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14号劳改营

—— 从人间炼狱到自由世界的脱北者传奇

作者: Blaine Harden / 申东赫

出版社: 智园出版有限公司

原作名: Escape from Camp 14: One Man's Remarkable Odyssey from North Korea to Freedom in the We

译者: 吴美真

出版年: 2013-2-21

ISBN: 9789866126321

【内容简介】

极权专制不是过去的历史故事，而是随时发生的写实传记

除了申东赫，没有一个在北韩劳改营出生和成长的人，曾经成功逃离这些地方。

上帝不是消失了，也不是死了，而是从未听说过。

本该劳改到死的申东赫，用生命故事打开了浓雾深锁的人间炼狱。

独一无二脱北者申东赫传记

《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真实揭露，席卷欧美亚各大畅销书市

全球超过二十多种语言译本，热销英、美、法、德、日、瑞士、北欧等国

作者以记者熟练、精湛的手法，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内幕报导，让我们看到北韩意图隐藏的劳改营真相。朝鲜中央通讯社曾对外表示自己的国家没有“人权问题”，申的逃脱行为，却吊诡地映证了北韩极权生活的真实存在。透过脱北者申东赫的经历，我们看见人之所以为人的坚忍和盼望，也重新省视这个充斥着核武威胁与严重人权问题的国度。

【作者简介】

布雷恩·哈登 Blaine Harden，美国公共电视网（PBS）节目“前线”记者，《经济学人》杂志撰稿人。曾为《华盛顿邮报》东亚、东欧和非洲办事处处长，着有《非洲：来自一个脆弱大陆的报导》，及《一条迷失的河流：哥伦比亚河的生与死》。

个人网站 www.blaineharden.com

申东赫 Shih Dong-Hyuk，原名申仁根，一九八二年生于北韩的十四号劳改营，二○○五年逃至中国，次年抵达南韩。他在二○○九年迁居美国，目前居住于首尔。

【译者简介】

吴美真，国立政治大学西洋语文学系毕业，纽约大学英美文学博士班肄业。曾任大学英文讲师及译者，译作近八十本，包括《美德书》、《消失中的江城》，《当耶稣再来》等。

【相关媒体评论】

我们要用浓雾围住祖国，以免被敌人偷窥。

——北韩前领导人金正日

申东赫让全世界注意北韩状况。

——美国国务卿希拉蕊

申东赫揭露北韩劳改营的存在，让我们看见神秘浓雾中的真相。

——英国《金融时报》

这是一则撼动人心的故事，诉说一个脱北者监禁与重生的真实经历。

——美国《华尔街日报》

众所瞩目的文学巨作。

——香港《南华早报》

诉说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情节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印度《斯坦时报》

自打开第一页就无法放下，令人想要一口气读完。

——亚马逊网络书店

本书极具张力，深度地刻划了北韩的黑暗面。

——《纽约时报》前主编．现任专栏作家 比尔．凯勒

我相信申东赫对北韩有我们难以理解的情结，他的母亲其实是他的国家北韩，那种爱恨纠结是会让人说了实话又觉得亵渎的，异乡游子有时会很矛盾，总是恨祖国又爱祖国……

——博客来OKAPI英文妙笔记专栏作家 张妙如

本书主角出生在一个做苦工、充满凶残对立、几乎完全缺乏人类关爱的生活环境中。本书读起来就像一本描述反面乌托邦的惊悚小说。但这不是一本小说，而是申东赫的传记。

——《出版人周刊》

如果你有一个灵魂，本书将永远改变你。精湛的文笔让我们认识申东赫，让我们明白他不是一个巨人，而是一个凡夫俗子，努力想要了解别人对他所做的事，以及他为了生存而被迫做出的事。严厉谴责一个堕落的政权，并向所有面对邪恶仍然坚持人性者献上敬意。

——《迷失在香格里拉》作者 密契尔．苏柯夫

申东赫的故事让人心痛，描述他的身、心之旅，描述如何逃离封闭、冷酷的监狱社会和终生监禁的生活，进入一个自由社会，一个让他可以活得像一个人，且充满喜悦和挑战的社会。

——《隐藏的北韩人：与世隔绝之国的日常生活》作者 吴孔丹

透过申东赫不寻常的生命之旅，描绘存在于头条新闻之外的北韩，并动人地见证了一个人如何努力重拾失去的人性。

——《转变的见证：难民对于北韩的见解》作者 马可士．诺兰

目   录

前言 公开处决的机会教育

导论 不曾听过的爱

第一章 吃光母亲的午餐

第二章 上学的好日子

第三章 上流血统

第四章 试图逃走的母亲

第五章 试图逃走的母亲：第二版

第六章 这个贱货生的不行了

第七章 太阳照在老鼠洞上

第八章 避开母亲的眼睛

第九章 贱货生的反动派儿子

第十章 无法辨识的工人

第十一章 养猪场的空白

第十二章 缝纫机和告密者

第十三章 令人着迷的犯人故事

第十四章 准备大逃亡

第十五章 脱离围篱

第十六章 找到食物与走私

第十七章 流浪与等待

第十八章 边界的偷渡客

第十九章 中国境内的韩国人

第廿章 寻求庇护之路

第廿一章 第一张信用卡

第廿二章 冷漠的南韩

第廿三章 美国是天堂吗

后记 无法逃脱的祖国

附录 十四号劳改营的十诫

前言 公开处决的机会教育

最初的记忆是关于处决。

他与他母亲走到靠近大同江的一处麦田，守卫已经聚集了数千名犯人。大批群众让男孩感到兴奋，他从大人的两腿之间爬到前排，看见守卫将一个人绑在一根木柱上。

申仁根当时只有四岁，年纪太小，还听不懂处决之前的谈话。在日后多次进行的处决中，他将听到一位负责监督的守卫告诉群众，北韩政府已经为即将受死的犯人，提供一个藉着苦役“赎罪”的机会，但是犯人却拒绝北韩政府的慷慨之举。为了怕犯人咒骂执行处决的国家，守卫将卵石塞入犯人嘴里，然后用头罩盖住他的头。

首次目睹处决时，申仁根看着三名守卫瞄准目标就各开三枪。枪声吓坏了男孩，让他不自觉往后倾倒。他赶忙站起来，及时看到守卫松开一个软趴趴、血迹斑斑的尸体。然后，守卫以一条毯子裹住尸体，并拖到一辆推车上。

十四号劳改营是为北韩的政治敌人设立的监狱，除非进行处决，否则不允许两名以上的囚犯聚集在一起，处决时人人必须到场参观。劳改营以公开杀人（以及此举所带来的恐惧），作为一种机会教育。

申仁根在劳改营的守卫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培育者。他们拣选了他的父母，并教导他凡违反劳改营规则者，都应该受死。在他学校附近的山坡上贴着一个标语：严守纪律。男孩默记了劳改营的十条规则，后来他称这些规则为“十诫”。至今他仍然能够背出这些规则，而第一条规则就是：“任何逃离者被逮到时，将立即被枪决”。

距离首次目睹处决后十年，他回到相同的田野。守卫再度聚集一大群人，再度将一根木头敲入地里，搭建一座临时绞刑架。

这一回，申仁根坐在一辆守卫所驾驶的车子的后座抵达现场。他戴上手铐，一块破布做成的遮眼布蒙住他的眼睛。他那同样戴上手铐、被蒙住双眼的父亲坐在他身旁。

他们在十四号劳改营的地下监狱关了八个月，现在已经获得释放，而释放的一个条件，就是在一些文件上签名，答应绝不讨论他们在地下监狱的遭遇。

在那座监狱中的监狱，守卫曾试图以严刑拷打让申仁根和他的父亲认罪。他们想了解他的母亲和唯一的哥哥，如何计划一次失败的逃亡。守卫脱掉申仁根的衣服，在他的脚踝及手腕绑上绳索，将他挂在天花板的一个挂钩上。他们用烈火刑求，当烈焰开始烧伤他的肉时，他昏了过去。

但是，他并不认罪，因为无罪可认。他没有和母亲与哥哥共谋逃亡。他相信打从他在劳改营出生的那一刻起，守卫就教导他的一件事：他绝对逃不出去，而且他必须检举那些谈论逃离劳改营的人，申仁根甚至作梦也没有想过外面的生活样貌。

守卫从来没有教导他，所有北韩学童所学过的事：美国人是图谋入侵并羞辱祖国的“混蛋”，而南韩是这个美国主子的“婊子”。北韩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北韩那些勇敢而杰出的领袖，受到全世界的尊崇。的确，他对于南韩、中国或美国的生活一无所知。

和其他同胞不一样，他不是在无所不在的金正日照片中长大的（他们称他为“亲爱领袖”），也不曾见过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的照片或雕像。金日成是创建北韩的“伟大领袖”，尽管他已于一九九四年过世，但他仍然是北韩“永远的主席”。

虽然申仁根分量不够，不必接受洗脑，但是，守卫曾要求他检举家人和同学。结果他得到食物作为奖赏，并且和守卫一起殴打被他出卖的同学，他的同学后来在背后说尽坏话，最后也将他痛殴一顿。

当一位守卫除去他的蒙眼布，看到群众、木柱和绞刑架，他相信自己就要被处决了。没有人将卵石塞入他的嘴里，他的手铐也被拿走了。一名守卫带他去到群众前面，他和他的父亲将成为旁观者。

守卫先将一名中年妇人拉到绞刑架前，再将一名年轻人绑在木头之上。他们是申仁根的母亲和哥哥。

一名守卫拉紧套在他母亲脖子上的套索。她想要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他的眼睛望向别处。当她在绳索末端不再抽动时，三名守卫便开始朝申仁根的哥哥开枪—每个人三枪。

看着他们死去时，申仁根松了一口气，因为被处决的人不是他。他恼怒妈妈和哥哥计划逃亡。虽然有十五年时间，他不愿向任何人承认，但是他知道，是他一手促成了他们的死亡。

导论 不曾听过的爱

母亲被绞死九年后，申仁根用蠕动的身子穿过电围篱，越过雪地逃离劳改营。那是在2005年1月1日，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出生在北韩政治监狱劳改营的人，曾经成功逃离这些劳改营。就我们所知，至今申仁根仍然是唯一逃离北韩劳改营的人。

当时他23岁，在电围篱以外，他没有任何熟人。

一个月之内，他步行进入中国；两年之内，他住在南韩。而四年后，他住在南加州，成为美国人权团体“自由北韩”的一名资深特使。

在加州，他骑脚踏车上班，而且密切留意克里夫兰印地安人队的讯息，因为这支球队有南韩强棒秋信守。一周两次，他吃连锁快餐店In-N-Out Burger的汉堡，因为他认为，那里的汉堡是全世界最美味的。

现在，他的名字是申东赫。抵达南韩后，他就改了名字，想要将自己重新塑造成一个自由人。他长得很英俊，有一双敏捷、警觉的眼睛。在劳改营，他不能刷牙，所以一位洛杉矶牙医帮他治疗牙齿。他的整体健康状况极佳，然而在他的身体里，我们可以追踪到他在劳改营成长期间所吃过的种种苦头，虽然北韩政府坚决否认这些劳改营的存在。

营养不良阻碍了他的正常发育，造成他身材瘦小，身高只有五英尺六英寸（约一六八公分），体重大约也只有一百二十磅（约五十四公斤）。因为从小做苦工，他的手臂有着不自然的弯曲。接受酷刑时，火在他的下背部和臀部留下烧伤的痕迹。而将他固定在火焰上方的挂钩，在他耻骨上的皮肤留下刺痕。独自被监禁时，将他倒挂的镣铐，则在脚踝留下疤痕。他右手中指第一个指关节以上的部位已被砍断，那是一名守卫给他的惩罚，因为他在劳改营的成衣工厂摔坏了一台缝纫机。带刺的电围篱终究无法将他留在十四号劳改营，当他爬过那道围篱，他的小腿（从脚踝到膝盖的部位）受到伤害，布满疤痕。

申东赫和金正恩年纪相当，后者是金正日的第三个儿子，长得圆圆胖胖，他父亲于二○一一年过世后，接替成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申东赫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却各自象征了北韩恰恰相反的特权阶级和被剥夺的阶级。表面上，北韩是一个没有阶级划分的社会，出身和血统却决定了一切。

金正恩一出生就是一个共产党王子，在皇宫围墙后长大。他以化名在瑞士求学，后来回到北韩，就读于一所以他祖父之名命名的名校。他的出身使他得以不受法律拘束，对他而言，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二○一○年，他被任命为朝鲜人民军四星上将，虽然他完全缺乏野外作战经验。过了一年，在他父亲死于心脏病突发后，北韩国家媒体称他是“上天赐下来的另一位领袖”，虽然他可能被迫和亲戚及军事将领，共同在世上实施独裁统治。

申东赫一出生就是一个奴工，在高压电带刺围篱后长大，从劳改营的学校接受基本的阅读和算术教育。政府认为他的叔叔和伯伯犯了罪，使得他的血统受到污染，所以他必须受到法律约束。对他而言，没有什么事是可能的。国家为他规划的生涯就是做苦工，以及长期挨饿、生病，然后早死。而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控告、审理或上诉的情况下祕密进行的。

集中营的幸存故事有一个传统情节。部队将主角从一个温暖的家庭，从一个舒适的家偷偷带走。为了生存，这个人会背弃道德原则，压抑对别人的感觉，不再是一个文明人。

这类故事中最有名的，或许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维瑟尔的《夜》。在这个故事里，十三岁的叙述者描述了他和家人被推入前往纳粹集中营的火车之前，他们如何过着正常生活，并藉着这些描述来解释他所承受的煎熬。维瑟尔每日研读塔木德经，他的父亲拥有一家店，而且是他们位于罗马尼亚村内的监督人，他的祖父总是来他家庆祝犹太人节日。但是，他全部的家人最后都死于集中营，他“孤孤单单地被遗弃在一个没有上帝、没有人、没有爱或怜悯的世界里。”

申东赫有不一样的幸存故事。

他的母亲殴打他，而他视她为食物竞争者。守卫一年让他的父亲和母亲同睡五晚，这位父亲对他不闻不问。他的哥哥是一个陌生人，但他也无法信赖劳改营那些满口脏话的孩子们。在他学习其他一切之前，他先学会靠着告发每一个人而存活下来。

爱、怜悯和家人是没有意义的字眼。上帝不是消失了，也不是死了。申东赫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祂。

在《夜》的前言里，维瑟尔谈到，一个青少年应该仅仅从文学作品认识死亡和邪恶，不应在生命中亲身体验死亡和邪恶。在十四号劳改营，申东赫根本不知道文学的存在。他在劳改营只看过一本书，那是他的老师手里的韩文文法书。他穿着守卫制服，屁股挂着一把左轮手枪。他曾拿着教鞭，将申东赫的一个小学同学活活打死。

和集中营的幸存者不一样，申东赫不是被带离文明生活，然后被迫下地狱。他在地狱出生和长大，他接受那地方的价值观，也把那里当成他的家。

迄今，北韩劳改营的存在时间是苏联古拉格群岛的两倍，纳粹集中营的十二倍。这些劳改营的所在地是毋庸置疑的，任何上网的人，都可以从Google Earth查到这些劳改营的高分辨率照片，而在这些照片中，我们看到了庞大的建筑群以围篱围住，散乱地分布在北韩起伏不定的崇山峻岭之中。

南韩政府估计，这些劳改营大约关着十五万四千名犯人，但美国国务院和几个人权团体将数字提高至二十万人。检视了十年来所拍摄的劳改营的卫星照片后，国际特赦组织在二○一一年注意到劳改营内有新的建筑物，因而担心犯人人数正在增加。或许那是为了制止可能爆发的动乱，因为权力已开始从金正日转移到他那年轻而未经试验的儿子手中。*

/*Amnesty International, "Images Reveal Scale of North Korean Political Prison Camps," May 3, 2011,　*/

根据南韩情报机关和人权团体的估计，北韩有六个劳改营，而最大的劳改营有三十一英里长，二十五英里宽，面积大于洛杉矶。大多数的劳改营都被带刺的电围篱围绕着，其中穿插着守卫了望塔，附近也有巡逻的武装人员。十五和十八号劳改营有改造区，在此，一些幸运的犯人按照金正日和金日成的教导接受纠正教育。如果犯人默记足够的教导，并让守卫相信他们的忠诚，他们就可以获得释放。但是在有生之年，他们将持续受到国家治安机构的监控。

其余的劳改营是“完全管制区”，那里的犯人被称为“无法改造者”，*必须一直工作到死为止。

/*Kang Chol-hwan（姜哲焕）and Pierre Rigoulot, The Aquariums of Pyongyang（New York：Basic Books, 2001）,79.　*/

申东赫所在的十四号劳改营是一个完全管制区，素有最冷酷、最残暴的劳改营之称。那里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守卫保持高度警觉，而国家认为犯人罪大恶极，不配获得饶恕（许多犯人都是从执政党、政府和军队遭到肃清的官员和家属）。十四号劳改营于一九五九年建造于北韩中部平安道南部的价川县，据估计，有一万五千名犯人被关在那里，而它的长度为三十英里，宽度为十五英里，有农场、矿区和工厂穿插于陡峭的山谷之间。

虽然申东赫是唯一在劳改营出生、成功逃出并诉说遭遇的北韩人，但是现在，自由世界至少有其他二十六位从劳改营出来的目击证人。*在这些人当中，至少有十五位曾被关在十五号劳改营的教化区，他们获得释放，后来现身在南韩。也有曾在其他劳改营当过守卫的北韩人去到了南韩。金永曾是一名北韩中校，来自平壤的特权阶级，在两个劳改营待了六年后，才藉着一列运煤火车逃出。

/*美国北韩人权委员会研究员David Hawk访问过这些人，包括申东赫。

他那定期更新的著作The Hidden Gulag: Exposing North Korea's Prison Camps（二○○三年出版）描述了他们的故事，也刊出这些劳改营的卫星照片*/

首尔的韩国律师协会，根据他们的证词作了一份摘要，详细描绘这些劳改营的日常生活。每年都有几位犯人公开被处决，其他犯人则被守卫活活打死，或私下遭到杀害，因为守卫有权随意虐待和强奸犯人。大多数的犯人都必须耕作、采煤、缝制军服，或制造混凝土，同时靠着几乎让他们饿死的玉米、包心菜和盐巴度日。他们的牙齿掉落，牙龈变黑，骨骼脆弱，一到四十岁就驼背。一年只有一、两次，劳改营会发给他们一套衣服，所以他们总是穿着破烂而肮脏的衣服工作和睡觉。他们没有肥皂，没有袜子，没有戴手套，没有穿内衣，没有卫生纸。在工作日，犯人一天必须工作十二至十四个小时，直至死亡为止。而他们的死因常常是营养不良所导致的疾病，死亡年龄通常在五十岁之前。*虽然无法取得正确数字，但是西方政府和人权团体估计，有数十万人在这些劳改营丧命。

/*韩国律师协会，“二○○八年北韩人权白皮书”（首尔：韩国统一研究院，2008）。*/

大多数的北韩人都未经司法审判就被送到劳改营，而许多人就在不明指控的情况下死去。波伊布（国家安全局）通常会在夜间将他们从家里带走。在北韩，连坐是合法的，犯罪者常常和父母及孩子被关在一起。金日成在一九七二年制定这条法令：“不管是谁，阶级敌人的后代必须除尽，直到第三代。”

我第一次见到申东赫是我们在二○○八年冬天一起用午餐时。我们在首尔市中心的一家韩国餐厅见面。他话很多，而且很饿，狼吞虎咽地吃下几份米饭和牛肉。他边吃边告诉我和翻译员，看着他母亲接受绞刑是什么滋味。他怪母亲害他在劳改营饱受毒打，而且特别强调，至今他仍对她感到恼怒，他说他不是一个“好儿子”，但不愿解释原因。

他说住在劳改营时，他没有听过“爱”这个字。当然，他也没有从他母亲口中听过这个字，而他仍然轻视他母亲，即使她已经过世了。他曾在南韩的一间教会听到“饶恕”的观念，但他感到困惑，因为他说在十四号劳改营，要求饶恕意味着“乞求不受罚”。

他写了一本有关劳改营的回忆录，但没有受到南韩重视。他没有工作，没有钱，欠房租，也不确定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十四号劳改营的规则使他不敢和女人发生亲密接触，因为违规者会遭到处决。现在，他想要找一个真正的女朋友，但他说，他不知道该如何跨出第一步。

用完午餐后，他带我到首尔的一间又小又糟的公寓，一间他租不起的公寓。虽然不愿直视我，但他让我审视他被砍断的手指以及伤痕累累的背部，并让我为他拍照。尽管吃了那么多苦头，他仍然保有一张稚气的脸。他二十六岁，已经离开十四号劳改营三年了。

吃那一顿令人难忘的午餐时，我五十六岁，是《华盛顿邮报》驻东北亚的记者。一年多来，我一直在寻找故事来解释一件事：北韩如何藉由镇压以避免瓦解。

政治内爆已经变成我的专长。我以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为《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报导非洲国家的失败、东欧共产主义的崩解、南斯拉夫的分裂，以及缅甸如何被军事将领慢慢推入腐败深渊。以外人眼光来看北韩内部境况，北韩似乎即将面临我在其他地方所目睹的崩解。事实上，崩解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太成熟了。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人人都在致富，但是北韩人民却愈来愈与世隔绝，愈来愈贫穷，愈来愈飢饿。

然而，金氏王朝仍然持续压制北韩，极权主义的镇压手段保护了这个瘫痪的国家。

我想要说明北韩政府如何做到这一点，却缺乏管道。在世界其他地方，采取镇压手段的国家不一定能够封锁边界。之前，不论在孟基斯托统治下的衣索匹亚、蒙博托统治下的刚果，或米洛塞维奇统治下的塞尔维亚，我都能够公开工作。我也曾以观光客的身分偷偷溜入缅甸，报导这个国家的状况。

北韩比这些国家谨慎多了，几乎不让外国记者（尤其是美国记者）进入。我只去过北韩一次，仅看了看管者让我看的东西，所以我所知有限。如果非法进入，记者可能被当成间谍，然后被监禁几个月或几年。如要获得释放，有时就需要前任美国总统助一臂之力。*

/*美国电视记者萝拉．林（Laura Ling）和欧娜．李（Euna Lee）于二○○九年非法进入北韩后，被关在北韩监狱近五个月。

在美国前任总统柯林顿飞往平壤，并和金正日合照后，两人才获得释放。*/

由于这些限制，大多数有关北韩的报导，都是在远处进行，显得十分空洞。记者从首尔、东京或北京写报导，首先，他们描述平壤最近一次的挑衅行为，例如击沉一艘船，或者射击一名游客。然后，枯燥无味的报导惯例启动了：美国和南韩官员表达愤慨，中国官员要求节制，而智库专家说明事件的意义。我写了太多这类的报导。

然而，申东赫打破了这些惯例。他的生命打开了那扇原本关闭的门，让外界得以看见金氏家族如何靠着童奴和谋杀支撑下去。我们见面后数天，申东赫动人的照片和骇人听闻的故事醒目地出现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

故事刊出后的那个上午，《华盛顿邮报》公司的主席唐纳．葛兰姆发给我一封只有一个“哇”字的电子邮件。同一天，一位德国电影制作人碰巧来参观华盛顿的纳粹大屠杀纪念博物馆，而他决定以申东赫的生命故事为题材，拍一部纪录片。《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说，申东赫所忍受的残酷暴行是骇人的，但是同样骇人的，是这个世界对于北韩劳改营的存在漠不关心。

这篇社论的结论说：“美国的中学生辩论小罗斯福总统为什么没有轰炸通往纳粹集中营的铁路，然而，从现在开始的一个世代，他们的孩子可能会问，为什么西方世界清清楚楚看到了金正日劳改营的卫星影像，但却袖手旁观。”

申东赫的故事似乎深深打动了一般读者。他们写信或寄电子邮件，愿意为申东赫提供金钱、住处，也愿意为他祷告。

一对住在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夫妇读到了这篇报导，找到了申东赫，然后付钱让他来到美国。罗威尔和琳达．戴伊告诉申东赫，他从来没有享受过父爱和母爱，所以他们愿意成为他的父母。

读了这篇报导后，一位住在西雅图的韩裔美籍女孩哈琳．李希望能够见申东赫一面。后来，她在南加州找到他，结果两人相恋了。

我的报导只是蜻蜓点水地描述申东赫的生命故事。我认为，更深入的报导可以揭露北韩执行极权统治的秘密机制，也可藉由申东赫不可思议的逃亡细节，来说明部分压制机制如何失效，致使一个不谙事故的年轻人，可以在未被察觉的情(www.dongdui.com)况下，穿越一个警察国家的边界，进入中国。同样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是由北韩培育出来的，而北韩培育他的目的，就是让他工作直到命终。因此，读了这个故事后，没有一位读者可以忽视这些劳改营的存在。

我问申东赫是否有兴趣说出自己的故事，他思考了九个月才做出决定。在这段期间，南韩、日本和美国的人权活跃分子都敦促他合作。他们告诉他，一本英文书会让世人注意劳改营的存在，国际社会进一步对北韩施压，也许也可以让他赚进一笔他迫切需要的钱。同意之后，申东赫让我进行七次访谈，最先是在首尔，接着是在加州的托兰斯，最后则是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我和申东赫同意将赚进的钱对分，然而根据我们的协定，我拥有书的撰写权。

二○○六年年初，大约在他逃离北韩一年后，申东赫开始有写日记的习惯。在首尔，当他因为沮丧而住进医院，他继续写日记，而这本日记就变成他的韩文回忆录：《逃往外面世界》的基础。二○○七年，首尔的“北韩人权数据库中心”出版了这本回忆录。

这本回忆录就是我们谈话的起点，在这本书里，许多申东赫在北韩和中国期间，他、他的家人、朋友和监狱守卫所说的话，就是直接摘录自这本回忆录。然而本书所描述的一切申东赫的想法和行动，都是根据我对他所做的多次访谈。在这些访谈中，他详细说明他的韩文回忆录，并且在许多关键点上纠正了这本回忆录的说法。

虽然愿意合作，但是申东赫似乎害怕和我谈话。我常常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没有使用麻醉药，就拿牙钻钻牙的牙医。这项钻牙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两年多。对他而言，我们的部分谈话具有宣泄作用，但是许多谈话内容则让他感到沮丧。

他很难信任我，而他自己也承认，他很难信任任何人。就他的成长背景而言，这是必然的。劳改营的守卫教导他出卖父母和朋友，而他理所当然认为，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同样会出卖他。

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有时我也同样难以信任他。在我们第一次谈到他在他母亲的死亡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他误导我。而在其他十二次以上的谈话中，他照样误导我。当他改变说法，我很担心其他故事也是编出来的。

你无法去北韩查证事实。外人不曾去过北韩的政治监狱劳改营，所以有关劳改营的种种描述，无法获得独立的证实。虽然卫星影像大大增加了外界对于这些劳改营的了解，但是，叛逃者仍然是信息的主要来源，而他们的动机和可信度并非没有瑕疵。在南韩和其他地方，他们往往为了谋生而不顾一切地证实人权活跃分子、反共产主义的宣教士和右翼理论家的成见。除非先拿到钱，否则有些劳改营幸存者根本不开口。还有些幸存者会重复他们听来、但却非亲眼目睹的“有料”祕闻。

虽然申东赫仍然提防着我，但是不管我想到任何有关他过去的问题，他都能一一回答。或许他的生命故事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这些呼应了其他曾被关在北韩劳改营的人的经历，也呼应曾在劳改营当过北韩守卫者的描述。

人权专家大卫．霍克说：“申东赫所说的一切，都符合我所听过劳改营的种种情况。”霍克曾经为了撰写隐藏的古拉格群岛，访问过申东赫和其他曾被关在劳改营的人。这份报告建立在劳改营幸存者的描述和加上注解的卫星影像之间的连结。在二○○三年，这份报告首先由美国北韩人权委员会出版。在陆续取得更多证词和更高分辨率的卫星影像后，这份报告的资料也加以更新。霍克告诉我，由于申东赫在劳改营出生和成长，所以他知道其他劳改营幸存者所不知道的事。韩国律师协会“二○○八年北韩人权白皮书”的作者，也曾查证申东赫的故事。他们对申东赫和其他愿意开口的知名劳改营幸存者，进行密集访谈。如霍克所言，北韩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反驳、否认”申东赫和其他劳改营幸存者的证词，那就是容许外界专家参观劳改营。霍克说，如果北韩不这么做，那么这些人的证词将会保持有效。

如果北韩真的崩解了，或许申东赫的一项预测是正确的：由于畏惧战争罪行的审判，北韩领导人会在调查员进入劳改营之前，先行拆毁劳改营。金正日曾说：“我们必须以浓雾将我们的环境团团围住，免得敌人了解我们的情况。”*

/*参考金玄植（Hyun-sik Kim，译音）和孙光珠的“金正日记录片”（首尔：天地媒体公司），202。录于Ralph C. Hassig和吴孔丹的著作The Hidden People of North Korea（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27。*/

为了将我看不见的事物拼凑起来，三年当中，我多半是在撰写有关北韩军事、领导阶层、经济、粮食短缺和破坏人权的报导。我访问了许多北韩叛逃者，包括三位曾被关在十五号劳改营的囚犯，以及一位曾在四座劳改营当过守卫和司机的北韩人。我和经常进入北韩内部的南韩学者及技术专家谈话，我查验愈来愈多的劳改营相关学术研究和个人回忆录。在美国，我对那些成为申东赫好友的韩裔美国人，进行广泛的访谈。

评估申东赫的故事时，我们必须记住一件事：按照曾在劳改营当过守卫和司机的安明哲的说法，许多劳改营的囚犯吃过类似或更糟的苦头。他说：“相对于劳改营其他孩子的标准，申东赫的生活算是相当舒适的。”

北韩政府引爆核弹，攻击南韩，建立一触即发的好战精神与恶名，在朝鲜半岛引发暂时的紧急安全危机。当北韩放下身段，进入国际外交圈，他们总是有办法把人权问题推离谈判桌，危机管理（通常集中于核武及飞弹问题）主导着美国对北韩的交涉。

劳改营从来不是首要被考虑的问题。

在柯林顿和布什的时代，大卫．史特劳伯曾在国务院当过负责北韩政策的资深官员，他告诉我：“和他们谈论劳改营是不可能的，你谈到这件事，他们就抓狂。”

北韩劳改营很少刺痛世界的集体良知。尽管报纸报导了，但是，美国普遍忽视这些劳改营的存在。有几年时间，在华盛顿少数几位北韩叛逃者和劳改营幸存者，每年春天会在国会大厦和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草地广场，发表演说和游行。华盛顿的记者团很少注意他们，部分原因是语言，因为大多数叛逃者只会说韩文。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在一个靠著名人生存的媒体文化中，没有任何电影明星、流行乐偶像或诺贝尔奖得主挺身而出，要求外界关注一个遥远的问题，和一个缺乏良好影像信息的问题。

长期以来，人权行动主义者苏珊娜．肖尔特不断将劳改营幸存者带到华盛顿，她告诉我：“西藏人有达赖喇嘛和理查基尔，缅甸人有翁山苏姬，苏丹有米亚法罗和乔治克隆尼。但是，北韩人没有这些名流能为他们说话。”

申东赫告诉我，他不配为成千上万仍然待在劳改营的人发言。他为了生存和逃亡而做出的那些事，让他感到十分羞愧。他不愿学英文，部分原因就是英文可能让他成为重要人物，而他不希望以这种语言一再重述他的故事。但是，他迫切想让世界了解北韩无所不用其极地隐藏的真相。他背负着重责大任，因为没有一个在劳改营出生和长大的人曾经逃出来，并向外界解释劳改营过去所发生，以及至今仍然在发生的事。

第一章 吃光母亲的午餐

申东赫与他母亲，住在十四号劳改营里最好的犯人区。那是一个“模范村”，旁边有果园，对面是田野，他母亲最后就是在那儿被绞死的。

模范村内有四十间平房，每一间平房都住着四个家庭。申东赫和他母亲有自己的房间，他们并肩睡在水泥地板上。四个家庭共享一间厨房，而厨房有一只没有灯罩的灯泡。村里一天供电两小时，分别是清晨四点到五点，以及夜晚十点到十一点。窗子是由灰色不透明的塑胶做成的，而房间以韩国方式提供暖气——厨房的煤火藉着通往卧室地板下的烟道，将热气送到卧室。劳改营有自己的煤矿，所以制造暖气的煤极易取得。

没有床或桌椅，没有自来水，没有浴室或淋浴间。有时候，想洗澡的囚犯，会在夏天偷偷溜到河里。三十多个家庭共享一口井，这是饮用水的来源。他们也共享一间厕所，一半是男厕，另一半是女厕。他们被要求必须在那里大、小便，因为在劳改营的农场，人类排泄物被用来当作肥料。

做完每日规定份额的工作，申东赫的母亲可将当晚及隔天的食物带回家。他会在清晨四点为儿子和自己预备早餐和午餐，每一餐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玉米粥、腌包心菜和包心菜汤。二十三年来，申东赫几乎千篇一律吃着这样的食物，唯一例外是他被罚不准进食的时候。

当时他还年幼，不用上学，母亲常常让他独自在家待整个上午，中午时才从田里回来吃午饭。申东赫永远挨饿，每天早上，他的母亲才出门工作，他就会吃掉自己的午餐。

他也继续吃掉母亲的午餐。

当她中午回来，发现没有东西可吃，她会怒气冲天，拿锄头、铁锹或手边的任何东西打儿子。有时候，她下手之重不输给日后打他的守卫。

然而，申东赫仍然继续偷吃母亲的午餐，而且能偷就偷，能吃多少就吃多少。他没有想过，如果吃掉母亲的午餐，她就得挨饿。多年后，她过世了，而他住在美国。他告诉我，他爱他的母亲；但那是在他回顾往事时，是在他明白文明的孩子应该爱自己母亲的时候。当他住在劳改营，当他必须靠她得到每一餐，当他偷她的食物并忍受她的殴打，他视她为生存的竞争者。

她的名字是张慧静。申东赫记得她身材矮小，略显丰满，有一双强而有力的臂膀。和所有劳改营的妇女一样，她把头发剪短，而且必须以一块摺成三角形并绑在颈背的白布包住头。在地下监狱接受侦讯时，申东赫从一份文件发现了她的生日——一九五○年十月一日。

她不曾和他谈到他的过去、她的家人，以及她为什么住在劳改营，他也不曾问起这些问题。他会成为她的儿子，是守卫的安排，他们选择她和那位成为申东赫父亲的男人，作为“奖赏”婚姻中，送给彼此的奖赏。

单身男女睡在依照性别分开的宿舍里。申东赫必须默记十四号劳改营中第八条规则就是：“没有事先取得许可，发生性行为者，将立即被枪决。”

其他北韩劳改营也有相同的规则。我曾访问过一位劳改营的守卫，以及几位劳改营囚犯的北韩人，他们告诉我，如果未经许可的性行为导致怀孕或生产，女人和婴儿通常会遭到枪决。但为了取得更多食物或更轻松的工作，某些女人会和守卫发生性行为，她们明白，这样做风险极高。一旦怀孕了，她们就会消失。

若要规避“不准发生性行为”的规定，唯一的安全途径就是作为奖赏的婚姻。守卫拿婚姻在犯人面前诱惑他们，把婚姻当作卖力工作和诚实告密的终极红利。男人到了二十五岁、女人到了二十三岁就有资格结婚。一年有三、四次，守卫会宣布谁和谁可以结婚，而且通常是在吉日宣布，例如新年或金正日的生日。新娘或新郎多半不能决定自己的结婚对象。如果男方或女方发现选来的配偶太老、太凶暴或太丑，而他们无法接受，有时守卫就会取消婚姻。如此，双方就可以再婚。

申东赫的父亲申境燮告诉申东赫，守卫将张慧静送给他，作为他在劳改营机械工厂中熟练操作金属车床的酬劳，但母亲从来没有告诉他，为什么她能得到婚姻的优待。

和劳改营中的许多新娘一样，对她而言，婚姻是一种晋升，因为伴随婚姻而来的，是一份较好的工作，一个更舒适的住处，和一间位于模范村的房子，村里还会有学校和保健室。婚后不久，她从劳改营成衣工厂拥挤的女宿舍搬到那儿，也得到一份令人羡慕的、在附近农场的工作。在那里，她有机会偷拿玉米、稻米和绿色蔬菜。

结婚后，这对夫妻可以连续五晚睡在一起。从那时候起，虽然申东赫的父亲继续住在机械工厂的宿舍，但是一年有几次，他可以去找张慧静。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申希根出生于一九七四年，而申东赫在八年后来到人世。

这对兄弟几乎互不相识。申东赫出生时，他的哥哥一天有十个小时待在就读的小学。申东赫四岁时，他哥哥搬出他们的房子（到了法定的十二岁就必须搬出），住进一间宿舍。

至于他的父亲，申东赫记得有时他会在夜晚出现，隔天一早就离开。他很少注意那位小男孩，在成长过程中，申东赫完全不在乎他的存在。

逃出劳改营后几年，申东赫明白许多人将温暖、安全感、关爱和“母亲”、“父亲”及“兄弟”联想在一起，但这不是他的经验。守卫教导他和劳改营其他的孩子一件事：他们之所以成为囚犯，就是因为父母“犯罪”。他们告诉那些孩子，虽然他们永远应该以身上所流的叛逆血液为耻，但是只要卖力工作、服从守卫和检举父母，他们就可以慢慢地“洗掉”与生俱来的罪。十四号劳改营第十条规则就是：犯人“必须确实”将每位守卫当成老师。申东赫认为这是说得通的，因为不论在小时候或青少年时期，他的父母一直是疲累不堪、疏远且沉默寡言的。

申东赫是一个骨瘦如柴、缺乏好奇心、多半时候没有朋友的孩子，他确信一件事，就是守卫所说那些透过告密赎罪的话。然而，当他目睹母亲和劳改营守卫之间所发生的事，他对是非的理解就混淆了。

十岁时，一天晚上，申东赫离开屋子，去找他母亲。他饿了，而那时候，他母亲应该预备晚餐。他走到附近一处稻田，他母亲就在那儿工作。他问一个女人是否看见他母亲。

“她在打扫波依及多万的房间，”那女人告诉他，那是指管理稻米农场的守卫的办公室。

申东赫走到那名守卫的办公室，发现前门上了锁，所以他从建筑物侧面的一扇窗窥视。他母亲正跪着擦洗地板，当申东赫观看时，那位波依及多万出现了。他从后面走向申东赫的母亲，然后开始抚摸她，她没有反抗。两人脱掉衣服，申东赫看着他们做爱。

