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S

作者简介

前言：这世界哭声太多

杀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乌托邦的变种

——读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

一本真正的书让人“害怕”

——读乔治·奥威尔《1984》

等待黑暗，等待光明

——关于伊凡·克里玛《我快乐的早晨》及其他

沸腾的生活——怀念别林斯基文学小组札记

——读巴纳耶夫《群星灿烂的年代》

地中海的儿子：置身苦难与阳光之间

——加缪《反抗者》阅读札记

《鼠疫》：保卫生活的故事

——读加缪《鼠疫》

关于语言可以杀人

——兼读海因里希·伯尔《伯尔文论》之一

“我比你们中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国家”

——兼读海因里希·伯尔《伯尔文论》之二

爬满心墙的蔷薇

——读康·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

“然而我认识他，这多么好啊”

——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在羊毛和蓝天之间

——读契诃夫《草原》

“深水鱼”与“地下文学”

——读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之一

什么样的主编会被历史感激

——读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之二

“当你老了，头白了……”

——关于威·叶芝和茅特·冈

有毒的情人

——怀念玛格丽特·杜拉斯

迷途的潘多拉

——读米兰·昆德拉《搭车游戏》

最后的双人舞

——怀念邓肯和叶赛宁

附记·死不瞑目的另一种死

记住一些词，记住一些人和书的名字，会有助于生活。谨以此书纪念那些“透过眼前浓雾而看到了远方”的人。

他们曾携着电、裹着雷，闯进一个青年不眠的思想之夜：为反乌托邦咯血而死的奥威尔；战争中当逃兵的“德国良心”伯尔；苏军炮塔下镌写“布拉格精神”的克里玛；见证俄罗斯伟大精神夜晚的巴纳耶夫；与精神“鼠疫”殊死搏斗的加缪，替百万亡灵起诉“古拉格”的索尔仁尼琴；孤独讲述“人，岁月，生活”的爱伦堡……稿纸的背后，是流亡、牢狱、枪声，是过早逼近的坟墓和匆匆竖起的纪念碑。

王开岭文集

——文论集

跟随勇敢的心

——我最难忘的读书之旅

（修订版）

王开岭　著

山西出版集团　书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跟随勇敢的心：我最难忘的读书之旅／王开岭著．—太原：书海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80550-868-9

Ⅰ．①跟…　Ⅱ．①王…　Ⅲ．①读后感－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8875号

跟随勇敢的心：我最难忘的读书之旅（修订版）

著　　者：王开岭

责任编辑：贾　娟

装帧设计：陆子歌

出版者：　山西出版集团·书海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经销者：　山西出版集团·书海出版社

承印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960mm×787mm　1/16

印　　张：14.5

字　　数：250千字

印　　数：1-10000册

版　　次：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550-868-9

定　　价：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跟随勇敢的心——我最难忘的读书之旅

作者简介

王开岭，1969年生，祖籍山东，

主要著作有《激动的舌头》

《黑暗中的锐角》《精神自治》

《跟随勇敢的心》《精神明亮的人》

《古典之殇——纪念原配的世界》等，

作品入选数百种中外选集、年鉴和教材。

现居北京，历任央视《社会记录》《新闻会客厅》

《24小时》《看见》等栏目指导。

跟随勇敢的心——我最难忘的读书之旅

这世界哭声太多

王开岭

走吧，人间的孩子，

与一个精灵手拉手，走向荒野和河流。

这世界哭声太多，你不懂。

——叶芝

勃兰兑斯在描述19世纪流亡作家时说：“这些人站在新世纪的曙光中……我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之夜，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不继续前一天的工作，又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费力地把一夜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拾起来。”

当有一天，我也站在了新世纪的清冷晨曦中，心不由得揪紧：历史其实何等相似！20世纪的人之命运、思想之命运，哪一点不符合上述情景呢？甚至说，那段话更适于为20世纪的作家形骸和精神事业作注脚，像画外音，像一场大雪的旁白。

这是一个哭声最多的世纪；一个思想与行为最密集、最吊诡的世纪；一个物质与精神消耗最多的世纪；一个盛产最崇高和最卑鄙的政治的世纪……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我的青春位于这个世纪。我的迷惘、疑问、挣扎、思想的饥饿，全和这个世纪有关。或许我已冲出来了，或许我和这个国家一样，半个身子仍卡在里面，仍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前夜”。

但不管怎样，时间上已天亮了，光线在增强，视力在恢复。

我想寻找那些被大雪吞没的“人”的影子，他们冷得发抖的工作，那僵紫得说不出话的嘴唇，那快要被遗忘、被“人工”打扫干净的生命辙印……

这是一本献给青年和新人的书。

为了打捞和纪念，我选择了谈书的方式。其实更是荐书的方式，愿你们在合上这本薄册后能踏上真正的书梯，与伟大的“他们”会师。

他们曾携着电，裹着雷，风尘仆仆闯进一个青年的不眠之夜。他们曾那样震撼、激越过一颗不甘昏迷、渴望破壳的灵魂。他们曾是我最饥饿年份里的光和盐。“他们”是——

为最后一部反乌托邦作品咯血而死的乔治·奥威尔；不停地扬筛尘土、终于捧上一朵“金蔷薇”的巴乌斯托夫斯基；纳粹战争中冒死当逃兵、被誉为德国良心的海因里希·伯尔；在苏军炮塔的阴影下镌写“布拉格精神”的伊凡·克里玛；见证俄罗斯伟大精神夜晚的巴纳耶夫；替生命辩护、与精神“鼠疫”殊死搏斗的加缪；为思考祖国命运而下狱、替百万亡灵起诉“古拉格”的索尔仁尼琴；孤独地讲述“人，岁月，生活”的爱伦堡；不顾“革命海燕”身份痛斥红色恐怖的高尔基……

恰达耶夫曾说：“请相信，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祖国……但是，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巴爱自己的祖国。”

他们正是这种不甘喑哑的刺头。是锐角，暗夜中最锋利、嘹亮的锐角。像矛刺、像号筒、像蒺藜，锋芒所向、剑气所指，无不乃黑夜中最阴、最毒、最凶险的方位……他们是诗人、作家，更是医生、战士和良心。是知识分子，更是伟大的精神保姆和人道主义者，是有史以来所有“人”的兄弟。

他们的笔总是寻着哭声而去，他们不仅同情天下的哭声，还发现了哭声的源头，那制造哭声的狰狞和恐吓。

对文学的使命和责任，他们选择了这样的定义——

“他不能以事不关己的态度去评论社会和同胞，他应该分担自己的国家和同胞所犯一切罪孽的结果。如果你国家的坦克曾在邻国首都的马路上进行屠杀，那永不褪色的血迹将喷在你的脸上。如果在一个深夜，那些信赖你的人中有人被从床上拉向绞架，那绞索必在你的手上留下勒痕。如果你国家的青年们懒惰而玩世不恭，甚至吸毒、绑架，那你的呼吸中也必搀杂污秽之气。谁能大言不惭地宣布，这个世界的弊病与我们无关？”（索尔仁尼琴）

在中国教科书上，它们没有“名著”的位置，甚至没有位置。由于特殊原因，它们长期被冷落成“另类”，被诬陷为“异端”，连户口都报不上。但它们是那样贵重、稀缺，它们完成的并非文学的单项成绩，而是理性、良知、人格、信仰、梦想、行动的全面成就。更有其来之不易、诞生的艰难和高昂成本，作为生命的奠基之作，它们也奠定了主人的苦难，稿纸的背后，往往是流亡、牢狱、枪声和铁丝网，是过早逼近的坟墓和匆匆竖起的纪念碑……

还有些重要的书，本打算谈的，比如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格医生》、萧斯塔克维奇《见证》、茨威格《异端的权利》、扎米亚京《我们》、戈尔丁《蝇王》，还有哈维尔、布罗茨基、阿赫玛托娃，还有顾准……因精力有限，暂不单列。事实上，它们已以气体和离子的方式弥漫在了我的文章里。

上述作品，虽在一定范围内不乏知音，但较之它们的巨大意义，较之那些泛滥成灾的泡沫出版物，实在太孤弱，太不成比例了……这是我的一个焦急，痛于此，虽自感非精识之人，仍勉力编这么个册子出来。世纪之交，需要精神常识的普及，需要在自由空气中醒来的青年一代——他们应在真相和常识中生活。作为新人，他们首先应头脑合格，应在精神上脱胎换骨。

他们应比上一代人走得轻快，笔直。

除了沉痛、抑郁、忧患、理性，我也没忘记美、爱、自然和愉悦，故这本书里便添了些柔的东西，比如《草原》《金蔷薇》，比如杜拉斯、茅特·冈、邓肯……既是刻意平衡，也是心性使然。近年来，我惯于在某种对称格局中获得安慰和力量，否则，单极的事物会让人发狂，会对世界绝望。它们都是我多年的珍藏，一并掏予大家了。如果说，前者属一种震撼和撞击，那后者算一种抚摸和感动罢。在一个不易动情的物理时代，连雅致点的抒情和风花雪月也难觅了。

“既然我们无以寄托对美好世界的希望，既然其它道路全都行不通，那么让我们相信，文学是社会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它是戗害同类原则的矫正剂，它为抵挡高压政策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布罗茨基）

……

“让我们手挽手围成一圈，

完成我们沉痛的使命。”

2001年4月9日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1821—1881）

19世纪俄罗斯著名小说家。人们通常认为，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体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深度”。

1821年，他生于莫斯科一家济贫医院，1838年考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1846年，处女作《穷人》发表，深受别林斯基赏识。随后推出《双重人格》（1846）、《女房东》（1847）、《脆弱的心》（1848）等中篇小说。1849年4月，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一起被捕，12月被判死刑，后改判劳役，流放西伯利亚。1859年回到彼得堡，接下的二十年里，陆续完成《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960）、《死屋手记》（1862）、《地下室手记》（1864）、《罪与罚》（1865）、《赌徒》（1867）、《白痴》（1868）、《群魔》（1872）、《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等传世之作。

由于命运多舛，他被称为“残酷的天才”。其小说以尖锐的社会批判、深刻的人性解剖、对生命的哲学沉思而著称。鲁迅称他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加缪赞之为“真正的存在主义小说家”。

1881年2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病逝。列夫·托尔斯泰悲痛万分，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从未见过他，但当得知再也无法与其相见时，我突然领悟到，他是我最最亲密、最最亲爱和最最需要的一个人……我失去了某种依靠，我茫然不知所措了……他对我说是那样的珍贵，于是我哭了，我现在还在哭。”

杀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杀人者置疑

1865年9月，作者在给《俄国导报》主编卡特科夫的信中，这样解释创作中的小说《罪与罚》：“这是一次犯罪心理学报告。一大学生被校方开除，生活极度贫困，他拿定主意要杀死一个放债的老太婆，抢走她的钱，然后一辈子做好人，坚定履行他对社会的人道义务……但杀人后，一种与人类隔离的感情使其万分痛苦，上帝的真理、人间的法则起了作用，于是去自首。”

撇开主人公命运不论，小说对人类文明的忧虑、对杀人理论的质疑可谓震聋发聩，尤其经历了20世纪之后（它才是杀人如麻的世纪，其杀人理论比以往更完善、更动听，更披覆高贵的圣衣）。

小说借主人公的犯罪动机和自辩，提出了一系列哲学、伦理、法律及历史学命题：（1）杀人是否有罪？（2）杀对社会无益或有害的人是否有罪？（3）人是否有权力为一个远大目标或造福人类的想法而杀人？（4）历史上的“伟人”无不双手沾满鲜血，但同样受到了命运的加冕、后世的膜拜，他们究竟是英雄还是罪人？（5）普通百姓，一旦杀了人，哪怕误杀也要受惩，而“伟人”的大规模杀人不仅现实中不被指控，在历史的诉讼中也总轻易被豁免，为什么？

正像主人公愤愤不平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用枪杀、用炮轰，正儿八经地摆开阵势，却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杀人方式？”

这种激烈而愤怒的口吻，让我想起了一些大人物的语言，比如卢梭《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语言，扬·斯特拉宾斯基这样评价：那是“一种原告站在法庭上的内心独白，一种控诉性的语言……确信个人无辜，天真无邪，总是与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联系在一起：他人在犯罪！”

应该说，在质疑方面，主人公是敏锐的、优秀的，他列举的“伟人”劣迹基本属实。不幸的是，他在诘问后选择了效仿，倒向了历史上占便宜的一方。

“现在我知道，谁智力强，谁就是统治者。谁胆大包天、蔑视万物，谁就是立法者……权力只给予敢去弯腰去取的人。”

一番痛苦的思考后，他的结论是：要敢于做大人物才会想才敢做的事！只要摆脱了谋私的嫌疑，进入“大事业”的行列，犯罪也就不再是犯罪。

十足的杀人底气

正像主人公惊异发现的那样，这世上确有“平凡”和“特殊”两类犯罪情状——大人物的犯罪和小人物的犯罪；历史涵义的犯罪和生计层面的犯罪；波澜壮阔的集体犯罪和狗苟蝇营的个人犯罪——心理基础不同，自我感受不同，社会评价不同，遭遇和后果也大相径庭。

小人物的犯罪心理比较简单，也相对脆弱，往往有一种生存失败的无力感，多为挣扎类人群，带有理想受挫后——对社会阴暗面不正常反弹的痕迹：自感已被世界遗弃，也就不打算承担守法责任；自觉从未得到过社会道义的援助，也就有理由否定其存在。但同时，犯罪人毕竟清楚行为的性质，虽然预支了犯罪理由，但犯罪感的阴霾始终萦绕，他是焦虑、虚怯和惊惶的，且无信仰支撑，所以一触即溃，轻易认输。

大人物的犯罪情状就不同了。请看下面——

晚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请不要被世上即要开始的喧嚣所迷惑！谎言总有一天不攻自破，真理将再次战胜荒谬，我们会清清白白地——像过去所信仰和努力的一样——立于世界之林。亲爱的孩子，我交给你今后道路上的座右铭——也是生活对我的教诲，这就是：时时忠诚！忠于自己！忠于人民！忠于祖国！”

谁会相信这段慷慨陈词竟出自纳粹党魁之口？乍一看，它与“林觉民遗书”“伏契克遗书”“茨威格遗书”有何二致？那气魄、定力和誓死如归的豪迈皆那么相似。然而，这确是戈培尔夫妇服毒前写给长子的诀别信。

这种荒谬的自信和狂妄源于何处？惟有的解释是：信仰。一个超级精神罪犯的信仰。该信仰力量之强、之顽固，毁灭性之大，乃至人类付出了上亿条生命和几十年废墟。显然，在这位纳粹信徒眼里，法西斯战斧乃天地间最正义的砥柱、最伟大的旗帜。

主人公虽是小人物，但沉溺的心理角色却是拿破仑。其犯罪的深层原因尚不在于生计和私利，更多是为信仰所驱，属一种理性犯罪，不仅卸掉了道德包袱，反有主持正义、替天行道之豪迈：“我想成为拿破仑，所以才杀人……杀掉一个害人虫，杀掉一个本就死有余辜的老太婆算什么？”他确信已识透了世间弊病和社会游戏，且不甘成为堕落时代的殉葬品，他要主动出击，反抗宿命。

主人公的底气还源于一股“自崇高”的拯世情怀。小说亦有交代：他疾恶如仇，有过不少扶危济弱之举，比如同学病故后赡养其父，比如从失火的房子里奋力救出孩子，比如为死于马蹄下的路人办丧事……小说有一情景，他突然跪地吻妓女索尼娅的脚：“我不是向你跪拜，我是向人类的一切痛苦跪拜……”

《罪与罚》插图

这是一个双重性格的青年：既有底层的苦难体验和悲悯之心，又暗含强烈的权力戾气和支配欲望。正是这双重性，保障了其杀人底气的充沛：“恶”得到了“善”的夜色掩护。比如，他对自己杀人时的慌乱不满，并这样自慰：“我不过杀了一个虱子，一个讨厌的、有害的虱子……我不是出于个人欲望，而是为了一个崇高目的。我从所有虱子中挑出最不中用的一个，杀死了它，取走我执行第一步骤所需的钱，不多拿也不少拿，剩下的按死者遗嘱捐给修道院。”

正应了那句话：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杀人者的底气就是这样来的。

恐怖的“美德”

人是否有权为一个远大目标或“造福人类”而杀人？

稍稍浏览一下那些“伟人”传记便发现，他们的青年时代，和小说主人公有着多么相似的使徒气质和拯世心理：同样的愤世疾俗、磨刀霍霍；同样的拒绝平庸、激烈尖锐；同样的“舍我其谁”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同样的献身于“人类整体”之豪迈……

任何一种“主义”，都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破解了人类历史的方程和密码，都自觉为公意代表、良知化身，心理上早就有了道德优越和不容商榷的霸道……于是在行动上，也总试图用自己的原则和尺度占领世界，以自己的标准改造或消灭别的标准。

自以为正确——这就是“主义”的力量。

他们坚韧，也可能残忍。他们不计私利，也蔑视他者利益。他们不惧牺牲，也不吝惜大众的性命。像戈培尔，连恨之入骨的人也认定“他不是利己主义者，更非胆小鬼”，他不仅自己陪帝国殉葬，还要求亲属献身，妻子也认为儿女“根本不值得活在继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之后的世界上”。

红色战士切·格瓦拉

再比如“红色罗宾汉”——切·格瓦拉。他在《人与社会主义在古巴》中道：“和平年代的任务就是要把战场的革命激情灌输到日常生活中去，使整个社会变成一所军营！”他断定“新人”就在游击队员中间，惟战争才能让人恢复纯洁关系，消除利己本能。“我们的自由随着不断的牺牲而膨胀，这种自由每天的营养物质就是鲜血。”他憎恶一切物质享受，个人生活更俭朴到极点……最终，他受不了“和平”的折磨，潜入南美丛林打游击去了。“红色罗宾汉”虽已逝多年，但其亡魂仍在风靡流浪，前几年袭击日本驻秘鲁使馆劫持人质的阿马鲁游击队，就自称格瓦拉信徒。

精神暴力——尤其政治的“主义”暴力，我们常把它简单地想象成荒诞与虚妄，而忽视了其“令人鼓舞”的因子和“真理”式的闪光。比如今天，我们毫不怀疑希特勒的疯狂，但谁还记得他并非凭枪杆子——而是踩着老百姓的选票扶梯一步步登基的呢？谁还记得纳粹党竟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呢？当年又有几个德国人指控过其荒谬？所以，后世的清醒不等于当代的迷狂，现世所有的明智，都享用了时间的利息。

任何人都无权让别人归属自己的“真理”，理由很简单：人皆有信或不信之自由。遗憾的是，连开创《人权宣言》的法国精英们，也用鲜血对付起了新生的“自由”婴儿。罗伯斯庇尔在杀人演讲中频率最高的三个词是：“美德、主权、人民”。其名言是：“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有害的。”

存不存在恐怖的美德和美德的恐怖？或者说，杀人的正义和正义的杀人？

坦率地说，我们很难消化这样的“复合”概念。恐怖是一种粗野的反生命力量，美德是一种温煦的支持生命的品质。而在所有美德中，崇尚自由应首当其冲，何以设想一种剥夺自由的美德呢？何以设想一种消灭异己的正义呢？

将教旨情结引入政治领域和制度操作，对一切现象和人都提出自己的道德诉求，正是法国雅各宾派杀人无悔的渊薮。若认为自己的意志就是法律，若认为暴力也算得上美德，那只会出现一种景象：血，无辜者的血！恐怖，循环的恐怖乃至无穷！

小说结尾，在西伯利亚服刑时，主人公病中做了个梦，梦见一场瘟疫带来的世界末日：“染病者自以为绝顶聪明和只有他才坚持真理，认为自己的道德和信仰不可动摇，也是前所未有……一座座城市里，整天警钟长鸣，大家被召集一起，谁在召集、为何召集，却无人知晓……人们三五成群，啸聚一起商量着什么，并发誓永不分离——但立刻，他们又在做与刚才许诺完全不同的事，互相指责，大打出手。熊熊大火，饿殍遍野，一切人和一切东西都在毁灭……”

与其说沉疴之梦，不如说是陀氏留给20世纪最伟大和残酷的预言。半世纪后，这场梦魇毫厘不差地在地球上演了。包括主人公的祖国。

两种杀人后果

对日常小人物的犯罪，设一张审判桌就成了。

而像一个国家杀死另一国家、一个主义杀死另一主义、一个信仰杀死另一信仰、一个阶级杀死另一阶级、无神论杀死有神论或有神论杀死无神论……这等庞大的历史公案，辨识与审理起来就难得多。

同样夺人性命，但操作方式和杀人名义不同、凶手的权能和暴力解说词不同，结果也就不一样了。

先说日常小人物——

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当一个人身陷逆境，被某种恶势力（比如地痞流氓、官匪恶霸）逼得走投无路、又告发无门时，怎么办？若孤注一掷自行了断，比如将对方杀死，那就成了法律之敌；而忍耐下去，只能沦为恶的牺牲品……若逢革命年代，倒可以像当年“打土豪、分田地”一样以泄恶气，但和平年代则不同了。现实的法律（即使它本质上是清洁的）往往很难及时介入，只能被动地静待、旁观，对恶的惩处往往要等对方充分发育和膨胀——并有了严重的受害者之后，它才生效。

也就是说，即使较好的法律也只具惩罚功能，并不能完整、彻底担负起维护公正的职责。甚至有时候，它还在某种意义上姑息、纵容了恶细胞的嚣张与扩散……司法办案中常见如此尴尬：明知谁在胡作非为、谁是害群之马，但若没有确凿证据，或其行为外露部分尚构不成严重犯罪，就拿他没辙（甚至恨他们的人，包括警察，潜意识里也盼之做出更出格的事来——以便法律登场）。迪伦马特的小说《法官和他的刽子手》描述的即这种尴尬，法官最后只得暗设圈套，靠罪犯来消灭罪犯。

至于法律自身的缺陷和渎职，就更雪上加霜了。一个人，何以保障不受恶的威胁和敲诈，不成为社会阴暗的牺牲品？莫非只有像主人公所说“不做牺牲品，就做刽子手”？

曾看过一部法国影片《警官的诺言》：一批警界内部的激进派，痛感法律无能，便暗中组织起来，以诛灭方式对贩毒、贪污、黑帮等犯罪集团进行袭击……按他们的话说，这是在为人类清除垃圾，乃终极正义的需要。最后事情败露，他们或自杀，或被同事逮逋。

每个人都有权捍卫自己的道德理念，都有权对世界公开自己的爱憎和价值判断，而一旦将个人审判的结论付诸暴力实践，执行对那些对立面的肉体制裁，则又会受到现有法律的制裁。

伦理和法理的悖论、情感与理性的矛盾、自由和秩序的抵牾、程序正义与终极正义的冲突，是折磨现代社会的一组精神难题。

和个人惩凶反遭法绳的例子不同，历史上确有一种几乎不受惩诫的杀人现象：战争杀人，或集体方式的革命铲恶。

看看我们小时候读的“农民起义”“无产者暴动”的故事，哪个不是怀着深仇大恨，在月黑风高之夜杀了财主豪绅、投奔了“革命”？一部《水浒》全是这种人生道路，可他们全被后世视为了枭雄。说是被逼上梁山，可哪个时代的落魄杀人者不是这样的逻辑？杀人者几乎都可被追问：为何不求助法律而鲁莽行事呢？所以，除非造反成功（届时你已拥有法律的解释权），否则一旦落败锒铛，该判刑还要判，该偿命还要偿……

试想，像主人公杀死高利贷老太婆一事，若赶上俄国1917年那样的时局，会是怎样情形呢？还用得着惶惶然吗？岂非镇压资产阶级、消灭投机奸商大功一件？哪场斗争不鼓励“合法”杀人呢？战场上，两个素昧平生、无冤无仇之人，只要军服颜色不一样，即抡起刀片砍过去——连眼皮都不眨，这就是战场逻辑和斗争哲学。再比如在德国，若一个日耳曼人对一个犹太人有敌意，正常时候，他并不敢对其有所加害，但换一个特殊背景，比如1938年“帝国水晶之夜”，该日尔曼人即可轻易伤害或杀死他的犹太邻居，完全不负法律责任。

纯粹为个人杀人，还是为集体或主义杀人——不仅社会评价不一样，自我评价和心理感受也大不同。

为个人杀人，多少会感到恐惧，会陷入情感矛盾和道德负罪，而一旦转化为替集体杀人、替政权或国家杀人，情势则完全不同了，不仅道德阴影一扫而光，而且理直气壮，颇有英雄主义的自豪感和成就感。一旦信仰成了行为的盾牌，个人的有限行为便被放扩成集团和民族在场的无限行为，崇高感、神圣感、使命感油然而生，轻易即能和“伟大”“光荣”“不朽”联在一起。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墓地

综观历史上的“革命者”，大多经历了——起初为个人杀人、继而替集体杀人、最后标榜杀人——之履历。比如凯撒、拿破仑……乃至陈胜吴广、洪秀全……无不在自己的时代和族群赢得了殊荣。说到底，皆为胜利带来的利润，“革命”成功了，“杀人”也就成功了。

所以，大人物杀人是否有罪，并不在于行为本身，而在于权力命运、权力所匹配的话语权和解释权，关键在于能否将个体杀人——依附和挂靠于某种集体或团队杀人——这一“大”的行为集合和政治神龛上。

此即“历史英雄”和“杀人犯”的区别。我们的主人公显然清楚其中的奥妙和猫腻，但还是不幸成了杀人犯。

不管政治主义者怎么说，我本人的一个观点是：

真正的英雄须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和生命支持者，是圣雄甘地，是反抗加尔文的卡斯特利奥，是曼德拉和马丁·路德·金，是史怀泽医生和特里莎修女……而非凯撒、拿破仑和李自成之流。

杀与被杀，都是我的恐惧。

2000年

乔治·奥威尔

（1903—1950）

英国作家。生于英属印度殖民地，1922年起，在缅甸任帝国皇家警官，因对殖民政策不满，1927年辞职回国。1933年发表处女作《巴黎和伦敦的落魄生活》，陆续创作小说《缅甸岁月》《牧师的女儿》《让叶兰在风中飞舞》等，反映底层人的挣扎。1936年，为支持反法西斯事业，奥威尔携妻投身于西班牙内战，在阿拉贡前线作战时，咽喉被子弹射穿。后因不满苏共操纵，回到英国，创作小说《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939年，二战爆发，加入国防市民军。

凭借对苏联体制的长期观察，加上亲历体验与思考，奥威尔分别于1944和1948年完成了最重要的政治隐喻小说：《动物庄园》和《1984》。

在《我为什么写作》中，他说：“我的出发点是因为我总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个人意识……我之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谎言要揭露，我有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其《1984》，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被后世称为反政治乌托邦三部曲。

1950年1月21日，因肺病加重，奥威尔大量吐血而死，年仅47岁。很巧，这天也是列宁忌日。

乌托邦的变种

——读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

革命万岁！更多更多的炮声！

一个骑马的乞丐鞭打步行的乞丐，

革命万岁！更多更多的炮声！

乞丐们换了位置，但鞭打依旧。

——叶芝《伟大的日子》

我为什么写作

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道：“我的出发点是由于我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表达愿望。我坐下来写一本书时，并没对自己说：‘我要加工出一部艺术作品。’要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谎言要揭露，我有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该做的是把我天性的爱憎同这个时代对人的要求结合起来。”

奥威尔在写作

基于如此信念，奥威尔成为了20世纪重要的人道主义作家。作为一个英国人，他尤其受到了被影射国家的人民的重视和尊敬，他成了几亿沉默者的代言人。

《动物庄园》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矛头直指当时的苏联。1936年，作为志愿者，奥威尔携妻奔赴西班牙战场，在阿拉贡前线，法西斯的枪弹射伤了他的喉咙。在与俄国同志并肩作战期间，他目睹了苏共清洗“托派”、株连无辜的残酷，开始反思这个曾给予他激情的红色政体。“我从西班牙回来后，一直想通过一个故事来揭露苏联神话……直到有天，我见一个男孩鞭打一匹拉车的马……这使我想起，若这些动物知道自己的力量，人类就无法控制它们……我开始用动物的观点来分析这个世界及其面临的问题。”（《动物庄园》序）

“老上校”是曼诺农庄中德高望重、最有智慧的一头猪。某天深夜，它做了个梦，梦见动物摆脱人类奴役后独立生活的场景……它激动不已，决定把这个梦连同一生的思索都告诉同胞：

人是唯一只消费而不生产的生物。我们所有的劳动果实都被人类窃取了。同志们，事实很清楚：人类的暴虐是我们生命中所有罪恶的根源，只有摆脱了人类，我们的劳动成果才真正属于自己。一夜之间，我们就会变得富裕而自由……要团结起来，要彻底联合起来，所有的人都是敌人，所有的动物都是同志！

3天后，“老上校”平静去世，其遗志很快变成了动物们的实际行动。它们轻易地（连它们自己都不敢相信）赶跑了主人琼斯先生。领头的是3头最聪明的猪：“拿破仑”、“雪球”、“史达勒”。它们宣告了曼诺农庄的寿终正寝和“动物农庄”时代的开始，并把“老上校”的遗训发扬光大，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命名为“动物主义”。（“老上校”的逝世，令人联想起普列汉诺夫、列宁等先驱。而“拿破仑”和“雪球”的貌合神离，恰似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关系。）

《动物庄园》海报

“动物主义”无疑是对“人间”的一次伦理暴动和精神起义。对动物来说，犹如一部乌托邦纲领和誓师宣言。

“动物庄园”从在“老上校”脑海里闪亮的一刹那，便罩上了浓重的乌托邦色彩，其命运不难猜测，正如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试验，虽激动人心，但很快破产，因为一旦实施，即遭遇人性的棘手难题：私欲和利己本能，分工和劳动力差异对分配的诉求，管理和役使所产生的特权、平均主义引发的惰性和低效……这些都是设计图纸上没有的，而一旦增补了该内容，无异于重返现实社会。

从人文角度看，乌托邦本身是纯真、清白的，它倾注了理想主义者的烂漫心智和梦幻才华。许多思想大师，都在乌托邦的泥模上留下过指印：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大西洋岛》，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法朗吉”“和谐公社”，甚至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宣言》，在诸多细节上都闪烁着乌托邦的光芒。

王尔德说过：“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不值得一顾的。”

问题在于，竟有人急急地按图索骥、照梦施工，且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信仰、伦理的全方位、体制化施工。乌托邦不再是梦了，成了威权、暴力和主义纷纷染指的母体，成了政客、集团、阶级、投机者各取所需的一块肥肉，最终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一片狼藉。

不仅是工序和技术出了问题，或许“梦”的施工本身即错了。乌托邦的最大意义，在于它遥远的瞭望感和海蜃特征，在于它理想主义的诗性、浪漫、想象力的自由与极致，在于它以未来和完美为制高点——对当下时代的挑剔、苛求和警告。作为生活模型，除了社会学，它更掺含了童话材料和艺术逻辑，所以，对它的消费应以阅读和收获启迪为主，应保持精神消费的习惯。反之，一旦对其实施政治移植和国家生态的复制，它即成了咆哮的野兽，从人文走向政治，从相对主义走向绝对和极端，从温情走向专制与暴虐。

《动物庄园》的锋芒所指，并非纯粹的乌托邦，而是一个实际的乌托邦变种、一团急剧膨胀的恶性政治囊肿——它的成因、性质、构造、游戏方式、运行逻辑……正像作者说的：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有一个事实要引起大家注意！

从“老上校”到“拿破仑”，堪称一个君子设计、小人施工的过程，亦是从乌托邦到“乌托邦变种”的历史。后者以乌托邦的名义做社会动员并获得胜利，然后露出狰狞、背叛许诺……于是，高蹈的理想主义沦为了世俗的权力经营，圣经般的救世主义变成了赤裸的专制威权，推翻一切不平等的暴力繁殖出更大一轮的不平等和更高效的暴政。

大革命的田园诗，何以成了铁丝网中的放牧？

三位一体

宣传、暴力、顺民——乃现代专制政体最重要的构件。

小说中不难看出，维系“拿破仑”统治的正是这种“三位一体”的框架。

首先，意识形态宣传。

担司这一要职的是一头叫“史达勒”的肥猪：圆圆的双颊，闪亮的眼睛，行动敏捷，声音尖锐，擅长演说。“遇到难题时，史达勒会跳来跳去，并且挥舞那具有煽动性的尾巴。其它动物都说，史达勒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拿破仑”正是在这位军师的辅佐下，导演了一幕幕偷梁换柱的政治把戏。

“史达勒”的狡猾、凶残和为虎作伥，很容易使人想起斯大林麾下的日丹诺夫、雅果达、叶若夫、贝利亚等人。它像个挥舞咒语的魔法师，凭三寸簧舌，为主子传达旨意、解释政策，扮演着宣传部长兼内务部头子的角色，成了“党内3号人物”。正是它，把“拿破仑”吹捧成“伟大”，把猪享受牛奶水果诠释成“尽义务”，把大饥荒说成“经济调整”。还是它，趁月黑风高将墙上的旧标语逐一篡改，完成着一次次的政策撒谎。

其次，专政力量的存在。

一开始，读者或许替小说担心：专制无不依赖暴力的支持，而庄园中的“拿破仑”只是一头猪啊，在体格和武力上，笨拙的猪显然不够强大。这也曾是我的担心，但奥威尔轻易解决了——

“拿破仑”说，教育年轻一代，比为长大的一代做任何事更为重要。干草丰收后没多久，杰西和蓝铃分娩了，生了9只强壮的小狗。那些小狗才刚断奶，“拿破仑”就让它们离开了母亲，说是要亲自担负教育小狗的责任。“拿破仑”把小狗带到阁楼上，让它们与外界隔绝。不久，大家便忘了庄上曾经有过小狗。

读到这，我似乎预感到什么。

果然，当“拿破仑”和“雪球”在动物大会上怒目相向、剑拔弩张之际（这轮交锋的输赢将决定党内的最终权威），怪事发生了——

“拿破仑”站起，以怪异的眼光盯了雪球一眼，突然，它高声叫起来，大家从未听过如此凌厉的尖啸……这时候，外面传来可怕的狗吠，9条年轻的大狗，系着嵌了铜钉的项圈飞快地冲进来，笔直地向“雪球”扑去……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雪球”从此消失了，就像托洛茨基一样。

9条狗的出场，象征着暴力机关的诞生。这也是“拿破仑”政治生涯的拐点，从此，“拿破仑”去哪，狗便去哪，既是锦衣卫，也是屠宰机，只要主人对谁撇撇嘴，狗们就疯狂地冲上去，将之撕成碎片。庄园里谈狗色变，一听到犬吠声，动物们即哆嗦不止、噤声不语。

和“雪球”相比，“拿破仑”在能力、演说、修养、品格等方面都逊色得多，但成了胜利者，为什么？显然，它比对方更懂权力的来源和基础，更知道嘴皮子和枪杆子谁更厉害……“拿破仑”对狗的塑造也颇具眼光，就像把蛋从母鸡身边取走，取缔亲情和血缘，自己亲手豢养、调教，封闭式管理，确保“军队”对领袖的绝对忠诚。对武装力量和秘密警察的掌控，向来为专制所必须。

最后，那些被称作“羊”的顺民。

它们是社会上被归于“绝大多数”的那类，换句话说，即最广大最基础的人民群众。无论发生了什么，它们只会重复一个“阶级斗争”口号：“四条腿者（动物）是好的，两条腿者（人类）是坏的……”它们没有脑子，没有独立判断，只会闷声闷气地“咩咩”附和。它们善良平庸，胆小怕事，精神慵懒，心智鲁钝，除了乞食和低效的工作，别无他求——这样的的温驯、愚忠、忘我、恭敬，乃典型的顺民和臣民特征。可以说，在动物庄园，没有这种集体主义的匍匐和催眠曲般的“咩咩”声，“拿破仑”什么也做不成。

《动物庄园》漫画

祭牲

最可悲的是一匹叫“巴斯克”的老马。

它正直、敦厚、勤勉，是动物中最具美德的一位。它爱憎分明，理性上却近乎失明，自从被“解放”之后，它便像获得了新生，工作上废寝忘食、加班加点，堪称最大公无私、最具奉献精神的“劳模”——

巴斯克不像是一匹马，倒有点像两匹马。有时候，它那有力的肩膀担负起整个农庄的工作……总是出现在最艰苦的岗位上。它和一只小公鸡约好了，每天比别的动物早起半小时……它对每个难题、每桩困难的答复都是：“我会工作得更努力！”——除了这句口头禅，它还添了个座右铭：“‘拿破仑’总是对的！”

即使后来，“巴斯克”目睹了“拿破仑”脚下堆满动物尸体，它虽一度陷入不安和哀伤，但很快便“端正了思想”，说：“这一定是因为我们自己犯了一些错误。在我看来，唯一方法就是更加努力工作。从现在开始，每天早上，我要比其他动物早工作一小时。”

最后，积劳成疾的“劳模”被抬上一辆外来的货车，虽奄奄一息，却还惦记着庄园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它哪儿会想到：这辆由人驾驶的车，根本不是通向“最好的医院”，而是屠宰场！“拿破仑”早已和外面的人做了交易：它仅剩的那点骨头和肉筋，将用来换一箱威士忌。

3天后，“史达勒”哀痛地宣布：经抢救无效，“巴斯克”病逝于威廉顿一家医院。“那是我见过的最感人的一幕……一直到最后，我都守在巴斯克身边，它断断续续地说，‘前进，同志！为了反抗运动而前进……动物农庄万岁！拿破仑同志万岁！拿破仑总是对的！’这就是它临终的话，同志们！”

（这些细节让人很容易联想起苏联的一些内幕。比如将被谋杀说成“不幸病逝”、把病逝说成“被残酷地杀害了”，用死人对付活人，是斯大林的一大发明。曾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伏龙芝，本来只患轻度的胃溃疡，却被领袖劝上了手术台，结果因过量麻醉而死亡。与此相反，古比雪夫、明仁斯基明明是病逝的，可到了1937年，党突然又宣布是被谋害致死。）

