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点评《最残酷的夏天》

译者序 传言与真相

序 幕

第一部分 绚烂的星火之战

第二部分 死尸军官

第三部分 死亡的灰色国度

落 幕

后 记

点评《最残酷的夏天》

“如果有评论说《最残酷的夏天》是有关越南战争的最佳书籍，这都是对此书的一种轻蔑。《最残酷的夏天》是一本顶住危险、离经叛道的著作，它首次要求——这种要求含蓄隐晦，恰是因此却越发强烈——读者自我拷问：换作是我，将会何去何从？我存活下来的概率有多大？自我意识被践踏、被颠覆，不复重要，读者不禁思考那令人绝望的可能性，在自己道德观念的安全网上，也许存有漏洞。这令人惊恐莫名，而《最残酷的夏天》恰是一本令人不寒而栗的著作。即便是最坚强的人，也会因此而潸然泪下。”

——约翰·格里格力·杜纳（John Gregory Dunne），

《洛杉矶时报书评（Los Angeles Times Book Review）》(头版)

“这是我所撰写过的书评中最沉甸甸的一篇。我想告诉大家，《最残酷的夏天》是对我们的污点——越南战争——最摄人心魄、最直击灵魂的个人记载。的确如此，然而，你是否愿意开卷阅读？哦，我真希望自己能掌控你的生活，这一刻就好。如果你不读《最残酷的夏天》，我就扇你一个耳光，抢走你第一个孩子，冻结你的信用卡，什么我都干得出来。赶紧读！我现在已经病态般地迷恋上这本书了。”

——D·凯斯·马诺（D.Keith Mano），

《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

“我希望，那些有能力改变未来外交和军事走向的人们能将卡普托的这本书摆在床头。本书措辞严厉，言语坦诚，字字珠玑，每句话都发自肺腑，让人们理解了斗争的诱惑性。本书不可小觑,甚至可以说本书寓意深远。”

——玛格丽特·曼宁（Margaret Manning），

《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

“如果某人曾亲历过战争的残酷和龌龊，那他对战争的厌恶和憎恨往往令人信服，合情合理。但是，卡普托（Caputo）坚信，对于很多人而言，包括他本人，战火硝烟和直面死亡所带来的情绪往往接近癫狂之喜，夹杂着疑惑与焦虑，这种说法同样令人深信不疑。战争如同强劲的毒品，自然能带来近乎超验之感。菲利普·卡普托（Philip Caputo）在本书中用动人而又诚挚的笔墨描绘了恐惧与勇气，最真实地记述了直面死亡与深渊的经历。我们永远相信，他是一位勇士，那场‘绚烂的星火之战’成了一场令人心惊肉跳的梦魇，几乎将他淹没丧命，而在这之后，他依旧继续战斗。”

——威廉姆·斯特隆（William Styron），

《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只有一名勇士才能写出《最残酷的夏天》；他是一位勇敢的斗士、诚实的男人、刚劲的作家。他的作品阴森惊悚，大获成功，将会流传永久。”

——斯蒂芬·贝克（Stephen Becker），

《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ews）》

“每一场战争似乎都有人论述：在我看来，卡普托精准地指出了我们在越南战争中的所有损失。”

——C· D· B·布莱恩（C.D.B.Bryan），

《周六评论（Saturday Review）》

“《最残酷的夏天》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其道德的深度和拷问，更是一部对战争现场的绝佳记述。”

——杰弗里·沃尔夫（Geoffrey Wolff），

《新时代（New Times）》

“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著作——不为别的，就为其反战的精彩论述。本书精妙绝伦。”

——泰利·安德森（Terry Anderson），

《丹佛邮报（Denver Post）》

“在这本刚劲有力的著作中，卡普托完成了一件我们绝大多数人必须完成的事：面对内心的敌人，熬过伤痛。”

——皮特·J·欧格尼本（Peter J· Ognibene），

《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The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这些讯息是新闻记者无法提供给我们的，它们来自黑暗之心。我们等了太久太久。”

——《新闻周刊（Newsweek）》

献　给

休·约翰·苏利万（Hugh John Sullivan）中士

海军陆战队第三师第一营C连

1965年6月，殉职

以及

沃尔特·奈夫利·列维（Walter Neville Levy）上尉

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一营C连

1965年9月，殉职

译者序 传言与真相

未经历过烽火狼烟的人从何得知战争的真相？古今中外，总有很多人以不同方式，或口述或手写，向我们讲述那些金戈铁马的英勇、白骨露野的残酷、天各一方的凄楚。步入科技新时代，我们还能观看影像资料，从而有种身临其境之感，于是乎，我们自认为握住了战争的真相。然而，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乃至于摸到的，是否就是真的？我们能判断尸首的归属，那么人心的虚实呢？

太平盛世的人们难免觉得战场之人是某种意义上的刽子手，即便是保家卫国的同胞也绝不例外。我们没少听有些国家军队的虐囚丑闻，这种想法愈发有了现实证据。而另一方面，身陷战火硝烟的人看到的却是铁血丹心、生死一线和战友情谊。双方各执一词，让原本就黑白难辨的战争愈发扑朔迷离。

菲利普·卡普托先生多少为我们揭开了迷雾。在他这部被誉为“越战文学经典之作”的回忆录里，没有精密高超的战略部署，没有跌宕起伏的峰回路转，没有誓死效忠的爱国高歌，只有光怪陆离的军队高层、无边无际的焦灼不安、善恶摇摆的叵测人心。

全书原文分为五大块，先是拉开幕布的“序幕”，接着是三大章正文（每章细分为数小节），最后是画上句号的“落幕”（包含一篇“后记”）。全文基本依照时间顺序推进，只是在有些地方恰如其分带领读者回忆过往的纯真，相形之下，眼下的枪林弹雨愈显惨不忍睹。恰恰是散落其间的对照，更让人感受到受制于环境的人心变幻。或许是因为作者从海军陆战队退伍之后从事过战地记者的关系，外加原文不少地方间接显示，作者一直是个文学爱好者，因此，本文不论是篇章组织、说事记人、心理刻画还是措词造句都相当显见其语言功力，皴染式的宏大背景和工笔式的细处着墨相得益彰。

这无疑让这次翻译之旅多了几分挑战。原文出现的人物，很多只是三言两语简单勾勒，可一个个栩栩如生，枪炮的你来我往，人心的左右摇摆，都让这次翻译颇有难度。不过，翻译的魅力恰在此处。翻译之乐不在于脱离原文缚在译者身上的“脚镣”自由乱舞，而是即便受“脚镣”所限，译者依旧跳得自在，观众看得痴迷。这无疑是我作为一名译员的毕生所求。然而可惜的是自己仍才疏学浅、技艺不精，这段“脚镣舞”若有进退磕绊之处，还望观者见谅。最后，感谢那些在幕前幕后提携鼓励我的人们。

蒋小虎

2013年初秋时节于南京夫子庙

你曾耳闻历代战争和战争传言。每每闻之，大可不必坐立不安，凡此种种必将灰飞烟灭，然终点依旧遥不可及。国家彼此宣战，朝代相互恶斗，方能更迭取代。硝烟弥漫之中，你终难脱身，身陷死亡。然能熬至终点，则可救赎解脱。

——《马太福音》

序 幕

你沉沉睡去，

身边的我注视着你，

听见你浅声梦语，

那些铁血战斗的传奇。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

此书绝非一部历史著作。它不是要去指控那些带我们进入印度支那半岛的先人——他们犯下的错，却用无辜平民的献血来补偿。总体而言，此书只不过是讲述战争的故事，讲述战火之中，人们的所作所为，以及战争对这些人的影响。严格来讲，此书是一位士兵在回忆我们历时最长的冲突——这是我们仅有的一次失败，书中记载了士兵漫长而又苦楚的切身经历。

1965年3月8日，那时的我还是一名年轻的步兵，我跟随海军陆战队远征军第九旅的一支营在岘港（越南港口城市）着陆，这是美国派去印度支那半岛的首支分队。1975年4月，我以新闻记者的身份重返故地，报道了共产党战争，那次冲突以西贡失守而告终。我是在越南战斗的首批美国人之一，也是最后一批撤离的人员，就在撤离的数小时之后，北越军（North Vietnamese Army）攻入首都。

本书主要忆及了1965年至1966年间，我服役海军陆战队的经历。本书末尾附上一篇我撰写的后记，简要讲述了美国撤离的故事。两次事件相隔不过十年，然而美国带着耻辱从越南撤退，想想当年入侵越南时我们的信心满怀，比照之下，似乎隔着整整一个世纪之久。

对于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尚未成年的美国人而言，那段岁月恐怕难以揣测——举国上下都沉湎在骄傲自豪和过度自信的情绪里。我们旅的3500名士兵绝大多数出生在“二战”期间，或是“二战”结束不后久，他们身下刻着那个时代的烙印，那是肯尼迪创造的“卡米洛时代”[1]。那个年代到处弥漫着令人热血沸腾的气氛，加之年少轻狂，我们带着满脑子幻想来到海外。

年轻人往往对战争一无所知，因此便心驰神往。“扪心自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肯尼迪向我们发出的挑战点燃了我们内心深处到异国他乡大干一场的理想，我们不由自主地穿上军装。那时的美国貌似无所不能：她仍旧可以宣扬自己屡战屡胜。我们也坚信自己肩负使命，要将美国的政治信念传播到世界各地。与18世纪末的法国士兵如出一辙，我们自认为在“这场必胜的战局”中，我们绝不会是失败者。因此，三月潮湿的午后，我们背着行囊和步枪，行走在水稻田里，心中暗想，越共分子很快就会乖乖就擒，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崇高善举。行囊和步枪依旧在我们肩上。然而那种信念，不复存焉。

我们曾藐视那帮农民游击队，事实上，我们的敌手意志坚定、不惧死亡，死亡名单每周都在增加，鲜血淋淋令人不敢直视，有了这些发现之后，我们先前的壮志酬酬彻底崩塌。八月，曾被视为惊险刺激的远征变成了一场让人心力憔悴、无的放矢的消耗战，我们不再为了心中崇高的理想而战，只想保住性命。

撰写这场战争的回忆录绝非易事。曾几何时，我希望自己不过是一次传统战争的退役老兵，为了某项事业，经历过热血战火和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而不是翻来覆去的伏击和交火。然而，我们没能经历诺曼底或葛底斯堡，没能经历那些史诗般的冲突，从而决定军队甚至国家的命途。我们的战斗，绝大部分只是为期数周、料想之中的等待，期间还举行莫名其妙的演练，我们穿行在热带丛林里和沼泽地里，练习危险的搜人行动，那里潜伏着狙击手，不停地“袭击”我们，还有各种恶作剧般的陷阱，要将我们一个个拿下。

我们的日子枯燥乏味，时不时会有大范围的搜捕破坏任务，这时我们才能稍微提起精神。不过，历经驾驶领队直升机在某着陆区落地的狂喜之后，往往是日复一日顶着炎日行军，靴子陷在泥土里，火辣辣的太阳恨不得烧掉我们的头盔，在遥远的树林里，看不见的敌人对我们开火。北越军与我们为数不多的正面交火，是我们仅有的兴奋时刻；不是寻常意义的那种兴奋，而是近乎癫狂的与人接触的激动之情。隐忍数周之久的紧张情绪，终于在那短短的几分钟内得到爆发——丧失理智的暴力，撕心裂肺的尖叫，极尽所能的辱骂。手榴弹发出阵阵爆炸声，自动步枪快速射击声久久回荡。

这种交火除了每周新添数位逝者，再没有别的成果，军事史上不会有记载，西点军校学员们也不会拿来当教材。尽管如此，它们却改变并教育了身处其中的我们；在这些渐渐被人遗忘的短暂交火之中，我们学会了有关恐惧、胆怯、勇气、苦难、残酷和战友的古老教训。最为重要的是，在一个习惯将自己视为永不陨殁的年岁里，我们认识了死亡。曾经的幻想，最后不知去向，而对于寻常百姓，那种幻想则是在年复一年的分期付款中逐渐磨灭。我们是在一瞬间将那幻想抛诸脑后，不过数月，我们从少不经事蜕变成年，并且过早步入中年。见过了死亡，意识到凡夫俗子不可逾越的有涯命数，让我们在青年时代便留下了不可痊愈的伤痛，就像早在娘胎，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就划了我们一刀。然而在当时，我们这一群人超过25岁的寥寥无几。离开越南之时，我们一个个奇形怪状，年轻的肩膀上，顶着一颗沧桑的脑袋。

我本人是在1966年7月离开的。十个月之后，我完成了北卡罗来纳州一支步兵训练连指挥官的任务，这次光荣使命终于让我从海军陆战队退役，也让我逃过了早夭在亚洲的命运。我心中庆幸，像是一个负罪累累的犯人被判了缓刑，然而不到一年，我便怀念起那次战争。

我所认识的其他退伍军人也坦诚自己有相同的情结。不论怎样，我们对越南有种古怪离奇的眷恋，更为令人诧异的是，我们甚至希望能够重返越南。战斗依旧在继续，不过重返越南的渴望不是源自所谓责任、荣耀和牺牲的爱国情怀，也不是如同传说那样，过来人要让年轻后辈踏上满身创伤甚至死亡之旅。其源头，是想看看我们的变化到底有多大，我们经历了雨季之苦，艰苦巡逻，在炙热的着陆地区，日夜担心敌人来袭，和那番不曾有此遭遇的人相比，我们究竟有多少不同。我们与他们鲜有共性。尽管后来我们恢复了平民身份，不过平民世界看起来如此陌生。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也不属于那个世界，我们曾在那里战斗，我们的战友曾在那里牺牲。

我亲历了那时的反战运动，我努力调和自己的反战情绪和怀旧之感，最后却无功而返。后来，我终于认识到，这种调和毫无可能；我无法和反战运动的那些朋友们一样，他们毫不妥协地反对战争。因为我曾参与战争，于我而言，战争不是一个抽象议题，而是切肤的情感经历，是我人生中最不可磨灭的一笔。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紧紧包裹着我的思想、意识和情绪。轰轰雷鸣在我耳中却是大炮发射；雨点坠落，让我回想起前线一个个浑身湿透的夜晚；走过树林，我便不禁寻找警报线或警惕伏击……我可以像那些意志最坚定的反战人士一样高声抗议，可我却无法否认战争曾吞噬我，那遭遇，既令人厌恶，也令人痴迷；既悲痛惨烈，也欣喜若狂；既惨不忍睹，也动人心弦。

本书是想捕捉现实中模棱两可的地带。任何一个曾战斗在越南的人，如果他诚实坦率，便会不由自主地承认，他乐在其中，战争对他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种乐趣诡异难明，因为其中混杂着相同程度的苦楚。炮火硝烟之下，一个人离死亡越近，他的生存能力就越强，陷入恐惧惊悚极限的同时，内心的意气风发到了极致。脑筋转得更快，意识更为敏锐，立刻感受到阵阵愉悦痴迷。这种精神上的兴奋犹如吞食了毒品。这东西也会上瘾，相形之下，生活中其他东西所带来的喜或悲不值一提。

我也曾试图记述步兵营内部那亲密无间的生活，战友之情大可与情人之爱相媲美。实际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和男女之爱迥异，战友关系的维系不需你来我往，不需你侬我侬，不需频频发誓。和婚姻不同，这种感情不会因为一言不合，或是生活寡味，或是离婚，只有死神降临，才能让彼此阴阳两隔。有些时候，即便死亡来袭，那份感情依旧如故。我的两位朋友为了将战友的尸体从战场上带走，最后牺牲在枪林弹雨之中。这份彼此关爱质朴无私，这种不分你我的情感，是我们在战争冲突中见证的崇高精神，否则，战争不过是只庞然怪物。

不过，如果战争没有这么残酷，恐怕我们也无法亲见这份关爱。越南战场无疑是对一代美国士兵的严峻考验，他们被聚集在这里，共同面对死亡、困境、危险和恐惧。正是因为战争的丑陋、日常生活的肮脏、比拼杀敌数量的扭曲，让我们彼此更为亲密。似乎，在战友互爱之中，我们找到了生命的价值，找到了守住那一丝残存人性的方法。

越南战争和美国参加的其他战争的区别在于——彻头彻尾的残暴野蛮。这种残暴野蛮让为数众多的美国士兵——家住阿华州农场的善良纯朴的孩子们——屠杀平民和囚犯。本书最后一章将聚焦这一问题。我的目的不是要供出如同谋杀的同犯，而是希望以我本人及其他几人为例来说明，因其本质，战争能让一个本是精神正常的人变得扭曲失常。

很多人对美国在越南的穷凶极恶夸大其词，不是夸大其程度，而是扭曲其根源。对诸如美莱村屠杀等残暴事件最为常见的解读有两种：一种是种族主义论，即认为美国士兵觉得杀害亚洲人易如反掌，因为在他们看来，亚洲人根本算不上人类；另一种则是声称人生来就有暴力倾向，只要有战争作为借口，屠杀本性就会被暴露。

和所有概括分析一样，两者都多少说了点事实；然而两者都忽视了北越军和南越军（简称ARVN）对其本国人民的行径，而且两者都忽略了第一次印度支那半岛战场上的法国势力。

绝非是人性本恶——除非说人人心中都住着恶魔——不过当人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斗争时，则会显示出恶的一面。越南战争是两种最苦楚战争的结合体——内战和革命，另外还加之丛林作战的凶险。早在我们到来之前，20年的恐怖主义和手足相残，已经让这个国家的道德图谱没剩下多少可值得颂扬的东西。在和政府势力眼中，镇压即便称不上是优势，也算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论是以原则之名还是出于复仇，在越南战场上，暴行简直和弹壳、铁丝网一样，见惯不怪。我们旅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绝非生来残酷无情，不过自抵达岘港，他们便立即认识到，在越南，一旦落入敌手，就休想被善待。得不到善待，自然也就不愿善待他人。

有些时候，战争唯一算是高尚情操的战友情谊往往也是最残酷罪行的源头——为遇害的战友报仇雪恨。有些战士无法承受游击战的压力：战争的一触即发让他们不得不随时高度警惕，总觉得敌人无处不在，无法区分平民和敌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以至于哪怕是最细微的挑衅，都能让他们丧失理智，大肆杀戮，如同一台迫击炮。

有些则出于对生存的极度渴望而变得冷酷无情。自保是人类本性中最根本也最强大的精神，能让成人变得胆小怕事，但是在越南让人在面对潜在威胁的情况下，也开始义无反顾地无情杀害。我所在排的一位中士平时和悦可亲，他曾和我说：“中尉，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还在家等我，为了回去和他们团聚，我不在乎自己杀了哪些人，杀了多少人。”

威斯特摩兰将军（General Westmoreland）的消耗战策略也大大影响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占领地区或是守住关口，而是闭眼杀人：杀死共产分子，越多越好。像堆积木一样堆累他们的尸体。胜利取决于尸体数量，杀敌少了就输了，战争成了一道算术题。队长面临巨大压力，必须上交大量的敌人尸体，他们便下令给队员。于是乎，平民也被当作北越军。“只要是死人，只要是越南人，那就算作北越军。”这已经成了丛林作战的经验法则。所以，有些人后来藐视人命，嗜血如魔，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还有气候特征和国家条件的因素。我们长达数周之久留在偏远的前哨，像原始人一样生活，四周是全然不识、望不到边的稻田和雨林。疟疾、黑尿热和痢疾虽然不像以前的战争那般会夺人性命，仍然会伤人健康。干燥季节，烈日炙热难耐，雨季时节，大雨不歇，我们被淋得全身麻痹。白天，我们在深山雨林里辟路行军，树林深幽，我们不得不谨小慎微。夜晚，我们蹲坐在泥泞的山洞里，把血管里的蚂蟥一根根拔出来，还要警惕敌人从铁丝网那头的暗处向我们开火。

位于西贡和岘港的指挥部吹着空调，离我们似乎有千万里远。我们不是平白无故称美国为“他界”：它遥远得犹如在另一星球。我们的周边，没有任何熟悉的事物，没有教堂，没有警察，没有法律，没有报纸，也没有任何的监管力量，如果没有监管，恐怕地球上的好人要减少95%。印度支那半岛的丛林似乎处在创世之初，道德伦理和地理条件都放眼荒芜。在那里，无人监管，我们领命杀人，处在一个不怀好意的国家，面对残酷暴虐的敌人，我们的人性也丧失殆尽。堕落与否只有审视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道德价值网，以及所谓性格的特质。有些人——我觉得凯里中尉（Calley）就是其中一人——他们没有这张网，直线坠落，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潜藏着害人之心，恐怕他们自己都从未发觉。

越南战争的绝大多数美国士兵——至少我所认识的那些人——无法被简单划分为好人或坏人。他们都有着大体相当的两种本性。我曾亲眼所见，今天他们对越南人民友爱同情，第二天便一把火烧了整个村庄。他们和吉卜林（Kipling）笔下的英国大兵一样，不是圣人，“也不是流氓，不过是与你如出一辙的兵营一分子”。这也许就是为何当美军暴行被公之于众时，全美社会一片哗然，然而同时却忽略了另一面：美国士兵不过是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本书绝非臆想之作。相关事件均为实情，人物也真实存在，不过在有些地方我使用了化名。我试图用最准确的笔墨去描写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中最举足轻重的事件——越南战争，它对于那些曾投身于此的人究竟有多少影响。为此目的，我费了不少劲儿克制老兵的特有习惯——在回忆中无视事实，歪曲真相。

最后，不要将本书视作一种抗议。抗议源自一种能改变现实或影响事态的信念。我没有那份狂妄自大，深感自己没这本事。并且，如今再来反对这场战争也毫无意义，因为它已画上句号。我们在战争中失败了，再怎么反对，那些牺牲者也不会复活，只会令人回想起汉堡高地（Hamburger Hill）和石头山（Rockpile）的血流成河。

也许，本书能让下一代免遭战火的再度浩劫。

不过，我没信心。

第一部分 绚烂的星火之战

年轻战士投身之切无须担忧，

未经战火之人，

硝烟之味总是诱人。

——维盖提乌斯Vegetius

罗马军事作家，公元前4世纪

（一）

让这男孩试试刺刀之刃，

铁器冰冷，嗜血无眼。

——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

《武器与男孩（Arms and the Boy）》

24岁那年，我不是恋栈红尘，而是视死如归。踏出校园，我与这世界的第一次接触便是战争。我直接从学校来到了海军陆战队；放下了莎士比亚著作，拿起了《小组战术手册（Manual of Small-Unit Tactics）》；走出校园，进入战斗演习场，最后到了越南。我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Quantico）学会了谋杀技能，在岘港（Danang）的稻田和密林里付诸实践，接着又在北卡罗来纳州盖格军事培训基地（Camp Geiger）将这些技能传授他人。

1967年，我为期三年的军旅生涯画上句号，此时的我对寻常生活、恋爱婚姻、按揭贷款或是谋番事业几乎毫无概念。有文凭，没技术。坐不了办公室，站不了讲台，建不了桥梁，不会焊接钢铁，不会电脑编程，不会砌砖盖房，不会兜售商品，也不会操作车床。

不过，我对杀人之术颇有一手。我知道如何面对死亡，如何置他人于死地，从小刀到3.5英寸[2]口径的火箭筒，各朝各代的武器我都运用娴熟。我连汽车引擎最简单的修理都不会，可是我闭着眼睛都能拆卸并安装M-14型步枪。我能够指挥炮兵，设下伏兵，制造陷阱，领导夜间突袭。

对着双向无线对讲机言语几句，我就能施魔法般地指挥多起破坏性攻击。我的声音召集了一群喷气战斗机在天空盘旋，对村落和居民投放致命炸弹。高性能炸弹把房屋炸得四分五裂，燃烧弹让肺部无法呼吸，活生生的人化归烟火。所有一切都不过是对着无线发射器言语几声——宛如魔术。

从战场回到家，我奇怪地感觉，自己比当时年届51岁的父亲更显苍老。漫长人生似乎都凝结在那一年半的战火之中。越南战争，让一个人见证了人类行为的高低深浅，扭曲诡异的暴力和恐怖与其说令人反胃作呕，倒不如说令人大开眼界。曾有一次，我亲眼看见几头猪正在啃食被燃烧弹烧焦的尸体，那一幕永生难忘——猪吃烤人肉。

一个年轻美国人应有的乐观和抱负我统统没有，只想把过去16个月错过的睡眠补回来，如届耄耋之人，我心想，未来恐怕再无波澜，不论好坏。

我殷切希望，人生再无波澜。在无数次埋伏中，我侥幸存活，我着实怀疑自己是否还有能力，面对更多的肉体或精神冲击。退伍兵战后综合征（combat veteranitis）的所有症状我一样没落下：精力无法集中，如孩童般怕黑，容易疲劳，长期做恶梦，无法容受刺耳噪音——尤其是关门声和汽车回火声，情绪波动大，无缘无故突感沮丧和暴怒。从未彻底康复。

我于1960年加入海军陆战队，部分是因为自己被肯尼迪时代的爱国主义浪潮所感染，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生中长期以来安逸的市郊生活让我厌恶。

我从小生活在伊利诺斯州的威斯特彻斯特县（Westchester），该县是芝加哥周边大草原上崛起的各县镇之一，这主要是得益于“二战”之后的几年迎来了战后繁荣期，退伍士兵纷纷申请抵押贷款，移民热潮涌现，住房短缺，于是乎数百万人离开城市。郊区生活该有的一切，这里应有尽有：新建的时髦学校，能闻到新粉刷的墙面和地板蜡的气息；超市里摆满了神奇牌面包（Wonder Bread）和鸟眼牌（Bird's Eye）冷冻豌豆；一排排中央供热、错落有致的公寓坐落在干净的街道两旁，大街上平静无事。

起初，这一切都那么宜人，然而当我的少年时代接近尾声之时，我实在无法忍受这个地方了，这里的生活索然无味，夏天大家吃着烤肉，旁边电动割草机发出催人入睡的嗡嗡声。在我成长的那些年岁里，威斯特彻斯特县靠近建设区的边缘。在那头是伊利诺斯州一望无际的农田和牧场，周末时我还曾在那里打猎。记忆中的这片地域正处深秋时节：玉米残株在雪地里成了棕褐色，了无生气的残壳在风中发出嘶哑的摩挲声；废弃的农舍等待着推土机将其夷为平地，变成一块新的土地以供重建；地平线那头，十一月的荒凉天空，依稀可见几棵树皮斑驳的美国梧桐。我依然能清楚地看到当时的自己在那块土地里彷徨徘徊，几只受惊的兔子从野生黑莓丛中跑出来，背后几米是住宅，面前是广袤无垠、空无一人的大草原，一个蠢蠢欲动的男孩因为郊区的寡味无趣和乡下的寂静荒凉倍感煎熬。

少年时代唯一真正令我欢喜的是库克杜佩奇县（Cook and DuPage County）的森林保护区，这是一片未被开采的林地，一条名叫“盐溪（Salt Creek）”的混浊河流从中流过。当时这条河还未被严重污染，水流缓慢，里面生活着鲇鱼、鲶鱼、鲤鱼，甚至罕见的鲈鱼。这片森林里还有一些猎物，有时是一两头鹿，然而绝大多数只是荒野过往的印记，脚穿软皮鞋的人走过森林小道，捕猎者乘着独木舟行驶在河面上，想设陷阱搞些动物毛皮。曾几何时，我还在泥泞的河岸上发现燧石箭头。看着它们，我就会对那野蛮英勇的时代做起美梦，希望自己能活在那个年代，而不是后来成了以销售员和购物中心为天下的美国。

这就是我的向往，能够在平平淡淡的世界里找到一个过上英雄生活的机会。除了安全、舒适与和平之外，自己一无所知，于是对危险、挑战和暴力极度渴望。

如何才能实现这离经叛道的野心，我没有明确想法，直至一天，海军陆战队在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学生会那设了个征兵点。他们正在寻找军官苗子，挂了一幅海报，上面是一位干练的中尉，面庞紧致，略显冷峻，是部队里的美男子。他看起来像是全美球队中卫和纳粹党坦克车长的结合体。他那双蓝色眼睛清澈透明而又坚定严厉，似乎在以一种挑战的眼神打量着我。他白色军官帽上写着标语：“加入海军陆战队，成为人上之人。”

我翻阅着宣传材料，拿起一本小册子，封面上罗列了海军陆战队参加的所有战斗，从美国特伦顿（Trenton）到韩国仁川（Inchon）。读完这张清单，我看到了罕见的灵光闪现：我苦苦寻找的英雄体验就是战争。战争是终极冒险；战争是平凡人逃离平凡的最便捷途径。当时，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和平时期，但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却频繁出现紧张和危机；如果冲突果真上演，海军陆战队一定会投入战斗，而我就能身处其中，真真切切身处其中。不是在电影或是电视机屏幕上看到，也不是在书本里读到；更不再是幻想做梦，而是身处其中！我已经看到自己朝远方某个滩头堡英勇冲去，就像电影《硫黄岛浴血战（Sands of Iwo Jima）》里的约翰·韦恩（John Wayne）那样，最后我成了皮肤黝黑的战士，胸前佩戴无数勋章，荣归故里。招兵工作人员开始对我进行惯常的推销，不过我压根儿不需要这番劝诱。我决定入伍。

我自愿入伍还有另一动机，这也是自军队诞生以来年轻人之所以愿意参军的原因：我需要证明一些东西——我的勇气、坚强和男子汉气概，任凭你说。我大一是在普度大学（Purdue），终于摆脱了郊区生活和家庭的束缚。然而随着经济衰退，那年夏天我没有找到工作。由于无力支付高昂的住校费用（而且自己头一年近一半时间都在酗酒，另一半时间则花在联谊会各类搞怪活动上，反正学业不及格几乎要退学了），我不得不转到洛约拉，这是一所位于芝加哥的通勤高校。结果，19岁的我又开始回家啃老了。

这景象真是令人沮丧。处在青春叛逆期的我，总觉得父母将我视为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仍然需要家长引导。我想证明，他们看走眼了。我必须远游他乡。这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分离，虽然这种独立也至关重要；不过更为关键的在于，我要有所作为，向他们也向自己证明，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能够与招兵海报上那个眼神坚定的男子不分伯仲。那时流行的另一句口号是——“海军陆战队，塑造男子汉”，11月28日，我加入了这个塑造工程。

我加入了排长训练班，这是海军陆战队版的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简称ROTC）。那个夏天，我要参加为期六周的基本训练，接着在高校毕业之前的那个夏季，还要参加学习一门高等课程。完成预备军官学校的培训，拿下学士学位，我就能够享受补贴了，不过我必须服役三年。

我其实没有那种非军官不可的野心和欲望。要不是父母非得要我拿个大学文凭，我早就辍学入伍了。现实让他们相当不满。他们为我勾勒的未来蓝图可没有军装和军鼓，而是我在毕业之后，有份体面的工作，找个好姑娘结婚，接着在一个高档郊区定居。

于我个人，在报名参军并宣誓要保卫美国“不受任何外敌或内奸侵犯”的那一刻，我热血沸腾。我独立完成了重若泰山的事业，这些事情与父母意愿相左则越发彰显出其不同凡响。每每想到毕业之后，我就要扬帆前往那危机四伏的异域国度，而不是每天早上7点45分去坐办公室，心中不禁欢呼雀跃。如今回头瞧瞧，深感离奇。我的校友们绝大多数觉得参军是最循规蹈矩的举动，服役本身形同奴隶。然而对我而言，参军却是一种叛逆之举，海军陆战队代表着一个机遇，可以实现个人自由和独立。

预备军官学校位于匡蒂科，占地面积不小，位置隐蔽，地处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ericksburg）附近的一片弗吉尼亚松树林，一个世纪以前，波多马克军团（Army of Potomac）曾在这里腹背受敌，不过安然无恙。1961年夏，就是在这里，我和其他几百位意气风发的中尉开始了军队生活，接受战斗训练。我们从19岁到21岁不等，四年之后，成功从预备军官学校毕业的人将领导首支奔赴越南的部队。诚然，当时的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连越南在哪儿我们都一头雾水。

前六周和一般的训练营地生活大体相同，是在厄普舍营地（Camp Upshur）完成的，那营地藏在树林深处，数栋半圆形铁皮活动屋和镀锡建筑。远离尘嚣很有必要，我们不久便发现，海军陆战队可不仅仅是一支普通军队。它自成一体，要求所有人无条件效忠其教条宗旨和价值观念，就像古代半宗教性质的军队秩序那样，如条顿骑士团（Teutonic Knights）或底比斯圣军（Theban Band）。我们像是一群处在见习期的修道士，高等神父负责我们的严酷训练，他们被称为训练教官，由此开启了严酷之旅。

“严酷”二字十分贴切，生理和心理均是如此。从清晨四点到晚上九点，我们脚步不停，一直训练——爬越障碍物，91度（华氏温度）高温下，条件恶劣，我们也要徒步训练。教官总是对我们大喊大叫，拳打脚踢，恶意羞辱，滋事挑衅。我们早就无名无姓了，教官总是叫我们的外号，“贱鸟”、“傻帽”或“蠢货”。我们那个排的其中一位教官作风卑鄙，爱搞体罚，为人残暴，还有一位是中士，精神亢奋，黑人，名叫迈克科勒兰（McClellan），他肌肉紧实，像极了地下电话电缆。

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集合训练：我们在炎炎烈日下训练队列，沥青地面都融化成了浆，靴子都粘住了；数小时不间断地被迈克科勒兰的口令呼来唤去，声音冰冷无情，口气盛气凌人，深深刻在我们的脑子里。口令不起，脚就不动，这声音铿锵有力，一停一顿。

向前走，左脚，左——右——左，左——右——左，左……右……左。

抬头挺胸，抬头挺胸，保持间距。

前后相距30英寸，左右相距40英寸。

左——右——左。

向前走……向前走……左脚。

抬头挺胸，抬头挺胸，傻帽，抬头挺胸。

左——左——左。脚跟着地，脚跟着地。

齐步走，落地停，脚跟着地，左脚。

脚跟着地，听见没有，脚跟着地。

左脚，左——右——左。

前后左右对齐，你们这班娘娘腔，对齐。你，第一排第四个那小子，妈的我叫你对齐！对齐，向前走。

你们要是还没对齐，小子小心我不客气，脑袋看齐，左脚，对齐！妈的你们都是聋子吗？向前看！别看我，蠢货！向前看！对齐！明白了吗，傻瓜，向前走。

向左走，左——右——左，左——右——左，左——右——左，左——右——左，左——右——左，左，左，你这木头，左脚。左——右——左，左……左……

左——右——左。

训练目的是培养纪律和团队精神，这是海军陆战队的核心价值。到了第三周，我们就能够听到口令，不经大脑，立即服从，整齐划一。每个排都从一个个成员塑造成了一个集体：一台机器，我们不过是零部件。

心理和生理的摧残有好几个目的。首先是淘汰弱者，即那些无法达标、被统称为“败者”的人。道理很简单，要是没办法承受住现在的叫骂羞辱和拳打脚踢，将来根本没法熬过战争的残酷。不过这种摧残也被用来攻击每个人的自我价值意识，除非他能够证明自己符合海军陆战队的明文标准，否则他一文不值。

我们流血流汗来证明自己，尝遍了所有羞辱不公，就是要证明自己能行。中士教官看到我们的步枪有污点，猛敲我们后脑勺，我们大叫：“谢谢教官。”夜复一夜，我们毫无怨言地接受做中式俯卧撑的惩罚[3]。不到10秒或15秒，就觉得自己的头颅像被虎头钳夹得粉碎。这样的俯卧撑要做好几分钟，直到眼前发黑。

我不知道其他人，我本人之所以能熬过这些酷刑，完全是因为心中不计代价、定要成功的强烈渴望。“败者”二字令我如芒刺背。我害怕自己沦落到那一天，远远超过我对迈克科勒兰中士的害怕。他再怎么惨无人道，也比不上我被送回家，然后告诉父母，我失败了。我害怕的不是双亲的批评指责，而是年迈的父母无疑会对我展现的关爱和理解。我甚至可以想象到母亲说：“儿子，没关系。你不属于海军陆战队，你本来就该和我们一起生活。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你爸爸还想让你帮他修剪草坪呢。”我很怕自己被列入候补，我甚至都不愿靠近那帮候补人选——这个古怪的世界给他们的术语是“边缘人”，他们代表着无能。

绝大多数“边缘人”最终被判为“失败者”，遣送回家。有些人半途放弃；有两三个人精神崩溃；不少人在严酷的行军训练中差点因为中暑丢了性命，从而因为健康因素退伍。

最后通过训练的人大概只有原来人数的70%。培训结束时，教官表扬了我们的毅力，并向我们宣布，我们是名副其实的“海军陆战兵”。我们倍感自豪，可也永生难忘为这一称号所经历的艰苦。时至今日，清晨树林的气息仍会让我回想起数十年前厄普舍营地的黎明，起床号角尖声刺耳，中士教官高声命令，一群新兵睡眼蒙眬，下床时还摇摆不定。

两年之后，那些顺利通过首期训练的人回到匡蒂科接受更惨烈的高级培训。很多内容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更为密集的队列训练、刺刀练习和空手搏斗。不过也新增不少内容。其中一项残酷的体力严训叫作“山路”，这名称充分再现了军队想象力的缺乏，它本来就是指一条跨越七座山的路径。每周至少两次，我们要全副武装地跑完这段路。由于回到大学休整了两年，不少人在这一训练中纷纷倒地。教官对这帮人可是毫不留情。我记得，有个体重超标的男孩，靠着树桩，意识全无，一位中士拽着他衣领，朝着他那张苍白的脸大骂：“孬种，起立跑步。死胖子，你给我起来。”

比赛包括障碍跑和角力棒对打。角力棒是用厚实的木头做成，两头都包着衬垫，目的是要培养“刺刀精神”，换言之，要含着一口残暴之气，拼命将冰冷铁器刺入对手胸膛。两人摆好姿势，手持棍棒相互攻击，旁边还有嗜血如魔的教练叫嚣。“躲开，现在进攻，进攻！垂直砍去。加油，砍死那蠢货，砍死他。刺过去。用力。好样的。用力刺过去。用力！砍死他。”

整个训练过程中，我们都在接受猛烈的精神灌输。跑步的时候，我们要高喊口号：“一——二——三——四——，我爱海军陆战队。”每次吃饭之前，我们要背诵：“报告，美国海军陆战队；自1775年人类史上最所向披靡的战队部队。进攻！进攻！进攻！打响战斗！”和革命人士的口号一样，这些东西写在纸上，看起来滑稽可笑，不过如果是几百个声音齐声高呼，就会产生一种古怪诡异、类似催眠的效果。暴徒和黑道集会的心理状态控制了一个人的意志，即便自己深知这些口号莫名其妙，可仍不由自主高喊。时间长了，他觉得自己真是爱上了海军陆战队，坚信它所向无敌，祈祷战争早日打响也没什么不妥，海军陆战队总是为战争正名，还把战争推向神坛。

我们听讲座，了解海军陆战队必须遵守的法则：海军陆战队绝不让牺牲者留在战场上，永不撤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奋战到底。一位教官告诉我们：“海军陆战队战士无力抗击的情况只有一种，那就是他已经死了。”有些课程是关于海军陆战队的历史，或者在我看来，它是神话传说。我们学习普雷斯利·奥班农（Presley O'Bannon）中尉如何勇夺的黎波里伊斯兰海盗堡垒，特拉维斯（Travis）上尉如何在墨西哥战争中攻下查普尔特佩克要塞——“蒙特苏马走廊”，第五和第六军团的刺刀如何在贝露森林英勇杀敌，以及外号“大胸膛”的普勒将军如何镇压尼加拉瓜的叛军和瓜达康纳尔岛的日本军。

参加高级训练的人约有750人，最后留下的只有500人。1963年8月，一个骄阳似火的下午，我们举行了毕业典礼。我们庄严地站在练兵场上，柏油地面都快被烤化了，在这个地方，我们曾经无休止地训练。

一队尉级军官已经在检阅区站好，卡其色上衣多了一道炫目的绶带。阳光照射下，铜质徽章和磨得光亮的乐器耀眼夺目。旁边有一小群平民，多数是赶来观看儿子军事典礼的父母。颁发了奖状，宣读了贺词，代表言简意赅宣誓效忠祖国。我们耐心地立正在那里，从头到脚大汗淋漓，似乎上衣都被晒得无精打采。

最后，开始检阅的命令如湖上涟漪传开。我们依次通过阅兵台，面朝首长，“目光向前”，金红两色的三角旗在微风中摇摆，鼓声震耳，乐队响起了《海军陆战队之歌》。这是神圣光荣的一刻，恍若用传统方式庆祝美国7月4日独立日。号角吹响，鼓声震天，旗帜飘扬。我们组成一个营，意气风发地走过检阅区，耳边的曲子震耳欲聋，我们这帮不过二十一二岁的青年男子，顿时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不知天高地厚，殊不知我们中有些人恐怕来日不长。

1964年2月2日入伍，5月来到匡蒂科的军官基础学校，新晋二等中尉要在这里完成长达六个月的学徒期，然后才能被派给首个军事任务。我被分到基础班2-64- H连。

比起预备军官学校，这里轻松多了。没有满嘴脏话、施虐狂般的教官对你侮辱施暴。现在别人都叫我们“长官”，不过刚刚过去的夏天历历在目，脑海里便浮现出衣袖上别着三条杆和一枚勋章的老头“长官”，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立即作祟，令我们心惊胆战。

生活条件恍如天堂。单身军官宿舍和现代化的住宅楼别无二致，我们两人一间。教室和健身房（为纪念一位在朝鲜战争阵亡的校友，故以他的名字命名）占地宽，有空调，营造出一种大学的轻松氛围。

正如其名，军官基础学校实际上的确是所学校，介于校园和海军陆战队之间。其宗旨是要将我们培养成真正的军官。因为海军陆战队的信条是所有士兵都要成为射击手，因此课程的重心还是步兵基础能力——训练使用武器和小组策略。这些内容枯燥乏味，纯技术性，教授方法和技术学校如出一辙：如何通过前线攻击或围攻夺下山丘；如何守住攻下的山头；如何手持M-60机关枪开展搜捕和扫射行动。

对我而言，教室授课简直是在麻痹神经。我渴望的是战火四射，上阵杀敌，浴血奋战，绝地逢生。我希望自己上演《孤岛浴血战（Guadalcanal Diary）》和《绝不撤退（Retreat, Hell!）》等影片的惊心动魄。我没有投身这惨烈刺激，反而天天学习战斗方法、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和他的九规、地图上的线条和箭头、抽象的术语和大量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缩写。在战场要说成“处于敌我较量”；直升机攻击要说成“垂直包围”；M-14步枪要解释成“一种手持、气压动力、装有弹盒、半自动的靠肩武器”。我曾读到，司汤达是通过学习拿破仑的战斗指令从而形成了自己言简意赅的文风。文学界应该庆幸司汤达不是生活在当代；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这些战斗指令，其语言风格足以让古埃及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读起来像是无聊枯燥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儿童书。

“敌军隐藏。进攻部队分开控制MLR820山头，gc AT940713-951716，位置w/fwd，组成est.bn分队，gc AT948715（参考附件A，COMPHIBPAC号情报，综述落款6月25日）……任务：夺取、占领并守住目标BLT1/7，gc AT948715……执行：BLT1/7着陆，LZ X-RAY AT946710，时间H-Hour310600……A连GSF稳住LZ安全，LZ X-RAY H减10……B连前进轴心蓝色H加5，设立障碍，位置vic gc AT948710……A、C、D连控制分队进攻轴心棕色H加10……Bn tacnet频率52.9……围攻代码HAZTRCEGBD……div.tacair dir.Air spt 代号花花公子……情况利于我方，插w/air嵌板或绿色烟雾。目标标示w/WP。”

觉得这东西一头雾水的人绝非仅我一人。有一堂课极其枯燥，一位名叫巴特菲尔德（Butterfield）的同学靠过来，低声向我说道：“你知道吗，没有背景音乐真是战争的一大憾事。”

我们有一半的培训课程是实地演习，这多少满足了我们的好莱坞梦想。实地演习是为了模拟真实战场，让我们将理论付诸实践，养成“进攻精神”。海军陆战队高度推崇锐气热血。只有那些进攻性才是唯一值得表彰的品质。培训内容不放过任何一个进攻战的小细节，对撤退方法几乎是只字不提，即便提了，也语气鄙视。陆军撤退，可我们不会，其实事实相左——朝鲜战争长津湖战役便是一例。进攻的核心便是向前冲：“向前，向前，正中向前。”这是步兵战斗的关键时刻；没有蒙蔽侧袭，没有四面围攻，只有排成一列、视死如归的战士面朝敌人，脚步坚定，不顾一切，短线射击。

在演习中，没有真正的刀光血影，这一切来得轻巧，每次练习都依照计划亦步亦趋，仅有的危险不过就是最远的那位不慎跌倒，扭伤脚踝。我们相当正儿八经地投入这舞台剧般的演习，心想这与实际战斗别无二致。那时的我们压根儿不知道，演习和战争估计与拳击练习和街头火拼的相似程度一样。我们勤劳刻苦，认认真真学习了长达五页纸的进攻命令。我们蜷缩在飘着松香味的小树林里，全身心融入到指派给我们的角色——实习排长和实习队长，地上平整地铺着地图，制订计划攻打假想敌和侵略军。春去夏来，我们的攻势一日不歇，围攻敌军，小组冲锋，敌人占据的山头被太阳烤成了棕褐色，我们迎头攻击，战斗中我们的呼喊惊天地、泣鬼神，我们冒着枪林弹雨，当然，没有弹头的子弹。

那个时候，镇压叛乱在军队中非常盛行：一旦爆发战争，战场势必就在印度支那半岛（那年8月，我们在基础学校的学习已经完成一半，东京湾决议刚刚通过）；在新前线时代，部队的一项特殊任务就是镇压叛乱。和平部队可以去印度建大坝或是在玻利维亚盖学校，不过战斗部队肩负镇压游击队的重任，他们影响了新罗马国家的海外利益。最后，镇压叛乱也是肯尼迪神话的一部分，尽管那位年轻总统已经去世快一年了。卡米洛时代的荣耀王子在新政时便颁令，派出首支特别部队前往越南，他们头戴绿色贝雷帽，脚穿伞兵靴子，一个个那么夺人眼球。

这最是让年轻军官眼红艳羡，他们早就幻想有朝一日前往异域他乡大战游击队。除此之外，每每看到胸前挂满五颜六色勋章的突击队退役老兵，我们顿感相形见绌，我们只有射击手徽章。我们也想穿上光亮的卡其服，上挂铜银两色星，越南是最有可能让我们赢此荣耀的地方。

教授我们镇压叛乱课程的是一位高级一等中尉，他以“军事观察员”的身份在那里讲学30天，不过他的资历远称不上是专家。他受过伤，过程说起来不那么英武神勇——蹲茅厕时屁股挂彩了。不过，他左胸口袋上那枚紫心勋章让他看起来颇有威严。

不论怎样，他向我们传授镇压叛乱的个中道理时，听着很有权威性。他的讲解满是术语，听过之后，我们不再觉得打击游击队就和印度式打斗[4]类似。相反，它是相对专业的一个门类；复杂的策略，难解的术语，要想击败诡计多端的叛军，必须以智取胜。我们学会了如何通过“锤砧把戏”让他们腹背受敌从而缴械投降；如何通过“舞曲式埋伏”让他们方向不分进而取其性命；如何通过“收缩警戒线”将他们引入埋伏；如何通过“三角式防卫”瓦解其攻势。

我们在湿润的洼地练习这些古里古怪的控制术，这是在弗吉尼亚州能找到的最接近亚洲雨林的地带。就像一个成年男子忘不掉孩提时代玩过的游戏，我还清晰地记得，我们在这些树林里来回奔跑，相互设埋伏，突袭虚构的游击队军营。我们怀着一腔热血，尽量让这些演习能有多真就有多真，即便是着装上的一个小细节也不放过。我现在还保留着一张我和另一位中尉的合影，我们正要出发开展“侦察任务”。照片上的我们身着我们认为的标准雨林作战制服：身着迷彩服，头戴仿头盔样式的迷彩贝雷帽，脸上还涂着迷彩条纹。如今回想，我们那时活脱脱就是玩打仗游戏的大小孩，不过看看我们一本正经的脸庞，那时我们肯定觉得这性命攸关。

一时间，不少学员疯狂迷上镇压叛乱，他们几乎要逐字阅读有关这一题目的所有出版文献。他们构成了一幅奇怪的景象，这群平头的美国军官迷上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那虔诚认真的态度能和北京与河内的毛主席追随者相媲美。他们对“知己知彼”深信不疑。这帮勤学苦练的军官绝大多数都心怀宏伟蓝图，他们刻苦钻研这些异国战略，就像那些医学院的学生，一旦有外科学新动向的文章出版问世，他们就如饥似渴地学习：两者都认为，一旦付诸实际的机会降临，他们就能干一番大事业。于我，我本来就不想做将军。越南对我而言最大魅力在于它将是一次危险重重的冒险，而不是检测新的军事理论，或是施展我的职业天赋的演习，往好了说，我的职业能力也只能算差强人意。

每每回想起在军官基础学校的那些日子，我首先忆及的东西永远不变：两队身穿绿色军装的男子，背着包，弯着腰，在尘埃飞扬的路上步履维艰。太阳无情照射。靴子带起的阵阵红土，裹在路两旁的树木上，看起来病怏怏的，灰蒙蒙一片。尘埃飞到军装上，和我们脸上流下的汗汇成了泥水。步枪的吊带和刺刀的刀鞘发出碰撞声响，帆布包里的各种工具叮叮当当作响。头上那顶钢制头盔把脑袋压得剧痛，“跟上，保持间距，跟上”的命令从队伍这头传到那头，一直回响。

我现在都分不清楚究竟哪个更令人心力憔悴，是那重复不变，还是那谨小慎微——重复不变，没完没了地把这只脚摆在另一只脚前面；谨小慎微，和前面的人保持五步间距，“以免一人不慎全军覆没”。即便是在最遵守纪律的部队，行军部队也会出现“手风琴效应”。由于步子大小不一，队形也就忽长忽短。一开始，整个连走得很轻松；接着便突然停住。我们扎成一堆，相互推搡，等待指令，伸展四肢以缓解背部疼痛。队伍又开始移动，像极了靠站列车再度出发时的颠簸样子。队伍间隔拉大了。我们跑几步保持间距，接着耳边又传来一阵怒喊：“跟上，保持间距，跟上。”终于，我们可以休息五分钟。我们卸下背包，一阵烟般跑离马路，冲到堤岸上，筋疲力尽地躺在凉爽的草地上。这时间足够让我们狼吞虎咽从食堂带出来的食物，抽几口香烟，不久又传来那该死的指令：“H连，给我起立！抬屁股抬腿，给我起立，出发！”我们像劳改队的囚犯一样，慢慢悠悠、极不情愿地收拾东西，再度出发。一脚在前，一脚在后，如此反复。收东西，放东西。有些时候，我都不记得自己是否还做过别的事情。大学生活消逝了，似乎我整个人生不过是背着千斤重的包袱，顶着烈日，走到一条望不到尽头的马路上。我肯定，海军陆战队生涯的本质就是吃苦受累。

不过，也有令人欢喜的时刻，多少弥补了接连数小时、双脚起泡的行军。我记得有一晚，我们有气无力地穿过一片防火山地，前往一个野营地。来到一个山头，我看到前方的领队连，艰难地爬过一个又一个山头。路上的他们，像是两条锁链，一条跟在身形瘦长的指挥官西摩（Seymour）少校后面，另一条跟旗手后面，那面红色三角旗耷拉着。当后者来到另一山峰，微风吹动旗帜，金黄色的H字母时隐时现，旗手向山下走去，旗帜又耷拉下去，渐渐消失不见。队伍在后面踉踉跄跄，带起一阵朦胧尘土，紧随其脚后。军装上留下了星星点点的汗渍，经年累月的擦洗让那条子弹皮袋边角磨损，成了土黄色。毛毯裹成一团，搭在背包上。左摇右摆的步枪像是士兵后背上那些棕色器械的一个褐色斑点。

防火线那头是看不到尽头的树林。太阳在天际线那头一深一浅的树丛上徘徊眷恋，如同绿色大海之上漂浮着一只巨型橙色气球。空气渐冷，松香袭人，这是南方一个催人入梦的仲夏之夜。我跌跌撞撞来到两山之间，爬上去，又走下来，眼前终于只剩下平地一片，真是谢天谢地。远方，山路和柏油路交汇了，再往前就是营地。能够在树林里看到柏油路，此景果真令人惬意。整个队伍发觉就差最后一步时，都不禁加快速度，近乎一溜烟小跑。靠近终点的一群士兵给军旅歌曲的调子填上新词高歌起来，其他人还一唱一和。

我要去山上，快活又逍遥……

噢，小丽萨，可爱的丽莎·简

可她不肯去，妹妹却愿意……

噢，小丽萨，可爱的丽莎·简

喔-噢-噢-噢，小丽萨，可爱的丽莎·简

我要去拉卡……

噢，小丽萨，可爱的丽莎·简

她心知肚明，可是却不肯

喔-噢-噢-噢，小丽萨，可爱的丽莎·简

噢，小丽萨，可爱的丽莎·简

这歌声简直是在公然挑衅。他们刚刚顶着烈日骄阳，肩负40磅[5]重的背包，艰难行走近30英里[6]山路，现在却引吭高歌。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那喊破喉咙的“喔-噢-噢-噢，小丽萨，可爱的丽莎·简”响彻树林，我听了都为这精神抖擞的连队感到骄傲，为自己是其中一员倍感自豪。

秋季来临，诺福克（Norfolk）迎来了冰火两重天的战斗培训生活：白天波浪滚滚的大西洋让战友们晕头转向，夜晚南格兰比大街的灯红酒绿让人醉醺醺。接着又回到匡蒂科开始接受室内格斗和夜间袭击的训练，还有在忽明忽暗的灯火下开展模拟战斗。一周复一周，一月复一月，我们掌握了格斗技巧，一步一步告别了平民身份，蜕变成了合格战士。不过，越南战争才真正让我们改头换面，因为不论培训课程多么接近真实、艰辛困苦，总有些战争的真相难以复制。话虽如此，匡蒂科的培训内容已经和真实战场非常相似了。

和所有的进化过程一样，我们的进化也伴随着突变。海军陆战队的生活将我们打造成身手不凡的战士，我们也习以为常。刚到预备军官学校时，那些胡子拉碴、体重超标、下公交车时还跌跌撞撞的孩子，如今早已难觅。取而代之的是精干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得益于长距离行军，以及不眨一眼便将刺刀直插肋骨的训练，如今的我们个个四肢健壮，刚劲有力。

不过，最显著的变化绝非身体。我们变得信心十足，趾高气扬，甚至有些目中无人。我们秉承了勇敢果断、忠君效国和团结一致的部队精神，然而也付出了代价，我们冷漠无情。还有些别的转变。于我个人，我观察世界的角度更加犀利。一年前，在我这个英文专业学生眼中，弗吉尼亚的乡村画卷如同浪漫派的诗歌。如今，我开始从更为清晰、务实的步兵军官视角来观察这片地域。山水不再是风景，而是领地，我的判断标准不再是美学价值，而是战略意义。训练中不断强调遮掩和隐藏，平民眼中的一川平地在我看来有高低起伏。如果眼前出现一座山丘——“高地”——我便不由自主开始计划如何攻下或守卫它，两眼开始寻找袭击突破口和射击点。一块草林地已经失去了其如画魅力。相反，它意味着潜伏敌军。要是看到草丛林地，我的第一反应是如何确保连队安全穿过暴露区，以及部署军力的最佳方案：以三角型V字阵队，还是小规模叠加型攻势，两支小分队打头阵，另一支掩护。

也不是所有训练内容都是关乎生死存亡的现实作战。在动身前往越南之前，训练比较轻松，有大把时间可以享受部队生活多姿多彩的一面。我们学会了如何在阅兵式开始前打扮自己，如何将剑舞得虎虎生风，如何在社交场上装酷耍帅；简而言之，与20世纪残酷混乱战争背道而驰的歌舞升平。

虽然这些东西无甚用处，不过不能否认，我还是很乐在其中。内心深处的浪漫主义情怀无法抗拒部队的盛大活动，以及那些有悠久历史渊源、颂扬战友情谊的传统仪式。夏季的狂欢夜，据传源自英国古代军队。整齐划一的鼓声，全身白衣的士兵排成纵队开始庆祝。只有蜡烛微光，深沉而又神秘，像极了修道院的餐厅。皇家海军和其他英国军团的先辈们流传下来的银质奖杯在一个角落里熠熠生辉。其中一个奖杯上铭刻着：“致美国海军陆战队，皇家韦尔奇燧发枪手团（Royal Welch Fusileers）第一营赠上，北京，1900年。”说完祝词，大家举起玻璃酒杯，一饮而尽，又举杯再饮，和一些古怪诡异的宗教集会举起圣杯一模一样。

冬天迎来了海军陆战队的生日舞会，以庆祝1775年11月10日海军陆战队在费城一家酒馆的横空出世。参加完这一庆祝，让我第一次对军法牢骚满腹。我那时因为单核血球增多症在匡蒂科海军医院住院，为了参加庆祝会，我偷偷溜了出来。我原本以为，这将是一场庆祝战友情谊、不醉不休的不眠之夜，堪比神话传说里贝奥武夫的战士们在牧草大殿上的聚集盛宴。这样一个夜晚，我绝不能困在死寂无人的无菌病房。

那天一大早，两位学员便偷偷把我的蓝色套装带给我，还有一瓶杰克·丹尼牌威士忌。八点查床一过，我立刻脱下身上那间蓬松的睡衣，塞在被子下好像里面躺着人，然后换上蓝色套装，用纸袋子包裹着那瓶威士忌，安然无恙通过门卫。接着搭上一辆出租车穿过匡蒂科——沿途看见不少酒吧、几家洗衣店，褐色波托马克河沿岸上的制服商店数量翻倍，我终于来到庆祝会地点——小厅（Little Hall）。

走进小厅，恍如回到19世纪。初级军官戴着白色手套，身穿普鲁士蓝色调的紧身短上衣，连衣领也是普鲁士风格。往日里总是一身卡其装的少校和上校们身着齐腰晚宴礼服，肩上金色和红色的徽章彰显其军中地位。两位将军快步走向吧台，肩上的披风随之摇摆。而在另一边，穿着红色衣服的乐队笔直僵硬得坐在一排折叠椅上，看着像是一群红衣主教。在这片耀眼军装之中，将士夫人和女友也身穿华丽礼服穿梭其中。其中一位女士声音娇滴滴的，既风情万种又不失端庄优雅，说起话来如水流般口齿不清又故作文雅：“再度相逢，倍感欣喜。此宴甚好……”个个穿得人模人样。我真搞不清楚这到底算作什么聚会——再现电影《学生王子（The Student Prince）》的某个桥段，化装舞会，还是军事院校的毕业舞会。

我失望透了。比起贝奥武夫的欢宴，这场景简直是数世纪前少女步入社交圈的首个舞会。也许是因为有不少将领在场，包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华莱士·格林尼（Wallace Greene）将军，所以大家都规规矩矩。乐队总在演奏百老汇歌剧曲子，乏味无趣，格林尼将军略有些吐词不清地做了一番讲话，大家礼节性地鼓掌迎合。

这次舞会虽然一文不值，不过1964年11月的这个夜晚却对我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大厅里，衣着巴洛克风格的将士们聚在一起，还有打扮时髦的女人来回穿梭。有些人沉醉舞池，翩翩起舞；有些人在排队吃自助餐，浅酌细尝；有些端着饮料，低声交谈……没有人忧虑未来的命数：担惊受怕、体无完肤、突降死亡、长离之苦和孤孀守寡。我觉得自己正看着一部时代剧，越南战争前夕的纯真年代。

（二）

我手握强权，麾下有兵：唤则去，呼则来，奴仆听令于我。

——《马太福音》

老兵常和我们说，部队生涯中最值得纪念的当属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它如同初恋，是成年道路上的里程碑。那些退役少校上校们总说自己永远忘不了在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在天津或是在朝鲜带领的第一支排。“为什么，中尉，因为恍如昨日……我手下的一名步枪兵，是位下士，我们在攻打血鼻山（Bloody Nose Ridge）时，这可怜的孩子被日军的机关枪射中阵亡……还有一位负责迫击炮的中士，大个子，红头发， 81毫米口径迫击炮最远射程能打下大烟囱，没中就要骂骂咧咧。”

我的记忆力有限。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领导海军陆战队第三分队一支营队的步枪排，我从军官基础学校毕业之后，在旧金山休养了一个月，接着便在冲绳岛（Okinawa）加入了这支队伍。队伍大概40人，我能回忆起的只有少数。脑海里依旧清晰的是第三分队第一营C连第二排的部分成员：

班克斯下士（Banks），接替戈登中士（Gordon）的第一小组组长，他之前曾在D连待过一阵。班克斯是个黑人，说话轻声细语，曾参加过朝鲜战争，所以被他那支年轻队伍视为活化石。实际上，他最多不过31岁。

米克森下士（Mixon），第二小组组长，身材清瘦，长相秀气，害羞寡言。

宫扎莱茨下士（Gonzalez），第三小组组长，不高却很结实，打打闹闹，不过讨人喜欢。

下士桑普森（Sampson），25岁，历尽沧桑，在海军陆战队的七年服役期起起伏伏，像一盘扣人心弦的棋局。他曾两次被升为下士，又两次被降级为士兵，当我接管这支排时，他又被升级。他草率马虎，心不在焉，加上他那大胡子，让人觉得他永远处在清晨五点的睡眼蒙眬状态。在驻地，他真是懒惰的典型，不过一上战场就精神抖擞起来。似乎只有苦难或危险才能让他展现自己优秀的一面。

下士布莱斯（Bryce），高个子，堪萨斯州人，连里最沉默寡言的就是他。他似乎总是愁云不展；任何事情都藏在心里，任何时候他都孤身一人。我认识他那么久，他说过的话最多十句。1965年7月，一枚手榴弹让他彻底无声无息了。

下士马歇尔（Marshall），没参军以前，他是一名非职业1/4英里赛车车手，总喜欢向我们讲述他车道比赛的光辉故事，他那驾镀金彪悍“战马”，时间长了都有些不灵光，加州制造的车耙，四速变速箱，4-11车尾，汽油油缸，运转时低声咆哮，一爆发如同意大利的维苏威火山。他猛踩油门，嗖的一声跨过红线，五缸加速瞬间从零到六十，好家伙，相形之下旁边的对手像静止一样。规划蓝图：在海军陆战队时要攒下足够的钱，等退伍之后要买一台更拉风的坐驾，接着后半生便开着车飞奔，速度快得连路旁的电线杆都一晃而过，看不清楚。

一等兵克里斯维尔（Chriswell），17岁，负责连队无线电，身材细长，沙色头发，这孩子应该在某个小城的体育馆里投球，而不是离家万里当步兵。他总喜欢用复古式的第三人称和上级说话：“中尉需要我清洁他的手枪吗？”这习惯真令人恼火，可他就是改不了。

一等兵洛克哈特（Lockhart），安静敏感，心慈手软，不过芝加哥城南的暴乱街头还是没有击垮他。不知怎的，他做俯卧撑时的吃力模样，我印象深刻，尽管这不过是细枝末节。

一等兵德夫林（Devlin），洛克哈特的好兄弟，不折不扣的美国男生，19岁，金发蓝眼，中量级摔跤手体格。

一等兵布莱德利（Bradley）和一等兵迪安纳（Deane），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形影不离，秉承他们古代祖先的暴力基因，天生就是当步兵的料。他们永远走不累，无所畏惧，一击即中，体力上的困难在二人眼中不值一提，不过是寻乐子。

下士苏利万（Sullivan），他那支机关枪小组有段时间曾与我们连协同作战。他得罪了一些职业军人，他升级为中士，可是却没有中士的气场。一位中士要趾高气扬，而他却是过于平易近人，有人诋毁他是“散漫，无纪律”，因为他走路姿势吊儿郎当。他喜欢说些下流笑话，下命令时的口吻倒像是在求别人。他那时21岁，离三条杆的资历年纪太轻，而偏偏他又得此荣誉，于是便招来非议，这也从侧面说明，海军陆战队每况愈下。“天啊，我进去那会儿，我们不是没有满脸青春痘的年轻中士。五年，才干到E-4。”

至于其他人，我要么只记得名字记不得长相，要么只记得长相记不得名字。

概括起来，这些人都有一种共性特点。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美国人，美国人所具有的优缺点他们一样不落：理想主义、粗野无礼、慷慨大方、说话直接、脾气暴躁而且目光狭隘，他们始终坚信，自己立足的这块土地将永远属于美利坚合众国，就因为他们现在伫立于此。

他们绝大多数人来自“伟大的美国梦时代”那杂乱无章的边边角角，城市的贫民窟、肮脏的农场以及阿帕拉契山脉的采矿小镇。他们士兵档案上，“教育经历”一栏写着“两年高中”，不少人在“父亲住址”一栏写着“不知道”，看多了真令人伤心难过。他们属于志愿兵，不过我总怀疑究竟有多少人是真的自愿参军。随着步入18岁，他们便面临被征入伍的风险，又不能像中上阶层的同学那样，他们不可能申请到学习延期，后来还要被前者指责为杀人凶手。有些人被少年法庭要求必须二者择其一：要么是参军，要么是蹲大牢。还有些则是因为经济和心理压力而入伍，海军陆战队能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年收入、免费医疗、免费衣服还有其他些许非实物的东西，可也同样价值不菲——自我尊严。那套军装是身份象征。他通过了只有极少数人才能通过的考验。他不再是命运不济的败类，只能干洗车加油的活，每小时报酬区区1.50美元，他现在有头有脸，是名海军陆战队战士。

威廉姆·坎贝尔（William Campbell，朋友都亲切叫他“野蛮比尔”）是这个排的中士，参加过朝鲜战争，从意大利那不勒斯（Naples）到日本横滨（Yokohama），他的拳头打遍沿海港的绝大多数酒吧。他是好莱坞电影里海军陆战队中士的完美现实版，似乎是在照搬银幕形象。身高六英尺三英寸（约一米九），体重220磅，满身肌肉，他对海军陆战队的忠贞不二简直如同天主教的耶稣信徒，对海军、陆军、国会、母亲和军官（由重到轻排序）则不屑一顾。他穿着那身被热带阳光晒得发白的军装，腰板笔直，趾高气扬，双眼目中无人地从褪了色的军帽下打量前方，每每看着他这模样，犹如在欣赏一道风景。

这个红发巨人走路时略有跛脚，这是他在1950年长津战役（Chosin Reservoir）中患冻疮的后遗症。那时，海军陆战队的战斗史上还没有溪生战役（Khe Sahn）、顺化之役（Hue）和天使山战役（Con Thien），从“酷冷刺骨的长津”被迫撤军是当时海军陆战队最严峻的考验，是冰火两重天的境地。多年来，那次行动似乎成了一篇史诗——即便是最沉静冷峻的军事史学家也不免要将其与古代雅典色诺芬（Xenophon）领导的不死长征军相提并论——要是哪位海军陆战队战士说“我去过长津”，绝对会赢得众人仰视。有这资格的人不多，坎贝尔便是其中之一。

他和这支排的关系，犹如酋长和战士氏族。4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构成了他的私人封地，任何人都不得干涉其内政。他坚信，常规军的纪律严明最终要靠恐惧来实现，没准儿他是对的。他让恐惧弥漫整个排，不过不是顾忌军法，而是怕他。士兵们认定，违反命令事小，吃“野蛮比尔”拳头事大，这才是违反命令的最终惨剧。他会对违反军纪的士兵痛骂：“妈的，你是我手下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一般骂完之后，小兵就会被关黑屋。

士兵们并不憎恨坎贝尔的暴力手段。整个海军陆战队都存在一种不可磨灭的大男子主义和受虐狂倾向，士兵们没准儿还觉得骄傲自豪，因为众所周知他们中士在分队中最为严厉苛刻。并且，他这种一对一的惩罚方式要比军法的冷血处理要强。最不济，前者至少不会让他们个人档案上有污点，不至于丢了军装，没了升级的机会。

坎贝尔对集合训练的热情永远不减，他在帕里什岛（Parris Island，海军陆战队的征兵站点）当教官时，总结了不少宝贵经验。军训在他看来是门艺术，坎贝尔每次在阅兵场上指挥他的士兵，那种心满意足恐怕即便是编舞师导演一台芭蕾舞剧也难以匹敌。有一次，我刚抵达冲绳两个星期，我瞧见他正在练兵。只见他站在操场一角，背着双手，朝着队伍发号施令，士兵们整齐划一，像一台机器。这真是他的拿手好戏，蔚为壮观。他问我要不要试试，我摇头说不，我连他一半的本事都没有，更别说超越他了。他冷嘲热讽地回答说：“没错，中尉，没人能超过我。”

为了让他接受我才是排长的事实，我费了老大劲。到了今天，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成功了。我在他眼里似乎是无法逃避的麻烦，所以不得不忍气吞声，不过他对绝大多数军官都是这种态度。因此种种，我渐渐开始尊重并喜欢上他了。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打造的现代军队照搬了福特汽车公司的企业模式，军队成了“团队”，大家都倒背如流地说着公共关系辞令，发挥自吹自擂的技艺，所以出现一个像坎贝尔这样口出不逊、酗酒豪饮的异类，倒令人眼前一亮。他自立门户，日常生活或是部队生涯皆是如此，绝不妥协。他就是他，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中士，不向任何人低头。

1965年1月，当我加入这支队伍时，营地出现岛热疫情。除了曾经冒着严寒在日本短暂训练，1-3部队自九月起驻扎冲绳，严阵以待。然而与世隔绝，他们百无聊赖。“海军陆战队第三师之家”驻扎在施瓦布军营（Camp Schwab），那一层楼的水泥建筑营房是按军衔划分的，外围一圈铁篱笆，哪是什么家园，更像是最低级的安全监狱。这是最偏远的营地，位于该岛北三角树林浓密的山地边缘。最接近人类文明的就是一辆短途出租车，还有几间肮脏污浊的廉价酒吧，名字读起来简直就是一堂美国地理课：纽约酒吧、加州俱乐部、夏威夷蓝色休闲居。这个小镇名叫边野古，士兵们夜里跑到这里来抢酒喝，一群点头哈腰的姑娘围着他们，这群第一次来到国外的美国大兵个个喝得肆无忌惮。

接下来的日子遵循了驻地生活的传统：晨号起床、点名查人、晨练体操、排队早饭、小组训练、排队午饭、队列训练、小组训练、午间体操、排队晚饭、请过假的自由活动、没请假的负责巡逻、晚间活动、放水洗澡、熄灯睡觉。

这日子真是苍白无趣，和我心中的浪漫主义梦想大相径庭，压根儿不是我所期待的驻远东海军陆战队该有的模样。连队第一中士弗莱德·瓦格纳（Fred Wagoner）让我第一次尝到军队里的刻板。他体格魁梧，短短的白灰色头发，戴一副钢制边框眼镜，看着像位威严的老祖父。和绝大多数上级中士一样，瓦格纳对军队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那一套亦步亦趋。去连队报到那天，我在评估表格上签好名字，然后把表留在他办公桌上，接着便要和李·皮特森（Lee Peterson）上尉一起去参加新人介绍会。我刚要走出办公室，瓦格纳便把我叫住，他那副眼镜耷拉在鼻梁上，那双眼睛被镜片放大了，凶巴巴的。他用粗壮的手指把表格推回来，哼声说道：“卡普托先生，你签名用的是蓝墨水。”我回答说，没错，我的圆珠笔是蓝色。他阴阳怪气地质问：“见鬼，先生，匡蒂科没教你吗？”接着一只手推过来新的空白表格，另一只手把他的笔递给我，“先生，要用黑色笔。海军陆战队规定，书写只能用黑色笔。”

我问：“先生，这有区别吗？”

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又爱又恨起来，好像在教育一个白痴小娃：“请吧，先生。用我的笔，黑色笔。中尉，这是规矩，要说我有什么经验，那便是你斗不过规矩。”

这便是我刚到国外生活，了解规矩，用黑色笔填表格，和其他排长一起在连队办公室里喝咖啡。好莱坞和约翰·韦恩描绘的轰轰烈烈越发遥远。我无所事事，很快就和其他人那样不安分了。事实上，我更加焦躁不安。营地里循环反复、寡淡如水的琐事让我烦躁难耐，因为我渴望——甚至可以说处心积虑——有个机会能证明自己。

我在1-3部队的位置是我焦虑不安的原因。我不仅是这里最年轻的军官，也是处境尴尬的局外人，不招人待见，可又不能弃之不理。1-3部队是支“移位型”队伍，海军陆战队的部分意图是以此实现队伍循环，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间稳定其太平洋军力的高效性和团队性。这类队伍的核心力量是老练的军官和军士——诸如坎贝尔中士这样的人。军衔都落在那群一起行军打仗的军人头上，初级军官则和同年刚从匡蒂科毕业的中尉住在一起。海军陆战队按照相似性熟悉度来指派移位部队；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待在那支部队以便完成服役期，大约三年左右。一半时间是在加州彭德尔顿军营（Camp Pendleton）第一分队接受训练，接着便和第三分队驻扎远东地区，在冲绳待13个月。因为他们形影不离，同甘共苦，战友情谊之深可想而知。就像人体内细胞的紧密相连，每一位兵，每一个组，每一个排，每一个连都唇齿相依，成了一个有自我生命和思想的整体，构成了一支战队部队。

这就是1-3部队的情况。单个人的身份已经彻底融合成集体身份。他们是集体，集体是他们，在他们看来，这支营队是部队中的翘楚，精英中的精英。他们的门户之见、派系思想几乎随处可见。自一开始我便察觉，所以每每想到自己是个局外人就感到痛苦焦灼。在这个集体中，我就像是某个精英俱乐部的客人——虽不至于遭人排挤，可也不是其中一员。

我的“母部队”是司令部总部，我被总部安排到1-3部队服役90天，依照上级指示，我必须在营地里完成指挥工作，以作为我的军队专业特长（简称MOS）。换言之，我不过是营地的附属品，而非其中一分子。90天之后，我可能会被调回到总部，干些枯燥乏味的文职工作。不过我收到消息，如果营地想用我，那这种命运就可能延迟，甚至彻底转变。反过来，这取决于我展示的实力，是否能够赢得这支队伍以及同级军官的尊重。两者都不容易。查理连（Charley Company）的其他排长——格伦·莱蒙（Glen Lemmon）、布鲁斯·泰斯特（Bruce Tester）和墨菲·迈克洛伊（Murph McCloy）——之前都在不同地方干过一两年，只有我毫无经验。和他们相比，我就是一窍不通的门外汉，连最基本的知识都一无所知。当着他那班军队办事员，一等中士就让我无地自容：“蓝色笔！他们就没教会你些别的？”大家给我这个没有实战经验的二等中尉起了个朗朗上口的绰号——“光脚愣头青”。

营地里谣言四起，说是要派兵到越南。据说早在月初就有所行动，三角连（Delta Company）被派到岘港，为驻扎当地的美国军营提供内部保障。大家没有动心，而且据官方说辞，行动只是暂时性的。然而小道消息却传，剩余的1-3部队即将派驻越南。一周又一周过去了，毫无动静，我也心灰意冷了。

二月，连队被派到北部军训区（Northern Training Area），那里树林茂盛，地处山地，主要是训练反游击技能。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实地考验。我急于求胜，唯恐行错一步，然而在开始阶段，我的表现却不甚满意。我举棋不定，自信不足，士兵们经常错误理解我给出的命令。在冲绳密林里领兵远远要比在匡蒂科树林里难得多，相形之下，后者环境简直就是公园。我好几次差点迷路，无疑验证了部队里的那句老话——世上最危险的人就是手拿地图和指南针的二等中尉。我们研究“袭击”一个模拟游击队军营的战术时，最丢人的事终于发生了。整支队伍正严阵以待准备进攻时，坎贝尔点起一盏油灯，理由就是他想抽烟。见他这么做，我心想应该无碍，于是也点了一支烟。还没等我吸完第一支烟，一位怒气冲冲的教官便从竹林里跳出来。

他大骂：“搞什么鬼？战局还没定数。没我允许，不许点灯。你要是在越南战场干这事，敌人就会朝你开火，你们肯定全军覆没。把你嘴里叼的鬼东西扔了。你该立个榜样。”

当着众人的面，我被痛骂了一顿。上头觉得还不够，那天晚些时候，连队的行政军官乔·费利（Joe Feeley）还对我批评教育。教官把这次事故上报给皮特森，费利告诉我，皮特森念在我还是新手，愿意网开一面。不过哪天重蹈覆辙，上头绝对要质疑我的能力。“中尉，至于你们队里那位中士，那小子缺根筋，你最好让他知道谁说了算，不然下次他还会给你惹麻烦。”受了二十顿骂，我回到队伍，想起以前读过的一本战争小说里的句子：“上帝啊，命令至上。”上帝啊，什么都大不过命令，我开始怀疑自己究竟会不会发号施令。我暗自咬牙，绝不能有第二次，于是年轻的我学会了严词厉色指挥队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队的表现虽然谈不上卓尔不群，但好歹也算是可圈可点。