他从来没有就这一幕，质问他母亲，也从来没有向他父亲提起这件事。

同一年，申东赫和班上同学必须自愿帮助父母工作。一天早上，他和母亲一起去插秧。她似乎生病了，以致工作速度落后。午休前不久，她的慢动作引起了一位守卫的注意。

“你这贱货，”他对她吼叫。

“贱货”是劳改营守卫对女犯人的标准称呼。守卫经常称申东赫和其他男囚犯为“贱货生的”。

“连种稻都不会，你还吃个不停？”守卫问。

她道歉，但是守卫益发恼怒。

“这个贱货不行了，”他大叫。

当申东赫站在母亲身边，守卫为她发明了一种惩罚方式。

“去跪在那边的田垄上，举起手，维持那个姿势，直到我吃完午饭回来。”

太阳下，申东赫的母亲跪在田垄上一个半小时，两手举高。男孩站在旁边看着，不知该对她说些什么，所以不发一语。

守卫回来时，命令申东赫的母亲回去工作。她虚弱无力，而且饿极了，在下午三、四点昏倒在地。申东赫跑到守卫那儿，向他求助。其他工人将她拖到凉荫的休息处，而她就在那儿恢复意识。

那天晚上，申东赫和母亲去参加一个“意识形态斗争会”，那是为了自我批判而举行的强制性集会。申东赫的母亲再度跪下，和她一起在农场工作的四十个人，则在那位波依及多万的带领下，斥责她没有做完规定的工作量。

夏日夜晚，申东赫和村里其他几个小男孩，会偷偷溜到果园里。那座果园就位于他们居住的水泥房子的北边，他们摘下未熟的梨子和小黄瓜，然后飞快吃光。被逮到时，守卫会拿棍子打他们，并连续七天不准他们在学校吃午餐。

但是，守卫不在乎申东赫和他的朋友吃老鼠、青蛙、蛇和昆虫。在散乱不堪的劳改营，他们会断续地大量出现，劳改营一样很少使用杀虫剂，也没有供应清洗厕所的水或洗澡水，人类的排泄物也被用来当肥料。

吃老鼠不只可以填饱肚子，也足以赖以为生。老鼠肉有助于预防癞皮病，那是一种致命疾病，在劳改营里十分猖獗，尤其是冬天时。因为饮食缺乏蛋白质和菸硷酸而染上癞皮病的犯人，会呈现虚弱无力、皮肤受损的症状，或是得到痢疾和痴呆症，这是一种常见的死因。

申东赫迷上了抓老鼠和烤老鼠，他在家里、田里和厕所抓这种小动物。晚上，他会和朋友在他就读的小学见面，那里有一个可以用来烤老鼠的烧煤烤架。申东赫剥掉老鼠皮，刮掉内脏，洒盐在剩下的部位上，然后咀嚼这些部位——肉、骨头，以及小小的脚。

他也学会以狐尾草的茎刺入蚱蜢、大尖头蝗和蜻蜓，在夏末和秋天，他会生火烤这些昆虫。学校常常会叫成群的学生到山上的森林捡柴，在那儿，申东赫会一把一把地吃着野葡萄、醋栗，及高丽莓果。

冬天、春天和初夏期间，能吃的东西大幅减少。在飢饿驱使下，他和他的朋友会尝试一些方法来减轻空腹的不舒服。根据劳改营里年纪较大的犯人说，那些方法很有效。他们用餐时不喝水、不喝汤，因为他们认为液体会促进消化，使得难受的飢饿感加速回流。他们也试着不大便，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会让他们觉得饱足，如此一来，就比较不会满脑子想着食物。另一个抗拒飢饿的方法，就是模仿牛的反刍，将最近吃过的一餐吐出，再重新吃下。申东赫数次尝试这种方法，但仍然无法减轻飢饿感。

夏天时，守卫会叫孩子们到田里帮忙栽种和除草，而那时正是老鼠和田鼠的旺季。申东赫记得他天天吃这些小动物。而他最开心、最满足的童年时刻，就是食物不虞匮乏。

北韩人经常谈到“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并非局限在劳改营，因为粮食短缺，让全国各地数百万人发育不良。过去十年逃离北韩的青少年，平均比南韩的男孩矮五英寸，也比他们轻二十五磅。*

/*作者对南韩的“哈纳文”安置中心的护士长田正熙所作的访谈。自一九九九年起，这个政府所资助的中心就一直在测量北韩叛逃者的身高和体重。*/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是美国情报圈内的一个研究机构，根据这个机构的研究，童年初期的营养不良所造成的智能不足，使得北韩可能接受征召入伍的年轻人当中，有四分之一不符资格。这份调查报告指出，即使北韩对外开放，或是和南韩统一，飢饿所造成的年轻人智能不足，可能会瘫痪经济的成长。

自从一九九○年代起，北韩就无法种植、购买或运送足够的食物来喂养它的人口。这场发生于一九九○年代中期的饥荒，可能让一百万个北韩人丧命。在美国，这样的死亡率，会夺走大约一千两百万条人命。

北韩的粮食灾难在一九九○年代末期缓和下来，因为政府同意接受国际粮食援助。虽然北韩把美国大肆妖魔化，但是美国却变成北韩最大的粮食捐赠者。每年，北韩必须生产五百万吨以上的稻米和谷类，才能喂饱两千三百万人口。然而，其所生产的稻米和谷类几乎年年短缺一百万吨。北韩有漫长的冬天和崇山峻岭，缺乏可耕的土地，也不给农民奖励，当然也买不起燃料或现代农业设备。

多亏莫斯科资助，北韩勉勉强强熬了几年没有粮食灾难。然而，苏联解体时，这些资助中止了，北韩的中央计划经济不能再运作。老旧工厂没有免费的燃料，多半属于劣质的商品失去了市场，国营农场再也无法取得过去所倚赖的苏联制廉价化肥。

有几年时间，南韩协助填补这个空缺，每年送给平壤五十万吨肥料，作为试图缓和南、北韩紧张关系的“阳光政策”中的一项。

当首尔的新领导人于二○○八年停止提供免费肥料时，北韩尝试在全国各地进行其过去数十年在劳动营所做的事。他们在全国各城市和乡镇，把公用厕所内结冻的排泄物凿出来。佛教慈善机构“好朋友”在北韩有线民，按照它的说法，北韩政府命令工厂、公营企业和社区制造两吨的“托比”。春天时，这些肥料在户外晾干，然后才被运往国营农场。然而，有机肥料根本无法取代国营农场倚赖了数十年的化学肥料。

在一九九○年代，申东赫被关在一道电围篱后面，不知道他的数百万名同胞正在挨饿。

就申东赫所知，他和他的父母都没有听说政府难以喂饱军队，或者北韩城市（包括首都）的居民，正在自己的公寓里活活饿死。

他们不知道数万名北韩人已经舍弃家园，步行进入中国寻找食物。虽然流入北韩的粮食援助值数十亿美元，但他们并没有从这些援助中受益。在那几年的乱局中，由于金正日政府失去基本功能，西方智库专家所写的有关北韩的书，都带着暗示灭亡的标题，例如《北韩末日》。

十四号劳改营里完全看不到末日，因为除了偶尔有火车运来一车车的盐，劳改营里完全得以自足。

囚犯自己种植玉米和包心菜。这些奴工生产廉价的蔬菜和水果，同时也养鱼养猪，并且为围篱外正在瓦解的经济体制造制服、混凝土、陶瓷器，以及玻璃器皿。

饥荒期间，申东赫和母亲过得很苦，老是饿肚子，但是，并没有比他们已经习惯的情形更糟。男孩还是一如往常的生活，继续抓老鼠，继续偷吃母亲的食物，然后继续忍受她的殴打。

第二章 上学的好日子

老师出奇不意地发动搜索，翻查申东赫和其他四十位六岁大同学的口袋。

最后，老师手里拿着五粒玉米，那是从一位瘦瘦小小的女孩身上搜出来的，申东赫记得她长得很漂亮。虽然想不起那女孩的名字，但是，一九八九年六月那个上学日所发生的一切，都清清楚楚留在他的记忆里。

开始搜查口袋时，老师的心情就很不好。等找到了玉米，他简直火冒三丈。

“你这贱货，居然偷玉米？你想让我砍断你的手？”

他命令小女孩走到全班同学前面跪下来。然后，他挥舞着长长的木头教鞭，不断地打她的头。申东赫和同学默默看着她的头盖骨出现肿块，而血从她的鼻孔流下来，然后倒在水泥地板上。申东赫和几个同学把她抬回家，抬到她那位于离校不远的养猪场住家。那一晚，她就失去了心跳。十四号劳改营第三条规则的第三部分就是：“偷窃或藏匿任何食物者，将立即遭到枪决。”

申东赫明白，那些老师通常没有把这条规则当成一回事。如果他们在学生的口袋发现食物，有时他们会拿棍子随便打几下。但是，他们往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所以申东赫和同学常常会冒险一试。他认为那位漂亮的小女孩只是倒霉罢了。

守卫和老师教导他相信一件事：他继承了父母叛逆的血液，所以，他每一次被打都是活该，那个女孩也不例外。申东赫认为，她所受的惩罚十分公平，一点也不冤枉，而他从来没有恼怒老师置她于死地，他相信同学也有同感。

隔天在学校，没有人提起那次殴打，教室里也没有任何改变。就申东赫所知，那位老师没有因为把人活活打死，而受到处分。

在五年的小学时光中，申东赫被同一位老师所教。他五十岁出头，穿着制服，他挂在屁股的枪套里有一把手枪。下课时间，他让学生玩“剪刀、石头、布”。在星期天，有时他会让学生花一、两个钟头相互抓头虱，却从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上小学时，劳改营教导他抬头挺胸，向老师鞠躬，绝不可直视他们的眼睛。开始上学时，他领到一套黑色制服，包括长裤、衬衫和内衣，以及一双鞋子。每两年，制服会更换一次，虽然不到一、两个月，这些衣服和鞋子就会破裂。

劳改营有时会发肥皂给学生，作为努力工作的特别奖赏。申东赫并没有特别勤劳，所以很少拿到肥皂。他的裤子因为沾染泥巴和汗水变得坚硬无比。如果他用指甲刮皮肤，污垢就会剥落。如果天气太冷，无法到河里沐浴或站在外面淋雨，申东赫和他的母亲、同学就会散发出农场牲畜的味道。冬天时，几乎每一个人的膝盖骨，都因覆盖着一层污垢而变黑。申东赫的母亲用破布为他缝制内衣和袜子，在他母亲死后，他就没有穿内衣了，只能勉强找一些破布塞在鞋子里。

从卫星照片中，他学校的建筑群清晰可辨。那所学校离申东赫的家步行大约七分钟，窗户是玻璃制的，不是塑胶，但那是唯一的装饰。和他母亲的房子一样，申东赫的教室是水泥建筑物，老师站在黑板前的讲台上，中间的一条走道将男、女学生分开来。教室里看不到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照片，虽然他们的照片挂在北韩每一间教室最醒目的位置上。

学校教导基本的读写和计算，灌输孩童劳改营的规则，并经常提醒这些孩子，他们身上流着罪恶的血液。小学生一周上课六天，中学生一周上课七天，一个月只能放一天假。

校长在集会中告诉他们：“你们必须洗掉父母的罪，所以，努力工作吧！”

上学日在八点整以一堂叫“重化”的课作为开始。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和睦融洽”，这是老师批判学生前一天做错什么事的时间。一天两次，老师会检查上课人数，不管病得多重，学生不准缺课。偶尔申东赫会帮忙背生病的学生到学校。但是除了感冒，申东赫很少生病，而且只接受过一次天花预防注射。

他也学会韩文字母的读写。劳改营以玉米穗壳做成粗糙的纸张，他就用这种纸张做练习题。每一次，学校发给他一本二十五页的笔记簿，而他经常把烧焦的木头削尖当作铅笔。他不知道橡皮擦的存在。学生不作阅读练习，因为仅有的一本书在老师手里，老师要求学生在练习写作文时，解释他们为什么没有努力工作，以及为什么没有遵守规则。

申东赫会加减，但没有学会乘除。直至今日，当他必须使用乘法，他会把一列数字加起来。

体育课是指在外面跑来跑去，以及在操场玩铁棒。有时候，学生会到河里为老师捡蜗牛。学校没有球赛，二十三岁那年逃到中国后，他生平第一次见到足球。

学校为学生设立的长期目标，隐含在老师不曾费心教导的事物上。他们告诉学生，北韩是一个独立国家，并强调北韩有汽车和火车（这不是什么重要的说明，因为申东赫看过守卫开车，而劳动营的西南角落也有一座火车站）。然而，老师不曾谈到北韩的地理、邻国、历史和领导人。关于谁是“伟大领袖”或“亲爱领袖”，申东赫只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概念。

学校不准学生发问，发问会让老师发怒并打人。老师说话，学生聆听。靠着教室内的反覆练习，申东赫学会韩文字母和基本文法，学会念出韩文字，但往往不知那些字的意思。因为老师的作风，他对于追求新信息产生一种本能的惧怕。

申东赫没有接触过出生在劳改营以外的同学。就他所知，学校是为了像他这样的孩子—即劳改营里“奖赏式婚姻”所生出来的孩子而设的。有人告诉他，如果你在其他地方出生，并且和父母一起被送到劳改营，你就不能上学，而且必须被关在劳改营最偏远的区域，即第四村和第五号村。

因此，那些老师可以塑造学生的思想和价值观，而不会遭到在围篱外生活过的学生的反驳。

申东赫和同学的未来命运不是什么祕密。小学和中学训练他们做苦工。冬天时，学生扫雪、砍树，以及铲煤，好让学校有暖气。所有一千多名学生都被动员去打扫波伊万村的厕所，那是守卫所住的地方（有些守卫和妻小住在一起）。申东赫和同学拿着锄头，挨家挨户凿出结冻的粪便，然后徒手将这些排泄物堆在A字形的架上（劳改营里的犯人没有手套可戴）。他们将排泄物拖到周围的田地，或者将排泄物背在背上。

他们也有比较温暖、快活的日子。下午放学后，有时申东赫的班级会步行到学校后面的山区，为守卫采集食物和香草。他们常常会将欧洲蕨、紫萁和其他蕨类塞入制服里，然后带回家让妈妈做小菜，虽然这样是违规的。他们会在四月采伞菌，十月采松菇，在这些漫长的下午，孩子们可以相互交谈。性别的严格区分放宽了，男孩和女孩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咯咯发笑和游戏。

申东赫和村里的两个孩子同时上小学，他们是洪成超和文成心。有五年时间，他们一起走路上学，坐在同一间教室。后来，他们也一起上了五年中学。

申东赫将洪成超当成最亲密的同伴，下课时，他们一起玩抛石游戏，他们的母亲也在同一座农场工作。然而，他们不曾邀请对方到家里玩。经常性的食物竞争和告密压力，破坏朋友之间的信任。为了得到额外的食物配给量，孩子们会告诉老师和守卫，他们邻居吃了什么东西，穿了什么衣服和鞋子，以及说了什么话。

学校的集体惩罚也让学生彼此为敌。学校常常规定申东赫的班级，每日必须种多少棵树，或摘多少玉米。如果没有达到标准，班上的每一个人都会受到惩罚。老师会叫申东赫的班级，将一天或一周的午餐配给，转送给其他做完规定工作量的班级。做指定工作时，申东赫经常动作很慢，而且常常是最后一个做完。

当申东赫和同学年纪较大时，他们的指定工作（称为“合力奋进任务”）变得更耗时也更困难。在六月至八月的除草战斗期间，从清晨四点到黄昏，小学生在玉米田、豆田和高粱田拔草。

当申东赫和同学上中学，他们根本不认得几个字。在那时，教学已经结束了，而老师变成工头。中学是去矿区、田地和森林工作的劳动队预备区。工作天结束时，学校则变成漫长的自我批判集会地。

申东赫在十岁那年，第一次进入煤矿区。他和五个同学（三个男孩和三个女孩，包括邻居文成心）走入陡峭的矿井，进入采矿面。他们的工作，是将煤装入两吨重的矿砂车里，然后沿着狭窄的轨道将矿砂车往上推到集结区，若要完成每日规定的工作量，他们就得将四车矿砂推上来。

光推前两车就耗去整个上午。他们的午餐是玉米粉和加盐的包心菜，吃完午餐后，精疲力竭，脸和衣服都覆盖着煤尘的孩子，再度回到采矿面，手拿蜡烛走在黑漆漆的矿坑里。

有一天，当他们在推第三车矿砂时，文成心失去平衡，一只脚滑落到铁轮下。站在她身边的申东赫听到一声尖叫，他试着帮扭动、出汗的女孩脱掉鞋子，因为她的大脚趾被碾碎流出鲜血。另一个同学拿鞋带绑住她的脚踝，作为止血带。

申东赫和两个男孩将文成心抬入一辆空的矿砂车，然后将车子推到矿坑顶端。接着，他们将她带到劳动营的医院，在那儿，医护人员没有使用麻醉剂，就切断她那根被碾碎的脚趾，然后以盐水处理伤口。

除了工作更辛苦之外，中学生也花更多时间挑自己和同学的毛病。他们在玉米穗壳做成的笔记本写东西，为晚餐后举行的自我批判会作准备。一个晚上大约有十名学生必须承认自己做错哪些事。

批判会之前，申东赫会试着和同学见面，决定谁要认什么罪。他们想出让老师感到满意、同时又不会引发严厉惩罚的罪。申东赫记得他曾经承认两件事：吃掉在地上找到的玉米，以及趁着没人注意时打瞌睡。如果学生主动承认的违规行为够多，老师通常会在他们的脑袋打一下，作为惩罚，并且警告他们要更加卖力工作。

二十五个男孩紧紧挤在一起，睡在中学宿舍的水泥地板上。最强壮的男孩的位置靠近（但也不是太靠近）地板下，那条以煤炭加热的烟道；比较瘦弱的男孩（包括申东赫），则睡在离烟道比较远的地方，所以常常打一整个晚上的冷颤。有些男孩别无选择，只能尝试睡在烟道上，如果煤炭烧旺了，皮肉就可能被严重灼伤。

申东赫记得一个强壮、傲慢的十二岁男孩。他叫柳学哲，他爱睡哪儿，就睡哪儿，也是唯一敢对老师顶嘴的男孩。

有一天，柳学哲抛下工作不做，不久，有人向老师报告他消失了。老师叫申东赫的班级去寻找失踪的男孩。

当他们找到柳学哲，并将他带回学校，老师问他：“你为什么不做工作，跑到别的地方？”

柳学哲没有道歉，这让申东赫感到十分震惊。

“我饿了，我去吃东西，”他老老实实地回答。

老师也感到十分震惊。

“这个贱货的儿子在顶嘴吗？”老师问。

他命令学生将柳学哲绑在一棵树上，他们脱掉他的衬衫，拿电线绑住他。

“打他，直到他的脑袋清醒过来。”老师说。

申东赫不假思索，就和同学一起殴打柳学哲。

第三章 上流血统

申东赫九岁时，北韩的阶级制度给他当头一击。

初春时，他和三十几个同学走向火车站，老师叫他们去那儿捡拾工人将煤装上火车时散落下来的煤屑。火车站靠近十四号劳改营的西南角，若要从学校去那儿，学生就得从波伊万的院落下方经过，他们的院落座落在大同江上方的悬崖，守卫的孩子住在院落里，也在那边的学校上学。

申东赫和他的同学经过时，守卫的孩子从上面对着他们大叫。

“贱货生的反动派孩子来了。”

拳头大的石头朝着劳改营的孩子扔过来。由于下面有河流，上面有悬崖，所以他们无处可躲。一颗石头击中申东赫左眼下方，割开一道深深的伤口。申东赫和同学发出尖叫，蜷缩在泥路上，试着以胳臂和手保护头部。

又有一颗石头击中申东赫的头，将他击倒在地，他觉得头晕目眩。当他清醒过来，守卫的孩子已经停止扔石头，但许多同学都在呻吟和流血。那位后来在矿坑失去大脚趾的文成心已经昏了过去。申东赫的班长洪珠炫，应该是负责当天差事的工头，也昏倒在地。

那天稍早，老师曾告诉他们，要赶快去火车站开始工作。他说稍后会赶上他们。

老师终于过来了，看见血迹斑斑的学生，东倒西歪躺在地上，老师勃然大怒。

“你们在做什么？怎么不去工作？”他大叫。

学生胆怯地问老师，他们该如何处理仍然昏迷不醒的同学。

“将他们背在背上，”老师指示：“你们该做的，就是努力工作。”

以后几年，当申东赫在劳改营的任何地方，看见波伊万的孩子，他会尽可能地往反方向走。

波伊万的孩子有种种理由向申东赫之类的孩子扔石头。他是无可救药的罪人的孩子，所以他的血统受到了最严重的污染。然而，波伊万的孩子的血统，已经被伟大领袖给圣洁化了。

为了辨识并孤立他眼中的政治敌人，金日成在一九五七年创立了一种新的封建制度，一种以血统为基础的阶级秩序。政府根据他们所认知的个人父母及祖父母的可靠度，划分并大大地隔离了北韩人口。北韩自称“工人天堂”，虽然它宣称效忠共产主义的平等理想，但它却发明了世界上最严厉、最僵化的阶级划分制度。

北韩创造三个范围广泛的阶级，这些阶级底下又有五十一个次族群。位于顶端的是核心阶级的成员，他们可以在政府、朝鲜劳动党、军事部门以及情报机关取得工作。核心阶级包含农场工人、在韩战中丧生的军人家属、和金日成一起反抗日军占领的军队家属，以及政府员工。

下一个阶级是动摇阶级或中性阶级，它的成员包括军人、技术人员，以及教师。最下层的阶级是敌对阶级，它的成员有反对政府的嫌疑人，包括以前的地主、逃到南韩的人的亲属、基督徒，以及为二次世界大战前控制朝鲜半岛的日本殖民政府工作者。现在，这些人的后代在矿坑和工厂工作，而且不能上大学。

除了决定工作机会，这个制度也塑造了地理上的命运，因为核心阶级可以住在平壤和平壤周围；许多敌对阶级的成员，则被迁移到靠近中国边界的偏远省份。有些动摇阶级的成员，可以藉由某些途径提高自己的地位，例如加入朝鲜人民军、展现出众的服务成绩，以及靠着运气和关系，取得执政党的低阶职位。

此外，自由市场的迅速成长，也让一些出自动摇阶级和敌对阶级的商人致富。因此，他们可以靠着贿赂过着舒适的生活，过得比一些政治精英分子更加舒适。*

/*作者在二○○七年和二○一○年之间访问过叛逃者。详细描述这种体制的著作包括Andrei Lankov的North of the DMZ（Jefferson, N. C.: McFarland & Company, 2007），67-69，

以及Ralph C. Hassig和吴孔丹的The Hidden people of North Korea, 198-99。　*/

然而，就政府职位而言，家庭背景几乎决定了一切，包括谁有权对申东赫丢石头。被认为值得信赖、可以成为政治劳改营守卫的北韩人，只有像安明哲这类人——他是北韩情报官员的儿子。

服了两年的兵役后，在十九岁那年，安明哲接受征召，成为波伊万。征召过程的一部分，就是检查他的整个家族的忠诚度。他也必须签署一份文件，答应绝不会泄露劳改营的存在。和他一起被征召的两百名年轻人当中，有百分之六十同样是情报官员的儿子。

从一九八○年代后期到一九九○年代初期，有七年时间，安明哲在四个劳改营（不包括十四号劳改营）当守卫和司机。一九九四年，他的父亲负责监督区域粮食分配，但他和上司发生冲突，因而自杀。随后，安明哲便逃往中国。到南韩后，安明哲成为首尔的一名银行职员，并且和一位南韩女子结婚，两人育有二子，也成为一名人权活跃分子。

叛逃后，安明哲得知他的哥哥、姐姐都被送到一座劳改营，后来，他的哥哥就死在那儿。

二○○九年，当我们在首尔一起吃中式晚餐，安明哲穿着一套深蓝色西装和一件白衬衫，系着条纹领带，戴着半框眼镜。他看起来像一位成功人士，当他说话时，显得沉静而谨慎。然而，他块头惊人，有一双大手，以及美式足球二线卫的肩膀。

当他接受守卫训练时，他研究韩国的跆拳道，学习镇暴技巧，并且接受一项指示：不要担心对待犯人的方式是否会导致受伤或死亡。在劳改营，他习惯于殴打没有完成规定工作量的犯人，他记得曾经把一名驼背的犯人，狠狠痛殴一顿。

他说：“打犯人是正常的。”他也解释说，他的指导员要求他绝不能微笑，也要求他将犯人当成“猪和狗”。

他说：“指导员指示我们，不要把犯人当成『人』，也不要显露怜悯。他们说：『如果你这么做，你会变成一名囚犯。』”

虽然怜悯遭到禁止，但是，对待犯人的方式却没有什么限制。安明哲说，守卫因此可以肆无忌惮地纵容自己的爱好和怪癖，他们经常骚扰迷人的女囚犯，后者通常同意和他们发生性行为，以换取较好的待遇。

安明哲说：“如果女囚犯因此生小孩，她们和婴儿都得死。”他强调他亲眼目睹新生儿被铁棍活活打死。他说：“劳改营背后的理论就是：净化思想错误者的家庭，直至第三代。因此，容许新一代出生，就违反了这个理论。”

如果守卫逮到试图逃跑的犯人，他就可以上大学。因此，有抱负的守卫便善加利用这种激励方法。安明哲说，他们会让犯人试图越狱，然后，在犯人到达围绕着劳改营的围篱之前，他们便开枪射杀犯人。

安明哲说，犯人经常因为守卫感到厌烦或心情不佳而遭到殴打，有时甚至被打死。

虽然就血统而言，监狱守卫和他们的婚生子女属于核心阶级，但是，他们是次要的公务员，在工作期间多半被困在冰天雪地的偏僻地区。

核心阶级的核心成员住在平壤的大公寓里，或是住在有大门的社区的单一家庭住房里。外人不清楚北韩有多少这类上流家庭，但是，南韩和美国学者相信，他们只占北韩人口的一小部分。在两千三百万总人口当中，只有十万至二十万人属于这种上流阶级。

上流阶级中，受到信任及才华出众的人，可以定期出国，成为国营公司的外交官和贸易商。过去十年，美国政府和世界各地的执法机构以文件证明，这些北韩人当中，有一部分人卷入那些将现金输送到平壤的犯罪组织。

这些犯罪组织涉及下列罪行：伪造百元美金钞票、网络恐怖主义、毒品买卖（包括海洛因和威而钢的买卖），以及销售高质量伪造名牌香烟。根据联合国官员的说法，北韩也违反联合国决议，将火箭和核武卖给伊朗和叙利亚等国。

一位经常旅行的北韩上流人士告诉我，他如何靠着取得金正日的支持和关爱，保住自己的官位。

他叫金宽镇，在平壤长大，是出身名门的上流人士。他在金日成大学读英国文学，这是一所专供高官的孩子就读的学校。在二○○三年叛逃到南韩之前，他的专长是经营全球性诈领保险金的国营保险公司。这个公司藉着虚报北韩发生工业意外和天然灾害，向世界上数家最大的保险公司骗取数亿美元，并将大多数的诈骗所得送入亲爱领袖的口袋里。

这项计谋有一个充满节庆气氛的年度高潮，这个高潮就发生在金正日生日（二月十六日）前的那个星期。朝鲜国家保险公司是由国家垄断的保险公司，负责策划诈领保险金的计谋，而它的驻外经理预备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二○○三年二月初，在新加坡的办公室，金宽镇看着他的同事将两千万美元现金塞入两个耐用的袋子里，然后差遣他们经由北京前往平壤。这是国际保险公司所付的钱，而这不是一次性的献金。金宽镇说，在他于平壤经营国家保险公司的那五年期间，总有一包包的现金及时被送到平壤，庆贺金正日的生日。他说这些钱除了来自新加坡，也来自瑞士、法国和奥地利。

他说这些钱被送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三十九号办公室。这间恶名昭彰的办事处，是金正日在一九七○年代所成立，目的是收取强势货币，让他有一个独立于他父亲之外的权力基础（当时他的父亲仍然统治北韩）。根据金宽镇和许多叛逃者的说法，以及刊物的报导，三十九号办公室透过购买奢侈品，来巩固北韩上流人士的忠诚。此外，它也出资购买外国制造的飞弹，和其他军备计划的零件。

金宽镇向我解释，北韩的诈领保险金手法如下：这间国家独家经营的保险公司设立于平壤，承办经常发生、且造成重大损失的北韩灾难的保险。这些灾难包括矿坑意外、火车撞车，以及水灾所导致的庄稼歉收。他说这间保险公司采取再保险措施，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从灾难中获利。每一次发生灾难，政府就可捞一笔强势货币。”

金宽镇和其他北韩保险公司的驻外工作人员，被差遣到世界各地寻找保险经纪人，这些人愿意接受十分诱人的高额保险费，来赔偿北韩在这些灾难中所蒙受的损失。

再保险是一种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企业，它将一家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风险，转移给世界各地几家保险公司。金宽镇说，每一年，北韩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向主要的再保险玩家要求投保。

“我们不断地找保险公司，”他告诉我：“次年，也许我们找上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公司，下一年，我们可能找上瑞士再保险公司。”

北韩让许多大保险公司承担不算太高的保险损失，藉此掩饰其中的极大风险。北韩政府一丝不苟地准备以文件证明的索赔声明，让他的魁儡法院将这些声明草草过目，然后立即提出索赔。但是，当再保险公司派遣调查员来查证索赔声明，北韩政府往往对他们施加重重限制。根据伦敦一位保险业专家的说法，北韩也利用再保险公司和经纪人对于地理的无知，以及对政治的天真。这位专家说，许多再保险公司和经纪人以为，他们所交涉的对象是南韩的公司。还有些再保险公司和经纪人不明白，北韩是一个封闭的集权主义国家，有假法庭，也不必为其所作所为，向国际社会负责。

过了一段时间，再保险公司明白了一件事：北韩经常针对火车撞车和渡轮沉没提出高额索赔，这些意外的真相，却几乎无从查证。德国保险业巨擘德盛安联投信公司和伦敦的劳埃德公司，以及其他几家再保险公司，都在伦敦法院针对朝鲜国家保险公司提出诉讼。二○○五年，北韩政府针对一架直升机坠落于平壤一间公有仓库，提出索赔。这些再保险公司对此提出异议。在法院文件中，这些公司声称，坠机事件是造假的，北韩法院支持索赔的判决被动过手脚；北韩经常以诈领保险金为手段，替金正日的私人开销筹钱。

然而，这些再保险公司最后撤回声明，同意达成和解。对于北韩而言，这项和解几乎是一次全面性的胜利。法律分析家说，这些再保险公司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签署了愚蠢的合约，同意接受北韩法律的束缚。达成和解后，北韩的律师说，暗示国家涉嫌诈领保险金是“极不公平的”。但是，这个案件引发国际关注，世界各地的再保险公司因此避免和北韩交涉，也慢慢终结了北韩的诈领保险金计谋。

金宽镇说，当那两只装有两千万美元现金的袋子在他的协助下，从新加坡送到平壤，金正日龙心大悦。

他说：“我们收到了一封感谢函，金正日将我们大大赞扬一番。”他强调在金正日的安排下，他和同事都收到了礼物，而这些礼物包括水果、北韩制造的电子产品，以及毛毯。

独裁者表达感激的寒酸方式道出了许多内情。北韩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长期处于挨饿状态，因此，唯有按照北韩标准，平壤核心阶级的生活水平才算奢华。

上流阶级有较大的公寓，可吃到米饭，也可以拿到水果和酒之类的进口奢侈品。然而，对于平壤居民而言，在最好的情况下，供电也只是断断续续，而且很少有热水可用。此外，除非是外交官和国家所赞助的企业家，否则出国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

安得烈．兰可夫是出生于俄罗斯的政治科学家，曾在平壤上大学，现任教于首尔的国民大学。他曾告诉我：“就物质、财物、物质享受和娱乐选择而言，平壤的上流家庭根本比不上首尔一般支薪的家庭。”南韩的人均收入是北韩的十五倍（二○○九年，北韩的人均收入是一千九百美元）。即使苏丹、刚果和寮国的人均收入都高于北韩。

当然，金氏王朝是一个例外。金氏家族气派宅第的卫星影像，在北韩褴褛的风景中特别突出。根据金正日前任主厨和前保镖所写的书，金氏家族至少拥有八栋乡间别墅，这些别墅几乎都有电影院、篮球场以及靶场。有几间别墅有室内游泳池，打保龄球和溜直排轮用的娱乐中心。在卫星照片中，我们可以见到一个标准规格的赛马跑道、一座私人火车站，以及水上乐园。

在金正日位于元山的家族宅第附近，卫星拍摄到一艘私人游艇，有一座五十米的游泳池，以及两个滑水道。元山位于一座半岛，有白沙滩，据说是金氏家族最喜欢的地方。金正日的前保镖说，金正日经常去那儿猎麃、雉和雁。他的每栋宅第都配备日本和欧洲进口的家具，他和家人所吃的牛肉，都出自保镖在专属畜牧场所饲养的牛，他们所吃的苹果，则来自一座有机果园，在此，他们会在土壤加糖以提高水果的甜度，虽然在北韩，糖是一种稀少而昂贵的商品。*

/*Ralph C. Hassig和吴孔丹的书（27-35）搜集了金正日的生活方式细节，也参考Curtis Melvin在他的部落格“北韩经济观察”（North Korean Economy watch）里所搜集的“谷歌地球”的照片。参考http://www.nkeconwatch.com/2011/06/10/friday-fun-kim-jong-ils-train*/

金氏家族靠着血统享受了极多的特权。金正日于一九九四年从他父亲继承北韩的独裁统治，这是共产世界第一次的世袭。第二次世袭发生于二○一一年十二月，在六十九岁的金正日过世后。他最小的儿子立即在一片欢呼声中，被称为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袖”。虽然我们不确定金正恩和他的年老亲属或将领，是否可以实际掌握大权，但是，宣传专家超时工作，塑造出一种新的个人崇拜。党的日报《劳动新闻》将金正恩捧为“军队和人民的精神支柱及希望灯塔”。国家通讯社强调，这位新的领导人是“杰出的思想和理论家，以及举世无双的卓越指挥官”，而且即将成为“国家繁荣的坚固基础”。

撇开正确的血统，这个继承者的资格实在乏善可陈。他曾就读于瑞士黎伯菲尔的一所德语学校。就学期间，他是篮球队的控球后卫，曾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拿笔为芝加哥公牛队伟大的麦可．乔丹画素描画像。*十七岁那年，他回到平壤上金日成大学，但是外人不甚清楚他在这所学校究竟修了哪些科目。

/*Andrew Higgins, "Who Will Succeed Kim Jong Il," Washington Post （July 16,2009）, A1.*/

金正日于二○○八年中风后不久，平壤第二次权力转移的预备工作，就变得十分明显。这次中风显然让六十六岁的亲爱领袖不良于行，也暗示金正恩即将从默默无闻变成一个大人物。

二○○九年，在几场针对挑选出来的听众所发表的演说中，金正恩被描述成一个“文艺天才”以及一名爱国者，因为他“不眠不休地工作”，将北韩提升为拥有核武的超级强国。一首宣传曲“脚步”，在军事基地流传，让官兵做好准备，迎接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将军”的到来。他的确很年轻，还不到三十岁，出生于一九八三或一九八四年。

在二○一○年九月，为他初次进入国际社会而举行的宴会中，世界第一次正式见到了这位年轻将军的面孔。他简直就是他的祖父伟大领袖金日成的分身，而金日成比金正日更加受到人民的爱戴。

当金正恩在他父亲死后试图巩固大权，他和他祖父之间惊人的相似度，似乎是精心安排的结果。他穿毛装，理短短的军人头，没有留鬓角，而这正是金日成在一九四五年夺取北韩政权时的衣着和发型。南韩流传着一个谣言：平壤的整形医师动手术提高两人的相似度，让年轻的金正恩变成伟大领袖二世。

如果这位新领导人想要像父亲和祖父一样牢牢控制国家，他当然需要一些人民的支持，也需要军队作为强大后盾。也许他的父亲金正日从来不受人民爱戴，但他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来学习如何支配长辈。当金日成于一九九四年过世，他亲自挑选许多高阶军事将领，并且有效地治理国家。

金正恩还不到三十岁，只有不到三年的时间来学习这些手段，所以他没有这些优势。然而，掌权不到几个月，他和他的形象塑造者已经塑造出一个新的独裁者形象。他们让这个年轻的领导人，变成一个快乐、讨人喜欢、爱家的男人。国家电视台也不断播出他先前不为人知的妻子李雪主的画面。李同志曾当过歌手，才二十出头，打扮得像三星公司的资浅主管，经常面露微笑，站在丈夫身边，有时甚至会在公开场合碰他的手。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改变。金正日妻妾成群是一个国家机密；谈论这件事可能招致危险。*但是，金正恩的妻子变成一个获得国家认可的展示品，扮演一个穿戴名牌的凯特．密德顿，站在她的“威廉王子”身边。在摄影机前，他们和吃得胖嘟嘟的幼儿互动，参观健身中心，一起视察超市。他们参加现场的米老鼠表演，而金正恩对一场演奏电影“洛基”主题曲的音乐会，翘起大拇指。

/*金冰三的罪就是，他是金正日第一任妻子的朋友。为此，她被关在第十五号劳改营八年，因为连坐法，她的四名子女和父母也被送进劳改营。一位维安官员告诉她，如果她谈论亲爱领袖和他的女人，她绝无法从劳改营获得释放。　*/

这些刻意安排的活动画面，诡异而令人好奇，而且传送到世界各地，是金氏家族王朝大改造的一部分，一种刻意模糊焦点、具有“今夜娱乐”（Entertainment Tonight，美国电视政治娱乐节目）大改造的效果。突然之间，金正恩变成网络上的热门话题。MSN Now的一个标题嘲讽说：“对不起，各位女士，你们最喜欢的北韩独裁者，已经名草有主了。”