对于“巴斯克”，你只能痛心地承认：这是个被异化的生命，它最大限度地被权力和神话政治榨干了，从肉体到精神。一个“新社会”祭坛的殉牲！

（在一个高度专制和集体价值观的时代，谁能摆脱被利用的阴影呢？连高尔基这样以批判理性著称的“俄国良心”，生前死后不都被充分利用了吗？不仅被召去为集体农庄和劳改营唱赞歌、替臭名昭著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作美文，就连他的死，也被考证出一桩医学谋杀案和大批反革命分子来。）

和羊们的集体无意识不同，孺子牛“巴斯克”属信仰的悲剧。

我想起了唐晓渡在剖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时，关于“新纪元神话”的一个大致说法——

“革命胜利”这一标志事件，往往使人感染上一种对时间记忆的狂热症：由于充满了紧张的期待，“新”很容易被感情化；由于标定了“前方”的维度，“新”不可能不被事先注入价值。既然“光明在前”，未来即是希望，朝向未来的现实当然也具有了非常的涵义。惟独过去成了一个负责收藏黑暗和罪恶的包袱……于是人们就有充分理由不断宣称自己正面临一个“新时代”、“新世界”、“新纪元”。这种对时间制高点的占领，同时意味着对价值制高点的占领。时间神话与主体的自我神话密不可分。每一个类似的宣言都在无意识地重复着同一信念：我们属于未来，我们不属于过去！我们属于光明，我们不属于黑暗！（见于《时间神话的终结》，原载《文艺争鸣》1995年2月号）

由于自己是迎接和创造“新时代”的一分子，所以，赋予“新时代”的意义和光环越多，就越能间接地支持和肯定自身存在。同时，为了避免生命价值的流失，人便产生了一种微妙心理：自觉为时代的崭新与伟大辩护！任何怀疑现实的念头都会被强行抑制，任何政治信念的动摇都会令己羞愧。

“巴斯克”正是“新纪元神话”的榜样载体，所以对庄园发生的一切，它只会用“往好处想”的逻辑，它不忍怀疑、不愿看到——这个有生之年等来的“新社会”——其意义被消解和颠覆。对它来说，肯定总比怀疑好，长梦不醒就是幸福。

荒诞的标语

故事进程中，你会觉出庄园里有一棵隐蔽的政治旗杆：油漆标语。

标语的修篡，无疑是“事情正在起变化”的一个标志。如同温度计的汞柱，它昭示着红色乌托邦的升腾与坠落、量变及质变。

动物庄园诞生（革命初成）时，“拿破仑”“雪球”等几位“党的头脑”曾把“动物主义”阐发为通俗浅显的“七诫”：

“凡两条腿走路的都是敌人”；“凡四条腿走路或有翅膀的，都是朋友”；“动物不可以穿衣”；“动物不可以睡床”；“动物不可以喝酒”；“动物不可以杀其它动物”；“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

这算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了，也是保证革命胜利的法宝，属于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它的变化，折射着这场乌托邦运动的轨迹和命运。

以“拿破仑”为首的猪集团，恰恰是自己纲领的背叛者，那些“不可以”被它们率先颠覆了：偷试主子衣服——对动物大开杀戒——学会喝酒——偷偷开始睡床——恢复旧主人的一切做派，操起鞭子……于是，从某天起，墙上的标语悄悄变了：“动物不可以喝酒”成了“动物不可以喝酒过度”；“动物不可以杀其它动物”成了“动物不可以毫无理由地杀其它动物”……奇怪的是，大家皆无异议。它们仿佛被催眠了，遁入了“集体无意识”。历史和记忆被现实杀死了。

除享用别墅、牛奶、苹果、威士忌等特供，“拿破仑”还享受起了个人崇拜：它生日那天，要“鸣枪致敬”；第一座风车被冠名为“拿破仑风车”；“如今，动物们已不再称他为拿破仑，而是‘我们的领导，拿破仑同志！’”；“你经常听见一只母鸡对另一只母鸡说：‘在拿破仑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我在6天内产下了5只蛋。’或两头母牛在饮水池旁大声喊：‘感谢拿破仑同志，这水在它的领导下味道多么甜啊！’”

最后，记载“动物主义”纪律条例的墙壁上，字越来越少，只剩下孤零零的一行：“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平等一些。”

是啊，一点也不奇怪，即使猪把琼斯先生的衣服从柜里拿出来穿上时，其它动物也不觉奇怪了。“拿破仑”自己则穿着黑外套、猎狐装的马裤、皮绑腿，它最喜爱的母猪穿丝绸睡裙，而这，是从前琼斯太太常穿的。

养尊处优让猪一个个肥胖无比，有的是五层下巴，有的是四层……还有更让动物吃惊的事：有一头猪竟尝试两条腿走路；“拿破仑”的蹄子间夹着一根鞭子……可惊愕是暂时的，很快即恢复平静，熟视无睹了。连那群羊的口头禅也变了，“四条腿是好的，两条腿是坏的”成了“四条腿是好的，两条腿的更好！”它们彻底忘了曾说过什么。而“拿破仑”们在改标语时，也向群众解释说：它们从来就是这样子的，党并没有改变过什么，党是以一贯之、说话算数、从不动摇的……群众竟深信不疑，它们只会怀疑自己的记忆，绝不会——不愿也不敢怀疑到党的头上去。

正应了奥威尔在《1984》中赋予权力者的一句话：“谁控制着现在，谁便控制着过去。”

斗争真相

故事的结局竟是猪和人一起举杯共饮的场面（这是“老上校”做梦也想不到的）。“你们要对付你们的低等动物，我们也有我们的低阶层要对付。”听了人的妙语，“全桌子的猪都大笑起来”。这句话泄露了人间和动物庄园的最大秘密，道出了权力者的共同心声。基于此，猪和人成了友邦。

有12个声音在愤怒地吼着，那些声音似乎都一样……争吵的原因是打扑克时，“拿破仑”和帕金顿先生同时打出了黑桃。

革命者和纲领中的敌人握手言欢，一个权力重组和利益瓜分的仪式完成。这抖落了乌托邦变种的最后真相，宣告了革命理想主义的破产。

历史，以悲剧开始，以闹剧收场。

关于阶级斗争和权力的历史循环，奥威尔在小说《1984》中讲到：“自有史以来或新石器时代以来，世上的人已分成了三大类，即上中下三等……这三类人的目标是完全无法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保持本来地位；中等人欲取上等人而代之；下等人因为终日做工，无暇去想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因此整部历史，就是一场本质相同的多次斗争史……在推翻上等人的斗争中，中等人把下等人拉在自己一边，扬言要为自由和正义而战。当中等人的目标实现时，便把下等人一脚踢回之前的奴隶地位。同时，中等人分成两派，彼此再开始争斗。在这一系列斗争中，只有下等人的目标从未实现过，即使暂时的胜利也没有。在下等人看来，如果历史有所改变，也不过是改朝换代。”

在动物庄园，以“拿破仑”为首的猪集团正是这“中等人”，琼斯先生乃被推翻的“上等人”，其它动物则是“从未实现过其目标”的永远的奴隶。

动物庄园像一座盆景，浓缩了苏联林林总总的社会生态和政治变脸：从集体化运动到大跃进建设；从平均主义到搞特殊化；从集体领导到个人独裁；从暴力征服到精神控制；从异党斗争到同党倾轧……（“拿破仑”和“雪球”这对党魁，在革命胜利后关系急剧恶化，相互攻讦、彼此谣伤、拉帮结派，直至反目成仇——很容易令人想起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这些昔日同志间的恩怨。庄园一次次对“鸭鹅”的审判和处决，明显影射了斯大林对老布尔什维克和不同意见者的大清洗。）

圣徒发明了乌托邦，却将之交到了一群恶棍手上。

面对《动物庄园》，你实在想笑，可又笑不出。它是喜剧下的悲剧，笑声中的眼泪。

就像世上的某些药丸——

糖衣之下，埋藏巨大的苦和痛、罪与毒、梦魇和耻辱。

2000年11月

一本真正的书让人“害怕”

——读乔治·奥威尔《1984》

当一些作家还在为自己及作品尚活于世而庆幸的时候，奥威尔为了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咯血而死，以至我只能把妒忌换成尊敬和怀念。

——（英）温斯顿

电影《1984》海报

和《动物庄园》那种灰色寓言相比，《1984》呈现的是黑色素的阴郁。阴郁，是因为它逼近内核的程度——像一个人探入地窖，一级级默数着梯子，随着湿度增加、呼吸急促，你知道已离窖藏多么近。

阅读时，我进入得非常快，就像一个小偷在熟门熟道的夜宅里穿行，熟悉的阶梯、拐角、扶手……这感觉令我吃惊。想起了主人公在阁楼上偷读禁书时的感受：“其实，它并未给自己带来什么新东西……这作者的头脑与自己相同……他深深觉得，好的书本是把你已知道的东西再告诉你。”

我甚至生出一记想法：一本真正的书是让人“害怕”的。

孤独：伟大的冒险

在专制社会里，如果有一种方式可使人接触到“自由”的话，那就只剩下它了：孤独。

——笔者

在“大洋国”，党不许“孤独”。

一个人在单独状态下容易恢复生命的真实，容易胡思乱想，变得敏感、多思和自怜……所以，“孤独”就成了党的大敌。党一再鼓吹集体生活和公共行为的意义，号召“个”投身于火热的大家庭，成为党密切注视下的一分子。

原则上党员没有空闲时间，除了睡觉外，不能单独呆着……做一些含有孤独意味的事，甚至独自散步，都是危险的。一个党员从生到死，甚至当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也无法确定自己是孤独的。

不论工作或休息，其表情、举止，都要受到“电幕”（类似今天的摄像头）和思想警察的监控。党不仅需要表面的忠诚、客观的服从，还要本能的“正确”，即情绪心理的“正确”。“任何细微的奇想，任何习惯的改变，只要可被解释为一种‘内在斗争’的流露，无不被探知。”

权力欲望无边无际，它垂涎的是人之全部。犹如一个男性占有狂，不仅勒索女人的每一个部位，还要霸占爱，还要你必须爱他……恐怖的是，他竟然能做到！他残忍、有力，他会发明各种手段，摧毁人的神经，编篡人的记忆，修改人的情感密码……进而铸造出一个“新人”——一个爱他、愿把一切献给他的人。

主人公温斯顿最早的叛党行为竟是写日记——按“大洋国”法律，写日记要被判死刑。因为日记是孤独的私生子，是想隐瞒什么的表现。

“孤独”，是令一切统治者都深感不安的。与“圆周式——绕轴转”的集体生活相反，孤独属于一种脱众的“离心”，是对“向心运动”的背叛。

在大一统的专制社会里，一幅“个人”的肖像多么难寻，“个人”的处境又多么凶险而动荡不安。于是，拼命从集体大本营里逃跑、争取一份可怜的私生活，竟成了反抗体制监狱最惊心动魄的举动，有精神暴动之嫌。

对人的控制，总表现为对人性的控制。情欲、交流、友谊、财产……在权力眼里，这些人性都是与自己争夺群众的东西。所以，权力总处心积虑地强调集体概念之崇高，最大限度地消灭隐蔽事物，号召一切都向党和领袖敞开。连幸福的涵义都改了：忠诚就是幸福，牺牲就是幸福，无私就是幸福。

这种极权价值观，似乎租用了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积极自由”和“人民主权”理论：“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都转让给了整个集体”“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全部力量置于公意的指导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邦雅曼·贡斯当驳斥了这种自欺欺人的“人民主权”。在他看来，卢梭忘了一个基本原理：任何主权都必须交由具体个人行使，无论主权概念多么抽象，一旦开始操作，主权者（人民）根本无法行使其权，只有授权于自己的代理人（比如政党）。他说：“在所有时代，所有国家，不论是人民的捍卫者还是压迫者，都是不与人民协商而以人民的名义行事。”

从法国大革命到斯大林的极权演示，似乎都在为贡斯当喝彩，往卢梭脸上抹黑。

“老大哥”在看着你

自由，就是能自由地说二加二等于四。

——主人公

“大洋国”最显著的统治，就是对个人的思想监控。所有迹象都显示：“老大哥”（领袖）在看着你。

到处弥漫着“老大哥”的能量，头像、声音、语录、意味深长的微笑……在钱币邮票徽章烟盒上，在同事对视的眼神中，在思想警察探灯般的扫射里。人时刻要保持忠诚于党的严谨状态，即使回到家，那状态仍分分秒秒咬住你。

他捡起那本儿童历史教科书，注视着“老大哥”头像。那双具有催眠力的眼睛，仿佛有股巨大的力量，贯穿你的脑壳，恐吓你忘掉一切……最后，党将会宣布二加二不是四，而是五。你必须相信这是真的。

“大洋党”发明了一种控心术：“双重思想”。即要求党员学会一种自欺欺人的思维诀窍，比如明明清楚没有民主，却强迫自己坚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明明目睹各种丑行，却要鼓励自己往好处想……奇怪的是，这种催眠式的心术竟屡屡奏效，慢慢，人们学会了熟视无睹，并最终肯定了曾怀疑过的东西。

有点像温火煮蛙的原理，有点像我们的“大智若愚”：智慧地学会愚蠢，让灵魂休眠，充耳不闻，闭目塞听。所以，当主人公听一个叫赛姆的同事高谈阔论后，顿生不祥预感：“他突然有一种自信，赛姆总有一天会被蒸发掉……”

还有一个教人自律的新名词——“犯罪停止”：当头脑中出现一个不应有的闪念时，应采取一种断然喝斥、让意念刹车的办法。小说最后，在“仁爱部”（刑讯部），阶下囚的温斯顿试着练习“犯罪停止”：

他提出几个问题，“党说地球是扁的”，“党说冰重于水”，他训练自己不去理会那些足以辩驳这两个命题的理由，学会漠视最浅显的逻辑上的错误。

这是一种让人正常地适应“不正常”的心功术，一种从容地指鹿为马的灵魂巫法。

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中说：古代专制“靠沉默的手段统治，并且它留给了人们沉默的权利”。而现代专制的可怕在于：它“强迫人们说话，它一直追查到人的思想最隐秘的栖身之处，迫使他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从而剥夺了被压迫者最后这一点安慰。”类似的处境，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也提到：“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而今天的共和国则靠精神力量，连人们的意志它都想征服。在独夫统治下，专制以粗暴打击身体的办法压制灵魂，但灵魂却能逃脱打向它的拳头，使自己更加高尚。在民主共和国，它让身体任其自由，改而压制灵魂。”

托克维尔毕竟生早了，他是针对19世纪初的美国说的，他若等来斯大林时代，就会对此言有所改动了。事实上，现代专制并不打算放过暴力这种古老而速效的方式。

意识形态

谁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

——“大洋党”的口号

温斯顿在“真理部”工作，职责是伪造或虚构党需要的“党史”，像蜘蛛一样，在党过去和现在的言论网上缝缝补补，以便让“过去发生的事”更好地为今天服务。

奥威尔的小说情节并非杜撰，而是参照了上世纪30年代苏联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比如1934年至1936年，一些大人物病逝：政治局委员古比雪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明仁斯基、作家高尔基等，当时政府曾宣布他们病故，可到了1937年，他们被说成了遭谋杀，3位医生被诬为凶手，并挖出一个“深藏多年的反革命集团”来。

不顾旧史、捏造新史的事屡见不鲜。布哈林曾是列宁在遗嘱中特别赞扬的人，但法庭上，他却被控为列宁身边最凶恶的敌人、早在1918年就企图暗杀列宁……更令人惊愕的是，第三次莫斯科审判开庭时，被告席上竟出现了一张让人难以置信的面孔：内务部首领雅果达！仅仅一年前，他还亲临地下室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实施监斩，现在竟成了对方的同案犯。一个以镇压“托派”闻名的刀斧手，居然是托落茨基的亲腹。一个把持了反间谍机关15年的人，居然被指控为“外国间谍”。

确实应了“大洋党”的口号：“谁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

除了“创造历史”，“真理部”的另一职能是“生产现在”。电幕上每天都发送“人民生活幸福”的场景——

同志们！有个光荣的消息！我们生产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今天上午，各地都举行了盛大游行，标语上写着感谢“老大哥”的英明领导，赐给我们幸福生活……现在我来报告一些最新的数字，粮食……

这些粮食是“真理部”刚刚生产出来的。按温斯顿的说法：除了疾病、犯罪以外，其它任何东西都增加了，每样东西都呼呼地突飞猛进。

这不禁让人想起那些真实历史，一面是粮食每秒都在呼呼“发射”、报纸天天为粮多“发愁”，一面是哀鸿遍野、成千上万的种粮人活活饿死。

不仅新闻是生产出来的，连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也由“真理部”按计划来投产。

教育目标

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这种可能，群众的意见全体一致。

——《1984》

“家庭简直是思想警察的延伸，使每个人日夜提心吊胆，深恐他最亲密的人将之揭发。”

比如那俩尖叫着“我们要去看绞刑”的邻居孩子。他们从小喜欢暴力、崇尚战争，天天盼着能杀敌人抓间谍，甚至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大义灭亲”……他们简直就像机器吐出来的孩子，没有亲生父母，只有一位共同的爷爷：“老大哥”。

这个时代的儿童，几乎都是令人害怕的。《时报》每周总要刊登一些关于窃听父母谈话、向思想警察告密的小家伙（一般称为“儿童英雄”）的事迹。

在培养下一代方面，“大洋党”下足了功夫。

据温斯顿的情人朱丽叶说，在大洋国，16岁以上的姑娘每月例行一次“性座谈会”，向之灌输性的丑恶和危害，青少年还组织起了“反性团”。

还有一项被视为百年大计的国家重点攻关项目：“新语言工程”。温斯顿的朋友赛姆在“研究部”，是个出色的“新语言”专家，他说：“你难道不明白新语言的目的是在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将使思想罪永远不会发生，因为将来不会再有表达有罪思想的字眼……我们的字一年比一年少，意识范畴也逐渐变小。等文字改造成功，革命也就成功了。”

他没说错，当“自由”“人权”概念被取消之时，也就没有“保障自由”“天赋人权”等念头了。削弱了表达的丰富性和可能性，也就限制了思想的体积和深度。语言资源的贫乏，必然导致意识资源、尤其理性资源的枯竭，这无异于给大脑做了整形。

“将来不会有思想存在，正统的思想就是不思想——不需要思想。正统即无意识。”

改造文化、编篡话语、简化文字、限定概念、规范大脑——乃权力者统摄人心的共用策略。

被仇视的私人生活

人民的私人生活便宣告结束。

——《1984》

主人公的妻子凯瑟琳，是“性严格主义”培养的新女性：“她脑袋里除了党的标语口号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抱着她犹如抱着一个木偶，甚至觉得她正用尽气力推开他。”

丈夫提议分居，却遭到妻子拒绝。“她说必须生一个孩子……只要没什么妨碍，那事每周总要例行一次。她常在当天提醒他，说晚上必须履行一项工作，称之‘我们对党应负的义务’。”

用丈夫的话说，妻子的身体“已被党的力量永远催眠了”。

婚姻不是因为情爱，同床不是为了性悦。刑讯室里，思想警察头子奥布林明白无误地告诉主人公——

我们已切断了父母和子女的联系，男人与女人的联系。而将来，婴儿出世时就离开母亲，像母鸡生下的蛋被取走一样。我们将废除性高潮，神经专家正在研究这问题……人性是我们造的，人性就是党！

在“大洋党”看来，爱是比性更危险，所以格外重视党员婚姻：“必须先得到一个特殊委员会批准——若男女双方给人一种在身体上相互吸引的印象，申请一定会被拒绝。唯一被公认的结婚目的，是为党生儿育女。”

党严禁婚外恋，更不许离婚。因为离婚是因为不爱，而离婚的目的则是寻爱。对男女间可能形成的任何难控制的关系，党都严加防范。

朱丽叶对“性严格主义”，另有一番独特理解——

她认为，党之所以禁欲，是因为人们若缺乏性的发泄，能量受阻，就易于性情冲动，头脑热烈却空洞，易于发生歇斯底里症，进而转为对领袖的狂热。

“发泄性欲消耗了体力，事后你会感到愉快和满足，就不愿再管其它事了。但党要人们随时精力充沛，游行、喊口号都是变相的性发泄罢了。”

灭绝享受和快感、删除人性与本能，人之体能和激情就只剩下了一条通道：献给“老大哥”。只有一种高潮：政治性高潮。比如每天的“两分钟仇恨”仪式，面对电幕上“人民之敌”戈斯登的头像，大家在座位上不停地暴跳、尖叫、怒骂，连身体都跟着痉挛……

消灭差异，消灭性趣，消灭诱惑，消灭香水口红裙子……用和男人一样的制服把女人包裹起来。有时，大家几乎怀疑起了活着的真实性、性别的真实性。

“你喜不喜欢活着？摸摸这儿吧，这就是我的手，这就是我的大腿和胸脯，都是活着的。你不喜欢这些吗？”当温斯顿紧紧贴住朱丽叶，触到她饱满的乳房时，“一股青春热力透过他们的制服，注入他的体内。”

用偷情的片刻欢愉来打破生存的死寂，靠肉体的彼此取暖来冲淡荒谬与冷漠。生命，终于燃起了一线可怜的私性、一缕罕见的亮度。

情欲：最后的疯狂

“如果不跟我这样的人来往，你会多活五十年。”

——男人对女人说

对温斯顿这样的叛逆来说，任何有违“党纪”的念头和行为，都会激起内心的亢奋。一天，当他偷偷打开朱丽叶的小纸条时，激动得几乎晕倒，上面写着：“我爱你！”

激动并非因为收到了爱，而是收到了另一个叛逆存在的信号。这心情就像他在日记里不经意写下“打倒老大哥”，既害怕又欣喜若狂。

这快感某种意义上也是“性高潮”。在一个生命极度被折弯的地方，权力和反抗——扭曲和反扭曲、压制和反压制都会陷入病态。比如俩人偷偷约会时，朱丽叶——一个表面上极正统的女孩子，竟用最下流的话咒骂党，并疯狂地掏出黑市买来的劣质香水、口红、胸罩……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你以前干过这种事吗？”

“当然啦，几百次呢——啊，至少有几十次吧。”

“和党员吗？”

“是的，都是和党员们。”

他的心快要跳出来了。她已干过几十次，他希望她已干过几百次啊。谁知道？也许党的内部已经腐烂了，所谓的自制、坚强和艰苦朴素，恐怕就是一种掩饰罪恶的虚伪。他甚至希望能使他们传染上梅毒和麻风呢……

“听着，正因为你和好多人发生过关系，我才加倍地爱你。”

“我应该使你满足，亲爱的。我的骨头正在腐烂呢。”

显然，朱丽叶与党员滥交，是一种精神造反，是对党管辖下的肉体的一种虐待，既自我满足，又自我惩罚。温斯顿，则从中窥到了党的丑陋和堕落，因此而兴奋。

电影《1984》剧照，朱丽叶被捕

不难看出，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虚无主义仅是一张纸的两面。性高潮退后的虚脱，乌托邦失血后的苍白，其实没什么两样。

偷情之后，便是灵魂的结局、人性的结局、生命的结局。

温斯顿和朱丽叶信誓旦旦的爱情终于被出卖了，被自己。

在令人恐怖的刑罚前，男人痛苦地大叫：“去对付朱丽叶吧！怎么对付她我都不在乎。把她面孔撕去，把她撕成骷髅……”

就在不久前，他们还自以为：即使酷刑之下自己会招供，但这只是招供，并不能让他们彼此背叛。“招供不是出卖，你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感情，如果他们使你不再爱我了，这才是真正的出卖。”

斯大林曾对手下人说：谁都可以被收买，只是卖价不同罢了。

生命被蒸发

以前的暴政不过是今天的一半，效率也有天壤之别。

——《1984》

总是在夜里，一只有力的手摇动你的肩，灯光直刺你的眼睛……你就这样销声匿迹，名字在户籍册上消失，你的存在被否定、被遗忘。

在苏联，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加米涅夫……也是这样被从睡梦中摇醒，随即蒸发。

思想警察头子奥布林曾亲口对温斯顿说：“出卖、逮捕、酷刑、处决、失踪……将无休无止。这将是一个恐怖的世界，也是一个胜利的世界。”至于恐怖的理由，其解释是：“一个人如何用权力来控制别人？对，让他受苦。服从并不够，除非给他苦吃。权力就是加诸痛苦和耻辱，就是把人的思想撕成碎片，再用自己的方法使他组合成新的思想……”

布哈林出门前向妻子口授了一封绝命书——

“我命在旦夕，我面临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刀斧。我感到在地狱机器前无能为力，它用的是中世纪的方法，这些‘创造奇迹’的机关能把任何一个中央委员、任何一个党员干掉，把他们指为叛徒、恐怖分子和间谍……”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越深入，敌人就越多”的断言，仅1933年到1937年，苏联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数量即由350万降到200万；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处决的有98人；红军的5位元帅被整肃掉3个……在原内务部官员奥尔洛夫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深夜，雅果达巡视审讯室，推门看到了这样一幕：疲惫的审讯员躺在椅子里哀叹，‘今天我审问你，明天你审问我，难道生命就这么一文不值？’而被审讯者绕到他身旁，像父亲那样拍他的肩头，安慰他……”

就像温斯顿默默写下“二加二等于五”，那些曾浴血奋战的老布尔什维克们，面对疯狂的专政手段，在一番抵抗后，无不垂下高傲的头颅——

“我不仅是反革命机器上的一只螺丝钉，而且还是反革命领导人之一……斯大林同志，他是全世界的希望，是新世界的缔造者……”（布哈林法庭陈词）

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中指出：“政治会败坏人的良知，政治必须对下列危害极大的格言给人类带来的恶果负责，它们是：‘强权大于公理’、‘目的证明手段正确’、‘公共安全是最高的法律’。”

“大洋国”那些无处不在的党标语——“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即属此类格言。事实上，当我们读完小说便会看清“老大哥”的统治秘诀：贫穷是保障！斗争是法宝！恐怖是关键！

该结束了

生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是谁？世上是否真的有过我？人是怎么一回事？

“在你不知道的时刻，死神会降临。”

故事最后，我们的主人公，温斯顿——一个曾想着要弄清真相、认真生活的人，和那些生命即将结束的党内老人一样，只能在酒吧里消磨最后的天数。此时，他又听到那支神秘的歌了——

“在栗子树下面，你出卖了我，我出卖了你……”

一行浊泪从眼眶淌下来。

子弹就在明天。他知道。

奥威尔夫妇

奥威尔和养子

奥威尔擦拭长枪

公元1950年，曾被子弹射穿喉咙的奥威尔大量吐血而死。年仅47岁。

此时，距“1984”还有34年。他曾让自己的主人公说过——

“如果你感到做人应该像做人，即使这样想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你已把他们给打败了。”

这样的话永远不会死。

2000年12月

伊凡·克里玛

（1931—）

捷克作家。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10岁随父母入纳粹集中营，儿时的伙伴皆死于毒气室。1956年毕业于布拉格大学文学语言系，开始小说和戏剧创作，主编一家周刊。他热衷人权事业，积极投身国家的政治改革。1968年苏军入侵，“布拉格之春”运动夭折，他应邀访问美国密执安大学，一年后谢绝朋友挽留回国，遂被解除公职，后做过救护员、送信员、勘测员等。

在捷克，克里玛的作品遭禁达20年之久，直到1989年“天鹅绒革命”胜利。

其代表作有小说《我快乐的早晨》《爱情与垃圾》《被审判的法官》《我的初恋》《我金色的贸易》《等待黑暗，等待光明》和论文集《布拉格精神》等。

克里玛、哈维尔、昆德拉，被称为捷克文坛的三驾马车。由于坚持留守，其作品与同胞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息息相通，堪称“布拉格精神”的真正载体。

等待黑暗，等待光明

——关于伊凡·克里玛《我快乐的早晨》及其他

将每个人都驱进纯粹物质生存的单人掩体……被提供了一种自由地选择哪一种型号的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自由……生活陷入了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

——（捷克）瓦茨拉夫·哈维尔

布拉格不快乐

与其称“我快乐的早晨”，不如说它真正的主题是：布拉格为何不快乐？

1968年，以苏军为首的华沙条约国部队突然袭击，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夭折，推行改革的总书记杜布切克下台。尔后，在苏联坦克的授意下，傀儡政权搜捕改革派和异己分子，推行使一切“正常化”的措施……于是，逃亡的逃亡，入狱的入狱，缄默的缄默，“早春”痕迹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1975年4月，剧作家哈维尔发表致总统胡萨克的公开信，披露“安定”局面下的政治和道德危机，以及全民族付出的良心代价。

“现在真正相信官方宣传和尽心支持政府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少，而虚伪之徒却稳步上升，以至每个公民都不得不口是心非……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成例行公事。”

在《无权势者的力量》中，哈维尔指出：“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剥夺人的知情权叫作政令公开……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大表现，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因为该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

正像哈姆雷特“活着，还是死去”，被剥夺了自由的布拉格，它的知识分子们也时刻面临“挺住，还是倒下”这一痛苦和矛盾……从遭遇上说，布拉格更像知识分子生存史上的一座“孤岛”，政治和精神铁丝网下的一块“圈地”。

布拉格精神

“布拉格充满了悖谬。”克里玛说。

悖谬并非偶然，是从它的身世中长出来的。

布拉格

地理上的布拉格，是一粒蝌蚪般的标点，但它捐献的作家和艺术家却不乏世界级，其作品所传递的精神也是世界性的（比如卡夫卡的“内心危机”和“人性异化”，昆德拉的“选择”与“媚俗”，哈维尔的“责任”和“公民义务”——无不是20世纪最重要的精神命题），这大概因其生长史即有“世界性”吧：近三百年里，这座迷人的城市屡遭侵犯，反复地沦陷和被攻占，而它只有被动地承受与消化。族群、疆域、母语、信仰、政体、习俗——反反复复被君临者扯向四面八方，就像一个人无时不在忍受“车裂”刑罚。挫败感、萧条感、无力感、荒诞感、悲剧感……由此而生。

尤其20世纪，世界性的政治震荡、标志性的精神事件无一不拂及它：世界大战、奥匈帝国解体、东西阵营对峙，纳粹枪刺和“老大哥”的履带，“早春”政治改革及夭折，民权运动（“七七宪章”），“天鹅绒革命”……它似乎成了全球政治的晴雨表，既是急先锋、又是大后方，既为战士、又充炮灰，既当受害者、又做见证人。而大国的每次胜利，配属给它的无非一杯傀儡的冷羹和羞辱……同样，对20世纪或更长远的人类历程来说，它的反抗和依附、觉醒和昏迷、骁勇和病弱、心路徘徊和成长故事——无不具有标本意义和世界性启示。

布拉格，多舛的家世注定了它的“悖谬”。就像一个早熟的儿童，过多地承受命运的诡谲，使它提早走向忧郁和复杂，提早懂得害怕、保全和佯装……也使它比别的孩子更早地埋下反击命运的种子（比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

同俄罗斯民族性格的自信与矜持相比，捷克人似乎对一切都是低调、谦卑、优柔的。如果说俄罗斯历史以尖锐、凝重的抗争而醒目，那捷克生态则以沉默、抗压的“钝”著称。卑微的身世使之有了一种自嘲习惯和诙谐能力，就像《好兵帅克》中的人物一样。

1994年，伊凡·克里玛出版了《布拉格精神》。其中说——

“不同于周围国家，布拉格的特色是它从不夸张，市中心你不会发现一幢高层建筑或凯旋门……上世纪末，布拉格人甚至还仿造了一座埃菲尔铁塔，但比原件整整缩小了五倍，看上去就像是‘对伟大的一个幽默’。”

这种生存，是惯于驮着盾牌的蠕动性生存：缓慢，但有别于畏缩；沉默，却不等于服输。有一种生物，表面上匍匐，底下却牢牢站着；外壳迟钝，内里却灵敏；容易捉到，却难驯服；凸起，又绝非炫显——这就是海龟。仅仅用“忍辱负重”并不能勾勒其生存性情，虽其一生都不会爆出激烈的动作或声响，但依然有着令人敬畏的尊严和根柢。布拉格即这样一个“龟类”气质的场，那种由长期屈辱史锻造出来的抗压性、防御性，足以令任何一个入侵者感到恐慌——即使你骑在了上面，也不会舒服，总有说不出的寒意和危机感。

它永远不会有恐龙般的侵略步履和磅礴的笼罩感，却最大程度代表着小人物真实而厚重的生存。

苏军装甲部队占领布拉格

苏军行进在布拉格大街

1968年苏军侵占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如何度过被占领下的日子？

多年后，苏联帝国体系终结，在加拿大一所大学课堂上，有人就当年的“布拉格之春”询问一位捷克流亡者的女儿，局外人想知道，这20年的光阴大多数捷克人是怎样过来的？那位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女生沉默了一阵，突然失声痛哭……

于任何一名捷克人而言，从“布拉格之春”到“天鹅绒革命”，都是一段难以启齿、苦不堪言的岁月。既悲愤屈辱，又暧昧难表；既理直气壮，又隐隐底气不足。

“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若仅仅吐露个人，倒也简单，比如控诉侵略者淫威，称颂你熟悉的抵抗者，发泄有家难返的悲怆……而要替答自己的同胞，就是一桩令人窒息的事了：她能解释一个民族20年的积郁和内伤吗？她能对同胞的整体行为作居高临下的评价吗？她有权替千百万人说出那不堪承受之轻或之重吗？

集体的事实，从来就是庞杂、混乱、暧昧的。语言的简陋——与历史真相的根叶枝蔓、与灵魂深坑里的嘈杂纷攘——实难匹配：一个积弱经年的民族，一个反复被占领的城市，近万个日日夜夜里，该怎么做？能怎么做？白天是谁？晚上是谁？心里想什么？实际做什么……谁说了算？不仅反对占领，更要反对绝望；除了对付他杀，更要对付自杀；不仅提防出卖与告密，更要提防内心的变节和投降；除了向被捕的身影献上敬意，更要承认凡人的平庸与自私，对默默无闻的生活予以理解和同情……

一个人能对“集体”侃侃而谈吗？真实吗？

任何自炫都显得虚伪，任何镇定都显得做作，任何评价都显得困难而多余。

真实的心一定是喑哑的，或者哭泣。哭泣是令人尊敬的。

至此，亦不难理解——为何昆德拉老用“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这类逻辑纠结的题目了。叙述的艰难，来自事实的荒诞与正反的折磨。

我为什么不离开祖国

昆德拉的业绩和声誉与流亡是分不开的。相反，另一些“同质”者如哈维尔、克里玛却选择了留守。我无意把他们作人格高下或精神贡献上的比较，而只想描述生存向度的差别，尤其想说明后者选择的是一条多么光荣的荆棘路——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后一类型总被历史和同胞屡屡忽视。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既是一道同贫困、饥饿、监视打交道的生存课题，更是一记人格、尊严、履历——面对拷问的精神质疑，因为它还有一句潜台词：那时，你在干什么？正像“文革”结束后，每个知识分子都面临的尴尬：除了受苦，你还干了什么……

是啊，当一架伟大的历史航班徐徐降落，除了庆贺，它的受益者有责任扪心自问：我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参与了那部历史？在漫长的等待中，自己扮演了何种角色？是加速它到来的助推器？还只是个乞食的寄生虫？是囚徒还是狱吏？抑或既是囚徒又是狱吏？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自天而降的馅饼，我们不能绕开：一个人是怎么穿越阴霾重重的历史，被新时针邀请到餐桌旁的？

有良心的捷克人不应忘记：直到1989年“天鹅绒革命”，哈维尔一直在坐牢，克里玛一直在失业，而更多默默无闻的人在忍受贫困和监控，他们为每一束声音、每一幅标语、每一篇文章、每一个举动……付出结实的代价。当岁月开始向流亡者报以鲜花和掌声时（他们的著作等身有目共睹），我忍不住要提醒：亲爱的布拉格——包括俄罗斯和同类遭遇的国度，请不要忽略身边的赤子——此刻就站在你们中间、甚至干脆就是你的同事或邻居。

获得新生的民族似乎更热衷把过剩的敬仰和感激——赠予远隔重洋的流亡英雄们，犹如父母对失散儿女的补偿，总觉欠之太多……却有意无意忽略着眼皮底下的人——甚至连流亡者都尊敬的人。别忘了，正是他们，和你一样赤脚扎根于母土，以最大的坚韧和牺牲，以坐牢、被监控和一天也不得安稳的生活，消耗并瓦解着统治者的底气，吸引着对方最大的害怕和仇视。

如果已备好了一个荣誉仪式的话，我想，在那份被大声念到的名单上，这些人最有资格名列前茅，虽然他们无意于此。

伊凡·克里玛，1931年生于布拉格，10岁进纳粹集中营。大学毕业后，从事写作与编辑，投身政治改革和人权运动。苏军入侵后，他曾到美国密执安州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后谢绝挽留回国，随即失业。他当过救护员、送信员、勘测员，有20年光景，其作品完全遭禁。可以说，克里玛与哈维尔、昆德拉一道，构成了捷克的另一种文学史：地下——流亡——文学史。

《我快乐的早晨》有一章叫《星期二早晨——一个伤感的故事》，叙述了“我”与早年情人重逢又离别的情形。最后，当女人问“为什么不离开这儿”时，主人公有一段内心答复——

我可以重复向她解释：“因为这是我的祖国，因为这儿有我的朋友，我需要他们正如他们需要我一样。因为这儿的人和我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因为我愿意继续写下去……对国外那种自由生活，因为我没有参与创造它，所以也不能让我感到满足和幸福。”

我还可以对她说：“我喜欢在布拉格大街的鹅卵石上漫步，那街名让我想起这座城市的古老历史……”