如今回想起来，那天劈头盖脸的批评决定了我后来在越南或好或坏的行为。因为那些声音，我总是担心自己再遭人批评，另一方面，又极度渴望美誉赞扬。我最不愿自己被视为能力欠缺，不配在纪律严明、骁勇善战的海军陆战队步兵营占据一席之地。如果我当时的年纪再长些，或者经历过更多风吹雨打，估计不会把费利的那番言辞太当回事。然而当年的我初出茅庐，什么事情都太过认真。这也是很多指挥官在评估报告里对我的描述。这些报告我至今还保留了不少，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态度积极、略显冲动的军官，为达到期望，不怕难不怕累的年轻中尉。“面对敌人，卡普托中尉英勇无畏”、“一位进攻性强、好胜心强的年轻军官，极度渴望成功”、“有些鲁莽”、“做事易冲动”、“事先缺少规划”、“战场上表现不凡”。拿破仑曾说，他有能力让士兵为了不足挂齿的荣耀牺牲。营队出发前往越南时，再不值一提的东西，我也可以为之献上性命，就想让自己的评估报告上多些溢美之词——就为了那几句空言。

训练持续了两周。这两周大雨不歇，我们尝到了雨林作战特有的艰辛——水蛭、蚊子、永远潮湿难耐，浓密树林构成一个幽闭环境，即便是最明媚的午后也黯然无色，到了午夜，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和盲人别无二致。这恐怕是我们最实用的知识。我们借鉴应用20世纪50年代英国在马来西亚作战时总结的宝贵经验，其实那场战争和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战争相似性有限。不过，这是西方国家在亚洲地区唯一一次取得胜利的反叛乱战争，在胜利面前，你只能照搬。因此，一如部队惯例，我们按照不甚合适的参照物接受训练。马来西亚打击游击队的所有战术经验，我们一样不落地认真学习。

有些训练项目旨在让我们染上些反社会习气，否则雨林战士恐怕难有活命的机会。在雨林作战，士兵必须坚韧不屈、攻击性强、冷酷无情，行为举止如同小偷窃贼、银行抢劫犯和黑手党杀手。这些训练的其中一位教官是长得五大三粗的中士，粗壮的脖子与肩膀完美地连为一体，宽度长度像极了M-14步枪。他反复强调，必须干掉每一个闯入埋伏阵死亡区的敌人。第一枪朝胸口，第二枪脚踝，逃过第一枪的人，第二枪绝对一命呜呼。为了将我们打造成冷血战士，我们首先要变得心狠手辣，所以中士如此这般开始了第一堂课：

他走进教室，将一把短斧钉入木墙，伴随一声令人不寒而栗的哐当声。他一言不发，在一块小黑板上写下了几个字，他倒三角形的后背挡住了黑板。接着他走到教室一边，一手指着黑板上的字，一手指着其中一位海军陆战队士兵，问：“你，上面写的是什么？”

士兵：“中士，‘埋伏就是杀戮’。”

中士：“没错。”他高声喊道：“埋伏就是杀戮。”他又走到黑板前，另写了几个字，接着说道：“读。”

士兵：“杀戮即为乐趣。”

中士：“没错。”他把短斧从墙上拔下来，在众人面前挥舞。“现在，大家一起念。‘埋伏就是杀戮，杀戮即为乐趣’。”

有的人懵懵然笑起来，众人念得乱七八糟：“埋伏就是杀戮，杀戮即为乐趣。”

中士：“士兵们，我听不清。”

这次大家异口同声了：“埋伏就是杀戮，杀戮即为乐趣。”

大家个个胡子拉碴，全身汗臭，再次回到施瓦布军营时突然发现，就当大家演习歼灭游击队时，真正的游击队已经把越南搞成了人间地狱。北越军袭击了美国在波来古市（Pleiku）的空军基地，照当时的标准，可以说是伤亡惨重：伤亡人数约70人。几天之后，美国第一批飞机用尽炸药空袭越南北部。这之后，空袭接连不断，由此拉开了所谓“滚雷行动”（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的序幕。

营队又回到了昔日的生活轨道，然而随着“波来古事件”和“报复性空袭”的爆发，有关“去南方”的谣言再度复活，一改军中往日的百无聊赖，众人纷纷欢呼雀跃。2月15日，有人辟谣，我们得到消息，1-3部队一周之内要动身前往香港或者菲律宾。17日终于收到确切消息，计划有变，我们必须在24日出发去岘港。

接下来的三周大家忽惊忽喜，时而严阵以待，时而消极怠工。查理连又被派到树林里进行为期两天的军训，大家揣测，没准儿这是为真枪实弹演习，也许我们月底就要冲锋杀敌了。我们在驻地的时候，气候晴朗温和，这时却变得潮湿阴冷，让我们新增的训练变得更为艰辛。不过整个排全都意气风发，除了坎贝尔中士。

我们冒着雨，摇摇晃晃蹚过一条满是淤泥的橙红色河流，坎贝尔说道：“这种事，老子干了17年了。中尉，我老了，干不了这种童子军的活了。我就想回到帕里什岛，满了20年就不干了。和我老婆孩子们一起过点好日子。”

走在我们后面的布莱德利搭腔说：“上帝啊，这儿除了红土，什么都没有。坎贝尔中士，我和迪安纳以前放学回家时经常走这样的路。”

“鸟人，我在和中尉说话。”

“抱歉，长官，坎贝尔中士。”

“中尉，就像我刚刚说的，满了20年，老子就不干了。你知道吗，我在南卡罗来纳买了80亩地，我打算退休后就种种地。”

我笑他：“野蛮比尔坎贝尔，文雅的农夫。”

“长官，你尽管笑吧。不过我打算等退役后加入州警察局，然后等着退休，到时候老迈的野蛮比尔出人头地，这班鸟人还在蹚这红水。”

有人叫道：“妈的，没办法才走这条道。我又不是终身监禁的犯人。”

“因为你不够优秀，傻小子。”

完成了这训练，又进行十米负重行军，我们有气无力地走过大门，那模样那心情就和真上了战场一样。但是到了24号，营地依旧停留在原地。一周以来，时有命令传出，很快又被收回。据传，岘港那边的行动叫停了。不过我们终究要去香港了。不久又传来消息，1-3部队将在岘港共军基地登陆。计划时间是3月1号。到了这一天，计划又被推迟到3号，3号又被推迟到5号，最后计划取消。部队的消息先是言之凿凿，接着半真半假，最后成了谣传，又传来消息，我们要继续在冲绳待到4月8号，接着动身前往菲律宾。

我自己也不清楚，这样一系列真真假假的消息会不会是有计划的骗术，或是绝大多数重大军事行动之前普遍的烟雾弹。要是前者，除了成功将我们搞得一头雾水，其他人都没上当受骗。边野古的酒家女消息很准，眼见着我们即将远去，一个个惆怅神伤地感慨：“你们1-3部队就要去越南了。没准儿整个海军陆战队第三师都要和我们说再见了。十队开始，糟透了，边野古就赚不到钱了，也没有美国大兵了。”当地的英文报纸爆出先兆，60位妓女已经从西贡搬迁到岘港，因为她们“听到谣言，美国海军陆战队即将登陆”。还有更令人不安的兆头，南越军，亦称越南共和国陆军，已经接近全军覆没。《太平洋星条旗报（Pacific Stars and Stripes）》还有军事广播节目都在公布消息，噩耗连连：驻地被毁，救护队被伏击，机场被轰炸。

尽管局势不妙，我们也不再担心自己的未来硝烟四起。我们心想，先前的一惊一乍不过是训练大家的“作战状态”，我们肯定会继续困在这里。那寡淡如水的生活又开始了，一如往昔。3月7号周日，1-3部队至少500位军官士兵在“八月月色茶馆城”石川县嘉手纳（Kin and Kadena）享受着酒色周末。

那天，留在基地的执勤军官是格伦·莱蒙。刚到下午，莱蒙坐在总部哈欠连天，拿着值班笔记本写写画画，忽然接到消息，他一读，顿时振奋，抓起电话，通知指挥官拜恩（Bain）中校。

（三）

信使：准备好，将军。

敌军来势汹汹；

血光之灾端倪已现，

残酷战斗，迫在眉睫。

——莎士比亚《凯撒大帝》

莱蒙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和墨菲·迈克洛伊在军官俱乐部的阳台上一边喝着啤酒，一边欣赏美景。俱乐部坐落在高山上，低头俯视，那景色完全可以和音乐剧《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相媲美，就差埃兹欧·品扎（Ezio Pinza）对着玛丽·马丁（Mary Martin）哼唱情歌的场景了。青绿色环礁湖在日光下熠熠生辉，红褐色肤色的农夫乘着小船从水面划过，礁石那头是天水连一的中国东海，明亮辽阔。我们懒洋洋地躺在折叠椅上，手里端着冰镇的啤酒，脸庞沐浴着暖暖的阳光。

迈克洛伊说道：“菲利普，这生活真是惬意啊。”电话响了，俱乐部的冲绳籍经理萨米（Sammy）连跑带跳来到阳台。他上气不接下气：“1-3部队军官，立刻打电话给执勤军官。”迈克洛伊主动去打电话。我心想，至多不过又是有人在服役军人俱乐部（Enlisted Men's Club）斗殴打架，不过当墨菲回来时，他满脸通红，好像脑袋发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确实如此。

“菲利普，是莱蒙。他是今天的执勤军官，刚接到消息，我们要去越南南部了。”

“什么？”

“我们要上阵杀敌了。”他叫嚷道，好像这是人生最大乐事。接着，他立刻离开了俱乐部。

听了近一个月的虚假消息，我现在谨慎多了，所以自己进屋给莱蒙打电话。他向我保证，这次绝对不是无稽之谈。那消息真真切切摆在他眼前：1-3部队搭乘飞机前往越南南部。我们今晚某个时刻就要离开嘉手纳空军基地，第二天上午就要着陆岘港。明天上午，岘港着陆！原本天气炎热，又灌下六瓶啤酒，我整个人昏昏欲睡，可一听到这消息，顿时精神抖擞。我感到自己肾上腺素猛增，两手一阵颤抖，胃里有种强烈的饥渴感，好像自己正在一架高速下降的电梯里。

我该做些什么？我可从没参加过战斗。莱蒙说道：“嗨，我也一样。当务之急，打包收拾。”他念了一串指示：打包战地行军包裹，其余装备收到水手袋里，等等。完了之后，赶紧到连队区。别管那些小兵，他们有军士管。能告诉我的就这么多了。他还要通知其他军官。“那班人怎么挑日子的，今天不是出发日！”他带着他特有的那种笑声说，不是那种尖尖的咯咯笑，倒更像是他老家得克萨斯州南部的平原，干燥粗粝。呵呵呵，那班人挑了个星期日，大家全都不知道在岛上哪个角落，饮酒作乐，等他在那些个妓院酒吧找到他们，个个呆若木鸡，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我往嘉手纳O俱乐部打电话，猜想这群小子肯定在那儿狂喝法国红酒。威廉姆森（Williamson）接到电话，我告诉他快点回施瓦布军营，我们马上要去南越了。他怎么说，‘噢，妈的。’我告诉他：‘什么妈的，威廉姆森，臭小子，我们今天就要出发。’他回答我说：‘莱蒙，我今天这样子太难看了，都不好意思去越南。换别的人去吧。’接着他就把电话挂了。我又给他打电话，那小子还是这反应。唉，过了一会儿，李昂斯（Lyons）少校进来，我和他说了威廉姆森的情况。李昂斯亲自打电话到嘉手纳俱乐部：‘威廉姆森先生，我是营地执行长官。要是一个小时之内，你没有办法脑袋清醒回到这里，担心你的小命。’呵呵呵，菲利普，太有趣了，全都乱糟糟的。”

莱蒙挂断电话，让我猜猜这故事的核心，要是有这么个核心主题。

我立即健步如飞赶回单身军官宿舍，猛推房门，一声巨响，我那永远镇定自若的室友吉姆·库尼（Jim Cooney）吓了一跳。

“上帝啊，火烧屁股啊？”他比我级别略低，不久前才来到这里。我定定神，尽量让自己听上去处乱不惊，非常专业。

“噢，我们刚收到命令，马上出发。”

“出发去哪儿？”

我故作随意地说道：“去越南。”那语气，就好像我每个月要往返越南一次。

“是吗？”库尼漫不经心地回答。后来在八月份的朱莱战役（Battle of Chu Lai），他失去了半个排的兵。“越南？哦？真的。”

虽然之前有各种严酷训练，可除了实地演习之外，我真没为哪些更严峻残酷的事情做过准备。我的782装备，或者说战地装备，散落满屋都是，我的制服还在单身军官宿舍一位名叫米可（Miko）的洗衣女工那里。算了，那些浆得笔挺的军装到了丛林里也用不上。我冲到洗衣间，塞了几美元在米可手里，拿起我那一包衣服，急急忙忙又跑了，米可一边追一边哭：“长官，还没洗完，还没洗完。”我回头大叫，我要去越南了。她哭喊道：“啊，越南。糟透了。”

我回到房间，迅速打包战地行军包裹。这包袱里面有肩背包、挎包、毛毯、帐篷、庞乔斗篷、帐篷桩、屋脊梁、牵绳、替换的靴子、袜子和内衣裤、一套军装、餐具、剃须用品以及挖掘战壕的工具。后来又加了一顶钢盔、两只水壶、随身武器、防弹衣、双筒望远镜、指南针、刀具和配给食物，这时我的行李重达65磅。我背上这行囊，想调整一下肩带，这玩意儿就像是富国银行（Wells Fargo）的保险柜。我们该不会要背着它，蹚过河流，穿过雨林，长途行军吧？我放下这包袱，落在地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我按照莱蒙的指示，把额外的战斗装备放在水手袋里，部队制服、多数便装还有书都放在军用小型提箱里，真不应该把书放那箱子里。我本来想将书随身携带，可是水手袋里实在装不下了。我当时也觉得，到了越南，恐怕没什么读书时间。那时我压根儿没料到，1/10的时间在打仗，其余9/10的时间是在等待打仗。打包完成，我在小提箱上刻上“卡普托，P.J.2LT.089046 C-1-3”的字样，贴上标签，送到科特尼营地（Camp Courtney）库房。等我回来提取之前，它会一直保存在仓库里。我当时压根儿没想过，自己会不会一去不回。那年我23岁，身强体健，相当自信，我将永存。

营地里乱成一团，像是危机来袭。士兵们在各分队区域来回穿梭，像极了无声电影里那些癫狂的人物。有的人一身军装，有的人还穿着便服，有的人身上只有一条内裤，裸露的肩膀上挂着各式各样的装备。后勤部的人将供应房里的箱子扔在路上，堆成了山，无疑给吉普车和卡车司机添加了障碍训练。一台机械骡——重型武器转载工具，看着不像骡子，更像是超大号四轮玩具马车——好不容易避开一堆箱子，偏又撞上另一堆，咆哮倒向路边，一台106毫米型号无后座力步枪从平板车上弹起。和其他区域一样，查理连这时也像是一个露天额外军备商店，到处散落着迫击炮炮管、底板、旁边成堆的步枪、帆布帐篷、机关枪皮带——带子卷成一团塞在弹药罐里、防弹衣、头盔以及各种各样的通讯设备。接线员正在检测无线电，传来阵阵怪响，时而是“呱呱”声，时而是“哔哔”声，时而是不停休的“咝咝”声，接线员单调的声音凌驾这乱叫之上，“波克（Burke）六队，波克六队，我是查理六队，我是查理六队。消息‘微弱混乱’，重复‘微弱混乱’。请给我长段报数检测。”“……已收到（Roger），查理六号。长段报数检测，如下……10，9，8……”

未来数小时发生了什么，我已经记忆模糊。一片嘈杂，四处混乱，军官朝中士发号施令，中士朝下士发号施令，下士朝准下士发号施令，准下士朝士兵发号施令，士兵没法再朝谁发号施令了，只好把所有的活都干了。至少这条命令链条运转得通畅无阻。我记得，有位士兵胸前挂着子弹带走过去，活脱脱一个墨西哥强盗，爱一惊一乍的迈克洛伊欢声尖叫道：“青铜战神参战了！”有位后勤物资职员一边派发盔甲短裤，一边戏谑道：“穿上它，你命根子就保住了。”我从军械库里拿出自己那把手枪，看着躺在弹匣里的45口径子弹，像钝了的黄牙一般发着光，心里既忧虑重重又欢喜连连。

到了20点，或习惯所称的晚上8点，皮特森召集排长和军士在连长办公室开了个介绍会。我们挤在那间小屋子里，空气中很快就弥漫着浓浓的烟味和恶心的汗臭味。身材高大、一张娃娃脸的皮特森弯腰看着那幅被汗水浸透的地图，地图上面用油性笔画着线条和箭头。地图复本发放给排长。有的人对越南地理一窍不通，队长不得不首先指出岘港的位置。在过时的法国陆军地图上，岘港区域使用的是殖民时期名称——土伦（Tourane）。

越南被分为四个军事区。最靠北的是一号军区，亦称Ⅰ军区。该军区由五个省组成：广治省（Quang Tri）、承天顺化省（Thua Thien）、广南省（Quang Nam）、广信省（Quang Tin）和广义省（Quang Ngai）。

这次介绍会真是简之又简。皮特森告诉我们，北越军已经在干旱季节向Ⅰ军区和中央高地发动进攻，有可能会将南越地区一分为二。南越军伤亡惨重，一周之内，伤亡人数达到一个营。在南越地区负责镇守重要军事驻地的各队伍必须派到前线作战，弥补南越军的损失，为发起反击提供足够的兵力。美国军事基地如今陷入被袭击占领的险境，因此，美国地面部队必须即刻前往越南，保障基地安全。据说，北越军将在岘港发动大规模袭击，岘港将成为第二个波来古市。近来，袭击入侵事件频频上演。

海军陆战队第九远征旅负责保护基地。这支队伍依照具体任务构成，成员包括我们营、第九旅第三营、炮兵营以及后备保障队。这支队伍的任务是在次日清晨的某个时间发起空袭和海上袭击，接着在岘港建立防御阵地。3-9部队将取空、海两道，在该市北部的红海湾一号（Red Beach One）分别着陆和登陆，接着推向内陆并占领327山头，这座山是基地西面的屏障。1-3部队将搭乘空军C-130飞机从嘉手纳出发，着陆之后在机场附近设置屏障。C连打头阵。皮特森能告诉我们的也就这么多了。“有问题吗？”“有，长官，会出现哪些抵抗？”“不会太严重，也许会有狙击，或者高射炮。不过，大家要做好准备，应对强烈反击。还有问题吗？莱蒙中尉？”

莱蒙拉长语调问道：“长官，我能不能换掉这套臭气熏天的装备？”

我们大笑起来，皮特森蹙着眉头。

“格伦，你给我闭嘴。行啦，大家听好。和下面的人做情况说明时，要清楚告诉他们，我们的任务仅限于安全保障。我可不想有人到了那儿，真把自己当成约翰·韦恩。我们的任务是提供安全保障，仅此而已。我们不冲锋陷阵，只是给南越军消除后顾之忧，安心在前线作战。这次战斗，他们是主角。”

说定之后，我们走出办公室，把命令传达给各排士兵。我听见一位步枪兵嘀咕：“妈的，外围防御。我们是强大军营，又不是大门保安。”不管怎样，这总比在原地闲荡游逛强，转念想想，海军陆战队的一大传统责任：保卫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帮助四面受敌的盟友，教训外敌。美国不好惹！海军陆战队依照命令抵达目的地，加入战斗。

很快就组织了运输队。我们先是将供给物品和器械装备搬上车，接着各步枪连队挤在车里。这一整天忙忙乱乱，这时候，我们这群战士开始了部队3/4时间都在做的事：等待。半小时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两小时过去了。长长的队伍懒洋洋等待着，我坐在一辆吉普车里，恰好在队伍中间位置，我觉得筋疲力尽，甚至开始怀疑，腰上别着柯尔特自动手枪、头戴钢盔、身着防弹衣的人究竟是不是我本人。就在一年前，我不是还在英国小说研讨会上探讨《汤姆·琼斯（Tom Jones）》和《约瑟夫·安德鲁斯（Joseph Andrews）》的价值和不足？我不是还为了准备音乐学毕业考试，和室友一起听巴赫（Bach）和维瓦尔第（Vivaldi）的音乐？如今想来，这些事真是蹉跎生命。

引擎一声巨响，把我从记忆中拉了回来。前面，大概十几位步枪兵跑上一辆六轮大卡车。显然，我们一直在等这些个掉队的。运输队开始颠簸前行，沿山路上行开向大门。迈克洛伊队伍的科比（Colby）中士没能准时赶回来，穿着一件运动衫，站在路边，一脸傻笑地说道：“再见啦，查理连。再见啦，伙计们。”天色已暗，辨不清人脸，所以有个士兵肆无忌惮在卡车上叫唤：“科比中士无故缺席，吊起来打屁股。”科比只是一边傻笑一边挥手：“再见啦，伙计们。”

多年后，我问他这一天到底去哪儿了。

“中尉，我这是脱身之计。”

“你知道我们要去南越？”

他战栗地向我行军礼：“遵命，长官。我也想让您知道，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对你们的贡献心怀感念。”

运输队行驶在狭窄的道路上，越过明月照耀下银绿色的甘蔗田地，走过曾被前朝战火洗礼的空荡海湾。我们这一行一路颠簸，左摇右晃，终于抵达普天间海军陆战队航空基地（Futema），接着我们要去嘉手纳。人和设备在卡车的钢制车板上下震荡，要么就挤靠在木制护栏上，不过你拥我挤并没有影响大家的高昂情绪。士兵们高声欢呼，打破了沿途村庄的晨曦之静。有些低矮狭小的水泥砖墙农舍，还亮着稀薄微光。有位妇女怒气冲冲跑到门前，似乎在破口大骂。我们听不懂，不过她的意图明显。有个步兵夹着英文用蹩脚的日文回应：“嘿，妈妈桑，美国大兵了不起。你这头牌老鸨。”

快乐的战士。大家都是微醺的状态。确实如此，然而不是酒醉人，而是事醉人。这支营队尚无实际成就。在毫无征兆和事先准备的情况下，仅仅不到八小时，他们就要整装待发奔赴战场。如今一切就绪，他们可以安心享受冒险的刺激，终于摆脱了束缚已久的条框枷锁，心情畅快。在黑暗之中步入未知世界，步入遥远的异域风情，这真是令人陶醉。他们早就受够了军训、监督和演练，终于盼到大事了。

我们在普天间又停滞了很久。大家下了车，把武器整齐堆放在跑道旁边的空地上。大家背靠背坐着，或是头倚着行李躺在地上，纷纷在草地上休息。烟头微光在黎明前的夜色里一闪一闪。营地总部在基地控制室里开了个临时商店。我实在无事可做，就跑到商店里买了瓶可乐。喧闹混乱又开始了。电话响起，文员和办事员手里拿着文件来回穿梭。拜恩上校原本就很魁梧，穿上防弹衣越发像是国家橄榄球联盟（NFL）球员，他对着电话说：“喂，最好搞清楚，我们到底去不去。”我心想，上帝啊，不会又白忙活了吧。一位素未谋面的军官走向前来问我自己现在有没有任务。我错误地回答说，手上目前没任务。

“好极了。这里有份车辆汇总表。这是支粉笔。”这还用他说吗，我当然认识粉笔。“你去找这些车，然后用粉笔在重心点做标注。画个叉，然后在下面写上CG[7]字母。”

“遵命，长官。可是，我怎么判断哪里是重心点？”

“重心点已经用黄色油漆标注CG了。很好找的。”

我很想问下一个逻辑性问题：既然重心点已经标注了，何必还要再度标注一次？不过我现在是老油条了，一听就能判断出这是独断专横的命令。

我正要去执行这沉甸甸的任务，正如所料，此刻另一道命令传过空地——不要标注重心点。我赶紧跑回吉普车，结果座位被一个领导鸠占鹊巢。高高在上的领导把我的行李递给我，那神情仿佛在说：“愣头青，领导有特权。”我在宫扎莱茨小组的六轮卡车里找了个空位，他们对排长的纡尊降贵表示热烈欢迎。有人叫嚷道：“嘿，中尉要和我们虾兵蟹将大联欢，快腾个地儿。”他们在那一堆装备里挪出条道。我一屁股坐在前面，头顶着电缆。步枪润滑油、臭汗、皮靴和帆布各种气味夹杂在一起。卡车引擎再次发动。宫扎莱茨大叫：“热死了，快点走。”后来，他的左腿被地雷炸掉了。

一位大个子中士走过我们的卡车，喊道：“嘿，你这二等排，做好准备杀北越军了吗？”

“去死。”

“好吧，想把他们怎么着？”

“打敌人，杀个片甲不留。”

中士回答说：“嘚瑟。”他精力旺盛，体格强壮，六月，他的脊柱被狙击手的子弹洞穿，下半生从此瘫痪。

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了。眼前当下，我和宫扎莱茨的队员们坐在一起，全身上下骨头散架，听着他们说着不入流的笑话和肆无忌惮的笑声，心中对这群小伙子不由升起一股暖意，真是前所未有。连接这路人马的那条隐形线也把我串在一起。我第一次觉得这是我的队伍，我是其中一分子。

东方暨白，这队士兵，这些武器，在蜿蜒曲折的道路上又前行了一个小时左右。军队行进之时，往往能展现出一种骇人的基本特质。军队似乎有着各自独特的节奏，不受其成员控制，甚至也不受指挥者的掌控。如同奔腾向前的流水，我们势不可当，冲向即将带我们前往越南和战火的飞机，越来越近。

进入嘉手纳，队伍驶入一片广阔肮脏的地域，原本是个整体的队伍变成几支齐头并进的小分队。卡车猛一拐弯，尘土飞扬，令人窒息，接着又在路边紧急刹车。晨光稀薄，C-130飞机就停在前方，一时间大家骚动起来。背着沉重的包袱，士兵们笨手笨脚地下了车。小组队长和排长们高举双臂，指挥队伍。“在这集合，二队……”“查理连，这里集合……阿尔法（Alpha）靠右。”混乱的人群很快各就各位。我们以连为单位，排队朝正在等待的飞机走去。各排散开，有说有笑地登上尾部阶梯，朝着张大嘴巴的机舱门，进入指定的飞机。那场面就像是小矮人被长着翅膀的巨型怪物吞进肚子里。

我和手下40位士兵不得不和好几个大箱子及一台通讯吉普车挤在一起。这堆东西用链条捆住了，我们只好蜷缩在这堆货物和机身之间狭窄的空间里。有些人着实筋疲力尽，在箱子上面睡得不省人事，其余的就躺在地板上，相互倚靠，尽量眯一会儿。我们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和预计的出发时间已经相去甚远了。谣言再度盛传，行动可能会取消。最后，机组人员登上飞机，依照惯例告知注意事项，接着收起阶梯。飞机关门那一刻发出金属碰撞的“哐当”声，让我想起关上牢门的声响。这时，飞机开始缓缓在跑道上移动，噪音震耳欲聋，终于朝南飞去，飞向中国海。

五小时的飞行时间，我们尽可能好好休息。记忆的影像里，那些人、那些武器、那些器械，碰撞在一起；一位年轻的士兵吸着烟，似乎若有所思；还有一位，像腹中胎儿一般蜷缩着，把防弹衣当作毛毯盖在身上，以抵御高空低温；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嘴半张，像丢了命——而这就是他六个月之后的宿命。

警告灯亮起。C-130飞机为躲避突如其来的高射炮袭击，严重颠簸起来，并开始准备着陆，滑翔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停下来。坎贝尔叫道：“二队，背行李，靠后站。”士兵们背上行李，两腿僵硬，阶梯缓缓放下。接着，大家像是身披盔甲外衣和短衫的中世纪骑士，个个脚步蹒跚，卸下行李后，躺在一个土褐色、金属边的机库边。已经是下午了，炎热潮湿，满天云彩。这块空地的最南面，大概几百米远处，我看到一群士兵正在搭帐篷，距离太远，人影很小。从3-9部队滩头阵地运输供应物品的飞机越过327山头那平滑的顶峰。这座山很突兀地矗立在空军基地西边的水稻田之中。远方是墨绿色的安南山脉（Annamese Cordillera），山顶淹没在转瞬即变的云层里。

剩余的两个连也开始着陆，庞大的运输机在低空中歪下脑袋。一队绿衣人从飞机上走下来，接着又呈扇形扩散到外围。我竖起耳朵想听听枪炮声，可是不闻一声。我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欢呼雀跃还是失望颓丧。一位衣着混搭的中尉——卡其色上衣、绿色制服裤——朝我走来。他隶属D连队，是着陆联络官。他问我属于哪支队伍。

“查理连应该在那边。”他手指着正在搭建帐篷的那片区域，然后和我握手说道：“欢迎来岘港。”我似乎成了与会人员。我们排成两列，缓缓走过一间库房和几架停在一旁的H-34直升机。飞行员用老油条那种冷漠的眼神打望着我们。他们穿着毛线衫，打扮得像海盗：迷彩服，宽大的丛林帽，下腰系着左轮手枪。我推测，在越南的一大好处是着装方面多少可以随心所欲。再走了几步，我们眼见为实，认识到在越南的一大坏处。有架飞机遭遇轻度高射炮袭击，其中一支机翼上有好几个参差不齐的洞眼。有些士兵大吃一惊，那表情像是在问：“飞机被子弹射中了是这副模样，换作我们该有多惨？”答案就在旁边那台正在卸下运输品的铲车上。上面堆放着铝制箱子，看上去像是巨型工具箱——都是棺材。

连队正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马路挖土，莱蒙的排在右边，泰斯特的在左边。我那支队伍恰好在中间。莱蒙队伍的有些士兵高谈阔论，就是他们那架飞机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他们遭遇了袭击，着陆时面临阻碍。打上几轮肯定算不上袭击，可至少让我们免遭3-9部队颜面扫地的经历。他们进入战区时的情景简直就是一出喜剧，就像“二战”的新闻短片一样，他们在海湾登陆，迎面而来的不是机关枪和炮弹，而是岘港市长，还有一群女学生。市长发表了简短欢迎致辞，女孩们为将士们戴上花环。他们脖子上戴着花圈，仿佛是古代英雄，就这副模样出发攻占327山头，结果发现占据山头的不过是猿猴金刚。后来这成了笑话，猩猩队——而不是游击队，面对已经进化成直立行走、全副武装的同系表亲来犯，这些猴子只得束手就擒。

查理连接到命令，负责外围南面的安全保障，其界线左边就是一条直通岘港市区的柏油马路，右边则与A连融为一体。主防线（简称MLR）就在我们眼前那条肮脏马路对面，建有一面铁丝网，还有一条连接数个石头瞭望台的“之”字形战壕（这些瞭望台是法国殖民时期的遗物），一面双层密集的带钩铁丝网，一片雷区，以及三层蛇腹形铁丝。主防线由南越军地方营（民兵）负责防守，我们一般每两到三天去协助一次。那时候，1-3部队主要是担当第二道防线。皮特森告诉我们，沿着水稻田，位于南边的那些个村落，多年来一直都是北越军的要塞，北越军最有可能从这一带发动袭击。说简单点儿，一旦他们发起攻击，C连首当其冲。

大家一听这个警告，整个下午没命干活，挖散兵坑，填充并摆放沙袋，用挖战壕的工具把它们夯实。军官们沿着这条线，指派并部署人员位置。我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安排各项事务，设置射击点距离，安放机关枪掩护队伍前阵——简而言之，将我在匡蒂科“步枪连队防御战术课”上学的所有知识统统用上。我现在是全力以赴完成部署，曾几何时，我数次怀疑这些东西是否实用。目前看来，演习还是有现实意义的。还在冲绳的时候，队长在介绍袭击和反击时，我脑海里的景象是地面被炸了无数大坑，城镇被毁，满目疮痍。不过，现在看来，越南尚且不是一个被战争摧残的国家（不过当美军打响战争，最终还是惨不忍睹）。眼前北越军的“要塞”像是一个热带公园——一丛丛竹子和椰子树从稻田里升起，像是一片碧绿色海洋上的小岛；农妇们头戴圆锥形草帽，肩上的扁担摇摇晃晃，走过一条稻田水沟，旁边还有一个骑着一头水牛的小男孩；一群年轻姑娘脚步轻盈，穿着绢制裤子和傣族服装，别有风情。一位名叫本奇（Bunch）的机关枪手从散兵坑里朝她们挥手，还用蹩脚日语叫喊：“嘿，姑娘们，美女，靓女。”姑娘们礼貌地微笑回应。小组队长威廉姆斯提醒他，这里不是日本冲绳。与此同时，我用望远镜远眺村庄，想看看有没有红色部队，可是战争的唯一标记便是我们自己的军队身影、装得满满的炸弹架上，浩浩荡荡的队伍朝北面走去。

主防线上蔚为壮观的瞭望台营造了一种逼真的气氛。如果这真是战区，这些时空交错的东西摆在这里作何用途？他们唯一可预见的作用就是提醒北越军炮兵，请朝这里开火。他们的占有人也令人一头雾水。南越军——被戏称为RF[8]——没长心眼，有三种可能性：没人提醒这班人，敌人即将发动攻击；有人警告过他们，不过这班人身经百战，压根儿吓不住他们；或者他们是世上最蠢钝的兵。我对南越军的作战实力并不了解，不过更倾向于第三种可能性。不论怎样，他们在附近漫无目的来回走动，有的连头盔和武器都没携带，然后一脸惊奇地看着我们忙里忙外。有五六个人在一个简陋的茅草蓬下呼呼大睡，其余的就光着脚丫躺在附近一座泛白的瞭望台边上。有几个胆大的，从铁丝网的洞眼里穿过来，沿着防御线向我们走来，想讨几支香烟。“大兵，给支烟吧。”他们想要沙龙牌（Salems），可我们只有C类配给品好彩牌香烟（Luckies），味道有些怪，常被形容为朝鲜战争遗物。不过这班RF南越军还是心满意足了。有了这番“首战告捷”，第二批讨烟人马开始涌上来，好在皮特森把他们赶走了。他下令，不得与盟国过往甚密或者有私交。据情报官员所称，不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要高度防备南越军，他们的将领之中，有不少是北越军的间谍，或是同情北越军，两者性质一样。毋庸置疑，我们觉得这情报实在令人摸不着头脑。穿着南越军的军装，可本质上却是北越军的营队，他们会打击北越军，保护美国空军基地，这着实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

黄昏来临，一直没听到有人开火，我们也没有意气用事开枪射击，于是停下挖掘战壕的事，转而搭建帐篷准备休息。一切都完成之后，整支队伍终于吃了一顿像样的饭菜，上一顿还是头天在冲绳吃的早饭。想想似乎隔了很长时间。士兵们蹲在地上，用狗牌[9]撬开深褐色的配给罐头。简陋的住所前，加热片剂亮起了一簇簇微弱的蓝光，整个露营地都弥漫着一股辛辣的气味。每顿饭都免不了一番物物交易和讨价还价。“哇，妈的，我有榔头和利马豆子……嘿，和你换一罐桃子。”“行，我和你换。”“你喜欢榔头和豆子，伙计，你绝对是个傻帽。”“有种，算你狠，不换了。”“嘿，伙计，开玩笑的，换罐桃子。”“不行，榔头和豆子不够。伙计，现在物价上涨了，想要桃子，榔头豆子，外加坚果面包卷。”

这一整天挖战壕，尘土飞扬，大家全都脏兮兮的，外加几乎接连两天没合眼，个个上眼皮打下眼皮。我猜想，大家恐怕还有点沮丧失望。如此火急火燎地被派到越南，大家必然认定，此地深陷水深火热。车马受困，必须要骑士从天而降救人性命。他们个个热血沸腾，摩拳擦掌要大干一场，结果现实是一场反高潮戏码。什么水深火热，简直就是安居乐业。没错，这里的确“有车有马”，不过其化身为超音速战斗飞机，这里也没有野蛮的印第安人。瞧瞧那些南越军，无精打采；看看那片水稻田地，纹风不动。我们暗自嘀咕，我们耳熟能详的战争在哪里？传闻中的北越军游击队在哪里？一百米开外，水稻田里突然传来爆炸声，大家顿时兴奋起来。一缕棕黄色烟雾从树林中冒出来。好些人立刻拿起武器，得知实情后又放下武器：有条狗踩到地雷，死无全尸。

夜色很快就笼罩了一切。刚才还是黄昏时候，不过几分钟，四周便漆黑一片，没有月色。夜间执勤安排好了：前四小时，25%的人守夜，剩余时间50%的人守夜。全连上下戴上头盔，穿上防弹衣（我们好不容易“甩掉”那笨重的短衫盔甲），排成一行守住主防线。大约九十点左右，狙击手朝我们开枪，我们终于认识到，越南战争主要是发生在夜间。开枪密集度不高，准确度也不好，不过是大约每半个小时就开几轮，然而我们精神高度紧张，因为没人能分辨出源头在哪儿。嗖嗖打过来的子弹像是天外来客。白日下的田园景色渐渐成了未知梦魇。在我们这些没经历过实际作战的人看来，灌木丛越看越像是人，我们没有开枪反击，营地有命令：严禁意外射伤平民，必须看清楚对方，没有执行军士或指挥官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开枪。

那晚，我们最险恶的敌人是越南虫子。在那群到处乱飞、四处乱爬、悄悄接近、嗡嗡作响、叮人咬人的小东西面前，蚊帐和驱虫剂真是形同虚设，我们深受其害。每个帐篷里都传出拍打声，接着听到叫骂：“见鬼，鬼东西，去死。”到了午夜，我脸上手上都红肿起来。

为了免受蚊虫叮咬，我频繁跑去检查防线。要不就是这第一天晚上，或是第二天晚上，或是第三天晚上——在越南头几天的记忆混到了一起——我差点被自己手下的兵射中了。我走进他的散兵坑，他有模有样地拦住我质问道：“站住，谁？”

“二号真人查理（我的代号）。”

“二号真人。走近点。”

我向前两步。

“站住。美国总统是谁？”

“林登·约翰逊。”

“国防部长是谁？”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我觉得自己的回答清楚无误证明了自己的美国人身份，于是继续向前走。我又听见他叫“站住”，接着手枪上膛，就在约十米远处，一个枪口恶狠狠对着我，我立刻停下来。

“二号真人，国防部副部长是谁？”

“见鬼，我哪知道是谁。”

“身份核实，二号真人。”对方说完，便将枪收起。原来是古利姆特（Guiliumet）。我跳进他的散兵坑，问他为什么如此小心谨慎。他和另一名步枪兵保尔森（Paulson）差点就被射中了。他指着一个四分五裂的沙袋给我看。保尔森说道：“中尉，古利姆特把它放在我俩中间。上帝啊，要不是我离它有好几英寸，估计这会儿小命都没了。”我假扮老练地说着什么“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评论，尽量离那只千疮百孔的沙袋远远的。铁丝网那头的阴暗世界里，看不到危机四伏，只有从绿色变成了灰色的空旷稻田，还有一片片黑色区域，应该是村落或是树丛，远方树林有着扇形线条，颜色比黑色夜空还要黝黑。尽管如此，我也知道，狙击手肯定藏在那边某个地方——也许正瞄准我的脑袋。就在思绪淹没自己之前，我爬了出来继续巡逻，心里忐忑不安。幽灵，我们在和幽灵作战。

不久之后，在防御线外大约一千米处，突然发起始料未及的开火对打。手榴弹和迫击炮轰轰作响。小型武器噼里啪啦，像是柴火燃烧的声音，曳光弹在树林上空拖起一条静默的红线。一个更遥远的战场传来大炮巨响。所有这些声音都在呻吟着交织在一起，神秘莫测而又迷人心魄，似乎解除了我们早前的疑惑：战争、北越军，他们就在这里，等着我们。

（四）

读到英雄故事，真想成为英雄，

在爱国游戏里，扮演一个角色。

——爱尔兰民谣

漫长等待。直到4月22日，营地终于有了动静，B连被派去支援侦察巡逻队，后者在距离327山西面数英里处遭遇伏击。与其同时，我们与气候、狙击手还有枯燥生活抗争战斗，最大的敌人其实是气候。

日复一日，无甚变化。每日清晨六时，太阳升起，每上一点，颜色就变一点，起初是红色，而后是金色，最后是白色。笼罩着稻田的雾气散掉，清晨微风也没了踪影。到了中午，明晃晃的天幕下，没有生机。农夫不在田地里，而是在农舍里遮荫避暑。水牛在泥潭里一动不动，只把脑袋和宽大的弯弯牛角露在泥潭外。树木纹丝不动，就和温室里的植物一样。下午三点了，山间刮起一阵风，风都是热的，卷起路上的灰尘。刚刚收割的水稻放在地上，太阳都快要把它们烤裂了。不论在哪儿，只要一起风，就一定是尘土飞扬——像云，遮天盖日；像鬼，闯进帐篷。帆布吹起来如同起帆航行，牵绳被风紧紧地拉扯。穿堂风一过全部又被拽了回去。可别小觑这些尘土，碰到什么就黏上去，管你是人，是枪，还是树叶。营地里油腻腻的厨具上沾满了灰尘，于是我们吸的、吃的都是灰。就连喝的也是，因为灰尘连军用给水袋和简便水桶也不放过，白开水都成了温泥浆。下午四五点时，群山提前把夕阳带到这块沿海平原上，黄昏临近最是难挨恼人。风停了，大地开始释放它吸收了一天的热气，空气令人窒息。我们不停拿水壶喝水，肚子都快喝炸了。我们尽量一动不动，可还是满头大汗，汗流浃背。皮肤上的黄土现在成了一层黏糊糊的膜。温度数字并不重要——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气候条件下，不能用寻常衡量标准来看待。水银标度也许今天是98度，明天是110度，后天是105度。然而，这些数字压根儿无法体现出真实热度，就像读气压计的数字根本无法感受到台风的破坏性力量。唯一有效的高温衡量标准就是人，高温对人的影响足以说明问题：高温能让大脑停止思想，或者让人流汗脱水而亡。基地的飞行员和机械师可以躲到凉爽的宿舍里或是有空调的俱乐部里，而在防御线的我们，除了认命之外无处躲藏。只有到了晚上才舒坦一些，可这时候大群大群携带疟疾的蚊子又来了，还有狙击手的枪不停“咔嚓咔嚓”作响。

无聊乏味是另一大难题，驻地作战总免不了这一问题。我们为南越军做后盾，好让他们发起反击时可以“安心作战”，可他们对此不太乐衷，倒是抓紧时间退出战场。我们很乐于取代他们。我们原本想着，保卫空军基地一定是场风险刺激的冒险，如今却是一潭死水般的日常琐事。晚上，我们站着巡逻值班，太阳一落就上去，太阳一出就下去。白天，我们修理锈迹斑斑的铁丝网，挖战壕，填沙袋。旅部制定的防御策略随时在变，于是我们的位置也随之变化，先在右，后在左，又到右。这哪里是战争，完全就是携带武器的苦力。有一次上面下令，要求掩蔽壕的人力操纵武器必须能够抵挡120毫米迫击炮的正面袭击，这是当时北越军弹药库里最具杀伤力的大炮。机关枪队员们充分展现了自身的创新天赋，奇思妙想把机枪摆出一种“现代主义沙袋风格”。这一极具美感的建筑刚刚完工，上头就下令马上拆掉。旅部指挥官卡西将军（Karsch）觉得，掩蔽壕会破坏士兵的“进攻精神”，苏利万一听火冒三丈，他们连续几周顶着烈日忙活，都没洗过一次澡，他们现在的“进攻精神”要多高有多高。

卡西和拜恩上校经常到防御线来视察，两人对比悬殊，看着颇为有趣。上校从头到脚都是一副战地士兵模样，大条粗壮，那张脸又想扮白脸又想扮红脸。大大的鼻子受过伤，脸上伤痕累累，就连眼睛都历经磨难，这些比起他的服役档案和胸前缎带更能说明他的不平凡经历。长相虽不好看，但对那些身体发肤和心灵魂魄都经过战争硝烟的人而言，这张脸是一种荣耀嘉奖。上校在战场上的贡献，让他享受到古代式的兄弟爱戴，这绝非金钱、社会地位或政治人脉可以购买。

身材高大、大腹便便的旅长则是另一副模样。他穿着浆得笔挺的部队夹克，系一条绿色领带，看起来少了些英勇神武。靴子和肩上的星星闪闪发光。每次他到我们这里视察，后面都要尾随大队人马。这位将军每次外巡，都试图和我们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可总是事与愿违。有一次，他来到我们排的区域，我那时已经取下头盔准备刮胡子，于是赶忙把脸上的泡沫擦干净，这位衣着笔挺的优雅男士和蔼地挥挥手，说道：“中尉，大可不必。战场干净才是真的干净。这才是我的心愿。继续吧。”于是乎，我继续刮胡子，他那种政客竞选拉票式的故作友善让我一肚子火。

三月步入尾声，反击站拉开序幕。我所说的“反击”指代广泛。每天晚上我们听到的“噼里啪啦”声是零星开火，算不上是有组织战役。机关枪间或会射击几次，很有节奏，除非那一阵持续不断的炮火声突然安静下来，否则射击就会一直进行。接着，算好时间的射击又再度开始。有一次，一轮迫击炮发射停下来之后，紧接着就传来一阵快速沉闷的撕裂声，令人不由怀疑肯定有人被炸得四分五裂，死无全尸。夜里，重型炮时不时发射，爆炸时的苍白光线在远山山脉上空一闪一闪。有些时候，也会打到空军基地附近，不过还不足以威胁到我们，除了已成惯例的狙击手开枪。我们坐在自己的散兵坑里，其他人在不到一米远的地方杀人丧命，那感觉真是诡异。

为了防止军队消极懈怠，连里的枪炮中士马奎安德（Marquand）——他胸膛宽阔，性情豁达——每次派人驻守各自岗位时，都要警告他们，敌军即将来犯。“他们今晚就会袭击我们。我肯定，我们要被袭击了。”可结果总是平安无事。我们在所谓反击战中的作用不过是详细汇报自己队伍负责的区域前方发生的开火情况。我不知道有什么人将这些信息用作什么用途，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它们帮助营地情报官员绘制专业术语所称的“形势图”——一张说明友军和敌军位置的分布图。有天，他还拿给我看。图上，主防线是一条用油性笔画的绿色线条。线条那头，画有好几个方框，表示北越军营地和独立连队，围着空军基地构成一个半圆形，南部和西部最为密集。这幅图既让人恍然大悟，又令人一头雾水：北越军足有一个师，可我们连一个兵都没看到过。看看这幅图，看看外面的稻田，再看看这幅图，我感到一阵惶恐不安，就和那晚在古利姆特的散兵坑里的感觉别无二致。那晚藏着一个幽灵狙击手。现在藏着一整个师的幽灵狙击手。

月底的时候，宫扎莱茨受伤了，于是成了我们队伍里的第一位伤员。他在布线时不慎进入雷区，南越军在我们顶替他们之前理应清理这片区域。要么就是南越军办事不力，要么就是所谓潜伏其中的北越军故意留下部分地雷。这些主要是用来对付地面人员的小地雷，不至于要人性命，但会断臂断腿。宫扎莱茨踩到的地雷真是“不负使命”了。他被炸飞了，左脚成了血迹模糊的一团肉，烂在靴子里。他原本会因为流血过多死在那里，多亏准下士桑普森用刺刀探路，匍匐前进，在雷区找到一条安全道路，背着伤员回到安全地带。桑普森被授予青铜星章。我们之后再没见过宫扎莱茨。他被送回美国，我们最后一次听到关于他的消息时，他正在奥克兰海军医院（Oakland Naval Hospital）疗养。他那只脚被截掉了。

我们都很想念他，不是因为他独一无二的脾气，而是因为他是我们其中一员。皮特森担心队伍情绪低落，于是要求各排长和队员们进行谈话排解。我们必须提醒他们，这是战区，以后伤亡事件肯定免不了，宫扎莱茨是第一人，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人。想到要做这样一番谈话，我顿时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骗子——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坚持战斗——不管怎样，我还是照做了。薄暮时分，整支排都聚集在我那间帐篷里——美其名曰“指挥站”。像橄榄球队聚拢在四分卫身边一样，大家胳膊下夹着头盔，脸上满是尘埃，眼睛四周像是贴了一圈红色薄膜。他们耐心听我这个二等中尉新人剖析战争的残酷真相。说完之后，我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只有一人问道：“中尉，乔瑟[10]会没事的吧？”我回答说他会好起来，不过要截肢。有些人点点头。这是对他们而言最为重要的讯息，至于我所说的其他那些东西，他们漠不关心。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的战友会安然无恙。我让大家回去，看着他们三三两两走出去，我再度为这些寻常人的不寻常情感所感动。

受伤人数越来越多。情况最严重的是3-9部队。因为敌人袭击造成的受伤情况属于少数，其余主要是中暑和意外事故——战争中，这些灾祸难以避免。有些哨兵因为紧张误伤了其他士兵。意外情况导致了好几起伤亡事故。有一次，一架螺旋桨驱动的战斗机被高射炮击中，在机场临时跑道上着陆。飞行员已经把所有军械都抛出去了，除了一枚250磅的炸药，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还留在飞机上。最大的意外……炸药爆炸了，他和飞机都被炸得四分五裂，附近好几位空军士兵也因此受伤。战争中另一个无法避免的是疾病，我们也难逃其害，好在并不严重。最普遍的疾病是腹泻和痢疾。虽然也出现了疟疾，不过我们一直服用一种无比苦涩的药物，好歹控制住了。这些病搞得大家个个皮肤发黄。我曾听说，旅部有两位士兵因为黑尿病而丧命。还有一种更常见的病症——我春天时还染上过——是原因不明的热症，主要症状是轻微发热，嗓子肿痛，还有体虚乏力，加之天气炎热，更令人难受。

这些疾病的源头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条件。过去，我们经常在书上读到美国陆军的奢侈生活。我们以前常戏称他们是“冰激凌士兵”，可Ⅰ军区这群人生活艰苦，和步兵没什么两样。每到夜晚，帐篷里就充斥了灰尘、臭味和蚊子。我们一天当中唯一一顿经火烹煮的饭菜永远是大米和豆子。另外两餐就是C类配给品，每到这时候，我一看到那些罐头就开始倒抽凉气——桃子和梨除外。那种气候条件下，我们也只能吃得下桃子和梨。一开始，我们连冲澡的地方都没有。别说冲凉了，就连饮用水也总是不够，我们都是从村子水井里打水喝，那水黄得如同豌豆汤。我们加入净水药剂，结果那味道喝起来像是碘酒。尽管经过净化，喝了那种水依旧让我们肠胃不好。如果要说记忆中有哪种气味是和越南密不可分，那便是公共厕所里粪便和石灰混杂的恶臭。厕纸短缺，配给用纸有限。上厕所擦不干净，没水洗澡，总是大汗淋漓，汗水干掉之后，制服发白僵硬，后来连我们本人都受不了自己身上这股恶臭了。

如果不考虑这些，在这段有名无实的战斗时光里，我们也不是过得那么凄惨。雨季的烦恼还在几个月之后，战争的折磨——《山大王（King of the Hill）》杀戮对决——也是尚未开始。我们一度如此接近危险，于是总觉得自己已经身陷险境，所以便高度保持自己的战斗兵状态。我们如此自我建设主要是受到基地飞行员的刺激。这队机械师和技师，哪有打战的样子，数周以来，他们没和北越军交手，倒总是和南越军的民兵交往甚密，真是不靠谱。如今有了海军陆战队的保护，夜里可以高枕无忧呼呼大睡，不再担心会有人趁他们酣睡时潜入割喉。他们总是感谢说：“兄弟们，你不知道，你们到这里来，我们有多高兴。”他们的俱乐部敞开大门欢迎我们，我们也时常可以享受至少一轮免费啤酒。我们是他们眼中的英雄，我们自己口若悬河、添油加醋地描述自己如何在防御线上躲避枪林弹雨，在他们看来，防御线简直是世界尽头。

在主防线外部的村落进行小组安全巡逻时，虽然有一定风险，但最多也只能算是宜于身心的户外锻炼。作为消遣娱乐，我们在岘港有时也有一定的自由时间，一般就是宿娼饮酒。有一次，完成了部队巡逻任务之后，我们跑到土伦堂皇酒店（Grand Hotel Tourane）好好品尝了一顿美食。这家酒店白色的墙面有些破败，是殖民时期遗物了，不过看上去倒也赏心悦目。酒足饭饱，加之穿热带卡其装真是神清气爽，我们又移到阳台享用冰镇啤酒，风扇在头顶上缓缓旋转，小舟在土伦河上慢慢划过，落日在天幕上渐渐变红。

这段越南时光回想起来非比寻常，有点吉卜林笔下殖民战争的浪漫色彩。就连我们队伍名称都让人心驰神往：远征军之旅。我们很喜欢这名字。那时，我们是境内唯一一支美国旅，所以总有种独一无二的感觉，觉得“我们是小众，我们是快乐的小众，我们是一群好兄弟”。营地汽车运输官布莱德利中尉（Bradley）精彩地总结了这几个星期营地的气氛，他说这叫“绚烂的星火之战”。

当然，对越南人而言，毫无绚烂可言。四月月初，我们对丛林作战的特性有了一些认知。在南越陆突击队担任顾问的两位澳大利亚指挥官进入查理连负责的区域。他们二人严厉威武，脸上棱角分明。陪同的那位突击队队员则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双眼睛像是历遍磨难，见过的和做过的事已经无法再震慑住他了。两位澳大利亚人来找泰斯特排的罗克中士（Loker），他曾和他们一起担任顾问。三人一聚顿时聊得火热。这些陌生人让我们很好奇，于是聚在一旁偷听。两位澳大利亚人正绘声绘色描述当天上午经历的一场战斗。具体细节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位矮个子澳大利亚人说巡逻时从一具北越军的死尸上拿了一件“纪念品”。他一脸坏笑，从口袋里掏出东西，那姿势神态活脱脱就是一位钓到一条大鳟鱼、拿着战利品拍照的渔夫。那场景即便说不上发人深省，至少也恍然大悟。没有什么比那东西更能说明越南战争的本质，以及久处其中的人会干出何种勾当来。我实话实说。当时眼前的一切让我目瞪口呆，部分是因为我没料到会是这东西，部分是因为拿着这东西的人无疑是我本人的一面镜子——一个来自英语世界的成员。事实上，我应该说“这些东西”，而非“这东西”，因为有两件，用铁线穿在一起：两只带着血迹的棕褐色人耳。

四月下旬，我们顶替327山的3-9部队。其实327山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高地，在岘港和北越军控制的西面峡谷之间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那个峡谷叫作“快乐谷（Happy Valley）”，不过从未有过快乐之事。

D连在左侧镇守327山，中间的268山则由我们连负责，右边的戴拉山口（Dai La Pass）由A连负责。山的北边还有一座368山，由第二营守卫，该营早在几天前就和部队总部军官一起着陆了。相反，营地总部和B连在高地盆地上安寨扎营，附近有个脏兮兮的小村庄，被戏称为“狗窝（Dogpatch）”。很快，后面就安置了105型号迫击炮，用一圈沙袋围着榴弹炮，炸药桶堆放得很高，一个炸弹下来这些山就会被炸得一干二净。

连队的新家可圈可点。268山的山坡险峻陡峭，杂草丛生，大部队几乎进不来。先前占据此地的人用沙袋筑起战壕，设计了机关枪位置，甚至还弄了个像要塞一样的前方观察兵掩蔽壕，这让天然防御屏障如虎添翼。显而易见，3-9部队没有考虑到要居安思危，保持自身的攻击精神。这里环境好多了，地势高，气温低。没有尘土，也没有狙击手，除了“第16-100号查理连目标敌”，这名游击队员非常准时，几乎每天下午四点左右就要快速射击一番。我们倒是很喜欢他，主要是因为他永远射不中。但是，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是这里的风景，尤其当你朝西边观望时。快乐谷虽然危机四伏，可也景色秀丽。成片的翠绿色稻田和黄土路，中间横亘着杂乱的水沟和棕榈树丛，那里是村落所在。翠峦河（Song Tuy Loan）流过山谷，不过我们看不到这条河流，因为两岸茂密的竹林挡住了视线。只有在树木枝丫漏隙间，我们得以窥见一滩棕褐色的流水。远处，深褐色的山丘向上汇集成了高高的科迪莱拉（Cordillera）山群，这些山峰分别叫作巴拿（Ba-Na）、东邓（Dong Den）和东和（Tung Heo）。群山有变亦无变。山形外观随着光线热浪时有变化，山体颜色因为阳光照射而多姿多彩。太阳初升时，山体呈现浅淡绿色，渐渐绿意更浓，如果恰逢雨天，将空气中的尘埃一洗而净，天空晴朗，山也成了蓝色。我从未见过哪个国家能在白天呈现出如此生机勃勃、如梦如幻的景色，时常让我联想起青春永驻的幻想之境香格里拉。不过夜里总会听到炮弹声，用着不争事实提醒我们，这里是越南，青春在这里来不及盛开就已凋落。

十天过去了，整整十天，无所事事。环境的新奇已经不复存在，营地里，大家患上了一种名叫“蟑螂症”的精神障碍病症，这是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半岛时取的疾病名称。该病的症状是间歇性情绪低落，疲劳乏力，难以克服，甚至连做最简单轻松的事情，如刮胡子或清洁步枪，都会觉得繁重。其病源不详，不过和持续高温、缺乏运动和长期视野不变都有关系。没错，视野所及确实是异域的美丽风光，可是看久了，就算是碧绿树林也会和黄色沙漠、白色北极一样，单调枯燥。

我们期待有次袭击，等啊等，就是不来。最后，那月下旬，有人提议，既然北越军不来找我们，那我们就去找他们。静态防御策略被舍弃了。旅部收到命令，在防御线外部，开展长线巡逻和小规模搜索歼敌行动。“小规模”是指营地大小。新策略是基于“进攻防御”思想，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将在战斗中合作。战争不再仅仅是“他们的战争”——越南人的战争，现在也成了我们的战争。这是一项合资事业。

这无疑是治疗“蟑螂症”的一剂良药。连续七周的苦力劳作让原本的兴奋之情消耗得半点不剩，如今整个营地的脉搏瞬间又复苏了。自着陆那日起，我们就坚信，如果让我们放手一搏，这次丛林斗争我们一定会胜出，而且迅速胜出。我所谓的“我们”，不是指代美国，而仅指我们这个旅。我所谓的“迅速”是指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有位军官曾和我说：“我相信，我们只需要几个月就能搞定一切。”这种自信在当时听来并非是狂妄自大，这种心态也不仅仅局限于在越南的我们。我有位高中老同学也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他在大西洋中部的军舰上就听说我们在岘港着陆的消息。一回到美国，他立刻跑到华盛顿，申请立即加入“西太平洋地面部队”。

数年之后，他告诉我：“我当时很担心，我还没到越南，战就打完了。”（他得偿所愿，被派去越南两次，两次都受伤。第一次是被迫击炮击中，第二次是火箭炮，一只眼睛被炸瞎了。）

我想，我们对自己的宣传语深信不疑——亚洲游击队绝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对手，正如我们对世上最能说会道的神话制造者约翰·肯尼迪所编造的神话深信不疑。如果说他是卡米洛王国的国王，那我们就是他麾下的骑士，越南就是远征之地。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所以我们无所不能，也同样是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所以我们永远正确。

4月22日，B连打响前哨，由此步入新阶段。据我所知，这是首支在越南开火的美国部队。与后来的上千次开火如出一辙，这次也是以伏击为先，而后不了了之。第三侦察营派出80人的连队当日清晨出发到快乐谷巡逻。第三侦察营是一群我行我素的流氓，徽章是一个骷髅头和交叉骨头，其座右铭扬言自己是“敏捷沉默，杀人如麻”。可实际上他们是“缓慢喧闹，无菌无害”，因为他们要么是被包围要么是被伏击，或者两者兼有，然后赶紧请求救援。

22日那天就上演了这一出。北越军一支约120人的队伍在太平村（Binh Thai）巡逻。我方冲向敌人，可只携带轻型武器的侦察营无力对抗游击队，后者凭借自动化武器远超我方。陪同前往的南越军侦察兵吓得立即逃之夭夭。我方队长赶紧通过无线电请求派兵支援。支援请求先是上报领导，批准后又下达命令，来回一番折腾之后，勇士连（Bravo Company）领命全副武装前去支援。连队队长意气风发，领着步兵在营地机场集合，等待直升机将其送往目的地，这可是军队“新型移动工具”的象征。34号直升机到达机场，可是又耽误了一段时间，虽然不是直升机的错，可却显得“新型移动工具”华而不实。一位军官发现士兵们没有穿防弹衣，于是下令要求大家回帐篷换衣服。拜恩上校得知后火冒三丈，讽刺地评论说：“妈的，这小子只知道穿衣规定，无视战友生死。”为充分表达他对这种爱管闲事行径的鄙视，他跳上吉普车，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路开车去峡谷。路走到头了，他就走去战场，穿过两英里危险重重的树丛，和他一起的司机吓得发抖，另外就只有一名中士保护安全。这一英勇果断之举赢得了军中众人的钦佩，对那支旅还有那些个官员，大家则嗤之以鼻。

我们C连对这种混乱局面了解不深。待在800英尺高的要塞，我们只是看着一出闹剧。这就像是我们在一个露天剧院观看一部战争电影。海军陆战队队员们弯着腰登上直升机，等大家全部登机之后，飞机按次序摇摇摆摆起飞，叶轮扬起厚厚的灰尘。随着飞机升到直线上方的集合点开始盘旋，发动机那震耳欲聋的噪音便渐渐消失了。空中，休伊（Huey）武装直升机朝着陆区扫射，飞得很低，在大山映照下，显得那么渺小。它们的机关炮发射速度极快，距离太远，听着只是一阵嗡嗡声。接着就是进攻型直升机长时间的倾斜下降，忽大忽小，后来就消失在低矮山脊之间了，着陆区就在山那头。勇士连与敌军开火的那片树林上空，白色磷烟翻滚汹涌。从战地无线电传来一个紧绷的声音：“勇士连击毙四名北越军，重复一遍，击毙四名北越军。”这听起来不禁令人心驰神往。我只希望自己亲临现场。交火：我们这么多人梦寐以求的一刻啊！那时我便知道，自己受了战争诱惑。也许这诱惑扭曲肮脏，可它就在那儿，无法回避。

这次交火断断续续，直到黄昏才结束，不过B连一直都没和北越军主力部队直接交锋。游击队借停火间隙赶紧逃离侦察巡逻队，退回到树丛里，几位狙击手和一位后卫负责掩护他们撤退。北越军六人死亡，在村庄里活捉四人，这小村庄被手榴弹在一片白色烟雾中炸掉了。我们的伤亡情况不严重：侦察巡逻队中有几人被手榴弹碎片打中受伤，只有一人相对严重需住院治疗。不管怎样，勇士连觉得自己完成了战火洗礼，这是战士们的圣礼，回来时个个不可一世。

第二天下午，皮特森召集所有军官和中士开会。B连小战告捷让大家备受鼓舞，希望加大力度：两支连队联合开展搜索歼敌行动。第807营将搜索敌军并将其歼灭。行动地点定在会维村（Hoi-Vuc）附近的山丘，这个村庄离快乐谷距离较远。三角连将在昨天行动区域附近设置障碍关卡，查理连则在西面数英里处进行直升机空袭。着陆区设在107山和1098山中间的安全地带。1098山山体高大，绿树葱葱，金字塔状，越南人给它取了个很动听的名字——巴拿山（Nui Ba-Na）。以那为起点，C连将沿着翠峦河朝东南方向前进，穿过会维村，然后与D连会合。这正是在匡蒂科求学时代学过的战术：锤与砧。理想状态下，C连是锤子，北越军则因为恐惧成了四处乱窜的老鼠，结果被D连打死了，D连就是砧。这便是长官地图上所呈现的计划，地图上，情况不明的树林不过是一团绿色的墨汁，所有山脉都是平的。

会议最后，皮特森将行动指示读给大家听。就在前一天，B连一位步兵朝一位农夫开枪，他误以为对方是北越军。为防止以后类似事件再度发生，旅部再度下令，除非即将交火，否则不准上枪膛。如果是在游击队控制的区域，不准朝手无寸铁的越南人开枪，“除非他们正在跑”。可以向正在跑的越南人开枪射击。我们一听，一头雾水，大眼瞪小眼。没有谁愿意朝平民开枪。可是为什么跑步这个举动就说明某人是北越军？要是我们射中某个正在跑的越南人，可是此人有合情合理的理由呢？这是战争的合理行为吗？会不会因此被军事法庭判刑？他最后无奈地说道：“唉，我也不知道这究竟什么意思，不过我和营地上报情况时，他们说以他们的角度，如果某人死了，又是越南人，那就归为北越军。”话说到这，我们便离开把命令传给各小组队长了。

未来几个小时，大家按程序开始准备，个个兴高采烈，除了排里的中士们。我走进他们的帐篷，最后嘱咐坎贝尔几句，我诧异地发现，他们各个庄严肃穆。坎贝尔尤其低落，和他往日的形象大相径庭。在煤油灯微弱的灯光下，黑影让他的脸部线条愈显深沉，他看上去远比实际年龄36岁要苍老许多。他正在给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写信。说来也怪，在我眼里，他一直是位中士，而从未想过，他同时还是一位丈夫和父亲。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大家的低落抑郁情绪。

科比说：“我们没有低落。只是，连队的人以为我们是去搞童子军行军。我们刚刚还说呢，要是明天有人牺牲了，就要把尸体摆在外面，等连队的人过来好好看看自我反省。我们倒要看看，还有谁敢兴高采烈。”

我说，这样做好像有点过。

“中尉，直升机空袭才是太过。”接着，科比便开始描述他在南越军突击队担任顾问时所经历的血腥行动。“我们向左行动，迫击炮也向左射击。我们向右行动，它也向右射击。一直跟着我们到了峡谷。那峡谷在三歧（Tam-Ky），我就是在那儿受伤的。我们好不容易恢复过来，明天在着陆区子弹没长眼睛，肯定还得出事。”

我礼貌地离开了，觉得自己触动了这些老兵伤痕累累的神经。不过，当时的我无法明白所处境地，也无法理解他们的情绪。我彻底沉浸在幻想里，而他们不抱一丝幻想。

（五）

你为何而战？我不知道真的原因。或者说，我真不知道原因。谁愿意真的打仗？可这里就是……

——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渡河入林》

维德纳（Widener）大清早就把我唤醒。他钻进蚊帐，摇摇我肩膀，说道：“中尉，四点了。该起床出发了。”维德纳是南部印第安人，接替克里斯维尔担任无线电操作员。他说话声音尖细高亢，听着像是乡村音乐节目播音员。这个点听到这声音真令人不悦。“长官，四点了，该起来了。”

“维德纳，我醒了。你可以走了。”

“遵命，长官。”

我摇摇晃晃地从行军床上起来。帐篷里地面僵硬，脚踩在上面冰冷。头天晚上，吸烟太多，睡眠不足，嘴巴有股金属臭。事实上，当维德纳进来时，我刚睡着一小会儿。可是我并不觉得疲惫。还没参军时，有时我接连睡十个小时，可那时的警惕度还不如这个越南的四月清晨。C连的前哨侦察员米勒（Miller）在我旁边那张床上睡得鼾声雷动。透过那顶蚊帐，只能看见他魁梧身材的轮廓。其他人都起来了：皮特森正在系靴子，迈克洛伊打着手电在室外的临时盥洗架那儿刮胡子，莱蒙忙着给自己的卡宾枪除湿，泰斯特也正在给自己那把珍贵的SK-50手枪除湿，因为他原来那把手枪已经无法起到抵御敌人的作用，所以才得了这把冲锋枪。我在黑暗之中找靴子和外套，主要依靠嗅觉，它们上面都有一股汗水和秽物的霉臭。整个帐篷里面都是这股味道，就像一间空气永远不对流的储物室一样。我们穿衣服，一言不发。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远方的枪炮轰隆声，还有大家结队去食堂吃早饭时那些餐具的“叮叮当当”声。马路对面的营地总部那边，传来一排八英寸榴弹炮发射的声音。我心里一紧。这些大家伙好几天前就运来了，可那震耳欲聋的巨响我依旧不习惯，还有每次巨大的炸弹冲上云霄，从上面脱落的系带发出一阵癫狂的撕咬声，也让我坐立不安。

米勒被射击声惊醒：“大佬伊万（Big Ivan）。”伊万是排炮的无线电代码。“这东西要在着陆区派上用场。没准儿现在开始了呢。瞧瞧，我敢打赌，伊万会给查理一个下马威。”

我说：“查理我不知道，不过确实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有人叫道：“嘿，某人害怕了。”

迈克洛伊正在外面捯饬自己，背诵占卜林的句子：“我老了，怯场了，退役了……”

这种戏弄让我一肚子火，因为太接近事实。我唯恐自己在排队攻打着陆区时犯下低级错误，于是一整晚我不敢睡觉，尽量考虑到各种突发事件，然后思考一旦出现情况自己应该如何处理。我左思右想，最后大脑过于疲倦，不禁做起个人英雄的美梦来，聊以自乐。我曾幻想，地方报纸将如何颂扬我的英勇事迹：“今天，一位芝加哥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在越南被授予白银星章。出生在威斯特彻斯特郊区的菲利普·卡普托是海军陆战队第三师排长，因为在岘港执行任务时的英勇表现而受到表彰。这位年仅23岁的军官单枪匹马，捣毁了北越军的一个机关枪老巢……”我脑海里一会儿是美滋滋的荣耀美梦，一会儿是冷冰冰的现实难题，如何才能控制住着陆区，我整个人都迷糊起来。我希望面临阻力，这样才能实现美梦，或者至少让自己学会如何应对敌军抵抗。与此同时，我又担心自己能力不足，所以希望最好顺风顺水。既渴望又排斥，就在这相互冲突的欲望作用之下，我现在既紧张又平静，不过外面榴弹炮的轰炸很快就摧毁了这种平静。

在这情况下，迈克洛伊故意背诗，造成了出乎意料的结果。我气势汹汹说他行动前刮胡子简直是愚蠢至极。战场烟火温度高，下巴上每一个小孔都会觉得刺痛难耐。他却回答说，胡子拉碴就上战场，有损军官的仪容仪表和英勇气概，还说“法国伞兵跳伞降落奠边府（Dien Bien Phu）之前，还要把胡子先刮干净呢”。

莱蒙说：“没错。这有他们好受的。”

我们朝食堂走去时，八英寸榴弹炮又开始新一轮发射了，断断续续，火光时显时灭。西边山谷漆黑一片，然而炮弹红光不时照亮山谷。东边，中国海与天空连成一色，以至于渔船灯火看上去像是挂在低空上的星星，白色沙滩如同世界边缘。眼前，大家排队取食物，食堂里昏黄的灯光照在脸上，朦胧模糊。食堂工作人员穿着满是油渍的工作服，无精打采地将食物倒在托盘上，有位士兵一看，惊呼：“牛排和鸡蛋？我得看清楚，是牛排和鸡蛋吗？”

一位厨子说：“没长眼睛啊！把你养肥了去送死啊。等你翘辫子那会儿，就有牛排和鸡蛋了。”

在一个有门帘的帐篷里——美其名曰“军官军士专用食堂”，正在煮咖啡，闻着味道都觉得心旷神怡，既亲切又陌生，我们狼吞虎咽赶紧吃东西。中士们已经不觉得惊恐害怕了，现在都认命了，反正未来的事儿大家也控制不了。他们现在只会抱怨没有面包和果酱。要是没有面包和果酱，牛排和鸡蛋这种奢侈品能有多少益处？一等中士瓦格纳劝大家，不要抱太大希望，坎贝尔说道：“老大，这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大家全都哄堂大笑。

天亮了，不过不像温带地区应有的样子，按理应该是随着灰色黎明愈发明亮，黑夜缓缓逝去，可这里是一瞬间就到大白天了。早饭吃完了，这是七周以来我们吃的第一顿像模像样的饭。我回到帐篷拿武器，清晨微风送来一股水汽、湿地和木头的混合气味。这是越南白天唯一能够忍受的时刻。我喜欢清凉，恨透了炎热，当红色太阳升起，气温骤升。

我们八人一队组成直升机队伍，然后在“我们”那座山山脚下的一块宽敞水平的地面集合。我们现在已经把327山当成自己的财产了。C连可以说是战争的代表：一排身穿绿色迷彩服、头戴迷彩钢盔的男人，或站立，或半跪，等着直升机把他们送去战场。总部帐篷区里到处是灰尘，路的那头，榴弹炮开始向着陆区发起进攻。即便是在对战争不抱任何幻想的将来，每每想起那场景依旧让我心情激动：战场上的重型武器的威风凛凛。这些都是自动榴弹炮，体形有坦克那么庞大。一股股火焰从长长的黑色炮管里吐出来。炮弹在天空嘶叫，飞过山谷，然后落到群山阴影中。那一刻，安南山脉尤其美丽动人，如果天气晴朗，都觉得触手可及。清晨阳光照射的山顶是灿烂的绿色，山的下部则是墨绿色，一深一浅如此分明，那分界线就像是画上去的。在相反方向，直升机从机场地面开始起飞，爬进晴朗的天空，飞过沿河稻田，看上去像一队体态笨拙、正在迁徙的候鸟。轰炸声离我们越来越近。第一颗炸弹在群山峻岭之中传来一阵又一阵的回声，刚要消失，不想第二枚炮弹又是一阵回声，此起彼伏，直到我们耳朵里只剩下永不停歇的轰隆隆巨响，让人不寒而栗。炮弹朝空中发射。107山上空，盘旋着厚重的灰烟，从深褐色的象草丛中升起，膨胀起来活像一只正在熟睡的恐龙脊背。再后面就是高高的巴拿山，在其东侧，随着日头越来越高，那条分界线也开始模糊。山坡上的树林笼罩在水雾之中，和硝烟融在一起成了云，每发一次炮，树林就会随之晃动，且越发沉重。那景物让我着迷：朦胧山谷，黯淡山岭，深灰烟雾聚拢其上，遮之蔽之，魁梧山脉，神秘莫测。

轰炸暂停的时候，直升机进入，并在一个小空地每次三架开始降落，每架都会造成一小股飓风。第一架直升机机长挥手让我们队向前走。飞机的叶轮片转得飞快，我们低低弯着腰，跑过那篇尘海，被拽上了飞机。那噪音真让人胆战心惊。H-34型飞机长得低矮扁平，晃动得非常厉害。和对方说话，一定要大喊大叫才能听见。机长前面摆着机关枪，穿着防弹衣，示意做到网状座位上，系好安全带。引擎发动。直升机好像向下一沉，类似于跳高运动员起跳时要下蹲，然后迅猛一冲。飞机突然升空，我心里一紧。飞机倾斜着飞上天。我朝下看看地面其他队员，身影很快就越变越小。

我们沿着翠峦河向西边飞去。从北到南，全是稻田，这颗墨绿色的宝石上，镶嵌这一道棕黄色的弧线，也就是那条河流。我那支队伍里的维德纳和其他六名队员笔直地坐着，武器垂直夹在膝盖之间。脸上的灰尘像是涂抹了红色爽身粉。机长靠在M-60机关枪枪柄上，想点支烟，可总有风从舱口中闯进来。我来越南这么长时间，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不停的凉风，真舒服。天啊，到了树丛里，又得热了。希望不要那么热，哪怕就这一天都好。舱口外面，我看到其他直升机在左摇右摆地飞行。蓝蓝的天空之中，一架架深绿色的飞机在气流里忽上忽下，像是在温柔浪涛里航行的帆船。

我从战场回到老家之后，时常被问及，第一次参加战斗时自己的所感所想。我从不敢如实回答，害怕别人会以为自己是好战分子。实话实说，我感到高兴开心。当我坐上直升机，忽然就不紧张了，而且还感到前所未有的愉悦兴奋。我也不知为何。我有位叔叔曾向我描述硫黄岛战争的惨绝人寰，还有位年长的堂兄曾在法国和巴顿作战，对于亲眼目睹的人世浩劫，他不愿谈起。深刻描述两次世界大战的书籍，我全都读过。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刻画西部前线的诗歌，我也读过。然而可惜，全成了过眼云烟。欧文写道：“今时今日，诗人唯一能做的只剩下警醒后人。”科比和其他几位中士自然不是诗人，然而头天晚上他们做了一件诗人的事——警醒我，警醒我们所有人。我们要去的前方，他们已经深受其苦，那是生与死的边界，可惜没人听进去了。因此，我想，每一代人注定要经历他们自己的战争，重走前人的路，守着相同的幻想，遭遇相同的浩劫，最终付出血泪，得到同样的教训。

景物变了。翠峦河河面变窄，到最后成了一股小溪，两岸覆盖着茂盛的竹林。稻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黄色的层峦叠嶂，像是台阶，又像是一幅模拟地图。我开始检查烟雾弹是否系在自己的子弹带上，然后复习夺取着陆区的计划，这肯定是我第十次复习了：直升机在12点方向，一队从12点到4点，二队从4点到8点，三队从8点到12点；红色烟雾代表着陆区危险，绿色烟雾代表陆区安全。就在我复习计划细节时，直升机改变路线。我们开始在山脉平行线上飞行。安南山在眼前张开双臂，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骇人的东西。一整块绿色向西边扩散出去，山脊一个接着一个，有的足有一英里高，上面浓密的树林似乎都可以踩在上面行走。无边无际，直到天边。没有村落，没有农田，也没有马路，只有无边无尽的雨林，和苍凉苔藓一个色泽。这便是安南山，凶神恶煞，遗世独立。就连越南人自己也心怀敬畏和胆怯。他们说，“在那儿”，在那潮湿的蛮夷之地，孟加拉虎昂首阔步，眼镜蛇盘绕在岩石下，北越军埋伏在丛林之中。我俯视地面，一度觉得这次行动不会是某人的异想天开。我们的任务是找到敌军营地，大约有几百人。整个北越军队很有可能都藏在这篇林海之中，而我们要在这里找到那个营地。战斗策略是“锤和砧”，找到营地，然后将其摧毁，也就是所谓的搜索歼灭。我估计，这些雄伟的山脉肯定在疯狂嘲笑我们的自以为是。