这位新的领导人也开始玩弄改革，容许女人在公开场合穿长裤，解雇一位强硬派的将军，并且似乎尝试收回军队不受限制的权力。当一枚长程飞弹发射后不久就爆炸，他承认失败。他认为经济改革可以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也派遣官员去研究中国式的资本主义。根据一些报导，农民在缴纳国家规定的粮食生产量后，可以保存和贩卖粮食。长期的北韩观察者推测，北韩或许可能实施真正的经济改革。

然而，在人权方面，外界仍看不到任何改变。二○一二年六月，联合国估计高达三分之二的北韩人口营养不良。政治劳改营仍然运作着，否认和好战精神仍然持续着，国家的官方通讯社，将那些谈论劳改营的叛逃者称为“人渣”。

第四章 试图逃走的母亲

申东赫在学校宿舍穿鞋时，老师来找他。那是在一九九六年四月六日星期六的上午。

“喂，申东赫，立刻给我出来，”老师说。

申东赫不知道为什么老师叫他，但他急忙跑出宿舍去操场。那里有一辆吉普车，三个(www.tenluo.com)穿制服的男人就在吉普车旁等他。他们把他铐上手铐，并以黑布蒙住他的眼睛，然后将他推入吉普车的后座。他们不发一语地将他载走。

申东赫不知道他们要带他去哪里，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他带走。但是，在后座颠簸半小时后，他很害怕，并开始发抖。

当吉普车停下来，那些人将申东赫拉出去，让他站着。他听到沉重的金属门噔的一声打开又关上，然后又听到机械的嗄嗄声。守卫将他推入电梯，他觉得自己正在下降。他进入了劳改营的一间地下监狱。

走出电梯后，他被带入一条走道，然后进入一间空荡荡、没有窗户的大房间，守卫就在那儿除去他的眼罩。睁开眼睛后，他看见一名军官，他的制服钉着四颗星。那名军官坐在一张桌子后面，两名穿着卡其制服的守卫站在一旁，而其中一名守卫命令申东赫在一张直背椅坐下来。

“你是申东赫？”那位四星军官问他。

“是的，没错，”申东赫回答。

“你父亲叫申境燮？”

“对。”

“你妈妈叫张慧静？”

“对。”

“你哥哥叫申希根？”

“对。”

那位军官盯着申东赫看了大约五分钟，申东赫不知道他们究竟想知道些什么。

“你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那位军官终于问他。

“我不知道。”

“你要我告诉你吗？”

申东赫点头表示同意。

“今天天亮时，你的妈妈和哥哥想要逃跑，但被逮到了，所以你才会在这里，明白吗？你知不知道这件事？”

“我……我不知道。”

这个消息让申东赫吓一大跳，几乎说不出话来。他不知道自己是醒着，还是做梦。那位军官愈加恼怒，也愈加不相信申东赫的话。

“你的妈妈和哥哥想要逃跑，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他问。“如果你想活下去，你就得说实话。”

“我真的不知道，”申东赫说。

“你爸爸没有提过这件事？”

“我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回家了，”申东赫回答：“我一个月前回家时，并没有听到这件事。”

“你的家人受了什么委屈，非得冒险逃跑不可？”那位军官问。

“我真的不知道。”

这是二○○六年夏末申东赫抵达南韩时所说的故事。他的说法一致，而且他常常说这个故事，也说得很好。

在首尔，最先盘问他的，是政府的国家情报院的干员。他们有丰富的侦讯经验，会对每一位北韩叛逃者进行详细侦讯。此外，他们也受过训练，要揪出金正日政府偶尔派来南韩的刺客。

接受情报院干员的侦讯后，申东赫对政府设立的北韩人安置中心的辅导员，和精神科医生说他的故事；然后又对人权活跃分子、其他叛逃者，以及南韩及国际新闻媒体说这个故事。在他二○○七的韩文回忆录里，他也描述了这个故事。当我们在二○○八年十二月第一次见面时，他也对我说这个故事。九个月后，在我于首尔对他进行为期一周的全天访谈中，他进一步说明了这个故事。

当然，我无从证实他的说法。申东赫本人是我取得他早期生活信息的唯一来源。他的母亲和哥哥死了，他的父亲仍然住在劳改营，可能也已经死了。北韩政府不可能把话说清楚，因为北韩否认十四号劳改营的存在。

然而，其他劳改营的幸存者、学者、人权拥护者，以及南韩政府都查证了这个故事，并且认为这个故事是真的。我相信这个故事，也将它放入我那篇刊在《华盛顿邮报》的报导中。我说明由于申东赫的母亲没有向他告知逃亡计划，所以他“听到那件事时，感到十分震惊”。

在加州托兰斯的一个晴朗无云的早晨，申东赫重述并修改这个故事。

大约有一年时间，我们断断续续地合作写这本书，而在过去一个星期，我们一直面对面坐在我那间位于贝斯特维斯特旅馆的昏暗房间里，慢慢地审查他的早期生活事件。

这次谈话的前一天，申东赫说，他要告诉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一件他不曾透露的事。他坚持要找一位新的翻译员，也邀请了哈娜．宋来聆听，后者是他当时的老板，也是他实际上的监护人。哈娜．宋是协助他来到美国的人权团体“自由北韩”的总干事，她是一个二十九岁的韩裔美国人，帮助申东赫管理钱、护照、旅行、医疗，以及言行举止。她开玩笑地说，她是申东赫的老妈子。

申东赫脱掉凉鞋，将两只光脚丫塞入坐在旅馆沙发上的屁股下。我打开录音机，上午的车声从托兰斯大道传入房间。申东赫玩弄着手机上的按钮。

“怎么了？”我问。

申东赫说，关于她母亲逃亡一事，他一直在说谎。那是他在抵达南韩的前一刻编出来的。

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不能说。我很害怕别人会有强烈反应，很害怕别人会问我：‘你还是个人吗？’”

“隐瞒这件事一直是我的心头重担。起初，我认为这个谎言没有什么，我打算说谎。但是现在，我身边的人让我想诚实，让我想要成为一个更有道德良知的人。所以，我想我必须说实话。现在我有一些诚实的朋友，我开始明白诚实是什么，而我为这一切感到非常内疚。”

“我对守卫比对家人更忠实，我们彼此监视。我知道如果我说实话，别人就会瞧不起我。”

“外人不认识劳改营，不只士兵会打我们，犯人之间也充满猜忌和敌意。那里没有社区意识，我是那些卑鄙的犯人之一。”

申东赫说，当他揭露他做过的事，他不期望别人会原谅他。他说他也没有原谅自己。他似乎想做一些赎罪以外的事，想要解释劳改营如何扭曲他的性格，虽然他承认，他的解释会损及他作为证人的可信度。

他说，如果外人了解政治劳改营对那些出生在围篱内孩子做过的事，以及正在做的事，那么他们就能够谅解他的谎言，以及他生命中的种种污点。

第五章 试图逃走的母亲：第二版

这个故事始于前一天，即一九九六年四月五日星期五下午。

那天放学时，申东赫的老师做了一件让他感到十分意外的事。他告诉申东赫，那一晚他不必待在宿舍，他可以回家和妈妈吃晚餐。

这是老师因为申东赫表现良好，而给他的奖赏。在宿舍住了两年后，他开始想通一些事情。他比较少偷懒，比较少挨打，比较常告密。

申东赫没有特别想去他母亲的住处过夜。分开住并没有改善他们的关系，他仍然不相信她会照顾他，而在他面前，她似乎仍然很紧张。然而，老师叫他回家，所以他回家了。

尽管老师要他回家让他感到很意外，但是，当申东赫回到家，他感到更意外，因为他的哥哥希根也回来了。他在劳改营的水泥工厂工作，那座工厂位于数英里外的劳改营东南边缘。申东赫几乎不认识哥哥，也很少见到他，因为他已经在外面住了十年，现在二十一岁了。

关于他的哥哥，他所知道的就是他没有努力工作，所以守卫很少让他离开工厂去看父母。申东赫心想，他之所以能够回到他母亲的住处，必定是因为他终于做对了某件事。

看到小儿子突然回家吃晚饭，申东赫的母亲没有特别开心。她没有说欢迎，也没有说她很想念他。

“啊，你回家了，”她说。

然后她做饭，使用七百克玉米粉（她的每日配给）在她仅有的一个锅子里煮粥。然后，她和两个儿子在厨房地板上以碗和汤匙吃粥。吃完后，申东赫就去卧室睡觉了。

厨房传来的声音将他吵醒，他从卧室的门偷看，想知道母亲和哥哥究竟在做什么。

他母亲正在煮饭。申东赫觉得自己被打了一巴掌，母亲给他吃一碗玉米粉稀粥，他这辈子天天吃的那种没有滋味的粥，而现在，他的哥哥有饭可吃。

米饭在北韩文化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米饭象征财富，让家人更亲密，吃了米饭才算真正吃了一餐。劳改营的犯人几乎不曾吃米饭，而没有米饭让犯人天天都意识到：他们永远无法过着正常的生活。

在劳改营外，长期贫乏同样使得许多北韩人（尤其是敌对阶级的人）无法在日常饮食中吃到米饭。抵达南韩时，从北韩叛逃的青少年，向政府辅导员描述一个他们经常做的梦：他们和家人围桌而坐，吃着热腾腾的饭。平壤上流阶级最想得到的地位象征物之一，就是煮饭用的电锅。

看着母亲煮饭时，申东赫猜想，那些米必定是她偷来的。她一次从她工作的农场偷几粒，然后偷偷藏在屋子里。

申东赫在卧室生气。

他也仔细听着。

多半是他哥哥在讲话。申东赫听到，水泥工厂并没有让哥哥放一天假。他未经许可就离开水泥工厂，所以，显然他做错事了。

申东赫明白，哥哥必定惹上了麻烦，如果守卫抓到他，可能会受到惩罚。他的妈妈和哥哥正在商讨对策。

他们应该逃走。

听到这件事时，申东赫吓了一跳。那是他哥哥说的，他打算逃走，而他的母亲正在助他一臂之力。她那珍贵的藏米是逃亡前的食物。

申东赫没有听见他母亲说，她也打算一起走，但她没有说服大儿子留下来，虽然她知道如果他逃走了，或因尝试逃走而丧命，她和其他家人会受到严刑拷打，甚至会被杀。每一个犯人都知道十四号劳改营第一条规则的第二部分：“见到有人试图逃走，但没有报告者，会立即遭到枪决。”

听起来，他母亲并不担心，但申东赫很担心，他的心怦怦作响。他感到生气，因为她愿意为了哥哥，让他面临丧命的危险。他担心自己在这件事上受到牵累，担心会遭到枪决。

他也嫉妒哥哥有饭可吃。

在母亲卧室的地板上，这位饱受委屈的十三岁男孩努力压制恐惧，但也被他在劳改营所培养出来的本能牵着鼻子走；他必须告诉守卫。所以他从地板站起来，进入厨房，走出门。

“你要去哪里？”他的妈妈问。

“上厕所，”他说。

申东赫跑回学校，那时是凌晨一点。他走入学校宿舍，但他的老师已经回到位于有大门的波伊万村的家了。

他要告诉谁？

在那间拥挤的宿舍里，在那间班上男生睡觉的宿舍里，申东赫找到了他的朋友洪成超，并唤醒他。

虽然他不信任任何人，但他信任这个男孩。

申东赫告诉他，他母亲和哥哥计划逃走，他问他该怎么办。洪成超要他告诉学校的夜间守卫，然后，他们一起去找他。当他们走向学校主要建筑物的守卫办公室，申东赫想到一个靠着告密得到好处的方法。

守卫醒着，而且穿着制服。他叫两个男孩进入办公室。

申东赫对那位他不认识的守卫说：“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但是在我告诉你之前，你要答应让我得到回报。”

守卫向申东赫保证，他会帮忙。

“我要你保证我可以得到更多食物，”申东赫说。

申东赫的第二个要求是，他要当他那一年级的级长，因为当了级长，他就可以减少工作，也可以少挨打。

守卫向申东赫保证，他的要求都会被获准。

得到守卫的保证后，申东赫解释他的哥哥和妈妈计划做什么，以及他们此刻在哪里。守卫打电话给上级，然后叫申东赫和洪成超回宿舍睡觉。他会处理一切。

出卖妈妈和哥哥后的那个早上，穿制服的人的确来到学校操场找申东赫。

和他在回忆录的描述一样，也和他在南韩对每一个人所作的描述一样，守卫让他戴上手铐，蒙住他的眼睛，将他推入一辆吉普车的后座，然后不发一语地带他到劳改营的一座地下监狱。

但是申东赫知道，他为什么被带到那儿，他以为管理十四号劳改营的守卫知道他向他们告密。

第六章 这个贱货生的不行了

“你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吗？”

申东赫知道他做了什么；他遵守了劳改营的规则，制止犯人逃走。

但是那位官员不知道（或不在乎）申东赫是一个尽责的告密者。

“今天天亮时，你的妈妈和哥哥试图逃走，但被逮到，所以你才会在这里，明白吗？你知不知道这件事？你的妈妈和哥哥想要逃走，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如果你想活下去，你就应该老实说。”

申东赫觉得很困惑，也愈来愈害怕，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是一个告密者，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讯问他，好像他是一名共犯。

最后，申东赫会明白，学校那名夜间守卫将发现逃亡计划的事都归功于自己。当他向上级报告这件事，他没有提到申东赫所扮演的角色。

但是在地下监狱的那个上午，申东赫完全被蒙在鼓里，他只是一个满脸困惑的十三岁孩子。那位四星军官继续问他，为什么他的家人想要逃跑？何时计划逃跑？以及如何计划逃跑？申东赫无法做出有条有理的说明。

最后，那位军官将桌上的一些文件推过来。

“既然是这样，混蛋，读读这东西，然后在下面印上你的拇指指印。”

那是一份家族犯罪纪录，列出申东赫父亲和他的十一位兄弟的名字、年纪和罪行。

列在第一位的是大伯申泰燮，他的名字旁有一个日期：一九五一年，韩战的第二年。在同一行，申东赫看到他大伯的罪名：扰乱公共安宁、使用暴力，以及叛逃到南韩。申东赫的二伯名字旁也列出相同的罪名。

申东赫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明白他们让他看的东西。那些文件解释了为什么他父亲的家族被关在十四号劳改营。

申东赫的父亲犯下了一个不可原谅的罪：在一场蹂躏大半个朝鲜半岛的内战中，在一场拆散数十万个家庭的内战中，有两个年轻人逃到南方，而他正好就是这两个人的弟弟。而申东赫犯下了一个不可原谅的罪：他是他父亲的儿子。他的父亲不曾向他解释这件事。

后来，申东赫的父亲向他谈到，在一九六五年的一天，他和他的家人如何被维安部队带走。天亮前，他们闯入一间申东赫祖父位于平安南道省文德郡的房子。那是一个肥沃的农业区，位于平壤以北三十五英里。“打包行李，”那些武装人员大叫。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一家人遭到逮捕，也没有说明他们将前往何处。天亮时，一辆卡车来载他们的行李。这一家人坐了一整天的车，在山路行进了大约四十五英里，才抵达十四号劳改营。

申东赫按照指示在文件印上拇指指纹。

守卫再度蒙住他的眼睛，带他离开侦讯室，进入通道。当他们除去他的蒙眼布，他看见一间牢房，而牢房上有“７”这个数字。守卫将他推进去，并扔给他一套囚服。

“嘿，贱货生的，换上这个。”

那套囚服是大人的尺寸，当申东赫将囚服套在他瘦小的身体上，他觉得自己消失在一只粗麻布袋中。

申东赫的牢房是一块正方形的水泥地，几乎无法躺下来。牢房的角落有马桶，以及没有自来水的水槽。当申东赫进入囚房，挂在天花板的灯泡亮着，而且不能关掉。由于没有窗，申东赫无法分辨昼夜。地板上有两条薄薄的毯子，但守卫没有给他食物，他也无法入睡。

他相信当守卫打开门，蒙住他的眼睛，带他到第二间侦讯室时，已经是隔天了。侦讯室里有两个新的官员正在等他，他们命令申东赫跪下来，逼他解释为什么他的家人想逃。他的妈妈有什么不满？他和她讨论过什么？他的哥哥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申东赫说，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你才活了几年而已，”一名守卫告诉他：“只要认罪，你就可以出去，继续活下去。你想死在这儿吗？”

“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他回答。

他愈来愈害怕，愈来愈飢饿，也继续绞尽脑汁，想要了解为什么守卫不知道是他告密的。

守卫将他带回牢房。

似乎是在第三天早晨，一名侦讯员和三名其他守卫进入申东赫的牢房。他们在他的脚踝上戴上脚镣，将一条绳索绑在天花板的挂钩上，然后将他倒吊。接下来，他们不发一语地离开，并将门上锁。

他的脚几乎碰到天花板，他的头悬在地板上方大约两英尺的地方。守卫没有绑住他的手，所以他伸出手，但碰不到地板。他扭动身体，晃来晃去，想要脱离绳索，恢复站立姿势，但办不到。他的脖子痉挛，脚踝疼痛。最后，他的两腿麻木，因充血而涨红的头也愈来愈痛。

守卫直到晚上才回来。他们松开男孩，然后离开，同样不发一语。有人将食物送到他的牢房，但是申东赫发现，他几乎无法进食。他无法移动手指，此外，由于脚镣是钢制的，边缘十分尖锐，所以他的脚踝被划伤，流血。

第四天，侦讯员穿着便服，而不是制服。

守卫蒙住申东赫的眼睛，押着他离开牢房。然后，他在一间天花板很高的昏暗房间里见到那些侦讯员。那地方看起来像机械工厂。

一条链子从天花板的绞车垂下来，而墙上的挂钩挂着一把榔头、一把斧头、一把钳子，以及大小和形状不一的棍棒。申东赫在一张宽大的工作台上看到一把大钳子，那是用来夹起并移动炙热金属块的工具。

“待在这间房间觉得怎么样？”一位侦讯员问他。

申东赫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再问你一次，”侦讯组长说：“你的父母和哥哥逃跑后，打算做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申东赫回答。

“如果你现在说实话，我可以救你。如果你不说实话，我会要你的命。明白吗？”

申东赫记得他呆若木鸡，因为他感到极端困惑。

“到目前为止，我对你很客气，因为你是一个孩子。但我的耐心是有限的，”那位侦讯员说。

申东赫同样无法回答。

“这个贱货生的不行了！”侦讯组长大叫。

组长的助理包围申东赫，扯掉他的衣服，在他的脚踝戴上脚镣，并且将脚镣绑在那条从天花板垂下来的链子上。然后，绞车启动，将申东赫拉离地面，他的头砰地一声撞到地板，他的手被一条穿过天花板挂钩的绳索绑在一起。他们将他绑好后，他的身体形成一个Ｕ字形，他的脸和脚向着天花板，而赤裸的背向着地板。

侦讯组长又大声问了一些问题，而申东赫记得他无法有条理地回答。然后，侦讯组长叫一名手下去拿一样东西。

他们把一个装满燃烧木炭的浴缸拖到申东赫下面。一位侦讯员拿风箱煽木炭，而绞车将申东赫放低，让他靠近火。

“继续放下来，直到他开口，”侦讯组长说。

申东赫疼痛不堪，也闻到他的肉被烧焦的味道。他扭动身体，想逃离那热气，但是，一名守卫从墙上拿下一个手钩，刺入男孩的下腹部，将他固定在炭火上方，直到他昏迷过去。

他在自己的牢房醒来。守卫已经帮他穿上那套不合身的囚服，那套沾满粪便和尿液的囚服。他不知道自己在地板上昏迷了多久，他的下背部起水泡，而且有黏黏的分泌物，脚踝周围的肉已经被刮掉了。

有两天时间，申东赫设法在牢房爬动和吃东西。守卫给他整条蒸熟的玉米穗，以及玉米粥和包心菜汤。但是，由于烧伤的地方受到感染，他发烧，缺乏食欲，几乎无法移动。

一名守卫看到申东赫蜷缩着身子躺在牢房地板上，在监狱走道大叫：“那个小子挺顽强的。”

申东赫猜想，他过了十天才接受最后一次侦讯，而侦讯地点是在他的牢房，因为他太虚弱，没办法从地板站起来。但是，他不害怕了，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开口为自己辩护。

“是我去告发的，我做得很好，”他说。

侦讯员不相信他的话，但是，他们没有威胁或伤害申东赫，而是问他问题。他说明他在母亲的住处听见了什么，以及他在学校对那位夜间守卫说了什么。他求守卫去问问洪成超，他可以证实他的说法。

他们离开他的牢房，但没有做出任何承诺。

申东赫的发烧情形愈来愈严重，他背部的水泡发脓、肿胀，而他的牢房臭气冲天，连守卫都不愿进来。

几天后（他无法确定究竟过了多久，因为他断断续续陷入昏迷），守卫打开牢房的门，命令两名犯人走进去，他们将他抬到走道上的另一间牢房里。守卫将申东赫锁在里面，而牢房里还有另一名囚犯。

申东赫暂时获救了，洪成超已经证实他的说法，所以申东赫再也见不到学校那名夜间守卫了。

第七章 太阳照在老鼠洞上

按照十四号劳改营的标准，申东赫的狱友相当老，大约五十岁。他不愿说明自己为什么被关在劳改营的地下监狱，但是他说，他已经在那儿待了好几年，所以非常想念阳光。

脸色苍白，粗糙的皮肤松垮垮地挂在没有肉的骨头上。他的名字是金振明，他要申东赫叫他“叔叔”。

有几个星期，申东赫的状态不允许他说太多话。发烧使他不得不蜷缩在冰冷的地板上，而他以为他会死在那儿。他无法进食，所以叫狱友吃他的食物。叔叔吃了一些，但是男孩恢复食欲后就不吃了。

在这期间，叔叔变成申东赫的全职护士。

他将用餐时间变成一天三次的医疗时间，把木匙当作刮刀清理申东赫受到感染的水泡。

他告诉申东赫：“这里有很多脓，我要把它刮掉，所以，忍耐一下。”

他以加盐的包心菜作为消毒剂，涂在伤口上，并且按摩申东赫的手脚，让他的肌肉不致萎缩。为了避免尿液和粪便接触男孩的伤口，他把牢房的便盆拿到申东赫那儿，然后将他高高抱起，让他在便盆上面大、小便。

申东赫猜想，这种密集照顾大约持续了两个月。从叔叔的得心应手和冷静沉着来看，他认为他以前做过这类工作。

有时候，申东赫和叔叔会听见犯人受到严刑拷打时，发出的尖叫和呻吟声，那间有绞车和棍棒的房间，似乎就在走道那一端。按照监狱的规则，囚犯不准交谈，但是，在那间只够申东赫和叔叔并肩躺下的牢房里，他们可以轻声说话。申东赫后来发现，守卫知道他们在交谈。

申东赫认为在守卫眼中，叔叔的身分特殊。他们剪他的头发，也借他剪刀，让他修剪胡须。他们时常拿一杯水给他，如果他问起时间，他们就告诉他。他们给他额外食物，而他把许多食物送给申东赫吃。

叔叔说：“孩子，你还可以活很久。他们说，太阳也会照在老鼠洞上面。”

老人的医术和关怀的话语让男孩活了下来。他的烧退了，神智清醒了，而烧伤处也结痂了。

那是申东赫第一次遇到有人持续对他友善，而他无法以言语表达感激。但是，他也感到十分困惑。他不相信他母亲会让他免于挨饿，在学校，也许除了洪成超，他谁都不信任，他告发每一个人，也认为他们会因此而伤害他、背叛他。然而在牢房，叔叔慢慢改造了这些想法。这位老人家说，他很寂寞，他似乎真的喜欢和别人分享空间和三餐。他从来没有让申东赫觉得生气或害怕，也从来没有妨碍他的复原。

说也奇怪，如果不考虑偶尔从监狱走道传来的尖叫声，申东赫接受侦讯和严刑拷打之后的规律性监狱生活，有助于让他继续支撑下去。

虽然食物索然无味，但是，守卫送来的三餐足够让申东赫和叔叔活下去。他不必在户外做危险的苦工，没有把人累垮的工作量。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人要申东赫劳动。

除了照顾男孩，叔叔十分悠闲，每日在牢房做健身运动，剪剪申东赫的头发。他的谈话也十分有趣，而他的北韩知识让申东赫感到兴奋，尤其是当他谈到食物时。

“叔叔，说故事给我听，”申东赫会这样说。

老人描述了围篱外食物的样子、味道和滋味。由于他描述他多么喜欢烧烤猪肉、烹煮鸡肉，以及多么喜欢在海边吃蛤蜊，所以，申东赫又觉得很饿、很想吃东西了。

当他的健康改善了，守卫开始把他叫到牢房外。现在他们很清楚，申东赫告发自己的家人，所以他们催促他告发那位老人。

“你们两人一起待在那儿，”一名守卫对申东赫说：“他说了什么？不要隐瞒。”

回到牢房时，叔叔想知道他们问他什么。

申东赫夹在照顾他的老人和狱卒中间，所以他选择同时对两边说实话。他告诉叔叔，守卫要他告发他，这一点并不让老人意外。他继续花许多时间告诉申东赫，有哪些好东西可吃，但是，他没有主动提起自己的事，不愿谈起家人，也没有针对政府表达任何看法。

按照叔叔的谈吐来判断，申东赫猜想，他是一位有地位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但那只是他的猜测。

虽然谈论逃出十四号劳改营是一种罪行，但是，幻想获得政府释放后的生活并没有违规。叔叔告诉申东赫，有一天，他们两人都会获得释放。他说在获得释放之前，他们都有一个神圣责任，那就是保持强壮，尽量活下去，而且绝不考虑自杀。

“你认为怎么样？”叔叔接下来会这样问他：“你相信我能够出去吗？”

申东赫感到很怀疑，但没有说出来。

一名守卫打开申东赫牢房的门锁，将他抵达地下监狱那天所穿的校服递给他。

“穿上这些衣服，快快跟我来，”守卫说。

申东赫边换衣服，边问叔叔会发生什么事。老人向他保证他会很安全，而他们会在外面重逢。

“让我再握一次你的手，”他说，并紧紧握住申东赫的双手。

申东赫不想离开牢房。之前，他没有信任过任何人，也没有爱过任何人。以后几年，他对那位阴暗牢房里的老人的怀念，多于他对自己父母的怀念。但是，守卫带他离开牢房并锁上门后，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位叔叔了。

第八章 避开母亲的眼睛

他们将申东赫带到那间空荡荡的大房间。四月初，他曾在那儿接受第一次侦讯，而现在是十一月底了，申东赫刚满十四岁，已经超过半年没有见过阳光了。

他在那地方所见到的一幕让他大吃一惊；两名侦讯员坐在桌旁，而他的父亲跪在他们面前。他看起来老了许多，脸上也比以前忧愁。他大约和申东赫同时被带入地下监狱。

跪在父亲身旁时，申东赫看到他的右腿不自然地往外倾斜。申境燮也遭到严刑拷打，他的膝盖以下的脚骨碎裂，然后以奇怪的角度愈合。原本他是一名劳改营技工和车床操作者，但是这次受伤将结束他那份相对较轻松的工作。现在，他必须一拐一拐地，在一支施工队伍中，当一名没有经验的工人。

申东赫的父亲待在地下监狱时，守卫曾告诉他，他的小儿子曾将逃亡计划的事告诉他们。当申东赫后来有机会和他父亲谈到这件事，他们的谈话变得很紧张。他父亲说，宁可告诉守卫，也不要冒险瞒住这件事。但是，他那刻薄的语气让申东赫感到很困惑，他父亲似乎明白，他儿子的第一个直觉就是去密告。

侦讯员递给他和他父亲各一份文件，并说：“读一读，然后印上指印。”

那是一份保密文件，规定父子两人不可将监狱内的情形告诉任何人。根据那份文件，如果他们泄漏任何信息，他们会受到惩罚。

他们将沾了印色的拇指压在自己的文件后，守卫为他们戴上手铐，蒙住他们的眼睛，然后带他们到外面搭电梯。来到地面后，守卫带着这对仍然戴手铐、被蒙住眼睛的父子进入一辆小型车的后座，然后驱车离开。

在车里，申东赫猜想，守卫会将他和他父亲带回到劳改营的犯人当中。劳改营不会强迫他们签署一份祕密誓约，然后又将他们枪决。这说不通。然而，当车子大约在三十分钟后停下来，而他的眼罩被除去时，他惊慌了。

一群人已经聚集在他母亲住处附近的空荡荡的麦田。从幼儿时期起，申东赫每一年会在这里目睹两、三次处决。他们搭了一座临时的绞刑架，并将一根木头插入地里。

现在，申东赫相信他和他父亲就要被处决了。他突然能够敏锐察觉肺部吸入和呼出的气。他告诉自己，这是他最后的生命气息。

当一位守卫厉声叫出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惊慌消退了。

“申境燮，去坐在前面。”

他们叫申东赫和他父亲一起去。一名守卫除去他的手铐，他们坐下来，而监督处决的官员开始说话。然后，守卫将申东赫的母亲和哥哥拖出来。

自从他在出卖他们的那一晚从母亲家里走出来，他就没有见过他们，或听到任何有关他们的遭遇的讯息。

“处决张慧静和申希根，人民的叛徒，”那位资深官员说。

申东赫注视着父亲，他正无声地啜泣。

过去几年，因为申东赫在南韩编出的那些谎言，他更加为那次处决感到羞愧。

那一天在加州，当他向我解释他如何及为什么隐瞒过去时，他告诉我：“我生命中没有一件事可以和这个重担相比。”

但是，执行处决的那一天，他没有感到羞愧。他很愤怒，因为他是一个饱受委屈和伤害的少年，而他就带着这种少年的残酷和清醒，憎恨着母亲和哥哥。

按照他的想法，都是因为他们那愚蠢、自私的计谋，他才会受到严刑拷打，几乎丧命，而他的父亲才会变成瘸子。

而且，就在看见他们抵达刑场之前的几分钟，申东赫以为，他会因为他们的鲁莽而遭到枪决。

当守卫将他的母亲拖到绞刑架，申东赫看见她全身肿胀。他们强迫她站在一只木箱上，然后塞住她的嘴，将她的双手反绑，并将她脖子上的套索拉紧。但是，他们没有遮住她那双肿胀的眼睛。

她扫视群众，看见了申东赫，他不愿注视她的眼睛。

当守卫拉开箱子，她拚命扭动。看着母亲挣扎时，申东赫认为她该死。

当守卫将申东赫的哥哥绑在那根木柱时，他看起来憔悴而虚弱。三名守卫各开三枪，子弹射断了将他的前额固定在柱子上的绳索。那是一次血淋淋、脑浆四散的枪决，一个让申东赫作呕和害怕的场景。但是，他也认为他的哥哥该死。

第九章 贱货生的反动派儿子

在十四号劳改营，父母因为试图逃跑而被处决并非罕见。在申东赫的母亲被绞死之前和之后，他目睹过几次这类处决。然而，他不知道他们留在劳改营的孩子会有什么下场。根据申东赫的判断，这些孩子都不能上学。

只有他例外。

也许因为劳改营已经证实他是一个告密者，所以劳改营的官员让他回到学校。但是，回到学校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打从申东赫从刑场走回学校，麻烦就开始了。申东赫在学校和老师私下见面，他认识这个人已经两年了，虽然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认为，他是一个相当公平的人，至少就劳改营的标准来看是如此。

然而，在这次会面中，老师火冒三丈。他想知道为什么申东赫将母亲和哥哥的逃亡计划告诉学校的夜间守卫。

“你为什么没有先来告诉我？”他大叫。

“我想告诉你，但是找不到你，”申东赫回答，并解释当时是深夜，而囚犯不准进入老师的住处。

“你可以等到早上，”老师说。

揭露那次逃亡计划，没有让老师得到上级的任何表扬，而他将这种不公平的处置怪罪到申东赫头上。他警告他，他必须为他的轻率付出代价。后来，当申东赫的同学（大约有三十五位）聚集在教室，老师指着申东赫大叫：“来到前面，跪下！”

申东赫在水泥地板上跪了近六个小时。当他扭动身体、减轻不适感的时候，老师就拿教鞭打他。

回到学校的第二天，申东赫和同学去劳改营的一座农场捡玉米秆，然后拖到打谷场。申东赫拖着载满玉米秆的Ａ字形搬运架；和推煤车相比，这份工作相当轻松，但是他必须戴上护具，而护具上的一条皮带擦伤了下背部和尾椎上一触即痛的疤痕。

不久，血流下他的双腿，染湿了制服的裤子。

申东赫不敢抱怨。他的老师警告他，他必须比同学更加努力工作，才能洗掉母亲和哥哥的罪。

在学校或田里工作时，所有的学生都必须请求许可，才能上厕所。从监狱被释放后，当申东赫第一次要求上厕所，他的老师拒绝了。在那个上学日，申东赫试着憋住，但是一周还是有几次，他尿湿了裤子，这种情形通常发生在他和其他学生在外面劳动时。

自从七岁时一起进入小学，申东赫就认识大部分的同学。他比班上大多数男孩矮小，但通常他们不会小看他。而现在，他们学老师的样，开始嘲弄他、欺负他。

他们夺走他的食物，打他的肚子，辱骂他，而几乎所有的辱骂都围绕着他是“贱货生的反动派儿子”。

申东赫不确定同学是否知道，他出卖了他的母亲和哥哥，他相信和他一起长大的朋友洪成超，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无论如何，申东赫没有因为出卖家人，而受到嘲弄，如果他们那样做，那会是一种不爱国而危险的校园嘲弄事件，因为老师和守卫都命令学生告发家人和同学。

被关入监狱之前，申东赫设法在班上建立了一种策略性的联盟，让他成为级长洪珠炫的朋友（在告发家人那一晚，他曾要求那名夜间守卫让他当级长）。洪珠炫带领学生去做分配的工作，而他有权做一件事；只要他认为哪一位同学想偷懒，他就可以对这位同学拳打脚踢。此外，他也是老师最信任的告密者。

如果出去工作时，同学太慌乱或紧张，因而没有完成规定的工作量，洪珠炫自己会挨打，或者不能吃东西。他的身分就像被称为劳动队管理人的成人囚犯，这些人都是男性，往往人高马大，而守卫授权他们以几乎不受限制的方式对待其他囚犯。由于管理人必须针对其他囚犯的违规行为负责，所以他们往往比劳改营守卫更加警觉、残暴、无情。

申东赫的母亲和哥哥遭到处决后，洪珠炫开始紧紧盯着申东赫。进行一次修路任务时，他注意到申东赫在手推车里装了太多石头。申东赫不断尝试推手推车，但是推车太重，瘦弱的申东赫根本推不动。

当申东赫看到级长拿着铁锹走过来，他以为他会助他一臂之力。他以为洪珠炫会叫其他同学一起推那辆推车，但是，洪珠炫挥动铁锹，朝申东赫的背部打下去，将他击倒在地。

“好好推你的车，”洪珠炫说。

他踢申东赫的头部侧面，叫他站起来。当申东赫挣扎着站起来，洪珠炫再度挥动铁锹，打他的鼻子，申东赫开始流鼻血。

殴打后，年纪和身材都比申东赫小的学生开始辱骂他母亲。在老师的鼓励下，他们骂他、打他。

申东赫曾被关在地下牢房，所以体力流失许多，耐力也几乎消失殆尽。他回到学校长时间做苦工，三餐却永远吃不饱，所以总是饥饿难耐。

他经常在学校的餐厅搜索洒落出来的包心菜汤，以手沾一沾地板上那些变冷、变脏的汤汁，然后将手指舔得干干净净。他在地板、道路和田地搜索米粒、豆子，或者含有未消化玉米粒的牛粪。

回到学校数周后，在十二月的一个上午出去干活时，申东赫在一堆玉米秆里找到一条变干的玉米穗，于是就狼吞虎咽把它吃掉。但是，洪珠炫就在附近，他跑向申东赫，抓住他的头发，将他拖到在不远处的老师那儿。

“老师，申东赫不做工作，却在捡东西吃。”

当申东赫下跪求饶（本能做出的一种仪式性的谦卑动作），他的老师以手杖打他的头，并大声叫其他学生过来，帮忙惩罚这位“拾荒者”。

“过来打他耳光，”老师说。

申东赫知道接下来的情形。他曾在循环式的集体惩罚中，打过许多同学耳光，或揍他们一拳。学生在申东赫面前排队，女孩打他的右脸颊，男孩打他的左脸颊。申东赫相信他们打了五轮，老师才说午餐时间到了。

在他被关入祕密监狱之前，在老师和同学开始挑他的毛病之前，申东赫没有因为自己出生在十四号劳改营，而责怪任何人。

他那受到蒙蔽的生活，使得他专注于寻找食物和避免挨打。他不在乎外面的世界，不在乎父母和家族史。尽管什么都不信，但他相信守卫所说的那些有关原罪的话。他是叛徒的后代，所以他唯一的赎罪机会（以及避免挨饿的唯一方式）就是认真工作。

然而，回到学校时，他充满了怨愤。出卖母亲和哥哥尚未使他饱受罪恶感的困扰，那是许久以后的事。但是，和那位叔叔待在牢房的那几个月，已经让他窥见（即使只是微微窥见）围篱外的世界。

申东赫开始明白，他不能吃到什么，不能看见什么。劳改营的肮脏、恶臭和荒凉让他觉得沮丧。当他有了一点自我意识，他发现自己寂寞、懊悔，以及渴望。

他尤其恼怒他的父母。他相信母亲的计谋促使他遭受酷刑。当老师和同学伤害他、羞辱他，他也将那一切怪罪到她头上。他瞧不起他的父母，因为他们自私地在劳改营生孩子，难道他们不知道，孩子一出生，就注定要死在带刺的铁丝网后？

在刑场上，在申东赫的母亲和哥哥被处决后，申东赫的父亲曾经尝试安慰他。

“你还好吗？你哪里受了伤？你在里面见过你母亲吗？”他父亲不断地问。“在里面”是指地下监狱。

申东赫气得无法回答。

处决后，他甚至讨厌说“爸爸”两个字。在他少有的放假日（一年大约十四天），申东赫应该去看他。然而，当他去看他，他常常不愿说话。

他的父亲试着道歉。

“我知道没有好父母让你受苦，”他告诉申东赫：“作我们的儿子是你的不幸。但是，你能怎么办？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对于被迫脱离正常生活的北韩人而言，对于必须在劳改营忍受苦役、饥饿、殴打和睡眠不足的北韩人而言，自杀是一大诱惑。