“因为我没有参与创造它”，这是最触动我的一句话，也是同类提问最让我信服的回答。

让他们做爱好了

布拉格的清晨，连空气中也飘着情欲的奶酪味——

从裂缝中望去，我看见一个低矮的工作台的末端，台上有两双脚正蹬来蹬去。其中一双显然是女的，脚趾染成深红色……

她已脱去白色外套，只穿一件衬衣和一条蓝裙子。“伊万先生”，她柔声问，“你还想……吗？”靠近大木箱，我看见，里面一切已准备好了：毛毯和两个枕头。

这是《我快乐的早晨》中的情形，分别上演在“星期二”和“星期三”。

和昆德拉咀嚼理性不同，克里玛描画的是一幅被占领下的市民生活的浮世绘，是贩夫走卒的布拉格，是被失业、投机、轻浮和无所事事折磨着的布拉格，是贪恋生存本身的布拉格。

政治与情欲（重与轻、亏与盈），就像万花筒中两片最大的叶子，一直是捷克当代文学的魂眼。不难理解：一个人必须抓住点实际易行的东西（比如肉欲），才能将时间和生存维持下去，以情欲对抗政治、以私人生活填充专制下的精神空场和灵魂虚位——不失为消极中的积极、虚无中的实在、卑微中的意义。

“只要熬过来，不幸的经历总是值得的。”克里玛说。

他完全有资格这样说。要知道，他所有的儿时伙伴都留在了纳粹毒气室里，除了自己，没有谁记得他的童年。活着，是生命最大的宣言，尤其对市民哲学来说，更是人生的最高利益和成就——这往往是精英们“生不如死”的价值观所无法原谅的。

情欲，堪称最原始最天然的资源——不分时间地点、最难自控和被控、远离政治且随身携带的资源。一个人，即使尊严和力量都被剥净了，即使社会意义、公共价值都丧失了，无论多大的屈辱和苦难，至少还剩下一种乐趣、一件值得做的事：做爱！不失时机、尽可能地做爱！这是最难禁止、最无法忽略和背叛的本能，也是专制社会剩下的最后一隙自由。它无须被批准、无须请示和等待答复。

联想奥威尔的《1984》，在做爱这点上，布拉格比“大洋国”幸运得多。

身体在燃烧，高潮在燃烧。沦陷的屈辱、权力的淫威，终未能削弱布拉格做爱的热情和能力。克里玛丝毫没有对同胞的行径表现出厌恶，相反，他塑造的“我”也是“做爱”的同伙，在一个“星期三”的早晨，“我”甚至和一个浑身腥味的女鱼贩随时随地来点什么……

借小说中一位老头的话说：“让他们性交吧，只要他们喜欢！他们喧闹，可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好像也没有影响到别人啊。”

积极的庸俗

在一片处处暗示着被剥夺和被占领、遍布愁容和叹息的坟场上，“庸俗”——突然升跃为一道彩虹，散发出醒目的美学之光。

生活正是这样，它只能让你在两种苦难、两种虚无和两种绝望之间进行选择。你所能做的，只是从两者间选出你认为容易忍受的、比较吸引人的、使你至少保持一点自尊的。

克里玛这样解说同胞的生活。

在崇高的激情和龌龊的助纣之间，他们涌向了“中间道路”：一刻也不耽误的“日子”！任何政治性事务都不能阻止他们去寻欢作乐，去经营那一如既往、雷打不动的私生活。以放纵应对荒诞，以欢愉勾兑沉重，以本能鄙视乖张，以挥汗如雨的肌肤磨擦填充四下的恐惧和空洞，以庸俗对抗政治标榜的严肃与正经……嘲笑了自个，也嘲笑了对手。他们以私人行为证明自己并不注重权力之注重，并不在乎权力之在乎……他们向“关心”自己的政治炫耀：我在你之外很远很远。

这与“商女不知亡国恨”不搭界。

爱与做爱都是生活的最低保障，也是生命最小单位的自由。不重视不维系这种自由，就谈不上人道。不支持该自由、不反映该生活的文学，也就称不上保卫生活的文学。

克里玛夫妇

其实，情欲的温暖——在很多国家和时代的“地下文学”及“地下生活”里，都明显匮乏。有血有肉、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生活，一向亏得可怜。人所有的动作，包括抗争和妥协、崇高和卑鄙，几乎都围绕政治来周转——只有失败的公共广场却无温暖的私欲世界，只有灰色苦难而没有愉悦的闪亮，只有无休止的集体运动而没有私性轨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政治胜了，因为它的涡轮已将时代所有的人和事都挟裹其中，少有人能摆脱政治设计的游戏规则——连“反体制”也被迫成了另一种政治，没有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东西！

于是，爱和欲便成了生存逆境中唯一的可燃物。愈是政治无孔不入的年代，它就愈发的珍贵，它的价值与形象就愈发闪耀。

《我快乐的早晨》中，有一位老头，当得知有人去向警察告密别人偷情时，忍不住大骂起来，“声音因愤怒而发抖”——

“叫警察去了？……警察！我们是人，一条狗都不会像这样对待另一条狗！”

从这一点看，布拉格是值得庆贺的。

其深入人心的庸俗，不失为积极的庸俗。

很多时候，保卫隐私即保卫人的价值和意义，反抗暴政即从守口如瓶做起。

2001年

伊·巴纳耶夫

（1812—1862）

俄国19世纪作家，文学沙龙和社会活动家。出身于彼得堡贵族世家，1834年始，先后在《读书文库》《祖国之子》等报刊发表《一个上流社会妇女的卧室》《她将会幸福》等中短篇小说。1938年后，积极参与以别林斯基为首的文学小组的活动，结下了深厚友谊。1847年，与涅克拉索夫一道接办《现代人》杂志。1861年，即去世前一年，完成长篇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

巴纳耶夫生于一个群星璀璨、风起云涌的时代。他的时空中闪耀着普希金、别林斯基、赫尔岑、奥加廖夫、涅克拉索夫、果戈理、巴枯宁、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巨星的光辉。能与这样一个群体相濡以沫，实属一个传记作家的幸运。

忠实而动情地描述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光，正是《群星灿烂的年代》之价值。

沸腾的生活——怀念别林斯基文学小组札记

——读巴纳耶夫《群星灿烂的年代》

为什么伟人逝世后小人物都变得伟大起来了？

——莎士比亚

深秋，当我的书稿正随着落叶飘零之际，朋友来函，邀我与摩罗、余杰同为北方的《长城》做文章，并起了个专栏，叫“名著重读”。

这个题目确实诱惑，那列书都是我长期喜爱而又没机会作声的“精神初恋”。

我深爱着它们，深爱其作者、年代、沸腾的生活、主人公命运。

我想对它们说话。非常想。

半个多月里，我把每天的子夜时分呈给《群星灿烂的年代》，呈给19世纪那些伟大的不眠之夜，呈给冰雪中咳嗽不止的别林斯基和他年轻的小组，呈给1845年索科洛沃庄园的金色夏天，呈给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家的星期六晚会，呈给震撼俄罗斯的《祖国纪事》《现代人》《莫斯科观察家》和遭禁的《莫斯科电讯》、《望远镜》……

寻着遥远街衢的雪辙和马车声，我一次又一次潜回150年前的莫斯科、彼得堡大街，潜回那些燃着烛台、劈柴、酒和诗句的沸腾小屋……直到像熟悉手指一样熟悉那儿的每一张脸、每一缕性格、每一盏心灵和友谊。

俄罗斯最迷人的文学夜晚！

19世纪，是俄罗斯现代启蒙的汛期，亦是其文学力量参与社会变革最疾猛的岁月。从“十二月党人”开始，一茬茬的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运动风起云涌，文学犁刀对民族冻土的耕种之深、能量之巨，举世罕见。在文学有效地参与祖国历史的书写方面，没有哪个民族堪比俄罗斯。

这须归功于文学批评。19世纪俄国文学能有如此光芒，多亏了它自身诞生的批评家及其激烈的呼啸，多亏了别林斯基、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正是这些忠诚于信仰和理想的生命圣徒，为一个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匡扶着结实的现实主义之路，使文学青年们的热量不致于白白虚掷，不致于浪费于祖国的命运之外。

而别林斯基（1811—1848），正是开创这种批评的先驱。这位被保守派咒为“疯狗”的人，在其短短十几年的笔箭生涯中，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惊人地完成了将民族文学从古典浪漫主义引向批判现实主义的使命。

俄国自由精神的觉醒虽比东方提早一个世纪，却比西欧迟缓得多，当伏尔泰、狄得罗、卢梭、潘恩等启蒙者的“常识”在欧美家喻户晓时，俄国这块古老的冻土尚未诞生与之匹配的思想家。当法国大革命捣毁巴士底狱时，蒙昧的俄罗斯仍披覆着农奴制的褴褛在泥泞中匍匐……而且，欧洲的“地震”虽让千里外的彼得堡为之颤动，但惊骇之余，沙皇们却因前车之鉴而学会了“防患于未然”，比18世纪更严酷的舆论控制和惩治异端的斧钺落向了新一代俄罗斯人。

书刊检查

读《群星灿烂的年代》，我最关注的内容之一即当时的书刊检查制度，专制淫威下进步报刊的生存、自由思想的传播情况。为此，我还查阅了其它书籍。

俄国官方从16世纪即施行书刊审查，但当时只用于宗教方面。法国革命后，权力对思想产生了恐惧，开始在大城市设立书刊审查委员会。叶卡捷琳娜之子保罗二世严禁使用“公民”“社会”“俱乐部”“祖国”等13个他认为含革命意味的词，普希金在《寄语书刊审查官》一诗中嘲笑道：“谁也不敢叫一声祖国！”（按沙皇旨意，“祖国”一词必须换成“社稷”）

普希金画像

尼古拉一世以血腥弹压“十二月党人”开始了30年的统治，在书刊审查上，戒律之琐细、之苛刻到了滑稽的地步。彼得堡审查官亚·克拉索夫斯基，有“致命的斧头”之称——他认为将送审的诗文改动越多，越能显示其能量，比如审阅瓦·奥林的《献给艾丽莎的诗》时，在“你的唇角露出天仙似的微笑”处批示：“言之过甚！女人的微笑不配称为天仙似的。”读到“你温柔的一瞥比全世界的关注更为珍贵”，他又批示道：“言过其实，世上还有沙皇和政府，他们的关注更值得重视！”对“在你的身边享受极乐至福”的批语是：“只有从《福音书》中才能享受到极乐，从女人身上是享受不到的！”就连“我愿把整个生命献给你”也激起“斧头”大人的愤慨：“还有什么可留给上帝的呢？”如此俗不可耐的昏夫，后来竟升任外国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达25年之久。

《望远镜》，曾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祥地之一，巴纳耶夫、别林斯基的早期作品都发表在上面。1836年，该刊第15期登出了恰达耶夫抨击农奴制的《哲学书简》第一封，舆论哗然，赫尔岑称“这是黑暗中发出的枪声”。沙皇震怒，下谕禁刊，主编兼出版人纳杰日金被流放，恰达耶夫被宣布为疯子，受到医生和警察的监视，负责该刊的书刊检查官也被解职。普希金几乎所有作品都要受刁难，其《普加乔夫史》硬是被沙皇改为《普加乔夫叛乱史》，诗人遇难后，整个彼得堡震惊了，“连最没有文化的人都认为自己有义务向诗人的遗体鞠躬致敬。”为防止民众游行，当局将诗人遗体趁夜移走、变更教堂，还扣压了所有悼念文章，唯一漏网的，是克拉耶夫斯基在《俄国荣军报》上的一则短论：“我们诗歌的太阳沉落了。普希金正当盛年，就在他那伟大生涯的中途夭殇了。”见报的次日，作者被审查官严厉呵斥：“这算什么伟大生涯？难道普希金是个统帅、大臣、政治家？写写歪诗不等于度过了伟大生涯啊。”

巴纳耶夫回忆40年代别林斯基主持《祖国纪事》的遭遇时说：

照政府看来，文学描写的唯一范围是大自然和爱情，当然还不得超越合法的形式；道德则严格限于奖善惩恶；允许讴歌俄国军队的光荣和统帅们的功业……只要逾越这张清单的雷池一步，就被认为是居心不良……这一切耗费了别林斯基的极大力气，要抑制自己刚毅热烈的个性、使某种思想能悄悄通过，对他来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苦刑。

1848年，巴纳耶娃和涅克拉索夫合写《浪迹三方》，被迫在送审保证书上声明：“在这部小说里，光明正大的好人要比坏人多，结局美满……恶行决不会占上风……”。在巴纳耶夫这部回忆录里，许多地方也不得不使用曲笔，甚至连赫尔岑的真名也找不到，而借其笔名“伊斯康捷尔”或“某个人”替代（赫尔岑已被裁定为“国事犯”）。

任何年代，社会正义和精神事业的兴衰都与传媒休戚相关，历史在造就伟大作家的同时，也催生了许多功勋刊物，比如别林斯基和《祖国纪事》，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现代人》……同时，阴暗的体制也最欢迎龌龊的文蝇寄居，回忆录中，巴纳耶夫对形形色色办刊人的刻画入木三分：机智刻薄、心术不正的沃耶伊科夫（他妒心旺盛，借自己的讽刺诗集《疯人院》发泄私人恩怨）；阴毒狡诈、为虎作伥的布尔加林（其《北方蜜蜂》乃尼古拉时期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他和情报机关“第三厅”关系暧昧，实乃政府喉舌。“当时年轻一代的作者无一例外地鄙视布尔加林，谁在《北方蜜蜂》上发文或同它的编者往来密切，谁就会在青年心目中损害自己的名誉。”）；猥琐轻狂、媚俗虚荣的先科夫斯基（其《读书文库》哗众取宠，将显达的名字印满了封面，却无实际内容。别林斯基讥讽说：“《读书文库》格调不高，这就是它的力量所在。”）；还有玲珑乖巧、但也偶露峥嵘的克拉耶夫斯基……

“我为这个人感到可怕”

“十二月党人”（1825年）遭弹压后，整个俄国的思想空气为之僵滞，言论上一片寒噤，青年们活在无聊、轻佻与虚无中，除了普希金作品继续给心灵带来一丝洗濯和抚慰外，思想和艺术上都缺少令人激动的东西，现实的表达更无迹可寻（直到30年代中后期，莱蒙托夫、别林斯基、果戈理等年轻一代崛起后，该局面才有所转变）。在近十年的文坛沉闷期，相对有棱角的刊物要算波列沃伊的《莫斯科电讯》（1825—1834）和纳杰日金的《望远镜》（1831—1836），虽然其批判风格和话语力度较后来的《祖国纪事》《现代人》尚有距离，尚显犹豫和隐晦，但在万马齐喑的背景下，难能可贵了。它们不时抛出的针贬时弊、蔑视权威、独立不群的石子，给时代的精神死潭制造了波澜，也深深影响了巴纳耶夫、别林斯基等大批青年。“我们这一代人几乎全是在它们鼓舞下成长起来的。”

遗憾的是，30年代中期，这两家堪称现实主义舆论先驱的刊物相继遭禁，而其主人——两位曾深受青年拥戴的办刊人，也更弦易辙、背叛了自己的从前，当起了太平犬。纳杰日金的“献身仕途”让人痛惜，波列沃伊公然不惭的“倒戈”则令人发指——

被禁刊后，波列沃伊从莫斯科迁居彼得堡，在“第三厅”的因势利导和“关怀”下，他开始脱胎换骨，由惶惴不安变得摇尾乞怜，日渐“恭顺而谄媚”（赫尔岑），进而与布尔加林、格列奇等御用派勾搭一起，谣伤、攻讦青年一代，沦为《北方蜜蜂》的积极幕后人。一次晚会上，年轻的巴纳耶夫第一次邂逅这位心目中的英雄——

我从贵族寄宿学校时便已习惯于尊敬他。根据《莫斯科电讯》上的文章，他在我脑子里已形成了一个理想的形象……然而我现在看到的却是一个畏首畏尾、萎靡不振、逆来顺受的先生，他惯于随声附和、装腔作势，对任何人都点头哈腰，仿佛丝毫没有自尊心。这简直是对那些尊重他的人的一种侮辱……看到他堕落到这种可怕的地步，我心里十分难受。想当初他在《莫斯科电讯》上是那样勇敢坚定地独树一帜，鞭笞一切偏见和一切谄媚下贱的作风，令卑鄙下流之徒和因循守旧之辈畏之如虎。看看他此时的模样，脑子里不由想起他安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嘴里的一句话：我为这个人感到可怕！

在19世纪30、40年代的俄罗斯，“波列沃伊式”的变节是有代表性的，作为负面示范，对良知事业的损害也最深。除了权力的贿赂和招安，主要还是意志与信仰的蜕变。对这类人来说，由激进到保守再到反动，精神由“体制外”滑落“体制内”，就像从天空溜入烟囱一样简易，早晚的事。

“这个人预见到自己会堕落。”别林斯基忧郁地告诉我，“他离开莫斯科时，我把他送到城门。我们在城门口拥抱、告别……‘愿你在彼得堡取得成就，过得幸福。’我说。他仿佛心情沮丧地笑了笑，‘谢谢你，’他答道，‘不行喽，还有什么成就可言！然而假如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那么请不要责备我，请可怜可怜我……我是个有家口拖累的人。’”

当一个人虚伪地向朋友申请“可怜我”时，则意味着他将撕破脸皮、大肆做对不起从前的事了。一个准备一泻千里的人！

有关波列沃伊如何为自己筹集堕落的借口，巴纳耶夫还讲了一桩荒唐事，让人更觉其可怜——

“我在这里已跟过去完全不同了。比如我就不得不称赞什么施泰文的长篇小说，可那些小说全是胡扯。”波列沃伊说。“是谁非要您称赞这种作品呢？”我惊讶地问。

——不能不那么干啊，您要知道他是警察段长呀！

——这怎么回事？这跟您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呢！我要是正正经经分析他的作品，他也许会把一件东西偷偷扔进我的茅舍里，然后诬告我是小偷，用绳子把我捆起来游街。可我是一家之主呀！

听了这可怕的供词，我的心都绷紧了。这番话居然出自这样一个人之口：他曾坚决抨击一切可耻行径，宣传精神自由和人的尊严！

多么讽刺的变脸，真是：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权欲的膨胀使人扭曲，对权力的恐惧则使人变态。巴纳耶夫做梦想不到，叱咤风云的《电讯》主人就是眼前这个蛆虫般的死灵魂！

波列沃伊1846年去世，他活得太久了。比普希金多出了12岁，比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斯坦克维奇、杜勃罗留波夫——分别多出了13岁、8岁、23岁和24岁。其实，他只须活到《电讯》遭禁的1834年即够了。那样，他将是个完美的人。

（像“假如……请不要责怪我”这样的城门惜别，像“请可怜我……我可是有家口拖累的人”这样的友情告饶，即使今天听来也是耳熟的。表面上激流勇退，实则背信弃义、暗地做好了投敌打算。“波列沃伊式”的恐惧——它的载体遍布生活的各个角落，可以是深孚众望的前辈，可以是敬重过的导师，可以是信赖过的朋友……像鸦片或病毒，它濡染、支配着我们日常的绝大多数表态、投票、创作、编辑、发表与其它意见行为，尤其在“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更是司空见惯。一代代的“言不由衷”“自欺欺人”“狗苟蝇营”，籍此漫漶开来。

猛想起一位作家从牙缝里射出的话：“任何漩涡、任何潦乱、任何诱惑、任何‘不得不’……统统不是输掉骨血的借口！”这样的声音在一个集体匍匐的会场上蓦然炸响，显得那样悲壮、那样惊心动魄！当时全场无声，我向此人投去敬慕的一瞥。我清楚它的份量、孤单，它的杀伤力和恶狠狠的美——它的弹片几乎溅到了每个坐客。一切爆炸物都会招来惊惧和本能的躲避，还有敌意。同时，“爆炸”暗藏“自伤”的危险，因为你把话说绝了。但必须赞同他，我想。没有这种爆发力，一切精神的优秀，一切尊严和人的前途，都无从谈起。）

小组

巴纳耶夫这部回忆录里，最令我迷醉和神往的，当属别林斯基小组聚会的那些章节——也是让我的灵魂最感明亮和欢愉的部分。

在结识别林斯基前，作者对彼得堡文坛已深感失望和厌倦。

12月14日事件后的反动势力是可怕的，一切都平息了、呆滞了，大多数人吓破了胆，一心沉湎于个人利益……文学助长了社会的昏沉状态，文学家们一心埋头于“艺术”，以堂吉诃德式的激情极力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荒谬原则。

巴纳耶夫自1834年在《杂谈》上第一次发现别林斯基的文章（《文学的幻想——散文体哀歌》）起，即被强烈吸引了：“它那大胆的、最新的精神……这不就是我许久以来渴望听到的那种真理的声音吗？”“读完全文后，别林斯基的名字对我来说已变得十分珍贵……从此，再也不放过他的每一篇文章了。”

1839年春，巴纳耶夫奔赴莫斯科。

当车驶近莫斯科时，一想到再过几小时就可见到别林斯基，我的心就欢快而剧烈地跳动起来……我即将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它同我过去的那个环境毫无共同之处……我在一切方面都受惠于这个环境。我的思想在这里才开始觉醒和发展，才获得了人的尊严意识，才树立了那些使我的生活变得有意义的信仰……多亏了别林斯基和他的朋友们，我才有了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那些时刻。

别林斯基

在别林斯基们的影响下，巴纳耶夫的创作由浪漫主义转向批判现实，成为40年代俄国“自然派”的重要成员。

别林斯基小组的前身是由斯坦克维奇（1813—1840）发起的“文学哲学小组”。该小组1831年创始，主要由大学生参与，斯坦克维奇是小组的灵魂和榜样，他超前的胆识、高贵的理想和完美人格对别林斯基影响至深，可这位优秀的兄长仅27岁就过完了一生。“每个人在回忆他时都满怀虔敬之情，每次别林斯基眼里都噙着泪光……”

巴纳耶夫一到莫斯科，即被小组那股神圣和纯洁的气息吸引住了——

包特金住宅的所在地是莫斯科风景最优美的地方之一。从厢房向外望去，在一片翠绿的灌木丛后面，可以看见莫斯科河对岸的一部分景色。花园坐落在山上，中间有一个凉亭，四周全是果树……

别林斯基、巴枯宁、卡特科夫、克柳什尼科夫、阿克萨科夫……一班人几乎每晚都聚集在包特金家，讨论文学、美学、哲学的各种问题，朗读自创或翻译的作品，并试图对世上所有问题发表成熟或浅稚的见解。虽观点不一，甚至有严重分歧（后来其中出现了“西欧派”、“斯拉夫派”和“革命民主派”），但灵魂的亲近总能使他们及时地消除误解。这个心灵家族是自由、充实而快乐的，成员的性情与能力总能神奇地互补，“每个人得到的东西都成为大家共同的财富。”激烈与宁静、冷峻与温馨、苛刻与宽容、凝重与诙谐……巴纳耶夫看到了一片浪漫而庄严的精神风光。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些晚间聚会。为了探讨那些在今天、即20多年后看来可笑的问题，他们花费了多少青春的时日、朝气蓬勃的精力和智慧啊！有多少次热血沸腾、心向神往，又有多少次彷徨于迷途……然而这一切没有白费，这个小组将在俄国发展的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它造就了学术和文学领域里一批最热情、最高尚的活动家。

别林斯基滚烫而笔直的秉性惊动了巴纳耶夫，他清晰地觉出这位同龄人血管里那股由俄罗斯命运巨石激起的澎湃。“他站在我面前，苍白的脸变得通红：‘我向您发誓，任何力量都收买不了我！任何力量都不能迫使我写下一行违背信仰的字来……与其践踏自己的尊严，降低人格或出卖自己，倒不如饿死了更痛快——何况我本来就每天冒着饿死的危险。’（说到这他苦笑了一下）”

赫尔岑和奥加廖夫结下一生的友谊。大型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即献给后者的。

其时，别林斯基生活上极为窘困，他参与的《莫斯科观察家》已入不敷出。“他开始向小铺赊欠。他吃午饭时我不止一次在场：一盆气味难闻的汤，撒一把胡椒粉……当然喽，别林斯基不会饿死，朋友不会让他饿死。”

1839年10月，经巴纳耶夫力荐，别林斯基赴彼得堡主持《祖国纪事》评论专栏，开始了他一生中最璀璨和成熟的创作高峰。

格拉诺夫斯基

19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除了斯坦克维奇——别林斯基小组外，还有赫尔岑、奥加寥夫主持的小组，后者更注重对社会民生和体制问题之研究。1834年，该小组的主要成员一并被捕，数年流放后，赫尔岑、奥加寥夫、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巴纳耶夫等人正式团聚，彼此倾心相待，结下兄弟般的情谊。赫尔岑坚定的现实立场对别林斯基们影响尤深。

继早逝的斯坦克维奇之后，格拉诺夫斯基是对莫斯科小组作用最大的人之一。他1839年一回国便填补了斯坦克维奇的空缺，莫斯科青年狂热地追随他，迷恋他那种“一心追求自由的西方思想，即独立思考和为争取独立思考的权利而斗争的思想。”格拉诺夫斯基是历史学者，但毫无学究气，他利用莫斯科大学讲坛和报刊宣传自己对现代公民社会的认识。他性情温蔼、思维精致，身上“总有一种令人赏心悦目、使人神往的东西，就连那些对其信仰持敌视态度的人，也无法不对他抱有个人的好感。”赫尔岑极推崇他，“格拉诺夫斯基使我想起宗教改革时期一些思想深沉稳重的传教士，我指的不是像路德那样激烈威严、在愤怒中充分领略人生的人，而是那些性情开阔温和、不论戴上光荣的花环还是荆棘的冠冕都泰然处之的人。他们镇静安详，步履坚定，却从不顿足。这种人使法官感到害怕、发窘，那和解的笑容使刽子手在处死他们后将受到良心的谴责。”格拉诺夫斯基的特质于激烈的赫尔岑、别林斯基恰是一剂最有益的滋润和营养，于小组的异见分歧起到了通融弥合的作用。（在阅读中我深深觉出：格拉诺夫斯基与斯坦克维奇委实太相像了！仿佛精神上的双胞胎兄弟！莫非上苍为弥补夺走斯坦克维奇的过失而返还给俄罗斯的又一天使？）

小组的规模和影响日益扩大。但随着个人理念的逐渐成熟和各自一生中重大精神拐点的到来，别林斯基、赫尔岑们与昔日伙伴的分歧愈发难以修葺——青春的友谊再也无法弥合思想上的裂隙。至40年代中期，这个在俄国历史上将留下辉煌印记的小组迎来了它难以接受的落日时分——

1845年夏天，伊斯康捷尔（即赫尔岑）迁到索科洛沃的别墅里……格拉诺夫斯基、科尔什、包特金、凯切尔等人几乎每星期六都乘车上那儿去……我永远难忘在索科洛沃度过的那段时光。美妙的白昼，绚丽温暖的黄昏，日落时分和月夜的公园景色，我们在那里散步，在房前宽阔的草地上就餐……谁也不想睡觉，谁也不愿分开，连女士们也通宵不寐……大概谁也没料到，这是青春最后的欢宴，是对最美好的前半生的送别；谁也没料到每个人已站在了一条边界线上，线的那边，等待我们的是失望，是同友人的分歧，是各奔东西和预料之外的长别离，以及过早逼近的坟墓……

然而1845年在索科洛沃度过的夏天，确实是以别林斯基、伊斯康捷尔和格拉诺夫斯基为首的这个小组的落日时分——但这落日是壮美的、辉煌的，它以其最后的光芒绚丽地照亮了所有朋友……

作为读者的我，读到这儿绝没料到：该“落日时分”距别林斯基的殒落仅3年之隔。3年！

落日

19世纪40年代的彼得堡，在别林斯基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像雨后蘑菇圈一样，围绕这棵大树又迅速冒出一簇更年轻的额头：雅泽科夫、安年科夫、卡韦林、丘特切夫、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冈察洛夫……其中的大多数都将在俄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找到自己的席位。

他们将感激命运的安排：让自己的青春和别林斯基紧紧靠在一起。他们更有理由痛恨命运：短短数载，就再也见不到那位圣徒了。

1848年5月，37岁的别林斯基永远告别了俄罗斯。

彼得堡为数不多的朋友伴送他的遗体到沃尔科沃墓地。参加这个行列的还有三四个不明身份者（第三厅派来监视的特务）……大家作了祈祷，将他的身体放下墓穴……随后，朋友们按基督教习俗默默地将一把把泥土撒向棺木，这时墓穴已开始渗出水来……

13年后，一位更年轻的天才之死，把人们再次领到了别林斯基的墓前。

“他刚刚给自己开出一条独立的行动之路，死神就骤然打断了他——没有让他把话说完……”这墓伴竟是26岁的杜勃罗留波夫。

巴纳耶夫在《杜勃罗留波夫葬礼随想》的结尾写道：

“一切有头脑的人注定要遭受那些可怕的痛苦和磨难。一切有才能的俄国人不知怎么都活不长……”

他不幸说出了这本书里最沉重的一句话，也是整场阅读中最折磨我的那个念头。

（一个世纪后，巴乌斯托夫斯基在纪念契诃夫时又重复了同样的话：“我觉得生活太无情了，它至少应当让少数人，即使不能永生不死，起码也能活很长很长的时间，好让我们始终感到他们给人带来幸福的手按在我们肩上。”）

随着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的去世，莫斯科和彼得堡两个精神小组的灯光渐渐暗了下来。而“小组”——这个负有使命内涵的词将被后世的几代俄国青年所珍惜和继承。须指出的是，别林斯基时代的小组较后来者（如“民粹派”小组）有所不同：前者属一种精神生活团体和自由文化现象，是一种松散、多元、宽容、吸纳的状态；后者则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意味和革命色彩，呈现出严密的组织形态和行动派特点。所以，从精神属性上看，30、40年代的文学小组较后来的纲领性小组更显自由、浪漫、单纯，更富审美含量。

格拉诺夫斯基曾表述过，“过渡时期”有两种人显得特别突出——

一、体现了正在逝去的年代的全部美德和优点的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优秀代表和英勇的捍卫者。

二、充满自豪感并自信有力量的人，这种人勇往直前，不受过去的废墟的阻碍，具有敏锐的听觉和视觉。他们的心灵对过去的声音不会产生共鸣。胜利的权利最后总是属于他们。

格拉诺夫斯基本人，恰好是搭在这两类人之间的优美桥梁：“由于具有深刻的、天生的美感，他在过去的美好事物面前不能不感到踌躇……甚至怀有钟爱之情，但他的整个思想却向往着未来。虽然他自己缺少第二类人那种摧毁力，但他理解这种人是必不可少的，他完全同情这类人，并祝愿他们建立伟大的功勋。”

奥陀耶夫斯基公爵、茹科夫斯基、克雷洛夫、阿克萨科夫们可谓前类人。而别林斯基、赫尔岑、果戈理、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无疑当属后者。

19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暗夜确实“群星灿烂”。如果说别林斯基、赫尔岑们是领首的闪电，而莫斯科、彼得堡的“小组”便是那些瑰丽的星座了……它们的光芒，它们的美，它们的微笑和愤怒，它们飞翔与俯冲的姿势……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尾声深情地吟唱：

“是的，我们一定会复活，我们将彼此向往，我们将快乐地互相诉说过去的一切。”

是的，那快乐又难忘的一切……

1999年10月

阿尔贝·加缪

（1913—1960）

法国著名哲学家、小说家、戏剧作家。生于阿尔及利亚，父亲早逝，由做佣人的母亲抚养长大，用他的话说，“我不是在马克思著作中学到自由的，我是在贫困中学到的。”1933年进入阿尔及尔大学哲学系，1942年前往巴黎，活跃于抵抗法西斯的秘密运动中，主编地下刊物《战斗报》。其代表作有小说《局外人》（1942）《鼠疫》（1947）、哲学论文集《西西弗斯神话》（1942），主要剧本有《误会》（1944）《卡利古拉》（1945）《正义》（1949）等。

1951年，加缪出版长篇论文《反抗者》，引起激烈论战，导致他与左派及萨特的决裂。加缪崇尚古希腊生命艺术和屡败屡战的“西西弗斯”精神，倡导“正午的思想”，即“地中海思想”：明知世界冰冷，却要尽力地燃烧！他反对悲观与虚无，谴责极权与暴力，主张以积极的反抗迎对各种荒谬。

1957年，因“透彻地阐明了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问题”，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1960年1月4日，在巴黎附近，加缪乘坐的汽车撞上大树，不治身亡。年仅47岁。

加缪本人最厌恶车祸，他曾说“没有比死在路上更愚蠢的事”。

地中海的儿子：置身苦难与阳光之间

——加缪《反抗者》阅读札记

古希腊人制造了绝望与悲剧的观念，那总是通过美制造的……这是最高的悲剧，而非像现代精神那样从丑恶与平庸出发制造绝望。

——加缪

拒绝“革命”的反抗者

人如何对待“人”的遭遇？

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加缪阐述了人作为“存在”永远面临的困境：荒谬。具体现实总充满罪恶、迫害、压抑、疯狂、混乱（尤其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极权主义政治更加剧了这点）……而人性中又时刻活跃着对自由、价值、尊严、欢乐的无穷渴望，“荒谬”即生成了，生成于人的美好诉求与险恶境遇的巨大反差。一个人，只要基本做到了清醒，只要对自身存在稍加逼问，即会产生荒谬感。但关键是：荒谬之后，人的出路在哪？

这正是加缪出场的意义。

虽然在描述荒诞上，马尔罗、萨特甚至走得更远，但其理性显然受到了性格和心灵视线的阻碍，摆脱不了消极与绝望，在“荒谬”被证实后，几乎拿这个悲剧没办法了。比如马尔罗认为，“人可以接受荒谬，但不能在荒谬中生存”，甚至主张自杀。萨特也只把微渺的希望寄于“未来行动”（比如1968年巴黎学生风暴那样的剧烈运动），日常意义上，他没有方法论。

萨特与一生的情人波伏娃

加缪不，他要反抗命运，他要寻找一种积极的力量，用一种崭新的理性维护人的尊严。其公式是：荒谬——觉醒——反抗——自救。在他这儿，“荒谬”仅是起点，而非终结，仅是对生存真相的披露与哲学实践的开始，而非宿命。在人生的价值诉求上，他维持古典主义的“自由”主张，但其自由不是萨特那种形而上的绝对自由，而是现实和理性的相对自由，他反对极端价值观和乌托邦政治，反对“绝对自由”名下的破坏性革命。

这位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孤儿，从小饱尝贫困、疾病和孤独，“我不是在马克思著作中学到自由的，而是在贫困中学到的。”但命运剥夺不了他对人间温情的体验和吸收，剥夺不了大自然对他的恩赐：地中海的波涛和阳光。奔走于冷酷与温煦、阴霾与明亮、底层苦难和上天关爱之间，他很早懂得了人生“正反”的道理，这种生存体验决定了其哲学思维中丰富的辩证含量。

与只习惯于说“不”或“是”的哲学家不同，加缪以古希腊的自由精神为依托，提出了以追求“均衡”“相对自由”“和谐的自身完整”为核心价值的“正午的思想”。他对付荒谬的方法是和谐的反抗——对这个世界既说是又说不。他对“是”的解释是：在荒谬的世界上生活，本身就意味着反抗；承认荒谬并决意生存，在有限世界中带着伤痛生活，绝不放弃梦想和权利，本身就构成了“反抗者”的精神立场；说“是”，意味着选择积极和现实。那么，又如何实践“不”的主张呢？应恪守什么规则？

加缪是一个热爱生命并坚决抵制暴力的人，他既对荒谬的世界说“不”，又反对只会说“不”的虚无主义。为此他充分肯定生命的尊严与内在价值，顽强地反对自杀和他杀——西西弗斯和《鼠疫》中的里厄医生都彰显了这点。他反对暴力，反对任何名义的威胁生命的“历史的反抗”（即政治革命）。加缪认为，“反抗”不同于“革命”：反抗是生命自救，是在有限世界中选择自主的人生方式，坚持独立存在和清醒认知，反抗是有边界的，即只为人自身的权利和内在的价值完整而抗争——绝非对外部的掠夺和对他者的征服。“革命”则不同，它早早养成了只说“不”的习惯，坚持不择手段的行动纲领，主张以剥夺惩罚剥夺、以统治刷新统治、以掳掠填补己亏。加缪认为，“革命”的颠覆性源于“恨”而非“爱”，会导致无度的暴行，由反抗走向反抗的反面。

简言之，“反抗”使人成为自身，成为合理和健全的人，“革命”则要在推翻敌人的同时推翻自身，通过攻掠和夺取，实现社会角色的移动和转换（奴隶成为奴隶主，农民成为封建主）。反抗者是恪守人道并服务生命的人，革命者是渴望权力并投靠政治的人，彼此目的与手段皆殊异。加缪推崇古希腊的均衡思想，即“适度原则”和“相对自由”——在矛盾中坚守人生、坚持自我不被异化；而“绝对自由”属于过度自由，很容易越过矛盾的平衡界面，导致绝望、残暴与专制。在《反抗者》中，加缪尖锐批判了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模式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

作为反抗者，极端主义和虚无主义是加缪最警惕的，这也是他与萨特的鸿沟所在。萨特是主张“绝对”并擅用“无限”逻辑的人，他认为“反抗”只是内在的、感情的，甚至带有自欺性，反抗没有硬度，低于革命，反抗的缺陷靠革命则迎刃而解。因此，萨特对中国“文革”的红卫兵造反、法国“红五月”运动都予以狂热的吹捧——甚至不顾年老体衰，冲上巴黎街头抛撒传单，他赞誉造反的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正为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

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

法国五月风暴

乍一看，你会觉得加缪不过是一种折衷主义，和激情万丈的萨特相比，明显透着“右”的味道。实则不然，他对待悲剧的严肃性和诚实性、对人类命运的负责精神，是任何一种自以为正义的革命浪漫主义无法比拟的。正出于对人类的大悲悯大关爱，他才主张“正午的思想”——“地中海思想”：明知世界冰冷，却要尽力燃烧！反对悲观与虚无，反对极权与暴力，反对践踏人性和人道的行为——一切威胁人类的“鼠疫”。他颂扬爱和理性，认为它们暂时解决不了的，靠恨与征服更无济于事。

回顾一下历史上的斗争，你会蓦然惊醒：所有杀戮理论莫不以发誓取消矛盾的“对立面”为起点，莫不以“剥夺敌人一切权利”为手段——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把恐怖当成了美德，马拉以数学方式索取了27.3万颗头颅，夜以继日地高呼“用烙铁给他们打上耻印，砍下他们的姆指，割下他们的舌头”；罗伯斯庇尔更是血脉贲张，“恐怖——不是别的，而是快速、严格和不屈不挠的公正，因为它是美德的表现！”可怜的是，这些英勇的刀斧手在累得胳膊发麻后，即被身后的刃斧削平了脖子。