我们穿过出发线。这是个军事术语，是指一条假象的分割线，从这条线开始，部队开始执行进攻行动。我示意大家准备作战。拉回枪栓，上好枪膛，解开帽带。直升机摇摆着急速降落。下面的树看着足有一百英尺高，高高的灰色树干光秃秃的，像骨头。着陆区就在眼前了，首先映入的便是昏暗树林里的一片光亮区域。翠峦河穿过这片空地中心，棕色的河水泛着朦胧的光泽，像一条有瑕疵的铜条。直升机越过树林上空，机长用机关枪朝空地边缘的矮树丛里扫射一阵。子弹带从弹药箱里展开时一阵抖动。飞行员“张开”直升机，换句话说，他让飞机着陆。叶片发出“呼呼”的响声，飞机终于落地了。我们下了飞机，以散兵队形跑过被风吹平的草地。

另外两支队伍也抵达了，看到他们在空地上呈扇性散开，没有昏头转向，我松了口气。没有敌军向我们开火，也让我松了口气。我心想，我再也不到这种鬼地方作战了。值得庆幸的是，这个着陆区很凉爽。不一会儿，我们就清理了这块区域，并沿着四周树林设置了防御线。我们像是从明亮的阳光下走进了一间黑漆漆的屋子。透过头上繁茂树顶，光线都成了一缕一缕的，下面的一切都沐浴在一个绿色夕阳之中，没有风。空气凝重潮湿，树木闻起来像是阴冷潮湿的地下室。我们听见，有什么东西在矮树丛下窸窸窣窣。虽然能听见它们，可却看不见。要想透过藤蔓和树木看清东西，非常困难。它们绞在一起，无声无息，拼命疯抢光线和空气——这是植物的战争。

我抛出一枚手榴弹。浓浓的绿色烟雾从弹身中升起，连队其他人也纷纷着陆。直升机飞走了，我们顿时有种被遗弃的感觉。查理连现在与世隔绝了。没错，我们穿过出发线，这也是划分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的界线。直升机让我们觉得亲切熟悉。作为美国人，我们善于和机器打交道，可现在它们走了，眼前只剩下散发着腐臭的茂密丛林，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倍感惊恐。空气静止，万物停滞，只听见河水咕咕，还有草丛里不明生物的窸窣声。静却不安。我回想起西方人的口头禅：“这太静了。”没错，这真是太静了。静默之中，暗流涌动，总觉得大难临头。我围着防御线走了一圈，确保没有落下谁，然后走进一片茂盛的象草地，忽然听见一个紧绷的呵斥声：“谁在那儿？是谁？”

“中尉。”

大叫的原来是准下士斯凯茨（Skates），平常他不是那种毛毛躁躁的人。我看到他在前方几米处，枪口还对着我。“噢，长官，是您。中尉，您吓了我一跳。”

莱蒙和泰斯特的两个排已经在空地那头集合了。连队总部竖着一小撮无线电天线，处在队列中间。我自己那台刚才“噼里啪啦”作响，维德纳播音员般的声音打破了宁静。

“已收到，查理六队，重复一遍。查理二队原地待命，等一队和三队出发，跟随其后。已收到，六队。二队收到。”然后他转过身对我说：“长官，六队说……”

“我听到六队说什么了。十英里以内的北越军都听见了。妈的，声音低点不行吗？”

“抱歉，长官。”

“不用道歉，声音小点。”

“遵命，长官。”

连队开始沿着河流出发，一个接一个消失在矮树丛里，就好像他们全被吞噬了。接着我们排在防御线附近巡逻，进行掩护。我们在茂密的树林里侦察了一个小时，旁边就是河流。光线斑驳，空气凝重潮湿，让人觉得自己是在水下世界行走。林中小径真是狭窄泥泞——即便是在夏季，这林子里也不会有干燥的东西，只是湿度略低。小径一旁，是足有两个人高的竹林和象草，密密麻麻；另一旁，则是水流缓慢的河，河流西面就是山。锯齿形的草刮破了我们的皮肤，汗水流过，伤口疼痛，热浪炙烤着头盔，我们大汗淋漓，就好像从海绵里挤出水来。有些时候，我都不觉得这是炎热——炎热只不过是一种气候条件，我更觉得这是恶魔。我们一直缓缓行走，高高青山笼罩着我们。

那日上午的巡逻足有晚上噩梦的效果，这也是绝大多数小组作战最常见的问题。小径弯来绕去，没有尽头。连队像是行军在真空里，四周明明有什么，可又摸不着，总觉得自己被什么隐形生物包围着。就是因为看不见，所以更令我们焦虑不安。这便是雨林制造恐惧的手段：它让你如同盲人。这不禁让我们本能觉得，自己处在阁楼和黑色胡同里。

越是想象力丰富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就越容易感到恐怖害怕。战场上需要很多品质，可绝对不需要想象力。在越南，最勇敢的战士往往是那些想象力贫乏的人，危险不到眼前就不会觉得害怕。可其他人总是暗暗担忧，总觉得要出事，等着出事，希望出事，这样就不用如此紧张了。

那天上午，终于还是出事了，那一刻，我差点魂魄出窍。其实不算大事——前方队伍传来一阵猛烈的开火声，透过茂盛的树林，开火声都被放大了。大家迅速趴下，朝侧面看去。开火仅持续了数秒，接着我听见自己的心脏在胸口扑通直跳。维德纳通过无线电接到皮特森的命令。我匍匐快速向前，穿过一群俯卧的士兵。能够保持移动真好。我看到皮特森站在一个玉米地中间。茂盛的树林没有了，这里居然有块玉米地，在亚洲雨林里还有点中西部风情。一队步兵小心谨慎穿过这片已经死掉了的植物。玉米地的边缘又是一簇象草，和植株一个色调，草地尽头是一处低矮、树木覆盖的山脊。107山就在我们左后方约一千米远。

狙击手以山脊为掩护开枪射击。在第一轮回击中，狙击手脱离火线，可皮特森怀疑有埋伏。要是107山顶上敌军设有迫击炮，在山脊上有自动步枪手，连队在这种情况下走过这片宽阔的玉米地，恐怕会损失惨重。因此，我们一次只通过一个排，大家相互掩护，并且请求对山顶进行空袭。

莱蒙的队伍打头阵。一名机关枪手在田地那头向树林里扫射。这叫作“火力侦察”，这名字取得动听，就是指朝树林开枪，看看是否有人回击。两架天鹰式攻击机（Skyhawk）发射火箭炮低空扫射。泰斯特的队伍跑过空地，我的部队跟随其后。尘土和烟雾从山地树丛中涌出。这阵轰隆隆的射击让人舒心多了。它打破了令人如芒刺背的死寂，我们先前总担忧每个树丛里都藏着些什么，现在这种忧虑也减缓不少。这恐怕才是空袭和向矮树丛闭着眼睛射击的真正原因：制造噪音，噪音可以缓解我们的恐惧。火箭炮和机关枪成了技术工具，其作用和土著人的葫芦铃如出一辙，那就是赶走恶鬼。

轰隆过后，队伍沿着更为蜿蜒的小径缓慢行走。走十分钟，停五分钟，侦察可疑区域。蹲下，观察四周。起身，继续行走。再次停下。这次又怎么了？前面出什么事了？蹲下，观察外侧，观察四周。起身，继续行走。这边掉进水沟，那边陷入泥潭。别扎堆，队长和火枪手保持警惕。听见没有，别扎堆。保持间距。跟上。蹲下，观察周边。前进。走走停停，一分一秒过去了，温度越来越高。拿水壶喝水。只能喝一口。这是饮水条例。喔，真爽啊！要不再来一口？好吧，最后一口。喔，喔，喔，更爽！停下。你已经喝了两口了，这饥渴样，河水有毒恐怕你都想喝。歪着脑袋喝水那模样，活脱脱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别吐啊，怎么教你的。大口喝，喝到肚子膨胀为止。把空水壶放回包里，五分钟以后，又渴了。

从着陆区到村庄这三英里距离，我们愣是花了一上午。三英里，走了四个小时，连队压根儿没有碰到什么顽强的敌军抵抗。阻碍我们的是这片地——这土地，这雨林，这太阳。

会维村位于翠峦河南边，旁边有个马蹄形的河岸。零星散落着破旧衰败的茅草屋和亭子，这里曾经历过战火。皮特森下令警戒搜索：一排和三排首先包围村子，接着二排在茅草屋附近搜索。这时，我出汗太多，都觉得视野模糊了。眼前的世界像是蒙上一层半透明的帘布。我看不清楚，走在路上绊倒了，忽然感觉自己悬空了，接着发现自己矮了两英尺。原来我掉到陷阱里了。好在这陷阱有些年头了，里面的桩子已经松动腐烂，我没受伤，不过却被前来救我的队员取笑了一番。

队员们穿过被晒得热乎乎的象草丛，蹚过河，因为是在旱季，河水很浅。我们过河时，一头水牛在下游泥沼里懒洋洋抬起宽宽的牛角，探出头来。对面河岸那条路比较宽阔，在一片拱形竹林里蜿蜒向前。路两旁都有防火沟、狙击手掩蔽坑、陷阱，各角点还有一排排交错的木桩，就像美国内战时期的防护栏。

大家小心谨慎地进入村子。茅草屋躲在椰子树的绿荫下，旁边是一块空地，有位年迈的老妇人蹲坐着，棕色的脸，皱纹多得像只核桃。她身边燃着小火，还堆放着好些长长的木头桩子，正拿着一根在火上加热，显然是想让其更加硬化。没什么其他人了，就几位老妇人，她们常年嚼槟榔，牙齿都成了黑红色，还有几位无所事事的老男人，穿着白色棉质短衫，头戴圆锥形草帽。一只骨瘦如柴的狗在灰尘里打滚。

我们分成小组，分头搜索，其实就是在村民的私人领地胡乱翻查。也许是高中道德课学得太好，这种事总让我浑身不自在，总觉得自己成了小偷窃贼，或是美国革命时闯入美国民宅的英国兵。可我实在不敢相信，这些茅草屋竹木房可以作为家宅。家宅应该有砖有墙，有窗户有草坪，屋顶上还应该有一根电视天线。绝大多数茅草屋都空空如也，不过在一间屋子里，我们发现一位年轻女子，她正在照顾一个头部受伤的婴儿。她坐在稻草编织的床垫上，睁着眼睛望着我们，没有恐惧，也没有仇恨，两眼无神。屋内昏暗闭塞，一股焚烧木头的味道。地面坚硬平滑，像铺了水泥一样。我和维德纳在一堆衣服里翻来翻去。另外两名士兵围着一个大米缸来回转，看有没有地道口，第三名士兵则用刺刀猛刺墙壁。我们曾被告知，北越军有时会把小型武器藏在墙壁里。那姑娘坐在原处一动不动，只是一边打量我们，一边照顾孩子。她空洞无神的眼睛着实令我不安。我们要是把她家连根拔起，她也能像雕像一样坐着不动？我原以为她会愤怒或害怕。我希望她能有点情绪。她的消极应对似乎是在否认我们的存在，就好像在她眼里，我们不过是时而把东西吹乱的一阵风而已。我傻傻一笑，离开之前，还装模作样把东西整理好。女士，瞧瞧，我们可不像那帮法国佬。我们是优秀的美国大兵哥哥。你应该喜欢我们。我们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美国人喜欢被爱。如果形势所迫，我们会把这地方翻个底朝天，不过我们最后还是会恢复原貌。瞧瞧，我不正在恢复原貌嘛。不过就算她欣赏我的骑士风度，她也不会显露出来。

搜索没有什么重大发现。皮特森下令大家休息吃午饭，半小时后继续前进。大家都谢天谢地，纷纷卸下包袱，躲到树荫里去了。有些精力旺盛些的捡起空水壶去打水。坎贝尔、维德纳和我在一间茅草屋里休息。这间屋子的主人肯定是地方一富，瞧瞧那水泥地板。我脑袋枕在背包上，喝着桃子罐头里的果汁。我只能吃得下这东西了。天啊，我从未觉得如此筋疲力尽，可我只走了三英里，这距离不到我在匡蒂科的十分之一。肯定是因为当地高温，东南亚地区真是热得令人难以置信。外面的白光明晃晃得刺眼，我不禁想，同一个太阳，怎么到了中西部老家，就能春季凉爽宜人，阳光温和舒适。

坎贝尔像是猜透了我的心思，说道：“人都要被烤熟了，对吧？知道我现在最想做什么吗？喝瓶冰镇喜力啤酒（San Miguel）。以前我在菲律宾打战时，经常喝。我在苏比克湾（Subic Bay）有间小房子，有人伺候，应有尽有。女仆是个菲律宾小姑娘。每次执勤回来，坐在沙发上，这小姑娘就给我开一瓶生力啤酒。中尉，冰镇的哦。”

“上帝啊，给我闭嘴。”

“中尉，是冰镇的哟。一瓶冰镇生力啤酒，再惬意不过了。”

我实在受不了这折磨，于是走到河边，把头盔扔到河里，装上水浇在胀痛的头上。回来的路上，我看到有越战特色的一幕，这场战争里，友爱善良和残忍血腥矛盾结合。一名美国医护兵正在治疗那个婴儿的皮肤溃烂，给他的伤口上敷药膏，其他士兵就在逗婴儿不要哭。与此同时，就在几米远处，我们的口译员——一位越南裔海军陆战队中尉，正粗暴地审问坐在火堆边的那位老妇人。那名中尉朝她大声呵斥，拿着手枪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乱晃。我听不懂一个词，不过即便语言不通，也不难猜出来，他威胁要打破她的脑袋。这持续了好几分钟。接着他歇斯底里怒吼起来，拿着枪管中部，抬起胳膊，像是要用枪抽打她。我正这么猜，这时皮特森出面制止了。

中尉抗议说：“长官，她是北越军。”他坚称刚才她用火加热的那些木桩肯定是用来袭击直升机的，北越军把这些木桩插在原本可以用作着陆区的平地里。皮特森回答说，好吧，不要留下那些木桩，不过不能虐待老妇人，也不能虐待北越军。那中尉大吃一惊，非常失望，昂着脑袋走了，还警告我们，总有一天会吃教训的。老妇人颤颤巍巍逃开了，真是皮包骨，瘦骨嶙峋，她怎么可能是敌军！

半小时之后，队伍又出发了。我们正要穿过村子外面那块满是灰尘、凹凸不平的田地时，狙击手开火了。子弹“嗖嗖”在脑袋上空飞过，或低闷一声从耳边飞过，就像咬着牙咽口水那样。子弹好像是从我们早前经过的地方射出的，可那里看上去只有树。有两三位士兵赶紧躲到一座废墟庙宇的墙壁后面，上面长满杂草，没目标地朝丛林中扫射。北越军立即反击，我方再次开火，接着双方停火。连队组成列队，撤离河边小路，在这个热带的刺眼潮湿的午后，无精打采地蹒跚前行。汗水把军装浸染成了深色，步枪和包裹很沉，压得后背生疼。

按照计划，我们要沿着南岸巡逻一段距离，接着蹚过河流，扫清北边一座小山，最后和D连会合。这样就算完成任务——如果这种漫无目的的搜索算得上是一件任务的话。我们排还是有主见的。大概走了两百米之后，看不见的朋友又开火了，这次时间短，不过强度大，使用的是自动武器。子弹打进树干，穿破树叶，打断树枝。戈登中尉的小组蹿到旁边的防火沟，朝河对面的矮树丛开火，“嗒嗒嗒嗒……”打了很长时间。有个兵很快没子弹了，于是赶紧装上新的，又是一轮开枪射击。子弹从我身边呼啸而过，体积虽小，声音却很大，很不成正比。我跳进防火沟，靠着准下士本奇，一时搞不清楚该怎么办，出于习惯，所以我大喊起来。每当我陷入危险，陷入疑虑，我就绕圈跑，尖声叫，大声喊。我对着本奇的耳朵喊道：“停火！停火！你朝什么开枪呢？”

“长官，就在那儿，他们就在那儿。”他一边说，一边又迅速放了五枪。我朝他肩膀那头看过去，只有静静的河，再远点就只有雨林，似乎是雨林朝我们开枪。我不害怕，可是困惑。也有可能我因为害怕所以困惑。接着，我听见坎贝尔的声音从后面上空传来：“停火，你们这群傻子！停火！”敌军好几枚子弹打到他身后的小路上，灰尘溅起，最后一枪打到离他的脚不到一英寸的地上。他不停来回走，气定神闲，像是射击场的教练。“停火，二队。都没看清楚是谁就胡乱射击。注意射击纪律。”

射击终于在噼里啪啦中停下来。我爬出沟，觉得有点尴尬。

坎贝尔说：“刚才不知道你也在那儿。”我不知道这是夸奖还是批评。“中尉，这些小兵没有一点儿射击纪律。一群毛小子。”

“是啊，瞧瞧，还算幸运。对方差点儿打中你啦。”

坎贝尔只能冷笑说：“得了，别说得我好像要英勇就义一样。我没有采取行动是因为我上过刀山下过火海，好不容易捡回条命。我是老油条了，知道吗？”

没错，我暗想，你可不就是那种老油条了吗？

皮特森对着无线电说话。他质问我们在干什么，重演“二战”吗？我觉得自己以前对批评的不认账情绪又开始作祟了，不过他说了我几句，我就闭嘴了。

他说：“不要在几个狙击手上浪费掉你所有武器。行了，继续前进吧。”

15分钟之后，我们正走在一大片稻田里，又碰上一小撮游击队了。对方应该最多三人，两人持卡宾枪，一人持自动手枪，也许是AK-47。他们这次和我们在同一个河岸上，躲在树后，距离超过小型武器射程。卡宾枪先发起进攻。听到两声：子弹一声，接着卡宾枪一响。那感觉就如同有个人快速而又有节奏地拍手。接着AK枪在我们面前一轮射击，大家像是听到警报，全体蹲下。这时，我看着战争这一阶段的稀罕物：一名北越军。拿自动枪的就是他。实际上，我看到的是树丛边缘一团飘浮的黄色烟雾，是枪的后座力扬起的尘土。我没准儿看到游击队员本人了，可是也不敢确定。他离我们太远，没有射中谁，除非他运气太好，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能用M-60机关枪击中他。我跑去拿起一把机关枪。曳光弹在树丛里划出一道长长的红色弧线，三排好几位步兵已经在水稻沟后面排成一线，开始朝曳光弹所在方向射击。可我们排，就平趴在那儿，一动不动，不知所措。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实现我之前做过的好莱坞英雄梦。我站到一棵矮树前面——这片稻田里唯一的一棵树，也是一个暴露我自己的“绝佳”位置，我弯曲手臂，先上后下晃动。这个手臂信号是指两人一组出发。我一边用力晃动手臂，一边叫喊道：“二排，出发。你们想被几个狙击手搞得我们全军覆没吗？全都出来！”接着就有东西打中我脑袋上方不到六英寸的树枝，送给查理连的礼物。一根断了的树枝打在我头盔上，叶子碎片从我眼前坠落下去。我后知后觉地赶紧趴在地上。这绝不是偶然。这就是冲着我来的，所以，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被人蓄意枪杀。没有恐惧，也没有害怕，任何理所应当的情绪我都没有。相反，我一头雾水。我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觉，谁要是想杀害我，一定有私人动机，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为什么想杀我？我对他做过些什么吗？”过了一小会儿，我终于意识到这无关个人恩怨。他看见的是一个穿着敌人军装的男人。他刚才试图杀我，今后还会企图杀我，因为这是他的职责。

皮特森又在无线电那头叫起来了，这次颇为愤怒，从他刻意控制自己怒火中烧的口吻中就能听出来。我一直觉得皮特森是最好的指挥官之一，能在他手下是一大幸事，他几乎从不高声骂人。他镇定地问刚才战斗时我晃动手臂究竟想干什么。我解释说，这是在匡蒂科学的手臂信号。

“你现在已经不在匡蒂科了。你那么做只会招来子弹。”

我告诉他，刚才北越军已经毫不留情地给了我同样的教训。

这次小规模开火结束了，小组去树丛里搜索，结果只发现一些用过的子弹带。幽灵又消失了。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已经被太阳烤焦了，骨头也快散架了，心里掂量着这一趟有何收获，真是白折腾，最后我们和D连会合，坐上直升机回到营地。

（六）

我敢保证，你会发觉战争荣耀，

其本质，其外在——出人意料。

——莎士比亚《亨利五世》

未来好几周，步兵连的日子简直和办公室文员或者工厂工人一样，到点做事。事实上，我们在营地和战场两点一线上下班。一天，或两天，或三天，我们到树林里搜索，然后回来休息一阵，接着又去。

这类巡逻和行动不合惯例。没有前哨，没有中翼，没有后卫，我们与一群没有模样的敌人打一场没有模式的仗，敌军像清晨雨林的雾气一样蒸发消失，却在某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忽然变成了人。战斗总是随机偶然，断断续续。绝大多数时候，平安无事，一旦有事发生，那一定毫无前兆，即刻到来。步枪或机关枪猛然开火，过于突然，心跳都要停止了，就像鹌鹑或野鸡忽然拼命拍打翅膀从某个藏身之所飞出来。迫击炮炮弹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它们唯一的征兆就是炮身的咳嗽声。

这几周里，没有出现严重对抗。营地受伤人数平均算来一个月不到二十人，要知道我们营地共有约一千人的兵力。不过这也足够让我们见识到训练营里无法传授的现实：什么是恐惧，什么是死亡。死亡的气息，杀戮的经历，承受痛苦，制造痛苦，失去战友，流血伤亡。我们明白了战争的真面目，“其本质，其外在”。我们渐渐转变，没有了来越南时那种孩子般的笨手笨脚。我们变得更加专业，更为精壮坚强，我们内心渐渐长茧，如同一件情感防弹衣，不再那么多愁善感、悲天悯人。

战斗总是时有时无，目标模糊，所以要清楚说明我们究竟做了什么，很是困难。除了一两个例外，对于这时期，即1965年春季，我的记忆总是零碎的。我能忆及的事，细枝末节也记得清清楚楚。不过，我实在找不到一根链条，将这些记忆串联起来。

连队蹒跚行走在一条尘土飞扬的马路上，路过一个很久以前法国传教士建造的天主教教堂。在这片亚洲山水之中，其哥特风格着实惹人注目。墙壁材料是如同火山一样的黑色岩石。院子用一圈石头篱笆围了起来，上面长满了三角梅，活像一串小彩旗，在教堂拱门顶上，有一个十字架。我们分成两排前进，靴子扬起地上的灰尘，慢慢飘浮起来最后落到院子里，三角梅的亮丽颜色都被遮盖掉了。今天超乎寻常地炎热，是我们遭遇的最热一天。据说温度超过110度，可这个数字根本说明不了问题。日头之热已经不能靠机械数字来衡量了。走在我前面的是一位机关枪手，耷拉着脑袋，枪横放在肩膀后面，一只手搭在枪口上，另一只搭在枪托上，他那背影活脱脱就是教堂屋顶上的耶稣受难像。更前方，马路旁边有很多绿草茂盛的低矮山丘，还有被洪水淹没的稻田。前面还有一个废弃的村庄，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荒废的茶园，这村子大概在中间偏茶园的位置。

莱蒙的队伍快到了，透过满眼尘埃，我看到他们拖着沉重的步子向前走，天空晃眼，如同一块不锈钢。突然有轻武器开火，子弹在稻田的水面上掀起涟漪。队伍停下来，莱蒙的部队组成散兵线，朝那些山丘奔去。他们跑过田地，躲开突然溅起的泥水，接着便藏身在覆盖高地的象草丛里。躲过这一劫之后，他们进入村子。两个小组分队回到路面，第三分队留在后面搜索那些茅草屋。我们听到有人喊“小心手雷”，接着就听到低闷的爆炸声，应该是手榴弹在掩蔽壕和地道里爆炸了。不过没有敌军。三只分队又集合了，继续前进，在滚滚热浪和令人窒息的尘埃里前进。

我们排在一座山上执勤，挨着山脊，前方一千米处就是C连负责的线。我们已经在外执勤两天了，可感觉比两周还长。白天，几乎无事可做，不过就是坐在堆满沙袋的散兵坑里，瞧着对面那片稻田和山岭。夜里，紧张兮兮睁着眼睛的时候多，舒舒坦坦安稳入睡的时候少。听见什么——人？蛇？动物？——在矮树丛中匍匐爬行。还有就是打蚊子，暗沉的夜色不时被远方一道光照亮，我们试图趁这一瞬看看究竟谁躲在黑夜里。

现在已经是第三天的下午。我和戈登中士坐在排指挥处。我们在散兵坑旁边搭建了一个小棚子躲太阳，可是依旧逃不过高温。风有一阵没一阵地吹过树林，橡胶篷子也时起时伏。戈登是个矮个子，肤色发红，把军队当成毕生职业，正在向我论述恐惧和英勇。他说要用英勇去征服恐惧，这不算什么新奇论调，我只用半边耳朵听他高谈阔论。我原本想认认真真阅读摆在大腿上的那本平装吉卜林诗集，可我实在没法集中精神，因为戈登一直说个没完，再者难以抑制的精疲力竭让我读不了几行就分心了。还有，我总想念起一位姑娘，她身材高挑，一头金发，我在旧金山休假那五个月一直和她耳鬓厮磨，如今回想起来像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我很想她，可每每念起，却又回忆不起她清晰的面庞。她，旧金山，都如此遥不可及，似乎从未存在。汗水从鼻尖滴落在吉卜林的诗集上，模糊了字迹。戈登还在絮絮叨叨。

我拿起望远镜，观察下面的山谷。湿气让镜片模糊不清，视野所及不过是朦胧绿色，间或有些亮色斑点。我倒是像戴着一副大眼镜坐在一条绿色河流的河底。我擦擦镜片，擦擦脸，几秒钟之后，又一轮汗水淹没了我的眼睛。我又擦擦镜片，拿着望远镜来回观察这个了无人烟的山谷。过去48小时，这个动作我已经做了无数次。这是我的任务：“密切监视翠峦河，发现敌军和可疑行动立即上报。”当然，没有敌军，也没有可疑行动。我监视观察到的只有被太阳烤焦的稻田，还有半英里外一座圆锥形的山丘——324山，另外就是安南山脉凹凸不平的脉络。想来有趣，诗人和作曲家总喜欢将绿色与青春朝气联系起来，可这里除了绿色再无其他可映衬对比之色，绿色倒令人垂头丧气。绿色！它已经在我脑海里根深蒂固了。眼睛一睁开，绿色稻田，绿色丘陵，绿色山脉，绿色军装；浅绿，中绿，深绿，橄榄绿……单调得如同戈登的声音。

我打断他的喋喋不休，大声朗读一段让我眼前一亮的诗句：

战争之末，白色墓碑

阵亡之人，书名之上

凄凄惨惨，墓志铭曰：

愚人一名，意霸东方。

戈登没明白其中的讽刺，还开始说起自己中意的诗歌，一首名叫“黑麦威士忌”的民谣。他拖着长长的鼻音念道：

我高声呼唤，黑麦威士忌，黑麦威士忌，黑麦威士忌。

没有黑麦威士忌，我定会一命呜呼。

我顿时想，戈登，你丫要是再不给我闭嘴，你肯定要一命呜呼，而且比你预期来得更早。我心里虽这么想，可也没骂出口。我认识到，自己处在“蟑螂症”二期，表现出对周边一切事一切人都心怀仇恨。我赶紧远离戈登，跑去检查防御线。整个海军陆战队都和我处在同一种情绪之下，“厌烦暴躁，失落沮丧，远离家人”。大家的手臂成了深棕色，热浪剥落了原来的面色，眼神呆滞，正如那词说的，“望断天涯”。

就在这执勤的夜晚，至少对某人而言——一等兵布查南（Buchanan），乏味枯燥被恐惧害怕取而代之。他觉得面前有东西移动，于是朝那儿放了好几枪。我大发雷霆：“你个傻瓜。如果有什么东西在那头，你应该投手榴弹，而不是开枪。枪口火焰会暴露你的位置。这点常识总该有吧。”这番苦口婆心没带来任何益处。布查南依旧半蹲在那儿，步枪放在沙袋护墙上，手指还扣着扳机。他也不看我，直盯着前面的雨林。月光将植被染成了深绿色。我低声说道：“布查南，别扣着扳手了。别紧张。可能是只猿猴跑来跑去。”他一动不动。恐惧已经彻底包裹着他。他低头看看步枪枪杆，坚称那噪音一定是人发出来的。“好吧。我陪你在这待会儿。不过，除非发现目标，否则你不能开枪。”我也躲到散兵坑里，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手榴弹，检查好保险栓，放在一边。

过了一会儿，布查南低声说道：“他来了，他来了。”我听到一阵很大的脆脆声，像是有人在揉搓一张干燥的纸。我站起身朝护墙那头望去，看到有些草丛向下倾斜二十至二十五米。不过那是什么，肯定体积庞大，足有一个成年男子那么大。不过我认为藏匿者应该不会搞出这么大动静，除非他想吃我们的子弹。声音停了。布查南松开保险栓，轻声一响。我再次安慰他，没准儿是猿猴。我也不是十拿九稳，可布查南压根儿不买这一套。“中尉，不是猴子。”窸窣声又出现了。一个草丛窸窸窣窣，继而又安静下来。这声音传下去，又传下去。有东西，或者有个人，正沿着山路爬行，方向和防御线水平。就在布查南要开枪时，我拔下手榴弹保险栓，一手按住布查南，一手扔出手榴弹。爆炸了，一团烟雾从深绿色的矮树丛中飘浮出来，像是干冰蒸汽，窸窣声终于停了。我说：“如果真是北越军，他要么就被炸死了，要么就被吓跑了。”布查南终于把步枪从肩膀上放下来，那枚手榴弹似乎让他重拾信心。

我沿着树木茂盛的路走回指挥处，路两旁那些树全都黑黝黝油亮亮的。四下伸手不见五指，简直如同墓穴，等我安全回到指挥处时，大大松了口气。维德纳正在向连总部上报准点报告：“查理六队，我是查理二队。一切正常，没有异样。”

后来，我被一阵枪声吓醒了。我现在似乎培养出了新技能，能同时处在睡与醒两种状态。我立刻清醒过来，马上知道出什么事了，就好像我一直都处在清醒状态。卡宾枪开了好几次，还听到M-14枪开火。声音是从我右后方传来的，靠近准下士马歇尔的位置。我从散兵坑里爬出来，沿着黝黑树林走去。我突然看见前面三四十英尺处有个人影。我猜应该是个男人。那人一动不动。他肯定也看到我了。我们似乎对望了很长时间。虽然我听到卡宾枪的声音，可是我无法看清他是否携带武器。难道刚才是我的错觉？现在还是错觉吗？也许我看到的不过是一堆貌似人影的草丛罢了。正如军训所学，我没有直接盯着对方看，而是观察轮廓。如果夜里直接盯着对方，你的眼睛就会欺骗你。因此，我观察线条，判断对方是物，是人，还是草。没错，是个男人，匆忙之间突然停来，显示是想确认我是否发现他了。我看不到武器，不过他没准儿携带了，也许还是手榴弹。我想大喊“Dung Lai（越南语的‘站住’）”以镇住他，可是喉咙像是卡住了，双腿有些发软。我呆立原地，盯住他，他也盯着我。时间嘀嗒，像是一场噩梦，虽然只有几秒，可感觉却漫无尽头。这时一位士兵大喊，好像是“他在那儿”。人影猛然跑走，我立刻掀开皮套，掏出手枪，子弹上膛，瞄准目标。他消失了，消失在山下矮树丛里。我手枪对着传来声音的方向，但是没有开枪，怕误伤了自己人。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心跳有多快，上了膛的手枪已被汗水浸得湿滑。

马歇尔跑上来告诉我究竟出什么事了。他刚完成巡逻躺在自己棚屋里，结果听到近处有声音传来。哨兵盘问，接着就听见好几次枪声。马歇尔赶紧深一步浅一步从棚屋里跑出来，看见一位北越军朝指挥处跑过去。不过这藏匿者很快就消失在黑夜里，没人将他射中。

我传令下去，未来一小时一定要百分之百高度警惕，然后回到指挥处，接替维德纳守在无线电旁。我仍然不能确定，自己看到的究竟是北越军，还是一只什么动物，或者压根儿是我的错觉。然而恐惧是真真切切的。虽然那一晚最终无事，可也神经紧绷，当天空渐渐泛白，我终于松了口气，我向上级做了最后一次汇报：“查理六队，我是查理二队。一切正常，没有异样。”

我和下士帕克（Parker）来到分队战地医院探望一等兵埃斯伯斯托（Esposito），他是我们队伍里的掷弹兵。埃斯伯斯托患了重病，要被送回美国。他是身材魁梧、肤色黝黑的年轻人，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四年了。现在要回家，他心中真是五味杂陈。他说，回家自然好，可是要离开队伍、离开帕克（自训练开始两人就是好兄弟），他又觉得万般不舍。埃斯伯斯托似乎服了很多药，躺在帆布床上，眼神迷茫，声音低落。帕克轻轻拍拍他的肩膀，安慰说：“你会没事的。嘿，我们好多年交情了，不是吗？”

“是啊，好多年了。” 埃斯伯斯托说话的声音像是一盘慢放的录音带。

“还记得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吗？兄弟，想想感觉过去好多年了。”派克转身对我说：“中尉，我们关系很好，我和埃斯伯斯托非常要好。”

帐篷里还有几位伤员，三位海军陆战队队员，还是五六位南越军士兵。无人的帆布床上遗留着干掉的斑斑血迹。其中两位海军陆战队队员伤势较轻，心情放松，倒像是来度假的。另一位头部严重受伤，裹满绷带。一只手前臂上插着静脉注射导管，另一只手插着血浆注射导管，药瓶都挂在一个金属架子上。还有根导管连着他的生殖器。各路液体——尿液、葡萄糖和血浆——稳稳当当从不同导管种流出流进。他健硕魁梧，肌肉发达，身材高大，脚都落在床外面了。虽然他一动不动躺在那里，不过能看出他还活着，胸脯一升一降，每隔几分钟就发出低沉的鼾声。

医护兵把一根体温计塞到他嘴里，又给他量血压，接着便去查看躺在埃斯伯斯托旁边床上的南越军士兵。那是张典型的医护床，高高的，南越军士兵简直是笔直坐在上面。除了一只手臂、脸下半部分以及脑袋上半部分，他几乎全身裹满绷带和石膏。前额和眼睛上都缠着绷带，一缕浓密的黑发垂下来。这兵身上挂着好些个器械：输液管、橡胶管、固定夹、压力仪。他全身白布，挂着各种器械，让我想起惊悚电影里的恐怖实验。

帕克和埃斯伯斯托继续回忆往昔友情。帕克眼睛湿润，话语激动，我站在一旁颇觉尴尬，就好像自己是在偷听两个即将劳燕分飞的情侣你侬我侬。我转身找医护兵说话，问他那越南士兵怎么回事。他告诉我，那士兵左臂、两腿、肚子和头部都受了重伤，这一两天人生怕是到头了。那位海军陆战队队员可没这么一了百了。

医护兵说：“他下半辈子恐怕就这样了，植物人。”

这位队员像是要推翻这番预测，不一会儿，他居然开始辗转反侧，还发出怪声，汩汩低吼。接着我听见一声脆响，像是芹菜梗被咬成两段。这队员在抽搐时，嘴巴紧咬体温计，想要吞进肚子里。医护兵大叫：“坏了。”他赶忙跑过去，从队员嘴里把被咬坏的体温计拽出来。队员用力抽搐，架子上的药瓶猛烈摇晃。医护兵拿出一支西雷特皮下注射器，往队员健壮的手臂上涂抹酒精，然后注入镇静剂。

医护兵按住队员：“放松，放松，放松，放松。今后要给你换直肠体温计了。插到你肛门，免得你自寻死路。”

镇静剂开始发挥药效。抽搐停止了，怒吼声也慢慢成了呻吟声，直至一声不发。

我们趴在战壕里，一支AK-47突击步枪射出好些个铜皮子弹，落到我们前方的路上。等对方停止开火，我们跑过马路，从另一边的路堤后面反击。我们没有朝象草丛开枪，而是枪口朝上瞄准附近低矮群山。其中几人爬上路堤，排成散兵线，沿着路向群山推进。一位士兵听到或看到些什么，没准儿是他的幻觉，于是朝其射了几枪。草丛里，一片死寂，炙热难当，连呼吸都困难。

我和保尔森爬上一个小土墩，发现边上有个L形的掩蔽壕。我们小心翼翼靠近，我站在入口边上，朝里面投入一枚手榴弹。在密闭空间里手榴弹爆炸了，连地面都随着震动。烟雾散尽之后，我和保尔森爬进去，发现一个芦苇草垫，不过已经被炸成碎片。不过那个狙击手，如果他一开始就藏在这里，肯定早就逃跑了。接着我俩又步履沉重回到路上，白折腾一番，失落透了，就像拳击手，用力挥拳，还是没击中对手。

一小时过去了。几队人马走得跌跌撞撞，我们用担架抬着中暑的伤员。这副担架是我们用砍刀砍下树枝，再用斗篷裹起两根树杆做成的。我那支队伍接到命令，去支援前方一队。沿路看到莱蒙的队伍在树荫下面的一条干涸水沟里半躺着。其中一名队员，耷拉肩膀，手臂垂在膝盖之间，最经典的劳碌兵坐姿。他眼神空洞，呆望前方。汗水将脸上的泥冲成了河道。头盔放在脚边。手枪放在接板上，枪口指向他一只腿。他这副模样，心中所想肯定和我别无二致：枯燥厌烦，远胜于精疲力竭，侵入骨髓的枯燥乏味，根植于我内心深处，难以名状。

又过了一个小时，我们看到运送车，它将带我们回到268山的营地。卡车都停在路口旁边，这条路通向戴拉山口。那儿有一座老旧的法国瞭望台，细细直直。衰败的建筑，衰落的帝国。运送车停在前方大约五百米处，道路上热浪滚滚，这些橄榄色的车辆如同海市蜃楼悬浮其上。看到它们，我们为之一振，我们累得骨头都散架了，一步都迈不动了。

一位名叫鲍威尔（Powell）的机关枪手开始前后踉跄左右摇摆，像是模仿醉酒之人。另一位士兵主动上前帮他扛机关枪，可鲍威尔一把推开他，还傲气地说：“我扛得住，我能扛住自己这把枪。”M-60机枪拖在地上哐当当响。鲍威尔挣扎着向前走，接着面朝大地摔在尘土里。我们把他转过身来，发现他脸上又热又干，像死鱼肚子一样苍白——他中暑了。我们用水润湿他的嘴唇，再用仅剩的水淋湿他的脑袋。两位士兵抬起不省人事的鲍威尔，对他实行抢救背负，赶快把他送去卡车那边。他被安置在驾驶室里，免得再被太阳晒到，结果此举真是大错特错：驾驶室里空气不流通，让他情况恶化。他突然醒来，狂躁癫狂起来，还要掐死司机。他掐着司机脖子不放，我们三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的手指掰开。他狠狠咬住自己的嘴唇，边乱踢边咆哮，就像一头被逮捕的动物一样。我们把鲍威尔拽到卡车车板上，用网状带子将他捆在担架上。这会儿又没有直升机能将他送回去。

运送车行驶速度缓慢。这一路上，鲍威尔时而失去意识，时而发癫做狂，有一次他还要扯断带子。等我们到了105炮弹区时，我和米勒中尉赶紧把他搬到米勒的吉普车上，快速奔向医院。他再次陷入癫狂，海军医生拒绝给他治病。

他说：“这不是病的问题。”

米勒骂道：“医生，不是病的问题，那你说是什么问题？纪律问题？”

“我无计可施。”

“妈的，你最好有计可施。”我手按着手枪说道。我这举动并不明智，只能怪自己的火暴脾气，还有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不过却奏效了。医生令人把鲍威尔抬到其中一个帐篷里。半小时之后，医生走出来，遗憾地告诉我们，鲍威尔要被送回美国。

“难以置信，他居然还活着。他的体温高达华氏190度。”

我问这说明什么。

医生回答说，实际上，鲍威尔脑袋现在就像一只已经烧开的水壶，里面的血液咕咚咕咚沸腾冒泡。“就算他活下来，恐怕大脑也永远受损了。”

我坐米勒的吉普车回到军营，心想，我们又失去一名队员，不是因为敌人，而是因为太阳。似乎太阳和土地都和北越军形成联盟，要让我们耗尽力气，尽失理智，将我们赶尽杀绝。

连队又出发了，目的地是会维村附近一片区域，在我们脑海里，这个村子已经成了战争的代名词。不论昼夜，村子都是北越军的领地，我们总会在那里碰到些事。依照计划：A连在村子附近施行空袭，我们给这区域取了个很没有战争范儿的名字“鸭子着陆区”。C连坐卡车前往翠峦河附近的出发点。从那儿开始，我们要步行三四英里，沿着河流，设置障碍点。又是重演锤与砧的老把戏，不过我们现在有经验了，在丛林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从来事发突然，就像汽车事故。

我们雄赳赳走过营地和军队总部。办事员和打字员一干人等站在路边，歪着脑袋，以免卡车扬起的尘土眯了眼睛。他们高声欢呼，眼巴巴望着我们，后勤兵妒忌眼红步兵的最具代表性表情。每次行动之前，我们全都满怀“快乐战士”的高昂情绪，使出浑身解数做足门面。微微倾斜的头盔，嘴上叼根香烟，我们为总部这班人上演一出老兵历战弥坚的戏码。我们是自己这部战争电影的耀眼明星，旁边榴弹炮轰隆隆，算是背景音乐。

经过“狗窝”时，运输队速度放缓。这村子臭气熏天，极度贫困，经年不变。沟里流淌着绿色污水，那味道和动物粪便味以及鱼露味（一种用腐烂的鱼制成的酱料）混在一起，恶臭刺鼻。骨瘦如柴的狗在尘土飞扬的路上相互撕咬。水牛在泥池里怒吼，旁边一簇芭蕉树，落满尘埃，叶子成了白色。绝大多数屋子都是茅草屋，不过美国人的到来新添了一种建筑材料：好几间屋子完全是用压平的啤酒罐建造而成！红白相间的百威啤酒罐，金色的米勒啤酒罐，淡黄色带些棕色的施乐兹啤酒罐，蓝色夹杂金色的哈姆啤酒罐，它的故乡可是“天蓝色的水乡”。

一群孩童，还有几个少年围着运输队奔跑打转。很多孩子肚子膨胀，皮肤溃烂，眼睛犀利，脏话不停。他们围着不走，不停讨好：“美国大兵，赏支烟吧。”一支烟丢给人群，抢到烟的男孩被众人围攻。他赶紧藏到那一堆瘦骨嶙峋的手和腿下面，为那一支烟，这些手手脚脚又是抓，又是踢，又是拽。“赏罐饼干吧。”一个C类配给锡罐扔下去。“妈的，美国大兵就是下贱，这不是饼干。十队最贱。”那孩子将罐子朝卡车扔去，他的伙伴一阵大笑。“要烟！你给我饼，我给你可乐。一瓶可乐要20铜板呢。”无数双手高举可口可乐瓶，我们有些队员朝那人海扔去几比索纸币和硬币，不过队员们可不会要那些苏打饮料。在这个“战争版《爱丽丝梦游仙境》”之中，可乐是一种武器。北越军有时故意在可乐中下毒，或是放入玻璃碎片，然后让孩子们把它们卖给美国人。我们就是这么被告知的。“美国大兵，20铜板，20铜板。查理连，贱人军团，这不是铜板。”这群少年不是做生意的料。和世界各地的青少年男孩一样，他们对战士和军队深深着迷。其中一人喊道：“海军陆战队一队，干掉妈的北越军。”一位和他年纪相仿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用大拇指和食指做出手枪样，瞄准男孩说道：“你，北越军，嘣，嘣。”他坏笑着，模仿另一位士兵翘着屁股当枪口，“好棒，好棒，打死北越军。”

村子的老人们依旧对我们视若无睹。男人们抽着皱巴巴的雪茄，目中无人地看着我们。妇女们站在门口，抱着婴儿，向地上吐着红色槟榔汁。在他们眼里，我们早就不是什么稀罕物。之前他们就见过很多士兵。唯一关注我们存在的成年人就是那些妓女。自营地驻扎到此，“狗窝”就出现了好几家妓院，当地俚语称其为“蹦蹦屋”。看着那些姑娘们，不免心寒，她们学西方人打扮，穿超短裤，浓妆艳抹，看着像是对自身的嘲讽讥笑。她们摆出各种妖娆妩媚的姿势，伸出手指示意价钱，就好像货物市场上的商贩。

下午三时左右。连队沿着北边河岸的一条小路依次前行。这次战斗没有前线可言，不过我们留意到，大家已经进入了一个位于安全区和被军队称为“印第安人区”之间的模糊地带。除了耄耋老人和稚子孩童，这里的小村子可以说是人去楼空。小路旁边有不少张开大嘴的陷阱，四周死寂无声，令人觉得神经紧绷，压抑窒息。我们大概距离障碍点还有一半路程，这时便听到前排队伍——泰斯特他们排——遭到伏击。北越军从河对岸的战壕里开火。自动枪发射听着像是撕纸的声音，子弹打落我们头顶上的树叶，有人在前面大叫：“左边，有埋伏。”接着又听见撕纸声，原来是三排开始反击。很快，交火声断断续续响了起来，接着又骤然变猛。空气中，“噼里啪啦”声响不断。从队伍前面传来命令：“二排上！二排上！”我弓着腰，立刻沿着路向前跑去，还差点儿撞到一位躲在树后、端枪瞄准的队友。他枪口瞄着对岸绿色乱草丛里的一个身影。他扣动扳机，结果一无所获，于是叫骂：“见鬼！”他的枪要么是卡住了，要么是他过于激动忘了上膛。他也不知对谁叫：“见鬼！我明明瞄准了！”

与此同时，三排部分人员跌跌撞撞步入陡峭的河岸，其他人则涉水过河，一边大喊大叫，一边开枪射击，朝另一边的村子奔去。狙击手的子弹嗖嗖响，一位正试图穿过河岸草丛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身子一歪，跌落下去。另一位步兵呼叫医护兵。这场面至多不过两分钟，然而我却看得异常清晰，听得异常清晰，也许和我总是担忧他日自己也会中弹有关。

皮特森命令我和莱蒙的排在翠峦河这边的稻田旁设置防御线。同时，三排继续追踪北越军，可北越军又人间蒸发了。有人说在通向雨林的地上看到血迹。我希望这是真的，希望这些幽灵是会流血的人类。

我们唯一的伤员，准下士斯通（Stone），手上受了点表皮伤。AK-47的威力让他心有余悸。他和替他包扎伤口的医护兵说道：“真是大开眼界，那玩意让我转了个圈儿。”泰斯特的队伍突袭搜索村子。手榴弹的磷粉爆炸，上空形成一股厚重白烟，一间屋子烧了起来。又是一股浓烟。几分钟后，整个村子陷入火海，茅草屋和竹子像小型武器一样，噼里啪啦作响。我们的队员发出高亢嘶喊，就像旧时代打群架的暴徒一般吆喝起哄，他们朝避难所和防空洞又是扔手榴弹，又是开枪射击。女人惨叫，孩童痛哭。村民们惊惶失措，纷纷从烟雾火海里四处逃窜。众人惨声凄厉，连家禽牲畜也发了狂，鸡咕咕尖叫，猪嗷嗷乱喊，水牛哄哄怒啸，还有烈火之中的屋子，噼啪巨响。

泰斯特赶紧汇报：“长官，他们全疯了。他们摧毁了整个村子，上帝啊，他们连动物都没放过。”

他和皮特森试图阻止这一破坏行动，可是徒劳无益了：三排的人似乎着了魔。他们怒火中烧，见什么毁什么。终于消停了。我们地图上的那个代号吉奥特里3（Giao-Tri 3）的村子从此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一堆堆冒烟的灰烬，还有几根烧焦的木桩立在那里。不过，没有村民受伤，真是如有神助。我听见女人们还在啜泣。透过河面上缭绕烟雾，我看到一位妇女跪着，不时弯腰起身，在那一堆灰烬里寻找曾经的家园痕迹。她不停哭泣，我狠狠心。谁让你们把自己的村子送给北越军当埋伏点，现在吃苦头了吧。此时此刻我才恍然大悟，吉奥特里的毁灭不仅仅只是战火硝烟之中的一次疯狂之举，它更是蓄意报复。这群村民支持北越军，我们就给他们一记教训。我们学会了仇恨！

（七）

青春已逝，步入成年，不过数小时之隔……哦，苦不堪言，苦不堪言。

——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四月之晨（April Morning）》

我们下一次行动是在岘港西南部一个荒凉地区。这可真是印第安风格，土地尚未开垦，太阳炙烤着山岭，村落残垣断壁，边上有一座浅绿色的山——查理山脉（Charlie Ridge）。那次行动持续四天，不过又是两支队伍（我那支，外加米勒队长的A连）围剿北越军。这次我们算是有些成果，不是计划得力，而是运气使然。

第一天，我们在草丛里摸索前进，一如往常，和狙击手展开小规模作战。有一次我们正在休息，结果就遭遇自动武器开火射击。皮特森和上校那天搭乘直升机来传达命令，两人差点命丧黄泉，好在无事，不过真正遭殃的是我们平静的心绪。第二天清晨，据情报，一队敌军在我队西面移动，C连领命进行直升机空袭，地点是地图上标注的270山。

这次飞行时间短暂，带我们飞跃了部分安南山脉。我们以前使用的游击战课程手册上大大咧咧地扬言，现代国家、民风高尚的士兵不应惧怕雨林，“雨林既可为敌亦可为友”。瞧瞧下面深绿的林海，我只能说，这些手册的作者一定只见过大沼泽地国家公园（Everglades National Park）那类所谓的雨林。越南雨林压根儿不可为友，绝对可以算是地球上最黑暗深邃的区域，只有那些真汉子或最闲人——两者往往齐聚一身——才能毫不畏惧观望雨林。

我们飞行了不到十分钟，H-34飞机就开始朝着陆区降落了。这块着陆区北边是茂密树林，一条河水从中流过，水面静谧，深棕色的水面，间或有些白沫，让我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变质的牛奶。在南面，一座低矮山丘将着陆区和一片沼泽地划得泾渭分明，沼泽地那头就是270山的黑色山坡。直升机打着圈要落地时，地面有人朝飞机开火。子弹从机身四周飞过，传来阵阵玉米爆裂的声响。我们心里可是直打鼓，心想完了，子弹一定会刺破机身，飞机的下半身恐怕都要遭殃。坐在飞机上的我们，不过是一件件人形货物，无法自卫，无处可藏。机门射手屁股坐在折叠的防弹衣上，躲在机关枪后面，如惊弓之鸟，可如果他开枪反击，肯定会射到其他直升机。听着外面“砰砰砰”的动静，我顿时想起一位飞行员曾和我说起的一番话：“直升机中枪，要是命大，没准还能像只坠落的保险柜，安然落地。”不过，这次体验——我们是第一次面对危险着陆区——也不是全然有惊无乐。绝望之中竟然还有出乎意料的兴奋。不管情不情愿，反正我们只能认命地在着陆区降落，风刮过脸，下面只看到绿油油的树林一闪而过，我们感到一种心惊肉跳的刺激。就像坐过山车一般瞬间坠下。那感觉又怕又喜，只有当你落入不可抗拒之力时方能感受得到。

我们突然着陆了。当我从机门里爬出来，靴子踩到柔软潮湿的地面时，顿感谢天谢地。我终于回到属于步兵的地盘，可以站在泥地里，双腿行走。我们弯下腰，冲到安全地带北边的丛林里。对面，莱蒙的部队在那低矮山丘脚下的一片象草丛里集合。直升机叶片疯狂旋转，草也跟着剧烈翻腾。北越军依然在着陆区胡乱扫射。头顶上子弹飞过，远处还传来俄罗斯SKS半自动步枪清脆的声音。两种声音几乎是同时响起，因此无法判断狙击手究竟躲在哪里。不过既然我们现在回归到步兵地盘，这些枪声也没那么令人胆战心惊了。不过就是些见惯不怪、时有时无、惹人恼怒的开火嘛，这时我们已经断定，局面不算严重，不过是北越军想打乱我方阵脚的把戏。我们不屑一顾。

最后一拨直升机落地了，把泰斯特的队员放下来，接着就飞走了。北越军将枪口对准飞机，一阵噼里啪啦扫射，不过没有哪架H-34直升机中枪。我们眼巴巴看着飞机升天，最后成了天幕上的几个斑点，那一瞬间，不少人发自肺腑地希望能跟着它们回到那相对安全的小小舒适乡，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到更上台面的措辞——后方。这就和第一次执行任务时一样，觉得自己被遗弃在荒无人烟、危机四伏的岸上，压根儿没有生还概率。在营地集合的时候，C连气势汹汹，足足两百人全副武装，令人望而却步。可到了这着陆区，周围枝繁叶茂，高山峻岭，我们困在中间，不过也就是一小撮。

我们排组成队列，朝第一个目标迈进——变质牛奶河远处的一个土丘。说它是目标，也就是个地理概念。它毫无军事价值。在这个与世隔绝的雨林之中，就像罗盘上的点，我们几乎可以朝任一方向前进，每个方向都有可能把我们送入北越军队的枪口，也有可能让我们逃离他们的魔爪，皆有可能。游击队无处不在，换言之，无处可寻。那土丘不过是给我们一个参照点。好歹有处可去，这多少让我们萌发一种略有成就的错觉。

我们深一步浅一步地走在齐脚踝的攀缘植物丛里，接着队伍沿路进入安全空地边上的一个黄绿色灌木丛里。狙击手的子弹还在我们脑后作响。打两枪，安静三十秒，又一枪，安静十五秒，再两枪。树林里的声音变得低沉闷响，到后来我们已经听不见小型武器的动静了。道路两旁长着茂盛的植被，树木一动不动，静得都不真实。一位队员在泥地里脚下一滑，步枪和其他装备哐当作响。大家开始聚成一团，军士传令：“大家保持距离，五步间距。”这场面我以前也见过：在雨林深处，大家都希望抱成团，身体上的接近能让人心安神定，即便这有可能增加传说中的风险——好几人同时被射杀。我想，大家这时之所以聚到一起，主要是因为，哪怕形单影只、身处危险荒野只是错觉，眼下的情况让人无法承受。作为军人，我们应该更理性，可是军人终究也是凡夫俗子。上一次巡逻，走在我面前的那位队员凭空消失了，原来他走在路上从坡上摔下去了。虽然我心知肚明，他离我也不过短短距离，可那一瞬间我整个人不知所措，甚至有些提心吊胆，赶紧跑到坡那边，看到他的后背，我才松了口气。

因此，大家时而凑紧时而散开，步履极其缓慢。我们终于来到河边。打头阵的队员高举步枪，开始蹚过齐胸的河流，树影下的水面静止不动，黑不见底。我回想起以前暑假时，自己在密歇根河水里抓鳟鱼的快乐日子，不过眼前这条河我实在不敢迈进一步。我记忆犹新，那些狭窄水域如此湍急，河底下的岩石被冲刷得有如大理石光滑，冷冰冰的河水灌入我喉咙，牙齿生疼。我沉浸在这白日梦里，隐约听见队伍后面有人喊道：“停下，二队。叫中尉停下。”

我回头喊道：“干什么？”

“中尉，停下。”

汗水都流进我的眼睛了，我感到怒火中烧。“妈的，我问干什么？”

一位浑身湿透、满脸通红的队员一路小跑。他是连队一位办事员，还身兼行动传话员的职责。

他气喘吁吁地说：“卡普托先生，队长让你们排回着陆区支援。山那边有北越军，你们负责袭击他们。”

一听这话，那把红红怒火瞬间成了欲望火焰。袭击！

“对方多少人？”

“长官，队长就告诉我这么多，他让你火速赶回着陆区。不过我估计对方可能有一个排。有位飞行员瞧见他们了。”

掉个头，后队变前哨，我们那队人扭头赶紧往回跑。头盔在脑袋上直跳，水壶敲打屁股，步枪吊在半空，子弹带左摇右晃，我们那动静活像是一队拾荒人。我们跑了一半路程，大概有一百米左右，我隐约听到齐射枪声，那声音应该是正面交火产生的：机关枪和M-79枪榴弹此起彼伏，这种40毫米枪榴弹从类似步枪的发射器中射出。我们冲出雨林，抵达空地，迅速开火。子弹划过上空，虽然在脑袋上方威胁不到我们，出于本能，我们赶紧散开，弓着肩膀继续向前，就好像顶着强风前进一般。我们小跑着穿过那片区域，脚不时被植被绊住，此时我们难以判断究竟怎么回事。前方六七十米处，莱蒙的队员正朝山脊上行，几个小分队向前猛冲，其余的就从顶上射击。子弹落地之处，留下一个个窟窿。山脊后面升起一股灰烟旋涡，马上又听见M-79枪榴弹震耳爆炸声。传话员把我领到皮特森那边，他镇定自若地站在无线电员旁边。他要求我们排到山脊右边的山丘旁掩护起来。

我们依计行事。泰斯特的队伍在我们前面，靠着山腰排成长长一队。天热风劲，我们半蹲着等待时机，这时一排先发制人，典型的海军陆战队作风，和我们在匡蒂科或冲绳经历的那些袭击演练截然不同，队员们勉勉强强在一条线上，有些地方结成了团，有些地方七零八落。有的人落在后面，有的人拼命前冲，从队伍边上开枪。有几人双手努力爬上陡峭的山坡。我有种错觉，看见山脊那边有北越军。即使真看见了，时间也不长。突然，山顶上出现好几个穿绿色衣服的人影。接着便听见很有节奏的砰砰声，应该是步枪。连队无线电传来消息，北越军被打走了，现在正朝沼泽地逃窜。莱蒙想用迫击炮穷追猛打，以免北越军藏匿到270山的雨林之中。

约翰逊（Johnson）中士的60毫米口径迫击炮进入着陆区中心位置，迅速架起炮筒，朝上空发射三枚炸弹。有人叫道：“右5-0。”约翰逊是朝鲜战争老兵，满脸褶皱，如同一个被掏空的矿井，他给队员纠正射击方位，接着又是三枚炸弹朝山那头飞去，沼泽地传来低沉的爆炸声。

皮特森下令，泰斯特和我的两支队伍开始前进。我们必须首先扫清游击队侧翼，接着深入沼泽地将其一举歼灭。炮兵掩护我们，他会盯住270山，以免那里发现北越军。约翰逊的迫击炮继续发射，我们开始爬山，泰斯特的队伍打头阵。走在齐腰的象草丛里真是又慢又热。间或有子弹在耳边呼啸，不过开火逐渐变成莱蒙的机关枪手和山上狙击手之间时有时无的对打。接着，耳边传来一阵微弱颤栗的嘶叫，不到几秒，就成了帆布撕裂的声音，瞬息我听见此生最揪心磨人的噪音，就好像磨坊磕到硬物。原来是155毫米炮弹，目标距离很近，不仅能听到，甚至都能感受到炸弹爆炸的威力。地表颤抖，那冲击浪像陡然刮起的一阵飓风，烟雾和泥块都炸飞到沼泽地和270山坡上空。这段距离，很有可能殃及池鱼——我们就是无辜的鱼——所以我们能趴多低就多低。155毫米炮弹在空中鬼哭狼嚎，我心想，要是哪位北越军落入它口，真是惨不忍睹，一百磅重的炮弹爆炸，撕成碎片的铁皮，他们压根儿没有还手之力，只能等死。那一瞬间，我发起慈悲来。也许，身边的某个人比我更悲天悯人，不过在那段岁月，我眼里的战争更像是一种户外运动，而发射炸弹，哎，有违公平公正。传话员说山脊那边可能藏着一个排的游击队，换言之，最多20到25人。我们有两百人，除了人数占绝对优势，还要用高性能炸弹对他们进行狂轰乱炸。不过，这还是战争的初始阶段。往后，我有的是机会看见敌军被燃烧弹活活烧死，不过那时，我已经乐在其中了。

轰炸停止了，C连领命进入沼泽地。我们必须扫清残余势力，寻找敌军尸体，数量多少将决定我们的功绩。根据战略手册，此阶段的行动名叫“乘胜追击”。听着倒是振奋人心，不过其实就是在污浊泥泞的环境里找人。这片铁锈红的沼泽地，面积足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带刺灌木和锋利杂草划伤皮肤，割破制服，这一簇那一丛，将这片沼泽分成好几块。有的地方，泥土几乎齐腰，拽住我们的靴子，我们抬腿一走，靴子差点脱落。每走一步，泥土缝隙里便散出甲烷那股腐烂鸡蛋的恶臭味，直入鼻腔。很快，大家身上爬满了蚂蟥，还有拇指大小的黑色生物。

灌木丛犹如迷宫，要想再保持队形已经不现实了。各小队也混到一起，排混成了组，组又成了团，最后整个连队成了火车站里的拥挤人群，难分你我。想找到尸体也难于上青天。有些恐怕都被泥泞淹没掉了。从血迹判断，不少受伤的北越军似乎爬进了旁边令人望而却步的灌木丛里。我们要是置之不理，他们就会慢慢死去，如果这会子他们已经一命呜呼，恐怕尸体就要腐烂在那里。有一两位可能已经被炸得死无全尸了，因为四周能看到模糊的血肉，矮树丛上还挂着破败的布条。搜寻了大概十五到二十分钟，终于发现了第一具尸体。两位海军陆战队队员，一人拽一只脚，拉走尸体，死尸的脑髓从头上的大窟窿里流出来，像是从破碗里溢出的灰色布丁。

污浊泥泞，炙热高温，吸血蚂蟥，刺人荆棘，外加还要提防没准哪个北越军伤员从某个藏身之处朝我们扔手榴弹，种种压力之下，全队人员个个暴躁如雷。一排尤甚。他们是真正杀过敌军，而一旦开了杀戒，就很难收手。所以，当我们得知，找到的第一位北越军——脑门崩裂那位——一命呜呼，压根儿没有大惊失色或气急败坏。虽然在战斗之中，这位北越军人身负重伤，可当搜索队员发现他时，他还有口气。莱蒙排的掷弹兵一等兵马斯登（Marsden）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一枪打中此人脑袋。后来，总结报告时马斯登本人也很吃惊：就在他开枪射击之后，他看看那把手枪，好像是手枪自己走火，还问道：“我是怎么回事？”此次事件另有两个版本：其一，马斯登开枪射击时，敌人其实早就死了；其二，这位北越军企图投掷手榴弹，马斯登出于自保所以开枪。不管此事真相如何，在危机重重的沼泽地里，此举顺理成章。而且，海军陆战队司令格林尼将军上个月曾颁令要求彻底搜查越南，那么此举也算是有文批准。格林尼向一群海军陆战队队员发表演说并提醒大家，此战争中有一项独特专一的任务：“干掉北越军。”那马斯登恰好完成了这一任务，他干掉了一名北越军，灭掉了北越兵力一分子。他已经完成己任。

扫荡工作继续进行。发现了第二具尸体。我和一等兵怀特（White）正在寻找第三具尸体。怀特是一排机关枪手，外号“小爹”，他那年29岁，可还是不谙世事。我们看到一摊血迹，上面还有烂肉内脏，朝一块棕色沼泽地延展去。

“长官，他肯定在那儿。”怀特抱着他那把M-60枪说道，“我们在那山脊至少干掉六七号人，我确信，附近绝对有。”

我拔出手枪，走进那片草地。草都要盖住我们脑袋了，只能看清前方几米位置。血迹颜色越来越浓，棕色草丛上的鲜红血迹像是刚上的油漆，伤者爬过的地方，草都被压平了。我们循着血迹走了几米，接着驻足细听。除了远方稀疏的枪声——也许是哪位队员在搜索某块草地之前清除隐患，什么声音都没有，我和怀特只好继续搜寻。我脚下一滑，差点摔在那位北越军身上。他背朝天躺着，一只手捂着胸，另一只朝某方向伸出，眼睛瞪得滚圆，盯着他再也见不着的天空。

怀特惊呼：“就知道这儿肯定有。”

这名北越敌军看着不过十八九岁模样。他是重伤，可以说是致命伤，那是所有痛楚集聚之处，恐惧、渴望，甚至情爱，都在这里。我们五味杂陈，而情感源头正是那两颗7.62毫米子弹射中他的位置。从他爬过的距离判断，足有三十米左右，他一定饱受痛苦，恐怕在这段刺骨钻心的过程里，他能感知到死神不在遥远的未来，而是步步逼近。他能坚持如此之久也着实出人意料。最新式、高速度子弹的威力不可小觑。可不像电影里那样还能有个干干净净的窟窿。他肚子上的两个伤口不大——每个大约是美国一角硬币的尺寸，可是，子弹从他后背穿透，那伤口足可容下我的拳头。血流成河，而他就倒在自己的血泊之中，鲜红色一团，上面还零星漂浮着皮肤碎片和白色软骨。

他身上一无所有，没有照片，没有信件，也没有身份证明。恐怕这会让我们的情报人员倍感失望，可我毫不在乎。我希望这孩子一直无名无姓。我宁愿在自己的回忆里，他不是一位有名有姓、有血有肉、有家有爱的逝者，而只是一个中弹阵亡的敌人。这样万事太平。两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跑上前来，捡起这个北越军的装备——卡宾枪、子弹带，上面还挂着一只水壶，接着就把他拖走了。其中一位队员说道：“他真重。你看着他小，没想到这么沉。”

这时，连队已经抵达270山山底，巡逻队员们沿坡而上，打算歼灭敌军残余势力。不远处传来步枪开火的声音。沼泽地旁边一个矮树丛冒起一股浓烟，我们队有些队员赶紧冲过去。有人喊道：“中尉，这边。”

烟雾的源头是一堆正在燃烧的文件。显而易见，有位北越军藏在这里很长时间，销毁了文件。我们用脚踩灭那堆火，不过也于事无补。尽管如此，那位游击队员肯定中枪了，附近灌木有血迹，我们跟着血迹来到一个干涸的河床，这河床另一头在山上。我看到远处那阴暗鬼魅的雨林，心想，我们这支小巡逻队可不能进去冒险。我推测，那枝繁叶茂之处，恐怕有一百人的伏击队伍正等我们自投罗网。因此，我让大家集合，一行四十人先搜索河床周边。

河床满是大石头，上面长着滑溜溜的苔藓，黑乎乎的水像丝带一样从石缝之间流过。岩石上有新鲜的血迹，一个个成了绿色苔藓上的红色斑点。我们走得很慢，走几米就停下来，仔细倾听矮树丛下是否有呼吸或者移动的声音。不过能听到的只有自己的步枪摇来晃去的摩挲声，还有靴子走在岩石上的摩擦声。

河床越来越深，两边河岸都高出我们脑袋好几英尺。透过雨林高高的树冠，一道道绿色的夕阳倾泻而下。河岸两边，植物疯狂繁殖，树枝、藤蔓和卷须紧紧纠缠在一起，企图扼杀对方，好让自己走出阴暗，享受阳光。沟壑周边，水汩汩渗出，地狱一般的空气，充斥着腐烂的树叶味道。我们简直是行走在阴沟里。

我们仍旧听不到任何声音，连线索都消失了。也许北越军伤员的伤口凝固了。或者他爬到灌木丛里在前面等待时机，要带我们几个一同上路。他能做出来，而且难度不大。困在狭窄的河床廊道里，我们这支队伍成了纵向前阵。换言之，如果敌人在我们队伍前方开火，整支队伍从前到后都逃不掉。自动步枪一颗子弹就能像打保龄球那样将我们前面四五个人悉数击毙。我自言自语：“你藏在哪儿？小杂种，你藏在哪儿？”真是诡异，是我发动大家搜索以逮捕游击队，可现在我恨不得一枪要了他的命。干掉小杂种，赶紧离开这阴暗潮湿、高温腐臭的沟壑。

前阵队员利夫勒（Rivera）举起一只手，又蹲下一边膝盖，示意我向前。

“中尉，瞧那儿。”他一边说，一边指着沟壑陡峭河岸的高台，上面放着一块舢板。在高台下面，藏着好几个正方形、锈迹斑斑的罐头，里面装着大米。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小型武器弹夹、棉制肩背子弹带、水壶以及皮制子弹带。前方几米处，河道拐了个大弯。

利夫勒悄声说：“他要是还在附近，肯定逃不远。”

我在裤子上擦擦手，强忍住点支烟抽的欲望。那一刻，我对香烟的渴望胜过万物。依照我的想象——我的想象力就是过于丰富，北越军就藏在拐弯处。要怪就怪那弯道。利夫勒看着我，那表情可以说是每位步兵官员在自己部下的脸上或多或少都见过。那是带着问号的表情：现在，长官先生，您打算怎么做呢？最后，我只有两种选择：扭头或继续，后者很有可能会让大家遭遇伏击。我选了后者，部分是因为海军陆战队根植在我脑海里的“进攻精神”，部分是因为好奇作祟，部分是因为纯粹的个人野心。我必须承认，自己渴望战争。我想证明自己和C连其他官员一样实力不凡。莱蒙体验了那天战斗的绝大部分，我非常妒忌这个坚毅的得克萨斯小伙。他没准还能获得一封嘉奖书，甚至一枚勋章。我也想为自己赢得一份荣耀。

我对利夫勒说道：“听着，我带一队人，去看看那边怎么回事。你注意目标。如果你看到敌人，立即开枪打死他。”

“长官，遵命。”

我们六人蹑手蹑脚走向前去，其他人在原地待命。沟壑底部铺满苔藓，经年累月的洪水把表面冲刷得非常平坦，颜色发绿，平滑湿冷，像极了蜥蜴的皮肤。利夫勒悄悄走到拐弯处，举手示意大家停下，然后枪口指着前方。一堆树叶之中，我看到一簇黄色东西，是茅草屋的轮廓。原来这是个小型营地，那茅草屋高高搭建在河岸的墩子上。

我们继续向前，提心吊胆，唯恐碰到电网或陷阱。这营地能容纳的人不多，床铺是用芦苇紧紧编织而成，像双层床分上下铺，蚊帐破败不堪。我由衷佩服起这些北越军人：这里几乎终日不见太阳，空气凝滞似乎能切成块，成群结队的蚊子从死湖里蜂拥而出，他们住在这鬼地方，真是需要一种信念。

营地散落着一些器械，还有不少文件。那位游击队员——假设他来过这里——曾手忙脚乱寻找些什么东西。另一方面，他可能会故意把东西扔得满地都是，以此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不要继续追踪他。如果他意图在此，那他可是大功告成。前方的雨林看着更为茂密，那沟壑也黝黑如山洞。我的“进攻精神”耗之殆尽。我不愿继续了。查理连改天还可以战斗，而且如果那游击队员伤情严重，估计会死在乱草丛中。

我们开始检阅这一堆文件，里面有大量笔记本，文字书写干净，段落还有编号，看着像是行动指令，我不禁想，难道我们误打误撞找到一支小规模营队的总部了？我正要喜上眉梢，恭喜自己发现了很有价值的情报，这时一位队员喊：“中尉，看这个。”

是一小包信件和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一群北越军人穿着五颜六色的军装，摆出一副英雄姿势；另一张应该是某人和其家人的合影。还有好几张钱包大小的照片，几位妇人，也许是他们的红颜知己。照片边角写着文字，也许是在倾诉情爱忠贞。我不禁在想，不知道敌军是否和我方一样，如果出事，就会有套体系通知亡者家属。但愿如此吧。我实在不愿看到，这些女子，望穿秋水却注定无果，翘首待信却永无音信，前方音断，不由暗自揣测个中缘由，唯独不肯触碰最撕心裂肺的原因，焦急等待，日复一日，生死不知，黑夜愈发深沉。

我们一小群人聚齐在一起看那些信件和照片。我不知道大家各自做何感想，于我个人，百感交集。眼前的一切，让我曾拒不承认其为人类的敌方充满了常人喜怒哀乐。发现北越军不是自己以前设想的神秘幽灵，而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凡人，我觉得庆幸；然而，这种认知也让我久久地懊悔神伤。他们的死，我们是帮凶；他们的死，对其亲友是不可治愈的伤痛。我们的队员一言不发，不过后来回到营地，一等兵洛克哈特百感交集地跟我说：“中尉，他们那么年轻，和我们一个年纪。死去的总是年轻人。”这恐怕是众人共有的情绪。

我们在那里停留了几分钟，试图理清所以然。连队此举不过是按要求办事，大家也是这么被训练出来的：连队干掉了敌军。海军陆战队的任何一项学习内容都教育我们，要为此感到骄傲自豪。我们多数人确实有种自豪感，可我们难以明白，为何怜悯负罪之情让自豪骄傲黯然失色。答案虽非不言而喻，可那一刻对我们所有人而言，却质朴明了：尽管海军陆战队训练强度极大，可是依旧无法彻底抹去我们和家人、和同学、和教友在一起的岁月，正是这些岁月让我们明白生命无价以及谋人性命乃是罪恶的道理。军训和在越南头两个月的日子，虽然让我们的感知钝化衰退，可是并没有磨损殆尽。我们仍旧有罪恶感，尚未达到道德情感彻底麻木的状态。

或者，对多数人而言是如此。不过也有例外。至少连队已经有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从冷漠麻木变得凶残暴戾。我们点火烧了那块营地，接着沿着沟壑往回走，这时恰好碰见罗克中士带领的巡逻队。他们个个面如死灰，就好像刚被暴风雨袭击了一样。队伍停下来休息，罗克半蹲着点燃一支烟。

“长官，你烧了那地方吗？”

我回答烧了。

“我们之前经过它，不过没烧它。你知道，我们上次烧了村子，上头一顿臭骂。还下令，今后不得焚烧村庄。”

“罗克中士，那是营地，不是村庄。”

他耸耸肩，说道：“好吧，中尉。你老大。”他用力吸口烟，很久没正面瞧我，后来就转过头看着我。汗水从他整齐的黑胡须上滴落。

“长官，你听说了汉森（Hanson）的事吗？”

“没有，他什么事？”汉森是一排步兵。

“我逮到那小杂种在割一个北越军死尸的耳朵。他拿着一把卡巴匕首，正要把那死人的耳朵割下来。小杂种。我抓起他，他没站稳打个踉跄。我说下次要是再看到他干这事，有他好看。”

我脑海里顿时浮现出汉森的模样：一个十九岁的安静小伙，高高瘦瘦，厚厚金发，他这副典型美国人面孔，完全可以成为插画家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在《星期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 Post）》上刊登的作品人物。我试图设想罗克刚刚描述的、做出骇人行径的汉森，实在无法想象。

“莱蒙长官知道了吗？”

“知道。我估计这次这小子应该能逃过一劫。我阻止了他。不过你现在怎么看这小杂种？”

我默不作声，不过倒想提醒罗克他自己那两位澳大利亚朋友。也许汉森也夹在人群之中看见这两位澳大利亚人炫耀战利品，或许正因如此，谙不经事、尚未成熟的他才会以为这种行为合情合理。尽管如此，如果一个人居然可以狠下心肠如此无动于衷，用匕首截肢尸体，那此人本性一定有问题。马斯登的事勉强算是情有可原，可汉森之举实在难以理解。我不想再听下去。那一天，我能承受的情感负荷已经达到顶峰了。

我们拖着沉甸甸的步伐回到沼泽地，看到敌军尸体整齐排列，好像待人检阅。一位摄像师——我猜想是《星条旗报》派来的——正在从不同角度拍照。奇怪的是，只有四具尸体。四具。我们奋战九十分钟，耗费掉数百发小型武器弹药、二十枚迫击炮弹还有大量的155毫米炮弹，结果只干掉四个人。我把这话说给连队总部某个人听，对方说：“附近有很多血肉痕迹，我们估计有八具北越军死尸。”我问这数字怎么推算出来的，对方回答说：“哦，我猜有人数了数手和脚，再除以四。”

我把那些文件交给皮特森，并向他汇报我们搜索到北越军营地的情况。他很高兴，自然，他高兴我也高兴。接着，排队领命去沼泽地西面一座山丘上做前哨。我们配合A连，按计划，A连当天晚些时候要与我们会合。他们在会维村附近小规模作战时逮捕了五位俘虏。

爬上三百英尺高的山丘，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达顶峰时全都半死不活。设置好防御线后，大家纷纷倒地休息，把脑袋倚靠在头盔和包袱上。我这时开始履行排长的传统义务——查脚。队员们脱下裹满泥土的靴子和湿漉漉的袜子。从膝盖往下，爬满了蚂蟥，又皱又白，像极了老人的皮肤。

