，立志以其为榜样，尤其是遵循从事新闻事业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原则。

《明窗小札1963》第一篇专栏文章《明辨是非　积极中立》中，金庸先生就旗帜鲜明地告诉读者，此专栏所秉持的依然是《明报》的宗旨，即“明辨是非，积极中立”。所谓积极中立，“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他认为自己有三方面的优势：“第一是旁观者清，没有利己利党的打算，头脑容易清醒。第二是说话总比做事容易，指手画脚地批评，自是方便过手忙脚乱地做事万倍。第三是我们很肯接受读者诸君的批评意见。”在政治氛围还很浓烈的20世纪60年代，这份中立，难能可贵。

金庸擅长文学叙述，观察人、描写人和剖析人，是他最擅长的，也是他看待事物的切入点。明眼的读者会发现，在《明窗小札1963》中，对炙手可热的政坛名流和社会精英的剖析和评论，所占篇幅不少。与其他时事政论性的专栏文章相比，尤显突出。通常这类专栏的撰稿人，都尽力回避直接写人，更乐于就事论事。金庸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窗小札1963》中，有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论及时任南越第一夫人的陈丽春，指出其个性刚强，精力充沛，口才伶俐，从不向男人示弱，虽身体瘦弱，但却掌握极大的权力，而这一切并非源于她的才干，而是其泼辣性格所致，乃至有人认为她属于自恋狂。正由于她的冷峻倔强，刚愎自用，影响了南越当局推行的政策，也为南越后来发生政变、总统惨死埋下了伏笔。金庸写美国总统肯尼迪，从标题就挑起读者的阅读欲：《肯尼迪被戴红帽子》。他还写过一篇《康熙强过彼得大帝》，其中写道：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康熙执政已28年，对俄国曾数度用兵……彼得大帝却刚于这一年开始掌握全部政权（起初7年由他姐姐摄政），政治上的知识远不及康熙，国内统治又极不稳固……比较起来还是中国人占了上风”。

至今香港报界仍公认：“《明报》当年的中国评论，最为精确。譬如‘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查先生（金庸）的《明报》率先说破，此等触觉，只有查先生才有。”

金庸先生曾将自己对专栏文章的经验总结为五个字，那就是：短、趣、近、快、图。他曾亲笔书写了“短趣近快图”，作为“明报副刊编辑方针五字箴言”交给时任副刊编辑主任的邱鸿安先生，同时又亲笔书写了“明报副刊廿四字诀”：“新奇有趣首选，事实胜于雄辩，不喜长吁短叹，自吹吹人投篮。”所谓投篮，就是投入废纸篓，不用此稿件。据《明报》资深报人张圭阳记载，金庸先生还补充说：“事实胜于雄辩者，并非不用议论文字，而是夹叙夹议者较受欢迎。最劣之字是自我吹嘘，无原则地利用本报做广告；其次则为风花雪月，无病呻吟。”

与之相同，金庸先生对新闻报道也提出更高要求，即新闻副刊化，“把新闻版办成图文并茂，短、好、快、多（短是新闻写得精简，好是写得流畅动人，快是迅速报道，多是新闻事件多而丰富）。”他对香港的读者和市场了如指掌，曾指出：“一张报纸把‘港闻’做得出色”，可以增加销量，“因此，社会新闻记者的素质，常常决定一张报纸的优劣”，而报纸是否成功的关键，除了记者外，很重要的还要看总编辑以及负责港闻采访的主任。

他的主张不仅在《明报》及其系列报纸刊物上都得到充分的实践，甚至可以说，这种独到的编辑报道方针，影响了众多的香港报纸以及新闻工作者。不难看到，数十年前，金庸先生根据自己的办报经验对媒体新闻提出的要求和期望，数十年后依然是当今传媒新闻行业所执着追求的理想和践行的方向。

眼里容不得错别字

金庸先生写作时，喜欢使用500格的稿纸，直行书写，从右到左，完全按照传统的中国文稿书写格式。他的手稿，字迹清晰工整，严格按照最标准的格式，每字或每个符号均占一格。虽难免有增删涂改之处，但无论是订正错字，或是修改句子，乃至一整段文字的改动，其标示都十分清晰，一律遵循约定俗成的业内编辑方式一一标明，绝无含糊和混乱的地方。对具体负责的编辑来说，金庸先生的文稿就是最标准的可以直接送去打字排版的定稿，无须再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订正错字，或重新誊写描摹。

金庸在书房写作。

金庸先生读书也有此习惯，但凡他手头有笔，无论面前是印刷精美的书籍，或是别人的大作，或是官式文件等，他的眼里容不下错别字和错误使用的标点符号，肯定会将其一一勾出，并作订正。显然，这与他长年从事文字工作，尤其是从事新闻编辑工作息息相关。

如今数十年过去，金庸小说的影响可谓无远弗届，除了作为印刷文字载体的图书之外，经正式授权改编的各种艺术形式，包括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杂技、绘画、动漫，乃至游戏和电视节目的知识竞答，等等，遍及文化诸多领域，读者之众难以计数。然而若只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有读过他的时评，所知道的只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庸。

同一个人，同一支笔，同样的稿纸，却可以写出截然不同类型的专栏文章。尽管其表面上泾渭分明，事实归事实，虚构归虚构，绝无混淆和含糊，但究其内里，毕竟源于同一人。金庸先生的时评，也都在说着他小说里的一句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撰文：李以建）

叶嘉莹：一辈子和诗词谈恋爱

【人物简介】叶嘉莹（1924—　），号迦陵。出生于北京。20世纪40年代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1991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93年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著有《迦陵论词丛稿》《清词名家论集》《迦陵文集》等。

叶嘉莹是蜚声中外的学者，且不说诗词创作、理论研究，光是教书育人这一项，教了70年书的她，培养出无数人才，如今90岁高龄仍站在讲台之上，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功不可没。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称赞叶嘉莹讲解诗词“阐说精妙，启发无穷”；学生们说“老师不但写诗是天才，讲诗也是天才”；更有人无限仰慕：“她站在那里，就是对古典诗歌最好的注解。”

2014年5月，叶嘉莹在南开大学接受笔者采访。（陈昊　摄）

在一个细雨绵绵的天气，笔者来到天津南开大学拜访叶先生。原本清雅的居所里，已挤进了好几位来访者。叶先生精神比年轻人还好，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工作到深夜两点半，这样的作息已经持续多年。“心无杂物，没有外物的牵念，专心与古人交流。”这是叶嘉莹总结的养生秘诀。

一身黑色的丝质衣衫尽显飘逸气质，黑色丝巾上装点着一些粉色小花，领子上别了一枚粉色的领扣，叶嘉莹看起来精致高雅，气定神闲，笔者脑中猛然就跳出了一个流行词“民国范儿”。

“新知识，旧道德”的启蒙教育

台湾诗人痖弦形容叶嘉莹“意暖而神寒”，是“空谷幽兰一般的人物”，这种气质的形成，和叶嘉莹从小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她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家族，本姓叶赫那拉，祖上与纳兰性德都是蒙古裔的满族人。叶嘉莹的父母对她采用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家庭教育，虽然准许她去学校读书，但生活上对她约束极严。她被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甚少与外界接触，封闭的庭院，在她眼里却是一个自足的小世界，窗前的几抹修竹，阶下的菊花，都成了她即景生情吟咏的对象，也让她自小养成了内向文静、幽微深远的性格。

父亲教叶嘉莹认字读书，开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论语》。当她读到“朝闻道，夕死可矣”，幼小的心灵极其震撼：“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为了它竟可以舍弃生命？对于圣贤之书，叶嘉莹强调必须真正用心去读，并且贯彻到行动中去。“现在的年轻人只是‘入乎耳，出乎口’，那是不行的，圣贤的语言在你身体里根本没发生任何作用。‘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那才是对的。”叶嘉莹对笔者说。

圣贤之书让她相信，宇宙之间自有一种属“灵”的东西存在着，当人生困厄降临时，便多了应对的力量。读初中二年级时，北京被日本人占领，叶嘉莹整年吃不到白米白面，只能吃一种混合面。“酸酸臭臭的，很干很粗糙的渣滓，老舍《四世同堂》里，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但是叶嘉莹没有怨言，拌上最咸的酱吃下去。

1941年，叶嘉莹才17岁，父亲远在后方失去音讯，母亲忧思成疾去世，身为家中长女，她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幸而当时有伯父伯母的关照，她的学业并没有中断，还如愿考上了辅仁大学。精于古典文学的伯父十分欣赏她的天分，并引导她走上诗词道路。

另一个对她产生一辈子影响的人是辅仁大学的恩师顾随先生。叶嘉莹从书柜中拿出老师当年写给她的信给笔者展示。老师希望叶嘉莹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有开发，能自建树”。信件用漂亮的繁体行草书写，叶嘉莹保存至今。读书时，她对顾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错过，记下了厚厚的8本听课笔记，在颠沛流离中始终妥善保存。后来，她把它们都交给了顾随的女儿顾之京，并一起整理成书。这是叶嘉莹认为自己这辈子做得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

风雨逼人一世来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就是何处。“让念书，也就念了。毕业后让教中学，也就教了。一位老师欣赏我，把他弟弟介绍给我，后来也就结了婚。”

刚开始教书时，生活清苦。冬天，叶嘉莹里面穿着大棉袄，外面穿一件布做的长衫。因为骑车，天长日久后面的衣服磨破了，她就打着个大补丁去上课，“只要我讲课讲得好，学生对我一样尊敬。”她有这种信念，因为她记得《论语》中说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无恒产而有恒心”，即便一无所有，内心仍保持高洁的品德和操守。

叶嘉莹的丈夫是国民党海军教官，婚后不久，她就跟着丈夫去了南方，1948年又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颠沛流离中，她写下这样的诗句：“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个人命运在大历史面前被彻底改写，从此背井离乡。

1949年年末，他们的大女儿才4个月，台湾的白色恐怖就弥漫开来，丈夫被怀疑是“匪谍”抓了起来。不久后，叶嘉莹任教的中学，从校长到老师都被认为有思想问题，全部被审查。叶嘉莹没了工作，只好投奔丈夫的姐姐。夜里，在主人家的走廊上铺个地铺；中午，为了避免孩子打扰主人午休，不得不出门，在烈日之下抱着女儿在树荫底下徘徊。

三年后丈夫出狱，却性情大变，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妻子成了他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本来，生活的重担已把叶嘉莹压得透不过气，丈夫又加重了她的身心负担，她经常噩梦连连近乎窒息，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在绝望中，她只有“把自己一部分的精神感情完全杀死，才有勇气生存下来”。

后来经师友介绍，叶嘉莹到淡江、辅仁、台大三个大学任教。生下小女儿后，她没能好好休养，身体不堪重负，又染上哮喘。每天下课回家，都会感到胸部隐隐作痛，身体似已被掏空。她想起了王国维《水龙吟》中的句子“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不免自伤。

后来王安石的一首诗，给了叶嘉莹一抹精神的灵光。诗是这样写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选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对待郁郁不得志的丈夫，也要宽容忍让。而这一忍，就是一辈子。这位情感丰富的女诗人，尽管深谙诗词中的儿女情长，自己却从未真正恋爱过。她的小女儿说，我母亲一辈子都在和诗词谈恋爱。

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由于出色的教学业绩，叶嘉莹名声散播开来，她获得了台湾大学的教授职位。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讲学。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在温哥华定居下来。

在异国他乡用英语授课，叶嘉莹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文论；另一方面，她有着自己独特的讲课方法。她对学生说：“诗歌里面是有生命的，我的英文也许不够好，我的文法、发音或许不够正确，但我讲一首诗，会把我所体会到的其中的生命感情讲出来。”她发自内心的真诚超越了语言和国界，在异国他乡让无数人爱上了中国古典诗词。

在拿到学校的终身聘书后，叶嘉莹以为自此就能安稳度日了，不料却再生变故。1976年，她的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双双亡故。她强忍着悲痛为女儿女婿料理完后事，把自己关在家里，拒绝接触外面的一切友人。在这期间，她写下了10首哭女诗。

诗词不仅帮助叶嘉莹排解悲痛，更是帮助她走出这种生死劫难的力量。1977年，她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大陆，看到火车上的年轻人在捧读《唐诗三百首》，她觉得，尽管这个民族历尽劫难，但诗歌的灵魂不死。于是重新燃起了内心的激情，决心回祖国。

1979年开始，叶嘉莹每年自费回国，在各地高校讲授诗词。当时中国“文革”刚结束，传统文化断层严重，学生们内心对于诗歌有着极大的渴求。很多教授还在用陈旧的阶级分析法解释诗歌，而叶嘉莹却讲解诗歌的“兴发感动”，并旁征博引，令学生们激动万分。

课堂上反响热烈，连叶嘉莹自己也完全沉浸其中了。“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经原辅仁大学外文系教师李霁野介绍，她来到南开大学，就此与南开结下深深的情缘。到了快退休的年纪，叶嘉莹却用讲学把生命填得满满的，她想起老师顾随先生说过的话：“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重新焕发的热情，让她抛却了“小我”之狭隘和无常。

诗歌使人心不死

叶嘉莹写过：“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屈杜魂。”对她来说，“报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书育人。讲课时，不管学生是初中生还是研究者，她一定尽己所能，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对她来说，这不仅是对不对得起学生，更是“对不对得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

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教书，叶嘉莹的好多学生现在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2014年她90岁生日时，有学生打电话给她，说很抱歉，老师的寿辰来不了了，因为已经不能走路了。叶嘉莹用自己澎湃的热情，深深感染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学生。台湾作家陈映真曾经回忆：“她能在一整堂课中以珠玑般优美的语言，条理清晰地讲解，使学生在高度审美的语言境界中，忘我地随着叶教授在中国旧诗词巍峨光辉的殿阙中，到处发现艺术和文学之美的惊叹。”

也有学生问过叶嘉莹：“叶先生您讲的诗词很好听，我也很爱听，可这对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她这样回答：“你听了我的课，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也不会加工资。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诵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

2013年之前，叶嘉莹几乎每年都要在北美和中国之间来回奔波，不过，南开大学已然成为她从事古典诗词研究和推广的重要基地。早在11年前，叶嘉莹就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不久前，有热爱中国诗词的友人听说她年老后将定居天津南开，决定给她捐助，与南开合作为她兴建了一栋集科研、办公、教学、生活于一体的小楼，定名为“迦陵学舍”。

如今，叶嘉莹正在从事一项浩繁的工程。“我教书70年，历年的讲课、讲演的录音，有2000小时以上。”她指指家里摞着的一个个行李箱，“这些都是我带回来的历年讲课录音和录像。”学生们正在帮助整理成书。她的著作文白相杂，理论性强，而讲课时深入浅出，整理出来更利于向读者普及。

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在她看来，“人生总有一天像燃烧的火柴一样化为灰烬，如果将这有限的生命之火点燃其他木柴而使之继续燃烧，这火种就会长久地留传下去，所以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老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叶嘉莹说人生最大的困难，是找到意义和价值。这难题，她早已解开。（撰文：赵晓兰）

莫言：高粱红了

【人物简介】莫言（1955—　），本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作家。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11年凭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以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籍作家。

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晚7点，注定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令中国文学界为之沸腾，也让亿万国人备感兴奋！

正如中国作协一位负责人所说，莫言获奖表明百年诺贝尔文学奖正在发生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对话，也正在非常有力地展开……

莫言获诺奖，意义非凡。借此，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莫言，破译他成功的密码。

对话莫言：“我会继续努力”

瑞典当地时间2012年10月11日13时（北京时间11日19时），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恩格隆德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来自瑞典的选择

当天，笔者特意提前一小时赶往瑞典文学院，经过两道安保的检查才进入现场。此时，古色古香的文学院大厅里已经挤满了前来占位的媒体记者和各种机器。大家都把镜头对准了大厅一角紧闭着的大门。它是通往院士会议室的，已经被围栏围住，待会儿，宣布者将把神秘的答案从这扇大门里带出来。

笔者环视了一下周围，这次参加发布会的人数明显比去年多。除媒体外，现场还有一些学者和高校学生，站在笔者旁边的约兰·埃里克松教授是从400公里外的韦克舍大学赶来的，他说：“瑞典文学院每年抽签决定谁可以到现场旁听发布会，我今年幸运被选中，一大早就坐车赶来了。”知道笔者是中国人后，他说：“今年肯定是亚洲作家获奖。”

13点整，紧闭的大门打开了，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恩格隆德走出来，在咔嚓咔嚓的快门声中，他如往年一样淡定，先用瑞典语后用英语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他的作品中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是历史和现实的并存。”话音未落，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所有挤在现场的中国媒体和旅瑞华人都激动不已。周围的瑞典人在得知笔者来自中国后，纷纷表示祝贺。一位瑞典记者着急地问，莫言两个字如何拼写，哪个是姓，哪个是名。

大厅的另一侧有一个空的桌子，起初无论大厅里怎么拥挤，主办方都不肯将这个空的桌子提供给记者们摆放设备。大家一直在猜测桌子的用途。此刻，桌子迅速布置成一个展台，放上了十多本莫言的瑞典语、英语和法语著作，其中有《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等。书的旁边还摆放着瑞典文学院关于莫言获奖的一大沓瑞典语、英语、德语、法语新闻公报，上面有对莫言本人和作品的介绍以及评价，供与会者取阅。

瑞典文学院院士、汉学家马悦然告诉笔者，瑞典文学院认为莫言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他是他自己，他不学别人，他只写他要写的东西，谁都不能影响他。”谈到跟莫言的私交，马悦然介绍，他跟莫言认识30年了，是非常好的朋友。近年来，他也翻译了莫言的两部作品，但都没有出版，因为怕有人据此推测莫言要获奖。他笑着跟笔者说：“今天晚上回家可以拿给出版社出版了。”

莫言的作品《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的瑞典语版本是汉学家陈安娜翻译的。她的先生、旅瑞华人作家万之在发布会现场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生死疲劳》非常精彩，五年前当安娜拿到这部作品时，我就对她说，你一定要翻译，这是本能拿诺贝尔奖的作品。今天我很激动，这是中国籍作家在文学奖的零的突破。大陆有很多好的作家，莫言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得奖可以让全世界关注中国文学，关注中国作家。”

其实，两个月前陈安娜去了趟中国，当时她先生就很激动地跟笔者说：“这关系到中国人获诺奖呀！”只不过，大家都觉得应该是明年得奖，没想到今年就能拿到。

由于经济不景气，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下调了20％，从往年的1000万瑞典克朗变成800万瑞典克朗，约合750万元人民币。

在高密平静面对

莫言

在获奖结果公布后，莫言第一时间接受了笔者的电话专访。“我也是从电视上知道自己获奖”，“听到获奖的消息，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我认为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世界所认可。接下来我还是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我会继续努力”。

随后，由于苦苦等待采访的媒体太多，莫言只好出现在高密一家酒店里，接受了众多记者的采访。他告诉笔者：“我觉得不管是在网上挺我的，还是在网上批评我的，都有他们的道理，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表达对一个作家作品的看法，所以挺我也好，批评也好，我都非常感谢他们。”谈到诺贝尔文学奖，现场的记者很兴奋，莫言则相当冷静。“并没有值得特别兴奋的地方，得与不得都无所谓，作家最重要的是作品而非奖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对今后创作的一种巨大鞭策。（我要）尽快从当前的热闹与喧嚣中走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他还风趣地说：“要花大量时间应付你们这些记者了。”

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则告诉笔者：“前天，他还和我一起在高密赶大集，他非常愿意回到家乡来，他说年纪再大点将长期回老家居住。”

“我根本没做出什么成绩来”

此前，笔者曾对话莫言，就其创作和作品进行探讨。

笔者：您最新一部小说是2009年出版的《蛙》，至今将近三年了。这是否说明，您的创作过程非常严谨，需要酝酿很长时间？

莫言：《蛙》是一部酝酿非常长的小说。2002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到高密过春节，大年初一，他问我想写什么，我说我想以我当妇科医生的姑姑为原型写一篇与生育有关的小说。他非常感兴趣，跟着我拜访了我姑姑，聊了几个小时。他出来后跟我讲，他一边听我姑姑说，一边在脑海里出现很多我姑姑的画面：怎样在半夜三更打个红灯笼去敲门，怎样在结了冰的河上骑着自行车飞奔……

我2002年7月份开始写这个小说，大概写了15万字，感到越写越不顺利，就把它放下，先写《生死疲劳》。《生死疲劳》写完后，2007年夏天，又重新写《蛙》，原来的15万字都不要了，另起炉灶重新写。

对我来讲，小说不在于多写，我已经写了30多年，出了几百万字，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写好，千方百计地、尽最大努力地不重复自己。一是要有新的思想元素；二是要塑造过去文学作品里没有出现的人物；三是要有非常清醒的文体意识，包括语言和结构。这三个方面达到了想象中的效果，小说就可以出版了。《蛙》在思想元素方面就有新的东西，通过姑姑这个妇科医生最后的觉醒，表现了对生命价值的重新认识，我们过去对生命的价值是比较漠视的，现在则为此感到愧疚，并希望弥补。

笔者：您的小说读起来似乎越来越简单了，同《檀香刑》《生死疲劳》相比，《蛙》更加简单、好读，这是怎么考虑的？

莫言：我想是一种返璞归真吧，《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这些小说结构上费尽了心力，搞得读者也是眼花缭乱。后来我觉得，涉及心灵深处最痛苦的地方，没必要用这种过分花哨的方式来表现，索性更直接，不给读者增加任何阅读障碍，简洁朴素地把它记录下来就行了。

笔者：以前那些小说在结构上的实验性探索给您留下了什么？

莫言：这种探索的痕迹还在，这种训练对现在的创作还有影响。

笔者：您如何看待中国那一批作家的实验写作？

莫言：这大概跟中国封闭了20年有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人没有读到西方同时代的小说，中国文学实际上只有革命现实主义这一种文学模式，它受阶级观点的影响太重，把敌人不当人来写、把自己当神来写。到20世纪80年代突然读到西方小说，真是大开眼界，意识到原来文学并不是我们所标榜的那样，于是产生了很大的动力。

所以，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实验写作是在两个方面双向突破。一方面在内容上探险，突破各种各样的禁区，开始写爱情、写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写坏人的优点；另一方面在形式上探险，借鉴西方文学的写作形式，对中国传统的小说技巧进行革新。这些实验尽管有缺陷，但是非常必要，如果没有这一段对西方文学的模仿，就不会意识到要寻找自己文化的根，要创造自己文学的特色。

笔者：现在，汉语文学创新的可能性在哪里？

莫言：我现在不敢轻易谈创新的问题，因为一部文学作品对自己来说是新的，在别人看起来往往还是旧的。作家应该从自己的角度考虑，你过去没有写过，现在写，就是创新；别人写没写过，可以不去考虑。

创新离不开传统，创新也必须向外部学习。你只有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东西，你只有知道现在国外的作家在写什么、在怎么写，你才有可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创新。另外，我觉得要创新还必须大胆向小说以外的艺术形式借鉴，比如传统的作家应该谦虚一点，向网络作家学习，向年轻作家学习。如果你不了解年轻人写了什么东西，你谈创新，也是一句空话。当然，还要尽量涉猎更多的艺术形式，包括话剧、戏曲，任何一种艺术元素都有可能被移植到小说里面，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可能激发作家的创作灵感。

新作品的新，就是我前面说的三点。第一是题材新，过去写得很少或者没写过的。第二就是大胆对一些东西进行反思，文学里面应该有忏悔，作家应该在大家习以为常的地方进行反向思维。第三，关键是人物，一个作家最终让人记住的不是他讲的故事，而是他塑造的人物。讲曹雪芹想起贾宝玉、林黛玉，讲鲁迅想起阿Q，讲张爱玲想起曹七巧，故事我们可能都忘掉了，但人物在我们脑子里有形象。如果一个作品里塑造了一个或者几个让人难忘的新人物，这个作品肯定是成功的。

笔者：您小说里的故事都很神奇，是您的个人经历就那么神奇吗？

莫言：很多事情是童年听说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写的时候肯定有大量的想象，即便是一个简单的故事，经过作家的想象和发挥，也会变得非常华丽，非常复杂。

笔者：您的小说有一个永恒的背景，就是家乡高密。现在有个说法，您就是高密的一张名片。

莫言：高密没有旅游资源，山啊、水啊、古迹啊都没有。它曾经是个很发达的县城，有庙宇城墙，如今彻底没有了，片瓦不留。高密也想搞文化、搞旅游，难度很大，就拿我来做文章了。我跟我们县里的领导说，只因高密名人少，故把莫言捧上天。但我头脑是很清醒的。高密建了莫言文学馆，怎么来的呢？最初退休的老干部成立了莫言研究会，正好县里有个空置的旧楼，他们跟县里商量，反正空着，索性拿过来给我们用，于是在那里搞了一个莫言文学馆。我是反对的，但也没办法，人家说我们研究一个作家，你没权干涉吧？2009年举办开馆仪式，我说我非常感谢，但这个小楼里摆的那个莫言跟我已经没有太大关联了，我非常清楚我根本没做出什么成绩来。高密就是作家少，如果像北京、南京一样多，肯定就轮不到我。

笔者：有一些西方学者批评您的作品，比如德国汉学家顾彬，他说您用43天写出一部小说是“不尊重语言”，德国很多作家一天只写一页；而且批评中国作家外语水平差，没有开阔的视野。

莫言：我1987年就见过顾彬，他的批评我觉得有道理。德国很多作家更多是在思辨，不像我们这样迷恋故事。思辨确实是我们中国作家的弱项，我们应该在这方面补补课。但如果小说光有思辨，没有人物，还能算个小说吗？

顾彬对语言的重视，我完全同意，不管你写故事性强的小说，还是写思想性强的小说，语言肯定都是第一要素。如果懂一门或者两门外语，那更好啊。假如我们能直接阅读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小说，可能比读翻译的小说好得多，因为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有的小说可能是一流小说，翻译过来就成了二流甚至三流的了。另外，如果我懂一门外语，我肯定会和母语形成一种对照，在比较中我才会知道汉语哪里比英语好，哪里不如英语，才有可能形成语言的创新。但是没有办法，现在我50多岁了，再要求我学外语，我努力一下，也许能学会问路、点菜，但要学会阅读原文、体会原文的精妙，那太难了。我们寄希望于下一代人。

笔者：前面您也提到，传统作家要向网络作家学习，您怎样看待当下的网络文学？

莫言：网络文学我读得不多，但我知道在网上已经热火朝天了。我上过一次小说网站，发现很多网络作家的语言十分纯熟。一些活跃在年轻人口头上的语言表达方式，在我的交往圈子里是听不到的，很生动，当然有的也很玄。阅读这样的网络文学，能使我与当下的生活保持一种密切的联系，能够通过他们的作品感受到我现在不熟悉的生活氛围。比如，网络上很多人写的悬疑小说、惊悚小说，想象力是非常发达的。

现在的网络文学就像早些年的网络购物一样，是势不可当的。将来文学阅读的时间，慢慢会被网络阅读吃掉，人们读小说更多是通过电脑、手机、电子阅读器，传统的纸质阅读肯定会变成一个小小的角落，但也不会完全消失，因为手捧一本书的感觉是特别的，是能够欣赏书本装帧的艺术美的，会有一部分读者愿意用这个方式来阅读。只不过，再也不会有洛阳纸贵的现象了，将来纸书肯定是不贵的。

笔者：您怎么看待当下的80后写作？他们的生活经验可能很简单。

莫言：生活经验简单对初期写作肯定构成障碍，每个作家的初期写作多半是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开始的，写自己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物，甚至写自己。但写“我”、写学校，这点资源写两本小说就用光了，你不能老写你高中那段生活。现在很多青春作家面临着怎么突破小我、小环境、小圈子，进入到更大的社会环境里，投入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里的问题。

获得更广阔的思想，只有通过阅读和生活，没有别的办法。阅读可以弥补生活经验的贫乏，读历史可以让你的生活往前提，读科幻可以让你的生活往外扩。我们看到的历史小说，都充满了时代意识，80后作家和50后作家写的历史小说肯定不一样，因为他们的意识不一样了。

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李傻傻、马小淘，这些80后作家都有各自的特点。李傻傻是从农村出来的；韩寒是离经叛道的、反叛者的形象；郭敬明的作品是建立在动漫基础上的小说，想象的东西比较多，跟现在生活的关联非常少；张悦然刚开始是写女性的情感经验，现在也在慢慢扩展。他们还是形成了各自的风格。（撰文：刘仲华　董阳　张晓博）

从“沉默少年”到“军旅作家”：家在“高密东北乡”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也几乎一夜之间把中国的乡土文学推上了世界文坛之巅。

“乡土文学哪里寻？山东高密东北乡。”这是山东高密人最感自豪的一句口头禅。“高密东北乡”就是莫言的家乡。

反复出现在莫言作品里的“高密东北乡”，不仅是莫言笔下绝大多数故事发生的舞台，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符号。几年前，一批文学青年曾结伴游览高密，只为亲身感受莫言笔下的风物人情。看到一些和小说里相符的场景，他们会激动不已：“这是当年《红高粱》里的那块地，这是《丰乳肥臀》里提到的，这是《蛙》里写过的……”

高密这片典型的中国北方乡土，滋养了莫言两个生命：自然的和文学的。

想当作家，只是为了不挨饿

1955年，莫言出生在高密县（现高密市）大栏乡平安村一个农民家庭。他原名管谟业。据当地的老人说，两岁时莫言曾不小心掉进茅坑里，差点被溺死，哥哥把他捞出来冲洗了好半天才弄干净。乡亲们都说他“是个命大的孩子”。童年时，因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莫言几乎瘦成一根豆芽，一颗大脑袋更加显得突兀。为了填肚子，野草、树皮，他什么都吃，甚至连煤块都敢啃。1961年春天，村里的小学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莫言和小伙伴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啃起来，觉得那煤块越嚼越香，还说“味道好极了”。

尽管家里穷，父母还是把莫言送到家乡的小学去读书。“文革”开始后，因他的家庭成分是“中农”，被列入“出身不好的一类人”。后来，又因“他和老师之间闹了些不愉快，便失去了上中学的资格”，不得不回家务农。据莫言后来回忆，“15岁以前都半光着屁股，参加一些不应该是孩子参加的劳动”。本来，十几岁的孩子正是最喜欢说话、饶舌的时候，但莫言却“开始经受农村劳作的孤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学会了“自言自语”，大家都不知道他究竟在嘟哝些啥。这让父母和工友们一度很担心，都觉得他“有毛病”。后来，他给自己取的笔名为“莫言”，就是提醒自己少说话。

也不知从哪一年起，莫言萌生了写作的念头。他的初衷很简单，听说写书有稿费，就能吃饱肚子，于是他开始在破旧的煤油灯下看书写字。

那个年代，当兵是男孩子的最高理想。经过四次报名，1976年，莫言终于如愿参了军。在站岗放哨时，虽然莫言保持着挺拔笔直的身姿，但脑子里想的却全是写小说的事。三年后，莫言在一家地方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叫《春夜雨霏霏》的文章，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在部队里，莫言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1983年，已是正排职教员的莫言，被调到北京的部队。在这里，他有机会认识了很多作家。他的作品《民间音乐》，曾得到著名作家孙犁的赏识。不久，莫言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并开始了专业的文学创作之路。在小说《白狗秋千架》中，莫言第一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个象征家乡的地名，这个地名从此成为他的专用地理名词。

一个冲动，诞生了《红高粱》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期间，莫言参加了一个关于写作的座谈会，会上他获得了一个灵感。一位老作家说：“中国共产党有28年的战争历史，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有很多素材，但我们已经没有精力把它们写出来了，因为我们最好的青春年华在‘文革’中耽搁了，而你们年轻人这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体验，你们怎么写作呢？”莫言听了这话，有点激动，他当时就站起来说：“小说家不是要复制历史，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才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经历过战争也可以写战争。”

面对这位有着“无知无畏”气魄的年轻人，在座的老作家们也只是相视一笑，不以为然。但是，没过一个星期，莫言就将一篇战争小说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它就是《红高粱家族》（部分）。此书不仅很快出版，而且一炮走红。

很快，正在为找好剧本发愁的导演张艺谋慕名而来。那时候，站在莫言面前的张艺谋也还是个年轻人，光头，短裤，赤脚，手上提着两只胶皮轱辘做成的简易凉鞋。他是从太行山电影《老井》的拍摄现场赶到北京的，一进楼道就高喊：“莫言！”

两个第一次见面的人很快就聊得热火朝天，当时即敲定了电影《红高粱》的改编权。“所有人都说我像个农民作家，农民作家肯定信赖农民导演，都是农民兄弟，我找一个工人、知识分子可能他还导不了。”当时莫言对张艺谋没什么要求，“爱怎么改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试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

人们都知道，后来张艺谋拍的电影《红高粱》不仅红遍中国，也把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带进了西方世界。《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也开始注意到这个中国作家，还给《红高粱》写了书评，称“莫言那些‘土匪种’的角色和入了神话架构的高密东北乡，从此上了世界文学的版图”。

住进楼房，却做不了城市人

《红高粱家族》出版后的近30年里，莫言一直在忠实地延续着“高密东北乡”的故事，一代又一代。《红高粱家族》写了“我爷爷我奶奶”；20世纪90年代中期，《丰乳肥臀》写了“我爹我妈”；2005年，又用《生死疲劳》写了“我”这一代人。

莫言说，他最怀念的还是20世纪80年代。“80年代很多作品是我跑回老家去写的，很多小说是在供销社的仓库里写的，里面生了一个煤炉，但是外面很吵。”后来，莫言的家搬到北京的平安里，他每天从上午9点工作到下午3点，触手可及处，就有一本《高密县志》，随时备查，以免在文章细节上犯技术性错误。但莫言说，其实他根本无法做一个纯粹的城市人，因为一直根深蒂固地怀念着土地和乡村。于是，他在客厅和书房里摆上各种植物，阳台的花盆里还种上了葱和蒜，这是山东农民最爱的食物。“每年我都会回老家过年，我父亲、哥哥、嫂子、姐姐、侄子们等，几十口亲人都住在乡下。我叔叔家的一头母猪生了16头小猪崽，就会马上打电话给我，一头牛生了3个小牛犊，也会当作喜事告诉我。”

莫言说他并不满意现在的写作环境，“住在楼房里，一开窗就是一片喧闹声”。他最理想的状态是，在靠山靠水安静的地方住下，房子里摆放着古老的木头桌子，泡好一杯普洱茶，点一支烟，开始写作。

莫言经常说他的成功不在写作上，而是有个幸福的家庭。

莫言的妻子杜勤兰，也是“高密东北乡”的孩子，两人识于儿时，感情甚笃。1981年，结婚两年后，他们迎来了爱情的结晶——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女儿管笑笑出生，被夫妻俩视若珍宝。

在管笑笑的记忆里，穿军装的父亲每次回家探亲，都会给她带回很多书，有童话故事、作文选、字典、连环画。管笑笑幼年时，曾随母亲回到山东老家居住，过了一段与父亲两地分居的生活。莫言在北京工作，笑笑和母亲住在高密县城。她至今还记得，每次父亲回家探亲时，特喜欢干农活，经常会忙于锄草、打药治虫、翻地，她就跟在父亲后面颠儿颠儿地跑来跑去。

直到1995年，笑笑和母亲才离开山东，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此时，莫言正在构思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妻女的到来刚好可以照顾他的生活。1997年，莫言从部队转业，后专门搞创作。2000年，笑笑考入山东大学外语学院读书。也许是受父亲影响，笑笑对手写的书信情有独钟，不仅用钢笔，还经常用毛笔和宣纸给父亲写信。这让莫言深为感动，他就把女儿用宣纸写的信贴在客厅墙壁上，有空便细读品味。

出乎莫言意料的是，此时，女儿正构思一部反映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直到一次暑假过完，女儿忐忑不安地把一部19万字的初稿拿给莫言看时，他才大吃一惊：女儿竟然在他眼皮子底下偷偷写作了！看完初稿，莫言只淡淡地说了两个字：“还行。”2003年年初，这部名为《一条反刍的狗》的小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受到青年读者好评。

女儿出息了，父亲也没闲着。这年7月，莫言的新作《四十一炮》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这对父女作家，又给中国文坛平添了一段佳话。（撰文：许陈静）

历史感、批判意识与乡土色彩：莫言的文学世界

从1981年公开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至今，莫言共发表了80余篇短篇小说、30部中篇小说、11部长篇小说，出版过5部散文集、1套散文全集、9部影视文学剧本，还创作了两部话剧。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瑞典语、俄语、日语、韩语等十几种语言，并先后斩获了海内外诸多奖项。

每篇小说都不一样

莫言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最有写作才华的作家之一，他的文体意识非常强，每篇小说都不一样，总会带给作者全新的体验。

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成名作。小说择取了“文革”期间的一段农村生活，写了在家没人疼、在外被歧视和忽略的“黑娃”所做的一个有关“金色透明红萝卜”的梦，并透过他的视角展现了民间氛围中的乡村风景与神秘事物。莫言曾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这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如果硬要我从自己的书里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是我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的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娃’。”

1985年春，《透明的红萝卜》在大型文学刊物《中国作家》上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莫言第一次在文坛上引发关注，《中国作家》还专门组织在京作家、评论家举行讨论会，对作品主题展开讨论。至今，提起这部作品，还有人感触颇深，认为小说写出了一个贫瘠年代农村少年的梦想，也显露出莫言对感觉描写的天赋，并提出：“莫言小说中最大的成就便是对感官的重新探视，即把人的听觉、味觉、视觉甚至想象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在当代作家中是独一无二的。读他的小说让人非常兴奋，好像人的全部毛孔都被打开了的感觉。”

1985年至1986年间，莫言完成了他的代表作《红高粱家族》。他依照家乡发生的“孙家口伏击战”史实，创造出“高密东北乡”，通过“我”的叙述，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上演的一幕幕轰轰烈烈、英勇慷慨的悲剧。有评论称：“书中洋溢着莫言独有的丰富饱满的想象力、令人叹服的感觉描写，并以汪洋恣肆之笔全力张扬中华民族的旺盛生命力。”《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莫言多部作品的责编叶开也表示：“这部作品彻底颠覆了此前‘官办历史’的记忆。”《红高粱家族》震动了国内外文坛，后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红高粱》，莫言的名字从此广为人知。

莫言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发表于1987年。小说构筑了一个由官僚垄断和警察所统治的“天堂县”，描述了底层人民艰难的生存状态，并剖析了农村文化的落后、思想的贫乏、生存的窘迫。同年，他的另一部极富探索性的作品《十三步》（后曾改名为《笼中叙事》）发表，用荒诞的艺术手法描写出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

《酒国》出版于1992年。叶开向笔者回忆说，当时“下海”大潮汹涌，文学突受冷落，莫言闲居在高密家中，有充分的时间构思、斟酌这部长篇小说。“整部作品含义丰富，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思考，对疯狂追逐新奇特食品的嗜好描写得尤其精彩。”

199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洋洋洒洒有50万字。文学批评家李静曾撰文分析莫言的作品，称《丰乳肥臀》“是一部以诗学正义追究历史正义的智勇之作。小说设计了庞大的人物谱系，横跨了50多年的历史时间，由此衍生出一个繁复巨大、枝蔓横生、质感细密的结构。25个主要人物，每个人都有神奇而合理的个性、遭际与命运，最后，几乎所有人都被历史洪流一一毁灭……这幅从春到冬的生命图景，镌刻着作家自身与整个民族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

在叶开的眼中，《丰乳肥臀》可以说是莫言最好的作品之一，也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顶级作品，对土改、“文革”、经济热等都有极深的揭露和反思，与余华的《活着》等作品一起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新历史”叙事原则。但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一经出版便因内容尖锐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写文章批判，甚至有人写信告莫言的状，在他凭借此作夺得当时中国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奖金10万元）后，各种冷嘲热讽丝毫没有减退。

《丰乳肥臀》后，莫言沉寂了很多年，其间陆续创作了一些影视剧本和大量散文。直至1999年，他连续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司令的女人》《野骡子》《师傅愈来愈幽默》等四部中篇小说。两年后，他出版了长篇小说《檀香刑》，将自己独特的“残酷语言”推到极致。时隔两年，他又发表了长篇小说《四十一炮》。

莫言的另一部长篇代表作《生死疲劳》出版于2006年。小说通过主人公亡魂在人间的轮回，把中国历史的大变迁写得酣畅淋漓。叶开称，这是一部真正的杰作，但还没有被文学界深刻感受到，“这部作品的‘轮回’结构，是写长篇小说的作家梦寐以求的，他（莫言）因此能从容地、天马行空地展开叙述”。也有评论家认为，《生死疲劳》中所包含的魔幻的感觉，让人隐约看到魔幻现实主义经典小说《百年孤独》的影子。这部小说获得了福冈亚洲文化大奖。

2008年，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的长篇小说《蛙》终于付梓。不同于以往作品注重历史幻想色彩的特点，《蛙》更接近对现实的书写，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写出了中国农村近60年来的生育史。

莫言说，此前几年，他发现社会上总是用放大镜放大社会中的缺点并进行批判，却很少有人把目光聚焦到自己身上。换个角度看，自己是否也对社会上的弊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于是开始学习鲁迅解剖自己、批判自己的做法。“这就是一部开始执行自我批判的作品，是我提出的‘把自己当罪人写’的文学理念的实践。”莫言说。

2011年8月，莫言凭借长篇小说《蛙》斩获中国文学最高奖项——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写作上的“叛逆少年”

要想完整、准确地评说莫言，是很难的。但评论界仍有许多人，在不断地研究他。

纵观莫言的小说，大多以他的故乡为蓝本。叶开评价说：“在文学世界里，莫言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在他眼中，莫言的作品风格独特、语言犀利、想象狂放、叙事磅礴，在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中独具魅力。而在李静看来，已有30多年写作生涯的莫言“仍是一个叛逆的少年”。她曾这样评价：“莫言的作品天马行空，变化无穷，似皆源自一个顽劣精灵对禁锢和衰竭的促狭与敌意……这位本性多嘴好动、却因家庭出身而在早年饱受压抑的作家，终于在小说中安顿了他大逆不道的判断与梦想……莫言的小说世界，乃是自由意志所垦殖的不驯的疆土。这片疆土遍布着荒谬与不幸、大笑和哭泣，亦遍布着无数可能，无数岔路……”

许多年前，文学评论家杨小滨就在美国学术界的电子邮件群里发起推荐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活动，并列举了“强烈的批判意识、勇敢的先锋主义美学态度、鲜明的本土色彩，以及在中国当代最优秀作家中有最多作品被翻译、介绍到西方”等理由，阐述莫言是最有资格和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当时，杨小滨的这一言论引来了不少人的质疑，而今天，莫言真正摘下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向全世界证明了自己作品的价值。（撰文：王延辉）

对中国文学的意义和启示

在得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时间，笔者采访了中国作协及文学界、出版界人士，探究莫言获奖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和意义。

让中国文学更自信

“莫言获奖实至名归。”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在他看来，莫言取得的这一成就是他二三十年来艰苦努力、积累的结果，莫言是全球华人作家中国际影响最大、在世界文学圈子里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此次获奖对中国是个好事，可以激励未来中国纯文学的发展，以前似乎遥不可及的事情现在一下子变成了现实。”张颐武说，以后国人在对待诺贝尔奖时，会更自信、淡定，只要我们自己发展得好，只要我们的文化创造不断努力，扎扎实实规划，未来我们的国际大奖肯定会越来越多。张颐武告诉笔者，莫言获奖是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的一个大战略，是从一个更大尺度、更大空间看待文明所做出的一个判断，是对中国综合力量的肯定，是对中华文明、中国成就的肯定。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对笔者表示，莫言此次获奖，将促使世界各国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学，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文学还是在发展变化的。“每个时代，中国文学都有很多优秀作品，比如在清代有《红楼梦》，民国有鲁迅的作品。虽然我们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但并不能说明中国文学没有高度。此次莫言获奖，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标志，一个象征。”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好友何建明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既是对莫言的肯定，也是对中国传统现实主义写作的充分肯定，说明了世界文学在表现现实、表现社会、表现人的命运上是一致的。人文关怀、历史关怀和时代的关怀，这些都是文学的主体东西。“一百多年来，从鲁迅开始，我们一直有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不承认我们的时候，我们总会有种种的想法。现在我们得到了这个奖，对中国文学应该是一个提升，也是一种鼓励，会让中国作家感到，我们的作品在世界是响当当的。”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审、编辑部主任王德领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说明我们对当代的文学不要自暴自弃，不要看低了自己，我们要有自信心。我们的当代文学还是有很大的成就的，我们并不逊色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学，随着我们国力的上升，中国文学也是繁荣的，并不像有的西方所说的，因为体制，文学的艺术性打了折扣。其实，当代作家中像贾平凹、王安忆等，都是有实力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

启示：文学要有独创性

在论述莫言的文学成就时，王德领表示：“一个作家不光是要把内容呈现给读者，还要有独创性。莫言的独创性就在于他的文体意识、独一无二的感觉描摹以及对历史、人性命运的洞察。”他认为：莫言获奖对中国文学有一个启示，就是增强作品的独创性。“每个作家只有找到自己的独创性，才能得到世界更大的认可。其实，独创性被很多现代人忽略了，作家的写作是需要天赋的，著名作家的产生不是靠训练，而是要能找到自己的特色。我觉得莫言没有响应什么潮流和号召进行写作，一部作品有一部作品的写作风格。”

在孙郁看来，莫言是有创造性的。孙郁表示，不同于以往革命文学对人物的塑造，莫言是在一种不纯粹、不完美的环境中来表现人性的美，他把丑恶和美丽的东西杂糅在一起，在一个很混沌的、很复杂的时空中展现人性。《圣经》是一部很伟大的作品，但里面有血腥；佛教很慈悲，但里面也有搏杀。任何纯粹的、美好的东西都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出现的。莫言在一种复杂的语境中来展现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个性，这是有贡献的。他反映了生活，反对专制主义，对中国的黑暗社会、对人性的弱点以及几百年的历史反省得很深刻，这是他文学作品表现出来的独创性。

在和莫言有限的接触中，王德领对莫言有着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对中国1949年以后多灾多难的历史有着深刻的解读和独特的看法，是一位有独立思想和价值的作家。“这是好多中国作家应该反省的。现在很多作家是在为政策而写作，为文学奖而写作，为市场而写作，这都是不对的。作家太注重市场，就会写得很庸俗。莫言获奖也许对中国纯文学是一种提升和推动，会让作家更加将身心沉潜到文学当中。当然，总会有些作家是为市场而写作，但我觉得为文学写作的作家更能找到自信。”

王德领记得，莫言谈过怎么看待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关系。莫言曾说，你没有太认真地写，很随意、很放松地写，也许会写出一部不错的作品。个人发奋要得什么奖，是不可能写出好小说的，忘掉所有的奖项是所有作家最高的选择。“文学创作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要面对现实世界。”王德领说。（撰文：王延辉）

宁愿是莫言，宁愿是红高粱

莫言，曾是文学爱好者才知道的名字，由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迅速地演变成网络上集体狂欢的名词。捧的、骂的、调侃的、编段子的，口沫横飞，莫言被众人从精神层面“消费”了一把。

接下去，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莫言还将从物质层面、商业层面被“消费”——他的家乡山东高密设想投资6.7亿元打造旅游带，其中包括斥资千万元种植万亩红高粱，“赔本也要种”。自然，出版商也在加紧开印莫言的书，还有各种能跟莫言拉扯上关系的书。

莫言本人目前还很清醒：“决定一部作品流传的广度和长远度的，最终取决于作品本身的质量。《红楼梦》没有得过任何奖，但是流传不衰，而很多得奖作品如过眼云烟了。”

这话说得中肯。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就有极大的偶然因素。细瞧这些年的得主，多半“冷门”得让人跌破眼镜，比如2009年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雀屏中选，德国各路文学专家在媒体面前就十分尴尬：对赫塔实在所知甚少。国人曾经诧异的，还有2000年入法国籍仅三载的中文作家高行健被选中——鲁迅、巴金、张爱玲没能拿到的诺贝尔文学奖，落入搞先锋派戏剧这一小众文化的“海外游子”之手，让不少中国读者成了“丈二和尚”，从此对诺贝尔文学奖看淡了许多。相比之下，莫言几乎可以算是“流行小说家”了。

细察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届得主，正如有些专家形容的，它“除了文学性以外，更像一个政治立场、性别、国家之间的平衡和博弈”。政治立场，是标榜反集权反专制，有此色彩的作家，中选机会便陡然增加。诺贝尔文学奖对女性作家也颇多偏爱，近年来，除了赫塔，还有2004年得主、《钢琴教师》作者、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2007年得主、生于伊朗且一度参加过共产党的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

从上述特征看，边缘化写作几乎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不二之选。身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莫言，能够胜出殊为不易，这甚至可能是瑞典人去意识形态化的一个姿态。或者说，他们还真比某些说着国语却激烈反对莫言获奖的人更能读懂莫言的作品。

还有国人反对莫言作品进高中语文课本。这让人不解，虽然获奖不意味着作品层次的飞升，但因为获奖而抹杀莫言作品的价值，更为荒谬。倘以莫言作品取代某些长期盘踞语文课本的庸俗颂歌式散文，又有什么不好呢？毕竟，生于饥饿年代、为了有饺子吃而决定当作家的农村汉子莫言，以及他隐藏在魔幻般的文字张力之中的批判精神，能告诉孩子们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因此，莫言获奖有偶然性，但是莫言并不因为偶然获奖就变得“可耻”，他从文学角度精准解构中国农村神话的努力，也并不因此就该被无视。莫言拥有雄健而悲悯的洞察力与表现力，文字有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更有对弱者冷冷的洞悉与怜惜，当然，我们更期望他对中国“分裂的文明”与社会现实，继续拥有一种深刻的宏观审视与人文关怀。

好吧，就算对这一切均不感兴趣，逛逛高密的万亩红高粱也无妨。只要这笔打造“莫言旅游”的巨资，决策程序公开透明，经得起审计。毕竟，文化需要载体，文学也需要载体，跟着父母逛万亩红高粱的孩子们，或许更容易萌生阅读莫言以及更多当代中国作家作品的兴趣。

横竖要人被“消费”，如果非要选择，那还不如是莫言，不如是“红高粱”，尽管他本人未必愿意，就算是一种牺牲吧。（撰文：李泓冰）

葛浩文，帮莫言得奖的功臣

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能够让用汉语创作的作家得到挑剔的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青睐，莫言作品的翻译者、73岁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功不可没。在莫言得奖之前，他就已经把好几位中国作家送上国际文学的领奖台——姜戎、苏童和毕飞宇都是凭着他的译本，先后获得了曼氏亚洲文学奖。在将中国当代小说推荐给世界这方面，葛浩文堪称第一人。

萧红把我领进汉语翻译的大门

葛浩文1939年出生在美国加州。年少时他不爱读书，终日游手好闲，可以说是个“古惑仔”。他的功课倒不算差，基本上每门课都能蒙混过关，却总卡在亚洲历史上。第一堂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几个汉字，他就想：“我连英文都认不全，为啥还要学中文？”没想到，这样一个学生，日后会成为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师。

2008年3月14日，葛浩文在北京。

22岁时，葛浩文从加州州立大学毕业，取得文学学士学位。身无长技的他找不到工作，于是决定当兵，进入海军军官培训学校，毕业后被派到美国海军驻台湾的司令部，成为一名通讯官。“最初我听说自己将被派往台北，等正式命令下来后却发现是派往台湾。我感觉受到了愚弄，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台北是台湾的一个城市。你知道当时我有多蠢了吧！”多年以后，葛浩文这样回忆道。

此后，葛浩文先后被派驻日本和越南，然后又回到中国台湾。经受过越战洗礼的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年少轻狂，并拿起书本。“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真正看进去书”。他发现自己有学汉语的天赋。“我有一双好耳朵，能够区分复杂的汉字发音。”他向一位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东北老兵学习中文，“葛浩文”就是这位老师给他起的名字。退伍后他没有马上回国，而是进入台湾师范大学汉语中心学习，直到得知父亲患上癌症的消息后，他才回到美国。

回国后，葛浩文继续学习中文，先进入旧金山州立大学攻读研究生，又到印第安纳大学继续攻读博士。他的博士生导师是柳亚子的儿子、旅美散文家柳无忌。学习期间，导师向他提起中国有一对作家伉俪萧军、萧红，他们的爱情故事曲折动人。葛浩文就找来一本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读了起来，那是他读的第一本中国小说。而萧红则激起了他更浓厚的兴趣。1974年，他以萧红为研究对象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五年后，他以这篇论文为基础所写的《萧红评传》在港台出版，掀起了一股萧红热。

中国改革开放后，葛浩文曾在哈尔滨生活过一年，为的是继续做关于萧红的研究。他去过萧红就读的中学，还专门拜访了萧红故居。天寒地冻不能出门时，他就在家中翻译“二萧”的作品。“萧红把我领进汉语翻译的大门。”葛浩文说。

以“洋人”的眼光看中国文学

葛浩文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小说是张洁创作的《沉重的翅膀》，它曾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译本在美国卖得不错，“于是我下定决心，这辈子我就干这个了！”此后，葛浩文“一翻而不可收拾”，贾平凹、刘恒、苏童、王朔、莫言、阿来等20多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40多部作品通过他的笔译成英文，在英语世界得到推广。1984年，他还创办了《当代中国文学》杂志，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中国文学在美国的市场十分有限。美国每年大约出版10万种书，其中只有2％到3％是翻译书。“一部中国作品，哪怕中国人特别喜欢，但是如果我觉得在国外没有市场，我也不翻。我基本上还是以一个‘洋人’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学。”葛浩文说。

在翻译中文小说时，他非常注意对小说所处的文化、社会及历史背景的把握。在翻译姜戎的《狼图腾》时，书中有许多蒙语词，他就专门找到来自内蒙古大学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帮忙。葛浩文把翻译当成重新创作的过程。“作者是为中国人写作，而我是为外国人翻译。”在翻译刘震云的《手机》时，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小说场景始于30年前，然后闪回到现代，接着又回到30年前。“如果照这种顺序翻，看过40页后，美国读者就会说‘真没劲’，然后把它扔到一边。”他建议把开场设在现代，然后再展开回忆。这个建议得到了作者的同意。“我这样做并没有改变作品的质量，改变的只是它的销量。”

多年笔耕不辍，葛浩文逐渐奠定了自己在中文小说翻译界的泰斗地位。他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的妻子、出生在北京的英裔著名女翻译戴乃迭这样评价他：“他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曾两度荣获普利策奖的著名小说家厄普代克对葛浩文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文小说翻译几乎是他一个人的地盘儿。”

2000年，葛浩文与夫人、同为汉语教授的林丽君合译了台湾女作家朱天文的《荒人手记》，获得美国“国家翻译奖”；2009年，他又获得“古根海姆奖学金”。通过翻译，葛浩文更是与许多中国作家成了朋友，“大家坦率地就作品交换意见，对错误也不避讳。”

“那已经不是我的小说了，是你的”

除了萧红之外，葛浩文翻译作品最多的中国作家就是莫言，迄今他已将其十多部作品介绍给西方读者。

1988年，葛浩文看到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很震撼，写信给莫言，希望获得翻译版权。“当时莫言远没有现在有名，而我，也只是有个好听中国名字的学者。莫言很高兴，我也是。现在想起往事，我会觉得有点小骄傲，并非为我翻译得好而骄傲，而是为我在二十多年前就发现了他这样的作家。”

莫言的作品销路不错，翻译了其几部小说后，葛浩文和莫言在北京见了面。后来，他们又一起去了很多国家，推荐莫言的新书。“记得有一次，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推荐《酒国》时，我发现，几天之内，莫言几乎把客房书架上的中国小说都看了个遍。据说，自学成才的人都是那个样子！”葛浩文感叹，他和美国的出版商都对这个12岁就辍学，却写出大量美妙小说的作家惊叹不已。

葛浩文认为莫言是一位谦和的人，“他经常夸奖他的译者，正如他的译者时常夸奖他的著作一样”。莫言对葛浩文的翻译水准充分信任，总是十分放心地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他。“他会对我说，‘那已经不是我的小说了，是你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我是在帮他的作品扩大国际影响，他对此也十分感谢。”

对于自己，葛浩文显得十分低调。“我很幸运，找到了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情。它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我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大多数人没有这么幸运！”（撰文：高峰）

周有光：110岁的热血青年

【人物简介】周有光（1906—　），中国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聋人手指字母方案》等。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离休后，依然不断推出新作。

