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布雷回憶錄

陳布雷

書籍簡介

果子離

陳布雷追隨蔣介石22年，是蔣介石的文膽、智囊，有「國民黨第一支筆」之稱。1948年11月13日，國共內戰風雲變色前夕，59歲的陳布雷留下遺書自殺身亡，死因眾說紛紜。在自傳中，陳布雷繫年敘述五十年的生涯，宛如民國史、國民黨史及蔣介石生平的縮影。

數位綠色閱讀，從百年千書開始

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改變中國，也改變了中國的知識與學習視野，中西方的知識從此合流。

一九九〇年，網路勃興，人類進入數位世界。

二〇〇八年，電子閱讀器成為新的內容載體，知識走入雲端，人類開啟數位綠色閱讀。

當全世界都捲入風起雲湧的數位閱讀時，台灣還在為數位內容集結、轉換而努力，為了加速綠色閱讀來臨，「百年千書，經典必讀」計畫應運而生。

從1840年到1990年，這一百五十年歷史時間內，是近代中國知識劇變的關鍵時刻，「百年千書」計畫，挑出一千本影響深遠，且現今讀來仍有趣味、仍有閱讀價值的書。將這千本書製成通用的電子書格式，以國際通用的電子書目錄來散播，希望全球各地的華文閱讀者，都能順利閱讀。

從專家推薦，到網友票選，到選書委員精挑細選，這一千本的書單，只是一個起點，更是一個邀請。從下載、閱讀這一千本電子書開始，台灣數位出版聯盟希望引發每一位愛好閱讀的人，也能開始想想影響自己的書單，從不同的角度來想究竟還有哪些書值得閱讀，值得推薦。從這一千本書出發，我們希望華文電子書能夠更為充實。

台灣數位出版聯盟 理事長 何飛鵬

前言

先夫子布雷先生逝世，迄今將兩月矣。人天永隔，欲語無從。茲值回憶錄付梓之日，余重讀此三十年來，憂患備嘗，甘苦與共之生活記叙，中心悽戚，不能自已！

先夫子一生，誠可謂歷盡艱辛。年十六而失恃，二十五而失怙，此一大家庭之重任，乃落於一身，時弟妹衆多，皆未成立，宗族鄉黨諸事，俱待規劃、繼理。先夫子乃辭去教職，一意家居，日常瑣細，無不躬親料理。蓋以此為自身責任所在，不容趨避，雖因此犧牲一己之精力事業，亦無所惜。其服務於新聞界及政界，此種强烈執着之責任觀念，始終為其思慮決斷之中心。而其健康之所以未能及時挽回，終至日趨衰病，此實亦原因之一也。

先夫子體質素弱，髻齡時即患頭痛。回憶錄中，於歷年健康狀況，亦多所記載。惟於日常交往，終不願以病態流露，故雖至親好友，亦多不知其體力衰弱。壯年服務報界，勞，神經衰弱之症，乃益加深。尤以抗戰期間，留渝八載，工作緊張，生活困苦，身體更感不支。勝利後親友有知其衰老者，多勸暫作休養，以期恢復健康。余亦百方譬解，勸以報國之日方長，務以自身健康為意。近兩年來，先夫子雖亦於政務稍暇時，或乞假休息，多則一月，少或一週，但身雖居家休憇，不數日而心中又念念不忘於京中待理各事。且以國家多難，奈何自身偷閒為責，實從未能達到恢復健康之目的。

先夫子一介書生，從政本非素願，且以生性不近，時作擺脫之想，故先期歷任政府職務，僅自賃旅舍以居，從不携眷，蓋每以為不數月即可辭歸也。及西日戰起，感於國多艱難，正需羣策羣力，凡能有所效命，固當萬死不辭，此時告退何異放棄責任；譬如舟行逆流，胡敢輕棄帆楫？乃憑除他想，一意任事。至抗戰勝利，大敵雖除，而國人醉生夢死者多，因循苟安，不知利用此千載一時之機會，以圖國家民族前途之光明。先夫子觸目傷心，中心抑鬱，不能自解。加以體方日衰，報國無從，乃時時引咎自責，嘗謂人生誰不樂生，但如體力精神已不堪工作，徒耗國力，愧對民衆，生不如死，故遺書中，力勸友朋及時努力國事，勿使老大傷悲。是以先夫子之死决不是僅為一人、為一事之刺激率爾輕生，蓋其志在以一死勵大衆也。其日記函札，間亦隱約流露此意，他日付印問世，其志當可大白。先夫子常謂：一待國家太平無事，即當擺脫政務，重回新聞記者之崗位，專以文章報國。不料國事蜩螗，日復一日，先夫子為責任心所驅使，明知健康情形已不勝任，祇得勉力為之，終至心力交瘁死而後已，素志迄未得償，悲夫！

先夫子五十初度之日，蔣先生曾書「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八字以贈。此雖諸葛武侯之名言，先夫子自云蔣先生貽此八字，可謂知其最深。蓋淡泊為其立身之根本，寧靜為其處世之中心；淡泊則所以能與世無爭，寧靜則所以能堅忍不拔。余與先夫子朝夕相共者三十年，此種性格知之最深，先夫子在日，訓示子女恆以「正直平凡」四字相勉，謂能守正直，則不致為環境所左右；能甘平凡，方可透澈了解自身之能力志趣，以謀對國家社會作適當之貢獻。世人綜論先夫子一生，多以事業文章相推許，不知先夫子自謂對國家不過能盡力，於文章不過盡心，其縈繞中心朝夕與求者，乃在此精神一念；以為人生百年，當謀如何發揮生命最大之能力，以無負天賦各人之神聖責任。此責任固不論大小輕重，但期能精誠專注，全力以赴，貫澈始終，即可不負人生眞義矣。

今年夏季，先夫子體弱過度，養疴廬山，一日小坐閒談，道及近來健康情形，偶謂「先妣謝世之日，年三十九：先考見背，則四十九。吾今年五十九，較先人之壽已長矣。」不料當時無意一言，竟成讖語，今日思之，悲痛曷已！

回憶錄為先夫子所自撰，於二十八年夏續成於重慶效外之老鷹岩寓邸，自出生至五十歲止，所記為個人求學及工作經歷，兼及家庭各事，特為檢出先行付刋，至於五十歲後所記，以及論文書札小品等作，亦正整理蒐集中，一俟有成，則當陸續付梓，使人雖永逝，而精神文章得以長留人間，供人憶念，則平生之願足矣。

三十八年一月十一日未亡人陳王允默謹識於上海寓所

自序

余於民國二十五年夏，在廬山追紀少年舊事，為回憶錄一冊，所紀皆個人經歷，並及家庭事，至民國十年余三十二歲時為止，今忽忽且五年矣。諸兒女屢請續紀三十三歲以後事，而公務殷繁，卒鮮暇晷，未遑執筆也。今年六月，養疴於老鷹岩，事簡多暇，乃就所記憶者分年追述之，至二十八年終為止，為回憶錄第二冊。余五十歲以前之事蹟，略具於斯，然時日久遠，追憶為難，或有年月舛訛之處，尚待異日補正耳。

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畏壘識

作者在牯嶺時所攝

陳氏全家合影 前排坐者 陳布雷 陳夫人王允默女士 後立者自右至左 五兒邁 六兒遂 三兒適 長子遲 長媳王世璽 長女琇 二兒過 幼子遠 二女璉

北平之行 陳紹寬 陳布雷 袁同禮 羅家倫 張羣

浙江省教育廳長時代 自右至左 徐懋來 鄭文明 陳布雷 張靜江 程振鈞 沈士遠 劉石心 霍寶樹

出巡雲南 前排右第二人起 周鍾嶽 龔自知 龍雲 蔣委員長 陳布雷 丁紹冠 陸子安 胡瑛 廖嘉銘 袁丕佑

侍從室時代 自右自左 蕭自誠 於平遠 陳方 陳布雷 榮寶澧 古兆鵬 盧集賢 汪日章 參謀 李惟果 俞國華

蔣委員長祝賀作者五十壽辰之手書

陳布雷先生墨蹟

回憶錄（一）

清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一歲

十一月十五日亥時生。

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二歲

正月 嗣母應孺人逝世。

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三歲

六月 三弟訓懋（字勉甫）生。是年夏大水。

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四歲

九月 五妹生。

夏患痰厥，昏迷不省事者半月，女傭方氏調護甚至，及長猶髣髴憶之。

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五歲

先考授余識方塊字，至年終每日能識三十字。是年大姪孟扶生，余據短几，吃糖麵，樂甚。

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六歲

正月隨伯母至祝家渡，奉父命拜袁莘畊先生為從業師。

從大哥讀書，誦毛詩。

大哥是年家居讀書，以老屋西之倉屋為書室，即所謂新屋者是也。先父命余從之讀，同學者袁耕先表兄，伯母之姨甥也。每晨挾書包入學，午後四五時退，書室之前楹懸治家格言，以是為先師孔子之位，出入必行禮焉。大哥撫愛倍至，從學一年，未賞責扑，即呵斥亦不加。

六月　六妹生。

是年初冬，從母居外家旬日，挾毛詩自隨，每日請大舅父授新書一章。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七歲

是年以大哥不常家居，先考親授予讀，誦毛詩及爾雅。

苦爾雅難讀，請於先考，願易他書，先考命之曰：「此書非幼時先讀不可，汝長自知之。」先考承先大父遺志，經紀里中自治公益教育慈善諸事，族中長老，常過予家，即就書室與先考談，先考必命輟讀侍坐，且教以進退應對之儀。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八歲

從族父小坨先生讀，讀禮記。

是年先考延族父小坨先生舘予家，以祖堂東屋樓下為書室，同學者族兄和齡（小坨先生子）餘麟諸人，三弟亦於是年上學。

八月　七妹生。

斯時余家兄弟姊妹六七人，居室偪仄，人口衆多，且須具館師膳，皆先母躬親料理之，乳媼二人以外，僅竈下婢一人，以是先母體日衰。顧於予等督教備至，夜輟讀歸，先母坐燈下治縫紉，必命余旁坐讀書。先伯母則每夕過余家，與先母談家常。伯母嗜水煙，每至，余姊及余兄弟奉茶煙甚勤，伯母撫愛甚至；一室融融，必至戌初始歸寢，所常坐起者，即為祖堂西之一室。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九歲

從徐二沆（爾康）先生讀。同學者三姊四姊及三弟，書室移設於東樓上，樓下則吾父居之。徐先生為吾邑南鄉人（其所居曰官路沿），與先考為同學，以小坨伯父老病，先考乃延徐先生課予等讀。先生深目高顴，好深思，習醫術，督課極嚴。

是年春讀禮記卒業，繼讀春秋左氏傳，旁晚讀唐詩，日課一首。

其時維新變法之議甚盛，先考及大哥均以為八股必廢，故不欲予先習四子書，而以五經立識字為文之根基。是年清廷果下詔廢八股，改以策論課士，旋復詔復其舊，大哥以為八股之運命必不久，且本為高明者所不屑為，何必以是苦童子，先考深韙其言，徐先生初不信，大哥力陳其理，亦釋然。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十歲

仍從徐先生讀。本年三姊輟學，魏夢麟表弟來附讀，大姪孟扶亦同學焉。

三月，春秋左氏傳卒業，接讀書經，始習算，旁晚則記誦龍文鞭影故事一二則。

自去年起，先考常於課餘為講述廿一史約編，本年徐先生授余廿四史彈詞。

余是時頗有意練習作文，先考及兄不之許，謂此時且先讀書耳。春間聞人言，葉經伯（念經）先生有子名虎兒，長余數月，為論說文已成篇，益羨慕不能已。堅請於父師，始命學作史論，然筆墨思路均拙滯。四月，大哥閱余課文，乃以增廣古今人物論一冊授余，教以議論文作法，自是始稍有進步。是年秋，馮君木先生來余家訪大哥，先生年少有文名，丁酉以拔萃授教諭，余是時已知拔貢榮於鄉薦，私念使余得為馮先生，豈非人生快事乎？

九月訂婚於楊氏，作伐者叔舅楊石蠶先生，大哥在緐露祠結社讀書之詩友也。

余七八歲以後，性行頑劣，體旣弱，乃好戲侮弟妹，先母常叱責之，余屢改而屢犯，母氏嘗流涕責戒，謂爾天姿雖佳，如此志行薄弱，父母均將失望矣。自此益思在學問上努力，以博母氏歡心。三弟性厚重沈着，故母氏益愛之，余雖羨三弟，然未嘗妬之，但自憾意志薄弱耳。

十二月八妹生。是日歲除，懸像祀祖，母氏料量祀事，薄暮始休息，未幾八妹生，吾母之劬勞可想矣。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十一歲

仍從徐先生讀。四姊亦輟學，其他同學如舊。

誦書經已卒業，接讀周易。先考以書經易經均艱深不易讀，恐易窒性靈，商於徐先生，每三日命余誦昭明文選一篇，必能背誦始已。

是年讀輿地歌括，自是對天文地理略有基礎知識。

徐先生自去年起從大哥習算，應求志書院月課，往往獲隽，對數學大感興趣，課余習算甚勤。夏習完四法，接授代數。童稚之年，對算理不能領悟，依題練習而已。是年起有夜課，必至十時後始輟讀，放學時大姪最先，夢弟三弟次之。余最後。以作課時間太長，常患頭痛發熱，又不敢直告先生，即請假亦無效，退又不敢告母氏，因母氏須照管一弟四妹，未可再勞，每病作，悄悄登床自睡，明晨熱亦自退，又上學如常。

是年有拳匪之亂，每聞大哥歸家與先考談時事，始知中國國勢之大概，亦常自大哥處得閱時務報等刋物，雖在可解不可解之間，顧獨喜閱之。

冬月某日，大哥囑大嫂治食，邀余往食湯糰，食畢，課予以英文字母，蓋大哥望余成學之切有如此者。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十二歲

仍從徐先生讀。同學者仍如舊。

習易經旣畢，溫讀已習諸經，並授公羊穀梁傳，每旬日課文三篇，以三六九為課期。是年習代數一次方程畢，徐先生望余心切，乃繼授以幾何，用形學備旨為課本，教以三角形圓形諸原理，余毫無基礎，茫然不解，而徐先生不察，以為惰也。某日為族父懿炳伯壽辰，會賓朋於其家，徐先生以三角形內容圓之一題，命余解答，余實不能答，至薄暮未繳卷，徐先生禁閉之，謂不答即不能出書室一步，而自已則易鮮衣往吃壽酒去矣。余悲憤失望，益無心習算，賴鄰人緩頰始已。此事先父亦不謂然，舊時塾師之不明兒童心理往往如此，余後來習數學不落人後，固賴徐先生之教，而對形學格格不入，亦徐先生為之也。

是年五月，四弟訓慈生。先母連生四女，至是又得一男，闔家歡喜。

冬日徐先生以病請假，大哥來代課。時大哥已習日文，方游日考察農業歸，每日挾養鷄全書一厚冊，且課讀且翻譯焉。大哥命余學作詩，秋日成苦雨一絕：「游子浮雲夢不成，挑燈獨坐夜淒清，明朝欲向橫塘路，大雨瀟瀟久未晴。」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十三歲

與三弟出就外傅於三七市董氏。時三弟僅十一歲，鄰人以為太稚，不宜離家。吾母望余等成學，不顧也。是時吾鄉董葉二氏為提倡新學之中心地點，葉經伯先生及董子咸、子宜二先生均輕貲財、好賓客，吾邑有志改革之士，如陳山密、錢去矜、魏仲車、錢君勰、胡君誨諸先生與大哥等，常常會其家。今年葉氏設日文講習所，延日人山森等主講，董氏則聘姚魯彥先生設舘授子弟以英算，故余父母命余兄弟往董氏就學焉。

正月至董宅就傅，董藹堂（佐宸）先生授中文，習四子書，閱綱鑑輯覽，均上午課之。姚魯彥先生授英文及筆算，均下午課之。同學者董佐欽、及弟二人董君夷、君執昆弟，又董鳳四先生之子尤青，及余兄弟等共八九人，董君貞柯奉母命來學英文，余與貞柯締交自此始。是年與董氏羣從相識，覺友朋之可樂，獲交季劭少相昆季，皆性情篤厚能自愛，季劭與余善，少相與三弟極相得，過從幾無虛夕，季劭兄弟扼于其兄，不獲同習英算，甚惜之。

八月，大哥擧於鄉。十一月二姊歸葉表兄德之。其時大哥提倡新學，以自然科學之研究相倡導，又同情於顛覆滿清之革命思想，旣中擧，友人羣以相謔。大哥於二姊于歸時張筵會賓客，揭一帖子於書室曰：「問新貴人以何為目的？處舊世界也算有面光」，蓋已有文字通俗化之趨向矣。

冬盡，自董氏歸家度歲，閱作新社刋行之萬國歷史及世界地理，常為兩姊及弟妹講述之。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十四歲

仍與三弟就董氏讀。從譪堂先生習中文，姚魯彥先生習英文數學，關於史地及理化常識，則魯彥先生時時指導余等自學。夏，魯彥先生以事離舘，何旋卿（其拒）先生代之。是年春習四子書畢，董先生命余就所習之羣經及漢魏文溫習之，並命讀唐宋文，且習作四書五經義等。以董先生體弱，所作文有時封寄大哥改削之，顧大哥亦事繁，故余此一年於作文方面進步最少，且年漸長大，雖有嚴師，而無畏友以相砥礪，致為學不能專壹有序，唯魯彥師則常於課後招至其室，訓迪鼓勵無所不至，稍得自免於荒嬉。

是時子咸、子宜、去矜、經伯先生及大哥等經營出版事業於滬上，輸入新書及報紙雜誌甚多，董氏齋中堆積盈架，暇輒往取讀，尤喜閱新民叢報、新小說、警鐘報、浙江潮雜誌，有時於夜課向子咸先生借讀，翌日午前盡一卷而歸之。子咸先生常戒予為學不可太貪，貪則傷身損智，余為求知慾所驅使，泛歡涉獵，有如饕餮，不能從其教也。

少時喜模仿，不解所以而好為趨時之擧。此一年余有幼稚之舉三：（一）與貞柯、君夷及三弟組覆同志社，闢一密室，請畫師繪一墨筆黃帝像懸室中，相率禮拜之，且習為革命之演說，一也。（二）以俄國革命有女傑蘇菲亞，謂吾邑亦當有一蘇菲亞，乃竭力教董氏表妹名椿仙者以文字，聳恿其父紉佩姑丈令其讀書於上海愛國女學校，魯彥先生等竟從而助之，卒底於成，二也。（三）威博之父馮三（德成）先生來董氏，余以一童子與談種族革命之大義，馮三先生以其幼稚可笑，故作不解以叩其竟，且時時反駁之，謂爾雖有此志，汝父且欲汝入清朝試場則奈何？豈有革命家而學作制擧文字者乎？大窘無以應，遂不為四書五經義者一月，經父師督責始復為之，此又一極可笑之事也。

冬十月，父命應童子試，心不願而不敢違。隨父入縣城觀場，場中文字草草，榜發置第一五一名，與考者亦一五－名。父大怒，即日命歸家，謂教汝讀書，乃居闔邑童子之末，辱門楣甚矣。余亦懊喪，願更試第二場。父不許，遂廢然歸。母親詢知之亦大不懌，余遂不再往董氏，閉戶思過，以為不雪此耻，何以對父母？及府試期近，堅請再往一試，父母知余有悔意，顧仍不許，謂此去再取得一末尾資格以歸，祇益辱耳。悲悵無以自明，二姊知余志堅，則詢余真知悔乎？慰勵百端且為請於母氏，母氏言於父，勉强許之，遂買舟往寧波就試。

十一月應府試，主試者萍鄉喻先生（兆蕃）。自以早年科第，欲拔幼童列前茅，於考生年在十七以下者，均為別置試場于內堂而親試之。余文實不佳，喻先生故意降格相看，第一試四書義置第十一名，第二試為史論置第一名，第三試為史論策問各一篇置第四名，第四試為策問時務置第二名，第五試五經義，試畢未發榜，召余一人至其內署書室，親授論策題各一面試之，並為具饌，引余見其夫人，試畢贈予湖北局刻古文辭類纂一冊，命老僕高升送余歸庽。翌日總榜發，列第一，父始色霽。時風雪甚，庽中諸就試者均已先歸，余隨父買舟歸，過父執孫以文先生家，以文先生以手拊余背曰：汝所以得此，乃縣試失敗之所激也，不患蹉跌，患不能自奮，宜永記之。

是年七弟訓慜生，生而美慧，踰年即殤，吾父母借之甚。

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十五歲

二月至寧波應院試，錄取第五名，為慈谿縣學生。予幼時體弱而好荒嬉，常貽慈母憂，至是始稍慰母心。

三姊于歸陸氏。

偕三弟入慈谿縣中學堂肄業，予列甲班。三弟列乙班。

慈谿縣中學開辦於兩年前，主持者不諳教育，未見如何成績，本年由縣學訓導仁和關來卿先生（維震）任監督，稍稍革新之。時主講中文者為陳山密先生（鏡堂）、蔡芝卿先生（和鏗）、蔡芳卿先生（和鏘）、陳季屏先生（和翰）；主講英文算學者為胡志程先生（哲良），體操亦胡先生任之。內分三班，甲班又分二組，洪君苓西（鍾美）程度最高，為甲班甲組生。余與馮仲肩（堪）、馮威博（度）、陸蒙藝（羽）光）、董鐵珊（劦）、茅咢言（啟諤）等均為甲班乙組生。裘由辛（遹駿）、洪全堂（曰沛）、陳子翰（慶標）及三弟均為乙班生。內弟楊志成、仲未均為丙班生。全校同學約三十人，分東西齋居之，每二人占一室，寢室與自修室合，教師兼任管理，每夜就寢後必巡視各室，余及三弟居蔡芝卿師之對門一室，芝卿師監護周至，即飲食寒暖之微，亦負責指導，後來學校所不常見也。

校課午前為修身、經學、史地與國文，午後為英文、算學與體操。余是年於歷史地理所得最多，地理習謝洪賫所著瀛寰全志一厚冊，歷史閱通鑑輯覽半部並習萬國史綱目完。校內生活簡樸；用青油燈，老僕鄒成孝每半月携菜油一小甕及食物少許來校一視余兄弟；每次均携來制錢六百文供余兄弟之零用，剃頭洗衣購果食均取給焉，繳學費以外，不見整個之銀幣也。

校中規定每星期作文一篇，列最優等者記功二次，優等記功一次，中等無功過，下等記過一次，最下等兩次，又有臨時試驗及學期試驗，縣令親至課之，凡學業成績每積一功獎銀幣二角，縣令親課時視課業優劣獎銀幣二圓至五角，余與三弟半年內以所得者積累存儲得二十一圓，暑假歸以奉母，母氏大喜，嘉余等不妄用也。

在校與洪君苓西、馮君威博交最篤，洪君長於余，視余猶弟，馮君與余年相若，而天資穎異，為學勤奮，為全校所愛重。

是年夏吾邑成立縣教育會，錢君勰、王容子、林黎叔、俞叔桂等均熱心與其役。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十六歲

仍肄業慈谿縣中學堂。

本年由鄞縣毛价臣先生（宗藩）授中文及經學，蔡芝卿先生任史地，芳卿先生任算學，胡志程沈子剛二先生分授英文及體育。

毛先生為鄞縣之宿儒，邃於經史，一時稱淹雅，顧余等年稚，學問又淺，未能領悟其所教。先生耳重聽，性情孤介，態度尤冷漠，而課徒嚴。某日，授經學，責詈過當，同學咸不平，次日復上經學課，相率遲遲不赴講堂，關先生來督責，始挾書入堂，則毛先生拂袖歸室不復出矣。關先生大怒，欲革斥諸生，而同學九人竟上書請去毛先生，且出校以示決絕，旣出無所歸，結隊寄宿于城中馮登青（梯雲）同學之家，相持几三日，各生家長成聞訊來校，慈湖舊同學數人出而調停州乃各具悔過書仍返校肄業，校中懸牌各記大過一次，風潮始平。然毛先生竟因此辭職。事後同學竊聞蔡芝卿先生昆季相語，謂「以毛先生之學問而諸生竟鬨逐以辱之，我輩不復有教人之資格矣。」同學聞之咸大悔戚，其幼稚如此。

四月，五弟訓恕（行叔）生。

四月初六，先妣以產後症逝世，享年三十有九。距五弟之生纔二小時，余自茲為無母之人。

月初，余以陳氏義母某孺人之喪，奉父命請假往送葬，事畢將回校，到家一轉，稟辭母氏，母氏臥樓上，女傭傳母命止勿上樓，僅謂好好讀書留心冷暖而已，予凄然心動欲一見母氏，女傭謂汝母腹痛無大病也。到校之第三日，老僕鄒氏自家來，迎余兄弟歸，謂母病甚矣，遂與三弟徒步歸，過皇橋值大雨，狼狽甚，心知不祥，憂急無似，至里門遇承志族叔祖，詢母病如何？曰不起矣！與三弟驚痛大哭而入，則母氏已移靈於堂。吾母柔嘉淑慎，好損己益人，佐吾父拮据持家二十年，以勤將儉，愛令譽甚於其身，思慮綿密而治事周至，育五男六女，卒以產損，年僅三十有九，鄰里悼泣，出於至誠，吾父之痛，更可知矣。

四月十二日仍回校，每值虞祭，即與三弟步行自城歸。

是年夏，庽城中正始小學者匝月，從憑敦善君學英文，以理化初步為教本，威博同學焉。

慈谿縣中學校下學期大刷新，聘錢吟葦（即去矜）先生為學監，憑汲豪先生（毓孳）授經學，憑君木先生開授國文，錢君勰先生（勰羣）授博物理化及音樂，諸生益蹈厲嚮學，慈湖中學之名大著，與奉化之龍津中學幾相頡頏焉。

余自本年上學期即以課餘問業於君木先生之門，至是正式從學，先生評余文條暢有餘而凝謐不足，教以選字修辭練句之要，謂「文從字順各率職」，知此七字，乃始可以學文。每週於校課外，選古人文字四五首令余等諷誦之，且令課畢往其家講論，馮先生熱情懇摯，同學有尺寸之長，則譽不去口，善誘曲譬，務令獲益而後已，所居槐花樹下，門弟子常滿坐焉。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十七歲

奉父命轉入寧波府中學堂肄業。

寧波府中學堂舊名儲材學堂，去年改今名，喻庶三先生銳意改革，以刷新教育為己任，本年改聘關來卿先生為監督，充實學科，擴充學額，去年冬招考，慈谿縣中學生應考者十一人，全部錄取，且均列前茅，其後諸同學以縣中續辦，不願轉入府中，唯余及三弟弟奉父命向縣中退學轉入肄業。余父之意，蓋欲令余兄弟稍廣交游以長見識，且庶三先生向余父言，必欲余兄弟入府中，余父不欲拂其意也。

府中學科完備，本年添聘俞仲魯（鴻梴）先生為學監，王藝卿（紹翰）先生授經學，魏仲車（支枋）先生授國文，陵公銳先生授史地，葉德之表兄授算學，胡可莊先生授英文，石井信五郎先生授博物、理化、圖畫、體操。教師人才亦頗整齊，唯較之縣鞏，各科間互有短長，而舊學生之風紀精神，則較縣仲大有遜色焉。

余入府中後受知於凌公銳先生最深，凌先生常勉予專習史地，謂有此基礎，澤以文字，可望深造也。先生長於口辯，故又鼓勵予學為演說，每值同學會開會，必登壇練習，初時覺發言艱澀，稍久亦習之。同學中過從較密者為鄞縣卓葆亭、蔡增祐，鎮海沈養厚、劉宗鎬，餘姚毛汶泉，同邑洪承祁、沈炳延、趙酉官（之倧）諸君。

入校後二月，以言動不謹，激起學校風潮，不得已自動退學，記其概略如下：

府中學本年錄取新生約卅餘人，與舊生之數略相等，校中為管理便利，以舊生居西樓，新生居東樓，遂以居處之分隔，伏相互歧視之惡因。舊生大抵皆二十歲以上之人，新生之平均年齡則在十六七之間，以舊學及英文成績言，則舊生優於新生，（甲班同學十一人舊生居其十人，楊菊庭戴軒臣羅惠傑皆同班也。）但新生多出身於學校，所受之新教育，較舊生為完全，故舊生常蔑視新生為未冠之童子，而新生則以為此學校也，非科擧之場，僅能習英文國文者，豈得為完全之學生乎。至以生活言，則舊生中確有習染甚深而不足為訓者，如羣居談論，好為風月戲謔之談，而夜問私出賭博為狹邪遊者亦有之。學監俞先生婉言勸導，輒受其辱，故新生益不平。蓋知舊生方戀戀於以前主校之某君，又常以不根之詞謀離間教職員，（慫恿胡可莊石井二先生聯合以對抗新聘之教師，且諷示關來卿師使知難而退。）而使學校改革不澈底也。會新生同學中有好事者發起圖書展覽會，邀集西樓諸同學來參觀，謂吾東樓之書架上，有世界史世界地理代數幾何動植礦物理化社會學圖畫音樂諸科書籍，以較君等所有，孰為美富乎？西樓同學慚沮而隱恨之。某日同學會開大會，新學生相約以學生新道德為題，斜正同學生活之腐化，余亦為演說者之一，舊同學始集矢於余矣，顧余尚不知已為舊生偵伺猜防之且的物也。其時洪君苓西就學於復旦公學，一日貽書抵予，詢府中學自關師來後改革之狀況何如，余則覆一長函，備言舊同學之腐敗，英文每週八小時，尚欲請求增加，祇準備作洋奴耳，石井教法猾稽而無條理，學校前途極悲觀云云。書成，劉君宗鎬索觀之，余以事他往，囑劉君勿為舊學生見也。劉君短視甚，適舊生某君來余室，自其後盡窺之，以告西樓諸同學，下午遂私開投信櫃，取余書而訴諸監督，要求將予即日斥退，否則舊生全體退學。顧新生又為余抱不平，聯名二十人，上書監督，謂如斥退陳某，則我等亦全體退學。關先生乃召集全校學生，以余輕動筆墨，破壞同學名譽，牌示記大過兩次。公銳先生等均為予不平，君木師尤憤憤，謂今日世界乃有破壞書信秘密自由之擧，且處罰過當，為吾甬教育之羞。而舊生猶堅持非將予除名不可，盛省傳先生又從而助之，勢洶洶將不利于余，德之表兄勸余出居育德學校暫避之。如是相持者數日，教育會會長張讓三先生召余往，勸自動告退，以保全學校，然教育會之其他評議員如趙林士先生等，則謂如此處理，太覺偏頗。時舊生勢益張，見關先生亦不為禮，喻庶三先生知此為新舊勢力之爭，非斷然處置，則將擾攘無休，遂突往學校，召集舊生，宣布舊生亦各記大過二次，謂陳生對不起同學，已服其罪，諸生對不起學校，亦應處罰，如不服者，退學可也。余至是始悟以余一人，將使全校解體，遂即日自請退學，而風潮始平。

退學後無所歸，寄庽育德小學者凡三月，入師範學校簡易科，作選科生，從鍾憲鬯先生學博物，顧麟士先生學日文及圖畫，夜與馮孝同君同宿於育德小學，間亦為育德諸教師代課焉。

余自府中學潮後如深感失學閒居之痛苦，每值三弟休沐日來訪，輒相告語，謂此後必當慎言慎行，力戒輕妄之擧動。實則三弟厚重沈默，少時已若成人，無待余之規勉也。

自今年入府中後，喜閱新出譯本之小說，或戀愛、或偵探冒險、或歷史小說，每出過書肆，必購三五冊以歸，寢饋於斯，若甚有至味者，退學閒居後尤沈溺之，大哥嘗切戒之而未能改也。暇時輒焦慮於轉學問題，以縣中不能再回校，師範又程度不合，躊躇無所出。六月某日，邂逅范秉琳君，其兄均之（承祐），大哥之友也，予二人因亦締交焉。秉琳方肄業於浙江高等學校之預料，與予之程度適相合，力勸予前往同學，顧高校不招插班生，非請求特許不可。輾轉謀之林士均之諸先生，事為張葆靈（世杓）先生所聞，力以介紹人自任，為作書三通，分致高校教務長王偉人（惟忱）先生，及教員韓强士壽科庚（昌田）二先生，求破例插班，願受試驗。遂返家請於父，父許之，命隨族父安甫伯（赴杭經商）往杭州，臨行送之於門，族之父老有詢予何往者，吾父笑曰：如游僧托砵，貧人求傭，何方棲止，難自定耳。臨歧聞此言，觸動愁緒，為之淚下。

抵杭州庽長銓宗老處，彼方執業於下城張同泰藥舖也。往訪秉琳，介見王教務長及韓壽二先生，韓壽二人竟謂張世杓何人？已不甚能憶之矣。王教務長出見，意極誠懇，但謂本校不招生，破例插班，事實上所不許可。子懇請再四，謂願受嚴格試驗，如程度不及，不敢强求，否則遠道來此，求學無所，想先生主持省校，亦不忍使一無告青年流浪失所。王先生謂且商之監督，明日再來見。次日再往，則監督吳雷川先生（震春）親自延見，詢所學及府中退學原因，余直陳無隱，吳先生似感動，謂且先試國文英文，觀汝之程度何如，遂命題授紙，凡二時許繳卷。午餐後吳先生令人傳言，明日再來授試算學理科及史地，余始覺有一線之希望。旣歸寓，張同泰之肆友邀游西湖，從容問予，汝來就學乎？余告以能在杭讀書否，須視試驗結果而定。中有一徐姓者突然問予，旣讀書之處未定，携書篋及衣物如許何為者，如不錄取則又盡携以歸乎？窘甚，幾不知所答。翌日往受試，知尚有海寧同學鄭曉滄（宗海）亦申請插班而入學者。午後校中牌示，准予插入預科二年級乙組肄業，急馳書告父，半年來流蕩不定之生活，至此得有歸宿，深感葆靈先生州紹之力及吳王二先生成余志驗之惠。蓋清季革命思潮之波及學界者，為南洋公學之墨水壺風潮，輿論贊美，成為極時髦之擧動，當時之青年以能發動學潮為榮，吾郡吾邑亦不能免，余雖非主動人物，亦幾為學潮下之犧牲者，事後思之有餘惕焉。