我挨个检查，忽然意识到他们的微妙转变，要不是和他们形影不离，恐怕我也不会留心注意。他们已经完成了第一次任务，虽然不过是一个持续时间只有九十分钟的小任务。然而，就在那九十分钟里，他们的连队开枪杀人，他们第一次亲眼见识死亡的残暴，人性中无情嗜血的东西崭露头角。在这次战斗之前，这些海军陆战队队员是最名副其实的“步兵”，这个词即可指“一群徒步作战、携带装备的战士”，也可指“步履蹒跚的婴儿或年纪稍长的青少年等群体”[11]。他们的变化在于，第二种意思已经不再适用于他们。经历了战争硝烟的首次洗礼，他们的少年时代一去不复返。不论是在他们眼中还是在我看来，那岁月早就烟消云散。我们没有自我提醒，可是我们历过战火，我们见过鲜血，现在的我们步入成年。我们心知肚明，大家已经脱胎换骨，只不过难以言表。我沿着防御线走动，不时听见大家的只言片语。有的试图通过倾诉来控制情绪，有些则故作坚强掩饰情感。“你看到查理连马斯登那嚣张样了吗？”“是啊，把对方脑袋打爆了。一排的兄弟告诉我，从脑门伤口都能看到牙齿背面。”“肯定啊，这么近的距离，绝对体无完肤。”“查理连的人说，他们在对方身上找到身份证，那人才十五岁。伙计，才十五岁，还是个孩子。”“妈的，十五。不过，这些人看着都比实际年龄年轻。没准是假身份证呢。”“就算是吧，可他们也不会比你我大多少。不知道，总觉得替那人不值，难以置信。”“难以置信？你想想，如果换作死的是你，对方会为你不值吗？别做梦了。他们想要我们的命，所以我们必须先要他们的命。就是这样。”

绝大多数人都精疲力竭，没力气长时间说话。最后，大家都沉默不语，沉浸在失望沮丧的气氛之中。这次开火是我们第一次亲历战争，大大出乎意料。我们习惯了军训场里整齐仿制的战场，真实战场却过于混乱不堪，也没有我们预想得那么英勇豪迈。也许对于莱蒙那支队伍，战争的确激昂壮烈，可对我们其他人，不过就是小儿科的搜捕，把尸体从泥地里拽出来让我们觉得很抬不起头来，哪是战士，更像是食尸鬼。

现代武器造成的尸体残缺让我们大为震惊。我们早就习惯看到缺胳膊少腿的尸体了。对我们而言，一具尸体不过是躺在棺材里的一位老叔叔，脸色煞白，领带整齐。死亡不存在程度之差：安详死在床上的老迈叔叔，脑袋被点45口径子弹打爆的阵亡士兵，死亡程度没有区别。尽管如此，血肉横飞，内脏溢出，脑浆崩裂，这场景还是让我们胃里翻江倒海。我们之所以惊恐是因为骤然发现，肉体，所谓不死灵魂人间之归属所在，世人费尽心力滋润哺育、迁就调整、装扮美化，实际上却不过是一个脆弱不堪的外壳，里面装满了恶心的内容。即便是精妙复杂的大脑，所谓思想言语的源泉，不过是一块黏糊的灰色器官。尸体残缺不仅让我生理上感到反胃恶心，也动摇了我作为一个天主教徒自小闻知的宗教神话。我实在无法看着这些死者，然后还笃定他们的灵魂“进入”另一个空间，或这是他们前世的灵魂。我无法相信，这一堆堆血淋淋的东西能够在“世界末日”这一天重生复活。实际上，他们死的程度更为严重。也许“屠杀”或“灭绝”这样的字眼更能准确描述他们的情况。不论如何，他们的身体发肤和思维精神都已辞别人世。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世界末日，不过没有见到这一天的日落——他们死于午前。

检查发现没人患上足浸病[12]，我回到指挥处检查自己的脚。坎贝尔和维德纳也在那儿，二人在两棵树中间拉起一张帆布。正值中午，没有一丝风，天空像是一道炙热的铝制眼睑，安放在世界的脸上。我光着脚丫，阳光照在上面，很是舒服。

坎贝尔用火烧腿上的一根蚂蟥，自言自语说：“再见。”他一边说一边用燃着的香烟头捅那黑乎乎胖鼓鼓的东西。“让你尝尝烤焦的滋味。”蚂蟥蜷曲一团，从他腿上掉下来。“拜拜，你这小贱货。中尉，你腿上有蚂蟥吗？”

我说：“还没瞧呢。”

“好吧，让你的老队员帮你瞧瞧。长官，宽衣解带吧。”

我脱下裤子，站在那里让坎贝尔检查，觉得有点尴尬。我腿上只有一根蚂蟥，见那玩意儿被烟头烫得蜷成一团，心里有点儿乐滋滋的。

“中尉，搞定了。估计蚂蟥不喜欢你这种血型。在日本那时候，可比这多。”

听到这字眼，我便回想起大家在冲绳的和平时光，恍若隔世。

站在山坡上，我都能看见队伍在268山和327山的位置。尽管有八九英里，可天空晴朗，外加此处地形特点，看起来似乎近在咫尺。两座山丘顶峰的矮树丛都被烧掉了，以清理场地利于作战，周边都绿油油的，只有它们是红色，突兀地立在那里。帐篷像是黑色斑点，战壕则是穿过这片红土地的黑色不规则线条。那遥远的营地尘埃四起，可在我眼里却象征着文明世界，可以淋浴洗澡，有张床可以睡觉，还有热东西吃。

可现在，我坐下来，一如往常，吃C类配给食物。天气炎热，我着实没有胃口，这些食物让人腻烦，而且我总是想起怀特和我看到的那个男孩：像死鱼一样依旧张开的双眼，带着微笑、微微半张的嘴。

接下来，那一天我们基本无所事事。我偶尔拿起望远镜看看西边峡谷，找找A连在哪儿。太令人绝望了！放眼望去，只有成片的绿色雨林，间或在某个山边有些庞大的长方形巨石，像巨大的墓碑，除此之外，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了。直到最后，A连也没和我们接头会合，没准是因为那些不可战胜的树林，他们只好打道回府。雨林，又赢了。

傍晚时候，一架直升机在安放那四具尸体的平地着陆。尸体已经硬化，姿势诡异，而且开始发臭，连带那些被发现的文件和装备一起搬上飞机。直升机缓缓垂直起飞，让我想起在上升气流中，飞上天空的气球。我推测，尸体也许会送到岘港的墓地，据说那里是死亡敌军的集体墓地。

皮特森在无线电上命令我把自己这队人带回着陆区，晚上连队要在那设置防御点。大家背上包，挂上步枪，摇摇晃晃朝山下走去，再次步履维艰穿过沼泽地，在山脊那头列齐队伍。就是在这里，一排进攻之前，北越军曾死命据守。这里除了一些用过的子弹带，实在看不出哪里还有战斗的痕迹。曾见证战士死亡的这片沼泽地，如今四下无人。红色泥土渗入弹壳里，塞得满满的，营地燃起的烟雾已经消散逝去。大家有气无力，汗流浃背，满身泥水，像宗教队伍一般步履沉重地爬在山脊上。青蛙、蟋蟀和小鸟开始小夜曲大合唱。大炮开始了夜间任务，远方传来子弹的砰砰声，炸弹在空中嘶喊，接着重重的一声爆炸响，如同低闷的鼓声。

一排在附近设置埋伏，二排和三排则围绕着陆区设置防御线。按程序惯例：安排好监视人员和监听人员，无线电调到夜间频率，挖好散兵坑。等这些都安排好之后，队员们终于能够赶在夜幕降临前点上最后一支烟。有人借着微弱的剩余日光擦拭步枪。有人说笑话，不时传来一阵笑声。最后，太阳隐没在山脉凹口下面，这些亚洲山脉自创世以来就一直耸立在那儿，也许到了世界末日，它们依旧会耸立原地。

（八）

我结交友人，笃实厚谊，

不是老情歌，幸福恋人。

只低头一吻，绝非爱意，

然战场创伤，牵系宿命。

——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

《我诗之辩（Apologia Pro Poemate Meo）》

这一晚，连队所有人都七上八下，心绪不宁。凌晨两点，大雾笼罩，北越军平常最喜欢发起袭击的时刻。哨兵个个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看着移动白影就误以为是敌军来袭。有位队员错把草丛当作人，开了好几枪，搞得接下来那一小时我们全都如惊弓之鸟。大雾迷漫，视野模糊，所以我们必须依赖听觉，可听觉不靠谱，因为总有些小动物在着陆区干燥的草丛里蹦来跳去。

有一次我们听见远方传来打鼓声。没准是北越军，可也有可能是山民部落相互打招呼。不论如何，这动静足以令人毛骨悚然，它传递了雨林惊悚神秘的一切要素。不一会儿，莱蒙埋伏队的一位射手通过星光镜[13]看到一位游击队员，于是开枪射击。他觉得应该射中了对方，不过也不敢确定。浓雾夜色，还有阵阵怪声，我们没有谁敢说一个确定。黎明似乎遥不可及。

天空终于泛白，我们顿时如释重负。戈登中士负责监听，他从一个长满杂草的土墩一边往下走，一边说道：“太高兴了，终于结束了。简直和锁在保险柜一样，什么都看不见，每次我想打个盹儿，旁边马上就出动静了，我们担心没准是敌军。大半时间，我们都提心吊胆。”

行动最后两天，A连和C连的任务和第一天别无二致：连续数小时的艰难行军，间或有不知藏身何处的狙击手朝我们放枪，双方短暂交火一番。我们有两位队员受伤，不过均不严重。很多人因为另一敌人——太阳，大受创伤。

第四天下午，我们途经吉奥特里村，之前三排就把这村子烧毁了，可还是有一些村民在这里，希望能在废墟残垣之中找到一些以前的物品。有位老人步履蹒跚，拿着一只已经快烧坏的水壶。我们走过去时，他和其他几人——大概一共六人，停下来看着我们。今时今日，我还记得，他们穿着破旧棉制衣服，后面是瓦砾碎石，还有被烧黑的树木，他们站在那里，木然却不顺从。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罪孽深重，心下萌生怜悯之情。我们烧毁了他们的家园，这无疑是我们最可恶的一面，要是能有机会展现我们最善良的一面，我一定会谢天谢地。从本性上，我希望能为自己犯下的过错弥补他们。除了将自己的食物和香烟送给他们，试问我们能做的还有什么？我原本心甘情愿把自己背负的所有食物全给他们，然后要求队员们也像我一样，可是村民们的冷若冰霜让我退避三舍。他们不想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他们只是站在那里，静默不语，一动不动，无悲无怒亦无惧。他们平静不屈的眼神让我回想起搜索会维村时碰见的那位无动于衷的妇人。似乎在他们眼中，村子的毁灭是因为一场自然灾害，只是命数使然，所以全然接受，我们在他们眼里和一场洪水没有分别。这种无动于衷让我大为震惊，觉得他们不复为人。也许是一张张恬不为怪的面具，把深仇大恨全都埋藏起来。可如果真是如此，他们这种控制情绪的能力也不复为人。就这样，我的怜悯之情瞬间成了轻蔑鄙视。他们的行为出乎我意料，或者说，他们的行为迥异于美国人身处其境时会有的反应。美国人的反应可能会有：横眉怒视，大力挥拳，号啕大哭，撒腿快跑，要求补偿。这些村民毫无动静，对此，我很是藐视。他们遭逢不幸却无动于衷，于是乎我也麻木不仁起来。如果他们本人都毫不在乎，我何苦要哀人之哀？那时的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日常生活的艰辛苦楚。疾病肆虐、收成不好、战火连连，以及由此突如其来的暴力对待，他们早就学会了忍我们之不可忍，受我们之不可受。他们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学会“忍受”二字。就像雄伟的安南山脉，他们默默隐忍。

刚入夜，连队走在“法国要塞”旁边的一条尘土飞扬的马路上。这所谓的“法国要塞”如今只是一堆碎石水泥遗迹，俯视着327山西边的水稻田。据传，这个法国-摩洛哥要塞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被越盟军队（Viet Minh，全称“越南独立同盟会”）一举歼灭。残垣断壁上还有子弹打过的痕迹，可我们谁也顾不上去沉思命运，或暗自警觉。

天色渐暗，我们垂头丧气在路边等待运输队接我们回营地。一队乡村姑娘走来，肩上挑着扁担，双臂使劲摇摆，扁担两端的桶随着那节奏前后摇晃。她们想在宵禁之前赶回家去。“交战条例”明确指出，夜间在户外被逮捕的越南人将被视为北越军，或枪杀或关押。后面，卡车缓缓开来。我们顿时重焕生机，不用走路，可以坐车，真是大快人心。不过我们也心知肚明，坐在卡车上会增加风险，我们更容易被埋伏袭击或被一颗地雷炸得粉身碎骨。当运输队顺利通过戴拉山口，众人的欢乐庆幸真是溢于言表。大家终于远离了犹如“印第安”般荒芜未知的地区，远离了潜伏身边的危机，整整四天神经紧绷的日子，终于告一段落。

我和米克森下士的队员以及一支机关枪队伍在一辆车上，大约十五人。美国陆军喜欢把步兵称为“战场皇后”，可这些风尘仆仆的步兵哪有一丁点儿雍容华贵的样子。从膝盖往下，大家腿上裹满了干干的泥土，穿在脚上的老式皮靴——新制的雨林帆布靴子还没运送过来——已经腐败发臭，他们的背包和军服一样，早已褪色磨损。

我们像公交车的上班通勤人员一样，大家挤在一起，卡车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颠簸，我们也随之你推我搡，终于到了营地总部。对于早已习惯草丛树林的人而言，总部真是温馨如家。洗过的衣服一排排晾晒在帐篷之间的空地里，简陋食堂屋顶上的烟囱飘出一道道轻快的浓烟。有些隶属装甲连的坦克兵优哉游哉坐在他们三十吨重的怪物坐骑上。一群士兵腰间围着毛巾，踏着一双塑料拖鞋，朝营地澡堂奔去。防御线附近的铁丝网后边，其他一些士兵悠然自得守在散兵坑里，等待夜幕降临。

运输队开到工兵开凿的一条新马路上，这条路用来连接327山和268山的步兵连营地。这条路要爬好几个陡坡，在干燥无雨的炎热季节，马路上红色尘土漫天飞扬。我们缓慢前进，时而猛栽跟头，时而冲上云霄。灰尘太大，我们都感到窒息，归心似箭想回到营地，于是就死盯着我们前面的卡车以判断进程。它们在一个U字转弯口消失了，接着在高处又出现了，沿着山体平行向前，下一个拐弯又不见了，又出现了，又爬高了。下坡越来越陡，和长满灌木的平地而言，简直有飞流直下之势。马路对面的上坡也不可小觑，不过渐渐平坦起来，我们已经看见山顶附近那绿树成荫的马蹄形状，还有突出地面的岩石。低头俯视，我可以看见队伍的尾巴，还有尾巴后面跟着的灰尘，整个是一条S形山路。山脚下，总部的帐篷、坦克、枪支还有军人，一点一滴无疑都是少年心中最美的部队典范。

运输队在一块推平以用作连地集合处的地方突然停顿下来。

枪炮中士马奎安德高喊一声，穿过整片区域，“下车！集合！打开烟火装置！”也就是信号火箭和照明手榴弹，“各排注意！集合！动作越快，越早脱身。”

后车门叮叮咣咣乱响，队员们拿起装备开始集合，大家一刻都不耽误，也没有往日那喧闹怒骂。他们没有意志消沉，相反，头脑清醒。

各排中士吆喝起仪态要求：“注意着装，向前，保持间距！”看着大家一张张年轻又老成的脸，还有脚上那裂开口子、沾满泥土的靴子，我感到大家自三月份以来的又一次变化。C连自一开始就是一个亲密的小团体，如今到了越南更加密不可分，而且是以另一种方式。以前的战友情谊多少有些少年意气，就像是一支结党营私、排斥外人的足球队或兄弟会。然而那天晚上，大家之间的情感却多了一份岁月洗练。着陆岘港之前，就有一根纽带牵系着大家，现在，越南这段生活，让大家共历战火硝烟，为第一次伤人而懊悔，共同经历艰难险阻，种种经历为大家之间的情感纽带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其更为坚强牢固。与此同时，我自己对营地的队员们也不再持有那种幼稚无知的想法。我恍然大悟，自己早前对他们的印象不是基于现实，而是基于少年对战争电影和热血小说的癫狂痴迷。我视他们为现代版的“威利和乔（Willie and Joe）”[14]，是内心善良、道德高尚的强者。现在的我发现，他们有些人并不是内心善良，也不是道德高尚。不少还是小心眼，爱妒忌，有偏见。他们那根深蒂固的美国唯心主义，还伴有自大傲慢，“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抵得上十个北越军”。

倒不是说我开始对他们评头论足。我也不是最佳典范，也没有资格说人长短。相反，我开始将他们看作普通凡人，有时在战斗压力之下，能做出惊人之举，果断勇敢，可也残暴无情。

科比中士的观点则有所不同。有天晚上，我对他说，自己实在无法理解汉森的思维。科比回答：“我在朝鲜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些人瞄准朝鲜农民开枪练眼力。长官，等你离开这里的时候，就会发现，世上最危险的事物就是身边平均只有十九岁的美国男孩。”可是我不愿相信。我只知道，自己对这些年轻的队员饱含深情，正是因为我们那些共同的经历。一起遭遇热浪沙尘，度过一个个睁大双眼、提心吊胆的夜晚，共同走在雨林里，小心谨慎不要迷失方向……的确，这世上有很多更值得钦佩、更有原则、更有智慧的人，可是他们都安枕无忧睡在床上。

放假！

军官和各排中士都在总部帐篷里向上级做每日汇报，第一中士瓦格纳说出这个神奇的词语。

大哥，你刚才说放假？

瓦格纳哼一声，摆正眼镜，回答说“是”。大家在岘港的时候，10%的人可以经过批准享受灰姑娘式的自由（午夜前结束）。

他补充说：“不过除了按点发车的班车，大家也没有其他办法上岸。”

有人问：“是的，那班车几点发车？”

瓦格纳板着一张长脸，回答说：“据我所知，班车已经取消了。”

泰斯特，一张小脸，伸着脑袋，喜滋滋的，他是连队的文人骚客——他把一个小图书馆搬到了越南，他坐在折凳上，向后一靠，笑着说：“我以前觉得《第22条军规（Catch-22）》是部虚构小说。”

瓦格纳问：“《第22条军规》是什么？”

我解释说：“一本讽刺军队[15]官僚主义的书。”

瓦格纳一脸疑惑，“陆军[16]？那关我们什么事？我们是海军陆战队，又不是陆军。”

尽管班车没有了，下午还是放假了。C连大概有25位士兵坐卡车去了岘港。我和迈克洛伊、皮特森、罗克中士坐长官的吉普车出发，任务是确保队员不出乱子。

我们改穿热带卡其装，离开营地时俊朗清爽，等进入市区时就汗流浃背，蓬头垢面。长期以来，视野所及除了稻田和雨林就再无他物，现在看看岘港，对眼睛着实是种享受，可是岘港终究比不过香港。也许在战前，这地方有点儿异域风情之魅力，老时光的痕迹依然存留在静谧的街区，雪白的屋子躲在棕榈树和罗望子树下面乘凉。可现在岘港绝大多数街区都成了要塞，整个城市充斥着乡下难民、携带武器的士兵、风尘女子、拉皮条的男人、随军商贩还有黑市商人。

茅草屋聚在肮脏污秽的郊区，再往前，破败的小木屋连成了弯弯曲曲的巷子，天花板用金属片盖起的，都已经锈迹斑斑。肚子鼓起的孩子们在泥泞的小胡同里大哭大闹，木屋间隔处的这些胡同像化粪池一样臭气熏天。独立街（Doc Lap Street）是这里的主干道之一，也是富人的聚集地。中等军衔的军官、公务员和商人都住在这条街上，精美的小别墅，水泥墙壁，四周茂密的三角梅。火红的树，鲜红的花，为这条街遮挡烈日。穿过独立街就抵达了市中心，这地方混乱不堪，苍蝇乱飞的餐馆、妓院，还有商店。老板放下金属百叶窗，自己在这恒温的炎热午后休养生息。附近有个蔬菜市场，一群农村妇女在摊位前你推我搡，砍价时语速飞快，像唱歌一样。

皮特森的司机准下士瑞德（Reed）开着吉普车穿过被无数三轮车塞得满满的街道。他在一排酒吧前停下。那些酒吧名字各异，有“天鹅绒秋千”，有“蓝色大丽花”。跟在后面的卡车也停下来。队员们终于从连续六周的战斗中解脱出来，个个一跃跳下车，冲进酒吧。这些酒吧名字虽然叫得异域诱惑，可内里却普普通通：胶木的天花板，一套从美国福利社偷来的音响设备，播放着有关佐治亚州和田纳西州的歌曲，一排吧台，几个黑发姑娘和几位不远万里从佐治亚州和田纳西州跑来的小伙子调情：“大兵，请我喝杯酒。”

“行啊，请你喝一杯，叫什么名字？”

“蔻风（音译），西贡来的。我要你现在就请我喝酒。”

“我不答应你了嘛。要想让我请你喝酒，一会儿要去你那儿坐坐。”

“可以啊。我们一起回我那儿。一刻千金。不过你先要请我喝酒。”

外面，街角的那群三轮车司机正在拉客，他们头戴软木做的太阳帽，眼神从下面直勾勾射出来，活像蜥蜴一般打量着这群穿卡其服的路人。“嘿，大兵，”他们跨坐在三轮车上低声叫唤，“坐我的车，带你去个好地方。便宜，快活。安全没病也没兵。”面庞像干枣的老妇人蹲在路边，兜售黑市香烟、钱币、廉价饰品或低劣外套，外套后背上还绣了字，“岘港——我熬过的地方”。

间或会有缺胳膊少腿、或独眼男子一瘸一拐走来，拿着一顶褪色帽子乞讨，也不知是哪一场被人遗忘的战争留下的被人遗忘的受害者。越南没有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这样的机构，所以就如同福斯塔夫[17]屡屡失败的幸存者一样，这些因战残疾的士兵只能“堕入城市底端，乞讨为生”[18]。

我和迈克洛伊、罗克走在一条街上，给了街边一个乞丐几枚硬币。他还没来得及说“CAM Ong（越南语：谢谢）”，就有一群流氓小屁孩围上前，眼神特别老练。

“给钱给钱。”

“没钱，走开，Di-di（越南语：滚开）。”

“那给支烟，给支沙龙牌香烟。”他们还模仿成人吸烟的动作。

罗克怒吼道：“Di-di，你们这些小杂种，Di-di mau（越南语：赶紧给我滚）。”

可他们誓不罢休，还齐声高喊：“贱查理，贱查理，下贱的十号军。”此时，天气愈发炎热，土伦河码头上堆满了鱼，空气中充斥着鱼腥腐臭味。

我们赶紧躲到一家名叫“西蒙娜之家”（Simone's）的酒吧里，这间酒吧是以其老板名字命名。这位女老板有法国-柬埔寨-泰国三国血统，是个很有冒险精神的投机商，一心想着要嫁个美国人，然后定居美国。我们排已经有五六人坐在里面，离酩酊大醉已不远矣。罗克马上就和西蒙娜（Simone）搭讪，他着了迷，不过可没打算把她娶回美国。西蒙娜心知肚明，所以也就有一搭没一搭地应酬他。迈克洛伊给我介绍了西蒙娜的两位女店员。她们名字清脆上口，云云[19]和伊帕雅帕[20]，两人都丰肌秀骨，热情开朗，言行得体。不过当着自己队员的面，我实在不好意思干出格的事。

马歇尔和莫利森（Morrisson）问我，愿不愿意和其他人一起喝一杯。我答应了。有时我很是希望能打破军官和士兵之间的隔阂，和大家一起喝酒，了解私下里的他们。

不过，军队的民主实验并未取得成功。大家海喝狂饮，大言不惭。莫利森不停地把他那毛茸茸粗壮手臂搭在我脖子上，然后口齿不清地说：“中尉，我和你一定能打赢这一仗。我们俩就够了。”他又要求我和皮特森说说，他和他那帮弟兄想出了一个绝妙作战计划。

“我们早就讨论过了，这计划绝对能让查理连大出风头。我们夜里跳伞降落在老挝边境，接着步行折返岘港。瞧，长官，如果我们只有四五人左右，北越军是永远都逮不到我们的。我们取道郊区，一路击破北越军的埋伏窝点。所有炸弹都会被我们捣毁。他们一定会被我们搞得焦头烂额。你帮忙向上头说说。”

另一位队员在旁边帮腔：“老莫干得出来。在要塞他胆小如鼠，可到了穷乡僻壤，他就是山大王。”

我说：“莫利森，这是我听过的最异想天开的计划。”

“中尉，因为我就是个异想天开的衰人，我是浑蛋。你知道，我也知道。我耗在这好多年了，要是还是叫天不应三十年，连个准下士都混不到。”

另一位队员，跷着二郎腿，举起啤酒杯：“老莫，说说，让他们尝尝滋味，让海军陆战队去死。”

莫利森叫道：“妈的，闭嘴。长官，我刚说了，我是异想天开的浑蛋，可要想胜利，就得靠这样的人。”

我实在听够了莫利森士兵的军事阔论，于是去找马歇尔，他正安安静静地站在一边。接下来的谈话也令人心烦气躁。马歇尔最喜欢讨论汽车。这没准也是他唯一的喜好。马歇尔滔滔不绝说着什么转矩、旋转、齿轮齿数比、轮、缸径与行程、上凸轮、摇轴和转速计，还说开着自己的车在艾德熊快餐店的果汁汽水吧停车场一停，能让篮球兄弟们艳羡死，其他人若有所思点点头，可我对汽车几乎一窍不通，像个无知妇孺一般一愣一愣。

他这番汽车独白终于结束了，便问我开什么车，他两眼热切地瞧着我：一位军官好歹该有一辆捷豹XKE汽车。我只好尴尬地回答说自己没有车。我一直都没车。

马歇尔打心底里为我难过：“中尉，不会吧？”

“什么不会。不过我以前总想要一辆雪佛兰57汽车。”

“好，长官，我是说这车好。让我好好为你介绍一下这款车……”

他又开始滔滔不绝。他铺天盖地的术语让我云里雾里，外加莫利森不时出来捣鬼，坚持让我好好考虑他的疯狂计划，我最后实在受不了了，于是得出结论，军官和士兵之间有隔阂障碍乃天经地义。我好不容易抽身退出，和迈克洛伊离开了那家酒吧。

墨菲·迈克洛伊曾以观察员的身份来越南待过一阵，所以一丝不苟地向我介绍岘港的神奇之处。我先是和迈克洛伊曾服务过的南越军营地第十一突击队指挥官吃饭。那家餐馆的饭菜乏善可陈，不过那道蔬菜炒饭，还有那刺鼻的鱼露酱，倒是印象深刻。好在鱼露酱闻着难受，吃着倒好。吃饱肚子，喝杯冰茶，我们再度出发去满足其他生理欲望。

迈克洛伊自信满满地带着我穿过如同迷宫般狭窄阴森的街道，把我领到一个两层楼屋子前面，黄色墙壁已经有些脱落，挂着绿色的百叶窗。他一边爬上楼梯一边说：“就是这了。”这家妓院的内部让人想起费里尼[21]的电影场景：宽敞的房间，空气窒息，地板污浊，半裸的妓女斜躺在稻草编织的床上，懒洋洋挥着柳条扇，驱赶头上盘旋的苍蝇。在屋角，一个瘦骨嶙峋的小东西面朝上躺在那儿，看不出那女孩年纪，那双空洞无神的眼睛盯着天花板。迈克洛伊的自信渐渐瓦解了。

他那肯塔基州口音总要把声调拉长：“去年不是这个样子的。也许我找错地方了。”

其中一个女人起身，摇曳生姿向我们走来，嘴上抹的口红颜色不均匀，暗黄色的脸颊上涂了两圈红胭脂。这个像小丑一般的女人指着楼梯然后含糊不清地说：“大兵，找乐子，想快活？”

“不，不，”我赶紧躲开，又对迈克洛伊说，“别，墨菲，我不管你有没找对地方，咱们赶紧走。这里连呼吸都要命。”

就在这时，查理连的三位士兵从楼上嘻嘻哈哈走下来，正将上衣套进裤子。三人看到我俩时，瞬间呆住了。迈克洛伊原本气定神闲的脸顿时涨得通红，我自己也感到一阵尴尬，脸色大变。没人要求军官一定是不食烟火，可他们好歹要行端座正。换言之，军官不应该被逮到宿娼醉酒。可我们刚被逮个正着。我一时无言以对，墨菲保持了一贯的泰然自若，化解危机。他盯着三人，严词厉色说道：“卡普托中尉和我前来视察，确保大家安全，你们要小心谨慎。”

“长官，你是说安全套吗，我们用了。”其中一位黑人准下士回答。

“很好，我们可不想你们染上性病。行了，该干嘛干嘛。”

“哦，长官，知道了。”

迈克洛伊嘴一闭，一个干脆利落的转身，走出了大门。

我说：“干得漂亮。”

“海军学院（Naval Academy）不是白上的。”

我们接着去了蓝色大丽花酒吧，外面有个绿色盎然的花园，屋里灯光朦胧，一群如花似玉的华人酒家女坐在里面。驻岘港的澳大利亚顾问特别喜欢到这里作乐。其中三人派驻第十一突击队，他们和迈克洛伊不停回忆雨林战斗的“旧日时光”，我不得不耐着性子在旁边听着。

和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一样，这几位也是饮酒高手。他们还从自己的私藏中拿出两瓶尊尼获加威士忌（Johnnie Walker）。出于澳美友邦情谊，他们用平底杯给我俩每人倒了一大杯，那金白色的威士忌清澈透明。当然不掺任何东西，没加水，也没加冰。接着他们又给自己满上，第一瓶就空了，第二瓶又用掉不少。其中一个澳大利亚人，看起来精干强悍，是准尉头衔，他做了件我此前从未见、此后再未见的壮举：他拿起那至少八盎司重的酒杯，一饮而尽。

“爽啊！好东西！”他一面说，一面又满上一杯。相比较于他的豪迈之举，我就秀气多了，小抿一口。那澳大利亚人猛拍我后背，“朋友，我想你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肯定都是硬汉。来，一口喝光。我们有的是。”

我那时对成熟二字的理解还处在23岁的层次，外加有人挑衅，我不得不捍卫海军陆战队的声望，于是一饮而尽。几秒钟之后，屋子开始慢慢晃动，就像直升机引擎刚发动时的旋转叶片一样。准尉说：“就是这样。”他又给我倒酒。有人喊“干杯”，我也跟着喊“干杯”，又是一杯到肚。屋子摇晃，人的脸一张变两张，嘴怪怪的，就像牙医刚给我注射了局部麻药。澳大利亚人一顿一顿的说话声像是从一英里长的隧道那头传来的。“来，朋友，再来一杯。喝掉它。好样的，就是这样。干杯，爽！”

我觉得自己离爽十万八千里，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某个华人酒家女的房间里。我想不起自己是怎么进来的。我的军装扔在地上。她那条越南民族奥黛裙（Ao Dai）折叠整齐放在椅子上。她赤裸躺在我身边，笑着告诉我，我之前喝醉了，睡着了。她又问我，现在好些了吗，想不想找点乐子？

“可以啊，多少钱？”

“四千越南币。”

她那双眼睛非常精明老道，有种在商言商的表情，可除此之外，她确实长得标致，像那些越南女人一样，一头乌黑顺直的头发，不过比起她们，她体态更为丰腴。我当时也没算算，四千越南币可相当于三十美元，脱口而出：“好，没问题，就四千。”我在钱包里找出一沓画着龙和虎的橙色纸币。她仔细数钱，然后趴在我身上，同我亲热，这哪值四千。

等完了事穿好衣服，她把我送到街对面的蓝色大丽花酒吧。迈克洛伊还在那里，一个姑娘坐在他的膝盖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几个澳大利亚人正在喝另一瓶威士忌。

准尉问道：“兰怎么样？”我才知道那姑娘的名字。

“兰不错，就太贵。”

这是传来一阵砸门声。澳大利亚人骂道：“妈的，该死的军警。你们俩个美国佬躲在那个沙发后面。”他把我和迈克洛伊推到墙边一个沙发那儿。显然，过了某个时间点，这个街区就禁止美国人进入。我们曲身藏在沙发下面。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看见了两双擦得发亮的黑色靴子，系着白色鞋带，离我的脸不足六英寸。喝了酒，外加这搞笑场面，让我有些忍俊不禁。迈克洛伊只好用只手捂住我的嘴，免得我笑出声。军警在屋里气势汹汹检查了几分钟，没有发现美国人，终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他们的离开也提醒了我们。谢过澳大利亚人的威士忌，还有帮我们躲避军警，我俩起身告辞，在潮湿的夜色中朝堂皇酒店走去。皮特森和罗克已经在那儿了，正在和一位挪威航海商人坐在阳台上喝甜酒。皮特森戴着眼镜，将我们介绍给那个挪威人，他个子高大，金色头发，脸上的血管都是红蓝色。

皮特森大着舌头说：“菲利普，墨菲，这位航海员是人中之龙。人中之龙，因为他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我也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脸上有光。斯堪的纳维亚人是世上最伟大人种。”

墨菲和我点头颂扬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最伟大，接着便坐下。航海员主动请我们喝酒。走来酒店的路上，威士忌已经通过流汗散掉了，所以我便接受了他的好意。后来，我也请大家喝。挪威人又请一轮。恍恍惚惚之间，我看见渔船灯火在如黑色丝绸般的土伦河中忽上忽下，这时四位彪悍军警以旋风之势冲到阳台，把我们逮捕了，除了那挪威人。他们说我们违法了宵禁法。我们抗议，我们是野战海军陆战队队员，不知道什么宵禁法，可他们不为所动，强制将我们拖到岘港的一个监闭室。

我们被关的时间不长，现在回想起来，只记得局促不安地站在一面全身镜前面，镜子上方有一句标语：认真检查！褶皱、靴子和徽章！我检查褶皱——汗水都把它们弄平整了；靴子——脏得一塌糊涂；徽章——暗淡无光。

一番争执之后，军警终于同意把我们放出来了。准下士瑞德不知道从哪儿接到通知来接我们，我们终于重见天日。我们爬上皮特森的吉普车，后面跟着两卡车的兵，各个酩酊大醉，鬼哭狼嚎，一行人咔嗒咔嗒开车回去营地了。大家又笑又唱。好吧，并非所有人。皮特森倒头酣睡。

享受灰姑娘式的自由还有后文，这可不像是童话故事了。第二天，所有“涉案人”全都因宿醉而昏昏沉沉。三天之后，一半人发现自己染上性病，蜂拥跑到营地医疗站，脱裤子让医护兵注射青霉素。

我对营地最后两周的记忆只剩下零星一点。这段时间，C连又出去执行两三次任务。要么是在危险重重的丛林里盯着烈日，要么是无所事事在营地等待。偶尔放个短假，像第一次自由活动那样，干些羞于出口的勾当，来调节百无聊赖的日子。

有一次，我在查理山附近领着队员巡逻，却遭遇困难。有些将军纸上谈兵研究地图，或是坐在直升机上飞来飞去，接着便大言不惭说我方必胜，每每听到这种论调，我就会回想起那次巡逻。起初，我们要穿过十英尺高的竹林和象草丛，之前我们从未见识过如此茂盛的丛林。我和前哨兵轮流用大砍刀开辟路径。等我们都砍不动了，大约三四位队员就会上前，用身子把那些草木压平。完了之后，其他队员就可以向前移动几米。接着，我和前哨兵又开始砍。天气热得像烤炉。走出雨林，我们进入一个沼泽区，要想通过，就必须从湖上的一个土桩子跳到另一个土桩子，如此反复。米克森下士一脚没站稳，整个人掉到流沙湖里，都要淹到他胸口了，我们好不容易把他捞起来，他身上满是污泥和蚂蟥。过了沼泽地，巡逻继续，前方是八百英尺高的山。上山的唯一道路只有一条田径赛道那么宽，还杂草丛生。刚开始还算容易，可坡越来越陡，我们不得不连手也用上，抓着红木树浅灰色的树根，手脚并用，空气潮湿，我们大口喘气，汗流浃背。有时一个人没站稳掉下去，连带后面好几人都要遭殃。长刺的灌木附在我们身上，它们像粗绳一样缠住我们的手臂、步枪和水壶，那架势简直是树要变人，对我们说：“君且留步。”我们终于爬到顶峰，一看地图和表：五个小时，连个敌人的影子都没碰见，才走了半英里多一点。

几天之后，莱蒙在一次行动中受了伤。队伍要在一个名叫奥利欧勒（Oriole）的着陆区安营扎寨，莱蒙他们排要提前侦察俯视该着陆区的一座山头。半山腰上，莱蒙的队伍与一队北越军短时激烈交火，这队北越军负责保护一个大营地。莱蒙领着人朝营地冲，有个游击队员躲在一块大岩石后面丢出一颗手榴弹。那手榴弹砸在莱蒙胸口上，弹了一下，落在他两腿之间，然后又滚到一个凹坑里，爆炸了。弹壳划破莱蒙脸部，爆炸气流几乎把苏利万冲飞，他那会正拿着把机关枪站在莱蒙身后。

队伍冲进营地，结果一个北越军都没有——幽灵又消失了，不过这里有很多军装、设备还有崭新的AK-47突击步枪，足以一个连队使用。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兴高采烈，把武器装备全都破坏掉，一把火烧了营地，然后撤退，我们再发射炸弹轰炸他们背后的山地。

莱蒙逃过一劫，只受了点儿小剐蹭，苏利万的损失只是一件军装。不过两人却心有余悸，一般都会如此。这事发生时，苏利万已经是中士了，还有一个刚满两个月的儿子，他可不想再如此近距离接触死亡了。队伍回到着陆区时，我听见他说：“伙计，我觉得那炸弹气流就像一阵热风，透过衣服，身上滚烫。这种事情以后别再找我了。我现在都是当爹的人了。”

莱蒙起初一言不发，只是晃着脑袋。我现在还能回想起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除了被弹片刮破的地方有血红色痕迹，整张脸煞白如雪。好几分钟他沉默不语，接着如决堤之水感概不已。

“菲利普，永生难忘啊。那玩意儿朝我飞来，我还看见丢手榴弹的那杂种。我本来想朝他开枪，这时手榴弹就飞过来了。”他猛抽几口烟，又摇了好几次头。可他脸色还是那么苍白，表情扭曲。烟雾从燃烧着的营地穿过树林飘到山顶。我们看不见营地，只能看到烟雾，偶尔看到橘黄色的火焰。山那头，一颗颗炸弹拖着黑灰色的尾巴飞在空中，它们掩护莱蒙队伍撤退。莱蒙继续说道：“我当时想，肯定没命了。它直接落到我胸口上，我眼看着它掉到我腿下面，我当时便想，以后自己不是男人了。‘我男人的标志没有了’——我当时想到的就是这么多。后来那东西滚开了，接着就爆炸了。”

那次行动中，D连在我们左翼，那天晚些时候，也遇到麻烦事。他们在一个被戏称为“炮弹谷（Mortar Valley）”的地方遭遇60毫米炸弹，大概六人伤势严重，这地名真是取得恰如其分。不过他们很快就追平比分，他们袭击了另一处营地，干掉五名北越军，其中还包括一位北越政治官员。与此同时，我那支队伍被安排全夜间埋伏，回想起来，只觉得苦不堪言。没有一名敌军进入我们的埋伏，倒有几千只昆虫大驾光临。整整八个小时，我们时刻警惕，强忍着蚊子和火蚁叮咬。

第二天，我们一个个心力交瘁，眼睛通红，回到大部队，却听到一个惊人的传言：九月我们的任务就画上句号了，全队返回冲绳。有些人信以为真，误以为北越军因为我们损失惨重。这种错觉的源头，部分是更上层领导或《星条旗报》过于乐观的估计，部分是我们自己也总是自以为是，认为胜利之光近在咫尺。虽然没有最初预想的快，可是至多也就六个月或一年。

我在给父母写信时，意气风发地告诉他们：“我感到，北越军如今士气低落。他们被我们吓得四处逃窜，只好把营地搬到山上。现在，我们要捣毁他们的山中老巢。”

五月末，我接到命令回自己所在的司令部（Regimental Headquarters Company）述职。在日本横须贺（Yokosuka）参加完一周的课程之后，我将担任副官助理一职。副官属于行政军官。我不愿离开1-3部队。这是一个一流的步兵队伍，有其独一无二的精神和人格。这些文官顶多只能算是军事协会，没有灵魂，没血没肉。每天对着文件、报告，以及地图上的图钉。我四处求人想改变这一安排，可全都无功而返。于是我只好收拾东西，嘴上叫苦不迭。自从地狱脱险之后，莱蒙对战争的态度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他实在想不通为何我要垂头丧气。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哪怕能离开这鬼地方一个星期，我掏心掏肺都可以。在横须贺住一周，和日本美人睡在干净的床上，多好啊！”

我情绪低落，扣好自己的水手袋，然后和队员们道别——鬼神都退避三舍的莫利森，因为救了宫扎莱茨荣获青铜星章、后来因为未经批准前往岘港而被降成一等兵的桑普森，用自己的歌声为营地乏味单调的日子带来生机的巴特勒（Butler），米克森，马歇尔，斯凯茨，帕克，当然还有坎贝尔中士。坎贝尔和我说：“中尉，真不想你走。现在我这个野蛮比尔老头既是排里的指挥，又是中士，大小事务全在我肩上了。”

第二部分 死尸军官

死人几多？多如您愿。

别数别算，多如牛毛。

新鲜尸首，肉鲜血热，

一个便士，数目成双。

——西格弗里德·萨松

Siegfred Sassoon《效应（The Effect）》

（九）

你机智灵巧，我终生难忘，

你往昔岁月，我悲不可追，

你朗朗笑声，我曲不成声，

你面对死神，我忆你笑颜。

——西格弗里德·萨松《挽歌（Elegy）》

6月15日，我从日本回来，副官司机准下士卡扎马拉克（Kazmarack），在机场接我。阴云密布，非常潮湿。清晨一场雨把马路上的灰尘化成了泥浆。团和营的总部（两个总部在一处）帐篷看起来出乎寻常得干净。帐篷顶上，汇聚了一摊摊水，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正拿杠子戳帆布顶棚上那些膨胀的地方，把水弄出去。水滑溜溜地从布上流下来，打在地上，发出一阵清脆好听的撞击声。卡扎马拉克转个弯，车行驶在泥水里，从铁丝网一个开口处穿过去。有两名队员坐在沙袋上，他们的斗篷因为雨水显得湿滑发亮。马路对面传来八英寸榴弹炮发射的巨响，我身子不由自主一缩。只有亲耳听过的人才能感受其威力。卡扎马拉克微笑着说：“长官，不用怕，是对外的。”

“我当然知道是对外的。”我一边说，一边定定神，这一幕让司机瞧见了，“不过这动静够大的。”

“中尉，到了晚上，你等着瞧吧。这些大大小小的枪炮一整晚响个不停，都让人怀疑，外面哪是什么游击队，简直就是中国部队来了。”

他在副官帐篷附近停车，又下去帮我从后座把行李搬下来。“长官，我们到家了，欢迎回到温馨的老家，海边的岘港。比较起来，日本怎么样？”

我回想起课程结束之后在东京度过的周末。“卡扎马拉克，和日本比起来，你怎么看这儿呢？”

“长官，这地方和日本比，那日本就是世界第一。”

“答对了。”

事实上，我不讨厌回来。在日本那十天，我一直形单影只。这会儿，走在泥水里，我终于明白个中缘由。我的朋友，我的一切，都在越南。我属于这里，这才是家。

我到新领导安德森上尉（Anderson）那儿报到。他安坐在帆布椅子上，面前一张零碎木板制成的办公桌，上面放着一块图板还有几个弹药盒。这张桌子对面，还另摆放了一张临时办公桌，给我用的，另有几个空的弹药箱，用来存放文件，上面还印有“155毫米等”字样。副官处，或者简称S-1处，占据了帐篷半壁江山；另半边则分给S-4处——后勤处。

我把任命书递给安德森，共有十三份复本。他用粗短的手接过，分别签字。过去五个多月，我一直在身材匀称、肌肉紧实的皮特森手下执行任务，如今看看这位副官的大肚子，我有些忍俊不禁。他那肚子都把汗淋淋的内衣撑大了，悬在皮带上。他脑袋很大，下巴很小，脸晒得发黑，肉起了褶，一双小眼睛牢牢实实镶嵌在那堆肉里，看起来像头猪。

我即将取而代之的施瓦茨（Schwartz）中尉领着我去初级军官营舍。对于我的转职，施瓦茨欢欣鼓舞，我则怨天怨地。他马上要去第二营指挥一个步兵连。

他指着一张床，上面挂着一顶绿色蚊帐，像只打了卷的茧。“那就是你的床。你会喜欢这儿的。一个连队该有的缺点这里应有尽有，该有的优点却一样没有。”床边有个简易的木头架子，我把行李扔在上面。帐篷里臭气熏天，因为靠在路边，过往车辆和坦克扬起的灰尘长驱直入。地面又硬又脏，上面到处是死去的虫子。外面有道战壕，要是炸弹飞来还能躲躲，要是地面作战，还能藏在那里开枪射击，不过后者不太可能上演。战壕里的积水有一英寸深。

下午，我坐车去268山拿一些留在那里的私人物品。

和步兵连的伙伴们亲密无间地生活过一段时间，你对那个世界的成员的了解，就如同对自己的家人一样。我走进C连的露天营地，顿时感觉这里发生了变化。没人和我说话，也没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尽管如此，我仍感到不自在，就像一个人离家一段时间再次回到家里，看到熟悉的面孔，听到熟悉的音调，熟悉的东西摆放在熟悉的位置，可内心深处却感知到，这不是以前的那个家。

营地看起来毫无变化。那木板，那总部，那些军官和中士们的帐篷，都一个挨着一个立在山背面狭窄的坡上。再进去一点，就是宽阔红色的着陆区，再后面就是士兵们的帐篷。山坡上的防御位置也没有变更。我看到那条老的、弯曲的战壕线在山腰上拐了好几个急转弯。散兵坑边上，沙袋做护墙，历经风吹雨打。有些散兵坑里坐着身穿防弹衣的哨兵。还有我曾好几个夜晚躺在里面睡觉的防空洞，用厚木板做的野战队掩蔽壕，无线电天线在微风中摇晃，像钢铁版的芦苇。

我走过去。有些队员坐在如同雨篷的柏油帆布下，正在清洁步枪。我又闻到了熟悉的润滑油和溶剂味道，还有清洁棒和枪刷从枪管里抽动时发出的金属声，听起来是那么亲切。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正在播放乡村音乐节目，位于西贡的武装部队总站每到下午就要播这个节目。一些我以前的队员看到了我，向我挥手，然后问“后方”怎么样。我说不知道，因为自己才刚报到。

我继续往前去收拾东西，那种今非昔比的感觉愈发强烈。大家有些怪怪的，看着有些冷漠，刻意保持距离。我猜想，难道大伙把我当外人看了。在军士帐篷里，坎贝尔和格林尼（莱蒙的中士）正在玩纸牌，只要一回到营地，他们就一定会玩这种游戏。莱蒙、泰斯特和迈克洛伊在旁边军官帐篷里。泰斯特在说自己的东西，主要是说营队来越南之前，他在香港买的一台“第一音响（TEAC）牌”录音机。他不得不把这宝贝留在冲绳的仓库里，现在他非常担心其生死安危。“我只希望那些笨手笨脚的人别把我东西碰坏了。”他正和莱蒙说着，我走了进来。格伦·莱蒙那张如鹰般犀利的脸上，依旧还能看到手榴弹碎片留下的伤痕，他并未回答。迈克洛伊正在读一部“二战”回忆录《闪击英雄（Panzer Leader）》。“那台录音机要是在美国要花1200美元才能买到。我只花了六……哎，谁回来了，”泰斯特改变话题，“卡普托，快走。这是野战连队。不允许后方办公室阶级踏入半步。”

“布鲁斯·泰斯特，我被派到那边已经够恼火了，你别火上浇油。”

“噢，噢，卡普托发飙了。卡普托会要了我小命的。”

“哎，我真不知道你有什么好恼火的。现在到了团部，你该高兴才对。”莱蒙都没抬眼，坐在一个空箱子上，一顶草帽盖着前额，他在和自己的假想敌玩牌。“事实上，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火急火燎地赶回越南。你瞧瞧阿尔法连（Alpha）的沃尔士（Walsh）和三角连（Delta Company）的迈克·莱普（Mike Repp），他们上个月去冲绳参加飞行员体检，我估计两人这会子都没回来。你也该在那边多待一段时间。”

我说：“我看到沃尔士和莱普了。我已经尽量多待了。”

“唉，菲利普，你还是愣头儿青。你想想，你要是再多待几天，他们又能把你怎么办呢？呵斥一顿，送回越南？”

莱蒙的得克萨斯州口音带着天然的粗粝，可如今又带了些新东西，那是先前未有的挖苦。就像我刚才见到的那些士兵一样，他也有种模糊的距离感。

泰斯特似乎或多或少还是老样子，他问：“说说日本吧。我想知道的是，你有没有去找乐子？那些甜心姑娘有没有带你玩？我就想知道这些。”

于是我就告诉他，在东京的那个周末，我和一位有俄罗斯和日本两国血统的姑娘在皇冠酒店（Palace Hotel）共度春宵。她叫文子（Ayako），是横须贺的一位酒家女。就在我要上火车去东京时，她对我说：“菲利普，我想和你再多待两天，不要你给钱。这两天，我爱着你，两天之后，我就会把你忘掉。”

泰斯特惊问：“上帝啊，一文未花？你还回来干什么？”

莱蒙一边玩牌一边摇头。“乖乖，我要是碰到这好事，肯定就留在那儿了。我刚才怎么说来着，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呵斥一顿，送回越南？”

我说：“格伦，首先，他们会关你禁闭。”

“妈的，关禁闭也比这强，你不会在禁闭室里丢了小命。”

“唉，我可不想死。不过在团部里，死的机会也不多。”

“你不知道苏利万的事吧？”

“不知道。”

“他死了。”

我脑海里迅速浮现出苏利万的身影，个子高瘦，看起来比实际年龄二十二岁还要稚嫩，他正递给我一支香烟。我站在古老的法国碉堡上端，拿着望远镜观察前方的稻田。苏利万使劲伸长手要给我一支烟。他微笑着，笑脸把脸上板结的泥块都崩裂了。他那时说：“嗨，中尉，我收到老婆从宾夕法尼亚寄给我的信，是个男孩。”那时应该是三月或四月初，营地还在飞机场防御线附近。我脑海里的苏利万还是那副如获至宝的模样，我感到心底深处什么东西揪得紧紧的，越来越紧，都快崩溃了。

我问：“怎么死的？”

“被狙击手射中了。那家伙可不是寻常某个用卡宾枪的北越军。他枪法很准。我们被派去翠峦河南部，快接近宋烟河（Song Yen River）了。那天特别热，苏利万自告奋勇去帮大家打水喝。他刚走到河边，狙击手就开枪了。我们推测，狙击手肯定有望远镜，用的是俄罗斯枪，因为他一枪就射中苏利万了。子弹这头进，那头出，在他身上打穿了一个洞。估计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就一命呜呼了。”

我问是什么时候的事，莱蒙说：“你走后没几天。”我顿时觉得自己是个逃兵。倒不是说，我在现场就能扭转命运，可我总觉得，自己理应和大家共进退。

格伦继续说道：“三个连全部出发，那次任务足有一个营的规模。你没参加，实在走运，那次确实很惨。英格拉姆（Ingram）也出事了。你听说了吗？”

“阵亡？”

“没有，不过受了重伤。子弹射中他的后背，估计脊柱保不住了。我们最近听说，他脑膜炎感染，现在躺在轮椅上了。我想，这会子他可能在田纳西州某家医院了，离他家乡很近。也许，他再也站不起来了。”

这时，我又回想起英格拉姆的身影，大个子，宽胸膛，连队第一次执行任务时，他昂首阔步走出来，步伐有力，浑厚的男中音引吭高歌，我心底某根情感之弦绷得太紧终于断裂了，就像自己某根骨头或筋腱断裂开来一样。之后，只觉得心里凄冷空荡，苦楚哀痛。英格拉姆残废了，苏利万牺牲了。死亡，死亡，死亡。这个词我先前是频频耳闻，可一直不解其味。

莱蒙说道：“其实这也是英格拉姆自找的。那小子……你也知道他那个人，自以为身强体壮，不会出事。就在苏利万中枪之后，有人在一个叫作杜雁村（Duyen Son）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那名狙击手。不算远，所以我们用3.5手枪向他射击，接着又一轮烟雾弹，这时便出事了。”

“飞行员看到烟雾弹，我估计他们误认为我们正在为空袭发信号。于是他们开始低空扫射，朝村子投炸弹。我其中一名队员听到远处有妇女孩子的哭喊声，于是大家跑过去救她们。我们进入了埋伏，三面受敌。英格拉姆当自己在演习场。我让他赶紧趴下。他就嚷嚷，‘长官，我是海军陆战队军士，我不会让自己趴下。’菲利普，你说他逞什么强？所以，他后背就被子弹射中了，这时我们队的无线电员手臂又中弹了。不论怎样，我们要到村里把那些平民救出来，可我们没法让天上那些休伊武装直升机停火。他们开始朝我们扔炸弹。被自家飞机轰炸，那是什么感觉……”

莱蒙说，拯救那些平民也是一次噩梦。着陆区被敌军机关枪锁定了，救伤直升机没法着陆。一排的盖拉多（Gallardo）下士跑进着陆区，做手势指引直升机降落。他的水壶被子弹从腰间打落，子弹打到他脚边，不过他一直坚持站在那里，直到直升机降落，死伤人员搬上飞机。

“苏利万的尸体一直放在那儿。皮特森实在不忍心看他和其他人的惨状。我不说了嘛，苏利万的胸口上有个大洞，血浆迸出，皮特森都吓住了。他只好掉头转身离开，他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说：“他是这样的，他爱这个连队。”

莱蒙说：“没错，我想，爱得太深。”

我们又聊了些别的事。最后，我拿上东西走了，在外面碰到了科比。

“嗨，卡普托中尉，另半边的人活得怎么样？”

“大家没完没了是吧？我可不想和那半边人一起。”

“我知道，长官，我想，你应该听说过苏利万的事了？”

“刚听说，莱蒙告诉我了。”

“长官，这种事免不了的，可死的是苏利万，真令人难过。”

“是啊，一切都太糟了。你之前不是和我说，一定要让所有人好好瞧瞧第一位阵亡的队员吗，科比中士，你做了吗？”

“长官，当然没有啊。”

卡扎马拉克开车沿着那条弯曲的土路把我送回总部。大家开始排队吃晚饭。我一点儿不饿，可还是去了军官食堂，因为实在无所事事。和我之前吃饭的食堂比起来，这个食堂简直可以用奢华来形容。两个帐篷连在一起，搭在一个2×4的框架上。军官食物用隔板盖起来，以免有灰尘虫子跑进去，地上铺了胶合板，三张桌子摆出了U字形。2×4框架上的某处钉着团部徽章。徽章底色是面黑色盾牌，上面一把刺刀，刺刀上刻着金红色的3字，还有一面横幅，上书“海军陆战队第三师——荣耀眷顾勇者”。相比较于步兵连队的民主气氛，这里等级思想严重。U形桌就坐位置是依照军衔高低安排的。团部总指挥维勒（Wheeler）上校以及执行军官坐在首位，接下来依次是少校、上尉、中尉，最末端是给二等中尉。后者就只有我和另外一人，那人也不知去哪儿了，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坐那儿吃饭。

这倒很适合我的情绪状态。我不想和任何人浪费唇舌。我总想起苏利万，休·约翰·苏利万（Hugh John Sullivan），二十二岁，英年早逝，他还没来得及看自己的儿子一眼。科比说得没错，这种事免不了。可我想不通，为什么是一个朝气蓬勃、有说不尽笑话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是某个愤世嫉俗的老兵，为什么要发生在这个为人夫、为人父的人身上，为什么整件事情要发生？和许多经验不足的士兵一样，我总抱有幻想，觉得在战场上有死得其所的方式。我总有华丽的梦，我们是光荣牺牲，为了某项高尚的事业为国捐躯，或是为了拯救战友而献出生命。可苏利万的死谈不上什么壮烈牺牲或慷慨就义。他在雨林一条黄泥河打水时，被子弹射中了。

我仿佛来到莱蒙描述的场景，苏利万仰天躺着，身上一个血淋淋的洞。他的脸一定和一个月之前我看到的那具北越军尸体一样：嘴微张，噘着唇，露出牙齿，像具骷髅，眼睛无神。这么想象苏利万着实令人痛心，我早已习惯他生机勃勃的脸庞。坐在食堂里，油腻的盘子，油腻的食物，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汹涌袭来、如坠冰渊的恐惧，这是对死亡的恐惧。苏利万不复人间的面容瞬息变成了我自己的脸。我想，也许某一天就轮到我了。那就是我的模样。如果他遭逢不测，我也没有理由能躲过此劫。也许不一定百分百发生，可是我明白，这极有可能。以前，死亡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命丧黄泉。作为一个出生并成长于和平年代的美国年轻人，一直无病无灾，或者说瞧瞧这个世纪的和平岁月，我从未设想自己有天会染病变老，更别说丢掉性命。哦，我是想过死亡，不过那是在很遥远的未来，以至于都不觉得是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如今，它忽然成了可能，而且离我如此之近。问题在于：我不知道也无法预测它何时会找到我。在总部队伍死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许当苏利万手里拿着一堆水壶叮叮咣咣走到河边时，恐怕万万没想到，死神悄然临近。这时，远处狙击手的望远镜中心点瞄准了目标，苏利万的过去或未来，他的思想、记忆和梦想，瞬息间灰飞烟灭。

我恍然大悟，为何莱蒙等人拒我千里，不在于我今后不再属于那支队伍，而在于发现死神就在身边，大家失魂落魄。战斗中，这是他们失去的第一位战友，随着他的逝去，有涯生命的青春自信也不复存焉。现实摆在他们面前，摆在我们所有人眼前。那天晚上，布莱德利说：“我想，绚烂的星火之战结束了。”

有些战斗老兵也许会觉得，因为一人死亡，我这完全是小题大做。未来我经历了更为激烈的斗争，我深知，见多了惨重伤亡会让某个人的死变得微不足道。然而，我们失去苏利万的时候，伤亡人数并不多，当时还处在战争“远征”时期，从1965年3月一直到1965年9月。即便是失去一位战友，就已经是一件震惊上下的事。也许，在情感上，我们比不上后来的士兵，面对伤亡之痛，我们极易触动。这一时期战斗在越南的队员，都是在和平时代参军的，那时还没到死亡人数每日剧增的地步。我可以列举几个数字说明情况：从1965年3月到8月，1-3部队伤亡总人数为110左右，约占10%。1966年4月的一次战役中，在仅仅一小时的时间里，同一营一个连的伤亡人数就达到108人。然而最重要的是，在早期，1-3部队的队员们关系非常亲密，大家朝夕相处数载，一心认为，会一直并肩作战，直到大家退役。苏利万的死亡让这一美梦破碎了。这件事撼动了营地生活原本的有你有我、恒常不变的状态。1-3部队秉承了部队最古老的价值——同属一体，与子同袍。苏利万的死亡意味着身体的某一部位消失了。虽然他不在了，可这个“身体”还是要继续呼吸工作，可它知道，失去的再也回不来了。在后来的战斗中，这种情绪在步兵营当中愈发少见。有人战场牺牲，有人受伤送回，有人回家探亲，马上就有人接替，这帮人中，又有人战场牺牲，又有人受伤送回，又有人回家探亲，速度之快如过眼云烟。那一时期，死了人，不过是掉了线再补上。

（十）

“死人之多，此生未见。”

脑海之中，言辞跃动，

阴风鬼雨，死尸癫狂。

罢了罢了，难再数之。

——西格弗里德·萨松《效应》

卡扎马拉克果然没说错，我在总部的第一晚，真是炮声震耳。马路对面大枪大炮一直在发射，以达成H&I目的，到了黎明时才消停。所谓H&I是指“骚扰与震慑”，炸弹发射的目标地包括道路枢纽、山顶以及敌人有可能在的任何地方。这样做是要击垮北越军神经，从而让他们自乱阵脚。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达到了最初的目的，不过到了清晨，我的神经已经崩溃不少。迫击炮的轰隆声把我吓醒了数十次。大炮是站在我们这边，弹壳可就没准了。

第二天，我精神恍惚，开始干副官助理的工作了。我和施瓦茨在那一堆似乎能装满一卡车的文件中辛勤工作。文件要归类审核，通知、指示和团部命令要归档。看着这些文书工作，我确定，文职人员的一生远比自己最初设想的还要凄惨。接着，施瓦茨告诉我额外的工作任务，用这些人的话说就是“附加职务”。初级文职军官会有一大堆附加职务，因为其他人都不愿意干这些活。所以，我们有个外号，英文简称SLJO（Shitty Little Jobs Officers），“小垃圾箱军官”。施瓦茨列出我的附加责任。我除了是副官助理，还同时担任：团部死亡人数上报官员、团部机密文件官员、团部食堂官员。

写在纸上，看起来的确是委以重任。而实际上，正如施瓦茨所说，加在一起，每天也就三四小时就搞定了。那何必还让我留在这儿？难道哪位办事员不能干这些活吗？不行，因为按照规定，这些工作必须要由一名军官负责。好吧，那为什么安德森上尉不能干呢？他就是军官啊。没错，他是军官，可这就是副官助理的价值所在了——让领导一身轻。

几天之后，施瓦茨动身去第二营了，我接替了他的位置。他真没说错，一天三四个小时就足以完成所有工作，有时都不需要这么长时间。我有大把空闲时间主动找事做，或是阅读红十字会捐赠的廉价平装书，如《消灭红色恶魔（Fighting Red Devils）》，“‘二战’英国碧血丹心、光彩夺目的伞兵真实故事”，或者就是静坐在办公桌前，汗流不止，乏味至极。

夜里，初级军官要轮流在任务处帐篷里执勤守夜。资历越浅，安排的时间段就越靠后。我一般是从二十四点到两点（半夜到凌晨）或是从两点到四点。不过，这也不算是事。我们要做的不过是负责无线电，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立即通知任务处军官柯林少校（Conlin），然后在记事簿中记录情况报告。军情报告大概每小时出现一次：无线电或者EE-8战地电话传来支离破碎的声音，使用的是令人云里雾里的“午夜队长”军队代码：“三群，波克三队。波克阿尔法六号汇报，阿尔法二号蝎子在铁栅位置协同阿尔法探戈酒店酒店回音扬基扬基利马。所有分队汇报阿尔法西尔亚西尔亚罗密欧西尔亚。”代码解密：一切正常，没有异样。

随着战局恶化，我作为“团部死亡人数上报官员”的附加职务担子最重。也就是这份工作，抹掉了我对战争持有的肤浅、抽象、浪漫、热血的幻想，虽有这好处，可也让我无数次噩梦缠身。

我的工作主要是上报伤亡人数，敌我两方情况都要汇报。分为敌战伤亡人数或非敌战伤亡人数——携带致命武器或控制精密器械的大量武装年轻人，身处不可避免的事故之中。炸弹壳有时会砸到友军头上，坦克会压到人，直升机会坠机，海军陆战队误杀战友。

这可没看起来那么易如反掌。任何一件事，部队都制定了一整套详细程序，登记伤亡人数也不例外。信息要登记在复制的表格上，一张是阵亡表，一张是受伤表，第三张是非敌战伤亡表。每张表格上要填写遇害者姓名、年龄、军衔、编号、机构（所在分队）以及出事时间、地点和伤亡程度，还要备注事故背景。如果某人牺牲，事故背景描述几乎就是千篇一律了，那句话都能适用于数千人的墓志铭：“在越南共和国岘港巡逻时阵亡。”

阵亡报告冗长复杂，要填写大量有关死者的信息：宗教、后代的姓名和住址、部队保险金受益人、保险金是一次性支付还是分期支付。报告用词不能是平实易懂的英文，而要用部队偏爱的那些佶屈聱牙、故弄玄虚的措辞。例如，某位队员被子弹射穿肚子，我不能写“射穿肚子”，也不能写“射穿腹部”，而是必须写“GSW[22]，穿过，再穿过，下腹”。弹片受伤要写成“多裂片割伤”。要想描述肢解，我最常用的一个词是“重创性肢解”。后来北越军开始使用高爆炸性能武器和伪装地雷炸弹，我不得不频繁使用这个词语。北越军常用的装置是控制性炸弹地雷，可以在伏击处通过电子引爆。这些地雷和我们的阔刀地雷（Claymore）类似，里面装有上百颗小铁球，外加数磅C-4炸药。要是没记错的话，C-4炸药的冲击力达到每秒两万六千英尺。这股力量，外加由此射出的上百颗铁球，让控制性炸弹地雷的威力堪比70支点12口径猎枪同时发射2-0中号铅弹。自然，遭遇这种武器的人极有可能某身体部位出现“重创性肢解”——一只胳膊、一条腿、一颗头，很多人都逢此不测。后来见多了那惨状，我不禁怀疑这个词语的准确性。重创性自然贴切，失去一只手或一只脚绝对是重创，可截肢二字，听来总像是外科手术。不过，我观察到，爆炸中，人的身体部位不会断得干净利落，它会变成不规则、难辨认的好几块，所以“重创性裂片”不仅更为精准，还能保留部队偏爱的故弄玄虚风格。

在撰写极端断肢的情况报告时，高性能爆炸的粉碎或撕裂效果，有时会制造出语义难题。这属于极少数情况，可有些海军陆战队队员截肢情况如此惨不忍睹，几乎找不到词语来形容。那年，营地一名指挥官迈耶斯（Meyers）中校踩到155毫米炮弹改装的地雷。大家能找回来的尸体残骸连个烟雾弹袋子都没装满，这种袋子防水，比一般购物袋略微大一些。事实上，迈耶斯中校的尸体已经四分五裂了，不过官方报告上描述成：“重创性肢解，两只脚；重创性肢解，两条腿和两只手；多裂片，腹部；穿过-穿过裂片伤口，头和胸。”最后标注“阵亡”。

营地副官电话告知各分队伤亡人数，我再上报给分队战斗伤亡汇报中心。完了之后，我再把这些报告放到相应的文件夹里，一个贴着标签“伤亡人数：敌战”，另一个是“伤亡人数：非敌战”。我相信，之所以两者要区别对待，是因为被敌方杀害或受伤的人将自动被授予紫心勋章，要是因“友好枪弹”遇害或挂彩就没这待遇。这就是唯一的真正不同。因“友好枪弹”（这个词也是误导，要是被枪弹找上门，它能友好吗）一命呜呼的人，其死亡程度和被敌军杀害是一模一样的。战场伤亡事故还要按程度划分。踩到地雷或是摔到饵雷铁丝上，只能算是轻微事故，似乎这和穿过一条车水马龙的马路，正好和汽车正面相撞是同性质的事。

把报告归档之后，我再去更新维勒上校的记数牌。这块牌子镀了一层透明膜，分为横竖两栏，挂在执行官员的办公桌后面，这间有木头架构的帐篷也是他和上校的大本营所在。竖栏从左到右标注：战场阵亡、战场受伤、因伤死亡、非敌战、北越军战场死亡、北越军战场受伤和北越军战俘。横栏则是所属分队或派驻分队编码：1/3表示海军陆战队第三师第一营，2/3表示第二营，以此类推。竖栏前四个框中，标注某一特定分队的伤亡人数，后三个框则是敌军情况。每次行动之后，我都要到上校这个大本营来，把老数字擦掉，然后用一支油性笔记下最新数据。绝大多数情况下，上校都非常平易近人，可对记数牌的准确更新却十分较真。从岘港和西贡来的高官经常不期而至，视察情况如何。在越南，衡量某支队伍功绩并不在于向前推进了多远或是赢了几场胜战，而在于它干掉了多少敌军（尸体数量），以及敌军死亡人数和我方死亡人数之比例（杀敌比率）。因此，记数牌可以让上校随时掌握管辖营地和连队的最新情况，能够迅捷明了向到访的达官显贵炫耀几个惊人数字。在这场算术题战争中，我辛辛苦苦做数学题，也没捞到上头一句好。如果说，做排长时，我是死亡代理人，那做文职官员时，我成了死亡记账员。

有些时候，我还要辨清尸体数目真实性。战地指挥员有时故意夸大自己分队干掉的北越军人数。所以每次送来总部的尸体，我都要一个个数，确保和上报数字相符。这活儿真令人大开眼界，尸体送到总部时，已经开始腐烂了。在那种气候条件下，腐烂速度很快。这工作最大开眼界的便是核对我方尸体。一般这活由营地副官来干，不过一旦出现上报给总部的死者姓名或伤口描述不准确，我都不得不亲自验过。尸体放在分部医院旁边的一个有门帘的帐篷里，都摆在帆布担架上，用斗篷或塑料尸体袋盖着，靴子上挂着一个黄色死亡者吊牌，要是腿被炸没了，吊牌就挂在上衣上。核实死者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对比人脸，看是否和服役档案薄上的照片是同一个人。有些人连那张脸都没了，于是只好用牙齿信息，因为牙齿和指纹的身份辨识准确度几乎是一样的。除非死者脑袋不见了，或是下巴被炸得粉碎，我们才用指纹辨识。

然而，诡异的是，这些尸体怎么看都那么相似。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他们如此类似，皮肤像蜡，好像自己成了自己的一具蜡像，瞳孔成了洗涤无数次之后的灰色，嘴张得大大的，就好像死神在他们尖叫时夺取了他们的性命。

就连气味都是一样的。死亡的恶臭最是独一无二，恐怕是地球上最刺鼻难闻的气味，一旦闻过一次，你绝对不会再认为人类是地球上最高级的生物。我出于无奈闻过的那些士兵或战争通讯员的尸体，比我狩猎时刮过的鱼鳞、撕过的鸟皮、掏过的小鹿内脏都要恶心。你能看惯死亡的场面，可永远无法习惯死亡的气味，因为它过于浓烈。而且，这气味换到谁身上都是那样。也许因为腐烂状态不同而气味强度有所差异，不过，如果两个人死亡时间和所处环境一样，那他们的气味毫无区别。我第一次发现这一点是在1965年的越南，我注意到，美国死人和越南死人的恶臭都让我作呕想吐。自那以后，我又在其他地方的战场上数度经历，在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和西奈沙漠（Sinai Desert），在塞浦路斯和黎巴嫩，还有后来兜兜转转回到越南，在春禄（Xuan Loc）街头。1975年北越进攻时期，春禄这个城市没少遭罪。所有那些死者，美国人、北越人、南越人、阿拉伯人、以色列人、土耳其人、希腊人，穆斯林教徒、天主教教徒，男人、女人、儿童、军官、士兵……全都一样恶臭刺鼻。

1965年6月21日，这是我作为“死亡人数上报官员”的第一天。那天清晨，第二营一支巡逻队在铁桥山脊（Iron Bridge Ridge）附近和北越军进行了小规模战斗。大约中午的时候，我那台战地电话响了，第二营副官上报四个友好型伤亡，其中一人死亡，三人受伤。我桌上摆着敌站表格，然后说：“好了，一个个说。”一个一个说，先是阵亡，对方告诉我这些人的姓名、编号和伤口情况。电话线受到严重干扰，所以他不得不一个一个字母拼，好让我记下姓名：“姓是阿森顿，Artherton，阿尔法Alpha的A，探戈Tango的T，酒店Hotel的H，回音Echo的E，罗密欧Romeo的R，探戈Tango的T，奥斯卡Oscar的O，十一月November的N。名是约翰，John。中间名，首字母缩写两个U，威士忌Whiskey的W……枪伤，上身……在岘港附近巡逻时阵亡……”对方的声音就像广播主持人念股票涨停结果一样，没有音调，训练有素。

我飞笔记录。帐篷里极其炎热。汗滴从我鼻尖掉到表格上，模糊了字迹。表格像粘蝇纸一样黏在我写字的前臂上。有份报告过于模糊，难以辨读，我便叫那位副官重复一遍。他才说了一半，突然传来电话总机管理员的声音：“群阿尔法一号（这是我的新代码），群管理员切断……切断……切断。”这意思是说他要切断我的电话，接下一条线。我回答说：“群管理员，我是阿尔法一号，工作，工作。”这话的意识是我电话还没说完。“阿尔法一号，我是群管理员，我听不清你说话。切断。”接着一声滴响。“你妈的浑蛋。”我对着断了的电话破口大骂。我满头大汗，赶紧重播那台EE-8电话。大概十五分钟之后，管理员搭理我了，帮我重新连上第二营。对方副官接电话，从刚才中断的地方继续念。“……多裂片伤口，两只腿下半部分。战场受伤，送回……”

我把报告填好归档之后，又跑去任务处核实敌军伤亡人数。其中一位名叫维伯·哈里森（Webb Harrisson）的任务处官员助理在一小堆通讯中翻找，他说：“找到了，查理连，四人，全部阵亡。”我走回到上校的帐篷，用油性笔在记数牌上更新数据。前任长官布鲁克斯（Brooks）中校正在看那些数字。他头发光秃，矮壮结实，部队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艾默·福德”（Elmer Fudd），因为他长得很像那个漫画里的卡通人物。

他问：“中尉，还在给这块老木板更新数字呢？”

“遵命，长官。”我一边回答，一边暗想，这不明摆着吗？

“这些数字是什么时候的？”

“长官，截止今天早上。”

“很好，维勒上校今天下午要给桑普森（Thompson）将军做个简要汇报，他要用最新的伤亡人数。”

“遵命，长官。请问桑普森将军是谁？”

“隶属美军援越司令部（Military Assistance Command Vietnam，简称MACV）。”该部门是威斯特摩兰将军（Westmoreland）[23]所在的总部。

不一会儿，一辆吉普车开进总部，运来北越军尸体，还有两位在交火中受伤的平民。两位平民女性，坐在吉普车后面。其中一人上了年纪，看起来身体虚弱，手臂上有些小擦伤。另一位大约三十岁到三十五岁，趴着躺在后座上，臀部有些弹片。吉普车拉的拖车上放着尸体。

司机在副官帐篷后面停下车，解开拖车。拖车向前一斜，摔在地上，这一颠簸，车上的尸体你压着我，我压着你。一只毁掉一半的手臂，白色骨头都捅破了手上的肉，晃到拖车一边，接着又晃归位。抬担架的跑上前来把年轻女人送到医护站。老妇人步履蹒跚走在后面，还不停朝满是灰尘的路上吐黑红色的槟榔汁。

我仔细核实，确保是四具尸体。瞧着像，可是难辨认。尸体被随意扔在拖车上，都混到一起去了，这具和那具几乎都分不清了。有三具是彻底堆成一堆了。第四具尸体从肘以下的手臂都不见了，也不知是子弹还是炸弹，反正他两条腿彻底没了。那三具尸体的不同部位也血肉模糊。有一具脑袋中枪，脑髓和脑壳——白色软骨全都掉到拖车底部。另一具是腹部中弹，整个被翻了底朝天，黏糊糊的蓝绿棕三色内脏全都流了出来。拖车尾端，有一摊浓浓的黑红色血渍。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扭头对司机说，把尸体搬走。

他一边说一边坐上吉普车：“对不起，长官，我接到的命令是把尸体放在这里。我现在要赶回摩托队了。”

“谁让你把尸体留在这儿的？”

司机耸耸肩膀：“中尉，某位军官说的。我现在必须回摩托队了。”

“行，给我滚。”

那队员开车走了。我走进帐篷，通知卡扎马拉克把这些尸体运到敌军死尸下葬的墓地去。卡扎马拉克总说那墓地是尸体垃圾场，可比正儿八经的墓地壮观多了。

安德森上尉说：“卡普托先生，把尸体留在这儿。”

“长官，不到几个小时，他们会散出恶臭味的。”

“上校想让尸体留在这儿。”

“为什么？”

“他想让这儿的办事员都好好瞧瞧。这没什么交火作战，所以我猜，他想让他们习惯死人。”

“长官，您在开玩笑吧。”

“不，不是玩笑。”

“那，我实在不敢苟同。上帝啊，我们赶紧把这些可怜的家伙埋了吧。”

“中尉，我觉得，你怎么想不会改变现实。老爷子想让大家习惯死人，他们现在正付诸实际。”

“死人已经够多了，可我不敢说大家能习惯死人。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呢，内脏，脑浆。”

“要处理这些尸体时，我会通知你的。”

“遵命，长官。”

于是，尸体就放在太阳下暴晒。依照上校的命令，总部的人围着拖车走一圈，观察北越军死尸。大家排着队，好像要进博物馆参观展览。太阳炙烤着大地，热浪滚滚之中，尸体开始发臭。一开始，由于这些北越军刚死不久，那臭味还似有似无，现在却浓烈的如同烤箱工作时煤气泄漏。队员们一个一个朝拖车走去，仔细瞧瞧，看到里面的东西，有人故意说几句笑话，有人一言不发，然后又回到各自办公桌或打字机工作。天幕只剩下独霸的太阳，愈发火辣辣了，恶臭味愈发刺鼻。一阵风吹来，那股臭味就飘到副官帐篷里，这如同做饭时煤气泄漏的恶臭让我回想起高中化学课上用的硫化氢。其实尸体就是一大堆化学物质，都会腐烂。我朝外面望去，庆幸这场表演快接近尾声了，已经轮到队伍末端的几位队员了。因为太臭，所以大家刻意与拖车保持距离。这气味还没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估计再过几小时就没准了。不过，实在闻着难受，队伍末端的那些人也不想多做停留，他们可不像排在前面的人能看好长时间，都剥夺了后面的人以此为契机习惯死人的机会。后面的人只是匆匆瞄一眼，然后赶紧远离拖车，远离愈发浓烈的恶臭。