姜哲焕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描述他待在十五号劳改营的十年生活：“在劳改营里，自杀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们的许多邻居都走上了这条路……通常他们会留下遗书批评政权，至少会批评治安部队……老实说，不管有没有在死后留下批评政府的遗书，死者家属都会受到某种惩罚，没有例外。党认为，自杀就是尝试逃避党的控制，而如果尝试这一招的人无法为此付出代价，就必须找出其他人来付出代价。”*

/*Kang and Rigoulot, The Aquariums of Pyongyang, 100.*/

根据首尔韩国律师协会的说法，北韩警告所有的犯人，如果他们自杀，活着的亲属会受到刑期延长的惩罚。

金永曾是北韩陆军中校，他写了一本回忆录，来描述他待在两个劳改营的那六年生活。在这本回忆录中，他说自杀的诱惑力是“无法抵挡”的。

金永说：“囚犯已经超过了感觉饥饿的阶段，经常陷入神智不清的状态。”他说他在十四号劳改营待了两年，然后才被调到大同江对岸的十八号劳改营。在这座政治监狱里，守卫比较不残酷，而犯人享有多一点的自由。

金永说，为了结束在十四号劳改营的那种神志混乱的状态，他曾跳入煤矿井里。然而，掉到矿井底端并受了重伤后，他的感觉是失望多于疼痛：“我很后悔没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来结束这种无法言喻的折磨。”*

/*Kim Yong, Long Road Hom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85.*/

尽管母亲和哥哥被处决后，申东赫的生活变得十分凄惨，但是，自杀始终只是脑里一闪即逝的念头。

在他看来，从劳改营外面来的囚犯和在劳改营出生的囚犯之间，存在着一个基本差异：许多外面来的囚犯过去过着舒适的生活，现在却饱受惩罚的折磨，所以他们崩溃了，无法找到或维持生存的意志力。然而，在劳改营出生的囚犯有一个不合常情的好处：他们完全没有期待。

因此，申东赫的苦难从来没有变成彻底绝望，他没有盼望，所以不会失去盼望；没有快乐的过去，所以不会为过去哀叹；没有骄傲，所以不会捍卫骄傲。他不认为舔食地板上的汤是一种自贬的行为，也不认为乞求守卫饶恕是可耻之举。为了食物而出卖朋友不会让他良心不安。那只是生存的方式，并不是自杀的动机。

申东赫的学校老师很少轮换工作。在他上学期间的那七年，他只认识两位老师。然而，母亲和哥哥被处决后四个月，申东赫得到喘息的机会。一天早上，那位折磨他、并鼓励同学让他吃苦头的老师离开了。

没有任何外在迹象显示，替代他的老师比较不会虐待学生。几乎和劳改营的每一名守卫一样，这位老师不提自己的名字，而且身强体壮，年纪约三十出头。他要求学生和他说话时，不能直视他，而且必须低头。申东赫记得他和其他老师一样冷酷、冷漠、盛气凌人。

然而，这位新老师似乎不希望申东赫死于营养不良。

到了一九九七年三月，即申东赫从地下监狱被释放后大约四个月，他似乎已经濒临饿死边缘。老师和同学不断找他麻烦，以致他无法得到足够的营养来维持体重，而烧伤似乎无法复原，伤痕仍然流着血。他更加虚弱了，常常无法完成指定的工作，所以他更常挨打，更没有食物可吃，而他的出血情形也益发严重。

用餐时间后，新来的老师带申东赫到餐厅，并告诉他，他能找到多少剩菜，就可以吃多少。有时，他会偷偷拿食物给申东赫。此外，他也让申东赫做一些比较不吃力的工作，而且务必让他睡在学生宿舍地板上比较温暖的位置。

同样重要的是，新来的老师不会让同学打他，或偷他的食物，因此，同学不再针对他死去的母亲嘲笑他。级长洪珠炫曾经拿铁锹打他的脸，而现在，他又变成他的朋友。申东赫增加了一些体重，背部的烧伤也终于痊愈了。

也许新来的老师可怜这个孩子，因为他曾经看着自己的母亲死去，而且老是受到欺侮。另一个可能是，劳改营的资深守卫发现，原先那位满腹牢骚的老师虐待一个可靠的告密者。或者上级可能曾经命令新老师保住申东赫的性命。

申东赫想不透为什么这位老师如此善待他。但是他相信，如果没有他的协助，他会死。

第十章 无法辨识的工人

牵引机每日将食物拖到工作地点，那里有一堆堆玉米粉，以及一桶桶热腾腾的包心菜汤。

申东赫十五岁了，他和数千名犯人一起工作。那是一九九八年，他们正在大同江（十四号劳改营的南界）建造一座水力发电水坝。这项计划十分紧迫，所以劳改营允许奴工一天三餐都可以填饱肚子。工人包括五千名成年犯人，以及数百名劳改营中学的学生，而守卫允许他们在河流里捕鱼和抓青蛙。

有生以来第一次，申东赫一整年都吃得很好。

劳改营有高压电围篱，以及制造质量低劣的军服、玻璃器皿和混凝土的工厂，因此北韩政府认为，劳改营应该在当地找到一个可靠的电源，而且必须尽快找到。

“嘿！嘿！嘿！倒下来了，倒下来了！”

申东赫大声发出警告。当他拖着一盘盘的湿混凝土到工作队那儿，他注意到一道刚刚灌入混凝土的墙裂开了，并开始崩解。在墙下，一个八人组成的工作队正在盖另一道墙。

他尽量拉大嗓门尖叫。但是，太迟了。

所有的工人（三个大人、三个十五岁的女孩，和两个十五岁的男孩）都丧命了。几具尸体被压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识。意外发生后，负责监督的守卫并没有让工作暂停。这个班次的工作时间结束后，他只是叫申东赫和其他工人去处理尸体。

北韩的崇山峻岭布满大大小小、纵横交叉的湍急河流。这些河流蕴含极大的水力发电潜能。因此，在南、北韩分裂之前，朝鲜半岛的电有百分之九十都来自北方。*

/*Andrea Matles Savada, ed., North Korea: A Country Study（Washington, D. C.: GPO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93）.*/

但是，在金氏家族的统治下，北韩政府无法建造或维持一个连接水力发电水坝、而且十分可靠的全国输电网，因为许多水力发电水坝都位于偏远的地区。当苏联于一九九○年代初期停止供应廉价的燃料油，位于城市、以石油为动力的发电机停止运作，所以北韩许多地方的灯都熄灭了。直至今日，这些灯多半时候仍然不会亮。

朝鲜半岛的夜间卫星照片显示，中国和南韩之间存在着一个黑洞。北韩甚至没有足够的电力让平壤的灯亮着，虽然政府想要在这里好好照顾上流阶级。二○○八年二月，我加入一支庞大的外国记者代表团，去平壤报导纽约爱乐交响乐团的表演，而在我待在平壤的那三天两夜，政府设法让城市大部分的灯亮着。交响乐团和记者离开后，灯又熄了。

难怪自从一九九○年代起，北韩政府的一项优先考虑事项，就是建造小型和中型的水力发电厂。这些发电厂能够提供当地的工业用电，而且多半是使用基本技术徒手建造的。经过囚犯们日以继夜地拚命干活后，数千座水力发电厂建造完成了。

除了防止经济瓦解，对于统治北韩的家族而言，这些水坝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欺骗手段。根据金日成的偶像化传记的说法，金日成最重要的思想成就（即他杰出的“主体思想”）就是坚称，国家的自尊和自力更生是息息相关的。

“伟大领袖”如此解释：

概括地说，建设主体就是

在自己的国家成为

革命和重建的主人。

这是指坚持独立立场，

拒绝倚赖别人，

使用自己的大脑，

相信自立的力量，

展现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

藉此在任何情况下，

自行负责地靠自己

解决任何问题。*

/*Yuk-Sa Li，ed., Juche! The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Kim Il Sung（New York: Grossman Publishers, 1972）, 157，

收录于二○○三年春季的Stanford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1, no. 1, 105。*/

当然，在北韩政府拙劣的治理下，这一切根本就不可能。北韩一直倚赖外国政府的施舍，如果这些施舍中止，金氏王朝可能就会垮台。即使在最好的时候，北韩也无法喂饱自己。北韩没有石油，而它的经济无法制造足够的金钱，让它能够在世界市场中购买足够的燃料或食物。

如果没有中国鼎力相助，北韩可能会打输韩战，这个国家可能从此消失，因为中国攻打美国和其他西方军队，使战争陷入僵局。在一九九○年代之前，北韩的经济多半靠苏联的补助来维系。从二○○○年到二○○八年，南韩无条件大量供应北韩肥料和粮食，并且进行慷慨的投资，藉此撑住了北韩，并让自己得到某种程度和平共存的机会。

自从那时候起，平壤就愈来愈倚赖中国提供的优惠贸易、粮食援助和燃料。中国对北韩逐渐增加的影响力显现在一件事上：金正恩于二○一○年正式成为金正日所选出的接班人，而在此之前几个月，年老体衰的金正日两度去到北京。外交官说，这两趟中国行的目的，就是请求中国同意他的接班计划。

尽管如此，北韩仍然对外宣扬自力更生，将这件事视为北韩大肆宣传的一个目标的必要条件：在二○一二年之前（即金日成的一百岁冥诞之前），成为“一个伟大、富足的强国”。

为了达到这个美好的目标，政府经常征召群众投入以高贵口号包装的苦役中。这些口号可能创意十足，饥荒重新被包装成“苦难行军”。这是一场爱国战斗，而北韩以一个激励人心的口号来鼓励人民打赢这场战斗：“让我们一天只吃两餐”。

二○一○年春天，粮食短缺再度加剧，所以政府发起一项大规模的“回归农场”运动，说服城市居民下乡种植庄稼。这些城市居民将成为“种稻战斗”永远的增援部队，这种年度运动将办公室职员、学生和军人送到乡下。春天时，他们在那儿待两个月，秋天时，他们在那儿待两个星期。冬天时，城市居民的责任，就是收集自己的粪便（以及邻居的粪便），供春天耕种之用。

北韩政府敦促人民负担的其他紧急爱国任务包括：“让我们养更多高产量的鱼！”“让我们按照党的计划扩展山羊养殖，创造更多草地！”以及“让我们栽种更多向日葵！”这些劝勉性运动的结果顶多只是有好有坏，而那些极不受欢迎的运动——引诱都市人投入农场的辛苦劳动——尤其是如此。

至于劳改营的水坝计划，政府没有这类动员的问题。

如申东赫所目睹的，当守卫宣布大家要重新“合力奋进”，建造一座水力发电水坝时，数千名成年犯人从工厂走到在大同江北岸附近临时搭建的宿舍。申东赫和同学搬出学校宿舍，他们都在水坝工地工作、用餐和睡觉，而这个工地就位于劳改营中央的东南方六英里左右的地方。

水坝的兴建工作日以继夜地进行着。卫星照片显示，这座水坝是一个可观的混凝土建筑物，横跨一条宽阔的河流，紧靠河流北岸的地方有涡轮机和溢洪道。申东赫只看到一部柴油挖土机，大多数挖掘和建造的工作，都是由工人使用铁锹、水桶和双手来进行的。

以前，申东赫看过工人因为饥饿、生病、挨打，或被公开处决而死在劳改营。但，那并不是工作的常态。

在全面性的建造工作展开后不久，最常有工人在水坝工地丧命。一九九八年七月，大同江出现雨季的山洪暴发，数百名水坝工人和学生被滚滚洪水卷走。当时，申东赫正在河岸的一处凸出高地拖运沙土，而他眼睁睁看着他们消失在洪水之中。守卫立即叫他去确认死亡学生的身分，并掩埋他们的尸体。

山洪暴发后第三天，他记得自己背着一位女孩的肿胀尸体。起初，那具尸体还是松松软软的，但不久，尸体就变僵，硬梆梆的手脚往外张开。为了将尸体塞入手挖的狭窄坟墓里，他得将尸体的四肢推在一起。

洪水冲掉了一些溺死的学生的衣服。当洪珠炫在洪水退去后的残骸中，发现一具同学的裸露尸体，他脱掉自己的衣服，盖住那具尸体。

清理工作持续着，申东赫和许多学生抢着找尸体，因为每埋葬一具尸体，守卫就会给他一、两份米饭作为奖赏。

大同江流经十四号劳改营时的河段太宽、太湍急，即使在北韩的冬天也无法结冰，这使得水坝兴建工作可以全年无休地进行。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守卫命令申东赫涉水到河流浅滩捡卵石。他无法忍受酷寒，所以，虽然没有得到守卫的许可，他和几个学生还是试着从水里走出来。

“你们从水里出来，我就让你们饿死，明白吗？”守卫大叫。

申东赫不由自主地颤抖，但还是得继续工作。

学生主要是充当基层工人，常常将钢筋送到年纪较大的工人那儿。当水坝从河床升起，形成一种水泥砖构成的棋盘图案，他们会以麻绳或金属线将钢筋绑在一起。没有一位学生戴手套，而在冬天，有时他们的手会黏在冰冷的钢筋上。有时候，递出钢筋时，钢筋会扯破手掌和手指的皮肤。

申东赫记得一个叫卞淳镐的同学抱怨说他发烧了，觉得不舒服，而一名守卫给他上了一堂课，教导他坚忍的好处。

“淳镐，把舌头伸出来，”守卫说。

他命令男孩将舌头压在冰冻的钢筋上。大约一小时后，眼里流着泪、嘴巴渗出血的卞淳镐，才设法让他的舌头和钢筋分开来。

在水坝工作危险重重，但是，申东赫也觉得很开心。

主要的原因是食物。虽然那里的食物并非特别可口，但是他可以一口接着一口大吃。申东赫记得在水坝工地的用餐时间，是他青少年时期最开心的时刻。他恢复了在地下监狱时失去的体重和耐力，可以赶上工作进度，对于自己的生存能力也充满了信心。

住在水坝附近也让申东赫获得些许的独立。夏天时，数百名学生睡在户外的一个遮篷下。在白天不工作时，他们可以在布局散乱的十四号劳改营的任何地方走动。由于认真工作，申东赫得到级长的推荐，可以离开水坝工地，去父亲那儿住四晚。申东赫并没有和他父亲和好，所以他只在那儿住一晚。

当申东赫的中学时光在一九九九年五月结束时，他已经在水坝工作了一年多。学校不过是奴工区，他从那儿被派去捡石头、拔草，和建造水坝。但是，毕业意味着在十六岁那一年，他变成一名成年工人。他已经准备接受?(www.tenluo.com)诟臓I分配给他的一份永久工作，一份在劳改营的工作。

申东赫的同学大约有百分之六十都被派到煤矿场，而那地方经常发生塌陷、爆炸和煤气中毒所导致的意外死亡事件。在地下工作了十至十五年后，许多矿工都得了黑肺病，而大多数的矿工都在四十几岁时丧命（如果能活到四十几岁的话）。就申东赫的了解，被派到矿场等于是被判死刑。

申东赫的老师决定谁该去哪里工作。两年前，这个人给他额外食物，制止同学伤害他，因而救了他一命。他分发工作，但没有加以解释，只是三言两语地告诉学生，他们会在哪里度过余生。老师才宣布完毕，新的主人（来自劳改营工厂、矿场和农场的工头）就来到学校，带走学生。

老师告诉洪珠炫，他要去矿场。申东赫再也没有见过他。

十一岁时在矿场失去大脚趾的女孩文成心，被分发到纺织工厂。

申东赫的朋友洪成超曾经证实，申东赫告发他的母亲和哥哥，所以申东赫不必再接受酷刑。而现在，他也被分发到矿场，申东赫同样再也没有见到他。

也许这种分发方式有一个逻辑依据，但是申东赫看不出来。他认为这一切只是老师一时的念头，而申东赫一直无法明白，他脑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也许这位老师喜欢申东赫，也许他同情他，也许上级命令他留意这个男孩。申东赫完全不知道。

无论如何，这位老师再度救了他一命，让他去十四号劳改营的养猪场做他的永久工作。在那地方，两百名男、女工人养了八百多只猪，以及山羊、兔子、鸡和几头牛。这些动物的饲料是在饲养场周围的田地种出来的。

“申东赫，你被分发到饲养场。要认真工作，”老师告诉他。

在十四号劳改营，没有一个地方有这么多的食物可偷。

第十一章 养猪场的空白

申东赫没有认真工作。

有时，工头会殴打他和其他没有好好工作的工人，但他们下手较轻，不至于打人打死。对申东赫而言，养猪场是十四号劳改营最好的地方。偶尔，他甚至会在午后偷偷打盹。

养猪场餐厅供应的三餐，没有多于水泥厂、纺织厂或矿场，而这里的食物也没有比较好。但是在两餐之间，申东赫可以随意取用碎玉米，那是他在十一月至七月喂养小猪的饲料。从八月到十月，他在田里拔草和收割，而在田里，他可以把玉米、包心菜和其他蔬菜当做点心。有时候，工头会带一只锅子到田里，而每一个人都可以饱餐一顿。

养猪场位于山区，远离河流，离申东赫以前就读的学校，以及他和母亲住的房子，大约半小时步行距离。有孩子的女人会步行往返养猪场和住房之间，但是，大多数的养猪场工人都住在养猪场的宿舍。

申东赫睡在一间男生房间的地板上。这里没有霸凌的问题，申东赫不必和别人抢夺一块温暖的水泥地。他睡得很好。

养猪场有一间屠宰场，一年有两次，那地方会宰杀五十几只猪，而那些猪肉只供守卫和他们的家属享用。申东赫是囚犯，不能吃猪肉，或饲养场所饲养的任何牲畜的肉。但有时候，他和其他犯人可以偷肉。在饲养场，香气四溢的烤猪肉会引起守卫注意，然后，守卫就会殴打偷肉的人，并连续数周将他们的食物配给量减半。因此，他们会生吃偷来的猪肉。

在饲养场，申东赫不用思考、谈论或梦想外面的世界。

在那里，没有人提到让他的母亲和哥哥遭受处决的逃亡计划，而守卫也没有叫申东赫告发其他工人。他母亲死后将他吞噬的愤怒，已经消退成一种麻木感。在他于地下监狱遭受严刑拷打和监禁之前，在他听到那位叔叔谈论围篱外的世界之前，他对下一餐以外的事物完全不感兴趣。

在养猪场，那种消极的空白感回来了。申东赫使用“放松”二字，来形容他从一九九九年到二○○三年待在养猪场的那段时间。

那几年，在劳改营外，北韩人的生活绝不是“放松”二字所能形容的。

一九九○年代中期的饥荒和水灾，几乎摧毁了北韩的中央计划经济。自从一九五○年代起，北韩政府就以公共分配系统来喂养大部分北韩人，但是现在，这套系统瓦解了，饥饿让北韩人陷入惊慌，随之而来的是以物易物现象的猖獗，以及自由市场的数目和重要性暴增。十个家庭中，有九个家庭靠着以物易物生存下去。*此外，也有愈来愈多的北韩人偷偷越过边界，进入中国寻找食物、工作、贸易机会，或者逃到南韩。中国和北韩都没有公布数字，但是他们估计，这些经济移民的人数在数万至四十万之间。

/*Stephan Haggard and Marcus Noland, Famine in North Kore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175.*/

金正日尝试控制乱局，他的政府针对未经许可就擅自旅行的商人设立了一个新的拘留中心。但是，只要拿出饼干和烟菸，往往就能向饥饿的警察和士兵买到自由。主要城镇的火车站、露天市场和陋巷挤满了饥饿的游民，许多出现在这些地方的孤儿，都变成了所谓的“流浪麻雀”。

对于这一切，申东赫一无所知，但是，草根式资本主义、游民贸易，以及猖獗的腐败，正在十四号劳改营周围的警察国家中制造裂缝。

到了一九九○年代后期，来自美国、日本、南韩和其他捐赠者的粮食援助，缓和了最严重的饥荒。但是，这些援助也间接地、意外地激励了市场女贩，以及经常旅行的企业家。在申东赫逃往中国的过程中，这些人为申东赫提供食物、掩护和指示。

和世界各地其他接受援助者不同，北韩政府坚持唯有自己有权运送捐赠的粮食。这项要求激怒了最大的捐赠者美国，也阻挠了联合国的监控技术，这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世界各地设计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追踪援助，并确保预定的接受援助者可以收到援助物资。但是，由于需求十分紧迫，而死亡人数极多，所以西方世界勉强咽下厌恶感，在一九九五年至二○○三年之间，将价值十几亿美元的粮食送到北韩。

在这几年，北韩难民抵达南韩，并告诉南韩政府官员，他们在自由市场见到有人出售这些捐赠的米、麦、玉米、植物油、脱脂奶粉、肥料、医药、冬日衣服、毛毯、脚踏车，以及其他救援物资。在这些市场拍到的照片和录像带中，也可看到一袋袋标示着“美国人赠品”的谷物。

按照外界学者及国际援助机构的估计，北韩的官僚、党官员、军官，和其他有地位的政府高层，窃取了百分之三十的援助物资。他们将这些物资卖给民间商人（常常要他们以美元或欧元购买），并且以政府的车辆运送这些物资。

无意间，富有的捐赠国家为北韩街头贸易的脏乱世界注入了一剂兴奋剂。有利可图的偷窃国际救援物资的行为，让政府高层渴望捞上一笔得来不费工夫的钱，因为此举有助于将自由市场转变成国家主要的经济发动机。

今日，北韩人的食物大多来自自由市场。大部分的外界专家都说，一九九○年代那种酿成大灾难的饥荒不可能重现，而他们所持的基本理由，就是自由市场的出现。

然而，这些市场根本无法终结饥荒或营养不良，而且似乎提高了不公平现象，制造了掌握交易途径者和没有掌握交易途径者之间的裂缝。

在一九九八年年末，即申东赫被分发到养猪场前几个月，世界粮食计划署针对百分之七十的北韩孩童进行一次营养调查，结果发现，接受调查的孩童当中，有三分之二发育不良，或体重过轻。这个数字是当时已经结束漫长内战的安哥拉的两倍，而当这项调查结果公布于世时，北韩政府大发雷霆。

十年后，虽然北韩自由市场有了稳固的基础，正在贩卖进口水果和中国制ＣＤ播放机之类的商品，但是，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营养调查，为孩童和老年人设立的国营机构所提供的营养几乎没有任何改善（北韩政府容忍联合国进行这项调查，作为获得援助的条件）。

一位参与二○○八年粮食调查的营养学家告诉我：“那些孩子看起来非常忧愁、憔悴、可怜。”她也曾参与在一九九○年代后期所进行的营养调查，而她认为，虽然市场扩展了，但是北韩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着长期饥饿和严重营养不良的问题。

国际营养调查也发现一种普遍的、和地理因素有关的不公平模式。在北韩偏远的省份（敌对阶级的家乡），饥饿、发育不良和萎缩病的问题，比平壤或平壤附近的严重上三、四倍。

如同申东赫在劳改营所发现的，对于没有权力的北韩人而言，在长期饥饿中，最安全的居住地就是农场。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农夫（除了土地被洪水冲走者）比都市居民更能安然熬过饥荒。即使他们在合作农场工作，而这些农场所生产的作物属于国家，他们仍然能够将食物藏起来、存起来，也能够将食物卖出，取得现金，或者拿食物来换取衣服和其他必需品。

在饥荒、粮食分配系统瓦解，以及自由市场兴起之后，政府没有什么选择，只能提供更高的价钱给农民，并且进一步鼓励农民生产更多粮食。在二○○二年，小片土地的私人耕作合法化了，这使得更多私人农场和市场之间的交易得以进行，而这种现象提高了商人的力量，以及从事生产的农夫的自主性。

然而，金正日从来不喜欢市场改革，他的政府宣称，这种改革是“淋上蜂蜜的毒药”。

平壤的党报《劳动新闻》写道：“在资本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元素开始萌芽时，就必须断然绝然阻挠这些元素。一旦我们容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毒害和文化毒害，即使面对刺刀仍然不动摇的信心，也势必会崩解，像一道未干的泥墙。”

在北韩的城市和小镇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虽然削弱了政府对于日常生活的控制，但并没有让国家变得更加富有。金正日公开抱怨说：“坦白说，国家没有钱，但是个人的钱倒是值两年的预算。”*

/*Wonhyuk Lim, "North Korea's Economic Futures"（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5）.*/

他的政府展开反击。

朝鲜人民军是金正日政府于一九九九年正式宣布的“军事第一”目标的成员，但是，一天三次，一百多万名士兵等着填饱肚子。因此，朝鲜人民军开始大肆没收许多合作农场所生产的一切食物。

权泰镇是南韩政府赞助的韩国农村经济学院的一位北韩农业专家，他在首尔告诉我：“采收农作物时，军人开着自己的卡车去到农场夺取食物。”

权泰镇说，在最北的地区，军队取走了谷物生产总量的四分之一。在过去，这些地区的粮食供应往往短缺，在政治上，这里的农民也被视为和政府敌对者。在北韩其他地方，军队夺走当地谷物生产总量的百分之五至七。为了确定国营农场的工人没有少给军队食物，收成期间，军队在所有三千多座国营农场派驻士兵。当数万名城市居民被带到农场协助秋收，士兵监视他们，确保他们没有窃取食物。

当士兵永久部署在农场上，腐败就出现了。权泰镇说，农场管理人向士兵行贿，所以士兵对大规模的窃取食物视而不见。后来，这些食物就被卖到自由市场。根据许多叛逃者的说法和援助团体的报告，腐败的士兵团体之间发生争吵，而这种争吵偶尔导致拳斗和枪战。二○○九年，在北韩有线民的佛教援助团体“好朋友”说，在一次玉米引发的打斗中，一位国营农场的士兵被镰刀刺死。

申东赫被关在养猪场里，完全不曾听过街头交易、腐败，以及法律管辖之外的城市间的旅行，虽然不到两年，这种旅行方式将协助他逃往中国。

他被监禁在一座山顶上，那是一座劳改营之内的劳改营。在此，他平静地、迷迷糊糊地度过青少年时期的最后几年。他将头压低，什么都不想，只专注于偷食物。关于那几年，他最鲜明的记忆就是有一次，他烤着偷来的猪肠，但被逮个正着。他挨了打，守卫连续五天不准他吃东西。此外，有三个月，他在餐厅的食物配给量减少了一半。

当他在农场度过二十岁生日，他相信他已经找到老死的地方。

但是，养猪场插曲突然于二○○三年三月结束。因为不曾被解释的原因，申东赫被调到劳改营的成衣工厂，那是一个拥挤、杂乱、紧张的工作场地，两千个女人和五百个男人挤在那儿缝制军服。

在成衣工厂，申东赫的生活再度变得复杂，得持续面对完成规定生产量的压力，也得再度面对告密的压力，而守卫在工厂的女裁缝之间寻找性。

工厂也有一个新人，一个来自平壤、受过良好教育的犯人。他曾在欧洲求学，也曾住在中国。他会向申东赫谈到他所错过的一切。

第十二章 缝纫机和告密者

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千个女人轮班缝制军服。当那些时好时坏的脚踏缝纫机故障了，申东赫就得修理。

他管理五十几部缝纫机，以及操作缝纫机的女裁缝。如果缝纫机没有缝出每日规定的军服量，申东赫和女裁缝就得被迫做“苦哈哈的丢脸工作”，那是指在厂房多待两小时，通常是从晚上十点到半夜。

经验丰富的女裁缝可以让机器正常运作，但是新来的、笨手笨脚的，或病恹恹的女裁缝则没办法。缝纫机是十四号劳改营的一座铸造厂以铸铁制造出来的，若要修理一部故障的缝纫机，申东赫和其他修理工必须将机器扛在背上，背到楼上的修理车间。

额外的苦工激怒了许多修理工，而他们将怒气发泄在女裁缝身上。他们会抓住女裁缝的头发，让她们的头撞墙，并踢她们的脸。工厂的工头是守卫从囚犯当中选出来，而他们中选的原因，就是个性粗暴。当女裁缝挨打，工头往往看向别的地方。他们告诉申东赫，恐惧可以激发生产量。

、营养不良的孩子，也不再是一个因为遭受酷刑而精神受创的孩子。在他待在工厂的第一年，他和另一个缝纫机修理工对抗，向自己和其他工人证明了这件事。孔真秀脾气火爆，当他所负责的一位女裁缝弄断了缝纫机的车轴，申东赫看到他火冒三丈，踢女裁缝的脸，直到她倒在地板上。

当孔真秀向一位和申东赫一起工作的女裁缝要一个压脚，她三言两语地拒绝他。

“贱货，如果修理员向你要一个零件，你得给他。你眼睛往上看些什么？孔真秀说。”在申东赫的注视下，孔真秀朝她的脸打一拳，让她流鼻血。

申东赫沉不住气了，做出一件令自己和那女裁缝都大吃一惊的事。他抓住巨大的扳手，用力朝孔真秀的脑袋挥过去，想让他脑袋开花。孔真秀及时举手保护他的头部，扳手嘎吱一声落在他的前臂上。

孔真秀发出哀嚎，倒在地上。曾经训练过申东赫的值班工头赶过来，看到他眼里冒火，拿着扳手，站在孔真秀上面，而孔真秀那只血迹斑斑的手出现如鸡蛋大的肿块。工头打了申东赫一巴掌，夺走他的扳手，而那位女裁缝回去缝纫衣服。从那时候起，孔真秀就对他敬而远之。

成衣工厂是由七栋散乱的建筑物所构成的，在卫星照片上，这些建筑物皆清晰可见。这座工厂位于大同江附近，第二号河谷的入口，离水力发电水坝和制造玻璃和瓷器的工厂不远。

在申东赫待在成衣工厂的那段时间，工厂周围的场地有宿舍，里面住着两千名女裁缝、五百名男性缝纫机修理工、服装设计师、工厂维修员，以及运送员。工厂的管理人是那地方唯一的波伊万，其他所有的工头（包括“重班姜”，即工头长）都是犯人。

在工厂工作期间，申东赫天天和数百名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女性亲密接触。有些女性非常迷人，而她们的性特征在厂房制造了紧张气氛。部分原因是她们那不合身的制服，此外，她们不穿胸罩，也没有几个人穿内衣，卫生棉则根本无法取得。

申东赫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处男，待在这些女人当中让他紧张兮兮。她们引起他的兴趣，但是他担心劳改营的规则：没有事先获得许可就发生性行为的犯人，将被处死。申东赫说，他很谨慎，避免和任何女人有瓜葛。但是，对于工厂管理人和少数几个受到偏爱、当工头的犯人而言，性行为的禁令根本无关紧要。

工厂管理人是一名三十几岁的守卫，他在女裁缝当中走来走去，就像牛只拍卖会的买家。申东赫看着他每隔几天挑选一个不同的女孩，命令她们打扫他那位于工厂内的房间。没有打扫管理人房间的女裁缝，是工头长和其他执行监督工作的犯人的迫害对象。

除了顺从，女人没有其他选择。但是，她们也可得到一些好处，至少短期内是如此。如果她们得到管理人或某位工头的欢心，可以少做多吃。如果弄坏了缝纫机，也不会挨打。

一位经常打扫管理人房间的女裁缝是朴春英，申东赫从中学就认识她，而她所操作的缝纫机是他负责维修的。朴春英二十二岁，长得很漂亮。在她连续四个月在工厂管理人家度过下午后，申东赫听另一位以前的同学说，她怀孕了。

没有人透露她的情况，但是，她的肚子开始从制服下凸出来。然后，她消失了。

申东赫学会从缝纫机的声音听出它的毛病，但是，当他必须将笨重的机器扛到修理车间，他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了。二○○四年夏天，当他背着一部缝纫机爬上楼梯，机器从他手中滑落，掉到楼梯井摔坏，无法修理了。

他的直接上司是一位工头，当申东赫在工厂学习这一行的知识时，他一直对他很有耐心。然而，当他知道机器摔坏，他打了申东赫几巴掌，然后向工厂的指挥系统报告损害情形。他们认为缝纫机的价值高于犯人，毁坏缝纫机是一项大罪。

摔坏缝纫机后几分钟，申东赫和工头长，以及报告这次意外的厂房工头，一起被叫到工厂管理人的办公室。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管理人对申东赫大叫：“你想死吗？你连抓住机器的力气都没有？这怎么可能，你一直吃得很饱。”

“即使你死了，缝纫机也要不回来了，”管理人补充道：“问题在于你的手。把他的手指剁掉！”

工头长抓住申东赫的右手，压在管理人办公室的桌子上，然后以一把菜刀剁掉他中指的第一个指节。

申东赫的工头扶他离开管理人的办公室，护送他回到厂房。在那一晚，工头带申东赫到劳改营的保健中心，在那儿，一位当护士的犯人将他的手指泡在盐水里，然后缝合伤口，并以布将手指包扎起来。

然而，伤口仍受到感染，但申东赫记得当他被关在地下牢房时，那位叔叔曾以加盐的包心菜汤涂抹他的伤口。因此用餐时，申东赫便将手指浸入汤里。感染没有扩散到骨头，三个月内，粗粗短短的手指就长出新皮，愈合了。

受伤后的头两天，申东赫的工头在工厂补他的缺。那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关怀动作，让申东赫有时间休养。但是，那位好心的工头没有在这个职位待很久。在申东赫摔坏缝纫机后几个月，他和他的妻子都消失了。申东赫听其他修理员说，那位工头的妻子去树林工作时，无意中在一座山谷看到一次祕密处决。

那位工头在消失前，曾拿一样礼物来给申东赫。

“这是米粉，你父亲要给你，”那位工头说。

听到父亲两个字，申东赫怒不可遏。虽然试着压抑，但自从他母亲和哥哥死后，他对他们的怨恨就愈来愈强烈，而这种情形也侵蚀了他对父亲的感觉。申东赫不想和他有任何瓜葛。

“你吃，”申东赫说。

“这是你父亲给你的，你不要吗？”工头一脸困惑地说。

尽管肚子很饿，但申东赫不愿吃。

有那么多犯人挤在工厂工作，难怪工厂成了告密的温床。

摔坏缝纫机后几个星期，一个一起工作的犯人出卖了申东赫。他的班次没有完成那日规定的生产量，所以他和其他三名修理工必须做“苦哈哈的丢脸工作”，直到半夜过后才回到宿舍房间。

他们都很饿，所以一名修理工建议说，工厂的菜园有包心菜、莴苣、小黄瓜、茄子和萝卜，他们可以去偷蔬菜吃。那时正在下雨，没有月光，他们猜想不太可能被逮到。他们溜到外面，偷了一大把蔬菜，然后带回房间吃，吃完就睡了。

隔天早上，这四人被叫到工厂管理人的办公室，有人向管理人报告他们在半夜偷吃蔬菜。工厂管理人拿棍子打每个人的头，然后叫一位修理工姜万福离开办公室。告密者嗅得出谁是告密者，申东赫凭直觉知道，姜万福告了密。

管理人给三个留下来的修理工一个惩罚：连续两个星期，他们的食物配给减半。然后，他又拿棍棒朝他们的脑袋打几下。回到宿舍后，申东赫注意到，姜万福不愿直视他。

不久，申东赫就被要求监视其他工作者。工厂管理人把他叫到办公室告诉他，为了洗掉他母亲和哥哥的罪，他必须检举违规者。申东赫花了两个月时间，才找到一个违规者。

一天晚上，当他躺在地板上，无法入睡，他看到一个室友站起来，开始缝补工作裤。他是一名搬运工，叫姜哲民，年纪大约二十八、九岁。他以一块做军服的布来补裤子的破洞，而那块布显然是从工厂偷来的。

隔天早上，申东赫去找工厂管理人。

“老师，我看到一块偷来的布。”

“真的吗？谁拿那块布？”

“是我房间里的姜哲民。”

那一晚，申东赫在工厂工作到很晚，他和其他几个缝纫机修理员，是最后去参加十点钟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犯人。那是他们都必须参加的自我批判会。

他才走进会场，就看见姜哲民。他跪着，被链子绑住，赤裸的背部已经布满鞭痕。他的祕密女友跪在他身旁，同样被链子绑住。他是一名女裁缝，申东赫听过有关她的传言。在九十分钟的集会中，他们一直默默跪着。集会结束时，工厂管理人命令每一个工人离开会场时，打姜哲民和他女友耳光。他们两人都挨了申东赫的耳光。

申东赫听说，后来他们被拖到外面，被迫另外在水泥地板上跪几个钟头。这两人一直猜不透是谁检举他们偷布。申东赫尽量避开他们的眼光。

第十三章 令人着迷的犯人故事

工厂管理人给申东赫另一份工作。

朴永哲身材矮壮，有一头蓬乱的白发，是一名重要的新犯人。他曾在国外住过，他的妻子出身名门，而他认识北韩政府的资深官员。

工厂管理人命令申东赫教朴永哲修理缝纫机，并和他做朋友。只要朴永哲谈到他的过去、他的政治观，以及他的家人，申东赫就必须向工厂管理人报告。

“朴永哲必须认罪，他没有对我们说实话，”工厂管理人说。

从二○○四年十月开始，申东赫和朴永哲一天在成衣工厂共处十四个小时。朴永哲客客气气地聆听申东赫教导他如何维修缝纫机，也客客气气地回避所有关于他过去的问题。申东赫无法从他那儿套出什么话来。

然后，经过了四个星期的沉默，朴永哲问了一个个人问题，让申东赫感到很意外。

“先生，你家在哪里？”

“我家？我家在这里，”申东赫说。

“我是从平壤来的，先生，”朴永哲说。

和申东赫说话时，朴永哲使用代表尊敬的名词和动词结尾。在韩文里，这种说话方式代表申老师比朴同学资深和优越。朴永哲四十几岁，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是讲起话来却如此客套，这一点惹恼了申东赫，也让他觉得很尴尬。

“我比你年轻，请不要对我使用尊称，”申东赫说。

“好，”朴永哲说。

“顺便问一下，平壤在哪里？”申东赫说。

申东赫的问题让朴永哲目瞪口呆。

然而，这位长辈并没有笑他，或轻视他的无知。相反地，这件事似乎引起他的好奇心，所以他详细解说，平壤位于十四号劳改营以南约五十英里，是北韩的首都，北韩所有有权有势的人都住在那儿。