入高等學校後，余之生活又為一變。二年級之教師授經學者魯樸存先生，授國文歷史者范傚文（耀雯）先生，授地理者姚漢章先生，授英文者孫顯惠先生，授理化者酈敬齋先生，授數學者謝伯詩先生，均以勤學率導諸生，同學亦勤奮向學，余在此半年中，頗覺讀書之可樂。友朋中最相契者為陳君哲（中）祝廉先（文白）毛志遠（雲鵠）汪達人（德光）及鎮海虞梅洲（振韶）徐圃雲與秉琳等數人，而梅洲圃雲視余猶弟，其扶助匡掖之益尤多。

是年冬，庶妣羅孺人來歸。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十八歲

肄業浙江高等學校預科。

校內教師大概仍去年之舊，唯數學改聘嘉興丁先生，丁先生授幾何，口訥音微，演示算式則極敏捷，其精熟與謝伯詩先生相等，而教法則不及問先生之詳盡。蓋丁先生天分高，專以自悟望同學也。其他科目，有日籍教師四人，一為辻安彌，授西史西地，岸然道貌，篤嗜漢學。二為鈴木龜壽，授博物，精力彌滿，而性情躁急。三為元橋義敦，授音樂，先授歌譜，令學生諷誦翫習，其歌詞則指定學生之文字優美者自撰之，學生旣於歌譜脫口成誦，又歌唱同學自製之歌詞，彌感興趣，故音樂課為當時甚受歡迎之一課。四為宮長德藏，授普通體操，其人粗獷無文，蓄野狗數頭，出入以相隨，同學成鄙惡之。兵式操及器械操，則吳禹門、陸麟書二先生任之，對學生極放任。

高校斯時有一極不良之風氣，即所謂「逃班」。逃班云者，對於自己所不感興趣或認為不難補習之學科，即自動逃課是也。此風倡於三四天資秀異者、中材生亦漸漸效之，余平均每日終有一小時逃班，以在室中或操場空地上自己讀書為樂，所讀書以文學史地方面之筆記小冊為多，泛濫涉獵，無計晝、無統系，學問基礎之薄弱，不能不深悔少年時之自悞也。同學來者益多，久而相習，以學問才華相慕重者，則有歙縣之黃念耘（素曾）（國文、外國文、算學皆冠絕全校），休寧之汪達人（德光），金華之邵振青（錫濂），德清之莫存之（善誠），紹興之朱內光（其輝），永嘉之林智敏，紹興之邵翼如諸君。以性情氣誼相投合者，則為紹興之沈柏嚴（家璠），吳縣之鄒亞雲（銓），蘭谿之胡心猷（時鐸）諸君。常以民族革命之義相勉，而陳君君哲尤激昂，時時以鼓吹種族革命之刋物假閱焉。是年秋，校中聘沈士遠先生來主國文課，張冷僧（宗祥）先生來教地理，兩先生樂與學生接近，同學時時往其室談話，沈先生常以復報、民報、及海外出版之新世紀報等，密示同學，故諸同學於國文課藝中，往往倡言光復漢物，驅逐胡虜，毫無顧忌，唯有時以□□字樣代之而已。

吾校教育方針重自治自覺，管理不甚嚴而考試甚勤，自監督教職員以至於學生，皆重在情感之陶冶而不重形式，全校融化於一種和易之空氣中，亦自然孚治，鮮有自暴自棄或囂張乖戾越出常軌者。有校友會，以監督、教務長任正副會長，每級擧會正一，書記會計庶務各一人，作種種課外活動及練習學生自治能力。余兩次被擧為本級之書記，會正則汪達人（德光）任之。又因史地博物均日籍教師教授，不用課本，而用表示講解，故各級均由學生自編講義，擧二三人為編輯，繕印裝訂分配均同學任之，余嘗被推編輯生理學講義之後半部，故於消化系統等理解較詳確。

是年春蔣百器（尊簋）自日本休學陸軍歸，成立新軍二標，蔣為標統，二標之官兵皆徵自民間，多識字受教育者，亦有塾師投筆應徵，甚為當時所重視，二標成立之日，杭州各學校學生齊往梅東高橋擧行盛大之歡祝會。

秋，參加浙路拒款會充學生代表，先後二月，奔走之日多，受課之時少，於學業損失甚大。浙路拒款運動者，以當時汪大燮任郵傳部長主鐵道國有，將以滬杭甬鐵路借英款建築，浙人羣起反對，以力保主權為號召，自耆老紳士學界商界均有組職團體宜傳請願之擧，省城各校均派代表參加，予被推為本校代表之一，時時開會，或集隊請願，其時校中正授幾何第三、四卷，予完全未上課，自此以後，數學成績大退步。

是年六月，六弟訓悆生。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十九歲

肄業高等學校預科。夏畢業入正科。

是年校中課程及教師無甚變動，唯余對於數學理化之興趣日減，丁先生授幾何三角，疾如奔馳之馬，余旣以去年參加學生運動，脫節甚多，益覺追趕不上，唯三角覺尚簡易耳。酈先生授理化，講解不清晰，實驗亦不常做，同級中除特有自然科學傾向者十餘人外，皆未獲益也。故余此半年中，仍以涉獵文集書報等為多，於海上之神州日報國粹學報等尤喜閱之。

四月杭州各校擧行聯合運動會於梅東高橋運動場，到者三千人，金華胡麗卿（自南）君得長跑第一，奪得錦標，全校以為榮。余在會場任會場新聞編輯，以油印分送觀衆，圖畫教師包蝶仙先生指導之，是為余練習新聞事業之始。

夏，修畢預科學程，同級卒業者凡五十餘人，余成績列第五，畢業典禮之夕，學校治酒食饗同學，監督吳先生為兩級同學每人盡一杯，其飲量真不可及。

下學期升入本科第一類肄業。按當時學制，高等學校為中學與大學問之中間學校，與日本學制相同，高等學校分三類：第一類志願習文哲法政者入之，第二類志願習理工者入之，第三類注重生物等志願習醫及博物等科者入之，余在中學時之志願，本欲習農業，（當時極希望到日本入札榥農學校，即今東北帝大，以其在北海道農區，且校內課程亦完備。）屢與陳君哲諸君等相約必達此志願。是年請於吾父，不許出國。校中教師同學，均以余於理科非所擅長，高校特設一、二兩類，可入第一類肄業，此為余後來為學做事之分歧點，若在中學時代不以學生運動而拋荒數學及理化，則當時必入第二類也。

第一類第一學年之課程注重外國文及歷史地理，而國文經學等，所佔課時亦多，時任英文者為邵裴子先生（長光）。任法文及外國史地者為張鏡人先生（文定），而國文經學則外舅遜齋先生任之，同級僅十五六人，課程簡單集中，練習機會亦多，此半年中以同學皆沈着好學，獲益不少，而友朋之樂，亦更視昔為勝，蓋貞柯威博自慈湖中學來，軒臣自寧波中學來，志尚自奉化中學來，正科兩類同學二十八九人吾郡占其六人，一時稱盛焉。

在高校預科時，有滿洲籍同學六七人，蓋暗庽監視學生之性質者，漢籍生均不與交通，此六七人乃別室以居，（自修室每室可容十二人，但滿生之室，無有願與同住者。）自為風氣，然亦有沈着苦學之士，有名迎福者，為學最勤，課業亦佳，及預科畢業後，僅二人升入正科，一名恩良入第一類，一名連煦入第二類，同學至此始有與通談者，彼輩以勢孤，亦樂與漢生交接，聞初入預科時其勢焰張甚，同學楊春時君，即彼輩所排斥退學者也。

是年清光緒帝及慈禧后同時逝世，溥儀嗣帝位，明年改號宣統。

冬十一月，三弟勉甫歿於家。三弟少余兩歲，而厚重篤實，自幼言動若成人，資性敏慧，尤有治事才，以遺傳之性格言，酷類余父，故父母手足均篤愛之。性尤純厚，自去年起，憫父之勤劬，即以輟學助父理家族事為請，余父常語人，謂恩兒（指余）濶疏好務外，異日繼余志者，其為次兒乎？去年吾父遊江西，弟請假理家事，井然有條理，族人某相助司會計，偶有情弊，弟輒發其覆，人不敢欺焉。本年突患冬溫症，自校請假歸家，鄉間無良醫，誤於藥，遽於十一月初五日殤，闔家痛悼。吾父初不令予知之，已知不可隱，始函告吾同學囑為告余，然威博志尚等恐傷余心，亦不以告，同學有奉化江漢聲者，有憨直名，某日在盥洗室睨予而笑。堅詢之，謂君自有可笑者，君弟已夭逝，而尚歡樂如常乎？威博等乃擧以語余，蓋距弟之喪已二旬餘矣。大哥寄余詩曰：「朔風生道路，吾弟近何如，為寄數行淚，相憐一尺書，意將依汝老，跡漸與人疏。無限窮居況，蕭條逼歲除。」

年假歸里，日與四姊五妹六妹等談三弟往事，忍淚相對，戚戚無懽。

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二十歲

肄業浙江高等學校。

本年上半年教員多仍舊，余以志尚威博等慫恿，兼習德文，一月後覺同時兼習德法兩國文字，必至一無所成，遂放棄德文，專以法文為第二外國語，然法文教師為張文定先生，其所採課本太陳舊，發音多英美音，故進步殊少。

自入正科後，甬籍教師人數增加，甬籍同學亦佔同學總數五分之一，同學間漸漸學作甬語，成為一時風尚。其時甬籍教師，除外舅及仲車先生外，尚有胡沇東先生授數學，胡可莊先生授英文，趙志游先生授法文，而大哥及申之先生等均以諮議局議員留省，休沐日過從游宴，一時稱盛。

此半年中讀英文文學名著，覺最有興趣，但對於英文作文練習，則用力甚少，不及貞柯等遠矣。

下半年聘美國惠斯康辛大學教授洪培克先生 Stanley K.Hornbeck 為本級主科教員，授歷史地理及論理學，陳佩忍先生授中國地理，沈尹默先生授掌故史。（掌故史之名義甚奇特，其內容蓋文化史也。）

秋初飲食不慎，致患痢甚劇，先由秉琳患此病，同學傳染者三四人，均不久即癒，獨余為最劇，入廣濟醫院治療一星期未癒，院醫醫術淺薄，態度傲慢而疎忽，院中設備及衛生均惡劣，臭蟲滿床蓆間，詰之尚不自承，憤極出院，遷居上城四明頤養廬。秉琳亦未癒，來同庽，最後請大哥之友江山聶先生（亦諮議局議員）投中藥數劑始癒，然已形銷骨立矣。向學校請假歸里養病，與朱清奇兄同舟歸，以食蒸栗過多，歸家又復發，又旬日而全癒，予之不諳衛生知識有如此者。在家養病匝月，索居讀書，暇輒游田野間，生活閒適，病亦遂痊，侍予疾者五妹為最勤，而四姊調護飯食，尤盡心焉。

是年吾家改建新居，九月落成，吾父夏間患足疾甚劇，督匠庇材，終日無休，旣成，問余等新居何如？余兄妹等各擧種種應改進之點以告，吾父莞爾曰：是已費盡吾不少之心血矣，爾等尚求全耶？因擧大舅父營新居過奢卒耗其資產，為余等儆焉。

九月二十四日宏農君來歸，外舅留杭未回，由三叔舅代為主持婚禮。

十月中旬赴杭州銷假入校，校課脫落殊多，補習幾無從入手，每夜延長自修一小時，尚苦不及，第一日上歷史課，洪培克先生問此新來之學生何故遲到？同學答以因結婚請假，先生謂年未二十，且尚在就學期，乃早婚耶？蓋先生已卅四歲，猶獨身也。

年假返里，晝夜補課，賴貞柯等假予課室筆錄為參考，然對於論理學，終以自修之故，不能領悟澈透也。

宣統二年庚戌（一九一〇）二十一歲

肄業浙江高等學校。

春初赴杭入學，經上海，時大哥及洪佛矢胡飄瓦先生均在滬主天鐸報，寄庽數日，聞見漸恢廓，對記者生活，頗歆羨之。

學校生活與上年無異，同學為學漸趨切實，本年由洪培克先生授十九世紀史及外交史世界地理等，法文亦由洪先生任之，以SEINGUBO著近世文明史為教本，而英文課中選用麥考萊之歷史名著，全部學程，均以史地為中心焉。余以興趣所在，對國際時事尤所喜習，蓋在慈湖中學時，習外國史地已有相當基礎，皆蔡芝卿先生之教也。

為鐵道國有問題，致楊哲子（度）一書，寄洪佛矢先生教正，佛矢先生為刋入天鐸報，覆函稱許，勗以課暇常作文字投寄，余傾向新聞事業之心益堅。

是夏浙江議選官費生十名赴歐美，同學中如孫士燮（理堂）施仁榮（少明）及志尚、養厚、貞柯、威博均往應試，余得外舅之許可，亦往報名，將中學時代之理化生物數學等，均搬出補習，試期旣近，則與諸同鄉遷往得陞堂客庽，甫試國文英文數學三場，而余父書來，謂三弟已夭逝，家中弟妹衆多而幼小，不願余出國遠行，遂止。會試場中發現某項謠言，（以主試者有杭州中學教師事前洩題於杭中學生）諸同學亦試未終場而罷。榜發，吾郡翁君文灝（詠霓）居首。

下半年課程加緊，有法制通義、經濟學、及經濟地理等課程，法文則趙志游先生授之，用文學名著二種為教本，同學頗苦其艱深，歷史已授畢十九世紀史，改授憲法史，兼及政治學與比較憲法等，皆洪培克先生研究有得之學科也，盡心教導，每日需閱參考書五六十頁，課暇幾無餘時。然休沐之日，仍相約游覽湖山，蓋吾校同學受地理環境之影響甚深，其學風可以平易二字包括之，學習與遊息不偏廢也。

仲秋某日，與張褧伯君及志尚、秉琳、威博等數人游西湖，張君任教於陸軍小學，與吾校為鄰、兼授吾校德文課，其時已截髮去辮而不穿西裝，予等均慕之。張君謂胡運將終，君等奈何猶留此可恥之紀念物於腦後，遂由志尚倡議，返校時即喚理髮匠剪去之。甬籍同學六七人及何君酉生均與焉，然恐家人切責，皆匿不以告，且囑理髮匠製假辮以備用焉。

是年二月七弟生。

四姊自喪母以後戚戚無懽，某日以赴厨下治膳，天雨失足傾跌，遂患足疾，一足微跛。

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二十二歲

肄業浙江高等學校，夏卒業。秋冬留滬任天鐸報撰述。

春赴杭過滬，庽天鐸報社旬日，以戴君季陶結婚向報館請假，囑余代其事，每日撰短評二則，間亦代撰論說，館中同人皆與余善，馬志千徐筱泉林聯青暇時常偕余出遊，筱泉以余短評中喜用水滸傳等小說中語，稱余為小說迷。

此半年中校課更緊，洪培克老師盡心教授加重速度，予等幾如逐車後而馳，師某日語余等曰：爾等之程度，殆可入美國大學二年級而無愧，然余望汝等不以此為止境，終須以所學為爾祖國效用，須知中國方在開始一前此未有之改革期也。外舅於課暇亦常招余往談，詢以為學心得，並指示學問門徑，外舅不望余為文士，而以顧亭林等期余等，其授宋元學案，亦往往以學問須為世用相勗焉。

夏擧行卒業試驗，身體受氣候影饗頗不支，大哥甚憂之，貽書吾父，謂二弟此次考試，不作第二人想，校中教師亦謂其課業優異，足為吾家門楣光？然體弱如此，恐試畢將大病耳！結果以請假扣分列第四名。畢業之日，一二三名均有學校特頒之獎品，唱名至余，獨空無所有，同學成為余不平，謂就本屆試驗成績言，至少亦應有名譽獎狀也。監督孫先生教務長邵先生招余往，慰勉甚至，謂教師及學校均以遠大期爾，勿介介於等第名次而自餒。邵先生且謂余亦不利於考試者，然學問貴有真實之造詣，爾天資不居人下，而沈潛不足，宜隨時自策，無負諸師之望。邵師平日遇余最嚴，在同級中對余最不假以辭色者，至是乃知其望余之切，終身感之不能忘。

畢業典禮後，即離杭返家，小住旬日，應天鐸報之聘，任撰述記者。

天鐸報開辦時，湯蟄仙先生為董事長，大哥任社長。湯先生長厚疎脫，不甚問社中事，而其左右幹部，有所謂旅滬學會派者，陰思攫報社為己有，齮齕甚至，大哥拮据支持，甚以為苦，至本年乃以經濟枯竭，社中虧欠甚多，讓渡於粵人陳芷蘭。芷蘭者，漢冶萍公司滬經理，其背景為一部份粵人，與盛宣懷家或亦有相當關係。大哥旣卸職，社中更聘粵人李懷霜君為總編輯，然社事雖已讓渡，而前後局交接未完，故飄瓦先生等建議使余入社為編輯，藉便前後局之接洽，余知為臨時職務，然頗樂於嘗試，遂請命於父，允就其聘焉。

秋初到滬就職天鐸報，約定每日撰短評二則，每十日撰社論三篇，月薪四十元，以在館不能住宿，賃居於南京路第一行臺旅社，社主人俞鴻奎君，與天鐸前局同人有交誼，對予頗優待，以前樓臨街一室居余，僅月取十二元為住宿兼膳費，有時且招往其賬房共飯，可謂廉極矣。天鐸之舊同事沈筱汀君與余同室而居者約一月，沈君去後，予獨居之。少年初涉社會，對一切都感覺新異而有趣味，交遊漸多，來者不拒，居常備白玫瑰酒一瓶，每日購醬牛肉小銀幣二角，以待賓客，雖收入甚微，且常常欠發，亦不感如何拮据也。每日午後到報館收集材料，夜九時入館撰文，十二時歸，過望平街口之陳一鶚紙店前，必市果物少許，携至庽所食之，甚怡然自得。

在天鐸撰文字，署名布雷，一月後漸有知者，八指頭陀贈詩有「迷津喚不醒，請作布雷鳴」句。然布雷二字，實太淺露而不雅，友人中常有詢命名之意義者，其實余以此二字之別署，乃在高等學校為學生時同學汪德光君為代擬者，蓋余此時面頰圓滿，同學戯以麵包孩兒呼余，（憶為邵振青所剏始，）由麵包而BREAD，再由譯音而改為布雷，汪君蓋謂余好撰文字投報館，以布鼓自擬，亦甚有趣味云爾。然後來竟以此名，而訓恩之原名，及君木先生字余以彥及，轉鮮有人知之者。

居上海三月，以新聞事業常往請益者為宋教仁先生（鈍初），（其時主民立報，與于右任（騷心）呂天民（辟）等同事。）宋先生亦善視余，記第一日往訪於民立報編輯部，宋詢予學歷畢，問何以來報界作事？余答以為求學問長見聞而來，自信較入大學為有益也。宋顧隔座之呂曰：君聞之否，此君乃以報館為學校，不亦海上奇聞乎？自是過從甚密。宋擅長史地，尤善於論列國際大勢，其時滬報以國際時事為論題者僅有民立報，而予亦不自量度，每值國際政治有變動時，必爭先為文論列之，次日民立亦必有一文，相互印證以為樂。又神州日報有胡寄塵君，年與余相若，好為詞章筆記，暇輒相過從焉。報館以外，則與南社諸子如柳亞子高劍父陳道遺諸君遊，又常往洪君苓西處，苓西弟視余，多所規益焉。

八月十九日武昌義師發動，天鐸報在編輯方針上為傾向革命者，然懷霜殊謹慎，不敢稱義軍，而各報多稱逆軍，天鐸又義不可附和，乃用革軍字樣，而以論說屬予，予遂連日有撰長文之機會，作談鄂十篇，按日刋布之。

滬浙相繼獨立後，寧波亦建軍府，慮鄉間不靖，且四姊七妹等均有病，八弟甫墮地，在襁褓中，恐父親一人不易處理，遂乞假歸，移家人於鄞，借翁厚甫先生家暫住。

庶母在產月中，不欲遠行，吾父亦願居鄉以鎮定人心，故僅伯母全家及余家兄弟姊採往，七弟方二歲太幼，亦未同行，余伴送至鄞，安置妥貼後仍走滬，大哥留余佐軍府文書，余以紛紛投效者甚多，心不喜若輩，遂謝絕之，搭輪到滬，凌晨至報館，排字工人三五輩迎於門次，謂陳先生遲遲不來，甚令人盼絕，吾報今發行及四千份，如再努力。必駕神州、民立而上之，時報新聞報不足道也。其時民氣旺盛，人人望民軍勝利，民國成功，即商賈工人，有同感焉。

參加張園之民衆大會，識何海鳴、江亢虎諸人，邵元冲亦偕湘友數人來滬，久始知為同學邵驥也。十月中旬，季陶來余庽，堅勸赴東北佐藍秀豪（天蔚）戎幕，余以父命不許，且心不願離天鐸報而他適，堅謝其意，季陶謂余無大志。

孫大總統旣膺選，撰發對外宣言，初稿用英文，交王亮疇先生携滬發表，為天鐸總經理陳芷蘭所知，要之來報館，謂吾社有陳君，可任譯事。亮疇初不信，命試譯一段，以為不失原意，遂全譯之，亮疇為校正文字，即交天鐸報首先發表，翌日民立報始知之，徐君天復（血兒）謂于右任先生曰：此文乃為天鐸報搶去先登，可惜可惜！

余在天鐸任事五月，酬薄事多，祇為興趣關係，毫不計較，而年少鋒芒顯露，不自斂抑，漸為懷霜所忌。懷霜是時功名心熱，奔走於黃克强處甚勤，必深晚一時後始到社，酒食徵逐，所志日荒，余亦不喜其所為。一日突邀余至其室，言社中經濟困難，君之月薪，只能發三十元，其餘十元，將填給股票，余允之。又數日乃遣人示意，謂論說一欄宜以莊乘黃君為主撰，陳君但撰短評可已。余知不可留，即日收拾行裝，辭職歸里，半年中之報館生活，暫告結束。

方余將歸滬時，戴季陶周少衡（浩）方剏辦民權報，姚雨平葉楚傖剏太平洋報，鄧孟碩（家彥）邵元冲、寧太一創民國新聞，均有約余相助之意，而陳陶遺君與其友人雷季興君方接盤申報，亦約予入館任撰譯。予自思民國成立，此後報紙，宜鼓吹建設，非可長以摧陷廓清之偏鋒論調炫衆而導亂，故僅允陶遺為擔任西報繙譯、仍請命於父決定之。會鄉人中有以海上紛華之場，非少年所宜獨居，勸外舅及余父勿再令予任報館事者，余父信予勿涉於邪，而外舅不欲予以記者為職業，適吟葦先生等有設立效實中學之議，遂決就效實之聘，除夕作函致陶遺，旋得覆請任義務譯述記者，按期寄稿於申報，申報則以外國報紙雜誌五六種贈余，作為酬報云。

是年八月八弟生。

清廷旣覆，孫大總統一月一日就職，改用陽曆，定明年為民國元年。

民國元年壬子（一九一二）二十三歲

任教於郡城效實中學。兼為申報任特約譯述員半年。

效實中學者，蓋吾郡教育界鑒於六邑小學畢業生日多，公立之第四中學辦理不甚完善，而郡城其他私立中學，皆外國教會所主辦，意在傳教，學科均不充實，故認為有自辦一完美的中學之必要。此議刱於錢吟葦、趙林士、芝室、李霞城、陳謙夫、蔡琴孫諸君，而大哥亦力贊之。會鼎革後北都俶擾，北京大學陷於停頓狀態，陳季屏、何旋卿兩師及葉叔眉、何吟苢兩君君閒居無俚，逐約集同人為效實學會，假育德小學為校舍，而李雲書先生慨然移贈益知中學之全部校具及儀器，由學會聘季屏先生為校長，招收學生三班，以正月二十日開學，余及威博亦受聘任教科，余任英文一班及外國史，威博任算學及理化一班，每週均授課十八小時，年薪各四百金。

初任教職，覺亦頗有興味，以所任課程簡易，不需多所預備，每日儘有餘時自修。予是時之主要興趣，仍在新聞事業，故閱覽英法文書報最勤，每三日必譯稿一篇，寄登申報，署名曰彥，至暑假後始停寄。

三月同盟會甬支部成立，加入為會員。開成立大會之日，與徐家光、林斗南諸君為選擧事激辯甚久，張申之先生為主席，調解之不可得，事後趙林士先生謂余辯論術可造，然郡中父老，皆以為倔强太過焉。余斯時年少氣盛，自視若不可一世，尤喜演說，每逢會集，輒自登壇，好評騭人，尤力詆彼時學法政者之志趣卑下，至謂法政學校不關門，民國必無治日，（蓋是時浙江一省公私立法政學校凡七所，辯護士之市招，多於酒家，政府無管理取締之法令，故有激而言此。）以此甚招當時父老之忌，君木師聞之，招往誨戒，謂少年時炫露才華，祇自形其淺薄，且爾自視身體精神視萍壺公（即范賢方，當時法政界所奉之領袖也）何如？彼一食能盡一豚肩斗酒，爾能之乎？爾豈亦將步彼等後塵，為政治活動乎？以爾之身體，如奔走政治，不數載必勞瘁以夭其年，速自韜戢，努力學問，庶免謗毀。余深感師意，遂力自檢飭，自茲勿復在廣座中輕易發言。

是年四姊歸馮君木先生為繼室，作伐者大哥也。

獲交麗水章叔言（誾），叔言為君木先生得意弟子，居慈谿最久，性介直孤冷，好詞章，以家庭多隱痛，喜作苦語，然性情篤厚，待人出於至誠，朋輩中別具一格者也。

自余任教於郡城，離家較近，每月歸省一次，頗有家庭團聚之樂。是年六妹等就學於寧波女校，其學費則予以修脯所入支給之，顧吾父不欲予代為負擔，仍一一記於册焉。

民國二年癸丑（一九一三）二十四歲

繼續任教於效實中學校。

是年加任世界地理及法制經濟課，學生程度漸高，預備教材亦不敢不精審，與從前所學者相印證，覺教學相長之語有至理也。

正月四姊近於家。四姊自歸馮氏，抱病之日為多，春初念家特甚，自城中歸寧，竟不起。姊敏感多愁，體本孱弱，喪母後益終年戚戚，顧惠愛弟妹特甚，又諱言疾，常强起助庶母理家事，卒坐此耗損，盛年遽殞，可痛已！

外舅在師範學校任國文教科，春仲患病，命予代課，每日自效實出門，循西城，登城堞而往，課畢復循故道歸，有時携書相隨，遇夕陽好時，輒坐城堞上讀之，自謂有清趣也。至夏初，外舅病癒始已。

是年始學說文，讀段氏說文解字及王菉友說文句讀，又常從君木師講論文字，然以心浮氣粗，作輟無恒，故所得殊尠。

高校同學之任教於甬上者，有志尚、秉琳、曾祐（在中學工業學校）、貞柯、軒臣（在師範學校）、威博等，每值課暇，常相過從，以教授心得相質證，甚以為樂。

是年夏為效實甲班生六七人補習心理論理英法文等各學科，志尚亦來校擔任補習物理，吟葦先生及大哥等均來同庽，課暇談讌無虛日，凡一月餘而罷。蓋是年北大招考，效實諸生提早畢業，往應入學考試，故為指導預備也。試驗結果，汪煥章、馮中鉤及大侄孟扶均錄取，吾郡之學界，始漸漸知效實中學之程度。

民國三年甲寅（一九一四）二十五歲

繼續任教於效實中學校。

春，五殊于歸翁氏。

是年王志尚、董公劦二君均應聘來效實任教職，志尚仍兼中工之物理化學教職，威博亦間往中工作課外講演，貞柯亦改就中工之聘，兩校同人常相過從，林吾黎叔謂兩校學風相近，宜交換任教，故予亦間往中工代國文課焉。本年范均之先生長四中，延余擔任法制經濟，每週授課四小時，時德之表哥在四中任數學教課，有時或在彼處留宿。

夏初忽自念長此任教，學無一長，終非久計，擬入北大哲學系，商之大哥，彼亦同意，唯吾父未贊成，遂止。

閨五月，長兒積泉生，產於保黎靨院，余翌日自甬往視之。

六月十九日，先考棄養，享年四十有九。

先考近年精神衰，常自憂不壽。去年除夕，召余兄弟及諸妹告之曰：「日者謂余年四十，汝母將辭世，又謂余四十八歲甚不吉，過此則壽至六十餘，汝母逝世為三十九，其言竟驗，故余近年常恐一旦棄汝等而去，今已除夕，當無他患，故為汝等言之也。」余兄弟聞言，方自欣幸，不意今年乃遘此奇變。吾父之病，自六月五日起，僅略有寒熱而已，顧是年天氣酷熱，勿宜於調攝，鄉間又無良醫，至初十以後，始延保黎醫院吳蓮艇醫士逐日診治，斷為傷寒。至十七日以後，乃日益加劇，是夜余朦朧中夢有人以草索縛余身，大呼而醒，自茲惴惴，不敢復睡。及十九日夜九時許，氣促痰塞，余趨呼榻前，父握余手，瞠目直視，發音糢糊不可解，蓋舌已僵木矣！觀其睫中，淚跡熒然，大痛幾哭出聲。父握余手，屈余之拇指及食指者再。余再三揣度，不解父意，最後高聲語父，謂家事及宗族事耶？兒必輟一切事業，銳意承之，勿貽吾父憂也。父微頷其首而歿。嗚呼！自茲余乃為無父無母之人。追紀及此，幾勿復能下筆也。

吾父旣逝，余家弟妹衆多，四弟十四歲，五弟十歲。六弟八歲，七弟五歲，八弟四歲，六妹二十歲，七妹十八歲，八妹十六歲均未嫁，九妹生於是年五月纔彌月耳，且宗族事，鄉黨之公益事，均無人繼理，念余父臨終遺意，余遂擺脫一切，決心家居，函四中及效實辭去教職。

七月下旬，為父設奠，殯於良八房之高原，賓客來會葬者，念吾父之慈惠好義，憫余之寡昧孱弱而當繁重之家事，咸為雪涕。外舅亦來臨奠，時庶母必欲以家政內務歸余婦宏農君，宏農君膽怯勿敢承受，賴外舅以大義相責，始流涕受命焉。

余幼時習為疎脫，旣長就傅，留學於外，居家之日少，益不復親庶務，吾父以余不習家事，即假歸，亦任令獨處書室，勿令佐雜務，故簿籍會計，米鹽出納，僮僕管理等事，與余若格格不相入，亦以吾父氣體康强。必享遐壽，可長承庇蔭，故不復措意及之。今突遭此變，幾如千鈞之任，突然加於肩上，憂思無計，累月失眠，慮以勿克繼承，貽吾父羞。某日突問大姊：「余得勿如族兄訓禮乎？」訓禮者，以愚騃勿肖其父，為族黨所鄙棄者也。大姊聞而轉述於伯母，家人皆以余憂戚過度，為余深憂之。余又嘗貽書告余友，謂今而後乃知書生之無用，余向日在校之所習，到鄉村理家族事，一無所用之，而鄉人所視為克家之條件，在余乃無一而備，非如小學生從頭學起不可，兄等須知弟在鄉，即廝養丐卒，亦有輕視弟之權利，以彼等所知多於弟也。以此一念，時縈腦際、憂傷抑鬱，不復能釋，而宏農君驟承家事之重，其柔弱勿勝任亦與余相類，長日嘆吁；無可慰藉，此為余後來神經衰弱致疾之主因。

余之所以如此重視家族事者，蓋吾父於我等幼時，常為述祖父之遺訓。祖父好義行，能任事，晚歲居家，創義田，飭族規，擴義塾，闢水利，皆斥產為之，而躬自經紀其事，臨終勗余父，以繼承先志管理族事為先，功名非所望，但入學明義理可已。余父半生硜硜，守之勿衰，平詩屢為余輩述此言，且謂汝大哥作事於外，所沾被較廣，勿能奪其志，環顧無可繼余任此者，每言此輒嘆喟不怡，以三弟夭逝，為余家之大不幸，故易簣之頃，屈余兩指示意者，必為弟妹教養與宗族事無疑也，余自此遂決定居家十年，勿復有求學進取之意。

以兩個月之時間，習珠算及權量法，整理各種册籍，彙記分類而保管之，延傅企棠伯來余家助收租事。企棠為余乳母之後夫，家中人皆以奶伯呼之，會計則依孝族叔主之，然依孝叔有稚氣，非教督覆核之不可。

此半年中最為余痛苦憂患之時期，筆墨書籍，幾一概屏絕，無暇及此，亦無心及此也。

民國四年乙卯（一九一五）二十六歲

家居。

春間事務稍閒，甬上諸友人以余枯守家園，將成心疾，屢屢招往效實小住。然余觀同學數人，皆能安心任課，羣居講學，日有進益，返顧自身，傫然在疚，學業成就，自分無望，徒增棖觸而已。

余父新喪時，庶母哀戚過度，且不知余與余婦宏農君之性情，常以孤雛無託為慮，半年後漸相習，對余夫婦亦開誠相對，余勸其勿與鄰里作深談，有所苦當直接告余，庶母竟從余言，每晚餐後，必携六弟至余室，命余督之溫習，且談家務，蓋庶母性固忠厚，故鄰里之言，亦無得而入焉。

余所經管之賬目，有吾三家共有之惇睦堂、愼思軒，與族產之大宗祠、義田會、義學會，有本村共有之節愛堂（施棺施藥）、水利會，及維安會（去年新創為冬防用），皆以田產為大宗，暇輒巡行畎畝間，以先父所繪之圖，按坵對視，冀一一識其所在，然記憶遲鈍，隨記隨忘，能憶識之者，不及十之二也。

是年十月，皋兒生。

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二十七歲

家居。在效實中學任課，每週五小時（英文及法制），星期五去甬，星期六歸。

學為駢文，取洪稚存、胡天游、曾賓谷諸家文集讀之，其時外舅教授京師，常來書詢余課業，既知習駢文，心勿喜焉，馳書戒之曰：駢文不易學，其弊將窒喪性靈，習為矯作，願爾以遠大自期，勿沾沾於文詞也。然余實心喜駢文整飭有含蓄，雖不能學，輒喜時時繙閱之。

是年春為公家置田產，受詒於人，忿甚欲涉訟，卒調停了事，吃虧數百金。

是年夏，何旋卿先生辭效實校長，學會同人擧余承其乏，余辭不獲，又不能離家，乃任其名義，而以副校長屬健之表兄，負實際責任。

冬，決定為父營葬事，卜地於王家橋北之山麓，取其高曠堅實，且與吾仲父振家公之域相近也。吾父生前，最關心於戚族友人之喪葬：一歸葉源深表伯之柩於安徽，二歸魏品懷表伯之柩於江西，均隻身長途任之不以為苦，居鄉常勸人速葬，且力為經紀而助成之，不迷信堪輿之說，謂此何能福人，然他人旣信之，則亦當令地師卜其有無妨碍於他人之墓宅，所謂推己及人，鄉用鄉法，不能以他人所信者，强指為烏有也。至是余以父喪將三年，乃商於陸氏姊丈，決計以明年為余父營窀穸。