参观游行终于结束了。卡扎马拉克和另外一位办事员斯塔塞克（Stasek）下士把尸体拉上拖车，朝岘港开去了。安德森在开一个内部会议，主要是接待桑普森将军的到访。十分钟之后，他摇摇晃晃走进帐篷，脸色通红，那张双下巴脸汗流如注。

“卡普托先生，我们必须把尸体再运回来。”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安德森说：“老爷子要把尸体再运回来，等将军来的时候，他汇报情况就有凭有据了。”

“长官，斯塔塞克和卡扎马拉克已经走了啊，他们现在可能都已经到岘港了。”

“我知道他们已经走了。你找个会开吉普的人，让他赶紧去追，叫他俩把尸体运回来，越快越好。”

“长官，我实在难以置信。”

“快去。”他转身走了，迈着他那敏捷、摇摆的小步子。

我好不容易找到个知道路线的司机，然后告诉他该怎么做。我回到帐篷，想想自己参与的神经病之举，给自己起了新职位名。我写在卡片上，然后贴在我办公桌上。上面写着：

菲利普·J·卡普托，二等中尉，死尸军官。

下午三点左右，将军搭乘直升机来访问了——不然他还能用什么交通工具大驾光临呢？他步入隔壁总部时，我瞥见他一眼。上校站在他的左边，布鲁克斯中校站在他的右边，一队神情紧张的陪同们跟在屁股后面。他身高体型和维勒大致相当，不可相似性也仅限于此了。维勒穿着一身寒碜的指挥官战地装，桑普森那套军装足可媲美美国陆军中将。绿色帽檐上三颗白星熠熠生辉，浆得有棱有角的衣领上另有三颗更为光彩夺目，胸前佩戴一枚蓝白两色的战斗步兵徽章，肩膀衣袖上各色各样的布条增添不少色彩，左边口袋上的名字牌彰显了他的地位：桑普森。

汇报开始了。斯塔塞克和卡扎马拉克大概二十五分钟之后回来了，俩人看着都筋疲力尽。

斯塔塞克问：“中尉，长官，到底怎么回事？我们都已经把北越军埋了……”

我跟他们说究竟是怎么回事，问尸体在哪儿。

斯塔塞克以一种近乎癫狂的方式狂笑，其实他更想做的是厉声尖叫：“长官，放外面！上帝啊，我们刚埋下去，又不得不再挖出来。有位北越军的五脏六腑全都流出来了。我又去拽另外一具，他的腿立即断了。这些尸体已经开始分裂了。”

我说：“行了，别说了。非常抱歉。现在待命，不过等他们开完会之后，你必须把尸体搬过来。”

“遵命，长官。如果将军要看尸体，我们最好先把拖车洗一洗。”

我说：“好吧，洗吧。”我和他，还有卡扎马拉克，走出帐篷。拖车停在老地方。

介绍会就在隔壁。我听不清每个字，只有几个句子片段：“我们正计划在勒美地区（Le-My，音译）进一步推进……将军，就是这里……”透过漏隙，我看见桑普森两脚交叉坐着。情况汇报官员一边说，一边用教鞭在上校帐篷墙上挂的那面地图上移动示意，桑普森点点头。维勒站在自己的办公桌旁边，中间有块隔板，将帐篷另一半划分给布鲁克斯，隔板上挂着各式各样从敌军那缴获的武器。“长官，今天上午我们有支巡逻队在该地区附近与北越军交火……交战次数增多……”大约二十米远的地方，卡扎马拉克和另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用管子连上水车，开始朝拖车里面灌水。将军把腿放下，开始指示工作，不过我听得不甚清楚。汇报官员说：“遵命，长官。”灌好水之后，卡扎马拉克和另一位队员拔下管子，从地上抬起拴钩，向后拉了几英尺，接着向前推出去，又拉回，又前推，最后把水放出来。上校帐篷里传来一阵低低私语声。有人说：“长官，请让我回答您的问题。”外面，卡扎马拉克和那位协助他的队员正把拖车往后拉。他们稳住拖车，两人手都托着拴钩，车身重量全压在手臂上，斯塔塞克半蹲下去，摸索拖车底部，解开上面的塞子。水流出时，他迅速把手抽回，一股深红色的液体倾泻而下，还夹杂着一些白色物质。斯塔塞克惊呼：“上帝啊，瞧瞧！”

会开完了，桑普森将军、维勒上校还有其他官员纷纷走出帐篷。一行人走过时，我非常机灵地赶紧行礼，接着他们便朝我那些才清洗过的尸体走去了。我将他们视为我的物品，因为他们是死尸，而我是死尸军官。血水汇成了一条小溪，从拖车下面流出，渗透进灰尘里。访问团小心翼翼迈过去，以免玷污了他们油光可鉴的靴子。有人指着那些尸体，然后告诉将军，这是都是上午被我方干掉的北越军。他瞧了瞧，和上校言语几句，接着便朝着陆区走去，他的直升机在那儿等着呢。

接下来的那个下午，我就干了些毫无意义的文书工作。我去食堂吃晚饭时，莱尔森（Ryerson）牧师和军医官员米尔索维奇（Milsovic）放下食物，打量着我。我把盘子放在胶合板做的餐桌上，坐下来开始吃饭。牧师骨瘦如柴，闷闷不乐，医生却敦实粗壮，情绪激昂，牧师从长椅上挪过来坐到我对面。

他略微前倾，对我说：“医生跟我说，今天我们又死了一名队员。”他语气责难，就好像在审问犯人，而我就是导致队员牺牲的罪魁祸首。

“是的，先生，没错。”

“中尉，我希望这些孩子们死得其所。你觉着呢？”

“牧师，我也是这么希望的，不过吃饭时别谈公事。何况，我不想再讨论伤亡情况了，今天实在受够了。”

“于公于私，我都希望这些孩子不是因为某个官员想爬高位所以丢了命。”

“这我就不清楚了。”

“什么叫作你不清楚？你今天也看到了，给将军演的那场戏，不是吗？”

“先生，我看到了。不过现在，我只想吃饭。也许你应该去找老爷子说这事。你能指望我做什么呢？”

“也许你可以解释一下我们干吗要在这里。你以前不是排长嘛。我们刚来那时，不是说只需要守卫机场，很快就可以返回冲绳。可现在，我们加入战斗了，还没有人能告诉我，我们究竟在干什么。我不是战术家，可这样子在我看来，他们杀了不少北越军，北越军也杀了我们不少人。我们退避三舍，北越军又死灰复燃。现在我们又回到原点了。我就是这么看的。我感觉这些年轻人莫名其妙丢了性命。”

我举起手。“牧师，你想让我说什么？也许你说对了，我只不过是个二等中尉。不论怎样，这场战争也没那么糟。从四月底到现在，我们伤亡人数只有八十四人，其中只有十二人是阵亡。要是在‘二战’，同样的行动，五分钟就能有八十四个伤亡。”

“这样比较有什么意义？现在又不是‘二战’？”

“我想说的是，两个月死十二个人，不算糟。”

莱尔森气得满脸通红，手指着我辞严厉色地说：“中尉，那是十二个破碎的家庭，十二个破碎家庭。十二名牺牲战士对他们的家庭是莫大打击。”我一言不语。盘子里的食物已经凉了。几位高级军官转头看过来，好奇牧师发什么飙。

“我和医生是从人间苦难出发考虑，不是数字统计。”莱尔森气呼呼地强调他的重点。“这一点，你们这群兵恐怕早就忘了。”

我想起了苏利万中士的死亡，清楚记得C连“这群兵”的痛苦感伤。

我说：“好吧，你和医生都是大善人，你们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难道你觉得我喜欢干今天这种事吗？你觉得我能有什么好处吗，牧师大人？”

“嗨，冷静点，先生……”

米尔索维奇劝解道：“嘿，菲利普，注意态度。牧师又不是针对你。”

我冷静下来，向莱尔森道歉，继续吃饭。

从食堂出来，我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实在没心情工作了。帐篷里空气窒息，我感到一片茫然。牧师占据道德高地的态度让我火冒三丈，不过他那番慷慨激昂的布道说教却在我内心深处种下怀疑的种子——对战争的怀疑。他说的很多话都实实在在：我们的战略行动确实是铩羽而归，没有明确目标。还有其他的怀疑，那天的事情，无疑是对高中大学时代道明会和耶稣会神父向我传授的那些天主教神学思想的嘲讽。人之肉体乃圣灵之殿，人之创造乃仿神灵之容，人之在世需尊敬亡者。可是，拖车上的四具“圣灵之殿”遭受了令人发指的摧残破坏，实在难以想象，有圣灵曾住在那殿里。至于“仿神灵之容”，他们更像是高速路上被车碾过的死狗样子。尽管他们是亡者，我们在世之人也没有展示出应有的尊敬。那时，我依旧相信这场战斗的意义，可是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将遭自己屠害的人摆出来展览，这样的军队究竟是支什么队伍？

“十二个破碎家庭。”牧师的话久久回荡。“那是十二个破碎家庭。我和医生是从人间苦难出发考虑，不是数字统计。”我又想起了苏利万。他也是其中的一个数字，就和上午死去的四位北越军一样。唯一的不同是两者在上校记数牌上的位置。十二个破碎家庭。我想起苏利万在宾夕法尼亚的遗孀，顿时感到一股寒意袭来。也许她的丈夫死得不值，也许死得其所。不论怎样，如今于她都没意义了。

我在办公桌上又耗去几小时，喝了瓶啤酒，早早睡觉去了。我半夜还要值班，不到凌晨两点我休想再睡。枪炮轰隆，整夜不歇。

（十一）

若我性情残暴，青丝不再，年华老去，

我愿留守阵地，携伴血腥少校，

促动低落英雄，前往死亡路口。

——西格弗里德·萨松《营地枝末（Base Details）》

我躺在床上，听着轰隆隆的枪炮声，雨水打在绷得紧紧的帆布屋顶上，像是在敲鼓，有人叫道：“起床，准备战斗，高度警戒。”还很早，我半醒不醒，枪炮声、人声和雨声像是来自千里之外。这时，八英寸榴弹炮发射。我顿时坐直，意识到这不是做梦。小型武器的枪炮声很大很近。维伯·哈里森，我刚才听到的是他的声音，他站在帐篷一端，解开卷帘。

“嘿，菲利普，你终于醒来。我猜今晚又来客人了。”

他搭好卷帘走了出去。我从床脚柜里取出卡宾枪，跟在他后面。我往弹夹里塞入弧形弹匣，上好枪膛，笨拙地在泥泞之中朝防御线跑去。我看不见哈里森在哪儿。冰冷的雨点打在我赤裸的脊背。左边，大概在第一营的防线位置，枪口的火花在夜色之中一闪一闪。机关枪和曳光弹接连不断，迅速飞越铁丝网那头的平坦稻田。

下雨之前，这里是扬起的尘埃，现在成了打滑的湿泥。我摔了一跤，这时突然出现一道火光，我赶紧顺势滚到一个散兵坑里。坑里的泥水已经到膝盖了，有点冷，靴子里似乎积满了泥沙。又是一道火光飞到上空，紧接着又是一道，它们在黑色苍穹中短暂停留，然后化成小支坠落，四散开来，在风中摇摆，发出一阵诡异的短促尖叫。我看到，在摇曳的橘色火光边上，雨水像一条条斜线，还能看到帐篷的轮廓，左前方散兵坑里有两位戴头盔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在马路那头矗立着，八英寸榴弹炮湿漉漉、亮晶晶的炮管。枪炮一直朝远方的目标射击，不过似乎对前方一百米处的小规模战斗无甚影响。

我估计，这又是试探军情。昨天晚上，即6月22日晚，北越军试图穿过总部连队防御线。现在他们似乎想找到1-3防御线的薄弱点。这只是猜测——现在究竟怎么回事我一无所知。火光落到地上，爆炸声持续数秒，接着就消失了。团部军士长踩着泥水从我身边跑过，身上只穿了一条绿色内裤，一只手拿着把桑普森号冲锋枪。我叫他过来。他体积庞大，跳进散兵坑时水花四溅。

“妈的，上帝啊！”他咆哮着，也不管有谁听见没。“中尉，你可别告诉我，这是个游泳池。”

“别管这个了。现在到底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可能又是几个被吓破胆的小屁孩朝林子里开枪。”

头顶上一道曳光弹的尾巴，像是篝火的火花。我们仔细观察光线照耀之下模模糊糊的树林，连个北越军的影子都没看到。

军士长说：“我没说错吧。林子里除了树什么都没有。我呢，一身泥，真丢人。”

开火停止了。我们原地待着，全身湿透了，冷得直哆嗦，等了一个小时，终于解除警报。

军士长还是错误判断了海军陆战队朝林子开枪的目的。起床号声不久之后，就有两具北越军尸体被抬到指挥处。他们被绑在竹竿上，就像是打猎捕获的猎物，黑色长发染上了血，一缕一缕甩落着。他们穿的是黑蓝色军装，一定是主力常规军。两具尸体手脚都捆在竹竿上，被扔进卡车拉走了。我走进上校的帐篷，在记数牌“北越军战场阵亡”一栏加上两人。

未来的七个夜晚大同小异。敌军试图刺探总部防御线和营地守卫情况，外部独立营地有时会突然遭遇迫击炮袭击，敌军还试图打入飞机场，现在负责守卫的是海军陆战队第九师第一营。各种警报不断，我们的睡眠严重不足。

就在那周的某一天，哈里森告诉我，23号那天干掉的两个北越军属于一支五、六人左右的巡逻队。显而易见，这支巡逻队想侦察一营防线的情况，靠得太近，真是愚蠢。机关枪枪手一击毙命。哈里森说，真是大快人心，枪手临危不乱，百步穿杨，不过北越军频频行动则说明，敌军瞄准飞机场准备展开袭击已经不是空穴来风。哈里森还说，北越军在岘港南部的广义省有大量兵力，显然是意图夺取省会。最后，北越陆军（North Vietnamese Army）两支分队已经在南部行动起来，其中一支占据中央高地（Central Highlands），另一支在Ⅰ军区某个地方。

“我跟你说，敌军察力队（Charlie）很快就要大干一场了。”哈里森看着我们那四面延伸的帐篷营地，全都建在地面，没有任何遮掩，排得整整齐齐，在它和北越军之间除了一排锈迹斑斑的蛇腹形铁丝网，再没有其他屏障。哈里森笑道：“上帝啊，菲利普，连法国人都要挖条沟。”

几天后，在光天化日之下，两个北越军在团部防线某处探头探脑，被我们抓了回来。第二天，侦察营一支巡逻队发现敌军82毫米迫击炮正朝飞机场搬运。巡逻队离北越军太远，无法袭击，要求大炮歼敌，不过却遭拒绝，因为海军陆战队另一支巡逻队在同一地区某个位置，没人愿意冒险伤了自己人。侦察巡逻队队长上报迫击炮地理位置，怀疑对方之所以搬运这些东西，是想朝飞机场开炮。队长这份报告按程序审过一遍就被放到文件柜束之高阁了。28号这天，我们附近的一个南越军地区总部被炸，北越军的炸弹扔到1-3防线一个孤立地带，海军陆战队有数位伤亡人员。

你犯不着一定要是克劳塞维兹（Clausewitz）这样的军事家才能从这些线索中发现真相：敌军的确计划袭击飞机场，保护飞机场仍旧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不过，团部高官可不会惊慌失措胡乱行动。那一周，我们没有打起十二分精神认真分析北越军行动计划，也没有指定反袭击措施或是提高现有防卫体系，部队高官该做的一样没做。没有，我们这些军队官员是头脑冷静的专业人士，我们一如既往：一事不做。哦，我们也不是真的一事不做。下了班，我们打了排球，而且，二十多位军官，几乎一大半人无事可做，所以我们有很多下班时间。我们还读了不少书——那一周我读完了《阿奇正传（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或是搞搞个人兴趣爱好。通讯官员布林（Burin）少校一边用他那台可携带录音机播放尖声刺耳的小提琴曲，一边练习指挥方块舞动作。整个营地都能听见他堪萨斯州的鼻音调子：“阿勒曼德舞，左边，左手……旋转舞伴，哆西哆舞步，男士，中间，组成得克萨斯星形。”民政事务官蒂姆·施瓦茨（Tim Schwartz）——不是我接替的那位施瓦茨，新发明了一种诗歌创作手法：他把字典上能找到的所有最生僻的字眼全都抄下来，然后按照他发现的时间顺序依次排列串到一起。他对自己能创作出如此玄奥高深的诗歌相当沾沾自喜，还问我哪里可以出版。我建议他投稿给老牌文学期刊《凯尼恩评论（Kenyon Review）》。

当大家真坐下来正儿八经工作时，高层一般只关注细枝末节和定期报告。S-1处日复一日填写伤亡报告，S-2处——情报处——则撰写有关敌军作战指令和近期敌军行动的报告。后者有点历史意义，可没多少情报价值，因为S-2处的首要责任不是记载北越军已经做过什么，而是要预测将要做什么。S-3任务处只知道在分队日记簿中填写情况说明，每次制订出来的任务计划几乎总是将队员送到没有敌人的区域，然后给每天负责防御线巡逻的连队排序。S-4处则登记弹药和配给品目录。

分部总处下发数条重点事项指令：

（1）移除非常规衣物上衣左口袋系的姓名标签。自今日起，队员姓名需用半英寸（1/2）印刷体印制于上。

（2）指挥官将军规定，严禁工作、巡逻等执勤时间裸露上身。在外期间，所有人必须穿衬衫。

（3）《海军陆战队公报（Marine Corps Gazette）》发行量有所减少。尚未订阅该刊物的军官必须订阅。

军官们守着日常事务，其实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一事不做。他们对敌军的威胁视而不见。7月1日，北越军袭击了飞机场。

凌晨两点左右，我刚完成任务处的夜间执勤，第一炮打响了。因为要预防洪水，所以那帐篷是高高建在胶合板平台上，还用了2×4框架。从帐篷大门走到地面有木制楼梯。走到一半时，我看到一号公路树林上空划过一道明亮的火光，接着听到迫击炮那独一无二的爆炸声。树林勾勒出空军基地的轮廓，离团部指挥处大概五百米距离，炸弹击中的地方距离飞机临时跑道至少还有一千米远，所以我当时并未觉得岌岌可危，只是感到好奇。我又爬回楼梯，朝远方看去，黑漆漆的，树木这里一丛那里一簇，又是好几道亮光。几秒钟之后，82毫米炸弹爆炸，一个接一个射出去，像是一连串的烟火，不过声音更大，树林上空原本黝黑的天幕，如今成了忽明忽暗的浅红色。指挥处，队员们赶紧从床上跑下来，抓起武器。

我透过大门问接班的中尉：“你通知柯林了吗？敌军察力队朝机场打来了。”

“妈的，柯林和老爷子在来的路上。”

两声快响，无后座力的步枪射击了——先是枪响，接着是炮弹。那边树林上空升起一团圆形火焰，像极了日出。燃料罐爆炸的低吼声——某架飞机被射中了。火焰圆球沸腾而起，橘色外围，白色中心，光线强烈，我都能看见正朝防御线战壕跑去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的脸。

我回到帐篷，总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可实在不知道何从下手。柯林少校和他的助理——哈里森和约翰逊上尉，走进来，戴着头盔，穿着防弹衣。很快，情报官和副情报官莫拉（Mora）中尉也来了。最后维勒上校现身了，耷拉着肩膀，一言不发，抽着烟斗。我们一群人都挤在里面，外加好几位无线电员和通讯文员。一枚炸弹就能干掉一半团部官员，而且我敢说，有些前线官员求之不得呢。

飞机场附近的战斗愈发激烈。北越军迫击炮掷地有声，海军陆战队的迫击炮回击。燃料罐爆炸，机关枪赶紧支援。轰隆一声巨响，又是一道亮光，这次不是迫击炮：我们自己的一枚炸弹炸了，或者也许敌军的炸药包把某架飞机炸掉了。任务处帐篷里一片混乱。无线电咔咔叫，战地电话嘀嘀响，工作人员在电话之间来回跑。有人在向1-9部队了解情况，想搞清楚袭击源头在哪里，参战北越军有多少人。上校坐在那里，盯着那幅巨大的军情地图，好像只要多瞧几眼，他就能逼地图说出事件真相。

约翰逊上尉说：“看，我们大家待在这里相互碍事。凡是没有必要待在这里的人，戴好头盔，穿好防弹衣，去防御线坚守阵地。”

我正要出去，这时，一个满脸皱纹的高个子、宽胸膛男人走进来，他厚实双肩一摆一摆的。我一瞧他帽子上的两颗星，傻啦吧唧赶紧致礼：“长官，早上好。”刘·沃尔特（Lew Walt）少将对军中礼节毫不在乎，径直走到军情地图前面。沃尔特不久前接任海军陆战队第三师（简称MAF）指挥官，这支队伍是所有驻越南海军陆战队分队的总部。他看起来火冒三丈，这可怪不得他：海军陆战队最应该预防遏制的袭击正打得如火如荼。

我非常敬畏沃尔特。我那时还是有些英雄崇拜倾向，而沃尔特是位名副其实的英雄。他三次荣获海军十字勋章，其中一次是因为南太平洋的一次战役，当时日军枪弹猛烈，他单枪匹马将炮弹拉上了山。除此之外，他坚持认为，其职责是在前线领导部队，而非优哉游哉坐在远离现场的指挥处指手画脚，这和擅离职守无异，像他这样的军官真是凤毛麟角了。他把自己的前线总部设在了一台水陆牵引车上（一种装有武器的载人工具），就停在团指挥处旁边的迫击炮炮台后面。沃尔特是在枪口上领导队伍，像他这样的将军是把自己定位成如同李·皮特森上尉那样的战士，而不是像威斯特摩兰将军那样的企业经理。

我印象中，在那个自信膨胀、自我满足的时代里，没几位高官把北越军放在眼里，沃尔特则是少数例外之一。他特意将自己的指挥处挪到前线，与危险仅咫尺之遥，其实以他的官职大可名正言顺地远远躲开，可他想给下面的指挥员和队员们树立一个榜样。可惜不论在当时还是未来，愿意效仿的人似乎寥寥无几。据我所知，五月份沃尔特开始接管队伍时，有些事情让他大为恼火。夜里，团部总部居然还在室外放电影。沃尔特下令禁止。步兵营地10%到20%的人时常休假，到岘港喝得酩酊大醉。沃尔特下令不许进城。在军官们的地图上，围着岘港的防御线守卫森严，人全枪齐。沃尔特亲自实地视察——很少有军官实地视察，结果线不成线，不过是几个零落的露天营地，围着一圈稀稀疏疏的铁网，如果敌军有意捣毁，一个排就能搞定这条防御线。他下令建造符合要求的主防线，有据点，有前哨，有预设炮火集中点。

可惜，他最终还是斗不过军中的懒散怠慢和自鸣得意，现在敌军袭击越推越近，破坏性极强。

外面，火光悬挂在飞机场上空，燃烧的飞机吐着火舌，亮的如同是白日。曳光弹在天幕上画出一道道红色线条。一簇星星射向天空，比那晃动的白色火焰还要高，接着便炸成了火雨。红色星团，意味着敌军已经攻破机场防御线。指挥处后面的105口径毫米榴弹炮已经打响了反炮兵的掩护之战。头顶上，子弹呼啸而过，不过我也分不清它们是冲我们来的，还是从机场跑偏了。

我戴上头盔，穿好防弹衣，来到存放机密文件的帐篷，所有文件都收在一个保险柜里。机密文件包括团部指令代码和行动计划，还有几台小型密码机用来解译代码。作为机密文件官员，我有责任保护这些詹姆斯·邦德式的秘密情报，如果营地被袭击占领，我的任务就是要立即用铝热剂手榴弹将这些文件烧毁。办公室主任哈密尔顿（Hamilton）中士和自己的战斗装备一起，在帐篷外面。旁边还有位新来的准下士，眼前的一切让他焦虑不安，不知所措。

哈密尔顿中士问道：“中尉，那些流氓打进来了吗？我都安排好了。我已经准备好手榴弹了，我恨不得立即烧了这些东西。”

“越南人已经穿过机场铁丝网了。他们似乎不会打到我们这儿，不过如果真打来了，除非察力队已经到了跟前，否则你不要焚烧文件。”

“长官，如果察力队打到跟前，我就用手榴弹炸他们，然后把文件全扔过去，让他们一起化成灰。”一阵曳光弹从天上划过，我们听到缓慢低沉的重型机关枪发射声音。哈密尔顿笑着说：“长官，你刚才说他们似乎不会打到我们这儿，什么意思？”

“没准是我们那半边人呢。你明明听到我说什么了。”

“遵命，长官。查力斯先生（Mr.Charles）可真是演了出好戏了，不过该有人提醒他，他还差了点火候。”他又笑起来，这敌我队伍名字发音相近的梗好像比想象中更有趣。

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于是来到防御线我负责的位置。总部指挥处的初级军官都要负责一块区域。我负责的区域由一位下士、十位士兵守卫，这是我离指挥官地位最接近的工作。

我们在散兵坑里等待，搭载着一支步兵连的卡车朝基地驶去。反袭击终于慢悠悠地开始了。飞机场上的天空被火焰染成了橘黄色，卡车开得飞快，扬起的尘埃在这片橘色夜光里闪烁。这支队伍在马路上飞驰而下，车上的海军陆战队队员高呼口号，士气昂扬，高举步枪。我旁边的一位总部办事员说：“一群疯子。”105毫米炮弹继续火力全开，枪口断断续续的火光，照亮了那一支支枪，还有它们的主人。车队最末尾的两辆六轮卡车开过去了，各拉着一台大炮。当我看到快速行驶的卡车后面的迫击炮在运输带上摇晃时，心中感到阵阵刺激和兴奋。105毫米炮弹开始在基地南面的稻田上空发挥威力，镁燃烧产生一道白色火光，喷射到机场上空。

我们一直待在防御线那儿，直到迎来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几缕黑色烟雾翻滚在清晨的天幕上，战斗结束了。那天晚些时候，我和卡扎马拉克开车经过飞机场，打算去岘港Ⅰ军区总部递交报告。我原本以为会满目苍夷，可是这片非常宽阔的区域绝大部分都逃过一劫。不过，袭击还是造成了一些损失。机场南端的两架大型运输机彻底被毁，机翼和引擎被炸成满地碎片。附近的两架战斗机看起来像是摔破的玩具，第三架战斗机只剩下一堆灰烬和变形的金属。一辆卡车正在将一架破损的飞机拉到机场跑道路边。我们停下来看着眼前的惨状，防御线附近的链状栅栏被北越军工兵队炸出好几个洞。他们闯过的区域，恰好是三月和四月我们排负责守卫的地方，那时的我们自命不凡，觉得只需短短数月就能打赢战斗，载誉归国，出尽风头。

（十二）

战争惨绝人寰，可只要是有人类的地方，就一定有战争。

——约米尼（Jomini）《战争艺术（The Art of War）》

从那之后，那个夏天里，岘港再没有出现激烈交火。白天，几乎没有战争的影子。稻田静谧无声享受着阳光。每年的这个时候，稻田异常美丽，翠绿色的水稻田书展在大地上，墨绿色的棕榈树像是镶嵌在上面的斑点，遮挡着一个个村庄。安全区的村民们继续着往昔的日子，古老的生活节奏并未因为战争来袭而被打乱。清晨时分，小男孩从栏里把水牛牵到河边洗澡，农夫去耕地。他们跟在牛拉的木犁后面，面朝黄土一干就是数小时，挖去被太阳烤干的土层。到了下午，气温过高，不宜劳作，他们从地里回来，待在茅草屋里面纳凉。这就像是一种惯例：热浪袭来，他们就解开犁，沿着河沟回到村子，黄色的圆锥形帽子行走在绿色的稻田里。下午时常会刮起一阵风，生机勃勃的水稻被风吹出蔚为壮观的涟漪。翡翠色的水稻伸展四肢，延伸到远方深蓝的丘陵山脉，那景致令人心旷神怡。黄昏来临，水牛要回家了。小男孩走在水牛旁边，用竹棍敲打牛屁股，漫步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水牛的角左摇右晃，身上披了一件泥衣服。

晚上，轮到战争出场了。203毫米和155毫米口径榴弹炮定点开始工作，北越军的狙击手和迫击炮也纷纷上阵。我们的巡逻队悄悄藏到黝黑的路边设下埋伏，或者被人埋伏。在防御线，哨兵们认真听，仔细看，夜色不时被几道苍白色火光点亮。大家等待着，时而昏昏欲睡，时而神经紧绷，有时敌方探子会来侦察我方防线，意图朝栅栏投手榴弹，或是用卡宾枪扫射某个区域。对方总是三三两两过来，由此出现了敌我双方的死亡模式——三三两两一起死。没有激烈战斗，没有严重出血，只有一系列的伏击和交火，受伤人数缓慢稳定地增加。尽管这时候比春季的行动任务更多一些，不过和敌军的接触仍旧很少。每天晚上，任务处帐篷无线电收到的整点报告几乎千篇一律。报告是由前哨和巡逻队发回的，每次执勤守夜的时候，都能听到二十个不同的声音说同样的内容，就像唱诗班唱歌：“没有交火。一切正常，没有异样。”可一旦碰上了，交火就一定很激烈，不过也改变不了什么。团部依旧在四月驻守的原地，我们对周边环境已经了如指掌，就好像自己是生于此长于此。有人丧命，有人受伤，我们的巡逻队继续在上周、上上周战斗过的地方战斗。什么都没变，变得只有上校记数牌上的数字。

其实，改变的也不仅仅就是那些数字。那个夏天我二十四岁，等送走那个夏天，那时那地的我比今时今日的我还要苍老。日历上，我长大了三个月，情感上，我老迈了三十年。我像是到了五十多岁知天命之年，挚友纷纷撒手人寰，只留下我，离死亡越来越近，悲苦凄凉。

我们的队员不是成批死亡。正是因为他们一个接一个离去，所以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一个个人，而不是一个个数字。我回想起布瑞恩·高帝尔（Brian Gauthier）下士，曾有位愤世嫉俗的老兵说，“布瑞恩为自己赢得了两枚海军十字勋章：蓝金色的那枚挂在衣服上，白色木头那枚盖在尸体上。”高帝尔是A连队小组长，7月11日那天中了埋伏，去世时才二十一岁。上面之所以给他颁发勋章是因为面对敌方猛烈开火，他依旧领着队员们顽强作战，援引那位老兵的话，“直到在自己的伤口面前，不得不屈服”。后来，总部的营地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们这么做倒也算有良心，可是在同一场战斗中阵亡的掷弹兵，他们既没有授予勋章，也没有用他的姓名命名什么。他没有机会做些英雄之举，他踩到地雷了，很不幸的，这引爆了他自己的40毫米枪榴弹，当场毙命。在伤亡报告里，我用的词是“同情性爆炸”。这又是部队干瘪苍白、词不达意、故弄玄虚的术语。它是指地雷爆炸的同时，引爆了他自己的手榴弹，可我实在看不出同情在哪里。

我想起了弗兰克·瑞森纳（Frank Reasoner），他也是死得光彩，不过比尔·帕森斯（Bill Parsons）就不是了。高帝尔牺牲的那天下午，瑞森纳坐在任务处帐篷里。我刚刚填完那天上午在迫击炮袭击中伤亡的七位队员信息。瑞森纳坐在帐篷里抽着他那根磨损严重的弯曲烟斗，打量着地图。矮矮胖胖的瑞森纳那年二十九岁，对一名一等中尉而言算是老人了，他脚踏实地从士兵干起，已经为人夫、为人父。我挺喜欢他，沉默寡言，成熟稳重。我俩开了瓶啤酒，他和我说下午要出去巡逻。他的连队要去查理山脉下边的稻田执行任务，那地方地势平坦，危机重重，树林灌木都很茂密。瑞森纳喝完啤酒之后便离开了。几个小时之后，直升机把他送回来了。机关枪射穿了他的腹部，把他的尸体从枪林弹雨中拽出来的那位年轻下士说：“应该把他盖起来。谁能拿张毯子来？我们队长牺牲了。”巡逻时，他的队伍遭遇数架机关枪袭击。他单枪匹马干掉一个，接着他用卡宾枪向第二架机关枪射击，然后跑过去救一位受伤队员，没想到自己丢了性命。上头给弗兰克·瑞森纳授予国会荣誉勋章，还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军营和一艘舰艇，勋章和慰问信寄给了他的遗孀。

帕森斯是第二营地E连的中尉，他是两天之后死的，凶手是我们自己的4.2英寸口径迫击炮。他在基地营房“后方”位置给队员们开会时，炸弹从天而降。队员们靠得很近，外加4.2英寸炮弹不可小觑，死伤人数不少。我们在总部都不知道如何准确填写伤亡报告。没人确切知道究竟谁死谁伤。安德森上尉叫我去分医院自己看个究竟。我苦苦哀求，说自己看了太多死尸，实在看不下去了。安德森说他亲自去。他回来的时候，神情古怪，不愿多说，只是大声读自己在医院做的笔记。他笔记翔实全面：帕森斯的两条腿自臀部断裂，另有两人死亡，八人伤势严重。他一边念，我一边填表格，然后把表格归到非敌战伤亡一类。这时安德森把笔记本往桌上一拍，说道：“简直像是一家屠宰场。”

我还记得，大约两周之后的一个夜晚，一队北越工兵穿过指挥处附近一个工程营地的铁丝网。火光、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子弹打在初级军官帐篷边上，激起地上的灰尘。我从蚊帐里爬出来，抓起卡宾枪，没站稳脑袋磕到床脚柜一角，昏了过去。我不省人事躺在原地好一会儿，终于清醒过来，赶紧爬进战壕，副情报官莫拉站在那儿，身上光溜溜，就挂了一条枪带。另一位文职中尉巴特·弗兰西斯（Bart Francis）望着他说道：“搞什么，罗兰德·莫拉，这也太不像话了。”我脑袋还有点小晕，却忍不住笑得前俯后仰。与此同时，那位情绪高亢的施瓦茨——跳普鲁士舞蹈的施瓦茨也出来战斗了——扯着嗓门朝一群摸不着头脑的士兵下命令。唉，要是他能搞清楚究竟怎么回事，他更能来事。虽然这个月夜因为战火之光变得更加明亮，可我实在不清楚眼前的局势。沿着我们的防御线，小型武器已经开始你来我往。显而易见，另一支工兵正试图冲破指挥处铁丝网。北越军朝海军陆战队开枪，海军陆战队朝北越军、或是我们自己、或是空气射击。在苍白的夜色下，我看到距离我们战壕二三十米处，有一个步兵。他低低地弯着腰，闯入交火区，突然倒地，就好像踩到冰块滑倒了。他两腿一伸，重重地仰面倒地，一动不动了。终于停火后，我和另一位军官爬出战壕，叫来一位医护兵，跑过去找那位队员。医护兵用不上了。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可是已经看不见东西了，其中一条腿的大腿部位严重受伤，弯曲着压在身下，像是柔术体操运动员的表演动作。

记忆长河里，还有很多身影。尼克·帕普斯（Nick Papps），他在大学是足球明星，踩到地雷，坐了近两年的轮椅，彻底断送了足球生涯；派驻到我们团部坦克营的那位年轻军官，被一把AK-47突击步枪射中一条腿和肋骨，后来在菲律宾一家医院因为坏疽慢慢等死，医生一点一点截掉受感染的腿，直到截至大腿根部无处可截；还有那个雨夜，我跑到医院去认尸，是以前我们排的三位队员：德夫林、洛克哈特和布莱斯。

他们在C连防御线前哨监听时被炸死了。那晚的情形我记忆犹新，我倒宁愿模糊些。我和卡扎马拉克驱车来到医院，把吉普车停在一个防水帆布棚子旁边，帆布下面是三张桌子。每张桌子上方都悬挂着一盏灯泡。外面，发电机一直嗡嗡作响，灯光之下的湿草地晶晶亮。冈德森（Gunderson）下士和另一名队员站在外面，淋着雨，弓着肩。冈德森是C连一个小组长，他说是他发现了这些尸体，带回了医院。

我从塑料膜里取出笔记本，钻到帆布下面，帆布搭在帐篷边上，像是一个屋顶。一位海军军医从帐篷里走来，手上戴着一副紧身乳胶手套，跟着一位手拿书写板的医护兵。其他医护兵纷纷出现，用担架抬着尸体，放到桌上。尸体用湿漉漉、沾满黄泥的斗篷盖着，只露出他们的靴子。共有三具尸体，可我只能看到五只靴子。医生看着我问我是谁，到这里来干什么。我解释说，自己是过来核实死者身份，撰写伤情报告。

“哦，这也是我的职责。据我所知，这可能是一次意外。”

冈德森走进来说道：“长官，我们还不确定呢。他们所在位置的铁丝网被烧掉，也许漏电，电流引爆了他们的手榴弹。他们那共有大概十枚手榴弹。可能北越军通过裂口朝里面丢了一颗手榴弹，这样引爆了所有手榴弹。下这么大的雨，他要伺机溜过来轻而易举。”

医生点点头，把德夫林尸体上的斗篷掀开。

他问：“嗯，谁能告诉我，这位的姓名？”

看到尸体，我下巴绷得紧紧的，回答说：“德夫林，皮特·德夫林（Peter Devlin），一等兵。我的意思是，以前是一等兵。”

“我想知道的是现在。”

冈德森回答说：“德夫林。我找到他的。”

医生满意了，开始做检查。我猜，他要解剖尸体。他捏捏德夫林的身体，把尸体翻过去趴着，又把尸体翻回来，接着把自己的手指伸进炸弹留下的窟窿里。他扭头对医护兵解释伤口原因，又说了几个身体受伤部位的医疗术语。医护兵在书写板上的一份表格上中做标注。我试图一字不落写下来，可是有些解剖术语实在听不懂，后来医生把戴手套的手伸进伤口里，我实在无法直视。最后，我问道：“医生，你怎么做到的？”

“这是我的工作。我是名医生。一定要习惯，要是不能习惯就成不了医生。而且他也没知觉了。”

他又扭头和医护兵说话。“穿破性碎片伤口，刺孔，右肾。”医护兵再次标注。我这时发现，德夫林的内裤僵硬通红，好像在红色染料中浸泡过一样。红色染料，红色鲜血，红色寿衣——红色鲜血成了红色染料，制成了红色寿衣。我还能回想起他以前的模样，他朝气蓬勃的脸，他走路的姿态，他说话的声音。不知为何，我回忆起，当年他执勤时打瞌睡要挨处分，我还为他求情，因为他一直都是位优秀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上尉于是警告一番便放过他了。从上尉的帐篷出来，德夫林对我说：“长官，我知道这不是军人该有的样子，不过我还是想谢谢你帮我。”我当时故意板着脸，眼神犀利，摆出一副军官架势，说道：“德夫林，你说得对。这不是军人该有的样子，所以你也别谢谢我。”

布莱斯较好辨认，因为他腰部以上几乎没有伤口。可从腰部以下，无疑是对医生专业能力的考验，也是对我能否效仿医生那种超然科学精神的挑战。布莱斯左腿小腿骨头全部露出来了，我都不敢直视。肉全部剥离，只剩下光秃秃的骨头，像是破碎的象牙棍。我依稀听见医生说道：“重创性肢解，左脚，多处破裂，左胫骨组织大面积消失。”医护兵继续做标注。

冈德森说道：“我们发现他一只靴子，脚还在靴子里面。不过我们没有动它。我们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

医生挥挥手，示意没关系，他不需要布莱斯的脚。医生继续检查，他用剪刀剪开布莱斯的内裤，我背过身去。我告诉自己，一切都是瞬息间的事，如此突如其来，布莱斯一定什么感觉都没有，可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牙医钻牙时速度很快，可你仍旧能感受到那钻心之痛。那布莱斯感到痛了吗？巨痛可以压缩至短短一瞬吗？

洛克哈特是因为冲击力丧命的，多少让我好受一些，我实在不忍再次看到尸体残缺的样子了。洛克哈特像是在梦乡里，除了他的眼窝，红肿的有高尔夫球那么大。三个月前，他谈论起一位被我们杀害的北越军时曾说：“他们都是年轻人，死的总是年轻人。”洛克哈特才十九岁。

他是最后一个了。我把笔记本收到塑料膜里，坐上吉普车。我精神恍惚，大脑紧绷，晕晕沉沉，像是走在一栋高楼的楼顶。浑身湿透的卡扎马拉克发动引擎。就在这时，另一辆吉普车停下来。

“嗨，菲利普！”迈克洛伊喊道。

“墨菲，你在这干什么？”

“看看尸体有没有送过来。”他一面说一面下了车。

我问他，这次到底算不算意外。我必须搞清楚，要不没法给报告正确归档。迈克洛伊回答说他不知道。费利明天要做调查。

“唉，反正查不查都没什么意义了，不是吗？”我话外有话地说道，“上帝啊，这是我见过最惨不忍睹的一幕了。”

“哦，也没多惨。”

“开玩笑吧？你没瞧见布莱斯吗？全被炸掉了。”

“别夸大其词，只是被炸开了。”

“哦，上帝啊，就算是‘炸开了’吧，还嫌不够惨吗？”

迈克洛伊握住我两个肩膀。在灯光下，我看见他带着一丝微笑。“我没觉得惨到那种地步。你控制一下情绪。”

那天夜里，我开始指挥一支新队伍。他们在雨中列队，分成三排。我站在前面正中央，面向大家。德夫林、洛克哈特和布莱斯站在第一排。布莱斯用那条好腿支撑站着，德夫林没有脸，洛克哈特眼睛红红的、鼓鼓的。苏利万也在队伍里面，还有瑞森纳等人，全部都是死尸，只有我除外，我是死尸军官。只有我是呼吸尚存，四肢健全。我发号施令：“全体，向右看！举枪前进！”于是大家转身向右，拿起步枪，迈步前进。这些残疾的死尸，断了腿的单脚跳，缺了手的一手挥，完美地配合着我的口令，向前迈进。我为这些前生来世都训练有素的队员感到骄傲。即便成了死尸，他们依旧步履一致。

梦醒时，我满身大汗，惊恐万状。我不敢确定这是否只是梦境，似乎如此真真切切。即使当我确定只是噩梦时，我依旧惊魂未定。这种恐惧和苏利万牺牲时我所经历的一模一样。远处传来迫击炮发射的声音。我默默数道：“1001，1002，1003……”一般而言，迫击炮会在二十秒时间内抵达目标。“1019，1020，1021，1022……”没有动静。也许炸弹在别处炸掉了。这是我们自己的迫击炮。我松了口气，点了支烟，用手掌遮住燃烧的烟头，以免有人透过帐篷漏隙看到。我仍旧觉得心有余悸，睡得也不踏实。

黎明降临，太阳刚刚从一号公路升起，挂在棕榈树上方，农夫们来到马路对面的田地里开始一天的劳作，田地旁边就是大炮。我从床上爬下来，脑海里依旧残留着和死尸队员一起行军的影像。一轮新日，枪声静默，农夫们在绿色的稻田里耕耘，可是不论眼及何物，死尸行军的画面仍旧浮在眼前。我在帐篷外面临时搭建的盥洗盆那刮胡子，镜子当中，我看到自己那张脸，以及他们的脸。我套上因为干掉的汗水而变硬泛白的外套，他们就在眼前。我在一个恶臭的小便池里撒尿，他们还在眼前。我去食堂吃早饭，跨过昨夜雨水浇灌又干掉的泥巴沟，他们还在眼前。所有习以为常的事物——恶臭的便池、被汗水泡硬穿在身上不自在的外套、还有通向食堂的泥巴脚印，无不在提醒我，我回到了实实在在的现实世界，死尸是不会站起来的。为什么布莱斯、德夫林、洛克哈特等人的影像如此清晰，为什么那梦境如此真实，为什么没有危险可我依旧心惊胆战？

我加入取食队伍，在莫拉和哈里森对面坐下。盘子里的蛋黄像是一张煞白面孔上的两只黄色眼睛。我用叉子揉碎想吃进肚子里。莫拉和哈里森正在讨论几天之后团部将展开的一次行动。届时南越军将和海军陆战队联手。我一边吃饭，一边听他们讨论，感觉自己精神分裂，像是吸了被越南酒家女称为“佛草”的强力大麻。我半边人在食堂，听两名官员讨论军事现实问题，推进区和着陆区的轴心，另半边依然在梦里，在训练场上指挥断了腿、缺了手、掉了眼的战士们。向前三步，向左，向左。他们突然消失不见了。一刹那，他们再度浮现，复又不见。我抬头看看对面的莫拉和哈里森，死神向二人袭来，在他们尚存于世的面庞之下， 埋藏着死后的脸孔。生与死的模样叠加在一起。生时，活人的嘴一张一翕在交谈；死后，死尸的嘴唇紧绷在浅笑。生时，眼神有光；死后，依旧张望。要不是担心自己精神失常走火入魔，我没准会觉得这是一次有趣的体验，恐怕不是什么药物就能换来的旅程。我跌入睡梦之时，看见死人复活；我一觉醒来之后，看见活人死亡。

从临床医学角度来说，我并未精神失常，可是有些人就没这么幸运了。战争开始发挥心理威力了。疟疾、中枪和炮轰仍旧是伤亡的最主要原因，可是到了夏末时候，“严重焦虑症”和“严重抑郁症”等字眼开始出现在分区医院每天上午发出的患者报告书中。就某种程度而言，很多人开始患上“焦虑症”和“抑郁症”。我留意到，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情绪极易低落沮丧，爱动怒发飙、发泄情绪。部分是因为失去战友悲伤痛苦。我时常怀念起逝去的战友，怀念成疾。这就是战争的手段：行动与行动之间间隙太长，让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去缅怀。我心里总放不下苏利万、瑞森纳等战友，只觉得空荡荡的，自己一无是处。他们无端端牺牲了，即使强辩说死得其所，可又有何实际之意？这些人没准会因为车祸丧命。每每念想起他们，心中便觉得愧疚罪恶，愧疚的是自己依然在军官队伍里安然无恙地活着，罪恶的是我将他们的牺牲化作记数牌上的一个个数字。我现在只要一看到那块记数牌，就恨得咬牙切齿。它反映了我对文职军官痛恨的一切，唯数字为上，漠视死亡惨剧。而我偏偏是其中一员，我也自轻自贱。尽管我是被上头下令逼于无奈，我也曾四处求人想调回连队，即便如此，我依旧鄙视自己。每次走到记数牌那更新数字，我都忍不住自我谴责一番。也许这是“蟑螂症”的极端表现。其症状之一便是对身边所有人所有事都恨之入骨。现在我连自己都痛恨，总是沉浸在病态的失落绝望之中，甚至想以某种社会认可的方式自我了断——如冲向敌人的手榴弹。有些时候，我恨不得去杀人。当陷入这种情绪时，再微小的不满也会让我大发雷霆。有一次，副官办公室新接到一份通讯，我便问另一位中尉。那天帐篷里闷热难耐，他本人也心烦气躁，他猛拍桌子：“找麻烦啊？”我跳起来，把通讯砸在他脸上，咆哮道：“就找你麻烦，你这猪头！”这声咆哮让我抑郁的内心好受一些，不过爆发过后，我迅速收起脾气。

有些人则精神失常。有位海军陆战队队员拿起步枪，要朝树林里走去，还告诉他的战友们，说自己已经无法坐等下一次袭击，要孤身一人去找北越军。有个营地的一名海军医护兵自己朝脚上开了一枪，希冀从今以后不再去巡逻。有位连队指挥在一次重型迫击炮轰炸中彻底崩溃，他张皇失措地逃走了，也不管队员生死，把指挥大任丢给了执行军官。

战场上的精神失常会使人行凶。我还是法律官员，所以还要检查团部调查和军事法庭的报告，由此我才得知了第二营地两位队员的事情。他们连续四个月都被派到树林里执行任务，没有休息，每天晚上的睡眠不足三四个小时。他们眼见了战友被杀，自己也杀了人。好不容易从无数次的行动任务和巡逻搜索中保住小命，他们对未来有同样的期待。

在越南，就连干燥季节的夜晚也照热不误，温度至少有八十、八十五度左右。那天夜里，高温依旧，哈里斯（Harris）把奥尔森（Olson）叫醒，提醒他轮到他去值班守夜了。

奥尔森说：“去你的，我不去。”

“奥尔森，快起来，你接我的班，我必须睡会儿。”

“全都滚，哈里斯，我自己也要睡会儿。”

“奥尔森，你让我烦透了。我真该宰了你这鸟人。”

奥尔森一跃而起，拿着步枪对着哈里斯，“你没那胆儿。”

“奥尔森，你这鸟人，我拿自动步枪打破你脑门儿，我只要一扣扳机，你就脑袋开花。”

其他几位队员在一旁看着二人相互对骂，后来他们都是军事法庭上的目击证人。也许他们觉得不会出事。

“哈里斯，我说了，你没那胆儿。”这便是奥尔森临死前最后一句话。哈里斯近距离平射，朝奥尔森的头颅连发五六颗子弹。

八月初，轰炸行动（Operation Blast Out）开始了，不过很快就结束了。三千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和南越军士兵联合起来，外加坦克、大炮、飞机、一艘美国海军巡洋舰上的六英寸炮，计划要在三天之内干掉四十个北越军。可就连这样的目标也完成得相当艰难。北越军躲进宋烟河附近的山洞地道里。这有点类似攻打日军时的大扫荡，海军陆战队和南越军到处用手榴弹和炸药包炸敌人，从这个山洞到那个山洞，从这条地道到那条地道。

我们俘虏了少量敌军，逮捕了一百二十名所谓的VCS，带回总部留待审问。VCS是指北越军嫌疑人，凡是在敌方控制区逮捕到的未携带武器的男性越南人几乎全被列为北越军嫌疑人。结果发现，90%都是无辜的平民。直升机把嫌疑人和北越军俘虏带了过来。北越军穿了五颜六色的军装，海军陆战队把他们从着陆区赶到路边那片尘土飞扬的平地，两者相比，北越军衣衫褴褛，个头矮小。海军陆战队队员命令他们蹲下，他们赶紧老老实实照做，他们知道，自己的命现在是别人说了算，而且对方想杀就杀。北越军的眼睛蒙上了，双手绑在后面，似乎提心吊胆。海军陆战队则疲态尽显，暴跳如雷。那天和往常一样，炙热似火，任务处帐篷外面的气温计显示110度，没有一丝风。嫌疑人人数太多，则扣在着陆区，先审问北越军。

敌军分子轮流押入一间帐篷接受审讯，负责审讯的是一位美国文职中士，以及情报组的两名南越军口译员。外面，其中一名北越军，还是个十八岁左右的男孩，当看到自己年长的战友被带进去审讯，突然痛哭流涕起来。他大叫那长官的名字，其中一位负责看守的队员蹲下去给了他两耳光，骂道：“你给我闭嘴，把你那张臭嘴给我闭上。”他走后，那男孩继续号啕大哭，不停叫唤着战友的名字。那位队员有点忍无可忍，咆哮道：“听见没有，给我闭上你那臭嘴。”天气热得像是在高压锅里，我感觉到，如果那位北越军战俘还叫嚷不休，恐怕要出乱子。我让一位口译员去告诉他们，不要害怕，他们只是去接受审问。不过审问只是事实的一半：他们的确是去接受审讯，可完了之后，他们就会被移交给南越军，没准南越军会一枪了结了他们。我们移交给南越军的绝大多数犯人，最后都是这一下场。

帐篷里，男孩一直叫唤的那位北越军意志坚定。他都不正眼瞧审讯官——那位美国中士，也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只是说，“Toi khong hieu（越南语：不明白）”或“Toi khong biet（越南语：不知道）”。他下身一条短裤，脚踏一双草鞋，上面一件迷彩服，约莫三十岁光景。他坐在那里，腿向外伸，眼睛盯着地面。“叫什么名字？”“Toi khong biet。”“多大？”“Toi khong hieu。”“你……今年……多……大？”“Toi khong biet。”“属于哪支队伍？”“Toi khong hieu。”

那位美国人恼羞成怒，汗如雨下，向前一倾，用英语怒骂：“妈的，看着我。我和你说话的时候看着我。我说话的时候要看到你眼睛。”

那俘虏虽然个子矮小，可肌肉发达，那张脸一看就是千锤百炼的老兵，他头都不抬。

中士一手抓住那男子的脸，大拇指压着一边脸颊，剩余手指掐着另一边，用力使劲掐，将那张脸猛力左右摇动。“硬骨头是吧？现在，我说话的时候看着我。Anh hieu？（越南语：现在知道了吗？）”

北越军咬着牙，从牙缝里说：“Toi khong hieu。”

美国人转头对一名口译员说：“告诉他，我说话的时候看着我。”

口译员翻译了。中士放开他的脸。那男人的头又恢复原位了，下巴皱皱的，眼睛盯着两腿之间的地面。

“妈的，告诉他看着我。”

南越军一把揪起俘虏的头发，猛地向后拉他的头，我都能看见他脖子上的肉紧绷起来。南越军扇了他耳光，不过不是一巴掌下去，而是用手指背面，指甲迅速划过战俘那张脸。动作快速微妙，好像是要赶跑一只苍蝇，不过我依然能听到指甲划破脸皮的一声撕响。

美国人说：“问他现在明白了吗。我说话的时候，他要看着我，回答我的问题。”

南越军的越南话说得飞快，用力向后拉俘虏的头，直到他已经是正面盯着帐篷天花板了。北越军说了些什么。口译员放开他，他头向前倾，这次他看着中士了。

南越军士兵说道：“我想，他这次明白了。”

外面，只剩下最后一名北越军蹲在热浪里等待审讯，嫌疑人被押送前往刚才北越军候审的地方。他们都蒙着眼睛，排成一队，手搭在前面人的肩膀上。嫌疑人！看着他们，我不禁在想，究竟他们做了什么被归为嫌疑人。他们各个衣衫褴褛，营养不良，全都是四十岁以上年纪。我站在帐篷外面，看到他们或光着脚或穿着草鞋，走过之处，灰尘扬起。我必须等所有人都接受完审讯之后，核实经确认的北越军人数，如果其中真有北越军的话。这样我就可以更新记数牌上“北越军战俘”的人数了。他们沿着马路走来，步子静悄悄的，很有节奏，就像肩上挑着扁担的那些乡村姑娘。海军陆战队的守卫走在队伍旁边，大声呵斥口令，这些越南人一句也听不懂。已经到了下午三时左右了，我看到营地远方的稻田，那些命好一些的农民沿着水沟，回到他们被树荫遮盖的村子。嫌疑人队伍末尾，是一个老态龙钟的男人，跟不上队伍。他掉队了，两手摸索寻找前面人的肩膀，好不容易找到了，不一会儿又掉队了，于是又到处找。其中一名守卫叫到：“Lai-dai，lai-dai，Maulen（到这来，快点）。”老人拉下眼罩，看看自己到底在哪儿，跟上队伍，又把眼罩蒙上，把手搭在前面人的肩膀上。守卫用步枪平坦的枪柄敲打老人的后背，老人吓得气喘吁吁。“把眼睛蒙上。”守卫一边说一边把眼罩捆得更紧，“戴好眼罩。向前走。明白吗？”四月，曾有一位越南籍军官要殴打一位村民，被皮特森制止了，当时那位越南人甩下一句话，说我们总有一天会认识到越南的真面目。自那以后，发生了太多事情，我们也一直在认识身边的世界。有些战友牺牲了，有些战友残疾了。我们虽然留住性命，可是在战争之中，所谓的亡者伤者并不一定是要一命呜呼或是伤痕累累，一个人会失去的不仅仅是眼睛、四肢和生命。

嫌疑人队伍停了下来，全部俯卧在地上。守卫捆住他们的手，把他们的身子翻过来又翻过去找身份证明，他们只好老老实实、听天由命躺在那里，像熟睡的孩子。那些证明有几小堆，之后会有一位南越军口译员仔细检查，每个越南人都被他审讯一番。如果没问题，就会被正式认定为平民然后释放。如果有问题，就会被送进帐篷接受中士和他手段毒辣的助手的审问。那为南越军发现有个嫌疑人把绳索松开了，赶紧指给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看，那队员走过去，朝那俯卧的嫌疑人肋骨一阵踢。他一脚踩在那嫌疑人背上，说：“现在，我看你还能怎么逃。”嫌疑人的脚被拉高和手捆在一起，只有肚子贴着地，身子弯成了弓形。

旁边，一个耄耋老人——他应该八十多岁了，在一堆身份证明中寻找自己的那份。他看起来忧心忡忡。有效的身份证明将造成天壤之别的命运，要么是自由回家，要么是打入战俘营，恐怕就是生与死的差别了。因此，老人最值钱的家当就是身份证明了。可能是因为疏忽，也可能是因为他这么年老体衰，料他逃不了，守卫并没有把他捆起来。他们用一块稀疏的粗麻布遮住他的眼睛，他都不用摘下来，就可以通过缝隙在一堆证明里翻找。他还在那一堆东西里焦急寻找，他用那双干瘪瘪、皱巴巴的手慌慌张张地寻找着，眼睛凑到每张纸前面仔细看。他终于找到了，他把身份证明好好收到自己上衣口袋里，如释重负自顾自地笑了起来。这一整天，一块蒙在眼睛上的稀薄的布条，也许是他今天最幸运的东西了，或许也是他今生最幸运的东西了。他逃过一劫，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证明，而且没有让守卫队员发火生疑。那位南越军一会儿就要过来问话，检查他的身份证明，问几个问题，等看到这人老态龙钟、一无是处，就会让他回到自己的村子。那时，等老人回家，这场战争将少戕害一位受害者。

第三部分 死亡的灰色国度

士兵乃死亡灰色国度之公民，

休想从岁月的他朝得些好处。

——西格弗里德·萨松

《痴人梦（Dreamers）》

（十三）

那副打扮，如临就义，

战火之仆，杀意之眼，

你我献上，淋淋热血。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第一部分

九月中旬，雨季开始。起初，只有夜晚和清晨下雨，风从海上和岘港以北的山脉汹涌而来，大雨滂沱。黎明时分，风渐缓渐轻，雨也成了毛毛细雨。在防御线那头，散兵坑里积满了水，昏睡醒来的步兵睁眼望望眼前景物，如同一张相片底片，只有灰、白、黑三色。安南山脉高耸的顶峰淹没在浓云里，蒙雨天气为稻田和山谷遮上一层薄雾，云与雾之间，山坡时隐时现，黝黑的如同炉渣。上午九、十点左右，浓雾散开，山体轮廓又清楚显现。空气变得静滞压抑，稻田在阳光下冒着蒸汽。这状态一直要持续到午后，云层再度淹没山脉，起风了，防御线铁丝网上挂着的锡制罐头叮叮当当作响。偶尔还会有隆隆雷声，划破长空的一声巨响，像极了大炮的声音。入夜了，又开始暴雨如注。

那个月，团部总部向前搬迁了，移到戴拉山口（Dai La Pass）附近一块泥泞的平地上，附近设置了155毫米口径大炮，所以我们每夜依旧有枪弹小夜曲伴奏。现在枪、坦克、帐篷越来越多了，越来越长的带刺铁丝网穿过夏末的稻田。同样的，伤亡人数也增多了，足足增加了三到四倍。绚烂的星火之战，早就没什么绚烂可言，而且现在也升级成激烈战斗。

在新总部指挥处的前面，有两座山丘，戴拉山口夹在中间。法国遗留下来的瞭望台就耸立在山路上，俯瞰着湿润的山脚，步兵连队正在那里建设一条新的主防线。卡车队几乎每天都要载着铁丝、沙袋和军火在这条泥泞的路上艰难行走，途径山口，送至主防线。现在局势一触即发。据估测，北越军有可能在越南的雨季发动袭击，新设主防线的目的就是要保护飞机场免遭破坏。因此，那一整个月，团部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挖地挖坑、填埋沙袋、架设铁丝网。我们在总部新建了一个宽敞的指挥处掩蔽壕，因为根据情报，北越军现在持有大量的重型迫击炮和远射程导弹。工程队正埋头建设掩蔽壕，总部指挥处的初级军官们的挖地工作就没那么伟大了，不过是拿着挖掘工具在一群挥汗苦干的士兵旁边装模作样。团部新上任总指挥尼克森（Nickerson）上校之所以要这么下令安排，倒不是要高效迅速完成工作，而是要培养民主精神。可是十万火急的气氛只能在前线感受得到，即步兵营地。团部文官这里，依旧我行我素，无所事事。

雨天泥里挖地是件苦力活，地表以下数英尺全都成了黏土，不过能够从每日文书工作里解脱出来，我们还是欢天喜地。那天，上校下令我们放下手头的工作，优先完成重点工作：马蹄铁套杆游戏场。早在两周前，布林（Burin）少校的助手纳吉（Nargi）中尉就被安排完成这项重点任务。这时，上校伸着大脑袋，弓着肩，气势汹汹朝我们走来，质问场地怎么还没开始建。纳吉耸耸肩膀，示意现在是战争时期。

尼克森说：“纳吉，我提醒过你无数次让你赶紧弄好，你居然置若罔闻。我命令你，现在就去弄。”

纳吉从挖了一半的散兵坑里抬着脑袋问道：“长官，现在？”

“是的，中尉，现在。你带上几个人马上去弄。我明天上午就要用。听明白了吗？”

“遵命，长官。”

上校扭头走了，只留下一个宽大的背影，肥肥的脖子，头上一顶过小的头盔。终于等他走远了听不见时，纳吉用力把工具一扔。

“上帝啊，救救我吧！”他气急败坏，几乎要热泪盈眶起来。“什么该死的队伍，我等不及要走了。什么该死的任务，真是受不了。救救我吧，上帝！我恨不得干掉他们哪个，然后自己去蹲大牢。”

发泄一通之后，纳吉老老实实去干活了。第二天晚上，上校兴高采烈地玩起了马蹄铁套杆的游戏。越南都没有马了，我都搞不懂他从哪里弄来的马蹄铁。

尼克森是在八月末的时候接任团部总指挥职位，维勒上校因病回美国了。相比较于维勒的居高自傲、故作高贵，尼克森更像是大喊大叫、满嘴脏话的流氓地痞，他喜欢和初级军官还有普通士兵混在一起。心情大好的时候，他热情友爱，是位精力旺盛的战地军官，非常爱岗敬业。可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蛮不讲理，还病态般的以此为乐，主次不分。刚到这儿的时候，尼克森训诫大家，他来越南是打仗的，每天都要兢兢业业，早已安于现状的各部门小头头被吓得一愣一愣。第一天到团部时，他器宇轩昂地高喊：“妈的，坐在办公桌前，我们是打不赢这场仗的。我要把整个队伍向前推进，移师至河南岸。”他的意思是，要把团部搬到北越军控制的岘港南部，有人不得不提醒他，我们的兄弟团海军陆战队第九师已经在那儿了。他忽视了这一点，倒也情有可原。人才来嘛。

可惜，尽管上校高呼要让军官队伍改头换面，发愤图强，可很快就变回老样子。就连尼克森自己也怪相频频。

一天晚上，大概八点左右，尼克森走进食堂，发现好几位官员正在喝啤酒。

他问：“妈的，你们在干什么？”

一位上尉说：“长官，没干什么。”

“没干什么？你们在喝酒。我下过命令，晚上19:30分以后不得在食堂喝酒。先生们，现在已经20点整。”

那位上尉提醒尼克森：“长官，您的确有命令，19:30分以后不得饮用烈性酒，但可以在21:30分之前喝啤酒。我们19:30分就停止喝烈性酒了。长官，我们现在喝的是啤酒。”

“我从没这么说过。”

“上校，对不起，您真说过。您说，我们在21:30分之前可以喝啤酒。”

上校大发雷霆：“我没说过。没有，我绝对没这么说过。现在，给我滚回去干活。我们是在战争区，你们应该时刻执行任务。另外，上尉，别自作聪明，从今以后，过了18:30分食堂不得供应啤酒、烈性酒，或其他任何东西。”

即便是战争区，总部连橄榄球比赛仍是上校的一大爱好。1965年赛季开始了。上校很想有个橄榄球比赛，当然要心愿得偿。蒂姆·施瓦茨（Tim Schwartz）负责管理，我是候补。施瓦茨不在的时候，就由我来管理。

有天晚上，倾盆大雨，我在防御线和自己负责的那十名守卫兵了解情况，冷得哆嗦了几小时。总部指挥处的一位哨兵被手榴弹炸死了——他自己的手榴弹，全体进入备战状态。那位哨兵看到，或以为自己看到，有敌军探子朝我方铁丝网移动。他原本打算扔手榴弹，结果手一滑，手榴弹掉落，把哨兵炸成两半。备战状态解除之后，我神情恍惚地跑回副官帐篷，将哨兵的事情记到伤亡报告上，接着又跑到上校帐篷更新记数牌。这时，尼克森大发雷霆。那周由我负责橄榄球比赛，为什么我没有把结果更新？我回答说，自己没时间。

上校一拳砸在桌子上。“好啊，卡普托先生，你最好动作快点！明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办这个。明早我第一件事就是要知道这周谁赢了。”

“遵命，长官。”我回答说，我浑身湿透，筋疲力尽，除了认命什么都不想做了。

我原来所在的营——1-3部队，已经搬到彭德勒顿营地（Camp Pendleton），他们要在那里重组。十一月，他们将再度返回越南，不过曾参加过三月份着陆行动的就免了。原来的队员要么是退役，要么是转到其他队伍。看着大家纷纷离开，我心里很难过，可他们却兴高采烈。他们失去了很多战友，当年为战争献身的动力也消耗殆尽。如果有人问他们“你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吗？”他们也许会回答“是”。可是如果你指着死者名单，然后问他们这些战友为何而死，他们的回答也许不是什么捍卫民主、遏制共党之类假大空的高谈阔论。他们的答案一定简洁实在：“嗯，杰克是被狙击手杀害的，比尔被迫击炮炸死，吉姆踩到了地雷。”营队即将动身出发前的某个夜晚，皮特森上尉概括了查理连的集体感触。在总部食堂，我们喝着啤酒，他对我说：“菲利普，我们好不容易在枪林弹雨中保住了命，现在终于可以离开这鬼地方了。”

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一营将接替1-3部队，这支队伍是总部团从西海岸（West Coast）派过来的，我们负责管理其任务执行。从圣地亚哥（San Diego）海路到岘港，整整花了22天，新队伍在运兵船上谈笑风生，精力旺盛。相比较于海军陆战队1-3部队的队员，他们气宇轩昂，面色红润，体魄康健，一看便知这群人热衷户外锻炼，每晚睡足八小时，每日热气腾腾三餐饭。他们的步枪就如同其主人的面色，光彩照人，军装该平的地方平，该皱的地方皱，他们绝对可说是雄心壮志。这是自然，他们的肠胃没尝过痢疾的味道，他们的心脏没受过恐惧的侵袭，他们的记忆没有被战友死魂纠缠。现在他们来到越南，胜利指日可待。他们要独领风骚，强悍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军团第一营，这支队伍曾将北朝鲜赶出仁川（Inchon），还曾将日本人赶出瓜达尔卡纳尔岛。前人的荣耀传递给了后人，他们投入了新战争——其实算不上战争，“反正没别的选择”，这支翘楚中的翘楚，精英中的精英，一定会大获全胜。他们这会子压根儿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数月之久、漫无目的、还不准开枪的搜索，是玩“捉迷藏”。在跨越太平洋的漫长旅途中，他们耳闻了海军陆战队第七师在朱莱战役中英勇表现，这是美国军队在越南第一场勉强可算是战役的经历。八月中旬，经过三天恶战，海军陆战队第七师击败了北越军的精英队伍第一主力部队。海军陆战队第一营的这些小伙子们坚信自己即便不能再创佳绩，至少也能重现辉煌。这种自以为是不仅仅是因为无知愚钝，更是因为仗着自己人多。他们这支营“超重”，以接近甚至超过了官方常规人数。1-1部队上岸时，人数已达到1100人。

这队伍雄赳赳气昂昂，我打量着他们，就像一个老头子看到自己年轻时的模样。我回想起六个月前的我们。看到他们天真的跃跃欲试，我既激动又伤心，激动是因为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回到从前，伤心是因为他们不知未来的不堪。可我一清二楚，我只是团部的统计员。在复印的表格上，我将会写下他们很多人的姓名，他们即将加入的战斗已经完全迥异于我们从三月至八月的战斗了。如今已不再是游击战。我们的巡逻队依旧会碰上游击队，可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更多是正规主力军，有些时候还要对付北越陆军。我不知道，敌军是否已经开始雨季进攻了。我只知道，原本该由团部守住的前线，如今却交给我们应对，恶劣的天气让飞机和直升机只能看不能用，运送车、坦克和大炮在泥泞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可偏偏敌军越战越勇，我们的伤亡情况日益严重。远征军成了消耗战，在泥里雨里艰难挣扎。

九月，胸有成竹、稳操胜算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一营踏上这片土地，直到次年三月雨季作战结束。接着他们移师顺化（Hue），再从顺化搬到非军事区，和北越陆军进行更残酷的战斗。那时候的他们，不再是一支“超重”部队，而是变得精简了，随着伤亡人员增多，骄傲自大的情绪也渐渐消失。在为期六个月的战斗中，该营队伍伤亡人数达到475人。其中超过一大半的伤员包扎一下又被派去战斗，有的人再度挂彩。近200人永久性损伤——死亡、残疾、或伤势过重必须长期住院。这类情况几乎每周有八人，这种损耗程度和很多“一战”时期英国营队不相上下——1915年和1916年年初，在西方战线，英军每周伤亡人数达到十人。

战争的性质已经变了。不断飙升的伤亡率让人对死亡伤残无动于衷。在头两个月，即九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营队伤亡人数达到240人。消耗战。敌人在消耗我们，我们也在消耗自己。休伊（Huey）武装直升机飞去支援被围困在埋伏圈里的一支连队，结果最后帮了北越军，朝我方队员扫射。一架运输机在暴风雨中坠落，一辆装甲运兵车被迫击炮逼退，结果压死了躺在路上的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合计算来，我每周平均要撰写75到80份报告，这已经成了我的日常工作，就和不歇之雨那么一成不变。很快，那些队员的名字对我而言不过是电话薄上的陌生人。

一人除外。9月18日，我坐在副官帐篷的办公桌前办公。那天下午天气炎热，我满头大汗，继续着日复一日的文书工作。EE-8电话机响了。我拿起电话，电话那头是第一营副官琼斯（Jones）中尉。他也没自报家门，只是用我们那种童子军式的密码说道：“一群？我是一部。是阿尔法一号吗？”

“我是阿尔法一号。”

“阿尔法一号，查理二部，二风一，三风两。记下了吗？”翻译成人话，C连二排，两人死亡，三人受伤。

我说：“稍等。”我站起来，从用弹药箱做的档案柜里抽出几张伤亡报告。我坐下，说：“行了，继续。”

“我先说风一。”

“已收到（Roger），你说吧。”

第一个阵亡战士是位医护兵，枪伤，头部，两次射穿。

“好了，这是第一个。”琼斯说完医护兵的情况。“第二个，姓列维（Levy），利马Lima的L，回音echo的E……”

“他的名是瓦尔特（Walter）吗？”

“利马Lima的L，回音echo的E，维克多Victor的V，扬基Yankee的Y，拼一起Levy，列维。”

“一部，他的名是瓦尔特吗？”我一边问道，一边在“姓氏”一栏中潦草地记下“列维”。我手微微颤抖，声音也有些异样。

“阿尔法一号，麻烦稍等。信号不好。名是瓦尔特，中间名是纳维尔（Neville），十一月November的N，回音echo的E，维克多Victor的V……”

“我知道拼写。”

“那好吧。军衔：一等中尉，编号……”信号又出问题了。“机构：你刚才知道了。受伤原因：多裂片割伤……”

“妈的！”我叫道，忘了部队规定通话过程中禁止说脏话。我记下琼斯告诉我的信息，脑海里浮现出列维肤色黝黑的俊俏面庞，他脸上总带着一丝浅浅的微笑。认识他的人都夸他那张盈盈笑脸亲切温和，魅力十足，还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而且微笑之中带着些许神秘，好像他知道些什么不为人知的小笑话。“妈的，妈的。”

琼斯问道：“你认识这个人？”

“我们一起在匡蒂科参加过训练。没错，我们那时关系很好。我不知道他在你的队伍里。”

“嗯，唉，先说完吧。年龄：23岁。时间地点：岘港附近巡逻时。”

“一部，别扯这些官腔废话了。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他把他知道的悉数告诉我。海军陆战队第九师一支巡逻队遭遇埋伏，通过无线电求救。列维的排被派去救援，可还没赶到那儿，自己却陷入埋伏。列维被地雷炸伤倒地，另一位步兵被子弹射中。医护兵正在给中弹的士兵包扎，结果也挨了子弹。列维不知道医护兵已经牺牲了，强忍着立直身子，连走带爬靠过去。就当列维试图把他拉离火线时，自己中枪了。

我问：“你确定是他吗？”

“没错，我们确定。”

“哦，你继续说。”

琼斯接着说：列维的宗教信仰、军人保险金受益人、后代地址。这可能是他父母在纽约市的住址。二老听到门铃声，开门一看是一位身着军装的男子站在门口，此情此景两位老人当做何感想？他们是否心下立即知道对方造访的原因？对方会怎么说呢？怎么开口，辛苦操劳多年把孩子拉扯大送学校，结果只是枉然？白费了。在那场战争里，战士们喜欢用“白费了”来替代死亡。谁谁谁白费了。这字眼真贴切。

报告完成之后，我归好档，列维、医护兵还有其他的伤者全都成了数字。这是战争的随机算术题。我已经在越南七个月了，可还是安然无恙。列维不过才待了两周。我从上校的帐篷里走出来，眺望着山头厚重的岩灰色浓云。我脑海里又浮现出列维微笑的脸，他背倚着墙站着，双手插在口袋里，旁边有台自动唱片机。是哪儿？是乔治城（Georgetown），一家名叫“马克烟鼓”的酒吧，我们周末自由活动时经常光顾，喝点小酒，瞧瞧美女，假装我们只是普通平民。那天晚上我们一行五六人，载上几位姑娘，都是政府文秘——好像华盛顿的姑娘全都是政府文秘。我们在前窗旁边的一块小舞池里和姑娘们跳舞。那时应该是暮秋时节，因为记忆里，窗户上染了雾水。列维没加入我们的舞蹈。他高高瘦瘦，随意倚墙而靠，看我们带着姑娘回到桌子前，他微微一笑。桌子上，啤酒瓶空了一半，玻璃杯边上残留着泡沫。我们坐下来，酒杯倒满，全都高兴地前俯后仰，也许杰克·比塞尔（Jack Bissell）说了个笑话。那晚是比塞尔吗？一定是他，因为大家都笑得很开心，而比塞尔总是很搞笑。列维依旧站着，拿出烟斗，点上，然后俯身和我说了些什么。在记忆里，我看见他嘴唇一张一翕，可是听不清楚。现在我已记不得他究竟说了什么。那是在乔治城，离来越南很久之前。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一个变化：我无法清晰回想起越南之前所发生的往事。

我一直都很喜欢列维，有时甚至有些妒忌他。我性情暴躁，冲动鲁莽，他却是个谦谦君子；我从一所教区通勤学院混了张文凭，他是在哥伦比亚深造；我父母好不容易才从工人阶级脱身，他却家境殷实。他占尽先机，完全可以另有一番作为，可偏偏选择入伍从军。我猜想他还另有一种品质：强烈的责任感。我自己入伍的动机几乎都出自个人原因，不过列维似乎没有什么私心。他是爱国人士——最佳典范，绝不会像有些人，衣领上绣着美国国旗四处招摇，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爱国。他自愿从军是因为这于他是责任之举，而且他不招摇，不勉强，不扭捏。他还有一种青葱岁月稀罕少见的品格：循规蹈矩，一丝不苟。在匡蒂科的时候，我曾和他共同遭遇过难题。和我一样，他那时也不善于看地图。在一次地理方位的高难度考核中，我俩虽然跟着不同的罗盘方位指示，可最后全都在一个沼泽地里迷路了。那里阴森森的，布满荆棘，还有很深的泥潭，水蝮蛇盘在矮树丛下。我已经在那里面四处摸索一个多钟头了，从这丛灌木陷入那丛灌木，心烦意乱。沼泽地似乎无边无际，再过几个钟头，天就要黑了。我拿刺刀四处乱砍灌木，这时听见前方几米处有人一边砍一边骂。

透过矮树丛，我看见列维，他头盔上还挂着荆棘。一见到我，他便不再叫骂。能看到其他人，我松了口气，可列维却一脸尴尬，他出了名的冷静稳重，如今自己骂骂咧咧居然被逮个正着。我们决定并肩作战，直至走出这片沼泽地。沼泽地旁边，有一条溪流，在对岸，有一排长满松树的山丘。我们摊开地图，试图搞清楚目前所在位置。可惜徒劳无功。我蹚过溪流，看看远处那排松树林会不会有留下的方位指示。结果没有，我说我想翻越那些山丘，直到走到马路上为止。这就意味着我考核失败，可总比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树林里过夜要强吧。不过，列维不愿放弃。他要返回到自己上一个方位指示，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试图说服他，他要是这么做，就必须原路返回沼泽地，即便是白天这也够让人受了，他要是晚上还困在里面就糟糕了。可是他心意已决。他要按规则办事，或至少要试试。我说，那好吧，你走你的。他比我更坚忍不拔，原路返回了。我蹚过小溪，又走了些弯路，终于找到去马路的方向。当然，我没通过考核。