申东赫的天真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僵局，朴永哲开始谈论自己。他说他在平壤一间又大又舒适的公寓长大，和北韩上流阶级一样，他享有受高等教育的特权，曾到东德和苏联留学。回国后，他成为平壤跆拳道训练中心的主任。朴永哲说，这个备受瞩目的职位让他遇见了许多北韩的高官。

朴永哲以他那只沾满油污的右手摸一架缝纫机，然后说：“我曾以这只手和金正日握手。”

朴永哲看起来像一个运动员，他的手又大又厚，身材相当强壮，虽然腰围有点粗。但是，令申东赫印象深刻的，是他庄重得体的言行举止。他没有让申东赫觉得自己很愚蠢，也耐心向他解释十四号劳改营（以及北韩）以外的生活。

如此，为期一个月的一对一课程展开了，并且永远改变了申东赫的生命。

当他们走在工厂的厂房，朴永哲告诉申东赫，北韩旁边的大国叫中国，而中国人正在迅速致富。他说南方有另一个韩国，他说，在南韩，人人都已经很有钱了。朴永哲解释钱的概念，并且向申东赫描述电视、计算机和手机的存在。他也解释说，地球是圆的。

朴永哲所谈论的（尤其是起初所谈论的），多半是申东赫难以了解或相信的，或是他所不在乎的。他对于世界如何运作没有特别的兴趣，只喜欢听那些有关食物和吃的故事，也一直求朴永哲说这些故事。当朴永哲谈到以烤肉为主菜的时候，他听得尤其津津有味。

朴永哲的故事让申东赫晚上睡不着觉，不断幻想一种更美好的生活。部分原因是因为工厂的工作繁重，让人累垮，而三餐老是吃不饱，工作时间却没完没了，申东赫总是饿着肚子。但是，还有别的原因，那是深埋在他记忆里的一件事，一件他十三岁时，在地下牢房挣扎着从烧伤中复原时的事。当时，那位年长的狱友，即那位叔叔，曾以美味大餐的故事激发了他的想象。他要他梦想着有一天，他能够离开劳改营，然后要吃什么就吃什么。在申东赫的心目中，自由不过是烤肉的另一种说法。

地下监狱的那个老人曾在北韩吃香喝辣，但是，朴永哲的味觉之旅遍及全球。他描述中国、香港、德国、英国和前苏联那些令人垂涎的鸡肉、猪肉和牛肉。申东赫愈听这些故事，就愈想要离开劳改营。他渴望去一个地方，在那儿，即使像他这种无名小卒，也能够走进餐厅，然后饱食米饭和肉。他幻想着和朴永哲一起逃出劳改营，因为他想要和他吃得一样好。

他应该出卖朴永哲，但这个犯人的故事让他着迷，所以有生以来，申东赫作了第一个自由选择。他选择不告密。

这件事情让他思考如何生存的方式有了重要转变。就申东赫的经验而言，告密可以得到好处。行刑人处死了他的母亲和哥哥，但是，告密解救他脱离行刑人之手。那次处决后，也许同样是因为告密，所以他的中学老师务必让他有东西吃，也制止同学欺负他，并且让他到养猪场做一份轻松的工作。

虽然申东赫决定尊重朴永哲对他的信任，但是，这不表示他对是非的本质有了新的见解。回顾这件事，申东赫认为基本上，他的行为是出于自私。如果他告发朴永哲，他会得到更多包心菜，甚至可能晋升为工头，如此一来，他就有了掳掠女裁缝的特权。

但是，对申东赫而言，朴永哲的故事更有价值，听他说这些故事已经变成一种不可或缺、让他精神为之一振的瘾；改变他对于未来的期待，也带给他筹划未来的意志力。他相信如果不多听一些，他就会发疯。

当申东赫向工厂管理人报告时，他说了一个很棒的、带来释放感的谎。他说朴永哲没有什么可说的。

十年前在地下监狱，申东赫那位年长的狱友有胆量谈论劳改营外的食物，但是，那位叔叔从来没有谈论过自己或自己的政治观。他很谨慎，对申东赫抱着疑心，所以有所保留。他猜想申东赫是告密者，所以不信任他。申东赫没有生气，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因为只要你信任谁，你就可能会遭到枪决。

然而，经过起初的沉默后，朴永哲不再怀疑申东赫了。显然他相信申东赫是无知的，而且值得信任。所以，他开始说起他的遭遇。

朴永哲说，他在二○○二年失去平壤跆拳道训练中心主任的职位，因为他和一位中级共产党官员发生争吵，后者显然向政府高层官员告发他。因为失去工作，他带着妻子去北边的边界，偷渡到中国，在他叔叔家住了十八个月。他们打算回到平壤，因为他们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留在他父母那儿。

待在中国时，朴永哲天天收听南韩的广播，仔细聆听有关黄长烨的报导。黄长烨是建设北韩意识形态的主导者，也是叛逃官员中位阶最高的。他在一九九七年逃出北韩，现在，他已经是首尔的名人。

当申东赫和朴永哲在成衣工厂巡视，朴永哲解释，黄长烨批评金正日将北韩变成一个腐败的封建国家。（金正日政府在二○一○年派遣特务去暗杀黄长烨，这些特务在首尔遭到逮捕，而黄长烨在那一年寿终正寝，享年八十七岁。）

二○○三年夏天，朴永哲带着妻子和在中国出生的儿子离开中国，回到北韩。他想要赶回平壤，在八月的最高人民会议选举中投票。这个机构虽然是北韩的国会，但其实只是政府政策的应声虫。

北韩选举只是空洞的仪式，候选人是朝鲜劳动党选出来的，而且没有竞争对手。但是朴永哲担心，如果他没有回来投票，政府会注意到他不在北韩，会宣布他是叛国贼，并将他的家人送到劳改营。北韩的投票不是强制性的，但是政府会留意谁没有来投票。

北韩官员在边界扣押朴永哲和他的家人。他尝试让他们相信，他不是叛逃者，他只是去中国探望家人，而且正要回家投票。但是，官员不相信他，他们控告他改信基督教，而且是南韩派来的间谍。经过几轮侦讯，朴永哲和他的妻儿都被送入十四号劳改营。二○○四年秋天，朴永哲被派到劳改营的成衣工厂。

当申东赫遇到朴永哲，朴永哲很气自己回到北韩。他的愚蠢让他失去自由，而他告诉申东赫，不久后他也将失去妻子。

他的妻子打算和他离婚。朴永哲说，她来自平壤一个显赫的家族，在党里面有良好的人脉。此外，她尝试让劳改营的守卫相信，虽然她丈夫是一名政治犯，但她只是一个忠实而顺服的妻子。

虽然朴永哲恼怒北韩的腐败、妻子还有自己；但是，他一直维持自己的尊严，尤其是在用餐时。

申东赫觉得这件事令人难以置信。在用餐时间，他在劳改营所认识的每个人都像慌张的动物。然而，即使很饿，朴永哲从不慌张。当申东赫在工厂抓到老鼠，朴永哲坚持他们要有耐心，一直等到有火炉或火，并将老鼠摊在铁锹顶端彻底烤熟后，才会让申东赫吃。

朴永哲也有心情愉快的时候，而申东赫认为，有些时候他实在是太过分了。

就拿他唱歌来说吧。

在厂房上夜班时，朴永哲会突然唱起歌来，这让申东赫感到很惊慌。

“嘿，你以为你在做什么？”申东赫问他，担心工头会听见。

“唱歌，”朴永哲说。

“立刻停下来，”申东赫告诉他。

申东赫从来没有唱过歌。在农场上，犯人除草时，卡车上的扩音器会播放军乐，那是他接触音乐的唯一机会。对申东赫而言，音乐似乎是一种不自然、危险而荒唐的东西。

“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唱？”朴永哲问。

申东赫拚命摇头和挥手，试着让朴永哲安静下来。

“在这个时候，谁会听见我唱歌？跟我唱一次，”朴永哲说。

申东赫拒绝了。

朴永哲问他，如果他愿意听他以煽动性的口吻说，金正日是个贼，而北韩是一个地狱，为什么他会害怕一首小曲子？

申东赫解释说，他之所以容忍那些事，是因为朴永哲很明智，会压低音量说话。“我希望你不要唱歌，”申东赫说。

朴永哲同意不唱歌，但是几分钟后，他又唱起来了，并且说，他愿意教他歌词。虽然申东赫充满了疑惑和恐惧，但是他听朴永哲唱，也跟着他唱，但压低了音量。

最近的叛逃者说，这首“冬至之歌”，是北韩国家电视台一个十分受欢迎的节目的主题曲，而这首歌的歌词，是在描述旅行中的伴侣如何忍受艰辛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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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走在人生的漫漫长路，

我们将永远是温暖的旅行伴侣，

一起对抗狂风暴雨的袭击。

一路上，我们有欢乐，也有苦难，

而我们将克服困难，将忍受生命的风风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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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这首歌仍然是申东赫唯一知道的歌。

在十一月，即朴永哲被派到成衣工厂后不久，四个波伊万守卫突然来到犯人在晚上的自我批判会，而其中两名守卫是陌生面孔，申东赫相信他们来自劳改营外。

自我批判会结束后，守卫长说，他想谈一谈虱子的问题，那是劳改营的一个长期问题。守卫长命令身上有虱子的犯人站出来。

一男一女站出来，他们是他们的宿舍房间的领导人，而他们说，在他们的宿舍里，虱子已经失控了。守卫给他们每人一只水桶，水桶里有一种混浊的液体。申东赫觉得那东西闻起来像农药。

为了说明那种液体可以有效控制虱子，守卫要五男五女在他们受到感染的宿舍房间里，以那种液体洗澡。当然，申东赫和朴永哲都长了虱子，但是他们没有机会使用这种治疗法。

大约一周后，所有用这种液体洗过澡的十几名犯人都长了疖。数周后，他们的皮肤开始坏死并剥落，而他们也发高烧，无法工作。申东赫看到一辆卡车抵达工厂，然后看着生病的犯人上了卡车。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些人。

就在那时候，二○○四年十二月中旬，申东赫认为他受够了，也开始思考逃跑的事。

因为朴永哲的缘故，这些想法变得可行，他改变了申东赫和别人往来的方式。的确，他们的友谊打破了跟着他一辈子的生存模式，那种谨慎、提防和出卖的生存模式，而那可以追溯到他和他母亲之间充满怨毒的关系。

申东赫不再是俘虏者的奴隶，他相信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帮助自己存活下来的人。

在许多方面，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纳粹集中营里，那种充满信任和相互保护的友谊关系，那种使犯人得以活下来，并保持清醒的结合力。研究者发现，在那些集中营，如果你想存活下来，至少得找到一个相互扶持的朋友，不能只是独自一个人。

艾尔默．路赫特汉德是耶鲁大学的社会学家，曾对五十二名刚刚从集中营出来的幸存者进行访谈，他说：“两个朋友在一起，可以让犯人维持人性的外观。”*

/*Elmer Luchterhand, "Prisoner Behavior and Social System in the Nazi Cam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1967）, 245-64.*/

当你在集中营有一个朋友，你们为对方偷食物和衣服，交换小礼物，并且拟定未来的计划。如果其中一人因为饥饿，而在党卫军面前昏倒，另一人可以扶他起来。

尤金．维斯托克是比利时的反抗斗士，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在一九四三年被送到布亨瓦德集中营。*他说：“生存……完全是与人建立关系的结果，不是个人的运气。”

/*Eugene Weinstock, Beyond the Last Path（New York: Boni and Gear, 1947）, 74.*/

一对好朋友，如果其中一个人死了，另一个往往也无法存活。安妮．法兰克是纳粹时期最著名的日记作者，而在柏根贝尔森集中营认识她的人说，让她丧命的，不是饥饿，也不是斑疹伤寒；在她姐姐玛歌死后，安妮就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力。*

/*Ernest Schable, "A Tragedy Revealed: Heroines' Last Days," Life（August 18, 1958）, 78-144. Cited by Shamai Davidson in "Human Reciprocity Among the Jewish Prisoners in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Jerusalem: Yad Vashem, 1984）, 555-72.*/

和纳粹集中营一样，北韩的劳改营使用监禁、饥饿和恐惧来制造一种斯金纳箱，一种封闭的、受到严密监控的房间。在里面，守卫全面控制着犯人。*然而，奥许维兹集中营只存在三年，而十四号劳改营却是一个存在五十年的斯金纳箱，一种持续进行的镇压和思想控制的纵观实验。在实验中，守卫让两个犯人结合并生孩子，而从孩子一出生，他们就控制、孤立他们，让他们彼此对抗。

/*Terrence Des Pres, The Survivor: An Anatomy of Life in the Death Camp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42.*/

申东赫和朴永哲的友谊是个奇迹，就是这种友谊迅速摧毁了这个斯金纳箱。

朴永哲的精神、尊严，以及他所提供的煽动性信息，带给申东赫一种诱人的东西，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东西——一种供他幻想未来的背景或方式。

他突然明白他身在何处，突然明白他所错失的一切。

十四号劳改营不再是家，而是一个令人憎恶的牢笼。

而现在，申东赫有一个旅行经验丰富，而且肩膀宽阔、可以作为靠山的朋友，来协助他逃出劳改营。

第十四章 准备大逃亡

他们的计划很简单，也乐观得离谱。

申东赫熟悉劳改营，而朴永哲熟悉世界。申东赫会将他们带到围篱外，而朴永哲则将他们带到中国。然后，他的叔叔将为他们提供住处、金钱，以及前往南韩所需要的协助。

先提议一起逃走的人是申东赫。但在他提出这个计划之前，他烦恼了好几天，担心朴永哲会告密，担心他会遭到设计，担心会和母亲及哥哥一样被处决。即使朴永哲接受这个计划了，申东赫仍然疑神疑鬼，心想他曾经出卖过自己的母亲，为什么朴永哲不会出卖他？

然而，尽管逃亡计划不够完善，但是申东赫的兴奋战胜了恐惧，所以计划仍然持续进行。做了一晚的烤肉美梦后，他会带着兴奋的心情醒来，而背着缝纫机在工厂爬上爬下不再让他疲惫不堪。有生以来第一次，他有了盼望。

由于守卫命令朴永哲跟在申东赫身边，所以每一个工作日，他们就不停地低声讨论逃亡的预备情况，或者兴致勃勃地谈论到了中国，他们将如何大啖美食。他们决定如果守卫在围篱那儿发现他们，朴永哲会以跆拳道制服他们。虽然守卫携带自动武器，但是申东赫和朴永哲让彼此相信，他们有机会逃过一劫。

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些期望都极其荒谬。从来没有人逃出十四号劳改营。事实上，除了申东赫，外界只知道有两人曾经逃离北韩的政治监狱劳改营，然后到西方。其中一人是金永，他曾是一名陆军中校，在北韩各地结交了不少有权有势的朋友。但是，他并没有越过围篱；他之所以能够逃亡，完全是因为他所说的一次“奇迹式机会”。一九九九年，北韩的饥荒进入最高潮，政府停止运作，安全戒备也松懈下来。在那一年，当金永看见工人将煤装上一节破旧的火车车厢，他躲入车厢底部的金属板下面。当火车驶出十八号劳改营，金永也随之离开。他熟悉乡下，并且利用他在边界的人脉，找到一条越过边界、到中国的安全路径。

另一个逃亡者是金惠淑，她同样是从十八号劳改营逃出来的。她和她的家人于一九七五年被关入劳改营，那时她才十三岁。当局在二○○一年释放她，但是后来又将她送回十八号劳改营。然后，她逃跑了，在二○○九年离开北韩，经由中国、寮国和泰国去到南韩。

金永逃离的监狱，不像申东赫和朴永哲计划逃离的监狱那般戒备森严。在他的回忆录《迢迢回家路》里，他说他绝无法逃出十四号劳改营，因为“那里的守卫彷彿处在战争前线。”*金永说，他在十四号劳改营待了两年，然后才被调到他最后逃出的那座劳改营。他说十四号劳改营的情况“十分棘手，我无法想象有人可以从那里逃出来。”

/*Yong, Long Road Home, 106.*/

申东赫和朴永哲不知道金永的逃亡事件，也无从评估他们有多少机会逃出十四号劳改营，或有多少机会找到通往中国的安全路径。但是，朴永哲倾向于相信他住在中国时所听到的首尔广播。那些报导都着重于北韩政府的失败和无能。朴永哲告诉申东赫，美国已经开始批评北韩政治劳改营破坏人权。他也提到，他曾听说在不远的将来，这些劳改营就会消失。*

/*朴永哲太过乐观。联合国在二○○四年设立了北韩人权汇报人，但是仍然无法影响平壤的政府，也没有显著提高国际对于劳改营的关注。北韩坚决不让联合国的人权代表进入北韩，并且斥责北韩人权汇报人的年度报告是在图谋推翻政府。这些报告是有关北韩人权危机最一致、最尖锐的评判性分析。在二○○九年，当Vitit Muntarbhorn结束六年的汇报人任期，他说：“对于人民的剥削……已经变成上流统治阶级的恶劣特权。”他补充说：“由于权力基础的镇压本质，北韩的人权状况仍然极其恶劣。北韩人与世隔绝、受到控制，变得麻木不仁。”*/

虽然朴永哲去过北韩和中国的许多地方，但他向申东赫坦诚，他不太熟悉围篱外那些陡峭、被雪覆盖、人烟稀少的山区，也不太清楚通往中国的安全路线。

申东赫经常出去捡柴和拾橡果，所以他清楚劳改营的布局，但是，他完全不知道如何越过或穿过劳改营周围的高压电围篱。他不知道碰到围篱的铁丝是否会让他们丧命，但是他非常担心这件事。

在逃亡之前的几个星期和几天，他也常常想到母亲和哥哥的遭遇，但不是因为内疚，而是害怕。他担心自己会和他们一样命丧黄泉，他的脑海里闪过他们被处决的情景，然后他想象自己站在一队执行枪决的士兵面前，或站在一只木箱上，而且脖子被套上套索。

申东赫的估计缺乏信息，却充满期盼，但是他告诉自己，他穿过围篱的机率是百分之九十，而中弹的机率是百分之十。

申东赫逃亡前的主要预备工作，是从一位犯人那儿偷保暖的衣服和新鞋。

这位犯人和申东赫睡在同一面宿舍地板上，在工厂做剪裁工作。这个工作使他可以收集碎布，而他以那些碎布来换取食物和其他东西。他也非常注重衣服，所以，和劳改营的其他犯人不同，他凑齐了另一套完整的冬衣和鞋子。

申东赫从来没有偷过其他犯人的衣服。但是，自从他不再告密，他愈来愈无法容忍继续告发邻居的犯人。他尤其不喜欢那位剪裁工，因为他检举每一位从工厂菜园偷蔬菜的人。申东赫认为偷他的东西是他罪有应得。

由于囚犯不能使用锁柜，也没有其他保管私人物品的方式，所以申东赫只要等剪裁工离开宿舍房间，就可以拿走他的衣服和鞋子。再将那些衣服和鞋子藏起来，直到逃走。衣服不见时，剪裁工没有怀疑他。偷来的鞋子不合脚（劳改营的鞋子几乎全部都不合脚），但相当新。

每隔六个月，劳改营才会发一次衣服。到了十一月底，即申东赫和朴永哲计划逃亡的时候，申东赫冬季长裤的膝盖和臀部位置已经出现破洞。申东赫决定逃跑时，他会把旧衣服穿在偷来的衣服下面。他没有外套、帽子或手套御寒。

计划逃亡意味着一件事：申东赫和朴永哲必须等待一项分发工作，这会让他们离开工厂，并且有机会靠近围篱。

机会出现在新年那天，那是一个难得的假期，届时工厂的机器会休息两天。在十二月底，申东赫得知在一月二日，即工厂关闭的第二天，他们那一组的缝纫机修理员和几位女裁缝会离开工厂，被带到劳改营东边边缘的一处山脊。那一天，他们将在那里剪树和堆柴。

申东赫曾经在那座山工作过，而那个地方就靠近沿着山脊竖立的围篱。申东赫向朴永哲告知这一切，而朴永哲同意，他们将在二○○五年一月二日逃走。

工厂在一月一日关闭时，申东赫勉强决定，最后一次去探望父亲。

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冷淡，现在更是如此。在申东赫不必待在农场或工厂工作的那少数几天，按照劳改营的规定，他可以去探望父亲，但他很少利用这些规定。和他父亲在一起是一种折磨。

让申东赫如此恼怒父亲的原因不很清楚，至少申东赫自己不很清楚。让他差点丧命的，是他母亲，而不是他父亲，因为在他十三岁时，他母亲计划逃亡。她和哥哥串通起来，启动了一连串事件，导致他被捕、被严刑拷打，然后在中学遭受欺凌。他的父亲只是另一名受害者。

但是他的父亲活着，而且试着和申东赫和好。只是冷漠的父亲和怨恨的儿子之间，存在着无法释怀的积怨，这让申东赫有足够的理由憎恶父亲。

在他父亲的工作地点的一间餐厅里，他们共享了一顿沉闷的新年晚餐，吃着玉米粉和包心菜汤。申东赫没有提到他的逃亡计划，当他去看他父亲时，他告诉自己，只要流露任何情绪、任何永别的迹象，逃亡计划就可能遭殃。他不完全信任他父亲。

在妻子和大儿子被处决后，他的父亲曾经试着更加关心他。他为自己没有当个好父亲道歉，为他让申东赫身处于劳改营的残酷之中道歉。他甚至鼓励儿子如果有机会，就去“看看这个世界”。也许因为父亲同样不完全信任他，所以只是以这种平淡的方式表示，他支持儿子逃出劳改营。

申东赫被调到成衣工厂后，由于没有机会找到或偷到额外的食物，所以他父亲曾经特别花了一番功夫取得米粉，请人拿去给他，作为送给儿子的礼物。这份礼物让申东赫感到厌恶，尽管他很饿，还是把那东西送给别人。

现在，当他们一起坐在餐厅里，两人都没有提到那样礼物。那一晚离开时，申东赫没有以特别的方式道别。他预料当守卫得知他逃走，他们会来找他父亲，并将他带回地下监狱。他几乎可以确定，他父亲对于即将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第十五章 脱离围篱

隔天一大早，一位成衣工厂的工头将申东赫、朴永哲，以及其他大约二十五名囚犯带到山上。他们在一座一千两百英尺高的山坡上开始工作。天空晴朗无云，阳光明亮地照耀在厚厚的积雪上，但是天气很冷，而且刮着风。一些树木被锯断了，而几位犯人拿着小斧头砍掉这些树木的树枝，其他犯人则将木柴堆起来。

能够上山砍柴真是幸运。围篱沿着山脊竖立，而这件差事将申东赫和朴永哲带到离围篱不远的地方。在围篱的另一边，地势突然往下倾斜，但不致太陡峭而无法爬越，围篱另一边的不远处有树木提供掩护。

在犯人砍柴处以北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一座守卫了望塔矗立在围篱在线。两名守卫并肩走动，在围篱内侧边缘巡逻。申东赫注意到，守卫隔着一段长长的时间，才巡逻一次。

管理工作队的工头也是一名犯人，所以没有配备武器。在守卫巡逻的空档，申东赫和朴永哲身边没有人会对他们开枪。先前他们已经决定，他们将等到天色变黑才行动，因为那时候，守卫比较难以在雪地追踪他们的脚印。

申东赫边工作和等待，边想着其他犯人根本不去注意围篱，也思考围篱外究竟有多少存活机会。他认为劳改营的犯人就像牛，只能被动地反刍，屈服于那种没有出处的生命。遇见朴永哲之前，他就像他们。

大约在四点，天色渐渐暗了，申东赫和朴永哲偷偷走向围篱，边砍树枝边移动。似乎没有人注意他们。

不久，申东赫就发现自己面对大约十英尺高的围篱了。在他正前方有狭长的及膝积雪，接着是一条巡逻守卫在雪中踩出来的小径，再过去则是整齐的带状沙土，如果有人踩在沙上，沙土就会出现脚印。而沙土过去就是围篱，那是由七、八股高压电带刺铁丝所组成的，间隔大约是一英尺，挂在高高的柱子之间。

权赫是一名叛逃者，曾在二十二号劳改营当管理人。他说在北韩，围绕几座劳改营的围篱包含了深沟，而深沟里有尖钉，如果有人掉落其中，就会被刺穿。然而，申东赫没有看到深沟，也没有看到尖钉。

他和朴永哲告诉彼此，如果能穿过围篱而不碰到铁丝，他们就会没事，但他们不确定如何做到这一点。逃亡时间一步步逼近，申东赫并不觉得害怕，这让他十分惊讶。

但是，朴永哲无法专注。

接近傍晚，当守卫在巡逻过程中经过围篱，申东赫听出朴永哲的声音流露出恐惧。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办到，我们不能改天再试吗？”他压低声音说。

“你在说些什么？”申东赫说：“如果我们现在不走，再也没有机会了。”

申东赫担心他们得再等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在天色变黑时，来到工厂外的围篱附近，而且是从守卫了望塔所看不到的。

他无法也不愿再忍受更长的等待了。

“我们跑吧！”他大叫。

他抓住朴永哲的手，将他拉向围篱。有一、两秒难熬的时间，申东赫拖着这个激发他逃亡的人。然而不久后，朴永哲就开始跑了。

按照他们的计划，申东赫必须跑在前面，直到接近围篱。但是，他滑了一跤，跪倒在结冰的巡逻路径上。

朴永哲先抵达围篱。他跪下来，将手臂、头和肩膀从底端的两股铁丝之间推过去。

几秒钟后，申东赫看见火花，然后闻到肉被烧焦的味道。

大多数为了安全目的而建造的电围篱，都靠着带来一阵疼痛、但极其短暂的电流来阻挠入侵者。设计这种电围篱的目的，不是为了杀害入侵者，而是为了吓阻。然而，致命的电围篱使用持续性电流，而这种电流能够将人卡在铁丝上，因为高压电会造成不由自主的肌肉收缩、麻痺和死亡。

在申东赫能够站起来之前，朴永哲已经不动了，也许已经死了。但是，他的身体重量将底端的铁丝压下去，让它固定在雪地上，使围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申东赫毫不犹豫地从朋友的尸体上爬过去，把它当成一种绝缘护垫。当他蠕动身体穿过围篱，他可以感觉到电流，他的脚底彷彿被针刺着。

当申东赫几乎就要穿过围篱，他的小腿从朴永哲的躯干上滑落，以至于透过穿在身上的两条裤子，直接接触最底下的铁丝。铁丝上的电压，使他从脚踝到膝盖的部位严重灼伤。

几个小时后，申东赫才注意到，他的伤势有多么严重。

在爬过围篱的过程中，他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朴永哲的尸体发出烧焦的味道。

就导电而言，人类的身体是不可预测的。因为不明的理由，撑过或熬过高压电电击的能力因人而异。这和体格或健康无关，身强体壮的人，不会比瘦骨如柴的人更能抵抗高压电。

相对而言，如果处于干燥状态，人类皮肤可能就是一个不错的绝缘体。寒冷封闭了皮肤的毛细管，降低导电性，而一层层的衣服也有帮助。然而，出汗的手和湿衣服会轻易破坏皮肤对电流的天然抵抗力。一旦高压电穿透了穿着湿鞋稳稳踩在雪地上的身体，血液、肌肉和骨头中的液体及盐分就变成绝佳的导电体。曾经有湿答答的人因为握手而一起触电身亡。

申东赫能够顺利爬过为杀人而设计的电围篱似乎纯属幸运。他真的很幸运，而朴永哲则很倒霉。如果申东赫没有在雪地上滑倒，他会先抵达围篱，也许就此一命呜呼。

申东赫不明白，但若要安全穿过围篱，他需要一个能够将电流从围篱转移到地面的东西，而朴永哲的尸体躺在最底端的一股铁丝上，躺在潮湿的地面上，因而转移了电流。

朴永哲让电流分流，转移到地面，因此，当申东赫爬过他的背部时，他暴露在不至于致命的电压中。他多穿的几层衣服也许也帮上了忙。

当他脱离围篱，他不知道该往何处。在山顶上，他只知道他必须往下走。起初，他迂回地穿过一块林地，但是不到几分钟，他就来到一处空旷的地方，遇到高山田地，太阳从云间露面，照亮了那些地方。

他大约跑了两个小时，一直往下跑，直到进入一座山谷。那里有谷仓和零散的房屋，而他没有听到警报、枪声或喊叫声。按照他的判断，没有人追他。

逃亡激发的肾上腺素开始消退时，申东赫注意到裤子的腿部湿湿粘粘的。他卷起裤管，看到腿部渗出血，所以他开始明白灼伤的严重性。他的脚也流着血，因为他踩到了钉子，显然那是在他接近劳改营围篱时发生的事。天气很冷，温度在华氏十度以下，而他没有穿外套。

朴永哲在围篱丧命了，但他没有告诉申东赫，他要如何去中国。

第十六章 找到食物与走私

当申东赫在傍晚天黑时跑下山，当他穿过布满玉米残株的玉米田，他看到山坡上有一间半隐半现的农舍。农舍的门上了锁，而附近没有其他房子，所以他以一把在地上找到的斧头砍断门锁。

才进入屋子，他就发现三条干燥的玉米穗，而他狼吞虎咽吃下去。玉米让他察觉自己有多饥饿，所以他靠着月光搜索农舍。食物没有找到，倒是找到一双旧棉鞋，和一套破旧的军服。

北韩是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所以军服处处可见。征兵几乎是一种普遍的措施，男人必须服十年兵役，女人必须服七年兵役。现役军人有一百多万名，所以大约有百分之五的全国人口都穿着军服（在美国，穿军服者大约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此外，在成年时期的多半时间，还有五百万人必须加入后备军人的行列。政府不再说北韩是一个共产国家，而改说军队就是“人民、国家和党”。根据宪法，政府的决策方针是“军事第一”。穿制服的军人挖蛤蜊、发射飞弹、摘苹果、建造灌溉运河、销售香菇，并监督任天堂仿制品的出口。

所以，军服总是会出现在谷仓和棚屋的。

申东赫找到的军裤和衬衫太大了，而棉鞋也是如此。但是，逃离劳改营不到三小时，在他被任何人看到之前，能够找到替换的衣物是十分幸运的。

他脱掉潮湿的鞋子和两条从监狱穿出来的裤子。因为沾满血和雪，裤子从膝盖部位以下变得硬梆梆的。他在棚屋里发现了一本书，他从书上撕下几页，试着包扎腿上的灼伤，那些纸黏在他血肉模糊的小腿上。他穿上破旧、太大的军服，也穿上那双棉鞋。

现在，别人无法一眼就看出他是越狱的囚犯，因为从外表看来，他只是另一个穿着破衣和破鞋，营养不良的北韩人。在北韩，三分之一的人口长期营养不良，地方市场和火车站挤满了脏兮兮的流动商人，而且几乎每一个人都当过兵，所以申东赫轻而易举地融入其中。

他在棚屋外发现了一条道路，而他沿着这条路走到谷底的一个村子。在那儿，他看到了大同江，这让他感到很惊讶。

尽管跑了那么久，他只是从十四号劳改营往上游跑了两英里。

他逃亡的消息尚未传到这个村子，这里的街道昏暗而空荡。申东赫渡过一座横跨大同江的桥，往东走在一条与河流平行的路上。当一辆车子经过时，他避开头灯。然后，他往上爬到一条看似废弃的铁路，然后继续走下去。

到了晚上，他已经走了大约六英里，进入北仓外围。北仓是一个煤镇，就在大同江的南边，大约有一万人口。几位行人在外面行走，但是申东赫不觉得别人有理由特别注意他。这个镇有铝工厂、煤矿，以及大型发电厂，居民或许已经习惯于随时看到夜班工人走在街上了。

申东赫看到了一间猪舍，那是一个熟悉的景象，一个让他觉得欣慰的景象。他爬过一道篱笆，找到一些稻草，他躺在稻草里开始睡觉。

接下来两天，申东赫在北仓外围到处搜寻，能在地上或垃圾堆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去哪里。街上的人似乎没有留意他，他的腿很痛，而且又饿又冷。然而，他感到非常兴奋，觉得自己就像掉落在地球的外星人。

在以后的日子，申东赫会见到一切现代的东西，例如串流视讯、部落格和国际航空旅游。治疗专家和职业顾问会辅导他，牧师会教他如何向耶稣基督祷告，朋友会教他如何刷牙，如何使用提款卡，如何玩智能型手机。迷上了在线阅读后，他会熟悉南韩、北韩、中国、东南亚、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历史和地理。

然而，他待在劳改营以外的最初几天，比这一切更能改变他对世界如何运作、以及人类如何互动的理解。

当他看到北韩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必听从守卫的命令，他大吃一惊。当他们随随便便在街上一起说笑，或者穿着鲜艳的衣服，或在露天市场讨价还价时，他以为会有武装人员走过来，打他们的头，制止他们胡闹。

申东赫一再以“震惊”二字，来描述他待在劳改营外的最初几天。

虽然严冬之中的北韩是丑陋的、肮脏的、幽暗的；虽然北韩比苏丹更穷；虽然整体而言，人权团体将北韩视为世界上最大的监狱，然而对申东赫而言，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过去二十三年，他一直住在一座露天的牢笼里，而管理这座牢笼的人，将他的母亲绞死，将他的哥哥枪决，让他的父亲变成残废；杀死怀孕的妇人，把孩童活活打死，教导他出卖家人，并且在火堆之上对他施加严刑拷打。

他觉得出奇地自由，而且就他判断，没有人在找他。

但他也因为饥饿而变得虚弱无力，所以当他在街上走来走去，他开始寻找可以用来吃东西和休息的空屋。在一条小路尽头，他找到了一间这样的房子。他撕裂一扇乙烯基做成的后窗，爬进屋子。

在厨房里，他找到了三碗饭，而他猜想煮饭的人很快就会回来。他担心在屋里吃饭或睡觉会有危险，所以他将饭倒入一只塑料袋，并以汤匙将他在架子上找到的黄豆酱舀一些到袋子里。

他搜索房屋其他地方，找到了一条挂在衣架上的厚长裤，以及一双鞋子。他也找到了一个帆布背包，和一件深棕色的军人大衣，这件大衣比他穿过的任何一件都要温暖。他打开最后一个厨房抽屉，看到了一袋十磅重的米。他将那袋米塞入背包，然后离开。

靠近北仓的中心，一名市场女贩对他大叫，想知道他的背包里有什么，以及他是否有东西可卖。申东赫尝试保持冷静，只说他有一些米。她说她要以北韩币四千元（按照黑市汇率大约是四美元）买那些米。

申东赫从朴永哲那儿第一次得知钱的存在。在那位市场女贩对他大叫之前，他曾经目瞪口呆地看着人们使用小小的纸张，来买食物和其他东西（他猜那些纸张就是钱）。

他不知道以四千元卖出偷来的米是否划算，但他高高兴兴地卖了，然后买了一些饼干。他把剩余的钱放入口袋里，然后步行离开这个镇。他的目的地是中国，但他不知道中国在哪里。

在路上，申东赫遇到了几个面容憔悴的人，并且偷听他们的谈话。他们在找工作，找食物；他们往来于街头市场，并且试着避开警察。有一、两个人问申东赫从哪里来，而申东赫说，他在北仓地区长大。这倒是事实，而且似乎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

不久，申东赫就猜出，这些人多半不相识，但他不敢问太多问题。他不希望因为和他们交谈，而必须谈论自己。

根据二○○四年年末和二○○五年在中国针对一千三百多名北韩难民所作的调查，当时在北韩四处流浪的人，大多是失业的劳工，或者失败的农民，*但也包括学生、军人、技师，以及一些曾是政府官员的北韩人。

/*Yoonok Chang, Stephan Haggard, Marcus Noland, "Migration Experiences of North Korean Refugees: Survey Evidence from China"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2008), 1.*/

这份调查认为，他们之所以四处流浪，主要是基于经济上的理由——他们希望在中国找到工作或做生意。他们的生活一直很苦，和政府的关系也十分紧张。这些难民当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男人和百分之三十七的女人说，他们的家人活活地饿死了。此外，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曾在北韩遭到逮捕。有十分之一的人说，他们曾经入狱，在监狱里，被迫挨饿、酷刑和处决是家常便饭。半数以上的难民说，为了逃出北韩，他们花钱贿赂官员，或是花钱向职业走私者求助。

申东赫偶然遇到了这些流浪者，而他猜想，和他们同行会比独自旅行更安全。他试着模仿在路上遇见的人的言行举止，而这不是一件难事。他们和他一样衣衫褴褛、脏兮兮、散发臭气，而且迫切地想要找到食物。

北韩是一个警察国家，不容许往来各城镇的流浪汉。法律严格禁止公民没有取得当局许可，就擅自去到其他城市。但是在饥荒后，人民根本不理会这些法令，因为国营经济瓦解，自由市场兴起，而在全国各地，几乎处处可见商人兜售从中国走私来的商品。警察接受贿赂，事实上，许多警察靠着贿赂过日子。身上有点钱的流浪汉，可以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悄悄到中国。

没有可靠资料证实，究竟有多少北韩人逃到中国，或者在北韩境内流浪。避免遭到逮捕并成功越过边界到中国的机会，似乎因季节而异。决定因素在于：北韩政府最近如何下令治安部队进行镇压、中国对于遣返叛逃者保持哪种程度的警戒、边界守卫接受贿赂的意愿有多高，以及北韩人多么迫切想要越过边界。北韩政府已经建造了新的劳改营，来监禁那些因为太穷或太倒霉，而无法靠着贿赂去中国的商人和旅行者。

然而，一个趋势是很明显的。自一九九五年起，在南韩寻求庇护的北韩人逐年增加。在一九九五年，只有四十一人抵达南韩，到了二○○九年则暴增到将近三千人。在二○○五年和二○一一年之间来到南韩的叛逃者，多于一九五三年韩战结束后逃离北韩的人。

当申东赫在二○○五年一月开始走向边界，逃亡的状况似乎比较好。以下的数字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二○○六年和二○○七年，有大批北韩人（大约四千五百人）抵达南韩。叛逃者通常必须花一、两年，才能找到从中国去南韩的途径。

当边界守卫和地方官员可以接受贿赂，但不会招致来自高层的严厉惩罚，从北韩越过边界到中国就变得更加容易。

千基元是首尔的一位牧师，他告诉我，从二○○○年到二○○八年，他曾帮助六百多名北韩人越过边界到中国，然后来到南韩。他说：“钱从来没有如此管用过。”