學期旣終，辭效實校長，諸友仍勸留任半年。

冬十二月，皓兒生。

民國六年丁巳（一九一七）二十八歲

家居。仍在效實兼課，每週三小時。

春仲”先父墓工開工，離家甚近，每日往視一次，四月落成，請外舅撰墓表，錢太希君書碑，碑兩旁鐫二語曰「甲子夕樹貞石萬千，春鬱佳城。」王仲邕先生所撰，以進穴豎碑之日，適為甲子日也。旣成，奉先考妣之柩安葬，思圻兄亦來送葬，謂石工殊不誠實，未照原定計劃做到，碍於介紹者，不便處罰，自咎辦事無能而已。

入夏後為七妹料理嫁奩，每至甬一次，必購若干事以歸，蓋父母均逝，不得不由余自理之，鄰媼均謂書生乃亦解此等事，而大哥則以為躬親瑣細，甚無謂也。

九月七妹于歸董氏，時適杭紹間有戰事，一夕數驚，賴圻兄及望弟同為照料，小舅母亦來余家相助料理。

余自是年起，又稍稍購讀新出之雜誌書報，恐家居荒陋日甚，將與時代隔絕，且藉以稍解岑寂無聊之情緒。

是年，三姊逝世。三姊體素豐碩，七八歲時患頸瘡後，漸多病，自嫁陸氏，以姑氏精强幹練，持家勞苦，常未明而起，三姊素不耐操作，勉從姑氏後，且生育兒女四五人，體遂日衰，吾父逝世之年，三姊適歸寧在家，曾大病，旋即癒，至本年患胸疾，乃竟不起，思圻姊丈甚傷之，余偕宏農君携泉兒臨其大殮。三姊寬厚和緩，狀貌性情，在余兄弟姊妹中最類余父，不圖亦短命如斯也。

民國七年戊午（一九一八）二十九歲

家居。

六妹已長未字人，留心物色，迄無當意者。今春以烏崖琴、沈潤夫二君之介，與定海馬涯民（瀛）君締婚。當議婚時，余親往鎮海，訪烏崖琴君於鎮海高等小學校，信宿而歸，庶母問定海在何處，如太遠，寧徐徐云爾，余兄弟均以馬君學行有聲於時，且家事簡單，遂締婚焉。

是年二月，長女細見生。連育三男，乃得一女，且酷肖其母，極愛憐之。

二月外舅六十生辰，獻壽序一篇，携妻兒往祝，留五日而歸。（此當移至民國六年）

十一月，庶妣逝世。庶妣自歸先父後，身體本不甚健康，自前年起，乃發覺有肺病，鄉間無名醫，庶妣又迷信神巫，服藥不久即棄去，九月後，疾大劇，至十一月二十六日逝世，遺三弟一妹，又是余等之責任。憶先父棄養時，自謂再越十年，俟六弟成人，即可交卸家事，今不可期矣，與宏農君言及此，輒自慨命運之屯賽也。

冬遣六妹于歸馬氏，成婚於滬，伯母及諸妹均伴送至滬，余亦留旬餘始歸。

民國八年己未（一九一九）三十歲

家居。

君木師屢勸學詩，有「昔人以曾子固不能詩為憾事，子固何嘗不能詩，吾子性情極宜於此事，望勿自餒以副師友之期望」等語，感師相勉之意，今年春間搜羅詩飽集若干種，排日誦習之。然偶學為詩，輒粗率不能入目，吟葦先生語余：「此事宜未冠時為之，則放手大膽，久亦有成。今爾眼高手疏，都是年齡智力關係，即强學亦難有成，不如輟之。」吟葦先生研究學習心理，其言確中予病，予遂放棄作詩之嘗試。

三月以錫卿宗老（義寧咸和典副經理）之約，結伴遊贛，家中事託本源世伯照料。去時由九江乘輿，經瑞昌武寧而至修水（輿行約六日程），住公和典中，約二旬而歸。歸途由水道至涂家埠，登岸換乘南潯路火車到九江，凡四日程。余本擬乘此到南昌訪熊氏諸世丈，而錫卿宗老思歸急，遂同歸。過滬因無船留滯四日，蓋適值五四運動，滬工商界亦罷業以響應之，故海輪均停航也。

余此次訪問贛典之動機，因錫卿宗老決計辭職歸里，吾家將無人在彼照料，故從錫卿宗老之勸，親往一視。經視察結果，覺熊氏股東散漫不問事，典中內容漸見空虛，昔年公積，多半耗於錢店之貸款，不易收回。在修水時，約熊氏派人來商，亦無人來，如此情形，知非可久，歸商於大哥，大哥謂鞭長莫及，且我三家股權僅佔二十分之三，（計二十股每股資本制錢三千貫，余家孟仲季三家均得一股）亦不能獨為主張，唯有將存款逐漸提回，以觀其後而已。後卒如大兄之言，存款如數滙歸，迄收束時，每股收回股本國幣三千六百金，亦云幸矣。余家不遠數千里在贛西僻縣合資經營典業，後人當不知其詳，蓋余祖父克介公為茶商，每年到江西之義寧州（後改名修水縣）辦茶，余伯父仲父，均佐祖父經營茶業，仲父逾冠即逝，伯父亦先祖父而歿，祖父年六十，決意歸里不復出，而贛人士與祖父感情極好，臨別遮留，必欲祖父留一紀念於其地，乃與南昌熊氏合設公利典於義寧州，祖父之意，謂典當所以便民，非尋常商業比也。其後逐漸發展，有同利分典、永利錢莊，並在山口鎮以本典名義與人合設咸和典、鼎和錢莊。初時魏品懷表伯主之，其後吳曉卿、章子琨隨相繼為經理，余往訪乃在子琨住經理時代。

九月二十二日，宏農君以產後症歿，距季女憐克之生，纔二十餘日耳。

宏農君本年姙季女憐兒，以生育太頻，氣血虧竭，身體殊感疲乏，面色浮腫而黃，且常惴惴，恐產時不安全。夏初某日，忽垂淚相告，謂「夜得惡夢，夢三姊入棺，與多人哭送，忽發現旁有一新棺，署一楊字，此不祥之兆，余將不復為君永久之伴侶矣。」余以夢境無徵，百端譬慰之，終不釋然，且隱備後事，余不知也。九月產憐女後，略有血暈，亦僅數十分鐘即醒，然六七日後，發熱漸高，且右手右足，均感麻痺，知覺神經，亦略有傷損，舌微僵，發語較艱澀，往往所發之音，非其所指之本字，如謂「鏡子」為「刀」，以其光澤相似也；謂「尺」為「秤」，以其用途相似也。然此類舛訛，亦不多，且間亦自覺而笑，唯精神極疲頓，延西醫丁君茂水診視不見痊，外伯舅來診四次亦無效，後甬上友人介一徐姓醫來，言能愈風疾，投藥數劑，僅服二劑，以外伯舅言中止。迄九月二十二日，氣喘甚，招余往榻前，頻搖其首，示不可救，執余手言「難過」二字而氣絕。其時外姑亦在余家視疾，聞愛女竟逝，遽昏暈，余之激刺，更不忍追記矣。宏農君逝後之一星期內，昏昏茫茫，家人皆恐余成不治之心疾。

十月殯宏農君於良八房吝母殯宮之舊址，撰長文以奠之，旋託憐女於外家，以宗族公益事交錫卿宗老代管，決明年棄家遠適，以減悲憂。

民國九年庚申（一九二〇）三十一歲

以家事請小舅母居我家，託為照料，泉、皋、皓三兒寄養於寧波兒童公育社，余乃離家赴甬，再就效實中學之聘，擔任教科。

兒童公育社為余與黎叔諸君所發起，設所址於鄞縣江東，與育德小學毗鄰，便於照料也。社中聘王旦文女士主持養育，收幼兒自襁褓至十餘齡者十四五人保育之，亦有識字、運動、讀書等課目，每－見量全年納費六十元，開辦及兩年，後以來者不多停辦。

是年上半年，余兼任四明日報社撰述，每日上午在效實授課，下午則至報館寫短評一二則，隨感錄六七百字，日日如此，君木師最喜閱余之隨感錄，謂筆墨與思想均非海內報紙所多見，實溢情之譽也。余此半年中，唯一宗旨，為使腦筋不得閒，故逐日工作，不以為苦，唯偶一返里，見細兒襁褓中麻衣如雪，又不免悲感無端矣。

本年二月，四弟婦來歸。

六月應商務書館之聘，赴滬任韋紙大字典編譯之職，馮君蕃五所介紹也。旣至滬，與蕃五同庽於寶山路小順泰里，每日入所工作七小時，張叔良君為主任，吳致覺（康）及曹文奎。于貫一、厲志雲諸君均同事，工作餘事，喜閱哲學及時事之書籍以自遣，亦常與人通信論學，蓋此時之生活，漸由靜極而思動矣。

湯節之君發起商報於上海，以資金久不集，未出版，大哥及應季審君聞而為言於上海證券交易所趙林士先生等，出資助成之，設籌備所於寧波路，約余為編輯主任，自十月起開始籌備，以陽曆一月一日正式出版，此為余正式任報館工作第二期之開始，初出版時之編輯部同人，有潘公展、潘更生、鄺逸虎、陳鐵生諸人，大哥任總稽核。

民國十年辛酉（一九二一）三十二歲

在商報任事數月後，覺鄺、陳諸人思想太陳舊，對編輯方針不了解，頗苦之。

三月，八妹于歸馮氏。嫁事皆舅母代為主持之。

七月以老友洪承祁君之邀，辭商務職，入中易信託公司，任籌備處文書主任，何旋卿師及德之表哥任科長，十月正式開幕，承祁為經理，盛同孫、俞佐庭任副經理，公司業務分信託及銀行兩部，然實際乃以證券買賣為主業。余心勿喜就商業，碍於親友情面擔任其事，頗感心理與生活之矛盾。不數月，以上海證券交易所之牽累，公司內部漸不能支，而承祁仍强自支厲焉。

六月，六妹在滬庽逝世。六妹身體本亦虛弱，嫁後操作勞，漸不支，六月間以濕熱症遽夭其年，予聞訊臨視，已不能言矣，助涯兄為料理其喪。

十一月，太原君來歸。

與太原君議婚，係何旋卿師為介紹，初夏訂婚，會太原君有失恃之痛，不得不將婚期延展，余竟不獲一見王氏之外姑，引為憾事。王氏外舅諱樹模字侯東，外姑張氏，太原君其季女也，予訂婚時外舅已九十一歲矣。

婚禮為兩家便利，在寧波擧行，假江北岸寧波旅社行禮，張讓三先生證婚，翌日歸家謁祭祖廟，午後返甬，第三日乃同輪赴滬，遷入卡德路廣安里之新居，與董廉三君同住。廉三夫人王女士，為太原君之同學，時時對余家事加以指導，而廉三亦與予友善，兩家同庽，甚不寂寞。年假後諸兒以公育社結束，均來滬依母以居，唯細兒仍留官橋，憐兒仍留楊氏外家，予至是旣破之家，得以復完，又開始一挈家庽滬之新生活焉。

回憶錄（二）

民國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三十三歲

仍在商報館任事。商報基礎漸立，銷行日廣，余與公展、更生等夙夜孜孜，以充實內容改良紙面為事。余每週撰評論五篇，星期日撰短評一篇，（星期日社論欄載每週大事述評，公展主持之。）自以學識寡陋，深自韜匿，社交宴會，不常出席，即同業之間，亦鮮過從，故滬上報界罕有知商報編輯部係何人主持者。為魯案直接交涉事，與中華新報反覆辯難者約旬日，彼報主筆張一葦（季鸞）君許為論壇寂寞中突起之異軍，轉輾詢問，始知余及公展之名，某日特往訪談，自此遂訂交焉。

三月中易公司結束。中易公司內容早已空虛，不能復支，承祁憂憤得疾以死，協理俞佐庭事先引退，盛同孫君亦束手無計，會上海證券交易所宣告停市，因之牽動，遂停止營業，宣告清算。開股東大會日，李雲書君主席，衆議紛紜，責難甚烈，幾不得下台，幸甬籍同鄉多人在席上發言，贊助董事會，始獲決議。是日盛君同孫震懼不可名狀，余為會場紀錄，事先準備尚周，於股東未散會前，即草成決議案，正式謄入紀錄簿、由主席請到場股東代表二人洪雁賓、烏崖琴共同簽署議遂大定。散會後即日脫離，自謂此後宜不復再入商界也。然余所認購之中易股票二百數十股，則已成為廢紙矣。

自去年以來，所謂「信」「交」事業，紛紛興起，有如瘋狂，至本年乃均牽累倒閉。余家向民新銀行入股最多，計季房七千五百元，仲房五千元，（現金不敷，有半數以抵押借欵充之，）至是民新亦被牽累停業，而余個人所購如神州公司及中國商業公司股票，亦一文不值，綜計結果，季房部分損失現金五千元，兩家實際虧負達一萬七八千金，余個人經濟瀕於破產，而欠人之欵尚在八千金左右，諸弟均幼，宜由余負其責，乃約友好集一錢會（分十會，每年還一會）得五千金，出售仲房在二六市之田產四十畝得二千六百金，始獲清償。初意原期稍獲盈利以為諸弟及子女教養婚嫁之資，乃不諳商業，獲此結果，然仲房尚餘田產百畝，大部分尚幸保全，此心亦無所憂戚。獨念先君遺貲，耗損至此，對諸弟殊無以交代耳。

中易公司結束後，改入商務印書館交通科任事，科長莊百俞、副科長張叔良，余所任者為第二股長，司廣告編撰及出版圖書提要審查事，月薪百二十元。

民國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三十四歲

仍在商報館任事。湯節之君以營業折閱經濟破產，乃將商報讓渡於新公司（以中國通商銀行為後盾），李徵五先生改任總理，徐朗西任協理（僅擁名義），編輯部中無更動，後以本埠新聞編輯沈仲華辭職，改聘朱宗良繼任。自本年起，商報論評改用署名制。蓋余等原定不署名者，謂執筆者雖為個人，而文字則代表報館之意志，故採用各國新制，然於當時中國報界為創見，外間不察，反謂商報無自撰之社評，乃決定更改以從俗焉。余在日報上署名畏壘，自此年始。

五月十九日四兒積哲生。

六月辭商務印書館交通科事，改就修能學社之聘為國文教員，月薪九十一元（此欵充滬庽家用，允默節約支持，略足敷用，而商報所入，則以還債且備特支，因館薪常欠發也）。修能學社為秦潤卿君所創辦，馮君木師任社長，錢太希、朱炎父、沙孟海皆為教員，余每日下午前往任課四小時。

是年曹錕進行賄選，商報明揭反對之幟，同人等皆不避艱危，力持正論，甚為社會所重視。

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三十五歲

仍任商報館事。商報出版已滿三年，社會上漸有聲譽，余等益奮發自愛，公展、更生諸君皆事繁酬菲，而每日到社未嘗稍懈，同人相處之和洽，精神之愉快積極，在望平街中為僅見。余是時撰社論漸覺純熟，自信心亦加強，於政治外漸勝及文化、社會、國際時事及工商諸問題，讀者常有投書慰勉並寄文稿者，而一般知識分子及青年，對商報尤愛護倍至，每值新年增刋，一經去函徵文，無不應者，益信耕耘必有收穫也。

正月七妹逝世。七妹體本强健，然董氏為大族，中衰以後，舊規不改，禮教繁重，嫁後時感抑鬱，去年得瘵疾，就醫保黎醫院，療治罔效，竟爾長逝，年二十八歲耳。

六月，通商銀行總理傅筱菴先生囑王心貫君來約余入彼行相助，心貫雖業商，而通瞻有識，愛讀余之文字，謂傅君宜有一明曉近代大勢之人以為助，兩度見訪，敦勸備至，余為感動，商於君木師及大哥遂應其聘，以六月辭修能教職，入通商銀行任文書員，月薪七十兩。與賀寀唐先生（師章）同室以處，賀君闤闠中之君子也，皎然獨立，德行甚茂，與余相處，有如昆季焉。

是年齊、盧戰起，外姑及五妹家，均避居滬上，匝月始歸。商報以反曹關係，袒浙而抑蘇，然盧永祥軍卒不振，孫傳芳入浙後，商報又一貫反孫，在政治立場上與在粵之中國國民黨如出一轍焉。

七月二十三日（陰曆）五兒積皚生。時余方以本埠新聞欄論評激烈，被工部局控告而受審於會審公廨，幾受縲絏之災，卒以克威律師之辯護，罰金了事，同受審者，新申報及民國日報。

民國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三十六歲

仍任商隊館事。繼續擔任通商銀行職務，每日十一時到辦公室，下午五時退，即至報館蒐集材料，不常歸庽晚餐，而夜中必三時後始歸，諸兒女雖在滬，與余接觸之機會甚尠。

國聞週報社胡政之君來函約余每週撰時評一則，月致薪金五十元。聞聲相慕，亦足感也。

是年曹錕被逐，段氏入為執政，北京政局一時頗有澄淸之象，商報以主張去曹竟得貫澈，同人均感興奮，對執政府之措施，時時著論，以善意而嚴正之詞評騭之。

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病逝於北平，商報著論哀悼，時事新報同日有論評，竟謂中山先生之精神早於與陳炯明決裂時死去，今不過形骸逝去而已。余次日著精神的死與形骸的死以闢之。

九月為五弟成婚，以福康里樓下前廂為新夫婦之居室，居約兩月，九弟別賃屋虹口以居。

五月三十日，工部局警務頭目愛佛生發令開鎗擊斃南京路遊行羣衆學生工人多人，上海商工學界界均譁然，罷市罷學罷工風潮，日益擴大，商報每日撰論，指導各界行動，監督政府交涉，首先主張縮小對象，俾罷工工人不生困難，繼於交涉中主張以懲兇及保障為第一義，應拒絕接受賠償金，許秋帆交涉使竟因此不敢遽接受英方七萬五千元之支票。蓋在整個五卅運動中，余與公展每日注視事態發展，間亦親至各團體訪問消息，交換意見，故能把握問題中心，而所有議論，均能在羣衆中發生影響云。

自是年起，中國共產黨人，益注意商報，在嚮導周刋中常轉載商報社論而評註之，且時有彼黨分子投函於商報，對余等極盡拉攏之能事，然余與公展堅持中國必須以各階級聯合之力量，倒軍閥而爭回主權，全民革命之旗幟終始鮮明，久之彼黨亦悟余等非可引誘者，乃放棄其企圖而攻擊余等為小資產階級意志甚濃之分子，謂余等之言論不能澈底云。

民國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三十七歲

仍在商報館及通商銀行兩處任事。

一月一日商報出版滿五周年，發行紀念特刋，大哥撰五周年宣言，余撰五年來之回顧與前瞻一文。是時商報本外埠之銷數共約一萬二千份，然上海之讀者尤多。報館經濟始終困難，欠薪常三個月以上，有時紙張亦不繼，窮困異常，然社中上下振奮團結，甘苦相共，某日無紙印報，余與營業部某君各出三十元，機器房工頭余君亦罄其餘囊二十元，凑集紙欵，臨時購買，次日仍照常出版。

是年李徵五君辭經理，方椒伯、烏崖琴兩君來任經協理，方君不解事，亦不常到館，烏君更隔膜，潘君更生不樂引去，公展亦漸不安，余苦心調劑之，然終覺前途漸黯澹矣。

春間邵力子先生銜黨命自廣州來滬，約上海報界宴會，說明革命局勢，並攜蔣總司令親簽之小影贈余，謂時公對君極慕重也。（此或為十四年下半年事，待查。）

八月八日（陰曆七月初二）六兒積明生。十日起余忽覺惡寒惡熱，熱度漸高，延醫診察，斷為傷寒，有時譫語不絕，允默憂甚，雖在產月，而强起調護，辛勞備至，兩星期後，熱度始退，然疲乏殊甚，在庽休養兩月，始恢復如常。

余病假二月，在商報為最多事時期，更生旣引去，公展獨支全局已甚辛苦，會北伐軍克武漢，鄉構以大字標題記載特詳，引起董事會中謝衡牕、林孟垂諸君之驚恐，謂本報何能開罪吳子玉，言於傅君筱菴，傅君不信，謂布雷溫和慎重，所主持之方針必不謬，然彼在病中，潘等如何則不可知，乃派葉伯允君往商報審查言論及新聞，公展怫然不悅，余病中聞之，力言一切余可負責，即欲派人，須余病愈面商，此時任何人入編緝部，必有害無益，設竟解體，余不任咎也。董事會乃不復干涉，然公展之能力，為同業所欽重，申報史君遂乘間延攬，及余銷假，除展即翩然去職，改入申報任事焉。

病中為五弟籌措學費遣之留學法國。除貸借於親友外，余凑集千元以助之。

十月至一月，在商報勉支殘局，要聞由胡君仲持主編，商業由馮君柳堂主持，然兩潘先後引去，余若以一足承全鼎，撫今念昔，悵悵不怡。是時有一事足使余感奮者，則葉譽虎君在北京聞余病，特寄三百金助藥餌資，且道相念之深，葉君去年至滬會約余相見，且謂滬上友人曰：全國報界中主持社論之人才寥寥不多得，其論議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顏旨微，在南惟陳畏壘而已。傅筱菴君常為余述之以為榮，余自以為文字識解，在南不及張一葦，在北不及顏旨微、陳博生，而葉君顧推重如此，可為愧悚也。

是年年終，乘報舘休刋之便，約潘君公展同遊南昌。北伐軍克服顎境後，彼中友人屢有寄語，盼余及公展以記者資格，前往視察，兼可晤黨中諸先進，某君並傳述蔣公盼余等相見之意。余以北伐軍行將達長江下游，商報之編輯立場素支持國民革命，而董事會諸人與孫馨遠關係太深，必不能相容，遂決意西行一遊，暫解處境之困。遂與公展携僕人王三同搭江輸赴贛。臨行前二日，往晤傅筱菴君，猶詭稱為我家修水公和典舖事而往，傅君謂君不必隱諱，此行目的，余已知之，今且別，請贈余以言。余謂「局勢變化日劇，君宜謹守商業本位，勿慕虛榮權勢，勿趨附軍閥官僚，對大局之觀察，一似虞洽卿先生之意為準，則必可免於咎戾。」傅君雖諾諾而未能全納余之勸告也。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三十八歲

陰曆歲除抵南昌，閱三日往謁靜江先生。翌日，蔣公自牯嶺歸，偕公展往見，談約一小時，對北伐局勢及人心趨向與收攬黨外人心及現階段革命方略均有所指陳。又二日，蔣公再約談，堅勸余及公展入黨，余等以黨的政策與主義之未盡明瞭處提出請教，蔣公一一解答之。余等請假以考慮時間，蔣公謂「君等在藉神上早為本黨同志，入黨與否，本無關係，然國民救國為人生天職，加入以後則力量更有發揮之處也。」

二月，加入中國國民黨，隸組織部之直屬區分部，蔣公及陳果夫君為介紹人，公展亦同時加入焉。

公展居贛旬餘先歸，余以蔣公意暫留，並遷入總部西花廳居住，前室張總參議岳軍所居，而對門則廣膺白先生之室也。蔣公每三四日必招往談話，間亦囑代擬文字，在南昌發表之告黃埔同學書，即蔣公口授要旨而余為之起草也。在南昌所見，黨政要人為譚組安、李協和、朱益之、陳公博、郭沫若諸君，而鄧演達則以時間相左未及晤談。蔣公詢余此後志願？余以仍回滬作記者對，蔣公韙之。

三月，自南昌動身赴漢口（謝傳茂同行），住旬日即起程回滬，則上海已為北伐軍所克復矣。

時事新報及商報均約余任主筆，允兩處兼任。余以商報已無可為，時事新報內情複雜，兩皆卻之。

四月，以邵元冲君及張靜江先生之意，被任為浙省府秘書長，赴杭就事，庽貝莊，旋以常務委員馬彛初君專擅，不善其所為，而南京友人均盼余往助宣傳事業，遂於五月下旬辭職赴京。

到京後任中央黨部書記長，主持秘書處之委員為胡展堂、丁惟汾、陳果夫三君。余對黨務諸不熟悉，任此職頗感不勝任，數月之間，去舊業而改入公務生活，常覺個性與任務格格不相入，且以平昔期待於革命者至深，今以事實與理想相印證，乃覺黨內意見紛歧，基礎殊未穩固，念國勢之危殆，憂革命之多艱，常忽忽不樂。八月間，寧漢分裂之跡更顯，蔣公命余先期為準備辭職宣言，願引退讓賢，以促成團結。十三日蔣公及諸元老，卒翩然離都，余亦於十八日離京返里小住，如釋重負焉。

十月仍由鄉返上海，以潘公弼君之約，為時事新報任特約撰述，每旬日寄社論三篇，月薪百五十金。所寄之論文，以說明黨的歷史與黨政制度者為多，間亦對左派幼稚之論有所指正焉。

冬，蔣公漫遊日本，事先曾囑張岳軍詢余能同行否，繼知余不諳日語乃罷。

民國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三十九歲

一月，蔣總司令以各方敦促入京復職，重整軍備，繼續北伐，余亦被約同行入京、旣抵京，庽鐵湯池蔣公館者旬日，繼又遷庽總部之西花廳，曾文正公舊居之處也。蔣公有命余任總部秘書長意，囑立夫轉詢，余堅謝之，立夫為余返報曰：「陳君書生，繁劇似非其所堪，不可强以要職。」蔣公遂罷斯議，其時任辦公廳主任者，則吳思豫君也。居西花廳時，蔣公常招余談革命前途，對余多所啟迪，一日問余：君自擇之，願任何種職務？余謂余之初願在以新聞事業為終身職業，若不可得，願為公之私人秘書，位不必高，祿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為公之助，然機關重職，則非所勝也。蔣公笑謂：何能以君為私人之秘書。已而中央日報社長潘宜之來京，蔣公告潘約余為中央日報主筆，然中央日報有彭浩徐（學沛）任編緝部事，成績甚佳，何可以余代之，遂亦堅辭焉。留居匝月辭歸，臨別謁辭，仍請蔣公助成余辦報之志願，蔣公許之。回滬以後，乃與時事新報商訂合作之約，電告蔣公於徐州，得覆許可，遂入時事新報為總主筆，主持彼報之社論。

在滬兼辦戊辰通訊社，使商報舊人略有安挿，然非余志所存，蓋當時通訊社太濫也。

與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陳果夫諸君，剏辦新生命月刋，後交佛海全權主持之。

八月北平克復，隨蔣公由南京轉武漢赴北平，力子、立夫、天放諸君同行。途中起草辭總司令呈文，到北平後庽西山碧雲寺，為蔣公撰擬祭告總理文，約留旬日而歸。是年冬返里度歲。

民國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四十歲

仍任時事新報總主筆。余在時事新報，奮鬪至為艱苦，蓋黨員祇余及王新甫二人程君滄波亦尚未入黨，其餘均對革命無信仰，如趙叔雍、周孝菴等則反對本黨甚烈。同事思想複雜，又不明中央政治之真實情況，恣意抨擊，以唱高調為能事，而社中主持者，又唯以營利自圖，潘君公弼任經理，亦相與委蛇而已。余在社年餘，凡所撰著，一以完成革命救國為立場，顧措辭必力求平實，一般以為不及在商報時之勇敢，然中央諸公則以為如此宣傳，在統一國民見解上較為有效也。即如十七年五月三日，國民革命軍抵濟南，日本軍閥橫出阻撓，陳師魯境，辱我官吏，殘我民衆，宇內激昂，余首撰暴日膺懲一文以示國論之所在，繼思北洋軍閥未除國內尚未統一，何能對外開戰，乃轉移論鋒，倡為「統一第一」之口號，督促國民革命軍一意北伐，勉國民忍辱負重，澈底圖强。其時有民衆日報者，以別有政治作用，大唱宣戰之論，與時事新報辯難甚烈，然卒無以折我所言，其後國府主席譚公以宣傳方針密令滬上黨報遵照，乃與余所揭櫫者合符，滬上論壇，亦以時事新報非民國日報之比，認為此論正確，相率共鳴，蓋在黨的力量未能深入社會以前，固賴黨員在非黨機關多方奮鬪，而後其效力乃大也。

本年春，以滬市黨部代表資格，參加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候補監察委員。事先，余曾提議「凡入黨不滿三年者概不得當選中央委員」，以絕倖競之風，而保持黨的純粹性，然主席團恐引起爭議，未予提出。及選舉揭曉，又復上書胡、譚諸公及蔣總司令力辭，然以黨中向例，旣被選者，不得請辭，卒未獲許可。余以主張不遂，且深憂黨中此後將以爭競地位而多事，故對於當選，滋以為戚焉。開票之夕，嘗為沈卓吾、張道藩二同述及此意，兩君皆以為然。

七月，隨蔣總司令再赴北平，時事新報社論之編撰，則託程滄波君代之。此次北上，為視察北方黨務與閻、張（學良）等商軍政要計，力子先生因事未隨行，故蔣總司令調余及周君佛海（時任中央政治訓練部主任）同行，在平約留二旬，起草講詞及談話等若干篇，且遍遊平郊名勝，覺此行甚有意義。及過南京，乃聞張靜江先生提請以余任浙肚省教育廳長（蓋大學區制取消，蔣夢麟君調任教育部長，浙江大學之教育行政事務，須移交於新制之教育廳。靜老商於稚暉、孑民諸公，均主以余任之。）余不諳教育且願在新聞界久於其業，自信以過去之成就，若繼續致力，可為本黨培養一點宣傳力量，較之從政，功效必遠過之。故聞命之後，即向蔣公表示不就，蔣公贊成余意，歸京乃向中央政治會議兩次呈辭，然均不蒙許可，遂歸滬上，擬稍緩再續辭焉。

是年五月七日（舊曆三月二十八日）積樂生。是年為蔣公撰文字甚多，革命與不革命、三次代表大會感想、今日黨中幾個重要問題，以及在平時對新聞界談話、歡迎美記者團與青年地位及其前途，皆余所起草者。

八月就任浙江省教育廳長。余歸滬之日，辭意甚堅，然終於擔任者，則以時事新報主者誤謂余必以入仕為榮，總經理張君竹平一見余，即以升遷相賀，余頗疑其意在借此使余離社以保持彼報之所謂「中立性」，乃不欲再任時事新報事，此為一因。而其主要原因，則靜江主席以癃疾之身，兩次造余庽廬相訪，謂君性情溫和，且得人望，吾浙省府正欲得一味甘草以調和黨政之間，為桑梓計亦不可辭，言之再四，意極懃懇，感於氣誼，不忍過拂其意，遂向報館辭職强為嘗試焉。

八月中旬到杭州就職，以省教育會舊址為教育廳。任鄭曉滄、馮季銘、林黎叔為秘書，曉滄兼第一科長，羅迪先代第二科長，趙步霞（冕）為第三科長，黎叔兼第四科長，並任命督學四人，用人取超然主義，以打破學派觀念為整頓之前提。對於省立各校，均暫仍其舊，教育界中人皆以余之作風為非其意料所及也。（蓋彼輩初時必以為高校同學將勢力增大，而余所引用者，乃祇何酉生、李子翰、張任天等三四人，且均為科員，故時論頗以為異。）

九月起移家庽杭州，賃湖濱虞莊暫住。年終回里一行，五妹在家治饌，祝余四十初度，思圻哥亦與焉。

民國十九年庚午（一九三〇）四十一歲

仍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余於教育行政，未感如何興趣，入手之處，期於安定中謀進步，故對內似偏於無為主義，僅在社會教育方面創立一民衆教育實驗學校而已。然於省政方面，調協各方，疏通隔閡，並力陳人民意見與社會利病於靜江主席，則未嘗不竭盡心力，黎叔謂余在省府委員之職責上可云勇於負責，而對教育廳之本職則未免過於消極，余亦自承以為不謬也。

是年春第一次全國運動大會舉行於杭州，撰大會宣言，季陶以為發皇蹈厲之文。

移庽於小蓮莊，劉翰怡先先之別墅也，頗有庭園花木之勝。

以省費考選留美學生七人，分習應用化學、礦冶、土木工程、電機、機械及水利諸科。

夏秋之間，以西北軍閥抗命，閻、馮聯合稱兵，有隴海路之戰役，蔣總司令督師柳河，辛勞備至，力子、佛海均相從於列車中，親冒矢石，甚至飲水不繼，常五六日不澣濯，其苦可知。及九月間克鄭州，力子先生已疲甚，乃請於蔣公，命余即往前線，余旣抵鄭州，而開封亦下、馮軍大半投誠，戰役遂告結束，余僅受命撰擬文字一二篇，代擬告中央日報各同志書，及常務委員提案。遂東返留京小住，復隨蔣公往居溪口約一星期，仍回杭州。

出席第一次中央全體會議，奉命偕葉琢堂先生勸靜公辭浙省政務，專任建設委員會事，吳稚老力贊之，靜公欣然許諾，乃完滿解決。

十月浙江省政府改組命下，張難先生為主席，各廳均更動，余仍留任，然難先遲遲未來接事，余亦奔走京、滬間，不常在杭州也。

十一月接行第院秘書長電囑，即赴京一行，余不明其故，即夜附車往，旣至則知蔣公將自兼教育部長，而欲調余入教部相助也。教部之改組，由於李（石曾）、蔡（孑民）兩系之齟齬，石曾先生方面常視蔣夢麟為蔡所提挈之人，（不但對蔡不滿，且對放現代評論派之人物亦不滿，而謚之曰吉祥「胡同名」系）然石曾先生所汲引之人如易培基（勞動大學）、褚民誼（中法大學工學院）、鄭毓秀（上海法政學院）及蕭蘧（中法大學）、譚熙鴻等在平、滬等處辦學成績極不佳，且常蔑視教部法令，教部屢欲裁抑之，石曾先生以為難堪，主張去蔣夢麟甚力，吳稚老於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於李，乃提議以高魯（天文學者）代夢麟為教長，將通過矣，而胡展堂先生反對甚力，即席聲言「高魯何如人，乃可託以教育行政之重任，豈不羞天下之士！」蔣公不得已，乃請於高魯未到任以前，由蔣公以行政院長名義自兼教育部長，而以李書華（潤章）為政務次長，潤章則石曾先生所提挈之人物，而在李氏系統中為最純謹公正之人物也。蔣公旣自兼部長，因欲以余任次長，故由呂秘書長（蘧孫）電邀到京相商云。余旣至京，適開國務會議，而蔣公在牯嶺，余乃走謁戴季陶院長，始悉國府已內定余為常務次長云。念教育行政，非所素習，而此職將調和兩大勢力之間，尤為複雜而繁難，不知何以副蔣公之望耳。