半个世纪后，恩格斯对大革命作了反思，1870年9月4日，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恐怖多半都是无济于事的残暴行为，都是那些心怀恐惧的人为了安慰自己干出来的。”遗憾的是，到了20世纪，革命是历史的动力、暴力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手段——这些论调非但没受到尖锐质疑，反而变得更真理更权威了：希特勒把日耳曼之外的民族都列入了“邪恶”，斯大林则将一千万同胞划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还有红色东欧和东亚……

曾任苏联宣传部长的亚·尼·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中写道：“赫拉克利特说，‘不和’是万物之父。这个思想常被马克思主义者拿来作武器，但他们却不想去发现，赫拉克利特还有一个对应的原则：和谐、和平是万物之母，没有这个‘母亲’，一切就不可能诞生。该原则向来无人注意，因为它同斗争理论相悖……黑格尔——马克思的精神之父，尽管喜欢古希腊人爱用的比喻，对赫拉克利特也有好感，但未注意到弓和琴的象征……弓是一个两极对立的系统，但弓弦可变成琴弦。弓会带来死亡，而琴会带来生命的喜悦。”（《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弓”与“父”，象征着威严与镇压，隐含“不”的杀机；而“琴”与“母”，是生存和繁衍的象征，孕育“是”的文明。前者显示了恨与仇，后者表达着爱与和。

是否可以说，加缪基于荒谬提出的“反抗”——正像两千年前的赫拉克利特那样——在“不和”的生存危机中尤感“和平”“和谐”的珍贵、发现了她作为“万物之母”的价值和美感？

1946年在塞纳河畔，萨特和加缪两位存在主义哲学大师唯一被拍到的合影

1951年，主张和谐均衡、反对革命的《反抗者》出版。萨特恼羞成怒，发表《致加缪》长文，宣布与朋友决裂。

1960年，加缪在车祸中颈部折断，享年46岁。

他说过：“向着山顶所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充实人心……我依随我的心灵行事，我毫无遗憾。”

为生命辩护

历史上，每次革命都是以实现“绝对自由”“无限利益”为动员令的，这种夸张性的许诺确实刺激，总能招募到大批渴望成为自身对立面（由“被统治”到“统治”）的民众，而斗争结果也往往由“以多胜寡”——这一算术逻辑给预定了。

问题是，革命究竟实现了什么？绝对自由的乌托邦真符合人类的生存理性吗？

尽管化妆师不断给“奴隶暴动”“农民造反”涂抹史诗光环与正义脸谱，但透过油彩，仍不难看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从一极走向另一极。为成为对手的那个样子而斗争！为成为贵族而杀死眼前的贵族！

斗争的原因自然是出于恨。何为“恨”？舍勒认为：人们往往羡慕自己不拥有的东西，正是这种欲望产生了“恨”——在封闭环境中因长期的无能为力而分泌的一种有毒的心理。该判断基本成立，中国的项羽“彼可取而代之”之嗟叹，1917年俄国街头对战利品的掳掠，都印证了这点。

加缪在《反抗者》中，对“革命”作了揭穿——

“理论上，‘革命’这个词保留着它天文学的意义，这是一种环形运动，这种运动经过完整的转移由一个政府过渡到另一政府。它的确切含义是：‘确信会出现新政府！’……普鲁东说：‘认为政府会是革命的，这说法自相矛盾，因为政府就是政府。’对此，还可再补一句：‘政府只有在反对其他政府时，它才是革命的。’革命的政府多数情况下必然是好战的政府，革命越发展，战争赌注就越大。1789年诞生的社会愿为整个欧洲而战，1917年革命中诞生的社会为统治全世界而战。整体的革命最终要求建立世界帝国。”

正因看清了“绝对自由”的真相，识破了政治乌托邦的不诚实性，加缪才反对任何形式的整体革命。他认为，从古罗马到现代俄国，“革命”从未贴近过人的自由，因为“革命”以对他者的征服为目标，其途径是暴力，其后果仅仅是权力转移。而在这场转移中，统治双方的诉求与手段同出一辙。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无疑，“平等”具有天然的神圣性、合法性，但关键是和谁平等、如何平等？平等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若和奴隶主平等是为了自己当上奴隶主，那该诉求本身就有问题，就暗含伦理和逻辑的犯罪；若反抗迫害和暴行竟是为了有朝一日对他人施暴——即使对奴隶主和暴君，那只能说明，该奴隶骨子里就窝藏着奴隶主的卑鄙和污垢，他早就是灵魂意义的奴隶主了。

加缪以斯巴达克斯为例，“奴隶的军队解放了奴隶，又把过去的奴隶主供给这些奴隶奴役。起义军还把几百罗马公民组织起来角斗，奴隶们在看台上欣赏，狂欢作乐。然而，杀人只能导致更多的杀人……一个罗马公民被钉在十字架上，克拉苏以处死数千奴隶作回答。6000座十字架矗立在从卡布到罗马的公路上。奴隶主成倍地计算自己鲜血的代价。”

以血腥报复血腥，以残酷惩罚残酷。刘邦项羽们得手后，第一件事就是纵火烧宫殿，就是拿仇人头颅来祭祀。

萨特有过一句著名的话：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其实，加缪更彻底地诠释并履行了这一理念。“倘若他是一个彻底的反抗者，无论如何也不会要求毁灭存在和他人自由的权力。他所要求的那种自由，他为所有人去争取它；他所拒绝的那种自由，他禁止任何人去取得它。反抗追求的是生命而非死亡。它深刻的逻辑不是破坏的逻辑，而是创造的逻辑。反抗的行动是保持纯正。”（类似的话鲁迅也说过：革命是教人活而非教人死的。）

不侮辱任何人，不奴役任何生命；既反对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亦反对以多数的名义迫害少数；任何自由都不以剥夺他人自由为前提……这正是加缪赋予“反抗者”最醒目的行为准则、最高的道义律令。正像伏尔泰所言：“即使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人类最深刻的“自由”要义恐怕即于此了。据这样的准则，我们可断定，历史上的大部分革命都构不成“反抗”意义，不过是夺取利益的拚命而已。

2000年

《鼠疫》：保卫生活的故事

——读加缪《鼠疫》

我反抗，故我存在。

——加缪

一个天性美好的人，一粒灵魂纯正的种子，日日夜夜受困于令人窒息的菌尘中，他将如何选择生命姿态？如何保证人性的正常不被篡改和扭曲？不被周遭强大的恶所吞没？

加缪

逃走是简易快捷的方法，也是一条消极而危险的道路，因为随时有被瘟神从后面追上并杀死的可能。且逃走本身是可耻的，它意味着“存在”的缺席，意味着把配属给自己的那份苦难留给了同胞，由此而生的自鄙与罪感足以将一个稍有尊严的人杀死。正确的选择是：留下来，抗争，直至最后。“挺住意味着一切！”（里尔克），惟有挺住，才能保卫人的尊严和生命权利。“挺住”，既是生存，也是意义；既是方法，亦是本体。

面对专制恐怖和法西斯瘟疫的肆虐，加缪的立场正是坚守与反抗。他参加法国的地下抵抗组织和各种人权活动，领导《共和国晚报》、《战斗报》，既反对纳粹主义、痛斥政治暴力，又谴责不负责的虚无论调。他高呼：“第一件事是不要绝望，不要听信那些人胡说世界末日！”“让我们宣誓在最不高贵的任务中完成最高贵的行动！”不仅如此，他还在小说《鼠疫》中，为主人公——里厄医生及其朋友选择了这一平凡的“高贵”。

加缪有两部著名小说：《局外人》和《鼠疫》。前者披露的是人在生存中面对的荒谬：主人公默尔索性情内向、不谙世道，他逃避被谎言层层修饰的生活、拒绝被习俗操纵的行为模式和规则系统，尽管与外界疏离，但他的“反常”还是激起了社会的敌意和愤怒。在稀里糊涂卷入一起命案后，他被判处死刑，法官最大的指控不在于杀人，而是他在母亲下葬时“竟然不哭”：“我指控这个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这是来自集体大本营的指控。默尔索死于社会评价，而非自己的行为本身。加缪以主人公的毁灭揭示了“荒谬”的深意：这世界竟容不下一个按自己逻辑来生活的人！任何想溜出界的“局外人”都难逃“界内”的追击和惩罚！所谓秩序，竟是靠绞杀异己来维持的。作者把小说主题概括为一句话：“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任何一个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

默尔索并非一个乖张的异化人，他只是“自己”而已，被毁灭是因为他拒绝被同化。在众寡悬殊的格局中，他选择了自我和反叛即等于选择了肉体毁灭——物理上他失败了，但精神上他是赢的，他用冷蔑告别这个世界：“我觉得我过去是幸福的，现在仍是”。

在揭示“荒谬”上，《局外人》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被毁灭毕竟不合乎加缪的意志和理想，他热爱生命，对个体永远抱有美好的祝愿，无论在感情还是理性上，都希望看到出路。于是，就有了下一部小说：《鼠疫》。如果说，《局外人》呈现了“荒谬——反叛——毁灭”的话，那么《鼠疫》则完成了这样的价值逻辑：“荒谬——抗争——集体抗争——得救”。在《局外人》那里，“荒谬”作为现实的起点被提出，反叛者孤立无援，“人”被世俗规则判处了死刑；而《鼠疫》旨在维护“人”的价值和前途，证明自在的合理。前者侧重于荒谬而残酷的生存真相，后者则聚焦于“反抗”“谁来反抗”“如何反抗”等系列主题。

“荒谬”，既是哲学意义的高级矛盾，又是现实生存的基础纠结。

加缪说，“我只知道谈论我所经历的事。”那么，像“鼠疫”这样的生命灾难是加缪亲历的吗？没错，“荒谬”的日常生态就是“鼠疫”；权力犯罪和战争就是“鼠疫”；政治制造的贫困和愚昧就是“鼠疫”；迫害人权、铲除异己的恶性统治就是“鼠疫”。杆菌可以杀人，而独裁恐怖、种族歧视、个人崇拜、政治乌托邦、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纳粹法西斯、专制意识形态……都会致人死命，且杀得理直气壮、道貌岸然。正是这些政治毒液使世界变得混乱而疯狂，摧残着人类的肉体和精神。显然，加缪重视的并非生物学上的鼠疫，而是社会领域的“杆菌传染”。

40年代的某一天，灾难直扑向了一个叫“奥兰”的平庸小城。一场格杀毋论的鼠疫訇然爆发。在一名叫“里厄”的医生带领下，人与死神惊心动魄的对峙开始了——

混乱、恐惧、绝望、逃散、待毙、乞求……人性的复杂与多棱、本能与理性、卑鄙与高尚、龌龊与正直、怯懦与尊严，皆暴露无遗：投机商科塔尔的贪婪和受虐快感，他为危机的到来而欢呼；以神父巴纳鲁为首的祈祷派，主张逆来顺受，视瘟疫为人类应得的惩罚，最终自己送了命；将对一个人的爱转化为对同胞之爱的记者朗贝尔（为了远方恋人，他欲只身逃走，但在与里厄医生告别的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留在了死亡之谷）；民间知识分子塔鲁，他对道德良心的苦苦追寻、对人类命运的忧患，使之一开始就投身于战斗，成为医生最亲密的助手和兄弟，他的牺牲是所有死亡中最英勇和壮烈的一幕：“无可奈何的泪水模糊了医生的视线。曾几何时，这个躯体使他感到多么亲切，而现在，它却被病魔的长矛刺得千孔百疮，被非人的痛苦折磨得不省人事，被这从天而降的仇恨妖风吹得扭曲失形……夜晚又降临了，战斗已结束，在这间与世隔绝的房间里，这具已穿上衣服的尸体上笼罩着一种惊人的宁静。他给医生留下的唯一形象就是两只手紧握着方向盘，驾驶着医生的汽车……”然而，这不是普通的汽车，而是一辆冒着烟、开着射灯、以“刺刀”的意志全速冲向瘟神的战车——正是这同归于尽的决心令对手感到了害怕。

里厄，一个率先发起保卫生命、保卫城市运动的医生，一个有着强烈公共职责和义务感的人道主义者。他不仅医术高超，也是这座城市里对一切事物感觉最正常和最清醒的人。他临危不惧，始终按自己的信仰和原则来行事，他本人对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一点也没把握，但其全部力量在于：他知道一个人必须选择承担，才是有尊严和有价值的！他知道为了生活必须战斗，必须为不死的精神而战，为共同体的命运和荣誉而战——即使在最亲密的战友塔鲁倒下时，他也毫不怀疑和动摇。这信仰是生命的天赐，是地中海的波涛和阳光、是深情的母亲和妻子用爱教会他的。他不膜拜上帝，他相信天地间唯一的救赎就是自救，唯一的支柱就是人的脊梁。

良知、责任、尊严、理性、果决、正常的知觉——正是这些材料和元素，雕塑了一群叫“里厄”的头颅。正是医生、职员、记者这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而不是什么市长、议员、警察等国家零部件），以结实的生命分量、以情义丰满的血肉之躯筑就了奥兰的精神城墙。

故事最后，是里厄收到妻子去世电报的情景（而小说开头，是丈夫送病重的妻子去火车站）。读它的那一刹，我觉得眼眶潮湿了，仿佛又看到医生那瘦削的微笑——这凄惫的笑每天都写在那张脸上。

当她回到屋内时，儿子手中已拿着一份打开的纸。她看了他一眼，而他却固执地凝视着窗外正在港口上演的灿烂早晨。

老太太叫了一声：“贝尔纳”。（医生名字）

医生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她。

老太太问：“电报上说什么？”

医生承认：“就是那件事……8天前。”

老太太把头转向窗户。

医生沉默无言。接着他劝母亲不要哭。

在心里，我向那个沉默的男人致敬。加缪说过：“男人的气概并不在于言辞，而体现于沉默。”里厄，加缪心目中的男人，山峦般的男人。

阅读这部保卫生命的故事，我耳畔时时响起两座纪念碑式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神山上飘来——

“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海明威）

“我拒绝人类的末日。因为人类有尊严！”（福克纳）

它们仿佛在为里厄们的战斗作着画外音式的解说。我明白，这是普罗米修斯在悬崖上服刑的声音，这是西西弗斯推动滚石的声音。正是这声音，捍卫着人类最后一线生机与荣誉。

“二战”过去了。“文革”过去了。“鼠疫”消失了吗？加缪过时了吗？

当然不。只要人类生态中还存在荒谬，还滋长那些腐坏人性和道德的因子，还蔓延那些侵蚀文明和秩序的逻辑，“鼠疫”的阴影即时刻萦绕着人，威胁着正常生活，侵蚀着我们的肌体和灵魂。

“鼠疫”病菌的数量和发作率一点没随残酷年代的结束而式微，它分布得更细密、隐蔽，更深入骨髓了。它已撤离生活面貌的表层，渗透到日常程序和细胞核里去了。很多时候，我们觉不出生活有病，觉不出周围环境和细节有何异样，并非肌体免疫力之增强，而是我们已染上了鼠疫中最可怕和凶猛的一种：“麻木”杆菌！（鲁迅小说中的“围观杀人”和“人血馒头”描述的即该症状）是因为我们在长期的抱怨和无能为力中——已像瘾君子般习惯了呵欠连天、昏昏欲睡的状态。人的悲剧和可怜即于此：常识被废黜，丧失了运用正常逻辑判断和行动的能力。

灾难本是最好的课本，不幸的是，大劫之后，人们往往只顾喜庆，只忙着请功，只盼着伤疤早日痊愈，却将皮开肉绽的痛史给忘净了。这样的情形让里厄感到忧心——

“他们如醉如痴，忘了身边还有世界存在，忘了那些从同一列火车上下来而没有找到亲人的人……”黄昏的街头，幸存者尽情狂欢，“钟声、礼炮、音乐和震耳欲聋的叫喊……当然，亦有一些看起来确实神色安详的漫步者。实际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在自己曾受苦的地方进行着一种微妙的朝圣。他们不顾明显的事实，不慌不忙地否认我们曾在这样的荒谬世界中生活过，否认我们经历过这种明确无误的野蛮，否认我们闻到过这种使所有活人都目瞪口呆的死人气味，最后，他们也否认我们都曾经被瘟神吓得魂飞魄散。”

这与鲁迅说的“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有何二致？

关于“鼠疫”和这个生存共同体的关系，小说在结尾已作了预言——

“里厄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心里却在沉思：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沉睡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也许有朝一日，瘟神会再次发动它的鼠群，选择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葬身之地。”

正是从该意义上，我们认定加缪和他的作品不会过时，只要世上还有荒谬，还有现实或潜在的“鼠疫”威胁，我们就需要加缪和他的精神、他的医学方法、他的里厄和塔鲁们。

在《反抗者》中，加缪提醒在荒谬中挣扎且决心反抗的人们：

“反抗永远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相反，它支持真正的现实主义。若它要求一种‘革命’，那它为的是生命而不是反对生命。这就是它为什么首先依靠最具体的现实：职业、村庄、存在物与人的跳动的心脏……至于政治，它应屈从于这些事实。”

加缪偏僻的墓地

挽救奥兰城的不是政治和口若悬河的政客，而是医生、记者、职员、工人这些最具体的岗位与合格的劳动者，是里厄们跳动的心灵和手脚。

2000年1月

（补记：2003年“非典”期间，我再次意识到加缪《鼠疫》的前瞻与深刻。在我眼里，那场灾难从爆发到结束，几乎演绎了《鼠疫》故事中的所有细节和逻辑。当时，这也是我极力向朋友推荐的阅读。）

海因里希·伯尔

（1917—1985）

德国著名作家。生于科隆，二战期间曾被迫入伍、负伤。1947年开始写作，参加“探讨一切当代问题”的“四七社”，并成为战后“废墟文学”的代表。主要作品有小说《野蛮时代的故事》（1947）《我的昂贵的腿》（1948）《列车正点到达》（1949）短篇小说集《流浪人，你若来到斯巴……》（1950）长篇小说《亚当，你到过哪里》（1951）《九点半钟的台球》（1959）《小丑眼中的世界》（1963）《与一位女士的合影》（1971）《丧失名誉的卡塔琳娜》（1974）《保护网下》（1979）等，并有大量文论和自传体随笔《爱尔兰日记》。

战争、极权、暴力、恶性政治、人的异化、百姓疾苦……是伯尔关注的焦点。鉴于“他一生都在同人类的缺点做斗争”，尤其对纳粹意识形态的清算、对人道主义和理性精神的弘扬，他被誉为德意志的良心。1972年，为表彰其作品“具有对时代广阔的透视和塑造人物的细腻技巧，并有助于德国文学的振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1971年，伯尔任国际笔会主席。1985年病逝。

关于语言可以杀人

——兼读海因里希·伯尔《伯尔文论》之一

今天挂着“最高限速60公里”标记的那棵树，就是我兄弟的殉难处。

——伯尔

人类在回顾20世纪遭遇的时候，最惨痛的莫过于战争和恶性政治了。它硬硬从我们身边掳走了数亿条鲜活的生命：为什么当某个早晨醒来，突然发觉没有了父母、姐妹或兄弟的体温……

那空荡的床铺的寒冷，那噼啪的骨柴的焚烧，那恐怖的空位和记忆断裂之声——数十年后，依然那么清晰。“就在这里——就在这个站台上，一个年轻的国家常以她应有的庄严姿态为外国贵宾举行盛大欢迎式，我也经常从这个站台用返程票回家去——而他，我的兄弟就是从这儿被运往集中营的。”（伯尔）更由于那些陆续降生的孩子，在成长中的某一天，他们会迷惑地睁大眼睛：为什么我没有祖父、祖母或叔伯……是啊，那些该有的家庭成员哪里去了？

在华沙、在奥斯维辛、在柏林、在布拉格、在华盛顿、在莫斯科、在中国南京的江边……每一个走进“某某墓地”或“某某屠杀纪念馆”的人，都会被那些亡灵的阴森压迫得挺不起胸来。他们究竟怎么消失的？那些年轻的瞳孔是怎么含着惊骇、眷恋和绝望被骤然放扩的？按谁的命令被执行？

谁回答了这些问题？

它必须被回答。即使要等到下世纪的语言。

其实，除了枪弹、刀刺、爆炸、毒气室、焚烧炉、刑具、绞架……这些工具杀人的事实外，还有一种非物质的、从而更大规模和威力的情状：语言可以杀人！有时甚至就干脆表现为那几个常在耳边说三道四的词：比如“祖国”“自由”“保卫”“人民幸福”“民族利益”……（谁有能力和胆魄怀疑这些硕大的词呢？）有了这些天生就高尚和巍峨的盾牌，杀人放火的事就不必躲进黑夜，尽可顶着烈日来干，亦不必惶恐和难为情了。

我们从不怀疑，语言是和文明一起的，有了它人类始祖才得以直起身，但善良者一度以为，它仅仅是帮我们表白爱情或讨论真理，而决不会被用以杀人——俨然雅典人曾深信自己的法庭只是为了维护道义，可悲的是，这个法庭所干的最有名的事竟是处死了自己的赤子，这个人即使活到今天也是最伟大的，伟大的苏格拉底。他冠绝天下的口才像一尾可怜的甲虫在500张嘴（“500人陪审团”）织就的蛛网前败下阵来。他只是“一个”，而对方却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舌头和唾液，罪名被撑得像广场那么大：毒化青年与危害社会。

伯尔三兄弟

在我们这个世界，语言是个多么具有两面性的东西。话一出口或刚刚落笔，便会摇身一变，给说出或写下它的人带来难当的重责……它负载着沉重的历史遗产……每个词的后面都有一个世界。每个和语言打交道的人，无论写一篇报道，还是一首诗，都应知道，自己是在驱动一个又一个世界，释放一种具有双重性的东西：一些人为之欣慰的，另一些人却受到致命的伤害。（伯尔）

蒙田说：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

第三帝国的阅兵式

换个说法：强劲的语言锻造事实。20世纪涌现过几代骗子演说家，他们不是语言大师，但更具撒旦的魔法，在对语言进行窥视并使其“神奇地腐烂和发光”方面，堪称另类天才。比如希特勒与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斯大林及其簧舌日丹诺夫……他们在蛊惑、谩骂、诋毁、教唆、表忠、指誓、构陷、编织谎言、煽动仇恨、指鹿为马方面显示的才华真是令人难忘。在纪录片《恶梦年代》中，当看到鲁道夫那因咆哮、兴奋和歇斯底里而膨胀痉挛的脸时，当看到元首臂下那排山倒海、激情难捱的游行阅兵之盛大场景（有人称为“癫狂的人肉欢宴”）时，不知你会对语言的魔力作何想？你会不会突然对“人民”“领袖”“伟大”“紧跟”这些巍峨之语感到晕眩、惶悚？你能说它们托举着的——仅仅是“极少数”而非广大的德意志民众吗？

伯尔认为，战争中最大的敌人并非盟军而是日耳曼人自己。在《语言作为自由的堡垒》中，他谈到纯洁的语言一旦遭恶性政治玷污所致的后果：“‘出言可以杀人’这句话，早已由虚拟变成了现实：语言确实可以杀人！而杀人与否，关键在于良心，在于人们是否把语言引导到可以杀人的地步……”在德国，它被用来预谋战争，煽动战争，并最终引爆了战争。

语言一旦被丧尽良心的煽动者、权术十足的人和机会主义者所利用，便可置千百万人于死地。舆论机器可以像机枪喷射子弹一样喷射语言，每分钟高达四百、六百、八百之数。任何一类公民都可能因语言而遭殃。我只需提一个词：犹太人。到了明天，就可能是另外一些词：无神论者，基督徒或共产党人，持不同政见者……在我们的政治语汇中，有些词如同施了魔法，咒语般附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伯尔）

在德国，实施高分贝轰炸的正是这样一群呼啸的词句：生存空间——罪恶的犹太——争取日耳曼人的全球胜利——该对法国做一次总清算了……

语言足以把卑污之身装饰成一棵闪闪发光的圣诞树：刺刀被打制成勋章，血衫被裁成绶带，残暴被说成英勇，当炮灰被称作祖国的需要……先是杀人，后是被杀——这被誉为“幸福的献身”。“旗帜下的愚蠢激情，礼炮持续不断的轰鸣，悼念队伍淡而无味的英雄主义。”（伯尔）在交响乐、进行曲和夹道欢呼声中，几百万日耳曼青年被蒙上褐色制服——那一刹，多少心灵披覆上了肮脏的尸布，多少青春和热忱就这样廉价地典当给了“第三帝国”。正像伯尔描述的那样，在德意志，每天都上演着“感人”情景：一边是慈祥的母亲把枪放在满脸憧憬的少年肩上：“把一切献给元首！”一边是阵亡通知书像打野食的黑鸦尖啸着踅回：“他效忠了！”

这个民族需要什么样的保卫？难道仅剩下广场喇叭声嘶力竭的那种“生死存亡”和“爱国主义”？难道只有一个叫鲁道夫·希特勒的疯子有权对此阐释？遗憾的是，几近全体的日耳曼人都没有对这权力提出质疑。他们太笃信元首那斩钉截铁、充满真理气质的嗓音了：我们——神圣的日耳曼人——为保卫这神圣——必须不顾一切地……这样一个以全称代词开头的句式，几让所有德国人都享受了一次高潮快感——饿极了的虚荣心得到了精心饲养。尝过此快感就像沾上毒瘾一样可怕，渐渐，他们对毒枭有了依依不舍的眷恋和感恩，谁予劝阻反被视若死敌。德意志的灾难正是从人民内心的自恋开始，从接受精神贿赂——受宠若惊的那一刻开始的。

据说希特勒曾梦想当艺术家，连其中学老师都赞之音乐和绘画天赋。不幸的是，他爱上了语言这一行，从其开始写作起，德国的恶梦就上路了。《我的奋斗》——犹如一头癫痫的野兽在抽搐发作中的闷吼和喘息，它浑身骚热，毛孔散发毒素，渴望着践踏和杀戮……它窜荡到哪里，仇恨就弥漫到哪里，书里面的每一个字都变作螫针，被派出去杀人了。据史家统计，“《我的奋斗》：其每一个字，使125人丧生。每一页，使4700人丧生。平均每一章，使120万人丧生……”（诺曼·卡曾斯）

希特勒在演说

“最蛊惑人心的和最机灵的政府总是用我们表达人民的意志，来掩饰自己把握人民意志和培养这一意志的企图……使人民相信，政府正引导他们沿着最正确的道路走向幸福。”（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

德意志正是被有毒的语饵喂瞎了双目。其醒悟和忏悔差不多要等到丧失了一代人之后，那是以一记无声的语言为标志的——50年后，在华沙，德国总理勃兰特代表自己的民族朝600万犹太亡灵深深跪了下去……至此，人们似乎才真正意识到，那个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国”彻底入棺了。但那座帝国留下的深重的语言遗产呢？却像废墟上的化学垃圾一样，分解得极为缓慢，时至今日，在世界的许多角落，纳粹画像、徽章、军歌、臂符、仪式……不仍充当着某种精神致幻剂吗？这正是伯尔们担忧的。

语言可以杀人，口号可以杀人，演讲可以杀人，这在任何恶性政治流布的岁月都能找到证据。“文革”大字报即属此类典范。在30年代的苏联，只需稍稍提示一个词：“托洛茨基分子”，立马便有人头落地。络绎而至的还有“布哈林集团”“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图哈切夫斯基集团”……这些见血封喉的毒针究竟射杀了多少无辜？它们是怎么被造出来的？莫非情势真严重到了某种程度而逼现实必须如此发言吗？还是伯尔，他在《法兰克福讲座》中道破天机：“一般说来，夺权和保权的词汇，自以为是的词汇，不是形成于对手之身，而是预先在对付敌人的想象中便形成了。”说到底，是政治需要这些词时，它们才开始脱茧而出的，剩下的便是机灵的走卒们——教唆更多的民众高举这些砍刀一样的词（犹如暴动前临时发放长矛），到人群中去把“对应物”一一拎出来。

语言的犯罪导致行为的犯罪，这在俄国早就不奇怪了。高尔基记得很清楚，1917年，“水兵热烈兹尼亚科夫将他的领袖们的讲话换成一个普通群众的憨厚语言。他说：‘为了俄国人民的幸福，可以杀死100万人’！”（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100万！什么样的“幸福”配得上这个数？它的饭量实在惊人！“人民幸福”，竟成了罗马神话里那个需活人献牲的食神——“专吃自己的孩子”！

俄国水兵热烈兹尼亚科夫和千千万万德国人一样——由于丧失了自己的语言，不得不沉溺于别人传授的语言——愈陷愈深并最终给这种日益缺氧的语境所窒息。这类语境从来不宜居住，只适于斗争及一切自杀行为。

他们曾被许诺给一种伟大的生活，可那伟大却无情地欺骗并嘲笑了他们。

1998年

“我比你们中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国家”

——兼读海因里希·伯尔《伯尔文论》之二

几天前，我从一位女诗人的口中听到这样一段话：“容忍是时代的军装，心灵上高悬的希望之星是勋章。它应当颁给临阵脱逃的勇士……还有那些泄露卑鄙秘密的叛徒和无视任何命令的逆党，也都是嘉许的对象。”

——伯尔《命令与责任》

无数青年成为第三帝国的炮灰

在一处国土上，当受害者和潜在的受害者越来越多，当那种惨痛脸孔和被病毒折磨的样子逐渐膨作一种“国家表情”，甚至连他们之间也开始厌恶地皱眉、嘲谑、幸灾乐祸——进行恶劣的心理折磨和欺压（就像乞丐之间、精神病人之间、狱犯之间发生的那样），这只能说明，最可怖的事发生了：“对善与恶可耻的漠不关心！”（莱蒙托夫）

这才是民心最大的腐败。它显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理性和道义资源已被蛀蚀一空。纳粹德国就是这样腐坏掉的。

在40年代的德国，战争已把这个以意志和哲学著称的剽悍民族逼到了自缢的边缘：饥饿、伤病、抓丁、宵禁、灯火管制、空袭警报、阵亡通知书、盯梢告密揭发、习惯死亡的麻木……一切正常的生活都废除了，一切美好的情感和愿望都散失在瓦砾废墟中，每个人都成了被霉病折磨的叶子，神情灰暗，垂头丧气。但几乎所有人都咬定这仅仅是战争失利，是勾结起来的敌人过于凶悍所致。

偏偏这时，不知从哪儿突然爆出一句：“我们是害虫！”接下来会怎样呢？众人莫不大惊失色（怀疑耳朵听错了），但镇静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叛变了！他叛变了！”随即人堆里便炸开了锅（俨然羊群里钻进了狼），纷纷作愤怒状，作势不两立和挥拳状。

于是，德国就有了一批被称作“叛徒”的人。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他们不过是一些表达了个人观点——且没有被自己的诚实吓破胆的青年，但在一个极不正常的年代，“个人”多么稀缺，他的处境立马变得多么凶险——因为“他们有那么多，而我只是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有一组军人的名字应被其同胞记住。今天，他们已不在人间，但半世纪前，他们都曾宣称：我们，日耳曼人自己，是国家的害虫！他们皆认为，该是由德国人自己来结束这场灾难的时候了，于是便有了属于“个人”的行动……这种事发生在“圣战”最激酣的当口，发生在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命运、价值、荣辱与“元首的梦想”“德国的最后胜利”绑在一起的关头，无疑被视作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恶毒挑衅。

“叛徒”们的名字是：国防军上校施陶芬贝格伯爵，他从前线潜回柏林，因拒绝执行元首命令而执行了自己的命令——刺杀希特勒（他差点就成功了）——而遭枪决。20岁的列兵沃尔夫冈·博歇尔特，因写了几封“危害国家安全”的私信被判死刑（后改赦，但因战争摧残于战后翌年死去），他把“必须要说的话”匆匆写进一本叫《拒之门外及其他短篇小说》的小书里。还有一位即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时的德国军人海因里希·伯尔，在《给我儿子的信或四辆自行车》中，他追述了自己是怎样借“开小差”“造假证”“偷自行车”等一系列不光彩行径——来逃离战场和躲避杀人任务的。

身着制服，却拒绝执行一个军人被规定的职责，从职业属性上看，他们全是混账小丑，按战场纪律该枪毙。想必今日，亦没有哪家队伍敢接纳这些不安分的家伙。但他们却是合格的人，比做一名军人做得更多，是赤子，是持个人头脑的合格的生命！在一个拒绝执行命令为高尚的年代，他们分别以个人方式捍卫了生命尊严和自由意志，而没被“国家主义”所挟持。他们清醒的血肉之躯——显得与那套褐色制服多么不协调！正因这些不协调，正因很多命令没被执行，许多人才死里逃生，许多村庄、楼房、街道才免遭毁灭……按伯尔的说法：“违抗命令不愧为光荣的过失！”有时候，过失就是良知，渎职就是正义。

行进中的德国军队

爱祖国，但不应闭着眼睛爱祖国。爱人民，但不该随随便便就爱上人民的某个样子，尤其它“昏迷或粗野时那种不雅的样子”。

在纳粹德国，最振聋发聩的就是“爱国主义”“人民万岁”这类词语，其深入人心的程度犹如犁刀对国土的耕占，结实而深阔。

希特勒向青年灌输思想

影片里，常见纳粹党卫军和冲锋队的施虐场面，但以为战争中参与杀人的仅仅这些贴着职业标签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战时德国，所有的人力资源都被政治征用了，前线在厮杀，后方活跃着一支支庞大的志愿警察队伍：维持治安、监视告密、缉拿叛徒、搜捕犹太人和盟军间谍……一边是母亲们“并不怎么心疼地、甚至怀着激动的心情让她们14岁、16岁的儿子朝着死亡跑去”，把生命献给元首；一边是她们争气的孩子将立功和英勇杀敌的捷报传回家乡。美国新出版的《自愿的刽子手——普通人与大屠杀》中，展示了一幅泛黄的旧照：一德国士兵站在离一位犹太妇女不到3公尺的地方，按步兵操典的规范，举枪瞄准，而女人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婴儿……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士兵会把杀害一位母亲的照片寄给另一位母亲？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若无其事？至少有一点无疑：这个德国青年深爱自己的母亲并想使之骄傲。那么，能否说，他正是按照或猜度着另一个母亲的愿望来杀害眼前这个母亲的？

伯尔清楚地记得，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在战争的最后几周颁布了一纸命令：“一个德国士兵如果在听不见枪炮声的地方碰到另一个士兵，可就地处决他”。这意味着“每个德国人都成了另一个德国人潜在的法庭”。于是，数以万计的军人在光天化日下被自己的乡亲、邻居、朋友、陌生人以叛逃罪消灭了。要知道，履行这项义务的仅仅是些普通人，一些看上去老实巴交、一辈子都不会做出格事的人，他可以是你在大街或乡村小道上碰到的任何一个人，他昨天还只是一个司机、一个矿工、一个厨师、一个鞋匠或售票员，甚至是个以正直著称的教师，可今天，他却光荣地扮演了一个国家监护人的角色。伯尔回忆说：“有一个我认识的下级军官叫凯勒尔，他从前线溜回来探望父母，某个合法的德国谋杀者抓住了他，在这‘远离枪炮声的地方’……当时‘事情’（指处决凯勒尔）进行得很快，连一只公鸡也没有为他打鸣。”

一个国家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仅仅是人们习惯的“爱政府主义”吗？真正的爱国使命应当由什么样的人民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承担？

那么，“人民”又是一个怎样的概念？仅仅是一个模糊的数值集合——所谓“大多数”组成的人丁概念吗？在政治舆论家那里，它常常被封授一种至高的俯视一切、审判一切的权力，被谄媚的语言描绘成一副完美的无可指摘的“万岁”幻身，其权威和意志被说成是先验的、神性的，无需设问和讨论。谁一不留神得罪了它，即会被冠以“人民公敌”，死无葬身之地。

说到底，这是一种阴险的精神贿赂。一旦“人民”心安理得享受起了这种甜蜜，就会不惜辱没自己的主人身份——怀着感激和报答之情听从政客的吩咐，仰领袖鼻息，充当英勇的打手……对此，高尔基痛苦地叹道：“这些人非常可怕，他们能成就自我牺牲和毫不利己的功绩，也同时能犯无耻的罪行和卑鄙的强盗勾当。你会仇恨他们，也会全心全意地怜悯他们。你会觉得你无力理解你的人民阴暗心灵的腐烂和闪光。”（《不合时宜的思想》）

一旦“人民”“祖国”当起政治权力的令箭而不再作为理性和文化语汇来使用，独裁和斗争的霍乱即接踵而至，“人民”“祖国”这些硕大的词即沦为嗜血的刀俎和砧板。大革命时的法兰西，现代的德意志、苏联及其友邦，都流行过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唯人民论”“唯国家论”“唯领袖论”。

一个真正爱国、爱人民的人，该如何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相爱？这种“相爱”的可能性有多大？

恰达耶夫在《疯人的辩护》中表达过一种“否定方式”的爱，他说：“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就是对真理的爱。”惟理性意义上的爱，才是一种纯洁和深沉的爱，精神与灵魂的爱。他又说：“请相信，我比你们中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国家，我希望它获得光荣……但是，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之人。”

做一个词语和表情上的爱国者是很方便的，也极易赢得公众的喝彩和权力的犒赏，而要做一个不受干扰的本质上的爱国者就难了。在“相爱”不可能的情势下，“单相思”要以误解、诽谤、报复甚至流血为代价。“具有歇斯底里情绪的人给我来了一些信：威胁要杀死我！我明白，在一个长期以来所有人都习惯于收买和叛卖的国家里，一个捍卫无望事业的人应该被视作叛卖之人。”（高尔基）

苏格拉底的死刑很说明问题。他死于大爱和先知，死于对文明最处心积虑的担忧，死于对母邦雅典最深情的关怀与怜悯，死于心碎之爱。天才的前瞻与时代的低能——彼此之间的错位和落差，导致了这场人民杀死赤子的悲剧。作为历史成本，这悲剧又是必须的，社会前行和人民觉醒的车轮，正是一次次由这种交替不绝的“错位”作拉杠来驱动。