当申东赫爬过电围篱，已经有一个基础稳固的人口走私网在运作着，而这个走私网已经将触角伸到北韩内部。千基元和其他几个在南韩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只要给他们足够的钱，他们几乎可以把任何一个北韩人弄出北韩。

首尔的中介利用口碑提供“逃亡计划”。低预算的逃亡费用不到两千美元，逃亡者必须花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从中国经由泰国或越南去首尔。也许他们必须渡过湍急险恶的河流，必须步行跋涉，或是在泰国卫生状况极差的难民营等待数周。

最高级的逃亡计划，是提供伪造的中国护照，以及一张从北京飞到首尔的机票，代价是一万美元以上。中介和叛逃者说，从开始到结束，这种逃亡计划可能只须耗时三个星期。

来自南韩教会的行动主义牧师，在一九九○年代后期和二○○○年代初期，发明了这种逃亡生意。他们雇用边界工作人员拿着首尔教徒所奉献的钱，去贿赂北韩守卫。到了申东赫上路时，叛逃者（许多人曾在北韩当过军官和警察）自己接管这项生意，不动声色地经营以营利为目的的人口走私业。

当富裕或中等收入的南韩家庭想要救出某位亲人，他们往往就会以现金支付头款给这种新的中介。有时候，这些中介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计划，没有先向叛逃者或他们的家属收钱，或者只收一小部分钱。当这些叛逃者抵达首尔，并且可以领到南韩政府发给他们的四万多美元的一部份时，中介通常就会索取一笔远高于基本费用的服务费。

一位住在南韩的中介说：“我的老板愿意花钱行贿，把人弄出来。但是当你抵达首尔，你就得支付两倍的服务费。”这位中介曾是一名北韩军官，现在为北京的人口走私集团工作。

到了二○○八年，许多北韩的叛逃者欠走私者太多钱，以致南韩政府改变发放现金给逃亡者的方式。钱不是一次付清，改成分期支付，而且南韩政府提供奖励给找到工作或有工作的人。大约有四分之一的钱直接用于住宿，减少了把钱付给中介的可能。

中介使用他们在北韩的人脉以及保持往来的机构来雇用向导，而这些向导会将叛逃者从他们在北韩的家中护送到中国边界，然后将他们交给会说中文的向导，后者则开车载他们到北京机场。

我在首尔外和一位北韩的叛逃者交谈，她曾在二○○二年付一万两千美元给一位中介，让他帮助她十一岁的儿子逃出北韩。

这位母亲说：“我不知道事情会发生得这么快。”她不想透露自己的名字，因为当时，她正和兄弟姐妹付钱给另一位中介，要把他们的母亲从北韩带出来。她说：“他们只花五天，就把我儿子带出来，让他渡过河流，进入中国。当首尔机场的官员打电话告诉我，我的儿子在这儿，我简直目瞪口呆。”

北韩政府尝试在边界和境内镇压这种人口走私业，而且不时有斩获。

李政延曾是北韩边界的守卫，他告诉我：“许多人被抓。北韩的政策是，凡是协助别人叛逃而被逮者，将一律遭到处决。我个人看过数次这类的处决。成功的中介有丰富的经验，已经在军中建立良好的人脉，而且他们会向守卫行贿。”他说：“守卫经常轮换，所以中介必须贿赂新人。”

南韩情报官员已经证实了李政延的身分，他曾在中国和北韩的边界工作了三年，监督那些假装是中介和向导，以便渗透和瓦解人口走私的秘密特务。叛逃到南韩后，李政延告诉我，他曾利用他在北韩的人脉，把三十四个人带到自由之地。

申东赫不知道他可以利用人口走私组织，也没有钱和人脉来利用这些组织。当然，在北韩以外，也没有任何人会为他雇用这类专业人员。

然而，靠着守口如瓶和睁大眼睛，他进入了由北韩后饥荒经济的人口走私、贸易和卑劣贿赂所构成的汇流之中。

商人告诉他可以在哪里的干草堆睡觉，可以在什么社区闯空门，可以在什么市场偷来的东西换食物。晚上，当他们围聚在路边的火堆旁，申东赫常常和他们分享食物。

那一天，当申东赫穿着刚刚偷来的大衣、带着私藏的一点饼干离开北仓时，他加入了一小群碰巧要北行的商人。

第十七章 流浪与等待

申东赫担心如果他无法迅速离开，不久就会遭到逮捕。

他走了九英里，来到一个叫孟山的小山城，那些商人告诉他，一辆卡车会出现在那地方的中央市场附近。只要付一点车费，卡车就会载着乘客，去北韩第二大城咸兴的火车站。

申东赫没有足够的地理知识，不知道咸兴在哪里，但是他不在乎。他的双脚疼痛不堪，而他迫切想要找到步行之外的其他交通工具。爬出电围篱后，已经过了三天，而他离十四号劳改营仍然只有十五英里左右。

和商人排队等待卡车，他设法挤进卡车的末端位置。路况很糟，这趟前往咸兴的六十英里旅程耗去了一整天，抵达目的地时已是夜晚。在卡车上，两个人问申东赫从哪里来，要前往何处。申东赫不确定他们的身分，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问这些问题，所以假装听不懂，什么也没说。那两人失去了兴趣，不再注意他。

申东赫旅行的时机很好，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

以往在北韩，如果没有取得旅行许可，往来于各城市间是不可能的。这种旅行许可可能盖在“公民证”上面，或附在证件里。公民证和护照一样大，是一种仿效旧苏联身分证的证件。

北韩政府从来没有发过公民证给申东赫这类在劳改营出生的犯人，没有公民证的北韩人，很难取得旅行许可。政府通常会因为工作理由，或是因为可以由官员证实的家庭大事（例如婚礼或丧礼）而发给旅行许可。但是到了一九九七年，除了前往平壤和其他管制区，警察大致已经停止系统性地检查这类证件。*当饥荒驱使人民上路寻找食物，他们就不再严格执行这些规定。而从那时候起，商人贿赂警察和其他治安官员，使他们不再执法。说得白一些，也许就是因为北韩干部嗜钱如命，申东赫才能够一路前往中国。

/*Lankov, North of the DMZ, 180-83.*/

申东赫所搭乘的卡车十之八九是军车，被非法改造成营利的载客交通工具。这种车子被称为“服务车”，是一九九○年代后期，由政府或军队高层所发明的，其目的是向那些需要旅行并将商品运往全国各地的商人搾取钱。这是一种突然风行的运输系统的一部份，在北韩有线民的南韩“每日北韩”网站，称之为北韩的“核心运输工具”。他们认为，这个系统可能对于自由市场的成长发挥了“最具决定性的影响力”。*

/*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每日北韩”（Daily NK）详细描述了“服务车”（servi-cha）的系统，以及政府如何再次尝试终止这个系统。http://www.dailynk.com/english/read.php?cataId=nk01500&num=6941.*/

在北韩，个人不能拥有车辆，只有政府、党和军队才能拥有车辆。在这些组织内，脑袋灵光的投机者盗用卡车，并和走私者勾结，从中国输入大批的二手轿车、箱型车和公交车。将这些交通工具登记在国家单位的名下后，他们便雇用私人司机，然后以极低的收费载着申东赫这类流浪者到北韩各地，而且不过问他们任何问题。

造反的资本主义惊吓了北韩政府，使得它公开表示担心国家正慢慢走向政权的改变和灾难。但是，当北韩偶尔尝试惩罚收贿者、限制市场活动、制止服务车上路，并没收钱，通常都会遇到反抗。许多反抗就来自薪水微薄的国家公务员，他们的生计有赖于利用警察职权和行政权，向资本主义暴发户搾取钱。

为了强迫商人付钱，北韩维安部队将申东赫住过的那种劳改营做了一些调整。他们不再将政治犯终生监禁，而是将那些没有向治安官员行贿的商人监禁一段时间，偶尔也对他们施加酷刑。官员定期去市场，依照视买卖为犯罪行为的模糊法令逮捕商人。商人唯有拿出强势货币行贿，才能避免到恐怖的劳改营走一遭。

在申东赫逃离之前，北韩政府就开始建造这类劳改营，而最先揭露这种劳改营存在的，是一份报告：“北韩的经济犯罪和惩罚”。这份报告是二○○四年和二○○八年在中国和南韩针对一千六百多名难民进行访谈的结果。

马可士．诺兰是华盛顿的一名经济学家，也是这份报告的共同作者。他告诉我，维安官员使用这些劳改营作为“向人民勒索的手段”。他说：“这真的很像帮派手法，像一个黑道国家。”

根据这份针对难民所作的调查报告，被关在这些劳改营的犯人当中，大约有三分之二可以回家。劳改营通常很小，只有几名守卫，也没有太多围篱。但是许多北韩人说，在他们短暂的被囚期间，他们经常会目睹犯人被处决，或者因为严刑拷打和饥饿而丧命。这种针对经济犯罪而施加的循环监禁产生一个效果：将恐惧扩散到靠着做生意维生的商人当中。

日本《临津江》杂志的编辑汇编了匿名记者偷偷从北韩带出来的目击者报告、照片和录像带。该杂志的编辑石丸次郎告诉我：“北韩政府命令警察管制市场买卖，但是，警察不一定会执行这项命令，因为太多警察和官员正在捞钱。”他说：“外面的人不了解，但是现在，北韩正在经历剧变。”

申东赫在夜晚时抵达咸兴的火车站附近。咸兴是一个沿海城市。大约有七十五万人，在工厂因为缺乏电和生产材料而关闭之前，他们多半在工厂工作。

在一九九○年代的饥荒期间，咸兴的国家分配制度完全崩解，工人没有其他食物来源。根据难民的说法，这个城市的饥荒和饥饿灾情，比北韩其他人口集中地更严重。*一九九七年，来访的西方记者注意到，城市周围的山丘覆盖着新坟墓。一位幸存者说，城市的人口死了百分之十，而另一位幸存者则估计，百分之十的人口逃离城市，到别处寻找食物。

/*Andrew S. Natsios, The Great North Korean Famine（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for Peace Press, 2001）, 218.*/

二○○五年，当申东赫抵达咸兴，当地的工厂多半仍然关闭着，但是大多数的北韩纵贯线火车，仍然继续驶过它的调车场。

在夜色的掩护下，申东赫和其他坐卡车来的商人到了调车场的一个进行货车装配和调遣的地方。他看到火车站周围有几名守卫，但他们并没有检查身分证，也没有制止商人靠近货车。

申东赫跟着其他人爬入一列前往清津的货车。清津是北韩最北边的最大城，也是通往中国边界铁路的门户。列车在黎明前出发，展开一趟大约一百七十四英里的旅程。如果一切顺利，这趟车程将耗时一、两天。

不久，申东赫就明白了一件多年来其他北韩人都明白的事：火车即使走动了，也走得慢吞吞。

接下来的三天，火车走不到一百英里。在车厢里，申东赫和一个大约二十岁的年轻人变成朋友。这人说，他要去吉州，那是一个拥有六万五千人的城市，位于通往清津的主要干线上。他说他到外地找工作找不到，现在正要回家。他没有食物，没有钱，也没有冬天穿的大衣，但他说，他愿意让申东赫在他家人所住的公寓里住几天。他说那里很温暖，也有食物。

申东赫需要休息，他又累又饿，在北仓买的食物已经吃光了，而腿上的灼伤仍然流着血，所以，他满心感激地接受那位年轻人的提议。

傍晚时，他们在吉州火车站下车，那时天气很冷，也开始下雪。申东赫的新朋友知道哪里有便宜的东西可吃，所以在他的提议下，他们在前往他家的途中，向一位街头小贩买了热腾腾的面。申东赫卖掉偷来的米所得的钱还剩一些，而他就拿那些钱付买面钱。

当他们吃完面，那位年轻人说，他家人所住的公寓就在附近，但是，如果他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去见父母，他会觉得很难为情。他问申东赫，可否把外套借给他几分钟。这位年轻人说，一旦他去探望家人，他就会回到面摊，带申东赫去他的公寓。他们可以在那儿暖暖身子然后睡觉。

自从逃出劳改营，申东赫就一直努力学习北韩人正常的言行举止。但是，才短短一个星期，他没有学到很多。他认为借外套给朋友，让他在父母面前不丢脸是正常的事，所以，他将外套交给他，并同意等他回来。

几个小时过去了，雪继续下着，但是，他的朋友没有回来。申东赫没有想过应该要跟踪他，看他进入哪一栋公寓大楼。所以，他开始搜索附近的街道，但他看不到那位年轻人的踪影。经过几个钟头的困惑和打哆嗦后，他在街上找到一块脏兮兮的塑胶防水布，于是就用这块布把自己裹起来，然后等待天亮。

接下来的二十天，申东赫在吉州流浪。他没有外套，没有钱，没有人脉，也不知道应该前往何处，光是让自己活下去就是一大难事。这个城市的一月平均气温是华氏十八度，在冰点以下。

城市那一群游民（许多是青少年），以及他们提出的偷窃计划救了他一命。他在火车站周围遇见这些人，他们在那儿乞讨、闲聊，偶尔也会成群结队出去寻找食物。

申东赫加入的小组擅长挖白萝卜，那是一种形状像胡萝卜的大型白色东亚萝卜，经常被用来做泡菜：一种发酵的辛辣佐料，是韩国最著名的食物。为了让秋天采收的白萝卜在寒冷的月份不致结冻，有时北韩人会将它们一堆堆埋起来。

在白天，申东赫跟着几群少年窃贼去到城市外围，要看看哪些独立住家的菜园有泄露秘密的土堆。挖了一天的生萝卜，也吃了一天的生萝卜后，申东赫尽可能带着许多萝卜回到市中心，将它们卖掉然后买点心。不能偷萝卜时，他就搜寻垃圾。

夜晚时，申东赫再度跟那些游民去半遮式的睡觉处，那是他们在配备中央暖气的建筑物附近找到的。有时，那些游民会堆干草堆，并在旁边生火，而这种干草堆也成了他的睡觉处。

他没有交朋友，也仍然留意不谈自己的事。

在北韩全境，处处可见金正日和金日成的照片，而在吉州，不论是在火车站、城市广场，或在他有时闯入行窃的住家，申东赫也处处见到他们的照片。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批评或嘲笑他们的领袖，甚至那些流浪汉和无家可归的青少年也不敢这么做。根据一份在中国针对最近的叛逃者所做的调查报告，这种恐惧是持续的，而且几乎是普遍的。

对于申东赫而言，最大的困难仍然是找到足够的食物。然而在北韩，抢劫食物并非罕见。

查理斯．罗伯特．詹金斯在他那本二○○八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在北韩住了四十年的生活。他说：“偷窃一直是个问题。如果你不把东西看紧，总是会有人乐于拿走那些东西。”*

/*Charles Robert Jenkins, The Reluctant Communi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129.*/

詹金斯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名郁郁寡欢的美军中士，一九六五年时在南韩服役。他以为北韩的月亮比较圆，所以他灌下十瓶啤酒后，跌跌撞撞越过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边界，将M14步枪交给大吃一惊的北韩士兵。

“我很无知，”他告诉我。他说他背弃美军，投入“一座精神错乱的大监狱”，将自己监禁起来。

然而，由于詹金斯是一名美国逃兵，所以他不只是囚犯而已。北韩政府将他变成演员，让他不断在那些将美国妖魔化的宣传电影里，扮演一名邪恶的白人。

治安官员也送给他一个日本女孩，并鼓励詹金斯强暴她。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这个女孩从她在日本的家乡被绑架。长期以来，北韩一直进行一桩秘而不宣的勾当：在日本沿海社区绑架年轻的日本女人。黄昏时，三名北韩特务在海边附近抓到她，将她塞入一个黑色的尸袋，然后偷偷用船将她载走。

这个女人叫曾我瞳。最后，她和詹金斯相恋并且结婚，生了两个孩子，而他们都就读于平壤的一间学校，一间专门训练会说各种语言的间谍学校。

詹金斯在北韩展开了一次不寻常的冒险之旅，而这趟旅程的结束始于一件事：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搭机到平壤，和金正日进行一次不寻常的会谈。在二○○二年的那次会谈，金正日向小泉承认，他的特务在一九七○年代和一九八○年代绑架了十三名日本平民，包括詹金斯的妻子曾我瞳。曾我瞳立即获准搭小泉的飞机离开。日本首相在二○○四年第二次访问北韩后，詹金斯和他的女儿也获准离开。

当我访问詹金斯时，他和他的家人住在日本偏远的佐渡岛，那是他的妻子的出生地，也是她遭到北韩特务绑架的地方。

住在北韩数十年，詹金斯有一间位于乡下的房子，而他在一座大菜园种菜，以养活家人。每个月，他也从政府那儿领到现金，那笔钱足以使他们在饥荒期间不致饿死。然而，为了生存，他和他的家人仍然必须抵挡偷窃的邻居以及流浪的士兵。

他写道：“玉米成熟时，我们常常必须整夜看守菜园，因为军队会来把我们偷得干干净净。”

在一九九○年代的饥荒期间，偷窃达到高潮，当时，一群群无家可归的青少年（许多是孤儿）开始聚集在吉州、咸兴和清津这类城市的火车站附近。

芭芭拉．德米克写了一本有关北韩人如何熬过饥荒年岁的书《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在这本书里，她描述了这些青少年的行为和绝望。

她描述在清津火车站，孩童会从旅客手中抢零食。他们成群结队出来行窃，年纪较大的孩子会撞翻卖食物的摊子，引诱小贩去追逐他们，然后年纪较小的孩子就去捡拾散落的食物。有时候，孩童也使用尖棒戳破行进缓慢的火车和卡车上的一袋袋谷物。*

/*Barbara Demick, Nothing to Envy（譯注：中文版譯成《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麥田出版） (New York: Spiegel & Grau, 2009), 159–72.　*/

德米克写道，饥荒期间，火车站的清洁员工推着木制推车巡视，收拾车站地板上的尸体。此外，到处有吃人的谣言。有些人说，一些在火车站游荡的孩子被下药，然后遭到杀害，并且被宰来当肉吃。

虽然这种事情并非普遍，但是德米克认为确有其事。

“我访问过叛逃者，他们告诉我，这种情形至少发生过两次……有人遭到逮捕和处决，然后被吃掉。”

当申东赫在二○○五年一月被困在吉州时，粮荒已经缓和许多。

在二○○四年，北韩各地的庄稼收获大有改善，而南韩也提供了粮食援助和免费肥料。来自中国和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粮食援助也流入北韩国库，其中一部份则流入街头市场。

火车站四周的游民饿着肚子，但是在吉州街道流浪时，申东赫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因为露宿街头或饥饿而奄奄一息，或是死去。

城市的市场欣欣向荣，满是干货、新鲜食物和加工食品，包括了白米、豆腐、饼干、蛋糕和肉。此外，也有人贩售衣服、厨房用具和电子产品。当申东赫带着偷来的白萝卜出现在市场，他发现那里的妇人都急于花钱买他的东西。

申东赫在吉州搜寻食物时，逃到中国的事全被抛在脑后了。他加入的那些游民有别的计划，他们打算在三月步行到一座国营农场种马铃薯，那是一份按时供应三餐的工作。由于没有别的事可做，也没有其他人脉，申东赫决定跟随他们。然而，在一个偷窃成果特别丰硕的日子里，他又改变计划了。

在城市外围的乡下，当申东赫加入的那群游民正在挖掘一座菜园，他脱了队，独自绕到一间空屋后面，从一扇窗户闯入屋里。在屋内，他发现了冬衣、羊毛军帽，以及一袋十五磅重的米。他换上比较保暖的衣服，将米放在背包里，然后去找吉州的一个商人，后者以北韩币六千元（大约六美元）买了那袋米。

有了买食物和行贿的钱，中国之行再度成为可能。申东赫走进吉州火车站的调车场，爬入一列北行货车的车厢里。

第十八章 边界的偷渡客

图们江又浅又窄，却形成了北韩和中国大约三分之一的边界。冬季时它经常结冰，步行渡江只需几分钟。位于中国的江岸多半林木密布，提供了不错的掩护，而中国的边界守卫也十分稀少。

从坐火车的商人口中，申东赫得知图们江的情形，但他无法确知该从何处渡江，也不知道该付多少钱贿赂在南岸巡逻的北韩守卫，他们才会放他通行。

因此，他坐在货车上，从吉州去到清津，再到古茂山，后者是一个枢纽站，离边界大约二十五英里。然后，他开始向当地人问一些问题。

“嘿，天气很冷吧？”他对一个老人说，后者蹲在古茂山火车站的阶梯上。

申东赫拿饼干给他。

“啊，谢谢，”那人说：“请问你从哪里来？”

申东赫给他一个诚实但模糊的答覆。他说他刚刚逃离位于平安南道的家（平安南道是十四号劳改营的所在地），因为他很饿，而那里的生活很苦。

老人说，当他住在中国时，生活容易多了，因为那里很容易找到食物和工作。那人说，八个月前，中国警察将他逮捕，送他回北韩，将他关在劳改营几个月。他问申东赫，是否考虑去中国。

“有人越过边界，去到中国吗？”他问，并且试着控制好奇心和兴奋感。

不需太多怂恿，老人就花了大半天的时间谈论中国。他解释该从何处渡过图们江，以及到了边界附近的检查站该做些什么。他说大多数守卫都急欲收取贿赂。他也提供其他指示：当守卫要求查验身分证时，给他们几根香烟、一包饼干，以及一点现金。告诉他们你是军人，你要去中国探望家人。

隔天一大早，申东赫跳上一列前往附近茂山的运煤火车，那里是位于边界的一个煤镇。曾有人警告他，那地方到处有军人走来走去，所以当火车慢慢驶入茂山车站，他跳下火车，然后朝西南方行进。他走了一整天，大约走了十八英里，寻找又浅又容易渡过的图们江河段。

申东赫知道，他没有证明身分的文件，所以尽责的边界守卫会将他逮捕。在第一个检查站，一名守卫想要看他的身分证。申东赫试着掩饰恐惧，他告诉守卫，他是一名返乡的军人。他在吉州偷来的衣服和羊毛帽是深绿色的，和军服一样，这一点帮了他忙。

“拿去，抽这个，”申东赫说，并递给守卫两包香烟。

守卫收下香烟，然后打手势示意他通过检查站。

在第二个检查站，另一名守卫要查验申东赫的身分证，他再度拿出香烟和一包饼干。继续前进时，他遇到第三和第四个边界守卫，他们都很年轻，但是瘦骨如柴，而且很饥饿。申东赫尚未开口，他们就向他要香烟和食物，但没有向他要身分证。

如果不是运气太好（尤其是在边界时），申东赫不可能逃离北韩。当他在二○○五年一月底靠着行贿走向中国，一扇门碰巧打开了，让他可以不必冒太多风险，就能够通过边界。

由于一九九○年代中期酿成灾难的饥荒，以及中国食物在喂养北韩人口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北韩政府被迫接受边界管制的诸多漏洞。二○○○年，这种宽容变成一种半官方的政策，因为北韩政府答应宽待那些为了寻找食物而逃离北韩的人民。这种政策等于间接承认了一个事实：成千上万遭受饥荒之苦的北韩人，已经去了中国，而北韩愈来愈倚赖他们汇款回北韩。此外，到了二○○○年，数以千计的商人已经开始来回越过边界，为市场供应食物和商品，而这种状况几乎取代了政府的公共分配制度。

在金正日的命令下，经过几天的侦讯，或顶多在劳改营被关几个月，遭到逮捕的偷渡者就能获得释放，除非侦讯官员判定他们在中国和南韩人或宣教士有过接触。*北韩政府也开始看出商人在喂养人口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也认可这种角色。经过六个月的纸上作业和背景调查后（尤其在收到贿赂后），有时政府官员会发证件给商人，让他们能够合法进出中国。*

/*Human Rights Watch, "Harsher Policies Against Border-Crossers" (March 2007).*/

/*Lankov, North of the DMZ, 183.*/

戒备松懈的边界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变。经常前往北韩乡下的人注意到，似乎更多人有保暖的冬日大衣可穿，自由市场正在贩售二手中国电视和录像机，以及盗版录音带和影音光盘（影音光盘的分辨率大大低于ＤＶＤ，但是ＣＤ播放机比ＤＶＤ播放机便宜，北韩人也比较买得起）。

抵达首尔的北韩叛逃者说，中国制的半导体收音机使他们可以收听中国和南韩的广播，也可以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和“美国之音”。许多人谈到他们如何迷上好莱坞电影，以及南韩连续剧。

在首尔，一位来自北韩的四十一岁家庭主妇告诉我：“每当我们看○○七的录像带，我们就拉起窗帘，把音量调低。”她和丈夫及儿子坐一艘小船逃离她的渔村。她说：“那些电影让我开始认识世界，也让人们明白，金正日政府对他们没有好处。”

她的儿子告诉我，他因为看过模模糊糊的“霹雳娇娃”录像带而爱上了美国，并且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住在美国。

当外国录像带从寥寥无几变成泛滥，北韩警方开始担忧，并且想出新方法来逮捕看这类录像带的人。他们切断特定公寓大楼的电，然后突袭每一间公寓，查看播放机里有什么录像带和光盘。

大约在申东赫和朴永哲拟定逃亡计划时，北韩政府认为，边界管制已经变得过于松懈，对国内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有件事尤其让平壤大为不悦：南韩和美国积极让偷渡到中国的北韩叛逃者，更加容易到更远的西方定居。二○○四年夏天，在一次最大规模的集体叛逃事件中，南韩将四百六十八名北韩人从越南空运到首尔。北韩通讯社将这个事件斥为“有预谋的引诱、绑架，和恐怖行动”。大约在此时，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令，同意让北韩难民定居美国，而北韩认为此举等于试图打着支持民主的旗子推翻北韩政府。

因为这些原因，在二○○四年年末，边界规定开始改变。北韩宣布一项新政策，严惩非法偷渡者，让他们最多在监狱服刑五年。二○○六年，国际特赦组织针对十六位偷渡者进行访谈，他们说，新的规定生效了，而北韩当局到处警告说，即使第一次偷渡的北韩人，也至少必须入狱一年。为了执行这些规定，北韩开始沿着边界大举建立电子和摄影监视系统，并且延长带刺铁丝网，建造新的混凝土屏障。*中国也同样加强边界的安全措施，阻止北韩人在二○○八年夏季奥运会的预备期进入中国。

/*作者在首尔对“好朋友”的行政人员所做的访谈。这是一个非营利佛教组织，在北韩境内有线民。*/

二○○五年一月底，当申东赫带着香烟和零食走向中国，低风险的偷渡管道几乎开始关闭。但是他很幸运；当他在图们江畔的检查站遇见那四位衣着褴褛的守卫时，高层的命令尚未改变他们对于贿赂的饥渴。

逃出北韩途中，最后一位接受申东赫贿赂的士兵说：“我就要在这里饿死了，你有没有吃的东西？”他看起来大约十六岁。

他的哨位靠近一座跨越河流、进入中国的桥。申东赫给他豆皮卷、香烟，和一包糖果。

“有很多人越过边界进入中国吗？”申东赫问。

“当然，”守卫回答：“他们在军队的允许下进入中国，赚了大钱后再回来。”

在十四号劳改营，申东赫经常和朴永哲讨论越过边界后要做些什么。他们计划住在朴永哲叔父的家里，而现在，申东赫想到那位叔父。

“我可不可以去探望我叔叔？他住在河流对面的村子里，”申东赫问，虽然他不知道朴永哲的叔父住在哪里。“我回来时，会好好招待你。”

“没问题，去吧！”守卫回答：“但我执勤到今晚七点。所以在七点之前回来，好吗？”

守卫带领申东赫穿过一座通往河流的森林，他说从那里渡河很安全。那是接近傍晚的时候，但是申东赫答应说，他会有充裕的时间带着食物回来。

“河流结冰了吗？我会很安全吗？”申东赫问。

守卫向他保证，河流结冰了，即使踩破冰层，河水也只淹到脚踝。

“你会很安全的，”他说。

河流大约一百码宽，申东赫慢慢走到冰上。途中，他踩破冰层，冰水浸湿了他的鞋子。他往后跳到结实的冰层上，然后以爬行方式完成前往中国的其余旅程。

抵达河流对岸时，申东赫站起来，转身朝着北韩看最后一眼。

他怀疑他父亲已经在劳改营遭到杀害了。

那位年轻的北韩守卫一直看着申东赫行进，而他不耐烦地挥挥手腕，叫申东赫赶快消失在树林里。

第十九章 中国境内的韩国人

申东赫匆匆忙忙爬上河岸，在树林躲了一会儿，在那里，他那湿答答的双脚开始冻僵。天色变黑了，经过寒冷和漫长的一天，他累坏了。由于他仅有的一点钱，都被他拿来买香烟和零食贿赂边界守卫，所以最近几天，他没有吃什么东西。

为了让身子暖和起来，并远离河流，他爬上一座山丘，沿着一条路穿过被雪覆盖的田野。他可以看到不远处，在田野过去那边，有一群屋子。

两个人出现在申东赫和那些房屋之间的路上，他们拿着手电筒，而他们所穿的背心后面有横写的中文字。后来他得知，他们是中国的边界巡逻兵。二○○二年，数百名北韩人冲进外国大使馆寻求庇护，让中国很尴尬。自从那时候开始，士兵便开始围捕非法偷渡者，将其中的数万人强迫遣返北韩。*申东赫见到的守卫正抬头望着天空，他猜想也许他们正在数星星。无论如何，他们似乎对申东赫的存在不感兴趣。申东赫赶紧朝着那些房子前进。

/*Chang et al., "Migration Experiences of North Korean Refugees," 9.*/

和他逃离北韩的计划一样，他在中国的生存计划根本不完善。他不知道该前往何处，或者该和谁接触，只想离边界远一点。他走入中国吉林省一个贫穷、多山、人烟稀少的地区。最近的一个城镇（不论大小）是和龙，而此城位于他渡河处以北三十英里的地方。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从北韩那些流动商人口中听来的传言：住在中国边界地区的韩裔中国人，也许会愿意为他提供住处和食物，或者给他一份工作。

当申东赫走进一间房屋的院子，狗开始疯狂地吠叫。他算出有七只狗，按照北韩的标准，这个数目令人咂舌。因为在北韩，宠物已经被拾荒者消灭殆尽。这些拾荒者多半是孤儿，在饥荒期间，他们会偷狗，把狗皮剥下来，然后烤狗肉来吃。*

/*Demick, Nothing to Envy, 163.*/

房屋前门打开了，申东赫向屋主乞求食物和睡觉的地方。那是一个韩裔中国人，他叫申东赫走开，并说那天早上，警察曾经警告过他，不要帮助北韩人。申东赫走到附近的一间砖房，向另一个韩裔中国人求助，那人也叫他走开，而且态度十分粗鲁。

离开那间房屋的庭院时，申东赫很冷。但他看到一座户外土窑尚有余火，于是挖出三块焖烧的木头，拿到附近的一处落叶松森林。他刮除地上的雪，找到一些引火物，设法升起一堆篝火。接着，他脱掉湿鞋和湿袜，在火旁将它们烘干。然后，他在不经意间睡着了。

天亮时，火已经熄灭，而申东赫的脸覆盖着一层霜。天气冷得彻骨，所以他穿上仍然潮湿的鞋袜。他走了整个早上，沿着偏僻的小路行进，希望这些路会带他远离边界。大约中午时，他看见远处有一座警察检查站，所以他离开道路。然后，他发现另一间房子，他敲了那间房子的门。

“请你帮我一点忙，”他请求那个人。

那是一个韩裔中国人，他不让他进屋子，并说他的妻子有精神病。但是，他给申东赫两颗苹果。

为了避开检查站，也为了离边界远一点，申东赫走上一条通往山区的蜿蜒小路，在那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走在这条山路上（他不确定他在中国的第一天究竟走过那些地方；从“谷歌地球”的影像中，我们看到边界附近的地区，有布满林木的山区，和几间疏疏落落的房子。）黄昏时，他试了另一间农舍，那是刚刚由煤渣砖盖成的房子，周围有猪舍。当他走进院子，五只狗对着他汪汪叫。

一名中年男子从前门探出一张胖嘟嘟的脸。

“你是从北韩来的吗？”那人问。

申东赫疲惫地点头。

那人是一个中国农夫，会说几句韩文，他请申东赫进入屋里，并叫一个女孩煮饭。那位农夫说，他曾雇用两名北韩叛逃者，而他们都很能干。他告诉申东赫，如果他愿意帮忙养猪，他会给他食物、住处，以及一天五元人民币的工资（相当于美金六毛）。

在中国吃到热腾腾的第一餐之前，申东赫就有了一份工作和睡觉的地方。他当过囚犯、告密者和小偷，但从来没有当过雇工，这份工作是一个适时的开始，也帮了他一个大忙。一个月来的恐惧和受冻的逃亡生活终于结束了，一辈子的奴工生活也突然成了过去式。

接下来的那个月，在那位猪农的厨房里，申东赫终于能够大吃。一天三餐，他以烤肉填饱肚子，那是他和朴永哲在十四号劳改营朝思暮想的东西。他以肥皂和热水洗澡，除掉了自从出生起就一直跟着他的虱子。

农夫买来抗生素治疗申东赫脚上的灼伤，也买给他保暖的冬日外套和工作靴。申东赫扔掉了那些偷来的不合身衣服，那些显示了他北韩人身分的衣服。

他有自己的房间，睡在地板上，身上盖了好几条毛毯，而且一晚最多能睡十小时，那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奢侈。屋里的那位女孩为申东赫烧饭做菜，并教他基本中文。后来申东赫才明白，她是农夫的情妇。

为了一天六毛美金的工资，他从天亮工作到晚上七、八点。除了照顾猪，他也和农夫一起到周围的山区猎野猪。农夫射杀野猪后，申东赫将野猪尸体拖出树林，然后，农夫会将野猪宰杀和贩售。

虽然这份工作常常令人精疲力竭，但是，没有人打他耳光，或拳打脚踢，也没有人威胁他。恐惧逐渐消失，而充足的食物和睡眠让他恢复体力。警察来到农场查看时，农夫叫申东赫假装自己是哑巴。农夫为他的品行端正作担保，于是警察离开了。

然而，申东赫明白，农夫之所以欢迎他住在那儿，是因为他是一名廉价劳工。

中国边境所能容纳的北韩人数量十分可观，而在东北亚之外，这一点并没有受到重视。对于说韩语的移民而言，这个地区并非全然陌生，或者让他们觉得不受欢迎。

当叛逃者越过边界，进入中国，他们最先遇见的“外国人”通常是韩裔中国人。这些人说韩语，吃韩国食物，也保有一些韩国的文化价值观。只要运气好一点，叛逃者就可以和申东赫一样找到工作、住处，以及某种程度的安全。

自从一八六○年代后期，这种情况就一直持续着。当时，北韩发生饥荒，饥饿的农民渡过图们江和鸭绿江，逃离北韩，进入中国东北。后来，中国朝廷招募朝鲜农民，作为制止俄国扩展的缓冲器，而韩国的朝鲜王朝允许他们合法离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占领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日本人，逼迫数万名韩国农民越过边界，削弱中国对于该地区的控制。

现今，大约有两百万名韩裔中国人住在中国的东北三省，而他们最大的集中地是吉林，当申东赫爬过冰冻的图们江，他就是进入这个省。在吉林，中国设立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这里的人口有百分之四十是韩裔中国人，而中国政府也提供补助，给这里的韩语学校和韩语出版品。说韩文的中国东北居民，一直是改变北韩境内文化的一股未被承认的力量。大阪的《临津江》杂志在北韩有线民，根据该杂志的说法，这些人改变北韩文化的方式包括：利用家里的卫星天线收看南韩连续剧；录制质量低劣的影音光盘，并将成千上万的影音光盘走私到北韩，以一片一毛五美金的低价卖出。

在南韩连续剧中，这些人看到了快车、豪宅，以及南韩人激增的自信。北韩将这些连续剧归类为“不单纯的视觉录制材料”，并禁止观看。然而，南韩的连续剧在平壤和其他城市拥有大批观众，据说被派去没收这些录像带的警察，他们也看这些录像带，而青少年会模仿首尔上流阶级明星所说的那种轻轻柔柔的韩文。*

/*“临津江：来自北韩内部的消息”，石丸次郎编（大阪：亚洲国际新闻社，2010），11-15.*/

数十年来，在北韩的宣传中，南韩一直是一个贫穷、受到镇压、充满愁苦的地方，而南韩人渴望在金氏王朝的慈父手中和北韩统一。但是，南韩连续剧拆穿了这些宣传的谎言。

北韩人断断续续越过边界到中国，而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国和北韩政府一直联手使用维安部队，来确保越过边界的北韩人不会暴增。根据南韩政府的说法，在一九六○年代初期，这两个国家签署了一份有关边界安全的秘密协议。按照一九八六年的第二份协议，中国必须将北韩的叛逃者遣返，虽然遭到遣返后，这些人往往必须面对逮捕和酷刑，并且将被迫做几个月或几年的奴工。

北韩将自己的公民监禁在国内，此举违反了它曾经承诺遵守的国际协定。根据一九六六年的协议：“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自己的国家。”*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第十二（2）条，http://www2.orchr.org/English/law/ccpr.htm*/

一九五一年，中国签署了一份国际难民公约，但是，当中国将所有的北韩叛逃者视为“经济难民”，并将他们遣返，让他们遭受迫害，中国违反了这份公约所列举的义务。北京拒绝让叛逃者寻求庇护，并且制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在中国和北韩的边界工作。

实际上，北韩和中国的战略利益已经击败了国际法。北韩人的集体出走可能大幅减少北韩人口，破坏它那已然不足的粮食生产力，并且削弱、甚至颠覆政府。当中国的经济起飞，北韩的经济下跌，而到处都有人说，中国的生活比较好，这种出走的风险也提高了。

基于几个理由，中国政府不希望看到贫穷的北韩人一发不可收拾地大量涌入。东北三省多半无法从国家经济繁荣所带来的财富中分一杯羹，所以当北韩人大量涌入，中国东北三省的贫穷将显著恶化。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形可能促使北韩政权垮台，导致朝鲜半岛被首尔的政府（美国的亲密盟友）统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一个最贫穷的区域，和统一、富裕、亲西方的韩国之间，会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缓冲地带，而这种情形将在中国边界地带的韩裔中国人当中，引发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东北三省的农夫、工厂工头和其他老板都十分清楚，北京不喜欢北韩叛逃者，而警察和边界驻军也执行政府的政策。