到京之第三日，接蔣公牯嶺來電，邀余及立夫隨稚公往廬山一談，乃與立夫自京乘郵航機前往，此為余第一次乘飛機。旣至牯嶺，蔣公促余早日赴部接事，且命之曰：「教育為革命建國要計，凡事當請教於吳、李、蔡諸先進，然必勿墮入派別之見，總之不可拂李、蔡諸公之意，亦不可一味順從李、蔡之意見，宜以大公致誠之心，斬絕一切葛藤，而謀所以整頓風氣，至於政府及前教部所行整頓大學教育與整肅學風之政策，則須排除萬難以貫澈之，不以人事關係而稍為遷就也。」

回杭州一行，結束廳務，邀黎叔、子翰、酉生、祖望入教部相助，廳事俟新廳長張道藩同志到任接收，余即匆匆赴京。

十二月接教育部常務次長事。前次長劉大白先生代辦移交後回浙，部中聘前常務次長朱經農君為特約編審，接收之際，同學趙述庭君相助之力為多。趙君，教部原任之參事也。

與政務欲長李潤章君商定辦事手續，凡以兼部長名義發出之部令，均由余二人會簽負責，重要者以時報告於蔣公，因蔣公不暇到部也。潤章篤實長厚，初相遇猶不相知，繼則性情浹洽，知余坦白無他，同為書生本色，遂極相得焉。

民國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四十二歲

在京任事，庽中央飯店，闢一室以居，未携眷屬同住，所居為普通旅客之三等室，僅自加一書桌而已。友人過者常笑余為眞能以官為傳舍者。余非有所矯飾，實以性不近於從政，常思有機會受代而去，故全家人居滬，以免遷住之煩，此種僻性，未合情理，然當時却以此為安，對職務方面，則未嘗有所曠怠，即星期假日，亦不常回滬庽，一歲中僅歸省六七次而已。

在教部常務次長任內，以處理學潮及調整大學教育方面較為盡力；（一）整頓勞働大學停辦勞大附中，並貫澈勞働大學停止招生之命令，（此事滬市府協助之力最多（二）平定清華大學風潮，（三）厲行國立院校會計報銷，（四）整頓光華大學，以部令停止教授羅隆基之聘約，（五）整頓上海法政學院及中法工學院，（六）解散北京俄文法政學院，調整北平大學組織，（以沈尹默先生任校長）。至於中等教育，則以重質不重量為主，對地方教育行政，以整理學產及普及小學教育與義務教育為主，獨對於社會教育部分，余主張質量並重，而司長李蒸（雲亭）專務擴充各省社教經費，以李次長信任雲亭，余亦不得不取同一態度焉。

二月二十八日，胡展堂先生以政見關係（反對訓政期約法及國民會議），辭立法院院長職，屏居湯山，繼遷入城內黃龍巷暫住，此事幾引起政潮，黨外人士尤資為譏刺口實，余在京目覩其事，深為本黨前途憂之。更有感於黨人先進者意氣之盛，執政當局負責之難，益視政治生活為畏途，幾欲諍勸蔣公引退焉。

六月擧行中央全體會議。蔣公親赴南昌主持剿匪軍事，中央決議以李次長署理教育部長，而任命余為政務次長，錢乙藜（昌照）為常務次長。余復被推任為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其部長則劉蘆隱任之，而另一副部長乃程君天放也。

五月得留法友人來電，五弟行叔以腸疾歿於巴黎。病起已久而不以相告，卒致客死異域，聞訊悼痛，幾於暈絕。四弟方任教於中央大學史學系，得電後邀之來庽，以凶耗告之，四弟聞而大慟，以道遠不能歸骨，乃電託邵鶴亭、毛無止君等為葬於巴黎，此余畢生一大憾事，亦畢生一最大傷心事也。

是年夏，長江大水為災，居南京度夏，有如深秋。

秋間擬為諸弟分折田宅，已定期與望弟同歸，且準備一切矣，瀋陽變起，乃不果行。

九月十八日，日軍突攻北大營，瀋陽淪陷。蔣主席聞訊次日即起程回京，變起非常，全國民意激昂，社會羣情皇惑無主，而黨中元老之不在中央或故樹異幟者，復推波助瀾，以長攻擊政府者之氣焰。蔣主席忍辱負重，決定按照國聯盟約及非戰公約與九國公約，訴之於國際之公論，一面則嚴令東北當局，節節抵抗。然東北軍驕逸性成，不能遵奉命令，達成任務，日軍復銳進侵略，以至失地日廣，三省相繼被佔，而內外責難更紛然雜起矣。

瀋陽事變起後，中央宣傳部事務頓見重要，部長劉蘆隱久不來京，余與程君天放乃不得不負責任事，自是余遂以教育部事委託錢次長，而每日到中央黨部辦公，一切與天放協商而行，天放對國外宣傳多負責任，而余則對於宣傳方針之制定及國內宣傳之指導多負責任，兩人分工合作，至為和洽，其佐理者為秘書方希孔、朱雲光兩同志，而雲光之盡力為尤多。

中樞設立特種外交委負會，戴季陶、宋子文兩君分任正副主任委員，余亦被指定為委員之一，每日七時必集會，外交部部長次長均列席，報告消息及使領館情報，當場決定應付辦法，由外交部執行之。有時起草文件，戴君常以屬余，故每日上午必十一二時會畢乃得至教育部辦公一小時，而午後則均在中央黨部，即晚間亦往往在中央宣傳部辦事，常至十一時後始歸庽。學生團體來京請願出兵宣戰者不絕，大隊集合於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提出種種要求，常有不逞之徒從中煽動，故意與政府以難堪。唯蔣主席始終保持中和嚴正之態度，對青年學生絕不取壓迫之辦法，故兩三月間，至京請願者無慮五六萬人，而卒未發生一次衝突，其行動越軌者，亦只以警察徒手驅散或彈壓之而已。所謂粵方委員之在滬上者雖欲造成慘案而終無間以入也。此一時期中余在職務上偏重於宣傳方面，間亦奉蔣主席命辦理特種文件之撰擬，每日工作常在十二時以上，所歉然於心者，則身為教育次長，未能助李代部長平息學潮，致使首都要地，發生毆辱中央大學校長教員等事件耳。

國聯行動遲緩，英、美意見未能一致，日寇益鴟張，反政府分子之結合破壞亦愈烈，中央蔡、張（溥泉）及陳真如等力主斡旋寧、粵合謀團結，蔣主席亦以丙部不臻統一，無以對外，於舉行第四次代表大會容納粵方選出之中委後，決定委曲忍讓，請胡、汪、孫以及粵系委員共同來京開會，然後辭職。嗣接胡電非蔣公先有辭職表示，不允來京。乃於十二月十五日向中央常會正式提出辭呈，將國府主席行政院長及陸海空軍總司令本兼各職一併辭去，常會接受辭呈，選任林委員森代理主席，陳真如代行政院長，而十七日孫委員科乃率粵方諸委共同來京，然胡、汪二人仍在滬未來，僅陳璧君先來耳。

余是年在京，意常不樂，每思引退，重作記者，或教書自給，故客居旅舍，不另賃屋，及第四次代表大會開會期近，乃覺中央飯店不可久住，否則應酬談話將不堪其擾，爰暫賃梅花巷一宅以居，及蔣主席辭職，乃決心共同引退，遂我初願，不料行政院最後一次會議復發表余重回浙教育廳廳長之任，兩次固辭，均不獲請，甚為悵悵。及第四屆第一次中央全會將開，被推為全會四秘書之一（秘書長吳鐵城，四秘書者曾仲鳴、梁寒操、程天放及余也）。方擬會後回滬，乃於全會秘書處會議中，發覺寧、粵界限依然森嚴，梁君甚至提議文書、議事科長寧、粵各推一人，如此相猜，毋乃太甚，遂於十二月二十日夜謁陳蔣公，即夕束裝，留書鐵城先生，於十二月二十一日浩然返滬矣。計自去年十二月廿二日接教部事，迄離京之日適滿一年，可謂巧合。先是陰曆五月間，大哥在京任國府參事，某日約同君誨先生啜茗於鷄鳴寺，余偶求得觀音籤問何日可辭官歸里，籤語有「一朝丹篆下階除，珠玉豐餘滿載歸」之句，籤解又有「官非宜解」之語，余先閱籤解，嗒然若喪，意謂「官不宜解」則無解官之望也，大哥曰不然，曷不作三句讀，即官、非、宜解，豈非即遂汝所願乎。余乃恍然曰：得之矣；所謂「滿載歸」者，殆即謂滿一載乃許汝歸耳。自是常為友人言之，力子、佛海、志希諸人均知其事，至是果驗。自京歸滬以後，恍如重負頓釋，每日對妻孥閒談或市小食共飲或出遊，意態閒適。然魯主席已先赴任，屢催余到杭接事，則又為之敗興不淺耳。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四十三歲

一月赴浙接任教育廳長，寓葛嶺路樂廬。發表錢均夫先生及黎叔酉生為秘書，（酉生以督學調秘書室服務）陸步青、羅迪先、張任天、李子翰為第一二三四科科長。

蔣公來杭居住約一週，汪亦來杭相會，於蔣公處初見汪先生，汪囑余常過彼處談話，意極殷懃，友人謂彼之對人往往如此，然人多不信其有眞誠也。蔣公在杭時，有金陵大學學生八十餘人來請願，意在籲請重出督率國軍與日作戰，蔣公自以在野之身，不便延見，囑余及許紹棣君勸止之，諸生乃歸去。

一月下旬，布置廳務大致就緒，回滬稍作休息，然滬上日軍屢作挑釁姿勢，特務機關及領館無理取鬧，要求取締排日運動，解散排日團體，其意甚惡。余恐滬、杭車中斷，遂於一月二十六日回杭，留眷在滬，殊不放心，乃未及二日，而一二八之戰事以起，一家七八口，均賴余婦獨承其責，滬、杭電訊遲滯，久久始通，旋知暫避於合衆公司樓上，於陰曆年底歸甬返里，中間曾傳皋、皓兩兒失踪，在杭聞之，為之焦急不置。二月間回滬一視家人，允默決整裝再返慈谿，蓋滬戰仍繼續進行也。

一二八事起之前旬日，南京政樞動搖，行政院長孫科離京赴滬，陳友仁任外交部長高唱宣戰，蔣公旣發表獨立外交之論文（邵元冲擬初稿，而余承命潤色之），復不忍中樞擾攘無主，乃與汪相約入京共同負責。旣抵京而滬戰即起，即日決定政府遷洛陽，蔣公護送至中途，仍回京坐鎮，並督十九路與第五軍（八十七、八十八兩師）作戰，當時一般輿論震於蔣光鼐、蔡廷鍇、翁照垣等之宣傳，均以為祇有十九路軍能抵抗，慰勞之儀物，亦祇送十九路軍各部，然第五軍艱苦作戰，絕不自暴，蔣公曾電張治中軍長曰：「在前線必須讓功與十九路軍，祇期殲敵，切勿有所爭競，即有不能堪者，亦必為國家忽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與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毀謗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在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今日之事，汝等與十九路軍同一運命，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何與。」（此電文祇記其大意，詞意與原文或有出入。）如此精誠，真堪泣天地而動鬼神者也。

三月下旬以蔣公電招赴南京，見市況蕭條，政府各機關均僅有駐京辦事處，熟人多不在京，余承命代擬覆長兄介卿書，（答來書不遣援兵不增軍隊之責難，後棄置未發表。）及辭不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辭呈，（此事後經朱益之、何敬之兩公切勸，蔣公允就任；故亦未發表。）居京五日而歸杭。

軍事委員會成立，發表余任秘書處長，未到任前以李仲公代。余去電呈請收回成命，以仲公先生為北伐時總司令部之秘書處長，未可以余居其名而令彼代行。書上不覆，繼而蔣公命人傳語，囑余專心在杭辦教育，暫不必到任，仲公當為負責云。

余此次重任浙教廳長，實亦甚違素願，然魯詠安主席特相倚重，而民廳呂君蘧孫、財廳周君枕琴、建廳曾君養甫及省委楊君綿仲等與余均極相得，同甘共苦，感情孚洽，更以蔣公重視蘇、浙、贛、皖，謂必鞏固地方，培養實力，乃足以根本禦侮，余亦不得不奮勉自效焉。到任後二月，察知浙省學風，承九一八學潮之後，亦漸有浮囂盲動趨向，乃發表安定教育秩序一文於浙中各報，以示整頓學風之決心，同時對內則飭各督學勤加視導，舉行公私各校校長會談以加重其責任觀念，並與省黨部及警務機關密切聯絡，防止校外惡勢力煽惑青年，卒相安無事。浙省學風素極純樸，反動者知無可乘，漸漸引去或銷匿，不久遂復舊觀。

是年夏仍遷入小蓮莊與大哥同住。大哥是年遣眷回慈而獨留杭州，兄弟晨夕過從，四弟任省立圖書館館長，亦常來談，最得骨肉相聚之樂。惜余憂時感慨未能從大哥商討文藝為可惜也。夏間允默挈兒輩均來杭同住，樂兒已五歲，能認方塊字，公餘回庽，常携見出遊，余第一次在浙任事，不常作湖山之遊，是時始知遊息與作事不可偏廢，每值休沐日，亦常登臨遊眺，間亦觀電影，西湖大禮堂常有余之足跡焉。

浙江財政以債務費支出過多，收支不敷本鉅，二十二年度之概算，編制頗難適合，建廳專務擴張事業，財廳則不勝保安經費與建設費之負擔，而中央方在暗中布置國防，浙省擔負經費日增，以致預算會議，久久無結果，魯主席憂形於色、未能裁決，余首倡緊縮之議，願從教廳及教育費作始，主張機關經費及事業經費均以八折及九折分別扣減，而國防建設則十足支給，如計完成。曾君養甫問余教育方面辦得到乎？若教廳能行，則建廳亦照減，卒以此原則定議。事後黎叔又謂余：此又君勇於作省委之一證也。然教育界人士亦能諒省庫艱難，卒照此實行，各校經費均照九折縮減云。

夏六月擧行中學畢業會考

中央政校派教育系畢業生雷震甲、趙祥麟、何灌梁、劉玉書等七人來浙教廳實習，余與黎叔及各科長為厘定學程與實習科目，親自指導凡實習七週而畢，均派往各縣任教育局長，而趙祥麟成績尤佳，派為省立高中訓育員。余此次來浙任教，對中等教育漸圖充實，為適應師資需要，本年先籌設省立師範一所，而對省立縣立各中學則分別整頓之。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四十四歲

在浙任教育廳長職。二月長城戰起，蔣公馳赴石莊督師，電余北上，乃與立夫兄由汴乘車北行，先至石家莊，陳景韓君君亦來相會，嗣同赴保定駐列車中約二星期。北平軍分會設立，張學良辭職，敵人請停戰，乃別蔣公，轉北平回浙，離任者約一閱月。

本年在浙教育設施，積極方面仍無如何開展，惟基礎已立，行政方面與教育界相互認識益深，政令推行，較易為力，擧其大者：在高等教育方面，為考查省費留學生成績及充實醫專之設備。在中等教育方面，籌設溫州師範（初級）及省立農業實驗學校（在金華），並擧行訓育會議。在地方教育及初等教育方面，則提倡師資進修與繼續整理學產，並推設鄉村小學。在社會教育方面，充實省立圖書館，並籌辦電影巡廻教育。各科中以第二科（初等教育與地方教育）最有成績，三科科長張任天出任縣長，以趙季俞代行科務。

是年提請省府撥定省公債四十萬元為擴充職業教育與師範教育之基金。

自去年起，每值初夏，即患小疾，精神疲滯，心緒煩亂，往往因之失眠，今年更基，請假服藥調治，約二十天始愈，蓋體力漸衰矣。

擧行第二次畢業會考。

蔣公來電有邀余往南昌佐助筆扎之意，且聞已物色繼任人選，盼余能於學期結束後前往，余遂結束廳務。六月，兩次電行政院教育部辭職，然教部以江、浙兩省教育正待及時推進，不宜易人，請於蔣公，堅決慰留。嗣後蔣公又來電囑繼續服務，乃打銷辭意焉。

夏回慈谿，為先祖妣葉宜人祝百齡冥誕，三家子弟咸集，約留一星期而歸。

是年冬，福建有人民政府之變亂，蔣公於事變甫萌時，竭力勸導，不欲以紀律相繩，乃變亂終於勃發，蔣公在贛籌策旣定，於十上月蒞杭部署討亂軍事，凡留居一週，而後由浙入閩討逆，時適其太夫人七十冥壽，余及魯主席等均往奉化拜祭，而蔣公則未歸家也。

民國二十三年申戌（一九三四）四十五歲

當人民政府之叛變初起時，浙江毗連閩贛，最為反動分子之注意點，而軍事運輸及補給，亦須協籌，魯主席以此役關係國家綱紀與安危，督飭各廳，就地方力量所及，為中央分憂勞，其時財廳則墊籌經費，建總則協助運輸，（杭江鐵道軍運效率之强為迅速制勝之一主因）而教育方面，彼方亦有派人潛入活動者，多方防止，卒告無事，未及兩月，而亂事遂平。

二月偕呂蘧孫廳長、魯魯山秘書長同赴南昌參加行營所召集之十省行政人員會議，蘇、浙、閩、贛、皖、顎、湘、豫、陝、甘各省之秘書長，民教兩廳長及一部分行政督察專員均集。住百花洲旅館（病瘧三天），開會約四日，報告省政及民政教育設施，蔣公三次出席致詞，以生聚教訓，明恥教戰，勗勉與會諸人，謂期以五年，必當奠立國防建設，方能雪恥圖强，完成革命也。

在贛垣三謁蔣公，最後一次，蔣公告余，謂行營諸務蝟集，政事有楊秘書長暢卿，軍事有熊主任天翼，惟文字撰擬，迄無佐助之人，實需如君者在余之左右，浙省教育廳事，如可兼任名義，以秘書代行則更佳，否則可另保一人自代，總之盼能來此相助，然亦不必急急，俟學年結束暑假後再來亦可。余感蔣公之意，遂允必來贛服務，但不願居何名義耳。旋即擬繼任人選四人（程天放、余井塘、葉溯中、許紹棣）請擇定其一，蔣公謂即以葉君繼任可也，囑返浙待電命再來。

四月再得南昌電，乃結束廳務，並到京謁教部王部長雪艇，請提院議以葉溯中君繼任，雪艇甚惜余離職，言之再四，遂歸杭提辭呈，二星期後始得請焉。

五月赴南昌住省府招待所，奉命擔任行營設計委員會主任。設計委員會者，蔣公欲網羅國外留學生之青年有志者，俾作研究、設計、審議、調查等工作，而一面即訓練之以期成材者也。舊為常務委員制，楊、熊及梁頴文為常委。今以余到贛，蔣公謂不能一無名義，且此會極重要，故改為主任制，以主任屬余。余察知此會職權規定極含混，委員人數達二十人，頗涉冗濫，其眞有學問見解又能明識分際者，寥寥四五人已，堅請收回成命，願以無名義之身，留贛服務，蔣公不許。乃加任徐慶譽為副主任委員，謂會中日常事由副主任理之，汝但助余筆扎，並留心文化宣傳與理論研究，且備諮詢可已。

五月隨蔣公回京參加軍校十週紀念典禮。過牯嶺小住，庽孫天孫君家四日，撰十年來之回顧一文，在京事畢，仍回贛垣，購得寧都三魏集及王於一（猷定）文集各一部，寄贈外舅。

七月到牯嶺避暑，允默携兩兒同來，賃屋河西路五十四號，晨夕出外觀覽，頗得游眺之樂。是夏蔣公亦至牯嶺，設計委員會同人均遷來，以醫生窪某號為會址。余每週去會三次，約各委員會談研究，至會中日常各事，均囑徐副主任辦理之。其時蔣公所注重者，為精神教育與國防建設，余每入謁，必見圖表方案，堆滿几案間，蔣公每日披閱文件，簽發命令，聽取報告，核改方案，治事時間常在十小時以上。更以暇時約專家，講述專門問題及國際形勢，與東西洋歷史，輿論界與學術界人上，漸知蔣公謀國之苦心矣。余雖在左右，愧無貢獻，惟承命修改講詞及審定自反錄二集之初稿。至八月下旬，忽患腦病，每日頭眩心跳，且常有微熱，及九月初，乃請假回杭州養病，住小蓮莊凡兩月，始稍愈。

十二月赴南京出席第五次中央全體會議，庽京三週，以蔣公回籍，乃復返杭州小住。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一九三五）四十六歲

一月，去奉化溪口住旬日，撰敵乎友乎一長文携至上海，以徐道麟君之名義發表於外交評論雜誌。此文之作，蓋欲暗示日本以中國決不可屈服，日本決不可不認識東亞安危之至計。為日本徬徬無主之國論闢一新視野，而痛斥其野心軍閥之無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冀稍緩其凌偪之氣勢也。旣發表後，各報競相轉載，日本之報紙雜誌，亦均紛紛轉譯，頗引起一時之注意。事後日本方面亦漸有疑此文為當局所授意者，然皆將信將疑，但至少與彼邦主張急進之少壯軍閥以一打擊云。

由溪口回杭州小住即去南昌。在南昌度陰曆年，購陳后山詩註一冊，日日諷詠之。旋奉蔣公電召，與楊暢卿同赴牯嶺，住牯嶺約旬日，南昌行營結束，改設剿匪總部於武昌，余所任之設計委員會職務，以該會撒消而解除。在牯嶺時，蔣公決定修改侍從室之組織，分設第一二兩處：第一處設第一（總務）第二（參謀）第三（警衛）三組，第二處設第四（秘書）第五（研究）兩組，命原任侍從室主任晏道剛君為第一處主任，而以余為侍從室第二處主任。研究組設秘書八至十二人，以設計委員會原住設計委員徐慶譽、張彝鼎、李毓九、高傳珠、徐道鄰、羅貢華、傅銳、何方理諸人任之。（侍從室之組織始於民國二十二年，最初由林蔚文先生任主任，後由晏君任主任，其原來編制為第一組警衛，第二組秘書，第三組調查及紀錄，第四組總務，另附設侍從參謀若干人。）

二月赴漢口，就侍從室第二處主任職，奉命兼第五組組長，其第四組組長則以原任第二組長毛慶祥君任之。（原編制第三組撒消，代組長蕭贊育改任侍從秘書）第五組之辦公處設於漢口三北公司之樓上，研究工作分為內政、法制、文化教育、國際時事、中日關係及經濟等各類，各秘書每人任一類為主，並認一類為副，其翻譯工作，則分英、法、德、日、俄等五國文字，指定分任之。居漢口二月，寄庽電話局局長官舍，蓋張君明鎬適在漢任局長之職也。陳君秋陽隨余同住，佐繕寫收發之役。侍從室初成立，除五組諸人作研究工作須余為之規畫督促外，四組之公事，大率分配至主管機關辦理，故余所司之事甚簡，以暇時閱通鑑及英、美近代史。自三月起始為日記，自是日日為之，未嘗中輟焉。

贛匪自去年為國軍傾蕩巢穴後，西竄川黔，蔣公先派賀國光主任率參謀團入川，至是以川中軍隊系統不一，未能發揮清剿力量，乃將武昌三省剿匪總部事，委張漢卿副總司令與錢參謀長大鈞，而躬自入川，督率川、黔清剿匪事，楊秘書長暢卿偕行，命余暫留漢口待命入川。

四月由漢乘飛機經宜昌赴重慶，第五組諸人均留漢口，屬羅秘書貢華代理組長事。居重慶約一月，庽上清寺陶園內之農村，與川中軍政界及教育界新聞界人士相接觸甚多，覺川人之頴慧活潑，實勝於他省，而沈着質樸之士，殊不多覯，模仿性甚强，亦頗思向上，然多疑善變，凡事不能從根本致力，即軍人官吏，亦均文勝於質，志大而氣狹。故蔣公到川，首以質樸誠信為尚，而標揭除匪禁烟為最大要政，省中軍政，仍重寄事權於劉主席甫澄，以其人在川省軍人中較為廉謹自好，望其有所成就也。余於外界不輕易往還，即相見亦不多發言，唯力勸川人尊重軍政系統，服從劉主席，以剗除防區時代所遺留之封建惡習，庶不負中央整理川事之苦心。其時川中政客說士，萃於各軍首領之門，交通游說，縱橫結託，而蔣公幕中隨行諸人，均處處持之以大，初到時尚有懷疑不安心理，未幾即相安焉。及田頌堯剿匪失機，蔣公申明賞罰，改任孫震為軍長，中央之威信，更為之一振，剿匪軍事，遂亦益見順利。

余到重慶約半月後，蔣公赴貴州，以竄匪在黔甚猖獗也。蔣公去時，僅携晏甸樵主任同往，擬於短期內歸來，旋來電命余偕往，乃於五月某日偕陳辭修君與吳稚暉先生同飛貴陽。

在貴陽約住兩星期，庽薛總司令伯陵之總部內，承蔣公命，起草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綱要，數經修改，於八月間始發表之。在貴陽時事務較繁，蓋楊暢卿秘書長在渝留守，前方承轉各件，有時間性者，皆須由侍從室辦理之，而第四組無諳習公牘之職員，不能不由余自為處理，然余於公牘實亦非所習也。

余至貴陽之日，匪勢已稍殺，初時圍擾息烽等處，迫近省垣，勢極猖獗，卒被聚殲，人心稱快，時王家照已去職，蔣公請政府改組黔省府，以吳禮卿先生任主席（因黔、桂接壤，禮卿先生與李、白諸人有交誼，可免除心理上之不安）；曹經沅、李仲公、葉元龍、朱庭祜分任民財教建廳長。省府就職之日，吳洗生監誓，蔣公親臨致詞，余亦參加典禮。自茲中央政令，乃得達於黔省，然軍閥擅政，百廢凌亂，財用尤竭，省府接事之日，庫存不及三千餘元，請於蔣公，撥五萬元濟助之，仍責成財廳厲行整理焉。

假日偕吳稚暉先生往游修文縣之龍場驛，瞻王文成公祠及玩易窠舊址，陽明墨蹟，留鐫壁間者尚完好如新。修文距貴陽僅半日程，流連至暮而歸。黔人士為余言，黔之有文化，蓋陽明實啟之，明以前之黯陋，殆非近人所能置信也。

貴州天氣多陰雨，晴天殊少，居此稍久者無不患小病，飲水殆亦有關係，此行如蔣夫人及稚暉先生均曾患寒熱，余亦小病四五日，會蔣公出游安順，余適以病未能偕也。

居貴陽二週後蔣公赴昆明，余以無機遲一日行，是日適為苗民節日，城外苗民男女每年此日均集省城游覽歌舞，市所需以歸，本年中央剿匪隊伍為聯絡邊民情感，特備餅餌食品分散之，苗民咸大歡悅。是晚與陳辭修君坐綏署庭中作長談，次日即飛昆明。

在昆明住翠湖邊之金鑄九先生別墅，與稚暉先生同庽，蔣公住東陸大學（即今雲南大學）之前院。昆明為高原，地勢愷爽，氣候溫和，自貴陽來此，儼如重到江南，精神為之一振。（在由黔赴滇之飛機中，作家書二椷，託機師白利君回飛至重慶投航郵，兩日而達杭州，家人均以為迅速出於意外。）翠湖者，在五華山（省府）之麓，湖水不深而澄碧，堤上植柳，有阮公堤（阮文達建）、唐公堤，儼如西湖之有蘇、白二堤，旦暮游行其間，偶至昆華圖書館閱書，洵樂事也。（昆明近郊西山及滇池均風景勝地，余隨蔣公作兩日之遊，並與稚公同至安寧溫泉沐浴焉。）到昆明之日，省府龍主席設盛大之招待宴以迎蔣公，其客廳之閎麗有如北平之居仁堂，是日賓主到者三百人，禮數極盛。衆中忽晤袁樹五（嘉穀）先生，乃余在高校肄業時任浙提學使者也，相見執弟子禮，袁先生為之色喜，介余遍識省中之耆宿如王九齡、周惺甫、易夔擧諸人，挹其言論，皆通達時務，洞明學術，雖規模稍狹，然較之在黔之荒寂，自不同矣。

殘匪在會理、西昌間竄伏甚多，蔣公某日約龍主席同乘飛機巡察匪勢，為之指點進剿方略。龍主席自謂乘飛機尚屬第一次，觀蔣公在機中指點山川，剖示方略，益嘆服總戎之偉大，為余等言之者再。蔣公對龍主席亦備極稱許，謂其坦易而明大義，故到滇以後，唯與之討論如何振興文化產業以建設西南國防根據，其他政事，雖龍君屢請指導，蔣公均僅示大概，囑其全權負責，不願責以速效焉。余等居滇，亦多與文化、建設方面之人物往還，曾出席滇省教育會對全城中學生講演一次，各廳長過從較密者為建廳張西林（邦翰）、教廳龔自知及省委（前實業廳長）兼富滇銀行長繆雲台諸人，而繆君之言論識見，尤有過人者，民廳長丁兆冠思想稍舊，財廳長陸子安則極深沈而不多言，然省府諸人之意志一致，則非四川之可比云。

六月蔣公仍轉貴陽回重慶，余等多留數日，偕稚暉先生應蔣夫人之邀赴箇舊游覽，乘汽車循鐵路而往。至開遠（即阿迷州）住小旅館（安南人所設）一宿，擬再前進，而天氣酷熱，蔣夫人有小病，遂不果往，仍折回昆明，次日同乘飛機逕返重慶，蓋蔣公臨行時囑不必繞道貴陽也。是日飛機途中遇霧，幾迷失方向，冒險低降，始辨途徑，安然抵渝。

到重慶不數日，即赴成都，（由成渝公路乘汽車往，中途宿內江，次日午後一時到達。）住陝西街之行轅，秋陽庽余之鄰室，而慶祥、荻浪亦與余同庽一樓，公文往返接洽，較前為便。已而蔣公命余，凡楊秘書長承轉之各項呈件，於批覆後，均交余詳閱後再送達辦理，蓋暗示余當練習政務與公牘，以資接洽與聯系也。是時京中政象，以蔣公出外日多，漸有紛紜軋礫之象，行政院與監察司法各院間，頗多齟齬，賴葉楚傖秘書長彌縫調節其間，勉克相安而已。朱騮先、羅志希、徐可均、蕭青萍諸人均曾來川有所報告，余均勸彼等以大敵在前宜盡祛疑慮，旣信任領袖，即應信領袖所信任之人，毋意毋必，共度艱難，必中樞安定，始有忍辱負重準備禦侮之可能也。

是夏，敵方在華北軍閥意圖啟釁，對我政分會壓迫備至，要求撒退中央軍及憲警，並將平、津黨部撒除，蔣公從大處着眼，極端隱忍，卒一一許之，自此第二、第二十五師均先後撒退，而蔣孝先君原率憲兵駐平，亦調至侍從室服務，黨部移地秘密進行。顧京中羣情憤慨，汪氏無以自解於同志，蔣公於六月廿九日命草一電文，致中央政治會議，說明忍辱以備雪恥之至理，此電抵京，何敬之先生以為不宜發表，遂密存未報告會議云。

七月，蔣公移庽峨眉，開辦峨眉訓練團，調川省軍官分批受訓，余亦隨往，住峨眉之新開寺，所居為一小木屋，室之低矮，儼如一穀倉，顧氣候殊涼爽，其時五組一部分秘書亦遷川同庽山間，並任訓練團之訓育幹事職務，余未參加訓練團工作，僅為蔣公準備訓練材料及整理講稿撰擬文字而已。蔣公每週必至報國寺團部住三四日，訓練極勤，間以餘時研究國防建設及財政經濟之方案，常招專家來相講習云。

八月，汪氏忽萌退志稱病赴青島，蔣公以中樞無主，乃飛往廬山，命張岳軍先生至青島挽留汪氏，未得要領，乃回南京，出席中央政治會議，對出席各同志，痛切說明革命之環境現狀與中樞諸人及中央委員應協同負責以濟艱危之理，京中空氣，始見轉移。余住京三日，遂乘此時請假回里，為先考七十冥誕在家設奠。先一日由京返滬，偕允默及弟妹等全家乘輪返慈谿，家人團聚，皆以余於役數千里外，乃得及時歸奠為非始料所及。大哥更為余言，雖旅途辛苦，而經歷山川，得以開拓見聞，宜引為幸事云。留家二日，仍轉滬、杭回京。以陳君秋陽不樂遠行，有引退意，乃改約王學素君入侍從室為秘書。

為憲法草案事，奉命訪黃膺白先生於莫干山，暢遊山中，並與黃君談三小時而歸。九月到南京與程天放、薩孟武、梅思平諸君研究憲法草案，蔣公來電指示要點甚詳，余等就立法院初稿，詳加斟酌，別擬一修正案，凡一星期而就，遂携稿西行再赴成都。此時訓練團已結業，乃不復去峨眉，住成都又半月餘，曾往謁方鶴濟、徐子休、尹仲錫、周菶池、徐申諸老，此數君者，成都所謂五老七賢，乃一般人所認為方正不阿者也。

十月初旬，蔣公離川，余亦自成都乘郵航機逕飛上海。晨八時自成都起飛，經長安郊外暫停，又過鄭州、南京小停，午後五時卅分抵上海。越二日，參觀全國運動大會。

十一月到南京住中央飯店，參加六中全會，汪精衛被刺入醫院養傷，未幾痊癒。此擧與京中政界以一大刺激，浮議紛紜，久之乃偵知刺客為反動派王亞樵等所指使，即汪之友人亦疑慮冰釋焉。六中全會未發宣言，其閉幕詞則余承命起草者也。

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擧行於南京，其代表即以四全大會之代表充之。十一月十二日開幕，林主席致開幕詞，亦余所承命起草者。大會擧行十日，蔣公有重要之外交報告，即「和平未至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是也。大會宣言，則戴君季陶草定要點而余為之連綴成文者，此文自屬撰以至定稿，經修改三次凡費二十小時云。