茨威格哀泣尼采时说：“一个伟大之人将会被他的时代驱赶、压制、逼迫到最彻底的孤独中去！”是啊，命运总要将真正的思想者送至无援的绝境，风声鹤唳，四面楚歌……时代对之的搜寻与怀念总是姗姗来迟，有时晚上几个世纪，有时永远。

丹东，这位颇具诗人气质的斗士也是这样罹难的。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表达了己见，与同志兼上司罗伯斯庇尔发生了冲突，领袖坚信只有“正义的恐怖”才能换回“人民自由”，而丹东怀疑该自由跟妓女一样，是“世上最无情无义的东西，跟什么人都胡搞”。这种触众犯上的危言将丹东送上了断头台，斩牌上写着：人民公敌！

当德国青年们激情难捱地效忠元首、眼谗“铁十字”勋章时，大学生汉斯和肖尔兄妹却因撒反战传单被处死；当海德格尔们每天小心翼翼地系上“爱国主义”领带时，慕尼黑的哲学教授胡伯却因异端学说锒铛入狱……和伯尔们一道，这些德意志民族的“逆数”，不仅没给自己的时代丢脸，反而维护了这个理性民族的传统荣誉。他们不仅是真正的爱国者，还是彻底的救国者。

还有鲁迅、储安平、顾准、王申酉，还有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肖斯塔科维奇、索尔仁尼琴……他们的《药》《观察》《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他们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见证》《古拉格群岛》……

真正的爱国者有时干脆就是那些“叛国者”和“流亡者”。他们始终敢于：批评不敢批评的“人民”！怒视不敢怒视的“革命”！

“人民”，应是一个成长中的不断自省和完善的主体，而非一座退休的大功告成的纪念碑。她应有一副允许批评、保持谦逊和涵养的知识者面孔，而非一个骄横无礼、被溜须拍马宠坏了的肥胖官僚模样。人民应和真正爱她的人一道，用理性照见自己的背面与缺陷，相濡以沫，执手同行。

但这样的良性时代尚未真正到来。人民仍被自己的假相蒙在鼓里，“叛徒”们仍背着沉重的“红字”和斩牌一个接一个倒下。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叛徒”们的事业将永垂不朽，永不殒落。

历史作证。星河作证。生命作证。

1998年

康斯坦丁·巴乌斯托夫斯基

（1892—1968）

俄罗斯著名小说家、散文家。生于铁路员工家庭，当过工人、水手、战地记者和报社编辑。著有中篇小说《卡拉——布加兹海湾》（1932）《科尔希达》（1934）《黑海》（1936）《森林的故事》（1948）《英雄的东南部》（1952）……长篇小说《闪烁的云彩》（1929）《浪漫主义者》（1935）《祖国的炊烟》（1963），传记小说《伊萨克·列维坦》（1937）《塔拉斯·谢甫琴柯》（1939）等，自1945年起，历时近20年，完成6卷集的自传体小说《一生的故事》。

“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里，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

对大自然的深刻爱意，对人类美好品质的肯定，是巴氏创作的灵魂。20世纪40年代始，他写了大量探讨艺术与生活的散文，1956年结集为《金蔷薇》。这本享有世界声誉的书，被称为“献给写作的写作”，被译成中文后，曾深深影响中国几代作家和读者。晚年，作者着手该书续集，终未完成。

爬满心墙的蔷薇

——读康·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

他有一种使他触及的一切变得高尚的才能。

——歌德

巴氏在形容对契诃夫的爱时，用了一个特殊的词：“契诃夫感”。许多年来，在我一遍遍阅读巴氏的过程中，也反复涌上一股感受：“巴乌斯托夫斯基感”。

《金蔷薇》，一册薄薄的散文体小书。一打开，扑面而来的森林、溪水和冰雪气息立即让我安静下来，童话般的语境仿佛置身于圣诞夜，而巴乌斯托夫斯基，便是那个挨门逐户送祝福的白胡子老人，他的礼物是诗，是激动人心的月光，是欢悦生命的美……

书的开篇叫《珍贵的尘土》：善良的退伍老兵夏米，相貌丑陋，以清理作坊为生。一天，他遇见了早年照料过的一位姑娘，并再次伸出援手，后来，他突然被一股“依依不舍”的情感所折磨，自卑、怯懦、羞愧……他暗暗祈愿姑娘能遇到真正的爱情，并冒出一念头——送一朵传说中能带来幸福的金蔷薇给她。从此，每天夜里，夏米都背着一个大垃圾袋回家，里面装着从银匠作坊里扫来的尘土，他用筛子不停地扬着……终于一天，他捧着一小块金锭去找银匠。当“金蔷薇”终于诞生时，姑娘已去了异国。不久，夏米去世了。

每一分钟，每一个无意中说出来的字眼，心脏每一次不易觉察的博动，犹如杨树的飞絮或深夜映在水洼中的星光——无不是一粒粒金粉……而作家，以数十年光阴筛取这微尘，将其聚拢一起，熔成合金，然后铸出我们的“金蔷薇”——小说，散文，长诗。

这是对文学劳动最深刻的诠释和忠告了。从读到它的那刻起，我知道自己踏上了一条多么艰辛、费力且没有保障的路：一辈子像夏米那样背驮麻袋、汗流浃背地扬尘，无数个不眠夜后，或许还不如夏米幸运——我筛得的粉末尚不足铸一朵幼小的蔷薇，有的只是他的不幸，心爱的女人已擦肩而过……最后又像他一样寂寞地死去。

但我宁愿，为了那朵皎洁的蔷薇梦。

试想一下，有谁像安徒生那样痴爱童话和森林、以至迷狂的境地？我想，巴乌斯托夫斯基是最具竞争力的一位，他们的心性、气质和天赋都那么像，仿佛灵魂的孪生兄弟。在巴氏的文学客厅里，你几乎可瞅见那个时代所有的文豪，但倘若只有一位客人的话，那人一定叫汉斯·安徒生！巴氏笔下，这个丹麦人被描述最多，也最动情——

这个腼腆的鞋匠在炉边蟋蟀的歌声中溘然长逝，他是一个极普通的人，然而却把自己的儿子——一个童话作家和诗人献给了世界。

安徒生喜欢在树林里构思……每根长满青苔的树桩，每一只褐色的蚂蚁强盗（它拽着一只长有透明绿翅的昆虫，就像拽着掳掠来的一个美丽公主），都能变成童话。

他是穷人的诗人，尽管国王们都把握一握他那枯瘦的手视为荣幸……任何地方都没有像丹麦那样宽阔而绚丽的彩虹。

对这位早生一个世纪的外国人，巴氏有一股特殊的亲情，他7岁时遇到了对方的童话，这是其生命旅途邂逅的第一朵金蔷薇，“这一点我很久之后才懂得：在伟大而艰辛的20世纪的前夜，我能结识安徒生这位亲切的怪人和诗人，简直走了运。”安徒生童话之于他，有着生命磁场的意义，“人类的善良品质，犹如一种奇妙的花香，从这本镶金边的书里飘了出来。”

和安徒生一样，巴氏才华受孕于善良性情和对美的深沉凝望——一种月光般的能量——由对世界的悲悯、对苍生的关爱、对草木的体恤所喷涌出的激情和美德。

善良有多深，才情和关怀力即有多大。

酷爱自然，几乎是俄国作家的共同品质，而像《金蔷薇》这样执着地寻访文学与地理、精神与自然的关系，即不多了。

假如雨后把脸埋在一大堆湿润的树叶中，你会觉出那种沁人心脾的凉意和芳香……只有把自然当人一样看，当我们的精神状态、喜怒哀乐与自然完全一致，我们所爱的那双明眸中的亮光与早晨清新的空气浑然一体时，我们对往事的沉思与森林有节奏的喧声浑然一体时，大自然才会以其全部力量作用于我们！

这多少让人想起了中国的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总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在《洞察世界的艺术》中，他转述了一位画家的话：“每年冬天，我都要到列宁格勒那边的芬兰湾去，您知道吗，那里有全俄国最好看的霜……”直到今天，我还能忆起撞上这句话时的激动和羞愧，因为我从未留意霜的差别、更毋论“最好看”了——自己的感受原是多么粗糙！

巴乌斯托夫斯基故居

他告诉我：“真正的散文饱含着诗意，犹如苹果饱含汁液一样……散文是布匹，诗歌是经纬。有的散文毫无诗的因素，它所描绘的是一种粗糙的、没有翅膀的生活。”这些话对我的写作影响极大，让我对随意写下的句子抱有一种警惕：是不是偷懒了？能否再准确和精密些？对文字作修改时，我也习惯用他的一句话提醒自己：“我们是否时刻按照这种语言理应得到的地位来对待它呢？”

和同胞作家相比，巴氏似乎是个特例，在作品气质和主题上，他都没有鲜明的俄罗斯式烙印，母邦文化的苦难基因和悲剧资源并未将其心灵格式化，他也没有卷入时代的政治伦理冲突。像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爱伦堡、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都是在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灵魂纠结下，以反抗、挣扎、悲愤的姿态实施突围的，而巴氏不，他既没背负那个史诗般的传统，也未被时代的罪恶拦住去路。唯美、温情和诗意，乃其与生俱来的打算，他从未因某种现实而在这些方面打折扣。在《似乎无足轻重》一文里，他提到写作时的精神氛围：“不管别人怎么样，反正对我来说，感觉到有一座孤独的果园，感觉到村外有绵亘数十公里的寒林，林中有一个个湖泊（这样的夜里，湖边决不会有一个人影，只有星光跟百年前一样，跟千年前一样，倒映在水中），是有助于我写作的。可以说，那样的秋夜，我是真正幸福的人。”

或许，正因其写作是由这种美好意境和明亮情绪来启动，所以，他的文字无形中铺了一层干净和温暖的草，并转化为了读者的幸福。这种心灵的舒适与和平，这种不被时代耽误的健康心性和稳定品质，在苏联严酷的政治环境中，是非常罕见的。他这样说：“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里，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

我认为，这是个极重要的提示，尤其对工业时代的人和现代教育，尤其对21世纪的我们——沉溺于物理和实用、荒疏了自然、哲学和诗歌——从而远离生命真相和本体意义的人。

阅读巴氏，是一种美和心智的享受，你不会有压抑感，连故事里的哀痛，也是美的，让人感激。正像他解释安徒生时所说：“是的，我们需要幻想家，是停止对这三个字进行讥笑的时候了。”“童话不仅为孩子，也是为成人所需要的。”“对生活的宽容态度往往是一个人丰富内心的可靠标志。像安徒生这样的人是不愿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世俗纷争上的，因为周围闪耀着鲜明的诗意，不要放过春天亲吻树木的那一瞬间……”

虽然有大量现实作品，但骨子里，他不是“现实感”和“斗争感”很强的作家，他更像灵魂方面的美学大师——大自然最亲近、最信赖之人，更像一个理想主义的冥想者和歌颂者，那种干净得能听懂花鸟物语、拿到童话钥匙的人。对现实，他的反抗工具是美，是对丑和恶“背过脸去”的姿式，是以回答“人应怎样生活”“何以不辜负这个世界”的方式来进行。他消化矛盾、超越苦难的愿望和能力都太强了，他不能忍受被阴暗挡住光线、降低视力的生活。而且，这毫不妨碍他对那些英勇的同胞报以爱和尊敬，这在他对茨维塔耶娃、巴别尔、爱伦堡等人的评述中清晰可见，他熟悉对方的价值，清楚对方的意义，拥戴对方的劳动。比如他这样说爱伦堡——

我们每个人都想象一个永久的幸福和平的时代，一个自由、理性的劳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饱经风霜的生命应享受安宁和幸福……一旦这个时代到来，一旦太阳在摆脱了恐惧和暴力的大地上升起，人们就会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怀念所有为它的到来而贡献了劳动、才华和生命的人。在这些人当中，伊利亚·爱伦堡必将名列前茅。

诗性、浪漫、理想人格、美学的纯粹、对永恒价值的守护、对细微之物的深情、对教育和艺术的关注、突破时代纠缠的行走……这一切，奠定了巴氏风格，一种知识和精神上的“百科全书”风格。

正是基于这种高尚的风格，这种完美的人道主义风范，1965年，他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多年来，我已惯于将《金蔷薇》搁在枕边，就像小孩子让最爱的糖果触手可及。睡前翻开某页，无论内心多么浮躁，这时都会安静下来，连空气都变得像书中森林里的那样：清澈、湿润、流畅，有股沁人心脾的薄荷的静，绿的香味……

它滋养你的精神，你的呼吸，你的肺……在有益于身心健康方面，我认为巴乌斯托夫斯基是最令人难忘的一位。

2000年

伊利亚·爱伦堡

（1891—1967）

俄罗斯记者、作家。1891年生于基辅，中学时参加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曾经被捕和流亡。作为记者，他参与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的报道，并长期游历欧洲，曾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暴风雨》和《巨浪》等，并有大量札记、诗集和文论。1954年发表中篇小说《解冻》，引起轰动。此后，他历时5年完成了6卷本的大型回忆录《人·岁月·生活》，该书以沉痛的感受、深沉的良知忆述了大量同代人的生涯和命运，披露政治的动荡与阴暗，被誉为苏联“解冻文学”的开山之作、“欧洲的文艺史诗”。

上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掀起“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爱伦堡拒绝在政府号召书上签名，并于1953年2月致函斯大林，表示自己的担忧。该举动为其埋下杀身之祸，幸好斯大林病亡，他才逃过一劫。1967年，爱伦堡病逝。

“然而我认识他，这多么好啊”

——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记住一些词，记住一些人和书的名字……会有助于生活。谨以此文，纪念那些“透过眼前的浓雾而看到了远方”的人。

——题记

清晨，在闪着鸟啼的薄雾中散步，当脚底明显地踩到了软泥——这大地最鲜嫩的皮肤，它沾着露珠，像受惊的伤口微微发颤，你的心猛然揪紧，你会想起：下面，埋葬着诗人。

说话、欢笑、做梦、哭泣、歌唱、相爱……大地上一切被赋予了音乐性的元素，一切红蓝闪电般的激情移动，一切高亢而优美的舒展，皆和诗的灵魂有关。

只要一想到：我们正梦着他们的梦，主张着他们的主张，忧伤着他们的忧伤……只要一想到：我们正踩在他们曾踩过的地方，在他们尸骨的髓气和光焰之上，在昨天他们用不幸搭起的希望之上……

就忍不住去俯吻那泥土：你好，寂静的兄弟。

1922年，在特罗顿诺大街我的公寓里，来了个陌生人，他用腼腆而高傲的声音说：我叫杜维姆。当时我还没读过他的诗，但内心立刻一阵激动：站在我面前的是个诗人。大家知道，世上写诗的人很多，诗人却极少，同诗人的会晤使你震惊……

他爱树木。我记得他的一首诗：他想在树林里认出将来替他做棺材的那棵……我瞧见树木时，心里便想起尤里安·杜维姆的那棵树。他比我小三岁，却已去世多年。然而我认识他，这多么好啊！

这是读《人·岁月·生活》最先翻开的部分。待全部读完才发现：自己之所以深深接纳并爱上这部黑皮书，正源于它对“死”最温情、最恻隐和周致的“爱抚”，那种巨大的宁静之恸、笃厚的情谊、哀惋的凝注——就像一位修女对弥留者的陪护。这是个完全值得托付后事的人！他的真挚慷慨，他的忠诚宽厚，一点不吝惜赞美，一点不羞于对逝者的敬仰……

对于“死”，这不是一个旁观者，他全身心地投入——仿佛水落在了水中央。

那悲凉哽咽的文字，那浩瀚凛冽的哀容，若伏尔加冰河下的漩涡，若西伯利亚旷野惨白的月光，唯俄罗斯诗人的心中才缔结出如此磐重的冰凌。

苏联克格勃绝密文件，标有巴别尔名字（第12）的处决名单，上面有斯大林亲笔签字，俄文意思是“同意”和“斯大林”

伊·埃·巴别尔——我的朋友，我常像怀念自己的老师那样想起他。

我以为，一个人对死的态度往往折射出他对生的全部看法，亦是对其人格最大的检验。我受不了对逝者表现出的那种轻淡和不恭，那种冷漠的从容，那种缺乏恸意的解说，还有无意间泄露的庆幸——我觉得这是卑鄙，是情感犯罪和灵魂舞弊。这样的人太多了，连一些才华和业绩堪称大师者，在涉及对同辈人的描述时，也不免染上文人相轻、同辈互薄的恶习。这一点，苦难沥就的俄罗斯人相反，他们像对待圣物一样珍惜、感激命运所赐的那一点点友情磷火，将之纳藏于心、捧捂于胸，在寒酷长夜和流亡驿途中层层包裹、程程递传……

临刑前的巴别尔

马尔基什于1949年1月27日被捕，死于1952年8月12日。我同所有见过他的人一样，怀着近于迷信的柔情回忆他……我很难习惯这样的想法：诗人已被杀害。

诗人皆是被杀害的。他们皆死于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与自己时代之间的恋爱，情书上满是“自由、公正、理想、幸福”等鲜花般的字眼。他们爱得太纯真，全然不顾后果。茨维塔耶娃说：“我爱上了生活中的一切事物，然而是以分别，而不是以相会，以决裂，而不是以结合去爱的。”结果他们全输了，天真输给了阴险，温情输给了粗野，个性输给了牢房……他们被歹徒套上绞绳，蒙上黑布，吊在了祖国蔚蓝的天穹下。

时代躯体上最柔软、最优美的薄翼，被世俗与政治的手术刀给锯掉了。犹如最公益的蝴蝶或蜻蜓，被按上肮脏图钉，嵌在祖国那急需裱饰的污墙上。

而在上帝那儿，一个杀害诗人的环境是有罪的。

“每当想起叶赛宁，我总忘不了：他是个诗人。”善良的爱伦堡永远不知道，叶赛宁并非自缢身亡，而是被政府密探活活打断了气。安德烈·别雷的话或许可作所有诗人的墓志铭——

他用思想衡量时代

却不善于度过一生

不善于缓解灵魂和外部的紧张关系，不善于克制隐瞒和安分守己，不善于卖笑奉承和插科打诨，不领唱太平亦不加入颂诗班的合唱……不合时宜，是诗人短命的症结。在一个丛林法则的年代，漫长的年轮只属于笼养和套锁的宠物：蜜嘴的鹦鹉和杂耍的猴子。

降生，受难，露天地战斗，然后不依不挠地死去——诗人的全部。

一些人熟悉草木，一些人熟悉鱼类，而我却熟悉了各种离别……

他仁慈而优美地躺在棺木里……仿佛所有人都将由于这样一个短暂而可怕的念头而心头衰竭：再也看不到纳齐姆了。

当身边的友人——这生命的小树林——一棵接一棵地被雷击倒，那兀自立着的一棵该有多么寒冷和孤单。面对旷野上拱起的大片墓群，这个继续生存的“余数”，心中的坟茔又何等凄清。

当我重读茨维塔耶娃的诗时，我会突然忘记诗歌而陷入回忆，想起许多友人的命运，想起我自己的命运——人，岁月，生活……

茨维塔耶娃与妹妹阿纳斯塔西亚。妹妹两次被捕，在远东劳改营度过近20年

那些死去的脉影，那些曾多么紧密和相似的灵魂……作为幸存者，你必须担起留守往事和记忆的责任——共同活过的经历，一下子全遗落给了你。死去的灵魂需要活在你身上，它们成了你的构件，你的肺腑和器官。

我想起一位朋友的话：有的人活着，就已成了纪念碑。爱伦堡，即这样一座纪念碑：胸腔嵌满被杀害亲人的弹片，血液里收养遇难者的血液，脊柱的每一毫米，都铭刻着一缕遗嘱。

最后一次见面是1958年春在布拉格机场上。我突然看见了奈兹瓦尔——他刚从意大利来。像往常那样，他对我说：意大利太美了！然后他抱住我，指着心脏：我的情况不妙。不久，他去世了。

爱伦堡对这位朋友的印象是：“我从未见到一个人像他这样顽强地抵御着刨子和推子的进攻以及岁月的校正。”

我常有这样的体会：个人对生命的整体印象，对自我信息的确认，非得借助他人的存在故事作参照不可；一个人的精神位置，也要通过与另者的灵魂联系才得以识别。换言之，我们要在别人的眼睛里找见自己，借对方的生命移动体察自己的行走……可有一天，那些坐标系、那些最亲密的镜子突然碎了，接下来会怎样？失去伙伴的生命将陷入怎样的恐惶与混乱？

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的阿赫玛托娃，一生历尽磨难。其前夫、诗人古米廖夫于1921年被以“反革命阴谋罪”处决，其儿子在30年代曾两次被无辜逮捕。

那一刹，生存仿佛瘫痪了，你会觉得自己也碎掉了，灵魂一片空寂，如水银泻了一地……你无法短期内捡回自己。即使重新上路，很多重要的无形的东西也已离去，一些光影已永远失踪，生命之书被删减了许多页码。

平常岁月里，当我们身体犹健时，死显得那样模糊而遥远，惟那些与自己特别近、甚至最亲密者的猝然离去——比如友人、亲人、恋人，才会极真实地唤醒我们体内沉睡的痛感和惊悚，感觉到死对生构成的严峻威胁，甚至才恍然大悟：人是会死的！无一例外、无力阻挡、无法填补的死！也正是从这些突变和剧痛中，我们才第一次逼真地看清了自己的死。

最亲近者的死，总让活着的人震惊。它可以使孩子瞬间长大，让青年一夜间坠入中年……懂得了死也就懂得了生的真相和寓意。对迈入中年门槛的人来说，最大的精神打击莫过于目睹同辈人络绎离去，而这是一种每天都在暗暗添加着的危险。

在书里，爱伦堡忆述了数十位朋辈的死。短短20年间，饥病、贫困、战争、迫害，无情洗劫了这些金子般的生命，在作者眼皮底下。

一个人，要为整座时代的头脑送葬。共同的使命、相似的精神——使他们完整得像一个人，像同一乳母的孩子。他曾热烈拥抱并祝福他们——希望对方活得比自己更长久更精彩，而现在，只剩下了自己……

半世纪过去了，抚摸这些披黑纱的文字，我依然能觉出爱伦堡平静叙述的背后——那由于克制而愈发颤抖的情形，那巨大的隐忍，那内心的哽咽和悲凉。他实在无法多写。

临走的时候，我说：马琳娜，咱们还要再见面谈谈。不，此后我们没有再见。茨维塔耶娃在撤退到叶拉布加市后便自杀了。

在罗特的长篇小说里，阳光、空气都很充足。然而在他的现实生活中，鲜血、懦怯、背信弃义……实在太多了。德国师团在布拉格街上行进。重病的约瑟夫·罗特被人从咖啡馆送了医院。他才45岁，但他不能再活下去了。手稿和一根旧手杖被分赠给朋友了。

曼德尔施塔姆

初读这些段落，我为其利落得近乎笔直的句型感到冷，但又迅速看清了：正是这种匕首般的简短、陡转和跳跃——给人以惊心动魄的震撼。血光似的一闪，不见了。没有浓烟，没有呛人的腥。

悲怆，即殷红的心上开出的一粒白色纸花。

这是一个坚强而遭创内伤的人唯一能做的。他懂得死的尊严，懂得诗人之死应是干净、迅速和美的。他不愿看到被挣扎所损害的面孔。

尽管诗人还不想死，还挣扎着想“恋爱”，还准备着各式各样的赴约，但权力已以最粗野和下流的方式掳掠了他的“祖国爱人”，且不允许情敌存在了——

彼得堡啊，我还不想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

我但愿，有头脑的躯体

变成街衢和国土

这躯体虽被烧焦，但有脊柱……

此时的曼德尔施塔姆好像已听到了囚车的马达声，这些诗明显地露出诀别之意。时隔不长，他在海参崴牢房里被冻僵了。

考特贝尔附近有一座山，轮廓很像马克思的侧影。沃洛申就葬在那里。1932年秋，马琳娜·茨维塔耶娃写道：

他来到这样的时代：“按我们的心愿唱吧

——否则我们就把你消灭！”

他来到五光十色的时代，却只有孤独：

“我想独自躺下……

亘古的寂静

十字架是一株孤寂的苦艾……

诗人被葬于最高的地方”

“否则就把你消灭！”这正是爱伦堡的伙伴——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同宗种子的命运。仅斯大林时期，俄国即有两千多名作家、艺术家遭清洗或流放。《人·岁月·生活》覆盖的仅是极小的一个边角，更庞大的墓葬群只能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或更冷僻的地方去找了。

歌德75岁那年曾对艾克曼说：“我极占便宜的是，我出生在一个世界大事逐日相接的时代。”无疑，对于一个书写者，见证一个深刻而惊险的时代，确属幸事，那将极大地丰富个体经验，扩充其思想体积和精神资源。但坦率地说，我本人厌恶这种“收藏家”心态，因为这种藏富是以世界的混乱、生活的惨变和人的巨大牺牲为代价，这种独家发言人的资格要靠自身的保存及同辈人的消亡为前提——艺术的嘴巴吸吮死者的血，我受不了这份野心。

没有比人和生更宝贵和神圣的了。同时，我们已看到，并非只有大时代大悲剧才孕育精神业绩，艺术家不仅熟览历史，更要精通良心，精通灵魂密码与人格定律，以巨大的细心潜读生命奥秘和共同遭遇……《荷马史诗》的魅力不在它托举的事件之显赫、构架之磅礴，而在于悲剧的神性眼光和穿透时间的美，在于元素的细密与浩瀚。

托马斯·曼在《我的时代》中嘲笑了歌德：“我们可以看见，矜夸你自己一生所经历的事实在是非常冒险的事。”可敬的是，作为陪伴俄罗斯最负罪也最伟大生涯的爱伦堡，这部《人·岁月·生活》通体以“痛”和“苍凉”——而非吹嘘和庆幸的姿态完成的。虽然他有的是这便利。

孤独，隐忍，苍凉，长歌当哭……

一个懂得生、体恤死的人。

一个温和而英勇的绅士。

一位把赞美和棉衣披给同伴的人。

1967年，在送走了那么多朋友后，他也为自己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葬礼。

1999年10月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1860—1904）

俄国著名小说家、戏剧作家，和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

契诃夫出身小市民家庭，父业破产后，靠当家庭教师念完中学，后入莫斯科大学学医并开始创作。小说代表作有《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变色龙》（1884）《草原》（1888）《万卡》（1886）《哀伤》（1886）《农民》（1897）《套中人》（1898）《新娘》（1903）等。后期转向戏剧写作，主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等。

契诃夫擅长透过小人物命运，披露重大社会问题，讽刺人性弱点。“用一种诗人的崇高的语言和幽默温和的微笑描写现实的丑恶。”（高尔基）其小说以简洁、自由、明净的风格，为世界文学树立了典范。“多么伟大的理解力！他从来没写过多余的一节，每一节都是或者有用、或者美丽。”托尔斯泰赞叹道。

1890年4月至12月，契诃夫长途跋涉，到政治犯流放地库页岛考察，访问了近万名囚徒和移民，写出了一系列抨击沙皇专制的作品，如《在流放中》（1892年）《库页岛》（1894），尤以《第六病室》（1892）最震撼人心。

1904年6月，契诃夫肺病恶化，前往德国疗养地治疗。7月15日午夜，他接过妻子递过的杯子，留下最后一句话：“很久没喝香槟了。”

巴乌斯托夫斯基以“契诃夫感”表示对这位前辈的钦敬，“对他的爱，如同一切巨大的爱一样，很快就耗尽了语言所拥有的最好词句。”

在羊毛和蓝天之间

——读契诃夫《草原》

谁顺这条路旅行？谁需要这么的辽阔？

——契诃夫

俄国风景

一个奉命求学的孩子，为了母亲眼中的“出息”，和一群商人结伴上路了。

躺在颠簸的羊毛堆上，眼里只有晃悠的蓝天、草原。他是惆怅的，也是喜悦的。惆怅是因为家越来越远，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喜悦是因为好奇，9岁，草一样嫩，生命尚未被套上货物和鞍子。

除了童年，他没有行李，那些沉重的羊毛归成人。

他关心的只有景色，从早到晚的景色。儿童的快乐很纯粹、很本能，尤其遇到了大草原，就像水在水中行走。

刚割下来的黑麦，预备着再开花的野麻、催奶草……北极的海燕飞过大道，土拨鼠在青草里互相打招呼……不知什么地方，田凫发出悲凉的鸣叫……炎阳之下仿佛正在死亡的村子……一只鹰贴近地面飞翔，平匀地煽动翅膀，忽然在空中停住，仿佛在默想生活的空洞无聊……夜草丛里升起的一种快活而年轻的唧唧声……突然传来一只醒着的鸟的激动叫唤，同时又有另一只鸟在笑，或忽然变成歇斯底里的尖细哭泣声——是猫头鹰。它们究竟为谁而叫，在这平原上究竟有谁听它们唱，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了，不过它们的叫声含着深刻的悲伤和哀悼……空气中有一股禾杆、枯草和迟开的花的香气……白嘴鸦闲散地在青草上空盘旋，它们长得一模一样，使得草原愈发单调了。

《草原》插图，库克雷尼克塞绘

我印象里，只有俄国作家才会如此动情、如此绵密琐碎地——用工笔描画眼中的风景。这些泛滥的细致，这种丰裕的铺张，换在别国作家身上，早招来读者的怨声了，俄国文学却是例外，不仅合情合理，且珍贵无比。在它那儿，人和自然那种如胶似漆的血缘感、那种深入骨髓的亲密、那种前世今生的默契和感应、那种宗教般的寄宿情怀——吸引你仔细地一匙匙品咂，如同一盘美好的果锦，摄取多了也不觉腹胀。大自然只一个，但在俄国作家笔下却从不重复（像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和契诃夫的《草原》），各自有着私人的风景，原因是：他们的心灵不重复。

《草原》插图，库克雷尼克塞绘

一位风景画家有言：大自然就是我的宗教。这话更像契诃夫们说出来的，尤其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那几代俄国作家，都有着守林人、旅行家、流浪汉的气质，他们描绘的不是纯物理景色，而是与人之命运相匹配的心灵自然、精神地理。

广袤而深沉的俄罗斯大地，天然有一股史诗般的忧郁和神圣感，与这个苦难民族的气质和品格有着极大呼应。无论天际、风雪、冰河、山体、森林、原野，还是复苏的花草和鸟兽，都分泌着一种坚硬、严峻、凛冽的冷调，一种动荡、悲凉、肃穆的宗教意绪……使你不由想到“母亲”“上帝”“命运”这些词。有了这种“物语”，其风景即始终长在灵魂的泥土上，有了民族生涯和身世的象征性。而画面中人，即使褴褛的纤夫、跛足的乞丐、驼背的老人，无不饱含一种刚直、虔诚、高尚的气息，卑弱而不委琐，贫苦却无病态。

这种对自然的沉溺，与其说是一种审美，不如说是一种信仰。在他们的景色中，有那么多召唤生命注意力的细节，大自然的悲怆特征和人的命运内涵结合得那么紧密、牢固，建立在血缘和脐带之上。在他们心目中：大地就是宗教，就是生活和命运本身；大地是须仰望的，就像仰望上帝和星辰。

一个世纪过去了，如此富饶而鲜美的大自然笔录，在今人看来，已显多么奢侈和遥远。每次重读《草原》，我都会意识到，眼下是个大自然多么匮乏的年代：为遇见一片浩瀚草木，人要搭乘几千里的路途；面对一棵古老大树，我们会感动得潸然泪下……19世纪的俄罗斯，那片承接过普希金、托尔斯泰脚步的土地，那片神性的辽阔风光，足以令每一个活在物理城市和水泥缝隙中的现代人——感到敬畏和惊羡，喟叹自身的平庸和粗糙。

生活又苦又残酷

我一直觉得，好小说的叙事风格，应是近乎散文的那种：自由、流畅、松弛，犹如野外散步，没有路，即遍地是路。

《草原》即如此。它本身并无复杂的结构，自始至终由“旅行”占据着，由一个9岁孩子的视觉和心理记录控制着。它不靠事件矛盾和多个主体的冲突来建立故事，而是借巨大的美景与人的生存渺小之间的对比和落差——以呈现主题：作为生命母腹的草原如此令人陶醉，然而其孵化的人之命运，竟如此艰辛、酸楚、乖张。

小说中，你几乎找不到人物对立，没有，打扫得很干净。但人生的挣扎感、无力感、被掠夺感、控诉感……却时时刻刻像阴雨笼罩着草原，让人疼痛，让人压抑。比如忠厚笨拙的车夫简尼斯卡，被主人允许取食时的惶恐——

他忸忸怩怩走到垫子这儿来，拿起5根又粗又黄的黄瓜（他不敢拿小一点、新鲜的黄瓜），和两个煮硬的、颜色发黑的、开了绽的鸡蛋，然后犹疑地、仿佛担心伸出去的手会挨打似的……随着一阵响亮的咀嚼声，连马也转过头来怀疑地瞧着他。

再比如小客栈主莫伊塞维奇：“我有6个子女，一个要上学，一个要看病，一个要人抱，等他们大了，麻烦就更多……《圣经》里也是这样，雅各有了小孩子的时候，尽是哭，等到孩子长大，他哭得更伤心了。”还有抱病的老车夫潘台莱：“我把自己看作一个失败的人……你，叶果鲁希卡，现在还小，可是你会长大，养活你爹，你娘……我自己也有儿女，可是他们烧死了。主显节那天晚上，草屋着火了，我不在家，我在奥辽尔赶车……玛丽亚跑到街上，想起小孩还睡在屋里，就跑回去，跟孩子们一起烧死了……第2天没找到别的，只找着些骨头。”

还有路边沉睡的坟墓，寒冷的十字架，杀人越货的传说。

人感到了坟墓的沉静，感到眼前有一个身世不详的人的灵魂，那人躺在十字架底下。那个灵魂在草原上觉得太平吗？它在月光里悲伤吗？靠近坟墓的一带草原也显得忧郁、寂寞、凄凉，青草好像更愁苦些……没有一个过路人不记得那孤独的灵魂，一个劲地回头看那座坟，直到它远远地落在后面。

较之儿童的轻盈和纯净，成年世界是阴郁、繁重、焦虑的，每天有数不清的骚动和忧愁。正如那个脾气暴烈、一路上对草原骂骂咧咧的伙计戴莫夫，用他的话说就是：“我心里好烦啊！这生活又苦又残酷！”

郁闷中的亮色

小说中的草原，笼罩着一股巨大的宗教苦难气息和宿命感，倘若这氛围得不到舒展和稀释，那草原就始终是磐重、沉闷的苦海，而不会诞生美。契诃夫的功劳即在于在黑夜中点起一堆篝火，给悲苦的空气投放一缕歌声，一朵朵梦游般的萤光……

这光亮源自几个人物的出场，他们代表着恶劣命运下的另一类人，显示着苦难的另一种活法。正是他们，给草原和小主人公带来了惊喜——

最难忘的是那个因爱情而激动得失眠——不得不深夜起身、游荡着四处找过客搭话的新郎倌：“他们第一眼看见的，不是他的脸，不是衣服，却是他的笑容。那是一种非常善意的、爽朗的、带有传染性的笑，叫人很难不用笑容去回报他。”康司坦丁，一个健壮的被命运眷顾的幸运儿，一个让穷青年妒羡不已的家伙，他急于向每个路人推销自己那中了头彩的幸福。

“她不在家，她回娘家去住3天！她走了，于是我觉得仿佛没结婚似的……她是个那么好、那么体面的姑娘，那么爱笑，爱唱，一团烈火！她在家的时候，你的脑筋就给弄得迷迷糊糊，现在她一走，我就跟傻瓜似的在草原上逛荡，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我吃完中饭就出来了……我不能呆在家里，我受不了。”

康司坦丁笨拙地把脚从身子底下抽出，在地上躺平，脑袋枕着拳头，然后站起来，又坐下。这时人人都透彻地明白他在恋爱，他幸福，幸福得过火……他坐立不安，不知该取何姿势才不给那无数愉快的念头压倒……看见这个幸福的人，大家觉得心里发闷，也渴望着幸福，便空想起来。

当大家都被折腾累了，他意犹未尽地起身：“再会，伙计们！谢谢你们的款待，我要再上那边火光去一趟，我仍受不了。”一个幸福得让自己和大伙都受不了的夜游郎，真难以置信！这个草原的幽灵，这个萤火虫般的使者，大家不知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偌大草原尚不足平息他体内的澎湃，像一个浑身着火的醉汉，踩着露水跳舞，踩着夜的高潮行走。谁都明白，这幸福无法分享，只能仰望和妒羡，每被妒羡一回，那幸福就壮大一轮，就激动地膨胀和咆哮一次，而他的新娘，那被唤作“喜鹊”的女人，便成了深夜草原上最肥沃、浑圆和风情的意象，她高高挂在天际，如大众情人，如灿烂熟透的桃子，如开满鲜花的月亮……

苦难被升华了。泥土升为月光。

他排遣了夜的寂寞和沉重。整个故事里，他的闪现，是最耀眼的一次，犹如慧星，犹如痴人说梦。

这个年轻人，不仅活得简单、明亮，且身体里自酿酒精和蜂蜜。换句话说，他活得像成年儿童。他的快乐值得现代人思考。

亮度的再次燃起须感谢神秘的公爵夫人——

忽然，十分意外的，叶果鲁希卡看见离自己眼睛半寸的地方，有两道丝绒样的黑眉毛，一对棕色大眼睛，娇嫩的女性脸蛋儿，微笑正从酒窝那儿放射出来，像阳光布满全脸，还有一股好闻的香气。“好一个漂亮孩子！”女人说。“这是谁的孩子？瞧，多好玩的孩子啊！天啊，他睡着了！”女人热烈地吻叶果鲁希卡的脸蛋儿。他微笑着，可是想到自己是在睡觉，就闭紧眼睛……

无疑，这是草原上最柔情最优雅的人了。她身份高贵，住在宝石、御像、丝绸、音乐编织起来的庄园里，但又纯洁、简单、慷慨好施，世俗眼里的她，“又年青又傻，脑袋里满是胡思乱想”。