然而，申东赫发现，当这些人遇到愿意守口如瓶、愿意以一天六毛美金的工资认真工作的北韩人，他们都乐于忽视国家的法令。另一方面，中国雇主也可以肆无忌惮地欺骗、虐待或随时甩掉北韩雇工。

不到一个月，申东赫和那位农夫的约定就出现了问题。

当他在农场附近的一条小溪取水，他遇到了两名北韩叛逃者。他们又饿又冷，住在离养猪场不远树林里的一间废弃棚屋里。申东赫求那位中国农夫帮助他们，他帮忙了，但是申东赫慢慢注意到，在过程中，农夫不情不愿、满腹牢骚。

其中一位叛逃者是一个四十几岁的女人，她以前就曾越过边界，而且有一个已经分居的中国丈夫和一个孩子。他们住在附近，而她想要以电话和他们联系。农夫让她使用他的电话，不到几天，她和另外一个叛逃者就离开了。

但是，为三位北韩人提供住处惹恼了农夫，他告诉申东赫，他也必须离开。

农夫知道其他地方有另一份工作，一份在山上照顾牲畜的工作。他说他愿意开车载申东赫去那个地方。沿着山路开了两小时的车后，农夫让申东赫在一位朋友的畜牧场下车。那地方离和龙不远，而和龙是一个大约有八万五千人口的城市。农夫告诉申东赫，如果他认真工作，他会得到不错的报酬。

农夫驱车离开时，申东赫才明白，畜牧场上没有一个人会说韩文。

第廿章 寻求庇护之路

接下来的十个月，申东赫留在养猪农带他去的地方，在山上的牧场看顾牛群。他和两名粗鲁的中国牧牛工，一起睡在畜牧场住宅的地板上。只要他想走，随时可以走，但是他不知道该去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未来的计划原本是朴永哲的责任，在十四号劳改营，朴永哲向申东赫保证，一旦到了中国，他就会安排前往南韩的事。朴永哲会向他住在中国的叔父求助，而他的叔父将为他们提供金钱、证件和人脉。但是，朴永哲死了，而南韩似乎遥不可及。

然而，留在原地也有一些好处。申东赫被高压电灼伤的腿部终于愈合，变成了疤痕，而他也从牧牛工和畜牧场管理人那儿学到了一些中文会话。此外，有生以来第一次，他能够使用一种制造梦想的电器。

一架收音机。

申东赫几乎每天早上都拨弄收音机的选台指标。有十二个电台每日以韩(www.hushui.net)文向北韩和中国东北广播，而他在这些电台中挑选节目。这些电台获得南韩、美国和日本的资助，播报亚洲和世界新闻，也尖锐批评北韩和金氏王朝，并且特别着重于报导北韩长期的粮食短缺、破坏人权、军事挑衅、核武计划，以及对中国的依赖。不少广播时间是用来报导叛逃者在南韩过着多么舒适的生活（按照北韩的标准），因为他们从首尔的政府领到住屋和其他津贴。

几个电台是由叛逃者经营的，而且获得美国和其他机构的金援。这些电台在北韩境内招募记者，而这些记者革新了有关北韩的新闻报导。他们使用手机，并将录音和录像存入随身碟，再将它们偷偷带出来。外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得知一件事：在二○○二年，北韩的经济改革已经减少对于自由市场的限制。七年后，当北韩政府展开一次酿成灾难的货币改革，让数以万计的商人变得穷困，并将他们惹火时，“自由北韩电台”在几个小时内，就报导了这个消息。

在北韩境内，收听这些电台的人，可能在劳改营被关十年。但是，根据一份针对在中国的叛逃者、商人和其他偷渡者所做的调查研究，最近几年，从中国走私来的三美元一台的收音机大量涌入北韩，所以每天都有百分之五至二十的北韩人收听这些电台。*许多人告诉调查人员，促使他们离开北韩的重要因素，就是因为这些外国广播。*在中国的畜牧场，当申东赫从收音机里听到有人说他听得懂的语言，他觉得很欣慰。他听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虽然那是一年前发生的事）：南韩政府将数百名北韩叛逃者从越南空运到首尔。他特别留意下面这类报导：越过边境的状况、叛逃者从中国去南韩的途径，以及他们抵达南韩后所过的生活。

/*参考二○一○年十一月一日，李光白（Lee Gwang Baek，译音）在国际人权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中的演讲：“收音机广播对北韩的影响”（Impact of Radio Broadcasts in North Korea），参考 http://www.ned.org/events/north-koreas-shifting-political-landscape/gwang-baek-lee*/

/*Peter M. Beck, "North Korea's Radio Waves of Resistanc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6, 2010).*/

然而，大部分报导都是申东赫难以理解的。

那些广播节目的目标是教育北韩人，他们都是在国家媒体的宣传中长大的，而那些宣传尊崇金氏家族的神圣权力和智慧，同时也不断警告：美国人、南韩人和日本人正在图谋接管整个朝鲜半岛。十四号劳改营让申东赫无法接触这些反覆的宣传，也让他能够以孩童的耳朵去收听西方的反宣传。他感到好奇、困惑，有时甚至感到乏味，但是，他总是无法理解整个来龙去脉。

当朴永哲在那四个星期向申东赫描述世界的情况时，他也曾严厉批评北韩政府。但是，除非朴永哲谈到食物，否则申东赫只是假装听得津津有味。

许多有关北韩的报导令申东赫感到困惑。他对于金氏家族所知不多，更不了解外界对于这个家族的看法。此外，即使听到有关叛逃者在中国和南韩的生活趣闻，他也找不到人和他分享。

缺乏共同语言使他无法和人沟通，所以，他在畜牧场比在劳改营更寂寞。

二○○五年年底，当山区进入冬季，申东赫决定采取行动。

他曾经从收音机听到一件事：在中国的韩国教会有时会帮助叛逃者。因此，他想出一个粗略的计划：他将前往西部和南部，尽可能让自己远离北韩和边界的巡逻士兵。然后，他会找出友善的韩国人，希望在他们的协助下，能在中国南方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建立起一种低调的生活。他已经完全放弃前往南韩的希望。

当时，申东赫已经学会一些中文，可以向畜牧场管理人解释他为什么必须离开。他说如果他继续住在边界附近，警察会逮捕他，并强行将他送回北韩。

畜牧场管理人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给他六百元人民币，即七十二美元。他照顾牛群十个月，所以他每天的工资不到两毛五美金。在养猪场时，申东赫每天赚六毛美金，所以他认为他该领到至少两倍的工资。

他被骗了，但是，和所有在中国工作的北韩人一样，他不能抗议。畜牧场管理人送给申东赫一张地图，作为临别的礼物。然后，他带申东赫前往附近的和龙市公交车站。

申东赫认为，在中国旅行比在北韩旅行更容易、更安全。养猪农送他的衣服是当地做的，不会引起太多注意。当他独自旅行并且保持沉默，他发现外人无法从他的面孔和举止，判定他是一个正在逃亡的北韩人。

当申东赫向韩裔中国人要求食物、钱或工作时，他会提到他来自北韩。虽然如此，他明白他不是什么特别人物。在他之前已经有一大堆叛逃者来求助了。他所遇到的人，多半不会因为他是北韩人，而感到惊恐或兴趣，因为他们对于北韩人已经感到十分厌烦了。

没有人要求看他的身分证，不论是当他在和龙买公交车票，打算前往一百零五英里以外的吉林省会长春；当他搭火车前往五百英里以外的北京；或者是当他搭公交车前往一千英里以外的成都——中国西南方一个有五百万人的城市。

成都是他在北京的公交车站随便挑选出来的目的地。抵达这个城市时，他开始找工作。

他在一间韩国餐厅找到一本杂志，而这本杂志列出几间小教会的名字和地址。来到每间教会时，他会要求和牧师说话，并解释他是北韩人，他需要帮助。韩裔牧师会给他相当于十五美元的人民币，但是，没有人给他工作或住处。他们也叫他走开，并说帮助叛逃者是违法的。

在中国求助时，申东赫总是尽量避免开口。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是一座政治劳改营的逃犯，因为他担心如果这样做，有人会将他交给警方。他尽量避免和人深谈，也远离旅馆和宾馆，因为他担心有人会要求看他的证件。

许多夜晚，他待在网吧，那是一种无所不在的东亚网咖，一天二十四小时，多半未婚的年轻人会在那儿玩计算机游戏和上网。

申东赫发现，他可以在网吧得到指示和一些休息（如果不能睡觉的话）。他看起来就像那些在这类地方闲晃的、漫无目标的失业年轻人，而他们为数众多。没有人要求看他的证件。

在成都被八间教会拒绝之后，申东赫苦哈哈地搭长途公交车回北京。在那儿，有十天时间，他重新专注于到韩国餐厅找工作。虽然有时餐厅老板或经理会给他食物或一些钱，但是，没有人给他工作。

找不到工作时，申东赫没有惊慌或灰心。他比大多数人更看重食物，而在中国，不管去哪里，他总是看到许多食物。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在中国，似乎连狗都吃得饱饱的。如果没有钱买食物，他就行乞，而他发现，中国人通常会给他一些东西。

申东赫开始相信，他不会饿死，而这一点已经足以使他冷静下来，并抱持希望。他不必闯入别人的屋子找食物、钱，或是衣服。

申东赫离开北京，搭公交车到七十英里以外的天津，那是一个有着一千万人的城市。在天津，他再度尝试向韩国教会求助，而牧师同样给他一点钱，但没有给他工作或住处。他搭公交车往南去到两百二十英里以外的济南，在这座有五百万人的城市，他待了五天，寻找其他韩国教会。但是，仍然没有人给他工作。

他又再度南行。二○○六年二月六日，在他渡过冰冻的图们江、进入中国后一年又一个星期，他抵达杭州。那是一座大约有六百万人的城市，位于长江三角洲，而在他走进的第三间韩国餐馆，老板给他一份工作。

那间餐厅叫“海棠花韩国料理”，而那是一间非常忙乱的餐厅，申东赫的工作时间很长，必须洗碗和清理餐桌。十一天后，他受够了，所以他告诉老板他要辞职。他领了工资，搭了一辆公交车，前往杭州以南大约九十英里的上海。

在上海公交车站，申东赫浏览一本韩文杂志，找到一串韩国餐厅的名字，于是再度出发去找工作。

他去了他所列出的第一间餐厅，问那里的一位女服务生：“我可以见见这里的老板吗？”

“你问这个做什么？”女服务生回答。

申东赫说：“我是从北韩来的，我刚刚下公交车，没有地方可去。我想知道我是否可以在这里工作。”

那位女服务生说，老板现在没空。

“这里有我可以做的工作吗？”申东赫哀求着。

“这里没有工作，但是在那边吃饭的那个人说，他是从韩国来的，你应该问问他。”

女服务生指着一个很晚才吃午餐的顾客。

“对不起，我是从北韩来的，我正在找工作，请帮助我，”申东赫说。

那人把申东赫的脸端详一会儿，然后问他，家乡在哪里。申东赫说，他来自北仓，那是靠近十四号劳改营的镇，他的第一袋米就是在那儿偷来的。

“你真的是从北韩来的吗？”那人问，然后取出一本笔记簿，开始作笔记。

申东赫遇到了一位记者，一位由南韩主要媒体派驻在上海的记者。

“你为什么来上海？”他问申东赫。

申东赫重复刚才所说的话。他在找工作，因为他很饿。那位记者记下一切，而那不是申东赫习惯的谈话方式，他从来没有见过记者，所以他变得非常焦虑。

经过长长的沉默，那人问申东赫，是否想去南韩，这让申东赫更加焦虑。抵达上海时，申东赫早就将前往南韩的希望完全抛在脑后了。他告诉那位记者，他没有钱，没办法去南韩。

那人建议他们一起离开餐厅。来到外面的街道时，他拦了一部出租车，叫申东赫上车，然后坐在他身边。几分钟后，他告诉申东赫，他们要去南韩领事馆。

那位记者接着解释，下车时，他们可能会遇到危险。申东赫已经感到很不安了，听他这么说，他变得更加惊慌。记者告诉申东赫，如果有人抓他，他必须将那人甩开，然后开始跑。

接近领事馆时，他们看到警车和几名穿制服的警察在入口处徘徊。自从二○○二年起，北京政府就一直尝试制止北韩人冲入外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寻求庇护，而且时而有斩获。

申东赫一直避开中国警察。因为担心会遭到逮捕，被驱逐出境。他从来不敢闯入屋子偷衣服或食物。他尽量让自己变得不醒目，而且他做到了。

但是现在，一个陌生人想要带他进入一栋戒备森严的建筑物，而且告诉他，如果警察想要逮捕他，他必须逃跑。

当出租车在一栋悬挂着南韩国旗的建筑物前停下来，申东赫觉得胸口沉甸甸的。来到街上时，他担心自己会走不动，但是，那位记者叫他微笑，并将一只手搭在他身上，将他拉近他身边。他们一起走向领事馆大门，然后，那位记者以中文告诉警察，他和朋友要进去办事。

警察打开大门，挥手叫他们进去。

一进入领事馆，记者立即叫申东赫放轻松。但是申东赫不明白，他已经安全了。尽管领事馆工作人员一再向他保证，他仍然不相信，他已在南韩政府的保护之下。他不明白外交豁免权的意义。

领事馆很舒适，南韩官员乐于帮忙，而且在领事馆里面，还有另一名北韩叛逃者可以和他聊天。

有生以来第一次，申东赫天天淋浴。他有新衣服，有干净的内衣裤。此外，他获得了充分的休息，也把自己刷洗得干干净净，而且愈来愈觉得自己很安全。他等待着领事馆处理完文书工作，让他能够前往南韩。

领事馆的官员告诉他，那名帮助他的记者已经遭到中国当局的刁难（那名记者仍然不愿公布他的名字，以及他所服务的新闻机构）。

在领事馆待了六个月后，申东赫搭机到首尔，而南韩国家情报院对他非常有兴趣。在为期一个月的侦讯期间，申东赫将他的生命故事告诉国家情报院的干员。他尽量试着诚实，但是，他没有提起告发母亲和哥哥的部分。

当南韩情报院的干员结束对申东赫的侦讯，轮到美国陆军情报局展开侦讯。这是韩战的遗产，是一项有着十年历史的协定。藉此，美国情报单位有第一手机会得到叛逃者对于北韩的了解。

陆军中士马修．麦马洪是一名会说韩文的侦讯官员，在维琴尼亚州长大。在一间军人医院里，他对申东赫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侦讯，而申东赫的创伤、脆弱和困惑让他印象深刻。

“他很难把一切连结在一起，”麦马洪回忆说：“谈论自己的遭遇时，他的脸部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我想他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明白他在哪里。他似乎从来没有和白人说过话。”

和麦马洪侦讯过的其他叛逃者不同，申东赫完全不了解北韩的日常生活，对于金正日也一无所知。但是，他说了一个故事，而这位美国侦讯官员认为他的故事十分可信，也很令人震惊。（申东赫没有告诉他，他告发自己的母亲。）麦马洪迅速写了一篇长长的报告，而这篇报告引发美国情报圈的高度兴趣。他说在过去，美国情报圈一直没有特别留意北韩的劳改营。

第廿一章 第一张信用卡

接受了情报人员的侦讯后，申东赫到“哈纳文”报告。哈纳文是指韩国的“统一院”，这是政府经营的北韩人安置中心，坐落在首尔以南大约四十英里的青翠山间，而首尔是一个杂乱无序的大都会，有两千多万人。安置中心看起来像一间资金充裕、注重安全的精神病院。那是一栋三层楼的红砖建筑物，周围有高高的栅栏，顶端有摄影机，而旁边有巡逻的武装守卫。

韩国的统一部在一九九九年建造哈纳文，其目的是收容和喂养北韩叛逃者，并教导他们如何适应南韩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文化，并在这种文化中生存下来。

为了这个目的，安置中心的工作人员包括心理学家、职业顾问，以及教导世界历史、驾驶或其他一切知识的教师。此外，这里也有医师、护士和牙医。待在安置中心的那三个月，叛逃者学习认识他们在南韩法律下所享有的权利，并到购物中心、银行和地铁站进行实地学习。

当我去参观哈纳文，主任高敬彬告诉我：“每一位叛逃者都有适应上的问题。”

起初，申东赫的适应能力似乎高于大多数叛逃者。

实地教学没有让他惊讶或害怕。他曾经独闯中国几个最大、最繁荣的城市，所以他已经习惯于粗鲁的群众、高楼大厦、闪闪发亮的车辆和电子产品。

在他待在哈纳文的第一个月，他拿到了证明他是南韩公民的文件、照片和证件，那是南韩政府自动发给叛逃者的。他也上课，而那些课解释政府为叛逃者提供的许多好处和计划，包括免费公寓，以及为期两年、每月八百美元的安置津贴。此外，如果叛逃者持续接受工作训练或更高的教育，他们将可领到一万八千美元。

当他和其他叛逃者在教室上课，他明白韩战的肇端，是北韩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突然无故入侵南韩。这堂历史课让大多数刚刚逃离北韩的人大吃一惊，因为从小北韩政府就告诉他们，南韩在美国的鼓励和军事援助下，发动这场战争。在哈纳文，许多叛逃者拒绝相信这段最重要的北韩历史是一个谎言，而且勃然大怒。如果有人告诉美国人，因为美国人偷袭东京港，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爆发了，美国人也许也会有相同的反应。

在十四号劳改营，申东赫没有学习过什么历史知识，对他而言，彻底修改过的朝鲜半岛历史没有任何意义。他比较有兴趣的，是那些教他如何使用计算机和上网找信息的课程。

待在哈纳文将近一个月，也就是申东赫开始觉得他能够适应那地方时，他开始做一些让自己饱受困扰的梦。他看见母亲被绞死，看见朴永哲的尸体倒卧在围篱上。他也想象他逃跑后，他父亲会如何遭受严刑拷打。当噩梦继续纠缠他时，他退出汽车修理的课程，也没有去上驾驶课。此外，他停止进食，并且持续失眠。罪恶感让他几乎瘫痪。

抵达哈纳文时，几乎所有的叛逃者都出现多疑症的临床症状。他们窃窃私语，打斗，害怕透露自己的名字、年龄，或出生地。而他们的言行举止常常得罪南韩人，因为他们不习惯说“谢谢”或“抱歉”。

当叛逃者在实地教学中去银行开账户，南韩的银行职员问他们的问题，常常让他们陷入惊恐。其实，只要遇到有权位的人，他们多半会怀疑他们的动机。此外，他们在北韩抛下的一切，让他们充满内疚。由于教育和经济水平比不上南韩人，他们非常苦恼，有时甚至会慌乱失措；而他们的衣着、谈吐，甚至是发型，也让他们感到羞耻。

金喜庆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她在她位于哈纳文的办公室告诉我：“在北韩，多疑症是对于实际状况的合理反应，有助于这些人存活下来。但是，多疑症使他们无法理解南韩的情况。这也成为同化的一大障碍。”

来自北韩的青少年在“韩系来中学”待两个月至两年，这是一所由政府资助、隶属于哈纳文的辅导住宿学校，设立于二○○六年，其目的是帮助刚刚从北韩抵达的青少年，因为他们多半无法适应南韩的公立学校。

在这里，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无法轻松地学习基本阅读和数学。有些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受损，显然那是婴儿时期严重营养不良所导致的结果。即使是最聪明的青少年所认识的世界历史，基本上也只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和他的宝贝儿子金正日的个人神话。

韩系来中学的校长郭钟文告诉我：“在南韩生活时，北韩的教育毫无用处。当你挨饿时，你不会去学习，而老师也不会教你。我们的许多学生都曾在中国躲藏多年，无法上学。小时候在北韩，他们是吃树皮长大的，而他们以为那是正常现象。”

到电影院进行实地教学时，如果碰到灯光熄灭，年轻的叛逃者往往会惊慌失措，担心有人会绑架他们。此外，南韩人所说的韩文让他们困惑，因为那种韩文往往混杂着美式英文，例如南韩人会说“瞎拼”（shopping，购物）和“卡克贴”（cocktail，鸡尾酒）。

一件事让他们觉得难以置信：南韩人把钱存在塑胶做的“库雷迪特——卡度斯”（credit cards，信用卡）。

南韩青少年的主食比萨、热狗和汉堡让他们消化不良，太多的米饭也是如此。因为，虽然米饭曾是北韩人的主食，但是在后饥荒时期，只有有钱人才吃得到这种东西。

一位韩系来中学的十几岁女孩以衣服柔软精漱口，她以为那是漱口水。还有一位女孩把洗衣粉当成烘烤用的面粉。此外，许多人第一次听到洗衣机的噪音时，都吓了一大跳。

除了多疑症、困惑，以及偶尔的科技恐惧症，叛逃者也患了几乎不存在于南韩的可预防疾病。过去十年在哈纳文当护士长的田正熙告诉我，来自北韩的女人多半患有慢性妇科感染和囊肿。她说许多叛逃者抵达时，都患有肺结核，而他们从来没有以抗生素治疗过这种疾病。他们来到南韩时，也常常带着慢性消化不良症，以及Ｂ型肝炎。这位护士长说，一般疾病很难诊断出来，因为叛逃者不习惯询问个人问题和开药的医生，也不信任他们。因为营养不良，也因为饮食中缺乏钙，所以不论男人、女人或孩童都有严重的牙齿问题。在哈纳文，每年花在保健的钱，有半数都用于修复性的牙齿治疗。

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来到哈纳文的叛逃者，都靠着南韩中介的帮助，才能够逃出北韩。这些中介热切地等待叛逃者从安置中心毕业，并开始领取政府所发的每月津贴。然后，他们就会向叛逃者索取服务费。那位护士长告诉我，债务让哈纳文的叛逃者非常烦恼。

申东赫不必担心中介，而在上海领事馆的那半年，他获得充分休息，也天天享用三餐，所以他的健康状况相对良好。

但是他的噩梦没有消失。

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频繁，这令他更加不安。他发现他那舒适的、吃得好的生活，无法和萦绕他脑中的十四号劳改营的恐怖景象和平共处。

当他的精神状态恶化时，哈纳文的医护人员明白他需要特别照顾，于是将他转到附近一家医院的精神病房。他在那里待了两个半月，有时他独自一人待在那里，但是多半时间，

他接受帮助他入睡和进食的药物治疗。

在上海的南韩大使馆，他已经开始写日记，精神病房的医师鼓励他继续写下去，因为他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而写日记可以作为治疗的一部分。

除了噩梦慢慢消失之外，申东赫不记得太多住院期间的事。

出院后，他搬入一间韩国统一部买给他的小公寓。这间公寓位于华城，那是一个大约有五十万人口的城市，位于朝鲜半岛中部靠近黄海的低矮平原。华城在首尔以南大约三十英里的地方。

在第一个月，申东赫几乎足不出户，只是从公寓窗户看着南韩人的日常生活。最后，他冒险出门，而他把自己能够出门比作指甲慢慢长出来。他无法解释那是如何发生的，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他就那样来到外面的世界。

当申东赫开始冒险进入城市，他上驾驶课。由于所知的字汇有限，有两次，他没有通过驾驶考试的笔试。然后，申东赫发现，他很难找到一份他有兴趣的工作，也很难维持一份别人给他的工作。他捡废铁，做陶盆，也在便利商店工作。

哈纳文的求职顾问说，大多数的北韩人都有类似的流亡经验。他们往往倚靠南韩政府来解决问题，无法为不良的工作习惯或上班迟到负起个人责任。叛逃者常常辞掉政府为他们找来的工作并自己创业，但没有成功。有些刚刚抵达的北韩人非常厌恶南韩的生活，因为在他们的眼中，那种生活堕落而不公平。为了让雇主愿意容忍不好伺候的北韩新移民，只要他们冒险雇用一名叛逃者，统一部一年就发给他们一千八百美元。

申东赫经常独自待在他那一房的公寓里，感到非常寂寞。他试着打听他大伯的下落。申泰燮在韩战后逃到南韩，因为他犯下的叛逃罪，申东赫的父亲和他的整个家族都被送到十四号劳改营。

但是，申东赫只知道这位大伯的名字，而南韩政府告诉他，他们没有任何关于这个名字的信息。统一部说，他们只能联络到曾经登记表示希望和失联亲人团聚的人。申东赫于是放弃搜寻。

一位在医院治疗过申东赫的精神科医师，让他和“北韩人权数据库中心”的一位顾问联系。那是首尔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而它的工作是搜集、分析和公布有关北韩暴行的信息。

申东赫的日记原本是一种自我治疗的工具，但是，这位顾问鼓励他将日记变成回忆录，而在二○○七年，北韩人权数据库中心以韩文出版这本回忆录。撰写回忆录时，申东赫开始在数据库中心位于首尔的办公室度过大部分时间。他们给他一个睡觉的地方，而他也和编辑及其他工作人员变成了朋友。

当首尔流传着申东赫如何在一个没有出口的劳改营出生，以及如何逃出这个劳改营，他开始会见许多南韩主要的人权活跃分子，以及叛逃者组织的领导人。除了人权律师、南韩记者，以及其他熟知劳改营的专家外，曾在劳改营当过囚犯和守卫的北韩人，也仔细查证和研究他的故事。他对劳改营运作方式的了解、他那伤痕累累的身体，以及他那焦虑不安的眼神，都十分具有说服力。此外，他们普遍认为，他是第一位逃离政治监狱后，来到南韩的北韩人。

安明哲曾在北韩四个劳改营当过守卫和司机，而他告诉《国际先驱论坛报》，他相信申东赫住过一个完全管制区。当他和申东赫见面时，他说他注意到那些泄露秘密的标记：避免视线的接触，以及因为小时候做苦工而弯曲的手臂。*

/*Choe Sang-hun（崔相勋），"Born and Raised in a North Korean Gulag,"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July 9, 2007）.*/

金泰镇是“反抗北韩古拉格民主组织”的主席，也是一名北韩叛逃者，他曾在十五号劳改营待了十年，然后才获得释放。在二○○八年，他告诉我：“起初，我不相信申东赫，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人能逃出劳改营。”*

/*Blaine Harden, "North Korean Prison Camp Escapee Tells of Horrors," Washington Post（Dec. 11, 00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12/10/AR2008121003855.html*/

但是，和其他拥有劳改营第一手知识的人一样，金泰镇和申东赫见过面后，认为他的故事既不寻常，也非常可靠。

在南韩以外，人权专家开始注意到申东赫。二○○八年春天，他受邀前往日本和美国。他出现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并且对谷歌员工发表演说。

当那些了解并重视他遭遇的人变成他的朋友，他对自己有了信心，开始填补他对北韩知识的漏洞。他大量阅读网络和南韩报纸上有关北韩的新闻。他研究朝鲜半岛的历史、金氏独裁者家族的臭名，以及北韩如何沦为国际贱民。

多年来，数据库中心的工作人员一直和北韩人合作，而在他们眼中，申东赫是一个未经雕琢的天才。

数据库中心一位小组领导人金永久告诉我：“和其他叛逃者相比，他的学习能力很强，也很能适应文化震撼。”

申东赫开始在星期日上午跟着新朋友上教会，但他无法理解上帝的存在，无法理解祂的慈爱和乐于饶恕。

出于直觉，申东赫不愿意向人提出要求。劳改营的老师惩罚提出问题的学生。而在首尔，即使他的身旁尽是关心他的人和见多识广的朋友，他仍然无法轻易向人求助。他狼吞虎咽地阅读，但不愿意用字典查出不认得的字，也不曾要求朋友解释他所不明白的事物。由于他不去理会无法当下了解的事物，所以他的东京、纽约和加州之旅，并没有引发他的惊叹和兴奋。申东赫明白，这样做会降低适应新生活的能力，但他也知道，他无法强迫自己改变。

第廿二章 冷漠的南韩

在十四号劳改营，只有金正日和金日成的生日才是重要的生日。他们的生日是北韩的全国假日，即使在没有出口的劳改营，囚犯也能放假一天。

在申东赫的成长过程中，没有人（包括他自己）留意他的生日。

当他在南韩度过二十六岁生日，情况改变了，四个朋友在首尔商业区的星期五餐厅，为他举行了一次惊喜生日派对。

二○○八年十二月，在他过完生日之后几天，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告诉我：“我太感动了。”

但是，这种情形很少见。尽管有人为他庆生，申东赫在南韩并不快乐，他刚刚才辞掉一份在首尔的酒吧端啤酒的兼职工作。他在商业区和别人合租一间公寓，他那间小房间的月租是三百美元，但他已经花完每个月从统一部领到的八百美元津贴，所以不知道该如何付房租。他已经把银行账户的钱领光，所以他大声地说，担心自己可能会加入首尔中央火车站的那一群游民。

他的社交生活也没有起色。偶尔他和公寓室友一起用餐，但他没有女朋友或要好的朋友。他不愿和其他从劳改营出来的北韩人往来，或一起工作。在这方面，他就像许多北韩叛逃者一样。研究显示，抵达南韩后两年至三年，他们不会轻易和其他叛逃者往来，而且常常避免和其他叛逃者接触。*

/*Suh Jae-jean（徐载镇），"North Korean Defectors: Their Adaptation and Resettlement," East Asian Review 14, no. 3 (Autumn 2002), 77.*/

他的回忆录是一大失败，印了三千本，但只卖出约五百本。申东赫说，这本书没有让他赚到钱。

数据库中心出版这本书后，组织主任金尚勋告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他们没有兴趣。南韩社会对北韩人权问题十分冷漠。”*

/*Donald Kirk, "North Korean Defector Speaks Ou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6 November 2007).*/

然而，申东赫绝不是被南韩大众冷漠以对的第一个北韩劳改营幸存者。

姜哲焕和家人在十五号劳改营住了十年，然后才在一九八七年被视为“改过自新者”并获得释放。他和记者皮耶．李古乐共同写下他那扣人心弦的故事，并于二○○○年以法文出版这个故事。然而，在这本书被译成英文之前，南韩人对它几乎不闻不问。这本书的书名是《平壤水族馆：我在北韩古拉格的十年》。这本书出现在布什总统的办公桌，于是，布什总统邀请姜哲焕到白宫讨论北韩。后来布什总统说，该书是“在我总统任内，对我发挥最大影响力的书之一。”*

/*George W. Bush, Decision Points (New York: Crown, 2010), 422.*/

“我不想批评这个国家，”我们见面的第一天，申东赫告诉我：“但我会说，在南韩的总人口中，对北韩真正有兴趣的，只有百分之零点零零一。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容许他们思考边界以外的事。那里没有他们要的东西。”

申东赫夸大了南韩对于北韩的冷漠，但是他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南韩在这方面的迟钝令该国和国际的人权团体感到困惑不解。尽管排山倒海而来的证据显示，北韩劳改营内的暴行持续着，但这很少唤起南韩大众的关注。就如韩国律师协会所说的：“南韩人公开拥护友爱，自己却陷入冷漠泥沼，真是令人百思不解。”*

/*韩国律师协会，“二○○八年北韩人权白皮书”，第40页。*/

当李明博在二○○七年当选为南韩总统，只有百分之三的选民认为，北韩是南韩主要的关注对象。他们告诉民意调查机构，他们最关心的，是赚更多的钱。

谈到赚钱，北韩只会浪费他们的时间。南韩经济比北韩经济强三十八倍，而南韩国际贸易额是北韩国际贸易额的两百二十四倍。*

/*Moon Ihlwan,（冼扉棖），"North Korea's GDP Growth Better than South Korea's" Bloomberg Businessweek（June 30, 2009）.*/

然而北韩时而爆发的好战精神并没有引发南韩的愤怒，在二○一○年尤其是如此。当时北韩偷偷发动一次潜艇攻击，造成四十六名南韩士兵丧生，并击沉在南韩水域航行的军舰“天安号”。此外，北韩也砲轰南韩的一个小岛，造成四人丧生。但是，南韩的复仇欲望往往迅速烟消云散。

国际调查员证实，天安号是被一枚北韩鱼雷所击沉。随后，南韩总统李明博说，北韩政府应该“付出代价”，但是，南韩的选民拒绝支持他。美国的九一一事件促使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宣战，南韩却没有类似的反应。李明博的政党在期中选举中溃败，这一点显示南韩比较关注的，是维持和平和生活水平，而不是给北韩一个教训。

林承烈二十七岁，是首尔的一位成衣批发商，他告诉我：“不论是冷战或热战，如果战争爆发，没有哪一方是赢家。我们的国家比北韩富有，也比北韩聪明。发生冲突时，我们必须诉诸理性。”

为了回应毗邻的独裁国家，南韩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来琢磨理性的意义。在这段期间，北韩已经将百分之八十的军事火力转移到非军事化地区的六十英里内，这是一个戒备森严的边界地带，将南、北韩隔开来，而北韩并且一再威胁，要将离边界只有三十五英里的首尔变成“一片火海”。来自北韩的血腥突袭，往往每隔十年至十五年就发生一次，最早是在一九六八年，当时北韩派遣刺杀小组尝试暗杀南韩总统。然后在一九八七年，一架南韩喷射客机遭到轰炸，而在一九九六年，一艘北韩潜艇尝试藉着特攻部队进行渗透，但是失败了。最后在二○一○年，南韩的一艘军舰被击沉，而它的一座小岛遭到炮轰。

这些攻击让数百名南韩人丧命，但并没有激发选民要求政府发动大规模反击，也没有制止南韩民众在这个亚洲第四大经济体、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中，继续追求更富裕的生活、更高等的教育，以及更理想的住屋。

南韩人密切注意德国统一所付出的代价。一些研究发现，如果南、北韩统一，南韩所承受的经济负担，在比例上将是西德吸收前东德的两倍半。这些研究发现，统一会让南韩在三十年之间耗掉两兆美元，让南韩人在以后六十年缴纳更高的税。而在可预见的将来，百分之十的南韩国内生产总值将用于北韩。

南韩人希望和北韩统一，但不希望立即统一。许多人不希望在有生之年见到统一，而主要的原因就是，统一的代价太高，他们无法接受。

申东赫和其他许多北韩叛逃者有充分的理由抱怨说，南韩人将他们视为教育程度低、谈吐粗俗、衣衫褴褛的乡巴佬，并且认为北韩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国家，它的麻烦远多于它的价值。

许多证据显示，南韩社会让叛逃者难以融入。住在南韩的北韩人失业率，是南韩全国失业率的四倍，而叛逃者的自杀率是南韩人的二点五倍。

然而，南韩人自己也很难融入他们那一心追求成功、注重地位和教育的文化。申东赫试图在一个拚命工作、缺乏安全感和压力过大的奇特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出路。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在三十四个富裕国家支持永续经济发展，而根据它的调查研究，相较于其他已开发国家的公民，南韩人的工作时间较多，睡觉时间较少，自杀率也较高。

南韩人也以极其尖刻的批判眼光看待自己的同胞。他们的自我价值定义非常狭隘，例如进入几所好大学就读，以及在三星、现代和ＬＧ家电等联合大企业找到一份备受尊重的高薪工作。

金银基是南韩顶尖大学韩国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告诉我：“这个社会冷酷、无情、充满竞争。如果年轻人没有拿到一张好文凭或好证书（他们称为“正确的说明书”），他们就变得非常悲观，相信他们无法在生命中跨出第一步。信不信由你，学业成绩的压力从四年级就开始了，到了七年级，学业成绩就变成了一切。”

追求“正确的说明书”使得教育费超过负荷。在富裕的国家中，南韩的人均私人教育费是最高的，这包括请家教、上补习班和在国内、外上英文课的费用。有五分之四的学生从小学到中学都在放学后去补习班。大约有百分之六的南韩国内生产毛额是耗在教育上面，这是美国、日本或英国的教育花费的两倍多。

南韩热衷于追求成就，已经得到惊人的回报。国际经济学家经常说，南韩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国家，因为从这个国家，我们看到自由市场、民主政府和埋头苦干，如何将一个小小的落后农业国家，变成世界强国。

然而，突如其来的富裕也让南韩人付出了惊人的生命代价。

虽然在一九八○年代初期，大多数其他富裕国家的自杀率都达到高峰，但是在南韩，自杀率继续攀升，自二○○○年起已经倍增。在二○○八年，南韩的自杀率比美国的自杀率高出两倍半，而且显著高于邻国日本，即便自杀是日本文化根深蒂固的一部份。自杀不断蔓延着，就像一种因为抱负、富裕、家庭分裂和寂寞的压力，而持续恶化的传染病。

河圭燮是首尔国立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家，也是南韩自杀防治学会的会长。他告诉我：“我们得了忧郁症，却不去求助，因为我们害怕被当成疯子。这是我们的快速发展的一个黑暗面。”

虽然因富裕而来的压力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南韩对申东赫这类叛逃者冷漠以对。但是，这种冷漠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民众对于处理邻国北韩引发的危机，抱持着分歧的看法。

这视政治趋势而定，民众和首尔政府有时倾向于死板地安抚，有时则倾向于谨慎地对抗。

二○○八年上任后，李明博总统和他的执政党对北韩采取强硬态度，几乎切断所有的援助，并且针对解除核武以及促进人权合作提出条件。这项政策导致之后几年北韩对南韩发射飞弹，造成紧张不安的局势；也导致经济交易冻结、边界交火，以及北韩时不时就威胁要发动“全面战争”。

在李明博当选总统之前，南韩的政策几乎完全背道而驰。金大中和卢武铉总统执行“阳光政策”，在平壤和金正日举行高峰会，同意将粮食和肥料大量运往北韩，也批准慷慨的经济交易。这项政策几乎完全忽略劳改营的存在，也没有尝试监视流入北韩的援助，究竟落入了谁的口袋。但是，这项政策让金大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偶尔，南韩对于处理北韩问题的分歧看法，会表现在南、北韩边界上一种类似歌舞伎剧场的场合中。在那里，叛逃者会放出飘往北韩的气球，上面夹带着打算让金正日火冒三丈的传单；因为那些传单说，金正日喝昂贵的进口名酒，勾引别人的老婆，是杀人凶手、蓄奴者，是“魔鬼”。

我参加过一次这类放气球的活动，看到李明博政府的警察奋力保护一名北韩叛逃者朴相学，使他免于受到愤怒的统一派分子以及大学知识分子的伤害。这些人坚称，只有一个政策是可行的，那就是以不带威胁的方式和金正日政府交涉。