五全大會以後，選定胡展堂為中常會主席，汪為中政會主席，蔣公任兩會之副主席，兼行政院長，以顧孟餘為中政會秘書長（旋決議由朱騮先代），余為副秘書長，自茲蔣公遂躬負黨政軍重責於一身。是年冬賃宅於南京之靈隱路，挈眷移寓焉。

大會畢後，余體力心力交疲，兼以黨政機構改組以後，人事接洽，甚感紛紜，一部份同志，不明蔣公意志，動輒以安置親厚者為先，而曾不計辦事之效率，中政會下設各專門委員會，尤為不易安排，積勞之餘，加以煩悶，幾於神經錯亂，遇事焦躁不能自抑，客座中常出言不遜，事後追悔，旋又犯之，延醫診視，投劑服藥亦無效力，不得已以書白蔣公，告病體不支，蔣公覆准病假一月，中政會事託葉楚傖先生及狄君武同志料理，遂將各事與楚公接洽，於十二月中旬偕允默由京回滬轉赴杭州養疴，到杭仍寓小蓮莊，與五妹家同寓，陰曆歲除，即在杭州度過，諸兒均未來寓，四弟送思佛姪來，博我歡笑，余對思佛甚愛其天真也。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四十七歲

仍任侍從室第二處主任及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

二月到京銷假，仍寓靈隱路。侍從室第二處自此始在軍校內有固定之辦公地址，每日到處辦公數小時，第五組則每週擧行會議與談話會各一次，然五組各秘書多不明其職務之性質，常思越位言事，或請求調查各機關狀況，或喜摭拾風聞之詞攻訐主管人員，或條陳意見而實未詳考法令與事實，余屢為指示，而彼輩之觀念終不能改變，此最足令余煩憊不安者也。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故任錢大鈞（慕尹），並兼侍衛長名義。晏甸樵調充西安行營參謀長，佐張漢卿主持西北剿匪軍事，蓋川匪已竄至陝甘矣。

蔣公旣任行政院長，對內政銳意刷新，對國防積極準備，對經濟加緊建設，對財政金融亦預作非常時期的籌劃，而對日外交則多方運用彼國文治派與反軍閥之力量，使與侵略暴力相抗衡，務期充份爭取時間以達我建國自强之目的。外交部旣任命張岳軍先生為部長，即秉此意志以與日本外務當局相周旋。在內政方面，除經常會議外，每週在官邸召集黨務談話會及行政院各部會長官談話會，及特種黨務人員會報各一次，勞心焦思，唯日不給。又召集行政會議，開辦縣政訓練班，而於民衆組訓方面，亦於中央軍校內擴大設置特別班以造成幹部。故此半年以內，實為開始建國準備最積極之時期。乃粵桂軍人，竟以請求中央對日作戰之名義，出兵於湘境，時局又起一軒然之大波浪。而西北剿匪，益見困難，日人侵略，亦遂乘之而作伺隙欲動之勢矣。

陳、李、白等之軍事行動旣發生後，蔣公即在中央紀念週發表極懇摯嚴正之談話，主張對日問題應於全體會議中解決，一面電勸粵方將入湘之師撒回粵境；一面即宣布召集全會之日期，粵方仿未遵從，中央乃遣隊伍駐屯於衡州以北，師行神速，卒阻異謀使不得逞。其時中央各軍事首領及馮煥章、李協和、唐生智等均電陳、李、白切勸慎重，而蔣公亦對陳濟棠懇切誥諭，電文往復不下十數，余此時筆札之役，亦較繁於平日焉。

三四月間蔣公赴漢轉往西北視察，余隨艦西行，旣抵漢口，蔣公命馳回以憲草改正之意見函達孫哲生、王亮疇諸氏。到上海與季陶、亮疇、楚傖等共商於亮疇之寓所，併合為意見七條，仍携歸中央就憲草審議會中決定之。

二中全會擧行於南京，決議以陳濟棠、李德鄰等為國防委員會常務委員，設廣西綏靖主任、副主任，裁撒粵、桂特設之黨政機關，國內政令始歸統一。余漢謀被任粵省綏靖主任，陳濟棠辭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離粵赴港。辭職之前，派陳漢光師長來謁蔣公，蔣公是日準備西行，於一小時內草一長約千言之函慰勉之，其精誠洵足感動奕世也。

蔣公是夏仍赴牯嶺避暑，籌備續辦暑期廬山訓練團，嗣因內外時局多故，臨時停止。余以小病未及同時上山，約遲旬日，始携同事三四人前往，允默等留京未行。是年吟苢兄應俞樵峯部長之邀，入交通部任參事，亦挈眷與余家同寓於南京熙和路。

余未上山以前，錢主任以第一處主任對第二處事兼為指導，其時汪日章秘書已升任組長（此為本年春間在京時所定，蓋錢欲以慶祥為第一組組長，故保汪任第四組事，旣批准而毛不肯就第一組事，遂留侍從秘書名義而專任機要室之主任秘書，此事錢事前未商余同意，實不諳手續與系統然余，為和洽同事計，亦未與之計較焉。）某日有工兵學校請頒訓詞，錢不以寄余而交汪組長與張彛鼎二人同擬，旣擬就呈閱，蔣公見其草率幼稚不可用，援筆批曰「此等文字，尚不够中學生程度，何得率為轉呈。」錢以代余受過，意甚不懌，余上山始知之，然汪組長毫無內媿之心，余付之一嘅而已。

粵事漸定，空軍黃光銳等全部來歸於中央，蔣公頒詞訓勉，優待有加，唯桂局不定，李、白二人遲遲不就綏靖署職務，中央乃改派李為軍委會常委，調白為浙省主席，而命黃季寬為廣西綏署主任，李品仙副之。不料李、白於新命甫頒之日，忽來電表示就綏署職務，意在明拒中央所派之黃季寬到任也。蔣公為此事有儉、東、冬三電致李、白懇切勸導，李、白卒不從，且備戰甚亟，桂省人心皇惑。蔣公又以粵中軍政諸待處理，乃於六月某日以飛機馳在廣州，余及朱益之主任等旋亦同行飛粵，蓋慕尹已於兩週前與辭修先赴廣州也。

到廣州後，借寓於曾養甫同志家，備蒙優待，約住一星期後，移寓李潔芝局長之公舍。旋因蔣公移節黃埔海關舊址，余及侍從室同人亦隨往，住入昔年之校長官舍，慕尹與端納居於樓上，余與第二處職員居樓下之東邊二室，蔣公每於晚飯後散步，常過余等之辦公室巡視，徊徘念舊，知其今昔之感深矣。一日，聞總理之盧太夫人在廣州，命余過江謁之，余遵命往訪，惜已於上半天回澳門，僅見總理之婿戴恩賽君而已。

廣西事久懸不決，蔣公以絕大之寬容與忍耐處之，辭修次長多方贊畫，蔚文廳長亦居中籌策，在軍事上祇作戒備，決不進襲，亦勿使中央軍與桂軍，相距太近，而居覺生、朱益之、程頌雲三先生更不憚辛勞，飛桂勸導，桂省軍民，盛感中央德惠，空軍一部率先歸順，最後彼方派劉為章（斐）等數人來粵，對軍事政治及財政等有所請求，蔣公一一允之，且命西江附近之中央軍先撤。此一役也，中外人士之觀察者，均謂必出於一戰無疑，最後卒以兵不血刃而獲得圓滿解決，李總司令德鄰親謁蔣公於廣州，歸還軍權，完成統一。蔣公聞其到粵，不待來謁，先往訪晤，謂不欲使彼有屈就之感。又與李同攝一影，消息傳播，薄海歡躍。然敵國日本，對我畏忌愈深，而挑釁之陰謀亦日烈矣。

余居粵省先後一月餘，是時日方浪人到處製造事變，上海、漢口成都、北海，先後發生日僑被襲害之事件，日方恃強要索，其勢洶洶，而成都事件，且藉口必欲達到設置領事之目的。及北海事起，更復劍拔弩張，地方當局送達行轅之報告，類多模胡影響或掩飾其一部，往往覽電躇躊，推敲許久，仍不得其端緒，然一經呈閱，蔣公必為批款導竅，予以詳確之指示，承辦之際，毫無困難，雖復辛勞，至為愉快也。在粵與教育界及黨部之人士接觸較多，省政方面，則與黃慕松主席所討論者以財政與建設問題為多，蔣公並調俞寰澄先生偕王傳麟科長來粵審核省府之預算，至十月中由行營批定之。

當各地「排日」事件踵時起，我外部與日使仍不斷進行改善國交之談判，彼方堅持其所提之原則而拒不討論我方之要求，其中困難橫生，非可言喻。王雪艇、張公權兩部長，曾專程來粵謁見蔣公，高司長宗武亦親自飛粵承商，最後形勢已瀕決裂，蔣公為備萬一計，決始終不屈與之周旋，乃提先離粵赴贛，王、張兩部長亦以為蔣公宜先至南昌，再定進止，萬一破裂，居贛策畫軍事亦較易也。中秋前兩日到南昌，余等初意以為必駐贛垣，不料蔣公即赴星子，是夜上牯嶺，余等遂亦隨行，錢君謂適有便機赴京將接其夫人來山，余以戰事或竟不免！遂電屬允默同乘飛機來廬山一叙。旣知日方輿論，尚未極端惡化，乃決定用宣傳方略，時何敬之部長適奉召來牯，遂電召中央日報社長程滄波君偕同來山，余與之共同撰擬中日關係緊張中京滬報界之共同信念與期望，力言東亞緊張大局之不可破裂，滄波携回發表，日方反響尚佳，事態亦漸趨緩和。住山中一星期後，乘江輸返南京。

舊曆八月卅日為先母七十冥誕，四弟均在杭州，遂在杭州招賢寺設奠追荐，余與允默挈諸兒先二日到杭，思圻哥及六弟、弟婦均自滬來，同寓新新旅館，是日家族親戚到者四五十人，攝影以留紀念，家人團聚，亦近年難得之盛會也。

余到杭之翌日，蔣公為檢閱航校並改進空軍事，亦到杭小住，韓向方、楊虎城、于學忠諸將領及宋子文部長等均來杭，中外對此甚為注目，而日人尤極意宣傳，以為有重大意義云。本年十月為蔣公五十壽辰，事先各方發起購機祝壽，蔣公却之不可得，旋聞京中將有盛大之祝慶會，乃決意離京作華山之遊。事先謂余，遠行太辛苦，可不必同行，惟口授擬報國與思親一文，備於生日前發表，此文余携往滬上於福麼里寓中撰成之，寄往華山，經蔣公命力子、楚傖酌加一段而後發表。

十月下半月在南京休息，卅日與朱騮先君同機飛洛陽，是日為蔣公生辰，閻百川、張漢卿、徐次宸、傅宜生等均來祝嘏，濟陽、西宮開慶祝大會，演戱放炮，盛極一時，各方祝壽之電，除國際友人由外部擬覆外，均自洛陽辦覆之。

居洛陽約一月，適值百靈廟大捷與日德防共協定發表，蔣公均有談話發表，南京諸人來請示者有張岳軍、陳立夫、張淮南、方希孔諸人，而何淬廉（政務處長）則奉命留洛，每日為蔣公講英、法、美經濟金融制度，旋錢乙藜君偕李贊侯來洛陽入謁。蔣公在此時期，對外交非常注意，而對共黨問題與剿匪軍事，更多深思籌劃，余曾奉命撰肅清漢奸與滅撲殘匪一文，蓋針對中共中央之書告而發也。所謂人民陣綫沈、鄒、章、李等七人之被檢擧案亦發生於此時，各方為之營救，來電頗多不明立場者，蔣公均命以嚴正剴切之詞覆之。是時蔣公擬發表一外交論文，題為國際形勢與中國前途，蓋欲闡明中國不偏不倚之外交立場，以破陣線論者迷惑，此文在洛與張彛鼎秘書共同準備，未及完成而余忽患腹疾甚劇，延醫診視，迄未見痊。蔣公對入陝督剿殘匪，謂余「西北天寒，有病之軀不宜同行，且朱騮先同志已調任浙省主席，中央政治會議事亦宜有一安排，茲給病假二十日，可先回京，如有必要，當電招西來，否則即在京相候可也。余乃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偕魏伯楨、張彛鼎、洪陸東諸君乘隴海車轉津浦路回京。

到京後腹疾已痊，但精神殊疲倦，且患失眠，遂屏居養息。十二月十日以後方擬擇日西上，乃十二月十二日即發生西安事變。是日下午一時余方在寓，忽接果夫電話，詢余有無西安之消息？余怪而問之，則謂西安至京電報已不通矣。外出探聽，始知風傳甚多，最後至何部長家，乃知其詳，時中央各委員均集何宅，旋即決定召集中央臨時常會，由于先生主席，宣讀張學良之荒謬來電後，人人憤慨，決議出兵討逆，任命何部長為討逆軍總司令，至夜深三時散會，接開中政會，照案通過。此後十數日間，余在京之繁忙痛苦，徬徨焦憤，直不可以言語形容。蓋中政會應為最高權力發動機關，朱代秘書長已赴浙任事，會議各事不得不以副秘書長處理之。然中政會正副主席均不在京，開會與否須取決於四位院長，往往甲是乙否，莫知適從。其時戴院長則憤激失常，居、于二院長不甚問事，而孫院長之意見每與戴院長出入，余所能相與商榷者，楚公而外，祇有果、立、養甫諸人而已。且余身居侍從職員，而獨不得與前方諸同人共患難，念蔣公之近狀，憂前路之茫茫，每日常惘惘如有所失。其間經過，略可紀述者：（為張季鸞先生兩次來商運用某方面外交力量，余力勸其在報上擁護中央討叛立場，季鸞韙余言。（二）為與立夫、養甫聯名勸誡張學良。（三）為代黃埔諸同志擬發警告電。（四）為協同宣傳部策動全國輿論。（五）為聽取蔣銘三自洛陽飛回時之報告。（六）為勸慰蔣夫人並解釋其對中樞之誤會。然事態縱極紛紜，而余心恰甚鎮定，雖晝夜奔走，睡眠減少，亦不甚覺疲倦，事後思之，殆由服用胚胎素之功效者半，而精神力量足以支持體力，亦於此可以證明也。二十五日傍晚，得蔣公已抵洛陽之訊，以電話往詢莫組長言明日即返京，是晚即派定工作人員，蓋侍從室同人多隨行被覊也。二十六日中午往機場迎迓蔣公，隨至官邸，蔣公授余草稿一紙，命與夫人詳談，即為整理紀錄，於五時前趕成之，即對張、楊之訓詞也。是日並草擬談話稿與謝啟等，參加官邸客室擧行之中委談話會，事雖繁而絲毫不感疲倦矣。

自二十六日至卅一日為蔣公草辭呈二首，發表談話及消息約五六則，準備發表軍法審判結果並擬請求特赦呈文，參加中央會議五六次。蔣公腰背受傷，艱於起坐，而錢主任又因胸部槍傷，在家養病，故余每日清晨必至辦公室，往往深夜始歸。軍法審判張學良之日，蔣公恐有人為張說情，徒多煩擾，至余頤和路寓中小住半日，何部長詢蔣公所在，余亦未以告也。首都擧行西安蒙難人員追悼會，余率侍從室全體同人親往祭奠，其時殉職死者有蕭乃華、蔣孝先及侍衛官特務員等多人，追念舊誼，為之愴憤不置云。

元旦日代蔣公往謁林主席，行賀歲禮。蔣公以介卿先生之喪，於一月二日由京乘飛機回奉化，余與鄭祖穆醫師及竺培風君隨行。培風，蔣公之甥也。

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四十八歲

居溪口一月，寓慈菴，侍蔣公左右，遇文電之緊要者，常持原件以口頭誦述，請示決定辦法而辦理之。菴中房室不敷，未携秘書同住，蓋蔣公病中喜靜畏煩也。某日聞張學良將來溪口，余惡與之相見，陳明蔣公，回甬一行，宿效實學校，為學生講演西安事變之始末。後數日，力子先生及徐次宸、賀貴嚴諸君來，其時陝局仍極動盪，張部要求釋張回部，中樞不之許，幾不免用兵，而楊虎城操縱其間，尤頑强不講情理，蔣公手電數次並作長函二椷教導之。此二函余請於蔣公，不在報上披露，以保全其體面。事後李君志剛語余，陝事終得和平解決者，蓋楊虎城感於蔣公之寬大，故終不敢一意孤行也。汪精衛在海外聞訊馳歸，特來奉化視蔣公，住三日而去，褚民誼、曾仲鳴同來，奉命招待之。

是年陰曆歲除，諸兒均歸官橋，來函請余歸家度歲，余為職務所覊能往，作長函分別覆之。

二月二日蔣公赴杭州，余與鄭醫師等同行，在杭州度陰曆年，闢室新新旅館，撰西安半月記。時適陰曆元旦，寓中寂無他人，望弟來助余繕寫，旣成乃赴滬，蓋蔣歸西愛咸斯路之滬寓請醫檢視身體也。

二月十二山滬赴京，十五日擧行三中全會，通過根絕赤禍決議案。汪先生回任中政會主席，余懇辭中政會副秘書長，全會決定改以張羣、曾仲鳴分任正副秘書長，而外交部長則改由王亮疇先生擔任之。三月日本實業考察團兒玉謙次等來華訪問，蔣公致歡迎詞，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相勉。三月中旬由京回慈谿祝外舅楊先生八十壽，獻壽言一篇，留慈二日仍返京。三月下旬由京赴杭，四月四日再至溪口助理蔣介卿先生喪事，為蔣公撰祭兄文。四月中旬再赴杭州，錢主任已於三月銷假復職，護機同行，余則以汽車往，到杭住大華飯店。四月下旬再去上海，住偉達隊店，約一星期後，再赴杭州。是年春夏之間，僕僕京、滬、杭、甬間，皆因蔣公移地療病，故行跡靡定也。五月，蔣公病愈回京銷假，時余以數月積勞，在杭寓旅中忽患腦病甚劇，神思煩鬱，夜則失眠，晝則畏煩，而錢君與余復多不協，乃決定請假在杭休養，於侍從室諸人行後，移寓新新旅館，允默來同住，每日游覽湖山，心境稍覺怡曠，然學素常來函告處務及人事，每接函輙又忽忽不樂也。

五月二十日回京，病體仍未痊愈，蔣公聞之，命續假在京靜養，以楊濟民醫生之勸，至鼓樓醫院檢驗身體，知貧血已甚，乃購肝臟製劑飲服且注射焉，療養匝月，效果殊尠。六月終以蔣公等已去廬山近二旬，遂挈眷往牯嶺，七月一日上山。

是年夏間，廬山有蔣、汪二公召集之學術界名流談話，且擧行教育人員訓練，山中冠蓋如雲，行政院各部會亦多移至山上辦公，甚為熱鬧。余所居之五十四號，與外部徐次長為鄰，且隔院即為談話會之招待所，故座上之客恒滿。

七月七日日軍攻我蘆溝橋，山中聞訊較遲，於九日以後始悉其梗概，蔣公知敵人意在挑起釁端，顧仍不願和平破裂，命宋哲元氏就地抵抗，抱定不屈服不擴大之方針，並於談話會中發表講演，聲明我方最低限度之立場四點，以待敵國政府之覺悟，然敵軍閥蓄意欲擴大事態，蔣公爰回京主持，臨行乃囑張秘書長及余等留山上，並命第二期談話會仍須繼續擧行云。七月下旬擧行第二期談話後，北方事態益惡，余知戰事將不可避免，乃於七月二十八日將牯嶺庽所結束，偕眷返京。八月一月送眷旋里，旦文姨氏及允默均以為不必如此匆遽，同人等亦有詆余太性急者，然余與吟兄皆以家眷有安頓後，反可專心從公，故遂匆匆送之回籍。及八月十三日而滬上戰事遂暴發矣。八月初旬，承命撰發軍事宣傳品約六七件，顧腦力極不濟，某日撰告空軍將士書，費十六小時僅乃寫成，僅二千餘言耳，而濡滯若此，自知戰爭旣起，決難勝此重任，乃上呈乞辭，蔣公留置不報，書再上，請辭名義，仍留供筆札之役，蔣公乃囑熊天翼等慰勸，許添一副主任，以周佛海君任之。九月改組侍從室第五組，將原任秘書八人及五組書記司書各二人均予解職，蓋為戰時行動便利，不能不縮小編制也。李唯果秘書以九月入侍從室任事，佛海兼任第五組長，九月陳芷町君奉調來京，與羅君强同就任第五組秘書。軍委會擴大編制，設置秘書廳，以張岳軍任秘書長而余兼任副秘書長，另設第一至第六部，分掌軍令、軍政、經濟、政略、宣傳、組訓等事宜。

其時頗有獻議設置大本營者，蔣公不許可，謂未經宣戰不必另設名目，即以軍委會主持戰事可也。

自八月十五日敵機首次襲京後，越旬有掃射軍校斃員生兵役之事，侍從室第二處初遷至山西路賃民房以居，繼以種種不便，乃遷至富貴山，余每日上午至處，下午四時後回庽，午餐即在辦公處食之，不常歸也。中央政治會議暫停，改為國防最高會議，黨政各部均參加，每星期開會二次，以汪為主席，岳軍兼任秘書長。另設國防參議會，網羅各黨派及社會名流為參議員，亦以汪為主席。蔣公指定余出席國防會議，而佛海則出席國防參議會。九月中國共產黨發表共赴國難宣言，越三日，蔣公發表談話，望其遵從三民主義信守諾言，一致為抗戰而努力，此一談話稿於發表之前，送汪、戴、于、居、孔諸人共閱之。十月十日，蔣公發表國慶日宣言，勉全國上下奮起抗戰，保衛國家生存。

十月二十日，決定國府遷重慶辦公，翌日發表宣言，並電知前線將士。吟苢兄於戰事起後一月，得交部俞部長許可，辭職反里，命陶永標護送至杭州。余以頤和路地下室太簡單，從友人之勸，遷至五台山村陳宅居住，而原址則命張司書留守焉。

十一月十四日，以前線戰事緊脹，囑莪生弟回慈谿伴送眷屬西行赴贛，原擬暫住牯嶺，繼思亦非久計，乃商於盧作孚君，得其協助，決將全眷遷移入川，以長途電話告允默等至漢口接洽，而別以航函寄漢口為之安排，至十一月廿三日始知已安抵漢口，住一星期後附船入蜀，於十二月七日到重慶云。

敵人在金山衛登陸，我陸空軍在前線血戰已將三月，傷亡慘重，而英勇抵抗，迄不少衰，國際視聽為之聳然起敬。十一月中旬，改組江蘇省政府，改任顧祝同為江蘇省政府主席。

十一月二十六日，奉命偕張秘書長、魏秘書長離京，與芷町、亦傑等乘小輪西上，十一月二十九日午刻到達，暫庽電話局，一星期後接電話，知蔣公在廬山，命余即往，乃携亦傑同赴牯嶺，起草告國民書，住三日仍回漢口，來船擁擠不堪，交通幾於梗塞矣。蔣公於十二月中旬抵顎，住武昌省府，余亦移入胭脂坪辦公。

當余抵漢口時，京效仍在激戰，某日在漢出席國防會議，外部徐次長報告陶德曼大使奉其政府訓令，願以雙方傳言人責格斡旋中日和平，並轉述日方與駐東京德使談話接洽之概畧，詢我政府與統帥都意見，並請赴京謁蔣公。時汪氏主席，詢各人意見，發言者多認為彼方所提乃如何接洽停戰之手續，而未能看出日方有企求和平之眞意，於是由張秘書長以長途電話與統帥接談，其時統帥部已先得此消息，蔣公答稱請德使來京一叙亦可，由徐次長陪來。張秘書長以電話中語報告於會議，與會者咸重視其事，汪氏似認為和平有一線希望，然張秘書長則為汪氏言，此當為蔣公尊重第三國友誼，不能拒絕其好意，未可即視為有接受可能，余亦以張君之觀察為然，因敵人所提之接洽停戰手續，乃不以平等待我而為極苛刻難堪者也。事後，張秘書長告我曰：「蔣公言：讓德使來京一行亦佳，於軍事上亦有意義，由此可知蔣公決無遽爾接受斡旋之可能，我所以報告會議者，即暗示此事之前途，不能斷為有結果也。」然旺氏等怯戰已極，則抱其片面見解，以為和平仍有望焉。

民國二十七年戊寅（一九三六）四十九歲

軍委會內部改組，原有秘書廳及第一至第六部等均取銷，改段軍令、軍歐、軍訓、政治四部。軍法執行總監、撫恤委員會、後方勤務部及辦公廳均仍舊，余所任之副秘書長，亦隨之解除。在副秘書長任內，未嘗有所建白，蓋侍從室事務已極繁，且秘書廳之職務，上有秘書長主持，下有機要文書各組負責，故余僅有時列席會議及代擬一部分公文而已。

國防最高會議改組為國防最高委員會，為戰時黨政軍各部門之最高決定機關，其原有中央政治會議職權內事項，則照舊行使而保持與中央常會間之關係，設秘書廳下置一、二、三處，並置參事及設計委員若干人，第一處為總務文書（另有機要室置主任一人），第二處為行政之審核調查設計，第三處即中央政治會議之秘書處所併入（所屬各專門委具會仍舊），蔣公自為委員長，命張岳軍先生任秘書長，仍以余為副秘書長。（此節當移置民國二十八年。）

侍從室第四組組長易人，汪日章調行政院秘書，以陳芷町（方）為組長。侍從室第四組，余早有提請易人之意，蓋最初設置（舊為第二組）之時，僅為官邸須有人司收發及來文分配之責，故如毛如汪，均非諳習公牘熟習政務之人，近年以來，蔣公身任要職，文書萃集，抗戰以後，黨政各方請示裁決之件尤多，若無適當人選，明悉系統，擅長處理，且能文詞，則余必事事親理，旣不勝其煩又必至誤事也。去夏廬山談話，芷町願來相從共事，抗戰起後，即調來京，乃為張秘書長調入軍委會秘書廳任機要組長，今軍委會已改組，芷町可來侍從室，余遂為請於蔣公，以彼擔任四組事。芷町才具敏瞻，且亦勇於負責，而其信仰統帥，感激圖報，則在行營時已有甚深之關係，故一般同志或有以其曾從楊暢卿共事，而疑其或有派別作用者，余則深知其空洞而平直也。

戰事範圍日廣，各種專門問題，固待搜集材料，分類研究，貢獻統帥，而各方條陳或請示裁決之件，有時亦非先經簽擬統帥無從加以審擇決定者，（戰前數年，熊天翼諸人即力勸蔣公宜在左右有類似智囊團之組織，當時余力主慎重，以智囊團之延攬，亦必須有人主持推薦，若以見聞不廣審擇不周之人任之，則南昌行營之設計委員會，即失敗之前車也。中國專家有限，有學問而又能以公心奉職，不植黨羽，不存個人誇耀觀念者更不多，智囊團云，談何容易，故余祇主張宜延攬有專門學問更通曉政理者若干人，以備諮詢，或奉交研究審核專門問題以為獻替，智囊團之名稱，余始終以為不宜適用於中國，蓋何從得此人選耶。）加之各有志之士，願自效者甚多，蔣公旣不居行政院之任，亦宜有一直屬之機關以資延攬，爰請於蔣公，在軍委會內設置參事室，蔣公許之，命余草擬組織以呈。錢主任以告何參謀總長，參謀總長不明余意，以為又多一駢枝機關，余為解釋其作用，卒獲批定，派朱騮先君為參事室主任。

蔣公命撰擬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余以精神總動員為敵國所倡之名詞，吾國似無須沿襲用之。蔣公謂不然，總理教導國人革命救國，即以軍人精神教育為最要典範，所謂精神力量居其九，物質力量居其一也，敵人雖用此名詞，亦何害焉。且吾人正宜提倡精神制勝之重要，發揮我固有道德與民族精神，以奠立千秋萬世之精神國防，即在目前亦應以倡導創造物質，愛惜物質，集中精神力量，克服物質困難為先務，故此一運動必須提倡，可與邵力子先生共商之。力子方任宣傳部事，乃告力子，請先擬辦法及說明文字，而告國民書則俟後撰擬。越一月，力仔以初稿來，云為王冠青同志所起草，即為呈閱，蔣公命再與張季鸞君研究之。季鸞陳述意見頗多，余等堅請彼別擬一稿，張君允焉。嗣將二稿併呈，遲遲未決定，至初夏，又命余併合兩稿之要點，別為一文，又另撰告國民書，即民國二十八年所發表者之底稿也。

是時一般輿論，漸次認識長期抗戰與全面持久抗戰之意義，報章雜誌之要求為一面抗戰一面建國，而蔣公深思遠慮，其所着眼者又不僅戰爭有形之消長，而為戰後復興與改造民族之大計焉。

三月擧行臨時代表大會於武昌，（先時議決開會地點後，林主席等尚懷疑，以為應在國府所在地開會，蓋誤以為汪所主張也，及知為蔣公意，乃欣然贊同。）在珞珈山武漢大學開會，會期先後十日，蔣公有極痛切之開幕詞，會議中會場一致議決修改黨章案，推蔣公為總裁，而汪副之。蓋蔣公意存謙讓，以汪為革命舊人，望其兼負領導革命之責，然汪於接受推擧之即席演說中，即有不自然之情態見於詞色，余等皆察覺之，頗引以為憂。代表大會又通過抗戰建國綱領為全國一致信守之準則。抗戰建國綱領者，蓋為申明戰時政策，集中全國意志，俾黨內外一致奉行，說者謂其效力與訓政時期之約法相等。此稿初時似為陳豹隱或譚平山等所擬，經余及岳軍、希聖、公博、雪艇等研究後而提出者。臨時代表大會擧行以後，接開四中全會，更定黨部組織，添設海外部及社會部，以立夫為社會部長（立夫等原擬設置職業文化、青年、婦女各部，黨中同志多不贊成，認為太繁複，故最後決定先設一社會部云），又決議設置三民主義青年團。

臨時代表大會之前後，尚有一事宜補記者，即蔣公對於黨派問題之態度：蔣公以為中國問題，不僅在對外，而尤在對內能否集中民族力量以建國，中國之困難，亦不在戰時而在戰後如何奠立民族久遠之生存，若當此抗戰而猶不能造成一個信仰，一個政黨，一個意志，則暴日驅除以後，內部思想鬪爭之排拒，仍伏爭奪相殺之端，而眈眈旁伺者何止倭夷一國，又安保無第二次國際侵略之禍患。蔣公之理想，以為與其用政權力量抑制其他黨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融合其他黨派於一個信仰――三民主義與一個組織之下，共為國家民族前途而努力。簡言之，即化多黨為一黨，而後公政權於誓行革命主義之民衆。顧猶慮其他黨派（如中國青年國家社會黨及中國共產黨）以合併為嫌，不能使其黨徒諒解，因之主張苟各黨能贊成合併，則中國國民黨可更改黨名，或酌改組織，以泯吞併或降服之嫌猜。此種意見，於會前曾向各黨派負責人坦白說明之，中國青年黨表示可接受，國家社會黨允可考慮，獨中共負責人秦邦寧、王明等堅決拒絕，謂合作可，合併則不可，此議遂寢。然臨時代表宣言一再申明勤求全國有志之士共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努力，並引總理由興中、同盟會以來每改組一次，即多吸收一批愛國革命分子以為例，蓋即此等意志之吐露也。臨時代表大會宣言為汪之手筆，余等均參加討論，僅修改字句，未更動其內容，蔣公謂此文語意輕重未盡當，而主旨大體不謬，獨戴君季陶頗加加訾訶，謂此文實毫不足取，與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同其蕪雜而散漫，此實亦有所偏蔽也。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後，為集中意志力量，決定將國防參議會結束，另設國民參政會，以為抗戰期中集合民意之機關。

自五月至七月，蔣公籌劃設置三民主義青年團，余承命準備文字並參加討論章則規制，頗費心力。蔣公設置此團，起意於去年在南京時。劉健羣曾為擬宣言及告青年書稿，但蔣公必欲余改撰，余自京至漢，對於此文，凡五易其稿，終覺不愜意，最後所發表者，乃潘公展君所起草而余為之酌加修潤，並經蔣公親自核改者也。

是年夏季甚熱，且常有空襲，余有時至郊外珞珈山暫憇，晨往而下午歸。

某日敵機襲武昌，余所住之胭脂坪房屋十餘丈外落一彈，附近蛇山落彈甚多，等在防空室內受震動甚劇，鍵開燈滅，事後檢視住所，屋瓦頗多震毀者，或謂敵人誤以此地為統帥所曾居住者，故如此瘋狂。朋輩聞訊均來慰問，蔣公亦囑余慎之為宜，然公務在身，義不可避，亦只聽之而已。

六月居書記亦傑以虧款誤職，余迫令辭而為之墊歸款項，電招翁祖望弟來侍從室服務，補居之缺額。不一月，七弟亦由浙來，為介紹入參事室任幹事。時騮先因有他職務，參事室主任改由王雪艇君擔任之。

七月初為蔣公撰擬抗戰周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另有告友邦書及張子纓君初稿，告敵國民衆書為郭沫若君所起草），蔣公未及口授大意，但言必將武漢保衛戰之必要挿入此文，以喚起軍民注意，蓋馬當失陷後，敵氛漸向西侵云。張季鸞君評余此文為「淋漓酣暢，在統帥昭告全國之書告中當不能更詳盡於此，篇幅雖長而不覺其冗，氣勢旺盛，通體不懈，是抗戰前途光明之象徴也。」

七月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開幕，以汪為議長，張伯苓先生為副議長。

七月九日三民主義青年團正式宣告成立，設臨時幹事會及監察會，余被指定為臨時幹事兼常務幹事，朱騮先君代陳辭修為書記長。

八月十二日草擬八一三告淪陷民衆書成，呈蔣公核改，蔣公批改指示甚詳，已發緊急警報，予仍在室中竚立約十分鐘，又適有德人某君來辭行，蔣公已至樓下，再返室易服以見之，晤談又約十分鐘，始下防空室，是日敵機炸省府，東西南三面投彈處均甚近，顧半數未爆炸，余與希曾、唯果、國華諸人均在室內，聞炸聲亦不大而空氣震盪甚劇，事後出外檢視，則省府鄰近被毀之屋宇甚多，敵人之瘋狂，可見一斑，然同人均無恙，僅衛士二人受傷而已。

錢慕尹君於夏間調任航委會主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改委林蔚文先生兼任，以鄒競為副主任，希曾任第一組組長。

六月李唯果君調任侍從秘書，凡有會議及接見賓客，均命列席。唯果學識通敏，不矜炫，不懈怠，一心以服務領袖為職志，對同事又極和洽，相處愈久，愈覺其可敬愛，蓋第二處中才能品德並佳兼勝，惟此一人為最難得也。