美貌、温存、善良，加上“胡思乱想”，还有比这更令人难忘的妇人吗？她匆匆的裙裾，像一场夜风，像一阵青春荡漾的雨，使冗长旅行中困乏褥热的空气为之一颤，变得清爽怡人，读者的心也空前活跃起来，尤其在小男孩脸上印下的那个吻，更令人鼓舞和回味。

她长得多漂亮啊……不知什么缘故，叶果鲁希卡不愿意想别的，他那昏昏沉沉的大脑根本拒绝想平凡的事情。他瞧着天空，想到幸福的康司坦丁和他的妻子。为什么人要结婚？……他又想起了公爵夫人，跟那样一个女人一块儿生活，大概很幸福快乐吧；要不是那个想法使他非常难为情，他也许很愿意跟她结婚了。

这是一次生理抚摸，也是一次精神访问。一次隆重的异性来访。

契诃夫最感人的故事、最神奇的对话，多是在儿童和老人或妇女间展开。似乎他们天性里有某种彼此向往和吸引的品质：妇女给予儿童以温情的滋养、母爱的浸润，促进其生理和情感的发育；老人则像辽阔的秋天，使孩子的额头走向成熟，学会远见和思索。契诃夫仿佛有种本领：总能为自己的儿童邀请到最令人尊敬的老人和妇女，无论智慧和美德，其表现都令人难忘。

简练、纯净、明快、散文式的结构、元素充足并注意了节约——这一切使《草原》如一部干净的叙事诗，苦难中闪烁着童话的美德和宗教的纯洁。

草原领袖和灵魂天敌

法尔拉莫夫——

一个传奇人物。冷漠、高傲、怪戾，凭着惊人的商业才能赢得了整个草原的敬畏。他征服了所有垂涎财富的人，就物质而言，他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他牢牢威慑着世俗之心，成为一个让人梦萦魂绕的名字。大家对他的膜拜俨然对待圣人与英雄，几乎所有人都在赞颂他，恭候他，巴结他，以为找到了他便找到了一切。小说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看见法尔拉莫夫了没有？”可以说，他把人们的魂勾走了。

但他是神秘的，来无影去无踪。

老是在这一带转来转去……这个人啊，就是那个人人都在找他，那个永远在转圈子，那个比德兰尼兹基公爵夫人还要有钱的人……这个矮小的灰色的人穿着大靴子，骑着一匹难看的小马……“很了不起的一位老爷……世界靠的就是这类人！”

“了不起的老爷”却对一个人不顶用，甚至说毫无意义，那就是索罗蒙——小客栈主莫伊塞维奇的弟弟。我认为，这是契诃夫在草原上安插的一个最富深意和个性的角色。索罗蒙的性情、信仰和价值观，完全不同于他人，他洞察一切，蔑视一切，嘲笑所有世俗价值。

他仿佛正在想着什么可笑的蠢事，正在觉着轻蔑而厌恶，正在看中一样东西，等个有利的机会把它弄成可笑，然后自己哈哈的笑一阵似的。

在世俗眼里，这是个古怪、孤僻、不可理喻之人，其兄如此介绍他——

“上帝剥夺了他的神智……他晚上不睡觉，老是想心事，究竟在想什么，只有上帝晓得了。他什么也不要！先父去世时，给我们每人留下六千卢布。我为自己买下一个客栈，结了婚，现在我有了子女；他呢，把钱丢进炉子烧掉了。真是可惜！可惜！他把钱送给我啊！”

他脑子里藏着什么呢？得出了哪些重要结论？他不屑示人，但面对神甫的挑衅和疑问，他还是泄露了一点儿：

“你看，我是奴婢，我是我哥哥的佣人；我哥哥是客人的佣人；客人是法尔拉莫夫的佣人……要是我有一千万卢布，法尔拉莫夫就成了我的佣人。”

当兄长狠狠责骂“你怎么能拿自己跟法尔拉莫夫相比”时，他答道：

“我还不至于傻到把自己跟法尔拉莫夫看成一路人……他活着是为了金钱和获利；我呢，却把钱扔进炉子里！我不要钱，不要土地，也不要羊，人家用不着怕我，也用不着脱帽子，所以我比法尔拉莫夫更聪明，更像一个人！”

法尔拉莫夫是草原生存规则的制订者，是财富游戏的洗牌人，是世俗人生的最高榜样。“好几万亩田，十几万只羊。”但这只对认同该法则和参与该游戏的人有用，对“局外人”索罗蒙却等于零，他是法尔拉莫夫唯一的灵魂天敌、价值克星。

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生存关系恰恰是最紧密、最邻近的——像一个事物的两半。正是这种对集体尺度和世俗契约的叛逆性，让索罗蒙在草原上显得醒目而孤独。

契诃夫与托尔斯泰

契诃夫感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里谈契诃夫，用了一个私人体验的词：“契诃夫感”。以示对这位前辈的爱戴。“对契诃夫的爱，已超过了我国丰富的语汇所能胜任的程度。对他的爱，如一切巨大的爱一样，很快耗尽了语言中最好的词句。”

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契诃夫第一次将中短篇小说带入了这样的境界：简明、流畅、高效、结实、举重若轻；充满童年的纯真和晨光，充满妇女和老人的温情与高尚，充满宗教的忧郁、圣洁和拯救感；将人间的苦难与梦想、精神的负重与升华——并挽得这般有力、有机、大气磅礴；追求一种饱含诗意的写实，追求一种准确而有定力的浪漫，追求一种坚硬的柔情和湿软；那种对底层命运的关怀和沉痛的“同感”（远不是“同情”了），那种对庞杂人性的细致分类、对流动情绪作速记和连续照相的能力，那种永远平静地讲故事的心态、对整齐的小说形状的把握……

在以上诸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们都做得很好，但他们用的是鸿篇巨制。在高效和节俭上，契诃夫属于极少数。

“多么伟大的理解力！他从来没写过多余的一节，每一节都是或者有用、或者美丽。”列夫·托尔斯泰这样赞叹自己的朋友。

在打量文学史的时候，我们会蓦然发现，无论古典还是现代的各种流派、各种术语，都无法将契诃夫覆盖住（陀思妥耶夫斯基亦如此）。后世那些很优秀的中短篇作家，只是偶尔完成了他的一个方面、一个局部。

契诃夫与妻子克尼碧尔

“契诃夫感”——它应尽快进入教材。

2000年

契诃夫和家人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

（1918—2008）

俄罗斯流亡作家。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苏德战争爆发后入伍，曾任炮兵连长，获两枚勋章。1945年因在信中指责斯大林而入狱8年，后流放哈萨克斯坦。出狱后定居梁赞省，在中学教书并开始写作。1962年，经赫鲁晓夫批准，描写集中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发表，引起轰动。1967年5月，向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散发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1968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海外发表，受到当局严厉批判。1969年，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1970年，鉴于“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1974年2月12日，当局宣布剥夺其国籍，押上飞机驱逐出境。曾流亡西德和瑞士，后移居美国。

1973年至1976年，三卷本的披露苏联专制和劳改营内幕的《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出版。另著有自传《牛犊顶橡树》、长篇小说三部曲《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等。

1994年5月，应叶利钦之邀，流亡海外20年的索尔仁尼琴第一次返回祖国，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岸，坐火车向西横穿全俄，沿途受到英雄般的礼遇。1997年，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2006年国庆节，总统普京主持典礼，向其颁发俄罗斯国家奖。

2008年8月3日，被誉为“俄罗斯良知”的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家中逝世，享年90岁。至此，他比“苏联”——这个剥夺他公民资格的政体，多活了17年。

“一句真话的分量比整个世界还重。”他说。

“深水鱼”与“地下文学”

——读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之一

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溃了。

——索尔仁尼琴

“不检查一下是否一切都藏妥当了，不想好如果夜间有人敲门我该做什么，我是不会睡觉的。”

“地下”——这是个怎样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词？作为严酷体制下的某种特指，它立刻把你引入一种诡秘而又隐含悲剧力量的“场”：惊险、幽僻、阴暗、忐忑、窸窸窣窣、蹑手蹑脚……“地下”，是一种死亡状态，也是一种生存之境；是压抑和绝望，也是自信和积极。它既是向下的，又是向上的。而且你会惊讶地想到：一切最有价值的东西总会被送往“地下”冻储起来，其力量不在眼下，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就像那些富饶的矿石。

革命者是地下工作者，这不奇怪。作家竟成了地下分子，这才是咄咄怪事……对于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作家们来说，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都没有轻松过（将来也不会！）。

可以说恰达耶夫创造了俄国作品被扼杀的记录……他逝去已110年，而作品还未发表……后来作家们能够自由地写，自由地动摇整个的国家结构，以致使俄国文学培养出一代憎恨沙皇和宪兵的青年人，他们走上了革命之路……然而，当文学跨过了它自己造就的革命门槛时，很快就遭到了厄运……苏联作家很快就明白过来不是什么作品都能通过“检查”的。又经过大约10年，他们又了解到稿费收入可能变成铁窗和铁丝网，于是又把自己写好的东西藏起来。

他必须潜入“地下”。像“深水鱼”那样在巨大的水压下——在距冰层很远的区域蛰伏下来。那里一片死寂，没有光线、漩涡，没有充足的氧气和海藻，亦没有朋友。那里听不见海啸、狂风与搏斗，远离岸上的枪声，渔夫的投叉和探照灯亦嫌弃这儿。

绝无舒适，但相对安全。

看上去它身体僵滞，移动迟缓，仿佛呼吸都省略了——唯濒危的化石级生物才会这样。这是一种内在的、靠反刍记忆度日的生活。于灵魂而言，该状态或许最适于思考，对生存来说，则是可怕的囚禁和窒息。

最大限度地收紧、敛缩，减少痕迹，不引人注目，不露任何异常——这就是“地下作家”的生存法则。所有的古老生物皆以此躲过杀戮、延续下来的。

但它冷冷地醒着——没有比“深水鱼”更清醒和深邃的了。它洞悉秋毫，体察万象，握有海洋的全部真理和秘密。它是一间记忆的仓库、历史的邮罐车——打开它的锁，你会惊骇地看到那些失踪的尸体、血污、刑具、唳叫、死亡档案、照片和遗物……它是整个海洋监狱的见证。

他就是它。

他最害怕的不是对手和死亡，而是突然被剥夺记忆和表达的机会。仿佛一位母亲，并不怎么害怕牺牲，却疯狂地护着腹中的胎儿。他脑子里的东西太重要了，为了它，一个男人可以像孕妇般不顾一切——所有女人加起来都不会比一位孕妇更有力量。

1941年，索尔仁尼琴曾是一名红军战士，因在私人信件里表达了对斯大林的不满而被捕

1974年，流亡中的索尔仁尼琴在斯德哥尔摩领取4年前授予他的诺贝尔文学奖

1974年，被驱逐出境后参加新闻发布会的索尔仁尼琴

普京接见索尔仁尼琴

1994年5月28日，刚刚踏上祖国土地的索尔仁尼琴和妻子娜塔莎

1994年，回国的索尔仁尼琴参加新闻发布会，依旧保持旺盛的批判精神

为了“古拉格群岛”千万条冤魂，为了几代人的命运能真相大白，为了替俄罗斯保留一副不说谎的大脑——他必须沉潜、忍耐，须以数倍于常人的机敏学会隐蔽，躲过那些深水炸弹、渔网、探照灯和声纳仪。

保护生存就是捍卫记忆。目睹了太多被告密、背叛和扼杀的例子，他变得更有地下经验了，为了迷惑敌人的嗅觉，他必须让身体散发出庸俗的气味，必须装出不要尊严的邋遢样子，而过早和轻率地显示力量即等于出卖力量。地下生活，是痛苦和屈辱，也是秘密的欢乐与光荣。

不能让隐蔽的“原子”从住所里跑出去，一时一刻也不能招徕关注的目光。身处同事之间从不表现自己有广泛的兴趣，总装出自己对文学一窍不通。此外，生活中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各级领导和机关的妄自尊大、粗暴贪婪，有时候虽有可能通过正中要害的控诉和当仁不让的抗议——澄清某种事情，可我从不允许自己这样做，丝毫不为闹事、斗争之类所动，只求做一个典型的苏维埃公民，即在任何恣意妄为面前总俯首贴耳，对任何愚蠢行为总心安理得。

为了爆发，必须忍受。为了石破天惊的訇响，必须先无精打采地沉默。必须阻止体内那股正义的冲动和激情——用绷带、胶布、压板将之缠了又缠，裹了又裹，千万不能决堤，不能外泄。

他坚定、自信，有着耐寒的体魄和不畏寂寞的定力。但“深水区”的钟表走得太慢了，氧气太少了，他有虚弱和委屈，有沮丧和不甘的时候——

整整12年，我平静地写个不停。只是到了第13年时我颤栗了。这是1960年夏……我有一种涨满感，构思和行动失去了轻松……我已经对保守秘密感到了厌倦。

秘密若永远是秘密，那就没有任何意义。每一桩历史秘密和真理，都有其对应的有效时代，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容器里，它是伟大而有力的，可一旦容器被消碎或解体——它却迟迟没显形，那就白白流失了其能量。

秘密不应作为塑料花而自淫，她须抓住一切隙机以绽放腹中的果实。她渴望听到诞生的婴泣。

最败坏一个作家的是许多年不能够有读者——苛求的、敌对的以及喝彩的读者，是无论如何不能够用自己的一支笔去影响周围的生活，影响成长中的青年一代。这样的缄默会带来纯洁，也会带来无为。

若暂时没有读者的仅仅是作家的私性体验（比如卡夫卡和普鲁斯特的作品），那或许称得上“纯洁”。但若涉及民族生存、公共良知和国家前途，那只有不顾一切地早早曝光方称得上“纯洁”了。对此，罗曼·罗兰和纪德作出了不同选择：前者的《莫斯科日记》在长达半世纪的自我封存中成了朽纸，铅华失尽，由一件思想利器沦为死亡政权的哭丧棒；而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则光芒四射，成为了一把率先解剖政治乌托邦的手术刀。

不能浮出水面，不能用一支笔去改变周围的空气，不能影响成长的一代——把之拱手送给当局去“培养”——这是索尔仁尼琴等“深水鱼”每天都遭受的炙烤，他几乎听得见神经咝咝冒烟的焦糊味。

还有文学自身也受到了损伤：一个作家，在获得了思想之后，还要考虑如何表达，使精神体验与艺术形式完美地结合，让作品具有更永恒和激动人心的力量，而“地下作家”在这方面遇到了障碍——

地下作家一个强有力的优势在于他的笔是自由的……除了真理，再没有什么在他头上回荡。但他的处境也有一种经常性的损失：读者太少，特别是缺少文学鉴赏力很高的、挑剔的读者。地下作家完全是按照其他特征选定读者的：政治上可靠和能够守口如瓶。有这两种品质的人很少同时兼有细致入微的艺术审美力……而事实上，这样的批评，这种把写好的作品放在美学的空间地带进行冷静、清醒的局部测量是非常需要的……在孤独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写上10年、12年，会不知不觉地随心所欲：有时长篇大论空空洞洞而且过于尖酸；有时激昂慷慨声嘶力竭却又故弄玄虚；有时搜尽枯肠找不到更合适的手段，竟用些粗俗的传统手法硬粘合到一起。

读索氏这些清醒的自白，我突然想到了近年读到的一个人，一个中国诗人，食指（郭路生）。

作为“文革”著名的地下诗人，他也称得上一条“深水鱼”了，但其精神内涵和理性指向与索氏有较大差异。在《鱼儿三部曲》中，他刻画了一条在冰层下追求神谕与光明的鱼儿——

当鱼儿完全失去了希望

才看清了身边狰狞的网绳

春天在哪儿啊，它含着眼泪

重又开始了冰层下的旅程

和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青年一样，食指的诗歌中交替着两股闪烁不定的生存指针：哀情和热情——成人的怀疑和儿童式的坚定——失败的情绪和不甘的挣扎——现实的焦虑和虚拟的光明。同时你会发现，由于情绪上的剧烈震荡和角度的频繁变幻，作者反而没给自己腾出稳定的思考空间，一切体验都显得那么匆忙、矛盾和模糊，这几乎是当时“地下文学”的共性。抒情遮蔽了理性，迷惘覆盖了质疑，文艺性远大于思想性……我们在敬重作者灵魂的个性与诚实之后，也不禁为思想上的刹车而惋惜。为什么感情的真实与强烈反而阻止了对问题真相的触探？为什么总在最平面的意绪上驰骋而不向纵深掘进？为什么我们的时代从不乏情怀上的赤子，却很少孵化思想上的勇士？

唯有诗人，独不见思想者。

多是凄美的抒情焰火，缺少有重量的理性之光。

和飞舞的激情相比，我们更期待垂直的沉思。最大的“深水鱼”一定是深邃的智者，而非骚动的诗人。

可见，“深水鱼”也有水域、层度、走向的差别。这是由传统、储备、习性、使命、知识结构和精神量级所决定的。诗人弹奏的多为“真理练习曲”，多用一种象征的表白和祈祷方式，正像食指《相信未来》中的那种“光明”——美好的愿望和决心即全诗的逻辑终点。而思想者的路径是理性，其全部力量在于否定和质疑——他要以充分的证据来审判谎言，最终使真理获释。

读食指，还有一个感受：艺术性略逊。无疑，它是特定的国情和语境所囿的结果。但还有一原因，即索氏所说的“地下文学”的遭遇：“读者太少，特别是缺少文学鉴赏力很高的、挑剔的读者。”即缺少充分的艺术参照和审美检验。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向索尔仁尼琴的墓地献花

今天看来，食指的作品更倾向于一种纪念性文本，“史”的价值远大于艺术性。这种残酷在1950年以后的几代作家和诗人身上都创下过。艺术被路线绑架了，文学被斗争挟持了，我们的字典中已无多少词汇可用，文字贫困到极点。

时代的不幸在造就“地下文学”业绩的同时，也让它付出了艺术上的代价。

在《古拉格群岛》的开篇，索尔仁尼琴为这部海底巨著题辞道——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这是索尔仁尼琴对文学和人的责任的回答。

1999年

什么样的主编会被历史感激

——读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之二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忽而高尚的情操闪烁，忽而在教条主义下不得不折腰，忽而又由于感觉到真理的存在而心灵震颤，忽而又像推土机般勉强地向前掘进。”

他，苏联《新世界》杂志主编，中央候补委员，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索尔仁尼琴浮出水面时攀上的第一艘船的船长。他是长官，也是一名有良知和同情心的打捞员。他最早发现了这条需要救助的鱼，对，马上！他眉头都没皱。能一眼认出索尔仁尼琴的巨大价值，成了他一生中最骄傲和夸耀的事。

《新世界》主编、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

他掌舵的是一艘绝对体制化的铁甲船，悬挂醒目的布尔什维克党旗，满载政府之贵重物资，但他竟允许——简直是盛邀——一名被政府打下水的囚徒成为这艘豪轮高贵的上宾，甚至还鸣放了礼炮，多么不可思议！没有这位老水手破天荒的眼光，就没有《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问世，就没有索氏的一举成名，俄罗斯亦不会这么快就添加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帕斯捷尔纳克，因获诺贝尔文学奖而被开除苏联作家协会

对索氏来说，能在浮出水面的第一刻就遇到一位甘愿跳下水——用臂膀托起自己的人，实属大幸。关于俩人的第一次见面，索氏回忆说：“谦和使他脸上特有的一种孩子似的表情马上感染了我——这是一种坦诚甚至柔弱的孩童的表情，一种丝毫没因长期身居高位和权欲熏染而破坏的表情”。

这不是一个报刊检查官的表情，不是常被别人和自己的诚实吓破胆的鼠辈的表情，不是大人骗孩子时的表情，而是孩子遇见孩子、诗人遇到诗人时的一见倾心和本能的喜悦。

正是这表情，使得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官员堆里很容易被一眼认出，也使得他落落寡合、不合时宜。早在1958年，苏共领导人决定将帕斯捷尔纳克从作协踢出去，会议表决时，他公然为帕氏辩护，表示“坚决反对这种粗暴践踏文学的做法”；在第22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发言道：“早就可以更大胆、更自由地印行一些作品……而我们竟没有做！”他埋怨《新世界》没刊载过尖锐的东西——“而它完全可这么干！”

也正是这表情，削弱了索尔仁尼琴对体制内一切人和事的顽固敌意，使之萌发了利用一部分政治力量以求变局的念头。要爆发，要石破天惊的訇响，须先寻一段导火索，一位帮手——特瓦尔多夫斯基正是这样一位。他有胆识，甘愿付出，有着不惧风险的角斗士性情，他的《新世界》亦具可燃性。事实上，他不仅亲自点燃了索氏送来的炸药包，还兴奋地跑来跑去，为“第一声春雷”喝彩庆功。引爆前，为取得一张许可证，他竟让赫鲁晓夫有滋有味地听其唠叨：“只靠接吻是生不出孩子来的！您取消对文艺作品的书刊检查吧！如果一本书的手抄本已经流传，那再糟糕不过了！”接着，他又去游说其他政要，还为作者捞了个“列宁奖金”候选人的名额。

索尔仁尼琴终于脱出了水面。恩人举得卖力，鱼儿自己跃得更漂亮——它腾起的高度和浪花超出了恩人的预想——简直是一只猛鸥的表演！这未令恩人惶乱，相反，他更兴奋，他把这位新人彻底当成了自己的作品。他要继续使劲，使之继续向上，升至仰望的高度。

“当没有装订的毛边印张一页页放在我面前时，我想像着劳改营生活的鳄怪，终于浮向人间将为千百万不明真相者所见识，我坐在旅馆豪华的房间里，面对自己的作品，第一次失声痛哭起来。”“我们拥抱了，特瓦尔多夫斯基高兴得像个孩子，移动着熊一样的身体，连声说：小鸟飞出去了，飞出去了……”

憨厚的老水手看走了眼，这哪是一只“小鸟”？这绝非那种只在自家坟头哀鸣几声的雀儿。它曾是一条遍体鳞伤的“深水鱼”，可如今——

它是鸷，鸷，鸟类中最凶猛的兽！很快，它即会伸出尖喙和呼啸之翼，尽显飞沙走石、摧枯拉朽之能。

索尔仁尼琴是鸷。“古拉格”上空复仇的黑点。

哀鸣？这远远不够。它要把坟头、地皮、连同墓穴里的暗道一齐叼上天，将黑体制的筋骨一齐挑上天，让全世界都看清这个国家的腐烂和恐怖。

借助特瓦尔多夫斯基这位保姆，索尔仁尼琴在“两块巨石”间（1961年——1964年，即赫鲁晓夫的所谓“解冻”期）赢得了一记喘息，并迅速积攒起了声誉，为更重要作品的撰写和问世奠定了基础。

但鸷是清醒的，领取掌声的同时警惕被手掌俘获，他知道警报并未解除，危险将随着自己愈来愈多的“峥嵘”而降临——鸷要做的事是任何地面上的权力者都不允许的，他要利用暂时的自由罅隙全速冲刺，直到再次被剥夺自由。

索氏的独立还表现在他与恩人的友谊上。

在对体制的根本立场上，俩人观点并不吻合，甚至激烈对峙。但谁也没奢求对方作出原则性的牺牲，也不妨碍尽可能多地“共同行动”。

和众多老布尔什维克一样，特瓦尔多夫斯基是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产物，对体制有一种天然的敬畏和依附。但他是个诗人，血液里流淌着俄罗斯人文传统的因子，对自由、公正有着不可遏制的渴望和义务感。因此，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充满了痛苦、纠结与闪烁不定的东西。

虽自身常陷平庸，但对不平庸的人和事却本能地亲近；虽本人不持有真理，但总能被别人的真理所感染和激动；虽自己做不出惊心动魄的非常之事，却总在有意无意帮他人完成这样的举动，且不遗余力。

他不反对体制，但在体制与受害者之间，他自觉为后者辩护，就像一位母亲，见了被欺负的孩子总忍不住冲上前……他清楚自己能量的大小、性质，知道该怎样把它用对、用准、用尽——逼近底线，但不会穿透，不会使之报废。

比如他提醒索氏：“我不敢保证您的作品一定能出版，也不确定日期，但我将竭尽全力。”（事实上他做的比承诺还要多）。谈到修改时，他抱歉地说：“有几首诗可以发表，但有枪声的发表不了，虽然希望有枪声。”（索氏由衷地赞叹：“不安的人祈求风暴，不，他完全没有腐败！”）尽管遇到麻烦，他还是郑重地请求作者：“您不要写那种编辑不需要告诉我就能决定发表的东西！永远不要写！”

“特瓦尔多夫斯基具有先天的尊严感和高尚情操，甚至在他被令人沮丧地迷惑住了的时刻，这种精神也没有失落，正是该精神帮助他决不允许其杂志出现直接的卑鄙。”

监狱中的索尔仁尼琴

1974年被驱逐出境时的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的葬礼

他掌舵的是一份政府杂志，能量有限，其本人也受到几位政治“保镖”的监视。《新世界》的发稿尺度和空间无论如何不能用19世纪《祖国纪事》和《现代人》的标准来衡量。但若少了特瓦尔多夫斯基，《新世界》无疑即《真理报》的文学版。

一个诗人，一个好人，一个英勇的主编，但终究不是一个战士。

他有很多缺点，却把最大的优点给了索尔仁尼琴——这个俄罗斯暗夜里的囚犯。至于他自己，除了索氏的友谊和敬意，所获的全是风险和拖累，随着亲手放飞的“小鸟”越来越大胆——日益露出“鸷”的凶相，他的《新世界》正面临灭顶之灾。但于索氏来说，私谊不能拿信仰交换，他不会基于感恩而作出妥协——以减轻《新世界》主人的压力。甚至，在“《新世界》应办成一个什么样的杂志”等问题上，他继续煽风点火：“它每一期的形成都不应以‘上层’今天的情绪为转移，不以恐惧和传言的摇摆为转移，不应囿于昨天批准的范围之内，每一期都应多少超越一下这个范围，要敢于跑着用额头去撞墙。”

索尔仁尼琴自喻“牛犊顶橡树”，自然希望别人也成为一头猛牛，齐力去撞同一棵树。但同时，他亦不无歉疚和羞愧：“我向特瓦尔多夫斯基要的东西太多了，他早已把秋千荡到了极限。”

“昨天还准备离开《新世界》的特瓦尔多夫斯基现在不准备离开了。他还要像老母鸡一样扎煞一下翅膀，保护自己的小鸡不被吃掉。”

尽管他并不真的理解自己辛苦抚养的小鸡何以成了莽撞的牛犊，却初衷不改，仍以对待雏鸡的柔情表示谅解，他说：“是的，他有权这样写，当我们坐在编辑部里喝茶时，要知道他还在劳改营呢。”

最终，鉴于这只小鸡“越来越不像话”，压力之下，他辞职了。

特瓦尔多夫斯基病了。癌症。他才60岁。之前他一直显得很强壮。

最后一个生日那天，他收到了索尔仁尼琴的电报——

“我们亲爱的特里丰诺维奇！祝福您……在频繁争论和严重分歧中仍忠贞地爱着您并感激您的索尔仁尼琴。”

他很兴奋，回电致意。

索尔仁尼琴说：“杀死诗人有许多办法。杀死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办法是夺走他的《新世界》。”

1971年12月，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葬礼举行。此前，他知道了“小鸟”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

坦率地说，在读这部回忆录的过程中，我时常为索氏感到一股“难为情”：为他在私谊方面不近人情的冷酷，处处设防的戒备、隐瞒，时时表现出的策略与心计……我感到气恼，也替特瓦尔多夫斯基感到丝缕的心冷、遗憾。

“就在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对他仍有所隐瞒，正如过去也经常这样。我没告诉他再过两周《古拉格群岛》一书将在巴黎出版。”

当然我明白，这是严酷体制下必须的代价，是“古拉格”的血腥教训所致，是“地下文学”的纪律使然。

“我不属于我自己，我的文学命运也不属于我个人的文学命运，而是所有那千百万人的命运，他们没来得及写完、低声说完、用喑哑的声音诉完的监狱里的命运，和自己过于迟了的劳改营中的发现。”

索尔仁尼琴是5000万囚徒用死亡目光送出的黑点。

“古拉格群岛”上空伺机复仇的风筝。

他不辱使命。

纪伯伦说：“哪怕情人之间，也只拥抱了他们共同的东西。”

索尔仁尼琴和特瓦尔多夫斯基正是这样。他们以“持不同政见者”和“政府主编”的身份拥抱了对方，燃烧尽“共同的东西”，尔后，将友谊的金别针永远留在了对方胸襟上。

1999年

威廉·巴特勒·叶芝

（1865—1939）

爱尔兰诗人、剧作家，“爱尔兰文艺复兴”的领袖之一。生于都柏林，父亲是拉斐尔前派的画家，1884年进入美术学院，但不久即违背父愿，迷上了诗歌。1887年，在伦敦结识王尔德，参加诗人俱乐部。1904年，和格雷戈里夫人等成立著名的阿贝剧院，上演关于爱尔兰历史和民歌的戏剧。

叶芝在英语诗歌中的地位和影响，堪与德语谱系中的里尔克相媲美。他一生创作大量诗作和二十多部剧本，主要作品有《秘密的玫瑰》《在七座树林中》《丽达与天鹅》《驶向拜占庭》《幻像》《旋梯》等。

1889年，诗人与女演员茅特·冈相遇，就此开始了一生的追求。很多诗作中，茅特·冈都扮演了女主人公的角色，最著名的即那首《当你老了》。

1923年，叶芝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称：“长久以来，他追随了那使自己成为祖国的翻译者的精神——这是一个很久以来就等待着人们赋予她声音的国家。把这样的工作称为伟大，是一点不过分的。”

1939年1月28日，叶芝在法国曼顿一家旅馆病逝。其墓志铭是晚年一首诗里的句子：“投出冷眼/看生，看死/骑士，策马向前！”

茅特·冈没有参加他的葬礼。多年后，她留下一句颇有意味的话：世人应因我没有嫁给他而感谢我。

“当你老了，头白了……”

——关于威·叶芝和茅特·冈

什么时候我们能责备风，就能责备爱。

——（爱尔兰）叶芝

1

在世界爱情诗史上，伴随着那些经典名篇的流传，诸多故事也成为了不朽。人们在吟诵浪漫句子的同时，也永远记住了其背后的爱情和命运，尤其那些美丽的女主人公。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你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威·巴·叶芝（1865—1939），诗人，剧作家，爱尔兰文艺复兴的领袖之一。尽管其一生硕果累累，但都没有像《当你老了》那样为后世痴迷和宠爱。叶芝出场到哪儿，哪儿就必有它，俨然最贴身的一块玉佩了。

显然，这首诗的声誉除了美学品质，更有赖别的因素。于是，揭开那位“朝圣者”的神秘面纱，弄清他和她究竟发生了什么，就成为赏析该诗的关键了。

叶芝出身于都柏林一个画师家庭，早年习画，但不久即抛弃了油彩，迷上了诗歌。他在英语诗歌中的地位，堪与德语诗歌中的里尔克媲美。艾略特曾誉之“当代最伟大的诗人，在英语中自无疑问，在我看来也是任何语言中最伟大的诗人。”

世纪之交，叶芝以饱满的激情为故土事业而忙碌。政治上他拥戴爱尔兰自治，但又是一个保守派和渐进论者，他反对暴力，主张改良，憎恶杀戮与复仇。这位物质与精神的贵族，在性情和生命实践上，堪称一个温美的理想主义者。

1889年1月30日，对诗人来说永生难忘。爱，降临了。

他与美丽的茅特·冈第一次相遇。她不仅仅是个著名女演员，更是位“朝圣者”——其时的爱尔兰民族运动领导人之一。关于那惊鸿一瞥的触电，诗人忆云：“她伫立窗畔，身旁盛开着一大团苹果花。她光彩夺目，仿佛自身就是洒满了阳光的花瓣。”

《当你老了》，即叶芝于1893年献给茅特·冈的。不幸的是，诗人的痴情没有换来对等的回报，他得到的是冷遇。这一年，诗人28岁。

和那些幽幽的“静物”型美人不同，茅特·冈性格外向，追求动荡和炽烈的人生。除了灵慧的艺术细胞，上帝还在其血液中注入了旺盛的冒险因子，她是一个敏于政治、主张在行动中赢取生命意义的女子。

茅特·冈

惊人的美貌和不驯的性情、温柔的躯体和刚性的意志、艺术才华和披坚执锐的欲望、舞台上的优雅和狂飙式的政治爆发力——种种不可思议的品质，一起铸就了神秘的茅特·冈！注定了她在女性花园里的稀有，注定了她在爱尔兰历史上的叱咤，亦注定了她在诗人心目中的唯一与永远。

年轻的叶芝

叶芝是诗卷和云层中的骑士，地面上却不然，他更多地是一个先知，一个歌手，一个社会问题的冥思者和文化旷野上的呼喊者，而非身体行动和广场风暴中的骁将，其天性决定了这点。所以现实中，他的手上不会握有匕首和枪柄，其鹅毛笔上也不会沾染谁的鲜血。英国诗人奥登，在《怀念叶芝》里即有“把诅咒变成了葡萄园”之说。

敏细、多情、犹豫、矛盾重重……叶芝性格中沉淀着宁静的理性和智者的忧郁，太贵族太书卷气，无论体魄还是气质，都缺乏隆起的“肌肉感”，缺乏外向的扩张力和侵略性。而诸如起义、暴动等物质方式的斗争，是需要易燃易爆的肌肉元素做柴薪的，需要那些以狂野、粗糙、冲动、彪悍和“酒神”精神为生命特征的勇士。

所以他永远都够不上茅特·冈倾心的那种斯巴达克式的雄性标本。虽彼此尊重和敬佩，但“朝圣者”的政治原则和独立主见，使之不会在感情上接受诗人天生的柔软。她一次次拒绝叶芝的痴情，即使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即使在对方荣誉最盛之际。

1904年，叶芝与格雷戈里夫人一起，成立著名的“阿贝剧院”，拟用艺术唤醒民族的独立意识。茅特·冈也涉足剧院，参与演出，彼此是艺术上的同事、精神上的盟友，却成不了生理上的情人和伴侣。

1903年，“朝圣者”选了位军人作法律上的丈夫：麦克布莱德少校。她的婚礼也让人瞠目结舌：没有婚庆喜乐，却有军鼓、号角和火炮轰鸣；不见婚纱彩车，却飘扬着各色旌帜和指挥冲锋的三角旗……

这确是同志的婚礼。也是诗人爱情的第一次葬礼。

从美学上看，俩人的生命气质恰好构成了一种反向的凸凹。作为理性的向下深“凹”的他，无法不被对方浑身洋溢的那种“凸”的饱胀和英勃之姿所诱惑，所俘虏。更要命的是，她美！美得罕见，美得过分！这种“凸”的攻击性竟生在一副婀娜的肢体上。若她长得不美，或美得不够，事情就简单多了。

其实，她本能的拒绝，再次强化了她的“凸”，更显示了她的自信、果决和独立。尽管诗人有过怨恨，对轻易揽她入怀的家伙既妒恼、又贬损，称之“粗鄙不堪的酒鬼”。但他痴心不改，对寄身酒鬼的女神一往情深——同时他清楚：茅特·冈只属于自己，只委身于钟爱的事业，而不依附任何人。基于此，在诗人心里，她丝毫没因下嫁于人而损害自身的价值和光彩。

他远离茅特·冈的战场，却一步也未走出过她的情场，走出她作为女人的雷区。

在接下的数十年光景里，从各式各样的角度，茅特·冈不断地撩动诗人的神经，他感伤、失眠、沉思、动容，为她的事业所激励，为她的安危所牵绊，为她的偏执所忧虑……其音容笑貌，像雪巅无人区的脚印，深深收藏在诗人脑海里，成为挥之不散的灵魂印章。“每当我面对死神/每当我攀登到睡眠的高峰/每当我喝得醉醺醺/我就会突然看到你的脸。”（《一个深沉的誓言》）。其一生中，至少有几十首诗是因茅特·冈而作，连晚年最重要的诗集《幻像》也不例外，在该书献辞中，他说：“你我已30年没见，不知你的下落，很显然我必须将此书献给你。”

在一首题为《破碎的心》的诗中，他感慨万千：“为你一个人——认识了所有的痛苦！”这痛苦于常人可谓不幸，但于诗人的艺术生涯，却属福祉。现实之痛，正是艺术的开始。苏格兰诗人绍利·麦克兰在《叶芝墓前》里说：“你得到了机会，威廉……因为勇士和美人在你身旁竖起了旗杆。”

“勇士”，当指爱尔兰自治运动中的激进者，“美人”即茅特·冈了，她甚至身兼双职。那“机会”，则是时代配属给一个诗人的精神资源和人生能量。

1908年7月的一个上午，茅特·冈从巴黎寄来信件，“昨天晚上11点一刻，我穿上了你身体和思想的外衣，渴望着来到你的身旁。”叶芝将这封信粘在笔记本上

2

立场的隔膜、冷漠的拒绝，非但没削弱诗人对女神的向往，甚至相反。

叶芝虽政治上主张改良，对暴力和偏激行为持有疑虑和异议，但他又常陷入理性与情感、信仰与现实的矛盾和困惑中。同时，天然的艺术秉性，使他对那种视死如归的武士精神和英雄主义抱有深深的敬意与崇拜，甚至油生自卑。在《人民》一诗中，叶芝把她喻作了一只虽遭诋毁却奋斗无悔的“凤凰”（其时，茅特·冈正身陷窘境：婚姻失败，演出遇冷，舆论攻击……但她依然责备了叶芝对“人民”的批评。这使诗人深感惭愧）——

这一切工作又得到了什么？我问/这个粗野无礼的城市天天有如此的恶意/这里，谁为人效力最多，就被人损得最深/在一个夜晚和早晨中间，那个人一生的赫赫声名尽付东流……于是我的凤凰带着责备说：“这些我服务过，一部分我还喂过的人/从阴暗的角落里爬出，向我猛扑过来/但我不会，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埋怨人民”/……你，不是在思想中而是在行动中生活的人/有着一种自然力量的纯洁/可我，我的优点只是有分析的思想，下种种定义……现在已过了九年的光阴/这些话浮上脑海，我又羞愧地把头低沉。