拜访周有光先生，就像是在目睹一场生命的奇迹。

早上9点的晨光穿窗而过，在这位110岁老人的脸上打下一圈光泽，越发映衬出他的鹤发童颜。笔者和同行者进门向他拜寿，他一边伸出双手作揖，一边对众人连声说：“谢谢。”

周有光

2015年1月13日是周有光的生日，他却为世人奉献了好几份生日礼物——两本书《超越百年的人生智慧：周有光自述》和《对话周有光》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2014年年底出版，《从世界看中国》于2015年1月出版，还有一本书在同年2月出版。

百岁以后，老人出版过《拾贝集》《朝闻道集》等多部著作，给社会带来新的思想，用学者秦晖的话说：“他比我们很多人都年轻。现在的社会非常吊诡的是，一些年轻人身上有一种木乃伊的味道，我们面对最可悲的现实是年轻人年龄还是壮龄，但思想已经行将就木。但周有光先生的语言越来越让人感到他是一个热血青年。”

我们糊里糊涂的事情多得很

这两年，周有光过得艰难而顽强。2013年12月到2014年2月，他一直在住院，情况一度很危险。当他又一次从疾病中恢复过来时，医生都大感惊讶。

“出院之后，他的身体就大不如前了，交流也比较困难，戴着助听器也要人大喊才能听得见。”周有光的儿子周晓平说。

周晓平今年也已82岁了，不久前刚动过手术。他挨着父亲坐下，在身边充当“翻译”。父子俩都是白发苍苍，甚至分不清谁年纪更大，像足了当年周有光妻子张允和对他们的描述：“多年父子表兄弟。”

虽然耳朵不如以前灵光，周有光的记忆力依旧很好。同行的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陈志明提起两个月前的一次拜访，老人立刻想起来：“哦，上次来拍过张照片。”

因为身体原因，周有光已不大能伏案写作，“现在喜欢看外国杂志，随便翻翻。”周晓平在一旁解释：“不能多看书，我们和保姆都不敢给他书。”但老人对新书很关注。有人送了他一套关于胡适的新书《舍我其谁》，他立马批评这本书的书名起得不好，“胡适当年是很低调的，这个名字太张扬了，他不会讲这些话的。”

周有光对胡适很崇拜，称他为“知识分子中唯一清醒的人”。“胡适好，有真正的创造。有的人搞虚构的东西，没有意思。”

虚构和非虚构，是当天老人谈得最多的话题。“外国书店分类很清楚，虚构类、非虚构类，我们糊里糊涂，虚构的当真的，真的当假的，糊涂的事情多得很。”

周有光不主张多看虚构类的东西，他提倡学习健全的常识，认为这样才能养成健全的人格。“外国的老师们告诉学生，你要花80％以上的时间看非虚构类，如果是虚构类的，顶多20％。”

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个零

回首百岁人生，周有光也把时光都沉浸在追求非虚构的知识上。

1906年，他出生在江苏常州青果巷。那条现在看起来有些败落的古巷里，国士竞风流，赵元任、瞿秋白、史良、周有光、吴祖光……其中，赵、瞿、周都搞文字改革。

当年的常州，随沪宁铁路而兴，是中国最早电气化的城市，乡下都有电灯。但在周有光眼中，依然落后。“常州离苏州、上海很近。常州人说：中学毕业就好了；苏州人说：一定要大学毕业；上海人说：一定要留学。”周有光在常州读了小学、中学，在上海读了大学，后来又去国外留学。

大学时，他学经济，“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做国际贸易，要办银行，要有一套学问”。毕业后，他在大学教书，同时在银行工作。

但从大一开始，周有光就表现出对语言文字的兴趣。求学过程中，他收集了许多字母学方面的书，想不到后来有用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和汉字较劲。胡适等人支持白话文运动、推广国语；瞿秋白、吴玉章等受苏联影响很深的中共代表，提倡方言拉丁化（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更激烈的钱玄同、鲁迅等主张废除汉字，鲁迅甚至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说法。周有光也写了文章，提出方言拉丁化方案要相互沟通。

抗日战争胜利后，银行等行业恢复，周有光被派去美国培训，坐了14天轮船，“快到子午线，我生日，过了子午线，要重复一天，我又过生日”。

尽管是去工作，但周有光不肯浪费这么好的机会，一下班就去纽约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看书。新中国成立前，旅居国外的知识分子大批归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体会我们当时的感受，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周有光学经济多年，想着中国当时最急需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在复旦大学教书，同时在银行工作，还跟几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在上海办一个刊物，真想为国家做点事情”。

历史后来的发展令人始料未及。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召开，因为早年发表过相关文章，周有光被推荐参会。“开完会，领导就把我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周有光说：“我搞语言是业余搞着玩的，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周有光于是留在了北京，意外逃过了上海的“反右”运动。若干年后，回想起他离开后，上海银行界成了“反右”的重灾区，接受西方教育的经济学者几乎全部遭殃，他感慨：“我算是逃过一劫。”

周有光在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起草拼音改革方案。研究起来很复杂，最后出来的结果很简单，别人跟他开玩笑：“几个字母，搞了三年。”

实际上远不止三年。“花三年搞出中国标准，再花三年变成国际标准。”各国图书馆、航空地名，都使用新的拼音方案……后来周有光写了《汉字改革概论》，主张在中国建立现代汉字学。“这件事成功了。不过我孙女笑话我：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言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个0。她说得也对。”

文字改革之外，周有光还有一件事令人称道，那就是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初就因为周有光从美国回来，带回一套百科全书，连襟沈从文戏称他“周百科”，后来这个绰号被大家叫得更起劲了。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差，一套二三十本，一般人买不起，就压缩成《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1985年以后，又扩大翻译。”周有光知道，这本书出来，赚不了钱，但“这部书是一个大国必须有的”。

他经历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中国，算是“四朝元老”，亲身感受过民族衰亡、政权迭起，国家如何从战乱走向富强，一生的情怀都放在家国大事上，从不苟且而活，而是立志要成为“国之重器”。

从世界看中国

命运给过周有光很多机会与磨难，他越来越乐观，也越来越清醒。

1933年，周有光和妻子张允和结婚。张家是名门大户，张父给了张允和一笔巨款，2000元钱。小两口商量：这笔钱不要花，要出去留学。但去美国不够，于是去了日本。两人的婚礼，倒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抗日战争时，一家人避难重庆。有一次周有光在路上，日本飞机来了。一个炸弹在他旁边爆炸，他掉到沟里，起来时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受伤，而周围的人全死了。后来搬家到成都，一个流弹打进花园，儿子周晓平的肚子上穿了五个洞，还好离美军医院近，抢了一条命回来。女儿周小禾却因盲肠炎得不到合理治疗，早早夭折，成了老人永远的一个伤痛。

“文革”下放到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和文字学家林汉达一边看守高粱地，一边讨论大众语文问题，越谈越兴起。他问林汉达：“你的乐观主义是从哪儿来的？”林汉达反问：“你不也是乐观的吗？”

周有光与陈毅、周恩来私交甚密，但他不触碰政治，只研究学术。早年大学里的同学，很多从事外交。毕业之后，好多人请他去外交界做事，妻子张允和断然反对，周有光也深以为然：“假如我参加政治，就麻烦了。”

85岁之后，周有光退休，其实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工作。“我生活在专业的井底里大半个世纪，我发现井外还有一个知识的海洋，在这个海洋里面，我是文盲。”所以，晚年他看了很多专业外的书，但依然不看虚构文学。“不是不喜欢，而是我精力有限。”

老来读书，周有光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考古不易，考今更难。”90岁到100岁之间，他还写了《苏联历史札记》 《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 《后资本主义的曙光》等文章。他说：“我们需要了解，整个时代在前进，有的国家跑在前边，有的国家跑得很慢，有的国家不愿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后，但落后的可能往前赶，尽管最后不可能都一起达到终点，但是不能不跟着跑。”

2002年，张允和去世，享年93岁。她在世时，老两口上午下午都会喝茶，“举杯齐眉”的小动作做了多年，相视一笑，有敬也有爱。她去世后，周有光把书房的两张座椅换成了一条长沙发，一度在沙发上屈腿过夜，不回卧室睡觉。妻子的照片则在对面书柜上，依旧两两相望。

周有光自嘲是“两头真”的知识分子，年轻时“天真幼稚”，年老后“敢说真话”。“国学热”兴起之后，有国学大家曾论断，文化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周有光觉得不对，他认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事，他提出双文化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10岁生日临近前，有后辈为他举办生日座谈会，他没法亲自出席，还专门录了一段视频，叮嘱大家“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要从世界看中国”。

以前，周有光曾说“上帝把我忘记了”。感谢上帝，让今天的中国还拥有一个在这样的年纪，依然有着清晰的头脑和思考力的学者。（撰文：王晶晶）

［附录］沈从文叫我周百科

从常州中学到圣约翰大学

1906年1月13日，我在江苏常州出生。我家在常州住的巷子叫青果巷。青果巷有意思，瞿秋白、赵元任和我都住在青果巷，我们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瞿秋白家很穷，租人家的房子住。赵元任家的房子叫八桂堂。我家的房子叫礼和堂。常州、苏州、上海很近，但是常州就落后，苏州思想进步一点，上海思想更进步。外国的新思想、新生活都是从上海传到苏州，再传到常州。

我中学在常州中学读书。1923年，我考取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可是学费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200多块银元。当时我家很穷，没有钱。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一个女同事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却不想读，便说：“考圣约翰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上了又不进，太可惜了。”她的妈妈很喜欢我，一直待我很好，老人家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200多块钱。”我就这样上了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辅修语言学。

有趣的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的规定，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罗马字管理法是一种科学管理法，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

在圣约翰大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我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首先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兴趣就大大提高。

我在圣约翰大学只读了两年，遇到五卅惨案。圣约翰大学的中国师生出来办了光华大学。我最后在光华大学毕业。毕业后，我先后在教育界和银行工作。

在美国和爱因斯坦聊天

1946年1月，新华银行派我前往美国纽约工作。我们坐了14天的船到美国。1月13号我在船上过了生日，刚好快到子午线。过了子午线，日期要变更，又重复一天，于是我又过了一次生日。

我工作的地点是在伊尔文信托公司（即今天的纽约银行），在华尔街一号。我就在这里办公，对外在美国用伊尔文的名义，在中国用我们银行的名义。我们在中国代理他们，他们在美国代理我们。工作的待遇很好。我业余读书，不肯浪费一点时间，在美国读书的条件好极了，那时候我喜欢钻研经济学。

纽约市中心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我每天一下班就去那里看书。图书馆的人员看我每天都去，那么认真，就问我：“你研究什么？”我说是经济学。他说：“你是研究人员，我们给你优待，给你一个研究室。”研究室很小，两个人用，一个人用上午，一个人用下午和晚上。我要下午和晚上，借书时随便借多少都没有关系，放在房间里慢慢读。那可真是优待。

每到星期天，我做中国菜，请朋友来。当中有名的朋友有老舍，还有罗常培、李方桂。老舍会讲笑话，我们每次相聚都开心得不得了。

我在经济学界交往的人中，名气最大的是何廉。何廉原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国际闻名。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做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教授。何廉跟我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当然很高兴。”这样我就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见爱因斯坦可能是1947年。我们谈国际形势，谈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爱因斯坦的学术我不懂，我的专业跟他又不一样，就是普通的朋友。

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随便。我们在银行界，穿衣服都很讲究，他在大学里，大学的风气跟银行不一样，大学教授穿衣服马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讲究。他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也不是讲话滔滔不绝的人。

从经济学家到语言学家

1949年，我从美国回来，回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认为中国解放了，有希望了，大家都想回来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是当时青年的一种思潮。很多人回来，不是一个两个，而且是怀抱一种理想的人回来，没有理想的人不一定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母亲在中国，不肯去美国，我不愿意与母亲长期分开。回来后，我在复旦大学教书，兼新华银行秘书长，那个时候人民银行在上海有分行，我任第二业务处长。由于我身兼三职，所以很忙，但的确能够发挥长处。

我于1955年10月离开上海，从此就没有回去了。我到北京来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开完会，领导就把我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我说：“我搞语言是业余搞着玩的，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时候的确是精力充沛，国家有需要就愿意做。

吴玉章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当时级别很高，主任就是部长级，副主任是胡愈之，吴玉章年纪大了，真正做事的是胡愈之。胡愈之了不起，能写文章，见解有世界眼光，他同我很谈得来。胡愈之待人好得很，没有什么官架子。常常在晚上九点钟，我要睡觉了，他来了，一谈谈到十二点，像朋友一样。

当时研究拼音方案是一件大事情。文改会下面成立一个拼音方案委员会，小委员会有15个人，实际上就是开会来一来，平时他们各有各的工作。真正工作是我们研究室做的。方案的起草工作主要由三个人负责：叶籁士、陆志韦和我。许多资料都是我搞的，因为我是主持这个研究室的。这件事情应当说很复杂，搞了三年才成功。人家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几个字母就搞了三年。”现在想起来，花了三年工夫很值得，把所有的问题彻底解决，一点不马虎。现在看来，汉语拼音方案应该说是成功了，全世界都在用这个方案。

“周百科”这个外号是后来才有的，那是沈从文跟我开玩笑的话。沈从文和我是连襟。改革开放初期，中美两国搞文化合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就压缩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了1985年以后，又扩大翻译。中国方面三个人是刘尊棋、钱伟长和我，美国方面有三个人，六个人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人家跟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这个外号就是这样起来的。

人家问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什么出了那么多书？”其实我是把从前没有搞起来的重新整理出版，不是一下子研究那么多。《世界文字发展史》已经进入“世纪文库”，《语文闲谈》也列入“中国文库”。

爱人是“张家二姐”

我的爱人张允和生于合肥张家。张家是个大家，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的，“张家”与“李家”相并列。“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岳父的学校教过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中，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我的妹妹周俊人和张允和是乐益女子中学的同学，她常常来看我妹妹，到我家来玩，这样我们就认识了。我跟她从做朋友到恋爱再到结婚，可以说是很自然。因为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张允和的嘴比较快，人家说她是“快嘴李翠莲”。她喜欢中国古典音乐，我喜欢西洋音乐。我跟她交朋友时，夏天请她到上海听贝多芬交响乐，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一人一个躺椅，躺着听，很贵，两个银圆一张票，躺了半天她睡着了。这是一个笑话。

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不依靠男人。不久我们便在上海结婚。张家四姐妹里，她最早结婚。我们的婚礼很简单。我们有一个亲戚有钱，结婚花了很多钱，我们就反对那一种。当时结婚不得不请客，我们就找了上海青年会，请客简单便宜。

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从没吵过架，就连亲戚也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是否如此。其实我们也吵架，只是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总的说，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北京后，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十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还有，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完全是对的。譬如，夫妇两个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去世了。那年她93岁。现在，我自己还是把这个喝茶的习惯一直保留下来了。（周有光/口述　李怀宇/整理）

徐中玉：大学不能失语

【人物简介】徐中玉（1915—　），江苏江阴人。194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研究院中国文学部。1952年起先后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高教自学考试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文自学指导》等刊物主编。著有《鲁迅遗产探索》《古代文艺创作论》《激流中的探索》等，主编文学研究丛书七套、大学教材《大学语文》五种及《大学写作》《古代文学作品选》等。

“如果允许单独招生，我的意思是每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科目就不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1978年，新上任的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在自己的就职宣言中如此说道。

也是在那一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不满当时的语文教材，专门邀请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徐中玉，编写《大学语文》。书的序言中如此写道：“大学里开设语文课，意义重大。马克思曾经说过，掌握一种语言，就等于掌握一项武器。现在很多大学生，语文水平较低。试问，连祖国语文这一基本武器都不能掌握，如何能正确地理解科学知识和完善地表达科研成果？”

2013年11月，徐中玉在上海。

三十多年过去，语文的价值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中小学校园里，诵读、补习英语的远比捧读语文课本的多得多。就在最近，作为重点高校的中国人民大学也将大学汉语改成选修课。当年那辈懂得语文之用的大家们多已作古，只有徐中玉先生是难得的长寿之人，到2014年农历正月初二就整100岁了。按传统祝寿“做九不做十”的习俗，不久前，华东范师大学和上海作协为他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百岁庆贺活动。老人家虽不像前些年那样行如风，但身板依然硬朗挺直。国字脸，剑眉，硬挺挺的短发，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像刀刻上去的，站在天地之间，与其说是文人不如说更像军人。老人家喜欢说过去，对现在语文的衰落，只喃喃一句：“大学不能‘失语’。”

忧患深深的一生

徐中玉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里度过的，经历可以说很单纯，可他所处的时代实在是太动荡了。年少时，家里生活困难。因为师范科不用学费，吃饭也不用花钱，徐中玉便考取了无锡省立中学师范科，毕业后先得去小学当两年教师，才能接着考大学。十七八岁的徐中玉，做了两年“孩子王”，然后揣着攒下的200块钱，考上了位于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国文系。

美好的大学生活因为日军侵华，被搅得支离破碎：随高校内迁到重庆，又转而到了中山大学。学业却在受难的日子里毫不松懈，一口气读到了硕士。他在自己写的《忧患深深八十年》一文中说：“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有幸有不幸。幸与不幸复杂交错，很难截然划分。当时的感觉与后来回想时又有不同。每一个时代的人们大概都有类似的经历。”咀嚼这番话，你能深深感受到一位历经世事的老人的通达。

虽然多年间都“躲”在校园里，徐中玉却不是一个不问世事的书呆子。在山东读书时，他就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并在“一二·九”运动期间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为了自力更生筹措学习费用，徐中玉进大学后就开始发表文艺作品，为当时一些著名报刊撰稿。其间山东大学曾一度并入重庆中央大学，徐中玉担任中大文学会主席，组织各种活动，曾邀请郭沫若、老舍、胡风等到学校讲演，开风气之先。由老舍介绍，徐中玉还参加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为协会中唯一尚在读书的大学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徐中玉回到复校的山东大学任教，由于公开支持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被国民党青岛警备司令指为“奸匪”，密令将他中途解聘。1947年，他到上海沪江大学任教，兼在同济、复旦中文系教课，同时在《观察》《大公报》等民主刊物上发表文章。徐中玉还与姚雪垠合编了《报告》周刊，但第一期印出即被禁止发行。上海解放后，徐中玉欢欣鼓舞。1952年，因院系调整，他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在教学的同时，笔耕更勤。

知识分子的风骨

在上海学界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中，徐中玉的“硬朗”是其突出的性格特征。这种特征来自于他果敢的性格、独立的操守以及不妥协的人格。

1955年“肃反”运动中，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把施蛰存先生作为批斗对象。徐中玉仗义执言，当众为施先生辩护。1957年，徐中玉公开发表了几篇文章，被划为“右派”，主要罪状为主张“教授治校”“学术至上”。“定案”后他被赶出中文系，发配到图书馆库房整理卡片。“反右”中，上海作协要批判徐中玉，老友劝他不要一味硬顶，硬顶是无益的，但徐中玉却抱着“宁折不弯”的决心，说：“我横竖横了（上海方言，意思是死也这样，活也这样）。”果然，到了会上，每当批判者的发言中有不合事实、乱戴帽子、大言吓人的情况时，他都据理与之争辩，甚至反唇相讥，以致后来被定为“极右分子”。即便如此，徐中玉还是不“悔改”。动荡岁月中的一次批孔大会中，他听了一些发言后，忍不住站出来称赞孔子是大学问家、大思想家，绝非有些人胡说的民族罪人，结果他被当作“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又遭批斗。

先“反右”后“文革”，二十多年间，徐中玉被剥夺了研究、写作的权利。逆境当中，他在“扫地除草之余，新读700多种书，积下数万张卡片，约计手写远逾1000万字”。因为这种丰厚的学术积累，他顶着“右派”的帽子还被选入了《辞海》编辑组，他后来编著的许多作品也都得益于这些卡片。正是对知识、学术的热爱和信念，使他得以度过那段异常艰难的时光。

翻看徐中玉的大部分文章，无论是其古代文学研究，还是当代文艺理论研究，都贯穿着他的忧患意识。凡是他觉得于国于民于党有利的话，从抨击严重腐败之风到文化的失落、教育的困境、道德的沦丧，该讲的他都讲了，不仅私人场合讲，而且在公众场合大声疾呼，真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在心。在和他共事半生的钱谷融老先生眼里：“中玉兄不但热心公益，勇于任事，而且敢作敢为，只要义之所在，他都挺身而出，绝不瞻前顾后、首鼠两端。”徐中玉的学生、著名文艺理论家毛时安感慨道：“倘若有什么能概括先生形象特征的词的话，在我看来，最准确的莫过于‘风骨’二字。”

这种风骨，徐中玉自己是这么解读的。他说：“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物美、价廉、耐磨、爱国，穷也穷不走，打也打不走。挨着无奈，忍辱负重，挨过就算了。诚然懦弱、无能，但挚爱这块土地，这里有我们丰富的文化宝藏。”古人之中，徐中玉最推崇苏东坡，历尽苦难而豁达大度，他以为是知识分子的典型。

《大学语文》的推进者

粉碎“四人帮”后，徐中玉已年过六旬，所幸他是第一批被平反的人，随后出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把中文系办得红红火火。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便是推广“大学语文”课及教材。

“大学语文”是大学本专科的公共基础课。1952年院系调整时，大学教育照搬苏联模式，语文被取消，从此中断了二十多年。1978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联合徐中玉发出倡议，在高校恢复“大学语文”课程，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恢复。随后，山东大学、杭州大学等一批学校也陆续恢复了这门课程。

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学校里的语文教材其实都是政治教材，语文课就是政治课。到徐中玉编《大学语文》时，环境已经宽松很多。“胡适的文章是我第一个选进《大学语文》的，上面从来没有干涉过，当时很多人都替我担心。而且，我选的那篇文章叫《容忍与自由》，大家都觉得有点冒险。”

1981年，《大学语文》教材问世，此后不断修订，至今已出第十版，印数累计3000多万册。编撰教材之外，由徐中玉担任主编、会长的《大学语文》教材编审委员会、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后改名“大学语文研究会”）成立。这些努力，奠定了数十年来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基础。说起往事，徐先生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有人曾问徐中玉：“现在一些大学的语文课程日趋边缘化，母语教育正在受到伤害。您如何看待这种现状？”徐中玉如此回答：“每个大学生应有一专之长，但通才教育需要他们尽可能具有较为广博的学识，高远的视野，具有人文精神与素质。对于以上方面，学好、教好大学语文课程的作用都是无法替代的，它的价值无法用一时的物质回报来衡量。可以说，大学语文课程对学生一辈子有用，只能进一步加强，力求做得更好，绝不可忽视、削弱。”

“华东师大作家群”背后的主帅

现在，文坛都知道上海有个“华东师大作家群”，包括陈丹燕、格非、许子东、朱大可等数十个77级、78级学生，覆盖了小说、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儿童文学等各个方面。这被认为是教育界、学界、文坛的一大奇观。创造了这个奇迹、站在这个团队背后的主帅，就是徐中玉先生。

徐中玉支持和鼓励同学们的课余文学创作，还常常在全系大会上点名表扬一些在创作上有成绩的学生，推动了中文系的创作热。他做过一项高校中文系史无前例的规定：凡是在创作上已经取得成绩的学生，毕业论文可以用文学作品来代替。作家赵丽宏当时的毕业论文，就是一本诗集，王小鹰的毕业论文就是一部长篇小说。

在担任系主任期间，徐先生还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举办了全国古代文论师资培训班。王元化、舒芜、吴组缃等名师从四面八方来到培训班授课。一时间鸿儒云集，名流荟萃，真当得起“盛况空前”四个字。在这个基础上，又成立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出版了《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如今，当年的学生大都成了高校国学研究的骨干。

徐中玉先后主编过十多种期刊。90多岁时，他还在坚持亲自主编《文艺理论研究》，审阅所有来稿，每期共计有二十七八万字，对一位如此年纪的老人来说，这种工作量是不可思议的。由于编辑工作的时间限定，他多次放弃了与在美国的家人团聚的机会。已退休的子女都劝他不要再工作了，徐先生总是笑笑：“我还可以，责任未尽。”直到去年，徐先生由于自感记忆力下降，主动引退，但依旧热切关心着刊物的发展。

现在，老人仍然每天晚上11点半以后才睡觉，早上6点钟就起床，中午从来不午休，是上海有名的健康老人。“我的秘诀就是走路，每天要走一个多钟头，从家到长风公园，不停地走。要是路上碰到钱谷融先生，就一道走。走路有什么稀奇呢？贵在坚持而已。散步健身，工作健脑。Keep walking（坚持走路），Keep working（保持工作状态）！”他的头脑里经常思考着各种问题。“看到报纸上有需要的资料，我就自己剪下来，隔一段时间整理一下，这样以后使用的时候就不用临时去找了。想到一个问题，我至少可以找到二三十篇相关的文章。”

徐中玉的老伴已经离世，女儿、儿子也都到了古稀之年。儿子当年在美国读完博士留在那里，后来成为终身教授。重孙辈如今都已经快10岁了。一家人四世同堂，难得一聚，倒也其乐融融。

借着老人百岁华诞，众多媒体也争相采访，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徐老对自己的苦难、个人恩怨总是避而不谈，因为他早已不予计较。虽曾经颠沛坎坷，大起大落，但老人于国于己真诚不渝。1984年，徐老年届七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当时就写下如此心声：“年已七十，复何所求，只想以此鞭策自己。过去的已经过去，还有什么个人恩怨须记，觉得认真总结教训，一致向前看才是道理。”（撰文：楼乘震）

杨宪益：翻译了整个中国

【人物简介】杨宪益（1915—2009），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诗人。生于天津。l934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墨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历任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成都光华大学英文教授、编译馆编纂、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等。与夫人戴乃迭合译有《离骚》《史记选》《汉魏六朝诗文选》《汉魏六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学界称其“翻译了整个中国”。

2009年，多位文化老人离我们而去。临近2009年岁末，这份名单里又添上杨宪益。笔者曾在2009年初秋登门专访杨宪益先生，那时的他鹤发童颜，精神很好，口齿清楚，思路清晰。而就在此前两个月，他还被授予中国翻译协会终身成就奖，这个奖是授予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杨老是继季羡林先生之后，第二位获此奖的翻译家。

辗转回国，“因为我是中国人”

杨宪益1915年生于天津。祖父是前清翰林，父亲杨毓璋早年留学日本，后成为天津中国银行第一任行长。杨宪益五岁那年，父亲去世。之后，他被包围在一大堆女人和仆人中间，处处受到过分的呵护，失去了许多正常孩子的欢乐。杨宪益一辈子没学会骑自行车，也不会游泳。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母亲请了老师在家教他，杨宪益因此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1927年夏，外面的世界终于向杨宪益打开大门，他进入天津新书学院就读。“中学毕业后，有一个英国老师正要回英国，我就跟他一块走了。”杨宪益说。

1934年深秋，杨宪益到达伦敦。苦读五个月后，他一举通过了牛津大学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专业笔试，面试官对其考试成绩感到不可思议，但又认为杨宪益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基础还不够扎实，所以直到1936年秋，杨宪益才得以进入牛津大学墨顿学院攻读希腊和拉丁文的荣誉学位。

在牛津期间，杨宪益结识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戴乃迭。“我认识了一些英国年轻人，我们经常出去玩，一次在一个湖上划船时，跟我同一个学院的一个英国年轻人带了一位女士，她就是戴乃迭。”

戴乃迭英文名叫Gladys Margaret Tayler，1919年出生于北京，七岁以后才回到英国。童年的记忆让戴乃迭对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在与杨宪益的接触中，两颗年轻的心慢慢地靠在了一起。两人相恋后，戴乃迭毅然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改学中国文学，杨宪益也开始转攻英国文学，这种互补为他们日后在翻译界创造辉煌奠定了基石。

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早年合影。

毕业后，杨宪益拒绝了去哈佛大学任教的机会，回到当时正处于战乱中的祖国。这在他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根本就没有想离开中国。”回国一事他甚至没跟戴乃迭商量，因为“我们已经订婚，订婚以后她自然要跟我一起回中国，这不奇怪，她的父母亲都在天津，而且她本身对中国也是非常感兴趣、非常热爱”。

杨宪益和戴乃迭终于在1940年中秋飞抵重庆。他收到吴宓和沈从文的信，本计划去昆明的西南联大教希腊文和拉丁文，但因母亲阻拦，只好留在重庆中央大学英语系担任副教授。与西南联大的失之交臂，让杨宪益今后的生活产生了很大转折：“我要是跟他们在一起，日本投降后我就会到北京了，也不会到国立编译馆，也许就不做翻译工作了。”

杨宪益回忆，他们“在重庆教了一年书，在贵阳教了一年书，又到成都教了一年书，然后又回到重庆，日本投降以后则从重庆到了南京，后来被调到北京”。正是1952年这次应邀北上，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杨宪益才真正开始他辉煌的翻译生涯。

遗憾没有多介绍沈从文的作品

半个世纪里，杨宪益与妻子联手，翻译了1000多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著作。《楚辞》《史记》《红楼梦》以及《鲁迅文集》等作品，都因他们的翻译为世界所知晓。有人说，他们“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杨宪益已经记不得和妻子一共合作翻译了多少作品，也不记得最后是哪一部，但他谈及一点，语气中隐隐有点遗憾：“我们想多介绍一点沈从文的作品，后来没有做到。”

杨宪益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成就，当数他与妻子合作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这也是西方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20世纪60年代，外文出版社计划翻译一批中国重量级书籍，选了具有代表性的四大古典名著，杨宪益和戴乃迭耗时两年翻译了《红楼梦》前八十回。

当时正值“文革”期间，经历抄家之难，他们一度以为手稿丢失，后来得知，稿子幸运地被出版社一个同事保存了下来。笔者问他若真丢了译稿，会不会很心痛，杨宪益却十分洒脱：“丢了也就丢了，那就重新翻译。”

《红楼梦》里人物众多，翻译起来一定很难吧？“没有什么困难，刚开始像丫鬟的名字我想也把意思翻出来，后来想想人太多了也记不住，就决定选重要的人翻译。”《红楼梦》里还有很多伏笔、暗示和隐喻，又该如何解决？“也可以解决，在英语里找到相对应的，能翻的就翻，翻不了的就加注解。”对杨老而言，别人想象中的困难，仿佛仅仅是一个又一个迎刃而解的小问题。翻译《红楼梦》是如此，面对人生起伏跌宕，又何尝不是？

“我始终是忠心于戴乃迭的”

在杨宪益的家中，有一幅他和戴乃迭的唐装照。在照片上面，他们的朋友郁风端庄地写着：“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戴乃迭最初和杨宪益在一起时，她的父母强烈反对，并说若是他俩结合，会对后代不利。当他们结婚，戴乃迭的母亲甚至“悲观地预言这场婚姻绝不会超过四年”。而事实是，从1941年在重庆举行婚礼，到戴乃迭1999年病逝，他们相濡以沫了近60年。

20世纪60年代“文革”开始后，戴乃迭虽从不过问政治，但她的外国人身份使她和杨宪益再次成为被攻击的目标。1968年4月的一个晚上，杨宪益被捕了，不到半个小时，戴乃迭也被带走。他们被关押在同一所监狱，却无法相见。直到四年后，他们才重见天日。在他们坐牢期间，杨宪益最钟爱的大儿子因承受不住周围的压力患了精神分裂症。后来，杨宪益夫妇将其送到英国，最终他自焚而亡。

杨宪益

跨国婚姻，又曾经历过“文革”那样的时代，杨宪益和戴乃迭却一直在一起，这在很多人看来，其中定有很多不易。杨宪益后来只用一句话，就解释了一切：“我们俩一直很好，我认识她以后跟她订婚，再后来跟她结婚，其间也碰到过别的一些女朋友，跟她们有的也很熟，但都没有太过分的，我始终是忠心于戴乃迭，而戴乃迭也是和我一样。”

1989年，戴乃迭病重。此后10年，杨宪益一直守在她身边细心照料。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离开了人世。从那以后，杨宪益完全停止了翻译工作。对他们来说，翻译就是“珠联璧合”，少了任何一方，就不成其为翻译了。

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写下一首缅怀诗，挂在客厅里，朝夕相对：“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杨宪益现在终于可以亲自把这首诗念给戴乃迭听了。（撰文：周越峰　张晓虹）

许渊冲：岁月困不住的人生

【人物简介】许渊冲（1921—　），江西南昌人，中国当代著名翻译家。1938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20世纪40年代，先后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和法国巴黎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1983年后进入北京大学任教，是目前中国唯一能在古典诗词和英法韵文之间进行互译的专家。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译著150多本，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等中外名著。

得到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那年，许渊冲虚龄90岁。

很多人都觉得，这怕是老先生此生最高的荣耀了，结果2014年8月2日，93岁的许渊冲又荣获了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奖”，成为该奖项自1999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给中国文化界狠狠地争了一口气。

时下有个热门的词叫“无龄感生活”，说的就是许渊冲这样的人。笔者眼前的这位老人，骨瘦如柴却声如洪钟，听力不好但思路清晰，记忆力更是好得让年轻人都要羡慕。他至今每天坚持骑自行车出门遛一会儿，喜欢喝冰镇饮料。家里书桌上，放着正在翻译中的莎士比亚作品集。“我已经译完四本了，两个月译一本，目标是译完莎翁全集。”老先生的150多部译作里，有一大半都是退休后才出版的。

这样的人生，岁月根本就困不住。

2014年8月28日，许渊冲在北京畅春园家中接受笔者采访。（陈昊　摄）

她思念曾经的友人，我思念故土亲人

笔者落座后，许渊冲先生饶富兴味地拿起一本笔者带去的杂志，指着封面上的大照片说：“哦，林徽因啊。她很好啊，我翻译的第一首诗就是她的《别丢掉》。”

那还是在1939年，许渊冲在西南联合大学（下文简称西南联大）上一年级。“林徽因写《别丢掉》，是她看到远山灯火，想到已经去世的徐志摩。我到昆明后，看到西山灯火，就想到故乡，而那时候我的故乡被日本占领了。虽然感情不一样，但有相通的地方。她思念曾经的友人，我思念故土的家人、师友。”

许渊冲的家乡在江西南昌。他的表叔熊式一是翻译家，曾将剧目《王宝钏》译成英文，在英国上演时引起轰动，并受到英国戏剧家萧伯纳的接见。这让年幼的许渊冲对英语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在当地最好的省立南昌二中上学时，英语就已相当出色。1938年，他以第七名的成绩考入了西南联大外文系。

那时的西南联大，不仅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在世界上都堪称一流。老师中，理学院院长吴有训1923年在美国同康普顿合作研究X射线的散射，使康普顿在1927年得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工学院院长顾毓琇的研究成果被国际理论界称为“顾氏变数”；文学院则有胡适、冯友兰、陈寅恪、朱自清、沈从文等。给许渊冲讲英文的老师中，吴宓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创人，叶公超“英文比英美大政治家还好”（胡适语），钱锺书学贯中西。

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许先生同届。在他眼里，相见第一面，这个叫作许渊冲的同学就“冲劲十足”。大一，他们一起上叶公超的英文课。到了时间，老师还没来，两人就一边等候，一边闲聊。这时，门口来了一位穿灰西服的老师，问这里是不是英文教室。许渊冲也不知道来的就是当时的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张口就用英文回答。另一位同学、思想家何兆武对许渊冲的印象则是“嗓门大、很活跃、闲不住，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一致”。

西南联大的校歌中有这么几句话：“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这正是当时师生们在颠沛流离中依然奋发的最大动力。许渊冲进校门没多久，就开始了翻译的尝试。1939年，他把林徽因的《别丢掉》译成英文，发表在《文学翻译报》上，成为他最早的译作。现在回想起来，先生觉得当年译得不够恰当。“我译的是Don't cast away，也是‘丢掉’，但语气重，有抛弃的意思。林徽因的感情是怀念，语气并没有那么重，译成抛弃就不太好了。所以翻译，不能按字翻，字面上的意思都对，但感情不一定对。现在要我翻，我会译成Don't forget（别忘掉），英文的意思就缓和了。”

“当年我是‘失败者’”

不按字译的优化论，是许渊冲70多年翻译生涯中总结的最重要的原则。“中西方的语言文字是不一样的。英法德意等文字，之间的差别很小，相同的有90％。但中文和英法等语言相差很远，最多一半对等。中英翻译要比英法翻译难一倍以上。国际翻译界，英国人法国人拿一个大奖，不是什么难事。但亚洲人很难。所以我提出的翻译理论，不是对等论，而是优化论。西方文字是对等的，可以用对等的方法翻译；中西文字只有一半对等，所以只能优化。”

许渊冲用唐代大诗人李白的《静夜思》举例。“中国人看到又圆又明的月亮，就能想到故乡。外国人他没有这种文化背景，他怎么可能明白呢？你要是按字翻译成，向上望看到月亮，低下头想到故乡。外国人肯定想中国人写的这到底是啥鬼玩意，这都能叫作诗？所以我翻的时候，把月光比作了水，英文译成‘月光明亮如水，溺住了那些思乡的人’。用水把月亮和乡愁联系起来，文字上又有英语的优美，他们就理解了。”

就连毛泽东诗词，许渊冲也曾在红色年代用这种思路去翻译。毛主席的“不爱红妆爱武装”一句，他把红妆和武装分别译为“powder the face（涂脂抹粉）”和“face the powder（面对硝烟）”，玩英语的文字游戏，译得精妙绝伦。“那还是我上大学时，有一天从书上看来的。因为觉得有趣，就记住了，后来一看到毛主席这句话，我就想到了它。”至今说起来，许渊冲依然很得意。但这个在他看来很完美的翻译为许渊冲带来的结果却是被造反派批为“歪曲毛泽东思想”，用树枝打了100下。挨完打后，许渊冲坐都坐不起来，但仍忍不住偷偷琢磨，自得其乐。

1957年，同学杨振宁得了诺贝尔奖。许渊冲觉得自己不能落后，在外语领域也要搞出名堂。到1958年，他已有四本译著——17世纪英国作家约翰·德莱顿的诗剧《一切为了爱情》（英译中），法国文豪罗曼·罗兰的小说《哥拉·布勒尼翁》（法译中），《毛主席诗词》（中译英），秦兆阳的《农村散记》（中译法）。但这四本书，都受到了批判。“《一切为了爱情》是讲埃及艳后的，又是宫廷，又是爱情，被批了；罗曼·罗兰的小说主张个人奋斗，在那个大锅饭的年代不合时宜；毛泽东诗词公开出版不可能；秦兆阳的是农村题材，路子倒是对了，可他后来受到批判，我翻译他的作品，自然也要挨批。”

此后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整整20年间，许渊冲依然只有这四本书。

“邓小平出来主政后，说要让中国的经济翻两番。我给自己定的目标也是翻两番——出16本书。”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许渊冲译了《诗经》《楚辞》《西厢记》《雨果戏剧选》《包法利夫人》等中外经典。尤其是中文方面，都是古代典籍，难度极大。他的成绩有目共睹：1986年北京大学举行首届学术研究成果评奖，许渊冲的英译《唐诗一百五十首》得了一等奖；1987年，他的英译《李白诗选一百首》出版，钱锺书的评价是，要是李白活到当世，也懂英文，必和许渊冲是知己。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翻译界直译派日趋盛行，许渊冲一路迎着各种论战，坚守意译，冲劲更足。

许渊冲与比他高几届的师兄王佐良有过争论，因为许渊冲在翻译时用了“酥胸”，王佐良说他的译文是鸳鸯蝴蝶派。“我认为他是不对的，他用的是‘胸部’，既可指女也可指男，一点也不美。”

主张翻译要直白的同学赵瑞蕻也批评他：“许渊冲先生的译本加了许多不该加进去的东西。”90年代中期，围绕直译和意译，中国翻译界掀起了一场大讨论。南京大学和《文汇读书周报》联合，对当时已有的《红与黑》十几种译本进行读者征询调查，三个星期里收集到316份意见和长信。至于读者反馈的意见和结果，是“直译派”大获全胜——超过3/4的人赞成“等值”翻译；而以许渊冲为代表的“意译派”则落败——只有不到1/4的人支持“再创造”翻译。

后来，许渊冲写回忆录《追忆似水年华》，给西南联大师友人手一本。每本上都附有不同的献词，送给赵瑞蕻的上面就写着：“五十年来《红与黑》，谁红谁黑谁明白。”“他译得很直白，就是‘我喜欢树荫’‘市长夫人去世了’，我呢，是‘大树底下好乘凉’‘魂归离恨天’。我的明显要更好嘛！当年我是失败者，他们说我的译法不好，要按西方的来，可是到最后，谁走出去了呢？到现在，终于明白了。”许渊冲滔滔不绝地说着，自信满满。

这是超越时空的交流

没见到许先生之前，看到他的一些事迹，觉得他真是个自负的“狂人”。

他印过一张名片，上面赫然写着“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他评点过自己的翻译水平，“不是院士胜院士，遗欧赠美千首诗”。和笔者聊天时，他也敢说“我的翻译超越了毛泽东诗词原文”。

但采访过程中一气聊下来，你会发现，其实许渊冲并不狂，他只是像一个战士一样，坚守自己的阵地，绝不妥协。“到现在还有人不赞成我的观点。我不认为自己狂，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我坚信自己是对的。”

2004年和2008年，许渊冲提出了“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他从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处找到源头，到近代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钱锺书的“化境”，形成一套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核的文艺理论。

许渊冲说，在西方，翻译是科学。“科学解决不了文学问题。文学要美。要有全局观点，不要只注重表面形式，而要把文章里面的内容译出来，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翻译对许渊冲来说，不仅仅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家国抱负，也是让自己身心愉快的不老灵药。“我啊，天天和古人打交道。我现在译莎士比亚，我就跟莎士比亚打交道。我亦古亦今，我的现代就是古代，古代就是我的现代，我足不出户，来往的都是古代名人，这是超越时空的交流。所以我是非常愉快的。不翻译，我每天做什么呢？”

“为什么要重新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呢？”笔者问道。“100个人注解，就有100个不同的解释。我有我的新意见啊，我现在边译边参考两个版本，一个朱生豪的，一个卞之琳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原文最后一句话，直译就是：世界上的恋情没有比得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朱生豪翻的是：‘古往今来多少离合悲欢，有谁见过这样的爱怨辛酸。’这多有才啊，好得不得了。但是，朱生豪30多岁就去世了。而且他学历不够，才高于学。卞之琳才学都有了，可他太重视押韵。原文是怎样的平仄押韵，他就按怎样的节奏译。他们译得好的地方，我保留。不好的，我改掉。”

年龄不是问题。对许渊冲来说，最好的年华是现在。“因为我活得越久，学得越多，看得越多，越有经验。灵感是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逝去的。”

许渊冲把自己的名字翻译成26个英文字母里的最后3个字母——XYZ，“正好是我名字的字母首拼。‘冲’在法语里念zong，首字是Z。”

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恰如老先生的人生。（撰文：王晶晶）

李文俊：“经典名著被遗忘了”

【人物简介】李文俊（1930—　），广东中山人。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历任《译文》及《世界文学》主编。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1994年曾获中美文学交流奖。译著有《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

李文俊

2010年1月7日的“加缪逝世50周年座谈会”上，柳鸣九、罗新璋、李玉民、施康强、李文俊、叶廷芳等老翻译家齐齐出现在现场。银发皓首的他们，不禁让人回想起加缪作品全面进入中国人视野的20世纪80年代，很多外国文学大师的光辉，借助当时翻译家之手，照耀了无数成长于那个年代的人。

《世界文学》原主编、翻译家李文俊向笔者回忆起当时翻译界的盛景时，时年80岁的他不禁随口吟出杜甫的诗句：“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翻译福克纳，“丢了半条命”

从翻译出第一本小说起，李文俊就从没离开过翻译这一行。如果说他最初的翻译是因为爱好，那么，把翻译当成一生的职业则出于一种使命感。他曾为“啃”下福克纳这块翻译界公认的“硬骨头”而累得心肌梗死，“丢了半条命”。笔者见到他时，他正焦急地等待着《外国文学插图精鉴》的样书，当这部他和几位编辑完稿多年终得以出版的作品送到时，他迫不及待拿在手中反复摩挲，惊喜之情溢于言表，老人风趣地说：“样书拿到手，我就可以死了！”

笔者：您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如何走上翻译这条路的？

李文俊：我是受了范长江、萧乾等著名记者的影响才报考新闻系的。后来做起翻译，是因为发现新闻这条路走不通。由于时代的关系，我的同学后来从事新闻职业的，在发展方面都受到很大限制。我父亲是上海一家洋行的职员，对我学英语影响很大。当时的学校也十分注重学生的语文水平，我们经常被要求用文言写作文，所以，在语言方面，很早就开始为日后的翻译做了准备。

上大学时，我就和两个中学时的同学合译了美国作家霍德华·法斯特的《最后的边疆》，就这样开始做起翻译来。

毕业后分配工作，我辗转到了当时的《译文》（后改名《世界文学》）杂志社做编辑。那时候，就是对很有名气的翻译大家的译文，我们都要查对原文，如果我觉得他译得不对，就用铅笔写在旁边，然后交给组长看，给萧乾看，最后拿给译者本人看，等回稿过来，我再看一遍，等于是上了好多年的翻译课。

笔者：都知道您最早在中国介绍了卡夫卡和福克纳，卡夫卡是德语作家，福克纳的作品则是公认最难翻译的，当时为何选择介绍他们？

李文俊：当时，上海译文出版社想要出一批书，找我咨询意见。当时我认为能翻译的重要作品只有内部出版的书了。我经常看国外的报刊，知道卡夫卡在外国很受重视，而我们国家搞德语的翻译家却都没注意到他。我就对出版社说：“要译就译卡夫卡吧。”不过我做的只是将卡夫卡从西方引进来，他的作品还是应该由学德语的人来翻译。

20世纪50年代，我就在外国期刊上看到过对福克纳的介绍，那时候美国最有名的作家就是海明威和福克纳，但比起海明威，福克纳在中国比较陌生。1958年，我从福克纳的集子里选了两个短篇找人翻译——我那时候还是个小编辑，还不宜翻译这样难度的作品。

后来有人约我编过一本《福克纳评论集》。我想，怎么能光说人家好，却不把他的作品给人看？所以我就开始翻译福克纳了。钱锺书先生也曾对我说，“福克纳的东西很ennui（烦闷，难缠，指很难译），不过ennui也有它存在的理由，翻译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

笔者：在选择翻译什么作品的时候，您一般持怎样的标准？

李文俊：我那时候的工作主要是关注外国文学的潮流和动向。20世纪60年代，尽管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是主流，我们也会介绍很多西方作家的作品，如阿瑟·米勒、威廉·福克纳、海明威、萨特、多丽丝·莱辛等现当代作家。

当然，个人喜好也很重要。如果译者和作者艺术风格方面不投缘，也翻译不出什么好东西来。

对年轻译者要宽容

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目前年均出版翻译作品一万多种，能流传下来的东西却很有限。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很多出版社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跟风（获奖风和畅销风）现象十分严重，一本书两三个月就翻译出来匆忙出版，肯定会影响到翻译质量。另一方面，现在很多译者，可能对某一门外语有所专长，但自身的学养储备则远逊色于那些有旧学功底和广博知识的前辈翻译家，因此，当前翻译作品中，错译、漏译的现象十分严重。听笔者谈起翻译界的现状，李文俊笑着摆手：“不要引导我批评他们。”

笔者：目前，在介绍世界文学方面，您认为都存在哪些不足？

李文俊：其实，不妨站得高些，换个角度看待今日译界的状况。改革开放前，只有少数几家出版社有权出书，图书种类有很大局限性，当时有志于文史翻译的青年想进入译界是很难的。现在的局面无疑要宽松、灵活多了。不仅品种、印数大量增加，也不缺乏较合规范、严谨甚至称得上精彩的译文。对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我们应倍加珍惜。

为赶工期，出版社有时请几位译者合译一部作品，这样，翻译出来的作品在衔接和语言风格上必然有诸多问题，质量可想而知。不过，滥译乱译这方面的问题要得到解决其实也不难。除了译者们要严于自律外，出版社方面应顾全自己的声誉，审稿签约上要把紧关口，买书的读者也注意不要为价格低廉、装帧花哨的货色所打动。

笔者：您认同翻译界已经没有大师这样的看法吗？

李文俊：记得1978年，我参加了“全国外国文学工作会议”，我当时的作用似乎也就是会场门口散发刚打印出来的文件而已。几乎所有翻译界“幸存”的老先生，如季羡林、冯至、梁宗岱、朱光潜等，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真可谓“坐中多是豪英”。

现在的确没有他们那样的翻译大师了。但是不是大师，也需要时间来证明。大家都认为，傅雷先生的翻译是大师级的，但在他的时代，其实也有很多译者，他之前，巴尔扎克的作品也有过多种译本，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最终让精品流传了下来。我相信若干年之后，浮渣式的译本定会漂散或沉没，留下一个各有特色的少数较好的译本并存的局面。

把经典当人生指南来读

最近，某高校图书馆对2009年外借热门图书进行统计并公布：在前100名外借热门图书排行榜上，竟无一名著上榜。很多学者据此对当前年轻人的阅读状况感到忧虑。李文俊不相信网络文学会成为主流，他认为，经典能“给年轻人的未来以指引”。

笔者：当代的年轻人究竟该读哪些世界经典图书？

李文俊：经典名著被遗忘了，这很不好。很多媒体都有过“英国最爱的100本书”“美国人最爱的50本书”这样的推荐，这些作品经过历史的沉淀之后，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是值得一读的。若想阅读最新的外国文学作品，国外的评奖也可作参考。一本书能得奖，总有它的道理。

笔者：您认为，文学经典对当前年轻人的价值在哪里？

李文俊：人在年轻的时候，社会经验比较少，能够从大人那里得到的指导也不见得多，这个时候，书是最能帮助你认识人生和世界的。尤其是那些经典作品，它们对人性都有较深刻的反映。阅读文学经典最大的益处无非就是通过这一智力活动，帮助自己更深刻地了解自我、他人，认识社会与这个世界。而人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精神活动便是认识自我与洗涤自己灵魂的污垢。

另外，我也推荐看一些历史类的书籍，因为一个人的视野总是有限的，历史类书籍则帮助我们从纵向拓展人生的经验。很多事我们没经历过，如果对历史有所了解，当发生一些大的事件时，我们就不会太大惊小怪，而是会坦然接受，并且积极应对。即使遭遇到很大的不幸，也会明白，自己的悲剧只是大时代的小悲剧，心态就会平和很多。（撰文：冯在）

任溶溶：改变了中国的儿童文学

【人物简介】任溶溶（1923—　），广东鹤山人，生于上海。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1949年后历任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译著有《安徒生童话全集》《彼得·潘》《小飞人》等。著有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儿童诗集《小孩子懂大事情》、儿童文学《我也有过小时候——任溶溶寄小读者》等。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宋庆龄樟树奖、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翻译奖等奖项。2012年12月6日，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

任溶溶

“在中国文坛上，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最拔尖的，就是任溶溶。他改变了中国的儿童文学。”这是文学评论家刘绪源的话。任溶溶住在上海泰兴路任家的老房子里。房子是1942年他的父亲为了他读书方便，花好几根金条所购。前几年，听说这一片要拆迁，80多岁的任溶溶伤心不已，跑到好友草婴家大哭一场。好在最后没拆成。

两年前，一场大病让原本喜欢出门的任溶溶闭门不出，并谢绝了几乎所有的采访和活动。笔者数次沟通，任老才答应接受采访。2013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恰逢老人90岁生日，上海市文联等专门为他举办了庆生及学术研讨会，他也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到场，只是一一打电话向前去的朋友致谢。

“摔倒了也抓把沙子”

笔者：任老您好，作为您的老读者，我一直想知道，您是中文系毕业的，后来如何转入外国文学领域？

任溶溶：我中学上的是英国人在上海办的雷士德中学，除了国文和地理，其他课程都是英文讲授，所以我在中学就过了英文关。中学期间，读了《鲁迅全集》，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又喜欢上外国文学，还看了很多外国小说。

我小时候念过三年私塾，旧文学根底不错，但总觉得古文比较难。念大学时，就特地选了中文系，因为觉得外国文学可以自修，还是读中文好。

读书的时候，我同时也学俄文。翻译家草婴是我在雷士德中学的同学，他很早就学俄文了。因为他俄文很好，我就向他请教，从字母开始学，他等于是我的启蒙老师。后来我又找俄国人教我。这样我就学会了英文和俄文。其实我也学过一些日文，但出于抗日情绪，不愿意好好学，所以日语是“半吊子”。

后来我还学了意大利语，前几年学西班牙语时，觉得很方便，因为这两种语言有很多相通之处。

笔者：您掌握这么多门语言，为何会选择儿童文学这个小领域？

任溶溶：我毕业后遇到一个机会，一个大学同学到儿童书局当编辑，他缺少稿件，就请我翻译些作品。我就去外文书店买书，先看到的是迪士尼童话，美国运来的，彩色画页，漂亮极了。之后，就为同学翻译了不少童话书。

笔者：这么说，此前您并没有有计划地翻译儿童文学作品？

任溶溶：没有，我是从头开始的，成年人的文学倒是翻译过，比如我喜欢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翻译过也在杂志上发表过。后来翻译儿童文学成为我的兴趣爱好，也解决了我的生活问题。当时稿费不错的，比现在好。

笔者：新中国成立前，您就翻译过苏联儿童文学作品，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

任溶溶：我和翻译家姜椿芳先生关系很好，当时并不知道他是地下党文教方面的领导人。他对我讲，你既然懂俄文，就翻译些苏联儿童文学，我译一本他就出一本。姜先生是我的引路人。他翻译了很多诗歌，我也译了不少儿童诗，走的就是他的路子，每个音节都和原文保持一致，原文哪里押韵我就在哪里押韵。1949年后，我好像就成了儿童文学的专门人才。后来就一直搞这行了。

笔者：听说“文革”期间，您被打成“牛鬼蛇神”，还在搞翻译？

任溶溶：1952年年底，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我在那里一直工作到“文革”，之后就被下放到干校了。有一句广东俗语我很受用：“摔倒了也抓把沙子。”那时周总理要求各地翻译世界历史，上海的任务是非洲。我就翻译了北非史。

不过我最开心的，是“文革”初期学了意大利文，主要是觉得无聊才学的。“文革”后期，电台开始教日文，我又跟着学日文，白天关牛棚，晚上回来学外文才感到快乐。我很狡猾的，借日文书就借日本革命作家的书看。

这两门语言后来都用上了，翻译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成了我毕生最得意的事。那时候一边译，一边哈哈笑。

“我最大的本领就是对付文字游戏”

笔者：很多人都是读您翻译的作品长大的，比如《彼得·潘》《小鹿斑比》《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等。您自己偏好什么样的童话？

任溶溶：我翻译的书五花八门，比如我翻译过瑞典女作家林格伦的很多作品，她把儿童的顽皮写得很可爱。可是刚发表的时候还引起过争议。《长袜子皮皮》里的小主人公皮皮，撒谎、反抗老师、打同学……这就要经过时间考验，现在大家都认可了。我自己很喜欢《木偶奇遇记》，这跟我的个性有关。我喜欢热闹、轻松活泼的，看电视就要看大团圆的，不喜欢悲剧，受不了。

笔者：您觉得翻译儿童书籍和翻译其他文学作品有什么不同？

任溶溶：我认为只能用游戏的态度来译童话书。我最大的本领大概就是对付文字游戏。比方说原文是简单得就像ABC，但中国人又不说ABC，我就翻译成简单得就像一二一，这就是文字游戏。

有一本书我至今觉得无法翻译，就是《爱丽丝漫游奇境》，最好的译本是语言大师赵元任的。他可是玩文字游戏的行家，光看他写的《施氏食狮史》就知道了。全文92个字，发音都是“shi”：“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

大学问家、翻译家严复讲“信达雅”，他是用文言翻译的，而儿童书籍既然是写给儿童的，语言很浅，所以翻译时就照样应该用浅显的语言。

笔者：您在翻译的同时也自己创作，是受到翻译的启发吗？

任溶溶：开始我没有想过创作，但不知不觉就在学习。比方说，翻译之后我常常觉得不过瘾，就想如果自己创作的话，会怎么写。我觉得自己可以写得更好，所以后来把生活中看到的好的素材都用本子记下来。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是20世纪50年代写的。

60年代没书可译的日子，也是我创作欲最旺盛的时候。那时候主要是写儿童诗，诗歌发表以后影响很好，一些老朋友写信来说我写得好，就应该这么写。因为受到了鼓励，我开始大量地创作，一直坚持到现在。后来出了两个集子：《小孩子懂大事情》和《给巨人的书》。