八月下旬，遷庽漢口兩儀街辦公，此為農民銀行葉琢堂先生所賃之宅，余分其一室以居，樓上則農行漢行長王伯天君居之。伯天義烏人，伉爽有豪氣，能當危難而不變，商市中不可多得之才。其時蔣公移節漢口中央銀行，時從室職員均遷漢辦公。

自七月以後，中央黨政機關多遷重慶，漢上漸感寂寥，蔣公謂外交、宣傳兩部要員宜駐統帥所在地，乃電召徐次長叔謨、佛海來漢，至十月中旬，亦先後回渝。

十月二十一、二日在敵機終日盤旋之下，承命起草談話及宣言等稿件，約學素來為余助抄寫之役，學素鎮定不驚，亦自有可嘉者。其時侍從室已奉命令於二十三、四以前遷往湘省，指定在衡山附近集合待命，第一批蕭秘書等於二十一日夜間起行，希曾組長堅主余亦於第一批離鄂，但因工作未竟，再留一日，遣車先行，決乘船動身，以此意語林蔚文主任，蔚文略沈吟，旋答曰：小船亦佳。（事後告余，謂車行較舟行為妥，當時即擬勸阻，而方草作戰命令，未畢其詞也。）

十月廿二日下午五時謁別蔣公，蔣公謂汝尚未動身乎？余答即晚五時後開船。時何雪竹總監亦來謁別，侍坐十餘分鐘而出，殊依依不捨，返庽進餐畢，即與芷町、學素、祖望、唯果、達程諸人下順江渡輪，於暮靄掩映中離漢口矣。

十月廿三日下午一時，舟過新堤西十五里許之王家鎮，晴空無雲，余方在舟中臥室外小廳與芷町、祖望閒談，突聞有敵機三架掠余舟而過，亦不以為意，不數分鐘，此西行之機又掉首東指，始覺其有所企圖，即聞軋軋之聲，則已側降，對我舟以機槍掃射矣。余等即臥倒於所居之室，旋槍聲略止，余與芷町同入臥室僵臥於地，並引被覆身，而第二次之掃射又作，時余心尚定，瞑目自持，念抗戰時期，前後方犧牲者多矣，余生平雖無大貢獻於國，然立身行己，差無愧作，余父四十九歲棄余等而逝，余即不幸被難，而長見亦二十五歲矣。至此心愈寧靜，然芷町忽呼余曰「吾老母將奈何？」聞此語為之凄然，未幾學素狂呼奔入曰：「主任，余已受傷矣！」即移出位置令其臥於余側，出毛巾囑陳清為紮其傷口，機槍稍停又作，上士楊某急奔入扶余直趨底艙，知衛士六人受傷，而船上之大副及船員二人亦均受重傷矣。在底艙聞槍聲不甚清晰，約又掃射二次始向西飛去。至是船已不得前行，且已有因傷而斃者，鄒副主任效公乃命舟人停泊於江岸，船中諸人均登岸入鄉村小憇，顧不辨道路，余等一行隨效公前進，乃陷足泥塗中，始尚可行，稍久力乏，愈思擧步，而陷泥愈深，勤務吳均背負余以達隔河之村間，檢視傷者，飲以茶水，並共出所携白藥為分敷之，同行五組錢司書瑞麟招集當地人民，扶救傷人，指揮運送，頗見幹練。及天色薄暮，仍下船，駛回新堤，將衛士之死者囑公安局暫為掩埋標誌，傷者亦分別送院治療。以引港及船員已受傷，別雇二人，並以前路或有危險，擬改道至沙市，然後循公路赴湘，以過洞庭湖時恐再遇敵機，故寧迂道以赴。自是舟行較緩，至二十六日下午五時始抵沙市，登岸往訪警備司令部友人及公安局長，知何雪竹、徐次宸兩先生亦在沙市，住交通銀行，相見道別後狀況，雪竹謂早知如此，余必約君車與余等同行矣。次日船泊沙市一日，至晚動身，自茲經公安一宿，二十八日由顎入湘，過常德又一宿，二十九日經寧鄉、湘鄉、湘潭，以達南嶽市，到時已黃昏後矣。詢知蔣公已於前日到此，正往長沙處理大火善後云。

十一月一日，移入南嶽山中寫經台暫住，所居為李覺師長之宅，極堅固軒爽，囑芷町携四組職員三人住樓下，余與祖望居樓上，發快函達重慶告平安抵湘。自是居南嶽凡兩星期，蔣公曾回山一行，住三日即再赴長沙，約英大使卡爾會晤（余未隨行），旋侍室會報決定分批赴桂林，乃於中旬某日偕芷町、唯果、祖望等由衡山起程，先一日下午六時許動身，次晨九時入桂林市，庽樂群社。入桂境後地方瘠苦情狀，迥異湘省，然山勢之奇兀，與畫本無異，乃第一次得見者也。

住桂林約三星期，初時甚閒，無甚多事務，各處來電擇最重要者電達林主任，餘均暫置之。與桂省黨政當局相往還，覺其特點為樸儉勤勞，而規模不宏，蓋地理環境限之。此間熟人不多，鄞縣莊仲文（智煥）方任桂林市籌備處長，招待甚殷，陪同遊覽七星岩、月牙山等處，惜未往陽朔也。

月終，蔣公自衡飛桂，余乃移入藩署八桂閣內辦公，距蔣公官邸纔隔一門，蔣公時時過庭中遊覽，摩撫庭間桂樹，測共徑度，告余曰：此民國十一年隨總理到桂之舊遊地也。

蔣公決設置桂林行營，以林蔚文主任為參謀長，輔佐白健生處理粵、桂軍事。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則命賀貴嚴（辦公廳主任）君兼任之。

在桂林日，蔣公稍暇即召往談話，所談均第二期抗戰中精神致勝之要點，對敵相近衛所唱之東亞同體與連環互助關係，痛斥之尤力，謂此種桎梏，將斷送民族運命於永久，較諸軍事佔領為尤烈，萬不可中其奸計，宜愈戰愈奮，與之作精神鬪爭。凡口授四五次，命記於別冊準備撰一長文。（此種言論惜不及令汪精衛、周佛海於當時得聞之，否則彼等或不致失身作漢奸。）

蔣公又命電告汪、朱（騮先）準備一月中召開五中全會，並指示應擬提案之要目，皆黨政建設之急務也。

十二月七日由桂林乘機飛重慶，本與蔣公坐機同時起飛，然氣候惡劣，蔣公之機竟未行，余機先開，冒惡劣之天氣前進，幾迷失方向，在涪陵降落，詢明途徑後續飛，旁晚始抵渝。則允默已先一日自北碚來迎矣。到渝知佛海已於五日赴昆明，余即暫庽其新租之住宅，夜九時往訪汪先生，再三詢余戰局意見，事後覺其容止不甚自然，然當時不甚覺察也。

蔣公以八日抵渝，九日在黃山約孔、汪、王（外長）、葉、張等談今後抗戰要計，孔等屢以國際形勢為言，蔣公止之曰：「勿問國際形勢如何，我國必須作自力更生，獨立奮鬪之準備。」汪亦未有他語，僅謂「敵國之困難在結束戰事，我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事」而已。其後蔣公有小病，汪於十六日單獨請見，蔣公猶扶病與之詳談二三十分鐘，始終未提和戰之意見，不謂未及一週，即潛行入滇而離國也。

蔣公病癒後即赴西北視察，余未隨行。二十三日，赴北碚省家人，住三日而歸渝，兒女久不見，重叙極歡。

二十六日為蔣公撰擬駁斥近衛東亞新秩序之講詞，此文以一日之時間草成，張季鸞君謂為抗戰期中第一篇有力之文字，經蔣公再四審閱，於二十八日發表，次日汪精衛即在河內發表其響應近衛聲明之艶電矣。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一九三九）五十歲

元旦團拜畢，召集臨時中央常會，討論對汪發表艶電之處置。初時蔣公猶欲處以寬大，已於先一日囑余擬電稿，將曉以大義，為留悛悔餘地，但會議時群情激昂，林主席及溥泉、稚暉諸公均極憤慨，卒決議永遠開除其黨籍，並發表決議文昭告全國，以明邪正之所在。

一月下旬。擧行第五次中央全體會議，開幕之日，蔣公有極詳盡之演詞，說明敵國必敗與抗戰必成之至理。在全會期中，蔣公出席講演六七次，余整理講詞紀錄，隨到隨辦，毫無留滯，復參加起草宣言（季陶主持其事）蓋年來體力精神，以此一時期為最勝云。

一月十九日吟兄在余庽，以驚憤失常，突發生厭世觀念，服寧神藥過量，殆次晨發覺，醫治無效，竟爾逝世，客中遭此慘變，悲感不可言喻。

二三月在渝照常治事，為蔣公撰擬文字，以此時期為最多：行的道理、政治的道理及三民主義之體系與實施程序皆此時期所屬稿者也。而各種紀念文字如新運週年紀念等文，寫來亦覺順利，此二三月中，為近年工作最愉快時期。

五中全會以後，改以葉楚傖先生任宣傳部長，其他各部無大更動。唯國防最高會議，改組為國防最高委員會，將中央黨政軍各機關主管長官悉任為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蔣公自兼委員長，設秘書廳以張岳軍為秘書長，余為副秘書長，秘書廳設三處：總務、審核設計與議事，第三處即串央政治會議秘書處併入之。另設參事八人，設計委員若干人，原隸中政會之各專門委員會亦改隸焉。

本年，蔣公所最致力者，軍事而外，為幹部訓練，為縣政建設，為經濟建設。第一事由中央訓練團分期擧辦黨政訓練班。第二事則頒布縣各級組織綱要。第三事以牽涉繁多，未有所興擧，然各戰區經濟委員會之設置，金融機構之調整，及工礦交通之督促改進，蔣公無不晝夜籌策以赴之。

四月以後，余身體精神，忽大感疲憊，竟日昏昏，作事無力，夜間又常失眠，且目眩手僵病態百出，而骨痛腰酸，頭腦暈重，吏為習見之現象，以事務甚繁，未便休息，僅於萬不能支時略請短假而已。蔣公及蔣夫人察知其事，乃於四月底囑余移地療養，蔣公初命余赴昆明休息一月，余恐有不便，未果往，然蔣公又函諭諄促，乃於五月八日離渝。

五月八日到北碚，十二日移往縉雲山中之石華寺。縉雲山原有相思寺，係唐時古剎，近年設漢藏教理院，由太虛法師之徒法尊任院長，彼此有交誼，余乃賃其別院之石華寺東廂以居，凡休養五十二日，其間即在山中為蔣公補輯民國十六年以來各年之日記，蓋原本藏置地下室，日久為水浸入有剝蝕者，蔣公命余為之整理並督抄副本，調金省吾及郭子猷兩君上山抄寫之，其不可辨認者，余則為查補重訂，凡六週而畢事。又為蔣公撰科學的羣衆時代之講演，並複閱訓練團講稿多篇，雖在休假中亦仍有相當工作，然山中氣候涼爽，每日必外出散步，居月餘，諸患漸除，乃於六月卅日下山回渝銷假。

七月初旬，精神復原，為蔣公撰擬並修改七七告軍民、告友邦、告敵國民衆書，又撰發激勵將士通電，其時並有若干對外之函札，均一一如期撰擬未愆期。然天時漸熱，暑中居室偪窄，蒸鬱殊甚，又不免影饗工作也。（允默及旦姨等留山中未歸。）

成都忽起反對王主席（纘緒）之風潮，擾攘甚久，由所謂七師長者發難，而政客從中播弄之，嚴誡婉勸，均無效果，最後王主席請命出川抗敵，蔣公乃決定自兼四川省政府主席，以賀國光為秘書長。

八月，王宇高（墉伯）、孫詒（翼父）、袁愚常（孟純）自奉化奉召來渝，入侍從室任編纂員，掌編纂蔣公十六年以後之事略事宜，隸第五組，由余督導之。

十月三日隨蔣公赴成都，住四道街陳武鳴先生家，蔣公就川省府主席職，並召集黨政軍紳耆學界各別指示建川要點，先後住兩星期，十七日回重慶。

十一月十二日擧行第六次中央全體會議，蔣公出席訓話凡八次，有極重要之外交演說，對歐戰發生後之抗戰形勢，分析指示，至為詳盡。會議凡九日而畢，調整中央各部會人事：以楚公為秘書長，騮先、雪艇、谷正綱、吳鐵城分任組織、宣傳、社會、海外各部長，並加推王泉篤、王秉鈞、張厲生為常務委員。在行政方面，則決議蔣公兼任行政院長，孔庸之為副院長。

余自十一月下旬以後，舊疾又作，是時允默等已挈兩兒自縉雲山來渝，百般為余調治，終不見痊，且胃腸日見薄弱，人亦慚消瘦，故十一、十二兩月，對公務多所曠誤，自問精力，年不如年矣。

十二月二十六日，為余五十初度，大哥四弟等先後來函問訊。是日蔣公手書「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八字以為贈，勗勉期許之意溢於言表，真不知何以報其惠也。

陳布雷逝世經過及遺書 中央社

【中央社南京十八日電】陳布雷先生逝世經過，十七日下午八時臨時中常會擧行會議時，陳委員治喪委員會提出報告布雷先生素患神經衰弱，以致常苦於失眠，每日必服安眠藥三片始能入睡，有時於夜半醒來，再服數片，始可略睡，晨起總在上午七時左右。本月十三日至上午十時，尚未見起，秘書蔣君章推門進入臥室，見布雷先生面色有異，急請總統府醫官陳廣煜、熊丸救治，兩醫官判斷布雷先生係服安眠藥過量，其心臟已於兩小時前停止跳動。其時蔣秘書於布雷先生臥榻枕旁，發現遺書一封，囑其不必召醫救治，並囑其慎重發表消息，不可因此擧而使反動派捏造謠言。蔣秘書即遵守遺言，發表先生因失眠症及心臟衰弱逝世，陳氏家屬及秘書隨從檢點遺物，又於公文篋中發現上總裁書二紙，及分致張道藩、洪蘭友、潘公展、程滄波、陳方、李惟果、陶希聖諸友人，及留交陳夫人及公子之書信，均先後分別呈送，並由諸友人陸續送交陳委員治喪委員會，復於十五日發現陳氏十一日手書雜記，亦呈總裁閱覽。總裁對於布雷先生二十年來鞠躬盡瘁，而最後乃感激輕生，以死報國，異常震悼，即將其遺書發交治喪委員會照相製版發表，並命將原件繳還親存。陳委員治喪委員會彙集各項文件，交中央社發表。

十一月十一日雜記

人生總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

倘使我是在抗戰中因工作關係（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在長江舟中）被敵機掃射轟炸而遭難，雖不能是重於泰山，也還有些價值。

倘使我是因工作實在緊張，積勞成疾而死，也還值得人一些些可惜。

而今我是為了腦力實在使用得太疲勞了，思慮一些些也不能用，考慮一個問題時，終覺得頭緒紛繁，無從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復一日，把急要的問題，應該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戰時體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儘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動，不但怕見統帥，甚且怕開會，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說我的腦筋已油盡燈枯了，為了這一些苦惱，又想到國家已進入非常時期，像我這樣，虛生人間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棄之心，雖曰不謂為臨難苟免，何可得乎。

所以我的死，在我自身是不勝痛苦焦憂（所憂者是自身委實已不能工作，而他人或尚以我有一些用處，這將要誤事的。我之所憂，並不在大局，中華民族有正義的力量，祗須大家團結，大局不足憂也）而死，但在一般的意義上，是一種極不可恕之罪惡。

天下最大之罪惡，孰有過於「自暴自棄而自了」者，「對國家對家庭都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我此擧萬萬不可為訓，我覺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視我，責備我。

但我這一個念頭萌動了不知多少次了，每逢心裏痛苦時，常常有「終結我的生命吧」的念頭來襲余之心，此在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四年之春之夏，均有類似的情形，並已作了種種準備，終因健康稍稍好轉而免。

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用思慮，則生命便失其意義，沒有意義的生命，留之何用。

現在我真是衰老疲憊，思慮枯澀鈍滯到了極點了，就是一部機器，用了二十年以上，也要歸於廢舊的，何況有形的身體。

最近常想國家是進入非常時期了，我輩應該拿出抗戰的精神來挽回困難，但是我自問身心較十一年以前大不相同，即是共事的同事們，其分心經濟，精神頹散，不免影響工作，要像當年的振奮耐勞，亦不可得，而客觀形勢的要求，也十倍艱難，也十倍複雜於當時，然則如我者，將何以自處。

某日曾與立夫（又常為芷町或惟果）言，要使我能定心工作，必須（一）使我有好身體。（二）領袖對我祇有幾多分量能挑起來有大體的認識，而勿高估我精力，和抗戰時侯一樣。（三）如何作最大之努力，有一個準備，然後我這一顆心，才定得下來。

但是看樣子我的身體是無法好起來的，我此心永遠在痛苦憂念之中。

四弟告我，百事要看得「渾」些，我知其意而做不到。

八弟告我：「一切一切自有主管，又不是你一個人着急所能濟事的。」又說：「你必把你責任範圍以外的事，也要去分心思慮着急。」這話有至理，然我不能控制我的腦筋。

家人嘗勸我：「你這樣的衰弱情形，應該讓領袖知道你已不堪再供驅策了。」這也是不錯，但我何能在這個時候，瑣瑣地去絮煩領袖呢？

想來想去，毫無出路，覺得自身的處境與能力太不相應了，自身的個性缺點，與自己之所以許身自處者。

六十老人得此極不榮譽之下場，祇有罪愆，別無可說。

我祇有一句話奉勸各好友與同志，乘少壯時精力旺盛時，速為國家為人民加緊作最大的奮鬪，莫待「老大徒傷悲」。

上總統書

介公總裁鈞鑒：布雷追隨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應承當，以期無負教誨。但今春以來，目覩耳聞，飽受刺激，入夏秋後，病象日增，神經極度衰弱，實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黨國最艱危之時期，而自驗近來身心已毫無可以效命之能力，與其偷生尸位，使公誤計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因而貽誤公務，何如坦白承認自身已無能為役，而結束其無價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純係心理之失常，讀公昔在黃埔斥責自殺之訓詞，深感此擧為萬萬無可諒恕之罪惡，實無面目再求宥諒，縱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況自問平生實無絲毫貢獻可言乎。天佑中國，必能轉危為安，惟公善保政躬，頤養天和，以保障三民主義之成功，而庇護我四億五千萬之同胞。回憶許身麾下，本置生死於度外，豈料今日，乃以畢生盡瘁之初衷，而蹈此極不負責之結局，書生無用，負國負公，真不知何詞以能解也。夫人前並致敬意。部屬布雷負罪謹上。

介公再鑒：當此前方捷報頻傳，後方秩序漸穩之時，而布雷乃忽傳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憂勞，反貽公以刺激，實萬萬無詞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動於數年之前，而最近亦起於七八月之間，常誦「瓶之傾兮惟壘之恥」之句，抑抑不可終日。黨國艱危至此，賤體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無補危時，韓愈有一「中朝大官老于事，詎知感激徒媕婀」，布雷自問良知，實覺此時不應無感激輕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艱之身，長日回皇，慚憤無地。昔者公聞葉詆總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聞所見於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傳，以散播關於公之謠言誣蔑者，不知凡幾。回憶在渝，當三十二年時，公即命注意敵人之反宣傳，而四五年來，布雷實毫未盡力，以挽回此惡毒之宣傳。即此一端，又萬萬無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純潔質直，除忠於我公之外，毫無其他私心，今乃以無地自容之悔疾，出於此無恕諒之結局，實出於心理狂鬱之萬不得已。敢再為公陳之。

留交蔣金兩秘書函及處理身後事務十則

君章省吾兩兄：我今將不起，與兄等長別矣。此事並非突然發生，實在從今年夏天以來，即覺我已無生存人世之必要，故請兄等千萬勿再請醫生醫我，（醫我我亦決不能活，徒然加長我的痛苦，斷不能回生也）善後諸事我不忍預想，亦無暇預言。第一件事，乃為如何發表消息，此事可請芷町、希聖諸兄商量，我意不如直說「△△從八月以後，患神經極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藥，卒因服藥過量，不救而逝。」我生無補時艱，斷不可因此擧而使反動派捏造謠言，我實在是自責自譴？無法再生存下去，神經已反常，不能自制也。另紙各事，請兩兄住意，深謝相隨數年之厚意。畏壘留言。

（一）即囑叔諒或叔同來（急請其以電話告申報六弟訓畬，并告祖望弟）說我病危，要其陪內子來京一行。

（二）遺留數函（在公事皮包內）分別投寄。（呈委座函即託宋濤呈閱。）

（三）實之弟如可請假，請其來寓幫同照料。（蘭友、芷町兩兄，請其來寓主持）他人不必驚動。

（四）宣傳小組各件一包（存在鐵箱內）（存疑簿及支票簿等）君章兄即交黃部長少谷、道藩、惟果、希聖諸兄。

（五）臥室後間橱內，有小箱一只，標明 BSS，內藏侍從室時代歷年所辦有關外交文件卷夾，此可檢交周宏濤兄彙存於機密本案之內。

（六）物價日高，務必薄歛、薄棺、薄埋，如可能則葬我於南京郊外永安公墓，（或城內有公墓處亦佳）葬事請於三天至五天內辦畢。

（七）寓中新沙發三把及單背椅十把。係宣傳小組之物，應移交宣傳部。

（八）善後事辦畢後，京寓即結束，切勸內子早日返滬，依其姉以居。

（九）可詢明內子後，對陶副官送三百元，嚴尚友（一百元）分別致送酬勞金，以酬其忠實，徐正良亦酌發若干元亦可。

（十）兄等忠勤相隨，我無以為報，只有感謝，但此為兄等最後對我之相助，千祈於結束事務多多盡力。

我在牀下新皮箱內，尚存有金圓七百元，可以取用，此外祇有存農行信用簿及存京大來之兩筆存款，為數不多。

致張道藩先生函

道藩我兄：弟生機已絕，生命之意義已盡，幾個月來之病苦，發成為嚴重之心疾，以至于不可救，今與我兄別矣。多承厚愛，詎料竟出此不可諒恕之下場，實不配為兄之朋友。立夫兄前為我道別，不及另函。宣傳小組弟經管之賬畧及單據等等，煩兄向蔣君章同志（係藏在我寓鐵箱之內）取出後，與惟果、希聖兩兄同交黃少谷收，謹託，謹託。并忠誠致謝兄一貫待我之友誼。

弟布雷上，十一月十二日。

致洪蘭友先生函

蘭友我兄大鑒：弟今突患嚴重之心疾，不能自抑，其幾年來屢發屢止之自棄心理以至於此，夙承愛好，茲與兄長別矣。

中政會方面，弟別無交接之事，好在我兄一切均極接洽，必能為我照料，而善處之也。立夫、道藩諸兄前，弟不及畧函道別，實亦無顏為兄等之朋友，蓋弟雖因自知不堪服務，憂心如焚，自責自譏，以致此疾，然在時事嚴重之際，在公要為萬無可諒恕之罪也。身體衰弱，為人生最大之不幸，昔日季陶兄嘗為我言健康之必然，而弟不善保養，今若斯，命也。惟諸兄於可原諒之中，而仍宥恕。

弟布雷謹上。

致潘公展、程滄波先生函

公展滄波兩兄大鑒：弟以百無一用之書生而妄思自效於黨，自效於國，疏脫怠惰，盜窃寧靜之虛譽，十餘年來，誤國之罪，百身莫贖，而近三四月來，健康日損，腦力益壞，思慮日益紛難，自驗身心，已無一絲一毫可為非常時期之貢獻，累旬自譴自責，致陷極度嚴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制，茲病患已不治，將與兄等長別矣。廿餘年舊交，謬承愛護，有如兄弟，尚祈於無可原宥之中，體念弟萬不得已之心情，而有以垂諒之。拙荊衰年孤苦可憫，而居滬別無可託之人，並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臨書愧甚痛甚。諸惟心鑒。

弟布雷謹上，十一月十一日

留交陳方、李惟果、陶希聖先生並囑向中央諸友致敬之函

芷町、惟果、希聖三兄惠鑒：獲交完口，情如手足，人生知己之感，何能一日忘懷，惟弟自今夏以來，神經陷于極度衰弱，累月不痊，又因憂慮絕深，釀成嚴重心疾，今竟不能自抑其民國卅二年及卅四年時之狂愚自棄的反常心理，而與兄等長別矣。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場，實不配為兄等之友朋。弟之此擧在公為不可諒恕之罪惡，但在私則有其無可奈何之苦衷。弟遭時艱虞口而生性孤僻如此，處境之進退無措至此，身心之疲弱無能復至此，其終于出此下策，兄等當能體諒。身後諸事，惟實不忍預想，拙荊今後孤苦可憐，惟望兄等推愛而有以照拂之。文白、岳軍、辭修、果夫、立夫、厲生、蘭友、滄波、溯中、公展、國楨、乃建、憑遠、昌煥諸兄，對弟皆一向愛護有加，今不及一一留書為別，惟祈兄等為我轉致最後之敬意。我一生自問無愧做人之道，無負于友朋之期望，乃今得此嚴重之心疾，而陷入無可求諒之罪愆，命也如斯，尚復何言。兄等年力壯强，尚祈珍重健康，臨書依戀，不盡負罪。 弟畏壘謹上。

遺陳夫人書

默君惠鑒：我鑒于自身體力精力腦力之衰弱。實覺已不能再對國家非常時期作絲毫之貢獻，倫生人世，已無意義，因此數年來所縈繞於心之「決絕」觀念，而復屢萌而不能自制，如此對國家不負責任，實為一種無上之罪歉，尤其對君卅年之眷愛，而我乃先君而自棄，竟蹈吟兄之覆轍，自私自了，我實負君，無容可求諒恕。但宛轉寸腸，早已思量不止千百遍，我如此下場之後，在君或反而減少牽慮之痛苦。我年將六十，譬如在武漢撒退時，在武昭重慶轟炸時遭遇不幸，千萬望君退一步想，千萬勿為我而悲痛。我尚有若干知友，當能照顧我的家屬。人生至此，命也，尚何言哉！來日大難，君與令姉太覺孤寂淒涼，可將在國內之三兒召回一人留侍。後事如何，不忍預囑。我－生愛惜名譽，今乃以如此不仁不義不智而棄世，徒供世斥，有負平生。然事屬萬不得已，君當了解出此下策，無可奈何。我的靈魂永遠依繞君之左右，腸斷心枯，不忍再往下寫。我的軀體不值一錢，草草為我斥窕，即在南京薄埋之，千萬勿為我多費財力也。痛極痛極，惟祝大局好轉，國家長存，我雖死猶生矣。

遺訓玆、訓悆、叔同諸弟書

四弟、六弟、八弟：兄患嚴重之心疾久矣，民國卅二年及卅四年均因自感體力衰弱，力不從心，曾數度作自絕人寰之想，而皆因臨時之故障以中止，今年春夏之間，雖工作積極，而所接觸之多可悲憤之事實，我不欲責人，祇有責己，七月下旬以後，神經已陷于極度衰弱，今時局艱危，而兄無能，近日心緒之疲散不實，為力不能集中，精神之痛苦非言語所能形容（最近工作關係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實絲毫無能為役，焦急不可言喻），今竟不能自抑，而與我弟等長別矣。先父先年僅四十九歲，兄已過父年十歲，弟等不必為我悲，我在此時期作此自了之擧，實為無可恕之罪愆，然實出於無可奈何，今以後事累弟等，內心祇有十分疚戾，七弟在海外，祇望弟等病而死。五妹八妹，九妹不及一一書告別，今後唯祝天佑中國，大局轉危為安，並望弟各自珍重。允默今後孤苦可憐，我意彼可返居滬寓，惟弟等常常看顧而扶助之。臨書依戀，不勝手足分離痛。彥及手書。

遺陳公子書

泉兒、皋兒、皓兒、皚兒　明兒、樂兒．

父素體荏弱，遭時艱危，知識闇陋，而許身國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時宜，積是因緣，常患嚴重之腦病，夏秋以來，病體益復不支，今乃中道棄汝等而去，如此下場，可謂不仁不智之至，內心祇有悲慚，汝等不必哀痛，當念祖父逝世時僅四九歲，而父之年已過之矣。

國家遭難至斯，社會浮動已極，然我國家之中心領導此廿年來方針上絕無錯誤，此點汝等或不詳知，為父則知之最稔，汝等務必盡忠於國族，自立於社會，勤儉正直，堅忍淡泊，以保我家優良之家風，汝等現在已長大，當無待我之囑咐。

汝母今後之痛苦不忍預想，汝等宜體我遺意，善為侍養，曲體親心，皚兄最好能轉近地，依汝母以居，好好予以安慰護持，明樂仍修畢學業，汝兄弟務宜友愛互助，彥及手書。

予陶副官永標之手教

陶副官：汝半生隨我患難，我永遠不忘，今我身體衰弱，患嚴重之腦病而死，對我身後事，望汝多負責照料，待我殮殯之後，護送太太回滬，此後汝可自謀生活，以汝之能力，有諸長官扶助，當不愁無工作，而諸長官必能因我之面情，為汝安排工作也。汝見我信之後第一事，就是將五斗橱右抽斗內之小皮夾收藏起來，（其中有保險箱之鑰匙），又將我的圖章亦收藏起來，待太太來京時交之。

（錄自新生報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三版及二十一日第二、三版）

悼念布雷先生 蔣君章

一年了，我時時刻刻想寫一點東西紀念布雷先生；可是一想到了這個題目，一拿起筆，這一齣凄凉的悲劇，一幕幕展開在我的腦際，眼淚糢糊了我的視線，痛苦絞亂了我的思路，一句也寫不下來。整整一年了，我沒有寫一個字，但是又不能不寫下一點來。

是去年今日（十一月十三日）秋高氣爽的早上，我照例打完太極拳，看完報紙，坐上我的辦公桌。大約是九點半罷，電話鈴響，我拿起一聽，是中央黨部催布雷先生開會。我問了隨從一聲，知道還沒有起來，我想起兩天以前他關照我不要讓他見客人，昨天總理誕辰，也沒有去參加，他是需要休息，因此我就替他請了一次假。二十分鐘以後，黃造雄夫人許女士來了，我照例代表接見。許女士為了他丈夫的案件，一定要見布雷先生，我苦口解釋，答允他寫介紹信去查案，答允他打電話去關照，答允他一定據實報告布雷先生，請他設法，但請求他不要在此刻擾亂他老人家的休息。但是許女士的請求更為堅強，因此，我又叫隨從來問，知道還沒有起來，門還關着。

十點零五分了，門還關着？我奇怪了，布雷先生平時八時左右必起床，起床以後再休息是常有的，但不會關門；就是平常度夜，也不是常常關門的，為什麼此刻還是關門不起？莫非有何不祥？我有了這樣懷疑，便顧不得款待許女士，立刻轉身上樓，親見門扃如封，立刻要陶副官永標站在茶几上開汽窗，我也站了上去，窗中看進去也不見什麼，開窗聲很大，也沒有什麼動靜，我恐慌了，陶伸進身子弄彈簧鎖，我上來開門，奪戶而入，天哪！臘黃的臉，睜開了的眼，張大了的嘴，而枕旁邊却是一封給我的信，這是我平生所遇最大的晴天霹靂，是麻木了罷，一點沒有感覺，本能地立刻拉開他的被窩，撫摸他的手，是冰冷的了，又撫摸了他的腳，是僵硬的了，最後撫摸他的胸口，還有一點兒溫暖。這一點兒溫暖，彷彿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前所見到的海藻樹枝，於是立刻湧出一個念頭「送醫院」，第二個念頭，又覺得不妥當，看樣子是不中用的了，一送醫院便是驚天動地的消息傳遞出去，關係太大，我一個人的責任過重。於是決定請醫生，立刻命陶駕車去找經常給布雷先生打針的陳廣煜醫生，便道接叔諒叔同兩先生來寓。陶走了，我纔看信（信的內容，各報都已登載），可是信却不容易讀完，第一句「我今將不起，與兄等長別矣」，剛看完這一句，就淚如泉湧，怎樣也看不下去。

還是打電話，那時候同我來往較多而關係較切的是總統官邸周秘書宏濤、總統府第二局陳局長芷町、中央宣傳部陶副部長希聖、行政院秘書處李秘書長惟果，都應該約他們，大家商量商量，屬都在上海，都要通知。我一個人樓上奔到樓下，樓下奔到樓上，京市電話那時忙極，一時接不通，接通了找不到人，找到了人，講不成話，我同布雷師母通話，只會說這樣一句話：「請你快來，布雷先生不得了。」當時緊張的、凄苦的、悲痛的、忙亂的情緒，眞是沒有法子可以記得正確，而每個人聽到我的話「布雷先生完了」，他們都是「啊」的一聲，表示了非常驚訝和悲痛。

大概還是叔諒先生等先到，我不會招呼，也不會說什麼話，只是上下的亂，有空把信看一兩句，查一查遺書和文件箱子和存款箱子。一回兒芷町先生來了，周秘書和熊醫官來了，李秘書長帶了一個醫生也來了，陶副部長也來了，翁院長也來看了一看，大家見了面，講不出什麼，只是紅着眼，靑着臉對着。三位醫生商量了一陣，打了幾針强心針，最後宣告了失望，我纔死了心，專門料理後事。那時候第一個問題是怎樣發佈消息，遺書裏面指示勿可使敵人利用，不如直說舊病復發，服安眠藥過量而不治，可是大家着重前面一段，把直說云云，都不主張說清楚。第二個問題，是怎樣把遺書送給總統，由周秘書和陳局長去辦，恰巧十一時許，總統要召見陳局長，就在那個機會中，把布雷先生逝世的消息和遺書報告上去，不久總統親自前來，我們恭迎着樓上樓下看了一周，總統也面對遺容，默默無言，臨走吩咐「好好的料理，我派俞局長和陳局長來幫助你們。」不一回，兩位都到，當時決定喪事借中國殯儀舘辦理，俟家屬到京後移靈。我的主要責任，是賓客的接待。