结束之前，朴相学不偏不倚地踢中一名反抗议者的头部，发出类似球棒打中棒球的声响。而他也对其他几个人吐口水，并取出夹克里的催泪瓦斯枪，在警察将它夺走前对空发射。他无法制止对手扯破大多数装有反北韩传单的袋子。

最后，虽然朴相学的团体带了十个气球来，但只能放出一个，而成千上万张的传单则散落了一地。

发生这次气球灾难的隔天，我和申东赫第一次见面。他没有参加这个活动，因为他不习惯街头对峙。他一直在观看盟军解放纳粹集中营的旧影片，而在这些影片中，他看到推土机挖出希特勒摇摇欲坠的第三帝国想要掩藏的尸体。

“这是迟早的问题，”申东赫告诉我，而这时，北韩尚未决定摧毁劳改营。“我希望美国可以透过施压和劝说，说服（北韩政府）不要把劳改营的人通通杀掉。”

申东赫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在南韩付帐单、谋生，或找到女朋友，但他已经决定了在他有生之年想做的一件事：成为人权活跃分子，让国际社会进一步认识劳改营的存在。

为了这个目的，他打算离开南韩，搬到美国去。非营利团体“自由北韩”决定赞助他的第一次美国之行，而他接受了这个提议。他决定搬到南加州。

第廿三章 美国是天堂吗

一个凉爽的秋末晚上，在洛杉矶的一处滨海郊区，申东赫站在一小群韩裔美国青少年面前。他穿着一件红色圆领汗衫、一条牛仔裤和一双凉鞋。那些专注的孩子坐在折椅上，而申东赫神情轻松，对他们露出亲切的微笑。他是托兰斯第一长老教会的讲员，主题是十四号劳改营的生活，这也是他每一次公开演讲的主题。

一年多来，他在自由北韩的赞助者一直差遣他到这类场合演讲，并且不断要求他预备恰当的评论。他们希望他发表一场有条有理、扣人心弦的演说，而且最好是一场英文演说；他们希望他藉由他那独一无二的故事撼动美国听众，激发他们成为志工，并为北韩人权运动募款。一位自由北韩的行政人员告诉我：“申东赫可以成为我们和这项运动的极大资产。我们告诉他：‘你可以成为北韩的代表人物’。”

关于这件事，申东赫不太确定。

在托兰斯的那一晚，他什么也没准备。一位自由北韩的工作人员将他介绍给学生后，他以韩文向他们打招呼，然后透过翻译员问他们，是否想问任何问题。

当一个女孩要他解释他如何逃出来，他的表情显得十分痛苦。

“这是一个敏感的私人问题，我尽可能避免谈这件事，”他说。

他勉强说出一个简短、粗略、经过消毒的逃亡故事，但是，没有深入了解他的生命细节的人，多半无法理解这个故事。

大约十五分钟后，他以下面这些话结束这场演讲：“也许我的故事让人觉得难过，但我不希望你们灰心丧气。”

他让听众感到乏味和困惑。一个男孩显然不清楚申东赫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北韩做了什么，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这场演讲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北韩当兵是什么情形？申东赫纠正他说，他没有在朝鲜人民军当过兵。他补充说：“我没有资格当兵。”

听了申东赫在教会的演讲后，我逼他解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果对你而言，公开谈论在劳改营的遭遇是一件难事，为什么你想成为一名人权证人？为什么你会漏掉可能让听众义愤填膺的部分？

“我所经历的事只属于我，”他回答，但没有直视我的眼睛：“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不太明白我在说些什么。”

恶梦——他母亲被绞死的画面——持续纠缠着他的睡眠。在他位于托兰斯和自由北韩工作人员同住的房子里，他的尖叫声吵醒了室友。他拒绝接受洛杉矶一些心理治疗师所提供的免费辅导，即使他们会说韩文；他拒绝去上课取得中学同等学历，也拒绝考虑上大学。

在我们那几周的漫长谈话中，有几次，他提到他心里“有一个地方死去了”，所以他很难有任何感觉。他说有时候，他假装很高兴看到他所激发的反应。但通常他甚至不想去假装。

申东赫无法轻易适应美国生活。

在二○○九年的春天，抵达加州后不久，申东赫开始剧烈头痛，这种情况持续着。自由北韩的同事担心他得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事实上，他的头痛是严重蛀牙所导致的结果。一位牙医为他进行根管手术，然后，他的头痛消失了。

这次的迅速痊愈是一个例外。

不论现在或将来，不论在美国或南韩，申东赫无法迅速地、轻易地适应围篱外的生活。这是他的朋友告诉我的，而他自己也这样跟我说。

安迪．金是一个协助经营自由北韩的韩裔美国年轻人，有一段时间，他是申东赫最亲密的朋友，他说：“他无法享受生活，因为还有人在劳改营受苦。他把快乐视为一件自私的事。”

安迪和申东赫的年纪相仿，两人经常一起在Los Chilaquiles吃午餐，那是一家便宜的墨西哥餐馆，位于一个路边购物商圈，离托兰斯工业园区内的自由北韩办公室不远。申东赫喜欢吃，在韩国和墨西哥餐厅时，他的话最多。有几个月，安迪每周见申东赫一次，两人每次以一小时的时间，讨论申东赫在美国的生活进展。

许多好事发生了。申东赫在办公室变得喜欢聊天和开玩笑。他会突然跑进办公室，告诉安迪和自由北韩的其他工作人员，他“爱”他们，这让他们吓了一大跳。但是，当这些人给他建议和忠告时，他的反应常常不是很好，而他也很难区分建设性的批评，以及针对个人的出卖。申东赫没有学好金钱管理，有时，他会以超过自己所能负担的钱吃晚餐，或为朋友买机票。他和安迪交谈时，他会流泪说，说自己是“没用的垃圾”。

安迪说：“申东赫有时从新的自我的眼中看自己，有时则从劳改营守卫的眼中看自己。有时他在这儿，有时他在那儿。”

我问申东赫，这种说法是否属实，他点头。

“我正从动物进化成人类，”他说：“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有时我试着像别人那样哭哭笑笑，想看看我会有什么感觉。然而，我无法流泪，也笑不出来。”

在世界各地的集中营幸存者当中，研究人员发现一种行为模式，而申东赫的行为符合这种模式。他们经常带着一个“受污染的身分”走过生命的历程。这是哈佛大学的精神病专家茱蒂丝．路易士．赫曼所提出的说法。

赫曼的著作《创伤和复原》探讨政治暴行对心理造成的影响。在这本书里，她说：“他们不只患了典型的创伤后症候群，他们和上帝、和别人、和自己的关系，也出现重大的转变。大多数的幸存者『时时刻刻带着一种羞耻感、自我厌恶感和失败感』。”*

/*Judith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94–95.*/

申东赫抵达加州后不久，一位出生于首尔的牧师妻子郑京顺开始煮东西给他吃，像母亲般关心他，并关注他如何适应美国生活。当他第一次来她家吃晚餐，她跑过去想要拥抱他，但是他不愿让她拥抱，因为被人触摸让他觉得不舒服。

但他继续来吃晚餐，部分原因是他喜欢郑京顺的厨艺。他也和郑京顺二十几岁的孩子变成朋友。尤妮丝是申东赫在首尔就见过的人权活跃分子，而她的弟弟大卫刚刚才从耶鲁大学毕业，也对人权有兴趣。这一家人住在河滨郡，那是一个位于托兰斯以东六十英里的城市，而他们已经和不少北韩移民变成朋友。郑京顺和丈夫金正均主持一个叫常春藤全球布道团的小型基督教事工。申东赫找到了一个接受他、欢迎他、爱他的韩国家庭。这一家人相亲相爱、相互照顾，这一点让申东赫感到非常羡慕，也觉得有点吃不消（他们也爱他、关心他）。几乎有两年时间，他每隔一星期就去郑京顺家吃晚餐，而且都是在星期六晚上去。他在一间客房过夜，然后在星期天和他们一家人上教会。

英文不太灵光的郑京顺开始说，申东赫是她的大儿子。申东赫容许她拥抱他，然后，他也拥抱她。他得知郑京顺喜欢冷冻优格，所以去吃晚餐之前，他会到一间超市买优格给她。她会逗他说：“你什么时候带一个媳妇给我看看？”他讨好她，告诉她变瘦、变年轻了。他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就只有他们两人谈。

“妳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妳不知道我做过什么事吗？”申东赫有一次这样问她，而他的心情变得十分阴沉。

他告诉郑京顺，他“讨厌”自己。他无法不梦见母亲的死状，无法原谅自己将父亲留在劳改营，也恨自己从朴永哲的尸体上爬过去。他也说他感到羞愧，因为在他逃出北韩的过程中，他偷了那些穷苦的北韩人的米和衣服。

郑京顺相信，申东赫的内疚没有结束的一天。但是，她常常告诉他，他有强烈的良心，也有一颗善良的心。她也说，他有一个其他北韩人所没有的优点：他没有受到围绕金氏王朝的那些宣传和个人崇拜的污染。

她说：“申东赫相当单纯，没有遭到洗脑。”

她的孩子看到，在加州待了一、两年后，申东赫的信心和社交技巧有了显著的改变。他比较不害羞，比较容易微笑，也变得喜欢和人拥抱。有几次，在我于加州对他进行访谈的前后，他也会拥抱我。

“以前，当他见到我在教会的朋友，他会侷促不安，”尤妮丝说：“但是现在，他会开玩笑，会哈哈大笑。”

大卫同意这个说法，他说：“申东赫能够同情别人。那种叫爱的东西——也许他里面有许多。”

申东赫的自我评价比较没有那么乐观。

他告诉我：“由于我身旁都是好人，我试着做好人所做的事。但是，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不是自然而然这么做的。”

在加州，申东赫开始相信，都是因为上帝，他才能够逃出十四号劳改营，才能够幸运地离开北韩和中国。然而，他刚刚找到的基督教信仰，无法挽回发生在他生命中的诸多憾事。当他认识上帝时，他已经来不及救他的母亲、哥哥和朴永哲了。他也怀疑上帝会保护他父亲，让他逃过守卫的报复。

同样地，在十四号劳改营，申东赫没有罪恶感的问题。青少年时期，他恼怒母亲打他，恼怒她冒险逃亡，然后害他遭受酷刑。当她被绞死，他并不悲伤。但是，当他变成劳改营的成年幸存者，当他在情感上离劳改营愈来愈远，他的愤怒变成内疚和自我厌恶。他说：“这是慢慢开始从我里面流出来的感觉。”他曾亲身见识一个充满爱和关怀的家庭，所以，当他回想他这个儿子如何对待父母，就觉得无法忍受。

申东赫是根据一个协定来到托兰斯的：他会帮助“自由北韩”，和这个组织的志工合作，在它安排的场合演讲，而这个组织将为他提供住处和生活津贴，但不会付他薪水。在“自由北韩”的帮助下，他取得了十年的多次入境签证，可以一次在美国停留六个月。

美国移民法给予北韩难民特别关照。由于申东赫身分特殊，是在北韩政治监狱劳改营出生和长大的受害者，所以，他有绝佳的机会取得美国永久居留证。但是，申东赫没有申请绿卡，因为他不确定自己想住哪里。

他无法认真追求任何目标。他在托兰斯上英文课，但是三个月后就退学。大多数时间，他待在自由北韩的办公室，在那儿读网络上的北韩新闻，并和那些会说韩文的工作人员聊天。有时候，他满足于扫地、整理箱子和搬家具之类的工作。他告诉自由北韩理事哈娜．宋，他们对他和其他工作人员应该一视同仁，不要特殊待遇。然而，他们分配工作给他时，他也会面露不悦，有时甚至会发脾气。每隔六个月，他的工作就会中断，因为他必须回南韩待几个星期。

自由北韩敦促在它协助下来到美国的北韩人，在抵达后，立即拟定一个“生活计划”。这个计划必须列出实际的、可以达到的目标，有助于新来者建立稳定而有收入的生活。通常这个计划包括上英文课、让自己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接受职业训练、接受辅导，以及上金钱管理课程。

申东赫不愿订立这样的生活计划，哈娜．宋说，她和自由北韩的其他工作人员纵容他。

哈娜．宋说：“他的故事震撼人心，他认为自己有权不按规矩行事，而我们给他机会。他只是在托兰斯游荡，觉得有必要理解为什么自己能够逃出劳改营，但我认为他还没有想通。”

在朝鲜半岛以外，韩国人在洛杉矶比在其他地方更能通行无阻，即使他们没有学会其他语言。定居于洛杉矶地区的韩裔美国人，已经多达三十几万人。

申东赫可以以韩文在托兰斯和邻近城镇用餐、购物、工作、上教会。他学会了一些英文，可以点汉堡和墨西哥食物，也可以和室友聊聊棒球和天气。

他住在牧场住宅式的四房组屋里，睡在屋内的一个铺位上，那是自由北韩所提供的住处，多达十六名大学生年纪的志工和实习生在那儿进进出出。在我去参观的那一天，厨房洗碗机上有一个告示牌：“请勿打开，我故障了，我很臭。那儿的家具破旧，地毯褪色，而宽广的阳台散布着球鞋、凉鞋和人字拖。申东赫和三名自由北韩的志工合住一间拥挤不堪的卧室。”

这种略显混乱、像宿舍的、充满同志情谊的环境很适合他。虽然有时候，他那些在美国出生的室友很吵、不太会说韩文，而且从来不会待很久，但他宁愿和这些充满活力的短期室友同住，也不愿独居，因为他所熟悉的十四号劳改营持续影响着他。身旁有人时，他睡得比较好，也更能享用食物，即使这些人是陌生人。当他在屋里难以入眠，或者当他被噩梦惊醒，他会爬出铺位，盖着毛毯睡在光秃秃的地板上，像他在劳改营时一样。

申东赫骑脚踏车上班，那是一段穿越托兰斯、二十分钟的轻松车程。托兰斯是一个阳光普照、位于郊区的工业区，是各种文化的大杂烩，坐落于洛杉矶商业区西南方十九英里的地方，有一段位于圣塔莫尼卡湾的美丽海滩，有时申东赫会去那儿散步。托兰斯那些宽阔的大道是一个世纪前由弗雷德瑞克．罗．欧姆斯铁德所设计的，而他也协助设计华盛顿的购物中心。托兰斯中学地中海复兴式的外观，是电视影集“飞越比佛利”和“捉鬼者巴菲”的背景。托兰斯也有一座埃克森美孚炼油厂，南加州许多汽油(www.kungua.com)就是出自于此。住在自由北韩的组屋之前，申东赫在托兰斯的第一年，多半住在一间老旧、过度拥挤的三房花园公寓里，那是自由北韩租来的，位于一个叫可诺克腓力普斯／托伦斯油罐区的巨大贮油库附近。

自由北韩之所以从华盛顿特区搬到托兰斯，是为了找到租金更便宜的地方，以及专注于建立草根运动。它认为在南加州比较容易招募被称为“游牧者”（Nomads）的年轻志工，并为他们提供住处。他们在托兰斯受训，然后去美国各地办说明会，让外人进一步认识北韩破坏人权的情况。

在申东赫待在加州的第二个夏天即将结束时，一位接受游牧者训练的新志工是哈琳．李，她是一个苗条而迷人的女孩，在首尔出生，四岁时和家人一起移民到美国。

她在西雅图郊区上中学，当她第一次在YouTube影片中看到申东赫时，她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二年级的学生。在这段影片里，申东赫在加州山景的一间礼堂演讲，而且正在回答谷歌员工那些有关他的生命的问题。哈琳．李也读到了我在《华盛顿邮报》所写的有关申东赫的那篇报导，里面引述他的话说，他想要找一个女朋友，但不知怎么找。

哈琳．李会说韩文和英文，曾去南韩为一个关注北韩的民间组织当短期翻译员。大学三年级时，她决定休学，以便全力投入北韩的问题。她从网络得知自由北韩的游牧者训练课程，但是，一直到她前往托兰斯展开训练课程之前的前两周，她才知道申东赫就住在托兰斯。

搭机前往洛杉矶的途中，她无法不想申东赫。她把他视为名人，在飞机上，她祈求上帝让他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在托兰斯，她很快就看到申东赫骑脚踏车进入自由北韩的办公室，而她决定找一个时间和地点和他好好聊一聊。他们立即喜欢上对方，那时他二十七岁，而她二十二岁。

自由北韩严禁北韩难民和实习生约会，后者多半是大学生的年纪，而且远离父母。这条规定的目的是保护实习生和难民，并减轻游牧者课程所带来的管理问题。

申东赫和哈琳．李不理会这条规定。当自由北韩警告他们，在哈琳．李完成实习训练之前，他们不得约会，他们两人都感到非常愤怒。哈琳．李威胁着退出训练，她告诉我：“我们认为绝对有必要让大家知道，这个规定是错误的。”

申东赫认为，这个警告是针对他个人的侮辱。他抱怨自由北韩采取双重标准，把他当成次等人，并强调他的好友安迪．金也和一位实习生约会。申东赫告诉我：“因为他们看不起我，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控制我的私人生活。”

去了一趟南韩，并经过几个月的思考，申东赫离开自由北韩，而他和哈琳的关系，不是双方决裂的唯一理由。哈娜．宋感到很失望，因为有时候，申东赫不愿负起责任，认为他应该得到特别待遇。她也认为申东赫没有努力学英文，这一点局限了他在美国演讲的能力。在居住问题方面，双方也出现沟通不良的情况。申东赫听说，自由北韩无法再为他提供住处，而哈娜．宋说，她曾告诉申东赫，他必须自己找住处。

或许，紧张关系是无可避免的，而这也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在南韩，北韩叛逃者常常辞掉工作，宣称他们被迫害。在南韩的安置中心哈纳文的职业顾问说，在适应新生活的过程中，北韩人所面临的长期问题包括：在工作场所疑神疑鬼、以激烈方式辞职，以及老是觉得被出卖。许多北韩人从来没有重新站起来过。

在美国也出现类似的模式。克里夫．李是在韩国出生的美国人，住在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最近几年曾为几个北韩人提供住处，而他也在这些北韩人的适应问题中看到一个模式：“他们知道，他们在北韩所听到的一切都是谎言，所以在美国，他们很难相信任何组织所说的话。”

当申东赫决定离开自由北韩，哈娜．宋觉得很伤心。她责怪自己在申东赫刚刚抵达加州时，没有要求他为自己负起责任。她说她最担心的，是不知道申东赫对于他接下来的日子，有什么打算。

后记 无法逃脱的祖国

在二○一○年二月，即申东赫与自由北韩决裂后数天，他从西岸搭机到华盛顿州，搬入哈琳．李及和她父母位于撒曼米许的家。那是西雅图的一个郊区，位于喀斯开山脉的西部山麓丘陵地带。

他突然搬到西雅图了，这让我感到很讶异。和他在洛杉矶的朋友一样，我也担心他太冲动，没来由地自断后路。但是，他的迁移当然让我更加容易和他见面。我碰巧来自华盛顿州，离开东京和《华盛顿邮报》后，我搬回西雅图写这本书。当申东赫打电话到我家，并以不流利的英文告诉我，他已经变成我的邻居，我邀请他来我家喝茶。

我们的合作差不多结束了，而申东赫也信守承诺，让我探索他过去最黑暗的角落。但我还需要知道一些；我想要更了解他对于未来有什么期望。当他和哈琳坐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我问他们，是否可以去他们家看看。我想见见哈琳的父母。

申东赫和哈琳太客气了，并没有拒绝我，只说他们家太乱，等到他们找到合适的时间，会和我联络。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他们让我明白，他们希望我漫长的“侦讯”可以告一段落，而且很快就告一段落。

申东赫和哈琳创立了一个叫“北韩自由组织”的两人民间团体。他们希望藉由外界的捐献来资助这个团体，而申东赫也打算发表许多演说。他们有一个目标远大的任务：设立庇护所来收容越过边界、进入中国的叛逃者，并偷偷将反政府的倡导手册带入北韩。申东赫说，为了达到这目标，他两度去到中国境内的边界地区，而且打算再去一次。我问他，是否担心在中国遭到绑架或逮捕，据说北韩特务会到中国追捕并绑架叛逃者。申东赫回答说，他有南韩护照提供保护，而且他一直十分谨慎。然而，对于那些警告他不要去中国的朋友而言，这个答覆并不令人十分满意。

罗威尔和琳达．戴伊是一对住在哥伦布的夫妻，在二○○八年读到我所撰写的第一篇有关申东赫的报导后，他们邀请申东赫来美国，并负担他的旅行费用。当他们听说申东赫离开自由北韩，搬到西雅图，他们都很失望也很担心。这对夫妇和住在河滨郡的金家都告诉申东赫，创立新的民间团体是一个风险极高的主意，但是，如果他继续和一个基础稳固、资金充裕的组织合作，他将能够发挥更大的功效。

申东赫和戴伊夫妇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称他们为“父母”，也认真考虑他们的担忧。搬到西雅图后，他接受邀请去哥伦布，在他们家住了几个星期，而哈琳则留在西雅图的家。

戴伊夫妇希望帮助申东赫订立一个管理未来生活的计划。罗威尔是一名管理顾问，他相信申东赫需要经纪人、财务管理人和律师。但是在哥伦布，他和申东赫并没有认真谈过话，而部分原因是，申东赫按照西雅图的时间作息，一直睡到接近中午才起床，晚上又和哈琳透过网络电话聊到三更半夜。

“他告诉我，他真的很爱哈琳，”罗威尔说：“这就是他的情况，哈琳带给他快乐。”

当申东赫回到西雅图，我再度和他及哈琳见面。他们说，他们家仍然很乱，不适合接待我，所以，我们在星巴克喝咖啡。当我问他们，他们的关系有什么进展，哈琳脸红、微笑，并柔情地望着申东赫。

申东赫没有微笑，他不想谈这件事。

我继续追问。我提醒他，他常常告诉我，他认为自己无法爱别人，当然也无法结婚。他是否改变主意了？

“我们必须先工作，然后才能考虑其他事，”他说：“但是工作完成后，我们有进一步发展的希望。”

这段关系没有成功。搬入哈琳家六个月后，申东赫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分手了，而他不想谈论分手的原因。隔天，申东赫搭机到俄亥俄州，住在戴伊夫妇的家。他不确定接下来要做什么，也许他会回到南韩。

当申东赫仍然住在西雅图地区，他邀请我去位于西雅图北郊的一间韩裔美国人长老教会。他将在那里演讲，他很希望我去听这场演说。在一个寒冷、下雨的星期日早晨，我提早几分钟来到那间教会，他已经在等我了。他用双手握住我的手，直视我的眼睛，并叫我坐在靠近前面的长椅上。他穿着一套灰色西装，一件领口敞开的蓝色礼服衬衫，以及一双擦得亮晶晶的黑色乐福鞋，我不记得曾经看过他穿得这么正式。教会挤满了人。

在会众唱了诗歌，牧师作了祷告后，申东赫大步走到教会前面，掌握整个晚上的聚会。他整整说了一个小时，没有看笔记，也没有显露任何紧张的迹象。起先，他刺激那些听众，那些韩国移民和他们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他坚称金正日比希特勒更坏，因为希特勒攻击敌人，但是，金正日让自己的人民在十四号劳改营这类地方做苦工，直到丧命。

抓住会众的注意后，申东赫说，他就像一个掠食者，劳改营的守卫教导他告发家人和朋友，而且不必自责。他说：“我脑里只想着一件事：若要生存，我就必须掠夺别人。”

申东赫向会众坦承，在劳改营里，当他的老师因为在一位六岁同学的口袋里发现五粒玉米，而将她活活打死时，他“没有去多想这件事”。

他说：“我不知道同情或难过是什么。打从我们出生起，他们就告诉我们，我们无法拥有正常的人类感觉。现在我逃出来了，而我正在学习成为一个有感觉的人。我已经学会哭泣，我觉得我渐渐变成一个人了。”

但是申东赫解释说，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他说：“我的身体逃出来了，但我的心还没有逃出来。”演讲即将结束，申东赫描述他如何从朴永哲焖烧中的尸体爬过去。他说他逃离十四号劳改营的动机并不崇高，他并非渴望自由或政治权利，他只是想吃肉。

申东赫的演说让我大吃一惊。当我想到六个月前在南加州看到的那位缺乏自信、语无伦次的演说者，我简直认不出现在的他。他已经能够控制自我厌恶感，并且能够使用这种感觉，来控告国家毒害他的心、杀死他的家人。

后来我得知，他的忏悔演说是刻意努力的结果。申东赫已经注意到，他那种有一搭没一搭的问答式演说，会让听众昏昏欲睡，所以，他决定听从他已经抗拒多年的忠告：拟好演讲大纲，针对听众的反应进行修改，并且把他想说的话背起来。他曾经独自待在一个房间里琢磨演说技巧。

这些预备得到了回报。那一晚，听众坐立不安，脸上充满不舒服、厌恶、愤怒和震惊的表情，还有人泪流满面。结束演讲时，申东赫告诉会众，如果一个人拒绝保持沉默，也许就能协助解放成千上万留在北韩劳改营的人。听到这席话，整间教会爆发如雷的掌声。

也许在生命中，申东赫还无法掌控他的过去，但是在那场演讲中，他的确掌控了他的过去。

二○一一年，申东赫放弃美国，搬回南韩，在首尔买了一间小公寓。他在南韩觉得比较自在，因为在那里，他没有语言和食物的问题，又有一小群年轻的人权活跃分子陪伴在他身旁。申东赫和这些人创立了一个每周一次的网络广播节目，邀请最近的叛逃者谈论他们在北韩的生活，并解释他们逃离北韩的原因。

申东赫戴着一副时髦的眼镜，看起来像一个前卫派学者。他是“北韩内幕”的共同主持人，这个节目的部分内容被上传到YouTube上，并附上英文字幕。在摄影机前，他冷静沉着、亲切随和，而且充满好奇心。虽然节目的主角不是他，但他偶尔会发表尖锐的个人政治评论。在一个节目上，他说北韩的独裁者如果“想要活命，就必须向全世界承认他们犯下的暴行，并鞠躬道歉……”

《逃出十四号劳改营》第一版问世后，记者找到了申东赫，他们想要知道有关他母亲的事，想知道他为什么出卖她？为什么在这件事上说谎？为什么选择在这本书里说实话？申东赫知道别人迟早会问他这个问题，而他尽他所能来回答。

他告诉《华尔街日报》记者伊凡．朗斯塔德和申秀雅：“以前，我从劳改营囚犯的观点来思考，我不太了解友情和家庭这类基本东西。回顾这件事让我很痛苦，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说出一切而不是隐藏。我开始觉得，我必须为我母亲的死亡负责，我开始认为这是我的罪。我想要向她道歉，即使她已经不在人世。我说出这件事的目的，就是请求她原谅。”*

/*Evan Ramstad and Soo-Ah Shin（申秀雅），"A Conversation with Shin Dong-hyuk," 二○一二年三月廿六日华尔街日报。*/

这本书出版后一个星期，申东赫搭机到华盛顿特区，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发表有关劳改营的谈话。*在一间挤满美国和南韩学者、记者以及政府官员的演讲厅里，他提出另一个理由，来解释他为什么会揭露自己出卖母亲的冷酷罪刑。他说他想要让世界明白，北韩持续在十四号劳改营这类的监狱培育童奴，并将他们洗脑，而这些孩子和他一样，完全不了解人类情感。他的一席话让听众陷入震惊和沉默。

/*"Hidden Gulag Second Edition: Political Prison Camps Conference," 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in North Korea, Washington D.C., April 10, 2012. Hosted at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http://www.hrnk.org/events/events-view.php?is=2*/

为了影响广大的群众，申东赫投注大量的心血和努力，而他的成功远远超过预期。《逃出十四号劳改营》变成一本国际畅销书，被译成十九种语言，包括韩文和中文。这本书的摘录出现在英国的《卫报》、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在线“大西洋月刊”、法国的《世界报》，以及德国的《明镜周刊》。英国广播公司第四电台以一周时间播出这本书的戏剧性朗读，而申东赫辛苦地应付紧凑的访谈行程，会见世界各地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记者，有时一天就必须接受七次访问。

他变成了北韩古拉格的代表人物，虽然这件事让他觉得丢脸，也让他筋疲力尽。重要人物都知道他的名字，在美国纳粹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发表演说时，美国国务卿希拉蕊．柯林顿特别提到他，并说他“已经立定一个生命目标：让全世界注意北韩的状况。”*南韩总统李明博告诉美国国会议员，北韩破坏人权的问题，比飞弹或核武问题更重要。*对塞尔维亚独裁者米罗塞维奇的战争罪行提出起诉的首席检察官，引用申东赫的故事，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调查北韩违反人道的罪行。*《经济学人》谴责世界和它自己没有认真看待北韩问题。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at the 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Forward-Looking Symposium on Genocide Prevention," Washington, D.C., July 24, 2012,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2/07/195409.htm　*/

/*"Lee says N. Korea Human Rights More Urgent Than Nukes," Agence France-Presse, May 23, 2012, http://bit.ly/Jdcd9L*/

/*Geoffrey Nice and William Schabas, "Put North Korea on Trial," 二○一二年四月廿五日纽约时报。*/

《逃出十四号劳改营》出版后，《经济学人》的一篇社论说：“或许北韩令人发指的残酷暴行麻木了道德上的愤慨。当然，将这个政权嘲讽成外星怪物的政权，比对抗它所施加的苦难更为容易（经济学人感到内疚）。然而，杀人、奴役、强迫人口迁移、酷刑、强暴——北韩的这一切暴行，几乎全部可以视为违反人道的罪行。”*

/*"Never Again?"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

当这本书出现在世界各地的书店，申东赫在世界各地旅行，解释他在劳改营所做的事，并提醒世人，劳改营仍然持续运作着，仍在培育奴隶，并训练告密者。几乎天天都有记者问他，是否担心北韩会试图除掉他。这不是一个没有根据的问题。至少有三次，平壤派遣刺客暗杀话太多的叛逃者。其中两次失败了，但是南韩政府说，在一九九七年，北韩特务在首尔开枪杀死李汉英。这个人是金正日一位前妻的侄子，常常直言不讳地批判北韩政府。*

/*Choe Sang-hun（崔相勋），"South Korea Arrests 2 From North in Alleged Assassination Plot," 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纽约时报。*/

《逃出十四号劳改营》出版后不久，北韩出面斥责人权批判者。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宣称：“（北韩的）军队和人民绝不容许美国以『人权问题』的名义，击倒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主义制度。”*然后语带威胁说，北韩会报复叛逃者和人权活跃分子：“胆敢伤害（北韩）最高领导人的威严者，不会安然无事，不管他们在哪里。他们将无法逃过残酷无情的惩罚……”*

/*KCNA Urges U.S. to Mind Its Own Serious Human Rights Issues,"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May 15,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12/201205/news15/20120515-11ee.htm*/

/*DPRK Will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Against Terrorism,"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July 31,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12/201207/news31/20120731-27ee.htm*/

回答有关自身安全的问题时，申东赫面不改色，他不害怕。他说在北韩的古拉格关闭之前，在所有关在里面的囚犯获得释放之前，他不会停止谈论他在十四号劳改营的遭遇。

附录 十四号劳改营的十诫

在劳改营的学校，申东赫必须默记这些规定，守卫也经常命令他将这些规定背出来。

一、不要试图逃跑

逃跑被逮的人，将立即遭到枪决。

知道有人试图逃跑，但没有报告者，将立即遭到枪决。

目睹有人试图逃跑时，必须立即告知守卫。

禁止众人聚集、计划或尝试逃跑。

二、禁止两名以上的犯人聚集

如果两名以上的犯人没有获得守卫许可，就聚集一处，这些人将立即遭到枪决。

擅自闯入守卫的村子或损坏公共财产者，将立即遭到枪决。

犯人集会的人数，不可超过负责的守卫许可的人数。

在工作以外，如果没有取得许可，没有任何一群犯人可以聚集在一起。

在夜间，如果没有事先取得许可，不能有三名以上的犯人一起走动。

三、禁止偷窃与持有武器

任何被发现偷窃或拥有武器的人，将立即遭到枪决。

若有人没有检举偷窃或持有武器者，或者协助偷窃或持有武器者，此人将立即遭到枪决。

偷窃或藏匿食物者，将立即遭到枪决。

刻意损坏劳改营使用的任何物品或工具者，将立即遭到枪决。

四、犯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守卫

对守卫怀着恶意或攻击守卫者，将立即遭到枪决。

没有完全服从守卫的指示者，将立即遭到枪决。

不可对守卫顶嘴，或向守卫抱怨。

遇见守卫时，犯人必须恭恭敬敬地鞠躬。

五、看见逃亡者或可疑人物时，必须立即检举

为逃亡者提供掩护或保护者，将立即遭到枪决。

若有人持有或隐藏逃亡者的所有物，或与逃亡者共谋或者没有告发，将立即遭到枪决。

六、犯人必须彼此监视，必须立即检举任何可疑的行为

每一位犯人都必须观察别人，并且保持警觉。

必须仔细观察别人的言行举止，看见任何可疑的事物时，必须立即告知守卫。

犯人必须尽责地参加意识形态斗争会，必须严厉批评别人和自己。

七、犯人必须完成每日规定的工作量

没有完成规定的工作量者，将被视为心怀不满，将立即遭到枪决。

每一个犯人都必须为自己应该完成的工作量，担负起完全责任。

完成规定的工作量是为了洗罪，以及报答国家对犯人的恕罪之恩。

不可改变守卫所分配的工作量。

八、在工作场所以外，男女不可为了个人理由而接触

没有事先获得许可就发生性行为者，将立即遭到枪决。

在工作场所以外，如果没有事先获得许可，男女不可交谈。

如果没有事先获得许可，不可到异性的盥洗室。

如果没有特殊理由，男女不可牵手或睡在一起。

如果没有事先获得许可，犯人不可到异性犯人居住区。

九、犯人做错了事，必须确实悔改

不认罪或否认罪行，或提出离经叛道的看法者，将立即遭到枪决。

犯人必须深刻反省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犯下的罪，并且努力洗罪。

惟有认罪并深刻反省自己的罪，犯人才能重生。

十、违反劳改营的法令和规定的犯人，将立即遭到枪决

犯人必须确实将守卫当作老师，遵守劳改营的十项规定，让自己藉由辛勤劳动和纪律，洗掉过去的一身罪恶。

谢辞

当然，如果没有申东赫的勇气、智慧和耐心，本书不可能写成。有两年时间，他花时间并忍受痛苦诉说他的故事，道出一切可怕的细节。

我也想要感谢丽莎．珂拉克夏，她是美国北韩人权委员会的委员，也是最先和我谈到申东赫的人。《经济学人》的记者肯尼思．库克尔告诉我，必须有人将申东赫的故事写成一本英文书，他也针对如何写这本书提供了建设性的建议。

由于我不会说韩文，所以我必须倚赖翻译。我要感谢首尔的史蒂拉．金和珍妮佛．赵、徐尹仲和布莱恩．李与东京的山本亚希子协助我写报导，以及支援。南加州的大卫．金是出色的翻译员，也是我和申东赫的朋友，他针对本书提出许多建议。

在托兰斯，自由北韩的哈娜．宋和安迪．金帮助我了解申东赫如何适应美国生活。哈娜．宋也为我和申东赫处理后勤工作。西雅图的哈琳．李也帮了我的忙。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罗威尔和琳达．戴伊为我提供观点和建议，他们帮助过申东赫，而他把他们视为父母。

我要感谢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马可士．诺兰，他引导我去了解北韩的内幕。花许多时间为我提供专业见解，他和史蒂芬．哈克德合作进行的北韩研究，是我主要的信息来源。此外，吴孔丹帮助我了解从申东赫以及其他北韩人得到的信息，她是维琴尼亚州亚历山卓的美国国防分析研究院的研究员，她和北韩丈夫所写的书，也为我提供极为宝贵的帮助。在首尔的国民大学从事北韩研究的教授安德烈．兰科夫，总是乐意和我分享他的见解。

两位孜孜不倦的部落客，为我提供有关北韩经济、领导人、军事和政治的最新信息和分析。他们分别是“一个自由韩国”的约书亚．史丹顿，以及“北韩经济观察”的寇蒂斯．梅尔文。此外，芭芭拉．德米克的好书《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是我了解北韩人民想法的主要来源。

我特别感谢首尔的“北韩人权数据库中心”，这个机构出版了申东赫的韩文回忆录，并且大方鼓励他和我合作。此外，韩国律师学会出版的《二○○八年北韩人权白皮书》，也是宝贵的信息来源。

《隐藏的古拉格：揭露北韩的监狱劳改营》的作者大卫．霍克和我分享他的专长和研究，他也是让外人注意北韩劳改营的存在和运作的最重要人士。我也感谢苏珊娜．肯尔特，她在世界各地带领北韩人权运动。在西雅图，阿尔卡斯（微软Bing地图架构长）提出叙述方面的精明见解，而山姆（《喷气式时代》作者）则为我提供报导上的建议。

我的经纪人拉菲尔以出色的专长让这本书得以问世，《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差遣我到亚洲，建议我深入探索北韩内幕。当我犹豫不决，他们给我鼓励。也对我提出严格要求，并大力支持。总裁唐纳德先生也非常关注北韩的情况，当我写出有关北韩的有趣报导，他总是对我多加鼓励。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洁西卡，撰写本书时，她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除了阅读和校订这本书，她也让我相信，说出申东赫的故事，是我所能做的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我的孩子露西安达和安诺针对申东赫的生命故事提出许多好问题。他们无法理解北韩的暴行，但是他们认为，申东赫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也有同感。

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公开处决的机会教育

导论 不曾听过的爱

第一章 吃光母亲的午餐

第二章 上学的好日子

第三章 上流血统

第四章 试图逃走的母亲

第五章 试图逃走的母亲：第二版

第六章 这个贱货生的不行了

第七章 太阳照在老鼠洞上

第八章 避开母亲的眼睛

第九章 贱货生的反动派儿子

第十章 无法辨识的工人

第十一章 养猪场的空白

第十二章 缝纫机和告密者

第十三章 令人着迷的犯人故事

第十四章 准备大逃亡

第十五章 脱离围篱

第十六章 找到食物与走私

第十七章 流浪与等待

第十八章 边界的偷渡客

第十九章 中国境内的韩国人

第廿章 寻求庇护之路

第廿一章 第一张信用卡

第廿二章 冷漠的南韩

第廿三章 美国是天堂吗

后记 无法逃脱的祖国

附录 十四号劳改营的十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