笔者：在您创作的诸多作品中，《“没头脑”和“不高兴”》以独特的幽默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据说您创作时一气呵成，只用了半个多小时？

任溶溶：这部作品主要是受俄罗斯童话的影响。1956年1月，我在南京西路上著名的“文艺俱乐部”——上海咖啡馆里为《少年文艺》赶稿。当时距离截稿时间只有两个小时，所以不快也不行，半个小时就写了5000多字。

笔者：您创作的时候只考虑儿童，还是也想到成人？

任溶溶：我主要想到儿童，儿童是否喜欢是我所想的。

笔者：现在很多人看不起儿童文学，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大作品。

任溶溶：这不奇怪，但是不能怪儿童文学，因为它历史很短，儿童文学和整个文学相比，是一门新学问。《格林童话》是最早的，也不过两三百年，所以大作品恐怕要慢慢积累。

笔者：儿童文学作者怎么才能写出好作品？

任溶溶：这是个大问题。儿童文学作者在中国处境比较难。他们中我最佩服张天翼，《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我都看过很多遍，我喜欢他的作品，他是天生的儿童文学作家。

笔者：您自己对外国文学十分热爱且一直与之打交道，对翻译界的后辈有什么期待？

任溶溶：我期待的太多了：期待他们多出好作品，多了解外国文学的情况，把好东西介绍过来。因为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对我国文学很有帮助，可以借鉴。

有一套“快乐生活法则”

谈起翻译与创作，任老略显严肃，但生活中，他是一位非常有童心的人。也可以说，他的童心从来就没丢失过。

年轻时，他教儿子下棋，儿子学会了快赢他时，他就让儿子另请高明，以便让自己始终保持不败的地位。

他爱极了美食，在妈妈怀里时就开始学吃西餐。到老都和小时候一样，是个馋嘴猫。“文革”期间，“打倒中国的马尔夏克任溶溶！”的标语刷在他天天要经过的路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少儿出版社，他却视若无睹，胃口照旧好得很。那时上海有名的餐厅陆续关门，他就在家自己烹调。抄家时，发现他的银行存款只有一块多钱，母亲说他是“脱底棺材，吃光算数”。到现在，任溶溶还是爱吃，但因为身体原因很少出门了，好友去他家，会带上自家烧的绍兴霉干菜烧肉和茄汁明虾等他爱吃的菜。

60岁退休后，任溶溶被上海译文出版社返聘，又工作了20年。2004年，作为安徒生200周年诞辰庆典活动最重要的项目之一，丹麦官方授权他翻译新版《安徒生童话全集》。任溶溶花了一年多时间，对自己早年翻译的近百万字译稿进行全面修订和增补，于2005年完成了唯一的官方授权中文版本。丹麦驻华大使米磊先生见到任译安徒生童话后，赞不绝口，称之为“高品质翻译”。80岁时，任溶溶还翻译出了美国作家E.B.怀特的经典童话作品《夏洛的网》。

从上海译文出版社“退休”后，任溶溶已是耄耋老人，却还是在家闲不住，又迷上了韩语。“以前还请教译文社的韩文编辑，不去社里后，也就没人指导了，发音不标准，但看到韩文我总想着试拼一下发音。”他开玩笑说：“电视里朝鲜火箭发射，我跟着拼火箭上刻的几个字，但还没拼出来，火箭就飞走啦！”

他喜欢与孩子们围成一团，给他们读童话、读诗。儿童文学作家周锐说，爱说话的任溶溶走到哪里都是焦点。他能不停地说，总是很幽默，而且“像苏东坡一样，没有一事、一物不能写进诗里”。如今，不能出门的他也有一套自己的“快乐生活法则”：只看高兴的东西，坏的事情不听、不看，也不想知道。

“发白红心在，豪情似旧时。愿穷毕生力，学写儿童诗。”这是任溶溶数十年前在自己小本上写下的一首诗，也成了他一生的映照——这位“90后”翻译家，岁月面前不弯腰，大病面前不低头，所拥有的只有一颗快乐的童心。（撰文：楼乘震　魏宇）

夏志清：学界“顽童”

【人物简介】夏志清（1921—2013），原籍江苏吴县，生于上海浦东。中国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美国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曾任教于北京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匹兹堡大学等。在1991年退休前，曾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文学29年。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夏志清文学评论集》等。英文著作有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C．T．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

夏志清曾在一次访谈中谈及生死的问题：“人是没有梦的，死掉了就死掉了。靠着我的书，我还可以多活几年。”如今，这位曾以独到眼光发掘出张爱玲、张天翼、钱锺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并最早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引进西方高等学府的老人，以92岁的耄耋之龄辞世。正如他所言，他的思想在作品中声光永存。

《围城》是最有趣的小说

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曾说过：“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里，夏志清教授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961年，夏出版了第一本英文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从而为西方学院内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奠定基础。”这部著作与正统的文学史观有很大差异，夏至清将以前被忽略和屏蔽的作家，如张爱玲、张天翼、钱锺书、沈从文等人列为佼佼者，认为他们的作品显现了“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在那个时代，这种评价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因此有评论称，《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不亚于一次文学的革命。这部评论专著的出版，使40岁的夏志清跻身著名批评家之列。他的批评视野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即使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此书仍与当代的批评议题息息相关。

夏志清曾说张爱玲“实在是好得不得了”，而钱锺书“好处就在于看得多”。在他眼里，张爱玲对人生无常无奈的感喟，与同时代主流作家的视野大相径庭。为此，张爱玲曾与他有大量的信件往来，信件数量仅次于张爱玲致好友宋淇夫妇的。夏志清也欣赏钱锺书的讽刺艺术，认为他是自清代《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以后最有力的讽刺小说家，并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他对钱锺书的关注曾闹过一出笑话。1975年，友人误传钱锺书过世，夏志清悲伤地写了一篇《追悼钱锺书先生》，并在报纸上发表。此事传到钱家，家人坐立难安。若干年后，钱锺书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当面作揖谢罪。

在夏志清的论述中，最受争议的是对鲁迅地位的贬低。此外，夏志清对新文学的名家如茅盾、丁玲等评价也不高。他有一段评价鲁迅的话流传很广：“鲁迅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被人家捧得太高。鲁迅有一点最不好，他不喜欢自己的原配，但又不让她离开，又不跟她生孩子，这对女性很残忍啊。”此外，在2007年与深圳大学教授李凤亮（现深圳大学副校长）的系列访谈中，夏志清更如此评价鲁迅：“鲁迅到教育部之后，要到北京大学教书，才写成一本《中国小说史略》……他的好几个短篇小说，我在《小说史》里评得很公正；此外他那部散文诗《野草》非常精彩，可惜在《小说史》里不能评价。”这样的论断，别说中国学者了，外国汉学家都看不过去。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在20世纪60年代曾写了篇书评《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问题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批评夏志清的分析方法不够“科学”，夏志清对此事的回应是：“普实克是欧洲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人，而且与丁玲、茅盾都是朋友。但他是外行，讲来讲去，1/3是讲鲁迅，茅盾、老舍懂一点，别的基本上不懂，或尚未看过。”

胡适力排众议，送他留学

夏志清1942年毕业于沪江大学英文系，这个大学是美国南方浸礼会办的教会学校。1946年，夏志清随长兄夏济安（学者、评论家）到了北京大学。当时，美国华侨李国钦捐助给北大文、法、理各一个留美名额，学校决定公平竞争，作文考题是《出洋留学两回事》，规定必须用英文写，另须有一篇用英文写的论文近作。夏志清凭研究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论文脱颖而出，以88分夺魁。但因他没有任何背景，榜示后有人不服。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力排众议，把名额给了夏志清，送他到耶鲁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夏志清也因此成为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在美国名校拿到英文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对这段往事，夏志清曾说：“我运气好，当年胡适要是不给我奖学金，我就会埋没在国内。”

1951年，夏志清作为耶鲁大学英文系的优等生，应聘一项计划，编撰一本名为《中国：地区导览》的手册。但他对这项工作的兴趣很快消失，约满离职时，他已有了新的计划：撰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协助下，夏志清于1952年至1955年间，利用在耶鲁英文系任研究员的机会，专心研读现代中国文学。当时，美国各大学的图书馆只有极少数中国现代文学图书，批评资料更是少之又少，但资料的缺乏也给了夏志清很大的自由度，使他能作出自己的判断。1955年离开耶鲁时，夏志清已经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主要部分。

夏志清的学术成就，除了中国文学研究成果外，还有一批研究英美文学的论文及评论，被广泛引用。事实上，在海外学术界，他首先是被看作一名西方文学的专家。他被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作品《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史论》都是先以英文出版的——后者是一部以独到眼光审视中国白话小说传统的著作。近些年，他还在大陆和港台出版了文学评论集《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夏志清文学评论集》等。

“我聪明得一塌糊涂”

夏志清在学界素有“顽童”之称，他的趣事真是“一箩筐”。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朱崇科曾拜访过夏志清，他说：“夏先生和夫人王洞女士相当和蔼，两人配合非常默契。在夏先生的发言听起来有歧义或是过激时，在旁聆听的王女士经常会帮助补救。当时已经86岁的夏先生精神矍铄，是一个坦率机智的人，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他都口无遮拦。但说完后，又担心会伤害别人，往往会说，这段不要告诉其他人。他经常毫无保留地自我表扬，最爱重复的话就是‘我聪明得一塌糊涂’。”

夏志清

著名舞蹈艺术家江青曾在自传中写道，自己在纽约公演新编的独舞《征旅——花木兰》，当舞者与观众都静静地沉浸在舞蹈的意境中时，夏志清按照中国看戏的规矩，在观众席中以一声响彻云霄又尖又长的“好——”为江青喝彩，吓得江青把舞蹈动作全忘了，只好即兴编了几个新动作才把表演继续下去。事后，夏志清还得意地问：“我在台下给你喝彩，叫得好吧！”

据王德威回忆，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的《色·戒》上映前，李安的团队希望听听文学家的意见，安排了一场小范围试映，看电影时夏志清“在不可怕的地方突然‘哎呀’一声，把全场的气氛都破坏了。在最露骨的性描写部分，他跑去跟夏师母说，这好像是真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回忆夏志清，“是性情中人，直率，健谈，一见如故，谈得兴浓，常常爽朗地大笑。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负”。夏志清还不时写信提醒比自己年轻的陈子善说：“子善啊，你要多吃维生素片。”让陈子善既感动又好笑。

夏志清曾说自己并没有宗教信仰：“我哥哥死了多少年了，他从来没有给我托过一个梦。我从来没有梦到过我哥哥，也没有梦到过我爸爸妈妈。什么都不信最好，没有寄托。”但如今多少人午夜梦回之时，会对这位老人的无忌“童言”及渊深学养，生出深深的怀念以及挥之不尽的追思。（撰文：钟诗婷）

柏杨：硬骨头文人

【人物简介】柏杨（1920—2008），生于河南开封。作家，人文大师，自称是“野生动物”。代表作《中国人史纲》《丑陋的中国人》《异域》等。

2008年，一个月之内，中国文化界先后失去了三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湖南老诗人彭燕郊；著名文史学家、翻译家贾植芳；台湾文学家、史学家、文化活动家柏杨。其中，柏杨先生的逝世引发强烈反响。

反思斗士

柏杨先生有“硬骨头的文人”之称，一直以“深厚学养、坚韧的道义担当、直言针砭时弊”为三大利器。大陆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是在20世纪80年代知道“柏杨”这个名字的，原因就是反响强烈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

这本书在中国大陆一经出版，就引起强烈反响。柏杨在书中批判中国人的“酱缸文化”“窝里斗”等诸多问题，大有继续鲁迅先生“对中国民众劣根性的无遮拦批判”之势。这对于刚刚经过十年浩劫，思想还比较封闭的民众来说，是一种极其强烈的冲击。

对于这本书在国人心中引发的“地震”，柏杨似乎早有预见，甚至可以说，这是他一手“策划”的。在《丑陋的中国人》的序言中，他直言不讳：“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地反思自己的丑陋和不足，这个民族才能进步。”柏杨希望此书能够使国人认识并反思，这是他的写作意图。

能对本民族的文化做出不遮掩的反思与批判，所需要的勇气实非一般人所能具有。这里就不得不提柏杨先生的坎坷经历。

柏杨原名郭衣洞，1920年出生在河南。其父郭学忠，曾做过当地县长，后改行经商。柏杨的母亲生下他后不久便去世了。柏杨自喻童年如“野生动物”般，常遭继母毒打。柏杨笑称自己小学也没有毕业，“从小学到大学，每一个学校如果不是被迫离开，就是被学校开除”。

1949年，柏杨随着国民党军队到台湾。1960年，他开始以笔名“柏杨”在《自立晚报》撰写专栏《倚梦闲话》。1967年，柏杨接下了为《中华日报》翻译《大力水手》漫画的工作。其中一幅漫画画的是波派和他的儿子流浪到一个岛上，父子竞选领袖，发表演说。开场时，波派说道：“Fellows……”柏杨信手拈来，将这个词译成“所有军民同胞们”（此为当时蒋介石发言中常见的对民众的称呼）。1968年1月，《中华日报》刊出这幅漫画。台湾当局指柏杨“犯上作乱”，以“侮辱元首”“通匪”等罪名将其逮捕，这便是有名的“大力水手事件”。柏杨身陷囹圄长达9年零26天，一度要被枪决。1978年出狱后，台湾当局勒令他约法三章：不准提往事，不许旧调重弹，不许暴露台湾社会的黑暗，才准他为《中国时报》写专栏。

柏杨一直非常关心台湾政局，尽管近些年身体每况愈下，依然坚持每日读书看报。他曾因抗议陈水扁而绝食，最后不得不被送进医院。

2008年大年初一，马英九特地到柏杨家拜年，两个人在柏杨的卧房里进行了短暂交谈。柏杨的夫人说，柏杨非常欣赏马英九的正派，而马英九也亲自题了“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八个字送给柏杨夫妇。马英九在得知柏杨先生去世后感慨说是“台湾一个时代的结束”。

历史研究

柏杨先生著作等身，主要写小说、杂文，后者成就更高。他的杂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梦闲话》《西窗随笔》《牵肠挂肚集》《云游记》等。

从文学角度，柏杨肯定算不上大家，也没有如李敖那样自诩为现代汉语白话文第一人。但在史学上，柏杨却下了很大的精力。他在狱中更是坚持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中国历史年表》三部书稿。

谈及这三部书的创作情景，柏杨曾经这样回忆：“这三部书是我在火炉般的斗室之中，或蹲在墙角，或坐在地下，膝盖上放着用纸糊成的纸板和着汗珠，一字一字地写成……面对着汗迹斑斑，颜色枯黄了的纸册，我有无限的感恩和热情。”

而1993年全部完成的《柏杨版资治通鉴》，是柏杨先生最为著名的史学著作，在台湾被誉为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柏杨在书中常用“柏杨曰”的形式，对重要的事件发表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并以生动诙谐的语言进行入情入理的总结和评价。虽然很多学者指出《柏杨版资治通鉴》中有诸多谬误，但依然改变不了这部书在台湾的巨大影响力。柏杨的好友、远流出版社负责人王荣文曾做过恰当的表达——柏杨并非学院派史学家，而是一名野史学家。我们甚至可以看出柏杨在写作上的一个特色——用简单的道理和经验总结来勾起普通读者的一些简单思考和自省。

五次婚姻

柏杨一生经历了五次婚姻，最后一次婚姻是1978年与女诗人张香华的结合。

18岁时，父亲安排柏杨与年长其五岁的艾绍荷结婚。柏杨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封建包办婚姻。尽管两人生下一女，但柏杨与艾绍荷完全没有感情基础，思想差异也很大。婚后不久，柏杨便离开了家，艾绍荷继而改嫁。

1943年柏杨流落重庆，与国民党中央团部消费合作社女职员崔秀英相识并结合。这是柏杨的第二次婚姻，两人生下一女崔渝生（从母亲姓）。1945年8月，柏杨为完成东北大学学业，与崔秀英及次女作别，赶赴东北。

1949年，柏杨跟随“老长官”吴文义一路到台湾。也是在台湾，29岁的柏杨与第三位妻子齐永培结合，育有二子。

1958年冬天，任“救国团”高级职员的柏杨认识了中兴大学教授倪渭卿之女倪明华，这场爱情使柏杨与齐永培离婚。1968年，柏杨因“大力水手事件”入狱后，倪明华与他劳燕分飞，柏杨为此曾绝食21天。

柏杨和夫人张香华

出狱后，柏杨在一次聚会上，结识了小他近20岁的女诗人张香华。1978年2月4日，柏杨与张香华结婚。一天，张香华在替柏杨整理书桌时，发现8大摞由对岸寄来的信函。她惊讶地发现，这是柏杨的两个女儿从大陆寄来的。之前，张香华只知道柏杨在入狱时已有过两次婚姻，她以为自己是柏杨的第三任妻子，如今突然多出两位内地女儿，她以为自己是他的第四任妻子。于是，张香华开玩笑地跟柏杨说，“我会看相的，你这一生会有五个妻子！”没有料到，柏杨居然说：“你就是那第五位！”

柏杨常说自己此生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和张香华结婚。张香华把柏杨在大陆的子女生活安排得非常好，这得到了柏杨的敬重。张香华曾说：“他的子女好，他的心情就好；他的心情好，写作就好；他一切都好了，我也好。”（撰文：杨懿）

黄永玉：五重身份

【人物简介】黄永玉（1924—　），笔名黄杏槟、黄牛、牛夫子，土家族，湖南凤凰人。擅长版画、彩墨画。1953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顾问。作品有《春潮》《百花》《人民总理人民爱》《阿诗玛》。巨幅画有《雀墩》《墨荷》等。1986年荣获意大利总统授予的“司令勋章”。出版有《黄永玉木刻集》《黄永玉画集》等。

笔者在与黄永玉这位艺术大师的对话中，蓦然发现，“苦命人”“老顽童”“湘西鬼才”“万荷堂主”“思乡游子”，不仅是他人生的写照，其间更蕴含着他别样的人生观和创作理念——

笔者：“听说你吃素食？”答：“便宜。”

笔者：“你道德高尚，不拈花惹草？”答：“我阳痿。”

笔者：“你的文学成就一流。”答：“我抄别人没注意的书。”

……

答者乃黄永玉。他在自己书中的一段对话，用嘻嘻哈哈的玩笑表现着他的与众不同。

黄永玉的与众不同，也许是与生俱来的——没念完中学、没有经过系统美术训练，却凭着天生才情和后天努力，成为出色的木刻家、国画家、雕塑家、作家和诗人。有人说：“这个世界上因为有了黄永玉，就可能变得好玩一点……”

如此一个特殊的人物，在忙些什么？他的性情是否随着年龄而改变？2006年8月17日，笔者有幸走进了他在北京的居所——万荷堂。当身着粉色上衣、牛仔裤的黄永玉走过来时，笔者发现这位老人目光如水、神情淡定。果如传闻所说，在交谈中，他习惯性地不时与笔者斗嘴。

“苦命人”

人称黄永玉是“湘西鬼才”，这既是对他才智的评价，也是对他行为举止的描述。已到暮年的他有着非同一般的人生经历，有无数理由吸引笔者去接近他，聆听他。

1924年，黄永玉生于湖南凤凰，土家族人，受过小学和不完整的初级中学教育。这80多年走得很不容易。因家境贫苦，12岁那年，黄永玉就外出谋生。开始在安徽、福建的山区瓷场给别人做彩绘，后来辗转到上海、台湾和香港等地。出于爱好和生计原因，年纪轻轻的他就走上了一条漫长的绘画之路，并很快以出色的木刻作品蜚声画坛。在担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前，黄永玉做过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等工作。

1952年，黄永玉在表叔沈从文的鼓励下，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祖国建设，并于次年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

“文革”期间，他被“四人帮”指控为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批判，之后，又因为画了一幅《猫头鹰》而遭到残酷迫害，被遣送回家乡凤凰。“文革”期间的一次磨难，令黄永玉刻骨铭心——中央美术学院贴出了一张颇有分量的大字报，揭发他在河北邢台写下的那些“动物短句”。他画的“拉磨的驴子”被说成“攻击大跃进”，因为驴子说：“咱这种日行千里可也不易呀！”还有一只飞蛾说了句：“人们！记住我的教训，别把一盏小油灯当作太阳。”没多久，黄永玉就被扣上了“攻击革命领袖”的罪名。

因为这张大字报，黄永玉被关进“牛棚”，很快就挨了第一顿毒打。打他的人拿着带铁头的皮带一下一下地抽，黄永玉就一下一下地数，站着一动不动。他一共被打了224下，旁边的人看得浑身发抖。在黄永玉的观念中，别人这样打他，他当时没办法抗拒，但有权不哭不喊，哭了或喊了，那就是个孬种。在他看来，湘西人就是这样的，不能还手的时候，就要让别人看看挨打时的派头和风度。

早年的漂泊让黄永玉把世间的美丽与哀愁看了个透；“文革”则让黄永玉把世态炎凉看了个透。黄永玉说：“以前我对学生挺好的，但‘文革’的时候，学生却成了我的敌人。”怀着这种心结，“文革”以后，黄永玉再也不带学生了。

“四人帮”倒台后，黄永玉重新回到北京。由于在中国画坛享有盛名、成绩斐然，他被推荐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并被推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老顽童”“湘西鬼才”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黄永玉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手中一直端着烟斗，悠闲地吸着。他笑着要求笔者和他说话时声音大一些——“请不要忘记，你现在是和一个聋子讲话。”

耳朵背，不影响黄永玉大脑的反应速度，也难挡他的“顽童”本色。对笔者提出的“有人说现在这个时代不是出大师的时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黄永玉头摇得像拨浪鼓：“千万不能这么说，旧社会不幸到了极点，怎么能说以前更有利于人的成才呢？！”他马上又笑说：“谁说现在没有大师，在厕所里随便都能碰上几个。”

一代“鬼才”黄永玉

“老顽童”是很多人给黄永玉戴的“高帽子”。对于这个称呼，黄永玉并不认可。他说：“我的这一生没有好好玩过，生活中除了受苦就是工作。吃，不喜欢；游山玩水，没有意思。工作是一件最有意思的事情。”黄永玉说，平时他身边总是放着几个小本，以便随时记下一些想法和灵感。“别人说我是‘顽童’，是因为对我的认识太表面化！”

同样，对于“鬼才”的说法，黄永玉也不太认可。他说：“说我是‘鬼才’才真是见鬼了。我初中没有念完，其间还留级了五次。一开学，我就把书卖了买肥皂和袜子，但是我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了图书馆里，我在那里学我自己的。”

黄永玉曾坦然地说，他“从小就不是个喜欢读书的孩子”，但这说的是他不喜欢让人硬灌“四书五经”，并不代表他对书本深恶痛绝。事实上，他读书极多，领悟也极深。“做一个画家，一辈子要和书籍打交道，受书的教益。”

不过，外界对他“鬼才”的评价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一个初中肄业的人，却擅长版画，主攻国画。他的画构思奇特、造诣精深、风格迥异，《阿诗玛》、生肖邮票《猴》等都是传世佳作。他曾在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等地办过画展，获得过意大利“司令勋章”奖。除绘画以外，他的艺术实践涉及诸多领域：擅长文学创作，出版过《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老婆呀，不要哭》《太阳下的风景》等作品。200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三本诗集《一路唱回故乡》。2003年他写的《比我老的老头》一书，在五个月内加印五次，成为当年最畅销的文艺书之一。他还搞设计，设计邮票、房子，由他取名并亲手设计的“酒鬼酒”已成为传世经典。

对于自己的爱好，黄永玉说：“文学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的，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绘画。我一生70％的时间都花在木刻上。绘画虽然排在最后，但可以养活前面三个行当。”

“万荷堂主”

造房买房，是黄永玉的另一大爱好。没有人比他更喜欢房子了。迄今为止，他拥有的住宅已经有五处：凤凰两处，“夺翠楼”和“玉氏山房”；北京一处，“万荷堂”；香港一处，“山之半居”；意大利一处，“无数山楼”。

黄永玉的“万荷堂”在北京通州区徐辛庄村。笔者叩门而入，迎接客人的是几条狗，有的警惕地大吠，有的则友好地围着笔者左看右闻。这些狗都是黄永玉的“心肝宝贝”。“万荷堂主”黄永玉定下的堂规说：本堂花木水果大多带刺，地面石头硬度为七，仅次钻石三度，各界人士尤应注意本堂所喂养之恶狗，因曾接受特种训练，专咬生人之要害处，各种险处不可疏忽大意，如有挨咬、跌倒、刺伤诸般意外，医疗费自理，寄希望本堂津贴者，全属梦想。

在游历“万荷堂”的过程中，笔者切身感觉到它就和黄永玉本人一样，随处充满奇思妙想。

“万荷堂”占地8亩，是一座仿古建筑群，亭台楼阁、回廊、照壁都按照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建造。尽管它隐藏在绿树和村落中，但是看上去依然别具一格。同那些雕梁画栋的古建筑相比，屋里的梁柱大多保持原貌，少有斧凿之功，朴实又浑然天成。据说，黄永玉在建房子的时候曾和造房子的老师傅产生过分歧。老师傅说这些木头一头粗一头细，盖起来不成样子，要把梁柱做成光溜溜的样子。黄永玉则坚持在保持木头原样的情况下进行建造，老师傅因此差点不干了。后来房子盖好后，老师傅眯着眼睛看完后说：“你真行，这么一盖还真漂亮！”

置身栽满树木的庭院中，看着那高大的屋宇、宽敞的回廊、花岗岩坪围起的荷花池，笔者很难相信，当初黄永玉用毛笔勾勒在宣纸上的设计，只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变成了实物。

不仅建筑格局，就连屋内的桌椅、壁炉、吊灯也全部是黄永玉自己一手设计出来的。可以不夸张地说，除了墙角那台主人画大画时要乘的升降机，以及那些作画工具外，屋里的每件陈设均堪称艺术品：一组组青铜吊灯是意大利宫廷式的，低矮的桌椅是宋朝款式，形式各异的坐墩则是粗树根雕成的……让人最感兴趣的是那些随处可见的主人手书，语言幽默生动。在“万荷堂”的厨房门口，一副对联已经斑驳：“蔬菜瓜果新新鲜鲜，鸡鸭鱼肉香香喷喷。”而悬垂的沙袋上写着几行小字“随便闯入者、偷盗者、折花果者、撞骗需索者、乱翻东西者”，旁边是一个醒目的大字：“揍！！！”画室门上贴的是：“我在集中精神画画，进门的人请先打招呼，以免吓我一跳。”画室旁的水池边写的是：“此处毛巾为我工作专用，上面沾满癣、疥、疮等各种霉菌，请勿随便乱动，以免被传染。”……就连厕所的洗手池及水箱上都贴着字条，张张妙趣横生。

笔者此前听说，在“万荷堂”前的公路边，黄永玉为方便村民们休息、聊天，专门修建了一座凉亭，名为“侃亭”。他为亭子制作了题有“侃亭”二字的匾额。但没过多久，匾额就被他的“粉丝”摘走收藏了。鉴于此，黄永玉未再在亭子上题半个字，笔者此次前去，发现“侃亭”两个大字已经刻在旁边一块石头上了。

“我为什么喜欢造房子？”黄永玉吸着烟斗告诉笔者，“这大概也是一种玩法。其实建筑也是艺术，房子盖成什么样，和画一幅画花费的心血一样多。”“房子的形式比画大得多，我可以容纳许多朋友到我的作品中来。”

“思乡游子”

黄永玉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浪迹天涯却一直惦记着养育他的故乡山水和凤凰古城，惦记着家乡的吊脚楼和石板小街。他说：“我有时不免奇怪，一个人怎么会把故乡忘记呢？凭什么把它忘了呢？不怀念那些河流、那些山冈上的森林、那些透过嫩绿树叶的雾中的阳光……你是放在天上的风筝，线的另一端是牵系着心灵的故乡的一切影子。”

在黄永玉凤凰老家的木板墙上，至今有一片他四岁时留下的淡淡墨迹。几笔简单的脸谱图案，上有歪歪斜斜的几个字：“我们在家里，大家有事做。”

故乡在黄永玉的思绪里不只是记忆，还是他艺术上必不可少的想象，是不断为他提供创造力的源泉。在他的身上，湘西人的幽默、乐观、爽快、固执，早已融入血液中了。

自1979年至1988年，他差不多每年都要带外宾去凤凰，向外界极力推介凤凰，推介湘西。最具轰动效应的是推介了张家界、“湘泉酒”和“酒鬼酒”。

2006年10月，位于湖南吉首大学的黄永玉博物馆要开馆。黄永玉已决定把他收藏的99.9％的文物“武装押运”到该馆，该馆除了他的画作，还展出6000多年前的彩陶、50多件汉代中山国的鸟造型壶、唐朝3×3米的石头房子等珍贵文物。

当笔者问，他之所以把自己的博物馆落户湖南，是不是因为故土情深时，黄永玉好一阵都笑而不答。“总要找个可靠的地方，交给可靠的人管理，毕竟吉首是湘西的州府，而凤凰太小了，怕没有能力管理。”他想了想，对笔者说。（撰文：李桂杰）

李可染：画笔背后的辛酸

【人物简介】李可染（1907—1989），江苏徐州人，原名李永顺，画室名“师牛堂”。擅长中国画、美术教育。1929年以优异成绩入国立西湖艺术院，破格录取为研究生，师从林风眠等教授。1946年应徐悲鸿之聘为国立北平艺专中国画教授，师从齐白石、黄宾虹。1949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品有《万山红遍》《漓江山水天下无》《杏花春雨江南》《山城朝雾》《看山图》等。

2010年12月3日凌晨3点多，北京的冬夜滴水成冰，90岁的邹佩珠已经起床，她把能回忆起来的事都写在一张白纸上，年岁大了，再好的记性也不如笔头好使。7点多，她又躺了一会儿，然后正式起床梳洗。10点钟，当笔者来到她家时，老太太已特意换了件枣红色的中式对襟衫，衬着满头银发，煞是好看。

笔者提起2010年11月22日李可染的水墨巨制《长征》拍到1.075亿元，她淡淡地说，那画早不归李家所有，她有的，只是三里河这间旧房子。早晨的阳光照进屋里，映在相框中李可染温暖的笑容上，邹佩珠说，自丈夫去世，她看着这笑容已过了21年，那是她的“画牛郎”（李可染以画牛著称）。

往日一幕幕从她眼前掠过，老人家把自己与笔者都带到了往昔岁月，一谈就是六个小时，连饭都忘了吃。讲起祖国家园，她慷慨激昂；谈到丈夫，她深情款款。

战乱中与“画牛郎”的奇缘

以前，人们问我和可染是如何相识的，我就开始讲故事。我的生日是农历“七夕”，民间说生在这天的都是织女一样的巧人。我没遇见我的“放牛郎”，但是遇见了可染这个“画牛郎”。这是天意吧？我们之间真的有许多说不清的缘分。

可染是徐州人，22岁时到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学绘画，而我家就在杭州，彼此同在一座城市多年，却不相识。本来我们之间没多少交集，“七七事变”后，战火顿起，烽烟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1937年，日本人打杭州的前一天，我们一家人逃难，从上海到江西，再到长沙。一路上飞机追着我们的火车扫射，不断有人从我身边掉下去。那时可染带着妹妹李畹从徐州开始逃难，也到了长沙。他们家住在岳麓山下，而我家住在山上。后来长沙也守不住了，我们在一个早晨逃了出来，可染也是同一天离开的。这是日后我认识他才知道的。

离开长沙后不久，我母亲在漂满死尸的河里洗衣服时，把手弄破了，结果染上了病毒，第二天就死了。我辗转到了重庆姐姐家，在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上学。巧的是，那时可染也从贵州逃到了重庆。重庆并不安全，眼见一架架飞机像麻雀一样飞来，密密麻麻的炸弹扔下，大家就一窝蜂地往防空洞里跑。有人跑得慢，被炸死了，肠子就挂在树上。可染经常到一个大隧道里躲着，有一天，他的朋友硬拉他出去，那是他唯一一次没在隧道里躲炸弹。就在那天，几万人因为缺氧死在隧道里，他躲过了一劫。

那时，我与同宿舍一个女孩很投缘，就是可染的妹妹李畹。我们经常一起聊天，她跟我念叨自己有个哥哥，叫李可染，曾是西湖艺术院的学生，校长林风眠特别喜欢他。渐渐地，我听熟了这个名字。

1943年春末的一天，阳光格外好，我突然心血来潮，要出去画水彩，就在离学校不远的路边选了个景，画了起来。一个又高又瘦的年轻人摇摇晃晃走了过来，看起来病恹恹的。他打听艺专怎么走，我就给他指了路。他顺口问我一句，有个叫李畹的学生认不认得，我心想，你可问对了，她就住我下铺。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李可染。

不久，他到我们学校教绘画，住在教员宿舍，也就是一间茅屋，能摆个床，放个画画的小板子。可染多才多艺，除了绘画，还会拉胡琴，精通京剧，正好我也曾跟着家里的唱片学过京剧，他拉胡琴时，我就在旁边唱戏。

可染住的地方旁边是竹林，有一天，他屋里地上冒出了竹笋，我就帮他天天浇水，竹子一直长到天花板上去了，他唤作陪竹，正好是我名字的谐音。又想到晋人“不可一日无此君”，他就给这茅屋起了斋名“有君堂”。这对我也有很大触动。一些日子相处下来，我们越来越珍惜对方，要知道，我们都是死了几次没死成的人，感情非常不一样。

1944年我们结婚了。可染出身贫农，我的家境好一些，但是战乱时，连身上的衣服都丢光了，也是一穷二白，算得上与他门当户对了。

结婚时，我们借了学校的单人床、一块画板和两把高腿条凳。又借用老乡堆草的一间屋，还向老乡借了一张桌面有裂缝、四腿都摇晃的方桌，一把窄的条凳。房子是土打的，地面墙面都凹凸不平。为表示是新房，我和李畹买了扫把和石灰，把墙刷了一下。不刷还好，一刷更花了，但是意思到了。

那年可染37岁，我24岁，可染的前妻苏娥去世后给他留下了三子一女。丧妻之痛和抚养孩子的艰辛让他经常失眠。我们刚遇见时，他全身长红点，瘦得只有一层皮，肋骨看得清清楚楚。我心痛难忍，决心今后一定要在事业上扶助他，并把他的身体调理好。结婚后，我养了几只羊，还喂了几只鸡，用鸡蛋给可染补身体。

1944年年底，我们的长子李小可出生。有一次，可染出去办事，一连三天没回来。我很着急，等他回来我才知道他去听戏了，因为戏好，就一连听了三天。我大发雷霆，竟把床都坐塌了，我问他：“李可染，你要是这样只迷戏，你的画还能成吗？”他知道自己理亏，没有说话，以后再也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对他发火。

抗战胜利后，可染到北平教书，直到新中国成立。

生活辛苦却成绩斐然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股潮流认为国画是封建文人画，画些花花草草，只讲求格调，没有烟火气，像什么样。那时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们都不屑上国画课，李苦禅先生因此无课可上，可染本来是教国画的，也只能去教水彩，但是他的心里始终不以为然。他学过西画，也画过抗战宣传画，他认为国画可以展现当代的现实，就决心改革国画。

那时，他经常出去写生，但我最怕的也是他去写生。写生时跋山涉水，鞋子很重要。可染的脚和常人不同，有畸形，脚底下有块突出来的地方，走路会痛。我就在他鞋底挖一个洞，刚好合他的脚形，然后再加一层鞋底。这辈子我做了多少双这样的鞋真记不清了。鞋坏了之后的路程对可染来说异常痛苦，但他还是会坚持走完。

1954年，他和张仃、罗铭想去江南写生，却都没有钱。一家杂志社的主编预支了100元稿费，他们这才出去，一路住马车店，吃路边摊，100元花了几个月。可染的衣服破了，鞋也漏了，鞋底垫着个纸片，就这样到了南京我大姐家。大姐帮他缝补鞋袜，还替他买了回程车票。等到他回来时，就跟叫花子一般。

可染每次出去写生，不管多长时间，都对家里很放心，因为他知道有我在。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北京大雅宝胡同，为了使可染完全投入到创作中，我放弃了雕塑，承担起家庭的担子。我们有五个孩子，还有老母亲要赡养，可染的哥哥、姐妹家中有困难都需要我们帮助，老家亲戚钱不够，也要寄去。每到月中，我俩的工资就都花光了，总要向别人借。后来学校决定给我们每月补助20块钱，但可染是要强的人，领了一次就谢绝了。这样我就只好去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兼职当美术老师，每天光批改作业就要到半夜，第二天还要上班，我少睡觉的功夫就是从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不过这些辛苦都有回报，可染成绩斐然。他把写生路上的所见，甚至连上海的汽车、洋房都收入画中，用国画的笔墨画现代生活，非常协调。当有人说，中国的传统走到穷途末路了，可染只回了四个字：东方既白。今天，大家都说可染的画意境非凡，对国画开拓有功，却不知道他画笔背后的辛酸。

从没埋怨过谁

可染一生中，对他最大的打击，是“文革”期间心中的艺术理想被打破。那时可染被迫停笔，上台挨批斗，要戴高帽子。他头发很多，戴不上，红卫兵就把一盆糨糊倒在他头上，他有多委屈啊。1969年起，他被下放到湖北丹江口。

政治高压下，可染得了失语症，大部分时间不能画画，他不想浪费光阴，就开始练字，像小学生一样，将毛边纸折叠出格子，抄录毛泽东诗词，工工整整地写一种厚重的字体，被他戏称为“酱当体”，就是以前当铺、酱菜店大门上写的招牌字。可染很珍惜纸，每张纸写满后，又在上面练习横平竖直的线条。我害怕他把难过憋在心里，就总守在他身边，给他洗头，讲开心的事。听说要抄家，我整夜不眠，把家里所有的书都拿出来一页一页检查，生怕被人发现什么对可染不利的东西。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前，总理嘱咐要布置一些宾馆，叫可染回来画些画，当地不放。第一次拿了北京市的介绍信，不行，又换了国务院的介绍信，才把可染接回来。

别人看我们家，总觉得我最苦，其实可染最苦，无法照顾好儿女一直是他心上的枷锁。我们的长子小可从部队复员回来，去了内燃机厂，打了十年铁。三子李庚到内蒙古放了十几年马，后来他去日本，我们唯一能给的就是可染的一件旧棉袄，坏了很多地方，临走前我补了一夜。我们的女儿，当初怀她的时候，可染和我商量一定要送人，因为感觉实在没办法养她了，结果生下来可染抱着，眼泪流了一夜，最终还是没有舍得。“文革”中女儿到六盘山插队，恶劣的环境让她得了脉管炎，差一点儿就把腿给锯了。回北京时，她穿的是自己纳的布鞋，肩上挑着一担豆子，二十多岁的人头发都白了，我们一家人看到后就哭了。

可染是个温厚的人，无论受什么委屈，都没怨过谁。都说文人相轻，但大家都对可染好。他自己说过：我不一定是好人，但确实没有时间去做坏事。一个有理想的人，哪有时间去骂别人。和可染生活那么多年，我自己也深受他影响。2007年是可染百年纪念，我想把他的作品都捐出来，给可染百岁送个礼。当时中国画价格暴涨，可染的作品更是翻了十几倍，孩子们一度想把画卖掉。在我看来，要是卖掉，我们的确成了富翁，可东西没了，无法集中表现国家那一段时期的成就。再多的钱财，再供我们享受，又能如何？我们这一代人是从死亡线过来的，希望国家富强，好，然后更好！这也是我与可染的共同心愿。

李可染与邹佩珠

现在可染的画卖到上亿，对我们也不会有任何影响。钱不是安身立命的东西。我腰椎间盘突出，在这套房子住了三十多年，每天要爬四楼。孩子想给我换房子，我说你爸爸死在这里，我还是在这里吧。住再大的房子，没有好思想，无用！人如此，一个民族也同样，有好思想才能自强不息啊。现在中国传统艺术有了市场，真让人高兴，但别把这些艺术都物质化了，忘却了背后承载的民族魂魄。那才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是用钱换不来的。（邹佩珠/口述　路琰　任愚颖/整理）

吴冠中：两个心愿都完成了

【人物简介】吴冠中（1919—2010），生于江苏宜兴。1947年，入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研习油画，受教于苏弗尔皮教授。先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艺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油画代表作有《长江三峡》《鲁迅的故乡》等。中国画代表作有《春雪》及《狮子林》《长城》等。出版有《吴冠中画集》《吴冠中画选》《吴冠中油画写生》《吴冠中国画选辑》《东寻西找集》《风筝不断线》《天南地北》《谁家粉本》《吴冠中素描、色彩画选》《吴冠中散文选》等。

直到今天，我的手机里依然珍藏着那条短信：“是一盈吗？访谈已经收悉，文章写得很好，才思灵动，吴老很喜欢……”

这是吴冠中委托助手发来的，随后他还专门打来电话小叙，开朗的笑声如同邻家老人一般，然而如今这一切都成为历史。2010年6月25日晚，他溘然长逝，艺术大家的人生至此落幕。或许生命的终结总能给生者某种程度的反思，而吴老带给我的，除了猝不及防的震惊，更多的却是深沉的难过与长久的遗憾了。

不做“荣誉的囚犯”

2010年开春，我试探性地拨通吴老电话，说明采访意图。没想到他很痛快地答应了，甚至主动问：“你哪天有时间呢？”如此大师，如此谦和，是我采访生涯中头一次遇到。采访的路上，看到花店里红鹤喜人，滴翠的叶，火红的掌，心中一动，为先生买下。

先生住在北京南城方庄一幢老式公寓楼里。问起路人，都大吃一惊，就连看电梯的妇女都半信半疑，真有一位画值千金的艺术大师天天乘坐自己看管的电梯？

先生91岁了，面容清癯，发如灿银，没有丝毫耄耋老相，反倒耳聪目明，思维敏捷。看到我手中的植物，先生欣喜地笑了，双手捧过并放在客厅阳光洒满处。几案上的绿茶，已经泡得很酽了。

夫人朱碧琴躺在一张长沙发上，看到我来，很艰难地站起来表示欢迎。先生小心翼翼地再扶她躺下，并且解释，脑血栓多年了，躺着才能降低脑压，所以只好大部分时间躺着了。这对相濡以沫的伉俪，携手走过了大半个世纪，言行举止间，满是浓浓的怜爱与深情。风烛晚年，他们对爱情的理解当有我辈无法企及的深邃与刻骨吧。

先生的居室极其寒素。四壁皆白墙，客厅一壁有幅绣作，此外再无装饰。家具是拼凑的，书架是简易的。画室很小，光线一般，只能画些小画了，非要作大画时，就只好卷着画。

先生晚年生活清冷。他对养花玩鸟遛狗全无兴趣，下棋打牌更不会，甚至从不过节、不办寿。2009年孩子们央求为父亲办90大寿，先生坚拒，认为“没意思”。相熟的邻居说，先生经常去街心花园的林荫小道上，花两元钱找个“蹲摊”的理发师剃头，并且笑谈，自己只是“纸上谈兵”，而街头巷尾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行为艺术家。

说起艺术，先生显出与年岁不符的激烈。都说天年应该颐养，然而他却是越老越敏锐，越老越激情。身体的老化与精神的亢奋，令他时常深陷无法名状的矛盾中，苦痛自知。所以，他晚年的画风剧变，没有往昔的恬淡诗意，却是浓墨重彩，慷慨悲情！

对于大师而言，风格的剧变意味着风险，甚至意味着“晚节不保”。他无惧，因为不要做“荣誉的囚犯”。

1998年，他创作油画《苦瓜家园》，并且解释，“这一生，苦，永远缠绕着我”；在散文集《吴带当风》里，他更是直言：“如果再给我一生，依然选择这苦难的艺术。”无限荣耀的丹青画笔，褪去艺术圣殿的光芒后，是一条怎样苦苦跋涉的道路？

极其厌恶谈及画价

画家吴冠中（摄于2006年6月18日）

1919年，吴冠中生于江苏宜兴。水田、桑园、竹林……是鲁迅笔下的风景，亦是吴冠中的乡愁。吴冠中从小热爱文学，但为了“不饿饭”，只好学工科。1935年，已考入大学的他与友人朱德群游览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看到前所未见的图画及雕像。他形容自己：“如同婴儿睁眼初见的光景，一头扑向这神异的艺术之美。”这一扑，便是漫漫一生。

194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赴法公费留学，师从巴黎艺术巨擘苏弗尔皮教授，如饥似渴地汲取世界艺术精华。教授常说“小路艺术娱人，大路艺术撼人”，这成为他秉持一生的艺术信念。新中国成立后，他放弃法国舒适的生活，回国任教。课堂上，他把西方艺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课下，他带学生外出写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然而，旋即而来的文艺界整风运动令他深受其害。他成了放毒者，被批判、改造；再批判、再改造……“四清”运动时，他被下放到偏远农村，精神的苦闷令他严重失眠，甚至染上肝炎。人生百无聊赖，他选择一死了之。

为了速死，他不再求医问药，而是疯狂作画，试图耗尽生命。他用老乡的高把粪筐作画架，画玉米、高粱……自嘲是“粪筐画派”。那些年，每每空闲，他便背着沉重的画具四处作画，从东海之角到西藏雪域，从高昌古城到海边小岛，住渔家院、工棚、破庙……直到晚年，他额头的皱纹依然是令人惊奇的白色，那是因为常年在酷暑中写生，太阳射不进皱纹的结果。他的画越来越多，画功日趋炉火纯青。不过最可喜的是，肝炎竟然在忘我的作画中不治而愈。

吴冠中渐渐名贯东西。1987年，“吴冠中回顾展”在香港展出，香港报纸报道了那种盛况：买楼排队的事有，为买画排队的事尚属首例，有些人为了买画，竟然把店门的玻璃都挤碎了。2002年，他被世界艺术最高殿堂法兰西学院艺术院授为院士。

“金钱”是世人描述吴冠中作品时的关键词。吴冠中作为“中国最值钱艺术家”的地位从来不曾被撼动。据雅昌艺术网统计，吴冠中画作总成交额达20.4亿元，在国内在世画家中排名第一。然而，他却极其厌恶谈及画价。一次伦敦拍卖会上，他的某幅作品被拍出数千万元，记者朋友从现场打电话报喜，他却道：“这是拍卖市场的心电图不准确！”相比金钱，他更愿意作品由历史来定价。

痛之深，是缘于爱之切

虽然没有从文，但吴冠中始终保持鲁迅式的斗志与真情。他这一生，都在为“说真话”付出沉痛代价。

留学归来，他因力劝有天赋的学生不要参军，好好画画，最终被无情揭发、严厉批斗，直至逐出课堂。“文革”时，他坚决不跟从当时一窝蜂的现实主义创作洪流，不画工农兵绘画。于是，他又一次被打入美术界的“另册”，被斥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堡垒”。晚年时，他发表“笔墨等于零”的观点，甚至直言：“中国大部分画家的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的作品情怀和境界上不来！”此语一出，他即刻成为靶子，孤身一人面对口诛笔伐、冷言暗箭。

二十多年前，吴冠中便开始大规模“毁画”，不忍下手时，便让家人抱下楼用火烧……有人讥讽他“作秀”，他却说：“盛名之下，不愿意劣品招摇过市，不愿谬种流传！”

2008年春天，身为大师的他竟然“屈尊”把画展办到青年艺术家聚集的798艺术工厂，不剪彩，不请领导，不收门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再次疾呼：“取消美协、取消画院等官僚机构。因为艺术是野生的，不是家养的！”

他越来越老了，却没有老人的淡定，反倒更多伤痛。痛之深，是缘于爱之切。最近几年，他一直忙着做两件事：捐画给国家、说真话。就在他去世前一天，还捐出了五件作品。“我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他目光炯炯，“如果我讲出了那些真话，那么我将死得很宁静”。

佳酿晚晴熟，霜叶吐血红。说真话和捐画，这两者先生都做到了。相信，他走得很宁静。（撰文：一盈）

赵无极：作品一年卖出2.4亿

【人物简介】赵无极（1921—2013），华裔法国画家。生于中国北京。1935年入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师从林风眠。1948年赴法国留学，并定居法国，后为法兰西画廊终身画家、巴黎国立装饰艺术高等学校教授，获法国骑士勋章。

大片颜色随灵感而动，虚无空间和变幻色彩表达出令人沉醉的东方神韵；自由的笔触、绚烂的风格有着西方油画的传统精髓……这是赵无极笔下独特的艺术世界。在2010年胡润艺术榜上，时年89岁的旅法画家赵无极登上榜首，被称为“目前最有价值的华人画家”。2009年，他的作品公开拍卖总成交额达人民币2.4亿元。

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赵无极1921年出生于北平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在成为银行家之前，曾憧憬过当一名画家，还曾夺得过一个国际绘画比赛的业余组奖，而且，作为一名艺术爱好者，他收藏有大量的古玩、碑帖和书法作品。赵无极继承了父亲的艺术细胞，从小就开始学习绘画，但他不喜欢循规蹈矩地描摹画谱，常趁大人不注意时，将画谱中的梅兰竹菊涂改得面目全非。

1935年，14岁的赵无极考入林风眠任校长的杭州艺专，师从潘天寿和吴大羽。从素描石膏像、模特儿到画油画，从国画临摹到学习西洋艺术等课程，赵无极打下坚实的艺术基础。

从叔叔带回的欧洲绘画明信片上，赵无极第一次见识到西方印象派的作品。尽管只是些印刷品，他还是对它们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些画不同于以往看到的任何作品，却更接近自己心中想要宣泄的艺术情感。

八年抗战中，赵无极随学校不断迁徙。流亡的路程漫长而又艰辛，空袭的警报常常令人一日数惊，生命每一刻都受到死亡的威胁，在动荡不安的困境中，赵无极非但没放下手中的画笔，反而更加努力地作画，更加深入地探索。1941年，赵无极在重庆举办了他的首次个展，1942年又与林风眠、关良、丁衍庸、李仲生、倪贻德在重庆举办联展。1947年再次在上海举办个展。

1948年，赵无极在林风眠的鼓励和父亲的资助之下前往法国深造，并很快成为皮埃尔画廊的签约画家。

赵无极流连于巴黎大大小小的美术馆和画廊，不拘传统、现代，他什么都看。瑞士抽象派大师保罗·克利那些色彩间杂着线条与符号的画作给了赵无极启示，他从此跃入抽象的世界。同时，他又回头研究早在国内时就钟情的汉砖、青铜器，从古老的甲骨文、钟鼎文中发掘带有神秘色彩的符号。中西文化在他笔下交融到一起。

要想创造出新的、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就必须彻底否定和破坏原有的，这需要相当大的勇气。整整两年，皮埃尔画廊卖不出一张赵无极的画，收藏家们都对他失去了兴趣。为了生活，他不得不抽出一些时间从事舞台美术设计方面的工作。

1952年，赵无极终于推出他转型后的作品《静物》。画面中随意放置着一些干树枝及杂物，在一定光线下，各种冷暖色调搭配组合，画面充满了荒凉、神秘的气氛。随后，他开始连续推出个展。在1958年的作品《云》之后，赵无极的画不再有标题，仅在画布背面注明创作日期。

迄今，赵无极先后在世界各地举办了近200次个展，他的作品被22个国家86家著名艺术机构收藏。

建筑大师贝聿铭曾在赵无极画展的前言中写道：“他的油画和石版画十分迷人，使我同时想起克利绘画的神秘和倪瓒山水的简练，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赵无极是当今画坛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法兰西学院第一位华裔院士程抱一先生曾这样评价赵无极的艺术创作：“他吸取了西方艺术的伟大之处。与此同时，他也发现了东方文化之精彩。”

曾在中国遭受冷遇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赵无极就已在西方画坛崭露头角，可直到80年代初，国内同胞才得以见识他的作品。

赵无极应好朋友贝聿铭之邀，为他设计的香山饭店创作了两幅大型水墨壁画。当时，旅游局方面没有人了解赵无极是何许人物。那两幅被贝聿铭誉为“有点睛之效”的作品被送去托裱，因画面太大，案子上放不下，只能在地上进行操作。赵无极和夫人前去察看时，发现辛辛苦苦画好的画放在满是尘埃的地上，连铺垫的废纸都没有一张。他没表示任何不满，只是让夫人帮忙将画卷起来，自己从门后找来笤帚把地打扫干净。

赵无极的妹妹为他抱不平，写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很快，文化部向赵无极发出了回国办展览的邀请。1983年9月，在中国美术馆和浙江美术学院（前身为赵无极的母校杭州艺专）分别举办了他的画展，赵无极旅法35年后，终于在自己的祖国举办了画展。然而，画展上，很多人站在大师的画作前不以为然地议论着：“这画的是什么？分明什么都不像。”“到底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种画也能在美术馆展出。”赵无极深感自己与故国、与同胞的隔膜之深。

好在慢慢地，越来越多的国内艺术爱好者开始读懂赵无极的绘画语言。

赵无极（摄于2006年）

1999年，“赵无极绘画60年回顾展”举办，先后在上海和北京吸引了大批观众。展品囊括了自1935年赵无极涉足绘画领域以来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105幅，清楚地呈现出画家的创作历程。

进入21世纪，赵无极的作品更是连连在艺术品拍卖市场拍出高价：2007年5月，赵无极的《1959-14-12-59》在香港拍出2944万港元的高价。在2008年11月的佳士得秋拍中，赵无极早期作品《向杜甫致敬》以4546万港元成交，创下他本人作品的世界拍卖纪录。

三段姻缘

赵无极一生有过三段姻缘。在杭州艺专期间，赵无极与谢景兰相识并相恋。1941年，两人在香港注册结婚。1948年，两人一同前往法国。9年后，这对同甘共苦了多年的艺术家黯然分手。

离异后伤心失落的赵无极决定离开法国散散心，到香港时，赵无极在一个朋友家里，认识了一位叫陈美琴的电影演员，并对其一见钟情。两人结婚后，回到巴黎。然而，1972年，年仅41岁的陈美琴因病去世，赵无极伤痛之余，创作了一幅巨画《纪念美琴》。在随后的一年半中，赵无极始终无法提笔作画。

1973年，52岁的赵无极认识了刚刚考取巴黎市立美术馆馆员资格的实习生、26岁的法国姑娘弗朗索瓦。经过四年的交往，相差26岁的两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几十年来，有着扎实理论基础和丰厚专业知识的弗朗索瓦，以极大的热情为赵无极的事业奉献着自己的心血和才智。她为他整理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画册，一次次为他策划展览和整理展览目录，还为他撰写了《赵无极的自画像》一书。她为他包办了生活中的一切，每当别人问起具体事务时，赵无极就会说：“问弗朗索瓦，我不懂。”

2010年，赵无极年近九十，却不想在岁月的压力下松手。他说：“我不怕老去，也不怕死亡，只要我还能拿画笔、涂颜料，我就一无所惧。我只希望能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手上的画，比上一幅更大胆、更自由。”（撰文：朱晴）

张仃：美术大师“背后的坚强梯队”

【人物简介】张仃（1917—2010），生于辽宁北镇。漫画家、装饰画家、设计家、壁画家、书法家、山水画家和艺术教育家。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实用美术系主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院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等。作品《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为苏联东方博物馆收藏。1949年，负责开国大典和政协会议的美术设计工作，领导设计制作国徽和新中国第一批纪念邮票。负责设计动画片《哪吒闹海》，为首都机场创作巨幅壁画《哪吒闹海》。焦墨国画作品有《巨木赞》《蜀江碧》等。出版有《张仃水墨山水写生》《张仃焦墨山水》《张仃画集》《张仃漫画》等。

开始关注张仃，是因为在诗人北岛的小说《七十年代》中，看到张仃的儿子张郎郎。书中讲述了30位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末成为中国社会最具活力、最有能量、还存有争议、被人们广泛关注的知识分子。其中，有听敌台的阿城、“偷书”的朱正琳、画《西藏记忆》的陈丹青、创办《今天》的北岛、“太阳纵队”的张郎郎、农民高默波和阎连科……

看到数以万计的粉丝在微博中追捧张郎郎的才学和苦中作乐的精神，笔者联想到了他的父亲。张仃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位标志性人物，这位原清华大学教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担纲过开国大典现场总设计，为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穿上”大典“礼服”；国徽、全国政协会徽以及新中国成立时的一系列邮票、宣传画也凝聚着他的智慧；他还参与设计改造怀仁堂、勤政殿。1951年，新中国第一次参加世博会，中国馆的总设计师就是张仃，此后，在布拉格、莫斯科、巴黎等城市分别举办的几届世博会的中国馆的设计也出自他手。