賓客越來越多，而我精神上的痛苦也是越來越深，每個客人都急切地詢問這件突如其來的事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而我呢每一個客人面前都得重複說一遍，這倒並不是使我為難，而使我覺到痛苦的，却是對人說的那一套。記得當時我是這樣說的：布雷先生原來有失眠症和心臟病，他經常非服安眠藥不能入睡，有時服了覺得不够，再服一些，有時候半夜醒來再服－些，平常服至六片之多，也是常有的，這幾天精神特別不佳，可能一天再次的加服，因而中毒。雖然客人對我的說法很多認為滿意，然而，天哪，布雷先生怎樣死的，我完全明白，而他所以這樣死法，我也不能說全無所知。我這樣說了再說，等於自欺欺人，怎樣不痛苦呢？在第二天，我遭到鄭重責備，那就是從上海趕來的程滄波先生，他是接到遺書的一位，他認為這樣的說怯，抹殺了布雷先生為領袖為黨為國家的苦心，至少他－個人不同意而不會這樣說的。同時，外面對於布雷洗生死後，傳說紛紛，頗有離奇不經之談；因此，治喪委員會在審閱全部遺書以後，決定全部發表，並且盡量製版揭載，以存真相，其詳情便如十一月十九、二十等日京滬各地報紙所載。

我個人對於布雷先生的逝世，最感遺憾而悔恨無及的，就是最後一次晚飯，我沒有和他共同進餐，最後一個晚上，我沒有同他聊天。那次晚餐，我因為臨時有應酬，所以特囑同事陳君留伴，據說情形已比平常不同，飯吃得特別快，菜儘吃靠近一碗，吃完匆匆上樓，這便是心中有事的表現。如果我和他共同進餐，我想一定會往意這種情形，而預先予以防範或有免此悲劇之可能。布雷先生自還都以後，睡眠的時間，比較提早，如無特別事故，晚間十一時至十二時間常可就寢，這是我們費了多少力量的結果。他的習慣，睡眠之前半小時服安眠藥片二三顆，在這個期間，歡喜有人去聊天，我就在這個時間常常和他談些輕鬆的事件，約廿分鐘後退出。在這個最後的一晚，我正在中央日報輪值，歸時稍晚，他寢室中已經燈光依稀，是已經下帘的樣子，所以我就沒有垂樓，也許這個時候他正在服藥。事後檢查，他所服之藥計共一瓶又三分之二，地板上掉下幾顆，推想他服藥時是相當的緊張。如果這時候我上去一下，也許可以發現什麼而預為防範，或有免此悲劇之可能。但是這兩個最後可能挽救的機會，我都失去，真是餘恨無窮，不過，先生的厭世，是抱有最大決心的。最後一天(十二日)的下午，芷町先生來談，達兩小時之久，慰勸備至，先生表示嘉納者再，絕未暴露任何破綻。他服了這樣多的藥，還恐怕我們發覺得早，要營救他，所以遺書給我們說千萬不可救他，救也斷斷不能回生，徒然增加他的痛苦，他決心結束他的生命，於此可見。

從布雷先生遺書的日子來推敲，他決心絕命，是十一月十一日，這一天上午中央政治委員會擧行臨時會議，時間拖得很長，我們等他回來吃飯，他回來的時侯，臉色大變，他也以臉色如何為問，大概就在這個時候，他對生命有一個決定的措置。因為就在飯桌上，他和我們作了一次向所未有的談話，鄭重地談了一小時多，談話的內容，直到現在我還完全記得，這裏因為篇幅關係不能詳述。他在上樓的時侯，吩咐我不要讓客人見他，他需要休息。我太重視「需要休息」這一句話了，因此，在兩天中，我沒有排闥直入過一次，而布雷先生就得到這樣從容的機會，寫這麼多的遺書，而我一點也不知道，這是我追悔莫及的另一點。

回想我追隨布雷先生，先後在七年以上，承他老人家看得起，越到後來，越信任我，事無輕重大小，一方面因為人手的關係，－方面因為熟悉的關係，他都信託我，連同他自己的私章也都交給了我。我呢，因為自己是一個書生，而布雷先生也還是以書生而從政，平素講道義，尚氣節，忠於國，忠於黨，忠於領袖，處處犧牲小我，成全大我，公以處事，誠以待人，躬行實踐，絲毫不苟，而且沒有一點官僚氣，只是－個溫厚儒雅的長者態度，這樣的長官，實在是難得的；相處愈久，愈加使人欽佩，而不忍離開他。尤其感動人的，是他的健康是這樣的壞，他的責任心是這樣的重，而領袖倚畀他又是這樣的切，他居常侷處於一角小樓，夜以繼日的孜孜為公，除了萬不得已的時侯，他絕對不會向領袖請假的，我有機會協助這樣一位政治家，經常幫助他處理若干國家的事務，經常減少他物質上精神上所受的麻煩，實在覺得榮幸，但是他總覺得有什麼過不去似的，記得國防最高委員會決定改組的時侯，他特別和我長談了一次，最感動而使我永遠不能忘懷的是這樣幾句：「你一定要再幫助我兩年，我六十歲的時候，－定告老了，那時候你纔離開我。」我當時欣然允諾，並且表示就是先生六十歲以後，如果依舊從政，依舊需要我幫助，我也一定唯命是從，他似乎樂了，要我向中宣部去報到，是先生預先給我安排的一個寄名的機會，這是三十六年夏天的事。不料先生還沒有到六十歲，國家正是這樣需要他，領袖正是這樣倚重他，他竟因為精神的出路毫無，而決然棄世。當他逝世的消息傳出以後，領袖為之不歡，親自弔祭者至再至三，而同志友好失聲痛哭者，則不知凡幾。當他遺書發表以後，識與不識之讀者，為之泣下數行者，又不知幾人，其感人之深，實不止我個人已也。

歲月易得，又是秋風，我們在寶島之上，欣聞金門大捷之外，恰遇先生的周年忌日，真是感想萬千，不知從何說起！今日國家的機運正在好轉，領袖的氣度，已更恢宏，我們回想抗日戰爭期間先生對黨國，對領袖的貢獻之大，兼念當前黨國與領袖需要先生之切，而先生歸道山者已一年矣，黨國失干城，領袖失股肱，個人失導師，在此板蕩疾風之中，更增加了我們悼念先生的悲思。

（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央日報）

布雷先生給我的信 蔣君章

布雷先生逝世，已經三年了。時間並沒有沖淡我對布雷先生的懷念與哀思，十一月十三日這一天，將永遠是我最悲痛的日子之一。第三個這一天又到了，朋友們希望我寫一點紀念布雷先生的文字，我自己也覺得還有許多話要說，於是我又寫這一篇。

我覺得任何對於布雷先生的讚揚都是不盡相稱或許是多餘的，所以我在第－篇的紀念文中，只寫我當時所遭逢的經過和情緒，第二篇紀念文字中，只忠實地紀錄了布雷先生和我最後一次長談。在這一篇中，我想把布雷先生在三十六年的夏天給我的幾封信，掇要叙述，以見布雷先生的健康是如何的不良，而布雷先生對於國事家事的種種，雖在病中，依然是如何的關切。

布雷先生的健康，二十年來一向不很良好，他的病在醫學上不知道是否叫做高度的神經衰弱，他自己叫做腦病。在我的記憶中，每年春夏，都是先生健康不良的季節，尤其以勝利以後為然。每年春夏之間，他總覺得精神不佳，思慮無力，胃口也差，在容貌上表現出萎頓的樣子。在這個時候，他本來非常溫厚的性情，要比較的急燥些，本來很輕鬆和歡喜講些笑話或遺聞軼事的，要比較沈默些。他的責任心特別强，所以雖然感到不舒服了。但還不肯休息，直到不能再拖的時候，纔作短期的告假。責任心迫使他希望早日恢復健康，如果過了假期的一半，而健康的進步還不顯著時，他的憂慮增加了，睡眠受影響了，健康的進步便益無希望了。因此，布雷先生顯得沈默而不愉快的時候，我縱想法子慫恿他去休息，到北平、臺灣、杭州，甚至美國，作較長時間的休養，我都建議過，有時還和布雷師母或和他接近的朋友商量勸說，但是給果都不佳。他只採取到上海去，夏天則從領袖之命到廬山去休息。但在健康不嚴重的時候，他還是要辦着公事，而我還是要同着去的。所以勝利還都以後的三年，三十五年和三十七年我都跟着上廬山，三十六年我留在南京照料。我和布雷先生寫信比較多的一段時間，就在三十六年夏天。

三十六年夏天，布雷先生大概是在七月中旬上山，是從上海直接飛潯，過京時我不過在機場照料－下，越一周，先生自山上來函，謂「上山已七天，而腦力筋力之疲頹，曾不因接觸大自然而恢復。至於體力不濟，亦極可驚，由脂江路到傳習學舍散步，一來回須兩小時許。加以目光散漫，手腕顫痛，與三十四年夏季無異。現在上午祇能略看閒書，下午僵臥，傍晚散步，夜間絕對不作事，十時即安排就寢。如此休養，尚且毫無效果，即寫一封信，亦筆若千鈞（連續寫兩函，即無力寫第三函），於是弟始悟年力衰老之已難補救也。初離京時，祇擬請假一月，如以七月八日起算，亦僅有兩星期可住，因之甚為躊躇，預計非續假半月不可。故先以近況報兄」云云。函中並有「弟實深望此行能恢複健康，再可奮鬪兩年，以遂黨員報國之願，若照近日情形，實無此把握也」等語。我讀了這樣一封信後，內心感到極大的不安和憂慮，因即將先生近況向各方透露，並以長函勸慰。信稿並沒有留，大意是說休養只是休養，萬望不要東牽西掛，一切放心不下。過去「身在山林，心在廊廟」，遂使休養歸於無效。黨國大事，關係固然重大，但如精力不濟，則於公未必有益；而於私則絕對有損，休養期間萬望勿以他事為慮。休養以體力恢復為準，不可計日而待。京中自領袖以至各友好，皆盼以恢復健康為度，勿以請假期間之長短為念。散步於健康恢復大有裨益，但以精力勝任為度，不可達於疲乏之程度，應於初期不超過十分鐘或十五分鐘，漸次增加時間，始可於不感疲乏中收到增進健康之效。其實以我們經驗和識見，來和布雷先生談休養，自是班門弄斧，不過因為關切先生的健康，不知不覺間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耳。

書發一星期，得先生長函，書中仍謂「近日腕痛頭痛筋骨痛，以及腸胃呆滯，均又復發，最苦者是作事毫無氣力。」仍以「年力就衰」自解，仍對「身體健康，真是根本絕望」為言，雖亦主張「續假三四星期」，仍「惟望京中要事相促」，仍對京寓瑣事，多所關懷。其後八月四日，八月十六日，八月二十一日，八月二十六日，我又陸續接到布雷先生的信，對於請假的手續；對於常燕生先生的哀輓，以及索閱雜誌，索閱屺懷先生的天嬰集，關心四中全會並將注意研究的問題等，仍隨時指示，可知先生雖在病假休養中仍無時無刻不以黨國大事為念，黨國多事，而先生之健康，也因此而永難恢復了。

先生以一書生從政，直接間接影響了二十年的中國政治（南京和平日報於先生逝世後評論大意），但他依舊沒有改變書生的本色。他以一腔熱血，為黨為國家服務的熱忱來替領袖服務，藉以報答知遇，克盡職責，甚至於忘記了自己的健康，不惜以身殉國，而臨終仍以少壯努力之意勗勉後人，先生之於黨國和領袖，都是鞠躬盡瘁，死而不已的了。我自己深自慶幸得在此「當代完人」的幕中服務，替先生略分勞憂，但是我太低能了，我沒有方法使布雷先生能够恢復健康，在最後關頭，也沒有能够適時挽救，實為莫大之遺憾。連日淒風苦雨，追憶往事，愴痛無已，但願仰體先生遺志，以黨員的身份，儘力量服務，以慰先生在天之靈而已。

（民國四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央日報）

追念布雷先生 陶希聖

陳布雷先生謝世到今天是整整一年了。

布雷先生死於自悲，而他的自悲，乃是愛國的熱忱與憂國的傷感鬱結而成，他追隨蔣先生二十餘年，從北伐到抗戰，專心致志，為國家服務。他久已忘記了自己。他的思想無有不是為了蔣先生着想。他的籌劃無事不是為了國家打算。他真是公爾忘私，國爾忘私。為什麼去年今月，他自悲而死呢？布雷先生的性格，是剛直而深於修養。布雷先生的行徑是身居政治的中樞而心富客觀的觀察。他有深遠的見解，堅定二主張，嚴正的批評，強烈的憂憤，但是這一切都鬱結為自悲的情緒。他就在這自悲的情緒之下謝世了。

一年以來，經濟的恐慌，政治的危機，軍事的挫折，嚴重的事件紛至杳來。這都是過去一切的結果。而布雷先生本於他二十年的經歷，看透了過去的一切，也就預見了當前的危機。他愛國的熱忱，他憂國的傷感，兩者鬱結而為自悲的情緒，他毅然決然謝世人而去。

黨的分崩離析是布雷先生最傷心的一事。我們中國國民黨在總裁蔣先生領導之下，二十五年的奮鬪，其成敗已與國家存亡結為一體而不可分。黨的分崩離析就是國家的衰頹危殆。布雷先生謝世是整整一年了。投降主義者之多，失敗主義者之盛，可傷可恥之現象表現無遺。但是這些現象是黨中久已蘊積的各種因素演成的結果。這些因素在一年以前，布雷先生早就看出來了。他臨終一日的日記中，他對於黨的團結問題，流露了憂憤的心境，也寄託了迫切的希望。在他自悲的情緒之中，這無疑是重要的成分。

二十年來布雷先生，深感蔣先生中心領導方針，決無錯誤。這點在他留給家族的信裏說得非常正確。他臨終的日記中。寄託希望於總裁蔣先生為中心的團結。但是他為國效忠為抗戰宣勞，已使他的心力體力「油盡燈熄」，他不能再為總裁分勞分憂了。這一念把他的自悲情緒強化到了頂點。於是布雷先生便謝世人而去了。

今日追念布雷先生，我們對國勢的阽危，應與布雷先生同其憂傷。我們對民族的前途，也應與布雷先生同其希望，我們深信以總裁蔣先生為中心而團結，為獨立自由而奮鬪，反共戰爭必能得到最後的勝利。

（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央日報）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 电子书搜索下载

- 书单分享

- 书友学习交流

网站：沉金书屋 https://www.chenjin5.com

- 电子书搜索下载

- 电子书打包资源分享

- 学习资源分享

記陳布雷先生 陶希聖

商務印書館與商報

民國十三年夏，我進了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法制經濟部。所長是王雲五先生，部主任是李柏嘉先生。我的工作是審查和校訂法律、政治與經濟的稿子，並編纂公民教科書。同時，陳布雷先生在商務印書館總務處工作。商務出版的英漢大字典，篇首有蔡元培先生的序。那篇序文，就是布雷先生的手筆。我和他未曾見面。我已略知他的文名。

上海南京路五卅慘案發生的時侯，布雷先生是商報的主筆。在申報，與新聞報那樣的大報以及時事新報與民國日報那樣有政治色彩的報紙的中間，商報以社論能言敢言著稱。凡是瀏麗潑辣的社論大抵出於布雷先生筆下。五卅慘案之後，上海罷工風潮汹湧之中，我參加十教授宣言。商報發表這個宜言，並由布雷先生執筆，以社論為之響應。（註一）我們對於商報主張公道，十分欽感。但是我們未曾到望平街去拜望其執筆人，表示敬意。

初次相見

民國十八年及十九年，我在上海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及新聞學系講授中國社會史。那是我的嘗試，中國社會史論戰初期的嘗試。我的講義極其簡單，而講解卻是銳利和流暢。

有一天，復旦大學的校慶，在大禮堂開了一個大會。李校長登輝致開會詞之後，布雷先生以董事的地位被邀致詞。他是純謹的儒者。他的演說是新穎而嚴肅，以勸喻學生進德修業為主旨。校長和董事講完了，就是我的演講。我開講已經是上午十一時。我分析中國社會組職，以士大夫階級的構成與形態為中心，對政治與經濟各方面加以評判。我一直說到十二時半，纔告結束。原來紀念聚餐是十二時。我多說了半小時而會場沒有波動。

散會之後，布雷先生和我談話。他此刻已經不是新聞記者，而是浙江省教育廳長。他的謙和平實，仍然是一個新聞記者的風度。談話約十分鐘，我告辭由江灣回法租界西蒲石路家中，補吃午飯。

大手筆的風度

北伐成功，國家於軍閥割據了十八年之後，初告統一。布雷先生雖為浙江省政府一位廳長，但是每逢政局有何變動與發展，他就奉蔣總司令之命，由杭州到南京。他每次進南京，中樞就有一篇重要文告發表，而政局即為之轉移。

他守口如瓶，持身謙抑。他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談說過任何文告草擬的經過與政治背景，甚至從來沒有透露過任何文告是他執筆。但是他每次有由杭州到南京之行，政界與新聞界人士立刻推測政局將有變動與發展。看吧！大文章就要出來了吧！

「他只是鋒鋩太露！」

民國二十年上半年，我在中央大學法陣院政治系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仍然是講義簡單，講詞鋒利，每次上課講堂總是滿滿的。上海市黨部向中央檢舉我是反動份子。（註二）中央大學校長朱騮先生為了這事，訪問中央諸位先生為我解釋。

中央宣傳部長劉蘆隱說：「我沒有見過此人，我知道他。平常的一句話到他的口上就有刺。平常的一篇文章在他的筆下就煽動。」

教育部次長代理部務是布雷先生。他說：「我在復旦大學見了他一面。他沒有別的，只是鋒鋩太露。」

中央組織部負責的陳立夫先生說：「我不能作主，要問果夫先生的意見。」後果夫先生寫了一封信給我，纔把這一件事了結了。

我聽見布雷先生這一評論，便到教育部去見他。他未曾提到這件事，只是很誠懇很輕快的天南地北，談論一番。

二十年秋季，我辭去中央大學教席，到北京大學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及中國政府等課。前後六年之間，每次到南京必見布雷先生。

頤和路與臙脂山

布雷先生住南京頤和路四號。嚴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爆發。北平教育界一班人應中央政治委員會的邀請，到牯嶺參加茶話會。我參加會議之餘，兩度到布雷先生寓所談話。他為我解說蔣委員長的全面抗戰決心，特別是以精神力量補充物質力量之不足，而堅持到底的意念。

廬山茶話會之後，我由牯嶺到南京。我參加國防參議會。有時亦到頤和路與布雷先生晤談。

國民政府遷往重慶，而統帥部駐武昌。我參加軍事委員會參事室會談。這個會談每星期擧行一次。或會前，或會後，常往臙脂山布雷先生公館。這是他的寓所，同時又是他的辦事處。他只調用兩三個助手，其中包括繕寫人員在內。大抵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機要文書就在這個偪仄的處所集中辦理。

通信最多的時候

自剿匪時期，布雷先生已在委員長的慕僚掌機要文書。抗戰軍興，他的工作加多，職責加重，始終不肯設立機構，擴大編制。到了統帥部由武漢遷重慶之後，纔有庫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的組織，布雷先生任第二處主任。（註三）

二十九年一月，我從上海脫走，一到九龍，立即與布雷先生通電報。由此時起，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止，我們通信甚是頻繁。布雷先生有好幾封長信，以小楷書寫成，與我討論如何教導和培植青年人寫文章。特別是報紙上的文章。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侵入九龍的時侯，我把書報和書信都燒燬了，只留下幾部線裝書。布雷先生的信札亦在燒燬之列。

我只記得我們討論的論點之中，有這樣的意見。我們這一輩是讀過了經史舊書，練習了舊文章，然後改寫時下文章。我們對於這一類由舊文章轉變為時下文章，所造成的名詞、句法，和文體及結構，應該負責任。我們如果以我們的文章做標準，來評判青年人的文章，可以說是我們的罪過。時下文應該讓一般沒有經史舊學修養的青年人自己來發展。

我們認為青年作家缺點不是他們的文章不合我們的標準。他們如有缺點，只是兩類。其一是思想缺少規律，其二是資料和語彙苦於貧乏。一個青年人若是多讀一些東西，再把自己思想鍛鍊一下，就可以放手寫文。只要是思路清楚，寫出來的文章就會好。

太平洋戰爭

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侵入九龍，攻佔香港。我一家人淪陷在內。布雷與杜月笙兩先生對我的安全，非常焦慮。三十一年二月，我從九龍新界大埔，乘船到葵涌。步行經淡水，入東江，至韶關，經湘桂路達桂林，與家眷會頭。新任我國駐華府軍事代表團團長熊天翼將軍邀我同乘飛機，由桂林飛重慶。飛機到達重慶，在珊瑚壩降落。我步行上坡，布雷先生已派車相接。

布雷先生住上清寺美專校街一號。他將二號併入一號的院子裡的一幢房子樓上，交給我住。他對我說：「你由海外到重慶來，為了保持淸靜，並且安心做事，最好進侍從室。我已呈請委員長任命你做第五組組長，稍為休息幾天，就可開始工作。」（註四）

布雷先生陪同我晉見委員長。我簡單報告脫險歸渝的經過之後，陳述自己有失眠症，希望多休息些時。委員長說：「你休息兩三天，就開始工作。」我告辭出官邸。布雷先生說道：「委員長從來不病，尤其不知道我們失眠的病痛。」

兩三天後，我就開始辦公了。

美專校街一號

布雷先生在重慶的寓所是美專校街一號。民國二十七年以前，那還是山坡。山坡之下的低地有一座樓，就是美術專門學校。二十七年以後，那低地的樓房劃歸中央宣傳部使用。山坡上新建兩座小樓便是美專校街一號與二號。由所謂「街」走進一號大門，上臺階，就是布雷先生的寓所。

一號的樓下，一邊是飯廳，一邊是辦公室。侍從室第二處幾位職員在室內辦公。樓上的大房間就是布雷先生辦公室兼臥室，有時他不下樓吃飯，也就在那個房間裡吃飯。

由樓上到樓下，梯子旁邊一個亭子間，是翁秘書辦公室和臥室。（註五）翁秘書經常在室內守候着公文和電話。委員長官邸隨時有電話來，他立刻報請布雷先生到官邸去。

由樓房走下臺階，左邊另有狹小的房屋是葉秘書的住宅兼辦公室。（註六）葉秘書是黨務秘書。中央黨部的文件應請示於總裁者，集中葉秘書，由布雷先生進呈總裁核示。

臺階之下，右手補建小樓房一座，是第五組辦公室。在這樓未建成之前，第五組幾位職員全在二號辦公。

美專校街二號

我初到重慶，家眷仍留桂林。四個月後，家人才由桂林到重慶來。我家寄居南岸，陶子欽（鈞）先生創辦的南方印書館後面山坡上，前後兩間房子裏。我自己寄居美專校街二號樓上，一個房間裡辦公兼臥室。堂屋可以會客，對面的一個方間，有時住人，有時空着。

每日午飯與晚飯是在一號飯廳裡。每餐一桌四菜一湯。布雷先生和陳夫人、四先生、六先生（註七）、翁秘書之外，有時第四組陳芷町組長來回公事，也就參加。我是其中之一人。菜是寧波味。最特別是鹹為燒肉，最常用的是竹筍。

布雷先生自奉之儉約，由他的伙食可見。除了三餐之外，別無補助食品（註八）。

芷町和我私下談論，每以布雷先生「食少事煩」為可慮之事（註九）。實際上，他這種簡單的生活，在抗戰期間及戰後，以及他在重慶及南京，始終未曾改變。

安眠藥的寶藏

我在九龍寄寓期間，患失眠症。我看望莊醫生，請他為我注射「布洛姆」劑，加維他命丙。太平洋戰爭爆發，我一家潛伏九龍，到處逃避，沒有藥劑可用。我出九龍之後，由沙魚涌經東江到韶關，再搭湘桂路火車，到桂林。一路上，日間奔走，夜間兩腳一伸就睡著了。

我到了重慶之後，住在美專校街，那是寧靜無嘩的所在。我的失眠症又發作了。布雷先生知道我有這個病症，便拿出他的藥箱。那裡有五顏六色的各種藥瓶，裝著各式各樣的安眠劑。我取了一種，放在二號樓上臥室的辦公桌抽屜裹。一到夜間就寢詩，或者吃一片，或者不吃，只要那抽屜裡有存藥，就可以安枕入睡。

布雷先生的失眠症是極其嚴重的。他白天處理公事，參加必要的會議，晚飯後與各組長討論公務，尤以第四組是政務薈聚的處所，幾乎每夜都提出報告，商承處理。如有重要文告，那布雷先生就得通宵工作，至次日清晨發抄，才上床略為休息。便在他不打夜工的時候，十一點以後，先吃安眠藥二顆，精神反覺旺盛，或辦公事，寫文章，或與友人談話，至就寢時，加吃二片或三片，才能睡兩小時，至多四小時，也就起床了。

代大匠斲（註十）

布雷先生以撰寫文告知名於社會，而社會上沒有人或很少人知道他文告草擬與修改的過程，及其勤勞的狀況。他為了每篇關乎世界局勢，國家政策或軍事方針的大文章，竭盡了腦力與精力，這是事實。但是他為什麼加倍努力，加倍辛苦呢？那就是每篇文告的每一段乃至每一句或每一字，都是委員長的。委員長對於一篇文告，修改再修改，至少兩三次易稿，至多有十八次易稿之事。

布雷先生的特點是秘密與細密。為了保持秘密，甚至午飯或晚飯，或一日三餐，都不下樓。為了細密，那字斟句酌的工作是經常在做的，不僅文告而已。

守密的習慣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的習慣也就是秘密與細密。每一職員分得的工作，自己處理，決不告訴任何同事，即使他坐在同一辦公室內。

委員長的行止，就是同辦公室的職員們彼此交談，亦從不相告相問。

侍從室同人，除了公務上必須接洽者之外，很少與各機關交際，甚至私人的親戚朋友亦很少往來。即使有一次應酬，也要留下那餐會或晤談的處所的電話。沒有電話的地方是不敢逗留的。

洩密之可怕

侍從室第二處的工作，不僅是應守秘密，而且不能不，甚至不敢不守秘密，因為洩漏秘密是非常可怕的。

就政務來說，我們從這個機構向外看，時常看見政界「窮形盡相」的各種人物及其企圖或要求。有些位望甚好的人物，要求某種職官而未能獲得，便轉變為反對派。又或有些自命甚高的人物，希望某種幫助而未能獲得，其愧憤的表示，亦未可理喻。這類文書何能宣洩於社會？

布雷先生有時發為感慨。他說：「這樣一個位置，居然有那許多人來謀它。」我解釋道：「國家的名器，無論大小，如果沒有人來求取，那政治組織豈不要瓦解？」

這是閑話。至於國家的秘密如有一點洩露，就要誤大事，更不用說了。但是守密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當中、美、英三國會議在開羅擧行之前，委員長由重慶九龍坡乘專機向西南飛行。我清晨走出美專校街一號，在路上遇見一位友人。他一開口就說：「委員長到非洲去了。」我聽見這話，大吃一驚，不敢作答。他講解給我聽，說道：「這隔鄰某人是隨員之一。他的副官對人說，他收拾了一箱子衣服，其中有幾套白色夏衣。現在是冬天，為什麼帶夏衣。再者，去九龍坡的路上有憲兵佈崗，飛機升空之後，向西南直航，不是去非洲又去那裡？」

宣傳上求密

第五組與中央宣傳部保持密切聯絡，我以第五組組長參加宣傳部社論委員會。有一次，是十二月下旬，宣傳部長張道藩先生主持社論委員會，我到會稍遲，一坐下就聽出委員們是討論明年一元一日中美及中央平等新約公佈的準備工作。委員們發言初畢，我說道：「這事情要準備，但在元旦以前要守秘密。」

委員們接着擬訂宣傳工作大綱。到了最後，我又說：「元旦之前，這消息還是要保持秘密。」有一位委員說：「新蜀報已經透露過了。」我說道：「為代麼要保持秘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不可發表新聞，淸注意。」

第三天清晨，我打開中央日報一看，一個花邊新聞把「中美及中英平等新約將於明年元旦在重慶、華府和倫敦同時公佈」的消息發表了。我為之大驚。我下樓到一號去打電話時，道藩先生的電話也來了。

這件事引起中央日報的改組。原來，中、美、英三國外交當局談判並簽訂新約時，相約明年一月一日三國首都同時公佈，在此日之前應守秘密。我國戰時首都的中中日報於事前發表新聞，是違反約定的。這個新約隨即延期至一月十一日公佈。

守密如此不易，布雷先生之所以過分謹慎與勞瘁，這也是重要原因。

中央日報主筆之難

中央日報是中央的黨報，為中央喉舌。抗戰時期，中央最高決策要由中央日報正式宣達。但是中央日報並不能獨家宣達中央最高意旨。為了擴大宣傳，中央的重大消息是由中央通訊社分發各報普遍刋載。

中央日報旣無獨家發佈中央重大消息之權利，又有不得洩露中央機密之義務。同一消息，其他各報也許可以發表出來，只有中央日報不得任意發表。

於是中央日報只有一倏路可走，就是正確的解說和傳達中央最高意旨。唯其要正確，主筆就難做了。

在淸末民初，一家報紙的主筆，就是這家報紙的主持者與負責人。北伐之後，報紙的主持者與負責人是社長之下，有總編輯與總經理。總編輯就是主筆，或者編輯部添設主筆二三人，由總編輯分配工作。

中美及中英平等新約公佈之後，中央對於黨報的要求與責備，更見嚴格。抗戰初起以來，中央宣傳部設社論委員會。每星期集會一次，擬訂下一星期的社論題目及要點。到此刻，社論委員會雖網羅文章能手多人，照常分配題目，擬訂要點，各自執筆，但是「能者多勞」，委員們都是忙人，沒有多少時間，坐下來寫稿。中央日報的社論甚至只有半篇，有時沒有結論。

這情形是拖不下去了。我向布雷先生建議，中央日報是編輯與主筆之上，特設總主筆，主持筆政。第一個總主筆是潘公展先生，以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這一職，而時間仍然甚短。

我對布雷先生說：「看情形，恐怕只有我告奮勇了。」布雷先生極表贊成。我的條件是在化龍橋找一所住宅，把眷屬從南岸遷至化龍僑。然而時間與財力都不容我找好房子，再進中央日報。我家未能搬，已經參加報社的工作了。

中央日報社長是胡健中先生，總編輯是陳訓悆先生。我們三人一同進入報社，把這黨報撐了起來。

大公報作風之變

抗戰之初，張季鸞先生主持大公報筆政。他是新聞界與政壇之間最活躍之一人。他有愛國熱忱，也有愛才的誠意。他為大公報搜集政聞，遨遊中央政府及各省軍政長官之間。他為國家網羅人才，推遊揚於朝野，使才盡其用。大公報之廣濶的發展，不是偶然。

抗戰後期，大公報是布雷先生最為苦惱之一事。季鸞病逝之後，王芸生漸次抬頭。此人有高度之自卑感，不敢正面對抗政治上，尤其學術上，任何重要人士。他若是一言不合，決不公然表示異議，等到他回報館之後，再搖動筆頭，諷刺攻擊，以為報復。

大公報的筆政落到王芸生的手裡，而作風之轉變。布雷先生對我說：「王芸生不是評論政治，他要指揮政府，甚至於指揮最高統帥。」

布雷先生屢次以忠言相告，那王芸生當面恭順，背面又是一篇，照樣的諷刺攻擊。他的筆桿一搖，更無須任何事實做他的根據。

抗戰勝利之後，政府還都南京之前，有一天，布雷先生對健中與我說道：「總算是公平吧！中央撥出美金三十萬元給大公報，也撥了美金二十萬元給中央日報。」中央日報至今使用的高斯機就是由這筆錢的項下撥出購置的。大公報在抗戰結束之後的發展，也是中央這次撥款助成的。

六全大會之淚

抗戰勝利之前，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大會在重慶擧行。會場在復興關國民大會堂。這會堂是為了準備召開國民大會建築起來的。

我為了六全大會政綱，起草了三個稿子，一個是十幾條，一個是二十幾條，一個是三十幾條。總裁核定了二十幾條的稿子，提交六全大會審議。我對布雷先生說：「這個政綱是採取現在美國和英國的社會安全制，在三民主義指導原則之下，訂為條款。六全大會審議之前，似乎要邀約一部分代表同志，解說一下，務望其能通過大會。」

布雷先生說：「有人攻擊委員長的左右，要排除被指為左右的份子。我這次是不敢作任何主張的了。」

大會進行中，總裁交議的政綱草案，由戴季陶先生代為說明。戴先生說到最後，要求大會通過。會場的反響甚為不好。在會場上，有些代表反對「國家建設計畫之中，人民有經濟自由」一條的「自由」二字。又有人另提一個政綱草案，其中力主「工廠由工人管理」。後來還是總裁蒞會，剴切指示大會對於政綱，不可左傾，亦不可右傾。大會這才通過原案。

大會宣言是布雷先生起草的。到了宣言稿提出大會之時，代表們發言者不少。其中有一位代表以惡劣的語句，痛加斥責。布雷先生當場下淚。多數代表同志們勸解那位發言人落坐。宣言總算是修正通過。

侍從室之結束

抗戰勝利結束，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撤銷。布雷先生以久患失眠，體力不支，而最感苦痛之一事，是目力不繼，素常寫稿，喜以紫毫筆作蠅頭小楷，此刻不復能多作。他由農專校街轉往老鷹岩休息。

申、新兩報的保全

抗戰勝利，上海光復。布雷先生向中央建議，保全申報及新聞報。這兩家大報各就其原有基礎增資改組。

潘公展先生任申報社長，陳訓悆先生任總經理兼總編輯。程滄波先生任新聞報社長，趙敏恒任總編輯，詹文滸任總經理。

這兩家大報與南京中央日報，鼎足而三，成為正規的與正面的宣揚國家政策的喉舌。

各地黨報的安排

抗戰勝利之初，中央宣傳部對於各省省會及大城市成立黨報，大抵是商承布雷先生為之安排。

布雷先生於十九個黨報一一安排之後，與我談論之間，很感慨的說道：「各處的報，接管的接管了，改組的改組了。我們連一個印刷廠都未曾打主意，仍然是兩手空空。」

頤和路四號之不復

三十五年一月，我的大女兒在上海結婚。我請了假，由重慶搭飛機到上海去主婚。布雷先生託我，路過南京時，轉託馬星樵（超俊）市長，務必設法，把頤和路四號的舊往宅取租，他說：「那所房子，我在戰前住久了。現在還都，我仍想住在那裡。」

我為此，由上海轉南京見馬市長。馬市長對我說：「頤和路四號已經被人拿去了。我一定另找一所適當的房子，租給布雷住。」馬市長接着說：「布雷的事不好辦。若由政府貼補一筆錢押租一所房子，他不願意。但今日南京租房子不容易。押租與行租都大，布雷一時籌不出。」