列维也没通过。黑夜最终让他走投无路，不得不和我一样另辟蹊径。第二周，我们这一群没通过考核的又回到树林里重新来过。不过，我不得不佩服他尊重原则的态度。这就是他。我想，也正是因为循规蹈矩、一丝不苟的习惯害了他。他腿上严重受伤，其实大可不必冒着生命危险去救那位医护兵。他完全可以先躲起来，别人也不会说三道四，可是部队已经给我们洗脑了，海军陆战队士兵绝不会把受伤战友暴露在敌军枪林弹雨之下。我们绝不会把战友落在战场上，一定要救出水火，直至安全地带，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这是我们必须恪守的准则。我深知，自己没法像列维那么伟大。他拖着自己受伤的腿，还要去拯救那位医护兵，殊不知医护兵早就断气了。列维此举一如往常，自然而然，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这么做。

我依然回想不起，那晚在乔治城他到底和我说了什么。也许只是无足轻重的言语，可我总想回忆起来。我希望回想起，你，瓦尔特·列维，你的魂魄缠绕着我，当年的你究竟对我说了什么。不，肯定是些不足挂齿或平凡无奇的内容，可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当时的你生龙活虎，朝气勃勃，低声浅语。如果我能回想起你说的话，我就能让你在这张纸上复活，让读者看到生机勃勃的你，一如你在我心中的永存。

你去了，你的天赋才能，你的学识智慧，你的举止文雅，全都去了。你是我们1964年那一届学员中走得最早的一个。以后还有其他人牺牲，可你是最早离世，更重要的是：你象征着我们最美好的年岁。你代表我们的某一部分，那部分因你的去世也无影无踪，那是我们仅存的青春年华，那时的我们还没有变得愤世嫉俗，还没有对死亡恬不为怪。你的勇气是我们的榜样，不论战争是对是错，它都无法贬低你的献身精神。你展现的是大爱无疆。你为拯救战友而牺牲，你为国捐躯。即便不是抛头颅洒热血，可我相信，你临死前依旧坚信为国捐躯。你虔诚笃定，可你的祖国背信弃义。你死后十一年的今天，我记录你的故事，而你为之牺牲的这个国家，却想抹掉你命丧其间的战争。战争的名字都成了避之不及的诅咒。没有英雄纪念碑、小镇广场和城市公园，没有缅怀雕像，没有勋功徽章，没有公共花圈，没有悼念回忆。因为徽章、花圈和悼念都会唤起回忆，它们会妨碍这个国家求之不得的历史遗忘。这个国家选择遗忘，而且得偿所愿。可是对于喜欢你的我们，虽然人微言轻，可是我们依旧没有忘记你，你的一点一滴——你的姿态、你的话语和你的容貌。我们依然念念不忘，曾经的你和你的追求。

尼克森上校说他最近晚上失眠。那时已经是九月末了，上校失眠的症结是1-1部队某支连在一周内的伤亡人数。这支连大约170人，近40人牺牲，几乎全是踩到陷阱或是伏兵引爆地雷。要是这一星期的任务有所成果，倒也值了，可偏偏一事无成。北越军毫发无损。

我正在更新统计数字结果，尼克森大倒苦水。

“中尉，我们伤亡人数惨重啊，想想这些苦命的孩子，我夜里都睡不好觉。”

上校们一般不会对我们这些中尉敞开心扉，所以我一时不知该作何回答。也许，他开始怀疑，我们都是来越南送死的吗？他或许希望有人告诉他不是这样。也许，他希望听我说：“上校，您放宽心吧，这些战士死得其所。”唉，他可以找别人交流。我自己已经够多疑的了。

两天之后，喜怒无常的上校完全变了一个人。那时，A连一支35人巡逻队遭遇埋伏。那次埋伏再典型不过：北越军引爆阔刀地雷，接着自动武器向巡逻队扫射开火，最后又藏匿到天然屏障里。伏击不过持续了30秒，可这支35人队伍居然有15人伤亡。记数牌的数字又上升了，我对新上任的执行军官马克勒（Mackle）中校说道，要是1-1部队还这么死的死伤的伤，不出四个月这支队伍就要销声匿迹。就在这时，尼克森走了进来。他踢着灰，嘴上叼根还没点上的烟。

“中尉，你什么意思？”他质问道。一听他那口气，我就知道昔日那专横跋扈、蛮不讲理的指挥官又回来了。

我回答：“长官，我是说1-1部队的损耗率。如果再这么涨上去，估计到二月份，伤亡率就变成百分之百了。”

上校说道：“为什么，我刚从医院过来。我看到那个巡逻队的孩子们了。中尉，他们还能战斗。”

“长官，我不是在藐视他们的英勇。我只是说，他们伤亡人数太多了。”

“嘿，你知道那小子吗，马丁内斯（Martinez），你知道他想干什么吗？”

“不知道，长官。”

“他想继续战斗，他想回战场继续和北越军作战。瞧瞧，我从他身上取下来的。”他在我鼻子地上挥舞一块弹片，就像助手让一位站不稳的拳击手闻嗅盐。

“见鬼，伤亡人数15人不算什么。”尼克森一边说，一边走到地图前面，一根粗壮的手指在巡逻线路上画。“这个团可有三千人呢。”

“长官，话是没错，可是对于一个排，15人算很多了。”

“是吗？我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着陆时，我们排90%的人在一个小时倒下了，后来只剩下我们五六个人，可我们坚持战斗。”

“长官，您真勇敢。我想说的是……”

上校咆哮道：“妈的，我们继续战斗！”他接着开始长篇大论向我解释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那时他还是二等中尉。他停下来喘口气，我说那我回去工作了。

“去吧，赶紧滚。”

（十四）

此情此景，时间停滞，艺术消失，音信全无，社交成空。然而最糟糕的是，惨死的恐惧和危险挥之不去，人之生活，孤苦无依，落后贫瘠，歹毒罪恶，野蛮残暴，生命短暂。

——霍布斯（Hobbes）《利维坦（Leviathan）》

十月下旬，敌军一个营袭击了我方一个直升机基地，导致基地守卫人员50人伤亡，摧毁或破坏飞机达40架。两天之后，另一支北越军营袭击A连80位海军陆战队队员值守的前哨，我方死亡人数22人，受伤人数超过50人。每天都有人因为埋伏和陷阱或死或伤，救援直升机顶着漫天风雨在低矮的空中来回飞行。

此时，团部的心情开始和天气相得益彰了。不过这时候离战争最末几年，全美军队上上下下失落沮丧的状态还相去甚远，不过此刻我们的心理状态较之于八个月以前的趾高气扬，已经是十万八千里了。大家冷嘲热讽，听天由命，郁郁寡欢。从部队里那些黑色笑话中就可见一斑，“嘿，比尔，你今天要去巡逻。要是你腿被炸掉了，可以把靴子送给我吗？”也可以从我们唱的歌词中管中窥豹。有些哀伤凄凉的西部乡村曲子如《底特律城（Detroit City）》，副歌部分充分表达了每一位步兵的心之向往：

我想回家，我想回家

噢，我想回家

有些歌曲则充满了黑色幽默。例如《一肚子战争（A Belly-full of War）》，这是A连一位军官编的行军歌。

噢，他们先教我杀人，

然后强留我在山里，

我心生厌恶还想吐。

天气不是风就是雨，

我脑袋全成了糨糊，

还憋着一肚子战争。

噢，天上太阳毒又热，

还一脚掉进雨林坑，

我心生厌恶还想吐。

如今我疲惫又害怕，

想留条小命见父老，

还憋着一肚子战争。

你在河内挺胸阔步，

早忘了我这小可怜，

我心生厌恶还想吐。

我张着小嘴倒在地，

五脏六腑另寻下家，

还憋着一肚子战争。

战争还有另一面，没有歌曲、也没有笑话去讥讽。战斗不仅愈发激烈，也更为险恶。我们和北越军都已经习惯残暴冷血。第一营的一位无线电员被敌军巡逻队抓到了，捆起手脚用棍棒击打，最后一枪打死。他被抓三天之后，我们在翠峦河河面上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的手脚依然被绳子捆绑着，后脑门上有子弹穿过的洞。另一团的四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被捕，后来在一个坑里发现了尸首，他们也被绑着，头颅被凶手的子弹打爆。一位名叫亚当·辛普森（Adam Simpson）的黑人军官——匡蒂科的校友，带领的一支28人巡逻队遭遇了埋伏，敌方北越军共有200人，这支巡逻队几乎全军覆没。如果北越军不至于连伤者也赶尽杀绝，恐怕还能多几个生还者。北越军从埋伏中跳出来，冲向倒下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只要看到有生还迹象，立即开枪打死，我那位校友没能逃过一劫。最后死里逃生的两位队员是躲在已经牺牲的队友尸体下面装死，由此才虎口脱险。

我们以牙还牙，有时是出于功利意图。大家众所周知，被俘虏的北越军能活着走到战犯营的少之又少，上报的消息一般是“试图逃跑故开枪射死”。有些连队都懒得去逮捕战俘，只要看到北越军就取其性命，有些越南人只不过是嫌疑人也难逃厄运。后者一般都算作已死敌军，因为有不成文规矩——“如果对方死了，又是越南人，那就算作北越军”。

在战争中，一切事物都快速变质腐烂：尸体、皮靴、帆布、金属和道德。或烈日骄阳，或风吹雨打，我们在陌生的沼泽地和雨林之中战斗，人性渐渐不见踪影，就像步枪枪管里的防护粉消耗殆尽。我们的战斗是最为残酷的一种冲突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杀戮。这不是欧洲那些规规矩矩的作战，而是在无规矩无法治的蛮夷荒野之地，为了自我生存而互相残杀。这场战斗，是战士为了保住自己和身边战友的性命。出于这份个人情感，他们不在乎杀了谁、杀多少、怎么杀。有些人批判其残暴之举藐视文明战争应有之金科玉律，他们对此嗤之以鼻，这些战场伦理准则企图为原本就没有人性的战争盖上人性的遮羞布。依照那些“交战条例”，如果朝正在奔跑的越南人开枪，符合道德规范；但如果朝站立或行走的越南人开枪，就有违道德伦理。如果近距离射杀敌军战俘，不合规矩；如果狙击手远距离射杀除了被捕已经没有还手之力的敌军士兵，则合情合理。步兵用白磷手榴弹炸毁村庄，于法不容；可如果战斗机飞行员朝村子扔汽油弹，则无甚不妥。伦理成了距离和技术层面的问题。如果你用先进武器远距离杀人，绝对不会违背伦理。而且华莱士·格林尼将军颁布的令人血脉贲张的命令：干掉北越军。在那个爱国主义高涨的肯尼迪时代，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可以为祖国母亲做些什么？”祖国母亲回答：“干掉北越军。”这就是策略，这就是我国部队高层精英能构建出的最佳策略：有组织屠杀。不管有无组织，屠杀就是屠杀，因此，谁还去说什么规矩伦理，而且这场战争原本就没有规矩伦理。

十一月中旬，我主动提出要求，于是转到第一营的一个连队。我对战争的幻想早就烟消云散了，虽然没有不切实际的梦，不过还是主动要求加入连队。原因不一而足，最首要的是枯燥乏味。除了记录伤亡人数，我实在无所事事。我觉得一无是处，其他人在冒着生命危险战斗，我却待在后方毫发无损，心中着实羞愧难当。我不否认，前线仍旧对我很有吸引力。不论战争是对是错，战斗总有一种磁力。战火之下，似乎能活得更有滋有味，脑袋更灵敏锐光，思维更清晰敏捷。也许还有一种反作用的力量，心驰神往中夹杂着排斥厌恶，希望期盼之中又有些失魂落魄。你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情绪崩溃的边缘，那种晕头转向不是喝杯酒或嗑粒药就能匹敌的。

另一动机是怕自己会精神失常。那天在食堂，我精神恍惚看到莫拉和哈里森被死神上身，这已经成了青天白日、时时刻刻揪住我不放的噩梦。我眼前出现的任何人，眼帘之中都会浮现出他们的死尸模样，包括我自己。我还看到自己的尸体，甚至有时我不仅看到自己的死尸，旁边还有围观者。我看到，没有我的地球继续旋转。每晚入睡前，自己即将一命呜呼的不祥预感便向我袭来。有些时候我也会暗自发笑，要是自己都能看见自己死后的尊容，估计也不会把自己当人看了，而且如果还能看到他人死去的样子，也就不会把别人当回事。上帝或大自然开了一个巨大的现实玩笑，我们一个个全是受害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尸体会面带笑容。在生命最后一刻，他们听懂了笑话。有些时候，我也哑然失笑，可绝大多数时候压根儿不好笑，我敢断定，再多数几个月尸体，我恐怕就要去精神病院了。在文职队伍里，有太多闲暇时间对尸体念念不忘，在连队里估计就没这闲心了。这是在战争中保住心理健康的秘方——不去想。

最后的动机、仇恨，埋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当时自己都没意识到其存在与否。可我现在认识到了，虽然承认这一点让人心痛。我内心燃烧着对北越军的仇恨，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屏着一口气，不言而喻：复仇的欲望。我不是因为敌军的政治路线而对其恨之入骨，而是因为他们杀死了辛普森，这些杀人凶手把这年轻人的尸体扔到河里，还因为他们炸死了瓦尔特·列维。报复是我主动要求加入连队的另一原因，我希望伺机干掉凶手。

我在冲绳的老室友吉姆·库尼（Jim Cooney）从第三营调来接替我。我给他的伤亡文档比我六月份接手这份工作时厚了好几倍，真是太有成就感了。

卡扎马拉克（Kazmarack）开车送我离开1-1部队总部，哈密尔顿（Hamilton）中士为我送行。我一定会想念他的，多亏了他的幽默风趣，过去五个月里我好歹还能在旁人面前保持一副大脑清醒的形象。哈密尔顿经常肠胃不好，他火急火燎抢在上校的前面去厕所，遭人大声斥责，他反驳道：“上帝啊，长官，我被胡志明报复了。我能怎么办呢，就因为我的便便上面没有上校雄鹰标志，我就要认命拉在裤子里吗？长官，大便和死亡是不认军衔的。”

营地总部到处是泥水，在法国要塞附近搭建了一簇帐篷和掩蔽壕。我开始“奔赴刑场”了：到副官帐篷递交任命书待签字，到营地救护站交体检表，回到副官帐篷把调职书收入个人服役档案，然后去见指挥官——四肢瘦长的哈奇（Hatch）中校。他告诉我，我将加入C连的一个排，以前是瓦尔特·列维带队的。尼尔（Neal）上尉是总队长，迈克洛伊是执行军官——他的服役时间延长了。中校吩咐完工作，我回到副官帐篷等着查理连的司机把我接走。外面大雨滂沱，已经没日没夜下了两周了。

司机是一等兵华盛顿（Washington），他驾驶的那辆吉普车裹了厚厚的一身泥。华盛顿和所有连队的司机一样，活跃爱动，乐呵呵的，助人为乐。那些懒惰懈怠、臭脸一张、服务不周的司机就要扛把步枪，被发配到前线打战。吉普车穿过戴拉山口，由于没有挡风玻璃，所以雨水都打在我们脸上。路面早就变成了一条黄泥溪流，蜿蜒绕过一个个村落，这些村子因为牛粪和鱼露酱散发着阵阵恶臭。路两旁的一片片稻田和一排排香蕉树被水淹没了，香蕉树宽阔的叶子在雨里垂头丧气。华盛顿换挡加油，吉普车沿着一个平缓的山丘向上爬，车轮慢转，快到顶时吉普车摇摇晃晃。我从那儿能看到前方半英里处有一个T字形的交叉口，一簇茂盛的树林里面有一个村子，接着又是稻田和山丘，一座挨着一座，一直延绵到远处的黑色山岭。雨林树冠顶上笼罩着厚重的烟雾，也给那些山蒙上一层危机四伏、神秘莫测的面纱。我们开始下山，路软塌塌的，像是两英尺厚的红棕色布丁。有几位农夫站一个村子的水井边上，清洗他们的腿和脚。远处，一把机关枪正很有节奏地开火射击。华盛顿转到T字交叉口边上的一条岔路，路过一间水泥房子，墙壁上好多子弹弹片穿过的洞眼。房子旁边的一块空地上，81毫米迫击炮正在朝远处山丘发射。炮弹在山丘顶上形成一股灰色烟雾，山丘也是灰色的，像是雨里的矿渣。这条岔路旁边是一个绿树成荫的峡谷，路尽头是一排低矮凌乱的山丘。C连的营地就在前方了。帐篷零落地搭建在一台105大炮周边，在群山、枪炮、泥泞和雨帘遮掩的山脉之中，其亮色条纹的瞄准标杆看着尤其喜庆，很不搭调。这条路连接营地和前哨，一群海军陆战队队员正步履维艰走在路上。他们排成一列，速度缓慢，耷拉着脑袋，身上那件长斗篷在风中扬起。斗篷上形成一个凸出的包，后背上的步枪藏在斗篷里面，枪口朝下，以防止雨水淋湿。队员们低着头弯着腰，像是一群驼背忏悔的和尚。

在总部帐篷里，尼尔上尉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他瘦高结实，眼神冷漠，薄薄的嘴唇紧绷着，有点儿像描绘古代新英格兰课堂的素描画上的古板严厉校长。我把自己的任命书交给他。他从自己那堆文件中抬起头来，眼睛除了原本的浅蓝色，再没有别的情绪。

他说：“卡普塔中尉，早就想让你来了。”

“长官，我姓卡普托。”

“欢迎你。”他想挤个微笑，可没成功。

“卡普塔先生，我让你负责第二排吧，自从列维先生牺牲之后，他们一直没人领导。”

“长官，我在匡蒂科就认识列维先生了。”

“第三排和武装排也没有领导。”

他站起来，打开一张地图，向我说明局势。这个营，实际上整支队伍，都处于防守阶段。我们的任务是遏制北越军再度袭击飞机场，因此一定要守住主防线。现在没有制订任何反攻计划，小规模的分队或排巡逻除外，可即便他们的巡逻区域也控制在主防线两千米之内。

连队正前方从T字交叉口向南延伸，直到翠峦河，近一英里左右。这距离是一个完整连队能够守卫距离的三倍，而且这支连队人数不足。主防线缺口位置设置了大炮。连队按惯例设置安排任务：两个排——还不足够伏击巡逻队的人数，负责夜间防守主防线。第三排负责守住查理山，这个战斗前哨大约位于前方七百米处。清晨，防御线必须保证25%的守卫警戒，其他人则步行半英里回到营地吃顿热气腾腾的饭，护理枪支，休息养神。下午，他们去接替上午的执勤人员，在各点守卫，或是进行日间巡逻。晚上，依照惯例继续循环。

地雷和陷阱是造成这连队伤亡的最首要原因。有时也会遭遇狙击手，迫击炮则是极少数情况。我必须高度留意我们排的队员有没有患上足浸病。队员们总是湿漉漉的，而且总是体力不支，有些时候还饥肠辘辘，因为吃的东西都是C类配给品冷餐。但是，我绝不会让他们懈怠。他们一懈怠就会想家，想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能让步兵想家。明白吗？明白。有问题吗？没有。

“很好，卡普塔先生，你今晚就去防线，现在去拿装备。”

“长官，我姓卡普托，读成‘托’。”

“随便。你今晚去执勤。”

“遵命，长官。”我暗自想，这是我遇见过的最没幽默细胞的一个人。

大概七点左右，暮色降临，榴弹炮和迫击炮开始惯常的骚扰任务。我和新队员们一起，在泥水里朝防线走去。炮弹从头顶上方划过，雨被强风刮得四处飘散，打在脸上。队伍以稳定缓慢的步子前行，这是老油条战士的象征之一。他们全身上下都散发着老油条气质。瞧瞧他们，简直无法相信他们才十九、二十岁年纪。脸上没有稚气，现实的残酷无情让他们的眼神也变得冷漠空洞。日复一日，他们尽力让自己保持身体干燥，别让皮肤在雨林腐烂的环境中溃烂，尽量生存下去。生活在一个潮湿阴暗的世界里，哪怕是简简单单的步行，这个和呼吸一样不必多想的举动，都会有生命危险。他们必须去埋设有地雷的区域巡逻侦察。行错一步，要么死无全尸，要么半生残疾。如果眼睛大意，没留意到路上那些细若发丝的电线，踏错一脚，或懈怠一秒，恐怕就遗憾终身了。

我们抵达了前线路口。我爬进排指挥处——一个散兵坑，四周围着沙袋，上面用破损有洞的斗篷覆盖着。无线电员琼斯、传话员布莱维（Brewer）以及一名医护兵和我一起爬了进去。指挥处所在的位置是马路后面一个杂草茂盛的小山丘。散兵坑里积了一池冰冷的雨水。我们用头盔把水清理掉，在地上铺上一张斗篷，席地而坐，趁着最后一丝日光，吸最后一支烟。琼斯把那台笨重老旧的PRC-10型号无线电从后背上取下来，挨着坑的一边放好。

“查理六号，我是查理二号。检测无线电。”他对着听筒说道，“六号，能听见吗？”

“二号，我是六号，声音清楚洪亮。六号真人提醒二号真人，阿尔法连队进行迫击炮开火。”

“已收到，六号，如果没有其他指示，二号退出。”

“六号退出。”

琼斯问道：“长官，你刚才听见了吗？”

我说听见了。

风更猛烈了，雨水迎面打来，像大型枪弹一样横扫稻田里的作物。风刮得紧，雨下得大，四周的竹子嘎嘎摇摆，我屏息凝神倾听迫击炮，可没有什么动静。其他队员在幽暗的黄昏之中沿着防线朝各自的守卫点走去，步履沉重。其实这算不上什么防线，不过是在土质较硬的地方挖个几个孤立的坑，每个散兵坑里安排两位队员。守卫点前方，蛇腹形铁丝网的圆圈在风中摇摆。

我负责第一轮的无线电值守。琼斯和其他人先睡一会儿，他们像腹中胎儿一样蜷曲躺在那里。我看着外面，尽量让自己熟悉环境。第二排部分防御线是在马路后面，边上有个村子，由民间部队——农村民兵——负责守卫，最末端是一条河。我们负责的前哨长约七百米，一般情况下这么长的距离需要一支连的队伍来防守，现在各个防守点之间空隙太大，容易因疏漏出现危险。其中一个点被称为“校舍”，因为那里有所水泥盖的学校，它的下一个点是河边的一个小土丘，两者之间隔着大约两百米长的水田。这两个点简直就像是群岛上的不同岛屿。防御线前方，又是无边无际的稻田，还有一条河流，河两岸是雨林，再往前便是墨绿色的山丘。查理山就在那头，其实就是不大的红色泥土丘，在周边群山之间特别醒目，像个红肿的脓包。光线昏暗，我看到田地里橄榄色的一片片区域，还有我们队员的细小身影。前哨的前方除了山还是山，不过有些高耸入云霄。和那些地方比起来，前线这边堪比文明中心。查理山就是划分疆界的粗糙界限。

四下旋即黝黑一片。除了狂风吹刮树枝的声音，再听不到其他什么声响，而且现在除了看到不同程度的黑色，再也看不见别的事物了。在灰黑色的稻田里，那村庄如同沥青的池塘。河岸边墨色雨林的远方，安南山脉黝黑得如同天幕上一个巨大的洞。我眼睛虽然已经适应了黑夜，可依旧难以分辨出最细微的色差。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毫无生气可言，看久了，我都感觉自己正盯着太阳的背面看，那是世界所有黑暗的源头和中心。

风依旧肆无忌惮地刮着，吹得身体都麻木了。我全身湿透，冷得直哆嗦，连听筒都拿不稳了。每次整点汇报时，我都舌头打结，只感觉从未经历过如此这般的寒冷难耐。一道火光飞到空中，照亮了风中摇摆的棕榈树的轮廓，还有从天上云层直流而下的雨帘。一阵强风卷过散兵坑，缠住桩子，斗篷一边被掀起。湿滑的斗篷打在我脸上，雨水冲进如今完全暴露在外的坑里，布莱维大叫一声：“妈的！”一股洪流从山丘上奔腾而下，从沙袋漏隙里渗透进来，都要把我们淹没了。斗篷像是脱离了帆船的帆布，继续随风乱飘。“越南真是个鬼地方。”

“琼斯，布莱维，赶紧钉好桩子。”我一边说，一边用头盔清理水。雨从我衣领中流入，又从我外套衣袖流出，好像成了排水管。

琼斯回答：“遵命，长官。”他和布莱维爬出去，一把抓住斗篷，按下去，用刺刀金属柄把桩子钉好。医护兵和我负责清理水，干了点儿活儿，身子暖和了一些。等我们弄完，坑里的水还有一英尺深。我把无线电交给琼斯，轮到他值班了。我侧身躺下，弯着膝盖，想睡一会儿，可是在这水坑里，还有冰冷刺骨的风中，我实在睡不着。

大概到了午夜，村庄附近某个防守点传来自动步枪开火的声音。小组组长通过战地电话告诉我，他右侧已经有二十轮开火，不过没有伤亡人员。又听到枪声。

电话那头说道：“二号真人，他又来了。我推测，他肯定躲在河旁边的林子里。”

“已收到。让他尝尝M-79枪榴弹的厉害。我立即过去。”

我带上一位步兵掩护，然后沿路朝村庄走去。两枚M-79枪榴弹在林子里爆炸了。马路上的泥土都到脚脖子了。除了某间茅草屋里亮着一盏灯，我们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尽量紧挨着路边的水沟走，以免要迅速隐藏起来，终于来到交火的位置。海军陆战队的棚子柱子上有几个子弹孔。雨已经够大了，可现在还变本加厉。我和那位步兵挤在一起，试图看看，稻田一百米远的林子里究竟藏了什么。稻田都成了一个小湖泊，风吹平了眼前的屏障。突然，幽暗之中有个橙色亮光在闪动。子弹飞速从我们身边飙过，发出邪恶的吞噬声，我赶紧俯卧趴在泥地上。

其中一名步兵咒骂道：“瞧见你了，贱人。”他迅速朝对方狙击手的枪口火光位置开火。三四枚枪榴弹发射出去，拖着明亮的火光坠入那片林子。

开枪的那位步兵说道：“就算他不死，这也够他受的了。”

我们大概又等了半个小时。终于没什么动静了，我和保镖返回指挥处。风终于停了，在万籁俱寂之中，隐约听见蚊子嗡嗡叫。我们身后很远的地方，两枚迫击炮爆炸，那是河流拐弯的地方，马路也随着转了向。炸弹是在D连防守线附近炸掉的，天空出现一阵绚丽的红色星雨。在相反方向，1-3部队那些刚来越南、未经洗礼的队员们正在和臆想中的幽灵敌人开火。我们路过亮灯的那间茅草屋。“嘿，美国大兵，”有人低声叫道，“美国大兵，你们过来一下。”一个中年农夫站在门口，招手让我们进屋。我那位队员举起枪以防万一。我们走进茅草屋。屋里一股大蒜、柴火和腐烂的鱼露酱的混杂气味，可是这里挡雨，现在哪怕是短暂的避雨都会令我们感激涕零。我点上一支烟，这也让人感恩戴德。我深深吸一口，直达肺部，感觉神经就这么放松了。

与此同时，农夫从一个油布口袋里掏出几张照片，全是越南妓女和美国士兵各式各样的春宫图。他拿起一张给我们看，怪笑着说：“不错吧？一张票子？不？想买吗？你要是买，一张票子。”

我说道：“真是见鬼，你这老变态，不买。Khoung（越南语），不买。”

“不买？”那农夫大吃一惊，所有销售员被顾客拒绝都是那副德行。

“Khoung。Chao Ong（越南语：晚安）。”

“Chao Ong，dai-uy（越南语：晚安，队长）。”

“No dai-uy，Trung-uy（不是队长，是中尉）。”

“Ah，Ah，Trung-uy，Hokay，Chao trung-uy（越南语：哦，哦，中尉，晚安，中尉）。”

我们走出来，那为步兵说道：“中尉，你说这叫什么事。我们为了这帮人战斗，搞得全身湿透，还要吃子弹，结果他向我们兜售色情照片。”

“生活不讲公平。”

“长官，即便这是牢骚抱怨，可也很有道理。”

之后，那晚我们总算安稳睡了一会儿，黎明醒来时，依旧细雨霖霖。队员们睡眼蒙眬走回营地，留下一支小分队继续留守。稻田被水淹没了，水蛇在里面游动。我们都能看见蛇在水面之下一溜而过形成的波纹。有支武装队伍困在一个高地上，不得不从村民那借了舢板才得以从“岛”上回到陆地。队员们就像是劳改犯，垂头丧气朝营地走去，早就不指望新的一天能有多少不同或新颖之处了。我活动身子想让自己暖和一点儿，却感到前所未有的筋疲力尽。不过是在前哨待了一晚我就心力交瘁，我不禁想这支队伍其他人又如何呢，他们接连数月守卫防线。但是我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已经没有知觉了，除了间或袭来的恐惧。

接下来的日子都是如此这般。没多少战斗，可却有无尽的苦楚。有一周，第一排军官告假，于是我被任命指挥该排。那周我们唯一的伤员是一位小组组长，他因为被蜈蚣咬了住院治疗。真正的战斗已经挪到中央高地的德浪河谷（Ia Drang Valley），曾因小大角战役（Little Bighorn）而威名显赫的第七武装骑兵团（Seventh Calvalry）在那与北越进行了激烈战斗，这也是当时最惨烈的一场战役。不过岘港那时风平浪静。几乎夜里每到整点，无线电员就开始背诵：“一切正常，没有异样。”我参加了两三次巡逻，除了和狙击手交火之外，没有其他的交战。一切正常，没有异样。连队两名机关枪手踩到地雷去世了。一切正常，没有异样。我们沿着防线来来去去，在布满陷阱的地方巡逻，挖散兵坑，等被雨水冲毁了，又重新挖。大雨不绝。即便我们能睡着，一般也是睡在湿泥里。夜里守卫的时候，神经紧张，冷得发抖，每小时定时汇报情报：一切正常，没有异样。一天早上，B连一位哨兵被敌军探子杀死了。雨依旧下个没完没了。北越军朝我们扔来几颗炮弹，可是不够远，在离我们铁丝网很远的稻田里爆炸了，升起灰色浓烟，脏水和泥块四溅。敌军六轮60毫米迫击炮砸在离查理六队两百米远地方。没有伤亡人员。一切正常，没有异样。

月末，北越军向村子发动了小规模袭击。那晚雨不算大。雨从低沉的天空中掉下来，像是从溃烂的伤口中流出脓水。我和第二小组组长科菲尔（Coffell）中士在一个湿冷的散兵坑里值守，他是从另一营转到1-1部队的，我们聊天说话，以驱赶睡意。我们说起老家、女人还有恐惧。面前，河流两岸的雨林被一层厚厚的烟雾笼罩着。那些树木像是生长在积雪厚重的堤岸上。科菲尔悄声对我说，他很怕那些“小跳球”：地雷，从地里往外爆炸，高度能及腰。他明天上午要出去巡逻，祈祷自己千万不要踩到这些“小跳球”。他以前的连队指挥官就是惨遭厄运。

“长官，地雷炸掉了他一条腿，从大腿以下都没了。股动脉断了，血喷涌而出，就跟开闸的水一样。我们压根儿止不住血，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从田里挖土填伤口。我们不停往残肢塞土，可是不管用。长官，哦，我恨透了那些小跳球。”

我们身后的那个村子传来自动手枪射击的声音。某位民兵用卡宾枪射击。

科菲尔骂道：“妈的，这帮民兵又朝影子乱开枪。”

“影子是没有自动步枪的。我听着像AK枪。”

这时传来一阵“噼里啪啦”声，好像一堆干燥的灌木着火了一样。手榴弹爆炸了，我们头顶上方，好几条曳光弹的红色尾巴。好几枪打到附近守卫点的沙袋上，差点就要射中机关枪手。我低低趴着，拿起战地电话，呼叫排中士道杰（Dodge）。他和另一小组在校舍位置，也就是村子对面。我问他，能否判断出开火源头。

“长官，不行。我们动弹不得，头都不敢抬。有自动武器朝校舍射击。应该是在村子附近，可我不知道确切位置。”

“察力队可能在我们后方。有人受伤吗？”

“长官，没有，不过我这老家伙差点被左右两边子弹打死。四五轮子弹都打到我旁边墙上，掉了好多灰……”

又有两枚手榴弹爆炸，电话也断掉了。

“道杰，能听见我说话吗？”我问，连续按了好几次接收器。无人回应。手榴弹把电话线切断了，我现在有个小组被打得无力反击，还失去了联系。

我翻过散兵坑的矮墙，匍匐爬到路边，想看看能否找到敌军的枪口。我看到了。北越军就在村子里，朝四面八方开枪。路面上，分明有一排红色亮点，朝我快速移来，还有子弹从我耳边嗖一声飞过，如此之近，我都能感受到那股冲击力。背后放枪，我恨得咬牙切齿，我赶紧又翻回去。

“科菲尔，敌军在我们后面。叫你的人出动，告诉他们，面朝马路，看到路上任何移动的物体都别放过。”

“遵命，长官。”

我俯卧爬向无线电，听见自己的心脏敲打着湿泥地面。“查理六号，我是查理二号真人。”我想和尼尔联系上。“能听见我说话吗？”只有静电噪声。“六号，二号请求对一号点照明。六号，听见了吗？”还是静电噪声。有位步兵趴在我旁边，拿着M-14枪对着马路。他扭过头来看着我。我不知道他是谁。黑暗之中，我只能看到他无神憔悴的眼睛从头盔边缘下方打量着我。“六号，我是二号。要是听到了，我身后村子有维克多察力队。一支分队已经被自动武器扫射打得无法还击，手榴弹把电话线切断了。请求对一号点照明。”静电噪声像是在嘲讽我，发出一阵嘶嘶声。我一拳头打在无线电上。PRC-10型号无线电是“二战”老古董，只要出现危机，它就一定会临阵脱逃，百试不爽。

试了足足有十五分钟，我终于连上连总部了。尼尔说他根本不知道有交火。

“就在我们身后，是刚才。这会子停了。”

他说：“我什么也没听到啊。”

“长官，那时因为现在停了。之前确实有。能给一号点照明吗？也许我们能逮到那些北越军。”

“查理二号，我之前什么也没听到。”

“六号，就在村子里！维克多察力队就在我身后的村子里，他们和民兵干上了。我第一小组都被打得抬不起头来。”

我明白为何尼尔上尉什么动静都没听到：他位于连队营地，在前线后方半英里之地。他几乎每晚都睡在那儿，或是在指挥处掩蔽壕里睡觉。有天晚上我们尤其体力透支，他对我说：“你们大家伙在那里值守，我却在帐篷里睡大觉，我心里真是不好受。”我回答说：“我们心里也不好受。”

“查理二号，你们有伤亡吗？”

“没有。”

“你感觉自己能应付过来吗？”

“收到，不过给点照明应该更有益处。”

“随时向我汇报。六号真人离线。”

“二号离线。”

最后，照明也没有来。没人拉我一把。

我向尼尔汇报完之后，这次小战斗便停火了。我们联系上民兵指挥官，他回答说：“现在没事了，北越军走了。”

我又向尼尔汇报。“六号，维克多察力队撤走了。我方没有伤亡，经过搜索核实了。”

“收到，你那边现在情况如何？”

我回答：“一切正常，没有异样。”

第二天早晨，我坐在连队食堂，麻木的双手捧着杯咖啡。那次开火之后我都没睡觉，我们都没合眼，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据消息，一个营的敌军正朝我们推进。我们严阵以待，保持清醒。敌军某位狙击手时不时开枪，雨下个不停，不过最终无事发生。黎明时，我们回到营地，留下部分人员原地留守或出去巡逻。

当我坐在尼尔上尉对面时，雨还没停。外面，队员们排队到沸水炉子给自己的餐具消毒。我昏昏欲睡，真希望自己能干干净净、不受打扰的好好睡上四五个小时，可是我还要去一个新防守点布置通讯电线。这一整天几乎都要赔进去了。我还要去跟踪我们排的一单“案子”。尼尔在校舍附近发现一堆C类配给品的空罐头，这让他非常不爽。他要求保持战地整洁。所以，我必须去核实谁把这些罐头埋到地里。我自我提醒，千万别忘了这事儿。战场之上，一定不能乱扔垃圾。我脑子里有个声音告诉我，自己越发人不人鬼不鬼。我顾影自怜。没人逼着我参加海军陆战队，也没人逼我主动申请到连队来。这都是自找的。道理没错，可知道这个道理也解决不了燃眉之急：我太累了，好想睡觉。

尼尔说，他看了我的服役档案，发现我来越南九个月，还没申请过疗养休假。次日有飞机去西贡，还有个空位。他问我，想去西贡疗养休假三天吗？我毫不犹豫就说想。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黄昏时候，绿棕色的迷彩C-130飞机降落在新山一机场（Tan Son Nhut airport）。我们坐汽车前往西贡，车窗上还有铁丝栏，以免有人丢手榴弹搞恐怖袭击。汽车在迈耶庭院（Meyercourt）门前停下，这家酒店是专门给疗养休假的战士预订的。酒店四周的高墙上还有铁丝网，入口处有一个沙袋垒成的哨兵点，一位军警拿把猎枪站岗。我站在位于八楼的房间阳台上向外看，一艘照明船发出一道道光线，照亮了城市南部的沼泽地上空。天际线那儿，炮火一闪一闪，枪声一阵一阵。唉，即便是在西贡，也休想逃出战争的五指山。可是房间物美价廉，有淋浴有床，一张有床垫和干净被单的名副其实的床。我洗了个热水澡，真是人间乐事啊，躺在床上，一睡就是十五小时。

次日清晨，我终于脱离了战争的魔爪。这是该市相对安静的一片区域，街道两边，树高叶繁，散步很久很远也看不到战士、妓女或酒吧，只有寂静无声、绿树成荫的街道，还有白墙红顶的别墅。在一条小巷子里，有一家咖啡店。我走进去吃早餐。清晨的咖啡店凉爽宜人，气味清香，其余的顾客就只有两位越南姑娘，长相可爱，穿着橙色奥黛裙。服务员递来一份菜单。有菜单！我居然还可以选食物，过去几个月都没享受这份过奢侈。我点了果汁、牛奶咖啡、刚出炉的果酱黄油羊角面包。美餐之后，我坐在椅子上，阅读威尔士作家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的作品集。这本书是我妹妹送给我的，它带我远离了越南的战火硝烟，飞到威尔士那安定祥和的山脉，以及威尔士布满岩石的海岸，鹭在那自由翱翔。我喜欢《蕨山（Fern Hill）》和《十月的诗（Poem in October）》，不过读不懂《死亡也休想横行霸道（And Death Shall Have No Dominion）》。我对狄兰·托马斯的生活经历知之甚少，不过我猜想，他肯定没有参加过战斗。凡是切身参加过战斗的人，都会坚信，死亡可以横行霸道。

我正要离开时，一位独臂老妇人走过来乞讨。她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五十岁，炸弹夺取了我的左手。1962年，我丈夫在和北越军作战时牺牲了。请赏我二十越南币吧。”我给了她一百，她鞠躬谢谢我。狄兰，你有本事和她说，死亡休想横行霸道。

我在西贡的第二天，在城市一个喧闹嘈杂的封闭市场里碰到一位印度丝绸商，他问我喜欢西贡吗。我回答说非常喜欢。要是和农村的脏乱差比起来，这个城市简直是美如天堂，富丽堂皇。他很伤心地说道：“是的，你说得没错。这个国家不太对劲。我想是因为战争。”

晚上，我在洲际皇冠酒店（Continental Palace Hotel）的阳台上享用了一顿晚餐。这是家法式复古风格的酒店，服务员彬彬有礼却不低声下气，举止高雅却不目中无人。我坐在阳台上一张铺着亚麻布的餐桌旁，边上有道拱门，可以看到外面的街道。好几位法国种植园主人坐在我对面，他们都是当年留在了印度支那半岛的法国殖民者。他们的皮肤被太阳晒得发红，穿着棉质上衣，卡其短裤，正在喝冰镇的白葡萄酒，他们那饮酒就餐的闲雅姿态就好像这里是巴黎香榭丽大街或是塞纳河左岸。他们很是惬意畅快。我蓦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看到享受当下生活的人了。

一位服务员走过来，问我点什么。

我用法文说道：“Chateaubriand avec pommes frites, s'il vous plait（大份烤牛排，外加苹果和薯条，谢谢）。”

服务员是位上了年纪的越南男子，一副老乡绅做派，听到我那不地道的法文口音，蹙眉用法文说道：“Pardonnez-moi, monsieur.Le chateaubriand est pour deux（先生，不好意思，大份牛排是两人吃的）。”

“我知道，我就要点大份。”我改用英文回答了。

服务员继续用法文问：“Bien, Vin Rouge（好的，红酒呢）？”

我半法文半英文说道：“噢，红酒，要一瓶。”

服务员说英文了：“可就您一人。”

“别操心，我能喝完。”

他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便走开了。

等着上酒的时候，我观察对面那些侃侃而谈的法国人，也许说了什么笑话，他们不时手舞足蹈，哈哈大笑，连我这个旁人都不禁觉得心情舒畅起来。这多少与这些人悠闲的姿态有关系，还有他们的朗朗笑声，以及刀叉轻吻盘子的悦耳之音。畅饮一杯也令人神清气爽。吃完大份牛排，干掉了半瓶红酒，我终于知道这是种什么感觉了：正常生活。我睡了两晚踏踏实实的安稳觉，洗了澡，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觉得自己正常了——我的意思是，我不觉得胆战心惊。我从死亡的牢笼里解脱出来了，远离了前线、受苦受累的农民、伤痕累累的战士、泥泞、大雨和恐惧。我重生了，又爱上了生活。坐在对面的法国人不是苟延残喘，而是活得滋润。眼下，我属于他们这个清平世界。我暂时性地重回人类社会的公民队伍。

我又喝了点酒，白色亚麻餐桌布上的酒瓶留着露珠，那样子真令人喜欢。我突发奇想，要不逃掉算了。这念头真是刺激有趣。我可以留在西贡过点好日子。当然，我深知这是不可能的。身体上，这就行不通。我是白人，就算是和最强壮的越南人比，我也高出好几英寸、重好几磅。军警肯定会把我揪出来的。而且，我对自己的队员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使命感。他们是我的战友，我不能弃之不顾。逃兵犯下的真正罪行是：离弃战友。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不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全力应战。我们别无选择。逃离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每个人既是为自己也是为身边人而战斗。除了死亡或重伤，唯一能走出越南的途径就是打赢战斗。我们为生命而战。不过，幻想逃离也挺好的，自欺还有选择。

C-130飞机滑行停下，我们二三十个人站在停机坪上。三天的自由生活画上句号了。站在我旁边的一位年长的枪炮军士讲笑话逗大伙开心。他知道的笑话比舞台剧的喜剧演员知道的都多，他说了一个又一个。他曾参加过硫磺岛以及朝鲜的战役，来越南已经七个月了。他是位老兵，那张饱经风霜的棕色脸就是最佳证明。他那如同快枪子弹的笑话让我们乐不可支，我们暂时遗忘了自己即将前往的地方。也许他也是通过这种方法逃避自我。不过，当C-130飞机的舱门打开，搬下里面的尸体，笑话和笑声戛然而止。死尸装在绿色橡胶尸体袋里。我们之所以判断出那是尸体，是因为里面的靴子在袋子上造成一个个凸起的隆包——为什么死尸的靴子总让人痛苦不堪？

大家情绪不再，无人言语。我们静静地看着机组成员搬着死尸从活动梯上走下来，然后放到停在旁边的救护车上。那种古老熟悉的感觉又向我袭来，一种令我颤栗的恐惧。那位满腹笑话、三朝战役的资深枪炮军士摇摇头说道：“该死的战争，该死的战争。”

（十五）

……我们不过是战场上的斗士。

在这人间炼狱的雨中行军之时，

无忧无虑和青春容貌全遭践踏。

——莎士比亚《亨利五世》

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在横跨溪流的狭窄竹桥上，一个个成了表演高空走钢丝的艺术家。季风时节，溪汇成河，深不见底的棕褐色河水在脚下快速奔腾而去。在前方不远处的查理山，第三排的队员们从散兵坑嘲笑我们的高空平衡术，“亲爱的，千万别掉下去成了落汤鸡。”

一位队员回骂道：“妈的，滚一边去。”

霖霖细雨。队员们排成一队走过溪流另一边的稻田，河堤上的湿泥很滑，我们继续爬山。在山顶，大家等着我和琼斯去取一台备用的无线电。出发巡逻前，大家纷纷坐下来休息，抽支烟。无边无际的绿色，几丛棕榈树像小岛一样镶嵌其间，连绵不绝的山丘从前哨一直延伸到雄伟的山脉那头。我们看得不甚清楚，那些山脉全被铅色的厚重云层淹没了。第三排已经在查理山守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太长太久了。他们衣裳褴褛，体臭难闻，无精打采地看着我们，有气无力地和我们闲扯。

其中一人说道：“小心那边的陷阱，埃伦（Allen），我们可不愿给你收尸。”

准下士埃伦是我们排的射击组长，“没有让你收尸。”

“你要是升天了，能把你靴子送给我吗？咱俩一个号。”

“我送靴子给你当内裤穿。听好了，老实在这待着。我们非要给你们找来妈的一个团的兵。”

“妈的？妈的？哇哦，他们要送来妈的一个团的兵。埃伦，你想女人想疯了。”

“你不知道吗，鸟人，我就是想你妈。”

“哦，那我就是你儿子哦。你要是翘辫子，我就成孤儿了。老爹，把你靴子传给我吧。”

“不早说了嘛，拿去当内裤穿。”

我走进防空洞里拿无线电。这里面和外面一样泥泞不堪。水从石灰墙里渗透进来，门口挂着的破烂帆布上也在滴水。我仔细检查无线电。

第三排的排长迈克纳（McKenna）说道：“放心吧！”他不久前加入C连，黑色头发，说起话来抑扬顿挫，生活在美国布朗克斯，不过祖上是爱尔兰人，外号“黑帮迈克”，因为他总说战争不过是大规模的街头黑社会火拼。

无线电的确是好的。真是少见。小琼斯——不知为何，所有无线电员都是小个子，他背上PRC-10无线电。我点上一支烟，实在不愿离开这个防空洞，去外面淋一天的雨。听着雨点打在防空洞沙袋垒成的天花板上，我恨透了无止无尽的雨，恨透了永无宁日的行军巡逻，恨透了束手无策只能眼巴巴看着有人掉进陷阱被炸得四分五裂。从西贡回来已经两周了，可我此刻心力交瘁，又回到疗养休假前的那种状态。不，是更上一层楼的心力交瘁，就好像我压根儿没疗养过，好像再怎么疗养都赶不走筋疲力尽。其他人也大同小异。我在这个连仅仅一个月时间，可已经巡逻过近两百次了，每天晚上都要彻夜不眠防守。大家一直体力不支。因为是连轴转，日复一日，体力急剧下降，小组组长一直央求休息，“中尉，大伙太累了，就连巡逻的时候是半昏迷状态。必须让大伙休整。”何来休整，而且还不能像以前的战争一样，能够到后方轮换，因为没有可供轮换的后方。

琼斯调整好无线电背包的绳索，走了出去。

迈克纳问：“你们通过了布赖（Bligh）上尉的步枪检验吗？”

“是，通过了。步枪检验！妈的，当我们是在驻防要塞啊。”

“你真该瞧瞧他在这儿干的事。他大驾光临，第一件事就是让所有人列队。真够壮观的。敌军一个迫击炮就能把我们统统炸死。接着，他发现有个步兵的枪膛生锈了，对他一顿大骂，整个排都挨了骂。他继续检验，发现另一位步兵的子弹夹有一团锈迹，他拔出来就扔进泥里。他那副德行，全排的人都恨不得宰了他。等他走了之后，霍尼（Horne）中士叫大家各回各位，我们几乎要忤逆叛乱了。有个小伙子大骂，叫霍尼去死，霍尼教训了他一番。我说，让他死有什么用。那孩子拿起步枪，威胁霍尼要宰了他。估计这孩子真正想宰的是尼尔，不过霍尼也是同伙。霍尼就说，‘来啊，你要么关大牢，要么翘辫子。’接着趁那孩子还来不及开枪，霍尼立刻把枪抢过来。那小孩瞬间崩溃了，‘我受不了了’，他反复不停说这一句话，‘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前线这种苦了’。你知道，这都是上头搞出来的。总有一天，有人朝他后脑勺一枪打过去。”

“唉，不管这个人是谁，我都祈祷有人给他颁发国会荣誉勋章。上帝啊，迈克纳，这战斗已经够惨了，还要忍受那位独裁暴君。”

“菲利普，我们可是海军陆战队，小心隔墙有耳，小命不保。”

“放屁。我走了，散步去了。”

我熄灭香烟，队员们还在外面等着，毫无怨言地忍受着各种煎熬。

比特纳（Bitter）中士喊道：“二队，起来。”他最近接替了原来的道杰。道杰腿上旧伤复发，转到营地总部去了。“二队，起来，出发。”

队员们一跃而起，像是教堂集会的人群。

“射击组先行二十五米。熄灭有烟灯。出了这座山丘禁止交谈、禁止吸烟。注意保持间隔。每人间隔十步距离。列队出发。”

这些指令其实大可不必。不过都是些例行公事。次数多了，大家一清二楚。

我们跌跌撞撞走出领地。每次从前哨走出去，前往敌军控制的区域，我们都感觉是走出领地。

队员们沿着一条老旧的马路行走了一小段距离，然后步履艰难地进入一个积水很深的峡谷，一拐一拐又上一座山丘，又涉水过峡谷，又攀登爬山丘。我脑子里回想起一首童谣，歌词大致是：“噢，约克公爵，老骥伏枥，器宇不凡，麾下一万，上山杀敌，下山追敌。”我们在这些山丘里弯弯绕绕一个小时，高高的象草湿漉漉的，让我们举步维艰。我们爬上一个低矮陡峭的山脊，然后下坡朝一片稻田走去，稻田位于河岸边，我们现在横穿稻田都是老油条了。走在前面的是射击组，巡逻队其他人和机关枪组殿后。等射击组抵达了那头的林子，剩余的大队人马开始出发，机关枪组依旧殿后，最后机关枪组也穿过稻田。有个农夫在田地里劳作，我们的战略部署，他都没稀罕瞧我们一眼。他用一把像雪橇一样的犁翻土，用一根长长的竹鞭赶那头浑身湿漉漉的水牛。我们走过去，暗暗咒骂阻碍我们前进的淤泥，黑得像沥青，那厚度也和沥青不分伯仲。雨依旧没完没了地下着。

大家走了三个小时，终于来到河道。我几个月之前与1-3部队曾在这里巡逻过，不过现在这有个新名字了：紫心河道（Purple Heart Trail）。翠峦河如今洪水泛滥。河堤沙土摇摇欲坠，较深的地方构成一个个旋涡，雨季来临之前，原本长在干燥地面上的灌木如今全被淹了，形成一道道涟漪。沿着河岸，已经可以看到陷阱和狙击手掩蔽坑。村子里，田地里，空无一人，有些地方还有不少炮弹碎片。四周寂静，只是偶尔听到鸟叫和雨打树叶的声音。前方，准下士克洛夫（Crowe）走得小心谨慎，就好像是走在地雷区一样。这条道本来就是一个漫长狭窄的地雷区。黑乎乎的树桩子就是最佳证据：两天前，那里某个陷阱爆炸了，另一支排的两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受了重伤。紫心河道真是名不虚传。克洛夫的头时而观察这边，时而转向那头，眼睛也像蜥蜴一样，警觉地左右观察，看有没有细小反光的地雷拉发线，或是矮树丛下面藏着的电子引爆线。在他身后，埃伦和一等兵隆希尔（Lonehill）注意侦察林子里是否藏着狙击手。我跟在他们后面，琼斯走在我身后，再往后便是巡逻队其他队员。我们全身紧绷，大脑警惕，脚因为总处在潮湿环境所以感觉生疼。前方有片空地，再远一些，就是我们要去搜索侦察的村庄。克洛夫、埃伦和隆希尔已经开始进入空地，三人加快步伐穿过这片毫无遮掩的地带，我和琼斯紧随其后。子弹打过来，发出长鞭抽打的声音，射中了头顶上方的一根树枝。我和琼斯赶紧躲到河岸边，琼斯收起无线电天线，以免惨遭敌军毒手。

“埃伦，有狙击手，右侧。可能躲在林子里。能用M-79枪榴弹干掉他吗？”

埃伦回答：“中尉，应该可以。”他和另外两名队员匍匐躲在一个小土堆后面。

发射了三次枪榴弹。狙击手再度开火射击。子弹低低的，穿过草地，溅起河岸上的泥块。第一轮40毫米枪榴弹射击，我叫道：“二队，加快速度通过空地，加快速度。”隆希尔用自动步枪向那排树林扫射。狙击手被我们的反击乱了阵脚，五六轮子弹都打偏了。队员们快速跑过河道，头盔和装备叮叮咣咣响，最后两枚手榴弹爆炸了。

我们安全穿过空地，进入村子。克洛夫检查竹林入口处是否有陷阱。没有陷阱。科菲尔的组员围住村子，埃克（Aiker）下士的组员则进去搜索这个小村子，没发现异样：一个小型食物存仓、几条沟渠，还有一些老旧的小型武器弹匣，估计都是法国印度支那半岛战斗留下的遗物了。

村子里只有四个人，两位老妇人，外加一个小女孩，一个小男孩。

我对其中一位老太婆说道：“Chao-Ba（越南语：你好）。”

她微笑着，露出红色牙齿，“Chao-anh（越南语：你好）。”

“Manh gioi khoung？”

“Toi manh（越南语：我很好）。”

“Ba gap Viet Cong khong（越南语：老太太，看见北越军了吗）？”

老妇人笨手笨脚在上衣里面翻找，几乎都把下垂干瘪的胸部露出来了，她递给我她的身份证。这是政府官方颁发、带塑料膜的身份证。如果不是政府发的，那就是北越军干的好事，他们总爱伪造身份证。

“老太太，你没有回答我问题。我问你，有没有见过北越军。”

“Khoung（越南语：没有）。”

我指着外面的空地，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越南语说“狙击手”，于是用英文说：“北越军，北越军。十分钟之前，砰，砰。”

“Toi khong hieu（越南语：不知道）。”

我表演开枪的姿势，然后指指自己，“北越军，砰，砰，朝我，Toi（越南语：我），十分钟前。”

“Ah, toi hieu（啊，不知道）。”

“北越军在哪儿？”

“Toi khoung biet（我不知道）。”

这种事情我已经在无数个村庄遭遇过无数次了，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这群冥顽不灵、顽固不化的乡巴佬。

“老太太，看。”我拿一颗7.62毫米口径的弹匣给她看，“明白了吗，这有北越军，他们多少人？”

“我不知道。”

“Mot？Hai？Lam？（一个？两个？五个？）”

“我不知道什么北越军。”

我脑海中第一次起了暴力幻觉，这暗示出，我已经被这场战争所特有的压力和沮丧击垮了。我想象着，这老妇人嘴里的红色液体是血液，而不是槟榔汁。我想象着，自己用手背一巴掌朝她脸上扇过去，她终于说实话了，鲜血从她嘴里汩汩流出。我终于用暴力手段逼她说出了真相。我只需一挥手，看她是不是还只知道重复说“不”和“我不知道”。实际上，没人会在旁边阻止我殴打这位妇人，可内心深处的道德观念“良心”让我镇定下来。我的良心还在，所以我也没去碰那老妇人。我只是再次问道：“北越军在哪儿？”

“我不知道。”

我右手紧绷起来，我用英文高声说道：“老贱人，说，北越军在哪儿？”

“我不知道。”

“Ba gap Viet Cong khong（越南语：看见北越军了吗）？”

“没有，我不知道，山上有很多北越军。”

“我知道北越军在山上，多少人？”

“这里没有北越军。”

我举着弹匣说道：“这有北越军。”

“这没有。”

“好你个老贱人，等我们出去，他们还要开枪打我们。”

“我不知道。”

“那是因为我在说英文。妈的，你什么都不知道是吧？”

“Toi khoung hieu（越南语：不知道）。”

“Cam anh ba.Di-di（越南语：谢谢你，老太太。我们走）。”

她点点头，然后便和其他人回到茅草屋里。

我在科菲尔旁边坐下，从军装一个大大的侧面口袋掏出一个配给罐头。科菲尔问我了解到什么情况。我说，正如所料，白费唇舌。

“告诉大家，吃饭休息。十五分钟后出发。”

“遵命，长官。”他一边说一边站起来，那姿态就像是得了关节炎的老头子。科菲尔才二十四岁。“你知道，我实在不想走这么远的路回去。”

“哦，那我们可以一直待在外面。”

“更不想。”

队员们在雨里吃了C类配给品冷冰冰的食物，然后回头朝安全路线走去。我们跨过一片区域，避免走河道那条老路，穿过一片又锋利又茂密的象牙草丛，简直和刺猬背上的刺有一拼。天气愈发古怪。高温热浪挥之不去，时不时会从某个未知角落传来急促低沉的号叫声。回来的路上，我们浑身湿透，时而冷得发抖，时而热得要死。黄昏时，我们终于到达前线了，或者在那场战争中说“过了前线”更为贴切。普莱尔（Pryor）中士的小组留在那守卫我们排负责的防线区域，他们用木炭和鞋油涂黑自己的脸，然后出发去设置埋伏。科菲尔和埃克的小组成员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各自守卫点，等待他们的是又一个更为潮湿、高度紧张的不眠之夜。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除了等待还是等待。每个夜晚，我们淋着天上的雨，躲着敌人的枪。排里新设置的指挥处是一个废弃的粮仓，石头墙早已被遭人遗忘的战火打得千疮百孔，如今又多了几处伤痕。与此同时，C连收到消息，要准备参加一项代号为“丰收月（Harvest Moon）”的行动。对这一阶段而言，这是一次大行动。连续数夜，炮弹闪烁，轰隆作响。我们等啊等，无止无尽的风雨让我们的身子都失去了知觉。等待打仗远比打仗本身更折磨人。

行动地点是在岘港南部一个名叫会安（Hoi-An）的小城。一天下午，我们收到消息，敌方派出战斗的是第一军团。

第一排排长科西（Coursey）惊呼：“上帝啊，这不是我们在朱莱干掉的部队吗？”在调职到1-1部队之前，他曾参与过朱莱战役。

我说：“估计你们忘了干掉他们的征兵办。”

“唉，我希望我们不要参加这次行动，我可不想蹚浑水。一次就够让人受了。”

尼尔上尉说：“我很期待参加。你们这些人一点冒险精神都没有。”尼尔正在一张办公用纸上写下自己家乡的名字。他乐此不疲，无数张纸条都被他写上了那个田纳西城镇的名字，C类配给品盒子，或者镀膜地图封面。只要是可以写字的地方，他都要留下家乡大名。

派驻到C连的火炮军官哈德森（Hudson）翻个身，坐在自己床上，说道：“老大，那你去吧。你要觉得那是冒险，你就大胆往前去。我可不觉得这鬼战斗是什么冒险。”

科西重申：“我可不想蹚浑水。”数月来的辛苦让他那张脸长了不少皱纹。“朱莱这种冒险我已经受够了。这些行动真是没完没了。我们已经在朱莱干掉一个团了，现在我们又要和他们打，估计干掉他们之后，不出几个月，他们又来了。真是见鬼了。”

“不管你们怎么说，我还是很乐意去。”

“我也是。我已经做好准备干掉北越军了。我和队员们一定要搞得察力队不得安宁。”说话的是迈克纳，他正在炫耀自己在岘港时和特种分队物物交换弄回来的雨林吊床。他戴着头盔，穿着防弹衣，把可折收的吊床别在自己的子弹带上。“我们要打得他们屁滚尿流。听明白了吗？我要让那帮小子不得超生。”他弯着身子，手持卡宾枪，来床铺过道里忽上忽下，像是正在跟踪猎物的猎人。“明白了吗？现在有了这个新式尼龙迷彩、特种部队专供雨林吊床，我早就蠢蠢欲动了。”

哈德森说：“你蠢蠢欲动要去精神病院。”

“哦，朋友，朋友，我是头脑清醒、身强体壮的战士。有这雨林吊床，外加我那些热血队员，我就是全球最强悍的雨林斗士。看着我，瞧啊，我是全球最强悍的雨林斗士。”他上蹿下跳，发出一阵癫狂的笑声。

哈德森说：“迈克纳，你是全球最强悍的傻子。”

迈克纳转过身，假装朝火炮军官扫射，“嗒，嗒，嗒嗒嗒，你翘辫子了，你这得克萨斯州来的臭小子，你被全球最强悍的雨林斗士干掉了。朋友们，我是杀手，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杀手。”

“明白了吗？我是杀手，我指挥着一群越南最杀人如麻的热血之徒。我们是魔鬼，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他对尼尔说道。尼尔正在信纸白边上写自己的家乡名字。整张纸他没浪费一个空白。迈克纳弯着腰傻笑着说：“老大，瞧瞧我，我是全球最强悍的雨林斗士。你把我和我那群坏小子们派过去吧。有了这张特种部队专供吊床，我所向披靡。”

尼尔继续龙飞凤舞写家乡名，头也不抬，说道：“迈克纳先生，把那鬼玩意儿扔掉。”

“可是队长，这是我的雨林斗士吊床。它应有尽有，防水，还有蚊帐……”

“我说，扔掉。”

“遵命，长官。”

“扔了之后，你去通信掩体检查一下查理山的座机通讯设备。”

全球最强悍的雨林斗士灰溜溜俯首称臣：“遵命，长官。”

十二月第三周，丰收月行动画上句号。直升机灰头土脸地成批往分院送人。有位医护兵告诉我们，伤员太多，医院只接受紧急病人。他说：“尸体原来是放在冷冻车里，可地方不够了，所以连弹药箱也用来放尸体了，帐篷里堆了四层。”鉴于敌军人数已经不及一个营了，所以我方将领一致认为，此次行动大获全胜。

23日那天，我们排收到一份圣诞礼物：我们被派到D连米勒（Miller）上尉麾下，执行为期三天的任务，誓将北越军赶出会维村。之前已经数次清剿过该村，可那里如今还是敌军天下。袭击计划简单明了，可也危险重重。我们排负责转移注意力，掩护D连向村子推进，我们沿河岸北边前进，尽可能转移敌军注意力。与此同时，D连将从南边靠近会维村，从后方袭击北越军。危险显而易见，我的队员要走过五英里的漫长地雷区——紫心河道。我们很有可能踩到地雷或是遭遇埋伏，而且我们排的人数已经不足原来的一半，就算是中等程度的伤亡情况也无疑是致命打击。

但是，那天早上，我们全都热血沸腾走在查理山上。天公终于开眼了，我们迎来了太阳，这个在旱季被我们诅咒无数次的热球。并且，能暂时脱离尼尔上尉的魔爪，也让我们欢天喜地。重中之重的是，我们不再坐等，终于干了点儿别的事。

队伍穿过前哨南边的稻田，沿着蜿蜒的河岸向前，犹如氏族舞蹈队形。河就在眼前，弯弯曲曲的黄褐色河水旁边，点缀着棕榈树和竹林。我们踏上紫心河道，不由自主将间隔距离拉宽为十步。“出发线，子弹上膛，拉枪栓，准备战斗。”各组组长向下传令：“子弹上膛，拉枪栓，准备战斗。”步枪枪栓拉上时，发出一阵清脆的金属声。茂密的雨林里，像是到了绿色的黄昏，队员们小心翼翼缓慢前进，有些因为脚背的脓疮，走路时一瘸一拐。我们蹚过一条狭窄的溪流，这是未开化区域的边界线。埃伦、隆希尔、克洛夫步履轻盈走在队伍最前面。克洛夫左右张望，那机械化的动作像极了摇摇摆摆的雷达天线。

我拉紧肩上的背包带子，里面装了信号弹、烟雾弹、干袜子、一张斗篷还有三天的食物，沉甸甸的。旁边还挂着挖土工具和砍刀。口袋里，装着一张地图、一个指南针、手榴弹、信号弹、消毒片、疟疾药，还有备用的卡宾枪弹匣。皮带上，挂着一把手枪、两盒子弹、刀子、急救箱、满满的两壶水。除了这些东西的重量，我的钢盔和防弹衣就有二十磅重。所有东西加在一起估计重达四十磅，可我依旧觉得自己两腿脚踏青云，如有神助。我现在意气风发，比前几个月都有精神。从营地出发前，就连平时特别吝啬夸人的尼尔都忍不住赞赏我的踔厉风发。我也不清楚个中缘由，不过我知道，我已经不再惧怕死亡。我不惧怕是因为我不在乎。当然，我也不会幻想，一旦自己死了，就会受万人敬仰。反正就是死，恐怕还算不上好死。好死意味着有自行选择，有风光仪式，有整洁衣装。在战场上，没人好死。

可死成什么模样姿态已不复重要。只要死亡来得快，不痛苦，我就不挑剔。我可能会像被鞋底踩死的甲壳虫，还没反应过来就一命呜呼了，可能是因为我认识到自己如同昆虫般微不足道，所以才对死亡满不在乎。我是一只甲壳虫。我们都是甲壳虫，在荒野之中苦苦生存。那些不再挣扎的，并没有因为死亡而改变现实。列维、辛普森、苏利万等人，他们的死亡并未带来什么改变。每周，战场上都有上千人丢掉性命，死亡数字加在一起也没带来任何变革。没有他们，战争依旧，既然如此，没有我，战争也会继续。我的死不会改变任何事情。我怀抱着对自身死亡毫不在乎的心情走在河道上，顿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升华和超脱。

我们从早上一直走到下午。河道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高地。翠峦河河面更狭窄了。断枝残叶漂流在急湍的河面上。这河流有段距离像运河一样笔直，突然急转弯，河水倾向一边，接着便消失在前面的灌木丛里。在距离我们的目标会维村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我们转到一条围着雨林的路上，然后在河流绕着村子形成马蹄形弯道的地方回到老路。穿过灌木丛花了我们不少时间。我和克洛夫轮流拿砍刀劈开一条路。蚂蟥从落叶上掉下来，使劲黏在我们脖子上。我们蹚过另一条溪流。矮树丛已经将其分为数个死水池塘。不过，这雨林没有那头的长得茂盛，我们轻松走过一片茂密成荫的竹林。一道道阳光从纹丝不动、精致亮丽的竹叶中穿透过来。埃伦的射击队员们依旧走在最前面，他们三人恐怕是最佳射手。连续数月的丛林战斗已经让他们从普普通通的年轻人转变成技能娴熟的搜捕高手。埃伦是中西部人，面容憔悴，每次微笑，都让人联想起骷髅头的神秘微笑；克洛夫，矮壮身材，手上那把点12口径手枪被他用的出神入化；隆希尔，俄克拉何马州土生土长的美洲土著科曼切人（Comanche），开枪神速，站起来6.2英尺高，你说话时被他眼睛一盯，你就会措辞小心。他们走在这条泥泞的路上，悄然无声。我们听见树丛下细小的致命金环蛇窸窸窣窣游动的声音，远方乒乒乓乓枪炮声，前面的河水汩汩流动。

我前面的步兵突然单膝跪地，举起右手示意大家停下。他指指自己的衣领（排长上前），然后左手手掌靠近右手手指，做成一个T字（前方有敌军）。我向身后的队员做同样手势，然后屈身弯腰走到前面。四周静悄悄的，我那双湿漉漉的靴子好像制造了刺耳噪音。树林在前方一个空地那儿就没有了。我从树林里出来，空地那明亮刺眼的阳光让我的眼睛一直眨个不停。埃伦的射击组穿过空地，在河边一个灌木丛里伏身躲避。克洛夫和隆希尔用武器瞄准河对岸远处的某个目标，那里有几间村民的茅草屋，在树木篱笆之中像是一个个深褐色的补丁。埃伦面对着我，脸上涂的迷彩都被汗水划分出好几道条纹，迷彩头盔上围着一圈绿色的树枝。他示意我趴下向前。我照做了，趴在地上，匍匐向前爬，弯着手臂稳住卡宾枪。河水在午后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对岸的篱笆后面几米的地方，有一座饱经风雨的庙宇，灰色墙壁，琉璃屋顶。庙旁边，隐约看到一个身穿卡其军装的男子。埃伦示意我停下，他向我爬过来，要在空地中央与我会合。克洛夫和隆希尔继续留在灌木丛里。两人像雕像一样纹丝不动，克洛夫举着枪，隆希尔顺着M-14自动枪枪管看过去。

埃伦急促地低声说道：“中尉，对方三人，常规军，在亭子旁边。不超过五十米远，手臂上捆着东西。河流弯道那估计有十到十五人，可能在洗澡。我们听见他们说话声和扑水声。要是你把整支排安排过来，我们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长官，瓮中捉鳖。”

“好的。除非对方朝你们开枪，否则你们不要轻举妄动。我叫队员都过来，不过从林子里过来不被发现，需要一点儿时间。记住，对方不开枪，你们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遵命，长官。”他爬回原地。

我仍旧俯卧在地上，极其小心地转个身，唯恐北越军听到我的心脏扑通扑通直跳。

（十六）

白人战士，卡其军装，

神色憔悴，步履维艰，

穿过雨林，宿营牛棚，

朝不保夕，葬于泥潭。

——鲁德亚德·吉卜林《族长之歌（The Ballad of Boh Da Thone）》

我在矮草丛中匍匐前行，发出的噪音似乎都赶上走在干燥的树叶上了。我心中默默祈祷，千万别让对方看见或听到，千万保佑一切顺利啊，保佑我将敌军拿下，而且是一举拿下。我居然乞求上帝助我草菅人命，真是罪孽深重。我虽然觉得自己罪大恶极，可还是继续祈祷。保佑我将敌军拿下，一举拿下。我想一鼓作气干掉他们所有人。离空地边缘虽然不到十米远，可总感觉远在天涯。它像海市蜃楼一样一直向后退。我的心跳声犹如有人在隧道里敲铜鼓。我觉得北越军一定能听到我的心跳声，或者呼吸声。

四周死寂，相比之下，这之后的枪声则震耳欲聋。子弹打到我面前几米处，激起地上的灰尘，我立即缩身后退，像一只螃蟹。克洛夫和埃伦蹲下翻身射击，对方子弹正好从两人中间飞过，与此同时，隆希尔单膝跪地，朝河对面篱笆疯狂扫射。有位北越军双臂一举，好像从地面上跳起几英尺，接着便重重仰面倒下，他的枪在空中挥舞，像是乐队的指挥棒。他像是被一个隐形巨人逮住了，一记重拳将其击倒在地。我站起来，没看见他的尸体，肯定是他的某位战友将尸体拖进矮树丛了。第三位北越军躲到寺庙背后。虽然不是眼见为实，可本能告诉我，他一定在那儿。隆希尔朝篱笆射击，克洛夫的12毫米口径的武器也在发力，不过这种扫射范围，这个距离，难以击毙敌方。我正要朝他们跑去，突然意识到我应该去把队员叫上来，于是转身跑回树林，几颗子弹打在我脚边，我迅速蹲下。脚下有些不稳，藏在寺庙后面的那位北越军第二次用他的勃朗宁轻机枪（简称BAR）或者机关枪开火，我一时无法分辨，再度蹲下。我趴在地上一个凹槽里，不禁感谢大地母亲的保护。河流弯道附近的北越军开火了，马蹄形弯道形成了一个半岛，我们四人现在陷入围攻。我再次试图爬到空地边缘，可是刚抬头想跑，子弹便打到眼前地面上，灰尘四溅。敌人猛烈袭击，真令人窒息，空气突然成了致命毒气，每个空气分子似乎都含有铅毒，以每小时两千英里的速度飞行传播。子弹在我头顶上方嗖嗖飞过，我大喊大叫，不，是厉声尖叫：“埃伦，我起不了身。妈的，火力全开，右前方，弯道附近，火力全开，火力全开。”三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顿时气势汹汹，如同一支精干部队，克洛夫的枪声震天撼地。埃伦开始发射手榴弹，40毫米手榴弹的爆炸声响彻云霄。

令人奇怪的是，我忽然平静下来。我思维敏捷迅速而又条理清晰，要是当时有充足的时间自我反思，一定会佩服自己。我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隔着这条又深又急的河，我们是无法展开攻击，不过却能够朝北越军猛烈开火。即便杀不光所有人，至少也能干掉一部分，至于留下的活口肯定会逃离村子。但是首先，我必须用机关枪镇住弯道那边的敌人，再用炸弹干掉藏在水泥寺庙后面、拿自动武器的那小子。我们的队员要想安全抵达这里，必须先解决这两边的敌军。要是事先没压住敌军火力，聚在这块小空地上的队员们都会中枪。速度一定要快，必须赶在北越军缓过神来、瞄准目标朝我们开火之前。就在短短几秒钟之内，全盘计划清晰地从我脑中闪过。与此同时，我全身积蓄着一股跃身而起的力量。我的身体已经和我的意识脱离了，有股力量推动它冲向树林。这股强大的身体力量脱胎于恐惧与害怕。我最多只能在这凹槽里待几秒，如果暴露在外，还静止不动，北越军很快就会发现我，我必须动起来，直面并克服危险。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逼入绝境的动物会异常凶猛，因为它惊恐万状，每个细胞都聚在一个终极目标上——铲除危险。

我来不及瞻前顾后，一跃而起冲进树林，“啪”一声摔到地上，赶紧让机关枪和3.5英寸迫击炮弹小组参加战斗。队员们扛着沉甸甸的武器冲过空地，埃伦还在空地那头开火。3.5英寸炮弹后坐力声音震耳欲聋，炮弹瞬间打入寺庙，水泥墙和琉璃块碎片从硝烟之中四溅而出。机关枪朝篱笆扫射，细长的7.62毫米子弹乒乒乓乓，飞速从退弹孔中喷出。寺庙墙壁上被打了个大洞，我血脉贲张，猛烈开火，卡宾枪子弹一股脑儿全射了过去。接着，第二枚3.5英寸炮弹飞出去，敌军无人开枪了。

“第一组和第三组，向前！”我大喊道，跑回树林，“第一组和第三组，向前冲，第二组掩护。”

大个子维尔（Wehr）中士领队，队员们快速跑出雨林。维尔刚来越南不久，隐身敌军朝空中射击让他有点云里雾里。

“听到没有，上前战斗！这里！一组在左，三组在右。列队作战，火力全开，快速朝村子开火。”

队员们弯着腰，躲避敌军开火，大家迅速组成小组作战队形，敏捷的身躯像是一群溜冰员，在河流弯道一边推进。整条线迅速穿过空地，从后方快速放几枪，大家到达河岸时，全部蹲下，猛烈持续开火，然后又蹲下。我听不清楚某支枪单独的声音，只有震天动地、持续不断、撕心裂肺的噪音。五十米前方的篱笆一直在晃动，好像狂风刮过。炸弹把竹子和茅草屋炸成碎片，纷纷坠落，倾塌的草屋烈火熊熊。

我手脚并用沿着这条战线爬行，指挥队伍开火，嗓子都喊沙哑了。队员们全都陷入癫狂，不停地朝村子开火放炮，有人大喊，也不知道到底在喊什么，有人尖声爆粗口。埃伦朝我跑来。他那双蓝眼睛像着了魔一般。他告诉我有几个北越军想逃，其中一个被机关枪射中倒地。一颗子弹打到我俩中间的地面上，我俩分别滚来，又马上滚回来，我笑得像患上了失心疯。埃伦向村子猛发40毫米枪榴弹，那神情真是魔鬼附身。不一会儿，米勒在无线电上呼叫，确认我们将北越军赶出了会维村。他们连队的一名狙击手看到一队北越军灰溜溜沿着河道撤退，他还干掉两人。

依然有些敌军朝我们开枪，不过零零星星，而且目标不准。我传令，北越军正在逃跑，D连干掉了两名敌军。我们排瞬间热血沸腾，就好像捕食者看到正在逃窜的猎物背影。有几位队员从河岸滑下去，在河水边开枪。我感觉大家恨不得蹚过河流乘胜追击。队伍已经成了一个整体，一个急待一跃而起向前冲锋的整体，任何挡路碍事的东西都要被送上西天。我感同身受，让准下士拉比阿克（Labiak）的射击组往下游方向找找浅滩。要是能蹚过河流，我们就可以完成任务了。我想不惜一切代价过河，我要夷平这个村子，在穷追猛打之中干掉逃脱的北越军，我要用刺刀砍他个死无全尸。

敌军又有狙击手朝我们开枪，我们扔出枚M-79枪榴弹，对方马上消停了。拉比阿克回来了，从胸口往下湿淋淋的，说这条河没法蹚过去。河底很凹凸不平，水流很快，差点把他冲走。唉，别指望乘胜追击了，也别指望演一出刺刀杀敌的高潮落幕了。可我依旧有种醉醺醺的兴奋感。不仅是因为突然从危险中脱身出来，更是因为在我的英明指挥下，大家顶住敌方强势袭击，完美地逼退敌军。这是前所未有的体验。前线队员移动，穿过空地，敌军子弹“嗖嗖”飞过，可大家的动作依旧像在训练场上一般精准无误，那一刻，我身上流过一阵难以名状的紧张快感。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有些军官可以把步兵生活当作毕生职业，为什么他们可以忍受那些吹毛求疵的条条框框、对尊严的践踏侮辱以及和平时期在恶劣环境下度过枯燥乏味的一年又一年：就是为了这短暂一刻，在战斗的极端压力下，一群战士听令于你，言听计从，就好像他们都是你的化身。