不止于此，张仃还设计了动画片《哪吒闹海》，首都机场、长城饭店等处都悬挂有他的巨幅创作。其子张郎郎也继承了父母的“文化基因”，曾出版文集《从故乡到天涯》和《大雅宝旧事》，现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兼职教员，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

父子两代人，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背后有着怎样的经历和传奇？2012年新年期间，远在大洋彼岸的张郎郎接受了笔者的独家专访。

从囚徒到流亡者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张郎郎感慨自己离开祖国很多年了，但不曾想“乡音无改”却成了他这些年来赖以谋生的本事。“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到了尚未回归的香港，在那里住了八年，除了日常工作外，我用乡音——地道的北京话教中文。也给当地杂志写京味儿的小说，一来是怀念，二来是过瘾。离北京越远，越体会到北京话的魅力。”

2011年，张郎郎在北京。

张郎郎于1943年生于延安，他在“马背摇篮”里长大，是名副其实、根正苗红的“红二代”。他跟着一路打仗的部队进了北京，先后在育才、一○一、四中这样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1962年，还是中学生的他，在母亲陈布文（曾为周恩来政务院办公室秘书，当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支持下创办“太阳纵队”地下诗社。诗社成员多半出身于干部家庭或艺术家庭，对社会环境和政治斗争“不甚了解，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张郎郎说，这原本只是一个文艺沙龙，“秘密写诗，只想避开外部的干扰。我们没想用诗来反对任何人。我们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张郎郎完全没有料到，此时关于大学动态的内部资料早就把他描绘成了心怀不轨的“资产阶级文艺青年”。在当时诸多的文艺小组中，上面认定了两个“成形的组织”，一个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主持的“X社”，另一个就是“太阳纵队”。

1968年，张郎郎因成立“太阳纵队”等“罪行”，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就这样被判了死刑。1970年3月5日，在即将执行死刑时，他被周恩来一纸救出，改判有期徒刑15年。1977年年底，张郎郎假释出狱，后漂泊海外。他曾在文章《迷人的流亡》中回忆：“小时候，觉得流亡是一个很浪漫的词，似乎和文学有很密切的联系。比如：普希金写的《致恰达耶夫》《高加索俘虏》这类的好诗都和流亡有关系。那个时代在俄国，要当作家或诗人似乎都必须被流放，要去孤寂一番。这简直是必要的资格经历。等我真开始流亡生涯以后，就常常想起雷马克在《流亡曲》那本书里所写的那个老朋友：他的外号叫‘候鸟’，每次在某种严冬来临之前就当机立断飘然而去，扔下了一个个多年来曾赖以存身的窝。决不留恋，决不回首。我从监狱出来以后，就和那只候鸟一样，不断出现提前逃离任何现场的强烈冲动。”

1988年，张郎郎到了美国。他告诉笔者，在大洋彼岸还是靠中国文化底子养活自己。在退休之前的最后八年，他在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外交学院教授中文和中国文化，培养将要到中国工作的外交官。“去年，我的最后一位学生，就是现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副大使王晓岷先生。同事们开玩笑说：‘你应该晚几天退休，就可以教完骆家辉先生，你们俩就可以一起去北京。现在是中国文化，全球各地生根开花！’”张郎郎则笑答：“‘一招鲜，吃遍天！’这句老话，现在应该改成：‘学好北京话，走遍世界都不怕！’”

他感叹，他这个在抗战烽火中出生在陕北延安窑洞里的孩子，如今到这么远的地方落脚，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但也许我的母亲想到了。还是初中学生的时候，我告诉母亲想走文学之路，妈妈说：‘那你先得学会一个谋生的本事。因为文学是养活不了自己的。比如你学会剃头，至少可以吃万家饭。这样就可以行万里路了。’我记住了妈妈这句话，所以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有什么计划，首先想到要会养活自己。我们在国外，的确存活艰难。”

张郎郎说他多少年来也在纠结，是靠画画还是靠中文。“我父亲张仃是个画家，我母亲陈布文是个文学家。也许遗传的基因让我拿不定主意，于是，我主要靠中文谋生，不时也得画画。”张郎郎自嘲，“也许是因为脚踏两只船，也许是一代不如一代，至今我写文章写不过妈妈，画画画不过爸爸。但这都不会让我放弃，我得创作，我得不断努力。他们俩永远是我前面的启明星。”

“毕加索加城隍庙”

张仃晚年于家中。

2010年2月21日，张仃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他在90多岁时还有一句口头禅：“我是个小学生。”在艺术上，他是位顶级大师，而在生活中，却一如孩童般纯真明净，不谙世事。张郎郎说：“人们说我爸是‘包装新中国’的大美术家，是中国美术的‘立交桥’。人们在赞扬着他的才华，在感慨着他的机遇，生正逢时！但他们不知道，‘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个必需的铺垫，不单在军事领域如此，在文化领域也是这样的。”

张仃1917年出生于辽宁北镇。20世纪30年代，他的职业美术生涯开始于张恨水任校长的北华美术专科学校。日本人侵入东三省后，张仃拿起笔，成为一名反抗侵略、反抗专制的漫画斗士。1938年，他来到延安，和作家萧军合作，在当地创建“作家俱乐部”。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很多领导人也常去那里参观和跳舞，同文艺工作者交流。在张仃看来，抽象的“国家”必须有色、形、物的形象化传达，才能被了解和认同。

在共和国缔造者身边工作的经历，使张仃获得担纲新中国形象设计的“资质”。他与梁思成受命领导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营造系两个创作组，进行国徽设计。天安门的庄严雄伟极大地震撼了张仃，于是，天安门成为他笔下国徽方案的主体元素——弧形的地平线上，天安门巍然屹立，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言简意赅，立意精准，这一方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首肯。1950年，张仃亲率美术供应社的工人，将一枚直径超过3米的巨型国徽，庄严地悬挂在天安门上。这一年，张仃32岁，同时还参加了“建国瓷”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团队。1949年，张仃负责开国大典美术设计工作，在天安门城楼的柱与柱之间，他创造性地设计并挂上八个巨型宫灯，用这一传统文化语汇给天安门增添了光彩。

张仃曾被称为是毕加索的东方知音。1956年，他在巴黎主持国际博览会中国馆设计期间，与居住在加里富尼别墅的毕加索会面。他送给毕加索一本《齐白石画集》，估计毕加索受了齐白石作品不少的影响。对于张仃，这次拜会的意义不可小觑。次年，他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担任第一副院长。工作之余，他以中国画的工具和材料，大量临摹毕加索、马蒂斯、勃拉克等人的作品，尝试创造一种新的画风。20世纪60年代，他历时半年，带领学生去云南各地采风，创作了一批经典作品，如《苍山牧歌》《洱海渔家》《哈尼女民兵》《集市傣女》《油灯》等，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然而，这次展览后来却给他带来了麻烦，有人私下嘀咕：“张仃为什么搞变形？这不是在搞流派吗？”搞流派，在当时是一种严厉的评判，它意味着资产阶级艺术趣味、个人表现，以及脱离党的领导；也有昔日的同事指出，他的画是“毕加索加城隍庙”。依当时的语境，城隍庙总是和封建迷信连在一起，而毕加索则是腐朽的资产阶级艺术的代表。毕加索加城隍庙，说穿了，就是资本主义加封建主义，是后来严厉扫荡的对象。而张仃对这一切似乎毫无觉察，一发不可收拾，陷入狂热的创作中，到“文革”前夕，已完成了数百幅这样的“毕加索加城隍庙”。

在“文革”中的“黑画”批斗会上，有人责问，张仃的《苍山牧歌》“为什么把傣族姑娘的脚画成水肿，这不是影射少数民族生活艰难吗”？《油灯》居然被发现灯里没油，“这不是攻击社会主义穷吗”？最可笑的是对《大公鸡》的解释。“公鸡看上去那么好斗，赫鲁晓夫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他是‘好斗的公鸡’，这不是在响应赫鲁晓夫吗？”……这一时期，对于张仃和他的家庭来说，是一场最惨烈的浩劫。

家中的“伙头军”

张郎郎告诉笔者，艺术家永远是个孩子，而时代却把他推到风口浪尖的美术院校去当领导。“特别是‘文革’期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父亲受到猛烈的冲击。作为一个单纯的艺术家，他想不通。殊不知父亲能走过那段艰难岁月，全在于他的背后有一个坚韧的梯队，为他铺路、为他支撑，甚至为他牺牲。这就是以我母亲陈布文为首的整个家族，包括姐姐陈乔乔，大哥耿军，我，弟弟大伟、寥寥、沛沛。”

陈布文1920年生于江苏常州，1937年和张仃结识，互慕才华，结为终身伴侣。他们共有六个子女。1938年，陈布文来到延安，从事鲁迅研究工作。“母亲当年也是才华横溢的学者，去延安以前，在上海、南京，她已被人们称为‘大有小鲁迅之风’的才女，给《论语》《宇宙风》等杂志撰写杂文。她非常理性，20世纪50年代，我父母面临的选择是：家中两人必须有一个做出牺牲，否则都会一事无成。母亲毅然辞去工作，专做家务，自称为‘伙头军’。”

“文革”期间，陈布文为保护张仃，让孩子们轮班守护他，“帮助他活下去，不能让他被打死，也不能让他自杀。我家每个人都尽心尽力保护父亲”。张仃的几个孩子，都或多或少继承了父母的文学气脉。张郎郎的弟弟张大伟原是北师大实验中学中文教师，他向笔者回忆了当时家中所经历的惨烈场景：

一天凌晨，造反派咆哮着冲进屋来要带父亲去参加斗争会。经多次交涉无果后，母亲嘱我陪父亲同去。我搀扶着颤颤巍巍的父亲上车，然后在震耳欲聋的语录歌声和声嘶力竭的吼叫声中，我和他一起走上批斗台。父亲发烧站不稳，我只能半抱半架着他，我的上台又使父亲更痛苦，每次批斗后，他大汗淋漓，闭着眼，靠在车后，一声不吭，没人注意时，他就静静地握着我的手。总算挨到批斗会结束。我搀扶着父亲最后一个走下批斗台，穿过疯狂挥手叫喊的人群，筋疲力尽地离开会场。走到无人处，父亲示意停一下，然后走到小树林里，坐在几棵横乱堆放的木头上，低头抱膝，呆坐许久。忽然一声号叫，那并非口中发出的，而是胸腔中挤出的凄厉而痛苦的号叫，是我从未听过的，那是令人浑身发凉的灵魂悲愤的呼叫，一声，又一声……终于，一切又归于平静。过了一会儿，父亲站了起来，整整衣服、头发，嘶哑地对我说，大伟，我们回去吧，别让妈妈看出来……

快到家时，我看见远远的楼上，母亲在阳台上站着，她瘦削的身影，一动不动，显得那么孤独与忧伤。我知道，母亲一定站了很久了。父亲闷头往前走，我在后边悄悄向楼上的母亲招招手，母亲脸色苍白，心事重重，但什么也没说，父亲则显出轻松的样子，继续迈着大步往前走……

那晚，在父亲的病床边，母亲给父亲读书到很晚，读的是雨果。

后来，哥哥邀了几个好友在家中聚会。大家唱《马赛曲》、唱《光荣牺牲》，听贝多芬的《悲怆》，朗诵诗歌。屋里用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父亲和母亲静坐旁边。郎郎朗诵普希金的《致恰达耶夫》，我朗诵拜伦的《致托马斯·摩尔》……

原本，每天天一亮，哥哥就高唱格林卡的“听这歌声多嘹亮，响遍天空大地”首先起床，我们也跟着歌声起来；那时，还有如莫扎特的《渴望春天》，是欢快优美的旋律：“来吧，亲爱的五月，给树木穿上新衣，让我们来到小河旁，看紫罗兰开放……”然而，转眼间，一切都失控了。

熬过“九九八十一难”

张仃一家之后的处境更为艰难，张郎郎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要判死刑。他回忆，“父亲为此一夜白头，母亲一方面为我担忧，另一方面又怕父亲想不开，她坚强地支撑着这条暴风雨中之船，在千辛万苦中继续前行”。不久，张郎郎的姐姐、哥哥和父亲都被关入牛棚或隔离，两个弟弟也下乡务农了。“母亲一个人坚守在家里，把有限的生活费用分成若干份，分别一一安排；或邮寄给失去自由的亲人，或给在农村的孩子们。她一个人撑起整个一个家。”

让张郎郎欣慰的是，“文革”十年中，许多家庭在巨大压力下，分崩离析，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大义灭亲”，这是时代的悲剧，可以理解。而他们的家始终同心同德，一起最终熬过了这“九九八十一难”，迎来了祖国的春天。父亲张仃得到第二次生命，迎来他艺术的再度腾飞。20世纪70年代初，张仃开始了焦墨山水画的创作。而陈布文依旧支持他，鼓励他，照顾他，让他在艺术道路上走得更高更远。“我们六个子女，也都在母亲的谆谆教诲下，各自踏上自己的征途。她为我父亲，为这个家族付出了一切，耗尽了最后一口气，年仅65岁，就乘风归去了。但她坚韧不拔的精神：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我们家族中一直在回响着，激励我们前行。”

陈布文去世后，根据生前愿望，儿女把母亲葬在庐山。陈布文的墓地极为简朴，张郎郎说：“父亲曾说，母亲是极朴素的人，一生甘愿平凡，不要用多余的装饰玷污了她。这就是我们这个家，父亲是塔尖上光芒四射的宝珠，而母亲就是最下面坚实的大理石根基。我们六个孩子，在中间充当不称职的梁柱。我们的父母虽然已经走了，但他们依然是我们向上的动力和脚踏实地的根基。我们永志不忘。”（撰文：刘畅）

吴清源：一生一世一棋局

【人物简介】吴清源（1914—2014），围棋大师。生于福建福州。一生雄踞“天下第一”的无冕王位。晚年又将毕生精力放在了提携后进、促进围棋国际化和中国围棋的发展上。

2014年6月12日，吴清源迎来100周岁华诞。这一天，吴清源的家人和徒弟在日本为他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庆生活动。当棋界上下集体膜拜之时，吴清源百年如一瞬，端坐华堂，人生画卷如他的棋局一般波澜壮阔。这位被称为“棋圣”的20世纪最伟大的棋手，不仅在棋盘上打败了对手，在长寿上也赢得了棋界第一。

在日本最大的网络搜索引擎雅虎上，键入中国姓氏“吴”，第一个跳出来的关键词就是“吴清源”。他也是最为日本民众熟知的华人之一。日本NHK电视台曾采访过多位日本棋手，问他们吴清源的棋究竟好在哪里。棋手们回答说：“吴先生的棋好看，如行云流水，现在已经找不到这样的人了。”

和段祺瑞下棋，每月得100块大洋补助

追溯往事，百年人生，实为坎坷。

1914年6月12日，吴清源出生在福建省闽侯县的吴家大宅里。出生时正值南方梅雨季节，雨水一直漫到床边。或许出生时被恶劣天气吓到，吴清源从小体质孱弱。

吴清源的父亲吴毅曾留学日本，对围棋非常痴迷，回中国后也爱不释手。在父亲的教导下，吴清源和几个兄弟在家以下棋为乐，但他明显比其他几个孩子进步快，从小就会两手同时打谱。

吴清源童年时，全家“北漂”进京。在北京的福州同乡中有个名叫林贻堂的，是围棋名手。亲友们想看看吴清源的棋艺究竟如何，便约好时间带他去同林贻堂下棋。结果，林贻堂在中盘被吴清源杀得阵势凌乱，这一下，吴清源的名声在福州同乡中传扬开来。

父亲吴毅看见吴清源潜质非凡，专门为他订购了新出版的日本棋谱。他人小手小，棋谱大都很厚，每天从早到晚一手拿棋谱一手拿棋子，因为学习异常用功，久而久之吴清源两只手的中指都弯曲变形，从小就落下“职业病”。

1924年，吴毅因患肺病治疗无效，不幸去世。当时，吴清源仅有10岁。失去了顶梁柱，家道很快中落下来。吴清源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依然是每天埋头研究围棋。

但家里的日子总是要过的。当时正是段祺瑞执政时期，名手顾水如是他门下的清客，常和他一起下棋，拿一份薪水。于是，母亲带着吴清源拜访顾水如，请他把年幼的吴清源引荐给段祺瑞。

段祺瑞见了吴清源后，很是喜欢，每月给他100块大洋的补助。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薪水，一下解决了家里的燃眉之急。段祺瑞棋力不错，好胜心也很强。他的门客下棋时都故意让他赢。吴清源是小孩，不管段祺瑞高兴不高兴，能胜就胜。段祺瑞输了几次后，不再和吴清源下棋。不过，100块大洋还是每月照付。

此后，随着时局变化，段祺瑞自身难保，吴清源的补助也彻底“断了炊”。为了养活家人，吴清源在福建同乡的带领下，开始到日本人的俱乐部里下棋。

一盘棋让他的命运从此改变。

一天，吴清源和一个日本初段下了一盘棋，苦战数小时后获胜。这盘棋把日本人山崎有民惊呆了。他立刻给远在日本的著名棋士濑越宪作写了封信，力荐濑越收下吴清源做弟子。从1926年夏天到1928年，吴清源又先后与日本三名高手下了多盘测试棋，吴清源均胜出。看了这些测试棋谱，濑越决意收下吴清源。这一消息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有人担心，如果吴清源将来棋下得不好，作为当世高手的濑越脸面何在？另一方面，如果吴清源太凶猛，打败日本众多高手，日本围棋脸面何在？濑越说：“吴清源是百年难遇的旷世奇才，让他到日本学习是我的夙愿。”

青年俊杰，所向无敌

1928年，吴清源抵达日本。由于政局动荡，濑越担心他的人身安全，把他接到身边住下。之后，又将吴清源的家人陆续接到日本团聚。

吴清源刻苦好学，棋艺越来越精进。从1929年至1932年，他段位不高，执黑棋为多，因战绩辉煌，获得了“黑先无敌”的美誉。

这一时期，吴清源还结识了他一生的挚友木谷实。木谷实和他一样，在各种棋战中有意识地打破常规，当时被称为“新布局”。1933年，日本《时事新报》邀请两位青年俊杰对战。吴清源著出当时极为罕见的对角星布局，木谷实也著出一反传统的下法。弈至第五局，中途打挂（即中断比赛）时，木谷实请吴清源到信州地狱谷温泉度假。第二天清早，吴清源信步踱入木谷实的房间，见他正向作家安永一讲解围棋。一问方知，木谷实计划写围棋书，吴清源很感兴趣，就坐在一旁听。待安永一告辞后，他们两人又继续热烈探讨起来。地狱谷温泉就这样变成围棋“新布局革命”的发祥地。“新布局”打破了日本棋界从幕府初期开始300余年的固定模式，棋手布局的思维方法获得自由。“新布局”也成为现代围棋的雏形。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曾专门写文章赞扬说：“木谷实、吴清源创造新布局的时代，不仅是二位盖世天才的青春时代，实际上也是现代围棋的青春时代。”

从1939年至1956年，围棋界进入了绝对的“吴清源时代”。这17年间，吴清源凭借个人之力，在十番棋中，空前绝后地战胜了全日本最顶尖的七位超级棋士。十番棋由《读卖新闻》主办，升降格制是净胜对手4局之后对手将降格的一种残酷赛制。比赛中，除了资格最老的雁金准一看大势已去停止比赛外，其余六位对手木谷实、桥本宇太郎、岩本薰、藤泽朋斋、坂田荣男和高川格都被吴清源打到降格。这样的成就让吴清源成为当之无愧的棋坛第一人。

吴清源在棋盘上横扫日本棋手时，正值日本军国主义日盛，他每赢一盘棋，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吴清源把这些十番棋比赛，比作悬崖上的决斗，要么胜利，要么粉身碎骨。在巨大的压力和歧视中，他全胜而归，除了棋艺的精湛外，能够获胜的根本，则是他的平常心。吴清源说：“对战时，胜负对我来说无关紧要。从一开始我想的就是让自己置身于围棋的流势，任其漂流，不管止于何处。”

相濡以沫七十年

1941年，母亲和妹妹们都回国了，27岁的吴清源急需人照顾。当时，吴清源被日本人称为三大美男子之一，酒吧里日本女人唱的那种相思歌里都有吴清源的名字。但谈到择偶条件，他说：“只要找到跟我信仰相同的就行。”

“日本围棋界之母”喜多文子向吴清源介绍了一个女孩，名叫中原和子。吴清源几乎是还没看人就同意了这门婚事，因为他说，这个名字让他想起了中国故乡。这段跨世纪的婚姻，让出生殷实之家的和子开始了漫长的清苦生活，还使她一度失去日本国籍。但这些凄苦，和子非但没有怨言，反倒全心照顾身体羸弱的吴清源。这一照顾，就是整整70年。夫人的悉心照顾，也是吴清源长寿的重要原因之一。

围棋界的很多人都说，最伟大的其实是和子。为什么？伺候人容易，伺候“神”难。吴清源生活里是一个不问人间世事的人，给他吃一年面条，他也不会问为什么老吃面条。一件衣服，一个月不给他换，他也不会问“为什么不给我换衣服”，他脑袋里就只有围棋。

中国导演田壮壮拍摄电影《吴清源》时，曾观察过吴清源夫妇。他说，当吴清源说完围棋时，总是直勾勾地看着和子，等着她告诉自己该做什么。他对和子有一种依赖、眷恋，她就像他的姐姐或母亲一样，这是很特殊的一种感情。

2012年12月，相濡以沫70年的和子先行离去，这一打击令98岁的吴清源十分痛苦。二老住在远离市区的养老院中，夫人走了，只剩下寂寥一人，徒弟们前来看望，待了一会儿后，怕打扰他老人家休息，提出要离开。他并不挽留，只是用那种依依不舍、孤独的眼神看着大家。

吴清源与和子有三个子女，都没有继承父亲的事业。吴清源理解孩子们，他说：“下棋需要天分，如果没有天分，孩子们痛苦，我自己也会于心不忍。”

从容淡定的百岁老人

多年前，吴清源曾说：“总要活到100岁，事情才能做完。”如今，百年寿辰已至，老骥伏枥并没有停歇的迹象。

1961年，吴清源遭遇车祸，之后又患上了肺结核。疾病使他退出棋坛，但他对围棋痴迷不改。晚年的他不再拘泥于胜负，而是倡导“六合之棋”“中的精神”——所谓“六合”，即东西南北上下。也就是说，围棋的目标不局限于边角，而应保持平衡。吴清源的围棋思维已更多渗透着人生哲理。直至耄耋之年，他一直担任有着“围棋奥运”之称的应氏杯的裁判长和名誉顾问，只要身体允许，他都会亲临赛场观战。

2014年2月，吴清源去观看日本棋圣战决赛。当时正值第五局，执黑的山下敬吾落在下风，许多人认为山下敬吾悬了。吴清源当场不动声色，临走时说：“白棋输了。”结果，山下敬吾真的赢了。众人感慨：百岁棋圣，宝刀不老。

说到吴清源，不得不说他的国籍。1936年，吴清源以本名“吴泉”加入了日本国籍。1937年，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所以吴清源的举动，让当年国内棋迷难以接受，在今天也被许多人诟病。1949年，吴清源重新获得中国国籍。1979年，也就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第二年，他再次加入日本籍。

对于海外的中国人来说，国籍的选择，是令他们内心最为痛苦纠结的事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逆境中“扛”了过来，至今依然持有中国护照，因此成为老华侨、新华侨。也有一些人没能够“扛”过来，或者不愿意继续“扛”下去，因此转身加入所在国的国籍，成了外籍华人。吴清源14岁踏上日本的土地。虽然中日关系不好，日本人“却很温暖地欢迎我”，这种感觉伴随了他的一生。

2005年，吴清源在北京长城饭店参加第五届应氏杯围棋赛闭幕式。

尽管如此，吴清源从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20世纪60年代，17岁的陈祖德去日本参加围棋交流，按周总理的吩咐拜访并请教了吴清源。80年代，吴清源更是努力运作，希望中国围棋界派遣年轻留学生来学棋。他找好了赞助，同时做好了在自己家给这些孩子开伙的准备，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实现。他和中国电影也很有缘分，除了上文提到的、由田壮壮编导的《吴清源》之外，中日合拍的经典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很多细节即脱胎于他的经历。

吴清源曾经说：“不语政治，世界无国境。”也许，在他心中，祖国和所在国犹如围棋棋盘上的黑子与白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今，这位百岁老人早已把世间臧否视为过眼烟云。川端康成曾送给吴清源一张纸，上面只写了一个“无”字。这个字是对吴清源品性的最好形容，对于一个眼里只有棋的人来说，其他一切不过是个“无”字。

多年跟随吴清源的棋手牛力力说，老人对物质的需求低到了极点。这样的人生修为，使他一次次战胜生命中的苦难，无论是棋盘上的苦战、肺结核、夹缝中生存的艰难，还是生活的漂泊和清苦……都在他的静心修为中化为虚无。

据说，每当困境时，吴清源都会背诵白居易的一首诗：“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快乐，不开口笑是痴人。”（撰文：蒋丰）

陈祖德：一位真正的弈者

【人物简介】陈祖德（1944—2012），上海人。围棋国手，中国棋院第一任院长，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63年9月27日，陈祖德受先战胜日本杉内雅男九段，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击败日本九段棋手的中国人。著有《徐程十局》《黄龙周虎》《血泪篇》《过周十局》《襄夏战梁程》等。

陈祖德先生去世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如果一个有思考、有创造、有奋斗的生命逝去了，那么他应当形骸有尽而精神不灭，长留于人们的怀念之中。

主动引荐受访者

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围棋热火朝天的时候。我恰在此时任体育记者，写了一些围棋报道，但那些短小的新闻稿件承载有限，很多话似乎还没有说尽。我准备就“围棋的哲学”写本书，想采访一批有代表性的人物，让他们谈谈围棋是什么。

有一次，我去北京采访，遇见了时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的陈祖德先生，便将写书的想法告诉了他。他问：“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回答说：“如今全国围棋大热，不过仅会下棋，还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棋迷。围棋应该是一种文化，没有在这种浓浓的文化中熏陶过，那对于棋，就还没有了解完整。而真正的大师，都在文化上对围棋有独到的理解。”

祖德先生听后，当即表示支持，或许，他也希望能够在全国围棋热之中，捕捉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风云过去，这些东西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忆。他关切地询问道：“你要访问哪些人？”我说：“棋手中全部九段，有棋手背景的研究者以及对围棋有心得的专家学者。”祖德先生便说：“前面两种人，你将名单给我，我告诉大家接受访问。专家学者，你心目中有确定的人选没有？”我那时还只有一个粗疏的提纲，对于熟悉围棋的专家学者所知不多。他便说：“有两个围棋迷，可都是大学者啊，他们经常作为文化界围棋爱好者的代表，你可以去访问他们。”这样，名单上便有了文学家严文井和数学家吴文俊。

在我采访前，祖德先生会预先给他们一一打电话。这一次集群式的采访，无异于让我敲开了围棋文化的门扉。时至今日，我仍非常感激祖德先生的引荐。

在围棋比赛现场，我经常遇到祖德先生，有时他会问我最近访问了谁、关于围棋说了什么。他很民主，听到人家的观点，从来不说有错或者值得商榷。后来，我的这些访谈集结成《黑白之道》一书，他在给书写的序言里说：“由于是访谈，是畅所欲言，尤其还有圈外人的不拘一格的自由谈，自然有些见解不同，以至相互矛盾。这种‘自说自话’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启发读者的思考。”这些文字，充分表现了祖德先生宽容的性格。

然而，他又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对于很多观点，他都有自己的想法。同样是在这篇序言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本书的缺点。“遗憾的是，由于条件所限，作者未能采访海外人士、各国棋手。如果能听到吴清源、藤泽秀行、安永一、林海峰、金庸、沈君山和日本文化界人士江崎诚致等人的声音，那这本书将会更丰富、更充实。”当序言寄到上海，我读到这几句时，不知不觉中脸红了起来。本来这本书应该是“当代人如何看围棋”，我只做到了“当代中国人如何看围棋”。我将祖德先生的这一份名单牢记在心，并在此后有幸采访到了吴清源、江崎诚致、林海峰、曹薰铉以及著名学者金克木等，做了部分弥补。

“我下什么棋都想赢”

祖德先生是中国优秀围棋选手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1944年，祖德先生出生于上海，他的祖父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陈济成先生，姐姐陈祖芬是有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初学棋时，正是中国现代围棋萌动的年代；血气方刚之际，他担当了向日本棋手冲击的重任；“文革”中，他被下放到工厂，在宿舍研究围棋，坚持不放弃；改革开放，他病愈复出，已经成为当仁不让的围棋领军人物；而中国围棋崛起，走向社会、走向世界风云际会之时，他功不可没。

记得最初采访祖德先生时，依照他当时的位置——中国棋院院长、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我本想请他谈谈纵览全局的问题，但他似乎并不在乎官员的身份，除了官方活动，他一般都以棋手以及围棋研究者身份出现。面对笔者，他更愿意以一个“弈者”的身份接受采访。

如今，我早已年过花甲，已经想不起来在什么场合、什么时候对祖德先生进行过几次采访，那些采访录音的磁带也因年代久远再不能发出声音了。然而，那些关于他的文字，今天依旧深深感动着我。

2008年，陈祖德在无锡和小棋迷一对六过招。

他叙说了和围棋难解难分的一生：“从我自己来说，对棋的感触非常深，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精神寄托，没有东西可以替代的寄托……我现在下棋的机会太少，而我又特别喜欢下，到外地出差，到任何地方，都会找人下棋，即使是爱好者也好。这是一种最大的乐趣，最大的满足。即使我再累，下棋也有一种幸福感。”

中国棋院刚刚建成时，和新中国围棋一起走过来的祖德先生感慨万千：“棋院这个地方，是我小时候的梦想，或者说是幻想、理想吧。从前，我们是在茶馆里、公园里下棋。我1950年学棋时，下棋在中国还被人看不起，也不是个职业……我经常想，能有一个地方，让我们一起下棋，棋手能在一起讨论，但那时还总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今天我的梦想实现了。”

他和我谈过围棋的胜负问题——在琴棋书画四项古典艺术中，唯有“棋”要争个你死我活，正是这个问题将棋和其他项目区别开来。身经百战，又是中国第一个战胜日本九段的他，是最有资格谈胜负的人。他说：“我下什么棋都想赢，不想赢就没有意思了。包括和业余棋手下，让你九子，我也想赢，我也不想随便下。要是我对你客气而输给你，一点意思也没有，说是‘表示友好’，其实并不友好而有点虚伪。”

这一种对棋的痴迷，可能就是一个棋手安身立命的关键。

一度，天才棋手马晓春因多次输给日本棋手小林光一九段，在国内备受舆论批评。那时的马晓春处在人生也是棋艺的重要关口，祖德先生那时的一些话，不仅作为记录者的我一直记得，可能马晓春本人更会记忆犹新：“马晓春这一次负于小林光一，是六连败了。但我看马晓春对待这次失败，显然比以往要成熟得多。我曾告诉马晓春，赵治勋和坂田荣男下棋，曾经连负坂田十几盘，那时赵的水平已不比坂田差，但连下连输，输到最后哭了，泪水滴在棋盘上。但等到赵治勋赢了一盘，坂田就再也赢不了赵治勋了。执着顽强的人谁也怕……我认为马晓春输棋，对他一辈子有好处。”

我庆幸曾经这样将他的话语记录下来。作为新闻人，我做过也读过很多访谈，这样袒露心怀而又思虑深远的，还真不多。或许，也只有围棋、那个时代的围棋，才会让这样一位有着敏锐思考和真知灼见的人浮出水面。

在病床上整理古籍

祖德先生第一次发现得了重病，就是在赛场上。1980年，在四川乐山全国比赛中，祖德先生连连便血，依旧想着要去赢下比赛，还用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笔下的老拳手汤姆·金的形象鼓励自己。全国比赛完了，他获得第三名，就没有离开四川，等待下一场在成都的新体育杯比赛。不料开赛不久，他便大口大口吐血，被人扶进医院，不得不告别赛场。他怅然长叹：“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运动生命结束了。”

这年9月，祖德先生被查出身患胃癌。他在病床上完成了自传《超越自我》，这本感人至深的作品打动了无数棋迷和读者，并在1994年获得“人民文学奖”。

就在前不久，我还收到了祖德先生整理围棋古籍的新书《黄龙周虎》和《血泪篇》。看到他的亲笔题词和签名，眼前便浮现出他清癯苍白的脸，黑边眼镜，一边思考、一边叙说的神情。代他寄书的朋友说，祖德先生正在医院里，一边和病魔作战，一边口述对古籍的解读分析。

祖德先生是棋手，也是斗士！在与生命的搏斗中，他赢了一局又一局，赢下了面前所有的棋。把所有的事都做完，把所有的心得都记下来留给后人，最后，他嘱咐家人将他的骨灰撒入黄浦江，随江流奔赴大海。（撰文：胡廷楣）

尔宝瑞：天天和伟人面对面

【人物简介】尔宝瑞（1950—　），生于天津。天津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伟人蜡像馆首席蜡像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为国际艺术大师，是在全世界做蜡像的大师里面唯一获得此称号的人。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创作《重生·永恒》蜡像，让百年奥运八位奥运会主席一起在奥林匹克美术大会上亮相。这组蜡像永久保留在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中。

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大幕的拉开，百年奥运的八位奥委会主席也在北京欢聚一堂，笑吟吟地端坐在雕花包金硬木龙椅上……这种穿越时空的场景原本只能在科幻小说中见到，如今却变成了现实。而创造出这次“历史性聚会”的“魔术师”，就是我国蜡像制作大师——尔宝瑞。

献给奥运的礼物

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笔者来到尔宝瑞位于天津大寺开发区的蜡像工作室。据尔宝瑞介绍，为迎接奥运而做的这组蜡像叫作《重生·永恒》，从接手到完工，花了差不多五个月，而欧洲专业蜡像馆的同行们，每制作一尊蜡像至少需要半年时间。

尔宝瑞制作的蜡像作品

“每个人都要高度神似，又要表现人物的风采和复杂的人格特征，真是不容易。”上网、泡图书馆、调阅录像带……尔宝瑞调动了自己所能想到的所有资源，完成了这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第一任主席，希腊的维凯拉斯，我查遍互联网，只找到他仅有的一张侧面的黑白照片，像素还特别低。他的身高是多少？皮肤和眼球的颜色各是什么？习惯姿态又是什么？都无从知晓。最后只好根据解剖学，通过侧面来推断正面，同时分析欧洲人的比例与行为习惯来制作他的身体。还有现任主席罗格，他比刚上任时消瘦了许多，我们是该比照他现在的模样进行创作，还是该将蜡像恢复成他初上任时的样子？……”一系列的问号，将尔宝瑞的脑子塞得满满的，每天早早起床，便一头扎进工作间直至深夜。

让尔宝瑞欣慰的是，那么多天的汗水总算没有白费。“在看过设计草案和我以往的一系列作品后，国际奥委会同意让《重生·永恒》于北京奥运会期间，在奥林匹克美术大会上亮相，之后再将它送往国内外58座城市进行巡回展出，最后，这组蜡像会永久保留在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中。”

超越欧洲同行

时光倒退几十年，尔宝瑞说，他曾经的梦想只是画画。

尔宝瑞1950年生于天津。他从小便随老师学画，但由于受到家庭问题的“牵连”，心仪已久的艺术院校与他无缘不说，连他本人也被打成了“反革命”。

18岁时，尔宝瑞被分配到内蒙古通辽县的一个小村子接受“再教育”。那是一个“与艺术无关”的地方，到处是茫茫的沙海。他当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间或，他还会帮生产队画地图、规划图。

1969年冬，为了抓紧一切时间练习画画，尔宝瑞决定留在公社过年，并给老乡们画像。在这个远离县城的小村子，许多老乡从来没照过相，他们争先恐后地将尔宝瑞请到家里去。老乡们不会坐得端端正正等人来画，一会儿唠嗑，一会儿抽烟。没办法，尔宝瑞只好用记忆“抓拍”老乡们最生动的表情，然后一点点试图将他们还原到纸上。画完了，老乡们会忍不住惊呼：“哎呀，这不是从脸上扒下来的嘛！”

“文革”后，尔宝瑞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考了一所大学。1991年在长春美院工作了十年后，他又调任天津美术学院当教师。1992年，他的命运再次出现了转机——为了开发旅游业，河北省清东陵文物处打算制作一系列清代人物的蜡像，经人介绍，他们找到了尔宝瑞。

“我当时根本不会做蜡像！可我还是一口答应了下来。”那时候，尔宝瑞认为蜡像艺术和雕塑没什么区别，只是将制作原料换成了蜡。于是，在对西方蜡像制作工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尔宝瑞埋首在工作室，将雕塑的创作流程凝固到蜡像上：做泥稿、翻模、浇蜡、上色、刻画毛孔和皱纹、安毛发……不承想，他自己研究出的这套做法，成了超越欧洲同行的法宝。“欧洲人原来根本不给蜡像做毛孔，皮肤都是光亮的，只能远看。”尔宝瑞独创的蜡像工艺技术，使蜡像在表现皮肤的质感、人物的生命感上超越了英国蜡像维持了200年的标准。尔宝瑞也因此被西方艺术界誉为“中国可以为之骄傲的艺术家”。

可尔宝瑞却说，做的蜡像多了，他才发现，蜡像的秘密在蜡外。“蜡像有自己的语言，真正好的蜡像作品，一方面靠的是技术，技术后面还要有艺术，艺术后面还有激情，激情后面还有思想。”

塑造伟人蜡像

在尔宝瑞工作室的墙上，挂满了毛泽东、周恩来、鲁迅等人的照片，仔细辨认才能看出，照片拍的都是蜡像。操作台上，摆放的还有克林顿等人的蜡像坯子。伟人蜡像是尔宝瑞最重要的作品，尤其是他塑造的毛泽东像和邓小平像，成为中国蜡像中的经典。

在创作毛泽东蜡像时，他将所有能找到的资料全部堆在自己面前，看着看着，脑海中似乎出现了一幅在任何照片上都无法寻觅的、活生生的画面：坐在山顶的毛泽东，在阳光照耀下微眯着双眼，紧锁的眉头下面，深邃的目光看得很远，穿越了天边变幻的风云，也穿越了历史。他思索着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表情中充满豪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接下来的创作一气呵成。

蜡像做出来，尔宝瑞将身边的好友邀请到家中，希望能听听他们的意见，冯骥才便是当时的受邀客人之一。一进门，他便被墙上那幅蜡像照片吸引了过去，径直走到跟前，兴奋地说：“这才是一个能扭转乾坤的毛泽东！”

1997年2月初，尔宝瑞应中国伟人蜡像馆的委托，为邓小平等一系列伟人塑蜡像。十天后，邓小平去世的噩耗传到尔宝瑞的耳朵里。“我突然意识到，应该加快创作步伐，用自己的双手，将他的音容笑貌留存下来。”但人们对小平同志的音容笑貌太熟了，这次的创作被他视为自己雕塑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挑战”。

40天夜以继日的工作之后，小平同志终于“复活”了：没有任何复杂的动作，只是简单地站在那里，他的表情平和而自信，对中国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尔宝瑞说，这尊蜡像是自己最喜欢的，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似乎能感受到小平同志的呼吸，仿佛他是真实存在的。于是，累了、遇到困难了，他总喜欢走到“小平同志”跟前，轻声和“他”说上几句话，“小平同志”浅浅的微笑，总能让他重新获得力量。

“哪怕坐着轮椅，也要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这是小平同志的心愿。为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2007年6月28日，在“恭迎小平蜡像莅港暨红旗检阅车展出”的大型展览会上，当“小平同志”现身维多利亚港时，全场人都疯狂了。小平同志的家人，也特意表达了对尔宝瑞的感谢：“太像了，神韵特别好，内心世界刻画得好，是所有邓小平伟人像创作当中最好的。”

被尔宝瑞的作品感动的，不仅仅是邓小平的家人。从毛泽东到周恩来，从鲁迅到齐白石，尔宝瑞将这群伟人定格在了他们最辉煌的时刻。一些跟着主席征战了几十年的老将军们，将装满水果的篮子放在毛主席蜡像跟前，一直哭，就是不肯走；周总理的侄子和侄女站在伯伯的蜡像前低语“我们来看你了”；王光美同志凝望着梅花丛中的丈夫，眼中噙满了泪水……

尔宝瑞的蜡像已蜚声海内外。在他眼里，做蜡像比看起来要难得多。“因为蜡像表现的是人”，而他的作品，正包含了一个艺术家对人的内心以及精神的探索，也真切地表现出了只有历经五千年文明积淀的中国艺术家特有的情韵。（撰文：肖莹）

钱学森：感天动地

【人物简介】钱学森（1911—2009），浙江杭州人。中国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暨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曾经担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及加州理工学院教授，为中美两国的导弹和航天计划都做出过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火箭之王”和“导弹之父”。曾经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务。

2009年10月31日，98岁的钱学森在北京溘然长逝。

消息传出的一刹那，大江南北，无数张面孔上写满惊愕。这表情中蕴含的意味，胜过“中国火箭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等人们给他的所有荣誉。

从现在开始，我们只能在回忆中与他见面了。我们又看到了他一生都挂在脸上的智慧、纯净的微笑，又记起他感动了几代人的赤子传奇……

父亲教他“生当有品”

自2009年10月31日起，杭州市下城区马市街方谷园2号——这座白墙黛瓦的小院，将从“钱学森旧居”更名为“钱学森故居”。

一代科学巨擘钱学森，98年前即出生于此，并在这里度过了三年孩提时光。后来，他随父到北京读书。1929年，钱学森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为了“和独子离得近些”，父母又把家从北京搬回杭州。至今，这个小院的房产所有人一栏还登记着“钱学森”的名字。

2009年年初，《环球人物》曾对杭州钱氏家族进行过专题报道。据考证，钱学森是吴越国王钱镠（852—932）的第33代孙。作为吴越钱氏宗脉发源地，杭州钱氏历代名人辈出。而当今最为著名的，应数钱均夫和钱学森父子以及钱学森的堂侄钱永健（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钱学森的祖父是一位丝绸商人，家境殷实。父亲钱均夫，早年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后留学日本，研修教育学。回国后，钱均夫在上海成立“劝学堂”，提倡“兴教救国”，颇具影响。1911年，也就是钱学森诞生的那一年，钱均夫出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是杭州富商之女，受过良好教育。她的记忆力和计算能力超群，具有数学天赋。有人说，钱学森在科学方面的才华，正是来自母亲的遗传。

早在三岁时，钱学森就已表现出非凡的记忆力，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还能用心算加减乘除。邻居因而传言钱家生了个“神童”。五岁时，他已能读懂《水浒》。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有一天，他对父亲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父亲高兴地说：“你也可以做英雄。但是，必须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曾在杭州接受笔者采访，谈起父亲的成长经历，颇多感慨。钱永刚说，父亲小时候并非“神童”，也不是那种每次考试拿第一的尖子生，但家学传承对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不容忽视。钱永刚告诉记者，钱家在教育子女方面，只有两个字：“身教。”钱学森后来常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博学多才、谦和认真的钱均夫，营造了家庭宁静的文化氛围与求实精神，这对幼年钱学森的成长至关重要。

钱永刚动情地向记者讲述了父亲当年出国时的一个细节。1935年8月，钱均夫送钱学森赴美留学，一同登上“杰克逊总统”号美国邮轮。临开船时，钱均夫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郑重地塞到儿子的手里：“这就是父亲送给你的礼物。”说罢，老人快步走下舷梯。钱学森怔怔地望着父亲的背影消失在出口处，这才连忙打开手中的纸条。只见上面写道：

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

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

——乃父告之

钱学森看罢潸然泪下。他默念着父亲的临别教诲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撰文：张建魁　李鹭芸）

留美20年酸甜苦辣

1935年8月，经过20个日日夜夜的海上颠簸，钱学森乘坐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终于抵达美国。

“卡门—钱学森公式”

年轻时的钱学森

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一年后，钱学森决定以航空理论为自己的研究方向。1936年，他从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来到西海岸的加州理工学院，拜见著名的空气力学大师冯·卡门，希望师从其门下。冯·卡门被他的聪慧和敏捷打动，收下了这个弟子。

在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从第一学期开始，就表现出了惊人的才华。他不仅学习航空知识，还广泛选修物理、化学和数学等基础理论课程。他总能机敏地提出一些深刻而复杂的问题。冯·卡门曾回忆道：“我记得，物理系的大理论家保罗·S.爱泼斯坦教授有一次对我说：‘你的学生钱学森在我的一个班上听量子力学、相对论等选修课，很出色……您觉得他是不是有犹太人血统？’”当时，西方科学界普遍认为，只有犹太学生是最勤奋、最聪明的，哪能想到一个中国人会如此出色。

20世纪30年代，飞机的飞行速度和高度，是决定空军实力强弱和空战胜负的关键。当时，美国的航空工业落后于欧洲，迫切需要取得突破。1939年，钱学森以四篇博士论文，获得了航空和数学两个博士学位。文中，他与冯·卡门合作提出的高速音速流动理论，为飞行器克服音障和热障提供了依据，直接促成了美国超音速飞机的诞生。这就是航空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卡门—钱学森公式”。获得博士学位后，钱学森和冯·卡门又一起投身导弹研究，为美国及同盟国在“二战”中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与音乐家妻子的浪漫爱情

“二战”的硝烟散尽后，钱学森于1947年夏天回国探亲，拜访了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并与未婚妻蒋英完婚。

钱蒋两家是世交。蒋英五岁那年，钱学森母亲就向蒋英的父亲、著名军事教育家蒋百里提亲：“你们这个老三（蒋英排行老三），将来得给我当儿媳妇。”

就在钱学森留学美国的同一年，蒋英考入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蒋百里赴美国考察时，把蒋英在欧洲留学的照片拿给钱学森看。照片中，脸上泛着动人微笑的蒋英，依然是钱学森记忆中的模样。他心里掀起了微澜。1947年，钱学森借两人都回国之际，向蒋英求婚：“12年了，我们天各一方，只身在异国他乡，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我们多么需要在一起，互相提携，互相安慰！天上的牛郎织女每年还要相逢，我们却一别12年，太残酷了。这次我回来，就是想带你一块儿到美国去，你答应吗？”

1947年9月，这对新婚夫妇回到美国。在他们家里，唯一的奢侈品就是一架黑色钢琴。这是钱学森送给妻子的新婚礼物。后来，这架钢琴随着他们回到中国，成为他们一生的爱情见证。

香烟纸上的求救信

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回国。但此时，以美国参议员麦卡锡为首的反共势力，在全美掀起了一股“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活动”的浪潮。单纯的钱学森没想到，他一提出回国要求，就酿成了一场劫难。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恶狠狠地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随后，抄家、流放、拘留……没完没了的政治迫害接踵而来。在长达五年被软禁的日子里，钱学森和蒋英常常只能夫吹竹笛、妻弹吉他，以共同演奏古典室内音乐来排解寂寞与烦闷。

1954年4月，在日内瓦会议上，美国请英国外交官出面与中国交涉，想要回因违反中国法律而被扣押在中国的美国人。周恩来总理于是做出决定：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把留在美国的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要回来。他拟了一份名单，上面就有钱学森。

然而，美国拒绝释放钱学森。正当周恩来为此焦急万分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陈叔通拆开一看，是一张香烟纸，信末的署名是“钱学森”。他心头一震，立即将情况汇报给了周恩来。

原来，钱学森为了摆脱特务的监视，把信写在香烟纸上，夹在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辗转带给了陈叔通。他在信中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

陈叔通当即把信送到周恩来那里。很快，这封信由外交部火速转给了正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周恩来通过密电告诉王炳南：“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面对这封信，美国人哑口无言。在中国政府和钱学森本人的双重努力下，1955年8月4日，美国移民局发出了允许钱学森回国的通知。同年9月17日，他带着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撰文：朱珠）

毛泽东请他坐在身边

坚决要求做副职

钱学森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就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仰望雄伟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心潮澎湃。

1947年，钱学森曾回国探亲，在当时的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作学术演讲，引起轰动。国民党政府希望他留下来，但当时混乱的时局，让他婉拒了国民党政府的要求。现在，新中国诞生了，他终于可以为心中的强国理想奋斗了。

回到国内后，钱学森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他脱下穿了20年的西装，换上中山装。从此，除了不一般的气质、学识和经历，他和普通中年知识分子没什么区别。

为了让钱学森尽快熟悉国内的情况，组织上安排他去东北考察。其间，陈赓大将特意从北京赶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接待他。在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陈赓问：“我们能不能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不假思索地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中国同样能造！”陈赓听罢哈哈大笑，激动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要的就是您这句话！”后来，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指示，专程来请教他的。

回到北京后，钱学森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组建力学研究所的建议。一个月后，力学研究所宣告成立，钱学森任所长。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他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这份意见书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成立国家航空工业委员会，同时授命钱学森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时，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宣布成立。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57年2月，周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从此，他开始了作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技术领导人的生涯。

但是，随着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规模的扩大，钱学森的行政事务也越来越多。他既要为中国的导弹事业举办“扫盲班”，又要带领大家进行技术攻关，还要为众多职工的柴米油盐操心。一次，一份有关幼儿园的报告等待他这位院长的批示。他说，我哪里懂幼儿园的事呀。为此，他给聂荣臻元帅写信要求将自己降为副职，以便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他的要求。从此，钱学森只任副职，集中精力攻克我国国防科技发展中遇到的重大技术问题。

“失踪”不停，惊喜不断

在钱学森的诸多身份中，“‘两弹一星’奠基人”，是媒体提及最多的一个。“两弹”是指原子弹（后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和导弹，“一星”是指人造地球卫星。而研究“两弹一星”，需要地势开阔，同时也要严格保密。钱学森作为这项工作的牵头人，从回国后不久，就时常一头扎进渺无人烟的大西北，在人迹罕至的沙漠中与同事们一起鏖战，经常一干就是几个月，而且不能给家里写信。丈夫屡屡“失踪”，让妻子蒋英备受煎熬。每次钱学森“出差”前，蒋英都“问他要到哪里去，不说；去多久，也不说”。有一次，钱学森又是“出差”几个月，其间杳无音信。蒋英坐立不宁、寝食难安，终于忍不住冲到一位国家领导人面前问：“钱学森到哪儿去了？他还要不要这个家？”

其实，钱学森这时正在戈壁荒漠上，紧张地进行着“东风一号”短程导弹的发射准备工作。

1960年11月5日，蒋英从报上看到一条新闻：中国第一枚“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在西北地区发射成功！她暗自思忖：莫非这是钱学森“搞的鬼”？不久，钱学森“出差”归来。在妻子的追问下，他只好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去研制“东风一号”了。后来，蒋英发现，丈夫每“失踪”一次，就能给新中国带来一些惊喜——她对此颇为自豪。

原子弹爆炸，毛主席庆功

20世纪50年代末，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开始了导弹仿制工作。然而，1960年5月底，赫鲁晓夫下令撤走所有苏联专家，并撕毁了257个科技合同，其中包括给中国提供原子弹、火箭、导弹样品的合同，还带走了导弹研制图纸。这意味着，我国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来研制导弹。

即便如此，钱学森带领他的助手们，用了仅仅不到一个月，就把我国第一枚装载国产燃料的短程弹道导弹成功发射升空。1964年6月29日，他又将“东风二号”导弹“送”上了天空。这是我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技术，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枚中短程导弹。

1964年10月16日，在钱学森和众多科技人员的努力下，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毛泽东对此十分高兴，决定破例举办一个庆功宴。宴会前，工作人员拟定了一份座席名单给毛泽东审定。他看过后，郑重地用铅笔将钱学森的名字从另外一桌画到自己那桌的名单上，而且就让钱学森紧挨自己坐。宴会开始后，毛泽东笑着对大家说：“今天，请各位来叙一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我们的火箭试验成功了，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更有底气了！”然后，他话锋一转，指着钱学森，风趣地说：“我现在特别向在座的诸位介绍一下我们的钱学森同志，他是我们的几个王呢！什么王？‘工程控制论王’‘火箭王’！他这个王用工程控制论一发号令，我们的火箭就上天，所以各位想上天，就找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钱学森同志！”毛泽东接着又说：“这位‘工程控制论王’也给我们作出另一个榜样呢！他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嘛！”

卫星入轨，热泪沾襟

但是，原子弹由导弹发射出去，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核武器。因此，钱学森道别毛泽东后，立即投身另一项极其重要的研究——实现两弹结合，用导弹将原子弹发射出去。这是一个连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有些担心的任务。钱学森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如果出现一点失误，伤及的将是祖国人民。为了确保实验获得成功，钱学森在基地里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发出了一声巨响——中国的两弹结合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中国从此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核武器。对此，外电纷纷评论说，这声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研制成功，美国用了13年，而中国仅用了两年多。毫无疑问，头功应该记在钱学森身上。

在研究两弹结合问题的同时，1965年1月8日，钱学森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的人造地球卫星研究计划。三个月后，国防科委根据他的报告，向中央提出了在1970年或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设想。于是，钱学森就像长了三头六臂一样，一边主持两弹结合项目，一边领导“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卫星研制工作。1970年，当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飞临北京上空时，整个首都突然静寂下来，人们都在侧耳聆听卫星播放的“东方红，太阳升”乐曲。而当钱学森听到从千里之外的观测站传来“卫星入轨”的喜讯时，他知道，自己多年来为之奋斗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任凭泪水打湿脸庞。回国15年了，他终于用自己的勤奋和智慧，实现了报国夙愿，使祖国开始跻身航天大国行列。

1991年，已是80岁高龄的钱学森退休。正是在他回国后的36年里，我国的航天事业、导弹和核武器技术有了飞速的发展和提升。有专家说，钱学森将我国的导弹和原子弹发射提前了至少20年。而导弹和原子弹是一个国家成为军事大国的重要标志——由此可见他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意义。

了解钱学森的人认为，晚年的钱学森，是最幸福的人。他回国的初衷，就是要帮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他见证了“神舟七号”飞船和中国宇航员遨游太空，看到了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震撼世界的导弹方阵……他的梦想不折不扣地实现了！（撰文：白菊梅）

他的伟大源于爱国

钱学森带着强国梦实现后的满足走了。

如今的中国，宇宙飞船遨游苍穹，宇航员漫步太空；人造卫星俯视地球数十年，即将造访火星；先进的短程、中程、洲际导弹守卫国土……当今世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拥有这样的能力。而这些成就，起步于钱学森或基于他所开拓的事业。

2009年11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对他做了这样的评价：“钱学森是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这一“官方评价”，概括了他对国家、民族的贡献。

他告诉人们什么是爱国。

他曾回忆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整整20年。这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当年，留在美国代表着生活优裕，回到中国意味着一穷二白，但他不留恋；美国将军威胁要“枪毙”他，特务跟踪他长达五年，但他不惧怕。他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50多年来，他的故事总能让我们血脉贲张，总能让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再次得到积淀。

他是中国科学界的一个标杆。

2009年10月，北京大学教授徐光宪院士，反击一些人称中国没有人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说法时，掷地有声地说：“中国也有巨人。”1989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科学技术会议上，钱学森被授予“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1999年，他又被国际媒体选为“影响20世纪科技发展的20位世界级科技巨人”之一。第一是爱因斯坦，然后是玻耳、居里夫人、冯·卡门等，钱学森排名第18。“所以，钱学森是十年一遇的世界伟大科学家，超过一年一遇的一般诺贝尔奖得主。”

他诠释的人格魅力，垂范后人。

他谦逊地说：“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他回国20多年后，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仍然认为他“成就卓著，举世公认。如果他应邀来美，美国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将表彰他对科学的重要贡献”。但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他这种“高度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让老师冯·卡门非常感动：“人们都这样说，似乎是我发现了钱学森，其实，是钱学森发现了我。”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这种对名利的超然，在现时更具价值。

他的科学精神，造福后来者。

他当年的学生米博恩回忆：“有次上课，钱老说如果你五道题做对了四道，按常理，该得80分，但如果你错了一个小数点，我就扣你20分。他常告诉我们，科学上不能有一点失误，小数点错一个，打出去的导弹就可能飞回来打到自己。”他曾在黑板上给学生写下“严谨、严肃、严格、严密”几个大字。作为我国的“航天之父”，他的科学精神，对当下稍显浮躁的社会是一种鞭策，促动着“科学”二字深植于社会。