1916年复活节，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揭杆而起。暴动失败后，包括麦克布莱德在内的众多起义者遭处决。对于起义，叶芝虽理性上无法接受，但在喋血和绞刑这些悲壮的符号前，诗人被震撼了，牺牲本身那种天然的纯洁性、所折射出的信念硬度和恢宏的生命气势——都向诗人传递着一种高尚的悲剧美、一种舞台的高潮之美……连麦克布莱德——这个昔日情敌兼“酒鬼”的形象也陡然高大起来，旧有的妒恨成了尊敬，任何世俗评价在赴死的豪迈下都哑然失色。“一切都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诞生！”“我们知道他们的梦，知道他们曾梦过，死了，就够了……”（《1916年复活节》）

“可怕的美”，更丰富了“朝圣者”身上的迷彩和光晕。诗人更逃不出她的“场”，那口红一样迷人而疯狂的“场”。他愿跪倒，愿昏迷，愿戴上脚链，愿被爱矢射穿。

爱使人笨拙，使人智商低下，艺术家、诗人尤如此。叶芝在洞悉暴力革命的同时，却又欲罢不能地维护它，替之辩护——因为茅特·冈在里面！《丽达与天鹅》尤反映了这种焦虑：

突然袭击：在踉跄的少女身上，

一对巨翅还在乱扑，一双黑蹼

抚摸她的大腿……

手指啊，被惊呆了，哪还有能力

从松开的腿间推开那白色的荣耀？

……

腰股内一阵颤栗，竟从中生出

断壁残垣、城楼上的浓烟烈焰

和阿迦门农之死……

公正地说，叶芝那些让茅特·冈不屑、甚至讥为“冷漠”“软弱”的理性，无疑是充满智慧和远见的。不仅对19、20世纪之交的爱尔兰，就是之于整个世界、之于20世纪的无产者运动和民族激进革命，也属犀利的批评和深邃洞见。比如那首《伟大的日子》：“革命万岁！更多更多的炮声！/一个骑马的乞丐鞭打步行的乞丐，/革命万岁！更多更多的炮声！/乞丐们换了位置，但是鞭打依然。”

这种对政治乌托邦的讽喻，这种对“武器的批判”的批判，完全源于一颗赤子之心，源于对民族和同胞的深爱。“长久以来，他追随了那使他自己成为祖国的翻译者的精神——这是一个很久以来就等待着人们赋予她声音的国家。把这样的工作称为伟大，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但对历史有用的，对爱情却未必。对人类整体有用的，对一个女人却未必。

3

罗曼·罗兰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埋葬爱人的坟墓。”

谁能否认，失恋是爱的唯一真相和本质呢？谁能否认，失恋乃生命中最瑰丽、最贴近艺术的体验呢？它有一股深邃的疼痛和晕眩，一缕难以言说的冷月之美……某种意义上，失恋恰是爱的开始，永远的惆怅，决定了爱不安息，永远在路上。在诗人和艺术家身上，爱无须被帮助，它是一个自足的圆，时间乃其伟大的半径，该旅行永无尽头，没有止境。

有人说：“惟不可企及时，不朽的爱才会发生。”永远的爱，只献给那些令人绝望的逝物——就像旷野上的孤寂者，仰对流星时，那一刹的激动、幸福与目送的悲凉……

多年以后，茅特·冈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世人应因我没有嫁给他而感谢我。

“什么时候我们能责备风，就能责备爱。”（叶芝）

爱，世间最难捉摸也最难安放的东西，它的自由、野性、魔幻无常，除了像对风一样的态度外，又能怎样呢？

“当你老了……”，在苦苦守望中想象一种岁月的回报，这几乎是无望的叶芝们——所能发出的最悲愤的追债、最轻微和善良的诅咒了。求助于光阴，借虚拟的未来兑现永无可能的梦，实乃自我感动的艺术，一场深情的美学梦游。

其实，“当你老了”的约会画面，早在200年前即有人动笔了。文艺复兴时法国诗人彼·德·龙萨写过一组《致爱兰娜十四行诗》，其中有一篇《当你衰老之时》：

当你衰老之时，伴着摇曳的灯

晚上纺纱，坐在炉边摇着轮车

唱着、赞叹着我的诗歌，你会说

“龙萨赞美过我，当我貌美年轻”

……

那时，我将是一个幽灵，在地底

在爱神木的树荫下得到安息

而你呢，一个蹲在火边的婆婆

后悔曾高傲地蔑视了我的爱

显然，该诗与《当你老了》有着相似的构造和逻辑，甚至有理由说叶芝借鉴过对方。龙萨的诗没有后来者幸运，除了诗歌成就和作者名气，大概也因了女主人公的魅惑不同。历史录取了茅特·冈，也就录取了叶芝的爱情。

“爱你衰老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向来是一代代艺术青年习惯练习的爱情口型。一个世纪后，这个不朽的语言花瓶，重又摆上了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案头，成为小说《情人》的开场——

当我很老的时候，一天，在某个公共大厅里，一个陌生男子朝我走来。他微笑着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我来是特地告诉你，我觉得你比从前的时候更美，我爱你现在倍受损毁的面容，胜过爱你年轻时的美貌。”

我时常想起这幅只有我独自看到的、从未与人谈起过的画面。它的出现总是那样悄然无声，又总是那样令人赞叹。

时光刀片，最能削弱女人的天资与高傲。所以，世上的男性暗恋者和失恋者，多把这种晚景视为自己的机会。这样的忠诚和对女人的补偿，令人感动，也有点残忍。

我觉得，虽然“爱你的皱纹”更取悦垂暮之人，但总不如“一直爱着，我心依旧”等表白更诚实些——若无昔日“美丽的面容”，还有今日之爱吗？今爱暗藏的不正是对昨日的追溯和讨债吗？

晚年叶芝

4

爱是风。一场让人害热病害癫痫的风。它能酥化骨头，使之发痒、变软，变得飘然、恍惚、昏沉……到头来，却是浑身发冷、牙齿打颤，丧失对事物的抵抗和分辨。

1917年，诗人竟转向茅特·冈的养女伊莎贝尔·冈求婚。

这次匪夷所思的示爱，毋宁看作一幕时隔半生的、变相甚至变态的——向“朝圣者”的再次跪拜。和30年前一样，诗人又撞到了墙上。

叶芝当议员时候的照片

1919年2月，叶芝的女儿出世（之前他已和乔·海·利斯结婚）。此时，诗人54岁。激动之余，他写下了《为我的女儿祈祷》，诗中祈求女儿能够美丽，但一定不要像茅特·冈那样美！他认为那样的美得不到幸福和安宁，就像希腊的海伦带来的是特洛伊战争……

愿她成为一棵树，枝影重叠

她所有的思想象一只只红雀

没有什么使命，只是到处撒播

它们的声音辉煌又柔和

那只是一种追逐中的欢乐

那只是一种斗嘴中的欢乐……

显然，他想让女儿远离茅特·冈的人生模型。但，这毕竟是对女儿的期许，而非对待爱人的标准。同时，是否也更佐证了那位女神对诗人的影响和主宰？

1921年，爱尔兰获得了自治领地位。叶芝出任参议员。

1923年，叶芝获诺贝尔文学奖。

叶芝墓地

1939年，叶芝病逝。

那“当你老了”的诗句，那关于“勇士、美人”的故事，将替他继续生活，继续在时间中飞奔、跌宕、飘扬……

茅特·冈，永远住在了他亲手搭建的诗歌积木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和她永远一起了。

2000年12月

玛格丽特·杜拉斯

（1914—1996）

法国著名作家。生于越南南方，1933年返回法国。1943年发表初女作《无耻之徒》。二战期间曾追随密特朗（后任法国总统）领导的地下抵抗组织，并加入法共。主要小说及剧本有《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0）《琴声如诉》（1958）、《如歌的中板》（1958）《广岛之恋》（1959）《长别离》（1961）《洛尔·V·斯泰因的迷狂》（1964）《副领事》（1965）《印度之歌》（1973）《物质生活》（1987）等。1984年，出版长篇小说《情人》，同年获龚古尔文学奖。

爱欲、隐秘、孤独、别离、死亡……是杜拉斯作品的主打元素。虽被评论家归入“新小说派”，但其鲜明的私人化题材、迷离的故事氛围、诡异的叙述方式……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坛皆称独步，有“文学巫女”之称，无数作家和文学青年在她的感染下练习说话。杜拉斯还以其绚烂的私生活和不羁个性惹人注目。

1996年3月3日，杜拉斯在巴黎病逝。

“我死了，还可以继续写。”她说。

有毒的情人

——怀念玛格丽特·杜拉斯

她属于任何要她的人。

——《印度之歌》

你抚摸了我

1996年3月3日，玛格丽特·杜拉斯去世。

她登上梦中出现无数次的白客轮，她起航了。

杜拉斯说过：“有时，我重新读自己的书，不禁落泪。我问自己这究竟怎么回事，我是怎么写出来的，怎么能这样美呢？”

她并未夸大其词。

80年代末，我第一次读《情人》和《蓝眼睛，黑头发》，那种激动得说不出话的感觉！那种急得大汗淋漓却找不到出口的感觉！甚至迁怒杜拉斯——她表达得那么好，简直过分！我从未读过如此散漫又这般周严、极度紊乱且一丝不苟的小说，感觉正遭受一场美的折磨。

某天，与初识的书友聊天，扯起“最喜欢的作家”，当对方冒出“杜拉斯和茨威格”时，我眼前一亮，后来成了极好的朋友。杜拉斯就像文学收藏者之间的一个密码，一记接头暗号，它让交流省去了很多客套和试探性的麻烦，使问题变得简单，让你一下子就能从人群中认出对方……那时，杜拉斯尚未流行，很偏远。

从此，我几乎真爱上了她。少女杜拉斯！情人杜拉斯！甚至把她想得和电影女主角一样楚楚动人。不，比她们更美！

“写作就是我。因此，我就是书。”

她表示没有自身之外的写作，不存在虚构，或者说生活即最大虚构。

我只读过她七十多部书的十分之一。我想够了。对一个分不清写作和现实、沉溺于思绪和幻像的人来讲，她作品的每个部位都堪称全部了，就像一截毛发足以鉴定一个人的基因。

她一切都开始得很早，爱或写。其风格几乎一生未变，但这不意味着她在重复，相反，如她所说：“真正的做爱并不重复，而是唯一的恋人、唯一的欲望中发现那陌生的、无法替代的新鲜东西。”她拥有最忠实和稳定的追随者，从不用担心他们会掉队。就像爱上一个人，意味着领受其全部，她赤裸裸的周身特征：温情和粗野，优雅和邋遢，沉静与疯狂……

她的书有一种特质：你无须打量标题，随便翻开某一页，或任风吹起哪一页，都会津津有味地看下去。

“我们又来到单身公寓。我们是情人，我们不能停止相爱。”

“她先前闭口不谈的事现在说了：我遇见过一个人，他的眼睛就是这种蓝，你无法抓住他目光的中心点，不知那目光从何而来，仿佛他在用整个蓝色看东西。”

其故事就这样，任何地方都是开始，亦会随时结束。每一段，每一句，都有完整的全局性含义，都露出告别的意味。其语句有一种巨大的浓缩性和放射性，像铀。每个词都辐射。

“她用很低的、含糊不清的声音呼唤着一个人，仿佛那人就在这里。她似乎在呼唤一个死去的生命，就在大海的另一头……她用所有的名字呼唤同一个男人，回声中带有东方国度呜咽般的元音。”

跟随她的词，你被一种温软而尖锐的东西小心包裹着，侵略着。你与她，像两具亲密身体间的胶合与缠绕。而有时你会觉出疼，某种悲怆、惘然和屈辱的泪水，从文字中汩汩而出，像橡树汁。

你或许想不到，她最频繁的情绪竟是：哭。

“她在哭泣。这是由于她处在一种极其愁苦和沮丧的状态中，这不会折磨他人。她在悲伤，但这悲伤会和某种幸福携手同行。他明白，在这种情形下，他永远无法同她叙谈。”

“他走向露台。天色很暗。他在那儿，他在看。他在哭。”

加缪说：你必须生存到那想要哭泣的地步。杜拉斯轻易做到了。

写，写，总是写

“什么都要读出来，空白也是这样，我的意思是：什么都要重新找到。”

“您可以看到，我在阅读文本时，丝毫不想去加深它的含义，不，一点也不想，我要的是文本的原貌……含义在过后就会出现，它不需要我的帮助。”

她在大声地教，教别人如何读她、爱她，如何做才令她满意。

她谈论最多的是爱、性、暧昧、欲望、死亡、疲惫。她只写熟悉的东西，甚至只写自己。但那些东西之于读者，会觉得正是自己，她说出了每个浑然不觉的我们。正如有评论说：“她会把最内行的读者带到失去平静的地步。”

“我对他说：我愿意他有许多女人，我是她们中的一员，和她们混在一起。我们互相望着，他忽然明白了我在说什么。他目光变了，变得虚伪，伴着邪恶和死亡。”

像一位灯光师：她懂得何时让该物清晰，怎样去照亮，以防误解；何时让该物变暗，变得模糊、隐匿，从而生机勃勃。

尽量给表达留下空白，尽量再现“不可表达和不敢表达之物”。

她说，“我知道，一本书里必须有更多东西，必须知道人们心甘情愿地不知道什么东西。”

她有时让人狂喜（因为刚得到了某种佐证和声援），有时让人恼羞（因为她露骨地说出了大家不愿公开的秘密）。更多时候，一个读者会对她既想亲近又想疏远，而少有人能做到对她不理不睬。

“夫妻间最真实的一点，是背叛，任何夫妻，哪怕成绩最好的夫妻，也不能促进爱情。”

“假如人未曾被迫屈服于肉体的欲望，也就是说，假如人没有经历过激情，他将一事无成。”

其密友米歇尔·芒索在《闺中女友》中说：“她敏锐得让人吃惊，使人看见本来能独自看见却偏偏没看见的东西。我们由于懒惰或习惯不能达到的那一步，她却自然而顽强地一下子就抵达了。”

“假如你只愿意同一个人做爱，那是因为你不喜欢做爱。”

诡秘的逼视与穿透力，像一抹意味深长的猫的微笑，令人陌生和不安。她小说中有句话：她觉得他陌生得像是尚未来到这世上一般。

我钦佩她吐舌的勇气、自如与滑翔之美。然后是精致和深邃。

“写作必须很强大，须比作品更强大。”她答道。

“她竭力把灵感的第一时刻及‘难以忍受的强度’和‘无法表达的乐趣’同别人的及首先是她的阅读时间联在一起。她的作品硬是要理解无法理解的东西……并再现一种时刻。在这种时刻，写作成为偶然的叙述，作为一种‘无意识的完美’的本能走向远处的‘有意识的不完美’。”（拉巴雷尔《杜拉斯传》）

“她把她刚才对他叙述的一切都给了他，为了让他夜晚孤独一人时用这一切来做他想做的事。”

“他们睡着，背对背。一般都是她先入梦乡。他看着她渐渐离去。忘掉房间，忘掉她，忘掉故事。忘掉一切故事。”

任何细节都是微小的整体——杜拉斯要的就是这。这随心所欲的难度：让每个句子都变成别有用心的东西。

“我喜欢你。真好。我喜欢你。突然又那么缓慢。那么温柔。你不会明白。”

不期而至的短句子，恰如其分的断裂，水银一样的语感、节奏、形状，随心所欲的急停、陡转……少有人敢于这样做。她明明做得那么好，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我写作时处于精力特别分散的状态，我无法控制自己，我的脑袋就像漏勺一样。”是啊，瞧瞧这些随手拈来的标题吧：《右翼，死亡》《走开！》《我母亲有……》《明天，人类》《她写了我》《就像一场婚礼弥撒》《我不怕》《还是褒曼，总是褒曼、褒曼》……

“写作中，她使用两种类型的地点。一种是开放的，海滩、河畔、花园，另一种是封闭的，酒吧、客轮、卧室。第二种地点表示‘秘密性，是一种特别的劝诱’，而写作本身就是一件秘密的事。”（拉巴雷尔《杜拉斯传》）

“昏暗的花园中出现这位孤独的男子，景色顿时为之黯然，大厅里女人们的声音也减弱了，直至完全消失。继这黄昏之后的黑夜，美丽的白昼便如大难临头，顿然消殒。这时候他俩相遇了。”

“她停住了，看了看他，然后告诉他，在刚刚见面的时候，她就知道她开始爱上他了，正如人们知道自己开始死去那样。”

陌生、邂逅、身体、对视、害怕、房间、迷乱、性爱、睡眠、永别……是杜拉斯的主打元素。她的文字永远荡着一股感官和花瓣的气息，一种对肌肤的信任和渴望……仿佛身体在练习绽放，哆嗦着，勇敢地。

“房间里，那两个身躯重新倒在白色的床单上。眼睛紧闭着。

后来，它们睁开了。随后，它们又闭上了。

一切均告完成。房间里，他俩周围凌乱不堪。”

这情景既美好，又充满不祥的离别气息。

杜拉斯一家在越南（左一是杜拉斯）

少女时代的杜拉斯

青年时代的杜拉斯

中年杜拉斯

70岁时的杜拉斯

晚年的杜拉斯和情人扬·安德烈

她太熟悉词了，像熟悉肚子里的蛔虫，清楚它们暗地里喜欢做什么，谁渴望与谁在一起。她摆弄语言的方式像小孩子吸吮手指，又像是她在和语言做爱，又像是教唆词和词做爱。

“他走近她时，我们发现，他和她的重逢充满了欣喜之情，但又为将再次失去她而感到绝望。他脸色很白，与所有的情人相仿。一头黑发。他哭了。”

她的语言天生有一种“巫”的味道，一缕黑天鹅绒的地毯气息，使你情不自禁地踩上去，有种危险，有种亢奋，有种腥红的类似唇膏和脚踝的刺激。你感觉自己正配合她分泌一种东西，一股不知不觉流出来的粘稠和湿热……这是她在邀你分享。你感激她。

“他占有她就像占有他的孩子……他和孩子的身体玩耍，他把它翻过来，又重新盖上她的脸……只要一下，她请求着……他叫着他不要她了，不和她玩这个了。他们又被恐怖攫住了，然后这恐怖消失，他们向它让步，在泪水、绝望和快乐中，让步。”

她对每句话的使命都非常清楚。她总能让一句话把该负担的意义全部担起来，即使偶有闪失，后面的句子也能及时补上。她的每句话往往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库”，就像一块石头不是一块石头，而是一块“矿”。

杜拉斯的“写”究竟算怎么回事？

我最快的说法是：杜拉斯乃一种“口型”。在寻找口型上，我认为有两个人最出色：马尔克斯和杜拉斯。而他们对时间的理解又有着惊人的共鸣，比如《百年孤独》和《情人》那两个纪念碑式的开头。

杜拉斯曾问：造成一部书区别于另一部书的东西是什么？

我想，应该是口型。说话的口型（它决定着语言的神情、形状、节奏和散发的气味）。我认为正是这口型，导致了你接下来究竟想、会、能——做什么出来。

爱，爱，永不退休

玛格丽特，您在生活中最喜欢什么？

她说：“这很容易回答，爱。”

爱是故事的唯一真相。在她眼里，没有爱的时间是无权被记住的。

小说始终重复一幅画：一个男人朝一个女人走去，一点一滴靠近，贴紧，稍稍挣扎，再靠近，贴得更紧……消逝。

“即使到了八十岁，我也还能爱。”她在《情人》开头就说——

“当我年华已逝的时候，一天，某个大厅里，一位陌生男子朝我走来。他微笑着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我来是特地告诉你，我觉得你比从前的时候更美……’”

这是缠绕其一生的图景。爱和被爱。永不退休。

爱就是旋涡，投身爱就是要把时速、狂风和浪尖造出来。

杜拉斯作品中每次发生的爱都是为了冲上浪尖——从读第一行起，你就能嗅出那股令人屏息的酝酿爱的气味，像一桩公开的阴谋。有人说：她的文字让人的身心会产生一种轻微的“不适”。不错，这是爱的紧张，爱的前兆，因兴奋和过度用力而起……她邀你随她的身体和灵魂一起去冲浪，一程程颠簸，一程程焦虑、思念和害怕，一次次攻占和沦陷，一次次胜利和投降。

“大海，无边的海，汇集，消散，重新汇聚……我一次又一次要他做下去，要他做。他做了。真是快乐得要死。这样做真是快乐得要死……一种更大更汹涌的气息埋葬了白天发生的事。沙滩上将什么都留不下。”

“她问他这是不是最后一夜。他说是的，这可能是最后一夜，他不清楚。他提醒她，他对任何事物向来就是一无所知的。”

情欲孵化出新生，也启动着它的死亡。爱之原理是：像球，靠“离去”实现每一次滚动。所有的爱都是分手。相遇就是别离。

“作家的身体也参与写作。”

“欲望撞开了所有的门，包括……创作的门。”

电影《情人》海报

她鄙夷对身体漫不经心的那类人。“当人们听到身体发出的声音，听见身体怎样撞击或让周围的一切沉默……我说那是欲望，说穿了那是人身上最专横的东西。”

谈到《情人》，她说：“对我而言，那个到城里上学的小姑娘，走在电车道的马路上，走在市场上……其目标就是要走向那个男人，她有责任委身于情人。”她的每一部故事都堪称对这个“目标”和“责任”的最新描述和诠释。

“男人与女人之间，是最具想象力的地方。”

她不神话爱和性，她只求找到它们，只求听到身体山谷里美妙的撞击和回音。她重视所有部位，一截头发、颈窝和肋骨，经她注视后总有一种动荡不安、摄人心魄的力量。在她眼里，每个不经意的动作都在放射静电，都窝藏着某个真相和意义。

“皮肤光滑细腻，身体瘦弱，没有肌肉。他可能得过病，正在恢复期。他太弱了。他好像受了侮辱一样……她抚摸他、感受他肌肤的温馨，抚摸着黄皮肤，抚摸这未知的新奇。他呻吟了，啜泣了。他在不可救药地爱着。”

“他的身体将重新盖住她的身体……他将缓缓陷入中心地带那温暖的淤泥深处。他在那儿一动不动。他将等待他的命运……”

语无伦次的梦呓，像一种奇特的叶子在夜风里的簌簌声……男女躯干在桑叶般的床或沙滩上翻滚，笨拙而灵活……不，是蛇和树，鼠和洞，汗水和眼泪，厮杀和抵抗，骄傲和屈辱，野蛮和温柔，毒和毒……灵魂，像一缕香袅袅升起，弥漫成月光，到处是氤氲，到处是幽幽的闪烁……

崇高而无耻，妖冶而纯真。她要的就是这。

“大海，没有形状，无与伦比。”她的话。

亚洲的情人

“女人们不在欲望的地点写作，就不会写作，只会抄袭。”

杜拉斯的情欲地点通常在海滩、轮船、密林……有一点，她最喜欢亚洲。亚洲最令她欲望高涨。那种潮湿、杂芜、溽热、黄皮肤……总能使她焕发少女的激动。

“让我再告诉你，那时候我15岁半。一条渡船在横渡湄公河。”

她生于越南南部，18岁迁居法国。“一个人不会因搬家而同自己的童年时代脱离关系……我的出生地点已被粉碎。即使这样，它也不会离我而去。”

茂密的叶子、三角洲、窝棚、雾、青春期、自卑、早恋、贫困、母亲和哥哥、死亡、暴雨、破产……童年的景象决定了杜拉斯小说的氛围、元素、构件和逻辑，塑造了她诡秘的词语气质。少女式的犹怯、惊惧和怀疑，在叙述上就是词的闪烁和飘忽，是意义的不确定……

“有一件事我是会做的，那就是凝视大海。”

水的威严、诱惑和后果，充斥着少女的乳房。既害怕，又幻想投身；既想逃，又试探着贴近。“我的那些恶梦，总是同海潮和海水的涌入有关。”她一生都被迫面对汪洋，其身体终生浸泡在海的气氛中。还有深不可测、埋葬光线的丛林，“我害怕森林时，就害怕我自己。”“我一生从未独自在森林里走出五百米而不感到害怕。”

她一生的小说似乎都在补充和繁殖自己的少女经历。

还有日本。

爱情、死亡、历史、遗忘……是杜拉斯生命印象中最牢固的东西。为此，她写了剧本《广岛之恋》，并亲自为电影设计了片头——

两具贴在一起的裸体，性欢的汗水，不断与原子弹侵蚀人体后弥漫的灰尘、露珠重叠……

《广岛之恋》电影剧照

故事大意：1957年，广岛，日本男人和法国女人。女人是演员，她从法国小城讷韦尔来，拍一部关于广岛的和平宣传片。二战间，她曾爱上一名德国士兵，战争结束，恋人被处死，她也被剃了光头，躲进了地窖。在广岛，她想通过日本男人重新体验与敌对者的恋情，但最终，她明白一切都是徒劳，自己的爱早已死在了法国……结尾是没有名字的男女彼此以对方的地名相称：“你的名字叫广岛！”“你的名字叫讷韦尔！”

在死亡废墟上演绎不可救药的爱——典型的杜拉斯性格。

还有印度。

“她只能生活在那里，她靠那个地方生活，她靠印度、加尔各答每天分泌出来的绝望生活。同样，她也因此而死，她的死就像被印度毒死。”

有意思的是，杜拉斯一生只在印度呆过俩小时——那时她才18岁、站在驶向英国的船头上，却写出了“印度系列”四部小说：《副领事》《爱情》《印度之歌》《洛尔·V·斯泰因的迷狂》。并成就了其创作生涯的“印度高原”。

还有中国。

她的第一个情人（即《情人》中的青年）来自中国。而她最喜欢的小哥哥，抗战期间也死在中国。杜拉斯也是中国的情人。

越南、日本、印度、中国……如此喜欢把东方纳入爱情领地的女作家，欧洲似乎只有杜拉斯。另一位是个美国人：赛珍珠。

老迈的少女

“她的每一本书都像一条私人信息，使我可以找到她。”“在她的书中可以找到一切……正如生活中的她一样：掩盖或揭示空虚，同样都滔滔不绝。”（《闺中女友》）

少女杜拉斯

“15岁时我就有了一副享乐的面孔，那时我却不知享乐为何物。这副面孔很容易看得出来。母亲也该看得出来……我的一切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光彩照人、疲惫不堪的面孔，与年龄、经历不符的黑眼圈。”

法国作家克·鲁瓦说：“她总是过着只增不减的生活……她从来不会不爱，即使爱得断断续续。”杜拉斯一生爱过的人（尤其精神上）确难统计：某中国青年，罗·昂泰尔姆，迪·马斯科洛，某德国军官，扬·安德烈亚，甚至包括法国总统密特朗……

1980年，她70岁，27岁的扬·安德烈亚成了她最后一届情人。这位年轻人说：“她比我更年轻。她猛冲猛杀，什么都不在乎……我，扬，我不再是我，但她以强大的威力使我存在。”

去世前，玛格丽特羡慕地嘱咐他：“你什么都不用做了，写我吧。”

“她更多地与乔治·桑相像，富于行动，能一本接一本地写书，不放弃对男人、植物、艺术、食物、迟归的晚会的热情。”“她的自信使她变得专横，但同时也变得才华横溢。”“她到我家来吃饭，总两手空空。她有一次这样说：‘我把我自己带来了。’人们说她吝啬，其实她以别的方式献出。”（《闺中女友》）

C·鲁瓦在《我们》中曾给杜拉斯画像：“她的狂怒和食欲都漫无止境，像山羊那样粗暴，却像鲜花那样纯洁……像猫一样温柔，又会像猫那样疯得毛发竖起……贪婪、快活，又稳重，脚踏实地。”

创作上敏捷、锐利、绝对、简洁、不停歇、永不疲倦，生活中却邋遢、健忘、含混、偏执、喋喋不休、暴风雨似的焦灼、烦躁……小妇人的刻薄、多疑、矫情、吝啬、虚荣心、表现欲、神经质，她一样不缺。一会儿像闪闪发光的小女孩，一会儿像又丑又凶的老太婆。一会儿像叫花子，一会儿像富翁遗孀。

“她不放过任何东西，尤其能使她发笑的东西。”在罗马，法国大使馆邀她去喝茶，她第一句话是：“你们见到大使夫人的毛衣了吗？她把毛衣穿在衬衫里！”尽管她说“很奇怪，人们考虑年龄，我从来不想它。”但仅仅因为米·芒索在书中提到其真实年龄，她竟不顾那随之一次次搬家、伴其喜怒哀乐30年的友情，至死不谅解对方。

或许这更能说明她强大而脆弱的内心、作为普通女人和优秀作家的全景。她说：“作品不是叙述故事，而是叙述一切。”是啊，一切的杜拉斯才是真实的杜拉斯。

“她没有主张，只有幻觉。”“在她做出过激行动时，我总发现其中有一道微光，她没有证据，没有准则，但她有直觉。”（《闺中女友》）

我敢打赌，杜拉斯绝对是世上说话最多的女人。她一生说过无数让人瞠目结舌且佩服至极的话，句句珠玑又自相矛盾，比如：“不可获得的爱情是唯一可获得的东西。”“我觉得世界上任何爱情都不能代替这种爱情，即爱情本身。”“写作，也是对鲜肉、屠杀、消耗力量的渴望。”“不消灭已存在的东西，人们将一事无成。”

她写信给总统密特朗：“打倒哀愁。让金钱流通，因为它最活跃。是的，当然，无产阶级，但金钱也是……”

缺损而完整，荒诞而理性，怪僻而生动。

一切那么神奇。

杜拉斯——富饶的女人，大仓库般的女人！海边废弃的大仓库！永远有新的物资，吐纳不完的货，抖不完的发现和秘密……仓库般的身体和大脑：堆满无数真实或虚拟的男人，横七竖八的奇特玩意，垃圾和宝石一样多。“仓库”，也可形容她的小说：语句扑朔迷离、杂乱无章，情绪扔得到处都是，令人亲切的混乱，猝不及防的露骨……任读者挑拣，各取所需。

正像她在《印度之歌》里说：“她属于任何想要她的人。”

杜拉斯把自己献给了任何想要她的读者。为他们生活、抽烟、酗酒、取乐、调情、恶作剧、大笑和死去。她有一种罕见的才华：让文字发出“邀宠”的信息，一种求欢和调情的气味（如法国香水），很容易使人把她当成目标，激起非分之想……这也是所有女作家追求的境界。

“我死了，还可以继续写。”

她的话被证实了。无数关于她的故事在她死后出版。无数文学青年在她的传染下练习说话。

“当一个作家死的时候，只有肉体去了。因为他已在每本书里慢慢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直到她去世，我才从某期《世界文学》（1996年第5期）封面上目睹她的芳容。第一眼看她，我大吃一惊，害羞得想逃走。我一直觉得她应像电影《情人》或《广岛之恋》中的女主角。

我知道，这是真实的杜拉斯，酒精里的杜拉斯，被香烟和毒品毁容的杜拉斯，被文学消耗过度的杜拉斯。

后来，读了她的大量传记，对她的精神感受才慢慢超过了物质印象，她也一天天美丽起来……

“玛格丽特认为自己长得很普通。这个几乎对一切都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人，对自己却犯了个错误。她绝非普通，她很美，有时甚至很漂亮，像一道光。但当酒精充满她的身体时，她变得很可怕，像癞蛤蟆。”（《闺中女友》）

粗鲁的杜拉斯！光荣的杜拉斯！

瑟瑟发抖的杜拉斯！

光彩照人的杜拉斯！

2000年

（注：除注明外，本篇中所有引文部分皆出自杜拉斯作品。）

米兰·昆德拉

（1929—　）

捷克作家。生于小国在他看来是一种优势，“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做一个广博的“世界性的人”。无疑，他成为了后者。1967年，其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出版，获得巨大成功。1968年苏军入侵，由于反极权主义立场，他被剥夺电影学院教职，《玩笑》被列为禁书。1975年，昆德拉携妻流亡法国，之后陆续出版《笑忘录》（1978）《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4）《不朽》（1990）等。另著有《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等文论集。

近年，他开始用法语写作，已出版《慢》（1995）和《身份》（1997）等小说。

“人是为了反抗过去才成就未来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他说。

迷途的潘多拉

——读米兰·昆德拉《搭车游戏》

昆德拉有部不甚出名的小说《搭车游戏》，它暴露的人性却是诡秘而惊险的、耐人寻味：一对情侣驾车出游，途中，男子突发奇想，提议模仿一场陌生男女的搭车游戏，以遣旅途寂寞。姑娘羞涩，但又不想扫恋人的兴，于是公路上就上演了如下一幕——

小跑车缓慢减速。小伙子摇下玻璃，笑道：“您去哪儿，小姐？”

“巴士特里沙，顺路吗？”姑娘问，笑盈盈抛出了个媚眼儿。

接下来，故事完全按流行规则进行。车上，他们像陌生男女那样调情，耍嘴皮，小伙子将猎艳者的角色演得惟妙惟肖。姑娘忽生妒恼，怀疑男友平时就是这样招惹女人的。她想：我得气气他，他能做，我为什么不能？于是，使出浑身解数，模仿起自己并不熟悉——甚至鄙视的那种女人来。

昆德拉和夫人

天黑时，来到一座小镇旅馆下榻。

小伙子举起酒杯：“来，敬你！”

“你难道不能把酒敬得有点情趣吗？”

“好，那么这杯酒不是敬你，而是敬你这类既具备动物的长处，又兼备人类短处的女人。”

“把一个女人和一个动物相比，我不觉得有什么诙谐。”

“好，”小伙子还举着酒杯，“那么敬你的灵魂，为你那从头顶滑向肚皮里就大放光明，从肚皮爬回头顶就黯然失色的灵魂干杯。”

小伙子又要了伏特加和苏打水（这回该敬姑娘的乳房了），交谈一直在这种轻佻戏谑的气氛中进行。小伙子却暗暗对姑娘充当荡妇的出色表演感到恶心。他想，如果扮演荡妇这么出神入化，就意味着她可能本来就是这种货色……

姑娘越是在心理方面离他而去，他越在生理方面对她渴望。那灵魂和肉体分离的姑娘判若两人……小伙子认为他今天才第一次看清女友的真实面目。

我惊讶地发现，男人往往是有病的，他会冷不丁冒出点扭曲的嗜好，一种恶作剧式的偷窥欲，比如“小伙子”的冲动：渴望看到最亲密者的另一面——人性最隐秘最幽暗的部分。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异常，是颠覆，是对“正经”的揭穿、对“纯洁”的羞辱。

姑娘轻佻地站起身：“对不起。”

小伙子说：“小姐，请问去哪儿？”

“撒尿，如果你批准的话。”

她现在突然感到完全解脱了。在所扮演的新角色中，她无须害臊，没有档案记录，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无须负任何责任。这位姑娘，搭便车的，可以做任何事，一切向她敞开大门。

然而这是个错觉。女人的危险错觉。正是这个自以为“无须负责”的判断，让她接下来损失惨重。姑娘轻信了自己的男人。

这是一场难以理喻的游戏。尽管小伙子正极为出色地扮演着一个陌生的驾驶员，但他却无时不盯着作为搭车女郎的自己的女友。这可真够呛。他亲眼看着女友和陌生人打情骂俏，看到她欺骗他时的所言所为……这下全完了，因为向来他对她的尊敬胜于爱情。他总认为她天性纯洁得到家了。超出了这些范围，她就不是她自己了，正像水超过沸点就不再是水。现在看到姑娘若无其事地迈过令人厌恶的范围，他气愤至极。

显然，男人虽是游戏的策划人，但并非一个尽情投入的演员，他更是剧情的偷窥者和冷眼观察家。他频频作弊，在诱使对方蒙上眼罩后，他却偷偷睁开了眼，用局外人的理性来判断眼前——为他而发生的一切。在演员和看客间自由出入，等于破坏了游戏规则，有违职业道德，意味着对搭档的不公平。而被拉下水的姑娘，还天真地闭着眼，像捉迷藏的小女孩，傻傻地守着规矩。

姑娘从厕所回来，“坐在那边的家伙夸我漂亮呢。”

“有什么奇怪，”小伙子说，“你本来看上去就像个妓女。”

“你知道我根本不在乎吗？”

“那你应去找那位先生。”

“可，可我有你啊？……”

“和我完事后再去找他。足足捞他一票。”

“我没发现他有什么吸引力。”

“一宿和几个男人混，对你来说有啥要紧。”

“如果他们都相貌堂堂，当然没啥要紧。”

“你情愿他们一个一个来，还是同时上？”

“随便。”姑娘说。

最后，像往常一样（其实已大不一样），他们去了旅馆的房间——

小伙子锁上门，转向姑娘。她桀傲不驯地站在他面前，眼睛里闪着欲火。

这本是爱情的欲火，柔情的欲火——可在小伙子眼里，已变成了露水情人的放荡和风骚。他的眼神，已射出嫖客的野性和粗鲁，毫无怜惜成分。

至此，游戏已不再是游戏。性质变了，方式也变了，变得可怕而陌生。

他凝视着她，试图从她浪荡的外表下找到熟悉的特征……影影幢幢中，双重交替的影子告诉他，眼前的一切正是姑娘的本相，她的心灵是个十足的大杂烩，既忠诚又背叛，既天真又老道，既纯真又淫荡……他被最亲密者的“陌生”惊呆了，吓坏了。他恍然大悟，这姑娘只是表面上和那些下流女人不同，心底却是一样的。他早先对女人的怀疑都被证实了，从前的印象只是一种错觉，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姑娘贴近小伙子。他将其推开：“我只和我爱的女人接吻。”

“你不爱我吗？”

“不爱。”

“那你爱谁？”

“关你什么事？脱！”

当她一下子赤条条站在他面前时，同时闪过一个念头：现在游戏该结束了。裸体意味着她恢复自我，小伙子应该重新回到她身边，重归于好……她感到有些难为情，脸上现出了真正属于她的微笑——一种羞涩和不知所措的微笑。

而小伙子尚未尽兴，他的戏还没演完。他未留意那熟悉的羞涩和微笑。他只看见那诱人的肉体，女友的另一具肉体。一具陌生的在马路上捡到的肉体。

他仅有的关于妓女的知识都源于文学作品和道听途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女人穿着黑色紧身衣和长统袜在光鉴照人的钢琴盖上跳舞的样子……他命令女友爬上去。姑娘苦苦哀求，但小伙子说：我已付过钱了。