这次交火让我极度亢奋，我不想这么快就恢复平静。交火结束了，只剩下零星开枪，可我不想让它结束。所以，有个狙击手从村子后面一排林子里开枪，我做了件略显疯狂的事。我下令队员枪口对准那林子，自己在空地来回走动，试图引诱狙击手朝我开枪。

“他一开枪，所有人向林子速射五发。”说完，我便来回走动，好像自己是披着鬼服的印第安巫师，可以刀枪不入。

对方没上当。

我停下来，面朝那片林子，挥动手臂，扯着嗓子高喊：“来啊，察力队，打我啊，浑蛋。胡志明必死，察力，有种打我啊。”

我们有些队员忍不住大笑起来，我还听到有人低声说：“傻小子，疯了。”我自己也开始大笑起来。我果真疯了。我高声叫喊，处在暴力癫狂之巅峰。

“来啊，察力，朝我开枪啊！”我又大喊起来，还用卡宾枪朝林子里开火，“你们这群贱人，有种开枪啊，祝你妈的河内叔叔圣诞节快乐！”

我成了《硫黄岛浴血战》里的约翰·韦恩、《战争的呼喊（Battle Cry）》里的奥尔多·雷（Aldo Ray）。都不是，我是个热血青年，或者可以说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军官，就因为刚才近距离作战打了胜仗，未伤一兵一卒，于是肾上激素分泌过旺，冲昏了头脑。

狙击手不买账，我也渐渐冷静下来。米勒上尉通过无线电把我拉回了现实世界。他赞赏说，我们排干得漂亮。这支队伍成功配合了声东击西的牵制战术，谢天谢地，北越军可没少被牵制。他下令让我们当晚留在原地。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因为敌军已经知道我们在哪儿了，可能会用迫击炮轰炸我们。可另一方面，这不就是我们要做的吗，转移敌军注意力，掩护米勒连队。

我们设定防御线，开始挖战壕。我们担心自己会被炸死，所以战壕挖得很深，泥土很湿，非常不配合我们的部署，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挖深一些。我和琼斯忙完之后，把工具往胸墙上一插，滑进洞里抽烟。我们真是从没抽过这么棒的香烟。我依然情绪高涨，一边叼着烟，一边清洁卡宾枪，我拿块旧布爱抚地擦拭着枪托、枪管、长长的弧形弹匣，我来回擦拭，枪发出的机械声让我爱不释手。这把枪没杀过人，不过还是促成了一些死亡，我内心深处甚是扬扬得意得意，想起第一个倒地的北越军，更是喜不自胜。

那天晚上，季风气候再度大驾光临，好日子到头了。我们的散兵坑成了一个个小型游泳池。敌军子弹几乎在我们头顶上飞了一整晚。尽管被射中的几率很低，我们还是高度警惕。每过十五、二十分钟，“啪——啪——啪——”的声音就要响起，可是什么都看不到，只是黑乎乎一团，还有便是河面上的白色烟雾。黎明前几个小时，雨停了。没有雨和风的打压，蚊子开始猖獗称霸，成群结队的蚊子从湿漉漉的地面上飞起来叮咬我们。蚂蟥也开始大摆筵席。

我半睡半醒躺在六英寸深的水池里，听到一声刺耳的尖叫，有人大喊：“过来了！”接着便像是树木被雷击，一阵撕裂的巨响。地都在摇晃。

“上帝啊，什么东西？”琼斯问道，他在我旁边负责无线电。

“不管是什么，肯定不是60毫米口径或82毫米口径炮弹。赶紧联系D连。可能是我们自己人。”

琼斯拿起后背上的PRC-10无线电听筒，机械地呼叫：“三角连（Delta）六号，我是查理二号，报文完，请回复……三角连六号，三角连六号，我是查理二号，查理二号，报文完，请回复……查理二号呼叫三角连六号，六号听到了吗，报文完，请回复……”

又是一阵高频率的呜呜声，越来越大。炸弹掉到前方不足五十米远的河岸上，地表再度晃动。泥块、树枝和高温弹片飞溅起来，落到河里，发出嘶嘶声。

“三角连六号，我是查理二号。”琼斯躺在那里继续呼叫，一只手垫在后脑勺上，“三角连听到我说话了吗，报文完，请回复。”他转过来看看我。我翻过身，冰冷的水从我上衣流进裤裆里。“长官，联系不上D连。电池肯定进水了。”

“什么狗屁无线电，给我们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继续试。如果真是我们自己人放炮，一定要阻止他们。”

“如果不是我们自己人呢？”

“那我们可能就死无全尸了。继续试。”

“三角连六号，三角连六号，查理二号呼叫三角连六号，报文完，请回复。”

接收器终于传来一个微弱细小、断断续续的声音，时不时被静电声切断。

“……二号……位置……报文完，请回复。”

“三角连六号，信号断了，请重复。”

“我是三角连六号……你方位置……报文完，请回复。”

我抓起听筒，告诉对方我们的地理位置，祈祷着对方可千万别是北越军，他们经常会监听干扰我们的无线电。“三角连六号，请听好，前方不到五十米处有人朝我们开炮。也许是维克多察力队120毫米口径之类的炮弹。疑问：是否是我方部队有意发射？如果是，请下令停止开炮。”

“二号，听……请全部重复一遍……”

“三角连六号，请重复。”又一枚炮弹掉下来。“三角连六号，请重复。”

“……查理二号，请从‘有人朝我们’之后的内容重述一遍，报文完，请回复。”

“我重复一遍，有人朝我们开炮……”第四枚炮弹掉在河岸上，我突然想起准下士史密斯（Smith）的射击组还在那附近负责监听。“三角连六号，你应该听到刚才那声巨响了。也许是维克多察力队120毫米迫击炮。疑问：是否是我方部队在附近有意发射？报文完，请回复。”

“二号，声音太小太杂。请重复‘迫击炮’以后的内容。”

“啊，上帝啊……”我又开始重复说一遍，接着翻个身，用双手遮住脸，抬高脑袋，以免水流进嘴里。发射炮弹的究竟是敌是友，已经毫无关系了。炮弹越来越密集，那嘶吼的声音令人心惊肉跳，有人还在大喊：“炸弹来啦！”炸弹好像永远不愿落地。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能听见天空中令人闻风丧胆的炮弹齐鸣，我们身子因为恐惧而肌肉紧绷，心脏缩成一团，大脑思维都停止了。

暴风雨终于来了。炸弹落到大概防御线前方二十五米处，一个接一个爆炸了，那股巨大的冲击力持续了五分钟之久。弹片从空中四溅而飞，发出如同硬质钢丝崩断的声音。我和琼斯紧紧靠在一起，就像两个担惊受怕的孩子，蜷缩着身体，紧挨着地面。我恨不得钻进正在摇晃的地下去，当时真应该把这坑再多挖三英尺。我求上帝赶紧让耳边这震耳欲聋的声音停下来。停下来，上帝啊，求您让它停下来吧。有枚炮弹离我们特别近。可我无法辨别具体位置，似乎就在我们那可怜巴巴的防御线边上炸掉了，我真是担心，我们这群人会被炸出这个坑，飞到半空中，不长眼的弹片刺透我们的肉体，大家呜呼哀哉。地表推我的胸，我身子上下浮动了一英尺左右，总感觉自己某部分一直往上飞，似乎灵魂出窍，飘到树顶。魂魄搭在树上，顿时有种妙不可言的冷静。我看见炮弹火光，可它们吓不住我，因为我现在变成鬼了。我的魂魄看见它的肉体之躯把头埋在散兵坑里，手臂抱着脖子。我无所畏惧，泰然自若，非常鄙视散兵坑里面那个胆小怯弱的小东西。我心想，自己不会翘辫子了吧。我思量一番，唉，要真死了，也没什么不好。死了挺好，又不痛。死亡意味着告别痛苦。富贵浮云，甘心如荠，苦尽甘来，甘死如饴。死是最强效的毒品，终极麻痹制剂。

轰炸停止了，我的魂魄很是不愿离开和平高地，勉为其难回到躯体里。我又变成人了，一个完整的人。大学的耶稣会士曾高度强调：耶稣会教育的重中之重乃是培养全面完整的人。散兵坑里的我现在又成了全面完整的人，坑里的完人。

我爬到防御线边上，寻找史密斯的射击组。

“长官，这儿。”史密斯低声回应道。

“你们都还好吧？”

“长官，除了冷、湿、饿、怕，一切都好。”

“没伤亡吧？”

“没有，长官，我是黑人，炸弹看不到我。”

我心里暗笑，他们没事就好。大家刚经历了枪炮袭击，这会儿还能说笑。

所有队伍都从炮弹下捡回一条命。好一阵大家全都缄默不语，接着狙击手又开始闹腾了。啪——啪——啪——潮湿的黎明，我们泡了点C类配给品咖啡，琼斯摆弄那台无线电，我们冷得瑟瑟发抖。我坐在散兵坑的矮墙上喝着咖啡。普莱尔中士走过来坐在我旁边，嘴上叼一根被汗水泡黄了的香烟。和其他人一样，他眼睛凹进去，过于疲劳，下面一圈黑眼圈，脸和手到处是被虫子叮咬留下的疙瘩。

“哎，长官，我不得不说，昨天和今天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日子，尤其是昨晚，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

“多久了？”我问，好像是两个罪人相互坦白。

“七八个月，这种日子已经有七八个月了。我他妈的快累死了。长官，无线电收到信号了吗？”

“没有，我们还没联系上。”

“见鬼。”

“要是连不上，别无出路，我们躲在黑夜里，又何妨。”

普莱尔无奈笑笑。“又何妨？”他拆开那支烟，洒落卷纸和烟叶，就像老人在公园里洒鸟食。“又何妨？中尉，你当我们在吟风诵月？”

琼斯倒腾了半个小时，终于联络上D连队。米勒下令让我们朝北走，前往92山，在山丘地带设置巡逻营地。

我们走到那儿花了快六七个小时。队员们穿过近似迷宫的峡谷，蹚过齐膝的沼泽地，走过狭窄的雨林小道。这一路上，雨下个不停，狙击手还时不时出来制造混乱。走在半路上，队伍碰到“拦路虎”，那是北越军用木头在路中央设置的障碍。这障碍横亘在溪谷之中，河道两旁全是陡峭山峰，树林极其茂密，没个推土机开道我们压根儿别想过去。我们没法绕道而行，只有用手榴弹炸开一条路。我和准下士克洛夫走向前，看到那草木上挂着一捆亮晶晶的“蜘蛛丝”，虽然只露出几英寸，可又直又硬，风从溪谷中呼啸而过，它都纹丝不动。一股恐惧之流直逼入我肉体，像一股液化汽油。

我说：“克洛夫，在障碍附近移动千万小心，有陷阱，我看到铁丝线了。”

“遵命，长官。”

我飞快做了简单运算：拉开拉环，手榴弹会在四五秒钟之内爆炸。我们身后大约四十英尺后有一条沟，路从那里拐向其中一座山。我们必须拉开拉环，把手榴弹投到最佳位置，还要千万小心避开铁丝线，接着立刻跑到沟那边躲起来。我和克洛夫说了计划，问他我们能否办到。

“我们最多只有五秒钟。”

“长官，我认为能办到。要是办不到，大不了用小盒子把我们打包寄回老家。”

我俩掏出杀伤手榴弹。这种手榴弹表面平滑，鸡蛋外形，梨子大小，其貌不扬，都看不出它可以把人炸成两半。

“克洛夫，我们必须精准无误。我说拉开保险栓，我们就拉开保险栓，拉环向下，然后放下手榴弹。你的放在障碍体左边，我放右边。千万别碰到任何其他东西。轻轻放下。然后你先撤，这样可以避免我们撞到对方。听明白了吗？”

“长官，明白。”

我擦干手掌上的汗液，弄直保险栓，这样可以更快拉出来。（可不是用牙齿把保险栓咬出来，那是电影。要真那么做了，能拉出来的东西只有你那副牙。）

“拉保险栓。”

我们拉下保险栓，手掌摁住拉环，放下手榴弹。我尽量不去理那闪光的细小“蜘蛛丝”。克洛夫先跑，我随其后，俩人躲到沟里，双手抱住脑袋。我数道：“1001，1001，1003……”没有动静。“1004，1005，1006……”

“妈的，居然是哑弹。克洛夫，没一样靠谱的，无线电，手榴弹，全都靠不住，妈的。”

“长官，我们要再试一次吗。”这是一个没有问号的问句。

“是，再试一次。”

我回到那条路上，两条腿都有点麻痹不听使唤了，就好像做噩梦被人追杀，或飞机要出事自己无能为力。没准那些手榴弹会直接炸到我们脸上。也许它们保险丝出了点小状况，烧得略微慢了些。我的腿越来越重，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害怕：怕中之怕。我好像快要全身瘫痪了，这最是让我提心吊胆。嘿，听说了吗，卡普托中尉那事儿。上次巡逻他居然吓得走不动了，就因为一个陷阱，他被吓成那样。妈的，还中尉，假冒货。我自我安慰，一定要走完这最后二十步，达到障碍物，就像父亲鼓励蹒跚学步的孩子迈出人生第一步。先迈右脚，再迈左脚，再右脚，好样的，小家伙，就快到了。

“克洛夫，拉保险栓。”

我们放下手榴弹，那四枚手榴弹就像是一窝橄榄绿的鸡蛋。

“好，跑。”

我们咚咚咚赶紧跑开，一个燕式弧线跳到沟里。一声动天撼地巨响，手榴弹和陷阱炸弹全部爆了。碎片朝我们飞来。克洛夫乐不可支大笑起来。

下午三四点左右，我们抵达92山。队员们都累得有气无力，步枪、包袱和防弹衣压得大家肩膀生疼。这二十四小时里，大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射击开火，现在个个疲惫不堪，头晕目眩。我们临时搭个避雨的棚子，坐下来休息。有些队员连棚子都懒得去搭。他们连自己都不关心了。我走过来检查大家的脚。不少人足浸病严重，皮肤皱巴巴的，上面长满红色的脓包和水疱。他们居然还能走路，真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吃午饭，食物和北越军是一模一样：煮熟的米饭卷成团，里面塞了葡萄干。比起占重量的C类配给罐头，饭团更易携带，而且可以缓解我们的腹泻。我们坐在这荒无人烟的山上吃饭团，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和敌军越来越像。他们吃什么，我们吃什么。他们可以在雨林里鬼鬼祟祟，我们也能在里面神不知鬼不觉。我们还同样命苦。事实上，我们和北越军有更多相似性，远远超过躲在后方的那些自己人——文员和军官。

我正在给自己换双干袜子，尼尔上尉突然在无线电呼叫。圣诞节停火正式开始。任务行动暂停。我这支排必须尽快赶回友好战线。我问，干吗不让直升机来接我们？尼尔回答，不，休想。我把消息告诉大家，队员们欢欣鼓舞。“嘿，嘿，我们可以睡个好觉了。妈的，多亏了圣诞节。”

一等兵鲍姆（Baum）说：“不，不，我想待在这里，我就喜欢这儿，我爱这泥，这雨，这鬼地方。”

我们背上包袱，抄捷径——紫心河道——往回走。这条道在妙芳村（Dieu Phoung）附近拐弯了，这村子在查理山西边约数百米。右边通向河，左边指向群山，离我们的前哨就不远了。我们选了后者，因为距离更短，而且被地雷炸死或陷入埋伏的可能性也比较低。

村子外面的稻田被水淹没了，最远那端的路堤非常陡峭。沿着路堤还拉了一张铁丝网，其中一头固定在一棵死树上。铁丝网有个洞，就在这棵树旁边，而这条路恰好指向那个洞。先遣组普莱尔中士、琼斯和我三人穿过稻田。水很深，有些地方都齐胸，雨点打在水面上，形成一个个小凹槽，让我不禁想起夜里鳟鱼跳跃的景象。入夜之后，昂托纳贡河就是这番景色，燃坝（Burned Dam）附近，岩石陡峭，河面狭窄，水泛白沫，水流受树木阻碍，缓缓拐个大弯。拐弯之处，河水很深，面上平静，肥硕的鳟鱼在铜色的水里纵身而起，复又落下，画出一个个圆圈。我和钓鱼搭档比尔以前经常在日落的时候，跑到深水池里抓这些棕色的鱼。虽然收获不多，可总是很惬意，一边捕鱼，一边畅聊未来，毕业之后有什么计划打算，外面的花花世界有什么在等着我们，似乎人生有无穷无尽的惊喜。我们那时还是不谙世事的小男孩，觉得一切皆可能。追忆往事，不禁让我百般惆怅：倒不是因为相隔天涯海角的思乡之情，而是因为自己离那个踌躇满志的孩子渐行渐远，真想重新做回那个孩子。

普莱尔的组员爬上路堤，泥巴路打滑，队员们一个滑倒，掉到另一人身上，结果大家掉在一团。其余队员举着枪走在我们后面，蹚过稻田里的积水。一条蛇在黑乎乎的水里游过，还在两名队员中间摆个S造型。终于到干燥地面了，普莱尔的组员保持间距，走在路堤上面的平地上。远方，山脉若隐若现，高耸入云，令人不寒而栗。最后的两个组开始向上爬路堤，一个滑下去，就会摔到后面队员身上，于是乎，大家全挤到一起。

我站在那棵死树旁边把队员拽上来。我说：“跟后面的人说，别扎堆。”我左边有一条小溪穿过绿色如染的峡谷，发出细细的流水声。一位队员说道：“跟后面的人说，别扎堆。”稻田另一边，队伍另一端挨个走过村子边缘的一个茅草屋。一股浓烟飘起，一位妇女大喊大叫跑出来。

我朝那端的排中士喊道：“比特纳，出什么事了？”

“长官，你在说什么？”

“那屋子，谁放火烧那屋子？”

“长官，刚才不是传话，放火烧屋。”

“上帝啊，我说的是‘别扎堆’。别扎堆，快把火灭了。”

“遵命，长官。”

我站在那棵光秃秃的树旁边，看着队员们用头盔装满水灭火。所幸的是，这茅草屋本来就很潮湿，所以燃烧速度并不快。我转身朝前哨组走去，埃伦就要摔到地上了。

“埃伦，没事吧？”我问道，伸手去扶他。眼看着就要从路堤边缘滑下去，他拽着我的手稳住了。

“中尉，还不赖，我还可以。”埃伦一边说，一边和我并肩走着。前方，普莱尔的组员爬上山脊，隐约看到前哨兵的背影，很快他就在另一头下坡了。这时埃伦说道：“不过这停火来的真是时候。我们可以好好休息，趁着停火，可以偷个懒。”

我突然听见一阵咆哮声，一股热气强风冲来，我感觉有根针扎进我大腿，腰部被恶狠狠推了一把。我俯身倒下，摔在泥地里，耳边嗡嗡作响。我趴在地上，听见自动卡宾枪发射，好几秒钟过去了，接着有人喊道：“医护兵！医护兵！”因为耳边嗡嗡声，枪声人声似乎来自千里之外。“医护兵！医护兵！”这时另一个声音叫道：“来了！”我用手和膝盖挣扎着想站起来，心里骂道，哪个白痴在喊“来了”。这又不是炸弹，是地雷，而且是个大地雷。到底谁在喊“来了”？是你，你这白痴。是你的声音，乱喊什么？网，你摔倒之前看到的最后一样东西是铁丝网。你是朝铁丝网方向倒下去的，像极了你六岁时和朋友斯坦利（Stanley）在林子里玩耍的情景。那一年，斯坦利九岁，他说森林里有黑熊，把你吓得如惊弓之鸟。这时你听见远处传来一阵咆哮嘶喊的声音，心想肯定是熊来了，于是你撒腿朝公路跑去，想爬过路边的铁丝网，结果裤子被铁丝绑住了。你吊在那儿，号啕大哭：“斯坦利，有熊！有熊！斯坦利！”斯坦利走过来，大笑不止，你刚才听见到的巨响其实是公路上开过去一辆筑路机。不是熊，是机器。这次响声也不是导弹，是地雷。

我站起来，想让大脑清醒一点。我有些站不稳，不过还不至于左摇右摆，只不过是一块银色弹片插到我裤脚里。我拔出弹片，还是热的，我居然连皮外伤都没有。埃伦在我旁边，四脚朝地趴在地上，嘴里还念着：“怎么了？我不敢相信。哦，天啊，天啊。”我们身后大概三四十英尺的地方，有块区域被烧焦了，一股浓烟飘在上空，那棵死树，树干都被烧裂开了。维尔中士躺在弹坑附近。他想站起来，可有条腿支撑不住，整个人又摔下去。他又站起来，那条腿再次失败，他只好靠那条没受伤的腿跳着向前，受了伤的腿则笔直伸在前面，他没法站稳在那儿打转，像是在跳哥萨克舞蹈，很快又仰面倒下，一支手臂在他胸前来回摆动。他叫道：“嘣，嘣，巡逻队被毙了。”手臂还在来回舞动。

埃伦想站起来，眼神呆滞无光，呲着牙，茫然失措。他朝我跌跌撞撞走来，问道：“长官，到底怎么回事？”话音刚落，整个人朝我摔下，滑到我胸口上，用手拽住我上衣。我还没来得及抱住他，他又四脚朝地摔到地上，整个人趴在那儿。他说：“上帝啊，究竟怎么回事？难以置信。我头好痛。”这时我才发现，鲜血从他脑袋和脖子后面的伤口汩汩流出。“上帝啊，我头好痛，好痛啊，这不是真的。”

我有些不知所措，依稀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没错，是地雷。肯定是某处伏击引爆了地雷。普莱尔的组员悉数通过之后，地雷才爆炸的。我在爆炸地点，也就是那棵树旁边，待了不到十秒钟，那玩意儿就炸掉了。如果是陷阱或是压力雷，它早就该爆炸了。接着就是卡宾枪开火。没错，有人埋伏，引爆了电线控制的地雷，这种事对 “把握全局”的后方阶级而言不过是老生常谈，可对于身处其中的人就是人生惨剧。

我跪在埃伦身旁，从身后拿出急救箱，当我摸到自己防弹衣后面有个大大的洞，顿时呆若木鸡。我拽出来好些弹片，全是圆柱形。从黑烟判断，应该是自制的阔刀地雷。他们用了黑火药。空气中还弥漫着臭鸡蛋的刺鼻味。要不是有这件防弹衣护身，这地雷一定能把我脊柱炸断。我的脊柱啊，上帝啊，我要是在那里多停留十秒钟，大家估计就要到林子里捡我的尸体碎片了。走运，狗屎运。埃伦在我身边，脑袋受了重伤。可我却安然无恙。鸿运当头啊。现代战争唯一的真理就是纯属巧合。

我拿出止血布，想帮埃伦止血。他叫嚷道：“上帝啊，好痛，头好痛。”

“埃伦，听着，没事的，应该没伤到骨头，你不会有事的。”我双手一股血腥味，“你到时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在分院里偷懒。我们很快会把你送到医院。”

“上帝啊，痛死了，受不了了，好痛。”

“我知道很痛，比尔，你还有知觉总是好事。”我忽然想起自己大腿上那块小银片扎得我刺痛，像是蜜蜂蜇一口留个大肿块，也就如此了。噢，比尔·埃伦准下士，我知道你现在一定是绞心之痛。

我冷静下来，耳边的噪音也渐渐消失了。我命令普莱尔和埃克安排组员在稻田附近防御。伤员组赶紧把受伤士兵抬出稻田，安置在路堤和山脚之间的空地里。虽然面积不大，可是当个着陆区还是足够了。

我和一位步兵负责搀大个子维尔中士，我俩每人搭一只手。他手臂绕着我们的脖子，一瘸一拐向前走，嘴里还在念：“嘣，嘣，中尉，我们巡逻队被毙了，妈的。”一名医护兵用小刀割开维尔的裤管，开始替他包扎伤口。血流成河。两名队员把桑切茨（Sanchez）从稻田里拉出来。他的脸插满弹片，我都快认不出他了，除了他那双眼睛，好在那些碎片没伤及眼睛。他处于昏迷，眼睛半闭，一团红色上，两道白线。桑切茨像是被隐身怪兽恶狠狠抓了一把。两名队员用手给他扇风。

其中一名队员说道：“长官，他总昏过去。要是不尽快送进医院，估计他就永远昏过去了。”

“知道，知道，赶紧把其他人弄上来。”

“长官，罗德拉（Rodella），快救罗德拉，他好像胸口受伤。”

我从路堤上滑下去，溅起水花，跑到医护兵凯瑟（Kaiser）医生身边，他正在救助罗德拉。他胸口和腹部裹满了纱布和止血带。弹片插入他一边的肺，伤口很大，鲜血把纱布都染红了。他每呼吸一下，伤口便就会出现鲜血形成的淡红色气泡，然后又破掉。他喘着气，我想和他说说话，可是他的气管里全是血，已经没法说话了。罗德拉之前就受过两次伤，这次就要死在自己的血泊里了。他那双眼睛最是让我忧心如焚。那眼神就像是孩子不明所以莫名其妙挨了一顿揍，满是委屈和无奈。他眼神无可奈何，嘴巴又无法言语，伤口满是血色泡沫，胸口喘气呻吟，这一切让我伤心欲绝，气涌如山，自己都分不清哪是悲，哪是愤。

我帮医护兵把罗德拉搬到着陆区。他的战友们就在身边，可他仍然孤苦无依。我们从他那绝望失落的眼神就能看出来。他独自一人备受重伤之折磨，那份苦楚无人能替他分担，黑色死神似乎离他越来越近。

最后一名伤员也搬上来了，机关枪手格瑞利（Greeley）下士，他左臂除了挂着几块肉，其余地方全成了红色浆糊。格瑞利意识清醒，怒发冲冠。他不停叫骂着：“妈的，妈的，妈的，什么鬼停火，就因为停火，他们差点把我干掉，就因为陷阱，我这会子半死不活。”我扶着他，也是一腔愤怒，不过更为冷静，更为深沉，没有指向某些特定的人或事，就是冷若冰霜、深藏不露的愤恨，除了这些队员，其他种种我都恨之入骨。没错，我这些队员，他们任何一位都比那些派他们来战场的人强。

我通过无线电呼叫救伤直升机。惯常的繁文缛节开始了。多少人受伤？九人，其中四人有伤但还能行走，五人需要住院治疗。九人？一个地雷炸伤了九个人？什么地雷？推测是电线引爆、黑色火药自制的阔刀地雷。具体过程呢？妈的，我迟点告诉你。我需要直升机来救人，至少需要一架，要是不把伤员送出去，估计有两位队员就要因伤死亡。地雷多大？炸药大约四到五磅，很多弹片。地雷埋在路堤上，队员当时在路堤下面的稻田里，绝大多数弹片打到大家手上，要不然，很多人就要当场阵亡。满意了吧？现在快点派直升机来。维尔中士继续叫嚷：“嘣，嘣，巡逻队被毙了，我们受伤了。”查理二号，你现在把需要送去医院救治的战场受伤人员姓氏首字母和编号告诉我。现在？没错，现在。罗德拉和桑切茨已经昏迷过去了。医护兵和其他队员正在给他们扇风。凯瑟医生可怜巴巴望着我。

我说：“医生，别担心，直升机会来的，不过官僚主义那帮浑蛋要一层一层填表格。比特纳！比特纳中士，把需要住院的人的身份识别牌给我，快。”

比特纳回答：“遵命，长官。”他是其中一名有伤但还能行走的队员，前额包着一条绿色的战地纱布。还能行走的伤员，我们谁不是呢。

比特纳把身份识别牌交给我。我把牌子上防止叮叮当当响的绿色塑料胶撕下来，将需要的信息上报给尼尔上尉。这时无线电罢工了。琼斯换电池，又开始漫长的测试：“10-9-8-7……”我再次听到尼尔的声音。我这边受伤严重吗？废话，当然，不然干吗要叫直升机救命？

尼尔说：“查理二号，你肯定没管好人。他们一定是聚到一块去了，要不一个地雷怎么能炸伤九个人。”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查理六号，现在快点派直升机过来。要是因为这些个无关紧要的废话，哪位队员死了，你看我不闹翻天。我要直升机。”

对方沉默半晌。最后，“直升机过来了。”

直升机终于从阴霾天幕上飞下来，我丢了一枚烟雾弹，发出一股绿色烟雾，指示着陆区位置，直升机按照指示降落。机组人员从舱门把担架推出来。我们把伤员抬到担架上，搬进休伊直升机，这期间雨一直没停。飞机起飞了，一阵噪音，看着这些伤员飞离这是是非非的雨林，我们都有些羡慕妒忌。

就在剩余队员重新上路时，有人在村子旁边的草丛附近发现一截引爆电线。这村子没准就是个埋伏：北越军只需要摁下引爆器，然后混进平民里，如果这村子还有真正的平民。或者，他们可以藏身在屋子下面的某个地道里。好吧，我就来个以牙还牙。不让我们消停，你们也别想。我下令两个炮弹组朝村子发射白磷炮弹，一共发射四枚。炮弹拉着橙色尾巴，炸成厚厚的白色雾团，燃烧的白磷飞到树上。半个村子都陷入火海。我听见村民大喊大叫，透过白色烟雾，我看到几个人来回逃窜。我没有复仇快感，也没有懊恼悔恨，甚至连迁怒于人都没有。听着这些人惨声痛叫，看着他们从烈火熊熊的家里逃窜出来，我无动于衷。

（十七）

……因为，我是一名战士……

眼见着即将拿下阿夫勒尔，我绝不半途而废，

一定要看着她埋在灰烬之中。

仁慈大门统统关上，

血肉模糊的战士，心如铁石，

鲜血淋淋的自由之手延展开来，

刻意为之，如地狱无尽蔓延。

——莎士比亚《亨利五世》

巡逻之后十一天过去了，格瑞利、罗德拉和桑切茨躺在医院里养病——格瑞利和罗德拉要被送出越南，桑切茨将重回岗位，维尔和埃伦早早就回部队了。维尔那时还一瘸一拐，他们让他回去，在他背后一拍，兴高采烈地鼓励，“猛虎，回去吧，干掉他们。”战士们紧张兮兮挤在一起，等着飞机送他们去攻打一个北越陆军军团。

在C连营地集合区，大家坐在包袱上，或是一小群人焦躁不安站在一起。附近的大炮朝远方一座山发射105毫米炮弹，那声嘶响越来越小。除此之外，鸦雀无声。没有月色的夜晚，间或听见低声细语，有人偷偷摸摸抽烟，用手挡住，可烟头还是一闪一闪。我和迈克洛伊倚靠在一辆吉普车旁，看不清一个个队员，只有黑乎乎一团人影，还有头盔的轮廓。运输队孤零零停在我们身后的那条路上。这些六轮大家伙彼此挨得很近，黑夜里只能看见它们四四方方的外形，看着像是一排送货车。有时远方会升起一束火焰，我们便能看清几张疲倦等待的面庞、胀鼓鼓的包袱上挂着卷好的毛毯、卡车橄榄绿的驾驶室、指向苍穹的榴弹炮炮管、还有搭在包袱上枪杆擦得亮晶晶的步枪，火焰一灭，一切又重新陷入黑暗。

那晚，1月5日，这是我们等着出发去执行“长矛行动（Operation Long Lance）”的第三个夜晚。营队计划要在岘港西南部二十五英里处开展夜间空袭。那里是伍加峡谷（Vu Gia Valley），叫这名字是因为有条所谓的五加河流经峡谷。据消息，一支北越陆军得到当地北越军某营的支持，计划以该峡谷为据点，攻打岘港。在一次情况说明会上，连队军官被告知，我们的行动将是历史上第二次夜间直升机空袭。说这话没准是为了刺激我们，可之所以要夜间袭击的根源可没什么值得欢欣鼓舞的：据情报，北越陆军持有37毫米口径防空炮，在北部他们也是用这种武器对付我们的战斗轰炸机。要是在白天，直升机根本拿他们没办法。正如我手下一位步兵说的，“他们如果用这些37炮，我们就会变成从天上掉下来的煮熟鸭子。”

长矛行动的筹备工作非常全面细致，因为夜间袭击是一件极其棘手费劲的事情。我们要进入的领域是之前美国部队或南越军都未曾涉足的区域，情报部门一如往常，说不清楚峡谷里究竟藏了多少敌军。情报部门甚至连峡谷里究竟有没有敌军都模棱两可。北越陆军可能在那儿；话音才落，也可能不在那儿。他们可能有高射炮；刚转个身，也可能没有。这就是让人对战争变得杯弓蛇影的原因之一：永永远远、彻彻底底的不确定性。不管是出去小组巡逻还是营队袭击，我们永远无法预知将会碰上什么麻烦事。我们一直神经紧绷，总觉得坏事灾难随时随地可能发生。

新年那天，军官们参加了一系列说明会议。后两天，我们向队员们传达会议精神，演习作战计划，检查再检查大家的设备，继续传达，继续演习，直到每个虾兵蟹将都对自己的任务了如指掌。和其他两个也要参加袭击行动的连队一样，C连人手不够。不过我们从文员和炊事班拉人过来充步兵，又将轮班改为全职，而且除非是癌症晚期否则不准请病假，好歹将兵力维持在一百四十人左右。虽然离海军陆战队步兵连正常作战人数还差了七十人，这数字还算是可观了。

依照计划，袭击安排在1月3号。大家纷纷跃跃欲试。12月末那几天对于C连简直苦不堪言。C连在紫心河道连续巡逻好几次，因地雷和陷阱的伤亡人数猛增。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美国战士遭遇以地雷和陷阱为主要武器的敌人，我们还是第一人。这种战争有其特有的恐惧之处。它彻底颠覆了步兵的世界。步兵对于大地母亲有份特殊的情感。他行走其上，战斗其上，吃睡其上，土地保护他免受炮弹轰击，在地上挖个洞，那就是家。原本友爱亲切的大地，因为地雷和陷阱，现在却成了危险之地，步兵对她的恐惧堪比对机关枪或迫击炮的害怕。步兵心中思量，每次走在地上，地面随时会爆炸，然后他就呜呼哀哉。呜呼哀哉还是幸运的；要是不走运，他可能会瞎了眼、聋了耳、缺了手、断了脚，沦为一具躯壳。这哪是无情战斗，这是蓄意谋杀。我们没办法反击北越军的地雷，也没办法躲起来，更没办法预测它们什么时候会爆炸。沿着河道走过去，听天由命等着这些玩意儿爆炸，我们觉得自己不是战士，倒更像是无辜受害者。现在即将上演步步为营的传统战役，有机会让我们与和我们一样的常规军人作战，所以一个个蠢蠢欲动。

然而，由于着陆区受蒙雨天气的影响，长矛行动推迟到三号。第二天，我们被卡车拉到飞机场，在那儿等直升机等了整整一宿，接着又被拉回营地继续等。现在，五号了，我们继续等着天气转好。我们等得不胜其烦。那股跃跃欲试的闯劲也渐渐消耗殆尽。我们开始思考了。靠着对紧张刺激的想象，我们从心情上还是耐得住漫长等待，可现在要想维持这份遐想愈发困难了。

有些人装病逃离。无一例外，全部失败。某位队员倒下，可不是什么好事。有位队员，他是朱莱战役的老兵，之后参加过无数次巡逻行动，他突然大哭一声，整个人瘫倒在泥地里，抽泣说自己再也坚持不住了。连队其他人一本正经站在一旁听令，很多人恐怕离崩溃也不远了。这时霍尼中士气势汹汹冲向那名队员，猛踹他肋骨，一把抓起他站好，咆哮骂道：“你这个小杂种，没用的小东西，听好了，你给我忍着。”霍尼气得满脸通红，那股怒火都要把自己的胡须点燃了。他奋力摇那队员，“你这懦夫，你必须忍下去，我忍到什么时候，你就忍到什么时候。”霍尼拽着队员的上衣前胸使劲摇，好像对方是个碎布洋娃娃。“听见没有，懦夫？我忍到什么时候，你就要忍到什么时候。”没人去阻止霍尼，因为我们同样害怕胆怯。而且我们心知肚明，这种害怕胆怯会传染，那位队员就是病菌载体。因此，霍尼中士，把病菌摇出去，打他，踢他，在病菌传播之前，把病菌打出来。

这剂良药发挥效力了。那位队员恢复健康了，因为比起害怕打仗，他更怕高大魁梧、虎背熊腰的霍尼。

我们听见重炮中士斯通（Strong）喊道：“C连，集合，上车。快点，我们出发了。”

有人嘀咕说：“重炮中士，收到。快点，完了又等。”

“娘娘腔，别废话，快上车。”

一团黑乎乎的人影朝运送车队移动，帆布盖着的齿轮嘎吱嘎吱响，步枪叮叮咣咣晃来晃去，靴子深一脚浅一脚踩湿泥里。卡车发动机咳嗽几声，终于苏醒了，接着便开始不停吵闹起来。我背上包袱，迈克洛伊手臂搭着我。

“菲利普，我觉得这次咱们来真的了，‘亲爱的朋友们，再次冲入缺口’[24]。”

我忍俊不禁，似乎没有什么能影响迈克洛伊的浪漫主义情怀。这个肯塔基人身材修长，亚麻色皮肤，脑袋里似乎有面棱光镜，战争最惨绝人寰的现实也能变成艳丽多姿的浪漫景象。在他眼里，没有缺手少腿、血肉模糊的尸体，只有在战场上英勇就义的英雄烈士。而现在，我们即将执行一次前途未卜的袭击任务，可他还把自己当成莎翁笔下的哈尔王子（Prince Hal）[25]，要再度冲入缺口。

运输队的卡车开始沿路而下，车轮旋转，似乎想在软塌塌的湿泥里站稳。我们没有灯，只是间或司机打开头上的照明灯，以防撞车。六轮卡车在污泥里行驶缓慢，司机换挡，发动机一会儿发出低沉的吼叫，一会儿发出刺耳的哀嚎，接着又变成吼叫，又换成哀嚎。我们途经一个村庄，生长茂盛的树在路上留下一个椭圆型的黑影。司机时而开灯，时而关掉，时开时关。在忽明忽暗的光线下，我们看到冰冷的蒙蒙之雨。队员们的脸、步枪、路边亮晶晶的树叶一时现一时灭。在我们看不见的黑影之中，水牛对着这些机器嚎叫。运输队沿着路在327山附近绕个弯，继续开向机场。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地面干燥一些，卡车也加速了。天际线那头，一枚炸弹发出亮光。数秒之后，我们听到长长的爆炸回音。车急转弯，司机再度打开灯，我看到前面卡车里的队员。他们倚靠着木制护栏坐着，有些在睡觉，随着卡车摇晃震动，他们那松松垮垮的身子也跟着摇摆。车板上，一位机关枪手耷拉着头坐在M-60机关枪后面，枪用双脚架支撑着，子弹带闪闪发光，像是一排又长又利的牙齿。埃伦坐在后挡板位置，步枪垂直夹在两个膝盖中央。他那张脸，大义凛然，义愤填膺，同时又悲恸伤感。这张脸历经磨难，即将面对的地方已经面对过很多次了。这时灯灭了，我只能看见轮廓，还有步枪枪管细长的外形。大家又成了一团没有面部表情的人影了。

C连集合，站在那儿好几分钟听命令，然后让休息。我们只好等着，接着又被叫起来听指令，排成直升机队列。连队由普通队形改为八人一组，就像学生们在中场休息时搞运动那般精准。又是等待，最后各组走到直升机降落点，然后又回到集合区，然后又到降落点。前两个夜晚，我们也是这么干的。尼尔下令连队按队形位置躺下休息。下着雨，很冷，我们缩在斗篷里睡觉，或者说试图睡觉。看着那些直升机，我的想象力又天马行空起来。我看到高射炮在天空射出一团团黑乎乎的云，燃烧的直升机开始坠落，有人从里面掉出来。唉，每次行动，恐惧害怕是在所难免。你能做的只有控制情绪，保持头脑清醒。因此，我思考我们排的任务，占据着陆区南边的高地，一直守卫在那儿，直到整个营的人全部进入为止。我强迫自己只去想任务，其他一概不想，内心渐渐平静下来，进入梦乡。

曙光来临，初升的阳光穿过灰色的云层，就像血液透过肮脏的伤口纱布。我们全身湿透，骨头散架，整个早上一直在等。天气变晴朗了，也变热了，雨季潮湿的气候让我们的骨关节和肌肉都僵硬了，现在太阳照照，简直和镇痛膏药一样。过了中午不久，终于有说法了：我们将冒险一试，白天袭击。直升机引擎轰隆隆响，渐渐趋于一种稳定哼唱的叫声。我们心里又是如释重负，又是担忧害怕，爬上了直升机。

飞机十五分钟飞了二十五英里。峡谷就在下面，两座灰色山脉之间，一片绿油油的稻田。我还能看见阳光下的伍加河，浅棕色的河水，河岸两边的雨林如同缎带，村子的屋顶点缀其间，一条红色马路穿过村庄，旁边的稻田之中有几座皱巴巴的贫瘠山丘，泥泞的高地边缘像是微型山脊，那就是我们排要去守卫的地方。直升机开始紧急盘旋降落，峡谷南端的山脉浮现在眼前，接着北边的山也能看见了，忽然出现在打开的四四方方窗口，像是屏幕上的一幅幅图片。这一急拐弯，我们全压在网状弹跳座椅上。飞机又平稳了。我想看看天上有没有黑乎乎的高射炮云团，结果没有。飞机猛地开始朝进攻地点下降，我心里一紧。科菲尔双手围着嘴，然后喊道：“出发线，上膛，拉栓。”队员们拉枪栓，不过发动机噪音很大，风又呼啸吹，我们听不到步枪上膛拉栓的动静。我们再次穿过划分世界的隔离线，这头相对安全稳定，那头全然动荡不安，在那头随时可能出状况。

我坐在舱门附近，低头看着那些直向上涌的绿地，还听见小型武器乒乒乓乓发射的低沉声，着陆区一端升起一股浓烟。这时在另一端也飘出一阵烟雾。从我们的高度往下看，迫击炮像是一朵朵盛开的灰色花朵。直升机降落的过程中，小型武器一直在开火射击。迫击炮没发威，多少令人欣慰：前两炮也许只是练练手。北越军估计打算等我们全进入区域了才火力全开。步枪开火一直没停，那声音有点像过时的脆米花广告。啪，咔，砰。直升机现在是水平飞行，离地面大约一百英尺。不远处，我看到两三个身穿黑色军装的北越军往树丛里躲。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解开帽带，在我身后半蹲。大家绷着嘴，等着飞机猛一斜，舱门一开，迅速冲出去。

比起传统地面作战，在危险着陆区的直升机战斗会带来更多的心理压力，主要是因为狭窄闭塞的空间、震耳欲聋的噪音、风驰电掣的速度，重中之重，是因为彻底无助。第一次当然兴奋刺激，可这之后，大家感受到的是现代战争最令人痛苦的形式。如果是地面作战，步兵多多少少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或至少有个幻想。可要是面对重型武器、炸弹和机械枪各种不长眼睛的枪炮，一瞬间，各种极端复杂和相互矛盾的情绪将同时拉扯撕咬他。在狭小的空间里，他会患上幽闭恐惧症：被困在一台机器里无力反击的感觉难以忍受，可又必须忍受。承受着这种压力，他开始对让他陷入无力反击困境的敌军产生一股无名火，可在走出直升机回到地面之前，他必须压住这把火。他恨不得赶紧着陆，可一着陆，危险立刻迎面而来，于是乎他又不愿着陆。然而，危险偏偏有种诱惑力，因为他深知，要想克制内心恐惧就必须直面危险。那把无名火开始指向那些制造危险、令他担心受怕的人。怒火在心里越烧越旺，通过某种化学作用，这转变成一种强烈决心，一定要战斗到危险消失为止。不过这种决心，有时候也会被称为“勇气”，是无法与其根源——恐惧——相互剥离。人有多害怕，就有多勇敢。事实上，这是一股让自己不再害怕的强大力量，要消灭根源，从而不再恐惧。内心深处的这场情绪斗争，其强烈猛烈不亚于男欢女爱。时间长了便令人烦躁痛苦。战士能想的只能是尽快摆脱无力状态，让这股力量一泄而尽。其他的思量考虑，诸如自我行为的对或错、战役结局的胜与败、战斗目标的有或无，全都无关紧要，甚至荒唐可笑。他既渴望又害怕的那宣泄而出激烈一瞬，才至关重要，其余全不值一提。

整支排的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倚靠在新月形山脊的斜坡处，朝林子里开枪。北越军在那片林子里朝营队其他正在着陆区降落的直升机开火。树林位于我们前方约两百米处，中间有些稻田，着陆区在身后，距离相当。我已经记不清我们具体是如何跑到这个位置，只记得我们从直升机上跳下来，掉在齐腰的泥水里，然后拖着沉甸甸的步子笨手笨脚向前走，子弹从头顶上飞过去。我们爬上滑溜溜的山脊，腰部以下又冷又湿，腰部以上热得冒汗。部分队员一着陆分不清方向了。我看到大家在一条灌溉沟渠边的路堤下行，行动笨拙，挤成一团。我大叫让队伍散开，可他们根本听不见我说话。两枚迫击炮在我们前方爆炸了，后面又炸了两枚，发出一阵尖锐的爆炸声。我从高地沿着路堤朝那帮掉队的跑过去，大喊：“伙计们，散开，妈的，快散开，这边，快，快，快。”有位步兵一头雾水，我拽着他衣领把他朝路堤外面的稻田推。“我说了，这边，快，敌人开火放炮了。”他们一个个像喝醉了酒一样，左摇右晃跟在我身后来到山脊处。我们用手爬上背面山坡，泥半湿不干，黏糊糊的。十二枚炸弹打到正面山坡，泥土四溅，钢铁碎片砰砰当当响。我们赶紧趴在地上。山脊淹没在迫击炮的烟雾之中，空气中弥漫着高性能炸药的刺鼻气味。我们身后又是好几轮枪炮。琼斯躺在我旁边，说道：“长官，他们把我们包围了，我们没准要死在这小山窝窝里了。”

不过我们没死，因为敌人没包围我们。相反，炮弹指向着陆区。那场面简直就是一幅战役全景图。墨绿色的山脉做背景，最后一批直升机正要起飞，飞机头一低，上升时猛一倾斜。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在稻田里呈扇形散开，有些组成稀疏的小组作战线，有些你推我搡挤到一起，迫击炮在人群之中爆炸。敌军自动步枪砰砰砰砰从着陆区西边一排草丛里射击。子弹飞过翠绿色的稻田。某个草丛边上有几棵棕榈树，我方的白磷炸弹在上空爆炸，米黄色的亮光在枝干整洁的树丛顶上划过。一排步兵走在一个洪水淹没的区域，武器高高举过头顶，正准备爬上堤坝时，炸弹的烟雾遮住了他们的身影。浓烈烟雾中，其中一位队员摔倒了，朝一边滑落，他那支步枪像跟小木棍，朝相反方向滑走了。

一枚重型炸弹掉在我们排和林子中间地带。我们身后，一群海军陆战队队员匍匐快速前进，那姿态就像是要逃离火灾。好几位背着无线电，高高的天线摇摇晃晃，目标过于明显。我扯着嗓子喊，让大家散开。可他们还是挤成一团，我其中一名队员说道：“那些人都是总营地总部来的，一个个傻帽，都不知道怎么躲枪林弹雨。”我继续朝他们大喊大叫，可他们要么是听不清，要么是充耳不闻。我正要喊第三次，这时尘土扬起，他们被淹没在烟雾里，炮弹“砰砰砰”响个不停，好些队员纷纷倒下，或是从烟雾中飞了出来。我们隔着老远依稀听见连连惨叫从那里传来：“医护兵！医护兵！”这就是营地总部的人，差不多全军覆没。行动处领导人是位军士长，曾参加过三次战役，如今倒在污泥里，一条腿不翼而飞。任务处官员腹沟遭殃。大炮官员脸和脑袋严重受伤。总部合计损失八名军官，另有多位士兵。只有哈奇上校伤情较轻。迫击炮一个接一个，小型武器更是一直没消停。

我们听见沉闷咆哮声，接着又是一声。几秒之后，两枚60毫米炸弹在附近爆炸了。一位下士说道：“我之前就听到过，之前就听到过。”

“是在林子那边吗？我听着在林子那边。”

“中尉，那地方确实是发射迫击炮的最佳场所，不过我不敢确定。”

我汗流浃背，嘴里像是塞满了铁粉。营地总部差不多全军覆没，D连伤亡严重，我们则被打得没有还击之力。按照计划，我们排必须守住山脊，除非重新接到命令，我总觉得该做些什么。我通过无线电询问尼尔能否让营队朝林子里发射4.2英寸迫击炮。我不敢断言北越军一定就在那里——北越军一如往常，见首不见尾，不过4.2英寸口径的家伙好歹可以压制住北越军的步枪。尼尔回答说不行，因为我们离岘港大炮射程太远，他决定采取空袭。

几分钟之后，飞机来了。三架天鹰式攻击机低空飞行，快速飞过我们上空。飞行员领队在无线电上呼叫：“查理二号，我是‘花花公子’，用指示板标示你所在位置，烟雾弹标志敌军位置。”我们拿出橙色亮板，朝林子里发射白磷烟雾弹。第一架飞机是深灰色，猛一拐弯，朝那束白烟快速飞去，北越军机关枪对着飞机疯狂扫射。两枚炸弹从两侧机翼落下，第一枚是哑弹，第二枚爆炸时，我们脚下的地表都在剧烈晃动。队员们高声叫好，不过敌军迫击炮继续砸向着陆区。第二架天鹰攻击机继续发力，刚才爆炸的地方升起一团黑烟，这架飞机就朝黑烟处再次投入两枚炸弹。有一枚250磅炸弹落在林子后面的村庄里。烟雾、土尘、屋顶、水泥块到处飞，草屋和树枝也烧起来。我呼叫道：“花花公子，花花公子，我是查理二号。你最后那枚炸弹位置过了，朝林子打。”

飞行员回答：“收到。”我觉得自己有些小人得志的虚荣，我正在控制指挥这些庞然大物。

第三架天鹰战斗机上场了，划过林子上方，发动机声音刺耳。两枚凝固汽油弹从飞机炸弹架急速落到林子里，飞机一个横滚动作上行，红橙色炸弹烟雾迅速张开，像是一朵巨大的罂粟花。

我赞赏地说道：“棒极了！棒极了！正中要害啊。”

汽油浓烟滚滚，从林子中喷涌而出，包裹着火球。敌军迫击炮终于歇火了。就在这时，三个北越军从林子里逃窜出来。这三人一个接一个从路堤向下跑，借旁边另一个林子为掩护。“别放过他们，别放过他们！干掉他们！”我高声命令机关枪手，自己用卡宾枪朝两百米外这三个穿着黑色军装的逃窜敌军开火。机关枪手射击，子弹纷纷飞向北越军，数发子弹飞过稻田，打在第一位北越军身边，他跪地倒下。我斗志昂扬，卡宾枪掉头转向第二位北越军，与此同时，机关枪接连朝他开火射击。我看见他和刚才那位北越军一样，踉跄几步，最后摔在路堤上。第三位北越军就藏在他身后。由于他趴在路堤后面，所以我们只能看到他后背肩部。接下来发生的事简直是在一瞬间，可记忆中我总觉得时间漫长，让人焦心。那是一次生死较量，一方是一位孤立无援、暴露在外的男子，另一方是一架残酷无情的机器。我们正瞄准那位敌军，其中一架天鹰战斗机要放火烧林子，所以我们只好停下来。机头对着一个小弯道，橙色的光一闪一闪，飞机正在用机炮发射20毫米炮弹，速度很快，听着像是电动锯子。子弹飞入林子和稻田，频率达到惊人的每秒一百，一股半透明的烟雾冉冉升起，水花四溅。透过这层雾帘，我看到路堤后面那名北越军坐直伸开双臂，似乎在祈求上苍给条活路。他好像在哀求头顶上方不足一百英尺的庞大机器能施以仁慈。可飞机俯冲，再度朝他扫射，将他打成了碎片。飞机走了，我用望远镜找这个人，第三位北越军只留下一堆杂乱的模糊血肉。

着陆区的战斗完成之后，C连和D连沿着B连设置的数英里长障碍点，开始向峡谷推进。太阳依旧晒个不依不饶，我们步履艰难地走过一片又一片稻田。这会子没有敌军攻击，不过也没消停多久。下午三四点左右，查理连接到命令要去侦察哈那村（Ha Na），伍加河前面有好几个大村子，这是其中之一。这任务十分艰巨，因为村子中间长满了带刺的灌木丛，其威慑力堪比铁丝网。我们或者用砍刀砍出一条路，或者用手榴弹炸出几个洞，要是砍刀和手榴弹都无用武之地，我们只好绕道而行，结果发现前方愈发难行。最后，连队分成了好几个小组，全都不知所措，你撞上我，我撞到他，大家相互埋怨，荆棘刮伤了皮肤，撕破了军装，个个怨声载道。

普莱尔中士的小组发现一堆大米、药品和军装。这些东西藏在一个坑里，伪装技巧不过关，大米装在罐头里，药品存放在金属箱子中，军装捆绑在一起。食物等物品加在一起足有一吨重。我通过无线电向尼尔汇报，询问能否派架直升机把东西拉走。他说，不行，没时间了。行动已经滞后计划时间了。这个时间，连队理应抵达第一目标，52山。继续推进。

我对普莱尔说：“继续向前，上头不给我们派直升机。”

这位中士的裤子已经破碎成条状了，他那张被太阳晒黑的脸怒气冲冲。“中尉，你是说不管这些东西？我绝不会把它们留给敌方察力队，上边让我们来侦察搜索这村子到底是为什么？”

“好吧，原地销毁，然后继续前进。”我递给他两枚白磷手榴弹。

他将手榴弹扔过去，那堆东西便着火了，燃烧的白磷飞到旁边一间屋子的茅草屋顶上，那间屋子也陷入火海。不过几秒钟，火焰便吞噬了这屋子，火苗又窜到邻居家，殃及池鱼。四位妇女惨叫着逃出来。这时我听见连队的工兵组喊道：“注意，放火！”他们在村子边缘发现几个水泥掩蔽壕，正要用炸药炸毁。那几位妇女吓得魂飞魄散，趴在地上，爆炸时，赶紧捂住耳朵。第二次爆炸时，地面晃动，大量灰尘和水泥粉末落到她们头上，她们又开始鬼哭狼嚎。

这时有狙击手从村子侧面的甘蔗地朝我们开火，茅草屋的竹子架构正在噼里啪啦燃烧，几乎把子弹声掩盖掉了。现在五六间屋子都烧着了，火舌舔舐着树顶。科西和迈克纳的两支排向前推进。我们排则继续搜索侦察。一位下士朝我走来，脸上沾满黑乎乎火灰，拿着枪戳着一个越南男子。

这位下士说：“这小子想逃跑，被我们抓住了，该怎么处置他？”

这男子约莫四十岁左右，穿着卡其上衣，黑色裤子，说：“我教书的，不是北越军。”

我对下士说：“但愿你不是。捆起来，让上头处置。”我见那下士眼神不对劲，特别吩咐道：“要活的，你要给上头带个活人。”

下士回答：“遵命，长官。”他把那男子的上衣拽下来，用衣袖捆住他的双手。这男子身材如同轻量级拳击手一样健壮，后来发现，这位教书先生原来是当地北越军营队的一位政治官员。

“不是北越军，教书的。”那位队员拽着他离开时，他一直重申自己身份，两人都被烟熏得咳嗽。

村子里热得惊人，像是在熔炉里，我们的肺都快烤焦了。普莱尔推着两个厉声惨叫的妇女朝我走来。

“中尉，把这两人带走吧。我刚才摸了一下她们的手，很光滑，一个茧都没有，肯定不是农村姑娘。”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工兵又提高声提醒：“注意，放火！”我们赶紧俯身趴下。又是一阵刺耳的爆炸声。两女孩在地上又叫又滚。普莱尔一手拉起一个，猛烈摇晃，“别叫了，别鬼哭狼嚎的！”接着又对我说：“中尉，怎么处置她们？”

“上帝啊，放人。”

“可是长官……”

“中士，我说放人。”

他把两姑娘推走，阴阳怪气回答：“遵命，长官。”我一听便觉得自己快要管不住他和这支排了。早前的战斗让队员们身心疲惫，现在高温炙热，灌木刺人，敌军开火，村民惨叫，火海蔓延，噪音刺耳，大家情绪愈发不稳定，都到了崩溃边缘。

前方，机关枪和步枪你来我往。子弹都打到我们旁边的林子里了。尼尔告诉我，有支北越军队想划船过河，科西他们排和他们干上了，河对岸敌军步兵为船上的战友掩护，朝科西他们开火。

几分钟之后，一架轰炸机飞来，要去袭击伍加河远处北越军的据点。飞机俯身，枪炮齐发。好几头水牛被噪音搞得心烦气躁，从围栏里疯闯出来，在村子里乱跑，红着眼睛，高声吼叫，弯弯的牛角四处乱顶。其中一头怒不可遏的水牛用角撞伤了科西的一名队员，最后被自动手枪送上西天。

此时，半个哈那村已陷入火海，屋子烧了一间又一间，火焰自带风力。我捂住嘴，在烟雾里穿梭，想把队员集合起来。灌木丛和火焰把整支排分成了三三两两的人群。“叫你的人集合，去52山。”我逮到一个军士就说：“叫你的人集合。”在黑色浓雾里，队员们几乎是半失明，努力从火海中走出来。中士和下士高喊：“集合！注意左右靠拢。史密斯射击组在哪儿？向右靠拢。领队在右。鲍姆，鲍姆在哪儿？妈的，人呢？”狙击手的子弹继续从甘蔗地里嗖嗖飞来。

位于我们左侧约三百米远的D连队遭遇重型武器反击。尽管狙击手开枪和竹子燃烧的声音不断，可是我们依旧能听到那如同帆布被撕成两半的声响。重型迫击炮在我们前方某处爆炸。尼尔在无线电上告诉我：米勒的连队被敌军包围，损失十三人。他们现在处于被动状态，朝北越军据点发射4.2寸迫击炮。C连必须尽快赶到52山。带着你的人赶快推进。遵命，长官，立即行动。“二排集合！出发！”我和几位军士嗓子都喊沙哑了，肺里全是烟，终于把人勉强凑合成队形。还是乱糟糟的，迈克纳的人有些混到我这边来了，我的人又混到他那边去了。队伍朝52山走去，压力重重，身后子弹继续飞，军士不停吆喝：“保持队形，向右靠拢，领队在右！”村子是长条形，位于河岸边，足有四分之一英里。每十米似乎就会出现个灌木丛，要不就是陷阱或是沟渠，里面横七竖八扎着的竹桩。甘蔗地那头再次传来帆布撕裂的巨响。尼尔又在无线电上大呼小叫：D连借迫击炮开道、持机关枪推进，不过北越军掩蔽壕用重型武器协助，我方4.2寸迫击炮毫无作用。米勒的队伍已经损失十七人，现在不得不退后呼叫空袭支援。我的排推进速度不够，没有跟上科西的队员。

我把听筒递还给琼斯。我大声呵斥队员，连踢带打推着大家向前走。飞机飞来轰炸，焚烧敌军机关枪掩蔽壕。这些飞机都在我们头顶上尖叫，把我们耳朵都震聋了。250磅的炸弹炸得地动山摇，眼前的树木和房屋左右摇晃。飞机越来越多，狂轰乱炸，发出电锯的声音。第一架飞机绕着圈，飞过去又投下几枚炸弹。褐色浓烟迅速腾空，可北越军的机关枪依旧噼噼啪啪打个没停。各组组长扯着嗓子高喊，想盖过这阵噪音，“大家散开，领队在右，不要全聚在中间。”我们身后，陷入火海的村子越烧越旺，火势不断向前推进。我们再次突破一个灌木丛，一个北越军从一个水泥建筑中逃窜出来，被我们俘虏了，那栋建筑也被我们用炸药包炸掉了。队员们呼吸着刺鼻的硫磺烟雾，灰尘和水泥粉块掉在脑袋上，大家爬进一条横亘的战壕。我本来打算在那儿重整队形，可是甘蔗地里某个狙击手朝我们开枪。砰——砰——砰——，我们差点中枪了，于是爬出战壕，步枪瞄准那区域猛烈发射。一个北越军慌慌张张从黄绿色的甘蔗地里逃出来。隔着大约四百米的距离，隆希尔一枪射中他的脚，然后调整步枪俯仰转螺，非常冷静又是一枪，那位敌军重重倒地了。飞机开始新一轮轰炸。一声巨响之后，我前面队员的背影瞬间模糊了，就像这中间拉下一块朦胧摇摆的帘幕。飞机继续轰炸，我们跌跌撞撞从灌木丛和烟雾中走出来，朝林子前面的山走去。这座浅绿色山丘静谧无语立在那里。我们虽然已经前进了数百米，可是感觉并未拉近与那座山的距离。战斗的噪音没完没了，就和身后刚才那些带刺的灌木、炙热的火焰一样，令人抓狂，心乱如麻。

这就出事了。整支排四分五裂了。队员们已经达到忍耐极限，情绪集体爆发。我控制不住他们，甚至连自己都无法把持。我们急于抵达那座山丘，我们像野兽蛮民一样闯过村子，见茅草屋就烧，烧不了的水泥房屋就用手榴弹炸。我们像患上失心疯，强行穿过灌木丛，都感觉不到荆棘的刺痛。我们没有知觉感官。我们连自己的感受都可践踏，又岂会在意他人的想法。村民们的哀号祈求我们充耳不闻。一个老头跑过来抓着我的上衣问道：“Tao Sao，Tao Sao（越南语：为什么，为什么）？”

我推开他的手，骂道：“滚开。”我一把抓起他上衣，将其推倒在地，感觉自己在演一出戏。老头趴在地上号啕大哭：“Tao Sao，Tao Sao？”我踏步朝山脚迈去，已经近在咫尺了。

绝大多数队员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无意识。有位队员跑过去烧了一间茅草屋，扭头便跑，结果又转身折回，冲入火海，从里面救出一位平民，然后又跑去烧另一间茅草屋。我们像一阵风横穿村子，等我们开始爬52山的时候，哈那村只剩下一条长长的、冒着小火的火灰，树干被烧焦了，树叶烧个精光，水泥屋断垣残壁四处散落。这是我在越南所见过的最丑恶景象：我手下那些原本纪律严明的战士，转眼间成了一群纵火暴徒。

几乎也是在瞬息间，队员们摆脱了癫狂失常。当我们远离村子，呼吸山丘顶上的清新空气时，大家便冷静清醒了。据消息，空袭之后，米勒的连队终于遏制住了敌军的机关枪，不过伤亡人数又增加了。C连接命令，晚上留守52山。我们开始挖战壕。哈那村残余的火焰已在身后。前方，D连战斗的地方上空飘着浓烟，在战斗打响后的一小时里，飞机曾轰炸那片树林。

我们挖散兵坑的时候，四周静悄悄的，五个小时的战斗之后，静得出奇。我的排又恢复老样子了。外部世界平静下来，我们内心也平复了，静若止水，可就在刚才还波涛汹涌。内心平静让人觉得心满意足，可如果那村子未被焚毁，恐怕我们也休想称心如意，似乎我们是出于某种必需情绪才纵火烧村。这是一种宣泄，是长达数月积压于心的恐惧、失望和紧张情绪的突然宣泄，我们强加自身痛苦于他人之上，以此求得解脱。然而这种解脱却不可避免混杂着罪恶羞愧。我们又变回了人，又感受到人的情绪。对自己方才的罪恶行径，我们倍感惭愧，可又怀疑自己究竟是否真的做过。从纪律严明的战士，变成无法无纪的蛮民，复又变回战士，我们的这一转变尽管是瞬息间的事，可却有天渊之别，给刚才那场战斗的尾章蒙上一层如真似幻的色彩。尽管事实板上钉钉，可我们有些人仍旧难以相信，自己是这次大破坏的罪魁祸首。

尼尔上尉是个例外。他对我大发雷霆，当然这次理所应当，并警告我，下次再犯，我将彻底丢掉官职。我不需要他警告。我已经悔不当初，我厌倦了战争，厌倦了战争对我们的扭曲改变，也厌倦了我自己。我看着山上余烬残火，那些屋子只剩下骨架，内心深处的罪恶感沉甸甸的，像背负着此生最沉重的包袱。令我揪心悔恨的不仅仅是自己无情烧毁哈那村，更有自己在战斗过程中的黑暗破坏情绪，从敌军开始发射迫击炮伊始，我就起了坏心：害怕自己遭人迫害，于是迫不及待先发制人。北越军从林子里逃窜出来，最后被我方干掉，这令我大为振奋。最为诡异的感觉是仿佛自己看自己演戏。我的一部分在犯下罪行，另一部分远远旁观，眼前景象令其惊愕不已，可又无力阻止。

我可以分析罗列自己各种意图，然而事实在于，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去焚毁近两百人的家园。世上之人再怎么分析，也无法让村庄在废墟中重现。我心中的疑问永远没有答案，我心中的罪恶担子永远不会减轻。惯常的那些辩解争论和理性分析也毫无益处。没错，村子显而易见是被敌军控制，虽然是个普通村庄，可同时也是北越军的供应仓。没错，烧掉北越军的供给物品是战场上的合法之举，发生火灾也纯属意外。没错，尔后队员们蓄意纵火破坏是因为大家处于极端情绪，战争本身就是极端事件，身处其中的人总会做些极端之事。可是这些常见的推论说辞根本无法减轻我的罪恶感，也没法回答那个问题：“Tai Sao（越南语：为什么）？”

那天夜里，我们安安静静度过了，不过D连却鸡犬不宁。米勒手下伤员很多，医护兵们的吗啡用光了，直升机又没法把伤亡人员带走。最后，那一整晚，死者和伤者只好躺在外面，尸体开始膨胀，伤员呻吟不断，因为没有吗啡。

黎明前，北越军向营队防线袭击，不过力度不大，被迫击炮逼退了。不久之后，直升机飞来拉伤亡人员，给我们送来配给品和弹药。飞机盘旋在52山上空，机组人员从舱门把供应品踢出来，结果引得河对岸的北越军那自动武器一阵扫射。我方机关枪反击几轮，时间不长，子弹溅起清晨日光下金黄色的水花。

战争继续。

（十八）

人若痴若癫，那时那地——

死亡已离奇，生者尤甚。

权力推你我，剥肉削骨，

不觉有悔意，杀人如麻。

——威尔弗雷德·欧文《我诗之辩》

沿着前哨周围的矮小树林之中，有条小径，巡逻队六个人排着队沿路而行，大家的脚都瘀紫溃烂，如同光脚行走在碎玻璃上。巡逻队按指示一个接一个爬过锈迹斑斑的防御线铁丝网。他们巡逻了一上午的山丘在他们身后延伸，直到与那些被热浪烤得不愿安分的深绿色山脉连为一体。

热气令人窒息，每每快到刮季风的时候便会如此。空气像是要膨胀爆炸一样。太阳照得人迷迷糊糊，排里半数人躲在自己的简易帐篷下面打盹。有些正在擦拭自己的步枪，不出几小时恐怕又会变脏，到时还要再擦拭。有几位围个圈半蹲着，品尝一罐奶酪。这是和两周一次的配给品一起送到查理山来的。奶酪真是特殊待遇：终于给寡味的C类配给品添了些新东西，也缓解了我们深受其害的腹泻。队员们围着那罐头半蹲着，用手指蘸奶酪吃，嘴里喜滋滋赞个不停。

其中一人朝克洛夫的巡逻队叫嚣：“嘿，我们有奶酪，美味可口的奶酪，你们想尝尝吗？”

巡逻队的人累得连吃东西都没力气，摇摇脑袋，摇摇晃晃朝散兵坑走去。除了脸、脖子、手、胸前的V字形区域被太阳晒得红通通的，他们的皮肤煞白。有位步兵二头肌上有处文身：一个骷髅头，两根交叉的白骨，下面一行字：美国海军陆战队——宁死不辱。我暗地苦笑。长矛行动之后周遭一切让我深信不疑，海军陆战队犯不着在羞辱和死亡之间做出艰难抉择。就在几天前，佩吉（Page）和纳维洛（Navarro）牺牲了，他们没得选择。藏在暗处的炸弹没给他们任何时间选择，没有时间去躲避，没有时间做任何其他事，瞬息间丢了性命。他俩还有四天就可以结束越南任务了，真是应验了那句谚语：不到最后，不见分晓。

我坐在前哨指挥处掩蔽壕上端，伸着两只腿晒太阳。医护兵说太阳和空气能够帮助脚上和小腿上的脓包干燥。据诊断，这种病叫热带性脓疱病。估计我是因为上次巡逻时患上的，连续三天的季雨，估计连诺亚[26]都要叫苦不迭了，我们在被雨水淹没的黏糊糊沼泽地里走了三天。医护兵给我开了些青霉素药水，可在这种气候条件下连抗生素都缴械投降了。脓水从溃疡中流个不停，所以每次我脱鞋换袜子，都要屏住呼吸，实在受不了自己那股烂肉腐臭。唉，我患上这种皮肤病还算幸运了，还有更糟的。

克洛夫一手拿着地图，朝我走来汇报。这群青少年队员时常叫他“爹地”，因为他已经到了二十三岁高龄了——对绝大多数战地步兵而言，超过二十一岁等于某种成就，而且他那张脸也很适合这外号。连续数月躲避狙击手的子弹令他愁眉不展，夜里不能休息，总要小心谨慎地雷拉线，忧心忡忡，让他衰老不少。透过那副眼镜，克洛夫的眼睛像老头子一样暗淡无光。

他说他那支巡逻队获取了一些情报。他在掩蔽壕的沙袋顶上铺开地图，指着一个代号吉奥特里2号的村子。

“长官，你还记得两周前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发现的三位北越军吗？”

我说记得。他指的是之前一次巡逻，我们抓住三个年轻人问话。由于吉奥特里村主要是北越军控制，所以在那里发现年轻人很不正常。并且，这三个年轻人的身份证明是伪造的，年龄也有假。这时候的迈克洛伊已经能说流利的越南语了，他和一位南越军民兵中士随便质问了三人几句。放他们走后，中士意识到，他们的身份和年龄都有假，这样他们就可以待在学校，不必参军打仗。他们虽然不是北越军，可是却逃避兵役。

克洛夫继续说道：“嗯，长官，可能有两人是敌方察力队的，那两位年长些的。”

“你怎么发现的？”

“年纪小的那个告诉我的。我想他叫莱顿（Le Dung）。我们又在村子里看到他了，所以便审问他。你知道啦，一点英语，一点越南语，再加点手语。他说另两人是北越军，专门造地雷埋陷阱的工兵。我觉得他没撒谎，因为我们说话时另一个年轻人从旁边走过，那小孩迅速闭嘴不说了。他看起来吓破了胆，一言不发。所以，等看不见那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就问那小孩，‘北越军？他？北越军？’他点点头，说‘北越军’。第三个年轻人站在一间屋子旁边，像是在装个门什么的。我指着他问那小孩，‘那个，北越军？’小孩又点点头，还说两个察力队的队员都住在那间屋子里。我于是打开地图，那小孩说在太平村还住着五个北越军，也是工兵，还有自动步枪。他给我画了一张武器图，这儿。”克洛夫递给我一张纸，上面粗糙画着一把上方供弹的自动步枪，像是英国布伦枪。“接着他又说会维村有一个排十五人的北越军，他们有一台迫击炮和一把机关枪。”

我火冒三丈，一跃而起：“克洛夫，你干吗不把那两人抓回来？”

“长官，我没办法啊，我是说，迈克洛伊长官排除他们了，之前说他们不是北越军。”

“妈的，我们之前不了解这情况。克洛夫，这支连队上个月损失了三十五位队员。全都是因为地雷和陷阱，有人告诉你那两人是工兵，你还把他俩留在那儿。”

“长官，抱歉，主要是因为他们之前被排除嫌疑了。而且，我们从来就分不清对方谁是游击队，谁不是。”

“听着，这消息很宝贵，你干得很好。去休息吧。”

“遵命，长官。”

我又回到掩蔽壕，琼斯正在里面擦拭他的步枪。掩蔽壕里空气窒息，弥漫着汗臭、步枪油和帆布包的怪味，泥墙上钉着桩子，那些帆布包就挂在上面。我摇动战地电话的手柄，呼叫连队总部，上报克洛夫的情报，一想到尼尔上尉要给我一顿教训就心烦气躁。他为什么不逮捕他们？中尉，你们排到底在搞什么？你那些人不会动脑子吗？

过去一个月，尼尔手下损失30%的兵力，他这会子已经快崩溃了。我猜测，营部肯定给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自从长矛行动结束后，连队只干掉三个游击队员，俘虏两个，可自己的伤亡数字却是敌军六倍。C连杀敌比率没有达标。尸体，尸体，尸体。营部要看到敌军尸体。尼尔想看到敌军尸体。他不断向军官们重申攻击的重要性，他要是觉得我们缺乏这种精神，就会暗讽讥骂。有天晚上，两个北越军朝我们排某个小组开火，那个组的队员们没能逮到他们，于是尼尔便说：“你们这帮人，没有攻击精神。”我争辩说，组长此举是明智的：只有八名队员，又是夜晚，离安全线足有一英里，他无法断定是只有这两个游击队员，还是说他们是整个营部的前哨兵。他要是追上去，没准整个小组都会落入陷阱。尼尔说道：“卡普托先生，和敌军交手时，我们必须穷追不舍，不能半途而废。你最好让你的队员保持攻击精神。”我只好唯命是从，我恨死了他的不可一世，也恨死了自己的唯唯诺诺。几天之后，尼尔告诉我们几位军官，他出台一项新举措：从即日起，连队队员每杀掉一位经证实的北越军，将获得一瓶啤酒以作奖励，并给予充分时间享用。我们这些队员个个心力交瘁，有额外的啤酒喝，最重要还有时间休息，自然经不住诱惑，所以我们坚决贯彻上尉这一举措，至于其是否有违道德则无人追究。我们一年前还怀抱着崇高理想，如今沦落到如斯境地。我们的杀人动机不过是几罐啤酒以及喝啤酒的时间。

接电话的是迈克洛伊。尼尔在其他地方忙着呢，所以我少挨了一顿骂。我把克洛夫的情报说给迈克洛伊听，他免不了问道：“为什么不逮捕他们？”于是我解释一遍。墨菲·迈克洛伊说他一会儿把消息转告给营部S-2处。我一边把话筒放回到帆布盖着的盒子里，一边暗想，棒极了，他们把消息传给S-2处，S-2处又把消息传给G-2处，最后G-2处把消息归档束之高阁，北越军的工兵们继续炸查理连。我觉得无比心烦气躁。毫无成效的巡逻，莫名其妙的行动，地雷陷阱，沼泽湿泥，各种疾病，我真是受够了。我在越南的任务只剩下一个月了，我如今唯一的愿望是用自己的双脚离开越南，而不是躺在担架上，更不是装在小盒子里。只有一个月了，怎样的一个月呢？在越南，一个月足以决定一生。佩吉和纳维洛的越南服役期只剩下四天。他们的离世让我寝食难安。

琼斯靠在掩蔽壕一面墙上，还在擦拭他的步枪。他油光满面。那块清洁布在步枪枪膛里来回移动，发出单调的摩擦声。地上铺着斗篷，我躺在上面。睡觉，我必须休息一下。我从桩子上拿下一个帆布包，搭在头盔边上当枕头。我侧个身，裤子黏在流脓的溃疡伤口上面，一拉扯，把伤口撕裂了，我疼得面部抽搐。快睡觉，快睡觉，不要做梦。我现在又开始做噩梦了。

伍加峡谷战斗之后的那个月，本身就是一场噩梦。我只能回忆起一些往事片段，断断续续的场景如同电影桥段，在我脑海的屏幕上一闪一闪。例如，我看见在那个袭击过程中被汽油弹炸毁的林子附近，我们的连队正在推进。透过战地望远镜，我看到几头猪拱来拱去，好像是黑色的木桩子，其实是烧焦的尸体。嘀，换景。行动最后一天上演了激烈快速的交火，北越军从一条宽阔的河流一边飞奔而下，边奔跑边开火，我们排从另一边的路堤冲下去，全力反击。子弹在河流和路堤之间的稻田中来回奔驰，接着就朝我和琼斯射过来。子弹打在脚边上，我俩赶紧避开，结果摔在牛粪里，我俩爬起来，没心没肺狂笑起来，粪便从脸上一点点往下流。这时，连队迫击炮朝敌军发射60毫米炮弹，我的队员拿着步枪朝那团烟雾猛烈开火。一位坐在侦察飞机上的大炮观察员从无线电上传来消息，他看到河岸附近的路上倒着七具敌军死尸。