钱学森的一生，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他告诉我们：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每个国民手上；个人成就源于爱国，个人的伟大源于胸中有祖国！

钱老，一路走好！（撰文：章功）

朱光亚：生活中做事严谨像做物理实验

【人物简介】朱光亚（1924—2011），湖北武汉人，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博士，研究员、教授。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长，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新中国核事业特别是“两弹”事业的元勋和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战线的一位卓越组织领导者。

“立德立功两弹一星震寰宇，爱党爱国三山五岳仰功勋。”2011年2月26日10时30分，我国杰出的科学家，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朱光亚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2月27日，北京白雪皑皑，设在朱光亚院士家中的灵堂，吊唁者络绎不绝。“钱老（钱学森）走的第二天北京也下雪了，真巧……”朱光亚的长子朱明远动容地说。在朱明远心中，父亲这么多年来，一直习惯于默默地工作，默默地思考，默默地奉献。

“父亲以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缄口不谈他所从事的工作，加之他本人的低调、不事张扬以及沉默寡言的个性，使人们对他知之甚少。”朱明远和妻子顾小英在2009年出版的回忆录《我们的父亲朱光亚》中这样写道。下面，让我们通过这本记录着朱光亚真实工作和生活的传记，来感受一位老科学家的人格风范。

一片赤子情怀

我们从很少谈及自己人生经历的父亲以及母亲和周围亲属们的口中，聊出了有关父亲的零星片段回忆，勾勒出一个从少年起就显得老成持重的父亲的形象。

青少年时代的父亲，可以用“恰同学少年”“赤子情怀”这几句话来概括。1924年12月25日，父亲出生在湖北宜昌，家中兄弟姐妹五人，父亲排行第三。爷爷是位踏实肯干的小职员，奶奶虽说是个裹着小脚的旧式妇女，但善良贤惠，也很聪颖。正是长辈的言传身教，铸就了父亲为人正直、忠厚质朴、善良助人的品质。

1941年，父亲考入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1942年又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师从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投掷了一枚原子弹，这唤起了中国人想掌握和制造原子弹的梦想。蒋介石批了50万美金，作为研制原子弹的经费，但需要物色一批一流的青年科技人才赴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当时的军政部部长陈诚和次长兼兵工署长俞大维邀请了三位科学天才——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吴大猷先生在自己的学生中选择了两位学业优异的后起之秀一同带到美国，一位是李政道，另一位就是父亲。

1946年9月底，父亲一行到达旧金山。父亲选择进入吴大猷教授的母校美国密执安大学，读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并于1949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父亲欢欣鼓舞。他在同学们中间奔走相告，并积极组织集会和庆祝活动，和同学们交流、讨论如何回国参加建设。自1949年年底开始，作为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中西部地区分会主席的父亲就牵头组织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并送给美国各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联合署名。到第二年2月下旬，有53名已经决定于近期回国的留学人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封公开信这样写道：“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二十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1950年2月，父亲毅然踏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取道香港，奔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父亲回国后，每次面临工作变动，都会不假思考地绝对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1952年4月，父亲穿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装，秘密地从北京出发，经沈阳抵达丹东，向朝鲜进发，担任朝鲜停战谈判志愿军代表团外文秘书，参加了被载入史册的板门店停战谈判。1953年，父亲又被抽调到吉林，任刚刚创办的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前身）物理系教授。在他的带动下，该校物理系在短短几年之内便跻身于全国高校物理系的前列。

为核事业奋斗50年

1955年1月，党中央、毛泽东做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决定。实施原子能计划，被列为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12年规划”的重中之重，这是我国核事业起始的里程碑。1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对中国来说，这是个新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原子能不论用于和平或者用于战争，都必须懂得才行。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为此，他提出要进行原子能知识教育：“要号召专家归队，各位如果知道有专长的人可以推荐，不要瞒起来。”

根据钱三强的推荐及“归队”的召唤，1956年5月，父亲被高教部调回北京大学，与浙江大学的胡济民副教务长、北京大学的虞福春教授、复旦大学的卢鹤绂教授一起，担负起培养新中国第一批原子能专业技术人才的重任。1957年，父亲奉调来到位于北京郊区的原子能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任研究室副主任，与室主任何泽慧一起，带领青年人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

1991年，朱光亚与钱学森（左）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在1958年6月21日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从此，中国人走上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主研发原子弹的创造奇迹之路。

当时年仅34岁的父亲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全面负责核武器研制中的科学技术工作。真正意义上的白手起家开始了。由于条件不具备，核物理与放射化学的实验先在原子能所开展。原子能所把简陋的工棚改做放射化学实验室。工棚用芦苇做墙，黄泥巴抹面，黑油毡做顶。从外面看，好像是放破烂儿的仓库。里面则是用奶黄色油漆涂的墙面，地上铺着黑色橡胶，实验台、自制的简易手套箱、烘箱、马福炉等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实验环境非常艰苦，冬无暖气，夏无空调，自制手套箱密封性很差，废水的放射性剂量也很高。为了打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当年的科研人员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奋力拼搏的。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世界的东方，中国西部的戈壁滩上，一朵硕大无比的蘑菇云，伴随着轰鸣，向着宇宙苍穹旋转、蔓延，升腾、再升腾。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试验成功！人们忘情地跳跃、欢呼、拥抱，淌着欣慰的泪水。这时，却找不到父亲了。原来在离开主控站后撤时，情急之中，司机驾车走错了路。父亲还没有赶到山头的观测站，原子弹就爆炸了。还在赶路的父亲转过身来看着正在升腾的蘑菇云，一向刚强内敛的他，不禁潸然泪下。18年前在美国就开始找寻的梦，今天终于实现了。我们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研制的原子弹——一度在密语中被称为“老邱”的“争气弹”。

此时，我国核技术专家团队的平均年龄仅有45岁。1964年5月至1965年1月，毛泽东主席曾两次谈到核武器发展问题，明确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氢弹的研制原理、结构、制造工艺都比原子弹要复杂得多，而研制氢弹首先要从理论上突破。当时，核武器研究院其他院领导要到青海草原上去，父亲留在北京，与彭桓武、邓稼先领导对氢弹原理的探索。

1967年6月17日试验的中国第一颗氢弹，甚至让美国最有经验的专家都感到惊奇。从原子弹的原理研究到氢弹的试验，按年月间隔比较，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英国是4年7个月，法国8年6个月，苏联6年3个月，中国只用了2年2个月。

回忆当年，父亲告诉我们，当我国政府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时，他有幸从那时起就参加了这一工作，而且一干就是近50年。他一生都在为核试验成败与否承担风险，如果没有超于常人的坚毅与执着，是很难坚持到底的。为了这个梦、为了理想，他执着地一直奋斗到晚年。

做任何事都像做物理实验

作为一位实验物理学家，父亲做任何事都像做物理实验一样细致认真。所有和他共事过的人，都对他批阅文件的风格深有感触。他批阅文件就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不但修改内容，连病句、错字甚至标点符号都认真修改，而且字迹工整。许多机关干部至今都保存着他批示的手迹，留作纪念。

在日常生活中，父亲做事也像做物理实验一样认真严谨。他为他的每个衣服箱子都建立了登记卡片，箱子里放的是冬装还是夏装、军装还是便装，一目了然，找东西从来不会手忙脚乱。

父亲喜欢凡事亲自动手，家里的各种电器，他都喜欢自己摆弄。他把录放像机的所有功能都利用起来，做到在看一个电视节目的同时，自动录下另一个节目；或者在人不在的情况下，录像机可以自动把想看的节目录下来。

父亲有一个好记性，这是我们一直望尘莫及的。他的老秘书张若愚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在外面开会，父亲让张秘书回家取一份文件。父亲告诉他：第几个保险柜，第几格，从左到右第几摞，从上往下数第几份，不要看内容，取来给我就行了。

父亲喜欢艺术，特别是音乐。当年，他和生物学家邹承鲁及其他两位同学组成过南开中学小有名气的男声四重唱小组。在美国密执安大学读研究生时，他是密执安大学合唱队成员。那时，他和在美国学习声乐、后来成为中国国家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的邹德华是好朋友。

父亲当年回国时，从美国带回了近百张各种各样的古典音乐唱片。这也成了父亲和我们家的宝贝。每逢周末，偶有闲暇，父亲就会搬出电唱机，放几张唱片听。这套唱片我们家一直保存至今。

2005年12月，父亲正式退休了。记得是中央军委领导到家里来宣读的命令。迟万春政委对父亲说，您是我军建立离退休制度以后，任职时间最长、年龄最大的领导同志了。

父亲虽然退休了，思想却一直没有退休。在中央军委和总装备部领导的关怀下，他的办公室一直为他保留着。几年来，除非生病住院，他每天上午还要去办公室转一转，看看文件。他的警卫干事史博说：“首长一到办公室就特别精神，从来不打瞌睡。每天离开办公室以前，他都会把办公桌上的文件和书籍摆放整齐，将茶杯里的剩茶水倒掉，把茶杯洗干净。”

父亲退休后，我们也曾向父亲建议，现在有时间了，可以写写回忆录了，你的一生，既传奇又神秘，写起来一定很有意思。父亲听了，只是笑笑。父亲永远保持着一颗科学家的心，从不回忆过去——过去做过的事情总留有种种遗憾，如果有机会从头再做一次，一定会做得更好。永远向着未来——未来充满着未知、挑战和希望。

既是慈父也是严父

1948年，还在美国读书的父亲与我们的母亲——就读于密执安大学化学系的许慧君相识相恋了。母亲出身于当时的名门望族：她的父亲许崇清曾担任广东省中山大学校长多年；母亲的外公廖仲舒是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先生的亲哥哥。许氏家族中还出了与邓小平、张云逸共同领导百色起义的红七军参谋长许卓，还有鲁迅的夫人许广平。1950年，已经回国的父亲和母亲在北京举行了婚礼。婚后，父母生了我们姐弟三人：朱明燕、朱明远和朱明骏。

在我们眼里，父亲既是慈父也是严父，他对我们的管教很严格。但他的方式也很特别，他绝对不搞家长式、训斥式的管教，而是以自身行为来规范与引导我们。

比如说话的准确性，在他那里绝对没有“差不多”“大概齐”之类的语言表达方式，而是必须把事情说准确、讲清楚。还有就是做事的认真、精细，即使是每天看过的报纸，也都要按日期的先后顺序摆放整齐，而绝不允许随意一丢。其实，这种做事的条理性，能减少很多生活中的无效劳动。

生活中的父亲还是一个凡事喜欢自己动手的人。就连买书也是这样，父亲绝不让工作人员代劳，总是利用休息时间，自己骑一辆旧自行车，亲自到书店去买。这种做法一直坚持到进入老年，后来在大家的劝阻下，他才放弃。

家里人都很自觉，轻易不用他的专车去办事。有时候小孩生急病要送医院，偶尔用一下车，他虽不说什么，但都会在他的一个专门的本子上记下来，事后为我们付费。正因如此，我们学会了有困难尽量自己克服，不给别人添麻烦。

父亲的工作是绝密级的。院里其他叔叔、阿姨也一样。我们只知道父亲是研究物理学的。在家里，他从来不讲自己做什么工作。我们只知道他经常去西北地区出差，而且一走就是几个月。记得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人民日报》发了号外，整个北京城一片欢腾。在学校，老师安排就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写一篇作文。我在作文里提到向我国的科学家学习、致敬。这篇作文被父亲看到了，他马上严肃地对我说，核试验成功不只是科学家的功劳，你去看看新闻报道是怎么说的，那是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工人和科技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父亲在搞原子弹、氢弹，是我们猜出来的。大概是1967年的一天，院子里的一群孩子聚在一起聊天。记不清是谁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没有人能答出来。有人说，咱们回忆一下，是不是每次核试验，大家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北京？大伙一验证，果然，大家的爸爸、妈妈都在出差，而且都是去了西北地区。确认了这个事实，大家感到非常神圣，静静地坐了好长一段时间。

父亲把写他也好、宣传他的精神也好，都看得很淡，他甚至不愿意让人去写他、宣传他。也许他深信“是非功过，历史自有评说”的唯物史观，所以他才活得平实。宁静而致远，这就是父亲这位“两弹元勋”的人生境界，他正是以这样的淡泊名利和无私奉献成就了科技强国的伟业。（撰文：孙夏力）

李小文：但愿老死文论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人物简介】李小文（1947—2015），生于四川自贡。中国科学院院士，遥感、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5年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地理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师范大学遥感与GIS研究中心主任，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名誉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研究员。Li-Strahler几何光学学派的创始人，成名作被列入国际光学工程协会“里程碑系列”。

“但愿老死文论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官者趣，论高文妙贤者缘。别人笑我疯傻淡，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车学富墓，垃圾论文作纸钱。”这是李小文创作的《科博（科学网博客）练摊歌》。

2015年1月16日清晨，北京寒风彻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前早早就排起了吊唁的长队，等待着10点举行的李小文追悼会。

如果不是2014年的一张“布鞋院士照”，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形容消瘦、衣着朴素，在课堂上光脚穿双布鞋的老头，竟然是中科院院士、中国遥感领域泰斗级人物。

“一箪食，一瓢饮”的清贫生活，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急公好义的古道热肠，漠视礼法、洒脱不羁的性格，传说每天喝两斤二锅头的酒量……这样一位真性情、无羁绊的“老顽童”学者去世后，被许许多多人追忆、悼念。人们追念的，除了李小文个人，或许更有对本真人性的期许。

小文是我最优秀的学生

20世纪70年代末，李小文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到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就读，师从著名地理学家艾伦·斯卓勒教授。1981年，两人建立了Li-Strahler光学反应图谱，成为地理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学成回国后，他们联系依旧很密切。当地时间2015年1月19日，斯卓勒教授接受了笔者专访。

小文去世当天的凌晨4点半左右，我收到了一位中国学生发来的邮件，知道了这一消息。不到一天半的时间，我们的一个公共邮箱已收到数百封信，对小文的去世他们表达了震惊和哀思。

我上网搜索了中国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了解到小文在中国得到高度评价，人们敬佩他不仅因为他卓著的科学贡献、纯粹的学术精神，也因为他简朴的生活，尤其是大家对他布鞋的描述。其实，从我认识他起，他穿的一直都是布鞋。

在和小文同来圣巴巴拉分校留学的中国学生中，他是年龄最大的。小文给我第一印象是安静、害羞。很快，我发现他真正与众不同的是超级聪明，他可以迅速理解新的科学概念，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让人难忘。

李小文

有一次，我们两个发现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恒定的图像，觉得这或许和森林里树木的大小有关系。小文说，可以利用这个关联建立一个图谱。之后，他一直按照这一思路推进实验，最终Li-Strahler光学反应图谱建立。虽然这是我们两人合作的项目，但是小文是推动这一项目最终成功的关键。

小文喜欢夜里工作，他习惯那种安静的氛围。有时候我早上去实验室，我们俩会就工作进展进行一些交流，然后我开始一天的工作，他就收拾东西回家睡觉。

我和小文不仅是师生、合作伙伴，私交也很好。我们俩都喜欢美食，他还特别喜欢喝酒。有一次，我们一家与小文去纽约一家中餐馆吃饭。那家餐馆我们一家常去，每次也都爱固定点其中几样菜。我记得，我当时建议小文点菜，他满口答应，还和服务员交流了很久，最后上菜时一看，居然全是我们以前爱点的那些菜。很显然，他仔细询问了服务员我们的喜好——他就是这样一个很会照顾别人需要的人。

1986年小文回国后，我们的联系仍然很频繁。每次我去中国讲学，都是小文安排组织。但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害羞，不喜欢在众人面前讲话，每次我们合作的项目，他都让我来做报告。有一次，在我演讲之前，他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情况，没想到，他刚一开口，台下学生笑倒一片。我不解，问小文原因，他很淡定地跟我解释：“没事，我的四川英语把他们吓着了。”

小文不仅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更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同事，因为他身上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单从学术上来讲，他把数学和物理灵活运用在科学思维中，给我很大启发；另外，他非常关心中国科学的发展，提升了整个学科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我俩还成立了一个基金，帮助中国学生赴美交换留学。不过，我想他一定不会和别人提起，因为他太害羞了。

那个景象在我心里生了根

李小文去世后，中科院研究员陈安在科学网发博文说，计划写《李小文评传》，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近些年，李小文工作之余大多沉浸在科学网博客里，科学文艺杂烩，甚至涉猎音韵学研究，写有《古八音辩》，而两人的相识，也源于此。

我和小文老师认识大概是2008年，在一次科学网网友聚会上。当时，他跟我们这些比他小许多的学界友人玩“比画猜词”的游戏，我们都笑翻了，他却依旧很淡定，我们的心理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之后，我们组织了全国应急管理研讨会，小文老师无论多忙都会来，或在大会致辞，或做点评人。当时，我想着做报告应该给他支付些劳务费，可他坚决不要，还说：“如果一定要给，那就算我捐给你们来做进一步的研究，你拿回去好了。”所以后来再请他作报告，我就没敢再提钱的事，甚至他参加会议的往返火车票都是自己买的。

他这种无私的支持，我想应该是来自于他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吧。有句话不是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2008年汶川地震后，小文老师看见温家宝总理去灾区时，手里拿的是地图，而不是遥感出的现势图，就在博客上替遥感界致歉：“我们搞遥感的，真是恨不得打个地洞钻下去，就算地震殉国算了。”后来有人评价说：如今的风气，争功者多，像李小文这么主动揽责的真不多。2013年芦山地震后，他催促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苏青抓紧出版《强震应急与次生灾害防范》，希望送给灾区地震工作者。

小文老师酷爱武侠，最喜欢《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在侠客的江湖，有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就是酒。小文老师爱喝酒人人都知道，但他酒品很好，不划拳不劝酒，自己喝自己的，喝够就好。

还有一样是侠客最不在意的，就是钱财。几年前，小文老师获李嘉诚基金会120万的奖励，就用这笔钱在母校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设立了“李谦奖”助学金。李谦是他的长女，她出生时家里条件差，营养不良，出麻疹并发了肺炎，不到2岁就夭折了。李小文说：“我有口酒喝就行，没什么负担，有钱就捐了。”

他还爱自称“黄老邪”，也确实洒脱不羁。我还记得，在开会时，他常常闭着眼睛，旁人以为他睡着了，甚至觉得这个老师怎么这样！可到他发言时才知，前面的讲话他早都听进心里去了。他那身不符合院士身份的装扮，甚至被门卫当作推销员而拒之门外。

有一次，小文老师组织科学网网友聚会，我带上了孩子热闹，热闹喊小文老师爷爷，喊李小文夫人奶奶，饭桌上充满了欢乐。半途，热闹要回家，我跟大家说了一声就出来。离开前，热闹去了卫生间，我在大厅过道等他，却发现小文老师也出来了，等着和热闹告别。我两次劝他回去，桌子那儿还有一堆人呢，为了一个孩子不需要这样。他讷讷几声，我听不清他说了什么，但知道他要坚持等着热闹出来才回去。

这一景象从此就在我心里生了根。小文老师是个大学者，每个人在他心里都是平等的，即便是和一个小孩子说再见这种小细节，他都会如此重视。

我一生会以他为榜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王海辉与李小文相识多年，一次资助让她对李小文及其夫人一直心怀感激。虽然王海辉是学数学的，但最终走向了为遥感服务的队列，她说：“这也是他对我的影响之一吧。”

2015年1月10日下午，我正开车回家，师弟苗元伟打来电话，让我先靠边停车。“师姐，小文老师走了。”他悲痛的声音如电流一样击中我。回忆起和小文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记忆又回到了2009年。那一年，我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因为积蓄很少，带去的钱很快花光。记得当时还剩不到100美元，在科学网发博文时，我提了一两句当时的窘境。

没想到，细心的小文老师看到了，然后跟在美国女儿家的夫人吴老师说，让给我打2000美元。同时，他还给我的博客发了短消息：“苹果（王海辉的网名），吴老师正好在美国，你把美国办公室的电话给我，她会跟你联系的，不要着急。”

写完博文的第二天，我在办公室和同事讨论问题时接到吴老师的电话，大意是说：把你美国的银行账号给我，钱你先用着。放下电话，我的眼睛湿润了，那时候我们认识不久。在异国他乡，一般人也许很难体会小文老师和吴老师带给我的温暖。

第一次见小文老师，博友跟我介绍他是个院士，我怎么也不相信。院士在我眼里是高不可攀的啊，而眼前的小文老师穿着朴素，没架子，调皮得像个小孩子。他称呼我“苹果MM”，我跟他说话也是没大没小的。还记得他因为穿布鞋而出现在各个网站时，我俩还互相发了短消息，他这样写道：“我现在正被烤在火上，说什么都会被人无限解读，所以暂时不能说话。”一般的人巴不得趁机炒作一下红起来呢。

这个调皮的老头，有点倔，有点可爱，有点任性。他任性地喝酒，任性地将爱、将善良、将对年轻人的关心和爱护作为人生的主色调发挥得淋漓尽致，然后他任性地离开了我们。

听说小文老师去世的消息后，我和师弟相约去他家看看，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门开了，我看见吴老师在哭泣，真为她心疼，世界上最疼爱她的人走了。除了悲伤，就是震惊，房子那么小那么破旧，别说院士，就是我的房子也比他的大、比他的好啊。在他家里，我看到最多的就是笔和电脑。

小文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淡泊名利、善良、爱护学生和年轻人。我相信很多年轻人跟我一样受到过他的恩泽和照顾，我一生会以他为榜样，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看淡物质，学会遵循自己的内心去生活。（撰文：卢楚函　王乐然）

顾毓琇：曾和邓小平畅谈科教兴国

【人物简介】顾毓琇（1902—2002），字一樵，教育家、科学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和佛学家。生于江苏无锡，曾任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校长、交通大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等，是江泽民和朱镕基的老师。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边上，有一座兼具东西方建筑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中国第一家民营电视台——BON蓝海电视台就坐落在这里。2010年创办的BON蓝海电视台，其卫星频道覆盖亚洲、北美、欧洲，有线频道在美国、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区落地，是目前进入西方主流社会渠道最丰富的关于中国内容的英文电视全媒体，其创办人正是顾毓琇的孙子顾宜凡。

2014年4月18日，笔者在BON蓝海电视台见到了顾宜凡。他穿一身休闲西装，温文尔雅，讲话不紧不慢。顾宜凡告诉笔者：“如果说我祖父在中西方之间、在科学和文学艺术之间都架起了贯通的桥梁，那么我创办英文电视台，也可以说是在搭架一座桥梁，一座让中国文化能成功‘走出去’的桥梁。”

学术泰斗

顾毓琇

中国近现代社会学家潘光旦曾试图对顾毓琇在文理方面的杰出成就作遗传学的分析，他写道：“我始终以为一个人的生平，所占的时间，见得到的，不过数十寒暑，而见不到的，必什百倍于此。换言之，一人的生平，一部分是早在祖宗的行为与性格里表现出来过的。”确实，顾毓琇先祖顾炎武是明朝思想家，祖母秦氏是北宋词人秦观的后人，喜欢写诗。顾毓琇的父亲沉迷科学，曾自己做实验验证阿基米德定理，从小教几个子女算心算。在这样家学深厚和开明的氛围中，顾毓琇这一代出了五个博士，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各有建树，被传为民国佳话。

顾宜凡告诉笔者：“祖父出生成长的年代是清末民初的大变革时期，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当时的教育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1907年，顾毓琇才五岁，就被父亲送到了无锡的竢实学堂学习，那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当时，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在竢实学堂任教，是顾毓琇的国文老师。1915年，13岁的顾毓琇又考入大名鼎鼎的清华学堂。顾宜凡告诉笔者：“我祖父当时选了梁启超三门课，分别是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唐诗欣赏。”顾毓琇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学，梁启超很喜欢“嗜文艺”的顾毓琇，经常叫他去寓所一起吃饭。大师的点拨为顾毓琇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功底，清华学堂开设的西方算学、物理、体育等课程，也让顾毓琇接受了全面的素质教育。

在水木清华青灯黄卷苦读了八个春秋后，顾毓琇登上了前往美国留学的客轮，入读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身在异乡，他潜心研究，经常在实验室待到凌晨三四点，仅花了四年半时间，就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学位，这个纪录直到今天也没有被人打破。

对祖父学术研究涉猎的领域之广，顾宜凡感到不可思议。在文学领域，顾毓琇是作品数量仅次于陆游的高产诗人，出版了7000多首诗词，获得过“国际桂冠诗人”的称号；在艺术领域，他是中国现代话剧的缔造者之一，上海戏剧学院前身的创始人，出版或公演过12部话剧；他还曾担任国立音乐学院（今中央音乐学院前身）的首任院长、国立交响乐团团长，学术界以他的三四八频率为中国的黄钟标准音。作为科学家，23岁时，顾毓琇在火车上灵感一闪，发明了“四次方程通解法”，26岁时又发明了“顾氏变数”，50岁后又发明“顾氏图解法”等，成为国际上公认的电机权威，也是自动控制理论的先驱。

“祖父的那个时代出了很多大师，梅贻琦、胡适、茅以升、张大千……我们这一辈人常常历数他们的建树，总在想是什么成就了他们。在我看来，是时代的大变革提供了创新的土壤和氛围，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产生了新旧思想和观念以及知识结构的融合。另外，不要忘了，这些大师从小就经历过残酷的竞争，是一步一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到最后的，他们是这个民族大浪淘沙后的结晶。”顾宜凡说。

独立精神

在美国五年留学期满后，顾毓琇回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这时，他已经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了。1932年，时任清华校长梅贻琦登门邀请年仅30岁的顾毓琇担任清华工学院院长。

这是顾毓琇第二次回清华，顾家搬进了清华西院16号院，与陈寅恪、闻一多还有杨武之（杨振宁的父亲）成了邻居。顾宜凡曾听祖父说起当年经常在北平城内与胡适等人讨论《独立评论》的事情。在顾毓琇任职工学院院长的五年时间里，他不仅将清华工学院从无到有建设成了中国一流的工学院，而且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治国方略的真知灼见，从中国的科学化运动，到工程教育的改革，顾毓琇被认为是当时教育界的意见领袖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投身于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顾毓琇忧国忧民的情怀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他被蒋介石亲自指定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在顾宜凡看来，当时蒋介石“需要一个无党派的教育家”。此后，顾毓琇先后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上海市教育局长、国立政治大学校长等职，在枪林弹雨中走遍了全国，视察教育机构、制定教育政策、选教材、拨经费，事无巨细都做到了。

顾宜凡说：“和民国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人格和精神的独立’是祖父毕生的追求。他不随流俗，刚正清廉，做事不以个人或者党派私利为出发点，而是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为取向。”顾宜凡给笔者举例说，顾毓琇曾为《国民教育法案》向最初持反对态度的蒋介石当面陈情。还有一次在政府讨论大学生从军的会议上，当面斥责了权重一时的何应钦。当时政府准备给报名从军的学生发放奖金，有人担心学生拿了奖金而不来从军，何应钦便下令“叫他们取保”。祖父一听，气愤地说：“何总司令，青年学生，投笔从戎，他们把身家性命都奉献给国家了，为了几文奖金，还不信任他们，要他们取保，这是对他们人格的极大侮辱！”

独立的精神和人格，是顾毓琇能够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在党派林立的政府中有所作为的根本原因。顾宜凡告诉笔者：“祖父虽然游离于党派之外，但他的风骨和为人却赢得了各党派的尊重，其中就包括共产党人周恩来、邓颖超以及国民党人陈立夫、陈诚等各方朋友。周恩来曾当面对祖父说：‘你是难得的客卿，圈内人以为你是圈外人，圈外人以为你是圈内人。’”

心系两岸

1949年年初，国共两党交锋进入最后阶段。当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占领南京。顾毓琇当时正在上海治病，打算病好后继续留在上海教书。

顾宜凡告诉笔者：“父亲曾回忆，祖父在上海的时候，就曾经讲过，共产党来了，我一样教书。而且他在共产党内也有不少学生，都希望他留下来。”但就在顾毓琇做好一切准备继续投身教育事业的时候，却被国民党当局勒令离开大陆。1950年，他被迫带着夫人王婉靖和部分孩子辗转到了美国，剩下两儿一女因秘密加入共产党留在了大陆。顾宜凡的父亲顾慰庆，正是顾毓琇留在大陆的子女之一。

这一别就是24年，由于政治原因，顾毓琇一直待在美国。而顾宜凡出生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祖父的消息。顾宜凡说：“期间音讯渺茫，唯有一次祖父托杨武之先生给我姑姑带回了一块手表。”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步入了新阶段。第二年8月，顾毓琇夫妇才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与亲友团聚。

那也是顾宜凡第一次见到祖父。“祖父希望我们能学习一套足以立身的硬本事，所以我们后人都学了自然科学。”在祖父的关心下，1985年，顾宜凡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专业，这让他有了更多的机会近距离观察祖父。

回忆祖父母晚年在美国的生活，顾宜凡说：“他们乐善好施，到处捐款，自己的日子却过得非常简朴，住在一个很小的公寓里，祖母到了90多岁还自己做饭。国内有关部门多次邀请他们回国定居，但都被祖父拒绝了。祖父总说回来要给大家添麻烦，受用不起。他还认为在海外居住更方便向中国领导层谏言。”

除了在家与夫人写字画画，晚年顾毓琇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实现两岸统一劳心费神。实际上，1973年，顾毓琇第一次回国探亲时，两岸几乎没有交往。由于顾毓琇在国民党中的人脉和影响，他的大陆之行就被看作两岸的破冰之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曾经说：“两岸关系最早就是顾毓琇老先生开创的。”

之后，顾毓琇不知疲倦地给他在大陆和台湾的弟子写信，时常提出关于两岸关系的建设性主张，其中就包括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以及他亲手发文凭的台湾当局“副总统”、国民党副主席李元簇。

顾毓琇还心系祖国发展。他多次回国，与老朋友周恩来、邓颖超叙旧，与邓小平畅谈科教兴国，还见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国务院总理李鹏和他的下一任朱镕基总理等。顾宜凡说，祖父给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写了许多信，提出了很多有关“文化开发、经济开放、政治开明”的政策建议。

家风长存

顾宜凡告诉笔者：“祖父对我们这些后辈要求很严格。我们虽没有正式的家训，但基本要照孔夫子的9个字去做，‘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就是说平时要有教养，要守规矩；学业、工作都要严肃认真，不得马虎；为人处世要诚实守信、忠实可靠。”

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后，顾宜凡曾供职于美国摩托罗拉总部。“在摩托罗拉工作待遇很好，压力也不大。但我从小很喜欢影视，同时在国外深切感受到外国人对中国的误解，便决定创业做传媒，通过媒体让全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顾宜凡认为，对于自己的这个选择，如果祖父在天有灵，也是会赞许的。

而在笔者看来，顾宜凡的谦虚、诚恳是顾氏家风最直接的体现。采访过程中，顾宜凡多次强调说：“我并不是顾家后人中最优秀的，顾家人各自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

在两个小时的采访中，因为重要合作方的来电，工作人员几次上前希望暂停片刻，顾宜凡却表示与客人交谈不能随便打断，并一再对笔者表示歉意。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顾宜凡翻出几张泛黄的老照片，向记者一一介绍顾家后人的现状：顾毓琇的七个子女大部分都成了博士、教授：长子顾慰连曾担任沈阳农业大学校长；次子顾慰庆，也就是顾宜凡的父亲，做过西北电力建设局总工程师和副局长；长女顾慰文则曾是上海交大教授。另外四个子女都在美国长大，他们均上了常青藤名校并在大洋彼岸成家立业。顾家孙辈也都进入了美国名校学习，顾宜凡和他的姐姐顾宜音都拥有博士学位，顾宜音是20多项医药化工专利的发明人之一。

临别时，顾宜凡对笔者说：“祖父晚年总是讲，生前了俗事，身后少虚名，所以我很少对外人聊起他。但他身体力行的许多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所共同拥有的，在物质繁荣的今天，那些精神遗产和人格力量很值得我们后人共享。”（撰文：毛予菲）

屠呦呦：非常诺奖之路

【人物简介】屠呦呦（1930—　），生于浙江宁波。药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1971年首先从黄花蒿中发现抗疟有效提取物，1972年分离出新型结构的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2011年9月，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2015年10月，因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屠呦呦：非常诺奖之路

诺贝尔奖像神话里的魔法杖，所指之处，冷板凳变成烫手热，小众的科学家转眼街知巷闻。

屠呦呦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改变了。八年前，笔者与她相识时，她的家是京城一隅平静的书斋，几无访客，偶尔登门的记者得从“什么是青蒿素”这种扫盲级问题开始采访。当时的屠呦呦有充裕的时间耐心讲述，攀高俯低打开一格格的抽屉，拿出一沓沓的资料佐证。

10月5日获得诺奖后，屠呦呦的家里日日贵客盈门。蜂拥而来的中外记者在楼梯口一边等候一边高谈阔论青蒿素的发现史。访客们个个喜气洋洋，85岁的屠呦呦反倒表情严肃，言简意赅。她的先生李廷钊代行话务员和接待员之责，不断向来客解释：“实在太累了，实在没时间……抱歉，请回吧。”

这热闹来得太急太欢，以至于大家都没留意到一个细节——诺贝尔奖评委会还找不到屠呦呦。当屠呦呦从电视上知道自己得奖时，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评委会的新闻官见到笔者，立即拜托道：“你能帮我们找到屠教授的联系电话吗？”第二天上午，评委会常务秘书终于打通了屠家的电话，亲口告诉她授奖决定，并邀请她12月赴瑞典参加颁奖仪式。

从往日的寂静到今日的喜庆，中国人的诺贝尔科学奖情结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然而科学本身应是寂静的，一场场“寂静的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更何况屠呦呦走的是一条比其他科学家更寂静的路。40多年前，她在“文革”中埋首实验室；40多年来，“出国热”“博士热”“院士热”“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的缩写，是科技文献检索系统，其收入量是中国科学界重要的评定依据）热”里都没有她。青蒿素是一份来自特殊年代的礼物，循着特殊的路径，把屠呦呦带入诺贝尔奖的殿堂。

军工项目中的年轻人

1965年，在发动针对越共的“特种战争”四年后，美国终于坐不住了，开始直接派美军前往越南参战。在越南的热带丛林中，交战双方饱受疟疾折磨，装备落后的越共军队更是苦不堪言。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专家张大庆告诉笔者：“当时越南共产党向中国求援，希望中国帮助他们研制抗疟药物。为了支援越南，也为了消除中国南方存在的疟疾疫情，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指示，以军工项目的名义紧急启动抗疟新药的研发。这意味着，研制新型抗疟药不再是单纯的科研工作，更是一项政治任务。”1967年5月23日，国家科委和解放军总后勤部等部门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制订了研究计划。“为了保密，就以‘523’作为任务的代名词。”

一年多过去了，“523”任务进展并不顺利。“医学研究作为高端的科学研究，需要专业的精英人才。但是在‘文革’期间，许多医药领域的专家都被打倒了，正蹲在牛棚里。”张大庆说。在这种情况下，“523”任务四处寻找年轻的研究人员加入。

1969年年初，“523”任务的负责人来到中医研究院（现中医科学院），希望能得到科研支持，39岁的屠呦呦也参加了会谈。中医研究院在接受任务后，很快成立了课题组。“屠呦呦当时很年轻，在单位属于第二代科研人员，但科研能力受到广泛认可。”与屠呦呦共事多年的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姜廷良告诉笔者。

但正式进入军工项目“523”任务之前，屠呦呦遇到了些许波折。政审时，有人提出屠呦呦亲戚中有海外关系，不能参与机密项目。好在屠呦呦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在防治血吸虫病的研究上取得成果，还曾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于是负责的领导以此为证，批准屠呦呦加入了项目，还担任了课题组组长。“有人叫屠先生‘三无科学家’，调侃她没有国外留学经历。在那个时代，她要真留过学的话，也就进不了这个项目了。”张大庆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引起疟疾的疟原虫已经对原有的药物产生了抗药性，导致原有药物效果不佳，因此屠呦呦的主要任务是寻找新药。姜廷良对笔者说：“接受任务后，屠呦呦整理历代医药书籍，请教老中医专家，还仔细查阅了各地群众的献方。在此基础上她精编了包含640个方药的《抗疟方药集》。”后来，屠呦呦被派往海南疟区工作了一段时间。在疟区的临床试验中，她发现研究人员之前关注的胡椒并不能根治疟疾。

古籍中的灵感

这时，屠呦呦开始整理先前的研究思路：历代医学典籍中经常提到青蒿能有效治疗疟疾，为什么在试验中效果不佳？“从1969年1月开始，我们的研发工作经历了380多次试验、190多个样品。其实我们很早就注意到了青蒿提取物的作用，但后续的实验结果显示，青蒿提取物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只有12％到40％。我们分析，抑制率上不去的原因可能是提取物中的有效成分浓度太低。”屠呦呦对笔者说。

屠呦呦沉下心来，重新翻看一本本中医古籍。当她读到东晋医药学家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时，其中的一句话引起了她的注意——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回忆道：“当时我就想，这书里说的为什么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原来里面用的是青蒿汁。后来顺着这个思路，改在较低温度下提取。”

早先，屠呦呦用过乙醇等物质做实验，没有成功。后来，改用乙醚冷浸法进行，效果有了明显提升，这证明低温提取是保证青蒿提取物效果的关键所在。1971年10月，在第191次试验中，屠呦呦发现提取物对疟原虫实现了100％的抑制。

在外行人看来，改用乙醚提取这微小的一步就是关键，似乎青蒿素的发现也没有想象中难。事实远非如此。当换了一批青蒿时，试验效果又出现了反复。屠呦呦回忆：“不同品种的青蒿效果并不相同，而且只有青蒿叶子里才有青蒿素。因此只有找对了青蒿品种，选准了采收季节，才能从叶子里提取出青蒿素。取得这些进展，也是经历了很长的研究过程。”当时的科研条件非常艰苦，很多药厂都停产了，提纯熬制设备紧缺，屠呦呦等人只有采用土办法，把大量青蒿叶收集起来，用乙醚泡，再回收乙醚。屠呦呦的先生李廷钊至今记得，她当时回家总是一身酒精味。

1972年，屠呦呦在抗疟药研究内部会议上报告了她的研究成果。后来，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将其命名为青蒿素。著名医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戈尔斯坦曾说，“发现和发明是生物医学进步的两条不同路径”。青蒿素诞生，屠呦呦完成了发现，下一步便要着手发明，也就是将青蒿素用于临床试验，转化为治疗疟疾的有效药物。

临床试验首先要制备大量的青蒿素。屠呦呦买来盛水大缸当提取锅使用，所有工作人员都要三班倒，周末也不休息。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副所长朱晓新向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形：“由于每天要接触大量乙醚，乙醚又会对身体多个系统产生损伤。当时的实验室防护很差，再加上通风条件不好，屠老师一天工作下来时常头昏脑胀，还因此得了中毒性肝炎。”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提取物出现了疑似的毒副作用。有人认为还必须对提取物反复试验，确保无毒后才能上临床。屠呦呦于是要求自己试药，并且后果自负。朱晓新说：“当时任务紧急，屠老师希望快速验证青蒿素是否有效。再加上疟疾是季节性疾病，错过发病季节，研究就得耽误一年。这么做虽然也是无奈的选择，但她的科学献身精神是毋庸置疑的。”

获得领导同意后，屠呦呦和课题组的另外两位同事一同在自己身上做起了试验，最终三人都无大碍。今天提及此事，屠呦呦的先生李廷钊很平静：“人家抗美援朝还志愿牺牲呢，吃药算什么！”

“青蒿素临床试验的第一种药剂是片剂，病人服用后出现了不适反应，这让屠呦呦有些失望。后来他们发现失败原因是片剂分解有问题，影响了药物的吸收，就转而采用青蒿素原粉直接装胶囊的形式，最终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姜廷良说。1973年，屠呦呦在评估青蒿素的衍生化合物时，发现了更加稳定、有效的双氢青蒿素。

1977年，我国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小组”的名义在学术性刊物《科学通报》上首次发表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第二年，“523”任务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六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这个长达数页的结论中，只字未提发现者是谁。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项科研成果很少会署上个人的名字，科学家个人的努力被淹没在巨大的集体之下，这给日后的青蒿素之争埋下了隐患。

从故纸堆里打捞起这个名字

疟疾被称为“穷人的疾病”，青蒿素被发现后，拯救了越南及非洲大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然而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救星是谁，屠呦呦的名字湮没无闻。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打捞起这个名字的功臣之一，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终身讲席教授饶毅。

2011年8月22日，饶毅发表了一篇博文——《今日中国谁最该做院士》。开篇，他就为“标题是为了吸引眼球”而抱歉，真正的标题是“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他介绍了两位中国科学家，并说这两位都不是院士，但他们的贡献都值得获诺贝尔医学奖。其中一人，就是屠呦呦。“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希望中国重视一些在国内做了工作，而未获得适当承认的科学家。”饶毅说。

早在21世纪初，饶毅就开始关注青蒿素了。他对笔者说：“那时，我让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一个研究生做青蒿素的历史，但他后来改行当记者去了。2007年我全职回国后，与北大医学部的张大庆老师联合指导研究生黎润红，我再次建议她研究青蒿素的历史。”饶毅还提醒黎润红，国内研究经常把科学史变成宣传，所以一开始就要做到只重事实，不重任何个人，要以事实厘清中国科学的一个经典。

当时，多家曾经参与“523”任务的科研机构都自觉对青蒿素的发现、提取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也确实如此。但青蒿素的发现究竟有没有代表人物？谁是代表人物？这才是饶毅等人所关心的。

黎润红对笔者说：“在梳理过往文献时，我发现多篇文献都提到了屠呦呦的名字。”

2009年4月21日，黎润红第一次敲开屠呦呦办公室的门。长谈中，屠呦呦详细回顾了青蒿素的发现过程，还提到一件事：“1981年WHO（世界卫生组织）来中国开会，安排我做青蒿素化学研究的报告。会议高度认可青蒿素的贡献。一位法国记者问，当时是为了战争，现在世界都用青蒿素救命，你有什么感想？我说，我很高兴，作为一个医药科技人员，工作就是要为人类健康服务。”

黎润红十分直接地向屠呦呦提到了有关国家发明奖的争议——1979年，抗疟新药青蒿素获国家二等发明奖，当时对外公布了包括中医研究院在内的六家主要研究单位，此后对获奖单位和发明人的排名问题一直存有争议。屠呦呦回应道：“出现不同认识也不奇怪，但客观事实不会是多版本的。首先要认定事实，不然只能浪费时间和精力做无谓的争论。我们需要向前看，国家需要大力促进科学发展，实现科教兴国。科技工作者要有责任感，要努力创新。”

同时，黎润红走访了北京、上海、云南、四川等地多位“523”任务的参与者，并从他们手中获得了不少内部资料。这些讲述和资料完整地串起了青蒿素的研发历史。2011年，黎润红发表了论文。“我们就是把青蒿素发现过程中谁做了什么，做对了什么都罗列出来，至于其中谁最重要，就由大家来评判吧。”黎润红对笔者说。

在黎润红前期调研的基础上，饶毅进行了再次梳理、提炼。“黎润红接触了很多‘523’任务的参与者，都有笔录，我看过笔录，看过材料，还有他们的来信。”饶毅对笔者说，他据此和黎润红、张大庆合作写就了《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一文。由于饶毅一向敢言，是科学界的明星人物，此文又发表于他宣布不再参加院士评选之际，当即被广泛传播，屠呦呦的名字得到了一次社会化的普及。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后的第二天，饶毅来到屠呦呦家，向她表示祝贺。屠呦呦对他笑道：“别人都以为我们应该很熟啊，其实我们没有说过话，也没见过面。”饶毅大笑着补充说：“好在通过电话。”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饶毅向笔者强调：“我没有直接接触个人，我不希望变成个人关系，这是历史研究。我们是科学史的研究者，是根据事实进行分析而得出结论，不是对个人进行宣传或者推举，不是推手。”

饶毅认为，把屠呦呦视作“发现青蒿素的代表性人物”，依据有三：“一，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对于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都很关键；二，具体分离纯化青蒿素的钟裕容，是屠呦呦研究小组的成员；三，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组是在会议上得知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粗提物高效抗疟作用以后进行的，获得纯化分子也晚于钟裕容。”

美国疟疾专家年年推荐她

在《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发表的几乎同一时间，另一篇介绍青蒿素及屠呦呦贡献的文章——《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发表在大洋彼岸的《细胞》杂志上。《细胞》是生物领域的顶级期刊，这篇文章的影响力可想而知。文章的作者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路易斯·米勒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苏新专。也正是这两位，将屠呦呦推向了荣誉的巅峰。

诺贝尔奖评选的第一步是推荐候选人，推荐者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诺贝尔奖评委会委员和一些有资格的教授等。“如果没有被推荐，自然不可能获奖。”苏新专对笔者说，“米勒就是推荐人之一，从2010年起，他所推荐的候选人年年都是屠呦呦。”米勒由于身在欧洲，所有接受采访的事宜都交给了苏新专处理。

“米勒对疟疾的研究是全心全意的，几乎对所有与疟疾相关的东西都感兴趣。21世纪初，青蒿素类药物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投放。米勒认为，青蒿素的发现非常重要，救了很多人的命。”苏新专说，“一次，我们在吃饭时聊天，说青蒿素的发现可以得诺贝尔奖，但又不知道该推荐谁。米勒对我说，你懂中文，帮我查一查，问一问。”

苏新专与“523”任务参与者之一、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李国桥相识多年。“我直接和李国桥联系，他寄给我一些资料，我也进行了一些搜索。我看到1996年香港的‘求是奖’奖励了屠呦呦等10位为青蒿素的发现作出贡献的科学家，另外还有包括牛津大学学者在内的一些人也在文章中提到了她。知道了屠呦呦这个人后，我就直接打电话给她单位，联系上了她的助手。助手寄来了一些材料，包括屠呦呦的简历、‘523’任务的会议记录、屠呦呦的发言稿以及相关证书等。”

2011年，苏新专在北京见到了屠呦呦和其他几位“523”任务的参与者。“那次屠呦呦给我的感觉是一个蛮好的老太太，蛮热情，对疟疾研究也很有兴趣。她那几年在关注抗药性问题，她一直说，青蒿素是好药，但不能滥用，有一些商家希望把青蒿素做成预防药，她对此并不支持。”谈到自己的贡献时，屠呦呦说得并不多，她给了苏新专一本书——《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她说，我要说的东西都在那本书上。那本书的开篇部分简要提到了她的研发经历，内容和我收集到的资料差不多。李国桥也和我说过好几次，要论‘523’任务里谁贡献最大，屠呦呦应该是第一个。”

2011年9月23日，屠呦呦在美国纽约与拉斯克奖评委、其他获奖人员合影。

在推荐屠呦呦参评诺贝尔奖的同时，米勒也推荐屠呦呦参评了拉斯克奖，这是美国最具声望的生物医学奖项。“拉斯克奖方面要求米勒等推荐人写一篇介绍被推荐人的文章，米勒就和我一起写了《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苏新专说。这篇文章的发表与屠呦呦获得2011年拉斯克奖几乎同步。“那次颁奖典礼，我也在现场。自那之后，我和屠呦呦就没有联系了。”

“今年的诺贝尔奖，可能也有别人提名屠呦呦，可能也有人推荐了其他参加‘523’任务的科学家。重要的是，诺贝尔奖评委会最终选择了屠呦呦和青蒿素。”苏新专说，“米勒曾经告诉我一个例子。人乳头状瘤病毒的研究成果曾经获得诺贝尔奖，但奖颁给了发现病毒的人，而不是研发疫苗的人。这说明诺贝尔奖更看重原始的发现。如果不是屠呦呦1972年在会议上提出有关青蒿素作用的报告，其他人可能就研究别的药去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项目是很多人共同做出来的，全靠中医研究院一家单位也不能走到今天。”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除了让争议杂音再现，也引发了各种讨论。其一是中国的院士制度，因为屠呦呦并没有被评上院士。苏新专1986年就到美国学习和工作，熟悉两国不同的科研机制：“美国院士评选时，候选人都是保密的，中国则是公开的，这也许给被提名人留下了活动的空间。但实际上，中外院士的提名都受人际关系的影响，西方有的院士也不是自己领域内最顶尖的。”

其二是中国科学界的创新能力，有人称青蒿素是国际上唯一认可的中国原创新药。苏新专却不这么看。“青蒿素发现的同时，其实还研发了很多其他药，也很好用。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绝对是有的，比如我比较熟知的生物领域，中国发展就很快，很多回国人员做的工作和欧美学者没什么差别，甚至更好。只是现在做得比较好的是基础研究，普通人看不到。”

“当然，当下的中国学术圈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大家太在乎发什么文章，发多少文章，有时候把时间都折腾在文章上了，而忽略了真正该做什么。”当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所能做的，只是一心扑在自己的实验上。在苏新专看来，这恰是屠呦呦乃至任何科学家成功的根本：“你真的得白天也干，黑夜也干。在科研领域，想每天只工作八小时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能做到在八小时外也在想你的研究，那就说明你是真心喜欢正在做的这件事，那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撰文：许陈静　李静涛　朱东君　曹磊　刘仲华）

棱角屠呦呦

科学研究冷静理性，科学家却各有各的性情。人们更愿意用诗意的方式来描述女科学家和青蒿素的相遇：青蒿一握，痴迷一生。

痴迷科学、执着不休，这固然是屠呦呦的性情之一，但她还有更多立面：她不是海归，只是本土的、中国式的学者；不是院士，只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不是完人，只是一个耿直的知识女性。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屠呦呦的故乡在浙江宁波。她是一个殷实之家的掌上明珠。早在1930年12月30日，当父亲以《诗经》中“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为其取名时，便已注定了屠呦呦与青蒿的缘分。

10月6日，笔者追寻屠呦呦的成长足迹来到宁波。这座城市传统人文景点不少，有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有宁波府城隍庙……如今，又多了屠呦呦的旧居。

屠呦呦的旧居位于宁波市开明街26号，建于民国初年，为屠呦呦舅舅姚庆三（经济学家，曾任香港甬港联谊会会长）所有。据《鄞县志》记载，开明街在宋元明清四朝，均是宁波人的活动中心，不少大户人家都选择在此砌起白墙黛瓦。这其中不乏当时便已名声在外的“宁波帮”，他们主要经营的行业是药材业和成衣业。说屠呦呦自幼熟悉中药，并非夸张。

屠呦呦在三个哥哥之后出生，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因此备受宠爱。她的父亲是一名银行职员，但工作并不稳定，靠出租祖辈遗留的房产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父亲很重视教育，20世纪30年代末，屠呦呦到了该读书的年纪，虽逢时局动荡，依然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她五岁入幼儿园，其后进入翰香学堂读小学。翰香学堂建于1906年，内设藏书楼一座，古今藏书达5000余卷，是名副其实的“书香校园”，蔡元培、马寅初等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先后来校讲学，当时宁波便有“小学翰香，中学效实”的说法。

屠家楼顶有个摆满各类古典医书的小阁间，这里是屠呦呦童年时的阅览室：《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千金方》《四部医典》《本草纲目》《温热论》《临症指南医案》……虽然因识字不多且读得磕磕绊绊，但这里是她医学梦想萌发的温床。

1945年，屠呦呦入读宁波私立甬江女中初中。次年一场灾难降临，她不幸染上肺结核，被迫暂停了学业。那时得此病，能活下来实属不易，经过两年多的治疗调理，她得以好转并继续学业。也就在这时，屠呦呦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宁波的两所中学——效实中学和宁波中学一下子热了起来，因为屠呦呦的高中生涯是在这两所学校度过的。她在效实中学读了高一、高二，后来转学去了宁波中学读高三。

笔者在两所中学了解到，读书时的屠呦呦“长相清秀，戴眼镜，梳麻花辫”；读中学时，她“成绩在中上游，并不拔尖”。效实中学至今还保留着屠呦呦高中的学籍册和成绩单，她当时的学号是A342。据学校一位老师说，当时屠呦呦的学习成绩不是非常突出，成绩单上有90多分的，也有60多分的。但屠呦呦那时就有个特点，只要她喜欢的事情，就会坚持下去，努力去做。

落选院士

1951年春，屠呦呦从宁波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医学院，选择了一个在当时比较冷门的专业——生物药学。她觉得这个专业可以接近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医药领域，又符合自己的志趣和理想。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专家张大庆告诉笔者，大学期间，屠呦呦学习非常勤奋，在大课上表现优异，后来在实习期间跟从生药学家楼之岑学习，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有着极大的兴趣。1955年，屠呦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现中医科学院）工作。

当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研究人员就戴个棉纱口罩，连如今的雾霾都防不了，更别提各种有毒物质了”。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副所长朱晓新告诉笔者。一开始，屠呦呦从事的是中药生药和炮制研究。在实验室工作之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结合历代古籍和各省经验，完成《中药炮炙经验集成》的主要编著工作。

1965年，屠呦呦转而从事植物化学研究，这成为她能参加“523”任务的原因之一，也促使了她与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神草”相遇。

“在做青蒿素研究的时候，屠呦呦真可以称得上是坚韧不拔。”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姜廷良告诉笔者。“没有待过实验室的人不会明白，成百上千次反复的尝试有多么枯燥、寂寞，没有非凡的毅力，不可能战胜那些失败的恐惧和迷茫，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果。”朱晓新说。

目前，85岁的屠呦呦已经看不了电脑，听力和视力情况不佳，但仍活跃在科研和教学工作中，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并担任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很多媒体追问她在发现青蒿素后，是否从事其他项目，事实上屠老师自担任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后，一直带领团队在做一些青蒿素的专项研究，因为疟疾在中国并不是传播广泛的疾病，所以他们也会做相关适应症的拓展研究，试图扩大青蒿素在我国的应用领域。”一位研究人员告诉记者。

由于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曾被媒体报道为“三无科学家”。她曾四次申报院士，但都没有成功。外界普遍认为，这与青蒿素的发现多年来被强调是集体成果有关。“任何一个发现青蒿素的人想评院士，就会遭到参与项目的其他人反对。所以与青蒿素有关的科研人员都没有评上院士。”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早在屠呦呦获得科技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时，就有人专门到科技部投诉，认为屠呦呦“将成绩独占”，还加上了一条“罪名”，在引用别人论文的时候只写前三个人，后面用“等”代替了，认为“这明显是抹杀他人的劳动成果”。

“好在屠呦呦秉性坚强，对院士评选一事并无多言。近年修改的院士评选规则规定，年龄超过70岁的只能参加1次评选，她现在已经85岁，不会再参评。她虽然不是院士，但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科学家，她终其一生都奉献给了青蒿素事业。”上述知情人士说。

“她是一位有个性的科学家”

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曾对媒体称，屠呦呦“不善交际”，“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在会议上也好、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姜廷良也告诉笔者：“她这个人比较认真，也直爽，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会怎么说，为此也造成了大家对她的一些误会。比如说在青蒿素的研究中，对双氢青蒿素的评估，大家有一些不同意见，一般人会顾及人情和面子，表达得比较婉转，但她就会直接说：‘你说得不对。’”

“其实很多科学家都是这样，认准一件事就会特别坚持，不会轻易地改变自己的想法。”张大庆认为，屠呦呦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科学家，这种耿直的性格也形成了她不啰唆、做事果断的风格，“我们之间的沟通往往非常简单直接，有事说事，说完就了。”张大庆说。“她的耿直在工作上表现为极度的认真，有时候我问她一个数据，结果她第二天打电话给我，说她总算查到了原始出处，这才告诉我具体数据。”姜廷良说。

在生活中，她被同事们评价为“为人低调，而且是长期低调”。宁波市科技系统曾经拿到一张屠呦呦的名片，上面的内容很简单：单位、姓名、职务、单位地址和电话。整张名片还有大片的空白。“每次效实中学在北京召开校友会，屠教授跟先生一起来，签到、开会、聊天、聚餐，她从来没有发过言，活动结束后，又与先生一起默默地走了。”效实中学北京校友会的会长陶瑜瑾告诉笔者，“只有在谈到科研工作的时候，她才会滔滔不绝，恨不得跟你说一下午，但说到其他话题，她就很少发表看法。”

令陶瑜瑾印象深刻的是屠呦呦曾对他说过的一番话。“我是搞研究的，只想老老实实做学问，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课题做好，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想别的。我这把年纪了，身体又不太好，从来没有想过去国外，更没想到要得什么奖。”陶瑜瑾记得，那是在2011年，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的那天晚上，一位工程院院士给陶瑜瑾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报告喜讯，他立刻给屠呦呦打电话道喜，但是屠呦呦很平静，诚恳地表达了谢意，并说了上述这番话。