姑娘见他目光凶狠，只好含泪爬上去。上面的她感到摇摇欲坠……他变得猥亵和粗俗不堪，那些秽语她从未听说过。她想拒绝，想从这场游戏中抽身。她叫他的小名，他却大声吆喝，说她没资格这么叫自己。

在女人身上，爱和欲、身与心，很少分开，属一种同构和交融关系，就像咖啡加糖。男人不然，爱和欲往往是分离的——至少在原理和逻辑上是，犹如鸡尾酒，可搅拌混合，亦可独立成格。

女人的幸福存在于秩序和稳定中。男人的快感往往出自变幻和荒谬。

上帝将男人的一条肋骨取出，造了女人。

孰不知，那是最纯真最有型的一条肋骨。

所以，昆德拉在另一篇小说中说：女人是男人的未来。

或许，男人的潜意识和性幻想中，确实闪烁着一个荡妇化身，女人的妖冶和叛逆更能鼓舞他的生理和神经——但这不意味着他会接受一个荡妇作妻子或恋人。荡妇只能是块“点心”，一个家庭编制之外的逢场作戏的尤物——像镶缀在衣服上的花边和流苏，她只能在生活的边缘游离，而不允许占据生活的中心。她不会被器重和守护，只会被偶尔需要，被娱乐性地消费。

但，无论男人对畸形的性爱游戏再怎么好奇——一旦试图邀请自己的爱人介入，则陷入了愚蠢和尴尬。因为，再荒唐的男人也只会对那些洁净、有美德的女子报以爱慕和追求，猎艳再多，他投注的也只是廉价的热情和体力，而不会是那种叫“爱”的东西。

那么，一个女子能否成功地承揽所有角色——以满足男人的全部趣味呢？比如兼顾妻子、情人、蓝颜、荡妇等特征？难矣，人很难接受如此复杂可疑的混合物——即便短时换来生理的激动和惊喜，但无法形成长久的秩序，接踵而来的，是厌恶和排斥。男人多有如此劣习：拥抱荡妇时，会怀念单纯或矜持的女人；守着淑女时，又遥想荡妇的绚烂和放纵……对“丰富”的无限憧憬，是男人的通病，习性上的病，与女人自身的素质和努力程度无关。

唯一的办法是等，等时间和人性规律作出裁决。在涉爱体验上，男人的正确公式是：先丰富，再选择。一个经历简单的男人的过早“选择”通常不可靠，他会把“丰富”作为未来的补课。而男人的“校正”和“改过”，也往往要等到事实或岁月惩罚了他之后。

小说中的小伙子即遇到了“丰富”的诱惑，可怜的姑娘出于信任，扮演了一个陌生的——过去和将来都与己无关的角色，却被心上人所鄙视、唾弃。她身上的荡妇特征——虽是匆匆描画上去的，但太逼真太刺眼——想卸妆也来不及了。

云雨已毕。小伙子去熄灯。他不愿再看见姑娘的脸。他知道游戏已经结束，但不愿再恢复他们之间的原有关系。

不一会儿，他听到她轻轻抽泣。姑娘的手胆怯地、孩子般地抚摸他……接着抽泣声打破寂静。姑娘叫着他的名字，不断诉说：

“这是我啊，这是我啊……”

小伙子沉默不语，纹丝不动。他意识到姑娘哭诉中含着悲哀的空虚，简直莫名其妙。

姑娘的抽泣不久就变成号啕大哭，她继续没完没了地重复可怜巴巴的叙述：

“这是我啊，这是我啊，这真的是我啊……”

她顺应了男人，充当了他的犯罪同伙，却报复了自己。这是个荒谬还是个悲剧？男人的悲剧还是女人的悲剧？

原本一个顺水推舟的游戏——一个为了爱而施于男友的小小苦肉计，其前提是爱，是信任。但游戏结果出乎意料，它变成了对爱的惩罚。

她最大的错就是默许了“当一回婊子”的恳求。

她不知道，爱有洁癖，爱在本质上是一种尊敬。

她不知道，犯罪同伙是相互鄙视、相互迁怒的。

同时，也暴露了男人的脆弱、虚伪和利己，既享受“无耻”“不轨”带来的刺激和快感，又对“放纵”怀有深深的恐惧和敌意；既渴望人性的冒险，又心存介蒂和胆怯；既制定规则，又不服从规则。

男人表面的绝情、冷酷，实为内心的软弱和自卑。

他厌恶自己的弱点，更厌恶同伙的弱点。他嫌弃自己的生理，更嫌弃同伙的生理。他怒于你竟和他一样丑陋，一样堕落。唯一的解脱即绝弃你，离自己的同伙远远的……

男人惯于用女人为自己赎罪。

2000年

谢尔盖·叶赛宁

（1895—1925）

伊莎朵拉·邓肯

（1880—1927）

谢尔盖·叶赛宁，俄罗斯诗人，被誉为“天才的乡村歌手”。大自然、田园、乡愁、离别……是其作品的母题。叶赛宁的爱情引人瞩目，尤其与邓肯的异国情恋。

1925年，叶赛宁在列宁格勒一家旅馆自缢身亡。

伊莎朵拉·邓肯，美国艺术家，现代舞先驱。20世纪初，她从大自然和古希腊艺术中汲取灵感，大胆地对传统舞蹈进行改革，主张“心灵的自由应表现在身体的解放中”。著有《邓肯自传》。她还致力于儿童艺术教育，1921年赴苏联办学。

1927年，邓肯在巴黎一场交通事故中罹难。

最后的双人舞

——怀念邓肯和叶赛宁

在伊莎朵拉和叶赛宁之后，平常世界似乎显得有点黯淡无光。

——罗拉·全纳尔《在五雕翼下》

茫茫雪原，苍白的月亮

殓衣盖住了我们这块大地

穿孝的白桦哭遍了树林

这儿谁死了……

谁？莫不是我们自己？

——叶赛宁

1925年12月28日凌晨，在列宁格勒一家旅馆里，俄罗斯诗人谢尔盖·叶赛宁用一条皮带结束了自己30的生命。噩耗传来，举国哀恸。高尔基称之“最令人难过的悲剧。”

1927年9月15日黄昏，巴黎大街上，美国舞蹈家伊莎朵拉·邓肯，被自己肩上的一条红披巾卷入飞驰的车轮下……在邓肯灵柩上，披覆着苏联政府送的红玫瑰，挽带上写着：“沉痛哀悼伊莎朵拉！”

邓肯罹难前不久，在尼斯，有记者问：“一生中，您认为哪一个时期最难忘、最幸福？”她脱口而出：“俄罗斯！我在俄罗斯的短短三年，是同它的全部苦难联系在一起的，这足以抵得上我整个一生中余下的全部岁月。在那里，我获得了存在的最大价值。”

足尖上的梦

林语堂读完《邓肯自传》后，喟叹道：“她不仅是20世纪以来第一跳舞艺术家，而且是一位光明磊落人格伟大的奇女子，一位愤世疾俗抱有大志的革命者，更是位极富情感、灵动颖悟、深好文学思想的艺术女神！”

多年后，当我手捧这本自传时，顿然被其“震”住，它好得远出乎意料。我敢说，在自传领域——乃至整个世界传记史上，该书的成就也名列前茅。它具备一流诗歌的语言、优秀小说的叙事能力、女艺术家独有的才情、纯真的大自然般的人性和赤裸的坦白勇气……无论生命体验还是艺术见解，她的感觉都好极了，比作家和诗人还要好。

比如，她这般回味一次遥远的恋爱印象：

相貌堂堂，身材魁梧的匈牙利青年，他使我从一个纯洁的仙女变成了一个狂野的、无所忌惮的酒神祭女……我的双乳在此之前简直看不出来，这时却开始柔软地膨胀，一种令人喜爱却又令人不安的感觉震撼着我的心。臀部原来像男孩子一样，这时却开始有了另一种起伏。整个躯体发生一阵强烈的冲动，一种渴求，清清楚楚的迫切要求……啊，青春和春天……罗密欧！

比如，她这般大胆倾诉性爱的欢畅：

我不知道别的女人是怎样回忆自己的情人的。我想得体合礼的大概只说到他的头、肩膀、手等等为止。但是我看到他的……我立刻就被他吸引过去，拥抱在一起，融化在一起了。我们两人就像火焰遇到火焰，燃烧成一团熊熊烈火。……这不是一个青年向一位姑娘求爱。这是两个孪生灵魂的会合。薄薄的肉体躯壳随着陶醉沉迷而发生质的变化，尘世之恋化作白热的熊熊火焰，缠绕交织在一起，一同登上天堂。

如此随手拈来的段落放在优秀作家的文本里，也堪称一流。

舞台上的邓肯

伊莎朵拉·邓肯，20世纪初风靡欧美的现代舞者。1880年生于美国西海岸的三藩市，自幼家境清贫，却勤奋好学，倾心于音乐、舞蹈和文学，尤其对古希腊艺术神往不已。她酷爱大自然，留意从自然界的和谐律动中汲取灵感，比如鸟儿怎么翱翔、蝴蝶如何翩舞、风儿怎样吹拂枝条、湖面如何荡起涟漪……她说：“我的舞蹈是我的生来之物，是出自天然的……”“真正的舞蹈是一种恬静的表现，它受制于内心情感的深层节奏。”她主张现代舞应向古希腊体育精神学习，着重表现生命高涨的美和力，展示人体的活性、激情、本能和天赋。她认为解放人的精神应先从解放肉体开始，应打破传统习俗对躯体的禁锢，一个人只有身体自由了，灵魂才可能自由……她大胆地简化服装，用一种透明纱衣取代旧的束腰短裙，她说：“裸体的人身是如何美丽洁雅，如果每个人都有洁雅的心地。相反，过度的掩饰倒是一种丑行……”她反对那种扭怩作态的商业表演，提倡艺术要将个人真实的灵魂淋漓地张扬、抖落出来。

邓肯是一位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无论生活和事业，她都只听从内心的召唤。在美国，有媒体攻击她的“赤足”“裸腿”行为，认为有伤风化，甚至把一套黑礼服寄给她……在巴黎，许多大剧院老板高价邀其演出，条件是须用他们选定的服装，都被邓肯拒绝。她预言：“不久你们会看见所有的送花仙子都会与我的服装相同！”果然，这话很快应验了，许多花店的送花女纷纷效仿起邓肯的衣束，且生意兴隆，因为人们发现：那不是丑，而是天然的美、自由的美！

林语堂赞道：“最近五十年欧洲艺术舞之产生，实由邓肯一人的魅力提携而来。”

邓肯是用灵魂跳舞的人，而她的生活、她的爱情，也如舞蹈般绚烂而忧伤。邓肯完成的是一次将音乐、诗歌、身体、社会理想和艺术哲学交融一起的创举。其美学主张，成了现代舞蹈的支柱原则。

在《自传》题记中，她写道：“我追求的全部就是要使生命变成舞蹈，使重浊的变为清盈，让灵魂化作飞鸟，冲上云霄……”

一位不能没有孩子的母亲

这样一位天才女子，其爱情和婚姻却屡遭不幸。

邓肯第一任丈夫是英国导演戈尔顿·克莱格，生有一女。离异后，邓肯遇到了一个崇拜者，实业家鲍里斯，两人结婚并添了一男孩，取名巴特里克。丈夫虽体贴入微，可艺术家和商人毕竟有着难逾的心灵隔膜，邓肯向来鄙视钱财，认为它腐蚀了生命情感和灵魂，使人性贪婪、异化。某天，她和一位贵夫人大谈“装饰无意义”，当夫人表示完全赞同自己时，她天真地上前，取下对方脖子上的项链，走到岸边，朝大海使劲抛去……

杜拉斯说过：“不当母亲的女人会失去半个世界。”此话于邓肯再合适不过。其一生有三个支点：对男人的爱；对艺术的爱；对孩子的爱（包括其教育思想和实践）。她是一位极富温情和母爱精神的女子，在儿女身上，她寄托了对未来一代的梦想，她用爱去启蒙他们，以艺术和大自然去营养他们，她用许多文字来记述生产的痛苦和育儿的欢悦，“哪个母亲曾告诉世人，当婴儿咬她的乳头、奶液流出来时，是怎样的感觉？”（林语堂赞叹：“这感觉太好了，该流传于世！”）。谁又料到，这对酷似母亲的小天使，竟被死神从其怀里掳走，一天，孩子乘坐的车冲向了没有栏杆的塞纳河……

我握住他们冰凉的小手，他们却再也不能回握我的手，这时，我听见了自己的哭声。就是这哭声，在孩子们出生的时候，我也听到过。

这哭声是伟大而令人晕痛的，然而，这哭声还要继续。

惨祸之后，邓肯暂别了舞台。这伤害太大了，她不能没有孩子，她准备再做一回母亲，她给未来的孩子取名“巴特里克”——以纪念死去的小巴特里克。仿佛命运要考验她的极限似的，悲剧又降临了：

我躺在床上，要护士把孩子抱来，放在我身边。他的小脑袋枕在我手臂上，他长得可真像巴特里克。我俯在他身上，禁不住喊了声“巴特里克”，他睁开淡蓝色的眼睛看着我，吸了口气，就一声不吭地死了……我想，我对不起这个孩子，因为我分泌出那么多的痛苦来孕育了他，是我的苦汁害了他。

小巴特里克睡在家中的小花园里。夜深时，邓肯常独自一人去看他，天亮才回房。孩子们一个个离去后，她也离开了自己的丈夫。

这位没有了孩子的母亲，将深情投向了更广大的儿童。“只有把舞蹈包括在内的教育才是合理的教育。”接下来，她的梦想是“建一所有一千个儿童的舞蹈学校和一座大剧院。”

她要成为千千万万个儿童的母亲。

一位教育家说过：“假如一个儿童在年幼时懂得了什么是美，他就会用一生来追寻美。”这正是邓肯的教育理念。

“再见了，旧世界！”

在女性艺术家名册里，少有人像邓肯这样将情感、艺术观、社会理想及生命行为——彻底地一体化。

邓肯心目中，艺术是最神圣的宗教，大自然匹配最健康的美和美的尺度，它的呼吸与律动即音乐和舞蹈；大自然艺术是滋养人性、净化社会欲望的良方；而身体之舞的最高意境，正是大自然境界。“舞蹈不仅是一门运用人体动作表现灵魂的艺术，而且是一种完美的人生观的基础。”舞蹈的意义在于唤醒灵魂的自由，她认为传统教育积弊太深，“教孩子把自己正在成长的身体置于理智的严格控制之下，就是扼杀他们的热情和灵感，这无异于一种犯罪。”为此，邓肯提出了一系列艺术教育的设想。

假如肢体一旦变得轻盈、灵活、匀称、优美，那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的意识和生活。假如你要教一个人如何充分运用自己的肢体，你必须先教他练习表现高尚的感情，要极力使他的眼睛、头、手、身躯和双脚的动作都能表现出静谧的心境、深沉的思想、纯真的爱情、忠实的友谊，和断然拒绝某种卑鄙、自私、仇恨等丑陋行为等等……那么，这将影响他的心灵，使其成为高尚、爱美、有教养的人，进而带动更多人加入这一行列，一起将周围的丑陋现象摧毁。

她渴望有一所真正的艺术学校，把儿童集合起来，“训练他们的头脑和四肢，使其体魄与精神和谐发展，成为一代新人。”可她对出生地美国和旅居的欧洲皆感失望：工业吞噬着自然，物欲腐蚀着人性，商业控制了舞台。纯艺术无法在这儿扎根和繁殖，她必须离开资本土壤，到别处去播种。

四顾茫然之后，她将目光投向了当时的“新世界”——苏联。

在她眼里，那是一片红旗猎猎、人人平等、废除了私有制和剥削的乐土。它像个呱呱落地的婴儿，一切刚刚开始，充满希望和生机……邓肯的判断是：“自世上有基督以来，布尔什维克所从事的乃拯救人类的最伟大事业。”

邓肯对所谓“新世界”的轻信和狂热并非偶然。她出身低微，家境贫寒，成长的遭遇使之对欧美社会的资本文化和尊卑贵贱深恶痛绝，而对“平等、共产、同酬、人民”等乌托邦字眼有着本能的膜拜。同时，她的理想主义气质，使之除了对一切“新事物”抱有偏爱外，也往往把“艺术解放”与“社会解放”、“舞蹈革命”同“阶级革命”不自觉地等值起来……几十年后，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心急火燎地加入“法共”，加拿大医生白求恩虔诚地朝圣苏联，可谓相似的一幕，出于同样的情结。

她在给苏联教育委员会主席卢那察尔斯基的信中说：“我相信在你们那儿，在俄国，一定会这样的……我去那儿是为了干一番事业，希望能接纳我。”

苏联政府很快作出回应：欢迎尊敬的伊莎朵拉来红色首都！

1921年夏，42岁的舞者变卖了个人私产，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她的圣地出发了。

行前，有记者问：“俄罗斯正在闹饥荒，您不害怕吗？”

“我害怕的是精神上的饥荒，而不是肚子饿不饿，我的理想只有在那儿才能实现，俄罗斯！”

“您跟苏维埃政权达成了什么交易？”

“我讨厌任何交易！俄罗斯尽管贫穷，可我要让艺术面向大众的决心不会改变。”

有报纸辱骂她：“一个人老珠黄的戏子，廉价地出卖给了布尔什维克。”

邓肯有“手势皇后”之誉。卢那察尔斯基这样评价：“她不顾威胁恫吓，毅然决定出访革命的俄国，这可能是她全部手势中最完美的一次，也是面对春雷般的掌声最当之无愧的一次！”

《邓肯自传》写到赴俄之前就停笔了。书的末尾她喊道——

“旧世界，别了，让我欢呼新世界的来临！”

从雷瓦尔开往莫斯科的列车离对方边境越来越近，她也开始朝一生中最后的恋人——俄国抒情诗人叶赛宁招手了。

昏迷的浪子

谢尔盖·叶赛宁，1895年生于梁赞省的农家，9岁写诗，15岁进入诗坛。他的诗真挚、忧郁、温柔而音乐性强，题材以俄罗斯田园和爱情为主。高尔基称之“大自然专为表达那绵绵不绝的‘田园的哀愁’、为表达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爱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器官。”

叶夫图申科则这样评价：“叶赛宁的诗歌是土生土长的现象。它的音韵放射着俄罗斯土地结构中特有的那种矿物的光彩。它是俄罗斯大自然、俄罗斯语言（包括童话、歌谣、民谚、俗语、远古流传下来的咒语、哀歌、仪式歌曲）所独有的产儿。”

1917年春，诗人在《人民事业报》编辑部邂逅了济娜伊达·赖依赫，她22岁，有一种惊人的“古典美”。两人一见钟情，3个月后结婚。济娜伊达酷爱文艺，博览群书，喜好戏剧，学过雕塑，是位具有独特鉴赏力的才女。两人最初几年是幸福的，并有了一双儿女，后来感情出现裂痕，不得不分手。大家普遍认为，婚姻的失败，诗人应负主责，他刚愎自用、狂放不羁的浪子性格，加上战争、生活不安定、经常性的分居，共同促成了这一事实。

1922年，济娜伊达携孩子嫁给了著名戏剧导演谢·梅耶尔荷德，生活非常和睦。（她后来成了一名出色演员，其夫于1940年被政治迫害致死。）诗人悔恨莫及，写了大量怀旧的诗，并与梅耶尔荷德夫妇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几年后，济娜伊达惊悉叶赛宁身亡的噩耗，彻夜痛哭，第二天赶赴列宁格勒见了诗人最后一面。她泪流满面地对朋友说：“我们大家都未能好好照顾他，他太孤独了，否则，不该发生这种事……”

叶赛宁去世一周年之际，一位女子在诗人坟头开枪自杀。她留下一封遗书：“1926年12月3日，我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尽管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对叶赛宁无休止地狂吠，但这于他、于我都无所谓了。对我来说，一切最珍贵的东西都在这坟墓里……”

殉情女子叫加丽雅·别尼斯拉夫卡娅，曾为诗人的秘书。她1897年生于彼得堡，中学毕业即获金质奖章，加入党组织。战争期间曾穿越封锁线，为布尔什维克做了大量工作。

加丽雅正直、热情、大方，有人这样回忆：“她很聪慧、漂亮……每一次同她接触，都会被她的内在力量和心灵之美所吸引。”他们相遇在1916年彼得堡一次文学晚会上，诗人忧郁的朗诵令她难忘，后来她在莫斯科《贫农报》当编辑时正式结识了叶赛宁，并成为诗人生活与事业的亲密助手。

加丽雅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她不仅是诗人忠实的欣赏者，更是其艺术构思的参与者。她默默崇拜和痴恋着诗人，但只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爱，她从未提出过任何情感要求，只是把精力用在整理、编辑、出版诗人的作品上。当诗人情场失落、意志消沉时，她更是悉心呵护。

对这份感情，诗人不可能不清楚，但他只能以感激和信任待之，无力以爱回报。在这个问题上，加丽雅充分显示出纯粹的爱所具有的慷慨和包容品质，当多情的浪子一次次投入另者怀抱，她强压痛苦，既不干预，也不怨恨，以更忘我的工作排遣惆怅。她天真地奢想诗人能再回身边，她相信自己是不可替代的。

1925年秋，加丽雅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得不去乡村疗养。就在那儿，传来了诗人的死讯。她彻底垮了。

关于这位令人尊敬的女子在诗人心中的地位，人们猜测不一。不过有件遗物或许能给人一点提示。1924年4月15日，诗人在信中说：“亲爱的加丽雅，我的朋友，我再次对您说一遍，对我而言，您是极其宝贵的！您知道，在我的命运里要是缺少了您的参与，那该是多么凄凉……”

今天，重温这些老去的故事，我感慨的是：像济娜伊达、加丽雅这等美好的女子，尽管诗人有负于她们，但在其心灵深处，从未怨恨过什么，相反，却以更大的怜惜远远地关注他，为他的结局而痛哭。她们是最熟悉他的人，清楚他爱上别人的方式正是他曾爱自己的方式，这是个注定要创造和挥霍许多爱的人，一个被爱神宠坏的孩子。

红蓝铅笔式的结合

1921年7月，邓肯在最亲密的学生伊尔玛的陪伴下，来到莫斯科。

这一消息，几天前就由《消息报》登了出来，大街上已贴满了印有邓肯标志的广告。在俄罗斯人眼里，邓肯是“温柔、优美、前卫”的同义语。

招待会上，邓肯特意穿了红上装，连发带和鞋子也是红的。当记者称“邓肯小姐”时，她立即纠正：“邓肯同志！”她高举酒杯动情地说——

“我并不是为了‘挣一块面包，挣一碗稀饭’，而是为一千个儿童和一个大剧场……我想认真培养你们的孩子，自由的精神只存在于自由的躯体，我想解放这些孩子的躯体，当世界上别的地区的孩子尚未成为朝气蓬勃、美丽快乐、和谐一致的人时，这些孩子将承担起影响其他孩子的任务……”

不久，“邓肯舞蹈学校”创立，150名俄国儿童入学。

1921年10月，邓肯出席戏剧家雅库洛夫的一个聚会，有许多诗人和艺术家参加。舞蹈家的降临使空气一下子火爆了，“邓肯！邓肯！”大家欢呼着。

突然，一个淡灰色装束的小伙子风风火火地闯进来，差点把客人撞倒，他不住地喊：“邓肯在哪儿？邓肯在哪儿？”

“这冒失鬼是谁？”邓肯偷偷问翻译。翻译说：“叶赛宁——”

叶——赛——宁，邓肯反复品味这几个词，露出一丝细美的柔情，她友好地打量这位鲁莽的青年……

晚会快结束时，主人发现女主角不见了。在隔壁一间小客厅里，她倚在沙发上，诗人俯在一旁，她的手抚摸对方的头发，喃喃自语：“金色的——头发”……这是阿纳托利伊在叙事诗中描述的情景。难以置信，这竟是他们的初次相见，两人看上去那么亲密无忌，似乎很久以前即已相识——或者说根本无需相识。要知道，叶赛宁不会任何外语，邓肯虽懂英、法、德三种语言，对俄语却一窍不通。而他俩根本不用翻译，完全一副心领神会、灵犀相通的样子。

“刚才，他给我朗诵了诗。”邓肯对翻译说，“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我觉得很美，那是音乐，真正的音乐。”

邓肯有段话，或许能解释这种默契和感应，“有人问我是否认为爱情高于艺术，我回答：不能分开。因为只有艺术家是会爱的人，只有他才能对美形成纯粹的意象，当心灵得以审视永恒之美时，爱就是心灵的意象。”不错，艺术是因为有爱，而爱是心灵的最高艺术。这一对视生命为艺术又视艺术若生命的人，虽操着不同国籍和语言，但就像两杆不同颜色的的火柴（生命色调和灵魂气质上，邓肯属灼热的红，叶赛宁属忧郁的蓝），体内埋藏着可燃物，一经对视，或轻轻一擦身，即会魂飞魄散，溅起彩虹般的光焰和热浪。

邓肯与叶赛宁

从此，两人几乎天天见面，形影不离。邓肯演出，诗人总要趴在前排位子的中央，如醉如痴……舞者一有闲便听叶赛宁朗诵诗歌，那富有激情又略带方言的倾诉，那孩子似的率真、任性、旁若无人的神情……完全符合邓肯心目中的“大自然”标准。

某次，舞者当着众人，用香皂在镜面上写下：“我爱叶赛宁！”后来，诗人以同样方式在一旁补写：“我爱邓肯！”据说，这两行字竟没人舍得擦，后来镜子失踪了，估计被收藏者偷了去。

不久，邓肯为让学生有更多的锻炼，建议去欧美作巡回演出。邓肯还提议：想和叶赛宁同行。

临行前，他俩有一件“大事”要办——

一个和煦的清晨，诗人、舞者和翻译共乘一辆马车，兴奋地上路了，目的地是苏维埃婚姻登记所。一路上，两人含情脉脉地对视，手拉着手，一刻也不分开。

当书记员问他们选择什么姓时，两人异口同声：用双姓，“邓肯——叶赛宁！”

“现在我是邓肯！”大街上，诗人高喊。

“现在我是叶赛宁！”舞者欢呼。

这时，叶赛宁27岁，邓肯42岁。

蓝变成了灰

1922年5月10日，叶赛宁夫妇搭机飞往柏林。在登机前的“遗言簿”上，邓肯写下一行话：“若我不幸遇难，全部财产由我的丈夫——谢尔盖·叶赛宁继承。”翻译忙提醒：“你们是一起飞行啊！”两人相视大笑。

这对著名的夫妇在海外共呆了10个月，次年4月回国。他们出访了许多城市，邓肯的演出场场爆满，叶赛宁的诗歌也引起轰动。琴瑟合鸣，蜜月如饯，但美景不长，不久，问题来了。

叶赛宁是个纯粹的“乡村歌手”，非常不习惯工业化的欧美文明，他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变得焦躁、紧张，他感到沮丧、惶惑、不自由……从柏林、罗马到巴黎、纽约，他越来越抑郁。

激情过后，他们面临实际而琐碎的挑战。出身、年龄、性格、文化背景的差异，尤其语言不通，彼此的交流严重受阻。叶赛宁是个“忧郁王子”，身上凝聚着与生俱来的悲剧气质，他狂热地憧憬爱情，可对现实中到手的爱和幸福，却缺乏吸收与呵护的能力。他虽向往婚姻，却又任性地损坏着婚姻的实际内容。他是极端自我的人，脾气暴躁，刚愎自用，常莫名地陷入哀伤与消沉，还有酗酒……正像朋友所说：他似乎永远无法在现实中品尝一匙“平静的天伦之乐”。

邓肯非常伤心，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男人这种自虐式的表现，束手无策。作为一个女性，她能给予的都给了，却改变不了什么。作为天才艺术家，她的智慧只能用以同情另一位天才，却无法解释他。

努力过，宽容过，但失败了。

终于，在巴黎，他们达成协定：回苏联后，暂时以“朋友”相待，并许诺尽快修复感情。

然而对邓肯来说，这只是个肥皂泡的梦，诗人再没回到她身边。

回到莫斯科，心情沉重的邓肯加紧了她的工作。或许，她已预感到为这个国家服务的时日不会太长了。

俄罗斯研究者在对待两人的分手上，都对邓肯表示了肯定和敬重，而把责任给了自己的同胞——叶赛宁。当然，诗人的悲剧除了性格外，原因是多元的：比如，作为一个大自然的孩子，他对俄罗斯田园有着“恋母”般的情结，而全世界、包括俄国在内的工业化蔓延，像病毒一样折磨着他的神经，不堪忍受，又无力逃避，“在蔚蓝色田野的小径上，很快就会出现钢铁的客人/朝霞浸染的燕麦，只剩下一些干瘪的籽粒/陌生的死气沉沉的打谷场，给你唱的歌不会使你获得生命/只有那些马匹和燕麦，将为年老的主人忧伤。”还有就是，俄国革命后混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传统秩序的被毁坏……高尔基曾叹息：“叶赛宁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实在太晚了，或者说太早了！”

种种挣扎和痛苦，使之迁怒于刚刚得来的爱情和最亲密者，如同一个撒娇和任性惯了的孩子。

他在诗中写道：“走过的路是那样少，犯下的错又那样的多。”

不料，命运竟再次将“犯错”的机会给了他。

1925年3月，一个家庭晚会上，叶赛宁与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托尔斯塔娅相遇。惊人的一幕又上演了，他闪电般爱上了这位豆蔻年华的美少女。半年后，两人完婚，搬进一座古色古香、装饰豪华的别墅里。

像朋友早就预料的那样，他们无法幸福。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我所有的期待和希望的一切都幻灭了……看来，这个家给我的并不是轻松和快乐。”他选择了出走，离开莫斯科，向着地广人稀的高加索……

在寒冷的山区，叶赛宁写下了一组气质冷峻的诗。其中便有那首著名的《别了……巴库》：

别了，巴库，我不会再见到你

此刻心中的悲哀，此刻心中的惊惧

手按着心此刻更疼也更近

这样的诗已流露出生命行将熄灭的迹象。

朋友说过：他给人的印象是一生都在恋爱。

他崇尚爱情，渴望在爱中得以栖息和彻底摆脱什么，但他的爱从来就是虚幻的，现实之爱仅仅满足了一时的激动，而平息不了内心的风暴和危机。他不断地逃离又不断地停下来喘息，与其说爱情满足不了他，毋宁说他满足不了自己，他自身即一个矛盾重重的死结。

他是自己的最大敌人和障碍。

这是叶赛宁的悲剧，也是许多艺术家的悲剧（自杀的艺术家实在太多了。曾对叶赛宁之死大肆批判、称之“怯懦”的马雅可夫斯基，5年后也走上了这条路。日本的川端康成，曾称芥川龙之介的自杀为“不开悟”，但最终也步其后尘）。

诗人的死令人震惊，也立即使人明白：俄罗斯失去了一位多么重要的成员！载着遗体的火车从列宁格勒开来时，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走上街头，挽联上写着：“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的哀痛”“光荣的普希金的继承者”……

出殡那天，送葬队伍望不到头，灵柩被抬着来到普希金广场，围着那位前辈诗人的雕像绕行。

叶赛宁墓

对于死，诗人没作任何解释。在其最后的诗稿里，人们发现有一首血写的诗：《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

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

亲爱的，你永在我心间。

命中注定的相互别离

许诺我们在前方相会。

再见，我的朋友，伸手，别开口，

别忧愁，别让悲伤紧锁眉头，——

人世间，死不算什么新鲜事，

活着，也并不更为新鲜。

它是献给谁的？济娜伊达？加丽雅？邓肯？……

或许，是她们的总和罢。这些爱过他和被他爱过、受之辜负并最终为之哭泣的美丽女人们。

苍凉的谢幕

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曾用一段话勾勒出了叶赛宁的肖像——

“叶赛宁对待自己的生命如同对待一个童话，他像王子伊万骑着灰狼漂洋过海，一把抓住了伊莎朵拉·邓肯，如同抓住了火鸟的尾巴。他的诗也是用童话的手法写成的，忽而玩牌似的摆开文字阵，忽而用心中的血把它记下。他诗中最珍贵的东西是家乡的风光，那是俄罗斯中部的梁赞省，处处是森林，他像儿时那样，用使人眩晕的清新把它描绘了出来。”

随着叶赛宁的陨落，这场传奇而动荡的双人舞谢幕了。

远在欧洲的邓肯惊悉噩耗，立即给巴黎各通讯社发去电文：“诗人的死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哀恸，他的精神永远活在俄罗斯人和所有诗歌爱好者心中……”

邓肯再没有回到莫斯科。诗人的坟茔埋葬了她用柔情和幻想编织的花环，她最后的寄托飘散了……她常常魂不守舍，精神恍惚，终致1927年9月15日那场灾难。或许在她眼里，那飞转的轮子并非死亡旋涡，而是诗人风车一样的灵魂，在动情地诉说什么……

她是旋转而死的。对一个在舞台上旋转了一生的人来说，这颇具寓意。

她的生涯本身就是一部热烈的自由之舞——纯真而疯狂，剧烈的消耗，她太累了，终于精疲力竭。

送葬那天，世界许多地方都响起了巴赫的咏叹调。她不止一次地说过，她最喜爱这支曲子，愿死后依然能听到。

苏联教育委员会主席卢那察尔斯基发表了官方评价——

“邓肯在我国的辛勤工作，她卓越的艺术思想和高尚品德，不仅对我国的基础美学教育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也在我国的艺术体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苏联政府和人民永远感谢她……邓肯在我们革命建设正处最困难的时期来到莫斯科，她一点也不计较生活条件的艰苦和照顾不周，任劳任怨，呕心沥血。我们给她提供的帮助实在微乎其微，她用以维持生活的，除了带来的美元外，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从俄国领取过一个戈比……相反，她常常鼓励和安慰我们，向我们证明，她将最终熬过那些艰苦的岁月，将艺术引向无限广阔的新天地……”

这些话虽极具政治色彩，但其底蕴是真诚的、由衷的、浸含感情的。

重要的是：这是来自诗人故土的声音。

1995年

附记·死不瞑目的另一种死

以上文字，我是于1995年完成的。关于叶赛宁的死，近来俄罗斯又出现了新的解释，出于对历史的负责，我将在《北京文学》（1999年2期）上看到的其援引《南方周末》（作者为阎春来）的一则消息摘录如下——

1997年9月11日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被访对象是圣彼得堡文化科学院的副教授维克多·库兹涅佐夫。他一直为揭开叶赛宁死亡之谜在作调查。他最终的结论是：叶赛宁并非自缢身亡，而是被国家政治局（克格勃前身）里的托洛茨基分子殴打致死。

1925年9月，叶赛宁在由巴库开往莫斯科的列车上，同一个叫罗加的外交信使和一名叫列维特的官员发生了争执。这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被移交到了法庭。叶赛宁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为避迫害，叶赛宁住进了自己的同乡卡努力什金教授的精神病院……12月24日，叶赛宁在去列宁格勒的途中被捕。审讯在与“安格列杰尔”饭店邻近的国家政治局刑侦监狱里进行。对方本来就想教训他一下，但一切进行得太过火了，他们大打出手，结果打在额头上……就这样，叶赛宁被意外打死了。侨居巴黎的巴维尔·卢柯尼茨基在其所著《与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会面》一书中这样写道：他们下手太狠，以至于叶赛宁的一个眼珠都被打出来了。罪魁祸首是雅可夫·勃留姆金，当时他是“托洛茨基列车”这一组织的警卫队长。

叶赛宁的死与托洛茨基不无关系。托洛茨基与诗人之间有着很深的积怨，当一些人准备审判叶赛宁时，卢那察尔斯基出来替他说情。但有一个更强硬的人对此并不买账。此人就是托洛茨基。

但叶赛宁是有极大社会影响的人，倘若真相大白于天下，弄不好会成为政治斗争的借口，因为12月份曾召开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会上，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列宁格勒派曾激烈地反对斯大林……假如斯大林知道了诗人死因，会很容易利用这件事向托洛茨基分子发难。

于是，一个人的死变成了另外一种死！

官方报道叶赛宁死于“安格列杰尔”饭店，实际上，“安格列杰尔”根本就不是饭店，而是供出租的寓所。那时候还是新经济政策施行时期，国家对税务监察十分严格，每一个新到一个地方的居民立即会被登记在册。而查阅1925年到1926年间“安格列杰尔”的居住名单，上面共有150多人，包括肃反人员、文学活动家、饭店职工。唯独没有叶赛宁！

一个叫乌斯金诺夫的记者，声称自己是诗人的朋友，他证明：12月27日，诗人在“安格列杰尔”的5号房间洗过了澡。可事实上，这个5号房根本就没有浴室！

在诗人死亡调查表上签字的“见证人”是从外面请来的。那么为什么不请诗人隔壁的房客呢？原来，喊来的三个人都与刑侦处有着密切关系。

……

“安格列杰尔”5号房间的女清洁工临死前曾透露，那一天，她看到几个喝得醉醺醺的恶棍，将一具尸体拖进了5号房……

就这样，诗人的死成了很多人合伙上演的一场骗局。

最初读这则报道时，我大惊失色。我想起了自己的这篇文章，想起了邓肯，想起了艺术在政治下的命运，想起了她对那个国家近乎迷信的热爱和期许……我感到屈辱、悲愤，眼前的记忆也变得阴沉而模糊起来。

从情感上，我似乎更愿接受诗人早前的那个死，为了邓肯，为了她的安宁。假如其在天之灵获悉此事：正是她信任和服务的那个政权杀死了自己的爱人！她眼前会怎样的漆黑，那柔美的面容该怎样的痉挛，那昏厥的心会怎样血流如注……这命运的捉弄实在太野蛮！太残酷！我相信后一说法绝非空穴来风，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我们头脑中无数的历史面临改写的混乱和尴尬。

若真是那样，若那个不幸的消息成立，就让我们这些喜爱邓肯和叶赛宁的生者，代替遥远的亡灵——沉思或痛苦罢。

安息吧，永远的双人舞。

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