换景。接下来的场景是在连队位于岘港的行动区域。这些都只是片段了，巡逻队回营，人数少了两人、三人或六人。背景音乐一成不变：地雷嘣嘣爆炸，小型武器噼里啪啦开火，海军陆战队队员嘶嘶沙沙穷追猛打敌军伏兵，可总是无功而返，然后便听见大喊“医护兵”，医疗救助直升机“呜呜”叫嚷着赶过来。换景。一段慢速播放，不过不是看鲜花如何缓缓绽放盛开，而是看我们的连队如何渐渐衰败颓废。每一个镜头里，士兵们变得愈发垂头丧气，愁容惨淡，都在等死，等着轮到自己被地雷炸个五马分尸。换景。我们排夜间巡逻，伸手不见五指，大家必须抓住前面队员后背上的挖地工具手柄。滂沱大雨迎面打来，我们摸黑跌撞前行。我一只手握着挖地工具手柄，一手拿着指南针。走在我前面的那位队员离我只有一只手臂的距离，可我依旧看不清楚，只能依稀看到指南针微弱的夜光指针。换景。我看到一等兵阿奈特（Arnett），他踩到地雷，仰面倒在地上，雨水打在他身上，鲜血染红了他全身衣服。他睁眼看着我，像是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作品里的圣人，目光迷离而又遥远，他说道：“这是我第三枚紫心勋章，他们休想再害我了。我要回家了。”

其他的一些片段则折射出战争让我们发生的改变。一次交火之后，一位下士正在追捕一名受伤的北越军。他循着这人的血迹，发现敌军趴在一个隧道入口。敌军朝这位追踪者看过去，也许想屈服投降，也许想祈求怜悯。下士走过去，直接朝对方脑门开枪。换景。霍尼中士站在我跟前，勉强挤出一丝笑。他告诉我：“长官，迈克纳先生疯了。”我问他怎么得出这一诊断结论。霍尼说道：“我们今天白天在会维村附近设置埋伏点。有个老妇人路过，发现了我们，所以我们逮住她，以免她去向北越军通风报信。她那会儿正嚼着橄榄，不小心吐到迈克纳先生脸上。他掏出手枪，朝老妇人胸口开了一枪。紧接着，他让其中一位医护兵给老妇人包扎伤口，就好像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杀人凶手。”那晚，消息在军官帐篷里迅速传开了。昏暗的煤油灯下，迈克纳和我说起这次杀人事件。他说：“菲利普，枪自动开了。你知道，我真的很难受。”我回答说这是正常的。迈克纳回答说：“不，我不是这意思。杀了人，我难受，是因为我压根儿不难受。”

我在掩蔽壕里断断续续睡了一会儿，醒来时心浮气躁。从心理上，我感到前所未有的不胜其烦。我才醒没几秒，便回想起以前的死尸队员噩梦，一种熟悉的感觉突然袭来：无端莫名心生恐惧。这种有失理智的恐惧催生了我在执行任务时常出现的幻觉：自己看自己演戏。虽然后来的十年，我反复思量，可时至如今，依旧无法解释为何自己一觉醒来会堕入那种状态。那次，我并未做梦。那天，平安无事，总有一些日子让我们怀疑自己究竟是否在战场上。不过，我的思绪是身处战火之中才会有的切肤之感。或许以前的一些周遭际遇直到现在才发挥效力，或许只是常见的战斗疲惫。我在越南已经快一年了，也许那种身心疲惫远远超乎我自身的认识。日积月累的压力恐怕特意挑了那一刻瞬间迸发，突如其来，没有理由。不管根源是什么，从外表上看，我再正常不过，最多不过是比往日坐立不安一些；可内心深处，暗流涌动，思绪杂乱，担心自己会被撕成两半的无端害怕总是挥之不去。

我想没准呼吸些新鲜空气会有所裨益，于是从充满霉味的掩蔽壕里爬出来。可我觉得有害无利，每次裤子撕裂我的溃疡伤口，那阵痛让我火冒三丈。伤口疼痒难耐，我又不能去挠，因为一挠就会让病菌扩大。午后的空气令人压抑。被烤炙的地面升起一股热气，天空又把热气压下去。云层开始给山顶搭起灰色塔尖，看样子大雨不远。雨，雨，雨，什么时候能不下雨？空气中漂浮着一股排泄物的恶臭味，我们肠胃不好，总在拉稀。我急需一些体力活动，让我暂时忘了自己的低落情绪，于是在防御线附近走动。我走了好几个来回，有时和队员们说说话，有时坐下眺望远方。防御线外部数米处的地方，有座只剩下半边的建筑，残垣断壁在阳光照射下闪着白光，眼睛都有些睁不开，不过还是忍不住久久凝视。我如今也说不清楚出于何故，只记得自己眼睛盯着它不放，热浪愈发压抑，云朵越压越沉，在空中飘浮。这建筑物似乎曾是一座寺庙，可眼前只是一堆乱石岗。石头上爬满藤蔓，废墟砖墙参差不齐，满是子弹伤痕，阳光透过云层照射下来，原本白色的墙成了绛红色。废墟后面是一片灌木雨林，铺在山丘斜坡上。四处弥漫着腐败的树木枝叶气味，前哨四周的矮树林像是一群意图包围却杂乱无章的军队。我瞧着眼前茂盛的密林、衰败的寺庙，心里陡然升起一股恨意，我痛恨这绿色、杂乱、陌生的世界，它害得我们在此作战，命丧其中。

后来数小时，我所思所想纷纭杂沓，不过刚入夜的某一刻，我总忍不住想去做些什么。我脑海里最清晰的思维就是“必须做点什么”。连队身陷困境，无以复加，这令我忧心忡忡。我们现在能召集的兵力只有正常兵力的一半，而且所剩兵力至少一半曾是伤员。要是下个月我们的伤亡人数重蹈上月覆辙，我们就只剩下五十到六十人左右了，也就比一个扩大的排人数略微多些。上头还让我们在那些小路上巡逻，掉入陷阱，又没有报复的机会，真是愚蠢至极。报复，这个词在我脑袋里响起，我要报复。这时，我杂乱无章的思绪集中到克洛夫的线人莱顿所指证的那两位北越军上。我的思维不仅仅聚焦在他们身上，简直可以说是像装有热跟踪装置的导弹死盯着喷气飞机的排气管一般。他们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瘾。我一定要逮住他们，我一定要在他们祸害我们之前，在祸害我之前，逮住他们。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抓到这俩狗杂种，我顿时感到晕眩癫狂。

我冲进掩蔽壕，大声高喊：“我要抓住那两个狗杂种。”琼斯一头雾水看着我。我狂笑道：“琼斯，那些北越军，我一定要抓住他们。”我摊开地图，为第二排当晚的巡逻制定了一条路线。他们要走到位于吉奥特里村外边的一个交叉路口。太棒了，要是那两个北越军走出村子，肯定会陷入埋伏。一想到他们要一命呜呼，我差点笑出声来。如果他俩没有离开村子，那我们的队员就冲进去，克洛夫会带着他们去莱顿指认的那间房子，然后逮捕他们，用行话说就是“诱拐”。没错，就这么干，我要来一次诱拐巡逻。队员们会逮捕那两个北越军然后带回前哨。我就要审讯他们，要是不老实，我就打，一定要让他们说出同伙老巢在哪里，接着就去干掉或逮捕他们的同伙。我要把他们统统抓起来。可要是这俩游击队反抗呢？那巡逻队就只有送他们上西天。干掉北越军，这不恰好是我们的任务嘛。尸体，尼尔望穿秋水要见到尸体。那我就给他尸体，我们排非但不会挨顿骂，还能领个赏。我没有权力派分队进入村子。巡逻命令只是要求在交叉路口设置埋伏。可在这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前哨，谁说了算呢？我，我要自己掌控一切。将在外，自然可以为所欲为。我就要这么干。一想到自己要采取独立行动，我愈发痴癫疯狂起来。我走出去安排巡逻。

斜阳下，埃伦、克洛夫、隆希尔还有两位步兵围在我身边。他们戴着阔边丛林帽，手和脸涂满了黑色鞋油，一个个看起来杀气腾腾。我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不过鉴于我思绪混乱，所以说话条理不清。我总忍不住冷笑，还说些杀人放火的笑话，恐怕让他们觉得，就算直接一枪了结了北越军的性命，我也毫不在意。整个过程中，我都像是在看自己演出的一部电影。我分明听见自己笑，可又觉得这不是我的笑声。

我对巡逻队队长埃伦说道：“好了，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吧，先设下埋伏，如果没有来，你就到村子里抓人。一定要抓住这些该死的北越军。逮住他们，带回来，他们给你们搞什么事，直接干掉。”

“长官，我们是不能进村子的，要是杀了他们，我们怎么和上头说呢？”

“我们就说他们走进我们的埋伏。不用担心，上头巴不得多几具尸体呢。”

埃伦回答：“遵命，长官。”他的眼神满是仇恨愤怒，当他嘴角像骷髅头一样微微扬起，我便知道，他一定会毫无顾忌干掉这些人。而我即便认识到这一点，也懒得去重申，要尽可能活捉带回来。我暗地里阴险地希望这两个北越军呜呼哀哉。我内心深处是希望埃伦找些借口干掉这两人，而埃伦偏偏就能读懂我的心思。他微微一笑，我也抱以冷笑，那一刻我俩都知道即将发生的惨剧。这是我们二人之间无声的协议，未斥诸言辞的共识：血光之灾。不需言语的心思相通算不上是什么神秘之事。两个在战场上共患难的军人，完全可以和数载同一屋檐下的亲兄弟一样，亲密无间，不费口舌，也能明白各自心思。

巡逻队出发了，离开前哨，消失在黑夜里。不久之后，我便疑虑重重。我另一半冷静清醒的自己开始发出警告，恐怕要出事。我一度想把巡逻队叫回来，可我办不到。我感觉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驱使着我。必须做点什么。

果真有些什么。埃伦在无线电上报告，说他们杀了一个北越军，带回了另一个。他们马上就会带着战俘凯旋归来。我高声欢呼，赶紧给尼尔打电话。他说他听到埃伦无线电消息了，祝贺我们。

“你们干得很棒。”

我兴高采烈。我爬出掩蔽壕，激动万分地告诉科菲尔：“他们逮住北越军了！两个都抓到了！太棒了！”那晚炎热静谧。在远远的西方，山顶的云层挡住天幕，热闪电像炮火一闪一闪。正顶上的天空清朗干净，我都能看见高高点缀其上的星星。

我在防御线那儿等着巡逻队荣归，分明听见克洛夫的枪开火。埃伦在无线电上说：战俘用树枝抽克洛夫的脸，企图逃跑。队员们开枪打死他了。

我说：“算了，把尸体带回来，我要搜身。”

他们很快就回来了。五个人速度很快，所以有些喘气，不过较之一般的老队员，他们显得略微兴致高昂。埃伦尤其紧张兮兮，他一进入防御线铁丝网，立即哈哈大笑起来。也许是因为刚才极度紧张，情绪突然释放，所以才仰天大笑，可又笑中带恶。等他冷静下来，便告诉我具体过程：

“长官，按照你的吩咐，我们小心翼翼潜入村子。克洛夫领着我们去他和线人说话时的那座房子，里面空了，于是我们就去北越军住的草屋那儿找人。克洛夫、隆希尔和我走进去，其他两位队员留在路上掩护我们。里面很黑，克洛夫打开手电筒，看见那两个北越军躺在床上睡觉。隆希尔走进另一间，里面有个姑娘马上就尖叫起来。我说‘让她闭嘴’，隆希尔用步枪枪管打那姑娘。”埃伦说了一半径直笑起来。克洛夫和其他几位队员在旁边听着，我也禁不住笑起来。真有趣，隆希尔这老男人用步枪殴打小姑娘。“就在这时候，其中一个北越军从床上跳起来，那小娘们又开始嚎叫。克洛夫走过去，一巴掌扇过去，让她闭上那张贱嘴，接着他扭头回去用那把点45口径步枪朝起身的北越军开了一枪。那小子撒腿就跑，他只是肩膀中枪，克洛夫在后面追。他跑到外面，嘴里还叫着‘Troi Oi，Troi Oi（越南语：天啊，天啊）！’克洛夫一枪过去，他就没再叫嚷了。另外那个小子要夺门而出，隆希尔逮住他。我就说，‘好了，带他回去。’于是我们开始撤退。我们在山脚下的时候，那小子猛然拿起树枝抽打克洛夫的脸。有人喊道，‘他想逃，干掉他。’隆希尔去追，克洛夫一枪杀了那小子。我的意思是，那小子翘辫子了。”我们大家听了全都笑得歇斯底里。

我问：“好啦，尸体在哪儿？”

“长官，就在铁丝网外面。”

那具尸体俯身躺在地上。脑后勺被炸开了，借着手电筒的光线，他脑袋成了一团亮晶晶的灰色浆糊。有人用脚把尸体翻个身，面朝上，说道：“哦，抱歉，察力队先生，希望没弄疼你。”我们笑得更欢了。我用手电筒照着死尸的脸，他眼睛瞪得圆圆的，还泛着光，像是布娃娃的眼睛。科菲尔帮我举着手电筒，我开始搜身。这个死人让我着实不安，我早已习惯尸体四分五裂，可他却四肢健全。另外就是他的脸。他还如此年轻，我搜身的时候，脑子里不停在想，他还是个孩子，一个孩子。我不明白为何他的正值青春年少让我忐忑不定。这些北越军战士和我们一样，都是年轻人。

他的上衣沾满血渍，和他的胸膛一样，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我撕开他的衣服找身份证明。有人嘲讽道：“嘿，中尉，他会着凉的。”大家又捧腹大笑。我也忍不住笑起来，不过这次没刚才笑得欢了。

这孩子的所有口袋里都没有任何证件，腰上也没挂子弹带。根本无法证明他是北越军。我惶恐不安，站起来，从科菲尔手中拿过手电筒，照着那孩子死亡的脸上。

我问埃伦：“你有没有在另一具尸体上找到什么东西？”

“长官，没有。”

“没证件，也没武器？”

“长官，都没有。”

“那间屋子呢？有没有在屋子附近发现陷阱之类的东西？”

“长官，没有。”

“也没有伪造身份证明之类的吗？”

“长官，没有，没有任何发现。”

笑声停止了。我问克洛夫。

“你确定，这是那小孩指认的其中一位北越军吗？”

“遵命，长官。”克洛夫回答，不过他不肯看着我。

“再说一遍，你为什么杀了他。”

“就是埃伦刚才说的，他用树枝抽打我的脸。”克洛夫还是不肯看着我说话，只是盯着地上，“他用树枝抽打我的脸，企图逃跑，所以我们干掉他了。”

空气中充斥着罪恶。我看着那具尸体，顿时感到恐惧惊悚，就好像我认识他一样。我像是突然从迷迷糊糊的催眠中惊醒了，只不过我从一个梦魇跌入另一个梦魇。

我质问道：“埃伦，真是这样吗？战俘企图逃跑，是吗？”

“长官，据我所知是这样的，克洛夫开枪打死他。”

他已经开始自保了。“记住，如果有人问起，就说这两人自己闯入你们的埋伏。你们所有人都记住，一定要这么说。他们闯进埋伏，所以你们杀了一个，抓了一个。战俘试图逃跑，所以你们才开枪杀了他。听清楚了吗？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他是被你带出村子的。”

埃伦回答：“长官，遵命。”

“走吧，把话传给其他队员。克洛夫，你也一样。”

“遵命，长官。”克洛夫像个淘气捣乱的小孩一样，耷拉着脑袋。

他们走开了。我呆在原地，看着那具死尸。他眼睛瞪得大大的，迷离落魄，用谴责的眼神望着我。这男孩嘴张着，无声尖叫，诉说着他的青春无辜，我们的罪恶无情。茫茫夜色，心智混乱，队员们惊恐慌张，身心俱疲，外加战争刺激了他们罪恶性情，他们犯下大错，滔天大错。他们错杀无辜。我和他们一样，双手染满了这孩子无辜的鲜血，是我派他们出去的。我暗自发问，上帝啊，我们究竟干了什么？我满脑子都是这个疑问。上帝啊，我们干了什么，但求上帝宽恕我们。我们究竟干了什么？

我关上手电筒，告诉科菲尔去办个葬礼。我不知道还能为克洛夫的线人做些什么，这位名叫莱顿的男孩。

早上八点，活动房屋里的打字员们开始敲敲打打，法律文员也开始日复一日的日常报告撰写。电咖啡壶上的红色灯一亮一亮，文员桌上的电风扇搅动着炎热凝滞的空气。他们每晚都可以高枕无忧酣睡八小时，每天早上坐享烟熏肉和鸡蛋，当然，分队营部供应煎饼时除外，因此，这些文员全都是快乐无忧、健康无灾的小男生。每日枯燥乏味的工作让他们难免有些厌倦，不过想想身处后方，他们倒也心满意足，毕竟比起战斗在前线的同辈人，他们多了一种东西：未来。

我和辩护律师吉姆·莱德（Jim Rader）中尉坐在这屋子的一角，看着眼前这些文员，不禁希望自己是其中一员。要是能再有个将来该有多好。外面，一群人来回穿梭：海军陆战队队员以及越南村民。那些村民一脸茫然，对于即将上法庭，演出分给自己的角色，他们不知所措。电风扇把一位文员桌子上的文件吹落了，他低声咒骂。他不久就可以离开这是非之地，这股人造风朝他身后那面墙吹去，挂历纸哗啦哗啦响。好好的挂历，偏偏图片不堪入目，图片下面写着六月，旁边标注的年份是1966年。所有的日期都被划掉了，除了今天。今天是30号，准下士克洛夫面临两项蓄意谋杀罪，要接受法庭审讯。

我作为目击证人出席。世事离奇，第二天，我将因同一罪名被同一个起诉人审讯。不过在当时，我们成了被告就够离奇诡异了。他们教我们杀人，派我们杀人，如今又因为我们杀人把我们送上法庭。

莱德的办公桌上堆放着标题为“调查官员报告（Investigating Officer's Report）”一摞文件，足有一个小镇的电话号码簿那么厚。这些都是过去五个月各色军队律师的劳动结晶，头两页——编号DD457和DD458，是起诉我的：“……鉴于一等中尉菲利普·卡普托……蓄意谋杀越南共和国公民莱顿……”我还有第三项罪名，这都怪我慌慌张张企图刻意隐瞒谋杀罪：“鉴于一等中尉菲利普·卡普托……在法律面前发誓，口供为假，内容如下，‘我并未让大家串供’，这些口供当时他并不认同。”

文件的内容各式各样——目击证人证词、调查报告等，不过报告DD457有一栏刻意空着，上面写着“解释或罪行减轻情况附录如下”。调查初期，我一直纳闷，为什么调查官员没有递交任何解释或罪行减轻情况说明。后来，等我有时间好好思考时才得出结论：所谓解释或罪行减轻情况特指战争。杀戮是在战场上发生的，而这个战场的唯一目标就是干掉北越军。领命杀戮的人几乎无法判断谁是北越军，谁是平民。每天都会有平民在“自由开火区域”丧命，夺其性命的武器远比手枪大炮更为恐怖。莱顿和莱杜（Le Du）的死亡与战争的本质和过程密不可分。他们是战争不可避免的受害者。在我看来，只要美国参与到关乎他国的战争，这个国家自然会有人因此遭殃。可如果在解释或罪行减轻说明中提出这些问题，只会牵扯出许多难有定论的道德问题，甚至会引发美国干预越南事务的道德性疑问。或者，正如某位官员所说的，“这会放出来一罐头的蠕虫。”所以，我和巡逻队的五名队员将作为共犯接受审讯，就好像我们在和平年代抢劫银行，杀害了两名受害者。如果我们被判有罪，海军陆战队无疑清楚展现了其体制意识形态。六位罪犯，自然无法象征美国战士的高尚情操，最终被绳之以法。审判结束。如果我们被判无罪，海军陆战队也大可扬言，“军事法庭伸张正义，依照事实和证据，被告无罪。”审判结束。不管是哪个结局，军队永远是最后赢家。

莱德说：“我刚才在外面和你前任长官聊了几句。他说，你看起来很紧张。”

“嗯，还能指望我怎样？从明晚开始，我恐怕就要去朴茨茅斯（Portsmouth）度过余生了。”朴茨茅斯是美国海军监狱，据说这个刑罚之所是集海军陆战队训练营和中世纪地牢残酷之大成。不过，终生监禁总好过其他判决——枪毙。好几周前，我们一直忧心忡忡自己会落得如斯下场，直到出了裁定，我们的案子将归为非刑事案件。即便最后判我们有罪，也可以逃过枪毙一劫。前世积德啊！

莱德说道：“嘿，别想得那么糟。我对审判结果很有把握，如果判你有罪，我们就上诉，就算告到总统那儿，也要讨个公道。”

“棒极了，到时候我脑袋还要挨监狱警卫的棒子。上帝啊，你也知道那地方，你说他们会怎么对付我这个万人唾弃的军官呢？”

“你别这么激动。我希望你今天在法庭上冷静点。实不相瞒，这些压力你都承担下来，我很敬佩。现在别自乱阵脚。说实话，换做我，早崩溃了。”

“吉姆，我不会崩溃的。我现在绝对不能崩溃。我已经崩溃过一次了，绝不重蹈覆辙。”

“你什么时候崩溃过？”

“就那晚，我派队员们出去行动。我当时心烦气躁，难以坚持，又累又怕。要是当时我支撑下去，压根儿就不会把队员派出去。”

“哦，那个，这事我们讨论过很多次了，别再添油加醋了，好吧？现在才是最真真切切的，我们反反复复说过了。你让队员们去抓这些越南人，如果必要才杀人。你没有命令他们去谋杀。你上了法庭就这么说，因为这是事实。”

我和莱德之前曾商讨过这件事。从他做我的辩护律师那天起，我们就讨论过。那时正值二月份，吉奥特里村的几位村民向村长投诉，村长就跑到地区区长——一位越南陆军上校——那儿去告状，区长便把事情上报到美国驻岘港军事监管部门。吉奥特里村的两位年轻人，都是平民，被一支海军陆战队巡逻队谋杀了。上头即刻展开调查。与此同时，营队从以前的前线继续推进，正在设置永久性据点。北越军认为此举侵犯他们的领域，大为恼火，地雷、突击、迫击炮和狙击手全部上阵。我们排又损失了不少队员，琼斯也因为陷阱受了重伤。另外两支排伤亡人数达到十六人，C连兵力严重不足，尼尔不得不从连队附属的迫击炮队员中调用步兵，结果无人再去管81迫击炮。

部队连连受挫，大家情绪压抑，就在这时，我和五名队员被传唤到营总部接受调查，事因便是“吉奥特里村事件”。

调查长而杂，绝大多数细节我已记忆模糊。印象最清晰的是，当调查官告诉我，我涉嫌谋杀，那一刻，我万般惊恐，大脑一片空白。谋杀，这个词像迫击炮爆炸一样在我耳边吼吼作响。谋杀！我跟调查官说，他们是北越军啊。这位调查官是从分部法律处来的法律上校，为人亲和友善。我说，他们至少有一人是北越军。他说，不，他们都不是，村子的警察长和村长都证实了。谋杀！我知道我们做了错事，可从未想过自己是杀人犯。我不知所措，胆战心惊，尽最大所能好好回答上校的问题，可当他问，“你是否让你的队员串供？”我脱口而出，“没有！”

他旁边那位记录员——一位下士——把我的回答在打字机上打印出来，几分钟之后，上校带着自己的文件、案件记录和打字机等物品离开了分队总部这个井然有序的世界，一个有法可依的世界，让你吃就吃，让你睡就睡，听命办事便可，无需每天去面对死亡的恐惧。

事后，我大为震惊，我都怀疑自己要撕成两半了。让我备受煎熬的不仅仅是被指控谋杀，更有我内心深处的罪恶感。我躺在总部的一个帐篷里，眼前再度浮现出那男孩的眼神，生命凋零，控诉谴责。也许，我们在毫无意识下犯下杀人罪行，就和迈克纳一样。也许，战争唤醒潜伏在我们灵魂深处的某种罪恶，某股黑暗邪恶的力量让我们杀人如麻。于我，“也许”二字大可拿掉。那天夜里，罪恶席卷着我。毋庸置疑，是我下令巡逻队不惜代价逮捕这两个人，我恨不得他们一命呜呼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起了杀心，而且通过某种方式，如声音语调、肢体动作，或说话重音放在杀死而非逮捕上，我将隐藏于心的暴力倾向在队员面前表露无遗。我过于激进，他们便认为，我允许他们发泄自己的暴戾冲动。我躺在那里，回想起事后我们的畅快淋漓，我们的癫狂笑声，以及突然清醒时的罪恶感。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是蓄意谋杀。这次事件不是平白无故发生在真空里的，它是战争的直接产物。我们的所作所为，恰恰是战争对我们的所作所为。

在这番自我反省中，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对调查官撒谎了。我走到副官帐篷，对上校说想修改我的证词，希望能给自己找个辩护律师。他回到营地总部时把莱德带来了。莱德二十多岁，高个子，红头发。

我说：“长官，我之前说自己没下令要求队员串供，是假的。我当时头脑不清醒。我想删掉这句话，说出真相。”

他回答，抱歉，那番证词是在发誓说真话的前提下做出的。那句话删不了。这是法律。我要是想补充说明，这没问题，不过原话依旧会记录在案。上校微微一笑，对自己的专业表现相当满意，自己无懈可击捍卫了至高无上的法律。他又给我定了一项新罪名。我重新录证词。

之后，莱德第一次和我面谈，后来我们面谈过无数次。他让我把当晚的事情不论巨细描述一遍。

我说：“好的，不过在我说之前，麻烦你读一份东西，这是我在等你和上校过来时写的。”

我递给他一份有关前线环境的晦涩杂乱论述。文中写到，在游击战中，合法杀戮和非法杀戮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根据自由开火区域的政策，士兵可以朝任何人开枪射击，不论对方是否携带武器，而对死尸数量的看重进一步破坏了战士的道德观念。我的巡逻队外出执行任务的目的是搜捕敌军。至于我，我确实心绪烦躁，无法做出清醒正确的判断，可是我已经在越南服役十一个月了……

莱德把我这份洋洋洒洒的文学杂感揉成一团，说道：“菲利普，这和案子毫无关联。”

“为什么？我觉得大有关联。”

“这无法成为呈堂材料。”

“可是为什么？我们又不是在洛杉矶杀的人，上帝啊。”

莱德给我上了人生的一课。我回想不起他具体说了什么，不过恰是他第一个暗示我，战争不能作为杀人的理由，因为这会引发太多进退两难的问题。我们要真是在洛杉矶街头杀了两个人，毫无疑问肯定要被起诉。这案子将严格依照事实进行审判：谁对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谁做的。这成了侦探故事。莱德说，他想要的是事实真相，他不想听哲学思辨。

他问：“你是否命令你的队员去谋杀那两个越南人？”

“没有。”

“你是否让队员去逮捕他们，或是吩咐队员先开枪后审讯？”

“不，我原本是让队员逮捕他们，迫不得已才杀掉他们。可问题在于，我当时肯定是让队员有种印象，就是即便他们杀了两个越南人，我也不会在意。吉姆，那天晚上，我脑子不清醒……”

“别搞什么暂时性精神错乱，法律上对这词是有界定的，除非你们神智失常，否则都不适用。”

“我不是说自己疯了。我想说的是，我太累，太害怕。妈的，我承认，我很怕自己要是一事不做，总有一天会被这些地雷炸死。你要知道，战场是个什么情况，也许下一分钟自己就被炸到天上去。”

“听好，军事法庭不关心战场的情况，你一定要谨记这一点。这不是写小说，别搞得咋咋呼呼的。要不是这些村民投诉，根本就没这些事儿。可他们偏偏就投诉了，现在调查已经开始了。机器发动了，没干完活是不会停下的。现在我问你，有没有其他人听见你布置巡逻队的任务？”

“有，科菲尔中士和排中士都在现场。”

“所以，换言之，你下的命令是，如可能就抓人，如必要就杀人，或者用其他词句表达了这层意思。这就是你的说话内容，旁边有两位目击证人可以为你作证，对吗？”

“我是这么说的。不过我不敢确定，自己是否完完全全就是这番意思。那天晚上，我有种感觉……一种暴力的感觉……”

“感觉成不了合理证据。我不在意你的心理状态。重点是，你究竟有没有吩咐队员去谋杀。”

“妈的，吉姆，这又绕回到战争上了。要不是因为这场战争，我根本就不会把队员派出去，他们也压根儿不会干这件事情。就是这场万恶的战争，不多久那些罪恶就会粘附在你身上。”

“你说够了吗。如果你曾下令谋杀，现在就说实话。你可以认罪，我尽量帮你申请轻判，例如在朴茨茅斯大牢蹲十年二十年。”

“我跟你说，要是我的队员被判刑了，可我安然无恙，我过不了自己这关。”

“想不想承认自己谋杀？”

“不想。”

“为什么？

“因为这不是谋杀。不管怎么定性，肯定不是谋杀。要这也算谋杀，战争中死掉的半数越南人都是被谋杀的。”

“不，你不认罪是因为你是无辜的，根本无罪。你没有下令谋杀。”

“好吧，我是无辜的。”

“所以，结论是，你命令一支巡逻队逮捕两位北越军嫌疑人，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杀他们。这在战场上是合法命令。并且，有两位军士会为你作证，对吗？”

“你是老大，你说了算，反正把我救出来就行了。”

“别和我扯那些‘老大说了算’的废话。这些究竟是不是事实？”

“是的，这些都是事实。”

我终于明白在事实和真相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这种类似的谈话我和莱德在后来的五个月里进行了无数次，也就是所谓的“准备证词”。每次谈话之后，我会对莱德的法律技能愈发钦佩敬仰。他准备我这个案子时的那种强硬务实精神，完全可以和筹备袭击敌军据守山头的营部指挥官相媲美。后来，他几乎成功将我洗脑，事发当晚，一等中尉菲利普·卡普托头脑意识清醒，明确合法下达命令，可手下队员却明目张胆违反命令。我们通过这些苏格拉底式的谈话所得出的证词，大大出乎我意料。莱德把它写在黄色的律师笔记本上，我确认字字句句完全属实。文中不少修饰界定词语——“据记忆最大所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达此意图的措词”——而且句句为真。可这终究不是真相。相反，战士的辩护律师让战士认为，他们都是道德崇高、敬畏上帝、遵纪守法的士兵，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好战士，不得不遵守万恶的杀人军官下达的命令。这不是谎话，可也不是真相。起诉过程中，事实被整理出来以支撑论点：五位海军陆战队疑犯，受其排长疑犯的非法命令，残酷无情谋杀了两位无辜平民，这些疑犯企图宣称此二人为经核实的北越军，以期上交敌军尸体以获得上尉嘉奖，此项措施原本就该唾弃指摘，因其彻底违背美国海军陆战队传统。这也不是谎话，可也不是真相。这证词，这些所谓的“事实”，都算不上是真相。真相是三方的综合：对于莱杜和莱顿的死亡，广泛说来战争要负责任，具体说来美国军队政策尤其逃不了干系。这才是真相，而整个起诉过程的设计安排都是要隐瞒这个真相。

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全然脱身。在这个调查过程中，无数官员劝慰我：“你这种事，凡是在战场上的人都有可能碰上的。”在他们眼中，我是现实所迫的受害者，是一位受到不公正起诉的优秀军官。我的服役评定出众优良，接人待物也恰如其分。这些军官在我身上看到的是他们自己。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士兵也都是好士兵。他们的档案上没有一个污点，甚至从未擅离职守。五人当中有四人在战斗中英勇受伤。两人——埃伦和克洛夫——有家眷。然而矛盾的是，他们被指控蓄意谋杀。一旦罪名成立，那就说明，没有人能抵抗住战争传播的道德堕落细菌。如果连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也是残酷暴戾的，那么自然而然，其他人也会如此这般，他们也必须直面真相，那就是他们自己也会作恶。然而，没人愿意承认这一点，没人愿意直面自己的邪恶。

裁定无罪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换言之，无人犯罪。这将证明其他人乐意接受的事：我们都是道德高尚的美国青年，绝不会干出伤天害理之事，我们都是被冤枉的。如果我们不会干这些事，那他们也绝对不会，这便是他们所认为的自己。

九点钟，目击证人排队进入旁边的棚屋，那就是军事法庭。我们所在的这间棚屋里，打字文员们继续敲敲打打。我和莱德再次复习了一遍证词。他嘱咐我上了法庭一定要注意言行举止：说话声音铿锵有力，不要大呼小叫；回答问题时，一定要与六位担任法官的军官有眼神交流；态度诚恳，对答如流。

下午三四点左右，我被法庭传唤。克洛夫坐在被告席上，看起来那么瘦弱渺小。实话实说，那天在法庭里自己究竟说了什么，我如今毫无记忆了。唯一能回想起来的是我在那坐了很久，按照事先嘱咐，看着六位军官，回答或尖锐或迂回的提问，把自己练习了上百次的证词背诵出来。我的声音一定像极了美国那档广播节目《美国全能男孩杰克·阿姆斯特朗（Jack Armstrong, All American Boy）》。休庭的时候，我听到起诉人祝贺莱德，“你的委托人今天在法庭上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不禁有些沾沾自喜。我总算能胜任一些事情，我是一名出色的目击者。

审判拖拖拉拉终于结束了。我在帐篷里等待判决结果，心里七上八下，觉得自己既不是自由身，也不是囚犯。我不禁想如果判我有罪，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我就要在监狱度过我的余生。我这辈子做过的那些好人好事，全都毫无意义，一文不值。

我已经把自己归为战争受害者了，一名道德受害者，和其他可悲可叹的受害者一样，我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我像是断了腿或缺了手的人，知道自己不必再去战斗，对这次让自己身陷不幸的战争也漠不关心了。伤者所有体力全都用来克服痛楚，抚平肉体之伤，相类似的，我所有精力全都用来保持心智平衡。五个月的人间炼狱，我还算支撑下来了。我一定不能垮。不论他们如何处置我，我都不能垮。我灵魂的所有力量都在力保我心智精神的苟延残喘。至于其他的抗争拼搏，我无心无力。这场战争已经不是我的秀场。我单方面宣布自己和北越军从此停战，我私人签署了停战协议，从此以后，我只想有机会走自己的路。我对北越军无抱怨无异议。威胁要剥夺我人身自由的不是北越军，而是美国政府，这个我为之服役参军的政府。唉，我受够了，我受够了政府部门以及它们的假大空，我不会再相信诸如约翰·F·肯尼迪这样的政治巫师说的花言巧语，不会再被他们施以魔咒。眼下，维系仅存的人性尊严，摆脱这丧心病狂、身陷囹圄的困境才是首要之事。我不能垮。不论结局如何，我都要平静隐忍接受。在我看来，隐忍是一种苦行修炼，尽管于事无补，不过我总觉得，自己应该为那些命丧我手的人赎罪。

我躺在那儿，回想起三个月前开始的南越暴乱，不到五月份就结束了。那次暴乱和我这件案子一样，让我认清了战争的莫名其妙。事件的源头是Ⅰ军区指挥官林将军（General Lam Quang Thi）被西贡政府一把手阮高祺（Nguyen Cao Ky）逮捕了。阮高祺怀疑他策划煽动政变。林将军在Ⅰ军区的南越军分队则联手同盟，在岘港组织了数次游行示威和暴乱行动，林将军的总部就在岘港。阮高祺由此对外宣布，岘港已经落入共党叛军之手，于是派兵进驻岘港，“将岘港救出北越军之手”。很快，由于两个华人军阀的权力之争，这帮南越士兵和那帮南越士兵在街头打了起来。

南越打内战，我们打北越军。四月，暴乱如火燎原，1-3部队在伍加峡谷的一次行动中伤亡惨重。由于案子调查的关系，我从营队调到了团总部。我在那儿亲眼看着军官阶级能力不济，最后让这次行动惨淡收场。营队部分士兵被毫无必要地送入陷阱。一个180人的连队就损失了100多人。越南平民也跟着遭殃。记忆中，十几个村庄陷入火海，浓烟滚滚，我们的大炮朝驻守在山地里的敌军狂轰乱炸，我们的飞机穿过浓雾继续火上浇油。印象中，分部医院躺着我们的伤亡队员。我和情报官员格瑞尔上尉（Captain Greer）被派去问询幸存者，了解问题症结所在。我们知道症结——军官们在其位却不谋其政，我们全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清楚记得停尸房里的情形，到处都是受伤呻吟的战士，衣服脏兮兮的，病床一张紧挨着一张，好腾出空间来安置新伤员，屋里充斥着血腥味，伤员痛得晕厥过去，有位年轻排长包裹得像是一具木乃伊，肾上还插着塑料导管，还有一位十八岁的士兵，被炸弹炸瞎了，眼睛上裹着纱布，他还在病床之间的过道里摸索叫唤着：“我包袱呢，谁能帮我找找我的包袱？”

与此同时，林和阮两派军队继续在岘港打得天昏地暗。五月的一个上午，就在我被派去分队总部之后，我领着一队海军陆战队步兵入城。他们是派去守护美国据点——不是为了抵制北越军，而是要防止暴乱的南越军队搞破坏。我当天下午回到总部。分部指挥处位于327山，我们可以从那儿俯瞰观察局势。西边，海军陆战队在和北越军打战；东边，南越军队起内讧。那晚刚入夜的时候，我看见曳光弹划过城市上空，听到机关枪开火的声音，这时上演了难以置信的一幕，一架南越军的战斗机居然轰炸南越军的卡车队。这令人大跌眼镜的一幕恰恰折射出战争的混乱癫狂。飞机投下的其中一枚炸弹打偏了，在一个美军据点附近爆炸了，三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受伤。A-1螺旋桨攻击机咆哮低空盘旋，再一次朝南越士兵的卡车队枪炮齐发。那一刻我恍然大悟，我们永远赢不了。与南越这样的政府和军队合作，我们永远别指望打胜仗。继续战斗将是愚蠢至极之举，甚至比愚蠢更甚：这将是犯罪，大规模谋杀。

5月25日，暴乱结束了。沃尔特将军向Ⅰ军区所有海军陆战队分队发来消息，称“暴乱”已经被击垮，我们“将迎来与南越战友开创友好关系的新时代”。

这消息令我震惊。就连我曾经的英雄榜样刘·沃尔特都无视真相。战争将继续，莫名其妙地继续着。

几天之后，我的反战情绪一泻而出。分队总部指挥官命令我参加迎宾队，欢迎高官来访。我一口拒绝。他说我不得违反命令。我回答说，我可以违反命令，我就要违反命令。整件事莫名其妙，是愚蠢犯罪之举，我绝不去参加什么彩旗飘飘的迎宾队。他说，我没资格说这话。噢，我有。反正我人生已经有了最严重的一笔罪恶了——多加一笔也于我无碍了。他可以叫别人去唱国歌行军礼。出乎意料，我赢了。

自此以后，我就时不时在总部指挥办公室里对着那些文员“大放厥词”。我当众断言，战争赢不了。我们是在为了一群腐败堕落的西贡政客流血卖命。为此丧命的美国人全都白白牺牲。美国现在就应该撤军，以免更多战士无辜牺牲。这些文员的爱国之心屹立不倒，之前也从未亲耳聆听子弹愤怒的嚎叫，他们不以为然地望着我。我倒并不觉得奇怪。那时正值1966年，我这番言论和叛国也就一步之遥。

一位准下士说道：“长官，要是我们现在撤退，那以前所有的努力统统付诸东流了。”

我说：“换句话说，反正我们已经牺牲了上千条人命，所以多牺牲几千人也无关紧要！你要真相信‘付诸东流’那一套，那你就主动请愿加入步兵连队，把自己的命送出去，因为这是你自找的。”

刚入夜时，莱德走进帐篷，说：“菲利普，克洛夫的判决下来了，无罪。”

我坐起来，点上一支烟，不知该做何感想，“哦，真替他庆幸。他有老婆孩子呢。会影响我的判决吗？”

“嗯，没关系。别担心，看明天的结果吧。你是早上九点。”

出人意料的是，那晚我睡得很香。也许是因为我自己认命了。忧虑焦灼毫无益处。于未来，我无力掌控操纵。次日清晨，我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早餐，还调侃说这是罪恶之人最后一顿饱餐。接着，我提前很早就来到那间活动房屋，那感觉就和自己要去执行任务别无二致：意志坚定，可又百般无奈。我在屋子里等了差不多一小时，看着同样的文员坐在同样的办公桌前打着同样的报告。咖啡壶上的红色灯一闪一闪，电风扇呼呼吹，掀得日历纸沙沙响，不过此时的日历上赫然写着七月。外面，还是那一群同样的目击证人。尼尔上尉也在那儿。他看起来疲惫不堪，未老先衰。我走出去，递给他一支烟。他抽着烟，看着地面，摇摇头说道：“我们损失了半个连队。我希望他们心里有数，我们那时失去了半个连队。”

九点十五分，莱德叫我进屋。

“情况是这样，由于克洛夫判无罪，上头正打算撤销掉对你们的所有指控。不过对于你，你要承认第三项罪名，上头会出封谴责书给你。你怎么打算？”

“你是说，如果我承认第三项指控，军事法庭就会放过我。”

“除非你想上法庭。”

“我当然不想，好吧，我是罪人。”

莱德大喜过望，“棒极了，在这儿等着。我过去说，一会儿找你。”

我紧张地来回踱步了十五、二十分钟。看样子我的直觉没错：我不想背负这些罪名，上头也不想引火自焚。我脑子里一片混乱。我一定要为莱杜和莱顿的家人赎罪。等战争结束了，我会回到吉奥特里村……然后做什么呢？我不知道。

莱德笑脸盈盈回来了，握着我的手说道：“祝贺你，指控撤销了。上头会给你出封谴责书。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最多会妨碍你难成上尉。你现在恢复自由了。我还听说，副官要下令，你一周之后就可以回家了，最多十天。一切都结束了。”

阳光照耀下，我们这一行大约150人站在跑道旁边等待，替补士兵从一架大型运输飞机里走出来。他们排成队列，尽量不去理会我们这群污浊邋遢、肤色黝黑、蓬头垢面的人在一旁冷嘲热讽。替补的士兵们异常年轻，远比我们年少，他们被一个冷漠无情的政府派到这个焦黄炙热的国家，如今他们不知所措，茫然若失。我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冷言冷语。一想到这些孩子会在这个被死亡充斥的国家未老先衰，我就替他们不值。我怜悯他们，每十个孩子就有一个牺牲，有两个终生残疾，还有两个伤情较轻，于是被再度派去打仗，其他剩余的则会患上肉眼看不见的伤痛。

他们朝等在一边的运送车队走去，这些车辆将把他们送到分派的队伍，接受分派的命途。他们谁都没瞧我们一眼，径直走了。我们肩背着包袱，沿着活动梯上了飞机。这架飞机我们盼了太久太久，它是巨大的神奇自由之鸟。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最后冲上苍凉的天空，我们一阵欢呼呐喊。下面，稻田依旧，绿山叠嶂，那里有我们失去的战友，我们逝去的韶华。

飞机掉个头，飞离中国海，飞向冲绳，摆脱了死亡的魔掌，朝自由飞去。我们谁都不是英雄。我们归去，没有人群为我们欢呼，没有队伍为我们接风，也没有教堂为我们奏乐。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就是隐忍。我们活下来了，这是我们唯一的胜利。

落 幕

往昔依旧——

战火血腥，君尚记否？

战争残酷，俯首称臣。

耳提面命，君将永记。

——西格弗里德·萨松

《后果（Aftermath）》

我们匍匐躲在洲际皇冠酒店二楼过道上，心想南越军是不是已经打进西贡，我们暗自祈祷千万不要。五英里之外，敌军飞机朝新山一（Tan Son Nhut）空军基地投下一连串700磅的炸弹，酒店百年历史的砖墙也随之轻微摇晃。西贡城里的所有警察和士兵好像都拿着步枪或机关枪扫射。噪音震天撼地。我们蜷曲躲在过道里，也不知道枪口主要是指向飞机，还是这个首都城市正在全面上演街头火拼。过去数月，南越军队节节败退，我们自然认为这次战斗他们肯定赢不了。我们的未来也是命数难料。耳边炮声枪声轰鸣，我们都在相互问对方，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撤走？要是没有，共军会怎么处置我们这些美国记者？暴动骚乱的最后时刻，南越军队会不会因为觉得自己被华盛顿政府背叛，所以见到美国人就要先杀为快？

这种情形下妄自推测于事无补。我们其中一位更具务实精神的记者建议，我们与其七嘴八舌争辩未来走向，倒不如亲眼看看目前局势。我们犹豫踌躇一阵，终于离开了走廊的庇护，下楼梯朝大厅走去。大厅里挤满了惊慌失措的平民，还有抽抽噎噎的孩子，他们都是为了避开街头枪林弹雨躲进来的。酒店高高的木制大门如今上闩关闭，看着像是中世纪城堡的大门。我们四人小心翼翼打开门，离开酒店。

小型武器的开火依旧猛烈，不过其目标似乎是飞在城市上空的那些敌军飞机，这些飞机朝空军基地投入一枚又一枚炸弹。我们没有看见身穿绿色军装、头戴橙色头盔的士兵，那种帽子是敌军的典型打扮。街上，不少警察、南越军士兵和其他新闻社的记者来回穿梭。他们和我们一样，一头雾水。我和我在《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同事罗恩·叶慈（Ron Yates）朝离酒店一个街区的合众国际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简称UPI）办公室跑去。

那里也是乱作一团。一位通讯员戴着头盔，穿着防弹衣，在打字机上写通讯，神情庄严肃穆。电传打字机噼啪噼啪响得紧。我和叶慈仔细看看通讯社的报道，心想虽然已经接近危机的尾声，不过终究还没有落幕。敌军要想进入城市，恐怕还要打上一天。我和叶慈推测，美国大使馆明天估计会下令撤人，所以我俩打算回酒店收拾东西。等我们收拾妥当，已经是夜色苍茫。空袭停止了。透过我顶层房间的窗户，我看到一堆废墟仍旧吐着火苗。壁虎趴在房间白色的墙壁上，炸弹二度爆炸，墙壁摇晃，不过这些爬行动物处之淡然，一动不动。

我把自己的行李搬到尼克·普洛菲特（Nick Proffitt）的房间，他比我低两层楼。普洛菲特是《新闻周刊（Newsweek）》的记者，一周前，敌军一枚炸弹将附近大都会酒店（Metropole Hotel）的顶层炸掉了，我那时还受惠于他的救济。好不容易从1975年那个月的越南战火中保住条命，我可不想自己躺在床上时被炸个粉碎。普洛菲特笑我胆小如鼠。他爱怎么取笑我随他便，我不介意。我三十三岁，家有爱妻和两个孩子要养活，至于人前炫耀这种事已经毫无必要了。

那天晚上，我和普洛菲特一半时间大眼瞪小眼，另一半时间就喝啤酒，我们把他最后那点香烟全都消灭了，缅怀过去，遥望未来。尽管我们希望大使馆带我们撤离，不过我们也疑虑重重。到目前为止，美国依旧心存幻想，总一厢情愿地认为南越军能阻止北越推进。

和我一样，普洛菲特对印度支那半岛也是“老”行家。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他就被派驻越南当通讯记者了。共军最后一轮攻势拉开序幕时，我俩都在贝鲁特，我们虽然隶属不同的通讯社，不过都被派到中东。我在贝鲁特的办公室读到社里发来的岘港沦陷消息，于是主动请愿要去西贡。那则消息，让我脑海里那些长埋的回忆重新浮现：战友，营队，开火，进攻，无名的山峦，前线一个个愁绪满怀、雨水不歇的黎明。尽管十年未见，可越南给我最深刻印象的那一部分仍旧历历在目：岘港西部无边无际的稻田和雨林。这就像是拉开了一张记忆的窗帘，我看到一幅详尽的战地地图，油性铅笔在上面特别标注危险区域，部分地名加了下划线，这些地名于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曾有战友在那里牺牲。会维村、太平村、270山、查理山脊和紫心河道。现在它们都已落入敌军之手，真是难以置信。

那一整天，我坐立不安，一直在等电传机传来最新消息。显然，离开十年，战争对我的情感束缚一如当年。即便风险难测，我必须回去。即便是我曾经为之奋斗的这场战争要以失败告终，我也必须亲眼见证结局。我无法解释这种情感，似乎有一种个人责任，在战争收场时我必须身处其中。于是我向《芝加哥论坛报》总部申请，主动请愿帮助叶慈——他是报社常驻远东记者，报道敌军战况。编辑同意了。第二天，我搭上了法航飞机。

4月2日，我在新山一着陆，距离我上次随同第九远征军着陆岘港，已经十年一个月了。

要想准确记述北越最末一次战役的最后一个月的情形，估计要整整一本书的篇幅。我甚至不敢确定，切切实实上演的事件究竟能否算作战役，或者说“移动搬迁”更为贴切。北越陆军席卷农村，直逼西贡。南越军除了在省会城市春禄派出一小支部队做了时间短暂、徒劳无功的抵抗，基本上未做太大阻挠。南越陆军四分五裂，分崩离析。有些从进攻敌军逃出一命的士兵气急败坏，对平民拳打脚踢，叫人义愤填膺。月底的时候，分裂溃散更为明显了。我们眼前，何止是一个军队，整个国家都开始摇摇欲坠。马路上挤满了难民和落败的士兵。那一列列队伍有时足有二十英里长，这些弯弯曲曲的队伍从山间和橡胶种植园走出来，朝西贡郊区那些平坦的沼泽地走去。放眼望去，路上人满为患，这个队伍看不到起点，也望不见终点。下着雨，气温高，队伍蹒跚而行：光脚的平民；士兵脚上的靴子破败不堪，有些士兵还扛着武器，誓要生死相依，不过绝大多数没有带武器，只是些心灰意冷一心想逃的人；迷路的孩子哭哭啼啼找父母，父母抽泣不止找孩子；伤员身上的血已经干了，军装邋遢污浊，有的还能步行，有的躺在救护车后车厢挤成一堆；卡车、大巴车、成群的水牛，还有拉着木轮车的牛队。这队伍密密麻麻分布在马路上，一直延伸，挨得紧凑。他们翻过要塞，道路两旁停放着坦克燃烧的残骸，还有或全或残的尸体。这些撤退人群的身后，枪炮轰鸣不休，战争这个怪物怒吼咆哮，想要吞噬无辜。

眼前景象，生灵涂炭，我无从应对。人渐渐无动于衷。不论结局如何，我都要看着它落幕。与此同时，我身体某一部分很不希望看到北越胜利。我忘不掉列维、苏利万以及其他所有人，我灵魂某个地方不愿看到他们白白牺牲。战争失败了，或者说离失败咫尺之遥。这些人平白无故牺牲了，他们的死毫无意义。

我想，这些彼此矛盾的情绪对于我这样的美国老兵而言非常普遍，我们反对战争，可情感上却又牵系于它。1967年年中，我从海军陆战队退役，加入了反战行动，然而我的反战情绪并不高昂。我后来还加入了越南老兵反战组织（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不过我最激进的抗议之举是在1970年，我将自己的战功勋章缎带邮寄给了尼克松总统，还附上一封言辞恳切的长信，解释自己为何反对美国对印度支那半岛的政策。我天真幼稚地认为，这种个人独立的行为比起大规模游行也许更有作用。大约一个月之后，我收到一封寄信人地址为“白宫”的信件，里面放着我的勋章和一封短信。信是某位无名无姓的公务员写的，说美国政府行政部无权接收或持有军队勋章，所以，那些勋章缎带必须退还给我。写信人最后一句话让人彻底无望：“您对美国南越政策的观点已经收到，并转给相关部门参考。”自此，我作为反战积极分子的生涯画上句号。我个人的惊天抗议壮举无果而终，和这场战争同一命数。我似乎总干些屡战屡败的事情。

凌晨，我和普洛菲特睡着了。我们用家具堵住窗户以自我保护，然后躺在家具后面的地板上。北越开始用炸弹和130毫米野战炮轰炸新山一和城市部分区域时，我被惊醒了。那天是4月29日。爆炸持续了六小时。大约10:30左右，有位记者把自己那台民用波段广播调到美国大使馆频率，他向我们宣布：“大使馆刚才下命令了，等到了，百分之百撤走。大家一起说再见啦。”

大家立即不顾形象、手忙脚乱走人。一大群记者、大使馆官员、越南平民和各类“被撤人员”纷纷涌上半荒芜的街头，奔向撤离点。我路过一队南越军民兵，向他们浅浅一笑。其中一人问道：“你们要回家了吗？美国人要滚蛋了吗？”

“是，”我回答说，觉得自己像个逃兵，“美国人要滚蛋了。”

最终，我们这支各行各业人士组成的队伍来到一家医院对面的空地上等待。城市郊区升起一股股浓烟，有人说，北越军队在距离我们所在位置仅两英里的地方被控制住了。我们站在那里，满头大汗，听着130毫米野战炮持续不断的轰炸声。最后，来了两辆橄榄绿的大巴车，前面还有一辆小汽车，车灯很脏，不过还亮着。我们排队上车，每辆大巴车上都塞了八十或七十人左右。这支小型运送队朝新山一开去。

我们进入机场大门的时候，一架南越飞机刚好从烟雾弥漫、凹凸不平的跑道上起飞。这架老式的C-119飞机飞上去不过几百英尺，机尾立即涌出一团火球。防空导弹击中了这架C-119飞机，一声巨响，飞机坠入城市。我们原本就是惊弓之鸟，如今更是被吓得目瞪口呆，我们还指望着直升机送我们走。打直升机可是轻而易举。

大巴车在所谓防务专员处的建筑群前面停下。在美国参加越南战争的最高峰时期，这些建筑被戏称为“东方五角大楼”，它是威斯特摩兰将军总部办公处。旁边的网球场是直升机着陆区。我们蹒跚地下了车，突然一枚炸弹掉到远处大约七十五米的停机坪上，我们顿时面面相觑。“别慌！”有人高声喊道，那声音足足比平常高了好几个八度。

我们走进建筑，依照吩咐排队组成直升机登机队列，还被贴上标签。屋里每一条长廊的每一个角落都挤满了人，美国人、越南难民、不同国家的新闻记者，甚至还有不少年迈的法国种植园老板。炸弹打到飞机跑道上，墙壁也跟着战栗摇晃。小型武器在空军基地防御线那儿噼里啪啦。这个着陆区恐怕有危险。我希望这是我人生最后一遭，我尽量不去想什么防空导弹之类的事情。

我们等在那儿挥汗如雨，直到下午三四点左右，第一批海军陆战队直升机终于姗姗来迟。这些CH-53型号直升机载客量堪比小型客机。大使馆保安队的一位海军陆战队中士叫道：“好了，准备出发！不许带行李，没地方放。走，走，走！”我把自己背了一天的旅行袋扔至一边，冲出大门，跑过网球场，朝飞机奔去。海军陆战队的步兵们匍匐围在着陆区四周，武器对准机场周围的那些树林和稻田。我和另外大约六十人一起爬上了一架CH-53直升机，他们一半是越南平民和南越军军官。

直升机起飞了，迅速腾空而起。不过几分钟，我们就离开地面六千英尺，南越运输飞机残骸在脚下焚烧。这场景如此熟悉：直升机里噪音震耳欲聋；飞机机枪手蹲在机关枪后面，枪口对准下面的湄公河三角洲，那绿棕色的洪流铺陈开来，如同一张血管脉络；我们如芒刺背等待着——惊恐不安却又激动紧张——我们想看看有没有人尾随，或是热跟踪导弹明亮的旋转式弹头。一枚导弹冲过来，好在领队的直升机用类似飞机引擎热度的引诱光将其引走。地面也有人朝我们开火，是南越士兵，也许他们觉得我们美国人是叛徒。

我的思绪回到了十年前，回到了我们进驻越南的那一天，我们昂首阔步，意气风发，心怀理想。我们坚信自己是来完成一项高尚的道德事业。然而，我们理想不再，道德堕落，事业遗忘。

大概二十分钟之后，我们飞过海港。我们摆脱险境，远离导弹，绝对不会成为最后一批死在越南的美国人。飞机机枪手松下紧紧扣着的50口径机关枪，浅浅一笑，伸出大拇指松了一口气。CH-53直升机朝中国海俯身飞过，海面上几千艘渔船载满了难民，最后在美国海军丹佛军舰着陆，这是负责遣散工作的第七军舰队的一艘直升机突击舰。直升机在甲板上着陆后，我们排队走出飞机，船上人员鼓掌欢迎，有位队员拍拍我后背，说道：“欢迎回来，我想你能活着逃出来一定乐坏了吧！”我自然万分庆幸，于是问他隶属哪支队伍。他回答说：“第九MEB。”原来是第九远征军旅，我在岘港着陆时也隶属这支队伍。不过现在的这些队员比起十年前的我们更加愤世嫉俗。那位队员看着越南海港浅蓝色的线条，说道：“嗯，今后我们不会再给这个国家送去数十亿美元了。”

遣散出来的人排好队被带去炙热逼人的船上食堂吃饭。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因为死里逃生而情绪激动，不过一位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却郁郁寡欢，他呆呆坐在那儿，口中默默念叨：“完了，结束了，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个结局真是不堪，不过总要结束的。”他心力交瘁，大汗淋漓，摇着脑袋。我想这的确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不过我如今筋疲力尽，无力去思考这个我切身体验过的时代的历史意义：美国第一次失败的战争。

次日，即4月30号，船长宣布，西贡政府向北越缴械投降。我们听完后心如止水。结束了。

后　记

撰写本书历时良久，犹如美国的越南战争一般。我于1967年早春在北卡罗来纳州勒琼基地（Camp Lejeune）的单身军官宿舍开始执笔，1976年在蒙大拿州派恩溪的小寓所完成。倒不是说这九年里我昼夜写作不休。手稿经常躺在抽屉里，数月不见天日。在七十年代初的某段时期，我每年瞧瞧它的时间也不超过一两周。那时候，我是《芝加哥论坛报》的驻外记者。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分白夜地工作，交稿的截止时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还要频繁往返于欧洲和中东，没剩下多少时间和精力去认真著书。从更深层次来说，战争让我的思绪情感支离破碎，我实难将其条理清晰地落到纸上。我心里藏着一段往事，急想公之于众，可又无从说起。我需要避之远之，而这唯有时间才能办到。

我游历四方，恐怕是现代文学史上足迹最多的作者，而我情感纷杂则让手稿历次变身，恰如一只蜉蝣。幼虫时期，它是一部自传小说；蛹中时期，它成了一部结构松散的短篇故事和插画集；终于插上翅膀破茧而出，成了如今模样，一部回忆录。我在英格兰生活的那段时间，深受英国人撰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影响：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向一切告别（Good-Bye to All That）》、盖·沙博曼（Guy Chapman）的《热血挥霍（A Passionate Prodigality）》、西格弗里德·萨松的《步兵军官回忆录（Memoirs of an Infantry Officer）》。这种形式似乎更为妥贴，而且在我看来，虽然越南战争远没有“一战”血腥残酷，可却同样毫无意义，最后都以幻灭收场，对文化和社会均造成破坏性影响。

1975年秋，我在贝鲁特担任《芝加哥论坛报》驻中东记者，那时我已经完成了大量零碎的笔记和勾勒，不过能公之于众的手稿只有区区五十页。而后我休探亲假回到芝加哥，把这五十页稿件发给六七位文学经纪人，不过只有一人回复我。他就是艾伦·普利斯特（Aaron Priest），如今他仍旧是我的经纪人，他当时承诺一定会帮我把书卖出去，大概六周到两个月之后他会再联系我。他比我更有信心。

我回到贝鲁特，那时候这座城市身陷战火。我最大的难题在于，一方面要报道这座城市的战火硝烟，另一方面还要完成另一部战场文学的书稿。1975年10月25日这天，这个困局以一种非比寻常的方式解决了，这一天我将永生难忘。我在越南足足十六个月都毫发无损，可却在黎巴嫩吃了子弹，左臂、右脚中弹，伤势严重，背上、头上、左脚、右手也伤痕累累，好在较轻。我没办法继续报道，于是被送到芝加哥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附属医院。我接受了四次踝部和脚部的手术，正处在恢复期，有一天我接到普利斯特发来的电报：他把书卖给了亨利、莱因哈特及温斯顿出版公司[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即现在的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Henry Holt）]，预付款为六千美元。我当时大喜过望。

十一月月末，我出院了，从《芝加哥论坛报》请了无限期病假。我第一任太太吉尔（Jill）和我们两个年幼的儿子——杰弗里（Geoffrey）和马克（Marc），也从黎巴嫩回国。我们一家人搬到伊利诺斯州威斯特彻斯特县的父母家，方便我在那里休养。在那我曾经埋头做初高中家庭作业的房间里，我竭尽所能完成书稿。我只能坐在轮椅上，突然发现，一个人挨了子弹之后，就像是要赴刑场被绞死，可以让自己全神贯注。没有世间纷扰，没有截稿时间，没有采访任务，没有借口狡辩。

这时的写作并非一张白纸，而是修改前作。序幕和第一章我改写了足有二十五次才心满意足。我追求简洁质朴的文风——以免读起来矫揉造作。这种文风其实是最困难的艺术手法，不过我大修大改绝非仅出于炫技。我知道，如果想让更多的读者阅读《最残酷的夏天》，它必须与众不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公众听到太多有关越南战争的言论，各路记者、评论员和分析员评头论足。最终，那场战争的口水比子弹多——还有一段接一段的影像资料。记者的记述，如大卫·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的《出类拔萃》（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和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Frances Fitzgerald）的《湖中火：越南战争中的越南人和美国人》，大受欢迎，而且实至名归。然而那些曾战斗其中的人撰写的小说、回忆录、短篇故事和诗歌要么未曾付梓出版，要么很快陨落不见。越南被视为记者们理所应当报道的题材，可却被认为是文学创作的禁区，就像维多利亚时代对性的讳莫如深。

我想，这是因为新闻报道——公平公正的新闻报道——发人深省，文学则动之以情。这个国家情绪溃散，在越南战争之中，人们经历了太多情感跌宕起伏。他们不愿去体会战士的心绪烦乱，不愿去倾听从恶魔黑暗之心发出的咆哮嘶吼。美国国内对越南问题的两派对立人士不约而同都对老兵持怀疑态度，有时甚至是蔑视不屑。参加越南战争的多是些贫民、农夫、技工、建筑工的后代。两派之辩是社会精英阶层发起的。把我们派去越南战场的这些达官显贵可没有把自己的亲儿爱女送去。实际上，他们的儿女站在了反战运动最前线。1975年西贡失手，很多“鹰派”人士刻意丑化越南战争老兵，将他们视为衣衫褴褛的瘾君子、目无法纪的失败者，是美国第一次败仗的代表人物。左翼势力同样歪曲老兵，往好了说是无知愚蠢、拿着手枪的建筑工，往坏了说是精神失常、穿着军装的变态狂。在反战人士看来，每个战士都罪孽深重。

作为民主国家的公民，这些大言不惭的爱国志士和反战斗士有权利表达自己对越南战争的观点，不过在我看来，他们不配摆出那副大义凛然、正直不阿的姿态，因为他们没有参加过越南战争。他们就像是和敌人进行静态的战壕作战，自己躲在安全的防御战壕里，象征性地相互投手榴弹，仅此而已。我希望《最残酷的夏天》犹如当头棒喝——把他们赶出温暖惬意、打口水战的掩蔽壕，让他们见识前路茫茫、焦灼惊恐的情感及道德无人之境，我们这些战士曾在那儿苟延残喘。为此目的，我不会做口舌之争，而是要用最白描的手法，去忆述那些痛苦的战争细节，尽最大所能用书面文字让读者身临其境。我不想讲述战争，而要呈现战争。我希望读者能感受高温炙烤、风雨飘摇和蚊虫叮咬，能经历子弹飞来、陷阱地雷和埋伏袭击。最为重要的是，我想让大家体会到战争冲突的道德模糊性，魔鬼与天使频繁互换身份，以至于难辨身份，自己本人也不例外。从某种程度而言，本书原意是想成为一次间接的责任之旅，当读者合上最后一页，我希望他们揽镜自照，或者最好能扪心自问：“我现在怎么想？要是当时是我在那儿，我会怎么做？”

不过我的雄心壮志不限于此。我希望能写出一部跨越时间空间的永恒之书，一本不仅关于越南同时也关乎战争的书，一本诉说战争真相的书，或者借用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的话说，“战争之惨状”。从在勒琼基地的单身军官宿舍写下第一行字，到在蒙大拿州的小屋子里画上最后一个句号，其间的字字句句都深受约瑟夫·康拉德《“水仙号”的黑水手（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一书的前言指引和激励：

倘若（作者）意识清醒，当被耳聪目明、急功近利、特别愿意受启发、得安慰和听趣闻的人问道，或是被急待想自我提高、激发斗志、心慌意乱、目瞪口呆或宽心慰藉的人问及，他的回答当如下：我孜孜不倦力求完成己任，借白纸黑字让你知晓、感受——重中之重是让你亲眼目睹。这便是我毕生之求，仅此而已。我要是得偿所愿，你也将在我的文字中如愿以偿：你寻求的激励鼓舞、抚慰安心、毛骨悚然和心旷神怡，凡此种种应有尽有，也许还有被你遗忘的真相一角。

1976年夏，这本书完成了三分之二，我也能拄根拐杖略作走动，坐了这么久的轮椅我都快疯了。我带着吉尔和两个儿子去了基韦斯特（Key West），我们在那儿租了一套两室的乡间农舍，就在河岸边，每周租金约两百美元。这是我人生中最惬意闲暇的夏天。我搁笔不写，而是改成我口述别人帮忙记录。每天游泳非常有助于我恢复创伤，每周我还去一次深海钓鱼。八月，田园生活结束了，我们必须回到威斯特彻斯特送六岁的杰弗里入学。那会子我多少能自行走动了，我觉得父母家里空间有限，过于拥挤，不适宜写作，于是搬到蒙大拿州。我连续三周废寝忘食写作，终于完成了本书末尾两章。

我把书稿寄给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的编辑玛丽安·伍德（Marian Wood），接着举家迁往苏联，我被《芝加哥论坛报》派去担任驻莫斯科分社社长。批评员和读者会如何看待《最残酷的夏天》，我早就有数：他们会恨之入骨。乐观的时候，我希望这本书能帮我挣足够多的版税，好让我去希腊岛这样的地方好好度个假。由于定居国外，我无从得知，原来美国民众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式的改变。美国大众何止是想听听战士的声音，甚至可以说是迫不及待。1977年5月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正式出版《最残酷的夏天》，读者的反应和我的顾虑迥然不同：“每月读书会”（Book-of-the Month Club）特别推荐，电视台签约要拍成四小时电视短剧，点评之词令我受之有愧，还在《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畅销书目中占据一席之地。

我大为震惊，大喜过望，可同时也觉得受宠若惊，大众好评和突如其来的光环让我彻底无所适从。接受广播、电视和纸质媒体的采访已经令我吃不消了，更为无奈的是还要应对老兵、老兵协会、老兵遗孀、老兵尊堂、老兵挚友，甚至反战运动前成员的围攻。我收到上千封信件，上百人请我上这儿或去那儿演讲，支持这项或那项工作，帮助他或她出版著作。我觉得自己被一览无遗，洗劫一空。原本是我极其个人私密的故事，而且是我人生中最举足轻重的经历，如今却成了公共财产，这种转变让我难以接受。欺世盗名诚然是罪过：书的大受欢迎，我的一举成名，似乎受之有愧，就好像我利用了在战火中的伤亡战友，践踏了上百万越南人的生命。在一次全国图书宣传时——绝大多数现代作家都要经历的“耶稣受难之旅”，我极度惶恐惊慌，为了镇定下来，我开始酗酒。有天晚上，我神经非常紧张，大口牛饮纯威士忌，有人给我一个大麻烟卷——里面裹着药效极强的纯哥伦比亚黄金毒品，我吸光了。疲惫焦虑和酒精毒品相互混合造成了必然结果：我神经崩溃，接下来几天都待在西海岸一家医院的精神病科，依靠氯丙嗪治疗我的精神疾病，不过没人再来骚扰让我静下心来。这是我第一次曝光这段往事，我想强调，撰写《最残酷的夏天》这本书不是疗伤治愈，而是一种审判刑罚，它的出版问世则是一场浩劫考验。

没有作者真正得偿所愿。心中构思的作品和纸上完成的作品总是大相径庭，只是作者的败笔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尽管如此，我仍旧视《最残酷的夏天》是成功之作，不是就商业或评论层面而言，而是这本书基本完成了我心中所盼。虽然它这么久以来经受住了时间考验，还在“当代经典”中占据一席——“当代经典”怎么听着都别扭，可我不敢妄言，它实现了我历久弥新的宏愿。当我离开人世，从天堂向下看，或从地狱向上瞧，我的子孙后代如果依旧能翻开这本书，然后在书中找到属于他们时代的回声，我就心满意足了。

还是回到现实，《最残酷的夏天》和另外五本书是同一时间出版问世——拉里·海涅曼（Larry Heinemann）的《近身战（Close Quarters）》、迈克尔·赫尔（Michael Herr）的《快件（Dispatches）》、罗恩·科威克（Ron Kovic）的《生于七月四日（Born on the Fourth of July）》、丁姆·奥布利恩（Tim O'Brien）的《追寻卡西艾托（Going After Cacciato）》和詹姆斯·韦伯（James Webb）的《炮火场（Fields of Fire）》。这几部作品打破僵局，自此越南战争在文学界赢得合法席位，人们开始尊重凝听战士们的声音。或者，我应该说这些作者冲破言论之闸。马萨诸塞州一位名叫肯·洛普茨（Ken Lopez）的书商收集整理了越南战争的文学作品目录，自1977年起，共有3500部越战作品问世。洛普茨在其中一本名录中介绍说：“美国没有哪场战争引发催生的文学作品能与越战相提并论。”另外还有很多士兵诗人，很多人觉得他们言语匮乏，没受教育，所以无法吟唱他们在季风时节遭遇的泥泞残酷战斗。

虽然我写《最残酷的夏天》不是为了个人治愈，不过我认为这本书，还有其他那些关于战争的优秀著作，都是在治愈一个伤痕累累的国家。越南战争是一场文化、社会和政治地震的震中，自美国内战以来，没有哪次事件能将国内民众弄得如此彼此对立。它不同于闲暇时阅读印第安人斗争或镇压菲律宾叛乱会带来的印象，越南战争不是美国历史上扭曲的一章，而是美国神话扭曲的一章。我们认为自己领先世人、品德高尚、所向披靡，没有历史的负担枷锁和沉重惨事，可越南战争之后，这种自视甚高不复存焉。战争或其结局都与我们国家和个人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学者约翰·赫尔曼（John Hellman）在其著作《美国神话与越南遗物（American Myth and the Legacy of Vietnam）》中分析越南战争文学时，一针见血地指出：

越南战争让人们对美国神话疑窦重重。美国进入越南时，信心十足，认为一段让美国光彩夺目的故事将徐徐展开。未曾想，美国的越南故事与预期背道而驰，美国前前后后的举动本质成为一场激烈文化争辩的中心议题。从最深层次来说，越南遗物瓦解了美国故事，动摇了美国对自身前世今生的解读。

如果妄言这种瓦解动摇已经停止，不仅错误而且危险。今日的美国已然被“智囊团”搞得四分五裂，就好像六十年代社会动乱造成的数道裂痕——鹰派对鸽派、黑人对白人，这些裂痕愈拉愈大，错综交织，原来的美国大团体裂变成了更多小团体：拉美裔对安格鲁裔、同性恋对异性恋、女权主义对反女权主义、赞同人流对抵制人流。有些政治正统分子提出的理论更为惊世骇俗，他们认为哥伦布和朝圣者不是英雄而是流氓，美国的大历史不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而是一段丑陋不堪的往事，这些充分说明赫尔曼所说的“激烈文化争辩”远远没有结束，心怀不满的右翼民兵组织也渐渐抬头。

而对于我们眼下的种种困境，我们的国家又倒退到二十五年前的境地，那时唯一说话好使的就是激进分子的炸弹、警局和催泪瓦斯，以及肯特州国民卫队（National Guardsmen）的步枪。我们要想从越南战争中彻底治愈恐怕需要数十载[美国内战遗留的创伤在阿波马托克斯战役（Appomattox）之后徘徊纠缠国人长达百年]，然而要想摆脱战争阴影，和如何治愈伤痕大有关系。

西方文明起源之时，战地歌者要围着战士们的摇曳篝火低吟浅唱，歌者们要从目不暇接的刀光剑影找出规律和意义，要为氏族族人建立高尚言行的榜样——以实现氏族最崇高事业为己任的英雄，要解释哪些行为有失检点，为氏族败笔。

越南这场战用的是M-16步枪和直升机，虽然不是古代的剑和马，然而战地歌者依旧秉承相同的责任。可战争本质让这项职责难上加难：如何在一次没有意义的战斗中找寻意义？如何在无数次毫无征兆且毫无成效的开火中找到规律？如何解释我们的败笔？能从这场阴暗残忍的战争中找到什么英雄？然而这份责任无可推卸。在本书中，我试图将自己变成某个有好有坏的人，让自己的经历变成历史的缩影。我从痴人说梦的年少时代，堕入罪恶沉重的深渊，复又缓缓摆摆重新真正自我认知，我希望自己这段起伏经历能够折射出大家共同的人生。我们的英雄，例如瓦尔特·列维，他发人深省的自我牺牲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在极易臣服于魔鬼膝下的环境之中，我们依旧可以走一条人性高尚之路。其他作者则采用的不同策略，例如《追寻卡西艾托》和斯蒂芬·怀特（Stephen Wright）的《绿色冥想：一本越南小说》实验风格令人大开眼界，约翰·德瓦奇诺（John DelVecchino）的《第十三号峡谷（The Thirteenth Valley）》则采用更为古典的做法。有关这场战争的作品层出不穷，例如1995年托拜厄斯·沃尔夫（Tobias Wolff）的《法老军团：败仗回忆录（In Pharaoh's Army: Memories of the Lost War）》。这部回忆录触目惊心，最有效体现了康拉德推崇的“真相一角”，承蒙此著作，出版界对越战文学才青睐有加。政治家、评论员、分析员和历史学家对越战之起因仍旧各执一词，对其深度影响更是各执己见。所以，深入挖掘的任务便交给了艺术家们，或至少要开始这项工作，要从这场莫名其妙、卑劣残酷的战争之中探索出永恒的人文教训。

我因为公共演讲或宣传图书经常往返美国各地，人们对越南战争依旧抱以强烈兴趣，这让我大为诧异——不仅仅是那些曾参加越战或反对越战的过来人，甚至还有些西贡沦陷时还未出生的后辈。书商肯·洛普茨在介绍中如此解释：

越南，至少在文学作品中，那儿的世界翻云覆雨，到最后所有人的生活不复当初，无端暴力和生死漠然往往被压缩成数秒的紧张刺激。可对于绝大多数的我们，在静若止水的日子里，变化来得过于缓慢，过于微妙，难以察觉，然而生活本质别无二致。先人善恶分明的道德真理被这个时代践踏抛弃，越南战争——道德观念最为模糊的一段过往——恰恰反映体现出我们更大的困局窘境。最终，越战成为我们时代的最佳隐喻。

菲利普·卡普托

诺沃克，康涅狄格州

1996年5月

作者简介

菲利普·卡普托于1967年从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由此开启了后来令其备受瞩目的记者生涯，供职于《芝加哥论坛报》期间曾前往一线报道贝鲁特战争和西贡沦陷，从该报辞职之后则开始专职写作。小说作品包括《非洲号角（Horn of Africa）》、《德克索画廊（DelCorso's Gallery）》、《印第安之国（Indian Country）》和《罪恶方程式（Equation of Evil）》，他的第二部回忆录为《逃离之法（Means of Escape）》。菲利普·卡普托担任《时尚先生（Esquire）》特约编辑，还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和《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撰稿。他和太太莱斯丽·布朗查德·怀尔（Leslie Blanchard Ware）居住在康涅狄格州。

注释：

1　译者注：相传，卡米洛是古代亚瑟王及其骑士居住之地，后用该词象征神秘、美丽、宁静的地方。

2　1英寸=2.54厘米

3　中式俯卧撑要求身体弯曲，只有脑袋和脚趾着地。

4　一种无规律、凭经验的战斗形式。

5　1磅=0.45千克

6　1英里=1.6千米

7　Center of Gravity的英文缩写，中文为“重心点”

8　译者注：暗指华而不实，游手好闲。

9　用以识别身份的铁牌。

10　José，译者注：宫扎莱茨为姓氏，乔瑟为名。

11　译者注：此处为作者对“步兵”英文词infantry的解读。

12　一种类似战壕足病的皮肤病。

13　一种用于夜间狙击的装置。

14　译者注：美国漫画家比尔·莫尔丁笔下的卡通人物，是“二战”美国士兵的经典形象。

15　译者注：原文此处用army一词。

16　译者注：army一词在英文中既可泛指所有部队，也可特指美国陆军。

17　译者注：Falstaff，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中的人物。

18　译者注：原文出自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为福斯塔夫台词。

19　越南语：Yum-Yum。

20　越南语：Yip-Yap。

21　F译者注：ellini，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

22　英文缩写，枪伤。

23　译者注：1964年至1968年越南战争期间任驻越美军最高指挥官。

24　译者注：语出莎士比亚戏剧《亨利五世》。

25　译者注：即后来的亨利五世。

26　译者注：Noah，《圣经》中的人物，上帝选派他去造一艘方舟以躲过洪水。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点评《最残酷的夏天》

译者序 传言与真相

序 幕

第一部分 绚烂的星火之战

第二部分 死尸军官

第三部分 死亡的灰色国度

落 幕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