2012年，效实中学举行百年校庆。陶瑜瑾劝屠呦呦回母校参加校庆，但屠呦呦身体不太好，陶瑜瑾便建议她寄本专著给校长以示心意。“她说，我也不认识校长，就寄给学校办公室吧，第二天她就去邮局寄出了那本《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还有一次，陶瑜瑾向屠呦呦提议复印拉斯克奖以及其他奖项的奖状给学校，屠呦呦一口拒绝了。“她当时说，我跟单位说好了，这些奖状是我个人的也是公家的，不给任何其他单位复印，单位支持我的决定。”陶瑜瑾说。

获得诺贝尔奖后，屠呦呦家中挤满了赶来采访的媒体和赶来祝贺的领导。“家乡领导也想来看望屠呦呦，但是说了两次都被她拒绝了。最终因为家乡人的关系，屠呦呦见了他们一面，谈了20分钟。看得出她身体不好，十分疲倦，但还是坚持把家乡的客人送到电梯口。有人说，她是不是拿了诺贝尔奖就瞧不起人了？家乡人来了还三番四次拒绝？其实不是的。她一向直爽，我们以前想去看她，她都直接问，我们在电话里多说一会儿不行吗？这种性格，理解她的人自会理解。”陶瑜瑾说。

有一个美满家庭

屠呦呦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丈夫李廷钊是其同学，初高中也在效实中学读书，两人的爱情曾是一段佳话。

屠呦呦的好友陈效中告诉媒体，早在高中时李廷钊便暗恋屠呦呦，但毕业后到苏联留学，回国到北京时，见曾经的暗恋对象还未结婚，就大胆表白了，两人恋爱了。1963年，两人结婚。李廷钊曾先后在宝钢、北京的钢铁研究院工作，两人婚后生了两个女儿。

结婚后，屠呦呦一门心思放在科研工作上。陈效中说：“生活上，她是个特别粗线条的人，有一次，她的身份证找不到了，让我帮忙找找，我打开她的箱子，发现里面东西放得乱七八糟的，不像一般女生收拾得那么利索。大家都笑话她。还有一次，我们几个人来宁波开会，她因为还要出席一个重要会议，多留了一晚，第二天单独坐火车回京。结果，停靠途中站点的时候，她下火车散步，竟然错过开车时间被落下了。结婚之后，她家务事不太会做，买菜之类的事都要丈夫帮忙。”陶瑜瑾则告诉记者：“现在李老师在家，家里的事都是李老师管，他是个很好的丈夫。”

李廷钊性格温和、宽厚。每当有记者采访屠呦呦时，他总是在一旁招呼帮忙，还会偶尔和等待采访的记者谈起自己的专业——冶金工程，但对于妻子的事情只字不提。李廷钊对笔者说：“获奖和我没有关系，我不好讲。”

“他们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张大庆告诉笔者，“这么多年，两人在事业上各干各的，但一直彼此支持。”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任务时，在宝钢工作的李廷钊也同样忙碌，“两个人都要经常出差，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干革命工作，就该舍小家为大家。”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四岁的大女儿送到别人家寄住，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送回了宁波老家。

长期的分离曾一度造成了亲情的疏离。“大女儿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小女儿更是前两年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回北京。”李廷钊说。对于今天家中摆满女儿和外孙女照片的屠呦呦而言，当年的她别无选择。“这其实是那个年代科研工作者的一种常态。”张大庆说，“幸好她的两个女儿都很出色，大女儿目前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行政教务工作，小女儿很活泼，现在北京工作。”（撰文：王肖潇　李鹭芸）

呼唤“赛先生”的茁壮因子

屠呦呦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确可喜可贺。毕竟，中国为人类抗疟疾作出的巨大贡献终于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毕竟，这是自1901年诺奖设立以来，中国大陆科学家首次实现“零”的突破。

不过，兴奋之余，我们或许更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反思、反省：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不懒也不笨，为何100多年才出一个屠呦呦？要知道，新中国成立至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科技上投入的人力物力并不算少；要知道，作为全球公认的自然科学最高奖，诺奖得主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

在这个问题上，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大致可从体制机制和文化土壤两方面讨论。

（一）

有关体制机制的问题，在屠呦呦2011年获得拉斯克奖时，就引发过一轮激烈讨论。

美国《远东经济评论》杂志曾在2002年刊发文章《中国革命性的医学发现：青蒿素攻克疟疾》，称“中国研究人员在进行高尖端的科学实验时，使用的全都是西方国家早就弃之不用的落后仪器”。

据屠呦呦介绍，当年是“要什么没什么，只能买来七个大缸，在几间平房里用土法做提炼”。但就是在这样异常落后、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屠呦呦等年轻科研人员怀着“为国家做贡献”的激情与梦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历经无数次失败，终于研制出挽救了数亿疟疾患者的“东方神药”，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后，一位年轻的科研人员曾经在网上留言：“向屠呦呦等老一辈科学家致敬！现在的科研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可怎么就难以做出世界级的领先成果呢？”他给出的答案是：“我们这个年代的科学家大多数都太浮躁了，往往不能静下心来挖掘原创的成果。”

科技界的浮躁现象难以改变，现行的科技管理体制难辞其咎。比如，科研项目政出多门、经费管理过细过严、考核过于频繁，导致科研人员把大量精力耗费在申请项目、应付检查上；考评机制过分看重论文数量，许多单位还把论文与奖金、晋升等挂钩，致使科研人员只求数量不顾质量，甚至不惜造假。难怪许多科研人员呼吁：尽快改革科技管理体制，给科研腾出一片净土，鼓励年轻人安安心心地做研究！

当然，科研人员也应多向屠呦呦等老一辈科学家学习，能抵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潜心研究、攻坚克难。毕竟，现在的科研条件比当年好了许多，而体制的改革、环境的完善尚需时日。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也有待改进。

据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而事实上，像她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却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大部分时间在水田里研究超级水稻，却曾三次落选；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数十年如一日待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时，还不为社会所知；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是出了名的“敢讲话”，研究之余还大量撰文，批评科技体制机制的弊端以及拉关系、浮躁等不良学风，结果，他也在评选中落选，甚至公开宣布不再参评院士。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些年因涉嫌学术造假屡遭检举、质疑的多名校长、副校长，却依然稳坐院士宝座；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也顺风顺水地当上院士，在政、学、商界指点江山。

作为“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的评选无疑是风向标、指挥棒，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其是否客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这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二）

除了体制机制，我们也须在文化方面反思、反省。

不妨从2012年5月的一件小事说起。当时，清华大学教授颜宁带领科研团队在Nature（《自然》）上发表论文，解析了一个重要的特殊蛋白结构。我国有数百万科研人员，每年在该杂志发表的论文只有20篇左右，颜宁团队研究成果的含金量可以想见。然而，这则消息引发的网友（多为科技界同行）留言，却让人齿冷——

“结构解析不是难事，很多人可以做，搞得快的，喝几杯茶的工夫就有个大概结果。”

“解析一个蛋白结构，就是一篇Nature。不错。毕竟有几万个蛋白呢。加上不同物种的蛋白，至少10万篇CNS［Cell（《细胞》）、Nature、Science（《科学》）三大顶级科学杂志的英文简称］”……

这种酸溜溜的“羡慕嫉妒恨”，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后，有许多人预测，她极有可能摘得诺奖。然而，两位曾经参与青蒿素研究项目的人居然给诺奖委员会写信，要求他们不要把诺奖颁给屠呦呦！

此其一。

其二，枪打出头鸟。科学尊重的是原创、崇尚的是首创，但我国的情形恰恰相反。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出头的椽子先烂”；用文化人的话说，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在这样的环境中，谁还“敢为天下先”？

其三，党同伐异。敢于质疑定论、勇于挑战权威、善于异想天开，是科学家应有甚至必备的品格。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想法和行为常常遭到压制、非议乃至打击。小朋友从上幼儿园开始，就要“听老师的话”；参加工作了，则要“服从领导”。虽然我们口头上也讲“求同存异”“百家争鸣”，实际上却常常“党同伐异”，甚至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如此一来，学生不敢质疑、成人难以自信。表现在科学上，最常见的就是发出质疑：“国外都没搞出来，你能弄出来？”

我大学毕业20余年，至今记得当时同宿舍一位老大哥的话：“你们听好了，我手里有把小斧头，谁头上长角就修理谁！”

其四，论资排辈。生活上尊老敬老没有错，但套用到学术上，就容易异化为有益无害的论资排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院士崇拜”。科技创新日新月异，“最高学术称号”并不能与“最高学术水平”画等号。但时至今日，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往往将院士当作“最高学术权威”：申请课题，必须要有院士领衔，否则就容易被淘汰；成果鉴定，最好有院士主持，否则会“不够权威”；召开会议，院士必须坐在前排或者主席台；领导考察，也往往要先请院士发言……如此种种，“学术平等”“自由讨论”就容易成为空话。2003年“非典”暴发初期，就是因为听信了某院士的“衣原体说”，既耽误了病人治疗，也误导了防控策略。

不利于创新的文化因素，还有讲关系、学而优则仕、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等，在此不一一赘述。

列举了这么多需要自省之处，并非要“数典忘祖”，更不是自暴自弃，长别人志气，而是要提醒包括自己在内的国人：在我们这个有着漫长封建历史、创新基因很缺乏的国家，一方面要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同时也要在文化思想上破旧立新，营造有益于创新的社会氛围，让“赛先生”茁壮成长，让更多“屠呦呦”脱颖而出。（撰文：赵永新）

袁隆平：一粒种子造福世界

【人物简介】袁隆平（1930—　），祖籍江西德安，生于北京。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被称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2006年4月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2010年荣获澳门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11年获得马哈蒂尔科学奖。

走进远离闹市的湖南长沙马坡岭，很远便能看到“隆平高科”的大牌子，这里就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也是“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袁老现在每天至少还要工作7个小时。”2010年12月24日，采访袁隆平时，他的秘书告诉笔者。几十年来，袁隆平就是靠着这样的坚持，培育出一批批杂交水稻，为解决国人的吃饭问题和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伟大科学家”日常的工作就是“守田”。他说：“我的工作就是试验田，越是打雷、刮大风、下大雨，越要到田里去看看，看禾苗倒伏不倒伏，看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几十年了，只要田里有稻子，我都会坚持下田。我们所取得的成果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用电脑算出来的，而是长年累月蹲在田间地头一点点摸索总结出来的。”

不迷信权威的“杂交水稻之父”

1930年，袁隆平出生在北京。小时候，一次去园艺场的参观经历，让他对农业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高中毕业，他选择了农学院，对农业知识进行系统学习。1953年，大学毕业后，为了追求心中的梦，他来到偏僻的湖南安江农校任教。在那里他一边教课，一边做育种研究，从此就没有离开过他的“水稻”。

“当时，全国都是一边倒，农业科学也是倒向苏联，特别迷信米丘林等科学家的学说。”因此，在科学研究上，袁隆平被他们误导了很多年。直到1961年，一次，袁隆平在试验田里观察水稻时，突然发现其中一株穗大粒多，籽粒饱满，杂种优势现象十分明显。“可是，这与当时的经典遗传学教科书上所说的完全不符。”为了探明究竟，袁隆平做了多次实验，结果证实水稻确实具有强大的杂种优势现象。“既然自然界存在着‘天然杂交稻’，那我们探索出其中的规律，就能培育出人工杂交水稻来。”袁隆平坚定了信心，开始研究培育。杂交水稻育种首先要找到天然雄性不育的稻苗。从1964年到1965年，在水稻开花的季节里，袁隆平和助手们每天都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头弯腰，在稻田里观察寻找，最终找到了六株这种稻苗。

2004年4月，袁隆平在海南岛研究水稻。

此后，袁隆平和助手们花了六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仍然没有培育出100％达标的水稻来。面对各种质疑和一次次失败，袁隆平没有气馁，他总结经验教训，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不育现象，重新选用材料，提出了“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新设想。通过一次次的实验，袁隆平在1995年成功研究培育出两系杂交水稻。目前在我国，有一半的稻田里播种着他培育的杂交水稻，仅用袁隆平杂交水稻技术增产的粮食，“每年就能解决3500万人的吃饭问题”。

袁隆平说：“在研究杂交水稻的实践中，我深深地体会到，科技工作者，要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不能害怕冷嘲热讽，不能害怕标新立异，否则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

“首富科学家”的简单生活

2000年，中国第一个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股票“隆平高科”上市。八年后，名誉董事长袁隆平所持有的股份，以市值计算已经过亿。从此，袁隆平又多了个“首富科学家”的名号。而他身边的学生和工作人员，却很难把这位老人和“富翁”联系起来。

“他哪里有富人的样子。”袁隆平的学生们笑着议论。在学生们的印象里，袁老师永远黑黑瘦瘦，穿一件软塌塌的衬衣或T恤衫。在一次会议上，袁隆平坦言：“不错，我身价2008年就1008亿了，可我真的有那么多钱吗？没有。我现在就是靠每个月6000多元的工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我今天穿的衣服就50块钱，但我喜欢的还是昨天穿的那件15块钱的衬衫，穿着很精神。”袁隆平认为，“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如果老想着享受，哪有心思搞科研？搞科学研究就是要淡泊名利，踏实做人”。

在工作人员眼中，袁隆平其实就是一位身板硬朗的“人民农学家”，“老人下田从不要人搀扶，拿起套鞋，脚一蹬就走”。袁隆平说：“我有80岁的年龄，50多岁的身体，30多岁的心态，20多岁的肌肉弹性。”为了证实这一点，他还给笔者展示了一张他的“好身材”游泳照片。袁隆平的业余生活也非常丰富，钓鱼、打排球、听音乐……他说，就是喜欢这些不花钱的平民项目。

2010年9月，袁隆平度过了他的80岁生日。当时，他许了个愿：到90岁时，要实现亩产1000公斤！笔者问他：“这个愿望能实现吗？”袁隆平信心满满地笑答：“今年我们的试验田里估计有三块亩产量可以超过900公斤。”袁隆平说，目前正努力将杂交水稻向全球推广，如果全球50％的稻田种植杂交水稻，每年可增产1.5亿吨粮食，可多养活4亿~5亿人口。“我想再努一把力，过两三年时间，便可以达到1000公斤这个目标。”（撰文：刘畅）

李振声：不愿做科学界的英雄

【人物简介】李振声（1931—　），山东淄博人。中科院院士，现任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曾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职，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嘉庚农业科学奖、2006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等。

李振声

2007年2月27日，随着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的揭晓，李振声先生原本平静的科研生活被打乱了。一拨又一拨媒体费尽心机想要与李老近距离接触，却被生性低调的他一一拒之门外。

但转过身，他却一再叮嘱助手，与研究所学生的座谈一定要尽快落实，他想和学生们多多接触，尽可能地将自己50余年的研究成果拿出来与他们分享。李老也并不是绝对的“铁面无情”，在笔者多番恳请下，他终于答应在第二天的座谈前给笔者留出一些时间。

50万元捐款风波

2007年3月6日，北京学院南路一栋普通的高层民宅里，笔者敲开了李振声的家门。眼前的李振声头发花白、一脸慈祥，低沉的嗓音露出疲惫。简单寒暄后，李振声习惯性地坐到电脑前，而我们的话题，自然由这次获奖开始。

按照惯例，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者能拿到国家授予的500万元奖金，其中50万元属个人所得，其他部分为科研经费。于是，每年都会有许多人带着无比艳羡的眼光，想要看看这些科技精英们怎样支配这笔“巨额财富”。其实，就在获奖的当天，李振声便公开表示：“荣誉归于集体，这次奖金也应归于集体。所以，我已和单位说好了，将这次奖金全部捐给单位，作为学生的‘助学基金’，对经济困难的学生助一臂之力。”此言一出，激起千层浪。

赞成者将李振声视为偶像，而反对者却说，李振声的这一举动，会抬高人们对获奖者的期望值和人格标准，使今后获奖者在奖金处理上陷于两难境地。甚至有人公开质疑，认为李振声纯粹是为了出风头。

“我觉得这样的讨论真的很没有必要！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躲不开耳边的纷扰，李振声一脸无奈。他怎么都想不到，这样一个在自己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举动，竟会引来争议。“事实上，攒点钱也不容易，要是自己经济拮据，我也绝对不会捐。而我每个月工资有1万多元，老伴是研究员，也有3000多元的月薪，除去日常的开销，不需要花什么钱。如果这笔钱真的能为学生们做点什么，身为老师，我真的很高兴！”

比起很多人，穷孩子出身的李振声对那些贫困生，更多了一份感同身受。

一次考试改变一生

1931年2月25日，李振声出生在山东淄博市周村区北的一个农民家庭，父母靠耕田劳作养活四个儿女，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但父母深知，只有读书才有出路。于是，从私塾到学堂，李振声靠着亲戚的资助一直读到了高中二年级，一心向往日后当上小学教员。

或许是命运眷顾，李振声偶然在街上看到山东农学院的一个招生广告——免费食宿。“既能上学还有饭吃？这是我小时候从没想过的。”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李振声报考了山东农学院。他没想到，这一考，考出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也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让他萌生从事小麦育种研究念头的，却是一次假期。那时候在北方农村，很多人都有一个盼望，那就是天天都能吃上白面。当时，人们的主食主要是玉米、大豆等，相比之下，小麦单产低，容易遭受干旱和病虫害。在李振声的老家，乡亲们一直沿用当地的老品种进行耕作，往往忙活一年，收成也不理想。于是李振声带回了学院农场培育的几个优良品种，并拿自家的田地做试验。最初，乡亲们很怀疑，可到了6月，眼瞅着李振声家田里的麦穗沉甸甸，他们再也坐不住了，纷纷登门来换种。

打那以后，李振声每次回家都会带上新的麦种，返校时再包一些家乡的土壤回去研究。几十年过去了，淄博乃至全国的很多地方都种上了他参与研究的麦种。

攻克“小麦癌症”

1951年，李振声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北京遗传选种实验馆工作，从事种植牧草改良土壤的研究。五年后，为了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李振声放弃了北京优越的工作条件，来到位于西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陕西杨陵的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那一年，他25岁。

李振声到达杨陵那年，我国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小麦条锈病。麦田里一片黄，叶片上全是锈粉一样的东西。李振声和同事们到田里巡查，转一圈出来，蓝裤子竟变成了黄裤子。

条锈病有“小麦癌症”之称，是公认的世界性难题。它的传染性极强，一旦发生将大面流行，导致小麦减产20％~50％，甚至绝收。那时，因病减产的小麦数量达100多亿斤，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20。

看着许多农民对着染病的麦苗失声恸哭，李振声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他下决心：必须要和病菌赛跑！

在北京时，李振声曾经收集种植过800多种牧草，这一次竟派上了用场。“小麦有5000年的历史，一直是人工栽培，抗病能力弱。而牧草则是在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自身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抗体基因，对条锈病有很好的抗性。如果把它的抗病能力转移到小麦上，不就能大大提高小麦的抗病性吗！”李振声提出了自己大胆的设想，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小麦和牧草是远缘，让小麦的后代获得牧草的抗病基因，难度非常大。”为了得到最优质的小麦品种，李振声要从成千上万株小麦中挑选出一株最好的进行繁育。杂交，筛选，再杂交，再筛选……一晃八年过去了，他所期待的小麦优良品种还是没有培育出来。

那段日子，李振声的压力最大。非议接踵而来，李振声甚至受到“研究工作脱离实际”的责难和批评。即便如此，他还是选择了坚持。

1964年，机遇终于出现。就在小麦收获期到来前，接连不断地下了40多天雨。等到天气突然暴晴时，一天之内，几乎所有的小麦全部干枯了。在1000多份杂交品种中，除了长穗偃麦草以外，只有一个品种还保持着金黄颜色——“小偃55”（小麦和牧草的杂交品种），在阳光的照耀下，它舒展着叶片，一片耀眼的金黄。

眼前的景象让李振声兴奋起来，多年的苦功终于见到了成效！带着“小偃55”，李振声和同事们投入了新的研究。几年后，它的杂交成果“小偃6号”诞生，凭借其抗病性强、产量高、品质好的特质，在黄淮流域冬麦区广泛种植。一时间，陕西农村里流传开了一句民谣：“要吃面，种小偃。”李振声自己也笑言：“我们今天能吃到发面馒头和面包，应该谢谢大自然，更要谢谢给小麦提供优良基因的小草。”

到目前为止，“小偃6号”系列及其衍生品种多达50多个，在全国累计推广3亿亩以上，增产超过150亿斤。

“我请求不参加评选”

从1956年到1987年，这31年中李振声一直在地方做农业科研，从未离开土地。与土地的亲密接触，为他的科研报告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1985年至1987年我国粮食生产连续三年徘徊不前，而人口总量却增加了5000多万，粮食供给会不会出现危机？李振声接受政府指派，带领中科院的农业专家，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调研，得出的结果令人欣喜。

“我们预测，如果我国粮食要增加1000亿斤的话，黄淮海地区有500亿斤的潜力。”李振声随手拿起桌上的笔，在一张白纸上比画。而事实是，六年后，当我国粮食从8000亿斤增长到9000亿斤的时候，黄淮海地区的增长数达到504.8亿斤，与原来的预测十分吻合。

数据的精确让人赞叹不已。于是，在1991年至1994年我国粮食生产的又一次徘徊局面出现时，李振声再次被委以重任。1995年，他写了题为“我国农业生产的问题、潜力与对策”的报告。报告指出，我国具有新增1000亿斤粮食的潜力，总量将由9000亿斤增长到1万亿斤，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实现目标的建议。

然而，就在李振声提出这份报告的同时，一本由美国人莱斯特·布朗撰写的畅销书《谁来养活中国》出版，引起了很大轰动。

三年后，虽然我国粮食总产量如李振声所料，达到1.02万亿斤的预计目标，但此后却破天荒地连续五年减产。李振声自觉肩上的压力特别大，作为农业科学家，他说，中国人必须证明：我们有能力养活自己！

经过科学分析，李振声发现，我国粮食减产，70％以上的因素是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不到30％的因素是粮食单产的下降，即政策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因此他提出争取三年实现粮食恢复性增长的建议。

李振声的这一建议，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央及时采取了有利的支农措施。到2006年，粮食总产量已经连续三年实现恢复性增长，达到9949亿斤。

在2005年4月召开的博鳌论坛上，李振声以大量的数据分析和中国粮食生产的发展轨迹为依据，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中国？自己养活自己”的演讲，对莱斯特·布朗的观点做出有力回应，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的立场。

算上国家最高科技奖，李振声已经先后获得了六项国家科技大奖。在旁人看来，这可能是难以企及的荣誉，但带给李振声的，除了欣慰，还多了一丝隐隐的不安。

“听说您曾经主动请求不参加此次评选？”

沉思片刻，李振声打开了自己的邮箱，将一封写于2005年12月23日凌晨的邮件打开，信是写给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科技处处长的，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想到‘国家最高奖’，我就感到自己还有较大的差距，心中有些不安；如果是接连受奖就会更为不安，并且会变成一种心理压力。为此，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如有可能，我请求从候选人中去掉我的名字，不参加这次评选。”

“但您为它付出了那么多，得奖也算是对自己付出的一种肯定啊！”

李振声抬起头，浅笑道：“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吴文俊说过一句话，‘科学界需要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非常赞同。如果说得奖是对我成绩的一种肯定，那肯定一次、两次也就足够了。其实，表扬也好、不表扬也罢，我都会一样用心地去工作。与其将一个人的表扬集中起来，不如多表扬另外一些人，那样不是更好吗？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撰文：肖莹）

【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为中国科技界最高奖项，是为奖励在科技进步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公民而设立。授予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每年评审一次，每次选出不超过两名科技成就卓著、社会贡献巨大的个人，由国家主席亲自签署并颁发荣誉证书和高额奖金。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为500万元。

钱永健：爱玩危险游戏的诺奖获得者

【人物简介】钱永健（Roger Yonchien Tsien，1952—　），生于美国纽约，祖籍浙江杭州，是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堂侄。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之一。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化学及化学系教授。

2008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诺贝尔化学奖时，美国加州尚未天亮。当钱永健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的祝贺电话，确认自己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后，显得十分惊讶。

“我没有预料到能获奖，虽然在此之前听到了一些传言，但来源并不那么可靠。”钱永健甚至幽默地比喻：“我只是将一本晦涩的小说翻拍成了一部通俗的电影。许多科学家都对绿色荧光蛋白的研究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我知道一个奖只能同时给三个人，评审委员会在确定名单时一定十分困难。”同时获该奖项的还有美国生物学家马丁·沙尔菲和波士顿大学医学院高级研究员、美籍日裔科学家下村修。他们因发现和改造绿色荧光蛋白而获奖，将均分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0万美元）奖金。

为了显示这一成就的重要意义，诺贝尔化学奖评审委员会主席贡纳尔·冯·海涅在宣布获奖名单时，手里拿着一个试管，内装有绿色荧光蛋白标识的大肠杆菌。在紫外线照射下，试管发出绿色的荧光。冯·海涅说，这种级别的发现“能让科学家的心跳比平时快上三倍”。

而科学界则评论说：在没有导航设备的古代，人们走夜路往往需要依靠北斗星判断方向。绿色荧光蛋白正是生物化学中的“北斗星”。在它的指引下，科学家在21世纪初深入大片未知的科学处女地。21世纪是生物学世纪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

从玩火药起步

钱永健是第二代美籍华人，1952年出生在纽约，后来全家搬到离纽约不是很远的新泽西州利文斯顿。钱永健就是在那里上学、长大的。说起钱永健的家庭，不能不提到他的祖籍：中国浙江杭州的“钱氏家族”。钱氏在浙江是名门望族，出了不少人才。当代中国政界和学界的许多著名人物就出自钱家，如钱穆、钱其琛、钱复、钱伟长、钱正英、钱三强等。中国赫赫有名的“导弹之父”钱学森，便是钱永健的堂叔。

钱永健

钱永健的父亲是机械工程师，舅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系教授。哥哥钱永佑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生理系主任。兄弟俩不仅分别获得过美国大学生中竞争性最强的两个奖学金：罗德斯奖和马歇尔奖，还在20世纪90年代，双双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因为家里有一堆“工程师”，钱永健自称为“分子工程师”。对于自己的职业，他说：“我似乎生来就要做这样的工作，走这样的道路。”

钱永健从小便受到父辈的熏陶，对科学产生兴趣。不过，他选择走上化学研究路，却有一定的偶然性。钱永健小时候患有哮喘病，不能和其他小孩一样在外面奔跑玩耍，只能经常待在家里。为了解闷，父母给他买了一套化学小实验教学装置，当两个哥哥在户外运动时，钱永健就在家里的地下室摆弄瓶瓶罐罐，做化学实验。这些瓶瓶罐罐倒来倒去，竟能产生出魔术般的变化，使钱永健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聪明才智正是在这时表现了出来。钱永健很快便按照教学大纲，完成了实验，重复再做又觉得很无趣。他旺盛的求知欲，促使他自己到图书馆寻找更深的书，做更多的实验。

“在学校的图书馆，我发现了一本老旧的化学课本，里面有一些更有意思的化学实验。”于是，钱永健开始“玩”起更危险的“游戏”，甚至接触火药。一次，他和两个哥哥还用火药自制了一个手榴弹，不过手榴弹最后没有爆炸成功，只是把家里的乒乓球台的一部分炸坏了，弄得满屋子是烟。

美国的中学教育非常鼓励孩子动手做实验，写论文，并设立了许多奖项。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一年一度的“西屋科学天才奖”，有“小诺贝尔奖”之称。钱永健在16岁那年就获此殊荣。由于在科学方面的非凡天赋，钱永健顺利进入哈佛大学，并在20岁时获得了化学和物理学学士学位。之后他又得到著名的马歇尔奖学金，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

把发明应用于攻克癌症

“我梦想着在蓝色海洋上远航，那样一定很浪漫，但我最终发现它（海洋学研究）完全不是这样。我的研究只是在海湾中测量石油污染的程度。”来到剑桥大学，钱永健已经不满足于化学方面的研究，他想寻求更有刺激和挑战的学科。最初他选择了分子生物学，而后是海洋学。最后，钱永健开始专注于一项看上去永远充满神秘色彩的领域——人类大脑，他因此获得了一个生理学博士学位。

此后，钱永健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授。1989年，钱永健被圣地亚哥分校重金聘去，成为该校名牌教授之一，至今仍在该校任教。

钱永健的最大贡献是发明多色荧光蛋白标记技术，用以追踪观察活体细胞内钙离子信号的流动和变化，世界上目前使用的荧光蛋白大多是钱永健实验室改造后的变种。现在的荧光蛋白荧光更强，除绿色外，还可以呈黄色、蓝色，有的还可激活变色。对于自己的创造性想法，钱永健把它归功于自己感性的一面：“我喜欢色彩。”钱永健相信，正是艺术的感性与科学的直觉一起，才让他在细胞生物及神经生物方面作出了如此革命性的贡献。钱永健说，科学可以滋养你心灵的深处，给你提供快乐，帮助你度过不可避免的情绪低落期。

钱永健的下一步目标，是希望为攻克癌症贡献力量。因为他的父亲正是被癌症夺去了生命。“我父亲得的是胰腺癌，诊断出6个月后，他就去世了。这是一种可怕的癌症。”他说，“我总是想在职业生涯中做一些与临床相关的事，如果可能，癌症是终极挑战。”

外表实在不起眼

“他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同时异常勤奋”，“以开阔的心胸去接纳他人，给他人最大空间发挥才能”。这是钱永健的同事和周围学生对他的评价。在钱永健实验室工作了13年的研究员熊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每个来到实验室的人都带着自己的想法和观念。钱永健即使有时不赞同，也会聆听并和我们沟通，让我们有空间发挥各自的智慧和创造力，这很难得。”

钱永健外表实在很不起眼，走在大街上，没人认为他是科学家。他平素不拘小节，也不在乎衣着打扮，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拎着头盔进实验室。即使在8日上午，学校为他举行记者招待会，系里接着开庆祝会，他也没穿西装，只是一件普通短袖上衣和长裤。

钱永健很少说中文，有时偶尔蹦出来几句却让华裔同事忍俊不禁。一次，实验室里的华裔同事讨论枇杷这种水果怎么好吃，钱永健好奇地插话，“琵琶这种乐器怎么可以吃？”博士后李文红在做论文答辩时，钱永健一边介绍李文红，一边用中文把他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你一闻到酒就脸红，所以叫李文红”。

56岁的钱永健闲暇时爱好弹钢琴、潜水，刚参加了圣地亚哥的半马拉松长跑比赛。此前三四年，他曾经陪同母亲和夫人回中国，爬黄山，逛北京。（撰文：何洪泽）

高锟：诺贝尔奖是金婚礼物

【人物简介】高锟（1933—　），华裔物理学家，生于上海，祖籍江苏金山，拥有英国、美国国籍并持中国香港居民身份。光纤通信、电机工程专家，华文媒体誉之为“光纤之父”，普世誉之为“光纤通信之父”（Father of Fiber Optic Communications），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2009年，与威拉德·博伊尔和乔治·埃尔伍德·史密斯共享诺贝尔物理学奖。

当高锟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工作人员的电话时，美国旧金山的时间还不到凌晨三点，这位76岁的华裔科学家正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吵醒的他因不想被骚扰而把电话挂掉。第二天醒来，他在电视上看到诺贝尔奖的新闻，回头对身边的妻子黄美芸说：“这是很有威望的奖项。”妻子回他说：“这是给你的。”“给我的？那太好了！”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200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自己。

高锟是研发光纤通信系统的第一人，但如今因为患轻微阿尔兹海默症（又称老年痴呆症），语言和记忆能力都已经不如从前。所幸老人身体状况良好，一星期能跟太太打两三次网球，有时还会打打麻将。

1966年，在以无数实验为基础的一篇论文中，高锟开创性地提出，用玻璃做光学纤维传送讯号，打下当今网络社会的基础。因为光纤系统的出现，文字、音乐、图像可在一瞬间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

年轻时的高锟

按照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审委员会的决定，高锟此次将获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2.7万美元）奖金的一半。此前，高锟从没申请过光纤技术的专利权，光纤也没有为他带来巨大的财富。他曾对笔者表示，无论是全球首富还是香港首富，于他而言全无意义。“我没有后悔，也没有怨言，如果事事以金钱为重，今天一定不会有光纤技术成果。”

1933年，高锟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律师，一家住在法租界一栋三层楼房里，家里是他最早的实验室。童年的高锟对科学已经十分感兴趣，曾自制灭火筒、烟花及晒相纸。他曾用混合红磷与氯酸钾制成泥炸弹，扔到路上发生爆炸，幸好没有伤及路人。

1948年，高锟随家人移居香港，在香港圣若瑟书院就读，中学毕业后曾考入香港大学，但立志攻读电机工程的他，最终因港大没有这个科目，转到英国伦敦大学就读。

从1957年起，高锟开始从事光导纤维在通信领域运用的研究。1966年，他发表论文《光频率的介质纤维表面波导》，奠定了“光纤之父”的地位。

回到香港后，高锟锋芒渐露，于1987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直到1996年退休。

为了和子女团聚，高锟如今与太太黄美芸在美国定居。祖籍广东的黄美芸长在英国，与高锟在英国相识。两人刚开始谈恋爱时，黄美芸要给高锟一个考验：两人分开半年不见面，如果半年之内大家都很挂念对方，那就是当真的。但这个提议被高锟一口回绝，他说：“如果现在大家都没有信心，那半年后也不会有信心。”婚后，两人十分恩爱。

黄美芸不仅是高锟的贤内助，也是高锟研究路上的得力助手。“我每次讲座的计算机程序及幻灯片都是太太帮我准备和设计好的。我在1966年宣读论文时的计算机幻灯片也是太太帮我做的。”2009年正好是两人结婚五十周年，诺贝尔奖成为他们最好的金婚礼物。

高锟和妻子黄美芸

2004年，高锟被一起搓麻将的朋友发现反应变得迟缓。他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患上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病将他改变，以前那个人已经走了，不再在这里，哭也哭过一段日子，现在习惯了，知道这个人不再是以前那个人。”黄美芸伤感地说。

在此前7年一次接受采访时，高锟曾被问到他的突破性成就为何没有给他赢得诺贝尔奖，当时高锟回答说：“一个人有这样的好运，能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而且做出来的影响非常非常大……我很满足，拿不拿到奖，对我完全没有意义。”

在76岁时接到这个迟来的奖项，高锟保持着一如既往的低调，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获奖，感到非常惊喜。”（撰文：林风）

丁肇中：就是要一直找到宇宙的边缘

【人物简介】丁肇中（1936—　），美国实验物理学家。祖籍山东日照。现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名誉教授，曾获得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曾发现一种新的次原子粒子，并把那种新粒子命名为“J粒子”。1974年丁肇中与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教授伯顿·里克特几乎同时各自发现新的基本粒子J/ψ基本粒子，1976年两位教授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及美国政府的劳伦斯奖。

“我知道你的实验已经在天上了。希望你常回国来。”2012年9月18日，在天津举办的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大会开幕式开始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紧紧握住特邀嘉宾、美籍华人科学家丁肇中的手说。2011年5月，由这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主持建造的第二台阿尔法磁谱仪（AMS-02），搭载奋进号航天飞机升空，开始了它在国际空间站的使命——寻找反物质和暗物质。未来20年，阿尔法磁谱仪将是国际空间站上唯一长年运行的大型科学实验设备。对于反物质和暗物质的探索，早在1994年就开始了，18年过去了，依旧没有重大发现，其实就连丁肇中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暗物质到底是什么。“我就是要一直找到宇宙的边缘。”丁肇中说。

2012年9月19日上午，笔者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如约见到了丁肇中教授。他的着装很正式，衬衫加西裤，唯有那条针扣式腰带显得老旧。这位世界顶尖的物理学家早在1976年就因发现新粒子得到了诺贝尔奖，如今已76岁的他，本可像许多科学家那样功成身退，但他依然奋战在科研一线。他说，好奇心和兴趣是他生命的原动力，“工作就是我的兴趣，兴趣使我不会疲倦”。

2012年9月19日，丁肇中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接受采访。

小学时考倒数第一

丁肇中祖籍山东，1936年1月27日出生于美国。当时，他的父母已从密歇根大学毕业，父亲拿到了土木工程学硕士学位，并先行回到中国，在大学任教；母亲拿到心理学硕士学位后，于当年4月带着两个多月大的丁肇中回国。

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中国已是满目疮痍，为了躲避战火，父母只好带着丁肇中四处奔波，焦作、青岛、南京、芜湖、合肥、日照、武汉、万县……平均每个落脚处只能逗留两三个月，最终在陪都重庆安顿下来。“我是在战乱中长大，没有太多机会也没有兴趣念书，小学的时候经常考最后一名。”丁肇中回忆说。父母没有训斥他，而是想方设法激起他学习的兴趣。

父亲给他讲牛顿、法拉第、爱因斯坦这些大物理学家的故事，儿时的丁肇中最喜欢法拉第，因为他的经历很是传奇——没念过几年小学，13岁到书店当学徒，自学化学和电学，最终发明了发电机和电动机。在法拉第故事的影响下，1948年迁居台湾后，丁肇中开始没日没夜地补习功课。父亲怕儿子太累，就劝他出去看看电影，放松放松。当时的台湾影院，放映的都是美国的色情片和惊险打斗片，丁肇中告诉父亲：“看这种电影，是金钱和时间上的浪费，尤其是时间，那是最浪费不起的。”

很快，丁肇中补上了落下的课，还被保送到成功大学。1956年，丁肇中转学到了父母的母校密歇根大学读工程学。一年后，丁肇中转到了他更感兴趣的物理系，仅用五年时间，他就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本科毕业时，在校长组织的尖子生宴会上，丁肇中遇到了自己后来的妻子库妮，当时她还没毕业。要不是因为她，丁肇中本打算到普林斯顿大学读研究生的。

先用中文演讲，再用英文复述

1966年，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微观物理的丁肇中听说，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物理学家做实验时看到了好像与量子电动力学相违背的现象。“难道量子电动力学不可靠了？”丁肇中早在大学毕业前就熟读了父亲送的圣诞礼物——物理学经典著作《量子电动力学》，他没有轻易相信这种设想，而是遍阅前人的论文，找到一种检验量子电动力学的实验方法，可同实验室的莱德曼教授告诉这个年轻人：“即便有经验的实验行家，用你的方法花三四年时间，恐怕也未必能成功。何况你从没用过如此复杂的电子仪器。”“我只需要不到一年的时间。”丁肇中回答得很干脆。两人还以20美元打赌。果然，他仅用8个月就完成了计划，并证实：至少在10~14厘米范围内，没有与量子电动力学有任何违背的迹象。

丁肇中赢得了20美元，也赢得了国际声誉。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未来10年，我将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这时的丁肇中充满了自信，他打算从寻找第四种重光子入手。

1967年，丁肇中受邀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副教授，两年后升为教授。他是学校里唯一不授课的教授，专门做实验。“各组分头实验，直接向我负责，组与组之间不得相互联系，以免弄虚作假，影响实验的可靠性。”五年过去了，他没有发现第四种重光子。“找到这个新粒子的机会是一百亿分之一，相当于北京下雨的时候，每秒钟有一百亿个雨点，中间有一个是红的，你要把它找出来。当时学理论的人认为这没有意义，搞实验的人认为做不出来。”丁肇中说。

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曾断言：“即使丁肇中的实验能够搞起来，也没有什么价值。在丁肇中计划实验能量区域内，新的长寿命的重粒子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是一般教科书上的常识。”对于来自各方面的非难，丁肇中毫不示弱。他对那些权威们说：“这不是不懂常识的问题，而是要靠事实来回答的问题。什么叫常识？常识就是不经证明而常常引用的知识。一个人不可不懂常识，但是过分迷信常识的科学家，往往就会错过一些重大发现的机会。”

丁肇中坚信自己的预见，决心向常识挑战。他再三告诉自己的实验组成员：“不要管反对意见是多么不可一世，决不要放弃自己的科学观点，要毫不胆怯地迎接挑战。”

1974年8月底的一天，丁肇中发现计数器接收的信号骤然增加，“难道新粒子出现了？”他叮嘱组员们：“重新测试，检查，再检查。”一阵寂静过后，实验室里响起了欢呼声，苦苦寻找的新粒子真的出现了，他们将其命名为J粒子，这种粒子比普通粒子的稳定性强上千倍。当时，新闻界有一个误会：以为J粒子就是“丁粒子”，是丁肇中以姓氏来命名的。其实，这纯属巧合。

J粒子的发现让丁肇中获得了诺贝尔奖，这年他刚满40岁。按照惯例，获奖人在颁奖典礼上要用本国语言发表演讲，丁肇中是美籍华裔，因此，在颁奖典礼上，他必须用英语发表演讲。但丁肇中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只不过是在美国的土地上出生而已。他要求先用中文演讲，再用英文复述。瑞典皇家科学院对此感到为难，美国政府也不同意。“美国驻瑞典大使几次找到我，要我放弃这种想法，我告诉他：‘这不是你的事，你管不着’。”

1976年12月10日，丁肇中的声音响彻诺贝尔奖颁奖大厅。“中国有句古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落后的思想对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有很大的害处。由于这种思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倾向于理论研究，而避免实验工作。我希望我这次得奖能够唤起发展中国家学生们的兴趣，注意实验工作的重要性。”演讲台上，丁肇中意气风发。

由于在实验期间劳累过度，丁肇中患上了神经衰弱症，不得不回到波士顿的家里休息一年，他终于可以好好陪陪家人了。库妮还专门买了本菜谱，学做中国菜。

值得一提的是，时隔3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再次颁给了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法国物理学家塞尔日·阿罗什和美国物理学家戴维·瓦恩兰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用突破性的实验方法使单个量子体系可被测量和操控，“开启了量子物理学实验新时代的大门”。

“第二就意味着最末”

发现J粒子后，丁肇中两年间两次回到祖国，第二次适逢“文革”结束，他见到了邓小平。两人用四川话展开了交谈。

“我选100人参加你的实验组，如何？”邓小平问。

“研究和练兵不一样，最好是人少一些，但素质一定要好。”丁肇中说。

“那就派20人。”

“我们实验室总共才20多人。”

最后，两人商定，每年派10人参加丁肇中在联邦德国的实验研究，这是中国第一次派出科学工作者同欧美科学界展开科研合作。在那里，丁肇中又发现了胶子，而参加实验的55名来自各国的科学家中，有一半是中国人。此后，丁肇中主持的每项重大实验，都有中国人参与。

丁肇中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工作时，有一次实验需要采购大量的锗酸铋，当时中国已经研制出高质量的锗酸铋，且报价最低：每毫升5美元。给出相同报价的法方提出：要采购中国的产品，那中国就必须向法国公开锗酸铋的制造秘方，这样他们才能心服口服。丁肇中不同意：“这样做不公平！”最终，实验组采用了中国的产品，中国的锗酸铋从此畅销世界。而这项实验，也同样取得重大突破。

对于丁肇中来说，只要生命在继续，实验就会继续，思考就会继续。“假使宇宙是大爆炸来的，爆炸以前是真空，真空里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么爆炸以后有正的物质，一定有反的物质。我们要问：由反物质组成的世界到哪里去了？经过计算，宇宙中总共的物质是看到的物质的10倍，也就是说，在正物质的宇宙中，90％的物质是看不见的暗物质，这些物质到哪儿去了？也没有人知道。而我就是要在宇宙中寻找它们。”

为此，丁肇中1994年起开始着手建造第一台阿尔法磁谱仪（AMS），四年后，它被带入和平号空间站，其中主要部件永磁铁由中国设计和制造。丁肇中要求永磁铁的质量、精度要做到世界第一，他告诉中国同行们：“在科学研究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第二就意味着最末。”有一次在听取技术负责人夏平畴汇报时，丁肇中发现有个数据不准确，立刻讲道：“科研来不得一丝一毫的差错，一个数据不准确，就可能造成整个实验的失败，难道你这样大年龄的科学家不懂这个道理吗？”年过花甲的夏平畴无言以对，难过得连午饭都没吃。

AMS在太空运行了10天，没有发现反物质和暗物质，丁肇中马上开始着手AMS-02甚至AMS-03的建造，“我没有办法控制自然现象，我的责任是保证我的仪器是正确的。”

这18年来，丁肇中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没有周末，没有假日，日复一日。“平时和家人相聚的时间不多，他们有时会到实验室来‘访问’。所以，我的三个孩子坚决不学物理，老大学生物，老二学艺术，老三学法律。”丁肇中笑着说。他的现任妻子叫苏珊，两人于1985年喜结良缘。前妻库妮因无法忍受分居之苦而提出分手。苏珊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学博士，却放弃专业，投入到丈夫实验的行政工作中。

“科学的发展，是多数服从少数”

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套房里，笔者开始采访之前，丁肇中特地告诉在房间的另外几位朋友：“在我和田记者谈话时，不要有任何声音。”采访期间，他的一名助手打开水壶的电源准备烧水，丁肇中立即使了个眼色，并十分简洁地指示：“Please（请不要出声）！”助手只好关上了电源。

安静，不但是丁肇中对环境的追求，更是一种心态。“丁教授得到诺贝尔奖后，从来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更可贵的是，他仍然保持着一种非常安静的状态，从来不喧哗，始终在纯纯粹粹地做事情，这是一个科学家非常宝贵的品质，尤其值得当代科学家借鉴。”AMS-02热系统首席科学家、山东大学教授程林告诉笔者。

笔者：您作为美国科学院院士，这次来参加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大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

丁肇中：美国科学院院士和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只是个名誉而已，都是科学家。

我这次报告的主题是“科学与发展”。许多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具有竞争力，就必须集中发展立即有市场效益的实用性技术。从历史的经验看，这种观点是目光短浅的。如果一个社会将自己局限于技术转化，经过一段时间，基础研究不能发现新的知识和新的现象，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转化的了。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我想很多政府不一定同意。

笔者：目前中国学界，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多少有些浮躁。您认为当代中国青年应该树立怎样的科学精神？

丁肇中：我长期住在国外，对中国的社会环境并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说中国科学家、中国年轻人，我只能说我自己。我觉得，作为一个科学家，应该了解，所有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只能做一件事。很多的科学家同时做很多实验，我绝对不同时做很多实验，而是一个一个做，像AMS实验，差不多要做40年。

笔者：您自己都不清楚到底能不能找到暗物质和反物质，连暗物质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实验？

丁肇中：工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主要的原动力是基础科学。基础科学在最开始的时候并不受人重视，因为人们觉得这是没用的。100多年前（1895年），伦琴发现了X射线，然后没有多久英国科学家汤姆逊发现了电子，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不过是个自然现象，没用，到了20世纪30年代、40年代才开始慢慢有用。更早以前，科学家研究太阳、行星，现在用在导航上。所以从发现到应用，可能要经过三四十年，甚至更长，到应用的时候就把整个人类的生活改变了。

这些科学家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了满足好奇心，甚至自己研究的东西未来有什么用他们都不知道。有好奇心在，你就不会觉得沉闷。

笔者：听说您在接受采访时经常说“不知道”。

丁肇中：我确实是不知道。跟我一起工作的有来自15个国家的600多位科学家，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要诚实，不能骗我，不知道的事情，千万不要说知道。比如说，我们每三个月开一次大会，报告做什么事情。开会的主要目的是找有没有做错的地方，有没有要改进的地方，要是真的出了错，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开会不会一团和气。任何人都可以发言，包括国家实验室的主任、大学的校长、最年轻的研究生。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一个人发言的时候，别人都得听着，不可以倒茶、喝水、走来走去。这是我的习惯，要不然，我很难集中精力听清楚发言者说的是什么。

笔者：您如何领导600多人的团队？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年龄、想法都不一样。

丁肇中：我尊重所有人的意见，包括最年轻的人，他只有20多岁，但他的话我都会仔细地听清楚。不能说这个人是大学校长，那个人是研究生，我就听大学校长的。有一次，麻省理工学院一位跟我工作了30多年的教授谈了他的意见，他非常有名，但我觉得另一位意大利教授的意见比他的好，我就把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意见否决掉了。我也不会考虑某个国家出了很多钱，我把他们科学家的意见否决掉了会让他们很没有面子。做实验时，我只从物理学的角度考虑问题。

笔者：10月是“诺贝尔奖月”，您认为，一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丁肇中：最主要是对科学感兴趣，认为做这门科学是你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其余的都是次要的。也要多思考。优秀科学家的共性是工作勤奋——经常不分昼夜，不畏困难，但更重要的特征是，敢于挑战多数意见、挑战现有知识以及拥有发现看似不可能现象的信念。

就我自己来讲，我很少看书，书都是别人在讲已有的知识，而我做的完全是新的，是别人的知识所没有的。我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想，反复思考实验的每个细节。做实验物理有两种，一种是证明别人的理论，那你永远跟在别人的后边，另外一种是想自己应该怎么做，找题目是一个科学家很重要的事情，找一个新的题目，当然绝大多数人都会反对。我做的几乎每一个实验都受到大量科学家的反对。但科学的发展，是多数服从少数，当少数人把大多数人的观点推翻了以后，科学才能向前走。（撰文：田亮）

欧阳自远：“嫦娥之父”

【人物简介】欧阳自远（1935—　），生于江西吉安。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被誉为“嫦娥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家协会荣誉会长。系统开展各类地外物质、月球科学、比较行星学和天体化学研究，是我国天体化学领域的开创者，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等多个奖项。2014年11月，为弘扬欧阳自远的学术贡献和科学精神，一颗由国家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于1996年发现并获得国际永久编号第8919号小行星，被命名为“欧阳自远星”。

欧阳自远：奔月进行时

“我总想看看月球究竟是什么样子，也很想知道桂花树究竟是怎样的形态，我很敬佩吴刚无止境的砍树精神，很想探寻一下这些秘密。后来长大了，慢慢知道月球是一个非常荒芜而又恶劣的地方。但这更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就要探索它为什么不能成为像我们地球这样繁茂、这样生机勃勃的星球。”

带着这样的童心和向往，古稀之年的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将剩下的人生岁月和奔月梦想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相信自己一定能亲眼看到月球上留下中国人的脚印。

钻入地下，寻找宝藏

1935年10月，欧阳自远出生于江西吉安。他呱呱坠地之时，在旁边屋子念书的舅父，正好念到“有朋自远方来”这一句，欧阳自远的名字由此而来。后来他研究的陨石、宇宙尘、月球岩石，都来自遥远的太空，欧阳自远说：“这也许真是机缘巧合。”

小时候，欧阳自远就常迷恋天空中的各种现象。1952年他高中毕业。那时新中国刚成立，急需大量矿产资源发展工业化。欧阳自远没有选择喜爱的天文学，却报考了地质矿产专业——为国家发掘宝藏。

本科毕业后，他又读研究生，师从矿床学及地球化学家涂光炽，研究长江中下游铜矿和铁矿的成因。

那个时候，他经常到安徽铜陵、湖北阳新等地，下到几百米深的矿井坑道里。一壶水，两个馒头，还有硕大的地质袋，伴随着他在地底下观察、记录、素描、采样。有时他正在采样，听到有人敲铁管子，就赶紧跑到安全的地方，因为马上要放炮施工了。当他背着一大堆石头从矿井爬出来时，身上又脏又湿。

回北京时，欧阳自远的行李中多了大大小小十几个箱子，里面装的全是石头。

欧阳自远

研究生毕业后，欧阳自远在地球化学家侯德封的指导下从事核子地质学研究工作，并参加了地下核试验。有一次，他接到任务，下到山洞里的核试验爆炸中心，尽管在里面待了大概两个小时，但是“身体却受到了终身剂量的核辐射”。

研究陨石，关注月球

太空的陨石、宇宙尘样品都是地球和太阳系起源的最基本物料。欧阳自远又盯上了陨石和宇宙尘。

1960年，内蒙古。一块黑乎乎的大石头冒着火从天而降。“当时还以为是别人的武器，后来一看，原来是地球上没有的石头！那块陨石是一个小行星的碎片，落下来的速度很快，大火球轰隆隆地撞到地球，其实不到一公斤重，但是过程惊心动魄。”欧阳自远就从那块石头开始了研究。

1976年，吉林发生了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陨石坠落事件。天空中突然出现了许多大如满月一般的火球，轰隆隆地像云彩一样压下来。500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密密麻麻砸下来不计其数的陨石，最大的7吨，最小的2克。欧阳自远带着工作人员，研究了所有能找到的陨石，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天体化学的研究队伍。

1978年，一块小小的石头，开启了欧阳自远月球应用研究的步伐。当时，美国总统特使布热津斯基访华，向中国赠送了一件特殊礼物——一块由美国“阿波罗”飞船从月球上采集下来，重量只有1克的岩石样品。

见到这块“月球大使”时，欧阳自远十分激动。为了让更多的人亲眼看到这块岩石，他只取了一半进行研究，将另一半送到北京天文馆。这时“阿波罗”已经去了月球六次，这块石头是哪次登月采到的、采自月球哪个地方等，这些问题国内无人知道。欧阳自远调集了全国十几家机构共同研究探索，不仅判断出这块石头是“阿波罗17号”登月时采集的，而且对采集地点甚至包括这块石头所在地是否有阳光照耀等问题也做了推断。事实证明，中国科技人员的研究结果完全正确。

探月计划，寄托梦想

月球是人类共同的财产。然而，它毕竟是一个毫无政治边界的地方，“谁先到达谁先占有，谁先开发谁先利用”已成为一条潜规则。“好比公海，任何国家对它没有主权，美国却能开着航母到上面打回一网鱼来，但绝对不会分给别人一条。”欧阳自远加快了科研步伐，希望早日为中国在探月领域争得一席之地。

我国科研人员早在1994年就提出了探月构想，经过10年反复论证，国家最终同意并批准了这项计划，并任命欧阳自远为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说这是历史给予他的机遇和责任。

“首先，我们要论证开展探月有没有必要，是否可行。第二步，要论证上月球干什么，干哪几件事情。科学目标是否符合国际发展潮流，是否紧密结合我国的实际，都需要进行全面的论证。”欧阳自远不断向人们普及着科学知识：“月球没有水和大气，没有生命活动，没有磁场和音响，也没有火山和岩浆活动，几乎没有强的月震发生，是一个固态死亡的天体。但是，月球有弱重力和超洁净的环境，蕴藏了极其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比如月球上没有任何物体遮挡太阳光，可以无限制地铺设太阳能电池板。只要建三个太阳能发电厂，就永远有一个厂是被太阳照射着。月球上的一个白天等于地球的14天，这样便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地球传送电力资源。”

我国已列出了探月计划的时间表：2007年，发射“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卫星；2012年，实现月球表面软着陆；2017年，实现月球表面采样返回。“中国已经具备登月能力”，欧阳自远一语惊人，“但只是有去无回，登月我们还缺少返程票。我们现有的火箭已有足够能量把登陆舱发射到月球上，但如果加上返回所需的燃料、回收舱等，我们火箭的最大载重量还不够。从实现载人飞行，到载人登月成功，还有很长的路”。

中国探月“三步走”中的“嫦娥”工程举世瞩目。

当笔者准备结束采访时，探月中心工作人员送来一张光盘，说是热心群众为探月飞行专门制作的一首歌曲。欧阳自远熟练地打开电脑，清脆的童声传了出来：“我多羡慕你，能插上飞翔的翅膀……”

“好！太好了！”站在堆满了文件资料的办公桌旁，欧阳自远发出了感叹，因为歌声唱出了他的人生梦想。（撰文：肖莹）

欧阳自远：开辟中国探月路

每次听到媒体称他“嫦娥之父”，欧阳自远都会坚决反对，“中国探月工程的阶段性成功不是某一个人的结果，是成千上万人工作的结果，叫我‘嫦娥之父’，反而使我处于一个难堪的位置，所以我绝对不赞同这样的称呼”。

欧阳自远是我国天体化学学科的开创者、月球探测工程的首席科学家。相比外界给予的光环，他更愿意称自己是个“修地球的”。他早年从事地质学，后来进行核爆研究，现在一直主持月球探测工程，并已成功发射“嫦娥一号”“嫦娥二号”月球探测卫星。不过，在他看来，“这些几乎都是国家下达的任务，是为了一个时代的需要”。

中国的探月准备工作做了35年，其中仅是论证，就从1992年一直做到2002年。整整10年，对于欧阳自远来说，难点不是写报告，而是如何赢得国人的理解和支持。他最初面临的质疑很多，近20年来没有其他国家提过探测月球，为什么中国要去搞探月？欧阳自远得慢慢把所有人说服，让大家了解开展月球探测的价值和意义，然后再让计划一步步通过各级的评审。之后问题又来了，“当时很多科学家在讨论的时候都会说，你干吗不把这个项目给我？因为中国月球探测已经有点苗头了，谁都希望把自己的项目插进去。每一位科学家都想自己做一些事情，这很自然。”