星樵先生再三吩咐我：「請你轉告布雷先生，不必挂念，也不必過問。我一定找一所房子給他住。」他這話的意思是說：他先由市政府墊借一點錢，押租房子，隨後再由布雷先生慢慢償還好了。

政府還都南京之後，布雷先生在上海住的時候多，在南京住的時候少。頤和路四號不能恢復，或不免於遺憾。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卷第五期第六期及第五卷第二期）

（註一）這篇十教授宣言是鼓吹五卅慘案，響應國民革命的宣言。十年之後，另有十教授宣言，以維護中國文化，針對所謂「全盤西化」為主旨。當時，我初在上海大學，講授法學通論，躋於教授之林。

（註二）我參加了改組同志會，但未曾去北平參加擴大會議。

（註三）第一處是軍事參謀祖織。第三處是幹部訓練與管理組織。

（註四）第二處分兩組。第四組組長是陳芷町（方）先生，在上淸寺街底另有辦事處。

（註五）翁祖望先生。

（註六）葉實之先生。

（註七）四先生陳訓慈，六先生陳訓悆。

（註八）我是顎東黃岡縣人。家鄉的生活，－日三餐之外，年紀大一點的長輩，常有鷄湯或肉食另吃。依此習慣看來，一日三餐之外，別無湯水，是過於儉約了。

（註九）三國志，諸葛亮注引魏氏春秋：亮使至，【司馬懿】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三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曰：『食少事煩，其能久乎？』

（註十）莊子有云：「代大匠斲者傷其手」，就是說代言或代作文稿者之不易。

我對於布雷先生的認識 張道藩

布雷先生逝世，已經一年了，這一年中的變化之多，可以說勝於過去二十年。我們今天在臺灣舉行布雷先生的周忌紀念，不能不把我對於布雷先生的認識，鄭重的介紹出來，藉供我們的警惕和參考。

第一、布雷先生是一個書生，是一個文人，他二十年來始終在國民黨領袖的左右，協助處理黨國的重大問題。對於黨，對於國家，對於術袖，盡了他最大的努力，貢獻他最後的心血。以他得領袖信任之專與久，他儘有機會造成一個以他為中心的力量；但是，他始終以領袖之心為心，他的幕僚，不過寥寥幾個文人，僅僅做他工作上的助手而已。國民黨的失敗，如果說派系糾紛是重要原因之一，那末布雷先生周旋於各派系之間，經常盡調協維繫彌縫之責，實在是他對於黨和領袖的最大貢獻。

第二、布雷先生是以全副精力，為黨國和領袖服務的。他絕對不向外應酬，除了領袖召見或工作上必須出門之外，再除了精神實在不能支持而請假外，他都在他一角小樓之中。領袖隨時隨地都可以找到他。廿年來軍事以外最重要最機密的黨國大事，可以說直接間接都和布雷先生有關係。他不但是謹慎地貢獻自己的意見，而且還忠實地執行領袖的意旨。這是他另外一點對黨國和領袖的重大貢獻。

第三、布雷先生對朋友的態度，是最忠誠的，對同志和後進的提携，是最熱忱的；但他絕對不作無謂的敷衍。他自己不很接見客人，但是一經接見，他必然靜心傾聽，有有問必答。可以助的的，他直截了當的答允。不能答允的，他也用誠摯的態度，委婉的詞句，使人得到精神的安慰而滿意以去。有人說布雷先生不善交際，但是他的朋友却是滿布天下，却是事實。我還可以補充一句。就是他的朋友，多半是道義之交，也是神交已久而一見傾心的。四方知名之士，一入都門，往往以一見布雷先生為要事。雖然他不很親自接見客人，但客人並不以為他是一個不可嚮邇的人，是因為他所任極為繁劇而健康極為不佳之故，其見欽於人而見諒於人，大致類如此。

第四、布雷先生的地位，雖然如此崇高；但是他的生活，却異常淸苦。隨身衣食，極為簡單，經常與其家人及工作人員共同用餐，其標準不過抗戰以前每個月法幣六元的價值。不做特殊階級，隨便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侯，都按照規矩，處理一切。金圓券政策施行之日，他率先把他僅有的一點黃金和美鈔（他本是中產士農之家出身，但他不理家事，戰時僅能維持生活，餘款為數極少，大概來自若干國家金融機構之董事名義或領袖之特予公費），依法繳交中央銀行。易簀時，箱中遺款僅七百元，一切存款不過三萬元，皆見於遺書，其高風亮節，直與諸葛武侯出師表中所載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五十頃相媲美。今其夫人陷於匪區，生活尤為清苦，令人懸念不已。

布雷先生的美德，可以警惕我們同志，做我們模範的，可以說美不勝書，這裏僅僅擧出的，不過是我所稔知的幾點罷了。二十年來親炙至深之故人，一旦溘逝，精神所受之打擊何如？去年今日，誠有不堪回首之感。

（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央日報）

布雷先生逝世三周年悼詞 張道藩

布雷先生得領袖之信任最專，得領袖之信任之時間最長。如果布雷先生稍有政治野心，他眞可以在二十年的時間中，佈置一個完備周密的幹部網於全國各部門，成為一個有力的派系領袖。但是布雷先生不惜做這一類事情。他只知道愛黨愛國愛領袖，他只知道以最忠實的態度對領袖，以最誠懇的態度對同志，以最周密的態度考慮問題，以最客觀的態度衡量環境。布雷先生得領袖信任之專且久，其原因即在此。得同志的同情和愛戴之深，其原因亦在此。

布雷先生逝世已三周年了。在這個三年中，多少黨國大事，因為布雷先生的逝世而感到不能順利或欠周密。我相信我們同志必有甚多與我抱同感者。這真是黨、國家和領袖的莫大損失。我們紀念布雷先生，應該如何以布雷先生做我們的榜樣，拿國家和黨的利益做我們的利益，拿領袖的意志，做我們的意志。惟有這樣，纔可以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纔可以更有力促進我們反共抗俄復國建國運動，纔可以使布雷先生在天之靈，得到無上的安慰。

（民國四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央日報）

重訴生平――為陳布雷先生逝世三週年作 程滄波

在布雷先生逝世三年中，我精神上常常有一種意境。凄迷隱約中，與他訴說生平。時間不只是曉風殘月。空間則不出於金陵、錢塘與重慶。布雷先生離開人間愈久，我想這種意境在我心神中，將永遠延續下去。昔賢詩云：「別時一慟涕縱橫，世事蒼茫幾更。」三年前今日，我們在南京殯儀館中的一慟欲絕。現今時序推移。我對於布雷先生的印象，不是那樣凄絕，而是一種永恒的寧靜回憶。三年來我精神意境中的布雷先生，是寧靜、超脫、堅定而情意十分醇厚的一位鉅人長者。世事蒼茫的變化中，看不見這位鉅人長者，聽不到他的言論謦欬。而他的典型神味，只在我似夢非夢的意境中，與他訴說平生。明天是他逝世三週年紀念，我想把過去二十餘年中幾段回憶，拉雜記在下面：

約在民國十一二年間，我因先生介弟行叔（訓恕）而識先生於商報舘（行叔天資卓絕，在校學行冠於儕輩，畢業後執教於光華大學，民十五赴法留學，研究歷史經濟，造詣甚深。民十九我由倫敦經柏林繞道美國歸國。陽曆除夕午夜，有人扣扉甚急，啟視之乃行叔也。余在歐漫遊。與之始終相左。今邂逅逆旅中，相見驚喜。抵掌談天下事，微明辭去。言翌晨返巴黎。二十年春予歸抵南京。住中央飯店。一日布雷先生走告行叔死矣，閉門相向哭絕哀。）在我首次拜訪之前。我有兩篇文章投商報，似是論太平洋會議的。有一天星期六下午，行叔約我同去看他，因為當時我和行叔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只有星期六下午方得出校。我們一見面。布雷先生盛稱我的作品，給我極大的鼓勵。我在幼時做過多年的策論史論。那與報舘評論與專論，性質十分相近。兼以那時在大學中所讀的功課，多半為政治與歷史。經過布雷先生鼓勵我，我經常替商報寫文章。等於我在學塾時做窓課。嗣後常在星期六下午去看布雷先生，他常請我們到飯店弄堂寧波小舘去小酌。席間座客不過三四人。民國十三年冬天，濟、盧戰爭未終，京、滬路中斷，寒假中我留在上海，當時上海報界陰曆過年停版七天。有人借商報出年報。我天天晚上去商報寫雜評。商報當時經濟奇窘。兩大間編輯室，勉强生了一個火爐。但是我們在其中，幾包花生米，其樂無窮。有時布雷先生夜深偶然到了，我們更覺得一室生春。公展先生是要聞主編。他的工作緊張，很少時間可以隨便談天。我與商報舘，有三四年的歷史關係，各種文章寫過篇數不少，從來沒有支過一文稿費。但當時我從梵皇渡到租界，幾視望平街和我的老家一樣。可以想見布雷先生當時對靑年們吸引力之大。

民國十六年國府定都南京。布雷先生由浙江省政府秘書長調京，任中央黨部書記長。當時我在宣傳部服務。中央黨部由鐵湯池遷到成賢街。我們的辦公窒，只隔一個天井。當時他住在鐵湯池丁公舘。其臥室原為張靜江先生所居。門口貼着很大的字條「張主席……」因張先生很少來，故那年整個夏天，布雷先生始終住在那幾間房內。當年八月，時局發生變化，記得有一次紀念週，平時每次出席的幾使如胡漢民、戴季次先生等都缺席。臨時拉了一位鄧澤如先生做主席。他一口廣東話，臺下懂的人很少。從那天起，中央許多重要的人，連袂離京。謠言繁多，人心也隨之浮盪。當時布雷先生還住原處。他的情緒不甚安定，且染了重性感冒，臥牀數日。那時正在八月中旬，天氣酷熱。我每天上下午都去為他照料。有一天我對他說，我們也可離開了。他沒有作聲，第二天下午，我在宣傳部借了一輛汽車，開到丁公館門口。把他的行李裝在車內，陪他同車到下關。當時車站秩序已經不好。我們沒有買票，便擠進車廂。在一個二等車廂中，兩人對坐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到上海，我陪送他到新閘路公舘。

民國二十一年冬天，布雷先生由上海去漢口，大概是去擔任侍從室的事。我和公展先生各另有事去漢口謁見總裁。我們三人同坐長江輪。由上海到漢口，當時大菜間乘客不多。我們在船上，三天四夜，眞是上下古今，無所不談。輪船經過各碼頭，除非探夜，我們都上岸去盤桓。那天月色皎潔，我們在甲板上，盡量欣賞大江的景色。到漢口後，布雷先生即到武昌去，他只和我們逛過一次黃鶴樓。楊暢卿先生常在晚飯後找我們談天。從那時侯起，布雷先生全部時間集中在侍從室的工作。

西安事變一段時間。南京在極度的憤怒情緒中。布雷先生當時的神情，特別的憂傷與沉鬱。有幾位與他接近的朋友，深恐他以身殉領袖。我們幾位至友，相約輪流陪伴他。我當時在中央日報，雖然晝夜緊張，然終設法騰出若干時間去陪他。在當時，相見時多半是相對無言。那年年底他隨總裁到奉化去。當時東南日報新厦落成，我從南京去杭州參加盛典。第二天總裁由奉化到杭州。布雷先生同來。我們在大華飯店邂逅相見。後來屺懷先生搬來同住。本來我想當天離杭。他慇慇留我多住一二日。在那幾天中，他陪我遊靈隱、遊西湖、還遊一次天竺。那幾天中眞是相見如平生歡。可惜我不能久留，匆匆離杭回京了。

抗戰起後，我在當年十月末奉派去歐洲，當時預定的行程，是先到意大利，經巴黎到比京白魯塞爾，（時九國公約會議將開會）再轉倫敦。我離南京那天為時極早。後來知布雷先生做了幾首詩送我。詩柬送來時我已動身。後來輾轉寄到羅馬。中間有一句「君是中華瑪志尼」。我離開香港。在船上沿途聽到抗戰軍事的敗訊。到倫敦時，正是南京臨危，政府播遷。海外各使舘與國內不通消息者，達半月之久。二十七年二月底，初接布雷先生從漢口寄倫敦的信。記得信中有江南千里，公私塗炭之語。後來來信囑我留歐到冬天再回國，但我因公私迫促，在四月間即離英歸國。五月十三日由香港飛漢口，住在法租界一家外國旅舘。晚間布雷先生特由武昌渡江來看我，相見唏噓，幾如隔世，兩個月後，我由長沙經漢口飛渝。在機場遇到警報，我在武昌路途不熟。當時只得乘原車到胭脂坪布雷先生辦公處。詎下車已屆緊急警報。那天敵機集中轟炸胭脂坪侍從室。防空洞中電燈泡紛灰震落如雨。警報解除後，知左右鄰居皆中彈。布雷先生臥室窗格皆墮落。當時日本同盟社謠傳我們兩人都在武昌炸死。我因趕乘飛機，出防空洞後，無言握手而別。

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布雷先生五十生辰。前幾日他和我商量，他想避開一二日。我當時住在領事巷康心之先生公舘。地方幽靜而寬敞。我邀他到我處住兩天。他深為贊成。壽辰前夕下午，他便移居領事巷。我事前商得康先生同意，在我臥室裡間套房為他預備臥具。事前我為他準備請客一桌，在麼寓餐室佈置一簡單壽堂。我撰書一壽聯，懸在堂內。高燒紅燭一對。錢新之、葉琢堂兩先生各送大花籃乙隻。晚餐時座客到者，于先生、葉琢堂、張季鸞、錢新之、邵力子、吳南軒諸先生及康氏昆仲三人。晚餐後，有人提議今夕應陪壽翁雀戰。因知布雷先生不僅抗戰後從未作此消遣，離開記者生活後即絕少有此娛樂。當時新之先生酒酣，提議張季鸞、邵力子兩陪先生與我壽翁入局，說是四位新聞記者打麻雀。更推老記者于先生觀戰。我們一共打了八圈，布雷先生對「自摸双」與「四五六」，仍感極大之興趣。八圈旣畢，時間尚未過午夜，我們復吃咖啡談天。布雷先生當天的神情，眞是和諧而愉快。多年來我沒有看見他那樣輕鬆而活躍。我們回到臥室，再談一回分別就寢。第二天早晨朱騮先先生來賀壽。布雷先生說不好了，這裡也不能安居了，午飯後便回美專街照舊辦公去。

布雷先生從政二十年，比較他從事記者的時間，要超過一倍。但在他二十年從政中，我們從旁窺見他的內心，實時時不忘重理舊業。他對新聞界中朋友，隨時鼓勵不要離開自己的崗位。在民國二十九年秋間，我因接受監察院之聘而脫離中央日報。那年九一節，他特為寫一封長信給我，為我離開報舘而惋惜。為當時戰時首都少一個新聞從業員而歎息。抗戰勝利後，他時時總想回到上海去做記者。三十六年間我辭去江蘇監察使，專辦新聞報。政府明令發表之日，他由南京特為寄書對我道賀並致其欣羨。書中說：「兄今眞為獨立與自由之記者矣」。勝利後他偶到上海，常常召集申、新兩報同人談話。尤其對申報的各部編輯人，且分別談話。他對新聞事業興趣之濃厚，與認識之眞切，當世眞無幾人。新聞記者與政治生活，距離過近。然而從政過的新聞記者，常想回頭當記者。這是我們數十年中所熟聞而親歷。布雷先生從政的二十年中，真是參加高級政治 High Politics。其於政情宦海之內容，較任何人知之深切。他知我的個性最深，我的素性不覊，他是最優容我的一人。對他二十餘年的親炙，使我對宦情索然。他始終期望我做一個獨立自由的記者，眞是我生平最深的知己。

接近布雷先生的朋友，在他生前終想替他解憂。後來我深深明白，布雷先生的憂，是無法解除的。因為私憂可以解除，公憂是難於解除的。布雷先生終身之憂，不關個人的窮通利達，而終朝戚戚的，是天下國家之憂，他憂天下國家之憂，他憂領袖之憂。天下國家之憂無窮。領袖之憂亦無盡。仁人君子又豈能有一日之歡。記得珍珠港事變那一天，陳芷町先生在電話中與布雷先生談話。談到今後時局，在電話中高呼中華民國萬歲。當時重慶的興奮，這一聲歡呼可以代表一切。大家認為天下大勢從此定矣。但是布雷先生當時便蹙額說：「且慢高興，問題正多着哩。」這兩句話，正是籠罩了抗戰後期的種種。「君子有終身之憂」。正是布雷先生一生的寫照。他的憂時憂國，可絕不是消極與悲觀。此在他許多遺書中可以窺見。三年前今日。我由上海趕去南京，在車中作聯哀輓：「血淚伴忠魂，江山無恙；死生關大計，社稷有靈。」在他逝世三週年，我們對於江山社稷的信念，格外可以堅强而無疑了。

關於布雷先生的行誼思想，可以寫的地方太多，但我認為寫歷史寫傳記，應該離哀當時的環境，愈遠愈好。忠於時代，忠於歷史的人，對我這個意見，大概可以同意罷。今天布雷先生三年之喪，已屆終了。上面拉雜所書，僅僅三十年來幾件私人間印象比較顯著之事。也是生死患難中一段重要因緣。然而此中消息，有不止朋友悲歡離合之情。三年來我在午夜夢回時，在曉窗殘月時，時時神遊此境。拉雜書此，敬對布雷先生，重訴生平！

（四十年十一月十三日新生報）

記陳布雷 左舜生

余識陳布雷在民國十三四年之間，其時渠任上海商報總主筆。余則任職中華書局編輯所，且正與曾慕韓創辦醒獅周報也。布雷對醒獅言論頗同情，且隨時有意見提出，供吾人參考。醒獅每期出版，必於商報登廣告，以布雷故，亦純屬義務性質，從未收費一文也。

渠自十六年加入國民黨後，即以全力為黨服務，余與之見面之機會不多。二十三年七月，余始於牯嶺見蔣先生，翌年即入中央政治學校任課。此後自西安事變以迄抗戰終了，無論在京，在滬，在漢，在渝，幾每月必與布雷有三兩度之接觸，顧所談多以交換時局意見為限，或偶及國、靑兩黨關係，彼此從未以個人私事，作為話題。前年旅居臺灣，得讀其遺著五十歲以前之回憶錄，始略悉其學養之淵源，與身世之梗概，乃深慨余前此對此死去之友人，所知者固不多也。

布雷為一極端謹慎之人，不矜夸，不浮躁，雖內心有不可踰越之尺度，其人格亦有不可或犯之尊嚴，然待人接物，則一以書生之本色出之，旣無所謂「冷冰冰」，赤無所謂「熱烘烘」，蓋歷二十餘年，余實未見其一改常態也。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西安事變爆發，布雷於國民黨臨時中常會及中央政治委員會開會後，過余京寓靑雲里長談，對事變前途，表示充分憂慮，認討伐與轟炸為操之過急；對馮玉祥態度更不放心；並告余曾力阻蔣夫人前往西安，已為所拒。余乃根據種種事實與理由，告以決無危險；蓋張性衝動而顧慮甚多；張、楊臨時偶合，決難同惡相濟到底；中共在藉抗日以求生存，實無加害於蔣先生之必要；蔣夫人去能使緊張狀態趨於緩和，有利無害；宋子文與張弘人關係不惡，能毅然一行，必可迎刃而解。布雷於余說，亦首肯，但余視其出門時之面色，似仍疑信參半也。次日余至政校上課，學生更紛紛以此事為問，余即以告布雷者告之，其後解決途徑，果一切不出余所預料，蓋事有似危險而實平易，似復雜而實簡單者，此類是也。

二十六年冬，政府西遷武漢，其時余任國防參議會參議員，亦隨政府西行，寓武昌文昌巷連貫吾家。翌年三月，國民參正會成立，國防參議會即告結束。其時雖華北淪陷，上海、南京亦相繼失守，但人心異常鎮靜，國民意見亦確可藉參政會以表達於政府，頗有一種元氣淋漓景象，初不似今日之一切隔膜，一切消沉也。是年七月某日，布雷至文昌巷訪余，適余以事赴漢口，至晚十一時後，又以車來迓，謂有要事待商，旣至其胭脂坪辦公處，布雷乃出有關三靑團一切文件囑余細閱，並謂蔣先生頗有意欲余擔任該團一部分工作，余以另有黨籍，恐滋誤會，婉辭謝之。其實在抗戰期間，凡所以融洽黨派以統一全國意志者，余幾無一事不與布雷、岳軍協商，亦幾無一事不開誠相見而得圓滿解決，及今思之，深覺布雷調護之功不可沒也。

布雷為一正義感極强之人，其感覺亦至為銳敏，凡讀其回憶錄者，當能知之。回憶錄有一段批評四川人之文字，似於川人之性格頗能搔着癢處，其言曰：

「居重慶約一月，寓上淸寺陶園內之農村，與川中軍政界及教育界新聞界人士相接觸甚多，覺川人之頴慧活潑，實勝於他省，而沈着質樸之士殊不多觀，模仿性甚强，亦頗思向上，然多疑善變，凡事不能從根本致力，即軍人官吏，亦均文甚於質，志大而氣狹。」

其批評廣西人，則謂「其特點為樸儉勤勞，而規模不宏。」就余三十年接觸所及，實與布雷有多少同感也。

布雷體弱多病，有時必藉安眠藥始能入睡，終身與文字為緣，生活尤為淸苦。憶勝利後，某次，渠由滬回京，余適與之同車，見其精神萎頓，因問其近來身體如何，渠回答：「我這個身體，好比一部機器，實已用到不能再用，從前偶然修理修理，也還照常可以開動，現在確已到了修理也無法修理的時候了。」言下不勝慨然。

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布雷五十初度，蔣先生書「寧靜致遠，淡泊明志」八字贈之，論其宅心之忠厚，治事之勤勞，甚至竟以身殉職，雖謂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亦可當之無愧也。

懷念布雷先生 卜少夫

中華民國卅八年四月十一日，我和內子及新天幾位同人，同遊杭州，那時大局日非，此行也有與湖山告別的意思。我和同行的朋友說，此後不知什麼時候才能重遊六橋三竺哩。

有一種依依之情，使我足足徜徉西子湖畔者凡七日。

其間，曾特地去了一次九溪十八澗，弔祭布雷先生在錢塘江畔之墓。墓地築成未久，光禿禿地尚無樹木，那一帶環境寧靜，景色也很清逸，祇是錢塘江他水着這墓地地不斷地鳴咽罷了。

我在布雷先生墓地上徘徊着，一直徘徊着，感情也起伏着，一面悲悼這位我所敬愛的「書生」，中國知識份子的典範，「油盡燈枯」，鞠躬盡瘁；一面傷惜祖國河山之將面臨浩刼。沒奈何的抑鬱，不能自已。近黃昏了，才黯然而去。

四月十九日回上海，四月廿二日杭州便陷入中共之手了。

見面不過三四次

我一共和布雷先生沒有見過幾次面。

在重慶時代，到美專校街去，祇是與他的老弟訓悆先生接觸，有時看到他，教禮招呼，並無半語交談。不過我第二度加入中央日報（胡健中先生任內）工作，他的老弟一定得到他的贊同的。因為我在陶百川先生任內曾似採訪「取消中英中美不平等條約」這消息幾乎下獄，而不久復被邀入中央日報，這一轉折，布雷先生提携年靑人很有關係。

抗戰勝利後，也祇和他見面兩次，一次在京，一次在滬。這兩次晤談俱約半小時以上。那時，他的精神身體已很疲憊，但每次都諄諄垂詢種切，視若家人。我在重慶見到他時，已有悲劇的性格」的印象，京滬兩晤，更加重我這印象。我真不明白他一生究竟笑過幾次，有過多少日子的愉快心情？他似乎註定是憂息一生，終朝戚戚的。

一本薄薄的回憶錄

他逝世後，除了一本薄薄的手蹟回憶錄，（香港已有翻版書問世了）叙述到民國廿八年五十歲時的過去五十年事蹟外，（尚有近十年的日記未公開）別無任何文集或紀念冊傳記之類出版。在研究這位「書生」在近代政治上的影響與作用上是不充分的。我猜想，在十年或十五年後，當他逝世卅週年時，也許會有「陳布雷的一生」之類的傳記著作問世。因為他的日記、劄記、公私函牘、資料，不止於上面那本回憶錄的貧瘠，而當十四年前出刋這本回憶錄時，就曾發生過不少挫折。他逝世前的幾對遺書，亦未全部公之於世。所以我相信被收藏着未見天日的作為初期民國史的資料一定很豐富。大概由於其中牽涉的政治方面太多，不方便早日印行吧。

政治淸白操守淸白

布雷先生具有張子房與諸葛亮的兩種性格。

「成功不必在我」，功成不居，能超然物外；謹小慎微，忠心耿耿；所謂士為知己者死，他眞眞發揚了中國「士」的精神。

我特別敬佩他兩點：

第一、他從不攬權、弄權，他處處，時時，將自己「縮小」。他追隨總統近廿年，以總統對他寵信之隆，以他當時的職位，無論中樞要員，封疆大吏，趨附唯恐不週；結納唯恐不謹，而他却多方迴避，旣無任何干求，亦從未推荐介紹親戚友朋門生故舊。他的老弟訓畬。抗戰前在上海市政府的一個附屬機構新聞檢查所副主任，他從未理會過，另一位老弟叔同從日本留學歸來，加入中央社工作，他亦未與聞。他對侍從室同人也約束很嚴，生怕他們踰越範圍，招搖生事，在回憶錄中就有這麼一節：

「民國廿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四十七歲。

仍任侍從室第二處主任及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

二月到京銷假，仍寓靈隱路。侍從室第二處自此始在軍校內有固定之辦公地址，每日到處辦公數小時，第五組則每週擧行會議與談話會各一次，然五組各秘書多不明其職務之性質，常思越位言事，或請求調查各機關狀況，或喜摭拾風聞之詞攻訐主管人員，或條陳意見而實未詳考決令與事實，余屢為指示，而彼輩之觀念終不能改變，此足令余煩憊不安者也。」他將自己「縮小」，俾領袖可無限「擴大」，位分遵守得非常嚴格，確是一個標準的好幕僚。凡事為總統分勞。他也引薦了不少人，那都是站在延攬人才這個立場，這些被汲引之人，有不少與他毫無半點淵源的，而這些人往往被重用了，尚不知由於幕後進言推薦的是他。

他在政治，也做到了「淸白」二字。

第二、他生活起居非常簡樸，抗戰時期的美專校街寓所不用說，勝利後在南京的湖南路的公館也不講究。他畢生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享受」，恐怕祇有安眠藥了。

他沒有積蓄，也許有一些書籍字畫之類，因之，身後事還是由政府及親友料理的。兩袖淸風，在個人操守上，他是做到「廉潔」兩個字了。

像這樣一位典型的人，放眼當世，怎不令人興懷念崇敬之思？

對我的書面指導

民國卅七年，新聞天地因為刋登了一篇當時外交部長王世杰先生的文章，我接到布雷先生一封信，這是他僅有的對於我的新聞工作用書面指導的一次，也是僅有的寫信給我個人的一次。其原函如下：

「少夫吾兄大鑒：日前外交部王部長電話告我，有事囑該部秘書張君來訪，請我幫幫忙，及張君來，弟與之晤談，始知為新聞天地最近登載『王外長又低了一次頭』之特載。我當時未看內容，即告以『此一刋物並非少夫兄一個人所辦，更與申報無關，當係京滬記者群業餘組織之一刋物，不值得多所推敲』，但『我必能告少夫兄於編輯時特於注意，凡涉及外交及足以損我政府人員之尊嚴者，務盡量避免之。』張君（外部秘書）曾言外部發表消息慎重之苦衷，並稱或有開罪於記者之處，乃屬無心，並非有意迴避記者，而情報司亦有其困難，總希望卜君不可誤會，不為已甚。因君（指弟）為申報董事，與卜君必相熟，務請轉達先容，王外長極尊重記者，尤重視申報，並言『我如有機會到上海，必當往訪卜君當面請教，當面解釋』云云。弟答以當轉達足下，此後慎重並告以現時新聞界一般風氣，年輕人總是喜歡搶消息――搶訪及至於搶登－－即如我為中央日報常董，照我知道馬社長亦不能登出條條都負責，因靑年記者群實在各有個性，故此等側面報導，容有措詞過火內容渲染之處，在大部應當包容，後張君唯唯稱謝而去。張君去後，弟始詳閱該文，覺得也並沒有甚麼，要是我易地以處，當不重視如此。但我却覺得王外長已向記者們『低頭』而由第三者請客，並且王外長親到說願意領教了，似乎那篇文再登出來，亦有些多餘。少夫兄你以為對嗎？現弟為守信諾，特以告兄，煩兄今後注意。再者，新聞天地裏封面之申報全幅廣告似宜停登，因外長昨日與我談，竟誤認為該刋為申報所辦也。得便覆我數言為盼。即頌

時綏

弟布雷頓首

三十九年二月七日

再者弟之意思，則以為新聞天地宜警覺到――『有政治毒素』之稿件而審慎處理之。此點要請兄注意！」

這封信我始終珍藏着。因為它道出了布雷先生的為人。

（原載新聞天地第七六九期）

Table of Contents

書籍簡介

數位綠色閱讀，從百年千書開始

前言

自序

回憶錄（一）

清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一歲

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二歲

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三歲

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四歲

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五歲

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六歲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七歲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八歲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九歲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十歲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十一歲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十二歲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十三歲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十四歲

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十五歲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十六歲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十七歲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十八歲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十九歲

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二十歲

宣統二年庚戌（一九一〇）二十一歲

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二十二歲

民國元年壬子（一九一二）二十三歲

民國二年癸丑（一九一三）二十四歲

民國三年甲寅（一九一四）二十五歲

民國四年乙卯（一九一五）二十六歲

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二十七歲

民國六年丁巳（一九一七）二十八歲

民國七年戊午（一九一八）二十九歲

民國八年己未（一九一九）三十歲

民國九年庚申（一九二〇）三十一歲

民國十年辛酉（一九二一）三十二歲

回憶錄（二）

民國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三十三歲

民國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三十四歲

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三十五歲

民國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三十六歲

民國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三十七歲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三十八歲

民國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三十九歲

民國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四十歲

民國十九年庚午（一九三〇）四十一歲

民國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四十二歲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四十三歲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四十四歲

民國二十三年申戌（一九三四）四十五歲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一九三五）四十六歲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四十七歲

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四十八歲

民國二十七年戊寅（一九三六）四十九歲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一九三九）五十歲

陳布雷逝世經過及遺書 中央社

十一月十一日雜記

上總統書

留交蔣金兩秘書函及處理身後事務十則

致張道藩先生函

致洪蘭友先生函

致潘公展、程滄波先生函

留交陳方、李惟果、陶希聖先生並囑向中央諸友致敬之函

遺陳夫人書

遺訓玆、訓悆、叔同諸弟書

遺陳公子書

予陶副官永標之手教

悼念布雷先生 蔣君章

布雷先生給我的信 蔣君章

追念布雷先生 陶希聖

記陳布雷先生 陶希聖

商務印書館與商報

初次相見

大手筆的風度

「他只是鋒鋩太露！」

頤和路與臙脂山

通信最多的時候

太平洋戰爭

美專校街一號

美專校街二號

安眠藥的寶藏

代大匠斲（註十）

守密的習慣

洩密之可怕

宣傳上求密

中央日報主筆之難

大公報作風之變

六全大會之淚

侍從室之結束

申、新兩報的保全

各地黨報的安排

頤和路四號之不復

我對於布雷先生的認識 張道藩

布雷先生逝世三周年悼詞 張道藩

重訴生平――為陳布雷先生逝世三週年作 程滄波

記陳布雷 左舜生

懷念布雷先生 卜少夫

見面不過三四次

一本薄薄的回憶錄

政治淸白操守淸白

對我的書面指導

Table of Contents

書籍簡介

數位綠色閱讀，從百年千書開始

前言

自序

回憶錄（一）

清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一歲

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二歲

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三歲

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四歲

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五歲

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六歲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七歲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八歲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九歲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十歲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十一歲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十二歲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十三歲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十四歲

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十五歲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十六歲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十七歲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十八歲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十九歲

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二十歲

宣統二年庚戌（一九一〇）二十一歲

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二十二歲

民國元年壬子（一九一二）二十三歲

民國二年癸丑（一九一三）二十四歲

民國三年甲寅（一九一四）二十五歲

民國四年乙卯（一九一五）二十六歲

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二十七歲

民國六年丁巳（一九一七）二十八歲

民國七年戊午（一九一八）二十九歲

民國八年己未（一九一九）三十歲

民國九年庚申（一九二〇）三十一歲

民國十年辛酉（一九二一）三十二歲

回憶錄（二）

民國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三十三歲

民國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三十四歲

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三十五歲

民國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三十六歲

民國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三十七歲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三十八歲

民國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三十九歲

民國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四十歲

民國十九年庚午（一九三〇）四十一歲

民國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四十二歲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四十三歲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四十四歲

民國二十三年申戌（一九三四）四十五歲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一九三五）四十六歲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四十七歲

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四十八歲

民國二十七年戊寅（一九三六）四十九歲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一九三九）五十歲

陳布雷逝世經過及遺書 中央社

十一月十一日雜記

上總統書

留交蔣金兩秘書函及處理身後事務十則

致張道藩先生函

致洪蘭友先生函

致潘公展、程滄波先生函

留交陳方、李惟果、陶希聖先生並囑向中央諸友致敬之函

遺陳夫人書

遺訓玆、訓悆、叔同諸弟書

遺陳公子書

予陶副官永標之手教

悼念布雷先生 蔣君章

布雷先生給我的信 蔣君章

追念布雷先生 陶希聖

記陳布雷先生 陶希聖

商務印書館與商報

初次相見

大手筆的風度

「他只是鋒鋩太露！」

頤和路與臙脂山

通信最多的時候

太平洋戰爭

美專校街一號

美專校街二號

安眠藥的寶藏

代大匠斲（註十）

守密的習慣

洩密之可怕

宣傳上求密

中央日報主筆之難

大公報作風之變

六全大會之淚

侍從室之結束

申、新兩報的保全

各地黨報的安排

頤和路四號之不復

我對於布雷先生的認識 張道藩

布雷先生逝世三周年悼詞 張道藩

重訴生平――為陳布雷先生逝世三週年作 程滄波

記陳布雷 左舜生

懷念布雷先生 卜少夫

見面不過三四次

一本薄薄的回憶錄

政治淸白操守淸白

對我的書面指導