尤其令欧阳自远感到压力的是，中国人不能容忍科学探索上的失败。人们只愿看到“嫦娥”系列卫星一个接一个地成功，无法想象一旦出现失败会是怎样。“开汽车有时都会遇到发动机发动不起来的状况，对于如此复杂的探月工程，问题怎么可能没有？所以我们的压力很大，要出去就必须成功！”欧阳自远说，“发射‘嫦娥一号’时，血压、血糖、血脂都很高，几个月睡不着觉，发射的时候手心一直在冒汗……但是我们要经受得住这种风险的锻炼和煎熬，因为什么都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

不过，欧阳自远还是不喜欢谈困难。他觉得探月工程是中国“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精神的继承，自己现在所遇到的困难，是每一个重大项目的科学家都会遇到的，也是从前那些奋战在戈壁深处的老同事们经历过的。“有多少当年参与‘两弹一星’的科学家，默默无闻地奋斗了一辈子，最后怀揣科学理想走到生命尽头，直到埋骨戈壁滩，都没能看到自己的梦想实现。而我已经能看到梦想在宇宙深处展现的淡淡轮廓。”75岁的欧阳自远，打算在80岁以前把探月工程三期和以后的载人登月都设计好。他说：“也许我很难看到中国人登上月球的那一刻了，但可以让后人在我们的肩膀上走得更远、更好。”

这，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撰文：路琰）

闵恩泽：大科学家的小日子

【人物简介】闵恩泽（1924—　），生于四川成都。石油化工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人，石油化工技术自主创新的先行者，绿色化学的开拓者，被誉为“中国催化剂之父”。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推门进去的时候，闵恩泽还伏在办公桌前和一位年轻人谈论工作上的事，他一边笑着示意笔者落座，一边回身把事项一一交代完毕。84岁的闵恩泽已经把上班当成了一种习惯，每天早上9点多钟，闵恩泽穿着深蓝色的厚羽绒外套，戴着棕色的“老头帽”，花15分钟穿过中国石化研究院的家属区，走到办公楼。一层对着楼梯的墙上，挂着他和夫人的大幅照片，两个人同为中科院院士。“工作很有乐趣嘛——”闵恩泽操一口四川话，慢条斯理，抑扬顿挫。

2008年1月8日上午10点，人民大会堂。国家主席胡锦涛把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颁发给闵恩泽，台下镁光灯闪成一片。从电视到报纸，人们认识了这位总是乐呵呵的老先生，也知道了一个不熟悉的名词：炼油催化剂。

“第一个馒头”

研发炼油催化剂，是闵恩泽事业的起点。催化剂技术是现代炼油工业的核心工序，被称作石化工艺的“芯片”。在高温高压下，石油的内部成分通过催化剂转化成不同产品。可以说，现代催化剂技术决定了石化工业的发展，因此，多年来各国都对催化剂技术高度保密。

100多年前，美国人率先用催化剂加工石油，从此决定了全世界炼油技术的方向。20世纪50年代，中国完全没有研制催化剂的能力；60年代，中国跃升为能够生产各种炼油催化剂的少数国家之一；80年代，中国的催化剂超过国外水准；本世纪初，中国的绿色炼油工艺开始走向工业化。

有人如是总结：这几次技术跨越，闵恩泽功不可没。他为国家创造的财富，可以用上百亿甚至上千亿来计算。“很多人挺关心这个问题：国家奖给您500万元，您怎么花？听说您都要捐出去？”听笔者问完，他歪着头，想了一下说：“这500万元不是全部给我的，其中50万元给个人，其余450万元给整个科学研究院做课题研究。哎，我告诉你我以前的事。”闵恩泽往前倾了倾身体，“我在美国念书时，挣钱只是为了生存，为了改善生活。后来回到祖国，我每月270元钱，加上我夫人的工资，俩人挣500多元呀！”

那个年代，普通人月收入能达到三四十元就很不错了，闵恩泽夫妇称得上“金领一族”。两人工作之余，一大乐事就是下馆子“狠撮一顿”。“那时北京吃饭的地方极少，下馆子要排队。”闵恩泽一脸幸福地回忆，“有一次在北京饭店吃饭，座位不够，我们和别人共用一桌，结果把别人的饭吃掉了，哈哈！”偶尔下馆子是闵恩泽生活中唯一的“挥霍”，他大部分节余的工资都资助给亲友生活、读书。

“现在国家把我‘包’了，我还有钱，国家又给我奖励，怎么用？一句话，回报社会吧。我想再添点钱，奖励院里的创新课题研究。现在的奖励政策，都是科研成果工业化后才给奖。我总是举三个馒头的说法：一个人，吃第一个馒头不饱，吃第二个馒头也不饱，吃第三个馒头才饱。在科研成果工业化后给的奖，就是最后一个馒头。在现实中，往往把第一个馒头忘掉了。我觉得现在需要激励原始创新，有必要设一个奖，给的奖就是第一个馒头。”

“赶上了好时候”

获奖的消息传来，闵恩泽被学生们拉到饭馆“宰”了一顿。他冲着笔者乐：“得了奖高兴啊，不过也如释重负。”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评审过程差不多要10个月，历经层层申报与审核，这期间时不时就有人来打听：“闵老，您这次应该会评上奖吧？”问得多了，闵恩泽就有压力。得知获奖那天，学生和同事起哄要闵恩泽请客，闵恩泽也十分开心：“我很幸运！也赶上了好时候！”

闵恩泽说的好时候，始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中国在炼油技术上几乎一片空白，炼油厂也都由苏联援建。但从1960年开始，苏联逐步减少对我国供应催化剂。特别是到了1964年年初，苏联停止了对我国供应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这是一种用于生产航空汽油的催化剂。如果没有航空汽油，飞机就上不了天。“当时，我们库存的这种催化剂只够用半年。石油部决定自己研发生产，部长下令让我负责解决这个问题。我当时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在闵恩泽临危受命之时，国家也调拨了大批科研人员联合攻关。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通常在凌晨1点的时候，才抽空一起坐下来开个会。经过三个月异常辛劳的工作，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研发成功并顺利投产。当人们欢呼雀跃之时，病魔又向闵恩泽袭来。

闵恩泽

这一年的秋天，闵恩泽鼻炎发作，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得了肺癌。医生没有告诉他真相，只安慰他说是长了良性结核瘤，动个手术就没事了。对医生的话，闵恩泽既不多想，也不疑心。很快，在切去了两片肺叶后，闵恩泽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直到四年后一次体检中，他翻看病历，才知道了真相。“这已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好像没什么事了，我也没有什么精神负担。”多年后，女儿评价父亲：“脑子太单纯，只会想催化剂。”奇怪，就是这么单纯的一个人，每天开开心心地上班下班，有名有利的事总是让给别人，一边创造着生命的奇迹，一边创造着科研的辉煌。

“没想到国家这么信任我”

认识闵恩泽的人，都知道他脾气好，不跟人争执，不固执己见，有些事放到别人身上非愁死不可，可他照样能乐颠乐颠地过日子。聊起从前的成就，他常常就一句话：“我比较幸运嘛。”

其实，1955年从美国回到祖国时，闵恩泽并不幸运，连工作都找不到。“那时，大家不敢用我，有顾虑，因为我是从美国回来的人。我妻子是上海人，原本打算在那里工作，找了纺织工业部一个官员，他没敢要我。接着，我又到北京找了一些单位，他们也都不敢要我。不过，后来还是有单位要了我，做催化剂研究工作。”

此前，闵恩泽的专业和催化剂并无直接关系，但能在一个岗位上为国家效力，闵恩泽已然很知足。“后来，石油部把研制国产催化剂的重任交给我，我心里很感动！没想到国家这么信任我！”

中科院院士何鸣元与闵恩泽共事多年，最推崇的就是闵恩泽这份不挑不拣的品性，“搞科研的人往往以兴趣为主，因为在自己有兴趣的领域才容易出成果。而闵先生则不同，他更强调社会需求，只要国家急需什么，他就研究什么，跨度再大也不回避。”

闵恩泽记忆力好，说到往事，很多细节都能回忆得一清二楚，而且常常是边说边笑，乐得自己有时候都停不下来。“我在美国时，特别喜欢一种甜点，南瓜做的，两毛钱一个。那时候没钱，舍不得吃，到现在还记得味道。回来以后，在兰州工作了一段时间，吃得不好，早上吃一种绿绿的东西，我现在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刚一皱眉，旋即又弯了弯眼睛，“呵呵！其实，吃得差也有好处呀！不生病，心脏和血压都正常。后来去了湖南，吃得好了，可是得了高血压，因为在那里吃的都是猪油。”

在“文革”期间，闵恩泽的夫人陆婉珍被下放到外地，闵恩泽独自带着孩子留在北京，吃饭成了难题。“这没什么可怕的。我自己学做饭，我家里以前有个舅父开饭馆，他给我写了好多菜单，都是秘方呀，我都留着呢！”闵恩泽比画着背菜单的时候，只要旁边有自己的学生，语气中又多了一丝自豪与得意：“他们也都吃过我做的菜！”

晚年时的闵恩泽，屡受胆囊炎、胰腺炎、高血压等疾病的侵扰，现在还患有前列腺癌，“医生说我可以多喝咖啡。这我最喜欢了！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喝一杯。”闵恩泽吃东西也不忌口。到老家成都出差，他总要抽时间去武侯祠对面的老面馆吃上一碗面；路过街边的冷饮店，他也要进去买个冰激凌出来，慢悠悠地边走路边吸吮着。这样一位老人，病魔恐怕也被他逗乐了。

爱工作，也爱“超女”

闵恩泽小时候家境优越，生活也算安宁富足。不料，上中学时却遭遇了抗日战争，他经常从屋里跑出去，躲避日军飞机轰炸。“那叫跑警报，日本鬼子搞疲劳轰炸，有时我们跑出去了，他又不炸，折腾人。有一次我干脆不跑了。想不到，他还真炸了。”闵恩泽用手比画着，嘴里还模仿着飞机扔炸弹的声音，“很快，‘轰’的一声，我家的仓库炸没了。”外敌入侵的这段历史，让闵恩泽铭记在心，难以忘怀，也激励着他一辈子都在刻苦求学，勤奋工作，报效国家。

进入21世纪，随着石油紧缺和环境污染加重，很多国家都在开发清洁再生能源。闵恩泽也带着一个团队，研发生物柴油生产工艺技术。“生物柴油目前还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因为我们使用的桐籽油之类的植物原料，价格太贵了，一般都要7000到9000元一吨，而柴油才5000元一吨。另外，政策也要求不能跟粮油争地。所以，我们现在尝试用海藻做原料。至于能否更便宜，现在还不好说。”谈及工作和科技问题，闵恩泽出言谨慎而谦虚。事实上，在他的带领下，我国在世界生物柴油的生产工艺技术领域里，已实现了后来居上。

闵恩泽有个习惯，不管谈论什么事情，最后都能把话题转回到工作上来。但他也不是工作狂，对生活情趣的享受，不比年轻人落伍。闵恩泽喜欢流行音乐，“超女”冠军李宇春的歌，他能哼上两句；最新版的《上海滩》的插曲，他也是张口就来。时间充裕的时候，他会系上围裙，给家人和学生们露一手。就像爱因斯坦着迷于小提琴、居里夫人操持家务一样，热爱事业的闵恩泽，永远跳动着他那颗热爱生活的心！（撰文：路琰）

华罗庚：一生悲欢离合

【人物简介】华罗庚（1910—1985），生于江苏常州。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与多元复变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被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评为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有“华氏定理”“华氏不等式”“华—王方法”等。

2010年11月12日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100周年诞辰。初冬的一个上午，笔者来到位于北京崇文门附近的一幢家属楼，敲开了华罗庚的长子、中国医学基金会副主席华俊东先生的家门，听他讲述了父亲辉煌而又曲折的一生。

算不清账的父母养了位数学天才

华罗庚1985年谢世，但直到今天，他在科学界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的专著《堆垒素数论》发表40余年，理论水平仍居世界领先地位；他大力推行的统筹法、优选法能够优化决策，已成为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方法论；闻名遐迩的“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迄今已成功举办15届，有将近4000万中小学生参加过这项比赛，“像华罗庚一样学好数学”的观念，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小学生……

说起父亲，79岁的华俊东情不自禁。“今年，社会各界为父亲举行了不少纪念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还专门出了本文集。定稿时，主编丘成桐先生曾就书名征求家属意见。他们原先的题目是‘一代宗师华罗庚’，我说，还是叫‘传奇数学家’吧。父亲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

1910年11月12日，江苏省金坛县的华瑞栋喜得贵子。40多岁才有了这个儿子，夫妻俩喜不自胜。为了留住这个得之不易的“根苗”，让他平安地成长，两人按照当地习俗，孩子一落地，就用箩筐象征性地扣他一下，寓意“把根留住”，还为他取名“箩根”，学名华罗庚。

华家并不富裕，在当地开了家小店，冬天卖棉花、夏天卖草席，有时也卖些针头线脑，小箩根就在店里帮忙。可他酷爱读书，从小对算术感兴趣。“有时他一边看店，一边演算数学，入迷的时候，居然忘了做买卖，惹得爷爷一通恼火。”

华瑞栋老两口没有文化，每次遇到店里盘点，两人就要去“拜菩萨”，求菩萨保佑不要算错账。“有一年，上小学的父亲正在看书，见爷爷账又算不清了，想去拜菩萨，就对他说：‘别去拜了，我来算吧！’没多久，父亲就把复杂的账算清了。家里人开玩笑说，小箩根简直比菩萨还灵。现在回忆起来，那是父亲数学天赋的第一次体现。”

“上了初中，父亲遇到王维克、韩大寿、李月波等恩师。曾经留学法国的王维克发现父亲算术不错，又喜欢看书，就有选择地借书给他看，每次一本，限期归还。父亲总是提前归还。还书的时候，王维克问父亲书中的问题，他也总能对答如流。”

1925年，15岁的华罗庚初中毕业，家里勉强凑齐了学费，送他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读商科。这所学校由中国职业教育先驱、教育家黄炎培和江问渔创办，名记者邹韬奋也在那里执教。“他（邹韬奋）教英文，很会讲课，父亲的英文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可是没过多久，家里就筹不出学费了，父亲只好辍学回家。”

初中毕业，却当了大学助教

“1927年秋，父亲和母亲吴筱元结婚，第二年生下我大姐，1931年，生下了我。”华俊东告诉记者，父亲婚后在金坛中学当了一名会计，后来又当兼职教员。“那时候生活相对稳定，学校的工资还算够用，又有母亲悉心照顾，父亲腾出了更多的精力钻研数学。他经常向杂志社投稿，但总给退回来。”

不过，华罗庚的勤奋终于有了回报。1929年上海出版的《科学》第14卷第4期，第一次刊登了他的文章。没过多久，第15卷第2期又刊登了他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清华大学算学系（即数学系）教授熊庆来看到了此文。著名小说家梁羽生在1981年为华罗庚所作的传记中，曾描述过这一段：“熊庆来坐在他的办公室，打开《科学》杂志，随手翻阅这篇文章，越看脸上神色越凝重。看完后他抬起头，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没人能够回答。再问：‘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同事们仍是面面相觑。”

于是，熊庆来开始四处寻找华罗庚。“可那段日子，父亲得了伤寒病，卧床整整一年才脱离危险。”那场病让华罗庚落下终生残疾。走路时，左腿要先画一个大圆圈，右腿再迈上一小步。他幽默地称这种走法为“圆与切线的运动”。

1931年，熊庆来终于找到了华罗庚，并在清华大学热情地接待了他。那时的华罗庚身体瘦弱，面黄肌瘦。尽管如此，他却在交谈中与熊庆来对答如流。“这是一匹典型的千里马。”熊庆来很快做出了结论。跟校方商量后，熊庆来破格聘请华罗庚到清华大学担任算学系办公室助理员，允许他旁听大学课程，算学系的图书馆也归他管。“这其实是变相给了父亲接受教育、进行自学的机会。父亲以他的勤奋刻苦，很快接触、学习了世界各国的数学理论。在清华工作了五年，父亲就把清华大学算学系图书馆里的书差不多看完了。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后，他被破格任用为助教。”

流亡中差点让敌机炸死

1936年，华罗庚由清华大学推荐，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学习。两年中，他攻克了许多数学难题。所写的一篇关于德国著名数学家高斯的论文，为他在世界上赢得声誉。抗战爆发后，他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与已经撤退到昆明的妻子儿女会合。在这里，南迁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华罗庚被聘请为教授。

“在昆明的日子很苦。有时候，我们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变卖家里的东西，勉强维持生活。父亲烟瘾很大，为了省钱，他把烟也戒了，发誓说要等抗战胜利后再抽。后来，小弟出生，父亲为他取名为‘华光’，一盼中华重光，二来是说钱都花光了。”

“即便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父亲也没有间断过研究。我常常半夜醒来，看到他还在小油灯前埋头读书。他跟我们说过，‘我想到一个问题，马上就要写下来，如果不写，忘记了，那就太可惜了。’”

为躲避日军的频繁轰炸，华罗庚一家搬到离西南联大五里地的黄土坡村住下，附近山沟的防空洞也成了他的工作间。“有一天，敌机来了。一个炸弹落下来，父亲的防空洞被炸塌，他被活埋了。幸亏当时有两个学生正在附近，马上过来挖土，让父亲的头部露出来维持呼吸。待敌机飞走了，人们才把他拉了出来。他长衫的下半截全都没了，还吐了一口血。”消息传到诗人闻一多耳中，“他急人之难，将他们一家八口的房子分出部分来给我们，在正屋的中央拉一道帘子，两家共在一个屋檐下。后来，闻先生看到我家老的老、小的小，父亲又有腿疾，搬家太难，就自己找房搬走，把家让给了我们。”

无限忠诚的爱国者

1941年，华罗庚写出了《堆垒素数论》初稿，这部研究整数性质的巨著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前人的理论，被称作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由于当时国内还不具备出版的条件，这部著作在苏德战争前被送到了苏联，战后首先在苏联出版，并引发强烈反响。1946年9月，华罗庚应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去美国讲学，“1948年，妈妈带着我和两个弟弟也一起去美国，照顾父亲的生活。也就是那一年，他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数学上的成就是一方面，父亲最优秀的品质，是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热爱。1949年，我们从报纸上得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父亲当时就决定回国。我也非常激动，以‘华夏’的笔名在当时的《华侨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支持父亲的决定，并表达了回国的意愿。但人们更关注的是父亲的那篇著名文章。”华俊东笑着说。

华俊东说的“著名文章”，就是华罗庚1950年2月在归国途中发表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呼吁留美学生“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这封信同年3月11日由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在海外留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回国后，华罗庚着手创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他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和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而且，他还开始筹建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研究所，并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父亲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不但继续自己的数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还培养了一批数学人才。”

不仅如此，华罗庚还成为中国中学生数学竞赛的首创者。从1956年到1978年（“文革”十年中停止），他亲自担任竞赛委员会主任，培养中学生对数学的兴趣。“直到今天，‘华赛’依旧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青少年数学竞赛。”

“你的关心，感动了我”

华罗庚与妻子吴筱元是包办婚姻，婚后共育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这么多年下来，母亲非常不易。没有她的全力支撑，就没有父亲今天的成就，更不会有我们这个家。”

“父亲当年患伤寒时，一年里，母亲整日侍奉在床前，端屎端尿、端水端药自然不在话下。”华俊东介绍说：“父亲后来生了褥疮，身上局部组织溃烂坏死，在医疗条件不好的地方，这种病往往致命。多亏母亲悉心照料，父亲才转危为安。”

华罗庚也十分疼爱妻子。在大西南流亡时，华罗庚有一次看到有孕在身的妻子太疲惫了，很是心疼，便自告奋勇说：“我去熬点粥吧！”随即，他舀好米，一瘸一拐地去河边淘米，下锅煮粥。可出乎大数学家意料，米加热后会严重膨胀，本想煮一锅粥，结果煮成了足够全家吃三天的干饭。

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夫妇依然相濡以沫。据华罗庚小女儿华密回忆，她许多年后在整理父母遗物时，发现了二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书信。当时，华罗庚组建了一支小分队，到全国各地推广统筹法、优选法。他走到哪里，妻子的关心就跟到哪里。在一封写于1974年11月1日的信中，华罗庚对妻子说：“今天12时多安抵洛阳，在车上发现包中有糖，还是一盒鹿茸糖，你的关心，感动了我。”学生裴定一回北京，华罗庚请他带回对妻子的问候。在1977年3月12日的信中他写道：“现趁裴定一同志来送重要公文之便带上丝棉被絮一条及山萸肉一包，都是买来的。特别是山萸肉，可能学名是山茱萸肉，对你的健康合适，可以泡水、长喝。”

“文革”开始后，华罗庚一度受到冲击。华俊东说：“当时我响应号召，赴甘肃安家落户，听留在父母身边的妹妹讲，每次有人来家里闹的时候，母亲都坚定地站在父亲身边。可以说，父亲经历的每一段困难时光，母亲都是他最坚强有力的支柱。母亲也是我们这个家的英雄。”

1978年，华罗庚参加一次活动时留影。

令人遗憾的是，华罗庚与妻子的爱情结局并不完满。“文革”对吴筱元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刺激，她缺乏安全感，不愿意让华罗庚离开自己。而粉碎“四人帮”后，华罗庚当上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父亲是闲不住的人啊！他要去各地讲学，于是，他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华俊东告诉记者，那时的华罗庚已经患上了心肌梗死，情绪的激烈起伏可能致命。“后来在儿女协调下，他们分开居住了。父亲从原来北太平庄的住所搬到了这里（崇文门现在的住处），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五年。”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应邀到日本东京大学作报告。45分钟的报告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被延长到一个多小时。当他结束讲话时，突然心脏病发作倒在讲台上。“他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那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03年，母亲也过世了。虽然最后的几年未能团聚，但父母一生互相扶持的感情仍然可歌可泣。”华俊东说。

“我们家里，永远要保持安静”

“对父亲来说，数学就是他的生命。无论是吃饭、走路、上厕所还是陪孩子们下象棋，所有事情都要为数学让道。他有一句口头禅，叫‘我有一笔账，全天下都不会算’。每当他若有所思，用家乡话嘟哝起这句话来，我们就知道，他又陷入到数学中了。”

家里有个大数学家父亲，和普通人家相比，有什么不同？说起这个问题，华俊东笑了。“首先，家庭氛围就不太一样。在我们家里，永远要保持安静，尤其父亲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玩闹打断了他的沉思，那他就要发脾气了。”

“他的书房别人也不能进，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在他的书房里安了一个铃，他需要我们了，就摇一摇铃，我们再进去。”华俊东的夫人柯小英告诉记者。

“人常说言传身教。我的感觉是，父母给我们几个儿女‘言传’的少，‘身教’的多。”华俊东向记者回忆起一件小事：上学的时候，他有一道数学题做不出来，原本以为求助自己的“数学家”父亲，一定能很快得到答案。没想到华罗庚看了一眼之后，留下一句“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做，自己去想”，然后扬长而去。

“说句老实话，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华俊东说，“在后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的第一反应是要独立、要坚强、要坚定不移地自己走。我想，我们家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的，从父亲身上学到了独立钻研、坚持不懈的精神。”（撰文：崔瑾月）

谷超豪：杨振宁称赞他站在高山之巅

【人物简介】谷超豪（1926—2012），浙江温州人。数学家，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撰有《数学物理方程》等专著。研究成果有“规范场数学结构”“非线性双曲型方程组和混合型偏微分方程的研究”“经典规范场”。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三等奖，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2010年，笔者见到谷超豪院士，是在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一次全体教师开会的间隙。灰呢子大衣搭配暗红格子羊绒围巾，一头齐整的银发，这位84岁的老人看来气质非凡，充满智慧。2010年1月11日，他刚刚和航天专家孙家栋院士共同获得了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此生要做两件大事

面对笔者的提问，谷老始终保持微笑，一口软软的南方普通话，话不多，总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请问要想在数学上有所成就，关键应具备什么样的品质？”他不紧不慢地开口：“对解决问题有热情，对创造感兴趣。”

“您研究了一辈子数学，不觉得苦？”这次他答得更干脆：“能解决复杂问题是很高兴的，不会苦。”

1926年，谷超豪出生于有着“数学之乡”美誉的温州。小学三年级时，他对除法中的循环小数现象着了迷：“1被3除，是0.3333……能一直除下去，永远除不尽，却能用无限循环小数表示出来，这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这是数学对他最早的触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次，还是小学生的谷超豪偶然看到校礼堂墙上张贴的一条标语，“青少年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孙中山”。一个念头渐渐在他心中升起：此生要做两件大事：做科学家、做革命家。在那个时代，这两个目标有时一致，有时又有些矛盾。“人生是短暂的，所以我总是尽量多学习，多做些事情。”少年谷超豪阅读了《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并加入了学校的进步组织，写文章、贴标语。1940年，年仅14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又和同志们一起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

1943年，谷超豪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从大三起师从我国近代数学的主要奠基人、微分几何学派的开山鼻祖苏步青。五年后，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谷超豪随苏步青来到上海复旦大学。

谷超豪总是抓紧一切时间思考数学问题。他的学生、现任复旦数学系教授的刘宪高记得，一次，他陪老师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在便利店买矿泉水时，一直没怎么说话的老师忽然开口：“你知道怎么用数学描述冰随着时间推移而融化的过程吗？”

比美国数学家领先十年

1956年，我国制定了第一个“科学发展规划”，提出要在计算数学、偏微分方程等较薄弱的领域有所突破。此时的谷超豪，已是我国古典微分几何学派的中坚力量。看到规划内容，他决心承担起这个使命。1957年年底，他被公派到莫斯科大学进修，除了规定课程，还有意识地学习了与高速飞行器密切相关的空气动力学。两年进修结束后，凭借出色的研究成果，谷超豪被破格授予物理—数学科学的博士学位。在校方举办的盛大庆祝宴会上，谷超豪一反平日内敛的形象，开怀大笑。

2005年，谷超豪（左）和杨振宁（右）在上海复旦大学。

1960年到1965年，是谷超豪的学术丰收期，尤其在混合型偏微分方程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由于受到当时学术交流的限制，他的研究成果并未及时被国际学界知晓。直到1973年前后，组团来复旦访问的美国数学家才惊讶地发现，自己刚完成的研究，谷超豪早在十多年前就完成了！

1974年，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发现，规范场与微分几何有着密切关系。他找到谷超豪一起合作。谷超豪后来回忆说：“我们先听他作报告，然后讨论。他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当天，我和妻子就做出了两项研究结果。第二天跟他讲，他觉得非常高兴。他原先没有料到，复旦有人懂他的东西。”

至此，谷超豪的研究方向再次发生转移，开始投入数学物理领域。他对规范场理论的贡献，被杨振宁称赞为“好像站在高山之巅，看到了全局”。1981年，谷超豪应邀在著名数学物理杂志《物理报告》上就规范场理论发表专辑。专辑的首页，是谷超豪用中文撰写的摘要。对中国学者而言，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对外行人而言，它们就像神秘而可怕的“百慕大三角”。谷超豪却亲昵地称它们为“金三角”，并从中发现了挖掘不尽的宝藏。就像他的学生、复旦大学副校长陈晓漫所说的那样：“今天的数学学科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一般研究者能在其中一个分枝上摘到果子就很不容易了，谷先生却在三个最主要的枝干上都获得了丰收，是少有的多面手。”

但谷超豪从未主动“采摘果实”。他的学生洪家兴院士曾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他带领大家探索、开路，却往往在找到通往金矿的道路后，将金矿让给跟随他的年轻人去挖掘，自己则带领另一批年轻人去寻找另一个金矿。”

谷超豪成名后，苏步青曾开玩笑：“你超过我了，但你没培养出像谷超豪一样的学生来。”如今，谷超豪认为“能向苏先生交账了”：从教60年，在他直接指导的研究生中有三人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听过他的课或受过指导的学生中有中科院院士三人，工程院院士三人。

人言数无味，我道味无穷

数学还为谷超豪带来了爱情。他的妻子胡和生，是中国唯一的数学界女院士。“1950年，我们在数学系图书室里偶遇。她说，有篇论文，她有些地方没弄清，想让我帮忙看看……她的宿舍离我的办公室有十多分钟路程，当时虽是秋天，但依然很热，她气喘吁吁跑回去拿来。我觉得这个小姑娘很不错，对学问肯钻研……这是我们共同讨论数学的开始。”这段感情，被谷超豪幽默地视为自己成绩的“助推器”：“我的妻子也是搞数学的，如果我不努力做出成果来，她就不会重视我。”当年的同学少年，如今已白发苍苍。谷超豪笑盈盈地说，书画世家出身的胡和生很在乎色彩的搭配、样式的和谐。“每次我出席重要活动，她都要关心一下我的行头。只要经她的手这么一弄，倒也总是蛮精神的。”

一个书房两张写字台，丈夫的书桌朝阳，妻子的书桌面墙。“显然我的位置比她的好，”谷超豪话语间带着小小的满足，“我做的工作可以讲给她听，她做的工作可以讲给我听。我们互相理解，也能互提问题、互相核验，这是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外人看来枯燥无味的数学，在谷超豪眼中却如诗般美丽。在数学之外，古典诗词是谷老的另一大爱好。他认为，这两者是相通的。比如诗是用非常简洁的语言，来表达非常丰富和深刻的内容，而几何学则是用直线、点等简朴的概念，建立起丰满、完善的理论。此外，数学非常重视对称，而古体诗中的“对仗”与此相像。“人言数无味，我道味无穷。良师多启发，珍本富精蕴。解题岂一法，寻思求百通。幸得桑梓教，终生为动容。”这是谷超豪为母校温州中学90周年校庆作的一首诗，短短四十个字，抒发了他对数学终其一生的热爱与眷恋。（撰文：钱炜）

师昌绪：“好管闲事”的科学家

【人物简介】师昌绪（1918—2014），生于河北徐水。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历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学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199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获国家级奖10项、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国际实用材料创新奖、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中国高温合金开拓者之一，领导开发我国第一代空心气冷铸造镍基高温合金涡轮叶片，可用作耐热、低温材料和无磁铁锰铝系奥氏体钢等。

2011年1月14日，在鲜花簇拥、掌声雷动的人民大会堂，一位91岁的长者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奖证书。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材料科学家、战略科学家、两院院士师昌绪。

获奖一周前，笔者采访过师先生。那是1月7日上午9时，身穿深蓝色唐装的师先生准时来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一间小会议室。虽然头发已全部掉光，还戴着助听器，但老人背不驼、眼不花，思维敏捷。听着晚辈和老同事讲述自己的往事，师先生时而会心一笑，时而若有所思，时而插话补充，常说着说着就手挥拳舞、慷慨激昂，还不时用手敲得桌子“笃笃”直响。

“称您为‘高温合金之父’可以吗？”

“这个不对，因为国外早就有人搞出高温合金了。”他断然否认。

“‘中国的高温合金之父’总可以吧？”

“中国的也不对，国内也有比我早的，只能说我作过比较重要的贡献。”

孔子曾言：智者乐，仁者寿。听着师先生朴实无华的讲述，我想，这位老人，既是一位智者，更是一位仁者。

“回国历程就像一场战争”

1920年11月15日，师昌绪出生于河北省徐水县大营村一个书香门第，兄弟12人，他排行老七。

80岁时，他写过一篇自述，文中坦陈，幼年的自己“智慧平平，绝非一个聪明人”。但他自幼勤奋，经常躲到家里一个僻静的小院子读书，一待就是一天，吃饭的时候得有人去喊好几遍才回来，因此还得了个“老院子”的外号。

师昌绪2011年留影。（赵永新　摄）

师先生讲，他一生的亮点之一是考上了河北省立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学校倡导的是“三杆主义”，要求学生除了会握笔杆子，还要会握锄杆和枪杆。念书之外，学生们每周拿出四个半天下地干活；每天早晨，还要练大刀、打形意拳。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沈阳的消息传来，全班师生抱头痛哭，感觉要亡国了——爱国主义的种子就此深埋。

1940年，师昌绪考入国立西北工学院。当时有一种说法：一个国家贫穷，主要因为地下的东西没开采出来，所以他选择了矿冶系。

大学毕业后，师昌绪于1948年到美国留学。三年半后取得物理冶金博士学位，之后，他受聘麻省理工学院冶金系。其间，他参与了美国空军课题“硅在超高强度钢中作用的研究”，在他的研究结果基础上发展出来的300M高强度钢，成为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世界上最常用的飞机起落架用钢。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司法部明令禁止学习理工、医学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师昌绪是黑名单中的35名中国学者之一。为此，他与几名留学生一起，同美国当局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们通过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印度青年外交官，把写明情况的信件转交给中国政府。在1954年5月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这封信成为中国抗议美国无理扣压中国留学生回国的重要依据。美国媒体将此事炒得沸沸扬扬，还刊登了师昌绪等三名中国留学生的照片。

师昌绪等人还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撤销禁令。他们用花50美元买来的滚筒式油印机，油印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件，并用两个大皮箱把信件从波士顿运到纽约，向报界、议员和民间团体散发。

1955年春，美国迫于各方压力，公布了一批可以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名单，师昌绪名列其中。面对导师的挽留，他说：“在美国我无关紧要，但我的祖国需要我。”

“回国的历程简直就像一场战争！”忆当年，师昌绪说。

“美国人做出来了，我们怎么做不出来？”

“北京、上海任你选。”时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的严济慈，对刚从美国回来的师昌绪说。

结果，这位35岁的洋博士选择了到沈阳中科院金属所工作。两年后，他又服从国家需要，转任金属所高温合金研究组负责人，带领一支小分队研制出航空发动机的核心材料——铁基高温合金GH135。用这种新材料制作的航空发动机关键部件——涡轮盘，装备了大量飞机。

1964年，中国自行设计的新型歼击机即将投产，就差制造发动机用的耐高温高压涡轮叶片。此前，只有美国能研制这种叶片。航空材料研究所的副总工程师找到师昌绪，问他能不能牵头搞。“我也没见过这种叶片，但我想，美国人能做出来，我们怎么不能？只要肯做，就一定能行。”第二天，他与时任金属所所长的李薰先生决定接受这个任务。

为啃下这块硬骨头，由师昌绪挂帅，成立了专门的项目组。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5年研制出中国第一代铸造多孔空心叶片，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能研制这种叶片的国家。

后来，师昌绪又主导研发了几个系列的耐热合金，这些中国自主研制的合金系列，逐渐在工业生产领域得到认可。业界把师老称为“中国高温合金之父”。

“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管闲事”

1984年，已过退休年龄的师昌绪由中科院金属所所长调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之后发起、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工作，为我国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工程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好管闲事。”师先生笑称。

2000年春，年近80岁的师昌绪找到基金委材料科学部原常务副主任李克健，说要和他一起抓一下碳纤维。李克健听后立马摇头：“这事太复杂！谁抓谁一手屎！”

李克健说的是大实话。质量轻、强度高的碳纤维是航天、航空用基础原材料，我国从1975年就开始攻关，大会战搞了不少，钱也花了很多，但就是拿不出合格稳定的产品，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我们的国防太需要碳纤维了，不能总是靠进口，”师先生说，“如果碳纤维搞不上去，拖了国防的后腿，我死不瞑目。”

李克健听后深受感动。先后组织召开多个部委、单位参加的座谈会，大家的一致意见是：碳纤维能搞上去！请师昌绪院士作为技术顾问和监督。但时任科技部秘书长的石定寰还是提醒师先生：上亿的资金哪里去找？就是钱弄来了，谁去协调指挥？你师老能指挥得动吗？

“只要国家需要，困难再大也要干！”师昌绪上书中央，陈说利害。后来，科技部在“863”计划中专门增设了1亿元的碳纤维专项。在实施过程中，师先生定了一条规矩：统一领导，谁拿专项的钱，谁就归我们管！不管军队、地方，国企还是民营。

师先生多年来“管闲事”的结果，是“管”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战略科学家。

“不能保养，越养越坏”

“与师先生相处20多年，不管在什么地方工作，他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能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秘书长、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副理事长的袁海波说，“这一点在我国科技界特别重要，也特别不容易！”

“1964年我担任师先生研究室的学术秘书，刚开始挺拘谨的，后来发现他一点架子也没有。”说起40多年前的往事，中科院金属所前所长李依依院士至今仍很动情，“师先生非常尊重别人，从不把自己摆得很高。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他也支持你做，哪怕做错了重来都可以。”

师先生说：“我这人没什么本事，就是能团结大家。”师先生看上去身体很好，其实浑身是病：冠心病、高血压、哮喘。即便如此，他还是退而不休：每天上午8点离开家，9点到办公室，下午3点左右回家，中午也不休息。去年一年，他出了10次差，在北京主持参与了几十个学术会议。“我现在已经白干了30年了。这30年也是我最有经验的时候，干了一些事，能对得起国家。”他说。

“您是怎么保养的？”

“不能保养，越养越坏！”

“您今后的打算是什么？”

“得过且过。”师先生笑着说，“我外表挺好，其实是什么病都有，所以是得过且过，得活且活——也就是这个样子。”（撰文：赵永新）

郑哲敏：爆炸传奇

【人物简介】郑哲敏（1924—　），原籍浙江鄞县，生于山东济南。力学家、爆炸力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开拓和发展了我国的爆炸力学事业。1952年在钱学森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获博士学位。历任弹性力学组组长、室主任、副所长、所长等职，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学部委员。1982年当选为中国力学学会常务副理事长。2013年1月18日，荣获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郑哲敏在中科院力学所办公室。

2013年1月18日，88岁的郑哲敏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在无数个摄像机镜头面前，郑哲敏把双眼眯成了一条线，以此来表达他的喜悦之情——由于喉咙不适，医生建议他尽量少说话。

那本红彤彤的证书大得几乎可以覆盖他的上半身，也把他映得满面红光——这个奖可以说是对他一生奉献的总结。评审词写道：“郑哲敏院士是国际著名的力学家，他阐明了爆炸成形的机理，解决了火箭重要部件的加工难题，发展了一门新的力学分支学科——爆炸力学，是我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为建立力学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做了20年噩梦

郑哲敏的父亲郑章斐出生在浙江宁波农村，家境贫寒，儿时以放牛为生，读过一点书。15岁时，郑章斐去了上海，在一家钟表店里当学徒，边学手艺，边学会计和英语。四年后，郑章斐已是著名钟表品牌亨得利的合伙人，还成了家。之后，他携家人到山东，在济南、青岛开办了亨得利分号。这名成功的商人不吸烟，不喝酒，也不像很多有钱人那样娶小老婆，朋友也多是医生或大学教授。良好的家庭环境为郑哲敏与家中兄妹的成长打下了基础。

1924年10月2日，郑哲敏出生于济南，排行老三，是家中次子。1928年，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日军在济南杀害中国官民一万余人，制造了五卅惨案。“我上街看地上有好多子弹壳，小孩嘛，好奇，就去捡。旁边有个日本哨兵拿着步枪就来撵我，枪上还有刺刀，吓得我撒腿就跑。”郑哲敏回忆说。之后的20年，郑哲敏晚上经常做噩梦，梦里总离不开刺刀、逃跑。

儿时的郑哲敏很调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济南的大街上有很多人游行，抗议日本侵略中国。看到这一幕后，郑哲敏也带着弟弟妹妹举着旗在自家院子里游行，还恶作剧地围着父亲钟表店里的一位师傅转圈，并把一盆水倒在了那位师傅的床上。父亲得知后大怒，用绳子把郑哲敏捆了起来——父亲是在告诉他：自家店里的工人不可以随便欺负。随后，父亲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商人是最被人看不起的，所以你长大了不要经商，要好好念书，学点本事。”望着新盖的很气派的门店，郑哲敏暗下决心：“无论将来做什么，都要像父亲一样做到最好。”

1937年郑章斐到成都，在春熙路开了家钟表店。第二年春节过后，叔叔带着郑维敏、郑哲敏兄弟俩来到成都。尽管是大后方，日本的飞机仍不时来轰炸。有一次，老师问郑哲敏以后想干什么，他答：“一个是当飞行员打日本人，一个是当工程师工业救国。”儿时的噩梦依旧伴随着他，但他已把害怕化为发愤图强。

初到成都时，郑哲敏是插班生，只能坐在最后一排，再加上听不懂四川话，又因头痛休学半年，所以功课落下很多，他只能更加努力。郑哲敏喜欢英语，参加了学校英文社团，时常看美国电影，还自学英文版《欧几里得几何》。一次英语课上，老师让郑哲敏比较sing（唱歌）和thing（事物）的发音，结果他读了几次，老师都说不对。这也难怪，郑哲敏最初讲山东话，后来讲四川话，再后来说普通话，汉语发音都不标准。但他不服气，连走路都在练习，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发音。为了激励自己，他还为每门课另备一本英文教材。

60年前做的项目还在运行

1943年，郑哲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之所以选择这所大学，是因为哥哥郑维敏前一年考上了这所大学。“他是我崇拜的偶像，他学什么我学什么。到了第二年，我哥哥说，咱们兄弟俩别学一样的，分开学吧。所以我就改选了，从电机系改到了机械系。”郑哲敏说。郑维敏后来也成为我国的著名科学家，是清华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和系统工程专业的创办者，央行行长周小川的博士生导师。

当年到昆明报到时，郑哲敏是坐着飞机去的，有这种经济实力的学生并不多见。可学校则是另一番景象：校长梅贻琦和很多教授都穿得破破烂烂，学生们在茅草房里上课。但老师认真教课以及活跃自由的学术氛围，给郑哲敏留下深刻印象。

1946年，抗战胜利后，组成西南联大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回原址，郑哲敏所在的工学院回到北京清华园。这一年，钱伟长从美国归来，在清华大学教近代力学，郑哲敏成了他第一批学生。“钱先生的课很吸引我们，他是我的启蒙老师。”郑哲敏说。在钱伟长的影响下，郑哲敏的研究方向转向力学，毕业后还给钱伟长做起了助教。

1948年，国际扶轮社向中国提供出国留学奖学金，全国只有一个名额，郑哲敏获得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教授钱伟长以及清华大学教务长、英语系主任、机械系主任等多人推荐。钱伟长在推荐信中写道：“郑哲敏是几个班里我最好的学生之一。他不仅天资聪颖、思路开阔、富于创新，而且工作努力，尽职尽责。他已接受了工程科学领域的实际和理论训练。给他几年更高层次的深造，他将成为应用科学领域的出色科学工作者。”获得奖学金名额后，郑哲敏选择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钱伟长也是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

仅用一年时间，郑哲敏就获得了硕士学位，1952年，他又获得应用力学与数学博士学位，而导师正是长他13岁的钱学森。与他一同就读加州理工学院的同学吴耀祖说，数学课上有比较难的题，郑哲敏总被老师请上台讲解。吴耀祖开玩笑说：“别人做不出来，郑哲敏总是能做出来，难道是因为他的名字中有‘哲’有‘敏’？”

在临近博士毕业时，郑哲敏第一次独立完成了一项科研。美国哥伦比亚河上有个水库，名叫罗斯福湖，湖两侧是高出水面100多米的高原。美国人想用水库的水浇灌高原上的土地，为此架起了12根直径近4米的水管，但建好后，水管震动非常强烈，根本不能运行。工程方找到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教授，介绍完情况后教授问身边的郑哲敏：“你能不能看看这是怎么回事？”郑哲敏点头答应了。经过计算，他给出了解决办法——消除水管和水泵的共振。60年后的今天，这些巨大的输水管还在运行。

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郑哲敏陷入困顿。美国移民局不仅扣下他的护照，还以“非法居留”的罪名把他关起来。幸亏好友冯元祯（生物工程学家、生物力学之父）花1000美元把他保释出来。没有身份证明，又不能离境，郑哲敏只能在学校当临时工，生活很拮据。有人给郑哲敏支招，让他找水坝工程方再去要些钱，因为郑哲敏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只得到区区400美元，但郑哲敏没那么做。“他就是一个做学问的，没有那么多花花点子。”郑哲敏的学生、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丁雁生和笔者谈及导师的往事，感慨良多。

想为国家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1955年2月，郑哲敏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我离开美国的前一天晚上，钱先生（钱学森）请我到他家吃饭。钱先生说，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我们研究的问题也不一定能马上用得着，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八个月后，钱学森也回国了，并于第二年创建了中科院力学所，郑哲敏成为该所首批科研人员。

1960年秋天，中科院力学所篮球场上围了一群科研人员，一个小型爆炸实验正在进行。砰的一声，一块手掌大小的铁板被雷管炸成一个规整的小碗。郑哲敏在解释这个小碗的成形时说：“在铁板上面放上雷管，雷管周围放好水，密封好，爆炸时水受到挤压，进而把铁板挤压成想要的形状。”钱学森兴奋地说：“可不要小看这个碗，我们将来卫星上天就靠它了。”就这样，一个新兴的专业诞生了，钱学森将其命名为“爆炸力学”，带头人就是郑哲敏。

20世纪60年代初，“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由于加工工艺落后，很多形状特殊的火箭关键零件很难制造出来，而郑哲敏的任务就是用爆炸成形的方法制作火箭零部件。“火箭上零件比较大，但是很薄。做这些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水压机，但是我们国家当时没那条件，所以作为应急的一种东西，爆炸成形的办法是不错的。”

70年代初，珍宝岛事件后，为改变我国常规武器落后的状况，郑哲敏参加穿破甲机理研究。在兵科院大力支持下，他提出用模拟弹打钢板的办法研究炮弹打装甲的规律，通过大量合作实验和分析计算，最终使弹药能在规定距离内打透相应厚度的装甲，也提高了我军装甲的抵抗能力。

爆炸虽然在军事上更多见，但郑哲敏也可让它在民用工业发挥作用。许多设备需要焊接铜板和钢板，由于材质不同，焊接工人束手无策，他领导研究爆炸焊接，使不同材质的金属板成功黏合；针对煤矿瓦斯突出事故，他从力学角度分析资料，组织实验和井下观察，为判断煤矿瓦斯突出危险性提供基础理论；他还用爆炸方法解决了海底淤泥问题，爆炸处理水下软基技术纳入了国家规范……对此，郑哲敏说：“我就是想为国家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不过，据郑哲敏介绍，爆炸力学在很多领域都是过渡性学科，现在我国有大型水压机了，爆炸成形技术也就被替代了。但他并没闲着，又转到了新的研究领域——天然气水合物，即可燃冰。多年前，郑哲敏曾对他的学生们说：“不能给工业部门打小工。”对此，他的学生、中科院院士白以龙是这样理解的：“科学院的工作要走在国家需要的前边。等到工业部门可以自己处理问题时，科学院必须已经往前走了，而不是跟他们抢饭碗、抢成果。”

在郑哲敏看来，他的责任远不止解决这些科学问题，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科学的繁荣孕育于自由交流和碰撞之中。”为了加强中国力学界与国外交流，1988年，郑哲敏开始为申办在国际上极具影响力的世界力学大会奔波。2008年，84岁的他戴着氧气瓶登上飞机，继续为这一目标努力。2012年，四年一度的世界力学大会在北京举办，郑哲敏已经为此奔波了24年。

科研人员别想着发财的事

如今，郑哲敏依然每天很早起床，步行到自己的办公室，用那台时髦的苹果笔记本电脑查资料。如果遇上帮他打扫办公室的清洁工，他依旧会笑着弯腰点头，诚恳地说声谢谢。

这位慈祥平和的老人，在学生眼里则是严厉的。他的博士生很少能按期毕业，有的甚至需要七八年。郑哲敏的学生、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李世海说：“有时候我参加社会活动多，他就会严肃地批评我，告诫我要潜心研究。”对此，郑哲敏的解释是：“现在年轻人压力大，不能沉下心想远一点的事。搞科研更多的时候很苦、很枯燥，要经得起寂寞。科研人员别想着发财的事，但只要给他一个体面的生活，他一定会好好干。不要刺激他们，用各种名利吊他们的胃口。现在很多科学家天天算的就是工资多少绩效多少，每天操这个心，像无头苍蝇一样，这就不可能想大事、想长远的事。”

中科院力学所原副所长李和娣告诉笔者：“要跟郑先生商量学术问题，自己得先想好一二三和所以然，不能自己什么也不想就问。他希望你自己动脑筋，得有自己的思想，不是像扶贫一样直接给钱，而是激发你的创造性。”在郑哲敏看来，现代科学精神的精髓就是古希腊时代传承下来的“自由探索”的精神。

有了闲暇时间，郑哲敏喜欢读自然哲学、欧洲史、科学史等方面的著作，他也爱思考一些哲学问题，还喜欢散步和听音乐，最喜欢听巴赫、贝多芬的作品。在家里，他会主动帮妻子干家务，“这几年，家里的衣服大多是我洗，因为我和老伴年纪都大了嘛，我的体力比她好。晾衣服也是我来，我够得着，她够不着。”

笔者问他：“您保持健康的窍门是什么？”郑哲敏乐了，“不发胖，多走路，睡觉正常，看病勤快，有时候也算一些小题目，防止糊涂。”“以后还有什么打算？”“我已经做好随时走人的打算了。”“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至少每年读一本书，一定会获益良多的。”（撰文：田亮）

李爱珍：“科学不能今天栽树明天摘果”

【人物简介】李爱珍（1936—　），福建石狮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材料学家。1989年通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历任半导体材料研究室主任，信息功能材料研究室主任，信息功能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访问学者、访问教授，德国马普学会Paul-Drude固态电子学研究所访问教授。2004—2008年Cho MBE奖国际评委，2005—2010年中红外光电材料和器件国际会议科学委员会委员，2010年MIOMD大会主席，另在多个重要系列国际会议任职。2004年获第三世界科学院工程科学奖。2007年5月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人家总叫我老太太，所有报道都写我老太太，大概他们没看到我本人，还以为我老得不能动了。”

刚刚（编者按：本文写于2007年）获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李爱珍笑着寒暄。如今已71岁的她，获选后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能找到她的地方还是——实验室。

六年前李爱珍正式退休，六年后她还待在实验室没日没夜地工作。“我不是把科研看成职业，如果是职业，那就上班来下班走，挣一份工资。我把科研看成生命的绝大部分。”李爱珍轻言细语，“很多东西讲讲很容易，要把‘为国家占有一席之地’这几个字变成一件真实的事，不拼命根本不行。”

由于研究领域尖端，李爱珍的名字很少为大众知晓。实质上，她耕耘了半个世纪的分子束外延设备和技术，对我国国防、环保、医疗、通信等领域都关系重大。如今，一夜之间，李爱珍成了公众人物，特别是她的“非中国院士”身份，更引人关注。

尽管美国国家科学院评选外籍院士的标准是“世界某个科学领域最杰出的代表、终身为人类科学事业作出卓越和持续贡献的科学家”，但李爱珍还是告诉笔者，“不能用我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来作为引证自己应该当选中科院院士的理由”。

“还是有些伤心”

“我觉得对不起这些推荐我的院士们。”李爱珍的话让笔者很意外，“他们都是资格很老、在国内外很有名望的院士，有两位身体还不好，帮我写推荐信，一页页看我的申请材料，一次次地推荐我，我还老通不过，心里很愧疚。”

1999年、2001年、2003年、2005年，李爱珍已连续申请了四次中科院院士资格。李爱珍一直强调，“不记得人家没给我什么”，但她还是承认，“真正每一次要增选院士，心里总归不大好受，毕竟不是小孩子，是年纪这么大的一个人，还是有些伤心。”

然而，让李爱珍和推荐她的院士没有想到的是，她“意外”入选了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评选，程序非常复杂，几乎是在一个神秘的状态下进行。“我觉得反而这样应该更公平，干脆你本人都不晓得。”李爱珍笑着，她补充道：“这样，能保证在整个评选过程中没有任何个人、小团体可以产生任何干预和影响。”

她在这次的公开致谢信中说：“当5月1日晚9时15分接到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电邮和电话，祝贺当选外籍院士时，我百感交集。”但李爱珍还是一再表示：“如果没有国家给我那么多平台、项目研究经费、科研环境等支持，就不会有我李爱珍的今天，对国家的恩情我是不会忘记的。”

“祖国”二字意味深长

“我童年正值抗日战争，远在菲律宾马尼拉的父亲和我们中断了联系，从小我吃过很多的苦。”回首过去的岁月，李爱珍感叹，“我是华侨家庭出来的，华侨最晓得‘祖国’两个字意味着什么。有这两个字在你心窝，不管外面有什么情况，你都能撑得住。”

1958年，李爱珍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现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所），工作至今。其间，她的研究方向从有色金属冶金转到国际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的半导体领域。

转行，并不是李爱珍面对的最大困难。让她心痛的是，工作不久就遇上了“文革”。“我一生为人做学问，受我的老师邹元院士影响很大。‘文革’时，他是大特务，我是散兵游勇特务，在这种形势下你很难继续搞科研，可邹先生关在牛棚里还写出了厚厚的学术论文。”

改革开放后，有了公派出国学习的机会。“业务上是推荐我，但政治上认为我是华侨家庭出身，‘文革’又被批斗过，有人怕我出去了就不会回来，争论得非常厉害。”

李爱珍至今感谢不避风险举荐她的邹元院士。也因此，她在44岁时，被公派到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电子工程系做访问学者，从而打下在国际前沿领域做研究的基础。

“在美国时真是没白天没黑夜。”分子束外延设备最重要的工作条件是超高真空，但真空就是达不到，一直查不到是哪里漏气。设备很大，阀门接口又多，李爱珍一个人在实验室查了足足三个多月才找到漏气孔。

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禁运分子束外延设备。“不行我们就自己造！”回国后一个月，李爱珍重新背着行李，来到中国科学院沈阳科学仪器厂，与其合作改造并重新设计中国自己的分子束外延设备。

李爱珍1993年留影。

设备改造进行了整整三年，那是一段异常艰苦的岁月。1983年的沈阳，吃的是一片片肥肉下的白片汤就馒头，打小生活在南方的李爱珍，硬是咬着牙，在这里苦干了三年。

终于，在1984年国际分子束外延会议上，李爱珍报告了用国产分子束外延设备生长的材料和物性及器件应用的论文，中国科学家自力更生发展分子束外延高新技术让与会国代表为之一震。1989年，国产分子束外延设备通过验收并使用至今。这一行动，也让西方不得不取消了对中国的禁运。

在李爱珍所研究的领域，有一个国际顶尖级的会议——“中红外光电材料和器件国际会议”，哪个国家能举办这一会议，就表明这个国家的研究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重视和认可。此前，会议举办地一直在欧洲、美国“转悠”。从1999年开始，李爱珍每年都提交给大会两篇以上的报告，介绍中国的科研进展。2005年，李爱珍作为亚洲唯一的委员，申请会议在中国召开。在了解其团队所做的成绩后，大会科学委员会决定——2010年召开的第十届国际会议移师中国上海。

“我是太喜欢讲真话了”

李爱珍迄今只培养了14名研究生和两名博士后，在大学迅速扩招的今天，这个数目甚至比不上有的研究生导师一年的招生人数。“我这辈子培养的学生很少，但都是亲自培养亲自带的，国内外的同行非常相信我培养的学生，很多人找我要。”

现在，李爱珍的学生有在复旦当教授的、有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还有在德国弗琅霍夫应用技术物理研究所的……他们都是所在科研机构的主力。在学生们的心中，李爱珍不仅教他们学问，更将自己的正直与爱国言传身教。

“我跟学生讲，任何一个人都会在地球上消亡。你再有名，离开这个世界后很快就会被遗忘，但是‘中国’这两个字永远在地球上存在。所以你的生命价值，就是要为我们国家争取荣誉。”

李爱珍的仗义执言在学术界内是出了名的。问起这点，她自己也笑，“我是太喜欢讲真话了，所以人家讲你上不去，就因为你老要讲真话。但我觉得做人还是干净坦荡点好。”

就拿李爱珍研究的中远红外量子级联激光器领域来说，这一理论创新是1971年苏联科学家提出的概念，但直到1994年才由美国贝尔实验室成功验证。李爱珍说，“如果一个理论提出来，需要经过23年才能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在我们国家这个人的压力会有多大？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平静的心态去对待科学，你要尊重科学的发展，而不是希望今天栽树明天就能摘果。”

2007年，七位院士仍联名推荐李爱珍作为200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

近半个世纪的科研历程，李爱珍扪心感叹，“我对家庭照顾得很少。”丈夫和她是一个所的同事，研究方向是硅的大规模集成电路。现在，老两口退休了，一双儿女都在美国做研究，“现在很难见面。我2002年去看过他们，到现在再没去过。”

“我们两个都坚持待在国内。言必信、行必果是我们这辈子的做人准则。对于我们这代人，爱国心、责任心和对科学的追求是人生准绳。”李爱珍说。（撰文：曹玲娟）

【链接】作为世界顶级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遴选外籍院士不接受任何个人申请，而是由院士、31个学科组、6个学部、科学院主席团在全世界科学家中层层挑选。其拥有的2025名本土院士和387名外籍院士中，200多位是诺贝尔奖得主。

胡秀英：会走路的植物百科全书

【人物简介】胡秀英（1908—2012），原籍江苏徐州。国际著名植物学家，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荣誉讲座教授、生命科学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崇基学院资深导师，美国哈佛大学安诺树木园（Arnold Arboretum）荣休高级研究员。研究冬青、萱草、泡桐、菊、兰等植物的世界权威学者，毕生致力于研究植物分类学，采集植物标本超过三万份，发表超过一百六十篇专题论文，并获“植物学活百科全书”之美誉。2001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向胡秀英教授颁授铜紫荆星章。2002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第一届院士。

胡秀英说：“植物学是一门有趣味、有魔力的冷门科学，从事植物学研究的人，第一要有使命感，其次要有健康的身体、坚强的意志以及优秀的品格。”

胡秀英教授平易得像老祖母。在她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公室里，学生送来的各种小玩意儿把这里装饰得有一种家的感觉，只有香港特区政府2001年颁给胡秀英的“紫荆花勋章”让这里显得与众不同。从周一到周六，她每天早上8点来到办公室，工作到下午4点离开。她半开玩笑地说：“我每天8点，准到办公室来。如果到了10点钟还不见来，就一定是死在家里了。”

胡秀英说：“我是清朝人，经过三个时代。”和她聊天，会感觉她超然于三个时代的变幻，一心一意地埋首于自己研究的领域。坐在她的办公室里，在她的标本室走过，会油然而生一种尊敬之情。

从小就和草药结缘

1908年农历正月十五，江苏省北部徐州的农村洼地，一对夫妇诞下一个女娃。女娃的兄姐中，已有三人死于脐风（即破伤风），父亲怕她也不能幸免，便冒雪跑到外面的村镇，买了防脐风的中草药给她服用。女娃侥幸活了下来，她的名字叫胡秀英。

胡秀英四岁丧父，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下田耕作，她则送饭到田，边读书，边劳作。母亲虽是不识字的乡下人，却开通得很，不要求她裹脚。胡秀英回忆：“我的妈妈又贤惠又能干，是全村第一号能干人。”

当时有基督教教会在胡秀英的家乡办学，胡母带着她前往求学，获准留校入读。胡秀英说：“我在基督教小学读书，在家里吃饭、睡觉，不花多少钱。读完四年级，我跟着邻村一家的孩子进城读中学，要走50里路，从早上走到下午才到，累得不得了。到了晚上我想找妈妈，妈妈不在，就哭了，所以我在那个学校得了一个外号叫‘哭的小孩’。”胡秀英因为表现出色，获得助学金。1926年她考入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修化学及物理学学位，后转读生物学。

大学毕业后，大学的植物学老师把她推荐到当时拥有全国最大标本室的广州岭南大学。由于胡秀英一直希望能找出是什么中草药使她没有像其他兄姐一样死于脐风，所以她的第一项研究就是“中国之补品”。从此，胡秀英与中草药结下不解之缘。

1938年，经友人介绍，胡秀英带着母亲到四川成都，出任华西协和大学生物系讲师。胡秀英说，在成都时，她还因为英语流利，担任了成都国际妇女会的会长。“有美国的军队来，妇女会的人就联合起来，请美国的军官到家里吃一顿饭。”谈起那段战争岁月，胡秀英依然记忆犹新，她说：“成都有条大河围着城，那炸弹掉到河边的房子上，把房子炸得干干净净。我的房子也被炸了，在朋友家里住了三个月。有一天，我带着三个学生回家。母亲从家里迎出来，我刚想向母亲介绍他们三个，炸弹来了，我扭头一看，一个学生已死在旁边。”

在成都教学期间，胡秀英多次带学生上川西雪山采药。有一天，她在重庆九峰山发现一棵长着小红果，绿叶，高三丈的植物，疑是冬青（后证实非冬青）。结果她带着标本到重庆中国科学院标本馆做了三个月研究，其后写下300篇有关冬青的论文，并发表了《成都植物名录》和《成都生草药用植物之研究》。这项工作受到在美国有“植物分类之父”之称的哈佛大学E．D．Merrill博士的赞赏，于是，哈佛为胡秀英颁发了奖学金。

三年读完哈佛博士

1945年胡秀英正式获哈佛大学录取，一提起这个经历，胡秀英笑着说：“哎呀，真是神的恩典！给了全额的奖学金。我念哈佛大学没花一个钱。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念了三年，没花一个钱！”

胡秀英在哈佛大学女子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不分昼夜继续中国冬青的研究，她是当时在美国唯一研究中国冬青的研究员。在原先有关冬青的300篇论文基础上，她又陆续发表了300篇论文，尚未毕业，她的论文集就由哈佛大学出版了。1949年，胡秀英获颁授博士学位和哈佛大学优秀学生奖，从此成为冬青专家，在国际植物学界得“Holly Hu”之称——Holly是冬青的英文名字。胡秀英说：“那时我四十岁了，想回中国做点事，所以书念得相当快。三年拿到博士，哈佛大学以前没有这个纪录。”

毕业后，胡秀英非常想回国，可是时局变化难以成行，她就留在哈佛大学的安诺树木园从事研究工作。她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不准回国，没办法。当时哈佛给了我一个工作，是做中国的植物。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只做中国的东西，不做外国的东西。”胡秀英一边工作，一边做研究。她对植物的着迷程度远远超过常人，经常整夜工作却不以为苦。她说：“中国人在哈佛大学工作不容易，若做得不如美国人，他们看不起你；若比美国人做得好，他们妒忌你。”

在哈佛那些年，胡秀英忙得几乎没时间交朋友。但幸运的是，在这里她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徐明远。徐明远是个医生，曾经留学英国，当时在哈佛医学院工作。因为结婚晚，又忙于事业，胡秀英没有生孩子。

1957年，胡秀英获得美国科学成就奖。但她始终认为，“美国不是我们中国人住的地方。我不喜欢住在美国。”胡秀英一心想为中国植物学做更多的工作。由于自己从中国农村到世界最优秀的学府工作，胡秀英深知求学机会难得，因此屡屡提携后辈，她曾自己出钱安置多名年轻中国植物学者到哈佛大学深造，热心栽培，倾囊相授。

回到香港，制成“三冬茶”

1968年，胡秀英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任高级讲师。走之前，胡秀英对她哈佛的上司说了谎。“我要去香港。”“你去香港做什么？”“采标本。”胡秀英就这么到了香港。“礼拜一、二、三、四教书，礼拜五、六、日采标本。我采了2.4万套标本，建设了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这里所有的书籍也都是我本人的，都给了中文大学。这个标本馆就是我的实验室。”

在香港，提到胡秀英，人们更念念不忘的是她发明的“三冬茶”。20世纪70年代，胡秀英促成了“中药研究中心”的建立，她也成了“三冬茶”研究计划的顾问。中国人喜欢喝凉茶，香港人更是离不开凉茶。而“三冬茶”内含有三种冬青科植物，能对抗传染病感染，让传统的凉茶突破了传统，造福百姓。胡秀英介绍说：“因为只有冬青在冬天可以生活，所以大家相信能在寒冷的天气生活的植物就可以治病。我研究用三种冬青做凉茶，把研究的结果做出来，向政府注册，只有从政府拿到执照才能做，这个‘三冬茶’的执照卖了100万元，给崇基学院做奖学金，我心里舒服。”

胡秀英还告诉笔者，冬青在欧洲和美国根本不会食用，外国人圣诞节的圣诞树就是冬青，只有中国人把它做茶，这也是中国人的聪明之处。

背着行囊，足迹遍天下

在植物学界，人们称胡秀英是“百草婆婆”“凉茶专家”“会走路的植物百科全书”。“植物学是一门有趣味、有魔力的冷门科学，从事植物学研究的人，第一要有使命感，其次要有健康的身体、坚强的意志以及优秀的品格。”这是胡秀英认为一个植物学家应有的情操。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全球只有七位从事野外采摘的女植物学家，胡秀英便是其中一员，每天背着背囊，翻山涉水，喝的水都变成汗，但她乐此不疲。胡秀英不但亲自到野外采集植物标本，还访问了欧洲、南北美洲、大洋洲及亚洲的大植物标本馆，查看中国植物标本。

胡秀英

在香港任教时，她课余踏遍香港山头，为香港植物留下了珍贵的记录。197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之后，胡秀英以不支薪的方式继续她的研究工作，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就是她的工作据点，她每天到野外采集，压标本，写作，从无间断。胡秀英介绍自己的工作习惯：“我不带水，吃的带一点，也不带多少，吃饱喝足做一天。要到山上去，工作累了就回来。回来还不算完，采标本后要压起来，压完后还要封起来，要烘干，钉起来放在标本馆里。所以回来还是有很多事。不容易，没有很多人愿意做这些事。”

胡秀英乐在其中，她笑着说：“高山、海边、湖边，香港没有我没去过的地方。年轻的时候有力气。”其实，她所说的“年轻的时候”已经是“退休的时候”了。退休后，胡秀英的足迹远至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泰国、印度、意大利、瑞士、比利时、英国等地。20世纪80年代初，胡秀英到内地九所大学巡回讲学，走了1.6万多里路。

胡秀英讲话中气十足，始终面带微笑。她说自己是运动家，喜欢玩，“爬山和打球是强项。打棒球我接球，打曲棍球我是领队，凡是玩的都有我。”问起她的养生之道，她报以一笑：“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放松，做不到的不要老放在脑子里。”她的生活十分简朴，家中洗过东西的水要拿去花园浇花，纸张定要写满。而她节省下来的钱，大多捐给学校、慈善机构。她是穷苦人家出身，一直靠奖学金读书，如今看到后辈有机会受益于奖学金，她很快乐。（撰文：余思之）

茅以升：心中有另一座桥

【人物简介】茅以升（1896—1989），江苏镇江人。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1919年获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教授，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教授、工科主任，国立河海工科大学校长，交通部唐山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江苏省水利厅厅长，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等职。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主持修建中国人自己设计并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钱塘江大桥，参与设计武汉长江大桥。编写《中国桥梁史》《中国的古桥和新桥》等。

我出生在父亲是名人的家庭里，从而决定了我一生与大多数中国人不同的命运。父亲因设计、领导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多年来，有关他和此桥的历史渊源——造桥、炸桥、修桥，已有大量文字记录，我无须再画蛇添足。

我曾在报刊上见过不少歌颂某些名人、要人的文章，作者还“烘云托月”地把他们的子女也捧上了天，使人看了难免喷饭！我父亲显然不是此类英雄豪杰。据我所知，他一生遇到的许多难题，无论工作上的，家庭方面的，还有许许多多有关他的“私”字的，在他离开这世界以前，都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没有能如愿。这当然是正常的：名人也是“人”，他也无法摆脱困扰“人”的种种局限、纠缠和七情六欲。

父亲的一生走过了不少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的辛酸坎坷路。我还记得他在晚年常常和我们谈的一段话：“人生乃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父母生了六个子女，虽然都留过学，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但我们后来的成就与幼年时代受父亲影响而产生的宏大志向都相去甚远，望父莫及，望己兴叹。如今，我们都垂垂老矣，回顾一生，壮志未酬，辜负了他的厚望，常引为终身憾事。

父亲的五个“早”

父亲有五个早，分别是大学毕业早（18岁）、留学早（21岁）、得博士学位早（24岁）、当大学教授早（25岁）、当大学校长早（29岁）。父亲从唐山路矿学堂（大学）毕业时不仅年岁早，而且成绩好，在校四年，年年考第一。

我小时候，母亲常对我说，大学里一位送信的邮递员，总是在学期终了来我家送信时和母亲随便聊起：“考第一名的又是那个小个子姓茅的，别看他的个子小，将来一定能干大事。”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位“姓茅的”就是她的丈夫。他的话后来果真应验了。之后，父亲考取了清华留美研究生，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还创造了“茅氏定律”（1919年10月，茅以升在美国的博士论文《桥梁框架之次应力》完成，全文共30多万字，在美国土木工程界引起强烈反响，其中提出的一些新力学理论被称为“茅氏定律”）。那时，他年仅24岁。

我想接着那位邮递员的话谈谈父亲的学习方法：他多次告诉我们，在学校上课，最重要的，除了自身无法改变的条件——天资外，就是要彻底地弄懂每天上的每一课的内容，不能等到明天；其次是把时间分配好，根据学科的难易合理安排时间表，严格执行，雷打不动。即使某一科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能完成，也不延长，留待日后补上，随即进入下一科，使各科均不落后，齐步向前。他的这种学习方法帮助他在求学的道路上一帆风顺。

我曾经照办过，效果很好，但未能持久。不少学者都提出过不同的学习方法，各有千秋，不可一概而论。但无论用什么方法，贵在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大家都承认运动好，但有多少人是经常运动的？所以，父亲常说：“知而不行，无济于事，只有坚持才是成功之母。”

把名人“之后”变为“之中”

父亲因领导建造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我家那时都认为，他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去美国留过学。因此，年轻时，我也把去美国留学看成是功成名就的必由之路。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学习从不横加干涉，他常对我们说，“只要学出个名堂来，学什么都可以。中国有句成语叫作‘名列前茅’。‘茅’字在此成语中的意思就是用一种叫‘白茅’的植物所编织的旌旗，它应该走在最前面。你们有幸姓‘茅’，不要辜负祖上传给你们的这个激励人上进的、稀有的好姓氏！”

他的民主精神可从他的子女所学的专业中得到答案：我们六个人中有学物理、文学、音乐、制药、地理、心理的，但没有一人是学桥梁的。可是，有时过分的民主也会让孩子们放任自流，步入迷途。我选择了音乐，更是有如“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他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在我的盲目坚持下尽力促成。

20世纪80年代，茅于润（左一）与父亲在北京南沙沟寓所。

父亲的数学很好，他年轻时能把圆周率背到小数点以后的第一百位。但很遗憾，他这份基因没有遗传给我。我那时在初中上学，对数学不感兴趣，有时还考不及格。后来，父亲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说是音乐可以陶冶、改变人的性格。于是他多方打听，想找个音乐老师来教我音乐。那时，我大约是10岁。正好，邻居中有一位叫丁继高的会拉小提琴，父亲就为我买了一架玩具小提琴，请他来教。那时，我把它当作我应该追求的人生的最大幸福、最大目标和最大的快乐。我暗自下了决心：将来也要做个小提琴家。

父亲心中一直有另一座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教育，让子女“成名成家”。我很小就知道父亲是个名人，因为在报上常常见到他的名字。在杭州时我常看见和他来往的客人如竺可桢、侯德榜，以及科学界的许多朋友。只见他们汽车出入（那时坐汽车的人很少），受人尊敬，他们的生活比普通人优越得多。我呢，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个名人“之后”。这个“之后”使我近水楼台先得月，窥见这月宫内的、芸芸众生以外的、显赫名人的另一种生活，羡慕不已，企盼不已。我立志把这名人“之后”变为“之中”。

书到今生读已迟

父亲常教导我：“人，一定要和某种事物联系在一起。现在人们一提到‘桥’就会想到我，希望以后人们一谈到‘小提琴’就会想到你。”

1940年，我考入了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1943年，我见到我校一位同学去了美国。她父亲是当时国民党的财政部次长。受其影响，我这留美夙愿不由得萌动，遂向父亲提出：“我也想去美国。”父亲造了钱塘江大桥后，在旧社会出了名，一个人有了“名”，就会有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我就是在他的这些社会关系的帮助下圆了这场美国梦。

我赴美前夕，父亲亲自为我买了《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宋词选》等书籍，还有毛笔、砚台、墨、宣纸这些“文房四宝”。他在机场给我的临别赠言，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你到美国去，千万不要把中文丢掉。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1/5，将来中文必有大用处。除了你的专业外，当然要在美国花大力气、大功夫把英文学好。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不花大功夫、大力气，是学不好的。千万不要学成个假洋鬼子，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英语句子，只会在中文里夹几个英文单词，而且别人还听不懂！一国的语言当然可以译成别国文字，但只能译故事情节，不能译‘诗’。各国语言都有它们自身的美，这个‘美’是翻译不出来的，我不相信英文能翻译唐诗、宋词；也不相信中文能译出莎翁和勃朗宁的诗的‘诗’意。唐诗之‘美’只能用中文来表现。所以，中文要学好，仅仅看白话文还不够，还要学一些古文。中文的感觉有一大部分来自古文，没有一定的古文修养，中文也难学好、写好。”但来美后，我忙于学校的功课、练琴、学英文，连一页中文也没有看过，一个毛笔字也没有写过，辜负了父亲的好意，今日思之，仍感十分愧疚。

不少人都知道，30多年前，翻译家傅雷先生写给他儿子的信札《傅雷家书》传播甚广。听到傅先生这本“家书”，我就联想到，父亲其实也有值得一谈的“家书”。1944年赴美留学期间，父亲为了提高我的英文水平，便用英文和我通信，我也用英文回信，他再把我每封信中的错误改正后寄回，作为我的一种英文作文练习。他在我的信上密密麻麻地用小字指出我在语法上、拼法上、习惯用法上的种种错误，我后来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像是一本很适用的小字典。他的信，除了提高我的英文水平，对我的学习方法、为人处世，也都大有裨益，我一直把它们当作至宝珍藏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红小兵抄走。

当时年幼无知，我完全不知道学音乐、学艺术、学文学，还需要具备与生俱来的种种条件，否则为什么古人说过那样一句至理名言——“书到今生读已迟”？这条件包括自身的、家庭的和社会的，缺一不可。世界上没有一位成功的音乐家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

美国给我最大的收获是它粉碎了我成名成家的美梦！使我懂得：美国并不能把庸才变成天才！于是，我就从云雾中的“音乐家”之梦坠落，在地面上安于做一个与我理想中的“家”字相去十万八千里、标有“教授”“主任”“演奏员”等头衔的音乐工作“者”而活到了今天。

回忆几十年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政治运动、上山下乡、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接受批判、斗争，成名成家之念早已不复存在。

“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地”

父亲于1933年至1937年间在杭州领导建造钱塘江大桥时，我们兄弟姐妹也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当时，他工作繁忙，我们虽有时同居一处，也常一两日不见。只要他偶尔回来早些，我们就拉他到客厅里去天南地北地话家常。谈话内容总离不开我们各自的“鸿鹄之志”：有的要当科学家，有的要当文学家，有的要当音乐家，有的要当心理学家，有的要当医生……父亲听后总是说：“无论你们要成什么名，当什么家，都要有真才实学，千万不可做个貌似巨人而实为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此类怪物我确实见过不少，他们最多也只是被某些要人、名人吹捧得昙花一现而已。”

他的话有新意、有深意，我们都铭刻在心，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1937年秋，日寇逼近杭州，我们一家人撤离到大后方。此后，这钱塘江畔的故居便成了我永恒的记忆。2007年，在阔别了杭州70年之后，我专程前往，重温旧日儿时梦。我最想见到的当然是我生活过的旧居和父亲办过公的一幢大楼。幸而我还记得那时我家的地址是西大街开化路8号，我访问了几位老人才找到。

从大门外见到它坍塌的围墙时，我感到恍如隔世。一进门，见到的是一切皆破旧。整个房屋经过“文革”浩劫、违章搭建、年久失修，千疮百孔。花园早已不复存在。草地上挤满了简易房屋，住了多户人家，大人、孩子，人声嘈杂，走廊上还挂着尿布，下面放着小马桶。这一景象令我惊愕不已。

我记得父亲当年使用过的办公大楼坐落在杭州闸口的一处小山冈上，父亲带我去过多次。他常在此用望远镜远眺大桥工程的进展，没想到这栋大楼已荡然无存。我站在小山冈上远眺，父亲的铜像和晨曦中的大桥尽收眼底。桥下江水滔滔，风帆点点，薄雾蒙蒙，如梦似幻。

70年来，我去过世界上的不少地方，见到过纽约的摩天大楼、斯德哥尔摩内海上灯光闪烁的夜景、孟买的一望无际的海滩……但常使我萦怀在心的还是钱塘江水流过的这块平常的、我独一无二的故乡。我不由得想起周邦彦的一诗句：“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地。”钱塘江水从大桥下奔流东去，也带着父亲一生的辛劳和成功的喜悦，从他子女们的心坎上流过。

父亲，您安息吧！（茅于润/口述　铁雷/整理）

王梦恕：大家都不说真话，社会就没希望了

【人物简介】王梦恕（1938—　），河南温县人。本科和研究生均就读于唐山铁道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现任北京交通大学中国隧道及地下工程试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铁总公司副总工程师，著名隧道及地下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主持了大瑶山隧道、北京地铁2号线等众多具有开创意义的工程，以及国内多条海底、江河水下隧道的设计、施工。

采访王梦恕的当天，笔者先乘地铁1号线，又在复兴门转2号线，然后在西直门站下车，王梦恕所在的北京交通大学就不远了。说起这两条地铁线，王梦恕和它们的缘分还真不浅。1965年1号线地铁开工，27岁的技术员王梦恕提出了贯通误差，这个重大发现让三万多张图纸重新进行了修改，工期推迟三个月。1986年，他在地铁复兴门折返线工程中创造了浅埋暗挖法，不但节省资金一亿多元，还成功开启了地铁的新时代。

时过境迁。如今，王梦恕为人所认识，更多是因为媒体上各种略显夸张的新闻标题。从2008年杭州地铁塌陷事故，到2011年的“7·23”动车追尾事故，再到2013年铁道部改革……每一次，他都会亮出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又大多与主流意见不符，有学者站出来反驳，有民众在网上抵制，他很少辩驳，却也从未因此收敛。

在屡次饱受争议发言的背后，王梦恕想表达什么样的价值观，他的发声又给社会带来了什么，对于这样的发言，执政者、管理者、专家学者、普通民众，该抱有怎样的态度……这不仅考验着发言者，也考验着这个社会的心性与智慧。

对高铁的不客观评价让他动怒

在科技工作者和公共领域发言人这两重身份上，王梦恕一直把自己定位为前者，但他还是被媒体称为“中国铁路代言人”。2011年“7·23”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他因为直言给自己惹来了麻烦。“动车信号技术和设备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来自于人员和管理”，此番言论引起轩然大波，质疑声铺天盖地而来。

几年后再次说起这事，王梦恕依旧很生气。让他生气的不是当时所承受的压力，“做人要学武则天，死后留块无字碑，任人评价。所以，我不在乎。但是如果大家都不说真话，社会就没希望了。”真正让他动怒的是对高铁技术的不客观评价，“机器设备和人工是相辅相成的，不是说设备一坏就要出大事故，很明显，这是责任问题。各个管理局不用专业技术人员，却把机车交给大学生。大学生不懂，又没经过系统培训，事故面前就慌了。我一直认为这才是追尾发生的根本原因。”

事故调查期间，王梦恕去日本开会，一名日本专家告诉他，新干线有次出事故死了106人，本来是技术问题，硬说成责任问题，表面重罚了司机，私下却给了他很多补贴，就是为了保护技术出口。最后，那位专家撂下一句话：“你们是责任问题，却要说成技术问题，自己否定自己，这是不爱国的表现。”

追尾事故后，中国高铁建设几近停滞，如今这种状况正在改变。王梦恕告诉笔者，中国正在构建全国8小时高铁圈。“除乌鲁木齐、拉萨外，所有省会到北京不超过8小时，省会之间也不超过8小时。”对此，王梦恕很满意，但对被热炒的铁路政企分开的改革，他又有了不同看法。“铁路是国家的生命线，不应该允许私营企业参加。有人写文章说铁路应该搞私有制、混合所有制，我明确反对，不但铁路，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都不能搞。如果一个企业既有公有制又有私有制，它很快就会因为利益的关系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造成国家资产流失。政府不管大中型企业还管什么，还有什么权力？为什么大家感到中国伟大，因为困难时中国能很快地把人力财力集中起来，进行抢救，这点在很多国家是看不到的。”在他看来，“该垄断的必须垄断”，“垄断不是个坏名词，国家经济命脉必须要垄断。把这些国有经济给了私人，就不叫垄断了？”

50年的工作经历以及感情倾注让王梦恕对交通这项事业爱之深、责之切。他可以赞誉、斥责、反思，唯一不能的，就是离开它。1995年，王梦恕成为第一批工程院院士，有单位以一个月3万元的工资挖他，他不干，“我去你那里当花瓶啊？”

少数派永远是个进行时

“很多人认识您，是通过媒体报道，您会不会觉得被标题党了？”听到这句话时，一直很严肃的王梦恕笑了。“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可能会把一句话断章取义。我不怕，真理在我这儿。”他又补充道：“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很多时候，王梦恕的确是个“少数派”。

2003年，南水北调以明渠为主，仅在穿过黄河以及一些城市地带时使用隧道的规划一出来，王梦恕就不认同：“这个不行，得改。”但最终，工程还是按照原规划开工了。“明渠浪费土地，投资从500多亿元增长到2000亿元，现在还没做完。95亿立方水，要给44个城市供水，等到了北京，也就没多少了，还要通过隧道引到官厅水库。官厅水库的水本来是可以直接喝的，而南水北调引来的水是中水，得处理，这要它干什么？如果埋在地下，不但花钱少，而且是干净水。”

2007年上海市决定建设沪杭磁悬浮上海机场联络线。王梦恕认为：磁悬浮只是一种昂贵的“交通玩具”，不符合“安全、可靠、适用、经济”四项铁路标准，不适于引入城市交通。他还写了篇批评磁悬浮的稿子让上海一家媒体刊登，媒体要求他在稿件上签字才能发表。王梦恕没犹豫，签了名，“我说的话我就敢负责”。

如今，隧道引水的主张得到了认可和重视，磁悬浮在几番争论之后也不了了之、归于平寂，似乎王梦恕这个“少数派”成功逆袭了。

然而对他来说，少数派永远是个进行时，他始终在表达“不同意见”。

地铁站台要加装屏蔽门，王梦恕觉得没必要。“说是怕人自杀，但自杀的能有几个？本来是2分钟一趟车，加了门变成了3分钟。现在，国内的地铁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豪华，七成的用电量都用在不该用的设备上，只有三成的电用在牵引地铁上，这是巨大的浪费。现在地铁设备上了20多个系统，减一半没什么问题。”

这样的话一说出来，又是反对声一片，有的批评很激烈，认为他轻视生命。王梦恕说：“我没考虑后果，得罪谁我也不考虑，我认为对的就说。”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他，在战乱流离中长大，坎坷的经历令他性格顽强。曾有人问他对什么体育活动感兴趣，他说是拳击，因为那是他少年时面对欺负的反抗手段。而此后几十年的一线工作经历，更让他在面对困难时，敢于说真话。倔强耿直，也就成了他的性格特点。

“只要对国家有好处，我一定要说”

王梦恕不但喜欢就自己熟知的铁路、隧道等领域发言，在其他话题上，他也爱说上几句，而且不只是说说而已。

2003年年底，奥运主场馆“鸟巢”开工。按照原方案，“鸟巢”有个顶盖，长200米、宽90米的顶棚可伸缩开闭。这样的设计让王梦恕想到了北京地铁1号线的密闭门，“修建时，考虑防护需要，在出口设置了三道门。第一道是防爆门，防止冲击波；后面两道是密闭门，防止毒气进来。门4米高，3米宽，重不到10吨，下面还有轨道，有时候都拉不开。更何况鸟巢的盖重1.8万吨，还是在钢轨构成的柔性轨道上。”同时，他认为，屋顶开孔过小，也会影响场馆的通风。

取消“鸟巢”的顶盖、扩大屋顶开孔，当王梦恕把这个意见反映给有关部门时，被拒绝了，因为这是瑞士的设计，很难改动，倔强的他直接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写信。闹了三个月后，北京奥组委在官方网站上发布消息：取消可开启屋盖、扩大屋顶开孔。王梦恕的建议带来了直接的社会效果：安全性得到进一步提高，用钢量比原设计减少了22.3％。

王梦恕把自己的这种执拗归结为坚持，“有些人是利益主义者，有些人是上面定了就做吧。但我觉得应该坚持真理，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我一定要说。”

王梦恕是人大代表，每次开会都会提好几个提案，而且重点提案他也会特别对待。“我不喜欢用电脑打印出来的文章，没有生命，看不到感情和思路。能上交到中央领导手里的提案，为了表达问题的重要性，我都用手写。”

若说哪个提案提得最久，恐怕要数“关于强制安装轮胎气压监测装置的建议”，从2009年，他连续五年提交。“尽管这不是我的专业，但当我听说每年全国因爆胎死亡达上万人时，我就坐不住了。”2013年5月，事情终于有了眉目，国家标准委向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达了《乘用车轮胎气压监测系统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国家标准项目计划，将完成计划的任务落实给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简称汽标委）。

王梦恕（肖翊摄于2014年3月）

王梦恕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紧跟全程，并认为汽标委秘书处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不能积极维护本土企业利益，明显带有为外企代言或者帮其争夺国内市场的主观意图”。相关单位开完会，给王梦恕回复说，不能强制要求安装中国制造的设备。王梦恕也很不客气：“现在中国高速铁路上跑的都是‘和谐号’，全都是中国制造，我们很自豪，但一看高速公路跑的是什么汽车？几乎全是国外品牌。”

2014年，王梦恕又拿出了一份“尽快完成强制性国家《乘用车轮胎气压监测系统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标准制定，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建议”的提案，他相信只要坚持就会带来转机。

“我不能落井下石”

谈事，王梦恕是直肠子；对人，他最看重品德。作为院士，他要推荐院士候选人。全国36个城市都在建地铁，每个地方的总工程师他都了解，最终他推荐了深圳地铁的总工。这名总工在施工现场，看到两米多高的简易房中搭了三层床铺，工人睡在上面腰都直不起来。于是他争取到一笔资金给工人们另盖房子，改善了条件。王梦恕听说后，还特意去调查，果真如此。

王梦恕带学生，第一条就是培养品德。他曾和一个已经当上院长的学生探讨养生之道，就八个字：简单生活，物我两忘。“别人说什么话，一概不理不听，但不要记恨他，也不要给他穿小鞋，要有一种大气。”

刘志军任铁道部部长期间，王梦恕不止一次与他发生激烈交锋，甚至公开表示，刘志军作风霸道，建设铁路不注重“科学化”。2003年年底，甘肃乌鞘岭隧道开工。作为当时最长的铁路隧道，原定工期是四年半，但刘志军要求28个月内贯通，众多专家敢怒不敢言。2004年10月，王梦恕让媒体记者扮成自己的学生前往调查。最终，媒体刊登了《争议“亚洲第一隧道”》的文章，引起重大反响。后来，铁道报的记者采访王梦恕，他直言道：“采访我干什么，我说的话你发得出来吗？”

刘志军被调查后，王梦恕反而不怎么批判他了。“他没倒台的时候，我批评很多；出问题了，我不能落井下石。在高铁发展方面，刘志军还是做了很多有用的事。第一条线路开通后，他敢坐到司机的位置上，一出问题他最先倒霉，所以施工单位也不敢乱来。后来搞不正之风被抓了，那是另外一回事。”

最后，他还不忘教训笔者一句：“作为媒体，你们要客观看待这些。”

的确，客观，是一个发言者的尺度，也是听众应该秉持的标准。尤其是当今社会，各种利益纠葛其间，各种面目的代言乱花渐欲迷人眼，更需要单纯且直言的专家。如何断定一个人的发言是否存在私心，不但要看他说了什么，更要看他做了什么，以及给社会带来了什么；不但要看他现在做什么，也要看他过去做了什么、未来会做什么——而时间会给出最客观的评判。（撰文：李雪）

梁从诫：梁启超之孙的“苦行僧”生活

【人物简介】梁从诫（1932—2010），祖籍广东新会，生于北京。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创办人、会长。1954年，毕业于清华历史系，曾师从陈翰笙先生攻读世界史研究生，毕业后赴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1999年，获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颁发的“地球奖”，以及国家林业局颁发的“大熊猫奖”。

一门三公尽忠烈，特立独行有几人？2010年10月28日下午4时06分，梁启超之孙、梁思成之子、自然之友创会会长、被誉为“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中国民间环保领袖”的梁从诫先生，走完了他78年的人生旅程，在北京世纪坛医院驾鹤西归，双目未瞑。

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我认识梁先生，是在1999年年初自然之友新春联谊会上。没有冠冕堂皇的条幅，没有利益纽带的牵连，一群热爱草原、喜欢河流的男女老幼聚集一堂，说着、笑着、唱着、跳着……身处其中，我的灵魂深受触动：想不到在这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一群纯洁的人！

朋友告诉我，旁边那位面带微笑的长者，就是鼎鼎大名的梁先生。

后来，我对梁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梁先生1932年出生于北京，祖籍广东新会。他的祖父是著名思想家梁启超，父亲是中国建筑史学奠基人梁思成，母亲林徽因是品貌超群的一代才女。父母给他起名“从诫”，是希望他能成为像北宋李诫那样的著名建筑师。后来，他因为考清华建筑系差了几分（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就是梁思成），1950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大学毕业后，除“文革”期间近十年下放江西劳动，梁先生一直从事历史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1988年，他辞去公职，应聘到民办中国文化书院任导师。从1989年开始，他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

1994年3月31日，已是“耳顺”之年的梁先生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注册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绿色书院（即自然之友），走上了“为无告的大自然请命”的漫漫征途。自然之友以“保护自然、善待自然”为宗旨，以推动公众的环境意识教育为己任，以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为基础，同时强调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保留对政府监督、批评的权利。

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曾说：“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然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塔里养尊处优；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就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思想的表现，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事实证明，季先生所言非虚：在自然之友十多年的催生、感召下，北京绿家园、地球村、天下溪……民间环保组织风生水起，数以万计；滇西北的原始森林免于刀斧；可可西里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建圆明园遗址的倡议被束之高阁；公众的环保知情权、监督权有了法律保障；环保公益诉讼开始破冰……

我们不求波澜壮阔，但的确需要水滴石穿的耐心

时至今日，强大行政命令下的污染治理依然阻力重重；十多年前，无权无钱的民间组织“管闲事”，其艰难困苦就更加可以想见。

梁先生曾应邀到某国家机关演讲，没料到前来听讲的只有五人。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如果我能在你们五个人心中种下五颗绿色的种子，我就很欣慰了。”

“我们不求波澜壮阔，但的确需要水滴石穿的耐心，一点一滴的坚持。”梁先生以他的勇气和执着，奋勇前行。

20世纪90年代，由于藏羚羊羊绒做的披肩“沙图什”是欧洲市场的奢侈品，大量藏羚羊被盗猎分子射杀，数量从几十万只锐减到7万余只。青海省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组织“野牦牛队”，与盗猎分子殊死搏斗，壮烈牺牲。环保志愿者杨欣写出《长江魂》一书，将书抵押给企业，为建“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筹集资金。梁先生得知此事后，立即给杨欣打电话：“你到北京来，我给你组织演讲报告会，咱们一个学校一个学校讲，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卖书！”那个炎热的夏天，梁先生带领杨欣等挥汗如雨，马不停蹄地在各大高校演讲，卖书筹款。

1999年2月，梁先生又上书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林业局，呼吁建立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联防制度。

同年5月，67岁的梁先生前往海拔近4000米、空气稀薄的可可西里，亲手把从盗猎分子手中缴获的藏羚羊皮付之一炬。在返程途中，意外发生车祸，梁先生右肩脱臼、胸部挫伤，险些丧命。但在后来接受采访时，梁先生对此只字未提。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

梁先生和自然之友专职工作人员的名片，都是用废纸印的，是我见过的最寒碜的名片。其办公室的许多办公用品，如打印机、文件柜、保险柜……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罩在椅子上的布套，是会员们自己在家缝好后带去的；就连梁先生坐的沙发，都是捡来的破烂。

梁先生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过一种最简单的生活。

我曾跟梁先生出过两次差。吃饭时，看到他从一个小布袋里掏出一双筷子、一把勺子，我既感意外，又觉惭愧。2008年春节前，我和自然之友代理总干事刘勇等，拿着自己准备的饭菜，到梁先生家提前过年聚餐。两室一厅的房子几十年没有装修了，屋里的家具看不到一件新的。我们吃的最贵的一个菜，是他家保姆做的萝卜炖排骨，梁先生自己，则只吃一碗面条。

梁先生的夫人方晶，讲过这样一件趣事。2000年8月，梁先生要到菲律宾领麦格赛赛奖（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大家都劝他说，那么正式的场合，应该有两套正式的衣服。夫人陪他去国贸买衣服，路上他说：“如果不是因为这回买‘大礼服’，我一辈子也不会去这种地方。”衣服买回来，大家让他穿上走两步看看，结果怎么看怎么别扭：他脚上的老式三接头皮鞋和新衣服太不相配了，那双鞋还是1979年去日本时买的。大家吵着让他再买双新皮鞋，他说：“没关系，到时候我把脸上的表情搞得丰富点，让他们只注意我的上半身不就行了嘛！”

2009年梁从诫在北京家中。

对这样的“苦行僧”生活，梁先生很满足。他说：“人还是应该有一种精神，有一点追求。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大家看到梁先生的照片，多是面带微笑、和蔼可亲的。其实，他更有“厉”的一面：对那些蛮横霸道的官员和财大气粗的老板，梁先生从来是不畏不退，有时候甚至会疾言厉色，拍案而起。

2001年3月的一天，自然之友、绿家园、地球村等三家环保NGO（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与北京市的政府官员举办了一个“城市河道治理对话会”。会中，某负责人姗姗来迟不说，还对会场横幅上的“对话会”极为不悦：“要早知道是‘对话会’，我就不来了！”

“对话会”开始后，这位负责人滔滔不绝，大谈北京市的水利工作如何成就巨大。这时，坐在台下的梁先生拿起话筒，打断话头，力陈目前的生态困境。两人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这位负责人绷不住了，站起身，以极为严厉的口气，责令“所有媒体一律不准报道，谁报道追究谁的责任”，然后扬长而去。

即便是对“外国贵宾”，梁先生也毫不客气。1999年，他应邀到上海参加全球500强财富论坛。面对台下的各路经济巨头，梁先生直言不讳：你们无非是要到中国来推销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就是一些消费主义的理念……可是，如果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你们那种生活，中国的资源能支撑得起吗？按1990年官方统计，中国人均能耗只有美国的1/14，如果现在中国要达到美国1990年的生活水平，把全世界的能源供应中国都还不够。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你们想过要承担什么责任没有？！

在许多场合，梁先生就是这样“不受欢迎”的人，为此招来不少“出风头”“冒傻气”之类的风凉话。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梁先生坦陈心曲：“从祖父梁启超到父亲梁思成，再到我，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不能不尽力量，为这个社会、这块土地、这个民族，给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梁先生曾经写道：亿万人的警觉，会形成宏伟的力量，而亿万人的无知和漫不经心，也会给地球带来沉重的负担，乃至巨大的灾难。

我只想借用诗人臧克家悼念鲁迅先生的话，献给梁先生的在天之灵：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撰文：赵永新）

吴良镛：诗意地居住为何这么难

【人物简介】吴良镛（1922—　），生于江苏南京。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中国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先后获得世界人居奖、国际建筑师协会屈米奖、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陈嘉庚科学奖、何梁何利奖以及美、法、俄等国授予的多个荣誉称号。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吴良镛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吴良镛教授办公室门口，挂着他多年前手书的四个字：“匠人营国”。他把自己比作一个匠人，用建筑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它出自《周礼·考工记》，梁思成先生自谦为‘拙匠’，清华建筑系是‘拙匠之门’。”2012年2月14日，吴良镛这位“匠人”在人民大会堂获得了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第一次授予一位建筑学家。

2012年3月9日，看着吴良镛在助手的虚扶下拄着拐杖缓慢地走进办公室，笔者实在无法把他和纪录片资料中那个连摄像机都追不上的老人联系在一起。不过那招牌式的憨厚笑容一点都没变，他边走边笑着说：“我现在是半个残疾人了。”2008年夏天在工地的一次中风，差点让他再也站不起来。

他慢慢地走到桌前，坐下，拿出眼镜戴上，再慢慢地掏出助听器塞到耳朵里，同时自嘲：“别人是武装到牙齿，我是武装到耳朵。”他说话语速很慢，音量也很低，让人不由地竖起耳朵。这一切都在提醒人们，这位还有两个月就90岁的老人的身体里，蕴藏着太多的故事与智慧。但他在采访开始后的第一句话却是：“你的一些问题我可能答不上来，因为我自己对现实也有很多困惑。”

恩师以“百废待兴”劝他回国

“秦淮缓缓流呀，盘古到如今。江南锦绣，金陵风雅情呀。瞻园里，堂阔宇深深呀。白鹭洲，水涟涟，世外桃源呀。”1922年5月7日，吴良镛出生在江苏南京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家住中华门附近，幼年也曾领略过十里秦淮的繁华与风情。

但好景不长，吴良镛记事后，目睹的多是这座六朝古都的衰败过程。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他随家人逃难到四川。“当时，各地的流亡教师和流亡学生都到了四川，组建了国立二中。”校址最终定在了合川的濮岩寺，一座修建于唐朝的庙宇。

“1940年我高中毕业参加大学考试，最后一门考完后，中午我正睡觉，日本人开始轰炸了，我们赶紧躲到防空洞里。一时间，地动山摇，火光冲天，瓦砾碎片、灰土不断落下来。当我们从防空洞出来时，发现大街小巷狼藉一片，合川大半座城都被大火吞噬。”颠沛流离的命运和满目疮痍的国家，让吴良镛对一个稳定、舒适的居所有着特殊的向往。这大概也是他选择学建筑的一个原因。

吴良镛考进了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后，他加入中国远征军，在云南的滇缅边境对日作战，1945年抗战胜利前，他回到重庆。

“当时，我对前途比较迷茫，只想着回到大学继续读书，直到遇到梁思成先生。”大学时，吴良镛因一篇文章而被梁思成看中。抗战胜利后，梁思成与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开始筹备清华建筑系，吴良镛也来帮忙。在此期间，他还认识了梁思成的夫人、女建筑学家林徽因，从此开始了与梁、林的师徒情谊。“他们给我指明了人生道路，从那时开始了我一生的事业。”

清华建筑系建系之初，梁思成赴美讲学，吴良镛和林徽因成为系里仅有的两名教员。1948年夏天，梁思成推荐吴良镛到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深造。在著名建筑师沙里宁的指导下，吴良镛开始探索中西交汇、古今结合的建筑新路。他的作品屡次获奖，在美国建筑界崭露头角。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给吴良镛寄去一封信，信中“百废待兴”四个字，让他重新想起儿时的苦难与梦想。1950年，吴良镛回到清华大学。1959年，他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1984年退休后，筹建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1995年，已73岁高龄的吴老，又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

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曾经说过：“不管你到哪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会说起吴良镛。”事实上，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吴老在国内却绝非被人们追捧的名人，但很多人都受惠于他的理念和思想——他参与过北京、北海、三亚、张家港、深圳、无锡、苏州等城市的规划设计，主持了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校园的设计，参加了长安街规划、国家图书馆的建筑设计，并组织编撰了中国第一本城乡规划教科书。

北京城改造就像剃头

在北京人艺的话剧《全家福》里，老北京的建筑工人王满堂在拆除东直门城楼的工地上发了一天呆。回来后家人问他干什么去了，他眼里噙着泪说：“给东直门送行，一个建筑不在了，犹如一个相濡以沫的老朋友不在了，我想再看它一眼……”

从1915年开始，东直门就在一点点地被拆减，直到1969年东直门城楼被拆除。而这仅仅是古建筑命运的一个缩影。现实中比王满堂更激烈的，是吴良镛的老师梁思成。他的晚年就是在为保护北京古建筑的奔走呼号中度过的，他曾大声疾呼：“拆一座城楼就是剜掉我一块肉！”

梁思成的理念被吴良镛保留了下来：“过去100年，在激烈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中，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是史无前例的。北京的旧城不能让它再毁坏下去了，它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

早在1978年，吴良镛就开始对北京旧城整治进行研究。他认为，北京的旧城改造，不仅要满足现代生活的舒适要求，还要与原有的历史环境密切结合。他提出了“有机更新”理论和建造“类四合院”住房体系的构想。在这一构想下，吴良镛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菊儿胡同41号院诞生了。

菊儿胡同位于北京市中心城区，41号院原来是那种老电影上常见的环境最恶劣的大杂院：人满为患，40多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一下雨就发水灾。1987年，吴良镛接手了菊儿胡同改造工程，把41号院建成了由几栋白墙黛瓦三层小楼构成的类四合院建筑，由于空间应用合理，三层楼容纳了普通楼房五层的人口。整个院子充满了苏州园林的诗情画意，甚至保留了原有的古树。1992年，菊儿胡同改造获得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1993年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

然而，菊儿胡同的三期改造工程却因开发商称“亏本”而搁浅，吴良镛的改造理念再没得到推广。“有人说，菊儿胡同没有价值、没有典型性，别的地方盖不了。其实，我并不是要所有的房子都盖成菊儿胡同，只是希望不同的地区能根据自身条件，改造出它的特色。”

现实让吴良镛失望了，北京城改造的速度和方式，在他看来就像剃头，“北京已经像一个瘌痢头，出现了一片片‘平庸的建筑’和‘平庸的街区’。如此无视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作‘地皮’来处理，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作‘纸浆’，将商周青铜器当作‘废铜’来使用”。

痛批千城一面

作为一名建筑师，吴良镛心里有着一份对人性的敏锐体察和重视，“与公共建筑相比，我更在意民居。因为民惟邦本，普通人的居住问题是建筑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

1990年7月，钱学森致信吴良镛：“我近年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能不能把中国的山水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和中国的山水画融合在一起，创立‘山水城市’的概念？人离开自然又返回自然。”或许是从中得到了灵感，吴良镛始终把“诗意地居住”挂在嘴边。“我毕生追求的就是要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

1993年，吴良镛提出人居环境科学的概念，得到了全球建筑界的承认。“人居环境，就是人、建筑物乃至于自然环境，是相互协调的一个住所。人居环境，首先讲究秩序：从时间上讲，怎样前后相匹配；从地域来讲，每个地域有每个地域的特点；从环境来讲，要宜居、适合人类居住。”

1999年，国际建协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吴良镛起草了《北京宪章》，提出“建设一个美好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和目标”。

但现实的残酷让吴良镛的理论很难施展。他喜欢玩一个游戏，收集中国大城市高楼林立的照片，让人猜是哪个城市。即便是专业的建筑师，也没有几个能猜中。“千城一面”的现象，几乎成了中国城市的通病。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一些城市“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精英文化，轻大众关怀；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地方特色；重表面文章，轻制度完善”，“好的拆了，烂的更烂”。

建筑师要有赴汤蹈火的热情

吴老就住在清华大学校园里，一周有三四天会来办公室。每次过来，他都会拖个买菜的小拖车，上面放着公文包。这位见人就笑的矮胖小老头，却有着对现实问题的犀利洞察和赳赳诘问，他的内心满怀忧思。

笔者：您曾多次公开发问：“中国建筑规划市场热火朝天，为何中国建筑师一般只作为合作者，充当配角？”现在您找到答案了吗？

吴良镛：不能说完全找到了，但我能说说我的理解。首先是建筑师的定位问题，建筑师与社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而每个时代又对建筑师的要求有所不同，但不管怎样改变，一定要牢记对人的关切，同时具有赴汤蹈火的热情和无限的忠诚。现在并不是每个建筑师都能这么定位自己。

另外中国社会还有一个缺点，就是长官意志对建筑规划的影响太严重。当然，不能说所有的长官都不懂建筑、没有真知灼见，但必须要平等地交流和讨论。现在建筑师不敢也不能改变长官意志，我也有这样的亲身经历，设计一幢房子要耗费相当多的精力，其中一大部分不在设计本身，而在于处理各种矛盾。这个问题不解决，建筑师无法当上主角。

自古太守多诗人。希望作为城市规划决策者的领导人，都能具有诗人的情怀、旅行家的阅历、哲学家的思维、科学家的严格、史学家的渊博和革命家的情操。

笔者：您经历过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而如今中国大师越来越少了。您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吴良镛：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我也问过自己好多次了。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就想谈一点，是社会评价标准的问题。做学问要有安贫乐道的精神，现在社会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有没有钱。这样怎么能安心做学问？我年轻时生活条件比现在差多了，但我没有放弃学术追求，因为当时的评价标准不是这样，中国的传统道德和责任感才是我求学的动力。

笔者：现在普通人在城市辛苦打拼，为的只是不大的容身之地，您倡导的“诗意地居住”对他们而言，似乎是个奢求。

吴良镛：我三年前住院，很多医生护士都问我：“您是搞建筑的，我现在想买房，可房价太高了，我该不该出手？多少价位合适？”我真的没法回答他们，这个问题太难了。

梁先生提过“住者有其房”，建筑师不管是设计豪宅还是民居，都应该有职业责任感，就是让中下层老百姓都有房住。学了60多年的建筑，看到很多人无法安居乐业，我心里十分难受。人人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安定。出现这种情况，是社会的失职，社会要负起这个责任来。（撰文：孙夏力）

陈志华：乡土建筑就是一部史书

【人物简介】陈志华（1929—　），祖籍河北东光，生于浙江宁波。1947年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49年转营建系，系主任梁思成。1952年毕业于建筑系，当年留校任教至1994年退休。自1989年60岁时始与楼庆西、李秋香组创“乡土建筑研究组”，对我国乡土建筑进行研究，对乡土建筑遗产进行保护。每年春秋两季带学生上山下乡，进行乡土古建调查。专著有《外国建筑史》《外国造园艺术》《北窗杂记》《意大利古建筑散记》《外国古建筑二十讲》等。

腰带宽的土路上，前后行驶着一辆农用车和一辆搭篷小三轮，前车过处，尘土飞扬，三轮车里挤着12个人，个个黄土满面，还有两人挂在车外，使劲扒住篷边。有些时候他们得和家养牲畜同坐一车，和叫花子睡在一起，有时一觉醒来，他们会发现麻雀屎落了一身。这群人中还有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

这是陈志华带着学生下乡的场景。陈志华，清华大学的建筑学专家，在研究了30年外国建筑史之后，转向乡土建筑的保护，一做就是20年。他坚持文物保护的国际标准，主持了十多个乡村古村落的记录和测绘，他编著的《中国古村落》丛书等著作，让一大批热爱传统建筑的人找到了精神家园。

在清华大学建筑馆303房间，笔者推开一扇贴着门神画的大门，见到了陈志华。他穿着旧外套靠在椅子上，露出里面的摄影马甲。每当说到激动之处，他的右眼便会努力睁大些。笔者后来才得知，因为长期查看缩微拍摄的家谱，陈志华的右眼在20年前因视网膜脱落而失明。

梁思成的“半路弟子”

陈志华1929年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8岁时从杭州考入清华大学，在潘光旦教授门下学习社会学。“因为崇拜梁先生和林先生，我特别爱打听他们主持的建筑系的事”，第二年校庆期间，陈志华一大早就跑到建筑系去看展览。“住者有其房”的口号一下子抓住了他的心，建筑学成为陈志华心目中一个充满生活气息和人情味的专业。

陈志华

在清华大学待了两年后，陈志华鼓起勇气找到梁思成家中。梁思成和林徽因正在用午餐，陈志华非常紧张地表达了他要求转系的愿望。“梁先生问我对建筑学有什么看法，我把在校庆展览会上想到的结结巴巴地全说了。梁先生听了很高兴，立即说：好，好，太好了，建筑系欢迎你。”于是，陈志华放弃了在社会学系两年的学历，成了梁思成的“半路弟子”。

毕业后，陈志华最初干过工地技术员，当过工会小干部。1952年苏联专家离开后，他开始在清华建筑系讲授外国建筑史和建筑设计初步，20世纪60年代，他写成50万字的《外国建筑史》，一直是高等学校的教学参考书。

初在清华任教时，陈志华曾向林徽因求教。林徽因教导陈志华，应该教学生也就是未来的建筑师，树立“建筑学是人学”的理念。林徽因向他介绍自己设计的清华大学教师住宅：厨房窗子应该对着好朝向，因为主妇一天有很多时间花在厨房里，既要保证她们健康，又要使她们心情愉快。“林先生还解释过为什么要把一面暖墙造在大门里，为的是抵御开门时候漏进来的冷风。”此后，不论各种建筑思潮怎么变，陈志华坚持“以人为本”这个终极目标，始终不动摇。

和时间赛跑

20世纪80年代，陈志华出国考察，发现了中西方对传统建筑保护的巨大差距。陈志华曾到意大利访问，在一条有700多年历史的巷子里，退休老人们自发组织起来研究巷子的历史，并由市政府出资出版了十几本专著。这对陈志华的触动很大，他开始呼吁保护大型建筑形式之外的传统建筑。

1983年，陈志华在清华开设了文物建筑保护课程。1989年，陈志华和同事受邀在浙江龙游县的祠堂进行测绘。自此，他开始了对乡土建筑的系统调查。从1989年至今，每年春秋两季，陈志华都会带上一批学生上山下乡。就这样，在年过六十岁，退休了以后，陈志华放下研究了几十年的外国建筑，开始研究乡土建筑。

陈志华去过100多个村落，当他眼见着那么多珍贵的乡土建筑被糟蹋甚至摧毁，痛苦得泪流满面。陈志华说，他的工作就是和时间赛跑。在浙江新叶村，有人告诉陈志华，楠溪江的山泉村有个很完整的大宗祠，里面挂有83块匾，有状元、进士的功名录取，也有做寿的。全浙江仅剩下这一个村，非常有价值。陈志华听后非常警觉，第二天一早就赶山路跑到村里，结果祠堂在前一天已经烧成灰，柱子还在冒烟。

也是在楠溪江，永嘉县副县长介绍自己的老家水口有个很好的建筑群。陈志华一天都不敢拖，赶快跟他去。刚到村口，副县长就蹲在地上，抱着头哭。“两三年没回去，那么高高兴兴带我们去，一看都拆掉了。”陈志华眼神里泛出一丝悲凉。

他对笔者说：“梁启超曾经说过，二十四史讲的都是帝王家谱，全部读完还是不知道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乡土建筑作为乡土社会的史书，清晰地记录下农村的历史与习俗、生活和思想，正好补充了那半部历史。不研究乡土文化和乡土生活，就没有完整的中国历史。而现在，我们正无可奈何地失去这些珍贵的乡土建筑。无力回天，只能用全部的精力抢救性地做些研究工作。”

建造纸上乡土建筑博物馆

在中国，陈志华是坚持用田野调查研究乡土建筑的第一人，而日本人和美国人已经捷足先登。陈志华测绘的经费很少，出去一次只能拍几个胶卷，每次拍照片都得掰着指头算。一次在新叶村调查时，在隔壁一个村子里工作的日本专家跟他说：“陈老师你们不要拍了，你们要什么图片都跟我拿吧，我全都有。将来中国乡土建筑的资料中心在东京。”陈志华和同事都知道，在学术上必须打赢这场国际竞赛，中国乡土建筑的研究中心应该在中国。辛苦而严谨的工作终于取得了成果，如今，当陈志华在书店里，见到美国人和日本人写的书时，他骄傲地说：“我们的学术质量远远胜过了他们。”

乡土古建筑学术丛书《中华遗产·乡土建筑》一套8本，是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三位教授带领清华师生，近20年调查、研究和保护古村落与古建筑的学术成果。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评价这套书：“生动的文字、精美的图像，看了之后，真有一座座纸上乡土古建筑博物馆之感。”（撰文：刘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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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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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一粒种子造福世界

李振声：不愿做科学界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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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超豪：杨振宁称赞他站在高山之巅

师昌绪：“好管闲事”的科学家

郑哲敏：爆炸传奇

李爱珍：“科学不能今天栽树明天摘果”

胡秀英：会走路的植物百科全书

茅以升：心中有另一座桥

王梦恕：大家都不说真话，社会就没希望了

梁从诫：梁启超之孙的“苦行僧”生活

吴良镛：诗意地居住为何这么难

陈志华：乡土建筑就是一部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